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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8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15日于兰兹格特市哈兹街36号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每日新闻》以及今天《派尔－麦尔》转载的简讯中可以看到，一位“著名作家”打算用英文出版一本小册子来为德国兼并亚尔萨斯辩解。 在《每日新闻》上刊载关于本人的简讯的这位“著名作家”自然不是别人，而是前大学生卡尔·布林德。这个坏蛋目前可能与英国报刊勾结一起造成危害。 由于你现在同《派尔－麦尔》有来往，所以当他的拙劣作品一发表，你就把它搞到手，并给这个畜生以应得的惩罚。[38] 只在我们之间说说：如果普鲁士人自己不要求法国的一寸土地，而要求把萨瓦和尼斯归还意大利，把1815年条约所规定的中立地带归还瑞士[39]，那他们就会在外交上造成重大的影响。谁也不会反对这一点。但是我们不宜建议作这样的土地交换。 全家在这里过得非常快活。杜西和小燕妮整天呆在海边，并且锻炼得很健康。相反，我却由于风湿病和失眠而不得不几乎整天躺着。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38]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0年8月底写的文章的草稿保存下来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79—281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写这篇文章的意图是，公开揭露陷入民族自由主义立场并在普法战争期间在英国和德国的报刊上宣传民族主义、泛日耳曼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布林德。——第40、48页。 [39]根据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决定，属于撒丁王国的北萨瓦的一部分（沙布累、佛西尼、热涅维）被宣布为中立地带。在法国兼并了萨瓦和尼斯之后，瑞士要求把这些中立地区并入自己的领土。由于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战争的结果，萨瓦和尼斯于1859年归并法国。——第4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8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12日于兰兹格特市哈兹街36号 亲爱的弗雷德： 寄上一批材料[37]，阅后务必连同你的书面意见一并退回。 我来这里以前，左臀部已开始疼痛，后来扩展到腰部。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不过现在已出现明显的症状。这是风湿病，并且极其严重，使我夜间几乎无法入睡。这里有一个英国人也患这种病，他用热海水浴治疗。你认为怎样？ 代表全家问候莉希夫人和弗雷德，我的妻子也感谢你的来信。 你的摩尔 注释： [37]指马克思从德国收到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的书信及其他材料，当时委员会和党的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之间在估计普法战争的性质和确定工人阶级的策略上产生了分歧。 《人民国家报》编辑部总的说来虽然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并正确地把波拿巴主义看作欧洲最反动的势力，把拿破仑第三的胜利看作工人阶级和民主势力的失败，但是忽视了德意志国家统一的任务。不伦瑞克委员会委员们在批评编辑部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立场时，本身也犯了严重错误。他们把战争看作纯粹防御性的，不懂得德国工人阶级必须采取独立的立场，也不去批判俾斯麦政府的政策。由于分歧非常尖锐，委员会委员们请马克思就这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制定了德国无产阶级和社会民主工党的策略路线，在他们共同给党的委员会的信中说明了这条路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82—284页）。——第39、4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8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兰兹格特 1870年8月10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今天是8月10日。难道巴黎人完全忘记了这个日子吗？根据《派尔－麦尔新闻》今天的晚刊看来，似乎没有忘记。[34]没落帝国[20]看来正在垮台。巴登格[31]离开了军队，并且不得不把军队交给巴赞（！！），这个人现在是那些还没有被打败的人当中最优秀的一个。实际上这意味着巴登格将完全引退。看来革命会轻而易举地发生，一切都在自行崩溃，正象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无疑，最近一两天就可见分晓。 我认为，奥尔良派（没有军队）没有足够的能力立即进行复辟的冒险。因为他们的王朝现在是唯一可能的王朝，所以他们自己大概宁愿再有一个共和政体的空位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前《马赛曲报》会不会掌权呢？[35] 我想，普鲁士人会同共和国缔结一般说来是光荣的和约。重新引起1793年和1794年的局面，对他们是不利的。威廉的整篇演说指望用革命进行投机，并表白他不想把事情弄到极端地步的意愿。与此相反，从那时起德国的民族狂潮大大高涨，对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叫嚷也甚嚣尘上。但对威廉是不能指望的。不过我现在还依然认为，他们只要得到一点也就会满足的。看来法国会让出一部分领土。而要使1793年的热潮重现，而且是完全的重现，还需要有1793年的敌人，同时你说得对，也还需要和那些刚刚摆脱没落帝国的法国人不同的另外一种法国人。 不过，我猜想普鲁士人已经在同奥尔良王族进行谈判了。 关于俾斯麦到过维也纳的传说，我认为这是当地交易所的谣言。维也纳在这方面是相当出色的。 我完全同意你对俄国人的看法［注：见上一封信，本卷第33页。——编者注］。并且不用多久，事情就会弄到这个地步。我相信，为了应付这种情况，俾斯麦会预先宽恕法国人的。 关于巴登格的战略，你可看一看昨天的《派尔－麦尔新闻》（社论）和今天的晚刊。从那以后我又发现了一件新的蠢事。费里克斯·杜埃的第七军8月1日还不慌不忙地从伯尔福开往阿耳特基尔克。由于斯特拉斯堡—南锡线已经或者将要被德国人在萨比林［注：法国称作：萨韦尔恩。——编者注］附近截断，这样一来，现在就不得不把这个军通过维祖耳和肖蒙调往麦茨或夏龙。这种丑事还从来没有过。妙的是这整个骗局被德国人一举粉碎了！ 在法国军队里，人们对于敌人有什么样的看法，从让罗上尉自星期日起在《时报》上发表的书信中可以看得最清楚不过了。这个诚实的年青人曾经在萨尔布吕肯被俘，并见到过第八军（我们莱茵人）。这个年青人所表现出的惊异实在令人可笑。光是普军营地的外貌就给了他极强烈的印象。“一支优秀的军队，一个为战争而严密组织起来的民族”，都灿烂地展现在他眼前，以至一个普鲁士士官的“品德”，遗憾得很，也“使我们羡慕”！要知道，这还是一个颇有见识、通晓德语的军官呢！他还承认普鲁士人在枪法上也比法国人强得多。 德国人现在拥有一百二十五万全副武装的士兵，所以即便有一二十万意大利人（相当于法国人的半数）也无济于事。奥地利现在只要稍微动一下，维也纳就有发生革命的危险。俄国在签订和约或者在巴黎建立革命政府（不能指望同革命政府玩弄阴谋）以前，想必是感到安全的。那里人们将千方百计地避免更加激怒已经发狂的德国米歇尔。你现在可以看到，我完全说对了，我把这个普鲁士军事组织看成是一个巨大的力量，一旦象现在这样发生民族战争，它是完全不可战胜的。 现在已经正式命名，叫德意志第一、第二、第三军。 我想再到席勒协会[36]去一趟，看看最近的电报。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弗·恩· 关于房子的事仍然没有消息。在目前情况下，不受三年半期限的约束也许更好些。我且等几天再给这个家伙［注：斯密斯，见本卷第18页。——编者注］写信。 注释： [20]没落帝国（Basempire）——历史文献中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这个名词以后成了指某一个处于没落和解体时期的国家的普通名词。这里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第25、34、36页。 [31]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1846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34、36、41、59、403、664、668页。 [34]由于法军在福尔巴赫（施皮歇恩）和维尔特的失败，1870年8月7—9日在巴黎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政府示威游行。工人占多数的大批示威群众包围了立法团的大厦，要求成立共和国并武装人民；示威者被军队驱散。这次革命发动几乎同1792年8月10日巴黎人民起义的日子完全吻合，由于那次起义，在法国推翻了帝制并建立了第一共和国。 1870年8月10日《派尔－麦尔新闻》以《革命的前景》（《ProspectsofRevolution》）为题报道了巴黎发生的这一事件。——第36页。 [35]恩格斯指的是左派共和党报纸《马赛曲报》的编辑昂·罗什弗尔，他在1870年1月12日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比埃尔·波拿巴亲王杀害记者维克多·努瓦尔的文章，从1870年2月起在圣珀拉惹监狱被关押了六个月。由于反对第二帝国统治集团的行动，《马赛曲报》从1870年5月18日至7月20日被查封，9月9日起完全停刊。——第36页。 [36]席勒协会是为纪念伟大的德国诗人弗·席勒诞生一百周年于1859年11月在曼彻斯特成立的，它的目的是要成为曼彻斯特德国侨民的文化生活和社会活动的中心。起初，恩格斯站在一旁对协会的带有普鲁士官僚主义烙印的活动持批判的态度。在席勒协会的章程经过一些修改以后，恩格斯于1864年担任协会理事会理事，后来又任协会主席；他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时间，对协会的活动有很大影响。1868年9月，在恩格斯离开曼彻斯特期间，理事会曾经决定邀请卡·福格特在协会中作讲演，这件事促使恩格斯拒绝在协会中担任正式职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66—367页）。1870年4月，恩格斯重新被选为席勒协会理事会理事，但他此后已不再积极参加协会的活动。——第3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8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明天才能动身（被国际的事耽搁了），并且不是去布莱顿，而是去兰兹格特[28]，因为据我得到的消息，前一个地方太热；此外，由于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注：文克里特是半传奇式的瑞士武士，马克思诙谐地把卢格称作文克里特，因为他们两人的名字相同，都叫阿尔诺德。——编者注］在那里，使这个地方变得不安全了。 帝国建立起来了，这就是德意志帝国。看来，第二帝国建立以来的所有这些骗局，归根到底，既不按原来的步骤，也不按预计的方式，这样或那样地实现了1848年的“民族”目的——匈牙利、意大利、德意志！我认为，象这样的运动只有弄到普鲁士和俄国之间打起来才会结束。这绝不是不可能的。旧俄派的报纸（我在波克罕那里看到了该报的一些东西）那样激烈地攻击俄国政府对普鲁士采取友好立场，就象法国梯也尔派报纸于1866年攻击布斯特拉巴[29]同普鲁士眉来眼去一样。只有皇帝［注：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德俄派和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报》一起反对法国。但是就连他们也绝没有料到普鲁士德国会取得如此决定性的成就。他们和1866年的波拿巴一样，以为交战国双方在长期的搏斗中彼此都会弄得精疲力竭，而神圣的罗斯那时就可以作为至高无上的仲裁人出现。 但是现在呢！如果亚历山大不愿被毒死，那就必须做出点什么来安抚本国的党派。显然，俄罗斯的威望遭到德意志普鲁士帝国的“破坏”将比“第二帝国”的威望遭到北德意志联邦[30]的破坏更加厉害。 因此，俄国将会象波拿巴在1866—1870年那样去同普鲁士作交易，以便取得土耳其问题上的让步，而尽管霍亨索伦王朝信奉俄国教，整个这宗交易将以交易双方之间的战争而告终。不管德国米歇尔总是多么愚蠢，但他的重新抬头的民族感情（正是现在这个时候，已经不能使他相信，为了首先实现德国的统一必须忍受一切）未必能用来为俄国服务，因为没有任何理由，也没有丝毫借口。等着瞧吧。如果我们漂亮的威廉还能活些时候，那末我们还能亲眼看到他会对波兰人发出召唤的。正如老卡莱尔说的，上帝要创造某种伟大的业绩，他总是挑选最愚蠢的人去干。 当前使我不安的是法国本身的事态。下一次大战役除法国人失败外，未必会有别的结局。而那时候将怎样呢？如果被击溃的军队在布斯特拉巴率领下涌入巴黎，那就会导致对法国来说最屈辱的媾和，还可能带来奥尔良王朝的复辟。如果巴黎爆发革命，那末要问，这个革命是否拥有对普鲁士人进行认真抵抗的手段和领袖呢？不能否认，二十年来波拿巴主义的丑剧已使人心极为涣散。未必能够指望产生革命的英雄主义。这一点你以为怎样？ 我对军事一窍不通，但我总觉得，很少有比巴登格[31]进行的战役更无意义、更无计划和更平庸的了，加之那冠冕堂皇的开场戏，完全是没落帝国[20]时代圣马丁门剧场上演的轻歌剧的风格——父亲和儿子站在炮口旁边；伴随着这种“壮丽”场面的是卑鄙的行为——炮击萨尔布吕肯！坏蛋，真是坏透了。 在麦茨召开的首次军事会议上，麦克马洪主张迅速出击，但勒伯夫持相反意见。 顺便说一下，我们从维也纳的一封来信（埃卡留斯的堂兄、一位七十二岁老人的来信）中得知，俾斯麦曾秘密地到过那里。 在这次战争中（在军需和外交方面）充分表现出没落帝国的精神，其行动准则就是：互相盗窃和尔虞我诈。因此，在法国，当隆隆炮声把事情的真相揭示出来时，从大臣到公务员，从元帅到列兵，从皇帝到他的擦鞋工，所有的人都陷于一片惊慌之中。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十分赞赏我们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这个宣言在伦敦给人很深的印象。此外，科布顿的庸人的和平协会还书面表示愿为散发宣言效劳[32]。 关于奥斯渥特的宣言，我已按照你答应的那样做了，因为没有“你”，我确实不愿单独出面［注：见上一封信，本卷第31—32页。——编者注］。由于延误时日，宣言自然会更加不象样子。对我们来说倒无所谓，因为我们只是同意它的总的倾向，等等，而且仅仅是在那种限度之内，等等。拒绝签名（尽管它很可笑）现在是不行的，因为路易·勃朗等人会认为这样做是由于普鲁士的胜利。 顺便说一下，老卢格在一个星期以前写信给奥斯渥特说，他不能签名。为什么呢？他“确信普鲁士人将在巴黎宣告法兰西共和国的成立！”你从这里难道还能看出这个颠三倒四的老畜生原先却是个名气很大的人吗？ 附上从预言家乌尔卡尔特那里得到的一些东西。 祝好。 你的卡·马· 又及：在《双周评论》（8月号）上关于“我们未开垦的土地”的文章［注：弗·奥·马克西《我们未开垦的土地》。——编者注］中对爱尔兰土壤有以下一段话： “它的土地是肥沃的，这有种种证据……还有德·拉弗勒先生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位先生认为……”（第204页） 因为拉弗勒著有关于比利时和意大利农业的书籍，所以他在英国被认为是一个农艺学方面的大权威，这一段对你会有用的。[33] 注释： [20]没落帝国（Basempire）——历史文献中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这个名词以后成了指某一个处于没落和解体时期的国家的普通名词。这里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第25、34、36页。 [28]马克思同家眷于1870年8月9日至31日在兰兹格特休养。——第32、147、655页。 [29]布斯特拉巴是路易·波拿巴的绰号，由布伦、斯特拉斯堡、巴黎三城的名称的头几个字组成。这个绰号暗指他曾企图在斯特拉斯堡（1836年10月30日）和布伦（1840年8月6日）举行波拿巴式的叛乱，以及1851年12月2日在巴黎举行的政变，这次政变在法国确立了波拿巴式的独裁政权。——第33、46页。 [30]北德意志联邦是普鲁士在普奥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于1867年建立的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联邦国家。北德意志联邦的建立对拿破仑第三的帝国在欧洲的霸权是一个打击。 1871年1月，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建立，北德意志联邦就不再存在了。——第33页。 [31]巴登格是拿破仑第三的绰号，因为1846年他从狱中逃出时穿的是泥水匠巴登格的衣服。——第34、36、41、59、403、664、668页。 [32]和平协会是教友会教派于1816年在伦敦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组织，它得到了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协会为传播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捐款二十英镑。约·菲·贝克尔用这笔款子在日内瓦印刷了德文版和法文版的宣言三万份。 在1870年8月2日总委员会会议上，主持会议的韦斯顿宣布，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意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第34、46、68、157、656页。 [33]1869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870年上半年，恩格斯曾写作《爱尔兰史》一书，目的是在这本书里从历史上论证国际在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马克思认为恩格斯的工作具有重大的意义，并想各种办法来帮助他。但是恩格斯没有能够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只写了第一章（《自然条件》）和第二章的一部分（《古代的爱尔兰》）。已写成的章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23—571页；该书的准备材料部分地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48年俄文版第10卷。——第35、41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8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0年8月5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十分匆忙。佣金是理所应得的。［注：见本卷第28—29页。——编者注］ 对于我们那些拿刺刀冲锋去夺取用多管炮和后装枪守卫的筑垒阵地的士兵们，你能说什么呢？好样的！我敢打赌，波拿巴明天就会炮制一个胜利来掩饰这一点。 如果你认为有某种意义，而且还来得及的话，可用同样的保留条件替我在奥斯渥特的宣言上签名。[15] 格林伍德今天非常客气地来信说，只要我愿意，就可以经常寄文章去。就这样办吧。 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明天或者星期日［注：8月7日。——编者注］将发生一场决战，现在看来就在洛林边界。[17] 注释： [15]德国侨民欧·奥斯渥特在1870年7月18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在由德国和法国一些民主主义者侨民起草的反对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该宣言以传单形式发表于1870年7月31日；在以后刊印的几版宣言上，马克思、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以及国际的其他成员都签了名。马克思及其战友们同意签名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1870年8月3日给奥斯渥特的信中阐述了这些条件（见本卷第142页）。 奥斯渥特在信中附寄了马克思所提到的路易·勃朗的信的片断，路易·勃朗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第14、26、32、131、143、150页。 [17]恩格斯的预言得到了证实。1870年8月6日在福尔巴赫（在洛林，离萨尔布吕肯不远）附近发生了战争最初阶段的一次大会战，会战期间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二军。在历史文献中，福尔巴赫会战也称为施皮歇恩会战。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中使用的是后一个名称。——第17、3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8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谢谢你寄来的四十英镑。煤炭大王［注：赛米尔·穆尔。——编者注］给国际的五英镑也收到了。 至于出售股票的事，我的意见是这样：股票还会上涨，但是在最近的将来要下跌，因为早就很不景气的伦敦证券交易所正在利用时局以造成破产，这也会对大陆的交易所发生影响，因此，市场上必然会抛出大量股票。 至于奥斯渥特的“来历”，我今天就向他问清楚。 祝好。 你的卡·马· 又及：拉法格夫妇和施纳普斯［注：沙尔·埃蒂耶纳·拉法格。——编者注］是战争的首批牺牲品之一。他们的房子就在筑垒地区[27]，时局一有逆转，房子就会被毁。 注释： [27]拉法格一家住在巴黎郊区勒瓦卢瓦－佩勒，在奥当斯王后广场，距筑垒地区非常近。——第31、135、65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8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3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倒霉的奥斯渥特刚刚——晚上七点钟——离开我这里，尽管这封信来不及寄了，我还是写这么几行，因为说不定明天又会有什么事情打扰我。 同布林德一起来的那个家伙，是戈德施提克尔教授，是个老牌的民族自由主义者。当时场面很紧张［注：见本卷第23页。——编者注］。大学生布林德甚至撒谎说，雅科比博士站在他一边（这是为了做给在场的法国人看的）。这些家伙在离开时，曾向人示意，奥斯渥特已经被波拿巴“收买”了，这不是直截了当说的，而是暗示的。 这使可怜的奥斯渥特惊恐万状。因此，他就来找我。要我签名支持他。否则他在伦敦的地位将大受威胁。他随身带来印好的宣言（只是校样）[15]。首先，我把以前说过的话又向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我看了看那作品——软弱无力，高谈阔论，甚至没有暗示这次战争从德国人方面（我不是说从普鲁士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尽管这是出于对正在同他洽谈的法国人的礼貌。 当时我劝他放弃这个主意，因为效果可能“不大”，正如我以前在回答他的第一封信时就说过的，只有工人阶级才是能够对抗民族狂潮的积极力量。［注：见本卷第132页。——编者注］ 他反驳说，首先，有些法国人已经签了名，而路易·勃朗也声称愿意参加（这证明他没有参与宣言的起草）。 其次，如果他现在不发表宣言，那末明天布林德就会在德国报纸上到处胡说，似乎是他阻拦了这个叛卖性宣言的刊印。所以，最好还是把它刊印出来。 后一点是对的。应当承认，我开始有点同情这个人。因此，我提出了如下的最后通牒： 我愿意参加（同路易·勃朗一样，不是简单地签名而已），但有下列两个条件： （1）在我的名下刊印一个注释： “我只在下述限度内同意以上发表的宣言，即该宣言的精神总的来说符合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 （2）补充一句话，即指出（哪怕是用最温和、最委婉的词句）这次战争从德国人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 他接受了这些条件。明天五点钟在他那里再开一次会，我将去参加。 后来他问我，恩格斯是否也和我一样以同样的保留条件签名？ 我说，这是伦敦宣言。我在一定的条件下签名，只是出于对他的礼貌，但完全是违背我的批判意识的。由于奥斯渥特错把前大学生布林德拉到这件事情中来，我现在看不出有任何理由，为什么除我之外你也要去损害自己的声誉。事情到此就结束了。 此外，过了星期日［注：7月31日——编者注］，我以书面方式提请奥斯渥特注意另一种布林德式的手法［注：见本卷第141—142页。——编者注］。这就是：我在《号召报》上看到一篇法兰克福通讯（是唯一的一篇不坏的通讯），作者表现了对于一个法国人来说是非常反沙文主义的精神。但他毕竟作了如下的评论来反对德国人： 《法兰克福报》刊登了一篇伦敦通讯，据该通讯称：“旅居伦敦的法国共和主义者邀请所有著名的德国共和主义者对这场拿破仑式的战争表示共同的抗议。德国共和主义者拒绝了，理由是这次战争从普鲁士方面来说是防御性的。” 这是前大学生的拙劣作品，他总是写些关于卡·布林德、对于卡·布林德、为了卡·布林德、有关卡·布林德及其英雄业绩的东西。 《派尔－麦尔》报社昨天就第一篇关于战争的文章［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7月份）给我寄来两个半基尼的支票，并注明给所有通讯员的稿酬通常在月底支付。马克思家的年青一辈——野姑娘［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和著名的威廉斯［注：燕妮·马克思（女儿），她曾以威廉斯的笔名发表过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文章。——编者注］声称：“她们打算没收这头一笔战利品，作为她们应得的佣金。”鉴于这些“中间人”的刚毅性格，你要是向她们提出抗议，那末抗议很快也会向你发来。附上昨天的《派尔－麦尔》的剪报，她们在报上抗议了《泰晤士报》的抄袭行为。如果战争再延续一些时候，那你很快会被公认为伦敦的头号军事权威。 尽管《派尔－麦尔》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它有两个优点： （1）在有威望的报纸当中，它是唯一对俄国采取某种反对立场的报纸。这在战争进程中会有重要的意义； （2）作为一家贵族的报纸（从主要方面说），在所有俱乐部，特别是在军事俱乐部中起着主导作用； （3）它是伦敦唯一没有被收买的报纸。 顺便说一下，你去买一份最近一期《伦敦新闻画报》，因为上面登有布隆诺夫这个恶棍的照片。你会看到，他的面容就是俄国外交的写照。 附带说一下，迪斯累里在大谈普鲁士由于维也纳条约而得到普鲁士的萨克森的可笑保证，并以此论证英俄同盟的必然性（他正好忘记了波兰的独立是英国方面这一保证的条件）。[21]这只是企图试探一下。不过英俄同盟确实也是格莱斯顿当前的计划。国际的英国会员应当积极干预这件事。关于这一点我将在下星期二以前写信给总委员会。[22] 比利时人建议于9月5日在阿姆斯特丹召开代表大会。这是巴枯宁先生的计划。代表大会主要将由他的走卒们参加。与此相反，我建议：问一下各支部，在目前法国和德国的代表不可能出席代表大会的情况下，它们是否认为，应当授予总委员会下列权力： （1）推迟召开代表大会； （2）授权总委员会在它认为适当的时候召开代表大会。建议被通过了。[23] 正如我们从最近一号《团结报》对我们的公开攻击（由于我们关于瑞士事件的决议）[24]中看到的，巴枯宁已经为召开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做好了预防措施，因此这一点尤其重要。要是没有瑞士的德国人，他在上次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就会把我们击败的[25]。 洛帕廷已离开布莱顿（他在那里闷得要死）来到伦敦。他是至今我所遇到过的所有俄国人中唯一“诚实可靠的”俄国人，我要很快消除他身上的民族偏见。我还从他那里得知巴枯宁在散布流言蜚语，说我是俾斯麦的代理人。这真是奇谈！的确很可笑，据赛拉叶告诉我，就在那天晚上（星期二，昨天），法国人支部[26]成员、皮阿的亲密朋友沙特兰在法国人支部全体会议上甚至宣布俾斯麦已付给我一笔钱，即二十五万法郎。如果一方面考虑到这是法国法郎，另一方面注意到普鲁士的吝啬，那末这至少是一笔优厚的代价！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5]德国侨民欧·奥斯渥特在1870年7月18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在由德国和法国一些民主主义者侨民起草的反对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该宣言以传单形式发表于1870年7月31日；在以后刊印的几版宣言上，马克思、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以及国际的其他成员都签了名。马克思及其战友们同意签名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1870年8月3日给奥斯渥特的信中阐述了这些条件（见本卷第142页）。 奥斯渥特在信中附寄了马克思所提到的路易·勃朗的信的片断，路易·勃朗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第14、26、32、131、143、150页。 [21]1870年8月1日迪斯累里在下院发表演说时，发挥了英俄互相接近的思想，借口只有英俄两国忠于使普鲁士拥有萨克森省的保证（根据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萨克森省划归普鲁士）而产生的各项义务。迪斯累里断言，其他保证国都违背了自己的义务：奥地利发动了1866年的战争，法国发动了1870年的战争。 因此，马克思谈到了波兰问题，他指的是破坏维也纳条约关于波兰部分地区的结构的条款。例如，沙皇政府在西方国家在国际保证问题上的实际纵容下，于1832年在镇压波兰起义之后，废除了1815年作为自治区并入俄国的波兰部分地区的结构。对克拉科夫共和国自治权的保证也同样如此，在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被镇压后，该共和国的领土为奥地利所侵占。——第29页。 [22]马克思致总委员会的信没有找到。——第29页。 [23]这个建议曾提交给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1870年8月2日的会议讨论，经讨论后一致通过。——第30页。 [24]1870年7月23日的《团结报》刊登了由总委员会的瑞士通讯书记荣克签署的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团结报》编辑部对决议加了按语，否认总委员会有权做出这方面的决议。——第30、143页。 [25]在1869年9月召开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科学社会主义者和巴枯宁派之间在废除继承权问题上发生了第一次公开的争论。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代表大会没有做出任何决议，因为任何一项建议都没有获得必要的绝对多数票。然而，巴枯宁想把自己的主张强加给国际的企图遭到了破产。——第30页。 [26]指1865年秋天建立的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参加者除了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欧·杜邦、海·荣克、保·拉法格等人）以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勒·吕贝，后来还有费·皮阿）。1868年，总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建议通过了决议（1868年7月7日），谴责皮阿的挑拨性演说（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352页），此后支部发生了分裂，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离开了该支部，该支部实际上与国际失去了联系。然而在皮阿领导下进行活动的这一伙人继续把自己称作伦敦的法国人支部，并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发布文件，同时不断支持总委员会里反对马克思路线的反无产阶级的派别。——第30、57、217、43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8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0年8月3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二十英镑，W/286721，曼彻斯特，1869年6月20日，又二十英镑，W/277454，曼彻斯特，1869年1月23日，作为赴布莱顿的旅费；另五英镑，S/1113062，利物浦，1869年5月17日，这是穆尔向国际交纳的会费。我的会费，9月初可寄给你，现在我没有钱，只好等待股息。由于目前须要开支，我不得不出卖股票；你看，我是再稍微等一下呢，还是马上就把股票卖出去？现在我卖股票还可以不受损失。 法国人正在向前推进，并已占领了萨尔布吕肯（那里驻有一个营，四个骑兵连，可能还有少量炮兵），对此我很高兴。首先，这是出于道义上的考虑。其次，因为德国人在首次会战中将采取守势，而由于有后装枪，防御阵地大为加强了。据我估计，德国人于昨晚开始了战略进攻，所以我认为会战（作为前哨战也许今天已经打响）明天将在奥特魏勒—诺伊恩基尔兴—霍姆堡一线展开。在这里，弗里德里希－卡尔和王储［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的军队将正面作战，而斯坦美兹将从侧翼（左翼）向法国人进攻，或者相反。 直到昨晚，当大量属实的消息传来之后，格林伍德才把文章［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三）》。——编者注］刊登出来，这是十分愚蠢的。在词句上，他又作了各种各样荒谬的修改，说明他不懂军事术语。然而，文章已经发挥了作用。《泰晤士报》今天发表一篇社论，完全是从我的两篇文章——第二篇和第三篇上抄来的。为此我要给格林伍德写一个声明。[19] 本来你昨天就可以收到钱，但是你的信是随第二次邮班送来的，快四点钟时我才收到。 同布林德开的玩笑很妙。奥斯渥特是不是1849年巴登的奥斯渥特中的一个？那时有三个奥斯渥特。 现在仍然有某种危险，在德国人集中兵力并摆开阵势以前，法国人就会向德国人发动进攻。如果高贵的路易［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于星期五［注：8月5日。——编者注］出击，那末，他不会遇到多大困难就可以到达莱茵河。不过到星期二，德国人也该差不多准备就绪了。路易错过最好的进攻时机只是由于本身的缘故，也就是说，由于没落帝国[20]，由于军需部门的腐败，结果使他耽搁了五天，看来，连现在也是没有准备就绪就被迫出动了。 如果德国人出乎意料地在首次会战中失利，那末再过四个星期，他们会比现在强大得多；莱茵河一线可以使他们免于彻底的失败，而法国人则无所防护。 收到钱后请立即告诉我，挂号信有时也会丢失的。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弗·恩· 注释： [19]这里提到的恩格斯的声明没有找到。——第25页。 [20]没落帝国（Basempire）——历史文献中指拜占庭帝国以及后来的罗马帝国；这个名词以后成了指某一个处于没落和解体时期的国家的普通名词。这里指法兰西第二帝国。——第25、34、3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8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8月1日[于伦敦] 十分匆忙。 亲爱的弗雷德： 你最近的两篇文章［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二）》、《战争短评（三）》。——编者注］好极了。我立即乘马车赶到《派尔－麦尔》。但是，由于格林伍德不在那里，未能作出任何决定。不过他在十二点以前会回来的。 今天我就写信告诉他，你（现在我要说出你的名字）将把文章直接寄去。 至于“俄国人”，那末他们会看到，我将“以一个半海盗对付一个海盗”。 这里的寡头们想使英国站在普鲁士一方作战。十八年来，他们一直对波拿巴卑躬屈膝，并理所当然地利用他来作为地租和利润的救星，现在则指望找到庄严虔诚的君主制的普鲁士这样一个更威风、更可靠的大陆宪兵。然而，这些家伙应当多加小心。现在民间到处都在传说：“我们这个万恶的德意志王朝为了本家族的利益竟要把我们拖入大陆战争！” 这里的《费加罗报》——我曾给杜邦寄去具有代表性的一号——是由法国使馆主办的一种英文报纸。 俾斯麦方面已经大批收买了伦敦的报刊，其中有《劳埃德氏》和《雷诺》！后者在昨天的一期上要求肢解法国。这头猪是不怕反复无常的。这个一向咒骂德国人、吹捧法国人的家伙，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布林德一类的人物。 布林德这个家伙则在高喊爱国主义，大喊大叫地把自己的共和主义“献到”祖国的祭坛上，希望以此来争取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当选为国会议员。 直到昨天我出席第三次召开的会议以前，奥斯渥特一直不让我安宁［注：见本卷第13—14页。——编者注］。我是相当审慎的，差一刻十一点（规定时间）才到会。我向他说明，我不能签名，（1）首先是因为我已经在国际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上签了名，（2）因为没有你，我不能在私人的（即不是国际的）呼吁书上签名，而同你商议又需要时间，这样他们就会错过良好时机。今后如有可能，我们邀请他和他的朋友们参加国际，以便一致行动。 随后我对他说，还有另一个个人因素。哪里有路易·勃朗，那里无疑就有他的走狗——卡尔·布林德。 他打断我的话说：“布林德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表现得活象一个狂热的沙文主义者。我们需要您来对付他。” “我不能和这个家伙呆在一个地方，我向您声明，如果他来这里，我马上就离开您的家。” 我呆在楼下奥斯渥特那间朝街的书房里。果真如此！我透过眼镜老远就看到这位显赫的前大学生，尽管他的头发全染黑了，还有两个滑头陪着。奥斯渥特说，他暂时把他们领到楼上会客室——开会的地方。 随后他向我提议：他要告诉楼上，说我在这里，并向布林德声明，我不能同他会面。换句话说，他想把布林德撵走。 我对他说，这不行。是他把布林德请来的，这会引起一场无谓的纠纷，等等。 我拿起帽子，十分友好地向奥斯渥特辞别，此人虽然没有作出惊人的事，却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赛拉叶根据我的建议，就莫泰的事给杜邦写了一封相当不客气的信，杜邦生了气，两个星期没有给赛拉叶写信。 你把去海滨的旅费给我寄来，那太好了。我想于本星期就去布莱顿。在目前情况下，再晚我就不能离开伦敦了。 祝好。 你的卡·马· 总之，你可以把文章直接寄：伦敦滨河路诺森伯兰街2号，《派尔－麦尔新闻》编辑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先生。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7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0年7月31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附上普鲁士的作战计划。请你立即乘马车把这篇文章［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三）》。——编者注］送到《派尔－麦尔新闻》，以便使它能在星期一晚上见报。文章将大大提高《派尔－麦尔新闻》和我的声望；到星期二，事态发展可能使任何一头蠢驴都能明白这一点。我的第二篇文章［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二）》。——编者注］不知是否已于星期六刊出，因为今天这里各俱乐部都没有《派尔－麦尔新闻》。这件事使我稍感自豪，因为猜测这一计划确实是不容易的。其决定性因素就是得到消息说，第七军前卫队第七十七团的连长、龚佩尔特的表兄弟于27日从亚琛开往特利尔。当时我对这一切就都清楚了。 此外，有必要请你同格林伍德商定，我将把文章直接寄给他，以便能够在当天见报。现在，丧失时机对这类文章来说是致命的。我打算每星期平均给他寄两次文章；有紧急情况时就多寄，事态发展平静时则少寄。有时，如有可能就寄些短小的述评，由他酌情刊用。 在威廉率领下作战，使我们愈来愈感到可耻。不过，由于他的神圣使命和他的施梯伯（没有这个人，德国的统一简直就不可能实现），使他成为十分可笑的人物，这毕竟是好事。国际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星期六刊载在这里的托利党的《信使报》［注：《曼彻斯特信使报》。——编者注］上；假如是本周的另一天，其他各报也都会刊载，但这受到了星期六广告的干扰。宣言将教育各阶级人民懂得，现在只有工人才有真正的对外政策。这个宣言很好，《泰晤士报》不刊载它，无疑只是由于俄国人的缘故［注：见本卷第12页。——编者注］。战后工人们会安然地恢复被中断的斗争，就象完全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这一点将使各国政府以及资产阶级感到非常惊讶。 我日益深信德国人会在军事上取得胜利。总之，首次大会战我们确实打赢了。看来，尽管法国人有后装枪，然而他们还完全不明白，他们拥有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毛奇所玩弄的把戏是非常冒险的。据我估计，他在星期二或星期三［注：8月2日或3日。——编者注］以前不能将兵力集中完毕。从亚琛到边境约有二十德里，有四五天强行军的路程，况且现在又是暑天。这样，第七军未必能够在明天以前全部到达萨尔河，而大会战今天可能已经发生。无论如何，一切都有精细的计算，以致早于或晚于二十四小时都会造成极大的影响。真正的会战也许将在美尔茨和萨尔布吕肯之间的萨尔河一线展开。[17] 好在是法国人首先进攻德国领土的。当德国人击退侵略、跟踪追击的时候，这同他们没有先遭侵略就开进法国比较，无疑会在法国产生完全不同的印象。因而，从法国方面来说，战争更具有波拿巴主义的性质。 最终的结局——德国人终将取得胜利——我已毫不怀疑，但毛奇的计划说明，有充分把握在首次会战中就可以出动绝对优势的兵力。大概星期二晚上我们就会知道，他是否打错算盘。毛奇考虑问题往往是不顾他的威廉的。 德国的庸人越是拜倒在自己的虔诚的、祈求上帝开恩的威廉面前，他对法国的态度就越加蛮横。过去的关于亚尔萨斯和洛林的叫嚷现在又完全复活了，在这方面，奥格斯堡的报纸［注：《总汇报》。——编者注］是急先锋。但是洛林的农民一定会让普鲁士人看一看，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关于条约，你说得完全正确。［注：见本卷第13页。——编者注］人们完全不象俾斯麦所想象的那么愚蠢。这件事只有一个方面是好的，即现在所有这些卑鄙勾当都会暴露出来，那时候，俾斯麦和波拿巴之间尔虞我诈的交易就会告终。 在整个中立的历史中（包括煤在内[13]），德国人的所作所为活象孩子一样，这从历史上看完全是有根据的。在这个民族面前还从来没有提出过这类问题。的确，有谁考虑过这些问题呢？ 现将俄国人的信奉还。[14]俄国人毕竟是俄国人。简直是庸俗的争吵。六个俄国人相互之间争吵到如此地步，似乎对世界的统治就取决于此。这里也还没有提出巴枯宁的罪状，只是对瑞士的纠纷有所抱怨而已。就俄国人来说，我们的这些人看来总还算是老实的，但是我对他们还要小心谨慎。不过，知道一下所有这些胡言乱语也很好，因为这涉及到无产阶级的外交。 由于邮局的过错，我总是不能如期收到《人民国家报》。23日那号报纸的邮件上打的是19日的邮戳；这些家伙的手法就是这样。缺了好几号。在最近的两号上，威廉［注：威廉·李卜克内西。——编者注］已经不是那么一味蠢干了，他以德法两国工人之间的亲善来掩饰自己的退却。 肖莱马有两个兄弟在黑森师服役，是志愿入伍的军士。 从斯密斯那里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消息。[16]“对于你的操劳十分感激。如果在这个星期内我还一无所闻，我将给这个斯密斯写一封很不客气的信。这个贵人的想法真怪——竟要亲自到这里来查询！假如他把这件事交给他的银行家，那末过三天就可得到一切消息。但是这位先生想必自以为能干。畜生！ 衷心问候你们大家。莉希的膝盖正在好转。 杜邦当然是通过莫泰，在附近城里最不卫生的地方找了一套住宅，旁边是一条发臭的河道，我曾想让他另租一处。但是你不要同他去谈及此事，因为事情已经办妥了。他再也没有带莫泰到我这里来。大概赛拉叶给他写信说了这一点，而杜邦看来现在感到轻松一些，因为这个家伙再也不会日夜缠住他了。 你的弗·恩· [附在信里的札记][18] 北德意志联邦的军队 ［注：在札记第一页原稿上，在“法国人方面”一语之前都勾掉了。——编者注］ 1个近卫军和12个基干军： 共计114个三营制的步兵团…………………342个营 猎兵营和狙击兵营…………………………………16个营 黑森师：4个二营制的团和2个猎兵营……………10个营 ———————————————— 常备军……………368个营 后备军 93个二营制的团和12个独立营……………………198个营 黑森约有………………………………………………6个营 204个营 ———————————————— 已编组的有572个营 在常备军和后备军动员后，即使不再下达专门的命令，也可以立即编组后备部队： 常备军——114个团的第四营……………………114个营 后备军——93个团的第三营……………………93个营 ———————————————— 779个营 在进行动员时，必须立即抽调军官去编组后备部队，这些部队在动员令下达后四至六个星期内，就能编组完毕；这是军队中最精锐的营。这些营一旦编成以后，就能编组常备军的第五营和后备军的第四营，等等。这样，已经编组的有： 常备军368个营（每营1000人）…………………368000人 后备军204个营（每营800人）…………………163200人 ———————————————— 531200人 计划编组的有： 常备军114个营（每营1000人）…………………114000人 后备军93个营（每营800人）…………………74400人 ————————— 188400人 共计步兵…………………719600人 巴伐利亚：2个军，约50个营 加后备军30个营＝80个营 维尔腾堡：1个师，约16个营 加后备军10个营＝36个营［注：原稿如此。——编者注］ 巴登：1个师，约9个营 加后备军5个营＝14个营 ————————————————— 130个营＝约110000人 对南德意志的军队，我列举的是最低限度的数字。骑兵和炮兵完全没有计算在内，为的是只比较一下步兵的人数，因为步兵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法国人方面： 33个自卫军营——常备军 100个三营制的基干团………………………………333个营 3个朱阿夫团＝9个营 3个土尔科团＝9个营 外籍部队及其他5个营 ———————————————————— 23个营 猎步兵…………………………………………………20个营 ———————— 376个营 这里，每个营有8个连；如果象1859年样，24个 连编为4个营，每营6个连，那末，一个连可以增加 到150人，并编组第四后备营，这样，115个团将有115个营 —————————— 491个营 如果把相当大一部分流动自卫军组织起来，那就有100个营 —————————— 步兵共580000人=591个营 其余的部队得靠野战军中的军官或新征集的军官加以重新整编。同时，象这种流动自卫军，在野战的条件下，至少要经过两、三个月才能使用，因为从1868年以来，流动自卫军每年只受训两个星期。另一方面，法军（常备军）的骨干很有限，不能征集大量的后备部队（或多或少受过训练的）。这个新制度是从1868年起才实行的。不过，我还应当等待有关这一新制度的更详细的情报，这个新制度几乎没有触及法军的内部组织；或许在某些方面已经悄悄地作了变动。无论如何，受过训练的部队只够使已经编组起来的基干营进入战斗准备。 注释： [13]1860年1月23日英法签订了一项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过高的保护关税，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第二条专门责成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一百公斤十五生丁，法国则有权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商品。——第13、17页。 [14]指1870年7月24日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信，信是由尼·吴亭、维·巴尔田涅夫和安·特鲁索夫签署的，信中谈到该支部同米·巴枯宁进行斗争以及巴枯宁攻击俄国支部成员和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情况。信中还谈到俄国支部打算出版反击巴枯宁的小册子（这一打算没有实现）；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们报告总委员会说，谢·涅恰也夫及其走狗弗·谢列布廉尼科夫已去伦敦，后者还弄到一张给杜邦的介绍信。马克思在1870年8月2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对他们的信作了答复（见本卷第137—141页）。——第13、18、139页。 [16]指恩格斯在伦敦租房的事，恩格斯由于退出商行，打算在1870年9月从曼彻斯特迁往伦敦长住。燕妮·马克思曾积极为恩格斯寻找合适的房子。——第14、15、18、47、146、655、658、659页。 [17]恩格斯的预言得到了证实。1870年8月6日在福尔巴赫（在洛林，离萨尔布吕肯不远）附近发生了战争最初阶段的一次大会战，会战期间普鲁士军队击溃了弗罗萨尔将军指挥的法军第二军。在历史文献中，福尔巴赫会战也称为施皮歇恩会战。恩格斯在一系列书信中使用的是后一个名称。——第17、32页。 [18]恩格斯曾把这篇札记附在《战争短评（三）》一文之后，并和信一并寄给马克思。1870年7月31日以后，恩格斯就把文章直接寄往《派尔－麦尔新闻》。——第1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7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7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你从附件中可以看到，跟《派尔－麦尔》的交涉都办妥了，今晚你的第一篇文章［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就见报。令人不快的只是，格林伍德先生（附带说一句，我至今没有将你的姓名告诉他）对条件未置一词，虽然我在给他的第一封信里已经明确问过这一点。不过，梯布林（即塔朗）在去大陆前向我辞行时告诉我，稿酬自不用说，每月月底支付。 无论如何，我以为最好再给他们寄去几篇文章，以便在发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正式照会以前，掌握主动。 我昨天已去斯密斯那里。[16]已经弄清，没有从伦敦写信到曼彻斯特去了解你的情况，因为你的房产主在曼彻斯特附近也有产业，他愿亲自到那里去查询。不过要写信催他快点办这件事。不管怎样，我正在注意不让任何“第三者”从中作梗。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16]指恩格斯在伦敦租房的事，恩格斯由于退出商行，打算在1870年9月从曼彻斯特迁往伦敦长住。燕妮·马克思曾积极为恩格斯寻找合适的房子。——第14、15、18、47、146、655、658、65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7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7月28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我刚才已将你的文章［注：弗·恩格斯《战争短评（一）》。——编者注］送给《派尔－麦尔》的编辑（弗·格林伍德），并说明如果他不愿刊载，就请他立即退回。毫无疑问，如遇这种情况，我可以设法把文章登在《泰晤士报》或《每日新闻》上。 《泰晤士报》曾通过埃卡留斯竭力向我们保证，要刊载我们（国际）的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结果没有这样做，想必是因为其中有一段抨击了俄国。 此后（星期一［注：7月25日。——编者注］），我立即把这篇东西寄给了《派尔－麦尔》，并根据同他们的军事记者（梯布林，他现在在卢森堡）的商定，就军事文章问题写信给该报编辑，请他给予答复。现在没有回信。宣言也没有刊载。因此，今天我在寄送你的文章的同时附带写了一封短信给《派尔－麦尔》编辑，信中只谈到军事通讯问题；也就是说干脆问他一声：到底登不登？ 本星期二，总委员会决定印一千份宣言。预期今天能看到校样。 在法国唱《马赛曲》就象整个第二帝国一样，也是一场可怜的模仿剧。但是，这只狗［注：拿破仑第三。——编者注］至少感觉到，《向叙利亚进发》[9]现在是不宜唱了。与此相反，在普鲁士则用不着耍这种把戏。威廉一世同右边的俾斯麦和左边的施梯伯一起唱着《耶稣保佑我》[10]，这就是德国的马赛曲！就象1812年的情形一样。德国的庸人看来真正是欣喜若狂，他们现在可以毫无拘束地表现他们天生的奴性了。谁能想到，经过1848年后的二十二年，德国的民族战争竟会有这样的理论表现！ 幸而所有这些表演都来自中等阶级。除了施韦泽的公开信徒外，工人阶级都没有参与这件事。幸而法德两国国内的阶级战争非常发展，以致任何对外的战争都不能真正使历史的车轮倒退。 俾斯麦在公布有关条约（关于比利时）的史实时，也做得太过分。[11]甚至伦敦的有威望的人士也不敢再说普鲁士正大光明了。真是马凯尔[12]之流！不过，我记得1866年前不久，我在可敬的布拉斯的报纸［注：《北德总汇报》。——编者注］上和《十字报》上看到过一些文章，责骂比利时是“雅各宾党人的巢穴”（！）并建议法国将它兼并。另外，约翰牛所表示的道义上的愤慨也同样是可笑的。什么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真见鬼！在此以前，帕麦斯顿早就在英国实行了这样一条原则，即签订条约完全不等于必须恪守条约，英国自1830年以来正是按这条原则办事的！现在到处都是战争和无耻行径。 《十字报》真妙，要求英国不供给法国人煤，即破坏英法商约，换句话说就是向法国宣战。[13]煤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军用物资，英国反对派曾经激昂地提出过这条理由来反对帕姆［注：帕麦斯顿。——编者注］。他却用廉价的俏皮话加以搪塞。可见，在签订条约时绝没有忽视这一点。在谈判期间，乌尔卡尔特曾对此进行无情的揭露。因此，如果英国一开始不宣战，那末它应当将煤供给法国人。至于说到宣战，这会在当权者和伦敦的无产阶级之间引起一场十分激烈的冲突。工人是坚决反对这种“大型戏剧”的。 日内瓦的俄国人终于来信了。[14]现附上。请立即寄回，就定在下星期一［注：8月1日。——编者注］吧，因为我还要写回信。 你从附上的欧·奥斯渥特（他是乌尔卡尔特派，但是比较大陆化）的信中可以看出，他们也想搞点民主的东西。[15]我已回信告诉他［注：见本卷第131—132页。——编者注］，我已经在国际的宣言上签了名，就这个宣言的纯粹政治内容来说，它所阐述的主要也就是那些观点。他在今天和昨天寄来的两封信中，坚决要求我今天下午参加他们在他家里召开的会议（他就住在我们附近）。他还给我寄来路·勃朗的信的片断。但我不能这样做。谁能向我保证，路易·勃朗去的地方，卡尔·布林德就不会去呢？ 我现在就到斯密斯那里去接洽房子的事。[16] 祝好。 你的卡·马· 注释： [9]《向叙利亚进发》（《PartantpourlaSyrie》）是十九世纪初创作的法国歌曲；在第二帝国时期成为一种波拿巴主义的赞歌。——第12、134页。 [10]《耶稣保佑我》是德国诗人和出版者龙葛为侯爵夫人路易莎·罕丽达·勃兰登堡所作的歌曲；第一次刊登在他的《教会歌曲集》上，该歌曲集第一版于1653年在柏林出版。——第12、134页。 [11]1870年7月20日以后的几天里，德国报纸上刊登了法国和普鲁士于1866年拟定的秘密条约草案。7月25日《泰晤士报》转载了这一草案。条约草案中规定法国兼并比利时和卢森堡，作为交换条件，法国应在1866年普鲁士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恪守中立。俾斯麦企图通过这一草案的公布激起英国和比利时的舆论来反对法国，并指望或者是拉拢英、比两国站在普鲁士一方参战，或者是至少使这两个国家保持善意的中立。——第13页。 [12]罗伯尔·马凯尔是个典型的狡猾投机的骗子手，这个典型人物是法国著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所塑造的，由于奥诺莱·多米耶给他作了一组题为《罗伯尔·马凯尔》的漫画（共一百零一幅）而长久流传下来。——第13页。 [13]1860年1月23日英法签订了一项商约。商约规定，法国放弃过高的保护关税，代之以不得超过货物本身价值百分之三十的进口税。商约第二条专门责成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一百公斤十五生丁，法国则有权向英国免税输入大部分法国商品。——第13、17页。 [14]指1870年7月24日国际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的信，信是由尼·吴亭、维·巴尔田涅夫和安·特鲁索夫签署的，信中谈到该支部同米·巴枯宁进行斗争以及巴枯宁攻击俄国支部成员和罗曼语区联合会的情况。信中还谈到俄国支部打算出版反击巴枯宁的小册子（这一打算没有实现）；俄国支部委员会委员们报告总委员会说，谢·涅恰也夫及其走狗弗·谢列布廉尼科夫已去伦敦，后者还弄到一张给杜邦的介绍信。马克思在1870年8月2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中对他们的信作了答复（见本卷第137—141页）。——第13、18、139页。 [15]德国侨民欧·奥斯渥特在1870年7月18日的信中，建议马克思在由德国和法国一些民主主义者侨民起草的反对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该宣言以传单形式发表于1870年7月31日；在以后刊印的几版宣言上，马克思、恩格斯、威·李卜克内西、奥·倍倍尔以及国际的其他成员都签了名。马克思及其战友们同意签名是有条件的，马克思在1870年8月3日给奥斯渥特的信中阐述了这些条件（见本卷第142页）。 奥斯渥特在信中附寄了马克思所提到的路易·勃朗的信的片断，路易·勃朗在信中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在关于普法战争的宣言上签名。——第14、26、32、131、143、150页。 [16]指恩格斯在伦敦租房的事，恩格斯由于退出商行，打算在1870年9月从曼彻斯特迁往伦敦长住。燕妮·马克思曾积极为恩格斯寻找合适的房子。——第14、15、18、47、146、655、658、65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恩格斯致马克思1870年7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恩格斯致马克思 伦敦 1870年7月22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摩尔： 库格曼真是妙极啦！看来，他的学校教育没有白受。假设完全具有原告的精神，而且把一切都说清楚了［注：见上一封信，本卷第5—6页。——编者注］。但是，如果这种假设确实是正确的，那末俾斯麦现在至少已经无法应付时局了。显然，这些先生终于在德国挑起了一场真正的民族战争。路易·波拿巴曾经作过多次试探，想兼并德国两省和卢森堡等地，象通常一样，想通过这种手段来事先使公众安于面临的既成事实，但这些做法对德国米歇尔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显然，这一次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彻底结束这种阴谋诡计。事与愿违，也出乎两国军队和固执的老威廉的预料，装样子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人们一定会把它进行到底。 法国军事行动（显然原定于本星期三左右采取行动）中突然出现的犹豫和迟缓，证明路易·波拿巴确信自己已大大打错了算盘。南德意志人迅速参战，以及后来路易·波拿巴明显看出他将不得不同德国人民交战，这就使他无法用炮击突然占领美因兹并以还只是半集中起来的兵力向维尔茨堡方向迅速推进。如果要进攻，那末他现在就得投入全部兵力。而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时间。各团编组第四营的命令直到15日或16日才下达，这些营的骨干是由每团三个基干营的四个连组成的，这样，从一开始就得扩充到六至八个连，并由后备人员加以补充。7月19日和20日在巴黎开始征集归休兵，21日和22日征集已服役的预备兵，明天将征集未服役的预备兵。必须使前两类人员首先到达所属各团，后一类人员才能补充进去。因此，至少要推迟到下星期三左右才能开始战斗（不算小的接触）。但到那时，德国人可能已经十分强大，以致波拿巴只好等待第四营，这就又得拖延一两个星期。而那时他就该完蛋了。 昨天，此地的一个德国庸人对我说，星期六他在威斯特伐里亚同一个普鲁士将军同乘火车，那人把他当成英国人，并用英语和他交谈。那人说：“我们迟了十天，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如果在十天当中，你们听不到我们大吃败仗的消息，那末我们很快就会得到你们的同情。”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回答说：“您知道，英国人的同情总是在胜利者一方。” 北德意志的动员工作于16日开始，巴伐利亚于17日开始。动员令下达后，预备兵和后备军步兵约过八天就可以准备就绪，其余的大约要过十三天；这样，到25日全部步兵就可以准备就绪，到30日其他兵员就可以准备就绪。但是，由于预备兵不等征集就大批去报到，常备军将更早地准备就绪。驻扎在莱茵河畔的无疑是第七、第八、第十一和第十二军。近卫军也已经从柏林开出，这是昨天从那里回来的博尔夏特告诉我的，我估计是开往巴伐利亚，以便在漂亮的王储［注：弗里德里希－威廉。——编者注］指挥下作战。想必昨天已开始从东部经过柏林调动部队。自星期日或星期一起，波拿巴顶多只能占领普法尔茨，只要对方不犯大错误，他就不能继续前进越过莱茵河。从下周末起，德国人就能开始进攻，并把军队开进法国，尽管需要经过多次激战，但也一定能够击溃波拿巴派来迎战的全部军队。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认为战争对波拿巴不可能有美满的结局。 我打算同意给《派尔－麦尔新闻》每周写两篇有关战事的文章，并取得优厚的现金稿酬；我将试写一篇关于军事组织的文章。每篇文章必须付给三个或四个基尼；《卫报》［注：《曼彻斯特卫报》。——编者注］当时付给我每篇两个基尼，并准备付给更多的稿酬。[7]如果你明天能将此事办妥，请立即告诉我。至于以记者身分去普鲁士大本营，这会有许多障碍；最大的障碍就是施梯伯，加之我在那里会比在这里更少有可能用批判的眼光看待事物。 你从附上的剪报中可以看出，我们在这里竟干了些什么。《卫报》上的报道是我们自己写的[8]，但是，附上的《信使报》［注：《曼彻斯特信使报》。——编者注］的报道表明，廉价文人利用它搞了什么名堂。真能笑死人。法国工人在曼彻斯特受到德国庸人和店员的狂热赞赏，也许还是第一次。 我已写信给杜邦，估计今晚可以见到他。 你打算到哪儿的海滨去？哈姆贝尔以南的东海滨，那里没有什么意思。以北的斯卡博罗，费用昂贵，而且过于拥挤，布里德林顿码头也是这样；如果你去后面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在那里会面。如需钱用，我可以立即给你寄去四十英镑。 但愿可恶的恐慌现象稍微平息一下；我要出卖股票。 律斯勒的作品［注：海·律斯勒《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编者注］，我暂时搁下来了。 威廉的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没有收到。这一点现在使我特别恼火。 莉希和我衷心问候你们全家。 你的弗·恩· 库格曼的信奉还。 你看到没有，现在波拿巴在用《马赛曲》卖弄风情，而高贵的泰莉莎每晚都扯开她那粗鲁的士兵嗓子在演唱？ 泰莉莎嘴里唱着《马赛曲》——这就是波拿巴主义的真实写照。真卑鄙！ 注释： [7]在1866年，《曼彻斯特卫报》刊载了恩格斯关于普奥战争的五篇文章，标题是《德国战争短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187—212页）。——第10页。 [8]指在曼彻斯特召开的德国侨民大会的报道，这次大会是由于普法战争爆发，特别是为了筹集救济伤员和死难者家属的基金而召开的。报道发表在1870年7月22日《曼彻斯特卫报》上，标题是《曼彻斯特的德国人大会》。——第1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三卷——马克思致恩格斯1870年7月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马克思致恩格斯 曼彻斯特 1870年7月20日[于伦敦] 亲爱的弗雷德： 附上库格曼的信，它很能向你说明现时战争的政治秘密。他对不伦瑞克大会呼吁书的批评是正确的，现将该呼吁书寄上几份。[1]另外，寄上《觉醒报》。你从报上可以看到布卢瓦最高法院起诉书的前半部分；法国的密谋家无缘无故地变为暗探，这和芬尼亚社社员比较起来，是多么可怜啊！而有意思的是该报刊登了老德勒克吕兹的社论。[2]他虽然也对政府持反对立场，却充分体现了沙文主义，说什么“因为法国是唯一有理想的国家”（即它自己本身的理想）。这些共和派沙文主义者所恼怒的，无非是他们的偶像的现实化身——长鼻子的路·波拿巴和交易所的投机行径——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罢了。法国人是该受鞭打的。如果普鲁士人取胜，那末国家权力的集中将有利于德国工人阶级的集中。此外，如果德国人占优势，那末，西欧工人运动的重心将从法国移到德国。只要把1866年以来两国的运动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德国工人阶级在理论上和组织上都超过法国工人阶级。它在世界舞台上对于法国工人阶级的优势，同时也就会是我们的理论对于蒲鲁东等人的理论的优势。 最后，附上希尔德布兰德的经济和统计杂志对我的书的批判[3]。我的身体状况很少使我感到愉快，但是这篇作品却使我笑出了眼泪，真是笑出了眼泪。随着德国反动势力的猖獗和哲学的英雄时代的结束，具有德国市民天性的“小资产者”又重新抬头——在哲学上是一片不亚于莫泽斯·门德尔森的空谈，是一片自作聪明、抑郁不满和自命不凡的抱怨之声。而现在，连政治经济学也蜕化为关于法权概念的无稽之谈！这甚至比“刺激对数”[4]还要高明。正如这方面的权威裁判席勒早就指出的，小市民在解决一切问题时，总是把它归之于“良心方面”。 附带说一下，昨天我在中央委员会看到一份美国报纸，上面登了几篇关于资本等等的文章，其中也谈到我的书［注：《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文章说，我认为工人必须用一天中的一部分时间来为自身的需要工作，因此超过这部分时间的剩余，即我称为剩余劳动的部分，构成为剩余价值，从而也是利润等等的来源。文章作者接着说，这里也许有点意义，但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例如，一个工厂主制造的商品，在未出卖以前，对他来说等于零。现在假定，衣服等的实际价值（他指的是生产费用）等于a。然后，工厂主在将它出卖给商人时附加b，而经手这一商品的各种商人又附加c。 由此可见，价值＝ａ。附加部分＝b+c。因此，使用价值＝a+b+c。这样，剩余价值＝使用价值（！）超过价值的剩余。这甚至比弗兰克尔在巴黎学来的“公式”[5]还要高明！ 刚才有人打断了我。法籍意大利人塔朗［注：梯布林。——编者注］（《派尔－麦尔新闻》的撰稿人）乘马车来我这里；把我借给他的拉萨尔等人的著作送回来了。他将以军事记者的身分去巴黎。问我是否愿意以同样的身分去普鲁士，如果不愿意，能否推荐另外一个人？我现在由于他的关系同《派尔－麦尔》颇有来往，在这段喜剧性的时期里，如果我愿意写点政治题材的文章，或者你愿意写点军事题材的文章，都会被采用，并且还可以得到稿酬。 培列昨天从日内瓦来信说，我们那个承认日内瓦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而反对巴枯宁所组织的反委员会的决议［注：卡·马克思《总委员会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编者注］，在那些家伙中间的反应，如同爆炸了一颗炸弹[6]。他们立即给巴枯宁拍了电报，还准备在下届代表大会上以此为罪名将总委员会置于被告席。目前，非常必要的是，让杜邦将我们关于同盟的决议［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和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致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局》。——编者注］的副本一定给我寄来。请以我的名义就此事立即认真地同他谈一谈。 昨天，总委员会委托我起草一个宣言［注：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编者注］。在我目前患肝病和身体疲乏的情况下，这是不大愉快的事。昨天我在艾伦和麦迪逊那里，他们都劝我，病情如不好转，需要到海滨去，即到英国东海滨去，那里比较凉爽。 衷心问候莉希夫人［注：莉希·白恩士。——编者注］和朋友们。 你的卡·马· 顺便说一下，你看到没有，威廉在最近一号《人民国家报》上的表现，真是愚蠢到了极点。 注释： [1]路·库格曼在法国对普鲁士宣战前夕（1870年7月18日）写信给马克思，就当时极端紧张的法普关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库格曼分析了1866年以来的法普关系，认为进一步的紧张无疑将导致法国和普鲁士之间的战争。库格曼在信中批评了1870年7月16日在不伦瑞克召开的工人大会通过的呼吁书，认为其中坚决要求法国工人起来推翻帝国的话是错误的。这次大会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为表示抗议统治阶级策划战争并声援国际巴黎会员们发表的宣言而召开的。尽管呼吁书有某些缺点，但整个说来坚持了国际主义精神。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中引用了该呼吁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6页）。——第5页。 [2]文中提到的载有德勒克吕兹的文章的《觉醒报》没有找到。 1870年7—8月，在布卢瓦发生了一起重大的政治案件。被指控谋害拿破仑第三和策划政变而提交法院审判的有七十二人，其中有布朗基主义组织的著名活动家：雅克拉尔、特里东、弗路朗斯、费雷等人，还有费·皮阿。最高法院判决被告以五年至二十年期限不等的劳役、监禁和流放。 芬尼亚社社员是爱尔兰革命兄弟会这个秘密组织的参加者，这个组织从五十年代末起在侨居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后来又在爱尔兰本土出现。芬尼亚社社员为争取爱尔兰的独立和建立爱尔兰共和国而斗争。芬尼亚社社员在客观上反映爱尔兰农民的利益，按其社会成分说来，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1867年芬尼亚社社员发动起义的企图失败以后，英国政府便把成百个爱尔兰人投入监狱，并对被捕者加以残酷的虐待。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批评了芬尼亚社社员的密谋策略、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但是对这个运动的革命性做了很高的评价。——第5页。 [3]马克思指的是海·律斯勒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该评论载于布·希尔德布兰德1863年创刊的《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869年第12卷。——第6页。 [4]指十九世纪中叶所创立的韦伯－费希纳定律，这是一种表示感觉强度和引起感觉的刺激力两者之间关系的心理物理学定律。——第6页。 [5]马克思指的是列·弗兰克尔的文章，该文载于1870年4月2日《人民意志报》第10号，标题是《偷听到的对话》（《EinbelauschtesZwiegespr?ch》）。弗兰克尔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据他认为可以用来解释价值实质的“公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马克思1870年4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第7页。 [6]在1870年4月4—6日在拉绍德封举行的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巴枯宁派和拥护总委员会的人之间发生了分裂。巴枯宁派的代表窃取了罗曼语区代表大会的名义，选出了自己的联合会委员会，并把它改设在拉绍德封。拥护总委员会的人则继续在日内瓦在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1870年4月12日总委员会接到有关分裂的消息后，委托瑞士通讯书记海·荣克收集补充材料；荣克在1870年4月和5月间的一系列会议上向总委员会作了报告。为了答复罗曼语区委员会的坚决请求，总委员会于6月28日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关于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决议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490页）。决议由荣克寄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并发表在1870年7月23日《团结报》第16号上。——第7、261、36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书信的内容摘记(1875年1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书信的内容摘记[516] 1875年1月31日 卡·马克思寄给希尔施一封信，谈到《哲学的贫困》一书，这本书是由他出资（一千五百册），由布鲁塞尔出版者福格勒先生出版的。马克思在这封信中还写道，给他送信的韦努伊埃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最后，马克思问道，希尔施是否已有好久没有见到弗罗恩德和梅萨。他所知道的弗罗恩德的最近的地址是：（奥特伊镇）凡尔赛路53号。 1875年12月10日 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卡尔·马克思就他的《资本论》一书问题给希尔施写信；谈到斐维（瑞士）的拉沙特尔，谈到考布。 1876年2月16日 卡尔·马克思请希尔施去拜访他的好朋友洛帕廷，给-吕萨克路25号，并建议他去结识洛帕廷。 1876年5月4日 卡尔·马克思告诉卡·希尔施说，拉沙特尔书店的一个职员，圣丹尼路177号的某个昂利·奥里奥尔给他去信说，《号召报》请他提供有关《资本论》这一著作的资料。马克思还写道：奥里奥尔先生要我写一篇关于这一著作的文章，类似一种题解，并且能够作为导言。卡·马克思还打听考布的消息。 1876年9月23日 卡·马克思写信给希尔施：前天我从卡尔斯巴德回来。到达后我发现了拉甫罗夫关于《资本论》一书的信。这本书在法国将被禁止出版，这是拉甫罗夫从他在巴黎的代理人、罗亚尔宫的居奥那里得知的。马克思请希尔施向考布一家转致敬意。 1877年4月10日 卡·马克思向希尔施打听加利费和德·波蒙夫人的案件[95]。他还说，《前进报》把加利费叫作“狗”。同时，他向希尔施询问了“蠢人”路易·勃朗（原文如此）同俄国人帕纳也夫的声名狼藉的诉讼案。 1877年5月14日 卡·马克思在给希尔施的信中谈到考布一家。对沙皇抱有敌对情绪，称沙皇为“虐杀儿童者”。但哨兵却守卫着他。 1877年8月1日 卡·马克思给希尔施写了一封社会主义的信，其中提到赫希柏格、恩格斯、埃利塞·勒克律、阿尔努等人的名字，并且表示反对德国新教牧师。 1878年2月20日 卡尔·马克思告诉卡·希尔施，根据利沙加勒的消息，大多数人——费·皮阿的《公社报》的拥护者——又在尽力为梯也尔这个使公社遭受极大的小丑恢复名誉；然后他说，路易·勃朗和茹·法夫尔、西蒙等人不一样，至少还有胆量不去吻梯也尔先生的靴子。 注释： [95]指的是加利费将军同德·波蒙夫人的丑事。马克思最初大概是从《前进报》上知道这件事的，在1877年4月6日该报的“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发表了一则简讯，开头的话是：“报复女神又揪住了一个人的衣领！”接着报道说，大约两星期以前，在巴黎的一次舞会上，加利费由于吃醋用匕首把自己的情妇德·波蒙夫人——共和国总统麦克马洪夫人的姊妹刺成重伤，为此被关进狱中。所有的巴黎报纸都避而不谈这件丑事。《前进报》把这件丑事（它的“主人公”是“秩序的拯救者”、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看作是资产阶级社会腐朽不堪的明证。关于加利费和波蒙案件以后的详情，马克思是从卡·希尔施那里知道的，后者在7月20日左右从巴黎来到伦敦。——第54、480页。 [516]本附录引用的是由警察局摘记并保存在巴黎警察局档案中的马克思致卡·希尔施书信的内容摘记。马克思的信看来是在搜查尔施的住处时被没收的。——第47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1880年11月2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 巴黎 1880年11月23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沙尔： 我刚要给爸爸写信并请他给你寄一本《资本论》，就从妈妈那里知道书已经给你寄去了。因为今天是星期日，琼尼和我照例去梅特兰公园[514]探望（时间只允许我们每星期去一次），所以我终于有可能知道爸爸对你最近一些作品的意见。看来他对于把布莱特关于爱尔兰问题的观点公诸于世十分满意，认为这种公布非常及时，而且对于你怎样弄到这个有趣的文件感到惊讶。他认为李卜克内西的信确实会起良好的作用。你的加工使李卜克内西的文风变得非常精练，一般来说这不是他的特长。至于你自己的文章——对马萨尔的答复，——爸爸也表示赞同，不过我还要补充一句，他的称赞比我慎重得多。 第一，他不同意你对8月4日事件[515]的意义的评价。他说，只要对这个事件的经过加以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它的意义根本没有那么大，只不过得到了一些微小的东西。至于争取限制工作日的斗争的革命的一面，他认为你在给这些火与剑的革命者的答复中把它忽略了。 你从《资本论》中可以看出，英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不止一次具有革命的性质，而统治阶级只答应做他们不敢拒绝的事情。如果马萨尔之流渴望进行斗争，那末，他们重温英国争取限制工作日的斗争历史，会得到很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顺便说一下，关于确定最低工资的问题，你大概有兴趣知道：父亲尽一切可能说服盖得不要把这一点列入纲领[507]，向他解释说，如果这样的要求实现了，那末由于经济规律，这个确定下来的最低额就会成为最高额。但是，盖得固执己见，借口说即使这不能达到任何别的结果，那也能够对工人阶级发生影响。你看，盖得是一个机会主义者，象所有那些人一样。［注：参看本卷第450—451页。——编者注］ 爸爸对于法国激进派报刊没有能力正确估计法尔将军这一点，感到十分惊奇，在他看来，法尔将军是这样一个人，他知道被自己的同谋者判罪的西赛将会得救，也知道他们象集市上的骗子一样串通一气。如果新闻界以其愚蠢的喧嚷引起法尔的辞职，那末，在爸爸看来，他们就会失去甘必大分子中间的最好的人。 我还没有收到你答应寄来的你的一组文章。我估计，在你实现你的这个良好心愿以前，我势必要等待一些时候，那末，你能否先把你最近那篇引用布莱特的信的文章寄给我，而且是马上寄来……［注：信的结尾部分残缺。——编者注］ 注释： [507]指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1880年5月共同制订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以《社会主义劳动者竞选纲领》（《Programmeélectoraldestravailleurssocialistes》）为题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24号上。纲领单行本第一版于1883年在巴黎出版，标题是：《工人党纲领》（《LeProgrammeduPartiOuvrier》）。在纲领的扉页上注明作者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第451、478页。 [514]马克思一家住在伦敦梅特兰公园路。——第477页。 [515]大概指的是1789年8月4日，当时法国制宪会议在日益发展的农民运动的压力下庄严地宣布废除一系列封建义务，实际上这些封建义务那时已被起义的农民废除了。但是，在随后颁布的法令中不付赎金废除的只是人身义务。直到雅各宾专政时期，1793年7月17日法令才实现了不付任何赎金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第47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燕妮·龙格致沙·龙格（摘录）(1880年10月3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燕妮·龙格致沙·龙格（摘录） 巴黎 1880年10月31日［于伦敦］ ……昨晚我收到了一份载有你的两篇文章的《正义报》，看到你出色地利用了我寄去的材料，非常高兴。你关于边界问题的文章必定会引起轰动；你所揭露的，对法国来说是一种崭新的东西，甚至在英国也很少有人知道，因为这被有意地隐瞒了。而且你用这样有趣的、讽刺的形式来表达乏味的题材，甚至连法国读者也不会认为这个材料太枯燥了。遗憾的只是，你象往常一样只给我寄来一份报纸，所以我不能把它转寄给科勒特，以便使我同这个手臂短但目光不短的人保持通信关系，并且给你弄到关于目前正在搞的阴谋的简要情况，从而使你摆脱阅读蓝皮书[513]这个讨厌的事情；我需要关于柏林条约[153]的第一篇文章［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寄给科勒特。爸爸十分满意你的文章，要知道他常常责骂《正义报》对土耳其人行动迟缓等等问题所作的幼稚论断，实际上这种行动迟缓是俄国人处心积虑造成的！爸爸也喜欢你评论日拉丹的文章，他读了引自蒲鲁东的关于粗人和驴的一段话，感到高兴，但是我相信，你对于引用自己老师的名字比引文本身更为高兴！！！难道我说的不对吗？当我想到你自己来翻译我寄给你的关于爱尔兰的文章时，我感到十分抱歉。我根本不希望这样，而是想你会从中摘录一些段落，至多用一个钟头草拟一篇通讯之类的东西。既然你这样认真地对待这件事，那我就不再把我写的东西寄去了。它们只会浪费你的时间。我替你阅读有关爱尔兰的大量材料，是想节省你的时间。自从我给你去信后，过了这么多时间，我已经不记得我给你写了些什么，但是我估计这些新闻现在已经陈旧了。 我没有读鲁瓦的文章。父亲认为，第二篇文章是到目前为止所写的关于李特列的最好的一篇文章。 大家向你祝好并吻你。 你的燕妮 注释： [153]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在外交压力和军事恫吓的逼迫下，俄国政府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复审。 圣斯蒂凡诺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于1878年3月3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在世界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第84、296、365、475、476页。 [513]蓝皮书——见注350。——第475、47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摘录）(1880年10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摘录） 巴黎 1880年10月27日［于伦敦］ ……看到关于东方问题的几篇短评产生那样好的效果，我很高兴。关于这个问题佩尔坦不久前写了一篇非常荒谬的东西，每一行字都证明他极端无知。你的文章是用以简洁、明确、精练著称的法国散文语言写成的，使人容易了解条约的内容。但是你为什么那样吝啬？为什么总是不把你自己的文章给我寄四份，哪怕是三份也行。现在我又无法寄一份给我的通信人科勒特了，如果他看到，利用了他所提供的情况，他就会寄来更多的材料。从爸爸那里取回报纸是不可能的；再说，即使他把报纸退回来，我反正也不能把它再寄给任何人，因为那上面常常用蓝墨水写满了批注。因此我不能立即把你最近的一篇文章寄给帕涅尔。如果他对《正义报》发生了兴趣，我们就会得到很大的成功。在目前危机的情况下，直接由他写出几篇短评是会很有份量的。爸爸还没有看到你关于柏林条约[153]的文章，所以我无法把他的意见告诉你。上星期日，他对佩尔坦在东方问题上的无知很气愤，他对我说，他要订购蓝皮书[513]并亲自写信同你谈谈这个问题。 再见。 爱你的燕妮 注释： [153]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在外交压力和军事恫吓的逼迫下，俄国政府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复审。圣斯蒂凡诺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于1878年3月3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在世界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第84、296、365、475、476页。 [513]蓝皮书——见注350。——第475、47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1880年10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燕妮·龙格致沙尔·龙格 巴黎 1880年10月1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沙尔： 昨天收到了你的文章，这就使我毫无怨言地忍受着的寂寞的夜晚得到了最好的补偿，这些夜晚是多么漫长，多么沉闷。你的犀利的文笔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愉快，而且我高兴地想到，它也会使李卜克内西非常满意。李卜克内西是革命法国的热烈崇拜者（在这个问题上他确实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以致在普法战争等等时期，他竟完全丧失了评价特罗胥之流的洞察力），因此你在《正义报》上对他的赞扬，在他听来，就象是极其悦耳的音乐，并将使他暂时忘却一切使他苦恼的操劳。我觉得最近两年来他完全被折磨坏了。他含着眼泪向我叙述了他和他的家庭经历过的和今后还要经受的一切艰苦斗争。他不得不同他所有的儿子分离，因为他不愿意使他们遭到杀害或摧残；他们只好侨居美国。他说：“我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英国渡过的那段时期”，上帝知道，当时他在这里的生活远非天堂。“我常常带着惋惜的心情怀念那段生活。但是无情的命运把我带回了德国，从此它就支配着我，而且将追逐着我直至终生。当我听到大赦的消息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你们大家，我仿佛已经看见你们乘着小船，在波涛汹涌的海洋——巴黎——上没有希望地、无止境地漂荡。但是，在劫难逃。”对此，我说了一句——阿门。不管我们怎样想要自己确定自己的目标，但是支配着我们生活的却是天意（或者不如说是命运）！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公社社员任何时候也不应忘记，德国社会党人曾经以何等大无畏的精神为失败者的事业进行斗争。因此，你写这篇文章，也算是答谢了。现在我认为，如果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不太同情俄国的虚无主义者，那是由于他们两人对这些虚无主义者形成了一般说来不正确的看法所造成的，因为很遗憾，他们曾经同麕集在大陆上的许多自称为虚无主义者的俄国坏蛋打过交道。 李卜克内西幸运的是，爸爸和加特曼打开了他的眼界，激起了他很大的兴趣，向他指出了俄国运动的全部意义和真正虚无主义者英雄们的无比伟大。加特曼说，那些充斥大陆的所谓虚无主义者几乎全部是这样的人：他们离开了俄国，完全是因为不愿意劳动，想在别的什么地方找到不劳而食的谋生手段。他们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是流亡者。 请原谅，这封信写得这么长，可是还没有谈到你最关心的事。我故意想把信拖长些，为的是等邮差叩门，收到你的来信或你写的文章。我亲爱的沙尔，自从你一离开，我就感觉到，你对于我是多么宝贵，你不在时生活是多么孤寂！昨天和今天早晨我感到不大舒服：我这个病曾经多次很厉害地发作过，（不过每当发作过后，我又感到自己很好了）我的预感总是很应验的！！！孩子们象玫瑰花一样盛开，我眼看着哈利一天比一天结实。他开始非常注意和喜爱小狼［注：燕妮·龙格的第三个儿子埃德加尔的绰号。——编者注］所喜爱的一切，他从一个房间到一个房间跟着小狼转，要是小狼走开了，他就喊他。小埃德加尔是一个快活聪明的孩子，他那十分可爱活泼的样子常常使我想起我们可怜的小卡罗，我提心吊胆，这个可爱的孩子千万不要出什么事。你提起你的神经痛，使我很不安。但愿杜西的药治好了你的病。 你的燕妮 既然《正义报》刊载了你的文章，我怎么会只收到一份报纸呢？别忘记寄两份来。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8年6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黎 1878年6月8日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先生： 请您原谅，由于我的拖拉，没有答复您的盛情来信，但愿您不会过于见怪。起初，我患了几个星期的神经痛和剧烈的牙痛，假如您也曾患过牙痛，那么，您就能理解我为什么会没有写信的兴致了。此外，我目前正在为英国博物馆的一些文学团体（如乔叟学会、莎士比亚学会、语文学会等）工作，这项工作，几乎占用了我的全部时间。［注：见本卷第468页。——编者注］最后，我由于自己的懒惰而感到十分惭愧，不敢再提笔了。然而今天我鼓足了勇气，因为爸爸嘱咐我代他给您写几句话。目前，他的病很重，在现在的健康情况下，他不可能给您寄什么东西去供您的报纸［注：《平等报》。——编者注］发表。我认为，近来他过度疲劳了，因而必须有相当一段时间什么事情也不做。我相信，您一定会原谅他，并把这一切告诉您的《平等报》的同事们。 您约我为您的报纸撰稿，我对此表示感谢，但是，目前我办不到，因为我整天忙于博物馆的工作。 您对诺比林[512]有何看法？您对这个人是否有所了解？英国报界比德国报界更加卑鄙。很显然，它们巴不得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各国社会党人身上，从而再次加以迫害。这些报纸之所以兴高采烈，是因为德国势必出现某种程度的反动和恐怖，它们希望在这里也能搞点什么类似的名堂！我担心这对我们的朋友们，即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人将非常不利。稍微一点迫害无碍大局，而目前的反动则不是这样，因为报纸、集会，总之，一切宣传手段都被禁止。关于诺比林的详细情况，我们还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对反动的报纸不能相信。这第二次行刺的消息，使这里大为震惊。四面八方都是一片忿怒的嚎叫，这种嚎叫由于资产阶级满怀极端的恐惧而越加强烈。您要是知道关于诺比林的什么情况，希望来信告诉我们。 我们曾见到过札纳德利先生一两次。你是否发觉他有点狂妄？我对他了解得太少了，还不能对此作出判断，但是，我有这样一个感觉。 利沙加勒昨天去泽稷岛了。他临走前，托我向您致衷心问候。还有爸爸衷心地同您和考布握手。 您会很快来伦敦吗？您一定要来，并且应该在这里住上几天。 忠实于您的爱琳娜·马克思 注释： [512]指诺比林行刺威廉一世（见注390）。——第47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7年1月20日或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燕妮·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7年1月20日或21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 我亲爱的朋友： 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给您一点信息并使您想起我来，甚至当您遭到命运的新的可怕的打击时，我也没有反应，而您当然有权希望得到您的朋友们的同情。请您相信，我之所以没有写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同情心，而是因为您遭到不幸的消息使我万分悲痛，我不愿意用一般的同情和安慰的话来触动您的悲痛。我非常清楚，在遭到这样的损失之后，要恢复心灵的平静，是多么困难，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但是，生活却立即用它那些微小的欢乐和重大的忧虑、种种日常的操劳和细小的烦恼来帮助我们。短暂的忧虑压倒了巨大的悲痛，于是极度的悲痛就在不知不觉中缓和下去；当然这并不能使创伤，特别是母亲心上的创伤彻底愈合；但是在心灵中对新的痛苦和新的欢乐的新的感受性，甚至新的敏感性却逐渐苏醒过来。于是，就怀着一颗饱受创伤但总还有希望的心继续生活下去，直到这颗心最后完全停止跳动，永远安息。 我们的情况总的来说（阴云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总是有的）还不错。我的丈夫和杜西（我的小女儿）今年又不得不到过去曾对他们的健康有过良好影响的卡尔斯巴德［注：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去。这次治疗对我丈夫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回家以后在我们这个潮湿的多雾之国他感冒得很厉害，至今还没有摆脱非常讨厌的、几乎成了慢性的鼻炎和咳嗽。甚至动了个不大的手术——把喉咙中经常引起痰液的、已经松垂和变长的小舌割短些，到现在为止看来这也没有多大帮助。杜西在卡尔斯巴德得了场重病，回家时显得脸色苍白和消瘦。现在她的身体已经恢复了，正从事把德文或法文译成英文的各种翻译工作。她作为莎士比亚学会会员，翻译了波恩的德利乌斯教授关于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的一本小册子[304]，受到大家欢迎，德利乌斯教授给她写了一封高度赞扬的信，庆幸自己和学会有了这样的“同事”。这一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将为她开辟通往文学界和新闻界的道路，使她有可能在这里找到有报酬的工作，从而摆脱繁重的、过于劳累的工作——教书。她的未婚夫利沙加勒在布鲁塞尔出版了他的一本关于公社的书［注：普·利沙加勒《一八七一年公社史》。——编者注］。此书确实获得了成功，看来，销路不坏，现在正译成德文和英文。 至于我的丈夫，他现在正认真研究东方问题，并且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对于所有那些在关于暴行问题上进行投机的基督教骗子们和伪君子们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从今天的一些电讯上可以看出，俄国人——格莱斯顿、布莱特和所有那些自由、温和和快乐的人们心目中的文明传播者——似乎正在溜之大吉。） 除了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社会党人在德国的胜利[300]也同样引起他的注意；问题不在于他们将送这么多“人”到国会里去，而在于社会党人到处（甚至在柏林枢密官们的居住区）都获得了确实是非常之多的选票。看来，这种情况使钻营之徒、滥设企业者和吸血鬼们完全惊惶失措了。 龙格在春天得了神经热，这个病好得相当慢，直到现在他还很容易受刺激和很容易激动。他和过去一样，经常发火，叫嚷和争吵，但是我应该指出，可以赞扬的是，他继续认真地在皇家学院任教[40]，上司对他很满意。燕妮于5月10日又生了一个儿子［注：让·龙格。——编者注］，这孩子起初显得弱小可怜。现在他长出了唯一的一颗小牙，被喂养成一个肥胖、健壮和很好看的小家伙了，他是全家的乐趣。当他坐着四轮小车即家用小孩车回家来时，由老外祖母领头，大家都非常高兴地跑去迎接他，每个人都想争先抱到他。燕妮仍旧患气喘病和经常咳嗽，但这并没有妨碍她一丝不苟地履行她在学校里和家里的义务，既没有使她失去丰腴的体态，也没有使她玫瑰色的双颊上焕发的容光减色。拉法格和劳拉住得离我们也不太远。可惜，他们的事业，即按吉洛的方法从事印刷，目前进行得不太好。[41]大资本的竞争总是到处成为障碍。拉法格在同大资本的斗争中花费了很大力量。劳拉在家里和外面的一切事情上也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勇敢和极大的热忱。本来应该提醒拉法格注意这个谚语：“不是撑船手，休掌竹篙头”。很可惜，他背叛了老祖宗艾斯库拉普。[511]不过，最近似乎有了成功的希望，开始有了比较大宗的订货，而经常抱有幻想的拉法格现在指望着做一笔大“生意”。劳拉的身体已完全恢复，现在看起来容光焕发，充满青春活力，显得这样年轻，不知道她已经出嫁九年的人，还称她为“小姐”。 我们的朋友恩格斯，象往常一样，生活得很好。他向来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兴致勃勃，心情愉快，而他的啤酒（特别是维也纳的）给他带来很大的乐趣。关于其他熟人，我很少有什么可以告诉您的，因为我们见到的人不多，而和法国人，象勒穆修、赛拉叶这些先生们见面最少，布朗基主义者则一个也没见过面。我们对他们厌烦透了。符卢勃列夫斯基同土耳其大臣接洽了，打算在宣战之后立刻动身去土耳其。要是他早到那儿去，他会干得很好，因为贫困和负伤使他的生活很困苦。如果战争不爆发，他在这里就彻底完了，特别是考虑到他现在异常激动的心情。如果他找不到适当的工作，那真可惜。他确实是一个很有才能的正直的人。关于莫特斯赫德、埃卡留斯、黑尔斯、荣克等等这一类英国工人，请允许我不提他们了。他们全都是十足的坏蛋，过去叛卖，现在照旧叛卖，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来谋得其“正当的先令”。实在是可鄙的败类！［注：参看本卷第195页。——编者注］ 今天就此搁笔。我的丈夫至今还在徒然等候答应给他寄来的、由魏德迈收集的《论坛报》［注：《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者注］上的文章。如果您能关心一下这件事，把文章给他寄来，他会非常感谢您。他很需要这些文章。 纸快完了，就此写上我的丈夫、我的孩子们而首先是我对您和您全家的问候和衷心的祝愿。 您的老朋友燕妮·马克思 ［此信第一页上的附笔］ 列斯纳有一套带家具的房间，境况相当不错；每年生一个孩子——真是一个家兔窝。 注释： [40]从1874年起，沙尔·龙格在皇家学院教法文，而燕妮·龙格在克里门特·唐学校教德文。——第23、96、107、452、469页。 [41]保·拉法格1872年迁居伦敦以后不久，就与别人合伙开设了一家石印和刻版小工场。——第23、136、469页。 [300]指1877年1月10日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在这次选举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有十二人当选议员，他们获得了将近五十万张选票。——第222、225、226、228、234、292、468页。 [304]尼·德利乌斯的文章《莎士比亚作品中的史诗因素》于1877年发表在《德国莎士比亚学会年鉴》上（《JahrbuchderDeutschenShakespeare-Gesellschaft》）。它的英译文刊登在新莎士比亚学会学术论丛上。——第228、468页。 [511]艾斯库拉普是希腊神话中的医神，这里暗示拉法格的职业原为医生。