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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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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
刘荣锦（1992年8月初版）感谢丁一新扫描、常逸、马震寰校对
封底文字
“廿年经改全面改变了匈牙利统治阶级的内部构成……
别于一般想象，1989年进行震撼世界的自我否定的匈牙利政府，已非一个传统斯大林式的政权……
向团结工会提出对话的雅鲁泽尔斯基政权，阶级属性自1981年底实行军管后发生了重大转变。政府提出对话的对手瓦文萨一伙，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工运分子……
很多人希望会出现一个中国戈尔巴乔夫，纯粹是出于对苏联连为什么会出现戈尔巴乔夫这个人物缺乏理解。”
自序
引言：历史终结？【上传至本节】
首篇诸论
一、一些对变局的分析（略）
1.1温辉的分析
1.2苏绍智、萧小明的分析
1.3民阵、民联的观点
二、经济改革在东欧的必要性
2.1东欧采纳斯大林模式的经济背景
2.2斯大林模式的体制性局限
2.3斯大林模式:从经济的发展形式到经济发展的桎梏
2.4历史潮流：从抽象到具体
三、经济改革对社会生产关系及阶级构成所产生的作用
二篇匈牙利变局
四、匈牙利经济改革历程
4.1价格改革
4.2企业改革
4.3体制改革
4.4农业改革
4.5第二经济
4.6外国投资
五、匈牙利经济危机
六、经改历程及结果总结
七、匈共政权与新兴干部阶级、干部私有化及变局的阶级性质
7.1匈共政权与新闻干部阶级
7.2干部私有化
7.3匈共放弃一党专政的阶级性质
八、匈牙利变局历程
九、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三篇波兰变局
十、波兰工运简史（1956-1981）
十一、波兰国营部门经济改革
11.11973年的改革
11.21982年的改革
十二、波兰私营经济
十三、波兰农业
十四、波兰经济危机
十五、干部私有化
十六、团结工会主流派的转变
十七、“对话”的阶级内容
十八、圆桌会议
十九、团结工会政府的成立
二十、变局后的私有化情况
四篇苏联因素及苏联变局
二十一、苏联经济形势
二十二、苏联经济1990年出现滑坡的原因
二十三、苏联经改历程
23.11985年至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
23.21990年5月至1991年8月：经改方案之争
二十四、“开放”、“重整”及新东欧政策的客观基础
24.1新东欧政策
24.2“开放”及“重整”
24.3“新思维”的如意算盘如何算错
二十五、苏联政局发展
二十六、苏联各政治流派的阶级属性
二十七、八·一九政变
27.1政变前夕的政局
27.28月18至19日
27.38月20日
27.48月21日
27.58月22至24日
27.6为什么会发生政变？
27.7政变失败的原因
五篇骨牌的倒下
二十八、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经济情况及经改历程
28.1东德
28.2捷克
28.3保加利亚
28.4罗马尼亚
二十九、东德、捷克、保加利亚及罗马尼亚变局历程
29.1东德变局
29.2捷克变局
29.3保加利亚变局
29.4罗马尼亚变局
附篇
外一章：苏联解体
苏东变局的启示：展望中国社会形势及民运前景
注释
人物译名表
资料出处索引 |
托洛茨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美国﹞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1956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乔治·诺瓦克相关链接：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看法
﹝美国﹞乔治·诺瓦克（GeorgeNovack）1956年
GuanyuZhu翻译、月桂校对
〔来源〕原文收入作者《理解历史：马克思主义文集》（UnderstandingHistory;MarxistEssays,1956），原文链接：Trotsky'sViewsOnDialecticalMaterialism
1937年1月10日——列夫·托洛茨基和他的妻子娜塔莉娅·谢多娃抵达墨西哥的第二天。他们一行乘坐了一辆由通讯部长派遣的军警护送的私人列车，以确保他们从坦皮科到墨西哥城一路平安。那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和马克斯·沙赫特曼（MaxShachtman）与托洛茨基坐在了一个隔间里，让这位流亡者了解他从挪威被迫乘船而来期间发生的事情。
我们进行了精彩的对话；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他，特别是莫斯科大审判前后的最新进展。（这是在由斯大林指使的第一轮和第二轮大审判之间的间隔期。）有一次，托洛茨基问到了哲学家约翰·杜威，此人加入了为托洛茨基争取政治庇护并受理他的案子而成立的美国委员会。
接着我们的讨论顺理成章地转成了哲学这个主题，他得知我对此有特别的兴趣。我们谈论了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最佳方式，谈论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以及美国激进主义理论上的落后。托洛茨基提到了马克斯·伊斯曼的名字，他在许多著作中抨击了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黑格尔主义传统的一种毫无价值的唯心主义残留。
他变得紧张起来。“回到美国后，你们同志必须立即展开对伊斯曼歪曲和否定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是美国思想的最大祸根。你必须防止我们的年轻同志被这些流毒毒害。”他激动地敦促我们。
在这个时候，他如此激烈地争论这个问题，让我有些许惊讶。由于他戏剧性的流亡情境，作为莫斯科大审判的主要被告之一的托洛茨基当时处于国际关注的中心。他正在与斯大林的强大政府进行声誉、自由和生命的斗争，后者一心要将他污名化并置他于死地。在被挪威当局监禁和禁言数月之后，他被囚禁在他们的油轮上数周之久，一直与外界隔绝。
然而，在与他的同志重聚的第一天，他花费了一个多小时解释了对马克思主义运动来说，拥有正确的哲学方法以及在反对的声音之下捍卫辩证唯物主义是有多重要！
三年后，他在二战开始时震撼了美国社会主义工党的斗争中的干预方式，证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认真程度。[1]此时，沙赫特曼已经转变了哲学和政治立场，直接与詹姆斯·伯纳姆以及间接地与伊斯曼和其他人站在一起，反对托洛茨基，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和第四国际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包括哲学的作用、苏联的阶级性质及其对抗帝国主义的辩护。
伯纳姆-沙赫特曼反对派试图将哲学与政治在一般层面上分离开来，并将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原则性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具体层面上分离开来。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伯纳姆要求将争议的问题限制于‘具体问题’。他在《科学与风格》（ScienceandStyle）中宣称：“辩证法（即使在科学上辩证法也是毫无意义的）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根本性意义。”[2]
在《致伯纳姆同志的公开信》中，托洛茨基指出，工人运动的经验表明，将政治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辩证法割裂开来是有多么的错误和不科学。
你似乎认为，通过拒绝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苏联国家的阶级性质，并坚持“具体问题”的方式，你就在扮演一个务实政治家的角色。这种自我欺骗是由于你对工人运动过去50年的派系斗争历史了解的不足所致。在每一次原则性的冲突中，马克思主义者都毫无例外地正视党的基本问题和纲领，认为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具体问题”才能找到其适当的位置和比重。[3]
另一方面，各种投机分子和修正主义者避免讨论原则问题，而将肤浅和误导性的事件评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阶级分析相比。托洛茨基引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以及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与“经济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党人的争论的例子。手持炸弹的民粹党（Narodnik）恐怖分子曾经争辩道：“《火星报》（Iskra）（列宁的报纸）想要建立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学派，而我们想要推翻沙皇专制——这是历史经验。”托洛茨基用典型的讽刺口吻指出：“在所有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不是由从炸弹开始的党派所领导的，而是由从辩证唯物主义开始的党派领导的。”[4]
托洛茨基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包含的普遍理论如此重视，是因为它在政治实践中具有关键作用。他写道：“一个正确的哲学学说的问题，即正确的思维方法问题，对于革命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像一个好的车间对于生产是至关重要的一样。”[5]许多现在不可或缺的，用于调查和分析现实的思维工具，都是由伟大的哲学家制造出来后才广泛使用的。他声称，在辩证唯物主义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锻造了工人在摆脱旧秩序并建立新秩序的斗争中所需的理论工具和武器。
III
托洛茨基从未声称自己的哲学观点具有独创性。他从1898年开始，直到1940年去世，一直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然而，通过将大师们的方法广泛应用于人类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面临的复杂问题的方法，他充实了他们学说的内容。在这方面，他的洞察力和远见与列宁等任何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上下。
在他四十几年的写作生涯中，他几乎涉及了唯物主义的方方面面：从其对自然的原始现实的强调到对人类思想和艺术想象的最高产物的解释。所有生命、人类行动和思想的基础，以及知识的对象，都是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的现存（being）和发生（becoming）。这个物质本质的普遍演化过程是辩证性质的。它通过对立面的冲突进行，这些对立面在变化的缓慢积累中的特定时刻推翻旧的形态，带来灾难性的颠覆——革命。
我们称我们的辩证法为唯物主义的（他解释道），因为它的根基既不在天上，也不在我们“自由意志”的深处，而是在客观现实、在自然界中。意识从无意识中发展出来，心理学从生理学中发展出来，有机世界从无机世界中发展出来，太阳系从星云中发展出来。在这个发展阶梯的所有阶段，量变转化成质变。我们的思想，包括辩证思想在内，只是表达物质变化的形式之一。在这个系统中，既没有上帝、魔鬼、不朽的灵魂，也没有永恒的法律和道德准则。思维的辩证法，是从自然界的辩证法中发展而来，因此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性质。[6]
为了阐明辩证法法则在自然界中的运作，他引用了19世纪科学的两个例子——一个来自生物学，另一个来自化学。“达尔文主义通过量变到质变的演化来解释物种的进化，是有机物领域中辩证法的最高成就。另一个伟大的成就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以及将一个元素转化为另一个元素的进一步研究。”[7]
唯物主义为科学进步提供了唯一坚实的理论基础，尽管许多自然科学家可能不知道，甚至否认这个真理。
（在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托洛茨基说）科学和技术的任务是使物质，以及与其密不可分的时间和空间，服从于人类。诚然，有一些唯心主义的书籍——不是传教的，而是哲学的书籍——你可以在其中读到时间和空间是我们思维的范畴，它们是我们思维的要求所导致的结果，实际上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与它们相对应。但是认同这种观点是很困难的。如果任何一个唯心主义哲学家没有及时赶到晚上9点钟的火车，而是迟到了两分钟，他将看到正在离开的火车尾部，并凭借自己的眼睛确信时间和空间与物质现实密不可分。任务是缩小这个空间，克服它，节省时间，延长人类寿命，记录过去的时间，将生活提高到更高的水平并丰富它。这就是与空间和时间斗争的原因，而这种斗争的基础是将物质置于人的支配下，物质不仅构成了一切真实存在的基础，也是所有想象力的基础...
每一门科学都是一种于对物质及其属性的经验的知识的积累；一种对如何将这种物质置于人类的利益和需要之下的概括性理解的积累。[8]
III
托洛茨基在使用唯物主义方法来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方面上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但他对科学知识的主要贡献来自于他对当代社会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得到了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启示和指引。
托洛茨基早在18岁时就开始全神贯注于与唯物史观相关的问题，那时他已经参与了南俄罗斯的非法工人运动。从那时起，他的这两个活动方面——对社会现实的理论研究和通过革命的方式与群众一起实现改革的实践愿景——一直紧密相连。
在《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一书中，托洛茨基讲述了他最初如何抵制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观点。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历史因素”的理论，这在社会科学领域直到今天仍是最被广泛接受的理论之一（可以与欧洲的马克斯·韦伯学派或美国的赖特·米尔斯学派进行比较）。意大利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所写的两篇文章使他确信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是正确的。他们把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看作一个整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历史性地演变，并在一个不息的运动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生活的物质条件起着最终的决定性作用。而自由主义学派的折中主义者则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分裂成许多独立因素，赋予这些超历史的性质，然后“迷信地将他们本身的活动解释为这些独立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他第一次服刑期间，托洛茨基写了一篇有关共济会的研究，后来不幸丢失了。这是他对唯物史观的一次运用。“我的一些在监狱中仅是有待考证的猜想，被我后来在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和弗兰茨·梅林的著作中求得了证实。我没有一开始就教条地吸收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第一次向我证明了其并不是抽象的定义，而是一个我在试图理解历史的过程中发现的源源不断冒着活水的泉眼。”[9]
托洛茨基运用新获得的方法，揭示了现代社会和尤其是20世纪初沙皇俄国阶级斗争的“活泉”，而当时一场革命正在悄悄酝酿。他所著名的“不断革命”理论的发展，是他研究的第一个成果。这是将辩证分析应用于前革命时期俄罗斯的社会趋势和政治前瞻所取得的杰出成果之一，同时，进一步来讲，（托洛茨基的方法）也适用于帝国主义时代中落后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常常被批评者指责为教条主义者，沉迷于抽象的历史发展规律。某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确实犯有这个错误。但托洛茨基不是这样的人。他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实践者。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允许的范围内，他是最不拘泥于形式、最灵活的思想家。
历史中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的运动、力量和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基础，这些矛盾随着自身的发展揭示了所有固定不变的公式的缺陷。正如托洛茨基在《总结与前瞻》一书中所写：“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种分析方法——不是对文本的分析，而是对社会关系的分析。”[10]
托洛茨基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应用在沙皇俄国的具体情况下。他指出，20世纪初期的俄国社会结构是极度落后和先进的特征的一种奇特融合。主要的政治和宗教落后根植于国家的历史和经济的落后上，体现在拥有无上权力的皇室和奴颜婢膝的国家教会的亚细亚式专制主义统治中。在俄国，没有宗教改革，没有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没有像西欧那样强大的第三阶级（资产阶级）。广袤无垠的土地和多风的气候导致了游牧和粗放型农业、人口稀少、封建发展贫穷落后，而且缺少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小农农业和自给自足的家庭工业在小村庄里盛行，大型土地庄园和行政-军事消费城市限制了国内市场，这导致了对外国资本和文化的依赖。
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的进入，这种亚细亚式的落后被西欧发展的最新成果所补足，并与其相结合。大规模的工业不仅导致了工业与银行资本的相互融合和外国财力对俄国经济的主导控制，最终还催生了在主要工业中心的无产（工人）阶级、从事政治罢工和大规模示威的现代工人运动，以及科学社会主义。这些特殊的条件为在1905年爆发和在1917年达到最高潮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奠定了基础。
俄国社会民主党中那些思维模式僵化的人，他们只学到了马克思方法字面上的皮毛，但却没有领悟到其本质，而且或多或少受到资产阶级的影响，声称俄国将不得不追随西欧开辟的道路。
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经从封建主义走出，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资本主义演化阶段，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在政治上，他们从君主制和贵族地主的统治走向了资产阶级议会制，然后工人才能争取最高权力。基于这一点，孟什维克得出结论，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度的统治是封建专制的合理继任者，工人们不得不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轮到他们。
根据托洛茨基的看法，试图将这样一个预制的顺序强加于20世纪的俄国是随意武断和错误的。俄国过去和现在的强大特点为工人运动开辟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发展道路，带来了极好的新前景。沙皇制度的腐败，资产阶级及其制度的薄弱，工业工人的战略地位，以及面临着尚未解决却迫在眉睫的土地问题的农民群众的革命潜力都使得即将到来的革命能够跨越阶段。工人可以领导起义民众，他们可以领导农民推翻旧秩序，在工人阶级政府领导下建立更高形式的民主，迅速从资产阶级民主转向革命社会主义措施。因此，迟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将为社会主义革命铺平道路，并直接拉开社会主义革命的序幕。
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不能孤立地来看待，而必须评估其与国内外其他因素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尽管“美国的生产力是俄国的10倍，然而俄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角色、其对本国政治的影响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影响世界政治的可能性都是美国无产阶级不可比拟的”。[11]基于所有这些考虑因素，他得出结论：“俄国革命将创造条件，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家有机会充分展示他们的治理才能之前，使权力能够传递到工人阶级的手中，且一旦革命胜利便必须这么做。”[12]
这是他的不断革命理论的第一种形式。基于俄国的经验，他随后将其扩展到覆盖其他落后（不发达）国家中革命的问题和前瞻，在这些国家的工人和农民必须与帝国主义以及（帝国主义）在当地的走狗的斗争，以摆脱前资本主义的野蛮状态，获得现代经济和文化的好处。
从1904年到1917年，托洛茨基主义被理解为是一种认为俄国革命只能以无产阶级专政而结束的观念，而这种专政必须在全球革命全面胜利的情况下，引导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型。该想法遭到孟什维克的反对，他们无法摆脱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共和国设想的束缚，甚至连布尔什维克也无法接受这种想法。然而，年轻的托洛茨基能够比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的其他所有人更具有远见，这要归功于他早早便掌握了马克思方法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两个方面，以及他非凡的勇气和敏锐的思维。他是那个现代史上最非凡的事件，即在欧洲最落后的国家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哥伦布。
在他设想俄国革命的未来时，托洛茨基利用了“不平衡与综合发展”的规律，这个理论后来被他用普遍的方式表达了出来。这种对将历史进程中落后和先进的特征辩证地交织在一起的观点的普遍化，是用来理解文明社会复杂关系和矛盾的发展趋势的数一数二的理论武器。
III
阶级斗争规律组成了应用于文明社会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要素。自由派和保守派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这一部分无法接受；改良主义者和斯大林主义者在日常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也无法贯彻这一理念。充分认识全面的阶级斗争和其最终结果是托洛茨基思想和行动的核心。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是各种不同的经济制度承先启后的历史，每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各自按其自有的规律运行。从一种制度过渡到另一种制度，往往是由生产力，也即是由技术和劳动的编制的增长所决定。社会的变化在一定程度内，性质上是数量的变化，它并不会改变社会的基础，也就是不会改变财产的普遍形式。然而当成熟的生产力超出了该程度时，财产的旧有形式已不能把它承载，继之而来的便是社会秩序的激烈变化，并附之以连串震动。原始公社由奴隶制所取代并补充；奴隶制由农奴制继承，后者有着封建的上层建筑；城市的商业发展把16世纪的欧洲带入资本主义秩序，由此经历了数个阶段。”[13]
这一历史进程是由一阶级对另一阶级之间的作用和反应推动的。他们斗争的物质利益是获取和分配剩余产品——即总社会产品中超出劳动力的维持和再生产所需最低限度的那一部分。从奴隶主到资本家，占有和压迫的阶级主要因其从劳动人民中压榨剩余价值的不同剥削方法而有所区别。“阶级斗争的全部内容所在，都只是为了争取剩余产品而斗争。谁拥有剩余产品，谁就是局面的主人——拥有财富，拥有国家，持有通往教会、法庭、科学和艺术的‘万能钥匙’。”[14]
每个社会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社会有机体的骨头是它的生产力，它的肌肉是它的阶级（财产）关系。其他所有社会器官的功能和条件反射都只能在它们与骨骼和肌肉系统（生产力和财产的普遍形式）的联系中得到理解，这些系统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总体结构。由于文明社会分裂成阶级，科学社会学中的关键分析点必须是“一个既定现象的阶级定义，例如，国家、政党、哲学思潮、文学流派等。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仅仅阶级定义是不足够的，因为一个阶级包含不同的阶层，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并在不同的环境下产生，同时受到其他阶级的影响。为了完善分析，必须引入不同的次要因素，这些因素被部分或完全地纳入分析，具体取决于特定的目标。但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不可能在不考虑现象的阶级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分析。”[15]
为了确定任何给定社会形态或国家的决定性趋势和主要发展方向，根据托洛茨基的观点，科学社会学家必须研究它的结构和不同社会力量的动态，以及它们与世界历史条件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找到以下问题的具体答案：在一个国家中，哪些阶级在斗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它们的关系以何种方式和向着何种方向被转变？历史必然性所规定的客观任务是什么？解决这些任务的肩负责任的阶级是哪些？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些任务？
在托洛茨基的革命生涯中，他按照以上的步骤分析了许多主要国家在它们的演变关键转折点的情况。这些国家包括欧洲的俄国、德国、法国、英国、奥地利和西班牙，亚洲的中国和印度，以及美国。他的研究成果包含在一系列作品中，这些作品是任何有志成为科学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的人的模范。
自从马克思主义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以来，对于其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其他方面的关系的概念引起了不小争议。托洛茨基不仅试图澄清对这个问题的误解，而且通过例子展示了社会的物质的下层建筑，即生产关系及其财产的普遍形式，如何与其他社会和文化现象相互作用。
他说道：“经济学被认为可以直接并立刻地决定作曲家的创造力或甚至是法官的裁决的观点，代表了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的悠久的讥讽，这个讥讽被所有国家的资产阶级教授长期传播，以掩盖他们智力上的软弱无能。”[16]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这种粗糙的“经济决定论”毫无相似之处，而后者经常被斯大林主义者信奉。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其政治文化的上层建筑有机地相互关联，并不断相互作用。但是，它们的关系可以是和谐的，也可以是不和谐的，这取决于历史发展的特定条件和历史因素的具体组合。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制度可能与其经济基础存在明显的矛盾。这是加剧阶级对立并因而产生革命需求的根源。这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也适用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后资本主义政治结构。例如，在斯大林及其继承人领导下的苏联，国有财产和计划生产的经济基础与官僚统治的专制体系的不和谐不断地日益加剧。
从长远来看，经济优先于政治。政治制度、机构、政党和领导人的定义，都取决于它们在维护或改变现有生产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托洛茨基曾确认：“尽管经济并非直接或立即决定政治，但在最终分析中，经济确实决定了政治。”[17]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性质以及其代表的表现；国有财产则决定了工人国家的性质，无论其（工人国家）怎样的畸形或官僚。
苏联集团中由“去斯大林化”运动引发的“个人崇拜”争议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历史中个人所承担的角色的思考。这个备受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分出了不同的倾向。
非唯物主义者将社会生活中的主观因素，从思想到个人行动，置于决定事件的至高地位。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来说，社会的优先于个体的，普遍的优先于特定的，整体的优先于部分的，物质的优先于精神（理智）的。个人在历史中是重要的，但其影响程度取决于更普遍的历史因素。绝对的个人因素受制于客观历史条件以及它们所产生、所属和所示范的主要社会力量。
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普列汉诺夫到列宁，对这个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与民粹党的主观社会学派进行辩论时，后者（民粹党的主观社会学派）极端地主张将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斗争手段，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社会和政治权力并不仅仅是单独的属性；它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且说到底是阶级之间的关系决定的。最显赫的那些大人物行使权力，不仅仅是为了自己，而是代表着超越个人的更大社会力量。即使是国王、暴君、独裁者也仅代表着特定阶级或不同阶级结合在一起的物质利益。
就比如，没有任何政治机构像君主制那样将历史上的超个人力量与个人力量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史》中写道：“君主制由其原则使然，是与个人相联结的。”[18]
在沙皇制下，皇室似乎就是一切，而国家其余国民什么都不是。但这只是浮于表面的现象。
“国王之所以成为国王，只是因为千百万人的利害和偏见通过他的个人人格而显现。”[19]国王无法在没有贵族、地主和其他（国王）所侍奉的阶级力量的默许下去统治，甚至到头来也无法在没有大多数臣民的默许下去统治。当这些力量不再承认或遵守皇权时，国王的地位就会面临危险或灭亡。俄国革命的第一步，推翻君主制，验证了个人权力的这一社会基础。
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推动的俄国革命废除了沙皇制和资本主义，并在苏维埃人的领导下建立了工农的民主制。然而，这一成果被彻底粉碎，斯大林的专制主义开始逐渐兴盛。那么，斯大林的绝对独裁统治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托洛茨基经常因为在列宁去世后与斯大林的权力争夺中“允许”被（斯大林）智胜而受到谴责与抨击。持有这种肤浅的指责的批判者并不理解，即使是最聪明的、具有最正确的思想和战略的人也必然会受制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潮流和主导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关系。权力不是像商品那样可以随意从一个所有者转移到另一个所有者的个人财产。
世界上决定重大事件的转折和结果的基本因素，在当时都与托洛茨基所奋斗的事业作对；这些因素支持并促进了斯大林的崛起。在欧洲工人阶级的失败、苏联被孤立以及苏联大众精疲力尽的基础上，在20世纪20年代，斯大林被日益强大的苏联官僚和工人贵族推到了台上，同时被一个贪婪的上层农民阶级煽风点火。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左翼反对派，他们代表着全球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且同时为苏联贫困群体的利益而斗争，却被冷落排挤了。
托洛茨基一再解释，斯大林的胜利和他自己的失败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个体被另一个个体所取代，或者一个派别被另一个派别所取代，而是正式将政治权力从社会主义工人阶级转移给苏联特权阶级的官僚机构。他有意将自己的命运和共产主义左翼反对派与世界革命和俄国工人阶级的情况之间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托洛茨基对个人与历史强大且非个人的驱动力之间的辩证互动进行了深刻思考。他指出，个人纯粹的个性特征具有狭小的局限，并且其很快融入他们成长和所在的集体的社会条件中去。“个人的‘特征’只是为一种较高法则所刻划下来的个别的爪痕。”[20]
“我们绝不否认在历史进程机制中个人的重要性，也不否认偶然性在个人上的重要性。我们只是要求将历史人物和其所有的个别之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不仅仅作为一个心理特征的流水账，而是一种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成长并受其影响的现实。正如一朵蔷薇不会因为自然科学家指出了养育它的土壤成分和大气条件而失去其芳香一样，对一个人的社会根源的揭示同样也并不会使其失去其香气或恶臭。”[21]
沙皇作为建立于俄罗斯官僚和贵族之上的王朝阶层的领袖，是其整体历史发展的产物，必须与其共命运。这个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在1917年2月之后掌权俄罗斯的继任者们。从克伦斯基到列宁和托洛茨基再到斯大林，每个领导人都代表并体现了国内外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同关联、受工人阶级决定的不同程度、俄国革命发展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的不同阶段。
托洛茨基在心理观察方面和在社会学和政治分析方面一样，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解释道，作为一个人，斯大林获得了作为苏联贵族阶层选定的领袖这样的最终历史人物身份。托洛茨基在1937年如此告诉杜威委员会：“只有从新兴特权阶层渴望权力、渴望物质舒适、对自身地位担惊受怕、畏惧群众且对所有反对派深恶痛绝的生存条件出发，我们才能理解斯大林的行为。”[22]二十年后，赫鲁晓夫证实了斯大林的道德败坏并非他自己独有的。
从十月革命（揭示了所有社会虚伪）到现状改变得越突然，其过程中新贵阶层被迫掩盖其在社会上的道德败坏，热月党的谎言就会越粗糙。因此，问题不仅仅是某个人的道德败坏，而是整个社会群体的腐败，对于他们来说，说谎已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政治必要。在抢夺新获得的地位的斗争中，这个阶层重新教育了自己，同时也重新教育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败坏了）其领导人。他们将最坚决无情和最能地表达他们利益的人抬上了他们的肩膀。因此，曾经是革命家的斯大林成为了热月党阶层的领袖。
相反，托洛茨基至始至终贯彻并教导的原则、立场和社会利害所具有的革命本质，使他成为他所是的人，并将他放在了他在每个阶段该在的地方上。他在俄国工人阶级准备进行第一次革命时与他们并肩工作；他在1905年的苏维埃时成为了其领导人。在随后的反动时期，他始终与其活跃领导者保持一致。当革命酝酿高涨时，他组织了十月起义，然后领导红军直至内战结束。
后来，当工人们再次在斯大林的统治下变得在政治上被动和一蹶不振时，他仍然坚定地与他们站在一起。在这段反动时期，他竭尽全力地阻止革命衰落，团结和教育其（革命）力量，并为其复兴创造最好的条件。托洛茨基是如此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因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不渴望也不行使权力，除了促进社会主义目标实现之外，不为其他任何目的。
III
托洛茨基对俄国革命的预测是他应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的首次大捷；同时，对其（俄国革命）堕落的分析则是他最后和最伟大的成就。
在这里，托洛茨基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的的确确，先前的革命曾经达到过巨大的高度，然后衰退。但这些倒退发生在一个阶级社会中，一个新的、更为进步的、但仍然是剥削和压迫的统治阶级在这样的社会中获得了权力。他熟悉其他工人运动的领导层，他们屈服于特权和乌纱帽的诱惑，滥用了权力，染上了官僚味。但这些人同时也曾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受益者和下属。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情况似乎有着根本上的不同。工人和农民在历史上最慎重清醒的革命党派的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夺取了国家政权，并开始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重建社会。多年来，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和党员以他们的思想和纲领在战斗中脱颖而出，有着随时为社会主义事业牺牲一切的准备。
然而，官僚主义和特权的病毒，“权力的职业病危害”，正如克里斯蒂安·拉科夫斯基所称呼的那样，已经侵袭感染了俄国的新统治者，削弱了他们对阶级异己影响的抵抗。在列宁的最后几年，感染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了，他曾邀请过托洛茨基与他一起抗击它们的传播。
对于像托洛茨基这样与革命及其领导层紧密相连的人来说，他需要最大程度的客观性才能将个人命运与这种情况分开，并应对它随之而来的相应问题。他就像一位医学家，发现了亲密同伴身上存在一种慢性消耗型疾病，注意其症状，进行诊断和预后，同时理解到这种疾病可能无法被阻止并可能致命。他跟踪着官僚反动的一步步发展，分析其原因，指出其结果，同时提出必要的治疗措施以缓解和治愈疾病。
他说，官僚主义增长的基本条件首先存在于国际形势中。俄国革命未能在西方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的工人中获得相应的支持，以及国际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使得第一个工人国家处于孤立无援和动摇的位置。在苏联，一个小规模的工人阶级，在巨大而长久的努力之后筋疲力尽，在一个充满农民和贫困的深海里挣扎，缺乏文化、适当的经济基础，甚至连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不得不将已经赢得的权力和地位让渡给一个行政上的官僚主义专家阶层，那些渴望休息和享受之前革命努力的成果的人。这个新贵阶层的物质特权和狭隘的政治观念与群众的利益愈发发生着冲突。
这也就是撕裂俄国共产党并波及到共产国际那边的派系冲突的根源所在。随着20世纪30年代世界反动势力的全面深化，这个过程在斯大林主义专制的巩固和苏联民主的销声匿迹中达到了高潮。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崛起和法西斯主义在西欧的崛起是互相对称的历史现象。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衰落下的资产阶级民主的瓦解和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人民主的瓦解，都是工人群众在反动势力面前节节败退的平行产物。
然而，这些极权主义国家具有完全相反且历史上不同的经济基础。法西斯独裁者阿道夫·希特勒、贝尼托·墨索里尼和弗朗西斯科·弗朗哥统治的国家捍卫的是资本主义的财产关系。斯大林的政府，作为苏联官僚主义的不受约束的代理方，依靠着国有财产。
托洛茨基对苏联进行了辩证的、历史的和唯物主义的定义。由于其国有财产、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的垄断以及工人阶级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和传统，苏联仍然是一个工人的国家。但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工人国家，其中政治结构与经济基础相互矛盾。斯大林主义专政的政策和活动不仅践踏了革命旨在为之的人民的权利、感受和福祉，而且损害了苏联经济自身的发展，其需要由工人进行民主管理才能最高效地运作。
斯大林的独裁统治与工人民主之间的冲突，以及极权主义政治结构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是苏联社会的主要动力，无论它被打压或掩盖得多么彻底。这些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无法永久地持续下去。要么工人会清除那些篡位的官僚，要么官僚会挤出一个派别，该派别将打击革命的最后成果，并为资本主义的回归铺平道路，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产生的。
托洛茨基并不是一个失败主义者；他没有提前宣布最糟糕的情况会发生。相反，他投入了他所有的力量和资源，以帮助更好的结果占据上风。现在，在他去世20年后，他的斗争和远见得到了证实。当帝国主义第二次自相残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进一步削弱时，苏维埃国家存活了下来，尽管遭受了斯大林主义的所有罪恶。在对抗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中展现了其抵抗力之后，苏联在战后展示了惊人的复苏和快速增长能力。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在新的领域取得突破，扩展到东欧和亚洲，并在此过程中使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不攻自破。
这些国内外的发展使苏联工人阶级的文化和物质水平大大提高，并促使了苏联社会中带头的进步分子向官僚主义者施加巨大压力，要求他们放宽独裁统治并作出让步。去斯大林化的推动力量势不可挡，甚至（在某些有限的程度上）还带动了官僚集团中的一些成员。这一动力证明了苏联社会中社会主义元素的热切和生长力，并证实了托洛茨基对其主要动力和趋势的分析。
到目前为止，我们只见证了苏联内部发展的开端，这一发展趋势正朝着那些自封的斯大林继承者和复苏的群众之间的全面冲突迈进。苏联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将不得不摆脱所有的压迫者和统治者，在一个无与伦比的至高基础上恢复民主。
在“回到列宁”口号的号召下展开的价值观重新审视，将得到“回到托洛茨基”口号的补充和完善。在即将到来的反官僚主义革命中，新的人民的领导者将把托洛茨基的成就恢复其本该有的地位，并把他作为为社会主义自由而战和保护马克思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遗产的倡导者、先驱和指导者予以崇敬。
III
托洛茨基比其他任何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更深入地探讨了唯物主义心理学的问题。在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派与弗洛伊德学派的深度分析理论的争论中，他选择了第三种立场。尽管他注意到它们（上述的两个学派）对于意识形成的不同解释方法，但他并不认为它们之间存在如斯大林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的不可逾越的唯物和唯心之间的冲突。巴甫洛夫和弗洛伊德都认为生理学构成了思维更高级功能的基础。托洛茨基将巴甫洛夫比作一个潜水员，从心灵深处向上检视，而弗洛伊德则站在上方，透过复杂混沌的心灵水域窥视其中的运作。
人的特征是由他们的社会环境所引发、形成和完善的；即使是最奇怪的怪癖也会很快转变为适合于其所处时代、群体或阶级的行为和心理特征。历史条件的强大力量对人们施加了一些共同特征；类似的条件触发类似的反应、产生类似的个性特征。“同一种类的（当然决不是同样的）刺激，在同一种类的条件之下，会引起同一种类的反应。刺激的授予者愈有力，则它愈能克服个别的特点。人们对于呵痒的反应是各异的，但对于红铁的反应可就一样了。正和在汽锤的打击下，球形与正方形的铁块同样成为铁片一样，在太大与太难逃避的事件的重压下，一切反抗者都给摧毁了，‘个性’的界限也消失了。”[23]
通过这种方式，他解释了资产阶级心理学家所称之为“群体行为”的谜团，或更准确点说是群众意识。尽管个人存在着各种不同和独特的地方，尽管他们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分开，但置身于相似环境下和面临相似问题的个体会表现出相似的行为。
19世纪的所谓的“官能心理学家”将人的个性和心灵分割为不同的因素，如本能、意志、直觉、意识、潜意识等，将其中的某一个或多个因素提为主导因素。而托洛茨基则将所有这些不同的功能视为统一的生理-心理过程中相互穿插的方面，这个过程受到物质条件的制约，且受发展和改变的影响。
灵感和直觉通常被认为是唯心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专属领域。然而，托洛茨基毫不犹豫地着手研究了心理活动中这些晦涩和难以捉摸的阶段。他指出，意识和潜意识在历史进程中也同样存在，正如在构成它们的个体内部存在着一样。他在《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中给出了对它们相互间作用的无与伦比的定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自己是无意识的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但这种无意识只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无意识，而非精神上的无意识。只有在群众的自发反抗冲破了社会旧有的桎梏，使历史发展的深层次的要求成功地表现出来的时候，这种无意识的过程才能在其最高峰上与其自觉的表现相吻合。在这一时刻，时代最高的理论意识和最深刻的远离理论备受压迫的群众的直接行动融为一体。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的结合，就是通常称为“灵感”的东西。革命是历史最强的灵感。
每一位真正的作家在创作中都有这样的时刻，好像有一种力量更强大的人在操控他的手。每一个真正的演说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刻，那时他讲出的话比他平时讲的要有力得多。这就是“灵感”，它来自于倾尽全力的最高创作激情。无意识从深邃的洞穴中升起，使思维有意识的活动服从自己，并在某种高度的统一体中使它同自己融为一体。
在精神力量高度集中的时刻，在一定的瞬间，展现了与群众运动相关的个人活动的所有方面。对“领袖们”来说，十月革命的日日夜夜就是这样的时刻。机体内潜伏的力量、深藏的本能、从动物祖先那里遗传来的嗅觉都活跃了起来，它们冲破心理的桎梏，同最高的历史—哲学的概括一道为革命服务。个人和群众这两个过程都是建立在意识和无意识相结合、构成意志动力的本能和思维的最高概括相结合的基础之上的。[24]
托洛茨基已经将唯物主义的态度融入到他的每一个细胞当中；从他的人生观到他对周围个体的评价，其渗透到他的思想和行动的方方面面。作为一个至始至终的唯物主义者，他自豪地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他不允许自己被贬低，也不允许人类被任何来自其野蛮过去的虚构创造物所征服。
他对人道主义的信仰被坦率地在他被暗杀前几个月写下的遗嘱中所表达：“自从我明白事理之后，在43年的生活中我始终是一名革命者，其中42年是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我要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因而也是一个不调和的无神论者而死去。”[25]
他并不需要个人生命死后的虚构的安慰。尽管受到阶级社会的限制和污染，但地球上的生活已足够，因为其中潜在着的人类幸福和满足的可能性。“我看见墙下有一条嫩绿的草地，墙的上空，蓝天朗朗，到处阳光灿然。生活真美好，让未来的一代清除掉生活中的罪恶、压迫和暴力，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吧。”几天后他补充道：“不管我如何死去，我至死不会动摇对于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念。这种对于人类和人类未来的信念，至今仍然给予我强大的抵抗力，这是任何宗教信仰所不可能给予的。”[26]
以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才华的2500年来唯物主义哲学之集大成者的最后遗嘱。
[1]托洛茨基对理论辩论的贡献被收录在书籍《保卫马克思主义》（InDefenceofMarxism）（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3）中；伯纳姆的文章“科学和风格（ScienceandStyle）”作为附录被包含在其中。
[2]《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6页。
[3]同上，第78-79页。
[4]同上，第79页。
[5]同上，第74页。
[6]同上，第51页。
[7]同上，第71页。
[8]托洛茨基，“广播、科学、技术和社会”，《日常生活问题》（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3年），第252-253页。
[9]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0年），第122页。
[10]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和总结与前瞻》（PathfinderPress:NewYork，1969年），第64页。
[11]同上，第65页。
[12]同上，第63页。
[13]托洛茨基，《当代马克思主义》（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0年），第8-9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并有所修改。——译注
[14]同上，第14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译注
[15]《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29页。
[16]同上，第118-119页。
[17]同上，第119页。
[18]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0年），第一卷，第52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并有所修改。——译注
[19]托洛茨基，“什么是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反法西斯斗争》（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1年），第399页。
[20]《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52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并有所修改。——译注
[21]同上，第95页。
[22]托洛茨基，《列夫·托洛茨基案》（MeritPublishers:NewYork,1968），第581页。
[23]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93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译注
[24]托洛茨基，《我的生活：托洛茨基自传》，第334-335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崔继新译文。——译注
[25]托洛茨基，“托洛茨基遗嘱”，《托洛茨基文集：1939-40年》（PathfinderPress:NewYork,1973年），第158-159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译注
[26]同上，第159页。
*此处翻译借用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中对该文章的译文。——译注 |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机关刊物《先锋》（1932）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机关刊物《先锋》相关：中国托派运动文献
先锋
（1932）
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机关刊物
《先锋》是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的机关刊物。1932年7月26日在北京创刊，1932年12月20日发行第六、七期合刊后，因反对派北方区委组织分裂而停刊。1934年由张衍恕重新秘密发行，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破获。
定价：零售大洋三分
通讯处：北京大学一院号房转
【PDF】第一期（1932年7月26日）
【PDF】第二期（1932年9月1日）
【PDF】第三期（1932年9月17日）
【PDF】第四期（1932年10月17日）
【PDF】第五期（1932年11月17日）
【PDF】第六、七期合刊（1932年12月20日）
第一期（1932年7月26日）
国际形势之钥在德国（托洛茨基）
中俄复交与中国反帝运动的关系（龙）
揭穿所谓“国民参政会”的阴谋并提出我们的要求和办法（亢铁）
废止内战大同盟运动的认识（流）
二师惨案与学生运动的中心任务（敬言）
怎样保卫苏联？
第二期（1932年9月1日）
洛桑会议后国际政局之新发展（龙）
反对第四次进攻“红军”与我们的任务（敬言）
日攻热河与华北危机（流）
苏联发展的诸问题——国际反对派对俄国问题之政纲草案（托洛茨基）
西班牙革命通讯——安德莱民尼在巴西伦拿被捕
本社启事·第一期勘误表
介绍托洛茨基先生的重要文献
第三期（1932年9月17日）
“九一八”周年纪念提纲（仝人）
保卫苏联与抗日战争（郭乔）
第二国际与中日纠纷（敬言译）
东北义勇军的本质、前途及任务（流）
苏联发展的诸问题——国际反对派对俄国问题之政纲草案（续）（托洛茨基）
第四期（1932年10月17日）
起来！！起来！！援救中国革命领袖陈独秀
目前华北的政治形势（森）
工人运动底现状与我们的任务（敬言）
“创造北方苏区”的理论之批判（敬言）
“九一八”周年纪念的教训（白悌）
手榴弹
可耻的造谣与诬蔑（白林）
原来《自决》的“少爷”才是“施他林派”的同志（白林）
冯玉祥和陈教授们的马克斯主义（丕）
募捐启事
本刊预告
第五期（1932年11月17日）
纪念十月革命（白林）
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陈独秀）
请看马哲民底裸体跳舞（敬言）
陈独秀“请求谒蒋”么？（赤光）
致河北省委一封公开的信（左派反对派北方区委）
新书出版：《陈独秀底生平及其政治主张》
第六、七期合刊（1932年12月20日）
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广暴”（刚平）
是行动的战略不是揣测——致北平友人的信（托洛茨基）
怎样去正确认识和领导目前的“红军”斗争（彭述之）
上海电话工人罢工的教训（罗世璠）
什么是革命的形势（托洛茨基）
北京大学学生青年援助陈独秀
国际左派反对派斗争情报——希腊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的工作（铁车等译）
托洛茨基重视非洲工人加入左派反对派
论非洲工人加入左派反对派的重大意义（托洛茨基）
请看马哲民底裸体跳舞（续）（敬言）
更正
书讯：《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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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中文第二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二十六卷1873—1882年著作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前言
反杜林论
（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
三个版本的序言…………………………………………………………………………………………………………………7—18
一………………………………………………………………………………………………………………………………7
二………………………………………………………………………………………………………………………………10
三………………………………………………………………………………………………………………………………17
引论………………………………………………………………………………………………………………………………19—36
一概论…………………………………………………………………………………………………………………………19
二杜林先生许下了什么诺言…………………………………………………………………………………………………31
第一编哲学……………………………………………………………………………………………………………………37—153
三分类。先验主义……………………………………………………………………………………………………………37
四世界模式论…………………………………………………………………………………………………………………44
五自然哲学。时间和空间……………………………………………………………………………………………………50
六自然哲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60
七自然哲学。有机界…………………………………………………………………………………………………………70
八自然哲学。有机界（续完）………………………………………………………………………………………………81
九道德和法。永恒真理………………………………………………………………………………………………………89
十道德和法。平等……………………………………………………………………………………………………………101
十一道德和法。自由和必然…………………………………………………………………………………………………114
十二辩证法。量和质…………………………………………………………………………………………………………125
十三辩证法。否定的否定……………………………………………………………………………………………………137
十四结论………………………………………………………………………………………………………………………151
第二编政治经济学……………………………………………………………………………………………………………154—271
一对象和方法…………………………………………………………………………………………………………………154
二暴力论………………………………………………………………………………………………………………………166
三暴力论（续）………………………………………………………………………………………………………………174
四暴力论（续完）……………………………………………………………………………………………………………183
五价值论………………………………………………………………………………………………………………………193
六简单劳动和复合劳动………………………………………………………………………………………………………205
七资本和剩余价值……………………………………………………………………………………………………………211
八资本和剩余价值（续完）…………………………………………………………………………………………………221
九经济的自然规律。地租……………………………………………………………………………………………………231
十《批判史》论述……………………………………………………………………………………………………………238
第三编社会主义………………………………………………………………………………………………………………272—344
一历史…………………………………………………………………………………………………………………………272
二理论…………………………………………………………………………………………………………………………284
三生产…………………………………………………………………………………………………………………………301
四分配…………………………………………………………………………………………………………………………316
五国家，家庭，教育…………………………………………………………………………………………………………331
《反杜林论》材料
弗·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347—379
第一部分………………………………………………………………………………………………………………………347
第二部分………………………………………………………………………………………………………………………370
弗·恩格斯步兵战术及其物质基础…………………………………………………………………………………………380—386
卡·马克思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154………………………………………………………………………………387—430
卡·马克思《经济表》及若干批注…………………………………………………………………………………………431—436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对《反杜林论》正文所作的补充和修改160…………………………437—453
自然辩证法
［计划草案］……………………………………………………………………………………………………………457—458
［1878年的计划］165…………………………………………………………………………………………………457
［历史导论］……………………………………………………………………………………………………………461—495
［历史］…………………………………………………………………………………………………………………461
［导言］…………………………………………………………………………………………………………………465
［札记和片断］…………………………………………………………………………………………………………485
［黑格尔以来的理论发展进程。哲学和自然科学］…………………………………………………………………496—533
《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496
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506
［札记和片断］…………………………………………………………………………………………………………518
［辩证法作为科学］………………………………………………………………………………………………………534—577
辩证法……………………………………………………………………………………………………………………534
［札记和片断］…………………………………………………………………………………………………………541
［规律和范畴］……………………………………………………………………………………………………541
［认识］……………………………………………………………………………………………………………541
［物质的运动形式以及各门科学的联系］…………………………………………………………………………………578—587
［各门科学的辩证内容］……………………………………………………………………………………………………588—758
［1880年的计划］270……………………………………………………………………………………………………588
［运动的基本形式］271…………………………………………………………………………………………………589
［札记和片断］……………………………………………………………………………………………………………607
运动的量度——功279……………………………………………………………………………………………………618
［札记和片断］……………………………………………………………………………………………………………633
［数学］……………………………………………………………………………………………………………………638
［力学和天文学］…………………………………………………………………………………………………………657
［物理学］…………………………………………………………………………………………………………………669
热………………………………………………………………………………………………………………………669
电………………………………………………………………………………………………………………………674
［札记和片断］……………………………………………………………………………………………………………728
［化学］……………………………………………………………………………………………………………………738
［生物学］…………………………………………………………………………………………………………………740
［自然界和社会］………………………………………………………………………………………………………………759—772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349………………………………………………………………………………………759
［四束手稿目录］353…………………………………………………………………………………………………………773—774
《自然辩证法》细目（按手稿写作时间编排）……………………………………………………………………………775—782
《自然辩证法》细目（按手稿内容编排）…………………………………………………………………………………783—790
《自然辩证法》四束手稿内容索引……………………………………………………………………………………………791—797
注释索引
注释……………………………………………………………………………………………………………………………801—864
人名索引………………………………………………………………………………………………………………………865—899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900—903
文献索引………………………………………………………………………………………………………………………904—92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904
卡·马克思……………………………………………………………………………………………………………………904
弗·恩格斯……………………………………………………………………………………………………………………90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907
其他作者的著作……………………………………………………………………………………………………………907
文学著作……………………………………………………………………………………………………………………928
报刊索引………………………………………………………………………………………………………………………930—932
名目索引………………………………………………………………………………………………………………………933—1001
插图
恩格斯像（1888年）…………………………………………………………………………………………………（2）2—3
《反杜林论》第3版的扉页……………………………………………………………………………………………………5
1877年1月3日《前进报》上发表的《反杜林论》第一篇论文，标题为《欧根·杜林先生在哲学中实行的变革》…(6）20—21
1930年上海江南书店出版的《反杜林论》中译本………………………………………………………………（350）342—343
恩格斯为《反杜林论》作的笔记手稿的一页………………………………………………………………………………349
马克思为《反杜林论》写的《评杜林〈国民经济学批判史〉》手稿的第1页…………………………………………389
马克思《〈经济表〉及若干批注》手稿………………………………………………………………………………………433
《自然辩证法》1878年的计划手稿…………………………………………………………………………………………459
《自然辩证法》第一束手稿的第1页…………………………………………………………………………………………519
1932—1984年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译本…………………………………………………………………（350）770—7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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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中文第二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三十卷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凡例
前言…………………………………………………………………………………………………………………………………1—10
*卡·马克思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
［手稿前半部分］
［巴师夏和凯里］
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
前言…………………………………………………………………………………………………………………………………3—11
（XIV）论工资3……………………………………………………………………………………………………………………12
导言
目录………………………………………………………………………………………………………………………………………21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22
1．生产……………………………………………………………………………………………………………………………22
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29
（a）［生产和消费］………………………………………………………………………………………………………31
（b）［生产和分配］………………………………………………………………………………………………………36
（C）最后，交换和流通……………………………………………………………………………………………………39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41
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法的关系。家庭关系…………………………………………………………………………………………………………………………………50
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
［手稿前半部分］
II．货币章……………………………………………………………………………………………………………………………59
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59
［货币的产生和本质］……………………………………………………………………………………………………………88
［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124
（a）金银和其他金属的比较……………………………………………………………………………………………125
（b）各种金属之间价值比例的变动……………………………………………………………………………………130
［货币流通和货币的三种规定］………………………………………………………………………………………………136
（a）［货币作为价值尺度］……………………………………………………………………………………………138
（b）［货币作为流通手段］……………………………………………………………………………………………144
（c）货币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积累；在此之前货币还作为缔结契约的一般材料等等）…………………154
［III.资本章］119…………………………………………………………………………………………………………193
［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193
［货币转化为资本］………………………………………………………………………………………………………193
1．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215
2．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流通的前提，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通过劳动使自己倍增…………………………220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232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262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306
［利润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335
［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203……………………………………………………………………………………………381
［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381
［资本的原始积累］………………………………………………………………………………………………………451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228………………………………………………………………………………465
［资本流通］………………………………………………………………………………………………………………510
［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理论］…………………………………………………………………………………………549
注释……………………………………………………………………………………………………………………………………627
人名索引………………………………………………………………………………………………………………………………668
文献索引………………………………………………………………………………………………………………………………682
报刊索引………………………………………………………………………………………………………………………………698
名目索引………………………………………………………………………………………………………………………………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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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
（中文第二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四卷资本论第一卷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出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
卡·马克思
资本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卷
献给
我的难以忘怀的朋友
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威廉·沃乐弗
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
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
凡例
卡·马克思第一版序言……………………………………………………………………………………………………………7—13
卡·马克思第二版跋……………………………………………………………………………………………………………14—24
卡·马克思法文版序言和跋……………………………………………………………………………………………………24—27
弗·恩格斯第三版序言…………………………………………………………………………………………………………28—30
弗·恩格斯英文版序言…………………………………………………………………………………………………………31—35
弗·恩格斯第四版序言…………………………………………………………………………………………………………36—44
第一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商品…………………………………………………………………………………………………………………47-102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47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54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61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62
（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62
（2）相对价值形式……………………………………………………………………………………………………63
（3）等价形式…………………………………………………………………………………………………………70
（4）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75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78
（1）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78
（2）特殊等价形式……………………………………………………………………………………………………79
（3）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80
C．一般价值形式…………………………………………………………………………………………………………………81
（1）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性质………………………………………………………………………………………81
（2）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84
（3）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86
D．货币形式…………………………………………………………………………………………………………………86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88
第二章交换过程……………………………………………………………………………………………………………103—113
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114—170
1．价值尺度……………………………………………………………………………………………………………………114
2．流通手段……………………………………………………………………………………………………………………124
（a）商品的形态变化……………………………………………………………………………………………………124
（b）货币的流通…………………………………………………………………………………………………………136
（c）铸币。价值符号……………………………………………………………………………………………………147
3．货币…………………………………………………………………………………………………………………………152
（a）货币贮藏……………………………………………………………………………………………………………153
（b）支付手段……………………………………………………………………………………………………………158
（c）世界货币……………………………………………………………………………………………………………166
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171
1．资本的总公式………………………………………………………………………………………………………………171
2．总公式的矛盾………………………………………………………………………………………………………………182
3．劳动力的买和卖……………………………………………………………………………………………………………194
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207—231
1．劳动过程……………………………………………………………………………………………………………………207
2．价值增殖过程………………………………………………………………………………………………………………217
第六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232—244
第七章剩余价值率…………………………………………………………………………………………………………245—266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245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255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258
4．剩余产品……………………………………………………………………………………………………………………265
第八章工作日………………………………………………………………………………………………………………267—350
1．工作日的界限………………………………………………………………………………………………………………267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272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282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297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305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320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344
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351—361
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363—373
第十一章协作………………………………………………………………………………………………………………374—389
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90—426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390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393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396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406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416
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427—580
1．机器的发展…………………………………………………………………………………………………………………427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443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453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453
（b）工作日的延长………………………………………………………………………………………………………463
（c）劳动的强化…………………………………………………………………………………………………………470
4．工厂…………………………………………………………………………………………………………………………481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492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504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棉纺织业的危机……………………………………………………………514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529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529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531
（c）现代工场手工业……………………………………………………………………………………………………532
（d）现代家庭劳动………………………………………………………………………………………………………536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541
9．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553
10．大工业和农业……………………………………………………………………………………………………………578
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581—592
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593—606
I．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594
II、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599
III．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601
IV．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602
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607—611
第六篇
工资
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613—622
第十八章计时工资…………………………………………………………………………………………………………623—632
第十九章计件工资…………………………………………………………………………………………………………633—643
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644—649
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653—667
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668—706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668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679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682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691
5．所谓劳动基金………………………………………………………………………………………………………………703
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707—819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707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717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725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738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746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746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754
（c）流动人口……………………………………………………………………………………………………………765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769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774
（f）爱尔兰………………………………………………………………………………………………………………803
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820—875
1．原始积累的秘密……………………………………………………………………………………………………………820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823
3．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843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851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854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859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872
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876—887
注释…………………………………………………………………………………………………………………………891—954
人名索引…………………………………………………………………………………………………………………955—1000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1001—1005
文献索引………………………………………………………………………………………………………………1006—1077
报刊索引………………………………………………………………………………………………………………1078—1084
名目索引………………………………………………………………………………………………………………1085—1124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1125—1127
插图
卡尔·马克思像（1867年）……………………………………………………………………………………………………2—3
马克思1867年8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3—4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卷的扉页…………………………………………………………………………………………11—12
马克思给《资本论》第一卷法文本出版者拉沙尔的信………………………………………………………………………25—26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的扉页…………………………………………………………………………………………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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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译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
（代译序）
迈克尔·布若威著闻翔译
〔说明〕本文原题为“AntinomianMarxist”，发表于AlanSicaandStephenTurner（eds.）,TheDisobedient.Generation:SocialTheoristsintheSixties,Pp.48-71.（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5）。在本书中，布若威通过回顾自身的学术生涯展现了他接触、接受、质疑和重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历程，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美国社会学界自二战以来的变迁，是一篇颇具史料和研究价值的学术自传。
作者单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
译者单位：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在我印象中，布若威先生总是认为他个人与美国主流的社会学观点之间存在着冲突，这一虚妄的先入之见阻碍了他在智识上的发展。他似乎认为他必须不断抗争以保护自己免受“主流社会学”的压制或引诱。不过，我却从未看出他从他所谓的那些被美国社会学冷落的观点出发做出过什么原创性的分析……可能他的确就没什么原创性的才气，也有可能他只是还没有表现出来。不过我跟他已认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他也总是来找我谈论他对各种政治或其他事情的看法，因此，我倾向于第一个假设……我第一次见到他时，就十分惊讶于他的主动性。他对社会学一无所知，对印度也一无所知，他竟然就跑过来跟我说他要去研究印度，这在我看来毕竟是值得钦佩和鼓励的。在社会学系他的考试成绩也很棒……在讨论课上，我更加惊讶于他对于自己偏见的固执，他总是担心自己会被误导入一条可能会打乱他自己对社会学的单纯想法的道路。这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因为他看上去非常喜欢做研究，在写作上也没什么障碍。他的智商也很高。但是，宗派主义和幼稚的叛逆心态看上去主宰了他。我第一次注意到后者是在剑桥的时候。当时他还是个本科生，我本以为随着时间流逝，这一特点将逐渐消失。然而，我到现在都没有看到。
——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1975）
一个人不会生来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是后来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往往是在他人的诅咒声中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之于社会学就如同女人之于男人一样——一方不断地排斥、边缘化、诽谤、捏造、压制和虚构另一方。如同男人需要女人一样，社会学也需要马克思主义来定义自身，赋予它自身的存在以意义。没有了这个他者，社会学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它的独特性和合法性。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仅仅为了他人而存在。它也生成自身。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通过与世界保持距离而得来，而是通过进入它的内部——矿井、机械车间、钢铁厂、香槟酒厂和家具厂——在赞比亚、美国、匈牙利和俄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中。我没有将我的经历转化成某一个政党的意识形态，而是将之融入一个正在学院的政治战壕中铸造成形的开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在这样一个宰制的领域中，我与我的老师和学生、朋友和敌人、爱人和同志们一起，在重建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社会学之间不断游走。如果我的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是来自于工人阶级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它可否也是为了工人阶级？
马克思主义：开场
一个人的社会出身如何影响他的未来是一件很难搞清楚的事情。十月革命以后，我母亲所在的家庭举家从彼得格勒逃亡，那年她13岁。〔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圣彼得堡更名为彼得格勒——一个俄国味更浓的名字。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又更名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以后，又恢复了原来的名字以重新凸显这座19世纪城市的高贵。〕我父亲则早在1912年就离开了彼得格勒。他在乌克兰东部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长大——这个城市后来成了苏联一个庞大的军事工业基地。我的父母亲的两个家庭后来都逃到了德国，于是他们得以在莱比锡相遇，当时他们都在大学里面读书。1933年，为了逃避纳粹的统治，他们来到英国。在此之前，他们俩都获得了化学博士的学位，但只有父亲后来用它在英国找过工作。他成了曼彻斯特科学技术大学的有机化学讲师。我们在曼彻斯特南部过着中下阶级的生活。作为外国人和犹太人，父亲为人虽然很富魅力却又不够中庸，他从未适应英国学院的氛围。他对共产主义的公开同情，或许源自于他本人的不得志，却又进一步加深了他的疏离。父亲在世时，我母亲只是待在家里照顾比我大11岁的姐姐和我。
我11岁时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母亲在一个癌症医院找到一份做技师的工作，后来又去做了俄语教师。因为收入太少，她开始将家里的房子出租——每次招两个租客——以至于我们那半独立式的小房子总是人满为患。租客大多是博士班的学生，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法国、意大利、德国，有一次两个租客都来自希腊，当然还有更远的地方，比如香港、以色列、巴基斯坦、印度、日本、巴西、秘鲁和波兰。他们都很尊敬我母亲，喜欢她那发自天性又让人难以抗拒的好客之情。她给了他们一个家，他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相处。尽管皇后街22号的确像一个联合国，我却不能断言它培养了我社会学的感觉。也许，它让我对世界的其他地方产生了好奇。如果社会学的火花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也是隐而不彰的，因为那时我只有两个爱好——足球和天文——剩下的就是对狗感兴趣了。我母亲只关心我在学校的表现，在她的监督之下，我在数学方面的才能显现了出来。为了达到她的期望，同时也因为相信数学对于研究天体物理来说是必须的，我学得非常用功。
这一切在1965年、我17岁前往纽约那年都改变了。那时，“美国”还是一个很遥远的概念，但遥远也意味着诱惑。我在一艘前往费城的挪威货船上找到一席之地，由此开始了我从高中到大学之间长达6个月的过渡生活。那是一个民权运动、言论自由运动的年代，是一个反战和静坐示威正要风起云涌的年代。尽管我只是一个旁观者，但美国给我的印象却是如此深刻，它孕育了后来陪伴我一生的乐观精神。回到英国以后，我面对的是剑桥大学数学系的三年暗淡生活。我在高中时是如此偏科，以至除了数学之外没有什么专业适合我。我试过经济学，但是发现它同样枯燥无味。在美国之旅后，剑桥就显得如此地落后于时代——几乎在各个方面与我所认为的“真实”世界相隔绝。我能想到的只有逃离。4个月的暑假与3年短期可获得的一纸文凭，成了剑桥唯一的可取之处。1966年，在大学第一年结束之后，怀着教育是世界上的万能药方（或许，我是不自觉地从我父母对我教育的看重，甚至可以为此做出牺牲这一点上接受了这个想法？）、而学生则是革命力量（或许伯克利，尽管还在远方，却已经对我产生了影响？）的信念，我来到了南非。如果正式的大学教育对南非的黑人来说是遥不可及的，那么他们可不可以从函授教育中获益呢？在非洲建一座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如何？当我搭便车漫游南非之外的非洲大陆时，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我脑海中。
下一个学年到了，我则开始准备暑假去印度的旅行。这一次我想准备得更加充分。我决定去研究高等教育中的恰当指导语言的问题，仅仅是因为它看上去比较重要和实用。我在费边社的一本小册子中发现了这个题目。但是在剑桥的象牙塔里我找不到对它感兴趣的人——除了一位戴眼镜的花白头发的矮胖老者。在国王学院那间宽敞的办公室里，推开那肯定是世界上最厚的两重门，爱德华·希尔斯——这位卓越的美国社会学家、著名的反共人士，同时也是我所见过的最博学的人，就埋首于一堆书和论文之中。那时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我知道的就是他可能会对印度的知识分子感兴趣。一个本科生竟然敢来敲他的门，他在惊讶之余招呼我坐下来，并友善地听完我愚蠢混乱的研究计划。他为我的固执与无知感到可笑——所谓“无知者无畏”。但不管怎样他还是给了我很多鼓励。
带着问卷、阅读能力测试题和一个18岁少年的轻狂，我跑遍了整个印度，想知道大学生用哪种语言——英语、北印度语或地方性语言学习更为适宜。我写了一份报告——我已经忘了为谁、为什么而写——在报告中，我提出精英大学应该以英语教学而低层次的学校则不妨用当地的语言。希尔斯曾考虑过将它修改后发表在他办的杂志《密涅瓦》（Minerva）上，但我并没有看到下文。这时已经是1968年的春天了。我们的关系尽管仍然持续着，不过此时我已经成了他心目中某一类学生的典型——那些总是在校园里制造事端的叛逆学生中的一个。我毕业时，他认为我应该去他所属的芝加哥大学继续我对社会学的兴趣。〔注：我对1968年发生在芝加哥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在这里指的不仅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1968年民主党在芝加哥召开全国大会期间，反对越南战争的示威者遭到芝加哥警察的镇压，这一事件导致了选民对当政的民主党的不满，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最终在1969年的大选中获胜，当选美国第37任总统。——译者），还包括学生抗议以及芝加哥大学校方对迪克·弗拉克斯（DickFlacks）和马琳·狄克逊（MarleneDixon）的迫害。如果我知道这些的话，我可能永远不会去芝加哥的，那我的学术生涯可能也就大不相同了。〕我的激情需要被规驯，如果不是驯服的话。我还他以一笑，告诉他我已经受够了大学，我要离开这里——回非洲去。
印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拥挤混乱的城市中，最贫穷和最富有的人混然杂处在一起——一个与英格兰僻静的郊区截然不同的世界。对我来说，这种体验是一个截然的分水岭，以至于我已经无法重新回到1967年之前尚未被印度改变的生活。至于我的研究，如果它教给我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让我明白教育的问题就是政治的问题，脱离了政治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学究味十足的玩意。1968年6月我回到南非，不再像以前那么幼稚，却依然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在南非的种族隔离之下，有资质的白人很少，所以尽管我的英语很烂，我还是找到了一份如果在别的地方肯定跟我无缘的工作。我成了一份后来成了新自由非洲的周刊——《新闻》（Newscheck）的记者，负责国际事务专栏。我除了学习写作之外别无他法。报道国际时事——比大拉战争（BiafranWar）、布拉格之春和席卷欧洲的学生反叛——对于我来说是一段有趣的经历。南非自身当时却处在异样地宁静和压抑地稳定之中。1970年代的社会运动——黑人意识运动（theBlackConsciousnessMovement）、德班罢工（theDurbanstrikes）和索菲托起义（theSowetouprising）——的未来还尚未明朗。我对将要在这个庞然怪兽的内部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尚且一无所知。
发现马克思主义：赞比亚
相对于我的冒险本能来说，南非显得太过拘束和循规蹈矩了。6个月后我就转战到了赞比亚。这是1968年，距赞比亚“独立”已近4年之久。我仍然不怎么清楚我想干什么。我同杰克·西蒙斯（JackSimons）聊过，他是一位南非共产党的老党员、自由化运动的领袖，在开普敦大学的他那些学生心目中，他是一个非常受爱戴的人，也是我见过的最符合真正的知识分子形象的人。西蒙斯当时被南非政府驱逐，在赞比亚大学教社会学。他对我在学生和高等教育上的（小资产阶级）兴趣表示怀疑。我跟他讲了我与英裔美国人矿业协会（AngloAmericanMiningCorporation）的接触——我两年前曾在他们的一位主要官员的花园里露营过——他建议我去研究既然赞比亚已经不再是一个殖民地，那么那些矿业公司现在属于谁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因为赞比亚95%的外汇收入来自于铜矿，有5万相对而言收入较高的工人在采矿业中工作——与400万的总人口相比，这不是一个小数。然而我需要钱来支持我的研究，于是我申请并得到了铜带省（Copperbelt）采矿业人事研究部的一个职位。我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社会学的训练，所以这应该是我职业生涯的真正开始。
因为我的数学学位，我得以在人事研究部的管理者眼中成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我掌握了这个行业的职业测评考核的核心，而这一考核旨在将黑人和白人的薪资标准整合在一起——在以前二者的薪资标准是分开的，以体现殖民秩序。这一优势使我可以接近铜矿，于是我就工人阶级的状况做了很多调查。这些说不上专业的调查是由赞比亚的人事官员具体实施的，调查的问题包括工作满意度、家庭背景、工作和移民历史，以及最重要的对赞比亚化（Zambianization）的态度。因为当时我已经秘密地对赞比亚化——也就是劳动力特别是其管理阶层的本土化——的问题产生了兴趣。我对肤色歧视的持续性深感震惊。虽然班组长已经都是黑人了，担任矿长的黑人也越来越多，但是种族原则仍然存在——没有黑人可以对任何白人拥有权威。接下来我亲身研究了赞比亚化的过程，并找出了再生产的铜矿中的种族秩序的更为广泛的力量。
在赞比亚化的背后是阶级和阶级利益。白人管理者和技术工人希望保持他们对职位的垄断，这并不奇怪。然而，代表没有技术或半技术化工人的黑人的工会，却看上去同样对他们阶层内部的一个小精英团体的向上流动不感兴趣。他们想要的是他们的会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这些会员对赞比亚化也漠不关心。并且，就他们自身来说，他们更愿意为在政治上受约束的白人手下而不是作为象征摆设的黑人的手下工作。新的赞比亚政权依赖来自铜矿的收入，因此不希望因为取代白人技术专家而影响整个铜矿业。过于讽刺的是，最反对肤色歧视的反而是铜矿公司，因为它们希望用便宜的黑人劳动力来取代昂贵的白人移民。但是只要铜的价格始终很高，他们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随持续的肤色歧视去了。简言之，在后殖民的赞比亚，各种阶级力量的平衡促成了种族主义的维持。《铜带省的阶级的肤色：从非洲进步运动到赞比亚化》于1972年由当地的非洲研究所出版。它所引发的争吵和讨论超过了我这一辈子写过的其他任何东西。报纸和电视广泛地报道这场争论，而负责铜矿赞比亚化的政府部门则进一步推动了这场争论。它的阶级分析和法农式的解释，甚至被英裔美国人矿业协会的总部官员用来反对他们自己的管理者，指导他们进行内部整顿。于是我很早就明白了一个作者很难控制他自己写的东西，特别是当他幸运到可以将它在学术圈之外流通的时候。
阶级分析并不是我的发明！它是在西蒙斯和亚普·范维尔森（JaapvanVelsen）——我在赞比亚大学刚开设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攻读硕士学位时的两位老师的鼓励下形成的。每周我都能从这两位严厉的知识分子那里获得当头棒。我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中钻研社会学和人类学——对于日后在芝加哥大学的学习来说，这是非常有益的准备，但是对我个人的自信心而言却是极大的打击。杰克和雷·西蒙斯当时刚刚完成了他们关于南非历史的经典著作——《南非的阶级与肤色，1850-1950》——本将阶级和种族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自下而上的历史著作。这本书很快成为对南非历史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解释，直到被后来者取代——那些在法国结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的作品指出这两位西蒙斯的理论过于僵化，而在E.P.汤普森的社会史传统下写作的作品则指出他们在经验上的局限。
我的另一位老师，亚普·范维尔森，则在社会学上对我有着更加深刻的影响。这位格卢克曼〔注：马克思·格卢克曼（MaxGluckman,1911-1975），英国人类学家，曼彻斯特学派的掌门人。——译者〕的弟子、社会人类学曼彻斯特学派的传人以及亲属关系政治的专家，当时已经颇具先见之明地看到了很多后来在皮埃尔·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中被视为很新的东西。唯一的问题是，他似乎不擅长写作。他通过口头来表达，而我则是主要的受益者。在几小时的课程快结束时，我总要听到他声调越拖越长的吟咏，偶尔我也会对他权威性的批判提出几句孱弱的反驳。这是一次火的洗礼，它在我的社会学惯习（sociologicalhabitus）上留下了永久的烙印。亚普不是一个浪漫的人类学家。他长期以来一直对移民工人的制度——殖民政权将非洲地区变成一个劳动力蓄水池以满足南非各个铜矿企业的需要的方式感兴趣。对他，同样也是对杰克·西蒙斯来说，任何分析如果不考虑阶级都是不完整的。
当然，也并非每个人都是这么看。比如，年轻的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贝茨，也曾于赞比亚独立后的那几年在铜带省待过。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会、政党和政治发展：对赞比亚铜矿工人的研究》，试图揭示赞比亚政府没有能够获取矿工们对政府的发展计划的合作。他用我工作过的人事研究部的数据来显示铜矿业中生产率的下降、流动率的上升、旷工和罢工等等。因为对这些数据的片面性十分熟悉，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批评性的书评。我在文中指出，他被当局的后殖民意识形态蒙蔽了，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将工人阶级描绘成桀骜不驯和贫困的，从而掩盖了国家和资本的阶级利益。贝茨的观点也与当时流行的对后进国家的文化解释相一致——独立却仍然落后。深陷于部族主义和原始主义（primodiality）（叫人想起希尔斯！）的泥潭中，非洲还没有为西方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做好准备。当时也正是现代化理论被低度发展理论挑战的时候。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弗兰克（GundarFrank）的作品清新而又雄辩，揭示出西方的发展是建立在并将持续依赖于第三世界的不发展。尽管它十分有启发性，我还是对这样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分析心存疑虑：对于非洲的统治阶级来说，这种分析可以让他们把对当地的落后所负的责任很方便地推卸到外部敌人的身上。
我受弗朗兹·法农（FrantzFanon）对后殖民主义的阶级结构及其消极后果的批判性分析的影响要更深。《阶级的肤色》实际是想把《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分析从阿尔及利亚扩展到与之非常不同的赞比亚的情境之下。尽管这里没什么激进农民的迹象，但却存在着一个强有力的希望保持其相对特权地位的工人贵族，以及一个与国际资本合作的民族资本家阶层。但知识分子——在法农的笔下，知识分子是如此的突出——又是怎样的呢，保守还是激进？我最终做了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情：在赞比亚大学期间，我完成了一项对学生的研究，这是我硕士论文的题目。作为为数不多的白人之一，我将自己沉浸在校园生活中，为学生报纸撰写关于法农的专栏，创办了一个社会学会，实施民意测验，邀请主要的政治家来学校演讲，为学生对当局的敌意推波助澜。在这种情形下，我的分析却被我的参与给遮蔽了。毫无自省地将自己视为学生的一员，我反而看不到他们独特的阶级利益。我做不到用法农的眼光来分析这些萌芽之中的民族资产阶级。相反，我屈从于社会学，试图去弄清楚大学在其功能方面不明确的定位以及学生在社会和地理流动上的反叛性。我的理论抱负还不足以平衡我的实践，特别是在学生政治方面不合适的卷入。这是在参与观察的一个大教训！
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化：芝加哥
我在赞比亚已经待了4年，是时候离开了。于是我再一次联系了“叔叔”一般的希尔斯，请他帮我在美国大学的社会学系找一个位置。我申请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但是当时还处在手稿形式的《阶级的肤色》，却成了（并在今后继续成为）申请的一个障碍，将我成为申请名单的最末。我勉强被录取了，却没有给我任何资助。我写信给当时的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主任戴维斯，问他能否给我提供一个研究助理的职位。他回信说他那里没有什么研究助理的空缺，并且还非常直接地建议我不要去芝加哥。这起到了相反的效果。1972年秋天我来到芝加哥，然后倾尽我在赞比亚时所有的积蓄对付过了第一年。
作为一个经历过赞比亚的一切的人，芝加哥的社会学对我来说就显得过于狭隘了点。但幸运的是威廉·威尔逊（WilliamJuliusWilson）与我同一年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比尔关于种族关系的课可能是那年秋天最有意思的课程了。他的课建立在他的第一本书《权力、种族主义和特权》的基础上。在他的课上，我和另一位从曼彻斯特来的人类学研究生艾达一起，不断地对比尔的观点提出批评和挑战。他怎么可以将制度化的种族主义简化为黑和白两个单一的分类呢？根据我本人对赞比亚化的阶级基础的研究，以及艾达对纽约的中学里族群和种族流动的阶级基础的研究，我们坚持认为还存在着种族的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特别是阶级的基础。比尔始终对我们的批评抱着十分严谨的态度。从《正在衰退的种族的重要性》中我们就知道他已经听取了我们的批评。
我记得有一次我到比尔的办公室去抗议他打算在学期中间安排一次随堂考试的想法——我可不是花自己的钱从非洲千辛万苦跑到这儿来被他当本科生对待的！我在他办公室里待了4个多小时，滔滔不绝将比尔说到头大。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他邀请我同他合写一本关于黑人劳工的书。这是我第一年里获得的最高“分数”，这也让我得以忍耐他的同事们的种种糟糕的课程。在他的激励下，我重新审视了我对南非的兴趣。在芝加哥大学的4年半里，比尔多次为我寻找研究资助，救我于水火之中。但我想，如果不是因为雷蒙德·斯密（RaymondSmith）在人类学方面，特别是亚当·普沃斯基（AdamPrzeworski）在政治科学方面给予我的智识上的营养的话，我可能已经退学。事实上，我的又一次意外之喜就是发现了亚当，这是在他1973年的秋季学期来到芝加哥大学时。有一天我在书店里闲逛，让我不敢置信的是，我竟然瞥见了葛兰西的《狱中札记》、米利班德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阿尔杜塞和巴里巴尔的《读〈资本论〉》以及普兰扎斯的《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等书。这些书在美国各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大本营自然十分流行，但是怎么会出现在芝加哥大学呢？原来这是为亚当的新课程预定的书。亚当在巴黎待了一年，现在来芝加哥大学开一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的讨论课。自然，我是不会放过这门课的。同马克思一样，亚当对数学也很着迷，最后也正是我的数学学位说服了他让我留在他的讨论课上。这是我这一生中上过的最令人兴奋的讨论课了——一帮无与伦比的学生，由亚当带着，从葛兰西到普兰扎斯再到阿尔杜塞，一个漫长而又曼妙的智识之旅。
我当即改变了我的信念。在此之前，我的赞比亚化的研究告诉我国家不是资本的工具，除非是在危机状态下，国家才会不需要多少推动就自发地做资本需要它做的事情。对双方来说，最有效的是让它们彼此互不干涉。但就是在匹克楼，我第一次开始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非凡之处——法国结构主义发扬了马克思的科学，同时也正好契合了我对芝加哥社会学的鄙视。那一年里我在智识上脱胎换骨。我将马克思主义看做对社会学的超越，我甚至草拟了一个预告社会学终结的宣言！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也从未放弃过任何一次激怒亚当的机会：我总是跟他说阿尔杜塞、普兰扎斯甚至葛兰西的结构主义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学说没什么区别。最后，亚当厌倦了我喋喋不休的挑衅，提议说我们合开一门马克思和功能主义的课程。这门课我们一共开了两次。这让我对结构功能主义和结构马克思主义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从亚当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教学，同时也学到了简单的美德。
在所有的这些智识碰撞之后，我已经为更加实践地投入这个世界做好了准备。既是出于芝加哥学派自身的传统，同时也为了维持生计，我在芝加哥市郊找到了一个工厂里的工作。自蓝领工人的沉默又一次使正统马克思主义失去影响后，工业社会学已经很多年来都处在沉寂之中，不仅在芝加哥，在整个社会学界也是如此。我当时并不知道对工业工作的研究即将要随着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的《劳动与垄断资本》的出版重新复兴。事实上，我那时更加关心的是我在联合公司（AlliedCorporation）每天的生存斗争。刚开始，让我在那儿连着站满8个小时都是十分困难的，更不用说追赶计件率（piecerates）了。克服了这个障碍后，在“超额”（makeout）过程中我又要对付各种各样的人际障碍——下一班的操作员、检验员、叉车司机、库房值班员以及工头——以及对付各种对生命或肢体的威胁。这同我在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感觉很相似，于是我分别用系里各位教师的名字为我的这些工友们取了学名——比尔、吉姆、莫里斯、埃德等等。这些人成了《制造同意》里面的主人公，后来有一次我回芝加哥时将这个秘密抖了出来，结果引发哄堂大笑。
我干活时的不熟练也许可能危及我的生命，却并没有危及我的工作，或者说，工资。就像我的白班搭档一直对我说的那样，“没人强迫你来这儿”。但这恰是问题所在：为什么工人如此努力地工作？为什么他们拼命地超额？用钱不能完全解释这个事情，因为额外劳动的边际回报很小并经常是负的。从管理者提高生产率的角度出发的工业社会学却总是对相反的问题感兴趣：为什么工人不更努力地工作？芝加哥伟大的工厂民族志学者唐纳德·罗伊（DonaldRoy）在30年前碰巧曾经在这同一家工厂里做过研究，而他关心的问题就是工人的产量限制。
如果说工业社会学从问题就提“错”了，而马克思主义则是提出了正确的问题却给出了错误的答案。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坚持认为强制（coercion）是从劳动力中榨取劳动的手段。但强制在联合厂并不奏效，因为我们的工作和最低工资都受到保护，并且工人也自发地认同管理者的期待。当管理本身的缺陷造成工作的迟滞时，工人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经常地想出各种新办法来达到管理者的目标。布雷弗曼聚焦于工作“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历史变迁，却忽视了工作层面的主观性。我提出政治和意识形态不是上层建筑的禁区，而是深深地扎根于经济基础之中。葛兰西的“强迫”和“同意”的概念以及他关于阶级利益的实质性妥协的看法，普兰扎斯的公民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概念，还有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生活体验的观点，这些对于生产的管理来说都有意义的。马克思主义将同意的组织放在了国家、市民社会、家庭和学校——就是没有想到生产领域，后者总是被预设为阶级斗争的熔炉。我的经历则正好相反，它告诉我，同意是如何在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我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以及随后成书的《制造同意》中，试图将工作的霸权组织揭示出来。我对生产的政治的关注也与福柯关于微观权力的无所不在的观点是不谋而合的，这一点自不待言。
很多批评者都对《制造同意》提出了质疑，但我在这里要回应的是对这本书的僵化功能主义的质疑。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功能主义的问题是有意义的：在一个革命乐观主义的年代，我想知道什么让资本主义持续运转下来，以及为什么工人积极地再生产了他们自身的受剥削状况？但是对一个功能主义的问题来说，不存在一个最终的、不变的答案。我犯了将工作的霸权组织当做美国历史的隐喻性终结的错误，然后就将目光转到了世界上别的地方。我当时没有看到，工作的霸权组织也为自身的毁灭埋下了种子。“内部国家”和“内部劳动力市场”有效地消解了阶级斗争，使工人变成与资本积累利益一致的个体，但随后同样也使有组织的工人成了里根政府的攻势和全球化竞争的轻而易举的靶子。从那以后，不是资本对工人做出物质让步，而是工人开始对资本做出物质让步，这样做的目的也仅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工人阶级面对的是不断增长的专制，而不是霸权。1974-1975年，也就是我在联合公司工作的时候，注定将成为有组织的美国劳工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从那以后他们的衰退就不断地持续着。
另外，还有方法论上的教训：在构筑微观过程的宏观基础时，我们不应忘记，外部力量只是进一步的、尚无法看到的微观过程的速记而已。作为某种实用的权宜之计，工业民族志也许会将国家自然化，但我们不应忘记国家同样也可能因为内部（或外部）过程而改变。同样地，为了界定相对的外部力量，我们需要看到新的、以前仅潜伏在冰面之下的力量开始发挥作用。也许，当我在联合公司工作时全球竞争还不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很快它就变得重要起来。《制造同意》不仅因为对外部力量的具体化而受损，也从另一个相反的方向受损：将各种社会过程个体化，而忽视了这些过程也可能凝结成一股力量，个人性的同意也可能变成一个社会运动，超额也可能变成罢工。我吸收了太多理性选择理论，却忘记了个体理性也是可能的社会力（socialeffect）！里克·凡塔西亚（RickFantasia）的《团结的文化》将非常巧妙地证明这一点。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化：伯克利
但我一直在向前走。早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前，我就开始寻找一份学术界的工作。我莽撞大胆的天性又引导着我去找我的恩人爱德华·希尔斯，请他为我写一封推荐信。有什么能比一封来自希尔斯——社会学的“灰衣主教”——的推荐信更管用呢？希尔斯的确也写了，信中除了对我的勤奋和才智的几句勉强夸赞外，就是对我思想过于宗派主义和叛逆的谴责。如果我高中时代的填鸭式教育还没有完全禁锢了我的想象力，那么我大学时的数学训练肯定做到了这一点。我当时竟然没有看出来，这样一纸变相的政治指控，它传递的信息非常清楚：不要雇佣这个不成熟的家伙！这封信是如此的特别，以致无论我在哪申请和面试都会引起注意。后来，我从埃里克·赖特（ErikWright）——当时伯克利的一个研究生、后来成为一个跟我一样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那里知道了这封信的蹊跷。他说我最好不要再用希尔斯的推荐信了，因为它已经破坏掉了我在伯克利获得教职的机会。正好我当时被邀请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参加一个面试，埃里克邀请我顺便去伯克利跟他见面。这次见面是一段终生友谊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献身的开端。我们发现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方面都存在着互补之处：他长于对生产关系（relationsofproduction）的调查研究；而我则是一个生产中关系（relationsinproduction）的民族志研究者。
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逐渐了解到组织才能是埃里克的诸多长处之一，在当时，他已经为我对伯克利的访问做了充分的准备，包括安排我与系里的研究生做一个简短的对话以及与5位教师的碰面。这其中包括老大不情愿的尼尔·斯梅尔塞（NeilSmelser），他是当时的系主任，他告诉我，我已经上了黑名单了。3个星期后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却又告诉我我已经得到教职了——在一个难以驾驭的系里艺术性的相互角力的结果。尽管那时我已经收到了不少聘书了，但毫无疑间我还是最想去伯克利！尽管如此，我坚持进行一次真正的面试，我将我的博士论文展示给台下那些大吃一惊的听众，他们截然分成两派：高兴的和惧怕的，我怎么能没经过正式的面试就获得这个教职呢——我的好运气实在是个秘密！我恰当地感谢了爱德华·希尔斯的所有帮助和慷慨支持。我们再也不会再见面了。
对自学来说，没有什么比教书、特别是在伯克利这样的地方教书更有用了。尼尔·斯梅尔塞决定让我去教本科生必修的理论课，从1977年教这门课开始，我就再也没有停过它。当时它是一个学季的课程，现在则是两个学期。我把它当做一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的课来教。第一学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重建，从马克思到恩格斯、列宁、葛兰西和法农。第二学期则组织起一系列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涂尔干对马克思、韦伯对列宁、福柯对葛兰西、波伏娃对法农。这么多年来，这门课一直随着我本人的理论视角的改变而改变——它成了我理论的总结和贮存之处。随着本科生的数量越来越多，加州大学的准备越来越捉襟见肘，不断增长的学费和多样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学生在同一个学期里要学的课程也越来越多，要说服学生们去读艰涩的文本且写作分析笔记越来越困难。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成功地迎接了挑战。不管课堂的规模有多大——现在是220人，在伯克利极具献身精神的助教的协助下，我都努力将每一次的课程教成对文本以及当代生活的分析——他们自己的和别人的——也包括我自己。我将教书当做和研究一样的事情，既不是攫取也不是灌输，而是对话，在其中，教师也需要得到教育。
当我1976年刚到伯克利的时候，很多研究生们蜂拥而至来听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讲课。但当我宣布将前半学期的马克思主义课程拿来读塔尔科特·帕森斯（就像以前我跟亚当·普沃斯基一起教的那门课一样）时，人就刷地走了大半。那些坚持留下来听课的学生则让我度过了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他们对结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没什么好感，反而受其对手也就是批判理论的影响甚深。这里毕竟是伯克利，是利奥·洛温塔尔（LeoLowenthal）的老家啊。我对给研究生上课充满了畏惧，直到现在依然如此。由于害怕课堂讨论，我很想一节课从头到尾满堂灌下去，但是从来没用。在一段痛苦的磨炼之后，我明白了，只有在课堂上与学生“对决”才能获得新知和进步，即使以面子受损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因为过于傲慢和防卫性的姿态以至于没有从我的同事那里学到什么。他们也忙于自己的事，没空理会我这个古怪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到投票的时候。不过还是有其他人，包括睿智的玛格丽特（MargaretCerullo），1977年来到这里的一位访问教授，她慷慨、激情四溢、总是能够提出挑战性的问题。她激励我去认真对待批判理论和激进女权主义。当时，这些对我的知识体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直到现在我也只是逐渐地恢复过来。另外还有汤姆，一个后来读了研究生的本科生，他对批判理论、哈贝马斯和福柯都有自己独到的理解。我从他身上学到的比从别人那里学到的都多。再有卡萝尔，专门负责课程的教务，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学者，《社会主义评论》（SocialistReview）团体的骨干成员之一，在她的办公室里总是会举办各种学术和政治活动。她通常都是我的论文的第一个也是最挑剔的一个读者，在我的课上还总是一位坚持不懈的辩论者，并对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她于1989年英年早逝。综合以上，可以说，我从这个系的“边缘人”那里学到的东西最多。
伯克利迫使我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马克思主义，而这些都跟我感兴趣的两个领域相关：生产和政治。于是，当我接受一个又一个的历史挑战来把握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变迁时，我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就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转向。这一历史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观凝结在我给本科生讲授的理论课堂上，但也给我自己的研究以新的推动力。我开始对共产主义——或者按照伊万·塞莱尼的说法“国家社会主义”——所面临的挑产生了特别的兴趣。有些人，比如我的朋友埃里克·赖特，从未把现实的共产主义当真，而是把它当做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无关的中央集权制的形式。埃里克拒绝资产阶级将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的挑衅，而去研究另一种“真实的乌托邦”。而我则始终认为，共产主义的这些引人注目的弯路，毫无疑问也是被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所激发的，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不能承受无视它的代价。
我的老师亚普·范维尔森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者总是拿社会主义的理想类型式的概念与实际存在的资本主义相比较，但又有谁有胆量去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呢？当然，的确有一些伟大的研究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从托洛茨基到多伊彻〔注：伊萨克·多伊彻（IsaacDeutscher，1906-1967），波兰社会主义者，著有三卷本的托洛茨基传记，《先知三部曲》，是公认的托洛茨基研究的代表作。——译者〕，从年轻的科拉科夫斯基〔注：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1927-2009），波兰著名哲学家，代表作有三卷本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译者〕到布达佩斯学派；另外还有一批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包括鲁道夫·巴霍（RudolfBahro）、伊万·塞莱尼、卡尔〔注：卡尔（E.H.Carr，1892-1982），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权威，著有《历史是什么？》、《苏联史》等。——译者〕和莫希·莱文〔注：莫希·莱文（MosheLewin，1921-2010），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列宁的最后斗争》等。——译者〕。但我仍然同意，庸俗马克思主义没有充分认真地对待国家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当然，反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虚假比较”（falsecomparisons）也不是没有责任。为了将共产主义诋毁成无效率和极权主义的，他们拿共产主义的现实与资本主义的理想类型相比较。结论是一致的：我们必须拿理想对理想、拿现实对现实来比较，或者，在更为复杂的分析中，某一情境中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应该与另一情境中现实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相比较。
促使我转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社会学家对《制造同意》的批评——你怎么就知道霸权生产政治的特征是工业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呢？只有同非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比较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到哪里去找国家社会主义的工厂——共产主义最不为人知的秘密——的信息呢？在一堆充满了诋毁、宣传和臆测的文献中摸爬滚打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终于找到了米克洛什·豪劳斯蒂（MiklosHaraszti）的《在工人的国度里的一个工人》一书，工作也由此突飞猛进。瞧！这是一本对匈牙利某机械厂的参与观察研究，那里的技术构成与我在联合公司十分相似，然而我们两人的体验却截然不同。豪劳斯蒂需要同时操作两台机器，工厂的计件工资制度中没有最低工资，在制度上则是由党、工会和管理者三方联合在一起的肆无忌惮的专制生产政体。这是一种官僚专制的生产政体，与发达资本主义的霸权体制以及早期资本主义或殖民主义的专制体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些个案研究和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生产的政治》（PoliticsofProduction）重建了这些不同社会的生产政体，将它看做国家干预、工作现场的关系以及市场力量共同作用的产物。我写作此书的目的是解释工人如何不仅生产了物、关系和体验，同时也将他们自身生产成为一个阶级行动者。
尽管生产政治的概念被广为接受，我对于阶级形成的解释却没有说服多少人。不过，反讽的是，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官僚专制的生产政治的分析，却早在团结工会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就预见到了东欧工人阶级的反抗。后来团结工会的出现只是加强了我对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趣。我本打算去波兰，但是学术界并不允许那么快速的迁移。我们总是要落在历史的后面。还没等我准备好，团结工会自我节制的革命就被雅鲁泽尔斯基的军事政变给劫持了。
事实上，当时我在伯克利的终身教职也同样正在被劫持，这让我分心不少。我的命运似乎比团结工会好不了多少，因为旧体制决定将我的终身教职问题当做一场捍卫“规范”和学术的“政治中立”的斗争，后者在他们看来，从1960年代开始就不断地受到侵蚀。这些中立和客观性的捍卫者使出了浑身解数，从诋毁我的教学是一味地煽动迎合（尽管我是系里唯一获得学校教学奖的教师）到诋毁我的作品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尽管我在两个最重要的专业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和《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各发表过一篇文章）。坚定的罗伯特·贝拉，时任伯克利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以支持性的外来信件与某些位高权重的捍卫者的名义做出一份合法的决议，我的敌人们看起来都会拥护他。考虑到我的前途叵测，于是，我像团结工会转入“地下”一样，将自己放逐到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就像团结工会标志着共产主义终结的开端一样，有关我的终身教职的斗争也成了伯克利的老卫道士们终结的开端。1980年代，残余的老学究们纷纷退休或者转系。我从威斯康星带着终身教职席位回到伯克利，参与重建社会学系。我对东欧也抱着同对社会学系一样的希望——希望团结工会在1989年回到圆桌会议上能够预示着国家社会主义以一个更宽容和民主的形式重建起来。事实证明，我说对了重建，却说错了方向。
挑战马克思主义：从匈牙利到俄国
不管算不算放逐，麦迪逊分校都自有其吸引力。这是一个相对而言非常安宁的地方，拥有浓厚的专业氛围，这里的人们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复苏感到恐惧，反而为之骄傲。1982-1983年，我在这个庞大的社会学系里度过了一段孤独却高效的民族志学者生涯。在那些对埃里克·赖特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够满意的研究生眼里，民族志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这于我而言是激动人心的一年，同时讲授马克思主义历史与参与观察法，迫使我去反思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最让我兴奋的是我可以同埃里克朝夕相处，相互砥砺。不仅如此，麦迪逊还使我有幸与匈牙利社会学家伊万·塞莱尼在一起工作，他当时刚刚从澳大利亚过来。这里的空气是多么的新鲜啊！
在此之前的那个夏天，我已经因为伊万的慷慨受益良多。当时在我的波兰计划泡汤后，他介绍我去了匈牙利，那时他在被驱逐出境7年之后首次获准回国。1982年夏天，我前往布达佩斯，在那里度过了激动人心的10天，在这之后的7年里我又多次回到那里，先是在农村地区的香槟酒厂和纺织厂找了个体力劳动的活，随后的1984年夏天，我又以机械操作员的身份在一家类似联合公司的地方干活。从1985年到1987年，我又连着3次在列宁钢铁厂当起了火炉工，加在一起干了有一年的时间。在所有的这些探险中，我都与当地的社会学家亚诺什·卢卡奇一起。他非凡的交际能力让我可以进到这些不可能进入的地方。
那么我都学到了什么呢？首先，豪劳斯蒂的经验一点儿都不典型。他是个持异见者，又是个车间工作的新手，因此自然会被他的工友们所排斥，这也导致了他过度原子化的描述。他在第一批首当其冲受到经济改革影响的工厂里工作，这一改革又进一步加深了厂方的专制。最重要的是，他总是以异议者的眼光看极权主义。10年之后当我去类似的一个工厂工作时，我则发现了车间里的共同体要强壮得多，这一共同体是被组织起来以应对短缺经济下的各种突发情况。让管理者不满的是，我和卢卡奇认为，把工作交给工人自己（而不是剥夺他们的控制权）对顺利完成任务是必要的。按照亚诺什·卢卡奇的理论，每一个体制都有自己的理性和非理性之处，而且总会有工人接纳或抵制的理性与非理性之处。资本主义的理性要求去技术化，而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性则要求灵活自主性。
国家社会主义的生产政体具有独特的政治效果。国家推动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宣传、生产政体的例行仪式一般是不断强调社会主义是平等、高效和公正的，而这恰恰激发工人去思考他们在实际生活中为什么从未体验到这些承诺。国家社会主义因为不能兑现它的社会主义承诺，因此起到了产生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不满的相反效果。团结工会式的运动对国家社会主义来说只是个发端，但它们更可能出现在市民社会已经创造出某种运动得以呼吸的空间（比如波兰教会起到的保护伞作用）或者个体性向上流动（比如匈牙利）的途径还很少时。
我当时忙着探究这些，我的目光只盯着工厂里的炼钢炉，却无暇顾及正席卷整个东欧的政治风暴。政体的解体被证明是虎头蛇尾的，至少在工厂里是这样的——工人阶级生活表面起了微澜。跟着就是私有化，工人们眼看着以前的上级和经理将财产都装进了口袋，而他们自己却连工作都丢掉了。从共产主义的牢笼里逃出来的东欧各国朝着资本主义大步狂奔，到头来却发现自己掉进了另一个牢笼之中。我和卢卡奇写了一本题为《灿烂的过去》的书，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篇章做结语。这个书名是对苏联作家持不同政见者亚历山大所著的《灿烂的未来》的模仿，后者描述了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从未真正嵌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一荒谬的事实。我们将他嘲讽性的叙事颠倒过来，并提出，在很多人特别是工人阶级看来，共产主义，即使考虑到它所有的缺点，也要比现在取代它的资本主义更加让人意想不到的光明。随着共产主义成为历史，《灿烂的过去》所揭示的事实更加地明显。对过去安全和有保障的生活的怀念，甚至是对共产主义的共同体的怀念，都是公开的秘密。但我们的书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过时了——我们过早地将后社会主义下结论为自由市场和自由民主。事实上，一个批判的知识阶层即将出现，而且他们勇于重新开启存于过去的缝隙之间的解放想象和希望。
匈牙利的工人阶级并没有在国家社会主义发生危机的时候亮相，国家社会主义也最终被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地改造了，改造的结果则是资本主义所许诺的灿烂的未来，而不是民主社会主义所许诺的未来，当这一切都明朗以后，我离开匈牙利，来到了苏联。1991年，也是苏联即将发生剧变之际，我和凯西·亨德列，后来成了伯克利的一位政治学研究生，在莫斯科的一家大国企进行了一个个案研究。我们费尽口舌，再三乞求，甚至花钱上下打点，终于进入了这家名叫考丘科（Kauchuk）的工厂。从1991年7月开始，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几乎每天都去那里，有时甚至包括周末。考丘科就像一本大书，或者说像一个小苏联，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去路彷徨。一边是共青团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支持叶利钦、俄国和市场。另一边则是那些保守派、车间主任，他们与那些试图捍卫计划经济和苏联现状的政府部门保持着密切联系。“内战”将管理层在一切集体活动上都分裂开来，两派躲在门后面各自密谋，生产从内部停滞了，就如同苏联别的地方的斗争也阻断了供给一样。
这之后，我又与帕维尔·克罗托夫结伴来到了俄罗斯北部的科米共和国，我进了当地的一家生产组合柜的家具厂，这次我重操旧业，又当起了机械操作员。因为这里是边陲，所以生活比较平静；又由于计划指标比较宽松、接近原材料（木材）产地的优势，以及在这一基本生活用品的生产上形成的区域性垄断和它与科米共和国木材联营公司的良好关系，使得该厂得以创造出可观的利润。在这里以及莫斯科，我终于明白了苏联企业的真正精髓——月底的赶工、停工、玩牌或多米诺游戏的闲散时间。从4月份到7月份，我和帕维尔摸清了木材业在正在兴起的市场环境下的动力机制：短视的管理者不是投资于生产而是拿组合柜去换取食物和酒，换取度假晒太阳的地方，换取房子以及最重要的工厂供应。
我离开的同时，八月强硬派的反政变失败了，之后不久苏联就解体了。叶利钦掌握了政权，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开始了。它的计划方式跟当初计划共产主义经济将在哪一个确定的时刻实现一样。休克疗法被从西方引进——任何向市场的转型都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以便在反对派还没集结好力量之前就将其歼灭。这是一场经典的运动战，与布尔什维克关于革命的观点不谋而合。摧毁旧的命令体系，新的市场体系就会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这样的想法指导下，价格被迅速地自由化，结果却是物价像搭了航空火箭一样暴涨，人们一夜之间变得一贫如洗。私有化证券分配给了每个国民，结果是有效地将企业交到了那些集中了资本的管理层手里，工人的工作、工资和生存手段都被剥夺了。这与马克思笔下的19世纪资本主义如出一辙。
我和帕维尔十多年来一直关注着科米国内的苏联经济的解体，我们顺次研究了木材业、煤矿业、银行业和建筑业。市场的确被推行了，但却是以积累为代价。资源通过俄国国内出现的各种贸易、黑手党和金融的网络，从生产领域流向交换领域，流向因为计划部门的撤退产生的真空。曾经十分强大的工人阶级在一夜之间被摧毁了。工人和他们的家庭勒紧了裤腰带，一分一厘地用好政府的接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男人丢掉了工作，就成了家里的多余人口，女人则重新组织起家庭经济以应对萧条。这正好解释了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残骸被堆上了天，资本主义的风暴从天堂带来了历史的天使，不情愿地向未来飞去。
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悲剧呢？这确实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想象力，后者从未被用来考虑过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新自由主义的教条——对市场的力量的推崇，让我们想起了卡尔·波拉尼（KarlPolanyi）对19世纪自由派信条的批判，他揭示了市场乌托邦主义是如何一步步导致了国家控制的极端形式（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制度经济学家对休克疗法和一夜造就的资本主义表示怀疑，他们倾向于放慢进程，以建立一个充分的法律体系和财政上层建筑，同时保留国家的权力。渐进论者将中国当做他们的榜样，在那里党国的力量不仅没有被摧毁，反而孵化了市场的力量。而急进论者则将波兰当做他们成功的典型。但俄国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它既不是渐进，也不是急进，而是内卷（involutionary），市场力量催生出一个自我毁灭的经济，交换领域寄生在生产领域之上。这不是什么英国19世纪的大转变，而是俄国20世纪的大内卷。
捍卫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和睦相处
1990年代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促使我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随着最后一个与市场资本主义抗衡的努力的失败，新自由主义的风暴开始统治整个世界。这一点我在南非看得最生动也最让我吃惊。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Congress，简称非国大）的抵制一解除，我就与在南非的老关系又接上了头，并开始频繁地访问那里。在经历了俄国的政治灾难之后，南非政治的大熔炉总是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但是，南非的悲剧不仅仅是反社会主义，尽管它从一个不同的地方开始。非国大在与共产党和工会的联盟下掌握了政权。它的社会主义计划有好几年都支离破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是霸权性的，市民社会的解组则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特征。从苏联共产党的教条控制下获得解放，1990年代本应能够成为社会主义的试验时期。如果不是在南非，那是在哪里？
新的世界危机呼唤对马克思主义议程的重新评价。我在资本主义的暴风雨中挣扎前行，逐渐迷失了方向。即使不断纯粹化的资本主义已经在地方、民族国家和全球的范围内将富有和贫困、独裁和宰制的最极端形式完全展现出来，反抗却似乎悖谬般地消失了。曾经孕育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运动如今正处在颓势。我于是将目光转向了学院内部、我周围的研究生身上，试图从他们那里寻找灵感和启发。
自从我来到伯克利以后就一直在讲授一门参与观察的研究实践课。与威斯康星的学生把它当做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不同，伯克利的学生们将参与观察看做马克思主义的宏大综合的对立面，后者必须从历史和比较研究中得来。我试图用从亚普·范维尔森那学来的扩展个案法来使他们相信情形并非如此。我试图将伯克利的两个传统结合起来——布卢默、戈夫曼、霍克希尔德（ArlieHochschild）等人所代表的民族志传统与本迪克斯（ReinhardBendix）、利普塞特、舒尔曼（FranzSchurman），塞尔兹尼克（PhilipSelznick），斯梅尔塞和贝拉等人所代表的宏观历史研究的传统。在1988年秋天，一次异常成功的参与观察方法课的结尾，我抓住时机，向意犹未尽的学生们提议合编一本书。学生们虽然有些怀疑，却非常喜欢互相能够继续见面下去——如同一道不散的宴席。在经过了多次的尝试和磨难后，结果就是《没有疆界的民族志》（EthnographyUnbound）——“没有疆界”指的是不受微观、当下和归纳法的限制。与志在产生新理论发现的扎根理论不同，扩展个案法试图通过对田野中发现的异例的研究来重建既有的理论。与悬置“情境”（context）不同，我们由理论导引的进路能够将在田野之上的历史的和当下的力量纳入分析之中。
编写《没有疆界的民族志》的工作从1988年秋开始，两年后的1990年秋天完成。这期间正是由柏林墙的倒塌而引起的历史性的乐观主义的年代。1996年，正是政治紧缩的一年，我转向由我指导论文的新一批学生，从他们那里寻找激情。他们的研究，大体上都是民族志性质的，且分散在世界各地：从匈牙利到巴西，从爱尔兰到洛杉矶，从喀拉拉邦到匹兹堡。我们能否拓展扩展个案法以获得一个全球视角，而不是被限制在国家的范围内？我们能否集体性地发展出一个自下而上的全球化视角？我们中没有人，尤其是我，对于我们最后能做出什么心里有底。我们只是将我们的计划称做“全球民族志”。我们的任务就是弄清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可以为我们理解身边的世界带来什么？全球化不只是一个东西，那我们应该怎么将它分解开呢？通过对文献和我们自己的研究的反复思考，我们最终确定了三种进路：全球化作为超越国家（supranational）的力量，似乎远远在人们的掌控之外；全球化作为跨国（transnational）连接，使各种力量的自然性非神秘化，揭露它们都是连接各国人们的社会进程的产物；最后，全球化作为后国家（postnational）的想象，激发了各种有着另类视野和可能性的运动。我们越深入地从微观拓展到宏观，对我们当下的历史解释以及运用理论来连接在地（local）与全球的努力就越显得重要。我们的民族志必须变成历史民族志（ethnohistories）。
这是我做过的最有挑战性的课题。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狂飙突进、从头到尾把它完成，又用了一年的时间寻求出版。如果一项知识事业的价值取决于为实现它而付出的艰辛，那么这一次我们做的肯定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我从中也认识到我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是如此的局限，与社会学一样，它很难超越民族国家来思考问题——而这对与我合作的那些学生而言，却是相对比较容易的。因此，当我思考俄国的经济内卷化时，我想到的仅是拿它与中国的经济发展相比较，而不是把它看做全球化的一个产物，不管这里的全球化指的是信息社会、金融资本的支配，还是消费资本主义的扩张。因此，很显然，我对《全球民族志》的贡献仅仅在于它的导论和结语。
如果《全球民族志》还不够让我分心的话，那么我的同事们接着又给我带来了另一个惊奇。因为缺一个系主任，他们选择了我！我受宠若惊，然后抓住这个机会在我自己的系里用上了扩展个案法。毕竟，我已经在那里以一个参与观察者的身份待了20多年了。我希望自己至少可以试着给这个系确立一种使命感。我一直以来对伯克利光彩夺目的过去感到敬畏——1950和1960年代，有很多非常了不起的人在这里教过书。实际上，在1980年代，我就曾组织学生去访问那些资深的教员和仍然健在的老前辈们。我的老冤家爱德华·希尔斯曾经在1970年代质疑过伯克利的社会学系不过就是一个“显赫人物的集合体”，却没有自己统一的“风格”。现在既然老卫道士们都走了，过去的硝烟也已随之散尽，我们应该重新开始关于我们到底是谁的对话。那么如果说这个系有什么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认同的话，那就是公共社会学了。我们系的很多人实际上都已经投身于学术之外的公共事务中，而那些没有卷进去的，比如我自己，也都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值得去做的事。在乔纳森的砥砺和帮助下，我开始发掘伯克利社会学的那些未曾说出的迷人历史，一个揭示它一以贯之的公共关怀的系谱学。在将“社会学”从我所研究的这个世界引入进来之后，我又开始踏上了新的征程——探索将“社会学”输出到学院之外的社会的可能性及其困境。
命运又让我将推广“公共社会学”的运动超越了伯克利社会学系的层面。在我担任系主任的中期，我卷入了一场与美国社会学会的斗争中。出于对该组织的执行理事会某一专横行为的抗议，我公开退出了它的出版委员会。随后，当时的会长试图以不道德的指控把我逐出学会。这一企图最终没有得逞，但是意想不到的是，我的事情却引发了一场反对社会学会的官僚机构和寡头作风的风潮。而我竟由此青云直上，3年之后，我竟然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的新会长，一个无法想象的荣誉，对于我当年在瑞根斯坦图书馆里筹划着社会学的终结的研究生岁月来说，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当然，肯定也有人以为我的当选确实就意味着社会学的终结。爱德华·希尔斯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位！ |
第十五章蛊惑家和殉难者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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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蛊惑家和殉难者
1．心怀不满
战争在骚乱中结束，除一小段间歇之外，战争已持续了23年。《谷物法》（1815）通过时，两院受到军队保护以免遭受民众威胁。成千上万的陆海军士兵解甲归田，在家乡找不到工作，其后的4年便是大众激进主义的辉煌时代。
这时的激进主义不再是少数派的宣传运动（如同1790年代时一样），仅以几个组织和几位作家为特征。1815年之后，《人权》中的主张已不再新奇，它们已经得到采纳。大部分宣传激进主义的演讲和文章都注意一点一点地揭露“选区贩卖”制度，或者“资金控制”制度的弊端，如收税、滥用资金、贪污腐败、臃员闲职、教士兼职等等，并认为这些弊端都根源于一小批贪图贿赂，自私自利的地主、朝臣和官吏，同时弊端本身还指出了根治的办法——彻底进行议会改革。这就是激进主义宣传的主调，其在报刊上明显的代言人是威廉·科贝特，在讲坛上最能打动人心的演说是亨利·亨特。科贝特在他著名的《工人》（1816年11月2日）一文中写道：“至于我们当前苦难的原因，正是那庞大的税收；政府强迫我们纳税去供养其军队、官吏和年金享受者，并且去偿付其债务的利息。”
“雄辩者”亨特也把握这同一主题。1816年底，他在伦敦矿泉地一次大规模示威活动中宣称：
就业不足的原因何在？税收。税收的原因何在？腐败。正是腐败才使得选区贩子们能够发动旨在摧毁各国自由但主要是我国自由的血腥战争……。凡是有关人民生存和舒适的东西都征了税。他们的面包不是要征税吗？他们的啤酒不是要征税吗？他们吃的、喝的、穿的甚至说的一切不是都要征税吗？……这些税是一个选区贩子集团的政府强加的，他们不想别的，只想压迫人民，他们是靠巧取豪夺苦难大众过活的……。[1]
激进主义是一种大众化的自由主义呼声，它是人民同未经改革的下院之间一场持续的斗争；这场斗争把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推到了人的面前。在这场斗争中产生了（也许应该说科贝特创造了）一部激进主义的殉道者传，而尤其是产生了一部魔鬼列传，在其中，摄政王、卡斯尔雷、西德默思；奸细奥利弗、卡斯尔和爱德华兹和曼彻斯特义勇队、皮尔及纸币；还有像布鲁厄姆这一类三心二意模棱两可的改革者，都扮演了其既定的角色。有时候其他人的声音会比科贝特或亨特更有影响，例如T.F.伍勒及《黑矮人报》，威廉·霍恩的讽刺文章，卡莱尔及《共和报》等等。不过这种大众化的激进的争鸣囊括了所有这些人，并在战争刚结束的那几年中从其最老成的喉舌——拜伦以及黑兹利特、亨利·怀特的《独立辉格党报》、约翰·亨特和利·亨特的《观察家报》一直扩展到最极端的激进主义期刊，如《美杜莎》和《自由帽》。
这种呼声反映了伦敦和其他城市以及工业区群众的激进主义倾向，并得到其支持。伦敦民众有一种几乎从未中断的反专制主义意向，从威尔克斯事件到1795年伦敦通讯会召集的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再到支持“伯德特，反对巴士底”的民众鼓动，进而到战后激进主义的大规模集会等等都是这种意向的表现。即便是在1802至1803年间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倾向，它不仅表现为同情德斯帕德，而且还表现为伴随着要塞司令沃尔赴死刑时发出的咒骂声，因为他犯有命令鞭挞一个无辜士兵致死的罪行。[2]十年之后，当伊顿这位信仰自然神论的老出版商因以《理性时代》的“第三部分”为题出版了潘恩的一本小册子而遭受披枷示众的惩罚时，这种倾向甚至表现得更为明显。科贝特在几年之后曾回忆说：
我目睹了伊顿先生披枷受辱的过程。就在前一天的同一地点，有个人曾因伪证罪披枷示众，人们向他投掷臭鸡蛋，并把从屠宰场弄来的污血和内脏劈头盖脸地泼在他身上，差点把他给闷死了。伊顿先生的境遇则大不相同！在整个受罚期间，黑压压的人群向他欢呼，有些人拿出饼干，似乎要送给他吃，另一些人向他举起葡萄酒，还有的人拿着表示胜利的小旗和花束。相反，行刑者和司法官员遭到了嘲骂。这才是后来不得不终止披枷示众之惩罚的真正原因！
科贝特说，这群人是“伦敦人的缩影”，这当中有“绅士、商人、各种小商贩、工匠和劳工以及相当数量的女性”：
他们不是不知道伊顿先生披枷受辱的原因……但他们不能赞成为观点问题而受惩罚。[3]
因此可以说，伦敦民众的激进主义并非是一种新现象，但在战后年代它采取了更有意识、更有组织、而且也更成熟的斗争形式。较新的情况是战争期间外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民众的准政治态度发生了转变。在18世纪90年代，官方只把诺里奇和设菲尔德视为难以制服的雅各宾派中心，到19世纪初，诺丁汉、考文垂和博尔顿也被视为此类地区了；到卢德运动时期，兰开郡和约克西区的大部分城镇，以及中部地区的许多其他市镇都出现了不满。战争结束时，从卡莱尔到科尔切斯特，从纽卡斯尔到布里斯托尔，“暴民”都倾向激进主义了。反过来看，我们还可以从战时修建大量兵营的计划中找到这方面的证据：1792至1815年共修建了155个兵营，其中许多都是有意建在中西部和北部的“不满”地区的。[4]早在1792年，英格兰就已经是靠惟命是从再加上绞刑和“教会与国王”派的暴徒的补充来统治了。到1816年，英国人民已被暴力捆住了手脚。
因此，经常的情况是：战后激进主义与其说是少数人有组织的运动，还不如说它是整个社会的反响。我们可以看看1817年发生的两件事。其一是处死一个名叫卡什曼的水兵，他是因为在1816年12月2日矿泉地集会之后参与袭击一家枪械商店而被处死的。[5]卡什曼是爱尔兰渔夫，曾在海军中服役多年，9次受伤。按他自己的说法，海军部欠他5年以上的薪水及相当数量的奖金。他签约约定每月划给他在爱尔兰的贫困不堪的母亲的1英镑，也从来未曾支付过。战争结束时，他被遣散而分文不给。为求赔偿损失，他曾在一个个拖拉因循的衙门中被听询问证。暴动那天上午，他再次去了海军部，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当下士的水兵弟兄”，此人劝他参加矿泉地集会，还请他在路上喝了烈酒和啤酒。他弄不清这次集会的目的，并且，或许也回忆不起来多少事情。
当局几乎找不出另一个比卡什曼更得人心的牺牲者，而且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能引发伦敦民众的全部同情心和潜伏的激进主义情绪的人物了。不列颠水兵（其中许多人参加过矿泉地集会）以其喜爱闹事而著称：“他们总爱打头阵，……无论是打仗、喝酒、跳舞或吵闹都这样”。他们是无数有关战争的民谣小调中受人欢迎的英雄，而水兵们所受卑劣待遇同冗职闲员、大臣亲属以及指挥官们所得到的丰厚津贴又形成令人愤恨的对照，威灵顿就曾得到40万英镑拨款为其购买一份宅第和地产（外加其他津贴），甚至那些不在位的港口测量和海军部的职员也得到补助金。卡什曼本人主要是对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对他“像一个普通强盗那样”被装在车上拉过长街感到义愤，他高声喊道：
这不是因为我胆小怯懦，我被带到这里不是因为犯了抢劫罪……。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死在烈火中而不是死在烟尘里，我从来不反对国王和国家，相反，我为他们打过仗。
行刑过程中出现大规模群众示威，绞架四周不得不架起栅栏并由“大量”巡捕加以保护：
当郡长走上前时，民众表现出来最强烈的义愤情绪。四处发出叹息声和噓声，人们数次向前推拥……卡什曼……似乎受了民众情绪的感染，也以极响亮的声音同人们一起呼喊……“水兵弟兄们，万岁！胜利了！鼓足劲！”
在绞架前，两个英国教会牧师像幽灵一样拉卡什曼作忏悔，被他拒绝了：“别打扰我，这没用，除上帝之外我不需要任何的人怜悯。”随后他对民众说：“你们这些蠢货，我的脚一悬空，就为我三呼万岁”；接着又对刽子手说，“抽掉桅杆吧”。就在卡什曼“脚下那块致命的踏板落下的一瞬间，他发出了一声欢呼”。经过几分钟死一般的沉寂之后，大众“又开始咒骂和谴责每个参与这场可怕的表演的人”，他们高喊“谋杀！”、“可耻！”。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人们才散去。[6]
另一事例发生在同一个月，是在兰开郡。塞缪尔·班福德，这位米德尔顿的织工同时兼当地汉普登俱乐部的书记，在本村被约瑟夫·纳丁及一队士兵逮捕。这时当即有一大群人围住纳丁和他的士兵，并威胁要实施营救。逮捕班福德的人把他塞进一辆马车，在一队龙骑兵的护送下通过査德顿，想继续逮捕另一些人，班福德后来回忆说：
在前往查德顿市政厅的路上，我劝指挥官停住车，然后回到曼彻斯特去，我向他保证那天抓不住我的任何同伴了。为了证实我的话，我指给他看查德顿高地和附近农村中几十个人正像猎人一样在奔跑，似乎要在罗伊顿附近截住马车。我说整个地区都动了起来了，他所要抓的每个人都知道他要来了。他大骂一声，说他从未见过这种事。那个骑马走在马车门旁的龙骑兵军官评论说：他在爱尔兰曾见过类似的事，但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见过。[7]
2．领导权问题
汉普登俱乐部1812年建立于伦敦，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一个重要团体：他们是一群有选择的辉格党改革派，每个成员都有每年300镑以上的地产收入。然而，它却为卡特莱特少校提供发表演说的讲坛，也为他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作宣传议会改革的旅行提供了基础，他曾这样回答那些对他的宣传提出批评的人：“英国绅士一年四季都在旅行，有些人去观山看水，为什么就不允许别人去看看忍饥挨饿的人民的实际状况呢？”[8]
很难把卡特莱特在1812年、1813年和1815年所作的福音宣传旅行的重要性说过了头。15年来，全国各地的议会改革者从未有过全国性领导核心及斗争策略，而只有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及科贝特的《纪事报》所提供的那种除外。卡特莱特和科贝特都把卢德运动的造反局面看做是可恶的、徒劳的，但他们又都重新对北方和中部地区感到关注，那里正在增长着骚动。科贝特在1816年才引人注目地转向“工匠和工人”；而不屈不挠的卡特莱特少校则决定进入卢德运动地区，当时他已年过七旬了。
卡特莱特并不打算造成一次“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事实上他认为他有责任反对——
任何旨在发动穷人起来侵犯富人财产的企图。侵犯富人财产并不能改善穷人的状况，只有靠……公平的法律……。
改革的压力只有“最大程度地经过中等阶级”才可能获得最佳效果，他希望把造反的不满情绪转移到合法的轨道上来，[9]并为继续开展全国性的议会请愿运动奠定基础。在伦敦的汉普登俱乐部里，不得不把自己关于男子普选权和年度议会的主张收藏起来，并同要求纳税人选举权的主张妥协。即便如此，贵族改革家们还是报怨他的意见太过头，甚至不去出席俱乐部的年度聚餐。卡特莱特看不起怯懦的辉格改革派。他仍然主张对“数量不受限制的成员”进行宣传，他更看重的是共事者们的原则，而不是他们的收入和职业。
在这方面他显示出了勇气。他于1812年5月写道：“我近来一直同那些与骚动地区有联系的人保持往来，为了把不满情绪引上有利于议会改革的合法轨道，他们急于要得到我们协会的忠告和支持”。早在1812年1月，他就去过德比和莱斯特，并在卢德运动进入高潮时试图在诺丁汉召开一次群众改革大会。他曾在《诺丁汉评论》上以公开信的形式劝告那些不支持他的绅士改革派人士不要胆怯：“先生们，当商业萧条、工人买不起面包时，不就是集会的合适时候吗？”1812年夏，当约翰·奈特和“38人”被监禁于曼彻斯特时，卡特莱特立即写信鼓励他们，并在辩护方面为他们提供帮助。到了秋季，他再次决定去“骚乱地区”。
在1812年的巡回旅行中，他曾在莱斯特、拉夫巴勒召集会议（出席者600人），也在曼彻斯特、设菲尔德、哈里法克斯、利物浦和诺丁汉等地召集过会议。他在1813年的1月和2月又作了第二次巡回旅行，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在中部、北部和西部的35个地方召开会议。[10]这次巡游——以及1817年奥利弗的巡游——提醒我们对于铁路出现之前的交通困难强调得过度了。在所有的这些地方都有一批改革派核心人物在为大会作安排，卡特莱特随请随到，而不管邀请者是绅士、小商贩、工匠还是织工；并且他还恰好处处地对那些不冷不热的上等人以及辉格派大雇主冷眼相待，这些人对他所交往的下层人民不屑一顾，就连他的老伙伴怀维尔也曾在一篇匿名文章中指责他鼓励卢德派分子和纵火犯。有一次设菲尔德“议会改革之友会”为他设宴以示敬意，一个自认为是改革派的工厂主竟大发雷霆，因为“餐票价格太低，以致一同就餐的人中除少数例外几乎全都是最低等级的人”；“年度议会和普权派”事前就占了上风，主席位置被“我们的一个激烈分子”所占据。[11]
卡特莱特宣称他在这些巡游中带回了20万人要求改革的签名。（1815年他又到苏格兰去巡游。）集会并不是不受干扰的。1813年1月22日（仅在14个卢德派分子被处死的一周之后），他在哈德斯菲尔德举行的集会就遭到军方干涉，文件和请愿书均被查获，卡特莱特和当地改革者（主要是“技工”）都被逮捕，只因他熟悉法律才未受到进一步迫害。在博尔顿、罗奇代尔和索尔福德，那些为他的请愿书征集签名的改革派也遭到监禁或迫害。可以想象，当卡特莱特匆匆往来于各市镇时，他留在身后刚刚建立起来的俱乐部是很难维持的。实际上，这些俱乐部直到1816年才在工业地区扎下根来。[12]
雅各宾主义的根据地一直是在手艺人的聚集区。但到1815年之后就不可能划出如此明确的界限了。在1815至1832年之间的不同时间里，以反对所得税、什一税、谷物法及冗员闲职这类特别的弊端为目标的鼓动涉及了相当多的人。除工匠和工人之外，工厂主、农场主、小乡绅以及自由职业者都要求某种形式的议会改革。然而，推动改革运动的持久力量却来自“勤劳阶级”，即织袜工、手织工、纺纱工、工匠，以及与此有联系的散布在各地的小业主、小商贩、酒馆老板、书商以及自由职业者等等，从这些集团中时而会产生出地方政治团体的领导人。
改革运动的情况因地方不同而呈现出差异，这种差异又影响到运动的战略和侧重点。战争结束之前，亨利·亨特曾是布里斯托尔一次引人注目的宣传鼓动的发言人。在这次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就是工匠，特别是皮匠和玻璃匠。[13]在兰开郡南部大厂主和工人之间的鸿沟最深，因而这里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也最“独立”，它甚至对曼彻斯特活跃的中等阶级改革派也保持着距离。约克郡西区的经济鸿沟不那么深，手织工只是到19世纪20年代后期才陷入危机的最坏阶段。所以在利兹，工匠和中等阶级改革派就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在伯明翰，社会等级较不明显，工匠们一心指望成为小雇主，在这里有一个天生就蓬蓬勃勃的激进主义运动，它得到许多雇主支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处于中等阶级的领导之下。
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的激进主义都同各自地区的社会结构直接有关。然而，若要指出真正的伦敦激进主义发源于伦敦的工业结构和社会模式，这就不那么容易了。每一个追求激进主义领导权或希望树立影响的人都在伦敦有自己的追随者——科贝特、伯德特、卡莱尔、西斯尔伍德、边沁派、亨利·亨特和其他许多人都是如此。伦敦出版界不断推出激进主义报刊和书籍，但直到1832年前，伦敦都不像是改革性群众团体的全国中心。
造成这一状况的部分原因是，伦敦面积太大，行业也太多。在制造业中心，地方领导人有可能从知名于当地并肯定能得到当地支持的人物中产生出来。而在伦敦，激进势力强大的地区就有好些个，比如贝思纳尔草地、兰伯思、索沃克、芬斯伯里、伊斯灵顿等，从这些地方有时会产生领导人。“斯彭斯派”以及卡图街密谋者都曾相信会得到大众的支持，尤其是得到建筑工人、码头工人以及正在开凿帕丁顿运河的“引水员”们的支持；在大多数情况下，斯皮特菲尔兹的丝织工可指望参加激进的示威活动；倾心于合法斗争的威斯敏斯特改革者则总能在工匠的行业俱乐部那里得到支持。不过事实上的伦敦领袖往往是置身于这种支持之上，而不是直接从这种支持中产生的。同巴恩斯利或拉夫巴勒相比，有才智的工匠在伦敦具有更多的社会流动机会；在工业村和小城镇，激进领导人可能停留在他的职位上，其职业和社会地位在20甚至40年中都几乎不变。
伦敦的领导权，有不固定性。突出的全国性人物、雄辩家、幕后人、新闻界人士以及酒馆蛊惑家们都曾相继受欢迎，而在群众眼中他们又常卷入激烈的自相残杀式的争论中。此外，伦敦激进主义在战争中兴起时就已经相当分裂。领导权明显的觊觎人是老资格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这时已决定向与工匠和中等阶级改革派结成联盟的方向发展了。激进主义热情趋于冷却的伯德特在1816年4月发动了一场运动，要求给交纳直接税的人以选举权。他得到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支持，当时该委员会已开始其战后鼓动，提出反对所得税的请愿（实际上是直接向有产阶级尤其是伦敦城区的改革派要求支持，而其代言人是市参事员韦特曼）。科克伦勋爵仍持有威斯敏斯特的另一席位；他具有拜伦式的贵族革命者的风格，但其名誉却因股票交易所的丑闻受到玷污。作为政治领袖，他并没有多少天赋，在他辞去议席之后（为了要成为南美战争中一名民主主义的独立冒险家），他的位置最终被边沁派人士约翰·卡姆·霍布豪斯所取代。这是因为，同主张成年男子选举权的卡特莱特或亨特相比，霍布豪斯是伯德特和普雷斯更中意的人选。[14]
威斯敏斯特的这一变动不是偶然的。弗朗西斯·普雷斯和他的工匠小雇主们（其中有些如亚历山大·盖洛韦已是大雇主了）已经放弃了雅各宾主义的信仰，不再相信男子普选和无限制的群众鼓动。他们鄙视伦敦民众，对他们的骚动造反气质感到惊恐不安。他们与酒馆世界很少接触，而新一代鼓动家正在这个世界内展开活动。普雷斯后来宣称说，科贝特“太无知……竟看不出那些未得到有钱有势的人物支持和鼓励的普通人在这方面（即政治组织方面）的愚蠢无能。”普雷斯自己直接受边沁和詹姆斯·穆勒的影响，他蔑视缺乏效率和理性的贵族政府，也对谷物法和任何压迫性的立法感到义愤，在这方面他无疑是个激进主义者。但他却对任何公开发动和组织群众的策略怀有深深的敌意。1817年1月30日，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在伦敦开会时，普雷斯为霍恩的《改革纪事》草拟了一份宣言，其意图很明显：即要求把改革运动从男子普选权纲领的影响下解救出来。宣言说“现在如同像其他时候一样必须把所有对英国人来说十分宝贵的一切都委托给中等阶级，让他们去拯救……。必须从这个阶级那里……去取得可能得到的一切好东西”。[15]
到1817年，科贝特已把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叫做“残余委员会”了，而到1820年，他便开始谴责它是个“干涉威斯敏特政治大事的小集团”，“一个小巧玲珑安乐舒服的团体，曾经仁慈地承担起为伦敦挑选议员的责任”，而且就像一个“卑鄙的私党……它为了种种实际的目的，已把威斯敏斯特变成了像加顿和老萨勒姆一样腐败的选区”。[16]若在此处搜罗伯德特、普雷斯与科贝特、亨特之间这些年来互相抹黑的言词，并无多大意义，真正重要并需要注意的是，在1816年，伦敦激进分子中组织最好的团体其策略是使用国内的运动脱离亨特和科贝特的影响，并引导工人阶级去追随一个新的议会领导集团，它的新星人物是休姆、霍布豪斯和布鲁厄姆。
这种策略对于那些囿于雅各宾主义传统而更为坚定的改革者几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对伦敦民众中大多数激进分子也没有吸引力。但在1816年，惟一可能替代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领导权的只有一个小小的“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协会”。托马斯·斯彭斯本人在1814年9月就已去世，当时由“约40个信徒”“以某种盛大的仪式安葬了”他，而协会也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协会领导人据说包括沃森父子[17]、阿瑟·西斯尔伍德、托马斯·普雷斯顿、艾伦·达文波特以及埃文斯父子等。由于普雷斯回忆录的影响，大多数历史都把这些人描写成怪癖和不足取的人物：老沃森“生性不羁，……穷困邋遢”；他的儿子是“无法无天的淫逸之徒”；协会图书管理员埃文斯是一个怪人，他“腋下夹着本破旧的圣经，从家里步行到……协会碰头的酒店”。[18]
普雷斯认为斯彭斯派都“不值一提”，他们“无害而天真”。不过，他们既然是1816至1817年同普雷斯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争夺伦敦激进运动领导权的主要对手，普雷斯在这方面就不是一个无动于衷的见证人了。作为功利主义者，他会认为托马斯·埃文斯的《拯救帝国的基督教纲领》（1816）是愚蠢的，但人们也许会说，埃文斯的农业社会主义比边沁的幸福计算法更符合理性，并更有根基一些。斯彭斯派的鼓动家在行业俱乐部，尤其是在鞋匠中赢得了许多支持者。他们的纲领——“废除国家的封建制度和领主制，宣布土地为人民共有”——为工匠们日后接受欧文的《新社会观》作好了思想准备。[19]
如果说斯彭斯派还不只是“天真”，那么他们在1816年就也还有一些影响了。在普雷斯的术语中，“不值一提”的意思是他们在议会和有势力的中等阶级圈子中无计可施。不过，普雷斯顿和西斯尔伍德显然比普雷斯更了解伦敦的酒吧社会。在整个战争期间，斯彭斯派一直鼓动在兰贝斯或贝思纳尔草地举行“自由自在”非正式的集会。议会秘密委员会曾在1817年2月报告说，战争一结束，期彭斯派团体在技工和制造商、退役士兵和水兵中成倍增长，由此看来这一情况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危言耸听。有证据表明，到1816年斯彭斯派已经在过去伦敦通讯会方案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为区和分部了。[20]
此外，在“斯彭斯派”的名称上或许也有一些混乱。埃文斯无疑是斯彭斯的信徒，他敢于发表文章主张剥夺土地所有者——这在土地所有者的议会看来不啻是罪恶之首，为此，他和他的儿子尤其受到当局的追踪迫害。1816至1817年，他和他的小圈子曾发起一次关于农业社会主义的小规模哲学宣传运动。[21]不过，伦敦更有影响的政治领袖——詹姆斯·沃森医生、阿瑟·西斯尔伍德和托马斯·普雷斯顿也许更应该称作是共和派，是继承了老传统的雅各宾主义者。他们在充满失业的战后年代也曾赞成恢复小农场和“锄头耕作”制，以此作为解决饥饿问题的途径。[22]关于沃森医生我们所知不多，1816年他大概50岁，审讯时被说成是“医护人员和药剂师”，他很穷，参加地下政治活动也许已有好多年了。[23]他是另一个雅各宾派外科医生约翰·盖尔·琼斯的朋友，琼斯曾在沃森任主席的好几次大会上发过言。阿瑟·西斯尔伍德先前是陆军军官和绅士农场主，18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在法国（有人说），他曾在革命军队中服过役。普雷斯顿有时被说是鞋匠，但他似乎已是制革业里的一名小雇主。1816年12月，他曾对伦敦市长这样说：
我在斯皮特菲尔兹看见过许多苦难，以致我恳求上帝把我吞掉——我见过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9个月没在床上睡过觉——我已经破产，我手头1英镑也没有了，我雇了40个工人……。
这些人构成了伦敦极端激进主义的核心，不管他们是斯彭斯派还是承袭了德斯帕德密谋传统的“老雅各”。他们的宣传阵地在行业俱乐部和小酒馆，[24]塞缪尔·班福德及其来自北方汉普登俱乐部的同伴代表们1817年头几个月在伦敦时就曾好几次出席过这种集会。[25]这个集团的大多数人都可能继承了德斯帕德的信念：无论是通过骚动而最终形成攻打伦敦塔和各监狱以及议院的总起义，还是通过武装政变的手段，伦敦都必须在英国革命中扮演巴黎的角色。大家不要以为，如果有足够的刺激，1817或1819年的起义连取得至少是暂时的成功也不可能。不过，若是这个集团中有些人确有不幸的机会显露了他们的勇气，他们仍免不了要受到轻举妄动的指责。他们是自我夸张的牺牲品；他们密谋准备了自制手榴弹和长矛，但在伦敦街头他们却连一座防卫路障也不能垒起；他们不止一次地陷入浪漫幻想之中。而西德默思的密探却能轻易地打人到他们虚张声势的酒馆的地下世界中去。就是在这里，密探奥利弗得到了可以接近中部和北部改革派人士的信任证书。而在伦敦发生过的两次真正的图谋暴动中（即矿泉地暴乱和卡图街密谋），人们一直怀疑，它们是否真有一大半是政府自己派出的煽动分子卡斯尔和爱德华兹制造出来的。
因此，伦敦的改革运动一开始就陷入分裂，一方是谨慎小心的合法派，另一方则是密谋者，处于两者之间的是卡特莱特、亨特和科贝特。但要想全面了解激进主义组织及其领导权问题的复杂局面，我们还须把目光投向伦敦之外，看看扰乱治安会社法颁布之后改革者所面临的形势，而当初的各个通讯会就是在这项法制下于1799年遭到镇压的。
在这项法律下，任何全国性政治组织皆为非法。此外，组建某个全国性社团的地方分会，或是以通讯和互派代表的方式与某个全国性中心发生联系的地方社团也属非法。（这项法律后来对1841年的全国宪章派协会也还是一个障碍。）这样，改革者们仅有的无可争议的权利就只剩下两项了，其一是组建地方性的自立的俱乐部或研讨会；[26]其二是向议会或国王请愿，并为此目的集会。[27]
非正式俱乐部和酒馆聚会是躲过了1796和1806年镇压而存留下来的民主进程的一部分，在伦敦及外地都如此。1902年，《利兹信使报》的一位通讯员曾谈到这类“协会和俱乐部”，其中工匠们
每夜在酒馆聚会。大市镇的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有这种小型议事会。出席会议谈论国事，再斟上一杯黑啤酒，这是自由不列颠人长期所声称拥有的特权，而且得到所有政府的承认。[28]
就是在这类“会社”里，比尤伊克和他那些激进的工匠伙伴们于战争时期在纽卡斯尔聚会。1812年选举期间，布鲁厄姆曾从利物浦写信给格雷勋爵说：
你不会想到利物浦选举的性质……。你得每天晚上都去那些不同的俱乐部、共济会等等，那儿不是开会便是高谈阔论……我每天除在投票结束时作一次演讲外，就有9个晚上去了俱乐部。我在那段时间里作了多次演说……。[29]
难怪科贝特可以在1817年这样写：
我们有皮特俱乐部、辉格党俱乐部、除恶习俱乐部、查办小偷俱乐部、圣经俱乐部、学校俱乐部、共济会俱乐部、卫斯理宗俱乐部、汉普登俱乐部、斯彭斯派俱乐部、军事俱乐部、海军俱乐部、赌博俱乐部、吃喝俱乐部、饮酒俱乐部、雇主俱乐部、帮工俱乐部以及上千种别的俱乐部和协会。[30]
然而，从非正式的酒吧团体发展到自认不讳的激进俱乐部，如汉普登俱乐部或政治同盟那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有关于组建兰开郡第一批汉普登俱乐部的有趣的讨论记录。例如，有一份告密者提供的报告，此人曾参加了1816年11月在小博尔顿“狗字号”酒店举行的一次“改革委员会会议”：
约翰·凯一开头就问我们是否已在心里认真掂量过后果。他说，你们是否已作好准备为伟大的改革义举而独自忍受对你们个人的迫害？……我们的工作是艰难危险的。你们在座的愿意参加这样一项工作吗？罗伯逊·布雷德利说，我知道我们将成为受难者，实际上，我担心在冬天结束之前就会这样。他说，压迫者把我们逼到这种境地，生命和自由均难保障……。凯说，以改革的方式纠正弊端是合法的，但是议会一旦开会，他们可以宣布集会为非法。看来他们不可能顺从地放弃他们多年享有的闲职和年金。他说，那些恶人宁愿牺牲全国一半的人民也不愿和平地让步。若要他们让步，就得使用武力，而在他们倒下来的时候，他们又会碾碎我们成千上万的人。……
大家同意写信给奈特先生（1812年受审的38人中的奥德姆老改革派），同时也写到“W.科贝特先生那里”去，“希望他们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为了支付租金、通讯联络和政治读物等等而在门口收钱，这是否算合法……。”约翰·奈特对这一询问的答复也保存了下来：
“先生，我刚收到你们的信，现答复如下：你们可以弄一个房间作为讨论政治和其他问题之用（而不须登记该房），只要你们不收入场费，你们人在里面时也不要锁住外面的大门，以便让人随意出入即可。昨天我收到一来自伦敦的信，信中建议这类集会要公开发广告，要让一位地方官知道。此外最好是不要开秘密会议，还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到会——会上使用的语言应当温和并合法，但又要明确而坚定。我们在这里（即曼彻斯特）搞了一个房间能容纳1000人。我们本想在下周一将其开放，但为了争取有较多的上层阶级人士（人们这样称呼他们）也来，我们已同意将其推迟一周开放……。[31]
奈特很可能是从卡特莱特上校或他的助手托马斯·克利里那里得到建议的。兰开郡和莱斯特郡的各个俱乐部在1816-1817年之间的冬季都自由地在郡内互相通信，甚至居然召集人数相当多的代表大会或郡委员会会议。1817年1月6日，莱斯特俱乐部里的一个告密者作出如下报告：
已派出一个代表团去曼彻斯特，是格雷厄姆和沃伯顿去的。格雷厄姆讲述了他们在兰开郡看到的惨状：大部分穷人仅能弄到一点水，一点盐和一点燕麦——有的人每天仅吃一顿饭，有的人3天才吃一顿饭。随后他宣读了一封德比来信，说一个曼彻斯特人在去伯明翰和布里斯托尔的路上要访问莱斯特俱乐部。后来又读了卡特莱特上校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得到14个不同会社的消息，打算派代表去伦敦参加1月22日的一个委员会……。[32]
在此之前的几周，兰开郡的改革者甚至走得更远。在米德尔顿举行的一次由“切郡、约克郡西区代表”以及兰开郡参加的代表大会上，任命了四个“宣讲员”，其中两个途经制陶区去伯明翰，另外两人则在约克郡召开集会。会议甚至决定：“联合王国所有请愿团体都应该派出……一个至多个代表去曼彻斯特……以协助同盟的所有力量形成统一认识”。[33]
因此，在1816年最后几个月里，外地汉普登俱乐部或参加同盟的协会有了很大的发展；[34]在其建成的几周之内，这些倶乐部都急于要与外界建立区域性和全国性的联系。一时间，曼彻斯特似乎要成为全国的领导了，不过，后来还是卡特莱特和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出面召开由各俱乐部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于1817年1月底在“王冠与锚”酒馆开幕。这次由70名代表参加的会议力图绕过政府法令，它采取群众会议的方式，并宣称它代表“正在请愿的各市、镇及其他社区可能选出的人，他们在此聚会以讨论……实施宪法改革的最佳方式”。会议进程未被当局打断，若把这种境遇同1793年爱丁堡的“全英代表大会”相比较，那还算是一个微小的进步。但这次会议同时也强调它与全国性运动不相干。
这次会议召开的直接背景是科贝特日益增大的群众影响，以及1816年1月和12月的矿泉地大规模集会，亨利·亨特曾在会上发表过演讲。关于这一点，班福德的叙述是人所共知的：
这时，威廉·科贝特的文章突然权威起来了。在南兰开郡，在莱斯特、德比和诺丁汉，在所有这些工业区，以及许许多多苏格兰的工业城镇中，几乎每一座村舍炉边都在读这些文章……。他绐读者指出受苦的真实原因——劣政；指出适当的矫正方法——议会改革。骚乱很快就很少见了……。汉普登俱乐部建立起来……工人们……变得行动审慎而有条不紊……[35]
“在周围的穷人中具有任何的政治常识和固定的政治原则是最近的事”，一位曼彻斯特改革者在1820年写道，他也把这种变化归功于“科贝特先生论述本国的财经形势和税收在降低劳动者的生活水平的作用的佳作”：
这些便宜出版物流行相当广泛；加之作者的风格强劲有力、清晰明了、简洁精炼、论证性强，使其作品很受读者中那个数量最大的阶级的欢迎……。[36]
由于沉重的印花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当时售价一先令半便士）好些年来一直只能在北方发行，[37]在科贝特发现印花税法的漏洞之后，决定性的变化就在1816年11月发生了。他开始以两便士的售价把他的主要论文以《每周政治手册》的形式（“两便士随笔"）分别出版。第一篇就是著名的《告英国工人大众书》：
朋友们、同胞们：
无论地位、财富和学识会诱使某些人相信什么……一个国家真正的力量和所有的资源都来源于而且也必须来源于人民的劳动……。高雅的礼服，华丽的家具，宏伟的建筑，平坦的马路和运河，飞跑的马和马车，许多坚固的航船，堆满货物的仓库，所有这些……都是民族财富和资源的众多表现形式。然而这一切都源于劳动。如果没有工匠和工人，这一切都将不存在……
“傲慢的雇员称你们是暴徒、贱民、渣滓，是一大群猪猡，还说你们的意见等于零，公共集会不干你们的事……”。科贝特用简洁的语言论证了间接税给人民造成的沉重负担，指责“闲职冗员和年金领取者”的高额费用，并阐明了税收和代表权在本质上的关系。他抨击马尔萨斯的论调，即穷人受的苦是早婚和多子女的缘故（“那么，一个小伙子手挽着一个如花似玉的姑娘必定就是恶水啰！”）和补救失业的惟一办法就是向外移民。科贝特认为：“你们用你们所交的税维持了他们，你们和他们一样有留在本国的权利！你们同他们一样都有父母兄弟姐妹，有孩子有朋友……”。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是经过改革的议会：“我们必须先有议会改革，否则将一无所有。”
我劝你们以和平合法的行动，但同时又要有热情和决心去行动，去争取这个目标。如果那些缩头乌龟不参力口，如果那些“坐在炉边的体面绅士”对此敬而远之，你们就自己干。任何人都可以起草一份请愿书送到伦敦去……。[38]
到1816年11月底，这篇讲话已售出44000份，——“如果她有能力的话，就让腐败当局去把它抹掉吧。”而到1817年底，这份公开信据称已卖出20万份。[39]自《人权》以来，还没有哪一份作品获得过如此广泛的影响。从此以后又以信件的形式发表许多每周一期的小册子，标题为：《致汉普郡善良真诚的人们》、《致所有真诚的英国人》、以及《致个别政治家》等等，每种小册子的销量也相当大。然而，当改革运动就要跨入有组织的阶段时，科贝特却停步不前了。虽然科贝特的作品促成了汉普登俱乐部的建立，但这并非他的本意。1816年11月5日、12月2日以及12月10日发生在伦敦矿泉地的规模巨大的改革示威，是在极有影响的“斯彭斯派”（沃森医生、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胡珀）领导的一个委员会的首倡下举行的。科贝特一开始就拒绝了约他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讲的邀请。结果三次集会的主要演讲人都是亨利·亨特。
亨特是个富有的绅士农场主，10年来他一直是具有科贝特倾向的改革者。在1812年的布里斯托尔选举中，他作为激进主义者赢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从此便蜚声全国。班福德曾凭记忆描述过1817年的亨特：他是一个五官端正的人，“风度和服饰都像绅士，身高在6英尺以上”：
他的嘴唇较薄，优美地弯向两边……：他内眸子呈蓝色或微泛灰色——不太清沏也不太机敏，但相当凝重；正如我后来有机会观察到的那样，他的眼睛只有在他说话激动时才会改变；每到这个时刻他的眼睛就会显得深邃而有神；如果他劳累过度……他的双眼就布满血丝，而且就像要从眼眶里蹦出来似的。他嘴唇的表情是可以观察到的：善意的微笑会化作轻蔑时一抿或是义愤的诅咒。他的嗓音响亮，脸庞涨红，他手掌紧握，似乎要把什么东西碾碎，他的整个风格都象征着一种竭力想表达出来的痛苦的力量。
亨特的自负同自尊心一样大的米德尔顿织工班福德不太相投，班福德对亨特的最后评价是苛刻的。但班福德也对亨特作出了重要的评定：亨特“总是……把自己置于最艰难的境地……。他总是在同自己或别人制造的风暴相斗争。因此，同其他处于他那种地位和时代的人相比，他要忍受更多的东西，人们应该据此来评价他。”[40]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除了19世纪20年代中期的几年之外，亨特从战争结束到改革法案的通过，一直都是改革运动最主要的雄辩者。1816年他曾在矿泉地演讲，1817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科贝特认为隐居美国更明智，而亨特却继续他的活动。在彼得卢的集会上他是主要演讲人，并为此遭到监禁。1830年，他在普雷斯顿这个“纳税”选区当选为议员，成为未经改革的下院中惟一支持工人阶级改革运动的人。从1830至1832年，他仍然坚持成年男子普选权，而且还批评1832年法案出卖了平民改革者。他的一贯性和战斗性使他成了人们争论的中心和流言蜚语攻击的目标。
然而，流言蜚语并非毫无根据，因为亨特既有一个鼓动家的美德又有其弱点。此外这些特点在那个时代的众多领袖人物身上都能发现，因此我们必须把这些特点看做是那个时代运动的特点。首先，威尔克斯的老传统只能逐渐消亡，这样，即使是民主运动也还是期待着贵族或绅士出来领导。因为只有像伯德特、科克伦、亨特、费格斯·奥康诺这类绅士才僮得高层政治的形式和语言，而且可以在竞选讲坛上尽显英雄形象，或是用大臣的腔调把大臣们痛骂一顿。尽管改革运动可以利用平等的言词，但人们所崇尚的仍然是旧有的东西，甚至在狂欢的人群中也是如此。即使是在改革运动中，每当一个工人似乎就要“出人头地”时，他立即会遭到他本阶级中许多人的妒嫉。其次，在一个被排斥于权力之外或者连权力的希望都没有的人民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蛊惑因素，这种情况助长了毫无建设性的批判和攻击。除了运动的牺牲者和无所畏惧的自愿者之外，激进运动中还包括了醉汉、携款私逃的司库以及反复无常吵吵闹闹的新闻记者，这些人说起话来总是夸夸其谈，华而不实。鼓动成千上万软弱无力的人去敌视武装的现存制度，这样一种人民运动的真正困窘却用夸张的言词表达出来。作为重大改革集会的演讲人，亨特知道怎样去打动听众。他的演讲的风格正是他的听众遭遇到的困境促成的。
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因素导致了这位鼓动家的崛起。就全国而言，激进主义政治组织从来就不知道自律约束。既然任何政党或通讯中心均为非法，既然不存在经过选举产生的执行机构来决定政策和策略，那么领导责任就不可避免地落到了单个的演说家和新闻记者身上。策略上的真正不同意见也就演变成为个人间的妒忌；反之，如果哪位领导人的策略在群众的欢呼声中得到批准，他就可以从中找到自负的资本。鼓动工作中的这种情形使各种问题都同个人因素联系起来了。大规模群众集会需要有特色的头面人物。头戴白色大礼帽的亨特欢喜别人知道他是“自由的拥护者”或是（在彼得卢事件的监禁期间）“伊尔切斯特的圣亨利”，正如奥斯特勒后来把自己描写成“童工之王”、奥康诺则把自己说成是“自由之狮”一样。
此外，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大众激进主义和宪章运动一直都处于困境之中，但却从中产生了瑟尔沃尔、盖尔·琼斯以及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保民官”之类的人物。改革者中“道义派”和“实力派”之间的冲突有时被人们说得过于激烈，似乎可以在沃森医生和西斯尔伍德这类坚定的密谋者与普雷斯或班福德这类纯正的宪政主义者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事实上，激进主义和宪章主义都界于这两个极端之间。1839年之前，几乎没有几个改革者认真准备过武装起义，但更少的人打算完全否认人民在面临暴政时有反抗的最终权利。宪章派的口号“可能则和，必须则战”，同样也表达了1816至1820年以及1830至1832年的激进主义者的共同信念。卡特莱特少校坚持认为公民有携带武器的权利，温和的《独立辉格党人报》编辑亨利·怀特是许多激进主义新闻记者中惟一提醒读者注意1688年“光荣革命”先例的人：
他们把至今仍然被准许享有的每一份公民自由权和宗教自由权都归功于一次革命……而且，如果纠正时弊的所有合法手段都被否决，他们将最终被迫诉诸革命。[41]
汉普登俱乐部的名称本身就会使人想到一个更为激烈的先例。科贝特就曾煞费苦心地强调说光荣革命是善良的辉格党人的信念。他写道，以武力反抗压迫的权利“是英国的法律和惯例所明确宣称并规定的”：
我并不是说现在就应该实施这项权利……我要讨论的是布莱克斯通法官所指出的一点，即反抗压迫的权利总是存在的，但又必须让构成这个民族的那些人在任何成熟的时候自己去决定压迫达到什么程度时行使这项权利才是正当的。
除此之外，科贝特还曾有意出来为彭特里奇起义辩护，他说：“布兰德雷思做的什么事超过了辉格党人在光荣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呢？”[42]
科贝特审慎地选择了这样一种含糊不清的表述：人民有反叛的权利，但只是在压迫超过了某种无法界定的界限之后才如此。伍勒在《黑矮人报》上也采取了同一说法：“人民反抗压迫的权利总是存在的，而且……干这事的必然权力总是取决于人民的共同意志”。[43]卡莱尔在彼得卢事件之后走得更远，在《共和报》上鼓吹诛戮暴君。[44]每份大众激进主义的报刊杂志以及每个演说家都曾间接或直接地提到反叛的权利。运动的壮言的实质部分几乎不提通过参政权合法地纠正弊端的途径，而是暗示、告诫甚至大喊大叫人民要最终诉诸实力。当亨利·亨特在第一次矿泉地大会（1816年11月15日）上演说时，并不比其他几十个演说家走得更远：
他知道道义力量比实力优越，除非他发现前者无效，他是不会求助于后者的。在使用实力之前，他们的责任是请愿、劝谏并为适时的改革大声疾呼。那些对抗人民的正当要求的人才真是混乱流血的助长者……然而，如果生死攸关的日子注定要到来，他会向人保证说，如果他还了解自己，他是不会躲在柜台后面或是藏在后方的。[45]
谈到“生死攸关的日子”或“算总账的那一天”是会赢得民众最热烈的喝彩声的。我们决不应该掩饰这种说话方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它助长了酒馆蛊惑家这类激进主义往往存有较多水份的人；它甚至还会助长那些靠巡回演说挣钱的人（班福德极不赞成这些人），“这些人做着高谈阔论的生意”，他们互相竞争，肆无忌惮地用最疯狂最放肆的言谈来博得民众的喝彩。[46]全国性的领袖人物如拿笔的科贝特和伍勒、动嘴的亨特等等知道怎样巧妙地使自己的言词刚好不致于犯叛国罪，虽然他们避免参与非法活动。但他们（之后是奥斯特勒和奥康诺）还是免不了被指控为鼓动他人从事非法和叛国活动，而自己则从其后果中逃避出来。
这只是激进主义领导人争吵不休的一个原因，他们内部长期不和的另一个原因则是经费问题。充当激进主义领袖是一桩费钱的差事，科贝特和亨特都知道这个道理。除了演讲、出版、旅行和通讯需要花钱之外，请辩护律师以及参加竞选还需很大开销。科贝特，尤其是亨特，在他们爱好的方面都算是挥霍浪费者——科贝特是在农业投机方面，亨特是在生活的总体风格方面。他们两个人在财务上都有些漫不经心。缺乏统一性的激进主义运动，由于没有经选举产生的执行委员会和委任的司库，始终只得靠一些特别委员会出面呼吁这样或那样的应急基金援助。科贝特靠出版赢利弥补了个人损失，而亨特为了使自己的宣讲有利可图则出售“激进早餐饮料”（一种用烤谷子制作的代替茶和咖啡的混合物，亨特把它推荐给激进主义者以抵制某种征税商品）。由于私人的营业收入与运动的资金之间并无明显的界线，激进运动的基金的使用和托管问题，以及公私利益的混淆都成了公众指控的丑闻。这类事情后来对奥康诺和欧内斯特·琼斯也是同样的。[47]
然而，激进运动内部不和的最大原因纯粹是虚荣心。由于他们经常为此发生纠纷，因此，与其把虚荣看做是他们争吵的原因，不如把它看做是激进运动普遍缺乏统一组织的一种症状。几乎所有的改革领导人在不同意见刚一出现就立刻尖锐地指责其他领导人的动机。当挑唆分子卡斯尔、奥利弗和爱德华兹的真实面目被揭露出来之后，这种互相怀疑进一步加剧了。从1817年起，由于人们互相指控对方为“密探”，由此产生的怨恨使怀疑的气氛变得浓厚起来。
由于缺乏民主的政治组织，激进主义政治打上了个人烙印。1816年之后的运动具有18世纪90年代运动的许多优点，但没有它那种平等的特色。科贝特是树立一代风气的人物，因此在这一点上批评他是没有多少道理的。独立的激进主义出版物在战后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成功。他自己对这一成就的解释（写于1817年和1819年）是接近真实的：
多年以前……我作为某种自立的政治家开始了自己的生涯。我有自己的见解，我反对一切偏见，瞧不起人云亦云之辈。在我之前，每位有才华的作家总把自己归附于某个党派，某位大臣，或是其他什么的。我同所有这些都毫不相干……。因此多年来，我一直是那些当权人物和追逐权力的人的仇视的目标……。
到战争结束，他已成为（用黑兹利特的话来说）“国家政治中的第四等级”，[48]而且“无疑是当代最有势力的政治作家”。“当他还是托利党时，改革者读他的作品；他现在成为改革者，托利党人倒要读他的书"。连续几道旨在征收报刊杂志税以及加紧实施煽动性诽谤罪的法令大都是针对科贝特本人的。科贝特曾声明说：“我说这话并无自我中心的意味”，不过他的结论却富有个人色彩：
一个人不能因狂妄自大而获罪。阻止他写文章，就是在这个伟大王国的法律上造成全面的革命。这样一个人必定会成为人们谈论和记载的一大对象。他所有的行为、方式、生活习惯乃至他的身材、头发的颜色也会成为那个王国的人民感兴趣的东西。
科贝特最喜欢的题目当然是博特利的威廉·科贝特。他的《纪事》连篇累牍地刊登了他自己的事迹、自我辩护、主张、感伤、一时印象以及他的遭遇等等。结果，改革事业被说成是个人的事，变成了威廉·科贝特和腐败的旧制度之间的斗争；卡斯尔雷，“博尔顿的弗莱彻”、威尔伯福斯、马尔萨布鲁厄姆、伯德特等人都是或变成了他个人的敌人。科贝特这种变化无常的热情常常使他的改革派同事心神不安。黑兹利特的见解是比较公允：“一旦他自己的作品使他自己创造的人物出了点小风头，进而银铛入狱之后，他就同他们争吵”。
我们不得不把科贝特的缺点作为他的天才的阴暗面来理解，他的天才使他能在英国历史上的30年间（一周复一周地）比任何新闻记者发挥的影响都更大。只是在对他的天才视而不见的情况下，他的那些缺点才是令人太厌恶的。科贝特树立的风格不可避免地为他的同事和竞争者所仿效；亨特在伊尔切斯特监狱分期发表的《回忆录》中以及卡莱尔在《共和报》中都模仿了这种风格，还有12个名气较小的人物也是如此。从战争结束到改革法案通过这段时期是“自立政治家”的时代，每一个激进主义者都是政治上的抗议者；每一位领袖人物都声明自己是独立的，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和良心，不崇尚任何权威。黑兹利特在1819年写道：
改革者常常为一种矛盾的精神所支配，他是一个不好使的工具，是机器中一个不合拍的部件，他不可能被训练成守纪律的人，因为……他头脑中的第一原则是至高无上的良心和自我判断的独立权利……他的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不然他就寸步不让。他绝对不会为某个党派放弃原则。他宁要奴役也不要自由，除非这种自由正好符合他的方式……
黑兹利特还说：“一位改革领导人常与同一条战壕的所有人争吵……并认为他为事业作出了一份有益的贡献，他放纵他的坏脾气和个人意志，并把这些误以为是对自由的热爱和真理的热诚！”
其他人……则进入了各种委员会……并自认为是与另一党派相对立的某一党派的首脑人物，相互咒骂、诽谤、揭露、陷害、抵制、拆台，并把成功的机会抛到共同的敌人手中……。[49]
这种顽固的个人主义的长处在卡莱尔与当局的长期斗争中显示出来。[50]然而，无论是亨特还是卡莱尔，其缺点都是令人不快的，并且整个危及到改革运动。在澎湃汹涌的人民骚动中，大小领袖人物的虚荣心像水蒸气一样冒了出来。普雷斯把除他自己和几个功利主义者之外的所有人都看做是可操纵的傻瓜，班福德常显出一个自我成才者的满足和自尊，他的原则可以经得起迫害，但却经不起西德默思爵士的甜言或者某个绅士对他的诗文的恭维。卡莱尔终究是个人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判断相当自信，甚至不承认政治协商或组织这类概念。亨特（如果我们仅仅是相信他的某些同事如班福德和约翰逊对他的一部分的指责）的虚荣心方面有时表现得很无聊。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的几个同他一起被控告的同事在候审期间在兰开郡的棉业城镇作了一次公开巡行。班福德回忆说：“我对身边不断发生的事除了感到有点羞耻之外还感到可笑”：
亨特坐在马车夫旁边的位子上……穆尔豪斯则站在马车顶上，手里抓住一根两边拴在铁攀子上的绳子。从博尔顿出发他就一直保持这个姿态……亨特不时地脱下帽子，拿在手里慢慢转动，并优雅地向人们点头致意，不时还要说几句好听的话；但如果5分钟或10分钟过去了还没有一两声欢呼声，或是更令亨特满意的“亨特永远健康''的呼喊声……他就会从座位上站起来，转过身劈头盖脸地责骂可怜的穆尔豪斯说：''你为什么不喊？为什么不喊？给他们打打气，你没见他们疲倦了吗？”[51]
当我们估量亨特、伯德特、奥斯特勒或是奥康诺的影响时，必须记住，他们的巡行简直就像深得人心的国王，而他们的出场又像挂头牌的明星来了。1819年亨特曾在兰开郡的一个村里受到热烈欢迎，他走过的路上铺满鲜花，人们高喊“要伯德特，不要巴士底狱！”、“亨特！自由！”，同时还唱着歌：
跟着亨利·亨特我们向前走，
跟着亨利·亨特我们向前走；
扬起自由帽，不顾纳丁·乔。[52]
在曼彻斯特激进派主日学校里，学生班长们脖子上佩戴的不是耶稣受难像而是亨特的盒像。[53]再如，每当群众集会结束时，人们总要卸下主讲人的马车，然后拉着坐着扬扬得意的主讲人的车穿过一条条街道。盛大的示威活动都有礼仪式的特点，演讲人以口若悬河的雄辩、措辞考究的提问来打动听众，以期获得预期的喧嚣效果。[54]因此，有特色的演说家都是那些善于为自己制造戏剧性效果的人，20000人震耳欲聋的欢呼使大多数人自我膨胀起来。随着虚荣心的增长，演说家开始沉湎于台下人山人海喝彩欢呼的景象。普伦蒂斯写道：“亨特的胃口吊高了”。他开始嫉妒自己的竞争者，经常注意寻找机会树立一种戏剧性形象，并开始对自己那些不重要的同事漫不经心敷衍了事。反过来，这些人因民众的忽视而感到虚荣心受到损害——为什么就不能喊“约翰逊！自由！”或者“班福德！自由！”呢？
鼓动家是有害亦有益的领袖人物。亨特的言论的既不是自由主义的原则，甚至也不是系统周密的激进主义策略，而只是运动的情绪。他总是拼命去说那些能激起最热烈欢呼的话，他不是领袖，而是成了民众中最不安分的那部分人的俘虏。据普雷斯说：
亨特说过他的行动方式就是蜻蜓点水地触及好的观点，而对这些观点一点也不多嘴；他不同任何委员会或党派搅在一起；他愿意自己行动；他不想冒犯任何人；但也不怕得罪什么人。
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的声望达到顶峰，并在伦敦受到了凯旋式的欢迎，普雷斯（在致霍布豪斯的信中）也曾用比较宽容的措词描写亨特：
是啊，这也是他应得的（即伦敦的欢迎），而且还应该更多一些。如果人民——我指的是工人——只有一个人为他们说话，他们至少会，也应该会用他们的喊声去支持这个人。他们愿意同他一起战斗，或是为他而战，这种情况也是很多很多的。没有更好的人能像他那样与人民打成一片，这又怨谁呢？这不是他们的错，他们愿意同一个与他们有着共同事业的人、一个最好的人连在一起。我记得我当工人时的那种感觉……。如果除了亨特就再没有人出来为工人说话，亨特自然就是他们的。[55]
3．汉普登俱乐部
如果我们不考虑战后激进主义运动领导人的个性和领导权问题，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这一极端混乱的运动。这是大众激进主义的英雄时代，然而，纵观全国，很难发现哪位领袖人物看起来像是英雄，相反，他们有时还显得滑稽可笑。从1815年到宪章运动期间，激进运动一直是相当活跃，持久不衰，从根本上说也是健康的，尤其是在巴恩斯利、哈里法克斯、拉夫巴勒和罗奇代尔这些地方中心。运动的真正英雄是地方上的书商、报纸经销人、行业工会的组织者，汉普登俱乐部和政治联盟的书记和发言人——这些人后来都遭到监禁，却并不指望为此得到终身酬报；他们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是无名小卒，最多只在当地报纸和内政部的文件上留下少数几份有关其活动的记载。他们为那些喜好争论和提出异议的领袖人物提供了讲坛，不然，那些领袖们肯定无能为力了；不过他们经常沮丧地注视着领导人之间的争吵。
1816至1817年冬春所发生的混乱无序的事件表明，日益发展的全国性运动缺乏一个全国性的中心。1817年1月，在卡特莱特少校的倡议下，来自各地的汉普登俱乐部代表在“王冠与锚”的大厅集会，这是全国性请愿运动的高潮。从多方面估计，这次呈交的改革请愿书（多数是主张年度议会、成年男子普选权、无记名投票）所征集到的签名总数在50万到150万之间。
但是，从卡特莱特发出要求召开会议的传阅信件（1816年9月）到会议召开期间，12月2日第二次矿泉地大会引起的骚动事件已经出现了。这些骚动的起因和意义则不清楚。早在1816年3月，伦敦就已出现旨在反对监禁债务人的极端雅各宾主义骚动。当局曾截获一封致“我们受到监禁的同胞”的信。该信大概出自“三色委员会”之手，它宣布要在3月2日举起“三色旗”，到那天“牢门将被打开，……高高在上的各类巴士底狱将化为灰烬”：
你们要设法使伦敦的每一个监狱——王府法庭、舰队街、海事法庭、卖马人巷等等——都知道我们的计划，这样你们就可以同时行动。[56]
这样的骚动并非完全不可能发生。伦敦和伯明翰在战争时从事定货生产的小雇主们是战后经济萧条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当中许多人破了产。战争期间，这些小雇主有许多一直是为大代理商从事转包合同生产的，后者从中获得较大份额的利润。小雇主发现他们的劳动只是养肥了这些中间人，而自己反倒要负担沉重税收和穷困地区的贫穷救济金。[57]这样的境遇迫使他们转向了极端激进主义，而伦敦通讯会和威斯敏斯特接连几次的议会选举的长期宣传则早就为这种转变做好了准备。如果说关押负债者的监狱有时可能是招募密探的地方，那么，从更重要的程度上说，监狱也是激进主义者的进修学校。在这里，那些遭到债务法严厉惩罚、内心极度痛苦的受害者们不仅能够读书、讨论而且还能结识更多的朋友。[58]
1816年3月的那封威胁信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但攻打监狱的说法在12月的矿泉地事件中又出现了。关于这事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必须对此作一番谨慎的考察，第一种说法出自审讯詹姆斯·沃森医生时的起诉书；第二种说法出自亨利·亨特1822年的《回忆录》；第三种说法则出自沃森医生的辩护律师的答辩词或他自己的辩词。但这些说法都不可靠。首先，政府的说法主要出自一名政府帮凶约翰·卡斯尔的证词。他早已是个挑拨离间之徒，后来又被证明是声名狼藉的证人、伪誓者、妓院“老鸨”的保护人；[59]其次，亨特的《回忆录》是在卡图街密谋事件之后在伊尔切斯特监狱中写的，在这之前他就同沃森发生根本性的争吵，他当然有意把自己同此事的关系缩小到最低程度；而沃森则于1819年秋在报上同亨特进行论战，他不肯把他这方面的事公布出来，理由是时机尚未成熟。
事情的真相也许是这样。1816年秋是一个极端困难、充满失业的时期，兰开郡、约克郡、伯明翰各行业以及伦敦都受到了影响。首都的两大工业——钟表业和丝绸业——同时陷入了萧条。仅在斯皮特菲尔兹一地，据说就有45000人缺乏食物，而且吵着要在11月进入济贫院。[60]同时，伦敦还有一大群退役士兵和水手。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威斯敏斯特委员会退缩了，拒绝在伦敦民众中进行任何鼓动。除了威斯敏斯特竞选场合（以及伦敦城选举，此时有大量人群聚集在市政厅前）以外，自1795年以来，伦敦就再没出现过激进主义性质的、完全“不限人数”的示威活动。这样，一个小型的极端雅各宾主义的（或称斯彭斯主义的）委员会形成了，其中最活跃的成员是沃森父子、普雷斯顿、西斯尔伍德、胡珀和密探卡斯尔。该委员会于1816年11月15日在矿泉地举行示威活动，并发信邀请几位主要的激进主义者出席。科贝特同此事保持着距离，仅有亨特同意到会演讲。大会前夜，亨特把该委员会提出的大会决议案作了修改，使之比较温和，而直到这时他才见到大会的组织者们。大会的准备工作很不充分，甚至连一个像样的讲台都没有。然而到会的人都相当多，完全出乎大会组织者的预料，结果，亨特只得站在一个能够俯瞰会场的窗口前演说。
大会“延期”到12月2日。用亨特的话说，大会组织者们因成功而洋洋得意，一起陪他回到旅店，并在晚餐桌上高声侈谈革命。在这当中，正是卡斯尔说出了这句祝酒辞：“愿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教士的肠子勒死。”（沃森和西斯尔伍德第二天拜访了亨特，并为卡斯尔的行为向亨特表示歉意！）大约在同一时候，某种“行业委员会”在伦敦成立了，普雷斯顿积极参与了其活动，而另一个密探（T.托马斯）成功地当选为主席。据托马斯说，普雷斯顿成功地把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组织起来，并在私下曾说出要清除所有的土地所有者和公债持有人，还提出举行起义，攻打英格兰银行、伦敦塔和各监狱。卡斯尔积极支持这些建议，而且真的在12月2日把一些武器装到一辆车上运到矿泉地。这次到会的民众比前一次多得多，其中还有许多士兵和水兵。事先也有谣传说会上要“出事”，这一谣传甚至远远传到了英格兰北部。[61]在普雷斯顿看来，军队即将哗变，这不仅是因为士兵心怀不满，而且也因为普遍同情人民。[62]会场上展开的一面横幅上也这样说：“英勇的士兵是我们的朋友，善待他们。”
“……腹中空空使人热血沸腾……”。这是为军队草拟的一份传单底稿上的一句话，据说这份底稿是矿泉地大会之后在沃森的家中发现的。但是12月2日头脑发热最厉害的似乎不是士兵，而是沃森医生的儿子。沃森父子俩（普雷斯顿说）会前一直在喝酒，小沃森已经是酩酊大醉了。他老早站在一辆马车上对着一部分群众高谈阔论，这一部分人中的许多人（像卡什曼）同他一样，似乎也是醉醺醺的。随后，他跳下马车，走入人群中，一些人朝伦敦塔方向走去，剩下的人则向不同方向涌去。好些个枪械店遭到抢劫。一些暴动者到了伦敦塔，其中一人（也许是普雷斯顿或西斯尔伍德）爬上围墙，号召军队加入人民的行列。在铸币厂也发生过好几次的暴动，其规模使人想起戈登暴动，结束时有一个骑在马上的人率领这群暴民（无论是当局还是密探都不知道他的身份）。政府曾事先得到暴乱要爆发的警报，并采取了防范措施，而亨特也曾吃惊地发现在冷浴地监狱门前配置了“大批巡捕和警官“。不过，只有一小部分卷入了暴动，更多的人则留在原地听亨特演讲。[63]他们同意再次把大会“延期”到12月9日之后，便和平地散开了。
出席第三次矿泉地大会的人数实际上比第二次还要多。[64]要对所有这些混乱事件做出一种解释是不容易的，这些暴动并非简单的酗酒闹事，也不是精心策划的挑衅行为，同时也没有明显的模仿攻陷巴士底狱的意图。然而，这些暴动在某种程度上却具有三方面的性质。沃森医生或许并不想看到示威活动本身以外的一些后果，不过西斯尔伍德和小沃森（在卡斯尔的鼓动下）倒有可能多多少少想要引发一次“自发的”暴动并以此打开全民武装政变的道路。小沃森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几个月后他化装成一个教友派教徒（用腐蚀剂毁容），偷偷登上了泰晤士河边一艘去美国的轮船。[65]亨特当然同暴动阴谋无关，不过在开庭审讯沃森时，他还是愿意出庭作证并为沃森辩护，同时来证明自己的温和影响，[66]并且在此后他还与沃森共事了两年。
普雷斯把矿泉地的暴动者称为“一伙卑鄙的傻瓜和歹徒”，但我们没有理由就此认为大多数伦敦人也持这种看法。如果说暴动者们是那些浅薄外行，并且受到好装腔作势的领导人的摆布，那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威斯敏斯特委员会没有坚持先前的雅各宾主义原则所产生的后果。矿泉地事件至少产生了三个严重后果，第一，它为当局压制改革派提供了所需要的借口；第二，当战后激进的改革运动；[67]刚刚起步时就吓退了温和的中等阶级改革派，并使之推出了大众的激进运动；第三，它使改革领导人在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久陷入了惊慌失措之中。伯德特先前曾代表伦敦汉普登俱乐部在卡特莱特关于召开代表会议的传阅信上署名，他自己却去他在莱斯特的领地而不去“王冠和锚”出席会议。而科贝特，照他自己的解释，直到大会前仍犹豫不决，他认为“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开这样的会，将会为腐败政府提供他们需要的靶子”，而且代表们会暴露身份，即使不遭逮捕，至少也会引起政府密探的注意。[68]他以比大多数改革者更加敏锐的洞察力看透了政府的挑衅手段和用激将法激励极端激进分子进行流产的暴动，以便分裂运动。他在1816年12月写道：“他们全靠阴谋诡计，哦，他们太靠阴谋了！他们挖空心思，用尽手段，焦躁不安，浑身是汗，完全不能自拔，他们搞阴谋都快搞到死的地步！"[69]
直到最后一分钟，科贝特才同意（作为威斯敏斯特的“代表”）同亨特（作为布里斯托尔和巴思的代表）一起参加会议。卡特莱特少校以其沉稳的风度坐上了主席的交椅，他“身着棕色长礼服，头戴褐色假发，步入房间，平静地坐上第一把交椅”。[70]然而来自兰开郡和莱斯特郡那些充满活力的俱乐部的代表很快就会看到大会陷入争吵之中，他们为此感到沮丧。（在科贝特的支持下）会上曾有人企图按照未列会的伯德特的愿望把改革者的要求限制在房产持有人选举权上。亨特则支持成年男子选举权，他的主张得到了外省代表的支持。后来，科贝特出于纯粹的实用主义考虑又宣布自己改变了主意，他解释说，他以前支持房产持有选举权仅仅是因为他不相信“那些没有固定的看得见的住所、因而对安全不感兴趣的人们……正确地投出选票”：
我想象不出如何才能阻止那么从一个教区步行到另一个教区，一天之内投两次或三次票而且是为5个或6个候选人投票。
最后，一个“非常聪慧、谦逊的人，很抱歉我忘了他的名字，不过他来自兰开郡米德尔顿”，就他提出的异议作出了答复，指出，由于实行民兵法，每个教区都有成年男性居民的名册，这种名册同样可用作投票人名册。“于是我全明白了，以前我是根本想不到这种事……。”[71]
那位“聪慧、谦逊、来自米德尔顿的人”就是织工塞缪尔·班福德，不论人们对他作出什么样的批评，他依然是19世纪早期激进主义运动最伟大的编年史家。真实的情况可能是这样，像班福德这样的人给科贝特留下的良好印象比起他谈到民兵名册更能使科贝特转变到拥护成年男子选举权的事业上来。实际上，主张房产持有人选举权还是主张成年男子选举权多年来一直是中等阶级改革运动和工人阶级改革运动的分水岭，科贝特加入后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然而，他的加入仍没有解决各汉普登俱乐部所面临的统一组织和领导的问题。科贝特既厌恶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的“尾巴”的妥协政策，又厌恶伦敦酒馆倶乐部的秘密地下活动。对于改换宣传鼓动的方式，科贝特之所以给予正式的支持，是出于年迈的卡特莱特少校的建议。但卡特莱特的想法在许多方面仍然属于怀威尔以及小绅士改革派的郡联合会那个时代。如果乡绅们退缩不前，卡特莱特会乐于同工匠和小雇主联手。不过他依旧相信旧的行动方式，即请愿和召开郡会议。秘密委员会可以时有时无，人身保护法可以中止又中止，但卡特莱特少校却岿然不动，准备当局把他送进监狱，他发表宣言，寻求古代宪法先例（因为他仍生活在盎格鲁一撒克逊的时代），在不合法手段的模糊界限上寻找可行方法。坎宁曾带有敌意地说卡特莱特是“伦敦的老心脏，全国的动乱情绪从此得到支持“[72]。而班福德从一个乡村激进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所作的赞扬就比较准确。他写道：“在1817年人身保护法中止期间，德高望重的少校岿然不动，他英勇如雄狮，平静如处子；在那个纷乱不宁的时期竟几乎未被人们注意”。[73]
卡特莱特做得够多了，科贝特在1817年接过卡特莱特有关组织的过时观念时，只在其中增加了对自己作品力量的无限信赖。他一生中都对雅各宾团体感到踌躇不安，他对任何脱离自己影响的运动都感到不快。他夸大了印刷品对“公众”的影响力，轻视组织的重要性，不知道公众舆论必须通过组织的媒介才能产生效力。而且，从1817年开始，他就因公众和个人原因表现得十分谨慎。这是因为战争期间的铁窗生活曾使他受尽迫害，这时他又一次陷入了周期性的经济窘迫之中，因此他私下决定避免引起当局的再次注意。
所有这些因素，包括个人的和观念的，都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1817年1月底伦敦召开汉普登俱乐部代表大会结束还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激进主义运动就陷入了四分五裂、一片混乱之中。这次大会本来就没有作出任何严肃的组织决定，在周末一两天的争论之后就散会了，只是从科克伦那里得到了一道呈交请愿书的诺言。摄政王在1月28日出席议会开幕式之后的回家路上受到民众围堵，他的马车窗户被砸坏了。政府立即发动从皮特政府以及1795年事件中承袭下来的“警报”手段，而且还任命了“秘密委员会”。当这些人还在从律师的文件箱中仔细筛选他们想象的叛国罪证据之时，一大群改革示威者已经用椅子把怀抱着一卷“约像琵琶桶一样大小的”请愿书（来自布里斯托尔）的科克伦勋爵抬到了下院。上院委员会在2月中旬的一份报告中用最阴沉的言辞叙述了斯彭斯主义者、矿泉地暴动者以及汉普登俱乐部的活动。报告中提出的证据表明：
……以总暴动的手段，旨在推翻既定政府、法律以及王国宪法并实现对财产的全面掠夺和分配的叛逆阴谋已在首都形成……而且计划……还扩大到某些人口最密集的工业地区。[74]
2月末和3月，议会采取了一系列对付改革者的措施，以最严厉的方式重新颁布了18世纪90年代的镇压法，人身保护法被中止到1817年7月1日，扰乱治安集会法（一直生效到1818年7月24日）的用意是要把所有的改革“社团和俱乐部……作为非法组织和结社加以彻底镇压和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必须事先通知地方长官后方能举行，而地方长官则有权解散任何（照他们自己的判断）具有扰乱治安倾向的集会。与此同时，西德默思还从内政部发出通函，提请地方长官的注意：他们有权逮捕那些涉嫌传播扰乱治安的诽谤性言论的人。
此时，科贝特变节了。他的变节有两层含义。首行他选择了当局正在打击汉普登俱乐部的时刻发表了他自己全面否定所有改革团体的言论：
我劝告同胞们不要同任何政治俱乐部、任何秘密集团、任何通讯会发生联系，而要靠个人的努力和公开集会……。这些俱乐部中固然有非常高尚非常热诚的人，但我很难相信他们是以最佳最有效的办法在工作。
科贝特是在2月中旬说这番话的，两周以后，他对改革团体作出了更强烈的否定：
我一直非常真诚地试图说服公众：各种各样的俱乐部总的说来都具有有害倾向，而且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好处。我曾说过……如果目标不是通过公众思想的普遍、自由、未加装饰、没有偏见的表达和影响去实现的话，这个目标就不可能，而且也绝对不应该实现的。[75]
科贝特全面否定民众组织的言论正好在中止人身保护法那一周发表。伍勒被激怒了，他在《黑矮人报》上规劝科贝特说：“先生，看在上帝的面上，别说只会造成危害的话，别把我们出卖给敌人”：
我们的敌人在我们周围全面组织起来。那些军事俱乐部、海军俱乐部、选区贩子俱乐部不在为腐败的事业效劳吗？……我一直认为各种俱乐部都是收集和提炼普遍的、自由的、不加装饰和没有偏见的公众意见的最重要的方式，而你说这正是问题的关键……。先生，你把最有损于改革事业的言论送绐了改革的敌人，你是在用十分有害的方式玩弄改革事业……。分裂国民的人实际上是在摧毁民意。[76]
3月底，科贝特又一次变节。他自愿流放美国，还辩解说这是因为国内政府的镇压法令是特地针对他的。[77]此后，其他许多种刊物很快填补了科贝特的《纪事》留下的空白，主要是《黑矮人报》、霍恩的《改革家纪事》以及舍温的《政治纪事》。这些刊物成功地顶住了迫害，从而使科贝特的变节黯然失色。不过，他的出走还是直接导致改革派的心情沮丧和士气低落；而且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之中，改革运动的全国中心也就不复存在了。
在迫害和混乱发生的同时，出现了“背毯进军”、“阿德威克密谋”和“彭特里奇起义”这些互相牵连的事件。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许多地区，地方改革运动仍然是强大有力的。1816年秋季和冬季就曾出现过引人注目的公众集会。[78]与春季出现的政治危机伴随的是出现了极度的经济困难，纺织业和制铁业地区的失业和价格飞涨。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817年的夏季末。在1816至1817年间的冬季，政治集会、读书讨论的风气已经蔓延到大多数工业地区。从诸如莱斯特、曼彻斯特、诺丁汉、德比、设菲尔德和伯明翰这类中心向外扩散，在周围工业村庄中出现了与改革团体相联系的网络。在一些产生了中心组织的较大市镇，改革派通常包括一些工匠、小商贩、少数劳工以及中等阶级中的某些极端的“亨特分子”。这些人不仅在自己的城镇，而且还能够从周围地区的工匠或手工工人中得到支持。一旦改革事业在针织业、制陶业、制钉业或是手工织造业发达的村庄打下根基，几乎完全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镇或村的俱乐部也就形成了，而且能像卢德分子那样控制地方社区的同情。
关于莱斯特和兰开郡两地的运动情况，我们了解得相当充分。莱斯特俱乐部建立于1816年10月，其主席是个染色匠兼木材商，副主席是个鞋匠，最积极的成员有一个排字工、一个针织机制造工以及当地针织工的领导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这种俱乐部的成员（每周交1便士会费）就增加到500多。一个奸细曾报告过1816年11月底的一次大会的情况，到会的有200多人，一个多小时花在喝酒谈天收会费。然后威廉·斯科特，一个当地针织机制造工的首领，18世纪90年代的老资格的潘恩信徒当选为当晚的主席。他向大会致词，介绍大家看一本宫廷纪事的抄件，并宣读一份年金领取者的名单。他的讲话引来了听众的嘘声和评论：
有人说，我们开会的目的就是要把这些家伙关起来……另一个回答说，“让他们死在他们的吊袜带上”，还有一个人说：“把他们关进伦敦塔”，另个又说：“只需等两年”……他们高声谴责常备军……。一个名叫利的人提议毎周买100本科贝特的《纪事》……。这项提议经举手表决后得到通过。
在通过感谢主席的表决之后，斯科特唱了一首歌以示谢意：
他说他现在唱歌就跟18年前暴徒闯入“三王冠”酒店的情形差不多，他还说：“人民大众要自由！”听众热烈鼓掌。他唱了一首革命歌曲。
到1816年底，据说在莱斯特的村镇已有30多个汉普登俱乐部。有迹象表明，这些俱乐部的是同针织工人的工会组织同步发展的。有些地区的地方长官惊恐不安地把这些俱乐部看成是·种“旨在把议会改革运动纳入卢德运动轨道的尝试”。当局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政治激进主义渗入农村，并断定织袜工“完全是受了革命即目的这一信念的影响，他们感兴趣的只是作好准备以便在必要时参与战斗”。人身保护法中止之后，莱斯特各汉普登俱乐部的公开活动随即停止，正是这同一个政府当局推断（不无道理）：这是改革派退隐至秘密形式的组织中去的证明，因为卢德运动的经历已为他们作好了准备。[79]
兰开郡的情形大致也差不多。尽管一些较大的市镇如奥德姆、斯托克波特、博尔顿、罗奇代尔不时也能成为改革运动的典范，而且在曼彻斯特的改革派陷入争吵之际也能起到稳定运动的作用，然而，曼彻斯特仍然是改革运动的中心城市。班福德的回忆录一开头就列出一份1816年底“兰开郡的主要改革者”的名单：
这些人当中有曼彻斯特的约翰·奈特（纺织厂厂主）、威廉·奥格登（版印刷匠）……威廉·本波（鞋匠）、布雷德伯里（石头切割匠）、艾什顿的查尔斯·沃克（织工）、莫斯利的约瑟夫·沃森（木鞋匠）、约瑟夫·拉姆斯登（毛织工）；利斯的威廉·尼科尔森（活版印刷工人）；奥德姆的约翰·黑（丝织工）、约瑟夫·泰勒（帽制工）；罗伊的约翰·凯（织厂厂主）、威廉·菲顿（外科医学学生）；伯里的罗伯特·皮尔金顿（棉织工）；米德尔顿的阿莫斯·奥格登（丝织工），凯莱布·约翰逊（棉织工）以及塞缪尔·班福德（丝织工）。不久，我们当中又増加了曼彻斯特的约翰·约翰斯顿（裁缝）和利物浦的约瑟夫·米切尔（绸布商）。
我们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些1816至1819年间杰出人物的名字，奥德姆的约翰·布劳（机品制造工，卫斯理宗一神教的俗人传教士）；班福德的滑稽朋友，约瑟夫·希利（理发师，“庸”医）；约翰·巴古利（仆人）；斯托克波特的塞缪尔·德拉蒙德（“背毯进军”的主要组织者）；曼彻斯特的约瑟夫·约翰逊（小制刷业主），以及聚集在激进的《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创办于1819年初）周围的一群人，其中有名的是沃德尔、詹姆斯·
罗以及J.T.萨克斯顿。此外，因涉嫌参与阿德威克密谋而被扣留的人，包括一个磨刀匠，一个箍桶匠和一个漂布业者。
兰开郡运动头几个月的情况有一种描述，出自印刷匠约瑟夫·米切尔之手，他的说法并不那么可信。早在1816年他就是“利物浦一心会”的成员。这是一个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协会，由于它拒绝从事公众宣传，米切尔对此感到反感：
他们总是喝酒、唱歌、祝酒、说俏皮话、高谈阔论，推杯换盏时是如此，饱餐之后还是如此。他们对于布鲁厄姆这样的人以及类似人物也嗤之以鼻……但就不愿做一件有利于人民事业的事。[80]
为了寻求工作米切尔到了兰开郡南部，他碰见许多“信誓旦旦”但行动消极的改革者，并决心“深入民众传播道德和政治知识”。他成了第一个自封的政治传教士，从一个镇走到另一个镇，靠销售卡特莱特的小册子与他自己的《致人民书或政治入门》维持生活。1816年11月初在他伦敦拜访了卡特莱特，并同科贝特见了面。科贝特把《政治纪事报》的兰开郡经销处交给了他（他似乎是同本波一同分担这一职位），从此他便同汉普登俱乐部结下了不解之缘。[81]
虽说有少数小厂主和职业人士积极参加了兰开郡的运动，但这些人同曼斯特那一小群中等阶级改革派却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些人有自己的出版物，而且明显地信仰边沁的思想体系，他们竭力同追随亨特的改革者保持距离，即使是在他们共同参加的运动或是在（如彼得卢事件之后）他们大力支持后者的时刻。[82]奇怪的是在地方的激进主义领导层中却没有纺纱工人和工厂工人。纺纱工人的激进主义倾向是毋庸置疑的，曼彻斯特当局曾在1817年2月注意到“当附近的纺纱厂停工之时，参加改革集会的人数就大大增加了。这证明不满情绪并不是只有贫穷不幸的人们才有，纺纱工人的状况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好的。但这个群体近来也在捐款支持改革者。”[83]这些年来，纺纱工人的境况日渐衰落，他们进入了第一次工会运动的高峰。1818年发生了纺纱工人大罢工，并出现了组织“总工会”的初步尝试。罢工期间，在地方长官致财政部的信函中，就曾有许多报怨巴古利和德拉蒙德这类激进主义鼓动家的话，原因是他们不仅影响了织工而且还影响了纺纱工。[84]
确实，处于北方工会运动中心的兰开郡纺纱工人正在开创全国规模的新的组织形式。那么为什么在他们当中没有产生著名的改革领袖呢？其部分在于环境，而另一部分则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纺纱工会（在《结社法》控制下）是一种准合法团体。多年来，纺纱工人已经习惯于把他们有经验的领袖藏在幕后。此外，同织工或工匠相比，纺纱工更容易受到雇主的伤害，而且兰开郡的纺纱厂老板还惯于把政治的鼓动家列入黑名单。[85]从这个意义上说，工厂工人比手织工更不“独立”，即便后者已经濒临饥饿的边缘也是如此。此外，我们必须记住在纺纱厂里工作的时间是很长的。班福德根据在骚动的高峰时期半就业的织工和工匠可以利用没有工作的时间走许多英里路去参加代表会议或参加改革者们高谈阔论的集会而描写的生活方式，是不易被老成的棉纺工人接受的。
不过要进一步举出纺纱工不愿进入改革领导层的原因也并不困难。科贝特和亨特鼓吹的激进主义强调的是经济独立的价值，它在感情上敌视工厂制度，把人们过去的互相联系和经济互惠当做理想，并以此来批判现在，这种激进主义当然不能指明工厂工人的困境。直至19世纪20年代欧文主义和工联主义开始合流之时，也很难从纺纱工人自身经历中产生出激进主义；不过，也有某些证据表明，有一些地区的纺纱工人更喜欢伍勒和卡莱尔宣传的那种更严格、更功利主义的东西，而不喜欢科贝特《纪事》中的道德说教。亨特的激进主义既没有涉及到工厂改革，也没有从总体上谈到社会问题，这样，在1816至1820年间，工厂工人的能量就主要是通过了组织自己的工会来表达了。这里产生的后果是直接的，问题也是明显的。大多数纺纱工人是激进主义者，但当局既不害怕纺纱工人起义，也不担心他们会进军伦敦。
此外，我们还可以说，曼彻斯特作为一个大都市除有一些长处之外也有某些弱点。这个城市的面积很大，行业众多，贫民区遍布。外地人的不断出入，使这个城市形成了很多个镇区，内聚力因此减弱，不如那些内地的小城镇。人口最多的爱尔兰人虽然同情1816至1820的骚动，但他们并不卷入。并且，如果说某些棉业城镇（尤其是博尔顿）有狂热的“效忠国王”的地方长官，那么，许多较小的城镇几乎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时连一个警察也没有。[86]曼彻斯特有一个常驻警监约瑟夫·纳丁，他在卢德运动时期追捕过激进分子，并从中获得了经验。著名的激进主义领袖全被盯住了，而且密探们还不断渗入“曼彻斯特宪法知识会”或“政治同盟”。在1817和1819年，纳丁手下的人和改革派领袖还在曼彻斯特街上互相发生多次争吵，有时甚至还停下来互相嘲笑或威胁，1817年月3曾被逮捕的威廉·奥格登证实说：“声名狼藉的J.纳丁早在6个星期以前就多次向我宣称，如果我不停止参加公众集会，他就要逮捕我。”[87]纳丁有一次曾这样鼓励一个囚徒：开头的日子不会很长，但在回里顿之前就难熬了，我想你会被绞死的。[88]不过，“乡下人”只是偶尔才会受到纳丁的令人不快的注意。
于是，“乡村爱国者”就成了这些年改革运动的中坚，他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在参加1816年10月底曼彻斯特的一次公开集会之后，一个告密者曾同“一群弗尔斯沃思的改革者”一道回家：
他们用最刻薄的语言诅咒和谴责曼彻斯特人，但他们主要是针对上层阶级。他们安慰自己说，曼彻斯特人不到会是受到了雇主的威胁……告密者认为参加大会的人有一半来自农村。[89]
大多数带着请愿书和毛毯从曼彻斯特出发进军伦敦（1817年3月）的人是乡村织工。[90]
在可敬的约瑟夫·哈里森牧师（卫斯理宗教士，后来成为激647进主义的雄辩家，小学校长）领导下，斯托克波特曾在1818年成为城市改革活动中作风大不一样的重要的典型；但是“乡下人”再一次是1819年的主要因素。正是这些人，他们的夜间操练（班福德对此曾有生动逼真和过分天真的描写）是彼得卢事件的前兆（曼彻斯特的纺纱工既无时间作此准备亦无在静静旷野进行操练）。也是这些人，他们那非常整齐的队伍（来自利斯、萨德尔沃思、米德顿、罗代尔、奥德姆和伯里等地）在1819年8月16日占满了很大一部分圣彼得广场。正当外地极端的“实力派”在等待伦敦发信号时，相当多的山地织工却在期待着曼彻斯特发生起义，他们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他们的愤怒不仅仅针对当局，而且（人们怀疑）也针对冷酷无情的工厂制度，从而在1817年和1819曾两度助长了这一谣传：变“曼彻斯特为莫斯科”，发动一次起义。1819年底，当曼彻斯特的运动因个人争吵和派系纷争开始解体之际，由一个奸细报告了曼彻斯特联盟的一次充满可怕忿恨且又杂乱无章的会议，报告的最后部分是令人感兴趣的：
……此时有两个乡下人也来开会，其中一个站起来说，他想知道这是否就是联盟——在场的人一时沉默了——终于有人回答说这应该是——那位陌生人接着说他从弗利克斯顿来，想看看改革的进展如何——有人喊道：“你是赖特法官派来吗？”那个老头子不理他，反而接着说，在他们农村，每天都有数百人加入联盟的地方组织，如果他把这晚所见的事告诉他们，他们就再不会信任曼彻斯特联盟了。——好几个领导人来到两个陌生人的身旁，并在劝他们回去后不要提起那晚他们所见之事。[91]
这些人当然主要是手织工，关于他们的问题和生活方式我们已在前面章节作了探讨。到1819年，整个兰开郡地区的织工都已投入改革事业，而且从此时直到宪章运动末期，织工和织袜工一直都是改革事业最坚定最彻底的拥护者。要求议会保护的运动接二连三地失败，直接导致改革或推翻政府本身的问题。他们不能单单指望通过工会运动来改善他们的地位；他们曾希望1818年的织工大罢工给他们带来持久的利益，但这次大罢工的失败却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如果科贝特和亨特所鼓吹的经济“独立”和不屈不挠的政治个人主义与工厂工人的经历并不相吻合的话，这种意识却正好适合织工的需要。科贝特厌恶工厂的喧嚣和压迫，他强调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的汗水获得一份充足的食物、一件体面的外衣以及物质的福利；他怀疑伦敦、怀疑纸币以及“那个东西”；他喜欢道德的，而不是功利主义的说教；他还对正在逝去的乡村生活价值念念不忘，他的这一切都为织工拥护欢迎。说实在话，织工们除了对他不赞成政治结社和俱乐部的言论反应冷淡外，他们迫不及待地响应了科贝特1817年的大部分主张。
因此可以说，极端改革者的力量隐藏在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手工工人的村庄中。我们不认为那些从事工业生产的村民就是“乡下佬”或“庄稼汉”，是人民中最“落后的”一部分人。虽然城里的工匠据点——如在伦敦、伯明翰、诺里季、设菲尔德、纽卡斯尔中——为卡莱尔的自然神论以及欧文的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最早的追随者，但是手工工人在知识和读写方面也许仅次于他们。如果同其他从事工业的集团（如冶铁工人、矿工、城市贫民、体力劳动者和许多纺纱厂工人）相比，他们还优越一些。[92]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由于机器的大量生产而出现的相对富裕，不仅带来了物质的丰富，也带来了文化价值的上升。正是因为这种手工行业生活方式遭到了破坏，他们的反抗才格外有力。如果激进主义的“密谋”中心30年来都在彭特里奇、拉夫巴勒和巴恩斯利这类地区，如果讨论阴谋计划的地点是在米德尔顿的某个教堂里，在桑希尔利斯的某个酒馆或赫克蒙德威的某个砂石坑，这并不是因为这些地方偏僻边远，而是这些城镇和村庄的人民处在无计划的经济个人主义与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相互冲突的中心。手织工和织袜工是自由放任主义最惨烈的受害者，因此他们引起了西德默思爵士和奥利弗的密切注意。织工们并非后进，而是工业革命在这一阶段中最典型的工人。
4．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
手工业工人大量集中的地区全都离伦敦有100至200英里。如果纺织业中心是在埃塞克斯，制针业的村庄是在苏塞克斯——如果织工们把他们的旗帜插到矿泉地，而不是圣彼得广场——那么，英国历史的进程也就改变了。实际上，每当反叛情绪还在彭宁山脉或沃里克郡酝酿时，它并没有明显的近期目标。到1817年，卢德运动已基本上不为人取。如何让政府感到外省感情的压力呢？“背毯进军”（也许在其准备的初期阶段，卡特莱特和科贝特已经知道并予以鼓励）是施加压力的一种尝试。兰开郡人带上请愿书和平地向伦敦进军，他们在路上还召集大会以期获得人们的支持。他们指望得到来自约克郡和英格兰中部的其他进军者的支持。据报道，有一位曼彻斯特的领袖讲过这样的话：“如果我们能使你们到达伯明翰，那就一切都好办了，因为我确信你们的人数将会达到10万。”[93]至于他们打算在伦敦干什么，那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组织者宣称他们的目的仅仅是向摄政王呈交请愿书。然而，伦敦民众可能会以喧嚣的方式欢迎他们，并且进军者们可能会被期望担当马赛人曾在1792年的巴黎所扮演的角色。
我们必须再问一个问题。不仅仅是打算做什么事，而且是谁打算做？手工工人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仅使他们远离权力中心，而且也在通信联络和组织方面给他们造成极为严重的弱点。我们已经注意到较小工业社区所具有的内部凝聚力以及在面临当局追究时所表现出的能力。但是它们同地方中心缺乏联系，尤其是地方中心同伦敦缺乏联系，则始终是它们在组织方面的弱点。因此对当局来说，要派奸细打入曼彻斯特，甚至打入设菲尔德和诺丁汉的组织都是比较容易的事，而且这些奸细往往凭自己的积极热心和空闲无事被选入地区委员会。在伦敦酒馆的极端分子之中安插奸细则是最容易的事情。
关于1817年春夏之事有一种广为接受的说法：
地方官们在3月和6月突然袭击了各地工人阶级的代表大会，并逮捕了所有代表，他们认为这些代表是在制定总暴动的计划，但除了那些拿薪水的奸细和告密者提供的证据之外，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这回事，这些狂热的言论无疑是有的，但没有清晰的证据证明存在着有组织的密谋。[94]
这就是辉格派对1817年事件的标准解释，也是那个时代的改革者所使用的辩护辞。此外，这种解释还得到了哈蒙德夫妇在学术上的支持，他们的《技术工人》（第12章）一书对臭名昭著的奥利弗的生涯作出了最具威权的重新说明。[95]
不过辉格派的解释实实在在是太简单了。我们没有必要再讨论何为“清晰的”证据这一问题，但是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1817年确有某种“实力派”密谋在酝酿之中，而且还同政府挑拨分子的反密谋活动交织在一起。早在1816年12月，伦敦的“雅各宾派”就同地方的极端派建立了松散的联系。至少有两名由兰开郡代表会议在这个月任命的特使接受指示去约克郡和英格兰中部，这两人——威廉·本波和约瑟夫·米切尔——均属“实力派”。从此米切尔（一位消息灵通的地方官曾把他说成是“这一地区相当于首脑的人物”[96]）便频繁来往于伦敦、英格兰中部和北方之间。当班福德于1817年1月出席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会议”时，米切尔和本波已在伦敦建立了许多联系。本波扮演着“几乎是掌礼官的角色”，而米切尔则陪同班福德访问了一些兵营（据班福德不巧妙的说法，这是偶然的），并在营中分发了激进的小册子。由于卡特莱特、科贝特及亨特不愿在组织上充当认真的领袖人物，一些地方代表就去找了沃森医生及他那帮人，并且还在格拉夫顿街的“雄鸡酒店”同他们会晤，其间讨论了建立全国性的通信联络以及（也许）秘密组织的计划。[97]
因此，当人身保护法在3月份第一星期中止时，就已经存在建立全国性组织的初步计划。当局曾断言当时有四个由“秘密委员会”控制的组织中心：1．诺丁汉、德比以及莱斯特；2．伯明翰周围地区；3．兰开郡，4．约克郡。毫无疑问，这些地区的激进派代表之间的交往和通信联系是相当多的。米切尔对这几个月作了记载，当时，他同本波以及奈特为躲避当局“几乎很少在一个地方逗留两夜”。[98]班福德也曾描述过同希利一起“东奔西藏”的日子。当时某些兰开郡的改革者白天不敢露面，“只能像猫头鹰一样在夜幕降临时出来”，其他人也只能“以各种不同的借口聚会”：
有时他们把这些聚会称为“互济会”，有时又称“植物学会议”、“救济被监禁的改革者家属会议”或是“救济逃离英国者会议”；但是他们的真实意图（仅对参与者透露）是要实施夜间进攻曼彻斯特的计划……。
一个参加了3月在查德顿召开的一次这类会议的告密者曾用人们从卢德运动到宪章运动都熟悉的语言报告说：
一个查德顿人说，大多数人已武装起来了。他说，他认为他们将收集到70支燧发枪……”[99]大家同意星期五下午3时来曼彻斯特，并在阿德威克桥的王家橡树酒店集会，听听来自伯明翰、设菲尔德和其他地方的消息，从中得到他们所期待的信息。那个查德顿人说他见过伯里的代表，还去过哈德斯菲尔德和利兹，他确信人民随时都可以起事，因为他们已在整理卢德运动之后收藏的一批武器。[100]
“他们看见狼烟就会前进……”。类似这样的话在内政部1839年和1845年的文件中都能找到。实力派一直等待着“听听来自“伯明翰……或伦敦……或新港的“消息”。从某种定义上说，情况是可悲的。“阿德威克密谋”是用五六次上面提到的那种集会为素材于3月底被人制造出来，并以此为借口逮捕了积极的曼彻斯特领导人的。从另一方面说，情况更加严重。男人们曾几十次分别在十几个地方带着一些枪支和自制武器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村庄聚会，但他们在行动上优柔寡断。这倒不是因为胆怯，而是担心会被出卖。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有一种地理上的孤立感。只要在危机时刻有“消息”传来，只要某个中心城市被革命者“夺取”，暴动就会迅速波及到其他地区。到了5月，革命情绪仍然在好些地区高涨，而且这些地区之间还不时有联系，但当时却没有可靠的组织中心。全国都期待着伦敦，然而那些已同乡下人建立初步联系的伦敦人却不愿发动一场暴动，在这方面他们还不如乡下人。诺丁汉的制针匠威廉·史蒂文斯曾积极参加过密谋活动，后来逃到美国。他证实，人身保护法中止之后，“他认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现在是反抗的时候了”：
……这就是他所在的城市里大多数人在1817年3月、4月和5月考虑问题的方式……。
“虽然人们迫切希望找到反抗的方式”……但“直到5月的某个时候反抗的计划才得以形成”。第一次提出这一方案是在4月，“米切尔先生途经诺丁汉……在去伦敦的路上”。[101]
班福德说，米切尔“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活动，这个圈子有多大范围除了他之外无人知晓。4月，他在伦敦拜访德斯帕德从前的一个朋友，即雅各宾派的鞋匠查尔斯·彭德里尔，当时他正准备出走美国。彭德里尔帮助一个叫做威廉·奥利弗的人从债务监狱里出来：出狱后不久，奥利弗就“开始表现得像一个激烈的爱国者，而且异乎寻常地急于知道是否有他可以参加的任何政治协会”。[102]奥利弗的表白被人相信了，到3月他已进入到伦敦改革者的内层圈。3月28日他求见了西德默思勋爵。4月，经彭德里尔和其他改革者的介绍而与米切尔见面。米切尔对他房中壁炉台上的“拿破仑全身铜像”以及伯德特、科贝特、霍恩·图克、福克斯等人的肖像印象很深：
他告诉我说，同乡下的朋友建立联系是伦敦朋友们的愿望。我说，……这也是乡下非常需要的。
但是，当米切尔正式提出要同伦敦委员会见面时，奥利弗又肯定地对他说同时召集他们太危险了。[103]
奥利弗要米切尔同意让他在下一次各地旅行时陪同米切尔，米切尔被说服了。这两人是在4月23日动身的，由于奥利弗的缘故，这次旅行持续了23天，并使他得以见到英格兰中部和北部一些主要中心的改革派领袖。[104]这是一次绝妙的侦察行动，就连西德默思也对奥利弗的报告极为满意。5月5日奥利弗报告了在威克菲尔德参加了一次中心代表会议，与会者是来自伯明翰、设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德、巴恩斯利和利兹的代表，另外还有代表英格兰中部靠近北方的托马斯·培根。他们也向每地行将起义的众人作了约定。起义日期定在5月25日，而奥利弗则许诺伦敦“也将会作好准备”，他私下报告说这是“一个软弱无力不切实际的计划，如果被耽搁，它就会自行破灭”。[105]
然而（也许是因为一次错认），米切尔在5月4号就被捕，此后，奥利弗便作为“伦敦的代表”独自前行。[106]这样就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状况：暴动的准备在好儿个地区进行，但惟一能被人确认的伦敦联络员却是个政府特务。在伦敦，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和胡珀等人因叛国罪（参与矿泉地事件）正在等候审讯，他们大概会被判有罪；有些改革派领袖藏了起来，而另一些则跟随科贝特去了美国；还有一些已被监禁。到这时为止，问题似乎是相当清楚的，但各方对以后所作的解释却充满了党派偏见。改革派以及批评政府的辉格党人（诸如下院的贝内特和《利兹信使报》的贝恩斯）煞费苦心地举出各种证据说明奥利弗是6月9日事件的主要煽动者和组织者；在另一方面，当局则断言奥利弗仅起到一个告密者的作用；如果他干涉了革命计划，计划就只会被推迟或瓦解；只是由于他们的警惕，才使得危险的暴动得以避免。
真实的情况也许比这两种解释更复杂。奥利弗并非是打入秘密组织中的惟一奸细。兰开郡和诺丁汉的地方官经常能得到当地告密者的报告，另外，煽动革命的人也不仅仅就是奸细。5月在米德尔顿拜访班福德的人并非是奥利弗，而是德比的代表——托马斯·培根和特纳，这两人后来都参与了彭特里奇起义。威廉·史蒂文斯证实说，当托马斯·培根从5月5日的威克菲尔德会议上带回给英格兰中部靠近北方地区委员会的报告时，
布兰德雷斯、特纳以及勒德拉姆均在场，此外还有许多其他人……。5月26日前约5天或6天，设菲尔德的朋友们的一封信到了诺丁汉，通知我们，由于奥利弗的劝告，起义已推迟到6月90……因为到那时夜色会更浓，而且全国也将进入更成熟的起义状态……。结果，诺丁汉和周围地区的准备工作一直进行到了起义那天。
在这期间，奥利弗返回伦敦向其主子作了汇报，但他并没有忘记到冷浴地监狱看望他的老同事米切尔（为此米切尔长期被怀疑是奸细）。[107]5月23日（按照官方说法），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地方长官曾通知西德默思无论暴动能否得到伦敦的支持，它也将于6月9日发生：“他就通知奥利弗搭邮车进入这一地区。”[108]
然而，在第二次旅行中，奥利弗却像一个接受了完全不同的指令的人，他的言谈中满是诺言和保证，先前他还时常说自己是伯德特、科克伦、亨特或是卡特莱特少校“委派的人”。[109]这次他却谈起了沃尔弗汉普顿的改革者占领威登兵营的计划；他说《黑矮人报》的编辑伍勒“此时正在伦敦印制即将由临时政府发布的公告”；每个地方的准备工作都比他正在的地方做得更深人，他的注意力尤其集中在西区和诺丁汉两地。[110]
奥利弗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两个地区是大有讲究的，因为卢德运动的秘密组织曾在这两个地区最为强大。而且，它们还是具有更老的革命传统的中心地区，舍温曾写道：“诺丁汉从未具有……憎恨压迫的习惯性心理，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镇都不能达到的。”[111]早在1816年12月，本波就曾在彭特里奇召集会议，这一地区的改革领导人托马斯·培根大约有40多岁，是一位“老杰克”。他曾在巴特利铁工厂干过几年铸铁工或修整工。（因参加政治活动受到迫害，1817年不得不又从事针织行业。）政府方面曾准备过一份针对他的简报（但后来从未使用过），根据这份材料，他从1791年起就是“自由平等学说的积极拥护者，同时也是托马斯·潘恩的狂热信徒”。他主张财产应该“平等”，地产应该分割，每个男子都应分得8英亩土地。在培根看来，科贝特的《纪事》以及汉普登俱乐部“还走得不够远”。[112]
在另一个革命中心——西区，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菲茨威廉的辉格派地方当局常同西德默思勋爵发生矛盾（这位郡守自己很可能还不知道奥利弗的身份和任务）。在5月的最后一周，行动积极的设菲尔德地方官们依靠自己的情报来源，半夜突然袭击了在“钱德勒先生的磨坊里”举行的一次“10人队领袖”会议。“与会人员大吃一惊，纷纷夺门越窗而逃，钻入了密林之中”。当地的领袖之一沃斯顿霍姆和另外3人被捕。从此设菲尔德的运动就陷入混乱之中。
我们可以比较两份来自当年诺丁汉的独立的材料，这两份材料可能会存在相对立的见解。第一份材料是一个当地的告密者（他并不知道奥利弗的真实身份）给当地官员的报告：
我……去杰里·布兰德雷思家是今晚6至7点之间……。我们离开他家……在监狱对面遇见了（史蒂文斯）。我们沿桑迪巷走……史蒂文斯说我应该在星期一晚上在这里……。他说，有一个伦敦的代表报告说伦敦约有7万人准备同我们一道行动；伯明翰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没说这人住在哪里，只说他是一位忠实的朋友，而且……他星期一或星期四还要到这里来，并要把决定好的暴动时间通知我们。[113]
第二份材料是史蒂文斯在约一年之后自己作的解释：
……6月1日或2日，奥利弗来到诺丁汉……到了这位证人的家里。他说伦敦方面将为6月9日作好一切准备……奥利弗当时就同我们开了会，到会的有布兰德雷恩和特纳以及其他许多人。在会上他把一份他称为“战役计划”的文件放在我们面前……
当奥利弗和我们一起把每一件事都定好之后，他又准备前去筹办约克郡的事宜，这样，一旦伦敦发生起义，全国都能作好行动的准备。他说伦敦已有5万人准备好了武器，还说他们要占领伦敦塔……。
为了作好最后的安排，将于6月7日在设菲尔德召开北方代表的“代表大会”：
会后，代表们将分头去许多大城镇；他们不是去自己所在的城镇，而是去别的地方，这样可以建立互相信任，也可以使真实的信息得以相互交流……
史蒂文斯确实于6月7日动身去设菲尔德，但“被一个骑马的小伙子追上了”，结果他回到了诺丁汉：
他在自己家里见到奥利弗。他说在约克郡发生了一些叛变；不过，既然伦敦已作好一切准备，只要诺丁汉和德比的人坚持他们的承诺，那一切都会顺利进行的。我们当即开了会，奥利弗也参加了……。
会后，奥利弗立即乘邮车去了伦敦。他解释说他必须“给伦敦的起义者一个保证，即全国各地会衷心合作”。[114]
奥利弗6月2日至6日在约克郡的活动大致是清楚的。为准备6月6日在桑希尔利斯（杜斯伯里附近）召开一次代表大会，他飞快地奔走于各镇之间。开会前两天，他悄悄地与指挥北方部队的约翰·宾少将见面。此后，桑希尔利斯会议就被宾将军指挥下的部队包围，代表全部被捕。[115]部队虽让奥利弗“逃走”，但几个小时之后，一个改革者就在“威克菲尔德旅馆里看见他（他刚要乘去设菲尔德的驿车离开）正在同宾将军的一个仆人谈话。事情的真相就这样暴露。当奥利弗7日晚到达诺丁汉时有人叛变的传闻就已经在这个城镇里出现了。史蒂文斯描述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人们措辞激烈地反复盘问了密探奥利弗，他能瞒过去算是幸运。一个高个子说（奥利弗报告）“他们并不想在诺丁汉白白地被绞死，就像在兰开郡那样，如果我不在乎，他还不知道该如何看待我”。[116]
然而，“杰里”[117]布兰德雷思却没有参加这最后一次会议。早在6月5日，诺丁汉镇公所的书记长就从告密者手中得到报告：
我看见杰里在家里……我问他，除那个伦敦代表之外，他们是否还同其他人有联系。他说他们没有，但有些家伙有……。他说他去彭特里奇后就不回家了，他要去指挥在那里起义的人，而且还要把他们带到这里……还要在他们经过的每一个城镇里募捐……
那天稍后，那个告密者又从布兰德雷思的妻子口中得知他已经走了：“她认为他要到那事开始才会回来”。[118]西德默思勋爵知道发生的一切。从6月7日起，政府、军队和地方治安官就作好了准备，单等彭特里奇的暴动。7日那天，那位诺丁汉镇公所的书记长整天都在同治安官们开会讨论“如何制止和镇压这个市镇及周围地区期待着的暴动”。9日，那位书记长写道：“我的心腹人员正在注意彭特里奇附近地区，监视老培根曾威胁要采取的那些行动……。我们坐在镇议会里等了一夜。”[119]
“奥利弗去了伦敦，他接二连三地把他的牺牲品们抛入了他为其准备的陷阱之中……。奥利弗的老板们本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制止那些暴动准备并把它们公布出来……。但（他们）却不想制止，反而要把它们制造出来……，”[120]这就是科贝特的解释，我们很难看出还有什么别的解释可以说明以上证据。最近有人认为奥利弗并不是一个煽动分子，即使他是，他的行为已经超出西德默思的指令。[121]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利物浦行政当局的成员一看到流血就会呕吐，或者真有什么犯罪感。利物浦勋爵在拒绝为典礼官奈伊被处死一事说情时曾亲笔写道：“人们决不能以为国王不处死叛逆者其地位也能稳固”。[122]卡斯尔雷是靠镇压爱尔兰起义起家的。财政大臣埃尔登勋爵在为死刑作辩护时，就要同罗米利以及刑法改革者进行战斗。[123]当时的政府不仅准备对沃森医生及其同事处以叛国罪，而且也准备对设菲尔德和格拉斯哥改革团体这样做。[124]《混乱的假面戏》揭示的并非雪莱判断中的那种“无知的不法行为”，[125]而是雪莱的大多数同胞所具有的判断。政府需要的是流血，而不是大屠杀；但也要足以让其他人害怕。
彭特里奇事件很快就说明了这一点，布兰德雷斯，这位“诺丁汉首领”，扮演了他所应承担的角色。6月9日前两三天，他就在做公开准备了，在彭特里奇的旅馆里招募人员，召集会议。9日夜，来自各村的200至多达300人聚集起来，他们来自德比峰山脚下的村庄——彭特里奇、南温菲尔德和里普利等。他们当中有织袜工、采石工、制铁工（来自巴特利铁工厂）以及农业工人。他们的枪支不多，更多的人拿着长矛、大镰刀和大头棒。他们当中许多人姓勒德拉姆、韦特曼或特纳，互相之间都有亲戚关系。他们冒着雨朝诺丁汉方向走了14英里，路上还去了一些农场和住宅，并在那里寻求武器和支持。就在其中的一个农场里发生了起义中惟一的一次流血事件。布兰德雷思专横地命令进入一幢据信有一枝枪的房子，他朝窗口开了枪，打死了一个农场帮工。布兰德雷思怀着不屈不挠的决心，带领着一队士气逐渐低落（人数逐渐减少）的人马。他反复吟诵一些诗句，这些诗句正好切合那一夜的情绪：
大家人人施展身手武艺，
出兵上阵，不得逃避；
要想吃饭就得战斗，
莫怕军队凶残如兽。
你们都清楚地看到，
反抗政府的时机已到。
他的一个副手向一个跟随者保证说：
人们期望的全国起义时间已经确定了，也就是在这周星期三、四之前。他相信成千上万的人会拿起武器……全国上下都作好了准备。……
此刻，布兰德雷思还说了一些激励士气或者说是适合于他的听众口味的话：“在他们到达之前诺丁汉就会投降”，“他们将从诺丁汉出发进军伦敦，还要取消国债”，大队人马“一大早就会像潮水一样从约克郡涌出”，而且：
……从他昨天见到的一封信来自伦敦的信中得知，伦敦塔的钥匙会交给汉普登俱乐部的人，如果还没有交出的话。
布兰德雷思向某些犹豫不决的参加者保证说，将有“烤牛排和淡啤酒”以及甜酒，甚至还会有特伦特河上愉快的旅行。“临时政府”将组成，还将拉齐全国起义者的妻室儿女。他总是保证说，“北方的大队人马”会到来，“北方的人会……扫除他们前面的一切障碍，拒绝的人将被就地枪决”。整个夜晚沿途各村庄都被“枪声、号角声、喊声和各种不同的吵闹声”搅得鸡犬不宁。第二天，这支队伍接近了诺丁汉，未见有任何支援队伍的接应，便更加垂头丧气，并开始偷偷逃跑。此时的布兰德雷思也更专横，并威胁说要枪毙逃兵。最后，他们看见了一小队轻骑兵向他们开过来，于是就立即丢下武器，四处躲藏，军队则在后面追捕，没用几天他们全被抓住了。暴动就在这样的恐慌中结束了。[126]
彭特里奇并非是在6月8日至9日夜间发生起义的惟一村庄。虽然约克郡的代表在桑希尔利斯被捕了，[127]但几百名受蒙蔽的工人（主要来自霍尔姆福斯河谷）在一位领袖的率领下攻进了哈德斯菲尔德。那位领袖对他们说：“小伙子们，整个英国都拿起了武器——我们的自由有望了——富人将受穷，穷人将致富”。既然奥利弗叛变之事已经为人们所知，那么为什么还要发生这次袭击事件呢？两名暴动者的口供对此作了解释。一份口供说，一位当地领导人宣读了《利兹信使报》之后说：“一切都完了，因为计划已全被探知，他还说现在就必须干，否则我们都将被绞死……”。另一份口供讲，一位领导人说：“小伙子们，我们必须去，左顾右盼将会一事无成，今晚就必须动身，”——“他认为我们应为自由而战……”。这次事件的许多细节都再现了彭特里奇起义，然而，参加“弗利会堂”起义的暴动者要比德比郡的暴动者幸运得多。他们和一小队士兵相互打了几枪，但无人丧生。当军队的增援部队到来之后，暴动者（也许是因为发现哈德斯菲尔德并没有被革命者所控制而感到垂头丧气）就在黑夜中撒离了。有两个领导人藏了起来。《利兹信使报》揭露了奥利弗之后人们的感情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那些被捕者也从中得到了好处，当他们在7月被提交审讯时陪审团拒绝给他们定罪。[128]
我们详细叙述奥利弗的事件，因为这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件重要事件，而且是有几分神秘性质。奥利弗是激进派当中典型的犹大，他所扮演的传奇般的角色将对整个19世纪的历史发挥影响。我们来分别谈谈直接的和较长期的影响。在卢德运动时期，较大工业城镇的地方官实际上已经常雇佣告密者，自18世纪90年代起，政府的一部分经费就已被用于这种秘密目的。然而，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英国的法律精神。“出于预防目的”的警察行动这一概念甚至在刑事案件中也是令人震惊的，当这一概念延伸到“国内的”政治观念领域时，这就同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各种成见发生了冲突。《利兹信使报》揭露了有特殊使命的煽动分子——奥利弗的真实面目后，公众舆论简直一片哗然。当今的历史学家在读到内政部文件中奥利弗的那些报告时也许不会感到惊讶，只会把他看做是密探部队中最勤奋最大胆的一员，但在1817年，成千上万的零售商、乡绅、非国教派牧师以及专业人员都不会想到英国还会发生这类事情。
奥利弗在起义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就被《利兹信使报》揭露，政府声誉为此受到极大损害。就在彭特里奇事件发生的那个星期，沃森医生因叛国罪正受到审讯，被告一方把主要原告人卡斯尔驳得体无完肤，陪审团在作出裁决之前刚好有时间听到有关奥利弗真相的第一批材料，结果，他被判定“无罪”。这还仅是一系列法庭败诉中的一例。此外还有格拉斯哥的弗利会堂的“密谋者”以及被指控犯有煽动性诽谤罪的伍勒和霍恩（12月）等人被宣布无罪释放。由于人身保护法的中止，在整个1817年有许多改革者被投入狱，然而，在反对“大陆密探制度”的呼声却日益高涨起来。“实力派”改革者没有被孤立，在反对奥利弗的行动中，极端派与温和派反倒携起手来了。约翰·韦德曾在《女怪》中把奥利弗事件说成是“历史上所记载的最可鄙的做法”，10年之后，弗朗西斯·普雷斯写道：“我简直无法用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我对这种卑鄙至极的无耻小人的行为的感想，这无异于卑鄙的谋杀行为”：
那些在1817年通过“封口令”[129]以及1819年通过“六项法令”的人是一群恶棍，在一个治理有方的社会里他们若这样干的话，他们就会被绞死……[130]
科贝特（在美国）作出的反应不可避免地滞后了；不过人们只要是读过他在1818年所作的第一批评论，就不会忘记布兰德雷思和奥利弗的名字。政府的做法不仅凌辱了改革者，而且也凌辱了所有那些看重古老的自由主义立宪制度的人，因为这些人认为政府的惟一目标应该是保护个人的权利。
感情上的这种疏远后来又因审讯并处死德比暴动的参加者而变得更加长久了。既然布兰德雷思的案子已有了预定结局（因为他已杀了人），他的下属也就可以只被指控犯骚乱罪。但行政当局却非要让更多的人流血，他们指控35人犯有叛国罪，并格外精心地挑选了最温顺的陪审团。[131]原告方由10名律师担任，以便对付两名指定的被告的辩护律师。被延期到10月的审讯是在恐怖气氛中进行的。被告们几周以来只靠面包和水生存，他们也不得会客。（在德比的万圣堂教堂的墙上用石灰浆书写着：“绞死所有的雅各宾分子”。）审讯的过程也有些奇怪。当时整个国家都有谈论奥利弗，而且人们还满怀信心地希望被告律师会设法证明奥利弗所起的煽动作用。然而，律师连这个奸细的名字也未曾提及。原告方（他们用假名把奥利弗藏在德比）则依据被告所从事的公开活动来断案。为布兰德雷思辩护的“克罗斯律师”声称，被告并非是受了奥利弗而是受了科贝特以及狡猾阴险的激进主义出版物的挑唆和欺骗：
我不能不提到……迄今发行的英国出版物中的一篇最恶毒最凶暴的文章……，它的标题是：《告英国工人大众书……》。
这些都是“迄今为止传到人类手中的最有害的出版物”。[132]布兰德雷尼被定罪之后，那个辩护律师又改变了他所强调的重点，他说，布兰德雷思的同伙是被他们那位能呼风唤雨的领袖所迷惑的。登曼把那位诺丁汉首领比做拜伦笔下的海盗：
面对他锐利的目光，
无人敬露出不恭的表示；
他的嘲笑犹如魔鬼，
令人愤怒又使人惊悸。
无论这种辩解会使登曼在法庭的声誉提高多少，似乎也不足以平息德比陪审团中那些农场主的怨气。特纳、勒德拉姆以及韦特曼均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在此基础上则让剩下的被告，包括老资格的改革者托马斯·培根以免除一死为条件认了罪，奥利弗所起的作用就这样“被遮掩了”。[133]
这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全国各地竟有一些改革者甚至冒着自陷法网的风险，也要自愿到德比去证实奥利弗的所作所为。[134]我们不能同意这种解释，即辩护律师没有传讯奥利弗是因为奥利弗事实上同布兰德雷思没有关系。首先，我们知道他同布兰德雷思有关系。其次，登曼知道此事。在审讯之前他曾写信给一个朋友说，他有理由认为奥利弗是“整个事件”的主要人物。1820年他在下院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时说：“作为被告们的法律顾问，他当时知道的一些事，以及后来弄清的另一些事……”都使他“非常肯定”那次起义就是奥利弗煽动的。不过他认为叫密探来做被告方的证人是不明智的，因为按照诉讼程序的规则，他不能盘诘他自己的证人：“由于这种盘诘难以进行，他们就可能把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被告”。而且这里还有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考虑：如果让奥利弗出来“说说他与布兰德雷思之间的谈话，那只会证明暴动计划实际上要比犯人们自己所主张的那个计划更深入一些。我们现已确实知道在被告律师的答辩要点上有人批了一短语，说如果想证明奥利弗的煽动作用“是不能允许的，如果允许了，犯人的邪恶并不会减少……。”[135]
这似乎是一种有理的解释。但我们很难相信不能找到某种程序手段，来把那如此罪大恶极的煽动案揭露出来。虽说奥利弗从事煽动的证据不一定能构成被告方的法律依据，但伦敦和约克郡的陪审团实际上已经表明，人们的怀疑可以产生多么大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些可能的解释，即当局急于要给被告定罪。（西德默思勋爵10月份一直在生病，“德比审讯的结果比医生给他开的任何药方对他的身体都更为有益"。）他们也愿意采取非同寻常的措施防止人们提出奥利弗的问题。从财政部司法务文件中的答辩要点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方面起初是打算第一个以叛国罪和暴乱罪审讯托马斯·培根的（他实际上并未参与起义）。但是（该答辩要点表明），既然要给培根定罪就不能不提出奥利弗的证词，那么，这个老资格的改革派就肯定会以某种方式提出反驳，甚至还会为自己辩护。于是，政府在最后一刻改变了策略：“我们决定不提出任何可能使奥利弗的名字被人提出的起诉”。把布兰德雷思作为主要被告就可能把指控局限于公开的暴乱活动这个范围内了。
此外，被告们直到审讯前一直同外界没有接触，很可能并不了解奥利弗的全部真相。他们的亲属为了给被告筹资曾卖掉了家中的一切，包括床铺。但只是到了秋季，一个名叫韦斯特的伦敦激进的金属线工组织了一个被告委员会之时（最后还在德比说服了亨特参加这个委员会），他们才得到了全国的援救。实际上，政府对辩护律师施加某些压力是完全可能的，他们甚至在绞架上也要千方百计地阻止被害者行使“临终留言”的传统权利，即让一名牧师挡在死刑者与民众之间。激进主义报刊曾渲染说，原告方同被告方之间早已有默契，把最坏的动机归咎于“克罗斯律师”。布兰德雷思的案子是没有救的，但政府方面会不会暗示：如果被告律师不提到奥利弗所起的作用，就有可能不处死布兰德雷思的部分或全部同伙？或者，如果奥利弗的证言被提了出来，原告会不会威胁要把更多的改革派株连人案？[136]
但这种考虑容易把那些被告抛在脑后。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是何种人呢？哈蒙德夫妇的描述有其自己的特点。他们笔下的布兰德雷思是“一个半饥半饱、未受教育而且没有工作的针织工”，“随时可能……提出不知多么狂妄的建议”。这是轻蔑性的描写。我们知道布兰德雷思并非是文盲，如果说他半饥半饱失去工作，那么成百上千同他一起的织袜工也是如此，尤其是在他曾受雇的“德比郡的支柱”行业。我们知道他在诺丁汉有一幢房子，而且在他被捕之后，他妻子作为贫民被送到她在阿什菲尔德的萨顿的居留地。一听到她丈夫被判决的消息后，她就从那里写信给他：
……如果你是（人们都这么说）受了那个卑鄙无耻的奥利弗的欺骗，你就宽恕他，让上帝和他的良心去惩罚他。上帝会把报应给予每一个人的，不过，我把他称为人时，我心里几乎也不这么想了（虽然他有人的外形）。啊，但愿我能补救一切并救你的命。
（这封信甚至也被监狱看守扣压了。）身无分文的安·布兰德雷思后来为了向丈夫道别，从萨顿步行到了德比。布兰德雷思给她的最后一封信是“清晰、平易而坚定的”：
我将在死亡的阴影中毫无惧色地通往永生；为此我希望你像我一样对着自己的灵魂向上帝发誓：我们将会在天堂里相聚……。亲爱的……这里我给你留下几件物品一个工作包，两只毛线球，一只棉球，一条手帕，一双旧长袜和一件衬衫，以及我心爱的姐姐留给我的信……。[137]
我们必须根据审讯中的材料以及这些细节来重新塑造布兰德雷思的形象，这也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他直到最后仍拒绝“说出他何处出身，一生中曾从事过哪些不同的职业以及任何涉及他家系的特殊之事”。人们传闻他曾有过不同的行业而且生于埃克塞特。他在监狱里声称自己是“浸礼会信徒”。登曼曾对一个朋友讲，“很多人都谈论他性格中那种坚定和不屈不挠的爱国主义”。在监狱里他曾“滔滔不绝地痛骂和挖苦”一个企图要他自首的地方官，但在其他时候他却格外地沉默坚定。[138]
事实上，这些密谋者并不全是某些历史学家所想象的是目不识丁的庄稼汉。[139]我们不能因他们的追随者中有一个人以为“临时政府”同“粮食”[140]有关就认为他们都是乡巴佬，他们当中有些人还是曾在很多地方见过世面的退伍士兵。布兰德雷思的伙伴之一，47岁的石匠威廉·特纳就曾在埃及和其他地方服过役。[141]韦特曼是锯木工，“很有教养而且正派”，是“一个头脑清醒，性情温和的人”。艾萨克·勒德拉姆“是一个有少量财产的人”，“他同别人在德比附近合伙开了一个采石场，在方圆数英里的范围内他还是个很有名的卫斯理宗传道士”。[142]在监狱里他读的是巴克斯特的《召唤不信教的人》，以此安慰自己。那些被捕的约克郡代表大都是高级工匠，[143]而弗利会党起义之后被指控有罪的24人中也有9人是剪绒工。
以上情况表明我们应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暴动者。不断有传闻说布兰德雷恩本人曾是卢德分子，或许甚至是一个卢德派“首领”。[144]弗利会堂的暴动者是从霍尔姆福思河谷出发的，这个地区常会使人联想到1812年卢德分子的起誓活动。至少有一名暴动者拥有“一支据他说是在卢德时期曾合作过的旧戟”。一个军官曾在笔记中写道，袭击是伴随着山上的烽火以及表示信号的枪声而来：“这种方式同卢德时期的方式完全一样“。利兹剪绒工詹姆斯·曼很可能曾是利兹地区卢德运动的一名领袖；另一名在桑希尔利斯被捕的代表（斯莫勒）据说曾是“1812年臭名昭著的偷窃武器的人”。一名利兹的治安官报告说，“在暴动前两三周，剪绒工场的人已经在纷纷谈论8日或9日的暴动了”。[145]
因此，有理由认为有些参与起义的人并不是容易受骗的人，而是有经验的革命者。布兰德雷思的长期沉默包含着一种英雄义气，这是人们所不理解的。他对奥利弗的事守口如瓶，很可能是想以自己的死来减轻他的同伴们的罪过，同时也避免牵连别的改革者。有一份材料表明，“据说布兰德雷思曾公开说，他是应该死的。因为他已经杀了人，但他希望他是惟一的牺牲者”。但同时他对自己犯的杀人罪”并不感到悔恨”。虽然他“愿意参加任何宗教活动”，但他“无所谓悔悟，而且对任何恐惧都能经受得住”。他写信给妻子说，“上帝使我极度坚韧，使我能在受审时保持自己的灵魂。”[146]
我们可以把彭特里奇起义看做是历史上最早的、没有中等阶级支持的、完全无产阶级性质的起义之一。这次革命运动的目标也许用贝尔珀街头歌曲的歌词最能加以概括——“革命开始了……”。[147]这次起义为在战争期间陷于极端孤立境地的北方和英格兰中部的工人投下了一线光明，卢德运动也从此开始转为1818至1820年以及1830至1832年“民众的”激进运动。即便没有奥利弗的巧妙煽动，某种形式的暴动也可能发生，而且成功的机会也许会多一些。[148]实际上，在政府的心目中，暴动的主要唆使者既不是奥利弗，也不是米切尔，而是那个曾在诺丁汉、德比、约克郡、兰开郡和伯明翰等地四处奔走的托马斯·培根。[149]
用现实政治学的术语来说，这一情况为西德默思以及政府的行动提供了一点点正当理由。由于相信某个暴动不可避免，他们便决定以某种特殊方式来解决问题，即强行制造出一个恐怖和刑惩的典型，并以此一劳永逸地平息“下层阶级”可怕的骚动。这并非是说在1817年的情形下工人阶级的起义会有成功的希望。起义的每一个细节都能显示出革命者在组织方面的弱点，他们缺乏有经验的领导集团。那位诺丁汉的告密者显然也是一个受雇的煽动分子（诺丁汉镇公所书记长和西德默思都知道），他的证词揭示了上百个工业村庄中改革者所面临的处境。6月6日，他去阿诺德（以前曾是卢德运动著名的中心）见了查尔斯·史密斯，“并同他谈起了那件事，还问他是否已让所有人都作好准备了”：
他说全镇都准备好了，即使有成功的可能性，他也不认为有那种机会：他说，除非组织得当，而且有一位好领袖，不然什么也干不了。他还劝我要小心不要落到治安官手里，因为这事只会让许多人走上绞架……。[150]
5．彼得卢
成千上万像査尔斯·史密斯这样的人在其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一直为布兰德雷思感到悲伤。除卡什曼而外，他是双方对抗中的第一个牺牲者。此事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深刻的，从此之后的政府和改革者双方都意识到这纯粹是一种力量的较量。然而，奥利弗事件所造成的较长期的影响却增强了改革运动中与革命相对的合法主义的力量，一个没有奥利弗的起义有可能把惊慌失措的中等阶级推到了行动当局一边；而一个有奥利弗参与其中的起义却使得辉格党人和中等阶级改革者警觉起来。3年来，中等阶级一直把公民自由和出版权利作为决定性的政治论战的核心，他们为这些权利辩护而且对此非常敏感。奥利弗事件使1817年以后的工人阶级改革运动变得毅然但又有合法主义的特征。“和平方式”从此压倒了“暴动方式”。伍勒、霍恩以及弗利会堂的暴动者被无罪释放，以及菲茨威廉伯爵和诺福克的科克这类人（还有出版界的许多人）对“密探手段”的抗议都强调了日益萎缩的权利和合法主义传统的重要性。彭特里奇起义的失败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密谋活动的极端危险性，只有彼得卢的突然打击（1819年8月），才把一部分人重新推回到革命道路上去。但卡图街密谋事件（1820年2月）又再次强调了奥利弗事件和彭特里奇起义的教训。从1817年直到宪章运动时期工人阶级的主要斗争方式是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宣传鼓动和抗议，他们不再积极从事暴动准备了。
温和的改革派和辉格党人也不失时机地抓住奥利弗事件的教训为自己服务。事实上，《利兹信使报》对奥利弗的揭露已总结出这样一个教训，工人阶级必须使自己置身于辉格党人和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指导和保护之下。该报就德比审讯发表的社论曾劝告改革者：
……要像避开敌人那样避开任何一个企图把致命的暴动种子移植到人们头脑中去的政治传道士。……那些谈论各种“力量”而不谈论理性的力量……的人都应该被怀疑是密探或告密者，要不就是煽动分子……。[151]
在伦敦，伯德特派的《独立辉格党人报》也得出了大致相同的教训：在德比审讯中，有一个牺牲者在1817年早些时候取消了订阅的《独立辉格党人报》，而且还宣称打算订阅《政治纪事报》，从这次起义中就可以看出宣传科贝特的“有害教条”的后果。[152]而在科贝特看来，他的警告是要人们提防各种方式的“俱乐部和通讯会”，这是可信的，而亨特为了平息沃森、克利里和西斯尔伍德这类人的批评，在后来则不止一次在大声疾呼警惕“奥利弗”。40多年来奥利弗的名字就像丧钟一样在实力派改革者和宪章运动人士的记忆中鸣响，他们每一次的暴动准备都因优柔寡断而化为了泡影。
彭特里奇起义直接地、而且是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彼得卢事件，这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它是格外强大、格外坚决的“合法主义的”宣传运动（大体上是工人阶级性质的）在潜在的革命气氛中发展的结果。人们在1819年所看到并不是英国传统体制的力量，而是它的逐渐衰落。由于内部分裂和恐怖统治，加上许多地方领导人被捕，改革运动在1818的大部分时间里几乎没有表现出有组织的迹象。然而，奇怪的是，当局也是软弱无力的。政府在伦敦遇到了反对势力，陪审团拒绝给伍勒和霍恩定罪，怪模怪样的印刷品和讽刺诗文出现在窗户上；在当局看来是煽动犯罪的出版物大模大样地到处流传。他们被迫一个接一个地释放1817年因涉嫌犯罪而被捕的改革派——托马斯·埃文斯、格雷夫纳·亨森、奈特、班福德、约翰逊、巴古利、米切尔以及其他许多人。这些人出狱之后到处演讲，参加向他们表示敬意的晚宴，而且还试图控告政府非法拘捕。此外，在兰开郡和英格兰中部还爆发了大罢工，其间据说是非法的工会居然组织上街游行。90年代的镇压不仅得到了土地所有者和许多雇主的赞同，而且在舆论上也得到了相当数量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支持，从而使雅各宾派不再吭声；然而，1817年的镇压反倒增强了激进改革者的力量，而大部分中等阶级则对政府抱着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1795年，皮特还能以保卫宪法、反对法国标新立异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但在1819年，利物浦、西德默思、埃尔登和卡斯尔雷则被人们视为一心要以专制的“大陆式的”统治来取代宪法权利的人物了。
1819年是1832年的预演。这两个时期都可能发生革命（而且第二个时期离革命非常近），因为政府陷于孤立，而且统治阶级内部分歧很大。在1819年，改革者具备了合法主义者的角色，因此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们对权利提出了要求，其中有一些是按法律角度难以拒绝的，而统治阶级从不打算把这种权利扩大到“下层阶级”。但是如果下层阶级得到了这些权利，那么迟早都会导致旧制度的灭亡。许多地方官在给内政部的报告中都用几乎相同的字眼写道：如果集会、结社以及煽动性的小册子不被禁止，这事还能有完结吗？没有人认为权力的结构只是靠皮特的军营就能得以维持。权力的表层，在农村和自治城镇，是由服从与畏惧所构成的，即使骚动和罢工不可避免，但只要某一个暴动首领遭到惩罚，这两个因素仍然足以使那些犯上作乱的人为之慑服。
在1817年，这个旧世界正在逝去，而到1819年，它就已经从英国的各个地区消失了。服从的防线早已被非国教徒和卫斯理教派（不管它自身如何）削弱，后来又进一步受到卢德运动和汉普登俱乐部的挑战。1817年5月，舍温在瑟尔沃尔观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制造业对工人的影响。“他们的职业性质促使他们组成了社团。”制造业地区的工人以收集会费的方式组织起来了，因此，政治讨论也就成了不可避免的事。人数众多就导致了服从的丧失：
如果一个贵族在街上遇到一个织工而后者不向他脱帽致敬，那个要人对此也毫无办法。人们对那些趾高气扬而且有专制主义思想的人的轻蔑不断增力口，这种情况是我们在所有工业市镇都能观察得到的，而且从这种轻蔑中还产生了……一种露骨的、根深蒂固的仇恨，每当我们听到一个具有贵族思想的人谈到那些工业繁荣、政治思想活跃的地区时，就能知道这一点……。[153]
1819年，改革者要求的权利是政治组织、出版自由和公共集会自由，除此之外，他们还要求选举权。我们可以依次谈谈这些权利。首先，英国的工人阶级早已成为（一百年来一直是如此）欧洲工人阶级中最“喜欢组织俱乐部的一个阶级”。英国工人在19世纪早期组织社团的爱好是相当惊人的。卫斯理宗和非国教派教堂的影响，互助会和工会的长期经验，议会立宪制度的形式（这既能从议会选举过程观察到，又能从中等阶级及自学成才的改革者向工人阶级运动所传达的思想中得知），所有这些影响都容易使人热衷于立宪主义的组织形式和规范。据说常有这种情况，只要有6个工人住在同一间屋中，他们就要任命一个主席，并提出议程，或动议先决问题：
……有人提议，“除小组领导人之外，谁也不应有选举权”——有位绅士站起来说了这样一番话，主席先生！主席先生！！主席先生！！！我要你尽到维持秩序的责任。他重复了这么多遍，竟使我为他的肺而担心。那位主席大声叫喊秩序！秩序！！他的嗓门太大，让我感到阵阵战栗。那位绅士接着说：主席先生，我想我们都是到这里来处理改革事宜的议员，这事应该照议会的方式（我把这里比做议会）来办……。他刚坐下就有另外两三个人说话了……其中一个说他有几句话要反驳那位绅士，因为他把此地竟比做了下院——腐败和小偷的巢穴，如科贝特恰如其分所说的那样；如果他非要把在坐的比做那帮人，他决不再到这里来……。[154]
这份报告发自曼彻斯特。如果另一份告密者的报告是可信的，我们就可以证明当卡图街密谋者在一间阁楼里策划刺杀内阁成员时，确实发现有必要任命他们当中一员为主席（以此作为这一职位的象征），他们讨论了把卡斯尔雷斩首以及用适当方式烧毁伦敦的问题，并用投票方式对提议进行了表决。
像这样模仿议会只是那种组织传统所表现出的可笑一面。织工和煤矿工人这类人在面临剥削和压迫时所作出的本能反应几乎都是寻求联合，他们已经逐渐意识到只有组织起来，他们才可能由一群暴民转变为一种政治势力。此外，虽然皮特提出的禁止选举全国代表和组织通讯会社的立法还保留在案，但是，当“封口令”在1818年终止生效后，官方就很难从法律上对组织地方会社的权利提出异议了。在1818年的最后几个月和1819年初出现一些新形式的地方改革会社：“斯托克波特政治联盟”、“赫尔政治抗议协会”以及伦敦的“全英论坛”。同各类通讯会社和汉普登俱乐部相比，这些会社都具有公开的特点。最重要的是，它们都是辩论和政治讲座的中心（在纽卡斯尔，这类社团被叫做“政治读书会”），同时还销售激进主义出版物。这样，这类会社反不易受到奸细的挑唆。奸细们可以混入这类会社，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干什么呢？[155]
在缺乏全国性组织的情况下，地方会社便从激进主义刊物中寻求指导。正是这类刊物为运动提供了思想联系，否则运动就会四分五裂，因此，要求最充分的出版自由便成为激进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尤其是在1816至1820年，大众激进主义运动从手工印刷品和周刊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种宣传手段尚完全处于平等的阶段，因为蒸汽印刷机几乎还没有使用（其使用始于1814年《泰晤士报》），而且下层改革团体同教会或国王一样有条件使用手摇印刷机。由于运输太缓慢，全国性的（或伦敦的）报纸并不能削弱地方报纸的阵地；但却有足够时间使每周一次的《政治纪事报》或《黑矮人报》保持每期登出新闻评述，印刷费用也比较便宜，即使没有基金和广告收入也能大获其利。成功的激进主义刊物不仅为编辑而且也为地方代理商、书商以及流动报贩提供了生计。激进主义第一次成为一种可以供养专业鼓动家的职业。科贝特、卡莱尔、伍勒和韦德等人主编的报刊，在有利的条件下销量可以同大多数官方报刊相匹敌或压倒它们。[156]
科贝特变节后，《黑矮人报》便成了激进读者人数最多的报刊。该报编辑T.J.伍勒（1786—1853）是位出生于约克郡的印刷工。他曾在肖尔迪奇做过学徒，他早期的政治活动是参加一些小型辩论会（例如常在哈克尼的“人鱼酒馆”聚会的苏格拉底同盟），战争期间在一些杂志社中工作。[157]1815年，他创办了《剧坛》，这份刊物的辛辣讽刺和自由主义的倾向后来成了《黑矮人报》的风格。他得到了卡特莱特少校在精神上（或许还有津贴方面）的支持。他既是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又是一个文笔流畅的作家，他甚至好几次直接把文章写在石印石上。[158]他始终不渝地主张以公开的符合宪法的方式来组织激进派：
那些谴责俱乐部的人或是不知道他们能做些什么，要不就是希望什么都不做……。且让我们看看，然后再学学教友派的坚韧决心。他们获胜不是靠武力，也不靠暴力和恐吓。他们是靠联合制胜的。
在他看来，“政治抗议者协会”（他们的第一个俱乐部于1818年7月在赫尔成立）就提供了一种恰当的组织形式，这类组织内部分成许多小组，每组人数不超过20人，每周交纳一便士会费，主要任务是销售和讨论激进出版物。“较大的集会不那么适合于这类讨论”。按照规则，所有“秘密活动”均须予以拒绝；提出此类建议的人应受谴责或是被开除。“我们的书籍和帐目……随时可以让地方官检查”。有了这些措施，（他宣布说）“密探就不起作用了"，而且（以他自己颇具个性的夸张笔调写道）“西德默思和卡斯尔雷之流的特务们就像被伊瑟利尔天使点触过的那个瞪眼恶魔一样无害，而且在听到夏娃的名字时也会吓一跳”。[159]
伍勒有许多竞争者。在伦敦有亨利·怀特的《独立辉格党人报》，该报纸每周一期，内容丰富，其新闻报道相当出色，但（出于辉格派或伯德特派的政见）对激进组织不感兴趣。还有约翰·亨特的《观察家报》以自己出类拔萃的风格成为激进知识分子的周报，黑兹利特就是该报的定期撰稿人。有约翰·瑟尔沃尔也再次复出，担任了《斗士》的主编。这些刊物全都对平民运动敬而远之。约翰·亨特和亨利·亨特都曾因把他们俩混为一谈而表示愤怒。他们不欢喜下层阶级的“粗俗”。（第一次矿泉地大会之后，《观察家报》曾发表社论宣布同雄辩者断绝关系——“他从没说过一句值得听的话”——这种偏见既无价值又愚蠢。[160]）在众多小册子式的期刊中，舍温的《政治纪事》以及《女怪》最有影响。舍温曾是索斯韦尔一布里奇韦尔猎场的看守人，后因宣称自己是潘恩信徒而被解雇。尽管他还不到18岁，但他的《纪事》（仅次于《女怪》）也许是观点最中肯、文笔最优美的刊物了。由于舍温同理查德·卡莱尔有过交往，他的刊物在激进理论的发展史中还占有一席之地。卡莱尔先是出版《纪事》，后来又控制了其编辑工作，最后把它改为著名的《共和报》。[161]售价一便士的《女怪》发行量较小，而且仅限于伦敦和曼彻斯特。在约翰·韦德（先前是分毛工）的主编下，《女怪》在说理方面是最严谨最有声望的刊物。韦德同样也是最引人注意的《黑皮书》的作者，该书以充分调查研究后所得出的事实披露了议会腐败、冗员闲职、教会中的多处任职和尸位素餐及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重用亲戚、奢侈浪费的现象。它以双周一期的方式发展，每期6便士，售量达到10000册。《女怪》的主要影响在于促成了工人阶级运动理论的形成，起到了连接功利主义和激进工联主义的作用：“我们希望”（韦德宣布说），“我们这些主张普选权的极端激进改革者要同温和的改革者友好”。[162]在伍勒和科贝特的旁边还有若干多少有点短命的暴力派刊物，其中寿命最长的是《美杜莎》，或称《一便士政治家》。该刊物的编辑是史密斯菲尔德的书商托马斯·戴维森。《美杜莎》曾刊载过诸如“摧毁现存制度”这类题目的社论，而且还警告批评家们说：
……到处都有树、街灯柱和绞索架，如果需要就地正法，就可以在这里惩办一批不思悔改不可救药的恶棍，或大大小小的财富掠夺者，以此作为对他们的警告。[163]
以上这些刊物把激进主义思想从伦敦传播到了各地，与此有关的编辑、出版商、书商、流动小贩，甚至还有张贴广告的人都成为1817至1822年间为出版自由而斗争的前线战士。[164]激进主义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增加刊物的销售量，但随着运动的发展，地方中心开始发行自己的出版物。在这些出版物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曼彻斯特观察家报》，这更像是一份报纸而不是杂志，其发行量在1819年底已接近《黑矮人报》，而且在报道运动方面比其他竞争者更加具有新闻嗅觉。当然，这份报纸深深卷入曼彻斯特政治；地方政治其他中心地区也同样促进了报刊业的发展。乔治·德蒙兹为了确保自己在1819年4月入选伯明翰救贫局，曾在伯明翰发动了一场猛烈的激进主义运动。他是以一系列的信件来指导这次运动，[165]而《埃德蒙兹的每周纪事》就是这些信件的产物。在诺里季，曾经在1802年把威廉·史密斯送入议会的雅各宾派与辉格派的联盟仍然存在。正是在这里，1818年的大选产生了《蓝白矮人报》。在考文垂和达德利出现了许多小的传单，其他地区也是如此。
“垃圾工和搬运工都在阅读并讨论政治；劳工、帮工和雇主都在异口同声地表示着不满和反抗”。[166]逐一复述地方官和大臣们就这一情况发出的惊呼是令人感到乏味的。在一位观察者看来，由于出版物的影响——
社会不同等级之间的分界线变得明显了，根深蒂固的憎恶和凶猛残忍的复仇心理也在劳动阶级的心中滋长。[167]
1819年底，正当霍恩和克鲁克香克卓越的讽刺诗文正处在其高峰时节（据说《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售量有10万册），埃尔登愤慨地宣称说：
他在任职期间（1794年担任首席检查官）从未听说有人驾驶满载煽动性报纸的马车在公路沿线以及各村庄散发，乃至分送到农舍中去·……。在王国……几乎每个村庄都有小店专卖亵渎神明、蛊惑人心的读物。[168]
“博尔顿的弗莱彻”写道：“国内几乎每一条街或每一根柱子上都张贴有煽动性的标语口号”。除进行迫害之外，某些接受了津贴的保王派报刊多次想把“科贝特驳倒”。这些报刊是默尔的《白矮人报》、谢杰特《针对科贝特、伍勒、舍温以及其他民主主义的不信教的作家的每周评论》、《曼彻斯特爱国者》，以及伯明翰的“乔布·诺特”等那些下流的小册子作者写的东西。（改革者阵营内部的长期争吵为这些报刊提供了大量的话题）。
我们可以举出这些刊物中的一例以说明1819年底所能见到的恐慌情绪。利兹曾出版过一份伪造的《改革者指南》（旨在以假乱真），洋洋自得的伪作者们为了获得西德默思勋爵的赏识，还寄了一份给他：
激进改革即是全面革命。它是建立在共和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一次政府变革，其目标是修正人权。这就是它的真正性质，而它的特点是掠夺、谋杀和屠杀。
改革者坚持“平等原则”，“如果我们对其他人的财产拥有同等权利……那么，根据同一原理，强暴他人的妻子和女儿也会得到姑息和原谅的”。
那些靠你们的蠢行发财的是些什么人？去问问那些政治书商就行了……。起初他们就像有毒的爬虫，藏在阴暗的胡同、洞穴和隐蔽处，不敢爬出来……。
但现在他们却利用人民的老实可欺从中得利：
愿上帝怜悯你们，你们既不能堂堂正正地做事，就去做那种心怀不满拉帮结派的人。值得庆幸的是你们是英国人……。读读圣经吧……。别让你们的妻子和女儿出门……。[169]
合法派改革1819年所要求的第三项权利是公共集会和示威自由。从“伦敦通讯会”组织的最后一次示威活动到矿泉地集会之间有20年间歇。在整个这段时期，除了选举期间的集会和当地辉格派当局召集的郡会（由乡绅主持）之外，民众的政治集会大体上都停止了。在各地的保王派乡绅看来，工人参加由其本阶级主办的集会无异是暴动和反抗行为。1817年初，一个身兼牧师职位的地方官在伯明翰制止一次秩序井然的改革集会时说过这种话：“乱七八糟和不体面的程序，受到错误引导的大众，喧嚣和暴力行为，少数野心家的阴谋……恶劣的诡计。”[170]当第一次公开的改革集会在陶器区（伯斯莱姆，1817年1月）举行时，斯塔福德郡守和塔尔博特伯爵和一群地方官就感到有必要亲自出席，而此时在附近看不见的地方已经布置了军队。[171]
尤为重要的是，宪法派新型的改革示威活动首先在兰开郡发展起来了。早在1816年10月，布莱克本就发生过一次组织很好的公开示威。1817年1月，奥德姆的一次集会游行在前排布置了仪仗队，最后还有由一个教友派药剂师作象征性指挥的乐队演奏。[172]矿泉地事件以及彭特里奇的教训，促使合法主义者下决心去改变对他们的指责：他们是一群无法无天、衣衫褴褛的乌合之众。班福德在谈到彼得卢集会的准备工作时有一段话是人所共知的：
人们认为这次大会应该正正经经、卓有成效，应该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风貌，这样才是得策的。报刊上过去的常辱骂我们召集的人衣衫褴褛，面孔脏脏……队伍乱七八糟，活像一群群暴民……。
“‘整洁’、‘稳健’、‘秩序’，是委员会发布的第一道命令，后来经亨特先生建议又加上了‘和平’这一条”。这就是1819年8月16日之前的每日夜间或清晨操练的主要目标。后来在游行前往曼彻斯特的路上便出现纪律严明行列壮观的场面——每一百人有一个领队（帽子上别一枝月桂以示区别），队列中有数个乐队还有几面绣花大旗（妇女联盟以隆重仪式赠送的），打头阵的是一队“我们最标致的姑娘”。[173]
但是班福德把这样一种训练和场面说得过于新奇了，因为激进主义者所采取的那些方式有好些个来源。原教旨卫斯理宗的野营集有某种影响，但这种影响对北方的宪章派野营集会则显得更明显。此外，那些为激进派做训练官的退役老兵也起了某种作用，但改革者们受激进的政治传统以及工会和互助会传统的影响更大。自威尔克斯时代以来，伦敦人每逢重大的政治庆典都要设宴纵酒，即使是饮酒有度的普雷斯的威斯敏斯特委员会，在1807年庆祝胜利时所花的钱也比整个选举活动花的钱多。[174]每一次重大庆祝都由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计划，该委员会要安排游行队伍的顺序、路线，选择适当的纪念物和口号，准备乐队和旗帜。当亨利·亨特1819年9月15日（在彼得卢事件之后，受审之前）以凯旋的姿态进入伦敦之时，报上用了整整一栏的篇幅来报道那天的欢迎场面：“数百名步行者扛着大枝的橡木、杨木等物”；“一名步行者扛着象征团结的叉在草耙上的一捆棍子……”；“全体委员携带白色的官杖，身系红色绶带，帽子上还插着月桂枝”；“一面绸缎做的绿色绸旗，上面绣着有金字和爱尔兰竖琴”，还有“乐队，骑手”；“一面顶上和四周都扎有黑纱的白旗”，白旗上有用黑字写的致彼得卢事件牺牲者的字；然后是“一面题有'普选权'字样的旧红旗”；此外是一辆载着亨特先生的朋友——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和其他朋友的马车，以及更多的乐队、旗帜，更多的骑手，亨特先生……等等。甚至连狗也披红戴绿，颈围上还写有“不要狗税”。济慈曾写信对他的兄弟乔治说：“要让我给你详细描述，得花我一整天时间，还得用一摞纸，从伊斯林顿的天使酒家到王冠与锚的道路两旁都挤满了人。”[175]
这种传统显然在北方不那么强，因为那些地方并不存在选举伯德特和威斯敏斯特委员会这类事。那里较有影响的是互助会和工会。我们知道普雷斯顿同业公会和梳毛工都借用中世纪的仪式，而且那些合法的互助会以前大多模仿了这些仪式。[176]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在战后年代里，“非法”工会一直在公开显示他们的力量。1819年，杜斯伯里的矿工在游行时曾一队一队旗幡飞舞地走过镇区。同年，针织工在诺丁汉举行了秩序井然的示威活动。在1818年的大罢工期间，曼彻斯特的纺纱工“星期二沿着皮卡得利街行进，队伍足足走了23分半钟”，告密者本特这样说，“艾克店里的一名伙计被选出来，他指挥他们，把他们排成队……他们像军队士兵服从他们的团长那样严格地服从他的指挥，整个队伍就像一个团队，行进中几乎没人讲话。”[177]
宾将军当时曾发表意见说：“成千上万的失业人员采取和平行动，这并不是自然而然的事。”这句话是值得深思的。那些曾把改革者诬蔑为暴民的乡绅在发现他们并非如此之后都感到心惊肉跳，有些人甚至会惊恐万分。
当他们眼见这些人穿着“激进派的破衣衫”
和平地向前行进，举着旗和幡，
……正是他们以前夸奖的这个等级，
而今却使他们万般痛恨苦恼之极。[178]
宾将军在纽卡斯尔说的那番话对于曼彻斯特的情形具有双重意义。审判长诺里斯在彼得卢事件之后提审亨特时曾谈到（也许他还说得轻了）一次会议，
集会是在这样一种场面和气氛下召开的：会场上一面黑旗和一把带血的匕首，还有“没有平等的代表权毋宁死”的标语……。人们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进入会场——他们聚集在死亡的旗帜下，这表明他们要推翻政府。[179]
班福德证实，利斯和萨德尔沃思联合会的漆黑大旗上有用白颜料写的“爱”字，上面还画有两只连在一起的手以及一颗心，它是“人们可能设计的最阴沉的景物之一”。然而，引起那无比惊慌的主要还不是那些旗子，而是聚集在圣彼得广场的6万或10万大众遵守纪律的景象。在这次集会前的数周里，一些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老兵有时也参加了操练，在有机会的时候他们便把木棒扛在肩上代替滑膛枪，或以击掌代替射击，这就为那些原告证人所说的“军事队列”提供了证据。（亨特自己曾反对过这种“学习当兵的把戏”。）从对这一偶然事情的反应中我们可以看出暴乱转变成为有纪律的阶级这一事实给统治阶级内心造成的恐惧。
甚至连中等阶级改革者也惊慌不安地注视着这一发展：“喧嚣混乱、冗长费时”而“持续不断的会议”，“措辞激烈的决议”以及“狂妄的演说”只会造成“无穷无尽的灾难，从而使温和人士完全不希望他们成功”。[180]在保王派当局看来，他们似乎面临着这样一种挑战：是维持秩序还是让所有道义，甚至武力和权威丧失，一位约克郡的保王派人士写道：“先生，无论他们是武装的还是非武装的”，
我把这类集会，例如在曼彻斯特发生的那一次，只看做是人民在造反；我相信，如果让其继续发展，人民的这些造反活动最终会酿造成公开叛乱……[181]
每次持续的示威游行活动自然影响了改革者们的士气，随着服从的堤坝一次又一次地被破坏，反抗的洪水便一涌而出了单个的织工或鞋匠因为人多势众、行列壮观以及豪言壮语而不再害怕了，他们的士气更加高涨。如果像这样继续公开地组织人民，统治阶级就不可能进行统治。彼得卢事件前数周，在各个地区中心曾出现了几十次小型集会活动以及（一周接一周的）较引人注目的示威游行：6月在曼彻斯特和斯托克波特；7月在伯明翰、利兹和伦敦。[182]采取公开的合法运动实际上证明比采取密谋和暴动手段更加具有革命意味，伍勒和亨特无需任何秘密“通讯会”或秘密代表制就获得了一种地位，由此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国性运动。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7月在伯明翰）为无代表权人民的“立法代理人”，更意味着一种危险的发展趋势：由激进选举权产生的同议会分庭抗礼的全国代表大会。面对这一日益壮大的势力，腐败的旧制度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对改革者实行镇压，要么作出让步。然而，在1819年让步就意味着向基本上是工人阶级的改革运动让步，这是因为中等阶级改革者还不够强大（不像他们在1832年那样），还不能提出一个较温和的前进方向，这便是彼得卢事件发生的原因。
必须再次说明，最近有人提出彼得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是无预谋的，它部分起因是曼彻斯特已经恶化的社会关系，但在任何意义上都同政府所考虑的镇压政策无关。唐纳德·里德先生在《彼得卢》一书中着力把这一事件放到当地背景中去研究，他认为：
来自内政部的证据显示，彼得卢事件绝对不是利物浦内政部为制服下层阶级所希望采取或促成的一次流血填压行动。如果曼彻斯特的地方官们遵循了内政部的政策精神，就绝不会发生“大屠杀了”。
我们也许根本就无法确定利物浦和西德默思是否参与了以暴力驱散集会的决定。[183]不过，我们如果只依据曼彻斯特当地政见是不能理解彼得卢事件的深远意义的，这正像我们只根据战场和那一天的兵力部署，对滑铁卢战役的战略之重要性也是不可能理解的一样。如果政府对彼得卢事件无准备，当局也就不会在事发之后那样起劲地充当帮凶。在两周之中，西德默思的祝贺以及摄政王的感谢已经转到了地方官和军队手中，以表彰他们“为保障公众安宁所采取的迅速、果断和有效的措施”。要求议会调查的提议被断然拒绝了，检查长和副检查长们都对地方官采取行动的合法“深信不疑”。大法官（埃尔登）“确信”这次集会“是一次公然的反叛行为”，他估计会出现“一种可怕的选择——或是要军政府，或是要无政府状态”，国家起诉一开始就不是针对罪犯，而是针对那天的受害者——亨特、萨克斯顿、班福德以及其他人——只是在很不情愿的情况下，最初的企图（以叛国罪控告他们）才被放弃了。如果是曼彻斯特的地方官们主张采取镇压政策，那么政府就以各种方式表示赞同并让他们自由处置。亨特、卡特莱特、伯德特、卡莱尔、查尔斯·沃尔斯利爵士、罗（来自于《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和伯明翰的埃德蒙兹等人只是1819年底被监禁或等待起诉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身为牧师的地方官海在彼得卢审判中表现突出，因而获得罗奇代尔2000英镑奖赏。菲茨威廉伯爵则因反对大屠杀而被解除了郡守职务。六项法令为8月16日的行动签字盖章。即使彼得卢镇压不是预先安排的，它似乎也是政府一直期待的某种信号。[184]
利物浦勋爵宣称，曼彻斯特地方官们所采取的行动虽然并不十分“谨慎”，但“大体上是正确的”，“除支持他们外别无选择”。在某种意义上，这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致使这次冲突变得不那么“谨慎”的原因还在于它本身所特有的野蛮性质，要对这一点作出解释我们还得对曼彻斯特的背景情况作一番考察。曼彻斯特的保王党人同工人阶级改革者之间存在着非常激烈的对抗。这部分原因是由于工人阶级运动的成熟；此外还包括许多因素——许多大的工商家族的保王党的感情；他们对工会的敌意；卢德运动及1817年的传统；纳丁的影响；托利派牧师的影响等等。普雷斯曾在信中对霍布豪斯说：“这伙曼彻斯特义勇骑兵和地方官比你想象的更野蛮”
我认识其中的一个，此人常骂道：“真他妈的瞎了眼，每周给他们7先令就足够了“；他出去巡看他的织工干了多少活时，还带着一条吃得油光体圆的狗……。他不久前还说，“那些嬢子养的把曼彻斯特周围十英里的尊麻都吃光了，他们的汤里再没有青叶子了”。我对此事表示了义愤，他立即说，“他妈的瞎了眼，你关心他们有什么用？如果我照顾了他们，我卖给你的货能这么便宜？”
“他们把人民砍倒并用脚踏碎，并以为人民会像公地里的金省花丛那样不复存在“。[185]《曼彻斯特观察家报》的一位作者在彼得卢事件前一周曾在报上对“曼彻斯特的官方绅士们”说：“试问丹东、马拉、罗伯斯庇尔那些残忍的党徒敢不敢成为更专制更暴虐的一伙。”[186]彼得卢事件一月之后，一位身为牧师的治安法官自恃有法庭特权竟对被告说：
我相信你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流氓改革者。你们改革者中的一些人应该被绞死，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肯定会上绞架——绳子已经套在你们的脖子上了……。[187]