——第46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6年11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黎 1876年11月25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好几个星期以来，我每天都想给您写信。好几次我已经动笔了，然而，不是这件事，就是那件事打扰，使我不能写完。 目前我的空闲时间特别少，因为我正在搞“国民教育局”的选举。这个负责领导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的国民教育局非常重要，主要是在同力图完全废除义务教育的所谓“教会派”的斗争中非常重要。我为一位太太——韦斯特莱克夫人竞选。虽然她正象几乎所有的英国妇女一样，实质上也是小市民，但至少她是一个完全的自由思想派，并且比那些参加竞选的男候选人要好些。我挨家挨户地收集选票，您无法想象，我看到和听到了多么有趣的事情。有些人家要求讲授的“主要是宗教”，另一些人家对我说：“教育是国家的不幸，教育将使我们毁灭”，如此等等。还有，当您遇到一个工人，他对您说，他想先“同他的老板商量一下”时，真令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 我们每天都收到《革命报》。您对它有什么看法？它能长期存在下去吗？至于我，我对这一点是有怀疑的。您对此意见如何？ 下星期利沙加勒著作的出版者基斯特梅凯斯先生将去找您。他是一个非常正直、非常正派的人。他去巴黎是为了商谈在巴黎出版这本书的有关事宜。为了不致引起警察的注意，不必向任何人谈起他的到来。 爸爸（他患重感冒和支气管炎已有几个星期了）非常着急，因为没有得到巴黎的消息。正如您所知道的，他给巴黎寄去了一包分册出版的书，想换回一本装订成卷的书［注：《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编者注］，但是不仅毫无所获，而且甚至杳无音讯。尊敬的先生，如果您对这件事有所了解，请您告诉他。 我看，该搁笔了，因为我的纸要写完了。今天就写到这里。上封信中，我已经告诉您，我的夹鼻眼镜戴着很合适，我越来越喜欢它了。 我们全家向考布和您致良好的祝愿。 忠实于您的爱琳娜·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6年8月16日和2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燕妮·马克思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6年8月16日和20日之间于伦敦］ 我亲爱的、尊敬的朋友： 您的宽宏大量确实使我感到羞愧，只要一看到您的第一封亲切来信的日期，或者甚至是第二封来信的日期，我就感到痛心疾首，真该忏悔。 在您面前我要真诚地说：“父亲，我犯了罪”［注：圣经《路加福音》第15章第18节。——编者注］。当我刚收到您的第一封信以后，我本来要立即回信，但有件事打搅了我，以致拖延了回信，而拖延就等于埋葬。这一拖，一天变成了一星期，一星期变成了一个月，而月儿几经重圆很快就成了一年，［注：这是谐音的双关语：《Monat》——月，《Mond》——月儿。——编者注］对于这一点，上帝和我们这些老年人知道得最清楚。年纪越大、时光越无情，日子就过得越快、岁月就飞逝得越快。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老年也总该有点什么长处。可青春、朝气和“美好”一去不复返，难道不是可怕的不幸吗；上了年纪又加上有病，这个感觉就更加明显，而近来我的情况正是这样，这就是我久久不给这样真正忠实的老朋友写信的最好的辩护词。几个月来我一直患头痛等等疾病，常常处于完全眩晕和迷糊的状态，仅仅由于这一点，我就不能写信了。在布莱顿住了三个星期，我的健康才稍有恢复。我的丈夫和小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上星期五［注：8月11日。——编者注］去卡尔斯巴德［注：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了，遗憾的是，他们俩都是因健康状况不佳，更确切地说是因病去的。这次旅行花费很大，以至所有其他的旅行和到别的地方去看望忠实的朋友们都不可能了，尽管我的丈夫很想有机会去游览一下勃朗峰和看望老贝克尔，但他还是不得不精打细算，限于疗养，放弃一切额外的旅行。我自己今年哪里也不能去，这个热得要命的鬼天气使我喘不过气来，弄得我非常难受。昨天我收到了卡尔斯巴德的来信。几经周折，他们终于在一个肝脏病疗养院安顿下来。在纽伦堡，他们为了找一个过夜的地方跑了几个小时。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面包工人正在开代表大会，此外，未来的音乐[49]的长号手和小号手们、齐格弗里特们、瓦尔库蕾们和《神的灭亡》的主人公们［注：齐格弗里特和瓦尔库蕾，是理·瓦格纳的两部歌剧《齐格弗里特》、《瓦尔库蕾》的主人公；《神的灭亡》也是理·瓦格纳的歌剧。——编者注］从四面八方云集于纽伦堡，所以他们两人只得无可奈何地离开那儿。后来他们又乘错了火车，经过连续二十八小时的纯粹唐·吉诃德式的四处漫游，才到达了喷泉之国。 您谈到的一切消息，使我很感兴趣，如果我今天没有对此详细地作出答复，那就请您归罪于酷热吧；酷热现在是许多事情的替罪羊。我至今没弄到您所需要的材料［注：参看本卷第430页。——编者注］，遗憾的心情简直无法向您表达。看来，靠代理人是不会有结果的。我经常给他写信。不久前我的丈夫收到波克罕一封来信，从这封信可以看出，他那里的情况稍微好些。我认为，最好、最可靠的办法是您亲自同他联系。他最清楚材料在哪儿，并能派人把材料找出来寄给您。至于您想要的其他书籍、文件等，我将找我们的老朋友列斯纳去办。恩格斯和我丈夫同旧的工人协会[424]再没有任何联系，这个协会已经堕落到了极点，变成了纯粹的愚人协会。 列斯纳至今一直巧妙地维持着协会，但现在也腻烦了。而他可能对您最有帮助，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可靠的人，在政治上一向特别坚定和忠诚。他是“宁死不屈”［注：根据一种说法，认为这句话是1815年6月18日滑铁卢会战时法国将军康布隆奈说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法国上校米歇尔说的。——编者注］的老近卫军的一员。因为我打算下星期到兰兹格特去看望我们的朋友恩格斯［注：见本卷第28页。——编者注］，我想在这以前把一切可能办的事情都和列斯纳一起料理好。我确信，您最好是直接和波克罕商量。他的地址是：英国哈斯廷斯市丹麦广场，西·波克罕收。 好吧，我亲爱的朋友，今天就此搁笔吧！ 我们大家都希望明年这个时候终于能够在“彼岸”，即在“亲爱的祖国”［注：麦克斯·施奈肯伯格的《守卫在莱茵河上》一诗中的用语。——编者注］重新会见所有的老同志。也就可以直接去看望老贝克尔了。 请接受衷心的问候。 您的老朋友燕妮·马克思 注释： [49]“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1850年发表的理查·瓦格纳《未来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27、228、463页。 [424]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341、357、410、46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5年10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爱琳娜·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巴黎 1875年10月25日于伦敦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希尔施先生： 随信寄给您一篇我母亲写的关于英国演员厄尔文先生的不长的评论文章。如果您能办到的话，妈妈希望把这篇文章刊登在《法兰克福报》上。［注：参看马克思1881年12月7日给燕妮·龙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5卷第234页）。——编者注］ 如果爸爸有时间，他就会亲自写一篇关于厄尔文先生的文章。厄尔文先生使我们很感兴趣（虽然我们并不认识他本人）。首先因为厄尔文先生是一个极有才能的人，同时也因为，整个英国新闻界在搞最卑鄙的阴谋，掀起了一场攻击他的真正的运动。如果您能使妈妈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我们将非常高兴。 我还要代表一个朋友——一位俄国太太——问您一下，您是否认为有可能在《辩论日报》上或者在《时报》或《世纪报》上刊登关于厄尔文先生的评论文章。 请原谅我这样麻烦您，因为您在法国和德国的新闻界有这样多的联系和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决定只好来找您。我希望，您能原谅我，不会太生我的气。 爸爸万分感谢您盛情地给他寄来报纸。他也和我们大家一样向我们的朋友考布致良好的祝愿。妈妈预先感谢您。 忠实于您的爱琳娜·马克思 妈妈嘱咐我告诉您，她不愿意让她的名字出现在《法兰克福报》上，但是，如果您想要说明这篇文章是谁写的，可以把这一点告诉“朋友们”。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80年12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伦敦 1880年12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请于本星期五晚上（七点钟）到这里来吃饭并迎接新年。 祝好。 卡·马·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0年1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12月24日于伦敦 老朋友： 急忙告诉你，我刚刚给你汇去了五英镑，即一百二十六法郎，希望你能收到。 当李卜克内西在这里的时候，我斥责了他在分配救济金时完全没有考虑到你，虽然你和许多柏林人——而他们中间还有明显的坏蛋——同样是，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反社会党人法[139]的受害者。现在他写信告诉我：我们会照顾贝克尔。请注意这点是否照办了，如果没有这样做，而你又不便于自己采取什么行动的话，那末请给我写封短信，我来替你办这件事。 新年好！ 你的老弗·恩格斯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1880年12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亨利·迈尔斯·海德门[510] 伦敦 1880年12月8日［于伦敦］ 阁下： 马克思夫人同大多数患慢性病的人一样，有时候突然不能起床，随后又重新能够同人们来往。她原以为过几天就能去看望海德门夫人，因此没有立即给她写信，但是本星期我们家里有大陆上来的客人，所以她要我告诉您，她下星期将荣幸地去拜访海德门夫人。 我欢迎您所说的办报纲领。您说您不同意我党对英国的观点，对此我只能答复说，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 在德国，工人阶级从工人运动一开始起就清楚地懂得，不经过革命，就不可能摆脱军事专制制度。同时，德国的工人也懂得，这样的革命，不预先进行组织、不掌握知识、不进行宣传和［字迹不清］，即使开始时是顺利的，但归根到底总会反过来反对他们。因此他们是在严格的法制范围内进行活动的。非法行为完全来自政府方面，它宣布工人为非法。[139]构成工人的罪状的不是行动，而是不合他们的统治者心意的观点。幸而，这个依靠资产阶级排斥工人阶级的政府本身，现在愈来愈使资产阶级不能忍受了，因为它击中了他们的最痛处——钱袋。这种情况不可能长期继续下去。 请代我向海德门夫人问好。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510]俄文是根据海德门《冒险一生记实》1911年伦敦版（《TheRecordofanAdventurousLife》．London，1911）一书译出的。——第45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1880年11月1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 曼都亚 1880年11月13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洛里亚先生： 我的妻子病重，家里一片混乱，因此我迟迟未能答复您9月14日的来信。遗憾的是，我个人的钱有限，不能供给您在伦敦逗留的费用；这尤其使我感到难过，因为我非常赞赏您的才能、您的学识和您在科学上的前途。 由于我深居简出，并且避免同英国新闻界来往，我能用来帮助您的影响和联系很少。我根据经验知道，在伦敦的意大利人中间，无论是在给报刊撰稿和私人授课方面，或者是在其他的谋生领域，都充满着最尖锐的竞争。 尽管如此，当议会复会时——因为在复会以前整个上流社会，即由一万人组成的上层都不在首都——我将同某些热心的和有影响的人士商量。烦请您告诉我，您是否能讲法语和讲一点英语。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880年11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 卡尔斯巴德 ［1880年11月12日于伦敦］ 大概您已经收到了我的妻子终于寄出的信。她和所有生病的妇女一样，对目前给她治病的那些医生总是不相信。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0年1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11月5日［于伦敦］ 匆匆又及。 亲爱的左尔格： 刚刚给你寄去了一封长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投邮之后，邮局关门之前，忽然又想起了一件关系到可怜的波克罕的事情。今年夏天当我从兰兹格特到哈斯廷斯去看他时，发现他病在床上，他要我写信给你，让你去找一个叫弗兰茨·穆尔哈德的人（霍布根市华盛顿街215号）。他欠我们的波克罕的钱，我记得是十英镑。这些钱是波克罕借给穆尔哈德作为去美国的旅费的；波克罕手里有穆尔哈德的借条。 祝好。 你的卡·马·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0年11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11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我长时间没写信的原因是：（1）工作太忙；（2）我的妻子病重，她病了一年多了。 你自己已经看到，约翰·莫斯特闹到了什么地步，另一方面，所谓党的机关报，苏黎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更不用说那里的《年鉴》了）是多么可悲；独揽大权的是赫希柏格博士。关于这一点我和恩格斯经常在书信来往中同莱比锡人进行争论，而且往往争论得很激烈。［注：见本卷第359—361、363、367—384、393—394、397—398、400—408页。——编者注］但我们避免任何公开干预。比较安稳地住在国外的人，不应当使那些在国内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并作出巨大牺牲的人处境更加困难，而使资产阶级和政府高兴。几个星期以前，李卜克内西来过这里，并保证一切方面都将“改善”。党组织已经恢复，这完全是秘密进行的，就是说，“秘密”到使警察不知道。 从一份俄国的社会主义报纸上我才完全看出了莫斯特的卑鄙。他在这份报上用俄文发表的东西，从来没敢用德文发表。这已经不是对个别人的攻击，而是对整个德国工人运动的污蔑。同时，这也清清楚楚地说明了他完全不了解他从前贩卖的学说。这是无稽之谈，它是那么愚蠢，那么荒谬，那么庸俗，以至最后变得一文不值，只能说明约翰·莫斯特的极端爱好个人虚荣。尽管掀起一片喧嚣，但是，除了在柏林的各式各样的败类中间之外，他在德国一无所获，于是他就同巴黎的巴枯宁主义者的余孽，即《社会革命报》的那伙人，结成了同盟（这个刊物的读者整整有二百一十人，但它有皮阿的《公社报》作为同盟者。那个怯懦的闹剧小丑皮阿——他的《公社报》把我说成是俾斯麦的得力助手——对我很恼火，因为我总是以极轻蔑的态度对待他，戳穿他利用国际来搞阴谋诡计的一切企图）。不管怎么样，莫斯特做了一件好事，把所有那些大喊大叫者——安得列阿斯·肖伊、哈赛尔曼等等，等等——组成了一个集团。 由于俾斯麦实行新的戒严［注：见本卷第447页。——编者注］和迫害我们党的党员，给党筹集经费是绝对必要的。关于此事我昨天已写信给约翰·斯温顿［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因为一个好心的资产者最适于做这种事），并告诉他可以向你更详细地了解德国的情况。 除了上面提到的一些琐事以外——在我们多年的流亡生活里，我们见到过多少这类突然发生，然后又化为泡影，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事！——整个说来，事情（我在这里指的是欧洲的总的形势）进行得非常好，大陆上的真正的革命政党内部也是这样。 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恰恰是《平等报》（主要是由于盖得转到我们这边和我的女婿拉法格的努力）第一次成了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连《社会主义评论》的马隆——虽然还带有同他的折衷主义本性分不开的不彻底性——也不得不声称自己（我们过去是仇敌，因为他原来是同盟[60]的创始人之一）信仰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即德国的社会主义。我为他写了《调查表》[506]，最初刊登在《社会主义评论》上，后来又印了大量单行本在法国发行。此后不久，盖得来到了伦敦，在这里和我们（我、恩格斯和拉法格）一起为即将到来的普选起草一个工人竞选纲领[507]。尽管我们反对，但盖得还是认为有必要把法定最低工资之类的废话奉献给法国工人（我对他说：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除了这些废话之外，这个很精练的文件在序言中用短短的几行说明了共产主义的目的，而在经济部分中只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的一个强有力的步骤，因此，它引起了法国一切以“制造云雾”为生的骗子手的强烈反对。虽然无政府主义者激烈反对，这个纲领还是首先在中央区，即在巴黎及其郊区被通过，接着又在其他许多工人区被通过。同时形成了这样一些工人团体，它们对纲领持反对态度，但是接受（那些不是由真正的工人，而是由游民以及少数受骗工人作为普通成员组成的无政府主义者团体不接受）纲领中的大部分“实际”要求，而在其他问题上则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观点，在我看来，这种情况证明，这是法国第一次真正的工人运动。在此以前，那里只有一些宗派，它们的口号自然是来自宗派的创始人，而无产阶级群众却跟着激进的和伪装激进的资产者走，在决定性关头为这些人战斗，而在第二天就遭到由他们捧上台的家伙的屠杀、放逐等等。 几天前在里昂出版的《解放报》，将是在德国社会主义基础上产生的“工人党”的机关报。 同时，就在敌人的阵营里——即在激进派的阵营里——过去和现在都有拥护我们思想的战士。泰斯在罗什弗尔的机关报《不妥协派报》上开始探讨工人问题；公社失败以后，他同一切“有思想的”法国社会主义者一样，来到伦敦时还是个蒲鲁东主义者，但由于跟我的个人接触和认真研究《资本论》［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此外，我的女婿［注：沙尔·龙格。——编者注］放弃了他在皇家学院授课的职位[40]，回到巴黎（幸好他的家属还留在这里），成为极左派的领袖克列孟梭的《正义报》最有影响的编辑之一。他工作得很有成效，那位在今年4月还公开反对社会主义，拥护美国的民主共和观点的克列孟梭，最近在马赛所作的反对甘必大的演说中，就不仅在总的倾向方面，而且在最低纲领的最重要的几点上，都转到我们这边来了。[508]克列孟梭是否会履行诺言，这根本不重要。无论如何，他已把我们的思想传播到激进党里去；说来好笑，仅仅作为“工人党”的口号出现的东西，激进党的机关报总是要加以轻视或嘲笑，而现在当他们从克列孟梭嘴里听到时，却当作奇妙的启示为之惊叹不已。 我未必需要告诉你，——因为你了解法国的沙文主义——关于牵动从盖得、马隆到克列孟梭这几个领袖人物的那些秘密的线，只限你我知道。不要把这些说出去。如果想要帮助那些法国先生，就得秘密地去做，以免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事实上，那些无政府主义者，已经把我们的合作者叫作在“大名鼎鼎的”普鲁士间谍——卡尔·马克思独裁统治下的普鲁士间谍了。 在俄国——《资本论》在那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有更多的读者，受到更大的重视——我们得到了更大的成功。在那里，我们一方面有批评家（大多数是年轻的大学教授，其中有些是我的朋友，还有一部分是评论家），另一方面有恐怖主义者的中央委员会[509]，它最近在彼得堡秘密印发的纲领引起了在日内瓦出版《土地平分》（这是从俄文按字面译成德文的）的旅居瑞士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的极大愤慨。他们——大多数（不是全部）是自愿离开俄国的——和冒生命危险的恐怖主义者相反，组成了所谓的宣传派（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斗作准备，而这种学理主义的所谓原则，是由已故的巴枯宁首创而流行起来的。 这次就写到这里。希望你尽快来信。我的妻子向你衷心问好。 完全属于你的卡尔·马克思 要是你能给我找到关于加利福尼亚经济状况的详细的（有内容的）材料，我将非常高兴，钱当然是由我付。我很重视加利福尼亚，因为资本主义的集中所引起的变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这里表现得如此露骨和如此迅速。 注释： [40]从1874年起，沙尔·龙格在皇家学院教法文，而燕妮·龙格在克里门特·唐学校教德文。——第23、96、107、452、469页。 [60]“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是米·巴枯宁于1868年10月在日内瓦创立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国际性组织，其中包括他创建的阴谋家的秘密联盟；同盟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等国家的工业不发达的地区和法国南部都有自己的支部。1869年同盟向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申请加入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同意在解散同盟这个独立组织的条件下接受同盟支部。巴枯宁加入国际后，实际上并未服从这个决定，而是打着国际的日内瓦支部的幌子使同盟混入国际，实则仍保留了同盟的名称。巴枯宁派在国际里进行公开的和秘密的破坏活动，力图使国际工人运动听从自己的指挥；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建立群众性的、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导致工人运动直接听命于资产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和国际总委员会坚决地对同盟进行了斗争，揭露它是力图分裂工人运动并使其离开独立发展道路的敌视工人运动的宗派。在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上，给予巴枯宁派以致命的打击，同盟的头目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胜利。——第34、207、263、451页。 [506]指马克思应《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的出版人贝·马隆的请求在1880年4月上半月所编写的《工人调查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50—258页）。1880年，贝·马隆在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高涨的影响下，不得不宣称自己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调查表》刊登在1880年4月20日的《社会主义评论》上（没有署名），并印成单行本在法国全国发行。——第451页。 [507]指茹尔·盖得和保尔·拉法格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起在1880年5月共同制订的法国工人党纲领。纲领以《社会主义劳动者竞选纲领》（《Programmeélectoraldestravailleurssocialistes》）为题发表在1880年6月30日《平等报》第2种专刊第24号上。纲领单行本第一版于1883年在巴黎出版，标题是：《工人党纲领》（《LeProgrammeduPartiOuvrier》）。在纲领的扉页上注明作者是茹·盖得和保·拉法格。——第451、478页。 [508]指克列孟梭于1880年10月29日在马赛发表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提出了进行某些民主的社会改革的纲领，例如：以收入累进税和遗产税代替间接税；取消工资计算簿；工人参加调整工厂内部的规章；把工人储蓄会交给工人自己管理；禁止雇用未到一定年龄的童工；缩短工作日，等等。这一纲领中有几项是克列孟梭取自法国工人党纲领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635—636页）。克列孟梭的演说表明，资产阶级激进派力图通过笼络工人来捞取政治资本。——第452页。 [509]指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第45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1880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约翰·斯温顿 纽约 1880年11月4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今天给您寄去一册法文版的《资本论》［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同时应该谢谢您在《太阳报》上所写的友好的文章。 除了格莱斯顿先生在国外的“轰动一时的”失败以外，这里的政治兴趣目前都集中在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上。为什么呢？主要地因为它是英国“土地问题”的前奏。 不仅因为英国的大地主也就是爱尔兰最大的土地所有者，而且因为英国的土地制度，一旦在那被讽刺地称为“姐妹”岛的地方遭到破坏以后，在本土也就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反对这个制度的是那些受高地租和——由于美国的竞争——低价格之害的英国的租地农场主，是那些终于忍受不了自己历来象牛马般受虐待的地位的英国农业工人，以及英国那个自称为“激进党”的政党。这个党包括两类人：第一类是党的思想家，他们力求通过破坏贵族的物质基础，即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来推翻贵族的政治统治。而躲在这些理论空谈家们的背后并驱使他们的是另一类人——狡猾、吝啬、会算计的资本家，他们完全明白，按照思想家们提出的办法来废除旧的土地法，只能把土地变为买卖的对象，而最后一定会集中到资本的手里。 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约翰牛非常担心，贵族的英国土地所有制在爱尔兰的要塞一旦丧失，英国对爱尔兰的政治统治也会丧失！ 李卜克内西要坐六个月的牢。因为反社会党人法[139]既没能摧毁，甚至也没能削弱德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以俾斯麦就更加疯狂地抓住他的万应灵丹不放，自以为只要更大规模地应用，就一定会收效。因此他把戒严扩展到汉堡、阿尔托纳和其他三个北部城市。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同志们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反社会党人法虽然没能破坏，也决破坏不了我们的组织，但是给我们带来了几乎负担不了的金钱上的损失。接济遭到警察破坏的家庭，维持我们保留下来的几份报纸，通过秘密通讯员保持必要的联系，在整个战线上作战——这一切都需要钱。我们的财力几乎耗尽了，不得不向其他国家中我们的朋友和同情者呼吁。” 就摘录到这里为止。 我们将在伦敦这里，在巴黎等地尽我们的力量去做。同时，我相信，象您这样有影响的人，也许可以在美国组织一次募捐。即使金钱方面的收获不大，在您所主持的公开集会上谴责俾斯麦的新政变，并在美国报纸上报道出来，在大西洋彼岸加以转载，这无疑会使这个波美拉尼亚州的hobereau［注：容克地主。——编者注］受到沉重打击，并为欧洲所有的社会主义者所欢迎。至于更详细的情况，您可以从左尔格先生（在霍布根）那里了解到。募集到的捐款请转寄莱比锡阿姆特曼肖夫的邦议会议员奥托·弗莱塔格先生。他的地址当然不能暴露，否则德国警察干脆会把捐款没收。 又及。我的小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她没有同我们一起去兰兹格特——刚告诉我，她把我寄给您的那本《资本论》中我的相片剪掉了，因为那纯粹是一张漫画[319]。好吧，一有好天气，我就再照一张给您作为补偿。 马克思夫人和我们全家向您致最良好的祝愿。 最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319]指《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中的马克思的相片（参看本卷第285页）。——第245、250、44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哈·考利茨(1880年10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哈·考利茨 伦敦 ［草稿］ 1880年10月28日［于伦敦］ 致哈·考利茨先生。 随信退回伯利先生的信。 至于同拉法格先生有关的事，您承认主要的一点：您未经他的许可，冒充是由他介绍来的。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 关于博伊斯特［注：阿道夫·博伊斯特。——编者注］，我用不着弄清楚，您什么时候在别的地方曾推荐他讲授所提到的课程。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从布里德林顿码头回来之后，您曾再一次表示愿介绍博伊斯特任教，并且当着我和肖莱马的面答应按过去商量好的办理。然而您言行不一，而博伊斯特不仅没有在背后攻击自己的“亲爱的考利茨”，相反，在特拉法加广场当面对他说了自己的意见，而且完全正确地补充说：我们三个人事先就断定，您根本不会履行诺言。如果不是为了避免因个人的事情而同曾与我有过某种政治联系的人绝交的话，我在这以后就会立即写信给您提出断绝关系。 至于“中央新闻”的谰言，我不打算去分析是谁散布的——是您还是莫斯特，因为我没有得到说出我的消息来源的许可，另一方面，因为在我看来一个奸细的信件根本没有任何价值。 如果一个人不得不作出象我对您作出的那种决定的话，那末这样做的根据不是当事人的某一个个别的不体面行为，而是经过长期观察的他的整个品德。此外，为了用另外一件同样有份量的事实来代替您所否认的事实，只要举出您自己承认的几乎每天同莫斯特及其同伙都有接触就足够了。 致敬意。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0年10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10月12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从李卜克内西那里了解到，你仍然需要钱，但是目前他们不能帮助你。事情很凑巧，我现在恰好为你存了一张五英镑钞票，我当即就把它寄出，折合一百二十六法郎。希望你尽快地顺利收到；但愿这能帮助你摆脱眼前的困难，直到莱比锡人能够为你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那是他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的确和德国那些被剥夺了生活资料的鼓动员一样，都是非常法[139]的受害者。 李卜克内西来过这里，并且答应说，苏黎世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的路线将会改变，将符合党原来的路线。如果这能实现，那就是我们所要求的一切。 祝你健康，精神振奋。 你的老弗·恩格斯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和某人(1880年10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欧根·奥斯渥特和某人[505] 伦敦 1880年10月5日于［伦敦］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亲爱的奥斯渥特： 非常感谢为博伊斯特［注：阿道夫·博伊斯特。——编者注］写的介绍信，所有这些介绍信都已寄出。 关于考利茨我收到了一封完全相同的信；现把我的回信抄在这封信的背面。我们大概不会因为伯［注：看来是指伯利（参看本卷第445页）。——编者注］而争吵。 您的弗·恩格斯 ［信的背面］ （副本）秘密。 先生： 考利茨先生去年春天到英国来的时候，给我带来了我在德国的一位老朋友的介绍信。信中说，考利茨先生出身于一个很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不伦瑞克的最好的公证人（在德国地位很高、权力很大）之一，他被热情地介绍给我。根据我自己从那时起对他的了解，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在教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关于这个问题，考利茨先生大概会让您去找一位专家，他一定能向您提供更满意的情况。 您的弗·恩· 注释： [505]这封信是因为考利茨请求介绍他去当教员而写的。——第44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1880年9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弗累克勒斯 卡尔斯巴德 1880年9月29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朋友： 多谢您的来信。妇女们有她们自己的想法，因此，我的妻子不愿意在表格这边填写回答。一般说来，她不愿意按照表格而愿意按照自己的方式回答问题。我没有看她写的信，所以我也不知道她的回答是否恰当，不过对于妇女们来说愿望是她们的天堂。 爱琳娜向您致亲切的问候。 完全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0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敦 1880年9月12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拉法格： 您事后才把全部情况告诉我，我怎能对您做生意的事提出意见呢？要是您早些把章程草案[504]寄给我，我就可以提出更好的意见了。您不要说没有拿到章程草案了；它一印好您就该要来。看来，您真是存心想让别人把自己偷光。 您说章程规定借款利息不得超过10％。告诉您这件事的人，准是估计到您会轻信的。第七十四条明确地说，董事有权按照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期限和条件去借款。诚然，我不知道，我也无从知道，议会的决议是否禁止有限公司按10％以上的利息借款。对此我表示怀疑。就算是这样，但是您眼前的事实就足以说明，没有人把这项规定放在眼里。您自己不是就写信告诉过我，格兰特要按10％的利息并在五年期满时付给20％作红利的办法去借三千英镑吗？二十除以五等于四，十加四等于十四；这样，您实际上要为借款付14％的利息。当别人要您相信格兰特不会从你们公司拿到10％以上的利息时，您怎么又不提这件事了呢？ 您又说，乔里斯和梅森握有对付格兰特的保证，这就是至少要经五分之四的股东同意才能作出新的决定，而格兰特只有50％的股票，所以没有取得你们的同意，他是什么也干不了的。 无疑，这是在愚弄你们。在整个章程里没有一个字提到五分之四的股东的问题。一切决定都由简单多数通过。可能议会的决议规定，要有五分之四的同意才能修改公司最初的章程。但是问题不在这里。我已向你指出，格兰特会怎样通过按10％的利息借款并要求符合他心意的红利的办法榨干公司的全部利润。第七十四条给他这样做的权利，甚至除了他的董事们以外，用不着去和任何人商量，而那些董事们，不管是谁，肯定都是他的傀儡。 其次，如果全部资本凑齐，共计为： （1）固定资本五千英镑，计五千票。 （2）优先股票每股五英镑（第四十九条），共三千英镑，计三千票，总共八千票。这个数目中，您、乔里斯和梅森共有二千二百五十票，这就是说，不是45％对55％，而是28％对72％。这总算超过五分之一，但超过不多。只要你们当中的某一个人卖出一些股票，那么你们就会连阻止修改公司章程的可能性都要丧失掉。也许别人会告诉你们并不打算把全部优先股票发行出去。但这种情况是否能长期继续下去，这将取决于格兰特。 此外还有一个条款可能影响到您，并使情况发生变化。第二十一条说，股东不等催收股金而自愿付清的话，就可以取得多至10％的利息。我想这个规定是适用于您的实付股票的；不过，如果真是这样，乔里斯和梅森会告诉您；至少我是这样想的。如果事实确是如此，您的大部分股票就能得10％的利息，这对您是很有利的。您要弄清楚情况是否这样。 总的来说，看了您这次来信，我觉得事情稍微有利了些。如果按这样重的利息借来的钱能限于头三千英镑，而这些钱又能过五年或更早一些还清的话，事情就顺当了。但是，我认为，为了支付所有这些巨大的开支，必须有特别大的利润。每个董事拿五十英镑，董事长拿一百英镑，经理拿若干英镑，在伦敦和巴黎的董事拿三百英镑，等等。所有这些都要出自相当于这些人的薪俸的三倍不到的三千英镑流动资本里！此外还要付14％的利息！ 关于乔里斯我不能写了，因为您说，您把我的信都读给他和梅森听。不然在这方面我还是有话要说的。不管怎样，一个金融家的“诚实”和某些人的诚实是不同的，即便在这类人当中他还算是正派的。 我得搁笔了，就要吃饭了。您要是没有别的办法，局面自然就是这样：您已经走得太远，想单独后退已经不行了。不过，请好好考虑一下，把我上面提到的几点弄清楚。 我现在的钱只够旅途上最必需的费用，也许连这也不够。我的支票本在伦敦，我要在星期六晚上才回去；在这以前，我是无能为力的。 如果您能把格兰特的事情拖延到我回来时，我们也许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我们大家［注：意即还代表赛·穆尔和阿·博伊斯特。——编者注］向劳拉问好。 您的弗·恩· 如果您不是马上要用公司的章程，就等我把它带回来。 注释： [504]指保·拉法格打算参加的格兰特的企业的章程草案。——第44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80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11] 彼得堡[412] 1880年9月12日于兰兹格特 阁下： 我无需向您说，如果我能够去做任何一件您认为有用的事[503]，这将使我感到很高兴，但是，只要简短地说一下我目前的处境，您就会相信，我现在不能从事理论工作。医生让我到这里来时，曾严格规定“不许做任何事情”，并且通过“悠哉游哉”［注：原文是《farniente》，是“悠哉游哉的乐趣”（《dolcefarniente》）的简略说法，出自小普林尼在书信集第八卷中所用的一句类似的拉丁话。——编者注］来恢复自己的神经系统，忽然，早就折磨着我妻子的疾病恶化了，有造成非常不幸的结局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挤出来工作的那一点时间，只能用到我无论如何应当完成的那些著作上去。 此外，对于广大读者来说最重要的事，也就是编制统计表和解释其中所包含的事实，您已经全部都做了。如果您要推迟发表您的著作，那是很遗憾的，我自己就急切地等待着它的发表。 在我的信里面，您认为对此有用的一切，您都可以自由支配。我担心的只是，这一类材料不多，因为我寄给您的只是一些片言只语。 目前的危机，就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和强烈程度来说，是英国以往经历过的危机中最大的一次。[435]但是，这一次令人奇怪的是，尽管有苏格兰和英格孟的一些地方银行的破产，却没有英国过去历次大规模周期性危机的通常结局——伦敦的金融破产。这种极不平常的情况——没有本来意义上的金融恐慌——是由于各种情况的特殊凑合引起的，现在来分析这些情况会使我扯得太远。然而，最具有决定性的情况之一是：1879年对黄金的巨大需求，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法兰西银行和德意志帝国银行协助下满足的。另一方面，美国营业的突然活跃——从1879年春起——影响到英国，对英国来说这是真正的deuxexmachina［注：直译是：“从机器里出来的神”（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意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编者注］。 至于农业危机，它将逐渐加剧、发展，并渐渐达到它的顶点；这将在土地所有制关系中引起真正的革命，而完全不取决于工商业危机的周期。甚至象凯尔德先生这样一些乐观主义者也开始“感到不妙”了。最足以说明英国人的迟钝的是：两年来，《泰晤士报》和各种农业报纸一直在刊登租地农场主的来信，他们在来信中列举他们用在土地耕作和改善农场上的费用，把这些费用同他们按时价出售产品的收入相比较，并说明他们所得的结果是明显的亏空。请想一想，这些专家对这些统计数字大谈特谈，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想到要问一问自己：如果在许多情况下把缴纳地租的费用从这些统计数字中完全删去，而在另外许多情况下“极其显著地”缩减，那末这些统计数字会是什么样呢？这就是碰不得的要害之处。虽然租地农场主自己已经不相信他们的大地主或者“帮闲文人”向他们提供的秘方，但是他们仍然不敢采取果敢的立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正受到农业“工人阶级”的威胁。整个说来，形势很好！ 我希望在欧洲不要发生普遍的战争。虽然归根到底战争非但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我指的是经济的发展），但是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 来信请照旧用我伦敦的地址，即使我暂时离开，这些信也总会给我转来。 忠实于您的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411]这封信的一部分曾由尼·弗·丹尼尔逊在《资本论》第二卷的俄文第一版（卡·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圣彼得堡版）序言中引用过。——第332、344、438页。 [412]在这封信的信封上爱琳娜·马克思用法文写了地址：“俄国圣彼得堡喀山桥列斯尼科夫大楼互贷协会尼·丹尼尔逊先生”。——第332、335、344、438页。 [435]指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中心是美国和德国。七十年代末，危机扩展到英国。——第345、438页。 [503]指丹尼尔逊提出的为俄国的一份杂志写一篇论述俄国改革后的经济的文章的请求。丹尼尔逊在1880年8月21日（9月2日）的信中向马克思提出了这项请求。——第43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0年9月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敦 1880年9月9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拉法格： 前天我给您的信写得很仓促，因为九点半我要出发到弗兰伯勒角旅行，我们的两位大自然研究者［注：赛·穆尔和阿·博伊斯特。——编者注］要在那里采集海草。我担心没有完全把话说清楚，因此现在再作一个简单的说明。 格兰特的计划最严重之处[502]在于，你们的股票价值的提高或下降甚至变得几乎一文不值，都将完全受他操纵。首先，他对头四本手册就预先规定自己一年得12％。假如总利润为15％，那末纯利润、股东的股息仅为3％；总利润为20％，纯利润、股息仅为8％，以此类推。而格兰特还打算给各地的董事规定慷慨的薪俸，在这种情况下难道还能够指望得到这样多的利润吗？我觉得这是十分值得怀疑的。 但是，假定总利润为20％甚至25％。那时格兰特会怎么办呢？他就会提出再借一笔钱来出版其余的手册。他将一口咬定说，他只有按15％或20％的利息才能借到这笔钱。这将通过投票决定，因为他有把握得到多数。只要您和乔里斯无法按较低的利息弄到钱，你们就斗不过他。这么一来，三千英镑按12％，三千英镑按20％——平均为16％。您自己会看到，如果一个企业还谈不到分红，就要负担这样的利息，那末它还能经营得下去吗？ 只要又需要资金，格兰特就会不受任何约束地按越来越高的利息向你们提供他的资金，而利息的大小将完全取决于他本人。因为这笔利息是归格兰特的，至少是大部分归他，所以使这些利息尽量接近于企业所提供的总利润，这对他是有利的。这笔利息只由他和借给他这些钱的人一起分，而纯利润则由他和其他所有股东一起分。 因此，实际上你们的实付股票的价值将越来越下降，并且这些股票将变得一钱不值，而这仅仅取决于格兰特。这就是说，按你们的版权将付给你们两人：（1）四百英镑，（2）当格兰特想摆脱你们的那一天，将付给你们每人三百英镑，（3）几乎没有价值并且几乎不带来股息的股票；总共每人五百英镑，而这还是在格兰特找不到办法来逃避付给三百英镑的情况下——而他要这样做并不太困难，他只要控告你们违反合同就行了。这将使你们打一场好官司，就是你们打赢了，您花的钱也会比三百英镑多得多。 格兰特不可能以您的信作根据。即使信里面包括有他所确认的东西，这些东西在约束你们的那一个月期满之后，也将毫无作用。 乔里斯和您的利害关系不一样。如果他不在乎自己的生意，并甘愿为了一年三百英镑而牺牲这一切的话，那末这只能说明，这些生意根本不值一提。乔里斯是要在伦敦住下去的。他既然已被格兰特吸收参加这笔生意，他就希望格兰特吸收他参加其他生意，他希望在一段时间内当格兰特的小伙计，直到他乔里斯有了很多钱和相当多的金融上的联系，离开格兰特也可以应付的时候为止。您却丝毫也不想这样做。您是要到巴黎去，您想靠这宗生意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您自己想想，按照格兰特提出的条件您能做到这点吗？ 您的律师显然也是一个小人，也希望向格兰特讨好。除了您一人以外，其他人都愿意这样做。因此就更不能匆忙地签订什么合同。 乔里斯保证说能找到必需的资本；很好，但是不言而喻，他应该按照您可以接受的条件去办这件事，而不能捆住您的手脚，去受头等高利贷者支配。 最好是向布雷德肖试探一下。他特别乐意同您在这里和在大陆上达成协议。哪怕是为了有可能压一下格兰特，这样做也是好的。能在他们两人之间选择一下就更好了。布雷德肖不会诈骗，那是前面那个人的专长。可惜，您再不能完全相信乔里斯了，因为他肯定地说，他已经不耐烦了，并劝您立即同意了事。 当然，这是事情的最糟糕的一面。也许格兰特的居心并不那么坏，但是只要合同一经签订，您就要受他的支配，这是毫无疑问的。 同格兰特这样的人打交道，是没有办法保证自己的利益的。您可以提出这样的条件：把全部纯利润用来偿还三千英镑借款，并且只要公司支付的利息超过6％就不分任何股息，但是这样的条件是不会被接受的，或者在第一次股东大会上就会找出办法来把它否定掉。而且这也只是最初一次三千英镑的保证，对于以后的借款来说这并没有意义。这只手还账，另一只手借款的作法，是荒谬的。 我劝你：尽力做到没有格兰特也能应付，如果您不能做到这一点，那至少要设法吓唬他一下，说您没有他也行，使他在偷您钱的时候比他原来打算的稍微慈悲一些。您的钱他反正是要偷的。 这里的天气仍然很好：总是出太阳，空气新鲜，刮东北风，洗海水浴已经有些凉了。今天晚上恐怕要象在兰兹格特一样穿大衣了。这里的游客同兰兹格特有很大的不同。都是些从里子、设菲尔德、赫尔等地来的小店主、小厂主、商人，他们的外表比兰兹格特的人土气得多，但却也显得稳重些；没有街头顽童。最令人吃惊的是，所有的女青年，都是十四岁到十七岁的少女，就是您称之为不漂亮的年龄的少女，不过这里还是有很漂亮的女孩子的。真正成年的姑娘根本碰不到或者几乎碰不到。只要她们一旦不再是少女，只要一穿上长连衣裙，看来就是已经出嫁了。这里碰到的所有十八岁以上的妇女都是由丈夫陪伴着，甚至还带着孩子。因此，可怜的博伊斯特温情脉脉地望着这些少女，却没能进行一次谈情说爱。爸爸和妈妈“时刻在岗位上”，好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普鲁士人“时刻在岗位上”一样［注：“君主应当时刻在岗位上”——弗里德里希二世《普鲁士政府报告》中的话。——编者注］。 向劳拉多多问好。两位植物学家［注：赛·穆尔和阿·博伊斯特。——编者注］向您致意。邮件已寄往苏黎世博伊斯特的父亲［注：弗里德里希·博伊斯特（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处。报纸将退还给您。我不知道马克思在哪里，我没有接到他的来信。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502]指拉法格同企业主格兰特就拉法格打算参加他的企业所进行的业务谈判。——第43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0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500] 伦敦 1880年9月3日于约克郡布里德林顿码头伯林顿街7号 亲爱的拉法格： 为什么要存放在日内瓦[501]？瑞士联邦政府的所在地是伯尔尼，而且瑞士的其他任何一个城市丝毫也不比日内瓦差。如果您没有我所不知道的特殊原因，存放在苏黎世也同样可靠，在那里会找到办理这件事情的人。如果您觉得这样做合适，就请您把所有的东西都寄到我这里来，再转寄给照管这些东西的人。 愿主张平等的《平等报》 安息吧！[497]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97]指保·拉法格参加编辑的法文报纸《平等报》由于缺乏经费于1880年8月暂时停刊。——第431、433页。 [500]这封信是恩格斯写在他同一天给劳拉·拉法格的信的背面的。——第433页。 [501]可能是指保存法国工人党文件的地点。