不知为什么人们没有注意到有关彼得卢事件的两个问题。其一是那天发生的流血暴力事件，它确实是一次大屠杀，我们没有必要在此赘述。[188]不过，无论某些参加操练的织工想干什么，亨特在事件前一周的努力确实有效地使人们听从了他的要求，即“冷静和秩序”以及“沉稳、坚定和温和的态度”。各地的领导人也曾告诫他们各自率领的群众不要理会任何挑衅行为。许多棍棒——即“拐杖”——被丢弃了，如此众多的妇女和儿童到会充分证明了这次集会的和平性质，而这次会议（改革者们知道）是全英国都在注视的。对大众的袭击确实是出于恶毒和恐惧。
然而这种恐惧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被人群包围的凶恶骑兵们所感到的恐惧，而是阶级仇恨所引起的恐惧。义勇骑兵，指骑在马上的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商人、酒馆老板和店主，他们造成的破坏比正规军（骠骑兵）更大。（一位中等阶级改革者证实说），义勇骑兵当中“某些个人的政治仇恨达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189]这些人对扛旗的人紧追不放，他们知道演讲者的姓名并伺机予以报复，得势之后他们还列队欢呼胜利。一个棉纺工说：“当时四处都是吆喝声，每当有人喊‘发发慈悲吧’，他们就说：'该死的东西，谁让你们来这儿？我们可以从以下记述中感受到当时的混乱场面：
我拾起一顶自由帽；一个骑兵在后面追我并要我交出来；我拒绝交。这时上来了两个骑兵问发生了什么事。那个骑兵说，这家伙不交出自由帽。那两个当中的一个接着说，该死的东西，把他砍倒。听到这话我立即就跑……。一个骑兵要砍萨克斯顿，但他的马似乎不听话，砍空了。他随即对另一个骑兵喊道，“萨克斯顿在这儿，该死的东西，把他捅了。“那个骑兵说：“我不想这样干，还是你去干吧。''当我到达沃森街的尽头时看见10个或12个义勇骑兵，还看见两个骡骑兵正用马刀砍那些挤在一起的人。这时一个骡骑兵军官骑马来到他的部下跟前，挑起他们的刀说：“该死的，你们这样干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对义勇骑兵们大声喊道：“真丢脸，先生们；你们这是干什么？这些人已经跑不了啦。”他们停了一会儿，但等到那个军官一离开，他们又开始砍起来。[190]
只有阶级战争这一术语才能对此作出解释，但这是一场卑鄙的单方面的战争。力图逃命的人们挤成一团互相践踏，根本就顾不上反抗，只有场地边沿的几个被包围的幸存者发现自己就要被逼进街道和庭院时才向追赶他们的人投掷了砖块。被杀或因伤势严重而亡的共有11人。那天夜里，在从曼彻斯特出来的路上随时都能见到受伤的人。到1819年底，彼得卢救济委员会已核实出421个因在场受伤要求救济的人（还有150人在等候调查），其中161例是刀伤，其余的都是被人群挤压或马踏伤的。受伤者中有100多人是妇女和女孩；虽然这当中有假冒者，但同样也有许多受伤者没有要求救济，这类人或是因伤不重，或是因害怕受骗上当。[191]班福德对那天场景的描绘是令人难忘的：
十分钟之后，……整个场地变得空空荡荡，如同遭到遗弃一般，讲台还在，旁边立着几根破损的旗杆，一两面划破的旗帜低垂着；场地上遍地都是帽子、围巾和鞋以及男男女女被撕破、践踏、血迹斑斑的衣衫残片。义勇骑兵已下了马——有的在为马放松肚带，有的在整理装备，有的在擦拭战刀……。[192]
彼得卢事件中人们所忽视的第二个问题是这次事件的规模，即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和连锁反应的程度。这次事件无疑成了英国政治史和社会史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分别谈谈这次事件产生的短期和长期反响，就像谈到彭特里奇起义时那样。全英国在两天之内就知道彼得卢事件，不到一周，人们就开始在啤酒馆、礼拜堂、工场和私宅里谈论这次大屠杀的每一个细节。起初，要指明人们的具体反应是困难的。改革派及其支持者的基本反应与其说是恐慌还不如说是义愤、愤怒或同情。当时在现场，亨利·亨特（在危机期间他表现得最出色）似乎就已感到彼得卢事件是激进派在道义上的胜利，他本人就是义勇骑兵暴行的受难者。他被捕之后受夹道笞挞，两旁的临时巡捕用木棍打他，“就在他走上通往地方官住宅的台阶时”，克莱将军“双手举起一根大木棍朝他的头猛击”，他那顶漂亮的白礼帽被打落而且“紧扣在他脸上”。受到这种待遇的亨特从地方官的住宅出来时（一个正派的反对者回忆说）：
我觉得我在他的脸上发现胜利的微笑。有个人（我想是纳丁）想伸出手来挽住他的手臂，但被他拒绝了，他还低声说道：“不，不，那太过分了……”[193]
几天来，在兰开郡复仇成了人们直接谈论的话題。曼彻斯特似乎也处于军法管制之下了；骚动出现了，还有谣传说“乡下”人正以军事队形向这里进发。班福德曾描述过人们磨镰刀以及准备“旧斧子……螺丝刀、生锈的刀剑长矛和钉耙”的情景。[194]然而到8月底，暴动的心理冲动反而因为全国出现不可抵挡的道义声援而受到抑制并趋于平稳。“彼得卢”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可怕的嘲讽意味，它比任何别的事实都能表明当时的情绪。在其后的几周里，由于受到克鲁克香克和霍恩的讽刺诗文的感召，暴风雨般的激进出版物便滚滚而来了；曼彻斯特的“刽子手们”不仅受到亨特和伍勒滔滔不绝的自由主义雄辩的抨击，而且还得面对更加难以忍受的辛辣讽刺。“杰克营造的政治大厦”写道：“所有的人都衣衫褴褛”，
他们诅咒自己出版的时代，
税收太重难以忍受，
祈求解救从暮到晨，
各种请愿都是徒然，
和平集会要求改革，
都被义勇骑兵乱杀乱砍，却受到那个人的感谢，
面修的光光发剪得齐齐，
身上挂满勋章——其实又很孤单，
60岁老花花公子，点头哈腰风度翩翩，
喜好假发、领圈、花边和珍品，
他把国家和财富留给傻瓜和坏蛋。
英国在流泪，他在坐船兜风寻欢悠闲……
甚至连摄政王在议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也招来另一道讽刺诗：
看吧！
在月亮郡——
珍妮纺纱机、纺纱车和织机，
那许多恶魔之子，孕育出生。
从此阴谋和背叛到处蔓延！
天啊！
我的议——员们和绅——士们，我们有许多担忧！
改革，改革，下流的暴民大叫大喊——
这当然是流血、动乱和造反
这群大胆狂徒！你们，我的议员们，还有我，
知道让他们不声不响地饿死理所当然……[195]
彼得卢事件违反了“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所有信念和成见——言论自由的权利，“光明正大的态度”，不可攻击无防备者的禁忌等等。极端激进派和温和派一度放弃前嫌而共同参加抗议运动，许多辉格党人竟也愿意参加这些运动。举行的抗议集会有：8月29日在史密斯菲尔德，主持人是沃森医生，讲演人为阿瑟·西斯尔伍德；9月5日在威斯敏斯特举行了更大规模的集会，演讲人有伯德特、卡特莱特、霍布豪斯和约翰·瑟尔沃尔。[196]10天之后亨特凯旋进入伦敦之时，《泰晤士报》估计有30万人上街。
大凡研究彼得卢事件反响的人都不会认为“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传统仅仅是观念意识上的。在其后的几个月里，政治对抗加剧了，没有人能够保持中立；在曼彻斯特，“保王党人”陷入了极端孤立，而拥有一批追随者的卫斯理宗的信徒们是仅有的站到他们一边的团体（以谄媚的陈述）。[197]如果说许多乡绅和职业人士对彼得卢事件感到震惊的话，他们也不愿意见到恶魔般的人民示威活动。[198]彼得卢事件之后的运动大致都由工人阶级发动并且具有工人阶级性质，这些运动开始是呼吁“复仇”，而后则转入了各种形式的合法主义的抗议活动。
如果说彼得卢大屠杀的意图是遏制公共集会的权利，那么它的后果则刚好相反。人们的愤愤不平，使得那些以前从未出现过激进组织的地区产生了激进组织，甚至在深受“保王党人”影响的地区也出现了公开的示威活动。在沃尔弗汉普顿附近的科斯利成立了一个政治联盟——这是“黑乡”地区出现的第一个组织。一个当地的治安法官抱怨说：
这一地区的不满情绪肯定不是因为贫困所导致的，因为从矿井和铁厂的就业及工资状况来看，这里工人的处境比王国任何其他部门的工人阶级都好些。[199]
纽卡斯尔的抗议示威最引人注意，此外还有诺森伯兰以及德勒姆的煤矿工。尽管这一地区自90年代就一直有激进主义传统（如比尤伊克和他的工匠、手艺人伙伴们以及强大的互助会和工会）；但教会与国王派掌握了市行政机关并常威胁那些试图公开组织的改革者。《独立辉格党人报》曾写道，“长期以来，皮特那帮人”一直在夸耀英格兰这一地区人民的默从和缺乏生气，然而到1819年7月和8月，激进的“各类读书会”一下子就变成了政治抗议者同盟（这种组织形式曾受到《黑矮人报》的赞扬）。彼得卢事件之后，整个地区似乎都转向了改革派。10月11日（在市长的允许下）举行了公开的抗议集会。事前有人曾预计，由于煤矿行业“比较稳定”，再加上某些煤业老板威胁开除参加集会的人，人们对集会的支持会是有限的。结果，
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人们从东南西北四面来，激进派6人一排阔步进了城。
一支乐队奏着“约翰尼·科普，正在走过来”的曲子为之助兴。
5至10万人“就像变戏法似的突然冒了出来”，观察家们惊讶地发现不仅是担惊受怕的矿工，而且连森德兰和希尔兹的水兵都遵守“秩序、昂扬一致”的指令。行过8英里后，从希尔兹来的那些人甚至还拒绝“享用人们为他们提供的一桶啤酒”，他们“决心……不做任何有损那天的团结一致气氛的事”。大会演讲人有织工、教师、裁缝、印刷、书商和皮匠。这个“激进的星期一”过后（人们把它称为纽卡斯尔“第一次公开举行的公共政治集会”），这个城市便从此进入了全国3至4个激进和宪章运动的中心城市的行列。在以后的几周内，激进派的“小组”就以信仰复兴运动的进度在附近的所有工业村庄和港口迅速形成了，其中有贾罗、里夫希尔、彭肖、雷恩顿、霍顿、纽巴特尔、赫顿、赫伯恩、南希尔兹、温拉顿、森德兰——在这里，“几乎在你遇见的每一个矿工的帽盔中都可以发现《黑矮人报》”。煽动的言论一直在散播着，鼓动工作甚至做到了韦尔默思主教的矿工那里，他们（一个怒气冲冲的地方官写信对西德默思说）“胆大妄为，竟提出要让那些人所共知的激进派商贩为煤矿提供消费品”。[200]
为了对付这一威胁，纽卡斯尔的保王党人成立了“武装协会”。针对这一情形，矿工和锻工们也转而拿起了武器，这些都是内战的前奏。我们过分地受了班福德的影响，他把人们对彼得卢事件的反应说成是除少数几个头脑发热的人之外，所有的人都是冷静和克制的。实际上，在10月和11月间，激进合法运动本身就曾转向革命。如果他们的对手要动武而且以非宪法的方式行动，那么他们也会行使每个公民武装反抗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卡特莱特一贯主张的）。如果集会活动被镇压，他们就会带防御器械来开会。他们的主要武装是长矛和粗木棍，木棍的一端有槽口，可以插上锋利刀刃（通常放在持棍人衣袋里）。这种刀刃（大小不一，价格在1至3先令之间，视改革者的财力而定），很容易在小铁匠铺里打制，况且这类铁匠铺在纽卡斯尔、设菲尔德、伯明翰和曼彻斯特也是相当多的。我们知道一个名叫纳曼·卡特的曼彻斯特“企业家”的一些情况（他一方面读《黑矮人报》，另一方面又注视着发财的机会）。他太不慎重，竟然雇了一个受雇的告密者“Y”作他的主要经理人（他的业务就是在旅店和纺织业村庄的“黑店”兜售矛头样品，然后从买主那里分期收回货款）。我们还不能把“Y”的那些琐琐碎碎而且还经常添枝加叶的报告简单地看做是捏造。有一次，他到那个激进的铁匠卡持家去，发现他正同他妻子打架——我告诉他说在安息日打架是愚蠢行为，如果他们一定要打出个结果来，最好是推迟到星期一。他妻子说，我不会再让你打了，你制造枪尖矛头，我要让你蹲纽贝利监狱——她说这话时，他正又推又踢企图把她撵出门去……。
但纳曼·卡特遇到的婚变并不影响枪尖矛头生意在11月的第一周的兴旺势头，“Y”发现了大量喜欢这类样品的顾客，其中一个还说“这会让摄政王和他们那群坏蛋好受的”。他的一个顾客正巧是班福德，在“Y”的报告中班福德并不像他本人在20年之后自我描绘的那种形象。在生意成交的黑店里，班福德敬酒时说，“愿自由之树生长在地狱里，并让曼彻斯特的血腥刽子手成为树上的果！”他的一个同伴在闻到非法酿酒溢出的香味后说，他们要用“长矛狠狠地捅那些曼彻斯特的刽子手们”，然后他就回家干活，让上帝来惩罚他，他的双手会突然脱离身体，并唱着布列塔尼亚之歌，魔鬼就会出来把他们全带去。[201]
这种情绪无疑在工业地区普遍存在。据传闻，有人还用“罐车”把手枪从伯明翰偷运到北方。在10月和11月份，一个接一个的市镇传来报告说人们在准备武器，从事操练和武装示威，这类市镇是纽卡斯尔、沃尔弗汉普顿、威根、博尔顿和布莱克本。11月，哈里法克斯的改革者在集会结束后返回时，“排成8人或10人一排的队伍，有乐队伴奏，还有六七面旗帜，有人还举着点燃的蜡烛；“许多人都手持木棍……”。到一个地方他们便“大声呐喊并朝天放枪”。在伯恩利，虽然地方官发出告示警告人们不得示威，但仍有1万至1.5万人参加了示威活动。领头的人拿着一块木牌，上面写有“秩序、秩序”，但他们还是“放了几十枪”。在哈里法克斯举行的一次较早的大会上，41面旗帜中只有一面写着“我们苦苦呻吟，忍辱负重，盼望解救……。但我们满怀喜悦期待着佳节的到来。”（并不是期待乔治三世的即位纪念日。）[202]另一面旗帜宣称：“血债要用血来偿”。来自里彭登的人扛着一幅画，画面是一个正在织布的半饥半饱的手织工：“穷人的劳动就像富人的财产一样珍贵”。在设菲尔德，巨大的游行队伍向布罗科前进，队伍前面的乐队演奏“死亡进军在梭罗”和“同华莱士[203]一起牺牲的苏格兰人”。[204]
但到1819年12月底，运动实际上已进入了消沉状态。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激进运动领导人内部不和；二是“六项法令”的压制。第一个问题是纠缠不清的，而且一直未得到成功的解决。我们已知伦敦的激进派组织长期处于软弱涣散的状况，到1818年和1819年早期，伦敦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像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政治联盟及政治抗议者协会那样的有凝聚力的团体。他们的活动常常用特别的名义举行——如以“伍勒先生的朋友的聚会”或在“王冠与锚”饭店的专门聚餐会。1818年威斯敏斯特的两次选举使伯德特的支持者同其他激进团体之间的裂痕大大加剧了（伯德特坚持第一候选人为其银行家朋友金奈尔德，然后是约翰·卡姆·霍布豪斯为第二候选人，此人和伯特德一样是反对卡特莱特、科贝特和亨特的主张的）。
虽然矿泉地大会失败了，但沃森医生和西斯尔伍德在组织伦敦大众激进主义运动方面仍然是最坚决的中心人物。如果一个隐蔽较深的告密者（约翰·威廉森）的报告是可信的话，我们可以认为西斯尔伍德和普雷斯顿在1817年秋就开始了密谋准备。[205]他们感到彭特里奇起义后，他们的工作很难开展。斯皮特菲尔兹地区的穷困现象已不再那么严重。9月（据威廉森说），普雷斯顿说“他去斯皮特菲尔兹……见过两三个老熟人，他发现他们在干活，而且不喜欢像他那样的人”。他们没有停下活听他的“说教”，反倒继续织布。西斯尔伍德出席了一个又一个的午夜会议，还含糊地谈到他们从一个住在巴黎的英国人——18世纪90年代的流亡者那里得到了津贴。参加的人宣了誓，但这个组织仍是极小的，“普雷斯顿说“，要到行动前3小时，“他们才会知道他们的计划”。普雷斯顿去伯明翰（1817年12月）停留了很短时间，并报吿说那里的人“精神饱满”。威廉森本人也曾被西斯尔伍德派去侦察一下兵营，并弄清那里有多少门加农炮。然而这伙人除了作出一些暴动的奇思异想外，取得的实际成果却微乎其微。他们让西德默思读到了几份危言耸听的小报告，还建立了几个酒馆团体，而且还在伦敦民众游行示威的好几个场合充当过啦啦队队长。[206]
虽说沃森医生仍同西斯尔伍德保持联系，但他似乎并没有参与密谋企图。[207]1818年2月，西德默思找到了不用审讯就能把西斯尔伍德送进监狱的便利手段。西斯尔伍德曾发表过一封公开信，该信把公众不满和私人怨恨绞在一起，并要求内务部长“给予满足”——也就是要同他决斗。结果最高法院以扰乱治安罪把他拘留起来，关在王座法院监牢里。西德默思勋爵自己掏腰包为他支付了生活费。1819年，激进的伦敦重新觉醒，许多酒馆团体和辩论会（其中有些称为联盟会）相继成立。沃森也再次开始了建立中心组织的努力。在1819年夏，他得到了被释放出狱的西斯尔伍德的合作，后者似乎接受了合法主义宣传鼓动的策略，暂时转而反对政变阴谋。到1819年夏季，“200人委员会”在伦敦成立。[208]从6月到10月，沃森、西斯尔伍德、普雷斯顿以及沃丁顿一直是伦敦最活跃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物，这尤其是在劳动人民当中。他们除以得到卡莱尔的《共和报》、《自由帽》以及《美杜莎》的支持之外，还得到了老雅各宾主义者、演说家约翰·盖尔·琼斯的支持。彼得卢事件之后，“200人委员会”率先提出为亨特进入伦敦作妥善安排，[209]“医生”本人主持了欢迎仪式，而且还对傲慢自大、政治上挑剔的亨特表现出了相当的自我克制和灵活。
1820年，卡图街密谋事件之后，曾有一个心怀敌意的观察者描述过位于威奇街“白狮酒家”的“激进委员会所在地”，这里被说成是伦敦激进“地下组织”的中心，在酒吧间里：
坐着一伙可疑的、面目不善的家伙……在靠右边的一张小桌前则坐着某某先生，他面前摆着一本书、一些纸和印制的传单；这个地方阴暗隐蔽，除了某某先生面前放着的蜡烛放出的光外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到会的陌生人即使以后在某个地方见到那些人也不会认出他们来。在右手边……是个小客厅，一个精心挑选的委员会夜间在此开会，其他人不得进入。最秘密的事务就是在这个房间里进行的；西斯尔伍德先生或沃森警告经常出来并在过道上同前来办事的人谈话。在楼上的一个很大的房间里……曾有100多面目不善的人在某天傍晚开会；公开的委员会以及协会的一般成员也曾在那儿聚会……。他们在这里布置行动队伍等等事情；还存放着……旗帜，而较机密的事情都是在下面客厅里进行的。[210]
这样的中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政府密探经常注意的目标，不过他们的行动并不都是滑稽可笑的，伦敦的“极端”激进派在彼得卢事件之后陷入了十分困难的境地。《自由帽》10月直截了当地宣称，“不流血，改革的目的是不可能达到的”；不负责任的《美杜莎》则写道：
全国各地的邮局没有一个不提供一些新的令人吃惊的情况以证明必须坚定不移地武装起来。[211]
卡莱尔（在两年之后）概括地提出这一时期他的所有作品的基本思想：“直到现行当局不再有力量阻止改革时，改革才会成功，在这之前是不行的……。”[212]此外，在彼得卢事件两月之后，全国领导核心的弱点就充分暴露出来了。亨特的怯懦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彼得卢事件之后他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改革者和当局都急切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这使他的虚荣和自大发展到了极点，彼得卢事件竟成了他个人的奋战，簇拥着他在兰开郡和伦敦走过的队伍也成了他个人的成功。他因伦敦的游行队伍也向沃森表示了敬意而不满；他不同意委员会事先选定的行进路线，结果让成千上万翘首待望的伦敦人等了大半天。（他始终对伦敦怀着怨恨，因为他在1818年的议会竞选时曾受到粗暴待遇而且还受到讥笑。）他因欢迎宴会选举盖尔·琼斯为主席一事同沃森吵了起来，并当众对他大吼说：“你是讨厌的好管闲事的多嘴多事的家伙；我为什么就不能像弗朗西斯·伯德特先生那样在游行之后来当主席？”他然后又为钱的事发生争吵。在兰开郡，他把当地大多数改革领袖都得罪了，反过来又要让数千人的送丧队伍参加他的宠马的葬礼，他实际上（这并非没有理由）还是想为自己在即将到来的审讯中谋取更有利的地位而并不关心全国的运动。[213]
到了9月，改革者开始分为革命派和合法派两翼。亨特和伍勒主张的策略是对彼得卢为非作歹之徒采取消极抵制、抗议和法律行动，同时还抵制各种征税商品。这项策略在8月曾得以大力推行，并得到运动各派的忠实支持。但到了10月这项策略便开始失势，指望从法律方面革除弊端明显是徒劳的，这在兰开郡尤为明显；此外，让北方织工去抵制征税商品也是一种画蛇添足的事。再者，随着抗议运动周复一周地发展壮大，温和派除了叫人耐心等待议会的召开之外提不出任何建议。如果当时没有对彼得卢事件进行调査，或者在人身保护法被中止了，他们还是会提出另外某种建议的。然而，议会直到11月23日才得以召开，那已是彼得卢事件3个多月之后的事了。“极端”激进派以渲染的口吻声称亨特的建议使全国的运动陷入死气沉沉的境地，放弃了公众的首创性，而且在实际上把领导权交给了议会中的辉格党中人。像别的鼓动家一样，亨特似乎也对他自己呼唤出来的那种精神感到惊慌不安。
等了差不多两个月之后，“极端”激进派提出了另一项策略，并得到沃森和卡莱尔的支持。这项策略要求“在同一天在全国……集会”，最先提出的集会日期是11月1日，后来又两次推迟。面临这一情况，合法主义运动还是再上一个台阶，而真正的密谋者（阿瑟·西斯尔伍德是其中一员）也许早就希望同时集会将直接导致暴乱。在10月，这项策略得到了支持，纽卡斯尔、卡莱尔、利兹、哈里法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巴恩斯利、曼彻斯特、博尔顿、威根、布莱克本、伯恩利、泰因河畔的纽卡斯尔、诺丁汉、莱斯特和考文垂等城镇都计划举行集会。到月底，一向消息灵通的宾将军就看出西斯尔伍德“已经接替亨特而成为伦敦人崇拜的对象”。西斯尔伍德曾去曼彻斯特游说（那里既有极端激进派的联盟也有亨特派的爱国协会），在那里，他的建议得到了广泛支持。一些集会实际上已经举行了，而且还为11月15日的集会作了进一步安排。10月中旬，亨特看到运动正在逐渐脱离他的双手，便竭力要加以重新控制。在《曼彻斯特观察家报》（10月19日）发表的“给北方改革者的一封信”中，亨特谴责了同时集会的计划。他随后又发表了一封信，提到了奥利弗的名字，而且还特别把密探的污名同西斯尔伍德联系在一起。
在其后的数周里，报刊上出现了西斯尔伍德和沃森为一方，亨特及其支持者为另一方的互相攻击的信件。保王党人的报刊欣然把这些信件重登出来并冠以讽刺性的标题“激进派的公文”。沃森医生因未付清欢迎亨特时留下的一份账单而被捕人狱；亨特也曾几次就他用募捐的钱用于何种开销之事作过令人生疑的解释。他们双方的论战大多是不负责任的，亨特在其中似乎还有充分理由怀疑西斯尔伍德的密谋行动，并认为沃森医生是软弱外行的政治领袖。从另一方面看来，西斯尔伍德似乎确实成功地在全国建立起了一个地下通讯网，这个通讯网在英格兰中部和北方的部分地区还顶住了亨特的抨击。[214]曼彻斯特政治联盟因“亨特及其私党”拒绝支持建议举行的集会而感到垂头丧气。修改过的计划要求伦敦、西苏格兰、兰开郡、约克郡、伯明翰和陶器区等地的“地下组织”的代表在议会重新开会之时在诺丁汉聚会，并使这个秘密会议成为永久性的起指挥作用的“执行委员会”，一旦人身保护法被中止就能号召各地同时集会。因为亨特的激烈反对，这些计划流产。[215]
虽然西斯尔伍德的行为被人们指责为愚蠢，他为此付出了代价，但这实在是出于极端的愤怒，全国的激进派领袖们对六项法令（12月在议会匆匆通过）的反应从根本上说是软弱无力的。11月初，科贝特已结束了他的流亡生活，他在利物浦上岸并受到兰开郡人民凯旋式的迎接。由于久离英国，科贝特已失去了正确的判断，他根本不想领导一次工人阶级的起义，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手足无措的人。在利物浦，他宣称自己带回了最伟大的英国人之子——汤姆·潘恩的遗骨。然而（结果表明）科贝特所敬重的并不是潘恩的共和主义思想，而是货币改革的主张。《纪事》一会儿向公众说大话（“大众有权武装自卫”），一会儿又给他们浇冷水：“我真诚地希望人民会完全信赖举债。”这位“掘洞者”会以自己的效力摧毁腐败的旧制度，而无需人民费力：
让鳟鱼筋疲力尽，我们只需稳住鱼竿、鱼线和鱼钩，这是最安全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六项法令通过后，他提出一项宏大崭新的建议，来“为我国的权利和自由进行斗争”。该建议要求建立一项用于改革的约5000英镑的基金，筹集的方法是由每个改革者和工会会员都捐出两个便士，然后“把这笔钱存在我这里”：
当然只能由我来使用，而且不受任何人的检查和控制；任何人都无权询问这笔钱的用途……我也不会对任何人讲我打算如何使用这笔钱：我不回答任何问题……。[216]
六项法令似乎是1795和1817年法令的集中体现和发展。第一项法令禁止操练和“军事”训练；第二项法令规定，一旦怀疑藏有武器，治安法官就可以不用搜查证进入并搜查住宅；第三项法令禁止50人以上的集会，不过也有某些例外（郡和教区集会）和附加条件（旨在镇压激进主义的演讲集会）；第四项法令（这在其后12年中非常重要）增加了期刊出版物的印花税，使之达到6便士和6便士以上；第五和第六项法令均旨在扩充和促进当局的权力，尤其是在对付煽动诽谤罪方面。[217]惟一没有再次利用的镇压措施只剩下中止人身保护法这一条了。随后，政府便在法庭上发动了英国历史上最持久的迫害运动。到1820年夏，亨特和4位曼彻斯特改革者（被控参与彼得卢事件）以及伍勒、伯德特、查尔斯·沃尔斯利先生J.哈里森牧师、奈特、卡莱尔、埃德蒙兹、罗·约翰斯顿、巴格利、德拉蒙德、米切尔等人均被监禁。在此之前，“煽动性”和“漫骂亵渎”的报刊就遭到了大规模突袭，几十例针对出版商或报纸经销人的迫害均系私人迫害团体所为，或是依照即决裁判权处理的。阿瑟·西斯尔伍德最终被当众绞死了。
6．卡图街密谋
1795年的两项法令至少是在规模盛大的示威游行的情况下通过的（福克斯本人甚至也放下架子在示威集会上发表过演说）。1819年12月，亨特、科贝特、伍勒或伯德特应该可以使伦敦、英格兰中部、北方和苏格兰的街道上也充满游行示威的人群。[218]不难推论，激进派领袖们自己对工业中心城市中他们的追随者的品性也是感到不安的。亨特匆匆忙忙地同极端分子断绝了交往，并避免参加任何可能给他即将面临的审讯造成不利的活动。科贝特则教导他的读者用烤麦代替咖啡以及以水代酒的优越性。1820的1月22日，他终于公布了“一项计划”，这项计划建议“女士们发起节酒、节俭和抵制赌博”的运动。[219]战后民众运动的最后一个片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的。
有关阿瑟·西斯尔伍德和卡图街密谋者的情况我们所知不多。[220]西斯尔伍德是位绅士，他遭受过多种不幸，这大都（似乎是这样）是由他自己造成的。凡是被控犯有两次叛国罪的人大多不愿意像西斯尔伍德在1817至1818年以及1820年第二次和第三次自陷危境。他的勇气中三成以上是蛮干；不过埃米特或“复活节起义”的那些人也是如此。他死后报刊上发表的那些粗鄙下流的有关他的生活传记已成为盖棺定论之说，而且在当今的作品中仍然有所体现。[221]然而这个问题至少可以说尚未证实；而且这也和他在绞架上的行为不相吻合。乔治·博罗也许是把秘密社会的口头传说理想化了，在他看来，西斯尔伍德是“老激进分子”中的一员——“一位英勇的战士”，“曾作为军官在法国服役，并立过战功”，还是“欧洲的优秀剑手之一”。他“从不同别人开战……除非是为了保护弱者和被辱者——他心地善良、襟怀坦白，但过分天真单纯……”。"啊，那些家伙差不多都这样！”[222]
我们很难毫不保留地接受他的敌人以及博罗的那些见解。他无疑是个“老雅各宾”和彻头彻尾的共和主义者。而且，当他的众多朋友在新闻报刊上和群众中长篇大论振振有辞地谈论共和主义思想时，人们反倒认为他比较沉默，只是关注实际的组织问题。然而，更重要的是应该了解这样一个人所面临的困境。11月初在“白狮酒家”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一个奸细报告西德默思说），沃森医生告诉委员会“他本人同乡村的通信已中断，原因是他们支持了亨特”。这一次“西斯尔伍德是同斯皮特菲尔兹的织工站在一起的”。[223]按照另外一些说法，西斯尔伍德本人被亨特的指控即他是奸细深深刺伤了，痛苦之余，决心以某种大胆的举动来消除对他的伤害。当六项法令正在议会通过时，他又重新建立了一些地下团体，主要是在约克郡和格拉斯哥。[224]到12月，卡图街密谋已在酝酿中了。
即使就某些细节而言，卡图街密谋也是德斯帕德和矿泉地事件的翻版，不过是更加轻率、更加激烈、更加悲惨。西斯尔伍德认为他自己有责任把国家从镇压中拯救出来。一旦在伦敦塔、英格兰银行、议会或王宫的第一枪打响，就等于发出了信号，（他坚信）那时斯波特菲尔兹、矿区、史密斯菲尔德就会起义；同时“乡村”也会扫除他们面前的一切障碍。除此之外，西斯尔伍德似乎还向各地的密使发过誓，保证伦敦也会以这种方式行动。他的行为是鲁莽的，在1820年1月和2月的行动简直就是头脑发昏，这种鲁莽是出于绝望。他焦急地（他本人陷入了极端贫穷的境地）在伦敦极端激进分子中以及信奉自然神教的工匠、工人和小商人中活动，这些人阅读并成托马斯·戴维森的《美杜莎》或肖特的《神学彗星报》并赞成其观点。这两份报刊急迫地盼望以流血手段推翻国王和教士的统治。[225]
有许多人热烈地欢迎起义的主张，特别是鞋匠已作好了准备，他们的工会实际上是雅各宾组织，[226]1798年起爱尔兰人据说曾于11月在伦敦戴维森的店里聚会并“力图再次煽动爱尔兰的下层阶级起义”。[227]此外，还有些人提出如何进行第一次攻击。乔治·爱德华兹是位差劲的美术家，他曾为卡莱尔制作一尊潘恩的半身像，而且他还是斯彭斯团体的一位前任书记的兄弟，他的建议特别多。西斯尔伍德在接受死刑判决之前的挑战性的发言中宣称“他提出了”
一项炸毁下院的计划。这并不是我的主张：我只想惩办犯罪者，因此我拒绝这点建议。他随后又提出我们应该在西班牙大使举办的庆祝宴会上袭击大臣。我坚决反对这一建议……这次宴会邀请了女士——连我这种就要上绞架的人当时都对这个主意感到毛骨悚然，因为政府的代理人先前在曼彻斯特给了人们一次教训……。
“爱德华兹也别出心裁，他最后提议在内阁成员的晚餐时发动袭击”。他们在好些个房间以及在卡图街的一间阁楼里开过会。屠夫詹姆斯·英格斯很有些跃跃欲试异想开天，他为自己在行动中扮演的角色着迷了，（根据这项计划）一旦进入那幢住宅，撞开内阁成员晚餐的房门：“我就说，各位大人，我带来了一群群像曼彻斯特义勇队一样勇敢的士兵——进来吧，公民们，各就各位。”他们计划把卡斯尔和西德默思的头挑在矛尖上——在城市里张贴“临时政府”的宣言——对伦敦塔和伦敦市长官发动小规模的佯攻。随着建议中的袭击时间的逼进，西斯尔伍德似乎只是抱着冒死一拼的荣誉感了。必须发动一些进攻，他说，“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弃所要干的事，一旦你们动手，那就是另一次德斯帕德事件
这项计划当然早就为那些头脑人物所预知，而该计划就打算把他们的首级挑在矛尖上游街号令示众。甚至连《新泰晤士报》也在广告上宣称内阁晚宴是一个骗局。密谋者均被及时逮捕，当然这当中并不是没有小冲突，西斯尔伍德就在冲突时从一个巡捕的手中逃脱。这些逮捕造成了轰动，这正是政府为证明六项法令的正确性所需要的，而且还帮助他们嬴得了大选。[228]当审讯开始（4月中旬）以及爱德华兹的煽动作用被揭露后，轰动效应也就逐渐消失了。
西斯尔伍德和他的同伴们在审讯过程中和绞架上都表现出勇气，甚至还保持了气势。（西斯尔伍德仅有的幻灭感似乎在审讯前数周内，当这些刑事被告从伦敦街头走过而伦敦大众并没有营救他们时才开始产生，）除戴维森（牙买加“有色人”，同卫斯理有些关系）之外，所有的人好像都是自然神论者，而且都拒绝了监狱教士的慰藉。不只一个被告在等候判决时写下了蔑视当局的诗句：
暴君，对你的残暴穷人害怕
你剥夺他们的权利
提高肉食和面包价格
因而使他的劳力竭尽疲乏。
你们永不劳动，从没有辛苦
却能佳肴美酒饮宴摆谱
你们从不耕耘培土
更想不到穷人嗷嗷待哺……
詹姆斯·英格斯写信给他妻子说：“亲爱的西莉亚”，
按照法律我必死无疑，只得把你留在这个充满腐败的国度了，正义和自由已从此地逃到了遥远的彼岸……。亲爱的，我希望你记住，导致我上绞架的是一种纯洁的动机，我想为忍饥挨饿的同胞兄弟、妇女和儿童效力……。
鞋匠约翰·布伦特判决前在法庭上“非常勇敢豪放而且大大方方地”宣称，
他过去能以自己的勤劳每周挣到约3至4英镑，只要是这样，他从不参与政治；然而当他发现自己的收入降到每周10先令时，他便开始观察周围……。他发现了什么？哎呀！那些处心积虑的当权人物聚在一起掠夺国家并使人民挨饿。他把曼彻斯特交易场视为最恐怖的地方……他加入了为公众谋利益的密谋活动。他不是那种会中途洗手不干的人。他决不是，他会一直走到底的……。他会像古代不列颠人的后裔一样去死。
西斯尔伍德在绞架上以他浓重的林肯郡口音宣称：“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记住，我是为自由事业而死的……”。科贝特在一篇动人而朴质的记述中还提到了托马斯·莫尔。目睹过行刑过程的霍布豪斯，在其日记中写道：
“那些人像英雄一样就义。英格斯或许是因唱“要么死亡要么自由''时嗓门太大，西斯尔伍德说，“安静点，英格斯，我们能够无声无息地死去。”
大众被拦在离绞架很远的地方，这就使任何营救计划无从实施，同时也使人们无法听到临终遗言了。当被害者的头被展示时，民众狂怒了——“聚集的民众发出的喊声和咒骂声简直无法想象”[229]
“旧激进主义”就这样结束了，就其特色而言，它是18世纪90年代的雅各宾主义在19世纪的延续。（参与卡图街密谋的鞋匠们是最后一批使用“公民”和其他雅各宾术语的人。）我们力图对这样一种习惯说法作一点小小的修正，即卡图街密谋者是一伙罪恶的无赖。西斯尔伍德使他的追随者们暴露于一种明显的挑唆阴谋中，他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我就像一头被驱赶到史密斯菲尔德市场卖的公牛”，英格斯在受审时破口大骂：“西德默思勋爵在两个月前就知道这一切了。”）他的计划——夺取大炮和军械库，大烧兵营以及在伦敦市长官建立临时政府——无异是胡思乱想。他还从罗马时代那些为诛戮暴君行为辩护的人那里找到他的阴谋计划的正当理由。在审讯中他宣称“当局在曼彻斯特对人民犯下了叛国罪”：
布鲁塔斯和卡西亚斯因杀死了恺撒而受到崇高的赞誉；[230]的确，当任何个人或一批人把自己置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之上时，除了暗杀之外是没有别的办法伸张正义的。
然而，即使某个类似卡图街密谋的行动在直接的目标方面取得了成功，也很难看出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也许在几天之中会发生更大规模更为血腥的“戈登暴动”；随后极有可能是“白色恐怖”，在10多个英格兰和苏格兰城镇重新发生“彼得卢”。西斯尔伍德一直没有看出莎士比亚通过布鲁塔斯的嘴所表达的讽刺：
屈身吧，罗马人，
让我们把双手浸在恺撒的血中
一直没及肘，把剑也弄脏，
然后走向广场，
一路高高挥开带血的刀剑，
齐声高呼“和平、自由、解放”。
然而，那些与西斯尔伍德一同受难的人（他们最有资格批评他的愚行）似乎还以极大的忠诚去追随他。苏珊·西斯尔伍德似乎也不是一个猥琐小人，而是一个勇敢的雅各宾分子。她冷静聪慧，随时准备积极参加辩护。[231]卡图街密谋在多大程度上同真实存在的全国性计划有联系，目前尚不清楚。密谋者被捕之后很快发生了3起未遂起义——起在格拉斯哥，另外两起在约克郡。格拉斯哥附近的几小批织工在4月5日和6日举行了起义（他们的著名旗号“苏格兰不自由就什么也没有”），他们在“邦尼米尔战斗”中同军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结果有3个人被处死。一个是詹姆斯·威尔逊，此人系“老雅各宾分子”；另一个是基尔·哈迪[232]的祖先。这两人都是通过自学具有非凡造诣的人。[233]暴动者们似乎相信他们是按照计划同苏格兰、约克郡、兰开郡、卡莱尔以及所有织工聚集地的织工同时起义的。
6天前（1820年3月31日）哈德斯菲尔德附近的纺织业村庄已经出现了踌躇不定的活动。如往常一样，深深卷入其中的通常都是些剪绒工。彼得卢事件之后出现了数十个俱乐部。订阅的报刊有《黑矮人报》、《自由帽》以及《曼彻斯特观察家报》。一名参加过示威活动的剪绒工，他扛的旗帜上写有下列字样：“起来吧，不列颠人，维护你们的权利：感到危险的狮子醒来了。”他供认说，起义曾计划在11月举行，“因为对曼彻斯特事件进行的调查没有按照他们的愿望进行”。他们散发写有“民”字的半张卡片，起义的信则是传送写有“主”字的另半张卡片，目标是“建立一个自由政府”。随着烽火的升起，200名手持长矛、干草叉和枪支的暴动者集合了，仅仅是因为另外几队人马没有露面他们才散了伙。4月11日夜，在巴恩斯利附近的格兰奇荒地发生了最后一次未遂行动。在这个城镇的亚麻织工和矿工中有40或50个激进“小组”，由一个总的代表委员会来联系，在此之上还有一个7人秘密委员会。他们在会上讨论的主题有：
对穷人的压迫、税收和国债以及对生活必需品的税……还有大臣的腐败，每年在大臣身上、养老金和各种官爵上要花费多少民脂民膏。
巴恩斯利的激进派预计整个北方和英格兰中西部都会在同一天夜里起义。他们准备向格兰奇进发，在那里同其他各路人马会合，然后出发：
从巴恩斯利到设菲尔德后到伦敦又据说苏格兰人会像我们一样很快到达利兹，即使比我们迟到也不会超过一天的路程。
大概有300人集合，他们带着鼓、武器、行军粮袋（3天的口粮）以及一面镶着黑边的绿旗，上面写着“该杀的致死者必定被处死”。带队的是两个退伍士兵——康斯蒂弗（“滑铁卢战士”，“称职的习字教员”）和艾迪（带一顶象征性的白帽）。他们艰难地向着格兰奇荒野方向走了12英里，在路上还裹挟了几小批人。他们深更半夜一两点钟才到达那块集合地点。他们在那里等了一些时候之后，队伍中就流传起关于政府阴谋的谣言，接着他们就垂头丧气地四散而去。康斯蒂弗、艾迪以及另外好些个人都因这两次未遂行动被流放。
在工业区到处流传着一些谣言。一位伯恩斯利织工在日记中（4月7日）写道：“听人说苏格兰人会很快侵入英格兰并加入英格兰激进派”；但10天之后他写道：3个极端激进分子“离开了我们国家，尽管有人说他们要到海外，但他们的去向仍然是谜”。4月14日，一名叫做约瑟夫·泰亚斯的织工在哈德斯菲尔德附近被捕，在他妻子的帽子里发现了一封他写给“我们兰开郡的兄弟”的信：
亲爱的弟兄们——
身陷囹圄是痛苦不堪的，但我们还是希望你们身体健康……我们的乐队在约克郡演奏过两次，而你们的乐队在兰开郡连一点动静都没有，你们的乐手都病了吗？……
忧郁、悲伤、凄惨的约克郡，你们的改革者矢志不移……约有300人在格兰奇荒野，他们整夜行军，人人带着毛毯、长矛或抢（枪），而且装满了弹药。可怜的人们受那些目光短浅之辈的欺骗太甚。如果你们看见那些勇敢的人在走了12英里路程之后还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夜里严阵以待，你们就会为之感动。结果没有一个人按照约会同他们会合。他们把所有的矛杆都留在那里。除了三四支上得太紧的矛头之外所有的矛头都被拔掉，那些可怜的人击鼓拍胸直到天亮前还保持着振奋的心情，但没有别的人马加入他们。所有的人都不知所措。在返回巴恩斯利的途中他们所能想的只是已经没有别的指望了。他们都开始落泪，非常伤心，悲痛欲泣……
那封信最后说：“我希望我们也许还能携手同声再次会合……”[234]
《曼彻斯特观察家报》发出忠告：“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的……同胞不要听信任何……来自外地的伪称代表某种权力机构的陌生人的话。”[235]卡图街密谋再次使改革者们想起了奥利弗事件的教训。随着集会被禁止和出版物被焚烧，政治团体开始分崩离析。随着这一情况的出现，又发生了另外两件事并改变了运动的性质和方向。首先，从1820到1825年出现了几年普遍繁荣，物价降低，就业比较充分，削弱了激进主义愤怒的势头。与此同时那些幸存的激进撰稿人（几乎是出于一种解脱）决定开始一项新的事业——为卡罗琳王后的荣誉和王权大肆疾呼。卡罗琳王后因行为不轨而成为乔治四世想要排除的人，她也是“律师绿色文件袋”的最后一个牺牲品。我们不必去探究王后事件中的空话，这件事把激进运动的（也包括保王派的）每一个弱点都显露无遗。它的得意之处（在激进派看来）在于它使腐败的旧制度陷于最荒唐可笑和被动的境地，它使激进主义的演讲、浄谏、抗议和请愿能够以捍卫荣誉、正义以及“真诚依恋王权”的名义来进行，它也使霍恩和克鲁克香克能够写出一些他们的最为得意的讽刺诗文。在整个1820年，科贝特的《纪事》周复一周地完全致力于为王后辩护。布鲁厄姆、科贝特和伦敦市参事员伍德为王后处理事务，甚至还替她写回信以答复人民的致函（这些信函也可能是他们写的）。就连极端保王的《约翰·牛》也有正当的理由认为：“她同在她之前的亨特一样完全成了激进派的领袖”：
这些高谈阔论、摇唇鼓舌、盲目轻率专门制造混乱和骚动的人并不关心王后，他们对亨特也是如此。她被用作升起革命的自由帽的竿子。伯德特一度成了竿子……亨特是王后之前的最后一根竽子：现在王后陛下确确实实被造成了名噪一时的红帽母亲。[236]
然而，挂在王后头上的已不再是“革命的自由帽”了，这顶帽子早已在彼得卢卡图街之间的某个地方丢失。实际上，布鲁厄姆、伍德和霍布豪斯在鼓动运动中的崛起，是19世纪20年代新运动形成的预兆，指导他们的是中等阶级功利主义者和较年轻的辉格党中的一派。[237]
对英国政治传统具有最持久影响的事件也许既不是卡图街密谋也不是六项法令，而是彼得卢事件，因为人们在它的短期反响之后，不能感到它的较长期的影响。首先，它促使中等阶级改革家和辉格派注意到他们失去对无代表权群众的影响后所产生的结果。甚至连威尔伯福斯也认为某些温和派改革者或许应该站出来“解救受亨特和西斯尔伍德这类人控制的人民大众”。[238]1819年的喧闹沉寂下来之后，中等阶级改革运动采取了更坚定的姿态。其次，战后的宣传鼓动动摇了旧制度自身的信心，某些1819年的保王党人在19世纪80年代愿意承认有限让步的必要性，于是就发生了曼彻斯特义勇队的伯利中校也在19世纪20年代为把议席从腐败选邑转交给曼彻斯特而斗争。[239]像皮尔这类人也开始逐渐相信为了对付工人阶级，产业势力和土地势力之间必须建立某种联盟。
然而，彼得卢事件第三方面的经久影响远在于它所引起的纯粹恐怖。在1819年，保王派的行动还能从本阶级中赢得许多辩护者。10年之后，这一事件在人们的记忆中，甚至在乡绅的记忆中也成了一种罪孽。后代人把彼得卢事件作为一次大屠杀来看待，这一事件引起了公愤，我们可以说，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编年史中，这次大屠杀在一定程度上仍是一次胜利。就连腐败的旧制度也从心里意识到它再不敢这样干了。既然这个民族的道德舆论宣布践踏和刀劈毫无武器的民众为非法，由此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获得公众集会的权利是不言而喻的，当局日后也许会用马队或暴力驱散罢工者或农业工人，但自从彼得卢事件之后，他们再也不敢对英国和平民众使用那样的武力了。就是在处理“活塞暴动”（1842）和流血星期日（1887）事件时，他们也是小心谨慎地加以控制的。8月16日那在最异常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圣彼得广场，而是晚些时候发生在从曼彻斯特出来的路上。塞缪尔·班福德急切地寻找妻子之后又朝回家的路上走，见到有数百人混乱地朝山地方向涌去。在哈珀海他追上了一大群来自米德尔顿和罗奇代尔的人：
我重新和同志们在一起了，我们近千人排成队，伴着笛声和鼓点声出发，还挥着我们惟一的一面旗，我们就是以这种形式重新进入米德尔顿城区的。
[1]《观察家报》，1816年11月17日。
[2]载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06年2月6日。鞭挞也许在过去的英格兰是仅次于抓壮丁的此令人憎恨的制度；科贝特曾因于1810年谴责这一恶习而被捕人狱，从此他便在普通人中名声大振。关于沃尔，还可参见萨瑟的《英格兰来信》的第9部分。
[3]同上，1820年1月27日。
[4]哈勒维：《1815年的英国》（企鹅书社）第1卷，第104页；哈蒙德夫妇：《城镇工人》，第85页。
[5]见下文第633—635页。
[6]《快报》，1817年3月12日；科贝特：《每周政治手册》，1817年3月15日；《黑矮人报》1817年3月19日。
[7]S.班福德：《一个激进派的一生》（1893），第77页。
[8]F.D.卡特莱特：《卡特莱特上校生平与书集》（1826），第2卷，第45页；E.哈勒维：《自由主义的觉醒》（1949），第11页以始。
[9]1801年1月5日卡特莱特致信托马斯·哈迪说：”我不赞成许多人的观点，他们认为现在要想平息公众的情绪并使之保持在要求改革的范围之内而不是把它引向革命，已经为时太晚……。法国的先例肯定会起作用，促使我们不再考虑在全新的基础上解决问题JF.D.卡特莱特前引书，第1卷，第292-293页。
[10]拉特沃思、欣克利、莱斯特、拉夫巴勒、切斯特菲尔德、设菲尔德、哈德斯菲尔徳、布拉德福德、韦克菲尔德、利兹、普雷斯顿、威根、利物浦、博尔顿、曼彻斯特、利斯、斯托克波特、纽卡斯尔、伯明翰、伍斯特、杜克斯伯里、格洛斯特、斯特劳德、巴思、谢普顿、马利特、布里奇沃特、汤顿、威灵顿、布里斯托尔、卡恩、马尔博罗、纽伯里、亨格福徳、阿宾顿、雷丁。
[11]F.D.R特莱特前引书，第1卷，第243页，第2卷，第17，21，31-55，110页；内政部档案，第42，119号；《诺丁汉评论》，1811年12月27H，1812年1月3日和7日；T.A.沃德：《寻找过去》，第119页。
[12]F.D.卡特莱特前引书，第47—55页；菲茨威廉文件，F.46（g）；《拉德克利夫手稿》，第126/117号。
[13]亨利·亨特：《回忆录》（1822），第3卷，第7—12页。
[14]几乎毎一个逬步的激进主义者都反对这项选择。参阅沃拉斯前引书，第138页。
[15]附加手人稿，第27809号，第16、17，51帧。应该说明，霍恩实际上并没有听从普雷斯的编辑指导。
[16]《政治纪事报》，1820年12月9日、16日。
[17]切不可把她们同詹姆斯·沃森相混淆，后者是激进书商，是卡莱尔和赫瑟林顿的合作者。
[18]附加手稿，第27809号，第72、99帧。
[19]关于埃文斯的《基督教纲领》，参阅前文，第162页。
[20]O.D.拉德金：《托马斯·斯彭斯和他的同时代人》，第146-149页；A.W.沃特斯：《斯彭斯及其政治著作》；A.达文波特莉：《斯彭斯的生平、著作与学说原理》；W.M.格尼：《詹姆斯·沃森审判案》（1817），第1卷，第45页；《斯彭斯博爱主义者宣言》（1816），第4页。
[21]见罗伯特·韦德伯恩所编辑的两份小期刊《绝望之希望》和《断根之斧》（都出于1817年）。（一位苏格兰绅士和牙买加女奴所生的儿子）罗伯特·韦德伯恩是有色人种和”弗林特”裁缝。埃文斯父子曾在1817至1818人的人身保护法暂停期间入狱（第二次），此案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同情。
[22]见沃森医生在矿泉地的演说摘要，前文，第230页。
[23]见托马斯·普雷斯顿1816年12月4日在受伦敦市长审问时说的话：”我一直认为沃森父子是英国最勇敢的人……我相信他俩都是外科医生”。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203号，亦可见《国家传记辞典》中的有关条目。
[24]普雷斯顿说过，自由自在的俱乐部（在斯皮特菲尔兹）是聚众的最好方式。J.威廉森1817年9月24日的供词，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197号。
[25]班福德前引书，第25、26页。
[26]在某些地方治安官根本不把这看做是”权利”，他们自以为有权干涉并駆散集会。利兹的汉普登俱乐部就是因治安官的干涉而解散的。
[27]即使在镇压最激烈的年代，政府仍在口头上谈论这项”不可侵犯”的权利。可参看P.弗雷泽：《公众表愿与1832年以前的议会》，载于《历史》，第46卷，第158期（1961年10月）。
[28]《利兹信使报》，1802年3月6日。
[29]布鲁厄姆：《一生时代》（1871），第2卷，第62页。
[30]科贝特：《每周政治手册》，1817年3月1日。
[31]内政部档案，第40.3号，引自H.W.C.戴维斯：《1816至1817年的兰开郡改革派》（曼彻斯特，1926），第21-22页。
[32]H.W.C.戴维斯：《格雷和皮尔时代》，第181页。
[33]H.W.C戴维斯：《兰开郡改革派》，第27-28页。
[34]除兰开郡和莱斯特郡之外，汉普登俱乐部的主要中心还有诺丁汉郡、德比郡、伯明翰、诺里奇以及约克西区的部分地区。
[35]班福德前引书，第11—12页。
[36]J.E.泰勒：《对有关国内形势的文件……的注释和评论》（1820）；还可参见前文，第424页。
[37]T.A.沃德引前书，第163页。早在1810年，设菲尔德就有”订阅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的倶乐部”，称”科贝特俱乐部”。
[38]G.D.H.和M.科尔：《威廉·科贝特的主张》（1944），第207-217页，这篇讲话的大部分已由此书转录。
[39]见W.H.威克沃：《为出版自由而斗争，1819—1832年》（1928），第52—54页。
[40]班福徳前引书，第19、20页。
[41]《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7月27日。
[42]《政治纪事报》，1818年4月4日，6月6日，20日，12月26日。
[43]《黑矮人报》，1818年12月30日。
[44]见下文，第764页，还可参见舍温的《政治纪事》（1818年5月23日）。
[45]《观察家报》，1816年11月16日。
[46]班福德前引书，第36页。
[47]例如，彼得卢事件之后，亨特陷入了一场同自己的改革派同事——曼彻斯特的约瑟夫·约翰逊一一的旷日持久的争吵。这场暴吵把他同别人互相请客所花的费用、洗衣店的帐单，他的马吃的燕麦数量，以及在旅店给某位女仆的小费（也可能还不是给的）统统公开出来了。参见约瑟夫·约翰逊：《给亨利·亨特的一封信》（曼彻斯特，1822）
[48]法国的人口在大革命之前分成三个等级：第一等级由僧侣组成；第二等级是贵族；第三等级是平民。第四等级是新闻记者自嘲之喻。——译注
[49]W.黑兹利特：《政治论文序》（1819），《全集》，第7卷，第13—17页。
[50]见下文，第720—728页
[51]上引书，第200页
[52]J.哈兰：《兰开郡的民嫉与歌谣》，第262页。
[53]D.里徳：《彼得卢》（曼彻斯特，1957），第54页。
[54]例如，萨克斯顿就曾在罗奇代尔说过：”全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要求他们的权利，正如人们决心要获得自由，否则他们将在斗争中高尚地死去（热烈的喝彩声）。”见舍温的《每周政治纪事》，1819年8月7日。
[55]沃拉斯前引书，第120、146页。
[56]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203号；内政部档案，第40.7/8号。
[57]伦敦东区的小雇主和工匠对征收济贫税一直不満。在不景气的年代里（18世纪90年代），伦敦斯皮特菲尔兹以及迈尔恩德等地的济贫税在每镑收入缴纳5至10先令之间，而在西区仅缴纳2先令6便士。参见《一位长官关于伦敦地区肉与汤的施舍的记叙》（1797）；W.黑尔：《就斯皮特菲尔兹地区穷人的苦难问题给S.惠特布雷德的信》（1806）；T.F.巴克斯顿：《斯皮特菲尔兹的穷困》（1816）；《行业报》，1826年10月15日。
[58]虽然《破产法》于1797年和1801年得以通过，但还是救不了小债务人，因为他们被迫呆在监狱里，而监禁的费用还得加在债务上：参见J.尼尔徳：《小债务人救济协会记叙》（1802），第301.335—337页在内政部1816和1817年的文件中就有许多债务人的凄惨请愿书。
[59]见下文，第489、492页
[60]尤见《人民报》，1817年4月19日；T.F.巴克斯顿：《斯皮特菲在尔兹的穷困》（1816年）。
[61]12日3日，曼彻斯特曾有一群群来自附近的汉普登俱乐部的代表在等待伦敦的邮件。设菲尔德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62]普雷斯顿称：”他们的境况比技工好些，但他们的朋友和亲戚的悲惨状况会使他们烦恼”。（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203号。）事实上，在派兵平息1815年的谷物法骚乱时，部队就已明显地缺乏热情，见哈蒙德夫妇的《城市工人》，第86页。
[63]沃森医生声称他也留下来了，而且还劝民众保持安静。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8月3日。
[64]计划在1817年2月和3月（两项法案和终止人身保护之后）再次在矿泉地举行示威活动的几次努力均告失败。以上说明主要取自W.M.格尼的《詹姆斯·沃森审判》（1817）一书，尤其是第1卷，第45—51、51-61、73，531页，以及第2卷，第190页；《H.亨特回忆录》（1822），第3卷，第329、344，369—372、447页；财政部法务处档案，第11.203号中伦敦市长对普雷斯顿的审查，1816年12月4日和5日；内政部档案，第40.4号中《T.托马斯致N.克南特先生》（1816年11月9日和27日）；内政部文件，第40.3和7号；《国家传记词典》。
[65]《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7月27日和10月12日。
[66]在庆祝沃森医生无罪释放（他曾经被指控犯了叛国罪）的宴会上，亨特还当了主席。同上，1817年8月3日。
[67]见哈勒维前引书，第18—22页。
[68]《政治纪事报》，1818年4月11日，亦见该报18日：”我总是（对伯德特）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把一群毫无防护的人暴露在腐败政府的毒牙面前。”
[69]《政治纪事报》，1816年12月14日，还可参见科了著《科贝特传》，第216页。
[70]班福德前引书，第20页。
[71]科贝特：《每周政治纪事》，1817年2月22日。
[72]见R.J.怀特：《从滑铁卢到彼得卢》，第134页。
[73]班福德前引书，第44页。
[74]关于上院委员会的报告可见《汉萨议会记录》，第35卷，第411页。西德默思把汉普登俱乐部看做是”打着议会改革旗号意在制造公共混乱和革命”。见《西徳默思致菲茨威廉信（1816年12月10日）》，菲茨威廉文件，F.45（g）。
[75]《每周政治纪事》，1817年2月15日和3月1日。
[76]《黑矮人报》，1817年3月5日。
[77]科贝特是在1819年底才回到英国的。但是在沉默一段时间后，他又重新开始出版他的《纪事》，从远处评论在英国发生的事件，通常是在事件发生5或6个月之后。因此，他对”德比处决”一事（1817年11月7日）的评论直到1818年4月才出现在《纪事》上。由于他同英国的同事仍然有通讯来往，而且也从流亡到美国的改革者那里得到一些报告，因此他的评论从总体上看是很准确的。
[78]例如，1816年9月和10月，诺丁汉、博尔顿和设菲尔德（到会者有8000人）就出现过改革集会，此外还有伯明翰（1817年1月）。参见《诺丁汉评论》，1816年9月27日、10月4日和11日；朗福德：《伯明翰100年》，第2卷，第414—416页。
[79]内政部档案，第40.3号；A.T.帕特森：《激进的莱斯特》，第1（）7页及以后数页；H.W.戴维斯：《格雷与皮尔时代》，第180—183页。
[80]关于”一心会”，可参见B.惠延厄姆-琼斯：《利物浦的政治俱乐部》，载于《兰开郡和切郡历史协会公报》（1959），第129页。
[81]《毯进军者报》，1819年11月27日，《致人民书》（1816），载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82]关于中等阶级改革者的情况，可参见A.普伦蒂斯前引书，第73—74页；D.里德：《彼得卢》，第5章。
[83]H.W.C.戴维斯：《兰开郡的改革者》，第30页。
[84]参见哈蒙德夫妇：《技术工人》，第5章；阿斯皮诺尔：《英国早期工会》，第7章；科尔：《建立总工会的尝试》，第2章。关于《黑矮人报》1818年发表的一位纺纱工写的感人信件，见上文，第199—202页。
[85]19世纪早期曾有人鼓励兰开郡的纺纱厂老板开除雅各宾嫌疑分子（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前言，第23页）。1816年10月，”暴君有产者”也曾解雇过参加激进运动的工人（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19世纪30年代还发生过清洗欧文派工厂工人的事。见G.西斯著《工人阶级》（1849），第70页。
[86]在读到莱斯特郡的情况时，A.T.帕特森也提到这一点，他说当时拉夫巴勒仅有一个常驻的治安法官；此外，他还（通过比较）把莱斯特郡北部村庄的“实力派”传统同莱斯特自身具有的守法特点区别开来。见《莱斯特郡的卢德运动、汉普登俱乐部以及工会》，载于《英国历史评论》（1948），第63期，第172页。
[87]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
[88]班福德前引书（第3版，海伍德），第174页。
[89]H.W.C戴维斯：《兰开郡的改革者》，第24页，应该指出，这次大会曾多次请求曼彻斯特的中等阶级改革者出任主席，但曾多遭到拒绝。
[90]被捕者的名单（见内政部档案第42.172号）表明他们大多是织工。在一批有48人的被扣留者中就有29名织工、2名纺纱工、2名劳工，家具工、锯木工、钉书工、细木要、机器制造匠、脂烛匠、染芹、鞋匠、绳工、年历匠”各一名。在另173人的被扣者中，纺纱工、梳毛工、漂白工、修补工稍多一些，但大多数仍是织工。
[91]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全文。D.里德前引书，附录B，第221页，转录。
[92]参见P.K.韦伯：《早期维多利亚英国的工人阶级读者》，载于《英国历史评论》，（1950）第65期，第333页。该文证明，1840年手织工的识字水平优于其他集团（尽管不断抱怨织工的状况日趋恶化）。
[93]H.W.C戴维斯：《兰开郡的改革者》，第31页。斯塔福德的矿工在1816年第一次未遂的”饥饿进军”中留下了先例。”背毯进军”实际上被军队阻止了，有200多人被捕，几乎没有几个人走过利克。
[94]科尔和波斯特盖特：《平民百姓》，第217页。
[95]R.J.怀特在新近评述彭特里奇起义时（见《从滑铁卢到彼得卢》，第13章）所凭借的材料大多来自A.F.弗里曼特尔的文章《奸细奥利弗的真相》［载于《英国历史评论》（1932），第47期，第601页］。但这两种描述都不如哈蒙德夫妇的描述。
[96]H.W.戴维斯：《兰开郡的改革者》，第28页。
[97]班福德前引书（1893），第21，32—33页；H.亨特：《律师档案袋阴谋》，第9页。
[98]《背毯进军者报》，1819年10月23日。
[99]在前面装弹药，在后面用火点着引火线发射的枪，俗称土枪。——译注
[100]班福德前引书，第44页；H.W.C戴维斯前引书，第35页。
[101]证言载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
[102]彭德里尔的证言载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彭德里尔从1811年起就认识奥利弗，那时他是个木匠领班。奥利弗被人描述成是建筑工、木匠或会计员，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髙级职员，或簿记丈量员之类。
[103]《背毯进军者》，1819年10月23日。
[104]奥利弗4月24H离开伦敦；25日到伯明翰；26日经德比到达设菲尔德；27日、28日到威克菲尔德、杜斯伯里；29口、到利兹；30到曼彻斯特；5月1日、2日到利物浦；3日到曼彻斯特；5H到威克菲尔德；6日到哈德斯菲尔徳；7日，到威克菲尔德；8日到哈德斯菲尔德；9H，到巴恩斯利；10日，到奥西特到1日，到斯彭河谷；12日，到布雷德福；13日，到利兹；15日。到伦敦。在伯明翰至利兹的途中，米切尔利用”换马的时间”把奥利弗介绍给了德比的一位改革派领袖。参见H.亨特：《律师阴谋》；亦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号题为《奥利弗的旅行》的文件；奥利弗的《记录》（内政部档案，第40.9号文件）以及信件（内政部档案，第45，10号）。
[105]亨特前引书，史蒂文斯的证言。
[106]有一种说法，当时米切尔是化名旅行的，他”穿戴像个织工，身着粗柳条布衣，腰间还围有围腰”。参见菲茨威廉文件，F.52（C）中《T.W.塔蒂致茨威廉信》（1820年1月22日）。
[107]曾在《利兹信使报》上揭露过奥利弗的贝恩斯同时也带头拝击米切尔。米切尔是个浅薄愚蠢的告密者，但他并不是奸细。由琼斯·伯德特为首的一个正式的激进派调查委员会曾为他洗清了污名。班福德曾用了一章的篇幅为米切尔辩护，他的结论是大写的：”如果他是密探，他早就把那些从未被出卖过的人出卖了”，这就承认了关于密谋的计划还有更多的内容是奥利弗所不知道的。米切尔获释后并不接受卡特莱特少校的劝告：若是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退出公共生活。他重新参与了激进的政治活动；在他的《背毯进军者报》上驳斥贝恩斯的指责以维护自己的声誉；后来他遭到石头袭击，被人们扔进利兹运河；1820年因煽动性诽谤罪入狱。参见班福德前引书，第12和26章；《爱德华·贝恩斯的一生》，第109页；《背毯进军者报》1819年10月23日和11月20日；菲茨威廉文件，F.52（C）；L.T.里德：《19世纪的约克堡》，第630页。
[108]参见H.亨特前引书。
[109]可以参见斯科尔斯的证词，载于《利兹信使报》，1817年6月21日；W.克利夫（德比）的证词，载于《达基特快报》，1818年9月9日。
[110]题为《奥利弗的旅行》的文件，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号，其中列有以下日程表：5月23日离开伦敦；24日，伯明翰；25日，德比；26H，徳比；27日，诺丁汉：28日，诺丁汉附近的村庄；29日，从设菲尔德到威克菲尔德；30日，布宙德福和哈里法克斯；31日，曼彻斯特；6月1日，利物浦；2日，从曼彻斯特到威克菲尔德；3日，威克菲尔德；4日，在此地军营（宾将军在威克菲尔徳附近的司令部）；5日，利兹；6日，桑西尔利斯、杜斯伯里附近：留下信件去诺丁汉；7日，诺丁汉：搭伦敦邮车离开。根据班福德和普伦蒂斯说，在兰开郡，中等阶级改革派和工人阶级改革派都已怀疑奥利弗，并告诫人们提防他的诡计，参见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12月15日和1818年2月14日；奥利弗的“纪事”及信件，见内政部档案，第40.9/10号；布雷德利和狄金森的证词，内政部档案，第42.165和167号。
[111]舍温：《政治纪事》，1817年6月21日
[112]国王对托马斯·培根案；其摘要可参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号。
[113]告密者（布尔韦尔的H.桑普森？）于1817年6月1日在恩菲尔德致西德默思信，见内政部档案，第40.6号。
[114]威廉·史蒂文斯的证言，载于科贝特的《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这两份证言材料否定了A.F.弗里曼特尔和R.J.怀特的说法，即奥利弗同布兰德雷思之间从没有任何联系。亦见《诺丁汉评论》，1817年11月7日。
[115]这些逮捕是由一个狂热的地方官强制实行的，并不是西德默思或宾本意所在，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58页。
[116]关于这几天的情况，见内政部档案，第40.9号，以及《利兹信使报》，1817年6月21日。
[117]“Jerry”在英文中意为”草率的”，这正好是布兰德雷思名字的昵称。一译注
[118]内政部档案，第40.6号。
[119]D.格宙：《诺丁汉500年》（诺丁汉，1960），第169页；S.麦科比前引书，第352页。
[120]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年5月16日。
[121]参见A.F.弗里曼特尔和R.J.怀特：上引书。
[122]参见RJ怀特前引书、第95页，E.P.汤普森作《上帝、国王、法律》，载《新思考者》（1957—1958），第3期。
[123]例如，1813年，他曾主张保留中世纪对叛国罪的刑罚。参见L.拉齐诺维奇前引书，第1卷，第519—520页。
[124]5月底被捕的6个设菲尔徳工人被指控犯叛国罪，但一直未受审讯一一部分原因是奥利弗暴露之后，整个约克郡（包括许多的乡绅）的舆论都发生了改变。2月曾有一些格拉斯哥改革者被捕，但由于一位主要检举人的勇气，他们在7月底就被释放了。
[125]R.J.怀特前引书，第70页
[126]W.B.格尼：《杰里迈亚·布兰德雷思审判案》（1817），第1卷，第87J52页，第2卷，第398、420、443、450页。暴动者路过的村庄包括伊斯特伍德，见D.H.劳伦斯的《古老狂暴的英格兰》。
[127]这些代表来自利兹、威克菲尔德、纽斯伯里、霍尔姆福斯、哈德斯菲尔德以及斯彭河谷，他们很可能都是被奥利弗引诱并非前来开会的工人阶级改革者。但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即詹姆斯·曼，利兹的剪绒工，是当地的改革派领袖，他后来成了利兹主要的激进派书商。他们很有可能在事实上是某种意义匕的”代表”。见《利兹信使报》，1817年6月14日及21日。
[128]《利兹信使报》，1817年7月19R、26日；D.F.E.赛克斯：《哈德斯菲尔德史》（1908），第292-294页；菲茨威廉文件，F.45（K）中约翰·巴克利以及约翰·兰利的供词；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336以及4124（2）号。
[129]指“两项法案”——译注
[130]《女怪》，1818年6月27日；沃拉斯前引书，第123页。
[131]参见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66—368页。
[132]W.B.格尼：《审判集》，第1卷，第198-200页。
[133]韦特曼的死刑是缓期执行的，他同另外13人一起被流放了。
[134]见舍温：《政治纪事报》，1817年11月15日。
[135]J.阿诺德：《登曼勋爵……回忆录》（1873），第1卷，第116页，《汉萨议会记录》（新版），第1卷，第267页；R.J.怀特前引书，第173页，亦见《诺丁汉评论》，1817年8月8日。
[136]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号；H.亨特：《回忆录》，第3卷，第499-502页；《黑矮人报》，1817年11月12日；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年4月25日；哈蒙前引书，第368页；R.J.怀特前引书，第172页；E.P.汤普森前引书，第73—74页，
[137]哈蒙德夫妇前引书，第358页；阿诺德前引书，第116页；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8年4月25日。
[138]《利兹信使报》，1817年11月8日，15口；阿诺德前引书，第115页。
[139]在德比受审的35人中，有13名针织工，7名劳工，5名煤矿工人，2名石工，2名农场主，1名石匠，1名翻砂工，1名铁匠，1名技师，1名裁缝。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351号。
[140]在英文中，临时政府为provisional，粮食为provisionse。————译注
[141]《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10月23日。
[142]《利兹信使报》，1817年10月23日。这一点在下一周的报纸上因”请求”而被更正了。不过勒德拉姆很可能属于某个分离派R斯理宗小团体，即新教团或原教旨派。亦见于B.格宙戈里的证词，见上文，第394页。
[143]2名剪绒工，3名呢绒匠，1名鞋匠，1名木匠，1名织工，1名制刷匠以及1名酒店老板。见《利兹信使报》，1817年6月14日。
[144]见1818年3月1日的《立法者》及菲茨威廉文件F.45（k）中《1817年8月25日G.卡文迪什勋爵致菲茨威廉》。更值得注意的是，处死德斯帕德时布兰德雷思也在场。当有人问他对叛国罪的惩罚有何看法时，他说这是可以饶恕的，他说这话是在目睹了德斯帕德的案例之后（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11月9日）。另外两还有名密谋者当时曾卷入德斯帕德事件，这两人是彭德里尔以及威克菲尔德的斯科尔斯。亦见奥利弗的证词，见上文，前一章注242。
[145]《伍德致菲茨威廉》，1817年6月6-7日、9日；约翰·巴克利的口供；{].阿米塔奇上尉致菲茨威廉》；以上条款均见于菲茨威廉文件，F.45（i）及（k）。关于曼，见上文，第590页。
[146]《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11月9日；《诺丁汉评论》，1817年10月24日。
[147]B.格雷戈里：《自传回忆录》，第129页。彭特里奇起义者自称是”复兴者”。
[148]参见詹姆斯·伯金的口供（他是深知暴动内情的人物之一），他相信，如果没有奥利弗的插手，暴动也会在”诺丁汉、约克郡、兰开郡以及斯塔福德郡的多个地区”爆发（内政部档案，第42.172号）。
[149]财政部法务处档案，第11.351号；国王对托马斯·培根案，摘要见菲茨威廉文件，F.45（k）中《G.卡迪文什勋爵致菲茨威廉》，1817年8月25日。
[150]内政部档案，第40.6号。在前一周，史密斯同告密者谈话：”他已经读了许多关于革命的书，没有一次革命是在缺乏伟大人物合作的情况下取得成功的，而且他认为当前的行动就缺乏帮助。”
[151]《利兹信使报》，1817年10月30日。
[152]《独立辉格党人报》，1817年10月23日。
[153]舍温：《政治纪事报》，1817年5月24日。
[154]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全文载D.里德前引书，第219—220页。
[155]关于引人注意的”斯托克波特政治联盟”的情况，可以参见本书的717页；关于”政治抗议者协会”，可以参见韦尔默思前引书，第88页以及哈维勒前引书，第59—60页。
[156]关于这方面的所有细节，参见下文，第718页。
[157]见《国家传记词典》的有关条目。
[158]石印石是石版印刷用的石版。——译注
[159]《黑矮人报》，1818年9月9日。
[160]《观察家报》，1816年11月24日
[161]舍温的《纪事》开初用过这个刊名。关于舍温，参见威克沃著前引书，第69页起；关于卡莱尔，参见下文，第762—768页。
[162]《女怪》，1818年7月25日，见本书第770页以及威克沃前引书，第60—61.67页。
[163]《美杜莎》，1819年5月1日和29日；亦见威克沃前引书，第63—64页。
[164]见下文，第727-732页。
[165]G.埃德蒙兹：《致伯明翰教区居民的信》（1819）。另见反对埃德蒙兹的系列论文（大英博物馆，8135cc.6）；以及《伯明翰观察员报》（1817）。
[166]R.K.韦伯：《英国工人阶级读者》，第48页及以下。
[167]A.B.里奇蒙：《叙事》，第54页。
[168]见威克沃前引书，第135页及以下。
[169]《改革者指南中白人的权利之再思考》（利兹，1819）。
[170]G.埃德蒙兹：《致伯明翰居民的信》（1817），第15页。
[171]内政部档案，第40.4号。这次有3000人参加的集会组织得井井有条，给塔尔博特伯爵留下了深刻影响，为此他建议西德默思勋爵镇压汉普登俱乐部（而不是取消集会权利）。
[172]内政部档案，第40.4号。
[173]班福德前引书（1893），第24和25章。
[174]见上文，第465页。
[175]《自由帽》，1819年9月15日；《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9月19日；约翰·济慈；《全集》（格拉斯哥，1911），第5卷，第108页。
[176]见上文，第425—427页。
[177]杜斯伯里，见阿斯皮诺尔上引书，第341页；诺丁汉，见阿斯皮诺尔前引书，第320页；曼彻斯特，见《技术工人》，第100页。
[178]《愚人村的震动》，见《激进的星期一》（纽卡斯尔，1821），第4页。
[179]一位观察者：《彼得卢大屠杀》（曼彻斯特，1819），第46页。
[180]《曼彻斯特公报》，载D.里德前引书，第71页
[181]一位约克郡的fl由持有农：《一封致S.W.尼科尔乡绅的信》（1819），第8页
[182]见哈勒维前引书，第62—63页
[183]里德前引书，第207页。里德先生非常重视西德默思在彼得卢事件前12天写的一封信，该信曾告诫曼彻斯特的地方官“不要采取任何行动驱散暴民”。然而，如果西德默思和地方官确实作出了任何有关“彼得卢事件的决定”，那么，这一决定很可能已经在集会前的那一周内被秘密送到，而且极不可能在正式的内政部的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以备以后査阅。在霍布豪斯、宾以及诺里斯之间的“私下和秘密的”通信（载内政部档案，第79.3号）中也有一些令人奇怪的含糊之词。好几封信（摆出一副“以供记录”的样子）都反对对民众采取“轻率的”或暴力的行动（第479、480和483号）；但又表现出一种空前的期待，而且还给诺里斯审判长（曼彻斯特）留下了通讯地址（第489号）。彼得卢事件两天之后，霍布豪斯记下了西德默思对莱斯特兰奇中校的决断表示了满意的话，即“他使用义勇骑兵是符合那项计划的，我知道你打算根据该项计划采取行动”（第510号）。我的意见是：1、曼彻斯特当局肯定打算使用武力；2、西德默思知道，而且赞成他们在集会中途逮捕亨特并驱散民众，但他没有考虑到这样做法需要使用暴力。
[184]见C.D.杨格：《利物浦勋爵生平》（1868），第2卷，第378、409、419—422，432页；H.特威斯：《埃尔登勋爵生平》，第2卷，第337—340页；威克沃前引书，第129-131页及以下；佩卢：《西德默思勋爵生平》，第283页以始。
[185]沃拉斯前引书，第141页。
[186]《曼彻斯特观察家报》，1819年8月27日。
[187]《泰晤士报》，1819年9月27日。
[188]参见班福德、普伦蒂斯J.E.泰勒等人的记述；泰亚斯（在《泰晤士报》）、贝恩斯（在《利兹信使报》）和卡莱尔（在舍温的《政治纪事报》）等当时人所作的报道；亨利·亨特的《审判》和奥德姆的《约翰·利斯审判》中证人以及当事人的证词和他们在控告伯利上校时所提供的证词；F.E.布鲁顿：《彼得卢纪事》（1919），《关于彼得卢事件的三种描述》（1921），以及[弗朗西斯·菲利斯]（的辩护）《揭露流言蜚语》（1819）。
[189]E.泰勒前引书，第175-176页。亨特公布了参加8J116日镇压行动的义勇骑兵的职业名单：有好几个人是酒店老板和工厂主的儿子，一个酒商一个代办商，一个舞蹈教师，一个乳饼贩，一个屠夫等。见《致激进改革者》，1822年10月29日，第13—16页，亦见D.里徳前引书，第81页
[190]《约翰·利斯审讯》（1820），第70、80页。对比一下泰亚斯在《泰晤士报》上的描述：”两个义勇骑兵紧追萨克斯顿，‘恶棍萨克斯顿在哪儿……，你把他桶了吧。’另一个回答说，‘不行，我不想干，还是你去干吧。'那人立即向萨克斯顿剌去。”
[191]J.E.泰勒前引书，第170页。
[192]班福德前引书，第157页。
[193]F.A.布鲁顿：《关于彼得卢事件的三种描述》，第20-21、68页。
[194]同上书，第163页，亦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8月22日。
[195]W.霍恩（同克鲁克香克一起）：《月中人》（1819）。
[196]《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8月29日，9月5日。
[197]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曼彻斯特主日学校的校务委员会决定（1819年9月24日），凡戴白帽子或激进徽章的儿童均不得入学。不过，D.里德前引书，第203页认为卫斯理宗内部意见不合。
[198]这里也有许多例外，例如，约克郡和诺福克的抗议集会活动就是由辉格党人主持的。
[199]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委员会的组成人员是：两名面包师，一名铁匠，一名煤矿经理人，一名链工，一名矿工，一名小农和一名鞋匠。
[200]《纽卡斯尔居民大会的详细报告》（纽卡斯尔，1819）；《愚人村的骚动》，见《激进的星期一》；《黑矮人报》和《纽卡斯尔编年纪事》，随处可见；《德勒姆广告报》，摘自《政治观察家报》，1819年12月19日；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10月17日；R.G.韦尔默思前引书，第102—103页。
[201]见”Y”向曼彻斯特市政官作的口头报告，1819年11月6日和8日。载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
[202]乔治三世于1760年继承英国干位，1820年去世，此处可能指乔治在位60年的庆典。——译注
[203]华莱士是苏格兰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因为反对英格兰国王囚禁苏格兰国王并统治苏格兰，乃率众反击并组织以平民及小地主为主的军队攻入诺森伯兰郡等地。1304年被英格兰人所捕，砍头并被肢解成4块。——译注
[204]《有关国内状况的文件》，见《议会辩论集》，第41卷（1820），随处可见（此处所选的地方官们的报告等文件有些带有感情色彩）；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J.E.泰勒前引书，第102—134页；《不列颠人》，1819年11月11日；《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10月10日、17日、31日；哈勒维前引书，第66页。
[205]按照舍温的《政治纪事》（1817年9月13日）的说法，当局得知暴动计划在巴塞罗缪市集那天同时举行的传闻后惊恐不安，调集了4个团队的骑兵，市长还派人到“牡蛎船、红肠棚和姜饼篮”里搜寻武器。有关这次密谋的细节见内政部档案，第40.7和8号。
[206]见威廉森证词，1817年12月18日；西斯尔伍德说：“卡莱尔明天将受到审讯，希望他们都来，同时还带上尽可能多的人以便为他三呼万岁。”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197号。
[207]同上，1817年9月27日：“西斯尔伍德在沃森来到之后就没有说多少话了，我想他不喜欢他。”亦见1818年2月11日证词，载内政部档案，第40.9号。
[208]《美杜莎》，1819年7月31日。
[209]当时有两个筹备委员会：一是由沃森医生领导，另一个与之竞争的委员会由托马斯·埃文斯·盖洛韦和卡莱尔等人组成，不过这两个委员会在沃森任主席时合并了。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9月12日。
[210]G.T.威尔金森：《卡图街密谋》（1820），第56—57页。
[211]《美杜莎》，1819年10月9日。
[212]R.卡莱尔：《为平息利兹改革派内一些小小的争论和误解所作的努力》（1821），第10页。
[213]《彼得卢大屠杀》，第72页，班福德前引书，第247页起；《自由帽》，1819年9月15日；J.约翰逊：《致亨利·亨特的信》，随处可见；亨特、沃森和西斯尔伍德在普通报刊上互致的信件，1819年10月和11月。
[214]仅有两三千人在11月的第一周出席了由200人委员会在史密斯菲尔德召集的一次集会，西斯尔伍德和普雷斯顿在会上发表了演说。然而，到会人数甚少，究竟是因亨特两周前的抨击还是极端恶劣的天气所致目前尚不清楚。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19年11月7日。
[215]这一说法基于多方面的资料，载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和199号；A.B.里奇蒙前引书，第181—184页；J.E.泰勒前引书，第134页；《自由帽》，1819年10月13日和12月15日；《共和报》，1819年11月12日；宾将军致威灵顿的信，1819年10月28日，载《威灵顿快件》，第1卷，第84页；亦见D.里德前引书，第147-150。155-158页。曼彻斯特领薪水的治安法官诺里斯曾把极端激进的曼彻斯特政治联盟的书记W.C.沃克（此人品性恶劣，有”两个妻子''，为此曾在一次会议上引起轩然大波）看做是”这一地区的西斯尔伍德：不过博尔顿的弗莱彻中校和西德默斯勋爵更了解详情。一份内部文件证明，沃克（他内定为诺丁汉”执行委员会”的代表之一）大概不是别人，正是弗莱彻中校雇佣的”阿尔法”。沃克（”阿尔法”曾以某种自负的口吻通知弗莱彻说）”已经建立了最有用的关系并为警察巧妙地提供了证据”。见”阿尔法”致弗莱彻的信，1819年I月15日和17日，载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还可以参见D.里德前引书，第157.218-223页。
[216]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19年11月6日和12月5日，1820年1月6日。那笔基金筹集了几百镑，而且大部分都被科贝特在1820年在考文垂争取候选提名的过程中花费了。科尔在《科贝特生平》第242页中对这一政治上的可耻事件作了一定程度的掩饰。
[217]有关这方面的有用总结可参见哈勒维前引第67页以始，杰夫森前引机第2和502页以始；麦科经前引书，第20章。关于出版界的迫害情况可参见下文，第720—726页。
[218]见联盟的评论：《一部崭露头角的新刊物》（1831）（约翰·赖兰兹图书馆，R.106147）：”1819年，政府的安全完全归功于亨特先生的克制态度。”
[219]《政治纪事报》，1819年12月4日，1820年1月22日。
[220]在这一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发掘。约翰·斯坦厄普的《卡图街密谋》（1962）一书在人们所熟知的”神秘故事”传统方面是很有趣的。该书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爱德华兹所起的挑拨作用，其证据取自内政部档案，第44.4-6号。然而，该书并没有提供这次密谋的多方背景，而且有关人物的生平细节大多取自报刊上的敌意报道以及G.T.威尔金森对审讯的记载。有几份背面署有“西斯尔伍德文件”字样的文件还有待于人们从内政部档案第42号和40.7-10号中进行研究。
[221]例如，在R.J.怀特前引书第199页中，他被比做”凶恶的流浪汉”支持的“超级卖国贼”；斯坦厄普先生也提到西斯尔伍德患有“精神病”性质的“心理变态症状”（第28、57页）。事实上，在1819至1820年，这些具有临床精确性的形容词只能用在卡斯尔宙勋爵身上，见H.M.海德：《卡斯尔雷勋爵的奇怪之死》（1959）。
[222]G.博罗：《吉卜赛绅士》，附录，第10章。博罗还谈到西斯尔伍德失去财产并不是（像某些粗鄙下流的描述所说的）因为赌博，而是因为他自己不助脑筋把钱借给了一个朋友。
[223]内政部档案，第42.198号，”I.S”的报告，1819年11月10日。
[224]主要参见A.B.里奇蒙前引书，第183—184页。1819年12月23日，9名兰开郡秘密组织的代表被捕，大槪是被”阿尔法”告发的。见《独立辉格党人报》，1820年1月1日。
[225]例如，《神学彗星报或理性的英国人》1819年8月28日称：”致曼彻斯特的嗜血猎狗”——”你们不是非常虔诚地倾向于极恶的刽子手摩西的残忍和屠杀行径……吗？”
[226]鞋匠中的雅各宾传统源于托马斯·哈迪和约翰·阿什利（两人均为伦敦通讯会的书记），后来历经查尔斯·彭德里尔（以及德斯帕德的其他朋友）和达文波特（斯彭斯派），到极端激进主义者普雷斯顿和沃丁顿。卡图街密谋者中多数是鞋匠和靴匠，中、西伦敦分部决定各自拿出50英镑作为辩护费（《独立辉格党人报》，1820年3月12日）。
[227]“I.S”的报告，1819年11月15日，内政部档案，第42.198页。
[228]见麦科比前引书，第366页
[229]西斯尔伍德、英格斯、布伦特、蒂徳和戴维森于5月1日被处决，其他5人被流放，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取自G.T.威尔金森著前引书，随处；H.斯坦普：《卡图街密谋》，尤其是第6章（关于爱德华兹的角色）；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20年5月6日，R.F.韦尔穆思前引有，第71页；《独立辉格党人报》，1820年5月7日；布劳顿勋爵：《漫长一生之回忆》（1909），第2卷，第126页；E.艾尔默：《乔治·爱徳华兹自传》（1820）。
[230]布魯塔斯和卡西亚斯是公元前44年刺杀罗马独裁者朱利乌斯·恺撒的阴谋集团的两个领袖；同年9月，该集团同恺撒一派的屋大维等人作战，因战败而先后自杀——译注
[231]G.T.威尔金森前引书，第73—74页；科贝特：《政治纪事报》，1820年5月6日；班福德前引书，第299页。
[232]哈迪（1856—1915），工人领袖，是苏格兰工党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233]彼得·麦肯齐：《揭露在格拉斯哥采取的密探手段》（格拉斯哥，1832），第71—232页，及《詹姆斯·威尔逊审判案》（格拉斯哥，1832），A.B.里奇蒙前引书，第184页。
[234]财政部司法处，档案，第11.4131和3573号；皮尔：《斯彭河谷》，第262—264页及《卢徳派起义》（1888），第313-319页；贝内特：《伯恩利史》，第3卷，第380页；内政部档案，第40.11/12号。
[235]《曼彻斯特观察家报》，1820年4月15日。
[236]《约翰·牛》，1820年12月24日（引自麦科比前引书，第354页）
[237]关于卡罗琳王后的事件，见切斯特·纽：《亨利·布鲁厄姆生平》，第8章：哈勒维：《自由主义的觉醒》，第80-106页；麦科比前引书，第20白；科尔：，科贝特生平》，第16章
[238]威尔伯福斯：《传记》，第5卷，第37页。
[239]见D.里德前引书，第11章。
感谢肖弋戈录入及校对
E.P.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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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Manufacturingconsent
changesinthelaborprocessundermonopolycapitalism
制造同意
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
〔美〕迈克尔·布若威（MichaelBurawoy）
1979
译者：李荣荣
叛逆的马克思主义者（代译序）
又一个30年
序
第一部分从社会学到马克思主义
第一章工业社会学的衰退
1．组织理论的出现
2．组织理论的悖论
3．悖论的一种错误解答
4．结论
第二章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
1．前提和概念
2．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
3．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本质
4．结论
第二部分劳动过程的变化
第三章从吉尔公司到联合公司
1．1944年的吉尔公司
2．联合公司的衰落
3．引擎分部的命运
4．结论
第四章30年的超额
1．技术
2．计件工资制度
3．超额——一个工人玩的游戏
4．车间文化的组织
5．散布冲突
6．结论
第三部分同意的生产
第五章作为游戏的劳动过程
1．掩饰并赢得剩余劳动
2．不确定性与危机
3．结论
第六章内部劳动市场的兴起
1．内部劳动市场的变化
2．内部劳动市场的结果
3．结论
第七章巩固内部国家
1．工会及其成员
2．创造工业公民
3．利益的具体协调
4．内部国家的相对自主性
5．结论
第四部分劳动过程中的相对自主性
第八章经济萧条期的劳动过程
1．市场中的变化
2．生产关系的变化
3．劳动产量的变化
4．结论
第九章劳动过程与工人意识
1．来自外部的工作倾向
2．生产之际的种族关系
3．意识与劳动力转化为劳动
4．结论
第五部分变迁的动力
第十章车间里的斗争
1．经济斗争
2．1945年的工时研究
3．1975年的产业工程学
4．政治斗争
5．政治斗争的资源
6．结论
第十一章阶级斗争与资本家的竞争
1．资方策动的变化
2．竞争
3．斗争
4．结论
第十二章从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附录
比较的视角：赞比亚矿业的变迁与延续
1．相对自主性的创造与再生产
2．回应政治变迁
3．传统工人的神话
4．结论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
告全体党员、全体工人和农民书（1925年11月1日《真理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米哈伊尔·伏龙芝
告全体党员、全体工人和农民书
1925年11月1日《真理报》
同志们！
我们党的忠诚战士，党的一位优秀儿子伏龙芝同志因心肌梗塞逝世了。
伏龙芝同志是布尔什维克光荣的钢铁近卫军的一员。在沙皇制度的残酷统治下，处于极其秘密状态的近卫军摧毁了万恶的专制制度的基石；在茫茫的黑夜中，它组织群众，团结坚不可摧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带领千百万革命的劳动人民进行战斗；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战斗中，它领导人民夺取胜利，过去和现在，它带领党，并通过党，带领全体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10月31日凌晨，我们亲爱的战友伏龙芝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一生，是我们党的历史的写照，我们的党是英勇顽强、富有自我牺牲精神、彻底忠于无产阶级而又深深扎根于工人之中的党。伏龙芝同志从年轻时代起就踏上了火热斗争的前线。他参加过无产阶级最早组织的声势浩大的罢工和1905年的莫斯科街垒战；多年服苦役；长期从事地下活动，直至专制制度崩溃。伏龙芝是一位公认的不知疲倦的无畏战士。伟大十月革命的街垒战、国内战争的无数战线都把他看作不仅是来自火线的英雄，而且看作是无产阶级胜利的最杰出的组织者之一。
伏龙芝一次又一次地逃脱了死亡的危险，而死神却一次又一次地对他紧跟不舍。作为我国战无不胜的红军的著名领袖，他安然无恙地经历了国内战争的英勇会战，把自己旺盛的精力，自己全部组织者的胆略献给了我国的建设事业。
现在这位老战士永远离开了我们。多少年来他那颗如此火热，如此炽烈热爱所有被压迫人们的心不再跳动了。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共产党员逝世了，我们光荣的战友逝世了，红军的一位所向无敌的战斗指挥员和杰出建设者逝世了！
我们谨代表全党在伏龙芝同志的遗体前垂下中央委员会的旗帜致哀。
党的儿子伏龙芝所热爱的共产党万岁！
已故战士缔造的红军万岁！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
1925年10月31日
载1925年11月1日《真理报》，第251（3182）号。 |
致《红军战士》杂志的贺词（米哈伊尔·伏龙芝，载1925年4月《红军战士》杂志第70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米哈伊尔·伏龙芝
致《红军战士》杂志的贺词
米哈伊尔·伏龙芝载1925年4月《红军战士》杂志第70期
《红军战士》杂志[1]开始进入第七个发行年了。对于刚满七周年的我们军队来说，这个时间是十分漫长的。几乎在红军建军的同时就创办了这份红军杂志。这足以证明红军刊物在我们军队建设中过去和现在一直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红军战士》杂志进入发行第七年后，同整个红军一样，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任务。
要使每个红军战士充分利用在军队服役期间进行学习和训练。
要使严格的革命纪律深入到全军上上下下的每一个人。
要使每个红军战士清楚了解作为世界上唯一的工农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一名军人所担负的任务。
要使每个红军战士感觉到自己也是国际劳动人民大家庭中的儿子。
要使每个红军战士受到彼列科普传统的教育，并成为不愧对这些光荣传统的人。
要使每个红军战士在军队中不断提高政治觉悟，增长才干。
要使每个红军战士关心和了解军事技术装备（包括飞机和化学武器）问题。
要重视专业部队，要重视我国正在壮大和巩固的地方民兵建设。
《红军战士》杂志就其革命使命而言，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红军中唯一的群众性的红军杂志。
《红军战士》杂志在第七个发行年到来之时，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绩：它把愈来愈多的红军战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它引导他们学习往日的榜样；用今日的实例教育他们。《红军战士》杂志已经成为红军战士所喜爱的最乐于阅读的杂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应当使其发扬光大。在《红军战士》杂志发行的第七个年头，它应当成为红军中最普及的一种杂志。把这份杂志推行到农村中去是十分重要的。《红军战士》杂志应在地方部队和役龄前青年——我们未来的红军战士中推广普及。
向《红军战士》杂志致敬！
祝《红军战士》杂志取得新的成绩！
[1]《红军战士》杂志是1919年5月创刊的供广大军队读者阅读的社会政治和文艺杂志（带有插图）。现在该杂志改名为《苏联军人》。 |
向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战士们致敬（伏龙芝，1925年2月24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米哈伊尔·伏龙芝
向列宁格勒军区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战士们致敬
红军战士、水兵、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同志们！
谨向你们祝贺红军建军七周年并致以同志的敬礼！
值此和平节日到来之际，请你们牢记，和平事业尚未完全得到保障。请你们牢记，资本家的凶狠、憎恨、恐怖活动尚在严密包围着我们。我国的经济在增长，我们的国际地位在提高。由此，便引起了敌人的恐慌，因为我们的和平成就在他们的耳边敲响了丧钟。
因此，要牢牢抓紧军事训练，深入研究军事技术，紧密团结自己队伍。让我们的陆海军成长为一支强大的力量，使我们工农国家的最好战的敌人，一想起这支力量就不得不打消他们侵犯我国和平生存的念头。
望你们每个人都清楚并记住，苏维埃政权是爱好和平的井力争保持和平。它正在为保卫和平竭尽一切努力。
望你们每个人还要记住，假若敌人的罪恶意图破坏了和平，我们年个人的职责就是奋不顾身地作战，歼灭敌人，直至取得彻底胜利。
再一次致以热烈敬礼！
米·伏龙芝
1925年2月24日于列宁格勒
见中央国家苏军档案馆档案，全宗32392，目录1，卷宗112，第57页 |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39/594号命令（米哈伊尔·伏龙芝，1925年2月5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米哈伊尔·伏龙芝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第139/594号命令
米哈伊尔·伏龙芝1925年2月5日莫斯科
根据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25年1月26日的决定所表达的工农政府的意志，我开始履行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责。
在目前的历史时刻，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责任，向红军和红海军的领导人员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全体劳动人民的最伟大领袖和我们红军的真正鼓舞者列宁同志的逝世，使我们遭到空前沉重的损失。此刻，我们必须保卫苏维埃土地。同时，红军现在应当坚定不移、不屈不挠地实现列宁的伟大遗嘱，这个遗嘱是他用自己的一生记载在被压迫人民反对世代奴役者的红色斗争胜利史册上的。
应把坚韧不拔地巩固和扩大工农联盟作为加强苏联防御能力的重点。红军和红海军在其他国家的工人和劳动人民的支持下得以粉碎俄国白匪和外国资本家的反革命军队。只有在进一步发展和巩固这一联盟的基础上，才能在今后继续顺利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
红军和红海军始终是工农之间血肉团结的鲜明榜样，面对着来自技术上更先进的强大敌人的经常威胁和危险，工人和农民确信，他们的事业是共同的事业，只有携手并肩、步调一致地前进，他们才能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现在所实行的向地方民兵制的过渡，要求我们尽更大的努力巩固工人和农民的兄弟联盟。
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是为劳动人民夺得统治地位并为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而同国际资本家进行无情斗争的唯一政党。她是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的先锋队。红军和红海军面临的伟大目标和任务，完全无条件地与共产党的任务和目标相一致。非但如此，红军的目标和任务是在党的不断斗争和工作中确定的。深深地、毫不动摇地忠于共产党，抱定党的理想，遵守纪律，百折不回，这乃是红军和红海军坚强不屈、英勇善战的必要条件。
在苏联行使工农权力的机关是苏维埃。劳动人民通过苏维埃，按照新方式组织自己的经济，保卫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土地免受内外敌人的侵害，组织红军和红海军以及培训教育劳动人民。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这样的政权。苏维埃，这是全世界工人、农民的希望，是一切压迫者水火不相容的仇恨对象。时刻准备保卫苏维埃政权、全面积极支持它的日常劳动工作，应贯穿在红军和红海军的全部生活之中。苏联目前特别注意巩固苏维埃及完善各地方的——乡的，村的和边疆区的苏维埃机关。红军和红海军绝大多数部队都是由农民组成的，它们应当时刻准备挺身捍卫苏维埃政权，反对外部和内部的敌人，反对地主和资本家。
我们对未来满怀信心。我们的光荣战斗历程是这种信心的保证。在同内外反革命分子的英勇斗争中，红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虽然在军事上过去我们要比我们的敌人弱得多，但是工人和农民以坚强的革命意志将一切侵害十月革命成果的人赶出了苏联国境。和平建设年代加强了工农共和国的军事实力。红军缩减了员额，但提高了质量。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利益的不协调，他们必须力争同我国建立经济联系，以及我们本国的经济恢复，这些都促使各国纷纷承认苏联。只有少数国家坚决仇视工农共和国，并公开站在同我国敌对的立场上。
苏联始终不渝地为和平而斗争。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宗旨就在于，把劳动人民从接连不断的血腥战争中拯救出来，消除任何战争。苏维埃共和国过去、现在和将来都竭尽全力建立各国和各民族的和睦合作。红军和红海军的建立并不是为了榨取国际资本家的利润和利益。他们的首要同盟者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在那里国际帝国主义蛮横无礼地践踏数亿劳动人民的经济、政治、民族和宗教的独立地位。
但维持和平不仅仅取决于我们。不要忘记，正当苏联工人和农民在力争确立全面和平的道路上前进，以自己的全部精力、意志和劳动致力于恢复被破坏的经济、缓和及改善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之时，国际资本家却在精心扩军备战和发明新式武器。
我们的和平建设成就本身，也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工农共和国所面临的新危险的根源。最近，我们看到这种危险正在形成，某些国家企图建立反对我国的大小强国敌对集团，以便在适当时机扼杀劳动人民的支柱——苏维埃共和国，镇压本国无产阶级运动和觉醒了的、走向新生活的、被帝国主义奴役的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威胁苏联人民和平劳动的那些危险并未减少，而是增加了。
如果我们不得不再一次以武力保卫苏维埃领土，那么我们将面对更加强大的敌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掌握军事知识和具备全面的战斗素质。只有毫不放松、紧张工作和全面学习，方能使红军和红海军部队达到必要的战斗要求的水平。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对“你有准备吗？”的提问泰然自若、满怀信心地回答说：“时刻准备着！”
在列宁旗帜下前进的革命舵手共产党所领导的苏联忠实保卫者，劳动人民光明的新生活的支柱一红军和红海军，更加紧密地团结起自己的队伍，使之成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可竟服的障碍。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万岁！
红军和红海军万岁！
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米·伏龙芝 |
新的接班人（米哈伊尔·伏龙芝，载1924年8月31日《真理报》第1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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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接班人
米哈伊尔·伏龙芝载1924年8月31日《真理报》第197号
军事学校培养出了又一届自己的毕业生。五千多名年轻的红军指挥员补充到军队的行列里来，并负责工农青年们的军事训练工作。
这一代接班人是什么样的人？红军和苏联可以对他们抱什么希望呢？
在提出这些问题时，我不由得回忆起过去的情景。还在不久前，只不过在二、三年前，我们的红军指挥人员作为指挥员在军队中，主要是在战斗人员中并没有特别好的名声。这类情况不乏其例，例如，有时，来到某部队，先了解情况，然后对指挥员指指某个下级军官所犯的某些错误。你往往会听到这样的言谈：“司令员同志，这是红军的指挥员……”说着声色俱厉：“咳，对他还提什么要求？！……”
这种看法，无疑在当时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在短期（一年）培训的条件下及在远非正常的环境里，我们红军指挥员的训练工作不可能不出问题[1]。当然，这里还有其他原因，这就是因为那些有丰富实践和战斗经历，但又没有理论修养的多数战斗人员对年轻的红军指挥员抱着偏见和敌视的态度。因此，提出的要求苛刻，所持态度偏激。
此外，由于这种对待红军指挥人员的敌视态度，当时所遇到的麻烦不少。其残余现在还依稀存在，幸好，越往后，它就越少。根除这个残余的荣誉首先归于红军指挥员本身。逐届学员的培训工作日益得到改善，红军指挥员在军队中逐渐受到尊重。
比如，去年那批红军指挥员就表现很好，博得了普遍的赞扬。在这方面，本届毕业生，无疑，将表现更好。其大部分人参加了今年的民兵师集训，在实习中经受了考验。应届毕业生的素质，工作方法，勤奋和毅力获得了学校首长的称赞。于是，军队把本届毕业生看成是年轻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想必，随着他们的到来，对红军指挥员的旧名声所持有的残存看法一定会消失殆尽。造成那种看法的旧红军指挥员再也不会有了。现在是工农红军指挥员。
今后在军队中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团结一致的指挥人员大家庭，大学毕业的红军指挥员和进修学校毕业的老一辈战斗指挥人员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其余的指挥人员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赶上他们。
这些年轻的指挥员一入伍便进入一个新的环境，接受一系列新的任务。每一个人都由受教育者和学生变成了教育者和老师，这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一下子完成这一转变是不讨能的。那种想安于学校所学知识，而不求继续努力工作的人，是无所作为的。
只有经过长期的工作和实践，才可能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红军指挥员。每个年轻指挥员越勤奋刻苦地致力于自身的进一步提高，那么对事业就越有成效，越有利。特别是，应届毕业生指挥员应该经常和认真地想到保证广泛实行一长制方针的那些条件。
首要的一个条件是，自下而上普遍地作好充当一长制指挥员——工作人员的准备工作。希望我们每一名新的年轻指挥员都不要忽视这项任务，而且不仅认真地准备充当技术指挥员，还要充当政治领导者。要做到这一步，必须广泛参加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党员来说，还要参加纯党务工作。这种活动的初步实践是成功的。应届毕业生同志们，你们的责任是，把实践的经验广泛地运用到日常实践中去。这种实践将给我提供集政治领导者作用和指挥员作用于一身的未来指挥员。
既能当指挥员又能当政工人员，这对于日后去地方民兵部队工作的人值得格外推崇。
民兵建设的实践范围一年比一年更加扩大了。现在我们已有百分之五十的军队是民兵。今后这个百分比还要扩大。在这方面我国的军事建设已远远超出了仅仅试验的范围。然而，在军队指挥人员的意识中这个事实还未产生十分深刻的影响。不是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国防成就，十分之九靠的是地方民兵部队。
但是，只是清楚还不够，应该作出实际结论并使地方民兵部队的工作达到应有的规模和深度。同时，当我们某些地方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并使工作得到良好效果时，在别的地方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却刚刚开始行动。应届毕业生同志们，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整个苏联期望着你们在这方面作出努力和改进。请不要忘记，在这方面成功的保证不仅是出色地进行集训，主要的还是在集训间隔时期对非固定人员不断作细致入微的工作。这项工作，要求所有地方党政机关、工会和苏维埃机关参加，因此，要把同这些机关建立最密切的联系永远作为自己至关重要的任务。
苏联的军事建设还没有完成。我国武装力量的组织尚未形成某种固定的形式。国际形势的好转和出自财政方面的考虑可能向我们提出关于进一步精简军队员额的问题。要记住，我们担负着争取最大限度减少国防开支的任务。因此，无论如何要注意研究你们未来活动的各个领域，不管该领域的范围多么窄小。要发现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只要不使事业蒙受特殊损失，就要在各方面力求最大限度的节约。让我们以此来履行自己对工农祖国的义务。
总之，开始工作吧！
向工农红军的新指挥员们致以兄弟般的衷心敬礼！
[1]在国内战争和武装干涉年代，形势不允许按照和平时期的固定教学大纲在各级学校对指挥人员进行系统培训。所以，只好按照战争时期缩短了的教学大纲对指挥干部进行培训。 |
军校学员在军队中的任务——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米哈伊尔·伏龙芝，1924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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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学员在军队中的任务
——在工农红军军事学院第四期学员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米哈伊尔·伏龙芝1924年8月1日
〔说明〕载《红色曙光》杂志1924年第9期
今天这则消息，无疑，在我们整个苏维埃的大地上必将引起喜悦的反响。这种喜悦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把你们，来自工农基层的数百余名新的年轻建设者们看成是对我们苏维埃工作的一个方面——军事领域的一个强大而有力的支持。你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在我们的胜利事业中，最大的障碍之一就是在苏维埃工作的各个领域里缺乏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这项崇高任务的品学兼优的人材。我们只有一步一个脚印地、用最大的努力、花费大量的物质代价，来弥补这一空白。我们——红军的代表——可以自豪地说，与我们苏维埃工作的其它领域相比较，我们不仅没有落后，也许，还是走在前面的。我们可以说，也许，在苏维埃工作的其它任何一个方面，领导工作和管理工作都不如红军组织得扎实可靠。从你们的职务和党员成分[1]的小小统计数字就足以说明，我们工农国家把我们红军学院第四期学员看作我国十分需要的组织者。因此，同志们，你们这些毕业生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你们肩负着多么重大而又严峻的责任。你们要清楚地意识到，你们今日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自己的工农社会主义共和国。你们要牢记，进行这项事业，即培养工农阶层出身的红军组织骨干的事业，培养同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整个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织者的事业，要付出巨大的物质代价。你们知道，在我们的基层，在人民教育的初级阶段，我们不得不付出特别巨大的代价，我们不得不考虑到在我国整个工农战线尚缺少广泛提高人民教育事业的可能性。我们认为——我想，我这么说是不会错的——在公开较量的伟大斗争之际和在准备战斗期间，首先要想到的并不是把基层全体劳动群众提高到应有的水平，而首先要考虑的是，谁带领这些千千万万群众投入战斗。这就向你们提出了一个任务：永远要记住，百倍地努力报答国家为培养你们而付出的代价；要记住你们的责任是，在任何一项工作中要起核心作用，起组织创造性活动的核心作用；要记住，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无论在哪里工作，无论到哪里去，都要成为今后一切工作的推动力，成为新的成就、新的进步运动向前发展的源泉。我们大家都十分清楚，发挥这种作用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你们要回到某种程度上索然无味、平庸不堪、只求苟安以及因循守旧和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气氛中去。无疑这种环境，这种气氛，将是要达到我刚才所讲的那个目的的最大障碍。然而，你们当中，谁要是灰心丧气，谁要是陷入冷漠消沉之中，那就糟了。真正的革命家领袖、组织家领袖就是要在这里，在这种实际生活中，在这种日常事务性工作的经历中经受考验。你们当中只有那些善于驾驭这种环境，不低头，并善于使自己不断学习和领导别人的人，才有可能起到真正的红军总参谋部军官、真正的红军组织者和领袖的作用。你们应该时时牢记这一点。古代哲学家赫拉克利特[2]说过，“万物都在流动，万物都在变化，而且瞬息万变”。科学在向前发展，我国的军事科学也在发展。如果思想不再提高，如果思想不再执著追求我们军事建设领域里潜在的全部成果，那么这种思想自当无所作为，自当无所建树。你们中间，凡是时时不自满，不以学院所学到的科学知识而满足和得意，且执著扩大自己视野，充实自己理论和实践知识的人才不仅在作战中不会落后，而且会走在前面，并且或许还能带领起几十、几百人前进呢。同志们，你们还应该想到，对于我国的和平事业和我们整个工作的和平事业，你们肩负着特别崇高的职责。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最初是俄罗斯联邦——被推到了革命的世界性运动的领头地位，结果是：在我们落后的不开化的国家里，工人阶级在其它所有国家和人民的无产阶级中间率先夺得了政权，并建立起新型的工人阶级国家。因此，在我们国家的肩上，在领导这个国家的我们工人阶级的共产党肩上，以及我们——红军、红军总参谋部领导者的肩上，担负着远远超出狭隘民族主义范围的极为特殊的任务。无疑，你们都清楚，要使我们苏联的国内外地位真正得到巩固，要使我们十月革命的成果真正得到巩固，要使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真正得到巩固，这只能等到世界上各大国的无产阶级与我们并肩站在一起时才能实现。目前，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不能认为自己的地位多少是有保障的。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不仅要不断注视我国国内发生的事，还要不断注视国外出现的情况。我们真正的工农红军总参谋部一定要十分认真、十分密切地注视我们苏维埃领土以外出现的情况。红军总参谋部要善于站在民族观点之上的角度，而不能把民族观点理解为个别民族，例如，乌克兰民族，或是别的什么民族观点，而应理解为组成苏联的全部民族的观点。只有站在这种观点的角度上，才能完成其首要的任务。我们就应该站在这种我称之为“民族观点”的苏联观点的立场上。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潜在的核心，是更广义的红军总参谋部的潜在中心。我们肩负着苏维埃建设方面的工作，这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尚未战胜自己国内阶级敌人的国家的无产阶级，帮助他们战胜这些敌人。你们知道，基于这个观点，我们红军总参谋部的任务是多么广泛而又包罗万象。你们知道，国内外形势向我们提出了多么巨大的要求。为了胜任这些任务，我们不得不完成这项有重大意义和巨大规模的工作。在这里我应该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还建立起，也还没有真正的红军参谋部。这个参谋部就其社会内容及其意义而言，同革命和工人阶级事业有着牢不可破的血肉联系，目前这一点尚不具备。为了成为真正的红军总参谋部，应该拥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实施军事领导所必须的一切能力和全部知识。必须使我们在完成赋予我们的任何任务时，能做好分内的、具体和明确的工作。我们目前能够做到这一点吗？不能，完全做不到。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能做到这一点。我不想把这个原因推到那些迄今还领导着红军，左右着红军的思想、红军的斗争和红军的成败的人的身上，说他们缺乏愿望。他们不是缺乏愿望，而主要是缺乏知识和理论修养。我们至今还不能说，我们在十分确切和十分全面地肯定和说明我们从事军事工作应采用的方法上，已经完成了这项任务。尽管结束战争已经过去许多年了，但我们仍需研究这些问题。所以，同志们，红军期待着，军事领导人期待着，我们整个工农共和国期待着你们来解决那些问题，纠正那些缺点。你们是在比较良好的条件下成长的首批毕业学员。你们的前辈所处的学习环境是不正常的，他们学习很马虎，他们常常中断学习[3]。总之，客观条件根本不可能为研究工作提供宁静的、便于思考的、细心钻研的环境。你们在这方面算是走了红运，因此，对你们寄于厚望，对你们委以重任。你们应该用自己的行动来表明，决不辜负这些厚望，只有国家，才使你们有可能造就自己，有可能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你们应该百分之百地不辜负对你们的信任，不辜负寄于你们的期望。
同志们，应该指出，你们的工作，除我已经指出的方面之外，将在物质环境方面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在这里应该事先向你们说清楚，来年，我们在改善整个红军及其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的物质状况方面，不能指望有多大进展。就我们的愿望而言，是很大的，但当我们了解到我国许多省份农业歉收给我们全国生活带来的极大打击之后，我们想大幅度地改善物质生活条件的希望便基本落空了。这就对或们提出了一个极其艰难而又重要的任务。尽管这方面的状况有些不妙，我们也要全力以赴地争取不仅不停留在目前我们所处的水平上，而且要取得巨大和重要的进展。这方面的客观条件无疑是具备的。至于主观条件，我想我一点儿也不会说错，工农国家把你们看作是一批不畏惧任何艰难困苦的、真正靠得住的建设者。
下面我想同你们再谈一下你们今后工作中的两个方面和两个条件。我把你们的工作环境以及你们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这件事，看作是首要的一条。你们都知道，我们早就采取了向所谓的一长制过渡的坚定方针。同时也采取了政委制。这一体制，我们是在革命斗争时期建立的，它在完成赋予红军的战斗任务方面曾是无产阶级国家手中的一种强大的武器，我们当时把它看作是一种临时性的体制。我们曾这样考虑，一旦条件成熟，就把基层中与工农密切结合的、既能担任技术领导、又能担任政治领导的人员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到那时这种曾发挥了强大的、不可估量作用的政委制即不复存在。遗憾的是，我们应该指出，我们实现这个条件的进程太缓慢了，不像我们所希望的那么迅速。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但总的来说，我们仍然要完成这项任务，我们要通过我们的实际工作一步一步地来实现它。最近，对此议论纷纷，共产党员占绝大多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目前，这个方针已被充分肯定为我国国内军事政策的基本方针。革命军事委员会把创造一长制的有利条件视为自己的职责，并坚持不懈地去实现它。然而，同志们，这个方针过去实施得很慢，要想迅速地实施它，现在得靠你们，靠那些在实践和理论上颇有修养的人和能胜任政治领导工作的人。目前，在很大程度上要靠你们。你们应该用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工作来证明，现在，已经有充分的可能比以前更大规模地展开这一过渡。为此，你们应该首先执行革命军事委员会早已下达的指示，但遗憾的是，这项指示尚未得到全面贯彻。我指的是使全体指挥人员、无论是党员还是非党员，同政治工作人员一起最密切地参加到我们党的军队工作和全党工作中来。如果你们除了关心你们的技术职能——军事领导职能以外，不会忘记这项任务的话，那么你们就会更好保障最迅速地实现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拟定和通过的这项方针。我想提醒你们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关系问题。在我的书面贺词中我已谈到了这一点，但我想再次口头强调一下。问题在于，最近由于我们在军队内部实行改组，由于中央机关和基层机关都大批更换指挥人员，因而围绕指挥人员、围绕非党力量问题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我们的国家对红军实行了全然不同的另一种原则性政策，它们不再同非党员合作，用党员换下了非党群众。当然，凡是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俄国共产党过去和现在执行的路线多少善于分析的人，都会清楚，那种看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但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如此看待，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清楚这一点。所以，我认为有义务说清楚，如果有人还持这种看法，那是绝对不正确的。当然，在我们国家里，共产党是一支有组织的，思想先进的力量；最重要的领导职务，自然应由这个党的成员来担任。但这个党不是宗派组织，过去从来不是，今后也永远不会变为宗派组织。这个党是人们实际联合的组织，他们对工人阶级所肩负的任务的性质了解得最深刻，并准备把自己的智慧，自己的才能献给为工人阶级服务的事业，献给巩固革命的事业，他们为争取实现工人阶级所提出的目标不畏艰难困苦，永不退缩。然而，这个集团拥有由其性质所产生的一切权利，同时也负有许多极为重大的义务，这些义务在客观上决定了绝大多数其它社会集团，甚至工人阶级都不能成为其成员。但是，这并不排除最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如果党员以为，只要依靠党自身的力最就能完成建立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任务和正确领导劳动人民群众的任务，那么这种想法即使只是一瞬之念，他们也就完全辜负了党员的称号。如果有人是这样想的，那么他就不再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因为共产党员首先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应该懂得，这种情况是与我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宗旨绝不相容的一种宗派主义。我们红军队伍中每个共产党员的任务归根结底是，要在整个非党群众的周围（这部分群众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比党员群众多得多）造成共产主义影响的气氛，造成使他们的工作与共产党的工作和命运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气氛。在这里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的隔阂。这样，我才可以说，我们未来的各级指挥人员都有权称得上是工农红军的红色指挥人员。这样，我敢肯定，每一名军事代表，无论他担任何种职务，无论他是党员还是非党员，都有充分的权利得到自己的同事或部属，以及我们全体工农群众的尊重。这就是你们这届毕业生的党员同志应该树立的工作方向，而非党员同志则应该主动去促使为造成那种合作气氛建立按部就班的影响，这种气氛虽然不是在党的旗帜下，但却是在我们红色革命的旗帜下，把整个红军团结为一支整体的、统一的、强大的力量。
同志们，苏朕革命军事委员会认为，你们这一届毕业生在从事军事工作上是各方面最成熟的，你们不会辜负我们的期望和我们工人阶级共产党的期望的。
同志们，在你们告别自己的母校这一天，在你们走上红军队伍中独立的创造性活动的广阔道路的这一天，我想向你们提出的总的意见就是这些。还有一点你们要记住，最近几天的国际形势有可能向我们提出比平时的、和平时期的当前任务更广泛的新的任务。我们知道，正在许多巴尔干国家发生的那件事[4]，以及欧洲帝国主义列强代表之间在商谈中达成的那个交易，——这一切十分清楚地表明，欧洲可能成为大动荡的场所。当然，这一切不一定，完全不一定就发生在最近的将来。但确切的，绝对确切的是，历史这只鼹鼠正是朝这个方向钻去的。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思想禁锢在日常工作的小圈子里，而应该突破它，应该记住，也许，我们日常工作的全部成果必将在战场上经受考验的时刻即将到来。这样做是千准万确的。你们，红军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我国红军的骨干们，尤其应该记住这一点，并全力以赴地加快我们基层工作的步伐，尽管我们经费有限，但我们仍然可以使红军感到自己能够牢牢站住脚，能够把我们的武器变得更加锋利、更加有效。在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并会完全不辜负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期望。我以此来结束自己对你们的祝贺。
今天，你们从军事学院毕业了，我再次向你们表示祝贺，并殷切地希望你们竭尽全力彻底履行自己的义务。
红军新毕业生们万岁……
[1]第四期军校毕业学员的职务等级为：军长以上一一1.5%，师长及相当于师长的——20%，团长——35%，团长以下职务者——22.5%，学员中党员的比重是：党员——84.7%，预备党员——6.8%，非党员一一8.5%；1917年10月以前入党的——12.3%，1917年10月以后入党的——14.2%，1918年入党的一一22.5%，1919年入党的——23.8%，1919年以后入党的9.6%。
[2]爱非斯的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30-470）——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古希腊罗马辩证法的最著名的代表。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中获得肯定的评价。
[3]第四期军事学院毕业学员是能够在整个学习期间有计划地在学院学习的第一批毕业生。前几期毕业学员屡次被派往国内战争前线和镇压喀琅施塔得及坦波夫省的反革命叛乱，被委任担负领导、指挥和参谋职务。
1922年1月9日因学员积极参加同苏维埃政权的敌人的斗争，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该学院红旗勋章1枚。
[4]指当时的保加利亚总理反动分子赞科夫企图建立反“共产主义危险”的巴尔干国家集团，以及协约国内部在伦敦会议上进行的谈判（1924年7月16日-8月16日）。谈判的目的是把苏联变为西欧的农业附属国，同时规定主要依靠吸收美国资本（道威斯计划）全力发展德国的军事工业。 |
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红军（米哈伊尔·伏龙芝，1924牟6月18日《红星报》第13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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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和红军
米哈伊尔·伏龙芝1924牟6月18日《红星报》第135号
红军问题没有作为单独的议题列入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议程。显然，这绝不意味着党认为国防问题不重要。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事实是，恰恰在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前夕所实行的军事部门内部的改革，就是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倡议和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它涉及到了军事生活一系列最重要的领域。问题并不在于此。按议程的迫切性来说，在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下，应该成为，并且已经成为党的注意中心的，不是国防问题，而是国家的内政、经济和政治建设任务问题以及党内生活问题。
即便如此，我们的军事生活仍然在代表大会的工作过程中和决议里得到了反映，尽管这种反映远非全面，或者说是顺便提及。代表大会曾三次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在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中，在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中和有关农村工作问题的决议中。
在对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所作的决议中有一部分是阐述红军问题的。
“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为在军事部门中实行已完全成熟的改革和在该部门中增加党员工作者所采取的步骤。
鉴于地方民兵部队在国防事业中的作用，代表大会提请全党注意，必须努力工作，以加强在这些部队中的共产主义影响。代表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采取一系列措施，增加红军战士和水兵中的共产党员的数量”。
决议的重点是关于地方民兵部队的作用这一段。代表大会提请全党注意地方民兵部队在国防事业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指出加强其共产主义影响的必要性。尤为重要的是，要使这项指示得到我们全体党的工作者，特别是与农村工作有关的党的工作者的理解，并在他们身上得到充分体现。
全党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在转入民兵体制方面我们已远远超出了单纯“试行”的范围。目前，苏联武装力量已有半数带有民兵的性质。今后，我们要逐年使地方民兵部队的比例越来越大，因为它们所起的作用要求军事工作（战斗训练、人员补充、组织工作）的整个体制作相应的改造，以便保障将其改造为真正第一流的战斗部队。这项任务完全能够实现，但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全党要清楚地认识到我们的党、政府和工会机关参加民兵建设的必要性。民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应该明确，地方民兵部队里的工作不仅是军事部门的工作，而且也是他们份内的工作；地方民兵部队的工作计划是所有民政机关及其下属地方部门工作计划的责无旁贷的部分。同时应该特别注意的是，这些机关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非集训阶段，而不是放在集训阶段（此时，当然，由军事部门来管理）。
在这个必要的长时间的非集训期间，如果我们对保持和加强民兵干部与非固定人员的联系这个任务解决不好，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拥有精良的部队，从而，有可能使苏联军事防御的整个体系受到威胁。
但在对待地方民兵部队的工作问题上，可以而且应该不单纯从纯军事观点，即从其最佳战斗训练的观点来处理。如果处理得正确，越来越扩大的民主体制就会使党和苏维埃政府拥有最出色、最强大的手段，来建立和加强同农民的联系，并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在这方面业已取得的经验不多，但却清楚地表明了今后发展的巨大潜力。地方民兵部队军事机关同地方民政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相互关系凡是很快密切沟通、互通有无的地区，那里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得不同寻常。遗憾的是，民政机关参加民兵工作显得很勉强，是出于同情，出于某种“协助”，这种情况不乏其例。
问题不在于这种同情，而在于充分发挥本身的主动精神，在于依靠地方民兵干部去摸索农村工作的新方法，在于尽量发挥他们的作用，绝不妨碍他们本身的任务：巩固苏维埃在农村的影响。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一方面考虑到我们的军事任务，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全苏工作的需要，在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中，就这个问题向党作出了十分明确的指示。该决议第16条称：
“扩大民兵建设，给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和巩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影响开辟了新的途径。由农村中最贫穷的阶层和中农阶层组成的地方民兵部队，能够并且应该成为团结和教育农民，并促进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依靠力量之一。在那些建有地方民兵部队的地区，其干部应该用来作为苏维埃国家和党同农民联系的新形式。为此，地方民兵干部同地方权力机关和党组织的组织联系，应当同通过党的力量巩固地方民兵部队相结合起来。”
这项决议为党在农村中的工作制定了新的路线，从而对解决和巩固作为我国军事建设主要基础的民兵体制开辟了新的广阔前景。帮助把这个决议贯彻到生气勃勃的实际工作中去，这是全体党员、首先是军人党员的事。
在关于党的建设的报告中提到，红军中党的工作有偏离全党工作的现象。在代表大会决议的有关条款中指出，“这种偏离现象应加以克服，并且对有关规定应予以修改，党委与军队政治机关在组织上的相互关系也应予以明确”。
决议十分全面地指出了一些消极现象，但对今后的相互关系的形式未作具体的规定。这项任务有待新的中央委员会来处理，可望在近期内获得解决。不管如何解决，红军的高度集中的工作性质不容忽视，军内各组织的党的工作不容各自为政。一旦由于这种倾向而造成一些不良现象，当尽快予以克服。
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关于军事工作方面的指示就是这些。虽不翔实，但却指明了军事建设中的一个完整的新时期。红军和海军正坚决地遵照并执行这些指示。 |
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致敬（米哈伊尔·伏龙芝，载1924年4月18日《红星报》第8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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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致敬[1]
米哈伊尔·伏龙芝载1924年4月18日《红星报》第89号
政治工作在红军胜利中所起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我们的军队把它作为大规模巩固和加强其战斗力的新武器。
是谁使我们在炮火声中建立起来的年轻的红军队伍秩序井然、纪律严明的？是谁在挫折和失败之时使哉士保持了勇敢精神和高昂士气，并给其摇摇欲坠的队伍注入了新的活力？是谁组织好了军队的后方，在那里成立苏维埃政权和建立苏维埃制度，从而保证了我军迅速顺利地向前推进？是谁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顽强工作瓦解了敌人的队伍，使敌人的后方陷入了混乱状态，从而奠定了未来的胜利？
这都是军队的政治机关干的，应该说，干得很漂亮。他们以往的功绩——是无法估量的。
这些功绩是完全与他们在我军党政工作的总体制和制度中所起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的。
政治机关作为共产党在军队中的机关，既是党所迸发的情绪、活力和热情的直接传播者，又是工人阶级充满胜利的信念的传播者。
俄国共产党是我国荻得胜利的无可争议的组织者。这个任务正是由于建立了政治机关网，才得以完成的。政治机关网自上而下遍布军队，并使军队团结成为由一致的精神和情感结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所以，胜利的组织者的荣誉也属于我们的政治机关。值此军队高级政治机关——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五周年之际，红军全体官兵衷心地向它致敬。
人们可能要说：以前是这样，将来还继续是这样吗？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还将保持着它在过去国内战争中所拥有的地位吗？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是的，毋庸置疑。
将来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无论在何处进行军事斗争，这一斗争将永远具有阶级的和革命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斗争有时大些，有时小些，但这些冲突必将具有我国过去国内战争的特点。所以政治机关将完全保持自己的地位和作用。它依然是使我们的一切敌人害怕的又一种新式武器。
要让军队的政治工作人员更深刻地研究过去战争的经验。要继续改进和完善自己的工作方法，从而增强这种武器的战斗作用，以及整个红军的实力。红军知道和珍视政治工作的作用，井在自己的队伍里给政治工作以光荣的地位。
红军向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及其所有机关致以热烈的敬礼，并祝愿作为我们苏联最重要武器的政治工作继续得到巩固和发扬。
[1]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现为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一一1919年4月18日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决议建立。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总政治部实现对我国武装力量的整个党政工作和群众性文化工作的领导。
学识渊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伏龙芝鲜明地提出了作为“特殊武器”的军队政治工作的作用和意义。1924年12月，他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的总结报告中强调指出：“政治工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军事建设的基础。党在我们的一切军事政治工作中曾起过并将继续起领导作用，没有党的这项工作，我们要想增强我国的军事实力，加强红军的实力，内部团结一致和组织纪律性，那是不可想像的……”（参见《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全体会议总结》—文。） |
2．在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情况介绍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2．在俄中国烈士纪念设施情况介绍
（1）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右后侧中国烈士纪念碑
为纪念1917年在俄国“十月革命”中为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牺牲的烈士而立，其中包括中国烈士。纪念碑呈长方形，大理石制成，上面用俄文刻着：张—1917王—1917。因牺牲的中国烈士姓名不详，故冠以张、王两大中国姓氏以表纪念。
莫斯科红场列宁墓右后侧中国烈士纪念碑
（2）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
纪念碑呈方尖形，顶端缀有一颗红星，正面中俄文刻着：敬礼。这里安葬的是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战斗中于1919年7月在莫洛佐夫斯卡娅车站地区牺牲的第292杰尔宾特国际团中国红军游击队队员。据地方志博物馆里史料记载，当年红军与白军实力相差悬殊，最终有429名红军战士牺牲，其中有200名左右是中国战士。1958年“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时，苏联政府在这里建立了该纪念碑。现当地政府从财政预算中拨出专款并责成有关单位定期修缮，纪念碑迄今保存完好。
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
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碑文（中、俄文）
（3）彼尔姆边疆区特罗伊察镇中国志愿者纪念碑
为纪念1918年12月在彼尔姆边疆区特罗伊察镇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第225团（红鹰团）中国战士，苏联政府于1953年在特罗伊察战役遗址——瑟尔瓦河畔建立了综合纪念设施。后由于土地私有化和该村基础设施改造，纪念碑于2000年被拆除。在边疆区政府支持和当地居民努力下，2012年中国志愿者纪念碑被重新修复。纪念碑位于该镇瑟尔瓦河畔，碑高约2名，碑文用俄文刻着“1918年12月25日至27日在特洛伊察镇瑟尔瓦河畔被白匪枪杀的中国志愿者纪念碑，250名中国志愿者和4名当地居民永垂不朽。”
彼尔姆边疆区特洛伊察镇中国志愿者纪念碑
彼尔姆边疆区特洛伊察镇中国志愿者纪念碑碑文
此外，据使馆了解，在彼尔姆边疆区还有一处中国烈士纪念碑，位于彼尔姆边疆区叶洛沃镇，纪念1918年在此处牺牲的中国、拉脱维亚、匈牙利战士。
彼尔姆边疆区叶洛沃中国烈士纪念碑
（4）俄北奥塞梯共和国首府弗拉季高加索市中心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纪念碑
为纪念在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8年弗拉季高加索8月事件）在弗拉季高加索牺牲的450余名中国国际主义战士，于1960年建立了该纪念碑。碑高20多米，由方形底座和细长石柱组成，前后两面碑文分别用俄文和奥塞梯文写就，汉语译为“献给国内战争时期在北奥塞梯为捍卫苏维埃政权而牺牲的中国同志北奥塞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大众谨立”。纪念碑位于波扎尔斯基和伊里斯通两条大街交叉地带的“革命广场”上，民众称该广场为“中国广场”。
弗拉季高加索市中心中国国际主义战士纪念碑
（5）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奧尔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
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新霍皮奥尔斯克的红军近卫军第二莫斯科军团与白匪军顽强作战。为纪念此战役中牺牲的红军战士和18位中国志愿者，苏俄政府于1921年在该市中心建立了革命公墓，亦称“兄弟墓"。后来由于城市基础设施改造和布局结构调整，“兄弟墓”被拆除。1970年，在原“兄弟墓”位置重新建立了俄国内战争烈士纪念设施，保留至今。中国志愿者纪念碑是纪念设施的一部分，碑呈长方形，高约1.5米，长约3.5米。上面用俄文刻着“18位中国志愿战士和区革命战士赤日马科夫、波波夫、利特维诺夫、尼古拉耶恩科、卡尔波夫、阿尼休科、安东诺夫、沙普宁、雅布洛奇金、贝利涅夫永垂不朽”。
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奥尔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
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奥尔斯克市中国志愿者纪念碑碑文
（6）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奥尔斯克区阿尔费罗夫克村（СелоАлфёровка）中国无名烈士纪念碑
根据区兵役局2009年资料记载，该墓碑（334号）为1918年至1922年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的纪念碑，共掩埋19人，其中16人为中国烈士。
沃罗涅日州新霍皮奥尔斯克区阿尔费罗夫克村中国无名烈士纪念碑
（7）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图拉市市郊维亚火车站旁中国烈士纪念碑
在夺取“十月革命”胜利和捍卫革命成果的斗争中，中国人民的许多优秀儿女同俄国无产阶级并肩战斗并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其中最著名的中国烈士是1884年4月28日出生于辽宁铁岭的任辅臣。他在34年的短暂一生中，把14个春秋献给了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他开始和打入沙俄侵略军中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接触，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190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政党成员。1916年，受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影响，任辅臣开始在华工中秘密建立革命组织，宣讲社会主义理论。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任辅臣在布尔什维克党指导下成立了由附近华工组成的部队，并被编入红军序列，命名为“中国团”，任辅臣任团长。中国团成立后与外国干涉军和白卫军进行了英勇作战，战绩辉煌。为表彰中国团的战功，苏维埃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该团“红鹰团”称号，苏俄人民亲切地称该团为“中国英雄军”。1918年11月，任辅臣率中国团为保卫战略要地维亚火车站和下图拉市工厂同白军展开激战，因双方人员、武器相差悬殊，包括任辅臣在内约300名中国团官兵英勇牺牲。1919年在维亚火车站旁立了中国烈士纪念碑，1988年重修。纪念碑目前状况完好。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下图拉市市郊维亚火车站旁中国烈士纪念碑
（8）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维亚茨科耶村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中国东北抗日联军旅）纪念碑
为纪念“二战”期间在苏联牺牲的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战士，当地政府2009年建立此碑，碑文为“这里埋葬着1941年至1945年8月在维亚茨科耶村牺牲的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战士及其家属”。据记载，1941年中国东北抗日联军部分战士转入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市附近整训，后正式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苏军番号为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政治副旅长。1945年8月，他们配合苏军重新进入东北，在解放东北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为苏军能在一周内消灭日军，促使日本宣布投降，立下了不朽功勋，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现该碑位于一片密林中，这里曾是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东北抗日联军旅）营地，营地距哈巴罗夫斯克市区77公里，占地近100公顷，林中现有一片墓地，内有12个坟茔，均为长方形，由泥土堆砌而成，部分坟茔上盖有石板。此外，林中还有房屋、战壕等当年生活、军事设施遗迹。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维亚茨科耶村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纪念碑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维亚茨科耶村苏联远东方面军步兵第88旅纪念碑碑文 |
1．“十月革命”中的十大中国红军部队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新增附录
据史料记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四五十万中国人被招募或被拐骗赴俄劳作，他们受尽了战火的摧残和沙皇资本家的折磨，不断掀起反奴役和反压迫斗争。仅在1916年就有6起较大的华工反抗斗争事件。
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同是劳苦大众的华工很快加入到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当中。他们接受革命的思想，加入到红军队伍当中，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做出了贡献。
根据现有资料，“十月革命”和俄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在苏俄红军队伍中有许多由中国人组成并由中国人指挥的团、营建制的队伍。
1918年初，在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组建的中国营是苏俄红军队伍中第一支由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此后，在彼得罗扎沃茨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弗拉季高加索、彼尔姆、沃罗涅日等城市，相继组建类似的由中国人组成的营级单位。
红军第29步兵师“红鹰”中国团、第25步兵师（著名的夏伯阳师）第222国际主义志愿军团、第29步兵师第225中国步兵团等，为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转战俄罗斯南北，参加多场战役。“十月革命”领导人列宁最早的警卫中就有70多名中国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警卫人员中也都有中国人。他们曾高度评价中国国际主义志愿军战士在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
1．“十月革命”中的十大中国红军部队
1917年，在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在“一战”战场做战地服务的数万中国劳工以及少量参加“一战”的北洋政府部队参加了“十月革命”，不但参加了夺取冬宫（推翻临时政府）的战斗和莫斯科的十月武装起义，还在随后的苏俄内战中同红军一道积极参战，组建了几支中国部队。据民国北洋政府档案资料，“十月革命”期间，大约有三万华工参加了红军。
（1）张福荣“中国团”
1918年7月底，滞留在俄国的中国北洋政府参加一战人员约2000人，在张福荣带领下，经苏俄红军将领布柳赫尔做工作，参加了红军。8月，在一次战斗中有力掩护了苏俄红军大部队，受到苏维埃执委会主席斯维尔德洛夫的嘉奖，并决定将乌拉尔——伏尔加地区红军各部队中的中国国际志愿军合编组成“中国团”，任命张福荣为团长，归布柳赫尔指挥，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亲自签署了成立“中国团”命令，苏俄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于1918年10月12日代表俄共（布）中央前往昆古尔，把书写着“中国团”的军旗授予张福荣。1920年6月，张团配合南部方面军，反攻波兰干涉军，并顺利进军华沙。在解放克里米亚半岛战斗中，“中国团”损失一半以上官兵，张福荣受伤。余下的“中国团”官兵有的加入苏联国籍，有的回国。为表彰“中国团”功绩，苏联政府1927年在彼列科普镇修建了一座纪念碑，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纪念碑被捣毁。
（2）任辅臣“中国团”（红鹰团）
1917年11月25日，在俄罗斯伏尔加河上游卡玛矿区，任辅臣组织了一支由华工组成的武装，支持苏维埃政权。列宁关注该支武装，签署命令，将该部编为红军第三军二十九步兵师第二百二十五团（2000人），任命任辅臣（1884—1918，辽宁铁岭人）为团长。在打了一场大胜仗后，苏俄军事委员会颁发嘉奖令，授予任辅臣的中国团为“红鹰团”，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赶赴古士崴城主持颁授军旗仪式。1918年12月7日，“红鹰团”在坚守维亚火车站（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同哥萨克白卫军搏斗中，任辅臣及300名官兵壮烈牺牲，62人生还。列宁于1920年会见了任辅臣的妻子及子女。1989年11月，苏联政府授予任辅臣“红旗勋章”。在维亚火车站建有一座中国战士纪念碑。
（3）包清山“中国营"[1]
1918年春，以包清山为首的600多名中国劳工，在北高加索地区弗拉季高加索市成立了中国独立营。阿斯特拉罕边疆区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基洛夫向中国独立营营长包清山亲授红旗。该营为保卫北高加索，特别是弗拉季高加索市做出了贡献。1919年5月，列宁接见了这支被编为苏俄红军第4团第3营的全体华工战士。有的华工战士还荣获“列宁勋章”。在俄联邦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首府弗拉季高加索市中心至今屹立纪念中国红军战士的纪念碑。包清山1926年左右被苏俄政府枪毙。
（4）桑富阳“中国营”
1918年初，在俄的中国青年桑富阳向苏俄红军第2革命军代表大会提议成立一个中国营，此建议得到苏俄政府认可，列宁曾特别指示要支持“中国国际部队的组建”。第一支中国国际部队——中国营成立，桑富阳任营长，全营100人左右。活动于普里德涅斯特罗维耶，在追击装备精良的德国干涉军时，中国士兵表现英勇无畏。1918年9月，该营编入莫斯科第21特别旅，奉命深入到诺伏霍别尔区与白卫军的作战。
（5）郭来宾“中国团”
1918年，苏俄红军第3军第29师成立了后备团（中国团），全团都是来自乌拉尔煤矿、石棉矿和铁路上的中国工人，团长郭来宾为搬运工人出身。
（6）孙福元“中国营”
1918年，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营”，该营由500名中国战士组成，营长为俄共党员孙福元。该营后来编入莫斯科混成旅第21莫斯科苏维埃团。孙福元曾在乌克兰西部组建过一个中国营。来莫斯科后主动建议苏俄红军组建中国红色支队。
（7）孙季武“中国营"
在远东地区务工的中国工人，在日本干涉军进入远东后，奋起抗击日本干涉军。孙季武领导的“中国营”参加了乌苏里江战线上与日本干涉军和白卫军的多次战斗。
（8）张川林“中国连”
苏俄国内战争爆发后，在乌克兰地区哈尔科夫附近一个煤矿区务工的中国工人，在张川林带领下参加苏俄红军，并单独组建了“中国连"，由张川林任连长。该连被编为红军第13军第12师第1旅第3连（中国连）。
（9）中苏混合游击队
1918年，日本干涉军向苏维埃政权发动进攻后，远东地区布尔什维克组织了中苏混合游击队。例如，1918年4月，组建一支游击队，共700人，中国人在其中占四分之三，俄国人占四分之一。这支游击队活跃在西伯利亚中部，同日本干涉军进行了几十次大小战斗。
（10）中国国际部队
随着俄国国内战争日益激烈残酷，1919年1月至8月间，布尔什维克党组建了8支新的中国国际部队。这些部队分别被编入东方战线的第3、4、5集团军，南方战线的第10、11、12集团军，北方战线的第6、7集团军，积极参加了粉碎14国武装干涉军的历次进攻。先后有伏龙芝中国独立团（又称“奥斯特罗戈日基团”，后编为伏龙芝第1步兵师第6团）、敖德萨中国独立支队、比里侈诺夫中国支队、别尔米中国支队、彼得格勒国家支队等在各个战场与外国武装干涉者和白卫军作战。
*本附录全部资料和相关图片均由中国驻俄罗斯使馆提供。
[1]本书主要记述的即是包清山及其“中国营”的事迹。 |
25．战争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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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战争结束了
包清山离开格罗兹内到格鲁吉亚去了。这件事我们也是从萨马尔汗的卷宗里知道的。卷宗里保存着一份一九二一年二月的证明书：“第十东方国际营营长出差到第比利斯中国人中间去做组织工作。”
我们觉得这份证明书写得不够清楚，包清山到底是到中国人中间去做什么组织工作呢？
这个问题后来我们才弄清了。原来和包清山同行的，还有中国营战士刘发。我们在萨马尔汗会见了他。
他是一位身材高大、团团圆脸、朝气勃勃、精神饱满的人。关于中国营，他证实了许多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阐明了营长去第比利斯的原因。
中国营必须从格罗兹内调往弗拉季高加索，深入山区，清剿白匪。这股匪军是邓尼金和弗兰格尔未能逃出国境的残部汇合拼凑成的。
面临的任务非常重大，但当时人力不足，必须予以补充。这就是包清山去格鲁吉亚到中国人中间去做组织工作的目的。格鲁吉亚刚从孟什维克的统治下解放出来，那里有几万中国劳动者。他们在诺依·若尔丹尼亚政府[1]当权时，受尽了迫害。包清山认为，在他们中间，一定有很多人愿意参加红军。
他的估计完全正确。包清山和刘发在格鲁吉亚待了没有多久，便带了一百五十名中国志愿兵回到了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又扩编为一个完整的营。
在萨马尔汗的卷宗里还有一个证件。这是果尔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签发的鉴定。在鉴定里介绍了中国红色战士歼灭山区白匪的功绩，指出了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是一个组织良好的军事单位，是一个机智的突击部队，是捷列克工农政府的一支强大的力量。
鉴定的总结部分可以说就是给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于内战年代在北高加索的全部战斗活动所作的总结。兹将全文摘引如下：“包清山指挥的支队虽然在物质上得不到保证，远离家乡，忍饥挨冻，但毫无怨言地在北高加索山区完成了无数次战斗任务。不管是歼灭零星散匪，或是打击反革命领导的装备良好的白军，他们都是真正的国际主义战士的典范，都是保护劳动人民权利的忠诚卫士的典范。”[2]
上述鉴定是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签发的。这个8期和弗拉季高加索老战士们给我们讲述的完全吻合。他们肯定地说，一九二二年新年前夕，也正是在包清山接到光荣的鉴定之后几天，根据北高加索军区司令部的命令，中国支队被调到罗斯托夫去了。
包清山的战士们在罗斯托夫并没待多久，一共只住了两个月。这是中国支队成立以来最安静的日子，没有战斗行军，没有深入敌后的偷袭，没有向敌人发动进攻。
战士们受不了这种安静。他们经常想到，他们原来都是从事和平劳动的人们，待在军营里干什么呢？是不是到了应该放下武器的时候了？
还在打仗的时候，常杨清在别斯兰就看中了一块土地。那是一块多好的土地啊！是一块最适宜栽种水稻的地方！可是那儿还没有人种过水稻，这是很可惜的。常杨清有心要教给俄罗斯人、沃舍梯人、切禅人、印古什人关于水稻的种植方法。他决心要获得使人惊奇的好收成。种水稻是一件大事，它将给人们带来很多利益。
常杨清的朋友老王支持常杨清的理想，但是他自己却不打算到别斯兰去种水稻。他看中了他熟悉的哈尔科夫的一个宽敞的半地下室。那里可以开一个很好的洗衣房。而且，哈尔科夫还住着一位名叫舒拉的姑娘。这是一个善良可亲、端庄秀丽、勤俭朴素的姑娘，老王打算娶她。舒拉也不反对嫁他，他俩情投意合。
李善金却念念不忘巴库。他参加过解放巴库的战斗。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城市，既可以工作，又可以学习。李善金决定进成人夜校学习（不久以前他入了党），掌握知识，从事社会工作，做一个忠实的布尔什维克党员。[3]
其他的战士们也都各有各的计划。他们虽然都还住在营房里，但心已经离开营房了。战争已经结束了，人们都在种地栽花，建造房屋，开动机器了。
战士们焦急地等待着复员的命令。这也难怪，别的部队不是已经复员了么。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包清山集合起战士们，他激动地宣读了解散中国营和复员红军战士从事和平劳动的命令。
“那一天，”常杨清回忆道，“支队集合了两次。第一次，宣读了复员的命令；第二次，伏罗希洛夫同志到中国志愿兵部队来做客。”
克里门特·叶弗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是当时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他这次不是像常杨清在前线所见的那样骑着马来，而是乘一辆小汽车来的。伏罗希洛夫热情地对中国战士们讲了话，衷心地感谢他们在红军里忠心忘我的服务精神。并且坚定地说，在不久的将来，几万万中国人民一定能把国内国外的压迫者从自己的肩上甩掉，像俄国一样，建立人民的政权。
这位司令员在结束自己的讲话时说，新俄国的幸福子女将永远怀念着为了革命而不惜流血牺牲的中国兄弟。时候一到，苏维埃俄国将首先去支援中国的革命。
伏罗希洛夫同志的讲话没有经过翻译员转译。中国战士们在红军部队里服务了多年，已经学会了俄语。他们非常重视伏罗希洛夫同志所说的国际主义的精神、军人的友谊和未来的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觉得这些话非常亲切。
第二天，战士们就准备动身了，把东西装进了箱子，到司令部领取免费的火车乘车证。签发的乘车证各有不同：有的人去邻近的地方，有的人去顿河，有的人去很远的地方，要通过全国直至中国边境。当时，要返回中国去的人很多。
“你呢，指挥员同志，你的乘车证怎么填？”包清山去司令部时，文书问他。
那时常杨清也在司令部，老常还记得那一段谈话。
“我吗？”营长说，“请写上到广州去；而且是出差。”
“怎么，到广州？”文书莫名其妙地看着营长，他认为营长是在开玩笑，便笑着说：“请便，指挥员同志，乘车证和出差证我都可以开给你。但不知在出差证上写你去做什么，”
“请写上，出差到中国去搞革命。”
包清山虽然是在说笑话，但他的确是想回祖国去。祖国在召唤他。他已经听到觉醒了的伟大祖国在召唤他了。
但是包清山没有立即返回祖国去。我们在萨马尔汗的卷宗里找到了西伯利亚武装力量副总指挥一九二二年三月发出的命令，命令包清山“前往伊尔库茨克听候第五军军长的命令。”
此后，这位对革命事业孜孜不倦的指挥员便在中亚细亚开始过他的战斗生活了。包清山被派到萨马尔汗，担任伊斯兰教骑兵营营长。当时，巴斯马奇匪帮在萨马尔汗一带猖狂为害。巴赫拉姆别克、阿奇尔别克、哈米特别克、达依拉迪什和米尔扎巴尔万的大批匪徒，听到包清山的到来，大为吃惊。
最厉害最狡猾的敌人就是巴赫拉姆别克。同他的斗争没有一天中断过。最后，这个臭名昭著的匪首终于低头了。他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知道别无出路，于是带了一批巴斯马奇匪帮来到历史上有名的萨马尔汗大校场，当着成千群众的面，宣布他放下武器，并且发誓再不反对苏维埃政权了。但豺狼毕竟还是豺狼，过不多久，他逃出了萨马尔汗，重新纠集起失散在各地的匪徒。
夜晚，包清山知道了这件事，便立即召集战士们前去追击。过了几天，他带着这个巴斯马奇匪帮头目的尸体回城了。
萨马尔汗市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特地为这件事通过一项决议。决议写道：鉴于伊斯兰教骑兵营营长包清山同志在同巴斯马奇匪帮所作的斗争中，累建奇功，特此奖给金表一只，并题字如下：“工农苏维埃政权的捍卫者，打击巴斯马奇匪帮的英雄包清山同志惠存。萨马尔汗市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团赠”。
萨马尔汗市执行委员会颁发的服务证书里指出，包清山同志在拉卓夫·阿明地区的战斗中立了大功，光荣地获得了红旗勋章。另外，在证书里还介绍了很多包清山打击巴斯马奇匪帮的事迹；并作了如下的评语：“包清山同志堪称为巴斯马奇战线上的第一名英雄。”对于军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评语了。
我们的笔记本已经翻到了最后一页，我们的采访工作到此结束。
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我们没有能够把各地所有的资料都收集起来；所以包清山和中国志愿兵四十多年前的功绩还有许多没有能够为世人所知。
但是，时间毕竟不能磨灭人们的记忆。苏联人民将永远纪念着中国的英雄子弟。他们在俄国为劳动人民的政权所进行的忘我斗争，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俄国内战时期的中国志愿兵永垂不朽！
[1]格鲁吉亚孟什维克的首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之一。一九一八——一九二一年是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的头子。——译者注
[2]在内战时期，在捷列克河两岸英勇作战的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战士的英雄形象，不仅没有随年月而消失，相反，以新的力量发出了光辉。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奥尔忠尼启则市为包清山的战士们庄严地举行了纪念碑的奠基典礼。在纪念碑的基石上刻着：
“此地将建立纪念碑，以纪念在北沃舍梯内战年代为捍卫苏维埃政权牺牲的中国革命支队的指战员。”——原注
[3]我们了解到李善金的生活道路。一九二一年，他确实住在巴库，在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在一九二九年出版的《第十八次巴库党代表大会会议汇集》里，曾提到了党代会巴库党委会委员李善金同志。——原注 |
24．功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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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功勋的一部分
顿河解放后，包清山的战士们在库班作战。以后他们的足迹就消失了。我们知道中国指挥员的忠实通信员米沙·卡尔普宁那时还在阿斯特拉罕医院的伤寒医疗站里。曾给我们讲述过许多故事的李振东也不幸与弗拉季高加索营的同志们分了手。一九一九年夏，李振东在阿尔马维尔附近负了伤，进了医院。可是出院时，谁也不能告诉他那时包清山在什么地方作战。他被派到了别的部队，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弗拉季高加索营的同志们了。后来,他在乌克兰作战。[1]
可是常杨清，聪明能干的常杨清，他的不平凡的记忆力记得中国战士在战斗中的无数情节，也同样不能告诉我们包清山的战士们此后走过的道路。因为他已经离开顿河，带着忠实的“廖沙”到西线去了。直到内战结束后，他才回到弗拉季高加索中国营里来。
包清山营的线索就在一九二零年中断了。
但是我们并不就此灰心。这个英雄营和它的指挥员的足迹绝不可能就这样消失的。
出版界来帮助我们了。杂志《民族友谊》发表了我们写的《关于中国志愿兵——俄国革命的参加者》的文章。《文学报》发表了一则介绍上述杂志的简讯，提到了包清山这个姓名。不久，报社便收到了一封从高尔基市寄来的激动人心的信。这位英雄的女儿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包清山（夫姓为西比良可娃）写道：
“请到我家来，我将尽力把父亲的事迹讲给你们听，虽然我知道得也不是很多。”
我们乘上了第一班开往高尔基市的火车。从高尔基市中心到包清山家的奧尔忠尼启则村，只有一小时的路程。我们找到了恰阿达也夫街，找到了27号门牌的两层楼的房子。我们循着楼梯往上走时，只听得上面有孩子们时而说俄语时而说汉语的声音。
我们按了门铃，走进屋去，说明了我们的来意。包清山的外孙女——小乖乖依拉和她的父亲——海军中校西比良可夫接待了我们。原来他正在和孩子们一道学习汉语。我们坐在一边，他们继续上课。
西比良可夫指着一把椅子问道：“斯徒尔”汉语怎么说？
“椅子。”依拉回答。
“斯徒尔——椅子。”包清山的六岁的大外孙女加莉亚认真地重复了一遍。
“孩子们，‘妈妈’汉语怎么说？”
“也是妈妈。我们的妈妈，俄语和汉语都叫妈妈。”
妈妈不在家。她是一个医生。天天这个时候，她都在值班。西比良可夫把视线移向桌子。
“桌子。”孩子们齐声地回答。
俄语说“斯托尔”，汉语说“桌子”。在桌子的上方，挂着外祖父的相片。
西比良可夫同革命战士包清山的英勇形象很相似。他曾在太平洋舰队里服务过，参加过解放南撒哈林的战役。他在萨马尔汗遇见了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有一个很特别的姓——包清山[2]。后来他和这位姑娘结了婚。
晚上，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才回到家来。她长得真像她的父亲啊！一样的脸型、一样的黑眼睛、同样刚毅的目光。
她不记得她父亲，她不能向我们介绍她父亲的什么军事活动。她只知道，她的父亲一八八七年出生在沈阳，小时候，被一个俄国将军带到了高加索，在第比利斯的一所中学读过书；后来，他到了彼得格勒，在那儿遇上了革命，开始为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斗争；过后，到了弗拉季高加索，当了中国营的营长；在弗拉季高加索，他同她的母亲叶夫其宁·玛卡洛芙娜·巴拉耶娃结了婚。
巴拉耶娃同女儿生活在一起。她跟女儿一样，关于包清山的战斗生活，也提供不了多少材料。她只知道她亲眼见到的那一时期的事。一九二二年，包清山被调到萨马尔汗去打巴斯马奇匪军。他在那一边同巴斯马奇斗争了两年。后来被调到莫斯科，又从莫斯科到中国去了。根据中国传来的消息，包清山在为祖国的自由和幸福的斗争中牺牲了。
这位英雄的家属领取到苏维埃政府发给的抚恤金，一直居住在萨马尔汗，只在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结婚后，才离开了她们多年居住的地方。
“水兵是行踪不定的人。”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笑着说，“我同丈夫到过很多地方。我记得在一次旅行中，在新西伯利亚和鄂木斯克之间的一个地方，火车在一个车站上停了一两分钟。我从车厢窗口探头向外望望，月台上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上校，他对我说：
“‘你很像我所认识的一位最勇敢的红军战士，他叫包清山，你是不是他的女儿？’
“我只说了一声‘是的’，火车就开动了。上校连姓名都没来得及告诉我。当然，姓名是没有关系的。主要的是幸福的苏联人们还怀念着我的父亲。”
我们兴奋地把所听到的有关包清山的事迹都记了下来，但总觉得还不够。因此，我们继续问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道：
“也许您还保存着您父亲的什么证件吧？”
她否定地摇了摇头说：
“妈妈在办理抚恤金手续时，把家里所有的证件都送到萨马尔汗市社会保证科去了。”
“这些证件还在那儿吗？”
“是的。抚恤金保证期完了之后,证件和我的人事卷宗都留在那儿了。”
“大概有些什么证件呢？”
“各种能证明我作为我父亲的女儿因而有权领取抚恤金的证件；各种委任书、通行证、奖状和调遣命、鉴定……”
这很重要，这太重要了。我们回到莫斯科，立即写信到萨马尔汗去。我们问该市社会保证科负责人，是否可以把爱列奥诺拉·康斯坦丁诺芙娜·包清山的抚恤金人事卷宗寄到莫斯科来，寄到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社会保证部来，以便研究这份资料。
回信很使人失望。总而言之，信的内容是：萨马尔汗市没有上述的人事卷宗。
自然，这个卷宗是被转到别的地方去了；同时还有一点也是很明显的：我们不必再之指望该市社会保证科工作人员的帮助了。必须亲自去萨马尔汗，亲自在那儿把事情调查清楚。
我们乘了四小时的图-104飞机，到了塔什干，又换乘了一小时的普通飞机，才到达萨马尔汗。
这个城市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它是一个美妙的城市。古今的精华奇异地交织在一起，真像丰富多彩的东方地毯图案。
我们不是在市社会保证科，而是在州社会保证科找到了萨马尔汗的卷宗。这个保存在不大的机关里的卷宗真是我们一份极为宝贵的资料。全国没有一个档案馆（我们到过数十个档案馆）有这么丰富的关于包清山的资料。萨马尔汗的卷宗，帮助我们弄清了过去难以查明的资料，阐明了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揭开了包清山一生尚未为人所知的一些经历。
下面是卷宗中的一份证件：
通行证第7852号
兹有第十东方国际营营长包清山和三个中国战士，取道弗拉季高加索前往普罗赫拉德纳亚，准予搭乘司令部火车。特此证明。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高加索劳动军行政管理处检察科
格罗兹内市，1920年10月1日
这个证件上所列的一切都非常有意义。前面已经谈到过包清山的支队在阿斯特拉罕整编为连，根据这份证件，可以知道它后来又扩建为营，称作第十东方国际营了。而且从这份小小的证件中，可以看出。该营归高加索劳动军领导。
高加索劳动军是一种特别的部队。部队的战士同时又都称为工人。虽然内战的烈火还在燃烧，武装干涉者还在准备新的攻势，但红军已经一手握着武器，一手从事和平劳动，进行恢复建设了。
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大军。这支大军所使用的武装既有刀枪，又有铁锤。根据萨马尔汗的资料看来，中国战士也加入了这支大军。但是，他们在格罗兹内究竟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中亚西亚的沙漠，灰绿色的咸海海面，万里奔流的伏尔加河，曲折的顿河，在机翼下面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了；接着,雄伟的高加索山岭的倒影显现在地平线上了，下面是森林般的数不清的石油塔和工厂的烟囱、巨大的贮油池、复杂的钢铁结构。这就是格罗兹内了。
飞机安全地在机场上降落。我们又来到了这个松查河岸的城市。一九一八年，在百日大战的时候，中国战士在这儿立下了战功。已经发现的文献说明，一九二〇年，中国战士又作为劳动军在这儿参加过劳动。
关于高加索劳动军的资料很多。在本地的地志博物馆里，在旧报纸上，在历史文献中，都可以查到。但是，我们却没能找到有关中国劳动军的记载。
自然，我们这一趟也没有白跑。在我们的本子上又记下了不少东西。每多写一行字，我们就更进一步了解到格罗兹内劳动军对国家作出的重大贡献。我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格罗兹内的劳动战线是当时所有战线中最重要的战线之一。[3]
石油被称为地球的血液。如果把它从地下取出来，它就成为发动机的血液了。没有它，国家的经济就要瘫痪，军队就会遭到失败。
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遭受到了好几个月的石油封锁。两个主要的石油区——巴库和格罗兹内，都掌握在敌人的手里。汽车不能开动,飞机上布满了尘土，舰船不能出航。真是到了汽油贵如黄金的地步。
但在一九二〇年春，红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格罗兹内又重新回到了苏维埃的怀抱。石油封锁从此解除了。
格罗兹内解放的消息传到莫斯科后,列宁特地写了一封信。关于燃料的保管、计算和运输，关于立即调整一切卡车，动员驾驶员，列宁都在信里作了具体的指示。
石油列车一列列地从高加索向北开去。
但暂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侥幸保全下来的石油库能供应俄国石油。钻井无法进行。被破坏了的油田一吨燃料也不能输出。五个喷油井早在一九一七年年底就着了火，一直没有熄灭。
在格罗兹内的上空，白天笼罩着浓厚的黑烟，入晚全城映着不祥的火光。根据专家的估计，这几个喷油井在两年半内，喷出了一亿五千万普特石油。但是，这些石油，一涌出地面，就消失到熊熊的火海里了。
奥伦上校之所以派出爪牙去点燃格罗兹内的喷油井，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这个用爱尔兰姓氏、曾在帝俄军队里指挥过切禅团的英国冒险家，看得很远；说得更准确些，是他的不列颠秘密机关的主子看得很远。他们早就算准了，不管俄国内战的结果怎样，不管谁占了上风，格罗兹内的油田必须予以破坏，极为丰富的地下资源必须予以毁灭。这样做对他们总是有利的。
在格罗兹内，两年半来，冲天的火炬日日夜夜地燃烧着；两年半来，数十万吨珍贵的燃料日日夜夜被火焰白白地吞没了。
在百日大战爆发之前，石油工人就企图把火焰扑灭，但是没有成功。此后不久，格罗兹内被白卫军占领时期，石油厂主也企图把火焰扑灭，但也没有成功。五个巨大的火炬仍旧向天空冲起熊熊的火焰。
石油列车不断地开向俄罗斯。石油库快要空了，但没有一个能灌上新的石油。要恢复一切被破坏了的东西，修好钻井，使吸油管重新自地层深处把液体燃料抽送出来，需要大批的人力。但在这人烟稀少的采油场里，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这时，既是战士又是工人的劳动军便开来支援这个石油城了。步兵营、机枪连、侦察排，变成了钻工、司炉、钳工、木工、安装工的营、连、排，他们一批批开向采油场。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场面啊！战士们修筑道路，整顿油井，修理井架,绕起缆索，检修输油管,擦洗上锈的油泵，收集钻孔机床的零件。
我们走遍了格罗兹内的采油场，面前清晰地呈现出了四十年前的场面。但是中国志愿兵参加劳动建设的情景，我们却无法将它重现。再说，我们需要的也不是想象，而是事实。但事实却不多。不管我们怎样翻查，没有一本历史文献提到过中国劳动军战士在格罗兹内的活动。
我们问过很多格罗兹内人，问他们是否知道参加过石油工业恢复工作的包清山的战士。他们只是耸耸肩膀，无能为力地摊开双手说：“事情太久了，采油场又那么多，有的在近旁，有的在远处，怎么记得清楚？我们只顾工作……”
同菲道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尔杰莫夫的会见给了我们一线希望。
一九二〇年，阿尔杰莫夫在高加索劳动军政治处工作。他记得星期六的义务劳动。每逢星期六，劳动军战士同全市居民一起出动。修复采油场的工作进行得很顺利。那时，格罗兹内的男女老幼都热情奋发地参加了劳动。
阿尔杰莫夫还记得，中国战士也参加了恢复采油场的工作。但究竟有多少中国战士？在哪一工段工作？属于劳动军的哪一部分？阿尔杰莫夫却记不清了。
克利斯托霍尔·阿姆巴尔祖莫夫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位七十高龄的石油老工人可以说是一辈子生活在油田上，为了填注达帕·契尔莫耶夫大财主无底的欲壑，他这一生不知道钻过多少油井。松查河谷上的森林般的井架是他亲眼看着建成的。他熟悉所有的钻井。他可以告诉你哪一个钻井是什么时候钻成的，是什么人钻的，钻得多么深，钻到了什么层位，有多大流量，是否喷射过石油，成功还是失败，出油多久，石油的质量怎样，等等。
总而言之，这位老工人了解格罗兹内的一切新旧采油场。这正是我们需要访问的人。
他也知道中国人。他在百日大战时见过他们，在一九二〇年也见过他们。
一九二〇年在哪儿见过他们？”
“在这儿的采油场上。他们排着队和其他红军战士一起像荷枪似的荷着铁锹和铁棒走来……他们精神饱满，高唱歌曲……到了工地，就分成一个个排，干起活来。有的人捡拾铁器，有的人……我记得在扑灭喷油井火焰的那个营里也有中国人。契尔莫耶夫的喷油井，燃烧了七百三十天。”
“你当时干什么呢？”
“也参加灭火。”
“火是怎样扑灭的？”
“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这样试，不成；那样试，又不成……想尽方法，都失败了。有人搬来了铁板，很沉重的铁板……盖在喷口上，心想，没有空气,火就会熄灭。但是，也没有成功。喷油把铁板像小木片一样冲开了。”
“又一次，有人弄来一个大铁桶，把喷油口堵上。工程师们又把希望寄托在隔绝空气这一着上：没有空气,火就烧不起来。
“但是，同样失败了。铁桶先是被烧得通红，接着，温度渐高，就变成了白色，最后被烧化了，完全烧化了，一点也不剩。
“后来，有一个中国指挥员，我不记得他的姓名，只记得他非常敏捷，非常英勇，俄语说得很好。有一次我看见他丢下工作，走到一边，掏出怀表，看看喷油，又看看表。
“我走到他身边，问道：‘你看什么？’
“他说：‘我看看，喷油的性质是怎样的。’
“我明白了他的意思，对他说：‘性质同所有烧着的喷油一样，是普通的性质。有时，下边的压力大，火势就猛烈；有时，下边的压力小，火势就减弱。喷油同蜡烛差不多，稳稳地烧着，冒起很大的油烟。’
“‘你知道，喷油几分钟烧得猛烈些，几分钟减弱些？’中国指挥员问我。
“我说：‘我不知道。据我看来，它没有一定的时刻。’
“他又问：“也许我们得摸出喷油的性质，你看怎么样？烧得猛烈时，我们不干，火势稍弱时，大家立即把石块投到喷口里去。’
“我很惊奇：一个军人，从来没有到油田上来过，竟然说得这么有道理，提出这么个建设性的建议。
“‘可以试试,’我说，‘当然可以试试。’
“指挥员用汉语对战士们说了一句什么，战士们就拾了很多石块和砖头，好像准备冲锋一样,严阵以待。
“等到火势稍弱，我们大家都冲向喷油口，投下石块和砖头。起初好像很顺利，后来烈火好像发动袭击似的，所有石块砖头都飞了上来，好像是大炮把它们轰出来似的……我们四处乱窜，有的肩膀被石块砸伤了，有的脑袋被砖头打着了。
“我说：“指挥员，不行，喷油把你们的冲锋击退了。’
“是啊，’他说，‘这样的敌人不是一下能打得倒的。’
“过了一天，两天,我没有看到指挥员。喷油继续燃烧着。战士们照旧工作着。但不见指挥员。
“我想，这个人真是，认为有奔头时，就猛干一阵，失去信心时，就撒手走了。
“可是我想错了。原来，那些天，从莫斯科，从巴库等地都有许多有经验的人来到劳动军司令部，研究扑灭烈火的方法。
“他们终于想出了好办法，很好很好的办法！
“第三天，中国指挥员坐着大卡车回来了。他运来了一卡车的空麻袋，另一辆卡车上也是空麻袋……空麻袋卸了一整天,共有几万只。
“战士们把空麻袋装上沙土。
“我问指挥员：‘你要这些沙袋干什么？’
“‘在喷油口周围筑胸墙。首先筑一个大围墙，然后逐步收缩……’
“果然不错，用沙袋筑成掩体后，事情就好办得多了。从前，烈火翻腾，人不能接近；现在有了胸墙作掩体，人就可以上前工作了。
“在火势稍弱的时候，战士们又能在喷火口周围筑了一道比较小的胸墙。这就是说，更接近了烈火，烈火却奈何不了人们。
“最后，第三道胸墙差不多就筑在喷火口的旁边。在最里面的一道胸墙上，安上一些倾斜的铁槽，再把一个个沙袋沿着铁槽溜进喷口去。
“起初，喷火并不示弱，把沙袋向外抛出，但是沙袋很沉，抛不了多远，烧破了的沙袋，就掉在近旁，袋里的沙子纷纷四散——这下可好啰，沙子撒进了裂缝，堵塞了空气的通道。
“看来，事情进行得很顺利。眼看着火焰降低了，火势减弱了。我们再投下沙袋，沙袋已经飞不出来，留在喷火口里子。这就是说，进攻已经得手，喷油已经无力反击了。我们马上好就要取得胜利了……
“一两天后，沙子扑灭了烈火。我们头顶上是明净的天空，既没有黑烟，也没有火光。两年半来天天听得喷油口燃烧的呼呼响声，现在突然停止了，四周显得特别安宁恬静。
“我看着中国指挥员和他的战士们：这些疲乏的人们，脸上满是油烟，手上尽是血泡，眼睛熬得通红，制服烧得破破烂……但他们很满意，看得出，确实很满意……真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过去，只在战场上获得胜利，而现在，又在劳动战线上获得第一次胜利。这是所有胜利中最可喜的胜利。
“战胜喷油口的烈火后，中国战士还在采油场停留了很久。他们帮助我们恢复石油生产。当然，他们的人数不多，在劳动军中他们所占的比例很小。但人数多少没什么关系，主要的是他们工作得很好，有热情。”
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资料，我们知道包清山的战士们在喷油口的烈火扑灭后，还在格罗兹内的采油场上工作了一个时期。但是，他们没有待到那激动人心的一天——格罗兹内人庄严地向党和政府汇报格罗兹内的石油工业首先在苏联达到了战前的水平。
这件事被写在一九二三年的总结中。两个月以后，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发表了政府奖给格罗兹内市红旗勋章的公报。公报中说，格罗兹内的无产阶级积极地参加了国内战争和石油工业的恢复工作，特此奖给红旗勋章一枚。
我们在亚历山大·费里波维奇·库钦的家里，见到了这枚勋章的图片。
“我在工厂和采油场做关于这个亲切的城市的报告时”，这位格罗兹内的老居民对我们说，“我说，格罗兹内是苏联第一批获得最高奖励的城市中的一个；同时，我还要指出，我们这枚勋章有一部分是属于同格罗茲内人一道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恢复采油场的中国同志的。”
[1]李振东与荣获两次苏联英雄称号的阿·费道罗夫——家喻户晓的《地下省委在活动》一书的作者——曾在乌克兰同一部队服务过。我们是这两位老战友激动人心的会见的见证人。阿·费道罗夫在纳尔契克时，曾到李振东家去做客。两位战友谈了很久，不断地回忆着参加过的战斗和在同一团队服务过的同志。
我们还亲眼看到李同志收到了从乌里扬诺夫斯克寄来的信。这封信是寄到纳尔奥克少先宫的，在信封上写着：“请转交老赤卫军战士李振东同志。”
这封信的来历是这样的：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日的前夕，李振东同一群少先队员合拍了一张照片。塔斯社把他的照片分发给了所有区级报社。乌里扬诺夫斯克的红色游击队员穆申，根据照片上的题字知道了李振东的地址。他信里给李振东贺节，问李振东是否认识中国人胡黑。穆申曾亲眼看到胡黑在赤卡浴夫州别列津镇的战斗中英勇牺牲的情景。一批哥萨克白匪围住了胡黑，想活捉他。在自动步枪还能使用的时候，胡黑不停手地继续射击。在他的周围躺了八具尸体。可是第九个哥萨克白匪爬到他身边，把他砍死了。穆申的信上写道：“如果你知道这位英雄出生的故乡，请把他的功绩通知他在祖国的家属和亲友。”——原注
[2]俄国人没有单音节的姓，所以包清山的女儿就姓包清山。——译者注
[3]我们发现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文件——一九二〇年九月六日在格罗兹内公布的给全高加索劳动军的第452号命令：
“……共和国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号召军队积极参加同交通运输业和工业的瘫痪局面——这种和过去战场上同样凶恶的敌人——作斗争。
“高加索劳动军（即原来的第八军），和在军事战线上一样，尽管时间很短，已经在劳动战线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宝贵的石油已经一浪一浪地涌向祖国的心脏，铁路的恢复工作已在热火朝天地进行，森林已在大量地采伐……”——原注 |
23．神出鬼没的战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中国战士同志——“十月革命”里的中国志愿兵
23．神出鬼没的战术
一九一九年夏天，利斯基铁路枢纽站的情况趋于恶化。因此常杨清很快就忘记了他缴获坦克的事。白卫军将军古谢尔尼可夫率领他的军团袭击了红军的后方，占领了这个铁路枢纽站。三十三师的处境十分危急。无论如何，必须夺回车站。
这次战役的困难在于地形的不利。一座狭窄的铁路桥梁是通往车站的必经之路。而这座桥从头到尾没有一个可资隐蔽的地方。任何通往桥上的尝试，都会遭到毫无代价的巨大伤亡。两挺机枪守在这里，就是整个军团，也休想通过。
师指挥部决定发动夜袭。只有在夜幕的掩护下，才有通过桥梁的可能。必须在敌人不注意和不觉察的情况下溜过桥去。这种战术不仅要求战士个个斗志昂扬、吃苦耐劳、严守纪律；还要机警灵活，能够长距离爬行，能够在黑暗中辨别方向。
中国红军战士就具备以上各种条件。因此，黑夜偷袭的任务就交给了捷尔宾特团的中国营。这个营的营长是杨春。[1]
包清山暂时被调到这个营来了。因为他说得一口流利的俄语，同邻近部队联系比较方便。
关于争夺利斯基的战役，费多尔·米哈依洛维奇、雅科文柯给我们讲了很多。中国战士在这次战役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是一个没有月光的黑夜，战士们悄悄地爬进了通向车站的桥梁，神不知鬼不觉地解除了白卫军岗哨的武器，拿下了桥梁。他们一过桥就打破沉寂。事先，战士们准备好很多像中国东北乡村节日里用的打击乐器。这时，大家一齐敲打起来。一时锣鼓声、高亢的喊叫声、步枪射击声混成了一片；辉煌的火炬照耀得如同白昼。火炬也是战士们事先准备好的，简直就像山东、河北的乡村在节日里举行火炬晚会一样。
这次“晚会”收到了巨大的效果。哥萨克白匪从来没有听到过见到过这种“晚会”：喧天的锣鼓声、熊熊的火炬、高亢的喊叫声……他们觉得有无数妖魔鬼怪从地狱里蹦了出来，向他们扑去。
这时，捷尔宾特团的其他三个营，乘敌人仓皇失措之际，立即冲过了铁路桥。三十三师的其他部队也跟着过了桥。黎明时分，车站周围虽然还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但胜利已经稳稳在握了。利斯基的命运已经决定了。白军纷纷向后撤退。晌午，一面红旗骄傲地飘扬在车站的上空。
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亲眼看到了，上述的一切。他代表人民委员会写了一篇题为《北高加索内战的一年》的报告，对三十三师的战功作了很高的评价：
“……全师指战人员采用了一种神出鬼没的战术，扭转了危急的局面。他们以攻代退，不但没有撤往沃龙涅什，反而进攻了敌人，从敌人手里夺取了利斯基和波布罗夫。要不是这个师，谁知道沃龙涅什现在会落在谁的手里。”
夺取利斯基的神出鬼没的战术对此后战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红军接二连三地不断获得胜利，长驱直下开到顿河河口，收复了塔干罗格、诺伏契尔卡斯克。因此，邓尼金匪军不得不放弃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州莫罗佐夫斯克市红色中国战士纪念碑
一九二〇年一月的一个寒冷的早晨，罗斯托夫居民热烈地欢迎开到顿河首都来的红军。我们熟悉的、为这次战役赢得胜利恪尽职守的中国战士也迈着坚定的步伐再罗斯托夫街上走过。在骑兵部队一眼望不到头的行列里，也有骑着枣红马“廖沙”的年轻战士常杨清。
常杨清已经不记得他那匹枣红马了，虽然他曾骑着它在罗斯托夫街上显示过矫健的骑姿。他只记得此后不久得到的另一匹战马。
“那是我最爱的一匹‘廖沙’。”常杨清对我们说，“那是我在诺伏契尔卡斯克得到的。邓尼金匪军撤退时，我们进行追击。我跟一个白卫军官搏斗开了。这个白卫军官胖胖的，看来是一个财主。他骑着一匹高大的灰马，真是一匹漂亮的马。我终于把它弄到手了。白卫军官躺在田野里，我骑着他的马继续前进。
“灰色的‘廖沙’是我曾经骑过的最好的一匹马，它跟人一样，什么都明白。随便叫它干什么它都懂。队长好多次对我说：‘尼古拉（在部队里大家都这样叫我，现在许多人也叫我这个名字），咱们把马调换一下吧！’
“队长的马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不答应。这样的好马怎么能换呢！应当像爱生命一样爱护它。
“但是，我终于丢了这匹马。一粒子弹打中了它的肚子。这件事发生在维尔诺附近，那是在我们同波兰白匪作战的时候。
“我们从诺伏契尔卡斯克调往西线，开到波兰去。我们的军团司令是卡依，团长是古节夫，我在马列万尼的连队里服务。这个连里，除了我以外，还有几个中国人，他们的姓名我都记得：
萧东富沈阳人
季立高山东人
万新友山东人
如常有天津人
王金山河北人
梁富沈阳人
张文山东人
“我们到底是同乡，都互相了解。
“当时我们也非常理解俄国同志，我们也同他们接近。全连像一个家庭。真是一个友谊的连队。
“波兰资本家跟中国和俄国资本家一样狠毒。想必世界上的资本家都是一路货。在每一次战斗中，双方都拿出全副力量来拼命斯杀，但是我们终于占得上风。因为光靠资本家组织不了军队，他们的人数比我们少得多。在波兰军队里，除资本家外，也有工人和农民。工人、农民为什么要向我们开火呢？只因为不得不听从命令；当然也受一些资本家的欺骗，说什么布尔什维克要占领波兰。但这完全是胡说，波兰兵士渐渐明白了这一点。
“有一次，我押送一个俘虏来的波兰兵士到司令部去。在路上他用俄语问我：‘中国人，你为什么要帮俄国打仗呢？’
“我对他说：‘我为工人打仗。在俄国，工人推翻了沙皇，打倒了资本家，自己做主人，这难道不好吗？’
“他想了想说：‘好。’
“如果你们波兰也这样做，难道对你会有什么坏处吗？”
“他又想了想，说：‘对我会有好处。’
“我说：‘在我们中国，也是要打倒资本家才有好日子过。但我目前不在中国，我在俄国，我就帮助俄国工人。将来，到必要时，他们也会帮助我们的。可是你，打俄国人，自己害自己。你还没有觉悟。’
“他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样的，中国人，你说得很对！’
“在战斗中，我们这个军团不断地前进，经过波兰，一道到了德国的边境。可是后面却是波兰白匪的强大武力。我们无法回去同自己的部队会合了，我们只得跨过边界。这是一九二〇年八月的事情。我们在德国待了六个月。
“德国人把中国人分隔开来，企图使我们同俄国人断绝关系，不
再回到俄国去。他们给我们派来各种各样的宣传员，对我们宣传：‘俄国对你们有什么意思？留在我们这里吧。我们给你们工作，给你们德国护照。在我们这儿要比在布尔什维克那儿好得多。’
“他们把我们带到柏林去参观，想对我们炫耀一下，他们要让我们住在一个多么漂亮的城市里。
“但是，几百个中国红色战士，没有一个同意留在德国。我们已经学会了用另一种眼光来观察一切事物。既然有了俄国，我们为什么要留在工人是下等人、而中国人又是下等人中的下等人的国家里呢？在俄国有苏维埃政权，那儿工人是国家的主人，那儿不分你我，一律平等。
“我们都回到了俄国。”
[1]最近，苏联人民团体曾隆重地纪念杨春英雄营的战士，在莫罗佐夫斯克市（原为莫罗佐夫斯克镇）的中国弟兄的坟墓上，立了一座十六米高的纪念碑。二百名中国红色战士在打击哥萨克白匪的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现在就长眠在这里。纪念碑的正面，用俄文和中文刻着:
“第292捷尔宾特国际团中国营红色战士之墓。他们于一九一九年六月在莫罗佐夫斯克地区，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而英勇牺牲。”
北高加索军区的指战员，不但积极地参加了建立纪念碑的工作，而且还热情地帮助我们寻找革命时期的中国老战士。——原注 |
22．第一批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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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第一批坦克
严寒过去了，接着而来的是一九一九年的春天。许多部队都在阿斯特拉罕进行了整编。三十三师的团、营，一批批地开到顿河前线去。这是一个新的师，师长是列万多夫斯基。第十一军的战土们，在这个师的旗帜下，重新走上了战斗的道路。
包清山营这时也进行了整编。该营的战士只剩下一半了，因此编成了一个中国连，作为师部的警卫连。在一个五月晴朗的早晨，中国连也离开了阿斯特拉罕。
在伏尔加河岸的某城市，常杨清离开了他的战友，转到另一个部队去了。
还在阿斯特拉罕叛乱发生之前，常杨清就产生离开这个营的念头。有一天，他踌躇了很久，但最后还是决定到部队整编司令部去。司令部设在阿斯特拉罕郊外的一个名称很奇特的地方，这地方叫做乌龟。他走进了司令部，递上了预先准备好的申请书。申请书虽然不是他自己写的，但下面那个五角星却是他亲手画的。当时这位战士还不识字，这个画得歪歪斜斜的五角星就代替他的签名。他请求把他调到塔干罗格团去。
“你怎么啦，不愿意和自己的同乡在一起吗？”司令部里的人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愿意？……当然愿意。”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这儿没有马。”
“没有马？……难道你是骑兵吗？"
“是啊！”红军战士坚决地点了点头。细细的眼睛里闪耀着兴奋的火光，“是的，你说对了，我是骑兵。”
常杨清把理想当成了现实，说自己是骑兵。其实他从来也没有在骑兵部队里服务过。
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常杨清是天生的骑手。马就是他的理想和爱好。后来，他加入了卡依骑兵军团，拿出全部精力去调理马，训练马，使马绝对服从战土的意志。
但在光荣的骑兵军团服务，那是后来的事情。当时，常杨清只要求到塔干罗格团去。
到塔干罗格团去是瓦西利·卡斯唐马洛夫给他出的主意。他是在医疗站等待包扎冻伤的手的时候，同瓦西利认识的。
瓦西利是一个侦察员，但不是一般的侦察员，而是骑兵侦察员。他有一匹跑马。这匹深灰色的马虽然矮小，可是一匹体态优美的马。瓦西利来到医疗站时，常杨清目不转睛地望着这匹马。
“呵，好马！”他啧啧地称赞道，“多好的一匹马呀！我要是有一匹这样的马就好了。我在中国不可能有马，也许，在这儿能有……”
“当然能有。”瓦西利慷慨地同意说，“你是谁？是红军战士，是革命的捍卫者。你完全应当有马。”瓦西利停了一会儿，补充说：“要是你在骑兵部队服务的话，当然……”
“我不在骑兵部队服务。”常杨清伤心地摇了摇头，“中国人很少去当骑兵，因为很少懂得马。可是我懂得马，如果我能骑上马，白匪就要倒霉。”
瓦西利明白了新朋友的意思，就帮他出主意：
“转到我们那儿去，你就能领到马了。我们那儿很需要骑兵侦查员。”
瓦西利还替他写好了申请书。常杨清就在申请书下面亲手画上一颗小小的五角星。
司令部很注意他的申请书。中国战士要求从中国支队调到俄国人的队伍里去，想必这还是第一次。司令部批准了他的请求。于是他成了塔干罗格团的骑兵侦察员，领到了一匹干瘦的枣红色的骟马。
“你给马取个什么名字呢？”瓦西利问。
“廖沙。”
“不行。廖沙是人的名字。谁也不给马取这样的名字。’
“不，瓦西利，‘廖沙’就是‘廖沙奇’[1]。”常杨清耐心地解释说，“这个名字很好。马一定会懂得这个名字的。”
从那时起，我们这位中国朋友调理过多少马啊，他把每匹他使用过的马，都给取上这个合适的、马能懂得的名字——廖沙。
常杨清在塔干罗格团没服务多久。这个团是步兵团，只有侦察员是骑兵。他渴望到骑兵团去。后来到底如愿以偿了。他成了第三库班骑兵团的战士。这个骑兵团里，除他以外，还有八个中国志愿兵。
“骑兵团的同志们待我们非常好。”常杨清回忆道，“有时，部队开到一个新城市，我们和战士们一道在街上走，行入都看着我们中国人，不知道我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的装束同库班人没有两样：穿束腰无领、带子弹袋的袍子、软靴、黑羔皮圆帽、毡斗篷、马刀……但面貌却不同。
“记得在克拉斯诺达尔市，有一个老人，显然是个退伍军人，拦住我们，问我们是什么人，我回答说：
“‘哥萨克。’
“‘什么样的哥萨克？’
““中国的。’
“老人觉得很奇怪：‘难道也有中国哥萨克吗？’
“和我们在一起的有个战友叫安德烈·东卓夫。他说：‘有的，老爷爷。他们，’安德烈指着我们说，‘虽然出生在中国，但正同从别的城市来的人一样，苏维埃政权使他们变成了红色的哥萨克。’
“‘嗯，你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库班人，你承认他们做哥萨克吗？'老人问道。
“‘我们既然一道为革命而斗争，一道解放故乡库班，打倒白匪，一道为哥萨克的利益着想，唱哥萨克的歌，这就是说，我们都是哥萨克。’东卓夫说，‘至于有的人皮肤是白的，有的人皮肤是黄的，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是一个正直的人，我们觉得都是一样的。’
“‘嗯，好样的。’老人说，‘苏维埃政权既然能改换你的哥萨克脑子，那么，苏维埃政权什么都能办得到。’”
在库班团服务的哥萨克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是些英勇无敌的小伙子。在一次战斗中，当白军出动四辆英国坦克向他们进攻时，他们可显示了一次身手。
当时，他们还是初次见到坦克。架着机枪的庞大钢铁机器，发出可怕的隆隆声，爬过丘陵，向红军稀疏的散兵线闯来。两条宽阔的履带好像在铺路。后面还跟着重型的双塔装甲车。白军的机枪给红军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一个连长、三个排长和许多战士相继牺牲了。
常杨清和他的同志们也排成散兵线，隐蔽在马背后。他们看到，这些无坚不摧的钢铁妖怪正向他们冲来。
坦克继续向前推进。但忽然从天降下一片像密云似的雾气，战士们连自己的枪口都看不见了，浓雾使得双方只得暂时停战。
枪炮声自然而然地静止下来。这时战士们才舒了一口气，他们开始吸烟、低声交谈起来。
“这是混蛋？不是机器！”东卓夫咒骂英国坦克，“马刀砍不断，长矛戳不穿，枪弹打不透。”
“的确是个坏东西。”战士胡石堂说，“太可怕了。人在它面前就像蠕虫一样，它辗过来，连一点办法也没有。”
“你为什么说人是蠕虫，为什么说它辗过来就什么法子都没有？”常杨清生气地说，“你不是蠕虫，我不是蠕虫……你、我、他、他、他，”他用手指点着待在身旁的战士，“都是人。蠕虫没有脑子，可是人是有脑子的。我们应当想办法，应当动手干掉它。”
“你想吧，你想吧，”胡石堂嘲笑地说，“你能想出什么办法来呢？”
“我们要想法子把坦克拿过来。现在雾浓，正是好机会。大雾可以帮助我们。”
大家都沉默着。后来常杨清又对东卓夫说：
“我说，东卓夫，我不知道，可能你知道，坦克上有没有孔？”
“孔吗？”东卓夫反问道，“孔是有的。有嘹望孔，有机枪孔……”他突然兴奋了起来：“弟兄们，我们爬到坦克跟前去，怎么样？给白匪点颜色看看。大雾正好为我们服务。”
商量没费多少时间。东卓夫、常杨清、石尔晓夫、卡瓦连可夫、胡石堂、库尔丢莫夫、波里斯金和高庆辉八个人向坦克爬去。正好两个人对付一辆坦克。
这八个人由东卓夫带领。东卓夫是个老练的猎手，有经验的侦察兵，在对德战争时期曾获得了四枚“乔治”十字奖章。东卓夫马上行动起来。他蛮有把握地在浓密的、乳白色的大雾里向前爬去。
同志们极力保持着联系，极力不出声息地跟着他。他们爬了很久。常杨清甚至怀疑东卓夫是否迷路了，是否老在原地打转转？
其实他是白担心，东卓夫办事是靠得住的。可不是吗，大雾里已经现出一个黑影，那就是第一辆坦克。这辆坦克的后面，彼此相距不远还排列着三辆坦克。
同志们按照事先商量好的计划，分成了四个小组，每组两个人。常杨清和东卓夫为一组，两人向坦克爬去。他们已经闻到了钢铁怪物的机油味和汽油味，听到了里面低沉的谈话声。
骑兵团战士们都穿着软靴，行动轻便，毫无声息。东卓夫和常杨清在坦克周围绕了一圈。要摸清这个从未见过的怪物，要了解什么地方比较容易爬上去，哪儿有插进步枪的窟窿，确实不那么容易。
同时还得密切注意相邻坦克上的动静，必须在同志们打响第一枪的时候同时开火，丝毫不能耽搁。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就是这次袭击的胜利基础。要在敌人尚未觉察之前，把步枪伸进坦克里去，枪口对准敌人。
他们这么计划，并且就这么做到了。枪声差不多同时在所有的坦克上响了起来。他们一齐开了火。东卓夫把枪口插进了嘹望孔，左右上下地摆动枪支，不断地射击。弹盘打完了，他马上装上子弹，又继续射击。
常杨清也不落后。其实所有的战士都干得一样出色。只有一辆坦克上的白匪，不知什么原因，侥幸没有挨着红军的子弹。他们发动了马达，用机枪乱扫了一阵，溜进浓雾里去了。
三辆坦克和被击毙的敌人停留在田野里。这是红军缴获的第一批坦克。
听了常杨清讲述的故事，我们想起了在很多年前展出给莫斯科人观看的缴获的坦克。不知道当时从红场上开过的坦克，是不是库班红军的战利品。
我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得到解答。常杨清不能解答这个问题。在顿河，很快就展开了紧张的战斗。当时三十三师和第三库班骑兵团的处境很困难。上述故事，只是许多战斗插曲之一，常杨清哪有工夫去注意那些已经过去的事啊。
[1]“罗沙奇”是俄语马的读音，常杨清却读成“廖沙奇”了。——译者注 |
我的四叔吴季严（吴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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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叔吴季严
吴孟明
四叔1936年从南京军人监狱获释以后，回到安庆，这时四婶带着孩子住在安庆家中，我八岁，已经懂事了。四叔在翻译米勒的《法国大革命史》[1]，我时时跟在一旁，因为我不在外面野，喜欢看他写文章，他便视我为可教，况且祖母和全家都重视我这个长孙。安庆老房子，前店后家。四叔不在家时，我喜欢伏在店堂里的桌子上用毛笔写大字，或在二伯房间里，张望他的新式书橱，里面有“宋儒学案”、“明儒学案”一类的书，二伯父在上海大学因患中耳炎，正在家赋闲。四婶喜欢我，讲故事给我听。四叔要把他心爱的红杆老式派克笔送给我（当时他还在用），使我喜出望外。
后来，他和婶子去湖南醴陵教书去了，直到后来到安庆才相聚，并一直长期在一起，直到他去世。
因受陈独秀影响，他很早就到上海参加革命了。先在上海大学，与瞿秋白私交甚笃，瞿秋白的《资本论》第一卷，一直在他那里，现仍存我处。隔了很多年，瞿秋白遭杀害。写了《多余的话》，他沉思良久，未表态。过了片刻他又自语道，外面对秋白《多余的话》有种种议论，我想秋白是会从容赴死的。有一天，他告诉我，五卅运动那一天，他正在南京路活动，险遭不测。后来郑超老把《热血日报》翻给我看，有关于他的记载，这时我才知道，他当时的名字叫吴稽天，在上海时生活一直很苦，有点稿费就交党费了。四婶以后告诉我，有一天实在一粒米也没有了，真是饿极了，就找了一些旧报纸卖了，换点吃的东西。但是同志们在一起却非常乐观，那时谁有点钱，就卖些东西一同吃个饱，甚至去看一场戏，痛快一下，这当然是偶尔才有这种可能的。这期间为了生活，他在《东方杂志》上写的文章和翻译的王尔德的《理想良人》（神州国光社印行，该社将译者书为林超真。因超老出了很多书之故，超老说：他后来才知道这件事）。书郑老也没有见到。北伐时，党内派他担任叶挺独立团党代表，《叶挺传》[2]中说他当时是任独立团的党支部记，叶挺、周士第等任干事。党支部下设6个党小组，叶挺也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学生。1924年由王若飞介绍入党，1925年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然后总书记陈独秀分配他和聂荣臻等12人往广东工作[3]，四叔说叶挺作战，非常勇敢，总是身先士卒，那时作战行军极为疲乏，有一次四叔倒在田头就睡着了，给我很深印象。他与叶挺合作得很好，在重庆叶挺与王若飞同机遇难，王若飞与四叔关系尤深，后来，他只说王若飞很了解他。四叔在党内工作了一段时期，大革命失败后。就派住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了。与他同时在东方大学的还有王凡西、杜沧白、彭桂生、彭佳秋等许多党内派去的。蒋经国当时也与他同学，很熟悉的。小蒋当时也参加过托派的。四叔1929年回国，当时许多人从莫斯科回来是走西伯利亚海参威这条路，可能是瞿秋白的意思，要吴季严取道欧洲经德国、法国回上海，回来后仍在中央工作。郑超老告诉我：
“当时我与秋白编《布尔塞维克》合作得很好，瞿秋白很信任我，除主要文章由他执笔外，其余都交给我，虽然瞿秋白知道我在思想上与他有分歧。六大瞿秋白先去苏联，第三国际不让他回来，便另外派蔡和森代替他任宣传部长。蔡和森临走时问秋白什么人编《布尔塞维克》合适，瞿秋白回答，还是郑超麟好，便与蔡和森又合作了二个多月，工作很顺利。后来因为李立三发难，他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攻击蔡和森，迫使蔡和森离去，他自己做了宣传部长。李立三做群众工作有一套，但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瞿秋白、蔡和森是理论家。李立三连一种外国文字也不懂，他也知道我是陈独秀派，李立三反对陈独秀。瞿秋白虽然也反对陈独秀，但表面上还尊重他。李立三则表里都反对，李立三连许多马克思主义许多基本的应该知道的都不懂，我看不起他，他则以部长身份，对我很不客气，我更不愿与他合作了，说‘你另外找人吧’。他表面上不同意，实际上在征求瞿秋白的意见，应当派什么人来接替郑超麟。瞿秋白就叫吴季严来代替我，编《布尔塞维克》。后因吴季严从马赛回国，要很长时间才能到上海，李立三和我都等不及了，李立三便派当时从莫斯科回国的潘文郁到编辑部来。1929年我和蔡振德、张以森因湖南同乡会告密被捕，我在监狱被关了42天，出来以后，他们要我为中央翻译俄文文件。此时我到中央（设在市中心区的秘密机关）去拿材料，才第一次见到吴季严，大约是在这年的五月间，吴季严、潘文郁这时都在宣传部任秘书。吴季严在中央时还担任重要工作，有这样一件事：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在江西苏区一度有矛盾，中央要把毛泽东和朱德调到上海来工作，让恽代英去江西领导武装斗争，也派吴季严，并要吴季严以中央名义去做恽代英的工作。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成为事实，这件事很少人知道，是吴季严亲口告诉我的……小濮（濮清泉）写文章说。陈独秀第一次接触托派文件是他的外甥吴季严带回国给他看的，这是胡说，事实上，托派文件是由王平一带来给我们看的，先拿给尹宽看，尹宽同意了，也拿给我、彭述之、汪泽楷看，后由彭述之给陈独秀看的，陈独秀开始还不能接受，经过很长时间思考、反复讨论甚至争论，才勉强接受下来的。这时吴季严还未被开除党籍，以后才有81人署名发表宣言的事。”
我记述这些，是因为郑超麟和吴季严为人一贯严肃，当是信史。
他在上海时，还为无产者社主编期刊《动力》（神州国光社），王凡西在回忆录中说“《动力》在一般的社会科学，以及特殊的托派主张的传播上，曾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双山回忆录》第207页)。当时曾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托派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并非局限在过去的历史上。我在江津读书时，四叔曾经对我说：“秦始皇统一六国，车同轨，书同文，废除井田制，这是当时商业流通的需要……表明那时社会已经……”我已经记不清楚是怎么样详细论述的了，其实我并不理解其中底蕴，也不懂得什么社会性质。他很寂寞，才跟我说的。郑超老说《动力》只出了一期，《中国托派史》记载出了两期，1930年7月15日和9月30日，（《上海新文化大事记》也记述《动力》出了两期）不久他便被捕了，这是他第一次被捕。被关押在上海大自鸣钟地下室，有人被装在麻袋里，投入一个地牢中去的。幸而吴季严的身份未被暴露，我父亲闻讯后，立即从安庆家中带来一大笔钱，从安庆赶到上海，运动律师才“赎”了出来，也是很惊险的。
1932年，一次四叔约杜沧白等在兆丰公园碰面，他们（还有李季等）商谈了一阵装作散步的样子，突然看见顾顺章也在那里，当时顾已叛变，四叔等便约好立即分头离去，正处公园门口不远，顾顺章便带了几个国民党特务将四叔逮捕，关进了监狱。有一天猛然看见杜沧白也被逮捕了（顾顺章是不认识杜沧白）便疾速走近他说：“这位先生是？”于是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四叔在国民党监狱受了很多酷刑[4]始终不屈，他曾在《劫中鸿爪》中记述此事，从未发表，只在陈碧兰为《青年与妇女》向他索稿，他才摘录取其中片段，寄了给她。我已记不清楚发表在哪一期上了。关于他这段期间的情况，我二伯父吴渊甫在他的《渊鉴庐诗稿》“忆四弟”的第二、三、四首中有记述，现摘录如下：
“投身革命日奔忙，贫困饥饿是惯常。难忘狱中相探望，铁栏相望各神伤。”
季弟壮年投身革命，奔走四方，不遑宁处，当寓居上海时，生活经常陷于困境，某次为叛徒分子所出卖，致遭逮捕。辗转递解至南京军人第一监狱，余闻讯，谐弟妹秀泉（按：即我四婶李秀泉）前往探亲，从铁栏中瞥见其面目浮肿，余悲不自胜，但弟状极平静，频以温语劝慰。
“当前非法判无期，几度频临不测时。坚决斗争直到底，甘为主义作牺牲。”
弟在监狱曾被法院判无期徒刑，并曾几度险遭不测，某日看守传言，明晨号内将有人“上西天”，弟自以为必死，当时即作好一切准备，并拟好就义口号，迨深夜牢门忽被打开，当发现弟在室内徘徊时，即责问为何不睡，正惊异间，不料同一室青年学生竟被带走，旋即闻其已被枪杀，弟闻耗深为悲恸，该青年品学兼优，至为可爱，呼弟为吴老师，并慰之曰：老师倘有不测，我必尽力照顾师母及弟妹云云，讵知一僅判两年有期徒刑之青年，竟被无罪处死，惜战！
“轮番刑讯枉拘留，百炼金刚绕指柔。自道狱中胜大学，漫长岁月好谮修。”
弟在狱中备受诸般刑讯，灌辣椒水、坐老虎凳、坐电椅……但弟坚强不屈，绝不向反动派低头。日常抓紧时间进修，并指导难友学习；某次秀泉弟妹接见，弟慰之曰：“我在这一切均好，勿以为念，且在此尽有充裕时间进行自学，机会正复难得也。”
四叔所写《劫中鸿爪》我在江津家中不知道看了多少遍，对我影响和震动很大，虽已时隔几十年，我犹记得其中一些片断：
“坐了老虎凳，他们又用点燃的熏烟刺激我，这时我毫无痛的感觉，以前听人说产妇阵痛之后，身上会有黄豆那般大的汗珠，果然这次我身上出的汗，不仅有黄豆那么大，而且有粘性，歹徒们鞭打、用刑，我想他们无知，也是可怜的。
……
一次受刑后，躺在号子地上，不能动弹，昏沉中突然看见地上有小半张残旧报纸，赫然几个字出现在眼前：孕妇陡然受惊，定会出事，我极震惊，猛然坐了起来，这时秀泉怀孕正待分娩。
……
一次，秀泉来看我，安慰我说‘我正在设法托人保你，不久就可以出狱’等语，我厉色告诉她：‘你切莫乱来，我不会接收任何条件的，不然我一定和你断绝一切关系。’（按：秀泉婶说他是托蔡元培先生去保的，见了蔡元培，他很热心，说‘孩子，你怎么不早来’。此事四婶亲口告诉我的。四叔所说‘切莫乱来’，当是他担心四婶去托邓文仪，邓文仪与四婶是同乡，早年与四婶在醴陵同过学）”
这是他第二次被捕，抗战前夕，约在1936年初出狱。
四叔平时在家一直严肃少语，庄严可风。后来他是从长沙去四川与老先生会合的，一直追随左右，时常陪他，与他谈些与时局有关的问题和生活上的安排等等；四叔知道何之瑜的个性，郑超老曾说他性格有些变态，凡与老先生过从密切的，他就在背后议论，所以有些事四叔就不插手，尽可能不与他交叉（按：四叔曾有一次告诉我，列宁曾经告诫党内同志，在革命低潮时期，特别是在流放的同志中，很容易为些并不重要的事，闹纠纷的）反正老先生总得有人照顾，说实在的，这方面何之瑜已非常尽力了。
随着物价日趋上涨，日本飞机又常常轰炸，罗汉去重庆后，从此杳无音讯，四叔一家包括祖母和我，都去了离江津不远的小镇油溪，靠近白沙，四叔在江津女中教书，记得他当时向校长提出条件：不参加每周一早上的“总理纪念周”，这仪式是要念总理遗嘱，听训话之类的，校长答应条件了，他才去的，后来祖母、舅爹爹相续去世，他又离开油溪去了贵州。
四叔的个性是耿直而倔强的，真是外甥多像舅，老先生对四叔也关怀器重，在致松年信中说：“季严等已到重庆否？倘大批人俱到，绣壁街住不下，罗太太（方志强女士）（按：即罗汉的夫人）及季严夫妇，可住金家巷的房子，此房子可与薛农山先生接洽，此人上午在黄桷垭口四达里住宅，下午则在时事新报社。他们已到后，望即写信告诉我，父字，八月九日”。但是他也不循私情，当时在上海是由四叔代表“无产者社”与其它几个派别谈合并的事的，因受彭述之影响，谈来谈去谈不拢，老先生很生气，就把他撤换了，自己出马与他们谈判。其实，四叔也并非与彭述之一致的，后来老先生则完全不理彭述之了，不过四叔重情义，思想归思想，朋友归朋友，四婶与陈碧兰也是旧交。以后与他们仍保持来往，不是都处在国民党统治恶劣的环境之下吗？四婶知道他们互相水火，她不知其详，一天突然问四叔：“到底是孔夫子[5]他们正确？还是老超他们正确？他回答是“老超”。我一直记得这句话。
四叔对老先生的感情，远不限于甥舅，但是他从来不形于色，那是很深沉的。在油溪时，有空就上山去看望老先生，老先生去世，他更沉默了，在油溪怎么也住不下去，一定要换个环境，不久便举家远去贵阳了。
前面说，他们几个派别一直不相容，托派中除刘仁静和几个投敌做了特务等不可救药者外，老先生总是以大局为重，去争取他们联合起来，不要误了革命时机。但是他们几个派别，也不能以老先生的意见为然，直至在鹤山坪时还在争论，今天看来，老先生仍是高出他们许多，他有丰富的革命经验，有敏锐的洞察力，有深邃的思维能力，他思想开阔。不受什么既定的教义约束。也不承认什么权威，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等，是个勇敢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他甚至说“社会科学的理论要比自然科学的理论脆弱得多。”他们圈子里，只有郑超老能较全面的认识老先生的价值，他有深入思考能力，（也比较了解老先生）现在我才有些懂得，老先生为什么当时很生气，要痛斥他们为关门主义、小圈子、狭隘……。1937年，老先生出狱后审视当时的环境、形势之后，毅然不去上海，径赴武汉，四叔出狱后，之所以去武汉、湖南、四川，也是受老先生的影响。老先生说，那么搞下去，是没有出路的。这不是什么“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问题，更不涉及操守与节气。四叔在重庆期间，他不愿去复兴关，虽然有人邀他去看看朋友，用他笼统的话说是“我不愿遇到他们的“Shiek”[6]和其他一些人。当然在复兴关是有可能遇见的，刘敏在重庆某大学教“社会学”，那所大学是国民党控制的，当时逼着他参加国民党，四叔说刘为此通宵达旦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极为痛苦，未久就患了肝癌，四叔为照顾这位昔日老友，路虽很远，重庆大热天，常达40℃左右真是像火炉似的。从张家花园家中出门就要上一百多级石阶，还要走很远路（拿着炖好的汤）汗流夹背地每天去陪伴他，从不间断，临终时他就在身边。江常师这时在山洞陆军大学教书，到张家花园来过一次，四叔则不去或极少去。那时还有个“留俄同学会”，他与他们保持距离。[7]《中国托派史》（唐宝林编）说吴季严在江西“投靠”蒋经国，包括曾在长春的短期逗留，和回上海后在复兴岛渔管处工作等等；整本书所持观点，中伤居多，作者拿介绍信弄得一些被抄的托派材料，便在书中夹议夹叙。如果明说其中是他自己的推判，原无不可，然而许多语词，则非史学工作者应有的态度，是不作兴的，这是起码的说法了吧，当然，作者在陈独秀研究的行列中，也做了一些有益的事，例如：他办了《陈独秀研究动态》。
1942年5月老先生去世，约在这年秋冬之际，四叔即远去贵阳，在四婶三哥的机械厂中，掛了一个“顾问”的名义，大约有一年多的时间。毕竟在机械厂无事可做，无法久留，便于1943年的冬天，应彭健华之邀，去了江西赣州，那时彭健华任“正气出版社”社长，蒋经国也在赣州，四叔在正气出版社工作，决非蒋经国的幕僚[8]。顶多一年时间，为出版社出了王阳明的《传习录》之类的书，还请左倾版画家作者赵延年（赵聪），很有名的，用木刻版画制作了许多刊头和其他版画，其中“马克思像”、“高尔基头像”，还有一副名为《伐木者》的，一工人身负很重的木料，弯着腰，形象极好，他把这许许多多版画保留一份，赵为他手拓的存在家里，其中还有赵延年为他作侧面全身像，朝着光芒四射的朝阳，精神极好。赵的每幅木刻，下边角均有“CT”款记。约在1944年，四叔又应黄达三之邀。去湘西辰溪，为“中国晨报”主持笔政，这时他提出了一个条件：“只谈国外，不谈国内”。所以他写的社论，都是谈些欧战之类的事，后来全部文稿汇聚成《欧局之透视》[9]一书出版，当时著名报人，记者冯英子在他们的《报海忆旧》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吴希之料事如神》（按：吴希之即吴李严）茲录述为下：
“吴希之先生，安徽人……1945年春。中国晨报自晃县迁辰溪，吴由黄达三的介绍，入中国晨报任主笔。这时在中国晨报任主笔的还有储安平、姚家积、康德等，人才之盛，在湘西是罕见的，吴每周写社论一到两篇。
这时美军在太平洋已开始反攻，在逐岛战争中，不断向日本推进，美机轰炸东京，也时有所闻。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初期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狂轰滥炸，这时轮到他们自己了。八月上旬，美军在长琦和广岛投下了原子弹。接着不久，苏联开始参战，对关东军采取了行动，在接到苏联对日宣战消息那一天，恰巧轮到吴希之写社论。他在一篇纵论当前形势的社论中，一开头就说：“现在有种种迹象，证明日本将于48小时之内宣布投降。”用这样肯定的语气来论证当时时局的发展，使人大吃一惊，我问他有什么根据，他笑而不答。我踌躇了很久以后，才行发排。
不料这篇社论发表的当天，日本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接踵而来，事实证明了吴希之的正确，真的料事如神，在现代的言论中，这是极难得作品。
过了几天我问他，为什么你当时这样有把握，断定日本即将投降？他说他在苏联读过书，深知苏联倘无十分把握，决不会对日宣战，现在苏联既对日宣战，那就说明日本已经垮了，后来我根据战后看到的当时资料，知道1945年8月9日日本举行的御前会议中透露，这年7月13日，日本就向苏联传达了天皇旨意，希望苏联出来调停，早日结束战争。而且预定8月8日17时同苏联开会协商。但就是这一天，苏联拒绝了日本方面签订协议的希望，发表了战争宣言。这说明吴希之那次的判断，准确程度确实可惊。
日本投降以后，吴希之从芷江乘飞机到重庆去了，几十年来，人天茫茫，不通音问，但他那篇料事如神的社论，却永远在我的记忆之中。”[10]
四叔人在辰溪至多也只有一年多时间，便又回到四川了。约在1946年。
1946年至1947年之间，他仍以卖文维持家计。这时他以吴致平的笔名出了他的译著《两次大战间美国国民经济之发展》[11]一书，并以他过去写的社论《美国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作为代序。这本书现仍存我处。这时期的其他文字我都记不清了，也在这段时间，他从重庆回到了上海，我们一家包括我的父母姑父母等。1946年先期回到安庆，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了一年多，才得以成行的。那时国民党“劫收”大员和他们的亲属都抢着复员。船票很难买，当时经济也比较困难，四叔真是千方百计四处张罗，一大家口人又多，他把我们分散送走后，才考虑自己。那是已经隔了很久了，四叔总先考虑别人，后才考虑自己。对我们这一辈的影响真是太深刻了，这也是他庄严一生又一个小小的侧影。
回上海后，四叔在渔业管理处工作，主编《新渔》杂志，处长是赵君迈，解放后他仍留在大陆，也是有名的民主人士之一，他死时报上还登了消息。在复兴岛渔管处宿舍，四叔还几次招待彭述之、陈碧兰和尹宽等在家吃饭叙谈，有时也去住在华山路的彭述之、陈碧兰家中，或看望其它战前在上海的托派旧友，更经常的是到四婶的三哥李铭斋隆昌路家中，打打麻将，作为休息和消遣。这段时期内，他给我看《新旗》、《共产党ABC》、《我赌我的生命》等书刊。后来，上海快解放了，彭述之一家和刘家良等都离开上海去了国外，解放后，我听到四叔说，孔夫子他们匆忙撤离，也没有通过他们多数派讨论，他们事先都不知道，许多人都有意见，对此，四叔也有微辞。
1949年，离开上海解放不久了，蒋经国逼赵君迈把渔管处的大批渔轮开往台湾，四叔闻讯，力劝赵君迈，以为不可，便拖下去了，以后便解放了。
解放前夕，四叔一次去外白渡桥（现上海大厦）渔管处总部去办一件什么事，正在办公室，忽然有几个特务闯了进来，问：“吴希之可在这里？”这几个特务不认识四叔，办事人员回答说：“不在”，四叔正好听见，坐在那里作写字状，未被发现，当天晚上便未住在愚园路四明别墅家中（渔管处的宿舍），在外面躲了好几天才回来，回家后的第二天上海就解放了。与此同时，覃英（鲁彦先生夫人，当时正在与地下党筹备学校接管工作，一解放就派她接管汤恩伯办的京沪中学了）则通过朋友关系，躲在提篮桥监狱，才得幸免，这是她在解放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告诉我的。
上海解放后，他深居简出，为维持一家七口生活，他为何满子的出版社翻译一些俄文的小册子，如巴甫洛夫的（名字已记不清了），契诃夫的《小狗卡什坦卡的故事》等，后来施复亮要他去北京一行，他声称现在一大家的生活，就靠翻译点稿子了，以后有条件时再说吧，便推脱了。后来他跟四婶说，他不愿走季子[12]这条路，他的为人如此，总很执着的。
记得自入川以后，他以形势如此，心情总是沉重的，内心也颇孤独，无事时他总喜欢在废旧纸上用钢笔写“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杜甫秋兴八首）在江津，在油溪、在重庆，我看见他反复独自书此遣怀，也不知有多少次数了，在江津他还写了一首他自己作的诗给我：“雨后山光渐入秋，暮云烟雨此淹留，壮怀未应便消歇，权寄萍踪作小休。”这是他入川后心情的写照。
四叔对我至为爱护，我在上海念书，名为住校，实际上几乎天天回家。1951年区委书记到学校大礼堂作动员报告，坐满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报告的大意是说，学校中有托派分子，他们应当尽快交待，争取主动。过了一天，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四叔，他说这是在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我知道，他是说给我听的，怕我不必要的紧张。现在想来，我本无事，到的确由于当时那种气氛，有些紧张。
晚年，他日夜伏案译稿，血压一直很高，头脑经常作胀，便不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常说：“我宁愿拿扫帚，也不想拿笔了。”但是他不愿意去量血压，说：“量了又怎么样？”不过他估计还不致于马上会死，1952年7月16日忽然中风不语，临危时是紧握着我的手（我想他放心不下的是几个儿女都很小，四婶又无工作，生活将无着）。送入医院不久便去世了，年48岁，在安乐殡仪馆开了个简单追忆会，只有家属和至友参加，舅爹爹没有白白爱护他这个外甥，如果不死，1952年他也是在劫难逃的。
四叔活了四十八岁就死了，舅爹爹也只活了六十三岁，我们何德何能，竟活到七老八十，有什么意义呢？只有一点是差堪告慰的，那就是，我们毕竟是陈独秀、吴季严光荣家族的一员！
在那个时代，内地安庆是闭塞而落后的，一个封建大家庭中，从一个自学和在私塾读书的吴季严，怎么会走上革命的道路的？很显然，这是受了他舅舅陈独秀的影响，并毕生追随陈独秀，包括作为托派的成员。而陈独秀呢，他更是一个清末民初的秀才，又怎样会从反对满清拥护共和，到反对袁世凯，从反对旧军阀到反对蒋介石，又从反对国民党到拥护社会主义，成为党的五任总书记，到反对斯大林拥护第四国际，成为左翼反对派（托派）的领袖，从而成为一个“终身的反对派”（胡适语）和“永远的革命家”（佐佐木力[13]语）的？原来陈独秀乃是一个有聪颖的头脑，极富于智慧，善于独立思考，并有敏锐洞察力的人（公正的舆论，都认为他既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革命家），他们甥舅二人又都是绝不轻信，绝不盲从的人，一切都要经过自己认真的思考，只有“合理”的，才是能接受的，而他们的个性又极富于正义感和牺牲精神，凡是不合理的现象和事物，都是不能容忍的，必积极去之而后快；按照现在科学的观点，人的大脑两半球，一半是管理性思维的，一半是管感情世界的，恰恰他们是既善于“深思”，又富于“深情”，而情感又总是受着理性的支配[14]，因而执着而深沉，这便是一个革命者的气质。
然而，疾恶如仇固然是重要的一方面，但更为根本的，还在于他们崇尚理性，植根思考，并勤于学习，陈独秀博闻强记是闻名的[15]，他们认识到人类社会总是不断进化的，从野蛮走向文明，历史确实记载了这一社会进化的进程，几千年来它从半野蛮的原始社会到氏族社会，再逐步发展到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社会既然总是向着更进步更合理的方向发展的，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会是历史的终结。落后的总归会让位于先进的，然而什么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呢？是生产力的推动和人力的推动，是客观和主观的双重因素。
陈独秀有深厚的旧学根底，他认识到中国几千年来长期落后，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古文化传统崇尚悟性，而不重视系统的逻辑思维，道德哲学胜于思辨推理，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注定了过去的中国社会不能像西方那样发展科学，建立科学的理性的文明，从而也没有欧洲的文化复兴，这就导致了中国的长期落后，陈独秀深感于此，很早便奔走呼号，从事启蒙，从在芜湖办《中国俗话报》到五四提倡新文化运动，竖起“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在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中，大量介绍了西方十八世纪以后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文学家和革命家的著作和事迹，包括康德、黑格尔[16]和马克思……启蒙运动教育着广大的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随着近半个多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范围的侵略和种种病象和恶政，西方许多学者，已经对资本主义社会作了大量的深入研究和科学的结构分析，构成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乃源起于对生产者工人的剩余价值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侵略压榨，才构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并造成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贫困的范围日渐扩大，而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者，又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这便惟有被压迫者起来革命之一途了！苏联的十月革命便是这样发生的，列宁称之为社会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当时曾反对十月暴动，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世界资本主义还有相当的生命力，还没有到达寿终正寝的地步，列宁他们不听，后来十月革命终于成功了。在苏联解体之后，我为此事曾问过郑超麟老人，问他十月革命起义是否真的过早了？他郑重的回答我：“当工人运动真正如火如荼地起来了以后，作为一个革命家，是不能不起来加以支持和领导的”。我想这个道理也可以用来解释1927年陈独秀在上海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吧。
讲起中国革命，又势必要联系到托洛茨基[17]和斯大林[18]。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一直受到斯大林，第三国际的牵制而无法自主，陈独秀做了五任党的总书记，但这个紧箍咒套在头上，常使他很苦闷，眼常常处在抗争与中国支部又为必须跟从第三国际纪律的矛盾中，在中共五大以后，八七会议以前一个多月，他虽然还是五大选出的党的总书记，但他已经“不视事”了。有一份材料，说陈独秀表示“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没有办法做下去”。这就是说他自己退出总书记位子，而不是八七会议开除他的。这以后他便从武汉回到上海长期蛰居闭门深思，研究文字学，和文字学的著述，其所以闭门深思，主要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上探究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一直到一九二九年一批从莫斯科回国的已经成为托派的留学生，带回来几份托洛茨基的文件，是分析中国大革命及其失败原因的，这才使他逐渐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理论，包括《不断革命论》[19]等等。吴季严也是1929年从莫斯科绕道欧洲回国的，他在苏联已经参加托派了，回国后仍留在党内，不暴露身份，这些陆陆续续回国的托派，包括已经暴露身份的，还常常与流放中的托洛茨基通信，使托洛茨基十分了解中国革命和托派成员的情况，这时中国那些先后从莫斯科回来的托派，已经分成为好几个组织，如“我们的话社”、“十月社”、“战斗社”和拥护陈独秀的一些托派，包括吴季严在内的“无产者社”，因为他们的宣传刊物叫做“无产者”。他们各派意见常常闹分歧，不能统一，这事闹到托洛茨基那里去了，托洛茨基批评他们，主要的意思是：“陈独秀是老革命家，富于斗争经验，应当尊重他，尽快统一起来。”这才统一了起来，开了统一大会，一致选陈独秀为总书记，直至一九三一年，托派组织由于各种原因遭到了破坏，托派主要成员陆续被捕，1931年5月郑超麟被捕，1932年吴季严被捕，陈独秀也被捕，至到1937年日本飞机大轰炸，南京也快要沦陷了，国民党才释放了陈独秀，吴季严比陈独秀稍早出狱的，彭述之这年出狱后就回到上海市恢复了托派组织（多数派），郑超麟先回到安徽皖南，过了很久才回上海，恢复了托派组织（少数派），陈独秀释放后，不去上海，因为他与彭述之在南京监狱中就因政见不合而闹翻了，所以不愿回上海与彭为伍，便从南京直接去了武汉，然后到了四川江津与我们全家共同居住。吴季严出狱后先回到安庆，后来去了湖南四婶的家乡，最后到达四川的，又回到陈独秀身边，不过他为了生活到油溪镇的江津女中教书，不时抽空去江津鹤山坪去看望陈独秀，直到1942年陈独秀去世。
陈独秀之所以去四川以著述为生而不去上海重振托派组织，主要还是因为他判断革命还将有一段很长的低潮时期，而当时应当是以民族矛盾为主，所以他主张抗日，对于蒋介石政权，仅仅是支持他抗日而已，蒋介石拉拢他，他也置之不理，这时托派当中，也有人主张对日本采取“失败主义”，认为这样以后对发动群众来进行反对资产资级的阶级斗争更有利，陈独秀则斥是之为荒谬，他认为德日法西斯如果取得了胜利，则以后工人群众的日子会更不好过，工人群众要开展斗争一定会更加困难得多。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判断，陈独秀在四川常常写文章谈论世界大势，我已经把几篇重要的文章，都已经汇集在香港出版的《陈独秀晚年著作选》中了。他还在与几个托派成员的通信中，严肃批评托派成员中的小圈子和关门主义的不良作风。他的视野要宽广得多，是更富有政治远见的，实现社会主义必须是全世界范围，一国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要全世界实现各尽所能，各取所值的大同社会，也必须有物质的极大丰富，这也不是现在生产水平所能达到的。这也是四叔在他的诗句“壮怀未应便消歇，权寄萍踪作小休”中所反映出来的真意。
编者注：
[1]他因为生活始终不得安定，《法国大革命史》时译时缀，总示在油溪时比较安定一些，译得最多，在江西也翻译了不少，但终于未能完稿。尚缺最后一部分，他翻译极为认真，常为一个问题，要查阅很多书。一次为“短裤党人”一词，他感到有些疑惑，便辗转去信询问郑超老，郑超老回信才解决了，后译为“无短库党人”，盖法国贵族军服都有较豪华短军裤，而第三等级的军服里则无此短裤，故改译为“无短裤党人”；蒋光赤著作亦作“短裤党”，如此称谓，郑超老说是瞿秋白的授意，郑老现在又说，也可译为“长裤党人”；四叔的译稿现存重明弟处，其中只有一章，曾因彭述之索稿，发表在《求真》杂志上，用的笔名是西岑，《欧局之透视》也是用西岑这个笔名的，米勒这部著作，现在已经有别人翻译出版了。
[2]《叶挺传》卢权、禤倩红著，江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一版，第64页。
[3]《叶挺传》第56页。
[4]这事，他大概很少跟别人提起，王观泉在《陈独秀传》中说“王凡西是托派中唯一在国民党监狱中受到酷刑的。”我已去信向王观泉说明此事。
[5]彭述之的外号兼有言其迂腐不能灵活运用之意，他不喜欢人家这样称呼他。
[6]这是“蒋介石”英译音的最后一个音节，当时蒋介石住复兴关，复兴关圈子里的人，就私下用“shiek”称呼蒋介石。
[7]郑超老说：他知道“留俄同学会”要季严参加，季严不愿意参加。
[8]四婶告诉我，“小蒋曾经通过一个朋友，要你四叔出来为他做事，被你四叔谢绝了”。
[9]《欧局之透视》出版后，原有一本存在家中。上海一解放，他的大女儿孟华参加南下服务团，在福建部队文工团，她积极争取入党，好像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将这本书交到上面去了。
[10]《报海忆旧》，1991年3月，上海出版社，第一版。
[11]《两次大战间美国国民经济之发展》一书，新中国出版社印行，1947年。
[12]即李季。《狱中鸿爪》中曾提到他，曾著有《马克思传》，解放不久，被约去了北京，并被迫写了一篇检讨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
[13]佐佐木力，日本托派成员，陈独秀研究会会长，东京大学教授。
[14]托派们常爱引用十八世纪荷兰唯物论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一句名言：“不要哭，不要笑，而要理解。
[15]早年在杭州时，一代大儒马一浮就说他能背诵一部杜甫诗的全集了。
[16]西方集古典哲学家之大成者康德和黑格尔极受陈独秀和托派的重视，虽然他们的本体论是唯心主义的，但认识论、思想方法却极其富于辩证法的合理因素。康德著有《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等许多著作，对理性思维有很深的研究，而且崇尚科学，本来就是一位天文学方面的学者，托派高语罕在30年代就有《康德的辩证法》一书问世。黑格尔更是辩证法大师，马克思早年就是青年黑格尔派，他著有《小逻辑》、《逻辑学》（即大逻辑）等大量著作，托派们常尊称他为“老头子”，黑格尔有一著名的哲学命题：“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庸人们都认为他是在颂扬和维护普鲁士王朝的现政权，恩格斯则作了深刻的解释，即：凡是现实的事物，都能找到它存在的合理的理由，凡是合理的必将成为现实！这一革命的含义！
[17]托洛茨基，苏联的老布尔什维克，革命家，是他十月坐镇在冬宫领导了这次革命的，他还是苏联红军的创建者和组织者。革命暴发后列宁才回到国内，在冬宫列宁当时曾要他担任苏维埃的主席，托洛茨基坚决的拒绝了，认为应该由列宁担任，一个何等心胸的革命家，直到列宁中风以后，斯大林便拉帮结派，开始一步一步的排斥托洛茨基，试图在党内专权，其手段也日渐专横毒辣，后来终于借暗杀老布尔什维克基洛夫，而把暗杀的罪名加在了托洛茨基的头上，并将托洛茨基革职流放，托洛茨基也积极与之斗争，与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组成了左翼反对派（托派），斯大林出于害怕托派的影响，便进一步把他驱除国境，托洛茨基以后辗转流亡到了墨西哥，由许多国内的托派或同情者在保护着他。但斯大林仍贼心不死，不止一次要杀害他，这时他为了更深入的研究经济问题，正在研究统计学，斯大林便收买了一名搞统计学的人，并扣压了他的母亲作为人质，让他以同情者的身份，去托洛茨基家，去与他讨论统计学上的问题，这个特务进入书房以后，便趁机用手斧把托洛茨基杀害了，托洛茨基倒下时，大叫了一声：“他们成功了！”这个特务被捕以后，也供认不讳，关押了若干年以后又被释放了。
斯大林篡政独裁以后，不仅杀害了托洛茨基，还杀了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说：“如果列宁不死，一定会被斯大林关在监狱里的！”斯大林罗织了许多罪名，说托洛茨基是德国法西斯的间谍，是无恶不作的匪帮，并大量逮捕托派及同情者，加以秘密审判和杀害，曾引起国际上强烈的反响，罗素和杜威等著名学者，都联名公开为之声辩。这跟中共当时诬陷陈独秀是汉奸，每月拿日本人300元的津贴等等，真是如出一辙！及至苏共二十大时，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才揭露了当年斯大林罪恶的种种真相，托洛茨基的罪名才终于得到澄清。
[18]斯大林的独裁，在国际上则表现为，操纵和把持第三国际，使它成了专为苏联利益服务的工具，苏联共产党则成了老子党，对其它国家的共产党瞎指挥，制定不切各国实际的错误政策。他先后派第三国际驻中国的代表鲍罗廷等人来中国，像太上皇一样坐镇指挥，包括要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党，中共发给党员的党内文件，都要向国民党汇报，不得反对国民党和三民主义……，使党完全失去了自主权，党内包括陈独秀在内许多同志都表示反对（只同意党外合作式的国共合作）。第三次武装起义以后，又命令上海的工人武装完全缴械，造成蒋介石杀害了大量的共产党员，这时期明明是革命的低潮。斯大林第三国际郤从理论上提出，革命正走向另一个高潮，在这一错误的极左路线的指导下，要求各支部的党员纷纷上街“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又致使大量的党员和工人被捕……使中国革命受到惨重的损失，斯大林这种种错误的政策，受到了当时托洛茨基的严厉的批判，由于斯大林执行了国内国际一系列错误的政策，致使托洛茨基判定，第三国际这一被斯大林利用的躯壳，已经死亡了，于是他决定重新建立新的国际——第四国际，来服务于各国共产党的实际斗争。
[19]从社会发展来看，例如欧洲的中世纪，那是典型的封建社会，大地主专权，直到十八世纪法国法革命以后，才发生资产阶级革地主阶级的命，实现资本家专政，在欧洲才陆续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例如法国德国等等，但托洛茨基发现这以后还有许多国家，则是资产阶级依靠封建地主们的支持和配合来长期执政的，形成了独特的历史阶段，例如帝俄时代的俄罗斯和中国等等，这便是托洛茨基所提出的“配合发展律”在这种情况下，与资本主义伴生的的工人阶级起来革命，究竟是革地主的命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革资本家的命（社会主义革命）呢？是按照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无产阶级先进行反封建地主的资产阶级革命，建立资产阶专政的共和国（让资产阶级一步步壮大，直至武装带牙齿），然后第二阶段再起来反抗资产阶级共和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即把革命分为两个历史阶级进行？
托洛茨基认为，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无产阶级革命，即工人阶级领导贫农、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部分资产阶级左派进行革命，必须紧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革命不仅要没收土地，实行土地革命，侵犯地主阶级的利益，也一定会没收银行，侵犯资产阶级的利益，然后无产阶级才能真正获得政权实现专政的，十月革命也是按照这一进程实行的，它决不应当是实行了土地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的阶段上，把政权拱手交给资产阶级建立资产共和国（即在二月革命时，让克伦斯基专政），把她养肥了，再慢慢起来革她的命，去实现社会主义（即革命发展阶段论），而是在无产阶级紧紧掌握着革命的领导权，在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也就把土地革命的任务一同完成了，这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国家孤立的建设社会主义，由于大量资本主义国家包围最终是不可能成功的（现在已经证实了）她必须依赖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断取得成功，这一国际的广泛支援，社会主义最终才能得以实现，这也是“不断革命论”另一重要的含义。而斯大林恰恰提出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革命发展阶级，所以他通过第三国际指导中国革命，认为中国在革命的第一阶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让蒋介石来充分发挥作用，这期间苏联给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军火，中国共产党必须参加到国民党中去，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完全丧了领导权，最后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 |
忆四叔（启明）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吴季严->吴季严纪念文集（2014年）
忆四叔
启明
一
四叔离开我们已快60载，虽然和四叔接触不多，却印象深刻，至今难忘。
在安庆西门外大新桥老屋，前面是“吴永顺”杂货店店铺，二进是露天大院子，三进是两层楼的住房。一层左侧是我们二房的住房，右侧是三叔；二楼是奶奶、大妈、四叔的住房。印象中，四叔的房间常年空着。
1937年9月全家弃屋逃难时我6岁，儿时，四叔对我来说是遥远而模糊的。
四叔早期的经历，是看了父亲的回忆文字才有所了解，据父亲回忆：
1916年前后，在私塾读书时，与诸同学发起创办“晨星周刊”，发刊宗旨为：“在黎明前的黑暗时期，期以吾人微弱之光，照亮前进的道路。”经费由同学共同负担。编辑和校对则由余及四弟负责。后因经费与销路关系，仅出两期即告停刊。
1922年秋，为减轻家庭负担，又受延年，乔年表兄留法勤工俭学之影响，余与四弟由二舅介绍，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半工半读。
余因病自中华职校休学回家，埋头自学进修，经史诸子书及清代朴学家书均有涉猎。读书之余，随写心得，积15本之多，经整理补充，写成论文随笔多篇，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上发表，如“李白诗及思想”、“杜甫诗中涉及的社会问题”、“白乐天诗的特色”、“《读墨微言》评议”等。所得稿费即补助四弟在沪读书之费用。
1924年秋，我和四弟由舅舅介绍进入上海大学读书。上大是中共创办的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23日，于1927年4月12日被蒋介石查封。上大位于租界内的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余读中国文学系，四弟读社会科学系。瞿秋白、沈雁冰、杨杏佛、恽代英等任教。
父亲提起四叔，总是充满钦佩，并为自己有这样的弟弟而骄傲。在他遗留的“忆四弟”诗稿中，有这样的诗句：
投身革命日奔忙，贫困饥寒是惯常。
难忘狱中相探望，铁栏相隔各神伤。
轮番刑讯枉拘囚，百练金刚绕指柔。
自道狱中胜大学，漫长岁月好潜修。
当年非法判无期，几度濒临不测时，
坚决斗争直到底，甘为主义作牺牲。
二
1937年7月7日，日寇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11月上海失守，日军合围南京，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安徽省政府由安庆迁到六安，学校停办，人心惶惶，安庆已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9月，在奶奶的率领下，和大妈、三叔、三妈、小姑等离开安庆到望江县避难。12月13日南京失陷，安庆遭日军轰炸，形势日益紧张，回乡之梦彻底破灭，1938年初我们离开望江，从此踏上颠沛流离的流亡之路。
经由九江先到汉口，逃向何方，谁也说不清，这时四叔在湖南醴陵，建议我们到长沙。
1938年2月，我们一家5口由武昌火车站乘卧铺车到达长沙。父亲回忆说：“时四弟季严已先到，安排一切，客里相逢，倍觉欣然。”
四叔安排我们住在长沙南门一旅馆中。这间旅馆是家庭式的，一间大厅堂兼饭厅，二厢住房，古色古香，老板热情周到，大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供应伙食，一日三餐，湖南人的习惯，三餐都是干饭（穷人才吃稀饭）。适逢端午节，加餐，菜肴丰盛，还供应雄黄酒，咸鸭蛋，粽子。在逃难中惶惶不可终日的情绪得以舒缓，有此安静的小憩，真要感激四叔的安排。父亲甚至有兴趣带我们游览长沙市最繁华热闹的八角亭，父亲后来有这样的诗句记录当时的心情：
揽胜来游八角亭，将儿携女作闲行。
熙来攘往摩肩背，半是他乡客地人。
这样的日子过了四个月，四叔告知全家入川的决定，我们于1938年6月离开美丽的长沙，返回汉口，经宜昌入川，7月上旬到达重庆，与奶奶一行汇合，开始长达八年的抗战生活。
就在我们离开长沙四个多月后，长沙被一场大火烧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长沙大火”。
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在蒋介石的“焦土抗战”的指导下，人为纵火，由11月12日凌晨起大火烧了五天五夜。2500年历史的长沙古城毁灭殆尽，3000多人丧生火海，长沙人民流离失所，造成的经济和文物损失难以估量。这是因日寇侵华而发生的又一惨剧。
三
1939年秋到1943年秋，父亲任教于重庆博学中学，是所内迁的教会学校，校址在南岸黄桷桠的最高处一背风铺，我家三间茅草屋在学校大操场下一山腰中，泥墙，土地，冬天室内亦可结冰。背风铺交通不便，供应困难，这四年是我们在四川最为艰苦的时期。
我们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上山不易，难得有人来访。
大约是1940年夏，突然来了一位“贵客”，皮肤晒得很黑，风尘仆仆来到家中，竟是和蔼可亲的四叔。
妈妈忙着给四叔清洗满是尘土的衣服，父亲和他畅叙阔别之情。由于事先毫无知晓，四叔的到来给山居寂寞的我们带来意外的惊喜。
当时四叔是在油溪女中教书，从油溪出发要乘小轮船到江津，再乘大轮船到重庆。那时万里长江无一桥，要乘小轮船渡江到南岸龙门浩。开始爬山，经黄桷桠，一路都是陡峭的石级，走一段要喘喘气才能继续攀登，要爬数千级石级，才能到达背风铺。四叔不顾长途跋涉，登山来探，令我们长久为之感动。
1998年我和孟明兄到重庆，一同专程探访背风铺，旅程要简单得多。从重庆市乘出租车越过长江大桥，直接开到黄桷桠山口，然后奋力登山，虽然省去了一半山路路程。仍然有些吃力，当年的石梯级已经残缺不全，背风铺已被荒草掩盖，到了山顶居然找到我们家茅屋所在的土坡平台。青松依尽，校舍茅屋均已荡然无存。一片荒凉景象，40多年后重访故地，回想往事，不胜感慨！
四
1943年秋，父亲应邀到江津几江女中任教，结束了背风铺四年的山居生活。
几江女中校址借用江津文庙，文庙占地很大，内有祭孔的大成殿、祭祀广场、钟鼓楼、黄色琉璃瓦的盘龙高墙及放生池。学校教室和教师宿舍就利用其他房舍。
当时四叔、四妈住在几江女中临近的清平巷，有后街相通。建明胆子很大，常常到几江女中去玩，居然攀爬上弧形的高墙，高墙铺有琉璃瓦，又高又滑，下方就是放生池，异常惊险。
我也常到清平巷去玩，和四叔、四妈、孟明一起打麻将。四叔玩起来兴致很高，还常和我开玩笑。我有一句安庆话的口头语：“教他莫的”，他也常常学我说，“教他莫的”，一改往日的严肃。
他穿着朴素整洁，白衬衫自己洗，耀眼的白色衬衣晒在院子里，至今犹记。
清平巷客人不少，来客和四叔在书房内倾谈，欢声笑语不断。我有幸在那里见到一些著名作家，现在只记得有王亚平和臧克家。
五
1949年初，国共两军在安庆激战，那时正是我在圣保罗中学毕业前夕，在炮声隆隆中，许多同学离校避难。
1949年4月22日安庆解放，5月20日我班举行高中毕业典礼时只剩下8名同学。学校随即宣告停办。父亲就此失业。
5月27日上海解放。大约是7月份，父亲带我去上海。上海刚解放不久。国民党飞机还经常派飞机轰炸上海。火车到南翔站就停开，我们只好提前下车，乘了一部三轮车到上海市区。
四叔家住在静安区愚园路四明别墅。四叔、四妈热情接待我们，当时四叔靠翻译外文为生。正如父亲“忆四弟”诗中所说：“晨昏伏案呕心血，矻矻穷年忘暑寒。”很是辛苦。
那时四明别墅的生活还是很好的，充满舒适温馨的气氛。
四妈买菜、做饭，操持家务更是忙碌。我也常陪她一起去菜市场买菜，有一次雨后积水不消，涉水买菜，记忆犹新。四妈烧菜水平很高，再加上无锡大米做的饭，非常可口。有时四叔、四妈出去应酬，就给些钱让我带着弟妹们，这时大家很高兴，就到外面买些面包、点心当饭。
四叔家有一台收音机，经常可以收到京剧节目，悠扬的旋律，美妙的唱腔，令人陶醉，我对京剧的兴趣就是这时培养起来。准备高考的事情早已忘到九霄云外了。
四叔看起来严肃，其实和蔼，对我一点架子也没有。我有时为了找话题，会提出一些很幼稚的问题，如：“恩格斯是哪国人”，他也耐心回答。
那时我对时局、政治一点也不关心，四叔有时谈到一些事非常激动，甚至会拍桌子，现在回想起来，他这种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舅爷爷是一脉相承的。可惜当时未能很好的讨教。
当时高考不是统一招生，可以报考很多大学，我报了几所学校，报名费都是四叔给的。结果被两所大学录取，我自己挑选了北京铁道管理学院材料系。
1949年10月，我告别父亲和四叔、四妈，只身一人离开上海，带着简单的行李去到北京。
在四明别墅的两个多月是我和四叔相处最长的时间。此后在北京念书期间，放暑假都是回安庆看望妈妈，没有回过上海。
1952年7月9日，四叔因中风去世，当时我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惊悉噩耗，悲痛不已。
四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但迫于生计，不能停下翻译工作，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又没有很好控制血压；终于导致中风，英年早逝，令人万分惋惜！
四叔的一生为革命，忧国忧民；对家人们是依靠、主心骨，舍己为人，鞠躬尽瘁。
他在《劫中鸿爪》中说：“我是在为着新社会的诞生分担了一份阵痛，这在我当时的意识中引起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多么伟大的情怀，敬爱的四叔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
父亲的两个好友（重明，2013年6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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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两个好友
重明（2013年6月23日）
杜畏之
杜畏之（1904–1991），原名屠庆祺。杜畏之是他1930年以后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杜畏之是河南永城县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1925年初加了共青团（出国前）。
杜畏之极有外语天赋，在国内他学过英语、俄语，在莫斯科利用优越的学习条件又学会了德语和法语。这四国外语杜畏之都达到了相当精通的程度。以后他还涉猎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罗马尼亚语等。杜畏之真可谓是位“语言天才”。
一、“语言天才”却成了中国的“托派头子”
1952年底中共“大肃托”，杜入了狱。这位语言天才却成了中国的“托派头子”，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一位“托龄”只有一年多（31-32年），从未在托派组织中担任过什么职位，且潜心于翻译的学者，怎么却成了“托派头子”呢？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除了陈独秀极少数人以外，杜畏之是托派中最出名的的了。他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的经典名著，有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普列汉诺夫的“战斗的唯物论”，罗曼诺夫的“帝俄侵略满洲史”等几十本。这些都是极难翻译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只有像他这样通晓十多种外语的大家才能翻译得出来。应该说，这些马列主义经典名作的翻译出版，是杜畏之对中国文化事业、对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大贡献，一直到现在，杜的译本还是被翻译界认为是最经典、最权威的。
“著作等身”，因为最出名，所以就成了“托派头子”。还是因为出名，52年底“大肃托”中，被重判为“无期徒刑”。
二、“语言天才”不寻常的现身
1963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就国际共产主义的种种问题爆发了“大论战”。为了将中国的观点传播到全世界，懂得马列主义的高级翻译人才奇缺，参加过中国党的“六大”的陈伯达和康生不约而同的想到身在“提篮桥”监狱的杜畏之这样一位难得的人才。奇才杜畏之又一次显露出他的光辉，担当起“翻译组长”重任。
70年代初，有一份中央红头文件发至全国，点名托匪头子杜畏之“戴罪立功”，揭发反革命分子陈伯达是“托派”。在单位我听完文件的宣读，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随后定下神来，再去看看那红头文件，这才不得不相信，我父亲的好朋友，一下子成了爆炸性新闻人物，真是奇人奇观。
三、语言天才的心声
下面说一说这位语言天才的心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早在中国大陆即将解放的前夜，中国托派的一些重要人物，如彭述之、王文元等都纷纷去了海外，但他却没有走。他很早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翻译了许多马列主义著作，还曾遭受过李立三路线的迫害，并饱受国民党的惊吓。他这位仅参加过一年半的托派，自觉光明磊落，说得清道得明，何必要去海外，何况自己还要为新中国尽一份力，献身于新中国的翻译事业。
四、子女的遭遇
杜畏之有一男两女三个子女，当初还只十六七。52年底“大肃托”后不久，上海市公安局的几位不速之客，就上门来了。谈完话后，每人发一张“具结书”，要求当场签字画押。内容是“保证以后不向任何亲戚、朋友、同学，社会上认识的、不认识的谈到你们的父亲，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这种恐吓与威胁有违于宪法，还有“株连九族”之嫌。
杜伯伯（杜畏之）和我父亲（吴季严）差不多都在上世纪20年代初，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是党成立初期的党员；也差不多在1925年左右去了莫斯科留学，在苏期间和大多数留学生一样，接受了托洛斯基的托派思想；1929年他们回国，以后也都参加了托派；1932年一同被捕，真可谓同生死共患难。两人出狱后，各自都退出了托派。为此父亲改名为吴希之。解放前夕，他们两决定留下了，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1951年他俩都在从事俄文翻译工作，时不时有所往来。有一次他们俩谈起怎么安度晚年的打算：在甲天下的苏杭湖边安身，还有一套“二十四”史，每天翻阅着“二十四”史，品尝着西湖龙井，美哉美哉。
1952年8月我父亲突发脑溢血过世，那时我们都还小，我小学刚毕业。父亲的后事多亏杜伯伯帮忙。让父亲安息在苏州，也算了却了父亲的一个宿愿。安葬那天杜伯伯带着母亲和我，到了苏州灵岩山，安葬完毕后，母亲比较劳累，就在墓地休息了。我随杜伯伯上山顶转了一圈。杜伯伯见一位方丈静坐在附近的亭子里，便上前搭讪，他们对坐，聊起了佛学，我在旁边听着。聊着聊着，杜伯伯他忽然出言：“不久，我也要入佛门……”。从他的神态来看，好像不在是开玩笑。这下子把我听傻了。年底突然来了个“大肃托”，把他给“肃”了进去。现在想想，杜伯伯大概事先就有所预感。
1950年12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托派头面人物刘仁静和李季的声明，同时加发了一个措辞非常严厉的“编者按”，引用了斯大林的一段名言：“现在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派，而是一个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军事破坏者、侦探间谍、杀手凶手的匪帮，是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是外国侦探机构雇用的奸细”。于是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看来杜伯伯的“预感”由此而生。幸好父亲早逝，也因此免遭20年的牢狱之难。
1952年12月22日，斯大林73岁生日后仅一天，全国的公安机关一起动手，开始“大肃托”。杜畏之自然无法幸免，被关进了上海南车站路看守所。1955年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是完全出乎杜畏之以及其它几乎所有的托派人士意料的，除了郑超麟、尹宽、喻守一、黄鉴铜等4人“因罪恶太大，无法判决”（事实上是终身监禁）以外，杜畏之是判得最重的一个。
1972年10月“大赦”，释放了全部在押的托派，杜畏之才走出秦城监狱。
1992年6月，这位学识过人的天才，20年的铁窗生活，一生的坎坷，令其木然无语，就这样默默与世长辞，享年87。老人的墓地也选在苏州。杜畏之和父亲这对好朋友，他们又聚在一起了。
郑超麟
父亲的另一位好朋友是郑超麟（1901-1998）。说他简单也很简单，按他自己的说法：“因为我是共产党，国民党关了我5年；因为我是托派，共产党关了我27年。一个人32年在监狱里度过，简直不可想象。”
1951年，我们都在上海。住的的地方离郑伯伯家不远，坐车也只有一站路。一天，父母带着我上郑伯伯家去玩。他们住在一间不大的亭子间里，我们到时，他们夫妻两刚起床，简单的收拾了一下，在一张不大的桌子上，摆了点吃的招待我们。大人们谈了一阵以后，郑伯母一刻不停地打量着我，指着墙上的照片，和蔼地跟我说：“那是我儿子的照片，如果还活着，跟你一样大，一样漂亮”，父亲顺水推舟的接了句“那就给你当干儿子吧”，她急切地望着我；在母亲的示意下，我点了点头。这样我就成了郑伯伯的干儿子了。当时，我下意识打量了一下郑伯伯的头顶，发现同爸爸一样，也谢了顶。要不，郑伯伯出狱，我怎么一下子认出他来呢？郑伯伯说话还是那么有点结巴，语速还是那么缓慢，可记性极强，思维敏捷，条理极为清晰。
郑伯伯一连带我玩了几天，大世界，电影院，买金色笔杆的圆珠笔、美工刀，当然，也少不了好吃的。当时，我年纪小，对郑超麟是怎样的人，全然不知。
父亲书桌旁有一个不起眼的小书架，两三层，也能放置两三百本书，我印象比较深的比如黑格尔传、杜畏之翻译的“自然辩证法”、李季的“马克思传”、郑超麟翻译的“诸神复活”、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就是没有斯大林的。52年底“大肃托”，郑超麟也开始了他27年的铁窗生活。至此我才慢慢的逐渐了解他。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郑超麟就一直负责党的宣传工作，我父亲也差不多参与此项工作。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大革命”失败责任全栽在陈独秀身上，然后又通过他们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他的身上。这时陈也非常苦闷，并引起了他对革命的反思和对未来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一些留苏学生的影响下，陈接受了托派思想，后来成立了托派组织。父亲和他的好友因参加了托派组织，都被开除出党。郑超麟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大浪潮中，此后他一直坚持托洛斯基思想，（尽管他也认为托洛斯基有些地方提法不妥）从未改弦更张。就是在27年的牢狱生活中，直到大赦，他还坚持自己没有错，没有罪。史学界有人士，对他这种目标如一，追求信念的精神也有敬佩之词。并认为郑超麟是一位少有的革命理论家，活动家，翻译家，长寿多产作家。
说他是理论家，他深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逐渐放弃了原先的孔孟乃至老子学说，转而接受陈独秀等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的主张。稍后，又接受了马列主义，最后扎根于托洛斯基主义。
说他是活动家，放映过一部有关“邓小平”的纪录片一九一九年去法国“勤工俭学”。他跟邓小平是上下铺。影片中，是他为邓小平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做的见证；担任过党办的上海大学教员；参加过有名的“五卅运动”，和第二、第三的上海工人起义；参加过中共第五届党代会和“八七”会议。
一九二九—三〇年，开始接触到托洛斯基有关中国革命的文件，转向托派。并在中国托派统一组织担任中委兼宣传部主任。不久，被国民党判刑十五年（实际在狱七年，也有说五年）。中国托派组织于一九四二年重新分裂，郑超麟是后来命名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的那一派领导人之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大肃托”，他的工人党的全体党员，及所有中国托派，连同他们的同情者全部入狱。
从一九七九年六月出狱到一九九八年八月寿终的19年的晚年的“退休”生活中，尽管他身体因长期受到摧残而局部残废，他还是继续思索和不停地写作着。
78岁到97岁这19年，还身带残疾，日夜辛劳。他在抢时间，他在还愿，他要把一生的时间补回来。这段时间内，他协助了一些史学家编写中国革命与中共（包括托派）的信史；纠正了过去官方历史家所作的有意或无意的歪曲，特别是对陈独秀的污蔑与歪曲。来访的学者、记者、史学工作者络绎不绝，都要请教一下这位“活字典”，因为他的记忆力特别强。对事件，人物，时间，地点，记得一清二楚；他还要写自传，和其他一些文章。他的字写得很草，而且是垫着板子写的，板子翘起来几乎挨着胸；他的字也只有侄外孙女和周履锵才认识，每次都是由他们重抄。
说他是翻译家和长寿多产作家：
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版的著作就有：
郑超麟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内部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再版）现代史料编刊社出版（内部发行）
郑超麟回忆录（三版）东方出版社出版
诸神复活（重版）三联书店出版
诸神复活（三版）三联书店出版
玉尹残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怀旧集东方出坂社出版
髫龄杂忆福建《漳平文史资料》特辑
郑超麟回忆录（德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从苏联归来》附答客难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超麟晚年文集（共三卷）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
尽管他在狱中32年，出狱后，他感到“德先生”，“赛先生”这一页还是没有翻过去。他认为托洛斯基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至少不会出现斯大林的独裁与暴政。他是一位孜孜不倦，永不言败，战斗不息的真正献身革命的斗士，是真正坚持自己终身信念的不屈伟人。余生的19年，每日伏案写作，直至生命结束。他的意志和毅力何等非凡。他的一生值得我们敬重与缅怀。
2013年6月23日
重明于上海 |
我的父亲（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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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重明
父亲在世的时候，跟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很少，就是在一起的时候，跟我们似乎也并不很亲热。一家人比较安稳的在一起，是1949年解放到父亲1952年逝世的这3年。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似乎都有着这样一种感觉：父亲很少说话，总是伏案翻译，我们在他身边嬉戏打闹，他从不理会；这时，总是母亲进来把我们撵开。
父亲翻译用的笔，是一支细长的黑色蘸水钢笔，笔尖是钢质的，趁父亲不在屋时，我拿它涂写过，不好使，刮纸；可经父亲的磨写，在父亲手里倒也书写自如；父亲的桌上，放着两本字典，那本“俄汉”字典，纸质较差，显得很厚，因经常查阅，字典右边的侧面显露出一条长长的手指汗迹。这道汗迹，正是父亲生命最后的辛劳痕迹！
父亲的翻译仔细认真，常为一字一词斟酌半天，甚至有一次，为了原文中提到的帽子的某种颜色，而奔跑好几回书店。
父亲平日里也喜欢吸烟、喝茶，可工作起来，就会专心致志，旁若无人，甚至茶泼了，烟灭了，都全然不知。可他一搁笔，稍作小歇，下巴就会左右来回不断地摇晃。
刚解放，我们还没搬出“四明别墅”，父亲的一些朋友也常来坐坐，有彭伯伯两兄弟、杜伯伯他们，还有季伯伯和身材较高的“教授”伯伯，他们也来过。当时，我总是搬着一张小凳子，坐在旁边，两手托着腮帮，聚精会神地听着他们聊。他们聊的主要是翻译上的事情，要么就是彼此交流如何做健身操，有时偶尔也会冒出“俄国毛子”这样的的词语，每提到“俄国毛子”时，他们总带着轻蔑的口吻。
不久我们就搬到“恒德里”远亲家去了。至此以后，也就再也没有什么客人来了。父亲工作很累，晚饭后常到康定路散步。我经常陪着他散步，父亲似乎也愿意我陪着。可父亲总是两眼眺望着远方，一语不发，若有所思地缓慢前行……
临终的前三个月，父亲似乎为某种使命催促着，日以继夜地翻译着，终因过度劳累，突然脑中风，次日便与世长辞，享年仅48岁。
父亲在世时，对我们真的是关心甚少，缺乏亲情吗？不！完全不是的。
兄长建明，小时候在贵阳染上了癞子（瘌痢头），解放后，生活安定下来，父亲买了一瓶又一瓶的药水，天天替他搽，还用镊子拔去他头上病变的毛发，结果见收效甚微，只得四处求医，最后通过杀猪的，搞到一个热腾腾的猪肚子，往头上一套，细菌都往猪肚子里钻，三天后，把头上钻满了细菌的猪肚一扔，瘌痢头就此痊愈了。此事看来有些搞笑，但透过此事却能折射出，深深的父爱和父亲处世的坚忍不拔的个性。
大姐孟华，自幼没有得到很好照应，一只肾出现严重结核，因为抗战逃难、生活颠沛流离，贫困且不安定，一直拖至解放前夕，父亲到处筹钱，联系住院，找名医为她主刀，结果割去了一只肾，保住了性命。父亲总算尽到了为父之责，每每提及此事，父亲深感内疚和自责，为什么不早点，再早点！内疚和自责，也是对子女的一种深深的爱。
妹妹蜀华，平日总感到父亲过于严肃，只知道工作，对子女漠不关心。有一次清早，她发烧卧床不起，轻声的对爸爸喊道“我病了”，爸爸没有及时反应，她心里非常难过。可不一会，爸爸端着水，递着药，坐在床沿，轻抚着她的前额……她流泪了。
我感觉得到父亲对我比较喜欢，他从不带孩子出去。一天爸爸妈妈带着我一个人，一同去看望住得不远的（康定东路口）郑伯伯。他们住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他们说，如果他们的孩子还活着，也跟我一般大，一样可爱，并要求我过继给他们，我和父亲都答应了。父亲是个多么有同情心的人！
我们安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也只有父亲在世的最后三年。那时妹妹惠华，也不过四五岁。有时父亲起得稍晚，就在床上逗得小妹妹嘻嘻哈哈的玩，还经常送她上幼儿园。这是父亲一段温馨美好幸福的日子。
父亲吴希之（1904.6.2–1952.7.16），党内的名字吴季严。他的母亲是陈独秀的大姐，他是陈独秀的亲外甥。十七、八岁前在老家安庆刻苦博览群书，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基础。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来到上海，就读于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在校期间，担任学生会会长（此时已经入党）。学校曾组织过一次春游杭州，回校后就游杭州进行了全校性的作文比赛，优胜者的文章均张榜公布，只见第二第三名的文章，圈了又圈点了有点，父亲的文章通篇并无圈点之处，只见头上用毛笔批上一行红字：无须圈点，文章工整优美，该文为全校之冠。该文后来发表在报纸上，父亲还把它剪下来珍藏过，可惜，文革中毁在我手里。如今不知何处觅。
随后1925年南下广州，曾在叶挺独立团担任党支部书记（当时叫支部干事）。他与叶挺在一起经常到广州向陈延年（陈独秀长子担任广州区委书记）当面汇报。我还记起一件事：父亲1952年病故，在他的遗物中有一张叶挺将军骑着高头大马的戎装照，可惜，文革期间，同样毁在我手里。
1926年参加“北伐”，途径湖南时，与当时湖南醴陵妇女运动的领袖人物李秀泉（1905.11.6–1975.5.14）（25年入党，介绍人汪泽楷）相识。
提到父亲，就不得不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母亲，一位是陈独秀。
母亲出身于破落地主家庭，兄弟姐妹十人，唯独她是女孩，人称“宝姑”。当时她一个女孩，冲破封建家庭旧礼教重重阻碍，只身一人来到省城长沙湖南师范，以一张用毛笔书写的“李秀泉画三千七十二”九个大字作试卷，硬是胡搅蛮缠地入学。母亲年轻时活动能力很强，一上午，就跟全校同学混熟了，并且还叫得出每个同学的名字。这所学校，其实就是党当时暗地培养农运干部的学校。当今许多领导人都给他们讲过课；还参加过毛主席办的“农运讲习所”，聆听过毛主席的演讲，当年和她在一起学习的还有宋时轮上将，解放初，在上海他找到了母亲，与她叙旧，据宋时轮回忆说：“秀泉，你当时好神气哦，我在后面追着喊你，你都不睬。”
1926年开始“北伐”，当时我舅舅李觉飞是北伐第三路总指挥，母亲担任这一路的救护大队长。她扎绑腿还是你舅舅教的。
1927年5月21日湖南的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母亲他们的部队在攻打长沙时，被许克祥政变部队打散。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乱后，实行了严酷的“白色恐怖”。“宁愿错杀一百，也绝不放过一个”，许多村落尸横遍地，血流成河。舅舅李觉飞也惨遭杀头。头悬长沙城楼，三日三夜无人敢上前收尸。
当还乡团扫荡到母亲家时，所剩九个兄弟姐妹，各显其招侥幸躲过一劫：有的藏在稻草堆里，有的跳进大粪坑里，母亲则围上围裙，头裹毛巾，拿起扫帚，扮作村姑，端茶送水，镇定自若，唬弄过去。
她们被打散了，村里人也不敢收留，她们只得三五为伴，走小路，山路，夜路，到处去找党组织。母亲就这样，经过年把的颠簸流离，最后到了上海与父亲相聚。她也就此一直脱离了党，父亲去世后，她积极参加里弄工作，担任居委会主任，区人民代表，不久又进了工厂当工人，还参与法院陪审员工作。在厂期间，她曾经要求恢复党籍，只因脱党时间太长，无法实现。解放初，她还回过一次老家湖南醴陵，当地人还是像当初一样，热烈的欢迎她，爱戴她。五六十年代，她还长年协助户籍警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多次审查，写过多次检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得以平反。母亲的晚节还是十分令人尊敬的，她虽然不是党员，但她无时无刻不在为党为人民为社会工作着。尽管没有干出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来，可是她始终默默地为着她的信念为党工作着。1975年5月14日患肺癌病逝于上海，葬于徐泾公墓。
父亲在叶挺独立团担任党支部书记的时间并不长。1927年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29年下半年回国。并在回国前游历了德法等国。在这几年里他很好的掌握了俄文和德文（英文早已掌握）。这为他今后的翻译工作铺平了道路。
莫斯科“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蒋经国在该校）当时都是第三共产国际为各国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26-29年间，斯大林与托洛斯基为“东方革命”（尤其是为中国革命）的路线与决策，进行激烈的斗争。
斯大林认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还相当薄弱，在历史舞台上还算不得有什么气候，中国的革命应由代表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来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要尽量的依附它。中共党员要以个人身份加入到国民党，听命于国民党。这就造成了在共产国际的严控下，共产党向国民党一再的忍让、将就、妥协、退让，甚至屈从，直至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其间，斯大林的根本失误是对国民党的革命性估计过高。在国内革命进程的许多事实面前，当时在苏的留学生大多认同托洛斯基观点，不赞成斯大林的主张。认为斯大林的路线是不正确的，进而同情或接受了托洛斯基的观点，也就有了中国托派的地下组织。
父亲29年回国时，正值陈独秀被开除出党（29年11月）。自从1924-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斯大林把革命失败责任栽在陈独秀身上，然后又通过他的中国门徒，把汉奸、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的脏水泼到陈的身上。这时陈非常苦闷，并引起他对革命失败的反思和对未来革命道路的新探索。在一些留苏学生的影响下，陈接受了托派思想，以至后来成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父亲也是成员之一，也就被党开除了）。当时的托派组织有好些个，1931年5月，这些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统一”了，在“统一大会”上，陈又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在“统一”的过程中，父亲只是起着联络沟通的作用。
30年在上海沪西大自鸣钟，因组织并参加游行，被法警逮捕，关押在大自鸣钟地下室，因没有暴露身份，不久获释。
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叛变，32年7月2日在上海兆丰公园（现今的中山公园）被顾指认被捕入狱；32年10月陈独秀也被捕入狱。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受过老虎凳、电刑等酷刑的折磨，（后来他下巴的摇晃，就是因酷刑所致）；陈因特殊政治犯，单独囚禁，有一定的自由，还可以接待外界人士的来访，和借阅书籍，没有受到酷刑。
母亲在得知父亲被判无期徒刑后，不少人劝她改嫁，可是她毅然决然，将女儿孟华送到醴陵外婆家，只身一人来到南京，进行了艰难的营救活动。据母亲回忆，一到南京她就算了一个命，说她会遇上一个大贵人。此人就是李少丹，是国名党里显赫的官员，是个正直的民主人士。当时他收留了好几位因遇难来南京谋事的有志青年（母亲就是其中一个），他供他们吃穿住，供他们纸笔墨砚，还给他们零花钱，常常安慰他们，鼓励他们。母亲经常出入于监狱，探望父亲和陈独秀（同一监狱）。这遭到了特务们的盯梢，她告知李少丹后，这种盯梢也就不再发生了。通过近四年的奔波，最后找到了蔡元培先生，先生说“孩子呀，你受苦了，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希之是我的好学生！”（蔡老当年是上海大学的董事，并没有直接教过他），通过先生的运筹，最后，以保释就医为名，于36年出狱。当初，母亲探监将此讯告知父亲时，父亲斩钉截铁地说“秀泉，你莫不是答应了他们让我签字画押什么的，你不要糊涂，这是在断送我的前途！如果这样，我宁愿坐一辈子牢！”经过百般解释，父亲方才放下心来，并露出喜悦与感激之情。从营救父亲出狱这件事，可以看出母亲是一位何等刚毅，何等有胆略、坚贞不渝，可以说是一位传奇式的巾帼女子，应为我们后人传为的佳话。
母亲陪着父亲去湖南醴陵时，李少丹不仅给足了路费，还写了一封信祝贺他们，让他们到家再看。想不到，国民党里竟然也有如此正直的开明的人！37年抗战爆发，在全民一致要求联合抗战的呼声中，1937年8月陈独秀也被释放。
陈独秀出狱后，曾赠送给母亲一个长方形的铁皮茶叶盒和一本宣纸线装的纪念册，册中有陈的亲笔题词，“秀泉女士，……”当中的内容记不得了，落款是陈独秀，这些东西，都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我的手中。真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陈独秀创建了党，却被党开除了；陈独秀加入过国民党，1926年却单方面宣布退出了国民党；陈独秀统一了托派小组织，后来却被托派开除了。看来这似乎令人费解，其实，这恰恰是陈独秀毕生追求真理的人生轨迹。
抗战中，我们和陈独秀都迁往四川。父亲感到作为外甥，他有责任陪伴在陈独秀身边，以安抚他受到创伤的心灵。1942年5月7日因病陈独秀客死江津，享年64岁。
陈独秀的余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对第一次大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作彻底的深思；二是精心研究中国的文字学、音韵学。他的后期思想很突出，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
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有的只是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的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
②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是苏维埃的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③斯大林独裁，苏联不是社会主义。
父亲出狱后，将他在狱中劫难写了一本回忆《劫中鸿爪》。这本书现在找不到了，在他的遗物中，仅发现其中的一篇，它记录了自己在狱中的遭遇和在酷刑面前的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革命气概。
这几天，我把父亲的遗作《劫中鸿爪》片断，又认真阅读了一遍。以前，我们对父亲了解太少太少了，认识也仅停留在只字片语上；对他的情感、胸怀、爱憎、大志、坚毅不屈，视死如归的可贵品格却领悟得少之又少。这次重读，使我补上了这一课。好些段落，催人泪下。遗作帮助我们后辈有血有肉的认识父亲是一位坚毅伟大，有着崇高理想和革命献身精神的可歌可泣的人；让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父亲出狱后，为了免得招惹国民党当局，抱定在报刊上写社论只谈国际，不谈国内，仅就欧战时局发表社论，后集成《欧局之透视》，这本书，在岚岚的帮助下，从网上下载了它。现已由我重新打印出来。
下面是我听母亲回忆起的一些事：
①“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软禁，当时父亲在湖南一所学校教书，学生听到这消息都急哭了。晚上，上夜自习时，父亲对同学们说“蒋介石被软禁，未必是件坏事，可以促蒋抗日。”
②在赣州“正气出版社”当编辑时（行编辑之实，却连挂个名，他都不接受），小蒋（蒋经国）要请父亲出山，为国民党工作，被他谢绝了。事后他对母亲说，就是穷途潦倒，也绝不为国民党工作。以后的什么“留俄同学会”他也从不参加。
③“重庆谈判”期间，有一次他与周恩来在路上偶遇，两人简单地打了一下招呼，（周围尽是特务）就匆匆离开了。
④快解放时，父亲成功地劝阻了当时的渔管处处长赵君迈，没有把国家仅有的机械捕鱼船队随老蒋迁往台湾。
⑤离开渔管处，到百老汇（就是如今的上海大厦）办理离职手续时，险些遭两名国民党便衣特务逮捕。
⑥上海解放的那天，东躲西藏的父亲回了家。深夜，周围枪声不断，他以为是国民党兵来抓捕他，他爬上晒台，登上屋顶，看个究竟。当得知是解放军进城，竟抱起母亲欢呼道：“这下子好了，我们解放了，总算熬到头了。”
⑦刚解放，父亲、母亲共同鼓励仅有一个肾的大女儿吴孟华参军南下。（吴孟华，就是几年前，被各地方小报炒得沸沸扬扬的“陈独秀的外孙女吴孟华，曾经五次申请入党，终在晚年了却夙愿”的那位吴孟华）
⑧父亲对刚遭受战争创伤的上海，能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就把市场物价、社会治安稳定下来，大加赞赏；对勇于与美帝抗衡的朝鲜战争，持肯定发言态度却批评斯大林不敢积极支持。（顺便提一下，俄国毛子指的就是斯大林或他的那帮人。）
⑨建党初期，父亲与周恩来、瞿秋白、施存统等人有过一段交往。解放初，父亲拼命翻译。打算攒足三个月的家用生活费，把家小安置好，好上北京向总理谈清他个人自留学到解放的经历。争取有机会，替新中国做些事情。
不幸，父亲因突发脑溢血，1952年7月16日去世，享年48岁。同年，他的好友杜畏之将他安葬在苏州灵岩山下的国泰公墓。（文化大革命公墓遭毁；现为一片竹林。）
同年年底全国开展“大肃托”，父亲的好友杜畏之、郑超麟以托派罪名被捕，分别关押了20年和23年才释放，看来父亲的早逝，倒是件好事，总算躲过了这一劫。
父亲的后半生，坚守晚节，决不为反动腐朽的蒋介石政权服务，绝不做任何伤害和有损于革命事业的事，有诗为证：
雨后
吴季严
雨后山光渐入秋，
暮云烟雨此淹留，
壮怀未应便消歇，
权寄萍踪作小休。
2013.6.重明于上海 |
译后记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译后记
“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哲学”，这些说法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可能只是同一语义的不同表述而已，而其背后代表的巨大差别需要由专门的研究人员在哲学范畴来解读。埃蒂安·巴利巴尔就是这样的学者。从《马克思的哲学》这本小书中，我们看到这位巴黎第十大学的教授、路易·阿尔都塞的学生，在其哲学研究中，不再满足于在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集体思想中探索，而是选取了独特新颖的视角，把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哲学家的个人的思想加以研究解析，使其分析更加鲜活生动。同时，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偏向于共时性归纳，即先行将其设定为成熟的、稳定的思想意识和最终的哲学结晶，如此固然可以全面总结马克思、恩格斯等一代共产主义哲学思想奠基人的理论成果，却部分掩盖了这一哲学思想建构过程的艰难，回避了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不断否定、修正和丰富自我的曲折发展历程。沿着这两条非常个性化的研究思路，埃蒂安·巴利巴尔对马克思哲学中“实践”“商品”等一系列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追踪与辨析，很多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成为新时期对马克思思想遗产研究的丰富。从这个意义上，这本小书又是一部沉甸甸的理论著述。
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面对深邃的哲学思想论述，我们常常感到困难重重。坦率地讲，这绝不是一本易读的书，首先是因为其內容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从一开始就不是针对普通读者所写，即便是普通法国读者，若想轻松地理解该书恐怕也必须请专家重新对原书通俗改写；其次，作者在书中从始至终都在进行科学家式的阐述证明，丝丝入扣，一丝不苟，要求自己的读者不能有半点懈怠。翻译中的困难则表现在以下几点：原著的论证不但旁征博引，而且不少文章尚无中译本；原文的语言喜用长句，內容丰富，句式复杂，遥遥相对的指代也比比皆是，我们为了保持汉语通顺而又不掺杂过多的个人解读，歪曲原意，往往被迫像小学生般地仔细划分句子成分，重新整理作者的思路；偶尔保留的一些佶屈聱牙的汉语句子，实属无奈，希望读者原谅。此外，作者只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解读马克思，很多观点都与我们熟悉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而且经常使用一些非常个性化的语言，希望读者在阅读中理解这一点，以便做出正确判断。为了保持一致性，我们没有把某些马克思著作的段落再根据法文重新翻译，而是使用了已经被中国读者普遍接受的汉译。最后，书中作者的一些明显纰漏，我们都一一注出。
本书的翻译得到了专家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严肃认真的帮助，是他们的专业知识和高度责任心使我们消除了不少错误，得以使本书最终呈现在读者面前。
对于译文中因理论和翻译水平问题而出现的疏漏和错误，我们真诚地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吉会
2007年2月8日 |
书目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法〕埃蒂安·巴利巴尔《马克思的哲学》（1993）
书目
在马克思及其继承者、评论者们的卷帙浩繁的著作中辨明方向绝非易事。除了一些专业的图书管理员之外，没有人能声称已拥有全部的资料，即便只限于某一种语言也不可能（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在各国有着不同程度的衰退，也并没有让事情变得简单，因为它使得多个版本的书籍和作品都变得难觅踪影。包括那些不一定是最差的新版本）。虽然有诸多障碍，我还是试着列出一些作品和参考书，作为对本书所提及书目的补充。法文版的作品当然会优先列出，但某些只有外文版的作品也将会列出。
1．马克思的著作
问题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正如前文所提及，马克思并未完成其作品，原因在于他当时工作条件上的某些限制、内在的某些困难，以及马克思不断提出问题的治学态度，这种态度引导作者不断“重建”其理论，而不是草草收笔，因此就出现了众多的未发行的版本，其中一些自然也就成了可与已完成的文本相比肩的重要著作。另一方面，这些文本的出版（不仅仅是主要作品的选定，还牵涉到如何展示它们、如何排列组合的问题）一直是国家、政党，甚至大学的重要机构所代表的各种“趋势”间政治斗争的重要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arxEngelsGesamtAusgabe，简称为MECA）的出版曾两度被强行中断：第一次是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体制将俄国革命后梁赞诺夫（Riazanov）创办的出版公司全部肃清；第二次是因为“现实社会主义”在苏联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相继解体，从而（暂时）中断了《MECAⅡⅡ》的出版，今天该项工作正由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进行。因此版本的选择并不是中立的：很有可能在相同的题目下文章却不相同。德文版中最常用的是DietzVer1ag出版社于1961—1968年间在柏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MarxEngelsWerke，38＋2册）。
除这些一般性的困难之外，还有一个法语特有的问题：在法语中，一直没有一个成体系的版本（不是指其完整程度，而是指从未有过一个像德语、俄语、英语、西班牙语各版本那样编年体的，汇集了所有公开出版的作品、文章以及通信的版本）。所以，以下四个版本从批评角度看都不够完整，并且都有缺陷，它们分别是：
（1）《马克思和恩格斯政治学、经济学和哲学著作》（OEuvresphilosophiques，politiquesetéconomiquesdeMarxetEngels），莫里托尔（Molitor）译，巴黎，CostesLibre出版社，1946。（ChampLibre出版社曾再版其中一部分）。
（2）未完成的《马克思全集》（OEuvrescomplètesdekarl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全集净（OEuvrescomplètesdeFriedrichEngels）系列，Sociales出版社出版（该出版社曾多次出版过其中某些文章的袖珍本）。
（3）卡尔·马克思《文集》（OEuvres）的四卷书是在马克西米连·鲁贝尔（MaximilienRubel）的带领下由七星文库完成的，Gallimard出版社出版（《经济学Ⅰ》，1965年；《经济学Ⅱ》，1968年；《哲学》，1982年；《政治学》，1994年）。
（4）20世纪70年代由RogerDangeville出版社出版的再版或选集系列，该系列出现于Maspero小型丛书和“10／18”丛书中（出版社总联盟）。自然也就产生了众多独立的版本或再版本。
总体看来，Sociales出版社的译本（LaDispute出版社曾再版其部分文献）和Pléiade的版本是最好的，但是也有例外。
2．一般作品
最近没有关于马克思生平的详细介绍，我于是使用下列资料：
弗兰茨·梅林（MEHRINGFranz）：《马克思传》（KarlMarx，Histoiredesavié），让·莫尔捷（JeanMortier）译，巴黎，Sociales出版社，1983。
达维德·梁赞诺夫（RIAZANOVDavid）：《恩格斯与马克思合传》（MarxetEngels），巴黎，Anthropos出版社，1967。
让·布吕阿（BRUHATJean）：《马克思与恩格斯》（MarxetEngels），巴黎，UGE出版社，1971年再版。
鲍里斯·尼可拉维斯基（NICOLAIEVSKIBoris）、赫尔芬·梅兴（MAENCHENHelfen）：《马克思传》（LaviedeKarlMarx），巴黎，TableRonde出版社，1997。
如果能够再阅读完吉尔勃特·巴迪亚（GilbertBadia）和让·蒙替尔（JeanMortier）领导，由Sociales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集》（C。rrcsp。ndancc），则更有意义。
对于探究马克思的知识构成的作品，以下几部无疑是最重要的：奥古斯特。科尔努（CORNUAuguste）：《卡尔·马克思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KarlMarxetFriedrichEngels），第一卷，《童年和青年时代》（Lesannéesdénfanceetdejeunesse），《黑格尔左派于1818—1820／1844》（Lagauchehégé1ienne1818—1820／1844），巴黎，PUF出版社，1955；第二卷，《从民主自由主义到共产主义》（Dulibéralismedémocratiqueaucommunisme），《莱茵报》（LagaZetterhénane），《法德年鉴（1842—1844）》（LesAnnalesfrance-allemandes，1842—1844），巴黎，PUF出版社，1958；第三卷，《马克思在巴黎》（MarxaParis），巴黎，PUF出版社，1961；第四卷，《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LaFormationdumatérialismehistorique），巴黎，PUF出版社，1970。
对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构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反应，应该参阅乔治·郝柏特（HAUPTGeorges）在《历史和社会运动》（L’Historienetlemouvementsocial）一书中的《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DeMarxaumarxisme）一文，巴黎，Mapero出版社，1980；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最优秀的著作是在艾瑞克·让·霍布斯邦（E．J．HOBSBAWM）的领导下，由都灵的Einaudi出版社从1978年开始陆续出版的5卷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Storiadelmarxismo）。
我们还可以参考：
莱斯扎克·克拉可夫斯基（KOLAKOWSKILeszek）：《马克思主义的历史》（Histoiredumarxisme），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先驱者》（LesFondateurs.Marx，Engelsetleursprédécesseurs），第二卷《黄金时代：从考茨基到列宁》（L’Âged’or：deKauiskyàLénine），巴黎，Fayard出版社，1987。
勒内·加利索（GallissotRené）：《马克思主义的冒险》（LesAventuresdumarxisme），巴黎，Syros出版社，1984。
米歇尔·瓦卡产利（VAKALOULISMichel）、让-玛丽·文森特（VINCENTJean-Marie）：《种种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Marxaprèslesmarxismes），共2卷，巴黎，L’Harmattan出版社，1997。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西方的发展史，安德烈·托赛尔（十OSELAndr6）的《哲学史》（Histoiredelaphilosophie）中的《1917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的发展》（《LedéveloppementdumarxismeenEuzopeoccidentaledepuis1917》）是一篇优秀的文章，该书由巴黎Gallimard出版社于1974年出版。
3.前面几章的补充参考书目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哲学抑或马克思的哲学?
除了书中已经引用的著作，读者还可以去阅读以下书目：
ASSOUNPaul-Laurent，RAULETGérard，Marxismeetthéoriecritique，Payot，Paris，1978
CENTRED'ETUDESETDERECHERCHESMARXISTES，Surladialectiques，EditionsSociales，Paris，1977
COLLETTILucio，LeMarxismeetHegel，法译本，ChampLibre，Paris，1976
GAROIsabelle，Marx，unecritiquedelaphilosophie，SeuilParis，2000
HORKHEIMERMax，Théorietraditionnelleetthéoriecritique，Gallimard，Paris，1974
KAUTSKYKarl，L’Ethiqueetlaconceptionmaterialistedehistoire，再版，Paris，1965
KORSCHKarl，Marxismeetphilosophie（1923），法译本，EditiondeMinuit，Paris，1964
KOSIKKarel，LaDialectiqueduconcret，Maspero，Paris，1978
LEFEBVREHenri，Métaphilosophie，Editionsde，Minuit，Paris，1965（再版，LeSycomore，Paris，1979）
LEFEBVREHenri，ProblèmesactuelsduMarxisme，PUF，Paris，再版，1970
MAOZEDONG，Ecritsphilosophiques，Lacité，Lausanne，1963
MERLEAU-PONTYMaurice，LesAventuresdeladialectique，Gallimard，Paris，1955
PAPAIOANNOUKostas，Marxetlesmarxistes，Tel/Gallimard，Paris，2001
PLEKHANOVGeorges，LesQuestionsfondamentalesduMarxisme，EditionsSociales，1948
SÈVELucien，Uneintroductionàlaphilosophiemarxiste，EditionsSociales，Paris，1980
STALINEJoseph，Matérialismedialectiqueetmatérialismehistorique，译自俄语，EditionsSociales，Paris，出版时间待定
第二章改造世界：从实践到生产
除了书中已经引用的著作，读者还可以去阅读以下书目：
ABENSOURMiguel，Lademocratiecontrel’Eat，Marzetlemomentmachiavélien，PUF，Paris，1997
AVINERIShlomo，TheSocialandPoliticalThoughtofKarlMarx，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ambridge，1968
BLOCHErnst，Droitnatureletdignitehumaine（NaturrechtundmenschlicheWürde，1961）法译本，Payot，Paris，1976
BLOCHErnst，LePrincipeespérance（DasPrinzipHoffnung），法译本，Gallimard，Paris，tomeI，1976
BLocHErnst，LeMatérialisme，PUF，《Quesais-je?》，Paris，1985
BOURGEOISBernard，Philosophieetdroitsdel’hommedeKantàMarx，PUF，Paris，1990
FURETFrancois，MarxetlaRevolutionfrancaise，FlammarionParis，1986
GIANNOTTIJosé-Artur，Originesdeladialectiquedutravail，Aubier-Montaigne，Paris，1971
GRANDJONCJacques，MarzetlescommunistesallemandsàParis，Maspero，Paris，1974
GrRANEL.Jean，Penserlaparis，Aubier，Paris，1980
HEIDEGGERMartin，Lettresurl’humanismes，由RogerMunier翻译并出品，Aubier，Paris，1964
HENRYMichel，Marz，tomeI：Unephilosophiedelaréalité，Gallimard，Paris，1976
HYPPOLITEJean，EtudessurMarxetHegel，MarcelRivière，Paris，1960
LABICAGEORGES，LeStatutMarxistedelaphilosophie，éd.Complexe/Dialectiques，Bruxelles，1976
LowyMichael，ThéoriedelarévolutionchezlejeuneMarx，EditionsSociales，Paris，1997
MERCIER-JosaSolange，RetoursurejeuneMarx，Meridiens-Klincksieck，Paris，1986
MERCIER-JosaSolange，EntreHegeletMarx，L’Harmattan，Paris，1999
MAINFROYClaude，SurlaRevolutionfrancaise.EcritsdeKarlMarxetFriedrichEngels，ÉditionsSociales，Paris，1970
NAVILLEPierre，Delaliénationàlajouissance，Paris，MarcelRivière，1957（réed.commeLeNouveauLeviathan，I，Anthropos，Paris，1970）
FAUREAlainetRANCIÈREJacques，LaParoleouvrière，1830--1851，UGE，coll，《10/18》，Paris，1976
SÉVELucien，Marxismeettheoriedelapersonnalité，EditionsSociales，Paris，1969
SLEDZIEWSKIÉlisabeth，Révolutionsdusujet，Méridiens-Klincksieck，Paris，1989
第三章意识形态或拜物教：权力与约束
除了书中已经引用的著作，读者还可以去阅读以下书目：
ADORNOT.W..HORKHEIMERMax，LaDialectiquedelaraison（DialektikderAufklärugn），Gallimard，《Tel》丛书，Paris，1983
BERTRANDMichèle，LeStatutdelareligionchezMarxetEngels，EditionSociales，Paris，1979
HABERMASJürgen，LaTechniqueetlasciencecomme《idéologie》，Denoël-Gonthier，《Mediations》从书，Paris，1978
HABERMASJürgen，L'Espacepublic（StrukturwandelderÖffentlichkeit），Payot，Paris，1986
JAYMartin，L’Imaginationdialectique．HistoiredelécoledeFrancfort（1922--1950），法译本，Payot，Paris，1977
KORSCHKarl，KarlMarx，Champlibre，Paris，1971
MICHELJacques，Marxetlasociétéjuridique，Publisud，1983
RENAULTEmmanuel，Marxetlideedecritique，PUF，Paris，1995
VINCENTJean-Marie，LaThéoriecritiquedeécoledeFrancfort，EditionsGalilée，Paris，1976
专门与意识形态和权力问题有关的书目：
AUGÉMarc，Pouvoirdevie，pouvoirsdemortIntroductionàuneanthropologiedelarépression，Flammarion，Paris，1977
BADIOUAlain，BALMESFrancois，Del’idéologie，Maspero，Paris，1976
BOURDIEUPierre，PASSERONJean-Claude，LaReproduction，Editionsde
Minuit，Paris，1970
BOURDIEUPierre，Cequeparlerveutdire，L’économiedeschangeslinguistiques，Fayard，Paris，1982
DEBRAYRégis，Critiquedelaraisonpolitique，Gallimard，Paris，1981
DELLAVOLPEGalvano，Critiquedel’ideologiecontemporaine，PUF，
Paris，1976
DUPRATGérard，Analysedelidéologie，卷Ⅰ和卷Ⅱ，Galilée，Paris，1981et1983
LABICAGeorges，LeParadigmedugrand-hormu.Essaisurlidéologie，PEC-laBrèche，Paris1987
LEFORTClaude，《L’èredeI’idéologie，Encyclopaediauniversalis，vol．18，Paris，1968
MERCIER-JOSASolange，PourlireHegeletMarx，EditionsSociales，Paris，1980
RICOEURPaul《L’idologieetl’utopie：deuxexpressionsdel’imaginairesocial》Dutexteàlaction，Essaisdherméneutique，Ⅱ，LeSeuil，Paris，1986
TORTPatrick，Marxetleproblèmedel’idéologie．Lemodeleégyptien，PUF，Paris，1988
专门与拜物教和主体问题有关的书目有：
BAUDRILLARDJean，Pourunecritiquedeéconomiepolitiquedusigne，Gallimard，《Tel》丛书，Paris，1972
BIDETJacques，QuefaireduCapital?Martériaurpourlarefondationdumarxisme，Klincksieck，Paris，1985
DEBORDGuy，LaSocietéduspectacle（1967），EditionsGérardLebovici，Paris，1987
DERRIDAJacques，SpectresdeMarx，GaliléeParis，1993
GODELIER，Rationalitéetirrationalitéenéconomie，Maspero，Paris，1996
GODELIERMaurice，Horizons，trajetsMarxistesenanthropologie，Maspero，Paris，1973
GOUXJean-Joseph，LesIconoclastes，LeSeuil，Paris，1978
HELLERAgnès，LaThéoriedesbesoinschezMarx，M.Morales翻译，UGE，《10/18》丛书，Paris，1978
LEFFBVREHenr，Critiquedelaviequotidienne，3vol.，L'Arche，Paris，1981
LYOTARDJean-Francois，DérivesàpartirdeMarzetFreud，UGE，《10/18》丛书，Paris，1973
MARkUsGyörgy，Langageetproduction，Denoel-Gonthier，Paris，1982
POLANYIKarl，LaGrandeTransformation（TheGreatTransformation，
1944），法译本，LouisDumont作序，Gallimard，Paris，1982
RANCIEREJacques，《LeconceptdecritiqueetlacritiquedeléconomiepolitiquedesManuscritsde1844auCapital》，收入LireleCapital，Maspero，Paris，lreéd.1965
SEBAGLucien，Marxismeetstructuralisme，UGE，《10/18》丛书，Paris，1964
VINCENTJean-Marie，Fetichismeetsociété，Anthropos，Paris，1973
第四章时代与进步：依然是一种历史哲学吗?
除了书中已经引用的著作，我们还要补充以下书目：
ALTHUSSERLouis，《Lemarxismen’estpasunhistoricisme》，收入LireleCapital，Maspero，Paris，第一版，1965；第三版，PUF，Quadrige，Paris，1996
ANDERSONPerry，《TheEndsofHistory，收入AZoneofEngagement，Verso，LondresetNewYork，1992
ANDREANIToni，Delasocietéàhistoire，2tomes（I.LesConceptscommunsàtoutesocieté；Ⅱ．LeConceptstranshistoriques，Lesmodesdeproduction），Meridiens-Klinckseck，Paris，1989
BLOCHErnst，LePrincipeespérance，法译本，Gallimard，Paris，3vol.，1976
BOUHKARINENicolas，LaTheoriedumatérialismehistorique，Manuelpopulairedesociologiemarxiste，Anthropos，Paris，再版，1977
COHENGeraldA.，KarlMarx'sTheoryofHistory，ADefense，Oxford，1978
CORIATBenjamin，Science，techniqueetcapitalLeSeuil，Paris，1976
CorrespondanceMars-Lassalle1848-1864，S.Dayan-Herzbrun出品，PUF，Paris，1977
GORZAndré，Critiquedeladivisiondutravail（anthologie），LeSeuil，《Points》丛书，Paris，1973
HENRYMichelMarx，tomeⅡ：Unephilosophiedeléconomie，Gallimard，Paris，1976
LABRIOLAAntonio，LaConceptionmaterialistedeIhistoire，法译本，GordonetBreach，1970
MARX/BAKOUNINE，Socialismeautoritaireoulibertaire，GeorgsRbeill收集并出品，2vol.，UGE，《10/18》丛书，Paris，1975
MELOTTIUmberto，MarzeilTerzoMondo.Perunoschemamultilinearedellosviluppostorico，ⅡSaggiatore，Milan，1972
NEGRIAntonio，Marxau-delàdeMar，ChristianBourgois，Paris，1979
NFGRIAntonio，Lepouvoirconstituant.Essaisurlesalternativesdelamodernité，PUF，Paris，1997
RAYMONDPierre，LaResistiblefatalitédehistoire，J.EHllier/AibinMichel，Paris，1982
SCHWARTZYves，Experienceetconnaissancedutravail，GeorgesGanguilhem出品，BernardBourgeois作后记，EditionsSociales/Messidor，Paris，1988
TERRAYEmmanuel，LeMarxismedevantlessociétésprimitives，MasperoParis，1968
TEXIERJacques，RévolutionetdémocratiechezMarxetEngel，PUF，Paris，1998
WALLERSTEINImmanuel，Impenserlasciencesociale.PoursortirduXIVesiècle，PUF，Paris，1995
WALLERSTEINImmanuel，L’utopistiqueouleschoirpolitiquesduXXIesiècle，EditionsdelAube，2000 |
十、新理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德〕卡尔·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1918）
十、新理论
我们已经看出，无论从一般理论观点或从俄国情况的特殊观点出发，专政的方法总不会给无产阶级带来好结果；尽管如此，仍然恰恰要通过俄国情况才能理解专政的方法。
反沙皇统治的斗争，很久以来就一直是反对这样一种政治制度的斗争：这种制度在目前条件下已经不再有任何基础，它只凭借赤裸裸的暴力来维持，而且只有用暴力才能予以推翻。这种情况甚至在革命者中间也可能很容易导致对暴力的崇拜，导致过高估计单纯暴力所能取得的成果，这种单纯的暴力并不以经济条件为依据，而由于某种特殊条件而超脱于经济之上。而且，反对沙皇统治的斗争必须秘密进行：而秘密政治活动足以助长专政的非民主的风气和习惯。
这些因素的影响当然是同反专制斗争的另一种影响彼此背道而驰的。我们已经指出过，民主包含着许多为眼前目的而进行的小事，而反专制斗争则与民主完全不同，足以唤起人们对重大事态和伟大目标的关心，唤起对理论的兴趣。然而今天却只有一种唯一的革命的社会理论，这就是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这种理论成了俄国社会主义的理论。正是这种理论教导我们，我们的愿望和能力都受物质条件的支配；这种理论指出，哪怕是最坚强的意志，如果妄想超脱于这些条件之上，也是无能为力的。这同那种对单纯暴力的崇拜是根本针锋相对的，它同时还促使社会民主党人一致认识到，他们在行将到来的革命中的行动有一定的限度；由于俄国经济的落后，这次革命最初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
俄国又发生了第二次革命，它突然给社会主义者带来了连他们自己都料想不到的极大权力；因为这次革命导致了军队的全部解散——军队是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制度最强固的支柱。随着暴力手段的瓦解，资产阶级制度的精神支柱也同时瓦解；无论是教会还是知识分子，都无法维持其威望。统治权落到国内最下层阶级——工人和农民——手里，然而农民却不是一个本身能够进行统治的阶级。他们乐意接受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个政党答应他们，不惜任何代价地立即恢复和平和立即满足他们对土地的渴望。无产阶级大众也团结在这个政党的周围，因为它在向他们许诺和平的同时还许诺了面包。
布尔什维克党于是获得了夺取政权的力量。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到来所必需的先决条件——无产阶级的夺得政权——岂不终于具备了吗？当然，经济理论已经驳斥了这一点：即在俄国的社会条件下能够立即实现社会主义生产；同样也驳斥了上述这一点的是证实了以上理论观点的下列事实：新政权决不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单独统治，而意味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分子的联合统治，这种统治由于每方都让对方在其领域内自由行动而得以维持下来。无产者不在农村里妨碍农民，农民不在工厂里妨碍无产者。
然而，一个社会主义政党在一个大国里毕竟成了执政党——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对于战斗的无产阶级来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光辉的事件。
但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除了把它的权力用来实现社会主义之外，还能用来做什么呢？它必须立即致力于此，并且不顾一切，毫无顾虑地扫清它所面临的一切障碍。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民主同新政权发生了冲突，而这个政权尽管它迅即深得人心，但在国内并没有掌握多数票；那么，这对民主就越发不利了。于是就不得不用专政来代替民主；这尤其容易做到，因为人民的自由在俄国还是完全新的东西，还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扎下深根。这时，专政的任务就是要实现社会主义。这种实际事例的教育不仅应该使国内那些仍然持反对态度的分子顺应潮流，而且应该吸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者来效法它，鼓励他们去革命。
对于每个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确实是一种勇气非凡和令人向往着迷的想法。我们为之斗争了半个世纪的理想——我们常常以为它即将来临，但它却又一再迟迟不来——终于将要实现了！无怪乎全世界各国无产者都为布尔什维主义而欢呼。无产阶级统治的事实要比理论探讨更重要。这种普遍的胜利感，更由于彼此不了解邻国情况而越发加强了。只有少数人能研究外国情况；大多数人都假定外国情况基本上同我们的情况相同——而在人们不作这种假定的地方，他们就会对外国有种种十分离奇的想法。
因此才会产生这种轻易的看法：认为无论何处，居于统治地位的都是一样的帝国主义；俄国社会主义者也因此而产生了这样的预计；即为西欧各国人民都临近着政治革命，正如以前的俄国人民那样；另一方面也产生了这样的预计：即以为俄国也同西欧一样已经具备社会主义的诸因素。
在军队已经完全被解散和立宪会议被驱散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业已实行的方针所获得的后果而已。
所有这一切都是很可理解的，虽然并不令人感到愉快。相反地，比较不大能令人理解的是，为什么我们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不停留于只从俄国的独特情况出发去解释他们的做法并且用特殊条件的逼迫来说明这种做法正确；按照他们的看法，由于这种特殊条件的逼迫，他们除了专政或是让位之外未能有任何其他选择。他们后来却宁可采取这种办法：即为了替他们的做法找根据而创造出一整套新理论，并且主张这种理论应该普遍适用。
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根据他们的特点之一——他们对理论具有巨大兴趣——来解释的，我们应该对这个特点很表同情。
布尔什维克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曾经使他们影响所及的无产者诸阶层满怀着对马克思主义的热爱。然而他们的专政是违反马克思的这一学说的：即任何国家的人民都不能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针对这一点，他们从哪里能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呢？
在这里，人们正好记起了马克思1875年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他当时只是想用它来表明一种政治状态，而不是表明一种政体。现在这个词忽然被用来表明政体，而且恰恰被用来表明随着苏维埃统治而出现的那种政体。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说过在某种情况下能出现无产阶级专政；他把无产阶级专政这种状态称为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所不可避免的状态。当然，他几乎同时说明，在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可能的，然而这只有在民主的基础上，不是在专政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因此他也就从而自己表明，他所说的专政并不意味着取消民主。专政的拥护者却并不因此而感到不知所措。因为马克思有一次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们就声称，苏维埃宪法、剥夺苏维埃敌人的权利是已经被马克思本人承认为一种与无产阶级的性质相适应并且与无产阶级统治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的政体。作为这样一种政体，它的存在就必须与无产阶级本身的存在同样长久，要一直存在到社会主义普遍实现并且一切阶级差别也都随之而消灭为止。这样，专政似乎就不是在局势一平静时就应该重新让位给民主的一种暂时的权宜措施，而是我们必须对其较长期的存在有所准备的一种状态。
根据这种解释，“社会主义革命提纲”第九、十两项中说：
“九、迄今为止，人们只指出了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但没有去研究这种专政应该采取什么形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发现了这种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就是无产阶级和（俄国的）农民的贫苦阶层实行长期专政的形式。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指出下列这一点：即这里所说的并不是一种按专政这个词的狭义来理解的暂时现象，而是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内的国家形式。这里是要组织一种崭新的国家形式，不应该把这同某些反资产阶级的特定措施相混淆；这些措施只不过是必须适应重大任务与斗争的特殊国家机构的职能而已。
十、因此，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可以说就是对资产阶级的经常的战争状态。十分明显：所有那些叫嚷共产党人采取‘暴力行动’的人都完全忘记了专政究竟是怎么回事。革命本身就是一个‘粗鲁的暴力’行动。在各种文字中，专政这个词的含义不是别的，就是暴力制度。这里，重要的是暴力的阶级内容。这从而就阐明了革命的暴力在历史上的正确性。同样十分明显的是：革命的形势愈困难，专政就必须愈严厉。”
由此也就表明，专政的政体不仅应该是长期的，而且应该在一切国家都出现。如果在俄国，刚刚赢得的普遍自由现在又被取消了，那么，这种情况在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后也会在下列这些国家里发生：它们的人民的自由已经根深蒂固，自由已经存在了数百年或更长的时期，人民经过反复的流血革命之后才赢得自由和保持住自由。新理论十分认真地作了上述的断言。更加奇怪的是，这种新理论不仅在俄国工人当中获得了支持；旧沙皇制度的压迫在这些工人脑海里记忆犹新，而现在他们因为翻了身而高兴，就像学徒一旦满师而感到高兴那样，因为今后他们可以像师父当年殴打他们那样地殴打那些后辈学徒。不，甚至在像瑞士这样的老民主国家里也有人支持这种新理论。然而，还有更加奇怪和更加难于理解的事。
目前，无论何处都还找不到一种完美的民主制度；我们无论在哪里都还必须力求改革和改进。甚至在瑞士，也正在为扩大人民立法权和比例代表制，为争取妇女选举权而斗争。在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权力和遴选方式都迫切需要加以限制。而在那些官僚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大国中，我们必须提出更广泛得多的民主要求，以便增进民主，还必须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实现这些要求。正在这种斗争的过程中，最激进的斗士站起来向敌人喊道：我们关于保护少数派、保护反对派的要求，只有当我们自己还是少数派、还是反对派的时候才需要。一旦我们成了多数派，获得了政权，我们第一个行动将是从你们身上剥夺掉我们以前为自己所要求的那一切：选举权、出版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社会主义革命提纲丝毫不加掩饰地讲到了这一点：
“十七、从前关于民主共和国以及关于普遍自由（就是说也给资产阶级以自由）的要求在业已过去的那个阶段里，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阶段里，是正确的。工人需要有出版其报刊的自由，而资产阶级报刊对工人是有害的；尽管如此，工人还是不能在这个阶段里提出消灭资产阶级报刊的要求。因此无产阶级要求普遍自由，甚至包括举行反动集会和组织反动劳工组织的自由。
十八、现在则已进入直接打击资本、直接推翻和摧毁帝国主义强盗国家、直接压制资产阶级的阶段。因此，绝对清楚的是：在现阶段里，在原则上保障普遍自由（这就是说也给反革命的资产阶以自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会起完全有害的作用。
十九、这一点也适用于对待那些社会叛徒的刊物和领导组织。这些领导组织——作为最活跃的反革命因素——的面目已被揭穿：它们甚至拿起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政府。在旧军官支持下和被推翻了的财政资本的钱袋支持下，它们正在以各色各样阴谋最卖力的组织者的姿态出现。它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因此也必须用相应的办法来对付它。
二十、至于工人阶级和贫农，他们都享有充分的自由。”
他们果真享有充分的自由吗？
“社会叛徒”毕竟也是无产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当反对派，因此他们也就像资产阶级反对派一样地被剥夺了一切权利。但是，在资产阶级政府想用这种办法来对待反对派的地方，我们岂不一定要对之表示极度愤慨并且竭尽全力来对它进行斗争么？
当然，我们必须这样做；然而如果那个资产阶级政府能指出像上述言论那样的社会主义言论及其相应的实践，那我们就会啼笑皆非。
我们常常指责自由党人在执政时同在野时完全不同；指责他们在执政时把他们从前的民主要求全部抛弃。然而，自由党人至少还有这样的聪明，以至于不会在形式上抛弃民主要求。他们是根据下列原则行事的：只做不说。
无可否认，提纲的拟定者是比较诚实的，至于他们是否比较聪明，那却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德国社会主义党人公开宣布，他们今天所争取的民主，在他们一旦取得胜利后就将予以抛弃，那么人们对他们的智慧将会作何估价呢！人们会认为，他们要把他们的民主原则倒过来变成相反的东西；或者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民主原则；或者认为，对他们说来，民主不过是他们用以夺取政权的一个梯子而己，一旦他们攀登到政权的高处，他们就不再需要这个梯子而把它一脚踢开；一言以蔽之，他们是革命的机会主义者。
即使对俄国革命者来说，下述的做法也是一种缺乏远见的眼前政策：如果俄国革命者为了保持政权而采取专政的方法，不是为了去拯救已受到威胁的民主，而是为了反对民主以保全自己。但是这种做法却是可以理解的。
相反地，如果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更确切些说目前还只是弱小反对派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接受这种理论，那就不可理解了。这些人不但不把专政和剥夺广大群众权利的方法看成我们应该一般地予以谴责的东西，或者看成充其量也只能理解为俄国那种非常例外情况下的产物，反而竟然把这种方法赞扬为一种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应该力求实现的状态。
这种论调不仅彻头彻尾是错误的。它是危害极大的，如果这种论调被普遍接受，就会使我们党的宣传力量陷于极度的瘫痪。因为除了一小撮宗派主义狂热分子之外，整个德国无产阶级，正如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一样，都是拥护普遍民主原则的。无产阶级将愤怒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以形成一个新的特权阶级和形成一个新的被剥夺了权利的阶级而开始。无产阶级将驳斥任何这样的想法：即无产阶级关于全体人民享有普遍权利的要求含有一种思想上的保留，实际上只是为了替自己争取特权。无产阶级同样也会驳斥这种可笑的过分要求：即无产阶级自己在今天就庄严宣称，它的民主要求不过是谎言而己。
在俄国，作为政体的专政，正像以前的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那样，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理解还不等于承认，我们必须像反对无政府主义那样坚决反对专政。专政并没有证明是一个在与大多数人民相对立的情况下在一个国家里取得政权的社会主义政党赖以确保其政权的一种手段；专政只能证明是这样一种手段：它向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提出了许多它所力不胜任的任务，使它为了解决这些任务而弄得筋疲力尽和狼狈不堪。这时，专政很容易会损坏社会主义思想本身的威信，它不是促进，而是阻碍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
幸而专政失败和革命崩溃这两者还未必就含义相同。然而，如果布尔什维克的专政仅仅成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序幕，那么，上述两者的含义就相同了。如果能够及时地用民主来代替专政，那么革命的主要成就还能得到挽救。 |
苏东变局的启示：展望中国社会形势及民运前景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苏东变局的启示：展望中国社会形势及民运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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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匈牙利经济改革历程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二篇匈牙利变局
四、匈牙利经济改革历程
4.1价格改革
4.2企业改革
4.3体制改革
4.4农业改革
4.5第二经济
4.6外国投资
八九年变局前廿年，匈牙利进行了东欧（不计南斯拉夫）最持续、最相对稳定及最彻底的经济改革。本章先对这段历史作出探讨，以便在下文分析经改对匈牙利社会阶级构成和阶级力量对比关系所产生的作用。（留意：我们的目的不是作为经济学者研究经改的效用性。）
自五十年代末期，匈牙利经历了四波经济改革。第一波发生于五十年代末叶及六十年代初，实际上仅为一些零碎改革措施。第二波是1968年1月1日开始的大规模改革，实行一整套名曰新经济机制（下简作NEM）的方案。七十年代中叶，NEM的实施出现反覆。为配合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85年），政府1979-81年期间推行一系列改革，贯彻NEM原来目标，是为第三波。1985年的第四波更跨越NEM的界限，向前迈出新一步。（1985年后，仍陆续有改革出台，但笔者能掌握的资料很少，故不作出论述。）
1957年，为解决企业只追求产值，不讲究效益的情况，政府以利润代替产值，作为企业主要指标。在一些行业，工资获准在上下限内浮动。但不几年后，这些改革相继作废。1959年，政府进行工业价格改革。出于行政上的理由，计划价格的调整速度一般都跟不上产品相对成本的转变。为了纾缓企业“苦乐不均”情况，政府需以补贴及调节税/周转税来调节各行业、各企业的利润水平。1959年的改革，目的在于简化这些补贴及税收。1964年，匈牙利首开苏联模式国家的先河，征收资金占用费（相等于资产毛值5%，征收自利润），以提高生产数据的使用效益。同年，再次调整部份工业价格。[1]
以上是NEM前的一些零星改革。下面，我们从经改各个主要方面探讨自NEM实行以来的情况。
NEM的总目标是要把企业建立成相对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及经营者。并不是要放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政府依旧制订五年及年度计划。但不是以行政办法管理经济，而是转轨到以经济杠杆如价格、税收、信贷来调节企业的经营、财政环境，以达到经济总体发展符合计划目标。
价格改革
1968年以前，价格由中央主管部门及托拉斯[2]订定。任何争议由国家价格及物资局（下作NMPO）调停。NMPO的主要功能是制订订价准则及监督企业遵守订价规定。
NEM推行时，原料及主要半成品出厂价中，指令价格占30%，指导价格42%，自由价格28%。加工业出厂价的比重为3%、16%、及78%。零售价格比重为20%、57%、及23%。一般而言，自由价格适用于奢侈品及对生活指数影响较微的货品。[3]
1970年，工业品出厂价中，仅5%为固定价格，另27%为上限价格，其余为自由价格。照NEM原先计划，到1975，零售价格中应有“50%实行自由价格。后来更改为35-38%。但实际上，要到1978年，才达37%。到1980年，终于达50%。[4]
苏联模式国家向来以成本为订价基础。关于订价的争议在于怎样把社会总剩余价值分配到各产业部门。意见分为四类：①价值作为订价基础，以劳动成本为上述分配标准；②社会平均价值作为订价基础，以劳动成本加上折旧为分配标准——大部份东欧国家改革前的订价规则最接近这种方法；③生产价格，以劳动成本加上资产总值为分配标准；④双渠道价格（TWO-CHANNELPRICES），这个方法把第一及第三种方法合并起来。[5]1964年征收资金占用费，精神上是靠向第三种方法，但由于占用费抽取自利润，故没有影响价格形成的计算。NEM的改革从第二种方法转到第四种。
按双渠道价格的计算方法，按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征收的5%资金税（相等于1964年的资金占用费）、8%的工资税、及按工资总额15%计的社会保障金，连同工资、折旧、原料、运输等项目，一并计于成本内。根据这样计算出来的成本，主管部门及托拉斯按产业部门的发展需要，订出不同的资金利润率，然后订定各种指令及指导价格。需要留意，即使在NEM底下，资金在产业部门之间的流通受严格限制，故以订价手段为产业部门提供扩大再生产所需的资金。所以，这些价格有“自筹资金”性质，作为政府调节产业部门比例的杠杆。
自由价格由企业按市场情况自行决定，但成本的计算，同样以上述方法为准则。
1972年11月，匈共中委会决议管制不合理利润，由1973年1月1日起实施，藉以控制通胀。该日起，所有自由价格重新受到局部管制。
自1973年，由于匈牙利所极之依赖的进口原料的国内价格多为指令或指导价，进口补贴负担迅速加重。1974年4月26日，部长会议决定从1975年1月1日起，调整出厂价格，一则以减轻补贴负担，二则以优化资源分配。为减低上调幅度，5%的资金税改为按资产净值，而非毛值计算。为了减低零售价格的升幅，政府调整周转税，希望把升幅控制在3.6%之内（自由价格占3%，指令、指导价格合占0.6%）。
NEM推行价格改革的原来目的是要使价格迈向价值和把零售价及出厂价挂钩，以优化资源分配。但从以上可见，这些目标都被搁置了。为减低消费物价升幅，零售价与出厂价的调整仍然是分开的。如前所述，指令及指导价格含有“自筹资金”性质，没有使价格与价值挂钩。不过，就1973年重新管制自由价格而言，基于匈牙利高度集约化的工业结构，单纯把价格开放只会为企业带来暴利，对形成竞争性价格不一定能产生作用，故实行这措施有一定合理性。
自1973-74年首次石油危机，匈牙利国际收支严重恶化，改革压力愈加巨大。1979年7月1日，政府大幅调升粮食、燃料及电力等主要消费品价格，以减轻补贴，局部改善了购销倒挂情况。消费物价因而上升9%。[6]
1980年1月1日，原料提价30%，能源57%。原料价格自此根据入口价自由浮动，能源价格则维持固定，不定期根据世界市场情况作出修订。同日起，进行第二步价改，调整出厂价格。前面指出，自1973年，自由价格重新受到局部管制。1980年的改革在自由价格实施范围内引入竞争价格。
受影响企业订价时需遵循两条规定：①产量中有5%或以上外销西方国家者，本销价格订定以外销产品实现的利润率为标准。外销额少于5%的同类企业，受同样规则限制。②本销价不得高出折回科连斯（FORINTS，匈货币）的外销价，并跟随外销价浮动。此外，本销价亦不得高于完税入口价。受以上规定影响的工业品约占总数65%。
指令及指导价格订价标准一律改为成本加上按固定资产及工资总额计6%的利润。利润率划一化使价格褪去“自筹资金”性质。
改革进一步扩大自由价格范围。出厂价中，所占百分率现达67%，相对于此前的57%。零售价方面，如前所述，到1980年，50%由市场调节。后来到1985年，再微升至53%。
同时，为逐步把出厂价和零售价挂钩，及理顺零售比价，政府进一步把周转税简化，但仍与划一化有很大距离。
开放原料、燃料价格，以及局部开放能源价格，可减轻补贴负担，但却会换来通胀。政府于是把5%的资金税废除，取消11%的工资税（1976年把1968年订定的8%提升为11%，用意在于鼓励企业节约劳动耗费），只保留社会保障金（1976年上调至24%）。[7]
1980年的改革没有使国内价格真正与国际价格挂钩。原因不单是入口受到限制，也出于企业减少利润微的出口，以避免调低本销价的需要。政府于是在1985年取消以上第一条规定，和对第二条作出修订。此外，还成立一个“价格会所”。企业加入这个“会所”，需符合几个条件：一定外销量、不处于垄断地位等。“会员”在订价方面不再受到任何行政限制。但由于政府又同时通过一些管制商业行为的法例，企业参加“会所”不见拥跃。1986年，“会员”数目只占全部企业1/3，比预期的75%低一大截。[8]
此外，政府于1985年进一步削减煤、电力能源、运输、及邮务的价格补贴。药物、家用能源、牛奶、乳制品、及公共交通几种消费品的补贴则继续维持。[9]至1986年，匈牙利距一个竞争价格体系还很远。事实上，在内部竞争低（因产业集约程度高）、入口受限制（出于国际收支考虑）、结构失衡、短缺局部持续等情况下，要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有很大困难。但1979-80年的改革所创造出的崭新局面，经1985年改革的修订，显然与1968年以前的传统体系不可同日而言。
企业改革
传统苏联模式下，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计划和技术等方面的权限都集中在国家手中，一切经营活动均由国家统一安排。生产根据国家计划指标，作为指令，层层下达。投入物资由行政主管部门供应，享受国家调拨价；产品由商业、物资部门统购包销。职工由国家统一分配，编制和工资由国家决定；企业无权精简员工，或按效益实行奖惩。利润和折旧金全部上缴，资金由国家财政无偿拨款。多余闲置物资或固定资产企业无权决定如何处置。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一概听从行政部门指挥。
NEM的目标，是要打破这种管得太多、统得过死的情况，把企业建立成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及经营的经济实体。改革内容计有：①政府不再下达指标规定企业的生产及销售计划，改由企业自行订定合同，直接见面，产品自销。②除少数例外情况，投入物资不再由政府调拨，企业需自行订购。③利改税。企业把税后留利拨入不同基金，用途自决。④企业投资权限大幅提高。⑤干部、职工收入与利润挂钩，国家不再制订划一工资。[10]
NEM推行开始，企业不再上缴利润，改为课税。资金税、工资税、社会保障金、及周转税（限于消费品，由企业或批发单位缴交[11]）以前已有。NEM新开产品税和所得税。前者属于一种实证经济学上的地租，用以调节企业的利润水平，税率（可为负数）因企业而异。所得税的课征与各个基金的形成有密切联系。
根据NEM规定，企业成立三个基金：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计算方法如下：从销售收入中扣除原料及运输成本、工资、资金税、工资税、及产品税，得出未扣除折旧的经营利润。按规定公式，企业根据经营利润计算出发展基金及福利基金税前増加额（前者包含折旧金60%）。发展基金课缴60%比例所得税。福利基金课缴40%至70%累进税。两个基金税后总额中抽取10%作为后备基金，以固定资产及流动资金合计15%，加上工资总额8%的总和为上限。
发展基金用于设备更新、技术改造、扩大再生产、及还贷（即税后还贷），权限完全归企业，但规定不得投资在企业所属产业部门之外（以保障部门比例不偏离国家计划），不得用以收购其他企业或开办新企业。[12]福利基金用于增加工资及发放奖金，使收入与效益挂钩。后备基金为风险保障；另一作用在于减低集团投资需求。[13]企业可把资金从福利基金调剂到发展基金，但不得调转过来。
如前所述，1975年，5%的资金税按资产净值计，1980年完全取消；1976年，工资税由1968年的8%上调至11%，社会保障金由17%调高至24%，1982年再上调至27%；1980年，工资税被废除。[14]产品税亦于1980年被废除，但在过渡期间，依赖补贴的企业仍获政府照顾。[15]
1976年1月第五个五年计划开始，所得税按纯利（经营利润减去折旧）划一计算，比例率为36%。企业照旧留用折旧金60%。各个基金的形成不再按规定公式计算，完全由企业自行安排，但增加工资及发放花红要额外课累进税。企业一般从税后利润和折旧提留中拨出15%作为后备基金，还贷后再把余款分配到发展和福利基金。[16]1980年1月，所得税率调升至45%。[17]1985年，又下调为35%；翌年，再次上调至40%。[18]
1985年，发展基金及福利基金被取消，由统一的鼓励基金（INCENTIVEFUND，另一英译名称为UNIFIEDINTERESTFUND[19]）代替，用途（投资、分红等）权限完全归企业。基金由纯利扣除所得税、地方税、及重新设立的工资税（1986年为10%）的余款，加上折旧金全部（对照于以前的60%）及出售固定资产的收入（自1985年，企业有权自行出售固定资产，见后）形成。从中，再扣除增加工资及发放奖金、花红的累进税、物业税（3%比例率）、及新开的积累税（1985年比例率为18%，1986年7月调低至15%）。这个新制度开始实行时，各项赋税抽去利润80%，有点类似中国当年利改税竭泽而渔的做法。[20]
※※※
根据NEM预算，各产业部门平均资金利润率应为6.5%，但由于高估了成本，1968年的实际数字达9.94%。[21]企业自留资金远超出预算，导至投资过热。1971年，为压缩投资，政府紧缩信贷。[22]1974年，再通过新法例，加强政府控制企业投资的能力。[23]
从表4.1可见，1976年企业投资过热的纾缓，仅属昙花一现。1977-78两年，政府需猛压国家投资，方能使总投资控制在合理水平。
表4.1：“社会主义”部门（国营加集体企业）投资，
1971-1980（十亿科连斯）
企业投资
国家投资总数
预算实际
预算实际预算
实际
1971-75245-60331.5（34.9%）225-40259.5（11.6%）470-500590.8（21.8%）
19767282.6（14.7%）7569.5（-4.8%）145152.1（4.8%）
197779101.9（30.0%）9579.6（-16.2%）162-4181.5（11.0%）
197894112.0（19.1%）9684.0（-12.5%）180-2196.0（8.3%）
括孤中数字为超预算比率
数据来源：夏雅尔，《匈牙利投资体制》（“THEINVESTMENTSYSTEMINHUNGARY”），载夏雅尔、雷达斯、史云，1981，页87。
企业投资有三个资金来源。除留利外，还有信贷和国家财政拨款。企业自留资金亦有用于国家投资（见表4.3）。两种投资的区别，在于决策权属谁。1971-77年间，大部份投资已属于企业投资。这可见于表4.2。
表4.2：“社会主义”部门投资，1971-75及1977（%）
全部投资
工业投资
1971-51977
1971-51977
企业投资56.156.1
66.865.3
国家投资43.943.9
33.134.7
总数100.0100.0
100.0100.0
数据来源：夏雅尔，1981，页84。
以资金来源分类，工业投资的情况如下（表4.3）。
表4.3：工业投资资金来源，1976（%）
来源国家投资企业投资
总数
发展基金210
12
发展基金加信贷411
15
发展基金加信贷及财政拨款2654
60
发展基金加财政拨款76
13
3961
100
*部分以订价优待形式提供[24]
资料来源：同表4.2，页85
由于1982年前，没有资金市场，政府又不容许商业信用（此一限制后被取消[25]），除信贷外，企业投资仍非常依赖财政拨款。到1985年，总投资中由企业发展基金提供所有资金的百分率从1976年的12%升至20%。[26]1968-70年期间，财政拨款占总投资额40%，1981-84年间，比率下降至21%。[27]1982年开始，联同银行、地方政府机关等，企业可向其他企业及公众发行债券，敞开另一集资门路。[28]
可以想象，财政拨款及银行贷款的准则以国家订下的投资优先次序为根据。就财政拨款来说，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75）期间，有三十四类产品获优先对待。[29]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80）期间，更增加到六十类。[30]直接拨款需经财政部及产业主管部门批准。“价格优待”另再需NMPO批准。[31]银行贷款方面，有二十九类得到优先。[32]批准前要先得到产业主管部门同意；投资效益的考虑排行最后。[33]全部信贷中，五分三涉及事先已获得财政拨款的项目。[34]即使投资完全依靠自留资金，倘涉及额外进口，亦先要得到外贸部批准。[35]
前面指出（表4.1），七十年代初叶的投资过热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下半叶。1980-81年的新一轮改革把5%的资金税及11%的工资税废除，但同时：①把所得税率上调至45%；②在自由价格范围内建立竞争价格体系；③在指令、指导价格范围内把资金利润率从平均15%下调至划一的6%。以上改动使企业利润及自留资金下降。[36]这有利于投资降温。划一资金利润率显示政府减少对产业部门发展比例的干预。这正是1980-81年改革的目标之一。[37]
政府还提高经济效益在财政拨款及银行信贷的重要性。银行的新规定订明，申请信贷的投资项目，需达一定最低回报率。其中工业及服务业先后为14%及8%。1981年9月1日，投资贷款利率由8-9%上调为9-10%。1985年再调高至13%（扣除通胀为5%）。过期还款需罚息。财政拨款方面，1980年起，只有在有关价格受政府政策影响而偏离世界市场价格，从而影响企业利润的情况下，拨款申请方获考虑。审批以根据竞争价格计算的回报率为标准。再者，拨款由无偿改为有偿贷款，还款期十年。[38]
1981年底，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1982年1月1日起实施。[39]该日开始，企业获准把投资分散到其他产业部门，突破以前的限制。[40]这显然是为了使投资的机会成本从低水平（或甚至相等于零）提高，以优化资源分配。
1982年前，只有国家级机关（一般为产业主管部门）和地方议会有权开办新企业。现在，企业被赋予权力开办所谓附属公司。附属公司可由不同企业联营。跟企业一样，附属公司的经营范围没有限制，甚至可从事外贸。附属公司每年向母企业上缴一定利润，负债最终由母企业承担。
产业主管部门和地方议会现在可开办小企业（定义为职工在100人以下）。小企业不受一般国营企业所受到的约束、监管及限制。它们虽然名义上属于国营，实际上完全独立经营和自负赢亏。法令明示，国家不会挽救亏蚀的小企业，对小企业会严格执行1970年《企业法》的破产条款。
及至1983年8月底，小企业和附属公司数目先后为180个及83个。[41]
综合上述，1980-81年的改革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相对独立性。现在，产业部门的发展比例基本上已脱离政府的控制。到1985年，国家投资局限于非竞争部门（即指令、指导价格范围以内）的大型项目。[42]但企业仍没有成为真正的独立商品生产及经营实体。这是由于它们仍能通过非经济办法争取税收、补贴等方面的优待。匈牙利经济学界称这种情况为“经济杠杆讨价还价”，以对照于NEM以前的“计划讨价还价”。
1984年4月，匈共中委会决议1985年进行新一轮改革。这些改革使企业实际上完全独立于开办单位。[43]企业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关为企业议会。议会一半或以上成员为职工代表（但由于管理干部可担任职工代表，代表成份一般被厂长/经理操纵，与名义上的工人民主完全是两回事），其余为管理干部代表（厂长/经理可直接委任其中三分一）。议会每年最少召开一次（！），制订企业政策和选举厂长/经理。在这种假工人民主的设计下，议会变成原有厂长/经理的橡皮图章，只在发放职工奖金方面有些少参与。理论上，开办单位有权否决议会的选举结果，有权辞退厂长/经理（按：NEM底下，厂长/经理的任免归开办单位权力范围之内[44]）。但政府明确表示希望保留企业原有管理阶层。故此，实际上，企业权力中心现已完全转移到企业干部身上。[45]
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权，现只剩下监管企业守法。根据1981年底的法令，企业分散投资和改变产品花式品种仍要申报NMPO等机关批准。[46]现在，这项限制被废除。[47]发行债券除对象为公众需先得到财政部批准外，决策权完全归企业所有。企业可向世界银行申请贷款（匈牙利于1982年加入世银及国际货币基金会[48]）。如前所述，企业可把固定资产出售。还有权与其他企业合并。
显然，虽然企业名义上仍属国家所有，但实际产权已全部掌握在厂长/经理和管理干部手中。诚然，企业进行“经济杠杆讨价还价”，给国家保留对企业的影响力。但以上基本情况没有因此而改变。经营环境较佳的企业的情况尤为如此。
1986年，工业中成立了企业议会的企业占62%，“集体管理”占23%，只有23%维持原状。这些都是财政状况最差的企业。其他部门情况大致相若。
※※※
以上所述给企业“松绑”的发展并非没有反覆。1972年11月，匈共中委会决议对最大五十个企业进行“较紧密的监察”。这是前面《价格改革》一节所述管制暴利的配套措施。但受影响企业因此而受到的掣肘似乎很微。[49]1975年，政府成立一个价格及物资供应部际委员会（下作TATB，委员会匈牙利文简写）。TATB的功能是纠正新体制下的比例失调情况。尽管它有权对企业进行行政干预，它一般运用经济杠杆作为干预手段。[50]
七十年代中，匈牙利国际收支及进出口比价严重恶化，迫使政府严格限制进口。进口物资供应因而紧张起来，促使政府增加行政干预。1980年，近30%工业生产物资供应受到不同程度或形式的管制。[51]
1985年4月，政府通过法例，保障国家能够履行经互会贸易合约和照顾国防需要。法例容许政府在指定情况下，倘使不能通过其他方法实现计划目标，有权向企业发出指示。若企业因而蒙受损失，开办单位需作出赔偿。[52]
大体上，以上反覆没有影响权力及产权向企业转移的发展。事实上，1985年4月的法例显示，经过1980-81年的改革，加上财政拨款占总投资的比率下降，政府已不能再控制国民经济的发展比例。但另方面，真正的市场经济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匈牙利经济学家鲍威尔把匈牙利这种情况称为“既非计划经济，亦非市场经济”。[53]
※※※
自六十年代，匈牙利工人享有选择职业的绝对自由。出于劳工短缺，企业对劳动力需求若渴。第二经济的存在更加深了问题的严重性。[54]
1968年以前，政府给各种职业类别的工资规定上下限，具体水平由企业作出个别安排。规定工资是为了配套社会积累和消费基金的计划比例。跟所有苏式制度一样，工资增长原先视乎产值而定。后来改以销售、利润等效益指标为根据。
如前所述，NEM底下，职工及干部收入与利润挂钩。政府规定，企业领导干部收入上下限为底薪75%至180%；中层干部为85%至150%；其他职工为100%至115%。1969年，由于干部收入增长过快，引起职工不满，政府把以上三类幅度的差距缩小。
1971年，政府为减低工人流动率，规定转换职业必须经由地区议会劳工处转介。同时，企业按它们对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被划分成三类。第一类招聘录用新职工不受任何限制，劳工处需优先处理它们的招聘要求。第二类只准维持现有编制，填补空缺，不得加开新职位。第三类空缺也不准填补。但被纳入第三类的企业数目很少。
NEM下，工资以高速率增长。1975年，政府以试点方式实施新管制措施，把企业的权限收回，工资增长视乎企业增值指标或工资发展指标（工资加利润除以平均职工人数）而定。很大程度上，这复辟了NEM前的情况。1976年，这些措施全面推行。
1985年，政府在约六成企业把所有工资管制废除。政府控制工资增长完全依靠工资税及按工资增长和奖金、花红发放计算的累进税。别于西方国家，匈牙利没有个人入息税（第二经济收入除外），上述两项税种为代替品。这些税项由企业课缴，使它们成为政府对企业进行干预的一个经济杠杆。但就行政干预而言，政府对上述企业不再插手。
1985年起，企业有权精简员工。1985-88年四年间，受裁员影响的国营企业职工占总数10%。[55]
1986年，出于经济困难，政府把工资短期冻结，并提高有关税率。冻结工资亦常见于西方国家，故不能视以上为开1985年改革倒车。
※※※
与国营企业比较，集体企业一般在投资信贷、补贴等方面受国家照顾较少。[56]理论上，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把个体手工业改造的过渡手段，社员参与以自愿为基础，实行独立核算、自负赢亏的经营。现实上，不仅参与带有强迫性，国家很快便把手工业合作社上收，把它们变成由主管部门统一核算、统负赢亏的“二全民”。
1982年1月，政府批准成立小集体，社员由十五至一百人。社员少于三十人者，不用选举管理干部。经营范围及产品花式品种不受限制。如何把利润分配给发展用途或按社员参股分红，完全由小集体自行决定。政府表明，小集体出现财政困难，国家不会予以挽救。别于“二全民”，小集体自愿成份很高。综合而论，小集体与理论上的集体所有制颇为相近。1983年8月底，小集体数目为二百零四个。
以下是1975、1980、及1984三个年份各种经济成份占职工总数及国民收入的比率（表4.4）。
表4.4：各种经济成份比重
职工数目（%）
占国民收入比率（%）
19751980
198419751980
1984
国营企业（包括国营农场）70.971.1
69.973.369.8
65.2
集体企业及农业合作社24.925.5
25.917.819.8
20.6
合法私营部门4.25.4
4.21.93.7
5.9
其他————
——7.06.9
7.5
按：不包括非法私营部门
数据来源：科尔奈，1986，页1692。
体制改革
本节讨论外贸体制、经济管理体制、工商业结构、及金融体制这几方面的改革。
1968年以前，匈牙利跟其他苏联模式国家一样实行国家对外贸垄断。[57]生产企业需透过专业外贸公司从事进出口。[58]外贸公司经营方式分两种：作为代理或收取佣金。
NEM容许部份企业拥有独立外贸权（指对西方国家而言，下同）。一些生产企业获准与外贸公司成立工贸联营公司。其他企业亦可按个别情况申请临时批准进行外贸交易。
企业进口受到严格管制。NEM取消对企业实行外汇配额。只要企业获得入口许可证，便可向国家银行购买所需外汇，没有数量限制。
1980年开始，企业可自由选择外贸公司。拥有独立外贸权的企业增加到120个。工贸联营公司数目共70个。[59]
1986年开始，外贸权全面开放，所有符合规定条件的企业均可自行从事外贸。但另方面，出于国际收支严重恶化，入口管制十分严厉。[60]西方国家也经常限制进口，所以，以上没有影响国家对外贸的垄断已荡然无存的局面。
※※※
NEM的目标在于以经济杠杆代替行政指令，所以，经济管理机关之间的相对地位在NEM实行后有所转变。国家计划办公室（NATIONALPLANNINGOFFICE）及产业主管部门地位有所下降。职能部门（外贸部、财政部及劳动部）和职能机构（国家银行及NMPO）的地位相应提高。
1980年，政府解散TATB，以新成立的经济委员会代替。[61]经委会与计划办的分工是，后者负责制订计划和把计划与经济杠杆联系起来，前者负责必要时对比例失调情况进行干预。虽然经委会职能与TATB类似，但由于与TATB不同，它完全与产业主管部门脱钩，这有利于从宏观高度处理间题，并能避免与产业主管部门发生行政隶属的利益关系。
1981年1月，重工、轻工、冶金及工程三个部门合并为统一的工业部门。新部门主管近400个企业，雇员150万，产值近国民收入一半。如前所述，NEM底下，企业从以前的计划讨价还价转到杠杆讨价还价，透过产业主管部门，争取优惠待遇。把三个部门精简为一，有利于减少这种活动。[62]
NMPO把一度局部下放给产业主管部门的权力收回。这些权力涉及价格管制、短缺物资供应、特别赋税及补贴。政府进一步赋予NMPO新权力，包括批准企业分散经营（这点前面已论及）；就减低乃至打破垄断提出建议；从产业主管部门接管经营短缺物资的企业等。
产业主管部门不再介入企业间的纠纷，改由非官方的匈牙利商会根据《企业法》调停。
以上1980年及1981年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把企业与主管部门的行政隶属关系切断，有利于减少杠杆讨价还价，把企业推向市场。
※※※
如前所述，匈牙利工、商业集约化程度非常高。这有利于指令经济的实施。本来，NEM目标之一是拉近价格与价值差距。高程度的集约化显然不利于形成竞争性价格。但奇怪的是，NEM把集约化问题按下。七十年代，集约化过程更有了进一步发展。例如，工业1970年有812间国营企业及821个集体企业，到1980年，减为699个国营企业及611个集体企业。[63]七十年代末，工业有23个托拉斯（其中21个为横向合并体），由350个企业组成，约占工业全部企业半数。[64]
1980年中至1981年初，政府把四个托拉斯解散，两个大企业被化解为多个小企业。另外几个大企业也把一些部门变成独立企业。以上一共形成七十多个新企业。[65]到1985年，被解散的托拉斯达15个，共化为150个新企业。[66]
政府把产业结构非集约化，及1981年底批准成立小企业，显然都是为了配套1980年的价格改革。匈牙利大部份托拉斯是为了行政原因组成，没有规模经济效益。所以，非集约化没有经济反效果。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托拉斯及大企业与主管部门讨价还价的实力，远比规模较小的企业为强。非集约化对于把企业推向市场起到正面作用。诚如科尔奈所认为：“硬预算约束在小企业实现的机会较大。”[67]匈牙利经济学家的调查证实了这点。[68]
※※※
1987年前，匈牙利实行“单一银行”制度。国家银行同时负起中央银行及唯一的商业银行的功能。国际收支、信贷等业务均由国家银行一手包办。[69]除国家银行外，还有几间专业银行如外贸银行和国家储蓄银行。前者业务主要为给与外国进行合作投资的匈牙利企业提供外汇融资。[70]后者拥有零售银行业务专利权。
1987年1月，国家银行正式成为中央银行。政府另外成立五间股份制商业银行（股份由企业和各级政府机关持有）。利率归商业银行决定。[71]商业银行资金来源基本上只有两个：中央银行（主要）和企业存款（次要）。这出于两个因素：①资金市场和同业拆借市场未发育；②国家储蓄银行对零售银行业务的专利到1989年才打破。
改革银行制度有利于把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企业税担沉重[72]，信贷重要性增加，这有助于上述发展。
1982年开始，企业、银行、国家及地方机关获准公开（包括向企业和公散）发行债券。[73]1987年，企业获准发放商业信用。但债券市场发展并不发达。1986年5月，公众持有债券（以面值计，下同），仅为储蓄存款2%；企业和社会集团手上债券为银行投资贷款余额9.7%。[74]债券市场不发达，除出于本身发展未成熟外，还有其他因素。首先，匈牙利政府一向以来都容许公众购买贵金属和兴建私房。[75]1986年，私房占总数约八成。[76]其次，第二经济和不合法的私人信贷[77]发展篷勃。以上消化了大量民间资金。
1986年，政府批准成立股份公司和向公众发行股票。柜台交易同时展开。1989年1月，股票交易所成立，每周开市三天，40种股票和400种债券进行柜台交易。1990年6月21日，交易所改为每周开市五天，IBUSZ旅行社成为首间挂牌买卖公司（同日更一并在维也纳上市）。[78]
农业改革
匈牙利农业取得不少成就。[79]农产品占可兑换货币出口四分一到三分一之间。[80]
1949年，政府推行第一波集体化运动，强迫农民参加合作社。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经营方式相似，政府下达强制性的低价派购任务和各种指针。合作社不得从事非农业生产。[81]虽然社员可经营自留地和从事家庭副业，但自留畜数目受严格限制。[82]合作社与国营农场的主要分别在于管理干部经由选举产生。但选举一般受国家操纵。[83]
1949年后，沿袭经典斯大林模式，匈牙利农业投资占总投资百分率骤降，从1947-49年的17.1%跌至1950年的9.8%及1951年的10.6%。[84]
集体化运动使大量农民流失，生产效率下降，农业年增长仅得2.4%。
1953年，总理纳吉实行“新路向”。合作社变为自愿参加；自留地面积扩大；派购额减低；农产品提价；农业投入标増。
1956年10月30日，纳吉政府废除强制性派购，以合同定购（按固定或指导价格）和议价收购（根据自由市场价格）代替。定购用于谷物、牲畜等重要农产品；收购用于其他产品。完成订购、收购后，其余产品由合作社自销。[85]合作社对利润（主要来自自销产品）的权限有所扩大，并获准进行内部承包。[86]十月事变后，卡达尔政府取代纳吉政府，但维持以上各项改革措施。[87]尽管如此，社员人口从1956年的309,000人下降至1957年的154,000人。
1959年，政府推行第二波集体化运动。社员土地转为集体所有，除向合作社收回地租作补偿外，社员子女还保留土地的继承权。倘若子女不愿意参加合作社，需把土地售予后者。[88]政府重新提高于1956年回降的农业投入，改善合同定购条件及放宽对合作社发放信贷。1961年，集体化运动完成，社员从1956年的140,505人标升至该年的1,114,060人。
农业结构及生产1965年情况如下（表4.5）：
表4.5：农业结构
占耕地面积（%）占生产总值（%）
国营农场1615
合作社7769
自留地及私营农场716
按：以上数字不能反映生产效率的差别。这是因为各种经济成份有不同分工。一般而言，国营农场及合作社专门种植运用大规模生产但价钱低的农作物。
数据来源：马里斯，1983，页334。
早年，国家把农产品价格订于低水平，实行工农价格剪刀差。1953年，纳吉调高农产品价格，但价格仍仅维持在以收抵支水平；农业进行扩大再生产，完全依靠国家投入。1966年，政府再把小麦及牲畜的收购价上调9-10%；但仍没有扭转以上情况。
跟中国的改革历程一样，匈牙利很多改革先从农业着手，后再推广到工商业。1965年，政府废除给国营农场及合作社下达计划指标（粮产除外）。1967年，政府减免合作社贷款余额六成。[89]合作社的监管有所放松。政府把社员工资及退休金的决策权限局部下放给合作社，容许合作社精简不参与集体经营的社员。政府更全面修订对自留地的态度。以前就自留畜数目，以及关于社员购买农具自用和申请信贷的限制，全部废除。[90]合作社对社员经营自留地提供多方面协助，如物资供应、运输、销售等。合作社和自留地渐渐形成分工，前者集中于适宜大规模生产的粮及饲料，后者以肉类、蔬果等较适合小规模及劳动密集型生产的产品为主。[91]
NEM把农业改革再推前。和工商企业一样，国营农场及合作社成立发展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国营农场和合作社有多个销售渠道供它们选择：它们可以继续与商业部和物资部签订定购合同，可与食品加工企业直接见面，或把产品在自由市场出售。以前，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出口只收回较低的本销价，现在改为收取出口价。一些国营农场和合作社获得对西方出口的独立外贸权。
合作社不用缴纳所得税，但需缴纳入息税（按社员人均收入和工资增长率计算）。工资总额不受管制。政府开征差别地税（即级差地租），作用在于避免出现“苦乐不均”情况。国营农场和合作社不用缴纳资产税和工资税。这是为了维持收购价在低水平，以减轻购销价倒挂所带来的补贴负担。
前面指出，1980-81年，为提高企业独立性，政府改组工商业管理架构，这其实有先例可援。1968年，粮食部和农业部合并为统一的农业及粮食供应部。
1968年，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可把生产和经营范围扩展到农业以外，如食品工业、轻工业、建筑业、饮食业、零件制造业、运输业等工商业领域。[92]（按：这些企业大致相等于中国的乡镇企业，故为方便起见，下面姑且称之为乡镇企业。）这比政府容许工商业分散投资先行超过十年。乡镇企业职工为一殷工人，而非合作社社员或国营农场职工。[93]应该留意，跟中国不同，匈牙利劳工短缺，农村没有过剩人口，故成立乡镇企业不是为了解决就业。
NEM下，自留地和私营农场的经营不仅比以前为宽松，政府更进一步予以鼓励。饲料、化肥、及农药现设零售，社员不用再依靠合作社供应。市场开始供应小型农具和机械。
农产品价格偏低，对自留资金的形成起着制约作用。[94]尽管如此，NEM推行后，自留资金在农业投资中占有一个愈趋重要的地位。[95]1968-70三年间，农业投资出现过热（主要在基础建设）。因此，政府于1971年收紧国家投资，列明国家投入各个项目的优先次序。
1974年，政府规定经由合作拄出售的自留地产品。计算在合作社増值额内。[96]由于合作社干部收入与増值额挂钩，这有利于促进合作社与自留地的合作。再者，自留畜经由合作社或其他国家军位出售，社员所付出的饲养劳动，包括在退休金和社会保障金的计算之内。[97]
1977年1月，合作社获准把不适宜从事大规模耕作的土地出售给社员。价钱为市值50%，可分十年还款。社员买地数量以自留地面积为上限。
政府扶持小规模农业的政策，是匈牙利农业成功的一个因素。1978年，自留地产品商品率约50%。[98]七十年代末，一些农产品如蔬果、肉类的市场供应，有五至六成依赖小型耕作。[99]以下是各种经济成份在不同年份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表4.6）。
表4.6：农业各种经济成份比重
部门占农业总产值比率
19661975
19801984
国营农场16.418.0
16.815.3
合作社48.450.5
50.451.1
自留地23.719.0
18.518.4
私营农场和副业11.512.5
14.515.2
*副业指非农民在家居后园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据达多斯报道[100]，有半数非农民家庭从事副业生产（1975年数字）。
资料来源：科尔奈，1986，页1701
1979年，政府把管制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经济杠杆划一，更加缩减两者间名义上的分别。[101]
1983年，政府批准“工业型生产系统”[102]出售农业机械及零件，打破国家对农具供应的垄断。[103]1984年，政府批准合作社向公众发行债券。跟集体企业一样，农业合作社现在可以成立附属公司。合作社股权可售予社员，与小集体看齐。[104]
1985年，跟工商企业一样，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废除发展基金和福利基金，设立鼓励基金。使用规定大致相若。[105]
前面指出，自1968年，乡镇企业迅速兴起。七十年代期间，其产值以不变价格计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达8.5%。[106]1980年。乡镇企业产值占食品工业总产值14%。[107]1968、1977、1982三年，国营农场和合作社纯销售收入中，“非基本活动”顺序占22.2%、35.6%及47%。1983年，乡镇企业先后占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利润47%及44%。[108]
第二经济
第一经济指国营企业、国营农场、农业合作社、集体企业、及其他官方和半官方单位所进行的经济活动。第二经济包括合法私营部门和非法私营部门。很多非法私营部门活动往往得到政府默许。[109]
对照于大部份其他苏联模式国家，匈牙利一向对第二经济采取较为宽松及扶持的态度。例如，自1968年，政府容许第一经济职工在合法私营部门兼职。[110]以下是合法私营部门的情况（表4.7）。
表4.7：合法私营部门人数（千人）
19531955
19661975
19801984
1.工匠/手工业51.597.6
71.357.463.7
76.1
2.手工业雇员及学徒4.016.0
26.719.720.1
26.9
3.商人3.09.0
8.510.812.0
22.4
4.商人雇员——1.0
1.53.48.2
28.5
5.GMK*全职成员及雇工————
——————
11.0
6.总数58.5123.6
108.091.3104.0
164.9
*见后
按：（A）以上只包括全职人数。1984年注册兼职工匠47,200人；GMK兼职成员及雇工31,500人；
（B）据达多斯指出[111]，1981年合法私营部门人数为245,000人（占全国职工人数3.8%），相信包括全职及兼职在内；
（C）商人大多从事建筑、零售、饮食等行业。[112]
数据来源：科尔奈，1986，页1705。
非法私营部门[113]活动包括：维修服务；专业知识及技术的提供（如星期天工程师）；私人买卖房屋地产[114]；地下工商业；私人借贷；第一经济职工利用企业物资、工具提供私人服务等。[115]
以上很多活动是由于传统斯大林式模式兼顾不及，因应环境滋生出来的，对国民经济有正面作用。1981年，匈牙利政府决定把其中大部份合法化，一则作为鼓励小型经济单位的设立（见前），帮助提高市场竞争，二则为把这些活动纳入税网。1981年底，政府颁布法例，容许民间成立多种经营形式，1982年1月生效。除保险、银行、房地产、外贸、及矿业外，经营范围不受限制。[116]以下介绍其中最主要的几种形式。
（一）民事法合伙经营（匈文简作PJT）。合伙人数最少两人，但不设上限。[117]法人团体亦可成为合伙人。一般来说，PJT多为专业人士（计算机人员、设计师等）的组合。但亦有少数PJT从事工商业。除合伙人外，PJT还可雇工。出于税务原因，很多PJT成立后不久便改为GMK或小集体。[118]
（二）生意合伙经营（匈文简作GMK）。由两人至三十人开办。合伙人必须为自然人，必需参与经营。很多GMK跟PJT类似，都是由专业人士成立。但亦有不少从事工业生产（以1983年8月的数字计，约占31%）。这类GMK大多由工程师、技术工人及工匠开办。和PJT一样，GMK可雇工。
很多PJT及GMK合伙人只属兼职，仍保留第一经济的工作。例如，1983年，GMK合伙人中仅四分一属全职。保留第一经济的工作的原因不外几个：①生活及社会福利保障；②通过第一经济建立业务关系网络；③方便盗窃或私自挪用国家物资、生产工具，用于第二经济。其中以后两个因素尤为重要。此所以虽然第二经济平均工资（1979年时率为100科连斯）高出第一经济超过五倍（19科连斯）[119]，很少人愿意放弃钻国家空子的机会而辞去第一经济的工作。
（三）企业生意合伙经营（匈文简作VGMK）。[120]这是一种由两人至三十人成立的拥有法人地位的经营形式。成员需为国营企业在职或退休职工。成立需经企业主管批准。VGMK一般与所属或其他企业签订生产或服务合同。所需工具由所属企业有偿提供。经营活动在工余时间进行。利润归成员，负债额以VGMK的收入为上限，超出部份由所属企业承担。企业成立VGMK的数目不设上限，一些企业有上百个。厂长一般以成立VGMK作为减低职工（尤以技术工人）流动率及走工资总额限制[121]法律罅的办法。1983年初，全国第一经济7,000个单位中1,250个成立了VGMK。1,600个国营和集体工业企业中，有VGMK成立的占439个。1983年8月，全国VGMK总数7,533个，涉及人员75,271人。1984年，增至17,337个。[122]
（四）租赁制。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可把部份经营出租。承租方式有个人承租（必须为企业职工）和法人团体承租（由不少于五个非职工组成）。租赁期以五年为限。[123]自1982年，政府以招标方式把一些餐馆、商店、杂货店等出租。承租方可为个人或企业（PJT）。[124]1981年底，首批招标出租的1,868间餐馆及1,630间商店中，成功出租的先后占63.4%及28.3%。[125]反应欠理想是出于标底订得过高。1984年，出租经营的餐馆和商店顺序只占总数37%及11%。[126]
1982年1月，政府放宽对手工业经营的限制。任何人超过十八岁，只要拥有所需资历（专业训练或有关经验），均可申请执业牌照，地区议会（发照机关）不得拒绝。以往有关执业地区、接受第一经济生产或服务订单等各种限制[127]，一律废除。私营工场雇工人数上限最初订为九人（其中家庭成员占六人），后加至十三人（非家庭成员由三人增至七人）。[128]就经营范围，套用1983年5月5日《经济学周报》（FIGYELO）的提法，以前的情况为“凡是不明文容许的就禁制”，现在为“凡是不明文禁制的就容许”。[129]
据统计，到1983年8月31日止，PJT、GMK、VGMK等全职及兼职成员、雇工约124,000人，占全国职工总数不足2%[130]，大约相等于当时注册全职及兼职工匠人数。
值得留意的是，以上各类第二经济活动中，只有PJT及GMK跟私营工场一样，属于正式的私营资本主义活动，牵涉私人拥有生产资料。全部PJT和GMK当中，从事工业及建材生产先后占27%及14%。[131]这类经营涉及资金投入。其余由专业人士组成的顾问公司及服务性质的组合一般只需要人力资源投入。
跟其他苏联模式国家的情况一样，匈牙利私营企业家收入居于社会最高水平。以往，出于担心政策会变，他们大多把丰厚的利润和收入用于奢侈消费[132]，进行资本积累的比例不高。有鉴于此，政府特别立例容许PJT和GMK设立免税的发展基金，鼓励第二经济进行扩大再生产。[133]
虽经政府1981年底立例鼓吹，很多人仍然不愿意从“地下”走上“地面”，避免缴纳颇为苛刻的赋税。[134]假设兼职人员为全职人数1.4倍[135]，1984年，合法私营部门人数仍低于400,000，约占全国雇工人数6%。如上文所述，东欧劳工短缺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制约作用。但把非法私营部门计算在内，第二经济的规模便使人另眼相看（表4.8）。
表4.8：第二经济相对规模
第一经济（％）第二经济（％）
1．总劳动时间分配（1984年）67.033.0
2．住宅兴建比例（按1984年住宅数目计）44.5
55.5
3．维修服务比例（1985）13.087.0
数据来源：科尔奈，1986，页1707。
前面《企业改革》一节指出，1982年批准成立的小集体乃名符其实的集体所有制。勒基[136]把它们与PJT和GMK相提并论，一律视为属于西方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界定标准包括不受国家控制）。所以，虽然这类企业被归纳于第一经济，它们实际上有一只脚踏在第二经济范围内。
匈牙利第二经济中有一种鲜见于其他苏联模式国家的活动（波兰亦有这种活动）——私房出租（按：如前所述，匈牙利大部份房屋由私人拥有）。不少人把渡假屋长期出租。[137]
概括而论，科尔奈认为，非法私营部门产值约相等于本地生产总值20%。[138]
斯大林模式国家对第二经济活动大都采取排斥态度。政府不仅以苛税对待和设置多种经营限制，把它们规限在琐碎的小商贩、小服务范围内，更刻意把第二经济与第一经济割裂开。这种情况在匈牙利亦有出现。例如，私营部门在生产数据及信贷供应方面，都面对很多困难。[139]尤其是后者，国家银行一般都拒绝贷款给私营部门，导至地下信贷渠道的出现。
但相对而言，匈牙利对第二经济可算是有加以扶持的。前面指出，农业合作社对自留地加以充份照顾，NEM广开农业生产数据的供应渠道。一般而言，PJT及GMK的资金都要由合伙人自己筹集。但有些个别情况，如专利发明品的生产，银行或一些专设的基金都乐于以参股方式提供资金。[140]如前所述，1982年起，手工业与第一经济的联系大为改善。据勒基调查所得，很多手工业者不愿意成立GMK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安于为大企业工作。[141]PJT及GMK中有41%从事工业生产（尽管规模不能与国营企业相比），加上小集体的成立，这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第二经济被局限于小商贩、小服务范围的局面。
外国投资
别于中国，匈牙利没有人口过剩问题。它不急于引进外资作为解决就业的一个途径。所以，夕阳工业及低技术、劳动密集型的外国投资，匈牙利一概谢绝。如前指出，六十年代中叶，匈牙利由粗放发展转到集约发展。除直接进口高科技生产数据外，匈外合作是引进高技术的另一个门路。
直到最近，匈牙利没有外商独资企业。1977年，政府通过法例给予匈外合资企业更大自由及优惠，容许外商在合资商业企业占多数股权。[142]尽管如此，匈外合资数量仍微不足道。[143]
匈牙利引进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匈外合作。合作方式有几种，主要为：①外商提供专有技术或工业产权、设备、零配部件等，匈方以产品返销作补偿（相等于中国的补偿贸易）；②合作生产：每方各自进行指定零配部件生产，由一方或双方进行最后加工及销售。[144]
所有拥有外贸权的企业均可主动寻求外商合作。合作项目集中在工程业，占总数76.3%（1976年数字）。按可兑换货币出口总额计，合作企业出口仅占3-4%。按工程业出口计，估计约占25-30%。外商中西德占一半，奥地利约一成，其余国家的比重都很低。
总括而言，变局发生前，外资在匈牙利的介入微乎其微。
[1]以上见夏雅尔，《匈牙利工业价格》上篇，载《苏维埃研究》，第28卷第2期（1976年4月），页193-194。以下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出处相同。
[2]1963年的托拉斯运动使匈牙利工商业变成高度集约化。见科尔奈，1986，页1698-99。
[3]根据马勒，这三类再细分为六种：固定价、最高限价、最低限价、上下限浮动价、导向价、及自由价。（马勒，同，页168）
[4]彼·巴拉沙（BELABALASSA），《改革匈牙利的新经济机制》（“REFORMINGTHENEWECONOMICMECHANISMINHUNGARY”），载《比较经济学期刊》，第7期（1983），页259-260。
[5]夏雅尔，1976b，页363。以下有关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出处相同。就中国经济学者的有关争论，见《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动态》编辑部（编），《建国以来政治经济学重要问题争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1）。
[6]马勒，同，页196；夏雅尔，《匈牙利体制改革的开始》（“THEBEGINNINGSOFINSTITUTIONALREFORMINHUNGARY”），载《苏维埃研究》，第35卷第3期（1983年7月），页317。
[7]以上见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508；巴拉沙，同，页225-260；夏雅尔，1983，页317-318；恩·亚当（JANADAM）。《匈牙利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THEHUNGARIANECONOMICREFORMOFTHE1980’S”），载《苏维埃研究》，第39卷第4期（1987年10月），页618-620；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21及67。
[8]以上数据见亚当，同。
[9]史云，《八十年代初的匈牙利农业：紧缩后改革》（“HUNGARIANAGRICULTUREINTHEEARLY1980’S：RETRENCHMENTFOLLOWEDBYREFORMM），载《苏维埃研究》，第39卷第1期（1987年1月），页24。
[10]夏雅尔，1976及1983；里切（X.RICHET），《匈牙利计划模式是否存在？》（“ISTHEREANHUNGARIANMODELOFPLANNING？”），载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25-27：米·马里斯（M.MARRESE），《匈牙利工资管制的演变》（“THEEWOLUTIONOFWAGEREGULATIONINHUN-GARY”），载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54-80；谭·鲍威尔（TAMASBAUER），《匈牙利新经济机制下企业的矛盾位置》（“THECONTRADICTORYPOSITIONOFTHEENTERPRISEUNDERTHENEWHUNGARIANECONOMICMECHANISM”），载《东欧经济学》（EASTERNEUROPEANECONOMICS），第15卷第1期（1976）。以下资料，除特别注明外。出处相同。
[11]马勒，同，页178。
[12]马里斯，1981，页77。
[13]马·达多斯（M.TARDOS），《货币的角色：匈牙利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THEROLEOFMONEY：ECONOMICRELATIONSBETWEENTHESTATEANDTHEENTERPRISESINHUNGARY”），载ACTAOECONOMICA，第25卷第1-2期（1980），页24。
[14]这些改动的用意显然在于节约劳动力。
[15]巴拉沙，同，页255。
[16]鲍威尔，1976，页6；夏雅尔及温里斯，同，页508；马里斯，1981，页67-68。
[17]夏雅尔及温里斯，同；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21。
[18]亚当，同，页614。
[19]史云，1987，页53。
[20]以上数据见亚当，同，页614-615及621。
[21]夏雅尔，1976b，页567。
[22]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15。
[23]同上注。
[24]马里斯，1981，页90。
[25]科尔奈，1986，页1712。
[26]同上注，页1696。
[27]同注25，页1711。
[28]史云，1987，页29。
[29]马里斯，1981，页100。
[30]夏雅尔，1981，页90。
[31]同上注。
[32]巴拉沙，同，页267。
[33]同注丸。
[34]同注52。
[35]同注30。
[36]马里斯,1981，页100。
[37]巴拉沙，同，页269-270所引财政部长的说话。
[38]以上数据见马里斯，1981，页100；巴拉沙，同，页268-269；科尔奈，1986，页1712。
[39]以下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夏雅尔，1985，页325-327；科尔奈，《对匈牙利经济改革现状及前景的评价》（“COMMENTSONTHEPRESENTSTATE&THEPROSPECTSOFTHEHUNGARIANECONOMICREFORM”），载《比较经济学期刊》，第7期（1983），页235；达多斯，《匈牙利小企业愈加重要的角色及所受到的矛盾对待》（“THEINCREASINGROLEANDAMBIVALENTRECEPTIONOFSMALLENTERPRISESINHUNGARY”），载《比较经济学期刊》，第7期（1985），页283。
[40]巴拉沙，同，页273。
[41]勒基（T.LAKY），《匈牙利小企业：神话与现实》（“SMALLENTERPRISESINHUNGARY：MYTHANDREALITY”），载ACTAOECONOMICA，第32卷第1-2期（1984），页43。
[42]亚当，同，页621。
[43]以下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亚当，同，页612-614及621。
[44]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32。
[45]议会制度其实只适用于大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和集体企业实行另一种“集体管理”制度。就与政府的关系而言，两种制度大同小异，故本义把“集体管理”省略。
[46]夏雅尔，1983，页321。
[47]史云，1987，页34。
[48]史云，《匈牙利社会主义工程陷于危机》（“HUNGARY’SSOCIALISTPROJECTINCRISIS”），载《新左翼评论》174期（1989），页13。
[49]夏雅尔，1976b，页374。
[50]同上注。页389，注124。
[51]夏雅尔，1983，页318及史云，1987，页34。
[52]亚当，同，页611；史云，1987，页34；史云，1989，页14。
[53]鲍威尔，《匈牙利模式》（“THEHUNGARIANALTERNAT-IVETOSOVIET-TYPEPLANNING”），载《比较经济学期刊》，第7期（1985），页310。
[54]以下资料见马里斯，1981；基巴及格拉西（P.GALASI），《匈牙利自1968年的劳动市场》（“THELABOURMARKETINHUNGARYSINCE1968”），载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亚当，同。
[55]以上见史云，1989，页13；《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WORLDMARXISTREVIEW，此为多个国家执政共产党的合刊，现已停刊）,1989年3月号。
[56]以下资料，见科尔奈，1986，页1703-4；达多斯，1985，页284；夏雅尔，1985，页326；史达克（D.STARK），《企业的微观政治及改革的宏观政治：匈牙利企业车间讨价还价的新形式》（“THEMICROPOLITICSOFTHEFIRMANDTHEMACROPOLITICESOFREFORM：NEWFORMSOFWORKPLACEBARGAININGINHUNGARIANENTERPRISES”）载《世界体制中国家与市场的对抗》（STATEVSMARKETINTHEWORLDSYSTEM）（加里福尼亚，1985），页257；勒基，同，页43。
[57]以下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马勒，同。
[58]亚当，同，页622。
[59]巴拉沙，同，页273。
[60]同注58。
[61]以下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夏雅尔，1983，页320-321。
[62]对照下，中国至今仍设有航空航天工业部、机械电子工业部、冶金工业部、纺织工业部、建筑材料工业部等。
[63]夏雅尔，1985，页328，注8。
[64]同上注，页322-323。
[65]同注63，页324。
[66]亚当，同，页622-623。
[67]科尔奈，1983，页235。
[68]科尔奈，1986，页1699。
[69]马勒，同，页163。
[70]同上注。
[71]以上数据见亚当，同，页620；科尔奈，1986，页1711-12；《经济学人》，1990年10月20日号，页96。
[72]1985年，企业纯收入中国家财政占85%，企业仅占15％。见科洛斯史斯格拿（K.FALUS-SZIKRA），《匈牙利第一及第二经济工资及收入的差距》（“WAGEANDINCOMEDISPARITIESBETWEENTHEFIRSTANDTHESECONDECONOMIESINHUNGARY”）。载ACTAOECONOMICA，第36卷第1-2期（1986），页99。
[73]史云，1987，页29。
[74]科尔奈，1986，页1712，表7。
[75]同上注，页1713。
[76]同注74，页1708。
[77]达多斯，1983，页279。
[78]史云，1989，页13；《南华早报》，1990年6月23日。
[79]马里斯，1985，页331-332；撤・沙基（CSABACSAKI），《匈牙利农业结构及管理》（“ECONOMIC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OFHUNGARIANAGRICULTURE“）。载《比较经济学期刊》第7期（1983），页318-9。
[80]史云，1987，页27。
[81]马里斯，1983，页333。
[82]科尔奈，1986，页1702。
[83]同上注，页1701。
[84]马里斯，1983，页334，表1。以下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同。
[85]同注82。
[86]同注82。
[87]史云，《1967年以来匈牙利农业体制的演变》（“THEEVOLUTIONOFHUNGARY'SAGRICULTURALSYSTEMSINCE1967”），载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248，注1。
[88]沙基，同，页320-321o
[89]史云，1981，页233。
[90]同注82。
[91]同注82。
[92]史云，1987，页28；科尔奈，1986，页1702。
[93]沙基，同，页320。
[94]史云，1981，页235。
[95]同上注，页233。
[96]同注94，页245。
[97]史云，1987，页28。
[98]同上注，页31。
[99]沙基，同，页325。
[100]达多斯,1983，页278。
[101]史云,1987，页29。
[102]这些是由国营农场和合作社合办的组织。主要功用为提供技术咨询及生产服务。详见史云，1981，页236-240。
[103]同注101。
[104]同注101，页32。
[105]同注101，页33。
[106]同注99。
[107]同注99。
[108]史云，1987，页30。根据科尔奈（1986，页1702）引用的另一个数据来源，合作社1984年总产值中有34%来自乡镇企业。
[109]以上定义大致依循匈牙利研究第二经济的首席权威基巴的界定方法。见第三章，注1。
[110]科尔奈,1986，页1705。
[111]达多斯，1983,页279。
[112]科尔奈,1986，页1704。
[113]非法私营部门活动与黑市外汇、回扣等非生产性违法活动是分开的。一些中国经济学者把二者一并归纳在“地下经济”范畴。
[114]自1968年，匈牙利容许私人拥有房地产。此后，私人建屋逐渐成为主导。以1979年为例，新落成住宅中42%属于私房。1984年比率上升至85.7%。1980年全部房屋中71.4%为私房。（以上见科尔奈，1986，页1708）虽然政府容许私人建屋，对于房地产买卖则严加管制。（同，页1713）文中所指是为逃避苛税的非法私人买卖。
[115]达多斯，1983，页279。按：盗窃国家物资、贪污等不属于经济范畴之内的活动不包括在内。
[116]勒基，同。以下数据，除特别注明外，出处相同。
[117]达多斯（1983，页284）说上限人数为三十人。相信这是与下述关于GMK的规定发生混淆。
[118]如前所述，自1982年，国家批准、鼓励成立小集体企业。
[119]马里斯，1981，页58。
[120]除勒基，同，外，另见史达克，同。
[121]如前所述，1985年前政府仍对全部企业实行工资管制。由于过时「津贴」包括在工资总额内，成立VGMK与本企业签订合同，不外是把实际上属于「津贴」的工资变为开支。
[122]科尔奈，1986，页1709。
[123]达多斯，1983，页283及285-6。
[124]史达克，同，页257。
[125]科尔奈，1983，页240。
[126]同注122。
[127]详见达多斯，1985，页281及285。
[128]以上见达多斯，1983，页284-5；勒基，同，页48。
[129]同注124。
[130]勒基，同，页43,表1。
[131]勒基，同，页57。
[132]例如，不少人拥有渡假屋、游艇等。私家车数目从1966年到1984年激増13.7倍。（科尔奈，1986，页1708）八十年代初，三分一客量运输依靠私家车。（科尔奈，1983，页238）
[133]勒基，同，页46。
[134]即使办理注册，中国亦出现名为集体，实乃私营的情况。
[135]这数字按表4.7综合达多斯和科尔奈的数字计算出来。
[136]勒基，同，页44。
[137]科尔奈，1986，页1708。
[138]同上注，页1709。
[139]同注137，页1705；达多斯，1983，页281。
[140]勒基，同，页57。
[141]勒基，同，页48。
[142]雷达斯，《匈牙利与西方的工业合作》（“INDUSTRIALCO-OPERATIONBETWEENHUNGARYANDTHEWEST“），载夏雅尔、雷达斯，史云，同，页114。
[143]同上注，页110。
[144]同注142，页110及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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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些对变局的分析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首篇诸论
一、一些对变局的分析
1.1温辉的分析
1.2苏绍智、萧小明的分析
1.3民阵、民联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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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波兰农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红”色的转折——苏联东欧变局（刘荣锦，1992）
十三、波兰农业
1956年事件後，哥穆爾卡放棄把農業集體化的企圖。自此，波蘭農業在經互會成員國中處於獨一無二的位置，以私營農業為主導。以下是農業中各種經濟成份的比重（表13.1）。（注39）
表13.1：各種經濟成份占耕地比重（%）
1970197519801984
私營81797576
國營農場15172018
農業合作社1244
其他3212
按：上述數字按使用面積計（國家占地部份用作儲備）
資料來源：奎薩，同，頁562；谷克，同，頁408
私營農業受到政府嚴格控制。政府給農民規定強制性派購任務，收購價由政府訂定（一般訂於低水平）。一些主要農產品的銷售歸國家專營。農業生產資料和服務、農業投資、信貸均掌握在政府手中。
私營農場平均面積很小（1984年為5.5公頃）。根據波蘭農業經濟學院估計，農民要在收入上與工人靠齊，耕地須達15公頃。1970年，這類農場僅占私營農場總數3.8%。43.8%面積小於5公頃。出於這個原因，六成以上農民從事非農業經濟活動。蓋萊克上台後，擔心私營農場會因此而不能物盡其用，決意進行改革。
蓋的改革政策分兩方面。一是改善私營農業的經營情況。二是強化社會化農業。
就首方面，蓋大幅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七十年代，農產品收購價上升超過兩倍，比農業物資價格及工業消費品價格上升幅度先後超出55個百分點及70個百分點。農民收入增幅中42%緣於提價因素（其餘58%緣於生產效率的增長）。除1975年外，七十年代期間，農民和工人收入差距不斷有所縮減。
1972年1月，政府取消強制性派購，以自願性的合同訂購代替。除肉類外，其他產品可在自由市場買賣（有關肉類的限制於八十年代廢除）。自由市場占總銷售量比重因產品而異。最低為糧產品，約占5～8%；其他如蔬果、蛋類、鮮花等占六成以上。
政府還改善私營農場的農具和其他物資的供應。又為農民提供免費醫療服務。
強化社會化農業：政府先從加強對農村各種合作社如供銷合作社的控制入手。例如，1973年，為農民提供各種生產服務的農業圈被歸併入國家行政架構內。政府成立農業圈合作社，每一個管轄約20個農業圈。合作社主任由國家直接任命。
七十年代下半葉開始，國家給農業合作社下達生產計劃指標，合作社變成名副其實的“二全民”。
1977年，農業部訂下目標，提高社會化農地比重，計劃從1970年占25%（按使用率計為19%——見表13.1），增加至1990年占44%。農民退休必須把土地轉給國家土地基金才可領取退休金。國營農場和農業合作社有優先權向基金購買土地。截止1979年底，私營農地轉到基金名下面積達120萬公頃，令社會化農地比重升至32%（按使用率計升至25%）。
國家在農業投資和投資信貸兩方面逐步減低私營農業的比重。前者從1966～70年的49%下跌至1971～75年的45%和1976～80年的33%。後者從1970年的88%下降至1975年的60%和1980年的27%。1970～80年，私營農場固定資產值上升52%；同期，社會化農業固定資產上升193%。
事與願違，蓋萊克的農業政策既未能為私營農業注入新動力，又把社會化農業推向破產邊緣。
與1966～70年比較，1971～75年間，國營農場、農業合作社和私營農場每一公頃淨產值先後上升17.3%、21.8%、及13.6%（所有農地合計為12%）。但與1971～75年比較，1976～80年間，以上比率下挫至8.2%、-25.2%和2.4%（所有農地合計為1%）。按每一公頃平均增值額計，國營農場、農業合作社、私營農場以上比率先後為：1.8%、10.3%、7.3%（合計為4.5%）（1971～75年與1966～70年比較）；-23.2%、-54.6%、-3.1%（合計為-11%）（1976～80年與1971～75年比較）。
1971～79年間，國家給國營農場的補貼從77億茲羅提上升至320億。1979年，三分一國營農場處於虧蝕狀態。
儘管蓋萊克意圖改善私營農業的經營狀況，他同時強化社會化農業的政策使人對私營農業的前景產生疑問。與六十年代比較，七十年代期間，農村19至44歲的人口流失量猛升四倍。
1981年2月，政府與農民達成力蘇爾（Rzeszow）協議。協議規定：1、保障農民土地擁有權和世襲權；2、農民可優先向國家土地基金購買土地；3、取消農業信貸對私營農業的歧視；4、提高對私營農業投資比重和增加私營農業農具供應；5、透過價格政策把農民收入提高至工人水平等。
蓋萊克下台後不久，政府完成社會化農業改革草案。草案建議大幅度削減國營農場補貼；收緊信貸標準；增加社會化農業的財政及生產自主性等。
1981年4月和7月，政府先後兩次提高農產品收購價，一方面為滿足農民，另方面為改善社會化財政狀況。該年農產品收購價指數上升64.7%，農民收入與工人大致靠齊。（留意：工人和農民生活水準如何作出比較還要視乎其他因素，如農民的自我消費、農村社會設施較城市為差等。）
軍管實施後，政府依然把力蘇爾協議部份條文付諸實踐。例如，對私營農場的投資比重從1980年36.5%增長至1981年48%和1982年59.2%。1982年，私營農業農具供應占全部供應62%，比一年前高出15個百分點。國家土地基金增加向私營農業出售土地，私營農場平均面積從1978年4.6公頃微升至1982年5公頃。如前所述，1984年再升至5.5公頃。1983年1月，政府通過新法例，改善農民退休金條件。
1981年7月和1982年1月，國營農場和農業合作社先後實行改革（按同一個方案）。改革實施後，國營農業的經營狀況稍有改善。1981～82年，補貼減少87億。虧蝕率從1979年的三分一降至25%。但勞動生產率卻依然停滯不前。
1982年，農產品收購價指數上升56.9%。但由於農業物資價格升幅較1981年為高，農民收入相對於工人收入再次呈現下降。1984年，跌至工人收入90%的水平。（注40）這個趨勢一直維持到1987年。農產品收購價該年增幅（20%）僅及農具和其他農業物資價格增幅一半。（注41）（筆者沒有1987年後的資料。）自1983～84年度，政府每年7月1日調整農產品收購價。
收購價因不斷調整逐漸與自由市場價格拉近。1983年，自由價格指數從102.3（牛肉）至145.4（蛋類）不等（政府收購價格為100）。1984年，牛肉指數下降至98.3；其餘大部份產品價格高出收購價約兩成。
1986年，農業收成理想。毛產值上升4.6%，其中糧產上升20%，肉類追上七十年代初期水平（但估計肉類和肉類製品配給制最低限度要維持至1990年）。（注42）自軍管實施後至1986年，對西方及蘇聯的食品出口累計上升23%（部份得力於這幾年間前所未有的良好天氣）。但好景不常，正當波蘭農業達至自給自足的目標在望之際，1986～87年的天氣轉壞。
1987年4月，政府公佈“第二步”改革方案，其中關於農業的建議，含有對私營農業不利的因素（農業物資提價；提高農民退休金供款（自1985年已上升180%）；提高稅率；收緊合同訂購條件；物資供應與收購掛勾）。事實上，政府此前已逐步削減軍管後給予私營農業的優待。1985年，農民從國家土地基金買入土地比因退休轉給基金的土地少7000公頃。多數農民寧願向基金租地。這反映農民對私營農業前景缺乏信心。
注39：本节资料，除特别注明外，见奎萨，同；爱·谷克（EdwardCook），《波兰农业改革》（“AgriculturalReforminPoland”），载《苏维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
注40：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38。
注41：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29。
注42：哥兰基艾域奇及劳易斯，同，页128-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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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波兰私营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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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波兰私营经济
直到1980年，非農業私營部門占波蘭國民經濟的比重微不足道。
1946年1月3日，政府頒佈國有化法例，把十七個主要工業產業部門及所有同一班僱工超過50人的企業國有化。（注28）自此，私營企業的僱工人數上限名義上維持在50人。但政府有法不依，實際情況完全兩樣。1955年，政府規定工匠只可僱工一名。1966年，增加至6名（建築業8名）。
1948年12月，波共召開合併代表大會（波蘭工人黨和波蘭社會黨合併為波蘭統一工人黨）。大會決議消滅國民經濟中所有資本主義（即私營經濟）成份。1950～55年的六年計劃把1955年定為完成國有化運動的期限。
1956年10月，哥穆爾卡上台，波共中全會宣佈容許私營小工場作為國營及集體工業的補充。1965年，哥表示“手工業在社會主義經濟中有永久性的地位”。雖則如此，私營經濟在哥穆爾卡時代受到嚴厲迫害及壓制。政府經常把經營執照取消。最高入息稅率高達96%。價格也受政府管制。1956年6月，政府規定最高利潤率為10%。六十年代中葉，微升至15%至18%。
1966年4月，政府放寬私營企業與“社會主義”部門進行交易的限制。1965～69年，手工業對國營及集體企業的銷售額上升107%。同期，對私營部門及消費者的銷售額上升46%。國營部門甚至成為部份手工業者的唯一經營對象。但1970年，政策出現反覆，導致該年上述銷售額下挫24%。
蓋萊克上台後，把管制放鬆。1974年7月，國會通過法例把私營部門的經營範圍擴大，為私營企業者提供公共醫療服務及退休金。1976年，為彌補外匯短缺，政府容許波蘭裔外國人投資成立“波隆尼亞”企業（“Polonia”Firms）。1982年底，這類企業數目達251個，其中一些僱工數以百計。1978年初，政府推行租賃制。由於租賃經營稅收上得到優惠，又不受僱工人數限制，亦無須擔心物資供應不穩定，發展非常蓬勃。1979年，私營經濟最高入息稅仍高企於85%，但由於估計收入時從寬處理，實際平均率低於16%。
但蓋萊克時代仍保留很多對私營經濟的限制和歧視。直到1980年，私營商店只准經營蔬果、花卉、及精品。商人子女受教育的機會遠遜於工農子女。
以下是有照私營部門1949～82年的在職人數（表12.1）。
表12.1：有照非農業私營部門在職人數，1949～82（千人）
總數工業手工業商業運輸其他
1949483851991261954
195522111112192257
195834330184403554
196333421184253668
196944531272274570
197142328244275173
1982699***4785610263
*相等於非農業勞動人口5.9%
**1982年法例把工業一併歸納為手工業
資料來源：艾斯倫特，同，頁429。
八十年代期間，私營部門在政府的鼓勵和扶持下，發展迅速。1980年，政府宣佈切實執行僱工人數上限（50人）的規定，以利私營企業的發展。1982年，私營部門的價格管制被廢除。
1986年，1720萬勞動人口中，合法（即註冊）私營部門占490萬，非法私營部門估計占60萬。換句話，合計占總數32%。其中農業占390萬，非農業占160萬（四分三為手工業者）。私營農業勞動人口中，主要或部份收入來自非農業活動的人數先後為92.6萬和151.6萬。（注29）這兩類農民被稱為農民—工人（Peasant-Worker）。
七十年代期間，註冊非農業私營部門勞動人口上升43%。1980～87年，標升90%。1980～83年，國營部門流失488,000工人及59,000技術人員（占總數14.5%）。把勞動人口增長計算在內，國營部門共流失102萬職工。（注30）
以下是1974～87年註冊非農業私營部門職工增長率（表12.2）。
表12.2：註冊非農業私營部門勞動人口增長率（%）
19743.819817.1
19752.0198210.2
19762.6198312.9
19774.8198410.3
19785.819856.6
19796.019868.5
19806.7198710.6
資料來源：羅斯杜亞斯基，同，頁198。
根據官方數字，1986年，合法私營部門占國民收入18.2%，其中農業占10.2%，非農業占8%。
以下是有關私營部門占個人收入（貨幣計，下同）百分率的一些估計數字（表12.3）。
表12.3：個人收入，1986（百分率）
官方數字非官方估計（即包括
非法私營部門）
最低最高
國營及集體75.562.054.8
私營部門24.538.045.2
農業（合法）15.712.913.7
非農業（合法）8.814.920.5
非法----2.34.1
外匯收入----7.86.9
資料來源：羅斯杜亞斯基，1989，頁198
私營活動屬非生產性但仍為私營部門帶來收入，如以指令價入貨再以自由價格出售等。
以非官方最低及最高估計的平均數，按以上同一比率把個人收入折回國民收入，私營部門（包括合法及非法）占國民收入31%。
由於國家職工享有一些非貨幣性收入，故私營部門實際消費比個人收入為低，估計占總消費20%（根據官方個人收入數字計）；30%（根據非官方最低估計）；或38%（根據非官方最高估計）。
值得留意的另一點是，農業占私營部門收入比率僅約30%。如下文指出，自1956年，農業一向以私營為主。私營部門在八十年代的增長主要發生在非農業部門。1980～86年，私營耕地面積只增加2%。
政府八十年代放寬私人經濟活動，沒有使非法私營活動減少。相反，這些活動伴隨著註冊私營部門同步增長。據估計，非法私營活動占個人收入百分率從1977年5%上升到1985年12%。
1980～87年間，國營部門固定資產投資上升24%。同期，私營部門上升58%。（注31）
1982年，波蘭國際收支硬貨幣收入中，私人匯款（很多波蘭人在西歐從事非法勞工）達3.18億美元。1987年，標升至15億。1986～87兩年間，私人匯款占波蘭硬貨幣收入總數一半，與整個國營部門的硬貨幣收入看齊。
1983年，個人儲蓄存款中外匯存款占15.5%。1987年，上升至56%。1987年，公眾持有現金中超過四分三為外匯。1984年，政府批准市民把來歷不明（按法例，波蘭人往西方工作屬於非法）的外匯存入“N”賬戶。這類存款不設利息。一年後，市民可把款項從“N”賬戶轉到“A”賬戶。“A”賬戶利率訂於高水平。1987年，三年定息率為11厘，來往賬戶為5厘。1984～87四年間，這類存款猛增八倍，達25億美元。
八十年代中葉開始，波蘭實際上有兩種流通貨幣：美元和茲羅提。美元不僅在私營部門流通，政府亦設立所謂“內部出口中心”（“CentresforInternalExport”），以美元交易，替政府賺取民間的美元。1988年，政府批准國家銀行以黑市匯率向公眾購買美元。
1986年，全國1008萬個居住單位中，近一半（500萬個）屬於私房。其中農村私房比率高達82%，城鎮亦達25%。為紓緩財政困難，政府一方面向公眾出售公共房屋，另方面削減興建新公房。1986年，新建房屋單位中，私房占40%（以面積計超過45%）。其中城鎮的比率為28%。自1976年，政府經已批准私房買賣（這比起匈牙利更為開放）。波蘭人一般以美元作價交易。1987年，政府進一步批准私房出租，1988年起生效，開通另一資本積累渠道。
以下為1986年私營經濟在各部門中所占的比率（表12.4）。
表12.4：私營部門比率（按國民收入計，特別注明除外），1986
農業80%（官方數字）
硬貨幣收入50%（不包括純利息支出）
個人服務32%56%62%
（官方數字）（最低非官方數字）（最高非官方數字）
工業＊6.6%15%18%
（同上）（同上）（同上）
建築18%（註冊職工人數）
零售2.5%12.5%
（官方數字）（非官方粗略估計）
*主要為中小型企業
資料來源：羅斯杜亞斯基，1989，頁199
私營經濟（包括合法和非法）內部各部門的比重如下（表12.5）。
表12.5：私營經濟內部各部門比重，1986年（按個人收入計）
農業30-34%
硬貨幣收入15-20%
工業18%
建築業12.5%
個人服務11%*
零售6.5%
*按：1、1981年所有的士中96.9%為私營（注32）
2、1987年貨車運輸中私營占42%（注33）
資料來源：羅斯杜亞斯基，同，頁200
值得留意，個人服務和零售的比率比一般想像低很多，而建築業及工業（包括手工業）的比率則十分突出。
如前所述，非農業私營部門勞動人口中，四分三為手工業者。法例規定，手工業工場最高僱工人數為15人，不包括學徒、家庭成員、“專家”（收銀員亦列作“專家”）等。但由於在評稅時，政府一般以僱工人數為評訂收入標準，絕大部份手工業者都不願意擴充經營規模，改而把利潤轉到其他渠道。故此，實際平均僱工人數很低，僅高於兩人（包括工場主及其家人在內）。
七十年代及以前，政府對私營經濟活動進行管制的主要作用在於限制私營部門的擴張。這些管制包括發牌規定、經營範圍限制、苛刻稅率、物資供應的壟斷等。八十年代，政府放鬆私營經濟，但立法速度遠遠追不上實際發展。例如，要到1989年初，成立企業才免於行政審批。（注34）這些殘餘下來的管制措施繼續被官僚幹部用以敲詐勒索。但私營部門的擴張使以前的小貪污現在變成規模龐大的官商分肥。
自1981年，政府刻意打破國營和私營兩個部門以前的分隔狀態。國營部門1982年的改革有助於促進國營企業與私營企業的交易。根據官方數字，私營企業總營業額中國營部門所占的比率從1981年44%上升到1985年52.5%。
如前所述，政府1976年批准成立“波隆尼亞”企業。但直到1981年，反應不見擁躍，數目僅117間，僱工總數3478人。1982年，政府改例，以提高這類企業的吸引力。（注35）企業數目開始上升。1986年，增加到670間，僱工人數61,619人，平均每個90人。最大一個1984年僱工850人。（注36）
1982年，政府通過手工業新法例。1983年，再通過私營商業新例。以上法例容許民間成立有限公司，和容許國營和私營企業成立合資公司。有限公司的發展起步頗為緩慢。1987年中，數目僅400間，職工人數4000。這類公司多為專業服務公司，以電腦及其他技術服務為主。經營者大部份為年青知識分子。但根據最新資料，後來似乎出現了很大發展。例如，Skierniewice地方1987年底註冊的75間有限公司當中，60間成立於1987年。其中，Flamal公司僱工人數達1500人。（注37）關於國營私營合資公司的情況，筆者未能掌握到具體數字。這類公司對私營和國營雙方都有利。前者可因此而解決信貸、物資供應等問題，後者可從中漁利——例如，合資公司給國營企業管理幹部發巨額董事津貼（這一點在第十五章會有所論述）。
1986年4月3日，政府通過波外合資經營法例，但波方合資者限於國營和集體企業。由於反應冷淡，政府1989年1月讓“波隆尼亞”企業享有同等權利。
一如其他蘇聯模式國家的情況，私營部門的收入十分高。工資中位數比國營部門平均工資高五至八倍。私營企業家的收入較難估計。艾斯倫特八十年代初在波蘭從事研究時，認識一個僱工僅五人的工場主，他1979年純利達國營部門平均工資二百倍。（注38）由此可以想像私營經濟八十年代的蓬勃發展造就了多少個超級暴發戶。
注28：這些數字是筆者根據波蘭農村人口構成（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35）按比例計算所得。
注29：布洛，同，頁131。
注30：《國際觀點》，第163期，頁4引用官方統計年鑒的數字。
注31：柯斯特，同，頁82。
注32：見艾倫斯特，同。
注33：同注3。
注34：達爾考科斯基，同，頁59，注解24
注35：見布洛，同，頁131。
注36：見艾倫斯特，同。
注37：同注3。
注38：艾倫斯特，同，頁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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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波兰国营部门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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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波兰国营部门经济改革
11.11973年的改革
11.21982年的改革
政府無法令工人為積累付出代價，使提高企業效益變得更為重要。
1956年事件後，政府考慮進行全面經濟改革。翌年，奧·蘭格指導下的經濟會議完成一份改革藍圖，提出以經濟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和設立工人議會（即仿效南斯拉夫的所謂“工人自管”制度）。由於粗放發展仍有發展空間，經改的迫切性不大，政府沒有予以接納。
直到1970年，波蘭有著不錯的經濟發展。以1966～70年五年為例，淨物質生產（以不變價格計，下同）年均增長為6%；實質工資2%；貿易額（不變價格計，下同）9%。整個時期，零售價格指數僅上升4.5%（按：主要出於自由市場價格上升）。（注4）
但如同其他東歐國家一樣，粗放發展因遇到勞動力短缺的障礙走向窮途末路。人口增長趨勢下降促使政府在1971～75年的五年計劃調整經濟發展策略。內容為向西方舉債，用於進口先進生產資料，提高積累率，進行集約發展。
1970年，政府宣佈進行經濟改革，首先著手提高物價。工人的反抗迫使政府把改革擱置。但取消加價，以及維持最低工資在新水平，加深了經濟困難。經改再次提上日程屬大勢所趨，只是時間問題。
1971～75年間，國民收入年均增長率達10%；實質工資超過7%；貿易額13%。整段期間，實質消費總額增加50%。積累從1966～70占國民收入27%上升至1971年的30%；1974年更高達38%。對西方貿易從1970年占總貿易額三分一增加到1975年接近一半。（注5）
同時提高積累和增加消費，為經濟帶來巨大壓力。1970年，波蘭外貿大致平衡。但1971年起，貿赤情況日益嚴重。1961年至1970年，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累計赤字為3億零1千3百萬美元。1971年為5千3百萬美元，1972年標升至3億1千3百萬。1973年至1979年情況如下。
1973：13億1千6百萬；
1974：22億6千9百萬；
1975：27億4千6百萬；
1976：32億3千7百萬；
1977：24億9千6百萬；
1978：20億5千2百萬；
1979：16億零5百萬。（注6）
【1973至79年數據，原文中，連同上、下段都在同一段落裏，這裏為方便閱讀而分行】
政府以舉債來支付貿赤，使波蘭外債如滾雪球般膨脹（見下文《經濟危機》一章）。唯幸首次石油危機對波蘭進出口比價沒有產生不良影響。（注7）礙於害怕工人，政府不敢提價，但經濟過熱的壓力自必要有地方疏散。自由市場價格指數從1970年的109.6（以1960年為100）上升至1975年的150.0。整體物價因而在這五年間上升13%。（注8）隱蔽通脹轉化為國營商店供不應求，為下一次危機埋下定時炸彈。
在以上險峻的經濟形勢下，波蘭1973年提出一輪經濟改革。
1973年的改革
別於匈牙利，波蘭的改革採取先試點後推廣的做法。1973年，先由24個國營企業集團（波蘭文簡作WOG）進行試點，占工業產值約20%。國營商店及食肆亦投入改革。1975年，實行改革的工業企業集團占工業產值三分二。（注9）
改革內容包括：價格改革；工資改革；企業改革；及外貿改革。
（一）價格改革。按原來計劃，波蘭打算仿效匈牙利以雙渠道價格作為出廠價格訂價標準。別於匈牙利，資金利潤率將劃一，連同資金稅，訂於8%的水平。工資稅訂為20%。但政府沒有計劃引入指導價格及自由價格（不計農副產品自由市場）。
以上措施未出台前便被放棄。理由是政府恐怕價改會使出廠價格標升，對零售價格產生上升壓力，從而加重政府零售物價補貼負擔。政府退而求其次，容許企業在新產品的訂價不受任何管制。結果是，企業把現有產品稍作更改，當作新產品，肆意加價，使通脹壓力加劇。
1970～71年事件令政府猶有餘悸，零售價格改革難以起步，政府給食品和其他工業必需品的補貼不但沒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1973年，補貼占國民收入10.5%；1975年，上升至17%；1977年，更高達20%。
其實，政府可以在提高零售價格的同時給工人發工資補貼，減輕加價的震盪。1966～70年，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為4.5%，比工資增長率3.75%為高。政府在1970年提價時有較好的條件發放加價補貼（而不致於加強通脹壓力），但卻沒有把握這個機會。1971～74年，勞動生產率年均增長率上升至7%，但貨幣工資年均增長率卻標升至8.5%。故此，1976年加價時，政府連1970年一度存在的回旋餘地也喪失了。
（二）工資改革。上文指出，匈牙利同時把工資增長和管理幹部花紅與利潤掛鉤。波蘭則引入兩個不同標準：工資增長、幹部花紅分別與增值額、利潤掛鈎。（增值額相等於純收入（銷售收入扣除周轉稅或加上補貼）減去非勞動成本、信貸利息、及折舊。）新政策規定，工資基金增長率不得高於增值額增長率（具體數字每一個WOG都不同，由國家計委決定）。但由於跟匈牙利不同，政府沒有利用累進稅制約工資增長，工資依然以高速率攀升。
（三）企業改革。新政策規定，企業純利分成兩個基金：幹部花紅基金及發展基金。兩個基金均需繳納累進稅，前者稅率由10%至80%不等，後者由80%至90%不等。向發展基金征收重稅顯示政府雖然取消利潤上繳，它沒有打算把投資權限下放。事實上，企業以自留資金投資仍然受到嚴格監管及限制，目的在於保障投資與整個國民經濟計劃配套。
（四）外貿改革。1970年，政府把外貿權限下放給企業，但繼續把國內和國外市場分開。政府設立一系列價格均等化賬戶（PriceEqualizationAccount）。企業以本銷價與賬戶結算。外銷價和本銷價的差額由賬戶填補。新政策把這些賬戶廢除，從事外貿的企業頓時要面對國際競爭的壓力。
（五）把改革廢除。工資增長過速、投資過熱、外部平衡惡化、外債急升等，使經濟陷於危機之中。1976年初，政府宣佈把工資凍結，並開征工資基金增長累進稅。由於企業以新瓶舊酒的手法變相加價，政府新開一項累進所得稅（按增值額計），用以堵塞政策漏洞。取消價格均等化賬戶給從事外貿的企業帶來很大衝擊，迫使政府1975年恢復部份賬戶。
其實，1973年的改革本身已非常保守，覆蓋面亦十分有限。1975年和1976年初的刹車使舊體制幾乎完全復辟。1976年6月事件促使政府在七十年代下半葉重新推行一些零星改革。（注11）但政府要到八十年代初才下決心推行全面的經改。
1982年的改革
七十年代期間，政府依靠貿赤進口西方生產資料，提高積累。可惜，這種冒進的經濟政策（請參考上文表5.3），既沒有把生產效率提高到預期水平（注12），亦未能增加對西方國家的出口。（注13）
1981年，經濟情況日益惡化，促使政府成立一個改革委員會，研究經改方向（得到團結工會參與）。6月，委員會完成改革方案。7月，波共第九屆特別黨代表大會把方案通過，1982年1月1日實行。（注14）
改革方案與匈牙利的NEM有不少類似的地方，總體精神在於以經濟杠杆代替行政指令。國家保留管制進出口及從事大型項目投資。詳細內容如下。
（一）價格改革。價格分為三類：指令價格、指導價格、及自由價格。指令價格一般低於成本，適用於食品（政治上極其敏感的產品）和基本原料（為控制其他產品成本）。指導價格水平不能高於產業部門邊際成本，但可高於個別企業邊際成本。自由價格由企業根據市場情況自行訂定。由於改革針對企業利潤和工資增長而新開兩項苛刻的直接稅（詳後），很多企業不積極於提高價格至均衡水平。微觀市場失衡狀況（一般自然為短缺）因此普遍持續。以下是1982～83年各類價格的比重（表11.1）。
表11.1：各類價格比重，1982～83
占銷售額百分率
消費品工業物資農產品
指令37（40）19（20）72
指導15（15）5（5）0
自由48（45）76（75）28
按：括弧內數字為1983年數字
資料來源：哥穆爾卡及羅斯杜亞斯基，1984，頁390。
1982年，社會產值下挫8.49%，其中以消費品跌幅最大。為紓緩短缺，政府該年春大幅提價，生活指數上漲達56.6%。（注15）
1983年，為紓緩通脹壓力，政府把所有生產資料價格暫時凍結，並保留以後根據需要對個別產品價格或加價幅度凍結的權利。
1984年開始，指令及指導零售價格每年調整一次。（注16）
（二）企業改革。實行所謂3-S原則（指自管、獨立經營、及財政獨立）。
自管。根據原來方案，職工超過三百人的企業成立工人議會。1981年12月方案未推出前，這項建議因實施軍管被擱置。1982年12月，政府宣佈1983年4月1日起，全部6500個國營企業成立工人議會。1985年，成立了工人議會的企業數目達6403個。（注17）但即使根據政府自己的宣傳，1988年初期間，活躍的議會僅占總數三成。（注18）
議會權力主要在於決定企業福利基金的用途。就生產、訂價、及招聘，議會有被徵詢的權利。1981年9月25日，政府通過法例規定，除一些骨幹企業外，企業主管的任免需要經過一個公開的競爭性選拔過程。這些骨幹企業共1370個，僱工人數約占勞動人口八成。（注19）1982年，政府開除了1000名同情團結工會的企業主管，由產業主管部門直接任命新主管代替，完全無視上述法例。軍管解除後，政府把不受上述法例限制的企業數目減少。1987～88年度，減至400個。雖則如此，企業主管的任免權仍然保持在波共手上。以1986年為例，八成企業主管為波共黨員；三成任職超過15年，一成三超過十年。（注20）
獨立經營。理論上，企業的產、供、銷不再受國家指令約束。但關乎“國家利益”的產品除外。歸納在這個類別的產品包括軍用物資、對經互會出口、主要消費品、及主要原料。以輕化工業為例，1983年，全部生產中8%列入這個類別；1986年，上升至22%。1985年，由國家分配的消費品共93類（後減至55種）。（注21）部份其他原料的銷售亦必須透過歸主管部門管轄的供銷單位進行。1982年，經由這些單位交易的原料占總銷售量25%至30%。1983年底，上升至40%。
企業享有招聘錄用職工的自由，一般以提高工資的辦法爭聘短缺勞動力。根據原來改革方案，政府控制工資增長的杠杆是累進工資增長稅（波蘭文簡作FAZ）。1983年，政府推行勞動配給制。省勞工處根據政府訂下的先後順序把待業工人統一分配到各個企業。
財政獨立。改革新開兩項直接稅：所得稅及工資增長稅。
所得稅按企業利潤率計，累進率由40%至90%不等。（政府計劃於1984年改為比例率。）雖然稅率是劃一的，但財政部有權按情況對個別企業作出特殊安排。工資增長稅最初按企業平均工資增長率計，累進率由平均工資增長第四個百分點征收0.25%，到第九個百分點起的每一個百分點征收4%。跟所得稅的情況一樣，計劃委員會有權偏離劃一稅率對不同企業作出個別處理。1983年，工資增長稅改為按工資總額增長率計算。
企業從毛利扣除所得稅得出純利，從中再扣除工資增長稅和提留後備基金，餘額用於發放管理幹部花紅和分配到福利及發展兩個基金。前者用於增加工資，後者用於企業投資。
政府把所得稅和工資增長稅的累進率訂於高水平，目的有三。一是減低工資增長率；二是減少企業自留資金；三是避免企業利用壟斷優勢在放鬆價格管制後大幅加價。三個目的都是為了減低總需求和通脹壓力。如前所述，高所得稅率確有助於減低價格加幅。就工資增長，以1982年為例，政府的計劃增長率為11.5%，但由於工資增長稅在實施時實行多種豁免，實際增長高達42%。即使在軍管的保護傘下，政府始終未能擺脫工人運動威脅的陰影。
企業利潤也較政府預期為高（企業有利用改革加價，只不過沒有加至均衡水平）。1982年3月，為減低企業投資需求，政府突然宣佈向企業利潤額外徵收臨時“穩定稅”（StabilizationTax）。
政府不滿足於減低企業自留資金。理論上，企業有權決定發展基金的用途。但政府對企業投資設置諸多管制。再者，全國設立十個部門基金（SectoralFunds），規定企業注資，基金投資由產業主管部門決定。1982～83年，全部投資中88%屬於中央計劃投資（大部份為七十年代開工的項目）。政府表明，1984年企業投資要進一步壓縮。中央銀行亦表明，國民經濟比例由中央政府的計劃投資決定。
（三）體制改革。跟匈牙利一樣，波蘭把產業主管部門數目減少，從十二個削至六個。職能部門（中央銀行、價格委員會、財政部）的重要性相應提升。
政府把托拉斯解散，以企業聯會（Associations）代替。大部份聯會為自願組合（616個中僅31個為非自願，主要涉及對國民經濟舉足輕重的骨幹企業）。（注22）令人費解的是，解散托拉斯，目的不外在於減低壟斷性及削弱企業進行杠杆討價還價的實力。但聯會卻剛巧在這兩方面為企業發揮托拉斯的舊有功能。
改革方案下，大部份進口仍由外貿部集中統籌，再分配到各個企業。1987年，超過64種從西方進口的主要物資由國家統一分配。（注23）不同出口產品和不同出口企業享有不同匯率。鑒於外債壓力，企業外匯留成比例維持在低水平。
1983年，政府通過破產法。資料顯示，政府頗有意思加以落實執行。1986年底，300個企業由銀行監督；60個由政府特派人員接管；兩個建築企業宣佈破產；其他很多企業結束經營。（注24）
顯而易見，波蘭1982年的改革仍然屬於保守。政府本身也表明，改革目標要分階段完成。無論是產、供、銷，或是財權方面，企業仍然受到主管部門嚴格控制。
1982年的改革沒有解開波蘭的經濟困境（相對而言，農業是唯一的成功）。1986年12月，波共中全會決議進行進一步改革。1987年4月，“第二步”改革方案公佈。內容包括價格改革（兩至三年內完成闖關）；取消補貼；進一步放寬外資投入；更加放寬私營經濟；體制改革（各個工業主管部門合併為統一的工業部、國營企業試行股份制等）；（注25）建立資金市場；容許私營銀行成立；提高企業獨立自主權；等。（注26）1989年1月，數間私營銀行正式成立。政府宣佈對私營和國營兩個部門一視同仁。（注27）
總結而論，波蘭國營部門的改革不能與匈牙利相提並論。但波蘭經濟於八十年代最矚目的變化，不是國營部門的改革，而是私營部門迅速崛起，以及官僚幹部與私營企業家的勾結、官商的出現等情況。
注4：夏雅爾及溫裏斯，同，頁492。
注5：同上注。
注6：史洛基斯蒂，同，頁32，表2.2
注7：波蘭1971年至1977年對全球的進出口比價指數順序為（1970=100）：105.1；106.1；104.4；102.4；102.8；103.5；102.1。對發達西方國家為（1970=100）：100.7；113.0；107.9；116.6；122.4；119.8。以上見史洛基斯蒂，同，頁197-8，表A.7和A.8
注8：夏雅爾及溫裏斯，同，頁493。
注9：以下有關1973年改革的資料，見夏雅爾及溫裏斯，同。
注11：有關這些改革，見溫裏斯，《波蘭經濟改革：1973～79》（“EconomicReforminPoland1973-79”），載《蘇維埃研究》，第32卷第一期（1980年1月）。
注12：例如，雖然1987年實質國民生產比1978年低出10%以上（見下文《經濟危機》一章），工業能源及燃料消耗反而高於1978年。見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05。
注13：1980年開始，波蘭經濟急轉直下，但該年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赤字仍仩於7億美圓的水平。1981年微減至5億。1982年經濟處於谷底（該年國民收入比1978年低出25%），這才使波蘭對西方發達國家貿易轉虧為盈。1982年至1985年四年先後錄得6億；9億；7億；及6億的盈餘。以上見史洛基斯蒂，同，頁44，表2.10
注14：以下有關1982年一輪改革的資料，除特別注明外，見史·哥穆爾卡(S.Gomulka)及耶·羅斯杜亞斯基（J.Rostowski），《波蘭經濟體制改革：1982～1983》（“TheReformedPolishEconomicSystem1982-1983”），載《蘇維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
注15：安·布洛（AndrzejBloch），《波蘭私營部門》（“ThePrivateSectorinPoland”），載《戴羅斯》，第66期（1985～86冬季號），頁130。
注16：胡·奎薩（WolfgangQuaisser），《波蘭農業價格政策及私營農業》（“AgriculturalPricePolicyandPeasantAgriculturein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38卷第4期（1986年10月），頁577。
注17：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8。
注18：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4。
注19：同上注。
注20：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0。
注21：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1。
注22：同上注。
注23：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3。
注24：哥蘭基艾域奇及勞易斯，同，頁116。
注26：由於筆者暫時無法掌握到較為詳細的具體資料，故未能就這些改革加以論述。
注27：柯斯特，同，頁82-83。
注28：本節資料，除特別注明外，見安·艾斯倫特（AndersAslund），《波蘭私營企業的運作》（“TheFunctioningofPrivateEnterprisein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36卷第3期（1984年7月）；羅斯杜亞斯基，《波蘭社會主義的腐化及私營企業的成長》（“TheDecayofSocialismandTheGrowthofPrivateEnterpriseinPoland”），載《蘇維埃研究》，第XLI卷第2期（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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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全集第二十六卷——名目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二十六卷
名目索引
A
阿尔卑斯山——468、769。
阿尔及利亚——384。
阿拉伯人——175、461、465、466、468、492、493、494。
埃及——493。
埃利亚派——490。
爱尔兰——116、184、300、770。
澳大利亚——186。
B
巴比伦人——77。
百科全书派——470。
拜物教——335。
拜占庭——465。
保护关税制度——249、404。
暴力
——暴力和经济——161、170—175、180—183、189、191—193、195—199、226—227、366、368。
——国家、军队是暴力工具——175—180、366、371、373—374。
——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104—148、156、162、170—176、188—193、226—227、366—374。
——暴力的革命作用——192—193、367。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93。
——杜林的暴力论——104、107—108、114—115、160—161、164—165、167、170—175、181—183、187、191—193、221、226—227、270。
本质和现象
——概述——86、568—569、613、615。
——本质是内在的，现象是外在的——224、488—489、545、560—562、567—568。
——对本质的认识——567—568。
——事物本质不可知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567—568。
——黑格尔的本质论——49、129、534。
比较——41、158、463、569。
毕达哥拉斯派——489、490。
必然性和偶然性
——概述——142、146、458、473、482—484、489、544、547、549—553、559、753、760、767。
——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客观性质——551—552、559。
——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482、547、549—553、559。
——自然界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120—121、458、463、472、482—484、549—553、608、753、767。
——社会和历史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13、21—22、27、137、142、146、161、171—172、283、288、294、298—299、303、313、361、479、559、772。
——经济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146、171—172、288、329。
——意识、思维、认识、科学研究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473、484、544、561—563、580、585。
——偶然性和规律性——见规律性。
——必然性和自由——119、544、753。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120—121。
——黑格尔论必然性和偶然性——49—50、552。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556。
——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必然性——137—138、141—142、146、173、274、283、294、299、479—480。
——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21、138、158、297、301。
变化
——概述——23、47—48、56—57、75、127、475、547—548、579、611。
——变化的普遍性——23、26、475、483。
——对变化普遍性的理解是辩证法不同于形而上学的特征——23、26、469、472、475。
——变化和静止的、抽象的同一性——47—48、56—57、547。
——量变和质变——见质和量。
——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26。
变形虫——82、84、747、749。
辩证法
——概述——14—17、22—23、25—27、49、55、95、126、142、148、149、150—151、277、457、469、475、496—505、522、528、534—540、580、585、638—639。
——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L3——14、149、457、534、540、639、653。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26。
——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516。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521、541。
——辩证法的规律——13—17、26—27、126、132—134、142、149、182、457、516、534—535、557、639。
——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对立——13—15、26—29、130—131、137—143、148—149、502—505、521。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16—17、23—26、66—67、129、142—143、149—150、457、500—502、521—523、528—529、534、542、638—639。
——辩证方法——11、25、130、141—143、362、499、503—504、542—543、558。
——自然界和自然科学中的辩证法——13—17、23—29、132、149—150、277、362—363、441、457、462—464、475、483—484、498—505、516、521—528、534、535、541—543、567—568、578—580、581—582、592、608—609、639、657、737、740—741、773。
——社会和历史中的辩证法——11、13—14、27、141、142、148—149、170、178、182、277、362—363、521、528、534、540—543、639、671—672。
——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12—13、27—30、148—149、521—523、639。
——思维中的辩证法——13—14、16—17、22—27、128—129、148—150、362、499——501、516、521、528、534、540、541、558—559、618、630、639、657。
——辩证法是最高的思维方法——27、362、499、543。
——辩证法和逻辑——28、95—96、142、499、521—522、558、563—564、567—568。
——认识过程中的辩证法——40、90—96、127—128。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129—142、148。
辩证唯物主义
——概述——11—17、22—30、146、362。
——它的实质——13、28、146、362。
——是科学世界观——11、146。
——和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524—526。
——现代唯物主义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理论成果的——362。
波兰——486、492。
波斯——169、188、334。
波斯战争——169。
波义耳定律——9—697、326。
剥夺剥夺者——138、140—141。
剥削
——概述——30、141、161、163、187、190—191、195、199、208、218、294、298—299、302、312。
——剥削的历史制约性——190—191。
——剥削是所有对抗社会的特征——163、218。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30、140—161、163、166、171、191、204、212—231、291、296、303、312。
——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对立——20、113、190。
哺乳动物——16、78、531、564、586—587、610、761、768。
不可知论——501、568—569、571、575。
不平等——102、109、111—113、147—148、166、359—360。
步兵、步兵战术——176—179、380—386。
部分和整体——23—24、40、42—43、60、501、546、761。
C
财产——见所有制（所有权、财产）。
财富——195—196。
差异、差别
——概述——16、47、491、492、542—543、571—572、646—647。
——同一和差异——521、522、547—549、644。
——质的差异、量的差异——571—572。
——各门科学的联系和差别—457、498—499。
产业革命——见工业革命（产业革命）。
产业后备军——291、292、294、328。
超自然主义者——616。
潮汐
——潮汐对地球自转的阻碍作用——15、472、502、662—667。
城市和乡村
——概述——156、309—310、313、315、448
——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307、309。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155、277、313—315。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及其消灭——172、307—310、313—315、371。
抽象，抽象的和具体的
——抽象是现实的反映——27、38—39、41—43、102、219、373、534—535、574—575、638—644。
——抽象能力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41。
——抽象能力的发展同劳动和语言发展的相互联系——763。
——抽象思维的必要性和意义——22—23、56—57、554、574—575。
——规律是一种抽象——42、149、534、558。
——数学的抽象——548、567、638—644、651。
——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是抽象的——56—57。
——抽象的和具体的——532、559。
——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的历史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534。
触觉——572、763。
磁
——磁作为运动形式——64、71、352、473、476、481、524、553—554、578、596、598、614。
——磁和其他种类的能的互相转化——473、477、481、524、553—554、578、598。
——磁和电——64、476、481、541、570、596、670、680、681、737。
——磁极——41、352、541、543、546、592、737。
——磁石——490、543、546。
刺激、刺激感应——88、123、354、356、477、525、768。
催眠、催眠颅相学——见颅相学。
存在
——概述——24、38—39、44—51、56、352、491、568—569。
——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54、56—57、481、574—576、610。
——存在和意识、思维——29、38—39、45—46、146、348、503、534—535、541—545、575、638—639、766—767。
D
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
——概述——14、16、72—79、353—354、458、463、475、479、506、525、552—553。
——进化论——14、16、72—80、475、525、541、542、547、565、566、744—745、746—753。
——达尔文的进化论是19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之一——525。
——和辩证法、辩证自然观——13—16、457—458、463—464、475、525—528、541、549—554、563、566。
——和唯物主义历史观——525—526。
——和人的起源问题——525、759—760、767。
——生存斗争——463、479、754—756。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458、479、518、522、754—756、757。
大工业
——概述——28、134、155、156、165—166、170、181—184、191、192、277、283—285、309、366、369、407、413。
——大工业的产生和发展——273—274、278、284—285、290—294、312—313、315。
——大工业的技术基础——277、311—312。
——大工业的科学基础——486。
——机器是大工业发展的基础——134、309。
——劳动的变换是大工业的要求——312。
——大工业和分工——309、311—312。
——大工业和市场——293。
——大工业和农业——184、189。
——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历史作用——165—166、175、191—193、273—274、277—278、283—286、290—294、315。
——大工业、机器生产的发展是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物质前提——121、165—166、191、273—274、283—285、299—301、311—315。
大气层——477、570、731、743、744、746。
大庄园（大地产）——186、367、371、376。
代数学——134、145—146、365、468、538、640、645、651。
单细胞、单细胞生物——81—83、474—475、478。
蛋白质（原生质）、蛋白体
——概述——14、78、475、477、531、541、581—582、745—751、768。
——蛋白质是生命的载体——71、78、81—82、86—88、356—357、477、525—526、527、563、742、745—748、768、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86—88、356、563、746—747。
——生物学是蛋白质的化学——71、583。
——蛋白质的存在条件及其产生、发展——82—88、356—357、477—478、525—526、527、541、563、581—582、745—748。
当量
——热的机械当量——473、524、567、628、678、757。
倒退
——进步和倒退、进化和退化——147、541—542、755、763—764。
——发展、前进或后退的无限过程——576—577。
道德
——概述——62、89、98—102、157。
——道德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98—102、157。
——道德的阶级性质——98—100、159。
——道德和法——89、101—102、119、157、159、161、164。
——道德的历史性质——95、98—100。
——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道德——98—99。
——无产阶级道德——99。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道德——100、358—359。
德国
——概述——72、105、186、193、275、492—495、545、556、734。
——经济——181、235、304、314、500。
——政治——193、465—467、542。
——科学文化——7—9、457、471、497、500—505、518—524。
德国古典哲学——13、22、26、152—153、500—505、518—521、522—523、526—527、560、638—639。
德国农民战争（1524—1525年）——21、358、465。
等同——见同一性（同一、等同）。
笛卡儿、笛卡儿派——22—23、57、64、129、468、473、619、621、629。
地理发现——110、290、486。
地理环境
——是动物生存的条件——754、764、766—769。
——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条件——555—556、767—769。
地理学——463、474。
地球
——概述——64、69、469、471、472、480、489、569—570、576、579、640、743。
——地球的形成、发展和冷却——144、472、764。
——潮汐阻碍地球自转——15、472、502、662—667。
——地磁——546。
——地球和太阳——见太阳。
——以地球为中心的自然科学——570、576。
地质学
——概述——93、96、462—463、524、740、751、752。
——地质学的对象——93、462、548。
——地质学和辩证法——93、96、144、149、462—463、472、548。
——地质学中的否定的否定——144、149。
——地质学的历史——462—463、468、472、475。
地租——200—201、204、220、221—224、227—231、233—238、249、263、373、404、421—427。
电
——概述——16、71。
——电是运动的形式——64、71、352、473、481、524、553—554、596、611、614。
——电和其他各种能的互相转化——16、473、476、481、524、536、553—554、578、581、598、612—613、615、628、629。
——电和磁——见磁。
——静电和动电——596。
——接触电——575、602。
电流——见流电现象、电流。
定律——见规律、定律。
定义——88、195—196、356—357。
动力学
——概述——623、665—668、731。
——静力学和动力学——462、622、623。
动能——见活力（动能）。
动物
——概述——16、72—73、82—85、542、546、751—752、754、763—768。
——动物的起源——78、477—478、764、766、767。
——动物的进化、发展——72—79、464、478—479、741—742、748—750。
——动物界与生存斗争——479。
——动物对环境、自然界的影响——478、764、767。
——动物和植物——84—85、441、469、471—472、474、478、541、754—755、765、767。
——人是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106、122、187、190、203、300、464、477—479、759—768。
——人和动物的异同——72—73、91、106、187、291、464、478—479、558、671、756、762—763、765—768。
动物地理学——463。
动物学——79、337、468—469、474、485、486、515、553、568。
动植物的物种变异性——72—75、355、472—473、764。
对立
——概述——15、49—50、63、96—98、110、156、158、171、172、192、273、288—291、361、521、541—543、549—550、557、607、646、652、708、731、732、769。
——对立的辩证性质——16、25、67、96、148、521、541—543、546—548。
——对立统一和斗争——15、63、148、361—363、457、534、541—543、547—548、592。
——对立的发展——20、63、156、272—274、283。
——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457、534。
——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16、25、96、148、171、457、521、547、770。
——对立中的运动、对立面的不断斗争和最后的相互转化或向更高形式的转化——100、297、310、314、363、541—542、548。
——自然界中的对立——15—16、541。
——阶级对立——19—20、100、113、155、165、187、190、195、218、272、297、328、770—771。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172、307、311、314—315。
对立统一规律——25、63、125—129、362—363、457、534、541—543、545—553。
E
俄国——190、192、199、329、368、376。
恶——见善和恶。
二律背反（康德的）——53。
二元论
——目的论＝二元论（海克尔）——543。
——自然科学和哲学间的二元论（奥肯）——531。
F
发明——232、233、493—495、671、672。
发现
——概述——14、15、16、94、110、147、232、315、447、461、486、490、501、539。
——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地球——461。
——把大量积累的、纯经验的发现加以系统化的必要性，就会迫使理论自然科学发生革命——15。
——地理发现——110、290、486。
——美洲金银矿的发现——251、407。
——细胞的发现——见细胞。
——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524—526。
——黑格尔对辩证法规律的发现——132、150—151、534—535。
——马克思的伟大发现——28—30、212—215。
发展
——概述——40、41、149、190、462、469、474、541、576—577、748—753。
——对发展的辩证理解——13—14、25—27、179、182、362—363、499、534—535。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的普遍发展——13—14、25—27、188—189、203、580。
——辩证法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13——14、149、457、534、540、639、653。
——发展规律——13—14、26—27、79—80、149、155、159、457、534—535、540、639。
——发展的螺旋形式——291、457。
——发展的前提、条件——189、300、554—556。
——进步的发展和倒退的发展——14—15、40、147—148、576、755。
——自然界中的发展——14—15、25、27、149、475—484、499、534—535、540、576、580。
——有机体的发展——74、79—82、127、143—144、356—357、474—475、477—478、521—522、525—526、541、547、741—755。
——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两个阶段——534。
——从动物到人的发展—106、121—122、187、190、300、458、464、470、478—480、525、759—772。
——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158、210、300、311—314、340、480。
——科学的发展——23、47、141、147、186、457、461—462、465、467—468、474—475、485—486、523—528、543、570—571、589、600。
——理论的发展——19、457、523、567—568。
法
——概述——29、94、110、157、190、361、766。
——法作为上层建筑——29、102、190、361、373、374、766。
——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102、109—110、159。
——法和所有制、财产——110。
——法和道德——见道德。
——罗马法——110、116、119。
——封建领主的法——273。
——资产阶级的法——29、118—119、442。
——普鲁士邦法——115—117、152、237、315。
——英吉利法——116、118、119、184。
——法兰西法——115—117、119、184。
——德意志法——184。
——民法——117、119。
——刑法——115—116。
——杜林关于法和权利的观点——114—119、152、159—163、184—185、331—333、336。
法国——21、22、29、117、172、226、248、262—265、403、421—425、462、465、470、492、494、495、542、728。
法兰克语——545。
法学家——117、309。
反社会党人法——10、438。
反映
——概述——25—27、101—102、285、334—335、347、504、521、541、580、766——767。
——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观——23—26。
——对现实世界的反映——25—27、101—102、285、334—335、347、361、521、541。
——认识、思维中的反映——24—27、40、101—102、285、347、361、362、503—505、541、766—767。
——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反映——521。
——辩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541。
——数学的抽象是真实现实的反映——548、638—644。
反犹太主义——118—119、152。
反作用——见作用和反作用。
范畴
——概述——38、63、96、151、522、528、541、547、614—615、756。
——范畴和现实——38、151、522。
——形而上学的范畴——522、543、549、657。
——质和量的范畴及其辩证关系——571—572。
——固定不变的范畴犹如逻辑的初等数学可供日常使用——522。
——黑格尔的范畴——38、49—50、63、151、521。
泛神论——72。
方程式——642、648、654。
方法
——思维的方法——17、23—27、499、542—543、558。
——辩证唯物主义方法——11、25、130、141—142、362、499、503、504、542—543、558。
——辩证法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499。
——形而上学的方法——16、23—25、542。
——经验归纳法——498—499、506。
——比较的方法——474—475、524—525。
——形式逻辑的方法——142、558。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154、245、398、504。
——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方法——129—142、148、504。
——杜林的公理式的方法——33、44—45、101、103—104、159、194—195、233。
飞跃（质的）——48—49、71、301、643。
肺鱼亚纲——564。
分工
——概述——134、170、240—241、391、392。
——分工和生产力——188、190。
——社会分工——188—190、286、307、312、378、448、466。
——分工和阶级——299。
——分工和城乡分离——307—312。
——分工和市场——240—241、392。
——分工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190。
——自然科学中的分工——473。
——旧分工制度消灭的必然性——311—315、378。
分光镜——见光谱分析、分光镜。
分化
——概述——612、746—751。
——无机界的分化——476—477、481、612。
——有机界的分化——84、87、477、478、525、566、612。
——人的形成过程中的分化——458、478、759—760。
分解——597、741—742、745、746、747。
分配
——概述——155—156、161、164—164、756。
——分配与生产、交换——138—139、155—159、161、169、196、209、210、284、326—327、480、756。
——分配和道德、法——157、165。
——阶级社会中分配的不平等——156—157、169。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156—161、165—166、170、196、292、31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制度的矛盾——156—158、166。
——未来社会中的分配——138—139、165、210、479—480、756。
——对杜林分配观的批判——161—164、196、316。
分析
——概述——521、558、741。
——分析和综合——45、558、566。
——分析和归纳——558、563—567。
分子
——概述——134、283、499、529、536—539、547、582—584、596、609、611、640—643、711、730、731。
——分子是物质的分立部分——536、582、609、640—643。
——分子和原子——64、71、81、93、499—500、529、536—540、580—581、589、609、642—643、739。
——物理学是关于分子的科学——68、71、93、326、458、582—583、589、609、669—670。
——分子运动——见物质的运动形式。
——化学研究分子的原子构成——93、589。
——分子和微分——640—643、646。
——思维在认识分子中的作用——68—69、522、529。
封建主义（封建制度）
——概述——110、112、172、173、185、288、465。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163、195。
——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110、112、157—158、170—174、272—273、284—285。
——封建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障碍——110—112。
佛教——558。
否定
——概述——142—151、541、557、647—648。
——辩证的否定——145、150、363。
——真正的、自然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否定正是一切发展的推动力——363。
——历史上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541。
——否定的否定规律——137—151、362—365、457、493、534、557。
辐射——524、642。
复杂的——见简单的和复杂的。
赋税、税收制度——168、246、255、256、399、413—414。
傅立叶、傅立叶主义
——概述——34、273、275—277、281、310—311、336。
——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傅立叶）——276。
——关于未来社会的见解——34、276—277、310—311。
G
概括——15—17、28、524。
概念
——概述——16—17、41、219—220、559、565、618。
——概念是现实的事物、关系和过程在思想上的反映——24—27、41、101—102、347。
——概念和辩证思维——16—17、24—28、559。
——概念和形而上学思维——24—25。
——概念的发展和思维的历史——150、599。
感觉——84—85、88—89、123、573—575。
感觉器官——560、571—572、574—575、762—763。
感性
——感性认识——573—575。
——一切思维和知识的内容都应当来源于感性的经验—638。
感知——见知觉、感知。
杠杆——578、624。
高利贷资本——212、322、375。
哥白尼学说——462、467、470、492。
革命
——资产阶级革命——173、493、770。
——社会主义革命——见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科学革命——461—462、467—468。
个别、特殊和普遍（一般）
——概述——13—14、149—150、155、468、501、504、534、540、550、559、561—563、569—570、572—573、639。
——自然界中的个别、特殊和普遍——23—25、75、149—150、468、501—502、531、534、540、561—565、569—570、572、639。
——各种社会现象中的个别、特殊和普遍——23、25、99—100、109—110、154—156、165、187—188、288—289、534—535、540、639。
——思维、意识中的个别、特殊和普遍——23、25—26、503、534—535、540、558—561、562—564、574—575。
——从个别到特殊并从特殊到普遍的递进——561—563、572。
个人——见人、个体、个人。
个体——见人、个体、个人。
个体（生物学上的）
——概述——73—75、521、552、563、639、751。
———个体概念在生物学上的相对性——16、542、751、753。
工厂——286、291、312—313、340。
工场手工业
——概述——111、134、238、310、466。
——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变——111、172、290、309、466。
——工场手工业通过工业革命向大工业转变——277、285。
工会—280。
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概述——112—113、141、173、218、312、461、465、770—772。
——工人阶级的产生和发展——20—21、28、155、165、173、274、288—292。
——和资产阶级——19—21、28、112—113、158、165—166、168、173、273—274、277、288、297、358、439、443—446、451—452。
——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141、164—165、173、297、301。
——和革命理论——11、301。
——和科学社会主义——285。
工人运动——28、109、113、280。
工业——110、169、172—173、175、187、189、273、277、290—291、310、314—315、466、479、486、493、555、772。
工业革命（产业革命）——277—278、285—286、770。
工艺学——见技术和工艺学。
工资
——概述——132、233—236、287。
——工资规律——74、330。
——工资和价值——201—205、210、211、406。
——工资和剩余价值——203—205、227—230。
——最低工资——291。
——熟练工人的工资——211。
——实物工资制——319。
——工资和产业后备军——291。
——对庸俗工资观的批判——202、204、210—211、330。
公理（数学上的）——42、348、352、639。
公社（自发形成的）
——公社的产生和发展——184—190。
——原始公社——109、169—171、184、187—188、190、357—358。
——氏族公社——155、184、195、271。
——家庭公社——326。
——农村公社（或农民公社）——155、184、195、271。
——东方的公社—156、184、190。
——印度的公社（村社）——184、190、326、329、368。
——俄国的公社——190、329、368、374—375。
——古日耳曼人的马尔克、马尔克公社——184、188、290。
——斯拉夫人的公社——156、326、367—368。
——原始公社的解体——156、171、190、191、329。
功
——功的概念——458、606。
——机械功和物理的功——66、69、629—632、684、756—758。
——生理学上的功——458、756、757、758。
共产主义（理论和流派）
——空想共产主义——见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
——工人共产主义、自发的共产主义——211、317。
——禁欲主义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21、439。
——科学共产主义——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概述——100、297—298、300—301、323、366、461、480、770。
——共产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140—141、146、158、165—166、173、191、191、283、295—301、480、756。
——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物质前提——121、140—141、158、166、173、191、273—274、283、295、301、311—315、756。
——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138、314、359。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过渡——98—100、297—299、337、359。
——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所有制）——137—141、146、158、203、294—300、327、335、756。
——所有制形式——137—138、145、362。
——生产——145—146、210、297—300、311—315、327、335、479—480。
——社会生产的自觉的、有计划的组织——138、158、297、300、313、327、335、480。
——生产力的高度发展——121、122、191、283、294——296、299、311—313、756。
——劳动——138—141、191、210—211、311—314、327、340、378、480。
——分配——138—139、106—157、165—166、210—211、480、756。
——阶级差别的消灭——21、100、112—113、121、165—166、297、299、360、770。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的消灭——210、312。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的消灭——309—310、313—315。
——国家的消亡——275、297—298、453。
——宗教的消亡——335。
——社会意识的作用——121、140、165—166、296—297、335、360—361、478—479、770。
——道德——98—100、359—360。
——科学——122、141、146、191、299、314、340、480。
——教育——211、278、300、337—341。
——家庭——336。
——个人的全面发展——158、210、300、311—314、340、480。
——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121、138、158、296、301。
共和国——20、542。
“共同社会”（杜林的）——108、302、307—309、316—323、330—331。
供给和需求——772。
古代世界——170、189、190、195、239—240、388、461、465、468、469、486、492、766—767、769—770。
古罗马——109—110、163、169、185、334、358、365、371、465、492、493、494。
古生物学
——古生物学的对象——79、462。
——古生物学的历史——79、338、462—464、468、474、486、553、559。
——和胚胎学——79、474—475、523、559、768。
古希腊——23、109、185、186、188—191、239—241、334、358、363、365、388、391、393、465、466、469、492、493、494、501—502、531、558、559、607、764、767、770。
古希腊罗马时代（古代世界）——169、189、365、371、465、492。
古希腊哲学——22—23、126、146、334、362、466、469、475、487—490、491—492、499—502、526、531、558、560、607。
股份公司——295、296、449、452。
雇佣劳动
——概述——161、171、191、228、286—288。
——它的历史性质——140—141。
——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形式——161、169—171、191、286—287、288、297—298、369。
——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328。
关节点（量变向质变的转化点）——49、71、133、539、730、738。
观察——522、556—560、675。
观念、思想
——概述——29—30、101—102、503、555—556。
——观念的起源和形成——357、360。
——观念和现实——20、27、38—39、101—102、120—121、347、360。
——观念和人的活动——555—556、600、617。
——黑格尔体系中的自然界、现实世界和观念——27、503、529、576—577。
惯性
——惯性是运动不灭性的反面表现——458。
灌溉（在东方国家历史上的作用）——156、188、192、485。
光
——光作为物质的运动形式——71、473、481、524、578、581、669、732。
——光的折射——601、667、670、680。
——光最初被看做没有重量的特殊物质——608、673。
光谱分析、分光镜——26、283、363、472、476、515、556—557。
光学——468。
归纳
——归纳和演绎——558、565—566。
——归纳和分析——558、566—567。
——归纳和分类——565—566。
规定
——对规定的辩证解释——150、356、545。
——任何限定或规定同时就是否定（斯宾诺莎）——100。
——思维规定——489、528、529、543、549、553、560—562、644。
——反思的规定——49—50。
——本质规定——488—489、545。
规律、定律
——概述——479、489、522—523、550、553、561、562、581、755。
——规律的客观性质——42、165、224、289、292、312、330、463—464、468、483、559、562—563、601。
——规律和假说——556、567—568。
——辩证法的规律——见辩证法。
——自然规律——38、120、149、159、193、377、479、498、534—535、540、553、555—556、561、562、569—570、573、601、603、639、769。
——宇宙的规律——489。
——行星运动的规律——468。
——落体定律——603、618、619、640、657。
——运动既不能消灭也不能创造的定律——591—592、614。
——社会规律——见社会规律。
——经济规律——见经济规律。
——思维规律——见思维。
——政治经济学规律——见政治经济学。
规律性
——规律性和偶然性——13、27。
——自然界的规律性——26—27、489、553。
——历史的规律性——26—27、192。
贵金属——111、252、255、320、321、322、326、397、400—402、407—408、411—412。
贵族、贵族制——172—173、176、226、275、461、465。
国家
——概述——8、42、108—112、172、181、185、189—191、331—333、366、425、426、465、497、766。
——国家的起源——156、187—188、371、766。
——国家和生产方式——226—227、297—298。
——国家和所有制——203、294—299。
——国家和法——20、94、190。
——国家在阶级社会中的作用——156、295—299、371。
——国家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力手段——156、296—299、371。
——国家权力是经济力量——191—192。
——现代国家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296。
——资本主义国家和军国主义——178—179。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297、452—453。
——共产主义条件下国家变成生产管理机关——275、297—298。
——国家的消亡——275、297—298、453。
——对“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口号的批判——297—298。
过程
——概述——16、26、27、94、141—142、148、149—150、458、499、501、566—567。
——对过程的辩证观点——16、25—28、141—142、149—150、602。
——自然界、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576。
——生命是一个自我完成的过程——87—88。
——黑格尔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26。
H
海鞘（作为动物的过渡形式）——564、751—752。
行会、行会制度——20、111、173、192、226、272、287—288。
航海业——485、766。
合目的性（有机自然界的）——76—77、557。
荷兰——199。
黑格尔、黑格尔主义
——概述——20、26—27、55—56、63、148、522、523、529、646、648、752、753。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13—14、26—28、38、39、45—46、143、151、351、502—503、521、529、534—535、541、576。
——黑格尔的辩证法——13—15、22、26—28、49—50、126、129—139、147、148—151、277、457、499—505、521—522、529、534—535、538—539、557、558、580、585—586、607、610、638、648。
——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504。
——黑格尔的逻辑学——38、42、49、71、132、151、521—522、534、552、560—569、585—586。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26—28、120、576。
——黑格尔的国家和法哲学——108、332。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13—15、27—28、38、470、503、530、579—580、607、608—609、610、616、658、675、676、678、735、753。
——黑格尔学说在哲学史中的地位——22、26—28、470、504、538—540、559—560、638。
——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批判继承关系和本质区别——13—15、26—28、125—142、502—505、521—522。
黑格尔派——500—503、530、601。
恒星、恒星系——469、472、476、570、640、643、658—660。
化合
——化学化合——477、553—554、570、615。
——蛋白质的化合——581。
——有机化合物——474、525、579。
化学
——概述——457、463、473—474、477、499—500、504—505、541、553—554、579—584、588、605、615、640—642、654、708—709、736—739、741。
——化学的对象——71、92—93、536—538、581、582、583、589。
——化学是原子物理学——71、93、536—538、581、583、589。
——化学的历史——134、283、462—463、468、473—474、475、485—486、499—500、504—505、524—526、583—584、589、738。
——化学的运动形式——64、71、81、93、352、476—477、481、524、536、581—582、596—598、602—605、611—613。
——蛋白质化学——71、78、86—88、581—582、583。
——有机化学——见有机化学。
——天体化学——471—472、476—478、569—570、579。
——化学中的新陈代谢——86。
——化学中的数学应用——92—93。
——化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134—136、535—540、583—584。
怀疑论——509、511、555。
环境
——人与环境——767—770。
——大工业与环境污染——313。
——环境和有机体——73。
会战（19世纪欧洲历史上的）
——耶拿和奥斯特利茨会战（1806年）——45、226、532。
——克尼格雷茨会战（1866年）——45。
——圣普里瓦会战（1870年）——178、386。
——色当会战（1870年）——45。
绘画——466、761。
彗尾——608、609。
婚姻——见家庭和婚姻。
混沌——469。
活力（动能）——16、598、668。
活力论——543。
火
——概述——121、555、674、733、765。
——摩擦生火——121、562、668、671—672。
——火的使用对人来说、成为新的解放手段——765。
火枪——495、555。
货币
——概述——239、241、325—326、388、392—393、400。
——货币的产生——212、325—326、328—329。
——货币是社会劳动的直接体现——322、325。
——货币是财富的体现——322。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212、326。
——货币是价值尺度——241、251—254、322、393、408、411、412。
——货币是流通手段——155、294、322、374—375、393。
——世界货币——322。
——金属货币——155、212、320—322。
——纸币——199—200、246—247、400—402。
——信用货币——251、400、406。
——银行货币——251、406。
——货币向资本的转化——211—216。
——欧文的劳动小时货币（劳动券）——280、320、323。
J
机器
——概述——134、174、197、286、309、311—312、616。
——机器的发明和改进——277、286、291—292。
——机器的应用——291—292、309、311—312。
——机器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强有力的武器——291。
机体——见有机体、机体。
机械论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机械论——28、470、524、543—544、552、579、585—587、611。
——19世纪自然科学唯物主义的机械论——458、544、549—556、572、583—587、610——611。
机械运动
——概述——64—65、81、127、353、473、476、481、535—536、553—554、562—563、583—584、598、611、613、614—615。
——机械运动是最简单的运动形式——127、578、589。
——机械运动是力学的对象——589。
——机械运动和热的相互转化——16、121、473、476、481、524、535—536、553—554、562—563、566—567、581、595—598、613、614—615、628、629、642、666—672、694、695、757。
积分——见微分和积分。
基督教
——概述——98、107、110、112、358、362、467、770。
——中世纪的基督教——467。
——自然科学家的基督教信仰——461—462、467、470、506、526、532—533、623。
几何学——146、352、468、488、545、567、640、648、651、652、653。
脊椎动物——478、531、542、564、566、747、751、752。
技术和工艺学
——概述——122、146、180、380。
——技术和科学——461—463、485—486。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技术和工艺学——122、146。
家庭工业——170、262、422。
家庭和婚姻
——概述——203、273、288、289、342。
——家庭是社会结合的最初形式——103。
——原始的家庭——187、766。
——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和婚姻——209—210、273、277、280、336。
——机器生产和工人家庭——292。
镓——539—540。
假说
——概述——61、68、92—93、556—557、567、582。
——假说和辩证法——567—568、592、596。
——假设是一种研究方法——318、321。
——天文学上的假说——61、502、556—557。
——物理学上的假说——68、92—93、592—594。
——化学上的假说——92—93、556—557、582。
——生物学上的假说——93、582。
——康德的两个天才假说——502。
价格
——价格和价值——196、198—201、213—215、317。
——平均价格——262、421。
——市场价格——199。
——垄断价格——198、199、201。
——劳动力价格——230。
——价格和货币量——251—252、407、408。
价值
——概述——132、136、196—216、244—245、251—254、327—330、391、397、398、407—408、412。
——价值的概念和定义——196—197、200—202、204—205、206—210、245、325—330、397、398。
——价值量——197、204、244、262、397、421。
——价值和价格——见价格。
——价值和使用价值——197、213—214、324—325。
——价值和工资——见工资。
——价值和劳动力——197、203—205。
价值规律
——概述—111、224、289、330、374、397。
——作为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171、289、330。
——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224、330。
简单的和复杂的——525、541、546、614、657—658。
建筑学——466。
降神术——506—517。
交换
——概述——110—111、171、215、239—240、323—324。
——交换和生产——99、154—161、171、284、286—287、289、293、296、361、771。
——产品的直接交换——324、326—327、329—330。
——交换和货币的产生——155、325、328—329。
——商品交换规律——154—105。158、160—161、215、289。
——交换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的唯一形式——289—290。
——交换和分配——155—158。
——国际交换——110—111。
——杜林的交换观——161、316、317。
交通、交通工具——296、374、485、766。
交易所——154、296。
胶液原生物——77、84、354、356。
教会——264、272、423、425、426、461—462、466。
教育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教育和劳动——211、299、310—312、340。
——综合技术教育——310、314、340。
——空想社会主义者论未来社会的教育——278、310、340。
——对杜林的教育观的批判——336、341。
阶级
——概述——19—21、28—30、98—99、155—156、163、187、274、288、291、297—300、310、770。
——阶级的产生——29、165—166、187—191、298—299、770—771。
——阶级是经济关系的产物——29、99、154—155、284、771。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20、157、165、166、187、190、297、302、310。
——阶级对立——见对立。
——阶级意识——300。
——阶级的消灭——21、100、112—113、121、165—166、297、299、360、770。
阶级斗争
——概述——28—29、275、283、465、756、770。
——阶级斗争和经济关系——28—30。
——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28—30、756。
——阶级斗争和革命——274、770。
——阶级斗争和军事组织——175—182。
节约——141、292。
解剖学
——解剖学的历史——463、468、474、485、525、553。
——比较解剖学——337—338、463、474、485、525、553。
——人体解剖学——485、553。
金和银——见贵金属。
进步
——无限的进步是发展——572—573。
——历史上的进步表现为现存事物的否定——362—363、541。
——人类、历史、社会的进步——15、26、40、122、298、465—466、541、576—577。
——进步和退步、前进和后退、进化和退化——25—26、147—148、576、755。
——科学的进步——14—16、122、470、522—527、769。
进化论——见达尔文、达尔文的进化论。
经济公社（杜林的）
——对它的资产阶级本质的批判——139—140、148、208—209、210、304—307、316—324、330—331、335—343、374—375、372—373。
经济关系——28—30、99、104、191—192、274、335、361。
经济规律
——概述——74、111、154—159、191、215、224、289、294、330、371、374、377—378。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165、289。
——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154—155、159。
——经济规律的强制性质——224、289、291—293。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154—155、157。
——一般经济规律和特殊经济规律——155、289—290。
经济和政治
——概述——110—112、160—161、167—174、181—182、191—192、202—203、226—228、274—275、284、367—372。
——政治现象的经济基础——110—111、156、168、182、191—192、203、226—228、274—275、284、298—299、369、371—372。
——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156、172、191—192、370。
——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275、298—299。
——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284。
——杜林的政治观——168、169—174、179—183、191—193、225—227。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29、94、442。
经济危机
——概述——172、292—296、299—300、302—304、315、328、479、772。
——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和不可避免性——291—295、299—300、302—303、328、335、479、756、772。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和进程——172、293、296、299、479、772。
——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172、293—295、299—300、302—303、375、452。
——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172、299—300、304、312、451—452。
——1825年经济危机——293。
——1877年经济危机——293。
——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294、312、479。
——杜林对危机的解释——302。
经验
——概述——14—17、41—42、91、347、361、363、475、499、503、504—505、515—517、555、564、574、585、586、592、639、770。
——一切观念都来自经验、都是现实的反映——347。
——经验是认识的来源、它决定认识的内容和形式——638—639。
——经验与知识、科学和理论——16—17、40—43、91—92、347—348、361—363、475、503—505、530、555、564、586、592、639。
——单凭观察所得的经验，是决不能充分证明必然性的——556。
——蔑视理论的经验导致神秘主义——516—517。
经验主义——17、481、506、516、531、558、684。
经院哲学家——602。
晶体学——283、579。
精神、精神的
——精神和现实世界、物质世界——40、352—353、462、463—464、483—484、503、525、558、639—640、769。
——人的精神是有机物质的最高产物——462、464、467、484、525。
——精神发展——14、26、203、299、311、462、467、525、768。
——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768。
——关于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肉体之间的对立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769—770。
竞争
——概述——222—227、233、290—291、300、306、479。
——竞争的规律——224、289、452。
——竞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224—225、284—285、289—290、452。
——自由竞争——29、155—156、285、479。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225、290—291、444。
——竞争和利润——235—237。
——竞争和垄断——449—450。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290—291。
静和动——60、64、66、69。
静力学
——概述——578、614、622。
——静力学和动力学——见动力学。
静止——见运动。
旧事物和新事物
——在生产发展中——156、286、289、365。
——旧传统对科学的阻碍作用——473。
居民——见人口（居民）。
具体的——见抽象、抽象的和具体的。
聚集状态——15、49、68—69、96、133、468、477、535—537、553、594—595、596。
决定论—550—553。
掘地派——见平等派。
军队
——军队作为暴力工具——174—182、373。
——军队对经济条件的依存——175—176、180—182。
——民军制——385。
——征兵制——177—178、385。
——普遍义务兵役制——179、366—367、385。
军国主义
——军国主义的经济根源——181—182。
——军国主义的军备竟赛——178—179、181—182。
——军国主义将由于自身发展的辩证法而灭亡——179、182。
军事
——概述——136、555。
——军事的物质前提——175—177、180—182、373—374、380—386。
——军事和社会经济的发展——175、179—180、373—374。
——全民武装的革命制度——177、383、385。
——纵队和散兵战——176—180、382—386。
——军事和步兵武器——175—179。
君主制、君主国、君主政体——176、461、465。
K
开普勒定律——14、462、468。
凯尔特人——170、188、334、368。
康德·康德主义
——康德和德国古典哲学——26、501、502。
——康德和唯心主义——569。
——康德和辩证法——15、26、53、61—62、277、463—464、474—475、502、543、591、593。
——“自在之物”（不可知论）——67、501、568—569。
——康德和自然科学——15、26、60—62、277、463、470—472、473—475、502、591、593、662—667。
科学
——概述——8—9、39—40、61—62、190、475、493、497、502—503、540、550—551、569—571、576、580、718、766、769、771。
——科学的任务—28、39、503、550、571、584。
——科学的历史——23、94—96、461—464、485—486、531。
——科学和生产——见生产。
——科学和分工——190—191、299、473、766。
——科学和社会制度——94、159、189—191。
——科学和宗教——467、470、532—533。
——科学和哲学——见哲学。
——科学和辩证法——457、498—505、521—522、528。
——科学发现——461—462、467、485—486、524—526、566—567。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00。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科学——121、141、146、191、299、314、480。
科学分类
——概述——28、92—95、457—458、463、498—499、502、580—586、589。
——科学的三个类别——92—95。
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
——概述——19、166、179、191、213、315。
——它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11、14、19、28—30、437。
——是历史发展合乎规律的结果——19、191、284—285、301。
——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285、301。
——它的现实基础和理论基础——22—30、158、213—216、289。
——它的国际性质、它的思想的传播——18、165—166。
可分性
——概述——521—522、537、609—610、640。
——可分性的界限——537、610。
——物质的可分性和连续性——见物质。
可能性和现实性
——概述——291、292、298、313—314、328、474、479—481、539、592、605、649—650。
——自然界中的可能性和现实性——481—482、539—540、591—592、611—612。
——社会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92、121、298、300、313—314、479、769。
——社会全体成员全面发展的可能性——300。
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180。
客观的和主观的
——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506、522、541、574—575、599—603、638—641。
——客观规律和主观想象——165。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521、541。
——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对客观规律的掌握和运用——301。
肯定和否定——24—25、362—363、541—542、597—600、608—609。
空间和时间
——概述——56—57、462、483—484、574—575。
——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54、56—57、481、574—577、610。
——空间、时间和运动——49—55、56—60、480—481、483—484、574—576、640。
——空间的三维性——54、514—517、591。
——空间形式和空间关系是数学的对象——41—44、640。
——时间概念和现实的时间——56—57。
——自然界在时间上的发展——14、28、61、462、469—474、576—577。
空气——488—490、724。
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
——它的实质和历史意义——14、21—22、29、35、157、274、279—283、310—311、336、440、443。
——它的前提和根据——20—21、29、274。
——它的历史局限性——29—30、274、282—283。
——杜林论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3435、210、281—282。
恐怖时代（法国）—272—274。
矿物学——463、468。
魁奈《经济表》——17、258—268、415—427。
昆虫——549、564、749、753。
L
拉马克主义—79、80、463、475、545。
劳动
——概述——94、190—191、209、237、299、311、375。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458、464、478—479、759—768。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759。
——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311、759。
——手是劳动的产物——761。
——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478、765。
——劳动和自然界——464、478、759、762、767—772。
——人通过劳动支配自然界——768。
——劳动和自然界在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759。
——劳动是价值的源泉——111、201、209、214、324、328—330。
——劳动是一切价值的尺度——201、206—207、209—210、214、329—330。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111、201、206—207、324—325。
——简单劳动和复合劳动——206—211。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163、215、218—219、229—230、270。
——奴隶劳动——169、190、365。徭役劳动——369。
——雇佣劳动——见雇佣劳动。
——社会必要劳动——111、200—202、209、324—325。
——劳动变换是大工业的需要、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312。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及其消灭——191、210—211、309—311。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138—141、191、210—211、311、327—328、340、480。
——生产劳动从一种负担变成—种快乐——311。
劳动产品
——概述——171、203—205、215、219、286—290、293、297—300、327—330。
——古代社会中的劳动产品——326—327。
——中世纪社会中的劳动产品——287、289—290。
——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171、286、324—325、327—328。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劳动产品——324—325、451—452。
——工人自己的产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171—172、202—204、292、297、311。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产品——138—139、210。
劳动工具
——劳动工具的出现是特有的人类活动的开始——478、760—761、764—765。
——劳动工具和人手——478、760—761。
——工具的发明——671、760—761、764—765。
劳动力
——概述——189、207、214、288。
——劳动力作为商品——30、111、170—171、207—208、214—216、328、330。
——劳动力的价值——30、189、210、214、328、330。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214、330。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312。
——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解放——210。
——共产主义条件下对劳动力的保护——328。
劳动生产率—190、191、203、232。
劳动时间
——概述——111、191、197、201、208—209、214、218、311、324—325、328、329。
——作为价值的尺度——111、201、209、214、242、324—320、328、397、533。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163、202—203、214、324—325。
——和自由时间——191、311。
——和机器——292。
——共产主义条件下劳动时间的缩短——191、311。
劳役——见徭役、劳役。
类比
——概述——539、614、639、643—644。
——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之间的类比——223—224、326—331、575—577。
——历史上的类比——383—384。
——辩证法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类比，从而提供说明方法——499。
黎凡特——110。
里昂起义（1831年）——28。
理论和实践
——概述——19、335、485—486、493、548—549、554—556、567—568、644、671—673。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实践的反映——19、21、29、41、93—95、112—113、234—235、274、334—335、485—486、569—570、770—77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550—556。
——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268、427、498—499。
——理论和经验——498—499、506、515—517、524、530、555—556、562。
——理论思维的重要性——499—500、516—517、518—524、528—530。
——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499。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00。
——理论的历史制约性——274、498—499。
——新的理论必须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19、437、498—499。
理性
——概述——21—22、272—274、283、558。
——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556。
——知性和理性——19—20、22、272、558。
——永恒的理性——159、272。
——理性国家——21、272、276。
力
——概述——57—58、63—65、69、473、483、524。
——力是运动的主动方面——64—65、599、614。
——力是以力的表现来量度的——64—65、614、617。
——力是运动的转移，而不是运动的产生——616。
——对力这个概念的评析——14、483、590—596、598—606、611—617。
——切线力——470、593、657。
——力和外来的推动——63。
力学
——概述——59—60、66、71、92、457、463、485、524、50—78、606、620、625、632、649、657、668—670。
——力学是关于天体和地球上的物体运动的科学——71、458、521、537、580、582、589、600。
——力学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468、580、582、589。
——力学是简单的位置变动的理论——578、589。
——地球上的力学——71、468、521、537、576、580、589、594—596、600、603、640、643。
——天体力学——14、71、458、468、537、573、580、588、589、600、643。
——理论力学、纯粹力学——594—595。
——固体力学、液体力学、气体力学——468、524、653。
——数学与力学——14、468、485、602、612、620、622、623、630。
——力学和生产——485—486。
——力学史——14、457、462、485—486、493、521、524、578、589。
力学的热理论
——概述——59—61、65—69、463、499、504—505、566—567、570、666—667、673、756—757。
——为能量守恒和转化原理提供新论据——499、524。
历史
——概述——38、99、146、358—361、576、579。
——自然史——见自然、自然界。
——人类史、社会史——12—13、23、25—28、38、91、94、96、98、121—122、141—142、187、203、234、335、463—464、469、479、485、486、523、534—535、540、541—542、577、671、760—761。
——自然界和社会是历史发展的两个阶段——534。
——历史的规律性、历史发展的客观性质——26—27、191—192。
——历史的发展（历史过程、历史的进程、历史运动）——26、99、120—122、480、541—542。
——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9、443。
——历史中的对立统一和斗争规律——361—363、541—542。
——历史中的否定的否定规律——146、149、363。
——历史中的量转化为质的规律——540。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21—22、461、465—467。
——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104、148、156、162、170—176、188—193、226—227、366—374。
——思维的历史——13—14、16、17、478—479、498—499、525、528、558—559。
——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301。
历史（作为科学）——23、28、94、528。
历史的和逻辑的——508—559。
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它的创始人——11、29—30。
——它的本质和一般原理——12—13、27—30、284、348、360—361。
——和辩证法——12—13、27—30、149、518—521、638—639。
——和唯心主义历史观——27、29、167—168、360—361。
——和科学社会主义——28—30、284—285。
——自然主义历史观——556。
——傅立叶的历史观——277。
——杜林的历史观——121—122。
历史主义——113、120—121、154—155、159、218—220、357—361、370。
立陶宛人——334。
利率——见利息率（利率）。
利润
——概述——219、222、225—228、771。
——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204—205、219、221—227、229。
——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调节者——168、771—772。
——资本的利润——204—205、221—222、225—227、233—237。
——企业利润——226—227。
——商业利润——222。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234—238。
——庸俗经济学中的利润——202。
利润率——222、253、408。
利息——219—224、248—249、252—253、402—404、408—412、426。
利息率（利率）——248、253—254、403—411。
利益
——概述——21、29、187—188。
——资产阶级社会中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的对立——370。
——无产阶级利益——21、28—29、100。
连续性和非连续性——521—522、583、609、644。
联系
——概述——473、497、522、616、725、761。
——世界是—个联系的整体——23、27、351、526、572、590。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现象和过程的普遍联系——23—28、37—42、351、457—458、499、501—504、524、527、553—556、579—582、590、592、767。
——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24、25、283、473、553—554、590、591—592。
——自然界本身中存在着各门科学的联系——499、524、526、579—582、583。
——理论思维对认识自然现象之间的联系的必要性——516、522、571。
——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22—29、457、499、534、540、653。
——黑格尔辩证法中一切真实的联系都是颠倒的——504。
炼金术——283、468、485。
两极性——16、25、96、457、521、543、545、592、596。
两栖动物——542、751。
量——见质和量。
量度——见运动的量度，关节点。
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48—49、132—136、457、534—540、578、579、584、586—587。
灵魂
——概述——458、488—490、600、741。
——灵魂不死——507、741。
——灵魂和肉体——769。
流电现象、电流——520、596、629、674。
流体静力学——578、583。
流星、陨石——477、571、643。
垄断——141、163、198—199、202、218、299。
颅相学——507—509。
罗马教皇——352、516、533。
逻辑
——概述——28、78、95—96、142—143、499、528—529、534、542、567—568。
——逻辑范畴——38、96、151、521—522。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542—543、560。
——逻辑和辩证法——见辩证法。
——逻辑和数学——42—43、142—143、351、521—522。
逻辑的——见历史的和逻辑的。
落体定律—603、618、619、640、657。
M
马尔克·马尔克公社——见公社。
马尔萨斯主义——72—74、80、755。
马克思主义
——概述——10—13、16—17、30、496。
——它的形成和发展——11、29—30。
——它的理论来源——14、19、29。
——它的组成部分—11—13、29—30、154—155、157—158、272。
——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上的反映——291、298。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11、17—18、165—166。
马克思主义哲学
——概述——10—17、22—30、146—147、362—363。
——它的实质——13、27—28、146—147、362—363。
——它的对象——15—16、26—28、39—40、146—147、348—351、528、534、639。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11、146—147。
——作为哲学思想的最高成就——11—17、146—147、362—363、501—504。
——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22—30、36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它的研究对象——154—159、239、324、375—376。
——和唯物主义历史观——29—30。
——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29—30、213—215。
蛮族——见野蛮人、蛮族。
矛盾
——矛盾的客观性质——27、51、53—56、66—67、92、125—129、145、285、361—362、364、472—473、521、643、644。
——矛盾和辩证法——67、125—127、148、363。
——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457。
——矛盾的发展和解决——40、55—56、96、127、128、137、276—277、292—293、294、365、521。
——自然界的矛盾——73—74、126—128。
——社会的矛盾——166、283、286—288、291、293—294、313。
——思维的矛盾——40、91—92、127—128、361—362。
——杜林的矛盾观——67、127。
贸易——见商业（贸易）。
贸易自由——见自由贸易（贸易自由）。
美国
——概述——116、117、176、506。
——宪法——112。
——奴隶制——110、112、169、185—186、365、375—376。
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年）——176、382。
民主、民主制
——古希腊罗马的民主——358。
——资产阶级的民主——20、179。
——无产阶级的民主——179、297—298。
民族——99、104、110、146、338、465、485、766。
摩擦（物理学上的）
——概述——562、625、626、667。
——摩擦和碰撞——578、581、624、630、666、668、669。
——摩擦生火——121、562、668、671—672。
——潮汐摩擦——662—667。
——摩擦生电——680、735、736。
摩尔人——192。
目的和手段
——概述——71、76—77、148、168、273—274、284、297、353、478—479、544。
——目的概念不适用于有机自然界——71、76、544。
——人们活动的目的和结果——121、478—479、766—772。
——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目的和手段——273—274、284、296—297、444—445。
——康德和黑格尔的“内在目的”——71、544—545。
目的论——71、76—77、352、463、470、543—544、557、585—586。
N
拿破仑战争——105、136、177、226、272、384—385。
南美肺鱼——474、561。
内聚力——609、730。
内容和形式——19、41—43、499、611、638—639。
内在的和外在的
——内在是本质、外在是现象——224、488—489、545、560、562、567、568。
——它们的辩证关系——127—128、171、224。
——在发展过程中内在转变为外在——328。
——和认识——571—572、615—616。
——人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27、40、41、119—121、348、767、769。
能（能量）
——概述——68—69、458、524、666—667、729。
——能即运动——15—16、524、535、592、594—600、629、729。
——能和力——524、590、595、597—606、614—617、678—679、725—726。
——能是排斥的另一种表现——588、594—600、605。
——能的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729—730。
——在地球上起作用的全部能量，都是由太阳热转化来的——613。
——由于热的机械当量的发现而使能的转化得到证实——524、570。
——化学能——458、524、681—684、693、727。
——动能——16、618—628、663、667。
——位能——16、537、627、628、629、665—668。
——电能——524、674—727、
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15—16、57、499、524、551、570、590、592、598—599、613、677、704—706、725—726、729。
尼德兰语——545。
农民
——概述——461、465。
——中世纪的农民——113、185—186、285、286、289、368、375—376、461。
——农民和奴隶劳动——169、185。
——自由农——185、285、376。
——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179、288。
——对农民的剥夺——288。
——农民和大土地占有制——185、186。
农奴、依附农、徭役农民——105、155、172、186、376。
农奴制、依附农制——105、112、186、228、298、367—368、375
农业——146、155、183、187—189、192、236、237、285、310、314、421—422、425—426、427、485、766。
农艺学——186。
奴隶、奴隶制
——概述——109、112、163、169—170、189—191、195、228、288、367、376、770。
——奴隶制的产生和发展——169—170、189—191。
——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169、189—190、297—298、365。
——古代的奴隶制——189—190。
——古希腊的奴隶制——109、169、189—190、358、365。
——古罗马的奴隶制——109、169、189—190、358、365、376。
——古代东方的家奴制——365—366。
——美国的奴隶制——110、112、163、169、185—186、365、376。
——奴隶和奴隶主的对立——155、190—191、195。
——自由民和奴隶的对立——109—110。
奴役——104—105、112、114—115、183—191。
诺曼底——262、421。
O
欧文、欧文主义
——概述——21、35、157、209、278—281、310—311。
——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278—282、310—311、336、340。
——模范移民区——278—282、310。
欧洲——28、110、179、184—186、380、422、461、465—466、486、492、494、769—771。
偶然性——见必然性和偶然性。
P
爬行动物——542、610。
排斥
——概述——491、588、608—609、612、730、738。
——热是排斥的一种形式——593—594、596、599—600、605、609。
——排斥和吸引——见吸引和排斥
判断
——判断是思维运动的形式——560—563。
——判断的分类——560—563。
胚胎——546。
胚胎学
——概述——338、463、474、524、525、553、559。
——胚胎学的对象——79。
——胚胎学的历史——79、338、463、474—475、524—525、553。
——胚胎学和古生物学——79、474—475、523、524—525、768。
膨胀——见收缩和膨胀。
碰撞——见摩擦。
平等
——平等是历史的产物——108—113。
——平等的阶级性质——108—113。
——平等观念的发展——108—113、357—360。
——资产阶级的平等——20、108、113、358—359。
——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21、109、112—113、358—359。
——平等权利——105、109—112。
——妇女的平等权利——109、276。
——平等和不平等——见不平等。
平等派——21。
平衡
——概述——64—67、352、482、537、578、611—612、660、729。
——平衡和运动——59、64—67、352、482、491、537、578、611—612、616、620—624、629—630、663—664。
——一切平衡都是相对的和暂时的——612。
破产——293。
普奥战争（1866年）——178。
普遍——见个别、特殊和普遍（一般）。
普遍义务兵役制——见军队。
普法战争（1870—1871年）——178—179、385。
普鲁士——42、105、116—118、178、179、385—386、627。
Q
骑兵——136、176、381。
启蒙运动、启蒙学者
——启蒙时代、启蒙学者——19—21、158—159、273、276、278、440、732。
——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19—21、158—159、272—273、278、518。
——德国启蒙运动——153、193—194、518。
气候
——概述——469、471、478。556、754、766。
——气候与人类生存——478、556、766。
——气候与植物和动物的生存——469、754。
——气候的历史性质——471、478、556。
——气候学——463、468。
气体
——概述——15、96—97、326、593、609、615、661、709—710、730、731。
——气体力学——468、524、653。
——气体动力学——15、609、633、731。
——气体静力学——583。
——气团、气环——593、605。
——气体的膨胀力——292、
气味——572、763。
气象学——477、486、569—570、740。
氢——41、86、135、292、326。
曲线——见直线和曲线。
R
燃素、燃素说——468、504—505。
热
——概述——67—69、71、81、329、476、481—482、504—505、553—555、578、588、608—609、612、614—615、666—667、669—673、707—714、735。
——热是物质的运动形式——15—16、64、71、352、474、476、481、504、524、535—536、553—554、562、578、581、596、598、599、604—605、612—615、666、668、678—681、728、729。
——热是排斥的一种形式——见排斥。
——机械运动和热的相互转化——见机械运动。
——热的机械当量——见当量。
——关于热是特殊的没有重量的物质（热素）的观点、热素说——14、504—505、529、567、673、677、678。
——潜热、受束缚的热——67—68。
——辐射热、热的放射——524、594、599、605、642、657、666、667、729。
——宇宙热寂假说——480、482、484、729。
热力学——566。
热素——14、504、529、567、678。
人、个体、个人
——概述——37—38、73—74、82、138、308、478—480、488、541、542、552—553、565、571。
——人的起源——106、121、441、442、470、541、671、759—768。
——人起源于猿——371、478、759、765。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458、464、478—479、759—772。
——人和动物——16、73、91、106、121—122、147、187、190、203、291、300、371、464、478—479、556、558、756、767—768。
——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106、122、187、190、203、300、464、477—479、759—768。
——人的活动——464、478—480、555—556、600、602、755—756。
——人通过活动改变自身——555—556、763—765。
——人的活动对人的思维的影响——478、555—556、766—767。
——人的需要——42、297、324、479、762、766。
——人和自然界——见人与自然界。
——人和社会——94、108—110、296—298、299—301、310—311、313—315、326—328、329—330、332—336、761—765、766、769—772。
——人和生产——158、210、289—290、296—300、308—309、311—312、478—479、756。
——人和国家——94、109、187—188、190、371。
——人和法——94、109—113、190。
——人和道德——97—100、106—107。
——人和宗教——106—107、110、334—335、766。
——人和科学——40—42、94、190。
——人和自由——119—121、299—301、311、335、336、453。
——人和历史——91—92、300—301、348、479—480、523。
——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21—22、461、465—467。
——人的发展——147、158、210、276—279、291、300、308—314、339—340、478—479、525、558、759—772。
——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311。
——共产主义条件下人的全面发展——158、210、301、310—313、339—340。
人口（居民）
——概述——186、191、233、310。
——有机界中的人口规律——74。
——人口密度的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因素——188。
人类学——486。
人脑
——人脑的发展——478、484、525、544、562、753、763、765。
——劳动和语言是猿脑逐渐地过渡到人脑的主要推动力——763。
——人脑和感觉器官——763。
——人脑和思维——38—39、352、362、484、525、527、554、584、611、763、765。
——人脑和劳动——763、766。
人权
——概述——20、110、112。
——人权的历史性质——107——113。
——资产阶级人权观念的阶级局限性——20、107—112。
——美国的宪法最先承认了人权、同时确认了存在于美国的有色人种奴隶制——112。
人与自然界
——概述——37—39、121、184、187、297、300、334、348、352、441—442、453、474—475、478—479、483、555—556、558、569—570、576、642、671、674、756、759—762、766—770。
——自然界作用于人，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生存条件——478—479、556。
——人和动物在与自然界关系上的本质区别——767。
——人在怎样的程度上学会改变自然界，人的智力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发展起来——556。
——人对自然力的利用和支配——121、184、187、300、478—479、671、674、762、768—769。
——人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769。
——人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768。
——人的生产活动在自然方面造成的影响——769、771—772。
——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769。
——在未来新社会中，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300。
认识
——概述——69、100、335、559—563、571—575、769。
——认识的对象——92—95、504、559—560、567—569、574—575。
——世界的可知性——90—92、128、553—560、567—568、569—577。
——认识的器官、工具和手段——69、91、559—560、571—575。
——认识的辩证性质——27—28、39—40、69、90—98、128、326、351、458、497—498、560、567—577。
——认识的历史发展——27—28、40、91—92、95—96、100、128、523—526、559—562、567—568、601—602、769。
——认识和实践——19、21、29、41、93—95、112—113、234—235、268、274、334—335、427、485—486、493、498—499、554—556、567—568、569—570、671—673、770—771。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120—121。
日耳曼、日耳曼人（古代的）——110、170、334、368。
肉类食物（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765。
蠕形动物（蠕虫）——543、564、749、752。
S
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105、193。
森林——767、769、771。
善和恶——98。
商品
——概述——170—171、206—209、212—210、254、286—287、289—290、325—329、412。
——商品的定义——206—207、325。
——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200—201、206—209、239—240、324—326、391。
——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324—325。
——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条件——170—171、285—286、288—289、324—325。
——商品的历史暂时性质——300、326—327。
商品流通——161、171、212、263、266、294、423。
商品生产
——概述——171、241、288——290、300、324——330、372、388、392、424。
——资本主义以前各社会形态中的简单的商品生产——170—171、286—290、324—325。
——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的发展——171—172、214—215、286—291、328—330、372。
——商品生产的规律——171、289、291、330、372。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的规律——324—325、327—328、330。
——和社会分工——170、239—241、286—287、388—392。
——商品生产的历史暂时性质——299、300、326、327。
商人资本、商业资本——212、287。
商业（贸易）
——概述——110—111、172、250—251、273、293、406、407、410—411、413、493、766。
——商业和生产发展——172。
——商业利润——222—224。
——商业中的欺诈——273。
——对外贸易、世界贸易——110、111、153、174、216、466。
——自由贸易——见自由贸易（贸易自由）。
熵——729。
上层建筑——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上帝、神
——概述——39、46—47、57、65—66、91、110、152、358、361、470、482、487、507、532、550—551、557。
——神的概念的产生和实质——334。
——上帝和第一推动——26、57、66、469—471、532、657。
——自然科学在破除对神的信仰中的作用——525—528、532—533。
社会
——概述——1920、42、94、101—103、108—111、122、134、149、187—189、191、296—301、308、310—311、313、322—323、348、764—766。
——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94、111、141、156、298、300、360、464、556。
——社会和自然界——73—74、134、149、291、296—297、300—301、334、348、534、540、750—756、762、764。
——社会和阶级——100、156—157、187、190、195、218、277—278、284、297、298—299。
——社会和人、个体——见人、个体、个人。
——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311。
——社会的发展。进步——94、100、122、149、191、192、203、276—277、284—285、299、323、361、362、534、540、639、765—766。
——社会规律——见社会规律。
——社会和辩证法规律——13、23、26—27、133—134、141—142、146—149、362—363、534—535、540、639。
——奴隶占有制社会——169、365。
——封建社会——110—112、284—285、289—290。
——资产阶级社会——见资产阶级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人的社会——100、121、300—301、480。
社会关系——20、94、102—104、159、298、360。
社会规律
——概述——27、149、159、193、296、300—301、534、540、755。
——社会规律的客观性质——42。
——社会规律起作用的方式和特点——289、296、300—301。
——共产主义条件下对社会规律的自觉运用——121、297、300—301、335。
社会化
——劳动社会化——140。
——生产力社会化——311。
——生产资料社会化——141、296—300、335。
社会劳动组织
——概述——285—286、311。
——大工业是社会化劳动的组织形式——285—286、292—294、311—313。
——劳动和生产资料的集中和社会化——138、140—141、158、203、294—300。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组织——138、141、157、191、311、480、
社会契约——20、148、272。
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
——个人、阶级、社会生存的物质条件——94、156、300、360、464、556。
——是历史科学研究对象——94。
——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物质条件、前提——见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203—204、426。
社会主义（理论和流派）
——概述——19、22、28—30、33、301、302、518、522、542。
——社会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29—30、284—285、362。
——社会主义和剩余价值理论——30、213。
——科学社会主义——见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共产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301。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22、29—30、213、220、440、443。
——自发的工人社会主义——210。
——空想社会主义——见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
——折中的社会主义——22。
——杜林的假社会主义——202、208、210、281—283、301、310—311、314—315、322、335—336、497。
社会主义革命——见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神——见上帝、神。
神话学——334。
神经系统——85、94、123、478、566、768。
神秘主义—513—516。
神圣同盟——10。
神学——470、551、697。
生产
——概述——29、146、478—480、493、770—771。
——生产和自然界——478—479、768——769。
——生产和人、个人——158、209、288—289、297、300—301、308—309、311—313、478—480、756。
——生产和社会——29—30、158、284、288—289、296—297、361、479—480、769—772。
——生产和所有制、财产关系——140—141、146、170—172、285、286—288、295—298。
——生产和需要——251、285—286、289、297、312、326—328、406、479。
——生产和分配——155—158、169、196、209—210、284、480、756。
——生产和交换——99、154—161、171、284、286—287、289、293、296、361、771。
——生产和消费——204、289、292、299、302—304、451。
——生产和科学——140—141、146、189—190、275、299、314、340、485—486、493。
——生产的发展——140—141、146、154—159、169—173、175、187—189、210、283—286、291—294、296—300、308、314、328、365、378、493—495。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146、158、210、296—300、311—315、479、770—771。
生产方式
——概述——30、131、141、169、172、215、273、284—296、311、314、315、326、365、369、770。
——生产方式的发展——156—157、277、284、288—291。
——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冲突——283—285、293—294。
——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矛盾——156—157、284、293。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的变革和革命——273、286、294、300、314、315、770—771。
生产费用——202、224—225。
生产关系
——概述——29、161、284、368。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140—141、283。
——封建的生产关系——157。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157—158、277、285、770—771。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165—166、273—274、284—288、290—291、292—298。
生产力
——概述——121、158、166、173、180、188、190、273、274、279、283、285、294—297、299—300、311、314、371、756。
——生产力的社会性质——286、293—296。
——生产力的发展——180、188、191、273—274、283、286、299、311。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158、165—166、173、273—274、277、279、286、292—300、311、756。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的桎梏——284—285、292—296、299。
——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物质前提——121、273—274、283、294、299—301、311、314、756。
生产资料
——概述——137—138、169—170、172、285—286、306、315、318、322、335、423。
——生产资料的生产——137—138、203、218、335。
——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140、217—219、294。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社会性质——140、285—288、295、297。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积聚和集中——140、285—288、330。
——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对生产者的支配——308—309、315。
——生产资料的垄断和剩余劳动——163。
——生产资料的节约——141、292。
——生产资料的浪费——311。
——和经济危机——293—295。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137—141、296—300、311、313—315、327、335。
生产资料所有制
——土地公有制——94、137、146、155、169、170、184。
——土地私有制——146、170、183、186。
——封建的土地所有制——163、195。
——生产资料私有制——99、109、138—142、163—166、170—172、217—218。
——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138—142、171。
——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138—142、146、163、217—218、234—235、285—287。
——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国家所有制——295—297。
——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138—141、296—300、327。
——杜林的经济公社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305—306、316、322。
生存斗争
——概述——72—74、80、479、522、754—756。
——自然界中的生存斗争——72—74、80、152、291、479、754—756。
——阶级社会中的生存斗争——290、291、298、301、366、479、755—756。
——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批判—458、479、518、522、754—756、757。
——杜林所说的生存斗争——74—75。
生活资料——163、166、203、263、267、322、421—426。
生理学
——概述——25、85、123、463、486、521、525、547、582、583、617、751、756、757—758。
——生理学的历史——468、474、475、485—486、524—525。
生命
——概述——71、81—82、85—88、356、462、480—484、541、545、547、579、582、584、611、616、752—753。
——生命的起源和发展——78、79、81—84、127—128、35—357、462—464、475、477—478、480、483—484、524—527、546—547、579、612、740、743—748。
——人是有机生命发展的最高产物——352、483、525。
——生命是物质的运动形式——71、127—128、352、481—484、536、553、563、589、611、616、740、745—748。
——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86—87、356、563、746。
——蛋白质是生命的载体——见蛋白质（原生质）、蛋白体。
——生命过程中的新陈代谢——25、86—88、128、356、547、747。
——生命和死亡——25、87、128、480、483—484、547、662。
——“永恒生命”的假说——742、747。
生物学
——概述——81、88、93—94、152、338、524、532、570、583、585、606、654、744。
——生物学是蛋白质的化学——71、583。
——生物学的对象——78、86—88、93—94。
——生物学中的辩证法——15—16、457—458、474、475、501、524、525、540、541—543。
——生物学中的比较方法——474、525。
——生物学的历史——14—16、93—94、338、462—464、468—469、474—475、524—525、553。
——种的概念对生物学的意义——553。
声——578、596。
圣经——77、506、671、732。
圣西门、圣西门主义——21、27、34、209、273—275、281、336、446、580。
剩余产品——203、215—216、218、224—225、229—230、236—237、416、422、425。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一个伟大发现——30、205、212—215、219、229—230、270。
——剩余价值的产生——30、132、212—215、221—231。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目的——30、132、215、771。
——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和手段——132、134、212—215、221—222、229—230。
——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30、132。
——剩余价值的的转化形式——219、221—231。
——和剩余劳动——204、215、218、229—230。
——和剩余产品——203—204、215、218、223—225、229。
——和竞争——225、226—227。
——和工资——203—204、227—231。
剩余劳动——163、215、218—219、229、270。
诗歌——9、338、466。
16世纪意大利哲学——461、467。
17世纪英国哲学——22—24、501—502。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21、165、173。
17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290。
18世纪法国哲学——19—23、272。
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概述——21、109、113、115、122、165、173、180、272—274、277、358、367、382—383。
——性质、任务——173、272、274、445—447。
——历史意义——113、173。
——雅各宾专政——199、272—274、445—447。
——督政府——272、446。
什一税——264、423。
石器时代——94。
时代——29、373、461、462、465—466、542、568。
时间——见空间和时间
实践—见理论和实践。
实体——487、491、559。
实验
——概述——486、555、558、564、716—718。757。
——实验和实践——555。
——实验和理论——504—505、517。
——在人类活动中、在实验中证明必然性——556。
始祖鸟——474、542。
世界
——概述——40—42、51—58、347—351、469、729。
——世界是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39—41、351。
——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47、352。
——现实世界——38、39、41、45、503、575、638。
——物质世界——55、352。
——客观世界——506、638、640。
——客观世界和主观意识——见客观的和主观的。
——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即自然界和历史的各种运动形式的反映——521。
世界观
——概述——142、146—147、475、501—502、526。
——唯物主义世界观——146—147、490、526。
——唯心主义世界观——27、38、360、503、521、526、532—533、767。
——形而上学世界观——469—471、542—543、548—549。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科学世界观的创立者——11。
市场
——概述——212—214、290、328、392。
——商品市场——30、212、241、286、290、293、304、328。
——劳动市场——30、212、328。
——货币市场——212。
——世界市场199、216、290、322。
适应
——概述——464、473、541、761。
——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75—77、354—355。
——遗传和适应的相互作用——73、75—77、355、541、754。
收缩和膨胀——591、615。
手
——猿的手和人的手——478、760—763。
——手是劳动的器官和产物——761。
——手与人类文明——761、766。
手段——见目的和手段。
手工业
——概述——169、172—173、285—287、289、290、466、485、766。
——中世纪的手工业——110—111、155、173、285—287、289、466。
——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过渡——110—111、172—173、238、289—290、309、387、466。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手工业——277、290。
狩猎业——765、766。
属性（物质的）——484、589。
数、数量
——概述——40—41、42、468、489、491、639—644、645、649—651。
——数的概念是现实的反映——40—42。
——自然界中数量的原型——638—644。
——正数和负数——128、651。
——实数和虚数——41、516。
——常数和变数——41、92—93、129、142—143、303。
——变数是数学中的转折点——92—93、645。
——常数数学和变数数学——92—93、129、142—143。
——数列——54—55。
——毕达哥拉斯的数——489—490、587。
——想象的数量——640、644。
数学
——概述——13—15、41—44、54—55、92—93、145、351—352、364、457、468、516、568、588、618、619—644。
——数学的历史——40—43、92—93、128—129、142—143、145—146、462、485—486、521、639—640。
——数学是抽象的科学——40—44、351、521、547—548、567、638—644、651。
——数学是现实的反映——38、40—43、351—352、458、516、548、638—644。
——数学的产生是实践的需要——40—42、485。
——纯数学——40—44、641、644。
——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92—93、128、142—145、337、364、521—522、651。
——数学公理——639、644。
——数学中的无限——521—522、588、646、648、651—652。
——数学中的辩证法——92—93、128、142、149、150、458、548、638、645、646—647、653。
——数学在其他科学中的应用——92—93、468、485、653—654。
——数学和形式逻辑——142—143。
——马克思的数学手稿——15。
水
——概述——313、715、716、717。
——水的分解、化合——698—700。
——水的元素——41、86、569。
税收制度——见赋税、税收制度。
私有制（私有权、私有财产）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99、146、170—171、362、772。
——以生产者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是小商品生产的基础——140、141、172。
——私有财产的垄断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20、163、172、218。
——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140—141、146、299—300。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的发展为消灭私有制创造了前提——158、294—295、297—300、313—314。
——私有制的消灭是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294—295、311、335。
——在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对私有制的限制和消灭——138—139、203、297—300、706。
思维
——概述——17、22—29、38—39、45、89、352、464、484、498—499、525、529、531、542—543、558、560、564—568、589、611、753。
——思维的变化和发展——13—14、16—17、22—23、149、478—479、498—499、525、528、534、540、555—556、558—559、763、766—767。
——思维和存在——37—48、146、348—351、503、541、638—639、644。
——思维和实践——498—499、555—556、763、766—767。
——劳动在思维的产生和发展中的作用——555—556、763。
——思维和经验、实验、观察——481、499—502、506、515—516、522、673、675、677—680、696—697。
——思维和思维器官——见人脑。
——思维和语言——89、478、763、766。
——思维是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对象——28、95、149、499、528、534、560、567—568。
——思维规律——13、16、26—28、38、42、95、149、347—348、499、534、540、559—562、564—566、638—639、643。
——思维形式——22、38、347—348、499、528、559—565。
——抽象思维——27、516、522、528—532、554、567—568。
——辩证的思维——16、22—27、128—129、149—151、362、499、501、516、534、541—543、558—559、638—639。
——形而上学的思维——16、22—20、61、127—129、150、152、500—501、516、522、528、542—543、548—549、592、657、673、725。
——理论思维——245、399、498—501、516、528、638。
——理论思维对自然科学的意义——470—471、481、499—502、515、517、521—524、526—528、529—531、558—560、562、568、578—579、584—587、589—591。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500。
——经验主义自然科学家的思维——469—471、506、516、528、554。
思想——见观念、思想。
斯拉夫人——156、326、334、492。
死亡
——辩证唯物主义的死亡观——25、128。
——不把死亡看做生命的本质因素的生理学是不科学的——740。
——死亡和生命——见生命。
苏格兰——186、278、304、623、622。
素食主义——125、765。
算术——41、640、646—647。
所有制（所有权、财产）
——概述——138、147、172、195—196、203、305—306、322、362、423、424、426。
——所有制的发展、它的历史性质——99、146、362、772。
——私有制——见私有制（私有权、私有财产）
——以生产者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138—142、169—172、285、287、772。
——个人所有制——138、139、142。
——土地所有制、地产——183—184、220、376、771。
——封建所有制——362。
——资产阶级所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20、138、142、169—172。
——公有制、社会所有制——94、138、169—171、297—301、362、368、771。
T
太阳
——概述——476—477、482—484、489、555、556、570、576、607、657、658、662—665、743。
——太阳射线——599、733。
——太阳和地球——492、599—600、604—605。
太阳系
——概述——26、64、468、471、480—484、489、532、544、548、576、599—600、640、657、658、662、743。
——太阳系的产生和发展——468—472、476—482、502、532、548、551、579、594、599—609。
——太阳系的死寂——482。
碳
——概述——584、742、745—748。
——作为有机生命的主要载体——584。
——碳化物及其同系列——134、538、742、745——748。
特殊——见个别、特殊和普遍（一般）。
体系、系统
——概述——27、40、62、496—497、618。
——自然界是一个体系——351、526、571、590。
——宇宙体系——61、570。
天体——28、64、352、476—477、482、526、537、557、569、578、589、593、611。
天体演化学
——康德—拉普拉斯的天体演化学——15、26、61—62、463、470—472、476、502、593。
天文学
——概述——65、92—93、482、570、577、578、588、593、643、658—662。
——天文学的产生——485。
——天文学的历史——61—62、462、463、468—473、475、485—486、593。
天主教——98、335、461、467、473。
铁路——154、192、295、374。
听觉——572、763。
同化和异化——见新陈代谢。
同素异形状态——535、537、710、739。
同一性（同一、等同）
——同一和差异的辩证关系——521、547—550、644—645。
——形而上学的同一性观点——521、547—549。
——自然力的同一性及其相互转化——522。
——形式和内容的同一性或不可分离性——751。
——直线和曲线的等同——126。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46—47。
——抽象的同一性、具体的同一性——547—549。
——同一律——548—549。
同义反复——44、615、644。
同族元素系列——539。
统计——246、399。
投机（货币的、交易所的）——154、296、304。
土地所有者、土地占有者——155、163、183—186、222、234—238、249、265—267、404、413、421—426。
土地所有制——见生产资料所有制。
推动
——力学中（外来）的推动——66、69、470、594、602、729。
——“第一推动”（牛顿的）——26、57、63、469—471、532、657。
推理
——推理是思维运动的形式——560。
——推理的形式——560、563—564。
——推理能力的发展对劳动和语言的反作用——763。
——归纳推理——563——566。
——演绎推理——563——565。
W
外观
——概述——224、561—562。
——外观和存在——569。
——外观和本质——见本质和现象。
——外观和现实——见现实。
外在的——见内在的和外在的。
万有引力定律——14、81、469—470、657。
微分和积分
——概述——93、126、143、145—146、150、364—365、468、640—644、645—646、652—653。
——发现微分学和积分学的意义——93、143、468、639。
——和辩证法——126、143、145—146、150、364、644—645。
——现实世界中微分的原型——638—644。
——一切化学方程式就形式来说是微分方程式——642。
唯灵论
——概述——46、362、509—510、513—514。
——唯灵论和自然科学——506—507。
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它们的对立——13、27—30、38、39、146、348、362、521—524、526、569、638—639、767。
——辩证唯物主义——13、28、146、362—363。
——历史唯物主义——见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
——庸俗唯物主义——500、518、523—524。
——唯物主义世界观——146—147、490、526—527。
——唯物主义自然观——13、487—490、523—526。
——和自然科学——13—14、28—30、146—147、443、463—464、470、487—490、500—503、518、533、549—554、567—569、579—580、584—585、610—611、767。
——和历史——13、27—30、64、146、362—363、465—466、470、487—490、500—501、518、523—532。
——和宗教、无神论——39、362、461—462、466、507、526。
——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277—278、284—285、362、443。
唯物主义历史观——见历史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
唯心主义
——概述——28—29、38、143、363、374、490、523、534、569。
——唯心主义的产生——146、362、766—767。
——唯心主义的统治时期——146、362、526、766—767。
——唯心主义世界观——27、38、360、503、521、526、532、767。
——唯心主义历史观——28—30、166、348、360、443、527。
——黑格尔的唯心主义——503—505、521、534。
——自然科学家的唯心主义——532。
卫星——476、477。
位能——16、537。
温度——483、504、537、602、605、611、649、743。
文昌鱼——83、474、566。
文明
——概述——314、370、486、492—495、766。
——文明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阶段——148、276—277、447。
——古代文明——486。
——资产阶级文明——276—277、370、447。
——文明民族——146、293、492。
——卢梭论文明——147—148。
——傅立叶论文明——276—277、281、369—370。
文学——465—466。
文艺复兴——461—462、465—467。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
——概述——100、203、335、756。
——实质、任务、历史意义——203、362、756。
——历史必然性——137、141—142、158、165、173、283、366、756、770。
——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137—138、141、142、158、203、296—297、299—300、362。
无产阶级政党——193、366。
无机界——462—463、475、547、581、589、741、743、748。
无脊椎动物——见脊椎动物。
无神论——333—335、361、518、532、533。
无限性
——概述——40、51—56、91—92、488、575—577、640、641—643、644—646、648、652、653。
——有限和无限——54—55、572—577、590、646—649、652—653。
——无限性和认识——91—92、128、571—577。
——宇宙、空间和时间的无限性——52—56、483、575—577、590。
——数学上的无限性——51、54—55、458、640—643。
——恶无限性——51、56、521、574、575—576。
——杜林所谓的无限性——51。
无政府主义——298。
武器——174—182。
物理学
——概述—9—10、81、96—97、326、457—458、466、485、521、524、537、570、576、579、583—585、588、589、592、597、606、615、632、640—642、670、674—677、732、756。
——物理学的历史——14—16、65—66、463、468、473、485、499—500、504、524、566—567、585、738。
——作为分子运动的理论——458、537、580、589、609。
——物理学是分子的力学——71、93、458、536—537、581—583、589、670。
——运动的物理形式——71、81、473、476—477、524、581、614—616。
——物理学和化学的联系——71、81、93、476—477、485、499、536—538、578—586、669—670、737。
——物理学原理的相对性——92—93、96—97、570。
——“物理学，当心形而上学啊！”（牛顿）——471、528。
物体（质量）
——概述——536—539、541、547、554、578—579、583、589—591、593—596、598、609、611—612、614—615、618—637、640—643、664—667、738。
——物体和分子——60、64、71、352、581、583、589—590、596、599、642—643、730、738、739。
——物体的运动——60、63—64、313、352、580、581、589—590、598、618—637、642、662—667、668—670、681、730。
——地球上物体的力学——71、537、589、640。
物质
——物质观念——487—490、607—609、610、673、729、731、738。
——世界的物质性——47、62、352、483、503、574—575、586、607、608、738。
——物质的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69、575、586、610、613、729、742—743。
——物质的构造——584、586、609、642—643。
——物质的可分性和连续性——521、609、642—644、738。
——无机的和有机的——462—463、467、474—475、477—478。
——物质和运动——28、62—65、69、127、151、352、462、468—470、473—476，481—484、502、504、544、553—554、574—575、578—586、589—594、599—600、607、610—613、649、657—658、729。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见运动。
——空间和时间是物质的存在形式——54、56—57、481、574—577、610。
——吸引和排斥是物质的本质——591—592、608。
——认识了物质存在形式和运动形式也就认识了物质本身——554、574—575、578。
——物质和思维、意识、精神——37—39、146、352、462—464、467、481—484、527，541—544、553—554，559、574、575、611、638—639、752—753、769。
——物质必然在有机体中产生出思维着的精神——463—464、483—484。
——无重量的物质——608、615、673、677。
物质的运动规律——462、463—464、468、483、563、577。
物质的运动形式
——概述——63—64、71、504、574—575、589—606。
——运动作为物质存在方式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直到思维——589。
——运动的不灭性不能仅仅从量上，而且还必须从质上去理解——481。
——各种运动形式的联系——473、611。
——各种运动形式的转变——60、67—68、71、121、473、481—484、522—524、535—537、553—554、562—563、577、578、581、598、612—613、628—632、642、668、669、670、678—686、738。
——运动形式变换的一般规律——559、562—563、577、613、725—726。
——作为位置移动的运动——481、584、589。
——机械运动——64、66—67、127、473、476、481、535—536、553—554、566—567、581、584、598、611、612—632、668、669、730、731、741。
——机械运动转变为分子运动和分子运动转变为机械运动——481、553—554、581、668、730。
——物理运动、分子运动——15—16、60、63—64、68—69、71、93、127、477、481—483、536、541、580、581、584、589、609、614—617、633、649、669—673、730—732、740。
——分子运动转变为化学运动——580。
——化学运动、原子运动——64、71、81、352、477、481、491—492、541、553、580、581、583、589—590。
——从化学运动转变为有机体运动——525—526、579、581—582。
——有机体运动——481—484、536、553、584、589、611、616—617、740、745—747。
——作为物质的运动形式的思维——462—464、522、543、560—562、589、611、639—640、752—753。
——生命是物质的运动形式——见生命。
——与运动形式有关的科学—92—95、578、580—586。
物种（生物学上的）
——物种的起源、变化、发展——28、61、73—75、79—80、94、354—355、472—475、506、547、552—553、754。
——物种和生存斗争——73—75、80、754。
——物种的变异——73—75、80、473—475、506、547、754、764。
——种源说，物种通过分化而产生——474—475、477—478、525、541、547—548、745——747。
X
西班牙——192、314、466、492、493。
吸引
——概述——470、481、591、604—605、608—609、657、662—667、743。
——吸引和重力——608、657、663、731。
——吸引和切线力——593、657、658、662—667。
吸引和排斥
——概述——491、541、588。591—596、599—600、608—609、612—613、615、730、737。
——吸引和排斥是物质的本质——见物质。
——运动是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541、591—600、612。
——吸引和排斥是运动的简单形式——541、589—606。
——吸引和排斥的相互转化——608、609、612—613、730。
——排斥是主动的方面，吸引是被动的方面——599—600、608—609、730。
——力学上的吸引和排斥——595、596、605、612。
——物理学上的吸引和排斥——596、605—606。
——化学上的吸引和排斥——541、597、603—605。
系统——见体系、系统。
细胞
——概述——474—478、521、546、643。
——细胞的发现——14、16、93、463、475、486、521、524—525、531。
——细胞是有机界的基本形式和构成单位——81—84、463、475、524—525。
——细胞的产生、变化和发展——81—84、86—88、354、356、477—478、521—522、525、541、547、746—750、768。
——蛋白质是细胞生成的最重要的载体——541、742、746—747。
——细胞核和细胞膜——81—82、477、541、746—747、749。
——无细胞的和有细胞的原生生物——478、748。
——单细胞和单细胞生物——81—82、475、478、742、746—750、753。
——特劳白的人造细胞——86、356、747。
——微耳和的“细胞国家”——16、458。
细颚龙——542。
细菌——78、742、744。
下落、下降（机械运动的状态）——578、594、595—596、618、619、624、626、640、657。
先验主义——37—50、101—109、112—113、159—160、174、194—195、233—234、351、644、675。
显微镜——474、522、551。
现实
——概述——503、521、574—575、638—644。
——唯物主义现实观——28、38、285、503、522。
——现实和外观——26—27、119、224、579。
——现实和意识、思维——19—20、27、37—47、102、285、334、347—348、360—361、503。
——对现实的认识——224、347、574—575、644。
——现实和理论——20、503、535、598。
现象——见本质和现象。
乡村——见城市和乡村。
相对性
——概述——16、64、65、67、91—92、94—96、325—327、352、565、570、611—612。
——绝对的和相对的——90—98、121、325—327、352—353、569—573。
——认识的相对性——90—98、121、127、325—327、352—353、559—560、567—569、571—574、601—602。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27、90—98。
——关于人的相对平等的观念——109。
相互作用
——概述——553—554、607、724—725、753、755、767。
——相互作用的实质——590—591。
——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的普遍相互作用——23、25、127、553—554、586、590—591、724—727、767。
——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的相互转化——553—554。
——相互作用的实例——75、549、584、591—594、755。
消费
——概述——171、264—265、302—304、320、327、369、424。
——消费和生产——204、289、451。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291—292、299—300、302—303。
小生产——140、141、155、285—287。
协作—134、138、141、286。
新陈代谢
——概述——25、747、765。
——有机体的新陈代谢是普遍的和典型的生命现象——25、86—88、128、356、547、754。
——无生命物体的新陈代谢——86—87。
新教——99、461—462、467、696。
新康德主义——500—502、601。
新事物——见旧事物和新事物。
新西兰——186。
信用、信用制度——155、174、295。
星、星系——469、476、480、492、658—662。
星云
——概述——26、61—62、476、481、483、570、607、608、660—661、729、743。
——星云球体——604—605。
——星云团——26、472。
——原始星云——60—62、532。
星云假说——见天体演化学。
行星——468—469、476—477、480、482、570、593、643、657。
形（几何学上的）——41、43。
形而上学
——概述——66—67、471、474、500—503、516、528、534、557、585。
——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见辩证法。
——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见思维。
——形而上学的范畴——522、543、549、657。
——17和18世纪的形而上学——23—24、28、61、470—471、502、555、638。
——自然科学中的形而上学——16、24—25、28、129、457、467—475、501—503、516、522、528、548—049、551—552、571—572、592、657、708。
——在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观点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457、522。
——从形而上学思维回到辩证思维——401、500—504、521—522。
形式——见内容和形式。
形式逻辑
——作为方法——142、558。
——形式逻辑的局限性——96。
——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见辩证法。
形态学——338、463、486、748—752。
需求——见供给和需求。
需要
——概述——42、194、267、286、289、302、324、421、426、479、533、752。
——基本需要（吃、喝、穿、住）——766。
——社会需要——297、307—308、315、328。
——需要和生产——251、286、289、297、312—313、326—327、406、479。
——需要和科学的发展——158、159、468、567—568。
——需要和使用价值——213—214、239—240、324。
畜牧业——185、766。
旋转（转动）———472、476、593。
血液循环——93、249、404、467、485、486。
Y
鸭嘴兽——564。
亚里士多德——22、94、499、521、560。
亚述人—77。
亚洲——184。
眼睛——559—560、733、763。
扬弃——137—138、145—147、148—150。
氧
——概述——41、86、135、292、326、536、538、699、711、739。
——氧的发现对化学的意义——504—505、674。
徭役、劳役——185、186、194、195、369。
徭役农民——见农奴、依附农、徭役农民。
野蛮人、蛮族——761、765。
一和多、统一和多样性——487、492、649—651、755。
一角鱼——474。
一神教——146、334、362。
一元论——543、557、583。
依附农——见农奴、依附农、徭役农民。
依附农制——见农奴制、依附农制。
遗传
——概述——744、745、761。
——遗传和适应的相互作用——73、75—77、355、541、754。
——获得性的遗传——73、76—77、639、761。
以太——490、590、608、610、642、643、660、670、679、680、730、731、732、738。
艺术——94、190—191、299、338、462、465、494、495、761、766。
意大利——185、219、376、403、461、465—467、486、494、769。
意识
——概述——29、45、91、354。
——意识和存在——见存在。
——意识和人——38—39、300、462、463、467、478—480、483—4484、642、763、766—767、768、769。
——意识和劳动、生产——284、296—297、299—300、479、763、766—767。
——意识和思维——13—14、16—17、38、45、71—72、89、91、285、766—767。
——意识对劳动和语言的反作用——763。
——意识的发展——462、467、477—479、752、763、766、768。
——有意识和无意识——767。
意识形态——39、43、45—46、101、102、348、545、767。
意志——72、76、102—109、174。
因果性
——概述——547、550—501、554—556、585—586、614。
——原因和结果——23—25、75、219、301、521、547、550—551、554—555、574、668。
——辩证的因果观——25、521、547、554—556、602、614。
——形而上学的因果观——24、49、52、549—553、585—586。
——因果性和人的实践活动——554—556。
——只有从这种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我们才能认识现实的因果关系——554。
——不起作用的原因决不是原因——586。
——“终极的原因”和“起作用的原因”——554、557、585—586、607。
——实体是自身原因——553、586。
——物质和运动是终极原因——586。
——对于否认因果性的人来说，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556。
——政治经济学上的因果性——197、219、224—227、252—253、335、407—408。
——生物学上的因果性——73—75、93、94、353。
音乐——80、466、761。
银行券——199。
引力——14、81、469、470、604、608—609、657。
印度——110、156、170、184、188、190、326、334、367、368。
印刷——486、493、495。
英国
——概述——21、28、72、116、117、140、154、172、181、186、235、237、254、255、273、275、277、280、302、314、367、368、404、413、466、492、506。
——工业革命——277。
——经济发展——140—141、172、181、186、235、255、273、303—304、314、413。
——政治发展——173。
——工人运动——280。
映象——24—26、40、101。
庸俗经济学——202、232—233、238—242、387—395、419—420、428—429。
有机化学——463、486、524、525—526、579、739、741。
有机体、机体（生物学上的）
——概述——93—94、463、472—475、478、525—526、548、552、579、582、612、616、740—745、747—753、761、762。
——细胞是有机体的基本结构——16、25、81—82、84、356—357、463、475、477—478、525、643、748—752。
——有机体的发展和变化——28、73—80、86—88、355—357、463、474—475、525一526、547、548、549、559、576、612、741—752、754—755。
——有机体的中间形式——16、84—85。
——人的机体——525、600、602。
——人的精神是有机物质的最高精华——462、467。
——有机体和环境——462—463、467。
有机自然界——16、71、74、77、83—84、94、144、152、463、474—475、478、525—526、546、566、581、616、643、741、755。
渔业——104、765。
宇宙
——概述——26、64—65、482—483、489—490、576、589—592、613、658、666、731—732、742—744。
——宇宙的物质性——47、352—353。
——宇宙是一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61、570、995。
——宇宙是作为无限的进展过程而存在着——575。
宇宙岛——476、480—483、659、661。
宇宙空间——472、480—483、607—608、658—662。
语法——338—339、510。
语文学——338—339。
语言
——概述——147、478、545、762、763。
——语言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和发展——478、762—763。
——语言和思维——89、478、763、766。
——语言史——338—339、478、545、763。
——方言——545。
预见、预测——479、540、769。
预示——499—500、502、522、559、565、590、608、613、748—750。
元素（化学上的）
——概述——69、78、81、145、326、476—477、485、539—540、546、570、584、604、641。
——元素的质和它的原子量的量——539—540、584。
——元素的复杂性——569—570、584。
原料——132、133、263—267、307、314、421—426。
原生生物——77、83、475、478、744、748—750。
原生质—见蛋白质（原生质）、蛋白体。
原始哺乳动物——587。
原则（原理）
——概述——21、37—39、348。
——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38。
原子
——概述——81、134—135、499—500、521、529、536—540、580—584、589、609、642—643、710、711、738、739。
——原子和分子——见分子。
——原子运动——64、71、352、590—591、599、670。
——原子量——283、326、500、529、539—540、584、642、674、700。
——原子体积——500、584。
——原子具有复杂成分——570、583—584、642。
——化学是关于原子的科学——537、581、583—584、589、642、737。
原子论——491、500、502、521、738。
猿（和人的起源问题）
——猿和人——371、478、759—764。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458、464、478—479、759—768。
月球——477、569—370、612、663—667。
陨石——见流星、陨石。
运动
——概述——127—128、157、489、491、526、578—579、588、589、599—600、611—613、646、658、659、662—667、767。
——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63—65、352—353、483—484、553—555、578、586、589—590、599、607、610、613、616。
——运动的普遍性——23—28、61、475、541、570、597、767。
——运动的永恒性，它的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15—16、64、68、69、458、463—464、473、481—484、574—575、586、590—593、613、684、688、729。
——运动和静止、平衡——24、58—60、63—67、69、127、352—353、536—537、574、578、594、599、611—612、616、619—626、664—665。
——运动规律——13、15—16、26、27、149、182、462、463—464、467—468、473、476、483、534—535、551、563。
——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相互转化——16、60、63—60、68、71、81、127、473、476、481—483、524、535—537、553—554、559、562—563、577、578—580、589—606、611、612—616、681—683、730。
——生命是物质的运动形式——见生命。
——对运动形式的认识——23—28、127—128、224、440—441、502、503、553—555、562—563、575—577、578、583—584、589—590。
——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541、639。
——辩证的运动观——67、127。
——形而上学的运动观——58—60、64—67、127。
运动的量（指运动或能的一般的量）——16、64、66—67、473、524、535—536、590、594、598、618—632、729。
运动的量度——66—67、613—617、618—632、670—671、774。
Z
再洗礼派——439。
占有
——中世纪社会中的占有——285—287。
——以简单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占有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171。
——资本主义占有方式——30、140—141、171、214、221—222、287—288、296、298—299、451。
——无酬劳动的占有——30、171、198、204、218、222—225、229—230。
——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矛盾——286—291、293、296、298、451—452。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产品占有方式——296—300。
折中主义——22、500、503、526—527。
哲学
——概述——9、29、30、39、47、94、334、497、499—502、518、522、526—528、554—555、584—585、732。
——哲学的对象——8、16—17、26—28、39—40、146、348—351、496—497、502—504、534—535。
——哲学的发展——16—17、47、146、526、567—568。
——哲学的历史——22—30、126、146—149、362—363、491—492、499—502、526—527。
——哲学中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13—17、22—29、127—128、457、498—505、518—522、528、638—639。
——哲学和科学——16、23—28、39—40、47、57—58、64、146—147、149、457、465、469—472、481、487—490、499—505、518—525、526—528、565—568、584—587、590、608—609、612—613、643—644、645、752—753。
——哲学和宗教——见宗教。
——自然哲学——见自然哲学。
——古希腊哲学——见古希腊哲学。
——亚里士多德哲学——487—492、499、531、560。
——经院哲学家——602。
——16世纪意大利哲学——461、467。
——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17、24、501、506、562、728。
——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466、470、524、544、579、585、587、638。
——德国古典哲学——见德国古典哲学。
——康德哲学——见康德、康德主义。
——黑格尔哲学——见黑格尔、黑格尔主义。
——费尔巴哈哲学——523—524、526—527。
——新康德主义——500—502、601。
真理
——概述—21—22、90—98、159。
——真理和认识——21、27、90—98。
——真理和谬误——92、96—98。
——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27、90—92、96。
——杜林所说的终极真理、“永恒”真理——20、31、89—99、113、122、152、159、281、284、301、502。
诊断学——463。
振动——609。
征服——192、365—368。
蒸汽机——121、154、174、191、192、277、285、313、327、363、478、566—567、642、672、683、694、712、726、757—758。
整体——见部分和整体。
正和负——24—25、49—50、541、545—546、599、608、651、723—724。
正义——20—22、95、157、284。
政治
——概述——94、101—104、109—112、172—174、182、191—193—227、274、368、370—372、766。
——政治和政治统治的产生——187—192、766—767。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29、275。
——政治和经济——见经济和政治。
政治经济学
——概述——8—9、479、497、504、632、755—756、757、759、771。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154—155、159、202、218—220、238—239、326、387—388、771—772。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154—155、238—239、242—246、387、394—395、399。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30、154、157、326、388。
——政治经济学的规律——154—155、159、289—290、330、377—378。
——广义政治经济学——154、157—158。
——狭义政治经济学——158。
——资产阶级经济学——见资产阶级经济学。
——和辩证法——503—504。
——和自然科学——458、479—480、755、756—757。
——和科学社会主义——157——158。
——对杜林的政治经济学观点的批判——159—164、194—205、224—231、238—242、267—271、316—317、387—388、391—393、427—430。
政治学——497。
知觉、感知——559、574—575。
知性
——概述——127、351、472、529、558。
——知性和理性——19—20、22、272、558。
——知性和思维——20、127、543、558。
蜘蛛——564。
直线和曲线——126、128、652—653。
植物
——概述——72—76、79、143—144、541、547、548、581、765。
——植物的产生、进化和发展——72—77、143—144、149、469、471、472、547、586、748—750、754、764。
——植物和动物之间的过渡形态——83—85、477—478、541。
——人对植物的改变——72—73、75、478、767。
植物地理学——463。
植物学——79、337、468—469、474、485、486、553。
殖民地——290、474。
质和量
——概述——15—16、41、48—49、133—136、179、481、521、537—538、571—572、578—579、582—585、586—587、646—649、730。
——关于质和量的形而上学观点和辩证法观点——571—572、583—585、586—587。
——质变和量变——132—136、457、472—473、534—540、572、584、586—587、730、739。
——运动的量是不变的——473、554。
——能量守恒——499、590、598、613、697。
治疗学——463。
中国——494。
中间环节——542、643。
中世纪——23、105、110、118、155、173、185、186、195、219、226、286、287、289、371、447、451。
种——见物种（生物学上的）。
种子——546、552。
重量（重力）——14、329、476、491、526、570、571、588、593—596、604、608、612、622、626、663、731。
重农学派——158、250、258、260—261、268、394、405、415—427。
重商主义——242—249、394—404、429。
主动和被动——595、599—600、602、614、699、703、730。
主观的——见客观的和主观的。
专制制度、专制政体
——拿破仑的专制统治——272。
——亚洲式（东方）专制制度——170、188、190。
转动——见旋转（转动）。
资本
——概述——141、211—212、215—231、294。
——资本的原始积累——137、140。
——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140、217—219、294。
——资本作为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30、132。
——货币转化为资本——132—133、211—215。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132。
——资本的利润——见利润。
——生息资本——239、388。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141、156、286、287—288、294—297。
——资本和生产力的发展——293—294。
——资本的历史暂时性质——217—218。
资本积累
——概述——168、203—204、304、319、330。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156—157、292。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140。
资本主义生产
——概述——30、158、274、303、313、357、372、378。
——它的产生和发展——170—173、277—278、285—287。
——它的社会性质——286—288。
——它的目的——132、168。
——它的无计划性——304。
——和市场——292—293。
——和经济危机——292—293。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19、172、289—295、296—300、304、312、448—45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概述——30、132、156—158、171、196、273—274、277、284—285、299、303—304、311、313、315、328、331、335—336、756、770—771。
——它的产生和发展——110—112、140、172—173、272—273、277—278、284—289、293—294、295—296、310—311、328、452。
——商品生产是它的普遍形式——171、215、286—287、289—290、328、330、448—449。
——它的规律——158、159、215、224、289—291、297、299、300、330、372。
——和生产力的发展——158、165—166、173、283、285、293—297、298—300、311—315、445、452、756。
——它的基本矛盾及其对抗性——140—141、155—157、165—166、173、273—274、277、283、285、296、297—300、311、313、330—331、445、451—452、770—772。
——和大工业——273—274、277—278、284—285。
——和经济危机——166、172、292—294、299—300、304、452、756。
——它的消灭的必然性——30、140—141、158、166、173、273—274、283、285、287—288、291、293—300、311、313—315、335、444—445、756、771。
——消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内部形成——140—141、157、274、283、284—285、296—300、444—445。
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
——概述——19—20、99、165、284—286、294—296、423、446、770—771。
——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20、110—112、132、159、165、171—174、272、276—277、284—285、288、292—296、298—299、358、366—367、443、465、466。
——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20—21、110—112、172—173、175—176、272—273、284—285。
——资产阶级在发展生产力方面的作用——190—191、284—285。
——资产阶级和经济发展——165—166、190—191、284—286、770。
——资产阶级和国家（政治）权力——165、168、172、284、294—295、297—298、450、451。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无产阶级。
——资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障碍——158、165—166、173、191、285、295—296、299、452。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概述——18、74、104、158—159、201—202、205、219、222、233—236、238、242—256、268—269、387、392、396—430。
——作为狭义的政治经济学——158。
——它的产生和发展——238—239、249—251、387、403—405。
——和劳动价值论——205、243—245、397。
资产阶级国家
——资产阶级国家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296。
——它的产生和发展——272。
——它的阶级性质——295—296。
——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20。
资产阶级经济学——17、29、111、201—202、213、219—220、238、335、387、399。
资产阶级社会——21、166、195、218、255、272—277、284—285、303、335、392、413、444、479、756。
自然、自然界
——概述——23、28、37—39、61、94、441、462、532、544、555—556、602、729、755—756。
——自然界的历史——15、27—28、61、441—442、468—472、474—476、534、569—570、576、579、607—608、755。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13、16—17、149、475—476、526、541—543、589—590、741、752—753、767。
——自然界是一个整体、一个体系——40、351、526、571—572、590。
——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25、441。
——形而上学的自然观——23—25、28、61、441、443、462、469—474、501—502。
——自然界与人——见人与自然界。
——自然界和社会——见社会。
——自然界和数学——638—644。
——劳动和自然界在—起才是—切财富的源泉——759。
自然发生说——78、741—742。
自然经济——155、172。
自然科学
——概述——23—26、78、441、461—463、502、504、522、528、549、573、576、578、580—581、639、646。
——自然科学的历史——14—17、23—24、78—79、146、277、457、461—475、485—495、498—501、521—532、552—554、581、598—600、667、732、769。
——自然科学的概括和分类——457—458、470、521—522、524—526、579—580、582—584、737。
——经验自然科学——16—17、498、502、524。
——理论自然科学——9、13—16、26、481、502、503、523、524、535。
——理论思维对自然科学的意义——见思维。
——自然科学和唯物主义——见唯物主义。
——自然科学和辩证法——见辩证法。
——在自然科学中，形而上学观点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457。
——自然科学和物质生产、工业——468—469、485—486。
——自然科学和社会——458、480、518、522、754—756。
——自然科学和经济学——458、755。