——第43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1880年9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劳拉·拉法格 伦敦 1880年9月3日［于布里德林顿码头］ 亲爱的劳拉： 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来回答你亲切的来信。今晚我们参观了一位地质爱好者的收集品，明天我们要到弗兰伯勒角去旅行。这里的天气一直很好，真正的莱茵十月天气，这是我所见到的最好的天气了。天上没有一丝儿浮云，太阳很热，但同时有凉爽的风。你和拉法格为什么不来这里过一个星期呢，这里游人渐渐少了，房子和各种各样的设备都很充裕。 我自从在兰兹格特收到彭普斯的来信后，再没有得到她的消息，她的来信好象是8月15日写的。我立即给她写了回信，随后在上星期五［注：8月27日。——编者注］，也就是一个星期前，到伦敦时又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但没有回音。现在我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写信给萨拉或她的母亲尼科尔斯夫人了。尼科尔斯夫人在我不在的时候住在我们家。如果不太麻烦的话，你可否到那儿去一趟，把你了解的结果告诉我？因为我很不放心，我相信一定发生了某种误会，因而使我得不到消息。 现在是晚上九点半，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虽然有宜人的凉风从外边缓缓地吹进来，但还用不着穿上外衣。啤酒，啊，啤酒！你们哪怕仅仅是为了在码头饮食店，在那舒适的小咖啡馆里喝上一杯啤酒，花点时间到这里来也是值得的——多好的啤酒啊！ 穆尔和博伊斯特去“游乐场”（你知道，这在海滨是不可缺少的）听音乐和追逐烤鱼［注：双关语：“烤鱼”的原文是《Backfisch》，也有“少女”的意思。——编者注］去了，这里有佳品；你要知道，这种烤鱼是生活在陆地上的。穆尔和博伊斯特临走前都让我向你们俩［注：即劳拉和保尔·拉法格。——编者注］问好。 爱你的弗·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80年8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80年8月30日［于兰兹格特］ 亲爱的左尔格： 我这封信是从兰兹格特写给你的，现在我和妻子在这里[189]；在这以前我曾同她去曼彻斯特我的朋友龚佩尔特博士那里看病，她患了危险的肝病。 由于我们的这次旅行，我没有及时收到你的信。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如果你不能在美国弄到一笔钱，即二百美元，那只好不打这场官司[496]。《平等报》由于缺少三千法郎而停刊了[497]，从这件事你就可以看出这里的情况如何。按手续我将把这件事通知李卜克内西。 《太阳报》上的文章[498]已收到，非常感谢。这个人表明，尽管他有良好的愿望，但他对于他所写的东西缺乏起码的了解。 法律不管琐事，我把谄媚逢迎的杜埃[499]也看作是这种“琐事”。 致衷心的问候。 你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89]1880年8月初到9月13日，马克思全家在兰兹格特休养。——第110、427、431页。 [496]指有关林格瑙遗嘱的诉讼案（见注346）。——第431页。 [497]指保·拉法格参加编辑的法文报纸《平等报》由于缺乏经费于1880年8月暂时停刊。——第431、433页。 [498]指某个叫哈泽尔廷（Hazeltine）的人评论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的文章。——第431页。 [499]左尔格在1880年8月1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他把刊有杜埃文章的纽约报纸寄给了恩格斯。——第43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0年8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8月17日于兰兹格特 老朋友： 你的明信片直到今天才转到我这里[187]，我立即给你汇去了两英镑，合五十法郎若干生丁（汇款时我写的是我在伦敦的地址）。当然，我们不能自己在这里的海滨浴场休养，而让你被赶出家门。这点钱不值一提：我们已经有四十年在同一旗帜下进行战斗，听从同样的召唤，在这样的老战友之间的这种帮助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大家都在这里：马克思、他的夫人、女儿、女婿和外孙们［注：燕妮和沙尔·龙格，劳拉和保尔·拉法格以及龙格的三个儿子让、昂利和埃德加尔。——编者注］，在这里住对马克思特别有好处；希望他能完全恢复健康。遗憾的是，他的夫人已经病了很久，但是精神还算好。下星期我又要回伦敦去，但是马克思还要在这里尽可能多住些时候。 我还想顺便告诉你，关于信件的事发生了很大的误会。马克思从来没有从你那里收到要他保存的信件，但是波克罕那里大约有你的几封信。当马克思夫人到日内瓦你那里去的时候，你曾通过她请马克思向波克罕要这些信。［注：参看本卷第464页。——编者注］然而波克罕肯定说，他从来没有收到你的任何信件。因此，我们在这里完全不明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总之，但愿你现在，至少在目前摆脱了极端的困境，哪怕是稍微松一口气也好。 我们大家，特别是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格斯 注释： [187]1880年8月中到9月19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和布里德林顿码头休养。——第110、424、42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1880年8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巴黎 1880年8月5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在我给您寄到比阿里茨去的那封短信［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之后，我只能对您说，除了您在上次来信中自己所列举的以外，我的确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文件和报告可向您介绍了。不过，等暑假结束，我的一些熟人回来以后，我还可以再打听一下，如果能找到新的东西，我将给您寄往莫斯科[494]或者写信告诉您。为了使这种通信看起来毫无危害，我将用英文书写，并署名艾·白恩士。您从那里给我来信，可寄交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艾·白恩士小姐。信内不必再加信封，她是我的内侄女。 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您关于自己在莫斯科的活动以及您可能在地方自治局主席的协助下开办一所技工学校的叙述。我们这里也有俄国所有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报告和整个俄国经济状况的非常出色的材料。可惜我目前无法查阅，因为这些东西都在马克思那里，而他和他的全家现在都在海滨疗养地。[189]同时，这些材料对于我答复您的问题[495]也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回答您的问题必须对家庭工业的有关部门有所了解，需要对它们的经营状况、它们的产品、它们的竞争能力有所了解，而这些情况只有在当地才能了解到。一般说来，我认为您所提到的那些工业部门，至少是其中的大部分，可能在一段时间内还有能力和大工业竞争。这种工业变革进行得极其缓慢；在德国，在一些部门中甚至连手织机都还没有完全被排挤掉，而在英国，手织机早在二三十年前就从这些部门里被排挤出去了。俄国在这方面可能走得更慢。那里，在漫长的冬季农民有很多的空闲时间，他们只要每天随便干点什么活就总能有相当的收入。这种原始的生产方法当然逃脱不了最终的灭亡，而在工业高度发达的国家，例如在这里，可以肯定地说，加速这种瓦解过程要比延缓这种过程更人道一些。俄国的情况很可能有所不同，何况那里的整个政治局面无疑将发生巨大变动。正如您所确信的，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在德国或其他地方，所带来的好处是微不足道的，而在俄国也许能够在某些方面帮助人民度过政治上的危机，并把他们的工业维持下去，直到他们自己有可能表示自己的意见的时候为止。而在这一方面学校或许就能够使他们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自己究竟应当说些什么。在人民中传播的一切真正的启蒙因素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实现这个目的。如果技术教育能够一方面设法至少使那些最富有生命力的最普遍的工业部门的经营比较合理，另一方面又对儿童事先进行普通技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比较容易地转到其他工业部门，那末，技术教育也许就能够最快地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我远离这一切，所以除了这种一般看法之外，未必能再说出些什么来。但是有一点我看是相当肯定的，这就是莫斯科省由于远离产煤区而且目前就已经感到木柴不足，所以还不会很快成为一个大工业的基地。因此，尽管由于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某些大企业有可能得到发展，例如弗拉基米尔省的舒雅和伊万诺沃的棉纺织工业，但是某些种类的家庭工业，即使有种种周折，仍能维持一个较长时期。归根到底，只有使农民得到更多的土地，并且共同耕种，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 您信中所谈关于公社和劳动组合已经开始瓦解的消息，证实了我们从其他来源得到的材料。即使这样，这种瓦解过程可能还要延续很长时间。因为西欧总的潮流是向着正好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在即将来临的震荡中必将异乎寻常地加强起来，所以可以预料，在近三十年来出现了那么多有批判头脑的人物的俄国，这种潮流也会及时地变得足够强大，以至还能在人民千百年来的天然的协作本能完全泯灭之前，求助于这种本能。因此，生产合作社和人民中间实行合作的其他形式，在俄国也应当以不同于西方的观点看待。但是，当然它们毕竟还是一些微小的治标办法。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89]1880年8月初到9月13日，马克思全家在兰兹格特休养。——第110、427、431页。 [494]哥尔布诺娃在1880年7月25日的信中说，她很快要回莫斯科去，并给恩格斯写了她的地址：莫斯科，大莫耳恰诺夫卡，托波罗夫大楼。——第427页。 [495]哥尔布诺娃曾就在俄国组织技工教育一事向恩格斯求教。——第42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1880年8月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比阿里茨 1880年8月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匆忙中写几句。几天来我家里满是从外省到我这里来的朋友。现在把地址告诉您： 巴黎给-吕萨克路40号达科斯塔先生。 因为我同老头只见过一面，而且时间不长，所以他大概不记得我；但是，您只要讲明下述情况就会起到介绍的作用：马克思特意为您通过自己的女婿龙格（他同小达科斯塔［注：沙尔·尼古拉·达科斯塔。——编者注］是朋友）弄到他的地址并告诉了我。 本星期我将有时间比较详细地写信给您，寄往巴黎邮局待取。 致深切的敬意。 弗·恩格斯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1880年7月2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敏娜·卡尔洛夫娜·哥尔布诺娃 比阿里茨 1880年7月2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夫人： 您从比阿里茨的来信[491]经过某些周折之后顺利地寄到了我这里，我在此地已经住了十年。现在赶紧向您介绍一下我掌握的情况。 我和我的朋友马克思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两人都认为，关于英国的技工学校，此地没有比您掌握的官方报告[492]更好的资料。关于这个问题的其他非官方的资料几乎完全是夸张，要不然就纯粹是为某种招摇撞骗行为吹嘘。我打算查看一近年来国民教育局和教育部的报告，看看那里是否能找到一点会使您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您能费心告诉我，大约过两个星期或到秋天的时候（因为我要离开伦敦一段时间[187]），给您的信或邮件该寄往何处，那时我将更详细地告诉您这方面的情况。此地对于青少年的技工教育比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的情况还要糟糕；所做的事情通常只是为了装饰门面。您大概从报告本身也已经看出，同大陆上的技工学校完全不一样，这里的“技工学校”是一种感化院，一些无人照管的孩子按照法院的判决被送到这里来呆若干年。 不过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尝试大概一定会使您更感兴趣。美国人就这个问题给巴黎博览会[439]送去了极丰富的材料，这些材料想必是留在黎塞留街上的大图书馆[493]里。您可以到那里从博览会的目录中了解到这方面更详细的情况。 以后我将设法给您找到巴黎的一位达科斯塔先生的地址，他的儿子［注：沙尔·尼古拉·达科斯塔。——编者注］是一八七一年公社的参加者。老达科斯塔从事国民教育方面的工作，对自己的职业非常热心，一定很愿意帮助您。 成年工人继续受教育的学校在这里一般也没有多大价值。如果在什么地方也做了一些好的事情，那只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和个别的人，也就是说这是局部的和暂时的现象。在所有这些事情上这里经常碰到的只有一种情况：招摇撞骗。最好的学校很快就被致命的因循守旧葬送掉，而公益事业越来越成为职员们捞取薪俸的最方便的借口。这是常见的现象，连中等阶级——资产阶级——的子弟受教育的学校也不例外。近来我恰好在这方面又碰到了值得注意的例子。 非常抱歉，我自己不能向您提供新材料。可惜多年来我没有机会研究国民教育发展的详细情况。不然的话，如果我能向您指出更多的资料，我是会很高兴的。我们最深切地关心在俄国这样的国家中一切有助于国民教育的事情，以及哪怕是间接地有助于那里的运动的事情，因为俄国正处在全世界历史性危机的前夜，那里建立了具有前所未闻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毅力的从事运动的党。 致深切的敬意。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187]1880年8月中到9月19日，恩格斯在兰兹格特和布里德林顿码头休养。——第110、424、429页。 [439]指1878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第346、425页。 [491]指哥尔布诺娃1880年7月写给恩格斯的信，她在信中说她对于各国的职业教育感到兴趣，表示愿意在俄国实际运用这方面的经验，她请求恩格斯向她介绍英国关于职业教育问题的资料。——第424页。 [492]指所谓的蓝皮书（见注350）《1861年英国国民教育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Reportsofthecommissionner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stateofpopulareducationinEngland1861》）和《关于感化院和技工学校的报告》（《Reportsofreformatoryandindustrialschool》）。——第424页。 [493]国立图书馆座落在巴黎黎塞留街上。——第42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1880年6月2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 海牙 1880年6月27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的医生极力劝我在一段时间内停止一切工作，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妻子病得很危险使我耽搁了的话，我可能已经离开伦敦到海滨或山区什么地方去休养了。但是，按上面所写的地址寄来的信总会寄到我手里，因为会把这些信给我转来。 然而，不管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如何，仅仅由于我不太懂荷兰文而无法判断这种或那种表述是否恰当，我也不能满足您的请求[487]。 但是从我在《社会科学年鉴》（第一年卷下半册）上读到的您的文章[488]来看，我毫不怀疑，您是向荷兰人简要叙述《资本论》的完全合适的人。我还要顺便指出，施拉姆先生（卡·奥·施·第81页）对我的价值理论的理解是错误的。[489]《资本论》中有一个注说，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和生产价格[490]（因此更不要说市场价格了）混为一谈是错误的。他本来从这个注里就可以看到，“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因而“价值”和围绕“生产价格”而波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属于价值理论本身，更不能用经院式的一般词句来预先确定。 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册[204]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致衷心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204]马克思在写作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的计划和结构。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打算把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付印并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116、118、169、332、392、424页。 [487]荷兰社会主义者斐·多·纽文胡斯在1880年6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马克思审阅他用荷兰文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简述。纽文胡斯的著作以《卡尔·马克思。资本与劳动》（《KarlMarx．Kapitaalenarbeid》）为题于1881年在海牙出版。——第423页。 [488]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1880年苏黎世—奥伯施特腊斯版第一年卷下半册书评栏内，发表了纽文胡斯的两篇书评：一篇评爱·哈特曼《道德自我意识现象学》一书，另一篇评列维《英国的“讲坛社会主义”》一书。——第423页。 [489]指卡·奥·施拉姆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1880年苏黎世—奥伯施特腊斯版第一年卷下半册上发表的《关于价值理论》这篇短评。在这篇短评中施拉姆在引用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一页时，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作了不正确的结论。——第423页。 [490]指《资本论》第1卷第4章的注37。马克思在这个注中用同义的术语“平均价格”来代替“生产价格”这个术语。——第42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80年5月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80年5月初于伦敦］ ……［注：信的开头部分残缺。——编者注］以便没有直接受到禁止也把整个事业断送殆尽。 要使哈赛尔曼先生的危害很快消除，只需把那些真正使他丢丑的事实公布出来，使他在帝国国会中无法活动，也就是说，只需采取公开的革命态度，就可以做到；而且只要用一种非常平静的语调就能做到这一点，正如您在论迫害的演说中很成功地做到的那样。[484]但是，如果象经常发生的那样，总是担心庸人们把你们看得比你们实际上更为极端，而且，如果附上的《科伦日报》剪报上关于社会民主党人曾提议恢复家庭自制产品在交易中的行会特权这个消息属实的话，那末哈赛尔曼之流和莫斯特之流就能毫不费力地进行活动了。 不过，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党现在所依靠的，是个人通过国内旅行来保持和组织的那种静悄悄的自发活动，而这种旅行是无法禁止的。我们在德国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敌人所做的一切都有利于我们，一切历史力量都有助于我们，还因为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对我们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地让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俾斯麦确实为我们做了巨大的工作。［注：参看本卷第312和414页。——编者注］现在他为我们赢得了汉堡[485]，而且还准备把阿尔托纳和不来梅送给我们。民族自由党人[486]也在为我们工作，甚至当他们什么也不干，只是任人拳打脚踢和投票赞成捐税的时候，也是如此。天主教徒们也在为我们工作，他们起初投票反对非常法[139]，后来又投票赞成，因而同样也被俾斯麦放在一种由内阁任意摆布的地位，也就等于被置于非法地位。同目前各种事变为我们所做的相比，我们自己能做的一切是微不足道的。俾斯麦狂热地进行活动，造成一片混乱，使一切越出常轨，而无法带来任何稍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他无益地从庸人身上榨取最大限度的捐税，他今天追求这个目的，明天又追求完全相反的目的，他把庸人强行推入革命的怀抱，而不管庸人是如何乐于在他的脚下摇尾乞怜，——俾斯麦的这种活动是我们最强有力的同盟者。我很高兴，您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断定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出现向左转。 法国的情况也很好。我们的共产主义观点在那里正到处为自己开辟道路，而在宣传这种观点方面做得最好的，主要是不久前还是无政府主义者的那些人，他们已站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尽管我们为此没有费一点力气。这样，在欧洲的社会主义者中间，就形成了观点的一致。至于那些仍然徬徨不定的人，自从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最后的宗派自行瓦解之后，已不值一提了。那里，正如您注意到的那样，资产阶级和农民中也正出现愈来愈向左转的过程。不过还有一个困难：这种向左转首先将导致复仇战争，而这是应该避免的。 这里的自由党人的胜利至少有一点好处：破坏了俾斯麦的外交把戏。现在他不得不打消对俄战争的念头，而且大概又要象往常那样，把他的同盟者——奥地利——出卖给什么人了。奥地利人早在1864—1866年间就亲身遭遇过这种事：俾斯麦之所以寻找同盟者，就是为了要出卖他们。但是奥地利人太愚蠢，他们还会再次上当。 俄国的情况也好极了，尽管存在着合法谋杀、流放和表面上的平静。财源枯竭已无可救药。没有国民议会的保证，任何一个银行家都不会给予贷款。因此现在只好采用借内债这个最后的措施。借内债在纸面上可以办到，而实际上必将完全失败。如果直到那时还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件，那末，就最终不得不召开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议会，只要能弄到现金就行。 马克思和我向您和李卜克内西衷心问好。 您的弗·恩·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484]1880年4月和5月，帝国国会讨论关于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的问题。在三读关于把非常法延长到1886年的法案时，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议员、过去的拉萨尔分子哈赛尔曼在5月4日发表了极端“革命的”演说，表示赞同俄国恐怖主义者和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并公开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路线。《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在1880年5月16日第20号上声明，哈赛尔曼已经自己置身于党的队伍之外。 恩格斯所说倍倍尔论迫害的演说，看来是指倍倍尔1880年4月17日在帝国国会中的演说，他在演说中谈到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期间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第421页。 [485]在1880年4月27日帝国国会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人在汉堡得到了一万三千一百五十五张选票；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曼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第421页。 [486]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第394、42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1880年5月4—5日左右)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保尔·拉法格[483] 伦敦 ［1880年5月4—5日左右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以上论述是我（昨天晚上）同恩格斯商量的结果。请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改变内容。 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483]这封信马克思写在他为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这本著作的法文版写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59—263页）的最后一页上。——第42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1880年5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保尔·拉法格 伦敦 1880年5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拉法格： 我们对马隆提出的导言怎么办？[480]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是这里问题在于事实，而他到哪里去找事实呢？1843年到1863年的德国社会主义历史还没有写出来，而马隆在苏黎世的德国朋友们对于他们投入政治生活以前的这一时期几乎毫无所知。因此，马隆的导言自然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事实，同时却陷入未必能使法国读者感到兴趣的细节，此外，这个导言有很多相当严重的错误。就拿其中的一个错误来说吧：拉萨尔从来没有当过《新莱茵报》的编辑。他甚至从来没有给该报撰过稿，除了只在一期上登过一篇小品文以外，而且这篇小品文也由编辑部完全改过了。拉萨尔这一时期只是在办理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同她的丈夫离婚的案件。[481]即使他向我们表示愿意担任编辑，我们也会断然拒绝同一个从事这种声名狼藉的案件而势必从头到脚污秽不堪的人合作。无论马克思或者我都从来没有同拉萨尔合作过。大约在1860年，他向我们建议在柏林合办一份大型的日报，但是我们的条件在他看来是不能接受的。[482] 如果需要有人向法国读者介绍我的话（这是非常可能的），那末，在我看来，只有您可以做这件事，因为我的文章是由您翻译的；只有您一个人能够得到必需的资料，我已请马克思把这些资料交给您。我认为，无论是对您，或者是对我自己，我都有责任不同意任何其他的人。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480]指贝·马隆给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法文版写的导言。这本著作由保·拉法格翻译，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Socialismeutopiqueetsocialismescientifique》）为题于1880年在巴黎出版。这本著作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而出版的，是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和第三编的第一、二两章）改写成的独立的通俗的著作。这一著作首先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LaRevuesocialiste》）上，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同年出版。法国社会主义者贝·马隆想给这本著作写导言，但是他的方案不能接受，这本著作的导言是由马克思写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259—263页）。在这本著作中，导言由拉法格署名，马克思请拉法格“在词句上加以修饰，但是不要改变内容”（见本卷第420页）。——第419页。 [481]拉萨尔在1846—1854年办理了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的离婚案。拉萨尔过分夸大为一名旧贵族家族成员作辩护的这一案件的意义，把这件事同为被压迫者的事业而斗争相提并论。——第419页。 [482]指拉萨尔1861年1月向马克思提出的在柏林共同办报的建议。但是拉萨尔提出的条件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参加。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和拉萨尔共同办报的原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马克思1861年1月29日、2月14日、5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第41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80年4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80年4月1日于伦敦 老朋友： 告诉你，我已给你汇去四英镑，折合一百法郎八十生丁；希望你能尽快收到。但愿在严冬终于过去之后，你和你夫人的身体已经好转。我们在这里过得还可以。马克思夫人还没有复元，马克思的身体要能再好一些就好了。冬天以后，他总有一段时间很不舒服，痉挛性咳嗽使他不能安眠。 一般说来，1850年的历史又在这里重演。[478]工人协会分裂为各种各样的集团：这里是莫斯特，那里是拉科夫，我们好不容易才没有卷进这场纠纷。这一切只不过是杯水风浪，它对于参与其事的人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影响，使他们学到一些东西，但是，这里的一百来个德国工人是拥护这些人还是拥护那些人，这对世界历史的进程是毫无影响的。他们哪怕能对英国人产生一些影响也好，但是这也根本谈不到。莫斯特由于一种要干一番事业的莫名其妙的渴望，是不会安静的，但是他又根本不能把任何事情进行到底。在德国的人们大概根本不想理会这种说法：既然莫斯特被驱逐出了德国，那就是说，革命的时刻来到了。《自由》拚命想成为世界上最革命的报刊，但是，光在每一行字里重复“革命”这个词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幸运的是，这家报纸写什么和不写什么，其意义是微不足道的。苏黎世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也是这样，它今天宣传革命，而明天又声称暴力变革是极大的不幸；它一方面害怕莫斯特的调子比它唱得高，另一方面又担心工人们会认真看待自己的高调。请在这《自由》的夸夸其谈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短见之间选择吧！ 我担心，我们在德国的朋友们在当前应该保持的组织形式问题上会产生错误看法。我不反对那些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来担任领导，因为没有别的领导。但是，他们不能够要求，而且也得不到老的党领导所能要求的绝对服从，而老的党领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选出来的。在目前没有报纸、没有群众集会的条件下，尤其如此。现在，组织在外表上越是松散，它在实际上就越是坚强。与此相反，人们却要保存旧的体制：党的领导的决定就是最后的决定（虽然没有代表大会来纠正领导的错误并在必要时罢免它），谁要是触犯了领导人之一，谁就是叛逆者。在这种情况下，其中比较优秀的人自己就会意识到，他们中间也有各种各样无能而且不完全纯洁的人。确实，他们除非是目光过于短浅才会看不到，不是他们在对自己的机关报发号施令，而是赫希柏格借助于自己的钱袋在发号施令，而他的庸人朋友施拉姆和伯恩施坦则同他串通一气。据我看，老的党及其原先的组织正在结束。如果欧洲的运动，象预期的那样，很快重新活跃起来，那末德国无产阶级的广大群众就会投入这个运动，1878年的五十万人[479]成为这些群众中有训练的、有纪律的核心，而继承了拉萨尔派传统的旧的“严格的组织”，到那时将成为一种障碍，但是，它即使能挡住车轮，却挡不住滚滚洪流。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人所做的一切，只会使党陷于瓦解。第一，他们强迫党经常保持着老的宣传员和编辑，为此又把一大堆报纸强加于党，这些报上除了蹩脚的资产阶级小报上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货色。而工人们竟应该长期忍受这一切！第二，在帝国国会和萨克森邦议会中，这些领导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得如此温顺，使自己和党在全世界面前丢脸，他们向现任政府“积极”建议在各种细小问题上怎样做得更好一些，等等。而被宣布为非法的、被捆住手脚听任警察当局恣意摆布的工人们，却应该认为这样就是真正地代表他们！第三，《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庸人的小资产阶级性，得到这些人的赞许。他们在每一封信里都对我们说，决不要相信似乎在党内出现了分裂或产生了意见分歧的说法；但是每一个从德国来的人都肯定地说，领导的这种做法把大家完全弄糊涂了，在那里大家根本不同意这种做法。由于我们的工人们具有已卓越地表现出来的那种品质，情况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德国的运动的特点是，领导的一切错误总是由群众来纠正。当然，这一次也会是这样。 喂，振作起来，并给我们写信。波克罕还是象原先那样行动很不方便。［注：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 你的弗·恩· 注释： [478]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分裂。早在1850年夏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就尖锐化了，这个集团坚持宗派主义的冒险主义策略，它无视欧洲的现实情况，主张立即发动革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坚决地谴责了维利希—沙佩尔分裂主义集团。 但是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大多数会员站在这个集团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一道退出了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第416页。 [479]在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前不久，1878年7月30日的帝国国会选举中，有四十三万七千多选民投票赞成社会民主党人。——第41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赫·迈耶尔(1880年3月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赫·迈耶尔[477] 伦敦 ［草稿］ ［1880年3月底于伦敦］ 赫·迈耶尔先生： 您3月25日的盛情的来信，直到3月27日星期六夜晚我才收到，所以我已无法接受您的邀请。 在此地和其他地方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最近产生了分裂和意见分歧的情况下，我目前既不能站在这一边，也不能站在另一边，何况我对苏黎世《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立场和伦敦《自由》的立场都同样予以谴责。［注：见本卷第351、352、354—355、357、364—367、383—384、387—388、393—410、417页。——编者注］ 请您费心把这一点告诉理事会。 致深切的敬意。 注释： [477]这封信是写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424）会员迈耶尔1880年3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上面的。迈耶尔把协会改组和分裂的情况告诉了恩格斯，并邀请他出席协会1880年3月27日的会议。——第41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1880年3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贝尔纳德·克劳斯 伦敦 ［副本］ 1880年3月26日于伦敦 亲爱的克劳斯博士： 我完全忘记了今天是耶稣受难节，因此我同女儿爱琳娜在十二点去时发现“罗亚尔”咖啡馆关着门，我们等到一点，因为您没有来，我们就去［注：在这封信的副本中，这个字上面加了一个问号。——编者注］您住的旅馆了。请您费心今天就写信给我（好让我明天能得到答复），您可否在星期日五点（而不是两点）到我们这里来进餐。 爱琳娜小姐向您问好。 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1880年2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卡尔·希尔施 伦敦 1880年2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多谢寄来的银行支票，现退还给你。但是我一点也不明白“按三百四十生丁转让”是怎么回事。我根本找不到这个数目和马克以及奥地利货币之间的合理关系。如果有人能告诉我们，二百奥地利古尔登可以折合多少马克，那么波克罕就能够决定怎么办，并且我想，他大概会把这些古尔登寄给那个人兑现。 你的弗·恩·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80年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80年1月10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由于马克思家里添了孩子[165]，和从曼彻斯特来的我们的两位朋友［注：看来是指卡·肖莱马和赛·穆尔。——编者注］到我这里作客，节日的忙乱相当可观，你的信就在这种最忙乱的时刻寄到了。要转寄你的信，我需要查一下最新的邮政地址簿，但是手边没有。本星期初我终于找到了地址簿，并把你的信寄往： 不列颠北部（N．B．）汉密尔顿附近 威尔小山（地址簿上是：Wellhl．） 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议员先生。 两个人［注：托·伯特和亚·麦克唐纳。——编者注］当中麦克唐纳是更大的坏蛋，但是他同煤矿工人有比较密切的正式联系。可能在我的信寄到以前你就会收到他的回信。在议会开会以后，你可以把信直接寄往下院交亚历山大·麦克唐纳。 因为你说你已向麦克唐纳要了你在信中所要的文件，所以在没有再收到你的来信以前，我自然不会在这方面再采取任何行动。 白银事件，或者确切些说，复本位制事件，是利物浦的某些棉花投机商的臆造。因为在印度和中国，商业中实际上流通的只有白银，而白银的价值十年来从黄金价值的1/15·5降到了1/17·5—1/18，这种情况自然就使得由于向远东过量输出所引起的棉织品销售危机更加尖锐了。最初是供应的增加使价格降低了，然后，对于英国出口商来说，这种降低了的价格又表现为折合黄金的价值比以前更少了。机灵的利物浦人怎么也不能想象，棉花有朝一日会降价，于是他们现在就用货币的差价来解释一切，并且声称：只要此地决定，白银的价值应该重新按黄金价值的1/15·5折合，就是说英国公众应该听任把白银按照高于价值13—15％的价格强加于自己，以便让棉织品出口商仍然得到那样多的赢利，那时一切就会顺利，同印度和中国的贸易就会繁荣起来。一些异想天开的人仍然死抱住不放的全部骗人鬼话就是如此。这种骗人鬼话从来没有多大意义。不久以前《泰晤士报》竟大发善心，它声称，对于德国这样一个穷国来说，金本位不适用，最好是恢复比较方便的银本位，隐藏在这种说法背后的意图是，为伦敦金融市场开辟一个白银销路，以便按高于白银价值的价格去出售自己的贬值的白银。不用说，这同样是一种良好的愿望，正象我们的朋友俾斯麦在不久前幼稚地幻想回到复本位制去和在一切支付中重新把塔勒充当足值货币一样，虽然塔勒的价值比票面价格低15％。但是德国的银行家们在朋友俾斯麦的庇护之下变得这样聪明，以致这点没有能做到，而发行的塔勒又以惊人的速度流回银行和国库了。 我向你和大家祝贺新年和俄国革命，俄国革命可能会在今年爆发并且将使整个欧洲的面貌立即改变。为此我们又得特别感谢我们的朋友俾斯麦，他以自己示威性的奥地利之行和对奥同盟[476]，使俄国政府恰恰在需要的时刻（对于我们！）面临抉择：战争或者革命！这是什么样的天才啊！ 你的弗·恩· 注释： [165]1879年8月18日，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兰兹格特生了儿子埃德加尔·龙格。——第90、93、362、412页。 [476]俾斯麦于1879年9月前往维也纳，以便同奥匈帝国缔结同盟条约。这一条约于1879年10月7日在维也纳签订。签字国承担义务在俄国进攻时相互支援，在第三国进攻时保持善意中立。德奥同盟条约组成了1882年5月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之间订立的秘密三国同盟条约的核心。——第41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阿梅莉亚·恩格尔(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阿梅莉亚·恩格尔[475] 伦敦 ［草稿］ ［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于伦敦］ 夫人： 多年来的经验迫使我遵循一条原则：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对我所不认识的人都不给予金钱帮助。 而且，目前我也不能弄到您所需要的款项；即使我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也应当象使用我可以省下的每一个分尼那样，用这笔钱去支援受俾斯麦迫害的我们德国党内同志。 此外，因为您有些关系，使您有机会谒见公爵夫人们，所以您不难摆脱您目前的困境。 最后我不能不指出，您的来访如此出乎我的意料，事后我也料定您会写信提出那种要求。 致敬意。 注释： [475]这封信是恩格斯对一个叫作阿梅莉亚·恩格尔的人的来信的答复，她请求同她素不相识的恩格斯给予她物质上的帮助。——第41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12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12月19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昨天收到了钱，而且事先已决定立即给你汇去，但是要在当天寄出已经来不及了。整个下午我脑子里都在想：今天晚上菲力浦一定有信来！结果真的来了信。这样一来，你就使我享受不到送给你一件意外的圣诞节礼物的愉快了。我汇去了五英镑，按此地的牌价在当地将付给你一百二十六法郎；你大概马上就可以收到。 我们这里一切还好：我没有什么病，马克思身体比去年健康，虽然还不太理想，马克思夫人很久以来就时常消化不良，很少有完全健康的时候。第二卷[434]进展缓慢，除非明年夏天比今年好，而马克思能真正恢复健康，否则就快不了。 昨天我写信告诉倍倍尔[473]，我们不能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从赫希柏格后来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认为让他有可能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为他在《年鉴》上发表的观点辩护，是理所当然的。我不能想象，当莱比锡人同他和他的小资产阶级同事保持现在这样的关系时，怎么能够不让他这样做。而这样就使我们完全不能参加。从《宣言》［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编者注］发表时起（确切些说，早在马克思反对蒲鲁东的著作［注：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编者注］问世时起），我们就在不断地同那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现在当它利用反社会党人法[139]，企图重新举起自己的旗帜时，我们也不能同它一道走。这样反而更好。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卷入同这些先生们的无休止的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报》就会成为战场，而最后我们还是不得不公开宣布退出。所有这一切只会给普鲁士人和资产者效劳，因此我们最好是避免这种情况。但是，对于其他和我们所处地位不同的人，这决不能成为先例，因为我们是由于谈判过程本身被迫接受挑战，并反对赫希柏格及其一伙的。我认为，譬如象你不给这个报纸撰稿，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德国工人的通讯是该报唯一使人快慰的东西，你参加撰稿只会使报纸得到改善。既然已经有了这个报纸，那就让它尽可能好些，而不是更坏些。我这样说时还指望他们会给你应有的报酬，因为在你的处境下，不能要求你无偿地工作。关于这件事，也不必过分埋怨莱比锡人。这些我们早已预料到了。李卜克内西绝不会放弃从中调和以及不加选择地结交朋友，只要党看起来有力量、人数多，并且有一定的经费保证，他就会对这些异己分子放任不究。情况将继续如此，一直到他因此而弄得焦头烂额为止。那时候，这些善良的人们就会重新醒悟并回到正确的道路上。 《自由》简直是毫无内容、毫无意义的喧嚣，而莫斯特本来是一个不无才能的人，自从他离开了党的基地，在这里表现了十足的无能，连一个思想也提不出来。要是我想读纯粹的骂人话，那还不如去读很久之前的卡尔·海因岑的东西，他毕竟还更会骂一些。 所有的委托书都已寄往纽约［注：见本卷第366—367、386、399页。——编者注］，但是从那以后再没有听到什么消息。李卜克内西的希望是靠不住的，他的希望总是过分的。 列斯纳早已和此地的协会[424]没有任何关系。他很少露面，而且露面时也多半是对整个现状抱怨不休。 俄国的情况好极了！在那里决定性的时刻大概很快就会到来，那时，执掌德意志帝国政权的老爷们就会吓得魂不附体。这是即将来临的世界历史转折点。 但愿你不要被那些可怜的无政府主义者弄得过于烦恼。[474]他们已经狼狈不堪。在西方，他们已经陷入穷途末路，只好在自己人中间搞无政府状态，以致互相撕打，而在俄国，他们采用行刺的手段，这不过是为立宪派火中取栗，直到现在他们才惊愕地发现了这一点！ 马克思和我向你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424]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341、357、410、464页。 [434]指《资本论》（见注204）。——第201、345、409页。 [473]指恩格斯1879年12月16日给倍倍尔的信（见本卷第405—408页）。看来，恩格斯给贝克尔的这封信起先注明日期为12月17日，后来把日期改为12月19日。——第409页。 [474]贝克尔在1879年12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于那些住在日内瓦的汝拉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表示愤慨。——第41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12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9年12月16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不明白，奥艾尔现在怎么能够说他指的是莫斯特等，因为他在那篇文章［注：见本卷第397—398页。