——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528。
——自然科学和宗教——461—462、467、470、473、506、532—533、533。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自然科学——122、480。
自然科学家大会（1877年慕尼黑）——497。
自然神论——72、77—78。
自然选择——75、78、80、152、353、506、515、586、754—755。
自然哲学
——概述——8、13—14、17、38、465、470、497、503、506、515、675、676。
——古代人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461、465、475。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见黑格尔、黑格尔主义。
——杜林的自然哲学——13、43—44、50、56、69—70、129、136、151—152、159。
自然主义——38—39、516、673。
自我意识——478、483、576、752。
自由
——概述——111—112、310、560。
——自由和必然性——见必然性和偶然性。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120—121。
——自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规律的认识和利用——120。
——自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120—121。
——自由和法—119。
——资产阶级的自由——112。
——共产主义条件下真正的自由——121、158、300、311、335—337。
自由贸易（贸易自由）——249、251、372、403—404、406、412。
宗教
——概述——19、78、98—99、104、333—335、338、671、732。
——宗教的产生和发展——334—335、766。
——宗教改革——21、165、461—462、465—467、493。
——宗教裁判所——467。
——宗教是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334—335、361、766。
——宗教和哲学——29、94、146、362、461—462、467、523、533、623。
宗教和自然科学——见自然科学。
——自然科学家和宗教——461—462、467、470、506、526、532—533、623。
——宗教消亡的条件——335。
——杜林的宗教观——333、335。
综合和分析——见分析。
租地农场主——261—267、421—427。
租佃制度——262、421。
作用和反作用
——概述——600、602。
——一切自然过程都建立在作用和反作用上——602。
——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478、768。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名目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名目索引
A
埃及——135、526。
爱尔兰——38。
澳大利亚——136、237。
B
拜占庭——501。
保险机构——79。
必然性和偶然性——51。
必要劳动
——它的历史性质——525。
——和资本——375—378、531—532。
——和生产力的发展——298—307、374—377、381、405—407、612——613。
——和分工——523—524。
——和剩余劳动——319、374、377、379—380、531—532、607
——和剩余价值——298—301。
——和利润——530。
——和劳动力——327、377379、396—397、406。
——和工资——396、408、554—555、565—566、571—572、575—577。
——和需要——523—525。
——和机器——363。
——和生产劳动——532。
辩证法——3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51。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41—47、49—50、204—205、410、
——辩证的转化——450、510。
——中介的辩证法——293—294。并见必然性和偶然性，抽象，否定的否定，黑格尔哲学，历史的和逻辑的，历史主义，量和质，矛盾，内容和形式，相互作用，一般——特殊——个别，自由。
表象——41—43。
波兰——175、463。
剥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受到的剥削——251—252、452—453、545—547、550、581。
并见工人，工人阶级，剩余价值，剩余劳动，资本。
不变资本
——它的要素——324。
——它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的保存——327—334。
——它的价值的补偿——321—326、331—336。
——和生产力的提高——363—364。
——和经济危机——334。
部落体（氏族制度）——25、43、107、466—469、472—473、474—475、477—478、482—485。
簿记
——簿记计算——91。
——银行业和信贷业中的簿记——109。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簿记——103、105。
C
财富
——和资本——253—254、286、288—294、307、311、313、385、396、439—440、447、479、499—501、528、530、539—540、591—595。
——它的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115—116、172—173、314—315、478—479、524。
——它的源泉——177。
——它的生产和分配——396—397、540。
——它的再生产——453—454、530。
——它的积聚和积累——183—184、186—188、528—529、591—593。
——它的消费——242—243、459—460。
——享用的财富——528。
——货币财富——150、153、157—163、168—191、193—194、200—202、209—211、214—215、226—230、244、258、288—289、297、311—315、318、336—337、499—504、507—508、587、592—593、603—604。
——金银形式的财富——119—120、127、182—187、534。
——商品形式上的财富——172—175、186—188。
——劳动条件形式上的财富——499。
——和劳动——253—254、265—267、444—448、450、453—454、504—505。
——和剩余劳动——379。
——和自自时间——375—376。
——和生产力——315—318、539—540。
——和生产关系——193。
——和国家——49—50。
——作为统治关系——287。
——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中介——293—294。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财富——277、479—480。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下的财富——288—291、478、480、502、503、539。
——致富欲——173—176、183、185—186、225—228、286、288—289、305。
——商人的财富——503。
——地租形式上的财富——290。
——和贫困——444。
——和简单流通——244。
——和国际贸易——318。
——和社会需要——524。
——和科学——539。
——和意识形态——539。
——资产阶级的财富观念——287—289、292—293、295、315—321。
城市和乡村——40—41、48、137、235—238、468—470、472—476、486—488、501、505—508。
赤贫——607—608、613—614。
抽象
——经济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9、42—49、186、202—203、293—294、409、480—481。
——抽象的规定——254—255、387。
——从具体到抽象——41—42。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41—47、49—50、204—205、409。
——抽象的和具体的——41—43。
——生产关系定义上的抽象——92、114。
——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的抽象——261。
——劳动定义上的抽象——92、121—123、252—255、263、327。
——价值定义上的抽象——84、86、89—91、202—203、409、419。
——货币定义上的抽象——178。
——财富的抽象形式——171—174、186—189、264、288—289。
——工资定义上的抽象——410。
——市场定义上的抽象——239、241。
——“资本一般”——268—270、312、387、440、517。
——“生产一般“——26—28、256、280、288、480—481、528—533。
——危机的抽象可能性——98、149。
——科学抽象的例子——264—265、297—298、305、309、312、515。
——“稀薄的抽象”——41。
储蓄银行——245、247。
D
代役租——47。
地租——47。
——和资本——234—235、237—238。
——和土地所有权——237—238。
——作为财富的形式——290—292。
——国家地租——238。
东方
——农业和工业的结合——485—486。
——灌溉系统——469。
——奴隶制——489。
——东方专制制度——467。
E
俄国——8、39、525。
F
法（权利）
——不同时代的法——29。
——和经济关系——39、51、78—80。
——和生产——29。
——财产权——144—145、163、449—450、510—511。
——资产阶级社会的法——200—201。
——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449—451。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法律关系——457。
——法人——197—198、200—201、413。
——法的关系——29、51、279。
——继承法——201—202、463。
——和等价交换——449—450。
——刑法——231。
——罗马法——200。
——和国家——29。
法国——10、11、71、102、136。
——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7—8。
——封建主义时代——482—483。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203—204。
——地产——39。
——分成制——509。
——法兰西银行——59、64、65—66、68、70—71、81。
分工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109。
——和交换——40、95—96、108、121—123、523—524。
——和生产力的发展——290—292、355、377—379、555、587、612。
——和生产——95—96、212—213、526。
——和价值——202—204，524、547。
——和货币的必要性——99、150—151。
——和需要——150、524—525。
——和机器——353。
——和预付资本——352—353。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565—566。
——和垄断——109。
——和新部门的创建—389。
——和服务——458。
——和劳动时间——514。
——和必要劳动——523—524。
——和公社的解体——458。
——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588。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分工——290—291。
分配
——它的历史性质——28。
——和生产——28、30、36—41、102—103。
——和生产关系——69。
——生产工具的分配——37—41。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分配——408、418—419、421—422、427—428、546—547。
——资本的分配——440。
——总产品的分配——433。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分配和生产——28、185—187、391、393、550—552、557—558。
封建主义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4、7、15、25。
——生产关系——107—109、481—482、494—495。
——土地所有制——491、494—497。
——和公社——483。
——城市和乡村——473—474、500—501。
——徭役劳动——527、615。
——行会制度——499。
——生产——496—497。
——商业——236。
——货币资本——49。
——它的解体和灭亡——107—108、496—497、504、507、539。
——法国和英国的封建主义——483。
——否定的否定——85。
——服务——230—232、252—260、458—463。
G
概念——31、42、51。
高加索——123。
高利贷——209、499、504、534。
革命——37、177。
——生产力的革命——434。
工厂——506。
工场手工业——236、288—289、500、506、507、588—591。
工人
——他的历史的发展——326、465、466、491、495—498、500—504、505—506、507—508。
——和文明——247。
——他的劳动力——223—224、231—233、496—497、504、542—543、607。
——他的活动的异化——178、266—268、283、443—446、453—454、510—512。
——他的消费——242—243、244—249、250、393、400—405、408、409、413、423—436、591—592、596—597、602—603。
——和工资——15—17、245—247、408、410。
——他的需要——243、248、252—253、285—286。
——他的节约——247—250。
——他分享利润——247—249。
——他的利益——247—249。
——对他的剥削——250—252、452—453、545—547、550、580—581。
——他的劳动的过程——254—256、258—259、265—266、267—270、276—277、285、412—416、418—419、463—464。
——作为交换的参加者——399—409、428—429、457、462。
——丧失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480—481、489—490。
——失业——582—584、611、613—614。
——潜在的赤贫——607、613—614。
——和资本家——243—246、262、282—286、345—346、400、403—404、443、591。
——和资本额——581—583。
——和生产力的发展——542—543。
——工人之间的竞争——551—552。
——生产的和非生产的工人——531—532。
——季节工人——538。
并见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284、543、599—600、613—614、618—619。
并见工人。
工业
——和生产关系——506—507。
——自然力的应用——290—292。
——作为生产资本的形式——588。
——工业生产——175—176、287—288、557—558。
——它的前提——506—507。
——科学的应用——587。
——劳动的积聚、协作和结合——587—589。
——技艺上的勤劳——177。
——家长制的工业——524。
——和农业——48—49、611—612。
——和土地所有权——235—236。
工资
——它的量——15—17。
——它的最低额——17。
——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250—253、410、571、572。
——军队中的工资——17、50、96、461、527。
——货币形式上的工资——176—177。
——它的支付期限——231—232。
——计件工资——240。
——和产品价值——278、412—413。
——和价格——408—411。
——和供求关系——16—17、427。
——和资本——594—598。
——和生产——536、596—598。
——和生产力——556、571—572、576—580、601—602。
——和工作日——319—320。
——它的再生产——325—326、335、344—346。
——和劳动力——319—322、408、571、577—578、596—598。
——和工人——15—17、245—247、409—410。
——和必要劳动——396、408、554、565、571、572、575、579。
——实际工资和必要工资——427—428。
——和利润——408—411、554—556、581、599—602。
——和一般利润率——421—428。
——和竞争——580。
——和消费——334—335、597。
——资产阶级的工资理论——12—18、205、291—292、320—321、597—601。
工作日
——它的组成部分——296—298、299—305、319—322、327、377—379。
——它的长度——298—300、307、344、377—378。
——和资本——321—323、325、377。
——和剩余价值——298—302。
——和劳动力——344。
——和工资——319—320。
——和生产力的提高——296—300、307。
——为十小时工作日而斗争——250—252、298—299、418。
公社——25、107。
——公社（共同）所有制——15、29、46—49、465—469、471—479、481—491、493—497。
——生产和再生产——467—468、471、476—479、482—483、485—489。
——剩余劳动——467、471。
——生产关系——504—505。
——公社制度——470、473—476、477—478、490。
——它的军事组织和战争——468—469、471、473—474、475—476、478、483、486。
——它的成员——476—478、479、481—483、484—490。
——和人口的增长——486。
——生产力的提高——487—490。
——劳动和分工——472、487、488。
——交通——521—522。
——公社之间的交换——43—44、108—109、119—120、156、179—180、209、211—213、376、385。
——亚细亚的（东方的）公社——458、465、467、475—476、478、485—487、522。
——古代的（古希腊罗马的）公社——468—469、473—476、486—487。
——西方的公社——458。
——日耳曼的公社——473—476。
——斯拉夫的公社——468。
——罗马尼亚的公社——468。
——城市条件下的公社——473—474、475—476。
——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公社——483—484、485—486。
——它的解体和灭亡——457—458、477—479、486—490、494—497、504—505。
共产主义（社会形态）
——资产阶级社会中共产主义的前提——107—112、286、390、453、455、512、539—541。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68—69、82、109、114、180、390—391。
——生产的性质——102—105、108、121—123、616—617。
——社会关系的性质——108—109、112。
——活动的交换——118—119、120—122。
——劳动的性质和组织——122—123、167、286、505—506、615—617。
——社会簿记——103、105。
——没有货币关系——102—103、121—123、167。
——节约时间的规律——123。
——生产力的发展——512、539—541。
——再生产过程——286、343—344。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财富——286、479—480。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617。
——自由时间——617。
——科学的运用——286。
——消费——121—123。
——个人的发展——147—148、286、389、481—483、512、540—541。
共同体——见公社。
供求——见需求和供给。
古代世界
——社会关系——178、199—201。
——强制劳动——199—200、526。
——生产劳动——487—488。
——手工业——506。
——城市和乡村——468—470、472—475、486、—488。
——阶级对立——495—496。
——财富——479—480、539。
——国有财产——469。
——古代制度——106—109。
——古代国家——419。
——艺术——51—53、124、183—184。
——宗教——183—184。
——过剩人口和赤贫——607—611。
——军队——176。
——货币关系——43—44、143、174—176、178。
——贵金属和奢侈品——184、389、419。
——过度消费——419。
——和资产阶级社会——479—480。
并见部落体（氏族制度），公社，罗马（古代），奴隶制，希腊（古代），原始共产主义。
股份公司（股份企业）——49、68、109。
股份资本——49—50、68—70、108—109、234、239、294、528—529。
固定资本
——它的组成——565—566。
——和流动资本——520—521。
——作为固定资本形式的交通工具——519—520、532。
雇佣劳动——14—17、69—70、96、175—176、177—178、203—204、234—239、283、287、289—290、291—292、336、383、385、455—456、458、460、463—465、480、491、496—498、502、505—506、507—508、511—512、527、530、534、575—576、579、595、615。
观念
——社会关系的表现——113。
规律——见经济规律。
国家
——和资产阶级社会——4—8、49—50、181、221、294、529—530。
——和法——29。
——和军队——527。
——它的产生——115。
——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501—502。
——和国民财富——49—50。
——和生产——529—531。
——和利润——531。
——和消费费用——530。
——和交通工具——521、525—526、527、529。
——金融政策——177、181、321—322、336、530。
——国家债务——344。
——要求地产国有化——238。
——国家地租——238。
——国有土地财产（所有制）——475。
——古代国家——419。
——东方专制制度——467。
——古代世界的国有财产——469。
——公社形式的国家——470、474—476、477、489—490。
——新国家的形成——177。
H
荷兰——236、289。
黑格尔哲学——35、42—43。
化学——270—271、329、524。
汇率——50、109、111、193。
货币
——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必然性——43—44、73—75、88—96、98—99、116—119、122—123、397—398。
——作为生产关系——68—70、93—96、109—111、167、174—176、178、193—195、206、210。
——和生产力的发展——175—176、178。
——作为价值尺度——87—88、124、137—144、146、153—154、159—160、165—166、168、169、171、175、181—184、188—190、191、201、215、438—440。
——作为流通手段——87—88、124、137—138、144、151—152、160—171、173、175、178—182、187—188、190、209、215、233、244、249—253、259、439—440、459—460、584—586。
——铸币——77、102、136、153、179—182、191、193、227、243—244、308—310、315、319—323、386—387、392—393、413—415、417—425、426—430、435—436、438—440。
——一般商品——87—88、89—90、94—95、142—143。
——贮藏货币职能上的货币——169、184—186、534、605。
——作为支付手段——144—146、171、190、583、585—586。
——和分工——99、150—151。
——作为生产工具——168—170、175—177、517—518。
——和需求——172。
——它的形式——68—70、94—95、109—110、116—117、140—142。
——金银形式上的货币——73—75、76—78、79—85、116、119—121、132—133、136、139—140、153—155、158、159—166、168—174、179、180、181、184—185、187—188、191、193—194、228—230。
——两重标准（复本位制）——81。
——纸币——72—74、78、79—80、85、117、165—166。
——它的金含量——78、83。
——它的贬值——80—85、151、165。
——和价值——93—95、100、102—103、106—107、109—110、115—117、138—142、150、163—164、167、171—172、174、200—201、210、217—219、222—223、224—227、259、293—294、314—315、438—439、441。
——它的积累——84、113、132—133、151、170、183—188、201、206、209、244、452、499、503、508。
——货币流通量——59—60、73—74、80、145—147、152、160—161、165—166、190—191、584—585。
——货币关系——95、102—103、107—110、113、124、150、167—168、200—204。
——货币关系制度——101。
——货币材料——94、181—182。
——货币改革——95。
——和交换——115—117、136—137、170—173。
——和价格——130—131、171、173、190—191。
——和商品——99—100、115—121、124、131、159—161、165—169、171—173、179、181、188—189、190—191、225—226、518、524、533、534、536。
——财富形式——150、151、158—161、161—163、168—192、193—194、200—202、209—210、214—216、226—230、244、258、288—289、297、311—315、318、336—337、499—504、507—508、587、592、603、604。
——资本形式——95、170—171、206、208、209、215—221、226—230、253——254、256、265、279、312—313、315、326—327、335—337、382、420、438—441、451、498—500、501、504、506、507、509、516、545、585、587、589、591—592、603—604。
——和雇佣劳动——175、176、177—178。
——和利息——95、209。
——和供求关系——100、115、188。
——和收入——460、510。
——它的流通——515。
——它的伪造——165。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93—96、98—101、109—111、115、149、151、177、186—189、193—196、397—398。
——经济危机时期的货币——71—79、80—81、151、186。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的货币——44、178、503—504。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货币数量论——73、142—143、166、180—181、287—290、295。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货币单位尺度——618—619。
货币地租——234—235。
货币主义——45、166、177。181—182、186、288、604—605。
J
机器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355—356、363、597。
——和工具——566。
——它的磨损——355。
——它的价值丧失——355—356。
——劳动的节省——363。
——和生产力的发展——357、517。
——和分工——353。
——它的再生产——580—581。
——农业中的机器——524。
——和必要劳动——263。
——和剩余劳动（剩余价值）——363。
基础和上层建筑——50—53、455、539—540。
并见法，国家，生产关系，宗教。
积累
——货币的积累——84、113、132—133、151、169、183—188、201、206、209、244、451—452、498—499、504、508。
——商品的积累——186—187。
——金银的积累——169—170、183—188。
——资本的积累——186—187、234、279—280、307、311、314—315、336、344—345、360、367、369、370、400、418、434—435、440—441、500—503、529、590—593。
——资本的原始积累——280、451—452、498—499。
——贮备的积累——418、952。
——剩余价值的积累——430—434。
——和利润——574。
——和流通——186—188。
——和生产——434—435。
——和生产关系——186—187。
——和生产力的发展——315。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下的积累——501。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积累——311—312、314—315、317—321、341—342、344—345、498—499。
集中
——劳动力的集中——507、514、587—588、592—593。
——财富的集中——529、591—592。
——信用的集中——68—72。
——交换的集中——589—590。
——货币市场的集中——239。
加利福尼亚——136。
家庭——42—43、107、465、466、617。
价格
——定义——84—85、165—166、170—171。
——和价值——84—89、105—106、138—144、155—156、158—160、274—275、311—312、408、417—423、460—461。
——和货币——130、171—173、190—192。
——和生产力的提高——306、307、414—417。
——和生产——170—171、212—213、281—283。
——价格水平——144—145。
——和供求关系——66、75—78、86、265、460、545—546。
——它在流通中的实现——137—138、144、149、162—166、265—266。
——价格运动——277。
——平均价格——76—77、85、86。
——市场价格——85—86。
——行情表——111。
——总产品的价格和单位产品的价格——416。
——和竞争——418。
——和流通——137—138、144、162—166、190—191、512。
——和使用价值——417。
——和工资——409—411。
——和利润——409—411。
——和经济危机——151。
价值
——作为经济范畴——42—43、100、102—103、209、419。
——它决定于劳动时间——75—77、82、89、109—110、117—121、123、126—127、142、156—157、158、170—171、177、211、212、220、223—224、229—231、256—257、261、265—266、277—278、310、334、436、511、522—524、530—532、537—538、546—548、556、571—572、575—576、616—617、618—619。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100—101、109、194—195、202—203。
——作为社会关系——89—90、105—107。
——它的历史发展——156、202、501—504。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105—109、212、221—222、504—505、511、521、545。
——和生产力的发展——86—88、314—317、357—358。
——和分工——203、523—524、547—548。
——和财富——316、318。
——和再生产——220。
——和价格——84—88、105—106、138—144、155—156、158—160、274—275、311、312、408—409、417—424、436—437、460、556、
——和货币——93—94、100、102—103、106—108、109—110、115—124、138—141、149—150、163—165、167—168、170—172、173—174、200—202、210、217—219、222、224—227、259、293—294、315、438—439、441。
——和资本——178、189—190、203—204、206、207、209、213—219、222—226、227—229、233—234、255—256、261—262、265—267、268—273、276—279、285、289—291、294、303—307、313—314、319—321、326—327、332、333、336—337、358—360、363—371、377、381—387、409—411、438、508、529—530、532、535—538、540—548、611—613。
——和资本主义生产——211—213、271—276、441、504—505、521、525—526。
——和剩余价值——281—282、285—286、314、377、411—414、558。
——和利润——416。
——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79—80、84—89。
——平均价值——84—86、144。
——价值关系——105—107、143、157。
——稀有性是价值的要素——126—127。
——和成本——275。
——价值丧失——436—437、518。
——相对价值——557—559。
——它的组成部分——598—599。
——价值规律——84—86。
——和生产费用——415。
——生产费用下降的规律——83—84。
——和供求的变动——86。
——和消费——119—120。
——和使用价值——225—228、270—271、274—275、384、386、396、407、438、531、535、540—541。
——和交换——156、315—316、407、438、523—524。
——和流通——188—189、211—212、219—221、222—224、265—266、275—276、512、515—516、533、535—538、546、547—548。
——和流通费用——547。
——和人口——315—316。
——和工资——278、412。
——和产品的运送——518—521。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117—121、287—288、291—293、294—295、314—320、549—550、551—561、598—601。
交换
——它的必然性——105—107、120—122、196—198。
——它的条件——521。
——它的形式——177。
——它的发展——156、177—178、611—612。
——交换的领域——406。
——各种活动的交换——40、90—92、106—109、120—122、525。
——物质的和精神的交换——111—112。
——公社（共同体）间的交换——43—44、108—109、119—120、156、179、180、209、212、213、376、385—386。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下的交换——108—109、400、501—503。
——它的独立化——98、148—152。
——简单的（商品和货币的）交换——88—97、103、117—121、223、232—233。
——和货币——115—117、136—138、170、171、172—173。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交换——94—96、98—101、107—109、112—113、202—204、399—403、437—438。
——和剩余价值——405。
——私人交换是同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的——108—109。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231—234、241—244、245—249、249—255、255—262、263、264—268、281—286、296、297、298—300、308、310—311、332334、359—360、375—378、381—382、385—387、399—403、408、427—428、438、441—444、446—451、456—457、461—463、480—481、491—492、497—499、505—506、514、516—517、526—527、546、549—550、552、559—561、563、577—580、591—592、596—601、603、612—613。
——资本家之间的交换——404、418—419、424—425、428—436、545。
——等价物的交换——191—192、194—204、243—244、246、271、316、329、407、449—450、499、505、509—511、599。
——非等价的交换——448—451、497—499、504—506、510—512、550—554、557—560、599。
——和流通——39—40、170、386—387。
——和生产——30、40、126—127、284、520—522、524—526、534。
——和分工——40、95—96、108、121—123、523—524。
——和消费——126—128、534。
——和需要——90、92—93、97、197—199、200—201、524—525、530。
——和商业——109、179—180。
——和价值——156、315—316、407、438、523—524。
——收入的交换——230—231、459—463。
——和个人的孤立化——489—490。
——它的费用——520—522。
——和交通工具——520—522、528。
——它的集中——589—590。
——国际的交换——528。
——大规模的交换——521—522。
交换费用——520—522。
交换价值——见价值。
交通工具
——和生产力的发展——144—145、520、528—530。
——和生产——110—111、137。
——运费——518—522。
——水上的和陆地的交通工具——521—522。
——筑路——521—531。
——和市场——541。
——和交换——521—522、528—529。
——和流通——144—145、528—530。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519—520。
——和剩余价值——518—520。
——和固定资本——520、532。
——和竞争——528。
阶级
——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50、114、599—601。
——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的对立——81。
——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109、248、599—601。
——工人阶级和生产力的发展——543。
——工人阶级的维持——283—284。
——资本家阶级——419。
——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221、379、400—403、460—461。
——古代世界的阶级对抗——495—496。
并见工人阶级。
解剖学——47。
金银
——作为商品——83、86、103、119—121、124—127、128—136、139—140、142—143、151、155、157—159、179—180、190—191、307、312、420—421、423—424。
——作为货币——73—79、80—85、116、119—121、132—135、136、139—140、153—155、158、159——167、169—175、179、181、184—187、190—192、193—194、228—230。
——货币的金含量——78—80、81—83。
——黄金储备——60—67、72—75、78、94—96。
——矿床和开采——120、135、177、191、306、387、435。
——自然属性——124—126。
——作为财富形式——119—121、127、182—187、534。
——它们的积累——169—170、183—186。
——奢侈品——169、184、193、389、419、525。
——生金和制成铸币的金——102。
——和世界市场——179—180。
——和经济危机——180、186。
——金银的比价——129—136。
——古代世界中的金银——184—186。
——它们的美学属性——126。
进步——51。
经济范畴——9—10、43—50、186、202—203、293、410、480—481。
经济关系——25—26、43—45、48—49、51—52、180。并见生产关系。
经济规律——78、83、85—86、87—88、121—123、410、452—453、462—464、551—552、557。
经济危机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的结果——110—111、391—392。
——它的可能性——98、149。
——货币危机——72—78、80、81、150。
——生产过剩的危机——391—394。
——和生产力的发展——436—437。
——和生产过程——437—438。
——和价值丧失——436—438。
——和劳动力贬值——436—438。
——和资本贬值——334、436—438。
——和工人的节约——245—246、247。
——货币的作用——180—181、186、585、603—605。
——和价格——151。
——和供求关系——98—99。
——和实现问题——585、604。
——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434。
——和资本流通的破坏——537。
——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180。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过剩和危机——73—75、185—186、391—395、398—399、407—408、436—438。
竞争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竞争——10、22、106、109、155、304、394—395、437—438、551—552。
——资本的竞争——403—404、517、547。
——和资产阶级经济规律——551—552、557。
——国际的竞争——528。
——商品生产者的竞争——196。
——工人之间的竞争——551。
——艺术中的竞争——241—242。
——和交通工具——527—530。
——和价格——417—418。
——和供求关系——421—423。
——和工资——580。
——和剩余劳动——531。
——和利润率——421、422、567。
——和一般利润率——421、551、554—555。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竞争——394、551、557—558。
军队——17、50、96、130、132、134—135、176、461、527。
并见战争。
K
科学——47、112。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科学——236、379、587—588。
——它从属于资本——463—464。
——和资本主义生产——389。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科学——286。
——学者的劳动——461。
——作为生产力——235—236、389、539—540、555、611—612。
——生产的科学性——526、615—616。
——在工业中的应用——527。
——农业的科学基础——523—524。
——作为财富的形式——539。
——和满足需要——389—390。
——和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的解体——539。
并见化学，解剖学，力学，历史，数学，物理，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
可变资本——281—282、364。
L
劳动
——作为经济范畴——44—45、46。
——作为价值实体——76、83、84—85、87—89、117—119、122—123、211、400、616。
——它的二重性——91—93、121—123、252—254、262—263、327。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178—179、266—268、283、443—445、453—454、510—512。
——作为使用价值——223—225、241—243、255、265—267、270—271、336、577—579。
——和生产力——232。
——和生产——618—619。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156—157、167、221、376、464、511、514、615—616。
——生产劳动——230—234、263—264、267—269、288—291、379、460、487、529—532。
——服务——230—232、252—253、458—463。
——雇佣劳动——14—17、69—70、96、175、176、177—178、203—204、234—239、282—284、287、288—289、292、336—337、380、383、385、455—460、463—465、480、491、496—499、501—503、505、507、511、527、530、534、575—576、579、592—593、595、615—616。
——工业（产业）劳动和农业劳动——289—290、379—380、534。
——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284—285、304、617。
——活劳动和物化（对象化）劳动——214、220、229—230、252、253—254、256—257、258—262、266、277—280、281—282、296—297、299—301、305、314、316、319—320、322—323、324—325、327—330、331—334、344—345、378、382—387、420—422、434、437—439、441—446、448—450、453—456、457、459、461—463、496、501—502、505、511—513、519、525—526、550、553、558—560、565—567、571、573—579、594—595、616—618。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285—286、297—305、321、344—346、362—363、377—380、393、404—406、409—418、421—422、427—429、433—435、437、439、442—445、447、498、519、521、523—526、530—532、537—538、542—543、547、550、553—554、556、565—568、571—577、580—581、590—592、596、598—599、602—603、607、612—613、617。
——科学劳动——461—462。
——体力劳动——526—527。
——监督劳动——277。
——强制劳动——200、286—287、615。
——自由劳动——615—616。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下的劳动——200、254—255、531、588、590、593、615—616。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121—123、166—167、286、505、615—616。
——它的条件和前提——322—323、324—325、328—329、332—334、441—445、447—448、453456、464—466、467、489—492、497—506、507—512。
——它的分化和专业化——388、395。
——作为人类的自我实现——614—617。
——和财富——253—254、265—267、444—448、450、453—454、505
——和所有权（财产）——253、285、336、443、445、447、449—450、496—497、504、507—508、509—511。
——和劳动时间——281—282。
——“劳动价格”——281—282、299—300。
——和劳动力（劳动能力）——453—454、456、596—597。
——和自然——476—477。
——和人口——526。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性质——463—464、614—616、618—619。
劳动的结合——108—109、514、526、587。
劳动二重性——91—93、120—123、252—254、263、327。
劳动力（劳动能力）
——作为商品——223—224、232、241—244、246、248—249、251—252、255—256、265—267、282—285、296、303、307、310、332—334、442—445、453—455、456—458、461—463、505—506、559—560、577—578。
——和剩余价值——560。
——和资本——241—244、336—337、405—406、442—445、447—450、517、612—613。
——和资产阶级社会——524—526。
——它的再生产——250—252、308、320、404—406、413—419、444、456、498、530、571、572、577—580、602—603、611—614。
——它的生存的条件——441—442。
——它的保存的条件——531。
——和工作日——343—344。
——和工人——223—224、231—232、496、503、542、543、607—608。
——和工资——320、408、571、578—579、596—598。
——劳动基金——371、446—447。
——和劳动——453—456、595—598。
——危机期间的劳动力——437—438。
——作为过剩人口——612—613。
——和财产——443—445、454—455。
——和资产阶级财富——444、446—448。
——它的集中——507、514、587—588、592—593。
——它的实现——607。
劳动时间
——作为价值尺度——76—77、82—83、84、88、89、117—119、123、211、617—618。
——活的和对象化的劳动时间——82—83。
——必要的和剩余的劳动时间——337、376—377、381。
——社会的劳动时间——156—157。
——一般的和特殊的劳动时间——121。
——它的生产率的提高——87—88。
——它以货币为中介——117—119。
——和劳动——281—282。
——和分工——514。
——和生产——514。
——和生产时间——514、548、606—607。
——和流通时间——537—538、541—548、557。
——和自由时间——617。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时间有计划的分配——123。
并见劳动。
力学——515。
历史——47—48、50—51、202—204、207。
历史的和逻辑的——41—42、169—170、174—175、201—202、207、442、451—453。
历史主义——22—25、38、44—47、453。
利润
——它的源泉和形成条件——275—276、408—412、416、417、427—429、498—499，528—530。
——它的计算——563—567。
——和价值——415—416。
——和价格——408—411。
——作为流通的动机——153—154。
——它的实现——420—422、430。
——它的资本化——574。
——利润量和利润率——348—349、352、353—359、360—362、565—567、582。
——和必要劳动——530。
——和剩余劳动——554—555。
——和剩余价值——358—359、515、553—554、563—566、598—599。
——和资本——214、233—234、297、315—317、326、531。
——和资本周转——514—515。
——和贸易——316。
——工人分享利润——248—249。
——和工资——408—411、554—555、580、599—601。
——筑路中的利润——522。
——和国家——531。
——和垄断——531。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利润的解释——274—275、277—278、288—289、291—293、295、342、344—345、346、358、551—556、598—602、619—621。
利润率
——作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尺度——438—439。
——利润率的大小——565—567。
——它的计算——415—416。
——和剩余价值率——342—343、413—415、421—427。
——和剩余价值——372—373。
——和生产力的发展——307、414—417、434、555。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371—373。
——它的下降趋势——555—556。
——和竞争——421、566。
——和资本积累——434。
——和资本流通——515。
——工场手工业中的利润——590—591。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利润率下降——358、555—556、598—599。
并见一般（平均）利润率。
利息
——和资本——170—171、204、233—234、279、296—297、432、440。
——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277—278、518—519。
——利息率——95。
——有息证券——239。
——和货币——95、209。
——和生产费用——277—278。
——和流通费用——519—521。
——和筑路——527—529。
利益
——私人的和社会的利益——106、109。
——阶级的利益——109、248。
量和质
——劳动规定中的量和质——327、331—334、388、437。
——使用价值规定中的量和质——384、288。
——价值规定中的量和质——90、100、123、226—229。
——产品的量和质——411。
——商品交换中的量和质——152—154、241—243。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中的量和质——281、282。
——资本积聚过程中的量和质——234。
——工人消费中的量和质——243。
流动资本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535。
——它的循环——535。
——货币形式下的流动资本——438—440。
——和固定资本——520。
——和流通——535。
流通
——作为经济范畴——147—148、520—522、532—535。
——它的形式——152—153、154、160、208—209。
——它的历史性——279—280。
——它的条件——138、531—532。
——利润是流通的动机——152—154。
——它的速度——537。
——简单的（商品和货币的）流通——57—58、65、70、73、80、136—138、144—148、152—154、160—162、165—173、174—175、176—178、181—185、187—192、194—197、201、208—210、215—219、222—223、224—227、230—231、233、242—244、259—260、268、270—271、274—275、278—279、281、312—313、335—336、381—382、385—387、457—461、510—513、517、534—535。
——和货币改革——94—95。
——和价格——137—138、144、163—166、189—190、512。
——货币流通的速度——145—146、160—162、166。
——资本的流通——170—171、186—188、189—191、209、215—219、223、271—272、278—279、335—336、381—383、384—386、391、499—500、510—517、535—537、541—548、584—586、605—606
——有价证券的流通——59—60、63—66、68—69。
——和生产——168—171、189—190、211—213、383—386、387—388、395、446—447、456、510、513—517、519—522、532—533、542、545—548、596。
——和生产关系——69—70、195—196、200—203、520—522。
——和交通工具——144—145、528。
——和交换——39—40、170—171、385。
——流通时间和劳动时间——537—538、541—548、557。
——价值——188—190、210—211、219—220、223、265—266、275—276、512、515—516、534—538、545、547。
——和剩余价值——281、387—388、543、546—548。
——和资本流通——513、517、605—606。
——和流动资本——535。
——和积累——186—188。
——和需要——212。
——和财富——244。
——和生产力的发展——314、533、539、543—544。
——和农业——212—213、544。
——和市场——541。
——和信用——521、533—534、541—542。
——强制的流通——147、604。
——国际的和国内的流通——181—182。
——信用的流通——59—60。
——和一般利润率——546—547。
——和闲置资本——584。
——和资本循环——510。
流通费用
——流通的不同阶段上的流通费用——520—522。
——和生产力的发展——532—533。
——和商品转变为货币——533。
——和产品价值——547—548。
——和剩余价值——547—548。
——和利息——520—521。
——和信用——520、521。
垄断
——工业的垄断——8、9。
——贸易公司的垄断——49。
——分工基础上的垄断——109。
——和利润——531。
鲁滨逊故事——22。
罗马（古代）
——社会制度——199—200。
——劳动的性质——508—509。
——国家制度——579。
——财产的积聚——69。
——货币关系——44—45、134—135、170—171、175—176、501。
——浪费——227——228。
——公社——471—472、474、478—486—487。
——地产——39。
——军队中的雇佣劳动——527。
——赤贫——607—608。
——罗马法——200。
M
马尔萨斯主义
——为非生产阶级辩护——379—380。
——庸俗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565—580、600—603。
——对资本的解释——566—568。
——利润被说成资本家的工资——573。
——人口过剩的胡说——608—613。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矛盾——398—404。
——关于李嘉图学说的各种矛盾——320—321。
买和卖——97—98、138、145—151、152—153、178、206—208、265—266、429、536。
矛盾
——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4、8—10、47、69—70、80—81、86—87、94—101、109—111、115、118—121、148—149、151、165—166、178、181、184—185、187—191、193—195、201—206、247—250、267—268、279—281、282、291—292、293、304—305、318、379、386、390—392、394—398、404—407、410、445—446、464、495、524—525、533—535、538——545、546—548、598—600。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下的矛盾——494—495。
——李嘉图理论中的矛盾——319—321、560。
贸易（商业）
——它的目的——98—99、152—154。
——作为独立部门——98。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97—99、110—111。
——物物交换——91、98、99、116—117、123、131、143、149、151—152、156、157、167—168、178、179、271。
——商业民族——44、49、175、209、212、478—480、522。
——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503—504、506—508。
——商业公司——49。
——商业资本——208—209。
——和生产力的发展——551—555。
——和生产——212—213、388。
——国际贸易——91、109，179—180、182、212—213、398、524。
——国内贸易——109、182。
——零售商业——206、240—241、294。
——批发商业——294。
——用货币进行的商业——97—98、100、239。
——用金银进行的商业——179—180。
——以货币为中介的商业——149。
——中世纪的商业——231。
——和交换的发展——109、179—181。
——和利润——316。
——和信用——397。
美国——10、51。
——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4—8、11、46。
——同英国的竞争——9。
——雇佣劳动——581。
——银行制度——81。
——铁路——529。
——黑人奴隶制——177。
并见美洲。
美洲——39、126、135、180、237、483。
并见美国。
秘鲁——44、193、468、482。
墨西哥——193、468。
N
内容和形式——171—173、192、193—195、196、199—200、208、213—214、216—217、230、260、263—264、267—270、271—272、295、328—329、522—523、534—535。
农民
——和资本主义——287。
农业
——和资本——234—238。
——资本主义前各种形式下的农业——48—49、119、289—290。
——和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地产）——48—50、503。
——生产力的发展——486—487、591。
——作为一个部门——524—525。
——生产过程——257、289—290、487—488、605—606。
——和工业——48—49、524—525、612。
——生产工具和机器的使用——331、524。
——它的科学基础——523—524。
——土地是自然界的实验室——466、469、472、476—477、480—484、490、591。
——第二次收获——516。
——种子的进口——524。
——化肥——524。
——和流通过程——212—213、543—545。
——和家庭手工业——524。
奴隶制——39、177、200、380、419、455、481、484—487、489、516、593、611。
O
欧洲——4、10、11、51、180、182、529。
P
票据——59—60、63—67、68—72、78—81。
蒲鲁东主义——它的反历史性质——25—26、203、206、221—224、279、408。
——反对革命的实质——68—70、83、109、183—185、194—195、545。
——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中银行的作用——59—60、63—72、103—105、108—109。
——“劳动货币”的主张——66—70、82—88、102—105、108—110、121—123、159、194—195。
——把劳动的社会属性同自然属性混为一谈——616—617。
——“无息信贷”的主张——70、279。
——反对危机的药方——72—75、76—78、81—82、86—87。
——论生产过剩——393、407—410、419—420。
——把价值同价格混为一谈——84—87、407—410、419。
——对资本的解释——268—269、271。
——论财产的起源——480—481。
普鲁士——80。
Q
权利——见法。
R
人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22—25、221—222、389、406、479—480。
人的社会性——25、489—490。
——人的历史发展——53、609—610。
——和生产关系——37—38。
——和生产力的发展——405、407、539—541。
——作为生产的主体——26。
——人的再生产——481、484—485、607—611。
——人的种属本质——197—198、489—490。
——需要劳动——615—616。
——作为主要的生产力——406。
——和人类语言——482。
——艺术对人的影响——263。
——古代世界的人——478、480。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147—148、286、479—480、511—512、541。
——和自然——481—482。
——人的起源——45—46，206。
人口
——人口规律——607、609—610。
——人口研究——41、42。
——人口的再生产——611。
——人口增长——319—320、609、611一612。
——必要人口——112、113—114。
——劳动人口和过剩人口——376—379、516、607—609、610—614。
——人口过剩——607—614。
——工业人口——400—404。
——和价值——314—315。
——和劳动——526。
——和生产——478。
——和生产力的发展——377—379、607—608。
——和资本——376—379、538—539。
——不同社会形式中的人口——607—611。
——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论——319—321、378。
日本——135。
S
三段论法——30。
商品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88—94、95—97、99—100、124、172—173、185、223—227、229—230、259、280—281、383、386—387、519—520。
——作为生产关系——90—93。
——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物化（对象化）——118—119、229—231。
——作为财富的要素——172—174。
——它的价值的实现——92—94、97、99、109—110、115、117—119、149—150、151、155、160—162、200—201、265—267、383—384、387、407、421、429—431、518—519、527—528、581、584—585。
——商品交换——88—97、103、118—124、216—217、223、224。
——通过让渡而占有商品——147—148。
——作为消费品——233、281。
——和需要——172、178、209。
——和积累——186—188。
——和货币——99、100—101、115—121、124、130、160—161、166—170、171—173、179—180、182—183、188—189、190—191、225—228、518、524、533—536。
商人——151、152、499、503—506、534、592。
商业——见贸易。
上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41—47、50、204—205、409—410。
并见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方法。
社会——资产阶级社会
——它的生产关系——4—7、9、17、22、105—108、109—110、111—112、113—115、193—196、199—200、202—205、221—223、232—233、235、247—250、251—259、260—262、267—270、277、279—280、282—283、285—286、289—290、293、324—325、366、390、393—394、403、409、448—451、453、456—457、462—464、480—481、491—492、495、496—499、501—503、510、512、536—537、540—542、551—553、557—558、581、588—590、597—600。
——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表现——4—10、37—38、49—50、190—192、557、598—601。
——它的矛盾——4、8—10、46—47、69—70、81、86、93—101、108—111、115—121、148—149、151—152、165、177—178、181、184—185、186—189、191、194—195、202—205、247—250、266—268、279—280、282—283、291—292、293—294、304—305、318、379、386—387、390—391、393—398、403—407、410、445、446、464、495、525、533—534、538—545、547—548、598—601。
——竞争的统治地位——10、22、105—106、109、155、304、394—395、438。
——和资本——48—49、293、390—391、434—435、507—508、529、589—590、592—593。
——和雇佣劳动——177—178、235—236。
——它的结构——50、203—204、221—222、234—235、236—237、393。
——它的再生产——523。
——阶级——50、114、600。
——价值关系的统治地位——105—109、212、318—319、504—505、511、520—522、545—546。
——自由和平等的幻想——113—114。
——它的成员——479—480、523—524。
——金银的积累，——183—185。
——生产力的发展——22、235—236、286、304—305、389—391、395—397、405—407、525—526、539—541、587。
——和国家——4—8、49—50、181、221—222、294、529—531。
——和法——200。
——和资本主义前的关系——4—7、15、22、46—47、176—177、453、457。
——和古代世界——480。
——和劳动力商品——526。
——社会需要——107—108、175—176、389、524—525、530—531。
——公共工程——529。
——社会收入——530。
——觉悟到社会的不公平——455。
——它的解体——221。
并见市民社会。
社会形式——见形式（社会的）。
社会主义革命
——它的必然性——69、82、109、113—114、181、390—391。
生产
——它的社会性质——22、25—26、95、480—481。
——和生产力的发展——514、540—541。
——对自然力的利用——4、290—291、514。
——物质的生产——22、264、616。
——生产的主导作用——40—41。
——生产工具和资料——116、167—171、175—177、269—270、272—273、274、308—309、331、332—333、348—349、359、520、536、594。
——“生产一般”——26—27、29、256、280、288、528—533。
——生产方式——38—39、213、487—489。
——生产部门——27、389、516—517、523—524、534、545—546。
——工业生产——177、287—289、557。
——农业生产——257、290、487、605—606。
——交通工具的生产——519—520。
——它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28—29、271—272。
——它的历史性质——280、481。
——它的条件——28—29、481—482、484—485、516、520—522、532—534、618—619。
——它的自然条件——484—485、524。
——自然界是生产的对象——26。
——它的目的——98、455—456、603—604。
——和阶级——221。
——和法——29。
——和国家——529—531。
——它的结构——180—181。
——它所创造的需求——399、403—404。
——它的连续性——533、536—538、545、548。
——资本主义的生产——9、26、37—39、107—108、121—123、211—213、235—236、254—255、258—264、265—268、269—272、276—277、281、286、293、384、387—388、391—398、400—406、439—441、450—452、455—457、463、479—481、505、507—509、510、529、532、541、544—546、548、562、587、611—612。
——和资本积累——434、435。
——和资本流通——512。
——和资本周转——518。
——和资本循环——510。
——和使用价值——223、259、271、276、322、329、331。
——和价值——211—213、271、276、441、504、505、521。
——和分配——28、30、36—41、102—103、597。
——和交换——30、40—41、127、284、521、526、534。
——和消费——30—35、40—41、110、—111、122、167、242、243、247—248、258—259、329—330、359、485。
——和需要的满足——32—34、389、524—525、530—531。
——和货币——397。
——和工资——536、596—597。
——和价格——171、213。
——和贸易——212—213、388。
——和流通——170—171、188、190、211—213、388、396、441、456、510、513、514、516—518、519—522、532—533、541—542、545—548、596。
——和人口——478。
——和市场——532—533。
——和信用——533—534、545。
——和财富——396—397、539—540。
——征服对生产方式的影响——28、37、38—39。
——和艺术的发展——51、112、123—124、264。
——和分工——95、212—213、526。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513—514、548、605—606。
——订货——533。
——孤立个人的生产——22、25。
——资本主义前各种形式下的生产——243、419、480、482—483、507—508。
——自然的生产——524—525。
——大规模的生产——506—507。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102—107、121—124。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和分配——28、185—187、391、393、550—552、557—558。
生产方式——38—39、213、488。
生产费用
——定义——272—273。
——它的再生产——276—277。
——非生产的生产费用——169、277、548、589。
——货币形式上的生产费用——155、276。
——利息形式上的生产费用——278。
——资本的生产费用——278、283—284。
——和产品价值——415。
——和产品运往市场——532。
——和国家——529—530。
生产工具
——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116、167—171、175—176、270—271、272—273、274、308—309、331、332—333、342—343、348、359、536、594—595。
——作为劳动资料——256—258、260—261、285、493。
——和金属——124、127、128—130、134—135、181、184—185。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359、411—413。
——作为劳动产品——493。
——作为资本——269、281、285。
——农业中的生产工具——331。
——市场上的生产工具——238。
——作为生产工具的货币——168—171、175—177、517。
生产关系
——它的发生和发展——236—237、453、480—481。
——它的再生产——480—481。
——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4、9、17、22、25、46—47、105—114、193—196、199—200、202—205、223—225、232—233、235—236、247—249、251—253、254—258、260—262、267—270、277、279—280、282—283、286、288—290、293、324—325、389、393、403、409、448—451、153、456—457、462—466、480—481、491—493、495、497—499、503、510、512、536—537、540、541、552、557、581、588—590、597—600。
——和生产力——50—51、254—256、496—497、539—541。
——和生产结构——180—181。
——个人从属于生产关系——37—38、147—148。
——和法——39—40、51、79。
——它的改造的方式——68—70。
——通过思维把它分出来——91—92、114。
——它的物化（对象化）——107—115、193—195。
——它的异化——110—112。
——观念是社会关系的表现——114。
——和分配——69。
——和流通——68—70、194—200、200—203、520—522。
——和积累——186—188。
——和财富——188—189。
——和工业——506—507。
——和竞争——551—552。
——价值作为生产关系——89—90、105—107。
——商品所体现的生产关系——89—91、92—93。
——货币所表现的生产关系——68—70、93—96、109—111、167、173—176、178、193—195、206、210。
——和货币改革——94、95。
——国际的生产关系——181。
——资本主义前各种形式的生产关系——46—47、107—109、112—115、199—201、480—482、494—497、501—505。
——古代世界的生产关系——178、199—201。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107—108、111—112。
——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反映——7—10、37—38。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535—536、552—554、580—584、595—596、598—601。
并见经济关系。
生产过剩——391—394、395、397、400、407、432—433、537。
并见经济危机。
生产劳动——229—233、263、265、266—268、290—292、379、460—461、487、529—532。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劳动的理论——45—46、230—233、262、266—268、290—293。
生产力
——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25、235—236、286、304—305、390—391、396—397、406—407、526、539、541、587。
——它的社会性质——376、525—526。
——它的发展——236—237、612。
——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界限——319—321。
——和生产关系——50—51、254—256、496—497、539—541。
——和个人的发展——406、540。
——劳动生产率——77、83—84、87、291、357—358、362、538、572。
——和分工——291、355、378、555、587、612。
——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力——176、497。
——和意识形式——539。
——和宗教——539。
——科学作为生产力——235—236、389、539—540、555、612。
——生产力的革命——434。
——自然要素——555。
——和资本——232—234、267—268、286、304—305、313—314、365—371、376—377、389—391、396、405—406、539—541、587。
——和剩余价值——296、313、359—361、388—389、396—397、406—407、556。
——和必要劳动——297—307、373—377、381、405—406、612—613。
——和剩余劳动——298—307、374—377、406、418。
——和雇佣劳动——16—17。
——和工人——542—543。
——和资本主义剥削——581—582。
——和自由时间——617。
——和工作日——296—300、307。
——和工资——572、576—579、601—603。
——和赤贫——607—608。
——和使用价值——296、306、315—316、416—417、523、576。
——价值——87—88、314—317、732、357、436—438。
——和货币——175—178。
——和价格波动——306—307、416—417。
——和流通——314、532—533、538、544。
——和贸易——555。
——和财富——316—318、539—540。
——和利润率——307、413—415、417、555。
——和剩余价值率——372—375、416—417、433—434。
——和资本积累——314——315。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364、366—371、372—374、421—422、433、555—556、581—582。
——和生产——513—515、540—541。
——和再生产——580—582。
——和机器的应用——357、516—517。
——农业中的生产力——487、591。
——和交通工具——520、528—530。
——和人口——378—379、607—609。
——和所有权（所有制、财产）——235—236、575、608。
——和经济危机——437。
——和协作——587。
——水利工程——529。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下的生产力——107—108、396、492—493、539—540。
——共同体中的生产力——488—490。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511、539—541。
剩余价值
——它的源泉——276、281、288、289—292、294、334—335、345—347、413—416、444—448、566—568。
——和资本——296—297、309—314、337—343、381、387—388、404—406、429—435、441—444、514—515。
——和资本主义生产——308、314、—315、333—334、381。
——相对的和绝对的剩余价值——337—338、387、388、405—406、514、590—591、602—603。
——它的积累——430—434。
——它的实现——281、384—388、430—432。
——它的分配——408、419、422、427—428、546—547。
——和消费——388、429—434。
——它的循环——512。
——它的派生形式——518。
——利息形式下的剩余价值——277—278、518。
——货币形式上的剩余价值——335—336、438。
——和价值——281—282、285—286、314、377—379、411—414、557—559。
——和工作日——298—302。
——和劳动力商品——560。
——和必要劳动——299—301。
——和剩余劳动——299—301、303、358—359、396—397、404、434—435、442、463、519、530、550、568。
——和利润——357—359、515、553—555、563、565、599。
——和利润率——372。
——和一般利润率——421—422、546—547。
——和剩余资本——512。
——和资本流通——514—515。
——和生产力的发展——296—313、359—360、388—389、395—397、405—407、556。
——和非生产阶级——379。
——和需要——388。
——和交换——405407。
——和机器的应用——363。
——和运输费用——518—519。
——和生产——614。
——和生产劳动——530。
——和流通——281、387—388、538、542、545—548。
——和流通费用——547。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剩余价值的产生——287—293、557—561、598—599。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341—342、551—555。
剩余价值率
——它的计算——346—351、353、358、360—362、372—375、564—565、598—599。
——和利润率——342—343、414—415、426—427。
——和生产力的发展——372—376、416—417、433—434。
——和资本积累——434。
剩余劳动
——定义——286。
——它的形式——377、442、445—446。
——它的条件——443—444。
——它的组成部分——446—447。
——它的社会性质——525—527。
——总剩余劳动和个别剩余劳动——545—546。
——作为需要——384。
——对它的分化——388—389。
——和生产力的发展——298—307、314、375—376、406—407、418。
——它的分配——408、419、422、427—428、545—547。
——和剩余价值——299—301、303、358—359、396—397、404—405、434—435、442、463、519、530、550、567—568。
——和资本——307、311—312、324、333、375—379、384、389、394、399—400、403—406、419、443—445、531、591—592、620—622。
——绝对的和相对的剩余时间——327、337、344、357、359—360、372、405—406。
——和剩余产品——442—443、550。
——和利润——554—555。
——和必要劳动——319、320、376—377、379、531、607。
——和机器——363。
——和原料的量——308—309。
——和财富——380。
——和生产劳动——530。
——和非生产劳动——380。
——和对外贸易——398。
——和竞争——531。
——资本主义前各种形式下的剩余劳动——418—419、466、467、471、501—502。
——和使用价值——519。
——和人口——607。
——和自由时间——617。
什一税——47。
实践——45—46。
实现
——商品价值的实现——92—94、97、99、108、115、116—119、149—150、151、155、160—164、200—203、363—365、383—384、386、406、421、429—431、517—519、528—529、531、585—586。
——资本价值的实现——381—383、384—387、391—393、396、404—406、419—420、428—429、431、435—436、438—439、514—515、518、519、522—523、530、541—543、585—586、603—604。
——剩余价值的实现——281、384—387、430—432。
——利润的实现——421、430。
——劳动力的实现——607。
——和大规模交换——521—522。
使用价值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223—227、229—230、280—281。
——它的社会性质——224—225、265—266、270—271、386、523—524。
——作为劳动时间的产品——225—227。
——和价值——225—228、270—272、275、383、386—387、396—397、406—407、438、531、535、540。
——和资本——226—227、228—230、270—272、274—275、279、327—333、336—337。
——和剩余劳动——519—520。
——和生产——223—224、259、271、322、329、331。
——和消费——270—271、328—331、383—386。
——和需要——165—167、223、392。
——和生产力的发展——296、306、315—316、416—418、524、576。
——和财富——316。
——和自然科学的发展——389。
——和产品的质——411—412。
——和价格——418。
——和产品运往市场——548。
——它的价值丧失——516。
氏族制度——见部落体。
市场
——作为经济范畴——239、240—241。
——作为经济流通的领域——521。
——和生产——532。
——资本的市场——507—508。
——工业的市场——506—507。
——资本的无限扩大市场的趋势——538。
——世界市场——8—10、75、109、110—111、180—181、239、388—509、525、541。
——国内市场——76、239。
——国外市场——505—506。
——货币市场——71—72、106、234、239。
——生产条件的市场——534。
——产品的市场——239—241、517。
——原料的市场——239—241。
——劳动的市场——501—504、517、534。
——交换的市场——502。
——销售市场——518。
——和流通——541。
——和交通运输工具——541。
——和使用价值——548。
——和消费——534。
市民社会——22、25，50。
并见社会——资产阶级社会。
收入
——和货币——460、509—510。
——资本家的收入——461—462。
——工人的收入——530、596—597。
——社会的收入——530。
——国家的收入——532。
——和公共工程——529—530。
——和消费——230—231、459—462。
——它的交换——230—231、459—463。
数学，
——平均数——79、85—87。
——数——441。
税收——80、523、526—527、530。
思维——41—44、91—92。
苏格兰
——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78—81。
所有权（所有制，财产）
——它的历史性质——279。
——作为占有——452—453、466—468、477、484—488、494—496、505、510、511。
——和生产条件——28—29、236—237、484—487、608。
——它的规律——463。
——它的起源——480—481、483—484。
——和社会形式——540。
——和生产力的发展——235—236、575、608。
——和劳动——252—253、285、336、443、445、447、449—451、496—497、504—505、507—508、510—512。
——它的再生产——608。
——所有制形式——28、29、47—49。
——公社所有制（公有制）——15、29、47、49、465—466、469—479、481—491、493—494。
——它的亚细亚形式——467—468、471—472、475、485、487—489、491。
——它的古代形式——468—475、489、491。
——它的日耳曼形式——471—476、488—491。
——斯拉夫的所有制——488、491。
——它的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485—486、491、502—505、510、512、581、608。
——私有制——28、192、197—199、465—466、469、472、474—475、477、504。
——和大工业——507。
——资本主义所有制——192、265—268、462—464、491—492、608。
——它同劳动的分离——252—254、285、443445、447、450—451、453—455、465、490—493、496—498、505、508、510—512。
——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491—496。
——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505—506、511—512、540。
——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494—495、496。
——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509—512。
——国家所有制——468—470、475、477。
——财产法——144—145、163、449—450、510—511。
——和占有——43、471—472、475、477、482、484—486。
——和法的关系——279。
——对财产的保护——29。
并见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地产）。
T
铁路——见交通工具。
统计——110。
投机——151。
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地产）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38—39、49、207—208、234—、239、287—289、465。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下的土地所有权——113—114、207、465—479、482—487、489—494、496、503、511。
——古罗马的土地所有权——38—39。
——它的形成过程——207—208、465—467。
——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476。
——土地私有制——469—470、475。
——国有土地财产——475。
——小块土地所有制——490。
——劳动者的土地财产——492—494。
——和雇佣劳动——234、239。
——和货币地租——234—235。
——和生产力的发展——235。
——和工业——235—236。
——和地租——237。
——和农业——48—49、503。
——和收入的消费——460。
——和立法——39。
——它的解体——465。
——要求地产国有化——237—238。
——资产阶级的地租理论——287—288、290—293、295、552、555、599。
W
威尔士——482。
唯物主义——51。
唯物主义历史观——51。
并见基础和下层建筑，阶级，生产关系，生产力，形态（社会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51。
乌拉尔——126。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
物理
——物理过程——353。
X
西班牙——177。
希腊（古代）——470、508。
相互作用——38、41。
消费
——作为经济关系——243—244。
——个人的消费——31、98、152、534。
——坐产的消费——31—35、40—41、98、110、111、122、152、168、242—244、247—248、258—259、264、328—332、359、393、535。
——大量的消费——241。
——精神的消费——247。
——商品的消费——233、281。
——资本的和收入的消费——230、232、459—462。
——资本消费劳动——265—266。
——工人的消费——242—243、244—248、250、393、400—406、409、422—425、428、430—433、591—592、596—597、603。
——资本家的消费——276—277、335、428—434、591—592。
——财富的消费——242—243、459、528。
——最终产品的消费——403—405。
——过剩人口的消费——612。
——和使用价值——270—271、329—331、383—387。
——和需要——32—35、383—385。
——和价值——119—120。
——和资本——386—387。
——和剩余价值——388、429—435。
——和交换——126—127、534。
——和市场——534。
——和再生产——219。
——和工资——334—336、597。
——消费能力——384。
——消费费用——530。
——它的扩大——406。
——它的界限——612。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消费——121—123。
消费费用——530。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7、8、16—17、83—85、150、203—205、262、267—269、393、508。
并见空想社会主义，蒲鲁东主义。
协作——109、587—588、612。
信用
——作为生产关系——533—534。
——它的基础——336。
——它在银行中的集中——68—72。
——信用制度——109。
——和资本积累——68—69。
——信用流通——57—58。
——和贸易——397—398。
——和生产——533—534、545、548。
——和资本流通——516、533—534、541—542、544—545。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398—399。
——和高利贷——534。
形式（社会的）
——社会形式——15、28、42—50、107、149、213、221、539—541。
并见部落体（氏族制度），封建主义，共产主义，公社，古代世界，奴隶制，原始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
需求和供给——110—111。
——供求关系——66、70、75、76—77、102、108、121、127。
——供求规律——78、151。
——作为抽象的范畴——387。
——和生产——399、405。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149—150、403—404。
——工人的需求——403—404。
——手工业生产条件下的需求和供给——508。
——和价值——86。
——和货币——99、115、187—188。
——和价格——66、75、78，86、265—266、460、545。
——和工资——15—17、428。
——和资本——387。
——和竞争——422。
——和经济危机——98。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为供和求一致——392、407。
需要（需求）
——它的社会性质——107—108、176、389、524—525、530—531。
——它的历史性质——524—525。
——必需的需要——525。
——工人的需要——244—245、246—248、251—253、286。
——直接生产者的需要——387。
——对劳动的需要——613、616。
——农业的需要——524、525。
——无支付能力的需要——384。
——和消费——32—35、383—385。
——和生产——30、32—33、389、524—525、530—531。
——和交换——90、93、97、196、200、524—525、531。
——和分工——151、524。
——和使用价值——166—167、223—224、388。
——和商品——172—173、178、209。
——和货币——172。
——和流通——212。
——剩余劳动作为需要——286。
——和剩余价值——288。
——和科学的发展——389、390。
——和必要劳动——524—525。
——和财富——524。
Y
牙买加——287。
亚洲——131、134、179、182、184、243、473、483、529。
一般——特殊——个別——26、27、29、30、45、46、220—222、233—234。
一般（平均）利润率——421、515。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420、423。
——和竞争——422、551—552、555。
——和剩余价值——421—423、546—547。
——和工资——422—428。
——和资本流通——546—548。
伊特鲁里亚——419、526。
移民——见殖民。
艺术——33、43。
——和物质生产——51、112、122—124、264。
——和社会发展——51—53、379。
——和竞争——241—242。
——和人——264。
——古代世界的艺术——51—53、122—123、184。
——作曲家的劳动——616。
异化（社会经济意义上的）——110——113、178、266—267、283、443、445、453—454、480、511—512、541。
意大利——130、135。
意识——42—43、50。
银行
——银行业务——59—69、70—74、78—80、239。
——作为流通的中介——136、294。
——银行制度——109。
——和资本主义经济——68。
——和资本的分配——440。
——发行银行——79、146。
——商业银行——80。
——垄断银行——81。
——苏格兰银行——79、81。
——工人储蓄——247。
——和货币积累——183—188。
银行券——59—60、63—66、68—69、72—74、78—80、83、84、103、104—105、184。
印度——7、38、468、482、526。
英国——4、7、10、134、169。
——对世界市场的统治——8、9、212、518。
——工业和铁路——528、589。
——农业和土地所有权（地产）——39、236。
——英格兰银行——15、67、71、78、81、103。
——国民财富——142。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182—483、506。
并见爱尔兰，苏格兰。
庸俗政治经济学——4—17、25、26—27、198、204—205。
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语言——25、26、67、112、466、482—484、487。
预付资本
——它的构成——352—355、361—364、368、372。
——它的价值丧失——529—530。
——和产品价值——411—414。
——和分工——353。
原料
——作为劳动的对象（材料）——256—259、260、261、270、271—272、274、285、330—332。
——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281—285。
——作为生产条件——536。
——它的价值——411—413。
——和剩余劳动——309。
运输（和通讯）——见交通工具。
Z
再生产
——它的条件——611、619。
——简单的再生产——277。
——扩大的再生产——454。
——价值的再生产——220—221。
——资本的再生产——274—277、308、322—324、326、381、447、536、540、543、580、606、614。
——工资的再生产——325、326、335、343、345。
——劳动能力的再生产——251、308、320、405、412—416、418、442—444、456、498、531、571—572、577—580、603、612—614。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613—614。
——劳动和资本之间关系的再生产——450—451、454、480—481。
——社会个人的再生产——481、485、607—611。
——所有制形式的再生产——608。
——资产阶级财富的再生产——454、530。
——资产阶级社会的再生产——523—524。
——机器的再生产——580、581。
——和生产力的发展——580—582。
——和消费——219。
——和人口过剩——611。
——和资本流通——512、606。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前诸关系的再生产——581。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下的再生产——511、540。
——公社中的再生产——467、471、476—479、482—483、485—488。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286。
——自然界的再生产——328、610。
债务
——和资本的分配——440—441。
占有——43、472、474—475、477、482、484—486。
战争
——它的经济意义——75、184。
——公社的军事组织和战争——468—474、475、478、482—483、486。
并见军队。
征服（征服在历史上的作用）——28、37、38。
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对象——22—41、124、208、280—281、453、490。
——从具体到抽象——41—42。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41—47、49—50、205、410。
——分析和综合——41—42。
——研究中的历史主义——22—25、38、43—47、453。
——经济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9—10、41—50、186、201—203、293、410、481。
——经济规律——78、83、85、87、121—123、410、453、463—464、551—552、558。
——经济学研究计划的制定——27、47—50、101、153—154、180—181、206、220—222、233—234、237、239—241、247—248、256、279—281、293、305、359—360、363、380—382、387、410、416、421—422、438—439、441、490—491、513—514、517、520、525—528、530、538、566、585、598、603、614、618。
——数字例证——350—355、372、563—567。
——对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研究——385—386、410。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批判——74、231—232。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成过程——503—505。
——劳动范畴——44—46、399—403。
——使用价值的作用——223—227、229—231、280—281。
——和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453、456—457。
——和共产主义——453。
并见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22—41、124、208、280—281、453、490—491。
——劳动范畴——44—46、399—403。
——使用价值的作用——223—227、229—231、280—281。
并见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从具体到抽象——41—42。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41—47、49—50、204—205、410。
——分析和综合——41—42。
——研究中的历史主义——22—25、38、43—47、453。
——数字例证——350—355、372、563—567。
并见政治经济学。
直观——42—43。
殖民——177、237、608。
——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237、561—563。
中国——11、67、134、135、518。
中介——30、32、34、293—295、611。
中世纪——见封建主义。
重农学派——45、288—291、591。
重商主义——45、74、177、179—180、186、288—289。
贮备（储备）——418、452。
资本
——定义——206、254、509—510、517。
——作为生产关系——213—214、221、234—230、260、262—263、277—278、495、503、509—510、557。
——它的物质内容和经济形式——26、267—269、281、336、593—594。
——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的形式——48—49、293—294、435、507—508、529、589、592—593。
——和国家——529。
——占有他人劳动——192、209—210、290—292、448—450、455、464、591。
——它的形成过程——208、269—270、280—281、450—452、456—457、462—464、480—481、491、497—508、511、526、588—590。
——生产的基础——267、268、270—274、277—278、279—281、294、530—533、544—545、557。
——它的发展趋势——396—397、524—525、538。
——它的历史的合理性——247、286、390、394—395、528—529、541—542。
——“资本一般”——268—270、312、387、440、515、518。
——和价值——178、189、202—204、206—207、209、214—217、218—219、221、222—226、234、255—256、262、265—267、268—274、275—278、285、289—290、293—294、303—307、313—314、320—321、326—327、333、337、358—359、363—372、377、381—386、387—388、404—407、438、508、529—530、532、534—538、540—547、612—613。
——和劳动——214—215、223—224、229—234、237—238、241—255、256—258、259—271、277—280、282—283、286、315—316、323—326、332—336、383—384、386、403—406、445—448、454—456、462—464、480—481、490—493、497—501、504—508、511—512、513、517、526、531、545—546、549—551、577—583、586—593、594—598。
——和剩余劳动——307、311、324、333、375—380、384、389、393、400、404—406、419、443—445、531、591、621—622。
——和剩余价值——296、297、310—314、337—343、381、387—388、404—406、429—435、441—444、515。
——和生产力的发展——232—234、267—268、285、286、303—307、313—314、365—372、376、389—391、396、406—407、538—541、587。
——和使用价值——226—230、270—271、274—275、278—279、327—333、337。
——和利润——214、233—234、297、316、326、531。
——和利息——171、204、233—234、279、297、432、440。
——它的积累——186—187、230、279—280、307、311—312、314—315、336—337、360、368—371、398—400、418、434—435、501—503、591—593。
——它的分配——440。
——它的价值丧失——277、382—383、397、406、436—438、516、529—530、545—547。
——它的集中——7。
——它的积聚——9、69、109、233—234、587、593。
——和信用——234。
——和货币市场——234。
——和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38—39、49、207—208、233—238、288—289、465—466。
——和地租——234—235、237—238。
——和农业——234—238。
——和工资——594—595、596—598。
——它的再生产—274—276、308、322—324、325—326、383、446—447、536、540、543、580、606、614。
——使用资本要有利可图——527—531。
——它的组成部分——320—321、359—365、430—431、433—434、439、446、512、514。
——货币形式上的资本——94—95、169—171、206、208、209、215、217—221、226—230、254、255—256、265、279、312—315、326—327、335—337、382、420、438—441、451、499—500、501—504、505—508、509、516、545、585—587、589、591—592、603—604。
——商品形式上的资本——209、217—218、381—385。
——和消费——230。
——和竞争——234、394、404、517、546。
——和资本家——262、276—277、282—283、335、454—455、508—509、535。
——它增殖的必要性——297、404—407、521—522。
——和必要劳动——376—379、531—532。
——和自由时间——376—377、617。
——和工作日——377。
——和人口——376、379。
——和劳动能力——241、242—244、336、406、442—445、447—450、517、612。
——和生产费用——277—278、382。
——和财富——253—254、286—287、288—291、292—294、307、312—313、385、440、447—448、479、499—501、528—530、540—541、591—593。
——和世界市场——388。
——它的解体——495、541—543。
——和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49、249—250、254—255、287、388、508—509、539。
——信贷资本——279。
——股份资本——234、238—239、294、528、529。
——产业资本——236、278、288—289、294、499、516、528。
——剩余资本（追加资本）——377、442、445、446—452、498、512、614。
——生产资本——517、528、588。
——闲置资本——584。
——资产阶级的资本理论——206—207、210、213—215、228—229、267—270、290—293、391—394、397—398、508—509、546—550、551—554、593、596、614、616。
并见剥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受到的剥削，不变资本，股份资本涸定资本，可变资本，流动资本，预付资本，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的集中，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输出，资本循环，资本周转。
资本的积聚——9、69、109、234、527、587、592—593。
资本的集中——7。
资本的技术构成——363—364。
资本的有机构成
——和生产力的发展——367—371、373—374、422、433、555—556、582。
——和资本积累——367—371。
——和利润率——372。
——和一般利润率——421。
——和资本之间的交换——443—444。
——和分工——565—566。
——和资本额——581—582。
——和工人状况——582—584。
资本的原始积累——280—281、451—452、498—499。
资本输出——67、68。
资本循环
——和生产——510。
——和流通——510。
——和剩余价值——512。
——和流动资本——535。
资本周转（流通）
——它的出发点和复归点——512。
——它的阶段——516—517。
——它的速度——514—516、537、605、606。
——和生产——512、517。
——和再生产——512、606。
——和资本流通——513、517—518、606。
——和利润——514—515。
——和资本额——514—515。
——和剩余价值——515。
——和信贷——516。
——和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之比——606。
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
——社会关系——106—109、111—115、199—200、480—482、494—497、503—505、
——劳动性质——200、254—255、531—532、588、593。
——服务——460。
——生产力的发展——107—108、396、492—493、539—541。
——生产和消费——243、419、480—483、508。
——再生产——511、540。
——劳动者的状况——456—458、487—489、592—593。
——剩余产品——419、467、471、501。
——积累——501。
——财富——288、289、290—291、479、502—503、539。
——所有制形式——485—486、491、503—505、511—512、581、608。
——手工劳动——491—494、496、501—504、506—507、524—527、590。
——行会制度——107、499—500、503、511。
——城市制度——451。
——家长制———107—108、524。
——亚洲各社会——460。
——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113—115、207—208、465—479、482—494、496—497、503—511。
——农业的发展——48—49、119、290。
——剩余人口——611。
——货币关系和交换的发展——108、113、150—151、400、503—504。
——雇佣劳动的发展——14—15、288—289。
——它们的解体——462、490—494、496—497、500—504、539。
——和资产阶级经济——46—49、248—249、254—255、286、287、388、390、452—453、457、461—463、508、539、581。
并见部落体（氏族制度），封建主义，公社，古代世界，罗马（古代），奴隶制，希腊（古代），原始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见生产关系，资本。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4、37—38、198、287—289、320—321、598—601。
——李嘉图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的反映——37—38、557—558、599—601。
——劳动价值论——117、119、121、287—288、292—293、295、315—321、549—551、552—562、598—600。
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一般评述——3、4。
——它的历史——3、22—26、41—42、44—45、119、186—187、287—293。
——对它的科学的批判——73—75、230—232。
——它的辩护性质——15—16、26—27、99、148—149、194—195、203—205、230—232、250—251、282—284、291—293、452—453、498—499、580—584、599—600。
——它的反历史观——11、28、29、46—47、202—205、213—214、221—222、261、282—284、291—293、295、391—392、452、593—594、620—621。
——它所特有的叙述性质——27—32、34—38。
——它的社会主义反对者——4—8、17、397—399、508、558—559。
——它的古典学派——4、37—38、198、288、320—321、598—601。
——李嘉图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的反映——37—38、557—558、599—601。
——庸俗经济学家——4—17、25、26—27、198、204。
——货币主义——45、167、177、182、186、288、604—605。
——重商主义——45、74、177、179—180、186、288—289。
——重农学派——45、288—291、591。
——劳动价值论——117、119、121、287—288、292—293、295、315—321、549、551—562、598—600。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性质——463—464、614、619。
——生产劳动的各种理论——44—45、230—232、263—265、267—268、291。
——货币数量论——73、142、165—166、181—182、288、293。
——关于价值的尺度——619。
——对资本的解释——206、207、210、213—215、229、267—269、291—294、391、395、396、508—510、545—547、548—554、594—596、616。
——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287—288、289—292、557—561、597—599。
——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342—345、552—555。
——对利润的解释——275、277、288、292、295、345—346、358、598—601、619—621。
——关于利润率的降低——358、555—556、599。
——关于利润平均化——440—441。
——关于工资——12—17、205、291、292、320—321、597—601。
——关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536—537、552—553、580—584、595—601。
——要求工人节约——244——250。
——关于生活资料基金——257。
——关于分工——291。
——关于生产力的发展——396。
——关于机器——363。
——人口理论——319—320、379—380。
——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7—10、37—38。
——财富的概念——288、292—293、295、314—320。
——关于资本积累——311、315—321、342—345、498—499。
——关于储备——619—620。
——关于生产过剩和危机——74—75、186、391—394、397、407、408、437—438。
——关于生产和分配——186—187、394、551—552、557。
——对生产费用的解释——274—275、278、
——把生产和消费混为一谈——393。
——关于竞争——394、551—552、557—558。
——把供和求混为一谈——392、407。
——地租理论——288、290、291—292、295、552、555、599—600。
——关于对外贸易——275—276、316。
——保护关税主义——167。
——关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种形式——47。
——殖民理论——237、561、563。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自然
——自然力——4、291、514。
——作为生产的对象——26。
——作为人类生存的条件——481—482。
——对自然的认识——389、541。
——自然必要性——524—525。
——对自然的占有——390。
——自然的生产条件——484—485、524—525。
——和生产力的发展——555—556。
——土地是天然的实验场——465—466、468—469、472、476—477、480、485、490、591。
——地球的形成——452。
——再生产过程——328、610。
——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453。
——和劳动——476—477。
——和工业——290—291。
——金银的自然属性——125—127。
自然科学——389、390、453。
并见科学。
自由——51、198—204。
自由时间
——它的历史性质——617。
——它的创造和占有——379。
——和财富——375。
——和生产力的发展——617。
——和资本——377、616—617。
——和剩余劳动——617。
——和劳动时间——617。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时间——617。
宗教——43、47、50、184、293、539。
最终产品——404、514。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
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重量
1吨（Ton英国）＝20英担1016.050公斤
1英担（Hundredweight英国）＝112磅50.802公斤
1英担（Hundredweight美国）＝100磅45.360公斤
1夸特（Quart）＝28磅12.700公斤
1英石（Stone）＝14磅6.350公斤
1磅（Pound）＝16盎司453.592克
1盎司（Ounce）28.349克
金药衡
1磅（Troypound）＝12盎司372.242克
1盎司（Troyounce）31、103
1格令（Grain）0.065克
长度
1英里（Mde）＝5280英尺1609.329米
1码（Yard英国）＝3英尺91.439厘米
1码（E11e德国）66.690厘米
1英尺（Foot）＝12英寸30.480厘米
1英寸（Inch）2.540厘米
面积
1英亩（Acre）＝4路得6.0703市亩
40.47公亩
4047.0平方米
1路得（Rood）1011.7平方米
1公亩（Are）100.0平方米
1摩尔根（Morgen）2523.0平方米
容量
1蒲式耳（Bushe1）＝8加仑36.349升
1加仑（Ca11on）＝8品脱4.546升
1品脱（Pint0.568）0.568升
货币
1镑（英国金币）＝20先令
1先令（英国银币）＝12便士
1便士（英国铜币）＝4法寻
1法寻（英国铜币）＝1∕4
1基尼（英国金币）＝21先令
1索维林（英国金币）＝1镑
1法郎（法国铸币）＝100生丁
1利弗尔（法国银币）＝1法郎
1生丁（法国辅币）＝1∕100法郎
1塔勒（德国银币）＝3马克
1马克（德国银币）＝100分尼
1格罗申（德国银币）＝12分尼
1分尼（德国铜币）＝1∕100马克
古尔登（德国和荷兰金币）
德拉马（希腊银币）
瑞斯（葡萄牙铸币）
马拉维第（西班牙金币）
杜卡特（欧洲金币，起源于意大利）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名目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
名目索引
A
阿西恩托条约——870。
埃及——387、533、587、588。
爱尔兰——291、292、310、482、803、819、837、867。
奥地利——319。
澳大利亚——515、887。
B
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见商品拜物教。
——货币拜物教——73、101、108—113、157。
——资本拜物教——100、877—878。
半成品——213。
保护关税制度——34、649、859、861、867、868、877。
保险公司——237。
暴力
——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821、861。
——暴力在资本主义形成中的作用——495、825—846、861、873。
——暴力在平等的权利之间的决定作用——272。
——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861。
——超经济的暴力——846。
——国家权力——847、861。
——作为经济力——861。
悖论——469。
本质和现象
——概述——51—52、61、64—65、70—78、88—93、98、108、110—111、114、116、125—126、137—139、141—142、159—160、179—180、274、353、355、368、608—611、615—622、655、715—717、734—735、877—878。
——假象（外观）——90—93、100—101、111、137—138、368、508、610、632、624、673。
并见抽象、社会规律。
比利时——34、319、346、693、772—774。
必然性
——概述——107—108、124、160、368。
——历史必然性——388、422、558—559、563、683—687。
——自然必然性——56、99、515、587—588、605、874。
——技术上的必要性——416、443。
——和偶然——79、93、107—108、129、412。
——和规律——353—356、412、671—678。
——和自由——123。
并见社会规律。
必要劳动
——定义——250、266、305。
——剩余劳动是必要劳动的函数——609。
——资本主义和徭役制条件下的必要劳动——272—276、366。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必要劳动——605。
——和工作日——268。
辫证法
——作为认识的方法——19—22。
——唯物主义辩证法——22。
——黑格尔的辩证法——22。
——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688。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21、97、438—441、541—547、559—561、576—580、718—722、872874。
辩证法的规律——见否定的否定、质和量、矛盾。
剥夺
——对直接生产者的土地的剥夺——822、828、832—834、857—858、873—874、885。
——资本家对资本家的剥夺——722、874。
——财政制度对小资产阶级的剥夺作用——866—867。
——剥夺剥夺者——874。
并见资本的原始积累。
剥削
——奴隶制的剥削——272—273、619、745、835。
——封建剥削——95、272—275、619、655—656。
——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655—656、820—823。
——资本主义剥削——225—227、268—271、305—307、359—361、382—386、444—457、541、562—565、583—585。
——外延方面和内涵方面的剥削——364—367、466—474、513、732。
——剥削的方法——276—281、292—311、323—326、334—335、364—369、466—480、525—527、538—543、623—642、796—802。
——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剥削的掩盖——611。
并见劳动力、雇佣劳动、剩余价值。
剥削社会中的国家
——作为资本的工具——312—313、329、358、419、710、746、847—851、861。
——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调节”——275—277、312—314、320—344、347、564—569、574—577、649。
并见工厂立法。
不变资本
——概述和定义——242—244、245—246、248—249、355、706。
——不变资本是首先由马克思制定的范畴——706。
——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260—261、416、444、466—468、679—680、705、719—720。
——不变资本是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248。
——不变资本的不同部分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218—221、236—242、245—247、444—445、447。
——不变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297。
——不变资本的支出和所推动的劳动量之间的依赖关系——732。
——和资本积累——696。
C
——财富（物质财富）
——财富的源泉——56—57、579—580、658、696。
——物质财富的要素——156—157、196、210—216、698、821。
——物质财富的社会表现——153—154、156、167—168。
——物质财富的占有——178—179。
——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656。
——物质财富的再生产条件——653。
——国民财富——864。
——贫困和财富的对立——742—746、751—753、757—759、770—772、816—817、884。
财政制度——866—868。
产业资本——见工业资本。
超额剩余价值——369—370、468。
城市
——中世纪的城市——494、823—826、847—848、859。
——资本主义时期的城市——579、757—759。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408、579。
惩治流浪者的法律——843—846。
抽象
——抽象在分析经济形式上的作用——7—8。
——抽象的客观内容——93、193—194。
——经济学的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93。
——抽象的个别例子——183—184、193—194、207、581、652、670。
抽象劳动
——50—52、57—60、65—74、78—83、91、98、109、131。
D
达尔文主义——311、396、429。
大工业、现代工业
——概述——211、436—437、441—443、512、517—520、529—532、562—563。
——大工业的起点——418、421—422、425—426、432—433、435—436、438—439、453、541。
——大工业的历史——16—17、212、427、453—454、868。
——大工业的意义和影响——427、453—454、559—562。
——大工业的科学基础——433、444、559—561。
——大工业的革命的技术基础——440—443、453—454、560。
——机器是大工业的技术基础——426、427、434、439—443、487、492、519、532。
——和分工——557。
——和劳动生产率——444、468、512—513。
——和农业——579—580、857—858。
——和国内市场——857—859。
德国——8—11、12、15—16、18、31、36、274、315、358、430、431、435、449、451、492、495、533、824、841、849。
等价形式
——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体现——64—66、70—72。
——等价形式是直接交换的形式——70、74、82—84。
——等价形式的三个特点——71—75。
——等价形式的谜——72。
——等价形式和相对价值形式的对比——62—63。
——等价形式的发展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之间的关系——67—68、70—71、82—85、107—108。
地产——见土地所有制。
地租——33、101、164、274、598、611、651、690—691、852—853。
并见徭役。
第一国际——见国际工人协会。
东印度公司——158、523、862。
对抗——8、18、159、337、702、775。
并见矛盾。
对立
——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49—56、58—61、63—72、76—83、104—107、124—128、132—137、143、158—162。
——商品和货币的对立——105、125、130—133、136—144、150—153、182—184。
——活劳动和对象化劳动的对立——359—360、485—487、740—744。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74、114、135。
——买和卖的对立——135、139、158—161。
贫困和财富的对立——见财富。
——工业资本和大土地所有权的对立——17、325、778。
并见矛盾。
对外贸易——165、273。
——贵金属的对外贸易——153—154。
——和世界货币——166—170。
对象化——51、56—58、63—67、71—75、76—84、89—93、107—116、123、128、135、221、225—228、248、251、257、375、611、615、700、878。
并见物化。
E
俄国——275、647、787、831。
额外剩余价值
——作为资本家的直接动机——367—372。
——作为社会价值与个别价值的差额——368—372、468。
——和相对剩余价值——368—372、467—468。
——和机器——467—469、517—518。
儿童劳动
——概述——425、453、531—532、732、798。
——剥削儿童劳动的后果——456、463、539—540。
——儿童劳动是相对人口过剩的原因之一——604、732。
——英国的儿童劳动——280、298、302—304、315、322—323、335、455—458、531—540、562—571。
——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规定——322、331、336—347、455—456、460—461、546—547。
二律背反——105、193、194、272。
F
发明
——发明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438—443。
——发明在生产中的应用——438—443、449—450、492—494、498—503。
——资本主义前生产方式中的发明——402—404、428、431—432、493—49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发明——428、431—436、438—441、449—452、492—494、498—503、535。
——和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492—494、498—503。
发展
——社会发展——20—25、96—97、140、197—198、406—409、421—422、440—442、492—494、558—563、584—588、872—874。
——形式和内容的变化——20—25、85—87、560—563。
并见否定的否定，质和量、矛盾。
法
——罗马法——111、332、835。
——中世纪法——110、854。
——资产阶级的法（权利）——103、195—197、204、271，333—334、337、341—342、343、347、349、457、488—491、673—677、695。
法国——12、17、18、34、164、169、312、321、347、358、409、438、451、533、798、830、846、847、850—851、854。
法国革命（1789—1794年）——108、711、850。
法国革命（1830年）——688。
法国革命（1848—1849年）
——二月革命——347。
——巴黎六月起义（1848年）——329。
法国唯物主义（l8世纪）——111、704。
反谷物法同盟——17。
反思规定——64—67、72、124—126。
反雅各宾战争——776、861。
反映
——概述——89—90、137—138、159、168、208。
——客观关系的颠倒反映——70—73、88—102、109—111、136—139、168、258—265、360、609—611、619—621、631、735—737。
并见本质和现象、宗教。
方法
——思维方法——97—99、448。
——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19—22、429。
——黑格尔的辩证方法——22。
——解决矛盾的方法——105—108、124、135、161—162。
——研究方法同叙述方法的区别——19—2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非洲——860。
分工——127—129、197、407—408、409—410、413、415、420—426、483—486、557、719、739。
——自然形成的分工——96、407。
——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390、392—393、398—399、400—403、405—415、419—423。
——国际分工——519—520。
——社会分工——55—56、90、92、127、129、406—410、423—424、512、587。
——地区分工——409。
分配
——决定分配方式的条件——96—97。
——家长制农民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95—96。
——剩余价值的分配——596、611、651。
——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见共产主义。
芬尼社社员——819。
封建主义
——概述——95—96、386、388、685、822—825、859—861。
——印度的封建主义——690。
——英国的封建主义——823—826、829—831、852。
——德国的封建主义——841。
——法国的封建主义——854。
——封建主义的解体——494、822、824—826、827、831、842。
否定的否定——22、81—86、109—113、872—874。
辅助材料——212、236、243、653、698、718。
复本位制——116—117、167。
复杂劳动——58、200、230—231。
赋税——649。
——赋税的形式——164。
——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861、866—868。
——罗马帝国的赋税——164。
——亚洲的赋税——165。
——法国的赋税-——164。
——英国的赋税——829。
——美国的赋税——886。
——和剩余价值——596。
妇女劳动
——概述——453、541、542—543、604、732、798。
——剥削妇女劳动的历史——425、453。
——剥削妇女劳动的后果——459、460、463。
——妇女劳动是人口相对过剩的原因之一——604。
——工场手工业中的妇女劳动——531。
——家庭工业中的妇女劳动——536—539。
——英国的妇女劳动——459—460、531—537、541—543。
——有关妇女劳动的法律规定——325、332、337—338、340—341。
G
概念——166。
并见抽象、经济范畴。
高利贷资本——171、191—192、583、860。
革命
——革命的客观必然性——873—874。
——作为革命起点的工厂制度——576—580。
——和工人阶级——11、17—18、560—562、873—874。
个别——见一般、特殊和个别。
个别价值——228、368—370、468。
个人
——个人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全面而自由的发展——683。
——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对个人全面发展的作用——556、558、560—562。
工厂、工厂制度
——概述——11、319、481—483、518—519、529—531。
——工厂内部的分工——55、483—486。
——工厂工人——319、481—504、522。
工厂立法
——概况——11、276、323、337—338、340—341、345、347、348、488、547、576。
——英国的工厂立法——11、276、312、315—349、489、562—570。
——法国的工厂立法——319、321、347。
——比利时的工厂立法——319。
——奥地利的工厂立法——319。
——瑞士的工厂立法——319。
——北美共和国的工厂立法——313。
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实质——33、374、390、400—401、403—406、493—494、857—858。
——工场手工业的起点——416、427。
——工场手工业产生的方式——390—393、421—422、425、856—857、860。
——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416—426。
——工场手工业的基本形式——396—406。
——工场手工业工人、局部工人——391—406、410—413、416—422、426、439、483。
——工场手工业是工厂的起点——439、868。
和分工——390、392—393、398—399、401、402—403、405—416、419—424、435、437。
——和机器的使用——396、403—404、433—434、438—439。
——和劳动生产率——395—396。
工联——292、637、643、737。
工人阶级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状况——203、347—348、487—489、496—498、522、524、582—583、660—662、666—667、699、712—714、716、762—764、767—768、846—847。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之间的竞争——627、630、732—733、737。
——工人是资本家最必要的资料——659、716。
——工人的再生产——198—199、242、250、659—662、665—666、670—671。
——工人的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659—661。
并见无产阶级、农业工人。
工人阶级的斗争
——概述——17、18、326、642。
——争取缩短工作日——203、272、291—292、312、326—327、337、340、346、348、471。
——争取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323、327、336—337、455。
——宪章运动——324、327、329。
——工人对使用机器的反抗——492—493、497。
——工人阶级的愤怒和组织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增长——753、874。
——英国工厂工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特殊功绩——346。
——农业工人的斗争——292、578—579。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496、554—555、560、579、692—695、709—710、713—714、716、736—737、742—743、751、752、757—758。
并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生活资料的掺假、人口过剩。
工人运动一—见工人阶级的斗争。
工业革命（18世纪）——345、428、434、438—443、493、546—547。
工业周期
——概述——23、34—35、522—523、550、715、716、730、734、769。
——1825年危机是资本主义工业周期发展的开始——16—17、34—35。
——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和劳动者的状况——522—528、715—716、730、753、769—772。
——英国工业的周期发展——522—505、527—528、769。
工业资本（产业资本）
——概述——781、190、872—874。
——工业资本的产生——822—823、859—871。
——货币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181、193—194、222—227、358、360、383、860、865—868。
——工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358、721—724、865—868、873—874、886。
工艺学——见技术和工艺学
工资
——概述和定义——198—204、217、613—621、644、692—693、714—715。
——工资水平的国民差异——199、644—649。
——工资的限度——201、715—716。
——工资的法律“调节”——848—850。
——和资本的趋势——692。
——和资本积累——708、715。
——和工业周期——734。
——和工作日——619、629—632。
——和商品价格——630。
并见名义工资、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实际工资。
工作日
——工作日的组成部分——605、608—609、610、619。
——工作日的最高界限——268—269。
——工作日的长度和剩余价值量——593—594、629—630。
——和劳动的强度——470—475、599、636。
——和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的节约——372。
——对工作日的强制限制——276、312—313、319—326、329—330、336、348—349、470—471、629。
——资本力图突破工作日的道德极限和身体极限——306—307、310—312、320、322—323、327—328、332、335—336、337、344—345、467—470。
——工人争取缩短工作日的斗争——203、262—263、271—272、291、312、321、326、346—349、471。
——和工资——629—632。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工作日——605。
公社（共同体）
——概述——95—96、107—108。
——印度公社——55、95、107、388、413—415。
——多瑙河两公国的公社——274。
——公社之间的商品交换——107—108。
公有地的圈围——832—835。
公有地圈围法——832—833。
共产主义
——概述——96—97、683。
——所有制形式——96—97、874。
——分配——96—97。
——劳动条件和劳动组织——96—97、734。
——必要劳动——605。
——物质技术基础——451、683。
——和个人的发展——556、561—563、683。
供给和需求——见需求和供给。
古代世界（古希腊罗马）——75、97、100、110、119、159、178、195、199、229、332、388、403、423、586、835。
谷物法（英国）——324、327、336、523、524、528、778、780、819。
股份公司——358、388、724、865。
固定资本——706。
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198、677。
——在工人收入水平不同的情况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638。
官房学——15。
观念的东西——22。
——和实在的东西——97、115—116、121—126、129、130、151、152、160—162。
“光荣革命”（1688—1689年）——831。
贵族——17、687、776、778、780、817、832、886。
国际工人代表大会——348。
国际工人协会——38。
国家（国家权力）
——概述——413、588、649、825—832。
——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121、152、275、276、358、649、847—851、861—867。
——剥削社会中的国家——见剥削社会中的国家。
——和货币制度——110—111、117—122、144、145—152、164—170。
国内市场——见市场。
国债、国债制度——864—868。
H
行会、行会制度——357、374、394—415、421、822、859、860。
荷兰（尼德兰）——312、315、431—438、451、533、588、846、861—864、866—867。
化学——32、209、210、212、358、698。
——汇率一—169。
货币
——概述和定义——7—8、73、76、86、109、111—112、130、152、157、161、171、179—181、825。
——货币的历史——108—109、111、119—120、147—149、153、154、155、163—165。
——作为价值尺度——114—124、130、139—140。
——作为价格标准——118—119、121。
——作为流通手段——136—152。
——作为贮藏手段——153—158。
——作为支付手段——158—166。
——世界货币——166—170。
——纸币——149—152。
——信用货币——149、163。
——货币流通——136—152、158、161、163—166。
——货币转化为资本——171—205、226—227、356—357、651、658、675、821。
——工资的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613—620、655。
——货币的拜物教性质——见拜物教。
并见一般等价物、金和银、铸币。
货币理论——108—112、115—122、126、167—170。
——货币理论史——112、116—117、145—147、151—155、168。
——货币数量论——139—141、143—146。
——通货原理——168。
货币危机——162。
货币主义——101。
J
机器
——概述——396、428—430、441—443、531。
——机器的历史——403—404、429—434、438—439、441—442。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427、440—441、444、467—468、474—475、492、861。
——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品形成要素——237—238、444。
——机器使用的界限——451。
——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后果——450—491、495—504、508—509、512、522、531、737、743。
——机器的生产率的衡量——449。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463。
——机器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236—239、465—466、664、698、701—702。
——机器和社会产品的结构——512—513。
——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之间的区别——434—438。
——自动化的机器体系——437—438、497、501。
——工人对使用机器的反抗——见工人阶级的斗争。
——共产主义社会中机器的使用——451。
——资产阶级的机器观——427、445、482—487、493—498、501—507、515、642、736。
基础和上层建筑——8—11、95、99—100、103、556—557、560、683、711。
计件工资
——概述——633—635、639、645。
——计件工资形式的不合理——635。
——计件工资的历史——640。
——计件工资是提高劳动强度和延长工作日的手段——635—640。
——计件工资是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的手段——639。
——和计时工资——633—635、638。
——和劳动生产率——641—642。
——和工人的个人差别——638—639。
计时工资
——概述——623—624、633—635、638、814。
——确定计时工资量的条件——624、628—629、644—645。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626。
——计时工资对资本家的好处——627。
技术革命
——概述——427—432、439—441、453、578。
——力学和化学革命——440。
技术和工艺学——428—429、559、699、705、723—724、729。
济贫法（英国）——496、534、745、776、786、829。
家庭和氏族——95—96、97、407、562—563。
家庭劳动
——家庭劳动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个领域——345、398、536—542、544—545、550、562—563、576、584、811。
——工人的状况——398。
——劳动报酬制度——637、772、811。
——工厂对家庭劳动的影响——531—532、545、564。
——工厂立法对家庭劳动的影响——576—577。
假象——见本质和现象。
价格——115—116、119—124、126、128、129、139—141、184、187—190、193、201、222。
价值
——概述和定义——50—52、58—59、64—65、78—79、101、613。
——作为社会关系——61、72、101。
——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一般的形式——99。
——和交换价值——49—51、76。
——和使用价值——59—60、235。
——价值量的规定——52—54、58—59、79—81、122—123、218—219、613。
——价值量随着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53—54、59—60、699。
并见个别价值、交换价值、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
价值规律——92—93、122—123、192、355、370、412、601、615、645。
并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价值形式
——概述——62、74、179—180、701。
——价值形式的两极——62—63、84—85。
——价值形式随着交换的发展而发展——82。
——简单的价值形式——62、75—76、81—82、86、115。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78、115。
——一般价值形式——81—83、105、115、129。
——价值的货币形式——86—87、93、114—170、701。
并见交换价值、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
简单劳动——57—58、230—231。
简单再生产
——简单再生产的实质——653—654、656—659、670—671、675、678。
——简单再生产同扩大再生产的区别——676—677。
——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生产——658—660。
——和可变资本——657。
——和剩余价值——657。
交换
——作为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要条件——54、89—90。
——直接的产品交换——107、134—135。
——公社之间的交换——107、108、407。
——和货币的产生——125。
交换价值——49—52、54—55、61—62、75、100—101、106、107、123、125、183、186、197—198。
交易所——162、223、854、866。
教育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教育——200、300、419、460、561。
——资本主义制度下儿童的教育——300、460—462、538—540、566、570—571。
——生产劳动同智育与体育相结合——555—560、561—562。
——工艺教育——561。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教育——566、561—562。
——和工厂立法——460—461、555、562、565—566、568—572。
——欧文的教育观——346、556。
——斯密的国民教育观——419。
阶级
——阶级的产生——585—586、821—822、852—855、859—860、872—874。
——和生产资料所有制——274—275、821—823。
——和对剩余产品与剩余劳动的占有——274—275、583—584。
——封建制度下的阶级——272—275。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11、17—18、230、273、276、310—312、329、346、385—388、687—690、710—714、774—778、874。
——统治阶级、剥削阶级——11—12、17、272—275、329、776。
——被压迫阶级、被剥削阶级——272—275、604、752—756、774—778、872—873。
——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515、582、687—688。
——阶级的消灭——18。
阶级斗争
——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159。
——封建制度下的阶级斗争——159。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17—18、272、326—329、344、348、492—495、576、688、753、845—851、872—874。
——经济的阶级斗争——348、492—495。
——政治的阶级斗争——348、349、874。
节约
——生产资料的节约——216、228、377—378、382、446、472、491、532、534、605、720、874。
——劳动的节约——228、372、605、814。
金和银
——作为货币商品——87、108—109、119—120、130、153—154。
——金和银的特殊自然属性——108—109。
——金和银的使用价值的二重化——109。
——金和银的价值——109—110、139—140。
——金和银同时执行货币的职能——116—117。
——金和银的价值比例——116、167。
——金的价值变化和这种变化对金作为货币的职能的影响——118、139—140。
——金的权力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大而增长——154—155。
禁止结社法——523、848、850。
进步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进步——366—373、429—434、437—443、466、469、474—479、497—502、518—523、548—549、559—561、664、696—698、874。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进步——166、427—434、437—441、469、559—563、576—577、747、873—874。
经济的社会形态
——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性质——12—13。
——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的分工——415—416。
——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691。
——剩余劳动形式是对抗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特征——251、272—273。
——资本主义关系是陈腐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灭亡的产物——197—198。
——劳动资料对研究已经消失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意义——210。
——劳动资料是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征——21。
经济（经济学）范畴
——慨述——136、207、616、688、706、838。
——作为现实关系的理论表现——93。
——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93、135—136、199。
——经济范畴的人格化——12、178、189、269、357、359、683、685、
经济关系
——概述——88—102、129、312、649、846。
——经济关系的人格化——103—104。
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质——20—21、92、105、312、368、370、715—716。
——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规律实现的趋势——8、92、123、368、560—563、715—716。
——商品交换的经济规律——119、185、192、227、271、673—678。
——货币流通的规律——142—146、150、163—166。
——纸币流通的规律——150。
——供求规律——507、731—738、775、846、881—885。
并见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经济和政治——100、159、415、861。
经济危机
——概述——16—17，23、34—35、145、279、769。
——经济危机的实质和原因——135—136、161—162、240、680。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条件——135—136。
——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741—742、753、769—774。
——和货币危机——161—162。
经验
——经验认识——91—95、150、560—561。
——和意识——421、443、560—561。
精神、精神的东西
——精神活动——487。
——脑力活动——605。
——劳动过程的智力——743。
——人的体力和智力——195、311、418、420、486—487、579。
竞争——311、368、370、400、412、451、522、630、683、699、722。
具体劳动——50—51、55—56、59—60、61、73—74、79—80、227、232—234、242。
绝对剩余价值
——定义——366。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306—307、359、583—584。
——绝对剩余价值同相对剩余价值的区别——584。
K
科学
——概述——26、32—33、703。
——科学是生产力——见生产力。
——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和作用——443、487、531、559、578、698、720、743。
——科学的资本主义占有——418、444、703、871。
并见化学、力学、自然科学。
科学的术语——32—33、250、682。
可变资本
——概述和定义——242—244、245—248、257、351、354—355、468、504、655、680—681、708、725。
——可变资本是首先由马克思制定的范畴——706。
——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存在的形式——249—251、257、416、610、681、708、719、726。
——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必要条件——248—249。
——预付可变资本量和剩余价值量之间的依赖关系——351—356。
——可变资本量和工人人数351—356、725—726、847。
——部分农村居民的生存资料转变为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855。
——和资本积累-——731—734。
可能性和现实性
——概述——106、123、135—136、148、206、588。
——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208、214。
克兰——837—839、842。
客体——见主体和客体。
空间和时间——142、258、379—382、398—400、619。
空想社会主义——94、114—115、346、556、577、688。
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实质——671、676、683、690、708—709、714。
——扩大再生产同简单再生产的区别——675—676。
——各种经济社会形态中的扩大再生产——690。
——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708—709、716。
——不变资本的扩大再生产——698。
——和劳动剥削程度——716。
——和资本积聚——722—723。
L
劳动——54—58、83—84、207—217、227—230、235—236、359、615、619—620、700—701。
劳动的强度——395、470—480、599、739。
劳动对象、劳动材料——208—213、232、238、367、581—582、696。
劳动工具
——概述——210、229、409、421、430—431。
——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因素——395—396。
——劳动工具参加价值的形成过程——444—452。
劳动过程
——概述——207—220、228、232—234、444、581—582。
——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物质内容——207—208、215。
——作为劳动的对象化——211。
——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207—208、211—213、215、581。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208、211—214、232—233、242、243。
——劳动过程中人的作用——207—212、215。
——个人的和协作的劳动过程——372—384、410—413、581—582、874。
——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215、242、243、718。
一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技术条件——210—216、232—234、366、377—378、718。
——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248。
——和价值形成过程——217—221、226—239。
——和价值增殖过程——225、227、230、237、444—445、487、653。
——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216、366、388。
劳动货币——115。
劳动基金——655—656、703—705、708。
劳动力
——概述和定义——195、201—204、235—236、249、593、659—662、681、696—697、702—703。
——劳动力作为商品出卖的条件——195—197、201—204、386—387、639、714—715。
——劳动力的价值——198—199、204、242、249—250、267、307、351、364、367、405—406、454、593、597、601—602、644、692、714、849—850。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204、216、386—387、594。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195、216、226、269—270、416—417、593、620、664、675。
——劳动力便宜化的界限——201、405—406、541、692。
——劳动力的再生产一见再生产。
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
——概述——59—60、366、387、586、645、698—690、717—719、743。
——作为资本积累的因素——698—699、717、720。
——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条件——53、378—379、382、387—389、295—396、586、603、605、645、719—720。
——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商品价值的影响。——52—53、59—60、234、371、699—700。
——劳动生产举的变化对劳动力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的影响——366。
劳动市场
——劳动市场形成的必要条件——194—198、823。
——“自由殖民地”的劳动市场——883、885—888。
——和工业周期——734。
劳动实际上和形式上从属于资本——349、359、383—384、583—584、717、846—847、881。
劳动资料
——概述——208—214、236—238、383、486—487、692、718—720。
——劳动资料的无形损耗和有形损耗——214—215、238、465—466、664、697—698、701—702。
劳工法——312—313、640、847—851。
李嘉图学派——78、238—239、356、590、687。
理论和实践
——概述——93、197、404、433、434、440—441、649。
——理论和实践的矛盾——258、649。
——工人运动的理论和实践——576—577。
——对唯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观的批判——447—448。
力学——404、428、444、560。
——力学规律——431—434。
——力学在生产上的应用——431—434、440、531。
历史
——人类历史的初期——95、210。
——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429。
——社会的经济史——408。
——历史上各个时代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427—428。
历史的——见逻辑的和历史的。
利润——33、177—179、248、598、611、651、688、736、871。
利息——611、651、678、688。
流动资本——706。
鲁德运动——493。
罗马（古代）——100、119、159、164、189、272、332、403、417、662、822、835。
逻辑的和历史的
——概述——117、171—172、192、197—198、374、388、427—429、582。
——前提和结果——93、383—384、400、583—584、658—659、673—678、720、820—823、872—874。
M
马尔萨斯主义——189、408、580、604、711—712、730—731、745、810、816。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概述——19—22、26。
——方法的应用——7—8、14、47—48、54—55、57—58、61—62、93、99—100、171、191、197。
并见抽象、辩证法。
矛盾
——矛盾的客观性质——135、468—469、508、576—580。
——对立的统一和斗争——62—63、103—113、159、162、169、173—179、182、218、229—230、272、394、418、468—469、560—561、649、658、673—674、721、743—744、820—823、872—874。
——和对立——77、84、124—125、135、159、161—162、271—272、495—497。
——同一、差别和对立——62—66、83—85、125—126、135、658—659、673—674。
——矛盾的发展——77、84、105—106、124—126、560—561、576。
——商品的矛盾——77、105、124—126、135、143。
——货币的矛盾——156、161—162。
——矛盾的解决方法——105—108、124、135。
——黑格尔的“矛盾”——688。
贸易差额——168。
美国——11—12、272—273、296、313、348、441、451、454、485、511、520、529、578、662、819、863、866、870、876、881、886。
美国独立战争——11。
美国南北战争——11、229、332、337、348、485、498、499、662、886。
名义工资——625、645。
墨西哥——196、229、863。
N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208、487、555—556、582。
内容（实质）和形式
——概述——8、49、51、61—89、92—93、98、119—126、129—133、147、208、215、219、228、233、250—251、274、359、385、389、390、395—396、482、506、553、611、621、623、633—636、673、677、690。
——社会形式——8、49、74、84—95、98、126、171—174、197、215、250、388—389、421—422、560—564、576—577、653—656。
——元素形式（基本形式、胚胎形式、原始形式、细胞形式）——8、47、77、87、95、403、470、636。
——形式运动——138。
——形式变换——57、125—129、143、153、180—181、396、823、872。
——对资产阶级观点的批判——98—100、125、385—386、620—621、691—695、702—706、877—881。
尼德兰——见荷兰。
农村——311、408、578—579、740、787、796—797、870—872。
农民
——概述——54、95、315、388。
——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农民的剥夺——823—842、867、870—872。
——中世纪的农民——54。
——徭役农民——273—275、655—656。
——随着资本主义在农村的发展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857。
——欧洲各国的臣属农民——824。
——15世纪英国的独立农民——852—853。
——16世纪末的俄国农民——831。
农民战争（德国）——274。
农奴制
——农奴制的生产关系——95—96、619、655—656、821、822、823—824。
——剩余劳动形式的特殊性——619、656。
——英国的农奴制——823—824、829。
——意大利的农奴制——823。
——俄国的农奴制——831。
——多瑙河两公国的农奴制——273—274。
农业——494—495、578—580、697、698、739—740、774、778—780、797、803—805、819、857—858。
农业革命——441、195、578—580、810、813、818、835、854—858。
农业工人
——农业工人的生活条件和劳动条件——292—293、314、578—580、640、694、739—740、754—756、775—802、810—819、824、855。
——农业工人的阶级斗争——579。
奴隶贸易——307—308、511、862、870。
奴隶制
——概述——108、229、251、272—273、307—308、388、585、619、621、714、813。
——古罗马的奴隶制——332、662。
——爪哇的奴隶制——862。
——美洲的奴隶制——196、272—273、307—308、332、348、870。
O
欧文主义——115、346、689。
——论工厂制度——556、577。
欧洲——824。
偶然——见必然性。
P
贫民习艺所（英国）——318—319、754。
平等（社会的）
——人类平等概念——75。
——资产阶级的平等——185、195、204、457、673—674。
平均利润——725、736。
蒲鲁东主义——85、103—104。
——空想的特性——85。
——蒲鲁东学派——85。
——商品生产的理想化——85、103—104。
——论所有制——678。
——论机器——486。
——对蒲鲁东主义的“构成价值”论的批判——616。
葡萄牙——861。
普法战争（1870—1871年）——169。
Q
启蒙运动者（18世纪）——111、704。
R
让渡——129—130、138、153、160。
人（作为社会生产力）——56—57、88、207—208、215、235—236、378—379、428—429、581—582、696—697。
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11、315、690。
——和共产主义——563。
人口（居民）
——工人人口——339、356、587、715—716、726—743。
——工业人口——311。
——城市人口——579、739—741，756—764、790—799。
——农村人口——494、578—579、740、790—799。
——流动人口——765—768。
——人口密度——408。
——和分工——408。
人口规律——728。
人口过剩——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560、728—731、736—742。
——人为的人口过剩——469、726—727、731、736—737。
——人口过剩的各种存在形式——738—741。
——作为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的结果——451—452、469、497—498、532、604、732—734。
——农村的人口过剩——309、511、735、739—740、796—798、802。
——和资本积累——726—730、732—734、739—743、881。
——和工业周期——726—730、734、738。
——和劳动生产力——732—733、742—743。
——人类的原始状态——95、207—210、407—408、585—586、709。
认识
——作为克服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的过程——91—92。
——经验认识——见经验。
——和社会实践91—92、115—116。
——和阶级利益——605—606、619—621。
日本——165、824。
瑞典——832。
瑞士——34。
S
三十年战争——841、849。
商品
——概述——7—8、47—48、54、87—90、100—101。
——商品的二重性——47—50、61、76、90—91、106、125、135、218。
——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54—60、90—91、98。
——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条件和前提——54—56、61、77、88—91、105—107、l97。
——商品的价值——48—54、59—60、61、64—65、72、75、79—80、100、122、219、235、613、699。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见商品拜物教。
——商品的历史性质——77、90—91、93、99。
并见商品流通、商品生产。
商品拜物教
——概述和定义——88—90、101、716—717。
——商品拜物教的前提——88—90。
——理解商品拜物教的必要条件——92—93。
——商品拜物教的历史性质——97。
——物的外观——100。
商品流通
——概述——153—154、159、168—169、171—179、186—190、192—193、197、227、673。
——商品流通和商品的形态变化——125—127、129—134。
——简单商品交换——182—184。
——商品流通同直接的产品交换的区别——134—136。
——买和卖的同一性——135。
——和资本主义——171—172、409。
——和货币流通——136—138，143、157—159、163。
商品生产
——概述——5456、171、230、406、720。
——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61、77、88—91、105—107、197。
——不同的生产方式中的商品生产——136、197。
——简单商品生产——197。
——简单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相同性和区别——136。
——商品生产的自发性和矛盾性—127—130。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673—678。
——和资本主义——75、217—231、401、676—678、720。
商品市场——172。
并见市场、劳动市场。
商品形式
——概述——56、75—76、81—83、88—89、101、112、123、130—135、153。
——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和最不发达的形式——8、82。
商品学——48。
商人资本——171、181、415、860。
并见商业资本。
商业（贸易）
——概述——173—176、186。
——物物交换-——111、197。
——小额贸易——164。
——世界贸易——166—169、171、637、862—864。
——奴隶贸易——306—307、870。
——和工业——864。
商业利润——651。
商业危机——145、161—162、525。
商业战争——861、864、868。
商业资本——181、191、583。
并见商人资本。
上层建筑——见基础和上层建筑。
社会
——概述——8—13、75、97、99—100、394。
——社会的产生和有规律的发展——407—409、585—586。
——对抗性的阶级社会——75、95、272—273、582—587、604—606。
——和自然——见自然。
——资产阶级关于社会的理论——99—100、205。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概述和定义——52—53、88、249、376、636。
——作为价值的实体——52—53、59、88—89、218、228、368—369。
——和竞争——400。
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74—75、89—90、429、560。
社会的总体工人（总体劳动者）
——概述——379—380、401、443、582。
——工场手工业中的总体工人——393、399—406、418。
——工厂中的总体工人——483—484。
——社会总体工人构成的变化——468—469、531。
社会规律——8、20—21、394、559—562。
社会化
——和资本主义生产——390—393、396—406、409—410、443、446、487—488、508—513、545、559—563、576、677、719—724、872—874。
社会意识
——作为社会存在的反映——90—93、96—99、155。
——资产阶级的社会意识——90—93、96—98、412。
——意识形式——93、99。
社会主义——见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18、561、576—579、874。
社会总产品
——社会总产品的分配——653—655、679—681、847。
——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总产品的分配——95—96。
神圣同盟——17。
生产
——生产的社会性质——95—97、410—413、558—561、578—580、653、719—723、872—874。
——生产的历史性质——97—98、210、559—561、683—687、872—874。
——社会发展的基础——100。
——物质生产——95、97、211。
——为满足自己需要的生产——54、94—96、153—154、413。
——和人——56、97、578—580。
——和需要——见需要。
——和再生产——133、653、657、659、666。
——和交换——54、90—92、l07。
——和消费-——214、658、697—699。
——和流通——158、227。
——和科学——444、531、559、720、874。
——生产的连续性——399—400、437—438、657。
——资本主义生产——见资本主义生产。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96—97、556—557、561、577。
生产的积聚——382、416、720、757—758。
生产方式
——概述-93、97—100、366、407、438、680。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100。
——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质——93、374、387—389、725—730、822、859—861、872—873。
——生产方式的变革和发展——57、344、356—358、373、544、593、774—775、859—861、872—873。
——过时的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56。
——和劳动资料——427、544、872—873。
——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74—75、97。
——亚细亚的生产方式——97。
——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100、388、828。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并见生产关系、生产力。
生产方式（工艺上的）
——概述——344—345、366、370—371、374、516—519。
——个工业领域的工艺上的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领域的工艺上的生产方式的变革——441—443。
生产费用——399、451、474、617。
——和非生产费用——381、398。
生产关系
——概述——134、710—711。
——古代世界的生产关系——97、195。
——奴隶制度的生产关系——388、872。
——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95—96、165、388、823—825、872。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93、99—100、113、195—196、320、349、383—388、488、560—561、605、632、712—714、743—744、821—822、870—874、877。
——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96—97、814。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见再生产。
并见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力。
生产和资本的集中——358、387—388、720—726、865—866、874、886。
生产劳动
——简单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211、239、581—582。
——重农学派对生产劳动的看法——583。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劳动——211、581—582、679—681。
生产力
——生产力的要素——207—218、416—417、579—580、659。
——科学是生产力——53、418、444、487、531、559、578、703、720、743、874。
——劳动资料对于评判一个社会具有决定意义——21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559—560、578—580、605、743—744。
并见生产资料、人、科学。
生产资料
——概述——361、367、377、809。
——生产资料的组成——196、210—216、242—243、698、821。
——作为活劳动的物质要素和形成新产品的物质要素——208—214、239—240、359、653。
——作为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材料——359、581—582。
——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因素——53、699、718。
——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359—360、821、878。
——生产资料发展的社会桎梏——874。
——和劳动过程——237—239。
——和价值形成过程——218—222、236—243、674、699—700。
生产资料所有制
——独立劳动的所有者——94、809、824、828—830、870—874。
——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原始统一——821、872—873。
——生产资料和生产者的分离——658、665、821—828、857、870。
——私有制（私有财产、私有权）——95、275、672—677、832—833、872—874、876、884。
——独立经营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872—876。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216、383—384、455、672—677、717—723、757、842、872—874，876、884—887。
——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客观必然性——872—874。
——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公有制、人民财产）——95、388、413—414、832、872—874、880、884。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96—97、874。
——和阶级——820—824、870—874。
——和异化——658、674—677。
——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观点——876。
并见土地所有制。
生活资料
——概述——48、96、199—200、208、214、512、670、690、878。
——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形式——506、857。
——生活资料的价值——199—201、250、364—367、593、597、619。
——作为可变资本的实物形式383、655、659—661、670、672、705、855。
——必要的生活资料——200—201、364—371、593。
——必要的生活资料的降价——366—367、467。
——和劳动力的再生产——196、198—202、249、658—661。
生活资料的搀假——203、287—288、694。
生息资本——181、192。
——资本主义前的形式（高利贷资本）——171、191、583、860。
剩余产品——33、265、670—672、691、697、714、729、809。
剩余价值
——概述和定义——176、242、245、246、251。
——剩余价值的产生——192—193、242、247—248、467—468、670、687。
——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的庸俗理论——184—190、223—225、239、241、251、258—264、596、682—691、701。
——剩余价值是剥削社会的各种经济形态的特征——251。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决定目的——177—181、218、222—228、251、265、269、273、344、384、467—468、581—582、683、714。
——剩余价值率——见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量——351—355、468、702。
——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593—594。
——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33、177、272—276、583、598、611、651—652、679—681、688、691、809、871。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668、672、676—681、743。
并见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规律
——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12、714。
剩余价值率
——定义——249、251、609。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607—611。
——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252。
——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条件——252、691、697。
——和剩余价值量——351—356。
剩余劳动
——概述——251、266、608—610、716。
——作为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的特征——251、272—276。
——作为利润的源泉——632。
——剩余劳动的早期形式——274—275、583—584。
——榨取剩余劳动的条件、手段和方法——286—287、369—371、406、583—589、697—698。
——剩余劳动量的规定——363—366。
剩余劳动时间
——和必要劳动时间——250、266—269、272—275、364—366、369、372—373、406、427、583—587。
——和自由时间——269—270、305—306。
什一税——54、95、254。
实际工资——603、646。
实践
——见理论和实践。
使用价值
——概述——48、50—52、54—55、59—60、62、104—107、178、183、185—186、212—214、220、224、227、241、670。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109。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195、201—208、216、225、228、370。
——和价值——48—49、59—60、227—228、235—237、239—240、243—244。
氏族和家庭——95—97、407、563。
市场
——概述——126—128、158、205、522。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172、519、669。
——市场的扩大——528、543、729、857。
——国内市场——147、811、854—858。
——世界市场——147、166—169、171、273、410、441、522、524、747、753、860。
——资本家争夺市场的斗争——519—520。
——市场商品充斥——522、524。
——和交通运输工具——519。
世界贸易——166—169、512。
并见对外贸易。
手工业生产——345、374、388、391—406、413—415、421—422、439—440、485—486、518、536—545、564、576。
私人劳动——55、74、83、90—93、97、112。
思维形式——74、621。
并见社会意识。
所有制——见生产资料所有制。
T
特殊——见一般、特殊和个别。
体力劳动——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通货学派——716。
同一和差别——62—65、67、135、716。
并见对立、矛盾。
统计学（资产阶级的）——314。
投机——176、223、243、311、685、769、865—866、886。
土地
——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208—209、703。
——作为劳动资料——209—210。
——作为一切财富的源泉——56、579—580、697。
土地肥力
——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因素——586、603、718。
——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土地肥力的掠夺——277、307、579—580。
土地收益递减规律——580。
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地产）——12、17、100、171、423、651、687、776、778、817—819、824、852、855。
土耳其——165、533。
托拉斯——723。
W
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见唯物主义历史观。
——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429。
唯物主义历史观——8—12、99、210、344—345、429、560—562、683、704、710—711。
乌得勒支和谈——870。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历史作用——18、874。
——无产阶级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扩大——522—523、579、708—710、713、719、874。
——“无产者”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含义——709。
——流氓无产阶级——741。
并见工人阶级、农业工人、工人阶级的斗争、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无产阶级专政——561、874。
物化
——社会关系的物化——71—73、89—101、109—113、127—129、134、135、877—878。
——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90—92、135。
——社会关系的物化在共产主义制度上的扬弃——96—97。
并见拜物教、对象化。
物质性
——实践的对象性活动的物质性——207—208、211。
——社会关系的物质性——11、12、63—67、72、83—84、88—97、134。
X
西班牙——34、588、861、870。
希腊（古代）——75、99—100。
现象——见本质和现象。
宪章运动——见工人阶级的斗争。
相对价值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的实质——63—67。
——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67。
——商品价值的变化对相对价值量的影响——67—69。
——和等价形式——62—63、67—68、70、82—85、107。
相对人口过剩
——相对人口过剩的实质和原因—310—311、495、519、604、727—730、732—734、881。
——相对人口过剩的形式——738—742。
——相对人口过剩的作用——519、561、727—733、736—737。
——和工业周期的阶段——730、734、737。
相对剩余价值
——定义——366。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365、368—369、373、471—472、583、584。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劳动的技术过程的影响——583。
——和绝对剩余价值——583—584。
——和劳动生产力——366、371—372、471—472。
——和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二者之间的关系——369—370、583。
——和工场手工业分工——421—422。
消费
——个人消费——214、659—661、705。
——生产消费——214、228、241、377、659—661、680—681。
——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消费——214—216、659—661、679—681。
消费基金
——资本家的消费基金——654、670、680、697、703。
——工人的消费基金——692、696、714、847。
消费资料——660。
并见生活资料。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103—104、106、678。
协作
——概述和定义——378、446、872。
——协作的起点——382—383、388、417。
——协作的意义和对个体劳动形式的优越性——378—384。
——决定协作规模的因素382—383。
——协作发展的结果——362—383、417。
——协作的初期形式——388。
——简单协作——389、417、418、443。
——资本主义协作——388—387、389、582、719。
——对大规模协作下的劳动过程进行社会调节的必要性——384、488。
——协作是农业中大革命的因素——494—495。
信贷（信用）
——信贷产生和发展的条件——156—157、161—162、163—164，685、722。
——信用货币——149、163、865。
——公共信用——864—867。
——国际信用——866。
——古罗马的信贷———159。
——中世纪的信贷——159、161。
——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因素——864—866。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信贷——202—204、722、629、630。
——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202—204、592。
形而上学——19。
——经济学辩护论者的形而上学——19、93、98—99、136。
并见抽象、唯物主义历史观。
形式——见内容（实质）和形式。
需求和供给
——供求规律——见经济规律。
——供求的一致——184、616。
——和劳动力——57、708、732—737、846—847。
——和工资——353、616—617、620、708、732—737、846—847。
需要
——概述——47—48、56、587—588。
——作为历史的产物——153、199、269。
——需要的社会制约性——153—154、199、269。
——新的需要的产生和满足——127—128、512、585。
——需要的范围——153—154、412。
——自然需要——199、586。
——社会需要——90、127—128、412、708。
——个人需要——91、107、153—154、269。
——雇佣工人的需要——199。
——生产需要——426、441。
——和交换——74、104—107、127—128。
——和生产——56、94、96—97、127—128、154、211、215、272、412、585。
——和消费——175。
——和劳动生产力——585。
——和分工——90、94—96、127、412。
——和气候——199、587—589。
Y
鸦片战争——861。
雅典（古代）——100、423。
亚洲——165、189、387、415、518。
徭役——95、273—276、619、656。
一般、特殊和个别——75—85、95、105、107、109、156、179、198、207、407—408。
——抽象的一般的形式——99。
一般等价形式（等价物）——84—87、105、107—109、111、127。
异化
——异化的根源——90—93。
——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领域内的异化——59—60、356—360、375—377、382—387、417—420、485—491、497、579、653—662、690、702、717、743—744、872—874。
——克服异化的条件——872—874。
——和生产资料所有制——384—387、655—659、665—667。
意大利——34、533、588、823。
意识形态
——概述——97、701。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16—18、98—101、108、136、204—205、412、429、508—509、515、877—878。
——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85、101—102、106。
银——见金和银。
银行——150、162、167、168、170、865—866。
银行券、纸票——149—150、162、164。
印度——55、154、158、381、388、413、438、450、496、519、588、690、862、862—863。
英国
——概述——8、11、16—18、34—35、276—278、320、326—327、345—346、430、433、436、747。
——资本的原始积累——495、824—853、859—871。
——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117—118、119—120、167、865—866。
——工业——278、320、345—346、433、498—501、522—527、535—540。
——城市——759—765。
——农业和土地关系——495、775—776、778—781、786—789、824—825、830—831、852—853、857—858。
——对外贸易——519—524、528、861—862。
——奴隶贸易——870。
——资本输出——706。
——殖民制度——861—864、868。
——人口——510—511、513—514、726—727、747。
——劳动者状况——203、276—304、320—344、453—462、470—480、496、523—527、535—545、662—667、692—696、753—754、757—819、848。
——工人运动——203、321、326、329、337、345—346、492—493。
——立法——276—277、311—314、320—346、488、562—570、576—577、776、829—831、843—850。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世纪）——827、830、858—859。
语言——91。
原料——209、212、213、236、416。
运动
——概述——125—127、131—135、141—146、169、173—179、651、734。
——运动形式——124—125、137、179—181、182、734。
——资本主义生产的运动方法——735。
并见发展。
运输——441、519、551—552、862。
Z
再生产
——概述——165、653、694、699—700。
——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的特点——653—654、729—730。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165、658—660、665—666、670、709、716、821。
——劳动力的再生产——198—199、242、250、367、405—406、658—662、665—666、670、708—710、714。
——不同经济部门中再生产的特点——698。
并见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债役——196。
占有
——对自然的占有——56、207—208、214—215、582。
——通过劳动的占有——56、207—208、214—215、581—582。
——不付等价物的占有——444、655—657、668—678、706。
——和所有物——216、218、655、668—678。
政治和经济——见经济和政治。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422、711—714。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7—8、1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概述——16、17—18、703—706、711—714、730、876—877。
直接的社会劳动——74、95—96、114—115。
殖民理论——876—887。
殖民制度——519、861—864、868。
纸币
——纸币的强制流通——149、152。
——纸币流通的规律——150。
质和量
——概述——48—53、56—57、98、105—113、122—123、156—157、175—177、220—221、265—269、374—383、391、422、429—432、436—443、523、653—655、668—678、720、724、820—823、872—874。
——量变到质变的转化——77—78、358、374—384、671—678、820—823、872—874。
——和度——87—89、92、96、114、150、357—358。
中国
——概述——88、149—150、154、438、861、862。
——纸张生产——438。
中介（中间环节、中项）
——概述——153、160、173、191、213、354。
——中介运动——112、127、652。
中世纪——95、159、161、358、372、388、394、415、448、494、583、822、854、859、864。
种姓
——印度的种姓制度——394。
——埃及的种姓制度——424、588。
重农学派——100、190、223、372、583、611、617、681、877。
重商主义——76、99、168、181、590。
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主体和客体的关系——178、179—180、482—490、578—580、659。
铸币——147—152、164。
资本
——概述和定义——177、181、191、269、305—307、311、358—359、658、768、877—878。
——资本的历史——171—172、191—194、196—199、216、383、586、860、865—867、872—874。
——资本的总公式及其矛盾——171—194。
——资本从一个部门流入另一个部门——729、736。
——资本的运动和矛盾——383—387、508、532、576、651、738—739。
——使用的资本和消费的资本——701。
——和工资——692—698。
资本的技术构成-——707—708、710、718—721、724。
资本的价值构成——707、718—719。
资本的有机构成——355、510、517、707、718—719、725—727、729、847。
资本的原始积累
——概述——656、720、820—823、886。
——原始积累的要素——821—823、827、847、860—861、864—868、872—874。
——强行驱逐农民离开土地——494、823—842、880。
——地主对公有地的掠夺——832—836。
——对资本的原始积累方法的评述——842、859—862、867—871、886。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583。
——剥削的经济实质——384。
——剥削的内涵量和外延量——713—714。
——剥削程度的表现——250—254、607—611、692、698。
——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550。
资本积聚——358、387—388、549、576、720—724、864。
并见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
——概述——668、670—671、676—678、683—685、708、712—716、720—722、743—744、757—758。
——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源泉和因素——651—652、670、672—673、691—692、696、697—701、717、722—723。
——资本积累的结果和后果——720—722、724—729、732、743—744。
——农业中的资本积累——697。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872—874。
——和工人阶级的状况——695、708—710、712—715、725—729、732—734、743—744、757—758。
——和商品生产的规律——677。
并见资本积聚。
资本集中——721—724、874。
并见资本积聚。
资本家
——概述——12、29、178、357—358、375—377、386—387，652、732。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178、269、359、683、685。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承担者——12、178、312、683。
——资本家的职能——217—218、227—230、385—389、683。
——工业资本家——569、596、688、822、855。
——工业资本家的产生——859—860。
——占有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行为的目的——178—179、217—218、279—281、304—306、370—373、467—468、635—640。
——资本家的致富欲和挥霍欲——179、683、757—758。
——资本家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产生的看法——258—264，616—619、688—689。
——资本家同货币贮藏者的区别——179、686。
并见资产阶级。
资本家阶级——见资产阶级。
《资本论》（卡·马克思著）。
——对象和方法——7—8、12、14、19—24、26、47—48、57—58、93、99—100、111—112、171、192、197、743。
——对工人阶级的意义——34。
——资产阶级对《资本论》的态度——18。
——外国译本——19、26、27、28、31—32、36。
——《资本论》的历史——7、14—15、18—19、27、28—29、32、36。
资本输出-——706、881。
资本主义经济规律
——作为自然史的规律——604。
——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312、368、370、412、451、683。
——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355、370、412、601、615、645。
——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运动规律——12、714。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710、714—716、724—726、736—737、742—743、753、757—758、797—798。
——竞争规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主义状态——412—413。
——土地产量递减规律——580。
——资本主义的人口规律——21、716、726—728、734—737。
——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规律——721—724、873—874。
——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673—675、872—874。
——工资规律——623、644—645。
——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观点——21、735—736。
资本主义生产
——概述——204、307、311—312、356—360、404—405、485—488、581—583、610、656—660、676、713—715、731、742、774、821。
——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和前提——171、197—198、356—358、374、388—390、408—402、658、719—721、821、822、872—874、886—887。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823。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177—180、217—218、223—228、251、265、269、297、307、344、357、371—372、384、427、582、680、708、714、867。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310—312、382—385、387、409—410、416—417、437—445、470—472、485—487、492—498、515—518、529—531、542—543、562—563、576、551—584、685、694、719—724、726—735、846、867—868、886—887。
——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522、729—735。
——和价值规律——354—356、368—372、412、599—600、613—615。
——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366—367、371—373、387—389、416—417、421—422、443—444、463—469、471、486、497—498、529—530、578—580、586、697—699、719—720、732、743、872—874。
——和资本积累——668—691、697—699、719—735。
——和社会化——392—393、397—402、409—413、443—446、487—488、510—512、545—546、576、719—724、872—874。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204、412—413、550、576、60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概述——18、47、75、99、123、191、196—199、204—205、229—231、348—349、370—371、385—386、560、563—564、605、610、714—715、717、719—721、725、732、874、880。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和矛盾——8、18、23、135、204—205、336—337、384—386、412—413、468—469、495、508、513、582、605、743—744、757—758、874。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必然性——388-389、578—579。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暂时性——12、16、33、560—562、674、683、874。
——和封建主义——822。
资产阶级（资本家阶级）
——概述——17、190、512、778。
——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559—564、685—688。
——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见意识形态。
——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11、272—273、276—277、301—307、321—341、564、660—666、832。
——和对工人阶级的剥削——268—271、277—287、291—296、316—323、324—326、335—336、359—361、478—480、549—550、562—567、654—657、767—769、777—778。
——和国家、法——259、276、305、311—314、318—349、484、548—549、846—851。
并见资本家。
资产阶级革命——826、831—832。
——资产阶级革命的客观必然性—821—823、872—874。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概述-——16、98—99、504、507、616—617、620—622、649、706、711—713。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某些经济范畴分析的特点——33、60、98—99、168、174、193、198、238、356、404、411、419、445、583、590、595—598、618—619、679—682、686—687、692、700、703、709、717、728。
资产阶级社会——8、47、57—58、75、99、140、153—157、166、190、202—205、409—413、553、605、676—681。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概述——17—18、70、76、98、136、176、179、184—185、188、205、215、217、223—225、353、356、504、515、618—619、648—649、678、701—706、716、735—738、820—822、878—881。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184—190、223—225、239、241、251、258—265、596、684—690、701—702。
自然
——作为劳动的根本条件——207—211、215。
——作为劳动生产力的自然条件——53、445—448、585—589、718。
——和人以及人对自然的统治——56—57、96—97、199、207—211、215、428—429、448、508、579—580、585—589、696、872—874。
——和社会——56—57、97、215、429、578—580、587—589、872—873。
——和劳动——56、96、207—209、215、445—448。
并见土地。
自然规律——92、394、414、444、604。
自然经济——95—96、153—154、857。
自然科学——29、443、444。
——自然科学知识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应用——443—444、531、559—560。
并见科学。
自然力——428、443—444。
——作为生产力——53、56、444—445、487、586—589、720。
——自然力对劳动生产力的影响——444—445、702。
——自然力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应用——444—445、720。
——和价值形成——444。
——和机器生产——428—432、444—445、487。
自由（资产阶级的）——195、197、198、204、457、619、673、851。
自由贸易
——概述——17、278、324—327、747、781、859。
——自由贸易论者——76、134、205、336、340、537、553、859。
——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的损害——288、340、537、553、764。
自由时间
——作为人发展的基础——306—307、605。
——和剩余时间——306—307。
宗教——90、97—99、306、429、712—713、717、854。
宗教改革——828—830。
综合技术学校——561。
租地农场——749、780、759、799、818。
——租地农场的集中——780、796、804、818、834—835。
租地农场主、租地农民——357、666、694、695、747、775—777、780、795—801、824、832、852—855、859。 |
又一个30年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又一个30年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报刊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
报刊索引
B
《巴黎革命。献给全国及佩蒂·奥古斯坦区》（RévolutionsdeParis，dédiéesàlaNationetaudistrictdesPetitsAugustins）——法国的一家周报，1789年7月12日—1794年2月28日由路·玛·普律多姆在巴黎出版，1790年以前主编是埃·路斯达洛。——851。
《贝里卫报》（TheBurryGuardian）——英国的一家日报，1857年在兰开夏郡贝里创办。——309。
C
《晨报》（TheMomingAdvertiser）——英国的一家日报，1794—1936年在伦敦出版；19世纪50年代是激进资产阶级的报纸。——41。
《晨星报》（TheMoming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Star）。——41、296、619、751。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编辑是阿·卢格和马克思；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第1、2期合刊；其中刊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在理论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底过渡的重要著作；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92、177、191。
G
《格拉斯哥每日邮报》（TheGlasgowDailyMail）。——360。
《工人辩护士报》（TheWorkman'sAdvocate）——英国的工人报纸，1865年9月—1866年2月在伦敦出版，每周一期。报纸最初的名称为《不列颠矿工和新闻记者总汇报》（BritishMinerandGeneralnewsman），于1862年9月13日创刊，1863年3月7日改名为《矿工报》（Miner）。1863年6月13日又改名为《矿工和工人辩护士报》（TheMinerandworkman'sAdvocare），编辑为约·托尔斯（1962年9月13日—1865年8月5日）和约·贝·莱诺（1865年8月），1865年7月底报纸为莱诺所有，他把报纸交给国际总委员会掌握，9月8日起改名为《工人辩护士报》，编辑为莱诺（1865年9月—1866年1月）和约·格·埃卡留斯（1866年1—2月），从1865年9月25日起成为国际的正式机关报，1865年11月起报纸归工业报股份公司所有。马克思是工业报股份公司理事会理事（1865年8月22日—1866年6月9日）。报纸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刊登关于总委员会会议的报道和国际的文件。1866年2月，由于编辑部内改良主义分子的势力增强，报坻再度进行改组，并更名为《共和国）（TheCommonwealth）。——292。
《公文集。公文汇编》（ThePortfolio，oraCollectionofStatePapers）——英国的一家丛刊，简称《公文集》（Portfolio），主要刊登外交公文和现代史方面的材料，1835—1837年由乌尔卡尔特在伦敦出版；1843—1845年以《公文集。外交评论》（ThePortfolio．DiplomaticReview）的名称出版；1859—1860年在柏林出版德文版，德文名称是《新公文集。当代重要文件及材料汇编》（DasNeueProtfolio．EineSammlungwichtigerDokumenteundAktenstückezuZeitgeschichte），德文版主编是费舍。——840。
《观察家报》（TheObserver）——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报，英国最老的一家星期日刊；1791年起在伦敦创刊。——163。
J
《纪事晨报》（TheMorningChronicle）——英国的一家日报，1770—1862年在伦敦出版；40年代为辉格党的机关报，50年代为皮尔派的机关报，后为保守党的机关报。——778。
《技艺协会和联合会机关杂志》（TheJournaloftheSocietyofArts，andoftheInstitutionsinUnion）——英国的一家技艺和古代文化研究周报，1852年在伦敦创办。——479。
《今日》（To-day）——英国的一家社会主义月刊，1883年4月—1889年6月在伦敦出版；1884年7月—1886年的编辑是亨·迈·海德门。——43。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EconomistWeeklyCommercialTimes，Bankers’Gazette，andRailwayMonitor：apoliticalliterary，andgeneral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265、678、735、778、842。
L
《雷诺新闻。政治、历史、文学和一般知识周报》（Reynolds’sNewspaperAWeeklyJournalofPolitics，History，Literature，andGeneralInelligence）——英国的一家工人周报，1850年8月由接近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乔·咸·麦·雷诺在伦敦创刊，原名《雷诺新闻周报》（Reynolds'sWeeklyNewspaper）；1871年报纸维护巴黎公社的利益，后来成为合作社运动的刊物。——293、294、770。
M
《麦克米伦杂志》（Macmillan'sMagazine）——英国的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刊物，1859年由达·马松创办，1859—1907年在伦敦出版。——296。
《每日电讯》（TheDailyTelegraph）——英国的一家日报，1855—1937年在伦敦出版；起初为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后来从19世纪80年代起是保守派报纸；1937年同《晨邮报》（MorningPost）合并以后改名为《每日电讯和晨邮报》（DailyTelegraphandMorningPost）。——283。
《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TheBengalHurkaru．Overlandsummaryofnews）——印度的一家日报，1795—1866年在加尔各答出版。——381。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Wochenblatt）——德国的工人报纸，德国人民党的机关报，1868年1月4日—1869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1869年8月28日起每周出两次，由威·李卜克内西主编；1868年12月5日起同时为奥·倍倍尔领导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的机关报。周报最初受人民党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定影响，但很快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开始与拉萨尔主义进行斗争，宣传国际的思想，刊登国际的重要文件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在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中起重要作用。1869年8月起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并于10月改名为《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18。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DadyTribune）——美国的一家日报，由霍·格里利和托·麦克尔拉思等创办，1841年4月10日—1924年在纽约出版；50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40—50年代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坚决反对奴隶占有制；1851年8月—1862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纸撰稿；美国内战开始后，报纸日益离开进步立场，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除日报外，还出每周版《纽约每周论坛报》（New—YorkWeeklyTribune）（1841年9月起）和半周版《半周论坛报》（Semi—WeeklyTribune）（不迟于1845年），1853年5月起《半周论坛报》改名为《纽约半周论坛报》（New—YorkSemi—WeeklyTribune）。——839。
O
《欧洲通报。历史、政治和文学杂志》（ВъстникъЕвропы.Журналъисторiи，политики，литературы）——俄国一家资产阶级自由派月刊，1866—1908年由创办人米·马·斯塔修列维奇在圣彼得堡编辑出版；1909—1918年夏由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编辑；19世纪90年代初期，经常刊登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20。
P
《派尔一麦尔新闻。晚报和评论》（ThePallMallGazetteAnEveningNewspaperandReview）——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65年2月—1920年在伦敦出版，每日一次，为晚刊；编辑为弗·格林伍德（1865—1880）、威·托·斯特德（1883—1889）；1870年7月—1871年6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报纸有联系，在此期间报纸刊登了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和第二篇宣言（摘要）和恩格斯的关于普法战争的一组文章《战争短评》，以前还刊登过有关国际的代表大会的报道；巴黎公社失败后，鉴于报纸对公社的攻击日益增多，马克思和恩格斯遂停止撰稿并与报纸断绝关系。——753。
《旁观者》（TheSpectator）——英国的一家自由派周刊，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后来成为保守派刊物。——385。
Q
《旗帜报》（TheSfandard）——英国的一家保守派日报，1827—约1917年在伦敦出版，1857—1905年曾出版晚刊《旗帜晚报》（TheEveningStandard），1905年起将晚刊更名为《旗帜晚报和时代新闻》（EvcningStandardandTimesGazette）。——34、296、642、772。
R
《人民国家报》（DerVolksstaat）——德国的一家报纸，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起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每周出三次；创刊时的副标题是《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dersozial—demokratischenArbeiterparteiundder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0年7月2日起改名为《社会民主工党和国际工会联合会机关报》（Organdersozial—demokratischenArbeierparteiundderinternationalenGewerksgenossenschaften），1875年6月il日起又改名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机关报》（OrganderSozialistischenArbeiterparteiDeutschlands）；报纸编辑部领导人是威，李卜克内西，出版社社长是奥·倍倍尔；报纸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报纸创刊之日起就为之撰稿；他们认为报纸的活动具有重大意义，并密切注视它的工作，及时批评它的疏忽和某些错误，纠正它的路线，使它成为19世纪70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18、38。
S
《社会科学评论》（TheSocialScienceReview）——在伦敦出版。——295、297。
《圣彼得堡消息报。政治和文学报》（C.—ПетербургскiяВъдомости.Газетаполитическаяилитературиая）——俄国的一家日报，1728—1914年用这个名称出版，后来改名为《彼得格勒消息报》（ПетербургскiяВъдомости），1917年停刊；19世纪50年代每周出两次，由科学院出版，1875年起由国民教育部出版。——19。
《实证哲学。评论》（LaPhilosophiePositive．Revue）——法国的一家哲学杂志，1867年7月1日—1883年由埃·利特雷和格·尼·威卢博夫在巴黎出版。——19。
T
《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的资产阶级报纸，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dyUniversal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每日出版。创办人和主要所有人为约·瓦尔特，1812年起主要所有人为约·瓦尔特第二，约·瓦尔特第三继其后为主要所有人。19世纪先后任主编的有托·巴恩斯（1817—1841）、约·塔，德莱恩（1841—1877）、托·切纳里（1877—1884）、乔·厄·巴克尔（1884—1912），助理编辑乔·韦·达森特（1845—1870）等，50—60年代的撰稿人有罗·娄、亨·里夫、兰邦等人。莫·莫里斯为财务和政务经理（40年代末起），威·弗·奥·德莱恩为财务经理之一（1858年前）；报纸与政府人士、教会和垄断组织关系密切，是专业性和营业性的报纸；1866—1873年间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38、41—43、240、296、311、341、465、543、575、664、665、693、751、753、817、841。
W
《晚星报》（EveningStar）。——见《晨星报》。
《威斯敏斯特评论》（TheWestminsrerReview）——英国的一家政治、国民经济、宗教和文学的自由派杂志，1824年由耶·边沁和约·包令在伦敦创办，1824—1887年为季刊，1887—1914年为月刊；后由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主持。——79。
X
《协和。工人问题杂志》（ConcordiaZeitschriftfürdieArbeiterfrage）——德国的一家杂志，1871—1876年在柏林出版。——37—38、41、42。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RheinischeZeitung．OrganderDemokratie）——无产阶级第一家独立的日报，1848年6月1日—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主编是马克思，编辑是恩格斯、威，沃尔弗、斐·沃尔弗、格·维尔特、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等；报纸作为无产阶级的领导核心，实际完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任务；1848年9月26日科隆实行戒严，报纸暂时停刊；此后在经济和组织方面遇到了巨大困难，马克思不得不在经济上对报纸的出版负责，为此他把自己的全部现金贡献出来，报纸终于获得了新生；1849年5月马克思和其他编辑被驱逐或遭迫害，报纸被迫停刊。——667、878。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的杂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刊物：1850年1—10月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和纽约印刷，共出6期。——337、349。
Z
《政怡、文学、科学和技艺星期六评论》（TheSaturdayReviewofPolitics，Literature，Science，andArt）——英国的一家保守派周刊，1855—1938年在伦敦出版。——19。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A
埃卡尔特——德国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是忠实的人和可靠卫士的典型形象。在关于汤豪寒的传说中，他守在维纳斯的身旁，警告一切要想接近的人说，维纳斯的魔力是很危险的。——318。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战斗时，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后来，海格立斯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把他举起与地隔开，用手扼死。——684。
安提戈涅——索福克勒斯的同名悲剧中的女主人公。她不顾国王的禁令埋葬了被抛在旷野的她的哥哥波吕涅克斯的尸体，因此被国王下令幽禁在地窖中，最后自缢而死。——156。
奥德赛（乌利斯）——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簷赛》中的主要人物，传说中的伊大卡岛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以大胆、机智、善辩著称。传说他去过阴曹地府，同一些亡灵谈过话。——294。
B
保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在信基督教之前叫扫罗。——712。
彼得——据圣经传说，是基督教使徒之一，三次不认自己的老师。——124。
柏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是宙斯同丹娜所生的儿子。因神谕他将杀其外祖父，所以出生后即同母亲一起被外祖父装进木箱，投入大海，随流漂至塞里福斯岛。该岛国王欲娶其母，便用计使他去取女怪美杜莎的头。回国后出示女怪头使国王及随从全部变成了石头，救出了母亲。后来又除去海怪，救出埃塞俄比亚公主，并同她结为夫妇。——11。
布西里士——古希腊神话中的埃及国王。——424。
D
代达罗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能工巧匠。——469。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102、489、695。
德奥——古希腊神话中司掌谷物的女神，亦为丰饶女神，相当于德美特女神。——470。
F
福尔土纳特——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他有一个神奇的取之不尽的钱袋和一顶隐身帽。——527、747。
浮士德——歌德同名悲剧中的主要人物。——105。
G
该隐——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长子，出于嫉妒杀死了自己的弟弟亚伯。——859。
高布赛克——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主人公。——680。
格里昂——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有三个身体的巨人，海格立斯夺走了他的牛，并用箭把他射死。——684。
H
哈默尔恩的捕鼠者——德国民间故事中的人物；传说中的捕鼠者，曾用魔笛替哈默尔恩城的居民捎灭了鼠患，而居民没有给以应有的报答，他为了报复，又用魔笛把全城儿童从哈默尔恩城引诱走了。——800。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的功绩著称，他的12件功绩之一是驯服并抢走地狱之犬塞卜洛士。——488、684。
赫斐斯塔司——古希腊神话中的火神。罗马神话称之为武尔坎。掌管火，火山、冶炼技术和神奇手工艺，被视为工匠的始祖。——469、743。
J
基督——见耶稣基督（基督）。
K
卡尔布——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的宫廷侍卫长。——664。
卡库斯——罗马神话中的吐火怪物，火神武尔坎的儿子，住在阿文丁山的山洞里；杀害过路人，被海格立斯打死。——684。
克里斯平——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中的人物。——287。
快嘴桂嫂——莎士比亚的剧作《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的人物，酒店女店主。——61。
L
莱喀古士——传说中的古斯巴达立法者，相传为公元前9世纪—8世纪时候的人。——489。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94、96。
M
马立托奈斯——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一个女人。——104。
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中三个蛇发女妖之一，凡是看见她的人都要变成石头；后为柏修斯所杀。转意为可怕的怪物或人。——11。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758。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431、686、883。
P
毗湿奴——印度教的最高的神，居民的富裕阶层多半信仰此教。——689。
普隆涅斯——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人物；一个狡猾多嘴的廷臣。——316。
普路托——罗马神话中的地府之神。——156。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罚。——743。
Q
丘必特（迪斯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421、665。
邱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他被描绘成一个带有弓箭的男孩。——712。
S
撒巴拉——印度传说中的神牛，在印度教中被奉为财富和土地之神。——665。
塞克洛普（独眼巨人）——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额头上长有一只眼睛。——293。
赛克斯，比尔——见威廉·赛克斯。
桑格拉都——勒萨日的小说《桑蒂利亚纳的吉尔·布拉斯奇遇记》中的人物，医生，他医治一切疾病时都给病人放血和让他们喝温水。——817。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738。
圣乔治——见胜者乔治《圣乔治》。
胜者乔治《圣乔治》——神话中基督教“圣徒”，降龙者。——43。
T
泰门——莎士比亚的剧作《雅典的泰门》中的人物。——155。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00。
托尔——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雷神，一个斗士，手中握有大锤。——443。
W
威廉·赛克斯（比尔，赛克斯）——狄更斯的小说《奥列佛尔》中的角色，强盗。——509。
X
西可尔——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中的人物。——102。
息息法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欺骗了众神，被罚终生推滚一巨石到山上，而每当推到山顶，巨石就滚回山下。“息息法斯的劳动”源出于此，意即吃力而徒劳的工作。——156、486。
夏洛克——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自己的不如期还债的债户割下一磅肉。——332、788。
星期五——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人物，鲁滨逊的仆人。——334。
Y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犹太人的始祖；《雅各书》的作者。——671。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417。
亚伯——据圣经传说，是亚当的次子，由于遭到长兄该隐的嫉妒而被杀害。——859。
亚伯拉罕（原名亚伯兰）——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长。——671。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712、820、879。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300。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古犹太人的族长和始祖之一，亚伯拉罕曾把他作为牺牲献给上帝。——671。
Z
札格纳特——古印度教的大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之一。——323、743。
忠实的埃卡尔特——见埃卡尔特。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文献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
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
卡·马克思
《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5、6、7、8、11日《新莱茵报》（科隆）第264、265、266、267、269号（LohnarbeitundKapital．In:NeueRheinischeZeitungKöln．Nr.264，5Apnl1849；Nr．265，6．Apnl1849；Nr．266，7ApnlI849；Nr．267，8ApnllS49；Nr．269，11Aprill849）。——667、709、878。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协会于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朗—爱克街圣马丁堂举行的公开大会七成立》1864年［伦敦版］（AddressandPrmusionalRulesofLheWorkingMen’sIntemationalAssociation．establishedSeptember28，1864，atapublicmeetingheldatStMartin'sHall，LongAcre，London.［London］1864）——3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69年汉堡第2版（DerachtzehnteBrumairedesLouisBonaparte．2.Ausg．Hamburgl869）。——798。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布鲁塞尔版（Misèredelaphdosophie．RéponsedlàaPhilosophiedelamisèredeM.Proudhon．Paris，Bruxelles1847）。——99、413、416、419、483、616、744。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分册（ZurKrir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H.l.Berlin1859）。——7、14、16、20、47、53、55、94、95、100、106、108、115—117、121、136、145、146、160、162、167、168、192、225、618、716。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载于1872年6月1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44号（AndieRedaktiondes“Volksstaat”In：DerVolksstaat．Leipzig．Nr．44，1.Juni1872）。——38。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载于1872年8月7日《人民国家报》（莱比锡）第63号（AndieRedaktiondes“Volksstaat”In：DerVolksstaatLeipzig．Nr．63，7August1872）。——41。
《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3册（DasKapital〈ÖkonomischesManuskript1863—1865〉.DnttesBuch）。——249、254、378、491、519、553、598、652、682、819。
《资本论》，约·鲁瓦先生译，全文由作者校阅，［1872—1875年］巴黎版（LeCapital．Trad．deM.J.Roy，entièrementrev．par1’auteur．Paris［1872—1875］）。——28、32、36、592、607、742。
《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批判分析》，赛·穆尔和爱·艾威林译自德文第3版，弗·恩格斯校订，1887年伦敦版上、下卷（Capical：acriticalanalysisafcapitalistproduction．Transl．fromthe3rdGermaned.，byS.MooreandEAvelinganded.byF.Engels．Vol.1.2.Lnndonl887）。——36、726。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67年汉堡版（DasKapir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cnomie.Bd．1.Buch1：DerProduktionsprocessdesKapitals．Hamburg1867）。——253。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汉堡修订第2版（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1.Buch1：DerProduktionsprocessdesKapizats2.，verb．Aufl．Hamhurg1872）。——27、52、60、65、70、76、78、89、91、94、95、116、118、120、121、134、151、160、167、169、192、211、249、252、253、344、411、451、479、498、514、516、688、714、806、811、841。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译自德文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72年圣彼得堡版（Капиталь.Критикаполитическойэконмии.ПереводснемецкогоТ.1.Кн.1：Процесспроиэводствакапитала.С.Петербург1872）。——19。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卷第1册《资本的生产过程》1883年汉堡增订第3版（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1.Buch1：DerProduktionsprocessdesKapitals.3.，verm．Atfl．Hamburg1883）。——36、44、162、192、250、274、293、358、407、446、593、608、725、726。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DasKapital.KritikderpolitischenOekonomie．Bd.2：Buch2：DerCirkulationsprocessdesKapitals.Hrsg.vonF.Engels.Hamburg1885）。——34、651、681、682、706。
弗·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1844年《德法年鉴》（巴黎）第1/2期合刊（UmrissezueinerKritikderNationaloekonomie．In：Deutsch-FranzösischeJahrbücher.Paris．1844Lfg．1/2）。——92、177、191、731。
《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伦敦—汉堡—纽约）第4期（DieenglisecheZehnstundenbill.In：NeueRheinischeZeitung.PolitischökonomischeRevue．Red．vonKarlMarx．London．Hamburg，NewYork．1850．H.4）．——337、349。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1845年莱比锡版（DieLagederarbeitendenKlasseinEngland．NacheignerAnschauungundauthentischenQuellen．Leipzig1845）。——278、283、294、310、460、486、487、489、512、70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1848年］伦敦版（ManifestderKommunistischenPartei.VeröffentlichtimFebruar1848.London［1848］）。——560、875。
其他作者的著作[162]
A
［阿巴思诺特，约．］《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Arbuthnot，J．）：Aninquiryintotheconnectionbetweenthepresentpriceofprovisions，andthesizedfarms．Withremarksonpopulationasaffectedthereby．Towhichareadded，proposalsforpreventingfuturescarcity．Byafarmer．London1773）。——357、379、381、830、836。
阿庇安《罗马内战》（Appian：RömischeBürgerkriege）——见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史》。
阿庇安《亚历山大里亚的》《罗马史》，裴．L．J.迪勒尼乌斯译，1830年斯图加特版第7卷（［Appianus］AppianvonAlexandrien：RömischeGeschichten．Übers.vonF.L.J.Dillenius.Bd.7Stuttgart1830）。——835。
阿丁顿，斯·《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考文垂第2版。引自理·普赖斯《评继承支付》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Addington，S．：Aninquiryintothereasonsforandagainstinclosingopen-fields．2.ed．Coventry1772.Nach：R．Price：Observationsonreversionarypayments．6.ed．Vol．2.London1803）．——834。
阿什利，［安·］《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Ashley．［A.］：Tenhours'factorybill．Thespeech..．intheHouseofCommons．onFriday，March15th，1844．London1844）。——463、476。
阿泰纳奥斯《哲人宴》（Athenaeus：Deipnosophistae）。——121、156。
艾金，约．《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Aikin，J.：AdescriptionofthecountryfromthirtytofortymilesroundManchesterLondon1795）。——685、686、860、869。
［安德森，亚·］《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两卷集）1764年伦敦版（［Andenon，A.］：Anhistoricalandchronologicaldeductionoftheoriginofcommerce，fromtheearliestaccountstothepresenttime.Containing，anhistoryofthegreatcommercialinterestsoftheBritishEmpire．Withanapp．In2vol．London1764）。——855、870。
安德森，詹·《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主要是为了发展苏格兰的农业、商业、工业和渔业。1775年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1777年爱丁堡版（Anderson，J.：Observationsonthemeansofexcitingaspiritofnationalindustry；chieflyintendedtopromotetheagriculture，commerce，manufactures，andfisheriesofScotland．Inaser.ofletterstoafriend．Writtenintheyear1775．Edinburgh1777）。——646、834、838。
安德森，詹·《蜜蜂，或文学周报》1791年爱丁堡版第3卷（Anderson，J.：Thebee，orliteraryweekly，intelligencer．Vol.3.Edinburgh1791）。——713。
奥姆斯特德，弗·罗·《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1856年纽约—伦敦版。引自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1862年伦敦版（Olmsted，F.L.：Ajourneyintheseaboardslavestares.NewYork，London1856.Nach：J.E：Cairnes：Theslavepower：itscharacter，career，＆probabledesigns：beinganattempttoexplaintherealissuesinvolvedintheAmericancontest.London1862）。——229。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Opdyke，G．：AtreatiseonpoliticaleconomyNewYork1851）。——191。
奥日埃，马·《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Augier．M．：Ducréditpublicetdesonhistoiredepuislestempsanciensjusqu'ànosjours．Paris1842）。——871。
奥特斯，贾·《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年威尼斯版，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21卷（Ortes，G.：Dellaeconomianazionale．Libri6.1774Veneziano．In：Scrittoriclassiciitaliani.dieconomiapolitica.［Hrsg.P.Custodi.］Partemoderna.T.21.Milano1804）。——744。
奥特韦，约·哈·《1860年春季开庭期郡法庭（贝尔法斯特）庭长约·哈·奥特韦的判决》，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Otway．J．H.：JudgmentofJ.H．：Otway，ChairmanofCountySessions.-Belfast．HilarySessions，1860．In：Reponsoftheinspectorsoffactories...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t1860London1860）。——320。
B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Barton，J.：Obaervationsonthecircumstanceswhichinfluencetheconditionofthelabouringclassesofaociety．Londan1817）。——728、776。
巴尔本，尼·《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Barbon，N.：Adiscourseconcerningcoiningthenewmoneylighter．InanswertoMr.Lock’sconsiderationsaboutraisingthevalueofmoney．London1696）。——48、50、152、168、169。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第1版（Babbage，Ch．：Ontheeconomyofmachineryandmanufactures．1.ed．London1832）。——401、432、449、466。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增订第2版（Babbage，Ch．；Ontheeconamyofmachineryandmanufactures．2.ed.，enl.London1832。——403。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Babbage，Ch.：Traitésurl’économiedesmachinesetdesmanufactures．Trad.del’anglaissurla3.，parÉd．Biot．Paris1833）。——403、466。
［拜耳斯，约·巴·］《自由贸易的诡辩和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增订第7版（［Byles，J.B.］：Sophismsdfree-tradeandpopularpoliticaleconomyexamined．Byabarrister．7.Ed.，with．corr．andadd．London1850）。——313、848。
贝恩斯，［约．］《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学学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8年IO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Baynes，［J.］：Thecottontrade．Twolecturesontheabovesubject，deliveredbeforethemembersoftheBlackbumLiterary，SaentificandMechanics’Institution．Blackburm，London1857.Nach：Reportsoftheinspectorsoffactories...forthehalfyearending31th，October1858．Londan1858）。——446。
贝卡里亚，切·《社会经济原理》，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11卷（Beccaria，C.：ElementidieconamiapubbjicaIn：Scrittoriclassiciitalianidieconomiapolitica［Hrsg.P.Custodi.］Partemoderna．T.11．Milano1804）。——422。
贝克莱，乔·《提问者。几个提交公众讨论的问题》1750年伦敦版（Berldey［vielm．Berkeley］，G.：Thequerist，containingseveralqueries，proposedtotheconsiderationofthepublic．London1750）。——389、410。
贝勒斯，约·《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Bellers，J.：Proposalsforraisingacolledgeofindustryofallusefultradesandhusbandry，withprofitfortherich，aplentifullivingforthepoor，andagoodeducationforyouth．London1696）。——162、378、492、562、709。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Bellers，J.：Essaysaboutthepoor，manufactures，trade，plantations，andimmorality.London1699）。——154、170、552。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Bailey，S.］：Acriticaldissertationonthenature，measures，andcausesofvalue，chieflyinreferencetothewritingsofMrRicardoandhisfollowers．Bytheauthorofessaysontheformationandpublicationofopinions.London1825）。—78、101、614。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并载有关于股份银行的附录》1837年伦敦版（［Bailey，S.］：Moneyanditsvicissitudesinvalue；astheyaffectnationalindustryandpecuniarycontracts：withapostscriptonjoint-stockbanks．London1837）。——64、704。
比多，J.N.《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第2册《生产和销售的垄断》1828年巴黎版（Bidaut，J.N．：Dumonopolequis’établitdanslesartsindustrielsetlecommerce，aumoyendesgrandsappareilsdefabrication．Livr．2：Dumonopoledelafabricationetdelavente．Paris1828）。——372。
比泽，弗·《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及其内在联系，着重论述他著作中的哲学用语》1842年柏林版第2卷（Biese．F.：DiePhilosophiedesAristoteles，inihreminnerenZusammenhange，mitbesondererBerücksichtigungdesphilosophischenSprachgebrauchs，ausdessenSchriftenentwickelt．Bd．2：DiebesonderenWissenschaften．Berlin1842）。——469。
毕舍，菲·约·本·／皮·塞·卢［—拉维涅］《法国革命议会史，或1789—1815年的国民会议日志》（四十卷集）1834年巴黎版第10卷（Buchez，P.-J.-B／P.C．Roux［-Lavergne］：HistoireparlementairedelaRevolutionfrançaise，ouJournaldesAssembléesNationales，depuis1789jusqu’en1815．T．1——40．T.10．Paris1834）。——851。
边沁，耶·《惩罚和奖赏的理论》（两卷集），埃·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Bentham，J．：Théoriedespeines，etdesrécompenses，ouvrageextraitdesmanuscrits．ParÉt．Dumont．3.éd．T．1.2.T．2.Paris1826）。——704。
波斯尔思韦特，玛·《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两卷集）1759年伦敦第2版（Postlethwayt，M．：Great-Brirain’scommercialinterestexplainedandimproved2ed．Vol.l.2.London1759）。——316。
波斯尔思韦特，玛·《工商业大辞典》。引自［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Postlethwayt，M.：Theuniversaldictionaryoftradeandcommerce：withlargeadditionsandimprovementsNach：［J．Cunningham］：Anessayontradeandcommerce．London1770）。——316—317。
波特尔，阿·《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Potter，A.：Politicaleconomy：itsobjects，uses，andprinciples：consideredwithreferencetotheconditionoftheAmencanpeopleNew-York1841）。——655。
波特尔，埃·《棉花区与移民》，载于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伦敦）第24514号（Potter．E.：Thecottondistrictsandemigration．In：TheTimes.London.Nr，24514，24.März1863）。——341、662。
伯克，埃·《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1795年11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年伦敦版（Burke．E.：Thoughtsanddetailsonscarcity，originallypreseniedtotheRightHon．WilliamPitt，inthemonthofNovember．1795．London1800）。——240、272、375、871。
伯克，埃·《尊敬的埃德蒙·伯克就贝德福德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1796年伦敦版（Burke，E.：AletterfromtheRighrHonourableEdmundBurketoaNobleLord，ontheattacksmadeuponhimandhispension，intheHouseofLords，bytheDukeofBedfordandtheEarlofLauderdale，earlyinthepresentsessionofParliament．London1796）。——832。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拜特尔、奥雷利、温克尔曼编《柏拉图全集》1840年苏黎世版第13卷（Plato：Derepublica．In：Operaquaeferunturomnia．Recogn.GeorgiusBaiterus，CasparOrellius，AugustusGuilielmusWinckelmannusVol.13.Turici1840）。——422、423。
博克斯霍恩，马·聚·《政治原理》），载于博克斯霍恩《各种政治论文》1663年阿姆斯特丹版。引自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修订第2版第1卷（［Boxhorn］Boxhornius，M．N.：Institutionumpoliticarum.In：Boxhornius：Variitractatuspolitici．Amstelodami1663，Nach：J.Beckmann：BeyträgezurGeschichtederErfindungen2.，etwasverb.Ausg.Bd．1.Leipzig1786）。——493。
布阿吉尔贝尔，［皮·］《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Boisguillebert，［P．］：Dissertationsurlanaturedesrichesses．del’argentet，destributs．In：ÉconomistesfinanoiersduXVIIIesiède．Préc．denoticeshistoriquessurchaqueauteur，etaccomp．decomm．etdenotesexplicatives，parE.Daire．Paris1843［Collectiondesprincipauxéconomistes．T．1.］）。——165。
布坎南，大·《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年爱丁堡版（Buchanan，D.：InquiryintothetaxationandcommercialpolieyofGreatBritain；withobservationsontheprinaplesofcurrency．andofexchangeablevalue，Edinburgh1844）。——149。
布坎南，大·《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1814年爱丁堡版（Buchanan，D.：ObservationsonthesubjectstreatedofinDr.Smith’s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Edinburgh1814）。——838。
布坎南，大·《为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释和附录》——见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三卷集）1814年爱丁堡版。
布莱基，罗·《古今政治文献史》（两卷集）1855年伦敦版第2卷（Blakey，R．：Thehistoryofpoliticalliteraturefromtheearliesttimes．Vol．1.2.Vol.2.London1855）。——829。
布朗基，［日·阿·］《工业经济学教程》，阿·布莱斯编注，1838—1839年巴黎版（B1anqui，［J.A.］：Coursd’économieindustrielle．Recueillietann．parAd.Blaise．Paris1838—1839）。——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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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范德林特，杰·《货币万能，或试论怎样才能使各阶层人民都有足够的货币》1734年伦敦版（Vanderlint，J：Moneyanswersallthings：or，anessaytomakemoneysufficientlyplentifulamongstallranksofpeople，andincreaseourforeignanddomesticktrade．London1734）。——146、154、169、316、364、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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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特雷，安·路·《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1858年巴黎版。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Fonuret，A．L.Hygiènephysiqueetmoraledel'ouvrierdanslesgrandesvillesengénéraletdanslsvilledeLyonenparticulierParis1858．Nach：ReportaddressedtoHerMajesty'sPn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mt，relaiivetothegrievancescomplainedofbythejourneymenhakersLondon1862）。——420。
弗格森，亚·《论市民社会史》1750年爱丁堡版（Ferguson，A.：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iety．Edinburgh1750）。——410。
弗格森，亚·《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爱丁堡版（Ferguson，A.：Anessayonthehistoryofcivilsoctety．Edinburgh1767）。——418、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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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利特伍德，［威·］《行情表，或六百年来英国的金银货币、谷物和其他商品的价格》1745年伦敦版（Fleetwood，［W.］：Chroniconpreciosum：or，anaccountofEnglishgoldandsilvermoney；thepricedcornandothercommodities；andofstipendssalaries，wages，jointures，portions，day-lahour，etc．inEngland，forsixhundredyearslasipastLondon1745）。——314。
福蒂斯丘，约·《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1537年伦敦版］（Forteescue，J.：DelaudibuslegumAngliae．［London153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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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塞特，亨·《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伦敦版（Fawcett，H．：TheeconomicpositionoftheBritishlabourer．Cambridge，London1865）。——642、706、752。
［福斯特，纳·］《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两卷集）1767年伦敦版（［Forster，N］：Anenquiryintothecausesofthepresenthighpriceofprovisions．Pt．1.2.London1767）。——316、492、587、833。
富拉顿，约·《论通货的调整。原理的分析，根据这些原理提出在某些固定的范围内限制英格兰银行和全国其他银行机构将来的贷款发行活动》1845年伦敦增订第2版（Fullarton，J.：Ontheregulationofcurrencies；beinganexaminationoftheprinciples，onwhichitisproposedtorestrict，withincertainfixedlimits，thefutureissuesoncreditoftheBankofEngland，andoftheotherbankingestablishmentsthroughoutthecourtry．2.ed．Withcorr．andaddLondon1845）。——151、165、169。
富兰克林，本·《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载于贾·斯帕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Franklin，B.：Positionstobeexamined，conceerningnationalweahh．In：TheworksofFranklin．Withnotesandalifeoftheauthor．ByJ.Sparks．Vol.2.Boston1836）。——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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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克·《寄自牙买加的信》（Columbus，Ch.：［BriefausJamaika］）。——155。
格莱斯顿，［威·尤·］［《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载于1863年4月17日《晨报》（伦敦）第22418号（Gladstone．［W．E.］：［RedeimHouseofCommons，16.Apnl1863.］In：TheMorningAdvertiser．London．Nr．22418，17．April186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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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古瓦，昂·《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GregoirH．：LestypographesdevantleTribundcorrectionneldeBruxelles．Bruxelles1865）。——639。
格罗夫，威·罗·《物理力的相互关系》，附《论连续性》，1869年伦敦第5版（Grove，W.R.：Thecorrelationofphysicalforces．5.ed．Foltowedbyadiseourseoncominuity．London1867）。——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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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经济概论，或论流通手段、农业和工业》，一位初级原理研究者著，1833年卡莱尔版（Publiceconomyconcentrated；or，aconnectedviewofcurrency，agricultureandmanufactures．Byanenquirerintofirstprinciples．Carlisle1833）。——456。
《关于济贫税和食物价格高昂给萨福克郡议会议员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建议减税降价》，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威奇版（ALettertoSirT．C.Bunbury，Bart.，oneoftheMembersofParliamentfortheCountyofSuffolkonthepoorrates，andthehighpriceofprovisions．Withsomeproposalsforreducingboth．ByaSuffolkgentleman．Ipswich1795）。——830。
H
哈勒，卡·路·冯·《国家学的复兴，或与人为公民状况空想相对立的自然社会状况理论》（六卷集）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Haller，C.L．von：RestaurationderStaats-WissenschaftoderTheoriedesnatürlich-geselligenZustands，derChimäredeskünstlichbürgerlichenentgegengesetztBd.l—6Bd．L.Winterthurl816）。——448。
哈里斯——见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
哈里斯，詹·《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Harris，J.：Adialogueconcerninghappiness．London1741）。——422。
哈里斯，詹·《关于幸福的对话》，载于哈里斯《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Harris，J.：Dialogueconcerninghappiness．In：Harris：Threetreatises3.Ed.，rev．andcorr．London1772）。——422。
哈里逊，威·《英国概述》，载于《编年史》第1、2卷，拉·霍林舍搏、威·哈里逊等第一次收集和发行，1587年伦敦版（Harrison，W：ThedescriprionofEngland．In：ThefirstandsecondvolumesdChronicles，firstcollectedandpublishedbyR.Holinshed，W·Harrison，andothers．London．1587）。——825、845、852。
哈姆，威·《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不伦瑞克增订第2版（Hamm，W.：DielandwirthschaftlichenGerätheundMaschinenEnglands．EinHandbuchderlandwirthschaftlichenMechanikundMaschinenkunde，miteinerSchilderungderbritischenAgncultur．2.，gänzl．umgearbundbedvermAufl．Braunschweig1856）。——578。
哈索尔，阿·希·《揭穿了的搀假行为，或鉴别搀假食物和药品的通俗指南》1861年伦敦第2版（Hassall，A.H.：Adulterationsdetectedorplaininstructionsforthediscoveryoffraudsinfoodandmedicine．2.ed．London1861）。——203、288。
汉森，格·《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公国农奴制的消灭和地主与农民关系的改变》1861年圣彼得堡版（Hanssen，G.：DieAufhebungderLeibeigenschaftunddieUmgestaltungdergutsherrlich-bäuerlichenVerhältnisseüherhauptindenHerzogthümernScheswigundHolstein．St．Petersburg1861）。——275。
汉特，亨·朱·《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Hunter，H.J.：Reportontheexcessivemortalityofintants，insomeruraldistrictsofEngland）。——458。
豪伊特，藏·《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Howitt．W.：ColonizationandChnstianity：apopularhistoryofthetreatmentofthenativesbytheEuropeansinalltheircolonies．London1838）。——861。
赫顿，查·《数学教程》（两卷集）1804年伦敦增订第4版第2卷（Hurton，Ch.：Acourseofmathematics．4ed.，enlandcorr.In2vol．Vol．2.London1804）。——428。
赫胥黎，托·亨·《初等生理学讲义》1866年伦敦版（Huxley，Th．H.：Lessonsinelementaryphysiology．London1866）。——555。.
黑格尔，乔·威·弗·《法哲学原理，或自然法和国家学纲要》1840年柏林第2版（《黑格尔全集》第8卷）（Hegel，G．W．F：GrundlinienderPhilosophiedesRechrs，oderNarurrechtundStaatswissenschaftimGrundrisse．Hrsg.vonEduardGans．2.AuflBerlin1840［Werke．Voli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8）。——58、110、196、421。
黑格尔，乔·威·弗·《逻辑学》（两卷集）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Hegel，G．W．F.:WissenschaftderLogikTh.L.2.Th.l：DieobjektiveLogik．Abth．1：DieLehrevomSeynHrsg．vonLeopoldvonHenning．Berlin1833．［Werke．Voll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3］）。——358。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Hegel，G.W.F：EncyclopädiederphilosophischenWissenschaftenimGrundrisse．Th．1：DieLogikHrsgvonLeopoldvonHenning．Berlin1840.［Werke．Volist.Ausg.durcheinenVereinvonFreundendesVerewigten.Bd.6］）。——209、303。
华德，约·《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Ward，J.：TheboroughofStokeupon-Trent．inthecommencementofthereignofHerMostGraciousMajestyQueenVictoriaLondon1843.Nach：Children’semploymentcommission〈1862〉Fintreport．London1863）。——308。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载于《霍布斯英文著作选》，威·莫尔斯沃思第一次收集和出版，1839年伦敦版第3卷（Hobbes，Th.：Leviathan：or，thematter，form，andpowerofacommonwealth，ecclesiasticalandcivil．in：Hobbes：TheEnglishworks．Nowfirstcollanded．bySirW．Molesworth．Vol.3．Londonl839）。——198。
霍顿，约·《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关于谷物、家禽、煤、啤酒花、羊毛等的宝贵资料汇编》（四卷集）1727—1728年伦敦版（Houghton，J.：Husbandryandtradeimprov'd：beingacollectionofmanyvaluablematerialsrelatingtocorm，cattle．coals，hops，wooletc．Vol．1—4．London1727—1728）。——492。
［霍恩，乔·］《给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Horne，G．］：AlettertoAdamSmithLL．D.onthelife，death，andphiosophyofhisfriendDavidHume．ByoneofthepeoplecalledChristians4.Ed.Oxford178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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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吉斯金，托．《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Hodgskin，Th.］：ThenaturalandartificialrightofpropertycontrastedAser.ofletters，addressedwithoutpermission，toH．Brougham．Bytheauthorof“Labourdefendedagainsttheclaimsofcapital”．London1832）。——860。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机械学学会的四次演讲》1827年伦敦一爱丁堡版(Hodgskin，Th．：Popularpoliticaleconomy．FourlecturesdeliveredattheLondonMechanics’Institution．London，Edinburgh1827)。——394、408、615。
霍林舍德，拉·《英国概述》——见哈里逊，威·《英国概述》。
霍纳，伦·《霍纳先生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5月23日于利兹》，载于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Homer，L．：LetterfromMr．HornertoMr．Senior．Leeds．May23，1837.In：N．W．Senior：Lettersonthefactoryact．London1837)。——259。
霍纳，伦·《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Homer．L.：Suggestionsforamendingthefactoryacrstoenabletheinspectorstopreventillegalworking．nowbecomeveryprevalent．In：Factoriesregulationacts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9August1859.［London1859］）。—279、341。
霍普金斯，托·《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和人口的影响。兼论影响各国劳动阶级状况的原因》1828年伦敦版《Hopkins，Th．：Onrentofland，anditsinfluenceonsubsistenceandpopulation：withobservationsontheoperatingcausesoftheconditionofthelabouringclassesinvariouscountries．London1828）。——266。
J
吉斯伯恩，托·《论大不列颠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人们的义务》（两卷集）1795年伦敦修订第2版第2卷（Gisbome，Th．：AnenquiryintothedutiesofmeninthehigherandmiddleclassesofsocietyinGreatBnrain．2.ed.，corr．In2volVol2.London1795）。——869。
季别尔，尼·［伊·］《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Зибер3H6ep．H.［И］：ТеорияценностиикапиталаД.РикардовсвязиспозднейшимиДополнениямиирзаяснениями.Опыткритико-з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пследования.Киев1871［inderpersönlichenBibliothekvonMarx.］）。——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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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利阿尼，斐·《货币论》，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致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4卷（Galiani，F.：Dellamoneta。In：Scrittoriclassiciitalianidiecommiapolitica.［Hrsg．P.Custodi.］PartemodernaT.3.4.Milano1803）。——91、108、120、179、185、366、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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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1724年伦敦第3版(［Mandeville，B.］：Thefableofthebees：or，privatevices，publickbenefits.3ed．London1724)。——411。
［曼德维尔，贝·《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1728年伦敦第5版（Mandeville，B.］：Thefableofthebees：or，privatevices，puhlickbenefits．5.ed.London172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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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理·《1833年2月27日在伦敦皇家学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大纲》1833年伦敦版（Jones．R.：Anintroductorylectureonpoliticaleconomy，deliveredatKing’sCollege，London，27thFebruary1833Towhichisaddedasyllabusofacourseoflecturesonthewagesoflabor．London1833）。——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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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勒，迈·托·《人口的规律》（两卷集）1830年伦敦版第2卷（Sadjer.M.Th.：Thelawofpopulation：Atreatise，insixbooks；indisproofofthesuperfecundityofhumanbeings，anddevelopingtherealprincipleoftheirincreaseIn2vol.Vol2.London1830）。——810。
《萨默斯、哈利法克斯、牛津、秘书弗农等人给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威廉国王、桑德兰、萨默斯等人的性格和行为》（ThecharaclerandhehaviourofKingWilliam，Sunderland，Somersetc．asrepresentedinoriginalletterstotheDukeofShrewsbury，fromSomers，Halifax，Oxford，secretaryVrnonetc）。——831。
萨默斯，罗·《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爱丁堡—格拉斯哥版（Somers.R.：LettersfromtheHighlands；or，thefamineof1847London，Edinburgh，Glasgow1848）。——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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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1821年莱比锡版(Xenophon：Cyropaedia．Ed.E.Poppo.Lipsiae182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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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六卷集）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1、2卷（Storeh，H.：Coursd’économiepolitique，ouexpositiondesprincipesquidéterminentlaprospéritédesnations．T．1—6.T．1.2.St-Pétersbourg1815）。——203、417、682、746。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四卷集）1823年巴黎版第1、3卷（Srorch，H.：Coursd’économiepolitique，expositiondesprincipesquidéterminentlaprospéritédesnations．AvecdesnotesexplicativesetcritiquesparJ.B.Say．T.1—4.T．1.3.Pans1823）。——407、416。
舒尔茨，威·《生产运动。从历史统计学方面论国家和社会一种新科学的基础的建立》1843年苏黎世温特图尔版（Schulz，W.：DieBewegungderProduction．Einegeschichtlich-statistischeAbhandlungzurGrundlegungeinerneuenWissenschaftdesSraatsundderGesellschaftZürich，Winterthur1843）。——428。
斯卡尔培克，弗·《社会财富的理论。附政治经济学参考书目》（两卷集）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Skarbek，F.：Théoriedesrichessessociales．Suivied'unebibliographiedel'économiepolitique2.Éd.T.1.2．T．1.Paris1839）。——380、407。
斯克罗普，乔·波·《政治经济学原理》1833年伦敦版（Scrope，G．P.：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deducedfromthenaturallawsofsocialwelfare，andappliedtothepresentstateofBritain.London1833）。——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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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六卷集［可能是四卷集］），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韦克菲尔德］的评注，1835—1836年伦敦版第1—3卷（Smith，A：AninquiryinrothenamreandcausesoftheweakhofnatiomWithacommentary，bytheauthorof“EnglandandAmerica”［d.i.E.G.Wakefield］In6［vielm．4］vol．Vol.1—3.London1835—1836）。——60、145、408、411、615、686。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五卷集），热·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1802年巴黎版第1、5卷（Smiih，A.：Recherchessurnure'lescausesdelarlchesdesnations．Trad．nouv.．avecdesnetob9rvaiions；parGGarnier.T.1—5.T.1.5.Paris1802）。——14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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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第1、2卷（Steuart，J.：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political，oeconomy：beinganessayonthescienceofdomesticpolicyinfreenations．in3vol.Vol．1.2.Dublin1770）。——209。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载于《詹·斯图亚特著作集》（六卷集），由其子詹·斯图亚特汇编，1805年伦敦版第1卷（Steuart.J.：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politicaloeconomy．In：Theworks，political，meraphisical，andchronological．NowfirstcollectbyJamesSteuart，hisson，fromhisfather’scorr.copies，towhicharesubjoinedanecdotesoftheauthor．In6vol．Vol.1.London1805）。——174。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五卷集）1789年巴黎版第1卷（Steuarr．［J.］：Recherchedesprincipesdel'économiepolitique．ouassaisurlasciencedelapoliceintériecuredesnationslibres．T．1—5T．1.Paris1789）。——494。
T
塔克特，约·德·《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两卷集）1846年伦敦版（Tuckett.J.D.：Ahistoryofthepastandpresentstateofthelabouringpopulation，includingtheprogressofagriculture，manufactures，andcommerce．Vol．1.2.London1846）。——419、828、858。
泰勒，塞·《致〈泰晤士报〉编辑部》，载于1883年11月29日《泰晤士报》（伦敦）第30990号（Taylor，S：TotheEditorofTheTimes.In：TheTimes．London.Nr．30990，29．November1883）。——42。
泰勒，塞·《致〈今日〉编辑部》，载于1884年3月《今日》（伦敦）第1卷第3期（Taylor，S.：TotheEditorof“To—Day”In；To—DayLondon.Voll.Nr.3，Marz1884）。——43。
［汤普森］，本·《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Thompson］，B.：Essays，political．economical，andphilosophical．Vol．1—3.London1796—1802）。——694。
汤普森，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W.：Aninqviryintotheprinciplesofthedisitributionofwealthmostconducivetohumanhappiness；appliedtothenewlyproposedsystemofvoluntaryequalityofwealth．London1824］。——418。
唐森，约·《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著（1786年），1817年在伦敦再版（Townsend，J．：Adissertationonthepoorlaws．Byawel1-wishertomankind.1786RepublishedLondon1817）。——745。
唐森，约·《1786年和1787年西班牙游记》（三卷集）1791年伦敦版（Townsend，J.：AjourneythroushSpainintheyears1786and1787.In3vol.London1791）。——745。
梯也尔，阿·《财产论》1848年巴黎版（Thiers，A.：Delapropriété．Paris1848）。——509。
《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Thecurrencytheoryreviewed；inalettertotheScottishpeopleonthemenacedinterterencebygovernmemtwiththeexistingsystemofbankinginScotland.ByabankerinEnglandEdinburgh1845）。——163。
图克，托·／威·纽马奇《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1848—1856年》（两卷集），载于《价格史。1792年到现在》1857年伦敦版第5、6卷（Tooke．Th./W.Newmarch：Ahistoryofprices，andofthestateofthecirculaiion，duringthenineyears1848—1856.In2vol.；formingthe5.and6.vol．oftheHistaryofpricesfrom1792tothepresenttime．Vol.5.6．London1857）。——342。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Torrens.R.：Anessayontheproductionofwealth；withanapp.，inwhich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reappliedtotheactualcircumstancesofthiscounty.London1821）。——188、215。
托伦斯，罗．《论工资和联台》1834年伦敦版（Torrens，R.：Onwagesandcombination．London1834）。——466。
托伦斯，罗·《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Turrens，R.：Anessayontheexternalcorntrade；containinganinquiryintothegeneralprinciplesofthatimportantbranchoftraffic：anexaminationoftheexceptionstowhichtheseprinciplesareliable；andacomparativestatementoftheeffectswhichrestrictionsonimportationandfreeintercourse，arecalculatedtoproduceuponsubsistence，agriculture，commerce，andrevenueLondon1815）。——200。
W
瓦茨，约·《工会和罢工。机器。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Watts.J.：Tradesocietiesandstrinkes：theirgoodandevilinfluencesonthemembersofTradesUnions，andonsocietyatlarge．Machinery；itsinfluencesonworkandwages,andcooperativesocieiies，productiveanddistributive，past，present，andfuture．Manchester［1865］）。——633、637。
瓦茨，约·《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1842年曼彻斯特—伦敦版（Watts.J.：Thefactsandfictionsofpoliticaleconomists：beingareviewoftheprinciplesofthescience，separatingthetruefromthefalse.ManchesterLondon1842）。——633。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Wade，J.：Hisroy，ofthemiddleandworkingclasses；withapopularexpositionoftheeconomicalandpoliticalprincipleswhichhaveinfluencedthepastandpresentconditionoftheindustriousorder．Alsoanapp.3.ed.London1835）。——282、314、714。
威尔克斯，马·《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迈索尔历史初探》（三卷集）1810年伦敦版第1卷（Wilks，M.：HistoricalsketchesoftheSouihofIndia，inanattermpt，totracethehistoryofMysoorfromtheoriginoftheHindooGovernmentofthatsrate，totheextinctionoftheMohammedanDynasty，in1799．Vol．1—3.Vol.1.London1810）。——414。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Wayland,F.：Theelementsofpoliticaleconomy．Boston1843）。——190、241。
威斯特，爱·《谷物价格和工资，并论斯密博士、李嘉图先生和马尔萨斯先生关于这些问题的学说》1826年伦敦版（West，E.：Priceofcornandwagesoflabour．withobservationsuponDr．Smith’s，Mr．Ricardo’s，andMr.Malthus’sdoctrinesuponthosesubjects；andanattemptatanexpositionofthecausesofthefluctuationthepriceofcornduringthelastthirtyyears．London1826）。——624、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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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菲尔德，爱·吉·《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Wakefield.E.G.：Aviewoftheartofcolonization．WithpresentreferencetotheBritishEmpire；inlettersbetweenstatesmanandacolonistLondon1849）。——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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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克菲尔德，爱·吉·］《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比较》（两卷集）1833年伦敦版第2卷（［Wakefield，E.G．］：EnglandandAmerica.AcomparisonofthesocialandpohlicalstateofbothnationsIn2volVol．2London1833）。——310、672、778、878、885。
韦里，彼·《政治经济学研究》，附乔，里·卡尔利的注释，载于［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4年米兰版第15卷（Verri，P.：Meditazianisullaeconomiapolitica...conannotazionidiG.-R．Carli．In：Scrittonclassiciitalianidieconomiapolitica.［Hrsg．P.Custodi.］Partemoderna.T.15．Milano1804）。——56、57、109、157、382。
沃森，约·福·《也谈约翰·克劳弗德的报告〈论棉花的供应〉》，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10卷（Watson，J.F.：［Diskussionzu：］JohnCrawfurd：Onthecottonsupply.［Bericht.］In：TheJournaloftheSocietyofArts，andoftheInstitutionsinUnion．London．Vol.10.19.Apnl1861）。——450。
乌尔卡尔特，戴·《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Urquhart，D.：Familiarwords，asaffectingthecharacterofEnglishmenandthefateofEngland．London1855）。——120、420、579、857、858。
X
［西利，罗·本·］《国家的危险。向立法机关、僧侣和上层阶级及中等阶级的呼吁》1843年伦敦修订第2版(［Seeley，R.B.］：Theperilsofthenation．Anappealtothelegilature，theclergy，andthehigherandmiddleclasses2.ed.，rev.Londonl843)——836。
西尼耳，纳·威·《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Senior，N．W.：JounrnalsconversationsandessaysrelatingtoIrelandIn2vol.Vol．2.London1868）。——819、840。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附伦纳德·霍纳给西尼耳先生的信以及埃德蒙·阿什沃思先生、汤普森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1837年伦敦版（Senior，N．W.：Lettersonthefactoryact，asitaffectsthecottonmanufacture...Towhichareappended，alettertoMr．SeniorfromLeonardHorner，andminutesofaconversationbetweenMr．EdmundAshworth，Mr．ThompsonandMr.Senior．London1837）。——259—264、467。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和纠正办法的导言》1830年伦敦版（Senior，N．W.:Threelecturesontherateofwages，deliveredbeforetheUniversityofOxford，inEastertenn，1830．Withapref.onthecausesandremediesofthepresentdisturbancesLondon1830）。——625、630。
西尼耳，纳·威·《会议致词》，载于《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总结报告。大会1863年10月在爱丁堡召开》1863年爱丁堡—伦敦版（Senior，N.W.：Address．In：The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PromotionofSocialScienceReportofprocedings，theseventhannualcongress，heldinEdinburgh．October1863．Edinburgh，London1863）。——555、556、566。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选自纳·威·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N.W.：Principesfondamentauxdel’économiepolitique，tirésdeleçonséd.etinéd．deN．W．Senior．parJ.Arrivabene.Paris1836）。——688、689。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科学大纲》1836年伦敦版（Senior，N．W.：Anoutlineofthescienceofpoliticaleconomy．London1836）。——264。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论商业财富，或商业立法中运用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两卷集）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Sismondi，J.Ch．L.Simondede：Delarichessecommerciale，ouprincipesd'économiepolitique，appliquésàlalégislationducommerce．T．1.2.T．1.Cenève1803）。——615。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2卷（Sismondi，J.Ch．L.Simondede：Étudessurl’économiepolitique．T.1.2.Bruxelles1837—1838）。——366、687。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2卷（Sismondi.J.Ch．L.Simondede：Nouveauxpriricipesd’économiepolitique，oudelarichessedanssesrapportsaveclapopulation.2.éd.T.1.2.Paris1827）。——181、202、654、666、671、675、676、746、873。
《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Reasonsforalimitedexportationofwool.［London］1677）。——659。
肖莱马，卡·《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1879年伦敦版(Schorlemmer，C.：Theriseanddevelopmentoforganicchemistry．London1879)。——358。
《刑法典，或犯罪和惩罚的法典》（Codepénal，oucodedesdélitset，despeines）。——810。
休谟，大·《对若干问题的论述》（两卷集）1764年伦敦新版（Hume，D.：EssaysandrreatisesonseveralsubjectsAnewed.In2vol．London1764）。——146。
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八卷集）1831年莱比锡版（Thucydides：DebelloPeloponnesiacolibriocto．Lipsiae1831）。——423。
Y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istoteles：DerepublicalibriVIIIetoeconomica.［Politica.］Oxonii1837.［Opera.Exrec.I.Bekkeri．T．lO］）。——104、178、l9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原文依据伊·贝克尔文本作了新的校订并译成德文，另附完整的考证资料和译者阿·施塔尔编制的人名索引，1839年莱比锡版（希腊文德文对照）（Aristoteles：PolitikinachtBüchern.DerUrtextnachI.BekkersTextesrec.auf’sNeueberichtitundin’sDeutscheübertr.，sowiemitvollstkrit.Apparateundeinem.Verz.derEigennamenvers.vonAStahr.Leipzig1839）。——178。
杨格，阿·《爱尔兰游记。该王国目前状况概述》（两卷集）1780年伦敦第2版（Young，A.：AtourinIreland：withgeneralobservationsonthepresentstateofthatKingdom.2.ed.In.2.vol．London1780）。——784。
杨格，阿·《政治算术。兼评大不列颠目前状况》1774年伦敦版（Young，A.：PoliricalarithmeticContainingobservationsonthepresentstateofGreatBritain；andtheprinciplesofherpolicyintheencouragementofagriculture．London1774）。——145、266。
《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APrizeessayanthecomparativemeritsofcompetitionandcooperationLondon，1834）——372、496。
伊登，弗·莫·《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卷集）1797年伦敦版第1卷（Eden．F.M.：Thestateofthepoor：or，anhistoryofthelaboringclassesinEngland．fromtheconquesttothepresentpenriod；...wichalargeapp．Jn3vol.Vol.1.London1797）。——282、694、711、776、829、833、868。
［伊文思，霍·］《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著，1879年伦敦第2版（［Evans，H.］：Ouroldnobiliiy．Bynoblesseoblige.2.ser．London1879）。——831。
《应用农学和理论农学百科全书》（两卷集），约·查·摩尔顿编，1855年格拉斯哥—爱丁堡—伦敦版第2卷（Acyclopediaofagriculture，practicalandscientific，inwhichthetheory，theart，andthebusinessoffarming，arethoroughlyandpracticallytreated.Byupwardsoffiftyofthemosteminentpracticalandscientificmenoftheday．Ed．byJ.Ch.Morton［u.a.］.In2vol．Vol．2.Glasgaw，Edinburgh．London1855）。——637。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丝的工业经济》，译文经著者审定，1836年巴黎版第2卷（Ure，A.：Philosophiedesmanufacturesouéconomicindustrielledelafabricationducoton，delalaine，dulinetdelasoie．Trad．souslesyeuxde1’auteur．T．2Parisl836）。——346、425。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第2修订版（Ure，A.：Thephilosophyofmanufactures：or，anexpositionofthescientific，moral，andcommerialeconomyofthefactorysystemofGreatBritain2.ed.，corr．London1835）。——405、425、437、465、483、488、497、498、502、504、636、642。
Z
詹诺韦西，安·《市民经济学讲义》，载于［被·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8卷（Genovesi，A.：Lezionidieconomiacivile.In：Srittoriclassiciitahanidieconomiapolitica.［Hrsg．P.Custodi.］PartemodernaT．8.Milano1803）。——179。
张伯伦，约·《伯明翰卫生会议［开幕致词］》，载于1875年1月15日《曼彻斯特卫报》（Chamberlain.J.：［Eröffnungsrede．］SanitaryconferenceatBirmingham.In：TheManchesterGuardian．15.Januar1875）。——739。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埋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Reasonsforthelateincreaseofthepoor—rates：oracomparativeviewofthepriceoflabourandprovisions，humblyaddressedtotheconsiderationsofthelegislature．London1777)。——659、775。
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A
《埃森、韦尔登和凯特维希商会1862年年度报告》1863年埃森版（Jahresbench，derHandelskammerfürEssen，Werden，undKettwigpro1862.Essen1863）。——449。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年各郡各省农作物的种植亩数和牲畜存栏数概况》1660年都柏林版（Agriculturalstatistics，Ireland.Gneralabstractsshowingtheacreageundertheseveralcropsandthenumberoflivestock，ineachcountyandprovince，fortheyear1860.Also，theemigrationfromIrishportsfrom1stJanuaryor1stSeptember，1860．Presente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bycommandofHer．Majescy.Dublinl860）。——806。
《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7年都柏林版（Agriculiuralstatistics，Ireland.TablesshowingtheestimstedaverageproduceofThecropefortheyear1866．andtheemigrationfromIrishportsfrom1stJanuaryto31stDecenmber．1866；also，thenumberofmillsforscutchingflaxineachcountyandprovince．PresentedtobothHousesdParliamentbycommanddHer．Majesty.Dublin1867）。——806.
D
《大不列颠所有矿山状况调查委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ReporrofchecommissionersappointedtoinquireintoihfconditionofallminesinGreatBritaintowhichtheprovisionsoftheact23＆24Vict.Cap.151donotapply．Withreferencetothehealthandsafetyofpersonsemployedinsuchmines．London1864）。——767。
《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中国人民、宗教、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著述》，卡·阿贝尔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1852—1857年圣彼得堡的俄文版，1858年柏林版第1卷（ArbeitenderKaiserlichRussischenGesandtschaftzuPekingüberChina，seinVolk，seineReligion，seineInstitutionen，socialenVerhältnisseetc.AusdemRuss．nachdeminSt．Perersburg1852—57veröff．Orig．vonC.AbelundF.A.Mecklenburg［vielm.Mekkelburg］.Bd.1.Berlin1858）。——150。
《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KaiserlichePrivilegienundSanctionenfürSchlesien）——849。
《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询》［1864年伦敦版］（EasrIndia〈Bullion〉.ReturntoanaddresoftheHonourableTheHouseofCommons，dated8Februarv1864．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16March1864．［London1864］）。——158。
F
《法律（维多利亚十六和十七年通过的第99章，二十和二十一年通过的第3章）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委员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第1卷《正文与附录》，第2卷《证词记录》，1862年伦敦版（Reportofthecommissioner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operationoftheacts〈16and17Vict．c.99and20and21Vict.c.3〉relatingtotransportationandpenalservitude．Vol.1：Reportandappendix.Vol.2：Minutesofevidence．London1863）。——782、783。
《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引自《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ReportoftheofficerofhealthofSt.Martin's-in-the-Fields1865.Nach：Publichealth．Eighthreport．London1866）。——760。
《〈佛来米人，前进！〉协会告一切拥护真诚实现1830年国民大会通过的比利时宪法的人的呼吁书》1860年布鲁塞尔版（ManifestderMaatschappijDeVlamingenVooruit！GerigitotalledevoorstandersvandeeerlijkeenregitzinnigeuivoeringderbelgischeGrondwet，gestemddoorhetNationalCongresvan1830.Brussell860）。——774。
G
《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11日刊印，［1862年伦敦版］(Factories．ReturntoanaddresoftheHonourabletheHouseofCommons，dated24April18610rdered，bytheHousedCommons，to．beprinted．11February1862［Londnn1862］)。——477、484、546。
《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1833年伦敦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actoriesinquirycommission．FirstreportofthecentralboardofHisMajesty’scommissioners．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8June1833.［London1833．］Nach：Reportsoftheinspectorsoffactones...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48.London1849）。——322。
《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下1859年8月9日刊印，［1859年伦敦版］（Factonesregulationacts．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9August1859［London1859］）。——279、341。
《工厂法扩充条例。（1864年7月25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二十七至二十八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八届议会第六次会议》1864年伦敦版（Anactfortheextensionofthefactoryacts．〈25thJuly1864〉In：Acollectionofthepublicgeneralstatutespassedinthetwenty—seventhandtwenty—eightLyearsofthereignofHerMajestyQueenVictoria：beingthesixthsessionoftheeightefnthParliament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London1864）。——548、554。
《工厂法扩充条例。（1867年8月15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至三十一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附地方法规和私法条例一览表》1867年伦敦版第2卷（Anactfortheextensionofthefactoryacts.〈15thAugust1867.〉In：Thelawreports．Thepublicgeneraistatutes．Withalistofthelocalandprivateacts，passedinthethirtiethandthirty-firstyearsofthereignofHerMajestyQueenViaoria．Vol.2.London1867）。——566—568。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ReportsoftheinspectorsoffactoriestoHerMajesty'sPrincipalSecretaryofStaiefortheHomeDepartment）。——278、564。
—《截至1841年12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2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the31stDecember1841［London1842］）。——320。
—《截至1843年9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引自［安·］阿什利《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Forthequarterending30thSeptember，1843．Nach：［A.］Ashley：Tenhours’factarybill.Thespeech...intheHouseofCommons，onFriday．March15th，1844．London1844）。——464。
—《截至1844年9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和1844年10月1日—1845年4月30日》1845年伦敦版（Forthequarterending30thSeptember，1844；andfrom1stOctober，1844，to30thApril，1845.London1845）。——325、326、338、473、474、476。
—《截至184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7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46．London1847）。——339。
—《截至184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8年伦敦版（Forthehaif-yearending31stOctober1847.London1848）。——328。
—《截至1848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8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48London1848）。——330、628。
—《截至184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her1848.Lnndon1849）。——264、325—333、335、336、345、348、601、630。
—《截至184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Forthehajf-yearending30thApril1849.London1849）。——333、334、335、336、360。
—《截至1849年10月3》日为止的半年》1850年伦敦版（Forc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49.London1850》）——324、335。
—《截至185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0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50.London1850）。——337、349。
—《截至1850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1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ler1850.London1851）。——332。
—《截至1852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2年伦敦版（Fa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52．London1852）。——338。
—《截至1853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3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53.London1853）。——340。
—《截至185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4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cober1853．London1854）。——203、310。
—《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5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55.London1855）。——263。
—《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55.London1856）。——310、319、461、491、600。
—《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56．London1857）。——279、281、436、462、477、478、497、517、518。
—《截至1857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thehaif-yearending30thApril1857.London1857》。——460、462.
—《截至1857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57.London1857）。——341.463.
—《截至1858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Forthehaif-yearending30thApril1858.London1858）。——279、638、641。
一截至1858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8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her1858．Londonl858)。——452、456、461、497。
—《截至185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59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59.London1859)。——634。
—《截至1859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iober1859.Londonl860)。——325、349．
—《截至1860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60．London1860）。——28l、310、321、340、434、478、629。
—《截至1860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0年伦敦版（Fa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60.London1860）。——280、634。
—《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1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April1861.London1861）。——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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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863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3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63.London1863）。——343、349、492、528、628、629。
—《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4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63．London1864）。——280、485、498、525、526、527、629、733。
—《截至1864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64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64．Londonl864）。——527。
—《截至1864年10月21日为止的半年》1865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rg31stOctober1864.Londonl865）。——345、349.
—《截至186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66年伦敦版（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ber1865.London1866）。——473、516、527、530、546—549、554、555、556、56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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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Publichealth.［Reportsl］）。——11、420、455、459、535。
—《第3号报告。1860年》，根据下院决定于1861年4月15日刊印，［1861年伦敦版］（ThirdreportofthemedicalofficerthePrivyCouncil．1860〈PresentedpursuanttoactofParhament.〉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15April1861．［London1861］）。——283、284。
—《第4号报告。1861年。附附录》，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4月11日刊印，［1862年伦敦版］（Fourthreport...withapp．1861.〈PresentedpursuanttoactofParliament.〉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11April1862.［London186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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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见《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
《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1871年6月29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1年伦敦版第6卷（Anacttoamendthecriminallawrelatingtoviojence，threats，andmolesLation．〈29thJune1871〉In：Thelawreporrs.Thepublicgeneralstatmes，passedinthethirty—fourthandthirty—fifthyearsofthereignofHerMajestyQueenVictoria．Vol．6.London1871）。——850。
《关于惩治流浪者和救济贫弱人员的法令。［1547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actforchepunishmentofvagabonds，andforthereliefofthepoorandimpotentpersons.［1547.］Nach：F.M．Eden：Thestatedthepoor．Vol．1.London1797）。——843。
《关于惩治流浪者和救济贫弱人员的法令。1572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actforthepunishmentofvagabonds，andforreliefofthepoorandimpotentpersons1572.］Nach：F.M．Eden：ThestateofthepoorVol.London1797）。——844。
《关于惩治流氓、流浪者和强壮乞丐的法令。［1597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actforpunishmentofrogues，vagabonds，andsturdybeggars．［1597.］Nach：F.M．Eden：ThestateofthepoorVol.London1797）。——804。
《关于惩治身强体壮的流浪者和乞丐的法令。［1535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actforpunishmentofsturdyvagabondsandbeggars.［1535.］Nach：F.M.Eden：Thestateofthepoor.Vol.1.London1797）。——845。
《关于反对拆毁市镇和房舍的法令。［1488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actagainstpullingdownoftownsandhouses.［1488.］Nach：F.M．Eden：Thestateofthepoor．Vol．1.London1797）。——826。
《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44年6月6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七至八年，1844年》1844年伦敦版（Anacttoamendthelawsrelatingtolabourinfactories．〈6thJune1844.〉In：Thestatutes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7＆8Victoria，1844.London1844）。——325、327、329、331、337、338、461、480、485。
《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8月5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十三至十四年，1850年》1850年伦敦版（Anacttoamendtheactsrelatingtolabourinfactories．〈5thAueust1850〉In：ThestatutesoftheUnitdKingdomofGreazBritainandIreland．13&14Victoria，1850London1850）。——277、310、338、340、480。
《关于工联法的修正法令。（1871年6月29日）》，载于《法律报告。维多利亚女王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1年伦敦版第6卷（AnacttoamendthelawreatingtoTradesVnions．〈29thJune1871．〉In：Thelawreports．Thepublicgeneralstautes，passedinthethirty—fourthandthirty—fifthyearsofthereignofHerMajestyQueenVictoria．Vol．6.London1871）。——850。
《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1、2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11月23日刊印，［1814年伦敦版］（Reportsrespectinggrain，andthecornlaws：Viz：FirstandsecondreportsfromTheLordsCommirtees，appointedtoenqmreintothestateofthegrowth，commerce，andconsumptionofgrain，andalllawsrelatingthereto.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3November1814.［London1814］）。——640。
《关于雇用童工的法令》，载于《修订条例的补充。马萨诸塞州普通法》1854年波士顿版第1卷。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AnactconcerningtheemploymentofchidreninmanufacturingestablishmentsIn：SupplementstotherevisedstatutesGenerallawsoftheCmmnonwealthofMassachusetts.Vol．l.Boston1854.Nach：Children'semploymentcommission〈1862〉.Firstreport．London1863）。——313。
《关于规定工场童工、青工和女工劳动时间及有关事宜的法令。（1867年8月21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三十至三十一年，1867年》1867年伦敦版（Anactforrengulatingthehoursoflabourforchildren，youngpersons，andwomenemployedinworkshops；andforotherpurposesrelatingthereto〈2lstAugust1867.〉In：ThestatuteoftheUnitedKingdomdGreatBritainandIreland，30＆31Victoria，1867.London1867）。——567。
《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儿童与少年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年8月29日）》，载于《威廉四世国王三至四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1833年》1833年伦敦版（AnacttoregulatethelabourofchildrenandyoungpersonsinthemillsandfactoriesoftheUnitcdKingdom.〈29thAugust1833〉In：AcollettionofthepublicgeneralstatutespaasedinthethirdandfourthyearofthereignofHisMajestyKingWilliamtheFourth，1833.London1833）。——259、321、327、329、556。
《关于规定印染厂儿童、少年和妇女劳动强度的法令。（1845年6月30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八至九年，1845年》1845年伦敦版（Anacttoregulalethelabourofchildren，youngpersons，andwomen，inprintworks．〈30thJune1845〉In：Thestatutes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8&9Victoria，1845London1845）。——341。
《关于花边厂应依据工厂法条例雇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法令。（1861年8月6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61年》1861年伦敦版（Anacttoplacetheemploymentofwomen，youngpersons，youths，andchildreninlacefactoriesundertheregulationsofthefactoriesacts．〈6thAugust1861〉In：Thestatutes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24＆25Victoria，1861London1861）。——537。
《关于技工、工人、农耕人员和学徒工不同条例的法令。［1562年］》，载于《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法规大全，从大宪章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联盟》（共20卷）1811年伦敦版第4卷（Anacttouchingdiversordersforartificers，labouers，servantsofhusbandryandapprentices．［1562．］In：Thesatutesatlarge，ofEnglandandofGreatBritain：fromMagnaCartatotheUnionofthe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In20vol．Vol.4.London1811）。——314。
《关于加强施行工厂与工场法的修正法令》，载于《工厂与工场法，1878年，附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所作序言》1879年伦敦第2版（AnacttoconsolidateandamendthelawrelatingtofactoriesandworkshopsIn：Thefactaryandworkshopact，1878．withintroduction...byAlexanderRedgrave．2.ed．London1879）。——577。
《关于加强施行煤矿等矿业管理条例的修正法令。（1872年8月10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三十五至三十六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1872年伦敦版（Anacttoconsolidateandamendtheactsrelatingtotheregulationofcoalminesandcertainothermines．〈iOrhAugust1872〉In：Thepuhlicgeneralactspassedinthethiny-fifthandthiny-sixthyearsofthereigndHerMajestyQueenVictoria.London1872）。——566。
《关于进一步减轻皇家军队负担和王国北部的法令。［1640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actforthefurtherreliefofHisMajesty'sarmy，andthenorthernpartsoftheKingdom.［1640．］Nach：F.M.Eden：Thestateofthepoor．Vol．1.London1797）。——829。
《关于禁止矿业和煤矿雇用妇女和少女、规范对男童的雇用以及制定其他与在此做工人员相关的规定的法令。（1842年8月10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五至六年，1842年》1842年伦敦版（Anacttoprohibittheemploymentofwomenandgirlsinminesandcollieries，toregulatetheemploymentofboys，andtomakeotherprovisionsrelatingtopersansworkingtherein．〈10thAugust1842.〉In：Thestatutes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5&6Victoria，1842）。——542。
《关于农场与羊的法令。［1533年］》。引自弗·莫·伊登《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第1卷（Anactconcerningfarmsandsheep.［1533．］Nach：F.M．Eden：Thestateofthepoor.Vol．1.London1797）。——826。
《关于漂白厂和染厂应依据工厂法条例雇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法令。（1860年8月6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60年》1860年伦敦版（Anacttoplacetheemploymentofwomen，youngpersons，andchildreninbleachingworksanddyeingworksundertheregulationsofthefactoriesacts．〈6thAugust1860〉In：Thestatutes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23＆24Victoria，1860.London1860）。——342、570。
《关于授权治安官在其各自管辖权内规定和管理丝厂雇佣人员工资的法令。［1773年］》，载于《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法规大全》（共20卷）1811年伦敦版第13卷第68号。引自《论行业联合》1834年伦敦新版（Anacttoimpowerthemagistratesthereinmentionedtosettleandregulatethewagesofpersonsemployedinthesilkmanufacturewithintheirrespectivejurisdictions．［1773.］In：Thestatutesatlarge，ofEnglandandofGreatBritain...In20vol．Vol．13.London1811Cap68Nach：OnCombinationsoftradesNewed．London1834）。——849。
《关于限制工厂少年工人和女工劳动时间的法令。（1847年6月8日）》，载于《维多利亚女王十至十一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第十四届议会第七次会议》1847年伦敦版（Anacttolimitthehoursoflabourofyoungpersonsandfemalesinfactories．〈8thJune1847〉In：Acollectionofthepublicgentralstatutes，passedinthetenthandeleventhyearofthereignofHerMajestyQueenVictoria：beingtheseventhsessionofthefourteenthParliament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atinandIrelandLondon1847）。——327、329。
《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威廉四世四至五年，第76号）1934年》，载于《威廉四世四至五年通过的公共普通法汇编》1834年伦敦版（AnactfortheamendmentandbetteradministrationofthelawsrelatingtothepoorinEnglandandWales．［4and5WilliamIV，Cap．76］，1834．In：AcoiiectionofthepublicgeneralstatutespassadinthefourthandfifthyearofthereignofHisMajestyKingWilliamtheFourth．Londonl834）。——496、523、776、786。
《国际统计大会纲要。1855年9月10日，巴黎》。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6年伦敦版（ProgrammeduCongrèsInternationalStatistique．tenuàParisle10Septembre1855．Nach：Reportsoftheinspectorsoffactories...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toher1855．London1856）。——347。
H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43年伦敦版第66卷（Hansard’sparliamentarydebates，thirdseries，commencingwiththeaccessionofWilliamIV.Vol.66.ComprisingtheperiodfromtheseconddayofFebruary，tothetwenty-seventhdayofFebruary，1843．London1843）。——751。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3年伦敦版第170卷（Hansard'sparliammtarydehates．thirdseries，commencingwiththeaccessionofWilliamIV．Vol．170Comprisingtheperiodfromthetwenty-seventhdayofMarch，tothethirddayofMay，1863London1863）。——38—44。
《汉萨德的议会辩论录》1864年伦敦版第174卷（Hansard’sperliamentarydebates，thirdseries，commencingwiththeaccessionofWilliamIV．Vol.174．ComprisingtheperiodfromthefifteenthdayofMarch，tothethirddayofMay．1864London1864）。——752。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FourthreportofthecommissionersofHerMajesty'sinlandrevenueontheinlandrevenue.Presente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bycommandofHerMajestyLondon1860）。——749。
《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TenthreportofthecommissionersofHerMajesty'sinlandrevenueontheinlandrevenue．Presente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bycommandofHerMajesty．London1866）。——747、748、807。
《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的报告》1867年伦敦版（Royalcommissiononrailways．Reportofthecommissioners.Presente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bycommandofHerMajesty．London1867）。——498、646。
J
《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ReportsfrompoorlawinspectorsonthewagesofagriculturallabourersinIreland．Dublin1870）。——812、815。
《济贫法。（伊丽莎白四十三年，第2号）1601年》，载于《王国法规集》1819年版（无出版地）第4卷第2部分（Anactefarthereliefeofthepoore.［43Elizabeth，Cap．2］，1601.In：Thestatutesoftherealm．Vol．4，pt.2.o．O．1819）。——496。
《剑桥大学委员会。皇家委员调查剑桥大学和各院的状况、纪律、课程和收入的报告》1852年伦敦版（Cambridgeuniversitycommission.ReportofHerMajesry'scommissioner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state，discipline，studies，andrevenuesoftheuniversityandcol1egesofCambridge：togetherwiththeevidence，andanapperidix．London1852］。——712。
《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1867年伦敦版（CorrespondencewithHerMajesty’smissionsabroad，reeardingindustrialquestionsandTradesUnions．London1867）。——12、30、31。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附证词》1862年伦敦版（ReportaddressedtoHerMajesty'sPri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relativetothegrievancescomplainedofbythejourneymenbakers；withapp.ofevidence．London1862）。——203、289—291、631。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SecondreportaddressedtoHerMajesty’sPri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relativetothegrievancescomplainedofbythejourneymenbakersLondon1863）。——289—291。
K
《矿山管理与视察法。（1860年8月28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60年》1860年伦敦版（Anactfortheregulationandinspectionofmines〈28thAugust1860〉In：Thesratutes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23＆24Victona，1860.London1860）。——542、547、548。
《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66年7月23日刊印，［1866年伦敦版］(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mines；togetherwiththeproceedingsofthecommittee,minutesevidence，andapp.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3July1866.［London1866］)。——569—575。
L
《劳工法。［1349年］》，载于《英格兰和大不列颠法规大全：从大宪章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王国联盟》1811年伦敦版第1卷（Statutumdeservientibus．〈Thestatuteoflabourers〉［1349.］In：Thestatutesatlarge，ofEnglandandofGreat-Britain：fromMagnaCartatheUnionoftheKingdomsofGreatBritainandIreland．Vol．l.London1811）。——313、848。
《联合王国的各种统计材料（第6部分）》1866年伦敦版（MiscellaneousstaiisticsoftheUnitedKingdom〈PartVI.〉Presente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bycommandofHerMajestyLondon1866）。——751。
《联合王国最近十五年历年简要统计一览》（StatisticalabstractfortheUnitedKingdom，ineachofthelastfifteenyears，...）
—第8卷《1846—1860年》1861年伦敦版（No．8：From1846to1860．London1861）。——482。
—第13卷《1851—1865年》1866年伦敦版（No．13：From1851to1865London1866）。——482。
《罗得岛州和昔罗维登斯殖民地的修订条例》1857年普罗维登斯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TherevisedstatutesofthestateofRhodeIslandandProvidenceplantations：towhichareprefixed.theconstitutionsoftheUniredSraresandofthestate．Providence1857．Nach：Chddren’semploymentcommission〈1862〉Firstreport．London1863）。——313。
M
《面包房管理法。（1863年7月13日）》，载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律汇编，维多利亚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863年》1863年伦敦版（Anactfortheregulationofbakehouses．〈13thJujy1863〉In：ThestamtesoftheUnitedKingdomofGreatBritainandIreland．26＆27Victaria，1863London1863）。——289、343。
N
《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3月8日的质询》，根据下院决定于1862年2月6日刊印（AgncuhuralJabourers〈Ireland〉.ReturntoanorderoftheHonourableTheHouseofCommons，dated8March1861.rdered．bytheHouseCommons，tobeprinted，6February1862）。——812。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号（ReportsbyHerMajcsty’ssecretanesofembassyandlegation，onthemanufacturescommerce，&c.，ofthecountriesinwhichtheyreside．No.6.London1863）。——398。
Q
《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的总结报告》1863年爱丁堡—伦敦版（The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PromotionofSocialScienceReportofproceedingsattheseventhannualcongress，heldinEdinburgh，October1863.Edinburgh．London1863）。——555、556。
S
《紗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基金收支委员会提交纱厂工头和厂主中央联合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引自《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TheMasterSpinners’＆Manufacturers'DefenceFundReporroftheCommitteeappoincedforthereceiptandapportionmentofthisfund．totheCentralAssociationofMasterSpinnersandManufacturers．Manchester1854.Nach：Reportsoftheinspectorsoffactories...forthehalf-yearending31stOcrober1856London1857）。——488。
《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以及随时能兑现的银行券发行管理法对该阶级的影响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48年7月28日刊印，［1857年重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fromtheSecretCommitteeoftheHouseofLordsappointedtoinquireintothecausesofthedistresswhichhasforsometimeprevailedamongthecommercialclasses，andhowfarithasbeenaffectedbythelawsforregulatingtheissueofbanknotespayableondemand．Togetherwiththeminutesofevidence，andanapp.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8July1848.［Reprinted1857.］［London1857］。——150。
《食物等搀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的第1号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55年7月27日刊印，［1855年伦敦版］（First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adulterationoffood，etc.；withtheminutesofevidence，andapp.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7July1855．［London1855］）。——203。
T
《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委员会委员的报告《第1—6号》］》（Children’semploymentcommission〈1862〉［Report(1—VI)ofthecommssioners］）。——540。
—《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Firstreportofthecommissioners．Withapp.PreseniedtobothHouses.ofParliamentbycommandofHerMajesry．London1863）。——283—287、312、342、540、628、638。
—《第2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Secondreport．Lnndon1864）。——531、536、538—540、542、544—546、548、563、628、637。
—《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Thirdreport．London1864）。——203、298、437、529、534、536、549、551、565、629、631、637。
—《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Fourthreport．London1865）。——298—302、304、307、405、463、501、550、551。
—《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FifthreportLondon1866）。——300、456、457、498、522、533、534、552、554、556—558、563—566、628。
—《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SixthreportLondon1867）。——789、798、799、801—803。
W
《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1814年7月26日刊印，［1814年伦敦版］（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peritionsrelatingtothecarnlawsofthisKingdom：togetherwiththeminutesofevidenc，andanapp．ofaccounts．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ied．26July1814［London1814］）。——640。
《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萨默塞特郡大陪审团的陈述。敬呈议会》1685年伦敦版（Thecaseofourenglishwool.AsalsothePresentnwntoftheGrandJuryoftheCountyofSomersetthereon．HumblyofferedtotheHighCourtofParliamentLondon，1685）。——291。
X
《限制工作日的长度和禁止雇用十岁以下儿童做工的法令。1851年3月18日通过》，载于《新泽西州第75号立法》1851年特伦顿版。引自《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Anacttolimitthehoursoflabour，andtopreventtheemploymentofchildreninfactoriesundertenyearsofageApprovedMarch18，1851In：Actsofthesevenry-fifthlegislatureofthestateofNewJersey．Trenton1851.Nach；Children’semploymentcommission〈1862〉Firstreport．London1863）。——313。
Y
《1848年上院委员会》（HouseofLords’cormmttee，1848）——见《上院秘密委员会受命研究一度遍及商业界的危机的原因……的报告》。
《1860年春季开庭期安特里姆州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奥特韦先生的判决》（JudgmentofMr．J.H．Otway，Belfast，HilarySessions．CountyAntrim1860）。——320。
《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引自《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第二次报告》1863年伦敦版（Reportofthecommitteeonthebakingtrade，inIrelandfor1861Nach：SecondreportaddressedtoHerMajesty'sPri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relativetothegrievancescomplainedofbythejoumeymanbakers．London1863）。——288、292。
《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CensusofEnglandandWalesfortheyear1861London1863）。——510、727、740、749、750、781。
《英国出生、死亡和结婚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伦敦版（Twenty-secondannualreportoftheregistrar-generalofbirths，deaths，andmarriagesinEnglandLondon，1861）。——311。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7年7月30日刊印，［1857年伦敦版］（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bankacts；togetherwiththeproceedingsofthecommittee，minutesofevidence，app．andindex．Ordered，bytheHoustofCommons，tobeprinted，30Jujy1857．Pt．1：Reportandevidence.［London1857］）。——158。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8年7月1日刊印，［1858年伦敦版］（Reportfromtheselectcommitteeonthebankacts；togetherwiththeproceedingsofthecommitnee，minutesofevidence，app．andindex．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lJuly1858.［London1858］）。——164。
Z
《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ReportoftheSocialscienceCongressatEdinburghOctober1863）。——453。
报刊上的文章和通讯
（作者不详）
C
《晨星报》
—1863年4月17日第2219号：《下院》（HouseofCommons）。——751。
—1863年6月23日第2276号：《我们的白奴》（Ourwhiteslaves）。——296。
G
《工人辩护士报》
—1866年］月13日第149号：《农业工人和工联》（AgriculturallabourersandTrades’Unions）。——292。
《公文集。外交评论（新辑）》
—1844年10月1日第15期：《苏格兰高地》（TheHighlandsofScotland）。——840。
《观察家报》
—1864年4月24日第3806号：《资金。西蒂区，4月23日星期六》（Thefunds.-City，Saturday，April23］。——163.
J
《技艺协会杂志》
—1872年1月5日第998期：《国家的进步》（Theprogresofthenation）。——479。
《经济学家》
—1845年3月29日第3卷第13期，《农业工人的工资》，转引自《纪事晨报》（Wagesofagricukurallabourers．〈From，heMorningChronick〉）。——778。
—1848年4月15日第6卷第242期：《工厂法的作用》（Theworkingofthefactryact）。——264。
—1851年7月19日第9卷第412期：《非掠夺地租》（Rentnorobbery）。一678。
—1860年1月21日第18卷856期：《农业的进步与工资》（Aerculturalprogressandwages）。——735。
—1866年6月2日第29卷第1188期：《封建主义和鹿林》（Feudalismanddeerforests）。——842。
L
《雷诺新闻》
—1866年2月4日第808号：《劳动与工资。过劳但少得的铁路员工》（LabourandwagesOverworkedandunderpaidrailwayservants）。——293。
—1867年1月20日第858号：《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ThewholesalestarvationoftheLondonpoor）。——770。
M
《每日电讯》
—1860年1月17日第1422号：《他前次来巡时》（Onhislastcircuit）。——283。
《孟加拉公报》
—1861年7月22日第60卷第153号：《我们担心》（Weareafraid）。——381。
P
《旁观者》
—1866年5月26日：《工业伙伴》（Industrialpartnership）。——385。
Q
《旗帜报》
—1863年8月15日第12172号：《纽曼·霍尔牧师……》，伦敦8月15日星期六［通讯］（TheReverendNewmanHall..．［Korrespondenzaus：］London，Saturday，August15）。——296。
—1867年4月5日第13311号：《一幅可怕的情景》（Apainfulspectacle）。——772.
T
《泰晤士报》
—1861年11月5日第24082号：《每一政府都有自己的传统》（Everygovernmenthasitstraditions）。——311。
—1862年11月26日第24413号：《工厂主的诉讼》（Thecaseofthemillowners）。——240、465。
—1863年3月24日第24514号：《埃德蒙·波特尔先生》（Mr．EdmundPotter，inanotherpartofourpaper）。——665。
—1863年3月24日第24514号：《在上院……》，伦敦1863年3月24日星期二［通讯］（IntheHauseofLords..．［Korrespondenzaus：］London．Tuesday，March24，1863）。——341。
—1863年4月28日第24544号：《棉荒》（Thecottonfamine）。——662。
—1863年7月2日第24600号：《下院星期二晚间辩论》（ThedehateintheHouseofCommonsonTuesdaynightrepresents）。——296。
文学著作
A
奥维狄乌斯《爱经》。——506。
奥维狄乌斯《节令记》。——829。
B
巴尔扎克《高布赛克》。—680。
巴特勒，赛·《休迪布腊斯》。——49。
比彻—斯托，哈·《汤姆叔叔的小屋》。——839。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讽刺诗集》。——752。
D
但丁《神曲》。——13、124。
狄德罗《1767年的沙龙》。——157。
笛福《鲁滨逊飘流记》。——94。
杜邦，皮·《工人之歌》。——798。
F
伏尔泰《老实人》。——227、885。
G
歌德《东西诗集》（《致祖莱卡》）。——312。
歌德《浮士德》悲剧第1部。——85、105、227、685、817。
H
海涅《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349。
荷马《奥德赛》。——423。
贺拉斯《讽刺诗集》。——129、308、397、421、542。
贺拉斯《诗论》。——781。
贺拉斯《抒情诗集》。——819。
Q
乔叟，［杰·］《公鸡和狐狸》。——280。
S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738。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43。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331、332、560。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102。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155。
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129。
施托尔贝格，弗·莱·《致自然》。——587。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155。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350、871。
X
《希腊诗选》（克·施托尔贝格译自希腊文）。——470。
席勒《人质》。——685。
席勒《阴谋与爱情》。——664。
席勒《钟之歇》。——444、468。
Y
伊索克拉底《布西里士》。——424。
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287。
圣经
《旧约全书》
—《摩西一经（创世记）》。——204、313、801、820、859
—《摩西五经（申命记）》。——431
《新约全书》
—《马太福音》。——671、712
—《约翰启示录》。—106。
[162]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方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人名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
人名索引
A
阿巴思诺特，约翰（Arbuthnot，John公元18世纪）——英国租地农场主，1773年在伦敦出版的匿名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的作者。——357、379、381、830、836。
阿贝尔，卡尔（Abel，Carl）——德国语文学家和新闻工作者，《每日电讯》柏林通讯员；曾同弗·阿·梅克伦堡一起翻译《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150。
阿庇安（Appianos［Appian］1世纪末—2世纪70年代）——古罗马历史学家；曾任执政官；写有二十四卷本《罗马史》。——835。
阿丁顿，斯蒂芬（Addington，Stephen1729—1796）——英国经济学家，教士；写有一些教科书。——834。
阿基洛库斯（Archilochos［Archilochus］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抒情诗人。——423。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7左右—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353。
阿克莱，理查（Arkwright，SirRichard1732—1792）——英国企业家，各种纺织机械的设计者和制造者。——426、433、439、488、493、562。
阿里欧所托，洛多维科（Ariosto．Lodovico1474—1533）——意大利诗人，长诗《疯狂的罗兰》的作者。——43。
阿里瓦本伯爵，乔万尼（让）（Arrivahene，Giovanni（Jean），conte1787—1881）——意大利经济学家和翻译家；1847年布鲁塞尔经济会议的发起人；曾把一些经济学著作译成法文。——88。
阿利奇（Arledge，J.T.）——英国医生，1863年在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任职。——284。
阿林斯沃思，乔冶（Allinsworrh，George）——英国一轧钢厂的童工。——299。
阿那卡雪斯（Anacharsis约公元前6世纪）——古代亚细亚民族的哲学家，西徐亚人，希腊人把他列为希腊七大哲人之一。——121。
阿什利勋爵——见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
阿什沃思，亨利（Ashworth，Henry1794—1880）——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科布顿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之一；议会议员。——333、467。
阿斯普登，乔治（Aspden，George）——286。
阿泰纳奥斯（Athenaios［Athenaeus］约2世纪）——古希腊雄辩家、语法学家和作家，论述文化史题材的对话集《哲人宴》的作者。——121、156。
埃弗里特（Everer18世纪）——英国发明家，——493。
埃利斯（Ellis，J.）——301。
埃默里，查理·爱德华（Emery，CharlesEdward1838—1898）——美国发明家。——441。
埃斯克里格（Eskrigge）——英国纺纱厂主，斯托克波特市治安法官。——334。
艾金，约翰（Aikin，John1747—1822）——英国医生、历史学家和激进派政论家。——685、686、860、869、870。
艾威林，爱德华（Aveling，Edward1851—1898）——英国作家和政论家，社会民主主义者；1884年起为社会民主同盟盟员，后为社会主义同盟创建人之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非熟练工人和失业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资本论》第一卷英文译者之一，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的丈夫。——31。
爱德华三世（EdwardIII1312—1377）——英国国王（1327—1377）。——313、847。
爱德华六世（EdwardVI1537—1553）——英国国王（1547—1553）。——843。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elvétius，Claude—Adrien1715—1771）——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704。
爱利莎（Elix）——294、295。
安·斯图亚特（Anna［Ann，Anne］Stuart1665—1714）——英国女王（1702—1714）。——190、846。
安德森，亚当（Anderson，Adam1692左右—1765）——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关于贸易史方面的著作。——855、870。
安德森，詹姆斯（Anderson，James1739—1808）——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580、646、713、834、838、855.
安谛巴特洛斯（帖撤罗尼迦城的）（AntipatrosofThessalonike约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诗人。——470。
奥德，威廉·密勒（Ord，WilliamMiller1834—1902）——英国医生。——789。
奥弗斯顿勋爵——见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
奥格罗特，约翰（O'Groat，John）——842。
奥克尼夫人，伊丽莎白·维利尔斯（Orkney，ElizabethVilliers，Lady1657—1733）——英国国王威廉三世（奥伦治的）的情妇。——828、833。
奥雷利，约翰，卡斯帕尔·冯（orelli，JohannKasparvon1787—1849）——瑞士古典语文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古典古代著作家著作的出版者。——423。
奥姆斯特德，弗雷德里克·罗（Olmsted，FrederickLaw1822—1903）——美国园林设计师，写有关于英国和北美方面的著作，《普特南氏月刊》的撰稿人；1856年曾到欧洲各国了解公园的设计情况。——229。
奥普戴克，乔治（Opdyke，George1805—1880）——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91。
奥日埃，马利（Augier，Marie19世纪中叶）——法国新闻工作者，财政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871。
奥特利，乔治（Ottley．George）——287。
奥特斯，贾马里亚（Ortes，Giammaria1713—1790）——意大利经济学家，修道士；重商主义的反对者。——712、744。
奥特韦，约翰，哈斯丁（Otway，JohnHastings）——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320。
B
巴顿，约翰（Banon．John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728、776。
巴尔本，尼古拉斯（Barbon，Nicholas约1640—169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货币国定说的先驱。——48—50、146、152、168、169、712。
巴尔扎克，奥诺雷·德（Balzac，Honoréde1799—1850）——法国现实主义作家。——680。
巴拉德，爱德华（Ballard，Edward1820—1897）——英国医生，伦敦卫生视察员。——539。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Frédéric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18、76、100、225、470、649。
巴特勒，赛米尔（Butler，Samuel1612—1680）——英国讽刺诗人，革命浪漫派的代表；《休迪布腊斯》一诗的作者。——49。
巴泽多，约翰·伯恩哈德（Basedow，JohannBemhard1724—1790）——德国教育家，教育改革的倡导者，提倡现实主义的教学方法。——562。
拜比吉，查理（Babbage，Charles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401、404、432、449、466。
拜耳斯，约翰·巴纳德（Byles，JohnBarnard1801—1884）——英国法学家，枢密大臣，托利党人；写有一些关于法律和经济问题的著作。——313、848。
拜特尔，约翰·格奥尔格（Baiter，JohannGeore1801—1877）——瑞士语文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等古典古代著作家著作的出版者。——423。
班克斯，乔治（Bankes．George1788—1856）——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财政部官员。——778。
邦伯里，托马斯·查理（Bunbury，SirThomasCharles）——英国经济学家，议会议员。——830。
贝德福德家族——英国贵族世家。——832。
贝恩斯，约翰（Baynes，John）——英国政论家，布莱克本市议会议员；1857年发表了两篇关于棉花贸易的论文。——446、449。
贝尔，查理（Bell．SirCharles1774—1842）——苏格兰生理学家和外科医生，在布拉德福德贫民习艺所任职。——322、764。
贝卡里亚侯爵，切扎雷·博内萨纳（Beccaria，CesareBonesana，marchesede1738—1794）——意大利法学家、政论家和经济学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422。
贝克，罗伯特（Baker，Robert）——英国工厂视察员（1878年以前）。——347、460、490、515、816。
贝克尔，伊曼努尔（Bekker，Immanuel1785—1871）——德国语言学家，整理并出版了古典古代著作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等）的著作。——178。
贝克莱，乔治（Berkeley，George1685—1753）——英国哲学家和神学家；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在政治经济学上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劳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货币国定说的代表人物。——389、410。
贝魁尔，康斯坦丁（Pecqueur．Constantin1801—1887）——法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的学生。——709、872。
贝勒斯，约翰（Bellers，John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财富形成的意义；曾提出一些空想的社会改革方案。——154、162、170、378、403、492、552、562、709。
贝利，赛米尔（Bailey，Samuel1791—187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64、71、78、101、102、614、704。
贝内特（Bennett）——631。
贝内特，阿·（Bennet，A．19世纪上半叶）——英国农场主，仲裁人，一所贫民习艺所的管理人。——695。
倍倍尔，奥古斯特（Bebel，August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职业是旋工；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创始人之一，1867年起为主席；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1869年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办人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41。
本（Benn）——863。
比彻—斯托，哈丽雅特·伊丽莎白（Beecher—Stowe，HarrietElizabeth1811—1896）——美国女作家，美国废奴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839。
比多（Bidaut，J.N.19世纪上半叶）——法国政论家，国家官员；写有关于经济问题的文章。——372。
比泽，弗兰茨（Biese，Franz1803—1895）——德国教育家、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写有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著作。——469。
毕舍，菲力浦，约瑟夫，本杰明（Buchez，Philippe—Joseph—Benjamin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共和党人，1821年起为圣西门的学生，七月革命后是基督教社会主义的思想家；国民议会议长（1848）。——851。
边沁，耶利米（Bentham，Jeremy1748—1832）——英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功利主义理论的主要代表，主张效用原则是社会生活的基础。——204、704。
波拿巴，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斯尔思韦特，玛拉基（Postlethwayt，Malachy1707—1767）——英国经济学家，《工商业大辞典》的编者。——316、317。
波特尔，阿朗索（Potter，Alonzo1800—1865）——美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1815年起为宾夕法尼亚的主教；曾在一些院校教授神学。——689。
波特尔，埃德蒙（Potter．Edmund）——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60年代初是曼彻斯特商会会长，议会议员。——341、662—665。
伯克，埃德蒙（Burke，Edmund1729—1797）——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重农主义者；初期倾向自由主义，后为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对者；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240、272、375、832、871。
伯里克利（Perikles［Pericles］公元前495左右—429）——雅典国务活动家，战略家（公元前444—429）；曾促进奴隶主民主制的巩固。——423。
勃艮第公爵和伯爵——见菲力浦第一·罗弗尔。
柏拉图（Platon［Plato］约公元前427—347）——古希腊哲学家，客观唯心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423、424。
博尔顿，马修（Boulton，Matthew1728—1809）——英国工程师和工厂主。——434、446。
博克斯霍恩，马尔库斯·聚埃里乌斯（Boxhom，MarcusZuenus1612—1653）——荷兰历史编纂学家和语言学家。——493。
博林布罗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HenrySaint—John，Viscount1678—1751）——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866。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LePesant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153、164。
布坎南，大卫（Buchanan，David1779—1848）——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学生，斯密著作的出版者和注释者。——149、644、838。
布莱基，罗伯特（Blakey，Robert1795—1878）——英国哲学家。——829。
布莱斯，阿道夫·古斯塔夫（Blaise，Adolph—Gustave1811—1886）——法国经济学家，日罗姆·阿道夫·布朗基的著作的编者。——391。
布莱特，约翰（Bright，John1811—1889）——英国政治家，棉纺厂主，自由贸易派领袖和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60年代初起为自由党（资产阶级激进派）左翼领袖；曾多次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17、296、327、642、749、781、859。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Louis—Auguste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主张通过密谋性组织用暴力夺取政权和建立革命专政；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七月革命和1848年二月革命的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五月十二日起义的组织者，同年被判处死刑，后改为无期徒刑；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巴黎1870年十月三十一日起义的领导人，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囚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一生中有36年在狱中度过。——319。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Blanqui，Jérôme—Adolphe1798—1854）——法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路·奥·布朗基的哥哥。——319、391。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ay，JohnFrancis1809—1895）——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85。
布林德利，詹姆斯（Brindley，James1716—1772）——英国机械师和发明家。——404。
布鲁姆，亨利·彼得·布鲁姆—沃克斯勋爵（Brougham，HenryPeter，LordBroughamandVaux1778—1868）——英国国务活动家、法学家和文学家；辉格党人，20—30年代是自由贸易的拥护者，曾任大法官（1830—1834），曾促进1832年选举改革的实施；议会议员。——870。
布鲁纳，约翰·康拉德（Bnqnner．JohannKonrad1653—1727）——德国医生。——555。
布鲁斯（Bruce）——570。
布伦坦诺，路德维希·约瑟夫（路约）（Brentano，LudwigJoseph［Lujo）1844—193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者。——42—43。
布罗德赫斯特，约翰［Broadhurst，John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70。
布罗迪，本杰明·柯林斯（Brodie，SirBenjaminCollins1783—1862）——英国外科医生和生理学家。——322。
布罗顿（Broughton）——282。
布洛克，莫里斯（Block，Maurice1816—1900）——法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20。
布思罗伊德（Boothroyd）——284。
布瓦洛，埃蒂耶纳（Boileau，Étienne1200—1269）——法国商人，巴黎商会会长，记述巴黎手工业行会的《手工业手册》一书作者。——559。
布瓦洛—德普雷奥，尼古拉（Boileau—Despréaux，Nicolas1636—1711）——法国诗人和文学评论家，法国古典文学的代表；《读经台》的作者。——752。
C
查理大帝——见查理一世，查理大帝。
查理一世（CharlesI1600—1649）——英国国王（1625—1649），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828、829。
查理一世，查理大帝（ChardesI，Charlemagne742—814）——法兰克国王（768—800）和皇帝（800—814）。——835。
查理二世（CharlesII1630—1685）——英国国王（1660—1685）。——148。
查理五世（KarlV1500—1558）——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称查理五世；曾为西班牙国王（1516—1556），称查理一世；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查理五世的原型。——846。
查理六世（KarlVI1685—1740）——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11—1740），莱奥波德一世之子。——493。
查理十世·古斯塔夫（KarlXGustaf1622—1660）——瑞典国王（1654—1660）。——832。
查理十一世（KarlXI1655—1697）——瑞典国王（1660—1697）。——832。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Thomas1780—1847）——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179、189、712、713。
柴尔德，乔赛亚（Child，Josiah1630—1699）——英国商人，经济学家和银行家；重商主义者；东印度公司董事长。——109、871。
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НиколайГавриловичo1828—1889）——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17。
D
达尔豪西侯爵和伯爵，詹姆斯·安德鲁·布龙—拉姆齐（Dalhousie，JamesAndrewBroun—Ramsay，MarquessandEarlof1812—1860）——英国政治活动家，皮尔分子，议会议员，曾任印度总督（1848—1856），执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842。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Darwin，CharlesRobert1809—1882）——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论的奠基人。——396、429。
达菲，查理·加万（Duffy．CharlesGavan1816—1903）——爱尔兰政治活动家和新闻工作者，“青年爱尔兰”领导人和保障租佃者权利同盟创建人之一，议会议员；1856年流亡澳大利亚，曾多次任国家职务。——886。
达菲，威廉（Duffy，William）——286。
达弗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Dufferin，FrederickTempleHamilton—Temple—Blackwood，Marquessof1826—190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人，爱尔兰大地主，曾参加格莱斯顿内阁（1868—1872），加拿大总督（1872—1878），驻彼得堡大使（1879—1881），驻君士坦丁堡大使（1881—1882），驻埃及大使（1882—1883），印度总督（1884—1888）。——817。
但丁·阿利格埃里（DanteAlighieri1265—1321）——意大利诗人。——124、286。
道布尔迪，托马斯（Doubleday，Thomas1790—1870）——英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867。
道默，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Daumer，GeorgFriedrich1800—1875）——德国作家，写有一些宗教史方面的著作。——332。
德·昆西，托马斯（DeQuincey，Thomas1785—1859）——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李嘉图著作的注释者。——455。
德比伯爵，爱德华·乔治·杰弗里·斯密斯·斯坦利，（比克斯塔夫的）斯坦利勋爵（Derby．EdwardGeorgeGeoffreySmithStanley，LordSLanleyofBickerstaffe，Earlof1799—1869）——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19世纪下半叶为保守党领袖；曾任殖民大臣和陆军大臣(1833—1834和1841—1845），内阁首相（1852、1858—1859和1866—1868）。——524.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Louis—François—Eugène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49、110、130、132、165、185、365。
德库，萨洛蒙（DeCous，Salomon1576—1626）——法国建筑师和工程师。——433。
德莱登，约翰（Dryden，John1631—1700）——英国诗人和剧作家，古典主义的代表。——280。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东·路易·克劳德（DestuttdeTracy，Amoine—Louis—Claude，comtede1754—1836）——法国经济学家、感觉论哲学家和政治家；哲学上观念学派创始人；立宪君主制的拥护者。——98、183、190、378、380、746。
邓宁，托马斯·约瑟夫（Dunning，ThomasJoseph1799—1873）——英国工会活动家和政论家。——634、637、871。
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DiodonisSiculus公元前80左右—29）——古希腊历史学家，住在罗马；世界史《史学丛书》的作者。——167、273、394、425、587。
狄慈根，约瑟夫（Dietzgen，Joseph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和国际会员，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18。
狄德罗，德尼（Diderot，Denis1713—1784）——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无神论者，法国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启蒙思想家，百科全书派领袖；1749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157。
迪尔克，查理·温特沃思（Dilke，CharlesWentworth1789—1864）——英国政论家和出版者。——678。
笛福，丹尼尔（Defoe，Daniel1660左右—1731）——英国作家和政论家，小说《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164、711。
笛卡儿，勒奈（Dscartes，René1596—1650）——法国二元论哲学家、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448。
蒂利一亨德森（Tillie＆Henderson）——印度伦敦德里的衬衫厂。——531、545。
都铎王朝——英国王朝（1485——1603）。——858。
杜邦，皮埃尔（Duponu，Pierre1821—1870）——法国作曲家，他的《工人之歌》在工人中广为流传。——798。
杜尔哥，安娜·罗伯尔·雅克，洛恩男爵（Turgot，Anne—Rohert—Jacques，barondel’Aulne1727—1781）——法国国务活动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魁奈的学生，财政总稽查（1774—1776）。——210、365、611。
杜克佩西奥，爱德华（Ducpétiaux，Édouard1804—1868）——比利时政论家和统计学家，资产阶级慈善家，监狱和慈善设施视察员。——772、774。
杜鲁门（Truman）——536。
杜蒙，皮埃尔·埃蒂耶纳·路易（Dumont，Pierre—Étienne—Louis1759—1829）——瑞士传教士和政论家；米拉波和边沁的秘书，边沁著作的出版者。——704。
杜能，约翰·亨利希·冯（Thünen，JohannHeinrichvon1783—1850）——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过农业经济问题，他在《孤立国家》中提出了按最大利润原则来配置农业的理论和环状生产分布的构想。——717。
E
厄什韦葛，威廉·路德维希·冯（Eschwege，WilhelmLudwigvon1777—1855）——德国地质学家和地理学家；矿工；写有关于采矿工程的著作。——53。
恩布尔顿（Embleton）——762。
恩索尔，乔治（Ensor，George1769—1843）——英国政论家，马尔萨斯主义的批评者。——838。
F
法尔，约翰·`理查（Farre，JohnRichard1774—1862）——英国医生。——322—323。
范德林特，杰科布（Vanderlint，Jacob死于1740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146、154、169、316、318、364、384、403、712。
菲尔登，约翰（Fielden，John1784—1849）——英国厂主，慈善家；议会议员，工厂立法的拥护者。——464、475、869。
菲力浦第一·罗弗尔（PhilippeIdeRouvres1346—1361）——勃艮第公爵（1349—1361）。——854。
菲力浦六世，瓦卢瓦（PhilippeVIdeValois1293—1350）——法国国王（1328—1350）。——110。
菲瑟灵，西蒙（Vissering，Simon1818—1888）——荷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577。
费尔贝恩，威廉（Fairbairn，William1789—1874）——英国厂主，工程师和发明家。——501。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r，Francois—Louis—Auguste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76。
费伦德，威廉，布什菲尔德（Ferrand，WilliamBushfield1809—1889）——英国政治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贵族慈善运动的主要代表。——308、309、479、662。
费希特，约翰·哥特利布（Fichte．JohannGattlieb1762—1814）——德国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主观唯心主义者。——67。
丰特雷，安东·路易（Fonteret，Antoine—Louis）——法国医生，19世纪下半叶写有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著作。——420。
弗格森，亚当（Ferguson，Adam1723—1816）——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休谟的追随者，亚·斯密的老师。——145、410、418、419。
弗莱彻，安德鲁（Fletcher，Andrew1655—1716）——苏格兰政治家，地主，维护苏格兰的独立。——829。
弗赖塔格，古斯塔夫（Freytag，Gustav1816—1895）——德国资产阶级作家和新闻工作者。——849。
弗里德里希二世，弗里德里希大帝（FriedrichII，FriedrichderGroβe1712—1786）——普鲁士国王（1740—1786）。——841、855。
弗利特伍德，威廉（Fleetwood，William1656—1723）——英国主教，写有英国价格史方面的著作。——314。
弗尼霍夫，约翰（Fernyhough，John）——284。
弗农（Vernon）——831。
孚耳阿伯，约翰（Faulhaber，Johann1580—1635）——德国数学家和工程师。——433。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Jules［Julius］1820—1878）——德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自由贸易的拥护者；1850年为柏林《晚邮报》的创办人和编辑；1850—1861年侨居英国，为《晨星报》的撰稿人，写有住宅问题的著作；1851年为《伦敦新闻画报》德文版编辑；1861年回到德国，后为进步党人，1866年起为民族自由党人。——278、536—537。
福布斯（Forhes19世纪）——英国发明家。——450。
福蒂斯丘，约翰（Fortescue，John约1394—1476）——英国法学家，财政大臣，写有一些关于英国国家制度的著作。——825、826。
福尔邦奈，弗朗索瓦·韦龙·杜韦尔热·德（Forbonnais．FrançoisVéron—Duyergerde1722—180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重农主义的反对者。——110。
福塞特，亨利（Fawcett，Henry1833—188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信徒，1865年起为议会议员，自由党人。——642、706、752、859。
福斯特，纳撒尼尔（Forster，Nathaniel1726左右——1790）——英国教士，写有一些经济学著作，维护工人的利益。——316、492、587、833、834。
福斯特，威廉·爱德华（Forster，WilliamEdward1818—1886）——英国工厂主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1年起），曾任爱尔兰事务大臣（1880—1882）；奉行残酷镇压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政策。——764。
富尔顿，罗伯特（Fulton，Robert1765—1815）——美国工程师和发明家，1803年建造了第一艘轮船。——562。
富拉顿，约翰（Fullarton，John1780—1849）——英国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151、165、169。
富兰克林，本杰明（Franklin，Benjamin1706—1790）——美国政治活动家、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和自然科学家；美国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美国独立战争的参加者，美国独立宣言（1776）的起草人之一；他最先有意识地用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65、191、210、379、711.
博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335、441、491、800。
G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Colombo，Christoforo1451—1506）——意大利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在四次航海（1492—1504）过程中，发现并考察了加勒比群岛以及中美洲沿海地区和南美洲的东北地区。——155。
哥特舍德，约翰·克里斯托夫（Gottsched，JohannChristoph1700—1766）——德国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理论家，18世纪德国早期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对当时德国戏剧的改革和文学语言的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后来坚持陈旧观点，停止不前。——251。
戈登，约翰（Gordon，SirJohn1798—1862）——爱尔兰医生；科克市市长。——203。
戈东诺夫，波里斯·费多罗维奇（Годунов，БοрисФедорович1551左右一1605）——俄国沙皇（1598—1605）。——831。
戈弗雷（Godfrey）——454。
格迪斯（Geddes，J.）——463。
格莱斯顿，威廉·尤尔特（Gladstone，WilliamEwart1809—189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后为皮尔分子，19世纪下半叶是自由党领袖；曾任财政大臣（1852—1855和1859—1866）和首相（1868—1874、1880—1885、1886和1892—1894）。——38、42—44、520、750、751。
格雷，乔治（Grey，George1799—1882）——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曾任内务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333、765。
格雷，约翰（Gray，John18世纪末）——英国著作家，写有一些关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作。——187。
格雷，约翰（Gray，John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85。
格雷格，罗伯特·海德（Greg，RobertHyde1795—1875）——英国大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337。
格雷古瓦，昂利·利特雷格（Gregoir．HenriLitreg19世纪下半叶）——比利时工人，布鲁塞尔印刷工人协会书记，（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一书的作者。——639。
格林豪，爱德华·黑德勒姆（Greenhow，EdwardHeadlam1814—1888）——英国医生和公共卫生学家。——283、284、339。
格罗夫，威廉·罗伯特（Grove，WilliamRobert1811—1896）——英国物理学家和法学家。——602。
格思里，詹姆斯（Guthrie，James1785—1856）——英国医生。——322。
H
哈勒，卡尔·路德维希·冯（Haller．CarlLudwigvon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冯·哈勒的儿子。——448。
哈里斯（Harris）——527。
哈里斯——见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
哈里斯，詹姆斯（Harris．James1709—1780）——英国语文学家和哲学家，国务活动家，议会议员，财政部部务委员（1763—1765）。——422。
哈里逊，威廉（Harrison，William1534—1593）——英国教士，他写的好些著作是研究英国16世纪历史的有价值的资料。——825、852。
哈利法克斯侯爵，乔治·萨维尔（Halifax，SirGeorgeSavile，Marquisof1633—1695）——英国国务活动家。——122、831。
哈鲁普（Harrup）——490。
哈姆，威廉（Hamm，Wilhelm1820—1880）——德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农业问题的著作。——578。
哈斯丁，沃伦（Hastings，Warren1732—1818）——英国政治活动家，英国第一任印度总督（1774—1785），同时任职于东印度公司，实行残酷的殖民政策，因滥用职权于1788年被提交法庭，但被宣告无罪并由公司赔偿损失。——862。
哈索尔，阿瑟·希尔（Hassall，ArthurHill1817—1894）——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问题的著作。——203、288。
哈维（Harvey）——116。
哈维，威廉（Harvey，William1578—1657）——英国医生、生理学家和胚胎学家，科学生理学的创始人和胚胎学研究的倡导者；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系统。——116。
哈西，维维安（Hussey，Vivian19世纪）——英国矿主，1866年为议会矿山调查委员会委员。——570。
海恩斯，耶利米(Haynes，Jeremiah）—300。
海涅，亨利希（Heine，Heinrich1797—1856）——德国诗人，革命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马克思一家的亲密朋友。——704。
汉密尔顿，威廉（Hamilton，William1788—1856）——苏格兰哲学家，不可知论者；杜格尔德·斯图亚特著作的编者。——372、559。
汉森，格奥尔格（Hanssen，Georg1809—1894）——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关于农业和土地关系史问题的著作。——275。
汉特，亨利·朱利安（Hunter，HenryJulian19世纪）——英国医生，写有许多关于工人困苦生活条件方面的报告。——458、758—759、761—763、767、781、785、787、788—791、796、797、828。
豪威耳，托马斯·琼斯（Howell，ThomasJones死于1858年）——英国工厂视察员。——263、279。
豪伊特，威廉（Howitt，William1792—1879）——英国著作家，写有基督教的历史和许多其他问题的著作。——861。
荷马（Hameros约公元前8世纪）——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的》和《奥德赛》的作者。——78。
赫顿，查理（Hutton，Charles1737—1823）——英国数学家。——428。
赫弗，斐迪南（Hoefer．Ferdinand1819—1882）——法国出版商，原系德国人。——588。
赫拉克利特（Herakleitos约公元前540—480）——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126。
赫伦施万德，让（Herrenschwand，Jean1728—1812）——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44。
赫胥黎，托马斯·亨利（Huxley，ThomasHenry1825—1895）——英国自然科学家，生物学家；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及其学说的普及者，在哲学方面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555。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20、22、58、110、196、209、303、358、421、679.
亨利三世（HenriIII1551—1589）——法国国王（1574—1589）。——155。
亨利七世（HenryVII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314、826、843。
亨利八世（HenryVIII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826、843。
胡阿雷斯，贝尼托·帕布洛（Juárez［Juarez］，BenitoPablo1806—1872）——墨西哥国务活动家，内战（1858—1860）和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1861—1867）时期为自由党的领袖，墨西哥总统（1858—1872）。——196。
华德，约翰（Ward，John19世纪）——英国历史学家，《维多利亚女王陛下在位初期的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一书的作者。——308。
华莱士，罗伯特（Wallace，Robert1697—1771）——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提出了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用。——408、711。
华氏（华伦海特），加布里埃尔·丹尼尔（Fahrenheit，GabrielDaniel1686—1736）——荷兰物理学家，设计过一种改良温度计。——290、343。
怀特（White）——286、298、302、305、463、540、542。
怀特（White，W.）——554。
淮亚特，约翰（Wyatt，John1700—1766）——英国技师，曾发明纺纱机。一428。
惠特布雷德，赛米尔（Whitbread，Samuel1758—1815）——英国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辉格党人。——849。
惠特尼，伊莱（Whitney，Eli1765—1825）——美国发明家，曾发明轧棉机。——441、449。
霍布豪斯，约翰·卡姆·布罗顿男爵（Hobhouse，JohnCam，BaronBroughton1786—1869）——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1831年的工厂法的倡导者；曾任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1835—1841和1846——1852）。——334。
霍布斯，托马斯（Hobbes，Thomas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98、440、712。
霍顿，约翰（Houghton，John死于1705年）——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商业、工业和农业问题的著作。——492。
霍恩，乔治（Horne，George1730—1792）——英国主教，写有抨击牛顿、休谟、亚·斯密和其他学者的小册子。——713。
霍尔，克里斯托弗·纽曼（Hall，ChristopherNewman1816—1902）——英国教士，高级僧侣中的代表人物。——296。
霍华德，德，沃尔登男爵，查理·奥古斯塔斯·埃利斯（HowarddeWalden，CharlesAugustusEllis，Baron1799—1868）——英国外交官。——319。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Thomas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394、408、411、615、662、860。
霍林舍德，拉斐尔（Holinshed，Raphael约死于1580年）——英国历史学家，写有英国、苏格兰、爱尔兰自远古时代至16世纪90年代的编年史。——825、845。
霍纳，弗兰西斯（Homer，Francis1778—1817）——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辉格党人，金条委员会主席（1810），李嘉图货币论的追随者。——869。
霍纳，伦纳德（Homer，Leonard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9），维护工人利益。——259、260、279、320、325、329、333、335、341、460、461、476、477、491、634。
霍普金斯，托马斯（Hopkins，Thomas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266。
J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海尔曼（Kirchmann，JuliusHermann1802—1884）——德国法学家、政论家和哲学家，自由党人；1848年为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后为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和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写有哲学和法学方面的著作。——608。
基林，安（Killin，Ann）——461。
基斯（Keys）——295。
吉尔摩（Gilmore）—499。
吉洛特，约瑟夫（Gillott，Joseph1799—1873）——英国工厂主，在伯明翰首先实行钢笔尖的大规模生产。——530。
吉斯伯恩，托马斯（Gishorne，Thomas1758—1846）——英国神学家，写有一些基督教道德问题的著作。——869。
季别尔，尼古拉·伊万诺维奇（Зибер，НиколайИванович1844—1888）——俄国经济学家，俄国第一批马克思经济学著作的通俗化作家之一。——19。
加德纳，罗伯特（Gardner，Rohert）——英国棉纺厂厂主，1844年将开设在普雷斯顿各企业的工作日从12小时缩减到11小时。——473、476。
加尔涅伯爵，热尔曼（Garnier，Germain，comtede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注释者。——419、635。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Galiani，Ferdinando1728—1787）——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反对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时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作了一些正确的猜测。——91、108、110、120、179、185、366、741。
加尼耳，沙尔（Ganilh，Charles1758—1836）——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76、99、202、210、515。
加斯克尔，彼得（Gaskell，Peter19世纪上半叶）——英国医生和政论家；自由党人。——501、511。
杰科布，威廉（Jacob，William1762左右——1851）——英国商人和著作家，写有经济学著作。——53、254。
杰伊（Jay）——766。
金凯德，约翰（Kincaid，John1787—1862）——英国官员，1850年起为苏格兰工厂和监狱视察员。——461。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ülichGustavvon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德国小资产阶级保护关税派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15、864。
居维叶男爵，若尔日·莱奥波德·克雷蒂安·弗雷德里克·达哥贝尔特（Cuvier，Georges—Léopold—Chrétien—Frédéric—Dagobert，baronde1769—1832）——法国动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曾经将比较解剖学上升为科学，并提出了灾变论。——588。
K
卡尔利伯爵，乔万尼·里纳尔多（Carli，GiovanniRinaldo，conte1720—1795）——意大利学者，重商主义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关于货币和谷物贸易的著作。——382。
卡耳佩珀，托马斯（Culpeper，SirThomas1578—1662）——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871。
卡莱尔，安东尼（Carlisle，SirAnthony1768—1840）——英国外科医生。——322。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评者，托利党人；1848年后成为工人运动的敌人。——296。
卡莱尔父子公司（Carlile，Sons&Co.）——苏格兰佩斯利的一家棉麻纺纱厂。——360。
卡姆梅尔（Cammell）——302。
卡斯尔雷子爵——见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
卡泽诺夫，约翰（Cazenove，John1788—1879）——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231、369、598、655、668、688。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Cairnes，JohnElliot1823—187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度。——229、308、386。
凯尔森（Kelson）——766。
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Charles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252、610、648、839、858。
凯特勒，阿道夫·朗贝尔·雅克（Quételet，Adolphe—Lambert—Jacques1796—1874）——比利时统计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平均的个人”论的创立者。——375。
坎伯尔，乔冶（Campbell，SirGeorge1824—189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官，议会议员（1875—1892），自由党人；1843—1874年屡任英国驻印度的殖民官员；写有关于印度的著作。——414。
康替龙，菲力浦（Cantillon，Philip）——英国经济学家，1759年他修订出版了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一书的英文版本。——639。
康替龙，理查（Cantillon．Richard1680—1734）——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农学派和亚·斯密的先驱。——639、712。
考威尔（Cowell，J.W.）——646。
柯贝特，托马斯（Corbet，Thomas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追随者。——176、680。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Colbert，Jean—Bapriste1619—1683）——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财政督察长（1661年起），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外政策；曾建立国家工场，促进内外贸易。——358、867。
柯普，海尔曼·弗兰茨·莫里茨（Kopp，HermannFranzMoritz1817—1892）——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史学家；曾把新的物理测量方法用于化学；李比希的学生，肖莱马的老师。——358。
科贝特，威廉（Cobbett，William1762—1835）——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曾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进行斗争；1802年起出版《纪事年鉴》和《科贝特氏政治纪事周报》。——334、829、864、867。
科布顿，理查（Cobden，Richard1804—1865）——英国工厂主，自由党人，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反谷物法同盟创始人，议会议员（1841—1864）；曾参加多次国际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如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主义者代表大会。——17、296、327、781。
科尔邦，克劳德·昂蒂姆（Corbon，Claude—Anthime1808—1891）——法国政治活动家，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任制宪议会副议长（1848—1849）；第二帝国崩溃后任巴黎市第15区区长，1871年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少数派。——561。
科兰男爵，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Colins，Jean—Guillaume—Cesar—Alexandre—Hippolyte，baronde1783—1859）——法国经济学家，原系比利时人；主张由国家征收地租，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社会矛盾。——709、798、885。
克莱门特，西蒙（Clement，Simon17世纪末）——英国商人，匿名著作《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1695）的作者。——109。
克劳伦，亨利希（Clauren，Heinrich原名哥特洛布·赛米尔，卡尔·霍伊恩GottlobSamuelCarlHeun1771—1854）——德国作家，写有一些感伤主义小说。——258。
克劳生，彼得（Claussen，Pieter）——比利时发明家，圆编机的改进者。——428。
克雷格（Craig）——165。
克虏伯，阿尔弗勒德（Krupp，Alfred1812—1887）——德国大工业家，埃森冶金厂和兵工厂厂主；曾向欧洲许多国家供应枪炮和其他军火。——449。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Oliver1599—1658）——英国国务活动家，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1649年起为爱尔兰军总司令和爱尔兰总督，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858。
克罗克，罗杰（Crocker，Roger）——828。
克肖—利斯公司（Kershaw，Leese＆Co.）——英国斯托克波特一家纺纱厂。——334。
肯尼特，怀特（Kennet，White1660—1728）——英国主教和历史学家。——827。
肯宁安，约翰（Cunningham，John1729—1773）——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268、270、317、625、692、733。
肯特，纳撒尼尔（Kent，Nathaniel1737—1810）——英国农学家，写有农业方面的著作。——834。
孔德，奥古斯特（Comte，Auguste1798—185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实证论的创始人。——19、386。
孔德，弗朗索瓦·沙尔·路易（Comte，François—Charles—Louis1782—1837——法国自由主义政论家和庸俗经济学家。——861。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博诺·德（Condillac，Étienne—Bonnotde1715—1780）——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约，洛克的追髓者。——185。
孔多塞侯爵，玛丽·让·安东·尼古拉·卡里塔（Condorcet．Marri—Jean—Antoine—NicolasCaritat，marquisde1743—1794）——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数学家和政治家：启蒙思想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吉伦特派；1769年起为科学院院士，1777年起被选为科学院常任秘书，1782年起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罗伯斯比尔执政后被剥夺公民权；1794年3月27日被捕，两天后死于狱中。——711。
库，萨洛蒙·德——见德库，萨洛蒙。
库尔塞尔—塞讷伊，让·古斯塔夫（Courcelle—Seneuil，Jean—Gusrave1813—1892）——法国经济学家，商人；写有一些关于工业企业经济、信贷和银行问题的著作。——269、690。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n，Ludwig1830—1902）——德国医生，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国际会员，国际洛桑代表大会（1867）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的代表；1862—1874年经常和马克思通信，通报德国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14。
库克斯利（Cooksley，W.）——英国布里斯托尔一家小五金厂厂主。——564。
库斯托第，彼得罗（Custodi，Pietro1771—1842）——意大利经济学家，16世纪末至19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的著作的编者。——57、91、108、111、179、185、422、744。
库扎，亚历山大鲁，约翰（Cuza［Kusa］，Alexandrulon1820—1873）——罗马尼亚政治活动家，1859—1866年为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这两个公国于1862年成立了统一的罗马尼亚国家）的国君，称亚历山大，约翰一世，由于反动派的阴谋，被迫退位并流亡国外。——196。
魁奈，弗朗索瓦（Quesnay，Frarçois1694—1774）——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17、130、372、639、712。
L
拉博尔德伯爵，亚历山大·路易·约瑟夫（Lahorde，Alexandre—Louis—Joseph，comtede1774—1842）——法国考古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主义者。——610。
拉弗尔斯，托马斯·斯坦福（Raffles，ThomasStamford1781—1826）——英国殖民地官员，曾任爪哇总督（1811—1816）；《爪哇史》一书的作者。——415、862。
拉马志尼，贝尔纳迪诺（Ramazzini，Bernardino1633—1714）——意大利医生，曾收集并整理有关职业病的统计材料。——420。
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Rumford，BenjaminThompson，Countof1753—1814）——英国物理学家；出生于北美；一度供职于巴伐利亚政府，在英国举办过贫民习艺所。——694。
拉姆赛，乔治（Ransay，George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188、192、367、585、655、728。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Ferdinand1825—1864）——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代表，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此后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始人之一和主席（1863）；写有古典古代哲学史和法学史方面的著作。——7、126。
拉沙特尔，克劳德·莫里斯（LaChâtre［Lachârre］，Claude—Maurice1814—1900）——法国作家、新闻工作者、出版商和书商；空想社会主义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26、32。
拉斯克尔，爱德华（Lasker，Eduard1829—1884）——德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民族自由党创建人和领袖之一；1865年起为普鲁士第二议院议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41。
拉韦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洛·德（Lavergne，Louis—Gabriele—Léonce—Guilhaudde1809—18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写有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578、609、819。
莱瑟比，亨利（Letheby，Henry1816—1876）——英国医生和化学家。——295。
莱斯特伯爵，罗伯特·达德利（Leicester，RohertDudley，Earlof1532左右—1588）——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宠臣，1588年为奉命保卫英国抵御西班牙入侵的英军司令。——797。
莱特（Wright）——794。
莱特，托马斯（Wnght，Thomas1711—1786）——英国自然科学家。——833。
莱特伯恩，约翰（Lightbourne，John）——286。
莱维，莱昂内（Levi，Leane1821—1888）——英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法学家；写有商法方面的著作；理·科布顿的朋友。——841。
莱文斯顿，皮尔西（Ravenstone，Piercy死于1830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主义者，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尔萨斯主义。——494、585。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GottholdEphraim1729—1781）——德国作家、评论家、剧作家和文学史家，启蒙思想家。——22。
赖德（Ryder）——447。
赖希，爱德华（Reich，Eduard1836—1919）——德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420。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Simon—Nicolas—Henri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270、332、388、711、847。
兰格，赛米尔（Laing，Samuel1810—1897）——英国法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议会议员，自由党人；曾任英国铁路公司某些高级职务。——231、741、758、777。
朗格，弗兰西斯·戴维（Longe，FrancisDavy1831—1910）——英国法学家。——283、522、557。
朗切洛蒂，塞孔多（Lancellotti，Secondo1575—1643）——意大利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曾任修道院长：写有一些历史方面的著作。——492。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Loyd，SamuelJones，BaronOverstone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议会议员（1819—1826）。——146、168。
勒蒙泰，皮埃尔·爱德华（Lemontey，Pierre—Édouard1762—1826）——法国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立法议会议员（1791—1792）。——419。
勒特罗纳，吉约姆·弗朗索瓦（LeTrosne，Guillaume—Franços1728—1780）——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49、52、110、122、133、138、142、169、184、185、188、190、244。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Redgrave，Alexander19世纪）——英国官员，曾任工厂视察员（1878年以前）。——309、434、456、463、479、499、516、524、526、629、647、648。
雷尼奥，埃利亚斯·若尔日·奥利瓦（Regnault，Élias—Georges—Oliva1801—1868）——法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国家官员。——276。
李比希男爵，尤斯图斯（Liebig，JustusFreiherrvon1803—1873）——德国化学家，农业化学的创始人。——277、381、444、580、661。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6、19、78、79、94、98、102、146、168、194、219、238、265、356、445、451、453、469、495、497、504、580、590、596、598、604、649、661、680、700、701、709、728、869。
李奇，耶利米（Leach，Jeremiah）——286。
李奇尼乌斯（盖尤斯·李奇尼乌斯·斯托洛）（GaiusLiciniusStofo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罗马国务活动家，护民官，曾和塞克斯蒂乌斯共同制订了保护平民利益的法律。——835。
李斯特——见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
里德，乔治（Read，George19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面包业的历史》一书作者。——290。
理查森，本杰明（Richardson，Benjamin1828—1896）——英国医生，写有一些关于公共卫生和卫生学问题的著作。——295、297。
利（Leigh）——739。
利希诺夫斯基公爵，费利克斯·玛丽（Lichnowski［Lychnowsky］，FelixMariaFürstvon1814—1848）——普鲁士军官，西里西亚大地主，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右派；1848年法兰克福九月起义时与汉·阿·埃·奥尔斯瓦尔德一起被人民打死。他是海涅的诗《阿塔·特洛尔》和维尔特的著作《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中一个讽刺人物的典型。——683。
列沙白里哀，伊萨克·勒奈·居伊（LeChapelier，Isaak—René—Guy1754—1794）——法国政治活动家，1791年6月14日通过的禁止工人结社和罢工的法案起草人，在雅各宾专政时期因参加阴谋活动被处死。——851。
琉善（Lucianus［Lukianusl约120—180）——古希腊讽刺作家，无神论者。——713。
卢—拉维涅，皮埃尔·塞勒斯坦（Roux—Lavergne，Pierre—Célestin1802—1874）——法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851。
卢格，阿尔诺德（Ruge，Arnold1802—1880）——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哈雷年鉴》的出版者，《莱茵报》的撰稿人，1842—1843年同马克思一起编辑《德法年鉴》；1844年年中起反对马克思，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50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92、177、191。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LucretiusCarus约公元前99—55）——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249。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856。
鲁本斯，彼得·保尔（Ruhens，PeterPau11577—1640）——佛兰德大画家。——343。
鲁宾逊（Robinson）——英国纺纱厂主。——334。
鲁瓦，约瑟夫（Roy，Joseph）——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法文译者。——26、32。
鲁瓦尔·德卡尔，皮·玛丽（RouarddeCard，Pie—Marie19世纪）——法国神学家。——289。
路德，马丁（Luther．Manin1483—1546）——德国神学家，宗教改革运动的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宗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温和派的主要代表；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159、224、358、684、864。
路易十四（LouisXIV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164。
路易十六（LouisXVI1754—1793）——法国国王（1774—1792），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846。
路易—菲力浦一世（路易—菲力浦），奥尔良公爵（Louis—PhilippeI［Louis—Philippe］，ducd'Orléans1773—1850）——法国国王（1830—1848）。——321。
罗，约翰（劳里斯顿的约翰·罗）（Law，John，ofLauriston1671—1729）——英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国财政总稽查（1719—1720），以发行纸币的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110、712。
罗伯茨，乔治（Roberts，SirGeorge1803—1860）——英国历史学家，写有关于英国南部各郡的历史著作。——828。
罗伯逊，乔治（Robertson，George1750—1832）——英国著作家，《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的作者。——604。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梅特兰（Lauderdale，JamesMaitland，Earlof1759—183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亚·斯密的理论进行批评。——404。
罗哈奇（Rohatzsch，R.H．19世纪上半叶）——德国医生。——420。
罗杰斯，詹姆斯·埃德温·索罗尔德（Rogers，JamesEdwinThorold1823—189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有许多英国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775、781、830、859。
罗日埃，沙尔·拉图尔（Rogier，Charles—Latour1800—1885）——比利时国务活动家，温和的自由党人；1847—1852年任内务大臣。——319。
罗素伯爵，约翰（Russell，John，Earlof1792—1878）——英国国务活动家，辉格党领袖，议会议员，曾任内务大臣（1835—1839），殖民大臣（1839—1842），首相（1846—1852和1865—1866），外交大臣（1852—1853和1859—1865），枢密院院长（1854—1855）；1855年作为英国代表参加维也纳会议。——687、832。
罗西伯爵，佩莱格里诺·路易吉·爱德华多（Rossi，PellegrinoLuigiEdoardo，conte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长期住在法国。——201、660。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Roscher，WilhelmGeorgFriedrich1817—1894）——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112、196、239、251、264、304、376、421、709。
罗伊，亨利（Roy，Henry）——英国医生和经济学家。——162、752。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bertus—Jagetzow，JohannKarl1805—1875）——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608。
洛德（Lord）——300、543。
洛克，约翰（Locke，John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48、110、122、147、176、448、712。
洛朗，奥古斯特（Laurem，Auguste1807—1853）——法国化学家，同热拉尔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358。
M
马蒂诺，哈丽雅特（Martineau，Harriet1802—1876）——英国女作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731。
马丁，亨利（Manyn，Henry死于1721年）——英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写有关于商业问题的著作。——371、393、399、400。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ThomasRobert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189、246、365、408、580、604、641、655、661、668、678、679、687、688、690、700、704、711、731、745、809。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杜西）（Marx—Avejing，Eleanor［Tussy］1855—1898）——80—90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政论家，社会民主同盟成员，社会主义同盟创始人之一（1884）；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的小女儿，爱·艾威林的妻子（1884年起）。——31、36、43、44。
马克西米利安（哈布斯堡的）（MaximilianvonHabsburg1832—1867）——奥地利大公，在意大利的奥国领地总督（1857—1859），在英法西武装干涉墨西哥时期被宣布为墨西哥傀儡帝国的皇帝（1864—1867），1867年被墨西哥爱国者枪毙。——196。
马利特（Mallett）——282。
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Malmesbury，JamesHarris，Earlof1746—1820）——英国外交家和国务活动家，辉格党人；驻圣彼得堡大使（1777—1782）。——422。
马沙姆男爵，赛米尔·坎利夫·李斯特（Masham，SamuelCunliffeLister，Baron1815—1906）——英国工业家和发明家。——436。
马西，约瑟夫（Massie，Joseph死于1784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588。
马歇尔，威廉（Marshall，William）——405。
马修曼，亨利（Matthewman，Henry）——300。
迈尔，西格蒙德（Mayer，Sigmund）——奥地利维也纳的工厂主。——15。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Meyer，RudolphHermann1839—1899）——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保守党人；《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等书的作者。——277、608。
麦岑，奥古斯特（Meiuen，August1822—1910）——德国资产阶级统计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史学家，1867—1882年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统计管理局工作；写有德国土地关系史方面的著作。——275。
麦格雷戈，约翰（MacGregor，John1797—1857）——英国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英国皇家银行的创办人，并为董事之一（1849—1856），写有统计学方面的著作。——316。
麦考莱，托马斯·巴宾顿（Macaulay，ThomasBabington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印度总督所属参事室参事（1833—1838）；曾主持制订印度刑法典，这部法典于1860年被批准为法律。——315、319、824、830。
麦克贝思（McBean）——284。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cCulloch，JohnRamsay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168、176、179、224、316、373、470、504、509、596、702、705、834。
麦克拉伦，詹姆斯（Maclaren，James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流通史的研究者。——118。
麦克劳德，亨利·邓宁（Macleod，HenryDunning1821—1902）——英国法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主要从事信贷理论研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76、180。
曼，托马斯（Mun，Thomas1571—1641）——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1615年起为东印度公司董事。——587。
曼，约翰（Mun，John1615—1670）——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托·曼的儿子，曾出版其父亲的著作。——587。
曼德维尔，贝尔纳德（Mandeville，Bernard1670—1733）——英国讽刺文学和民主主义的伦理学作家、医生和经济学家。——411、710、712。
毛勒，格奥尔格，路德维希（Maurer，GeorgLudwig1790—1872）——德国历史学家，古代和中世纪的日耳曼社会制度的研究者；写有中世纪马尔克公社的农业史和制度史方面的著作。——89、275。
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保尔·皮埃尔（MercierdelaRiviere，PaulPierre1720—1793）——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学派。——130、132、153、172、175、184、188。
梅克尔堡——见梅克伦堡。
梅克伦堡（梅克尔堡），弗里德里希，阿道夫（Mecklenburg，［Meckelburg］，FriedrichAdolf1809—1881）——德国教师和档案保管员；曾同卡·阿贝尔一起翻译《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一书。——150。
梅里韦尔，赫尔曼（Merivale，Herman1806—1874）——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曾任殖民副大臣（1848—1859），印度事务副大臣（1859—1874）。——730、882。
梅涅尼·阿格利巴（MeneniusAgrippa死于公元前493）——古罗马贵族。——417。
门德尔松，莫泽斯（Mendelssohn，Moses1729—1786）——德国哲学家，自然神论者和启蒙思想家。——22。
蒙森，泰奥多尔（Mommsen，Theodor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和法学家，柏林大学教师；写有古罗马史著作。——195、199。
蒙塔朗贝尔伯爵，沙尔·福布斯（Montalembert，CharlesForbes，comtede1810—1870）——法国政治家和政论家，奥尔良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1851），天主教党的首脑；1851年十二月二日政变时支持路易·波拿巴，但不久又成为他的反对者。——540。
蒙泰伊，阿芒·亚历克西斯（Monteil，Amans—Alexis1769—1850）——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854。
孟德斯鸠，沙尔（Montesqureu，Charles1689—1755）——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著作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立宪君主制的理论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创始人之一。——110、146、711、866。
弥勒，安东（Müller，Anton16世纪上半叶）——492。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üller．AdamHeinrich，RittervonNitterdorf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147。
米拉波伯爵，奥诺雷·加布里埃尔·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Honoré—Gabriel—VictorRiqueti，comtede1749—1791）——法国政论家，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益的代表者。——549、924、841、856、867。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Mirabeau，VictorRiqueti，narquisde1715—1789）——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的父亲。——712、877。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Morton，JohnChalmers1821—1888）——英国农学家，《农业报》编辑（1844—1888），写有关于农业问题的著作。——433、637。
摩尔根，威廉（Morgan，William1750—1833）——英国经济学家，理·普赖斯著作的出版者；写有一些反对增加战争费用和国债的文章。——775。
莫尔，托马斯（More，Thomas1478—1535）——英国国务活动家和人文主义作家；曾任大法官；空想共产主义的最早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一书的作者。——712、826、845。
莫尔斯沃思从男爵，威廉（Molesworth，SirWilliam，Baronet1810—1855）——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曾任公共工程大臣（1853—1855）和殖民大臣（1855）。——198。
莫里斯，约翰（Morris，John）——300。
莫利纳里，古斯塔夫·德（Molinari，Gustavede1819—1912）——比利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新闻工作者；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杂志》的编辑。——185、486、689、883。
莫兹利，亨利（Maudslay，Henry1771—1831）——英国设计家、工厂主和发明家。——442。
默里，休（Murray，Hugh1779—1846）——英国地理学家和政论家。——395。
默里，约翰（Murray，John）——283。
墨菲，约翰·尼古拉斯（Murphy，JohnNicholas19世纪）——英国政论家，《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一书的作者。——811。
穆尔，赛米尔（Moore，Samuel1830左右—1912）——英国法学家，国际会员，曾将《资本论》第一卷（与爱德华·艾威林一起）和《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50年代为曼彻斯特的厂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1、32。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Stuart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17、147、158、427、504、580、590—592、681、688、692、705、859。
穆勒，詹姆斯（Mill，James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136、146、180、217、231、408、504、580、655、658、661、705。
N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III［Louis—NapoléonBormparte］1808—1873）——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法国皇帝（1852—1870），拿破仑第一的侄子。——319。
内勒—维克斯公司（Naylor＆Vickers）——英国的一家钢铁公司。——301。
内史密斯，詹姆斯（Nasmvth，James1808—1890）——英国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者。——443、477、501。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r，BartholdGeorg1776—1831）——德国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曾在丹麦和普鲁士供职。——272。
牛津伯爵，罗伯特·哈利（Oxford，RobertHarley，Earlof1661—1724）——英国国务活动家，贵族，初为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领袖。——831。
纽马奇，威廉（Newmarch，William1820—1882）——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自由贸易的拥护者。——342。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Newman，FrancisWilliam1805—1897）——英国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写有一些关于宗教、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著作。——831、837。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Newman，SamuelPhilips1797—1842）——美国哲学家、语文学家和经济学家。——186、241。
纽纳姆，乔治·路易斯（Newnham，GeorgeLewes）——英国律师。——695。
诺思，达德利（North，Dudley1641—169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初的代表人物。——122、144、147、158、448、712。
O
欧文，罗伯特（Owen，Robert1771—1858）——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94、115、346、464、556、577。
P
帕里，查理·亨利（Parry，CharlesHenry1779—1860）——英国医生，自由贸易的拥护者；写有一些关于经济学和政治问题的著作。——694、695、777。
帕里，威廉·爱德华（Parry，WilliamEdward1790—1855）——英国旅行家，曾考察北极地区。——115。
帕里佐，雅克，泰奥多尔（Pansot，Jacques—Théodore生于1783年）——法国海军军官和政论家，詹·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他经济学著作的译者。——655。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Palmerston，HenryJohnTemple，Viscount1784—1865）——英国国务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和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和1859—1865）。——524。
帕尼尼，乔万尼·弗兰契斯科（Pagnini，GiovanniFrancesco1715—1789）——意大利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于货币的著作。——111。
帕皮隆，托马斯（Papillon，Thomas1623—1702）——英国商人和政治活动家，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议会议员。——109。
帕森斯，查理（Parsons，Charles）——285。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圣奥尔本斯子爵（Bacon，Francis，BaronofVerulamandViscountofSaintAibans1561—1626）——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法学家、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英国启蒙运动的倡导者。——448，827。
佩托，赛米尔·莫顿（Peto，SamuelMorton1809—1889）——英国企业主，从事铁路建筑；自由党人，议会议员；1866年企业破产后退出社会活动。——271。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56、65、99、111、122、145、166、170、314、364、397、403、422、494、639、712、713。
皮尔（Peel19世纪初）——在北美的英国殖民者。——878。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1750—1830）——英国棉纺织厂厂主，议会议员，托利党人；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的父亲。——869。
皮尔，罗伯特（Peel，Robert1788—1850）——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托利党温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袖；曾任内务大臣（1822—1827和1828—1830），首相（1834—1835和1841—1846）；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1846）。——17、167、269、869、886。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i，William，theYounger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849。
皮由兹，菲力浦（Pusey，Philipp1799—1855）——英国政治活动家，大地主，托利党人。——780。
平达（Pindaros约公元前522—442）——古希腊抒情诗人，写有一些瑰丽的颂诗。——176、482、752、870。
平托，伊萨克·德（Pinto，Isaacde1715—1787）——荷兰的大证券交易商和经济学家；写有经济学方面的著作。——176。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创始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85、99、103、589、616、678。
普赖斯，理查（Price，Richard1723—1791）——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316、775、834。
普罗塔哥拉（阿布德拉的）（PrmagarasofAbdera公元前约480—410）——古希腊哲学家，鼓吹奴隶主民主制的思想家。——288。
Q
乔治二世（GeorgeII1683—1760）——英国国王和汉诺威选帝侯（1727—1760）——52、117、849。
乔治三世（GeorgeIII1738——1820）——英国国王（1760—1820）——849。
奇斯曼（Cheesman）——291。
琼斯，理查（Jones，Richard1790—1855）——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37、357、372、382、387、656、678、690、728。
R
热拉尔，沙尔·弗雷德里克（Gerhardt，CharlesFrederic1816—1856）——法国化学家，同洛朗一起对分子和原子的概念作了更为精确的阐述。——358。
若弗鲁瓦·圣伊莱尔·埃蒂耶纳（GeoffroySaint—Hilaire，Étienne1772—1844）——法国大动物学家，进化论者，查·达尔文的先驱者之一。——855。
S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Sadler，MichaelThomas1780—1835）——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托利党人，慈善家；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反对者。——777、810。
萨默斯，罗伯特（Somers，Robert1822—1891）——英国政论家和新闻工作者。——831、840、841。
萨瑟兰公爵夫人，哈丽雅特·伊丽莎白·乔治亚娜·鲁森高尔（Sutherland，HarrietElizabethGeorgianaLeveson—Gower，Duchessof1806—1868）——苏格兰大地主，伊·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儿媳。——838、839。
萨瑟兰女伯爵，伊丽莎白·鲁森—高尔，斯塔福德侯爵夫人，萨瑟兰公爵夫人（Sutherland，ElizabethLeveson—Gower，Countessof，MarchionessofStafford，Duchessof1765—1839）——苏格兰大地主，斯塔福德侯爵的妻子，哈·伊·乔·鲁森—高尔·萨瑟兰的婆婆。——838。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98、136、179、190、225、239、419、445、507、596、616、687、700、701。
塞克洛普斯钢铁厂（CyklopsStahl—undEisenwerke）——302。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Empiricus2世纪下半叶）——古希腊医生和怀疑派哲学家。——423。
桑德兰伯爵，罗伯特·斯宾塞（Sunderland，RobertSpencer，Earlof1640—1702）——英国政治家，贵族。——831。
桑德森（Sanderson，E.F.）——302—304。
桑德森兄弟公司（Sanderson，Bros.＆Co.）——英国阿特克利夫的炼钢、压延、锻铁工厂。——302—304。
桑德斯，罗伯特·约翰（Saunders，RobertJohn）——英国官员，曾任工厂视察员（19世纪40年代）。——336、348、464。
桑顿，威廉·托马斯（Thornton，WilliamThomas1813—18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追随者。——199、311、826。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拥护者；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424。
沙白里哀——见列沙白里哀，伊萨克·勒奈·居伊。
沙利文（Sullivan）——863。
沙乌，华金·弗雷德里克（Schouw，JoakimFrederik1789—1852）——丹麦学者，植物学家。——589。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155、560、853。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Amoine—Élisee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212、217、674。
舍伐利埃，让·巴蒂斯特·阿尔丰斯（Chevallier，Jean—Baptiste—Alphonse1793—1879）——法国化学家和药学家。——288。
舍夫茨别利伯爵，安东尼·阿什利·库珀（Shafteshury，AnthonyAshleyCooper，Earlof1801—1885）——英国政治活动家，40年代为议会中托利党人慈善家集团领袖，1847年起为辉格党人，议会议员，低教会派的拥护者；1855年为克里木英军医疗状况调查委员会主席；帕麦斯顿的女婿。——463、475、476、778。
圣西门，昂利（Saint—Siman，Henri1760—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88。
圣哲罗姆——见哲罗姆。
施特鲁斯堡，贝特尔·亨利（Strousberg［Strouβberg］，BethelHenry原名巴鲁赫·希尔施·施特劳斯堡BaruchHirschStrausberg1823—1884）——德国铁路承包商，1855年以前住在伦敦，以后住在柏林；1875年破产。——271。
施托尔贝格伯爵，克里斯蒂安（Stolberg，ChristianGrafzu1748—1821）——德国诗人和翻译家。——470。
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Шторх，АндрейКарлович原名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HeinrichFriednchvonStorch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202、212、407、416、417、682、745。
施托尔希，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见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
施韦格霍伊泽，约翰（Schweighäuser，Johann1742—1830）——德国语文学家和哲学家，阿泰纳奥斯和其他希腊著作家的著作的编者。——121。
什鲁斯伯里公爵，查理·塔尔博特（Shrewsbury，CharlesTalbot，Dukeof1660—1718）——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714年任首相。——831。
舒尔采一德里奇，弗兰茨·海尔曼（Schulze—Delitzch，FranzHermann1808—1883）——德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主张在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民族联盟创始人之一（1859）；60年代是进步党领袖之一，国会议员（1867年起）；曾企图用组织合作社的办法来使工人脱离革命斗争。——7。
舒尔茨，威廉（Schulz，Wrlhelm1797—1860）——德国政论家；1833年被判处5年要塞监禁，1834年逃跑，流亡瑞士至1848年；同尤·福禄培尔和阿·卢格有密切联系；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428。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za，Baruch［Benedictus］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22、356、688。
斯蒂文斯（Stevens）——767、769。
斯卡尔培克，弗里德里克（Skarbek，Fryderyk1792—1866）——波兰经济学家，华沙大学教授；亚·斯密的追随者。——380、407。
斯克里文（Scriven）——283。
斯克罗普，乔治·朱利叶斯·波利特（Scrope，GeorgeJuliusPoulett1797—1876）——英国经济学家和地质学家；马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议会议员。——689。
斯隆，汉斯（Sloane，Hans1660—1753）——英国医生和自然科学家，从事书籍和手稿的收藏，1753年把他的全部收藏和另外两个私人藏书库合并，创立了最大的英国国家博物馆——英国博物馆。——831。
斯密，亚当（Smith，Adam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19、60、99、145、147、194、315、403、410、419、422、472、529、580、596、611、615、617、620、639、644、646、656、681、682、686、706、709、711、715、717、741、754、820、838、847、871。
斯密斯（Smith）——286、287。
斯密斯，爱德华（Smith，Edvrard1818左右—1874）——英国医生，枢密院卫生顾问和调查工人区居民饮食状况的医务专使，济贫委员会委员。——454、628、754。
斯密斯，戈尔德温（Smith，Goldwin1823—1910）——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论家；自由党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是曼彻斯特学派的拥护者，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政策的辩护士；1868年迁居美国；1871年起住在加拿大。——859。
斯密斯，威廉（Smith，William）——300。
斯密斯，约翰（Smith，John）——782。
斯内尔（Snell）——556.
斯尼格(Snigge）——英国律师和詹姆斯一世时的法官。——829。
斯帕克斯，贾雷德（Sparks，Jared1789—1866）——美国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富兰克林著作的出版者。——65、191。
斯塔福德，威廉（Stafford，William1554—1612）——英国经济学家，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853。
斯特拉恩，威廉（StrahanWilliam1715—1785）——英国出版商，大·休谟、亚·斯密等人的著作的出版者。——713。
斯特赖普，约翰（Strype，John1643—1737）——英国教会史学家。——845。
斯特兰奇，威廉（Strange，William）——英国医生，《健康的七要素》（1864）的作者。——298。
斯特罗克，阿奇博尔德（Sturrock，Archibald）——英国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498。
斯特普尔顿（Stapleton）——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693。
斯图亚特，查理·爱德华·路易·菲力浦·卡西米尔（Stuart，CharlesEdwardLouisPhilipCasimir1720—1788）——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后裔，王位僭望者。——838。
斯图亚特，杜格尔薛（Stewart，Dugald1753—1828）——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哲学上唯心主义派别——所谓健全理智的哲学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反对者。——372、399、417、559。
斯图亚特，亨利·罗伯特·卡斯尔雷子爵（Stewart，HenryRobert，ViscountCastlereagh1769—1822）——英国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议会议员；曾任殖民和陆军大臣（1805—1806和1807—1809）、外交大臣（1812—1822），英国政府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493。
斯图亚特，詹姆斯（Stuart，James1775—1849）——英国医生和政论家，工厂视察员。——333、360、838。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37、145、169、174、209、386、408、494、639、711、745、825、838、855。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1744—1839）——英国将军，曾出版其父亲詹·斯图亚特的著作。——174。
斯图亚特王朝——苏格兰王朝（1371—1714）和英格兰王朝（1603—1649和1660—1714）。——831。
苏利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德·贝坦（Sully，MaximdiendeBéthune，ducde1560—1641）——法国国务活动家，重商主义者；国王亨利四世的顾问。——712。
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公元前497左右—406）——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剧作者。——156。
T
塔夫内尔，爱德华·卡尔顿（Tufnell，EdwardCarleton19世纪）——英国政论家；工厂劳动调查委员会和工人阶级状况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工联的性质、目的和成果》（1834年伦敦版）一书的作者。——305。
塔克尔，乔赛亚（Tucker，Josiah1712—1799）——英国牧师和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先驱。——316、712、871。
塔克特，约翰·德贝尔（Tuckert，JohnDebell1785—1864）——英国政论家。——419、828、858。
塔珀，马丁（Tupper，Martin1810—1889）——英国诗人，写有一些空泛的劝谕性诗篇。——704。
泰勒，爱德华（Taylor，Edward）——300。
泰勒，塞德利（Taylor，Sedley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讲坛社会主义的拥护者；英国合作运动参加者，鼓吹工人参与资本分红的制度；80年代企图继续布伦坦诺在70年代开始昀诽谤马克思的运动，指责马克思蓄意伪造所引用的资料。——42—44。
坦普尔，威廉（Temple，William1628—1699）——英国外交官和政治活动家，重商主义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的近臣；写有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著作。——712。
汤普森，本杰明——见拉姆福德伯爵，本杰明·汤普森。
汤普森，威廉（Thompson，William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418。
唐森，约瑟夫（Townsend，Joseph1739—1816）——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学家；教士；他提出的人口理论后来为马尔萨斯所利用。——408、711、712、744。
特里门希尔，休·西摩尔（Tremenheere，HughSeymour1804—1893）——英国官员和政论家，曾屡次参加政府的工人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289、305。
特纳（Turner）——496。
特纳，威廉（Turner，William）——300。
梯特——见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Adolphe1797—1877）——法国国务活动家和历史学家；奥尔良党人，曾先后任内务大臣、贸易和公共事务大臣（1832—1836）、首相（1836和1840）；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1848）；第三共和国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509、821。
帖木儿（跛帖木儿）（Tīmūr—i—lang［Tamerlane］1336—1405）——中亚细亚的统帅和征服者，帖木儿王朝（1370—1507）的创立者。——304。
图克，托马斯（Tooke，Thomas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342。
托雷斯，雅克·德（Thoraisse，Jacquesde14世纪）——法国贵族，贝桑松城堡主。——854。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Robert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188、200、215、466、504。
W
瓦茨，约翰（Watts，John1818—1887）——英国政论家，早期为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后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1853年在伦敦创办了“国民人身保险会”，1857年在曼彻斯特设立分会。——633、637。
瓦尔皮，蒙塔古（Valpy，MontaguJ.）——英国牧师。——282。
瓦伦廷，加布里埃尔·古斯塔夫（Valentin，GabrielGusrav1810—1883）——德国物理学家。——555。
瓦什隆—康斯坦丁（Vacheron&Constantin）——瑞士的钟表工厂。——398。
瓦特，詹姆斯（Watt，James1736—1819）——英国商人、工程师和发明家，万能蒸汽发动机的设计者。——432、434、439、442、446、562。
王茂荫（1798—1865）——中国清朝官员，1853年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曾提出将官票宝钞兑现的主张；《条议钞法析》和《论行大钱析》等著作的作者。——149。
威德，本杰明·富兰克林（Wade，BenjaminFranklin1800—1878）——美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属于共和党左翼，参议院议长，1867—1869年任副总统；反对美国南部的奴隶制。——12。
威德，约翰（Wade，John1788—1875）——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282、314、714。
威尔克斯，马克（Wilks，Mark1760左右—1831）——英国殖民军军官；长期驻印度，写有一些关于印度的著作。——414。
威尔士亲王夫人——见亚历山德拉。
威尔逊·詹姆斯（Wilson，James1805—1860）——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议会议员（1847—1859），自由贸易论者；《经济学家》的创办人和编辑；曾任财政大臣（1853—1858）、印度财务大臣（1859—1860）；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64、395。
威兰德，弗兰西斯（Wayland，Francis1796—1865）——美国神学家、伦理学家和经济学家；曾任普罗维登斯大学校长；著有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通俗教科书。——190、241。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WilliamIIIofOranee1650—1702）——尼德兰总督（1672—1702），英国国王（1689—1702）。——831。
威廉四世（WilliamIV1765—1837）——英国国王（1830—1837）。——334。
威廉斯，威廉·芬威克，卡尔斯从男爵（Williams，WilliamFenwick，BaronetofKars1800—1883）——英国将军，1855年克里木战争时期曾指挥卡尔斯保卫战，后投降俄国军队；议会议员（1856—1859）。——147。
威灵顿公爵，阿瑟·韦尔斯利（Wellington，ArthurWellesley，Dukeof1769—1852）——英国统帅和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1808—1814年和1815年在反对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任英军指挥官；历任军械总长（1818—1827），英军总司令（1827—1828和1842—1852），首相（1828—1830），外交大臣（1834—1835）。——147。
威斯特，爱德华（West，Edward1782—1828）——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地租问题。——580、603、624、625。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EdwardGibbon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310、378、615、672、777、877—886。
韦里，彼得罗（Verri，Pietro1728—1797）——意大利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最初批评者之一。——56、109、157、382。
韦奇伍德，乔赛亚（Wedgwood．Josiah1730—1795）——英国制陶业主和企业家，制陶技术的发明者和英国陶器工业的奠基者。——308、312。
韦斯帕西安（梯特·弗拉维·韦斯帕西安）（TitusFlaviusVespasianus39—81）——罗马皇帝（79—81）。——456。
维多利亚（Victoria1819—1901）——英国女王（1837—1901）。——300、336。
维尔特，麦克斯（Wirth，Max1822—1900）——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政论家。——94、264。
维科，乔万尼·巴蒂斯塔（Vico，GiovanniBattista1668—1744）——意大利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曾企图确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429。
维利尔斯，查理·佩勒姆（Villiers，CharlesPelham1802—1898）——英国政治家和法学家，自由贸易派，议会议员；曾任军法总监（1852—1858），济贫法总督察（1859—1866）。——309。
维特，约翰·德（Witt，Johande1625—1672）——尼德兰国务活动家，大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712、867。
文宗——见咸丰。
沃邦侯爵，塞巴斯蒂安·勒普雷特尔（Vauban，SébastienLePrestre，marquisde1633—1707）——法国元帅，军事工程师，写有筑城学和围攻方面的著作以及经济学著作《王国什一税》。——164。
沃尔弗，弗里德里希，威廉（Wolff，FriedrichWilhelm鲁普斯Lupus1809—1864）——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论家，职业是教员，西里西亚农民的儿子；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创始人之一和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起），《新莱茵报》编辑（1848—1849），莱茵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和科隆安全委员会委员；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极左派：1849年流亡瑞士，1851年迁居英国．1853年起在曼彻斯特当教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5。
沃尔弗男爵，克里斯蒂安（Wolff，ChristianFreiherrvon1679—1754）——德国哲学家，曾将莱布尼茨的哲学加以系统化和通俗化，开明的专制主义和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拥护者。——704。
沃康松，雅克·德（Vaucanson，Jacquesde1709—1782）——法国力学家，曾改进织机的构造和发明灵敏的自动装置。——439。
沃克利，玛丽·安妮（Walkley，MaryAnne1843—1863）——英国女工。——294、295。
沃拉斯顿（Wollaston）——557。
沃森，约翰·福布斯（Watson，JohnForbesl827—1892）——英国医生、政论家和民族学家；殖民官，曾长期在印度军队任职；1858—1879年任伦敦印度博物馆馆长；写有一些关于印度农业和纺织业的著作。——450。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David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托利党人，亲土耳其分子；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1847—1852）；《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120、421、579、840、857、858。
伍德，威廉（Wood，William）——283。
X
西德茅斯子爵，亨利·阿丁顿（Sidmouth．HenryAddington，Viscount1757—1844）——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人；曾任首相兼财政大臣（1801—1804），掌玺大臣（1806—1807），内务大臣（1812—1821）。——493。
西利，罗伯特·本顿（Seeley，RobertBenton1798—1886）——英国出版商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836。
西蒙，约翰（Simon，SirJohn1816—1904）——英国医生，枢密院医官，编过《公共卫生》报告。——459、535、754、757、758、765、768、785—790。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NassauWilliam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258、259、263、264、304、373、467、504、556、566、625、630、688、702、819、840。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a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470。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奥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Simondede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16、181、202、272、366、615、654、666、671、675、676、687、731、746、873。
希，威廉（Shee，William1804—1868）——爱尔兰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皇家法院法官（1863—1868）。——489。
希律（Herod公元前73—4）——犹太国王（公元前40—4）。——464。
咸丰（1831—1861）——中国清朝皇帝（1850—1861）。——149。
肖莱马，卡尔（Schorlemmer，Carl1834—1892）——德国化学家，有机化学的创始人，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1859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国际会员，60年代初成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358。
辛普森（Simpson）——564。
辛辛纳图斯（鲁齐乌斯·昆克提乌斯·辛辛纳图斯）（LuousQuinctiusCincinnatus约公元前519—438）——罗马贵族，执政官（公元前460年），独裁者（公元前458和439年），据传说，他生活简朴，亲自耕种土地。——215。
休谟，大卫（Hume，David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近代不可知论的创始人；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145、146、588、639、712、713。
修昔的底斯（Thukydides约公元前460—400）——古希腊历史学家。——251、423。
修昔底德——见修昔的底斯。
Y
亚里士多德（Arista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74—75、100、104、178、192、379、469。
亚历山德拉（Alexandra1844—1925）——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之女，1863年嫁给威尔士亲王，亲王于1901年起为英国国王，称爱德华七世；克拉伦斯公爵的母亲。——294、300。
杨格，阿瑟（Young，Anhur1741—1820）——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18世纪末出版的《爱尔兰游记》一书的作者。——145、265、316、775、784。
耶伦顿，安德鲁（Yarranton，Andrew1616—约1684）——英国工程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403。
叶卡捷琳娜二世（喀德邻二世）（ЕкатеринаII1729—1796）——俄国女皇（1762—1796）。——787。
伊壁鸠鲁（Epikouros约公元前342—270）——古希腊哲学家，无神论者。——97。
伊登·弗雷德里克·莫顿（Eden，SirFredericMorton1766—1809）——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学生。——282、694、710、711、776、777、783、832、835、836、868、871。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I1533—1603）——英国女王（1558—1603）。——314、828、844、848、849。
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公元前436—338）——古希腊作家和演说家，写有一些抨击性的文章。——424。
伊文思，霍华德（Evans，Howard1839—1915）——英国政论家。——831。
尤尔，安德鲁（Ure，Andrew1778—1857）——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写有工业经济学方面的著作。——37、263、304、315、346、373、404、405、425、426、437、465、482—484、488、497、498、502、503、636、642、646。
约翰二世（善人）（JeanIIleBon1319—1364）——法国国王（1350—1364）。——847。
约翰，布朗公司（JohnBrown&Co.）——301、302。
约翰逊（Johnsoson）——816。
Z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Soetbeer，GeorgAdolf1814—1892）——德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29。
詹姆斯一世（JamesI1566—1625）——英国国王（1603—1625），1567年起为苏格兰国王，称詹姆斯六世。——829、845、848。
詹诺韦西，安东尼奥（Genovesi，Antonio1712—1769）——意大利唯心主义哲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179。
张伯伦，约瑟夫（Chamberlain，Joseph1836—1914）——英国国务活动家，自由党人，后为自由党人合并派，1873—1875年任伯明翰市市长，曾多年任英国内阁阁员，英布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739。
哲罗姆（圣哲罗姆）（Hieronymus［St．Jerome］347左右——42。）——神学家和著作家，生于达尔马提亚，曾把圣经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123。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Sorge，FriedrichAdolph1828—1906）——德国教师和新闻工作者，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活动家，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2年侨居美国，国际会员，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委员和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创始人（1876）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32。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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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40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里。这些著作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1848—1849年的革命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继续进行这一研究。他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国民经济史和许多国家特别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重要特点、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殖民地等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马克思患了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7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实际上是未来《资本论》的第一草稿。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制定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这一计划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后来定为六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即资本册分为四篇：a资本一般；b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而第一篇又分为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最后这一划分成为后来《资本论》三卷结构的萌芽。
马克思最初打算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为了”第一分册”，马克思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于1859年问世。马克思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2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第二分册”。他在1862年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捧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但实际上那时，确切些说，到18韶年中，马克思又写成了另一手稿，其篇幅远远超过1857—1858年的手稿，共二十三个笔记本，约二百印张。其中约有一半（第vH—xwn笔记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以（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书名著称。其余的笔记本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三卷《资本论》的问题。1861—1863年的整个手稿被看作《资本论》第二稿。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分为三部分。而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还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完善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2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还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和校订工作。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工作。马克思高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作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此外，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4版时，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
《资本论》最早的中译本是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译者是陈启修。《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本由侯外庐、王思华合译，以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于1936年6月出版。《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分别于1938年8月和9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卷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0卷即1890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德文第4版重新作了校订。第4版原来没有收入《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序言和跋以及英文版序言，考虑到目前通行的版本都有这些文献，我们在本卷中也加以收入并依据原文重新作了校订。——7。
2《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1版第1卷第1章的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其中概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的内容。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了作这一概述的原因。后来，在准备《资本论》1873年德文第2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1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1篇。关于这些修改的具体情况，见〈第二版跋）（本卷第14页）。——7。
3完全删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三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457、470—481、552—582页）。马克思在撰写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时放弃了他最初的打算，即在每一章理论部分的后面加上理论史的部分，而计划理论史在《资本论》第四册中来叙述，这部分后来曾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发表。——7。
4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一书的第III章《交换、价值和自由竞争》（见该书1864年柏林版第120—158页），其中拉萨尔在第149页上指明参看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有关拉萨尔的抄袭行为，见马克思1864年6月3日给恩格斯和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7。
5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nominedetefabulanarratur），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1首。——8、308。
6英国应用社会统计比德国早得多。1662年伦敦市的官员约，格朗特首次把计算具体地运用于人口统计。但政治算术（统计）的真正创始人是威·配第，他在1676年写成的《政治算术》这一著作中用算术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9。
7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它是英国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七年战争后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激起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1774年北美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呈交英王的请愿书和抵制英货的法案。1775年4月19日，战争在列克星敦爆发，5月1O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织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在进行反英战争中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1781年9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讲和，最后于1783年9月战争双方签订巴黎和约。在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取得胜利的北美人民建立了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9。
8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9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448），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0、712、744。
10三十九个信条是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制定。1562年女王审订批准克兰默起草的四十二条款，后压缩为三十九条。1563年起，所有神职人员就职时必须宣誓恪守这些信条，157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三十九条正式成为英国国教会的信条。——10
11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10、30、293、569。
12马克思未能实现他的计划。在他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恩格斯没有能出版《资本论》第四册。——13、404。
13“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iltuocorso，elasciadirlegenti！）是套用但丁《神曲》中《练狱篇》第5首中的一句（Viendietroame，elasciadirlegenm。——13。
14《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15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15
16西·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15。
17这篇跋中的开头四段文字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中被删掉了。——15。
18官房学是16—18世纪德国有关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是当时德国官僚候补人所必须通过的训练科目。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曾讲授这门课程。——15。
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5页。——16。
20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850a页，即《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中《（1）罗·托伦斯）、《（2）詹姆斯·穆勒》、《（3）论战著作》、《（4）麦克库洛赫》四节。——16。
2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890页，即《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中（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2）莱文斯顿》、《（3）霍吉斯金》三节以及第XVIII笔记本第1084—1086页。——16。
22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7。
23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24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7。
25指首相罗·皮尔在1842和1844年实行的财政改革。他废除或降低了所有的出口税以及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关税。为了补偿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实施了收入税。后来在1853年，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所有关税都取消了。——17。
26关于以约·斯·穆勒为代表的混合主义的产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8—33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32—345页。——17。
27马克思在这里首先是指他的1859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只有某些德国报纸发表了有关这一著作出版的简讯。——18。
28指约·狄慈根的文章《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1868年《民主周报》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从1870年初至1872年底，《人民国家报》发表了狄慈根的下列文章：《国民经济学问题》（1870年第1、2、24、25和26号）；《社会民主的宗教》（1870年第65、66和67号，1871年第37、38、62和63号）；《致亨利希·冯·济贝耳的公开信》（1872年第31号）；《资产阶级社会》（1872年第75和77号）。——18。
29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该杂志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19。
30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
关于季别尔的这本书，马克思1872年12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谈到他很想看到它，1873年1月18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到他收到了这本书。——19。
31暗指尤·孚赫发表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柏林）1868年（第5年卷）第20卷第216页和欧·卡·杜林发表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希尔德堡豪森）1867年第3卷第3册第182页上的有关《资本论》的短评。——20。
32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20。
3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414页。——20。
34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也说过他的辩证方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22。
35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路·毕希纳、弗·阿·朗格、欧·卡·杜林、古·泰·费希纳等人。——22。
36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XIX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22。
37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本来应该包括资本的流通过程（第2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3册），见本卷第13页。——28。
38指马克思自己使用的一本《资本论》德文第2舨。有关马克思在这本书上所作的改动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异文表》第854—945页。——28。
39“劳动给予者”和“劳动受取者”这些术语在1870—1882年之间，曾为阿·埃，弗·谢夫莱、卡·施特拉斯布格尔、弗·比策、西·迈尔、亨·冯·济贝耳、路·布伦坦诺、阿·黑尔德、维·伯默特、哥尔茨男爵、阿·瓦格纳、麦·维尔特、约·普林斯—斯密斯和卡·瓦尔克所使用，在《1870年6月波恩工人问题大会记录》（1870年柏林版，编者为委员会秘书L.纳格尔）一书第1—3页中也得到了使用。这两个术语分别代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1867年前，马克思在他遗留下来的《资本论》第1卷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脚注139中写道；“在目前德语中，资本家即受取劳动的物的人格化叫作Arbeirsgeber［劳动给予者］，而提供劳动的实际工人叫作Arbeirsnehmer［劳动受取者］。”——29。
40“新三分之二”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29。
41《资本论》德文第2版序言是作为跋发表的，见本卷第14—23页。关于怀有偏见、不学无术的著作家们，见本卷第22页。——30。
42《资本论》第2卷于1885年7月出版，它只包括马克思原来计划中的第二册的一部分内容，即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见本卷第13页）。——30。
43《资本论》第1卷的英文版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3版翻译、经恩格斯审校定稿。它于1887年初分两册由英国出版商威·斯·桑南夏恩在伦敦出版。——31。
44《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32。
45指马克思的《为〈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所作的修改意见》。这是马克思为当时准备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时写的。他把这一手稿寄给弗·阿·左尔格。但出书计划没有实现。左尔格在得悉恩格斯正在校订第1卷英译文后，把这一手稿寄给了恩格斯。这一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第25—36页。——32。
46恩格斯生前没有能实现出版《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英文版的愿望。——34。
47“工人阶级的圣经”见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27页，其中写道：“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梅林在这里指的是贝克尔的一篇文章（1868年《先驱》杂志第8期）中的一段话：“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刊登提到过的著作的摘要，鼓励有抱负的人物，特别是所有的工人联合会购买这部社会主义的圣经，这部新福音书全书。”梅林《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历史探索》（1877年马格德堡版）第70页上也有类似的话：“大约在同一时间，马克思在汉堡的迈斯纳那里出版了他的巨著的第1卷，也是迄今惟一的一卷：《资本论》，共产主义的圣经”。——34。
48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修改意见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第5—24页。——36。
49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37、690。
50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故意捏造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诽谤，恩格斯专门写了《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一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37。
51“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么“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这句话没有公布出来。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41。
52恩格斯套用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2幕第4场中的一句话。剧中人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在吹嘘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敌人时说：”我就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43。
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47。
54法律拟制（fictiojuris）本是法律上一个原则，即把现实中不存在的事实在法律上当作存在的事实来处理。正文中的意思是指一种与现实相矛盾的假定。——48、662。
55套用了赛·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2部第1首中的一句诗。——49。
561785年，埃，卡特赖特发明了机械织布机。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蒸汽织布机得到较广泛的使用。——52。
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2页。“作为价值”在那里是“作为交换价值”。——53。
58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1831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用了杰科布的这句话：“可能在所有时代，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都超过它们历来被支付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79页。——53。
59见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年伦敦版第1卷第52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用了这句话：“厄什韦葛（在1823年）估计，在巴西，80年间开采的金刚石的总价值还赶不上18个月中所生产的砂糖或咖啡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6页。——53。
6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7页及以下几页。——55。
61古代印度社会是古印度社会典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关系产生的时期。作为生产者集体的村社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与农业相联系的人组成。它相当独立地组织几乎所有地区的以人工灌溉和排水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受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村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把手工业纳入农业生产中。村社的原始形式的特点保持了很久。虽然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出现了财产差异（村社中开始形成阶级），但村社成员的土地优先权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形成以及手工业继续受农业的约束）阻止了村社最后的瓦解。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67、476—478页）。——55、107、413。
62威·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见他的《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7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了配第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33、428页）；他在1875年4—5月写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批评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点。——57。
63“上帝的羔羊”，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66。
64“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vautbienune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当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时，他说了这句话。——67。
65关于反思规定，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2部（本质论）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72。
66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第99、100页。——75。
67关于弗·路·奥·费里埃和沙，加尼耳的重商主义的观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39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58—361页。——76、99。
68马克思所说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除了弗·巴师夏之外，还有德国自由贸易派的信徒如约·普林斯—斯密、维·伯默特、尤·孚赫、奥·米夏埃利斯、麦·希尔施、海·舒尔采—德里奇等人。他们为工人举办讲座，其中一部分人还在工人协会中宣传他们的目的。——76。
69伦巴特街是伦敦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76。
70这是马克思对亨·邓·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66年伦敦第2版作出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38页；马克思1868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有对该书的评价。——76。
71见荷马《伊利亚特》第7章。——78。
72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1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79、356、590。
73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第2节，其中马克思提到下述著作：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威·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托·娄·埃德蒙兹《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他还详细地引用了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一书。而约·格雷《社会制度》一书，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8—480页）。——85。
74马克思所说的蒲鲁东学派是指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的拥护者。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蒲鲁东振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他们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他们在法国工人运动巾曾有强大的影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尤其是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582页）中的批判，“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马克思1859年7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驳倒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观。公社成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坟墓”（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但蒲鲁东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和他的反国家主义，在各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中都有反映。——85。
75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85。
76“可感觉而又超惑觉的物”，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16场《玛尔特的花园》。——88。
77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政治反动时期。当时欧洲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热中于唯灵论，特别是桌子跳舞的降神术，而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唯灵论。——88。
78“在额上写着它是什么”，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和第9节。——91、99、418。
79谈到鲁滨逊的故事时，马克思指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尤其是第1章第3节。马克思在1857年8月写的《导言》里全面论述了鲁滨逊故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2—25页）。在恩格斯186q年II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有相关的论述。——94。
80“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见大·李嘉图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罗·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名词就是由此而来的。——94。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94。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6页。——95。
83关于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87—488页和第31卷第413页。——97。
84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97。
85在马克思1843年底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包含了这一思想。——97。
86马克思所说的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评论大·李嘉图的价值量的地方，见《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第2章《5、工资的普遍提高或降低（下降）对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273—278页）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50—652页，即《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中《（1）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一节。——98。
87教父是公元2—6世纪基督教界最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影响。教父的观点中最根本的东西是贬低知识和智力，颂扬无条件的信仰，敌视“异教”即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特别是古代的唯物主义。——99、104。
88“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赛·杜·德奈穆尔已经给印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99、110。
89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中（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100.744。
90美国的这家德文报纸可能是指卡·海因岑在波士顿出版的《先驱者》。该报在1859年7月12日第26号第2版第IV栏与第3页第1栏的“杂文集”专栏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先生》一文。这篇文章摘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有关阐述其著作的全部计划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认识的一整段内容，除了“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句话以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413页）。紧接着，作者把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说什么”一种女人的情绪推翻了一个王国，一种诸侯的情绪严重破坏了世界的一部分，一种改革者的思想使整个世界振奋起来，并抛弃了全部的‘经济学’和所有的‘生产关系’”。关于海因岑对《资本论》的反应，见马克思1869年11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100。
9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页。——100。
9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36页。——101。
93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3幕第3场。——102。
94朗迪是巴黎近郊的一个地方，12—19世纪每年都在这里举办一次大集市。——103。
95平等派是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代表无地或少地农民利益的激进派别，全称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井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104。
96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蔑视财富，祟尚俭朴，昔尼克派最突出的表现是一种有意的伤风败俗和玩世不恭的行为。——104、503。
97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105。
98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7章第13节和第13章第16—17节。《启示录》（或《约翰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写于1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是暗指货币。——106。
9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0页及以下几页，另见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路·阿·达里蒙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9——88页）。——106。
100印加国是南美洲西南部的古国。其君主称印加，国民称印加人。11世纪以后，艾马拉和克丘亚酉两大部落在秘鲁库斯科谷地陆续兼并邻近地区，15世纪中叶形成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但保存了很多原始社会残余。印加社会有严密的行政制度，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平民和奴隶。社会基本单位是有共同祖先的一些家庭组成的氏族公社或村社（Aylla）．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16世纪，印加国最盛时期曾扩展到现在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1533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107。
10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16页和475—476页。——108。
10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0页。——108。
10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8—552页。——108。
104《学说汇纂》是罗马民法典的主要部分，它汇集了罗马法学家著作中一些符合奴隶主利益的摘录。它是在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编著的，公元533年作为法律公布。《学说汇纂》包含如下的看法：货币是抽象的价值量，贵金属金银也同样只有虚构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由最高的国家权力任意规定。——110。
105菲力浦六世·瓦卢瓦多次发动反对英国的战争，这促使他多次下令征税井导致铸币质量下降。——110。
106这句话引自君士坦丁二世于公元356年颁布的一项诏书（见《狄奥多西法典》第IX章第23节第2段）。《狄奥多西法典》是由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执政时编纂的，它收集了4世纪和5世纪皇帝的敕令。——111。
10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8—481页。——115。
108罗·欧文认为，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以银行券形式表现劳动价值的纸币是用于满足国内需要和货物交换的，它的发行必须同现有的储备相适应，它只有同实际的价值产品相交换时才可得到。——115。
109威·爱·帕里《航行日志。记威·爱·帕里指挥的赫克拉号和格赖珀号轮船为开辟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西北航线而进行的远航（1819—1820年）》1821年伦敦第2版第277—278页。——116。
110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12—17、232—233和248页。——116。
11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0—481页。——116、121。
11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9—470页。——117。
113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代——黑铁时代——充满／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说，在希腊的叙事诗人赫西俄德以及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中都有记述。——120。
114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苏格兰的议会解散了，两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阻隔也随之消除了。——120。
1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6页。——120。
11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9页。——121。
117乔，威·弗·黑格尔关于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的观点，见他的《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第147节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123。
118圣哲罗姆《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论童贞的保持》。——123。
119但丁《神曲·天堂篇》第24首歌。——124。
120关于马克思对斐·拉萨尔这一著作，尤其是对这一注释的解释，见马克思1858年2月1日和1859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126。
121关于商品的惊险的跳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经谈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3页。——127。
122“接受赠马，不看岁口”是罗马古代成语。意思是接受礼物，不会计较好坏。圣哲罗姆在其对《以弗所人书》所作注释的序言中使用了这—成语。——128。
123马克思在1978年11月28日给《资本论》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出把这句话改为：“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物质化身。”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的自用本中也作了同样的修改，不过是别人的手笔。但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和第4版都未作改动。——129。
124“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TlwcourseoftrueloveneverdoesrunsmOD出），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1场。——129。
125“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membra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129、397、421、542。
126“卖就是买”这句话不是直接出自弗·魁奈，而是出自皮·赛·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见《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392页。——130。
127货币没有臭味（nonolet）是指“这类税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132。
128“永生之水”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4章第14节。——134。
12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90—493页。——136。
130见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33—52页，在那里他说到了危机。紧接第2卷第3册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概要》第459页上他写道：“商品：为卖而买的产品。”——136。
13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3页。——145。
13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4—560、564页及以下几页。——147。
133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48年伦敦版第1卷序言第3—4页。——147。
134阿·威灵顿率领的英国军队在1808—1815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曾取得辉煌战果，而英国的威·芬威克将军（卡尔斯从男爵）却在1855年11月27日把他领导防御的卡尔斯城交给了俄国军队。——147。
135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0页。——147。
136关于王茂荫改革币制的主张以及他1853年和1854年（咸丰三年和四年）两次向皇帝呈上奏折的情况，详见郭沫若1936年10月写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载于《沫若文集》第11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8—34页）和吴晗1937年3月写的《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载于《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199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4—270页）。——149。
137俄国政府1861年才向北京委派公使。在此以前，即从1715年起，“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又称传教士团，布道团）实际上起着官方代表的作用。这里的“公使馆”应为“传道团”。
这里关于中国的著作是指传道团编的文集《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3卷。该《集刊》由俄文译成德文时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150。
138英语“sovereign”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金币的名称。——150。
139乔·威·弗·黑格尔关于一切限度都消失了的观点，见他的《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421—455页（《黑格尔全集》第2卷）。——150。
140皮·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见《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页。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7页）。——153。
141“物的神经”（nexusrerum），意思是各种物的联系，主要的东西。此处当指货币。——154。
142马克思把货币称为“抵押品”或“社会的抵押品”，一方面是指亚里士多德的用语（见《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卷第8章第14节），另一方面是指英国经济学家约·贝勒斯对货币下的定义（见约·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马克思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11页）．在这个注中引用了贝勒斯的话。
马克思在他1851年写作的《伦敦笔记》的《完成的货币体系》第LX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48页）中简短地概括了约·格·毕希的论点：“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抵押品。”（见约·格·毕希《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一基尔第2版第1卷第298—299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VI笔记本中还摘录了约·洛克1691年的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关于“货币是抵押品”的说法（见《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版第2卷第15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10页。——154。
143位于福基斯领土上曲德尔斐阿波罗神庙被看作是中立的、不可侵犯的。大量的捐赠和贵重物品使寺庙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政中心。公元前356年福基斯人占领并抢劫了寺庙区，这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即公元前356—346年的第三次神圣战争），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几年后（公元前338年凯罗尼亚战役），他把由此而赢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对希腊的统治。——155。
144圣杯，根据中世纪的传说，是耶稣的门徒用来承接耶稣自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的神圣杯子。中世纪后，教会规定圣杯（至少杯身）需用金或银制造。如果是银杯，里面还应镀金。有些金杯还要镶嵌珍珠宝石。——156。
145“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引自狄德罗《1767年的沙龙》。——157。
146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控制对印度的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158、862。
147《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询）第3页。——158。
1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34页。——160。
1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1页。——162。
150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收入的《资本论》第1卷第1—4版中，除第1版直接改为“正比”外，其余各版仍为“反比”，但编者在注释中作了如下说明：”马克思这里指的是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参看本卷第141—144页）。由此得出，在支付期限较长的情况下，流通的货币手段增加了。脚注（107）也说明了这一点。”——166。
151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伦敦版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166、170、314。
15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0页及以下几页。——167。
153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67、485、886。
1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3页及以下几页。——168。
155见大·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修订第4版。——168。
156“通货原理”（Currency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eytheory）是19世纪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银行券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银行券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理论”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蔼（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了金属货币以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称作“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包括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7—580页）。——168、716。
157见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第181页。——168。
158詹·斯图亚特关于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的说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柏林版第2卷第370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提到斯图亚特这一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2页）。——169。
159“生出货币的货币”（moneywhichbegetsmoney），引自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伦敦版第87页，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1。
160指法国研究院，它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190。
161“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Rhodus，hicsalta！）出典于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义就是：就在这里证明你的本领吧！——194。
162显然是指奥·鲍利的《古典古代实用百科全书》1839—1852年斯图加特版第1—6卷。马克思在1857年7月16日和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过这一著作。——195。
163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年1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库扎先后被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于1862年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1864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196、274。
164抵债劳役（peonage），就是要由劳役来偿还的借债形式，马克思在1867年IO月11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作过论述。——196。
165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伦敦版第64页，见本卷第364页脚注（1）。——199。
166关于伊甸园，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章第8节。——204。
167耶·边沁是所谓的有用哲学即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来说，个人的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动力。然而，一切利益，如果正确加以理解，又处于内在的和谐状态中。各个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204。
168“前定和谐”（pristabilierteHarmonie）是哥·威·莱布尼茨的用语，根据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单子论，各个单子的和谐秩序是由上帝事先确定的，否则世界的事物是互相割裂地存在的。——205。
169《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23节和《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25节。——209。
170安·罗·雅·杜尔哥的这一著作写于1766年。马克思把这一年作为本书的发表年。其实该书是1769—1770年由皮·赛·杜邦·德奈穆尔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引用的是1844年欧·德尔在巴黎出版的版本。——210。
171“atoolmakins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引自托·本特利的著作《关于使用机器缩短工时的益处和政策的书信》1780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9—1863年于伦敦所作的第VII笔记本第155页中，摘录了这一著作第2—3页上的一段话：“人们用许多方式对人下定义……atoolmakinsanimal或enginer〈富兰克林〉已被一些人当作人的最好的、最有特点的定义而加以采纳。”——210。
172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29—238页。——212。
173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第14页。——212。
174这是套用圣经后典中的一句话：“虽然不信神的人走在良好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终点是地狱的深渊。”（《后典·西拉子耶稣智慧书》或《便西拉智训》第21章第10节）。——223。
17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0页。——225。
176“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是套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中的诗句。——226。
177“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pourlemieuxdanslemeilleurdesmondespossibles）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227、885。
178“好像害了相思病”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5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227。
179“劳动者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套用的古罗马作家马可·忒伦底乌斯·瓦罗的话。他在《农业论》第1卷第17章第1节中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犁是“无声的工具”。马克思引白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7页。——229。
180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48、447、467、519、553、652。
181“无中不能生有”引自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卷第156—159行。——249。
182修昔的底斯是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罗雪尔讽刺地叫作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像那些我特别地奉为老师的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有益于……”等等（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2页）。——251。
183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约·克·哥特舍德在文学上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异常的偏执。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文学上傲慢与迟钝的同义语。——251。
184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1版中此处的注文中所举的一个纺纱业例子，摘自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87页。在德文第2版中改写的第（31）注注文根据的是恩格斯提供的材料。见马克思在1865年11月20日和1868年5月7日和16日给恩格斯的信。——253。
185威·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米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1815年伦敦版第33页。——254。
186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2章《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254。
187指1833年的工厂法《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儿童与少年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年8月29日）》（见《公共普通法汇编》1833年伦敦版第103章）。马克思在本卷第320—326页还专门论述了1833年的工厂法。——259、321。
188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锡利亚斯（Chdias，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基督再临和在地球上建立公平、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它反映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心态。这种信仰在基督教早期流传很广，后来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263。
189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406页。——263。
190关于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第307—337页、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310页）以及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7—218页。——263、324。
191小先令派（littleshillingmen）亦称伯明翰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伯明翰严生的一种经济学学派。他们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否认货币的计算名称{例如镑、先令）是与一定量的贵金属相联系的。伯明翰振的代表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理·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6477页）。——269。
192“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是大·汉泽曼1847年6月8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的演说中的一句话，见《在第一届普鲁士联合议会的演说及演说者》1847年柏林版第417页。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第4节开头也引用了这句话。——271。
19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I笔记本第1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17—218页）以及第XX笔记本第1314页上，都有关于工资制和正常工作日的论述。——271。
194“组织规程”（Règlementorganique）是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两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两个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贵族、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从而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1848—1849年革命期间，组织规程被取消。——275。
195指《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8月5日）》。其中对工作日的时间作了規定。
马克思利用的大概是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的《工厂法》第3—5页。——277、310、338。
196关于这条注释的改动情况，见马克思1866年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说道：“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加进去的’是对你的书到1865年止的（简略的）补充（我在注释中指出了这一点）”。
《工作日》一节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是第3章的组成部分，在德文第2版中是第3篇第8章。——277。
197孚赫的德文是Faucher.与fauchen（吼叫）同一词根。马克思在1867年11月30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一个刊误时，称“孚赫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这个人还算不上像罗雪尔、劳、莫耳等等这样‘博学的’德国经济学家……。因此，我从来不把它看作一个名词Faucher.而只把它看作一个动词fauchen（吼叫）”。——278。
198杰·乔叟《公鸡和狐狸》，见德莱登《古代和现代寓言》1713年伦敦版第280页。——280。
199关于“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1858年伦敦版。——281。
200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一个最高咨询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组成。它最初成立于13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17世纪以前在治理国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在18、19世纪，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仅保留着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权力。在现今的英国，它实际已没有任何意义。——283、459、535、754。
201这个材料的实际来源是《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9页。——283。
202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其他劳动部门》一节。——283、294。
203“又是克里斯平”（EcceiterumCnspiaus）是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首诗的首句，在讽刺诗集的第一部分中曾有一篇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的。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287。
204马克思在本卷第203页脚注（51）以及他1862年10月写的《面包的制作》一文中也谈到了有关面包搀假的情况。——288。
205普罗塔哥拉是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他认为物质处于不断流动中，不断变动中，但是在认识论方面，他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人的每一个认识的相对性。在他看来，认识的内容取决于进行认识的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88。
206埃利亚派是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而只存在于想像中。——288。
207大陪审团是1933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出12至23个”忠厚老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决定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291。
208英国国教把星期日定为安息日，它在节期方面虽不同于犹太教（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为安息日），但有关安息日的规定却一样严格：在安息日，任何人都不得经商或旅行；不许挑担，或把负载的牲口赶回来，什么东西郁不许从家里拿出去，特别是禁止从事各种劳动。——292、306。
209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即斯温暴动，它是1830—1833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增长引起的。举行暴动的雇农反对使用脱谷机和要求增加工资，并以假名“斯温上尉”的名义向租地农场主和地主发出恐吓信，烧毁庄稼垛，捣毁脱谷机，想以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293、777。
2101872年3月底，沃里克郡成立了一个农业工联，它领导了一次提高农业工人工资的罢工。这次罢工很快蔓延到附近的中部和东部的各郡。1872年5月，在约，阿奇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农业工联，到1873年底它大约已有10万成员。——293。
211马克思的这个想法未能实现。此外，这里的第二卷是指《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见本卷第13页。——293。
212马克思指他对托·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1—323页）。”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这句话，看来是套用席勒《阉人和男人》中的诗句。——296。
213威·斯特兰奇《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第84页。——298。
2141866年危机前，英国工商业欣欣向荣和无数股份公司纷纷成立，以致约·罗素内阁中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在1865年把这一发展称作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关于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进步年”里英国工人的状况，恩格斯后来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前言》中写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305。
215“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Britonsnever，nevershallbeslaves！）是词作家詹·汤姆生和作曲家托·阿恩1740年谱写的歌曲《统治吧，不列颠！》中的最后一句歌词。——305。
216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306。
217“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moikde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同债剧增，危及国家。——311。
218歌德《致祖莱卡》。——312。
219“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典于圣经故事：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第29—34节）。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313。
2201347—1350年西欧鼠疫猖獗。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2500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313、809。
221关于上帝用六天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安息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7节。——317。
222这些材料马克思可能引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其中提到1802年的学徒法以及1819［恩格斯误写成1818年］、1825、1831年和1833年工厂法。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3页。——321。
2231833年6月25日的第1号报告即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这里的信，引自《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48年iO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第141页。——322。
224“危险在于迟缓”这句话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第13节。——323。
225《〈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323。
226解放法令，可能是指英国政府1831年11月2日颁布的关于把生活在印度西部的14岁以上的黑人的劳动时间限为9小时，14岁以下的限为6小时的规定。——323。
227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的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323、689、743。
228指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宪章，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宪章包括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会议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324。
229反谷物法同盟（见注24）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工人的实际工资会提高，工人会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loaf）。仳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一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324、524。
230根据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在这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为王；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顺利传遍世界。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20章第3、4节。——324。
231国民公会委员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1792—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的拥有特许全权的代表。——328。
232暗指英国议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否决人民宪章（见注228）。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群众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第三次请愿书。政府禁止游行，并调集军队和警察来阻挠这一游行。宪章派领导人中的许多人，例如爱·奥康瑙尔，采取动摇的立场，他们决定放弃游行，并劝说游行群众解散。英国政府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来反对工人和镇压宪章派。结果导致了大逮捕，大约500名最有名、最积极和最激进的分子被捕，其中也包括琼斯，他于1848年6月—1850年7月遭到拘禁。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中谈到宪章运动这次失败时说“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329。
233指巴黎工人于1848年6月23—26日的英勇起义，它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并下令封闭为使工人就业而成立的国家工场而引起的。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45000名工人被卡芬雅克将军的部队所镇压，而这首先是通过把进行斗争的工人同劳动农民隔绝开来而实现的。起义的失败削弱了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有利于反革命的反攻。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页。——329。
234嫌疑犯处治法（loidessuspects）又称社会治安法（loisdesûretépublique），它是1858年2月19日由法国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投入监狱或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偏僻地区，或者彻底驱逐出法国领土。——329。
235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331、332。
236十表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十二铜表法》的最初的方案，于公元前451年编出。这一法律维护私有制，它规定凡无法偿还债务者应被剥夺自由，降为奴隶或碎尸分身，它是罗马私法的起点。——332。
237见西·尼·昂·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5册第20章。——332。
238德国哲学家格·弗·道默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圣礼》1847年汉堡版第1卷第33—34页中证明，最初的基督徒在举行圣餐礼时吃人肉。马克思1847年11月30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中也谈到这一点。——332。
239世袭法庭指地主的法庭，它们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权范围内拥有较低的司法权（财产司法权、遗产司法权和地产司法权）。这类法庭往往委托一位世袭法官（乡长或管家）来行使职权。——334。
240在沙·傅立叶描绘的未来社会里，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日将由若干“短时工作”（courtesseances）组成，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博立叶认为，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连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335。
2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07页。——337。
242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它是欧洲1848—1849年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347。
243指1866年8月20—25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60名代表，他们代表60000多名联合在工联中的工人。大会讨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把所有工人联合到工联中等问题。另外，大会决定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劳工同盟。——348。
244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根据马克思1866年8月底写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一文拟定的。——348。
24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页。——349。
246“折磨他们的毒蛇”是套用海涅《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诗句。——349。
247大宪章（MagnaCharta），即自由大宪章（MagnaChanaLiberratum），它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英国大封建主和大主教加给英王“无地王约翰”的。这个于1215年6月15日由英王“无地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首先使大封建主和贵族获得了好处，甚至规定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也作了某些让步，但宪章没有给基本居民群众即农奴任何权利。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349。
248指1789年8月26日在巴黎由制宪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宣告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349。
249多么大的变化啊！（Quantummutatusabillo！）见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第274行。——350。
250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给我一个坚实的支点，我将把世界彻底翻转过来！”——353。
25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851页。——356。
252“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话出自法国海军上将马莱—迪庞的一封信（见《马莱—迪庞的回忆录和书信。法国革命史》1851年巴黎版第2卷第197页）。这句话流传很广，也有人认为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没有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356。
253关于庸俗经济学抓住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见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给璐·库格曼的信，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0—921页。——356。
254巴·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说，无知并不是充足的论据。这句话是针对那些对抱有憎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说的，他们认为“上帝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惟一的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356。
255乔·威·弗·黑格尔关于量变到质变的观点，见他的《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在这里引用黑格尔的观点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资本家的情况。
恩格斯在本页脚注（2Q5a）以及后来的《反杜林论》中根据化学过程阐述了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358。
256马·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见《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第六部》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296页。——358、864。
257关于阿·凯特勒的平均的个人的言论，见他的《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42年爱丁堡版第9页。——375。
258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一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88—89页。——376。
259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恩格斯在审阅《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的校样之前，已把这一篇和《资本论》第3冊的第2—4篇完成并准备付印。见恩格斯1890年4月9日给斐·多·纽文胡斯的信。——378、491。
260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赫伦理学》中把人定义为城市的市民（zoonpoliticon）。“politicon”既有“国家的”涵义，也有“城市的”涵义，因为在古希腊，城市和国家是一回事，它们用同一字{polis）来表示。关于人的定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部分也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5页）。——379。
261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下，罗奇代尔城（曼彻斯特北部）的工人在1844年成立了公平先驱社。它最初是一个消费合作社，不久就扩大了，成立了生产合作机构。随着罗奇代尔城先驱社的成立，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385。
262奥·孔德在其1830—1842年出版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论证了实证论，它是要把科学主要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即事实上（“实证的”）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察和理解。孔德从自己的社会理想——工人和资本家的和谐——出发，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都在于巩固资本主义的制度。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他的观点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已经获得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谈到对孔德的看法。——386。
263古代亚洲的庞大建筑。例如亚述尼尼微的庙宇，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城门初中国的长城；在埃及人那里出名的有吉萨的金字塔，在伊特鲁里亚人那里有公元前7—4世纪的庙宇和陵墓。——387。
264关于股份公司，在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4章第6节）。——388。
265关于古典共同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72页。——388。
266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亚·斯密在其主要著作中所说的制造针的18种操作（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章第13页）。——392。
267威·配第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见他的《论人类的增殖》（《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35页）。——397。
268指纽伦堡的装配工和钟表匠彼·亨莱思在1510年前后制造出的第一个由弹簧推动的小怀表。——397。
269这个例子摘自《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02—204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页已有这些数字的摘录。——401。
270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10年格丁根版第2卷第198、381—384和386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0—1171页已有关于工艺学的摘录。——403。
271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9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3和1164页有关于水磨的摘录。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了有关情况。——403。
27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第IX笔记本第394、414页、第XIV笔记本第778—77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314页。——404。
273恩格斯这里援引的是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407。
2741861年以来棉花需求量大增是由于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见注8）而棉花得不到供应造成的。——409。
275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13—414页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5页。——409。
276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412。
277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413、416、419、486。
278关于印度公社的情况，马克思依据的不只是这里提到的著作，还有托·拉弗尔斯的著作《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的材料。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都引用过拉弗尔斯的《爪哇史》。——414。
279拉普拉塔各国指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417。
280据传说，公元前494年罗马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大冲突，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417。
281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ofArtsand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282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47页第187节注（《黑格尔全集》第8卷）。——421。
283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421。
284《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是《三篇论文》的第三篇，它的作者不是发表《日记和通信》（1844年伦敦版第1—4卷）一书的外交官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而是他的父亲詹姆斯·哈里斯。马克思这里引证的话见《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第292页。——422。
285阿基洛库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这句话转引自塞克斯都·思披里柯的著作《反对数学家》第11卷第44页。——423。
286“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这句话出自荷马《麦尔吉泰斯》，马克思引自伪柏拉图对话篇《阿基比阿德第二》，见编者威·汉密尔顿在《斯图亚特全集》第8卷第311页加的注。——423。
287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是指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雅典三十寡头恐怖制度被推翻，重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是雅典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时期。——423。
288这句话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11.370b—c。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也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0页）。——423。
289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1页）。——424。
290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描述的理想的奴隶制共和国。在这种国家里，自由市民分为三个等级，奴隶不包括在三个等级之内，各等级之间实行严格分工。少数哲学家执行管理职能，军人打仗和保卫市民的生命财产，农民、手工业者为人民生产并提供生活资料。——424。
291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1页。——426。
29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37页。——428。
293《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64—165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28。
294指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其代表是德国动物学家卡·福格特、荷兰生理学家雅·摩莱肖特和德国医生路·毕希纳。他们力图对人民大众进行无神论和自然科学的教育，但没有阐发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阐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于他们与达尔文主义有紧密关系，他们企图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第二部分，在批判毕希纳等人的狭隘庸俗的思维方式的同时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429。
295热力机（kajorischeMaschine）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热力机是19世纪30年代由约·埃里克森发明的，但到19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29、529。
296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45—14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430。
297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5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30。
298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71页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末尾。——430。
299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430。
300“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见《旧约全书·申命记》第25章第4节。——431。
301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5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2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3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2—13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4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5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安·尤尔《技术辞典》1843年布拉格版第1卷第423—430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3页。——432。
306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8—140和147—149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5—1166页。——433。
307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73—17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6—1167页。——434。
308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4和1207页。——434。
309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98和20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页。——435。
310《国际博览会》，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伦敦）第11889号第5版第6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47页上已有这些材料。——435、441。
311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5—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440。
312沙·傅立叶把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本质特征称作“枢纽”，即一切围绕着转的支点（傅立叶《普遍统一论》第2卷，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304页）。——441。
313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8—23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5和1209页。——442。
314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4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43。
315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5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页。——443。
316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3、227、228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07页。——443。
317“人的手的创造物”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44。
318让·巴·萨伊在与亚·斯密关于价值和财富的观点的论战中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版第1卷第4章。——445。
319约·贝恩斯的计算，见他的《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学学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页。——447。
320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8—231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7页。——447。
321勒·笛卡儿关于动物是单纯的机器的观点，见他的著作《论人类》1664年莱顿版。——448。
322卡·路，冯·哈勒关于动物是人的助手的观点，见他的《国家学的复兴》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332页和378页脚注8。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2页。——448。
323弗·培根关于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的观点，见他的《新工具》1793年柏林版《序言》第13页，和《箴言》81，第102页。——448。
324关于机器印花代替手工印花的情况，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其他劳动部门》一节。——449。
325关于伊·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见马克思1861年11月1日左右写的《英国的危机》一文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6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孟买商会。1859—1860年报告》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7约·福·沃森的报告（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408页）中提到的这些材料，见马克思1859—1863年在伦敦写的第VII笔记本第207页。那里将1861年误写为1860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9页上也有这些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8在矿井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10岁以下的）是1842年矿业法的规定。见本卷第569页。——452。
329戈弗雷兴奋剂是一种用鸦片制剂制成的有害于健康的镇静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结果》一节中描述了戈弗雷对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危害。——454。
330“希律王式的掠夺”是马克思用来比喻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童工进行摧残身体的残酷剥削的用语。希律王对儿童的屠杀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章第16—18节。——464、868。
331西尼耳运算时没有用预付资本总量10万镑，而是用每个工人所占的份额100镑（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XI笔记本中概要摘录西尼耳著作时作了纠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5页和第32卷第379页）。——467。
332“初恋时期”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68。
333《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2页。马克思在1857年4月写的《英国工厂制度》中也有这一统计材料。——478。
334马克思在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79。
335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的结尾曾引用了安·尤尔《工厂哲学》中的几段文字。——483。
336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2页。——484。
337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5页开端。——486。
338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487、489。
339分权制是沙·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国家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学说。这三种权力互相独立地发挥作用，互相保持平衡和监督。这一学说的目的是限制在法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专制制度的权力。——488。
340“温和的监狱”（lesbagnesmitigés）是沙·傅立叶对工厂的称呼，见他的《虚假的、分散的、可恶的、欺骗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1835年巴黎版第59页。——491。
341马克思在这个注释中提到的塞·朗切洛蒂的书指《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其中的引文见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5—129页。约·亨·莫·冯·波珀在《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90页也谈到德国人改进织带机的情况。——493。
342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6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493。
343鲁德运动是英国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这一运动以传说中的工人领袖耐，鲁德的名字命名，据说他是第一个捣毁机器的人。这一运动大约在1760年在设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的危机期间扩展到整个英国。——493。
344英国政府自1812年亨·阿·西德茅斯任内务大臣、亨·罗·卡斯尔雷任外务大臣以来，残酷地镇压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同时还发动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即所谓的反雅各宾战争（见注403）。——493。
345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作为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济贫法实现了委员会的建议，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进行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贫民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6、776。
346这里的材料引自恩格斯1867年1月2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499。
347下面这些表格中的材料引自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4—125页。——500。
348彼·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34—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89页。——501。
349马克思给的出处是彼·加斯克尔的著作第1版，但他引用的却是1836年在伦敦以《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为标题出版的第2版。——501。
350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8页。——501。
351詹·内史密斯的证词，见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9—130页。——502。
352“好话能遮丑”（Nominibusmallirelicetmala）引自奥维狄乌斯《爱经》第2卷第657行。——506。
353在英国，从1801年起，包括财产统计在内的人口调查（见注6）每十年进行一次。——510。
354《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页。——511。
355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IV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煤气装置、煤气用器具，——机器制造88人；煤气工程师83人，煤气装置5469人；煤气表、蒸馏器、气量计，——制造工人314人；煤气管，——制造工人565人；煤气厂服务部门8672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15191人。——513。
356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VII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铁路经理处247人；制造铁路客车钢板和缓冲器的工人99人；铁路客车、车厢制造工人774人；铁道公司职员、门房和服务员26846人；铁路承包商549人；火车司机，司炉10414人；铁路工人27773人；铁道灯制造工人5人；官员、办事员和火车站站长14539人；铁路警察1444人；铁路信号灯制造工人8人；车轮制造工人54人；其他有关人员47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82779人。——513。
357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页上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上摘引来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8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中没有这个数据。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摘引来的。那里讲到18岁以上的男子有177596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9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39页，LIII，LV和LXV页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514。
360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12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68页。——515。
361《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率第1224页。——517。
362《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31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22、1218页。——518。
363下面这些材料引自议会文件《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质询》。——520。
364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但在1824年当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地纷纷罢工，资本家要求重新禁止结社，1825年，威，哈斯基森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工人结社情况，最后，由于工人的斗争，关于禁止结社的法案未被通过。1825年7月6日通过了结社法（或称工人联合法），其中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根据1825年的结社法，只有那些旨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而成立的工人社团才免于受到惩罚，当局仍然极力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523、848。
365《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1272页。——523。
366指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向英国出口法国的时髦服饰和丝绸品、首饰、刺绣品和工艺品等货物时，大部分可以免税。为此，法国取消了禁止英国商品进口的规定，代之以征收商品价格的30%的最高税额，同时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100公斤15生丁。
关于贸易协定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1860年1月28日写的《法英之间的新条约》。——524。
367指英国肆无忌惮地侵占亚洲市场的情况。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以后，英国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他们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下，大量地向中国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
在印度，英国主要是通过大量输入廉价棉布来扩大市场的。印度手工织布者因他们的手织棉布无法同英国生产的机织棉布竞争，而大批失业以致饿死。——528。
368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392、394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9和1177页。——530。
369马克思这里指的情况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XXXIX页第296、299号。——539。
370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543、750、766、780。
371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9页。——546。
372见《共产党宣言》第1节《资产者与无产者》。——560、875。
373“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560。
374“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Nesutorultracrepidam！）这句话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见老普林尼《博物志》第35卷第85页。——562。
375马克思没有实现这一意图。——566。
376罗·欧文关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观点，见他的《在曼彻斯特的六篇演讲》1833年曼彻斯特版第56—58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9—110页）已摘录了有关的段落。——577。
3771878年的工厂法和工场法是一项把有关工厂和工场的法律合并并经过修订的法律（维多利亚四十一年通过。第16章），见《工厂与工场法，1878年，附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作的序言》1879年伦敦版。马克思个人收藏有这本书，并在雷德格雷夫所作注释的边上划了线。——577。
378指莱·德，拉韦涅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578。
379指詹·安德森的如下著作：《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1777年爱丁堡版；《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1775—1796年爱丁堡版第1—3卷；《迄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1779年爱丁堡版；《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1799—1802年伦敦版第1—6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和559页。——580。
380关于托·罗·马尔萨斯剽窃他人人口论的情况，见他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和499页。——580。
381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页。——580。
382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52—453、483、485页和第XI笔记本第495—496和564页。——580。
383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午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99—800页。——580。
384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00—318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376页和第IX笔记本第377—408页。——583。
385“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是套用了18世纪末德国诗人弗·莱·施托尔贝格《致自然》一诗中的诗句。——587。
386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589。
387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和859页以及第XXII笔记本第1374页。——590。
388马克思在1878年l1月28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建议把这一段改正如下：“接下去又有—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种历史形式的。他说：‘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地方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592。
389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0页和第XII笔记本第636—639页。——598。
390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第2章《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598。
39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8—508页。——604。
39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45—489页、第XI笔记本第490—495、515—522页。——608。
39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9页。——610。
394亚·斯密关于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权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59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1笔记本第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04页）和第VI笔记本第247页及以下几页已有这方面的材料。——611。
395关于社会契约的观点是一种从人们的协议中引申出社会制度特别是国家的本质、从而消除人类的原始状态的学说。它以天赋人权为基础，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的教条。它认为，君主统治者损害了与人民达成的契约，以此来为资产阶级革命辩护。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托·霍布斯、皮·伽桑狄、巴·斯宾诺莎、约·洛克、许·格劳秀斯、让·雅·卢梭、亚·尼·拉季舍夫、托·杰弗逊、托·潘恩。——615。
396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2节〈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616。
397“必要价格”引自弗·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XXXV页；“自然价格”引自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约·拉·麦克库洛赫编，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07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43页。——617。
39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6页。——618。
399这是罗马法中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Doutfacias，facioutfacias，facioutdes，doutdes。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58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26页。——620。
400马克思曾计划将其经济学著作写成六册，见他于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415页）。计划的第三册是《雇佣劳动》，其中也将研究工资的各种特殊形式。虽然《资本论》包含关于工资及其基本形式的论述，但应该包括工资各种特殊形式的《雇佣劳动》这一册马克思没有写。——623。
401马克思大概打算在《雇佣劳动》那一册中来详细地叙述竞争对劳动力这一商品出售价格形成的影响。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9頁和第XX笔记本第1257页。——630。
402《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一书的作者是理查·康替龙。该书的英文版由理查·康替龙的一个亲属菲力浦·康替龙修订过。——639。
403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404在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见注8）时期，北部各州的海军对南部各州实行封锁，美国的棉花供应中断，从而引起了棉花危机，因此，欧洲很大一部分棉纺织工业瘫痪了，工人的状况严重恶化。——662。
405宫廷侍卫长卡尔布是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的人物。在第3幕第2场，卡尔布最初拒绝参与德意志一邦君的宰相所策划的阴谋。这时，宰相就以辞去宰相职位相威胁，因为这样一来卡尔布的职位就要被免除，卡尔布吓死了，他叫喊说：“那我呢？——您说得倒好，您！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是我呢——我的上帝！如果殿下免我的职，那我怎么办呢？”——664。
406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俞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242）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667。
407西·德·西斯蒙第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变成螺旋形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版第1卷第119页。——671。
408关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最终产生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情况，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章。——671。
409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03节补充第259页（《黑格尔全集》第8卷）。——679。
410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1843年伦敦版。——681。
411见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第341—489页。——681。
412弗·魁奈在他的著作〈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中第一次试图用图表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利用了欧仁·德尔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主要的经济学家文集）第2卷（重农学派）中魁奈的著作。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22页及以下几页，以及1863年7月6日和1877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表作了论述。——682。
413“没有任何日期”，是西里西亚大地主利希诺夫斯基于1848年7月25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发言反对波兰独立存在的历史权利时一再说的—句话。每当他说这句话时，都违反了德语语法规则用了两个否定词，把“KeinenDatumhat”说成“KeinenDatumnichthat”，因此，他的发言引起哄卷大笑。关于利希诺夫斯基的发育，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8月7日—9月6日写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中的第7节。——683。
414“人的同情感”引自席勒的叙事诗《人质》。——685。
415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城门之前》中的诗句。——685。
416据基督教传说，《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诫！——686、883。
417让·巴·萨伊“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这句话引自让·吉·塞·亚·伊·科兰《政治经济学》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41页。——687。
418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赂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688。
419指1831年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和英国农业工人的多次起义。——688。
420规定即否定（dererminaiioestnegatio）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他在1674年6月2日给某人的信中用这一命题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马克思此处是按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来援引的。见《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180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117页（《黑格尔全集》第3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33年柏林版第294页（《黑格尔全集》第13卷）。——688。
421这段引文引自阿·波特尔《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从导言中可以看出，该书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1833年在英国出版的乔·斯克罗普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前十章加工修改而成的。——689。
4221862年9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它于1863年7月1日起生效。1865年1月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废除了奴隶制。——690。
423由于经济危机，比利时沙勒罗瓦地区的工厂主在1867年初把冶金工人以及附属矿井的矿工的工资降低了10%。工资降低的那一天，面包和面粉的价格再次提高。该地区冶金业的工人从1867年2月1—3日进行罢工并要求恢复他们原有的工资。2月2—8日，许多矿工加入了罢工，他们要求降低面粉价格。罢工者在2月2日占领了马谢讷的碾磨厂。市长下令向罢工者开枪，许多人受伤，其中三名工人受了致命伤。——693。
424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导言部分。——700。
425“没有一天不动笔”（nulladiessinelinea），这句话据说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所说的，他照例每天不拘多少总要画一点。——704。
426见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第130—140页。——706。
427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法中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706、714。
428西·尼·昂·兰盖“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句话，见他的《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711、847。
429《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28节。——712。
430大概指维·里·米拉波的著作《人民之友》1755年巴黎版。在这本书中，米拉波认为，各国的财富必须以尽可能多的人口为主要源泉。弗·魁奈不同意这种观点。在1757年7月27日他和米拉波之间的一次讨论中，他使米拉波信奉了重农主义的学说。米拉波成了魁奈的学生。——712。
431大概指托·查默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尤其是第11章第344和34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417页。
“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0章第1节。——713。
432亚·斯密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8章（工资），尤其是第81—83页。——715。
43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c节《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中的最后几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4页及以下几页）。——716。
434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42页。——717。
435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结尾部分。——731。
4361849—1859年间，英国参加了几次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对华战争（1856—1858年和1859—1860年），以及对波斯战争（1856—1857年）。此外，1849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1857—1859年派兵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735。
437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爱，吉，韦克菲尔德编，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195页。——741。
438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40页。——745。
439自由贸易理论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的一部分，尤其为18—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最著名的代表是亚·斯密和大·李嘉图。这种学说从理论上论证了对自由贸易的要求，它认为不应用任何限制的办法，如关税、禁止进出口来阻碍自由贸易。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见注23）．就消除了自由贸易的一个重大障碍。马克思把自由贸易代表的许诺与宗教上的千年王国（见注230）的许诺相比。——747。
440关于这段引文曾经发生过一场论战。恩格斯的第四版序言和马克思1872年写的《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后两篇文章是马克思对布伦坦诺刊登于《协和。工人问题杂志》的两篇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和《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的回答；恩格斯的文章《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72年5月23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都有关于这一论战的情况。马克思在《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段引文。——751。
441尼·布瓦洛〈讽刺诗集〉第8首。——752。
442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53。
443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6页。——754。
444关于英格兰的农业工人的营养状况，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755。
445波托西矿山是在玻利维亚南部的丰富的银矿地区，于1545年发现，17世纪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中心，它提供的银产量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一半。——758
446马克思认为詹·埃·索·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中有很多材料，在1866年12月17日和1867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不仅谈到此书，而且说要在《资本论》中给它留出空位。——775。
447安·库·阿什利（舍夫茨别利伯爵）从1844年至1846年初在下院多次提出把工作日缩短到10小时的法律草案。在此之前，1840年曾根据阿什利的提案，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调查仍未实施1833年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1842年他提出了禁止妇女和13岁以下的儿童在矿井中劳动的法案。1845年，他又提出了在薄印花布厂中限制童工的法案。——778。
448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19世纪高教会派（见注9）产生后，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和恢复天主教旧制的一派称低教会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主张简化仪式，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些慈善活动。舍夫茨别利伯爵（即阿什利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778。
449自由学派是对那些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生产和贸易的无限制自由的经济学家的称呼。他们表达了上升时期的、部分已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期待国家从内部和外部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不受干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laissezaller）口号表达了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的观点。自由学派的见解，即自由贸易理论（见注439）源于重农学派的著作和亚·斯密与大·李嘉图的著作。——781。
450“过去时代的赞颂者”，见贺拉斯《诗论》第173节。——781。
451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些材料。——782。
45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8—235页。——798。
453沙·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第5篇第36章补充和第6篇结论。——801。
454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8章第19节。——801。
455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有四页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提纲，这原来是为在1867年11月26日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而准备的，但他没有作这次发言。这一提纲包含了与本节后面几页类似事实。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上所作的报告的提纲（共10页）论述了同样的问题。——803。
456“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是套用了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817。
457“胃口越来越大”（L'appetitvientenmangeant），源于弗·拉伯雷的讽刺小说《巨人传》第1卷第5章。——818。
458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三册即《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见本卷第13页），但不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还是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3卷都没有这方面的论述。——819。．
459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社社员组织是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社社员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试图以密谋暴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一直没能成功。60年代末芬尼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70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819。
460“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AcetbafaraRomanocaguntscelusquefraternaenecis），引自贺拉斯《抒情诗集》第7首。——819。
461亚当偷吃禁果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820。
46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中这里加了一个注，引用了歌德《警句般的问答式的教义》；“小学教师：想一想，孩子！这些礼物是从哪儿来的？孩子：唉，你不可能自己就有的。全是爸爸给的。小学教师：你爸爸是从哪儿来的？孩子：祖父给的。小学教师：确实如此！那么你祖父是从哪儿来的？孩子：抢来的。”——821。
463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指地理上的大发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由于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发现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商路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北部的贸易城市热那亚、威尼斯等失去了它们在过境贸易中的统治地位。相反，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由于位于大西洋海岸而受益，开始在世界贸易中起重要作用。——823。
464指西部诺曼人即丹麦人和挪威人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所采取的掠夺行为。9世纪初诺曼人开始侵袭英格兰，最初是掠夺，后来，在英格兰东北地区建立了移民区。——825。
465詹·斯图亚特所说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封建家臣，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2页。——825。
466“英国封建主义的危机导致贵族争夺王位和国家职位的争斗。这种争斗在两个英国封建家族争夺王位进行玫瑰战争（1455—1485年）中达到了顶点。一个是兰开斯特家族，族徽为红玫瑰，一个是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前者代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大封建主、骑士阶层和市民阶层；后者得到北方大贵族的支持。这次战争在兰开斯特家族亨利六世时期开始，在约克家族理查三世被推翻时结束。它使古老的封建家族几乎完全灭绝，结果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夺得王位建立了专制政体。——825。
467“穷人到处受苦难”（Pauperuhiquejacet）引自奥维狄乌斯《节令记》第1卷第218行。——829。
468显然是指1579年费·伊万诺维奇统治下（当时俄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波·戈东诺夫）所颁布的关于侦缉逃亡农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经受不住地主的残酷奴役和欺压而逃跑的农民，要通缉五年并强制遣送给原来的主人。该命令的目的在于继续扩大农奴制度，限制农民的相对自由。——831。
469“光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庸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作“光荣革命”。——831。
470共和革命指1642—1646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是英国在1649年建立了共和国。——831。
471指1796年在伦敦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尊敬的埃德蒙·伯克就贝茁福舊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832。
472指马克思1863年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所作的八个单独的“补充笔记本”（Bejhefte）．它们以字母A、B、C、D、E、F、G、H标示，正文中的下面这些引文引自“补充笔记本B”。——833。
473李奇尼乌斯法是公元前367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又称李奇尼乌斯土地法。该法对于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且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的增长，反映出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加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835。
474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f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836。
475指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要求拥立所谓的“年轻的王位觊觎者”查理·爱德华为英国国王而于1745—1746年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映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群众对他们遭受地主剥削以及驱逐小农的抗议。随着起义被英国正规军镇压，克兰制度在苏格兰高地开始迅速瓦解，农民被逐出土地的现象更加严重了。——838。
476塔克斯缅是指在克兰制度在苏格兰占统治地位时对直接从属于克兰首领——勒尔德（“大人”）的小头目的称呼。勒尔德把土地“塔克”这一全克兰的财产交给他们照管。他们对勒尔德交纳很少的贡税，以表示承认他的权力。而塔克斯缅又把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仆从。随着克兰制度的瓦解，勒尔德变成了地主，塔克斯缅实际上变成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同时把过去交纳贡税改为交纳地租。关于克兰制度内部塔克斯缅的作用，见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09—610页）。——838。
477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838。
478指马克思于1853年2月9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839。
479由于农业人口的状况不断恶化和受法国革命（1789—1795年）的影响，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农民于1790年8月举行起义。封建主们被驱逐或逃跑。8月中旬，农民成为大的农业地区的主人。由于缺少城市人口的支持和领导，1790年9月初这次起义被武力镇压。——841。
480即决法庭（PettySessions）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845。
481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237页。——847。
482指英国自由党。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叶在英国形成了两个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由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新辉格党人、自由学派（见注449）和皮尔分子左翼托利党人组成。自由党成立后它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850。
483英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禁止“秘密活动”法。该法禁止“一切秘密活动，即使其理由是合法的”。在禁止结社法（见注364）通过以前和废除以后，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都根据禁止“秘密活动”法受到镇压。——850。
484指1793年6月至1794年6月法国雅各宾党专政的政府。它代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它的领导人为马·罗伯斯比尔和安·路·圣茹斯特。——851。
485拿破仑帝国时期制定的1810年刑法典（Codepenal）在第414—416条中规定禁止结社。1864年5月25日的一项法律取消了禁止罢工的规定。1884年3月21日的一项法律容许成立工会。——851。
486亚·安德森在其著作《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1764年伦敦第1版第1卷第22页中涉及15世纪经济的主要特征时，谈到“神的恩赐”。——855。
487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册第16章。——855。
488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4页）。——858。
489上帝向该隐询问亚伯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4章第9节。——859。
490指通往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以及两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发现。——860。
491尼德兰脱离西班牙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566—1609年）的结果。尼德兰的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中叶，尼德兰城乡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但受到宗主国西班牙专制主义及其支柱天主教会的严重阻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1566年爆发了矛头直指天主教会的圣像破坏运动。1567年春运动遭镇压。1572年北方各省举行大起义，井推举奥伦治的威廉为北方各省执政。南方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1576年布鲁塞尔起义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机构。西南几省的贵族慑于革命不断深入，于1579年1月6日结成阿拉斯同盟，与西班牙当局妥协。同年1月23日，信奉新教的北方七省成立乌得勒支同盟，为建立联省共和国奠定了基础。1581年由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正式成立资产阶级联省共和国。由于荷兰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重要，亦称荷兰共和国。
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的独立。——861。
492清教徒是英国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英国宗教改革中所建立的英国国教会，不再从属罗马教皇，而以英国国王为教会的首领，但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重要教义和仪式。因此教会成为封建王权的重要工具。16世纪后半叶，随着激进的加尔文教在英国的传播，清教徒开始作为国教会内部的一个派别出现，他们在让，加尔文的前定论的指导下，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和繁文缛节。要求以民主共和的原则建立教会组织，并允许经营致富，贷钱取利，因此更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863。
493清教徒前辈移民（pi1grimfathen）指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在英格兰遭到迫害、镇压而移民北美的英格兰清教徒。从此开始了英国向北美洲的大举移民，这些移民为当时新英格兰各州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863。
494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1卷第371页。——864。
495看来马克思是套用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的如下一段话：“一位外来的神谦卑地把自己安置在祭坛上，在当地的偶像旁边；他的地位逐渐地巩固起来，有一天，他用胳膊肘推了他的同僚一下，于是砰的一声，那偶像就倒下来。”——864。
496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德·维特的箴言指（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该书1662年第一次在莱顿出版。当时人们以为它的作者是维特。现在已经查明，该书的作者是荷兰经济学家兼企业主彼得·冯·德·霍列（即彼得·德·利亚·库尔），其中只有两章是约·德·维特写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第1438页b。——867。
497显然是指让·巴·柯尔培尔建立的一种为封建君主制度服务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为了使国家和封建统治者们获得高收入，柯尔培尔对不受封建剥削的工商业征收高额税，为了扩大这种税收，王室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来促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熟过程。——867。