——编者注］中已十分明确地把莫斯特排除在外了。不过，这个问题就不提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10号上刊载的《报刊历史的回顾》一文，肯定是出自三星［注：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编者注］之一的笔下。这篇文章说：“和谷兹科夫及劳贝这样的文学家相比，社会民主党人只会感到自豪”，也就是说，和那些早在1848年之前很久就埋葬了自己的政治价值的最后残余的人相比，如果这些人确曾有过什么政治价值的话。下面又说： “1848年的事件也许本应带来和平生活的一切幸福，如果各国政府满足了时代的要求的话；但由于各国政府没有这样作，因而，很遗憾，除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以外，没有其他道路可走。” 这家报纸明目张胆地抱怨第一次为社会民主党开辟了道路的一八四八年革命，这样的报纸不是我们撰稿的地方。这篇文章和赫希柏格的信清楚地表明，三人星座企图使他们起初在《年鉴》上明确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观点相并列。我看不出，在车子已经走得这样远以后，您在莱比锡除了公开决裂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阻止这样做。您还象过去一样，把这些人看成党内同志。这对我们是不可思议的。《年鉴》上的文章断然地和无可挽回地把我们同他们分开了。只要这些人坚持说他们和我们同属于一个党，我们就不能同他们进行任何谈判。这里涉及的是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内根本不容讨论的问题。在党内讨论这些问题，就意味着对整个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提出怀疑。 的确，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最好是不予撰稿。否则，我们只能不断地提抗议，并且在几个星期后不得不公开声明退出，这样对事业确实也没有好处。 我们很遗憾，在这个遭到镇压的时刻，不能无条件地支持你们。当党在德国忠实于自己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时候，我们曾经把其他一切考虑都放在一边。但是，现在，当进入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公开表明态度［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并且要求把他们自己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疑虑和短见在党内冒充为社会主义，情况就不同了。我们是不属于他们所隶属的那个党的；我们也不能和这样的人订立协议，只要他们还没有组成一个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派别，也就是说只要他们还声称仍和我们属于同一个党时，我们甚至不能同他们谈判。同时，如果德国的党……”。——编者注］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只要还允许他们把自己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一点一点地偷运到德国党的机关报中来，对我们来说，这个机关报就等于根本不存在。［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我们绝不能、而且也永远不会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一道走。”——编者注］ 宣誓事件[468]没有引起我们多大的激动。也许能象您所设想的那样，找到另一种途径去稍为消除一下这种不愉快的印象，不过这并没有多大意义。我们将照您所希望的那样，保持沉默。 马隆的杂志［注：《社会主义评论》。——编者注］能起好的作用，因为：第一，马隆不是那种会经常惹祸的人，第二，他的那些法国撰稿人将设法使一切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如果赫希柏格梦想在那里为他的小资产阶级货色找到一块基地，他很快就会发现自己的钱白花了。 马格德堡的选举结果使我们非常高兴。[471]德国工人群众的坚韧不拔精神，真是令人敬佩。《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的工人通讯是该报唯一的好东西。 赫希柏格的信寄还。此人已不可救药。我们不愿同《未来》那一帮人混在一起，他就说这是由于我们个人的虚荣心。但在那帮人当中，有三分之一是我们过去和现在连姓名都完全不知道的，而另外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显然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而这这种东西竟自命为“科学”杂志！赫希帕格还认为这个杂志起了“启蒙作用”。其证明就是：他那付独特的、清晰得出奇的头脑，就是那付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迄今连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区别还弄不清楚的头脑。把一切分歧都归结为“误会”。这和1848年的民主抱怨派[472]一模一样！也许，这种结论是“轻率的”。当然是这样——因为使这班先生们的空谈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每一个结论都是“轻率的”。的确，这班先生们想要说的不仅是他们正在说的话，如果有可能，他们还要说相反的话。 可是，世界历史在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进，不去理会这些聪明而温和的庸人。在俄国，事态在几个月内就会发展到决定性的关头。或者是专制制度崩溃，那时候，随着这个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的风向也会马上转变；或者是爆发欧洲战争，而这次战争也将把现在的德国党葬送在每个民族争取本民族生存的不可避免的斗争之中。这样的战争对我们来说将是极大的不幸，它可能使运动倒退二十年。但是，新的党终究一定会由此建立起来，它在欧洲各国将会摆脱现在到处都阻碍着运动的各种疑虑和浅见。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 注释： [468]指1879年11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号上刊载的通讯《萨克森邦议会开幕》，其中报道李卜克内西参加邦议会的工作并进行了宣誓。 [471]在1879年12月10日帝国国会补选中，社会民主党人在马格德堡获得了四千七百二十一票。——第407页。 [472]“抱怨派”（Heuler）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期间民主共和派给资产阶级立宪派起的绰号。——第40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某人(1879年12月1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某人[470] 伦敦 1879年12月11日［于伦敦］ 阁下： 您可否在下星期日两点钟到我这里来吃饭？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470]这封信收在布罗歇收藏的名人真迹集中。——第40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1879年12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阿基尔·洛里亚 曼都亚 1879年12月3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的健康状况曾使我不得不离开伦敦一个时期。今天回来后，见到您11月23日的来信和您的著作［注：阿·洛里亚《地租和地租的自然消失》。——编者注］。现在就赶快告诉您已经收到并向您表示感谢。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11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9年11月2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我有充分的根据说明，奥艾尔的暗示［注：见本卷第397—398页。——编者注］是指我。日期并不说明任何问题。他肯定是把莫斯特排除在外的。因此您可以问一问他本人，他指的是谁，看看他怎么说。我深信，我没弄错。[467] 我提到的赫希柏格说的那些话，他确实说过。［注：见本卷第393页。——编者注］ 我知道，在和希尔施谈判时，您多半不在场，我并没有想到要您个人对已发生的事情负责。 在关税问题上，您的信恰恰证实了我所谈的看法。［注：见本卷第394—396页。——编者注］既然发生了意见分歧——而情况正是这样，——那末考虑到这种意见分歧，正好应当在表决时弃权。不然就只是考虑了一部分意见。但是为什么主张保护关税的部分应当比主张自由贸易的部分更受重视——这仍然莫名其妙。您说，您不能在议会里只限于单纯否定。可是，不管怎么说，既然他们已经全都投票反对法律，那他们也就是采取了单纯否定的立场。我只是说，事先应当知道遵循什么策略；应当使行动同最后的表决一致。 社会民主党议员可以超出单纯否定的问题的范围，是很有限的。这全是直接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工厂立法，标准工作日，企业主的责任，以实物发工资等等。其次是具有进步性质的纯粹资产阶级的改革：统一币制和衡制，迁徙自由，扩大个人自由等等。但是这一切暂时显然不会来麻烦你们。对于所有其他的经济问题——保护关税、铁路和保险事业等等的国有化，——社会民主党议员始终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投票赞同加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的任何措施。由于党内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必将发生分歧，自然而然要求在表决时弃权和否决，这一点就更加容易做到。 您所谈的凯泽尔的那些情况，只是把事情弄得更糟糕了。如果他一般说来表示赞成保护关税，那为什么又投票反对呢？如果他打算投票反对保护关税，那为什么又表示赞同呢？如果他曾下功夫研究过这个问题，那他怎么能够投票赞成铁的关税呢？如果他的研究哪怕还有一点价值的话，那他就应该知道：在德国有两个冶金工厂，多特蒙特联合公司和克尼格斯和劳拉冶金工厂，两者中任何一个都能够满足全部国内市场的需要，而此外还有很多较小的工厂；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保护关税简直是荒谬的；在这里只有占领国外市场才能解救，因此就要实行彻底的自由贸易，不然就是破产；而炼铁工厂主本身，只有当他们组成一个瑞恩时，才会希望实行保护关税，瑞恩就是一种秘密协议，它在国内市场强制实行垄断价格，以便把剩余产品用倾销价格向国外推销，他们现在实际上已这样作了。既然凯泽尔投票赞成铁的关税，那他就是为维护这个瑞恩的利益，为维护这个垄断资本家的秘密协议的利益而说话和投票的，而多特蒙特联合公司的汉泽曼和克尼格斯和劳拉冶金工厂的布莱希勒德一定会暗中嘲笑这个愚蠢的，并且还是下功夫研究过这个问题的社会民主党人！ 您无论如何要弄到一本鲁道夫·迈耶尔的《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不知道这本书所搜集的有关近年来的欺诈、破产和政治舞弊的资料，就不可能对当前德国的局势作出判断。我们的报刊当时怎么会没有利用这一极其丰富的资料？这本书现在当然已被查禁。 我主要指的是报告［注：见本卷第396—397页。——编者注］中的这几处：（1）有一处认为争取舆论具有这样重大的意义：好象这个力量敌视谁，谁就要失掉活动能力；生命攸关的问题是“把这种仇恨变成同情”等等（同情！从那些不久前在发生恐慌[390]时表明自己是恶棍的人们方面来的同情！）；根本不需要走得这么远，尤其是因为恐慌早已平息了；（2）另一处说，党谴责任何战争（就是说，也谴责它本身必须进行的和它虽然如此而仍在进行的战争）并以一切人的博爱作为自己的目的（在口头上，这是一切政党的目的，而实际上没有一个政党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也不打算和资产者讲博爱，只要他们还想当资产者），这样的党不会热衷于国内战争（就是说，即使在国内战争是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这个论点可以理解为：党谴责任何流血，它就不会主张放血，也不会主张切除坏疽的肢体，也不会主张科学上的活体解剖。讲这样的话干什么？我并不要求你们把话说得“很厉害”；报告的缺点不是它讲得太少，相反，而是不该讲的话讲得太多了。后面的要好得多，因此，汉斯·莫斯特顺利地放过了几处他能够从中捞到一点油水的地方。 《社会民主党人报》郑重其事地报道李卜克内西等在萨克森宣誓一事，是一种失策。汉斯［注：莫斯特。——编者注］没有放过这一点[468]，而他的无政府主义者朋友们今后也一定会利用这一点。马克思和我并不认为这件事情象希尔施在一时激愤中所说的那么危险。你们最好是弄清楚，事情是否确实象亨利四世皈依天主教，从而使法国摆脱了三十年战争时所说的：“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必须弄清好处是否这样大，以致值得为之作出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举行唯一不致引起伪誓诉讼的宣誓。但是，既然已经这样做了，只要别人没有吵嚷，就不应该声张；这样就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辩护了。要不是《社会民主党人报》，汉斯根本不会知道这件事。 您对那个头号酒鬼兼蠢材的痛斥，使我们很高兴。[469]我们将设法使之也在巴黎广为传播，我们感到为难的只是用什么样的法语词汇来翻译这些有声有色的词句。 但是，我们决不否认，我们在这里，如人们所说的，评论容易，你们的处境比我们要困难得多。 小资产者和农民的大批涌入的确证明，运动有了极大的成就，但是同时这对运动也会成为危险，只要人们忘记，这些人是被迫而来的，他们来，仅仅是因为迫不得已。他们的加入表明，无产阶级已经确实成为领导阶级。但是，既然他们是带着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思想和愿望来的，那就不能忘记，无产阶级如果向这些思想和愿望做出让步，它就无法完成自己的历史的领导使命。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还有一页附笔一并寄上。 注释： [390]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的有利借口。——第312、396、402页。 [467]倍倍尔在1879年11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断言，奥艾尔的通讯（见注464，并见本卷第397—398页）不可能是针对恩格斯的，因为10月23日写这篇通讯的时候，据倍倍尔说，奥艾尔还没有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879年9月17—18日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等人的信（见本卷第368—384页）。倍倍尔写道：“显然，奥艾尔指的是汉斯·莫斯特，而不是任何别的人。”——第400页。 [468]指1879年11月16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7号上刊载的通讯《萨克森邦议会开幕》，其中报道李卜克内西参加邦议会的工作并进行了宣誓。 约·莫斯特在1879年11月22日《自由》报第47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发表了关于李卜克内西宣誓的短评。——第403、407页。 [469]在1879年11月2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8号上，奥·倍倍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伯·贝克尔《一八七一年巴黎革命公社的历史和理论》（《GeschichteundTheoriederPariserrevolutionärenKommunedesJahres1871》）一书，并且称作者本人为“酒鬼兼蠢材”。——第40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9年1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9年11月14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左尔格： 我终于能够把所有的委托书都给你寄去了。［注：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其中有些是我在上上个星期末才收到的。这些委托书寄到时，我正由于讨厌透了的伤风而不得不呆在家里，后来我的代理人竟然把事情拖了整整一个星期，直到今天我才终于收到了自己的委托书。过些时候我把这些委托书和头一个委托书的账单寄给你。 其他三份（也就是说一共是四份）委托书装在另一个信封里同时寄给你。 我给你的那封谈到党内最近一些事件的信［注：见本卷第387—391页。——编者注］谅已收到。从那时以来赫希柏格和他的苏黎世同伙［注：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至少是名义上被排除于目前设在莱比锡的编辑委员会之外，而由福尔马尔在苏黎世担任编辑。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没有多大价值。不管怎样，我们所有的比较有名望的同志，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白拉克等人都已摈弃赫希柏格博士（即李希特尔）的《年鉴》，虽然目前还只是不公开的。[465] 你大概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帮杂七杂八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家伙终于在马赛代表大会上被击溃了。[466] 我的妻子仍然病得很厉害，我自己也始终没有完全恢复健康。 我们全家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465]指李卜克内西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导人表示自己同《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上的文章（见注174）毫无关系。——第400页。 [466]指法国进步工人于1879年10月在马赛召开的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工人党。在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尖锐的政治斗争，结果茹尔·盖得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者取得了胜利。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建立党的决议并通过了党的章程。——第40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11月1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1879年11月1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十分感谢您以及弗里茨舍和李卜克内西来信说明情况[460]，这就使我终于能够把整个事实弄清楚。 这件事情从一开始就远不是那么简单，关于这一点，莱比锡人过去的信以及和希尔施的全部纠纷就可以证明。［注：见本卷第359—360、363—364、368—374、387—389页。——编者注］如果莱比锡人一开始就拒绝苏黎世三人团［注：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编者注］提出的实行检查的要求，这种纠纷就不会发生。如果这样做了，并将这一点通知希尔施，那末一切都会是正常的。但因为没有这样做［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为什么莱比锡方面没有立即拒绝他们如此大吵大嚷坚持提出的要求？要使希尔施去苏黎世，只须作到下面两点就够了：（1）说明事情的真相，象现在所做的那样，（2）声明：我们莱比锡人已通知苏黎世人，让他们不要干涉编辑部的业务，如果他们还是要干涉，那末你可以不予理睬，你仅仅对我们负责。”——编者注］，所以当我把已发生的事和被忽略的事，把当事人现在谈的情况和他们过去的信再次加以比较时，就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赫希柏格对我说的话没有错：苏黎世人的检查只是针对希尔施而定的，而对于福尔马尔则没有必要。 至于说到经费［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经费。——编者注］问题，您把事情看得这么简单，我并不很奇怪。您碰到这种事还只是第一次。但是希尔施则恰恰是从《灯笼》的实践中取得了经验，而我们对这一类事情已屡见不鲜，并且亲身对此有所体验，因此如果希尔施力求慎重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认为他是对的。《自由》尽管有各种津贴，出版了三个季度就亏空一百英镑（等于二千马克）。我还不知道有哪一份在国内被禁止的德国报纸能够没有大量津贴而维持得住。您不要被初步的成绩所迷惑。偷运入境的真正的困难才开始逐渐出现并且在不断增加。 您关于议员和一般党的领导人在保护关税问题上的态度的那番话，证实了我信中［注：见本卷第374—375页。——编者注］的每一个字。非常糟糕的是，党自夸在经济问题上比资产者如何高明，但在这方面的第一次考验中，就和民族自由党人[486]一样发生分裂，一样显得一窍不通，而民族自由党人至少还可以为自己可怜的崩溃辩解，说这里发生的是资产阶级的实际利益的冲突。更糟糕的是，人们竟然让这种分裂公开暴露，而且在行动上摇摆不定、犹豫不决。既然意见不能统一，那末就只有一条出路：宣布这个问题纯粹是资产阶级的问题（它也确实是这样一个问题），并且不参加投票。［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援引纲领中关于废除一切间接税的条款，并以这样一种策略作为唯一的行动准则：禁止给这个政府批准任何捐税和完全拒绝参加投票。”——编者注］但最糟糕的是：容许凯泽尔发表可悲的演说和在初读时投票赞成法案。只是在这次投票之后，希尔施才对凯泽尔进行了猛烈抨击[178]，即使随后在三读时凯泽尔又投票反对这个法案，那也无济于事，而且更糟了。 代表大会的决议不是辩护的理由。[461]党如果现在还让自己受以前在安逸的和平时期作出的种种代表大会决议的约束，那末它就是给自己带上枷锁。一个有生命力的党所借以进行活动的法权基础，不仅必须由它自己建立，而且还必须可以随时改变。反社会党人法[139]使代表大会不能召开，从而对旧的决议不能做出任何修改，这也就废除了这些决议的约束力。一个党丧失了作出有约束力的决议的可能性，它就只能在自己的活的、经常变化的需要中去寻找自己的法规。如果党甘愿使这种需要服从于那些已经僵化和死去的旧决议，那它就是自掘坟墓。 这是从形式方面看。而这个决议的内容本身也使它失去任何效力。第一，它违背纲领，因为它容许投票赞成间接税；第二，它违背党的策略的明确要求，因为它允许目前的国家征收捐税；第三，如果用通俗的话说，就是这样： 代表大会承认自己对保护关税问题不够了解，所以不能作出赞成或反对的明确决议。因而它声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是外行，而为了迎合可爱的公众则只能泛泛地谈一下，其中有些地方言之无物，有些地方自相矛盾或者同党纲相违背；而代表大会却轻松地认为，这么一来就可以摆脱这个问题了。 在和平时期，曾经以承认自己是外行的办法来把这个在当时是纯学术性的问题束之高阁，而在目前的战斗时期，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迫切，难道在没有通过新决议（这在目前办不到）来按法定手续取代这项决议之前，还应当让这种说法束缚整个党的手脚吗？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管希尔施对凯泽尔的抨击在议员当中造成什么样的印象，这些抨击反映出凯泽尔的不负责任的发言在国外德国的和非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中所造成的印象。现在终于应该懂得，我们不仅要在自己家里，而且还要在欧洲和美洲的面前维护党的声誉。 因此，我要谈谈报告[462]。不管报告的开头多么好，不管它对保护关税问题辩论的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多么头头是道，但是在第三部分中向德国庸人的让步却是多么令人不愉快。［注：恩格斯指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报告末尾部分，其中有下述机会主义论点：“我们根本不想革命……我们没有必要推翻俾斯麦制度。我们让它自己去垮台！……本质上受不可抗拒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国家和社会正在自然地长入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的大多数已承认‘赤色幽灵’只不过是一种虚构”。着重号是报告中原有的。——译者注］为什么要写那么一段关于“内战”的完全多余的话？为什么要迎合“舆论”（这种“舆论”在德国总是啤酒馆里的庸人的舆论）？为什么在这里要把运动的阶级性完全抹杀？为什么要让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拍手称快？而且所有这些让步完全是徒劳。德国的庸人是懦弱的化身，他们只尊重那些威吓他们的人。［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句话：“俾斯麦以他们应得的待遇对待他们，也就是说，用脚踢他们，因此庸人把俾斯麦简直奉为神明。”——编者注］而那些想取悦于他们的人，他们认为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对这些人的尊重不会超过对自己的尊重，就是说，毫不尊重。现在，普遍认为啤酒馆里庸人们的愤怒的“风暴”，即所谓舆论，已经重新平息，加之捐税的重担已把这些人压倒，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还要说这些甜言蜜语呢？真该让您知道这件事在国外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党的机关报必须由站在党的中心和斗争的中心的人来编辑，这当然很好。但是，假如您在国外住上半年，那末，您对党的议员向庸人表示的这种完全不必要的妄自菲薄，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公社失败以后袭击法国社会主义者的狂风暴雨，完全不同于德国诺比林事件[390]后的嚎叫。然而法国人表现得是多么骄傲和自豪啊！您可曾见过他们这样软弱，这样恭维敌人？当他们不能自由讲话时，他们就沉默，而让庸人去尽情地喊叫，他们知道，他们的时代是会再来的，而这个时代现在已经来到了。 您关于赫希柏格的那些话[463]，我乐于相信。我对他个人确实没有什么要反对的。不过我还是认为，仅仅是对社会党人的迫害才使他明白了他在内心深处追求的是什么。他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而不是无产阶级的东西，我曾力求使他明白这一点，看来这是徒劳。但是，既然他已搞出了一个纲领，那么如果认为他并不打算使之得到承认，就是认为他所具有的弱点超过了德国庸人通常具有的弱点。在那篇文章[174]以前的赫希柏格和以后的赫希柏格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句话：“至少对党来说是如此”。——编者注］ 我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竟然读到了这样一篇易北河下游的通讯[464]，在这篇通讯中，奥艾尔拿我的信作根据，指责我——尽管没有指名道姓，但很清楚——“对最久经考验的同志散播不信任”，也就是说，我对他们进行诽谤（因为要不这样说，好象我就会有理由这样作）。［注：草稿中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我倒没有想回击奥艾尔的这个既愚蠢而又卑鄙的挑衅性的攻击。但我必须指出：看来，奥艾尔是以为……”。——编者注］他不以此为满足，还把一些我的信中根本没有的既愚蠢而又卑鄙的东西强加于我。看来，奥艾尔以为我想从党那里得到某些东西。但是您知道，不是我想从党那里得到某些东西，恰恰相反，是党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东西。您和李卜克内西都知道：我对党的全部要求仅仅是请它不要打扰我，以便我能够完成自己的理论著作。[446]您知道，最近十六年来经常不断地请求我为党的机关刊物撰稿，而我也满足了这些请求，按照李卜克内西的特定要求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和小册子，例如《住宅问题》［注：弗·恩格斯《论住宅问题》。——编者注］和《反杜林论》。至于党为此而报答我的那种深情厚意，——例如在党代表大会上关于杜林问题的令人惬意的辩论[92]——我就不想多说了。您也知道，从党建立以来马克思和我就一直自愿地保卫党不受国外敌人的侵犯，同时，我们对党也只有一个要求：请它不要背叛自己。 如果党要求我为它的新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撰稿，那么，不言而喻，党至少应该设法做到这一点：不要还在同我谈判时就在这个机关报上把我诬蔑为诽谤者，而且还是由该报的名义所有人之一［注：伊·奥艾尔。——编者注］干的。我不知道有任何文坛荣誉法典或什么别的荣誉法典能容忍这样的事情；我相信，甚至一条爬虫[147]也不会这样做。因此我不得不提出如下质问： （1）对于这种平白无故的卑鄙的侮辱，您打算怎样为我洗雪？ （2）您能向我提供何种保证，以便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此外，关于奥艾尔的诽谤，我还想指出，我们在这里既没有过低估计党在德国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也没有过低估计尽管如此仍然获得的成就的意义和党员群众一贯的模范行动。不言而喻，在德国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同在任何其他国家所获得的胜利一样，都使我们高兴，甚至使我们更高兴，因为德国党从一开始就是以我们的理论为依据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认为特别重要的是，德国党的实践，特别是党的领导所发表的公开言论要符合总的理论。我们的批判无疑会使许多人感到不愉快；可是，如果党有一些人住在国外，他们不受当地斗争的复杂情况和琐碎事情的影响，时常根据适用于各国现代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原则来衡量事态和言论，并向党反映党的所作所为在国外所产生的印象，这对于党来说，一定要比任何无批判的恭维更有益处。 致友好的问候。 您的弗·恩格斯 注释： [92]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哥达代表大会（1877年5月27—29日）5月29日的会议上，杜林派企图禁止在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继续刊登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约·莫斯特提出了下列提案：“代表大会声明，恩格斯最近几个月以来所发表的反对杜林的批判文章，丝毫不能引起《前进报》大多数读者的兴趣，甚至还引起了极大的愤慨，这类文章今后不应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尤·瓦耳泰希也提出了类似的声明，他断言，刊登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失策，对报纸和党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无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是杜林的著作对社会民主党都是有益的。奥·倍倍尔提出一个折衷的提案：“鉴于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的巨大篇幅及其续编大概将具有同样的篇幅；恩格斯在《前进报》上开始的反对杜林的论战，使后者及其拥护者有权作同样详细的答复和有权同样广泛地利用《前进报》的篇幅；涉及纯粹科学争论的问题仍未解决，——代表大会决定：停止在《前进报》正刊上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论文，而以小册子形式加以发表。同样，也停止在正刊上对这一争论问题作任何进一步的讨论。”威·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莫斯特的提案和瓦耳泰希的论断。他作为《前进报》的编辑发表了下述声明：关于发表恩格斯著作的决定是在1876年哥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并且这项决定是由于“杜林派”的挑动而作出的。某些人觉得这些论文太长。但是，本来就不能要求《前进报》编辑部给恩格斯这样在科学上只能同马克思相提并论的人规定应当写多长或写多短。这些论文的篇幅应当是大的，因为这关系到要全面击退杜林在他的长篇大论中进行的攻击，并且要从哲学、自然科学和经济学方面驳倒他的整个体系。恩格斯出色地做到了这一点。继马克思的《资本论》问世之后，这些反对杜林的论文是来自党内的意义最重大的著作。从党的利益来看，这一著作是必需的。事情关系到保卫我党的科学原理。恩格斯做到了这一点，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他。李卜克内西对倍倍尔的提案提出修正：在《前进报》科学附刊上或在科学《评论》（《未来》（《Zukunft》）杂志）上或者以小册子形式发表这样的文章。代表大会通过了经李卜克内西修正的倍倍尔的提案。《反杜林论》的第二编和第三编刊登在《前进报》附刊上。——第50、257、259、264、289、398页。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147]爬虫是指接受政府经费支持的反动的报人和报纸。爬虫报刊基金是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众议院发表演说时骂那些卖身投靠的密探、政府的反对者是“爬虫”以后，这些用语便广泛流传起来。此后，左派报刊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买的报刊称为爬虫报刊。俾斯麦本人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演说时不得不承认下列事实：“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在德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第81、313、323、398页。 [174]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一篇基本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第三部分《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中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376—384页）。——第101、367、389、397页。 [178]指的是卡尔·希尔施的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对麦·凯泽尔在帝国国会里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演说作了批判（见注164）。希尔施的文章《关于关税的辩论》和《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的问题》刊登在他出版的1879年5月25日、6月8日的《灯笼》（《Laterne》）周刊第21、23期上（见《灯笼》第669—675页和第735—739页）。——第104、374、390、394页。 [390]1878年5月11日和6月2日，威廉一世两次遇刺：第一次行刺的是帮工麦·赫德尔，第二次行刺的是无政府主义者卡·爱·诺比林。这两次遇刺成了俾斯麦加紧迫害社会民主党人和重新要求帝国国会通过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的有利借口。——第312、396、402页。 [446]恩格斯由于在1876年5月底开始写《反杜林论》，不得不推迟他打算并且已经开始写的一系列科学著作的写作，其中包括《自然辩证法》。——第353、397页。 [460]倍倍尔1879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发表在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14年斯图加特版第3卷第60—64页。 李卜克内西和弗里茨舍在1879年10月21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企图否定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见本卷第368—384页）中对于社会民主党领导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立场的批评的正确性。——第393页。 [461]倍倍尔在1879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援引了1876年和1877年的党代表大会的决议，为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讨论保护关税问题时的策略辩护。决议中说：关于保护关税或贸易自由的问题对于社会民主党来说不是一个原则问题，代表大会根据这个理由允许党员在这个问题上自行决定自己的立场（并见本卷第401页）。——第394页。 [462]恩格斯指1879年10月12、19和26日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3、4号上刊载的《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的报告》（《RechenschaftsberichtdersozialdemokratischenMitgliederdesdeutschenReichstages》〉。关于恩格斯对报告的批评，又见恩格斯1879年11月24日给倍倍尔的信（本卷第402—403页）。——第396页。 [463]倍倍尔在1879年10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赫希柏格的“无私是少见的”，他“尽管在物质上对党作了确实很大的捐献，但是从来丝毫没有打算利用这点来取得相应的影响”。——第397页。 [464]恩格斯指1879年10月23日的一篇匿名通讯，《易北河下游通讯》，署名：Ｎ．。这篇通讯发表在1879年11月2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5号上，是奥艾尔写的。——第397页。 [486]民族自由党是德国资产阶级、而其中主要是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政党，于1866年秋在资产阶级的进步党分裂之后成立。民族自由党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放弃了这个阶级争取政治统治的要求，其主要目标是把德意志各邦统一于普鲁士的领导之下；他们的政策反映了德国自由资产阶级对俾斯麦的投降。——第394、42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贝尔塔·奥古斯蒂(1879年10月2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贝尔塔·奥古斯蒂 科布伦茨 1879年10月25日［于伦敦］ 亲爱的贝尔塔夫人： 刚才我这里有一些客人（令人讨厌），现在我抓紧时间给您写信，感谢您发表在《科伦日报》上的小说给予我的享受。您的卓越才能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但是对于知道您是在怎样狭小而闭塞的环境中工作的人来说，您的成就尤其令人惊异。此外，请您允许我补充一句，对德国小说来讲，我是一个很大的异教徒，我认为它无足轻重，由于我十分偏爱优秀的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小说家，因此我也曾带着惯有的怀疑来读您的《苦难的一年》。 致最好的祝愿。 友好地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9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9月24日于伦敦 老朋友： 你的明信片收到了。为了使你不至于因为委托书［注：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的费用大了些而为难，给你汇去了一英镑十二先令，折合四十法郎二十生丁。马克思回来了，看来身体很好，所以《资本论》第二卷[204]的工作现在可以迅速进行了。 有关同庸人之国的人们谈判［注：关于出版《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谈判。——编者注］的进程，我将及时告诉你。 匆匆草此。 你的老弗·恩· 注释： [204]马克思在写作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的计划和结构。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打算把全部著作分三著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见马克思《资本论》和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付印并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116、118、169、332、392、42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79年9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 霍布根 1879年9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朋友： 我先后在泽稷岛[159]和兰兹格特[168]住了七个星期，前天刚刚回到伦敦。但是我早做了安排，让恩格斯马上办理你在信中提出的种种事情和委托。但是老贝克尔没有象恩格斯向他要求的那样［注：见本卷第366—367页。——编者注］把空白委托书寄给我签字，以便给你寄去。我一收到它，就把一切办妥。我在乡下住了很长时间，是由于神经衰弱（因为俾斯麦已使我有两年不能去卡尔斯巴德［注：见本卷第344页。——编者注］，所以病情加剧），这个病到后来几乎使我“不能干”任何脑力劳动了。不过现在好多了。 我没有收到魏特林的书的新版本[458]。美国的报纸，我只收到了《帕特森劳动旗帜》周报，内容并不很丰富。你最近寄来的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和马萨诸塞劳动局的统计材料（以及斯图尔德的讲话），已经收到。谢谢。使我非常高兴的是，马萨诸塞劳动局局长［注：凯·戴·莱特。——编者注］已写信通知我，他本人今后将把他们的一切出版物（以及人口调查材料）在出版后立即寄给我。 至于莫斯特及其一伙，我们“消极地”对待他们，就是说不同他们保持任何关系，尽管莫斯特本人有时还到我这里来。吕贝克先生说我和恩格斯发表了一项反对莫斯特或《自由》的“声明”，这是撒谎。小犹太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告诉恩格斯：莫斯特写信到德国和瑞士去，说我们支持他。对此恩格斯回答说：如果伯恩施坦能提供有关莫斯特这种说法的证据，他将发表揭露这种谎言的公开声明。［注：见本卷第354—355页。——编者注］然而伯恩施坦（柏林《人民报》的柏林拉比［注：拉比是犹太教内主持宗教仪式的人，这里是借喻。——译者注］雷本施坦的侄子）事实上提不出任何证据。他不但提不出证据，反而把这个谎言暗中告诉了蠢驴吕贝克，后者又以这班无聊文人所特有的谨慎立即把这个谎言贩卖到美国。 我们同莫斯特的分歧，和我们同苏黎世的先生们“赫希柏格博士——伯恩施坦（他的秘书）——卡·奥·施拉姆”三人团的分歧完全不一样，我们指责莫斯特，不是说他的《自由》过于革命。我们指责他，是说《自由》没有任何革命内容，而只有革命空谈。我们指责莫斯特，不是说他批评了德国党的领导，而是说，第一，他公开地大吵大闹，而不是象我们所做的那样，书面地即写信把自己的意见告诉这些人，第二，他只是以此作为借口，来突出自己和推行小维贝尔和考夫曼两位先生的愚蠢的密谋计划。这帮家伙早在他到来之前很久就认为自己负有把“整个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最高领导之下的使命，并且到处进行了种种尝试来完成这桩“可爱的”冒险事业。神气十足的约翰·莫斯特，是一个具有幼稚到极点的虚荣心的人，他坚信，就是他这位莫斯特从德国迁居伦敦，使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这个人并非没有才能，但是他无休无止地写作，把才能断送了。此外，他极不坚定。他象一面风向旗，风向略有改变，就摇来摆去。 另一方面，事情的确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地步：我和恩格斯将不得不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反对莱比锡人以及同他们结合在一起的苏黎世人。 情况是这样：倍倍尔写信给我们，说想在苏黎世创办党的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并要求把我们的名字列入撰稿人之中。他们准备提名希尔施当编辑。对此我们表示同意，于是我就直接写信给希尔施（他当时在巴黎，此后再度遭到驱逐[170]），要他同意当编辑，因为只有他能使我们相信：这帮左右《未来》杂志等等，甚至已经开始钻进《前进报》的博士、大学生等等和这伙讲坛社会主义坏蛋将被撇开，党的路线会得到严格执行。但是结果希尔施发现在苏黎世有一个马蜂窝。五条汉子——赫希柏格博士（宗内曼的表弟，是靠自己的钱捐资入党的，是个温情脉脉的没出息的人），他的秘书小犹太伯恩施坦，好心的庸人卡·奥·施拉姆，还有莱比锡派来的菲勒克（也是个庸俗不堪的无知之徒，德国皇帝［注：威廉一世。——编者注］的非婚生子）和柏林商人辛格尔（大腹便便的小资产者，几个月以前来访问过我），这五条汉子，经莱比锡最高领导批准，宣布自己为筹备委员会，并指派三人团∴（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为苏黎世管理和监督编辑部的委员会，三人团也就应当是初审级，而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德国领导中的其他一些人则是他们上面的最高上诉审级。希尔施首先希望了解，由谁来提供经费；李卜克内西写信说，由“党加赫希柏格博士”；希尔施剥去粉饰的词藻，一针见血地指出经费就是“赫希柏格”提供的。其次，希尔施不愿服从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三人团。这一点他更加有理由，因为他写信要求让他了解情况，伯恩施坦对他的信却报之以官僚主义的呵叱，谴责他的《灯笼》——怪事！——极端革命等等。经过长时间的通信（李卜克内西在这当中起了并不光彩的作用）之后，希尔施拒绝担任编辑；恩格斯写信给倍倍尔说，我们也拒绝撰稿，正如我们一开始就拒绝给《未来》（赫希柏格）和《新社会》（维德）撰稿一样。［注：见本卷第264和261—262页。——编者注］这些家伙在理论上一窍不通，在实践上毫不中用，他们想把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大学的处方来炮制社会主义的），主要是想把社会民主党弄得温和一些，把工人开导一下，或者象他们所说的，向工人注入“启蒙因素”，可是他们自己只有一些一知半解的糊涂观念。他们首先想提高党在小市民心目中的声望。这不过是些可怜的反革命空谈家。总之，周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在他们的监督下和在莱比锡人的最高监督下（编辑是福尔马尔）在苏黎世出版（或将要出版）。 当时，赫希柏格还曾到这里来拉我们。他只见到了恩格斯，恩格斯批评了赫希柏格（用路·李希特尔博士这个笔名）出版的《年鉴》，向他说明在我们和他之间隔着一条很深的鸿沟。（请看看这篇可怜的东西：这篇用三颗星花署名的文章就是赫希柏格——伯恩施坦——卡·奥·施拉姆这个三人星座写的。[174]）（而神气十足的约翰·莫斯特也带着他评论蹩脚作家谢夫莱的谄媚逢迎的文章[459]到那里去参加表演了。）还从来没有出版过比这更使党丢脸的东西。俾斯麦迫使人们在德国沉默，使得这帮家伙的声音能清楚地听到，他这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我们做了一件多大的好事！ 当恩格斯把意见开诚布公地说出来时，赫希柏格感到大吃一惊；他实际上是一个“和平”发展的拥护者，他希望完全靠“有教养的资产者”，即他自己这一类的人来解放无产阶级。据说，李卜克内西曾告诉他，实质上我们大家都同意这种看法。在德国所有的人——即所有的领袖——都赞同他赫希柏格的观点等等。 李卜克内西由于同拉萨尔派做交易而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确实向所有这帮动摇不定的人敞开了大门，并且违背己愿地造成了使党堕落的条件，这仅仅由于反社会党人法[139]才得以避免。 