498金条委员会（Bullionkomitee）是英国下院于1810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研究银行券贬值、贵金属价格上涨的原因，揭示流通手段和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汇兑率的状况。——869。
499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最高刑事法院和所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重新审理下级司法机构的判决。——869。
500阿西恩托条约是英国和西班牙在争夺继承王位的西班牙战争（1701—1714年）中于1713年3月26日签订的。按照这一条约，英国人有权在属于西班牙的美洲省份中从事奴隶贸易。该条约在1713年7月13日签订的乌得勒支和谈协议第12款中得到了确认。——870。
501“需要经受这种苦难”（Tantaemoliserat）引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33行。——871。
502“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见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第435页。——873。
503草市原文为Haymarket，是伦敦西区的繁华街道。——887。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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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现代殖民理论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以剥削他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一直继续存在的、属于过时的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的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占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自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像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韦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注：（254）韦克菲尔德关于殖民地本质的少许卓见，全都由老米拉波、重农主义者以及更早以前的英国经济学家们提出过了。〕，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注：（255）后来，这种制度在国际竞争斗争中成了一种暂时的必要。但不论它的动机如何，后果都是一样的。〕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韦克菲尔德把这称为“systematiccolonization”（系统的殖民）。
首先，韦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注：（256）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资本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它是一种历史的生产关系。“（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1849年4月7日《新莱茵报》第266页）］〕他向我们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注：①澳大利亚的旧称。——编者注〕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300名工人阶级的成员——男人、妇女和儿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注：（257）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33页。〕。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为了理解韦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注：②见本卷第820—822页。——编者注〕。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韦克菲尔德就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
韦克菲尔德说：
“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注：（258）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7页。〕
因此，只要劳动者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做到这一点——，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那么，旧欧洲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惟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划分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注：（259）同上，第18页。〕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110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怀疑的……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注：（260）同上，第42、43、44页。〕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连韦克菲尔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惟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圣多明各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占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注：（261）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注：①见本卷第820—842页。——编者注〕。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注：（262）“土地要成为殖民的要素，不仅必须是未耕种的，而且必须是能够转化为私人财产的公共财产。”同上，第125页）〕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就劳动者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很大的份额而言——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注：（263）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47页。〕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注：（264）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1—22页。〕
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占有者即资本商品占有者和劳动商品占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像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韦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注：（265）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16页。〕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而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中间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注：（266）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131页。〕
工人决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转化为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注：（267）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页。〕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韦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韦尔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在那里
“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能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件的阶级……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注：（268）散见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第2卷第235—237、314页。甚至温和的主张自由贸易的甫俗经济学家莫利纳里也说：“在奴隶制已经消灭、但没有相应数量的自由劳动来代替强制劳动的殖民地，我们看到了和每天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实相反的现象。我们看到，普通的工人剥削工业企业主，他们要求企业主给的工资大大超过产品中应归他们所有的合法部分。因为种植园主出售砂糖得到的价格，不足以弥补工资的提高，所以对这一超额部分，最初不得不用他的利润来弥补，后来不得不用他的资本本身来弥补。许多种植园主就是这样破产的，另一些种植园主为了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而关闭了自己的企业……毫无疑问，与其看着整代的人毁灭，还不如看着资本积累毁灭〈莫利纳里先生多么慷慨！〉；但如果二者都不毁灭，岂不更好吗？”（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51、52页）莫利纳里先生啊，莫利纳里先生！如果在欧洲“企业主”可以减少工人的合法部分，而在西印度工人可以减少企业主的合法部分，那么，十诫，摩西和先知们，以及供求规律又都成了什么呢！请问你所承认的欧洲资本家每天没有支付的这个“合法部分”，又是什么呢？在对面，在殖民地那里，工人竟“头脑简单”到“剥削”起资本家来了，因此，莫利纳里先生很想在那里用警察手段来把在其他场合会自动发生作用的供求规律纳入正轨。〕
照韦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注：（269）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52页。〕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韦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话，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发生停滞并把“多余”工人沉淀下来。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
“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如果我们能确实掌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就会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如果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们。”〔注：（270）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91—192页。〕
在韦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
“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注：（271）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1卷第24、47、246页。〕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转化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注：（272）“你们还说，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所以能找到工作，为自己弄到收入，是由于土地和资本的占有……恰恰相反，所以会有这种除双手以外一无所有的人，正是由于土地的个人占有……你们把一个人置于真空中，你们就夺去了他的空气。你们夺取土地，也就是这样……这就是说，你们把他置于没有任何财富的真空中，所以他只能按照你们的意志生活。”（散见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267—271页）〕，转化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按照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土地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177]。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韦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所有移入的工人就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从而就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注：（273）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第2卷第192页。〕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能变成独立的农民”〔注：（274）同上，第45页。〕。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为了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以及使资本家老爷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使政府能够用他所提供的费用为他原来的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具有典型意义的是，韦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皮尔银行法[153]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韦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涌向西部的移民浪潮还来不及把人们卷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8]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在那里，资本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韦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特别在澳大利亚〔注：（275）澳大利亚一成为它自己的立法者，当然就要制定有利于移民的法律，但英国过去滥送土地的做法，成了一种障碍。“1862年新土地法的第—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移民提供更便利的条件。”（公共土地大臣加·达菲《维多利亚土地法指南》1862年伦敦版［第3页］）〕又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就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大利亚劳动市场供给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503]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
[8]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53]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67、485、886。
[177]“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pourlemieuxdanslemeilleurdesmondespossibles）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227、885。
[503]草市原文为Haymarket，是伦敦西区的繁华街道。——887。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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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461]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精英，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餬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故事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么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惟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神圣的义务。[462]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惟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占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他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农奴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转化为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注：（189）在意大利，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得最早，农奴制关系也瓦解得最早。在这里，农奴在获得某种土地时效权之前，就已经得到解放。因此，解放立即使他们转化为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这些无产者又在大部分还是罗马时代保留下来的城市中找到了现成的新主人。在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463]破坏了意大利北部的商业优势之后，产生了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耕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
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注：（190）“用自己双手耕种自己的田地并满足于小康生活的小土地所有者……当时在国民中所占的部分比现在重要得多……至少有16万个土地所有者靠耕种自己的小块Freehold［自由地］〈Freehold是完全自由支配的财产〉为生，他们连同家属在内要占总人口的1/7以上。这些小土地占有者的平均收入估计为60—70镑。根据计算，耕种自己土地的人多于租种别人土地的人。”（麦考莱《英国史》1854年伦敦第10版第1卷第333—334页）——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还有4/5的英国人是务农的。（同上，第413页）——我所以引用麦考莱的话，是因为他作为系统的历史伪造者，是要尽量“砍掉”这类事实的。〕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4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注：（191）决不要忘记，甚至农奴，不仅是他们宅旁的小块土地的所有者（虽然是负有纳租义务的所有者），而且是公有地的共有者。“那里〈在西里西亚〉的农民是农奴。”但是，这些农奴占有公有地。“直到今天还无法使西里西亚人分割公有地，而在新马尔克，几乎所有村庄都非常成功地实行了这种分割。”（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2卷第125、126页）〕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注：（192）日本有纯粹封建性的土地占有组织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同我们的大部分充满资产阶级偏见的一切历史著作相比，它为欧洲的中世纪提供了一幅更真实得多的图画。牺牲中世纪来显示“自由精神”，是极其方便的事情。〕因此，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464]后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这些情况，加上代表15世纪特点的城市繁荣，就使大法官福蒂斯丘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人民财富能够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情况是排斥资本财富的。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15世纪最后30多年和16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465]）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它自己也是资产阶级发展的一个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决不是这件事情的惟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强行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466]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转化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小农的剥夺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哈里逊说：
“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保留下来，这类情况我也能谈一些。”
这些老的编年史家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蒂斯丘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15世纪和16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穷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
“这时〈1489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场〈牧羊场等〉；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活）转化为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会、什一税也衰落……国王和当时的议会为医治这一弊端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他们采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形成。”
1489年亨利七世颁布的第19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2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新规定这条法律。其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无力养家餬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例等等。1533年的一项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拥有24000只羊，于是限定不得超过2000只。〔注：（193）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谈到一个奇怪的国家，在那里，“羊吃人”（《乌托邦》，鲁宾逊译，阿伯编，1869年伦敦版第41页）。〕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以来150年内相继颁布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都同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29节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使它们就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注：（193a）培根说明了自由的富裕农民和优秀的步兵之间的联系。“保持足够的租地，以保证强壮的男子不致贫困，使王国的大部分土地牢靠地掌握在自耕农，即处于贵族和小屋贫农（cottagers）、雇农之间的中等地位的人的手里，这对维持王国的威力和风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最有权威的军事专家一致认为……军队的主力是步兵。但是，要建立一支优秀的步兵，就需要不是在奴役或贫穷中而是在自由和富裕的状况下成长的人。因此，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贵族和上流人士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农村居民和庄稼人却是他们的单纯的劳动者或雇农，却是小屋贫农，即有栖身之处的乞丐，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支优秀的骑兵，但决不会有一支坚忍卓绝的步兵……法国、意大利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的居民实际上都是由贵族和贫穷的农民组成……因此，它们只好雇用瑞士等国的人来当自己的步兵营的士兵，结果形成这种情况：这些国家人口众多，但士兵很少。”（《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文转载自1719年肯尼特《英国》，1870年伦敦版第308页）〕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4英亩土地，并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1627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丰特米尔的罗杰·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时，还因没有拨出4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1638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4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止在伦敦周围4英里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4英亩土地的房屋。在18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2英亩土地，他还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说：
“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注：（194）汉特医生《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4页。——“〈旧法律〉规定的土地数量，现在看来对于工人是太多了，甚至能使他们变成小租地农民。”（乔治·罗伯茨《过去若干世纪英国南部各郡人民的社会史》1856年伦敦版第184页）〕
在16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在一起。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注：（195）“贫民享有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权利是由旧法令明文规定的。”（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第2卷第804、805页）〕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巡视英格兰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467]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年，终于不得不通过征收济贫税而正式承认有需要救济的贫民。
“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附有任何说明性的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注：（196）威廉·科贝特《新教改革史》第471节。〕
查理一世十六年颁布的第4号法令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实上只是在1834年，这项法律才获得新的更严格的形式。〔注：（197）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新教的“精神”。在英格兰南部，若干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聚首集议，拟就了关于正确解释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十个问题。他们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曾任法官）对这十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租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立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不愿被投入上述监狱，就不予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贫民，他可以在一定的日子，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为，邻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可用来获得租地或船舶而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人经过开导，可以对教区作一些很有益的事情。如果贫民在雇主的保护下死亡，那就罪在雇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担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措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做能使陷于贫困的人不要求救济。”（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84、85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要比英格兰迟几百年。1698年索尔顿的弗莱彻还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惟一办法是恢复农权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谋生的人变为奴隶。”伊登在《贫民的状况》第1卷第1章第60、61页上说：“农民的自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苏格兰的那位“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在法兰西，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敕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响。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注：（198）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却在他所著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注：①见本卷第775、781页。——编者注〉〕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
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麦考莱也承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不得不替主人把他的弃妾嫁出去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注：（199）《关于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封信》，萨福克一绅士著，1795年伊普斯威奇版第4页。甚至大租地制度的狂热的维护者，《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1773年伦敦版第139页）的作者［约·阿巴思诺特］也说：“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实行垄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必须随时听从召唤的仆从好多少。”〕，而在18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法。只要把情况相应地改变一下，它们对英国农民的影响，就同鞑靼人波里斯·戈东诺夫的命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一样。[468]
“光荣革命”[469]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注：（200）下面的记载表明了这位资产阶级英雄的私人道德：“1695年爱尔兰的大片土地被赠送给奥克尼夫人，这是国王的宠爱和夫人的影响的公开证明……奥克尼夫人的可爱的效劳想必就是淫秽的嘴唇的效劳。”（英国博物馆斯隆收集的原稿第4224号，原稿的标题是：《萨默斯、哈利法克斯、牛津、秘书弗农等人给什鲁斯伯里公爵的原信中所描绘的威廉国王、桑德兰等人的性格和行为》。里面充满了秘闻。）〕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注：（201）“王室土地的非法让渡（一部分通过出卖，一部分通过赠送）是英国历史上可耻的一章……是对国家的一个大欺骗。”（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29、130页）——〔关于现代英国大土地占有者如何占有土地的详细材料，见［霍·伊文思］《我们的旧贵族》，一个位高任重者著，1879年伦敦版。——弗·恩·〕〕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470]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注：（202）参看埃·伯克的关于贝德福德公爵家族的小册子[471]。“自由主义的山雀”约翰·罗素爵士就是这个家族的后裔。〕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王室土地（从1604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进行）。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把耕地转化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15世纪末，在16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18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手段。〔注：（203）“租地农场主禁止小屋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你们使小屋贫农处于贫穷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情况是：租地农场主用这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全部权利。”（《圈围荒地的后果的政治上的分析》1785年伦敦版第75页。〕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弗·莫·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民给予“赔偿”。〔注：（204）伊登《贫民的状况》序言［第XVII、XIX页］。〕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18世纪叫作资本租地农场〔注：（205）“Capitalfarms．”（《论面粉业和谷物昂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1767年伦敦版第19、20页）〕或商人租地农场〔注：（206）“Merchant—farms．”（《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11页注）这部匿名佳作的作者是牧师纳撒尼尔·福斯特。〕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
但是，18世纪的人还不像19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穷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472]中只摘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24个平均占50—15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被合并为3个租地农场了。”〔注：（207）“托马斯·莱特《论小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1795年版第2—3页。〕“在北安普顿郡和莱斯特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50英亩，而过去耕种过1500英亩……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方，100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8所或10所……在大多数不过15年或20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4—5个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20—30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家庭。”〔注：（208）散见牧师阿丁顿《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讨》1772年伦敦版第37—43页。〕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甚至像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注：（209）“理·普赖斯博士《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版第2卷第155、156页。请读一读福斯特、阿丁顿、肯特、普赖斯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论著，并把它们同麦克库洛赫在他的书目汇编《政治经济学文献》（1845年伦敦版）中穷极无聊的献媚的饶舌比较一下吧。〕
普莱斯博士说：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么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就要转化为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也许加重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集中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这种集中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注：（210）理·普赖斯博士《评继承支付》第2卷第147、148页。〕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占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注：（211）“同上，第159、160页。这使我们想起了古罗马。“富人占有了未分土地的最大部分。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相信这些土地不会再被夺去，因此，把邻近贫民的土地也购买下来，部分是取得贫民的同意，部分是用暴力夺得，于是，他们不再是耕种零星的土地，而是耕种大片的土地。这时他们使用奴隶来从事耕作和畜牧，因为自由民要服兵役，因而不能替他们劳动。拥有奴隶所以给他们带来巨大利益，还因为奴隶不服兵役，可以没有阻碍地繁殖和有许多孩子。这样一来，强者占有了一切财富，全境到处都是奴隶。而意大利人则由于贫穷、赋税和兵役的折磨而逐渐减少了。当和平时期到来时，他们还要遭到完全无事可做的痛苦，因为富人占有土地，并且用奴隶而不用自由民来耕种。”（阿庇安《罗马内战》第1卷第7页）这里说的是李奇尼乌斯法[473]颁布以前的时代的情况。兵役大大加速了罗马平民的没落，它也是查理大帝大力促使自由的德意志农民转化为依附农和农奴的一个主要手段。］〕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工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莱斯博士的反对者的意见。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不对的……如果小农转化为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么，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注：（212）［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124、125、128、129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利］《国家的危险》1843年伦敦第2版第XIV页）。〕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亚派[474]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莫·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到18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
“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16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3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19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511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注：①见本卷第774—819页。——编者注〕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of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那里，这个过程有下列特点：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克兰〔注：①即氏族。——编者注〕组成，每一克兰是该克兰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兰的代表，即克兰的首领或“大人”，只是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像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克兰首领们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转化为私有财产权，由于遭到克兰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克兰成员驱逐出去。纽曼教授说：
“英国国王可以自以为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注：（213）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1年伦敦版第132页〕
在苏格兰，这次革命是在拥护王位觊觎者的人进行了最后一次武装暴动[475]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注：（214）斯图亚特说：“这些土地的地租〈他错误地把这个经济范畴用于塔克斯缅[476]向克兰首领交纳的贡税〉与其土地的面积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把租地农场所养活的人数拿来比较，也许会发现，苏格兰高地的一块土地所养活的人数，是最富饶地区的同等价值的土地所养活的人数的10倍。”（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章第104页）〕和詹姆斯·安德森〔注：（215）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的著作中看到这次革命的最初阶段。在18世纪，还禁止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盖尔人[477]移居外国，以便用暴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注：（216）1860年，被暴力剥夺的人在各种虚伪的许诺下被运往加拿大。有些人逃往山里和邻近的小岛。警察在后面追赶，他们便同警察格斗，然后逃走了。〕至于19世纪盛行的方法〔注：（217）亚·斯密的注释者布坎南在1814年写道：“在苏格兰高地一带旧的所有权状况日益被暴力破坏……地主不顾世袭租佃者〈这一范畴在这里也用错了〉而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这人是个改良家，他就会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此，变得无用的人手都要被赶走……被赶出故乡的人都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大卫·布坎南《论亚·斯密的〈国富论〉》1814年爱丁堡版第4卷第144页）“苏格兰的显贵像拔除野草那样剥夺农民的家庭，像印第安人对野兽巢穴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一个人只能换到一只羊的毛或一条羊腿，甚至更贱……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的时候，有人曾经在会议上建议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转化为牧场。苏格兰高地的许多地主已经在自己的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建议。”（乔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1818年伦敦版第215、216页）〕，在这里以萨瑟兰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000人——转化为牧羊场。从1811年到1820年，这15000个居民，大约3000户，陆续地遭到驱逐和灭绝。他们居住的所有村庄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所有田地都被变为牧场。不列颠的士兵被派来执行这种暴行，同当地居民发生了搏斗。一个老太太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克兰的794000英亩土地攫为己有。她把沿海地区大约600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2英亩。这6000英亩土地原来一直是荒地，并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如此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2先令6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血流汗的克兰成员。她把掠夺来的全部克兰土地划分为29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只住一户人家，大都分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1820年，15000个盖尔人已经被131000只羊所代替。一部分土著居民被赶至沿海地区，以捕鱼为生。他们变成了两栖动物，按一位英国作家的说法，是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陆上和水上合起来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注：（218）当现在的萨瑟兰公爵夫人为了表示她对美洲共和国的黑奴的同情，在伦敦隆重欢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彻—斯托夫人的时候，——在南北战争8时期，她和其他贵妇人一样，明智地忘记了这种同情，当时所有“高贵的”英国人的心都是同情奴隶主的，——我在《纽约论坛报》上描述了萨瑟兰的奴隶的状况。[478]（凯里在1853年费城出版的《奴隶贸易》一书的第202、203页上引用了我的文章的一部分。）我的文章被一家苏格兰报纸转载，并且引起了该报和萨瑟兰家族的献媚者之间的一场激烈的论战。〕
但是，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克兰“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鱼的气味传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注：（219）关于这种鱼类买卖的有趣材料，我们可以在戴维·乌尔卡尔特的《公文集。新辑》中看到。——纳索·威·西尼耳在他的前面引述过的遗著中把“萨瑟兰郡采取的这种办法说成是有史以来最有利的一次‘清扫’”（《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1868年伦敦版［第282页］）。〕
最后，一部分牧羊场又转化为狩猎场。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像家畜，肥得象伦敦的市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是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1848年萨默斯写道：
“在苏格兰高地，森林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格伦费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韦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条线上，布莱克山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伯丁附近到奥本峭壁，现在都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阿尔恰格湖、格伦加里、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变为牧羊场……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鹿林〔注：（219a）在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赶走，把鹿群赶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25年当中，狩猎场的数目和规模像过去25年那样增长，那么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绝迹了。苏格兰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出于时髦，贵族的欲望，打猎的爱好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牟取利润。因为事实是，把一块山地辟为狩猎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把它变为牧羊场有利得多……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只受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国王的政策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圈子里去了……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压迫日甚一日。清扫和驱逐人民，像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作固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措施，由地主们来实行；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注：（220）散见罗伯特·萨默斯《苏格兰高地来信，或1847年的饥荒》1848年伦敦版第12—28页。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泰晤士报》上。英国经济学家自然把1847年盖尔人遭到的饥荒说成是由于他们人口过剩。无论如何，盖尔人“压迫着”他们的食物。——“清扫领地”或者像德国所说的“Bauemlegen”在三十年战争后在德国特别盛行，1790年还在萨克森选帝侯国引起了农民起义[479]。它在德国东部尤为流行。在普鲁士的大部分省里，弗里德里希二世第一次保证了农民的所有权。他占领了西里西亚以后，强迫地主重建农舍、仓库等等，供给农户牲畜和农具。他的军队需要士兵，他的国库需要纳税人。但农民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混乱的财政制度下和在专制主义、官僚主义、封建主义的混合统治下，究竟过着怎样愉快的生活，这可以从弗里德里希的崇拜者米拉波的叙述中看出：“亚麻是德国北部农民的最大财富之一。但可惜，对于人类来说，这只是防止贫困的手段，而不是走向幸福生活的途径。直接税、徭役以及各种强制性服役使德国农民破产，此外他们还要为他们所买的一切东西交纳间接税……而使他们彻底毁灭的是：他们不敢在他们愿意的地方，以他们愿意的方式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也不敢从那些能够以较低廉的价格供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商人那里购买这些东西。所有这些原因不知不觉地使他们毁灭，如果不纺纱，他们就无法到期交纳直接税；纺纱成了他们的补助的来源，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的妻子、儿女、男女仆人甚至他们自己从事有利的工作。但是，即使有了这种补助来源，生活还是可怜极了！夏天，他们像犯人一样从事耕作和收获的劳动，9点睡觉，2点就要起床，这样才能把活干完；冬天，他们本来需要有较长期的休息来恢复体力，但是，如果他们为了交纳税款而出售产品，他们就缺少谷物来做面包和种子了。因此，只好以纺纱来填补这种不足……而且要十分勤奋地纺。因此，农民在冬天要到半夜或1点才睡觉，而早晨5点或6点就要起床，或者在晚上9点睡觉，2点起床；除了星期日，他们一辈子天天都是这样。这种过度的不眠和劳动使人憔悴；因此农村里的男女比城市里的男女要衰老得快”（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3卷第212页及以下几页）。
第2版补注：1866年3月，在罗伯特·萨默斯的上述著作发表了18年以后，莱昴内·莱维教授在技艺协会[281]作了一个关于牧羊场转化为鹿林的报告，他叙述了苏格兰高地荒芜状态的加剧。他说：“减少人口，把土地转化为纯粹牧羊场，是不花费代价便能获得收入的最方便的手段……鹿林代替牧羊场已经成为苏格兰高地的普遍的变化。现在是野兽赶走了羊群，就像从前为了给羊群腾出地盘而把人赶走一样……从福弗尔郡的达尔豪西伯爵领地一直到约翰·奥格罗特都是森林。其中〈在这些森林中〉很多已住有狐狸、野猫、黄鼠狼、白鼬、伶鼬和山兔；近来那里还出现了兔、松鼠和鼠。在苏格兰的统计中被当作特别富饶和广阔的牧场的大片土地，现在既不耕作，也不改良，只是供少数人在每年一个短时期内用于狩猎消遣。”
1866年6月2日出版的一期伦敦《经济学家》杂志写道：“一家苏格兰报纸在上周载有这样的消息：‘萨瑟兰郡的最好的牧羊场之一，在不久前租约期满时，还曾有人出价年租1200镑，然而现在已转化为鹿林！’就像当时诺曼征服者……为造新林曾毁掉了36个村庄一样……这种封建本能现在又出现了……包括苏格兰某些最肥沃的地区在内的200万英亩土地完全变成了荒地。格伦蒂尔特的野草是珀斯郡最富于营养的牧草之一；本奥尔德的鹿林曾是巴德诺赫广大地区内的最好的草地；布莱克山森林的一部分曾是苏格兰最适宜放牧黑脸羊的牧场。为了狩猎爱好而变成荒野的土地面积，比整个珀斯郡的面积还要广阔得多，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想像出，这种荒野的面积究竟有多大了。本奥尔德森林的土地可以养活15000只羊，而这个森林的面积不过只占苏格兰全部猎区的1/30，从这里可以看出，这种强制性的荒芜给国家带来了多大的损失……所有这些猎场都完全是非生产的……结果等于是沉到了北海海底一样。这种人为的荒野或荒地应当用立法的断然手段来加以铲除。”〕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3．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
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像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转化为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15世纪末和整个16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转化为流浪者和需要救济的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获得一种行乞许可证。相反地，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要遭到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3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以前的法令又加以重申，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注：①S是英文"slave"（“奴隶”）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像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器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注：②V是英文“vagabond”（“游惰者”）和“vagrant”（“流浪者”）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到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随意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注：（221）《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版）的作者说：“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鼓励工场手工业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规定一切流浪者都要打上烙印这条值得注意的法令中看出来。”（第5页）〕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19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一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右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3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注：（221a）托马斯·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第41、42页］中说：“于是，贪得无厌的人，自己家乡的真正瘟疫，几千英亩土地，统统用篱笆或栅栏圈围起来，或者通过暴力和不正当的手段迫使所有者不得不出卖一切。不择手段地迫使他们迁移——这些贫穷朴实的不幸者！男人、女人，丈夫、妻子，孤儿、寡妇，抱着婴儿的绝望的母亲，以及钱少人多（因为农业需要许多劳动力）的家庭。我是说，他们被驱逐出熟悉的乡土，找不到安身之处；他们所有的家庭用具虽然不很值钱，但在其他的情况下，还能卖一点钱；可是他们是突然被驱逐出来的，因此只好以极低的价格卖掉。当他们游荡到不名一钱的时候，除了偷盗以致被依法绞死以外，除了行乞以外，还能做什么呢？而他们去行乞，就会被当作流浪者投入监狱，理由是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虽然他们努力找工作，但没有人愿意给他们工作做。”在托马斯·莫尔所说的这些被迫行窃的贫穷的难民中间，“在亨利八世执政时期有72000名大小盗贼被处死”（霍林舍德《英国概述》第1卷第186页）。在伊丽莎白时代，“成队的流浪者被绞死，每年都要绞死300或400人”（斯特赖普《伊丽莎白女王盛世的宗教改革和国教运动以及英国教会中其他事件的编年史》1725年第2版第2卷）。这位斯特赖普还说，在萨默塞特郡，仅仅一年中就有40人被处死，35人被打上烙印，37人遭鞭打和183个“不可救药的恶棍”被释放。但是他说：“由于治安法官的疏忽大意和人民的愚昧同情，这个巨大的被控者人数还不到实际犯罪人数的1/5。”他又说：“英格兰其他郡的情形并不比萨默塞特郡好，许多郡的情况甚至更糟。”〕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480]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抓到的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抓到的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注：［159］R是英文"rogue”（“流浪汉”）的第一个字母。——编者注〕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抓到，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18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17世纪中叶在巴黎曾经建立了一个流浪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1777年7月13日的敕令）还规定，16岁至60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1531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1号告示，1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14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转化为资本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注：（222）亚·斯密说：“每当立法机关企图调解雇主与其工人之间的纠纷时，它的顾问总是雇主。”[481]兰盖说：“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428]〕，在英国开始于1349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1350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8章第5节〔注：①见本卷第305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已经讲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地说：
“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险。”〔注：（223）［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一个律师著，1850年伦敦版第206页。他挖苦地补充说：“我们总是准备为雇主效劳；难道就不能为雇工做一点事吗？〕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18条和第19条也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10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21天。1360年的一项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14世纪起到1825年废除禁止结社法[364]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
大家知道，在16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注：［160］见本卷第828—829页。——编者注〉〕。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第3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注：（224）从詹姆斯一世一年颁布的第6号法令的一条规定中可以看出，某些织布业主以治安法官的身份在自己的工场内正式规定了工资率。在德国，特别是在三十年战争以后，常常颁布降低工资的法令。“对人口稀少地区的地主来说，缺乏仆人和工人是十分麻烦的。所有村民都被禁止把自己的房间租给独身男女；凡遇到这种租房人，必须报告当局，如果他们不愿当仆人，那么，即使他们靠其他工作，靠替农民做短工或从事货币和粮食买卖为生，也要被关进监狱。（《帝国对于西里西亚的特权和法令》第1章第125条）在整整一个世纪中，各君主的命令不断地强烈责骂那些不服从苛刻条件，不满法定工资的恶劣而蛮横的无赖汉；每个地主都被禁上付给高于行政区规定的工资。但是，战后仆人的处境有时比100年后还要好；1652年在西里西亚，仆人每周还可以吃到两次肉，而在我们这个世纪，那里的某些地方，仆人每年只能吃到三次肉。而战后的工资也比以后几个世纪都要高。”（古·弗赖塔格）〕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三世七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2先令71/2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68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1799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1661年及1617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事情来说明。在这里，400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决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1796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1813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许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废除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482]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鼓起勇气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483]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500年来，英国议会出于卑鄙无耻的自私自利一直固守那种反抗工人的常设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注：（225）这个法律的第一条说：“取缔同一等级或同一职业的市民的各种联合组织，是法国宪法的根本基础之一，因此禁止以任何借口或任何形式恢复这种联合组织。”第四条说：“同一职业、手艺或手工业的市民，如果为了一致拒绝从事手艺或劳动或为了按一定报酬才从事手艺或劳动而彼此协商或协议，那么这种协商和协议……应视为违反宪法，侵犯自由和人权……”从而，和旧劳工法中的规定完全一样，应视为国事罪。（《巴黎革命》1791年巴黎版第3卷第523页）］〕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硬是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484]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485]中取消。采取上述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注：（226）散见毕舍和卢—拉维涅《议会史》第10卷第193—195页。〕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注：①见本卷第199页。——编者注〕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14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子、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15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致富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15世纪最后30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16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变穷，使租地农场主致富。〔注：（227）哈里逊在自己的《英国概述》中说：“过去交出4镑地租都很困难的租地农场主，现在要交40镑、50镑、100镑，但是他们在租约满期时，如果手里没有积存6—7年租金的话，就认为是做了一次不好的生意。”〕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16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99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注：①见本卷第640—641页。——编者注〕。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注：（228）关于16世纪货币贬值对社会各阶级的影响，可以参看《对近来我国各界同胞常有的一些抱怨的简单考察》，绅士威·斯·著（1581年伦敦版）。由于这一著作采取对话形式，人们在很长时期内认为这是莎士比亚写的，直到1751年还用他的名字出过新版。它的作者是威廉·斯塔福德。书中的一个地方，骑士有如下的推论：
骑士：“您，我的邻居农民，您，商人先生，您，善良的铜匠，以及其他的手工业者们，你们都知道怎样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一切物品比以前贵多少，你们也会把你们出卖的商品和劳动的价格提高多少。但是，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提高价格出卖，以抵偿我们在购买物品时所受的损失。”在另一个地方，骑士问博士：“请告诉我，您指的是哪种人？首先，您认为哪些人不会受到损失？”博士：“我指的是所有靠买卖为生的人，因为他们以高价买进，也以高价卖出。”骑士：“其次，您认为哪种人会得利呢？”博士：“是所有按旧租金租赁由自己耕种的租地或农场的人，因为他们按旧价格支付，按新价格出售，就是说，他们为土地支付极少的钱，而以高价出售土地的一切产品……”骑士：“您认为，哪种人会受到比这些人得到的利益还要大的损失？”博士：“那就是所有贵族、绅士以及其他一切靠固定地租或薪金过活，或不亲自耕种自己土地，或不做买卖的人。”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16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注：（229）在法国，中世纪初期替封建主管理和征收租税的管家，不久就成为实业家，他用勒索、欺骗等办法，变成了资本家。这些管家有时自己就是显贵。例如：“这个账单是贝桑松的城堡主人，骑士雅克·德·托雷斯就其应当支付的1359年12月25日至1360年12月28日的地租，交给勃艮第公爵和伯爵在第戎的管账先生的。”（亚历克西斯·蒙泰伊《关于各科历史手稿的研究》第234、235页）由此可见，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很大的一部分落入中间人的手里。例如，在经济方面，金融家、交易所经纪人、大小商人捞取营业中的最大好处；在民法方面，律师敲诈诉讼双方；在政治方面，议员比选举人重要，大臣比君主重要；在宗教方面，上帝被“中介人”挤到次要地位，而后者又被牧师挤到次要地位，牧师又是善良的牧羊人和他的羊群之间的必然的中间人。在法国，和在英国一样，大的封建领地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农场，那是在对农村居民极其不利的条件下进行的。在14世纪出现了租地农场——fermes或terrers。它们的数量不断增长，远远超过10万个。它们以货币或实物支付产品的1/12到1/5作为地租。terriers根据土地价值和面积的大小分为封地、次封地（fiefs，arrière-fiefs）等等，而土地的面积有时只有几阿尔潘。所有这些terriers对自己土地上的居民享有某种程度的裁判权；这种裁判权有四等。农村居民在所有这些小暴君下受到压迫，是可以理解的。蒙泰说，当时法国有16万个法庭，而现在连治安法庭在内有4000个就足够了。〕
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
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注：①见本卷第823—833页。——编者注〕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业史[486]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鲁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注：（230）见他的《对自然哲学的认识》1838年巴黎版。〕，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注：（231）这一点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所强调的。[487]〕，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转化为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大亚麻纺织厂出现了，“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实现为无数农民家庭的额外收入，或者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实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在，它实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营里了。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转化为指挥他们〔注：（232）资本家说：“如果你们把你们仅有的一点东西交给我，作为我辛苦指挥你们的报酬，我就让你们得到为我服务的荣幸。”（让·雅·卢梭《论政治经济学》［1760年日内瓦版第70页］）〕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是通过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形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作manufacturesréunies，即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米拉波说：
“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作联合手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几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国民财富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联合工场使一两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享不到企业主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认识到，良好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工资的手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决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强餬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工场，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场。”〔注：（233）散见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1788年伦敦版第3卷第20—109页。米拉波认为，分散的工场比“联合的”工场经济而且生产力高，并把后者只是看作由政府人为地培养出来的温室植物。当时大陆上大部分手工工场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注：（234）“一个工人家庭在它从事的各种劳动的间歇，通过自己的辛劳不知不觉地把20磅羊毛转化为全家一年的衣着，这并不引人注意。但是，如果它把羊毛拿到市场，送进工厂，然后送到经纪人手里，然后再送到商人手里，那么就可以看到频繁的商业活动，所用的名义资本会是羊毛的价值的20倍……工人阶级就是这样为了维持不幸的工厂人口、寄生的商人阶级和虚假的商业制度、货币制度、财政制度而受人剥削。”（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20页）〕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得，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总是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注：［161］见本卷第425—426页。——编者注〕。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他总是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注：（235）克伦威尔时期是一个例外。在实行共和制期间，英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从他们在都铎王朝时代所陷入的那种衰落状态中恢复过来。〕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期，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注：（236）塔克特知道，随着机器的采用，大羊毛工业从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从农村工业或家庭工业的毁灭中产生出来了。（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2—143页）“犁和轭为神所发明，而由英雄使用——难道织机、纱锭和纺车的由来就没有这么高贵吗？你们把纺车和犁分开，把纱锭和轭分开，结果产生了工厂和济贫院、信贷和恐慌，产生了两种敌对的国民，即农业国民和商业国民。”（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22页）但凯里出来了，他当然不是没有理由地责备英国，说英国力图把其他所有国家转化为纯农业国，而英国则成为它们的工厂主[488]。他认为，土耳其就是这样被毁灭的，因为“〈英国〉从来不允许土耳其的土地所有者和耕种者把犁和织机、锤和耙自然地结合起来，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奴隶贸易》第125页）。在他看来，乌尔卡尔特本人就是毁灭土耳其的罪魁之一，因为乌尔卡尔特曾在土耳其为英国的利益鼓吹过自由贸易。但是最妙不过的是，凯里（附带说一下，他是俄国的大奴仆）竟想利用保护关税制度〔注：①见本卷第649、867页。——编者注〕来阻止这个分离过程，其实它只会加速这个过程。〕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注：（237）英国的博爱主义经济学家（如穆勒、罗杰斯、高德文·斯密斯、福塞特等人）和自由主义工厂主（如约翰·布莱特之流），像上帝向该隐询问他的弟弟亚伯的下落一样[489]，向英国的土地贵族问道，我们成千上万的自由农到哪里去了？然而你们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这些自由农的消灭中来的。为什么你们不往下问，那些独立的纺纱工人、织布工人、手工业者到哪里去了？］〕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注：（238）这里所用的“工业”［Industrie］是和“农业”相对而言。就“范畴”的含义来说，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一样，也是工业资本家［industriellerKapitalist，也译产业资本家］。〕资本家不是通过像租地农场主那样的渐进方式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转化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15世纪末各种大发现[490]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要。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现今，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而产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注：（239）《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1832年伦敦版第98、99页。这一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
作者应该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注：（240）甚至在1794年，利兹城的小织布业者还派代表请求议会制定法律，禁止任何商人成为工厂主。（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491]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403]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
“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注：（241）威廉·豪伊特《殖民和基督教。欧洲人对待所有殖民地人民的通俗历史》1838年伦敦版第9页。关于对奴隶的待遇，沙尔·孔德在其《立法论》（1837年布鲁塞尔第3版）中收集了很多材料。要想知道资产者在其能够随心所欲地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塑造世界的地方，把自己和工人变成了什么，就必须仔细研究这部著作。〕
荷兰——它是17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注：（242）前爪哇岛副总督托马斯·斯坦福·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2卷第CXC、CXCI页］。〕。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西里伯斯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西里伯斯岛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
“例如，望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强行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对支付21875镑贿款进行“节欲”，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巴纽旺宜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146]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像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沃伦·哈斯丁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镑把他的契约卖给一个名叫本的人，本又在当天以6万镑转卖出去，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万镑！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注：（243）1866年仅奥里一个邦就饿死了100多万印度人。尽管如此，有人仍力图以高价把粮食卖给那些快要饿死的人，借此来充实印度的国库。〕
在像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像墨西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492]，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2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5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清教徒前辈移民[493]的叛逆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英国议会曾宣布，用警犬捕杀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256]）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以及由市场垄断所引起的成倍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
“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资本总和还要多”。[494]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整个欧洲其余地区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穷，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外来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495]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惟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公共信用制度首先在荷兰确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惟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注：（243a）威廉·科贝特指出，英国的一切公共机构都被称为“皇家的”，但是债是“国家的”。〕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学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有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也大发横财，因为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他们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现、发放货物抵押贷款、购买贵金属。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注：（243b）“如果靼鞑人充满了今日的欧洲，要使他们理解我们这里的金融家是什么，会是很困难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69年伦敦版第4卷第33页）〕
随着国债产生的，国际信用制度出现了。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18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有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
因为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有所感觉，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一笔接着一笔的积累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496]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中等阶级下层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道布尔迪等一大批著作家错误地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注：①见本卷第649页。——编者注〕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资本化、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国家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为谋利者效劳，就不仅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用暴力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497]以后，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
“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18000万国债就够了！”〔注：（244）米拉波《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普鲁士君主制度》第6卷第101页。〕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律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像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莫·伊登爵士对于从15世纪最后30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18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见本卷第836页。——编者注〉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
“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注：（245）伊登《贫民的状况》第2卷第1章第420—422页。〕
菲尔登写道：
“在德比郡、诺丁汉郡，尤其在兰开夏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兰开夏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伯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13、14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监工被派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果必然是残酷虐待……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兰开夏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极其残忍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致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德比郡、诺丁汉郡和兰开夏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竭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兰开夏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注：（246）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第5、6页。关于工厂制度的早期的丑恶，见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第219页，以及吉斯伯恩《论大不列颠社会上层和中层阶级人们的义务）1795年版第2卷。——由于蒸汽机使工厂从农村有瀑布的地方搬到城市中心，“喜欢禁欲”的谋利者现在随手就可以找到童工，而不必强行从贫民习艺所索取奴隶了。——当罗·皮尔爵士（“诡辩大臣”的父亲）于1815年提出保护儿童法案时，弗·霍纳（金条委员会[498]的杰出人物，李嘉图的密友）在下院说：“大家都知道，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的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1813年〉皇家法院[499]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这是一件关于一批儿童的案子。伦敦一个教区把这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善家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饥饿的状态。作为议会调查委员会的成员，他还知道另一个更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教区和兰开夏郡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主每购买20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胜利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500]，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班牙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班牙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大不列颠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上流人士”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平达；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采用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化为一种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注：（247）1790年，奴隶与自由民在英属西印度是10比1，在法属西印度是14比1，在荷属西印度是23比1。（亨利·布鲁姆《关于欧洲列强殖民政策的研究》1803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74页）〕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注：（248）“劳动贫民”一词是当雇佣工人阶级已经引人注意时出现在英国法律中的。“劳动贫民”，一方面是同“闲散贫民”、乞丐等相对而言，另一方面是同那些尚未被掠夺一空而仍然占有劳动资料的劳动者相对而言。“劳动贫民”一词是从法律搬用到政治经济学上的，卡耳佩珀、乔·柴尔德等人直到亚·斯密和伊登都使用这个词。由此可以评价“可憎的政治伪君子”埃德蒙·伯克在把“劳动贫民”一词解释为“可憎的政治伪善言词”时的好心善意究竟是什么了。这个献媚者，当他受英国寡头政治雇用时，扮演了反对法国革命的浪漫主义者的角色，就像在美洲动乱〔注：①指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编者注〕一开始，当他受北美殖民地雇用时，扮演了反对英国寡头政治的自由主义者的角色完全一样；他是一个极其平凡的资产者：“贸易的规律就是自然的规律，因而也就是上帝的规律”（埃·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32页）。无怪乎他这位忠于上帝和自然的规律的入总是在最有利的市场上出卖他自己！在塔克尔牧师——塔克尔是一个牧师和托利党人，但从其他方面来说，他却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很有才干的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可以看到对这位埃德蒙·伯克在他的自由主义时期的最好的评述。在可耻的无气节行为目前非常盛行并虔诚地信仰“贸易的规律”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一再揭露伯克之流，他们同自己的继承者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才能！〕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这种苦难[501]。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注：（249）马利·奥日埃《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1842年巴黎版第265页］。〕，那么，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注：（250）《评论家季刊》说：“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它的本性是胆怯的。这是真的，但还不是全部真理。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走私和贩卖奴隶就是证明。”（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35、36页）〕
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么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像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502]。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注：（251）“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种劳动相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2卷第434页）〕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地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的生产经营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所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注：（252）“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11、9页）〕
[146]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控制对印度的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158、862。
[256]马·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见《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第六部》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296页。——358、864。
[281]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ofArtsand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364]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但在1824年当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地纷纷罢工，资本家要求重新禁止结社，1825年，威，哈斯基森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工人结社情况，最后，由于工人的斗争，关于禁止结社的法案未被通过。1825年7月6日通过了结社法（或称工人联合法），其中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根据1825年的结社法，只有那些旨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而成立的工人社团才免于受到惩罚，当局仍然极力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523、848。
[403]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428]西·尼·昂·兰盖“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句话，见他的《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711、847。
[461]亚当偷吃禁果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3章。——820。
[462]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中这里加了一个注，引用了歌德《警句般的问答式的教义》；“小学教师：想一想，孩子！这些礼物是从哪儿来的？孩子：唉，你不可能自己就有的。全是爸爸给的。小学教师：你爸爸是从哪儿来的？孩子：祖父给的。小学教师：确实如此！那么你祖父是从哪儿来的？孩子：抢来的。”——821。
[463]15世纪末开始的世界市场的革命指地理上的大发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由于发现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发现了西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商路发生了变化。意大利北部的贸易城市热那亚、威尼斯等失去了它们在过境贸易中的统治地位。相反，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和英国由于位于大西洋海岸而受益，开始在世界贸易中起重要作用。——823。
[464]指西部诺曼人即丹麦人和挪威人对爱尔兰、苏格兰和英格兰所采取的掠夺行为。9世纪初诺曼人开始侵袭英格兰，最初是掠夺，后来，在英格兰东北地区建立了移民区。——825。
[465]詹·斯图亚特所说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封建家臣，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2页。——825。
[466]“英国封建主义的危机导致贵族争夺王位和国家职位的争斗。这种争斗在两个英国封建家族争夺王位进行玫瑰战争（1455—1485年）中达到了顶点。一个是兰开斯特家族，族徽为红玫瑰，一个是约克家族，族徽为白玫瑰，前者代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南方大封建主、骑士阶层和市民阶层；后者得到北方大贵族的支持。这次战争在兰开斯特家族亨利六世时期开始，在约克家族理查三世被推翻时结束。它使古老的封建家族几乎完全灭绝，结果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亨利七世夺得王位建立了专制政体。——825。
[467]“穷人到处受苦难”（Pauperuhiquejacet）引自奥维狄乌斯《节令记》第1卷第218行。——829。
[468]显然是指1579年费·伊万诺维奇统治下（当时俄国的实际统治者是波·戈东诺夫）所颁布的关于侦缉逃亡农民的命令。根据这项命令，凡经受不住地主的残酷奴役和欺压而逃跑的农民，要通缉五年并强制遣送给原来的主人。该命令的目的在于继续扩大农奴制度，限制农民的相对自由。——831。
[469]“光荣革命”指英国1688年的政变。这次政变，驱逐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庸姆斯二世，宣布荷兰共和国的执政者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从1689年起在英国确立了以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妥协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这次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政变被资产阶级史学家称作“光荣革命”。——831。
[470]共和革命指1642—1646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结果是英国在1649年建立了共和国。——831。
[471]指1796年在伦敦出版的抨击性小册子《尊敬的埃德蒙·伯克就贝茁福舊公爵和罗德戴尔伯爵于本届议会常会开会时在上院对他本人和他的养老金问题进行的责难而给高贵勋爵的信》。——832。
[472]指马克思1863年在英国博物馆图书馆所作的八个单独的“补充笔记本”（Bejhefte）．它们以字母A、B、C、D、E、F、G、H标示，正文中的下面这些引文引自“补充笔记本B”。——833。
[473]李奇尼乌斯法是公元前367年在古罗马通过的一项法律，又称李奇尼乌斯土地法。该法对于把公有地转交个人使用的权利作了某种限制，并且规定撤销部分债务。该法反对大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的增长，反映出平民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有所加强。根据罗马的传统说法，该法是护民官李奇尼乌斯和塞克斯蒂乌斯制定的。——835。
[474]斯多亚派是公元前4世纪末产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学派：因其创始人芝诺通常在雅典集市的画廊讲学，又称画廊学派（画廊的希腊文是stoa）。
斯多亚派哲学分为逻辑学、物理学和伦理学，以伦理学为中心，逻辑学和物理学只是为伦理学提供基础。这个学派主要宣扬服从命运并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泛神论思想，其中既有唯物主义倾向，又有唯心主义思想。晚期斯多亚派宣扬安f命运，服从命运，认为人的一生注定是有罪的、痛苦的，只有忍耐和克制欲望，才能摆脱痛苦和罪恶，得到精神的安宁和幸福。晚期斯多亚派的伦理思想为基督教的兴起准备了思想条件。——836。
[475]指斯图亚特王朝的拥护者要求拥立所谓的“年轻的王位觊觎者”查理·爱德华为英国国王而于1745—1746年发动的起义。这次起义同时反映了苏格兰和英格兰的人民群众对他们遭受地主剥削以及驱逐小农的抗议。随着起义被英国正规军镇压，克兰制度在苏格兰高地开始迅速瓦解，农民被逐出土地的现象更加严重了。——838。
[476]塔克斯缅是指在克兰制度在苏格兰占统治地位时对直接从属于克兰首领——勒尔德（“大人”）的小头目的称呼。勒尔德把土地“塔克”这一全克兰的财产交给他们照管。他们对勒尔德交纳很少的贡税，以表示承认他的权力。而塔克斯缅又把这些土地分给自己的仆从。随着克兰制度的瓦解，勒尔德变成了地主，塔克斯缅实际上变成了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同时把过去交纳贡税改为交纳地租。关于克兰制度内部塔克斯缅的作用，见马克思《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第609—610页）。——838。
[477]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838。
[478]指马克思于1853年2月9日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文章（选举。——财政困难。——萨瑟兰公爵夫人和奴隶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607—615页）。——839。
[479]由于农业人口的状况不断恶化和受法国革命（1789—1795年）的影响，萨克森选帝侯国的农民于1790年8月举行起义。封建主们被驱逐或逃跑。8月中旬，农民成为大的农业地区的主人。由于缺少城市人口的支持和领导，1790年9月初这次起义被武力镇压。——841。
[480]即决法庭（PettySessions）是英国治安法院的期庭，这种法庭按简化的诉讼程序审理小案件。——845。
[481]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237页。——847。
[482]指英国自由党。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后19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上半叶在英国形成了两个政党：自由党和保守党。自由党由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新辉格党人、自由学派（见注449）和皮尔分子左翼托利党人组成。自由党成立后它在英国两党制中取代了辉格党人的位置。——850。
[483]英国在中世纪就已经有了禁止“秘密活动”法。该法禁止“一切秘密活动，即使其理由是合法的”。在禁止结社法（见注364）通过以前和废除以后，工人的组织和阶级斗争都根据禁止“秘密活动”法受到镇压。——850。
[484]指1793年6月至1794年6月法国雅各宾党专政的政府。它代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它的领导人为马·罗伯斯比尔和安·路·圣茹斯特。——851。
[485]拿破仑帝国时期制定的1810年刑法典（Codepenal）在第414—416条中规定禁止结社。1864年5月25日的一项法律取消了禁止罢工的规定。1884年3月21日的一项法律容许成立工会。——851。
[486]亚·安德森在其著作《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1764年伦敦第1版第1卷第22页中涉及15世纪经济的主要特征时，谈到“神的恩赐”。——855。
[487]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册第16章。——855。
[488]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64页）。——858。
[489]上帝向该隐询问亚伯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4章第9节。——859。
[490]指通往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以及两印度群岛和美洲大陆的发现。——860。
[491]尼德兰脱离西班牙是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1566—1609年）的结果。尼德兰的革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16世纪中叶，尼德兰城乡资本主义有了相当发展，但受到宗主国西班牙专制主义及其支柱天主教会的严重阻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1566年爆发了矛头直指天主教会的圣像破坏运动。1567年春运动遭镇压。1572年北方各省举行大起义，井推举奥伦治的威廉为北方各省执政。南方革命形势也日益高涨，1576年布鲁塞尔起义推翻了西班牙在尼德兰的统治机构。西南几省的贵族慑于革命不断深入，于1579年1月6日结成阿拉斯同盟，与西班牙当局妥协。同年1月23日，信奉新教的北方七省成立乌得勒支同盟，为建立联省共和国奠定了基础。1581年由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脱离西班牙而独立，正式成立资产阶级联省共和国。由于荷兰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最重要，亦称荷兰共和国。
1609年，西班牙被迫与荷兰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事实上承认了荷兰的独立。——861。
[492]清教徒是英国基督教（新教）中的一派——加尔文教派的信徒。英国宗教改革中所建立的英国国教会，不再从属罗马教皇，而以英国国王为教会的首领，但保留了天主教的主教制、重要教义和仪式。因此教会成为封建王权的重要工具。16世纪后半叶，随着激进的加尔文教在英国的传播，清教徒开始作为国教会内部的一个派别出现，他们在让，加尔文的前定论的指导下，反对天主教的教阶制和繁文缛节。要求以民主共和的原则建立教会组织，并允许经营致富，贷钱取利，因此更适合资产阶级的要求。——863。
[493]清教徒前辈移民（pi1grimfathen）指16世纪末17世纪初因在英格兰遭到迫害、镇压而移民北美的英格兰清教徒。从此开始了英国向北美洲的大举移民，这些移民为当时新英格兰各州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奠定了基石。——863。
[494]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30年耶拿版第1卷第371页。——864。
[495]看来马克思是套用德·狄德罗《拉摩的侄子》的如下一段话：“一位外来的神谦卑地把自己安置在祭坛上，在当地的偶像旁边；他的地位逐渐地巩固起来，有一天，他用胳膊肘推了他的同僚一下，于是砰的一声，那偶像就倒下来。”——864。
[496]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德·维特的箴言指（论荷兰共和国和弗里斯兰西部最重要的政治原则和箴言），该书1662年第一次在莱顿出版。当时人们以为它的作者是维特。现在已经查明，该书的作者是荷兰经济学家兼企业主彼得·冯·德·霍列（即彼得·德·利亚·库尔），其中只有两章是约·德·维特写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II笔记本第1438页b。——867。
[497]显然是指让·巴·柯尔培尔建立的一种为封建君主制度服务的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体系。为了使国家和封建统治者们获得高收入，柯尔培尔对不受封建剥削的工商业征收高额税，为了扩大这种税收，王室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来促进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从而在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熟过程。——867。
[498]金条委员会（Bullionkomitee）是英国下院于1810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研究银行券贬值、贵金属价格上涨的原因，揭示流通手段和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汇兑率的状况。——869。
[499]皇家法院是英国的高等法院之一，1873年改革后成为最高法院的分院。在此之前，它一直是最高刑事法院和所有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有权重新审理下级司法机构的判决。——869。
[500]阿西恩托条约是英国和西班牙在争夺继承王位的西班牙战争（1701—1714年）中于1713年3月26日签订的。按照这一条约，英国人有权在属于西班牙的美洲省份中从事奴隶贸易。该条约在1713年7月13日签订的乌得勒支和谈协议第12款中得到了确认。——870。
[501]“需要经受这种苦难”（Tantaemoliserat）引自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1卷第33行。——871。
[502]“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见康·贝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1842年巴黎版第435页。——873。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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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注：［125］见本卷第182—205、216—227页。——编者注〕〔注：（21）“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卡泽诺夫出版，第11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20页）〕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10000镑的资本，其中4/5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1/5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240000磅，价值为12000镑。如果剩余价值率为100％，剩余价值就包含在40000磅棉纱的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1/6，价值2000镑。这2000镑价值将由出售而实现。2000镑的价值额就是2000镑的价值额。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2000镑货币转化为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4/5去购买棉花等物，1/5去购买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2000镑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400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转化为货币，那么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这二者都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商品，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市场，正像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也就是说，已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总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使它们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用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的一切物品（使用价值）。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但这种剩余产品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也许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注：（21a）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变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也可以反过来。为了对我们的研究对象在其纯粹的状态下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已经就业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以不断扩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407]，变成螺旋形了。①〔注：（21b）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①转变为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活动的物质条件。〕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408]等等的老故事。10000镑原有资本带来2000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2000镑资本又带来400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转化为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80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10000镑而形成的。它的占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是通过他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注：（21c）“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l卷第109页）〕〔注：［127］见本卷第682页。——编者注〕，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像真的是惟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
2000镑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无酬的他人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从工人阶级那里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么他们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么，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注：（22）“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创造了资本。”（爱·吉·韦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2卷第110页）〕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注：①见本卷第181页。——编者注〕
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10000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预先积累，400镑就是这2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资本家积累的越多，他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实际价值进行的；那么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活动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他人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他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占有他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他人无酬劳动或它的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注：（23）资本家对他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惟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8页，但是这种辩证的转变，在那里并没有得到正确的阐明）。〕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一点。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其次，新产品的价值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一个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了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么，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这一规律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尽管这样，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的结果：
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
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货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转化为资本。因此，规律并没有遭到违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
“好多次连续发生的交换行为，不过使最后一次成为最初一次的代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0页）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足以使这种最初的活动具有一种同把它当作孤立过程来考察时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间，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得新的分配权；另一部分人〈资本家〉则通过最初劳动已经预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权。”（同上，第110、111页）
大家知道，劳动领域并不是长子继承权创造奇迹的惟一领域。
如果简单再生产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为积累所代替，事情也还是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只消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以此表现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资本家把剩余价值预付在生产上，完全像他最初进入市场的那一天一样，是从他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至于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这一事实，和问题绝对无关。如果工人B是用工人A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雇用的，那么，第一，A提供这种剩余价值时，资本家对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价格，分文也没有少给；第二，这一交易同工人B毫无关系。B所要求的而且有权要求的，是资本家把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付给他。
“双方都有利，因为对工人来说，他在劳动前〈应当说：在他自己的劳动带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他的劳动〈应当说：别的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果实；对雇主来说，这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应当说：他生产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35页）
诚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从它的更新的不间断进行中加以考察，而且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么，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它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商品生产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因为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寻找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这同一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性，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注：（24）蒲鲁东提出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相对立，想以此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对他的这种机智不能不感到惊讶！］〕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他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经济学一般都把资本说成是“用来重新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注：（25）“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2页］）“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16页）〕（转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或把资本家说成是“剩余产品的占有者”〔注：（26）“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查·温·迪尔克］《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给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第4页］）〕只不过这同一种看法还有另一种表达方式，即全部现存的资本都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注：［128］见本卷第653—667页。——编者注〕〔注：（27）“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把一切东西都攫取走了，以致世界上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51年7月19日）〕
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在进一步探讨积累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某些规定以前，我们必须清除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含糊观点。
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对他不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样，他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起生产劳动的作用。资本家没有通过购买这种商品和劳动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相反地，把它作为收入消费掉或花费掉了。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地指出的，是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409]，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宣布资本积累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能积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注：（28）“现今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做法的狭隘和无效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8、39页）〕，以为积累财富会使财富现有的实物形式免遭破坏，也就是不被消费掉，或者说，使财富避免进入流通。其实，把货币贮藏起来不投入流通，同把货币作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注：（28a）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过透彻的研究。那个开始以积累商品的方式来进行货币贮藏的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笔下已经是一个老糊涂虫了。〕大量商品的积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注：（29）“资本积累……交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第104页）〕诚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把下面这两种现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费基金中积累的供慢慢消费的财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后一现象，我们在分析流通过程时还要略微谈到。
因此，古典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但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斯密使人们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积累仅仅看成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者说，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仅仅看成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例如，我们听听李嘉图的说法：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的。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注：（30）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163页注。〕
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斯密一再重复地说：“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其实，剩余价值和原预付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被资本家消费了。它通过自己的职能——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亚·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错误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谬结论：虽然每一单个资本分成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但社会资本只分解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只用来支付工资。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2000镑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而把毛纱和织毛机卖给他的人，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劳动，依此类推，直到2000镑完全用于支付工资，或者这2000镑所代表的全部产品都由生产工人消费掉。我们看到，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此类推”这几个字。事实上，亚当·斯密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注：（31）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一书[410]，但从未发现他前辈这种错误的分析，这种错误分析即使以资产阶级的眼光，从纯粹专业的观点来看，也亟须加以纠正。他到处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记下他的老师们的混乱思想。在这里也是这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补偿时，会再变为工资”。〕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而困难就在这里开始。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人们的视线，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本书第二册第三篇[411]中，我将对实际的联系进行分析。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412]中，首次试图画出一幅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图画。〔注：（32）亚·斯密在叙述再生产过程从而积累时，与他的前辈特别是重农学派相比，在很多方面不仅没有进步，而且还有决定性的退步。同本文中所提到的他的错觉有关的，是同样由他遗留给政治经济学的极其荒谬的教条：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利息）和地租构成，也就是仅仅由工资和剩余价值构成。从这个基础出发，至少有施托尔希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141页注）。宣称商品价格不可能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这是多么妙的经济科学！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二册第三篇和第三册第七篇更详细地谈到。〕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
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在前一章里，我们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看作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基金〔注：①见本卷第653—661页。——编者注〕，在这一章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把它只是看作积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注：（33）读者会注意到，收入［Revenue］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部分。我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用语相一致。〕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剩余价值已定时，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而谁进行这种分割呢？是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品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因为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像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413]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才受到尊敬。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那个通过他才有了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像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被记在资本家的借方来同资本相对立一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注：［129］“亚当”在这里也有欲望、情欲的意思。——编者注〕〔注：（34）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翻新但仍属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出色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金钱而崇拜他们……凡是榨取、抢劫和盗窃别人食物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这要看他的力量的大小）。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么，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小偷带上镣拷，大盗却腰缠万贯，身著丝绸……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悲伤和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披上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并加以赞颂……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像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付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具有“人的同情感”[414]，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他的职能的罪恶，是对积累的“节制”，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对自己的享受冲动的“禁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415]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是像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程度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像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1795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他们发财致富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那些父母为此不得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像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像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像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而扩大了经营。在1690年以前，在工业中能赚到3000—4000镑资本的人可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但在18世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叶。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18世纪最后30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注：（35）艾金医生《曼彻斯特市外30—40英里范围内的郊区》1795年伦敦版第181页及以下几页。〕。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416]“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注：（36）亚·斯密《国富论》第2卷第3章。〕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使命。它从未低估过财富分娩带来的痛苦〔注：（37）甚至让·巴·萨伊也说：“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417]“罗马的无产者几乎完全靠社会过活……几乎可以说，现代社会是靠无产者过活，靠夺取无产者的那一部分劳动报酬过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4页）〕，而对历史必然性伤心流泪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为了使资本家的内心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尔萨斯在本世纪20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注：（38）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325、326页。〕。那些早就变得享乐成性和沉湎于交际的资本家先生们不由得大叫起来。他们的代言人之一，一个李嘉图派叫道：马尔萨斯先生鼓吹高额地租、高额税收等等，难道是为了让非生产消费者来不断地刺激工业家！诚然，口号所标榜的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但是，
“这个过程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而且让一部分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只是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尽管从后者的性格来说，如果强迫他们去做，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注：（39）《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67页。〕
尽管他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这种办法来刺激工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拿走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消费〈工人的消费〉减少会产生过剩现象〈市场商品充斥，生产过剩〉，那我只能回答说：过剩现象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注：（40）《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59页。〕
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这种学究气的争论，遇到七月革命[418]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响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燃起了熊熊烈火。[419]海峡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在纳索·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注：［130］见本卷第258—259页。——编者注〕〔注：（41）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阿里瓦本译，1836年巴黎版第309页。在旧古典学派的追随者看来，这也未免太过分了。“西尼耳先生用劳动和节欲这两个词来代替劳动和资本这两个词……节欲是一个单纯的否定。利润的来源不是节欲，而是用于生产的资本的使用。”（约翰·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130页）相反地，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方面抄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另一方面又接受西尼耳的“节欲报酬论”。他对于黑格尔的“矛盾”，一切辩证法的源泉，虽然十分生疏，但对各种平庸的矛盾却很内行。〕〔注：第2版补注：庸俗经济学家从来也没有作过下述简单的思考：人的一切行动都可以看作他的相反行动的“节欲”。吃饭是绝食的节欲，行走是站立的节欲，劳动是闲逸的节欲，闲逸是劳动的节欲等等。这些先生们应当想一想斯宾诺莎的话：规定即否定。[420]〕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训说：“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就向我们说明，在早期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资料如何和为何没有资本家的“节欲”也被制造出来了。“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注：（42）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第342、343页。〕，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别人劳动及其产品为业的人实行节欲。从此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为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段时期用以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注：（43）“如果不打算获得追加价值，谁……也不会例如播种自己的小麦并让它在地里种上一年，或把自己的葡萄酒藏在窖里好多年，而会立即把这些东西或它们的等价物消费掉。”（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原理》，阿·波特尔编：1841年纽约版第133页[421]）〕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注：（44）“资本家如果不把自己的工具的价值转化为消费品或奢侈品供自己使用，而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就是节制。”（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第36页）用“贷给”这种委婉的说法，是为了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有效手法，把受工业资本家剥削的雇用工人与那些向借贷资本家借款的工业资本家本身混为一谈。〕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够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无非全靠这个在毗湿奴神前的现代赎罪者资本家的自我修行[227]。不仅是积累，就是单纯的“保存资本也要求不断地努力克服把资本吃光用尽的诱惑”〔注：（45）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册》第20页。〕。所以很明显，单是人道就要求把资本家从殉道和诱惑中解救出来，其办法同不久前乔治亚州的奴隶主所采取的一样，后者通过废除奴隶制[422]而摆脱了这样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产品消耗在香槟酒上，还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转化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极不相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注：（46）“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是截然不同的……在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当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一个积累源泉就相当重要了。”（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6、20、21页）］〕几年前去世的、继马尔萨斯之后在黑利伯里东印度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理查·琼斯，曾用两大事实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因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产品、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来不具有“从别人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从而要经过一个预先的积累过程的基金的形式”〔注：（47）同上，第36页及以下几页。〔第4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处。——弗·恩·[49]〕〕。另一方面，在旧制度被英国统治破坏最小的省份，非农业工人由豪门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农产品以贡品或地租形式流到这些豪门手中。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为豪门所消费，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们转化为奢侈品及其他消费品，而剩下的一部分则形成自己占有劳动工具的工人的工资。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注：［131］指唐·吉诃德。——编者注〕“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80％资本化，20％被消费掉，那么，积累的资本是2400镑还是1200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是3000镑还是1500镑。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影响着积累的量。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总括的说明，但是只限于它们在积累方面会提供新观点的范围。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注：［132］见本卷第352—354页。——编者注〕。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注：（48）“李嘉图说：‘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资本或使用〈即剥削〉劳动的手段的积累有快有慢，但无论怎样都必然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有大量肥沃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高。’假如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么这段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4页）〕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
“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参加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注：［133］指约·肯宁安。——编者注〕〔注：（49）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第90、91页。〕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经常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18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注：（50）《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3、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占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谢讷）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423]〕例如，他天真地说：
“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注：（51）《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46页。〕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天悲鸣：
“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注：（52）北安普敦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低度酒。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这种状况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注：（53）《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70、71页。第3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迈进了一大步。议员斯特普尔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么欧洲的工人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1873年9月9日《泰晤士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
20年后，一位名列贵族的美国骗子本杰明·汤普森（又称拉姆福德伯爵）遵循着同一博爱主义的路线，使上帝和人都大为满意。他的《论文集》可以说是一本菜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请看这位令人惊异的“哲学家”的一张特别成功的菜单：
“大麦5磅，玉米5磅，青鱼3便士，盐1便士，醋1便士，胡椒和白菜2便士，总计203/4便士，可以做成供64个人喝的汤，如果粮食的价格中常，汤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1/4便士。”〔注：（54）本杰明·汤普森《政治、经济、哲学论文集》（三卷集）1796—1802年伦敦版第1卷第294页。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的《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一书中，竭力向贫民习艺所的主管人推荐拉姆福德的乞丐汤，并且以责备的口吻提醒英格兰的工人说：“在苏格兰，有许多家庭一连几个月都只吃加盐和水的燕麦面和大麦面，而不吃小麦、黑麦和肉，尽管如此，他们还是生活得很舒适”（同上，第1卷第2篇第2章第503页）。在19世纪也有过类似的“提示”。例如：“英格兰的农业工人不愿吃搀有杂粮的混合面粉。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见。”（医学博士查理·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68、69页）可是这位帕里也哀叹，现在（1815年）英格兰工人的境况比伊登时代（1797年）差多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掺假使汤普逊的理想也成为多余的了。〔注：（55）从最近的议会调查委员会关于生活资料搀假的报告可以看到，在英国，甚至药物的搀假也不是例外的现象，而成为一种通例。例如，把从伦敦34家药房买来的34个鸦片样品进行化验，发现其中31种搀有罂粟头、面粉、树胶、粘土和沙等物，而且许多样品连一个吗啡原子也没有。〕
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足的部分。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的道勃雷们在“合法地”来规定工资率时的丑态：
“1795年，当地主们在规定斯皮纳姆兰德地方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已用过午餐，但是他们显然认为工人是无须用午餐的……他们决定：当一个8磅11盎斯重的面包卖1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应为3先令，在这种面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1先令5便士之前，工资可以适当增加。一旦超过了这一价格，工资则应按比例地减少，直到这种面包的价格达到2先令为止，这时每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1/5/。”〔注：（56）乔·路·纽纳姆（律师）《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1815年伦敦版第20页注。〕
1814年，有一位大租地农场主，治安法官，济贫院主管，工资调整人阿·贝内特在上院调查委员会上被质问：
“一天劳动的价值和教区给工人的救济金之间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说：“有的，每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过名义工资，补足到每人一加仑面包（8磅11盎斯）和每人3便士……我们认为一个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仑面包就足以维持生活了；3便士则用来买衣服；如果教区愿意发给衣服，这3便士就可以不发了。这种办法不仅在威尔特郡西部一带普遍采用，我想全国也在普遍采用。”〔注：（57）《评向议会两院委员会所作的关于谷物法的证词》第19、20页。〕
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家喊道：
“这样，租地农场主们在若干年内就把自己同胞中的这个可敬的阶级贬低了，竟然迫使他们以贫民习艺所作为栖身之所……租地农场主甚至阻碍工人最必要的消费基金的积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注：（58）查·亨·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第77、69页。地主老爷们不仅“补偿了”他们以英国的名义所进行的反雅各宾战争[403]中的损失，而且还大发横财。“在18年中，他们的地租增加了1倍、2倍、3倍，个别的甚至增加了5倍。”（同上，第100、101页）〕
目前，直接掠夺工人必要的消费基金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对于资本的积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庭劳动（参看第十三章第八节d〔注：［134］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的例子说明了。在本篇中我们还要举出更多的事实。
虽然在一切产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足够供由设备规模决定的一定数量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总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厂有100个工人，每人劳动8小时，共800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50个工人，但这样一来，他不仅要在工资上预付新的资本，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预付新的资本。不过他也可以使原有的100个工人不是劳动8小时而是劳动12小时，这样，现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损耗得快一些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能够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资料组成，它们能很容易地容纳增加了的劳动量（如工人日夜换班）。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像在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携手并进的。由于劳动力具有弹性，即使不预先增加不变资本，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
在农业中，不预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扩大耕地。但是，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么，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数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量，不必预付新的劳动资料，也可以提高肥力。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新资本的介入，也会成为扩大积累的直接源泉。
最后，在本来意义的工业中，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劳动资料的消耗。因为采掘工业和农业给加工工业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劳动资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业和农业无需追加资本而生产的追加产品，对于加工工业也是有利的。
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一定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品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注：［135］见本卷第594—598页。——编者注〕。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值会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资本价值会表现为更多的生产资料，即表现为更多的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吮吸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发生反作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劳动资料如机器等等构成的，这些劳动资料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被消费掉，因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说，达到了它的生产职能的终点。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的阶段。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了，而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那么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就会被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开现有的劳动资料在细节上的不断改进不说，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一年当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其中由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正像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么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产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弗·恩格斯告诉我们：“在1782年，〈英国〉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注：（5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0页。[424]〕在机器形式中对象化的劳动自然没有直接创造出任何一个人，但是它使较少的工人人数通过追加相对少的活劳动，就能不仅把羊毛生产地消费掉，对羊毛加进新的价值，而且还以毛纱等等的形式保存羊毛的旧价值。同时，它又提供了羊毛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和刺激。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劳动的自然恩惠。因此，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的增长，从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之永久化。〔注：（60）古典经济学由于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不完全的分析，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再生产的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在李嘉图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他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在他们的劳动的外延量和内涵量己定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妨碍下面的事实，即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一百万人会把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料量转化为产品，因而会把极不相同的价值量保存在他们的产品中，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价值。而李嘉图在作某些结论时把这一情况忽视了。顺便提一下，李嘉图妄图用上述例子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在这里他把它叫作wealth，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萨伊回答说：“李嘉图先生说，应用较好的方法，一百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作（也必须看作）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68、169页）萨伊想要说明的“难题”（这种“难题”对他来说是存在的，对李嘉图来说并不存在）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的量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时，使用价值的价值不会增加？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作交换价值，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用价值越多，人们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换句话说，一个工作日给织袜厂主生产的使用价值例如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随着袜子“量的增加”，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耗费的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么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萨伊解释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人用从前换一双袜子的同一等价物，现在可以换两双。他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想反驳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扬扬得意地对马尔萨斯说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赫特福讲授这种学说，就像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110页）〕劳动的这种自然能力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像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行增殖一样。劳动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正像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换句话说，劳动资料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械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这些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里，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或者说，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而它们本身却是逐渐损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越是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也就是说，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么，它们就越是像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A、B、C等人的劳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X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等）。〔注：［136］见本卷第443—445页。——编者注〕〔注：（61）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注：②见本卷第264页。——编者注〕〉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就像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份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来考虑。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越是开动得有力。
5．所谓劳动基金
我们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已经知道，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有弹性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注：［137］见本卷第682—685页。——编者注〕。其次我们知道，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弹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注：［138］见本卷第698—699页。——编者注〕。在这里，我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切会使同量资本发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条件完全撇开不说。因为我们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前提，因而以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撇开不说。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过这种偏见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边沁手里，即在19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手里，才确立为教条。〔注：（62）参看耶·边沁《惩罚和奖赏的理论》，埃·杜蒙编，1826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册第2章。〕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像马丁·塔珀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注：（63）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里斯蒂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沾沾自喜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18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平庸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人。凡是对这种古怪的标准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珀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425]，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按照他的教条，生产过程的最普通的现象，如生产过程的突然扩张和收缩，甚至积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注：（64）“政治经济学家们过于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一种划一力量的和以某种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惟一要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加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长，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长，或者换句话说，任何生产的增长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变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一个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社会财富中要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要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不是已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不是已定的，已定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弹性的最低界限。这一教条所依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注：（65）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像约·斯·穆勒这类人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明。他说：
“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注：［139①］见本卷第232—244页。——编者注〕〔注：（66）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139①］。亚·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册第二篇还要更详细地谈到。〕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注：（67）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120页。〕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
“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注：（68）同上，第122、123页。〕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140］〔注：（69）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
[49]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37、690。
[227]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的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323、689、743。
[403]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407]西·德·西斯蒙第关于简单再生产的循环变成螺旋形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版第1卷第119页。——671。
[408]关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的后代最终产生了整个犹太民族的情况，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1章。——671。
[409]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03节补充第259页（《黑格尔全集》第8卷）。——679。
[410]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1843年伦敦版。——681。
[411]见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2卷第2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编，1885年汉堡版第341—489页。——681。
[412]弗·魁奈在他的著作〈经济表）1758年凡尔赛版中第一次试图用图表说明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利用了欧仁·德尔1846年在巴黎出版的（主要的经济学家文集）第2卷（重农学派）中魁奈的著作。马克思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22页及以下几页，以及1863年7月6日和1877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对经济表作了论述。——682。
[413]“没有任何日期”，是西里西亚大地主利希诺夫斯基于1848年7月25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发言反对波兰独立存在的历史权利时一再说的—句话。每当他说这句话时，都违反了德语语法规则用了两个否定词，把“KeinenDatumhat”说成“KeinenDatumnichthat”，因此，他的发言引起哄卷大笑。关于利希诺夫斯基的发育，详见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8月7日—9月6日写的《法兰克福关于波兰问题的辩论》中的第7节。——683。
[414]“人的同情感”引自席勒的叙事诗《人质》。——685。
[415]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2场《城门之前》中的诗句。——685。
[416]据基督教传说，《旧约全书》是摩西和其他先知们写成的。“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这句话的意思是：这是主要的东西！这是第一诫！——686、883。
[417]让·巴·萨伊“富人是靠牺牲穷人进行储蓄的”这句话引自让·吉·塞·亚·伊·科兰《政治经济学》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41页。——687。
[418]七月革命指1830年7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1814年拿破仑第一帝国垮台后，代表大土地贵族利益的波旁王朝复辟，它竭力恢复封建专制统治，压制资本主义发展，限制言论出版自由，加剧了资产阶级同贵族地主的矛盾，激起了人民的反抗。1830年7月27—29日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金融资产阶级攫取了革命果实，建立了以奥尔良公爵赂易-菲力浦为首的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688。
[419]指1831年里昂丝织工人的起义和英国农业工人的多次起义。——688。
[420]规定即否定（dererminaiioestnegatio）是巴·斯宾诺莎的一个命题，他在1674年6月2日给某人的信中用这一命题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马克思此处是按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来援引的。见《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180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117页（《黑格尔全集》第3卷）；《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1833年柏林版第294页（《黑格尔全集》第13卷）。——688。
[421]这段引文引自阿·波特尔《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1841年纽约版。从导言中可以看出，该书的很大一部分基本上是根据1833年在英国出版的乔·斯克罗普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前十章加工修改而成的。——689。
[422]1862年9月22日，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阿，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它于1863年7月1日起生效。1865年1月的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废除了奴隶制。——690。
[423]由于经济危机，比利时沙勒罗瓦地区的工厂主在1867年初把冶金工人以及附属矿井的矿工的工资降低了10%。工资降低的那一天，面包和面粉的价格再次提高。该地区冶金业的工人从1867年2月1—3日进行罢工并要求恢复他们原有的工资。2月2—8日，许多矿工加入了罢工，他们要求降低面粉价格。罢工者在2月2日占领了马谢讷的碾磨厂。市长下令向罢工者开枪，许多人受伤，其中三名工人受了致命伤。——693。
[424]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导言部分。——700。
[425]“没有一天不动笔”（nulladiessinelinea），这句话据说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所说的，他照例每天不拘多少总要画一点。——704。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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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在构成上或多或少是不同的。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变为劳动力的组成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么，对劳动的需要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致富欲的特殊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要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要，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15世纪和18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注：（70）“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在群众受压迫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无产者越多，这个国家就越富。”（科兰《政治经济学。革命及所谓社会主义乌托邦的起源》1857年巴黎版第3卷第331页）“无产者”在经济学上只能理解为生产和增殖“资本”的雇佣工人，只要他对“资本先生”（贝魁尔对这种人的称呼）的价值增殖的需要成为多余时，就被抛向街头。“原始森林中的病弱的无产者”是罗雪尔的奇妙的幻想。原始森林人是原始森林的所有主，他像猩猩一样毫不客气地把原始森林看作自己的财产。可见，他不是无产者。只有在原始森林剥削他，而不是他剥削原始森林时，他才是无产者。至于他的健康状况，那么，不仅完全可以同现代无产者的健康状况相比，而且也可以同患梅毒的和患瘰疬病的"上流人士”的健康状况相比。不过，威廉·罗雪尔先生所说的原始森林，大概是指他的家乡吕讷堡的灌木林吧。〕〔注：①见本卷第691—701页。——编者注〕
古典经济学十分懂得这个原理，以致像前面已经说过的，亚·斯密、李嘉图等人甚至错误地把积累同剩余产品中整个资本化的部分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转化成追加的雇佣工人混为一谈〔注：②见本卷第680—699页。——编者注〕。还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
“假设某人有10万英亩土地，有10万镑货币和10万头牲畜，而没有一个工人，那么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变富，那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注：（71）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页。〕
同样，贝尔纳德·曼德维尔在18世纪初也曾说过：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但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惟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注：（72）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附注第212、213、328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曼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制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弗·莫·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他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注：（73）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决不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是工人自身安乐所必需的”。〔注：（74）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第1卷第1篇第1章第1，2页和序言第XX页。〕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莫·伊登爵士在18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注：（75）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18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彩。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被他据为已有的。——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9]的牧师，但他曾立过修道士终身不婚的誓言。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剑桥大学的研究员资格的条件之一。“已婚者不得成为本委员会会员。谁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172页）这种情况使马尔萨斯区别于其他新教牧师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其他新教牧师抛弃了天主教关于教士终身不婚的圣诫，并且力言“要生养众多”[429]是他们特有的圣经上规定的使命，以致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上拙劣地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唐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这个微妙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新教神学或不如说新教教会的老爷们所垄断。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例如：布鲁克纳，他1767年在莱顿出版的《动物界论》一书详尽无遗地论述了整个现代人口理论，而该书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学生老米拉波对这一题目的一次短暂争论所提供的[430]，后来是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像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像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苏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像配第、巴尔本、曼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甚至在18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曾为他自己研究钱财而进行过辩解。后来，正是随着“人口原理”的出现，新教牧师的时钟响了。把人口看作财富的基础，并且和亚当·斯密一样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拙劣的插手，他说道：“教士最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因此，配第劝告新教的牧师们：如果你们不愿再追随使徒保罗，不愿终身不婚来“禁欲”，“至少不要生出多于现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2000份牧师俸禄的时候，要是生出24000个牧师，那是不明智的，因为12000个无以为生的人总要设法自谋生计。为此他们走向民间，向人们游说：那12000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这些灵魂饿死，把他们引入歧途而无法升入天国。除了这样做而外，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容易谋生的方法吗？”（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57页）亚当·斯密对当时新教牧师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在《给法学博士亚当·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这一著作中，诺里奇的高教会派主教霍恩博士责难亚·斯密，因为斯密在一封致斯特拉恩先生的公开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卫〈即休谟〉不朽”，因为斯密向公众讲述，“休谟在他临终的床上以读琉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娱”，甚至胆敢写道：“无论在休谟生前或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类天性的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这位主教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向我们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作宗教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同上，第8页）“但是，热爱真理的朋友们，不要气馁，无神论是长久不了的。”（第17页）亚当·斯密“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全国宣扬无神论〈就是通过他的《道德情操论》〉……博士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诡计！您想得倒好，但是这一次却失算了。您想用大卫·休谟先生的例子来使我们相信，无神论对于意志沮丧的人来说是惟一的兴奋剂，是对付死亡恐怖的惟一的解毒剂……您去笑那废墟中的巴比伦吧！去祝贺那无情的恶魔法老吧！”（同上，第20、21、22页）在亚·斯密的学生中，一个正统派在亚·斯密死后写道：“斯密对休谟的友谊妨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他相信休谟的每一句话。即使休谟对他说，月亮是一块绿色的干酪，他也会相信。所以，休谟说没有上帝，没有奇迹，他也同样相信……斯密在政治原则上接近于共和主义。”（詹姆斯·安德森《蜜蜂》1791—1793年爱丁堡版，共18卷，第3卷第166、165页）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捏造出“非生产工人”这个范畴纯粹是出于恶意，是专门用来影射新教牧师的，虽然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431]〕
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部分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427]多一些，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注：（76）第2版注：“但是，不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他们就业的界限是一致的，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利润。如果工资率过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到平均利润以下，那么，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才会继续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注：［141］见本卷第617—622页。——编者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撇开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不说，——亚当·斯密也早就指出过[432]，在这种冲突中，一般说来雇主始终是雇主，——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
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亚·斯密说过，
“即使利润下降，资本还是能增长，甚至增长得比以前还要快……利润小的大资本，一般也比利润大的小资本增长得快”（《国富论》第1卷第189页）。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减缓引起资本的过剩，相反地，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加速引起资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或者不如说使劳动力价格过高。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像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同样，在工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而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降低。所谓通货学派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多；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少。他们的无知和对事实的完全误解〔注：（77）参看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65页及以下几页[433]。〕，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经济学家把积累的上述现象说成是：在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多。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决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么，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这样一点，即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像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注：（77a）“如果回头来看看我们在最初研究时曾经指出的……资本本身不过是人的劳动的产物……那么似乎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人怎么会落入他自己的产物——资本——的统治下，并且从属于这个产物；然而，因为实际上情况确实如此，所以不禁要问：工人作为资本的创造者，怎么会由资本的主人变为资本的奴隶呢？”（冯·杜能《孤立国家》1863年罗斯托克版第2卷第2部分第5、6页）杜能的功绩在于提出了问题。他的回答却十分幼稚。〕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按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见解，引起工资提高的，既不是社会财富的现有量，也不是已经取得的资本量，而仅仅是积累的不断增长和它的增长速度（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8章）。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亚·斯密说：
“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也促使劳动生产能力提高，使较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434]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单独地进行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么，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进入劳动过程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量增大了。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矿物质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以建筑物、炼铁炉、运输工具等等形式积聚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这样。但是，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
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例如，有一笔资本，按百分比计算，起初50％投在生产资料上，50％投在劳动力上。后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80％投在生产资料上，20％投在劳动力上，等等。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像前面已经说明的〔注：［142］见本卷第770—702页。——编者注〉〕），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例如，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7/8，可变资本占1/8，而在18世纪初不变资本占1/2，可变资本占1/2，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18世纪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地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变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随着后一个差额的增长，前一个差额也增长，但是增长的程度较小。
然而，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价值起初分为50％的不变资本和50％的可变资本，后来分为80％的不变资本和20％的可变资本。如果原有资本在此期间从例如6000镑增加到18000镑，那么，它的可变组成部分也要增加1/5。这个可变部分原来是3000镑，现在是3600镑。但是，要使劳动的需求提高20％，以前只需资本增加20％就够了，现在则要求原有资本增加为三倍。
在第四篇中已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转化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注：［143］见本卷第374—389页。——编者注〕。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单独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行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基础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注：［144］见本卷第356—358页。——编者注〕。这种积累可以叫作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但是，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资本加速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一种扩大的生产规模以及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每一单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以及与之相联的生产资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而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同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交错在一起。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转化为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膨胀成很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和积聚——它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特别不同的地方。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增长成巨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注：（77b）〔第4版注：英美两国最新的“托拉斯”已经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它们力图至少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全部大企业联合成一个握有实际垄断权的大股份公司。——弗·恩·〕〕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吞并这条强制的途径来实现，——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今天已经默默地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见第22章第1节），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在这种形态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而实现的。〔注：（77c）〔第3版注：在马克思的自用本上，此处有如下的边注：“为了以后备考，这里应当指出：如果扩大只是量上的扩大，那么同一生产部门中，较大和较小资本的利润都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如果量的扩大引起了质的变化，那么，较大资本的利润率就会同时提高”。——弗·恩·〕〕〔注：［145］见本卷第718—719页。——编者注〉〕
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因此，随着积累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假定原来是1∶1，后来会变成2∶1、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变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递减为1/3、1/4、1/5、1/6、1/8等等，转变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2/3、3/4、4/5、5/6、7/8等等。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积累作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而发生作用的那种间歇时间缩短了。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一个源泉，也就是成为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一个源泉。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像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时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在某些部门，由于单纯的积聚〔注：［146］第3版和经恩格斯审校的英文版中是：集中。——编者注〕，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而资本的绝对量没有增长；在有些部门，资本的绝对增长同它的可变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门，资本时而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并按照它增长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劳动力，时而发生有机的变化，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缩小；在一切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而不管这种产生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注：（78）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表明：∕∕全体从事农业的人员（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园丁、牧人等等都包括在内）1851年为2011447人，1861年为1924110人，减少87337人。毛织厂——1851年为102714人，1861年为79242人；丝织厂——1851年为111940人，1861年为101678人；印染工人——1851年为12098人，1861年为12556人，虽然生产大为扩大，但人数增加很少，这就意味着就业工人人数相对地大为减少。制帽工人——1851年为15957人，1861年为13814人；草帽及便帽工人——1851年为20393人，1861年为18176人；麦芽工人——1851年为10566人，1861年为10677人；蜡烛工人——1851年为4949人，1861年为4686人，人数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煤气灯的增多。制梳工人——1851年为2038人，1861年为1478人；锯木工人——1851年为30552人，1861年为31647人，由于锯木机的推广，人数增加很少；制钉工人——1851年为26940人，1861年为26130人，人数减少是由于机器的竞争；锡矿和铜矿工人——1851年为31360人，1861年为32041人。相反，棉纺织业——1851年为371777人，1861年为456646人；煤矿——1851年为183389人，1861年为246613人。“一般说来，1851年以来，工人人数的增加在那些直到现在还没有成功地采用机器的部门最为显著。”（《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36页）〕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也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也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注：（79）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个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曾经被古典学派某些优秀的经济学家感觉到，但是没有被他们所理解。在这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然他同所有其他的人一样，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他说：“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在任何情况下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么由此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并不符合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匹凡尔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流动资本的份额则是百分之一或干分之一……如果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也不会使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16、17页）“使国家的纯收入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注：①见本卷第497页。——编者注〕随着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需求会相对地减少”（同上，第480页注）。“用来维持劳动的资本额可以不依赖于资本总额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资本本身越来越雄厚，就业规模的大波动以及大贫困变得越来越频繁。”（理查·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1833年伦敦版第52页）“〈对劳动的〉需求的提高……并不是同总资本的积累成比例的……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工人状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90、91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膨胀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弹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有弹性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需要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常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使过剩人口得到新的补充，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这些限制只有通过以后将要谈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的这种单纯的征状，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么，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的赫·梅里韦尔说：
“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劳动就会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需求活跃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注：（80）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1842年伦敦版第1卷第146页。〕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他说：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16年或18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一个国家的劳动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是经常有的。”〔注：（81）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15、319、320页。在这本书中，马尔萨斯依靠西斯蒙第终于发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的三位一体：生产过剩，人口过剩，消费过剩，实在是三个极美妙的怪物！参看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第107页及以下几页。[435]〕
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个老处女的姿态，通过她的“最理想的人”即资本家的嘴，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追加资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
“我们工厂主增大你们必须借以生存的资本，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相适应”。〔注：（82）哈丽雅特·马蒂诺《曼彻斯特的罢工》1832年版第101页。〕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
然而，可变资本在它所指挥的工人人数不变或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也会增长。如果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因而他的工资增加，——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劳动量的增加慢，——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长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长，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它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积累的原因，又是积累的结果——使资本家能够通过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注：［147］见本卷第460—480页。——编者注〕。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注：［148］见本卷第453—463页。——编者注〕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那么，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注：（83）甚至在1863年棉荒时期，我们在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也看到对过度劳动的强烈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12—13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做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么，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注：①指约·肯宁安。——编者注〕，以其惯有的可靠的资产者本能，来理解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的影响。“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游惰，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论手工业和商业》第27、28页）这是说，这些人要求提高工资。〕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个因素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要，可以拿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英国“节约”劳动的技术手段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在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中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么，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
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对于这个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劳动的供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资本的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起来相对不足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渐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比较又相对过剩，或者像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使积累重新加快，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这样一来，就又出现劳动的供给小于劳动的需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这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
1849年至1859年间，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时，英国农业地区出现了实际考察起来只是名义上的工资提高。例如，周工资在威尔特郡由7先令提高到8先令，在多塞特郡由7先令或8先令提高到9先令，等等。这是农业过剩人口异乎寻常外流的结果，而这种外流是由战争[436]造成的需求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展引起的。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20先令，提高到22先令，就是提高10％；但如果周工资只有7先令，提高到9先令，那就是提高2847％，这听起来就相当可观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注：（84）1860年1月1日《经济学家》。〕。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像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增加，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到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的程度。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
经济学的上述虚构，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例如，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某一生产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该生产部门的现象不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就以为看到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人数“在何处以及如何”绝对增长，而随着工人人数的绝对增长，工资“在何处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实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资本的需要的变动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的分配。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这里正好应该回过来谈一下经济学辩护论的一大业绩。我们记得，由于采用新机器或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而经济学辩护士却相反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为工人游离资本[149]。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地评价辩护士的厚颜无耻。其实，被游离出来的，不仅有直接被机器排挤的工人，而且还有他们的代替者和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一般扩大时通常会吸收的追加人员。现在他们全被“游离”出来，并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工人，那么对劳动的总需求的影响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少，过剩的人数就会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多，劳动总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等于就业的人超过“被游离的人”的那个差额。可见，寻求投资场所的追加资本本来会激起的劳动总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场合都会按照工人被机器抛向街头的程度而抵消。因此，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而辩护士就把这叫作对于被排挤的工人在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补偿！对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一旦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同它的庸俗的桑科·潘萨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么，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有机器作为因素加入或者甚至仅仅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注：（85）1866年下半年，伦敦有8万到9万工人失业，而同时期的工厂报告却说：“说需求总是恰好在必需的时候引起供给，似乎不是绝对正确的。拿劳动来说，就不是这样，去年由于缺乏劳动力，许多机器不得不停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81页）〕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利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注：（85a）当时的伯明翰市长〔现任（1883年）商务大臣。——弗·恩·〕约·张伯伦1875年1月14日在伯明翰市卫生会议上的开幕词。〕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像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业。）〔注：（86）根据1861年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781座城市有居民10960998人，而乡村和农村教区只有居民9105226人……在1851年的人口调查中列有580座城市，它们的人口同它们周围的农业地区的人口大致相等。可是，在以后的10年中，农业地区的人口只增加50万人，而580座城市的人口却增加了1554067人。农村教区的人口增加6.5％，而城市人口增加17.3％。增长率的差额是由于农村人口流入城市造成的。人口增长总额中有34属于城市”（《人口调查》第3卷第11、12页）。〕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赤贫泥潭里。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注：［150］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一个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注：（87）“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437]）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看来，这甚至是上市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4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么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注：［151］见本卷第309—312页。——编者注〕。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龄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疾人、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和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注：［152］“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编者注〕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下层的肩上。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反比〔注：［153］马克思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是：“成正比”。——编者注〕。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的愚蠢是很清楚的。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制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他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这一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227]〔注：［154］见本卷第453—492页。——编者注〕。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说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对抗性质〔注：（88）“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这一切都一天比一天明显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89]）〕，虽然他们把它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那些尽管部分地相类似但本质上不同的现象混同起来。
18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特斯，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注：（89）贾·奥特斯《国民经济学》，六卷集，1774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女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21卷第6、8、9、23—25等页。奥特斯在该书第32页上写道：“我不想设计对人民幸福无用的制度，我只研究人民不幸的原因。”〕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10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下面一点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注：（90）《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福的人〈即牧师约·唐森先生〉著，1786年版，1817年伦敦再版，第15、39、41页。这位“高雅的”牧师的上述著作和他的《西班牙游记》，马尔萨斯经常整页整页地加以抄袭〔注：①见本卷第711—712页。——编者注〕，而唐森自己的大部分学说却是从詹·斯图亚特爵士那里抄袭来的，不过加以歪曲了而已。例如斯图亚特说：“这里，在奴隶制度下，有一种使人〈为了非劳动者〉勤勉劳动的暴力方法……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别人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也就是说，为了非劳动者从事无偿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438]，他这样说，但并没有因此就像这位大腹便便的牧师那样做出结论：雇佣工人应当经常挨饿。相反地，他希望增加雇佣工人的需要，并希望他们需要量的增加能刺激他们去为“比较高雅的人们”劳动。〕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的法律。施托尔希说：
“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性……”〔注：（91）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圣彼得堡版第3卷第223页。〕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说：
“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么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人们〈即非工人〉必须像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么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在今天，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注：（92）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9、80、85页。〕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声称：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注：（93）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1页。〕
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a）1846—1866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像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年以来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439]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20年中的后10年又远远超过了前10年。〔注：①例如见本卷第478—482页。——编者注〕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
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
1811—18211.533％
1821—18311.446％
1831—18411.326％
1841—18511.216％
1851—18611.141％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平均每年增长4.58％）〔注：（94）《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5/11％〔注：①第1—4版是：35/12%。——编者注〕，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注：（95）《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38页。〕
1853年到1864年每年增加
收入增加
房屋………………………38.60％3.50％
采石场……………………84.76％7.70％
矿山………………………68.85％6.26％
铸铁厂……………………39.92％3.63％
渔场………………………57.37％5.21％
煤气厂…………………126.02％11.45％
铁路………………………83.29％7.57％
如果把1853—1864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年期间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间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间每年增加9.30％。在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年为307068898镑，1859年为328127416镑，1862年为351745241镑，1863年为359142897镑，1864年为362462279镑，1865年为385530020镑。〔注：（96）这些数字用来作比较足以说明问题，但是绝对地看来，则是虚假的，因为每年也许有1亿镑的收入被隐瞒了。国内税务委员在每一次报告中都要对这种一贯的欺瞒，特别是商业和工业方面的欺瞒抱怨不已。例如：“某股份公司呈报应纳税的利润是6000镑，而税务员估算为88000镑，结果还是按后面这个数目纳了税。另一家公司呈报的是19万镑，但后来被迫承认，实际数目是25万镑。”（《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第42页）〕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583个减少到26567个，也就是说，有5016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注：（97）《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29页。约翰·布莱特断言，英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50个地主，苏格兰的土地有一半属于12个地主。这一说法从未有人反驳过。］〕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注：（98）《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4号报告》1860年伦敦版第17页。］〕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最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844222镑，1865年为105435787镑〔注：（99）这是纯收入，即已扣除了法定的免税额。］〕，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891009人中是308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127003人中是332431人。两年中这种收入的分配情况如下表：
到1864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到1865年4月5日为止的一年
利润收入（镑）人数
利润收入（镑）人数
总收入95844222308416
105435787332431
其中5702829022334
6455419724075
其中364152253619
425355764021
其中22809781822
27555313973
其中874476291
11077238107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年为61453079吨，价值16113267镑，1864年为92787873吨，价值23197968镑；生铁产量，1855年为3218154吨，价值8045385镑，1864年为4767951吨，价值11919877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年为8054英里，投入资本286068794镑，1864年为12789英里，投入资本425719613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年为268210145镑，1865年为489923285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注：（100）现在，1867年3月，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由于不列颠棉纺织厂主的委托销售，又已经商品过剩了。1866年棉纺织业工人的工资开始下降5％，1867年由于类似的情况，普雷斯顿发生了2万人的罢工。〔这是接踵而来的危机的序幕。——弗·恩·〕〕
1847年58842377镑
1849年63596052镑
1856年115826948镑
1860年135842817镑
1865年165862402镑
1866年188917563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不列颠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注：（101）《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卷第11页。〕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
“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注：（102）格莱斯顿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的演说。（1843年2月14日《泰晤士报》。2月13日《汉萨德》）〕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20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
“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纳税的收入增加了6％……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注：（103）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在下院的演说。4月17日《晨星报》。〕[440]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像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么，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么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1863—1865年3年中，肉、奶油、牛奶、糖、盐、煤以及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注：（104）见蓝皮书中的官方材料：散见《联合王国的各种统汁材料（第6部分）》1866年伦敦版第260—273页。不说孤儿院等的统计材料，就是政府公报中；皇家儿女婚嫁费用辩护的言论也可以作为证明。这些公报从未忘记提到生活资料昂贵的情形。〕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平达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注：（105）格莱斯顿1864年4月7日在下院的演说。《汉萨德》上的文字是这样的：“而且，一般说来，人的生活多半是为生存而挣扎。”英国的一位著作家用布瓦洛的下面的文句来说明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
“人皆如此：暮四朝三
由白变黑，反复无常
有如时装，时时变换
惹人讨厌，自己心烦。”
（［引自亨·罗伊］《兑换理论》1864年伦敦版第135页）〕
不像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
“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注：（106）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伦敦版第67、82页。至于说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注意工人在厂外的状况，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注：（107）英格兰总是包括威尔士；大不列颠包括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王国包括以上三个地方和爱尔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人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从而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追求轰动效应的作品”中完全相同的喧闹一时的伪善呼叫。[442]不过，最近10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注：［155］见本卷第543页。——编者注〕，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注：（108）亚·斯密有时还把workhouse［贫民习艺所］一词同manufactory［手工工场］一词等同起来。例如，他在论分工那一章的开头写道：“在各种劳动部门就业的人，往往可以被集合在同一工场（workhouse）里。”[443]这一点以特别的方式说明了亚·斯密以来的进步。〕这种贫民惩治所的奴役了。
（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兰开夏郡和柴郡的贫穷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900格令碳素，180格令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300格令碳素，200格令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19。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600格令碳素和1330格令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211格令，氮素是1295格令。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
“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1/5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1/3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注：（109）《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3页。〕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注：（110）同上，第17页。〕[444]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注：（111）同上，第13页。〕（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餬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注：（112）同上，附录第232页。〕
男女两性每周平均的碳素量
（格令）每周平均的氮素量
（格令）
五种城市生产部门288761192
兰开夏郡失业的工厂工人292111295
兰开夏郡工人应得的最低限量
（按男女人数相等计算）286001330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60/125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司，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3/4盎司。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3/4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1/4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司，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司；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盎司。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司。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1/4盎司，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1/4盎司；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司。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21/2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1/2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73/4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61/4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先令81/2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注：（113）《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232、233页。〕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
“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格令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么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这使人产生痛苦的思考，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注：（114）《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第14、15页。〕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445]赚钱多，花钱少。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注：（115）“任何情况下都不像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一个场所，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156]。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
“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它几乎必然会使人们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像野兽而不像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注：（116）《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4页注。〕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
“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注：（117）同上，第89页。关于生活在这些贫民区里的儿童，汉特医生说：“我们不知道，在这种贫民密集成堆的时期以前，孩子们是怎样被教养成人的。现在，孩子们同各种年龄的人混到深更半夜，酗酒，猥亵，吵架，他们就是这样在我国史无前例的环境下受着使他们将来成为危险阶级人物的教育；要是有谁敢预断这样的孩子将来会有怎样的品行，那他就是个大胆的预言家。”（同上，第56页）〕“即使把伦敦和纽卡斯尔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注：（118）同上，第62页。〕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被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增多和人口流入，最后，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中等阶级其他下层的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注：（119）《菲尔德的圣马丁的医官的报告。1865年》〕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
“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像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注：（120）《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91页。〕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的家庭，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注：（121）同上，第88页。〕
贫民习艺所已经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英里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外国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泰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惟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
“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注：（122）《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9页。〕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他们还应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
19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简直没有地方进得了新鲜空气。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注：（123）《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56页。〕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000人。在纽卡斯尔和盖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纽卡斯尔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
“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挤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注：（124）同上，第149页。〕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汉特医生说：
“泰恩河畔纽卡斯尔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注：［125］同上，第50页。〕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会变得恶劣不堪。或者，市政官员终于可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像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像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像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拉德福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此外，1861年那里还有1751栋没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自然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注：（125）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
火神街122号………………………………1间房16人
拉姆利街13号………………………………1间房11人
鲍尔街41号…………………………………1间房11人
波特兰街112号……………………………1间房10人
哈迪街17号…………………………………1间房10人
北街18号……………………………………1间房16人
北街17号……………………………………1间房13人
怀默街19号…………………………………1间房8个成年人
乔伊特街56号………………………………1间房12人
乔治街150号………………………………1间房3家
赖夫尔广场玛丽门11号……………………1间房11人
马歇尔街28号………………………………1间房10人
马歇尔街49号………………………………3间房3家
乔治街128号………………………………1间房18人
乔治街130号………………………………1间房16人
爱德华街4号………………………………1间房17人
［乔治街49号………………………………1间房2家］
约克街34号…………………………………1间房2家
咸饼街………………………………………2间房26人
地下室
瑞琴特广场…………………………………1个地下室8人
爱克街………………………………………1个地下室7人
罗伯茨街33号………………………………1个地下室7人
普拉特后街（炼铜场）……………………1个地下室7人
埃本尼泽街27号……………………………1个地下室6人
（《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1页）〕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拉德福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潦倒堕落，疾病缠身。布拉德福德的贫民诊所的一位医生贝尔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
“在一个1500立方英尺的地下室里住着10个人……在文森特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223栋房子住着1450人，可是只有435个床铺和36个厕所……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3.3人，有些甚至睡5—6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引起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注：（127）《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14页。〕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里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注：（128）《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50页。〕
（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它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它扎营的附近地区。〔注：（129）《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在像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企业主本人通常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注：（130）同上，第165页。〕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欧克斯教区卫生治理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
“大约12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刘易舍姆到坦布里奇的铁路工程开始了。此外，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紧靠窗子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7月底，他再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森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总是挤满病人。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注：（131）《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页注。查珀伦勒弗里斯联合教区的济贫所监督向中央注册局局长370报告说：“在达夫霍尔斯，在小山似的石灰渣堆上挖了许多小窑洞。这些洞穴就是掘土工人和雇来修筑铁路的其他工人的住处，这些洞穴狭窄、潮湿，没有排水沟，也没有厕所。除了在顶上凿一个小孔兼作烟囱外，没有任何通风设备。天花十分猖獗，已经〈在这些穴居人之中〉造成几起死亡。”（同上，注2）〕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注：（132）第460页及以下几页〔注：①见本卷第568—576页。——编者注〕所引述的详细材料主要是关于煤矿工人的情况。关于金属矿山的更加恶劣的状况，参看1864年皇家委员会的诚实的报告。〕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偿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他们是原来的矿工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像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段上，盖起尽可能多的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惟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
“诺森伯兰和达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整个说来，大概是英国——不过蒙茅斯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除外——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挤在一间房里；在狭小的建筑地段胡乱盖了一大批房子；缺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定居。”〔注：（133）《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80、182页。〕
斯蒂文斯医生说：
“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这个词和bondage［依附］〔注：①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12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注：②见本卷第666页。——编者注〕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注：（134）《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515、517页。〕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受辱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
“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像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他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像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份把一个工业移民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份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受的教育太少，不懂得自己享有卫生权利；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用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注：（135）《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6页。］〕
（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本身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来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现在，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目前，1867年3月底，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注：（136）“大批伦敦贫民在挨饿！……近几天来，在伦敦的墙上张贴着巨幅招贴画，上面写着以下值得注意的字句：‘肥牛们！快饿死的人们！肥牛离开了自己的水晶宫，来养肥住在豪华宅第中的财主，而快饿死的人们却惨死在自己的穷窟里。’载有这种不祥字句的招贴画不断地重新出现。刚刚撕掉或盖住一批，马上在同一地方或在同样显眼的地方又出现一批……这使人想起促使法国人民发动1789年事变的不祥之兆……正当英国工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死于饥寒交迫的时候，成百万的英国货币，即英国劳动的产品，却被投资到俄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别的国家的企业中去。”（1867年1月20日《雷诺新闻》）〕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勒、米尔沃尔、格林尼治、德特福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勒）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一群饿坏了的人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像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并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勒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想在困难时期有点依靠。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个星期被迫无事可干，以致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所在地，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所在地。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1867年4月5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068法郎……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
1日的工资额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
父亲1.56法郎468法郎
母亲0.89法郎267法郎
儿子0.56法郎168法郎
女儿0.55法郎165法郎
——————————————————————
合计1068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
支出额不足额
水兵的营养…………………1828法郎760法郎
士兵的营养…………………1473法郎405法郎
囚犯的营养…………………1112法郎44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1847—1849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63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13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贫民名册。”〔注：（137）杜克佩西奥《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年布鲁塞尔版第151、154、155、156页。）〕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见《〈佛来米人，前进！〉协会呼吁书》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3、14页）全比利时共有93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45万人；城乡中等阶级下层的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45万户，共225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20万户以上！
（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18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我们从他关于1771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业工人同他们14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注：（138）詹姆斯·埃·索·罗杰斯（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0页。这部著作是辛勤劳动的成果，目前已出版的头两卷只包括1259—1400年时期。第二卷全是统计资料。这是我们手头所有的关于那个时期的第一部真实可靠的价格史。[446]〕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15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
“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注：（139）《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5、11页。〕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1/4即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
“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注：（140）理查·普赖斯《评继承支付》，威·摩尔根发行，1803年伦敦第6版第2卷第158页。作者在第159页上指出：“现在一个工作日的名义价格不过比1514年提高3倍，或者最多不过提高4倍。可是现在谷物价格却涨了6倍，肉类和衣服的价格涨了将近14倍。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生活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同生活费用相比较，看来还抵不上过去的一半。”〕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注：（141）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1817年伦敦版第26页。关于18世纪末的情况，参看伊登《贫民的状况》一书。〕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403]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注：［157］见本卷第640—641页。——编者注〕，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345]及其行政机关在1795年和1814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餬口的名义数额。〔注：［158］见本卷第694—695页。——编者注〕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注：①按计算应为16先令，不过帕里著作中就是这样写的。——编者注〕4便士。〔注：（142）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1816年伦敦版第80页。〕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1/4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注：（143）同上，第213页。〕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
“1830年斯温暴动[209]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像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注：（144）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2页。〕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
“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注：（145）《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47页。〕
谷物法[23]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左右两方面有助于真相的暴露。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阿什利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447]。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的热门话题。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满足于一般的记述和统计，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注：（146）伦敦《经济学家》杂志1845年3月29日第290页。〕列举了布兰弗德、温伯恩和普尔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448]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为借口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儿童人数全家人口男子周工资
儿童周工资全家每周收入每周房
租扣除房租后每周净收入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先令便士
先令便士先令便士
先令便士先令便士
先令便士
村庄一
248—
—8—2—
6—16
358—
—8—16
66131/2
248—
—8—1—
7—19
248—
—8—1—
7—19
687—
161062—
8613/4
357—
2—7—14
58111/2
村庄二
687—
1610—16
8613/4
687—
167—131/2
581/2—81/2
8107—
—7—131/2
581/2—7
467—
—7—161/2
551/2—11
357—
—7—161/2
551/211
村庄三
467—
—7—1—
6—1—
357—
2—116—10
108211/2
025—
265—1—
1—2—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注：（147）为此目的，土地贵族自己从国库中贷给自己一笔低利资金（当然是通过议会），而租地农场主却必须以双倍的利息偿还给这班贵族。〕，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的加速积聚，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注：（148）中等租地农场主的减少特别可以从下列各栏人口调查情况中看出：“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孙子、兄弟、侄子、女儿、孙女、姊妹、侄女”，一句话，就是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自己家庭的成员。这些栏的总人数1851年为216851人，到1861年就只有176151人了。从1851年到1871年，英格兰2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减少了900多个，50—75英亩的租地农场由8253个减到6370个，所有100英亩以下的其他各类租地农场的情况也与此相仿。相反，在这20年间大租地农场的数目却增加了，300—5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由7771个增加到8410个，5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2755个增加到3914个，10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由492个增加到582个。〕同时，从1846年到1856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241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163217人。〔注：（149）牧羊人总数由12517人增加到25559人。〕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370]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注：（150）《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6页。〕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么，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14世纪下半叶和15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注：（151）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1866年牛津版第1卷第693页。“农民又成了农奴。”（同上，第10页）罗杰斯先生属于自由学派[449]，他是科布顿和布莱特的私人朋友，因此决不是“过去时代的赞颂者”[450]。〕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
“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计算中是个零〔注：（152）《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42页。因此一点也不奇怪，为什么房屋出租者一听说一个工人挣得多一些就对他提高房租，而租地农场主一看到“工人的妻子找到工作”就降低他的工资（同上）。〕……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注：（153）同上，第135页。〕“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他降到了零点，也就是租地农场主计算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注：（154）《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134页。〕
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从事强制性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
“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注：（155）《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42页第50号。〕而“被判处从事强制性公共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工人的一半”。〔注：（156）同上，第77页。《大法官备忘录》。〕[451]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在作证时说：
“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5056号）“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5057号）“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第3047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3048号）〔注：（157）同上，第2卷证词。〕其中还写道：“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注：（158）同上，第1卷附录第280页。〕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
每周营养量（158a）
（单位：盎司）
含氮成分无氮成分
矿物质合计
波特兰监狱的犯人28.95150.06
4.68183.69
皇家海军水兵29.63152.91
4.52187.06
士兵25.55114.49
3.94143.98
马车制造工人24.53162.06
4.23190.82
排字工人21.24100.83
3.12125.19
农业工人17.73118.06
3.29139.08
〔注：（158a）《法律执行情况调查委员会关于流放和劳役监禁的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1卷附录第274—275页。〕
1863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已经知道了。〔注：①见本卷第754—757页。——编者注〕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沃尔、德文、萨默塞特、威尔兹、斯塔福德、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多，因为他得到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注：（159）《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38、249、261、262页。〕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他们的总数由1851年的288277人减少到1861年的204962人。斯密斯医生说：
“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做可以给家庭增加一些钱用于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使一家人吃得好些。”〔注：（160）《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262页。〕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
中等农业工人每周消费的碳素和氮素（161）
（单位：克冷）
碳素氮素
英格兰……………………406731594
威尔士……………………483542031
苏格兰……………………489802348
爱尔兰……………………433662434
〔注：（161）同上，第17页。英格兰农业工人得到的牛奶量只等于爱尔兰农业工人的1/4，面包量只等于1/2。19世纪初，阿·杨格在他的《爱尔兰游记》中就指出，爱尔兰工人的营养状况要好些。理由很简单：贫穷的爱尔兰租地农场主比富裕的英格兰租地农场主要人道得多。至于威尔士，正文中引用的资料不适用于它的西南地区。“当地的所有医生都一致承认，随着居民身体状况的恶化，由结核病和瘰疬病等等引起的死亡率急剧上升了，并且一致认为健康状况的恶化是由贫穷造成的。当地农业工人一天的生活费大约为5便士，在许多地区，租地农场主〈他自己也很拮据〉付给的还要少些。大量的葱花麦面汤或燕麦粥，加上一片干得像红木一样硬、几乎不值得费很大的劲去消化的咸肉，或者加上一小块油脂当作调味品，这就是农业工人日复一日的午餐……工业进步的结果对于农业工人来说，不过是在这样寒冷潮湿的气候下用廉价的棉织品代替了结实的家庭手织棉布，用‘名义上的’茶代替了浓烈的饮料……农民在风吹雨打中劳动了好几个小时以后回到自己的小屋里，坐下来烤烤火，烧的是泥炭或用粘土和煤末做的煤球，碳酸气和硫酸气烟雾腾腾。小屋的墙是用粘土和石块砌成的，地是光秃秃的泥地，跟没盖房子以前一样，屋顶是一堆蓬松的湿秸秆。为了保暖，所有的裂缝都堵死了。工人就是在这种充满恶臭的空气里，在泥泞的地上同他的老婆孩子一起吃晚饭，往往披着仅有的一套湿衣服让它在身上暖干。有些曾在夜间不得不在这类小屋里呆过几小时的助产医生们描绘说，他们的双脚曾怎样陷在泥泞里，他们曾经怎样不得不在墙上挖一个小洞（这很容易办到！）来吸点新鲜空气。各阶层的大量证人都证明，吃不饱的农民每天晚上都处在各种各样的有害健康的影响下；其结果是居民身体孱弱，常常患瘰疬病，在这方面确实不乏证据……卡马森郡和卡迪根郡的教区官吏的报告也清楚地证明了同样的情况。此外还有一个更大的灾难，这就是白痴病的流行。下面再谈谈气候情况。在威尔士全境．一年中有八九个月刮着强烈的西南风，带来了暴雨，受侵袭的主要是丘陵地带的西坡。树木稀少，只在有遮挡的地方才能见到，在没有遮挡的地方全被大风刮倒了。小屋都蜷缩在山脚下，往往是在山沟里或者石坑里，只有最小的羊和本地的牛才能在这种牧场上生活……年青人都跑到格拉摩根郡和蒙茅斯郡的东部矿区去了……卡马森郡是矿工的繁殖场和他们的残疾人收容所……人口勉强维持原状。例如在卡迪根郡：
1851年1861年
男人…………4515544446
女人…………5245952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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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61497401。”
（汉特医生的报告，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1865年伦敦版第498—502页）］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
“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要找到栖身之所困难大得多了，即使找到了，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束手无策，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像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像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注：（162）1865年这项法律有了某些改进。但是人们从经验中很快就知道，这种修补是无济于事的。〕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大地主们〔注：（163）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closevillages（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openvillages（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像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这次调查，在最近10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821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不得定居的人〈即不得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1861年居民人数虽然比1851年增加了51/3％，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41/2％……汉特医生说，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供人观赏的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注：（164）这种供人观赏的村庄华而不实，如同叶卡捷琳娜二世巡游克里木时所看到的村庄一样。近来，连牧羊人往往也被赶出这些供人观赏的村庄了。例如，在哈伯勒市场附近有一个占地将近500英亩的牧羊场，这里只需要一个男劳力。以前，为了减少在这个辽阔的草原——莱斯特和北安普敦的美丽的牧场上进行长途跋涉，牧羊人通常可以在农场上得到一所小屋。而现在每周付给他13先令住宿费，他必须到很远的开放村庄去找住处了。］〕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许从3英里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接纳下来。在那些正走向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像样的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不修理，从不改善，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接纳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英里远。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英里路，而这好像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来干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挤满了英格兰农业工人。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注：（165）“工人住宅〈在开放村庄里，这些住宅当然总是挤得满满的〉通常都是盖成一排一排的，后墙紧挨着建筑投机家声称属于他的小块地皮的边缘。因此这些住宅只有从正面才能透进阳光和空气。”（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5页）在农村中，啤酒店老板或小店主往往同时就是房屋出租者。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工人除了租地农场主外，又有了这第二个主人。他同时还必须是这个主人的顾客。“农业工人每周收入10先令，除每年付房租4镑外，还得按小店主随意规定的价格向他购买一点茶叶、糖、面粉、肥皂、蜡烛和啤酒。”（同上，第132页）这些开放村庄实际上成了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的“流放地”。许多小屋是不折不扣的旅店，附近地区的一切流氓都在那里出出进进。村民和他的家庭虽然在最污浊的环境中也往往能真正令人惊奇地保持纯朴正直的品格，但是在这种地方也会彻底堕落。显贵的夏洛克们在谈到建筑投机家、小地主和开放村庄时，会伪善地耸耸肩膀，这在他们中间自然已是一种时髦。他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的“非开放村庄和供人观赏的村庄”乃是“开放村庄”的发源地，并且没有后者前者也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开放村庄中的小地主，绝大部分农业工人就得在他们劳动的田庄的树下过夜了。”（同上，第135页）“开放村庄”和“非开放村庄”的制度，在英格兰中部各郡和整个东部地区非常流行。〕……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注：（166）“房屋出租者〈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直接或者间接地靠别人的劳动致富，他每周给这个人10先令工资，然后每年再从这个穷鬼身上榨取4镑或5镑房租。这种房子在公开市场上连20镑也不值，但是由于地主的权力却保持着人为的价格，地主会说：‘要么住我的房子，要么滚你的蛋，没有我的证明，看你到哪里去找住处……’如果有人为了改善自己的状况，想到铁路上去铺轨或者到采石场去干活，同样的权力又会对他说：‘要么拿这样的低工资给我干下去，要么在提出声明后过一个星期就滚蛋，有猪你也弄走，往后看你从你的菜园里长的马铃薯中能搞到什么’。如果地主〈或租地农场主〉觉得还是采取别的办法更有利，他有时就抬高房租，以作为对工人辞工的惩罚。”（同上，第132页）〕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小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不公正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关心体面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一成不变的看来已成老套的词句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大大加快，而且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必定会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注：（167）“新婚夫妇对于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的成年弟弟妹妹不会有什么好影响；虽然不能记下实例，但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证实这种说法：血亲通奸罪使妇女招致极大痛苦，甚至常常死亡。”（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7页）有个曾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过多年侦探的农村警官，在谈到他们村的姑娘时说：“她们在这样小的年纪就这样道德败坏，这样放荡不羁和厚颜无耻，这是我在伦敦风纪最坏的街区当侦探时都从来没有见过的……他们像猪一般地生活，小伙子和大姑娘，母亲和父亲，统统睡在一个房间里。”（《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1867年伦敦版，附录第77页第155号）〕……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白金汉郡温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夫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注：（168）散见《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9—14页。〕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户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户小屋中，2195户小屋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户小屋有2间卧室，250户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12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贝德福德郡：
雷斯林沃思：卧室大约长12英尺、宽10英尺，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5英尺6英寸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3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一个叫理查森的一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像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像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17户人家中，只4户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3个大人和3个孩子，另一户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如此等等。
邓顿：房租昂贵，4镑至5镑，男子每周工资10先令。他们都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6个大人和4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3镑10先令。邓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15英尺，宽10英尺，租金3镑。在调查过的14户人家中，只有一户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户人家，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9英寸。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3个大人和5个小孩挤做一团。邓顿比起比格尔斯韦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伯克郡
比内姆：1864年6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4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的家。她死了。一个孩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要保证隔离很难，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哈家的房租每周1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8便士（每周）；长14英尺6英寸，宽7英尺，厨房高6英尺；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
3．白金汉郡：
在1000英亩土地上有30户小屋，大约住着130—140人。布拉德纳姆教区占地1000英亩，1851年有36户人家，住着84个男人和54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1861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98人，女子87人，10年间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而户数却减少了一户。
温斯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非常蹩脚的小屋每周也要付1先令或1先令3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20％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4英里路，有人问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像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斯洛附近的廷克斯恩德：一间卧室长11英尺，宽9英尺，最高处6英尺5英寸，住着4个大人和5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11英尺7英寸，宽9英尺，高5英尺10英寸，住着6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1先令4便士到2先令。在调查过的16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4英尺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的小屋倒有许多自然的通风口。
4．剑桥郡：
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6个大人各带着1—2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5．埃塞克斯：
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22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3443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1851年有房屋145座，到1861年只剩了110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拉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为1827英亩的巴西尔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449英亩的芬格林格霍、南芬布里奇、威德福德、巴西尔登和拉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年1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473人却只住249座房屋。
6．赫里弗德郡：
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镑或4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
7．亨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1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年382人，1861年341人。调查过的14户人家居住的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户住着一对夫妇、3个成年儿子、1个成年姑娘、4个小孩，共计10人；另一户住着3个大人、6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12英尺10英寸，宽12英尺2英寸，高6英尺9英寸，住着8个人；连房内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130立方英尺。在这14间卧室内，共住着34个大人和33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1/4英亩）10或12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要么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要么像这里发生的那样——这简直很难说出口——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拿到需要粪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8．林肯郡：
兰托夫特：在莱特的一家中住着1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5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12英尺2英寸，宽9英尺5英寸。房屋总面积长21英尺3英寸，宽9英尺5英寸。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1先令3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6英里远，他每天来回要走12英里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下面是兰托夫特教区12户人家的统计资料，每户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38个大人和36个小孩。
兰托夫特的12座房屋
户数卧室大人
小孩总人数户数
卧室大人小孩
总人数
113
581
133
6
114
371
142
5
114
481
120
2
115
491
123
5
113
241
133
6
115
381
124
6
9．肯特郡：
肯宁顿，1859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正式调查。他发现，在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新的却没有建造。在一个地区有4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4个房间，其大小如下：
厨房…………9英尺5英寸×8英尺11英寸×6英尺6英寸
洗濯间………8英尺6英寸×4英尺6英寸×6英尺6英寸
卧室…………8英尺5英寸×5英尺10英寸×6英尺3英寸
卧室…………8英尺3英寸×8英尺4英寸×6英尺3英寸
10．北安普顿郡：
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洛尔：这3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20—30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栽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2—3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地沟的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theparsonandgentlefolksseemfrittodeathatthem。”〔注：（168a）“牧师和贵族好像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弗洛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4、5或6个孩子，或者是住着3个大人和5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6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8个大人和9个大人。
11．威尔特郡：
斯特拉顿：调查过31户人家，其中8户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尔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1先令3便士，住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还算像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12．伍斯特郡：
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
“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
“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不存在救济之类的特别吸引力，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因为在这里，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转化为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些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摇篮。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摧毁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注：（169）“农仆〔注：①见本卷第781页。——编者注〕的天赋职业甚至使他的地位显得尊严。他不是奴隶，而是和平的士兵，他理应得到必须由地主提供的适合已婚人居住的房屋，因为地主有权要求他从事强制劳动，就像国家要求士兵这样做一样。他的劳动，也像士兵的劳动一样，得不到按市场价格支付的报酬。像士兵一样，他也是在年幼无知、只熟悉本行职业和本乡本土的时候就被人抓去的。他必须早婚并遵守各种居住法，就像士兵必须应征入伍并遵守军法一样。”（汉特医生的报告，载于《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32页）有时也例外地有某个软心肠的地主对自己一手造成的荒凉景象感到惋惜。例如莱斯特伯爵在人们向他祝贺霍尔克姆城堡落成的时候就说：“一个人独居在自己的领地上是非常郁闷的事。我环顾四周，除了我自己的房子外，再看不到别的房子。我成了巨人城堡中的巨人，把我所有的邻居都吃光了。”〕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注：（170）近几十年来在法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侵入农业和把“过剩的”农村人口赶往城市，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这里，在“过剩”人口的发源地，居住条件和其他条件也变坏了。关于小块土地所有制所造成的真正“农业无产阶级”，见前面引用过的科兰的《政治经济学》〔注：①见本卷第709页。——编者注〕和卡尔·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注：②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1869年汉堡第2版第88页及以下几页[452]）。1846年，法国城市人口占24.42％，农村人口占75.58％；到1861年，城市人口占28.86％，农村人口占71.14％。最近5年来，农村人口所占的百分比又大为减少了。早在1846年，皮埃尔·杜邦就在自己的（工人之歌）中写道：
“穿破衣，住洞窟，
屋檐底下，垃圾堆里找栖身处，
猫头鹰，小扒手，这些黑夜之友啊，
齐来和我们同住。”〕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注：①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注：（17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也就是最后一次报告，于1867年3月底公布，专门谈农业中的帮伙制度。〕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亨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丁汉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贝德福德和拉特兰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沼泽，或者像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英里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400—10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100英亩（1英亩＝40.49公亩或1.584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
“我的租地占地320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4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注：（172）《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证词第37页第173号。〕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10人至40或50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13—18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13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6—13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干劲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
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注：（173）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像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只是偶尔雇用孩子的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帮头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英里有时甚至7英里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像哈默尔恩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453]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所多玛和蛾摩垃〔注：（174）“拉德福德郡有半数少女让帮伙制度毁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附录第6页第32号）〕[454]，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注：①见本卷第459页。——编者注〕。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这种帮伙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注：（175）“最近几年来，这种制度大为流行。在某些地区，这种制度刚实行不久，在另一些实行较久的地区，就有更多和更年幼的儿童被卷到帮伙里面来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79页第174号）〕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利益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注：（176）“小租地农场主不使用帮伙。”“贫瘠的土地上不使用帮伙，只有每英亩能提供2镑至2镑10先令地租的土地上才使用帮伙。”（同上，第17页和第14页）〕或地主〔注：（177）有一位地主感到地租太合自己的胃口了，他愤然地对调查委员会说，一切喧扰的产生只是因为这种制度的名称不好。如果不叫“帮伙”，而叫“少年工农业合作自立协会”，那就一切都不成问题了。〕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劳动人员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而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注：（178）一个当过帮头的人说：“帮伙劳动比任何其他劳动都便宜，这就是人们所以使用它的原因。”（《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17页第14号）一个租地农场主说：“帮伙制度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无疑是最便宜的，对儿童来说无疑是最有害的。”（同上，第16页第3号）〕，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注：（179）“毫无疑问，现在由帮伙中的儿童干的许多活过去都是由男子和妇女干的。在使用妇女和儿童的地方，现在失业的男子比以前更多了。”（同上，第43页第202号）但是另一方面，“在许多农业地区，特别是产粮区，因为农民移居国外以及铁路使他们便于流往大城市，劳力问题非常严重，所以，我〈这个“我”是某个大地主在农村的代理人〉认为儿童劳动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80页第180号）。英格兰农业地区的劳力问题和文明世界的其他地区不同，这是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农村人口外流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在农村中永远保持足够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从而使农业工人永远领取“最低工资”？〕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注：（180）前面我引用过的《公共卫生报告》，在说明儿童死亡率时顺便谈到了帮伙制度<见本卷第457—460页。——编者注>，这个报告一直是报刊从而是英国公众所不知道的。但是，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一次报告却为报刊提供了求之不得的“耸人听闻”的材料。自由派报刊质问那些麇集在林肯郡的雍容尔雅的绅士们、女士们和国教会的牧师们，那些曾派出自己的使团到另一半球去“驯化南洋野人”的人物们，怎么竟会睁着眼睛听任这样的制度在他们的庄园内发展起来。与此同时，上流报刊则大谈特谈农村居民的极端堕落，他们竟肯把亲生儿女卖身为奴！其实，农村居民处在“显贵们”把他们紧紧束缚住的那种万恶的条件下，就是把他们自己的儿女吃掉，也是可以理解的。真正值得惊奇的，倒是他们大多数人都能保持良好品德。官方报告的起草人证明，甚至在帮伙制度盛行的地区，父母们对这种制度也非常反感。“在我们收集的证词中可以找到大量的材料证明，如果有一项强制法律能够使父母们抵制他们经常遇到的诱惑和压力，他们多半会感激不尽。有时是教区官吏，有时是雇主们用解雇威胁他们，强迫他们把孩子送去劳动，而不是送去上学……时间上和精力上造成种种浪费，农民全家由于过度的无益的劳累而含辛茹苦，父母们眼看自己的子女由于小屋居住过挤或者帮伙制度的恶劣影响而道德败坏，——所有这一切在劳苦的穷人的心中会引起怎样的感触是不难理解的，这里用不着详加叙述。他们意识到，他们对于使他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许多痛苦的处境是完全没有责任的，只要他们有能力，他们是决不会表示赞同的，但是他们无力反抗这种处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6号报告》第XX页第82号；第XXIII页第96号）〕
（f）爱尔兰[455]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222664人，1851年减少到6623985人，1861年减少到5850309人，1866年减少到5500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5/16以上。〔注：（181）爱尔兰的人口：1801年5319867人，1811年6084996人，1821年6869544人，1831年7828347人，1841年8222664人。〕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591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产品量总的来说自然也减少了。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间，有500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000以上。（见A表）。
Ａ表牲畜头数（182）
年份
马
牛
总数
减少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619811
614232
602894
579978
562158
547867
—
5579
11338
22916
17820
14291
3606374
3471688
3254890
3144231
3262294
3493414
—
134686
216798
110659
—
—
—
—
—
—
118063
231120
年份
羊
猪
总数
减少
增加
总数
减少
增加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3542080
3556050
3456132
3308204
3366941
3688742
—
—
99918
147928
—
—
—
13970
—
—
58737
321801
1271072
1102042
1154324
1067458
1058480
1299893
—
169030
—
86866
8978
—
—
—
52282
—
—
241413
〔注：（182）如果我们回溯得更远一些，结果会更加糟糕。例如，1865年有羊3688742只，而1856年是3694294只；1865年有猪1299893头，而1858年是1409883头。〕
根据上表得出如下结果：
马牛羊
猪
绝对减少绝对减少
绝对增加绝对增加
71944112960
14666228821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甜萝卜、甜菜、白菜、胡萝卜、欧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Ｂ表耕地和草地（即牧场）的面积的培养情况（单位：英亩）
年份谷物地
蔬菜地草地和
三叶草地亚麻地耕地及畜牧地
总面积
减少减少增加
减少增加减少
增加减少增加
18611570136974
—47969—
—1927181373
—
18627273474785
——6623
—2055138841
—
186314471919358
——7724
—6392292431
—
18641224372317
——47486
—87761—
10493
186572450—
25421—68970
50159—28218
—
1861-65428041108013
——82834
—122850330370
—
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48999夸特，燕麦减少166605夸特，大麦减少29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398吨，等等（见C表）。
C表耕地面积、每英亩产量和总产量的增减
（1865年和1864年比较表）（183）
产品耕地英亩数
1865年的增减情况每英亩产量
1865年的增减情况总产量
1865年的增减情况
18641865
＋—1864
1865＋—
18641865＋
—
（英担）
（英担）（英担）（英担）
（夸特）（夸特）（夸特）
（夸特）
小麦276483266989
—949413.3
13—0.3
875782826783
—48999
燕麦18148861745228
—6965812.1
12.30.2—
78263327659727
—166605
大麦172700177102
4402—15.9
14.9—1
761909732017
—29892
毕尔麦
16.4
14.8—1.6
1516013989
—1171
黑麦889410091
1197—8.5
10.41.9—
12680183645684
—
（吨）（吨）（吨）
（吨）（吨）（吨）
（吨）（吨）
马铃薯10397241066260
26536—4.1
3.6—0.5
43123883865990
—446398
芜菁337355334212
—314310.3
9.9—0.4
34676593301683
—165976
甜萝卜1407314389
316—10.5
13.32.8—
147284191937
44653—
白菜3182133622
1801—9.3
10.41.1—
297375350252
52877—
亚麻301693251433
—5026034.2*
25.2*—9.0*
6450639561
—24945
干草16095691678493
68924—1.6
1.80.2—
26071533068707
461554—
*单位为英石（1英石合14磅）
〔注：（183）本文中的数字是按（爱尔兰农业统计。1860年各郡各省农作物的种植亩数和牲畜存栏数概况）（1860年都柏林版）以及以后各年的统计和〈爱尔兰农业统计。1866年平均产量估计表）（1867年都柏林版）的材料汇编的。我们知道，这些统计资料是每年向议会提出的官方统计资料。
第2版补注：官方统计表明，1872年的耕地面积比1871年减少134915英亩。芜菁、甜萝卜等菜类种植面积“增加”了；耕地面积“减少”的情况是：小麦减少16000英亩，燕麦减少14000英亩，大麦和黑麦减少4000英亩，马铃薯减少66632英亩，亚麻减少34667英亩，草地、三叶草地、野豌豆和油菜籽减少30000英亩。小麦种植面积在最近5年中逐年榷少的情况如下：1888年为285000英亩，1869年为280000英亩，1870年为259000英亩，1871年为244000英亩，1872年为228000英亩。桉整数计算，1872年马增加2600匹，牛增加80000头，羊增加68600只，猪减少236000头。〕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
Ｄ表应纳所得税的收入（184）
（单位：英亩）
18601861
186218631864
1865
Ａ项
地租1289382913003554
1339893813494091
1347070013801616
Ｂ项
租地农场主的利润27653872773644
29378992938923
29308742946072
Ｄ项
工业等利润48916524836203
48588004846497
45461474850199
Ａ至Ｅ
各项合计2296288522998394
2359757423658631
2323629823930340
〔注：（184）《皇家国内税务委员第10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
从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Ｅ表爱尔兰的Ｄ项利润收入（60镑以上者）（185）
1864年
1865年
镑分配人数
镑分配人数
年总收入………………436861017467
466997918081
60镑以上100镑以下的年收入………………238726
50152225754703
年总收入中……………197906611321
202857112184
年总收入中尚余………21508181131
24188331194
其中……………………10739061010
10979271044
1076912121
1320906150
43053595
584458122
64637726
73644828
2628193
2745283
〔注：（185）D项中年总收入的数字同前表不符，因为已经做了法律许可的一定扣除。〕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像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荒废，使农产品大大减少〔注：（186）每英亩的产量相对地说减少了，但我们切不要忘记，英格兰间接输出爱尔兰的土地已达一个半世纪之久，可是连单纯补偿土地各种成分的东西都没有给予爱尔兰的农民。〕，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像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转化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他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了。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20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相反地，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越来越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个过程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14世纪中叶的鼠疫[220]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14世纪的尺度应用到19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注：（186a）因为爱尔兰被看作“人口原理”的乐土，所以托·萨德勒在发表他的关于人口问题的著作之前，先出版了他的名著：《爱尔兰，它的灾难及其补救办法》（1829年伦敦第2版）。在该书中，他比较了各省的统计资料以及每一省里各郡的统计资料，并证明，爱尔兰的普遍贫困并不像马尔萨斯所设想的那样同人口的数目成正比，而是同人口的数目成反比。〕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的人超过一百万，然而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20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不像三十年战争那样，在减少人数的同时也减少了他们的生产资料。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崭新的方法，像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反而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有组织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而是使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多于新生的人数，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注：（186b）1851—1874年期间，移居国外的总人数达2325922人。〕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B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转化为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蔬菜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转化为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8/10。〔注：（186c）第2版注：根据墨菲《爱尔兰的工业、政治和社会》（1870年版）一书中的一个统计表：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占有土地的94.6％，1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占有5.4％。〕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惟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像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在本部门内不断发生波动而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注：①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像它在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注：（186d）《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并参看《农业工人（爱尔兰）。答可尊敬的下院的质询》1861年3月8日。〕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就可作证。
每人每周的平均生活费
日期食衣
合计
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1先令31/4便士
3便士1先令61/4便士
1868年9月29日到1869年9月29日2先令71/4便士
6便士3先令11/4便士
可见，同20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注：（187）《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9、1页。〕
从前，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阿尔斯特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利默里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韦克斯福德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等郡；北部有唐郡、安特里姆、蒂龙等郡；西部有斯莱戈、罗斯康芒、梅奥、戈尔韦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宗教和我国文明的耻辱。”〔注：（187a）同上，第12页。〕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可以过得去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注：（187a）同上，第12页。〕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像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像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被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
“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时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从而引起贫困”。〔注：（187b）《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25页。〕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注：（187c）同上，第27页。〕，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注：（187d）同上，第26页。〕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注：（187e）同上，第1页。〕；“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注：（187f）同上，第32页。〕；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注：（187g）同上，第25页。〕。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
“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注：（187h）《济贫法视察员关于爱尔兰农业工人工资的报告》1870年都柏林版第30页。〕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窝工现象的频繁发生和长期持续——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即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转化为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
“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注：（187i）同上，第21、13页。〕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这就是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埃林〔注：①克尔特语：绿岛；爱尔兰的古称。——编者注〕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
“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捶布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干这种活每周收入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惟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买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两周至少要1先令6便士。”〔注：（188）《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96页。〕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456]
我们从E表可以看出，1864年，3个谋利者从总利润4368610镑中只捞去262819镑，而1865年，同是这3位大“禁欲家”就从总利润4669979镑中捞去274528镑；1864年，26个谋利者得到646377镑，1865年，28个谋利者得到736448镑；1864年，121个谋利者得到1076912镑，1865年，150个谋利者得到1320906镑；1864年，1131个谋利者得到2150818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的一半，1865年，1194个谋利者得到2418833镑，超过全年总利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数额是如此庞大，以致英国的治国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像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该排出30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放血，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是要求再放30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200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埃林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200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不难提出的。
1864年爱尔兰租地农场的数目和面积（单位：英亩）
123
456
78
1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1—5英亩的租地农场
6—15英亩的租地农场16—30英亩的租地农场
31—50英亩的租地农场51—100英亩的租地农场
10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总面积
数目面积数目面积
数目面积数目面积
数目面积数目面积
数目面积
486532539482037288916
17636818363101365781051343
719612906274542473983880
31927822780720319924（187i）
〔注：（187i）总面积包括泥沼地和荒地。〕
1851年到1861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前三类1英亩以下至15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消灭。结果就产生了307058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4口人，总人数就是1228232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的1/4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174人移居国外。16至100英亩的4、5、6三类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761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709532人。既然胃口越来越大，[457]地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350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贫困，而所以贫困，是因为人口过剩，因此，它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注：（188b）在本书第三册论述土地所有制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减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458]。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索·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82页）中提到：“G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克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它〈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出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被消灭了。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向牧场转化、租地农场的积聚和小农的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这种论调。只有像拉韦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像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随着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爱尔兰人在美洲也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社社员[459]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年老的海上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
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
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460]
[9]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448），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0、712、744。
[23]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89]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中（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100.744。
[1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1页。——162。
[156]“通货原理”（Currency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eytheory）是19世纪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银行券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银行券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理论”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蔼（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了金属货币以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称作“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包括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7—580页）。——168、716。
[209]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即斯温暴动，它是1830—1833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增长引起的。举行暴动的雇农反对使用脱谷机和要求增加工资，并以假名“斯温上尉”的名义向租地农场主和地主发出恐吓信，烧毁庄稼垛，捣毁脱谷机，想以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293、777。
[220]1347—1350年西欧鼠疫猖獗。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2500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313、809。
[227]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的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323、689、743。
[345]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作为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济贫法实现了委员会的建议，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进行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贫民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6、776。
[370]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543、750、766、780。
[403]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427]特有财产（Peculium）是古罗马法中家长能够分给一个自由民或分给一个奴隶经营或管理的一部分财产。实际上，拥有特有财产并没有使奴隶摆脱对主人的从属关系，特有财产在法律上仍然归主人所有。例如，拥有特有财产的奴隶可以同第三者交易，但只能在赢利总额不足以完全赎身的限度内进行。特别有利的交易和其他能大大增加特有财产的办法，通常都由家长一手包办。——706、714。
[428]西·尼·昂·兰盖“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句话，见他的《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236页。——711、847。
[429]《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章第28节。——712。
[430]大概指维·里·米拉波的著作《人民之友》1755年巴黎版。在这本书中，米拉波认为，各国的财富必须以尽可能多的人口为主要源泉。弗·魁奈不同意这种观点。在1757年7月27日他和米拉波之间的一次讨论中，他使米拉波信奉了重农主义的学说。米拉波成了魁奈的学生。——712。
[431]大概指托·查默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尤其是第11章第344和34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417页。
“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0章第1节。——713。
[432]亚·斯密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8章（工资），尤其是第81—83页。——715。
[43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c节《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中的最后几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4页及以下几页）。——716。
[434]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42页。——717。
[435]见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结尾部分。——731。
[436]1849—1859年间，英国参加了几次战争：克里木战争（1853—1856年），对华战争（1856—1858年和1859—1860年），以及对波斯战争（1856—1857年）。此外，1849年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在1857—1859年派兵镇压印度民族解放起义。——735。
[437]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8章，爱，吉，韦克菲尔德编，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195页。——741。
[438]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40页。——745。
[439]自由贸易理论是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说的一部分，尤其为18—19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宣扬。最著名的代表是亚·斯密和大·李嘉图。这种学说从理论上论证了对自由贸易的要求，它认为不应用任何限制的办法，如关税、禁止进出口来阻碍自由贸易。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见注23）．就消除了自由贸易的一个重大障碍。马克思把自由贸易代表的许诺与宗教上的千年王国（见注230）的许诺相比。——747。
[440]关于这段引文曾经发生过一场论战。恩格斯的第四版序言和马克思1872年写的《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就表明了这一点。后两篇文章是马克思对布伦坦诺刊登于《协和。工人问题杂志》的两篇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和《卡尔·马克思是怎样辩护的》的回答；恩格斯的文章《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以及马克思1872年5月23日给弗·阿·左尔格的信中都有关于这一论战的情况。马克思在《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段引文。——751。
[441]尼·布瓦洛〈讽刺诗集〉第8首。——752。
[442]指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753。
[443]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14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6页。——754。
[444]关于英格兰的农业工人的营养状况，见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755。
[445]波托西矿山是在玻利维亚南部的丰富的银矿地区，于1545年发现，17世纪成为最重要的银矿中心，它提供的银产量约占当时世界总产量的一半。——758
[446]马克思认为詹·埃·索·罗杰斯《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中有很多材料，在1866年12月17日和1867年1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不仅谈到此书，而且说要在《资本论》中给它留出空位。——775。
[447]安·库·阿什利（舍夫茨别利伯爵）从1844年至1846年初在下院多次提出把工作日缩短到10小时的法律草案。在此之前，1840年曾根据阿什利的提案，成立了一个皇家委员会，以调查仍未实施1833年工厂法的工业部门中工人的状况。1842年他提出了禁止妇女和13岁以下的儿童在矿井中劳动的法案。1845年，他又提出了在薄印花布厂中限制童工的法案。——778。
[448]低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19世纪高教会派（见注9）产生后，反对过高强调教会的权威地位和恢复天主教旧制的一派称低教会派。主要流行于资产阶级和低级僧侣中。该派主张简化仪式，宣传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和从事一些慈善活动。舍夫茨别利伯爵（即阿什利勋爵）由于从事这种活动而在低教会派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讽刺地把他称为该教会的“教皇”。——778。
[449]自由学派是对那些拥护经济自由主义、生产和贸易的无限制自由的经济学家的称呼。他们表达了上升时期的、部分已执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期待国家从内部和外部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不受干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laissezaller）口号表达了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的观点。自由学派的见解，即自由贸易理论（见注439）源于重农学派的著作和亚·斯密与大·李嘉图的著作。——781。
[450]“过去时代的赞颂者”，见贺拉斯《诗论》第173节。——781。
[451]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也引用了这些材料。——782。
[45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第228—235页。——798。
[453]沙·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第5篇第36章补充和第6篇结论。——801。
[454]所多玛和蛾摩拉是两座淫乱罪恶之城。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18章第19节。——801。
[455]在马克思遗留下来的手稿中有四页关于爱尔兰问题的提纲，这原来是为在1867年11月26日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而准备的，但他没有作这次发言。这一提纲包含了与本节后面几页类似事实。马克思1867年12月16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协会上所作的报告的提纲（共10页）论述了同样的问题。——803。
[456]“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是套用了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中靡菲斯特斐勒司的话。——817。
[457]“胃口越来越大”（L'appetitvientenmangeant），源于弗·拉伯雷的讽刺小说《巨人传》第1卷第5章。——818。
[458]这里所说的《资本论》第三册即《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见本卷第13页），但不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还是恩格斯编的《资本论》第3卷都没有这方面的论述。——819。．
[459]芬尼社社员是爱尔兰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第一批芬尼社社员组织是1857年在爱尔兰和美国建立的，该组织在美国把爱尔兰侨民团结起来。芬尼社社员主张推翻英国殖民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把租佃农民变成他们所耕种的土地的所有者，等等；他们试图以密谋暴动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纲领，一直没能成功。60年代末芬尼社社员遭到大规模镇压。70年代这一运动就失败了。——819。
[460]“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AcetbafaraRomanocaguntscelusquefraternaenecis），引自贺拉斯《抒情诗集》第7首。——819。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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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运动的第二阶段，生产过程，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原预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接着，这些商品必须再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这种不断地通过同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就形成资本流通。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下面假定资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对这一过程的详细分析要在第二册里进行。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无酬劳动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职能的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归不同类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独立的形式，如利润、利息、商业利润、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这些转化形式要在第三册[180]里才能研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一方面假定，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场：既不研究资本在流通领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产的具体条件。另一方面，我们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当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当作所有参加分赃的人的代表。所以，我们首先抽象地来考察积累，也就是把积累只看作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
此外，只要积累在进行，资本家就是在出售所生产的商品，并把出售商品所取得的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其次，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丝毫也不会改变它的性质以及使它成为积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条件。不管资本主义生产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给别人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如何，他总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们在说明积累时假定的情况，也就是积累进行中实际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运动模糊了积累过程的简单的基本形式。因此，对积累过程的纯粹的分析，就要求我们暂时抛开掩盖它的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
第二十一章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一种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一种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因为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100镑预付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20镑剩余价值，那么，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Reveneue〔注：①见本卷第682页。——编者注〕］的形式。〔注：（1）“消费别人劳动产品的富人，只有通过交换行为〈购买商品〉才能获得这种产品。因此，他们似乎很快就会花光自己的准备金……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财富获得了一种通过别人劳动而再生产出来的力量……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1、82页）］〕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单纯的重复或连续，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产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经济学家的公式II，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产品本身的一部分。〔注：（2）“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在实际上看成成品的一部分。”（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42页）“产品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属于工人。”（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1823年巴黎版第33、34页）〕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工人阶级用来领取由它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工人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对象化劳动预付给工人。〔注：（3）“当资本用于预付给工人的工资时，它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卡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1853年伦敦版第22页）〕以徭役农民为例。他每周比如说，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庄园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如果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么，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6天，3天为自己，3天为现在转化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注：（4）“工人的生活资料由资本家预付给工人的地方，在地球上还不到四分之一。”（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6页）〕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注：（4a）“manufacturer〈即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么，因为这些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价值中又被保留下来。”（亚·斯密《国富论》第2篇第3章第355页）〕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无酬的他人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占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5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么，在生产过程重复10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他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么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的总额。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无酬的他人劳动在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上的化身。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占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所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像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对象化在为他人所有的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吮吸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注：（5）“这就是生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42页）可是詹·穆勒并没有说明这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注：（6）“确实，一种工场手工业最初采用时，会使许多贫民得到工作；但他们依然贫穷，而且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1677年伦敦版第19页）“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第31页）〕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一种消费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注：［122］见本卷第277—287、304—308页。——编者注〕。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像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是，这表现为一种在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无关的无谓消耗。〔注：（7）要是罗西真正识破“生产消费”的秘密，他就不会在这一点上如此夸夸其谈了。〕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要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总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像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注：（8）“南美洲矿工每天的劳动〈也许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把重180—200磅的矿石从450英尺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但他们只靠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只吃面包，但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光吃面包不可能干这样的重活，所以把他们当作牛马，强迫他们吃豆子；豆子含磷酸钙比面包多得多。”（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94页注）〕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为了使工人阶级永久化而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消费劳动力而实际必需消费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注：（9）“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38页及以下几页。〕如果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引起工人消费资料的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么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注：（10）“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他人财富的力量。〔注：（11）“惟一真正的生产消费，就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而对财富的消费或破坏〈他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消耗〉……工人……对于雇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但严格说来，对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1853年伦敦版第30页）〕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它不让这些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在它不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从他们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跑掉。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的独立性这种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拟制54来保持的。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性法律来实现它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例如在1815年以前，英国禁止机器工人移居国外，违者予以严惩。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注：（12）“人们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惟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熟练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操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资本也可以完成。”（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12、13页）〕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8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兰开夏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404]于是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就出现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埃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言”。〔注：（13）“这封信可以看作工厂主宣言。”（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会议上就棉荒提出的议案）〕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有人可能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雇主〈即棉纺织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如果移民靠公共基金来资助，他就有权要求听取他的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1860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5/13，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6便士得到充足的棉花供给”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
“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兰开夏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注：（14）“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4篇第188注第389页〔注：①见本卷第488页。——编者注〕）：“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现在我们听到，这种劳动和技巧在30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６个月就可以学会”。〕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
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布[405]。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如降低1/3，或5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在两三年内分批发放一笔5—6百万贷款；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通过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部分不断变得如此陈旧，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
“埃·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因此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不管你如何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胡闹。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工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波特尔先生谈到过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移居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注：（15）1863年3月24日《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移居国外。〔注：（16）议会没有为移民批准一个铜板的经费，只是颁布法令，责成市政当局把工人维持在半死不活的状态中，或不付给标准工资而对他们进行剥削。相反，三年后，当牛瘟流行的时候，议会甚至粗暴地打破议会惯例，立即批准数百万来补偿百万富翁地主们的损失；他们的租地农场主显然由于肉价上涨而未曾遭受损失。土地所有者在1866年议会开会时的野兽般的吼叫表明，即使不是印度教徒也可以礼拜撒巴拉神牛，即使不是丘必特也可以转化为牛。〕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他们仍然是“兰开夏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注：［123］见本卷第663页。——编者注〕。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注：（17）“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雇主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巴黎版第1卷第91页）〕现在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使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并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转化为资本家的购买手段。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注：（18）达勒姆郡存在着这种隶属地位的农村粗野形式。有几个郡，当地的条件不能保证租地农场主对农业短工的无可争辩的所有权，达勒姆郡就是其中的一个。采矿业使农业短工有选择的机会。因此，在这些地方，租地农场主打破惯例，只承租筑有工人小屋的土地。小屋租金就是工资的一部分。这些小屋叫作“农业工人房舍”。工人要租这些小屋必须完成一定的封建义务，租赁契约就叫作"bondage"［“依附关系”］，按照这种束缚工人的契约，例如工人在外地做工的时候，必须由他的女儿或其他人代他工作。工人本人叫bondsman，即依附农。这种关系还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表明，工人的个人消费就是为资本的消费或生产消费。“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依附农的粪便都成了他的利欲熏心的主子的一项额外收入……租地农场主除了自己的厕所以外，不许邻近有别的厕所，而且不容许对这方面的领主权有任何侵犯。”（《公共卫生。第7号报告。1864年》第188页）〕，是通过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来实现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注：（19）“我们记得，在儿童劳动等方面，甚至连卖身的形式也不存在。①〕〔注：［124①］见本卷第309—310、452、455—463页。——编者注〕。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联系中加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加以考察时，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注：（20）“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一个棉纺织厂的工人是不是只生产棉织品呢？不是，他生产资本。他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通过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卡尔·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载于《新莱茵报》1849年4月7日第266号）用这个标题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是1847年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406]就这个题目发表的演说的一部分；文章的登载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
[180]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48、447、467、519、553、652。
[404]在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见注8）时期，北部各州的海军对南部各州实行封锁，美国的棉花供应中断，从而引起了棉花危机，因此，欧洲很大一部分棉纺织工业瘫痪了，工人的状况严重恶化。——662。
[405]宫廷侍卫长卡尔布是席勒的悲剧（阴谋与爱情）中的人物。在第3幕第2场，卡尔布最初拒绝参与德意志一邦君的宰相所策划的阴谋。这时，宰相就以辞去宰相职位相威胁，因为这样一来卡尔布的职位就要被免除，卡尔布吓死了，他叫喊说：“那我呢？——您说得倒好，您！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可是我呢——我的上帝！如果殿下免我的职，那我怎么办呢？”——664。
[406]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全称是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俞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成立过程中发挥了出色的作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见注242）后不久，由于协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667。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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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工资的国民差异
在第十五章，我们考察了可以引起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或相对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较的量）发生变化的种种组合的情况，而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借以实现的生活资料量，又可以发生与这一价格的变动无关〔注：［121］见本卷第623页。——编者注〕〔注：（64）“因为用工资能买到更多更便宜的物品，就说工资〈这里指工资的货币表现〉提高了，这是不正确的。”（大卫·布坎南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14年版第1卷第417页）〕或不同的运动。我们已经说过，只要把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换成外在的工资形式，那里的一切规律就会转化为工资运动的规律。在这一运动中表现为各种变动着的组合的情况，对于不同的国家说来，会表现为各个国民工资的同时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比较国民工资时，必须考虑到决定劳动力的价值量的变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范围，工人的教育费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作用，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即使作最肤浅的比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国家同一行业的平均日工资化为长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对日工资作了这样换算以后，还必须把计时工资换算为计件工资，因为只有计件工资才是计算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内涵量的尺度。
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中等的劳动强度，在这个强度以下的劳动，在生产一个商品时所耗费的时间要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质量的劳动。在一个国家内，只有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强度，才会改变单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进行的价值计量。在以各个国家作为组成部分的世界市场上，情形就不同了。国家不同，劳动的中等强度也就不同；有的国家高些，有的国家低些。于是各国的平均数形成一个阶梯，它的计量单位是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因此，强度较大的国民劳动比强度较小的国民劳动，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价值，而这又表现为更多的货币。
但是，价值规律在其国际范围的应用，还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更大的变化：只要生产效率较高的国家没有因竞争而被迫把它们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产效率较高的国民劳动在世界市场上也被算作强度较大的劳动。
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超过国际水平。〔注：（64a）我们将在别处研究，哪些和生产率有关的情况能够在个别生产部门使这一规律发生变化。〕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所以，货币的相对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较发达的国家里，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太发达的国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名义工资，即表现为货币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国家会比在后一种国家高；但这决不是说，实际工资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资料也是这样。
但是即使撇开不同国家货币价值的这种相对的差异，也常常可以发现，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在前一种国家比在后一种国家高，而相对的劳动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劳动价格，在后一种国家却比在前一种国家高。〔注：（65）詹姆斯·安德森在同亚·斯密论战时说过：“同样应当指出，虽然在农产品特别是谷物便宜的贫国中，劳动价格表面上通常较低，其实在那里，劳动价格实际上大都比其他国家高。因为工人每日获得的工资，虽然是劳动的表面价格，但是并不代表劳动的实际价格。实际价格是已完成的一定量劳动使企业主实际主实际花去的费用。从这个观点看来，劳动在富国几乎总是比在贫国便宜，虽然谷物和其他生活资料的价格在贫国通常比在富国低得多……按日计酬的劳动在苏格兰比在英格兰贱得多……而按件计酬的劳动一般在英格兰较贱。”（詹姆斯·安德森《论激励民族创业精神的手段》1777年爱丁堡版第350、351页）——相反地，工资的低廉又引起劳动的昂贵。“劳动在爱尔兰比在英格兰贵……因为那里的工资低得多。”（《皇家铁道委员会报告》1867年版第2074号）〕
1833年工厂委员会委员考威尔，曾对纺纱业作了仔细调查，并得出如下结论：
“英国的工资虽然对于工人说来可能比大陆高，但是对于工厂主说来，实际上比大陆低。”（尤尔《工厂哲学》第314页）
英国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在1866年10月31日的工厂报告中，根据同大陆各国比较的统计材料指出，大陆的劳动，尽管工资较低，劳动时间也长得多，但是同产品相比较，还是比英国贵。奥尔登堡一家棉纺织厂的一位英国经理说，那里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星期六也不例外，而当地工人即使在英国监工的监视下在这个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比英国工人在10小时内提供的产品少，要是在德国监工的监视下，那还要少得多。工资比英国的低得多，在许多场合低50％，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人数却要比英国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门达5∶3。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了有关俄国棉纺织厂的非常详尽的材料。这些材料是一位不久前还在俄国工厂任职的英国经理提供给他的。在这块充满种种丑事的俄国土地上，英国工厂幼年时期的那些陈旧的骇人听闻的现象还非常盛行。管理者当然都是英国人，因为当地的俄国资本家不会管理工厂。尽管工人从事过度劳动，夜以继日地干活，而报酬却微乎其微，但是俄国的工业品仍然只有在禁止外国货的情况下才能勉强站住脚。最后，我还要举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张关于欧洲各国每个工厂和每个纺纱工人的平均纱锭数的比较表。雷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这些数字是他几年以前收集的，从那时以来，英国工厂的规模和每个工人的纱锭数都扩大了。但是他假定，所列举的大陆国家也有了同样程度的进步，因此这些数字材料仍然有比较的价值。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每个工厂的平均纱锭数
英格兰………………………………………………12600
瑞士………………………………………………8000
奥地利………………………………………………7000
萨克森………………………………………………4500
比利时………………………………………………4000
法国………………………………………………1500
普鲁士………………………………………………1500
每个工人的平均纱锭数
法国……………………………………………………14
俄国……………………………………………………28
普鲁士……………………………………………………37
巴伐利亚…………………………………………………46
奥地利……………………………………………………49
比利时……………………………………………………50
萨克森……………………………………………………50
德意志各小邦……………………………………………55
瑞士……………………………………………………55
大不列颠…………………………………………………74
雷德格雷夫先生说：
“这一比较对大不列颠是不利的，除了别的原因以外，特别是因为：在大不列颠，有许多工厂是兼营机器织布业和纺纱业的，而在计算时，连一个织工也没有除去。相反地，外国工厂大多只经营纺纱业。如果能够拿同样的情况进行精确比较，我就可以从我的管区中举出许多棉纺厂，在这些工厂里，只要一个男工和两个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精纺机，每天生产出重220磅、长400英里的棉纱。”（散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31—37页）
我们知道，英国的一些公司在东欧和亚洲承包过铁路建筑工程，它们除了使用当地工人外，还使用了一定数量的英国工人。它们迫于实际的需要，就不得不考虑劳动强度的国民差异，但是这并没有使它们受到任何损失。它们根据经验知道，即使工资水平多少同中等劳动强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劳动的相对价格（同产品相比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变动的。
亨·凯里在他的最早的经济学著作之一《论工资率》〔注：（66）《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1835年费城版。〕中企图证明，不同的国民工资同各国工作日的生产率水平成正比，以便从这种国际的对比中得出结论说，工资总是随着劳动生产率而升降。即使凯里没有像往常那样把毫无批判地、表面地拼凑起来的统计材料杂乱无章地罗列在一起，而是论证了自己的前提，我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全部分析还是证明，他的这个推论是荒谬的。最妙的是，他并不认为，事物按照理论应该怎样，实际就是怎样。正是国家的干涉歪曲了这种自然的经济关系。因此，在计算国民工资时，似乎必须把工资中以税收的形式归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归工人自身所有的。凯里先生难道不应当进一步想一想：这种“国家费用”不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然果实”吗？这样的推论对这样的人说来是十分相称的：他起初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说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并且说这些规律的自由的、和谐的作用只是由于国家干涉才遭到破坏，可是后来他发现，英国对世界市场的恶魔般的影响（似乎这种影响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中产生的），使国家干涉即通过国家来保护那些“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成为必要，换句话说，就是使实行保护关税制度成为必要。其次他发现，李嘉图等人用来表述现存社会的对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现实经济运动的观念上的产物，相反地，英国和其他地方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现实对立倒是李嘉图等人的理论的结果！最后，他发现，破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天生的优美与和谐的，归根到底是贸易。再前进一步，他也许会发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祸害就是资本本身。只有一个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装博学的人——尽管他持有保护关税的异端邪说——，才配成为一位名叫巴师夏的人和现代自由贸易派其他一切乐观主义者的和谐智慧的秘密源泉。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九章计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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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计件工资
计件工资无非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正如计时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一样。
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乍一看来，似乎工人出卖的使用价值不是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即活的劳动，而是已经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似乎这种劳动的价格不是像计时工资那样，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分数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者的工作效率来决定的。〔注：（45）“计件劳动制度标志着工人史上的一个时代；它是介于受资本家意志支配的普通短工的地位和不久的将来有希望一身兼任手工业者和资本家的合作手工业者之间的阶段。计件工人即使在靠企业主的资本从事劳动时，实际上也是自己的雇主。”（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2、53页）我引用这本小册子，是因为它是一切早已陈腐的辩护滥调的真正臭水坑。就是这位瓦茨先生，以前曾热中于欧文主义，并在1842年发表过另外一本小册子《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在那里，他说财产就是掠夺。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首先，两种工资形式在同一些行业中同时并存的事实，必定剧烈地动摇着对这种假象的信念。例如：
“伦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在他们那里是例外。相反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例外。伦敦港口的造船工人拿计件工资，英国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则拿计时工资。”〔注：（46）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页。〕
在伦敦，同一些马具工场中，就同一种劳动来说，往往对法国人支付计件工资，对英国人支付计时工资。在普遍实行计件工资的真正工厂中，个别劳动职能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不能按件计算，因而按计时工资来支付。〔注：（47）下面这个例子说明，这两种工资形式的同时并存多么有利于工厂主进行欺诈：“一个工厂雇了400个人，其中一半是拿计件工资的，劳动时间长一些对他们有直接利益。另外200人是按日支付报酬的，他们劳动的时间与计件工人一样长，但是他们的额外劳动时间得不到任何报酬……这200个人每天在半小时内干的活，就等于1个人在50小时内或一个人在一周劳动的5/6的时间内所干的活，这对于企业主有明显的好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9页）“额外劳动仍旧非常盛行。而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法律本身就提供了保障，使这种现象不致被揭发出来而受到惩处。在以前许多报告中，我曾指出……所有那些不是领取计件工资而是领取周工资的工人受到怎样不公平的待遇。”（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4月30日》第8、9页）〕不过很清楚，工资支付形式的区别丝毫没有改变工资的本质，虽然其中一种形式可以比另一种形式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假定普通工作日为12小时，其中6小时是有酬的，6小时是无酬的。假定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从而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是6便士。假定经验表明，一个具有平均劳动强度和技能，因而在生产一种物品时实际上只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人，在12小时内提供24件产品，不管它们是一个个可分离的产品，还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制品的可以分别计量的部分。这样，这24件产品的价值，扣除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为6先令，每件产品的价值为3便士。工人每件得11/2便士，所以12小时得3先令。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不管是假定工人6小时为自己劳动，6小时为资本家劳动，还是假定他每小时一半为自己劳动，一半为资本家劳动，都是没有区别的；同样在这里，不管是说每一件产品一半是有酬的，一半是无酬的，还是说12件产品的价格只是补偿劳动力的价值，而另外12件产品体现为剩余价值，也是没有区别的。
计件工资的形式同计时工资的形式一样是不合理的。例如，两件商品，扣除其中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作为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值6便士，而工人由此得到3便士的价格。计件工资实际上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在这里，不是一件商品的价值由体现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相反地，工人耗费的劳动是由他们生产的产品的件数来计量。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劳动由劳动的直接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则由在一定时间内劳动所凝结成的产品的数量来计量。〔注：（48）“工资有两种计算方法，或者是按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算，或者是按劳动产品来计算。”（《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1796年巴黎版第32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热·加尔涅。〕劳动时间本身的价格最终决定于这个等式：日劳动价值＝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计件工资只是计时工资的转化形式。
现在我们比较详细地来考察一下计件工资的特点。
在这里，劳动的质量是由产品本身来控制的，产品必须具有平均的质量，计件价格才能得到完全的支付。从这方面说，计件工资是克扣工资和进行资本主义欺诈的最丰富的源泉。
计件工资给资本家提供了一个十分确定的计算劳动强度的尺度。只有体现在一个预先规定的并由经验确定的商品量中的劳动时间，才被看作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并当作这种劳动时间来支付报酬。因此，在伦敦较大的裁缝工场中，把某件产品，例如一件背心等等，叫作一小时或半小时等等，每小时付给6便士。从实践中知道，一小时的平均产品是多少。在做时装、改衣服等等时，雇主和工人之间常常会为某件产品是否等于一小时等等发生争执，最后还是要由经验来解决。在伦敦的家具制造厂等部门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工人没有平均的工作效率，因而不能提供一定的最低限度的日劳动，他就会被解雇。〔注：（49）“交给他〈纺纱工人〉一定重量的棉花。经过一定时间，他必须交出一定重量的有一定精细程度的线或纱，并且根据这样提供的每一磅产品，得到一定的报酬。如果产品的质量不好，他就要受罚；如果产品数量少于一定时期规定的最低限度，他就会被解雇，就会被更能干的工人所代替。”（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伦敦版第316、317页）〕
既然劳动的质量和强度在这里是由工资形式本身来控制的，那么对劳动的监督大部分就成为多余的了。因此，计件工资的形式既形成前面所说的现代家庭劳动的基础〔注：［119］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也形成层层剥削和压迫的制度的基础。后一种制度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寄生者的中间盘剥即包工制（sublettingoflabour）更容易实行。中间人的利润完全来自资本家支付的劳动价格和中间人实际付给工人的那部分劳动价格之间的差额。〔注：（50）“如果一件劳动产品要经过许多人的手，他们都要从中分取利润，而只有最后一双手才从事劳动，那么女工最后得到的报酬就微乎其微了。”（《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LXX页第424号）〕在英国，这种制度有一个特别的称呼“sweating—system”（血汗制度）。另一方面，计件工资使资本家能与工头（在手工工场是组长，在矿井是采煤工人等等，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签订按件计酬的合同，工头按照合同规定的价格自己负责招募帮手和支付给他们工资。在这里，资本对工人的剥削是通过工人对工人的剥削来实现的。〔注：（51）甚至辩护士瓦茨也说：“如果在一项工作中所有被雇用的人都成为合同的参加者，每个人都量力而为，而不是一个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让他的同伴去从事过度劳动，那么这会是计件工资制的一个重大改进。”（约翰·瓦茨《工会和罢工。机器和合作社》1865年曼彻斯特版第53页）关于这个制度的害处，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66页第22号；第11页第124号，第XI页第13、53、59号等等。〕
实行了计件工资，很自然，工人的个人利益就会使他尽可能紧张地发挥自己的劳动力，而这又使资本家容易提高劳动强度的正常程度。〔注：（51a）“人们往往人为地助长这种自然的结果。例如，伦敦的机器制造业中惯用的诡计是：“资本家挑选一名特别强壮和灵巧的人做一定数量工人的头头。每到一个季度或其他期限付给他以追加工资，条件是他拼命地干，以促使他的那些只领取普通工资的同伴也跟着拼命地干……这不用进一步解释就可以说明，为什么资本家抱怨说，‘工联限制劳动、卓越技能和劳动力的发挥’。”（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为作者本人就是工人和工联书记，人们也许会认为他的话过于夸张。但是请看一看，比如说，约·查·摩尔顿的“受人推崇的”农业百科全书吧，在“工人”一条里，这个方法是当作一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向租地农场主们推荐的。〕同样，延长工作日也是工人的个人利益之所在，因为这样可以提高他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注：（52）“所有拿计件工资的人……由于劳动超过法定界限而获得利益。这种从事额外时间的劳动的愿望，在织布女工和络纱女工中间尤为常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这种计件工资制对资本家非常有利……它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过长的额外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这是引起陶工身体衰退的主要原因之一。”（《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XIII页）］〕这就会引起那种在研究计时工资时已经指出过的反作用〔注：①见本卷第626—630页。——编者注〕，更不用说，即使在计件工资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本身就包含着劳动价格的下降。
在实行计时工资的情况下，除少数例外，通常是对同样的职能支付同样多的工资〔注：①见本卷第626—630页。——编者注〕；在实行计件工资的情况下，虽然劳动时间的价格是由一定量的产品来计量的，但日工资或周工资却因工人的个人差别而变化，因为某一工人在一定时间内只提供最低限额的产品，另一工人提供平均数额的产品，第三个工人则提供超过平均数额的产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的实际收入，就会因其技能、体力、精力、耐力等等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别。〔注：（53）“如果在某个行业劳动是按单价计件支付报酬……那么各个工人的工资在数量上就会有很大差别……但就日工资来说，通常都有一个统一的数额……雇主和工人都把这个数额看作是该行业的中常工人的标准工资。”（托·约·邓宁《工联和罢工》1860年伦敦版第17页）〕当然，这绝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第一，就整个工场来说，个人的差别会互相抵消，所以，整个工场在一定劳动时间内会提供一个平均的产品量，而支付的总工资也会是本行业的平均工资。第二，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因为各个工人各自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同他们各自的工资相适应的。但是计件工资给个性提供的较大的活动场所，一方面促进了工人个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自由精神、独立性和自我监督能力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互相竞争。因此，计件工资有一种趋势，就是在把个别工资提高到平均水平以上的同时，把这个水平本身降低。但是，在某种计件工资根据长期的传统已经固定下来，因而特别难以降低的地方，雇主就会破例地把计件工资强行转化为计时工资。针对这一点，例如，1860年考文垂织带工人举行了大罢工。〔注：（54）“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规定的……从事每种手艺的工人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业主大体是心中有数的，所以，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工人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这些帮工为了切身利益也会尽力劳动。”（康替龙《试论——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85页和第202页。第1版于1755年出版）可见，魁奈、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和亚·斯密曾充分利用过的康替龙，在这里已经把计件工资看作只是计时工资的改变了的形式。在康替龙著作的法文版的扉页上注明系译自英文，但是该书的英文版《关于工商业、货币、金银、银行和外汇的分析》（菲力浦·康替龙著，选自一位已故的伦敦西蒂商人的手稿）不仅出版日期较晚（1759年），而且按其内容来说，也表明是后来的修订版。例如，在法文版中还没有提到休谟，而在英文版中，配第的名字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英文版在理论上的价值比较小，但是其中关于英国贸易、贵金属贸易等等的各种专门材料，却是法文版所没有的。因此，英文版扉页上注明的本书“主要选自一位已故的极有才能的绅士的手稿，加以改编”等字样，看来并不完全是当时所流行的虚构手法。[402]〕最后，计件工资是上一章叙述的计时制的一个主要支柱。〔注：（55）“我们不是常常看到，有些工场雇用的工人远远超过工作上的实际需要吗？雇主雇用工人往往是为了期待某种无法预料的、有时甚至完全是想象的工作。既然雇主支付计件工资，他就不冒任何风险，因为一切时间上的损失完全由没有活干的人承担。”（昂·格雷古瓦《布鲁塞尔轻罪法庭上的印刷工人》1865年布鲁塞尔版第9页）〕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虽然计件工资决不是什么新东西，在14世纪，它就已经与计时工资一起正式列入英法两国的劳工法中，但是只是在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才得到比较广阔的活动场所。在大工业的狂飈时期，特别是从1797年至1815年，计件工资成了延长劳动时间和降低工资的手段。我们从蓝皮书《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和证词》（1813年至1814年议会会期）和《上院委员会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1814年至1815年会期）中，可以找到有关当时工资变动的十分重要的材料。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自从反雅各宾战争[403]开始以来劳动价格不断下降的证明文件。例如，在织布业中计件工资下降得很厉害，尽管工作日已经大大延长，但日工资仍旧低于以前的水平。
“织布工人的实际收入比从前大为减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前是很大的，而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熟练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间的差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小得多。”〔注：（56）《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1815年伦敦版第48页。〕
随着计件工资的实行而增加的劳动强度和长度，对农业无产阶级毫无好处，这从一本维护大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利益的书中摘录出来的下面这段话就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周工资约为12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由于劳动有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1先令或许2先令，但是在计算他的总收入时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失业而造成的损失抵销了这一增加部分……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些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活。”〔注：（57）《论谷物法》1815年伦敦版第34页。〕
当时马尔萨斯就议会公布的事实说过：
“我承认，我看到计件工资的广泛采用，感到不愉快。在较长的时期内每天从事12或14小时实在繁重的劳动，对一个人来说是太多了。”〔注：（58）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9页注］。〕
在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内，一般采用计件工资，因为在这里，资本只能在内涵上扩大工作日。〔注：［120］见本卷第634—635页。——编者注〕〔注：（59）“拿计件工资的工人，约占工厂工人总数的4/5。”（《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页）〕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同一产品量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也会改变。于是计件工资也会改变，因为计件工资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价格表现。就上面所举的例子〈见本卷第634—635页。——编者注〉来说，12小时内生产出24件产品，12小时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一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便士，每件产品的工资是11/2便士。每件产品吸收了1/2个劳动小时。假定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同一个工作日现在提供的产品不是24件，而是48件，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的条件下，计件工资就会由11/2便士降低到3/4便士，因为现在每件产品所代表的已经不是1/2个劳动小时，而只是1/4个劳动小时。24×11/2便士＝3先令，同样48×3/4便士＝3先令。换句话说，计件工资的下降是与同一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件数的增加成比例的〔注：（60）“他的纺纱机的生产力是准确计算好了的，靠这种机器完成的劳动的报酬，随着这种机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虽然不是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尤尔《工厂哲学》第317页）可是尤尔自己又把后面那句辩护的话否定了。他承认，例如在走锭纺纱机加长的时候，这种加长就会引起追加劳动。可见，劳动不是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程度减少。其次，“由于这种加长，机器的生产力提高了1/5。如果这种情况确实发生了，那么纺纱工完成的工作就不能按从前的工资率付给报酬；但是由于他的工资率不是减少1/5，这种改良也就提高了工人在每一定数量劳动小时中的货币工资”。但是，但是“以上所说需要作某种修正……纺纱工必须从自己的追加收入6便士中拿出一部分来付给追加的未成年的助手，这些助手挤掉了一部分成年工人”（同上，第320、321页），这一事实决不能说明工资有提高的趋势。〕，从而，是与耗费在同一件产品上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成比例的。计件工资的这种变动虽然纯粹是名义上的，但也会引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经常不断的斗争：或者是因为资本家以此为借口来实际降低劳动的价格，或者是因为在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同时劳动强度也提高了；或者是因为工人当真看待计件工资的假象，认为被支付的是他的产品，而不是他的劳动力，因此反对在商品的出售价格没有相应地降低的情况下降低工资。
“工人仔细地注视着原料的价格和制品的价格，这样就能够准确地估计他们的雇主的利润。”〔注：（61）亨·福塞特《英国工人的经济状况》1865年剑桥和伦敦版第178、179页。〕
资本有权拒绝这种要求，认为这是对雇佣劳动的性质的粗暴歪曲。〔注：（62）在1861年10月26日伦敦的《旗帜报》上，载有一篇关于约翰·布莱特公司诉讼案的报告。该公司向罗奇代尔治安法官“控告地毯业工联代表，说他们进行恐吓。布莱特公司的股东采用了一种新机器，用以前生产160码地毯所需的时间和劳动〈！〉，现在可以生产240码。工人无权要求参与他们的雇主因投资于机器改良而获得的利润的分配。因此，公司老板提议把每码的工资从11/2便士降低到1便士，这样，工人以同量劳动所得的收入仍和以前完全一样。这只是名义上的降低。关于这件事，据说事先没有如实告诉工人”。〕它大骂这种要对产业进步课税的狂妄企图，并且断然宣称劳动生产率与工人毫不相干。〔注：（63）“工联为了要保持工资，企图分享改良机器而获得的利润！〈多么可怕啊！〉……他们因为劳动缩短而要求较高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们企图对产业改良课税。”（《论工会》1834年伦敦新版第42页）〕
[402]《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1756年阿姆斯特丹版）一书的作者是理查·康替龙。该书的英文版由理查·康替龙的一个亲属菲力浦·康替龙修订过。——639。
[403]反雅各宾战争指1793—1815年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等参加的欧洲国家同盟反对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法国的历次战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建立了一种反对劳动者的恐怖政权。英国统治者镇压各种人民起义，并颁布了禁止任何工人结社的法令。资产阶级在这一时期要求把工作日从10小时延长到12、14和18小时。——640、695、776、861。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八章计时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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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计时工资
工资本身又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这种情况从那些过分注重材料而忽视一切形式区别的经济学教程中是了解不到的。但是，阐述所有这些形式是属于专门研究雇佣劳动的学说的范围，[400]因而不是本书的任务。不过，这里要简单地说明一下两种占统治地位的基本形式。
我们记得，劳动力总是按一定时期来出卖的〔注：［117］见本卷第201—202、216—217、226—227页。——编者注〕。因此，直接表现劳动力的日价值、周价值等等的转化形式，就是“计时工资”的形式，也就是日工资等等。
首先应当指出，在第十五章叙述过的关于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的规律，只须改变一下形式，就转化为工资规律〔注：［118］见本卷第593—606页。——编者注〕。同样，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和由这个价值转变成的生活资料的量之间的区别，现在则表现为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之间的区别。在本质形式上已经阐明的事情，再在表现形式上重复一遍，那是徒劳无益的。因此我们只限于说明计时工资的若干特点。
工人靠日劳动、周劳动等等得到的货币额〔注：（30）这里总是假定货币本身的价值是不变的。〕，形成他的名义的即按价值计算的工资额。但是很明显，依照工作日的长短，即依照工人每天所提供的劳动量，同样的日工资、周工资等等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劳动价格，也就是说，可以代表对同量劳动所支付的极不相同的货币额。〔注：（31）“劳动价格是对一定量劳动所支付的货币额。”（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页）威斯特是《论资本用于土地》（牛津大学大学学院一研究员著，1815年伦敦版）这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匿名著作的作者。〕因而，在考察计时工资时必须再把工资总额，即日工资、周工资等等的总额和劳动价格区别开来。但怎样得出这个价格，即一定量劳动的货币价值呢？劳动力的平均日价值除以平均工作日的小时数，就得出平均的劳动价格。如果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工作日为12小时，那么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3先令/12＝3便士。这样得出的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劳动价格的单位尺度。
由此可见，即使劳动价格不断下降，日工资、周工资等等仍然可以保持不变。例如，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么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3/5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3便士，一旦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降低到22/5便士。虽然如此，日工资或周工资仍旧不变。反之，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甚至下降，日工资或周工资也可以增加。例如，一个工作日是10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那么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就是33/5便士。如果由于工作量增加，工人按照原来的劳动价格劳动12小时，那么他的日工资就增加到3先令71/便士，而劳动价格没有变化。如果不是增加劳动的外延量而是增加劳动的内涵量，那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注：（32）“工资决定于劳动价格和完成的劳动量……工资的增加不一定包含着劳动价格的提高。在劳动时间较长和劳动较紧张的情况下，工资可以大大增加，而劳动价格却可以保持不变。”（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价格和工资》1826年伦敦版第67、68和112页）不过关于“劳动价格”是怎样决定的这样一个主要问题，威斯特却用陈词滥调搪塞过去了。〕因此，在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提高的同时，劳动价格可以不变或下降。这也适用于工人家庭的收入，只要家长提供的劳动量是靠家庭成员的劳动而增加的。因此，存在着不减少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而降低劳动价格的各种方法。〔注：（33）18世纪工业资产阶级的最狂热的辩护士、我们多次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正确地感觉到了这一点，虽然他把问题阐述得很混乱：“由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格〈他把劳动价格理解为名义上的日工资或周工资〉，如果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劳动的量……工厂主们知道，除了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数额以外，还有各种提高或降低劳动价格的方法”（［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第48和61页）。纳·威·西尼耳在他的《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中不加引号地利用了威斯特的著作，他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第15页）。这就是说，工人主要关心的是他所得到的东西，即工资的名义数额，而不是他所给予的东西，即劳动的量！〕
一般的规律就是：如果日劳动、周劳动等等的量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本身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值而变化，或者是随着劳动力的价格与其价值的偏离而变化。反之，如果劳动价格已定，那么日工资或周工资就决定于日劳动或周劳动的量。
计时工资的计量单位，即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劳动力的日价值除以普通工作日的小时数所得之商。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而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即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这种情况下，1个劳动小时的价格是3便士，它的价值产品是6便士。如果工人现在一天就业不足12小时（或者一周不足6天），比如说只有8小时或6小时，那么按这个劳动价格计算，他只能得到2先令或11/2先令的日工资。〔注：（34）这种异常的就业不足的影响是和法律强制普遍缩短工作日的影响完全不同的。前者与工作日的绝对长度无关，它可以在15小时工作日上发生，同样也可以在6小时工作日上发生。正常的劳动价格，在第一种场合是按照工人平均每天劳动15小时来计算的，在第二种场合，是按照他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来计算的。因此，如果他在第一种场合只被雇71/2小时，在第二种场合只被雇3小时，那么结果就会相同。〕因为根据假定，工人要生产出一个只是和他的劳动力价值相适应的日工资，一天必须平均劳动6小时，又因为根据同一假定，他在每小时内只有一半时间是为自己劳动，而另一半时间是为资本家劳动，所以很清楚，如果他就业不足12小时，他就不能挣得6小时的价值产品。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过度劳动的破坏性后果，这里我们又发现了工人由于就业不足所遭受的苦难的源泉。
如果小时工资是用下述办法来确定的，即资本家的义务不是支付日工资或周工资，而只是愿意雇用工人多少劳动小时就支付多少小时的报酬，那么，资本家就能使工人就业的时间少于原先作为计算小时工资或劳动价格的计量单位的基础的那个时间。因为这种计量单位是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这个比率确定的，所以，一旦工作日不再包含一定的小时数，这种计量单位自然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联系就被消除了。现在资本家不让工人做满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也能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他可以破坏就业方面的任何规则性，完全按照自己的方便、意愿和眼前利益，使最惊人的过度劳动同相对的或完全的失业互相交替。他可以在支付“正常的劳动价格”的借口下，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正常的限度，而不给工人任何相应的补偿。因此，伦敦建筑工人为反对资本家强制实行这种小时工资的企图，发动了一次完全合理的暴动（1860年）。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不正当的作法，不过，这种限制当然没有消灭由于机器的竞争、由于所使用的工人在质量上的改变、由于局部的和普遍的危机而产生的就业不足的现象。
在日工资或周工资增加的情形下，劳动价格可以在名义上保持不变，甚至降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只要劳动价格或劳动小时的价格不变，而工作日超出它的普通长度，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在劳动力的日价值/工作日这一分数中，如果分母增大，分子就会更快地增大。由于劳动力的损耗，劳动力的价值会同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一起增加，而且前者增加的比例比后者更快。因此，在计时工资占统治地位而劳动时间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许多产业部门中，就自然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把达到一定点（比如满10小时）的工作日当作是正常的（“normalworkingday”［“正常的工作日”］，“theday'swork”［“日劳动”］，“theregularhoursofwork”［“正规的劳动时间”］）。超过这个界限的劳动时间形成额外时间，并且以小时为计量单位付以额外报酬，虽然额外报酬往往低得可怜。〔注：（35）“额外时间的报酬率〈在花边制造业中〉非常低，每小时12便士等等，以致同它对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力所造成的巨大损害形成了尖锐的对照……不仅如此，这样挣得的一点点额外报酬往往又不得不耗费在额外的饮食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VI页第117号）］〕正常工作日在这里是作为实际工作日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而且就全年来说，实际工作日往往比正常工作日要长。〔注：（36）例如，在壁纸印刷业中，在工厂法最近实行以前，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一直劳动，连吃饭的间歇时间也没有，结果10个半小时的日工到下午4点半就完了，此后就全是额外时间，这种时间很少在下午6点以前结束，因此，实际上我们终年都在做额外时间的工作。”（斯密斯先生的证词，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第125页）〕在不列颠各种产业部门中，在工作日的延长超出一定正常界限时，劳动价格的增长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所谓正常时间内的劳动价格很低，这就迫使那些想挣得足够工资的工人在额外时间去做报酬较高的工作。〔注：（37）例如，在苏格兰的漂白业中就是这样。“在苏格兰的某些地方，这种行业〈在1862年工厂法实行以前〉是按额外时间的制度经营的，即把10小时当作正常的工作日。在这段时间内每人得到1先令2便士。但是每天还有3或4小时额外时间，每小时的报酬是3便士。实行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只在正常时间内劳动的人，只能挣得8先令的周工资。不在额外时间做工，工资是不够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10页》这种“额外时间的额外报酬，是工人无力抗拒的一种诱惑”（《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5页）。伦敦西蒂的书籍装订业雇用了许多14、15岁的少女，而且还订有学徒合同，规定了一定的劳动小时。尽管如此，在每月的最后一周，她们还是要同较年长的男工混杂在一起，一直劳动到夜间10、11、12点，甚至到1点。“业主以额外工资和一顿丰富的夜餐钱来引诱她们”，这顿夜餐，她们是在附近的酒馆中吃的。在这些“年青的永生者”中间因此产生了十分放荡的行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44页第191号），不过这些行为，由于她们除了其他书籍外还装订了大量的圣经和宗教书籍而得到了补偿。〕法律对工作日的限制结束了这种快意的事情。〔注：（38）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页。在1860年大罢工和同盟歇业中，伦敦建筑工人对事态作了完全正确的判断，他们声明，只有在下述两个条件下才愿意接受小时工资：1．在规定劳动小时价格的同时，也要规定以9小时或10小时为正常工作日，而且十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要高于九小时工作日的每小时价格；2．超过正常工作日的每一小时都是额外时间，要付给较高的报酬。〕
在一个产业部门内，工作日越长，工资就越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注：（39）“此外，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实：通常劳动时间长的地方，工资就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9页）“只能挣得饥饿工资的劳动大多是过长的。”（《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3年》第15页）〕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通过1839年到1859年20年间的比较观察说明了这一点。根据他的观察，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厂中，工资提高了，而在每天工作14到15小时的工厂中，工资下降了。〔注：（40）《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1、32页。〕
从“在劳动价格已定时，日工资或周工资决定于所提供的劳动量”这一规律中首先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价格越低，工人为了保证得到哪怕是可怜的平均工资而付出的劳动量必然越大，或者说，工作日必然越长。劳动价格的低廉在这里起了刺激劳动时间延长的作用。〔注：（41）例如，英国手工制钉业工人，由于劳动价格低廉，每天要劳动15小时才能挣得极可怜的周工资。“他一天到晚累死累活地要干许许多多小时，才能挣得11便士或1先令，而且从中还要扣除21/2到3便士，以补偿工具的磨损、燃料的耗费和铁屑的耗损。”（《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6页第671号）在同样长的劳动时间内，女工只能挣得5先令的周工资（同上，第137页第674号）。〕
但是，劳动时间的延长反过来又会引起劳动价格的下降，从而引起日工资或周工资的下降。
劳动价格由劳动力的日价值一定小时数的工作日来决定这个事实表明：如果没有任何补偿，单是工作日的延长就会降低劳动价格。但是那些使资本家能够长期延长工作日的情况，最初使他能够，最后则迫使他也在名义上降低劳动价格，以致劳动时数增加了，但总价格即日工资或周工资却下降了。这里只要指出两种情况就够了。如果一个人完成一个半人或两个人的工作，那么即使市场上劳动力的供给不变，劳动的供给还是增加了。由此造成的工人之间的竞争，使资本家能够压低劳动价格，而劳动价格的降低反过来又使他能够更加延长劳动时间。〔注：（42）例如，一个工厂工人如果拒绝像通常那样干较多的时数，“他很快就会被任何一个不论干多长时间都愿意的工人所代替，这样他就会失业”（《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证词第39页第58号）。“如果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利润率通常会提高……因为这种追加的劳动供给，压低了劳动的价格。”（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15页）〕但是这种对异常的即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无酬劳动量的支配权，很快就会成为资本家本身之间的竞争手段。商品价格的一部分是由劳动价格构成的。劳动价格的无酬部分不需要计算在商品价格内。它可以赠送给商品购买者。这是竞争促成的第一步。竞争迫使完成的第二步是，至少把延长工作日而产生的异常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不包括在商品的出售价格中。异常低廉的商品出售价格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形成的，最初是偶然的，以后就逐渐固定下来，并且从此成为劳动时间过长而工资极低的不变基础，而原先这种出售价格却是这些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我们只是指出这一运动，因为分析竞争不是这里要做的事情[401]。不过我们还是可以听一下资本家本人的自白。
“在伯明翰，业主之间的竞争是这样激烈，以致我们中间的某些人，不得不以雇主的身份做他们平素感到可耻的事情；但是即使如此也不能多赚钱，而只是让公众从中得到好处。”〔注：（43）《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证词第66页第22号。〕
我们记得伦敦有两种面包房老板，一种是按全价出售面包，另一种是低于正常价格出售面包〔〔注：①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全价出售者”向议会调查委员会指责他们的竞争者说：
“他们能够存在，首先就是靠欺骗公众〈通过商品掺假〉，其次是靠从工人身上榨取18小时的劳动而支付12小时的工资……工人的无酬劳动是用来进行竞争的手段……面包业主之间的竞争是夜间劳动难以废除的原因。低价出售者低于成本价格（它随着面粉价格的变化而变化）出售面包，但他并没有受到损失，因为他从工人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劳动。如果我从工人那里只取得12小时劳动，而我的邻居却取得18或20小时劳动，那么，他必然会在出售价格上把我击败。如果工人能坚持要求支付额外时间的报酬，这种手法立刻就会完蛋……低价出售者雇用的工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少年和其他被迫满足于几乎任何一种所能得到的工资的人。”〔注：（44）《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LII页和同一报告，证词第479、359、27号。不过，全价出售者，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而且像他们的代言人贝内特本人所承认的，也让他们的工人“在晚上11点钟或更早的时候开始干活，并且往往干到第二天晚上7点钟”（同上，第22页）〔注：②见本卷第289—290页。——编者注〕〕
这种诉苦之所以有意思，还因为它表明：反映在资本家头脑中的只是生产关系的假象。资本家不知道，劳动的正常价格也包含着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并且正是这种无酬劳动是他的利润的正常源泉。剩余劳动时间这个范畴对他说来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包含在正常的工作日之内，这个正常工作日在他看来已经以日工资支付了。但是，额外时间，即工作日超过与普通的劳动价格相适应的界限的延长部分，对他来说却是存在的。为了对付他的低价出售的竞争者，他甚至主张对这种额外时间支付额外报酬。但是他仍然不知道，这种额外报酬，和普通的劳动小时的价格一样，也包含着无酬劳动。例如，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一个小时价格是3便士，即1/2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而一个额外劳动小时的价格是4便士，即2/3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在第一种场合，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1/2个劳动小时，在第二种场合，无偿地占有了1/3个劳动小时。
[400]马克思曾计划将其经济学著作写成六册，见他于1859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415页）。计划的第三册是《雇佣劳动》，其中也将研究工资的各种特殊形式。虽然《资本论》包含关于工资及其基本形式的论述，但应该包括工资各种特殊形式的《雇佣劳动》这一册马克思没有写。——623。
[401]马克思大概打算在《雇佣劳动》那一册中来详细地叙述竞争对劳动力这一商品出售价格形成的影响。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9頁和第XX笔记本第1257页。——630。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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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篇
工资
第十七章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表面上，工人的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支付的一定量货币。在这里，人们说劳动的价值，并把它的货币表现叫作劳动的必要价格或自然价格。另一方面，人们说劳动的市场价格，也就是围绕着劳动的必要价格上下波动的价格。
但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呢？这就是耗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的对象形式。我们又用什么来计量商品的价值量呢？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计量。那么，比如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是由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的；这是无谓的同义反复。〔注：（21）“李嘉图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理论。如果严格地坚持这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先生用了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呢绒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是由生产用呢绒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50、51页）”〕
劳动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出卖，无论如何必须在出卖以前就已存在。但是，如果工人能使他的劳动独立存在，他出卖的就是商品，而不是劳动。〔注：（22）“如果你们把劳动叫作商品，那么它也还是不同于这样的商品，这种商品最初为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应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商品按照适当的比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创造出来，或者不如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75、76页）〕〔注：［114］见本卷第194—204页。——编者注〕
撇开这些矛盾不说，货币即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直接交换，也会或者消灭那个正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或者消灭那种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举例来说，假定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6先令的货币价值。或者是等价物相交换，这样，工人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先令。他的劳动的价格就要等于他的产品的价格。在这种情形下，他没有为他的劳动的购买者生产剩余价值，这6先令不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会消失，然而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工人才出卖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才成为雇佣劳动。或者工人在12小时劳动中获得的少于6先令，就是说，少于12小时劳动。12小时劳动同10小时劳动、6小时劳动等等相交换。不等量的这种相等，不仅消灭了价值规定。这种自我消灭的矛盾甚至根本不可能当作规律来阐明或表述。〔注：（23）“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么一定量的劳动就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的。”（爱·吉·韦克菲尔德对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所加的注。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30、231页）〕
从劳动分为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这一形式上的区别而引出较多量劳动同较少量劳动相交换，这是徒劳无益的。〔注：（24）“必须同意〈“社会契约”[395]的又一翻版〉，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西蒙（即西斯蒙第）《论商业财富》1803年日内瓦版第1卷第37页）〕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实际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来决定，而是由生产该商品所必要的活劳动的量来决定，所以这种做法就更加荒谬了。假定一个商品代表6个劳动小时。如果一些发明使这个商品用3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那么，连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也会降低一半。现在，这个商品所代表的只是3小时社会必要劳动，而不是原先6小时社会必要劳动了。可见，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是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而不是劳动的对象形式。
实际上，在商品市场上同货币占有者直接对立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当工人的劳动实际上开始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了。劳动是价值的实体和内在尺度，但是它本身没有价值。〔注：（25）“劳动，即价值的惟一尺度……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品。”（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86页）〕
在“劳动的价值”这个用语中，价值概念不但完全消失，而且转化为它的反面。这是一个虚幻的用语，就像土地的价值一样。但是这类虚幻的用语是从生产关系本身中产生的。它们是本质关系的表现形式的范畴。事物在其现象上往往颠倒地表现出来，这是几乎所有的科学都承认的，只有政治经济学例外。〔注：（26）“相反地，把这些用语说成是单纯的诗人的破格权，这只能说明分析的无能。蒲鲁东说；“人们认为劳动有价值并不因为它本身是商品，而是指人们认定劳动中所隐含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是一种……比喻说法。”因此，针对这种说法我指出：“他把劳动商品这个可怕的现实只看作是文法上的简略。这就是说，建立在劳动商品基础上的整个现代社会，今后仅仅是建立在某种破格的诗文和比喻性的用语上了。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么只要去掉不好听的字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辞典就够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34、35页[396]）把价值了解为什么也不是，当然方便多了。这样，就可以随便把任何东西都包括到这个范畴中去。例如，让·巴·萨伊就是这样做的。“价值”是什么？答：“物之所值。”“价格”是什么？答：“以货币表现的物的价值。”为什么“土地的劳动……具有价值？因为人们赋予它一个价格”。这就是说，价值是物之所值，而土地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人们“用货币表现了”它的价值。总之，这是理解事物“因何”和“为何”问题的非常简便的方法。〕
古典政治经济学毫无批判地从日常生活中借用了“劳动的价格”这个范畴，然后提出问题：这一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它马上认识到，供求关系的变化，对于劳动的价格也像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无非是说明价格的变化，也就是说明市场价格围绕着一定的量上下波动。如果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而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而这个价格才真正是应当分析的对象。或者我们拿市场价格在一个较长时期（比如说一年）内的波动来看，就会发现，这种上下的波动会互相抵消，而得出一个中等的平均量，一个不变量。这个平均量和围绕着这个平均量发生的互相抵消的偏离，自然是由不同的东西决定的。这个支配着和调节着劳动的偶然市场价格的价格，即劳动的“必要价格”（重农学派）或“自然价格”（亚当·斯密）[397]，也像在其他商品的场合一样，只能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劳动的价值。政治经济学以为用这种办法就可以通过劳动的偶然价格进到劳动的价值。然后认为，这一价值也和其他商品的场合一样，是由生产费用来决定的。但是生产费用——工人的生产费用，即用来生产或再生产工人本身的费用，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不自觉地代替了原来的问题，因为政治经济学在劳动本身的生产费用上只是兜圈子，没有前进一步。可见，政治经济学称为劳动的价值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存在于工人身体内，它不同于它的职能即劳动，正如机器不同于机器的运转一样。人们研究了劳动的市场价格和它的所谓价值之间的区别，研究了这种价值同利润率、同借助于劳动所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关系等等，但从来没有发现，分析的进程不仅已从劳动的市场价格推移到它的假想的价值，而且又把这个劳动价值本身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古典政治经济学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结果，毫无批判地采用“劳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等等范畴，把它们当作所考察的价值关系的最后的、适当的用语，结果就像我们在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陷入了无法解决的混乱和矛盾中，同时为庸俗经济学的在原则上只忠于假象的浅薄理论提供了牢固的活动基础。
现在，我们首先来考察一下，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它的转化形式，即表现为工资的。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工人的一定的寿命来计算的，而同工人的一定的寿命相适应的是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见〔注：［115］本卷第198—201页。——编者注〕。假定一个普通工作日是12小时，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而这3先令是一个体现6个劳动小时的价值的货币表现。如果工人获得了3先令，他就获得了他的在12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如果劳动力的这个日价值当作日劳动的价值来表现，那就会得出这样一个公式：12小时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这样一来，劳动力的价值就决定劳动的价值，或者用货币来表现，就决定劳动的必要价格。如果劳动力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那么劳动的价格也就会同它的所谓价值相偏离。
既然劳动的价值只是劳动力的价值的不合理的用语，那么不言而喻，劳动的价值必定总是小于劳动的价值产品，因为资本家总是使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超过再生产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在上述例子中，在12小时内执行职能的劳动力的价值是3先令，为了再生产这一价值，劳动力需要执行职能6小时。可是劳动力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因为劳动力实际上执行职能12小时，而劳动力的价值产品不是由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来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力执行职能的时间长短来决定的。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一看就是荒谬的结果：创造6先令价值的劳动有3先令价值。〔注：（27）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40页[398]。我曾在那里指出，在考察资本时应当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
其次，我们看到，体现工作日的有酬部分即6小时劳动的3先令价值，表现为包含6小时无酬劳动在内的整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或价格。于是，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痕迹。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徭役劳动下，服徭役者为自己的劳动和为地主的强制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都是明显地分开的。在奴隶劳动下，连奴隶只是用来补偿他本身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工作日部分，即他实际上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也表现为为主人的劳动。他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无酬劳动。〔注：（28）伦敦一家天真到愚蠢程度的自由贸易派机关报《晨星报》，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一再以人类所能有的义愤断言，“南部同盟”8的黑人的劳动是完全无代价的。最好请它把这种黑人的一天的费用同例如伦敦东头的自由工人的一天的费用比较一下。〕相反地，在雇佣劳动下，甚至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也表现为有酬劳动。在奴隶劳动下，所有权关系掩盖了奴隶为自己的劳动，而在雇佣劳动下，货币关系掩盖了雇佣工人的无偿劳动。
因此可以懂得，为什么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转化为工资形式，即转化为劳动本身的价值和价格，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的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
如果说世界历史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揭开了工资的秘密，那么相反地，要了解这种表现形式的必然性，存在的理由，却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在人们的感觉上，最初完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买卖一样。买者付出一定量的货币，卖者付出与货币不同的物品。在这里，法的意识至多只认识物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表现在法律上对等的各个公式中：“我给，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做，为了你做”。[399]
其次，因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本身是不可通约的量，所以“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价格”这种用语，似乎并不比“棉花的价值”、“棉花的价格”这种用语更不合理。况且，工人是在提供自己的劳动以后被支付报酬的。而货币在充当支付手段的职能上，是在事后才实现所提供的物品的价值或价格的，在这里就是实现所提供的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最后，工人提供给资本家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不是他的劳动力，而是劳动力的职能，即一定的有用劳动，裁缝劳动，鞋匠劳动，纺纱劳动等等。至于这种劳动本身另一方面又是形成价值的一般要素，具有一种使它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区别的属性，这一点却是普通意识所不能领会的。
让我们站在工人的立场上来看，他以12小时劳动获得6小时劳动的价值产品，比如说3先令，对他说来，他的12小时劳动实际上是3先令的购买手段。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可以随着他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值的变化而变化，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或降低到2先令。或者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不变，它的价格可以因供求关系的变化，从3先令提高到4先令或降低到2先令。但是不管怎样，他付出的始终是12个劳动小时。因此，在他看来，他所获得的等价物的量的任何变化，都必然表现为他的12个劳动小时的价值或价格的变化。由于这种情况，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亚·斯密〔注：（29）亚·斯密只是在谈到计件工资时，才偶然地隐约提到工作日的变化。〕就反过来得出一个错误的论断：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虽然生活资料的价值会变化，因而对工人来说，同一个工作日会表现为较多或较少的货币。
另一方面我们拿资本家来说。他无疑希望用尽量少的货币换取尽量多的劳动。因此，他实际上所关心的只是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执行职能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他力图尽可能便宜地购买一切商品，并且总是把低于价值购买和高于价值出售这一纯粹欺诈行为说成是他的利润的来源。因而，他理解不到，如果劳动的价值这种东西确实存在，而且他确实支付了这一价值，那么资本就不会存在，他的货币也就不会转化为资本。
此外，工资的实际运动显示出一些现象，似乎证明被支付的不是劳动力的价值，而是它的职能即劳动本身的价值。这些现象可以归纳为两大类：第一，工资随着工作日长度的变化而变化。如果是这样，我们同样可以说，因为租用机器一周的费用比租用一天要贵，所以被支付的不是机器的价值，而是机器运转的价值。第二，执行同一职能的不同工人的工资间存在着个人的差别。这种个人的差别在奴隶制度下也可以看到，但是在那里劳动力本身是赤裸裸地、不加任何掩饰地出卖的，这种差别没有引起任何幻觉。区别只是在于：劳动力因超过平均水平而获得的利益或因低于平均水平而遭到的损失，在奴隶制度下落到奴隶主身上，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则落到工人自己身上，因为在后一种场合，劳动力是由工人自己出卖的，而在前一种场合，是由第三者出卖的。
总之，就“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而言，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基础所说的话，也是适用的。前者是直接地、自发地、作为流行的思维形式再现出来的，而后者只有通过科学才能揭示出来〔注：［116］见本卷第356页。——编者注〕。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乎接触到事物的真实状况，但是没有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395]关于社会契约的观点是一种从人们的协议中引申出社会制度特别是国家的本质、从而消除人类的原始状态的学说。它以天赋人权为基础，主要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权神授的教条。它认为，君主统治者损害了与人民达成的契约，以此来为资产阶级革命辩护。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是托·霍布斯、皮·伽桑狄、巴·斯宾诺莎、约·洛克、许·格劳秀斯、让·雅·卢梭、亚·尼·拉季舍夫、托·杰弗逊、托·潘恩。——615。
[396]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2节〈构成价值或综合价值）。——616。
[397]“必要价格”引自弗·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XXXV页；“自然价格”引自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约·拉·麦克库洛赫编，1828年爱丁堡版第1卷第107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43页。——617。
[39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6页。——618。
[399]这是罗马法中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Doutfacias，facioutfacias，facioutdes，doutdes。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58页）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I笔记本第1326页。——620。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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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率是用下列公式来表示的〔注：［109］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
I．剩余价值（
m）＝
剩余价值剩余劳动
—————
————＝————
可变资本v劳动力价值必要劳动
前两个公式是价值的比率，第三个公式是生产这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的比率，它们表示同一个东西。这些互相替代的公式在概念上是严格的。因此，我们看到，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这些公式诚然在实质上已经制定出来，但是还不是有意识地制定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是下列派生的公式：
II．剩余劳动②＝
剩余价值剩余产品
—————
————＝————
工作日产品价值总产品
〔注：［110②］马克思在他校订的法文版里，给这第一个公式加了括号，并指出，这是“因为剩余劳动的概念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里表述得不清楚”。——编者注〕
这里，同一个比率交替地在劳动时间的形式上，在劳动时间借以体现的价值的形式上，在这些价值借以存在的产品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产品价值只能理解为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产品价值的不变部分不包括在内。
在所有这些公式中，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是虚假地被表现出来的。假定工作日为12小时。根据我们前面例子的其他各项假设〔注：［111］见本卷第249—253页。——编者注〕，在这种情况下，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就表现为如下的比率：
6小时剩余劳动＝
3先令剩余价值
——————
——————＝100%
6小时必要劳动3先令可变资本
但是，根据公式II，我们却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
3先令剩余价值
——————
——————＝100%
12小时工作日6先令价值产品
这两个派生的公式实际上表示工作日或其价值产品按怎样的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把这些公式看作资本自行增殖程度的直接表现，就会得出一个虚假的规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绝不能达到100%。〔注：（17）例如，见洛贝尔图斯《致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1851年柏林版。关于这一著作，我以后还要谈到。该著作提出的地租理论虽然是错误的，但它看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392]——〔第3版补注：从这里可以看出，只要马克思在前人那里看到任何真正的进步和任何正确的新思想，他总是对他们作出善意的评价。然而洛贝尔图斯致鲁道夫·迈耶尔的书信的发表，使马克思的上述赞许不能不打一个相当的折扣。书信中说：“不仅要把资本从劳动中拯救出来，而且要把它从其自身中拯救出来，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主资本家的活动理解为资本所有权委托给他的国民经济职能或国家经济职能，把他的利润理解为一种薪俸的形式，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有其他的社会组织。但薪俸是可以调节的，如果它过多地侵占了工资，还可以降低。马克思对社会的入侵——我要这样来称呼他的著作——也应该这样来击退……总之，马克思的著作与其说是对资本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现代资本形式的攻击。他把现今的资本形式和资本概念本身混为一谈了，这就是他的错误的根源。”（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耶尔博士出版，1881年柏林版第1卷第111页，洛贝尔图斯第48封信）——洛贝尔图斯在《社会问题书简》里的真正大胆的进攻完全为这些意识形态上的陈词滥调所淹没了。——弗·恩·〕〕因为剩余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作日的一个部分，或剩余价值始终只能是价值产品的一个部分，所以剩余劳动必然始终小于工作日，或剩余价值必然始终小于价值产品。二者必须相等，才能达到100/100的比率。剩余劳动要吞掉整个工作日（这里指一周劳动或一年劳动等等的平均日），必要劳动就必须减到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消失了，剩余劳动也就消失了，因为后者只是前者的函数。因此，剩余劳动/工作日＝剩余价值/价值产品这个比率永远不能达到100/100的界限，更不能提高到100＋x/100。但剩余价值率或实际的劳动剥削程度完全能够达到这种程度。就拿路易·德·拉维涅先生的计算做例子。根据他的计算，英国农业工人只得到产品〔注：（18）不言而喻，在这种计算中，产品中只补偿所投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是没有计算在内的。——路易·德·拉维涅先生是一位盲目崇拜英国的人，他只会把比例估计过低，决不会估计过高。〕或其价值的1/4，而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得到3/4，不管这个赃物以后还要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依照这个例子，英国农业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3∶1，剥削率是300%。
古典学派把工作日看作不变量的方法，由于公式II的应用而固定化了，因为人们在这里总是把剩余劳动同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进行比较。如果只着眼于价值产品的分配，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已经对象化在一个价值产品中的工作日总是具有一定界限的工作日。
把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表现为价值产品的两部分——这种表现方式其实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产生的，它的意义将在以后加以说明——掩盖了资本关系的特殊性质，即掩盖了可变资本与活劳动力的交换，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人与产品的分离。代替的是一种协同关系的假象，仿佛工人和资本家在这种协同关系中是按照产品的不同的形成要素的比例来分配产品的。〔注：（19）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切发达的形式都是协作形式，所以，把这些形式所特有的对抗性质抽去，并把它们胡说成是自由的协同形式，自然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例如，亚·德·拉波尔德伯爵在《论有利于社会一切方面的协同精神》（1818年巴黎版［第130、131］）中就是这样做的。[393]美国人亨·凯里有时甚至把这种戏法应用于奴隶制度的关系，也收到相同的效果。〕
但是，公式II在任何时候都能再转化成公式I。例如，如果我们知道6小时剩余劳动/12小时工作日，那么，必要劳动时间＝12小时工作日减掉6小时剩余劳动，并得出：
6小时剩余劳动100
——————＝——
6小时必要劳动100
我在前面已经顺便提到的第三个公式〔注：［112］见本卷第251—252页。——编者注〕是：
III．剩余价值＝
剩余劳动无酬劳动
—————
————＝————
劳动力价值必要劳动有酬劳动
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会引起一种误解，好像资本家是向劳动而不是向劳动力支付报酬，但是这种误解经过前面的说明已经消除了。无酬劳动有酬劳动这个公式只是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个公式的通俗的表述。〔注：［113］见本卷第194—204页。——编者注〕资本家支付劳动力价值或偏离这一价值的劳动力价格，在交换中取得对活劳动力本身的支配权。他对这种劳动力的利用分为两个时期。在一个时期，工人只生产一个等于他的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而只生产一个等价物。这样，资本家预付出劳动力的价格，得到一个价格相等的产品。这就好像资本家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产品。而在剩余劳动期间，劳动力的利用为资本家创造出无须他付出代价的价值。〔注：（20）虽然重农学派没有看出剩余价值的秘密，但他们还是非常清楚，剩余价值是“一种独立的和可供支配的财富，是他〈财富的占有者〉没有出钱买却可以拿去卖的财富“（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的分配的考察》第11页）。〕他无偿地获得了劳动力的这种利用。在这个意义上，剩余劳动可以称为无酬劳动。
因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是对劳动的支配权。[394]按其本质来说，它是对无酬劳动的支配权。一切剩余价值，不论它后来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哪种特殊形式上结晶起来，实质上都是无酬劳动时间的化身。资本自行增殖的秘密归结为资本对别人的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的支配权。
[39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45—489页、第XI笔记本第490—495、515—522页。——608。
[393]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9页。——610。
[394]亚·斯密关于资本是对劳动的支配权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59页及以下几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1笔记本第4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104页）和第VI笔记本第247页及以下几页已有这方面的材料。——611。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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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劳动力价值是由平均工人通常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这些生活资料在形式上虽然可能有变化，但是在一定社会的一定时代，它们的量是一定的，所以可以看作是一个不变量。变化的是这个量的价值。还有两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价值。一个是劳动力的发展费用，这种费用是随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另一个是劳动力的自然差别：是男劳动力还是女劳动力，是成年劳动力还是未成年劳动力。这些不同劳动力的使用（这又是由生产方式决定的）在工人家庭的再生产费用上和在成年男工的价值上都造成很大的差别。但是在下面的研究中，是撇开这两个因素的。〔注：（9b）第281页〔注：①见本卷第368—369页。——编者注〕所研究的情形，在这时自然也被撇开了。〔第3版注。——弗·恩·〕〕
我们假定：1．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2．劳动力的价格有时可能比它的价值高，但从不比它的价值低。
在这种假定下，我们看到，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取决于三种情况：1．工作日的长度，或劳动的外延量；2．正常的劳动强度，或劳动的内涵量，即一定时间内耗费一定量的劳动；3．最后，劳动生产力，即由于生产条件发展程度的不同，等量的劳动在同样时间内会提供较多或较少的产品量。〔注：［108］见本卷第363—373页。——编者注〕显然，这三个因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组合：或者是其中一个因素不变，其他两个因素可变；或者两个因素不变，一个因素可变；最后，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变化。这些因素同时变化时，又因为变化的大小和方向可以不同，组合也就更加多种多样了。下面只谈谈几种最主要的组合。
I．工作日的长度和劳动强度不变（已定），劳动生产力可变
在这个假定下，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是由三个规律决定的：
第一，不论劳动生产率如何变化，从而不论产品量和单个商品的价格如何变化，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例如为6先令，虽然所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会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因而6先令的价值会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商品上面。
第二，劳动力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按照相反的方向变化。劳动生产力的变化，它的提高或降低，按照相反的方向影响劳动力的价值，按照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是一个不变量，例如6先令。这个不变量等于剩余价值加劳动力价值（这个价值由工人以等价物来补偿）之和。不言而喻，在一个不变量的两个部分当中，一个部分不减少，另一个部分就不能增加。剩余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反过来，劳动力的价值不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剩余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值或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或比例量的同时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不可能同时提高或同时降低。
其次，如果劳动生产力不提高，劳动力的价值就不能降低，从而剩余价值就不能提高。用前面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使以前需要6小时生产的生活资料量用4小时就可以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就不可能由3先令降低到2先令。反过来，如果不是劳动生产力的下降，使以前只用6小时就能生产的生活资料量要用8小时才能生产出来，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可能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提高剩余价值，相反地，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会提高劳动力的价值，降低剩余价值。
李嘉图在表述这个规律时忽略了一点：虽然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的变化是以劳动力的价值量或必要劳动量的相反的变化为前提的，但决不能由此推论说，这些量是按照同一比例变化的。它们会以相同的量增加或减少。但是价值产品或工作日的各部分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变化以前的原来的划分。假定劳动力价值为4先令，或必要劳动时间为8小时，剩余价值为2先令，或剩余劳动为4小时；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劳动力价值降低到3先令，或必要劳动降低到6小时，那么剩余价值就提高到3先令，或剩余劳动提高到6小时。一方增加的量和另一方减少的量都是2小时或1先令。但是用比例来表示的量的变化在两方面是不一样的。劳动力的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即降低了1/4或25％，剩余价值则由2先令提高到3先令，即提高1/2或50％。由此可见，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变化所引起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取决于工作日中原来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如果那部分原来较小，比例就较大，原来较大，比例就较小。
第三，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始终是劳动力价值相应的减少或增加的结果，而绝不是这种减少或增加的原因。〔注：（10）麦克库洛赫也对这第三个规律作了荒谬的补充：通过取消资本家以前必须交纳的捐税，剩余价值在劳动力价值不降低的情况下也能提高。这些捐税的取消绝对不会改变产业资本家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量。它只是改变产业资本家装进自己腰包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或要同第三者分享的剩余价值的比例。所以它不会改变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因此，麦克库洛赫所谓的例外情况只能证明他对规则的误解。在他把李嘉图庸俗化时，正像让·巴·萨伊把亚·斯密庸俗化时一样，常常发生这种不幸。〕
因为工作日是一个不变量，并表现为不变的价值量，因为剩余价值量的每一变化都有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与之相适应，又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随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很清楚，在这些条件下，剩余价值量的任何变化都是由劳动力价值量的相反的变化而引起的。上面我们已经知道，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如果没有它们的相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现在，我们又得出，它们的相对量，如果没有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是不可能变化的。
按照第三个规律，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是以劳动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劳动力价值的变动为前提的。剩余价值量变化的界限是由劳动力价值的新的界限决定的。但是，即使在情况允许这个规律发生作用的条件下，也会发生各种中间的变动。例如，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劳动力价值由4先令降低到3先令，或者必要劳动时间由8小时降低到6小时，而劳动力的价格还是可以只降低到3先令8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2便士等等，因而剩余价值只提高到3先令4便士，3先令6便士，3先令10便士等等。下降以3先令为最低界限，而下降程度要取决于资本的压力同工人的反抗这二者的力量对比。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一定量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是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量。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资料量可以同时按照同样的比例增长，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之间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如果劳动力原来的价值是3先令，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而剩余价值也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那么，在工作日的划分不变的情况下，劳动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而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会保持不变。不过它们现在都表现为数量增加一倍、但按比例变得便宜了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价格虽然不变，但是它现在提高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上。如果劳动力的价格下降，但没有下降到由劳动力的新价值所决定的最低界限，即11/2先令，而是下降到2先令10便士，2先令6便士等等，那么这个下降了的价格也还是代表一个增加了的生活资料量。可见，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劳动力的价格能够不断下降，而工人的生活资料量同时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剩余价值比较起来，劳动力的价值还是不断下降，从而工人和资本家的生活状况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注：（11）“当工业生产率发生变化，一定量的劳动和资本所生产的产品增多或减少时，工资所占的比例部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但这个部分所代表的量不变；或者这个量发生变化，但工资的比例部分不变。”（［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第67页）〕
李嘉图第一个严密地表述了上述三个规律。他的阐述中的缺点是：1．他把这些规律所适用的各种特殊条件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理所当然的、普遍的和独有的条件。他既不懂得工作日长度的变化，也不懂得劳动强度的变化，因此在他看来，劳动生产率自然就成了惟一可变的因素。2．同其他一切经济学家一样，李嘉图从不研究剩余价值本身，就是说，他不是撇开它的特殊形式如利润、地租等去进行研究。这一点在比前一点大得多的程度上损害了他的分析。因此，他把剩余价值率的各种规律同利润率的各种规律直接混为一谈。[389]上面已经说过，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而剩余价值率则是剩余价值同这个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假定资本（C）为500镑，分在原料、劳动资料等（c）上共400镑，分在工资（v）上为100镑；再假定剩余价值（m）＝100镑。这样，剩余价值率为mv＝100镑100镑＝100％，而利润率mC＝100镑500镑＝20％。此外，很显然，利润率还取决于对剩余价值率不发生任何影响的一些情况。以后在本书第三册中，我将说明，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而不同的剩余价值率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表现为同一利润率。[390]
II、工作日和劳动生产力不变，劳动强度可变
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个工作日就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但它们的价格没有下降。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它们的价格总额也就增大，但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总额不过表现在增大的产品总量上。可见，在劳动时数不变的情况下，强度较大的工作日就体现为较多的价值产品，因而，在货币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也就体现为较多的货币。强度较大的工作日的价值产品随着它的强度同社会的正常强度的偏离程度而变化。因此，同一个工作日不再像以前那样表现为一个不变的价值产品，而是表现为一个可变的价值产品。例如，强度较大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不像普通强度的十二小时工作日那样，表现为6先令，而是表现为7先令、8先令等等。显然，如果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发生变化，例如从6先令增加到8先令，那么这个价值产品的两个部分，即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按照相同的或不同的程度增加。如果价值产品由6先令提高到8先令，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由3先令增加到4先令。在这种场合，劳动力价格虽然提高，但不一定要超过它的价值。相反地，在劳动力价格提高时，劳动力价格还可能降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注：①这句话是根据德文第1版译的，第2至4版是：劳动力的价值还可能降低。——编者注〕。当劳动力价格的提高不能补偿劳动力的加速的损耗时总是发生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撇开一时的例外情况不说，只有在有关的产业部门的产品加入工人的日常消费的情况下，劳动生产率的变化才能引起劳动力价值量的变化，从而引起剩余价值量的变化〔注：②见本卷第364—368页。——编者注〕。这种限制在这里是不适用的。不论劳动量在外延上还是在内涵上发生变化，劳动的价值产品量总要与劳动量的变化相适应而发生变化，而不管这个价值借以体现的物品有怎样的性质。
如果一切产业部门的劳动强度都同时相等地提高，新的提高了的强度就成为普通的社会的正常强度，因而不再被算作外延量。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平均的劳动强度在不同的国家仍然是不同的，因而会使价值规律在不同国家的工作日上的应用有所变化。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大的工作日，比另一个国家的强度较小的工作日，表现为更大的货币额。〔注：（12）“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别国工厂主相比，英国工厂主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得到的劳动量要多得多，以致英国每周总计60小时的工作日抵得上别国72至80小时的工作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65页）通过法令进一步缩短大陆各工厂的工作日，会是缩小大陆和英国的劳动时间的差距的最有效手段。〕
III．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工作日可变
工作日可以向两个方向变化。它可以缩短或延长。
1．在假定的条件下，即在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不变时，工作日的缩短不会使劳动力价值，从而不会使必要劳动时间发生变化。它会缩小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随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下降，它的相对量，即它同劳动力价值的不变量相比的量也就下降。资本家只有把劳动力价格压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才能避免损失。
一切反对缩短工作日的陈词滥调，都认定这种现象是在这里所假设的这种条件下发生的。然而实际上正好相反：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会的变化，或者是在工作日缩短以前，或者是紧随着工作日缩短以后发生的。〔注：（13）“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施行，表明……存在着各种补偿的情况。”（《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7页）〕
2．工作日的延长：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6小时，或劳动力价值是3先令，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剩余价值是3先令。那么，整个工作日就是12小时，并表现为6先令的价值产品。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劳动力价格不变，那么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就随同它的绝对量一同增加。虽然劳动力价值按其绝对量来说没有变化，但按其相对量来说却降低了。在第I节所假设的条件下，劳动力价值的绝对量不发生变化，它的相对量就不可能变化。相反地，在这里，劳动力价值的相对量的变化，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的变化的结果。
因为工作日借以表现的价值产品随着工作日的延长而增加，所以劳动力的价格和剩余价值可以同时等量地或不等量地增长。这种同时增长可以发生在下述两种场合：工作日绝对延长，或者工作日没有绝对延长，但是劳动强度增加了。
随着工作日的延长，劳动力的价格尽管名义上不变，甚至有所提高，还是可能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我们记得，劳动力的日价值是根据劳动力的正常的平均持续时间或工人的正常的寿命来计算的，并且是根据从生命物质到运动的相应的、正常的、适合人体性质的转化来计算的。〔注：（14）“人在24小时内所耗费的劳动量，可以从研究人体内部的化学变化来大致确定，因为物质的变化了的形式表明动力已经消耗的情况。”（格罗夫《物理力的相互关系》［第308、309页）〕与工作日的延长密不可分的劳动力的更大损耗，在一定点内，可以用增多的报酬来补偿。超过这一点，损耗便以几何级数增加，同时劳动力再生产和发挥作用的一切正常条件就遭到破坏。劳动力的价格和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就不再是可通约的量了。
IV．劳动的持续时间、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强度同时变化
很明显，在这里可能有许多种组合。可能两个因素变化，一个因素不变，或者三个因素同时发生变化。它们可能在同一程度上或在不同程度上变化，可能向同一方向或向相反的方向变化，以致它们的变化可以部分地或全部地互相抵销。其实，根据I、II、III节所作的解释来分析一切可能的情况并不困难。只要顺次地把其中一个因素视为可变，把其他因素视为不变，就会得到任何一种可能的组合的结果。因此在下面我们只简单地谈谈两种重要的情况。
1．劳动生产力降低，同时工作日延长：
这里所谈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是指这样一些劳动部门，它们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由于土壤肥力下降以及农产品相应涨价所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就是一个例子。假定工作日是12小时，它的价值产品是6先令，其中一半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另一半形成剩余价值。因此，工作日划分为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假定由于农产品的涨价，劳动力的价值由3先令提高到4先令，因而必要劳动时间由6小时增加到8小时。如果工作日不变，那么剩余劳动就会从6小时减少到4小时，剩余价值就会从3先令降低到2先令。如果工作日延长2小时，即从12小时延长到14小时，那么剩余劳动仍然是6小时，剩余价值仍然是3先令，但是剩余价值量同由必要劳动计量的劳动力价值相比较却下降了。如果工作日延长4小时，即由12小时延长到16小时，那么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的比例量，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量仍然不变。但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由3先令增加到4先令，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由6个劳动小时增加到8个劳动小时，即增加1/3或331/3％。可见，在劳动生产力降低和工作日同时延长的情况下，即使剩余价值的比例量降低，它的绝对量仍可保持不变；即使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增加，它的比例量仍可保持不变；并且，工作日延长到一定的程度时，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和绝对量都可能增加。
在1799年到1815年期间，英国生活资料价格的上涨引起了名义工资的提高，虽然用生活资料表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威斯特和李嘉图由此得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的结论，并且把这个仅仅存在于他们幻想之中的假定当作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的量的关系进行重要分析的出发点。[391]但是在当时，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强制延长，剩余价值也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加了。这正是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获得了公民权的时期〔注：（15）“谷物和劳动很少会完全齐头并进，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越过这个界限它们就不能互相分离。劳动阶级在物价上涨时期作出的异乎寻常的努力，引起工资下降，这种下降在证词〈1814—1815年向议会调查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已经得到证实。这种努力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并确能促使资本增长。但是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不希望这种努力永远不变地坚持下去。作为权宜之计，这种努力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国家的居民在食物上濒于绝境差不多。”（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1815年伦敦版第48、49页注）当李嘉图等人不顾最惹人注目的事实，把工作日的不变量当作他们全部研究的基础时，马尔萨斯却强调工作日的延长，并且在自己的小册子的其他地方也直截了当地谈到这一点。这对马尔萨斯来说是一种光荣。但是马尔萨斯为之效劳的保守利益使他看不到，随着机器的异常的发展以及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的剥削，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必定会使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过剩”，特别是在战争造成的需求和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垄断消失的时候。用永恒的自然规律去解释这种“人口过剩”，当然比用资本主义生产的纯粹历史的自然规律去解释更便利，更符合马尔萨斯真正牧师般地崇拜的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个时期的特点是：一方面资本加速增长，另一方面需要救济的赤贫也加速增长。〔注：（16）“战争期间资本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每个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劳动阶级的更加努力，也许还在于这个阶级的更加贫困。更多的妇女和儿童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劳动；原来的工人，由于同样的原因不得不拿出更多的时间去增加生产。”（［乔治·罗伯逊］《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主要原因》1830年伦敦版第248、249页）〕
2．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提高，同时工作日缩短：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强度的增加，从一方面来说，起着同样的作用。二者都会增加任何一段时间内所生产的产品总额。因此，二者都能缩短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或其等价物所需要的工作日部分。工作日的绝对最低界限，总是由工作日的这个必要的但能缩减的部分形成。如果整个工作日缩小到这个必要的部分，那么剩余劳动就消失了，这在资本的制度下是不可能发生的。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将会更加丰富，他们的生活要求将会增大。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
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工作日就越能缩短；而工作日越是缩短，劳动强度就越能增加。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劳动生产率还随同劳动的节约而增长。这种节约不仅包括生产资料的节约，而且还包括一切无用劳动的免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迫使每一个企业实行节约，但是它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制度却造成社会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最大的浪费，而且也产生了无数现在是必不可少的、但就其本身来说是多余的职能。
在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力已定的情况下，劳动在一切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得越平均，一个社会阶层把劳动的自然必然性从自身上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另一个社会阶层的可能性越小，社会工作日中用于物质生产的部分就越小，从而用于个人的自由活动，脑力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时间部分就越大。从这一方面来说，工作日的缩短的绝对界限就是劳动的普遍化。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个阶级享有自由时间，是由于群众的全部生活时间都转化为劳动时间了。
[389]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笔记本第220页和第XII笔记本第636—639页。——598。
[390]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第2章《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598。
[39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8—508页。——604。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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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四章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劳动过程最初是抽象地，撇开它的各种历史形式，作为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来考察的（见第五章〔注：［105］见本卷第207—217页。——编者注〕）。在那里曾指出：“如果整个劳动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在注（7）中还补充说：“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在这里要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就劳动过程是纯粹个人的劳动过程来说，同一劳动者是把后来彼此分离开来的一切职能结合在一起的。当他为了自己的生活目的对自然物实行个人占有时，他是自己支配自己的。后来他成为被支配者。单个人如果不在自己的头脑的支配下使自己的肌肉活动起来，就不能对自然发生作用。正如在自然机体中头和手组成一体一样，劳动过程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在一起了。后来它们分离开来，直到处于敌对的对立状态。产品从个体生产者的直接产品转化为社会产品，转化为总体工人即结合劳动人员的共同产品。总体工人的各个成员较直接地或者较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因此，随着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本身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上面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它就不再适用了。
但是，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的概念缩小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不是为自己生产，而是为资本生产。因此，工人单是进行生产已经不够了。他必须生产剩余价值。只有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或者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服务的工人，才是生产工人。如果可以在物质生产领域以外举一个例子，那么，一个教员只有当他不仅训练孩子的头脑，而且还为校董的发财致富劳碌时，他才是生产工人。校董不把他的资本投入香肠工厂，而投入教育工厂，这并不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因此，生产工人的概念决不只包含活动和效果之间的关系，工人和劳动产品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包含一种特殊社会的、历史地产生的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把工人变成资本增殖的直接手段。所以，成为生产工人不是一种幸福，而是一种不幸。在阐述理论史的本书第四册将更详细地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生产工人的决定性的特征。[384]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对生产工人所下的定义，随着它对剩余价值性质的看法的改变而改变。例如，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提供剩余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只存在于地租形式中。
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就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工作日一开始就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这两个部分。为了延长剩余劳动，就要通过以较少的时间生产出工资的等价物的各种方法来缩短必要劳动。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同工作日的长度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彻底的革命。
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前提；这种生产方式连同它的方法、手段和条件本身，最初是在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和发展的。劳动对资本的这种形式上的从属，又让位于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至于各种中间形式，在这里只要提一下就够了。在这些中间形式中，剩余劳动不是用直接强制的办法从生产者那里榨取的，生产者也没有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资本在这里还没有直接支配劳动过程。在那些用古老传统的生产方式从事手工业或农业的独立生产者的身旁，有高利贷者或商人，有高利贷资本或商业资本，他们像寄生虫似地吮吸着这些独立生产者。这种剥削形式在一个社会内占统治地位，就排斥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过另一方面，这种剥削形式又可以成为通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例如中世纪末期的情况就是这样。最后，正如现代家庭劳动的例子所表明的〔注：［106］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某些中间形式还会在大工业的基础上在某些地方再现出来，虽然它的样子完全改变了。
对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只要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就够了，例如，只要从前为自己劳动或者作为行会师傅的帮工的手工业者变成受资本家直接支配的雇佣工人就够了；另一方面却可以看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注：［107］见本卷第463—470页。——编者注〕正是表现为大工业的特有的产物。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旦掌握整整一个生产部门，它就不再是单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一旦掌握所有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那就更是如此。这时它成了生产过程的普遍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形式。现在它作为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方法，只在下面两种情况下还起作用：第一，以前只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那些产业部门为它所占领，也就是说，它扩大作用范围；第二，已经受它支配的产业由于生产方法的改变不断发生革命。
从一定观点看来，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似乎完全是幻想的。相对剩余价值是绝对的，因为它以工作日超过工人本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为前提。绝对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因为它以劳动生产率发展到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限制为工作日的一个部分为前提。但是，如果注意一下剩余价值的运动，这种表面上的同一性就消失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确立并成为普遍的生产方式的情况下，只要涉及剩余价值率的提高，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的差别就可以感觉到了。假定劳动力按其价值支付，那么，我们就会面临这样的抉择：如果劳动生产力和劳动的正常强度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的绝对延长才能提高；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剩余价值率就只有通过工作日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相对量的变化才能提高，而这种变化在工资不降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的情况下，又以劳动生产率或劳动强度的变化为前提。
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生产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而且也不可能有奴隶主，不可能有封建贵族，一句话，不可能有大占有者阶级。〔注：（1）“资本主义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206页）“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第14页）〕
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有一个自然基础，但这只是从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即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把维持自身生存所必要的劳动从自身解脱下来并转嫁给别人，比如，同样没有绝对的自然障碍会妨碍一个人去把别人的肉当作食物。〔注：（1a）据最新统计，仅在地球上已经考查过的地区内，至少还居住着400万吃人的人。〕决不应该像有时发生的情况那样，把各种神秘的观念同这种自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联系起来。只有当人类通过劳动摆脱了最初的动物状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的时候，一个人的剩余劳动成为另一个人的生存条件的关系才会出现。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这部分人也就绝对地和相对地增大起来。〔注：（2）“在美洲未开化的印第安人那里，几乎一切都属于劳动者，99%的东西归劳动所有；在英国，工人也许从来没有得到[23]。”（《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第72、73页）〕此外，资本关系就是在作为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的经济土壤之上产生的。作为资本关系的基础和起点的现有的劳动生产率，不是自然的恩惠，而是几十万年历史的恩惠。
撇开社会生产的形态的发展程度不说，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这些自然条件都可以归结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域等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例如，可以用英国同印度比较，或者在古代世界，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各国比较。
绝对必需满足的自然需要的数量越少，土壤自然肥力越大，气候越好，维持和再生产生产者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因而，生产者在为自己从事的劳动之外来为别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可以越多。狄奥多鲁斯谈到古代埃及人时就这样说过：
“他们抚养子女所花的力气和费用少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们给孩子随便煮一点最简单的食物；甚至纸草的下端，只要能用火烤一烤，也拿来给孩子们吃。此外也给孩子们吃沼泽植物的根和茎，有的生吃，有的煮一煮或烧一烧再吃。因为气候非常温暖，大多数孩子不穿鞋和衣服。因此父母养大一个子女的费用总共不超过20德拉马。埃及有那么多的人口并有可能兴建那么多宏伟的建筑，主要可由此得到说明。”〔注：（3）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80章。〕
但是古代埃及能兴建这些宏伟建筑，与其说是由于埃及人口众多，还不如说是由于有很大一部分人口可供支配。单个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越少，他能提供的剩余劳动就越多；同样，工人人口中从事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越小，可以用于其他事情方面的部分就越大。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成为前提，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保持一定长度的情况下，剩余劳动量随劳动的自然条件，特别是随土壤的肥力而变化。但决不能反过来说，最肥沃的土壤最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385]。它不能使人自身的发展成为一种自然必然性。〔注：（4）“前者〈自然富源〉在非常富饶非常有利时，使人无所用心、骄傲自满、放荡不羁。而后者［人工富源］则迫使人要小心谨慎，有丰富的学识、熟练的技巧和政治的才能。”（《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或我国对外贸易差额是衡量我国财富的尺度》，伦敦商人托马斯·曼著，他的儿子约翰·曼现在为了公共利益将本书出版，1669年伦敦版第181、182页）“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而气候又使人几乎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出产丰富产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纳·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第10页）〕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如埃及〔注：（5）计算尼罗河水量变动期的需要，产生了埃及的天文学，同时这又使祭司种姓作为农业领导者进行统治。“二至点是尼罗河水每年开始上涨的时刻，埃及人必须以最大的注意力去观察它……他们必须确定这个回归年，以便安排农事。因此，他们必须向天空探索它的回转的明显标志。”（居维叶《论地球的灾变》，赫弗编，1863年巴黎版第141页）〕、伦巴第、荷兰等地的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里人们利用人工渠道进行灌溉，不仅使土地获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矿物质肥料同淤泥一起从山上流下来。兴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统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产业繁荣的秘密。〔注：（6）供水的管理是国家权力对印度的互不联系的小生产有机体进行统治的物质基础之一。印度的伊斯兰教统治者比他们的后继者英国人更懂得这一点。我们只要回忆一下1866年的那次饥荒在孟加拉省奥里萨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印度人就够了。〕
良好的自然条件始终只提供剩余劳动的可能性，从而只提供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可能性，而绝不能提供它的现实性。劳动的不同的自然条件使同一劳动量在不同的国家可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量〔注：（7）“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而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要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所处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从事的各种职业的比例是不一样的，这种差别的程度只有根据冷热的程度才能断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数量的人的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为前一种地方与后一种地方相比，人们不仅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需耕作得更好。”（《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1750年伦敦版第59页）这部划时代的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瑟夫·马西。休谟就是从这部著作中得出他的利息理论的。〕，因而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使得必要劳动时间各不相同。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就是说，它们只确定开始为别人劳动的起点。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在西欧社会中，工人只有靠剩余劳动才能买到为维持自己生存而劳动的许可，因此容易产生一种错觉，似乎提供剩余产品是人类劳动的一种天生的性质。〔注：（8）“任何劳动都必须〈看来，这也是市民的权利和义务〉留有一些剩余量。”（蒲鲁东[386]）〕但是，我们可以举出亚洲群岛的东部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的例子。那里的森林中长着野生的西米树。
“居民在西米树上钻个孔，确定树髓已经成熟时，就把树放倒，分成几段，取出树髓，再掺水和过滤，就得到完全可以食用的西米粉。从一棵西米树上通常可以采得西米粉300磅，有时可采得500磅至600磅。那里的居民到森林去采伐面包，就象我们到森林去砍柴一样。”〔注：（9）弗·沙乌《土地、植物和人》1854年莱比锡第2版第148页。〕
假定东亚的一个这样的面包采伐者为了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每周需要劳动12小时。自然的恩惠直接给予他的，是许多闲暇时间。要他把这些闲暇时间用于为自己生产，需要一系列的历史条件；要他把这些时间用于为别人从事剩余劳动，需要外部的强制。如果那里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这个诚实的人为了占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也许每周就得劳动6天。自然的恩惠说明不了，为什么他现在每周要劳动6天，或者为什么他要提供5天的剩余劳动。它只是说明，为什么他的必要劳动时间限于每周一天。但是，他的剩余产品无论如何不是来自人类劳动的某种天生的神秘性质。
同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一样，受自然制约的劳动生产力也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的生产力。
李嘉图从来没有考虑到剩余价值的起源。他把剩余价值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东西，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他看来是社会生产的自然形式。他在谈到劳动生产率的时候，不是在其中寻找剩余价值存在的原因，而只是寻找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原因。相反，他的学派公开宣称，劳动生产力是利润（应读作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无论如何总比重商主义者前进了一步，因为重商主义者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交换中，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不过对这个问题，李嘉图学派[72]也只是回避，而没有解决。[387]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实际上具有正确的本能，懂得过于深入地研究剩余价值的起源这个爆炸性问题是非常危险的。可是在李嘉图以后半个世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还在拙劣地重复那些最先把李嘉图学说庸俗化的人的陈腐遁辞，郑重其事地宣称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对此我们该说些什么呢？
穆勒说：
“利润的原因在于，劳动生产的东西比维持劳动所需要的东西多。”
这不过是旧话重提；但是穆勒还想加上一些自己的东西。
“或者对这一论点换一种说法，资本提供利润的原因在于，食物、衣服、原料和劳动资料等存在的时间比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时间长。”
这里，穆勒把劳动时间的持续与劳动产品存在时间的持续混为一谈了。按照这种看法，面包业主永远不可能从他的雇佣工人那里取得同机器制造业主相同的利润，因为面包业主的产品只能持续一天，而机器制造业主的产品却能持续20年或更长的时间。自然，如果鸟巢存在的时间不比造巢所需的时间长，鸟只好不要巢了。
这一基本真理一旦确立，穆勒就来确立他比重商主义者高明之处了：
“因此，我们看到，利润不是来自交换这种偶然的事情，而是来自劳动生产力；不管交换是否发生，一个国家的总利润总是由劳动生产力决定的。如果没有职业的区分，那就既没有买，也没有卖，但是利润依然存在”。
这样一来，在这里，交换、买和卖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被说成是纯粹偶然的事情；并且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利润依然存在！
他接下去又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全体工人所生产的东西超过了他们的工资总额的20％，那么不论商品价格的水平如何，利润总是20％。”
从一方面看，这是绝妙的同义反复，因为既然工人为自己的资本家生产了20％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工人工资总额之比自然是20:100。但另一方面，说利润“总是20％”却是完全错误的。它必然总是小于20％，因为利润要按预付资本的总额来计算。例如，假设资本家预付了500镑，其中400镑预付在生产资料上，100镑预付在工资上。假定剩余价值率照上面所说是20％，那么利润率则是20:500，即4％，而不是20％。
接下去又有一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各种历史形式的：
“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到处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
把地球上迄今只是作为例外而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状态看作到处存在的状态，这真是奇怪的错觉！我们再往下看。穆勒欣然承认，“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388]。事情正好相反。
“如果工人在他完成全部工作以前已有维持这段时间生活所必需的资金，他就可以在劳动全部结束后再去领他的工资，甚至他的全部工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资本家了，因为他把资本投入企业，提供了经营企业所需的一部分基金。”
穆勒同样可以说，一个不仅为自己预付生活资料，而且为自己预付劳动资料的工人实际上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或者说，只为自己服劳役而不为主人服劳役的美国农民是他自己的奴隶。
穆勒在这样清楚地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它不存在的时候也总是存在的以后，又完全合乎逻辑地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即使在它存在的时候也是不存在的。他说：
“甚至在前一场合〈即资本家预付雇佣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我们也可以用同一观点来考察工人〈即把他看作资本家〉。”“因为他是在市场价格以下〈！〉提供他的劳动的，所以他好像是把其中的差额〈？〉预付给他的企业主……”〔注：（9a）散见约·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68年伦敦版第252—253页。——〔以上各段是按照《资本论》法文版翻译过来的。——弗·恩·〕〕
实际上工人是在一周或其他一段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无偿地预付给资本家，然后在一周之末或其他一段时间结束时才取得他的劳动的市场价格；在穆勒看来，这就使工人成了资本家！平地上的一堆土，看起来也像座小山；现代资产阶级的平庸，从它的“大思想家”的水平上就可以测量出来。
[23]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72]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1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79、356、590。
[384]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00—318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376页和第IX笔记本第377—408页。——583。
[385]“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是套用了18世纪末德国诗人弗·莱·施托尔贝格《致自然》一诗中的诗句。——587。
[386]皮·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589。
[387]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和859页以及第XXII笔记本第1374页。——590。
[388]马克思在1878年l1月28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建议把这一段改正如下：“接下去又有—个光辉的例证，说明穆勒是怎样对待社会生产的—种历史形式的。他说：‘我到处假定，除少数例外，事物的现状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地方都占统治地位，这就是说，资本家预付全部费用，包括工人的报酬在内。，穆勒先生欣然相信，即使在工人和资本家作为阶级而互相对立的经济制度下，资本家这样做也没有绝对的必要。”——592。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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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机器和大工业
1．机器的发展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说道：
“值得怀疑的是，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注：（86）穆勒应该说“任何不靠别人劳动过活的人”，因为机器无疑大大地增加了养尊处优的游惰者的人数。〕
但是，这也决不是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目的。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机器是要使商品便宜，是要缩短工人为自己花费的工作日部分，以便延长他无偿地给予资本家的工作日部分。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以劳动力为起点，在大工业中以劳动资料为起点。因此，首先应该研究，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变为机器，或者说，机器和手工业工具有什么区别。这里只能谈谈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因为社会史上的各个时代，正如地球史上的各个时代一样，是不能划出抽象的严格的界限的。
数学家和力学家说，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某些英国经济学家也重复这种说法。他们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甚至把简单的机械力如杠杆、斜面、螺旋、楔等等也叫做机器。〔注：（87）例如见赫顿《数学教程》。〕的确，任何机器都是由这些简单的力构成的，不管它怎样改装和组合。但是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这种说明毫无用处，因为其中没有历史的要素。另一方面，还有人认为，工具和机器的区别在于：工具的动力是人，机器的动力是不同于人力的自然力，如牲畜、水、风等等。〔注：（88）“根据这个观点也可以在工具和机器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锹、锤、凿等等，以及杠杆装置和螺旋装置，不管这些装置如何精巧，它们的动力是人……所有这些都属于工具的概念；而用畜力拉的犁，风力等推动的磨则应算作机器。”（威廉·舒尔茨《生产运动》1843年苏黎世版第38页）这是一部在某些方面值得称赞的著作。〕按照这种说法，在各个极不相同的生产时代存在的牛拉犁是机器，而一个工人用手推动的、每分钟可织96000个线圈的克劳生式回转织机不过是工具了。[293]而且，同一台织机，用手推动时是工具，用蒸汽推动时就成为机器了。既然畜力的使用是人类最古老的发明之一，那么，机器生产事实上就应该先于手工业生产了。当1735年约翰·淮亚特宣布他的纺纱机的发明，并由此开始18世纪的工业革命时，他只字未提这种机器将不用人而用驴去推动，尽管它真是用驴推动的。淮亚特的说明书上说，这是一种“不用手指纺纱”的机器。〔注：（89）在他以前，最早大概在意大利，就已经有人使用机器纺纱了，虽然当时的机器还很不完善。如果有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294]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
所有发达的机器都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发动机，传动机构，工具机或工作机。发动机是整个机构的动力。它或者产生自己的动力，如蒸汽机、热力机[295]、电磁机等；或者接受外部某种现成的自然力的推动，如水车受落差水推动，风磨受风推动等。传动机构由飞轮、转轴、齿轮、蜗轮、杆、绳索、皮带、联结装置以及各种各样的附件组成。它调节运动，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式（例如把垂直运动变为圆形运动），把运动分配并传送到工具机上。机构的这两个部分的作用，仅仅是把运动传给工具机，由此工具机才抓住劳动对象，并按照一定的目的来改变它。机器的这一部分——工具机，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起点。在今天，每当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时，工具机也还是起点。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那么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或者，整部机器只是旧手工业工具多少改变了的机械翻版，如机械织机〔注：（90）特别在机械织机的最初形式上，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旧织机的样子。它的现代形式已经大为改观了。[296]〕；或者，装置在工作机机架上的工作器官原是老相识，如纺纱机上的锭子，织袜机上的针，锯木机上的锯条，切碎机上的刀等等。这些工具同工作机的真正机体的区别，甚至表现在它们的出生上：这些工具大部分仍然由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然后才装到由机器生产的工作机的机体上。〔注：（91）大约从1850年起，在英国，工作机上越来越多的工具才开始用机器制造，虽然不是由生产机器本身的那些工厂主来制造。生产这些机械工具的机器，例如，有自动制造纱管的机器，装置梳毛刷的机器，制造筘的机器和制造走锭纺纱纱锭和翼锭纺纱纱锭的机器。〕因此，工具机是这样一种机构，它在取得适当的运动后，用自己的工具来完成过去工人用类似的工具所完成的那些操作。至于动力是来自人还是来自另一台机器，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在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转移到机构上以后，机器就代替了单纯的工具。即使人本身仍然是原动力，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区别也是一目了然的。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受到人天生的生产工具的数量，即他自己身体的器官数量的限制。在德国，起初有人试图让一个纺纱工人踏两架纺车，也就是说，要他同时用双手双脚劳动。这太紧张了。后来有人发明了脚踏的双锭纺车，但是，能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纱能手几乎象双头人一样罕见。相反地，珍妮机[299]一开始就能用12—18个纱锭，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等等。同一工作机同时使用的工具的数量，一开始就摆脱了工人的手工工具所受的器官的限制。
作为单纯动力的人和作为真正操作工人的人之间的区别，在许多手工工具上表现得格外明显。例如，在纺车上，脚只起动力的作用，而在纱锭上工作即引纱和捻纱的手，则从事真正的纺纱操作。正是手工工具的这后一部分，首先受到了工业革命的侵袭。最初，工业革命除了使人从事用眼看管机器和用手纠正机器的差错这种新劳动外，还使人发挥纯机械的动力作用。相反地，原来只是用人当简单动力的那些工具，如推磨〔注：（92）埃及的摩西说：“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300]相反地，德国的基督教慈善家们，在把农奴当作推磨的动力来使用时，却在农奴的脖子上套一块大木板，使农奴不能伸手把面粉放到嘴里。[301]〕、抽水、拉风箱、捣臼等等，却最早采用了牲畜、水、风〔注：（93）荷兰人一方面由于缺少天然落差水，另一方面由于还要排掉过量的水，不得不用风作为动力。荷兰人的风车是从德国得到的。[302]在德国，这项发明曾在贵族、牧师和皇帝之间引起一场很妙的争论：在三者中，风究竟“属于”谁。德国人说，空气造成占有，而风却使荷兰自由。在荷兰，风造成占有的东西，不是荷兰人，而是荷兰人的土地。到1836年，荷兰仍然使用共有60000马力的12000台风车，防止了全国三分之二的土地再度变为沼泽。[303]〕作为动力。这些工具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个别地甚至在更早以前，就已经发展为机器，但并没有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在大工业时期可以看出，这些工具甚至在它们的手工业形式上就已经是机器了。例如，1836—1837年荷兰人用来抽干哈勒姆湖水的水泵，就是按普通唧筒的原理设计的，不同的只是，它的活塞不是用人手来推动，而是用巨大的蒸汽机来推动。[304]在英国，现在有时还把铁匠用的极不完善的普通风箱的把手同蒸汽机连接起来，而变成机械风箱。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明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80年代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注：（94）虽然这种蒸汽机由于瓦特发明第一种蒸汽机，即所谓单向蒸汽机，而大大地改进了，但这种形式的蒸汽机仍然只是抽水和提盐水的机器。[305]〕，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一旦人不再用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而只是作为动力作用于工具机，人的肌肉充当动力的现象就成为偶然的了，人就可以被风、水、蒸汽等等代替了。当然，这种变更往往会使原来只以人为动力而设计的机构发生重大的技术变化。今天，所有还必须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机器，像缝纫机、制面包机等等，如果它们的性能一开始就不排斥小规模应用，那就要设计成既适合用人作动力，也适合用纯机械作动力。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注：（95）“把所有这些简单的工具结合起来，由一个发动机来推动，便成为机器。”（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36页］）〕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工作机规模的扩大和工作机上同时作业的工具数量的增加，需要一种较大的发动机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本身的阻力，就必须有一种比人力强大的动力，更不用说人是一种进行划一运动和连续运动的很不完善的工具了。假定人只是充当简单的动力起作用，也就是说，一种工具机已经代替了人的工具，那么现在自然力也可以作为动力代替人。在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一切大动力中，马力是最坏的一种，这部分地是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部分地是因为它十分昂贵，而且在工厂内使用的范围很有限。〔注：（96）1859年12月，约翰·查·摩尔顿在技艺协会[281]上宣读了一篇关于《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的报告。其中有一段话：“每一种有助于土地划一性的改良，都使应用蒸汽机来提供纯机械力更为可能……在有弯弯曲曲的灌木丛或其他障碍而影响划一动作的地方，就需要用马力。这种障碍正在一天天地消失。在那些需要发挥较多的意志和较少的体力的操作上，惟一可以采用的，是每时每刻都由人的精神所支配的力，也就是人力。”接着，摩尔顿先生把蒸汽力、马力和人力都简化为蒸汽机所通用的计量单位，即简化为每分钟把33000磅提高1英尺的力，并计算出1蒸汽马力的费用：用蒸汽机每小时为3便士，用马每小时为51/2便士。其次，为了保持马的健康，每天只能使用8小时。使用蒸汽力，全年每7匹耕马中至少可以节省3匹，而且所花的费用不会超过被代替的马在3、4个月（即它们被实际使用的时间）内所花的费用。最后，在可以应用蒸汽力的农活上，农活的质量也比利用马力时改进了。要完成1台蒸汽机的工作，必须用66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15先令；要完成1匹马的工作，必须用32个工人，每小时总共花费8先令。〕但在大工业的童年时期，马是常被使用的。除了当时的农业家的怨言外，一直到今天仍沿用马力来表示机械力这件事，就是证明。风太不稳定，而且无法控制；此外，在大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水力的应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经占有优势。早在17世纪，就有人试用一架水车来推动两盘上磨，也就是两套磨。但是这时，传动机构规模的扩大同水力不足发生了冲突，这也是促使人们更精确地去研究摩擦规律的原因之一。同样，靠磨杆一推一拉来推动的磨，它的动力的作用是不均匀的，这又引出了飞轮〔注：（97）孚耳阿伯，1625年。德库，1688年。[306]〕的理论和应用。飞轮后来在大工业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是这样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起来的。阿克莱的翼锭纺纱机最初是用水推动的。但使用水力作为主要动力有种种困难。它不能随意增大，在缺乏时不能补充，有时完全枯竭，而主要的是，它完全受地方的限制。〔注：（98）现代的涡轮机发明，使工业上水力的利用摆脱了过去的许多限制。〕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注：（99）“在纺织工场手工业初期，工厂的厂址取决于它是否具有足以推动水车的落差的水流；虽然水磨的采用意味着家庭工业体系开始解体，但这些水磨必须建立在水流旁边，水磨和水磨之间又往往相距很远，所以，这种水磨与其说是城市体系的一部分，不如说是农村体系的一部分；直到使用蒸汽力代替水流以后，工厂才汇集在城市和有生产蒸汽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煤和水的地方。蒸汽机是工业城市之母。”（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6页）〕，它在工艺上可得到普遍的应用，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瓦特的伟大天才表现在1784年4月他所取得的专利的说明书中，他没有把自己的蒸汽机说成是一种用于特殊目的的发明，而把它说成是大工业普遍应用的发动机。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用途，有一些（例如蒸汽锤）过了半个多世纪以后才被采用。[308]但是他当时曾怀疑，蒸汽机能否应用到航海上。1851年，他的后继者，博耳顿－瓦特公司，在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了远洋轮船用的最大的蒸汽机。
只是在工具由人的机体的工具转化为一个机械装置即工具机的工具以后，发动机才取得了一种独立的、完全摆脱人力限制的形式。于是，我们以上所考察的单个的工具机，就降为机器生产的一个简单要素了。现在，一台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随着同时被推动的工作机数量的增加，发动机也在增大，传动机构也跟着扩展成为一个庞大的装置。
现在，必须把许多同种机器的协作和机器体系这两件事区别开来。在前一场合，整个制品是由同一台工作机完成的。工作机完成各种不同的操作，这些操作原来是由一个手工业者用自己的工具（例如织布业者用自己的织布机）来完成的，或者是由若干手工业者独立地或作为一个手工工场的成员用各种工具顺次来完成的。〔注：（100）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来看，织布不是简单的手工业劳动，而是复杂的手工业劳动，因此，机械织机是一种能完成很多种操作的机器。有人认为，现代机器起初掌握的是工场手工业分工所简化了的那些操作，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纺纱和织布分成了新的种类，所使用的工具也改良和改变了，但劳动过程本身丝毫没有分开，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机器的起点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资料。〕例如，在现代的信封手工工场中，一个工人用折纸刀折纸，另一个工人涂胶水，第三个工人折边，预备印上图样，第四个工人把图样印好，等等。每个信封，每经过一道局部操作，就要转一次手。一台信封制造机一下子完成所有这些操作，而且一小时制成3000个或更多信封[309]。1862年伦敦工业展览会上展出的一台美国纸袋制造机，可以切纸、涂胶水、折纸，每分钟生产300个纸袋。[310]在工场手工业中分成几种操作顺次进行的整个过程，现在由一台由各种工具结合而成的工作机来完成。不管这样一台工作机只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手工工具的机械复制品，还是由工场手工业专门化了的各种简单工具的结合，在工厂内，即在以机器生产为基础的工场内，总有简单协作重新出现，这种协作首先表现为同种并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上的集结（这里撇开工人不说）。例如，许多机械织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织布工厂，许多缝纫机集结在同一厂房内便组成一个缝纫厂。但这里存在着技术上的统一，因为许多同种的工作机都是同时并同等地从共同的原动机的心脏跳动中得到搏动，这是通过传动机构传送来的，而传动机构对这些工作机来说也有一部分是共同的，因为它不过是分出一些特殊的分支同每个工具机相连结。正像许多工具只组成一个工作机的器官一样，许多工作机现在只组成同一个发动机构的同样的器官。
但是，只有在劳动对象顺次通过一系列互相连结的不同的阶段过程，而这些过程是由一系列各不相同而又互为补充的工具机来完成的地方，真正的机器体系才代替了各个独立的机器。在这里，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又出现了，但这种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各种局部工人的专门工具，例如，毛纺织手工工场中的弹毛工、梳毛工、起毛工、纺毛工等等所使用的工具，现在转化为各种专门化的工作机的工具，而每台工作机又在结合的工具机构的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器官，执行一种特殊的职能。在最先采用机器体系的部门中，工场手工业本身大体上为机器体系对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注：（101）在大工业时代以前，毛纺织工场手工业是英国主要的工场手工业。所以，在18世纪上半叶，绝大部分实验都是在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中进行的。在毛纺织业上取得的经验为棉纺织业带来了好处，棉花的机械加工需要的准备工作不像羊毛那样费力；后来则相反，机械毛纺织业是在机械棉纺织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某些要素，直到最近几十年才纳入工厂制度内，例如梳毛就是这样。“在‘精梳机’，尤其是李斯特式精梳机……被采用以后，机械力才广泛应用到梳毛过程上……其结果无疑使大批工人失业。过去羊毛多半是在梳毛工人家里用手来梳。现在一般都在工厂内梳，除了少数几种仍然宁可用手梳羊毛的特殊操作外，手工劳动被淘汰了。许多手工梳毛工人在工厂内找到了工作，但手工梳毛工人的产品比机器的产品要少得多，所以很大一批梳毛工人依然找不到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但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区别。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注：（102）“所以，工厂制度的原则是：……把劳动过程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劳动的分工或分级。”（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当然，在这里也像以前一样，理论的方案需要通过实际经验的大量积累才臻于完善。每一台局部机器依次把原料供给下一台，由于所有局部机器都同时动作，产品就不断地处于自己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不断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在工场手工业中，局部工人的直接协作，使各个特殊工人小组形成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各局部机器不断地交接工作，也使各局部机器的数目、规模和速度形成一定的比例。结合工作机——现在是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一个有组织的体系——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如果说，在工场手工业中，各特殊过程的分离是一个由分工本身得出的原则，那么相反地，在发达的工厂中，起支配作用的是各特殊过程的连续性。
一个机器体系，无论是像织布业那样，以同种工作机的单纯协作为基础，还是像纺纱业那样，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一旦它由一个自动的原动机来推动，它本身就形成一个大自动机。整个体系可以由例如蒸汽机来推动，虽然个别工具机在某些动作上还需要工人，例如，在采用自动走锭纺纱机以前，走锭纺纱机就需要工人发动，而精纺到现在都还是这样；或者，机器的某些部分必须像工具一样，靠工人操纵才能进行工作，例如，在机器制造上，在滑动刀架还未转化为自动装置以前就是这样。当工作机不需要人的帮助就能完成加工原料所必需的一切运动，而只需要人从旁照料时，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这个机器体系在细节方面还可以不断地改进。例如，断纱时使纺纱机自动停车的装置，梭中纬纱用完时使改良蒸汽织机立即停车的自动开关，都完全是现代的发明。现代造纸工厂可以说是生产的连续性和应用自动原理的范例。在纸张的生产上，我们可以详细而有益地研究以不同生产资料为基础的不同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以及社会生产关系同这些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因为德国旧造纸业为我们提供了这一部门的手工业生产的典型，17世纪荷兰和18世纪法国提供了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典型，而现代英国提供了自动生产的典型，此外在中国和印度，直到现在还存在着这种工业的两种不同的古亚细亚的形式。
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
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纺纱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纺纱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像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这些工人中，一部分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另一部分是联合在像前面所说的分工非常严格的手工工场内的。〔注：［72］见本卷第396—403页。——编者注〕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因此，机器生产是在与它不相适应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兴起的。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正像在单个机器还要由人来推动时，它始终是一种小机器一样，正像在蒸汽机还没有代替现成的动力——牲畜、风甚至水以前，机器体系不可能自由发展一样，当大工业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还要依靠个人的力量和个人的技巧才能存在时，也就是说，还取决于手工工场内的局部工人和手工工场外的手工业者用来操纵他们的小工具的那种发达的肌肉、敏锐的视力和灵巧的手时，大工业也就得不到充分的发展。所以，且不说这样生产出的机器很昂贵，——这种情况作为自觉的动机支配着资本，——已经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业的扩大，以及机器向新的生产部门的渗入，仍完全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基础发生冲突。发动机、传动机构和工具机的规模日益扩大；随着工具机摆脱掉最初曾支配它的构造的手工业型式而获得仅由其力学任务决定的自由形式，工具机的各个组成部分日益复杂、多样并具有日益严格的规则性；自动体系日益发展；难于加工的材料日益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例如以铁代替木材〔注：（103）“最初的机械织机主要是木制的，改良的现代机械织机是铁制的。[311]只要极其粗略地把现代蒸汽织机和旧的蒸汽织机比较一下，把铸铁厂的现代鼓风工具和当初仿照普通风箱制成的笨拙的机械风箱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生产资料的旧形式最初如何支配着它的新形式。但是，最有说服力的也许是现代火车头发明以前试制的火车头了。这种火车头实际上有两条腿，像马一样迈步。随着力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机器的形式才完全由力学原理决定，从而才完全摆脱了变为机器的那些工具的传统体形。〕；——所有这些都是自然发生的问题，要解决这些任务到处都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例如，像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织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提供的。
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同样，另一方面，棉纺业的革命又引起分离棉花纤维和棉籽的轧棉机的发明，由于这一发明，棉花生产才有可能按目前所需要的巨大规模进行。〔注：（104）直到最近，在18世纪发明的各种机器中，要算美国人伊莱·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在本质上变化最少。只是在最近几十年（1867年以前），由于另一个美国人，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埃默里先生作了一番简单而有效的改进，惠特尼的机器才变得陈旧了。[310*]〕但是，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正像以具有家庭副业的小农业和城市手工业为“枢纽”[312]（我借用傅立叶的用语）的社会所拥有的交通运输手段，完全不再能满足拥有扩大的社会分工、集中的劳动资料和工人以及殖民地市场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生产需要，因而事实上已经发生了变革一样，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随着19世纪最初几十年机器生产的发展，机器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工具机的制造。但只是到了最近几十年，由于大规模的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
用机器制造机器的最重要的生产条件，是要有能供给各种强度的力量同时又完全受人控制的发动机。蒸汽机已经是这样的机器。但是，机器各部件所必需的精确的几何形状，如直线、平面、圆、圆柱形、圆锥形和球形，也同时要用机器来生产。在19世纪最初10年，亨利·莫兹利发明了滑动刀架，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种刀架不久就改为自动式，经改装后从它最初被使用的旋床上移到其他制造机器的机器上。[313]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某种特殊工具，而是人的手本身。以往必须用手把切削工具等等的刃对准或加在劳动材料（如铁）上面，才能制造出一定的形状。现在有了这种装置，就能制造出机器各部件的几何形状，而且
“轻易、精确和迅速的程度是任何最熟练工人的富有经验的手都无法做到的”。〔注：（105）《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39页。该书在这里还说道：“不管旋床的这个附件多么简单，从外表上看多么不重要，但我们认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对机器使用的改良和推广所产生的影响，不下于瓦特对蒸汽机的改良所产生的影响。这种附件的采用立即使各种机器完善和便宜了，并推动了新的发明和改良。”〕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机器制造业所采用的机器中构成真正工具机的部分，那么，手工业工具就再现出来了，不过规模十分庞大。例如，钻床的工作部分，是一个由蒸汽机推动的庞大钻头，没有这种钻头就不可能生产出大蒸汽机和水压机的圆筒。机械旋床是普通脚踏旋床的巨型翻版；刨床是一个铁木匠，它加工铁所用的工具就是木匠加工木材的那些工具；伦敦造船厂切割胶合板的工具是一把巨大的剃刀；剪裁机的工具是一把大得惊人的剪刀，它剪铁就象裁缝剪布一样；蒸汽锤靠普通的锤头工作，但这种锤头重得连托尔也举不起来。〔注：（106）在伦敦有一种锻造轮船蹼轮轴的机器叫“托尔”。这种机器锻造一个161/2吨重的轴，就像铁匠打一个马蹄铁那样轻松。〕[315]例如，内史密斯发明的这些蒸汽锤中，有一种重6吨多，从7英尺的高度垂直落在36吨重的铁砧上。它能毫不费劲地把一块花岗石打得粉碎，也能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把钉子钉进柔软的木头里去。〔注：（107）那些也能够小规模使用的木材加工机器，大部分是美国人的发明。〕[316]
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机体，这个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在简单协作中，甚至在因分工而专业化的协作中，社会化的工人排挤单个的工人还多少是偶然的现象。而机器，除了下面要谈的少数例外，则只有通过直接社会化的或共同的劳动才发生作用。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
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我们已经知道，由协作和分工产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注：［73］见本卷第375—382、386—387、393—396、405—406、417—418、422页。——编者注〕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用于生产过程的自然力，如蒸汽、水等等，也不费分文。可是，正像人呼吸需要肺一样，人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就需要一种“人的手的创造物”[317]。要利用水的动力，就要有水车，要利用蒸汽的压力，就要有蒸汽机。利用自然力是如此，利用科学也是如此。电流作用范围内的磁针偏离规律，或电流绕铁通过而使铁磁化的规律一经发现，就不费分文了。〔注：［74］见本卷第429—432页。——编者注〕〔注：（108）科学不费资本家“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像吞并他人的劳动一样，吞并“他人的”科学。但是，对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们对力学一窍不通。李比希也曾述说英国的化学工厂主们对化学惊人地无知。〕但是要在电报等方面利用这些规律，就需要有极昂贵的和复杂的设备。我们已经知道，工具并没有被机器排挤掉。它由人的机体的小工具，通过扩大规模，增加数量，发展成为由人创造的机构的工具。现在资本不要工人用手工工具去做工，而要工人用一个会自行操纵工具的机器去做工。因此，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它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机器不是使产品变便宜，而是按照它自身的价值使产品变贵。很明显，机器和发达的机器体系这种大工业特有的劳动资料，在价值上比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劳动资料增大得无可比拟。
〔注：［75］见本卷第237—238页。——编者注〕首先应当指出，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它加进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由于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因此，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定期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有很大的差别。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机器和作为产品形成要素的机器，有很大的差别。同一机器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反复使用的时期越长，这种差别就越大。诚然，我们已经知道，每一种真正的劳动资料或生产工具，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始终只是根据它每天平均的损耗而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但是，使用和磨损之间的这种差别，在机器上比在工具上大得多，因为机器是由比较耐用的材料制成的，寿命较长；因为机器的使用要遵照严格的科学规律，能够更多地节约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和它的消费资料的消耗；最后，因为机器的生产范围比工具的生产范围广阔无比。如果我们不算机器和工具二者每天的平均费用，即不算由于它们每天的平均损耗和机油、煤炭等辅助材料的消费而加到产品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那么，它们的作用是不需要代价的，同未经人类加工就已经存在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机器的生产作用范围越是比工具大，它的无偿服务的范围也就越是比工具大。只是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注：［76］见本卷第443页——编者注〕〔注：（109）李嘉图有时很重视机器的这种作用（但他没有说明这种作用，像他没有说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区别一样），以致有时忘掉了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而把机器和自然力完全混为一谈。例如他说：“亚当·斯密从来没有低估自然力和机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而是十分恰当地把它们加到商品上的价值的性质区别开来……由于它们做工不需要费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就不会使交换价值有丝毫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36、337页）当然，李嘉图用这个见解反驳让·巴·萨伊是正确的，因为让·巴·萨伊胡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318]〕
在考察协作和工场手工业时，我们知道，共同消费某些共同的生产条件（如建筑物等），比单个工人消费分散的生产条件要节约，因而能使产品便宜一些〔注：［77］见本卷第377—378、401—403页——编者注〕。在机器生产的场合，不仅一个工作机的许多工具共同消费一个工作机的躯体，而且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同一个发动机和一部分传动机构。
如果机器的价值和机器转给日产品的价值部分之间的差额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使产品变贵的程度，首先取决于产品的数量，就像是取决于产品的面积。布莱克本的贝恩斯先生在1857年发表的一篇演讲中计算过：
“一实际的机械马力〔注：（109a）〔第3版注：一“马力”等于一分钟33000英尺磅的力，即等于一分钟使33000磅上升一英尺，或—分钟使一磅上升33000英尺的力。这就是上面所说的马力。但在日常的商业用语中，以及本书的某些引文中，是把同一机器的“额定”马力和“商业”马力或“指示”马力加以区别的。旧的马力或额定马力，只是根据活塞冲程和气缸直径计算的，完全没有把蒸汽压力和活塞速度考虑进去。这实际上就是说，如果认为这台蒸汽机例如有50马力，那指的是用博尔顿和瓦特时代那样微弱的蒸汽压力和那样低的活塞速度来推动。可是从那时起，这两个因素都大大增强了。为了测量一台机器现在实际提供的机械力，已经发明了表明蒸汽压力的指示器。活塞速度是容易确定的。因此，一台机器的“指示”马力或“商业”马力的大小可以用一个数学公式来计算，这个公式同时包括气缸直径、活塞冲程高度、活塞速度和蒸汽压力，从而表明这台机器一分钟实际上提供多少33000英尺磅。因此，一额定马力实际上可以提供3、4甚至5指示马力或实际马力。加这个注是为了说明后面各处的引文。——弗·恩·〕〕可以推动450个自动走锭纺纱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或者可以推动200个翼锭纺纱机纱锭，或者可以推动15台织宽40英寸布的织布机以及整经、浆纱等装置。”[319]
一蒸汽马力每天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器的损耗，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分配在450个走锭纺纱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分配在200个翼锭纺纱机纱锭的日产品上；在第三种情况下是分配在15台机械织机的日产品上。可见，转给一盎斯棉纱或一码布的只是极小的一部分价值。前面举的蒸汽锤的例子也是这样。①因为蒸汽锤每天的磨损和煤炭的消耗等等是分配在它每天锤打的巨量的铁上，所以在每英担铁上只添加很小一部分价值；但如果用这个庞大的工具来钉小钉子，那么分配在每英担上的价值就会很大了。
如果工作机的作用范围已定，也就是说，工作机的工具数量已定，或者在涉及力的时候，工作机工具的规模已定，那么产品的数量就取决于工作机作业的速度，例如取决于纱锭的转速或蒸汽锤每分钟锤击的次数。某些大蒸汽锤每分钟可锤70次；赖德的专利锻造机，用小蒸汽锤锻造纱锭，每分钟可锤700次。[320]
如果机器转给产品的价值的比率已定，那么这个价值部分的大小就取决于机器本身价值的大小。［78］〔注：（110）受资本主义观念束缚的读者，在这里当然会惋惜没有谈到机器按其资本价值加到产品上的“利息”。但是，很容易理解，机器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并不生产新价值，因而不可能加进称作“利息”的新价值。其次，很明显，这里所谈的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不能预先假定剩余价值的某个部分叫“利息”。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一看就是荒谬的，是和价值的形成规律相矛盾的。这一点在本书第三册[180]中将加以说明。〕机器本身包含的劳动越少，它加到产品上的价值也就越小。它转移的价值越小，它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服务就越接近自然力的服务。而用机器生产机器，会使机器的价值同机器的规模和作用相对而言降低下来。
比较分析一下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和机器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一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机器产品中，由劳动资料转来的价值组成部分相对地说是增大了，但绝对地说是减少了。这就是说，它的绝对量是减少了，但它同产品（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相比较的量是增大了。〔注：（111）当机器排挤马或只是当作动力、而不是当作改变物质形式的机器使用的其他役畜时，机器所加入的这个价值组成部分，无论绝对地说或是相对地说都要减少。顺便提一下，按照笛卡儿下的定义，动物是单纯的机器[321]，他是用与中世纪不同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眼光来看问题的。在中世纪，动物被看作人的助手，后来冯·哈勒先生在他的《国家学的复兴》中又是这样看的。[322]笛卡儿和培根一样，认为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323]他的《方法论》就说明了这一点，他在该书中写道：“可以〈用他介绍到哲学中的方法〉获得一种对生活非常有益的知识，找到一种实践哲学来代替学校中所讲授的思辨哲学，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像了解我们的手工业者的各种职业一样，清楚地了解火、水、空气、星球以及我们周围的其他一切物体的力量和作用，这样我们就能在一切适合的地方利用这些力量和作用，从而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并且“促进人类生活的完善”。在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笛卡儿的方法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应用，开始使政治经济学摆脱了关于货币、商业等的古代神话和迷信观念。但一般说来，英国早期的经济学家都把培根和霍布斯当作自己的哲学家，而后来洛克成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哲学家”。〕
很明显，如果生产一台机器所费的劳动，与使用该机器所节省的劳动相等，那么这只不过是劳动的变换，就是说，生产一个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总量没有减少，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没有提高。但是，机器所费的劳动和它所节省的劳动之间的差额，或机器生产率的高低，显然不是由机器本身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间的差额来决定的。只要机器所费的劳动，从而机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小于工人用自己的工具加到劳动对象上的价值，这种差额就一直存在。因此，机器的生产率是由它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衡量的。根据贝恩斯先生的计算，由一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走锭纺纱机纱锭及其附属设备，需要两个半工人看管〔注：（112）根据埃森商会的年度报告（1863年10月），1862年，克虏伯铸钢厂用161个熔炉、锻烧炉、渗炭炉，32台蒸汽机（约等于1800年曼彻斯特使用的蒸汽机总数）和14架蒸汽锤（合计代表1236马力），49个锻铁炉，203台工具机，约2400名工人，生产了1300万磅钢锭。在这里，1马力还摊不到两个工人。〕；每个自动走锭纺纱机纱锭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情况下可纺出13盎斯棉纱（平均纱支），因此两个半工人一星期可纺出3655/8磅棉纱。可见，大约366磅棉花（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撇开废棉不说）在转化为棉纱时，只吸收了150个劳动小时，或15个十小时工作日，而用纺车，一个手工纺工60小时纺13盎斯棉纱，因此，同量的棉花就要吸收2700个十小时工作日，或27000个劳动小时。〔注：（113）据拜比吉的计算，在爪哇，几乎单是纺纱劳动就使棉花价值增加117%。而同一时期（1832年），英国精纺业的机器和劳动加进棉花的总价值约为原料价值的33%。（《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65、166页）〕在木板印花或手工印花这种旧方法被机器印花代替的地方，一台机器由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看管，一小时印制的四色花布的数量，等于过去200个成年工人印制的数量[324]。〔注：（114）此外，机器印花还可以节省染料。〕在1793年伊莱·惠特尼发明轧棉机以前，轧除一磅棉花的棉籽要花一个平均工作日。由于有了他的发明，一个黑人妇女每天可以轧100磅棉花，而且从那以后，轧棉机的效率又大有提高[325]。原来要花50分钱生产的一磅棉纤维，后来卖10分钱，而且利润更高，也就是说，包含的无酬劳动更多了。在印度，使用一种半机器式的工具——手工轧棉机，来使棉纤维与棉籽脱离。使用这种工具，一个男工和一个女工每天能轧28磅棉花。但使用几年前福尔布斯博士发明的手工轧棉机，2个成年男工和一个少年工每天可轧250磅棉花；[326]在用牛、蒸汽或水作动力的地方，只需要几个男女少年充当添料工。16台这样的机器，用牛来拉，每天能完成以前750个人一天平均的工作。〔注：（115）参看向印度总督府提出产品报告的沃森医生1860年4月17日在技艺协会[281*]上所作的报告。〕
前面已经说过，装在蒸汽犁上的蒸汽机在一小时内花费3便士或1/4先令所完成的工作，等于66个人在一小时内花费15先令所完成的工作。〔注：[79]见本卷第433页。——编者注〕我又来引用这个例子，是为了反驳一种错误的见解。就是说，这15先令决不是这66个人一小时内加进的劳动的表现。如果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为100％，那么，这66个工人一小时就生产30先令的价值，虽然其中只有33小时表现为他们自己的等价物，即表现为15先令的工资。因此，假定一台机器的所值等于它排挤的150个工人一年的工资，比方说3000镑，那么，这3000镑决不是这150个工人所提供的并加到劳动对象上的劳动的货币表现，而只是他们的年劳动中表现为他们工资的那部分劳动的货币表现。相反，机器的货币价值3000镑是生产机器时所耗费的全部劳动的表现，不管这一劳动按什么比例形成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可见，即使机器的所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所值相等，对象化在机器本身中的劳动，总是比它所代替的活劳动少得多。〔注：（116）“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机器〉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0页）〕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因为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而且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时期，或者在同一时期不同的生产部门，也是不同的；其次，因为工人的实际工资有时降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下，有时升到他的劳动力价值以上，所以，机器的价格和它所要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可以有很大的变动，即使生产机器所必需的劳动量和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之间的差额保持不变。〔注：（116a）第2版注：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使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但是，对资本家本身来说，只有前一种差额才决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并通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对他发生影响。因此，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正像16世纪和17世纪德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荷兰使用，18世纪法国的某些发明只能在英国使用一样。在一些较老的发达国家，机器本身在某些产业部门的使用，会造成其他部门的劳动过剩（李嘉图用的是redundancyoflabour），以致其他部门的工资降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阻碍机器的应用，并且使机器的应用在资本看来是多余的，甚至往往是不可能的，因为资本的利润本来不是靠减少所使用的劳动得来的，而是靠减少有酬劳动得来的。近几年来，在英国毛纺织业的某些部门中，童工显著减少，有的地方几乎完全被排挤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必须实行两班制，一班劳动6小时，另一班劳动4小时，或每班只劳动5小时。但是父母们不愿比以前出卖全日工更便宜地出卖半日工。因此半日工就被机器所代替。〔注：（117）“雇主不会毫无必要地使用两班13岁以下的童工……事实上，有一类工厂主（毛纺业主）现在很少使用13岁以下的童工即半日工。他们采用了各种改良的和新式的机器，因而不用雇用童工〈即13岁以下的童工〉了。我可以举一个劳动过程的例子来说明童工人数减少的情况：把一种叫捻线机的装置同现有的机器连接起来，由6个或4个（根据每台机器的性能而定）半日工去做的工作，现在可由一个少年〈13岁以上〉去完成了……半日制”促进了“捻线机的发明”。（《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2、43页］）〕在矿井禁止使用女工和童工（10岁以下的）以前，[328]资本认为，在煤矿和其他矿井使用裸体的妇女和少女，而且往往让她们同男子混在一起的做法，是完全符合它的道德规范的，尤其是它的总账的，所以直到禁止使用女工和儿童以后，资本才采用机器。美国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这种机器，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不幸者”（“wretch”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用来称呼农业工人的术语）的劳动只有很小一部分是有报酬的，所以对于资本家说来，机器反而会使生产变贵。〔注：（118）“只要劳动〈他指的是工资〉不上涨，机器往往不会被采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在英国，直到现在还有时不用马而用妇女在运河上拉纤等等〔注：［80］见本卷第426页及以下几页。——编者注。〕〔注：（119）“见《在爱丁堡社会科学会议上的报告。1863年10月》。〕，因为生产马和机器所需要的劳动是一个数学上的已知量，而维持过剩人口中的妇女所需要的劳动，却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恰恰是英国这个机器国家，比任何地方都更无耻地为了卑鄙的目的而浪费人力。
3．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前面已经指出，大工业的起点是劳动资料的革命，而经过变革的劳动资料，在工厂的有组织的机器体系中获得了最发达的形式。在研究人身材料怎样合并到这个客观机体之前，让我们先来考察一下这种革命对工人本身的某些一般影响。
（a）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
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
就机器使肌肉力成为多余的东西来说，机器成了一种使用没有肌肉力或身体发育不成熟而四肢比较灵活的工人的手段。因此，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第一个口号是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这样一来，这种代替劳动和工人的有力手段，就立即转化为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工人家庭全体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受资本的直接统治，从而使雇佣工人人数增加。为资本家进行的强制劳动，不仅夺去了儿童游戏的时间，而且夺去了家庭本身惯常需要的、在家庭范围内从事的自由劳动的时间。〔注：（120）在美国南北战争8引起的棉业危机期间，英国政府把爱德华·斯密斯医生派往兰开夏郡和柴郡等地，调查棉纺织业工人的健康状况。他报告说：撇开工人被赶出工厂环境不说，从卫生方面来看，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戈弗雷兴奋剂[329]（一种鸦片剂）去毒害他们了。她们有时间学习烹调了。不幸的是，她们是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吃的时候，学到这种烹调术的。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为了自行增殖，是如何掠夺那种为消费所必需的家务劳动的。这一危机还被用来在专门学校里教工人的女儿学缝纫。为了使那些为全世界纺纱的工人女儿学缝纫，竟需要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一次世界危机！〕
劳动力的价值不只是决定于维持成年工人个人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且决定于维持工人家庭所必需的劳动时间。[81]机器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市场上，就把男劳动力的价值分到他全家人身上了。因此，机器使男劳动力贬值了。购买例如有四个劳动力的一家人，也许比以前购买家长一个劳动力花费得多些，但现在四个工作日代替了原来的一个工作日，劳动力的价格按照四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个工作日的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下降了。现在，一家人要维持生活，四口人不仅要给资本提供劳动，而且要给资本提供剩余劳动。因此，机器从一开始，在增加人身剥削材料，即扩大资本固有的剥削领域〔注：（121）“由于男子劳动日益为妇女劳动代替，特别是成年人劳动日益为儿童劳动代替，工人人数大大增加了。三个每周工资为6—8先令的13岁的女孩，排挤了一个每周工资为18—45先令的成年男子。”（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伦敦版第147页注）因为某些家务事，如照料婴儿和喂奶等，不能完全不管，所以，被资本没收的母亲，必须多多少少雇用代替者。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关于被官方政治经济学所隐瞒的这些事实，可以在工厂视察员和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中，特别是在《公共卫生报告》中，找到丰富的材料。〕的同时，也提高了剥削程度。
机器还从根本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上的中介，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契约发生了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和工人作为自由人，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互相对立：一方是货币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另一方是劳动力的占有者。①但是现在，资本购买未成年人或半成年人。从前工人出卖他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所拥有的自身的劳动力。现在他出卖妻子儿女。他成了奴隶贩卖者。〔注：（122）在英国工厂内，限制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是成年男工从资本那里争取到的②。与这个重大的事实相反，人们在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中竟然还看到，就贩卖儿童来说，身为父母的工人具有确实令人愤慨的、十足的奴隶贩子般的特征。可是，正如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到的那样，资本主义的伪善者们，却在那里攻讦这种他们自己一手造成、使之永存并加以利用的兽行，而在其他场合，他们把这种兽行名之曰“劳动自由”。“儿童劳动被利用了……他们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力量承受如此过度的沉重劳动，没有受过指导他们未来生活的教育，他们被抛入一种对身心有害的环境中。犹太历史学家在谈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公共经济概论》1833年卡莱尔版第66页）〕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在形式上也往往同美国报纸广告上常见的对黑奴的需求相似。例如，一个英国工厂视察员说：
“在我的管区的一个重要的工业城市里，地方报纸的一条广告引起了我的注意，广告写道：兹征求12至20名少年，外貌要13岁以上。工资每周4先令。报名处……”〔注：（123）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1页。〕
这里之所以用“外貌要13岁”这句话，是因为按照工厂法规定，未满13岁的儿童只能劳动6小时。年龄必须经过合格医生的证明。因此，工厂主需要外表看来已满13岁的儿童。工厂主雇用的未满13岁的儿童人数屡次大幅度地减少，这在英国近20年来的统计材料中是令人惊讶的。根据工厂视察员本人的证词，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由合格医生造成的，他们为迎合资本家的剥削欲望和父母的贩卖要求而虚报儿童的年龄。在声名狼藉的伦敦贝特纳尔格林区，每逢星期一和星期二的早晨，都有公开的集市，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把自己出租给伦敦的丝织厂。“一般的条件是，每周1先令8便士（归父母），2便士归我自己，外加茶点费。”契约仅以一周为限。这种集市上的情景和语言确实令人愤慨。〔注：（12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81页第31号。［第4版注：贝特纳尔格林区的丝织业现在几乎已经绝迹了。——弗·恩·〕〕直到现在英国还有这样的事发生：妇女“把子女从贫民习艺所中领出来，以每周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租给任何一个主顾”〔注：（125）《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53页第15号。〕。在大不列颠，不顾法律的规定，至少还有2000名儿童被自己的父母卖出去充当活的烟囱清扫机（虽然已经有机器可以代替他们）。〔注：（126）《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II页第137号。〕机器引起的劳动力买者和卖者之间的法的关系的革命，使全部交易本身失去了自由人之间的契约的外表，这就为后来英国议会提供了国家干涉工厂事务的法律上的根据。每当工厂法把以前不受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儿童劳动限制为6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是一再抱怨说：有些父母会把儿童从受限制的工业部门中领出来，把他们卖给“劳动自由”还盛行的部门，即卖给那些迫使不满13岁的儿童像成年人一样从事劳动，因而付给他们较高的卖价的工业部门。但因为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把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劳动的条件的平等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所以，儿童劳动在一个工业部门受到法律限制，就成为儿童劳动在另一个工业部门受到限制的原因。
前面已经指出，机器起初使儿童、少年像工人妻子一样在以机器为基础而产生的工厂内直接受资本的剥削，后来使他们在所有其他工业部门内间接地受资本的剥削，而使他们的身体受到摧残。〔注：［82］见本卷第297—304页。——编者注〕因此在这里，我们只谈一点，就是工人子女出生后头几年的惊人的死亡率。在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在100000个不满一周岁的儿童中每年平均的死亡人数只是9085人（其中有一个区只是7047人）；24个区是10000人至11000人；39个区是11000人至12000人；48个区是12000人至13000人；22个区超过20000人；25个区超过21000人；17个区超过22000人；11个区超过23000人；在胡、伍尔弗汉普顿、阿什顿安得莱恩和普雷斯顿超过24000人；在诺丁汉、斯托克波特和布拉德福超过25000人；在威斯贝奇是26001人；在曼彻斯特是26125人。〔注：（127）《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4页〕1861年的一个官方医生调查报告指出：造成这样高的死亡率的原因，除了当地的情况外，主要是由于母亲外出就业，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子女的照顾不周和虐待，例如饮食不适、缺乏营养、喂鸦片剂等等，另外，母亲还违反天性地虐待自己的子女，从而发生故意饿死和毒死的事件。〔注：（128）“此外，它〈1861年的调查〉……还证明，在上述情况下，儿童由于母亲外出工作，无人照料和照顾不周而死亡，母亲对自己的子女也惊人地丧失了自然感情——她们通常对子女的死亡并不十分介意，有时甚至……直接设法弄死他们。”（同上）〕相反地，在“妇女最少就业”的农业区，“死亡率则最低”〔注：（129）同上，第454页〕。但是，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在北海沿岸的一些纯农业区，不满一周岁的儿童的死亡率几乎赶上了名声最坏的工厂区。因此，朱利安·汉特医生被派去就地研究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在《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中。〔注：（130）同上，第454—462页。亨利·朱利安·汉特医生《关于英格兰某些农业区婴儿死亡率过高的报告》。〕在此以前人们认为，是疟疾和低洼的沼泽地区所特有的其他疾病使儿童大批死亡。但调查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把冬天是沼泽地夏天是贫瘠草地的土地变成肥沃的谷物耕地，这是消灭疟疾的原因，但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非常高的婴儿死亡率。”〔注：（131）《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5、455、456页。〕
汉特医生在这些地区询问过70个开业医生，他们对这一点的意见“惊人地一致”。事实上，随着土地耕作的革命，采用了工业制度。
“同少年男女在帮伙里一起劳动的已婚妇女，为了挣一些钱，被一个出租整个帮伙的叫做‘帮头’的人，交给租地农场主支配。这些帮伙往往到离本村许多英里以外的地方去；早晚都可以在路上看到他们，妇女们穿着短裙和短上衣、靴子，有时穿长裤，表面上很健壮有力，但由于放荡成性而败坏了，她们喜欢这种忙碌的独立的生活方式，而毫不考虑这会给她们家里瘦弱的子女带来多么不幸的后果。”〔注：（132）同上，第456页。〕
工厂区的各种现象在这里又重现了，而且暗地杀害儿童和让儿童服鸦片剂的现象比工厂区还要厉害。〔注：（133）在英国的农业区，和在工厂区一样，成年男工和女工的鸦片消费量也日益增加。“扩大鸦片剂的销路……已成为某些有胆量的批发商的主要目的。药商认为鸦片剂是最畅销的商品。”（同上，第459页）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同上，第460页）。人们看到，印度和中国是怎样报复英国的。〕
英国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了解工业中大量使用成年妇女所造成的恶果，所以每当我看到这种现象都有理由感到深恶痛绝。”〔注：（134）《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7页。〕
工厂视察员罗·贝克在一份官方报告中疾呼：
“禁止任何有家的已婚妇女在任何工厂里干活，对于英国的工厂区来说，确实会是一件幸事。”〔注：（135）《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9页。这位工厂视察员以前是医生。〕
关于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弗·恩格斯在他所著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以及其他的著作家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因此我在这里只是提一下。把未成年人变成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器，就人为地造成了智力的荒废，——这和自然的无知完全不同，后者把智力闲置起来，并没有损坏它的发展能力、它的自然肥力本身，——这种智力的荒废甚至使英国议会最后不得不宣布，在一切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受初等教育是“在生产上”使用14岁以下儿童的法定条件。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的条款措辞草率；由于缺少行政机构，这种义务教育大部分仍然徒有其名；工厂主反对这个教育法令，使用种种阴谋诡计回避这个法令；——这一切明显地暴露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
“只有立法机关应受谴责，因为它颁布了一个骗人的法令，这个法令表面上关心儿童的教育，但没有一条规定能够保证达到这个口头上的目的。它只是规定儿童每天必须有若干小时〈3小时〉被关在叫做学校的地方的四壁之内，规定儿童的雇主每周必须从一个以男教师或女教师身分签字的人那里得到证明书。”〔注：（136）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页。〕
在1844年的修正工厂法颁布以前，上学证明书由男教师或女教师在上面划一个十字来代替签字，并不是少见的现象，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
“我访问一所颁发这种证明书的学校，教师的无知使我非常惊奇，所以我问他：‘先生，请问您识字吗？’他的回答是：‘唉，认识一点点’，为了申辩，他又补充一句：‘不管怎样，我总比我的学生强’。”
在拟定1844年的法令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揭发了这种叫作学校的地方的丑事。但他们不得不承认这种学校发的证明书在法律上是完全有效的。他们努力的全部成果就是，从1844年起，
“教师必须在上学证明书上亲笔填写数字，并且必须亲笔签上自己的姓名”。〔注：（137）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8、19页。〕
苏格兰工厂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了他工务中类似的经历。
“我们访问的第一所学校是由一个叫安·基林的夫人主办的。当我请她把她的姓拼读出来时，她马上就出了错，她先说了一个C，但马上改正说，她的姓的第一个字母是K。然而，我查看她在上学证明书上的签字时，发现她的姓的写法不一，她的笔迹说明她根本没有教书的能力。她自己也承认，她不会填写名册……在另一所学校，我发现教室长15英尺宽10英尺，里面有75个儿童，不知在叽叽喳喳讲些什么。”〔注：（138）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31、32页。〕“然而，儿童只得到上学证明书而受不到教育的现象，不仅存在于这些受罪的地方。在许多有合格师资的学校，由于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儿童乱哄哄地混杂在一起，教师也几乎是白费力气。教师的收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少得可怜，这些收入完全依靠儿童交纳的便士，因此他尽可能把大量学生塞进一个教室里。此外，学校设备简陋，缺乏书籍和其他教具，沉闷难闻的空气对贫苦的儿童产生有害的影响。我到过很多这样的学校，看见一排一排的儿童无所事事，但这就被证明是上学了，在官方的统计中，这些儿童算是受过教育的。”〔注：（139）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4月30日》第17、18页。〕
在苏格兰，工厂主竭力排斥那种必须上学的儿童。
“这足以证明，工厂主对教育条款是十分憎恶的。”〔注：（140）约翰·金凯德爵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66页。〕
这种情况在受一种特别工厂法限制的棉布等印花厂中表现得荒诞离奇。按照这项法令的规定，
“每个儿童在到这种印花厂就业以前，必须在他就业第一天前的6个月内至少上学30天，并且不得少于150小时。他在印花厂就业期间，每过6个月仍须上学30天，而且是150小时……上学时间应在早晨8点至下午6点之间。每天上学的时数少于212小时或超过5小时，都不得算入150小时之内。在一般情况下，儿童在30天内上下午都上学，每天5小时，30天期满，如果达到规定的总数150小时，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读完了书，然后他们又回到印花厂，在那里再劳动6个月；到下一个上学期限，他们又去上学，直到又读完了书为止……许多按规定上过150小时学的儿童，在印花厂呆了6个月以后再回到学校时，情形和刚上学时一样……他们自然又把前一次上学所学到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还有一些印花厂，上学的事完全取决于工厂的营业需要。每6个月内所必须达到的时数是由每次3至5小时零碎凑成的，而且可能分散在这6个月内。例如，一天是从上午8点到11点上学，另一天是从下午1点到4点上学，在儿童有些天不上学之后，突然又从下午3点到6点上学；他可能连续上3、4天或一个星期，然后又停3个星期或整整一个月。而当他的雇主偶然不需要他的那些日子，他又回去混一些小时；因此，儿童可说是被推来推去，从学校推到工厂，再从工厂推到学校，直到凑满150小时为止”。〔注：（141）亚·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41—43页。近几年来，在早就受原工厂法（不是本文最后所说的印染工厂法）约束的英国工业部门，实行教育条款的障碍已有了一定程度的克服。在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中，玻璃厂主格迪斯的观点依然十分盛行。他教训调查委员会委员怀特说：“据我看来，近几年来一部分工人阶级受到了更多的教育，是一种祸害。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会使他们成为过分独立的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伦敦版第253页）〕
机器使儿童和妇女以压倒的多数加入结合劳动人员中，终于打破了男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还进行的对资本专制的反抗。〔注：（142）“工厂主伊·先生对我说，他只使用妇女来操纵他的机械织机；他喜欢使用已婚的妇女，特别是必须养家活口的妇女；这种妇女比未婚的妇女更专心、更听话，她们不得不尽最大努力去取得必要的生活资料。这样一来，美德，女性特有的美德，反而害了她们自己，她们恭顺温柔的天性，竟成为使她们受奴役和受苦难的手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阿什利勋爵3月15日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20页）〕
（b）工作日的延长
如果说机器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即缩短生产商品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那么，它作为资本的承担者，首先在它直接占领的工业中，成了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一方面，它创造了新条件，使资本能够任意发展自己这种一贯的倾向，另一方面，它创造了新动机，使资本增强了对别人劳动的贪欲。
首先，在机器上，劳动资料的运动和活动离开工人而独立了。劳动资料本身成为一种工业上的永动机，如果它不是在自己的助手——人的身上遇到一定的自然界限，即人的身体的虚弱和人的意志，它就会不停顿地进行生产。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受这样一种欲望的激励，即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注：（143）“自从普遍采用昂贵的机器以来，人被强行消耗的力量远远超出人的平均力量。”（罗伯特·欧文《评工业体系的影响》1817年伦敦第2版［第16页］）〕而且，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注：（144）“英国人喜欢把一件事物最初的经验的表现形式看作该事物的原因。他们往往认为，工厂劳动时间长的原因，是因为在工厂制度初期，资本曾在贫民院和孤儿院对儿童进行了希律王式的掠夺[330]，从而吞并了一种完全没有意志的人身材料。例如，身为英国工厂主的菲尔登就说过：“很明显，劳动时间长，是因为从全国各地获得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儿童，这使工厂主可以不依赖于工人。工厂主就是靠这样搜罗来的可怜的人身材料延长劳动时间。一旦长时间劳动成为习惯，他们也就能更加容易地把这种长时间劳动强加在他们的邻人身上。”（约·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11页）关于妇女劳动，工厂视察员桑德斯在1843年的工厂报告中说：“在女工中，有些人接连好多星期，除了少数几天以外，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深夜12点，中间只有不到2小时的吃饭时间，因此，一星期当中有5天，都是每天24小时中只剩下6小时给她们上下班和睡觉。”〕
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的生产率同机器转移到制品上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大小成反比。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限越长，分担机器加进的价值的产品量就越大，机器加到单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就越小。而机器的有效寿命，显然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或每天劳动过程的长度乘以劳动过程反复进行的日数。
机器的磨损绝不像在数学上那样精确地和它的使用时间相一致。即使在二者相一致的前提下，一台在71/2年内每天工作16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也不会多于同样一台在15年内每天只工作8小时的机器所包含的生产时间和加到总产品上的价值。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机器价值的再生产要比第二种情况下快一倍，而且资本家用这台机器在71/2年内就可以吞下在第二种情况下15年内才能吞下的剩余劳动。
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就象铸币由于流通而磨损一样。另一种是由于不使用，就象剑入鞘不用而生锈一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机器的损耗是由于自然作用。前一种磨损或多或少地同机器的使用成正比，后一种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同机器的使用成反比。〔注：（145）“搁置不用，可能是金属机构的灵敏可转动的部分遭受损坏的……原因。”（尤尔《工厂哲学》第281页）〕
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只要同样结构的机器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或者出现更好的机器同原有的机器相竞争，原有机器的交换价值就会受到损失。〔注：［83］见本卷第240—241页。——编者注〕〔注：（146）“前面［83］已经提到的那位“曼彻斯特纺纱业主”（1862年11月26日《泰晤士报》），在列举机器的费用时说：“它〈即“为机器磨损而作的扣除”〉也有这样的目的：当机器在报废前被其他新的、构造更好的机器代替而停止使用时，用来补偿这样不断造成的损失。”〕在这两种情况下，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因此，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机器总价值的再生产时期越短，无形损耗的危险就越小，而工作日越长，这个再生产时期就越短。在某个生产部门最初采用机器时，那些使机器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的新方法〔注：（147）“根据一般的估算，制造第一台新型机器的费用，是制造第二台的5倍。”（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211、212页）〕，那些不仅涉及机器的个别部分或装置，而且涉及机器的整个构造的改良，会接连不断地出现。因此，在机器的最初的生活期，这种延长工作日的特别动机也最强烈。〔注：（148）“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很好的原来价值1200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60镑了……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因为成功的发明已使它们过时。”因此，在这个狂飙时期，网布厂主很快就使用两班工人，把劳动时间从原来的8小时延长到24小时。（同上，第233页）〕
在其他条件不变和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要剥削双倍的工人，就必须把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和投在原料、辅助材料等等上的不变资本部分增加一倍。随着工作日的延长，生产的规模会扩大，而投在机器和厂房上的资本部分却保持不变。〔注：（149）“不言而喻，在行情涨落不定，需求时高时低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时机：工厂主不增加固定资本，也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不增加建筑物和机器的开支，也能加工更多的原材料。”（罗·托伦斯《论工资和联合》1834年伦敦版第64页）〕因此，不仅剩余价值增加了，而且榨取剩余价值所必需的开支减少了。当然，只要延长工作日，总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这种情况，但是在这里，它却更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转化为劳动资料的资本部分具有更大的意义。〔注：（150）本文谈到这点，只是为了叙述上的全面性，因为我要到第三册180才考察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和预付总资本的比率。〕机器生产的发展使资本中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在这种形式上，一方面资本可以不断地增殖，另一方面，一旦资本同活劳动的接触被中断，它就会丧失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英国棉纺织业巨头阿什沃思先生曾教训纳索·威·西尼耳教授说：
“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时，他就使一笔18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即工厂工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就使一笔值10万镑[331]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注：（151）西尼耳《关于工厂法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
请想一想吧！把一笔值10万镑的资本变成了——即使在一瞬间——“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竟然随便在什么时候离开工厂，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在被阿什沃思教训过的西尼耳看来，机器规模的扩大，使工作日的不断延长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注：（152）“固定资本大大超过流动资本……使长的劳动时间成为合乎愿望的事情。”随着机器等等规模的增大，“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本带来利润的惟一手段”（同上，第11、14页）。“一个工厂，不管它的劳动时间长短，有许多开支是始终不变的，如建筑物租金、地方税和国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固定工人的工资、机器折旧费以及其他种种用费。这些开支同利润的比率，会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按同一比例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9页）〕
机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由于它直接地使劳动力贬值，使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便宜，从而间接地使劳动力便宜，而且还由于它在最初偶而被采用时，会把机器占有者使用的劳动转化为高效率的劳动，把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提高到它的个别价值以上，从而使资本家能够用日产品中较小的价值部分来补偿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在机器生产还被垄断的这个过渡时期，利润特别高，而资本家也就企图尽量延长工作日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332]。高额的利润激起对更多利润的贪欲。
随着机器在同一生产部门内普遍应用，机器产品的社会价值就降低到它的个别价值的水平，于是下面这个规律就会发生作用：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力，而是相反地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力。剩余价值只是来源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同时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剩余价值率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注：［84］见本卷第351—355页。——编者注〕。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则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例。现在很明显，不管机器生产怎样靠减少必要劳动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以此扩大剩余劳动，它只有减少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机器生产使以前的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曾转变为活劳动力的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即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不变资本。但是，例如从两个工人身上榨不出从24个工人身上同样多的剩余价值。24个工人每人只要在12小时中提供一小时剩余劳动，总共就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而两个工人的全部劳动只不过是24小时。可见，利用机器生产剩余价值包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一旦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随着机器在一个工业部门普遍应用而成为所有同类商品的起调节作用的社会价值，这个内在的矛盾就会表现出来；但正是这个资本没有意识到的矛盾〔注：（153）为什么资本家个人以及受资本家见解束缚的政治经济学意识不到这个内在的矛盾，我们将在第三册头几篇中看到。〕又重新推动资本拚命延长工作日，以便不仅增加相对剩余劳动，而且增加绝对剩余劳动，来弥补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
因此，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一方面创造了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的新的强大动机，并且使劳动方式本身和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这样的变革，以致打破对这种趋势的抵抗，另一方面，部分地由于使资本过去无法染指的那些工人阶层受资本的支配，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注：（154）李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把机器不仅看作生产商品的手段，而且看作生产“过剩人口”的手段。〕，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曾经幻想过：
“如果每一件工具都能按照命令，或者，甚至按照自己的预想去完成它所担负的工作，就像代达罗斯的工艺品那样自己会动作，或者像赫斐斯塔司的鼎状宝座那样会自动执行祭神的工作，如果织布的梭会自己织布，那么师傅就不需要助手，主人就不需要奴隶了。”〔注：（155）“弗兰茨·比泽《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842年柏林版第2卷第408页。〕
西塞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歌颂碾谷的水磨这种一切生产机器的最初形式的发明，把它看作是女奴隶的解放者和黄金时代的复兴者！〔注：［85］见本卷第418—426页。——编者注〕〔注：（156）我在这里引用施托尔贝格翻译的诗，因为这首诗和前面引用的关于分工的话完全一样，说明了古代的观点同现代的观点正好相反：
“磨房姑娘啊！珍惜你们推磨的手，
安静地睡吧，不用管雄鸡向你们报晓！
女神已派水妖替你们效劳。
她们轻盈地跳到轮上。
轮轴转动了，石磨旋转着。
让我们像祖先一样地生活，不必再劳碌，
让我们享受女神赐给的恩惠吧！”
（《希腊诗选》，克里斯蒂安·施托尔贝格伯爵译，1782年汉堡版［第312页］）〕
“异教徒！噢，这些异教徒！”正像机智的巴师夏和在他以前的更聪明的麦克库洛赫已经发现的那样，这些古代人对政治经济学和基督教一窍不通。例如，他们不了解机器是延长工作日的最可靠的手段。他们也许会辩护说，一个人受奴役是使另一个人获得充分发展的手段。但是，要鼓吹群众受奴役，以便使少数粗野的或者没有多少教养的暴发户成为“卓越的纺纱业主”、“了不起的香肠制造业主”和“有势力的鞋油商人”，那他们还缺少专门的基督教器官。
（c）劳动的强化
资本手中的机器所造成的工作日的无限度的延长，使社会的生命根源受到威胁，结果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引起了社会的反应，从而产生了受法律限制的正常工作日。〔注：［86］见本卷第345页。——编者注〕在正常工作日的基础上，我们前面已经看到的劳动强化现象，就获得了决定性的重要意义。〔注：［87］见本卷第395页。——编者注〕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首先涉及的是劳动的外延量，而劳动的强度则是假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要考察外延量怎样转化为内含量或强度。
不言而喻，随着机器的进步和机器工人这一特殊类别工人的经验积累，劳动的速度，从而劳动的强度，也会自然增加。例如，英国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在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自从工人阶级逐渐增长的反抗迫使国家强制缩短劳动时间，并且首先为真正的工厂强行规定正常工作日以来，也就是说，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一般地说，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东西。同样的劳动时间加在总产品上的价值，仍然和以前同样多，虽然这个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使单个商品的价值下降。但是，一旦强制缩短工作日，情况就不同了。强制缩短工作日，大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条件的节约，同时迫使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增加劳动消耗，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更紧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空隙，也就是说，使劳动凝缩到只有在缩短了的工作日中才能达到的程度。这种压缩在一定时间内的较大量的劳动，现在是算作较大的劳动量，而实际上也是如此。现在，计量劳动时间的，除了它的“外延量”以外，还有它的密度。〔注：（157）当然，不同生产部门的劳动强度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正如亚·斯密指出的，会因每种劳动特有的次要条件，而部分地互相抵消。只有当劳动的内涵量和外延量成为同一劳动量的相互对立的、彼此排斥的表现时，这种差别才会影响到劳动时间充当价值尺度的作用。〕现在，十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大的小时，同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一个较松弛的小时相比，包含相同的或者更多的劳动，即已耗费的劳动力。因此，强度较大的一小时的产品同较松弛的11/5小时的产品相比，会具有相同的或者更多的价值。撇开相对剩余价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不说，现在，例如31/3小时剩余劳动和62/3小时必要劳动，也会和从前4小时剩余劳动和8小时必要劳动一样，给资本家提供同样大的价值量。
现在要问，劳动是怎样强化的呢？
工作日缩短的第一个结果，是基于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即劳动力的活动能力同它的活动时间成反比。因此，在一定的限度内，力的作用的持续时间上的损失，可由力的作用程度来弥补。资本也会通过付酬的办法，设法使工人在实际上付出更多的劳动力。〔注：［88］见本卷第633—639页。——编者注〕〔注：（158）特别是通过计件工资的办法，关于这种形式，我们将在第六篇中加以说明。[88]〕在工场手工业中，例如，在机器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作用的陶器业中，工厂法的实行令人信服地证明，单单缩短工作日，就惊人地增加了劳动的规则性、划一性、秩序性、连续性和效能。〔注：（159）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但是，在真正的工厂中是否也有这样的结果，看来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在这里，工人要服从机器的连续的、划一的运动，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纪律。因此，当1844年讨论把工作日缩减到12小时以下的问题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监工在各个车间，都注意不让人手浪费时间”，“工人专心致志的程度可以说不能再提高了”。因此，在机器的速度等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指望在管理良好的工厂里，通过提高工人的注意力等等来获得任何显著的成果，是荒谬的”。〔注：（160）《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21页。〕
这种论断被实验推翻了。罗·加德纳先生从1844年4月20日起，在普雷斯顿他的两个大工厂里，把劳动时间由每天12小时改为11小时。经过大约一年的时间，结果是：
“花费同样多的开支，得到同样多的产品，而全体工人11小时挣的工资，和以前12小时挣的同样多”。〔注：（161）同上，第19页。因为计件工资没有变动，所以一周的工资额取决于产品数量。〕
在这里我且不谈纺纱间和梳棉间的实验，因为这种实验同机器速度的提高（提高2％）结合在一起。相反地，在织造各式各样细花时装布的织布间，客观生产条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结果是：
“从1844年1月6日到4月20日，每天干12小时，每个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112便士，从1844年4月20日到6月29日，每天干11小时，每周的平均工资是10先令312便士。”〔注：（162）《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和截至1845年4月30日为止的三个月》，第20页。〕
在这里，11小时比以前12小时生产出更多的东西，这完全是由于工人始终不懈地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节约时间造成的。工人拿到同样的工资，并得到一小时的空闲时间；而资本家得到同量的产品，并节约了一小时煤炭、煤气等的消耗。在霍罗克斯先生和杰克逊先生的工厂里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并且得到了同样的结果。〔注：（163）同上，第21页。在上述实验中，精神要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工人对工厂视察员说：“我们更加振奋地工作，我们总是抱着晚上可以早一点下班的希望；全厂从最年轻的接线工到最年老的工人，都充满活泼愉快的精神，并且我们能够彼此多帮助。”（同上）〕
缩短工作日，这种起初创造了使劳动凝缩的主观条件，也就是使工人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付出更多力量的办法，一旦由法律强制实行，资本手中的机器就成为一种客观的和系统地利用的手段，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取更多的劳动。这是通过两种方法达到的：一种是提高机器的速度，另一种是扩大同一个工人看管的机器数量，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改进机器结构，一方面是对工人施加更大的压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这本身又是和劳动的强化伴随在一起的，因为工作日的限制，迫使资本家在生产费用上面精打细算。蒸汽机的改进提高了活塞每分钟的冲击次数，同时由于力的更加节省，用同一个发动机就能推动更大的机构，而耗煤量照旧不变，甚至下降了。传动机构的改进减少了磨擦力，使各种大小轮轴的直径和重量减到越来越小的最低限度，——这正是现代机器显著超过旧式机器的地方。最后，工作机的改进，在加快速度和扩大效能的同时，缩小了机器的体积（如现代蒸汽织机），或者在增大机体的同时，扩大了它所使用的工具的规模和数量（如纺纱机），或者对零件稍加改进而增加了这些工具的活动性（如50年代中期，自动走锭纺纱机的纱锭转速就是这样提高了1/5）。
英国在1832年开始把工作日缩短到12小时。在1836年，一个英国工厂主说道：
“同以前比较，现在工厂中的劳动大大加重了，因为机器速度的大大加快要求工人更加聚精会神，更多地活动。”〔注：（164）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伦敦版第32页。〕
1844年，阿什利勋爵，即现在的舍夫茨别利伯爵，在下院根据文件作了如下的发言：
“现在，在制造过程中雇用的工人的劳动，是开始实行这些操作时的3倍。毫无疑问，机器完成的工作，代替了成百万人的肌肉，但是，机器也使受它可怕的运动支配的人的劳动惊人地增加了……1815年，工人在12小时内来回看管2台纺40支纱的走锭纺纱机，等于步行8英里。1832年，在12小时内看管2台纺同样支纱的走锭纺纱机所走的距离等于20英里，并且往往还要多。1825年，1个纺纱工人在12小时内，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820次，12小时的牵伸总数是1640次。1832年，1个纺纱工人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2200次，合计是4400次；1844年，在每台走锭纺纱机上牵伸2400次，合计是4800次；有时，需要的劳动量还要大……现在，我手头另有一份1842年的文件，证明劳动累进地增加，不仅是因为步行的距离加大了，而且还因为生产的商品数量增加了，而人手的数量相应地减少了；此外，还因为现在纺的往往是较次的棉花，需要较多的劳动……在梳棉间，劳动也大大增加了。现在，1个人要干以前由2个人分担的活。织布间雇用的工人很多，而且多半是妇女，在这里，近年来由于机器速度的提高，劳动增加了整整10％。1838年，每周纺纱18000绞，1843年达到21000绞。1819年，蒸汽织机每分钟打梭60次，1842年是140次，这说明劳动大大增加了”。〔注：（165）散见阿什利勋爵《工厂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4年3月15日星期五在下院的演说》1844年伦敦版第6—9页。〕
鉴于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支配下的劳动在1844年就已达到这样惊人的强度，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说在这方面不能再前进一步，说再缩短劳动时间就等于缩减生产，这似乎是有道理的。他们这种理由表面上的正确性，在他们不倦的检查官、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当时所说的下面这段话中得到了最好的证明：
“由于产量主要由机器的速度来调节，工厂主所关心的必定是设法使机器的速度快到极点，而又不违背下列条件：保护机器以免损坏得太快，保持产品的质量，使工人能够跟上机器的运转，而又不过分紧张，以致不能持久。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工厂主由于操之过急，过分地加快了运转。这样，损坏和次品使提高速度得不偿失，工厂主又不得不放慢机器的速度。因为精明能干的工厂主会找到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所以我得出结论，11小时不可能生产出和12小时一样多的产品。我还认为，领取计件工资的工人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超过这个极限，他就不可能继续保持同样的劳动强度了”。〔注：（166）《工厂视察员报告。1845年4月30日》第20页。〕
因此，尽管有加德纳等人的实验，霍纳还是得出结论说：把工作日进一步缩短到12小时以下，产品数量就一定会减少。〔注：（167）同上，第22页。〕但是10年以后，霍纳自己引用他1845年的疑虑，来证明他当时还是多么不了解机器和人的劳动力所具有的弹性。这二者同样会由于工作日的强制缩短而紧张到极点。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847年以后，英国棉、毛、丝、亚麻纺织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以来的时期。
“纱锭的转速，在翼锭纺纱机上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走锭纺纱机上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也就是说，翼锭纺纱机纱锭的转速在1839年是每分钟4500转，现在〈1862年〉是5000转，而走锭纺纱机纱锭的转速原来是每分钟5000转，现在是6000转，前者的转速增加了110，后者的转速增加了16。”〔注：（168）《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2页。〕
1852年，曼彻斯特附近帕特里克罗夫特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斯·内史密斯，在给伦纳德·霍纳的一封信中解释了1848—1852年蒸汽机的改良。他指出，在官方的工厂统计中，蒸汽马力仍然是按1828年的功率计算的［89］〔注：（169）这种情形从1862年的《议会报告》起有了改变。这份报告已经不用额定蒸汽马力，而用现代蒸汽机和水车的实际蒸汽马力（见第352页注（109a）［89］）。线锭也不再和真正的纱锭混在一起了（在1839、1850、1856年的《报告》中是混在一起的）；其次，就毛纺织厂来说，“起毛机”的数目列举出来了，黄麻、大麻厂同亚麻厂区别开来了；最后，在报告中第一次收入了织袜业。〕，这种马力只是额定马力，只能当作实际马力的指数。他还说：
“毫无疑问，重量相同的蒸汽机（往往就是只经过现代改良的同一些机器），比以前平均多做50％的功；在许多场合，同一些蒸汽机，在速度限制为每分钟220英尺的时候，提供50马力，现在则提供100马力以上，而且耗煤量减少了……同一额定马力的现代蒸汽机，由于构造的改良，锅炉容积和结构的缩小等等，能比以前发出更大的推动力……因此，虽然同额定马力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和过去一样，但是同工作机比较起来，使用的人手数量则减少了。”〔注：［90］见本卷第446页。——编者注〕〔注：（170）《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20页。〕
1850年，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217额定马力，推动25638716个纱锭和301445台织机。1856年，纱锭数是33503580个，织机数是369205台。如果所需要的马力仍旧和1850年相同，那么1856年就需要175000马力。但根据官方材料，只有161435马力，也就是说，按照1850年的标准计算现在减少了1万多马力。〔注：（171）《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4、15页。〕
“1856年的最近的报告〈官方统计〉确证了下述事实：工厂制度在急剧扩展；同机器比较起来，人手数量减少了；由于力的节省和通过其他方法，蒸汽机可以推动更重的机器；由于工作机的改良、制造方法的改变、机器速度的提高以及其他许多原因，制品量增加了。”〔注：（172）同上，第20页。〕“各种机器的巨大改进，大大提高了它们的生产力。毫无疑问，工作日的缩短……推动了这种改进。这种改进以及工人紧张程度的加强，使得在较短〈两小时或16〉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至少和以前在一个较长的工作日内生产的制品一样多。”〔注：（173）同上，第10页。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及以下各页。〕
工厂主的财富如何随着劳动力剥削的加强而增加，单是下面这个事实就可以证明：英国棉纺织等等工厂的平均增长额，从1838年到1850年间是每年32个，而在1850年到1856年间是每年86个。[333]
从1848年到1856年8年间，在十小时工作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有了这样大的进步，但这种进步在1856年到1862年这以后的6年间，又被远远地超过了。例如丝织厂，1856年有1093799个锭子，1862年有1388544个锭子；1856年有9260台织机，1862年有10709台织机。相反，工人人数1856年是56137人，1862年是52429人。这些数字表明，锭子数增加了26.9％，织机增加了15.6％，而工人人数却同时减少了7％。精梳毛纺织厂使用的锭子，1850年是875830个，1856年是1324549个（增加51.2％），1862年是1289172个（减少2.7％）。但是，1856年的数字把线锭计算在内，而1862年的数字没有把线锭计算在内，如果把线锭减去，那么，1856年以来锭子数是相当稳定的。相反地，1850年以来，在许多地方，锭子和织机的速度增加了1倍。精梳毛纺织厂的蒸汽织机，在1850年是32617台，1856年是38956台，1862年是43048台。这种工厂的工人人数，在1850年是79737人，1856年是87794人，1862年是86063人；但是其中14岁以下的童工，1850年是9956人，1856年是11228人，1862年是13178人。可见，同1856年比较起来，1862年虽然织机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雇用的工人总数减少了，而被剥削的童工总数却增加了。〔注：（174）《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00、103、129、130页。〕
1863年4月27日，议员费伦德在下院说：
“我受兰开夏郡和柴郡16个区的工人代表的委托，在这里讲话。他们告诉我说，工厂中的劳动，由于机器的改进，不断加重。过去一个人带着助手，看管2台织机，现在没有助手，要看管3台织机；而且一个人看管4台织机等等，也完全不是什么稀罕的事。从上述事实中可以看出，12小时的劳动，现在压缩在不到10个劳动小时当中了。因此，不言而喻，近几年来工厂工人的辛劳有了多么惊人的增加。”〔注：（175）现在，一个织布工人使用2台现代蒸汽织机，在每周60小时内，可生产出具有一定长度和宽度的某种布26匹，而使用旧式的蒸汽织机，只能生产4匹。19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布每匹的织造费就已由2先令9便士下降到51/8便士。[334]
第2版补注：“30年前〈1841年〉，一个棉纺工人带3个助手，只看管2台共有300至324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现在〈1871年底〉，一个棉纺工人带5个助手要看管几台共有2200个纱锭的走锭纺纱机，生产的纱至少比1841年多6倍。”（工厂视察员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载于1872年1月5日《技艺协会杂志》）〕
因此，虽然工厂视察员不倦地、十分正当地颂扬1844年和1850年的工厂法的好处，但他们也承认，缩短工作日，已使劳动的强度达到损害工人健康，从而破坏劳动力本身的地步。
“近几年来，在大多数棉纺织厂、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织厂里，机器的运转大大加快，看管机器需要的劳动紧张到精疲力竭的地步，看来，这正是格林豪医生在他最近的出色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肺病死亡率过高的原因之一。”〔注：（176）《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5、26页。］〕
毫无疑问，当法律使资本永远不能延长工作日时，资本就力图不断提高劳动强度来补偿，并且把机器的每一改进变成加紧吮吸劳动力的手段，资本的这种趋势很快又必定达到一个转折点，使劳动时间不可避免地再一次缩短。〔注：（177）现在（1867年），在兰开夏郡的工厂工人中已经开始宣传八小时工作日了。〕另一方面，英国工业的蓬勃发展，在1833—1847年时期，即实行十二小时工作日时期，超过了实行工厂制度以来的最初半个世纪，即工作日不受限制时期，而从1848年到现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时期又超过了1833—1847年时期，而且超过的幅度比前一幅度大得多。〔注：（178）下面的一些数字可以说明1848年以来联合王国的真正的“工厂”的进步：
输出量
1848年1851年
1860年1865年
棉纺织厂
棉纱（磅）135831162143966106
197343655103751455
棉线（磅）4392176
62975544648611
棉织品（码）10913739301543161789
27762184272015237851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磅）
1172218218841326
3121061236777334
输出量
1848年1851年
1860年1865年
麻织品（码）88901519129106753
143996773247012329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丝（磅）
194815462513
897402812589
丝织品（码）1181455①
1307293①2869837
毛纺织厂
〔注：①磅。——编者注〕
毛纱和精梳毛纱（磅）
1467088027533968
31669267
毛织品（码）151231153
190371537278837418
输出价值（镑）
棉纺织厂
棉纱59278316634026
987087510351049
棉织品1675336923454810
4214150546903796
亚麻厂和大麻厂
麻纱
493449951426
18012722505467
麻织品
28027894107396
48048039155358
丝织厂
经丝、捻丝、纺丝
77789196380
826107768064
丝织品
11303981587303
1409221
毛纺织厂
毛纱和精梳毛纱
7769751484544
38434505424047
毛织品
57338288377183
1215699820102259
（见蓝皮书《联合王国简要统计一览》1861年和1866年伦敦版第8卷和第13卷）
1839年到1850年间，兰开夏郡的工厂总数只增加了4％，1850年到1856年间增加了19％，1856年到1862年间增加了33％；而在两个11年中间，雇用的职工人数绝对地说增加了，相对地说减少了。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63页。在兰开夏郡，棉纺织工厂占统治地位。它们在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同类工厂中占45.2％，占纱锭总数的83.3％，占蒸汽织机总数的81.4%，占棉纺织厂蒸汽马力总数的72.6％，占雇用职工总数的58.2％（同上，第62、63页），从这里可以看到，它们在整个纺织业占着多么大的比例。］〕
4．工厂
我们在本章的开头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机器体系的构成〔注：［91］见本卷第429、435—436页。——编者注〕。后来我们看到，机器怎样通过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增加资本剥削的人身材料〔注：［92］见本卷第453—454页。——编者注〕，机器怎样通过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侵吞工人的全部生活时间，最后，机器的发展虽然使人们能在越来越短的时间内提供惊人地增长的产品，但又怎样作为系统的手段，用来在每一时刻内榨取更多的劳动或不断地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现在我们转过来考察工厂的整体，而且考察的是它的最发达的形态。
尤尔博士，这位自动工厂的平达，一方面把工厂描写成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另一方面，又把工厂描写成
“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从属于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
这两种说法绝不是相同的。在前一种说法中，结合总体工人或社会劳动体表现为积极行动的主体，而机械自动机则表现为客体；在后一种说法中，自动机本身是主体，而工人只是作为有意识的器官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并列，而且和后者一同从属于中心动力。第一种说法适用于机器体系的一切可能的大规模应用，第二种说法表明了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从而表明了现代工厂制度的特征。因此，尤尔也喜欢把产生运动的中心机器不仅描写成自动机［Automat］，而且描写成专制君主［Autokrat］。
“在这些大工场里，仁慈的蒸汽力量把无数臣民聚集在自己的周围。”〔注：（179）尤尔《工厂哲学》第18页。〕
使用劳动工具的技巧，也同劳动工具一起，从工人身上转到了机器上面。工具的效率从人类劳动力的人身限制下解放出来。这样一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技术基础就消失了。因此，在自动工厂里，代替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专业化工人的等级制度的，是机器的助手所要完成的各种劳动的平等化或均等化的趋势〔注：（180）同上，第20页。参看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40、141页。[335]〕，代替局部工人之间的人为差别的，主要是年龄和性别的自然差别。
就分工在自动工厂里重新出现而言，这种分工首先是把工人分配到各种专门化机器上去，以及把大群并不形成有组织的小组的工人分配到工厂的各个部门，在那里，他们在并列着的同种工作机上劳动，因此，在他们之间只有简单的协作。工场手工业的有组织的小组被一个主要工人同少数助手的联系代替了。重大的差别是实际操作工作机的工人（包括某些看管发动机或给发动机添料的工人）和这些机器工人的单纯下手（几乎完全是儿童）之间的差别。所有“feeders”（单纯给机器添劳动材料的人）或多或少地都算在这种下手之内。除了这两类主要工人外，还有为数不多的负责检查和经常修理全部机器的人员，如工程师、机械师、细木工等等。这一类是高级的工人，其中一部分人有科学知识，一部分人有手艺，他们不属于工厂工人的范围，而只是同工厂工人聚集在一起。〔注：（181）英国的工厂立法把正文中提到的后一类工人明确地算作非工厂工人，排斥在工厂立法的作用范围以外；而议会发表的《报告》却也同样明确地不但把工程师、机械师等，而且把工厂管理人员、营业员、外勤人员、仓库管理员、包装工等，总而言之，把工厂主以外的一切人都列入工厂工人的范畴，这表明在统计上有意制造骗局，这一点在别的方面也可以得到详细的证明。〕这种分工是纯技术性的。
一切在机器上从事的劳动，都要求训练工人从小就学会使自己的动作适应自动机的划一的连续的运动。只要总机器本身是一个由各种各样的、同时动作并结合在一起的机器构成的体系，以它为基础的协作也就要求把各种不同的工人小组分配到各种不同的机器上去。但是，机器生产不需要像工场手工业那样，使同一些工人始终从事同一种职能，从而把这种分工固定下来。〔注：（182）尤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要的时候，工厂管理人员可以随意把”工人“从一台机器调到另一台机器”，他还得意扬扬地叫嚷：“这样调换显然违背了让一个人做别针针头，另一个人磨别针针尖的那种分工的老规矩”[336]。他本应问问自己，为什么自动工厂只是“在必要的时候”才废除这个“老规矩”。〕因为工厂的全部运动不是从工人出发，而是从机器出发，因此不断更换人员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期间所实行的换班制度，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最后，年轻人很快就可以学会使用机器，因此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培养一种特殊的工人成为机器工人。〔注：（183）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例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工厂工人破例地被资产者用来干最粗笨的活，如筑路等等。1862年及以后几年英国为失业的棉纺织工人设立的“国民工场”，和1848年法国的“国民工场”的区别在于：在后者，工人由国家出钱从事非生产劳动，在前者，工人则从事对资产者有利的城市生产劳动，同时使用这样的工人比使用正规工人更便宜，从而迫使他们和正规工人竞争。“棉纺织工人的身体，看起来无疑是变好了。我认为……就男工而论，这是在户外从事公共工程的结果。”（这里指的是在“普雷斯顿沼泽”干活的普雷斯顿的工厂工人。）（《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第59页）〕在工厂里，单纯的下手干的活一方面可以用机器来代替[93]〔注：（184）例如：自从1844年的法律[153]颁布以来，毛纺织厂就采用各种机械装置代替儿童劳动。当工厂主先生们使用的儿童必须上工厂的下手“学校”时，力学中这个几乎尚未开拓的领域马上就有了显著的发展。“自动走锭纺纱机也许是一种和其他任何一种机器同样危险的机器。大多数事故都发生在幼童身上，这是由于他们在纺机开动时爬到它下面去扫地造成的。许多看管走锭纺纱机的工人因这种过失而被〈工厂视察员〉控告，并被判罚款，但这样做并没有产生任何普遍的好处。如果机器制造者能发明一种自动扫地机，使这些幼童不需要再爬到机器下面去，那将是对我们的保护措施的值得庆幸的贡献。”（《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63页）〕，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活十分简单，从事这种苦役的人员可以迅速地经常地更换。
虽然机器从技术上推翻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这种旧制度最初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滥用机器的目的是要使工人自己从小就转化为局部机器的一部分。〔注：（185）因此，我们就可以来评价蒲鲁东的如下荒诞的看法：他不是把机器“构成”为劳动资料的综合，而是“构成”为为了工人自己而进行的局部劳动的综合。[277]〕这样，不仅工人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费用大大减少，而且工人终于毫无办法，只有依赖整个工厂，从而依赖资本家。在这里，像在其他各处一样，必须把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同这个过程的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较大的生产率区别开来。
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
“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像息息法斯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像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注：（186）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337]。甚至一个很普通的乐观的自由贸易论者莫利纳里先生也指出：“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15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1846年巴黎版［第49页］）〕
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夺去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注：［94］见本卷第418页。——编者注〕〔注：（187）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6页。[338]〕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既然不仅是劳动过程，而且同时是资本的增殖过程，就有一个共同点，即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在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转化为自动机，它就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和吮吸活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是在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中完成的。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因此，当这位主人（在他的头脑中，机器和他对机器的垄断已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同“人手”发生冲突时，他就轻蔑地对他们说：
“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任何一个雇农6个月就可以学会”。〔注：（188）《纱厂工头和厂主的保护基金。委员会的报告》1854年曼彻斯特版第17、19页。后面可以看到，当“主人”感到他们的“活的”自动机有丧失的危险的时候，他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①］〕〔注：①见本卷第661—665页。——编者注〕
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这种纪律发展成为完整的工厂制度，并且使前面已经提到的监督劳动②得到充分发展，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
“自动工厂的主要困难在于建立必要的纪律，以便使人们抛弃无规则的劳动习惯，使他们和大自动机的始终如一的规则性协调一致。但是，发明一个适合自动体系的需要和速度的纪律法典，并有成效地加以实行，不愧是海格立斯式的事业，而这正是阿克莱的高尚成就！甚至在这个体系已完全建立起来的今天，也几乎不可能在成年工人中间为自动体系找到有用的助手。”〔注：②见本卷第383—386页。——编者注〕〔注：（189）尤尔《工厂哲学》第15页。了解阿克莱生平的人，决不会把“高尚”这个字眼加到这位天才的理发师头上。在18世纪的所有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盗别人发明的最大的贼，是最卑鄙的家伙。〕
资产阶级平时十分喜欢分权制[339]，特别是喜欢代议制，但资本在工厂法典中却通过私人立法独断地确立了对工人的专制。这种法典只是对劳动过程实行社会调节，即对大规模协作和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特别是使用机器所必需的社会调节的一幅资本主义讽刺画。奴隶监督者的鞭子被监工的罚金簿代替了。自然，一切处罚都简化成罚款和扣工资，而且工厂的莱喀古士们立法的英明，使犯法也许比守法对他们更有利。〔注：（190）“资产阶级用来束缚无产阶级的奴隶制，无论在哪里也不像在工厂制度上暴露得这样明显。在这里，一切自由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见了。工人必须在清晨5点半钟到工厂。如果迟到几分钟，那就得受罚；如果他迟到10分钟，在吃完早饭以前干脆就不放他进去，这样，他就要丧失一天工资的四分之一。无论吃饭、喝水、睡觉，他都得听命令……专制的钟声把他从睡梦中唤走，把他从早餐和午餐中唤走。工厂的情形又怎样呢?在这里，工厂主是绝对的立法者。他随心所欲地颁布工厂的规则；他爱怎样就怎样修改和补充自己的法规；即使他在这个法规中加上最荒谬的东西，法院还是会对工人说：你们既然自愿地订了这个契约，那你们现在就得履行它……这些工人注定了从9岁起无论精神上或肉体上都要在棍子下面生活一直到死。”（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17页及以下几页338）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解释一下“法院说的话”。一件事是1866年底在设菲尔德发生的。那里，一个工人同一家铁工厂订了两年合同。由于同工厂主吵了一次架，他离开了工厂，并表示决不再给这个工厂主干活了。结果他被控违反合同，判了两个月监禁。（要是工厂主违反合同，只能受民法制裁，只有罚款的危险。）两个月刑满出狱后，那个工厂主又要他按旧合同回厂工作。这个工人说不行，他违反合同已经受过处罚。工厂主又把他告了，法院又对他判刑，虽然其中一位法官希先生公开指责说，一个人为了同一过失或罪行，要一辈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处罚，这在法律上是荒谬的。作出这个判决的，不是“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见本卷第334页。——编者注>，不是地方上的道勃雷，而是伦敦的一个高等法院。〔第4版注：现在这种状况已不存在。现在在英国，除少数情况外（如公用煤气厂），工人违反合同和雇主一样只受民法的制裁。——弗·恩·〕第二件事是1863年11月底在威尔特郡发生的。韦斯特伯里利这个地方的利奥韦呢绒工厂主哈鲁普雇用的约30名蒸汽织机女工举行了一次罢工，因为这个哈鲁普有一个称心的习惯，对早晨迟到者要扣工资：迟到2分钟扣6便士，迟到3分钟扣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令6便士。按每小时扣9先令算，一天就要扣4镑10先令，但是她们全年的平均工资每周从来没有超过10至12先令。哈鲁普还雇一个男孩吹上工哨。有时这个男孩在早晨6点以前就吹哨了，哨声一停，工人没有赶到，工厂就关上大门，门外的人都要罚款；因为厂里没有钟，不幸的工人都受哈鲁普指使的年轻报时员的操纵。举行“罢工”的工人，母亲们和少女们说，只要用钟来代替报时员，规定较合理的罚款，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以违反合同为理由把19个妇女和少女告到了治安法官那里。她们每人竟被判罚款6便士，讼费2先令6便士，旁听者都很愤怒。哈鲁普离开法院时，一群人跟在他后面嘘叫。——工厂主惯用的一种伎俩是，借口工人提供给工厂主的产品质量不好而通过扣工资来惩罚工人。1866年，这种方法引起了英国陶业区的总罢工。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1863—1866）列举一些事例，说明工人做了工不仅得不到工资，反而由于罚款规定竟成了自己尊贵的“主人”的债务人。最近的棉业危机也提供了很有教益的实例，说明工厂专制君主在扣工资方面是多么精明。工厂视察员罗·贝克说：“不久前，我本人不得不对一个棉纺织厂主起诉，因为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时候，他还从他雇用的某些‘少年’〈13岁以上的〉工人身上扣10便士，作为他只花6便士领来的医生的年龄证明书的费用，按法律规定只准扣3便士，按照习惯是根本不扣的……另有一个工厂主，为了达到同一目的而又不触犯法律，在医生证明替他做工的穷孩子适于纺纱时，向他们每人收一先令，作为学会纺纱技术和秘诀的学费。因此，存在着暗流，不了解这种暗流，就不能了解在目前这样的时期发生的像罢工〈指1863年6月达温的机器织布工人的一次罢工〉这样的非常现象。”（《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0、51页）（工厂报告往往载有它的正式公布日期以后的事）〕
在这里我们只提一下进行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人为的高温，充满原料碎屑的空气，震耳欲聋的喧嚣等等，都同样地损害人的一切感官，更不用说在密集的机器中间所冒的生命危险了。这些机器像四季更迭那样规则地发布自己的工业伤亡公报。〔注：（190a）“关于操作危险机器的保护法起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现在又有一些20年前所没有的造成事故的新根源，其中尤其是机器的转速的加快。现在，推动机轮、转轴、纱锭和织机的力量增加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接断头时，手指的动作必须更迅速更小心，因为稍一怠慢或疏忽，手指就会被轧断……很多事故都是因为工人急于干完自己的活造成的。必须记住，对工厂主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他的机器不停地运转，就是说，不停地生产出纱和布来。每一分钟的停顿不仅是动力的损失，而且是产品的损失。因此，关心产品数量的监工督促工人使机器转动，而这对于按制品重量或件数计酬的工人来说也是同样重要的。所以，虽然大多数工厂形式上禁止在机器转动时擦洗机器，但这种做法仍普遍存在。单是这个原因，最近6个月就造成了906起事故……虽然机器天天都擦洗，但是一般都规定星期六彻底擦洗一次，而这也多半是在机器运转的时候进行……干这个活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工人总想尽快地把它做完。所以，星期五特别是星期六发生的事故，要比其余几天多得多。星期五发生的事故比前4天的平均数大约超过12％，星期六则比前5天的平均数多25％；但是，星期六的工作日只有71/2小时，而其余几天是101/2小时，如果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那么，星期六的超过数字就在65％以上。”（《工厂视察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1867年伦敦版第9、15、16、17页）〕社会生产资料的节约只是在工厂制度的温和适宜的气候下才成熟起来的，这种节约在资本手中却同时变成了对工人在劳动时的生活条件系统的掠夺，也就是对空间、空气、阳光以及对保护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设备系统的掠夺，至于工人的福利设施就根本谈不上了。〔注：（191）在第三册第一篇259里，我将叙述英国工厂主最近对工厂法中有关保护“人手”的肢体不受有致命危险的机器损害的条款所发动的进攻。在这里，只要引用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的正式报告中的一段话就够了：“我听过工厂主们抱着令人不能容忍的轻率态度谈论某些事故，例如，认为损失一个手指不过是一件小事。然而，一个工人的生活和前途都要靠他的手指，这种损失对他说来是很严重的事情。当听到这种胡说八道的时候，我就问：‘如果你们需要补充一个工人，但来了两个，他们在其他各方面都同样合适，只是其中一个没有大拇指或食指，那么你们挑选哪一个呢?’他们会毫不迟疑地说，要那个十指俱全的人……这些工厂主先生们对他们所说的伪善立法抱有错误的偏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这些先生都是“机灵人”，他们热中于奴隶主的叛乱[8]并不是没有目的的！〕傅立叶称工厂为“温和的监狱”[340]难道不对吗？〔注：（192）在最早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里，劳动时间被强行限制，并且还受其他规定的限制，所以过去的某些弊端已经消除。机器本身的改进，到一定时候就要求“改进厂房的结构”，这对工人是有利的。（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9页）〕
5．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斗争是同资本关系本身一起开始的。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这场斗争一直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注：（193）参看约翰·霍顿《农业和手工业的改进》1727年伦敦版，《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版，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不幸的是，业主和工人彼此处于一种无休止的战争中。业主的一贯目的是要使自己的活尽可能廉价地得到完成；他们不惜使用各种诡计来达到这一目的，而工人同样也总想利用一切机会强迫业主满足他们的更高要求。”《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版第61、62页。（作者是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他完全站在工人方面。）〕但只是在采用机器以后，工人才开始反对劳动资料本身，即反对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工人奋起反对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这种一定形式的生产资料。17世纪，反对所谓Bandmühle（也叫做Schnurmühle或Mühlenstuhl）即一种织带子和花边的机器的工人暴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注：（194）织带机是在德国发明的。意大利神甫朗切洛蒂在1636年于威尼斯出版的一本书中说道：“大约50年以前〈朗切洛蒂的书写于1629年〉，但泽人安东·弥勒在该城市看到一台非常精巧的机器，它能同时织4—6条花边；但因为市议会害怕这项发明会使大批工人沦为乞丐，所以压制了这项发明，并让人将发明人秘密勒死或溺死。[341]1621年，在莱顿第一次采用了这种机器。先是花边工人的暴动迫使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机器；荷兰国会在1623、1639等年份曾颁布几道法令限制使用它；最后，1661年12月5日的法令准许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它。博克斯霍恩（《政治原理》1663年版）谈到在莱顿采用织带机时说道：“大约20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所织的还要多的东西。这就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最后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1676年，这种机器在科隆被禁止使用，同一时候它输入英国，也引起了工人的骚动。1685年2月19日，德皇颁布敕令，禁止在全德国使用这种机器。在汉堡，根据市政局的命令，它被当众焚毁。1719年2月9日，查理六世重申1685年的敕令，而萨克森选帝侯国到1765年才准许公开使用它。这种轰动世界的机器，实际上是纺纱机和织布机的先驱，因而也是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先驱。一个毫无织布经验的少年，只要来回推动这种机器的摇杆，就能使整个机器及其全部织梭运动；改良后的这种机器能同时生产40—50条花边。〕17世纪30年代，一个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的一家风力锯木场毁于贫民的暴行。18世纪初在英国，水力锯木机好不容易才战胜了议会支持的民众反抗。1758年，埃弗雷里制成了第一台水力剪毛机，但是它被10万名失业者焚毁了。5万名一向以梳毛为生的工人向议会请愿，反对阿克莱的梳毛机和梳棉机[342]。19世纪最初15年，英国工场手工业区发生的对机器的大规模破坏（特别是由于蒸汽织机的应用），即所谓鲁德运动[343]，为西德茅斯、卡斯尔雷等反雅各宾派政府采取最反动的暴力行动[344]提供了借口。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注：（195）在旧式的工场手工业中，甚至今天，工人有时还对机器采取粗暴的反抗形式。例如，1865年在设菲尔德锉刀工人中间就发生过这种事情。〕
工场手工业内部为工资而进行的斗争，是以工场手工业为前提的，根本不反对它的存在。至于说工场手工业的建立遭到反对，那么，这种反对是来自行会师傅和享有特权的城市，而不是来自雇佣工人。因此，工场手工业时期的著作家认为，分工主要是潜在地代替工人的手段，而不是现实地排挤工人的手段。这个区别是不言自明的。例如，我们说，现在英国50万人用机器纺掉的棉花，如果用旧式纺车来纺需要1亿人，这当然不是说机器占据了这从来没有存在过的1亿人的位置。这只是说，要代替纺纱机，需要上亿工人。反过来，我们说，在英国蒸汽织机把80万织工抛向街头，那么，这并不是说现有机器要由一定数量工人来代替，而是说现有的一定数量工人事实上已经被机器代替或排挤。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手工业生产虽然已经解体了，但仍旧是基础。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城市工人相对来说是不多的，不能满足新的殖民地市场的需要；同时，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为那些由于封建制度的解体而被赶出土地的农村居民开辟了新的生产领域。因此，当时工场内的分工和协作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积极方面，即提高在业工人的生产效率。〔注：（196）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机器的作用。“因此，我把机器看作（潜在的）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机器的作用和那种新居民的作用有什么区别呢?”（《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第l卷第1分册第19章）配第天真得多，他说：机器代替了“一夫多妻制”。这个观点至多只适用于美国的某些地方。相反地，“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是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国家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5页）。〕在许多国家中，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协作和劳动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当应用于农业时，确实使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强烈的革命。但是，这种斗争最初与其说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发生的，不如说是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发生的；另一方面，就劳动者被劳动资料（羊、马等等）排挤来说，那么在这里，直接的暴力行为首先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先是劳动者被赶出土地，然后羊进去了。〔注：①见本卷第837—841页。——编者注〕像在英国发生的那种大规模盗窃土地的现象，才为大农业开辟了活动场所。〔注：（196a）〔第4版注：这种情况也适用于德国。在我国有大农业的地方，特别是东部，大农业都是靠从16世纪，特别是1648年以来盛行的“清地”〔注：②“清地”的原文是“Bauernlegen”意思是：封建领主掠夺农民的土地，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编者注〕建立的。——弗·恩·〕〕因此，农业的这个变革一开始就更具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劳动资料一作为机器出现，立刻就成了工人本身的竞争者。〔注：（197）“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竞争中。”（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79页）〕资本借助机器进行的自行增殖，同生存条件被机器破坏的工人的人数成正比。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是建立在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基础上的。分工使这种劳动力片面化，使它只具有操纵局部工具的特定技能。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工人就像停止流通的纸币一样卖不出去。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也就是不再为资本的自行增殖所直接需要的人口，这些人一部分在旧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反对机器生产的力量悬殊的斗争中毁灭，另一部分则涌向所有比较容易进去的工业部门，充斥劳动市场，从而使劳动力的价格降低到它的价值以下。有人说，需要救济的工人会得到巨大的安慰：一方面，他们的痛苦只是“短暂的”（“atemporaryinconvenience”［“短暂的不便”］）；另一方面，机器只是逐渐地占据整整一个生产领域，因此它的破坏作用的范围和强度会缩减。一种安慰抵消另一种安慰。在机器逐渐地占据某一生产领域的地方，它给同它竞争的工人阶层造成慢性的贫困。在过渡迅速进行的地方，机器的影响则是广泛的和急性的。世界历史上再没有比英国手工织布工人缓慢的毁灭过程更为可怕的景象了，这个过程拖延了几十年之久，直到1838年才结束。在这些织布工人中，许多人饿死了，许多人长期地每天靠21/2便士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注：（198）1834年济贫法[345]实行以前，英国手工织布业和机器织布业间的竞争之所以拖延下去，是因为远远低于最低限额的工资得到了教会救济金的补充。“1827年，牧师特纳先生是柴郡威尔姆斯托工业区的教区长。移民委员会提出的问题和特纳先生的回答表明，手工劳动同机器的竞争是如何维持下来的。问：‘动力织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织机的使用吗?’答：‘毫无疑问是这样；如果手工织布工人不能屈从于工资的降低，那就会比现在受到更大的排挤。’问：‘但是，他们在屈从后所得的工资是不足维持生活的，他们是否要求得到教会津贴来弥补生活费用的不足呢?’答：是的，手工织机和动力织机的竞争，事实上是靠济贫费维持的。’可见，令人受辱的赤贫或向国外移民，这就是采用机器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他们从受人尊敬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手工业者被降低为靠低三下四地哀求别人施舍面包过活的穷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短暂的不便’。”（《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第29页）〕与此相反，英国的棉纺织机在东印度的影响却是急性的。1834—1835年东印度总督确认：
“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织布工人的尸骨把印度的平原漂白了。”
诚然，就这些织工短暂一生的结束来说，机器带给他们的就只是“短暂的不便”。此外，由于机器不断占领新的生产领域，机器的“短暂的”影响也就成为长期的了。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和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注：（199）“使国家的纯收入〈即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如李嘉图在同一个地方所说明的。在经济学看来，他们的财富就二国家的财富〉增加的原因，同时可以使人口过剩和使工人状况恶化。”（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469页）“一切机械改良的一贯目的和趋势，实际上就是完全摆脱人的劳动，或者是以妇女和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以粗工代替熟练工，从而降低劳动的价格。”（尤尔［《工厂哲学》第23页］）〕因此，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粗暴的反抗。
劳动资料扼杀工人。当然，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采用的机器同传统的手工业生产或工场手工业生产发生竞争时，表现得最明显。但在大工业本身内，机器的不断改良和自动体系的发展也发生类似的作用。
“改良机器的一贯目的，是减少体力劳动，或者说，是通过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的方法使工厂的生产链条的某个环节完善起来。”〔注：（200）《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第43页。〕“把蒸汽力和水力应用到以前用手推动的机器上，是每天都发生的事情……为了节省动力，改进制品，增加同样时间内的产量，或排挤掉一个童工、一个女工或一个男工等等，在机器上不断实行一些小的改良，这种改良虽然看起来没有多大意义，但会产生重要的结果。”〔注：（201）《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凡是某种操作需要高度熟练和准确的手的地方，人们总是尽快地把这种操作从过于灵巧和易于违犯各种规则的工人手中夺过来，把它交给一种动作非常规律、甚至儿童都能看管的特殊机械来进行。”〔注：（202）尤尔《工厂哲学》第19页。“烧砖业所采用的机器的巨大好处在于：它使采用者可以完全不依赖熟练工人。”（《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第130页第46号）〕〔注：第2版补注：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阿·斯特罗克先生在谈到制造机器（火车头等）时说道：“对昂贵的英国工人的需要一天比一天减少了。采用改良工具使产量增加，而服侍这种工具的是低级劳动……以前，必须用熟练劳动来生产蒸汽机的所有部件，现在生产这些部件是用不太熟练的劳动，但借助优良的工具……我所说的工具是指制造机器时所使用的机器。”（《皇家铁道委员会。证词》1867年伦敦版第17862号和17863号）〕“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来越受排挤。”〔注：（203）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机器改良不仅可以减少为取得一定成果所雇用的成年工人的人数，而且用一种人代替另一种人：熟练程度低的代替熟练程度高的，儿童代替成年人，女工代替男工。所有这些变化都引起工资率的经常波动。”〔注：（204）同上，第321页。〕“机器不断地把成年人抛出工厂。”〔注：（205）同上，第23页。〕
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的飞速发展向我们表明，由于实际经验的积累，由于机械手段的现有规模以及技术的不断进步，机器体系具有极大的弹性〔注：［97］见本卷第476—480页。——编者注〕。但在1860年，英国棉纺织工业的这个全盛年，谁能料到此后三年在美国南北战争8的刺激下竟会引起机器的急剧改良和手工劳动的相应被排挤呢？在这里，只要从英国工厂视察员关于这一问题的官方材料中引用几个例子就够了。曼彻斯特的一个工厂主说：
“我们过去用75台梳棉机，现在只用12台，产量和过去一样，质量也和过去一样，甚至更好……工资每星期节省10镑，飞花减少10％。”
在曼彻斯特的一家精纺厂内，
“由于加速运转和采用各种自动过程，工人人数在一个车间削减了1/4，在另一个车间削减了1/2以上，而以精梳机代替二道粗梳机，又使从前梳棉间所雇用的人手大大减少了”。
另一家纺纱厂估计该厂共节省10％的“人手”。曼彻斯特的吉尔摩公司纺纱厂主们说：
“我们估计，由于采用新机器，在我们的清棉间整整节省了1/3的人手和工资……在粗纺间和并条间节省了将近1/3的费用和人手；在精纺间节省了将近1/3的费用。不仅如此，我们现在交给织布业主的纱的质量，由于采用新机器而大大改进了，因此织出的布比用旧机器纺的纱所织出的布又多又好。”〔注：（206）《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08页及以下各页。〕
关于这一点，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说道：
“在生产增加的同时，工人迅速减少；不久以前，毛纺织工厂又开始裁减人手，而且还在不断裁减；前几天，一位住在罗奇代尔附近的教员对我说，女学校中人数大大减少，不仅是由于危机的压力，而且是由于毛纺织工厂机器的改良，改良后平均裁减了70个半日工。”〔注：（207）同上，第109页。棉业危机时期机器的迅速改良，使英国工厂主能在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立即又使商品充斥世界市场。到1866年下半年，布匹几乎就卖不出去了。于是，商品开始运往中国和印度委托销售，这自然使商品充斥更加严重。1867年初，工厂主采取了他们惯用的摆脱困境的手段，把工资降低5％。工人起来反抗，并且宣称，惟一的出路是缩短劳动时间，每周工作4天（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的）。经过较长时期的抗拒以后，自命的工业司令官们不得不决定这样做，不过有些地方工资降低5％，有些地方没有降低。[346]〕
下表说明美国南北战争引起的英国棉纺织工业的机械改良的总结果。
工厂数
1856年1861年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204627152405
苏格兰152163131
爱尔兰12913
————————————————————————
联合王国221028872549
蒸汽织机台数
1856年1861年1868年
英格兰和威尔士275590368125344719
苏格兰216243011031864
爱尔兰163317572746
————————————————————————
联合王国298847399992379329
纱锭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258185762835212530478228
苏格兰204112919153981397546
爱尔兰150512119944124240
————————————————————————
联合王国280102173038746732000014
在业人数
英格兰和威尔士341170407598357052
苏格兰346984123739809
爱尔兰334527344023
————————————————————————
联合王国379213451569401064
可见，从1861年至1868年减少了338家棉纺织厂，这就是说，生产效率较高、规模较大的机器集中在人数较少的资本家手中。蒸汽织机减少了20663台；但与此同时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可见，一台改良的织机现在提供的产品比旧式织机要多。最后，纱锭增加了1612547个，而在业工人却减少了50505人。因此，棉业危机压在工人身上的“暂时的”贫困，由于机器迅速不断的进步而加剧和持久了。
但是，机器不仅是一个极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它还被资本公开地有意识地宣布为一种和雇佣工人敌对的力量并加以利用。机器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注：（208）“在燧石玻璃和瓶玻璃业中，业主和工人之间的关系等于一种慢性的罢工。”因此，主要操作靠机器完成的压制玻璃工场手工业就发展起来。纽卡斯尔的一家公司，以前每年生产350000磅吹制燧石玻璃，现在生产3000500磅压制玻璃。（《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版第262、263页）〕用加斯克尔的话来说，蒸汽机一开始就是“人力”的对头[348]，它使资本家能够粉碎工人日益高涨的、可能使刚刚开始的工厂制度陷入危机的那些要求。〔注：（209）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1833年伦敦版第34、35页。[349]〕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动走锭纺纱机，因为它开辟了自动体系的新时代。〔注：（210）费尔贝恩先生由于自己的机器制造厂发生罢工，在机器制造上发明了某些极重要的应用机器的方法。[350]〕〔注：［98］见本卷第446—449页。——编者注〕
蒸汽锤的发明者奈斯密斯，在他向工联调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谈到他由于1851年机器制造工人的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器改良时说：
“我们现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采用自动工具机。一个机械工人现在所要做的，并不是自己劳动，而是看管机器的出色劳动，这种活每一个男孩都能干。完全依仗自己技能的那类工人，现在全部被排除了。从前我用四个男孩配一个机械工人。由于这些新的机械结合，我把成年男工从1500人减到750人。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
尤尔在谈到印花业中的一种印花机时说道：
“资本家终于求助于科学来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奴役〈也就是使他们感到负担的同工人签订的契约条件〉，他们很快地就恢复了自己的合法权利——头脑支配身体其他部分的权利。”
他在谈到由于一次罢工而直接引起的浆纱方面的一项发明时说道：
“一帮不满分子自以为在旧的分工线上构筑了无法攻破的工事，却发现现代机械战术已把他们的侧翼包围，他们的防御手段已经毫无用处。他们只好无条件投降。”
他在谈到自动走锭纱纺机的发明时说道：
“它的使命是恢复工业阶级中间的秩序……这一发明证实了我们已经阐述的理论：当资本迫使科学为自己服务时，它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注：（211）尤尔《工厂哲学》第367—370页。〕
尤尔的著作虽然是在1835年，在工厂制度还不很发达的年代出版的，但这部著作仍不失为工厂精神的典型表现。这不仅是因为它包含直率的昔尼克主义[96]，而且还因为它天真地道出了资本头脑中的荒谬的矛盾。例如，他先阐述了这样一种“理论”：资本借助于受它供养的科学“总是迫使劳动的反叛之手就范”，然后他又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竟从某一方面非难机械物理学，指责它助长富有的资本家的专制，充当压迫贫苦阶级的工具”。
他到处宣扬机器的迅速发展对工人如何有利，然后又警告工人说，他们的反抗和罢工等等会加速机器的发展。他说：
“这种暴力的反叛表示出人的最可鄙的目光短浅的性格，它使一个人自己成为自己的刽子手。”
与此相反，他在前几页曾说道：
“如果没有因为工人的错误见解而引起的激烈冲突和中断，工厂制度的发展还要迅速得多，给有关各方带来的利益还要大得多。”
接着他又宣称：
“对大不列颠工厂区居民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机械的改良只是逐渐实现的。”
他说：
“指责机器排挤了一部分成年工人，使成年工人的人数超过对劳动的需要，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工资，这是不公正的。可是机器扩大了对儿童劳动的需求，因而提高了儿童劳动的工资率。”
另一方面，这位安慰家又为儿童的低工资辩护：“这阻止了父母们过早地把他们的孩子送进工厂”。尤尔的整个著作是一部维护无限制的工作日的辩护书。当立法规定13岁的儿童每天不得劳动12小时以上时，他这颗自由主义的心就回想起中世纪最黑暗的时代。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诱劝工厂工人感谢上帝，因为上帝通过机器使他们“有了空闲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不朽利益”。〔注：（212）尤尔《工厂哲学》第368、7、370、280、321、322、281、475页。〕
6．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托伦斯、西尼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一整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断言，所有排挤工人的机器，总是同时地而且必然地游离出相应的资本，去如数雇用这些被排挤的工人。〔注：（213）李嘉图起初也持这种观点，但是后来，由于他持有的科学的公正态度和热爱真理，断然收回了这种观点。见《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1章《论机器》。〕
假定有一家壁纸工场，资本家雇用100个工人，每人每年30镑。因此他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总共是3000镑。现在他解雇50个工人，雇用剩下的50个工人操纵他花费1500镑买来的机器。为了简单起见，我们把厂房、煤炭等等都撇开不说。再假定每年消耗的原料仍然是3000镑。〔注：（214）注意，我是完全按照上述那些经济学家的方式举例的。〕经过这样的形态变化是否“游离”出任何资本呢？按旧的生产方式，在支出总额6000镑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现在这个总额中，4500镑是不变资本（3000镑用于原料，1500镑用于机器），1500镑是可变资本。可变的或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不再是总资本的一半，而只是总资本的1/4。在这里，资本并没有被游离出来，倒是被束缚在一种不再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形式中，也就是说，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现在，如果其他条件不变，这6000镑资本再也不能雇用50个以上的工人。机器每改良一次，这笔资本雇用的工人也就减少一次。如果新采用的机器的费用少于机器所排挤的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总额，比如说，不是1500镑而只是1000镑，那么，1000镑可变资本就被转化为不变资本，或者说，被束缚起来，而有500镑资本被游离出来。假定年工资是相同的，在解雇50个工人的情况下，这500镑资本就形成大约16个工人的就业基金，其实大大少于16个工人，因为要使500镑转化为资本，就必须把其中的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因而也只能把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再假定制造新机器会雇用人数较多的机械工人，这是不是应该算作对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补偿呢？在最好的情况下，制造新机器所雇用的工人也比使用新机器所排挤的工人要少。这1500镑以前只代表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在机器的形态式上则代表：1．制造机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2．制造机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落到他们的“雇主”手里的剩余价值。其次，机器一经制成，在它报废以前就不需要再更新。因此，要使追加的机械工人人数持续地被雇用，壁纸厂主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去用机器排挤工人。
事实上，那些辩护士也并不是指用这种方式游离资本。他们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不可否认，例如在上述情况下，机器不仅游离出50个工人，从而使他们成为“可供支配的”，而且同时还割断了他们同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的联系，因而也就“游离”出这些生活资料。因此，机器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这一简单而又毫不新奇的事实，用经济学家的话一说，就成了机器替工人游离出生活资料，或机器把生活资料转化为用来雇用工人的资本。可见，一切事情全看你怎么说。真是：好话能遮丑。[352]
按照这个理论，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是一笔靠50个被解雇的壁纸工人的劳动去增殖的资本。因此，一旦这50个人被迫休假，这笔资本也就无事可做，但是在找到新的“投资场所”以前，它是不会安闲的，在那里，上述这50个人可以重新在生产上消费它。可见，资本和工人迟早总要重新会合，而到那时补偿就实现了。可见，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所受的痛苦，正像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一样，也是暂时的。
金额1500镑的生活资料，从来没有作为资本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过。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是现在转化成机器的1500镑。仔细地考察一下就会看出，这1500镑只是代表被解雇的50个工人一年所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工人们从雇主那里以货币形式而不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作为工资。他们用这些转化为1500镑的壁纸购买具有同样价值的生活资料。因此，这些生活资料对于他们来说，不是资本，而是商品，而他们本身对于这些商品来说，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买者。机器把他们从购买手段中“游离”出来，于是就把他们从买者转化为非买者。因此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减少了。如此而已。如果需求的这种减少没有由需求在其他方面的增加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情况延续的时间较长而且范围较广，生产这些商品所雇用的工人就会被解雇。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资本，就以其他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当市场价格下降和资本转移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雇用的工人也从一部分工资中被“游离”出来。可见，辩护士先生并没有证明，机器由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同时就把这些生活资料转化为雇用这些工人的资本；反而用自己经过考验的供求规律证明了，机器不仅在采用它的生产部门，而且还在没有采用它的生产部门把工人抛向街头。
被经济学上的乐观主义所歪曲的事实真相是：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随意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我们在第七篇将会看到，机器的这种作用，在这里被说成是对工人阶级的补偿，其实正相反，是对工人的极端可怕的鞭笞。〔注：①见本卷第735—736页。——编者注〕在这里只指出一点：从一个工业部门被抛出来的工人，当然可以在另外一个工业部门找职业。如果他们找到了职业，从而在他们和同他们一道被游离出来的生活资料之间重新建立了联系，那么，在这里起中介作用的，是正在挤入投资场所的新追加的资本，而决不是过去已经执行职能的并且现在转化为机器的资本。并且，即使如此，他们的前途也是多么渺茫！这些因为分工而变得畸形的可怜的人，离开他们原来的劳动范围就不值钱了，只能在少数低级的、因而始终是人员充斥和工资微薄的劳动部门去找出路。〔注：（215）关于这个问题，一位李嘉图学派的人在反对让·巴·萨伊的胡言乱语时说道：“在分工发达的地方，工人的技艺只能在他学得这种技艺的那个特殊部门应用；工人本身就是一种机器。因此，像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地说，事物都有找到自己的水准的趋势，是丝毫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看周围，我们会发现，事物长时期都不能找到自己的水准；即使找到了，也比过程开始时的水准低。”（《论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2页）〕其次，每个工业部门每年都吸收一批新人，供该部门用于人员的正常补充和扩充。一旦机器把一部分至今在一定工业部门就业的工人游离出来，这些补充人员也要重新分配，由其他劳动部门来吸收，不过，原来的那些牺牲者大部分在过渡期间堕落丧亡。
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机器使它所占领的那个部门的产品便宜，产量增加，而且最初也没有使其他工业部门生产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发生变化。因此，完全撇开年产品中被非劳动者挥霍掉的巨大部分不说，在应用机器以后，社会拥有的可供被排挤的工人用的生活资料同以前一样多，或者更多。而这正是经济学辩护论的主要点！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些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因为机器就其本身来说缩短劳动时间，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延长工作日；因为机器本身减轻劳动，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提高劳动强度；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因为机器本身增加生产者的财富，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生产者变成需要救济的贫民，如此等等，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就简单地宣称，对机器本身的考察确切地证明，所有这些显而易见的矛盾都不过是平凡现实的假象，而就这些矛盾本身来说，因而从理论上来说，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于是，他们就用不着再动脑筋了，并且还指责他们的反对者愚蠢，说这些人不是反对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而是反对机器本身。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绝不否认，在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中也出现短暂的不便；但是哪个徽章没有反面呢！对他们说来，机器除了资本主义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别的利用。因此，在他们看来，机器使用工人和工人使用机器是一回事。所以，谁要是揭露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真相，谁就是根本不愿意有机器的应用，就是社会进步的敌人！〔注：（216）麦克库洛赫便是患这种傲慢的呆小病的能手之一。例如，他装成8岁小孩那样天真地说：“如果越来越提高工人的技艺，使他能用同样的或者更少的劳动量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商品量是有利的话，那么，工人利用能最有效地帮助他取得这种成果的机器，也必然是有利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82页）〕这完全是著名的杀人犯比耳·赛克斯的道理：
“陪审官先生们，这些行商确实是被杀死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过，这是刀的罪过。难道我们因为这种短暂的不便就该禁止用刀吗？请你们想一想！没有刀，哪里有农业和手工业？刀在外科手术上不是很能为人造福，在解剖方面不是给人带来知识吗？此外，在备办喜筵时，刀不是一位称心的助手吗？如果你们禁止用刀，那就等于把我们拖回到野蛮时代的深渊。”〔注：（216a）“纺纱机的发明者毁灭了印度，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阿·梯也尔《财产论》［第275页］）在这里，梯也尔先生把纺纱机和机械织机混淆起来了，“不过这对我们无关紧要”。〕
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不过，这种作用同所谓的补偿理论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任何一种机器产品，例如一码机织布总是比被它排挤的同种手工产品便宜，所以就产生一条绝对的规律：如果机器生产的物品的总量同它所代替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物品的总量相等，那么，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就要减少。生产劳动资料本身如机器、煤炭等等所需要的劳动量的增加，同使用机器而引起的劳动量的减少相比，必然较小。不然的话，机器产品就会同手工产品一样贵，或者更贵。但是事实上，人数减少了的工人所生产的机器制品总量不是不变，而是远远超过被排挤的手工业制品的总量。假定生产40万码机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少于生产10万码手工织布所使用的工人。在4倍的产品中包含4倍的原料。因此原料的生产也必须增长为原来的4倍。至于所耗费的劳动资料，如厂房、煤炭、机器等，那么，生产这些东西所必须追加的劳动可能增长的界限，随着机器产品量和同数工人能够生产的手工产品量之间的差额而变化。
可见，随着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的扩大，给这个工业部门提供生产资料的那些部门的生产首先会增加。〔注：①见本卷第441—442页。——编者注〕就业工人数量会因此增加多少，在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也就是取决于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这个比例又随着机器在这些行业中已经占领或者正在占领的范围不同而有很大变化。随着英国机器体系的进展，注定要到煤矿和金属矿中去劳动的人数惊人地膨胀起来，尽管最近几十年，由于矿业中使用新机器，这种增加变得缓慢了。〔注：（217）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353]（1863年伦敦版第II卷），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矿就业的工人共246613人，其中20岁以下的73546人，20岁以上的173067人。在前一类中，5至10岁的835人，10至15岁的30701人，15至19岁的42010人。在铁、铜、铅、锡以及其他所有金属矿上就业的共319222人。〕一种新工人随着机器出现了，这就是机器的生产者。我们已经知道，机器生产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占领这个生产部门本身。〔注：（218）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从事机器生产的共60807人，其中包括工厂主及其职员等，以及这一部门的所有经理人和商业人员。但是不包括小型机器（如缝纫机等）的生产者和工作机上的工具（如纱锭等）的生产者。技师总数为3329人。〕再拿原料来说，〔注：（219）因为铁是最重要的原料之一，所以这里应当指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炼铁工人共有125771人，其中男工123430人，女工2341人。男工中20岁以下的有30810人，20岁以上的有92620人。〕毫无疑问，例如棉纺业的飞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的植棉业，从而不仅大大促进了非洲的奴隶贸易，而且还使饲养黑人成了所谓边疆蓄奴各州的主要事业。1790年，美国进行了第一次奴隶人口调查，当时共有奴隶697000人，而到1861年大约有400万人[354]。另一方面，同样明确的是，机械毛纺织工厂的兴旺，以及耕地不断变成牧羊场，引起了农业劳动者的大量被驱逐和“过剩”〔〔注：①见本卷第832—841页。——编者注〕〕。爱尔兰直到目前还在经历着这个过程，那里的人口从1845年以来几乎减少了一半，并且还在继续减少，以达到同爱尔兰大地主和英格兰毛纺织厂主先生们的需要恰好相适应的那个程度。
如果机器占领了某一劳动对象在取得最终形式前所必须经过的初期阶段或中间阶段，那么，在这种机器制品进入的那些仍保持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的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就随着劳动材料的增加而增加。例如，机器纺纱业提供的棉纱又便宜又多，使得手工织布业者最初不用增加开支就可以开全工。这样一来，他们的收入增加了。〔注：（220）“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一个有4个成年人（棉织工）和2个充当络纱工的小孩的家庭，每天劳动10小时，每周收入4镑；如果活非常紧急，还能收入多些……以前，他们常常苦于棉纱供应不足。”（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人口》第24、26页）〕于是人们纷纷拥向棉织业，直到最后，这些被珍妮机、翼锭纺纱机和走锭纺纱机比如说在英国招唤出来的80万织工又被蒸汽织机挤垮为止。同样，由于机器生产的衣料充足，男女裁缝和缝纫女工等等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缝纫机出现为止。
机器生产用相对少的工人人数所提供的原料、半成品、劳动工具等等的数量不断增加，与此相适应，对这些原料和半成品的加工也就分成无数的部门，因而社会生产部门的多样性也就增加。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长。
采用机器的直接结果是，增加了剩余价值，同时也增加了体现这些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从而，在增加供资本家阶级及其仆从消费的物质时，也增加了这些社会阶层本身。这些社会阶层的财富的增加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工人人数的不断相对减少，一方面产生出新的奢侈要求，另一方面又产生出满足这些要求的新手段。社会产品中有较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而剩余产品中又有较大的部分以精致和多样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和消费掉。换句话说，奢侈品的生产在增长。〔注：（221）弗·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指出，正是这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人在部分处于悲惨的境地。关于这个问题，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有大量新的例证。〕大工业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关系也引起产品的精致和多样化。不仅有更多的外国消费品同本国的产品相交换，而且还有更多的外国原料、材料、半成品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本国工业。随着这种世界市场关系的发展，运输业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而且运输业又分成许多新的下属部门。〔注：（222）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在商船上工作的海员有94665人。〕
在工人人数相对减少的情况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增加，使那些生产在较远的将来才能收效的产品（如运河、船坞、隧道、桥梁等等）的工业部门中的劳动扩大了。一些全新的生产部门，从而一些新的劳动领域，或者直接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或者在与机器体系相适应的一般工业变革的基础上形成起来。不过，它们在总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也不是很大的。它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它们重新造成的对最粗笨的手工劳动的需求成正比。目前，这类工业主要有煤气厂、电报业、照相业、轮船业和铁路业。根据1861年的调查（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煤气业（包括煤气厂、机械设备的生产、煤气公司的经理处等）有15211人[355]，电报业有2399人，照相业有2366人，轮船业有3570人，铁路业有70599人[356]（其中包括大约28000个比较固定的“非熟练的”掘土工人以及全部管理人员和商业人员）。所以，这5种新工业总共有94145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根据1861年的人口调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总人口为20066224人，其中男子9770259人，妇女10289965人。从中减掉不宜劳动的老幼，所有“非生产的”妇女、少年和儿童，再减掉官吏、牧师、法律界人员、军人等“意识形态的”阶层以及所有专门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消费别人劳动的人，最后再减掉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者、罪犯等，大致还剩下800万不同年龄的男女，其中包括所有以某种方式在生产、商业和金融等部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这800万人中有：
农业工人（包括牧人和住在农场主家里的雇农和使女）…………………………………………………1098261人
棉、毛、精梳毛、亚麻、大麻、丝、黄麻等纺织厂和机器织袜业、机器花边业的全部雇佣人员……642607人（223）[357]
〔注：（223）其中13岁以上的男子只有177596人。[358]〕
煤矿和金属矿的全部雇佣人员………………………………………………………………………………565835人
所有冶金厂（炼铁厂、压延厂等）和各种金属手工工场的雇佣人员……………………………………396998人（224）[359]
〔注：（224）其中妇女有30501人。〕
仆役阶级………………………………………………………………………………………………………1208648人（225）
〔注：（225）其中男子有137447人。在这1208648人中还没有把不在私人住宅中服务的全部人员包括在内。第2版注：从1861年到1870年，男仆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达到267671人。1847年看守狩猎场的人（在贵族的狩猎场）有2694人，而1869年有4921人。伦敦小市民家中使用的少女，俗称小奴隶（“littleslaveys”）。〕
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煤矿、金属矿的人员加在一起是1208442人；全部纺织厂的雇佣人员和冶金厂、金属手工工场人员加在一起是1039605人；二者都少于现代家庭奴隶的人数。请看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获得了多么辉煌的结果！
7．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棉纺织业的危机
政治经济学上一切头脑健全的代表人物都承认，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他们几乎全都为工厂工人的奴隶地位叹息。那么，他们打出的大王牌是什么呢？这就是：机器在其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过去之后，最终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劳动奴隶！是的，政治经济学正沉醉于一个令人厌恶的定理，一个连每个相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感到厌恶的定理：甚至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的基础上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也会让比它当初抛向街头的更多的工人进厂受苦！〔注：（226）相反地，加尼耳认为机器生产的最终结果是劳动奴隶人数的绝对减少，而人数增多了的“高贵的人们”就是靠这些劳动奴隶来养活，靠他们来发展自己著名的“能够完善的完善能力”。[360]加尼耳对生产的运动了解得很少，但是他至少感到，如果机器的采用把就业工人转化为需要救济的贫民，而机器的发展所造成的劳动奴隶又比它挤垮的还多，机器便是一种非常不祥的东西。他的观点的愚昧，只有用他自己的话才能表达出来：“注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和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他们占有因劳动费用减少、商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产生的全部利益。人类沿着这个方向正在升入天才创造的至高领域，进入宗教的最深奥的境界，建立救世的道德〈那就是‘占有全部利益’等等〉准则，制定保护自由〈‘注定要从事生产的阶级’的自由吗?〉和权力、顺从和正义、义务和人道的法律”。这段胡话载于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224页，参看第212页。〕
诚然，有些例子（例如英国精梳毛纺织厂和丝纺织厂）已经表明，到了一定的发展程度上，在工厂部门极度扩展的同时，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可能相对地减少，而且可能绝对地减少〔注：［99］见本卷第478—479页。——编者注〕。1860年，根据议会的命令对联合王国所有的工厂进行过一次专门调查，在兰开夏郡、柴郡和约克郡工厂区中属工厂视察员罗·贝克管辖的地区，共有652家工厂，其中570家拥有：蒸汽织机85622台，纱锭（不包括并纱锭）6819146个，蒸汽机27439马力，水车1390马力，雇用94119人。而到1865年，这些工厂拥有：织机95163台，纱锭7025031个，蒸汽机28925马力，水车1445马力，雇用88913人。可见，从1860年到1865年，这些工厂的蒸汽织机增加了11％，纱锭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而与此同时雇用的人数却减少了5.5％。〔注：（227）《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58页及以下几页。但在这同时，雇用日益增加的工人的物质基础也已经具备：建立了110家新的工厂，它们共拥有11625台蒸汽织机，628576个纱锭以及2695蒸汽马力和水力马力。（同上）〕在1852年到1862年期间，英国的毛纺织业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然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却几乎没有变化。
“这表明，新采用的机器以多么大的程度排挤了以前各个时期的劳动。”〔注：（228）《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9页。〕〔注：第2版补注：1871年12月底，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在布拉德福德新机械学会作的一次报告中说：“若干时间以来，使我惊讶的是，毛纺织厂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从前工厂里都是妇女和儿童，现在看来一切工作都由机器做了。一个工厂主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解释：‘在旧制度下，我雇用63个人；采用改良的机器之后，我把工人减少到33人，最近，由于一些新的重大变化，我又能够把工人从33人减少到13人。’”〕
根据某些由经验提供的事实，工厂工人就业人数的增加往往只是表面的，也就是说，这种增加并不是由于已经建立在机器生产基础上的工厂扩大了，而是由于附属部门逐渐和它合并。例如，1838—1858年期间，机械织机及其使用的工厂工人的增加，就（不列颠）棉纺织工厂来说，完全是由于这个生产部门的扩大，而在另外一些工厂中，则是由于过去用人的肌肉力推动的织毯机、织带机、织麻布机等等现在采用了蒸汽力。〔注：（229）《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因此，这些工厂工人的增加只是表明就业工人总数的减少。最后，在这里还完全撇开了这种情况，就是除金属工厂外，到处都是少年工人（18岁以下的）、妇女和儿童在工厂人员中远居优势。
然而我们知道，尽管机器生产实际地排挤和潜在地代替了大量工人，但随着机器生产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同种工厂数目的增多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大），工厂工人的人数最终可以比被他们排挤的工场手工业工人或手工业工人的人数多。假定每周使用的500镑资本中，在旧的生产方式下不变组成部分占2/5，可变组成部分占3/5，也就是说，200镑用于生产资料，300镑用于劳动力，比如说1镑雇一个工人。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总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假定现在这个资本分为4/5的不变组成部分和1/5的可变组成部分，或者说，用于劳动力的只有100镑。这样，过去雇用的工人就有2/3被解雇。如果工厂生产扩大，使用的总资本在其他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500镑增加到1500镑，那么现在就要雇用300个工人，和工业革命以前同样多。如果所使用的资本继续增加到2000镑，那么就要雇用400个工人，比采用旧的生产方式时多1/3。使用的工人人数绝对地增加了100人，相对地，即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减少了800人，因为2000镑资本在旧的生产方式下应雇用1200个工人，而不是400个工人。可见，就业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是并行不悖的。上面假定，随着总资本的增加，资本的构成保持不变，因为生产条件保持不变。然而我们已经知道，随着机器体系的每一进步，由机器、原料等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不断增加，而用于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则不断减少，同时我们还知道，在任何其他的生产方式下，改良都不是这样经常进行，因而总资本的构成也不是这样经常变化。然而这种经常的变化也经常地被间歇时期和在既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量的扩大所中断。因此就业工人的人数也就增加。例如，在1835年，联合王国的棉、毛、精梳毛、亚麻、丝等纺织厂的工人总数只有354684人，可是到1861年，仅蒸汽织机占用的织工（8岁以上的各种年龄的男女）就有230654人。当然，如果考虑到1838年不列颠的手工织布工人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家属还有80万人〔注：［100］见本卷第449—453、467—470、476—480页。——编者注〕〔注：（230）“手工织布工人〈织棉布或用其他物质搀上棉花来织布的工人〉的痛苦，曾经是一个皇家委员会的调查对象，但是，虽然他们的苦难已被承认、被感叹，他们的状况的改善〈！〉却仍要听天由命；也许可以相信，这种痛苦现在〈20年后！〉已近于消除，目前蒸汽织机的大量推广，极有可能促进了这一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这种增加也就不算大了；而且这里还根本没有提到亚洲和欧洲大陆上被排挤掉的那些手工织布工人。
关于这一点，还要作某些说明，其中我们将部分地谈到理论叙述本身还没有涉及到的一些纯粹事实方面的情况。
只要机器生产在一个工业部门内靠牺牲旧有的手工业或工场手工业来扩展，它就一定取得成功，就像用针发枪装备的军队在对付弓箭手的军队时一定取得成功一样。机器刚刚为自己夺取活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由于借助机器生产出异常高的利润而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这些利润本身不仅形成加速积累的源泉，而且把不断新生的并正在寻找新的投资场所的很大一部分社会追加资本吸引到有利的生产领域。突飞猛进的初创时期的这种特殊利益，不断地在新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重现。但是，一旦工厂制度达到一定的广度和一定的成熟程度，特别是一旦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即机器本身也用机器来生产，一旦煤和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以及交通运输业都发生革命，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注：（231）机器影响原料生产的其他方法，将在第三册180叙述。〕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靛蓝等。
〔注：（232）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
1846年34540143磅
1860年204141168磅
1865年445947600磅
从东印度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4570581磅
1860年20214173磅
1865年20679111磅］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外国的殖民地化，而这些外国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
〔注：（233）从好望角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2958457磅
1860年16574345磅
1865年
29920623磅
从澳大利亚向大不列颠输出的羊毛
1846年21789346磅
1860年59166616磅
1865年109734261磅］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这种革命是同农业中的各种变革联系在一起的，关于这些变革，我们在这里还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说明。〔注：（234）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大工业的产物。目前（1866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第4版注：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弗·恩·〕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以磅为单位）
1846年401949393
1852年765630544
1859年961707264
1860年1115890608
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等（以？为单位）
1850年1862年
小麦1620231241033503
大麦36696536624800
燕麦31748014426994
黑麦3887497108
面粉38194407207113
荞麦105419571
玉蜀黍547316111694818
Bere或Bigg
（大麦之一种）20397675
豌豆8116201024722
豆类18229722037137
————————————————————————
合计3536580174083441］
1867年2月18日，英国下院根据格莱斯顿先生的提议，编制了一份关于1831年到1866年期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和面粉的总输入和输出的统计材料。我把总结果列举如下。面粉折合成以夸特为单位的谷物。[363]（见下表）
几个五年期间和1866年
1831-18351836—1840
1841—18451846—1850
1851—18551856—1860
1861—18651866
每年平均输入(夸特)10963732389729
28438658776552
834523710913612
1500987116457340
每年平均输出(夸特)225263251770
139056155461307491
341150302754216218
每年平均入超8711102137959
27048098621091
803774610572462
1470711716241122
各个时期每年平均人口数2462110725929507
2726256927797598
2757292328391544
2938176029935404
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
谷物等的数量超过本国
产品的数量(夸特)0.0360.082
0.0990.310.291
0.3720.5010.543
工厂制度的巨大的跳跃式的扩展能力和它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必然造成热病似的生产，并随之造成市场商品充斥，而当市场收缩时，就出现瘫痪状态。工业的生命按照中常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危机、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而不断地转换。由于工业循环的这种周期变换，机器生产使工人在就业上并从而在生活状况上遭遇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性，成为正常的现象。除了繁荣时期以外，资本家之间总是进行十分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各自在市场上的份额。这个份额同产品的便宜程度成正比。除了由此造成的资本家竞相采用代替劳动力的改良机器和新的生产方法以外，每次都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了追求商品便宜，强制地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注：（235）1866年7月，由于“同盟歇业”而被莱斯特的制鞋厂主抛向街头的工人，给“英国职业协会”发出一份呼吁书，其中说道：“大约10年前，莱斯特的制鞋业由于采用钉鞋法代替缝鞋法而发生了变革。当时可以得到优厚的工资。这种新营业迅速推广开来。各商店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看谁能够提供最雅致的商品。但不久就产生了一种不良的竞争，大家竞相在市场上廉价出售。有害的后果很快表现在工资的降低上，劳动的价格急剧下降，以致许多商店现在只付出原来工资的一半。然而，尽管工资越降越低，看来利润却随着工资率的每一变动而增加”。——工厂主甚至利用工业的不利时期，通过过分降低工资，也就是直接盗窃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来取得巨额利润。下面是考文垂丝织业危机时期的一个例子：“根据我从工厂主和工人那里得到的材料来看，工资的降低无疑地超过了由于外国生产者的竞争或其他原因而需要降低的程度。多数织工的工资降低了30％至40％。5年前，工人织一幅丝带可得6或7先令，现在只能得3先令3便士或3先令6便士；另一种劳动，从前得4先令和4先令3便士，现在只得2先令或2先令3便士。工资的降低超过了为刺激需求而必须降低的程度。实际上，就许多种丝带来说，在工资降低时，从来没有出现过商品价格的任何降低。”（弗·戴·朗格委员的报告，载于《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114页第1号）〕
可见，工厂工人人数的增加以投入工厂的总资本在比例上更迅速得多的增加为条件。但是，这个过程只是在工业循环的退潮期和涨潮期内实现。它还经常被技术进步所打断，这种进步有时潜在地代替工人，有时实际地排挤工人。机器生产中这种质的变化，不断地把工人逐出工厂，或者把新的补充人员的队伍拒之门外，而工厂的单纯的量的扩大在把被逐出的工人吸收进来的同时，还把新的人员吸收进来。工人就这样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被赶来赶去，而且被招募来的人的性别、年龄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变化。
只要粗略地看一下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就可以再清楚不过地了解工厂工人的命运。
从1770年到1815年，棉纺织业有5年处于不振或停滞状态。在这最初的45年的时期，英国工厂主垄断了机器和世界市场。从1815年到1821年，不振。1822年和1823年，繁荣。1824年，废除禁止结社法[364]，工厂普遍大扩展。1825年，危机[365]。1826年，棉纺织业工人极端贫困，发生暴动。1827年，略有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和输出量大增。1829年，输出（特别是向印度的输出）超过历年。1830年，市场商品充斥，境况艰难。1831年到1833年，连续不振；东印度公司对东亚（印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被取消。1834年，工厂和机器大增，工人不足。新济贫法促进农业工人向工厂区流动。农业各郡的儿童被劫掠一空。白奴贸易。1835年，大繁荣。同时，手工织布工人饥饿待毙。1836年，大繁荣。1837年和1838年，不振状态和危机。1839年，复苏。1840年，严重萧条，发生暴动，军队出动干涉。1841年和1842年，工厂工人遭受极大的痛苦。1842年，工厂主解雇工人以便迫使废除谷物法。成千上万的工人涌向约克郡，又被军队驱回，他们的领袖被提交兰开斯特法庭。1843年，严重贫困。1844年，复苏。1845年，大繁荣。1846年，起初是继续高涨，以后有回落的征候。谷物法被废除。1847年，危机。为庆祝“大圆面包”229，工资普遍降低10％或10％以上。1848年，继续不振。曼彻斯特处于军队保护之下。1849年，复苏。1850年，繁荣。1851年，商品降价，工资低微，罢工频繁。1852年，开始好转。罢工继续发生，工厂主以输入外国工人相威胁。1853年，输出增加。普雷斯顿罢工持续八个月，严重贫困。1854年，繁荣，市场商品充斥。1855年，破产消息从美国、加拿大和东亚市场纷纷传来。1856年，大繁荣。1857年，危机。1858年，好转。1859年，大繁荣，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达到顶点。印度、澳大利亚以及其他市场上商品过剩，直到1863年几乎还没有销完全部存货。同法国缔结贸易协定[366]。工厂和机器激增。1861年，高涨持续了一些时候，随后出现回落，美国南北战争8，棉荒。1862年到1863年，完全崩溃。
棉荒的历史太有代表性了，我们不能不略为叙述一下。从1860年到1861年的世界市场状况的简述中可以看出，对于工厂主来说，棉荒发生的正是时候，部分地说对于他们是有利的。这是个事实，它已被曼彻斯特商会的报告所承认，帕麦斯顿和德比在议会中也宣布过，而且也为实际情况证明了。〔注：（236）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30页。〕当然，1861年联合王国的2887家棉纺织厂中，有许多是小工厂。在这2887家工厂中，有2109家是属于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的管辖范围。根据他的报告，在这2109家工厂中，使用还不到10蒸汽马力的有392家，占19％；使用10到20马力之间的有345家，占16％；使用20马力和20马力以上的有1372家。〔注：（237）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18、19页。〕小工厂多半是在1858年以后的繁荣时期建立起来的织布厂，而且大部分是靠一些投机家分头出棉纱、出机器、出厂房建立起来的，由以前的监工或其他没有资财的人经营。这些小工厂主大部分已经破产了。其实，棉荒避免了商业危机，不然他们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虽然他们占工厂主总数的1/3，但是他们工厂的资本只占投入棉纺织业的资本的极小的一部分。至于瘫痪的规模，据可靠估计，1862年10月有60.3％的纱锭和58％的织机停工。这是整个工业部门的情况，各个区的情况当然是很不同的。只有极少数的工厂开全工（每周60小时），其余工厂都有停工现象。即使那些做全工并且照例拿计件工资的少数工人，由于次棉代替好棉，埃及棉代替海岛棉（在精纺厂）、苏拉特棉（东印度）代替美棉和埃及棉，以及废棉掺苏拉特棉代替纯棉，所得到的周工资也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苏拉特棉纤维较短，含有脏物，棉纱易断，经纱上浆不用面粉而用各种重拼料，以及其他等等，这一切都减低了机器的速度，或者减少了一个织工所能看管的织机台数，增加了纠正机器差错所花的劳动，在减少产量的同时也减少了计件工资。使用苏拉特棉时，做全工的工人也要遭受20％、30％或更多的损失。而多数工厂主又把计件工资率降低了5％，7.5％和10％。因此，那些每周只劳动3天、3天半、4天或者每天只劳动6小时的工人的处境也就可想而知了。1863年，在情况已经有所好转之后，织布工人、纺纱工人等的周工资也只有3先令4便士、3先令10便士、4先令6便士、5先令1便士等。〔注：（238）同上，第41—45、51、52页。〕即使在这样悲惨的状况下，工厂主在克扣工资方面的创造精神也没有丝毫减退。工厂主的棉花不好和机器不合用等等使制品出了毛病，也成了罚扣工资的部分原因。如果工厂主还是工人住的小屋的房主，那他还要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一部分算作房租。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谈到自动走锭纺纱机的看管工（他们每人看管两台自动走锭纺纱机）时说道：他们
“做满14天全工，得到8先令11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这样看管工拿回家去的总共是6先令11便士。1862年的最后时期，织布工人周工资最低是2先令6便士”。〔注：（239）《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41、42页。〕
甚至工人只劳动很短的时间，工资中也常常要扣除房租。〔注：（240）同上，第57页。〕难怪在兰开夏郡的某些地方发生一种饥饿病！但比这一切更能说明问题的是：生产过程的革命是靠牺牲工人来进行的。这就像解剖学家拿青蛙作实验一样，完全是拿无价值的生物体作实验。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我虽然列举了许多工厂的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不断地进行实验，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他们的收入随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15％，而过一两个星期竟降低50％至60％。”〔注：（241）同上，第50、51页。〕
这些实验不仅靠牺牲工人的生活资料来进行，而且还以牺牲工人的全部五官为代价。
“拆棉花包的工人告诉我，难忍的臭味薰得人恶心……在混棉间、清棉间和梳棉间里，棉屑和尘埃飞扬，刺激人的七窍，弄得人咳嗽和呼吸困难……由于纤维短，浆纱时棉纱上附加大量的材料，而且是用各种代用品来代替原来使用的面粉。这就引起织布工人恶心呕吐和消化不良。因为灰尘多，支气管炎、咽喉炎十分流行；其次，由于苏拉特棉里的脏东西刺激皮肤，皮肤病也很流行。”
另一方面，面粉的代用品由于增加棉纱的重量而成为工厂主先生们的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这些代用品使“15磅原料在纺成纱后重20磅”〔注：（24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62、63页。〕。工厂视察员1864年4月30日的报告说：
“现在，工业上使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8磅的布是由51/4磅棉花和23/4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疋51/4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其他种类的布里有时竟加了50％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注：（243）《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4月30日》第27页。〕
可是，工人们不只是苦于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厂外的实验，不只是苦于工资降低和失业、贫困和救济以及上下两院的赞美词。
“因棉荒而失业的不幸的妇女们，成了社会的遗弃者，而且现在仍然如此……年轻妓女的数目比过去25年增多了。”〔注：（244）引自博尔顿警察局长哈里斯的信，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1页。〕
可见，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在最初的45年中，即从1770年到1815年，只有5年是危机和停滞状态，但这45年是它垄断世界的时期。在第二个时期，即从1815年到1863年的48年间，只有20年是复苏和繁荣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从1815年到1830年，开始同欧洲大陆和美国竞争。从1833年起，靠“毁灭人种”的办法强行扩大亚洲市场。[367]谷物法废除之后，从1846年到1863年，有8年是中常活跃和繁荣时期，却有9年是不振和停滞时期。棉纺织业中的成年男工的状况，即使是在繁荣时期，也可根据下面的附注作出判断。〔注：（245）1863年春，棉纺织工人在要求成立移民协会的一份呼吁书中说：“工厂工人的大量移民在目前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只有少数人才会否认。下列事实表明，经常不断的移民在任何时候都是需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维持我们平时的地位。这些事实就是：1814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这只是数量的指数〉是17665378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是20070824镑；1858年，输出的棉织品的官方价值是182221681镑，而其实际市场价值只是43001322镑；数量增加为10倍，而卖得的价格只增加一倍多一点。这种对于整个国家特别是对于工厂工人极其有害的结果，是由各种同时起作用的原因造成的。最突出的原因之一是劳动的经常过剩，而这种过剩对我们这个生产部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如要不被消灭，就得不断扩大市场。在现有制度下，商业的周期性停滞就像死亡一样不可避免，而这种停滞可能使我们棉纺织工厂停工。但是，人的创造精神并不因此就停歇下来。根据最低的估计，最近25年有600万人离开了这个国家，尽管如此，由于为了使产品便宜而不断排挤劳动，甚至在最繁荣的时期，仍然有很大一部分成年男工无法在工厂找到任何条件的任何工作。”（《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51、52页）在以后的某章中，我们会看到，在棉纺织业的大灾难中，工厂主先生们是怎样用尽一切办法，甚至借助国家权力，来力图阻止工厂工人移居国外。〔注：①见本卷第662—665、730页。——编者注〕〕
8．大工业所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a）以手工业和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的消灭
我们已经看到，机器如何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注：①见本卷第426、435—443、486页。——编者注〕收割机是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它代替了收割者的协作。制针机是后一种情况的明显例子。据亚当·斯密说，在他那时候，10个男人分工合作每天能制针48000多枚。但是现在，一台机器在一个十一小时工作日中就能制针145000枚。一个妇女或少女平均可以看管4台这样的机器，因此，她用机器每天可以生产针近60万枚，每星期就可以生产300多万枚。〔注：（246）《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108页第447号。〕如果一台单个的工作机代替了协作或工场手工业，那么，工作机本身又可以成为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但是，手工业生产在机器基础上的再现只是向工厂生产的过渡，只要机械动力（蒸汽或水）代替人的肌肉来推动机器，工厂生产通常就会出现。小生产可以间或地并且也只能是暂时地同机械动力结合起来，那或是靠租用蒸汽，如北明翰的某些工场手工业，或是靠采用小型热力机[295]，如织布业等的某些部门。〔注：（247）在美国，手工业在机器基础上的这种再现，是常见的事。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向工厂生产的不可避免的过渡中，同欧洲甚至同英国比较起来，那里的积聚一日千里地飞跃进展。〕在考文垂的丝织业里，一种“小屋工厂”的实验曾自发地发展起来。由几排小屋围成的方形场地的中间，建起一座安装蒸汽机的所谓机器房，蒸汽机通过枢轴同各个小屋中的织机连接起来。蒸汽一律是租用的，例如每台织机交21/2先令。不管织机是否转动，蒸汽费都得按周支付。每个小屋有2—6台织机，这些机器有的是工人的，有的是赊购的，有的是租来的。小屋工厂和真正的工厂之间的斗争持续了12年以上。结果是300家小屋工厂完全破产。〔注：（248）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64页。〕在过程的性质并不是一开始就要求大规模生产的场合，那些最近几十年间新兴的工业，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尖制造业等等，通常都是先经过手工业生产，然后经过工场手工业生产这些短暂的过渡阶段才达到工厂生产。这种形态变化，在制品的工场手工业生产不是由按顺序的各个发展过程组成，而是由许多各不相干的过程组成的地方，最为困难。例如，这种情形对于钢笔尖工厂就是一大障碍。但是大约15年前就已经发明了一种自动机，可以一下子完成6种各不相干的过程。1820年手工业提供的第一批12打钢笔尖价格7镑4先令，1830年工场手工业提供的为8先令，而现在工厂提供给批发商的价格是2到6便士。〔注：（249）吉洛特先生在伯明翰建立了第一座大规模的钢笔尖手工工场。早在1851年，该厂就能生产18000多万枚钢笔尖，每年消费120吨钢板。伯明翰垄断着联合王国的这一行业，现在每年生产几十亿枚钢笔尖。根据1861年的调查，这一行业雇用的工人人数为1428人其中女工1268人，年龄最小的只有5岁。〕[368]
（b）工厂制度对于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反作用
随着工厂制度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的变革，不仅所有其他工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了，而且它们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这个原则到处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机器时而挤进工场手工业的这个局部过程，时而又挤进那个局部过程。这样一来，从旧的分工中产生的工场手工业组织的坚固结晶就发生溶解，并给不断变化腾出位置。此外，总体工人即结合工人的构成也发生了根本的变革。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反，现在，只要可行，分工的计划总是把基点放在使用妇女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工人劳动上，总之，放在使用英国人所谓的“廉价劳动”上。这一情况不仅适用于使用机器或者不使用机器的一切大规模结合的生产，而且适用于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所谓家庭工业。这种所谓的现代家庭工业，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现在它已经转化为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外部分支机构。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例如，蒂利先生在爱尔兰的伦敦德里所开设的衬衫工厂，就雇用着1000个工厂工人和9000个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注：（250）《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III页第415号。〕
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对廉价劳动力和未成熟劳动力的剥削，比在真正的工厂中还要无耻，因为工厂所拥有的技术基础，即代替肌肉力的机器和轻便的劳动，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大多是不存在的；同时，在现代工场手工业中，女工或未成熟工人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有毒物质等等的侵害之下。而这种剥削在所谓的家庭劳动中，又比在工场手工业中更加无耻，这是因为：工人的反抗力由于分散而减弱，在真正的雇主和工人之间挤进了一大批贪婪的寄生虫，家庭劳动到处和同一生产部门的机器生产或者至少是工场手工业生产进行竞争，贫困剥夺了工人必不可少的劳动条件——空间、光线、通风设备等等，就业越来越不稳定，最后，在这些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里，工人之间的竞争必然达到顶点。由于采用机器生产才系统地实现的生产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是对劳动力的最无情的浪费和对劳动发挥作用的的正常条件的剥夺，而现在，在一个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生产力和结合的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这种节约就越暴露出它的对抗性的和杀人的一面。
（c）现代工场手工业
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上述原理。其实读者已经从工作日那一章看到大量例证。伯明翰及其近郊的金属手工工场除雇用1万个妇女外，还雇用3万个儿童和少年，大多数都干着很重的活。他们在这里的有害健康的铸铜业、钮扣业、珐瑯业、电镀业和油漆业中劳动。〔注：（251）甚至设菲尔德的锉刀业也雇用儿童！〕伦敦的各家书报印刷厂由于让成年和未成年的工人从事过度劳动而博得了“屠宰场”的美名。〔注：（251a）《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第6页第55、56号；第7页第59、60号。〕在订书业中也存在着这种过度劳动，这里的牺牲品主要是妇女、少女和儿童。在制绳业中，未成年的工人担负着繁重的劳动，在制盐、制蜡烛以及其他化工工场中，他们还得做夜工，在尚未采用机械动力的丝织业中，织机是由少年来推动的，这种活简直能累死人。〔注：（252）同上第114、115页第6—7号。调查委员会正确地指出，如果在其他地方是机器代替人，那么在这里的的确确是少年代替了机器。〕一种最丢脸、最肮脏、报酬最低、主要是雇用少女和妇女来干的活是清理破布。我们知道，大不列颠不仅自己拥有无数的破布，而且还是全世界破布贸易的中心。破布从日本、遥远的南美各国和加那利群岛流进来。但是，它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德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和荷兰。破布用于做肥料、床垫、再生呢绒，还当作造纸的原料。这些清理破布的女工是传播天花及其他传染病的媒介，而她们自己就是这些疾病的最先的牺牲者。〔注：（253）见关于破布贸易的报告以及《公共卫生。第8号报告》1866年伦敦版，附录第196—208页的大量实例。〕除金属矿和煤矿之外，砖瓦工场可以作为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过度劳动、繁重的和不适当的劳动以及那些从幼年起就被使用的工人在这方面所受到的摧残。在英国，这种砖瓦工场只是间或采用新发明的机器（1866年）。从5月到9月，劳动是从早晨5点起到晚上8点止，如果是在户外晾干，则往往从早晨4点起到晚上9点止。早晨5点至晚上7点的工作日算是“缩短的”、“适度的”了。男女儿童从6岁起，甚至从4岁起就被使用。他们劳动的时间同成年人一样长，甚至往往比成年人还要长。活很吃力，夏天的酷热更容易使人精疲力竭。例如在莫克斯利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英尺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粘土，并把它运到210英尺远的地方去。
“通过制砖工场这座炼狱，儿童在道德上没有不极端堕落的……他们从幼年起就听惯了各种下流话，他们在各种卑劣、猥亵、无耻的习惯中野蛮无知地长大，这就使他们日后变成无法无天、放荡成性的无赖汉……他们的居住方式是道德败坏的一个可怕根源。每个成型工〈他是真正的熟练工人，又是一个工人小组的头〉要在自己的小屋里安排他这一班7个人的吃和住。这些人不管是不是他的家里人，男女青少年都睡在他的小屋里。这种小屋通常只有2个房间，个别的才有3个房间，他们统统睡在地上，通风很差。他们劳累一天，混身汗水，已经精疲力竭，哪还能讲究卫生、清洁和礼貌。这样的小屋多数都是混乱和肮脏的真正标本……雇用少女干这种活的最大弊病就是，这种情况往往使她们从幼年起就终生沦为放荡成性的败类。在自然使她们懂得自己是个女人之前，她们已经变成粗鲁的、出言下流的男孩子。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肮脏的布片，裸露大腿，蓬头垢面，根本不在乎什么端庄和羞耻。吃饭的时候，她们伸开四肢躺在田野上，或者偷看在附近运河里洗澡的小伙子。她们干完了白天的重活，就换一身好一点的衣服，陪着男人上酒馆。”
所有这种工人从幼年起都酗酒，这完全是很自然的事。
“最糟糕的是，制砖工人自暴自弃。一个比较好的工人曾对绍索菲尔兹的牧师说，先生，您感化一个制砖工人，那简直比感化魔鬼还难！”〔注：（25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XVI—XVIII页第86—97号；第130—133页第39—71号。还可参看《第3号报告》1864年版第48、56页。〕
关于现代工场手工业（这里指除真正的工厂之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场）中劳动条件的资本主义的节约，可以在《公共卫生报告》第4号（1861年）和第6号（1863年）中找到大量的官方材料。报告中关于工场，特别是关于伦敦印刷业和裁缝业工场的描绘，超过了我们的小说家的最可怕的幻想。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枢密院200主任医官兼《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西蒙医生说：
“我在我的第4号报告〈1861年〉中曾指出，工人要坚持他们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叫工人干什么活时，都要在责任所及的范围内，使劳动避免一切可以避免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我曾指出，当工人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实现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他们也不可能从卫生警察官吏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帮助……现在，无数的男女工人的生命，只是由于他们的职业所造成的无止境的肉体折磨，便无谓地受到摧残而缩短了。”〔注：（255）《公共卫生。第6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29、31页。〕
为了说明工场对工人健康状况的影响，西蒙医生还列出一张死亡统计表〔注：（256）同上，第30页。西蒙医生指出，伦敦25—35岁的裁缝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实际上还要高得多，因为他们的伦敦雇主从农村得到大量的30岁以下的青年“学徒”和“实习生”（即那些想提高自己手艺的人）。这些人在调查中算作伦敦人，他们使伦敦死亡率的计算基数增大了，但是并没有使伦敦死亡的人数相应增加，因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要返回农村去，特别是在患重病的时候。（同上）〕：
各有关产业部门
雇用的不同年龄
的工人人数在健康方面
互相比较的
几个产业部门各有关产业部门按年龄划分
每10万人中的死亡率
25—35岁35—45岁
45—55岁
958265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
7438051145
男22301女12377
｝伦敦的裁缝业958
12622093
13803伦敦的印刷业
89417472367
（d）现代家庭劳动
我现在来谈谈所谓家庭劳动。为了对这个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建立起来的资本的剥削领域和它的骇人听闻的状况有个简略的了解，不妨考察一下例如英格兰某些偏僻乡村经营的那些表面上充满田园风味的制钉业。〔注：（257）这里指的是用铁锤打成的钉子，而不是用机器制作的钉子。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XI、XIX页第125—130号；第52页第11号；第113—114页第487号；第137页第674号。〕不过在这里，只要从花边业和草辫业中完全没有采用机器，或者同机器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完全没有发生竞争的部门中举出几个例子就够了。在英国从事花边生产的共有15万人，其中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大约有1万人，其余的14万人绝大多数是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其中男性很少。这些“廉价的”剥削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以从诺丁汉贫民诊所杜鲁门医生的下列统计材料中看出来。在686个患病的花边女工（大部分是17岁到24岁）中，患肺病的比率如下〔注：（258）《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XII页第166号。〕：
1852年每45人中有1人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1859年每9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1860年每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1861年每8人中有1人
肺病率的这种增长，一定会使最乐观的进步党人和最善于象孚赫那样撒谎的德国自由贸易论贩子感到满意的。
受1861年工厂法约束的是采用机器生产的真正花边业，而在英国，这一行业通常都已经采用机器了。我们要在这里略加考察的部门（我们的考察仅限于所谓家庭工人，而不涉及集中在手工工场和商店等处的工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花边整理（对机织花边进行最后加工，它又分成许多工种），另一类是手织花边。
花边整理当作一种家庭劳动，或者是在所谓“老板娘家”进行的，或者是在妇女家里由她自己或同她的子女一道进行的。那些开设“老板娘家”的妇女本身也是贫穷的。工场就是她们的私宅的一部分。她们从工厂主或商店老板等人那里承揽定货，使用妇女、少女和幼童的劳动，其人数要看她们房间的大小和营业需要的变动情况而定。雇用的女工的人数有些工场是20至40人，有些工场是10至20人。儿童开始劳动的平均最低年龄是6岁，但有些儿童不满5岁就开始劳动了。劳动时间通常是从早晨8点到晚上8点，中间有11/2小时的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很不规则，而且往往是在臭气熏天的小工房里吃饭。生意好的时候，往往从早晨8点（有时是6点）干到夜里10、11或12点。在英国兵营中，每个士兵规定占有500至600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军医院里规定占1200立方英尺。而在这样的小工房里，每人只有67—100立方英尺。同时煤气灯还消耗空气中的氧气。为了保持花边的清洁，即使在冬天，儿童们也往往必须把鞋脱掉，哪怕地面上铺的是石板或砖块。
“在诺丁汉，常常可以看到15个至20个儿童挤在一间也许不超过12英尺见方的小房间里，一天24小时内要干15小时，这种劳动本身由于单调乏味而令人厌倦，而且劳动条件对健康极为不利……甚至年龄最小的儿童干起活来也紧张得要命和迅速得惊人，他们的手指几乎不能稍停一下或放慢一点。如果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也眼不离活，唯恐耽误了一分一秒。”
劳动时间越长，“老板娘”用“长棍”来催促儿童的次数就越多。
“儿童们逐渐疲乏了。他们的劳动单调乏味，极费眼力，由于姿势持久不变而格外累人，当这种长时间的劳动快要结束时，他们简直象小鸟一样不能安静下来。这是真正的奴隶劳动。”〔注：（259）《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第XVIII、XIX、XX页。〕
如果妇女是同自己的子女在家里（这个家，在现代意义上，就是租来的一间房子，往往是一间阁楼）一道劳动时，情况更坏到不能再坏了。这种劳动在诺丁汉周围80英里的地区内都可见到。在商店干活的儿童，晚上9点或10点下工时，往往还要给他一捆活，让他带回家去干。资本主义的伪君子这样做时，当然会通过他的雇佣奴才的嘴巴说上一句漂亮话：“这是给你母亲的”，但是他非常清楚，可怜的孩子必然要坐下来帮着母亲干。〔注：（260）同上，第XXI、XXII页。〕
手织花边业主要分布在英格兰的两个农业区。一个是霍尼顿花边业区，包括德文郡南海岸20英里至30英里宽的地带和北德文的少数地方；另一个区包括白金汉、贝德福德、北安普顿等郡的大部分，以及牛津郡和亨廷登郡的邻近地区。农业短工住的小屋通常就是工场。有些手工工场老板雇有3000多个这样的家庭工人，主要是儿童和少年，全部是女性。在花边整理那里见到的情况又重新出现了。只不过“老板娘家”被贫穷妇女用自己小屋开办的所谓“花边学校”代替了。这些学校里的儿童从5岁起（有时还要小）直到12岁或者15岁。在第一年，年龄最小的儿童每天劳动4至8小时，稍大一些就从早晨6点劳动到晚上8点或10点。
“工房通常是小屋的普通卧室，为了挡风，烟囱也堵死了，住在里面的人甚至在冬天也往往只能靠自己的体温来暖和自己。有的地方，这些所谓教室像个小贮藏室，连安装火炉的地方都没有……这些破旧的小屋异常拥挤，空气坏极了。此外，臭水沟、厕所、腐烂物以及经常堆在小屋门外的其他脏物也产生着有害的影响。”
关于占有空间的情况：
“在一所花边学校里，有18个女孩和一个老板娘，每人占有33立方英尺的空间；在另一所臭气熏天的学校里，有18个人，每人占有241/2立方呎。在这个行业中，竟雇用2岁到2岁半的儿童干活。”〔注：（26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XIX、XXX页。〕
在白金汉和贝德福德这两个农业郡中不从事手织花边业的地方，草辫业就兴起了。这种行业扩展到赫特福德郡的大部分地区和埃塞克斯郡的西部和北部。1861年，从事草辫业和草帽业的共有48043人，其中有各种年龄的男子3815人，其余都是妇女，20岁以下的有14913人，其中儿童近6000人。在这里，“草辫学校”代替了花边学校。[369]孩子们通常从4岁起，有时在3岁到4岁之间，就开始在这里学编草辫。他们当然受不到任何教育。孩子们自己都把初级小学称为“自然的学校”，来和这种吸血的场所相区别。他们到这种地方来劳动，只是为了完成他们的饿得半死的母亲指定他们完成的活，即每天大多要完成30码。下工后，他们的母亲往往还要孩子在家里再劳动到夜里10、11以至12点。他们不断用唾液把麦秆润湿，因此常常割破手指和嘴唇。根据巴拉德医生所综合的伦敦卫生视察员们的共同意见，在卧室或工房中，每个人至少应占有300立方英尺的空间。但是，草辫学校里的空间比花边学校还要小，“每个人只有122/3立方英尺呎、17立方英尺、181/2立方英尺，最多也不到22立方英尺”。调查委员怀特说：
“这些数字中的最小的数字，比一个装在每边各3英尺的箱子里的儿童所占的空间还要小一半。”
这就是孩子们在12岁或14岁以前的生活享受。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
“难怪在这样教养起来的人口中流行着无知和放荡的现象……他们的道德极度败坏……许多妇女都有私生子，而且其中很多人还未到成熟年龄就有了，这种情况使那些熟悉刑事案件统计材料的人也不免大吃一惊。”〔注：（262）《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第XXXIX、XL、XLI页。〕
但是，堪称基督教权威人士的蒙塔郎贝尔伯爵竟然声称，这些模范家庭的祖国是什么欧洲的基督教模范国家！
在上述两个工业部门中，工资一般都低得可怜（在草辫学校，儿童的最高工资在例外的情况下可以达到3先令），而由于实行实物工资制〔注：①见本卷第203页。——编者注〉〕（这种制度在花边业区特别盛行），工资比它的名义数额就更低了。〔注：（263）《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185页。〕
（e）现代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向大工业的过渡。
这一革命由于工厂法在这两种生产方式中的实行而加速
单靠滥用妇女劳动力和未成年劳动力，单靠掠夺一切正常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单靠残酷的过度劳动和夜间劳动来实现的劳动力的便宜化，终究会遇到某些不可逾越的自然界限，而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的便宜化和整个资本主义的剥削，随着也会发生这种情形。当这一点终于达到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采用机器和把分散的家庭劳动（还有工场手工业）迅速转化为工厂生产的时刻就来到了。
“服饰”的生产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最明显的例证。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的分类，这一工业部门包括草帽和女帽生产者，便帽生产者，裁缝，妇女头饰工和女时装工〔注：（264）妇女头饰业严格说来只指头饰物的制作，但它也制作女大衣和大披肩；而dressmakers［女时装工］则相当于德国的Putzmacherinnen。〕，衬衫生产者和缝纫工，胸衣生产者，手套生产者和制鞋工，以及其他许多较小的行业，如领带和硬领业等等。1861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些工业部门中雇用的女工总计有586298人，其中20岁以下的至少有115242人，15岁以下的有16560人。在联合王国（1861年），这类女工共有750334人。同一时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制帽业、制鞋业、手套业及裁缝业雇用的男工有[437969人，其中15岁以下的有14964人，15岁至20岁的有89285人，20岁以上的有333117人。属于这一领域的许多比较小的部门还没有统计在内。但是我们就现有的数字来看，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1861年的调查，从事这种生产的人就有1024267人，也就是说，几乎与农业和畜牧业吸收的人数相等。我们现在开始明白，机器生产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产品和“游离”出来的这样惊人的大量工人究竟到哪里去了。
从事“服饰”生产的有手工工场，它们只是把具有现成的分散的肢体[125]的分工在手工工场内部再生产出来；还有较小的手工业师傅，不过他们已不再像从前那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手工工场和商店劳动，这样一来，往往整个城市和整个地区都专门从事某种行业，象制鞋业等等；最后，有所谓的家庭工人，他们生产大部分产品，成了手工工场、商店、甚至较小的手工业师傅的分支机构。〔注：（265）英国的妇女头饰业和女时装业大多是在雇主的房屋里进行生产的，工人一部分是住在那里的常雇女工，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打短工的女工。〕大量的劳动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由大工业供给，大量的廉价的任人摆布的人身材料则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游离”出来的人组成。这一领域中的手工工场所以会产生，主要是由于资本家需要在自己手里拥有一支能适应需求的每一变动的后备军。〔注：（266）调查委员怀特视察了一个军服手工工场，该工场雇有1000—1200人，几乎全部是女性；他又视察了一个有1300个工人的制鞋工场，其中几乎一半是儿童和少年，等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第XLVII页第319号）〕但这些手工工场又允许分散的手工业生产和家庭生产作为自己的广阔基础与自己一起并存下去。在这些劳动部门中，所以能大量地生产剩余价值，同时能使产品越来越便宜，这在过去和现在都主要是因为工资被降到仅够餬口的最低限度，而劳动时间却延长到人能忍受的最高限度。正是由于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和汗日益便宜，销售市场曾不断地扩大并且仍在一天天扩大，而对英国来说，盛行英国习俗和爱好的殖民地市场尤其是如此。最后，转折点来到了。旧方法的基础是单纯对工人材料进行残酷的剥削，同时多少采用一些系统发展起来的分工。这种基础已经不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市场和更加迅速地发展着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了。采用机器的时刻来到了。同等地占领这一生产领域所有部门（如女时装业，裁缝业，制鞋业，缝纫业，制帽业等）的具有决定性革命意义的机器，是缝纫机。
缝纫机对工人的直接影响，同所有在大工业时期征服新生产部门的机器的影响大体相似。年龄最小的儿童被排挤了。同家庭工人（其中很多人都是“穷人中的最穷者”）相比，机器工人的工资提高了。处境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由于机器的竞争而降低了。新的机器工人完全是少女和年轻妇女。她们靠机械的力量消灭了男工在较重的劳动中的独霸地位，并且把大批老年妇女和未成熟儿童从较轻的劳动中赶走。这种强有力的竞争扼杀了最弱的手工工人。最近10年来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惊人增长，同机器缝纫业的扩大是齐头并进的。〔注：（267）例如，1864年2月26日，在中央注册局局长[370]的一周死亡情况报告中有5起饿死事件。同一天，《泰晤士报》又报道了一起饿死事件。一周中有6个人成了饥饿的牺牲品！〕使用缝纫机的新的女工，按照机器的轻重、大小及其性能，坐着或者站着，用手和脚或者单用手推动机器，她们要耗费大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由于拖得很长（虽然大多比在旧制度下要短些）危害着她们的健康。在制鞋业、胸衣业和制帽业等行业中，本来已经很小很挤的工场，现在再塞进缝纫机，对健康就更加有害了。调查委员洛德说：
“一走进有30到40个机器工人挤在一起干活的低矮的劳动场所，就感到受不了……温度（一部分是由烧熨斗的煤气炉发出的）高得可怕……即使在那盛行所谓适度的劳动时间，即从上午8点至下午6点的工场里，每天照例还是有3个或者4个人晕倒。”〔注：（268）《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II页第406—409号；第84页第124号；第LXXIII页第441号；第68页第6号；第84页第126号；第78页第85号；第76页第69号；第LXXII页第438号。］〕
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资料改革的这一必然产物，是在各种错综复杂的过渡形式中完成的。这些过渡形式的变化，取决于缝纫机占领这一或那一工业部门的范围的大小和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工人当时的状况，取决于工场手工业生产、手工业生产或家庭生产三者谁占优势，取决于劳动场所的租金〔注：（269）“工场的租金看来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在首都把工作包给小雇主和家庭的旧制度维持得最久，恢复得最早。”（同上，第83页第123号）后面这句话只是就制鞋业而言。〕，等等。例如，在劳动（主要通过简单协作）多半已经组织起来的女时装业中，缝纫机最初只是工场手工业生产的一个新因素。在裁缝业、衬衫业和制鞋业等行业中，各种形式交织在一起了。有的地方是真正的工厂生产；有的地方是中间人从资本家头儿那里取得原料，在“小屋”或“阁楼”里把10—50或者更多的雇佣工人聚集在缝纫机周围；最后，有的地方则像机器尚未形成有组织的体系而只能小范围使用时会发生的情形那样，是手工业者或家庭工人同自己的家人或少数外面雇来的工人一起，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缝纫机。〔注：（270）在手套业等行业中，工人的状况和需要救济的贫民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所以不存在这种情况。〕在英国，现在盛行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制度：资本家在自己的厂房里集中大量的机器，然后把机器产品分给家庭工人大军去进一步加工。〔注：（27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3页第122号。〕但是，过渡形式的错综复杂并不能掩盖向真正的工厂生产转化的趋势。助长这种趋势的，首先是缝纫机本身的性能，它的多种多样的用途促使以前分散的生产部门在同一个厂房里和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联合起来；其次是，初步的缝纫工作以及其他一些操作最适合在机器所在的地方进行；最后是，那些用自己的机器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和家庭工人不可避免地遭到剥夺。现在，这种命运已经部分地落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的不断增加〔注：（272）仅仅莱斯特一个地方，生产批发商品的制靴制鞋业，在1864年就已经使用了800台缝纫机。〕，刺激了生产，并造成了市场停滞，这就发出了家庭工人出卖缝纫机的信号。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迫使急于打开销路的缝纫机生产者按周出租缝纫机，这就造成了把小的机器所有者置于死地的竞争局面。〔注：（273）《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84页第124号。〕机器结构的不断变化和机器的日益便宜，使旧机器也不断地贬值，以致只有那些以极低的价格大批收买这种机器的大资本家，才能从使用这种机器中获利。最后，用蒸汽机代替人，在这里也像在一切类似的变革过程中一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蒸汽力的运用最初遇到了一些纯粹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器发生震动，控制机器速度有困难，轻型机器损坏很快等等，但经验很快就教会了人们克服这些障碍。〔注：（274）例如，伦敦皮姆利科的军服厂，伦敦德里的蒂利—亨德森衬衫厂，利默里克的一家使用近1200个“人手”的泰特公司服装厂就是这样。〕如果说，一方面许多工作机在比较大的手工工场中的集中促进了蒸汽力的应用，那么另一方面，蒸汽同人的肌肉的竞争则加速了工人和工作机在大工厂的集中。例如，英国生产“服饰”〔注：①见本卷第542页。——编者注〕的庞大领域，正如大部分其他行业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从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家庭劳动过渡到工厂生产的变革。但在这以前，所有这些形式已经在大工业的影响下完全变样、解体，变得畸形了，它们没有显示出工厂制度的积极发展因素，却老早就再现了工厂制度的一切可怕的方面，甚至有过之无不及。〔注：（275）“向工厂制度过渡的趋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LXVII页）。“现在整个行业都处于过渡状态，并经历着花边业、织布业等已经历过的那种变化。”（同上，第LXVII页第405号）“一次完全的革命”（同上，第XLVI页第318号）。在1840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那个时期，织袜业还是手工操作。从1846年起，各种不同的机器被采用了，现在这些机器已用蒸汽推动。英国织袜业雇用的各种年龄（从3岁起）的男女工人总数，在1862年大约12万人。其中受到工厂法约束的，根据1862年2月11日的议会报告[371]，只有4063人。〕
这种自发进行的工业革命，由于工厂法在所有使用妇女、少年和儿童的工业部门的推行而被人为地加速了。强制规定工作日的长度、休息时间、上下工时间，实行儿童的换班制度，禁止使用一切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等等，一方面要求采用更多的机器〔注：（276）例如，关于陶器业，“格拉斯哥不列颠陶器厂”的柯克伦公司报告说：“为了维持我们的产量，我们现在广泛地使用机器，用非熟练工人去照管它们。每天都使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比使用旧方法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3页）。“工厂法的作用是促进机器的进一步采用。”（同上，第13、14页）〕，并用蒸汽代替肌肉充当动力〔注：（277）例如，陶器业实行工厂法以后，用机动辘轳代替手摇辘轳的现象大大增加了。〕。另一方面，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每一种受工厂法威胁的工场手工业所一再狂热鼓吹的主要反对论据，实际上不外是：必须支出更大量的资本，才能在旧有规模上继续进行生产。至于说工场手工业和家庭劳动之间的中间形式以及家庭劳动本身，那么，随着工作日和儿童劳动受到限制，它们也就日益失去立足之地。对廉价劳动力的无限制的剥削是它们竞争能力的唯一基础。
工厂生产的重要条件，就是生产结果具有正常的保证，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时间里生产出一定量的商品，或取得预期的有用效果，特别在工作日被规定以后更是如此。其次，被规定的工作日的法定休息时间，要求劳动能够突然地和周期地停顿下来，而不损害正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制品。当然，纯机械性质的行业同那些要经历某种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行业（如陶器业、漂白业、染色业、面包业以及大部分金属加工业）相比，生产结果比较容易得到保证，劳动的中断也比较容易做到。只要不受限制的工作日、夜工以及对人力的肆意糟蹋照旧存在，每一种自然发生的障碍都会很快被看作生产上的永恒的“自然界限”。没有一种毒药消灭害虫能比工厂法消灭这类“自然界限”更有把握。没有任何人比陶器业的先生们叫喊“不可能”叫得更响亮的了。1864年，工厂法强制施行到他们身上，过了16个月以后，一切不可能都消失了。工厂法所引起的
“用压缩代替蒸发制造陶土的改良方法，烘土坯的炉子的新结构等等，都是制陶技术上极其重要的事件，它们标志着上一世纪无法比拟的制陶技术上的进步……炉温大大降低了，而煤的消耗大大减少了，陶器烧得更快了”。〔注：（278）《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127页。〕
同各种预言相反，提高的并不是陶制品的成本价格，而是产量，结果从1864年12月到1865年12月的12个月中，陶制品出口的价值比前3年的平均出口价值超过了138628镑。在火柴业里，少年们甚至在吃中饭时也得用火柴棍去浸蘸发热的磷混合溶液，这种溶液的有毒的气体直扑到他们脸上，这种情况过去被认为是自然规律。工厂法（1864年）的实施使工厂不得不节省时间，结果促使一种浸蘸机问世，这种机器发出的气体不会扑到工人身上。〔注：（279）火柴厂由于采用了这种机器和其他的机器，其中一个部门就用32个14岁至17岁的男女少年代替了230个青年。1865年，由于蒸汽力的应用，这种节省工人的做法又进了一步。〕目前还没有受到工厂法约束的那些花边工场手工业部门还坚持认为，因为各种花边材料烘干时间长短不同，从3分钟到1小时或1小时以上不等，所以吃饭时间不能固定。对于这种说法，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回答说：
“这里的情况和壁纸业的情况一样。这个部门的某些主要工厂主曾激烈地争辩说，由于所使用的材料的性质和这些材料要经过的各道工序的差异，突然停下劳动去吃饭，就会造成重大的损失……按照《工厂法扩充条例》〈1864年〉第6节第6条的规定，自该法公布之日起给予他们18个月的期限，期满后，他们就必须遵行工厂法所规定的休息时间”。〔注：（280）《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Ⅸ页第50号。〕
议会刚批准这个法律，工厂主先生们就已经发现：
“我们原来预料实行工厂法后会产生的种种弊端并没有出现。我们没有发现生产有任何瘫痪现象，实际上，我们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注：（281）《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2页。〕
我们看到，英国议会（肯定不会有人责备它的独创性）根据经验已经认识到，仅仅一项强制性的法律，就可以消除一切有碍于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所谓生产上的自然障碍。因此，当一个工业部门实行工厂法时，总要给予6到18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期内，工厂主的事情就是扫除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的格言“不可能？永远别对我说这种蠢话！”，特别适用于现代工艺学。但是，如果说工厂法就这样像在温室里那样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化为工厂生产所必要的物质要素成熟起来，那么，它又由于使扩大资本支出成为必要而加速了小师傅的破产和资本的积聚。〔注：（282）“必要的改良……在许多旧的手工工场中是不可能实行的，因为要支出一大笔资本，而这是现在许多所有者的财力所不能胜任的……工厂法的施行必然会引起暂时的紊乱。这种紊乱的程度同需要革除的弊病的大小成正比。”（《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96、97页）〕
撇开纯技术上的和技术上可以排除的障碍不说，对工作日的规定还遇到工人本身的不规则的生活习惯的障碍，这特别是发生在这样的地方，那里盛行计件工资，在一天或一星期中所旷费的时间可以由以后的过度劳动或做夜工来补偿，这种方法使成年工人变得野蛮，使他们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伙伴遭到毁灭。〔注：（283）以高炉为例，“因为工人们习惯于在星期一不上工，有时星期二的一部分时间或者整天也不上工，所以，每到周末，劳动时间一般都要大大延长”（《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VI页）。“小师傅们的劳动时间一般是极不规则的。他们放过2天或者3天，以后就通宵劳动以弥补损失……如果他们有子女，还会让自己的子女来劳动。”（同上，第VII页）“上工时间没有规则的现象，由于人们可能并且习惯于靠过度劳动来弥补损失而得到了滋长。”（同上，第XVIII页）“在伯明翰，时间的损失令人吃惊……他们在一部分时间里游游逛逛，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拼命赶工。”（同上，第XI页）〕劳动力耗费方面的这种毫无规则的情形，虽然是对单调乏味的苦役的一种自发的粗暴反应，但在极大程度上是由生产本身的无政府状态引起的，而这种无政府状态又是以资本对劳动力的不受限制的剥削为前提的。除了工业周期的一般的周期变动和每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市场波动外，还出现一种因航海季节的周期性或因赶时髦而形成的所谓旺季，此外，还会突然出现必须在最短期限内完成大批定货的情况。这种短期定货的习惯随着铁路和电报的发展越来越变得经常了。例如，伦敦的一个工厂主说：
“铁路系统扩展到全国各地，大大地助长了短期定货的习惯；买主现在从格拉斯哥、曼彻斯特和爱丁堡每隔14天来一次，或者是到我们供货的西蒂大商行成批购货。他们不再像往常那样从货栈里购买，而是发出必须立即交货的定单。前几年，我们总是可以在淡季预先准备好下一季的需要，而现在谁也不能预言将会需要什么。”〔注：（28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XXXII页。“据说，铁路系统的扩展大大地助长了这种突然定货的习惯，结果工人们不得不拼命赶工，连饭都顾不上吃，还要加班加点。”（同上，第XXXI页）〕
在那些尚未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厂和手工工场里，在所谓旺季，由于突如其来的定货，周期性地盛行着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工厂、手工工场和商店的那些外部分支机构里，即在本来就极不规则的家庭劳动领域里，原料和定货完全取决于资本家的情绪，在这里，资本家根本不用去考虑厂房、机器等的利用问题，而只是拿工人的生命去冒险。这个领域，正系统地培育着一支随时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这支后备军在一年的一部分时间里由于被迫从事非人的劳动而遭到摧残，在另一部分时间里则由于没有工作而穷困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
“雇主们利用家庭劳动习以为常的不规则性，在要完成紧急的活计时，迫使家庭劳动延长到夜间11点、12点、2点，事实上，就像通常所说的，延长到随便什么时间”，而劳动场所又是“臭气熏天，简直会使你晕倒。你可能走到门口，把门打开，但不敢往里走”。〔注：（285）《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XXXV页第235号和第237号。〕
有一个被询问的证人鞋匠说：
“我们的雇主真古怪，他们相信，让一个少年在这半年累得要死，在另外半年又几乎被迫到处闲逛，这对少年似乎没有什么害处。”〔注：（286）同上，第127页第56号。〕
这些所谓“商业习惯”（“usageswhichhavebrownwiththegrowthoftrade”），同技术上的障碍一样，过去和现在都被有利害关系的资本家硬说成是生产上的“自然界限”，这也是棉纺织业巨头们在最初受到工厂法〔注：①指1833年的工厂法，见本卷第321—325页。——编者注〕威胁时最喜欢叫喊的口号。虽然他们的工业比任何其他工业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从而也更依赖于航海业，但是经验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谎言。从此以后，任何一种所谓的“商业障碍”都被英国的工厂视察员看成是一种无聊的借口了。〔注：（287）“至于因航运未能准时完成定货托运任务而造成的商业损失，我想起，这是1832年和1833年工厂主先生们最喜欢列举的论据。现在，蒸汽已把一切距离缩短了一半，并对交通进行了新的调整。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已提不出任何像过去那样有力的论据了。这类论调当时在实际考验面前就已经站不住脚，现在肯定也经不起再次考验。”（《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55页）〕事实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极其认真的调查证明：在某些工业中，规定工作日只不过是把已经使用的劳动量较均衡地分配在全年〔注：（288）《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XVIII页第118号。〕；这种规定，对于那种害死人的、毫无意义的、本身同大工业制度不相适应的、变化无常的赶时髦的风气〔注：（289）还在1699年，约翰·贝勒斯就指出：“时髦的变化无常，使贫苦的穷人增加。它有两大害处：1．帮工在冬季由于找不到工作而陷入贫困，因为衣料商人和织布厂老板在春天到来以前，在他们得知什么东西将成为时髦货以前，不敢支出资本去雇用帮工；2．在春天，帮工又不够用，于是，为了保证王国商业在一季或半年内的需要，织布厂老板必须招收许多学徒，这样就把农民从耕犁旁夺走了，以致使农村缺乏人手，而城市则大都充满乞丐，一到冬季，许多耻于乞讨的人就会饿死。”（《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第9页）〕，是第一个合理的约束；远洋航行和一般交通工具的发展已经打破了季节性劳动的固有的技术基础〔注：（290）《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171页第34号。〕；一切其他所谓不能控制的条件，也由于厂房的扩大、机器的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注：（291）例如，布拉德福德出口商人的证词说：“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少年在商店里从早晨8点干到晚上7点或7点半就够了，用不着再延长。惟一的问题是得增加开支和增加人手。如果某些雇主不这样贪图利润，少年是没有必要劳动到这样晚的；添置一部机器只需花费16镑到18镑……一切困难都是由设备不够和空间不足引起的。”（同上，第171页第35、36、38号）〕以及所有这些变化对批发商业制度自然产生的反作用而被消除了〔注：（292）同上。伦敦有一个工厂主认为，强制规定工作日是保护工人不受工厂主侵害的手段，也是保护工厂主本身不受批发商侵害的手段。他说：“我们的行业所受到的压力是由出口商人造成的；例如，他们愿意用帆船运送货物，既想在一定的季节到达目的地，同时又想把帆船运费和轮船运费之间的差额装进自己腰包；或者，从两艘轮船中挑选最先出航的一艘，争取在他们的竞争者之前到达国外市场。”（第81页第32号）〕。但是，正像资本通过自己代表的嘴屡次宣布的那样，要资本同意这种变革，“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注：（293）有个工厂主说：“只有在一项普遍适用的议会法令的压力下，以牺牲生产的扩大为代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页第38号）〕，即用法律强制规定工作日的情况下，才能办到。