一旦“周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党的机关报——沿着赫希柏格的《年鉴》所开创的道路前进，我们就将被迫公开反对这种糟蹋党和理论的行为！恩格斯已草拟了给倍倍尔等人的通告信［注：见本卷第368—384页。——编者注］（当然，只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这封信直截了当地陈述了我们的意见。这样，这些先生们就预先得到了警告，而且他们也充分了解我们，他们应当懂得，这就意味着：服从或决裂！如果他们想让自己丢脸，那就活该他们倒霉！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允许他们给我们丢脸。议会制度已经使他们变得多么愚蠢，只举下面一件事实，你就可以看出：他们指责希尔施犯了大罪，为什么呢？就只为凯泽尔这个无赖发表了关于俾斯麦的关税政策的可耻演说，因而希尔施在《灯笼》周刊上稍微刺了他一下。[178]他们说，这怎么行，因为是党，即党的极少数国会议员授权凯泽尔这样说的！这样对这些少数人来说是更大的耻辱！然而这不过是一种可怜的遁词。他们允许凯泽尔代表他自己和他自己的选民去讲话，就确实够愚蠢的了；何况凯泽尔代表党讲了话。不管怎样，他们已患了议会迷病症，竟认为他们自己是超乎批评之上的，并且把任何批评斥为大逆不道！ 至于《共产党宣言》，暂且还没有什么进展：不是恩格斯没有时间，就是我没有时间。[260]但这终究是要赶紧做的。 希望在最近的来信里得到你和你的亲人身体健康及一切顺利的令人快慰的消息。我的妻子向你致友好的问候。 仍然忠实于你的卡尔·马克思 约翰·莫斯特写信给我谈到吕贝克在芝加哥报纸［注：《芝加哥工人报》。——编者注］上的流言蜚语。我没有给他回信，但是现在我回到伦敦后，将要请他亲自来我这里，那时我将口头向他说明自己的意见。 希尔施自从被驱逐出巴黎以来就在此地。我还没有见到他，因为我不在此地，而他自然就不会在家里见到我。 我用“挂号”信封寄这封信，是因为我手头没有别的信封，而我又不愿再耽搁发信。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159]1879年大约从8月8日至20日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在泽稷岛休养。——第87、361、362、385、386页。 [168]1879年8月21日到9月17日马克思在兰兹格特（见本卷第93—94页）。——第92、368、384、385、386页。 [170]卡尔·希尔施于1878年10月第一次被逐出巴黎（见注146）。1879年8月他第二次被逐出那里，这是法国政府对1878年10月在德国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俾斯麦政府的一种效劳。——第94、388页。 [174]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一篇基本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第三部分《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中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376—384页）。——第101、367、389、397页。 [178]指的是卡尔·希尔施的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对麦·凯泽尔在帝国国会里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演说作了批判（见注164）。希尔施的文章《关于关税的辩论》和《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的问题》刊登在他出版的1879年5月25日、6月8日的《灯笼》（《Laterne》）周刊第21、23期上（见《灯笼》第669—675页和第735—739页）。——第104、374、390、394页。 [260]指在美国出版《共产党宣言》的英译本。从左尔格1876年3月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左尔格根据在美国工人运动中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需要，在1872年就曾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审阅海尔曼·迈耶尔翻译的《宣言》英译本；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答应对《宣言》作必要的补充。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104—105页；第19卷第325页；第21卷第3页。——第169、273、281、391页。 [458]指1879年在纽约出版的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GarantienderHarmonieundFreiheit》）一书的新版本，书名是：《已故的裁缝魏特林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说。新版本附西尔维乌斯·兰德斯堡序》（《DesseligenSchneider’sWeitlingLehrevomSozialismusundCommunismus．NeuherausgegebenmitEinleitungvonSilviusLandsberg》）。——第386页。 [459]指约·莫斯特对下面这本书的第三卷和第四卷的评论：阿·艾·弗里·谢夫莱《社会机体的结构和生命》1878年杜宾根版（A．E．Fr．Schäffle．《BauundLebendessozialenKörpers》．Tübingen，1878）。评论发表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上。——第38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9年9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 1879年9月19日于伦敦西北区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在乡下即在泽稷岛[159]和其他沿海地方[168]休息了将近两个月，刚刚回到伦敦。我由于神经衰弱，遵照医生的嘱咐，不得不这样做，并且在这段时间内暂时停止一切工作。由于同一原因，我也不能很好地享用您如此盛情地给我提供的那些精神食粮[456]。但是现在我觉得身体强多了，很想能坐下来好好工作。 柯瓦列夫斯基的书，我已从他本人那里得到了。[457]他是我的“学术上的”朋友之一，每年都要来伦敦，利用英国博物馆的珍藏。 我一处理完我不在的这段时间内积下的一些最急迫的事情，您就会收到我的更详细的信。 好吧，祝您一切都好。 忠实于您的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159]1879年大约从8月8日至20日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在泽稷岛休养。——第87、361、362、385、386页。 [168]1879年8月21日到9月17日马克思在兰兹格特（见本卷第93—94页）。——第92、368、384、385、386页。 [456]指丹尼尔逊1879年2月寄给马克思的资料（包括好几种珍本书）（见本卷第344页）。——第385页。 [457]丹尼尔逊在1879年8月30日（9月11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说，出版了马·柯瓦列夫斯基的“非常有趣的著作”《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的第一册；并且表示，如果马克思还没有从作者那里得到此书的话，他愿意把书寄来。从马克思的这封信可以看出，柯瓦列夫斯基本人已把自己的著作寄给了他。马克思从1879年10月起就开始阅读和研究柯瓦列夫斯基的这本书，同时做了关于公社的性质、关于公社在各时代各民族中的地位和社会经济作用的详细摘记。——第385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1879年9月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卡尔·希尔施 伦敦 1879年9月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希尔施： 我已经到达伦敦！[168] 祝好。 您的卡·马· 注释： [168]1879年8月21日到9月17日马克思在兰兹格特（见本卷第93—94页）。——第92、368、384、385、38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1879年9月17—1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威廉·李卜克内西、威廉·白拉克等人 （通告信）[454] 莱比锡 ［草稿］ ［1879年9月17—18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对您8月20日的来信答复得迟了，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好长时间不在[168]，另一方面是因为遇到了一些意外的事情：首先，李希特尔的《年鉴》来了，而后希尔施本人也来了。 我可以断定，李卜克内西没有把我最近给他的信给你看，而这一点我是明确地托付过他的。不然，有些理由，李卜克内西已经提出过，我在那封信中已经作了答复，您大概就不会再提了。 下面就来逐条分析要谈的问题。 一、同卡·希尔施的谈判 李卜克内西问希尔施是否愿意担任拟在苏黎世创办的党的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的编辑。希尔施希望了解有关报纸经费的情况：报纸能有多少经费，由谁来提供经费。前一个问题是为了知道报纸会不会过上两个来月就一命呜呼；后一个问题是为了了解由谁掌握钱袋，也就是说，归根到底由谁来指导报纸的方针。李卜克内西回答希尔施说：“一切安排就绪，详情由苏黎世通知”（李卜克内西7月28日给希尔施的信），可是他并没有接到。倒是伯恩施坦从苏黎世写信（7月24日）告诉希尔施说：“代表权和监督权（对报纸的）委托给我们了”，“菲勒克同我们”似乎开过会，会上认为： “您担任《灯笼》编辑时同某些同志发生的分歧，将使您的地位有些为难，但我认为这些疑虑是无关紧要的。” 关于经费的事只字未提。 希尔施在7月26日立即回信，询问报纸的物质状况。哪些同志负责弥补亏损？钱数多少，期限多长？编辑的薪水问题在这里根本不重要；希尔施只是想知道“能不能保证有至少维持报纸一年的经费”。 伯恩施坦在7月31日回信说，如果有亏损，就用自愿捐款来弥补，其中有些（！）款子已经定下来了。希尔施提出的关于办报方针的意见（这一点下面谈）引起了异议和一项规定： “监督委员会应当特别坚持这一点，因为它本身也是受监督的，也就是说，要承担责任。因此，关于这几点，您应当同监督委员会商议。” 最好是立即答复，尽可能用电报答复。 可见，希尔施收到的不是对他那些合理的问题的任何答复，而是一份通知，说他必须在设于苏黎世的监督委员会的领导下编辑报纸，而这个委员会的观点同他的观点是有重大分歧的，甚至连委员会的成员是谁，都没有告诉过他！ 希尔施完全有理由对这种态度表示愤慨，他宁愿同莱比锡人商议。他8月2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您该知道吧，他曾坚决要求把这封信转告您和菲勒克。希尔施甚至愿意在下述情况下服从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就是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应向编辑部提出书面意见，由莱比锡监察委员会来作出决定。 然而，李卜克内西7月28日向希尔施写道： “当然，事业的经费是有了，因为整个党加赫希柏格都做它的后盾。至于细节，我不感兴趣。” 李卜克内西在最近一封信里，关于经费的事仍旧没有提，而是保证说，苏黎世委员会不是编辑委员会，它只负责管理和财务。李卜克内西8月14日给我的信也提到这一点，并坚持要我们说服希尔施接受。直到8月20日，您本人对实际情况了解得还是很少，您对我说： “他〈赫希柏格〉在编辑部并不比其他任何知名的党员更有影响。” 最后，希尔施收到菲勒克8月11日的来信，信里承认： “在苏黎世的三个人应当以编辑委员会的身分着手创办报纸，并且在莱比锡的三个人同意之下挑选编辑……据我所知，上述决议还指出，第二项所提到的苏黎世筹备委员会对党既负政治责任，又负财务责任……根据这种情况，我觉得，……得不到住在苏黎世的、受党委托创办报纸的那三个人的支持，就休想担任编辑。” 希尔施这才稍微明确地知道了一些情况，固然只是关于编辑在苏黎世人面前所处地位的情况。他们是编辑委员会；他们还负有政治责任；没有他们的支持，谁也不能担任编辑。简单说来，就是指示希尔施同他还不知道姓名的三个苏黎世人商谈。 但是，李卜克内西在菲勒克的信里附了一段话，造成了彻底的混乱。他说： “辛格尔刚从柏林到这里，他报告说，苏黎世监督委员会不是象菲勒克所想的那样，是编辑委员会；其实它是对党即对我们负报纸财务责任的管理委员会；其委员当然也有权利和义务同你讨论编辑问题（附带说一句，这是每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但是他们没有权力监督你。” 苏黎世的三个人和莱比锡委员会的一个委员，而且是唯一参加商谈的委员坚持说，希尔施应当服从苏黎世人的业务领导，莱比锡委员会的另一个委员则根本否认这一点。在这些先生彼此取得一致意见以前，希尔施应不应当作出决定呢？希尔施有权要求了解对他提出了条件的上述决议，对这一点人们丝毫没有考虑过，甚至莱比锡人也根本没有想到亲自去确实了解一下这些决议。不然，怎么会产生这种分歧呢？ 即使莱比锡人在授予苏黎世人以全权的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但是苏黎世人对于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 施拉姆8月14日向希尔施写道： “假如当时您没有来信说，在类似的情况下〈如凯泽尔事件〉仍然要采取同样的行动，即有可能再发表类似的书面言论，那我们就不会对此多费唇舌。但是鉴于您提出的声明，我们应当对新报纸如何刊载文章的问题保留决定权。” 7月26日，也就是在苏黎世的一次会议确定了苏黎世三人团的全权以后很久，希尔施在给伯恩施坦的信里好象谈过这一点。但是，在苏黎世人们十分醉心于他们官僚式的独揽大权，在后来答复希尔施的信中竟要求新的权力，即刊载文章的决定权。 编辑委员会已经成了检查委员会。 赫希柏格到了巴黎，希尔施从他那里才知道这两个委员会成员的名字。 这样，同希尔施的谈判破裂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1）由于莱比锡人方面和苏黎世人方面都坚决拒绝告诉他稍微确切的情况，没有说明报纸的经费基础如何，报纸能否至少维持一年。只是从我这里（根据您告诉我的情况），他才知道定下来的款项。因此，根据以前的说法（党加赫希柏格做后盾），几乎不能得出别的结论，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或者是报纸现在已经主要由赫希柏格供给经费；或者是很快就要完全依赖他的捐款。这后一种可能现在还远没有排除。八百马克——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一数目正好等于这里的协会在上半年补助《自由》的经费（四十英镑）。 （2）由于李卜克内西一再保证（后来证明是完全错误的）：苏黎世人根本没有在业务上监督编辑部的权利，结果发生了一出错误的喜剧。 （3）由于最后确信，苏黎世人不仅要监督，而且要亲自检查报纸，给希尔施留下的只是傀儡的角色。 希尔施在了解这一切以后拒绝了，我们对此只能表示同意。我们听说［注：在原稿旁边用铅笔注明：“从赫希柏格那里”。——编者注］，莱比锡委员会增加了两个不住在当地的委员，因此，只有莱比锡的三人之间意见一致，才能很快地作出决定。这样，真正的重心就完全转移到苏黎世了，而希尔施也同任何一个真正具有革命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编辑一样，是不能同那里的人长期共事的。关于这一点，下面再谈。 二、给报纸拟定的方针 伯恩施坦早在7月24日就告诉希尔施说，希尔施在他担任《灯笼》编辑时同某些同志的分歧，可能使他的地位感到为难。希尔施回答说，他认为报纸的方针，总的说来，应当和《灯笼》的方针相同，也就是说，在瑞士要避免诉讼，而在德国则不应该过于畏首畏尾。他问到底指的是哪些同志，他还说： “我只知道一个这样的人，并且请您相信，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违反纪律的事情，我将对他采取完全相同的态度。” 伯恩施坦俨然以新的官方的检查大员的姿态对此回答说： “至于报纸的方针，在监督委员会看来，《灯笼》不能作为榜样。我们认为，报纸与其说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诸如攻击凯泽尔这样一些曾引起所有一切〈！〉同志斥责的事情，无论如何应当避免。” 如此等等。李卜克内西把反对凯泽尔说成是“一种失策”，施拉姆则认为十分危险，因此要对希尔施实行检查。 希尔施再次写信给赫希柏格说，类似凯泽尔事件的情况， “如果有正式的党的机关报存在，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议员可能不会如此放肆地无视它的明确的命令和善意的指示”。 菲勒克也写道： “指示”新报纸“……采取不偏不倚的方针，尽量不过问以往发生的一切分歧”；该报不应当是“扩大的《灯笼》”，而“伯恩施坦的可指责之处至多是，他采取过于温和的方针，如果在我们不能高举旗帜前进的时候这还算是一种指责的话。” 但是，这个凯泽尔事件，这个好象是希尔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凯泽尔是社会民主党议员中唯一在帝国国会里发言并投票赞成保护关税的人。希尔施谴责他违反党的纪律[178]，因为他： （1）投票赞成党纲明确要求加以废除的间接税； （2）同意拨款给俾斯麦，从而违反了我们党的策略的首要的基本原则：“不给这个政府一文钱”。 就这两点来说，希尔施无疑是正确的。既然凯泽尔一方面践踏了议员们根据代表大会的决议曾宣誓遵守的党纲，另一方面又践踏了党的策略的一条确定不移的、最基本的原则，竟投票赞成拨款给俾斯麦，以酬谢反社会党人法[139]，那末我们认为，希尔施恰恰有充分权利象他所做的那样，给凯泽尔以有力的打击。 我们怎么也不能理解，在德国怎么会对抨击凯泽尔一事恼怒得这样厉害。现在赫希柏格告诉我：“党团”曾准许凯泽尔那样行动，因此他是无辜的。 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真的糟了。首先，希尔施和其他人一样，不可能知道这个秘密的决定。其次，党所蒙受的侮辱，以前还可以完全归咎于凯泽尔，现在由于这种情况，这种侮辱更加重了，因而，希尔施的功绩也显得更加重大，因为他把凯泽尔的卑鄙言论以及更加卑鄙的投票行为公诸于世，从而挽回了党的荣誉。或者德国社会民主党真的患了议会症，以为有了人民的选举，圣灵就降临到当选人身上，就可以把党团会议变成永无谬误的宗教会议，就可以把党团决议变成不容违背的教义？ 失策固然是造成了，但这不是希尔施造成的，而是以自己的决议掩饰凯泽尔的议员们造成的。既然那些首先应该维护党纪的人通过了这样的决议，十分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纪律，那就更糟了。但是还要糟糕的是，人们竟然相信，不是凯泽尔的发言和投票，也不是议员们的决议违反党纪，而是希尔施违反党纪，因为他不顾这个决议——何况他也不知道这个决议——抨击了凯泽尔。 其次，毫无疑问，党在保护关税问题上，也和在以前实际产生的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上，如关于帝国铁路的问题上一样，采取了不明确、不果断的立场。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党的机关报，特别是《前进报》宁愿讨论未来的社会制度的结构，而不去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以后，保护关税问题突然成了现实问题，对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看法，而没有一个人具备做出明确而正确的判断的条件，如了解德国工业的情况及其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此外，在某些选民中间，保护关税的情绪还不可能绝迹，这一点也是要考虑到的。摆脱这种混乱的唯一途径是从纯粹政治方面来讨论问题（象《灯笼》所做的那样），但是它没有被坚决地采取；因此党不可能不在这些讨论中一开始就表现出犹豫不决、态度不肯定不明确，以至最后由于凯泽尔并同凯泽尔一起大出其丑。 对凯泽尔的抨击成了以种种调子教训希尔施的借口，说什么新的报纸决不应当仿效《灯笼》的越轨行动，新的报纸与其说应当热衷于政治激进主义，不如说应当采取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方针和不偏不倚。在这里，菲勒克丝毫不比伯恩施坦少卖力气；菲勒克之所以认为伯恩施坦是最合适的人，正是因为他过于温和，因为“现在不能高举旗帜前进”。 然而，到国外来不是为了高举旗帜前进，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在国外，没有什么东西阻碍这样做。在瑞士没有德国的出版法、结社法和刑法。在家里由于德国一般法律的限制、早在反社会党人法以前就不能讲的话，在瑞士可以讲，而且也有义务讲。因为在那里我们不仅面对德国，而且面对欧洲，我们有义务在瑞士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向欧洲公开阐述德国党的道路和目标。谁在瑞士还愿意受德国法律的约束，那只是证明，他同德国的这些法律很相称，实际上除了非常法颁布以前德国允许说的话以外，他什么也说不出来。编辑委员可能暂时回不了德国，对这点不应当有什么顾虑。谁不准备承担这种风险，谁就不配站在这种光荣的前哨岗位上。 不仅如此。德国党之所以被非常法宣布为非法，正是因为它在德国是唯一强大的反对党。如果党在国外的机关报上对俾斯麦表示感谢，放弃这个唯一强大的反对党的作用，俯首听命，驯顺地挨打，那只是证明，它该挨打。1830年以来，德国侨民在国外出版的所有刊物中，《灯笼》无疑是最温和的刊物之一。要是连《灯笼》都算是偏激，那末新的机关报只会在国外的同志面前损害德国党的名誉。 三、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 这时我们收到了赫希柏格的《年鉴》，里面载有《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一文。这篇文章，如赫希柏格本人对我所说的，正是苏黎世委员会的三个委员［注：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编者注］写的。这是他们对过去的运动的真正批判，因而也就是新机关报的真正纲领，因为报纸的方针是由他们决定的。 文章一开头写道： “拉萨尔认为有巨大政治意义的运动，即他不仅号召工人参加、而且号召一切诚实的民主派参加的、应当由独立的科学代表人物和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领导的运动，在约翰·巴·施韦泽的领导下，已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 我不去考察，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历史事实。在这里，专对施韦泽提出的谴责是在于：施韦泽使这里被看做资产阶级民主博爱运动的拉萨尔主义堕落为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注：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施韦泽是一个大无赖，但又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他的功劳正是在于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及其有限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不管他从卑鄙的动机出发干了些什么，也不管他为了维持自己的领导权怎样坚持拉萨尔的国家帮助的万应灵药，但是他戳穿了原始的狭隘的拉萨尔主义，扩大了他那个党的经济视野，从而为这个党后来合并到德国统一的党作了准备，这毕竟是他的功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任何革命社会主义的核心——拉萨尔就鼓吹过。既然施韦泽更强调这一点，那从实质上来说总还是前进了一步，不管他是如何巧妙地利用了这个机会，使那些对他的专权来说是危险的人物受人怀疑。他把拉萨尔主义变成产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的片面斗争，确实如此。但是片面这一点，那完全是因为他从自私的政治动机出发，根本不想了解农业工人争取自身利益、反对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但是，指责他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编者注］；其实他是加深了运动的性质，即作为产业工人反对资产者的阶级斗争的性质。其次谴责他“抛开了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社会民主党中有什么事情可做呢？如果资产阶级民主派都是“诚实的人”，那末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有参加党的愿望，而如果他们竟然希望加入党，那末这完全是为了挑起争吵。 拉萨尔的党“宁愿作为一个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讲这种话的先生们，自己就是作为工人党以极片面的方式进行活动的政党中的党员，他们现在正在这个党中占居显要的职位。这是一件绝对说不通的事。如果他们所想的正是他们所写的，那末他们就应当退出党，至少也应当辞去他们的职务。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就是承认他们想利用自己的公务上的地位来反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所以，党如果还让他们占居显要的职位，那就是自己出卖自己。 这样，在这些先生看来，社会民主党应当不是片面的工人党，而是“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为了证明这点，它首先必须抛弃粗鲁的无产阶级热情，在有教养的博爱的资产者领导下，“养成良好的趣味”和“学会良好的风度”（第85页）。那时，一些领袖的“有失体统的态度”也会让位于很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态度”（好象这里所指的那些人外表上的有失体统的态度，在可以谴责他们的东西中并不是最无足轻重的！）。那时就会 “在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阶级中出现许许多多拥护者。但是这些人必须首先争取过来……以促使宣传工作获得显著的成绩”。德国的社会主义“过于重视争取群众的工作，而忽略了在所谓社会上层中大力〈！〉进行宣传”。因为“党还缺少适于在帝国国会中代表它的人物”。但是，“最好甚至必须把全权委托书给予那些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来认真研究有关问题的人。普通的工人和小手工业者……只是在极少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做这件事情” 因此，选举资产者吧！ 总之，工人阶级是不能靠自己来解放自己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它就应当服从“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的领导，因为只有他们才“有时间和可能”来研究有利于工人的一切东西。其次，千万不要反对资产阶级，而要通过大力宣传把它争取过来。 如果我们打算争取社会上层或者仅仅是他们中对我们怀有善意的分子，我们就千万不要吓唬他们。于是苏黎世三人团以为，他们作出了一个令人宽慰的发现： “正是在现在，在反社会党人法的压迫下，党表明，它不打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 这样，如果占选民总数十分之一到八分之一的五六十万分散在全国各地的社会民主党选民都非常有理智，不致于用脑袋撞墙壁，不致于以一对十地去进行“流血革命”，那末这就证明，他们永远不容许自己利用重大的外部事件、由这一事件所引起的突然的革命高潮以及人民在由此发生的冲突中所争得的胜利！如果柏林在某个时候又重新表现得那样没有教养，以致重演三月十八日事变[455]，那末社会民主党人就不应当象“爱好街垒战的无赖”（第88页）那样参加斗争，而宁可“走合法的道路”，使暴动平息下来，拆除街垒，必要时就和光荣的军队一起向片面的、粗鲁的和没有教养的群众进军。如果这些先生们硬说他们不是这样想的，那末他们是怎样想的呢？ 好戏还在后头。 “在批评现存制度和建议改变现存制度时，党愈是平静、客观和慎重，就愈不可能重复目前〈实行反社会党人法的时候〉得到成功的步子，而自觉的反动派拿对赤色幽灵的恐惧吓唬资产阶级时就是利用这种步子的。”（第88页） 为了不让资产阶级怀有一丝一毫的恐惧，必须清楚明白地向它证明，赤色幽灵确实只是一个幽灵，它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但是，赤色幽灵的秘密如果不是资产阶级对他们自己和无产阶级之间必然发生的生死斗争的恐惧，对近代阶级斗争的必然结局的恐惧，又是什么呢！如果取消了阶级斗争，那末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是“一切独立人士”“都不怕和无产者携手前进了”！但是要上当的正是无产者。 因此，就让党以温和驯顺的态度来证明，它永远放弃了给实行反社会党人法提供了借口的“不适当的和过火的行为”吧。如果它自愿地许下诺言，说它愿意在反社会党人法所允许的范围内活动，那末俾斯麦和资产者就会十分客气，取消这个已经成为多余的法律！ “请大家不要误解我们”，我们并不想“放弃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纲领，但是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达到在开始考虑实现较远的任务以前无论如何必须达到的目标，那末我们的工作就够做许多年了。” 这样，“现在被我们的太高的要求吓跑了的……”资产者、小资产者和工人，就会大批地来投靠我们。 纲领不应当放弃，只是实现要延缓——无限期地延缓。人们接受这个纲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在一生中奉行它，而只是为了遗留给儿孙们。而暂时“全部力量和全部精力”都用于各种琐琐碎碎的事情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可怜的补缀，为的是让人看起来毕竟还在做一点什么工作，而同时又不致吓倒资产阶级。在这里，我真要颂扬“共产主义者”米凯尔了，他为了证实他坚信几百年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崩溃，就极力从事投机事业，尽力促进1873年的崩溃，从而确实为准备现存制度的垮台做一些工作。 对良好的风度的另一种损害，就是对于“只是时代的产物”的“滥设企业者的过分的攻击”；因此“最好是……不要再辱骂施特鲁斯堡及其同类人物”。遗憾的是所有的人都“只是时代的产物”，而如果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充分的理由，那末对任何人的攻击都应当中止，一切论战、一切斗争我们都应当放弃；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地忍受敌人的脚踢，因为我们是聪明人，知道这些敌人“只是时代的产物”，他们不能不这样行动。我们不应当加上利息偿还他们的脚踢，反而应当怜悯那些可怜虫。 同样，拥护巴黎公社的行动也有一个害处： “使那些否则会对我们表示友好的人离开了我们，而且总的说来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对我们的怨恨”。其次，党“对于十月法律的施行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因为它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资产阶级的怨恨”。 这就是苏黎世三个检查官的纲领。这个纲领没有任何可以使人发生误会的地方，至少对我们这些从1848年起早就很熟悉所有这些言辞的人来说是如此。这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1848年以资产阶级民主派面目出现的人，现在同样可以自命为社会民主党人。正如民主共和国对前者来说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一样，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对后者来说也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对当前的政治实践是绝对没有意义的；因此可以尽情地和解、妥协和大谈其博爱。对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也是如此。在纸上是承认这种斗争的，因为要否认它简直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但是实际上是在抹杀、冲淡和削弱它。社会民主党不应当是工人党，它不应当招致资产阶级或其他任何人的怨恨；它应当首先在资产阶级中间大力进行宣传；党不应当把那些能吓跑资产者并且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所不能实现的远大目的放在主要地位，它最好是用全部力量和精力来实现这样一些小资产阶级的补补缀缀的改良，这些改良会巩固旧的社会制度，因而可以把最终的大崩溃变成一个逐步实现的和尽可能和平进行的瓦解过程。正是这些人在忙个不停的幌子下不仅自己什么都不干，而且还企图阻止任何事情发生，只有空谈除外；正是这些人在1848年和1849年由于自己害怕任何行动而每一步都阻碍了运动，终于使运动遭到失败；正是这些人从来看不到反动派，而十分惊奇地发现他们自己终于陷入既无法抵抗又无法逃走的绝境；正是这些人想把历史禁锢在他们的狭隘的庸人眼界之内，但是历史总是从他们身上跨过去而自己走自己的路程。 至于他们的社会主义的内容，那末在《共产党宣言》中《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那一节里已经受到了充分的批判。在阶级斗争被当做一种不快意的“粗野的”事情放到一边去的地方，当做社会主义的基础留下来的就只是“真正的博爱”和关于“正义”的空话。 在至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也有人归附斗争着的无产阶级并且向它提供启蒙因素，这是发展的过程所决定的不可避免的现象。这一点我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清楚地说明了。但是这里应当指出两种情况： 第一，要对无产阶级运动有益处，这些人必须带来真正的启蒙因素。但是，这对参加运动的大多数德国资产者来说是谈不上的。无论《未来》杂志或《新社会》杂志，都没有带来任何能使运动前进一步的东西。这里绝对没有能够促进启蒙的真正的事实材料或理论材料。这里只有把领会得很肤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这些先生们从大学或其他什么地方搬来的各种理论观点调和起来的企图；所有这些观点一个比一个更糊涂，这是因为德国哲学的残余现在正处于腐朽的过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不是首先自己钻研新的科学，而宁可按照自己从外部带来的观点把这一新的科学裁剪得适合于自己，匆促地给自己造出自己的私人科学并且狂妄地立即想把它教给别人。所以，在这些先生当中，几乎是有多少脑袋就有多少观点。他们什么也没有弄清楚，只是造成了极度的混乱——幸而几乎仅仅是在他们自己当中。这些启蒙者的基本原则就是拿自己没有学会的东西教给别人，党完全可以不要这种启蒙者。 第二，如果其他阶级中的这种人参加无产阶级运动，那末首先、就要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可是，正象已经证明的那样，这些先生满脑子都是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观念。在德国这样的小资产阶级国家中，这种观念无疑是有存在的理由的，然而这只是在社会民主工党以外。如果这些先生组成社会民主小资产阶级党，那末他们是有充分的权利这样做的。那时我们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在一定的条件下结成联盟等等。但是在工人党中，他们是冒牌货。如果有理由暂时还容忍他们，那末我们就应当仅限于容忍他们，而不要让他们影响党的领导工作，并且要清楚地知道，和他们分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且这个时间看来是已经到了。党怎么能够再容忍这篇文章的作者们留在自己队伍中，我们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但是，既然连党的领导也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这些人的手中，那就是说党简直是受了阉割，再没有无产阶级的锐气了。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 这封信是为德国的委员会的全体五名委员［注：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弗·威·弗里茨舍、布·盖泽尔和威·哈森克莱维尔。——编者注］和白拉克写的…… 我们不反对让苏黎世人也看看这封信。 注释：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168]1879年8月21日到9月17日马克思在兰兹格特（见本卷第93—94页）。——第92、368、384、385、386页。 [178]指的是卡尔·希尔施的两篇文章，他在这两篇文章里对麦·凯泽尔在帝国国会里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演说作了批判（见注164）。希尔施的文章《关于关税的辩论》和《谈谈凯泽尔的演说和投票的问题》刊登在他出版的1879年5月25日、6月8日的《灯笼》（《Laterne》）周刊第21、23期上（见《灯笼》第669—675页和第735—739页）。——第104、374、390、394页。 [45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封信虽然是寄给奥·倍倍尔的，但他们却是指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全体领导的，因此这封信具有党的文件的性质。信的内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声明都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1879年9月19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把这个文件叫做通告信，指定“在德国党的领袖中间内部传阅”。列宁（他不知道这封信的原文）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也把他们对党内出现的机会主义的看法和党的立场的叙述叫做“直接向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社会民主党的其他领袖们发出一个通知”（《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350页）。这封信的方案是恩格斯在9月中拟定的。9月17日马克思一回到伦敦，他们两人就立即共同讨论这个方案，并最后确定下来。——第368页。 [455]指3月18日柏林的街垒战，它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开端。——第37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9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9月15日于伦敦 老朋友： 我的前一封信和七十五法郎的汇款想已收到。 左尔格来信说，他也写信给你谈了现在必须更换林格瑙遗嘱的委托书，因为，否则盖布的逝世会使对方律师有可能宣布旧的委托书无效，从而引起新的拖延。[346] 马克思还在海边，他的健康大概恢复得很好了。他写信给我，要我请你给他寄一份空白委托书［注：见本卷第100页。——编者注］，以便他能够办好必要的一切。请你费心尽快办好这件事。如果你办这件事的时候要花钱，就马上写信告诉我需要多少，我给你寄去。这件事办得越快越好。委托书当然应该同以前的完全一样，只是不必提到盖布的名字，或者应当注明他已逝世。 在苏黎世办德国党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妙了。苏黎世编辑委员会由赫希柏格、施拉姆和伯恩施坦组成，它应在莱比锡人的最高领导下对报纸进行监督和审查。施拉姆、赫希柏格和伯恩施坦炮制了一篇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174]，登在赫希柏格在苏黎世出版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上。这篇文章表明，这三个人全都是最平庸的资产者，和平的博爱主义者。他们说，党的罪过在于它仅仅是“工人党”并挑起了资产阶级的仇恨。他们还要求把运动的领导权交给他们这一类“有教养的”资产者。这实在太过分了。 恰巧前天赫希柏格突然来到我这里，我当即向他开诚布公地谈了一切。我向他说明，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抛弃我们高举了将近四十年的无产阶级旗帜，更不用说去赞成我们与之斗争了也将近四十年的小资产阶级关于博爱的骗人鬼话，当时，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本来是个好小伙子，但天真得惊人）大吃一惊。一句话，他终于明白了，我们对他是什么态度，为什么我们不跟他这一伙人一道走，不管莱比锡人怎么说和怎么做。 我们也要向倍倍尔十分坚决地阐明我们对德国党的这些同盟者的立场［注：见下一封信。——编者注］，然后看看他们将如何行动。如果党的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按这篇资产阶级文章的精神行事，那么我们将公开表示反对。不过，他们未必会让事情弄到这样的地步。 总之，尽快来信！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老弗·恩格斯 注释： [174]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的一篇基本纲领性的文章——《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该文作者是卡·赫希柏格、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通告信》第三部分《苏黎世三人团的宣言》中对这篇改良主义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毁灭性的批判（见本卷第376—384页）。——第101、367、389、397页。 [346]1876年3月18日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者斐迪南·林格瑙在遗嘱中决定把自己财产的一半约七千美元赠给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他指定奥·倍倍尔、约·菲·贝克尔、威·白拉克、奥·盖布、威·李卜克内西和卡·马克思为遗嘱执行人。林格瑙于1877年8月4日在圣路易斯逝世后，他的遗嘱执行人为把他遗赠的财产交给党作了努力。但是，俾斯麦通过外交压力终于使林格瑙的遗产没有能够交给社会民主党。——第276、36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9月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9月8日于伦敦 老朋友： 得悉你仍然受着贫困的煎熬，而我又无力使你完全摆脱这种状况，深感不安。目前我可以寄给你两英镑以及我从一位朋友［注：卡·肖莱马。——编者注］那里得来的一英镑，这位朋友既是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又是一位优秀的化学家。这三英镑即七十五法郎六十生丁，我刚才已经汇出，希望你马上就能收到。当然，你对我不必客气；我总是愿意为你做到我力所能及的一切，并且愉快地去做。令人惭愧的是，我们至今还没能使我们的老战士们过着有保障的生活。 如果《自由》的地位不会因为它的对手们所干的蠢事而得到加强，那它就很难维持到新年。正式的党的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准备在苏黎世创办，将委托苏黎世的德国人进行领导，而由莱比锡人实行最高监督。［注：见本卷第359—361页。——编者注］我不能说，他们得到我的信任。至少，他们之中的赫希柏格出版的《社会科学年鉴》刊登了十足的奇谈怪论：党宣称自己为工人党是错误的，并由于对资产阶级进行不必要的攻击而给自己招来了反社会党人法，需要的不是革命，而是长期的和平发展等等。［注：见本卷第101—102页。——编者注］这种怯懦的无稽之谈显然是为莫斯特帮忙，而莫斯特当然一定会加以利用，这一点你从最近几期《自由》上就可以看出。[177]莱比锡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为新机关报［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撰稿的建议，我们曾对此表示同意，但是当我们了解到将由谁掌握直接的领导以后，我们又拒绝了。［注：见本卷第90、92、95—96、101—102和104—105页。——编者注］在上述《年鉴》出版后，我们就同那些企图把诸如此类的无稽之谈和这样的阿谀奉承作风偷运到党里来的人，即同赫希柏格一伙完全断绝了任何来往。莱比锡人很快会明白，他们所搜罗的是怎样的同盟者。总之，反对那些带着博爱主义倾向的大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大学生和博士们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些人正在钻进德国党内，并企图把无产阶级反对其压迫者的阶级斗争溶化在人类普遍的兄弟同盟之中，而这个时候，人们想使我们与之结成兄弟同盟的资产者，正在宣布我们为非法，取消我们的报刊，驱散我们的集会，对我们实行赤裸裸的警察专制。德国工人未必会同意参加这样的运动。 我们的人在俄国取得了巨大胜利：他们粉碎了俄普同盟［注：参看本卷第102—103页。——编者注］。如果不是他们以自己的坚决行动引起俄国政府的极度恐慌，那末，对于因为英国宣布禁止进入不设防的君士坦丁堡[451]以及接踵而来的在柏林的外交失败[153]而在贵族和资产阶级中引起的不满，俄国政府是能轻易地应付过去的。而现在只好把这些失败的罪责推到国外，推到普鲁士身上。就算舅舅和外甥［注：威廉一世和亚历山大二世。——编者注］能在亚历山大罗夫[452]把裂痕弥补起来，那末这也无济于事。如果灾变在俄国来得不那么快，俄国和普鲁士之间就会爆发战争。早在法国战争时期，总委员会就已预见到了这场战争，它是法国战争的必然结果，而在1873年是好不容易才得以避免的。[453] 好吧，愿你英勇顽强！尽快把你的情况再次告诉我们并认认真真写一封信，在这样的明信片上确实不能畅所欲言地谈论一切。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老弗·恩· 注释： [153]1878年6月13日至7月13日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在外交压力和军事恫吓的逼迫下，俄国政府把圣斯蒂凡诺初步和约提交会议复审。 圣斯蒂凡诺和约是1877—1878年俄土战争后于1878年3月3日缔结的。它加强了俄国在巴尔干的势力，引起了得到德国暗中支持的英国和奥匈帝国的激烈反对。 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法国、意大利、俄国和土耳其的代表出席了柏林会议。会议的结果，签订了柏林条约。当然这次会议未能消除列强在世界政治方面的紧张关系。——第84、296、365、475、476页。 [177]在约·莫斯特出版的1879年8月30日《自由》（《Freiheit》）第35号和9月6日以《现在怎么样？》（《Wasnun？》）为题的试刊上，刊载了两篇文章，从“极左”立场出发反对《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杂志第一年卷。这两号《自由》中，前一号在“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对《年鉴》登载的几篇文章作了总的评述，后一号在《也来回忆》一文中对《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这篇文章作了详尽的分析。——第102、365页。 [451]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期间，英国由于担心土耳其崩溃，决定以断绝外交关系威胁俄国，阻止俄军进入君士坦丁堡。沙皇政府为了避免冲突，放弃了占领君士坦丁堡的企图并同意媾和。1878年3月3日在君士坦丁堡附近的圣斯蒂凡诺地方俄国和土耳其签订了和约。——第365页。 [452]指1879年9月3—4日在靠近俄德边境的亚历山大罗夫举行的亚历山大二世同威廉一世的会晤。两个皇帝的这次会晤稍微改善了他们的私人关系。但是这对俄德关系没有发生良好的影响。——第365页。 [453]指马克思于1870年9月6—9日写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290页）。 1873—1874年，俾斯麦政府竭力想挑起同法国的战争。俄国政府在这一冲突中坚决站在法国一边。由于俄国、奥地利和英国对德国政府施加压力，俾斯麦的这一企图没有得逞。——第36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卡尔·赫希柏格(1879年8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卡尔·赫希柏格 什文宁根 1879年8月26日于伊斯特勃恩 尊敬的赫希柏格先生： 因为不知道您在什文宁根将逗留多长时间，所以赶快答复您，关于所谓卡·希尔施告诉我们的情况［注：见本卷第89—90和359—360页。——编者注］，您得到的消息并不正确。他既没有对我们说，新的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要成为您的“私有财产”，也没有说报纸“将采取温和的立场”。[450]我们对这件事的观点不是根据希尔施的判断，而是在研究了莱比锡和苏黎世同卡·希尔施之间有关这一问题的全部通信的基础上得出的。我不得不拒绝评论这些信中演出的整整一场错误的喜剧，而在这场喜剧中，希尔施的过错比其他任何人都要小。我认为，在这整个事情中他的做法是极其合理、坦率和正直的。因此，目前在莱比锡和苏黎世当事人之间还没有把条件说清楚的情况下，我完全赞同希尔施拒绝担任编辑的决定［注：见本卷第90、92和361页。——编者注］。在这里我只是想驳回对他的无理指责。 致社会民主主义敬礼！ 忠实于您的弗·恩格斯 后天我将回到伦敦。 注释： [450]赫希柏格在1879年8月2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根据他得到的消息，恩格斯之所以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是因为该报要成为赫希柏格的“私有财产”并将采取“温和的立场”，而关于该报的这些情况仿佛是希尔施告诉恩格斯的。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拒绝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还可以参看本卷第359—361、364—365页。——第36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79年8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兰兹格特 1879年8月19日于圣黑利厄尔市欧罗巴旅馆 我亲爱的女儿，可爱的小燕妮： 世界小公民万岁！[165]应当让男孩子住满全世界，何况英国的统计材料表明女孩子过多。我真高兴，到目前为止一切总算平安地过去了，可是也够苦的了。我觉得，你妈妈作的那些安排远不是最恰当的。无论如何，杜西和我自己明天将动身去伦敦[159]，然后我很快就会来到你身边，那时一切就会安排妥当。这里雨季——在这个美妙的小岛是正常现象——又来了，我们已经开始商量离开这里的问题，因为我们是否留在这里取决于气候和天气的变化。“欧罗巴”旅馆好极了，我们应当设法全家一起到这里来。 我急不可耐地等待着明天早晨汽船从这里开往南安普顿的时刻。我十分挂念你和小琼尼。 问候妈妈和龙格。千万不要忧虑和不安，我的孩子，一切都会好的。 你的忠实的老尼克 ［注：马克思在家里的绰号。——编者注］ 信写得很短，请原谅，因为必须即刻投邮。 注释： [159]1879年大约从8月8日至20日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在泽稷岛休养。——第87、361、362、385、386页。 [165]1879年8月18日，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兰兹格特生了儿子埃德加尔·龙格。——第90、93、362、41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1879年8月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 伦敦 1879年8月7日［于伦敦］ 亲爱的迈耶尔先生： 今天给您按印刷品寄去您的《滥设企业者》[449]。 由于龙格突然病了，我推迟了行期。我担心是胃炎，今天大概可以把病情弄清楚。如果病情严重，我就不得不放弃原定去泽稷岛的旅行[159]（我原打算到那里去，因为这地方对我的旅伴——我的小女儿［注：爱琳娜·马克思。——编者注］来说是新鲜的），而到伦敦附近的某个海滨疗养地去。无论如何，就是从泽稷岛回来后，我还是要同拉法格夫人和我的外孙［注：让·龙格。——编者注］一起到这样的疗养地去，并希望您会到那里来看我。 如果您由于料想不到的原因提前离开，请费心把几期杂志（莱比锡的和巴黎的）还给我，并告诉我（家里会把全部信件转寄给我的），《奥地利社会科学月刊》一月号（1879年）以后的一期是否已经出版。 向您致良好的祝愿，我的妻子和女儿爱琳娜也向您致友好的问候。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59]1879年大约从8月8日至20日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爱琳娜在泽稷岛休养。——第87、361、362、385、386页。 [449]指鲁·迈耶尔的《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PolitischeGründerunddieCorruptioninDeutschland》）一书。看来，迈耶尔把此书寄给了马克思。——第36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9年8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 莱比锡 ［副本］ 1879年8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倍倍尔： 在7月25日给您寄出一封信之后，希尔施把他同伯恩施坦、李卜克内西之间就新报纸［注：《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者注］问题通信的情况告诉了我们。从这些信件看来，事情和我们读了您的来信后所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希尔施提出了一些完全合理的问题：究竟作了哪些决定，谁是报纸的后盾（一方面供给报纸经费，另一方面拟定报纸的方针），对这些问题，李卜克内西回答说：“党加赫希柏格”，并再次保证一切安排就绪，此外没有做任何别的答复。[161]因此，我们根据这一点就不能不认为，报纸是由赫希柏格提供经费的，而爱·伯恩施坦信中所说的受托而有“代表权和监督权”的“我们”[163]，也还是赫希柏格和他的秘书伯恩施坦。［注：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希尔施得不到十分明确的保证，使他不受那个提供经费的监督者的束缚，那他是不能担任编辑的。我非常怀疑，是否能得到这种使他满意的保证，并且我几乎确信，同希尔施的谈判将毫无结果。即使谈判成功了，希尔施在两个监督者（其中一个提供经费的，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社会博爱主义者，而另一个，如李卜克内西承认的那样，“自己想当编辑”）的监督下，仍然不能在这个位置上长久呆下去。”——编者注］ 刚才收到的伯恩施坦给希尔施的第二封信表明，情况确是如此。 在这种情形下，您大概会明白，我在前一封信中警告要防止的那些错误，必然是今后报纸的先天的错误。赫希柏格已表明，他在理论上是一个极其糊涂的人，而在实践上他不可抑制地热衷于同所有把自己的观点冒充为社会主义观点或者甚至仅仅是社会观点的人大谈博爱。他在《未来》上已经展示了他的样品，而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败坏了党的声誉。 党需要的首先是一个政治性机关报。而赫希柏格的确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政治立场的人物，他甚至不是社会民主主义者，而是社会博爱主义者。根据伯恩施坦的信来看，报纸也根本不应当是政治性的，而只是原则上是社会主义的，也就是说，在这些人手中必然是社会空想主义的，是《未来》的一种续刊。只有当党甘愿堕落成赫希柏格及其讲坛社会主义朋友们的尾巴时，这样的报纸才能代表党。假如党的领导者甘愿把无产阶级置于赫希柏格及其观点含糊的朋友们的领导之下，那末工人们未必会跟他们走；分裂和组织瓦解就将不可避免；莫斯特和他在这里的饶舌家们就会大奏凯歌。 这些情况我上次写信时还一无所知。由于这些情况，我们认为，希尔施根本不想参与此事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和我的态度也是这样。当我们答应撰稿时，指的是真正的党的机关报，因此，我们的诺言仅仅适用于这样的机关报，而不适用于冒充党的机关报的赫希柏格先生的私人报纸。我们决不为这样的报纸撰稿。因此，马克思和我坚决地请求您不要把我们列为撰稿人。 注释： [161]指的是威·李卜克内西1879年7月28日给卡·希尔施的信（见本卷第368—370页）。——第89、359页。 [163]指的是爱·伯恩施坦1879年7月24日给卡·希尔施的信（见本卷第369和373页）。——第90、35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1879年7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卡洛·卡菲埃罗 那不勒斯 ［草稿］ 1879年7月29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亲爱的公民： 衷心感谢您寄来两本书[448]。不久前我收到了类似的两本著作：一本是用塞尔维亚文写的，另一本是用英文写的（在美国出版）［注：见本卷第317页。——编者注］。不过这两本书都有一个毛病：虽然他们想对《资本论》［注：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编者注］作一个简明通俗的概述，但同时却过于学究式地拘泥于叙述上的科学形式。我觉得，由于这种毛病他们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对公众产生影响，本来这类出版物就是为他们写的。而您的著作正是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优点。 至于说到问题的本质，我相信，我没有弄错，我认为您在序言中阐述的观点有一个［缺陷］，就是说，其中没有指出，无产阶级解放所必需的物质条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注：手稿上删去了下面几句话：“……作为它的先决条件的阶级斗争……”，“而与此同时还有阶级斗争……其目的归根到底是社会革命”。“我认为，把批判的和革命的社会主义同其先驱者区别开来的东西，正是这个物质基础。它表明，历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动物必然要变成人……”——编者注］ 不过，我同意您的意见，——如果我对您的序言的理解是正确的话——，不应当过分加重所要教育的人们的负担。您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题目，以便更多地强调《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 再次表示感谢。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448]指卡·卡菲埃罗的小册子《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ⅡCapitalediCarloMarx》），它是对《资本论》第一卷的通俗简述，1879年在米兰用意大利文出版。——第358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7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7月1日于伦敦 老朋友： 在这新的半年开始时，我得到了一笔钱，因此我赶快通知你，给你汇去了四英镑即一百法郎八十生丁，你大概在收到这封信后马上就会收到汇款。但愿这能使你在长期贫困中哪怕稍微喘一口气。我很愿意能够做得更多一些，而不是这样偶尔帮助一下，但是你知道，最近来自各方面的要求增加了。 李卜克内西在帝国国会中所表现的不适时的温顺[447]，在欧洲罗曼语区显然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而且在各个地方的德国人中间也造成了很不愉快的印象。我们当时就在信中指出了这一点。象过去那样舒服而悠闲地进行宣传，偶尔坐上六个星期到六个月的牢，这种情况在德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不管现在的状态如何结束，新的运动正在一个或多或少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因此它应当比已经过去的运动第一阶段坚决得多。和平达到目的的说法，或者是再没有必要了，或者是毕竟不再被人们认真地看待了。俾斯麦使这种说法遭到破产，并使运动走上革命的轨道，他为我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绰绰有余地补偿了由于宣传工作受到压制而造成的一点点损失。 另一方面，在帝国国会中的这种温顺态度，使那些善于玩弄革命空谈的英雄们现在又趾高气扬起来，他们企图通过内讧和阴谋来瓦解党。制造这些阴谋的中心就是这里的工人协会[424]，其中盘踞着1849年时期的吹牛家维贝尔、哈尔特河畔的纽施塔特之流。自从德国的运动活跃起来后，在这里的这些人就丧失了他们在1840—1862年间还曾有过的全部意义，而现在他们认为，争当领导的时机到了。年轻的维贝尔、一个叫考夫曼的人和其他一些人，在最近几年中至少已经有六次宣称自己是欧美工人运动的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个邪恶的世界总是一味地不理睬他们。现在他们准备用强力来达到这一点，并找到了莫斯特作为自己的同盟者。《自由》喋喋不休地拚命谈论革命，这对于可爱之至的莫斯特说来，当然是完全新的、他过去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满足。同时，帝国国会中的事件被极度夸大了，并被利用来作为搞垮党和建立新党的借口。这是利用统治着德国的残暴制度和箝制言论的措施来为一些野心同能力极不相称的空谈家捞取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象我们听说的那样，莫斯特散布谣言说我们支持他，那他是在撒谎。他自从开始扮演这个角色以来，再也没有在我们这里露过面。其实，他这样暴露自己从而使自己以后在德国站不住脚，这是好事。他不是没有才能，但是非常爱虚荣，毫无纪律性，并且野心勃勃。总之，如果他把自己弄得声誉扫地，那就更好。不过，《自由》的寿命大概不会很长了，那时这一切又将安然平息。 马克思和我向你衷心问好。 你的弗·恩· 注释： [424]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341、357、410、464页。 [447]指李卜克内西1879年3月17日在帝国国会中就柏林及其郊区实行所谓小戒严的问题发表的演说。李卜克内西声称，社会民主党将遵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因为社会民主党是毫不含糊的改良党，他还把“暴力”革命说成是毫无意义而加以否定。他的演说反映了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后的最初几个月中德国社会民主党一部分领导人在策略问题上的某些动摇。——第35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79年6月2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 苏黎世 ［草稿］ 1879年6月26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尊敬的同志： 很遗憾，您没有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您是想约我写稿的［注：见上一封信。——编者注］，否则您可以马上得到明确的答复。 早在我由于多次的催促而决定批判无聊透顶的杜林先生时［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我就已向李卜克内西坚决声明，这是我最后一次容许打断我的一些较大的著作[446]来为杂志撰稿，除非政治事件一定要求这样做，——而这要由我自己来作出判断［注：参看本卷第264页。——编者注］。我从在伦敦度过的九年中得出了一个结论，要完成一些较大的著作而同时又积极参加实际的鼓动，是不可能的。我的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如果我还想完成什么事情的话，那就应当把我的任务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新社会》创刊时，我写信给维德先生也是这样说的。［注：见本卷第261—262页。——编者注］ 至于赫希柏格先生，如果您认为我对他抱有某种“反感”，那就错了。当赫希柏格先生创办《未来》时，我们收到了署名“编辑部”的邀请撰稿的信件。[104]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时我们并不知道赫希柏格先生的名字，当然我们没有理睬这样的匿名信件。此后不久，赫希柏格先生公布了他的《未来》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社会主义是建筑在“正义”这一概念的基础上的。[347]这样一个纲领，从一开始就把那些认为社会主义归根到底不是某些思想或原则（如正义等等）的结果，而是物质经济过程、社会生产过程到一定阶段的精神产物的人，全都直接排斥在外。这样，赫希柏格先生自己就使我们根本不可能为之撰稿。而除了这个纲领之外，我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以使我对赫希柏格先生的哲学观点作出可靠的判断。但是这一切都没有理由使我对他抱任何“反感”或对在他领导下出版刊物一事产生偏见。相反，我对它采取的态度，同对任何别的预告要出版的社会主义刊物所采取的态度完全一样，就是说，在我还不知道它将刊登些什么的时候采取同情观望的态度。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次要的，主要的是我不得不完全拒绝为期刊撰稿，因为我打算完成一些著作，这些著作对整个运动的意义比几篇杂志上的文章要大一些。因此，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好些年来毫无例外地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按照这一准则办事。 您提供的情况也使我感到关切；您说这里有人向您散布，说什么我，因而还有马克思，“完全赞成”这里的《自由》的立场。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自从莫斯特先生对社会民主党议员进行攻击[443]以来，我们从没有看见过他。我们对这件事的意见如何，他只能从我在本月中旬给邀请我去作报告的工人协会书记［注：古根海姆。——编者注］的回信中知道［注：见本卷第351页。——编者注］。我直截了当地拒绝了邀请，因为，否则的话，在德国和其它国家就会作出结论，似乎我赞成《自由》对社会民主党议员发动的、而且是公开发动的那种论战。我完全不同意这种做法，尽管我根本不赞成帝国国会中的某些发言。 我们从别的方面也得到了类似的消息，因此希望能够坚决制止这种招摇撞骗的行为。这很容易做到，只要您费心把那些信中有关部分抄寄给我们，使我们确切地知道，都说了我们些什么，并能以此为根据采取行动就行了。您提供的情况当然只是一般性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希望知道确切的情况，以便能直接采取措施。 将近四十年来，这种革命的喧嚣声对于我们已经一点不新鲜了。 如果莫斯特先生投入无政府主义者或者甚至特卡乔夫之类的俄国人的怀抱，那么，倒霉的只不过是莫斯特自己。这帮人由于他们在自己这伙人中间搞无政府主义而走向灭亡。因此我并不认为，有时给他们一点厉害看看是不好的。 您提到的那些著作，如果其中有些已经售缺，那我就无法给您弄到。有些著作我自己连一本也没有留下，我到旧书商那里寻找，也没找到。 至于法国的运动，我们不仅同此地的党内同志，而且直接同巴黎建立了联系，一般地说，在国际时期建立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例如，我们前几天就收到了最近在波尔图创办的社会主义报纸《工人报》。 注释： [104]《未来》杂志编辑部在1877年7月20日寄给恩格斯一封信，同时也给马克思寄去同样内容的一封信，其中援引哥达代表大会关于出版科学杂志的决议（见注105），邀请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杂志撰稿。这些信笼统地署名：“《未来》编辑部”。编辑部的地址，指明是约·莫斯特编辑的《柏林自由新闻报》的发行处。——第55、354页。 [347]指《未来》杂志的纲领。该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卡·赫希柏格的阐明纲领的社论《社会主义和科学》也是以这种精神写的。——第281、283、354页。 [443]1879年5月24日《自由》报第21号在“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对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议员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立场作了无原则的批评（见本卷第356—357、373—376、389—391、394—396、401—403页）。——第351、354页。 [446]恩格斯由于在1876年5月底开始写《反杜林论》，不得不推迟他打算并且已经开始写的一系列科学著作的写作，其中包括《自然辩证法》。——第353、397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1879年6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爱德华·伯恩施坦[444] 苏黎世 ［草稿］ ［1879年］6月17日［于伦敦］ 我昨天才收到您13日的来信，在答复这封信时，我必须遗憾地通知您，我不能向您推荐一个能切实按要求撰写您所需要的那种文章的人。[445] 英国的工人运动多年来一直在为增加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而罢工的狭小圈子里无出路地打转转，而且这种罢工不是被当做权宜之计和宣传、组织的手段，而是被当做最终的目的。工联甚至在原则上和根据章程排斥任何政治行动，因此也拒绝参加工人阶级作为阶级而举行的任何一般性活动。工人在政治上分为保守派和自由主义激进派，即迪斯累里（贝肯斯菲尔德）内阁的拥护者和格莱斯顿内阁的拥护者。所以，关于这里的工人运动，只能说这里有一些罢工，这些罢工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把运动推进一步。在生意萧条的最近几年里，这样的罢工常常是资本家为找到关闭自己工厂的借口而故意制造出来的，它不能使工人阶级前进一步，把这样的罢工吹嘘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斗争，例如这里的《自由》就是这样做的，在我看来只有害处。毋庸讳言，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因此，我认为，即使您暂时得不到有关这里工联活动的报道，对您也没有多大损失。 注释： [444]恩格斯这一封信的草稿是写在伯恩施坦1879年6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的背面的。——第352页。 [445]指伯恩施坦要求给苏黎世《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写一些关于英国工人运动的文章。爱·伯恩施坦在1879年6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推荐一个能够写这种文章的人。当时伯恩施坦是希望恩格斯自己来写这些文章，但没有直接向他提出请求（见本卷第353页）。——第35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古根海姆(1879年6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古根海姆 伦敦 ［草稿］ 1879年6月16日［于伦敦］ 很遗憾，我在答复您5月29日的盛情的来信时，不得不通知您，在目前情况下我不能满足您的请求——到你们协会去作报告。[442] 协会的机关报《自由》认为，对社会民主党议员们在帝国国会中的立场公开进行攻击是恰当的。[443]虽然我也认为我们的个别议员在帝国国会中的一些发言是不恰当的（我一定会在适当的场合私下说出自己的意见），但无论如何我还是不同意《自由》所采取的批评方式，尤其不同意的是，认为这种方式的批评必须公开进行。 您知道，如果我在这种情况下到协会去作报告，那么在德国和国外就会引起这样的看法：似乎我赞同《自由》所持的立场。 注释： [442]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见注424）支部书记古根海姆在1879年5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到协会去作“科学报告”。——第351页。 [443]1879年5月24日《自由》报第21号在“社会政治评论”栏中，对社会民主党帝国国会党团议员关于保护关税问题的立场作了无原则的批评（见本卷第356—357、373—376、389—391、394—396、401—403页）。——第351、35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1879年5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鲁道夫·迈耶尔 伦敦 ［草稿］ 1879年5月28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附上赖辛巴赫先生给您的信[441]。同时按印刷品寄上第十册。 我曾经多次想拜读您的《政界的滥设企业者》一书，都未如愿，现在能同您本人认识，我感到很高兴。如果您不忙于其他事情，那么，您可在明天早晨十点到下午三点之间的任何时候来找我。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致鲁·迈耶尔先生。 注释： [441]指新起的作家赖辛巴赫的信，他把这封信同一些书一起从巴黎寄到了伦敦马克思那里，请马克思转交给住在伦敦的经济学家鲁道夫·迈耶尔。迈耶尔在1879年5月2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就赖辛巴赫给马克思增添的这一麻烦表示歉意，同时希望能同马克思认识。——第35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9年4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11] 彼得堡[412] 1879年4月10日于伦敦 阁下： 收到您的2月来信时（珍贵的出版物和您提到的其他书籍也同时顺利地寄到）[432]，正好我妻子病得很厉害，医生甚至怀疑她能否经受得住这次发作。在这同时，我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比以前差多了。（实际上自从德国和奥地利形成的局势[433]使我不能每年去卡尔斯巴德［注：捷克称作：卡罗维发利。——编者注］以来，我的健康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能研究您寄给我的资料，而这种情况直到不久以前才有所好转。当时，我曾通过一个去圣彼得堡的德国人给您带去一封信，不过信中只限于说明收到了您的信和向您介绍送信人。但是，使我非常惊讶的是，昨天这个人又在这里出现了，并且告诉我由于某些情况，他最远只到了柏林并已完全放弃了彼得堡之行。 现在我首先应当告诉您（这完全是机密），据我从德国得到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象现在这样严格，我的第二卷[434]就不可能出版。就当前的形势而论，这个消息并没有使我感到惊奇，而且我还应当承认，它也没有使我感到气愤，这是由于： 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435]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完全撇开其他各种正在变化着的情况不谈，这是很容易用下列事实来解释的：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地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五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 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目前情况的特点之一是，正如您所知道的，在苏格兰以及在英格兰的一些郡，主要是西部各郡（康瓦尔和威尔士）出现了银行倒闭的现象。然而金融市场的真正中心（不仅是联合王国的，而且是世界的）伦敦直到现在还很少受到影响。与此相反，除了少数例外，那些大股份银行，如英格兰银行，至今还只是从普遍停滞中获取利润。至于这次的停滞是什么样的停滞，您可以从英国工商业界的庸人们的极端绝望中去判断，他们害怕再也看不到较好的日子了。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现象，尽管1857年和1866年我都在伦敦。[436] 毫无疑问，法兰西银行的状况是有利于伦敦金融市场的条件之一，自从最近两国之间的来往发展以来，法兰西银行已经成为英格兰银行的一个分行了。法兰西银行握有大量的黄金储备，它的银行券的自由兑现还没有恢复，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稍稍出现一点骚乱迹象的时候，法国货币就会涌来购买暂时跌价的证券。假如去年秋天法国货币突然被收回去的话，英格兰银行就肯定会采取最后的极端的医治手段，即停止实行银行法令[437]，那时我们这里就要发生金融破产现象了。 另一方面，美国不声不响地恢复了现金支付，这就消除了从这一方面加之于英格兰银行的储备的种种压力。但是到目前为止，使伦敦金融市场免于崩溃的主要原因，是朗卡郡和其他工业区（西部矿区除外）各银行的明显的稳定状况，虽然这些银行的的确确不仅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为工厂主的亏本生意进行票据贴现和垫款，而且把它们的很大一部分资本用来创办新的工厂，例如在奥尔丹就是这样。同时，以棉制品为主的存货，不仅在亚洲（主要是在印度）——这是运到那里去委托销售[438]的——，而且在曼彻斯特等等地方都一天天地堆积起来。要是在工厂主当中、从而也在地方银行当中不发生一次直接影响伦敦金融市场的总崩溃，这种情况怎样才能结束，这是很难预见的。 而目前到处是罢工和混乱。 我顺便说明一下，当去年所有其他行业的情况都很坏的时候，唯独铁路事业很繁荣，但是这只是一些特殊情况，如巴黎博览会[439]等等造成的。事实上，铁路是通过增加债务和日益扩大自己的资本账户而维持着繁荣假象的。 不论这次危机可能怎样发展——仔细观察这次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和职业理论家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它总会象以前的各次一样地过去，并且会出现一个具有繁荣等等各个不同阶段的新的“工业周期”。 但是，在这个“表面上”如此巩固的英国社会的内部，正潜伏着另外一个危机——农业危机，它在这个社会的社会结构方面将引起巨大而严重的变化。这个问题等以后有机会我再来谈。现在来讨论这个问题，未免扯得太远了。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生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 关于您的极其值得注意的信，我只想讲几句。 铁路首先是作为“实业之冠”出现在那些现代化工业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美国、比利时和法国等等。我把它叫做“实业之冠”，不仅是因为它终于（同远洋轮船和电报一起）成了和现代生产资料相适应的交通联络工具，而且也因为它是巨大的股份公司的基础，同时形成了从股份银行开始的其他各种股份公司的一个新的起点。总之，它给资本的积聚以一种从未预料到的推动力，而且也加速了和大大扩大了借贷资本的世界性活动，从而使整个世界陷入财政欺骗和相互借贷——资本主义形式的“国际”博爱——的罗网之中。 另一方面，铁路网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只是社会的少数局部现象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并把这种上层建筑扩大到同主要生产仍以传统方式进行的社会机体的躯干完全不相称的地步。因此，毫无疑问，铁路的铺设在这些国家里加速了社会的和政治的解体，就象在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发展，从而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彻底变革一样。在一切国家中（英国除外）政府都让铁路公司依靠国库发财和发展。在美国，对铁路公司有利的是，他们无偿地得到大量国有土地，其中不仅有敷设铁路所必需的土地，而且还包括铁路两旁许多英里之内布满森林等等的土地。这样，它们就变成了最大的土地占有者。当然，移民中的小农场主是宁愿选择这种为他们的产品提供现成的运输工具的土地的。 路易·菲力浦在法国实施的把铁路交给一小帮金融贵族、让他们长期占有并靠国库保证一定收入等等的制度，在路易·波拿巴时期发展到了顶点。路易·波拿巴的制度事实上主要是建立在租让铁路的交易上，在这方面他竟仁慈到把运河等等赠送给某些承租者。 但是在奥地利，特别是在意大利，铁路成了难以负担的国债和群众遭受压榨的一个新的根源。 一般说来，铁路当然有力地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这种贸易在主要出口原料的国家里却加深了群众的贫困。不仅是政府为了发展铁路而借的新债务增加了压在群众身上的赋税，而且从一切土产能够变成世界主义的黄金的时候起，许多以前因为没有广阔的销售市场而很便宜的东西，如水果、酒、鱼、野味等等，都变得昂贵起来，从而被从人民的消费中夺走了；另一方面，生产本身（我指的是特殊种类的产品）也都按其对出口用途的大小而有所变化，而它在过去主要是适应当地的消费的。例如，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农田就变成了牧场，因为出口牲畜收益更大；但同时农业人口被赶走了。这一切变化对大地主、高利贷者、商人、铁路公司、银行家等等的确是非常有利的，但是对真正的生产者来说是非常悲惨的！ 在结束我的这封信（送去投邮的时间愈来愈近了）时，我再指出一点：要找出在美国和俄国之间的真正的共同之处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政府的开支日益减少，国债也逐年迅速减少，而在俄国，国家破产则愈来愈显得不可避免。美国已经摆脱了自己的纸币（即使采取的是有利于债权人而有损于平民的最可耻的方式），俄国却没有任何工厂象印钞厂那样兴隆。在美国，资本的积聚和对群众的逐步剥夺不仅是空前迅速的工业发展、农业进步等等的媒介，而且也是它们的天然产物（虽然被内战人为地加速了）；俄国则同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更为相象，那时财政、商业和工业的上层建筑，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大厦的正面，看起来好象是对大部分（农业）生产停滞的状态和生产者挨饿的现象的一种讽刺（诚然，法国当时有一个比俄国稳固得多的基础）。美国经济进步的速度现在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英国，虽然美国在积累财富的数量方面还落后于英国；同时群众是比较活跃的，并掌握着比较强大的政治手段，可用来对那种以牺牲他们的利益为代价的进步形式表示愤慨。我用不着再继续对比下去了。 顺便问一下：您认为关于信贷和银行业的最好的俄文著作是什么？ 考夫曼先生非常友好地把他的《银行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寄给了我，但是，使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彼得堡《欧洲通报》的我的过去的明智批评家[440]竟变成了玩弄现代交易所欺骗把戏的品得式的人物。此外，这本书即使完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而我一般地说对这类书是没有更高的要求的——在细节上也是没有什么独到之处的。里面最精彩的部分是反纸币的论战。 据说，某个政府想从某些国外银行家那里得到新的借款，这些银行家要求它以实施宪法作为保证。我远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用现代的方法做生意，至少到目前为止，他们对政体一直是漠不关心的，而且今后还会这样。 忠实于您的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411]这封信的一部分曾由尼·弗·丹尼尔逊在《资本论》第二卷的俄文第一版（卡·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圣彼得堡版）序言中引用过。——第332、344、438页。 [412]在这封信的信封上爱琳娜·马克思用法文写了地址：“俄国圣彼得堡喀山桥列斯尼科夫大楼互贷协会尼·丹尼尔逊先生”。——第332、335、344、438页。 [432]显然马克思是指丹尼尔逊1879年2月5（17）日的信。丹尼尔逊在1879年3月5（1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到这封信。丹尼尔逊自己在信中写道，在2月5日寄信的同时，他还给马克思寄了关于“近十五年来”英国财政政策的资料以及大批书籍，其中一部分是珍本。——第344页。 [433]指的是由于实施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而形成的局势（见注139）。——第344页。 [434]指《资本论》（见注204）。——第201、345、409页。 [435]指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主要中心是美国和德国。七十年代末，危机扩展到英国。——第345、438页。 [436]指严重影响整个大不列颠经济的1857年和1866年两次世界经济危机。——第345页。 [437]指1844年银行法令。为了防止发生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局面，英国政府在1844年根据罗·皮尔的倡议，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英格兰银行的法律，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了银行券用黄金保证的定额。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得超过一千四百万英镑。然而，尽管1844年银行法令已生效，流通中的银行券数额实际上并不是依据抵补基金而是依据流通领域中对它的需求来决定的。在经济危机期间，对货币的需要特别感到尖锐，英国政府曾使1844年法令暂停实行，并扩大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数额。——第346页。 [438]委托销售（consignatio，直译是——签署，书面证明）——在国外委托出售商品的一种形式。采取这种形式时，出口商（委托者）把商品送往国外的公司（销售者）的货栈，根据一定条件出售。——第346页。 [439]指1878年的巴黎国际博览会。——第346、425页。 [440]俄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伊·伊·考夫曼在彼得堡出版的杂志《欧洲通报》1872年5月号上刊登了一篇关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文章，题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这篇文章在杂志上刊登时没有署名。——第34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1879年4月）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柯瓦列夫斯基[428] 莫斯科 ［1879年4月于伦敦］ 卡列也夫先生的著作[429]非常好。只是我不完全同意他对重农学派的观点。我主张资本的理论，即现代社会结构的理论。从配第开始到休谟为止，这个理论只是根据作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需要，一部分一部分地——零零碎碎地——发展起来的。魁奈第一个把政治经济学建立在它的真正的即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非常有趣的是，他在这样做的时候看起来却象是土地占有者的一个租户。卡列也夫先生根本不对，他说重农学派只是把一种社会职业即农业和其他社会职业即工业和商业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从来没有象斯密那样把社会各阶级对立起来。如果卡列也夫先生还记得李嘉图给他的名著所写的序言中的主要思想（在序言中他分析了国家的三个阶级：土地占有者、资本家和耕种土地的工人）[430]，那么他就会相信，只有在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正象魁奈所做的那样。此外，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对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莎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因此，毫不奇怪，魁奈的某些拥护者，如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之流，认为妻的动产[431]是整个体系的实质，而1798年从事写作的英国重农学派却与亚·斯密相反，根据魁奈的学说第一次证明了消灭土地私有制的必要性。 注释： [428]这里发表的片断是俄国历史学家尼·伊·卡列也夫根据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俄文口译记录下来的，曾由卡列也夫在《卡尔·马克思就重农学派给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的一封信》一文中引用（《往事》（《Былое》）杂志1922年第20期）。——第343页。 [429]尼·卡列也夫《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1879年莫斯科版。这本书是马·马·柯瓦列夫斯基征得作者同意后转寄给马克思的。——第343页。 [430]马克思指的是李嘉图为1817年在伦敦出版的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On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一书第一版写的序言。——第343页。 [431]妻的动产——从罗马法时期以来就有的法律术语，指的是一种特殊财产、妻子的不在嫁妆之内的财产。——第34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1879年3月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威廉·李卜克内西 莱比锡 1879年3月1日于伦敦 亲爱的李卜克内西： 我们又一次试图通过巴里来同《白厅评论》至少就关于帝国国会会议的报道问题达成协议，但这头蠢驴坚持文章必须署名，因此我们只好不客气地拒绝了他，并且不去管他了。谈判拖延了一段时间，而在得到肯定或否定的答复之前自然无可奉告。 布勒斯劳选举[426]在这里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俾斯麦在自己加速自己的溃败。他确实是在“随机应变”——从溃败走向溃败。[427]在英国报刊上他已经几乎找不到辩护人了；甚至非常同情俾斯麦的《泰晤士报》也企图摆脱这种状态。自从俾斯麦成为保护关税主义者以来，英国人当然是不愿理睬他的。其实，就是在德国，回复到保护关税主义也是公开的反动措施。不管怎么样，俾斯麦先生又把事情弄到要解散帝国国会的地步，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让他去狠狠地触怒德国庸人吧；最后连德国庸人也会失去耐心的，特别是当事情涉及到钱袋的时候。而俾斯麦在对外政策方面造成的混乱，用任何代价都是无法清偿的。 莫斯特的小报［注：《自由》。——编者注］看来有成绩；莫斯特有时露面，但不经常。我们当然不能对这个小报的内容负任何责任。但我们自然希望它获得成功，正如我们希望按照正确的方向所做的一切（哪怕是用那样不完善的手段）都能获得成功一样。 你的弗· 注释： [426]指1879年2月5日布勒斯劳（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城的西部选区因为该区议员亨·毕尔格尔斯去世而举行的帝国国会补选。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条件下举行的这次选举表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团结一致。工人们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他虽然没有当选，但得到的票数超过了七千五百张。——第342页。 [427]“随机应变”（《vonFallzuFall》）——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居拉·安德拉西的用语，后来成为说明随风转舵、没有明确方向的政策的普通名词。安德拉西在谈到1876年举行的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柏林会议时宣称，三大强国关于东方问题没有通过任何明确的决议，而仅仅是达成了关于随机应变地协调各自的立场的协议。恩格斯在这里把这一说法用来形容俾斯麦的政策，含有双关的意思，因为《vonFallzuFall》还有“从溃败走向溃败”的意思。——第342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9年1月3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9年1月30日于伦敦 老朋友： 需要我给你帮忙，大可不必写那样的明信片来。[420]从曼彻斯特的一个朋友［注：大概是卡·肖莱马。——编者注］那里，我收到了援助反社会党人法[139]受害者的一英镑捐款。我把这些钱给你，因为我认为，这样使用最为合适，同时我再添上一英镑，所以，大约在收到这封信的第二天，你将收到从巴塞尔寄去的五十法郎四十生丁的汇款。收据在我这里。今后我将尽力而为。 关于安排你做代理人的事［注：见本卷第338页。——编者注］毫无结果。这里的商业萧条，没有人想经营什么事业。 至于《先驱者》，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就断然向日内瓦人声明，无力为出版报纸支付任何费用。这简直太恶劣了。你无偿地承担了全部辛劳，这还不够，你还得筹措经费。而日内瓦人一向如此。自从加尔文提出先定论[421]以来，他们总是把自己看作上帝的选民，油煎鸽子就应该自己飞到他们的嘴里。《平等报》也是这样，还得由吴亭为它寻找记者和经费；在泥水匠举行大罢工的时候也是如此，那时必须由国际来筹款[422]；可是不论其他什么地方举行罢工，要向日内瓦求援都是徒劳的。 伟大的吉约姆怀着阿基里斯式的愤怒回家去了[423]，这消息使我们觉得非常开心，这本来是必不可免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果不在自己的队伍里实行无政府状态，那他们就不配自己的称号了。要知道吉约姆毕竟曾是伟大的巴枯宁的信徒，但是象布鲁斯这样的乳臭小儿竟然想把整个世界翻转过来——这就未免太可笑了。 莫斯特现在在这里为工人共产主义协会[424]出版一种小报《自由》，目前这个小报的销路很好。我们希望他一切顺利，但不言而喻，我们和它毫无关系，对它的内容不负任何责任。 德国正在一落千丈地垮下去。踢了帝国国会一脚[425]——这是最新最好的消息。好啊，就这样继续下去吧。如果赋税再不断地增加，那末堂堂的俾斯麦可以看到，他的本来就在迅速破产的小资产者是会对他有所表示的。对于我们，总的来说——即使个别人不可避免地要遭受一些痛苦，——再也没有比现在发生的情况更为有利了。俾斯麦对我们干了他所能干的一切坏事；他现在所做的，正在触犯我们的对手小资产者——进步党人[102]，将来还会触犯自由派大资产阶级。 好啊，更勇敢地前进吧！同时俄国的情况非常好，这是最主要的。如果那里出现爆发，威廉也就不得不收拾自己的细软了。 你的弗·恩· 注释： [102]进步党人是1861年6月成立的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代表。进步党要求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召开全德议会，建立对众议院负责的强有力的自由派内阁。1866年从进步党中分裂出来右翼，它投降俾斯麦并组织了民族自由党。与民族自由党不同，进步党在1871年德国完成统一以后继续宣布自己是反对党，但是这种反对态度纯粹是一纸声明。由于害怕工人阶级和仇视社会主义运动，进步党在半专制的德国的条件下容忍了普鲁士容克的统治。进步党政治上的动摇反映了它所依靠的商业资产阶级、小工业家和部分手工业者的不稳定性。——第54、307、341页。 [139]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是俾斯麦政府在帝国国会多数的支持下于1878年10月21日实施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这个法律把德国社会民主党置于非法地位；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的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文献被没收，社会民主党人遭到迫害。但是，社会民主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积极帮助下战胜了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和“极左”分子，得以在非常法生效期间把地下工作同利用合法机会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样，大大巩固和扩大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影响。在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压力下，非常法于1890年10月1日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个法律的评价，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308—310页）。——第76、102、340、374、390、395、409、421、445、447、457页。 [420]指贝克尔家里生活困难的状况，贝克尔在1879年1月26日的明信片中向恩格斯谈了这一点。——第340页。 [421]著名宗教改革活动家让·加尔文于十六世纪创立了新教的流派之一——加尔文教，他的神学原理是他关于“绝对先定”和人的祸福神定的学说。根据这种学说，一部分人好象是由上帝先定为可以得救的（选民），另一部分人则是先定为受惩罚的（弃民）。——第341页。 [422]1868年3—4月日内瓦建筑工人进行罢工和同盟歇业期间，国际总委员会从英国为罢工者筹得每月四万法郎的援款。——第341页。 [423]指吉约姆退出无政府主义国际的汝拉联合会和他在1878年春离开瑞士去巴黎。——第341页。 [424]指伦敦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协会是卡·沙佩尔、约·莫尔和正义者同盟的其他活动家于1840年2月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同盟的地方支部。1847年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多数派同宗派主义冒险主义少数派（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之间的斗争中，协会中大部分会员站在少数派一边，因此在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许多拥护者退出了协会。从五十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该协会的活动。第一国际成立之后，协会（弗·列斯纳是协会的领导人之一）就成为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的德国人支部。伦敦教育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第341、357、410、464页。 [425]1878年12月31日联邦参议院通过了关于帝国国会对议员有惩治权的法案——所谓封嘴法和越轨言论惩治法。1879年3月4日至7日帝国国会讨论这个法案。根据这个法案，帝国国会有权开除发表所谓越轨言论的议员，甚至剥夺其被选举权。俾斯麦企图用这一法令首先把社会民主党人从帝国国会中排除出去，其次把其他反对派代表也排除出去。奥古斯特·倍倍尔代表社会民主党于1879年3月4日揭露这个法案是对起码的民主权利的闻所未闻的侵犯。由于自由党也转而反对这种箝制言论的企图，这个提案最后被否决。——第34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茹尔·盖得(1878年底—1879年初)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茹尔·盖得[419] 巴黎 ［1878年底—1879年初于伦敦］ ……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党的［建立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 注释： [419]这里发表的马克思信里面的一句话，是盖得在回信中引用的，盖得的回信发表在1935年5月《马克思主义的战斗》（《LeCombatmarxiste》）杂志上。——第33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1878年12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约翰·菲力浦·贝克尔 日内瓦 1878年12月12日于伦敦西北区瑞琴特公园路122号 老朋友： 听说你生活那样困难，我们大家都很难过。为了尽快给你哪怕是微薄的帮助，我给你邮寄去了两英镑。根据在此地了解的情况，付给你的汇款应为五十法郎四十生丁。人们告诉我，收据要保存在我自己这里，因为通知单将由瑞士邮局从巴塞尔寄给你。假如你没有按时收到汇款，即可提出追索。我最近还要设法弄些钱给你。 据我了解，未必能够安排你在这里做某公司的代理人。我已有十年不做生意了，从那时以来，我在商业上的联系就自然而然地比较疏远了；当你不再做生意时，这些先生们就对你失去任何兴趣。我还要再找人试试看，但是目前不能对你应许任何诺言。 至于《先驱者》，如果报纸不能自己维持自己，那我处在你的地位就不会为它花一文钱。我不懂，为什么你必须为日内瓦的工人和他们日内瓦的地方政治而牺牲自己。如果他们想有一份报纸，就让他们自己出钱来办报。你对这件事花了这样多的心血，这已经足够了。在你作出种种牺牲之后，你完全有权把这些人找来并对他们说，你再也无力出钱了，如果他们想保留报纸，那他们就应该自己为此筹措经费。 今天这里收到的电报说，联邦委员会打算封闭高贵的吉约姆的《前卫报》。不知此事是否属实，但是假如巴枯宁主义者的最后一个机关报将由于不管什么原因而消失了，那末，在日内瓦人弄不到经费的情况下，《先驱者》就更可以停办了。 波克罕还在哈斯廷斯海边。他的左半身已经瘫痪，即使能恢复，那也要很长时间。看起来，他的精神仍相当饱满，有时还能写作。 普鲁士人现在也毫不费劲地禁止了我的《杜林》［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在德国，任何为反对冒充社会主义者的阴谋家而写的东西都不能出售了。这样一来，格雷利希的[418]和我的以及别人的所有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著作，就都被禁止了。俾斯麦指望，无政府主义者和杜林派的阴谋能瓦解我们同志之间的团结，能引起他最希望的事——进行暴乱的尝试，而那时他就可以开枪了。尽管如此，我们的工人在德国干得很出色，我相信，整个普鲁士帝国必将在他们面前碰得粉碎。而俾斯麦所得到的只能是：如果俄国跳起舞来，——这已经不要等待很久了，——德国的变革也就足够成熟了。 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向你衷心问好。 希望很快得到你的好消息。 你的老弗·恩· 注释： [418]赫·格雷利希反对巴枯宁主义者的主要著作是他的小册子《从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看国家。同“无政府主义者”商榷》（《DerStaatvomsozialdemokratischenStandpunkteaus．EineAuseinandersetzungmitden《Anarchisten》》）。——第339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878年11月2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利物浦 ［草稿］ 1878年11月29日于伦敦 亲爱的德朗克： 我从惠·和马·两先生［注：惠特利和马多克。——编者注］处得知，你已经通知他们说，打算不办理转让保险单的手续。此外，我没有得到你本人有关此事的任何答复或说明。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再次重申，保险单属于德朗克夫人，你根本无权支配。因此，在她按法律规定的方式转让以前，保险单对于我来说不能算作保证。如果不办理这个手续，我知道该怎样对待我们的交易，我也自然不会为保持保险单的效力而缴付任何保险费。 你的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8年11月28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 彼得堡[412] 1878年11月28日于伦敦 阁下： 您寄来的三本书［注：其中有：《国务知识汇编》第6卷和亚·楚普罗夫《铁道业务》第2卷。——编者注］已经收到，非常感谢。我的一些俄国朋友事先已经给我打过招呼，契切林先生写出的只会是一篇很不象样的作品，然而事实上比我预料的还要糟糕。[415]他显然对政治经济学缺乏起码的了解并且以为，巴师夏学派的陈词滥调一经以他契切林的名义发表，就会变成独创的和无可争议的真理。 上星期我没有机会着手查阅《资本论》。现在，经过查阅发现，除了译者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时应作的那些修改以外，只需要作下面所提到的一些很少的修改。 头两篇（《商品和货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应该完全根据德文本翻译。德文版第86页倒数第5行应为：“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化身。”[416] 法文版第十六章中（德文版第十四章中没有）增加的关于约·斯·穆勒的一节，第222页第2栏倒数第12行应为：“他说，我到处假定，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对立的一切地方都占统治地位”等等。下面两句应该删掉：“把地球上迄今还只是作为例外而存在的关系看作普遍的关系，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而下一句应为： “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417] 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工厂倒闭和破产，在各工业郡继续猛烈发展；但是在伦敦这里，各家报纸为了不惊动广大公众，千方百计地回避这些不愉快的、但是不容置辩的“事件”。因此，仅仅阅读伦敦报纸上的金融文章的人就只能得到关于当前事件的最贫乏的材料。 忠实于您的阿·威廉斯 ［注：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412]在这封信的信封上爱琳娜·马克思用法文写了地址：“俄国圣彼得堡喀山桥列斯尼科夫大楼互贷协会尼·丹尼尔逊先生”。——第332、335、344、438页。 [415]指波·尼·契切林的《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二、卡尔·马克思》一文（见注414）。——第335页。 [416]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2节。——第336页。 [417]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4章。——第336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1878年11月19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恩斯特·德朗克 利物浦 ［副本］ 1878年11月19日［于伦敦］ 亲爱的德朗克： 本月初我曾写信通知你，根据我所得到的官方说明，你作为保证交给我的保险单，在德朗克夫人把它转让给我以前，起不了任何保证作用，因此我已委托我的律师起草了一份相应的契据。 10日我通知你，这份契据交给了利物浦水街6号律师惠特利和马多克两先生，并请你前往过目。 对于这两次通知，我一次也没有收到你的答复，现在我又获悉，至少到17日为止你还没有去见惠特利和马多克两先生。 因为邮局没有把我的两封信中的任何一封退回，所以我认为两封信都已寄到你处。然而，为了更加可靠起见，我仍请惠特利和马多克两先生把这封信送到你家里。我把话说在前面，如果上述契据最迟在本月23日上午仍没有签字并交给我，届时我将拒绝缴费。 你的弗·恩·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1878年11月1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411] 彼得堡[412] 1878年11月15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今天早晨我接到了您10月28日的来信。 您提到的那封信我没有收到。可能是被德国邮局扣下或者弄丢了。普鲁士政府搞得自己的邮政官员昏头昏脑，使得许多信件由于纯粹的紊乱而杳然“消失”。因此，我荣幸地收到您的最后一封来信上注明的日期是1877年3月7日。 我停止给您写信，纯粹是因为住在俄国的朋友们恰好在那时提醒我，让我在一段时间内停止给他们写信，因为我的信件，尽管内容是无可指责的，但仍可能使他们遭到不愉快的事情。 关于《资本论》第二版，我要提出下列意见：[413] （1）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 （2）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尽管在译成法文时，我迫不得已不止一次地使阐述“简化”［《aplatir》］，特别是在第一章中）。 （3）我认为作某些修改是有益的，并无论如何在一星期内设法为您准备好，以便能够在下星期六（今天是星期五）寄给您。 一俟《资本论》第二卷[204]付印——但是这未必会早于1879年底——，您就将象您希望的那样得到手稿。 我收到了从彼得堡寄来的一些出版物，为此对您非常感谢。[315]有关契切林和其他一些人对我的反驳，除了您1877年寄给我的东西（一篇季别尔写的文章，另一篇似乎是米海洛夫［注：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编者注］写的文章，两篇都登在《祖国纪事》上，是为答复这个自命为百科全书派的怪人茹柯夫斯基先生而写的）以外，我什么也没有看到。在此地的柯瓦列夫斯基教授曾对我说，《资本论》引起了相当热烈的论战。[414] 我在法文版第351页（注释）上预言要发生的英国危机，终于在近几周内爆发了。我的朋友们，既有理论家也有一般实业界人士，当时曾经要求我删掉这个注，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注没有充分的根据，他们竟然确信，美国、德国和奥地利的危机可以说一定会成为英国危机的“贴现”。 情况会重新沿着上升路线发展的第一个国家将是北美合众国。只不过这种改善将在条件完全变了，而且是变得更坏的情况下在这里出现。人民要想摆脱垄断组织的控制和大公司（对于群众的直接福利）的毁灭性影响，将是徒然的，这些大公司从国内战争一开始就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控制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业。美国的优秀著作家们公开地宣布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 现在，经济学研究者最感兴趣的对象当然是美国，特别是从1873年（从九月恐慌）到1878年这一时期，即持续危机的时期。在英国需要整整数百年才能实现的那些变化，在这里只有几年就发生了。但是研究者的注意力不应当放在比较老的、大西洋沿岸的各州上，而应放在比较新的（俄亥俄是最显著的例子）和最新的（例如加利福尼亚）各州上。 欧洲的许多蠢人认为，祸根在于象我这样的理论家和其他理论家，让他们去读一读美国的官方报告，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 您如果能介绍一些关于俄国金融业现状的资料，我将非常感激，而您作为一个从事银行业的人，是一定掌握这种资料的。 忠实于您的阿·威· ［注：阿·威廉斯——马克思的化名。——编者注］ 注释： [204]马克思在写作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的过程中曾不止一次地更改这一著作的计划和结构。从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起，马克思打算把全部著作分三卷四册出版，第二册和第三册构成一卷即第二卷（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付印并出版了第二册和第三册的手稿，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最后一册即第四册——《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恩格斯没有来得及出版。——第116、118、169、332、392、424页。 [315]从1877年3月7（19）日尼·弗·丹尼尔逊给马克思的信中可以看出，丹尼尔逊寄给马克思如下几本书：亚·瓦西里契柯夫《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土地占有制和农业》1876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巴·亚·索柯洛夫斯基《俄国北部农村公社史概要》1877年圣彼得堡版，维·雅·布尼亚科夫斯基《人类生物学的研究及其对俄国男性居民的应用》1874年圣彼得堡版，《俄罗斯帝国统计汇刊》第3册，《俄国劳动组合材料汇编》。——第238、333页。 [411]这封信的一部分曾由尼·弗·丹尼尔逊在《资本论》第二卷的俄文第一版（卡·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1885年圣彼得堡版）序言中引用过。——第332、344、438页。 [412]在这封信的信封上爱琳娜·马克思用法文写了地址：“俄国圣彼得堡喀山桥列斯尼科夫大楼互贷协会尼·丹尼尔逊先生”。——第332、335、344、438页。 [413]丹尼尔逊在1878年10月28日（11月9日）的信中告诉马克思，六、七个月以前他已经写信对马克思说过，书店里《资本论》第一卷一本也没有了，存在着出版俄文第二版的问题。他请求告知，马克思是否打算对该书作新的修改。丹尼尔逊还请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付印后，把这一卷的校样随印随寄给他。——第332页。 [414]1877—1879年俄国报刊上围绕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进行了论战，参加的有当时俄国最著名的学者和政论家。这次论战是由尤·茹柯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Европы》）1877年9月）一文挑起的。针对这篇文章，出现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丹尼尔逊给马克思寄去的尼·季别尔的《对于尤·茹柯夫斯基先生〈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资本论》一书〉一文的若干意见》（《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Записки》）1877年11月）一文，以及尼·米海洛夫斯基的《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祖国纪事》1877年10月）一文，由于这篇文章，马克思写了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著名信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26—131页）。1878年波·尼·契切林发表了《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二、卡尔·马克思》（《国务知识汇编》（《Сборник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знаний》）1878年圣彼得堡版第6卷）一文，对马克思进行激烈的论战。尼·季别尔的《波·契切林反对卡·马克思》（《言语》（《Слово》）1879年2月）一文，是对它的答复。——第33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1878年11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阿尔弗勒德·塔朗迪埃 巴黎 ［草稿］ ［1878年11月10日左右于伦敦］ 我出面给您写信，是为了谈谈10月6日《马赛曲报》上发表的反对巴里先生的信[402]。 当这一号《马赛曲报》完全是偶然地——这一点我可以证明——终于落到巴里先生手中时，他立即用英文写了回答并请求我把它翻译成法文。我一天一天地拖延着不完成这项委托，至于原因，您读完这封信以后就会明白。巴里先生无法既说明全部事实而又做到： （1）不损害尚未决定命运的希尔施的名誉； （2）不损害希尔施的还在巴黎的内兄弟［注：考布。——编者注］的名誉； （3）不在这里引用我的话，以免因此把我卷入同您的公开论战； （4）不涉及您在信中提到的某些人； （5）不暴露《马赛曲报》的不诚实。 我认为，现在不是进行这类争吵而使反动派高兴的“适当”时机。另一方面，巴里先生拥有辩护的合法权利。这就要作出抉择。我曾认为要摆脱困难，只有一个办法：希尔施到伦敦来（他曾告诉我，他如果被驱逐出法国就到这里来）。那时，由他在《马赛曲报》上发表几行不损害任何人的名誉的文字，就能使巴里先生满意了。可惜，他自被驱逐以来就杳无音讯。巴里先生终于不耐烦了，由于他清楚地知道，我反对发表他的回答（这个回答在必要时可以在某一家瑞士报纸上发表），所以我们商定： （1）他的回答暂由我保存； （2）由我给您写信，做调解此事的尝试。 现在来谈实质性问题。 事实 （1）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它在国际存在时是这个组织的支部），设在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由德国和英国两个支部组成。前者选举了埃尔哈特先生为自己出席代表大会的代表，后者选举了巴里先生。伦敦曾传出消息说，由于警察禁止，代表大会将在洛桑举行，因此代表资格证就开到洛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去了。[146] 现将巴里先生的代表资格证照抄如下，原件保存在我手里： “索荷广场玫瑰街6号社会民主主义工人俱乐部。 英国支部。1878年8月31日于伦敦。 公民们：本代表资格证持有人马耳特曼·巴里公民是伦敦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的代表。 此致瑞士洛桑社会主义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英国支部书记弗·基茨。” 其次，巴里先生回来后，书记基茨曾写信要求他向俱乐部报告完成自己所受委托的情况。这封信也保存在我手里。 因此，完全可以证明，派遣巴里先生为代表的是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团体，而不是象您有些“轻率地”散布的那样，是“国际警察”。 您是根据哪些有份量的事实，来“散布如此骇人听闻的指责”，说巴里先生“是这些人〈即国际警察〉派遣的”呢？ 这些事实是毫无根据的，就是说，是以一个叫作舒曼的十分可疑的人物的造谣中伤为根据的，而这些造谣中伤是背着巴里先生偷偷告诉您的。这样，巴里先生没有公开答复暗中对他提出的指责，您难道觉得奇怪吗？［注：这句话在手稿上被删去。——编者注］ 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谈一下舒曼。他回到伦敦后，觉得最迫切的事莫过于向《旗帜报》这家“托利党的和波拿巴派的报纸”报告自己的平安获释。 然后这个我以前根本不认识的人，找了一个虚假的借口来见我。当我针对您在信中转述的他的造谣中伤，对他痛加斥责时，他说：“但是塔朗迪埃先生是不对的，我曾明确地对他说过，我只是重复一些传闻，我个人对巴里一无所知”等等。［注：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我自己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关于巴里先生的造谣中伤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你们的所谓国际工人同盟[403]中的某些阴谋家散布的，其实这既不是‘国际的’，也不是‘工人的同盟’。他们之所以痛恨巴里，是因为在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257]上他赞同了总委员会大多数反对这班先生们的意见，等等。”——编者注］ 然后舒曼先生自己主动向我询问巴里的地址，以便去向他道歉。实际上他并没有这样做。相反，他秘密地告诉一个流亡者（他不知道这个人同我有联系），似乎马克思在同他的谈话中也把巴里当作间谍来谈论。在发生了所有这一切之后，关于您的委托人和保证人的诚实的任何说明都是多余的。后来我得到了关于他的材料，并将把它寄往哥本哈根。 您在您的信中问道，“马耳特曼·巴里先生是怎样……给《马赛曲报》写信的”。事情很简单：我交给巴里先生一封致希尔施的介绍信，希尔施带他去《马赛曲报》社并且介绍给马雷先生。回到伦敦后，巴里给希尔施的内兄弟寄去了用英文写的信；而这封信在《马赛曲报》上发表是否适宜，则应由后者决定。希尔施的内兄弟认为这封信对希尔施有利，便把它译成法文并亲自交给了《马赛曲报》编辑部。[404] 该报纸不加任何评论地发表您的揭露，这是一种不能容许的行为，这只能用同一天报纸上刊登的您给昂利·马雷先生的信来解释。如果注意到，您是布莱德洛先生的朋友和记者[405]，又同巴里先生和逝去的国际有私仇，这就尤其不能容许。 （2）您接着说，巴里在给《马赛曲报》的信中申辩说，“法国警察没有逮捕过他”，您还补充说，“希尔施公民并未申辩说没有逮捕过他”云云，从而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您是在代表希尔施说话。但是希尔施公民在10月14日给我的信中说您的信是“卑鄙行为”，并且证实他只是在自己获释后才知道这封信的。同时，您还忘了巴里并不是唯一作为代表出席代表大会的英国人，他们至少有十二个人，而且他们中间谁也没有被法国警察逮捕。德国社会党的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它现在被封闭）清楚地理解了巴里信中这句话的意思，它指出“法国政府想向俾斯麦先生讨好，逮捕了希尔施等，但是它没敢殷勤到触犯英国人”。[406]不过，巴里先生一直同希尔施的内兄弟一致行动，他曾直截了当地向吉果先生说出自己的看法，而因为后者吩咐过对这些谈话要做记录，所以您可以从官方打听到关于巴里先生同法国警察的暧昧关系的情况。 然而，我还忘记了一点：为了给“你们的上司”增添声誉，您看来想把法国警察说成“国际警察”的牺牲品，而不是它的成员。共和政权当局对事情的理解则不同，它向希尔施的内兄弟道歉时说，“我们的上司”应该尊重“邻国当局”。 您提出的另一项控告（这也应归咎于舒曼先生的好心肠）是，巴里先生在巴黎作为“英国托利党的和……波拿巴派的报纸……《旗帜报》的记者”进行活动。 把《旗帜报》称作“波拿巴派的”报纸，这简直是开玩笑。当路易·波拿巴还是英国可以利用的有益的同盟者时，《旗帜报》曾奉承他，但不象《泰晤士报》那样恶劣，也不象当时的英国激进党领袖布莱特和科布顿先生那样天真，《旗帜报》从来没有象自由党的《每日电讯》那样卖身于波拿巴。现在——也是为了英国的利益——《旗帜报》如同几乎所有的英国报刊一样，在对待法国的态度上，已变为“温和的”甚至“机会主义的”[407]共和国的拥护者了。 这样一来，只剩下“托利党的”这个修饰语了。请注意，这家托利党的报纸，对新神圣同盟[255]及其领袖俾斯麦先生，没有停止抨击，而《泰晤士报》却成了俾斯麦的半官方刊物，他自己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就这样说过。而舒曼和布莱德洛先生所属的那个所谓“国际工人同盟”的代表之一埃卡留斯先生，在巴黎代表大会上则正是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进行活动的。为什么巴里先生不可以当《旗帜报》的记者呢？您在英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您应该知道，英国工人阶级不掌握任何一家报纸，因此在举行工人代表大会等时候，就不得不借助于自己雇主的，即辉格党人或托利党人的报纸来发消息，而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无论是前者或后者的见解，它是不能承担责任的。您在英国住了相当长的时间，您不应该给英国的政治关系贴上从法国政党的辞汇里搬来的标签。要不然的话，我确信，您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同意充任英国国家官员的。 在当前情况下，如果您仿效伟大的共和主义者、《法兰西共和国报》的记者卡尔歇的先例，把书献给剑桥公爵殿下，那才是应该受到指责的。 最后谈谈您的愤慨指责中的最后一点。好大的罪名！原来是巴里先生对布莱德洛先生在他的《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一篇毫无意义的文章[408]竟然没有在一星期之内予以答复！……但这是情有可原的。［注：手稿上删去了下面一段话：“首先，不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反正《国民改革者》没有对英国舆论产生任何影响。其次，巴里先生是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时，总委员会曾公开揭露布莱德洛先生是‘波拿巴主义者’：他（在伦敦）同普隆—普隆的交往是众所周知的；关于他同波拿巴党的某位穿裙子的外交家（在伦敦）[409]的亲密关系，拉布朗公民可以向您提供情况；最后，关于他在巴黎同波拿巴主义者的会见，我曾经在一家伦敦报纸上讲过[410]；那时龙格、赛拉叶和其他法国流亡者就公开痛斥了这个家伙，因为他胆敢重复波拿巴派的和下流的报纸的卑鄙行径，攻击流亡的公社社员，同时由于他攻击国际，甚至象现在已和他同流合污，参加了所谓的‘国际工人同盟’的黑尔斯、荣克等这些人也曾公开痛骂过他。由于巴里先生还记得这些事，所以他完全可以不去理睬布莱德洛在他的《国民改革者》上发表的下流文章。”——编者注］ 巴里先生对布莱德洛先生9月22日和29日的文章之所以不大放在心上，是因为他早在7月13日就在《旁观者》发表了自己署名的文章，详尽地阐述了他在东方战争引起英国各政党之间斗争时所采取的行动方针。他关心的是把这篇文章翻印成传单，加以“传播”。 判断巴里先生同布莱德洛先生之间的是非，是他们的“同胞们”的事情，因为，请注意，9月22日和29日《国民改革者》上面的文章不过是重新“温习”这段往事。“同胞们”在7月22日就已作出了判断。这一天，伦敦举行了一次由社会民主主义俱乐部召集的，声援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俾斯麦的大规模公开集会。各家报纸都刊登了有关这次集会的报道，并且丝毫不向读者隐瞒，这次集会的主席是马耳特曼·巴里先生。 我完全没有涉及各个政党在东方战争时期的立场。如果一切不按照布莱德洛先生指定的道路走的人（甚至《自由人报》），都被怀疑为同什么警察有关系的话，那末我非常担心，欧洲和美国的大多数社会党人都将遭到巴里先生所遭到的命运。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对这个法庭的资格表示异议，在我们看来，它是建立新神圣同盟的罪犯。巴里先生毫不理睬布莱德洛先生的无耻行径，还有特别的理由。这就是前国际总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其中包括巴里先生）1871年通过的决定，规定不理睬布莱德洛先生，除非他能推翻总委员会所作的公开揭露：（1）《国民改革者》的编辑同普隆—普隆及其他男女波拿巴主义者有亲密关系；（2）他发表了反对国际的虚伪谰言；（3）他根据肮脏的来源——波拿巴派的和下流的报纸，诬蔑住在伦敦的公社社员。 您至少现在知道，您反对巴里先生的信是毫无根据的。对您的要求只有一点：在《马赛曲报》上发表几行声明，说明由于得到了必要的解释，您收回您的揭露。 祝好。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46]根据1878年1月28日至2月8日在里昂召开的法国工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1878年9月在巴黎举行国际博览会期间要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它的主要发起人是茹·盖得。法国政府禁止开这次代表大会。尽管如此（由于代表大会的会址已不可能由巴黎迁往洛桑），1878年9月4日，聚集到巴黎的代表们决定秘密集会。但是警察占领了会场，驱散了会议参加者，并逮捕了组织者。10月24日，以盖得为首的三十八名社会党人被提交法庭审判。 以观察员身分去参加会议的卡·希尔施于9月5日被捕，监禁到10月9日，释放后被驱逐出法国。——第80、326页。 [255]马克思指的是所谓的“三帝同盟”。这个同盟是由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三国皇帝于1872年9月在柏林会晤时建立的，当时是试图恢复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于1815年建立的反动的神圣同盟。三帝同盟纠集了欧洲的反动势力，其目的是加强统治阶级在同革命运动作斗争中的阵地。——第166、296、309、329页。 [257]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是在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遣责，他们的首领巴枯宁和吉约姆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后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第168、196、197、219、239、265、327页。 [402]阿·塔朗迪埃给《马赛曲报》（《Marseillaise》）编辑的信里面含有对马·巴里的污蔑性的言论，这封信刊登在1878年10月6日《马赛曲报》第202号“工人代表大会”栏内，信的日期注明为1878年10月2日。——第325页。 [403]国际工人同盟（InternationalLabourUnion）是第一国际过去的一些活动家（约·格·埃卡留斯、海·荣克、约·韦斯顿、约·黑尔斯）1878年1月在伦敦建立的改良主义的政治组织，他们因为拒绝承认海牙代表大会的各项决议而被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8卷第738页）。改良主义分子建立自己的国际组织的这种企图很快就宣告破产了。——第327页。 [404]马·巴里的信以《社会党人与政府》为题发表在1878年10月2日《马赛曲报》第198号上，注明：1878年9月19日于伦敦。参看马克思1878年9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见本卷第80—81页）。——第328页。 [405]塔朗迪埃是查·布莱德洛的《国民改革者》（《NationalReformer》）杂志的常驻巴黎记者。——第328页。 [406]参看1878年9月15日和10月4日《前进报》第109和117号“社会政治评论”栏内刊登的短评《巴黎的逮捕》和《卑鄙的伪造》。——第328页。 [407]在法国，人们把追随莱昂·甘必大、格雷维等人的温和的共和派分子称为机会主义者。——第329页。 [408]1878年9月22日在查·布莱德洛的《国民改革者》周刊上发表了一篇不长的短评，对马·巴里进行了卑鄙的诽谤。——第330页。 [409]指拿破仑第三的妻子欧仁妮·蒙蒂霍。1870年9月4日第二帝国崩溃后，她逃出法国，住在伦敦附近。1873年路易—拿破仑死后，她领导了波拿巴党。——第330页。 [410]马克思指的是他给《东邮报》（《EasternPost》）编辑的信，这封信刊登在1871年12月23日《东邮报》第169号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7卷第514—515页）。 就在这一号报纸上刊登了关于1871年12月19日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的工作报告，在这次会议上马克思曾发言揭露布莱德洛。——第330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某人(1878年11月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某人 1878年11月4日于伦敦 亲爱的朋友： 如果您能够将附上的信件安全送到莱比锡酿造街11号李卜克内西夫人处，我将非常感激。此信涉及李卜克内西一家的“肚子问题”，而我信不过德国的邮政。[401]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401]马克思写这封信是因为1878年10月21日实施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见注139）。马克思1878年11月4日给娜塔利亚·李卜克内西的信，她于11月14日收到。信中说的大概是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安排李卜克内西为伦敦《白厅评论》周刊写稿，以赚取稿酬（参看本卷第342页）。——第32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海尔曼·阿尔诺特(1878年10月21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海尔曼·阿尔诺特 科尼斯堡 ［草稿］ 1878年10月21日［于伦敦］ 对于您18日的盛情的来信，我的答复如下：我很愿意暂时保管所提到的证券。[400]但是因为我没有保险柜，一旦发生火灾或盗窃，我自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请您在附函中确切地说明这点。有关进一步的问题可以在今后商量。对上述证券，我将象对自己的同类东西那样小心保管。 注释： [400]科尼斯堡的社会民主党人、“约翰·雅科比基金”（为维持社会民主党报纸而设立的基金）地方委员会委员海·阿尔诺特，在1878年10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请求恩格斯保管这项基金的有价证券（总数大约三千马克），因为这些证券有可能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通过以后立即被普鲁士政府没收。——第324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1878年10月10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 柏肯海德 ［草稿］ 1878年10月10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我只是在校样上指出了一两处错误。我没有时间审阅阐述中的更为重大的错误，而且这样做也并不符合您的意图。 校样b。 我删去了：“其中之一是年轻的拉萨尔”。他从来不是《新莱茵报》的撰稿人，虽然这时他初次同我发生了个人的来往。 我增加了：《资本论》的“俄文”译本，因为恰恰是在俄国，年轻的大学教授公开地接受和维护了我的理论。 校样d。 我删去了：“和它以前的一名党员”。梅林从来不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事实是，他曾把爬虫报刊基金[147]的主子的某些诡计透露给李卜克内西，并想因此而成为党员。此后不久，法兰克福法院就他对宗内曼先生（《法兰克福报》的所有者）的诬告案作出判决[397]，使他公开丢丑，他却心安理得地甘居文坛无赖的地位。连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正派的反对者当中最保守的人，对于把这个人称为“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家”，都感到十分惊讶。当然，他受到班贝尔格尔先生的尊敬，而班贝尔格尔先生在德国1848年革命失败后（在这次革命时他所扮演的角色是夸夸其谈的煽动者），流亡巴黎，受到第二帝国的金融家的实际训练，因参加有关墨西哥债券的诈骗案等[398]而致富，在普鲁士战胜之后回到德国并成为德国“交易所和滥设企业投机时期”的头面人物之一。象了解欧文主义运动的情况以及对这一运动的评价这样的事，不要去找伦敦的阿伯特·格兰特先生（因为他和班贝尔格尔是同一个类型的人，而且说也奇怪，他们出生于同一个城市——美因兹）。 您把豪威耳先生的文章（载《十九世纪》）看作“历史资料”，这是否恰当，您从我随此信寄给您的材料中就可看出。[399] 恩格斯先生的书［注：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编者注］，我明天给您寄去。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注释： [147]爬虫是指接受政府经费支持的反动的报人和报纸。爬虫报刊基金是俾斯麦掌握的用来收买报刊的特别经费。1869年1月30日，俾斯麦在普鲁士众议院发表演说时骂那些卖身投靠的密探、政府的反对者是“爬虫”以后，这些用语便广泛流传起来。此后，左派报刊把那些半官方的、被政府收买的报刊称为爬虫报刊。俾斯麦本人1876年2月9日在德意志帝国国会演说时不得不承认下列事实：“爬虫”一词的新含义在德国得到了最广泛的流传。——第81、313、323、398页。 [397]弗·梅林对列·宗内曼的诉讼案发生于1876年。梅林公开指责宗内曼，说宗内曼在滥设企业投机时期滥用自己的《法兰克福报》出版者的社会地位。宗内曼回答说，这是污蔑。于是梅林就对宗内曼提起诉讼。然而初级法院作出了判决，说梅林的说法是诬告性质的。1877年上诉法院基本上确认了这项判决。——第323页。 [398]指五十年代末苏洛阿加和米腊蒙反革命叛乱政府在墨西哥发行国家债券。墨西哥债券在法国是大规模金融投机的对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525页）。——第323页。 [399]马克思显然给摩·考夫曼寄去了自己的《乔治·豪威耳先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史》一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9卷第163—169页）。马克思的文章是对《十九世纪》杂志1878年7月号刊登的叛徒豪威耳的《国际协会史》一文的反击，因为这篇文章歪曲了国际的历史和马克思在国际中的作用——第323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1878年10月3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摩里茨·考夫曼[157] 柏肯海德 ［草稿］ ［1878年10月3日于伦敦西北区梅特兰公园路41号］ 阁下： 佩茨累尔先生告诉我，您曾写过一篇关于我的《资本论》一书和我的生平的文章，这篇文章要和您的其他文章一同再版，而您希望我或恩格斯订正您的某些错误。在没有拿到所说的这篇文章之前，我自然无法断定能做到什么程度。 利沙加勒的《公社史》一书是关于公社的最好的历史著作。但是该书的第一版已售缺，而现在还没有再版。利沙加勒的地址是：伦敦西区菲茨罗伊广场菲茨罗伊街35号；他大概能给您弄到一本他写的书。 现在把关于公社的《宣言》［注：卡·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编者注］给您寄去，这是我受国际总委员会委托在公社刚一失败之后写的。 如果您还没有不久前出版的我的朋友恩格斯的著作《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我也把它给您寄去，这本书对于正确理解德国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 忠实于您的卡尔·马克思 致摩·考夫曼先生。 注释： [157]摩·考夫曼请求马克思审阅他的一篇论述马克思的文章，这篇文章要收入他出版的关于社会主义史的一本书中，并稍作修改后于1878年12月发表在《余暇》（《LeisureHour》）杂志上。本卷发表的马克思1878年10月3日和10日给考夫曼的两封信是对这种请求的答复。考夫曼的这本书的最后两章是马克思审阅过的，该书于1879年出版（摩·考夫曼《乌托邦；或社会发展略图。从托马斯·莫尔爵士到卡尔·马克思》1879年伦敦版（M．Kaufmann．《Utopias；or，SchemesofSocialImprovement．FromSirThomasMoretoKarlMarx》．London，1879））。——第86、32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1878年9月17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燕妮·马克思 莫尔文 1878年9月17日［于伦敦］ 亲爱的燕妮： 按照我动身前[137]讲好的，附上三英镑邮局汇票。如果因为情况变化不够用，就立即告诉我。 从回来的那天起，剧烈的头痛就折磨着我；但是自从接到可爱的小燕妮关于琼尼的令人快慰的信以后，我就好些了；而今天从你那里来的好消息——希望继续传来——对我如同一付镇痛剂。 关于瑞琴特公园路122号的情况我不详细写了，因为杜西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常驻记者，我不应该夺其所好。然而，我还是忍不住要谈一件事情，这件事的奇特令人同时想起巴尔扎克和保尔·德·科克。当杜西、伦肖夫人和彭普斯（她现在高升了，从此恩格斯称她为彭普西娅）整理死者的东西时，伦肖夫人从中发现一小束信（大约八封，其中六封是马克思家里人写来的，两封是威廉斯从兰兹格特写来的），她本打算交给当时在场的契提先生。他却说：“不，把它们烧掉吧！我不想看她的信。我知道，她不会欺骗我。”难道费加罗（我指的是博马舍的真正的费加罗）能够“猜到这一着”［注：暗指博马舍的喜剧《疯狂的日子，或费加罗的婚礼》第五幕第八场费加罗的话：“费加罗，你真该死！你竟没猜到这一着！”——编者注］吗？伦肖夫人后来对杜西说：“当然，因为她的信必定是他亲自写的而她收到的信是由他念给她听的，所以他可以完全相信，这些信里面对他没有任何秘密，但是……对她倒可能包含着秘密。” 今天和这封信同时寄给你们的还有《每日新闻》和《旗帜报》，上面刊登了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的电讯。[138]倍倍尔显然是唯一引起强烈印象的发言者。政府的代表——施托尔贝格和欧伦堡——十分狼狈。班贝尔格尔仍然信守自己的格言：“我们终究是狗！”[142]赖辛施佩格是一个莱茵的资产者，加入了天主教中央党[141]。就连一味拍马的路透社都认为开头的这些发言不成功！ 希望你同小燕妮这个星期再稍稍休息一下，只要风、天气和孩子的健康全都许可，就要继续散步；即使由于特殊情况不能这样做，你自己也绝不应该停止散步；不过我还是希望孩子以及他那疲惫不堪的母亲能够参加散步。向小燕妮致良好的祝愿。替我吻琼尼。 再见。 你的摩尔 注释： [137]1878年9月4日至14日，马克思在莫尔文休养（见本卷第316—317页）。——第76、320页。 [138]伦敦各报（例如《每日新闻》（《DailyNews》）和《旗帜报》（《Standard》））于1878年9月17日刊登了关于德意志帝国国会9月16日会议的电讯（路透社记者和各报自己的记者写的）。这次会议开始讨论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草案（见下注）。9月16日在辩论中发言的有：施托尔贝格、赖辛施佩格、赫耳多尔夫—贝德拉、倍倍尔、欧伦堡和班贝尔格尔。——第76、321页。 [141]中央党是德国天主教徒的政党，1870—1871年由于普鲁士议会的和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天主教派党团（这两个党团的议员的席位设在会议大厅的中央）的统一而成立。中央党通常是持中间立场，在支持政府的党派和左派反对派国会党团之间随风转舵。它把主要是德国西部和西南部各个中小邦的社会地位不同的各个阶层：天主教僧侣、地主、资产阶级、一部分农民联合在天主教的旗帜下，支持他们的分立主义的和反普鲁士的倾向。中央党站在反俾斯麦政府的立场上，同时又投票赞成它的反对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措施。恩格斯在《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1卷第526—527页）和《今后怎样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8—9页）两篇文章中对中央党做了详细的评价。——第76、81、321页。 [142]这是路德维希·班贝尔格尔的一句成为俗语的话，他用这句话来评述俾斯麦对待民族自由党人的态度。——第76、312、321页。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马克思致燕妮·龙格(1878年9月16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马克思致燕妮·龙格 莫尔文 ［1878年9月16日于伦敦］ 我亲爱的孩子： 希望今后继续听到琼尼的好消息。你们应该每天写信把关于他的健康状况的消息告诉我，而且一定要把全部真实情况告诉我。这个孩子对我说来象眼珠一样宝贵。最重要的是要把他照顾好，别让他过多地在室外活动（消极地和积极地）。如果情况象我希望的那样好转，那你们星期六（而不是星期五［注：9月20日（见本卷第85页）。——编者注］）动身可能更好些。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多一天的安静和休息是很重要的。 恩格斯今天已同伦肖夫人和彭普斯一起去安普顿［注：小安普顿。——编者注］，彭普斯穿上价值五基尼的丧服，已经完全具有一个“在位的女王”的仪表和风度，这身丧服只不过突出了她的难以掩饰的“愉快”。关于这些怪事的更详细的情节，杜西将写信告诉你们。 据李卜克内西说，俾斯麦的法案［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编者注］要末完全失败，要末作一些使它失去锋芒的修正后通过。 我向你和你的妈妈致良好的祝愿。普皮好多了。他是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你的摩尔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1878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鲁道夫·恩格斯 巴门 1878年9月12日于伦敦 亲爱的鲁道夫： 今晨一时半我的妻子在长期病痛之后安详地去世了。头天晚上我们结成了合法夫妻。 我当前要应付各种各样的特别开支，而我在银行里的存款很少，所以您如果能火速给我汇来大约二百英镑，我将非常感激。 你的弗里德里希
马恩全集第三十四卷——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1878年9月12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列斯纳 伦敦 1878年9月12日［于伦敦］凌晨一时三十分 亲爱的列斯纳： 死亡刚刚使我可怜的妻子摆脱了她长期的病痛。 葡萄酒我不能给你送去了，但是你可以随时派人来取。 你的弗·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