9．工厂立法（卫生条款和教育条款）。
它在英国的普遍实行
工厂立法是社会对其生产过程自发形态的第一次有意识、有计划的反作用。正如我们讲过的，它像棉纱、走锭纺纱机和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产物。〔注：［101］见本卷第276—278、320—344页。——编者注〕]在谈到工厂立法在英国普遍实行之前，我们还要简单地提一提英国工厂法中与工作日的小时数无关的某些条款。
撇开卫生条款中使资本家容易规避的措辞不说，这些条款的内容也是非常贫乏的，实际上只是就粉刷墙壁和其他几项清洁措施，通风和危险机器的防护等做出一些规定。我们在第三册[180]里还会谈到，工厂主曾怎样进行疯狂的斗争，反对这些要求他们拿出少量的钱来保护他们“人手”的四肢的条款。这里再一次光辉地证实了自由贸易论者的信条：在一个存在着对抗利益的社会里，人人追逐私利，就会促进公共福利〔注：［102］见本卷第204—205页。——编者注〕。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大家知道，在过去20年间，爱尔兰的亚麻工业以及随之兴起的打麻工厂，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864年那里的打麻工厂已有约1800个。每到秋冬两季，一些完全不熟悉机器的人，主要是少年和妇女，即附近小租地农民的妻子儿女，便定期地放下地里的活，到打麻工厂从事往辗压机里装填亚麻的劳动。这里的事故，按其数量和程度来说是机器史上根本没有先例的。只在基尔迪南（在科克附近）的一家打麻工厂里，从1852年至1856年就一共发生6起造成死亡和60起造成严重残废的事故，而所有这些事故本来只要花几先令，安上一些最简单的装置就可以防止。唐帕特里克各工厂的合格医生怀特，在1865年12月16日的官方报告中说道：
“打麻工厂里的事故可怕到了极点。在许多场合，身体被铡掉14。受伤者的通常结局，不是死亡，就是变成残废而痛苦终身。国内工厂数量的增多当然会扩大这种可怕的结果。我相信，国家对打麻工厂进行适当监督，就可以避免身体和生命的大量牺牲。”〔注：（294）《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V页第72号及以下各号。〕
为了迫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最起码的清洁卫生设施，必须由国家颁布强制性的法律。还有什么比这一点更能更好地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呢？
“1864年的工厂法使陶器业的200多个工场进行了粉刷和清扫，这些工场已经有20年或者根本就节制了这一类的工作。〈这就是资本的“节欲”！〉这些作坊里雇有27878个工人，他们至今还在过度的日间劳动中，甚至往往在过度的夜间劳动中，呼吸着极端有害的空气。这种空气使得这种在其他方面危害较少的职业也成为疾病和死亡的温床。工厂法使通风设备大大增加了。”〔注：（295）《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7页。〕
同时，工厂法的这个部分清楚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其本质来说，只要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拒绝任何合理的改良。我们一再指出，英国的医生曾异口同声地宣布，每人起码要有500立方英尺的空间才能持续地工作〔注：［103］见本卷第204—295页。——编者注〕。好了！既然工厂法通过它的各种强制性规定间接地加速了较小的工场向工厂的转化，从而间接地侵害了较小的资本家的所有权，并确保了大资本家的垄断权，那么，法律关于工场中的每个工人应占有必要空间的强制规定，就会一下子直接剥夺成千上万的小资本家！就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基，也就是说，会破坏大小资本通过劳动力的“自由”购买和消费而实现自行增殖。因此，工厂立法在500立方英尺的空间面前碰壁了。卫生机关、工业调查委员会、工厂视察员，都一再强调500立方英尺的必要性，又一再述说不可能强迫资本接受这一点。这样，他们实际上就是宣布，工人的肺结核和其他肺部疾病是资本生存的一个条件。〔注：（296）我们从经验中发现，一个中等健康的人每次呼吸通常大约要消耗25立方英寸空气，而每分钟大约要呼吸20次。所以，一个人在24小时内所消耗的空气约为72万立方英寸或416立方英尺。我们又知道，呼吸过的空气在自然大工场内经过净化以前，是不能再用于呼吸过程的。根据瓦伦廷和布鲁纳的试验，一个健康的人看来每小时呼出的碳酸气约为1300立方英寸；这就等于说，在24小时内从肺中排出的，约合8盎司固体炭素。“每人至少应该有800立方英尺。”（赫胥黎）〕
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注：（297）根据英国工厂法，如果父母不能让他们的14岁以下的孩子受初等教育，就不能同时把他们送进“受监督”的工厂做工。工厂主对遵守法律有责任。“工厂教育是强制性的，并且是劳动条件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1页）〕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注：（298）关于体育（对青少年来说还有军事训练）同工厂儿童和贫民学生的强制教育相结合的非常有利的结果，可以参看纳·威·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63、64页），也可以参看1865年10月31日工厂视察员报告第118、119、120、126页及以下几页。〕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工厂视察员从教师的证词中就发现：虽然工厂儿童上课的时间要比正规的日校学生少一半，但学到的东西一样多，而且往往更多。
“道理很简单。那些在学校里只呆半天的人总是精力充沛，几乎随时都适于并愿意学功课。半工半读的制度使得两种活动互为休息和调剂，因此，对儿童来说，这种制度比不间断地从事其中一种活动要合适得多。一个从清晨就坐在学校里的儿童，特别在暑天，不可能同一个从劳动中来的活泼愉快的儿童相比。”〔注：（299）《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119页。一个天真的丝织厂主曾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我完全相信，造就优秀工人的真正秘诀在于从幼年时期起就把劳动与智育结合起来。当然，劳动既不应该过分紧张，又不应该令人厌恶、有损健康。我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们能有劳动和游戏作为他们上课的调剂。”（〈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82页第36号）〕
关于这一点，从西尼耳于1863年在爱丁堡举行的社会学家大会的演说中也可以找到进一步的例证。他在这篇演说中还指出，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的孩子们的片面的、不生产的和漫长的学习日，只是白白地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不仅无益地并且是绝对有害地浪费着儿童的时间、健康和精力”〔注：（300）西尼耳在“全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上的演说，载于《总结报告》第66页。把纳·威·西尼耳在1863年的演说和他对1833年工厂法的痛骂比较一下，或者把这次大会的观点同英国某些农业区域仍然禁止贫穷的父母送子女上学，违者将受到饿死的惩罚这个事实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地说明，大工业发展到一定水平是如何通过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使人的头脑发生变革的<①见本卷第258—265页。——编者注>。例如，斯内尔先生报告说，在萨默塞特郡，如果有一个穷人向教区请求救济，他就得被迫让自己的孩子退学，这已经成为惯例。例如，费尔特姆市的牧师沃拉斯顿先生谈到过这样的事情：有些家庭被拒绝给予任何救济，“因为他们让自己的孩子上学”！〕。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我们已经看到，大工业从技术上消灭了那种使一个完整的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的工场手工业分工，而同时，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又更可怕地再生产了这种分工：在真正的工厂中，是由于把工人转化为局部机器的有自我意识的附件；在其他各处，一部分是由于间或地使用机器和机器劳动〔注：（301）在手工业性质的机器即人力推动的机器，同发达的机器即以机械动力为前提的机器直接或间接地发生竞争的地方，对推动机器的工人来说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是蒸汽机代替工人，而现在却是工人要代替蒸汽机。因此，工人的劳动力的紧张和耗费就会达到惊人的程度，而且注定要受这种苦刑的全是未成年人！如调查委员朗格在考文垂及其附近地方发现，人们使用10岁到15岁的少年推动织带机，至于使用更幼小的孩子去推动小型织机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这是非常吃力的工作。儿童成了蒸汽力的单纯的代用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114页第6号）关于官方报告所说的“这种奴隶制度”的杀人后果，见同页及以下各页。〕，一部分是由于采用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作为分工的新基础〔注：［104］见本卷第429—431、483—488页。——编者注〕。工场手工业分工和大工业性质之间的矛盾强烈地表现出来。例如，它表现在这样一个可怕的事实上：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例如，过去在英国的印刷业中，同旧的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制度相适应，学徒工是从比较简单的活过渡到比较复杂的活。他们经过一段学习时期，最终就成为熟练的印刷工人。凡从事这门手工业的人，都必须能读会写。随着印刷机的出现，一切都变了。印刷机使用两种工人：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看管机器；另一种是少年，大多从11岁到17岁，他们的工作只是把纸铺开送到机器上，或者从机器上把印好的纸取下来。他们（特别是在伦敦）在一星期中有好几天要连续不断地从事这种苦工达14、15、16小时，甚至往往一连劳动36小时，而中间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觉的休息时间！〔注：（302）《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版第3页第24号。〕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
“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他们的工资虽然在少年中略高一些，但是不会随着他们的成长按比例增加，而且大多数人都没有任何希望被提升到收入较高和责任较大的机器看管工人的职位，因为每一台机器只需要一个看管工人，却往往需要4个少年。”〔注：（303）同上，第7页第59、60号。〕
当他们长大到不适于从事儿童劳动时，也就是最迟到17岁时，就被印刷厂解雇。他们成为罪犯的补充队。企图在别的地方为他们找到职业的某些尝试，也都由于他们的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而遭到了失败。
关于工场内部的工场手工业分工所谈到的这一切，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只要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构成社会生产的普遍基础，生产者对专一生产部门的隶属，他的职业的原有多样性的破坏〔注：（304）“在苏格兰高地某些地方……根据统计报告，有许多牧羊人和小屋贫农及其妻子儿女，穿着他们用自己鞣制的皮革缝制的鞋子，穿着不经任何外人之手而自己制成的衣服，做衣服的材料是他们自己从羊身上剪下来的，或者是用他们自己种出来的麻。在做衣服时，除锥子、针、顶针和极少数织布用的铁制工具外，几乎没有一件买来的东西。染料是妇女们自己从树、灌木、野草上面采来的。”（《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全集》汉密尔顿编第8卷第327—328页）〕，就成为发展的必要因素。在这一基础上，每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都通过经验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技术形态，慢慢地使它完善，而一当达到一定的成熟程度，就迅速地使它固定下来。除商业提供的新的劳动材料外，劳动工具的逐渐改变也会不时地引起变化。一旦从经验中取得适合的形式，工具就固定不变了；工具往往世代相传达千年之久的事实，就证明了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的是，各种特殊的手艺直到18世纪还称为：mysteries（mystères）［秘诀］〔注：（305）在埃蒂耶纳·布瓦洛的有名的著作（手工业手册）中写道，帮工升师傅时，要进行如下宣誓：“要兄弟般地热爱同行弟兄，扶持同行弟兄，每个人在自己的职业中决不随意泄露本行秘诀，甚至为了整体的利益，决不为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向买主介绍他人制品的缺点。”〕，只有经验丰富的内行才能洞悉其中的奥妙。这层帷幕在人们面前掩盖起他们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使各种自然形成的分门别类的生产部门彼此成为哑谜，甚至对每个部门的内行都成为哑谜。大工业撕碎了这层帷幕。大工业的原则是，首先不管人的手怎样，把每一个生产过程本身分解成各个构成要素，从而创立了工艺学这门完全现代的科学。社会生产过程的五光十色的、似无联系的和已经固定化的形态，分解成为自然科学的自觉按计划的和为取得预期有用效果而系统分类的应用。工艺学也揭示了为数不多的重大的基本运动形式，尽管所使用的工具多种多样，人体的一切生产活动必然在这些形式中进行，正像机器虽然异常复杂，力学仍会看出它们不过是简单机械力的不断重复一样。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注：（306）“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弗·恩格斯和卡·马克思《共产党宣言》1848年伦敦版第5页[372]）〕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另一方面，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注：（307）“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莎士比亚）〕，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和社会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灾难而放纵地表现出来〔注：①见本卷第492—528页。——编者注〕。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注：（308）一个法国工人从旧金山回来后这样写道：“我从没有想到，我在加利福尼亚竟能够干各种职业。我原来确信，除了印刷业外，我什么也干不了……可是，一旦处在这个换手艺比换衬衫还要容易的冒险家世界中，——请相信我的忠诚！——我也就和别人一样地干了。由于矿山劳动的收入不多，我就抛弃了这个职业到城里去，在那里我先后作过印刷工人、屋面工人、铸铅工人等等。因为有了适合做任何工作的经验，我觉得自己不再像一个软体动物而更像一个人了。”（昂·科尔邦《论职业教育》第2版第50页）〕，那么，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综合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是这种变革过程在大工业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一个要素；职业学校是另一个要素，在这种学校里，工人的子女受到一些有关工艺学和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操作的教育。如果说工厂立法作为从资本那里争取来的最初的微小让步，只是把初等教育同工厂劳动结合起来，那么毫无疑问，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取政权之后，将使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在工人学校中占据应有的位置。同样毫无疑问，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工人的经济关系，是同这种变革酵母及其目的——消灭旧分工——直接矛盾的。但是，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瓦解和新形式形成的惟一的历史道路。“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374]——手工业智慧的这一“顶峰”，在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理发师阿克莱发明经线织机，宝石工人富尔顿发明轮船以来，已成为一种可怕的愚蠢了。〔注：（309）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约翰·贝勒斯，早在17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废除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他说得很好：“游手好闲的学习并不比学习游手好闲好……体力劳动是上帝原本安排的……劳动对于身体健康犹如吃饭对于生命那样必要，因为悠闲固然使一个人免掉痛苦，但疾病又会给他带来痛苦……劳动给生命之灯添油，而思想把灯点燃……一种愚笨的儿童劳动〈这是对巴泽多及其现代模仿者们的充满预感的反驳〉会使儿童的心灵愚笨。”（《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12、14、16、18页）〕
当工厂立法规定工厂、工场手工业等的劳动时，这最初仅仅表现为对资本的剥削权利的干涉。相反地，对所谓家庭劳动〔注：（310）这种劳动多半也在较小的工场中进行，正如我们在花边手工工场和草辫业中看到的那样〔注：①见本卷第536—540页。——编者注〕，特别是设菲尔德、伯明翰等地的金属手工工场，能够更详细地表明这一点。〕的任何规定都立即表现为对父权（用现代语言来说是亲权）的直接侵犯。温和的英国议会对于采取这一步骤长期来一直装腔作势，畏缩不前。但是事实的力量终于迫使人们承认，大工业在瓦解旧家庭制度的经济基础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家庭劳动的同时，也瓦解了旧的家庭关系本身。不得不为儿童的权利来呼吁了。1866年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最后报告说：
“不幸的是，所有的证词都表明：男女儿童在自己的父母面前比在任何别人面前都更需要保护。”对一般儿童劳动，特别是对家庭劳动遭受无限度的剥削的制度“之所以能够维持，是因为父母对自己的年幼顺从的儿女滥用权力，任意虐待，而不受任何约束或监督……父母不应当享有为每周取得一点工资而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单纯机器的绝对权力……儿童和少年有权为防止亲权的滥用而取得立法方面的保护，这种滥用会过早地毁坏他们的体力，并且使他们道德堕落，智力衰退”。〔注：（311）《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2号和《第2号报告》第XXXVIII页第285、289号，第XXV、XXVI页第191号。〕
然而，不是亲权的滥用造成了资本对未成熟劳动力的直接或间接的剥削，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通过消灭与亲权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造成了亲权的滥用。不论旧家庭制度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解体表现得多么可怕和可厌，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像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人组成的结合劳动人员这一事实，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注：（312）“工厂劳动可以像家务劳动一样洁净、美妙，甚至更洁净、更美妙。”（《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9页）〕
工厂法从一个只在机器生产的最初产物即纺纱业和织布业中实行的特殊法，发展成为整个社会生产中普遍实行的法律，这种必然性，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是从大工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的〔〔注：①见本卷第529—553页。——编者注〕〕。在大工业的背景下，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传统形式经历着彻底的变革：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变为工场手工业；最后，手工业和家庭劳动领域在相对说来短得惊人的时间内变成了苦难窟，骇人听闻的最疯狂的资本主义剥削在那里为所欲为。在这里最后起了决定作用的，有两方面的情况：第一，经验不断反复证明，如果资本只是在社会范围的个别点上受到国家的监督，它就会在其他点上更加无限度地把损失捞回来〔注：（313）《工厂视察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7、32页。〕；第二，资本家自己叫喊着要求平等的竞争条件，即要求对劳动的剥削实行平等的限制〔注：（314）关于这一点，在《工厂视察员报告》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我们且听一听关于这方面的两种由衷的呼声吧。库克斯利先生们（布里斯托尔的生产钉子、链条等的工厂主），自愿在自己的企业里实行工厂规定。
“因为邻近各厂继续存在着旧的未经规定的制度，所以他们不得不遭受损失，眼看着他们的少年工人在下午6点钟以后被引诱到别的地方去继续做工。他们当然会说：‘这对于我们是一种不公平，并且是一种损失，因为这样会消耗少年工人的部分体力，而从少年取得的全部利益照理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注：（315）《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页第35号。〕
辛普森先生（伦敦纸袋纸盒厂的工厂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委员说：
“他愿意在任何一个要求实行工厂法的请愿书上签名。无论如何，他在晚上总是感到不安，他在自己的工场关门以后就想，别的工场干的时间更长些，正在把定货从他的鼻子底下抢走。”〔注：（316）《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IX页第28号。〕
童工调查委员会总结说：
“只使较大的雇主的工厂遵守规定，而他们同行业的小工场在劳动时间上却不受任何法律限制，这对较大的雇主是不公平的。在劳动时间的限制上，把较小的工场看作例外，就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这是一种不公平。除此以外，对较大的工厂主来说还有一种不利：他们的少年劳动和妇女劳动的供给会被引到不受工厂法约束的工场。最后，这会促使较小的工场增加，而这些较小的工场对国民的健康、福利、教育以及普遍的改善，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最为不利的。”〔注：（317）同上，第XXV页第165—167号。关于大生产对小生产的优越性，请参看《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3页第144号；第25页第121号；第26页第125号；第27页第140号等等。〕
童工调查委员会在它的最终报告中，建议把140多万儿童、少年和妇女（其中几乎有一半人受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剥削）置于工厂法的约束之下。〔注：（318）受工厂法约束的工业部门如下：花边工场手工业，织袜业，草辫业，各种服饰工场手工业，制花业，制鞋业，制帽业，手套业，裁缝业，一切金属工厂（从炼铁厂到制针厂），造纸厂，玻璃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场，橡胶厂，制筘（纺织用）业，手织地毯业，雨伞阳伞工场手工业，纱锭及筒管业，印刷业，装订业，文具用品业（这里还包括纸盒、卡片、颜色纸等的生产），制绳业，煤精装饰品工场手工业，砖厂，手工丝织业，丝带业，盐厂，制烛厂，水泥厂，砂糖精制业，饼干业，各种木器业及其他种种杂品制造业。〕委员会说：
“如果议会全部接受我们的建议，那么毫无疑问，这样的立法不仅对同它直接有关的年幼和体弱的人，而且对直接〈妇女〉和间接〈男子〉地受立法约束的更大量的成年工人也会产生非常有益的影响。这种立法会迫使他们接受规定好的和适度的劳动时间；它会节约和积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他们的个人幸福和国家幸福体力储备；它会保护正在发育的一代，使他们免于在幼年从事毁坏体质和引起早衰的过度紧张的劳动；最后，它还会为至少13岁以下的儿童提供接受初等教育的机会，从而结束那种难以置信的愚昧无知状态，这种状态在委员会的报告里曾得到如实的描写，使人看了不能不十分痛心，深感国民受到了侮辱。”〔注：（319）《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第XXV页第169号。〕
托利党内阁在1867年2月5日通过国王演辞宣布，它已经把工业调查委员会的提案〔注：（319a）工厂法扩充条例于1867年8月12日通过。它约束的，是所有涉及金属铸造、金属锻冶和金属加工的工场手工业（包括机器制造厂），其次是玻璃工场手工业，造纸工场手工业，古塔波树胶工场手工业和橡胶工场手工业，烟草工场手工业，印刷业，装订业，以及一切雇有50人以上的工场。——1867年8月17日通过的劳动时间规定法，约束较小的工场以及所谓家庭劳动。∕∕我在第二册中还会回过来讲到这些法律和1872年的新矿业法等等。[375]〕定为“法案”。做到这一步，竟需要在无价值的生物体上进行一次长达20年的新试验。议会童工调查委员会早在1840年就已经被任命成立了。该委员会1842年的报告，用纳·威·西尼耳的话来说，
“对资本家和父母的贪婪、自私和残酷，对儿童和少年的困苦、堕落和遭受摧残，展示出一幅从未见过的极为可怕的图景……也许有人会说，报告描写的是过去时代的惨状。但遗憾的是，我们面前的一些报告说明，这种惨状仍然存在，同过去一样严重。两年前哈德威克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写道，1842年受到指责的弊端，在今天〈1863年〉仍然非常泛滥……这份报告〈1842年〉20年来竟无人过问，在这期间，当年的儿童已长大成人，他们既对我们称为道德的东西，也对学校教育、宗教和自然的家庭之爱毫无所知，但我们竟然又让这些儿童成了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父母”。〔注：（320）西尼耳《社会科学年会》第55页及以下几页。］〕
在这期间，社会状况发生了变化。议会再也不敢像当年拒绝童工调查委员会1842年的要求那样，拒绝该委员会1863年的要求了。因此还在1864年，当该委员会只公布了它的一部分报告时，瓦器业（包括陶器业）、壁纸、火柴、弹药和雷管制造业以及剪绒业，便都受到已在纺织业中实行的那些法律的约束。当时的托利党内阁通过1867年2月5日的国王演辞，公布了以童工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866年完成了它的工作）的最后提案为基础的新法案。
1867年8月15日和21日，工厂法扩充条例和工场管理条例先后获得国王批准。前者约束大企业，后者约束小企业。
工厂法扩充条例约束炼铁厂、铜铁工厂、铸造厂、机器制造厂、金属加工厂、古塔波树胶厂、造纸厂、玻璃厂、烟草厂，还有印刷业和装订业，以及所有在一年中至少有100天同时雇有50名以上工人的同类工业的工场。
为了对这个法律的适用范围的扩大有一个概括的了解，我们在这里引用该法律规定的几个定义：
“手工业是指〈在这项法律中〉任何一种作为职业或者为了谋利而从事或者附带从事的手工劳动，它用于制造、改装、装饰、修理或最后加工某种待售的物品或这种物品的一部分。”
“工场是指有任何一个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在其中从事某种‘手工业’，并且雇用这个儿童、少年或妇女的人有权进入并实行监督的一切有顶的或露天的房间或场所。”
“受雇是指在一个师傅或在符合下述详细规定的尊亲之一的手下从事一种‘手工业’，不管领工资或不领工资。”
“尊亲是指父、母、监护人、或其他负责监护或监督某一……儿童或少年工人的人。”
第7条规定，凡违反该法律的规定而雇用儿童、少年工人和妇女者，得处以罚款，这一条不仅适用于工场主（不管是不是尊亲之一），而且也适用于
“尊亲以及其他对儿童、少年工人或妇女有监护权或从他们的劳动中得到直接好处的人”。
适用于大企业的工厂法扩充条例作了大量可耻的例外规定和对资本家的卑怯妥协，因此同工厂法比较起来，是后退了。
工场管理条例由于其各项细节十分贫乏，在被授权执行该法律的市政及地方当局手中仍然是一纸空文。1871年议会从这些当局手里收回该法的执行权，把它交给了工厂视察员，从而使工厂视察员的视察范围一举扩大了10万多个工场，单是砖厂就增加了300个，但对于本来就人手不足的视察人员，只十分谨慎地增派了8名助手。〔注：（321）工厂视察人员包括：2名视察员，2名副视察员，41名助理视察员。新添的8名助理视察员是1871年任命的。1871年至1872年，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用于执行工厂法的费用总共只有25347镑，其中还包括控告违法事件的诉讼费。〕
因此，在1867年的这次英国立法中引人注意的地方是：一方面，统治阶级的议会不得不被迫在原则上采取非常的和广泛的措施，来防止资本主义剥削的过火现象；另一方面，议会在真正实现这些措施时又很不彻底、很不自愿、很少诚意。
1862年的调查委员会还建议对采矿业实行一种新的规定；采矿业和其他各种工业不同的地方在于，在这里土地所有者和工业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过去，这两种利益的对立曾有利于工厂法的制订；现在，正是由于不存在这种对立，才足以说明矿业立法为什么会如此拖延和施展诡计。
1840年调查委员会揭露了骇人听闻、令人愤慨的事实，这在整个欧洲成为一桩如此大的丑闻，以致议会为了拯救自己的良心，不得不通过了1842年的矿业法，这项法律仅限于禁止使用妇女和不满10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
以后，1860年，制订了矿山视察法，规定矿山要受专门任命的国家官员的检查，不许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除非他们持有学校的证明或者按一定的时数上学。由于任命的视察员少得可笑，职权又很小，加上其他一些下面将要详细叙述的原因，这项法令仍完全是一纸空文。
关于矿山的最近的蓝皮书[11]之一，是《矿山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1866年7月23日》。这是由下院议员组成的一个有全权传呼呼和询问证人的委员会的作品，是厚厚的一册对开本，其中报告本身一共只有五行，内容是：委员会无话可说，还必须询问更多的证人！
询问证人的方法使人想起英国法庭的反问法，就是律师乱七八糟地提出各种无耻的模棱两可的问题，弄得证人糊里糊涂，然后对他的话加以歪曲。在这里，律师也就是议会询问人委员会的委员，其中有矿主和矿山经营者；证人是矿工，大部分是煤矿工人。这套滑稽戏最能说明资本的精神了，因此在这里不能不引述几段。为了便于考察起见，我把调查的结果分类叙述。我记得，问题和回答在英国蓝皮书中都编有号码，而这里所引用的都是煤矿工人的证词。
1．矿山中10岁以上少年的劳动。劳动，连同到矿山往返的路程，一般持续14至15小时，有时还要长，从早晨3、4、5点钟到傍晚4—5点钟。（第6、452、83号）成年工人分两班劳动，或者说劳动8小时，但是为了节省开支，少年不换班。（第80、203、204号）年幼的儿童主要是雇来开关矿内各巷道的通风门，大一些的儿童则做较重的活，如运煤等等。（第122、739、740、1717号）这种长时间的井下劳动一直要做到18岁或者22岁，然后才转入真正的挖煤劳动。（第161号）现在儿童和少年所受的折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残酷。（第1663—1667号）矿工几乎一致要求议会制定一项法令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从事矿山劳动。于是，布鲁斯先生问道：
“这种要求难道不取决于父母的贫穷程度吗？”布鲁斯先生问道：“如果父亲死了或者变成残废等等，那么夺去家庭的这个收入来源，难道不残忍吗？那就必须施行一项普遍的规章。你愿意在任何情况下都禁止不满14岁的儿童从事井下劳动吗？”回答：“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第107—110号）维维安：“如果矿山禁止使用不满14岁的童工，父母不会把孩子送到工厂等处去吗？——一般说，不会。”（第174号）工人：“开关通风门看起来很容易，但这是很苦的活。这些少年不仅老是挨风吹，而且关在那里完全像关在阴暗的牢房里一样。”资产者维维安：“如果一个少年有灯，他不能在看门的时候读读书吗？——首先，他得自己买蜡烛，再说，也不会允许他这样做。他在那里要注意自己的工作，他必须尽他的责任。我从来没见过任何少年在矿里念书。”（第139—160号）
2．教育。矿工要求像工厂中那样，制定一项有关儿童强制教育的法律。他们认为，1860年法令中关于使用10—12岁少年要有学校证明的条款纯粹是一种空想。资本主义审讯官的“寻根究底的”盘问在这里实在可笑极了。
“法令应当更多地约束谁呢，雇主还是父母？——对双方都应当约束。”（第115号）“不更多地约束其中的一方吗？——让我怎么回答呢？”（第116号）“雇主有没有表示某种愿望想使劳动时间规定得适合于上学呢？——从来没有。”（第137号）“矿工以后能改进自己的教养吗？——一般说来，他们越来越坏；染上了各种恶习；酗酒、赌钱等等，完全堕落了。”（第211号）“为什么不送儿童们进夜校呢？——多数煤矿区根本没有夜校。但主要的是，他们都让长时间的过度劳动累得精疲力尽，连眼睛也睁不开。”资产者最后断定说：“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啰？——决不是，不过……”（第454号）“1860年的法令不是规定矿主等等在雇用10岁至12岁的儿童时要索取学校的证明么？——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是矿主不照办。”（第443号）“你认为，法律的这项条款没有普遍实行吗？——根本就没有实行。”（第444号）“矿工对教育问题很关心吗？——绝大多数人都很关心。”（第717号）“他们都盼望实行这项法律吗？——绝大多数人都盼望。”（第718号）“为什么他们不迫使实行这项法律呢？——有许多工人希望拒绝没有学校证明的少年做工，但是他会成为被记名的人。”（第720号）“谁给他记名呢？——他的雇主。”（第721号）“那你岂不是相信雇主会追究一个服从法律的人吗？——我相信雇主会这样做。”（第722号）“为什么工人不拒绝使用这样的少年呢？——这可不由工人作主。”（第723号）“你要求议会干涉吗？——要在矿工的孩子们的教育上多少做出点有成效的事情，议会必须制定一项法令来强制实行。”（第1634号）“这种办法应适用于大不列颠全部工人的孩子呢，还是只适用于矿工的孩子？——我到这里来是代表矿工说话。”（第1636号）“为什么要把矿工的孩子和别的孩子分开？——因为他们是通常情况下的一个例外。”（第1638号）“在哪一方面？——身体方面。”（第1639号）“为什么教育对他们比对其他阶级的孩子更有价值呢？——我不是说教育对于他们更有价值，但是，由于他们在矿上从事过度劳动，就更少有机会上日校和星期日学校。”（第1640号）“这类问题可不能绝对地看，难道不是这样吗？”（第1644号）“矿区的学校够么？——不够。”（第1646号）“如果国家要求每一个儿童都入学，那么，从哪里来这么多的学校容纳所有的儿童上学呢？——我想，如果情况需要这么办，学校自然会办起来的。”（第1647号）“不只是绝大部分儿童，而且绝大部分成年矿工也都不会写不会读。”（第705、726号）
3．妇女劳动。虽然从1842年以来已经不再在井下使用女工，但是她们仍被用来在井上装卸煤炭等物，把煤桶拉到运河边和火车旁，选煤等等。最近3—4年来使用的女工大有增加。（第1727号）这些女工大多数是矿工的妻子、女儿和寡妇，年龄从12岁至50、60岁不等。（第647、1779、1781号）
“矿工对矿上雇用妇女有什么想法呢？——他们普遍谴责这种做法。”（第648号）“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会使女性堕落（第649号）……妇女穿着男人的衣服。在许多场合下丧失了任何的羞耻心。有些妇女抽烟。劳动同井下一样脏。其中许多已婚的妇女不能尽自己的家庭职责。”（第651—654号、第701号）“寡妇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同样收入（每周8—10先令）的职业吗？——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709号）“那么你仍然〈铁石心肠！〉下决心截断她们的这条谋生之路么？——毫无疑问。”（第710号）“哪儿来的这种情绪呢？——我们矿工非常尊敬女性，不忍看到她们在煤矿里受罪……这种活大部分是很繁重的。有许多姑娘一天要卸煤10吨之多。”（第1715、1717号）“你是否认为矿上雇用的女工比工厂雇用的女工更没有道德？——变坏的人的百分比大于工厂姑娘。”（第1732号）“但你不是对工厂里的道德状况也不满意么？——不满意。”（第1733号）“那么你也希望禁止工厂里使用妇女劳动吗？——不，我不希望。”（第1734号）“为什么不希望？——工厂劳动对于女性比较体面和适合。”（第1735号）“你不是认为这种劳动对她们的道德仍然是有害的吗？——不，远不像矿上的劳动那样有害。不过，我的意见不仅是出于道德方面的考虑，而且也出于身体和社会方面的考虑。姑娘们的社会堕落是令人痛心的，是极端严重的。在这些姑娘成为矿工的妻子以后，她们的丈夫就深受这种堕落之苦，这种情况使他们离开家跑去酗酒。”（第1736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不也是这样吗？——关于其他生产部门我不能说什么。”（第1737号）“但是铁工厂雇用的妇女和矿上雇用的妇女有什么不同呢？——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第1740号）“你能找出这两类人之间的区别吗？——我没有把握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挨家挨户访问过，知道我们矿区里的一些丑事。”（第1741号）“你是不是很希望在所有会使妇女堕落的地方消灭妇女劳动呢？——是的……儿童的最好的感情应由母亲来培养。”（第1750号）“但是从事农业的妇女也是这样吗？——农活只有两季，而我们这里的妇女一年四季都要劳动，有时白天黑夜接着干，汗流浃背，使她们的体质变弱，健康受到损害。”（第1751号）“你没有全盘地研究过这个问题〈即妇女劳动的问题〉吗？——我观察了周围的情况，我敢说，我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和煤矿上的妇女劳动相似的工作。（第1753号）这是男人干的活，而且是身强力壮的男人干的活。”“较好的矿工想振奋起来并认真做人，但在妻子那里得不到支持，反而被她们拖了后腿。”［第1793、1794、1808号］
资产者又乱七八糟盘问了一通之后，终于暴露了他们对寡妇、贫苦家庭等等的“同情心”的秘密。
“煤矿主们派一些绅士去当总监工，而这些总监工为了博得主人嘉许，就实行尽可能节约地办一切事情的政策；雇用的姑娘每天得到1先令—1先令6便士，而男人却得到2先令6便士。”（第1816号）
4．验尸陪审员。
“谈到你们区里的验尸陪审员的调查，那么，在发生事故时，工人对诉讼程序是否满意？——不，他们不满意。”（第360号）“为什么不满意？——特别是因为当陪审员的那些人对矿山毫无所知。工人除了当证人以外，根本不让干别的。被邀请当陪审员的一般是邻近的小店主，这些人受矿主即他们的顾客的影响，对证人的技术用语一窍不通。我们要求由矿工当一部分陪审员。判决和证人的证词一般是矛盾的。”（第361—375号）“陪审员不是应当公正吗？——是的。”（第378号）“工人会成为这样的陪审员吗？——我看不出有任何原因会使工人不公正。他们有实际知识。”（第379号）“但是他们会不会由于偏袒工人而作出不公正的苛刻的判决呢？——不，我相信不会。”（第380号）
5．虚假的度量衡等等。工人要求以每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代替两周发一次工资的办法，要求按重量计算，不要按煤桶的容量计算，保证不使用假秤等等。
“如果煤桶用欺骗的办法被加大，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就可以离开矿井吗？——但是如果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第1071号）“但他不是仍然可以离开这种不公平的地方吗？——到处都是不公平的。”（第1072号）“但是工人不是在提出声明后14天又可以离开他所在的地方吗？——是的。”（第1073号）
询问就此了结！
6．矿山视察。工人不仅遭受瓦斯爆炸事故带来的痛苦。
“我们也要对煤矿内通风不良提出控诉，这种情况使工人在矿内几乎无法呼吸，因此什么活也干不了。例如，正好现在在我干活的那个工作面上，恶劣的空气使许多工人病倒了好几个星期。在主要巷道里，空气一般还够用，然而正好在我们干活的地方就不够用了。如果有谁向视察员控诉通风情况，那他就会被解雇，并且成为一个‘被记名的’人，到别的地方也找不到工作。1860年的矿山视察法纯粹是一张废纸。视察员的人数太少了，他们也许要7年才能进行一次形式上的视察。我们的视察员是一个不能做任何事情的70多岁的人，他要管130多个煤矿。我们除了需要有更多的视察员外，还需要有助理视察员。”（第234号及以下各号）“这样是不是政府应当维持一支视察员队伍，让他们在没有工人报告的情况下自己就能够解决你们的全部要求？——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他们应该自己到矿井里来听取报告。”（第280号）“你不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就会把通风等责任〈！〉从矿主身上推到政府官员身上呢？——决不会这样，他们的职责是要迫使人们遵守现行的法律。”（第285号）“你说的助理视察员是不是指那些比现任视察员薪水少、级别低的人呢？——如果你们能够派比较好的，我决不希望要级别低的。”（第294号）“你们是要更多的视察员呢，还是要比视察员低一级的人呢？——我们需要那些能亲自到矿上来跑跑并且不顾私利的人。”（第295号）“如果你们要求派次一级视察员的愿望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在熟练程度上的缺陷不会造成危险吗？……——不会；政府的责任是委派适当的人员。”（第297号）
这种讯问方式最终连调查委员会的主席也感到太荒唐了。他插进来说：
“你们是希望有实际经验的人员，能亲自到矿井看看并把情况报告给视察员，而视察员就可以运用他的较高级的知识。”（第531号）“所有这些旧矿井都搞通风设备，不是会造成很大的花费吗？——是的，费用可能会增加，但人的生命将得到保障。”
一个煤矿工人对1860年法令第17条表示抗议：
“现在，如果矿山视察员发现矿井的某一部分不适于工作，他必须向矿主和内务大臣报告。然后矿主有20天的考虑时间；20天期满后，矿主可以拒绝任何改进。但是矿主要是这样做，他就必须给内务大臣打一个报告，并向他推荐5名矿山工程师，由内务大臣从中挑选仲裁人。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矿主实际上是委派自己的仲裁人。”（第581号）
资产者询问人（他自己就是矿主）说：
“这种抗辩纯粹是瞎想出来的。”（第586号）“这样说来，你们对矿山工程师的正直评价很低了？——我是说，这种做法非常不合理、不公平。”（第588号）“难道矿山工程师不具备某种公正的品格，从而可以使他们的决定避免你们所担心的那种偏袒吗？——我拒绝回答有关这些人的个人品格的问题。我相信，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做事很不公正，在这种人命关天的地方，应当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力。”（第589号）
这个资产者又厚颜无耻地问：
“你不认为矿主也会因瓦斯爆炸而遭到损失吗？”
最后还问道：
“你们工人不请求政府的帮助就不能自己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吗？——不能。”（第1042号）
1865年大不列颠有3217个煤矿和12个视察员。约克郡的一个矿主（1867年1月26日《泰晤士报》报道）自己曾计算过，撇开视察员的纯事务性的工作（而这就占了他们的全部时间）不说，每个矿山每10年才能被视察一次。无怪近几年来（特别是1866年和1867年）惨祸发生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有时一次竟牺牲200—300名工人）。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之处！
1872年的法令尽管有很大缺陷，但它无论如何是对矿山雇用的儿童的劳动时间作出规定，并在一定程度上使矿山经营者和采矿业主要对所谓的事故负责的第一个法令。
1867年调查农业中儿童、少年、妇女的劳动情况的皇家委员会公布了几个很重要的报告。为了把工厂立法的原则在形式上加以改变而应用到农业方面去，曾有过各种尝试，但直到今天这些尝试都完全失败了。可是我在这里必须提醒注意的一点是：普遍应用这些原则的不可抗拒的趋势已经存在。
如果说，作为工人阶级的身体和精神的保护手段的工厂立法的普遍化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另一方面，正如前面讲到的，这种普遍化使小规模的分散的劳动过程向大的社会规模的结合的劳动过程的转化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从而使资本的积聚和工厂制度的独占统治也普遍化和加速起来。它破坏一切还部分地掩盖着资本统治的陈旧的过渡的形式，而代之以直接的、无掩饰的资本统治。这样，它也就使反对这种统治的直接斗争普遍化。它迫使单个的工场实行划一性、规则性、秩序和节约，同时，它又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所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而加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灾难，提高劳动强度并扩大机器与工人的竞争。它在消灭小生产和家庭劳动的领域的同时，也消灭了“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从而消灭了整个社会机制的迄今为止的安全阀。它在使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和社会结合成熟的同时，也使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和对抗成熟起来，因此也同时使新社会的形成要素和旧社会的变革要素成熟起来。〔注：（322）罗伯特·欧文是合作工厂和合作商店之父，但是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他不像他的追随者那样，对这些孤立的转变要素的作用抱有任何幻想〔注：①见本卷第346页。——编者注〕。他不仅在自己的试验中实际地以工厂制度为起点，而且还在理论上说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376]莱顿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菲瑟灵先生，在1860年至1862年出版的著作《实用国民经济手册》（这部著作以最适当的形式说出庸俗经济学的一切庸俗主张）中竭力赞成手工业生产、反对大工业时，似乎也感觉到了类似的东西——〔第4版注：英国立法通过相互矛盾的工厂法、工厂法扩充条例、工场管理条例而制造的“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第264页〔注：②见本卷第347页。——编者注〕），最终变得使人无法容忍了，因此在1878年的工厂和工场法[377]中把所有有关的立法汇编成一部法典。当然这里不可能对这部今天还有效的英国工业法典提出详细的评论。只指出下列各点就够了。法令约束的范围：1．纺织工厂。在这里几乎一切情况都和以前一样：10岁以上的儿童每天准许劳动51/2小时，或者每天劳动6小时，星期六休息；少年和妇女前5天每天劳动10小时，星期六最多不得超过61/2小时。——2．非纺织工厂。这里的规定比过去更接近于1．中的各项规定，但仍有些对资本家有利的例外，而且在某些场合，只要得到内务大臣的特别许可，这些例外还可以扩大。——3．其定义和过去的法令大体相同的工场。要是它们雇用儿童、少年工人或者妇女，就要受到同非纺织工厂大致相同的待遇，但在细节上又规定较宽。——4．不雇用儿童或少年工人，只雇用18岁以上的男女工人的工场。对这一类工场规定得更宽。——5．只由家庭成员在自家住宅劳动的家庭工场。关于这类工场的各项规定更具有弹性，同时还限定：视察员如果没有得到内阁或法院的特别许可，只准进入那些并非同时兼作住宅的房间；最后，家庭范围内的草辫业、花边编织业、手套业完全不受约束。尽管这个法令有这些缺点，但它和1877年3月23日的瑞士联邦工厂法一样，一直还是这方面的一部最好的法律。把这个法令同提到的瑞士联邦工厂法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因为这种比较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两种立法方法的优缺点：一种是英国的、“历史的”、从一个一个案件着手的立法方法；另一种是大陆的、以法国革命传统为基础的、更为概括的立法方法。可惜，英国这部法典在工场中施行时，由于视察人员不足，大多仍然是一纸空文。——弗·恩·〕〕
10．大工业和农业
大工业在农业以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的革命，要留到以后才能说明。在这里，我们先简短地提一下某些结果就够了。如果说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大多避免了机器使工厂工人遭到的那种身体上的损害〔注：（323）我们可以在威·哈姆博士的《英国的农具和农业机器》（1856年第2版）中找到关于英国农业所应用的机器的详细叙述。哈姆先生在描述英国农业发展进程时毫无批判地追随莱昂斯·德·拉韦涅先生。〔第4版注：当然，这部著作现在已经过时了。——弗·恩·〕〕，那么机器在农业中的使用在造成工人“过剩”方面却发生了更为强烈的作用，而且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这一点我们在以后将会详细谈到。〔注：①见本卷第774—802页。——编者注〕例如，在剑桥郡和萨福克郡，最近20年来耕地面积大大扩大了，而在这一时期农村人口不但相对地减少了，而且绝对地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器目前只是潜在地代替了工人，也就是说，它使生产者有可能耕种更大的面积，但是并没有在实际上驱逐在业工人。186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参加农业机器制造的人数总计有1034人，而在蒸汽机和工作机上干活的农业工人总共只有1205人。
在农业领域内，就消灭旧社会的堡垒——“农民”，并代之以雇佣工人来说，大工业起了最革命的作用。这样，农村中社会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对立，就和城市相同了。最墨守陈规和最不合理的经营，被科学在工艺上的自觉应用代替了。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家庭纽带，也就是把二者的幼年未发展的形式联结在一起的那种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即农业和工业在它们对立发展的形态的基础上的联合，创造了物质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注：（324）“你们把人民分成两个敌对的阵营：粗笨的农民和娇弱的侏儒。天啊！一个按农业利益和商业利益分裂开来的民族，不仅无视这种惊人的不自然的划分，而且正是因为这种划分，自称为健康的，甚至自命为开化的和文明的民族。”（戴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第119页）这段话同时表明了这样一种批判的长处和短处，这种批判知道评论现在，谴责现在，却不知道理解现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通过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同时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在农业中，像在工场手工业中一样，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转化同时表现为生产者的殉难史，劳动资料同时表现为奴役工人的手段、剥削工人的手段和使工人贫穷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同时表现为对工人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的有组织的压制。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同时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一个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工业作为自己发展的基础，这个破坏过程就越迅速。〔注：（325）参看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特别是第1卷《农业自然规律概论》。李比希的不朽功绩之一，是从自然科学的观点出发阐明了现代农业的消极方面。他对农业史所作的历史的概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也包含一些卓见。可惜的是，他竟会不加考虑地发表这样的见解：“把土弄得更细并且经常翻耕，会促进疏松的那部分土壤内的空气流通，扩大并更新受空气作用的土壤表面；但是很容易理解，土地的收益不会同使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成比例地增加，而是以小得多的比率增加”。李比希接着说：“这个规律最先是由约翰·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表述的，该书第一卷第217页这样写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相比，土地的产量以递减的比率增加，这是农业的普遍规律〈穆勒先生甚至以错误的公式复述了李嘉图学派的规律，因为在英国，所使用的工人的减少始终是同农业的进步并行的，因此，这个在英国并且为了英国而发明的规律，至少在英国是完全不适用的〉。’这确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因为穆勒并不知道这个规律的根据。”（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第1卷第143页和注释）且不说李比希对“劳动”（他所理解的劳动与政治经济学不同）一词的错误解释，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是，他竟把约翰·斯·穆勒先生当作这个理论的首倡者，其实，这个理论最先由亚当·斯密时代的詹姆斯·安德森发表，直到19世纪初还被他在不同的著作[379]中加以重复；1815年，剽窃能手马尔萨斯（他的全部人口论都是无耻的剽窃）把它据为已有；[380]威斯特在当时也与安德森无关而独立地对此作了阐述；[381]1817年，李嘉图把它同一般的价值理论联系起来，[382]从此以后，这个理论就以李嘉图的名字传遍全世界。1820年，詹姆斯·穆勒（约翰·斯·穆勒的父亲）把它庸俗化了，[383]最后，约翰·斯·穆勒先生也把它当作一种老生常谈的学派教条加以复述。不可否认，约·斯·穆勒之所以享有那种无论如何“令人惊奇”的权威，几乎完全是由于类似的误解造成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8]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1]《国富论》1.4.2。
[79]谈到鲁滨逊的故事时，马克思指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尤其是第1章第3节。马克思在1857年8月写的《导言》里全面论述了鲁滨逊故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2—25页）。在恩格斯186q年II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有相关的论述。——94。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94。
[88]“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赛·杜·德奈穆尔已经给印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99、110。
[93]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3幕第3场。——102。
[96]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蔑视财富，祟尚俭朴，昔尼克派最突出的表现是一种有意的伤风败俗和玩世不恭的行为。——104、503。
[125]“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membra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129、397、421、542。
[153]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67、485、886。
[180]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48、447、467、519、553、652。
[277]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413、416、419、486。
[281][281*]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ofArtsand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29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37页。——428。
[293]《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64—165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28。
[294]指19世纪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其代表是德国动物学家卡·福格特、荷兰生理学家雅·摩莱肖特和德国医生路·毕希纳。他们力图对人民大众进行无神论和自然科学的教育，但没有阐发关于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阐发辩证的思维方式。由于他们与达尔文主义有紧密关系，他们企图根据达尔文的理论来解释社会的发展。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文第二部分，在批判毕希纳等人的狭隘庸俗的思维方式的同时详细介绍了唯物主义历史观。——429。
[295]热力机（kajorischeMaschine）是根据一般气体体积热胀冷缩的原理而制造的机器，与蒸汽机相比，它笨重而且功率低。热力机是19世纪30年代由约·埃里克森发明的，但到19世纪末就已经失去了任何实用价值。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29、529。
[296]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45—14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430。
[297]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5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30。
[298]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71页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末尾。——430。
[299]珍妮机是詹·哈格里沃斯于1764—1767年发明并用他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一种纺纱机。——430。
[300]“牛在打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见《旧约全书·申命记》第25章第4节。——431。
[301]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5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2]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7页。——431。
[303]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2—13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4]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5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1页。——431。
[305]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安·尤尔《技术辞典》1843年布拉格版第1卷第423—430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3页。——432。
[306]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38—140和147—149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5—1166页。——433。
[307]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73—174页上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6—1167页。——434。
[308]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4和1207页。——434。
[309]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98和200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页。——435。
[310][310*]《国际博览会》，1862年9月19日《旗帜报》（伦敦）第11889号第5版第6栏。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I笔记本第747页上已有这些材料。——435、441。
[311]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5—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4页。——440。
[312]沙·傅立叶把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期的本质特征称作“枢纽”，即一切围绕着转的支点（傅立叶《普遍统一论》第2卷，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第2版第3卷第304页）。——441。
[313]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8—23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5和1209页。——442。
[314]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2—247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11页。——443。
[315]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5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页。——443。
[316]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3、227、228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6—1207页。——443。
[317]“人的手的创造物”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44。
[318]让·巴·萨伊在与亚·斯密关于价值和财富的观点的论战中说机器提供的服务创造那个构成利润部分的价值。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版第1卷第4章。——445。
[319]约·贝恩斯的计算，见他的《棉花贸易。对布莱克本文学、科学、机械学学会会员所作的有关这个问题的两次演讲》1857年布莱克本—伦敦版第48页。——447。
[320]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28—231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7页。——447。
[321]勒·笛卡儿关于动物是单纯的机器的观点，见他的著作《论人类》1664年莱顿版。——448。
[322]卡·路，冯·哈勒关于动物是人的助手的观点，见他的《国家学的复兴》1816年温特图尔版第1卷第332页和378页脚注8。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2页。——448。
[323]弗·培根关于生产形态的改变和人对自然的实际统治是思维方法改变的结果的观点，见他的《新工具》1793年柏林版《序言》第13页，和《箴言》81，第102页。——448。
[324]关于机器印花代替手工印花的情况，见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其他劳动部门》一节。——449。
[325]关于伊·惠特尼发明的轧棉机使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见马克思1861年11月1日左右写的《英国的危机》一文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8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6]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孟买商会。1859—1860年报告》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7]约·福·沃森的报告（载于1861年4月19日《技艺协会杂志》（伦敦）第408页）中提到的这些材料，见马克思1859—1863年在伦敦写的第VII笔记本第207页。那里将1861年误写为1860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09页上也有这些材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91页）。——450。
[328]在矿井禁止使用妇女和儿童（10岁以下的）是1842年矿业法的规定。见本卷第569页。——452。
[329]戈弗雷兴奋剂是一种用鸦片制剂制成的有害于健康的镇静药。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结果》一节中描述了戈弗雷对工人健康和生命的危害。——454。
[330]“希律王式的掠夺”是马克思用来比喻资本主义生产中对童工进行摧残身体的残酷剥削的用语。希律王对儿童的屠杀见《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2章第16—18节。——464、868。
[331]西尼耳运算时没有用预付资本总量10万镑，而是用每个工人所占的份额100镑（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4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XI笔记本中概要摘录西尼耳著作时作了纠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5页和第32卷第379页）。——467。
[332]“初恋时期”是席勒（钟之歌）中的诗句。——468。
[333]《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2页。马克思在1857年4月写的《英国工厂制度》中也有这一统计材料。——478。
[334]马克思在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156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6页。——479。
[335]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的结尾曾引用了安·尤尔《工厂哲学》中的几段文字。——483。
[336]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2页。——484。
[337]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5页开端。——486。
[338]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487、489。
[339]分权制是沙·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国家权力分成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的学说。这三种权力互相独立地发挥作用，互相保持平衡和监督。这一学说的目的是限制在法国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专制制度的权力。——488。
[340]“温和的监狱”（lesbagnesmitigés）是沙·傅立叶对工厂的称呼，见他的《虚假的、分散的、可恶的、欺骗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产量增加三倍的行业》1835年巴黎版第59页。——491。
[341]马克思在这个注释中提到的塞·朗切洛蒂的书指《现代——并不逊于过去思想的思想》，其中的引文见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1786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5—129页。约·亨·莫·冯·波珀在《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90页也谈到德国人改进织带机的情况。——493。
[342]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269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稿）》第XIX笔记本第1172页。——493。
[343]鲁德运动是英国18世纪中期——19世纪初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这一运动以传说中的工人领袖耐，鲁德的名字命名，据说他是第一个捣毁机器的人。这一运动大约在1760年在设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的危机期间扩展到整个英国。——493。
[344]英国政府自1812年亨·阿·西德茅斯任内务大臣、亨·罗·卡斯尔雷任外务大臣以来，残酷地镇压工人捣毁机器的运动。同时还发动了反对法国的战争，即所谓的反雅各宾战争（见注403）。——493。
[345]1834年济贫法即《关于修改和更好地实施英格兰与威尔士济贫法的法令》，该法令于1834年8月14日生效，在此之前是1601年生效的、以后没有作过重大修改的济贫法。1832年，英国议会指定一个委员会研究当时的济贫法及其实施情况并准备一项新的济贫法。该委员会把当时对贫民的救济说成是英国贫困人口日益增多的一个主要原因。它得出的最重要的结论是：成立贫民习艺所（Workhouse）作为济贫法的重要手段；设立一个中央行政机关。1834年济贫法实现了委员会的建议，禁止对有劳动能力的人及其家属进行任何金钱和食品救济，而让他们在贫民习艺所里从事强制性的劳动。习艺所里生产条件恶劣，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那里实行的制度与强迫囚徒从事苦役的牢狱制度不相上下，因此有“穷人的巴士底狱”之称。——496、776。
[346]这里的材料引自恩格斯1867年1月29日写给马克思的信。——499。
[347]下面这些表格中的材料引自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4—125页。——500。
[348]彼·加斯克尔《手工业工人和机器》1836年伦敦版第23、34—35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89页。——501。
[349]马克思给的出处是彼·加斯克尔的著作第1版，但他引用的却是1836年在伦敦以《手工业工人和机器》为标题出版的第2版。——501。
[350]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32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08页。——501。
[351]詹·内史密斯的证词，见托·布拉西的著作《劳动与工资一览》1872年伦敦版第129—130页。——502。
[352]“好话能遮丑”（Nominibusmallirelicetmala）引自奥维狄乌斯《爱经》第2卷第657行。——506。
[353]在英国，从1801年起，包括财产统计在内的人口调查（见注6）每十年进行一次。——510。
[354]《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页。——511。
[355]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IV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煤气装置、煤气用器具，——机器制造88人；煤气工程师83人，煤气装置5469人；煤气表、蒸馏器、气量计，——制造工人314人；煤气管，——制造工人565人；煤气厂服务部门8672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15191人。——513。
[356]马克思是根据《人口调查》1861年伦敦版第XXXVII页上的资料算出这一数额的。那里写着下列数字：“铁路经理处247人；制造铁路客车钢板和缓冲器的工人99人；铁路客车、车厢制造工人774人；铁道公司职员、门房和服务员26846人；铁路承包商549人；火车司机，司炉10414人；铁路工人27773人；铁道灯制造工人5人；官员、办事员和火车站站长14539人；铁路警察1444人；铁路信号灯制造工人8人；车轮制造工人54人；其他有关人员47人。”马克思显然是算错了，根据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为82779人。——513。
[357]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页上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上摘引来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8]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中没有这个数据。马克思显然是从《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伦敦版第31页摘引来的。那里讲到18岁以上的男子有177596人。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17页。——514。
[359]在《人口调查》1863年伦敦版第37—39页，LIII，LV和LXV页有这一工业部门的数据，但不是马克思得出的总数。——514。
[360]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212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68页。——515。
[361]《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16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率第1224页。——517。
[362]《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57年伦敦版第31页。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222、1218页。——518。
[363]下面这些材料引自议会文件《粮食、谷物和面粉。答可尊敬的下院1867年2月18日的质询》。——520。
[364]禁止结社法是英国议会于1799年和1800年通过的法令。法令禁止任何工人组织的建立和活动。1824年议会撤销了这些法令，但在1824年当年，因食品价格上涨引起各地纷纷罢工，资本家要求重新禁止结社，1825年，威，哈斯基森提议成立委员会调查工人结社情况，最后，由于工人的斗争，关于禁止结社的法案未被通过。1825年7月6日通过了结社法（或称工人联合法），其中再次确认撤销这些法令。但是，根据1825年的结社法，只有那些旨在规定工资和劳动时间而成立的工人社团才免于受到惩罚，当局仍然极力限制工人联合会的活动。特别是凡鼓动工人参加联合会和参加罢工的活动，都被视为“强制”和”暴力”而要受刑事处分。——523、848。
[365]《棉荒》，载于1863年4月28日《泰晤士报》第24544号第8版第5栏。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70—1272页。——523。
[366]指英国和法国在1860年1月23日签订的贸易协定。根据这一协定法国向英国出口法国的时髦服饰和丝绸品、首饰、刺绣品和工艺品等货物时，大部分可以免税。为此，法国取消了禁止英国商品进口的规定，代之以征收商品价格的30%的最高税额，同时法国将英国煤的进口税减低到每100公斤15生丁。
关于贸易协定的详细情况，见马克思1860年1月28日写的《法英之间的新条约》。——524。
[367]指英国肆无忌惮地侵占亚洲市场的情况。在东印度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33年）以后，英国私商加紧侵占中国市场。他们在英国政府竭力支持下，大量地向中国私运鸦片，毒害中国人民。后来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强迫中国签订了掠夺性的不平等条约。
在印度，英国主要是通过大量输入廉价棉布来扩大市场的。印度手工织布者因他们的手织棉布无法同英国生产的机织棉布竞争，而大批失业以致饿死。——528。
[368]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392、394页上的材料。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9和1177页。——530。
[369]马克思这里指的情况见《童工调查委员会。第2号报告》1864年版第XXXIX页第296、299号。——539。
[370]中央注册局局长是对主管英国中央户籍注册局的官吏的称呼。该局除了一般的职能外，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调查。——543、750、766、780。
[371]指议会文件《工厂。答可尊敬的下院1861年4月24日的质询》（1862年2月11日刊印）第9页。——546。
[372]见《共产党宣言》第1节《资产者与无产者》。——560、875。
[373]“你们夺去了我活命的资料，就是要了我的命”，见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560。
[374]“鞋匠，管你自己的事吧！”（Nesutorultracrepidam！）这句话是古希腊著名画家阿佩莱斯在一个鞋匠批评他的画时所作的回答，这个鞋匠对绘画一窍不通，只能看出所画的鞋的某些毛病。见老普林尼《博物志》第35卷第85页。——562。
[375]马克思没有实现这一意图。——566。
[376]罗·欧文关于工厂制度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观点，见他的《在曼彻斯特的六篇演讲》1833年曼彻斯特版第56—58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109—110页）已摘录了有关的段落。——577。
[377]1878年的工厂法和工场法是一项把有关工厂和工场的法律合并并经过修订的法律（维多利亚四十一年通过。第16章），见《工厂与工场法，1878年，附亚历山大，雷德格雷夫作的序言》1879年伦敦版。马克思个人收藏有这本书，并在雷德格雷夫所作注释的边上划了线。——577。
[378]指莱·德，拉韦涅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1855年爱丁堡—伦敦版。——578。
[379]指詹·安德森的如下著作：《谷物法性质探讨。论苏格兰新谷物法案》1777年爱丁堡版；《农业和农村事务论文集》1775—1796年爱丁堡版第1—3卷；《迄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1779年爱丁堡版；《漫谈农学、博物学、技艺和各类文献》1799—1802年伦敦版第1—6卷。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和559页。——580。
[380]关于托·罗·马尔萨斯剽窃他人人口论的情况，见他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和499页。——580。
[381]爱·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并论对谷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1815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笔记本第495页。——580。
[382]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笔记本第452—453、483、485页和第XI笔记本第495—496和564页。——580。
[383]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午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99—800页。——580。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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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场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形式，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占居统治地位。这个时期大约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最后30年。
工场手工业是以两种方式产生的。
一种方式是：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工人在同一个资本家的指挥下联合在一个工场里，产品必须经过这些工人之手才能最后制成。例如，马车过去是很多独立手工业者，如马车匠、马具匠、裁缝、钳工、铜匠、旋工、饰绦匠、玻璃匠、彩画匠、油漆匠、描金匠等劳动的总产品。马车工场手工业把所有这些不同的手工业者联合在一个工场内，他们在那里协力地同时进行劳动。当然，一辆马车在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是，如果同时制造许多辆马车，那么，当一部分马车还处在生产过程的较早阶段的时候，另一部分马车就可以不断地描金。到此为止，我们的立足点还是简单协作，它在人和物方面的材料都是现成的。但是很快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专门从事马车制造的裁缝、钳工、铜匠等等，逐渐地失去了全面地从事原有手工业的习惯和能力。另一方面，他们的片面活动现在取得了一种最适合于狭隘活动范围的形式。起初，马车工场手工业是作为独立手工业的结合出现的。以后，马车生产逐渐地分成了各种特殊的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都固定为一个工人的专门职能，全部操作由这些局部工人联合体来完成。同样，织物工场手工业以及一系列其他工场手工业，也是由不同的手工业在同一个资本的指挥下结合起来而产生的。〔注：（26）“下面的一段引文为工场手工业的这种形成方式提供了一个较近的例子。里昂和尼姆的丝纺织业“完全是宗法式的；它雇用许多妇女和儿童，但是并没有把他们累坏或者累死。它让这些妇女和儿童在优美的德龙、瓦尔、伊泽尔河、沃克吕兹河流域养蚕、缫丝。它从来也没有成为真正的工厂生产。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这里分工的原则有其特点。虽然那里有缫丝女工、纺工、染色工、浆纱工以及织工；不过他们并没有联合在一个工场里，并不从属于同一个雇主；他们所有的人都是独立的”。（阿·布朗基《工业经济学教程》，阿·布莱斯编注，1838—1839年巴黎版第79页）自从布朗基写了这段话以来，不同的独立的工人已经有一部分联合在工厂里了。〔第4版注：自从马克思写了这段话以来，动力织机在这些工厂里已经得到了应用，并且很快就把手工织机排挤掉了。克雷费尔德的丝纺织业具有同样的经历。——弗·恩·〕〕
但是，工场手工业也以相反的方式产生。许多从事同一个或同一类工作（例如造纸、铸字或制针）的手工业者，同时在同一个工场里为同一个资本所雇用。这是最简单形式的协作。每个这样的手工业者（可能带一两个帮工）都制造整个商品，因而顺序地完成制造这一商品所需要的各种操作。他仍然按照原有的手工业方式进行劳动。但是外部情况很快促使人们按照另一种方式来利用集中在同一个场所的工人和他们同时进行的劳动。例如，必须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大量完成的商品这种情况，就是如此。于是劳动有了分工。各种操作不再由同一个手工业者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完成，而是分离开来，孤立起来，在空间上并列在一起，每一种操作分配给一个手工业者，全部操作由协作者同时进行。这种偶然的分工一再重复，显示出它特有的优越性，并渐渐地固定为系统的分工。商品从一个要完成许多种操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的个人产品，转化为不断地只完成同一种局部操作的各个手工业者的联合体的社会产品。一个德国的行会造纸匠要依次完成的、互相连接的那些操作，在荷兰的造纸手工工场里独立化为许多协作工人同时进行的局部操作。纽伦堡的行会制针匠是英国制针手工工场的基本要素。但是纽伦堡的一个制针匠要依次完成也许20种操作，而在英国，将近20个制针匠同时进行工作，每一个人只从事20种操作中的一种[266]，后来，这20种操作根据经验又进一步划分、孤立，并独立化为各个工人的专门职能。
可见，工场手工业的产生方式，它由手工业形成的方式，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以不同种的独立手工业的结合为出发点，这些手工业非独立化和片面化到了这种程度，以致它们在同一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成为只是互相补充的局部操作。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以同种手工业者的协作为出发点，它把这种个人手工业分成各种不同的特殊操作，使之孤立和独立化到这种程度，以致每一种操作成为特殊工人的专门职能。因此，一方面工场手工业在生产过程中引进了分工，或者进一步发展了分工，另一方面它又把过去分开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但是不管它的特殊的出发点如何，它的最终形态总是一样的：一个以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为了正确地理解工场手工业的分工，重要的是把握住下列各点。首先，在这里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特殊阶段是同手工业活动分成各种不同的局部操作完全一致的。不管操作是复杂还是简单，它仍然是手工业性质的，因而仍然取决于每个工人使用工具时的力量、熟练、速度和准确。手工业仍旧是基础。这种狭隘的技术基础使生产过程得不到真正科学的分解，因为产品所经过的每一个局部过程都必须作为局部的手工业劳动来完成。正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旧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所以每一个工人都只适合于从事一种局部职能，他的劳动力就转化为终身从事这种局部职能的器官。最后，这种分工是特殊种类的协作，它的许多优越性都是由协作的一般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由协作的这种特殊形式产生的。
2．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如果我们进行更仔细的考察，那么首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终生从事同一种简单操作的工人，把自己的整个身体变成这种操作的自动的片面的器官，因而他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但是，构成工场手工业活机构的结合总体工人，完全是由这些片面的局部工人组成的。因此，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在较短时间内能生产出较多的东西，或者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注：（27）“在一种工种繁多的工场手工业中，劳动越是分得细，越是分给不同的局部工人去完成，就必然进行得越快、越好，时间和劳动的损失就越少。”（［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第7l页）〕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经常重复做同一种有限的动作，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种有限的动作上，就能够从经验中学会消耗最少的力量达到预期的效果。又因为总是有好几代工人同时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些手工工场内共同劳动，因此，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注：（28）“容易的劳动是留传下来的技能。”（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48页）〕
工场手工业在工场内部把社会上现存的各种手工业的自然形成的分立再生产出来，并系统地把它发展到极端，从而在实际上生产出局部工人的技艺。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把局部劳动转化为一个人的终生职业，符合以前社会的如下倾向：使手工业变成世袭职业，使它固定为种姓，或当一定历史条件产生与种姓制度相矛盾的个人变化时，使它硬化为行会。种姓和行会由以产生的自然规律，就是调节动植物分化为种和亚种的那个自然规律。不同的只是，种姓的世袭性和行会的排他性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当作社会法令来颁布。〔注：（29）“手艺……在埃及也达到了相当完善的程度。因为只有在这个国家里，手工业者根本不容许过问另一个市民阶级的事情，他只能从事本族依法应当世袭的职业……我们在其他民族中看到，手工业者把他们的注意力分散在过多的事情上……他们有时种地，有时经商，有时同时从事两三种手艺。在自由国家，他们通常都要出席民众大会……与此相反，在埃及，一个手工业者如果参与国事或同时从事几种手艺，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因此，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他们专心从事自己的职业……此外，他们虽然继承了祖先的许多手艺，但仍然热中于寻找新的改进。”（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1卷第74章）〕
“达卡的麦斯林薄纱的精细，科罗曼德耳的花布及其他布匹的色彩的华丽和耐久，始终是无与伦比的。但是它们的生产并没有依靠资本、机器和分工或者任何一种使欧洲制造业获得很多益处的手段。织工是单独的个人，他是根据顾客的订货织布的。他使用的织机的结构非常简单，有时候只是用些木棍草草搭成的。这种织机甚至没有卷经线的装置，因此机身必须全部伸展开来，这样它就很笨重，很长，无法放在生产者的小屋中，因此生产者必须在露天劳动，一遇到坏天气，就只好停工。”〔注：（30）［休·默里、詹姆斯·威尔逊等著《英属印度古今历史概述》1832年爱丁堡版第2卷第449［、450］页。印度的织机是竖立的，也就是说经纱是垂直张开的。〕
正是父传子、子传孙一代一代积累下来的特殊熟练，才使印度人具有蜘蛛一样的技艺。但是同大多数工场手工业的工人相比，这样一个印度织工从事的是极复杂的劳动。
一个在制品的生产中依次完成各个局部过程的手工业者，必须时而变更位置，时而调换工具。由一种操作转到另一种操作会打断他的劳动进程，造成他的工作日中某种空隙。一旦手工业者整天不断地从事同一种操作，这些空隙就会缩小，或者说会随着他的操作变化的减少而趋于消失。在这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是由于增加了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也就是提高了劳动强度，或者是由于减少了劳动力的非生产耗费。就是说，每次由静止到运动所需要的力量的额外消耗，为已经达到的正常速度在较长时间的持续所补偿。另一方面，不断从事单调的劳动，会妨碍精力的集中和焕发，因为精力是在活动本身的变换中得到恢复和刺激的。
劳动生产率不仅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艺，而且也取决于他的工具的完善程度。同类的工具，例如切削工具、钻具、凿具和锤具等，用于不同的劳动过程，而同一种工具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又用于不同的操作。但是，一旦劳动过程的不同操作彼此分离，并且每一种局部操作在局部工人手中获得最合适的因而是专门的形式，过去用于不同目的的工具就必然要发生变化。工具形式变化的方向，是根据从工具原来形式带来的特殊困难中得出的经验决定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劳动工具的专门化，是工场手工业的特征，前者使同类的工具获得了适合于每种特殊用途的特殊的固定形式，后者使每种这样的特殊的工具只有在专门的局部工人的手中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单在伯明翰就生产出约300种不同的锤，不但每一种锤只适用于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而且往往好多种锤只用于同一过程的不同操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通过劳动工具适合于局部工人的专门的特殊职能，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注：（31）“达尔文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起源》中，谈到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时指出：“在同一个器官需要从事不同的工作时，这个器官容易变异的原因也许在于：自然选择对于每一形态上的细小差异的保存或抑制，不如在同一个器官专用于一个特殊目的时那样小心。比如，用来切各种东西的刀，大体上可保持同样的形状；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工具，如作另一种用途，就必须具有另一种形式。”〕这样，工场手工业时期也就同时创造了机器的物质条件之一，因为机器就是由许多简单工具结合而成的。
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构成工场手工业的简单要素。现在我们来考察工场手工业的全貌。
3．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
混成的工场手工业和有机的工场手工业
工场手工业的组织有两种基本形式。这两种形式虽然有时交错在一起，但仍然是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类别，而且特别在工场手工业后来转化为使用机器的大工业时，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二重性起源于制品本身的性质。制品或者是由各个独立的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组合而成，或者是依次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而取得完成的形态。
例如，机车是由5000多个独立部件组成的。但是它不能算作第一类真正工场手工业的例子，因为它是大工业的产物。钟表才是最好的例子。威廉·配第就已经用它来说明工场手工业的分工。[267]钟表从纽伦堡手工业者的个人制品[268]，转化为无数局部工人的社会产品。这些局部工人是：毛坯工、发条工、字盘工、游丝工、钻石工、棘轮掣子工、指针工、表壳工、螺丝工、镀金工，此外还有许多小类，例如制轮工（又分黄铜轮工和钢轮工）、龆轮工、上弦拨针机构工、装轮工（把轮安到轴上，并把它抛光等等）、轴颈工、齿轮安装工（把各种齿轮和龆轮安装到机心中去）、切齿工（切轮齿，扩孔，把棘爪簧和棘爪淬火）、擒纵机构工、圆柱形擒纵机构又有圆筒工、擒纵轮片工、摆轮工、快慢装置工（调节钟表快慢的装置）、擒纵调速器安装工，还有条合和棘爪安装工、钢抛光工、齿轮抛光工、螺丝抛光工、描字工、制盘工（把搪瓷涂到铜上）、表壳环制造工、装销钉工（把黄铜销钉插入表壳的接头等）、表壳弹簧制造工（制造能使表壳弹起来的弹簧）、雕刻工、雕镂工、表壳抛光工以及其他工人，最后是装配全表并使其行走的装配工。只有钟表的少数几个零件要经过不同的人的手，所有这些分散的肢体125只是在最终把它们结合成一个机械整体的人的手中才集合在一起。在这里，同在其他类似的制品上一样，成品和它的各种不同的要素的外在关系，使局部工人在同一个工场中的结合成为一种偶然的事情。局部劳动本身又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如在瓦特州和纳沙泰尔州就是这样；在日内瓦则有大钟表手工工场，也就是说，那里局部工人在一个资本指挥下进行直接的协作。但即使在日内瓦，指针盘、发条和表壳也很少是在手工工场内制造的。在这里，结合的工场手工业生产，只有在例外的情形下才是有利的，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许多性质不同的过程，使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的费用。〔注：（32）“1854年日内瓦生产了8万只钟表，还不及纳沙泰尔州钟表产量的五分之一。仅在绍德封，在这个可以被看作一家钟表手工工场的城市，每年的产量就比日内瓦高一倍。1850年至1861年，日内瓦提供了72万只钟表。见《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1863年第6号中《日内瓦钟表业的报告》。如果那些只是装配而成的制品的生产的各个过程互不相联，本身很难使这类手工工场转化为大工业的机器生产，那么在钟表生产中还有两个别的障碍：钟表的零件小巧精细，而且钟表是奢侈品，式样繁多，因此，例如伦敦最好的钟表公司，一年中生产的钟表未必有一打是相似的。采用机器卓有成效的瓦什隆—康斯坦丁钟表工厂，在大小和式样上至多也只生产三、四个品种。〕不过，这些在家里为一个资本家（工厂主）劳动的局部工人的地位，也是和仅仅为自己的顾客劳动的独立手工业者的地位完全不同的。〔注：（33）“从钟表制造业这种混成工场手工业的典型例子，我们可以十分精确地研究上面提到的现象，即由于手工业活动的分解而产生的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
第二类工场手工业，是工场手工业的完成形式，它生产的制品要经过相互联系的发展阶段，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例如，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要经过72个甚至92个专门的局部工人之手。
由于这种工场手工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在一起，它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距离。制品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所需要的时间减少了，同样，用在这种转移上的劳动也减少了。〔注：（34）“在人们如此密集地一起劳动的情形下，运输必然会更少。”（［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106页）〕这样，同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力提高了，这种提高是由工场手工业的一般协作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特有的分工原则，使不同的生产阶段孤立起来，这些阶段作为同数的手工业性质的局部劳动而互相独立。既然各个孤立的职能之间要建立和保持联系，制品就得不断地由一个人之手转到另一个人之手，由一个过程转到另一个过程。从大工业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形表现为一种具有特征的、破费的、工场手工业原则所固有的局限性。〔注：（35）“由于使用手工劳动，工场手工业中不同的生产阶段发生了分立，这就大大增加了生产费用，这种损失主要是从一个劳动过程到另一个过程的转移造成的。”（《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部第200页）〕
如果我们考察一定量的原料（如造纸手工工场的破布或者制针手工工场的针条），就可以看到，这些原料在获得自己的最后形态之前，要在不同的局部工人手中经过时间上顺序进行的各个生产阶段。但如果把工场看作一个总机构，那么原料就同时处在它的所有的生产阶段上。由局部工人组成的总体工人，用他的许多握有工具的手的一部分拉针条，同时用另一些手和工具把针条拉直、切断、磨尖等等。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转化为空间上的并存。因此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提供更多的成品。〔注：（36）“它〈分工〉把工作分成各个可以同时进行的部分，也就节省了时间……由于单独的个人必须分别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劳动过程的同时进行，就有可能例如在从前切断或磨尖一枚针的时间内制造出许多枚针。”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9页）〕虽然这种同时性是由总过程的一般协作形式产生的，但是工场手工业不只是发现了现成的协作条件，而且还通过把手工业的活动加以分解而部分地创造出协作条件。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所以能够达到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组织，只是因为同一个工人固定在同一局部工作上。
因为每个局部工人的局部产品同时只是同一制品的特殊的发展阶段，所以，一个工人是给另一个工人，或一组工人是给另一组工人提供原料。一个工人的劳动结果，成了另一个工人劳动的起点。因此在这里，一个工人是直接给另一个工人提供工作。在每一局部过程中，取得预期效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根据经验确定的，工场手工业总机构是以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取得一定的结果为前提的。只有在这个前提下，互相补充的各个劳动过程才能不间断地、同时地、空间上并存地进行下去。很明显，各种劳动因而各个工人之间的这种直接的互相依赖，迫使每个工人在自己的职能上只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在这里形成了和独立手工业中，甚至和简单协作中完全不同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注：（37）“每种工场手工业内专门工人的种类越多……每种工作就越有秩序和规律；完成每种工作的时间必然较短，劳动也就必然减少。”（［亨·马丁］《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68页）］〕，特别是劳动强度。在一种商品上只应耗费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在商品生产的条件下表现为竞争的外部强制，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必须按商品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而在工场手工业中，在一定劳动时间内提供一定量的产品，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规律。〔注：（38）“但是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在许多部门中只是不完善地达到这种结果，因为它不能可靠地控制生产过程的一般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
但是，不同的操作需要不等的时间，因此在相等的时间内会提供不等量的局部产品。因此，要使同一个工人每天总是只从事同一种操作，不同的操作就必须使用不同比例数的工人。例如在活字铸造业中，如果一个铸工每小时能铸2000个字，一个分切工能截开4000个字，一个磨字工能磨8000个字，雇用一个磨字工就需要雇用4个铸工和2个分切工。[269]在这里，又回到了最简单形式的协作原则：同时雇用许多人从事同种工作。但现在这个原则表现为一种有机的关系。因此，工场手工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体工人的不同质的器官简单化和多样化，而且也为这些器官的数量大小，即为从事每种专门职能的工人小组的相对人数或相对量，创立了数学上固定的比例。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在发展社会劳动过程的质的划分的同时，也发展了它的量的规则和比例性。
如果各个不同的局部工人小组之间最合适的比例数，已由经验为一定的生产规模确定下来，那么，只有使每个特殊工人小组按倍数增加，才能扩大这个生产规模。〔注：（39）“既然经验根据每种工场手工业的产品的特殊性质，既表明了把生产分为多少局部操作最为有利，也表明了每一操作所必要的工人人数，那么一切不依照此数的准确倍数经营的企业，就要用较大的费用进行生产……这就是工业企业规模巨大的原因之一。”（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1832年伦敦版第21章第172、173页）〕此外，某些工作，不管规模大些或小些，都可以由同一个人来做。例如，总监督的工作，把局部产品由一个生产阶段运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的工作等等，就是如此。因此，使这些职能独立，或者把它们交给特殊工人，只有在增加雇佣工人人数的情况下，才是有利的，但是这种增加必须立刻在所有小组中按比例实行。
一个小组，即执行同一局部职能的一定数目的工人，是由同质的要素组成的，并且构成总机构的一个特殊器官。但在某些手工工场，这种小组本身就是一个已经组织好了的劳动体，而总机构由这些基本的生产有机体的重复或倍加形成。拿制瓶手工工场为例。这种工场分为三个本质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备阶段：调制玻璃的配料，把砂、石灰等等混合在一起，并把这种混合物熔化为玻璃液。〔注：（40）在英国，熔炉是和对玻璃加工的玻璃炉分开的；但在比利时，同一个炉却用于两个过程。〕最后阶段是把瓶从焙烧炉中取出，分类，包装等等。这两个阶段都使用了不同的局部工人。在这两个阶段之间是真正的玻璃生产即对玻璃液的加工。在玻璃炉的每一个炉口旁都有一个小组在工作。这种小组在英国叫做“炉口”，它由一个制瓶工或精制工、一个吹气工、一个收集工、一个堆积工或研磨工和一个搬入工组成。这5个局部工人形成一个单一的劳动体的5个特殊器官。这个劳动体只有作为一个整体，即只有通过5个人的直接协作才能起作用。如果这个由5个部分构成的躯体少了一个成员，它就瘫痪了。但一个玻璃炉有好几个炉口，例如在英国有4—6个炉口，每个炉口都有一个盛玻璃液的土制坩埚，并且有一个同样由5个成员组成的工人小组。在这里，每个组的组织都直接以分工为基础，而各个同类小组之间的联系则是一种简单的协作，在这种协作下，生产资料之一（这里是玻璃炉）由于共同使用而得到更经济的利用。这种有4—6个小组的玻璃炉，构成一个玻璃作坊；而一个玻璃手工工场有几个这样的作坊，同时还要有生产的最初阶段和最后阶段所需的各种设备和工人。
最后，正如工场手工业部分地由不同手工业结合而成一样，工场手工业又能发展为不同的工场手工业的结合。例如，英国的大玻璃工场自己制造土制坩埚，因为产品的优劣主要取决于坩埚的质量。在这里，制造生产资料的工场手工业同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了。反过来，制造产品的工场手工业，也可以同那些又把它的产品当作原料的工场手工业，或者同那些把它的产品与自己的产品结成一体的工场手工业联合起来。例如，我们看到制造燧石玻璃的工场手工业同磨玻璃业和铸铜业（为各种玻璃制品镶嵌金属）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不同的结合的工场手工业成了一个总工场手工业在空间上多少分离的部门，同时又是各有分工的、互不依赖的生产过程。结合的工场手工业虽有某些优点，但它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工场手工业时期很快就表明减少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是自觉的原则〔注：（41）参看威廉·配第、约·贝勒斯、安·耶伦顿的著作，《东印度贸易的利益》一书以及杰·范德林特的著作。〕，因此也就间或发展了机器的使用，特别是在某些需要大量人力、费力很大的简单的最初的过程。例如，在造纸手工工场很快就采用了粉碎磨来磨碎破布，在冶金业很快就采用了所谓的捣碎磨来捣碎矿石。〔注：（42）16世纪末，法国还使用捣臼和筛子来碎矿石和洗矿。〕[270]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留传下来。〔注：（43）从面粉磨的历史可以探究出机器的全部发展史。直到现在英文还把工厂叫作mill［磨房］。在19世纪最初几十年德国的工艺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Mühle［磨］一词不仅指一切用自然力推动的机器，甚至也指一切使用机器装置的手工工场。〕[271]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自鸣钟这些伟大的发明。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注：（44）“读者在本书第四册12中将会更详细地看到，关于分工，亚·斯密没有提出任何一个新原理。人们把他看作工场手工业时期集大成的政治经济学家，是因为他特别强调分工。他认为机器只起了从属作用，这种说法在大工业初期遭到罗德戴尔的反驳，在往后的发展时期又遭到尤尔的反驳。亚·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同机器的发明混为一谈。在工具的分化中，工场手工业的局部工人自己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机器的发明中，起作用的不是工场手工业工人，而是学者、手工业者甚至农民（如布林德利）等。[272]〕机器在17世纪的间或应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当时的大数学家们创立现代力学提供了实际的支点和刺激。
工场手工业时期所特有的机器始终是由许多局部工人结合成的总体工人本身。一种商品的生产者顺序地完成的、在其全部劳动过程中交织在一起的各种操作，向商品生产者提出各种不同的要求。在一种操作中，他必须使出较大的体力；在另一种操作中，他必须比较灵巧；在第三种操作中，他必须更加集中注意力，等等；而同一个人不可能在相同的程度上具备所有这些素质。在各种操作分离、独立和孤立之后，工人就按照他们的特长分开、分类和分组。如果说工人的天赋特性是分工赖以生长的基础，那么工场手工业一经建立，就会使生来只适宜于从事片面的特殊职能的劳动力发展起来。现在总体工人具备了技艺程度相同的一切生产素质，同时能最经济地使用它们，因为他使自己的所有器官个体化而成为特殊的工人或工人小组，各自担任一种专门的职能。〔注：（45）“因为把工作分成许多种不同的操作，其中每种操作都需要不同程度的技艺和体力，所以手工工场主能够准确地按照每种操作所需要的数量来购买体力和技艺。如果全部工作由一个工人来完成，那么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有足够的技艺来完成最细致的操作，有足够的体力来完成最繁重的操作。”（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第19章）〕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一个肢体，他的片面性甚至缺陷就成了他的优点。〔注：（46）“例如，肌肉的片面发展和骨骼的弯曲等等。〕从事片面职能的习惯，使他变成本能地准确地起作用的器官，而总机构的联系迫使他以机器部件的规则性发生作用。〔注：（47）“一个玻璃手工工场的总经理威·马歇尔先生对一个调查委员会委员提出的关于如何使少年工人保持勤劳的问题，作了很好的回答：“他们不可能忽略自己的工作；他们一开始干，就得干下去；他们好像是一台机器的各个部分。”（《童工调查委员会。1865年第4号报告》第247页）〕
由于总体工人的各种职能有的比较简单，有的比较复杂，有的比较低级，有的比较高级，因此他的器官，即各个劳动力，需要极不相同的教育程度，从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因此，工场手工业发展了一种劳动力的等级制度，与此相适应的是一种工资的等级制度。一方面，单个工人适应于一种片面的职能，终生从事这种职能；另一方面，各种劳动操作，也要适应这种由先天的和后天的技能构成的等级制度。〔注：（48）“尤尔博士在颂扬大工业时，比那些不像他那样有论战兴趣的前辈经济学家，甚至比他的同时代人，如拜比吉（他作为数学家和力学家虽然比尤尔高明，但他实际上只是从工场手工业的观点去理解大工业的），更加敏锐地感觉到工场手工业的特点。尤尔说：“使工人适应于一种特殊的操作是分工的实质。”另一方面，他认为，分工是使“劳动适合于不同的个人才能”，最后，他把整个工场手工业制度说成是“一种按熟练程度分级的制度”，是“按不同熟练程度实行的分工”。（散见尤尔《工厂哲学》第19—23页）〕然而，每一个生产过程都需要有一些任何人都能胜任的简单操作。现在，这一类操作也断绝了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的流动的联系，硬化为专门职能。
因此，工场手工业在它掌握的每种手工业中，造成了一类所谓的非熟练工人，这些工人是手工业生产极端排斥的。如果说工场手工业靠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使非常片面的专长发展成技艺，那么它又使没有任何发展开始成为专长。与等级制度的阶梯相并列，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对后者说来完全不需要学习费用，而对前者说来，由于职能的简化，学习费用比手工业者要低。在这两种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降低了。〔注：（49）“每一个手工业者……能够通过在单项操作上的实践使自己日臻完善……成为更廉价的工人。“（同上，第19页）〕但也有例外，当劳动过程的分解产生了一些在手工业生产中根本没有过的，或者不是在同样大的范围内有过的新的综合的职能时，就是如此。由学习费用的消失或减少所引起的劳动力的相对贬值，直接包含着资本的更大的增殖，因为凡是缩短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的事情，都会扩大剩余劳动的领域。
4．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我们首先考察了工场手工业的起源，接着考察了它的简单要素——局部工人及其工具，最后考察了它的总机构。现在我们简单地叙述一下工场手工业分工和构成一切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的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
单就劳动本身来说，可以把社会生产分为农业、工业等大类，叫做一般的分工；把这些生产大类分为种和亚种，叫做特殊的分工；把工场内部的分工，叫做个别的分工。〔注：（50）“分工开始于各种极其不同的职业的分离，一直发展到有许多工人来制造同一件产品，如在手工工场里那样。”（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173页）“在有一定文明程度的国家中，我们看到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般的分工，它使生产者分为农民、制造业者和商人，这是与国民劳动的三个主要部门相适应的；第二种可以叫作特殊的分工，是每个劳动部门分为许多种……最后，第三种分工可以叫作分职或真正的分工，它发生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在大多数手工工场和作坊都有这种分工。”（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40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4、85页）〕
社会内部的分工以及个人被相应地限制在特殊职业范围内的现象，同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从相反的两个起点发展起来的。在家庭内部，［〔注：（50a）〔第3版注：后来对人类原始状况的透彻的研究，使作者得出结论：最初不是家庭发展为氏族，相反地，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自然形成的原始形式。由于氏族纽带的开始解体，各种各样家庭形式后来才发展起来。[273]——弗·恩·〕〕随后在氏族内部，由于性别和年龄的差别，也就是在纯生理的基础上产生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随着共同体的扩大，人口的增长，特别是各氏族间的冲突，一个氏族之征服另一个氏族，这种分工的材料也扩大了。另一方面，我在前面已经谈到〔注：［67］见本卷第106—107页。——编者注〕，产品交换是在不同的家庭、氏族、共同体互相接触的地方产生的，因为在文化的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不是个人，而是家庭、氏族等等。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这种自然的差别，在共同体互相接触时引起了产品的互相交换，从而使这些产品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没有造成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而是使不同的生产领域发生关系，并把它们转化为社会总生产的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这里，社会分工是由原来不同而又互不依赖的生产领域之间的交换产生的。而在那里，在以生理分工为起点的地方，直接互相联系的整体的各个特殊器官互相分开和分离，——这个分离过程的主要推动力是同其他共同体交换商品，——并且独立起来，以致不同的劳动的联系是以产品作为商品来交换为中介的。在一种场合，原来独立的东西丧失了独立，在另一种场合，原来非独立的东西获得了独立。
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注：（51）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最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他的著作比《国富论》早出版10年，但是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它。这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马尔萨斯的崇拜者甚至不知道，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第一版，除了纯粹夸夸其谈的部分以外，除了抄袭华莱士和唐森两位牧师的著作以外，几乎全部抄袭斯图亚特的著作。〕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但是关于这种对立，我们不在这里多谈。
一定量同时使用的工人，是工场手工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同样，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社会内部分工的物质前提。在这里，人口密度代替了工人在同一个工场内的密集。［〔注：（52）“社会的交往，和劳动产品赖以增加的那种力量结合，都需要一定的人口密度。”（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0页）当工人人数增加时，社会生产力便按工人人数的增加乘以分工的效果的复比而增长。”（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第120页）〕但是人口密度是一种相对的东西。人口较少但交通工具发达的国家，比人口较多但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加密集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例如，美国北部各州的人口比印度的人口更加稠密。〔注：（53）“1861年以来，由于棉花需要量大增[274]，东印度某些人口稠密的地区，靠缩小稻米的生产来扩大棉花的生产。结果部分地区发生了饥荒，因为缺乏交通工具以及由此产生的缺乏物资交流，使一个地区稻米的不足不能由另一地区的供应来弥补。〕
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前提，所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要求社会内部的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相反地，工场手工业分工又会发生反作用，发展并增加社会分工。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生产这些工具的行业也日益分化。〔注：（54）“例如，早在17世纪，织机梭的制造在荷兰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工业部门。〕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这样一种行业，即到目前为止作为主要行业或辅助行业和其他行业联系在一起、并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行业，分离和互相独立的现象就会立即发生。一旦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扩展到某种商品的一个特殊的生产阶段，该商品的各个生产阶段就转化为各种独立的行业。前面已经指出，在制品是一个由局部产品纯粹机械地装配成的整体的地方，局部劳动又可以独立化为特殊的手工业。〔注：［68］见本卷第396—398页。——编者注〕为了使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善，同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其原料的不同，根据同一种原料可能具有的不同形式，而分成不同的有时是崭新的工场手工业。例如，18世纪上半叶，单在法国就织出了100多种不同的丝织品；例如，在阿维尼翁，法律曾规定“每个学徒始终只能从事一种产品的制造，不得同时学几种产品的制造方法”。[275]把特殊生产部门固定在一个国家的特殊地区的地域分工，由于利用各种特点的工场手工业生产的出现，获得了新的推动力。〔注：（55）“英国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不是分成不同的部分或部门，固定在特殊地方，在那里只是或主要是生产一种东西吗?萨默塞特郡不是生产细呢，约克郡不是生产粗呢，埃克塞特不是生产双幅呢，萨德伯里不是生产细哔叽，诺里奇不是生产绉纱，肯德耳不是生产半毛织品，惠特尼不是生产毛毯如此等等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版［第56页］第520节）〕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世界市场的扩大和殖民制度（二者属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一般存在条件），为社会内部的分工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这里，我们不去进一步论证，分工除了扩展到经济领域以外，又怎样扩展到社会的其他一切领域，怎样到处为专业化、专门化的发展，为人的细分奠定基础，以致亚·斯密的老师亚·弗格森曾经叫喊说：“我们成了奴隶民族，我们中间没有自由人”。〔注：（56）“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1767年爱丁堡版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5页。〕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分工，尽管有许多相似点和联系，但二者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区别。在一种内在联系把不同的生产部门连结起来的地方，这种相似点无可争辩地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牧人生产毛皮，皮匠把毛皮转化为皮革，鞋匠把皮革转化为皮靴。在这里，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制品，而最后的完成的形态是他们的特殊劳动的结合产品。此外，还有供给牧人、皮匠和鞋匠以生产资料的各种劳动部门。有人可能象亚·斯密那样，认为这种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区别只是主观的，也就是说，只是对观察者才存在的，因为观察者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场合一眼就可以在空间上看到各种各样局部劳动，而在社会分工的场合，各种局部劳动分散在广大的面上，每个特殊部门都雇用大量的人，因而使这种联系模糊不清。〔注：（57）“亚·斯密说，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中，分工似乎比较显著，因为“各个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工人往往可以聚集在一个工场内，观察者一眼就可看到。相反地，在那些目的在于满足广大居民的主要需要的大工场手工业〈！〉中，各个劳动部门使用的工人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把他们集中在一个工场内”……分工就没有这样显眼”（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1章）。同一章有一段著名的话，开头是：“请看一看文明昌盛的国家最普通的手工业者或短工获得的财产……”随后谈到，无数的多种多样的行业怎样联合起来满足一个普通工人的需要。这段话，几乎逐字逐句抄自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公共利益》的注释（1705年第1版没有注释，1714年版附有注释）。］〕但是，使牧人、皮匠和鞋匠的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各自的产品都是作为商品而存在。反过来，工场手工业分工的特点是什么呢？那就是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注：（58）“但是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作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自己。”（《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1825年伦敦版第25页）这部出色著作的作者，就是前面引证过的托·霍吉斯金。〕变成商品的只是局部工人的共同产品。〔注：（58a）“第2版注：社会分工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种区别对美国人来说已由实际的例证说明了。美国南北战争[8]时期，在华盛顿人们想出了许多新捐税，其中一种是对“一切工业产品”征收6％的税。人们问道：什么是工业产品呢?立法者回答说：一物“当它制成的时候”，就是生产出来了；当它准备出卖的时候，就是制成了。从很多事例中举一个例子来说。纽约和费拉得尔菲亚的手工工场过去“制造”伞以及伞的全部附件。但因为伞是各种完全不同的组成部分的联合体，所以这些部分逐渐成为互不依赖的、在不同地方经营的生产部门的制品。这些生产部门的局部产品，现在都作为独立的商品进入制伞手工工场，制伞手工工场只是把这些产品装配为一个整体。美国人把这种物品称为集合品，作为税的集合点，这种物品理应这样称呼。伞首先“集合了”自己每个部分的价格的6％的税，然后又“集合了”它本身的总价格的6％的税。〕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产品的买卖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内部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中介。工场手工业分工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在工场手工业中，保持比例数或比例的铁的规律使一定数量的工人从事一定的职能；而在商品生产者及其生产资料在社会不同劳动部门中的分配上，偶然性和任意性发挥着自己的杂乱无章的作用。诚然，不同的生产领域经常力求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即满足一种特殊的社会需要，而这种需要的范围在量上是不同的，一种内在联系把各种不同的需要量连结成一个自然的体系；另一方面因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在工场内部的分工中预先地、有计划地起作用的规则，在社会内部的分工中只是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这种自然必然性只能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式的变动中觉察出来，并克服着商品生产者的无规则的任意行动。工场手工业分工的前提是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276]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条件一样。因此，资产阶级意识一方面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时又同样高声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些说成是侵犯资本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独创性”。工厂制度的热心的辩护士们在斥责社会劳动的任何一种普遍组织时，只会说这种组织将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工厂，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中，社会分工的无政府状态和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专制是互相制约的，相反地，在职业的分离是自然发展起来、随后固定下来、最后由法律加以巩固的早期社会形态中，一方面，呈现出一幅有计划和有权威地组织社会劳动的图画，另一方面，工场内部的分工还完全受到排斥，或者只是在很狭小的范围内，或者只是间或和偶然地得到发展。〔注：（59）“下面一点可以订为普遍的规则：社会内部的分工越不受权威的支配，工场内部的分工就越发展，就越从属于一人的权威。因此，在分工方面，工场里的权威和社会上的权威是互成反比的。”（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30、131页[277]）〕
例如，目前还部分地保存着的原始的规模小的印度公社[61]，就是建立在土地公有、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以及固定分工之上的，这种分工在组成新公社时成为现成的计划和略图。这种公社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它们的生产面积从一百英亩至几千英亩不等。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因此，生产本身与整个印度社会以商品交换为中介的分工毫无关系。只有剩余的产品才转化为商品，而且有一部分到了国家手中才转化为商品，从远古以来就有一定量的产品作为实物地租流入国家手中。在印度的不同地区存在着不同的公社形式。形式最简单的公社共同耕种土地，把土地的产品分配给公社成员，而每个家庭则从事纺纱织布等等，作为家庭副业。除了这些从事同类劳动的群众以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首领”，他兼任法官、警官和税吏；一个记账员，登记农业账目，登记和记录与此有关的一切事项；第三个官吏，捕缉罪犯，保护外来旅客并把他们从一个村庄护送到另一村庄；一个边防人员，守卫公社边界防止邻近公社入侵；一个管水员，从公共蓄水池中分配灌溉用水；一个婆罗门，司理宗教仪式；一个教员，在沙土上教公社儿童写字读书；一个专管历法的婆罗门，以占星家的资格确定播种、收割的时间以及对各种农活有利和不利的时间；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制造和修理全部农具；一个陶工，为全村制造器皿；一个理发师，一个洗衣匠，一个银匠，有时还可以看到一个诗人，他在有些公社里代替银匠，在另外一些公社里代替教员。这十几个人的生活由全公社负担。如果人口增长了，就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按照旧公社的样子建立一个新的公社。公社的机构显示了有计划的分工，但是它不可能有工场手工业分工，因为对铁匠、木匠等等来说市场是不变的，至多根据村庄的大小，铁匠、陶工等等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三个。〔注：（60）马克·威尔克斯中校（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要）1810—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118—120页。在1852年伦敦版的乔治·坎伯尔所著《现代印度》一书中，可以看到对印度公社各种形式的出色描写。[278]〕调节公社分工的规律在这里以自然规律的不可抗拒的权威起着作用，而每一个手工业者，例如铁匠等等，在他的工场内按照传统方式完成他职业范围内的一切操作，但是他是独立的，不承认任何权威。这些自给自足的公社不断地按照同一形式把自己再生产出来，当它们偶然遭到破坏时，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建立起来〔注：（61）“从远古以来国内居民就在这种简单形式下……生活。各个村庄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庄有时由于战争、饥荒和瘟疫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弄得荒无人烟，但是同一名称，同一边界，同一利益，甚至同一家族，会维持几百年之久。居民对王国的崩溃或分裂毫不在意；只要村庄保持完整，他们就不问村庄隶属于什么权力，或受哪一个君主统治。村庄内部经济保持不变。”（前爪哇副总督托·斯坦福·拉弗尔斯《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这种公社的简单的生产机体，为揭示下面这个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
前面已经谈判，行会的规章〔注：［69］见本卷第357、394页。——编者注〉〕严格限制一个行会师傅所能雇用的帮工的人数，有计划地阻止了行会师傅变成资本家。同样，行会师傅只能在他本人是师傅的那个手工业中雇用帮工。行会竭力抵制商人资本这种与它对立的、惟一自由的资本形式的任何侵入。商人可以购买任何商品，但是不能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他只许充当手工业产品的定购人。如果外部情况引起进一步的分工，现存的行会就分为几个亚种，或者在原有行会之外建立新的行会，但是各种手工业并不联合在一个工场内。因此，虽然行会组织造成的手工业的分离、孤立和发展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物质存在条件，但行会组织排斥了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总的说来，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还是互相结合的，就象蜗牛和它的甲壳互相结合一样，因而工场手工业的起码基础还不具备，也就是说，生产资料还没有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
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
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现在，单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最低限额的工人人数，要由现有的分工来规定。另一方面，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就必须进一步增加工人人数，而且只能按倍数来增加。但是随着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地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增大。因此，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注：（62）“手工业的细分所必需的资本〈应当说：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现成地存在于社会中是不够的；这个资本还必须在企业主手中积累到足够的数量，使他们能够经营大规模的生产……分工越发展，要固定使用同数工人，就需要把越来越多的资本花费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250、251页）“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正如政治领域内国家权力的集中和私人利益的分化不能分离一样。”（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34页277*]）〕
在工场手工业中，也和在简单协作中一样，执行职能的劳动体是资本的存在形式。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因此，由各种劳动的结合所产生的生产力也就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真正的工场手工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工人服从资本的指挥和纪律，而且还在工人自己中间造成了等级的划分。简单协作大体上没有改变个人的劳动方式，而工场手工业却使它彻底地发生了革命，从根本上侵袭了个人的劳动力。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拉普拉塔各国[279]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毛皮或油脂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特殊的局部劳动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转化为某种局部劳动的自动的工具〔注：（63）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把工场手工业工人叫作“用于局部劳动的……活的自动机”（杜格尔德·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8页）。〕，这样，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人说成只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280]就实现了。〔注：（64）珊瑚的每一个个体实际上都是全群的一个胃脏。但是它供给全群以养料，而不是像罗马贵族那样从全群汲取养料。〕起初，工人因为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个人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就得不到利用。它只有在一种联系中才发挥作用，这种联系只有在它出卖以后，在资本家的工场中才存在。工场手工业工人按其自然的性质没有能力做一件独立的工作，他只能作为资本家工场的附属物展开生产活动。〔注：（65）“精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技艺的工人可以到处工作和谋生，而另一种工人〈工场手工业工人〉只不过是一种附属物，他一离开自己的同事，就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独立性，因此他不得不接受人们认为强加于他是适宜的那种规章。”（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1卷第204页）〕正像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78]，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财产的烙印。
独立的农民或手工业者所发挥（虽然是小规模地）的知识、判断力和意志，——他发挥这些东西，正如未开化的人把全部战争艺术当作他的个人机智来施展一样，——现在只是对整个工场说来才是必要的。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注：（66）“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1页：“一人之所得，可以是他人之所失。”〕工场手工业分工的一个产物，就是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他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简单协作中开始，在工场手工业中得到发展，在大工业中完成。在简单协作中，资本家在单个工人面前代表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工场手工业使工人畸形发展，变成局部工人，大工业则把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生产能力与劳动分离开来，并迫使科学为资本服务。〔注：（67）“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工人彼此分离得很远，知识不是工人用来为自己增加自身的生产力的手段，却几乎到处都与工人相对立……知识成了一种能同劳动分离并同它相对立的工具。”（威·汤普森《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274页）〕
在工场手工业中，总体工人从而资本在社会生产力上的富有，是以工人在个人生产力上的贫乏为条件的。
“无知是迷信之母，也是工业之母。思索和想象会产生错误，但是手足活动的习惯既不靠思索，也不靠想象。因此，在最少用脑筋的地方，工场手工业也就最繁荣，所以，可以把工场看成一部机器，而人是机器的各个部分。”〔注：（68）“亚·弗格森《论市民社会史》第4分册第2部分第280页。〕
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某些手工工场宁愿使用半白痴来从事某些简单的、然而构成工厂秘密的操作。〔注：（69）“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1846年伦敦版第1卷第148页。〕
亚·斯密说：
“大多数人的智力，必然由他们的日常活动发展起来。终生从事少数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智力……他的迟钝和无知就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斯密在描述了局部工人的愚钝以后继续说：
“他的呆板的、单调的生活自然损害了他的进取精神……它甚至破坏了他的身体的活力，使他除了从事他所会的那种局部工作以外，不能精力充沛地持久地使用自己的力量。因此，他在自己的专门职业中的技能是靠牺牲他的智力的、社会的和军事的德性而取得的。但是，在每一个工业的文明的社会中，这是劳动贫民即广大人民群众必然陷入的境地。”〔注：（70）“亚·斯密《国富论》第5篇第1章［第3节］第2项。亚·弗格森曾说明分工的有害后果。作为弗格森的学生，亚·斯密对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一开头就专门把分工歌颂了一番，只是顺便地提到分工是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只是在第五篇论述国家收入时，他才重述了弗格森的见解。关于弗格森、亚·斯密、勒蒙泰和萨伊在批评分工问题上的历史关系，我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把必须说的话都说了，在那里我第一次提到工场手工业分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形式。（卡·马克思《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第122页及以下各页277）〕
为了防止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民群众的完全萎缩，亚·斯密建议由国家来实行国民教育，虽然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亚·斯密著作的法文译者和评注者热·加尔涅——他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自然地成了元老院议员——始终一贯地反对这一点。他认为，国民教育是同分工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实行国民教育会“消灭我们的整个社会制度”。他说：
“像其他一切分工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离〔注：（71）弗格森在《论市民社会史》第281页中就说过：“在这个分工的时代，思维本身可以成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随着社会〈他正确地使用了这个用语来表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它们的国家〉的日益富裕而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确定。像其他任何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结果和未来进步的原因……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并阻止它的自然进程吗？政府应当用一部分国家收入来试图使两类力求分开和分立的劳动混淆和混合起来吗？”〔注：（72）热·加尔涅的译本第5卷第4—5页。〕
某种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甚至同整个社会的分工也是分不开的。但是，因为工场手工业时期大大加深了劳动部门的这种社会分裂，另一方面，因为它以自己特有的分工才从生命的根源上侵袭着个人，所以工场手工业时期也首先给工业病理学提供了材料和刺激力。〔注：（73）帕多瓦临床医学教授拉马志尼1700年发表了自己的著作《论手工业者的疾病》，1777年该书译成法文，1841年又转载在《医学百科全书。第7部分。古典作家》。自然，大工业时期使他的关于工人患病的病例大大增加。参看《一般大城市特别是里昂城工人的生理卫生和精神卫生》，安·路·丰特雷医生编，1858年巴黎版和［罗哈奇］《不同阶层、年龄、性别的人所特有的疾病》（六卷集）1840年乌尔姆版。在1854年，技艺和手工业协会[281]任命了一个工业病理学调查委员会。在“特威克楠经济博物馆”的目录中可以找到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文件的目录。官方的《公共卫生报告》是十分重要的。参看医学博士爱德华·赖希《论人类的退化》1868年埃朗根版。〕
“一个人如果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处死，如果他不应受死刑，对他的分割就叫做谋杀。对劳动的分割就是对民众的谋杀。”〔注：（74）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5年伦敦版第119页。黑格尔对于分工持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观点。他在自己的《法哲学》一书中说：“所谓有教养的人，首先是指那些能够作别人所能作的一切事情的人。”[282]〕
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或者工场手工业，最初是自发地形成的。一旦它得到一定的巩固和扩展，它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意识的、有计划的和系统的形式。真正工场手工业的历史表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分工最初是如何根据经验，好像背着当事人获得适当的形式，但后来是如何像行会手工业那样，力图根据传统把一度找到的形式保持下来，在个别场合甚至把它保持了几百年。这种形式的变化，除了在次要事情上的变化以外，始终只是由于劳动工具的革命。现代工场手工业——在这里我不是指以机器为基础的大工业——或者如在大城市产生的服装工场手工业那样，找到了现成的“诗人的分散的肢体”[125]，只需要把它们从分散状态集合起来；或者，分工的原则十分明显，只需要简单地把手工业生产（例如装订业）的各种操作分配给专门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用不着一个星期的经验，就能找到各种职能所必需的人手之间的比例数。〔注：（75）有一种天真的信念，认为资本家个人在分工方面先验地运用了有发明能力的天才。这种信念只是在如罗雪尔先生那样的德国教授中间还存在着，在罗雪尔看来，分工是从资本家的丘比特式的脑袋中现成地跳出来的，因此他以“各种各样的工资”来酬谢资本家[283]。实行分工的程度取决于钱袋的大小，而不取决于天才的大小。〕
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中的分组和结合，造成了社会生产过程的质的划分和量的比例，从而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工场手工业分工作为社会生产过程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它在当时的基础上只能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中发展起来，——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靠牺牲工人来加强资本（人们把它叫做社会财富，“国民财富”等等）自行增殖的一种特殊方法。工场手工业分工不仅只是为资本家而不是为工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而且靠使各个工人畸形化来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它生产了资本统治劳动的新条件。因此，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历史进步和必要的发展因素，另一方面，它又是文明的、精巧的剥削手段。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它只是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把社会分工一般〔注：（76）“更早的著作家，如配第和《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匿名作者［亨·马丁］，比亚·斯密更肯定地指出了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看成是用同量劳动生产更多商品，从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资本积累的手段。同这种着重量和交换价值的观点截然相反，古典古代的著作家只注重质和使用价值。〔注：（77）“在现代著作家中，只有18世纪的某些著作家如贝卡里亚和詹姆斯·哈里斯是例外，他们在分工问题上几乎只是重复古人的见解。贝卡里亚写道：“每一个人根据切身经验都知道，如果一个人总是把手和智慧用于同种劳动和产品，他就能比那些各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的人更容易、更多、更好地把产品制造出来……因此，为了共同的福利和本身的利益，人就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切扎雷·贝卡里亚《社会经济原理》，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11卷第28页）詹姆斯·哈里斯，即后来以关于他任驻彼得堡大使的《日记》闻名的马姆兹伯里伯爵，在对自己的《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284]（该书后来又转载于《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第3版）的一个附注中说道：“关于社会是一种自然物的全部论证〈即通过“分工”的论证〉都取自柏拉图《理想国》第二册。”〕由于社会生产部门的分离，商品就制造得更好，人的不同志趣和才能为自己选择到适宜的活动范围〔注：（78）例如，《奥德赛》第14卷第228行：“不同的人喜欢从事不同的工作。”阿基洛库斯说过：“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285]见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著作。〕，如果没有限制，在任何地方都作不出重要的事情〔注：（79）“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286]雅典人作为商品生产者，感到自己比斯巴达人高明，因为后者在战时虽然会支配人，但不会支配钱。按照修昔的底斯的记载，伯里克利在号召雅典人进行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演说中说道：“自给自足的人宁可用自己的身体而不用钱来进行战争”（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1篇）。虽然如此，甚至在物质生产上，雅典人的理想仍然是与分工相对立的自给自足，因为“分工产生福利，自给自足还产生独立”。在这里应该注意到，在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287]，没有地产的雅典人还不到5000人。〕。因此，产品和生产者由于分工而得到改善。他们偶尔也提到产品数量的增加，但他们指的只是使用价值的更加丰富。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交换价值，没有想到使商品便宜的问题。这种关于使用价值的观点既在柏拉图那里〔注：（80）“柏拉图从个人需要的多面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来说明共同体内部的分工。他的主要论点是：劳动者应当适应工作，而不是工作应当适应劳动者，如果劳动者同时从事好几种手艺，从而把这种或那种手艺当作副业，那么后一种情况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劳动不能等到从事劳动的人有空时才做，劳动者必须坚持劳动，而不能马马虎虎。这是必要的。由此可见，如果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天生才能，在适当的时间内不做别的工作，而只做一件事，那么他就能做得更多、更出色、更容易。”（《理想国》，拜特尔、奥雷利等人编，第2版第2篇）在修昔的底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册第142篇中也有类似的观点：“同其他任何一种行业一样，航海业是一种技艺，不能在闲暇时候当作副业来做；反过来，其他手艺也不能当作航海业的副业来做。”[288]柏拉图说，如果工作必须等待劳动者，那么生产的紧要时机往往就会被错过，产品就会被糟蹋，“适于劳动的时间就会丧失”。在英国漂白业主反对工厂法规定全体工人在一定时间吃饭的抗议书中，又可以见到柏拉图的这个思想。他们的生产不能迁就工人，因为“焙烧、洗涤、漂白、压平、加光和染色等操作，中断一定的时间就必然有引起损坏的危险……规定全体工人在同一时间吃饭，有时会使贵重的产品因劳动过程未完成而遭受损坏。”哪儿没有柏拉图主义呀！〕，也在色诺芬〔注：（81）色诺芬说，得到波斯国王餐桌上的食物不仅十分光荣，而且这些食物比别的食物更可口得多。“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如同其他手艺在大城市里特别完善一样，国王的食物也是特别精美的。在小城市里，同一个人要制造床、门、犁、桌子；有时还要造房子，如果他能找到使他足以维持生活的主顾，他就很满意了。一个从事这么多种工作的人，是绝不可能把一切都做好的。但在大城市里，每一个人都能找到许多买者，只从事一种手艺就足以维持生活。有时甚至不必从事整个手艺，一个人做男鞋，另一个人做女鞋。有时，一个人只靠缝鞋为生，另一个人只靠切鞋底为生；有的人只裁衣，有的人只缝纫。从事最简单工作的人，无疑能最出色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必然的。烹调的手艺也是这样。”（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第8卷第2章）[289]色诺芬在这里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要达到的质量，虽然他已经知道，分工的规模取决于市场的大小。〕那里占统治地位。前者认为分工是社会分为等级的基础，后者则以他所特有的市民阶级的本能已经更加接近工场内部的分工。在柏拉图的理想国[290]中，分工被说成是国家的构成原则，就这一点说，他的理想国只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与柏拉图同时代的其他人，例如伊索克拉底〔注：（82）“他〈布西里士〉把所有的人分成特殊的种姓……规定同一些人必须始终做同一种工作，因为他知道，经常改变自己职业的人，是什么工作都精通不了的；而始终从事同一职业的人，却能把工作做得非常出色。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在手艺和手工业方面，他们胜过自己的竞争者，尤甚于名手胜过拙工。在用来维持君权和国家制度的机构方面，他们做得如此出色，以致谈到这个问题的著名哲学家对埃及国家制度的赞扬胜过对其他国家制度的赞扬。”（伊索克拉底《布西里士》第7、8章）〕，也把埃及看成是模范的工业国，甚至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看来，它还保持着这种意义。〔注：（83）参看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即在工场手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统治形式的时期，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的充分实现遇到了多方面的障碍。虽然工场手工业，如我们已看到的，除了把工人分成等级以外，还把工人简单地分为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注：［70］见本卷第405—406页。——编者注〕，但是，由于熟练工人具有压倒优势，非熟练工人人数仍然极其有限。虽然工场手工业使特殊操作适应于它的活的劳动器官的年龄、体力和发育的不同程度，从而迫切要求在生产上对妇女和儿童进行剥削，但总的说来，这种倾向由于习惯和男工的反抗而遭到破坏。虽然手工业活动的分解降低了工人的教育费用，从而降低了工人的价值，但较难的局部劳动仍然需要较长的学习时间，甚至在这种学习时间已成为多余的地方，工人仍用心良苦地把它保留下来。例如，我们看到，英国的学习时间定为7年的学徒法，直到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末期还完全有效，大工业才把它们废除。因为手工业的熟练仍然是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同时在工场手工业中执行职能的总机构没有任何不依赖工人本身的客观骨骼，所以资本不得不经常同工人的不服从行为作斗争。我们的朋友尤尔叫喊说：
“人类天性的弱点如此之大，以致工人越熟练，就越任性，越难驾驭，因此，工人不驯服的脾气给总机构造成巨大的损害。”〔注：（84）“尤尔《工厂哲学》第20页。〕
因此，在整个工场手工业时期，都可听到关于工人缺乏纪律的怨言。〔注：（85）这句话，用在英国化用在法国恰当得多；用在法国比用在荷兰恰当。〕即使我们没有当时的著作家的记载，但从16世纪直到大工业时代，资本始终没有能够占有工场手工业工人全部可供支配的劳动时间，各种工场手工业生命短促，它们随着工人由国外迁入或迁往国外而由一国迁到另一国，这些最简单的事实就等于成千上万册的书。我们一再引用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在1770年呼吁说：“必须用这种或那种方法把秩序建立起来。”66年以后，安得鲁·尤尔博士也说道，在以“经院式的分工教条”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还缺乏“秩序”，而“阿克莱建立了秩序”。〔注：［71］见本卷第488页。——编者注〕
同时，工场手工业既不能掌握全部社会生产，也不能根本改造它。工场手工业作为经济上的艺术品，耸立在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的广大基础之上。工场手工业本身的狭隘的技术基础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和它自身创造出来的生产需要发生矛盾。工场手工业最完善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劳动工具本身特别是生产当时已经采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场。尤尔说：
“这种作坊展示了各种程度的分工。钻头、刀具、旋床各有各的工人，这些工人依照他们的熟练程度而分成等级。”[291]
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这一产物，又生产出机器。机器使手工业的活动不再成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因此，一方面，工人终生固定从事某种局部职能的技术基础被消除了。另一方面，这个原则加于资本统治身上的限制也消失了。
[8]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61]古代印度社会是古印度社会典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关系产生的时期。作为生产者集体的村社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与农业相联系的人组成。它相当独立地组织几乎所有地区的以人工灌溉和排水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受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村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把手工业纳入农业生产中。村社的原始形式的特点保持了很久。虽然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出现了财产差异（村社中开始形成阶级），但村社成员的土地优先权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形成以及手工业继续受农业的约束）阻止了村社最后的瓦解。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67、476—478页）。——55、107、413。
[78]“在额上写着它是什么”，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和第9节。——91、99、418。
[125]“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membra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129、397、421、542。
[266]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亚·斯密在其主要著作中所说的制造针的18种操作（见《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巴黎版第1章第13页）。——392。
[267]威·配第关于工场手工业分工的观点．见他的《论人类的增殖》（《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35页）。——397。
[268]指纽伦堡的装配工和钟表匠彼·亨莱思在1510年前后制造出的第一个由弹簧推动的小怀表。——397。
[269]这个例子摘自《各国的工业》1855年伦敦版第202—204页。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83页已有这些数字的摘录。——401。
[270]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10年格丁根版第2卷第198、381—384和386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0—1171页已有关于工艺学的摘录。——403。
[271]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109页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63和1164页有关于水磨的摘录。马克思在1863年1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谈到了有关情况。——403。
[27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第IX笔记本第394、414页、第XIV笔记本第778—77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08—314页。——404。
[273]恩格斯这里援引的是马克思《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407。
[274]1861年以来棉花需求量大增是由于1861—1865年美国的南北战争（见注8）而棉花得不到供应造成的。——409。
[275]马克思这里依据的是约·亨·莫·冯·波珀的《工艺学历史》1807年格丁根版第1卷第413—414页的论述。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X笔记本第1175页。——409。
[276]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omniumcontraomnes）是英国哲学家托·霍布斯的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中的致读者序（《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著作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412。
[277][277*]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2节《分工和机器》。——413、416、419、486。
[278]关于印度公社的情况，马克思依据的不只是这里提到的著作，还有托·拉弗尔斯的著作《爪哇史》1817年伦敦版第1卷第285页的材料。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3年6月14日给恩格斯的信中都引用过拉弗尔斯的《爪哇史》。——414。
[279]拉普拉塔各国指阿根廷、乌拉圭、巴拉圭。——417。
[280]据传说，公元前494年罗马的平民和贵族之间第一次发生了大冲突，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使平民同意和解。他把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平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417。
[281]技艺和手工业协会（SocietyofArtsandTrades）是一个于1754年在伦敦成立的资产阶级慈善性质的教育团体。在19世纪50年代，协会的领导人是阿尔伯特亲王。协会冠冕堂皇地宣布它的宗旨是：“鼓励技艺、手工业和商业”并奖励那些“为贫民提供生计、扩大商业、使国家富足等等的人”。协会为了达到阻挠英国群众性罢工运动的发展和宪章派酝酿成立工人议会的目的，企图充当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调停人。马克思在1854年2月7日写的《蓝皮书。——2月6日的议会辩论。——奥尔洛夫伯爵的使命。——联军舰队的行动。——爱尔兰旅。——关于工人议会的召开》把它称为“技艺和骗术协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第68页）。——420、433、450、841。
[282]见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1840年柏林第2版第247页第187节注（《黑格尔全集》第8卷）。——421。
[283]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421。
[284]《关于幸福的对话》（1741年伦敦版）是《三篇论文》的第三篇，它的作者不是发表《日记和通信》（1844年伦敦版第1—4卷）一书的外交官马姆兹伯里伯爵詹姆斯·哈里斯，而是他的父亲詹姆斯·哈里斯。马克思这里引证的话见《三篇论文》1772年伦敦修订第3版第292页。——422。
[285]阿基洛库斯“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工作中得到乐趣”这句话转引自塞克斯都·思披里柯的著作《反对数学家》第11卷第44页。——423。
[286]“他能做很多工作，但是什么工作都做得不好。”这句话出自荷马《麦尔吉泰斯》，马克思引自伪柏拉图对话篇《阿基比阿德第二》，见编者威·汉密尔顿在《斯图亚特全集》第8卷第311页加的注。——423。
[287]推翻三十僭主的时代是指公元前5世纪末期，古雅典三十寡头恐怖制度被推翻，重新建立了奴隶主民主制。这是雅典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发展时期。——423。
[288]这句话引自柏拉图《理想国》第2册11.370b—c。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也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0页）。——423。
[289]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321页）。——424。
[290]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描述的理想的奴隶制共和国。在这种国家里，自由市民分为三个等级，奴隶不包括在三个等级之内，各等级之间实行严格分工。少数哲学家执行管理职能，军人打仗和保卫市民的生命财产，农民、手工业者为人民生产并提供生活资料。——424。
[291]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21页。——426。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一章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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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协作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注：［61］见本卷第356—358页。——编者注〕。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就生产方式本身来说，例如，初期的工场手工业，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而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
因此，起初只是量上的区别。我们已经看到，一定的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注：［62］见本卷第352页。——编者注〕。工人人数本身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且，就商品价值的生产来说，劳动过程的任何质的变化，看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由价值的性质得出来的。如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对象化为6先令，那么1200个这样的工作日就对象化为6先令×1200。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体现了12个劳动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体现了12×1200个劳动小时。在价值生产上，多数始终只是许多个数的总和。因此对于价值生产来说，1200个工人无论是单独进行生产，还是在同一资本指挥下联合起来进行生产，都不会引起任何差别
不过，在一定限度内还是会发生变化。对象化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平均性质的劳动，也就是平均劳动力的表现。但是平均量始终只是作为同种的许多不同的个别量的平均数而存在的。在每个产业部门，个别工人，彼得或保罗，都同平均工人多少相偏离。这种在数学上叫作“误差”的个人偏离，只要把较多的工人聚集在一起，就会互相抵消，归于消失。著名的诡辩家和献媚者埃德蒙·伯克甚至根据他当租地农场主的实际经验也懂得，只要有5个雇农“这样小的队伍”，劳动的所有个人差别就会消失，因此任意5个成年英国雇农在一起，和其他任何5个英国雇农一样，可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同样多的劳动。〔注：（8）“毫无疑问，由于体力、技巧和勤劳的差别，一个人的劳动价值同另一个人的劳动价值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我完全可以肯定，任何5个人共同提供的劳动量和我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其他5个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等的。这就是说，在这5个人中1人具备优等工人的一切特质，1人是劣等工人，其他3人是中等，接近优等工人或劣等工人。所以，即使在5个人这样小的队伍中，也能发现任何5个人所能提供的全部总量。”（埃·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第15、16页）还可参看凯特勒关于平均的个人的言论。[257]〕无论如何，明显的是，同时雇用的许多工人的总工作日除以工人人数，本身就是一天的社会平均劳动。例如，假定一个人的工作日是12小时。这样，12个同时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就构成144小时的总工作日，虽然这12个工人中每个人的劳动都多少偏离社会平均劳动，因而每个工人做同一件工作所用的时间有多有少，但是每个工人的工作日作为144小时总工作日的1/12，都具有社会平均性质。但是，对于雇用12个工人的资本家来说，工作日是作为12个工人的总工作日而存在的。不管这12个工人是协同地劳动，还是他们劳动的全部联系只在于他们为同一个资本家做工，每个工人的工作日都总是总工作日的一个相应部分。反之，如果这12个工人每两人为一个小业主雇用，那么每个业主能否生产同样的价值量，从而能否实现一般剩余价值率，就是偶然的了。这里就会出现个人偏离。如果一个工人生产一种商品所花费的时间显著地超出社会必需的时间，他的个人必要劳动时间显著地偏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平均劳动时间，那么，他的劳动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就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力不是根本卖不出去，就是只能低于劳动力的平均价值出卖。因此要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劳动熟练程度作为前提，以后我们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找到了衡量这个最低限度的办法〔注：［63］见本卷第633—639页。——编者注〕。不过这个最低限度是会偏离平均水平的，虽然另一方面，劳动力必须按平均价值支付。因此，在6个小业主中间，有人赚到的会高于一般剩余价值率，有人赚到的会低于一般剩余价值率。这些差别就整个社会来说会互相抵消，但是就单个业主来说却不是这样。因此对单个生产者来说，只有当他作为资本家进行生产，同时使用许多工人，从而一开始就推动社会平均劳动的时候，价值增殖规律才会完全实现。〔注：（9）“罗雪尔教授先生声称他发现了，教授夫人雇用的一个女裁缝两天内提供的劳动，比她雇用的两个女裁缝一天内提供的劳动要多。[258]这位教授先生不应该在婴儿室和在没有主要人物——资本家的情况下观察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
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人数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容纳许多人做工的厂房、储藏原料等的仓库、供许多人同时使用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工具、器具等，总之，一部分生产资料，现在是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的。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会增大。20个织布工人用20台织机劳动的房间，必然比一个独立织布者带两个帮工做工的房间大得多。但是，建造一座容纳20个人的作坊比建造10座各容纳两个人的作坊所耗费的劳动要少，因此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单个产品上去的价值组成部分所以较小，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转移的总价值要同时分配在较大量的产品上，部分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同分散的生产资料相比，绝对地说虽然较大，但从它们作用范围来看，相对地说却较小。因此，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降低了，而随着这部分价值的量的减少，商品的总价值也降低了。其结果和商品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变得便宜时所产生的结果一样。生产资料使用方面的这种节约，只是由于许多人在劳动过程中共同消费它们。即使许多人只是在空间上集合在一起，并不协同劳动，这种生产资料也不同于单干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分散的并且相对地说花费大的生产资料，而取得了社会劳动的条件或劳动的社会条件这种性质。一部分劳动资料甚至在劳动过程本身取得这种社会性质以前，就已经取得这种社会性质。
生产资料的节约要从两方面去考察。一方面，它使商品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下降。另一方面，它改变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也就是同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之间的比例。后一点要到本书第三册第一篇[259]才来探讨，为了叙述上的联系，和这里有关的许多问题也留到该篇再谈。分析的进程要求把研究的对象这样分割开来，而这种分割也是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条件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与工人相对立，所以劳动条件的节约也表现为一种与工人无关、因而与提高工人的个人生产率的方法相脱离的特殊操作。
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注：（10）“Concoursdeforces”［“协力”］。（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80页）〕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每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起重物、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注：（11）“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没有许多人手的协作就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总之，凡是许多人手不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爱·吉·韦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第168页）〕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注：（11a）“一吨重的东西，一个人举不起来，10个人必须竭尽全力才能举起来，而100个人只要每个人用一个指头的力量就能举起来。”（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21页）〕
且不说由于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因此，12个人在一个144小时的共同工作日中提供的总产品，比12个单干的劳动者每人劳动12小时或者一个劳动者连续劳动12天所提供的总产品要多得多。〔注：（12）“这时候〈当同样数量的劳动者由一个租地农场主用在300英亩土地上，而不是由10个租地农场主各用在30英亩土地上的时候〉也会因雇工的相对人数较多而具有优越性。除了有实际经验的人，这种优越性是不容易被认识到的。人们自然会说：1∶4等于3∶12；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在收获时期和许多其他类似的紧急工作上，把许多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快。例如，在收获工作上，2人赶车，2人装车，2人传送，2人使耙，其余的人安排在禾堆上或谷仓内，他们一起干完的活要比同样多的人分成组分别在各个农场里所干完的活多一倍。”（［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7、8页）〕这是因为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注：（13）“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260]。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
尽管许多人同时协同完成同一或同种工作，但是每个人的个人劳动，作为总劳动的一部分，仍可以代表劳动过程本身的不同阶段。由于协作，劳动对象可以更快地通过这些阶段。例如瓦匠站成一排，把砖从脚手架的下面传到上面，虽然每个人都做同一件事情，但是这些单个操作构成一个总操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块砖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各个特殊阶段。因此，总体劳动者例如用24只手传砖，比单个劳动者每人都用两只手搬着砖上下脚手架要快。〔注：（14）“此外必须肯定，这种部分的分工在劳动者干同样的活时也能实行。例如，瓦匠手递手地把砖传送到脚手架上去，他们虽然做的是同样的活，但在他们之间仍然存在着一种分工，这种分工表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把砖传送一定的距离，他们共同把砖传到一定的地点，这比每个人单独把砖搬到脚手架上去要快得多。”（弗·斯卡尔培克《社会财富的理论》1839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97、98页）〕劳动对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样的空间。另一方面，例如，如果一座建筑物同时从各个方面动工兴建，尽管协作的人做的是同一或同种工作，那也会发生劳动的结合。144小时的结合工作日可以在空间上从多方面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因为结合劳动者或总体劳动者前前后后都有眼睛和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全能的。这样，144小时结合工作日完成总产品，比只能比较单方面地对劳动对象进行加工的、多少是单干的劳动者的12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要快。产品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同时成长。
我们所以着重指出，许多互相补充的劳动者做同一或同种工作，是因为这种最简单的共同劳动的形式即使在最发达的协作形态中也起着重大作用。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注：（15）“如果问题是要完成一件复杂的劳动，那就必须同时做各种事情。一个人干这个，另一个人干那个，大家合起来将会取得一个人的努力所根本不能达到的结果。一人划船，另一人掌舵，第三人撒网或叉鱼，没有这种协力，捕鱼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78页）〕
在许多生产部门都有紧急时期，即由劳动过程的性质本身所决定的一定时期，在这些时期内必须取得一定的劳动成果。例如剪一群羊的羊毛或收割若干摩尔根的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取决于这种操作是否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并在一定的时间结束。在这里，劳动过程要占用的时间是事先决定了的，正像例如捕鲱鱼的情况一样。一个人只能从一天中分割出一个工作日，例如12小时，但是，例如100个人协作就能把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扩大成一个1200小时工作日。短促的劳动期限可以由在紧要关头投入生产场所的巨大的劳动量来补偿。在这里，能否及时获得成果，取决于是否同时使用许多结合的工作日，成效的大小取决于劳动者人数的多少；但是这种人数总比在同样长的时间内为达到同样效果所需要的单干劳动者的人数要少。〔注：（16）“在紧要关头完成它们〈农业劳动〉有更大的效果。”（［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7页）“在农业上没有比时间因素更重要的因素了。”（李比希《农业的理论与实践》1856年版第23页）〕由于缺少这样的协作，美国西部每年都要损失大量粮食，而在英国的统治已经破坏了旧的公社的东印度地区，每年都要损失大量棉花。〔注：（17）“人们很难想象，在这个劳动输出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也许中国和英国除外）都多的国家里，竟发生了另一种祸害：找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来收摘棉花。结果很大一部分棉花无人收摘，另外一部分是掉在地上以后从地上拣起来的，这部分自然失去了色泽，而且部分已经腐烂。由于在适当的季节缺少人手，植棉者实际上不得不损失很大一部分棉花，而这些棉花正是英国所十分渴望的。（《孟加拉公报。大陆新闻摘要双月刊》1861年7月22日）〕
一方面，协作可以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因此，某些劳动过程由于劳动对象空间上的联系就需要协作；例如排水、筑堤、灌溉、开凿运河、修筑道路、铺设铁路等等。另一方面，协作可以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领域。在劳动的作用范围扩大的同时劳动空间范围的这种缩小，会节约非生产费用（fauxfrais），这种缩小是由劳动者的集结、不同劳动过程的靠拢和生产资料的积聚造成的。〔注：（18）“由于耕作的进步，从前分散用在500英亩土地上的全部资本和劳动（也许还要多），现在集中在100英亩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虽然“同所使用的资本量和劳动量相比，空间是缩小了，但是同从前单个独立生产者占有的或耕种的生产领域相比，生产领域却是扩大了”（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地租》，1831年伦敦版第190、191、199、200页）。〕
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注：（19）“单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但是这些很小的力量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总力量，比这些部分力量的总和要大，因此单是力量的结合就能减少时间和扩大这些力量发生作用的空间。”（乔·里·卡尔利为彼·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196页）〕
既然劳动者不在一起就不能直接地共同工作，既然劳动者集结在一定的空间是他们进行协作的条件，那么，同一个资本，同一个资本家，如果不同时使用雇佣工人，也就是同时购买他们的劳动力，雇佣工人就不能进行协作。因此，在劳动力本身集合在生产过程中以前，这些劳动力的总价值或工人一天、一周等等的工资总额，必须已经集合在资本家的口袋里。一次支付300工人的报酬，即使支付的只是一天的报酬，也比全年一周一周地支付少量工人的报酬需要更多的资本支出。因此，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出多大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
可变资本的情形是这样，不变资本的情形也是这样。例如，拿原料的支出来说，一个雇用300个工人的资本家的支出，是30个各雇用10个工人的资本家中的每一个人的支出的30倍。诚然，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在价值量和物质量方面都不会同雇用的工人人数按同一程度增加，但是它们的增加还是很显著的。因此，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
起初，为了有足够的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从而有足够的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数量，以便使雇主本身摆脱体力劳动，由小业主变成资本家，从而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需要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注：［64］见本卷第357—358页。——编者注〕现在，这个最低限额又表现为使许多分散的和互不依赖的单个劳动过程转化为一个结合的社会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
同样，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的形式上的结果：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资本家，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注：［65］见本卷第359页。——编者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在生产场所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就像在战场上不能缺少将军的命令一样。
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一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一旦从属于资本的劳动成为协作劳动，这种管理、监督和调节的职能就成为资本的职能。这种管理的职能作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了特殊的性质。
首先，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殖〔注：（20）“利润……是经营的惟一目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11页）〕，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就是资本家尽可能多地剥削劳动力。随着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他们的反抗也加剧了，因此资本为压制这种反抗所施加的压力也必然增加。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一种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因而也是由剥削者和他所剥削的原料之间不可避免的对抗决定的〔注：［66］见本卷第873—874页。——编者注〕。同样，随着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雇佣工人相对立的生产资料的规模的增大，对这些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注：（21）英国一家庸人报纸《旁观者》1866年5月26日报道，在曼彻斯特金属丝加工公司实行资本家和工人合伙经营以后，“第一个结果便是材料的浪费突然减少，因为工人理解到，他们没有理由比对待资本家的财产还更厉害地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了黄账以外，材料的浪费大概是工厂亏损的最大原因了”。该报又发现罗奇代尔合作实验[261]的根本缺点是：“这些实验表明，工人组合能够有成效地管理商店、工厂以及几乎一切工业形式，这些实验大大改善了工人本身的状况，但是〈！〉它们却没有给资本家留下明显的位置。”多么可怕啊！〕其次，雇佣工人的协作只是资本同时使用他们的结果。他们的职能上的联系和他们作为生产总体所形成的统一，存在于他们之外，存在于把他们集合和联结在一起的资本中。因此，他们的劳动的联系，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家的计划，在实践中作为资本家的权威，作为他人意志——他们的活动必须服从这个意志的目的——的权力，而和他们相对立。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形式来说是专制的。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正如起初当资本家的资本一达到开始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所需要的最低限额时，他便摆脱体力劳动一样，现在他把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特种的雇佣工人。正如军队需要军官和军士一样，在同一资本指挥下共同工作的大量工人也需要工业上的军官（经理）和军士（监工），在劳动过程中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监督工作固定为他们的专职。政治经济学家在拿独立的农民或独立的手工业者的生产方式同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种植园经济作比较时，把这种监督工作算作非生产费用。〔注：（21a）凯尔恩斯教授在指出“对劳动的监督”是北美南方各州奴隶制生产的主要特点以后，继续说道：“因为农民所有者〈北方的〉得到他的土地的全部产品，所以用不着其他的劳动刺激。在这里完全不需要监督”（凯尔恩斯《奴隶劳力》第48、49页）。〕相反地，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却把从共同的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的、从而对抗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注：（22）善于看出各种生产方式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区别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指出：“为什么大制造业企业破坏家庭手工业呢？难道不是因为前者接近于奴隶劳动的单纯性吗？”（《政治经济学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167、168页）〕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并不是因为他是工业的领导人，相反，他所以成为工业的司令官，因为他是资本家。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正像在封建时代，战争中和法庭裁判中的最高权力是地产的属性一样。〔注：（22a）因此奥古斯特·孔德及其学派本可以像证明资本家老爷的永恒必要性那样，去证明封建老爷的永恒必要性。[262]〕
只要工人作为劳动力的出卖者和资本家进行交易，他就是自己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出卖他所占有的东西，出卖他个人的、单个的劳动力。这种关系，决不因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1个劳动力而是100个劳动力，或者说，他不是和1个工人而是和100个互不相干的工人签订合同，而有所变化。资本家无须让这100个工人协作就能使用他们。因此，他支付的是100个独立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工人作为独立的人是单个的人，他们和同一资本发生关系，但是彼此不发生关系。他们的协作是在劳动过程中才开始的，但是在劳动过程中他们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了。他们一进入劳动过程，便并入资本。作为协作的人，作为一个工作有机体的肢体，他们本身只不过是资本的一种特殊存在方式。因此，工人作为社会工人所发挥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工人置于一定的条件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就无须支付报酬而发挥出来，而资本正是把工人置于这样的条件之下的。因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另一方面，又因为工人在他的劳动本身属于资本以前不能发挥这种生产力，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好像是资本天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
古代亚洲人、埃及人、伊特鲁里亚人等等的庞大建筑[263]，显示了简单协作的巨大作用。
“在过去的时代，这些亚洲国家除了民用的和军事的开支以外，还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可以用于华丽的或实用的建筑。这些国家可以指挥几乎全部非农业人口的手臂，而对这些剩余生活资料的唯一支配权又完全属于君主和僧侣，所以它们有能力兴建那些遍布全国的宏伟纪念物……在移动巨大的雕像和庞大的重物方面，当时的搬运本领令人惊讶，在这方面恣意滥用的几乎全是人的劳动。光有劳动者的人数和他们的努力的集中就够了。我们看到巨大的珊瑚礁从海底升起形成岛屿和陆地，虽然每一个珊瑚虫是渺小的、微弱的、不足道的。亚洲任何一个君主国的非农业劳动者，除了自己个人的体力以外，很少能贡献什么，但是他们的数量就是他们的力量。而指挥这些群众的权力，就产生出这些巨大的建筑。正是由于劳动者赖以生活的那些收入都集中在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手里，才使这一类事业成为可能。”〔注：（23）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77、78页。伦敦和欧洲其他国家首都搜集的古亚述、埃及等等的文物，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见证。〕
亚洲和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的首领等等的这种权力，在现代社会已经转到资本家手里，不管他是单个资本家，还是像在股份公司[264]里那样，是结合资本家。
在人类文化初期，在狩猎民族〔注：（23a）兰盖在他的著作《民法论》中把狩猎称为最初的协作形式，而把对人的狩猎（战争）称为最初的狩猎形式之一，这也许不是不对的。〕中，或者例如在印度公社的农业中，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在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一方面以生产条件的公有制为基础，另一方面，正像单个蜜蜂离不开蜂房一样，以个人尚未脱离氏族或公社的脐带这一事实为基础。这两点使得这种协作不同于资本主义协作。在古代世界、中世纪和现代的殖民地偶尔采用的大规模协作，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大多数以奴隶制为基础。相反，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一开始就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不过，历史地说，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不管是否具有行会形式）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注：（24）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一部分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一部分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生产并存。同时，它们在原始的东方公有制解体以后，奴隶制真正支配生产以前，还构成古典共同体[265]在其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对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来说，资本主义协作不是表现为协作的一个特殊的历史形式，而协作本身倒是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固有的并表示其特征的历史形式。
正如协作发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样，协作本身表现为同单个的独立劳动者或小业主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有形式。这是实际的劳动过程由于隶属于资本而经受的第一个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变化的前提，即在同一个劳动过程中同时雇用人数较多的雇佣工人，构成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这个起点是和资本本身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通过提高劳动过程的生产力来更有利地剥削劳动过程的一种方法。
上面所考察的简单形态的协作，是同规模较大的生产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并不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特殊发展时代的固定的特殊形式。它至多不过在仍然保持手工业性质的初期工场手工业〔注：（25）“难道把许多人的技巧、勤劳和竞争心结合在同一个工作中不是推动这一工作的办法吗？英国难道能用其他方法使自己的羊毛工场手工业达到这样完善的程度吗？”（贝克莱《提问者》1750年伦敦版第56页第521节）〕中，在那种和工场手工业时期相适应的、仅仅由于同时使用的工人数量和所积聚的生产资料的规模才和农民经济有本质区别的大农业中，近似地表现出来。简单协作在那些大规模运用资本而分工或机器还不起重大作用的生产部门，始终是占统治的形式。
虽然协作的简单形态本身表现为同它的更发展的形式并存的一种特殊形式，协作仍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
[257]关于阿·凯特勒的平均的个人的言论，见他的《论人和人的能力之发展，或试论社会物理学》1842年爱丁堡版第9页。——375。
[258]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1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斯图加特一奥格斯堡增订第3版第88—89页。——376。
[259]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章《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恩格斯在审阅《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4版的校样之前，已把这一篇和《资本论》第3冊的第2—4篇完成并准备付印。见恩格斯1890年4月9日给斐·多·纽文胡斯的信。——378、491。
[260]亚里士多德在《尼科马赫伦理学》中把人定义为城市的市民（zoonpoliticon）。“politicon”既有“国家的”涵义，也有“城市的”涵义，因为在古希腊，城市和国家是一回事，它们用同一字{polis）来表示。关于人的定义，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部分也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5页）。——379。
[261]在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的影响下，罗奇代尔城（曼彻斯特北部）的工人在1844年成立了公平先驱社。它最初是一个消费合作社，不久就扩大了，成立了生产合作机构。随着罗奇代尔城先驱社的成立，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合作运动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385。
[262]奥·孔德在其1830—1842年出版的著作《实证哲学教程》中论证了实证论，它是要把科学主要归结为对现存事物即事实上（“实证的”）的东西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察和理解。孔德从自己的社会理想——工人和资本家的和谐——出发，认为任何一种理论活动和实际活动都在于巩固资本主义的制度。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他的观点在法国和其他国家的资产阶级的范围内已经获得广泛的影响。马克思在1866年7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经谈到对孔德的看法。——386。
[263]古代亚洲的庞大建筑。例如亚述尼尼微的庙宇，巴比伦的伊什塔尔城门初中国的长城；在埃及人那里出名的有吉萨的金字塔，在伊特鲁里亚人那里有公元前7—4世纪的庙宇和陵墓。——387。
[264]关于股份公司，在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14章第6节）。——388。
[265]关于古典共同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72页。——388。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十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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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工作日的一部分只是生产出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到现在为止，工作日的这一部分被看作不变量，而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现有的经济发展阶段上，它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在这个必要劳动时间之外，工人还能劳动2小时、3小时、4小时、6小时等。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就取决于这个延长的量。如果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变的，那么相反，整个工作日是可变的。现在假定有一个工作日，它的长度以及它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是已定的。例如ac线a——————————b——c代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ab段代表10小时必要劳动，bc段代表2小时剩余劳动。现在，如果没有ac的进一步延长，或者说不依靠ac的进一步延长，怎样才能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呢？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延长剩余劳动呢？
尽管工作日的界限ac已定，看来bc仍然可以延长，不过不是越过它的终点c（同时也是工作日ac的终点）延长，而是由它的起点b以相反的方向向a端推移而延长。假定在a—————————b′—b——c中，b′—b等于bc的一半，或一个劳动小时。假定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ac中，b移到b′，bc就延长到b′c，剩余劳动就增加了一半，从2小时增加到3小时，虽然工作日仍旧是12小时。但是很明显，如果必要劳动不同时从ab缩短到ab′，从10小时缩短到9小时，要使剩余劳动这样从bc延长到b′c，从2小时延长到3小时是不可能的。必要劳动的缩短要与剩余劳动的延长相适应，或者说，工人实际上一直为自己耗费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要转化为资本家耗费的劳动时间。这里，改变的不是工作日的长度，而是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划分。
另一方面，知道工作日的量和劳动力的价值，显然也就知道剩余劳动量本身。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半先令或6便士，劳动力的日价值是5先令，那么工人每天就必须劳动10小时，才能补偿资本支付给他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才能生产出他每天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的等价物。知道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知道工人劳动力的价值〔注：（1）每天平均工资的价值是由工人“为了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东西决定的。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版第64页）“劳动的价格总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的。”“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能依照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低下的身份和地位，维持他们当中许多人注定会有的大家庭”，那他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工资。（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15页）“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德尔编《全集》第1卷第10页）“生存资料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1815年伦敦版第48页注］〕，知道工人劳动力的价值，也就知道他的必要劳动时间的量。从整个工作日中减去必要劳动时间，就得到剩余劳动的量。12小时减去10小时，还剩2小时，这里看不出，在这种条件下剩余劳动怎么能够延长到2小时以上。当然资本家可以不付给工人5先令，而只付给4先令6便士，或者更少。再生产这4先令6便士价值，有9个劳动小时就够了，这样，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剩余劳动就不是2小时，而是3小时了，剩余价值本身也就从1先令提高到1先令6便士了。但是这个结果的获得，只是由于把工人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价值以下。工人只得到他在9小时内生产的4先令6便士，他所支配的生活资料比以前少1/10，因此，他的劳动力只能有萎缩的再生产。在这里，剩余劳动的延长，只是由于打破剩余劳动的正常界限，剩余劳动的范围的扩大，只是由于侵占了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虽然这种方法在工资的实际运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这里它应该被排除，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力在内，都是按其十足的价值买卖的。既然作了这样的假定，那么劳动力的生产或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不能因为工人的工资低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而减少，而只有当这个价值本身降低时才减少。在工作日长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的延长必然是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而不是相反，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是由于剩余劳动的延长。就我们的例子来说，劳动力的价值必需在实际上降低1/10，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减少1/10，从10小时减到9小时，从而剩余劳动从2小时延长到3小时。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要这样降低1/10，同量的生活资料，从前用10小时生产出来，现在要求用9小时生产出来。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不提高劳动生产力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鞋匠使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内可以做一双皮靴。如果他要在同样的时间内做两双皮靴，他的劳动生产力就必须提高一倍。不改变他的劳动资料或他的劳动方法，或不同时改变这二者，就不能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此，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注：（2）“改进手艺，不外是发现一种新方法，可以比以前用更少的人或者（也就是）用更短的时间制成产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158、159页）“生产费用的节约，不外是用于生产的劳动量的节约。”（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第1卷第22页）〕在研究我们上面考察的那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曾假定生产方式是既定的。而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转化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它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作相对剩余价值。
要使劳动力的价值降低，生产力的提高必须扩展到这样一些产业部门，这些部门的产品决定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它们或者属于日常生活资料的范围，或者能够代替这些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使商品取得最终形式的那种劳动的量，而且还取决于该商品的生产资料所包含的劳动量。例如皮靴的价值不仅取决于鞋匠的劳动，而且还取决于皮革、蜡、线等等的价值。因此，那些为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提供不变资本物质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以及它们的商品相应的便宜，也会降低劳动力的价值。相反，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资料、也不为制造必要生活资料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变得便宜的商品当然只是相应地，即只是按照该商品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中所占的比例，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资料，但只是许多种必要生活资料中的一种。这种商品变得便宜只会减少工人购买衬衫的支出。但是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各种商品、各个特殊产业部门的产品构成的，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价值总是劳动力价值的一个相应部分。劳动力价值随着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而降低，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全部缩短等于所有这些特殊生产部门中这种劳动时间缩短的总和。在这里我们把这个总结果看成好像是每个个别场合的直接结果和直接目的。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注：（3）“如果工厂主通过机器的改良使他的产品增加一倍……他（最终）会获利，不过是由于他可以使工人的衣着更便宜……从而使工人在总收益中所得的份额更小。”（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21年爱丁堡版第168、169页）〕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
这里不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根据已经得出的结果，要作如下的说明。
如果一个劳动小时用金量来表示是6便士或1/2先令，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就会生产出6先令的价值。假定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力的条件下，在这12个劳动小时内制造12件商品；每件商品用掉的生产资料、原料等的价值是6便士。在这种情况下，每件商品花费1先令，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6便士是加工时新加进的价值。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在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中不是生产12件这种商品，而是生产24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每件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9便士，即6便士是生产资料的价值，3便士是最后的劳动新加进的价值。生产力虽然提高一倍，一个工作日仍然同从前一样只创造6先令新价值，不过这6先令新价值现在分散在增加了一倍的产品上。因此分摊在每件产品上的不是这个总价值的1/12，而只是1/24，不是6便士，而是3便士，也就是说，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就每件产品来说，现在加到生产资料上的，不像从前那样是整整一个劳动小时，而是半个劳动小时。现在，这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这个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少于在社会平均条件下生产的大宗同类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每件商品平均花费1先令，或者说，代表2小时社会劳动；在生产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它只花费9便士，或者说，只包含11/2个劳动小时。但是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它的个别价值，而是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它的现实价值不是用生产者在个别场合生产它所实际花费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而是用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如果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按1先令这个社会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他的商品就是超出它的个别价值3便士的出售，这样，他就实现了3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对他来说，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现在表现为24件商品，而不是过去的12件商品。因此，要卖掉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他就需要有加倍的销路或大一倍的市场。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的商品只有降低价格，才能获得较大的市场。因此，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卖10便士，这样，他从每件商品上仍然赚得1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对于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总会这样提高，不管他的商品是不是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是不是参加劳动力的一般价值的决定。因此，即使撇开后面这种情况，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
然而，甚至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也是靠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相应延长。〔注：（3a）“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在他的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49、50页）〕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是10小时，或者说，劳动力的日价值是5先令，剩余劳动是2小时，因而每日生产的剩余价值是1先令。但我们的资本家现在是生产24件商品，每件卖10便士，或者说，一共卖20先令。因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等于12先令，所以142/5件商品只是补偿预付的不变资本。十二小时工作日表现为其余的93/5件商品。因为劳动力的价格＝5先令，所以6件产品表现必要劳动时间，33/5件产品表现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比在社会平均条件下是5∶1，而现在是5∶3。用下列方法也可以得到同样结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价值是20先令。其中12先令属于只是再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因此，剩下的8先令是体现一个工作日的价值的货币表现。这个货币表现比同类社会平均劳动的货币表现要多，因为12小时的同类社会平均劳动只表现为6先令。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但是我们的资本家仍然和从前一样，只用5先令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工人现在要再生产这个价值，用不着像过去那样需要10小时，只要71/2小时就够了。这样，他的剩余劳动就增加了21/2小时，他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可见，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地所做的，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场合所做的。但是另一方面，当新的生产方式被普遍采用，因而比较便宜地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它的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消失的时候，这个超额剩余价值也就消失。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家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注：（4）“如果我的邻人以少量的劳动生产出许多的东西，从而能卖得便宜，那我也就必须设法和他卖得一样便宜。所以每一种能用较少人手的劳动，从而用较低的费用来生产的技艺、方法和机器，都会在别人身上引起一种强制和竞争，使他们或者也采用同样的技艺、方法或机器，或者去发明类似的东西，这样，大家都会处于同等的地位，谁也不能比邻人卖得便宜。”（［亨·马丁］《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1720年伦敦版第67页）〕因此，只有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以致使属于必要生活资料范围、从而构成劳动力价值要素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才会最终受到这一整个过程的影响。
商品的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劳动力的价值也是这样，因为它是由商品价值决定的。相反，相对剩余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它随着生产力提高而提高，随着生产力降低而降低。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一个十二小时社会平均工作日总是生产6先令的价值产品，而不管这个价值额以怎样的比例分割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力的日价值，从5先令下降到3先令，那么剩余价值就从1先令增加到3先令。为了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从前需要10个劳动小时，现在只要6个劳动小时。有4个劳动小时空了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因此，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注：（5）“如果同时取消对工业的限制，工人的开支按怎样的比例减少，他的工资就会按怎样的比例减少。”（《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1753年伦敦版第7页）“工业的利益要求谷物和一切食品尽可能便宜；凡是会使谷物和食品昂贵的事，必然也会使劳动昂贵……凡工业不受限制的国家，食品的价格必然影响劳动的价格。如果生活必需品便宜了，劳动的价格必定下降。”（同上，第3页）“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按同一比例下降。虽然机器使生活必需品便宜了，但是也使工人便宜了。”（《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1834年伦敦版第27页）〕
商品的绝对价值本身，是生产商品的资本家所不关心的。他关心的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在出售时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自然就包含着预付价值的补偿。因为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而商品价值的降低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过程使商品便宜，并使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提高，所以这就揭开了一个谜：为什么只是关心生产交换价值的资本家，总是力求降低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之一魁奈用来为难他的论敌、而后者至今还没有回答的那个矛盾。魁奈说：
“你们认为，在工业产品的生产中，只要不损害生产，越能节省费用或昂贵的劳动，这种节省就越有利，因为这会降低产品的价格。尽管如此，你们又认为，由工人劳动创造的财富的生产，在于增大他们产品的交换价值。”〔注：（6）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第188、189页）〕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通过发展劳动生产力来节约劳动〔注：（7）“这些投机家非常节约他们必须支付报酬的工人劳动。”（比多《大生产工具引起的工业技术和商业中的垄断》1828年巴黎版第13页）“企业主总是会竭力节省时间和劳动。”（《杜格尔德·斯图亚特全集》，威·汉密尔顿爵士编，1855年爱丁堡版第8卷《政治经济学讲义》第318页）“他们〈资本家〉所关心的是尽可能增大他们所雇用的工人的生产力。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而且几乎完全集中在提高这种生产力上。”（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第3卷［第39页］）〕，目的绝不是为了缩短工作日。它的目的只是为了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工人在他的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1小时内例如会生产出等于过去10倍的商品，从而每件商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只是过去的1/10，这绝不能阻止他仍旧得劳动12小时，并且在12小时内生产1200件商品，而不是以前的120件商品。他的工作日甚至还可能延长，以致他现在要在14小时内生产1400件商品等等。因此，在麦克库洛赫、尤尔、西尼耳这一类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在这一页可以读到，工人应当感谢资本发展了生产力，因为这种发展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在下一页接着就会读到，工人为了表示这种感谢，以后必须劳动15小时，以代替原来的10小时。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展劳动生产力的目的，是为了缩短工人必须为自己劳动的工作日部分，以此来延长工人能够无偿地为资本家劳动的工作日的另一部分。在商品没有变便宜的情况下，究竟能在多大的程度上达到这个结果，我们在下面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各种特殊的生产方法时，就可以看到。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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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在这一章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再生产或维持劳动力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是一个已知的不变的量。
在这个前提下，知道剩余价值率，同时也就知道一个工人在一定的时间内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量。例如，如果必要劳动每天是6小时，表现为金额3先令或1塔勒，那么，1塔勒就是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或者说，是购买一个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其次，如果剩余价值率是100％，那么，这1塔勒的可变资本就生产1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工人每天提供6小时的剩余劳动量。
但是，可变资本是资本家同时使用的全部劳动力的总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一个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目。因此，在已知劳动力价值的情况下，可变资本的量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成正比。如果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1塔勒，那么，每天要剥削100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100塔勒的资本，要剥削n个劳动力，就必须预付n塔勒的资本。
同样，如果1塔勒的可变资本，即一个劳动力的日价值，每天生产1塔勒的剩余价值，那么，100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100塔勒的剩余价值，n塔勒的可变资本每天就生产1塔勒×n的剩余价值。可见，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工人一个工作日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乘以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又因为在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一个工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由此就得出如下第一个规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预付的可变资本量乘以剩余价值率，或者说，是由同一个资本家同时剥削的劳动力的数目与单个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之间的复比例决定的。〔注：［55］在作者亲自校订过的法文版中，这个原理的后一部分表述如下：“或者说，等于一个劳动力的价值乘以该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再乘以同时使用的劳动力的总数。”——编者注〕
因此，如果我们用M表示剩余价值量，用m表示一个工人每天平均提供的剩余价值，用v表示购买一个劳动力每天预付的可变资本，用V表示可变资本的总数，用k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用a'/a（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表示一个平均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用n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我们就得出：
M＝
┏┃┃┃┗（m/v）×V
k×（a'/a）×n
这里继续假定，不仅一个平均劳动力的价值不变，而且一个资本家所使用的工人已经化为平均的工人。也有例外的情况，就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与受剥削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长，但这时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是不变的了。
因此，在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生产上，一种因素的减少可以由另一种因素的增加来补偿。如果可变资本减少，同时剩余价值率却按同一比例提高，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仍然不变。按照以前的假定，如果一个资本家每天要剥削100个工人，必须预付100塔勒，而剩余价值率如果是50％，那么，这100塔勒的可变资本就提供5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100×3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或者说，工作日不是从6小时延长到9小时，而是从6小时延长到12小时，那么减少了一半的可变资本50塔勒，也同样提供5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50×6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可见，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按比例的提高来抵偿，或者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工作日的按比例的延长来抵偿。因此在一定限度内，资本所能榨取的劳动的供给，并不取决于工人的供给。〔注：（202）这个基本规律看来是庸俗经济学的先生们所不知道的。他们与阿基米德相反，认为在需求和供给决定劳动的市场价格这一点上，发现了一个不是使世界运动而是使世界静止的支点。250〕反过来说，如果剩余价值率降低了，那么，只要可变资本量或雇用的工人人数按比例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仍然不变。
但是，靠提高剩余价值率或延长工作日来补偿工人人数或可变资本量的减少，是有不能超越的界限的。无论劳动力的价值如何，无论维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2小时还是10小时，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总价值，总是小于24个劳动小时所对象化的价值，如果这24个对象化劳动小时的货币表现是12先令或4塔勒，那就总是小于12先令或4塔勒。我们前面假定，要再生产劳动力本身，或者说，要补偿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价值，每天需要6个劳动小时。根据这个假定，500塔勒的可变资本，使用500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100％，或工作日为12小时的时候，每天生产500塔勒的剩余价值，或6×500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100塔勒的资本，每天使用100个工人，在剩余价值率为200％，或工作日为18小时的时候，只生产200塔勒的剩余价值量，或12×100个劳动小时的剩余价值量。它的总价值产品，即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加剩余价值，在任何一天都决不能达到400塔勒或24×100个劳动小时的数额。平均工作日（它天然总是小于24小时）的绝对界限，就是可变资本的减少可以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或者说，就是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可以由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的提高来补偿的绝对界限。这个非常明白的第二个规律，对于解释资本要尽量减少自己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即减少转化为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的趋势（以后将谈到这种趋势）所产生的许多现象，是十分重要的，而这种趋势是同资本要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量的另一趋势相矛盾的。反过来说，如果所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增加了，或可变资本量增加了，但是它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降低不成比例，那么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就会减少。
第三个规律是从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这两个因素而得出来的。如果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已定，劳动力价值或必要劳动时间量已定，那么不言而喻，可变资本越大，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也就越大。如果工作日的界限及其必要部分的界限已定，那么，一个资本家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显然就只取决于他所推动的劳动量。但根据以上假设，他所推动的劳动量取决于他所剥削的劳动力的数量，或他所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的人数又是由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量决定的。因此，在剩余价值率和劳动力价值已定的情况下，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同预付的可变资本量成正比。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家把他的资本分成两部分。他把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这是他的资本的不变部分。他把另一部分转化为活的劳动力，这一部分形成他的可变资本。在同一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资本划分为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比例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内，这一比例是随着生产过程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结合的变化而变化的。但是，无论一定量的资本是怎样分为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无论后者与前者之比是1∶2或是1∶10，还是1∶x，刚才确定的规律都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根据前面的分析，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再现在产品价值中，但是并不加入新形成的价值产品〔注：［56］见本卷第232—244页。——编者注〕。使用1000个纺纱工人，当然比使用100个纺纱工人需要更多的原料、纱锭等等。但是不管这些待追加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提高，降低，还是不变，也不管是大是小，都不会对推动这些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的价值增殖过程有任何影响。因此，上面确认的规律就具有这样的形式：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的量成正比。
这一规律同一切以表面现象为根据的经验显然是矛盾的。每个人都知道，就所使用的总资本两个部分各占的百分比来说，纺纱厂主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多，可变资本较少，面包房老板使用的可变资本较多，不变资本较少，但前者获得的利润或剩余价值并不因此就比后者少。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矛盾，还需要许多中项，就像从初等代数的角度来看，要了解0/0可以代表一个真实的量需要很多中项一样。尽管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表述过这一规律，但是它却本能地坚持这一规律，因为这个规律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古典经济学企图用强制的抽象法把这个规律从现象的矛盾中拯救出来。以后〔注：（203）详见第四册[251]。〕我们会看到，李嘉图学派[72]是怎样被这块拦路石绊倒的。“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252]的庸俗经济学，在这里也像在其他各处一样，抓住了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253]。它与斯宾诺莎相反，认为“无知就是充足的理由”[254]。
我们可以把社会总资本每天所使用的劳动看成一个惟一的工作日。例如，假设工人人数为100万，一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日为10小时，那么社会工作日就是1000万小时。在这个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不管它的界限是由生理条件还是由社会条件决定，只有工人人数即工人人口增加，剩余价值量才能增加。在这里，人口的增加形成社会总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数学界限。反之，在人口数量已定时，这种界限就由工作日的可能的延长来决定。〔注：（204）“社会的劳动,即用在经济上的时间,表现为一个定量,比如说,100万人每人每天10小时，或1000万小时……资本的增长是有限度的。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这个限度就是用在经济上的时间的实际数量。”（《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47、49页）〕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这个规律只适用于以上所考察的剩余价值形式。
从以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考察中可以看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相反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单个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手中有一定的最低限额的货币或交换价值。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就是为取得剩余价值全年逐日使用的一个劳动力的成本价格。如果这个工人自己占有生产资料，并且满足于工人的生活，那么只要有再生产他的生活资料的必要劳动时间，比如说每天8小时，对他来说就够了。因而他也只需要够8个劳动小时用的生产资料。但是，资本家还要工人除这8小时外再进行比如说4小时剩余劳动，这样，他就需要一个追加的货币额，来购置追加的生产资料。按照我们的假设，他必须使用两个工人，才能靠每天占有的剩余价值来过工人那样的生活，即满足他的必要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产的目的就只是维持生活，不是增加财富；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增加财富是前提。为了使他的生活只比一个普通工人好一倍，并且把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再转化为资本，他就必须把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和工人人数都增加为原来的8倍。诚然，他自己也可以和他的工人一样，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这时他就不过成了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成了“小业主”。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高度，就要求资本家能够把他充当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占有从而控制他人的劳动，用来出售这种劳动的产品。〔注：（205）“租地农场主不能指靠自己的劳动，如果他这样做，我认为他会受到损失。他的事务应该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否则粮食打不干净，工钱很快就浪费了；他还必须监督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的篱笆；他必须查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么别处就难免有疏忽。”（［约·阿巴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1773年伦敦版第12页）这本书非常有趣，从中可以研究“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或他明确地称之为“商人租地农场主”的起源，可以听到这种租地农场主在那些主要是为生存而挣扎的“小租地农民”面前是怎样自我吹嘘的。“资本家阶级最初是部分地、最后是完全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1852年赫特福德版第3讲第39页）〕中世纪的行会力图用强制的办法防止手工业师傅转化为资本家，限定一个师傅可以雇用的劳动者的人数不得超过一个极小的最高限额。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在这里，也像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255]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注：（205a）现代化学上应用的、最早由洛朗和热拉尔科学地阐明的分子说，正是以这个规律作基础的。〔第3版补注：这个注释对于不大懂化学的人来说是不十分明了的。所以我们对它作如下的解释：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是最初由沙·热拉尔在1843年命名的碳氢化合物的“同系列”，其中每一个系列都有自己的代数组成式。例如：烷烃系列是CnH2n+2；正醇系列是CnH2n+2O；正脂肪酸系列是C2H2nO2以及其他等等。在上面的例子中，CH2在分子式中单纯的量的增加，每次都形成了一个不同质的物体。关于洛朗和热拉尔在确定这个重要事实上的贡献（马克思对他们的贡献估计过高），可参看柯普《化学的发展》1873年慕尼黑版第709、716页和肖莱马《有机化学的产生及其发展》1879年伦敦版第54页。——弗·恩·〕〕
单个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要蛹化为资本家而必须握有的最低限度价值额，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如柯尔培尔时代的法国和直到目前的德意志若干邦就是这样。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注：（206）马丁·路德把这种机构称为“垄断公司”。[256]〕］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前驱。
我们不详细谈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生产过程的进行中的变化，也不谈资本本身的更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只着重指出少数要点。
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注：［57］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
其次，资本发展成为一种强制关系，迫使工人阶级超出自身生活需要的狭隘范围而从事更多的劳动。作为他人辛勤劳动的制造者，作为剩余劳动的榨取者和劳动力的剥削者，资本在精力、贪婪和效率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一切以直接强制劳动为基础的生产制度。
资本起初是在历史上既有的技术条件下使劳动服从自己的。因此，它并没有直接改变生产方式。所以我们上面所考察的、单靠延长工作日这种形式的剩余价值的生产，看来是与生产方式本身的任何变化无关的。它在旧式面包业中和在现代棉纺业中同样有效。
如果我们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注：［58］见本卷第207—208页。——编者注〕，那么工人并不是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而只是把它当作自己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的手段和材料。例如在制革厂，工人只是把皮革当作自己的劳动对象。他不是鞣资本家的皮。可是，只要我们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考察生产过程〔注：［59］见本卷第226—228页。——编者注〕，情形就不同了。生产资料立即转化为吮吸他人劳动的手段。不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了。不是工人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生产活动的物质要素来消费，而是生产资料把工人当作自己的生活过程的酵母来消费，并且资本的生活过程只是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运动。夜间停止不用、不吮吸活劳动的熔炉和厂房，对资本家说来是一种“纯粹的损失”。〔注：［60］见本卷第302—304页。——编者注〕因此，熔炉和厂房就造成了要劳动力“做夜工的要求”。货币单纯地转化为生产过程的物质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就使生产资料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法权和强制权。最后还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并成为其特征的这种颠倒，死劳动和活劳动、价值和创造价值的力之间的关系的倒置，是如何反映在资本家头脑的意识中的。在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叛乱时期，“佩斯利的一家棉麻纺纱厂（卡莱尔父子公司，这是苏格兰西部资格最老、声誉最好的公司之一，它自1752年开办以来，世世代代由同一家族经营）的老板”，这位非常有学识的绅士，在1849年4月25日《格拉斯哥每日邮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注：（207）《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9页。〕。标题是《换班制度》，其中有一段天真可笑的话：
“现在让我们看看，把劳动时间由12小时缩减到10小时会产生怎样的祸害……这些祸害‘合计起来’给工厂主的前途和财产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如果他〈即他的“人手”〉以前工作12小时，而现在限制为10小时，那就等于他的企业内每12台机器或12个纱锭缩减为10台机器或10个纱锭，如果工厂被卖掉，那它们就只能按10来计价。于是全国每家工厂的价值都会减少六分之一。”〔注：（208）同上，第60页。工厂视察员斯图亚特本人是一个英格兰人，他与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相反，已完全为资本主义思维方式所俘虏。他把这封信附在他的报告中，并明确地指出，这“是某一位采用换班制度的工厂主所写的最有用的一封信，它特别可以用来消除对这种制度的偏见和疑虑”。］〕
在苏格兰西部这个世袭的资本的头脑中，生产资料即纱锭等的价值同它们的自行增殖或每天吞下他人一定量的无偿劳动的资本属性这样紧密地溶合在一起，以致卡莱尔公司的老板真的以为，在出卖工厂时，要支付给他的不仅是纱锭的价值，而且还有它们的价值增殖，不仅是包含在纱锭内的劳动或生产同种纱锭所必需的劳动，而且还有借助于纱锭每天从佩斯利的健壮的西苏格兰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正因为如此，他才认为，如果工作日缩短两小时，每12台纺纱机的出售价格就会缩减为每10台的出售价格！
[72]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1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79、356、590。
[25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851页。——356。
[252]“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这句话出自法国海军上将马莱—迪庞的一封信（见《马莱—迪庞的回忆录和书信。法国革命史》1851年巴黎版第2卷第197页）。这句话流传很广，也有人认为是达来朗说的。这句话是针对那些没有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吸取任何教训的保皇党人而言。——356。
[253]关于庸俗经济学抓住现象的外表来反对现象的规律，见马克思1868年7月11日给璐·库格曼的信，以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0—921页。——356。
[254]巴·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增补）中说，无知并不是充足的论据。这句话是针对那些对抱有憎侣主义目的论的自然观的代表人物说的，他们认为“上帝意志”是一切现象的原因的原因，他们进行论证的惟一的手段就是求助于对其他原因的无知。——356。
[255]乔·威·弗·黑格尔关于量变到质变的观点，见他的《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3卷）。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在这里引用黑格尔的观点描述手工业师傅变成资本家的情况。
恩格斯在本页脚注（2Q5a）以及后来的《反杜林论》中根据化学过程阐述了量变到质变的辩证发展。——358。
[256]马·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见《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著作集第六部》1589年维滕贝格版第296页。——358、864。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八章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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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工作日
1．工作日的界限
我们已经假定劳动力是按照它的价值买卖的。它的价值，和其他各种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如果工人平均一天生活资料的生产需要6小时，那么工人平均每天就要劳动6小时来逐日生产他的劳动力，或者说，再生产出他出卖劳动力得到的价值。这样，他的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就是6小时，因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是一个已定量。但是由此还不能确定工作日本身的量。
我们用a——————b线表示必要劳动时间的持续或长度，假定是6小时。再假定劳动分别超过ab线1小时、3小时、6小时不等，我们就得到3条不同的线：
工作日I工作日II
a——————b—ca——————b———c
工作日III
a——————b——————c
这3条线表示三种不同的工作日：七小时工作日、九小时工作日和十二小时工作日。延长线bc表示剩余劳动的长度。因为工作日等于ab＋bc，即ac，所以它随着变量bc一同变化。因为ab是已定的，所以bc与ab之比总是可以计算出来的。它在工作日I中是1/6，在工作日II中是3/6，在工作日III中是6/6。又因为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比率决定剩余价值率，所以已知这两段线之比，就可以知道剩余价值率。就上述三种不同的工作日来说，剩余价值率分别等于162/3％、50％和100％。相反，仅仅知道剩余价值率，却不能断定工作日的长度。例如，假定剩余价值率是100％，可是工作日可以是8小时、10小时、12小时等等。这个剩余价值率只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即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是同样大的，但并不表明每一部分各有多大。
所以，工作日不是一个不变量，而是一个可变量。它的一部分固然是由不断再生产工人本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它的总长度随着剩余劳动的长度或持续时间而变化。因此，工作日是可以确定的，但是它本身是不定的。〔注：（35）“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约翰·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1770年伦敦版第73页）〕
另一方面，工作日虽然不是固定的量，而是流动的量，但是它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变动。不过它的最低界限是无法确定的。当然，假定延长线bc或剩余劳动＝0，我们就得出一个最低界限，即工人为维持自身而在一天当中必须从事必要劳动的那部分时间。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要劳动始终只能是工人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此，工作日决不会缩短到这个最低限度。可是工作日有一个最高界限。它不能延长到超出某个一定的界限。这个最高界限取决于两点。第一是劳动力的身体界限。一个人在24小时的自然日内只能支出一定量的生命力。正像一匹马天天干活，每天也只能干8小时。这种力每天必须有一部分时间休息、睡觉，人还必须有一部分时间满足身体的其他需要，如吃饭、盥洗、穿衣等等。除了这种纯粹身体的界限之外，工作日的延长还碰到道德界限。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的和社会的需要，这种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因此，工作日是在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之内变动的。但是这两个界限都有极大的弹性，有极大的变动余地。例如我们看到有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16小时、18小时的工作日，也就是有各种各样长度的工作日。
资本家按照劳动力的日价值购买了劳动力。劳动力在一个工作日内的使用价值归资本家所有。因此，资本家有权要工人在一日之内为他做工。但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注：（36）这个问题比罗伯特·皮尔爵士向伯明翰商会提出的有名的问题“什么是一镑？”不知要重要多少。皮尔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只是因为他和伯明翰的“小先令派”[191]一样，不理解货币的本质。〕当然比一个自然的生活日短。短多少呢？关于这个极限，即工作日的必要界限，资本家有他自己的看法。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注：（37）“资本家的任务是：靠所支出的资本来取得尽量多的劳动量。”（让·古·库尔塞尔-塞讷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1857年巴黎第2版第62页）〕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工人劳动的时间就是资本家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时间。〔注：（38）“每天损失一个劳动小时，会给一个商业国家造成莫大的损害。”“我国的劳动贫民大量地消费奢侈品；制造业中的平民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消费自己的时间——这是各种消费中最有害的一种消费。”（［约翰·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7页和第153页）〕如果工人利用他的可供支配的时间来为自己做事，那他就是偷窃了资本家。〔注：（39）“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自由短工，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尼·兰盖《民法论》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466［、467］页）〕
可见，资本家是以商品交换规律作根据的。他和任何别的买者一样，力图从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取得尽量多的利益。但是，突然传来了在疾风怒涛般的生产过程中一直沉默的工人的声音：
我卖给你的商品和其他的普通商品不同，它的使用可以创造价值，而且创造的价值比它本身的价值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你才购买它。在你是资本价值的增殖，在我则是劳动力的过多的支出。你和我在市场上只知道一个规律，即商品交换的规律。商品不归卖出商品的卖者消费，而归买进商品的买者消费。因此，我每天的劳动力归你使用。但是我必须依靠每天出卖劳动力的价格来逐日再生产劳动力，以便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如果撇开由于年老等等原因造成的自然损耗不说，我明天得像今天一样，在体力、健康和精神的正常状态下来劳动。你经常向我宣讲“节俭”和“节制”的福音。好！我愿意像个有理智的、节俭的主人一样，爱惜我唯一的财产——劳动力，不让它有任何荒唐的浪费。我每天只想在它的正常耐力和健康发展所容许的限度内使用它，使它运动，转变为劳动。你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就能在一天内使用掉我三天还恢复不过来的劳动力的量。你在劳动上这样赚得的，正是我在劳动实体上损失的。使用我的劳动力和劫掠我的劳动力完全是两回事。如果在劳动量适当的情况下一个中常工人平均能活30年，那你每天支付给我的劳动力的价值就应当是它的总价值的1/365×30或1/10950。但是如果你要在10年内就消费尽我的劳动力，可是每天支付给我的仍然是我的劳动力总价值的1/10950，而不是1/3650，那就只支付了我的劳动力日价值的1/3，因而每天就偷走了我的商品价值的2/3。你使用三天的劳动力，只付给我一天劳动力的代价。这是违反我们的契约和商品交换规律的。因此，我要求正常长度的工作日，我这样要求，并不是向你求情，因为在金钱问题上是没有温情可言[192]。你可能是一个模范公民，也许还是禁止虐待动物协会的会员，甚至还负有德高望重的名声，但是在你我碰面时你所代表的那个东西的里面是没有心脏跳动的。如果那里面仿佛有什么东西在跳动的话，那不过是我自己的心。我要求正常的工作日[193]，因为我和任何别的卖者一样，要求得到我的商品的价值。〔注：（40）1860-1861年，伦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把工作日缩短到9小时，当时他们的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声明，这项声明同我们这位工人的辩护词几乎完全一样。声明讽刺地指出，一位最贪婪的“建筑业老板”——某个莫·佩托爵士——享有“德高望重的名声”。（这位佩托在1867年以后得到了和施特鲁斯堡一样的结局！）〕
我们看到，撇开弹性很大的界限不说，商品交换的性质本身没有给工作日规定任何界限，因而没有给剩余劳动规定任何界限。资本家要坚持他作为买者的权利，他尽量延长工作日，如果可能，就把一个工作日变成两个工作日。另一方面，这个已经卖出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给它的买者规定了一个消费的界限，并且工人也要坚持他作为卖者的权利，他要求把工作日限制在一定的正常量内。于是这里出现了二律背反，权利同权利相对抗，而这两种权利都同样是商品交换规律所承认的。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所以，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上，工作日的正常化过程表现为规定工作日界限的斗争，这是全体资本家即资本家阶级和全体工人即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
2．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工厂主和领主
资本并没有发明剩余劳动。凡是社会上一部分人享有生产资料垄断权的地方，劳动者，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都必须在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追加超额的劳动时间来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生产生活资料〔注：（41）“那些劳动的人……实际上既养活那些称为富人的领年金者，也养活自己。”（埃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1800年伦敦版第2、3页）〕，不论这些所有者是雅典的贵族，伊特鲁里亚的神权政治首领，罗马的市民，诺曼的男爵，美国的奴隶主，瓦拉几亚的领主，现代的地主，还是资本家〔注：（42）尼布尔在他的《罗马史》中非常天真地指出：“像伊特鲁里亚人的那种建筑，虽然仅存遗迹，但仍令人惊异；这样的建筑，无庸讳言，在小〈！〉国是以奴隶主和奴隶的存在为前提的。”西斯蒙第说得深刻得多：“布鲁塞尔的花边”是以雇主和雇工的存在为前提的。〕。但是很明显，如果在一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中占优势的不是产品的交换价值，而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剩余劳动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围的限制，而生产本身的性质就不会造成对剩余劳动的无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谋取具有独立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地方，即在金银的生产上，才有骇人听闻的过度劳动。在那里，累死人的强迫劳动是过度劳动的公开形式。这只要读一读西西里的狄奥多鲁斯的记载就可以知道［〔注：（43）“这些不幸者〈在埃及、埃塞俄比亚和阿拉伯之间的金矿中做工的人〉不仅总是肮脏不堪，而且不得不赤身露体，谁看到他们，都不能不同情他们的悲惨命运。在这种地方，对于老弱病残和妇女没有任何的照顾和怜悯。所有的人都在皮鞭的逼迫下不断地做工，直到死亡才结束他们的痛苦和贫困生活。”（狄奥多鲁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第3卷第13章［第258、260页］）〕］。但是在古代世界，这只是一种例外。不过，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而这个市场又使它们的产品的外销成为首要利益，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暴行之上，再加上过度劳动的文明暴行。因此，在美国南部各州，当生产的目的主要是直接满足本地需要时，黑人劳动还带有一种温和的家长制的性质。但是随着棉花出口变成这些州的切身利益，黑人所从事的有时只要7年就把生命耗尽的过度劳动，就成为一种事事都要加以盘算的制度的一个因素。问题已经不再是从黑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有用产品，现在的问题是要生产剩余价值本身了。徭役劳动，例如多瑙河两公国的徭役劳动，也有类似的情形。
把多瑙河各公国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和英国工厂对剩余劳动的贪欲比较一下特别有意思，因为徭役制度下的剩余劳动具有独立的、可以感觉得到的形式。
假定工作日由6小时必要劳动和6小时剩余劳动组成。在这种情况下，自由工人每周为资本家提供6×6小时即36小时的剩余劳动。这和他每周为自己劳动3天，又为资本家白白地劳动3天，完全一样。但是这种情形是觉察不出来的。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融合在一起了。因此，我也可以用另外的说法来表示同样的关系，例如说工人在每分钟内为自己劳动30秒，为资本家劳动30秒，等等。而徭役劳动就不是这样。例如瓦拉几亚的农民为维持自身生活所完成的必要劳动和他为领主所完成的剩余劳动在空间上是分开的。他在自己的地里完成必要劳动，在主人的领地里完成剩余劳动。所以，这两部分劳动时间是各自独立的。在徭役劳动形式中，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截然分开。这种表现形式上的差别，显然丝毫不会改变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间的量的比率。每周3天的剩余劳动，无论是叫作徭役劳动还是叫作雇佣劳动，对劳动者自己来说始终是没有形成等价物的3天劳动。不过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贪欲表现为渴望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而领主的贪欲则较简单地表现为直接追求徭役的天数。〔注：（44）以下所述，是指罗马尼亚各州在克里木战争后发生政变[163]以前的情形。〕
在多瑙河两公国，徭役劳动是同实物地租和其他农奴制义务结合在一起的，但徭役劳动是交纳给统治阶级的最主要的贡赋。凡是存在这种情形的地方，徭役劳动很少是由农奴制产生的，相反，农奴制倒多半是由徭役劳动产生的。〔注：（44a）〔第3版注：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德国，特别是易北河以东的普鲁士。在15世纪，德国的农民虽然几乎都要担负一定的实物贡赋和劳役，但是除此之外，他们至少在事实上是自由的人。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地的德国移民，甚至在法律上被认为是自由人。贵族在农民战争中的胜利，结束了这种状况。不但战败的德国南部的农民又沦为农奴，而且从16世纪中叶以后，东普鲁士、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自由农民，以及紧跟着还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自由农民也都降到了农奴的地位。（毛勒《德国领主领主庄园、农户和农户制度史》［1863年埃朗根版］第4卷［第552-523、530页］。麦岑《1866年以前普鲁士国家疆域内的土地和农业关系》，汉森《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公国农奴制》）——弗·恩·〕〕罗马尼亚各州的情形就是这样。那里原来的生产方式是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的，但这种公有制不同于斯拉夫的形式，也完全不同于印度的形式。一部分土地是自由的私田，由公社成员各自耕种，另一部分土地是公有地，由公社成员共同耕种。这种共同劳动的产品，一部分作为储备基金用于防灾备荒和应付其他意外情况，一部分作为国家储备用于战争和宗教方面的开支以及公社的其他开支。久而久之，军队和教会方面的头面人物侵占了公有地，从而也就侵占了花在公有地上的劳动。自由农民在公社土地上的劳动变成了为公社土地掠夺者而进行的徭役劳动。于是农奴制关系随着发展起来，但这只是就事实而言，不是就法律而言，直到后来，要解放全世界的俄罗斯才借口废除农奴制而把这种农奴制用法律固定下来。1831年俄国将军基谢廖夫颁布的徭役劳动法，当然是由领主们口授的。俄罗斯由此一举征服了多瑙河两公国的贵族，并博得了整个欧洲的自由派白痴们的喝采。
按照这个称为“组织规程”[194]的徭役劳动法，瓦拉几亚的每个农民除交纳详细规定的大量实物贡赋之外，还必须为所谓土地所有者完成：1．12个一般工作日；2．1个田间工作日；3．1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一年共14日。不过，因为制定该法令的人谙熟政治经济学，所以规定的不是通常意义的工作日，而是生产某种平均日产品所必需的工作日，而这个平均日产品又规定得非常狡猾，连塞克洛普在24小时之内也完成不了。因此，“组织规程”本身以道地的俄罗斯式讽刺的露骨语言解释说，12个工作日应该理解为36日体力劳动的产品，一个田间工作日应理解为3日，一个搬运木材的工作日也应理解为3日。合计是42日徭役。此外还要加上所谓“Jobagie”，就是当地主在生产上有特殊需要时所服的劳役。每个村每年要按照人口的多寡出一定人力为领主服这种徭役。每个瓦拉几亚的农民估计要担负14日这种额外徭役劳动。这样，规定的徭役劳动每年就有56个工作日。在瓦拉几亚，由于气候不好，每年只有210日可以从事农活。其中有40日是星期天和节日，平均还有30日坏天气，加起来就去掉了70日。剩下的只有140个工作日。徭役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是56/84或662/3％，这表明剩余价值率比英国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的劳动的剩余价值率要小得多。但这只是法定的徭役劳动。“组织规程”比英国的工厂立法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精神，易于让人规避它自己的规定。它除了把12日变成56日之外，又把56日徭役中每日的名义上的劳动定额规定得非拖到以后的日子去完成不可。例如一日的锄草定额，特别是玉米地的锄草定额，实际上要加倍的时间才能完成。某些农活的法定的一日劳动定额，甚至可以解释成所谓这一日是从5月开始一直到10月为止。对于摩尔多瓦，规定更加苛刻。有一个为胜利所陶醉的领主喊道：
“‘组织规程’规定的12日徭役，等于一年365日！”〔注：（45）详见埃·雷尼奥《多瑙河两公国政治社会史》1855年巴黎版［第305页及以下几页］。〕
如果说，通过一项项条文使对剩余劳动的贪欲合法化的多瑙河两公国“组织规程”是这种贪欲的积极表现，那么，英国的工厂法是这种贪欲的消极表现。英国的工厂法是通过国家，而且是通过资本家和地主统治的国家所实行的对工作日的强制的限制，来节制资本无限度地榨取劳动力的渴望。即使撇开一天比一天更带威胁性地高涨着的工人运动不说，也有必要对工厂劳动强制地进行限制，正像有必要用海鸟粪对英国田地施肥一样。同是盲目的掠夺欲，在后一种情况下使地力枯竭，而在前一种情况下使国家的生命力遭到根本的摧残。英国的周期复发的流行病和德法两国士兵身长的降低，都同样明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注：（46）“一般说来，一个生物体超过它的同类的平均长度，这在某种限度内表示这个生物体的强健。如果人的发育由于自然条件或社会条件而受到妨害，人体就会缩小。在欧洲所有实行征兵制的国家里，自从实行这种制度以来，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长和整个应征条件都降低了。法国在革命（1789年）以前，步兵身长的最低标准是165厘米，1818年（根据3月10日的法令）是157厘米，根据1832年3月21日的法令是156厘米。在法国，应征者平均有一半以上因身长不够和体质孱弱而被淘汰；在萨克森，1780年军人的身长标准是178厘米，目前是155厘米。在普鲁士目前是157厘米。根据1862年5月9日《巴伐利亚报》刊载的迈耶尔博士的报告，普鲁士按9年平均计算，每1000个应征者当中有716人不合格：其中317人因身长不够，399人因体质孱弱……1858年，柏林就没有征足兵额，差156人。”（尤·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1862年第7版第1卷第117、118页）〕
1850年制定的现行（1867年）工厂法[195]规定，一周平均每个工作日为10小时，即一周的前5天为12小时，从早晨6时至晚上6时，其中包括法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和一小时午饭时间，做工时间净剩101/2小时；星期六为8小时，从早晨6时至午后2时，其中有半小时早饭时间。每周净剩60小时，前5天为101/2小时，星期六为71/2小时。〔注：（47）关于1850年工厂法的历史，将在本章以后的段落叙述。〔注：［①］见本卷第338—341页。——编者注〕〕[196]为了监督这项法律的执行，设置了专门的官员，即工厂视察员，直属内务部，他们的报告由议会每半年公布一次。这些报告不断地提供关于资本家对剩余劳动贪欲的官方统计材料。
让我们听一听这些工厂视察员的报告吧。〔注：（48）英国从大工业产生到1845年这段时期，我只在某些地方提到，有关情况，请读者阅读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莱比锡版）。1845年以后发表的工厂视察员报告、矿山视察员报告等等，都说明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精神了解得多么深刻；把他的著作和过了18—20年以后才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1867年）的官方报告稍加比较就可以看出，他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详细入微的描写是多么令人惊叹。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所谈的恰好是1862年以前尚未实施工厂法的那些工业部门的情形，其中有一些部门直到现在还没有实施工厂法。因此，恩格斯所描写的状况在这些部门内并没有受外部影响而发生多大变化。我所举的例子主要属于1848年以后的自由贸易时期，也就是不学无术而又像孚赫[197]那样吹牛的自由贸易论贩子们神话般地向德国人大吹特吹的那个极乐时期。——这里所以把英国摆在首要地位，只是因为英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代表，而且对于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来说，只有英国才有不断公布的官方统计材料。〕
“进行欺骗的工厂主在早晨6点前1刻就开工，有时还要早些，有时稍晚些，晚上6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他把名义上规定的半小时早饭时间前后各侵占5分钟，一小时午饭时间前后各侵占10分钟。星期六下午到2点过1刻才收工，有时稍早些，有时还要晚些。这样他就赚到：
早6时前………………
晚6时后………………
早饭……………………
午饭……………………
15分钟
15分钟
10分钟
20分钟
5日共计：300分钟
60分钟
星期六
早6时前………………
早饭……………………
下午2时后……………
15分钟
10分钟
15分钟
日共计：340分钟
60分钟
〔注：
旧版末行没有“60分钟”的总计。中文二版里多出，但作为总计，应为40分钟。——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就是说，每周多出来5小时40分钟，每年以50个劳动周计算（除掉2周作为节日或因故停工），共为27个工作日。”〔注：（49）《工厂视察员伦·霍纳先生的建议》，载于《工厂法》（根据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第4、5页）〕
“每个工作日比标准时间延长5分钟，一年就等于21/2个生产日。”〔注：（50）《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6年10月为止的半年》第35页。〕“这里捞一点时间，那里捞一点时间，一天多出一小时，一年12个月就变成13个月了。”〔注：（51）《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4月30日》第9、10页。〕
在危机时期，生产中断，“开工不足”，每周只开工几天。这当然不影响延长工作日的欲望。营业越不振，就越要从已有的营业中取得更大的利润。开工的时间越少，就越要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工厂视察员关于1857—1858年的危机时期报告说：
“在生意这样不景气的时候还有过度劳动现象，人们也许会认为是矛盾的；可是生意不景气却刺激那些无所顾忌的人去犯法。他们这样就保证自己能取得额外利润……”伦纳德·霍纳说：“我的管区有122家工厂倒闭，143家停工，所有其余的工厂也都开工不足，但是就在这个时期，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仍然存在。”〔注：（52）同上，第10页。〕豪威耳先生说：“虽然大多数工厂由于营业不振只开半工，但我和以前一样仍旧接到同样多的控告，说由于侵占法定的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工人每天被夺去半小时或3刻钟。”〔注：（53）同上，第25页。〕
在1861年至1865年的可怕的棉业危机时期，也发生了同样的现象，不过规模比较小。〔注：（54）《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1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见附录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7、52、53页。1863年的下半年违法事件又增多。参看《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63年10月31日为止的半年》第7页。〕
“如果我们在吃饭时间或者在其他违法时间查到有的工人在做工，有人有时就出来辩解，说工人怎样也不愿意离开工厂，要他们停止工作〈擦洗机器等等〉，非得使用强制办法不可，特别在星期六下午更是如此。其实，在机器停止转动以后仍然有‘人手’留在工厂里，那只是因为在早晨6时至晚上6时的法定劳动时间内没有拨出时间让他们干这类事情。”〔注：（55）《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10月31日》第23页。根据工厂主在法庭上的供词，他们工厂的工人狂热地反对工厂劳动的任何中断，关于这一点，有下列奇闻为证。1836年6月初，迪斯伯里（约克郡）的治安法官接到控告，说巴特里附近有8个大工厂的厂主违反了工厂法。其中有几位先生雇用12—15岁的儿童5人，迫使他们从星期五早晨6点一直劳动到星期六下午4点，除了吃饭和半夜一小时睡眠外，不让有任何休息。这些孩子在那种叫作“再生毛料洞”的小屋里一连劳动30小时，他们在那里把破旧毛织物撕成碎片，洞里弥漫着灰尘和毛屑，连成年工人都要经常用手帕捂着嘴来保护自己的肺！这些被告先生虽然没有发誓（他们这些贵格会会士都是谨小慎微的信教者，是不发誓的），但是硬说他们怀有怜悯之心，本来允许这些可怜的孩子睡4个小时，但是这些固执的孩子偏偏不肯睡！这几位贵格会会士先生被判处罚金20镑。德莱登对这些贵格会会士颇有先见之明，他写道：
“狐狸装出一副
道貌岸然的面孔，
它不敢发誓，
一味妖言惑众，
它一双贼眼四处探索，
佯作忏悔者的神情，
它想破戒，
不先祈祷一番，不成！”[198]〕
“看来，靠超过法定时间的过度劳动获得额外利润，对许多工厂主来说是一个难于抗拒的巨大诱惑。他们指望不被发觉，而且心中盘算，即使被发觉了，拿出一笔小小的罚款和诉讼费，也仍然有利可图。”〔注：（56）《工厂视察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34页。〕“如果额外时间是在一天之内零敲碎打地偷窃来的，那么，视察员要想找出违法的证据就会遇到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注：（57）同上，第35页。〕
资本“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的这种行为，又被工厂视察员叫作“偷占几分钟时间”〔注：（58）同上，第48页。〕，“夺走几分钟时间”〔注：（59）同上。〕，工人中间流行的术语，叫作“啃吃饭时间”。〔注：（60）同上。〕
我们看到，在这种气氛中，剩余价值由剩余劳动形成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有一位很可敬的工厂主对我说：如果你允许我每天只让工人多干10分钟的话，那你一年就把1000镑放进了我的口袋。”〔注：（61）同上。〕“时间的原子就是利润的要素。”〔注：（62）《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6页。〕
在这一点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们把那些全天劳动的工人叫作“全日工”，把13岁以下的只准劳动6小时的童工叫作“半日工”〔注：（63）这个术语无论在工厂或工厂报告中，都取得了正式的公民权。〕。在这里，工人不过是人格化的劳动时间。一切个人之间的区别都化成“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199]了。
3．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以上我们考察了这样一些部门中延长工作日的欲望，对剩余劳动的狼一般的贪婪，在这些部门中，无限度的压榨，正如一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说，比西班牙人对美洲红种人的暴虐有过之而无不及〔注：（64）“工厂主贪得无厌，他们追逐利润时犯下的暴行，同西班牙人征服美洲追逐黄金时犯下的暴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114页）这本书的理论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概论的一种，在当时有它独到之处，如关于商业危机的论述就是一例。至于历史部分，则是无耻地从莫·伊登爵士的《贫民的状况》（1797年伦敦版）中抄来的。〕，因此，资本终于受到法律的约束。现在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些生产部门，在那里，直到今天，或者直到不久以前，还在毫无拘束地压榨劳动力。
“1860年1月14日，郡治安法官布罗顿先生在诺丁汉市会议厅主持的一次集会上说，从事花边生产的那部分城市居民过着极其贫穷痛苦的生活，其困苦程度是文明世界的其他地方所没有见过的……9岁到10岁的孩子，在大清早2、3、4点钟就从肮脏的床上被拉起来，为了勉强餬口，不得不一直干到夜里10、11、12点钟。他们四肢瘦弱，身躯萎缩，神态呆痴，麻木得象石头人一样，使人看一眼都感到不寒而栗。马利特先生和别的工厂主起来抗议讨论这类事情，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这种制度，正像蒙塔古·瓦尔皮牧师所描写的那样，是无拘无束的奴隶制，是社会、肉体、道德和智力方面的奴隶制……如果一个城市竟举行公众集会，请求把男子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8小时，那我们将作何感想呢！……我们抨击弗吉尼亚和卡罗来纳的种植园主。然而，他们买卖黑奴、鞭笞黑奴、贩卖人肉的行为，比起为资本家的利益而制造面纱和硬领的过程中发生的那种慢性杀人的暴行，难道更可恶吗？”〔注：（65）1860年1月17日的伦敦《每日电讯》。〕
斯塔福德郡的陶器业，在最近22年来，曾三度成为议会调查的对象。调查的结果，第一次见斯克里文先生1841年向“童工调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第二次见奉枢密院[200]医官命令公布的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部分第102—103页），最后一次见朗格先生1863年的报告，载于1863年6月15日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201]在这里，就我的任务来说，只要从1860年和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一些受剥削的儿童本人的证词就够了。根据儿童的情况也就可以推知成年人的情况，特别是少女和妇女的情况。同这一工业部门比较起来，棉纺业之类的部门还算是很愉快很卫生的职业呢。〔注：（66）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49—251页。[202]〕
威廉·伍德，9岁，“从7岁零10个月就开始做工”。一直是“运模子”（把已经入模的坯子搬到干燥房，再把空模搬回来）。他每周天天早晨6点上工，晚上9点左右下工。“我每周天天都干到晚上9点钟。例如最近七八个星期都是这样。”就是说，一个7岁的孩子竟劳动15小时！约·默里，12岁，他说：
“我干的是运模子和转辘轳。我早晨6点钟上工，有时4点钟上工。昨天，我干了一整夜，一直干到今天早晨6点钟。我从前天夜里起就没有上过床。除我以外，还有八九个孩子昨天都干了一整夜。除了一个没有来，其余的孩子今天早晨又都上工了。我一个星期挣3先令6便士（1塔勒5格罗申）。我整整干了一夜，也没多得到一个钱。上星期我就整整干了两夜。”
费尼霍夫，10岁，他说：
“我不总是能够得到十足一小时的吃饭时间，而往往只有半小时，每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都是这样。”〔注：（67）《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证词第16、19、18页。〕
格林豪医生指出，在特伦特河畔的斯托克和在沃尔斯坦顿这两个陶业区，人的寿命特别短。20岁以上的男子从事陶业生产的，在斯托克区虽然只占36.6％，在沃尔斯坦顿只占30.4％，但是在这类年龄的男子死亡人数中，死于胸腔病的陶工在斯托克区占一半以上，在沃尔斯坦顿区约占2/5。在汉利行医的布思罗伊德医生说：
“陶工一代比一代矮，一代比一代弱。”
另一个医生麦克贝恩先生也说：
“我在陶工中间行医25年了，我发觉这个阶级在身长和体重方面显著退化。”
以上这些证词是从格林豪医生1860年的报告〔注：（68）《公共卫生。第3号报告》第102、104、105页。〕中摘录的。
下面我们从几个调查委员1863年的报告中摘录几段。北斯塔福德郡医院主任医生阿利奇说：
“陶工作为一个阶级，不分男女……代表着身体上和道德上退化的人口。他们一般都是身材矮小，发育不良，而且胸部往往是畸型的。他们未老先衰，寿命不长，迟钝而又贫血；他们常患消化不良症、肝脏病、肾脏病和风湿症，表明体质极为虚弱。但他们最常患的是胸腔病：肺炎、肺结核、支气管炎和哮喘病。有一种哮喘病是陶工特有的，通称陶工哮喘病或陶工肺结核。还有侵及腺、骨骼和身体其他部分的瘰疬病，患这种病的陶工占2/3以上。只是由于有新的人口从邻近的乡村地区补充进来，由于同较为健康的人结婚，这个地区的人口才没有发生更严重的退化。”
不久前还是该医院外科医生的查理·帕森斯先生在给调查委员朗格的信中写道：
“我所能说的只是我个人的观察，并没有什么统计材料作根据。但是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每当我看到这些为满足父母和雇主的贪心而牺牲了健康的不幸孩子们的时候，我的愤慨一次又一次地涌上心头。”
他列举陶工患病的种种原因，最后指出，最重要的原因是“劳动时间过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希望：
“一个在全世界人们的心目中占有如此卓越地位的行业，不能再容忍这种可耻的现象：它依靠工人的劳动和技巧，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但伴随而来的是，工人身体退化，遭受种种折磨，早期死亡。”〔注：（69）《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24、22页和第XI页。〕
这里所说的英格兰陶器业的情况，也适用于苏格兰的陶器业。〔注：（70）同上，第XLXII页。〕
火柴制造业是从1833年发明用木梗涂磷的办法之后出现的。自1845年起，它在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并由伦敦人口稠密的地区传到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布里斯托尔、诺里奇、纽卡斯尔、格拉斯哥等地，它同时也使牙关锁闭症蔓延到各地。维也纳的一位医生早在1845年就发现这种病是火柴工人的职业病。工人中有一半是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谁都知道，这种制造业有害健康，令人生厌，所以只有工人阶级中那些最不幸的人，饿得半死的寡妇等等，才肯把“衣衫褴褛、饿得半死、无人照管、未受教育的孩子”〔注：（71）《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第LIX页。〕送去干这种活。在委员怀特1863年询问过的证人当中，有270人不满18岁，40人不满10岁，10人只有8岁，5人只有6岁。工作日从12到14或15小时不等，此外还有夜间劳动，没有固定的吃饭时间，而且多半是在充满磷毒的工作室里吃饭。如果但丁还在，他会发现，他所想象的最残酷的地狱也赶不上这种制造业中的情景。
在壁纸工厂中，粗糙的壁纸用机器印刷，精致的壁纸用手工印刷。生产的旺季是从10月初到第二年4月底。在这段时期内，劳动往往从早晨6时一直持续到晚上10时，甚至到深夜，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耶·李奇说：
“去年〈1862年〉冬天，19个女孩子中，有6个因为劳动过度，害了病，不能上工。为了不让她们打瞌睡，我必须对她们大声喊叫。”威·达菲说：“孩子们往往疲倦得睁不开眼睛，其实，我们自己往往也是如此。”约·莱特伯恩说：“我13岁……去年冬天我们干到晚上9点，前年冬天干到晚上10点。去年冬天我的脚有伤，差不多每天晚上都疼得哭起来。”乔治·阿斯普登说：“我这个孩子7岁的时候，我就常常背着他在雪地里上下工，他常常要做16个钟头的工！……当他在机器旁干活的时候，我往往得跪下来喂他饭，因为他不能离开机器，也不能把机器停下来。”曼彻斯特一家工厂的股东兼经理斯密斯说：“我们〈他是指那些为“我们”做工的“人手”〉一直做工，中间不停下来吃饭，所以一天101/2小时的活到下午4点半就干完了，以后的时间都是额外时间〔注：（72）不要把这种时间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剩余劳动时间。这些先生把101/2小时的劳动看作正常工作日，因而其中包含正常的剩余劳动。在此之外是“额外时间”，它的报酬稍高一些。往后我们就会知道，在所谓正常日中使用劳动力，报酬是低于价值的，所以“额外时间”不外是资本家用来榨取更多的“剩余劳动”的诡计；而且，即使对“正常日”中使用的劳动力确实支付了足够的报酬，情况仍然是一样的。〕。〈难道这位斯密斯先生在这101/2小时内也不吃一顿饭吗？〉我们〈还是那位斯密斯〉很少在晚上6点以前停工〈他是指停止消费“我们的”劳动力这些机器〉，所以我们〈又是克里斯平[203]〉实际上整年都有额外时间……在过去18个月当中，无论孩子或成年人〈152个儿童和18岁以下的少年，140个成年人〉平均每周至少要干7天零5小时即781/2小时。在今年〈1863年〉5月2日以前的6周内，平均时间更长了，每周达8天即84小时！”
还是这位如此爱用君主口吻以“我们”自称〔注：［①］在欧洲一些国家，君主在正式场合用“我们”来代替“我”。——编者注〕的斯密斯先生，微笑着补充说：“机器劳动是轻松的。”采用手工印刷的工厂主却说：“手工劳动比机器劳动要合乎卫生。”但是工厂主先生们全都愤愤不平地反对“至少在吃饭时间使机器停下来”的建议。巴勒区（伦敦）一家壁纸厂的经理奥特利先生说道：
“要是法律准许的劳动时间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9点，对我们〈！〉倒很合适，可是工厂法规定的时间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这对我们〈！〉可不合适……在午饭时间我们的机器总是停下来〈何等宽宏大量！〉。这样做在纸张和颜料方面不会造成大不了的损失。”接着他满怀同情地补充说：“但是，我可以理解，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是人们所不喜欢的。”
委员会的报告坦率地认为，某些“大公司”担心丧失时间，即担心丧失占有他人劳动的时间，并从而“丧失利润”。这不能成为“充足的理由”，让13岁以下的儿童和不满18岁的少年在长达12—16小时的时间内“丧失”吃午饭的时间，或者像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羊毛加肥皂水，给机轮上油等等那样，把午饭仅仅当作劳动资料的辅助材料在生产过程进行中加给他们。〔注：（73）《童工调查委员会。1863年》，证词第123、124、125、140页和第LXIX页。〕
在英国，没有一个工业部门像面包业（刚刚兴起的机制面包业不算在内）那样，直到今天还保持着如此古老的、只有从罗马帝国时代的诗人作品里才可以看到的纪元前的生产方式。不过，前面已经说过，资本起初并不关心它所征服的劳动过程的技术性质。起初，它是遇到什么样的劳动过程就采用什么样的劳动过程。〔注：［49］见本卷第216—217页。——编者注〕
面包掺假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尤其在伦敦更为厉害。这种现象，最先是由下院“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1855—1856年）和哈索尔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一书揭发出来的。〔注：（74）把明矾磨成细粉，或与盐混合，这是一种常见的商品，名为“面包素”。[204]〕揭发的结果是1860年8月6日颁布了“防止饮食品掺假”法，这是一项无效的法律，因为它对每个企图靠买卖假货“赚正当钱”的自由贸易者当然是极端宽容的。〔注：（75）大家知道，煤烟是碳的一种高效形态，可作肥料，资本主义的烟囱扫除业者都是把煤烟块卖给英格兰租地农民。1862年，一个英国陪审员审理了这样一件案子：卖者瞒着买者在煤烟中搀了90%的灰尘和沙，这样的煤烟究竟算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呢，还是“法律上”的“搀假的”煤烟。“商业之友”判决说，这是商业上的“真正的”煤烟。原告租地农民败诉，并且还要支付诉讼费用。〕委员会本身也相当坦率地承认，自由贸易实质上是假货贸易，或者用英国人的俏皮说法，是“诡辩品”贸易。事实上，这种“诡辩”比普罗塔哥拉[205]更会颠倒黑白，比埃利亚派[206]更能当面证明一切真实都只不过是假象。〔注：（76）法国化学家舍伐利埃的一篇论商品“搀假”的文章中说，他所检查过的600多种商品中，很多商品都有10、20甚至30种搀假的方法。他又说，很多搀假方法他还不知道，而且他知道的也并没有全部列举出来。他指出，糖有6种搀假方法，橄榄油有9种，奶油有10种，盐有12种，牛奶有19种，烧酒有23种，面粉有24种，巧克力有28种，葡萄酒有30种，咖啡有32种，等等。甚至仁慈的上帝也不能逃脱这种命运。见鲁瓦尔·德卡尔《论伪造圣物》1856年巴黎版。〕
不管怎样，委员会把公众的目光引向了他们“每日的面包”，从而引向了面包业。与此同时，伦敦面包工人在群众大会上和在向议会的请愿中，发出了反对过度劳动等等的呼声。这种呼声如此急迫，以致当局把我们上面屡次提到的1863年委员会的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先生，任命为皇家调查专员。他的报告〔注：（77）《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2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和列举的证词激动了公众，不过不是激动了公众的心，而是激动了公众的胃。熟读圣经的英国人虽然清楚地知道，一个人除非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为资本家、大地主或领干薪者，否则必须汗流满面来换取面包，但是他不知道，他每天吃的面包中含有一定量的人汗，并且混杂着脓血、蜘蛛网、死蟑螂和发霉的德国酵母，更不用提明矾、砂粒以及其他可口的矿物质了。因此，不管“贸易自由”多么神圣，这个一向“自由”的面包业终于受到国家视察员的监督（1863年议会会议快结束时），同时，这次会议通过的法令还禁止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在晚上9点至第二天早晨5点这段时间内做工。这项条款充分说明了这个带有古代遗风的工业部门中过度劳动的情形。
“伦敦的面包工人通常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他先发面，这是一种极费力气的活。根据烤制面包的数量和精粗程度，需要半小时到三刻钟。然后他躺在那块兼作发面盆盖子的面板上，拿一个面袋枕在头下，再拿一个面袋盖在身上，睡几个钟头。随后他一连紧张地忙上5个小时，把面揉好，分成一块一块，做成面包的样子，放到炉里去烤，再从炉里取出，等等。烤炉房的温度达75度到90度〔注：［50］指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23.8—32度。——编者注〕，小烤炉房的温度还要高些。各种各样的面包做成后，分送面包的工作又开始了。短工中的一大部分人，刚刚结束了上述繁重的夜间劳动，又要在白天提着篮子或推着车子挨户送面包，有时，他们还要再在烤炉房里干些别的活。根据季节和营业范围的不同，劳动在下午1点到6点之间结束，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在烤炉房里一直忙到晚上。”〔注：（78）《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以及《第1号报告》第VI—VII页］〕“在伦敦社交季节，伦敦西区烤制‘全价’面包的工人通常是在夜里11点开始干活，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8点，中间只稍微休息一两次。然后他们就运送面包，或有时在烤炉房烤面包干，一直干到下午4点、5点、6点甚至7点。活全干完了才睡6个小时，有时只睡5个或4个小时。到了星期五，总是提前上工，大约从晚上10点开始，不停地烤制面包或发送面包，一直忙到星期六晚上8点，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一直干到星期日早晨4点或5点。就连出售‘全价’面包的第一流面包房，到了星期天，也要为第二天做4—5小时的准备工作……在‘卖低价面包的老板’那里（前面已经说过，这种人在伦敦面包业主中占3/4），面包工人的劳动时间更长，不过几乎全是在烤炉房里做工，因为他们的老板除把面包供应一些小铺子外，只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每当临近周末……就是说从星期四起，晚上10点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星期六深夜，中间只有很少的休息。”〔注：（79）同上，第LXXI页。〕
至于这些“卖低价面包的老板”，连资产阶级人士也懂得：“工人的无酬劳动是他们进行竞争的基础”〔注：（80）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1848年伦敦版第16页〕。而“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则向调查委员会揭发说，他的“卖低价面包”的竞争者盗窃别人的劳动，并在面包中搀假。
“他们所以走运，全靠欺骗公众，压榨工人，要工人劳动18小时，而只给12小时的工资。”〔注：（81）《（第1号）报告。证词部分》“卖全价面包的老板”奇斯曼的证词。第108页。〕
面包掺假和卖低价面包的面包业主阶层的形成这两种现象，在英国是从18世纪初发展起来的，那时，这一行业的行会性质刚刚消失，而资本家以面粉厂厂主或面粉代理商的面目，出现在名义上的面包房老板的背后〔注：（82）乔治·里德《面包业的历史》。在17世纪末和8世纪初，打入各种行业的代理商还被官方认为是“社保之害”。例如在萨默塞特郡，在治安法官季度法庭开庭期间，大陪审团[207]曾向下院递送一份“呈文”，其中说：“布莱克韦尔商馆中的这些代理商是社会之害，他们危害织布业，必须予以铲除。”（《我们英国羊毛业的诉讼案》1685年伦敦版第7页。〕。这就为资本主义的生产，为无限度地延长工作日和为夜间劳动奠定了基础，虽然夜间劳动甚至在伦敦也只是在1824年才真正站稳脚跟。〔注：（83）《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的报告。第1号报告》第VIII页。〕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委员会的报告把面包工人列为短命的工人；这些工人即使幸运地逃脱了工人阶级的各个部分通常都难免的夭折，他们也很少活到42岁。可是，等着去面包业做工的人总是非常之多。就伦敦来说，这种“劳动力”的来源是苏格兰、英格兰西部农业区以及德国。1858—1860年，爱尔兰的面包工人自己筹款组织了多次群众大会，为反对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进行鼓动。公众怀着爱尔兰人的热情表示站在工人一边，例如在都柏林1860年的五月大会上就是这样。由于这一运动，只做日工的规定才在弗克斯福德、基尔肯尼、克郎梅尔、沃特福德等地真正有效地得到执行。
“在雇佣工人苦不堪言的利默里克，由于面包房老板，特别是面包房兼磨坊老板的反抗，运动遭到了失败。利默里克失败例子导致恩尼斯和蒂帕雷里两郡的倒退。在公众的不满情绪表现得最强烈的科克郡，老板们利用他们解雇工人的权力，把运动压了下去。在都柏林，老板们进行了最坚决的反抗，他们用迫害领导运动的工人的办法，迫使其余的工人让步，同意做夜工和星期日劳动。”〔注：（84）《1861年爱尔兰面包业委员会的报告》。〕
在爱尔兰武装到牙齿的英国政府所属的委员会，竟痛切地规劝都柏林、利默里克克、科克等地那些铁石心肠的面包房老板：
“委员会认为，劳动时间受自然规律的限制，若有违反，必受惩罚。老板们用解雇来威胁工人，迫使他们违背宗教信仰，违反国家法律，冒犯社会舆论〈这些全是指星期日劳动〉，这样老板们就挑起劳资之间的仇恨，提供了危害宗教、道德和社会秩序的先例……委员会认为，把工作日延长到12小时以上，是横暴地侵犯工人的家庭生活和私人生活，这就侵犯一个男人的家庭，使他不能履行他作为一个儿子、兄弟、丈夫和父亲所应尽的家庭义务，以致造成道德上的非常不幸的后果。12小时以上的劳动会损害工人的健康，使他们早衰早死，因而造成工人家庭的不幸，恰好在最必要的时候，失去家长的照料和扶持。”〔注：（85）同上。〕
以上是爱尔兰的情形。在海峡彼岸的苏格兰，农业工人（即庄稼汉）揭露，他在最寒冷的天气里，每天要劳动13—14小时，星期日还要从事4小时的额外劳动（这还是在信守安息日[208]的国家里呢！）。［〔注：（86）1866年1月5日，农业工人在格拉斯哥附近的拉斯韦德举行群众大会。（见1866年1月13日《工人辩护士报》）自1865年底以来，在农业工人——最初在苏格兰——中成立了一个工联，这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在英格兰最受压迫的一个农业区白金汉郡，雇佣工人于1867年3月举行一次大罢工，要求把周工资从9—10先令提高到12先令。——（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209]，自从1830年后他们的强大示威运动遭到镇压，特别是实行新的济贫法以来，虽然遭到了彻底破坏，可是到了60年代，这个运动又重新抬头，并终于在1872年进入了新的时代[210]。在第二卷我还要回过来谈谈这个问题[211]，并且谈一谈1867年以后发表的关于英国农业工人状况的蓝皮书11。第3版补注。）〕就在这个时候，伦敦一个大陪审团面前站着三个铁路员工：一个列车长，一个司机，一个信号员。一次惨重的车祸把几百名旅客送到了另一个世界。这几个铁路员工的疏忽大意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原因。他们在陪审员面前异口同声地说，10—12年以前，他们每天只劳动8小时。但是在最近5—6年内，劳动时间延长到了14、18甚至20小时，而在旅客特别拥挤的时候，例如在旅行季节，他们往往要连续劳动40—50小时。可是他们都是些普通人，并不是塞克洛普。他们的劳动力使用到一定限度就不中用了。他们浑身麻木，头发昏，眼发花。但是最“可尊敬的不列颠陪审员”对他们的回答，是定为“杀人罪”，交付巡回审判庭审理，并只在一项温和的附录中表示良好的愿望，希望铁路大亨们将来在购买必要数量的“劳动力”时大方一些，在榨取所购买的劳动力时“节制”、“节欲”或“节俭”一些。〔注：（87）见1866年1月20日《雷诺新闻》。这家周报每周都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如《可怕的横祸》、《惊人的惨剧》等等，报道一连串新发生的铁路惨祸；北斯塔福德郡铁路线上的一个工人对此议论说：“谁都知道，司机和司炉稍一失神，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天气这么冷，还要拼命延长劳动时间，不让有片刻休息，那又怎能不造成这样的后果呢?我们可以举一个每天都在发生的例子：上星期一，有一个司炉一清早就上工，干了14小时50分钟才下工。他还没有来得及喝口茶，就又被叫去做工了。就这样他一连做工29小时15分钟。这一周的其余几天，他的工作情形是这样：星期三15小时，星期四15小时35分，星期五141/2小时，星期六14小时10分，一周共工作88小时30分。不难设想，当他只得到6个工作日的工资时会感到多么惊异。这个人是个新手，他问什么叫一个工作日。得到的回答是：13个小时算一个工作日，也就是说，78小时算一周。而多做的10小时30分钟又怎么算呢?争吵了很久，最后才给他加了10便士〈10银格罗申〉。”（1866年2月4日《雷诺新闻》）〕
一大群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各色各样的工人，争先恐后地向我们拥来，简直比被杀者的鬼魂向奥德赛拥去还要厉害。即使不去参看他们腋下夹着的蓝皮书，我们也可以一眼看出他们劳动过度。现在让我们从这一大群人当中再挑出两种人来，一种是女时装工，一种是铁匠。这两种人的鲜明的对照表明，在资本面前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1863年6月下旬，伦敦所有的日报都用《活活累死》这一“耸人听闻”的标题登载着一条消息，报道一个20岁的女时装工玛丽·安·沃克利是怎样死的。她在一家很有名的宫廷时装店里做工，受一位芳名爱丽丝的老板娘的剥削。这里又碰到我们常常讲的那一类老故事了。〔注：（88）参看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253、254页。202*]〕店里的少女平均每天劳动161/2小时，在忙季，她们往往要一连劳动30小时，要不时靠喝雪莉酒、波尔图葡萄酒或咖啡来维持她们已经不听使唤的“劳动力”。当时正是忙季的最高潮。为了迎贺刚从国外进口的威尔士亲王夫人〔〔注：①指亚历山德拉。——编者注〕〕，少女们要为高贵的夫人小姐在转眼之间就变出参加舞会的华丽服装。玛丽·安·沃克利同其他60个少女一起连续干了261/2小时，每30个人挤在一间屋里，空气少到还不及需要量的1/3，夜里睡在用木板隔成的一间间不透气的小屋里，每两人一张床。［〔注：（89）卫生局的莱瑟比医生当时说：“成年人的寝室至少要有300立方英尺空气，而起居房至少要有500立方英尺。”伦敦一家医院的主任医生理查森说：“各种女缝纫工——女时装工、女服装工、普通女裁缝，都有三种灾难，这就是劳动过度，空气不足，营养不够或消化不良。一般说来，这种劳动对于妇女无论如何要比男子更为适宜。这种行业的不幸，特别在首都，是在于它被26个资本家所垄断，这些资本家利用资本所产生的权势，硬要从劳动里实现节约〈他的意思是说：靠浪费劳动力来节约费用〉。在整个女缝纫工阶级中都感受到了资本家的这种权力。如果一个女服装工揽到了一些顾客，那么由于竞争，她必须在家里拼死命地干，才能把顾客维持住，而且她必然要让她的助手同样从事过度的劳动。如果她抢不到生意，或者不能再独立经营下去，她就到一家裁缝店去做工，在那里，活并不轻，但是收入有保障。处于这样的地位，她就变成了纯粹的奴隶，随着社会的动荡而飘泊不定；她时而呆在家里的小房间里挨饿或近乎挨饿；时而又要在一昼夜劳动15、16甚至18小时，而她们劳动的场所空气闷得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同时她们吃下的东西，哪怕吃得还不坏，由于缺乏新鲜空气，也消化不了。纯粹由于空气不良而造成的肺病，就是靠这些牺牲者而存在的。”（理查森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这还是伦敦一家较好的时装店。玛丽·安·沃克利星期五得病，星期日就死了，而使老板娘爱丽丝大为吃惊的是，她竟没有来得及把最后一件礼服做好。医生基斯先生被请来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他直率地向验尸陪审团作证说：
“玛丽·安·沃克利致死的原因，是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时间过长，以及寝室太小又不通风。”
为了教医生讲话得体，验尸陪审团却说：
“死者是中风死的，但是也有理由担心，在过分拥挤的工作室里劳动过度等等，可能加速了她的死亡。”
自由贸易论者科布顿和布莱特的机关报《晨星报》叫喊道：“我们的白奴累垮而进入坟墓了，无声无臭地憔悴而死了。”[212]〔注：（90）见1863年6月23日《晨星报》。《泰晤士报》曾利用这件事反对布莱特等人而为美国奴隶主辩护。该报写道：“我们中间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们自己是用饥饿的折磨代替皮鞭的抽打，使我们本国的年轻妇女累死，我们就很难有权利用火和剑攻击生来就是奴隶主的家族，他们至少是好好地养活他们的奴隶，并让奴隶进行适度的劳动。”（1863年7月2日《泰晤士报》）托利党的报纸《旗帜报》也同样地申斥纽曼·霍尔牧师说：“他把奴隶主开除教籍，可是却同那些用养一只狗的价钱驱使伦敦公共马车夫和售票员等等每天劳动16小时的正人君子在一起祈祷。”最后，预言家托马斯·卡莱尔先生发言了。关于这位先生，还在1850年我就写过：“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这位卡莱尔先生在一篇简短的寓言中把现代史上的唯一重大事件，美国南北战争，说成是北方的彼得拼命要打破南方保罗的头，因为北方的彼得“逐日”雇用工人，而南方的保罗却“终生”雇用。（《萌芽中的美国伊利亚特》，载于1863年8月《麦克米伦杂志》）这样，托利党同情城市雇佣工人（决不是农村雇佣工人！）的肥皂泡终于破灭了。问题的核心还是奴隶制！〕
“累死——这是目前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在时装店是如此，在很多地方，在一切生意兴隆的地方都是如此……我们试以铁匠为例。如果可以相信诗人的话，那么世界上再没有像铁匠那样强健、那样快活的人了。他大清早就起来，太阳还没有出来，就丁当丁当地打起铁来。他比谁都吃得多，喝得足，睡得好。单就身体条件来说，如果劳动适度，铁匠的情况确实是属于最好的了。但是，我们到城里去，看看这些健壮的汉子所担负的劳动重担，看看他们在我国的死亡表上所占据的位置吧。在马里勒本区〈伦敦最大的市区之一〉，铁匠每年的死亡率为31/1000，比英国成年男子的平均死亡率高11/1000。打铁几乎是人的天生的技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只是由于过度劳动才成为毁灭人的职业。他每天能打这么多锤，迈这么多步，呼吸这么多次，干这么多活，平均能活比方说50年。现在强迫他每天多打这么多锤，多迈这么多步，多呼吸这么多次，而这一切加在一起就使他的生命力每天多耗费1/4。他尽力做了，结果在一个有限的时期内多干了1/4的活，但是他活不到50岁，他37岁就死了。”〔注：（91）理查森医生《劳动与过度劳动》，载于1863年7月18日《社会科学评论》。〕
4．日工和夜工。换班制度
从价值增殖过程来看，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存在，只是为了吮吸劳动，并且随着吮吸每一滴劳动吮吸一定比例的剩余劳动。如果它们不这样做，而只是闲置在那里，就给资本家造成消极的损失，因为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就成了无用的预付资本；一旦恢复中断的生产必须追加开支，这种损失就变成积极的损失。把工作日延长到自然日的界限以外，延长到夜间，只是一种缓和的办法，只能大致满足一下吸血鬼吮吸劳动鲜血的欲望。因此，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但是日夜不停地榨取同一劳动力，从身体上说是不可能的，因此，为克服身体上的障碍，就要求白天被吸尽的劳动力和夜里被吸尽的劳动力换班工作。换班有各种办法，例如可以使一部分员工这个星期做日班，下个星期做夜班，等等。大家知道，这种换班制度，这种换班制的经营方法，在英国棉纺织业等部门方兴未艾的青春时期是很盛行的，今天，在莫斯科省的纺纱厂中也很流行。这种24小时连续不停的生产过程，作为一种制度，直到今天还存在于大不列颠的许多依然“自由”的工业部门中，其中如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炼铁厂、锻冶厂、压延厂以及其他金属工厂。在这里，劳动过程除了6个工作日每天24小时，在大多数工厂还包括星期日24小时。工人中有男有女，有成年人有儿童。儿童和少年从8岁（有时是6岁）直到18岁年龄不等。〔注：（92）《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IV、V、VI、VII页。〕在某些部门中，少女和妇女也整夜和男工一道做工。〔注：（93）“在斯塔福德郡和南威尔士，少女和妇女不但白天而且夜里都在煤矿和焦炭堆上做工。送交议会的报告经常指出，这种做法带来尽人皆知的严重弊端。这些妇女同男子一道做工，从衣服上很难区别出来；她们浑身是污泥和煤灰。这种不适于妇女的职业几乎必然使妇女丧失自尊心，因而使她们品行堕落。”（《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第194号第XXVI页，参看《第4号报告》（1865年）第61号第XIII页）玻璃厂的情况也是如此。〕
我们且不说夜工的一般害处。〔注：（94）有一个雇儿童做夜工的钢厂老板说：“做夜工的少年在白天也不能睡觉，不能得到必要的休息，他们只好在第二天不停地到处乱跑，看来这是很自然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63号第XIII页）一位医生谈到日光对身体的维护和发育的重要性时说道：“日光还直接影响身体的各部组织，使其强健而富有弹性。动物的肌肉缺少适量的光照就会松软，失去弹力，神经也会因缺乏刺激而失去应有的紧张度，各个部分的发育就会受到阻碍……至于儿童，经常有充足的阳光，并且每天有一部分时间受到日光的直接照射：对于他们的健康是特别重要的。日光可以促使食物变成良好的成形血液，并使新形成的纤维组织强固起来。它还可以刺激视觉器官，从而加强大脑各部分的机能的活动。”这一段话摘自伍斯特总医院主任医生威·斯特兰奇先生论述“健康”的著作（1864年）[213]。这位医生在给调查委员怀特先生的信中写道：“我从前在兰开夏郡有机会观察过夜工对工厂儿童的影响。和某些雇主通常的说法相反，我肯定认为，这种劳动很快就使孩子的健康受到损害。”（《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284号第55页）这类事物也成为认真争论的对象，这就再好不过地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是怎样影响着资本家及其仆从们的“大脑机能”。〕昼夜24小时不断的生产过程，为打破名义上的工作日界限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例如，在上述那些劳动繁重的工业部门中〔〔注：［①］见本卷第282—297页。——编者注〕〕，每个工人公认的工作日大多为12小时，无论夜工或日工都是如此。但是在很多场合，那种超出这一界限的过度劳动，用英国官方报告的话来说，“实在可怕”〔注：（95）《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第57号第XII页。〕。报告说：
“任何有感情的人想到证词中提到的9—12岁儿童所担负的劳动量，都不能不得出结论说，再也不能容许父母和雇主这样滥用权力。”〔注：（96）同上，第58号第XII页。〕
“儿童昼夜轮班做工的办法，无论在忙时或平时，都会使工作日极度延长。这种延长在许多场合不仅骇人听闻，而且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有时难免有的儿童因某种原因不能上工接班。这时，一个或几个该下工的儿童就得留下来填补空位。这个办法是人人皆知的，有一次，我问一个压延厂的经理，没有上工的儿童由谁代替，他竟回答说：‘我知道，你心里和我一样明白。’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上述事实。”〔注：（97）同上。〕
“有一个压延厂，名义上的工作日是从早晨6点到晚上5点半。有一个儿童，每星期有4个夜晚，至少要干到第二天晚上8点半……这样一直继续了6个月。”“另一个儿童，9岁时，有时一连做3班，每班12小时，10岁时，有时一连干两天两夜。”“第三个儿童，今年10岁，每星期有三天都是从早晨6点一直干到夜间12点，在其余几天干到晚上9点。”“第四个儿童，今年13岁，整个星期都是从下午6点干到第二天中午12点，有时接连做3班，例如从星期一早晨一直干到星期二夜晚。”“第五个儿童，今年12岁，在斯泰夫利铸铁厂做工，他一连14天都是从早晨6点干到夜间12点，他已经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9岁的乔治·阿林斯沃思说：“我是上星期五来的。我们应当在第二天清早3点上工。所以我就留在这里过夜。我家离这里有5哩路。我睡在地板上，铺一条皮围裙，盖一件短外衣。以后的两天我早晨6点来上工。唉！这个地方真热！来这儿以前，我有整整一年的时间也是在高炉上做工。那是在乡下的一家非常大的工厂，在那里，星期六也是清早3点上工，不过好歹还能回家睡觉，因为离家不远。在别的日子里，我早晨6点上工，到晚上6点或者7点下工。”如此等等。〔注：（98）《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58号第XIII页。当然，这些“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必然会像他们和一位调查委员进行下述谈话时表现出来的那样！耶利米·海恩斯，12岁，他说：“4的4倍是8，而4个4是16……国王是有一切金钱和黄金的人。我们有个国王，据说他是个女王，他们叫她亚历山德拉公主。据说她嫁给了女王的儿子。公主是男人。”威廉·特纳，12岁，他说：“我不是住在英国。我想，是有这么一个国家，但以前根本不知道。”约翰·莫里斯，14岁，他说：“听说上帝造了世界，又听说所有的人都淹死了，只有一个人活着；听说，这个人是一只小鸟。”威廉·斯密斯，15岁，他说：“上帝造了男人，男人造了女人。”爱德华·泰勒，15岁，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伦敦。”亨利·马修曼，17岁，他说：“我有时到教堂去……他们讲道时提到一个名字，叫耶稣基督，其他的名字我都说不上来了，就连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他不是被杀死的，而是像平常人那样死去的。他和别人有些不同，因为他有些信教，别人不信。”（同上，第74号第XV页）“魔鬼是好人。我不知道他住在哪儿。基督是坏蛋。”“这个女孩（10岁）把Cod［上帝］念成Dog［狗］，而且不知道女王的名字”〔注：［①］指维多利亚。——编者注〕。（《童工调查委员会。第5号报告》1866年第55页第278号）在上述金属工厂中实行的制度，在玻璃厂和造纸厂也很盛行。在用机器生产的造纸厂中，除了挑选破布以外，所有其他工序照例都实行夜工。有的地方借助于换班制，通常从星期日晚上起直到下星期六午夜12点止，整个星期当中始终都有夜工。日班每星期有5天做12小时，有1天做18小时。夜班每星期有5夜做12小时，有1夜做6小时。有的地方是每班工人一连做24小时，隔—天一换班。其中一班在星期一做6小时，不过到星期六要做18小时以补足24小时。有的地方实行介于这二者之间的制度，例如所有在造纸机上工作的工人，一个星期中每天都做15—16小时。调查委员洛德说：这种制度看来兼有十二小时换班制和二十四小时换班制的一切害处。在这种夜班制度下做工的，有13岁以下的儿童，有18岁以下的少年，还有妇女。在实行十二小时换班制的情况下，有时接班的人没有来，他们就不得不连干两班，干24小时。证人的证词说明，男孩和女孩经常要加班加点，往往是连续干24小时，甚至36小时。从事“连续不断而又单调乏味的”抛光作业的，有12岁的小姑娘，她们整月都是每天工作14小时，“只有两次至多是三次半小时的吃饭时间，此外没有任何正规的休息时间。”有些工厂完全取消了正规的夜工，可是额外劳动却长得可怕，而且“往往是发生在那些最脏最热最单调的工序上”（《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XXXVIII和XXXIX页）。〕
现在我们来听听资本自己是怎样解释这种24小时制度的。当然，对于这种制度的极端形式，对于它滥用这种制度，以致把工作日延长到“骇人听闻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它是避而不谈的。它所谈的只是这种制度的“正常”形式。
内勒—维克斯公司炼钢厂老板，雇有600至700个工人，其中只有10％未满18岁，这些未满18岁的工人当中又只有20个男孩是做夜班的。这个公司的老板说：
“这些男孩根本不感到酷热难熬。温度大约介于86°至90°之间〔注：［①］指华氏温度，相当于摄氏30—32度。——编者注。〕……锻冶车间和压轧车间分昼夜两班劳动，其他各车间就只有日班，从早晨6点到晚上6点。锻冶车间的劳动是从12点到12点。有一些人只做夜工，不日夜换班……我们没有发现日工和夜工对健康〈内勒—维克斯公司老板的健康吗？〉有什么不同的影响。而且，休息时间固定不变比昼夜改变恐怕要睡得好些……约有20个未满18岁的少年做夜班……不叫18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我们就应付不下去。我们所以反对，是因为这会增加生产费用。熟练工人和工头不容易找，而少年工要多少有多少……当然，我们使用的少年工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限制夜工同我们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注：（99）《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79号第XVI页）。〕
约翰·布朗公司钢铁厂有3000名成年男工和少年工，一部分制钢制铁的重活是“昼夜换班”的。该公司的J.埃利斯先生说，在劳动繁重的制钢厂，每两个成年男工配一个或两个少年工。在他们公司里，18岁以下的少年工有500名，其中约1/3即170名不满13岁。关于拟议中的法律修正案，埃利斯先生说：
“禁止未满18岁的人在24小时内劳动12小时以上，我并不认为是特别值得谴责的。但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划一条线来规定12岁以上的少年免做夜工。我们宁可接受完全禁止未满13岁甚至15岁的少年做工的法律，而不愿接受不让我们已有的少年做夜工的禁令。做日班的少年也必须轮换做夜班，因为成年男工不能老是做夜班；这会毁掉他们的健康。不过我们认为，做一星期夜工，又做一星期日工，不会有什么害处。〈而内勒—维克斯公司为了维护他们自己的工厂的利益，却相反地认为，连续做夜工并没有害处，定期轮换做夜工倒可能有害处。〉我们看到，轮换做夜工的人同专做日工的人同样健康……我们反对禁止18岁以下的少年做夜工，因为这会增加费用。这就是唯一的理由。〈多么无耻的坦率！〉我们认为，为此增加的费用，会超出企业正常的负担能力，如果适当地考虑到营业的成效的话。〈多么拐弯抹角！〉这里劳力很少，进行这种调整，就会使劳力不够用。〈这就是说，埃利斯—布朗公司就会陷入不得不如数支付劳动力价值的不幸境地。〉”〔注：（100）《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0号第XVI、XVII页）。〕
卡姆梅尔公司的“塞克洛普”钢铁厂的规模同上述约翰·布朗公司不相上下。该厂的经理曾把他的一份书面证词亲手递交给政府委员怀特，但是后来把证词退给他修改时，他又觉得最好还是把这个手稿隐藏起来。但怀特先生的记忆力很强。他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塞克洛普公司看来，禁止儿童和少年做夜工是“行不通的事情；这无异于关闭他们的工厂”，虽然在他们工厂中未满18岁的少年只占6％强，未满13岁的只占1％！〔注：（101）同上，1865年第82号第XVII页）。〕
关于这个问题，阿特克利夫的炼钢、压延、锻铁工厂，桑德森兄弟钢铁公司的E.F.桑德森先生说：
“禁止未满18岁的少年做夜工会引起很大的困难；主要的困难是，用成年男工代替少年工必然使费用增加。增加多少，我说不上，但是看来不会增加到使工厂主能够提高钢的价格，因此，这种损失就落在工厂主身上，因为成年男工〈多么固执的人！〉当然会拒绝承担这种损失”。
桑德森先生不知道他究竟付给儿童多少工资，不过，
“大概每人每周得到4—5先令……少年工干的活，一般地说来〈当然不总是“特殊地说来”〉，有少年工的力气就足够用了，用成年男工的较大力气是得不偿失，只有在很少的场合，如金属制件很重时，使用这种较大的力气才合算。成年男工也喜欢有个少年工当下手，因为成年男工不那么听话。此外，儿童也应当从小就开始学手艺。只许少年做日工，就达不到这个目的”。
为什么呢？为什么少年不能在白天学手艺呢？你的理由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一来，成年男工一周做日工，一周做夜工，就会有一半时间和同班的少年工分开，从而把他们从少年工那里得到的利益丧失一半。成年男工教少年工学手艺，就算作少年工劳动报酬的一部分，这就使成年男工能够得到廉价的少年劳动。所以，只准少年做日工，就会使每个成年男工的利益丧失一半。”
换句话说，桑德森公司就得自己掏腰包，而不能再用少年工的夜间劳动来支付成年男工的这部分工资了。这样一来，桑德森公司的利润就会减少一些，而这就是桑德森公司所谓少年工不能在白天学手艺的好理由〔注：（102）“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不能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1840年柏林版第249页）〕。此外，现在同少年工换班的成年男工就得担负起全部的夜工，这是他们不能忍受的。总之，困难是太大了，也许会使夜工完全停下来。E.F.桑德森说：“至于说到钢的生产本身，那倒不会有什么差别。但是！”但是桑德森公司不单是生产钢而已。生产钢只是赚钱的借口。熔炉、轧钢设备等等，厂房、机器、铁、煤等等，除了变成钢，还有别的任务。它们的存在是为了吮取剩余劳动，而24小时吮吸的剩余劳动当然比12小时多。事实上，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桑德森公司有了它们，也就有了一张证书，可以在一天全部24小时内支配一定数量人手的劳动时间；而它们吮吸劳动的职能一旦中断，它们也就丧失了资本的性质，从而给桑德森公司造成纯粹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非常贵重的机器有一半时间停着不用，那就会造成损失。并且，为了生产在目前这种制度下所能生产的同样数量的产品，就得把厂房和机器增加一倍，而这样就会使费用增加一倍。”
其他资本家都只准在白天开工，他们的厂房、机器、原料到夜间就“停着不用”，可是为什么这个桑德森公司偏偏要求特权呢？E.F.桑德森代表全体桑德森回答说：
“是的，凡是只在白天开工的工厂，都会遭受到这种由于机器停着不用而造成的损失。但是我们使用熔炉，损失就更大。如果熔炉不停火，就会浪费燃料〈现在却是浪费工人的生命材料〉，如果熔炉停火，就要重新生火并等待烧到必要的热度，这就损失了时间〈而损失的睡眠时间——甚至是8岁孩子的睡眠时间，正是桑德森家族捞到的劳动时间〉，而且一冷一热会使熔炉受到损害〈而昼夜换班劳动却不会使熔炉受到损害了〉”。〔注：（103）《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5年第85号第XVII页。一个玻璃厂老板先生也有类似的忧虑，他认为规定童工的“正规吃饭时间”是不可能的，因为熔炉由此失散的一定热量是“纯粹的损失”或“浪费”。调查委员怀特对此作了答复。怀特完全不像尤尔、西尼耳等人以及他们的可怜的德国应声虫罗雪尔等人那样，为资本家花费他们的货币时的“节制”、“禁欲”和“节俭”以及他们对人的生命的帖木儿式的“浪费”而大为感动，他说：“定出正规的吃饭时间会比现在多浪费一些热量，但是这种浪费同现在各玻璃厂中正在发育的儿童由于没有时间舒舒服服吃顿饭和没有时间进行消化而给王国造成的生命力的浪费相比较，即使折合成货币价值，也是算不了什么的”（同上，第XLV页）。这还是在“进步年”1865年！[214]且不说在制造玻璃瓶和燧石玻璃的工厂中做工的儿童搬运时要费多少气力，他们不停地干活的过程中，6小时就得走15—20（英）里路！而劳动往往长达14—15小时！在许多这种玻璃厂，像在莫斯科的纺纱厂那样，盛行六小时换班制〔注：［①］见本卷第297页。——编者注〕。“在一周的劳动中，6小时已经是连续得最长的休息时间了。而其中还包括往返工厂、盥洗、穿衣、吃饭所需要的时间。这样一算，实际剩下的休息时间就极少了。如果不牺牲些睡眠时间，那就没有时间游戏和呼吸点新鲜空气，而对于在如此高温下担负如此繁重劳动的儿童来说，睡眠又是绝对不可少的……但是就连短短的睡眠也睡不稳，在夜间他们担心睡过时间，在白天又被外面的喧闹声吵醒。”怀特先生曾列举事实，说明有个少年连续做了36小时工，有些12岁的男孩一直干到夜里2点钟，然后在厂里睡到早晨5点钟（只睡3个小时！），就又开始白天的工作！总报告起草人特里门希尔和塔夫内尔说：“男女童工和女工在日班或夜班中所担负的劳动量是惊人的。”（同上，第XLIII页和第XLIV页）可是“异常禁欲”的玻璃业资本家，也许正喝醉了酒，在深夜里东倒西歪地从俱乐部走回家去，一边走一边象个傻瓜似地哼着：“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215]〕
5．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叶关于延长工作日的强制性法律
“什么是一个工作日呢”资本支付劳动力的日价值，可以在多长的时间内消费劳动力呢？在劳动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可以把工作日再延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资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是：工作日就是一昼夜24小时减去几小时休息时间。没有这种休息时间，劳动力就根本不能重新工作。首先，不言而喻，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注：（104）例如，在英格兰，有的农村直到目前为止，一个工人还常常因为在安息日在自己房前的园圃里干点活，亵渎了安息日而受到监禁的处罚。但是同样是工人如果在星期日不去金属厂、造纸厂或玻璃厂干活，那么即使是出于宗教的癖性，也要按违反契约论处。如果对于安息日的亵渎是发生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内，正统教徒的议会就充耳不闻了。伦敦鱼店和家禽店的短工，在一份要求废除星期日劳动的呈文（1863年8月）中说，他们在一星期的前6天，每天平均劳动15小时，星期日劳动8—10小时。从这份呈文还可以看出，这种“星期日劳动”正是埃克塞特会堂[216]的饕餮而伪善的贵族所鼓励的。这些如此热心“追求肉体享受”的“圣徒”，是通过他们容忍第三者的过度劳动、贫困和饥饿来表明自己的基督徒精神的。美餐对他们（工人）是非常有害的。〕，——这全都是废话！但是，资本由于无限度地盲目追逐剩余劳动，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它掠夺工人呼吸新鲜空气和接触阳光所需要的时间。它克扣吃饭时间，尽量把吃饭时间并入生产过程本身，因此对待工人就像对待单纯的生产资料那样，给他饭吃，就如同给锅炉加煤、给机器上油一样。资本把积蓄、更新和恢复生命力所需要的正常睡眠，变成了恢复精疲力尽的有机体所必不可少的几小时麻木状态。在这里，不是劳动力维持正常状态决定工作日的界限，相反地，是劳动力每天尽量达到最大量的耗费（不论这是多么强制和多么痛苦）决定工人休息时间的界限。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
可见，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通过延长工作日，不仅使人的劳动力由于被夺去了道德上和身体上正常的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处于萎缩状态，而且使劳动力本身未老先衰和过旱死亡。〔注：（105）“我们在以前的报告中曾提到，许多有经验的工厂主确认，过度的劳动……无疑会过早地耗尽人的劳动力。”（《童工调查委员会。第4号报告》1862年第64号第XIII页）〕它靠缩短工人的寿命，在一定期限内延长工人的生产时间。
但是，劳动力的价值包含再生产工人或延续工人阶级所必需的商品的价值。既然资本无限度地追逐自行增殖，必然使工作日延长到违反自然的程度，从而缩短工人的寿命，缩短他们的劳动力发挥作用的时间，那么，已经消费掉的劳动力就必须更加迅速地得到补偿，这样，在劳动力的再生产上就要花更多的费用，正像一台机器磨损得越快，每天要再生产的那一部分机器价值也就越大。因此，资本为了自身的利益，看来也需要规定一种正常工作日。
奴隶主买一个劳动者就象买一匹马一样。他失去奴隶，就是失去一笔资本，必须再花一笔钱到奴隶市场上去买，才能得到弥补。但是，
“尽管佐治亚州的稻田和密西西比州的沼泽地对人体组织具有致命的危害，这种对人的生命的破坏总不会大到连靠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的黑人众多的‘自然保护区’也补充不了的程度。当经济上的考虑使奴隶主的利益同保存奴隶相一致时，这种考虑还可以成为奴隶受到人的待遇的某种保证，但在实行奴隶贸易以后，同样的经济上的考虑却成了把奴隶折磨致死的原因，因为奴隶一旦可以从外地的黑人‘自然保护区’得到补充，他们的寿命也就不如他们活着时的生产率那样重要了。因此，在奴隶输入国，管理奴隶的格言是：最有效的经济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当牛马的人身上榨出最多的劳动。在种植热带作物的地方，种植园的年利润往往与总资本相等，正是在这些地方，黑人的生命被视同草芥。正是这个几世纪以来成为巨大富源的西印度农业，曾吞没了几百万非洲人。拿现在的古巴来说，那里每年的收入总是以百万计算，种植园主俨然就是王公，但是我们看到，那里的奴隶阶级饮食最坏，劳动最累最重，甚至每年都有一大批人直接由于劳动过度、睡眠和休息不足等慢性折磨而丧命”。〔注：（106）凯尔恩斯《奴隶劳动》1862年伦敦版第110、111页。）〕
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5]试把奴隶贸易换成劳动市场，把肯塔基和弗吉尼亚换成爱尔兰以及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农业区，把非洲换成德国再看看罢！我们已经听到，过度劳动使伦敦的面包工人不断丧生〔注：［①］见本卷第228—292页。——编者注〕，可是伦敦的劳动市场总是挤满来自德国和其他地方的人，等着去面包房送死。我们已经看到，陶器业是工人寿命最短的行业之一。〔注：［②］见本卷第283—285页。——编者注〉〕但是陶工是不是因此就缺少呢？普通工人出身的、现代陶器业的创始人乔赛亚·韦奇伍德，1785年曾向下院说，陶器业共有15000到20000人。〔注：（107）约翰·华德《特伦特河畔斯托克城》1843年伦敦版第42页。〕到了1861年，单是大不列颠的陶器业市镇人口就有101302人。
“棉纺织业有90年的历史……在英国经历了三代人，却吞没了九代纺织工人。”〔注：（108）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的学说。〕
诚然，在个别的热病式的繁荣时期，劳动市场上曾严重缺乏劳动力。例如1834年就是这样。当时工厂主先生们向济贫法委员会建议，把农业区的“过剩人口”送往北方，并表示“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注：（109）“工厂主们将吸收和消费这批人，这是棉纺织厂主们的原话。”（同上）〕。这是他们的原话。
“在济贫法委员会的同意下，在曼彻斯特成立了代办所。农业工人的名单造好以后交给了代办所。工厂主们纷纷赶到代办所，挑选自己需要的人，然后就把这些家庭从英国南部运出来。这些人体包裹就像一包包货物一样，挂上签条，通过运河或用货车运走了；也有人步行，很多人迷了路，在工业区四处乱走，濒于饿死的境地。这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贸易部门。下院几乎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但是这种经常的贸易，这种贩卖人肉的行当继续存在，曼彻斯特代办所不断把这些人买来，卖给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就像把黑人经常不断地卖给美国南部各州的植棉主一样……1860年，棉纺织业空前繁荣……人手又不够了。工厂主们又向贩卖人肉的代办所求援……于是代办所便到多尔塞特郡的沙丘地带、德文郡的高地、威尔特郡的平原去搜罗，但过剩的人口已经被吸收光了。”
《贝里卫报》抱怨说，英法通商条约签订以后，本来还会吸收1万人，而且很快还需要3—4万人。但是从事人肉买卖的大小代办所1860年在农业区几乎没有搜罗到什么人，于是
“工厂主们派了代表去求见济贫法委员会主席维利尔斯先生，请求他再次准许贫民习艺所的穷孩子和孤儿进工厂去做工”〔注：（110）1863年4月27日费伦德在下院的演说。尽管维利尔斯有最良好的愿望，但“根据法律”他不得不拒绝工厂主们的要求。可是由于地方贫民管理局的甘愿效劳，这些先生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先生便说，这一次，这种“根据法律”把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孩子当作学徒看待的制度，“没有带来以前的弊病”（关于这些“弊病”，参看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过确实在一种情况下，也就是“在那些从苏格兰农业区被送到兰开夏郡和柴郡的少女和年轻妇女的身上，这种制度是被滥用了”。工厂主根据这个“制度”同济贫院当局订立了有一定期限的契约。工厂主供给这些儿童衣食住，还给一点补贴。1860年是英国棉纺织业最繁荣的一年，而且工资也高，因为对工人的需求量特别大，可是这时爱尔兰的人口却减少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农业区的人口空前大量地迁往澳洲和美洲了，同时英格兰某些农业区的人口，由于生命力大受摧残以及可利用的人口早已被人肉贩子搜罗走而大大减少了。如果注意到这些事实，再来听听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下面一段话，就会感到奇怪了。他说：“但是这种劳动〈济贫院儿童的劳动〉只有在找不到别的劳动时才有人去找，因为这是一种昂贵的劳动。一个13岁的少年每周的普通工资大约是4先令；但是要供给50个或100个这样的少年的衣食住，再加上医药补助费和一定的监管费，此外再加上少量的补贴，这样每人每周4先令是不够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27页）雷德格雷夫先生忘记说明，既然工厂主以每人4先令的费用都无法把50个或100个孩子放在一起养活和监管，那么工人自己又怎能靠自己孩子的4先令工资来做到这一点呢。为了避免从正文中引出错误的结论，在这里我还应当指出，英国棉纺织业自从施行1850年工厂法[195*]，因而对劳动时间等进行调整以来，已应看作是英国的模范工业。英国棉纺织业工人的处境，从各方面来说都比大陆上的命运相同的伙伴好些。“普鲁士的工厂工人每星期至少比他们的英国对手多劳动10小时，而如果他们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织机工作，那么连这个追加劳动时间的界限也突破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103页）上面提到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在1851年工业博览会以后，曾到大陆上，特别是到法国和普鲁士调查工厂状况。关于普鲁士的工厂工人，他说：“他们得到的工资仅够购买简单的食品和少量他们习惯用的生活舒适品……与他们的英国对手相比，他们生活更苦，劳动更重”（《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85页）。〕
一般说来，经验向资本家表明：过剩人口，即同当前资本增殖的需要相比较的过剩人口，是经常存在的，虽然这些人发育不良，寿命短促，更替迅速，可以说未成熟就被摘掉。〔注：（111）“从事过度劳动的人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补充上，人物频频更换，但舞台上并没有因而发生任何变化。”（《英国和美国》1833年伦敦版第1卷第55页；爱·吉·韦克菲尔德著）〕另一方面，经验向有头脑的观察者表明：虽然从历史的观点看，资本主义生产几乎是昨天才诞生的，但是它已经多么迅速多么深刻地摧残了人民的生命根源；工业人口的衰退只是由于不断从农村吸收自然生长的生命要素，才得以缓慢下来；甚至农业工人，尽管他们可以吸到新鲜空气，尽管在他们中间自然选择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只有最强壮的人才能生存）起着无限的作用，也已经开始衰退了〔注：（112）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3年》1864年伦敦版。这个报告特别谈到农业工人。“人们认为萨瑟兰郡是一个有很大改进的郡，但最近的调查发现，在这个曾经以出美男子和勇敢士兵而闻名的地方，居民已退化成瘦弱的种族了。尽管这个地区背山临海，环境极其有益于健康，但儿童的面容异常消瘦苍白，竟同在伦敦小巷的污秽空气中才能遇到的那种面容一样。”（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第74、75页）他们实际上同那些和娼妓、小偷挤住在格拉斯哥的小街陋巷的3万个“英武的山地居民”相似。〕。有如此“好理由”来否认自己周围一代工人的苦难的资本，在自己的实际活动中不理会人类将退化并将不免终于灭种的前途，就像它不理会地球可能和太阳相撞一样。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大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217]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因此，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注：（113）“尽管居民的健康是国民资本的一个重要成分，但恐怕必须承认，资本家根本不想保持和珍惜这个财富……工厂主关心工人的健康状况是被迫的。”（《泰晤士报》1861年11月5日）“西区的男人成了人类的织工……工人的健康被断送了，再过几代这个种族就会退化。但反作用发生了。儿童劳动的时间受到了限制……”（《中央注册局局长第22号年度报告》1861年）〕人们为体力和智力的衰退、夭折、过度劳动的折磨而愤愤不平，资本却回答说：既然这种痛苦会增加我们的快乐（利润），我们又何必为此苦恼呢？[218]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注：（114）例如，我们看到，1863年初，在斯塔福德郡拥有大规模陶器厂的26家公司，其中包括乔·韦奇伍德父子公司，提出呈文，请求“国家进行强制干涉”。他们说，同“别的资本家的竞争”使他们不能“自愿地”限制儿童的劳动时间等等。“因此，虽然我们对上述弊病深恶痛绝，但依靠工厂主之间的某种协议是不可能制止这种弊病的……鉴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确信，制定一种强制的法律是必要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第322页）〕〔注：注（114）的补充：最近有一个更突出的例子。在热病式的繁荣时期，棉价很高，于是布莱克本的棉织业主们达成协议，在一定时期内缩短自己工厂的劳动时间。这个期限大约到11月底（1871年）为止。然而兼营纺和织的富裕厂主利用这个协议所造成的生产缩减的机会，扩大自己的营业，从而靠牺牲小厂主获得了大量利润。这些小厂主迫于困难就向工厂工人呼吁，要他们大力鼓吹九小时工作日，并答应为此给以资助！〕
正常工作日的规定，是几个世纪以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斗争的结果。但在这个斗争的历史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倾向。例如，我们对照一下英国现行的工厂立法和从14世纪起一直到18世纪中叶的劳工法〔注：（115）在英国，这些劳工法（在法国、尼德兰等国同时也有这种法令）是在1813年，在生产关系早已使它们失效以后，才正式废除的。〕。现代的工厂法强制地缩短工作日，而那些劳工法力图强制地延长工作日。资本在它的萌芽时期，由于刚刚出世，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关系的力量，还要依靠国家政权的帮助才能确保自己吮吸足够数量的剩余劳动的权利，它在那时提出的要求，同它在成年时期不得不忍痛做出的让步比较起来，诚然是很有限的。只是过了几个世纪以后，“自由”工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才自愿地，也就是说，才在社会条件的逼迫下，按照自己的日常生活资料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生的全部能动时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本身，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219]。因此，从14世纪中叶至17世纪末，资本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力图迫使成年工人接受的工作日的延长程度，同19世纪下半叶国家在某些地方为了限制儿童血液变成资本而对劳动时间规定的界限大体相一致，这是很自然的了。例如，在马萨诸塞州，这个直到最近还是北美共和国最自由的州，今天国家颁布的12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界限，在17世纪中叶还曾经是英国的健壮的手工业者、结实的雇农和大力士般的铁匠的正常工作日。〔注：（116）“12岁以下的儿童在工厂中每天不得劳动10小时以上。”（《马萨诸塞州普通法》第60章第3节。这些法令是1836—1858年颁布的。）“在所有棉纺织厂、毛织厂、丝织厂、造纸厂、玻璃厂、亚麻厂或铁工厂和其他金属加工厂实行的每天10小时劳动，应视为法定的日劳动量。又规定，对于不论在任何工厂做工的未成年人，今后皆不得鼓励或强迫他们每天劳动10小时以上，或每周劳动60小时以上；其次，本州任何工厂今后皆不得雇用10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当工人。”（《新泽西州。限制工作日的长度的法令》第1、2节。1851年3月18日法令）“12岁至15岁的未成年人，不论在任何工厂，每天不得劳动11小时以上，并且不得在早晨5点以前和晚上7点半以后做工。”（《罗得岛州修订条例》第139章第23节。1857年7月1日）〕
第一个劳工法（爱德华三世二十三年即1349年）的颁布，其直接借口（是借口，而不是原因，因为这种法律在这个借口不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存在了几百年）是鼠疫猖獗[220]，人口大大减少，用一个托利党著作家的话来说，当时“要用合理的价格〈即能保证雇主得到合理的剩余劳动量的价格〉雇用工人，已经困难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注：（117）［约·巴·拜耳斯］《自由贸易的诡辩》1850年伦敦第7版第205页。这位托利党人还承认：“议会通过的不利于工人而有利于雇主的关于调整工资的法令，维持了很长的时期，达464年之久。人口增长了。这些法令现在已经成为多余和累赘了。”（同上，第206页）〕因此，在法律上强制地规定了“合理”工资，同样也强制地规定了工作日界限。后面这一点，即我们在这里唯一关心的一点，在1496年（亨利七世时期）的法令中又提到了。依照法令（虽然始终没有实现），所有手艺人和农业工人的工作日，从3月到9月，应该是从早晨5点到晚上7—8点，其中吃饭时间是早饭1小时，午饭11/2小时，午后小餐1/2小时，正好比现行工厂法规定的吃饭时间多一倍。〔注：（118）关于这项法令，约·威德公正地指出：“从1496年的法令可以看出，当时的伙食费等于手工业者收入的1/3，等于农业工人收入的1/2这说明，当时的工人比现在的工人有更大的独立性，因为现在农业工人和工场手工业工人的伙食费在他们工资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了。”（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第［23］、25页）有人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现在的食品和衣服的比价和那时的比价不同造成的，但只要略为看一下弗利特伍德主教的《行情表》（1707年伦敦第1版及1745年伦敦第2版），这种意见就不攻自破了。〕冬季，是从早晨5点劳动到天黑，中间的休息时间不变。1562年的伊丽莎白法令，没有触动“按日领工资或按周领工资”的所有工人的工作日长度，不过它设法把夏季的休息时间限制为21/2小时，冬季限制为2小时。午饭时间只有1小时，“1/2小时午睡制”只准在5月中至8月中这段时间内实行。旷工1小时扣工资1便士。但实际上，工人的待遇要比法令规定的好得多。政治经济学之父，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
“工人〈当时是指农业工人〉一天做工10小时，一星期吃饭20次，就是说，平日每天3次，星期天两次。可见，只要他们星期五晚上节食，午饭时间不像现在这样用两小时即从11时到1时，而用一个半小时，从而劳动增加120，消费减少120，那么，上述税收的110就可以筹集出来了”。〔注：（119）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版第10页151。〕
安得鲁·尤尔博士抨击1833年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案是倒退到黑暗时代，不是说得很公平吗？当然，劳工法中列举的并为配第所提到的各项规定对学徒也是适用的。至于直至17世纪末儿童劳动的情况究竟怎样，我们从下面的怨言中可以看出：
“我们英国少年在当学徒以前，什么都不干，因此，他们当然需要7年这样长的时间，才能成为熟练的手艺人”。
相反地，德国值得夸耀的是，那里的儿童在摇篮里就至少“受到一点职业训练”。〔注：（120）《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1690年伦敦版第13页。为了辉格党和资产阶级的利益，麦考莱伪造了英国历史，他宣称：“让儿童过早地从事劳动的做法，在17世纪十分盛行，这从当时的工业状况来看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在毛织业的中心诺里奇，6岁的儿童就被看作是有劳动能力的。当时有许多著作家，其中包括有些被认为是心地非常正直的著作家，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谈到，单是在这座城市，男女童工一年所创造的财富就比他们的生活费要多12000镑。我们对过去的历史研究得越仔细，就越有理由驳斥那种认为我们时代充满了新的社会弊病的见解。新东西不过是发现这些弊病的智慧和医治这些弊病的人道精神”（《英国史》第1卷第417页）。麦考莱本来还可以告诉我们：17世纪的“心地非常正直”的商业之友，曾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叙述荷兰的一所济贫院曾怎样雇用一个4岁的儿童做工，而且这种“应用于实际的道德”的例子，直到亚·斯密时代为止，在一切麦考莱式人道主义者的著作中都有过。诚然，随着那种和手工业有区别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剥削儿童的踪迹也就显现出来了。这种剥削在一定程度上从来就存在于农民中间，并且农民身上的枷锁越沉重，这种剥削就越厉害。资本的趋势是很明显的，但事实本身却像双头婴儿一样，是极为罕见的。因此，富于预感的“商业之友”就以“惊喜若狂”的心情把这些事实当作特别值得重视、值得惊异的事情记录下来，以垂教同时代的和后代的人们，并让他们去摹仿。这位喜欢献媚和爱说漂亮话的苏格兰人麦考莱还说：“我们现在听到的只是退步，但看到的只是进步。”这是什么眼睛，尤其是，这是什么耳朵！〕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直到大工业时期以前，英国资本还不能靠支付劳动力一星期的价值而占有工人的整个星期，只有农业工人是例外。当时工人靠4天的工资可以生活一星期，在他们看来，这一事实并不能成为其余两天也要为资本家做工的充分理由。英国有一派经济学家为了替资本效劳，猛烈攻击工人顽固不化；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为工人辩护。例如，我们就来听听波斯尔思韦特（当时他编的商业辞典，就像现在麦克库洛赫和麦格雷戈尔的同类著作一样受到好评）和前面引述过的《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注：［①］指约·肯宁安。——编者注〕〕之间的争论吧。〔注：（121）非难工人最凶的就是本文提到的（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的匿名作者。①他早在《论赋税》（1765年伦敦版）一书中就进行了这样的非难。站在这一方的，还有妙不可言的饶舌统计家普隆涅斯—阿瑟·杨格。为工人辩护的，最出色的当推：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神学博士纳撒尼尔·福斯特牧师〈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1767年伦敦版）；普赖斯博士，特别是波斯尔思韦特（对自己的《工商业大辞典》一书的增补以及他的《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1759年伦敦第2版）。至于事实本身，当时的许多别的著作家都是确认的，例如乔赛亚·塔克尔就是如此。〕
波斯尔思韦特说道：
“我在结束这几点评述的时候，不能不提到从许多人那里听来的这样一种陈腐论调：如果工人（industriouspoor）做5天工就足够维持生活，他就不想做满6天工。他们因此做出结论说，必须用税收或任何其他办法提高那些甚至是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来迫使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每星期不间断地劳动6天。请原谅，我的见解和这些要本王国的劳动人口永远做奴隶的大政治家们不同。他们忘记了这样一句谚语：‘只管干活不玩耍，头脑迟钝人变傻’。难道英国人没有因为他们多才多艺的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一向为不列颠的商品争得普遍声誉而感到自豪吗？这是怎样得来的呢？或许就是由于我们生性活泼的劳动大众善于消遣娱乐吧。如果硬要他们终年劳碌，每星期干满6天，而且老是干同样的活，那他们的才能不会退化吗？他们不会由活泼的灵巧的人变为笨拙的迟钝的人吗？我们的工人由于这种长期的奴隶制，不是会丧失自己的声誉而不是保持自己的声誉吗？……还能指望受着这种残酷折磨的动物有什么熟练的技艺吗？……他们中间许多人4天干的活，抵得上法国人干5—6天。但是，如果英国人长期做苦力，恐怕他们就会退化，落在法国人后面。我国人民在战争中素以勇敢闻名，我们不是常说，这是因为一方面有美味的英国牛排和布丁来果腹，另一方面有立宪的自由精神吗？我国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以有高超的才能、精力和技巧，怎能说不是因为他们享有可以随意休息娱乐的自由呢？但愿他们永远不会丧失这种特权，不会失去成为他们劳动技巧和英勇精神的来源的优越生活！”〔注：（122）波斯尔思韦特《工商业大辞典》，（第一篇绪论）第XIV页。〕
关于这个问题，《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却回答说：
“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余6天属于劳动〈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他的意思是说属于资本〉，所以强制实行上帝的这一诫命[221]，决不能说是残忍的行为……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我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4天活……假定1蒲式耳小麦代表一个工人的全部生活资料，价格为5先令，工人干一天活挣1先令。这样，他一周只需要劳动5天；如果1蒲式耳小麦为4先令，他就只需要劳动4天……但是本王国的工资比生活资料的价格高得多，因此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4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余几天的闲适生活……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6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奴隶制。我国农业工人就是一周干6天活的，看来他们是工人（labouringpoor）中最幸福的人〔注：（123）［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他自己在第96页上就说明，还在1770年，英国农业工人的“幸福”已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劳动力总是紧张到极点；他们的生活坏得不能再坏，他们的劳动重得不能再重。”〕；荷兰人在手工工场每周也是劳动这么多天，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了许多假日的话〔注：（124）新教几乎把所有传统的假日都变成了工作日，由此它在资本的产生上就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我们的民众却有一种成见，好像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工人大众〉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种思想使我们的士兵勇敢起来，就这点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场手工业工人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7/8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注：（125）［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第15、41、96、97、55、56、57页。〕……只有我们的工业贫民情愿做6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4天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注：（126）同上，第69页。早在1734年，杰科布·范德林特就说过，资本家抱怨工人懒惰，其秘密只是想用同样的工资使4个工作日变成6个工作日。〕
为了这种目的，也为了“根除懒惰、放荡和对自由的奢望”，同时也为了“减轻济贫税、鼓励勤勉精神和压低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我们的忠于资本的埃卡尔特提出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把这些依赖社会慈善事业的工人，一句话，把需要救济的贫民关进“理想的习艺所”。“这种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注：（127）同上，第242、243页：“这种理想的习艺所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让他们在那里吃得饱，穿得又暖又好，而只做极少的工作。”〕在这种“恐怖之所”，这种“理想的习艺所”里，“每天”应当劳动“14小时，不过其中包括适当的吃饭时间，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整整12小时”。〔注：（128）同上，［第260页］。他说：“法国人嘲笑我们的狂热的自由思想。”（同上，第78页）〕
在1770年的“理想的习艺所”，即这恐怖之所，工作日是12小时！而经过了63年，到了1833年，当英国议会把四种工业〔〔注：［①］见本卷第321页。——编者注〕〕部门的13—18岁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整整12小时的时候，似乎英国工业的末日就到来了！1852年，当路易·波拿巴为了巩固自己在资产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打算修改法定的工作日时，法国工人大众异口同声地高呼：“把工作日缩短为12小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我们的唯一福利！”〔注：（129）“他们特别反对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因为规定这种工时的法令是共和国立法留给他们的惟一福利。”（《工厂视察员报告。1855年10月31日》第80页）法国1850年9月5日的十二小时工作日法令是临时政府1848年3月2日法令的资产阶级化的翻版；这个法令适用于一切作坊。在这项法令颁布以前，法国的工作日是不受限制的。工厂的工作日长达14、15小时或者还要多些。见布朗基先生的《1848年法国的工人阶级》。这位布朗基先生是经济学家，而不是那位革命家，他曾受政府的委托调查过工人的状况。〕在苏黎世，10岁以上的儿童的劳动限制为12小时，在阿尔高州，13—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2年从121/2小时减为12小时；在奥地利，14—16岁的儿童的劳动在1860年也缩短为12小时。〔注：（130）比利时在调整工作日方面也显示出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模范国家。英国驻布鲁塞尔的全权大使霍华德·德·沃尔登勋爵，1862年5月12日向外交部报告说：“罗日埃大臣对我说，无论是普遍的法令还是地方性的调整，都没有使儿童劳动受到什么限制；近3年来，政府在每次会议上都想向两院提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法案，但总是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因为人们猜忌不安，唯恐出现一种同劳动完全自由的原则相抵触的法令！”〕如果麦考莱还在的话，一定会以“惊喜若狂”的心情大叫“1770年以来的巨大进步”！〔注：［①］见本卷第315页。——编者注〕
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恐怖之所”在1770年还只是资本灵魂的梦想，几年以后，它却作为工场手工业工人自身的庞大的“习艺所”矗立起来了。它叫作工厂。但是这一次，理想在现实面前大为逊色。
6．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对劳动时间的强制的法律限制。
1833—1864年英国的工厂立法
资本经历了几个世纪，才使工作日延长到正常的最大极限，然后越过这个极限，延长到十二小时自然日的界限。〔注：（131）“无论哪一阶级的人，如果每天必须劳作12小时，那确实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如果把吃饭和往返工厂的时间都计算在内，实际上这就在一天24小时中占去14小时……我想，即使不谈健康问题，单从道德观点来看，谁也不会否认，从13岁这么小的年龄开始（而在“自由的”工业部门甚至是从更小的年龄开始），就不断地把劳动阶级的时间全部侵吞，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可怕的弊端……为了公共道德，为了培育出健壮的居民，为了使广大人民能有合理的生活享受。应当坚决要求在一切营业部门中把每个工作日的一部分留出来作为休息和余暇时间。”（伦纳德·霍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1年12月31日》）〕此后，自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大工业出现以来，就开始了一个象雪崩一样猛烈的、突破一切界限的冲击。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注：［①］见本卷第313—314页。——编者注〕甚至旧法规中按农民的习惯规定的关于昼夜的简单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以致一位英国法官还在1860年为了对昼和夜做出“有判决力的”解释，就不得不使出真正学究式的聪明。〔注：（132）“见《1860年春季开庭期安特里姆州贝尔法斯特法庭庭长奥特韦先生的判决》。〕资本则狂欢痛饮来庆祝胜利。
被生产的轰隆声震晕了的工人阶级一旦稍稍清醒过来，就开始进行反抗，首先是在大工业的诞生地英国。但是30年来，工人所争得的让步完全是有名无实的。从1802年到1833年，议会颁布了5个劳动法，但是议会非常狡猾，它没有批准一文钱用于强制地实施这些法令，用于维持必要的官员等等。〔注：（133）“很能说明路易—菲力浦这个资产者国王的制度的缺点的是，他在位时颁布的惟一的工厂法（1841年3月22日）从来就没有兑现过。而且这个法令也只是涉及儿童劳动。它规定8—12岁的儿童劳动8小时，12—16岁的儿童劳动12小时，等等，并且还附有许多例外，以致竟准许8岁的儿童做夜工。在一个连每只老鼠都要受警察监视的国家里，对这项法令的监督和推行却寄托在“商业之友”的善良愿望上。只是从1853年起，才仅仅在北部省设置了一个领薪水的政府视察员。同样能很好说明法国社会一般发展的特点的是，路易—菲力浦的法令在1848年革命前竟是拥有各种各样法律的法国立法工厂中独一无二的工厂法！〕[222]这些法令只是一纸空文。
“事实是，在1833年的法令以前，任意让儿童和少年整夜、整日或整昼夜从事劳动。”〔注：（134）《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50页。〕
现代工业中的正常工作日，只是从1833年颁布了有关棉、毛、麻、丝等工厂的工厂法起才出现的。1833年到1864年的英国工厂立法史，比任何东西都更能说明资本精神的特征！
1833年的法令规定，工厂的普通工作日应从早晨5点半开始，到晚上8点半结束。在这15小时的界限内，在白天的任何时间使用少年（从13岁到18岁）做工都是合法的，但是有一个条件：除某些特别规定的情况外，同一个少年一天之内做工不得超过12小时。法令的第6节规定：“在限制的劳动时间内，每人每天至少应有11/2小时的吃饭时间”。除开下面要谈到的例外情况，禁止雇用未满9岁的儿童；9岁至13岁的儿童的劳动每天限制为8小时。禁止9岁至18岁的少年做夜工，也就是在该法令所说的晚上8点半至早晨5点半之间做工。
立法者根本不想触犯资本榨取成年劳动力的自由，即他们所说的“劳动自由”，于是想出一种别出心裁的制度来防止工厂法造成这种令人发指的后果。1833年6月28日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说道：
“现时工厂制度的大弊病，在于它必然把儿童劳动延长到成年人工作日的极限。克服这种弊病的唯一的方法，看来就是实行儿童分两班做工的方案，而不是去限制成年人的劳动，因为那样造成的弊病比要消除的弊病更大。”[223]
这个“方案”于是就以“换班制度”（“SystemofRelays”；在英语和法语中，Relay都指到驿站换马）的名义实施了。例如，9岁到13岁的儿童分成两班，一班从早晨5点半到午后1点半，另一班从午后1点半到晚上8点半，等等。
工厂主先生们极端厚颜无耻地无视最近22年来所公布的一切有关儿童劳动的法律，为了奖赏他们，如今又给他们吞服的药丸涂上一层金色。议会决定，未满11岁的儿童从1834年3月1日起，未满12岁的儿童从1835年3月1日起，未满13岁的儿童从1836年3月1日起，在工厂劳动不应超过8小时！这种对“资本”如此宽厚的“自由主义”，理应得到更多的赞赏，因为法尔医生、安·卡莱尔爵士、本·布罗迪爵士、查·贝尔爵士、格思里先生等等，一句话，当时伦敦最著名的内科和外科医生，在下院作证时都曾经说过，“危险在于迟缓！”[224]。关于这个问题，法尔医生说得更尖锐：
“为了防止由任何原因引起的早死，立法同样是必要的。这种方法〈工厂方法〉无疑应看作是引起早死的最残酷的方法之一。”〔注：（135）“Legislationisequallynecessaryforthepreventionofdeath，inanyforminwhichitcanbeprematurelyinflicted，andcertainlythismustbeviewedasamostcruelmodeofinflietingit.[225]〕
同一个“经过改革”的议会，一方面出于对工厂主先生们的温情，迫使未满13岁的儿童在几年内继续在工厂地狱里每周劳动72小时；另一方面却在那也是一点一滴地给予自由的解放法令[226]中，一开始就禁止种植园主强迫任何黑奴每周劳动45小时以上！
但是资本毫不体谅，掀起了一个叫嚷了好几年的鼓动运动。运动主要是围绕着什么样的年龄算是儿童的问题，因为法律规定，儿童每天做工不得超过8小时，并且要受到一定的义务教育。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至多到11岁就结束了。工厂法完全生效的日期——不祥的1836年——越接近，工厂主这帮恶棍就越猖狂。他们确实把政府吓住了，于是政府在1835年建议把儿童时期的界限从13岁降为12岁。但这时外界的压力也越来越带有威胁性。下院没有勇气这样做了。它拒绝把13岁的儿童扔在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227]每天被压榨8小时以上。1833年的法令完全生效了。直到1844年6月它一直没有变动。
在工厂劳动先是局部后是全部受到这项法令约束的10年间，工厂视察员的官方报告充满了关于这项法令无法实施的抱怨。1833年的法令规定，在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这15小时内，每个“少年”和“儿童”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中断和停止他的12小时或8小时劳动，完全由资本家先生们去决定，并且他们还可以为不同的人规定不同的吃饭时间，这样一来，这班先生很快就找到一种新的“换班制度”〔〔注：［①］见本卷第331—338页。——编者注〕〕，让驿马不是在一定的驿站换班，而是在不固定的驿站上一次又一次地被套上跑下去。我们不来进一步谈论这个制度的妙处，因为后面我们还要谈到。但是一眼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制度不仅使整个工厂法的精神，而且使它的条文都落空了。既然每个儿童和少年的帐册如此复杂，工厂视察员有什么办法迫使工厂主遵守法定的劳动时间和吃饭时间呢？以前那种残酷的不法行为很快地又在许多工厂中不受惩罚地盛行起来。工厂视察员在同内务大臣的一次会见（1844年）时证明说，在新发明的换班制度下不可能实行任何监督。〔注：（136）《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但这时情况毕竟有了很大变化。特别是从1838年以来，工厂工人把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90]当作自己经济上的竞选口号，正像他们把宪章[228]当作自己政治上的竞选口号一样。甚至一部分按照1833年法令来经营工厂的工厂主，也上书议会，控告某些“口是心非的弟兄”进行不道德的“竞争”，因为这些人由于更加厚颜无耻或拥有较有利的地方条件就违反法律。此外，尽管个别的工厂主仍然可以为所欲为，工厂主阶级的代言人和政治领袖却要求对工人采取另一种态度和使用另一种语言。他们已经发动了废除谷物法的运动，为了取得胜利，需要工人的帮助！因此，他们不仅答应把大圆面包加大一倍[229]，而且答应在自由贸易的千年王国[230]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注：（137）《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8页。〕所以，他们就更不能去反对那种只以实行1833年法令为目的的措施了。〔〔注：［①］见本卷第321—322页。——编者注〕〕最后，托利党人由于自己的最神圣的利益即地租受到威胁，也用博爱家的口吻大骂他们的敌人的“可耻行为”。〔注：（138）伦纳德·霍纳还正式使用了“可耻行为”一语（《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7页。〕
于是就出现了1844年6月7日的补充工厂法案。它从1844年10月1日开始生效。它又把另一类工人，即18岁以上的妇女，置于法律保护之下。她们在各方面都受到与少年工相同的待遇，她们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禁止做夜工，等等。立法第一次被迫对成年人的劳动也进行直接的正式的监督。1844—1845年的工厂报告讽刺地说：
“就我们所知，成年妇女还从未抱怨过这种侵犯她们权利的行为。”〔注：（139）《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5页。〕
13岁以下的儿童的工作日缩短为每天61/2小时，在有些条件下是7小时。〔注：（140）法令允许使用儿童劳动10小时，只要他们不是天天做工，而是隔一天做一天工。总的说来，后面这项附带条款始终没有发生过效力。〕
为了防止滥用虚假的“换班制度”，法律又规定了下列重要的细则：
“儿童和少年的工作日，应该从有任何一个儿童或少年早晨在工厂里开始劳动的时候算起”。
按照这个规定，如果A是从早晨8点开始劳动，B是从10点开始劳动，那么，B的工作日仍然要和A的工作日一样，应在同一时间结束。开工时间应以某个公共时钟为准，例如，以附近的铁路时钟为准，工厂的钟要和这个铁路时钟保持一致。工厂主必须在工厂张贴大字印刷的时间表，说明上工、下工、休息的时间。12点以前上工的儿童不得在下午1点钟以后又做工。这样，下午班就不能再有上午班的儿童。受法律保护的全体工人都要有11/2小时的吃饭时间，并应在同一时间吃饭，其中至少有1小时应在下午3点以前。儿童或少年至少应有半小时的吃饭时间，否则不得让他们在下午1点以前做工5小时以上。儿童、少年和妇女不得留在某种劳动过程正在进行的厂房中吃饭，等等。
我们看到，这些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的细致的规定，决不是议会设想出来的。它们是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从现存的关系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的制定、被正式承认以及由国家予以公布，是长期阶级斗争的结果。它们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些规定的实施使工厂的成年男工的工作日也受到同样的限制，因为在大多数生产过程中，必须有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协作。所以总的说来，在1844—1847年期间，受工厂立法约束的一切工业部门，都普遍一致地实行了十二小时工作日。
但是，工厂主如果没有得到某种“退步”作补偿，是不会容忍这种“进步”的。在他们的敦促下，下院把可以雇用的儿童的最低年龄从9岁减为8岁，以保证资本按照上帝旨意和人间法律得到“工厂儿童的追加供给”。〔注：（141）“由于他们的劳动时间的缩短会引起雇用人数（儿童数）的增加，有人就认为，这种增长了的需求可由8—9岁的儿童的追加供给来满足。”《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
1846—1847年在英国经济史上划了一个时代。谷物法[23]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进口税取消了，自由贸易被宣布为立法的指路明灯！一句话，千年王国出现了。另一方面，宪章运动和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在这期间达到了顶点。它们在渴望报仇的托利党人那里找到了同盟者。尽管以布莱特和科布顿为首的言而无信的自由贸易派疯狂反抗，争取了多年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终于由议会通过了。
1847年6月8日的新工厂法规定，从1847年7月1日起，“少年”（从13岁到18岁）和所有女工的工作日先缩短为11小时，而从1848年5月1日起，最终限制为10小时。在其他方面，这个法令只是1833年和1844年的法令的修正补充。
资本先发制人，想使这个法令在1848年5月1日不能完全实行。而且，似乎由于取得经验教训而变得聪明的工人自己应当来帮助再一次破坏自己的事情。时机是选择得很巧妙的。
“必须记住，1846—1847年爆发了可怕的危机，工厂工人深受其害，因为很多工厂开工不足，另一些工厂完全停工。大量工人的生活非常窘迫，很多工人负有债务。因此，可以有把握地断定，他们宁愿劳动时间更长一些，以便弥补过去的亏损，偿还债务，或者从当铺赎回自己的家具，或者把卖掉的东西再补充进来，或者为自己和家属添制新衣。”〔注：（142）《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6页。〕
工厂主先生们普遍把工资降低了10％，企图以此来助长这种状况的自然作用。而这就是所谓向自由贸易新纪元的献礼。后来，工作日缩短为11小时，工资又降低81/3％，最后工作日缩短为10小时，工资降低的百分比再增加一倍。因此，凡是在情况允许的地方，工资至少降低了25％。〔注：（143）“我发现，每周领取10先令的人因为工资普遍减少10%而少得1先令，又因为工作时间缩短而少得1先令6便士，总共少得2先令6便士，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坚决拥护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同上）〕在这样准备妥当的时机下，就在工人中间展开了废除1847年法令的鼓动。欺骗、诱惑、威胁的手段全都用了，但都是枉费心机。虽然在工人中间征集到了半打请愿书，诉说“他们深受这个法令的压迫”，但是在口头询问这些请愿者的时候，他们说是被迫签名的。“他们是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而是受某种人的压迫。”〔注：（144）“当我在请愿书上签名的时候，我就说我做了一件坏事。——那你为什么要签名呢？——因为拒绝签名就会被解雇。——请愿者觉得自己确实‘受压迫’，但不是受工厂法的压迫。”（同上，第102页）〕工厂主们既然无法使工人说出他们工厂主想说的话，于是自己就以工人的名义在报刊上和议会里大叫大嚷。他们指责工厂视察员是一种国民公会委员[231]，说他们要靠残酷无情地牺牲不幸的工人，来实现他们改善世界的奇想。但是这一招也没有得逞。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本人以及通过他的助手在兰开夏郡的工厂中询问了很多证人。在被询问的工人中，赞成十小时工作日的将近70％，赞成十一小时的百分比要小得多，赞成原来的十二小时的只占极少数。〔注：（145）《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7页。在霍纳先生的管区，曾询问了181个工厂的10270个成年男工。他们的证词都载于截至1848年10月为止的半年工厂视察报告的附录中。这种询问在其他方面也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另一个“友好的”花招是使成年男工劳动12—15小时，然后宣布这是无产阶级内心愿望的最好的表达。但是“残酷无情的”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马上又出现了。大多数“加班加点工人”声称：
“他们宁愿劳动10小时而少拿些工资，但是他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有很多人失业，有很多纺纱工人被迫去做零工，如果他们拒绝延长劳动时间，别人马上就会把他们挤走。所以，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或者把劳动时间延长一些，或者流落街头。”〔注：（146）同上。见《附录》中列举的伦纳德·霍纳本人收集的第69、70、71、72、92、93号证词，以及助理视察员亚·收集的第51、52、58、59、60、62、70号证词。有一个工厂主自己讲出了全部真相。见该执行报告第265号以后的第14号。〕
资本想先发制人，但是失败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于1848年5月1日生效。但这时，宪章派也失败了。他们的领袖被关进监狱，他们的组织遭到破坏。宪章派的失败已经动摇了英国工人阶级的自信心。[232]不久，巴黎的六月起义和对起义的血腥镇压，[233]使欧洲大陆和英国的统治阶级的一切派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交易所豺狼和小商人，保护关税论者和自由贸易论者，政府和反对派，教士和自由思想者，年轻的娼妇和年老的修女——都在拯救财产、宗教、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口号下联合起来了！工人阶级到处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被革出教门，受到“嫌疑犯处治法”[234]的迫害。工厂主先生们可以为所欲为了。他们进行公开的反叛，不仅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而且反对1833年以来力图对劳动力的“自由”榨取稍加限制的一切立法。这是一次缩小型的“维护奴隶制的叛乱”8，这次叛乱蛮横无耻，疯狂已极，持续了两年多，而这样做是十分便宜的，因为叛乱的资本家只是用自己工人的生命进行冒险。
为了便于了解以后的事情，必须记住：1833年、1844年和1847年的各个工厂法，凡是在后者没有对前者进行修改的地方，都保留了法律效力；这三个法令都没有限制18岁以上的男工的工作日；从1833年以来，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这15小时的时间始终是法定“日”，在这个界限以内，少年和妇女可以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起先劳动12小时，后来劳动10小时。〔注：［①］见本卷第331—322、325、327页。——编者注〕
某些地方的工厂主开始把他们雇用的少年工和女工解雇一部分，有时甚至解雇一半，同时却把几乎已经绝迹的夜工在成年男工当中恢复了。他们叫嚷说，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使他们别无出路！〔注：（147）《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134页。〕
第二步是针对法定的吃饭时间，让我们听听工厂视察员是怎样说的：
“自从工作日限制为10小时以来，工厂主们就说（虽然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完全实现他们所说的），如果劳动是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那么他们在早晨9点以前拿出1小时，在晚上7点以后拿出半小时，总共用11/2小时作为吃饭时间，这也就是充分地执行法令的规定了。现在，在某些场合，他们准许有半小时或1小时的午饭时间，但是他们坚持说，他们没有义务把这11/2小时的任何部分包括在十小时工作日之内”。〔注：（148）《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47页。〕
因此，工厂主先生们硬说，1844年法令关于吃饭时间的十分详细的规定〔注：［②］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只是允许工人在进厂以前和离厂以后，即在自己家里吃饭喝水！工人为什么不应当在早晨9点以前吃午饭呢？但是皇家法官裁决说，法律规定的吃饭时间
“必须安排在实际工作日的休息时间内。让工人从早晨9点到晚上7点连续不停地劳动10小时是不合法的”。〔注：（149）《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0页。〕
经过这几场愉快的示威后，资本采取了与1844年法令条文相适应的即合法的步骤来进行反叛。
诚然，1844年的法令规定，上午12点以前做工的8—13岁的儿童不准在下午1点以后继续做工。〔注：［①］见本卷第326页。——编者注〕但是在中午12点或下午开始做工的儿童的61/2小时劳动，法令却未作任何规定！因此，可以使中午12点开始做工的8岁儿童在12点至1点之间干1小时，在下午2点至4点之间干2小时，在5点至晚上8点半之间干31/2小时，总共是法定的61/2小时！甚至还有更妙的办法。为了使儿童的劳动同干到晚上8点半的成年男工的劳动配合起来，工厂主只要在下午2点以前不给儿童活干，就可以使他们在工厂中连续不停地干到晚上8点半！
“现在人们公开承认，近来由于工厂主拚命使机器开动10小时以上，在所有的少年和妇女都离开工厂以后，8—13岁的男女儿童被留下来和成年男工一起干到晚上8点半，这种办法已在英国实行。”〔注：（150）《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42页。〕
工人和工厂视察员从卫生和道德的角度提出抗议。但资本回答说：
“我的行为没有越轨，我要求我的权利！
那就是我的契约上规定的罚金和抵押品！”
事实上，1850年7月26日向下院提出的统计材料表明，尽管有各种抗议，到1850年7月15日为止，还有257家工厂的3742个儿童受着这种“办法”的折磨。〔注：（151）《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10月31日》第5、6页。〕不仅如此！资本的山猫眼睛发现，1844年的法令规定，在上午连续劳动5小时至少要休息30分钟，但是关于下午的劳动却没有任何类似的规定。因此，资本要求而且确实也迫使8岁的童工不仅从下午2点一直拚命干到晚上8点半，而且还要挨饿！
“对了，他的胸部，
契约上是这么说的！”[235]〔注：（152）资本无论在其发达的形式上或不发达的形式上，性质都是一样的。在美国南北战争爆发前不久，由于奴隶主的影响被强加因新墨西哥领土上的法典中写道：只要资本家购买了工人的劳动力，工人就“成为他的〈资本家的〉货币”。在罗马的贵族中也流行过这种看法。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通过生活资料转化为债务人的血和肉。因此，这种“血和肉”是“他们的货币”。由此就产生了夏洛克式的十表法[236]！兰盖关于贵族债权人时常在台伯河彼岸用煮熟了的债务人的肉来大办筵席的臆说[237]，和道默关于基督教圣餐的臆说[238]一样，始终无法确定。〕
对于1844年法令限制儿童劳动的条款，资本家像夏洛克那样死抠法令条文，只是为了对该法令限制“少年和妇女”的劳动的这同一项条款进行公开的反叛作准备。我们记得，废除“虚假的换班制度”是这个法令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内容〔注：［①］见本卷第325页。——编者注〕。工厂主开始反叛这个法令的时候，只是简单地声明说，1844年法令禁止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任意分小段时间来使用少年和妇女的条款，
“在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的时候，没有造成多大损失。而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情况下，它们就是难以忍受的不公平了”〔注：（153）《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3页。〕。
因此，他们用最冷静的态度向视察员宣称，他们将不理睬法律的条文，他们打算自行恢复旧的制度。〔注：（154）例如，慈善家阿什沃思在写给伦纳德·霍纳的一封贵格会会士式的令人作呕的信中，就是这样说的。（《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第4页）〕据说，这将符合于听了不良劝告的工人本身的利益，
“能对他们支付较高的工资”。“这是在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令下保持大不列颠的工业优势的唯一可能的办法。”〔注：（155）《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38页。〕“在换班制度下要发现违法情况也许有些困难，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难道为使工厂视察员及其助手省掉一些小小的麻烦，就可以把这个国家的巨大的工厂利益看成是次要的东西吗？”〔注：（156）同上，第140页。〕
当然，所有这些遁辞都无济于事。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诉讼。但是工厂主的请愿书立即像雪片似地飞向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以致他在1848年8月5日的通令中晓谕视察员：
“只要还没有证实换班制度被滥用来使少年和妇女劳动10小时以上，一般不要按违背法令条文来追究”。
在这以后，工厂视察员约·斯图亚特就准许苏格兰全境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实行所谓换班制度，于是这种制度很快就像以前那样盛行起来。而英格兰的工厂视察员则声明，内务大臣没有权力自作主张中止法律的实施，并且继续向法庭控告那些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者。
但是，既然法庭，郡治安法官〔注：（157）这些“郡治安法官”，即被威·科贝特称为“伟大的不领薪水的人”，是由各郡绅士组成的不领薪水的治安法官。事实上，他们形成统治阶级的世袭法庭。[239]〕宣判他们无罪，那传讯又有什么用呢？法庭上坐的是工厂主先生，他们是自己审问自己。举一个例子。克肖—利斯公司的纺纱厂主，一个叫埃斯克里格的人，曾把他的工厂准备实施换班制度的计划提交本区的工厂视察员。在他的计划被拒绝以后，他起初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几个月以后，一个叫鲁滨逊的人——也是纺纱厂主，他如果不是埃斯克里格的星期五，至少也是他的亲戚——由于实行一种与埃斯克里格想出的换班制度相同的制度而被控告到斯托克波特市巴勒区治安法官。庭上坐着4位法官，其中3位是纺纱厂主，而以那位必不可少的埃斯克里格为首。埃斯克里格宣判鲁滨逊无罪，并且说，对鲁滨逊来说是合法的事，对埃斯克里格也是合理的。于是，他根据他自己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判决，马上就在自己的工厂里实行这种制度。〔注：（158）《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21、22页。参看该报告第3、5页上类似的例子。〕不用说，这种法庭的组成本身就是对法律的公然违反。〔注：（159）根据威廉四世元年和二年法令，即叫作约翰·霍布豪斯爵士工厂法第38章第10节，在与工厂法有关的问题上，任何一个棉纺织厂厂主及其父子兄弟一律不得担任治安法官的职务。〕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叫道：
“这种审判把戏急须改革……或者是使法律适应这种宣判，或者是让一个犯错误较少、能使判决适应法律的法院去执行……在一切这样的场合都多么需要领薪水的法官啊！”〔注：（160）《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4月30日》［第22页］。〕
皇家法官宣布工厂主对1848年法令的解释是荒谬的，但是社会的救主们坚持原来的想法。伦纳德·霍纳报告说：
“我在7个审判区中提出10件诉讼，试图强制人们执行法律，可是只有1件诉讼得到治安法官的支持……我认为再对违法行为提出诉讼是徒劳无益的。法令中规定劳动时间要整齐划一的那一部分条文……在兰开夏郡已经不发生效力。我和我的助手没有任何办法能使自己确信，那些实行所谓换班制度的工厂不让少年和妇女劳动10小时以上……1849年4月底，在我的管区里已经有114家工厂采用这种方法，近来这种工厂的数目还在急剧增加。一般说来，现在工厂的劳动是131/2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7点半；也有劳动15小时的，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8点半。”〔注：（161）《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5页。〕
还在1848年12月，伦纳德·霍纳就列举出65个工厂主和29个工厂监工，说他们一致认为，在这种换班制度下，任何监督制度都不能阻止过度劳动的广泛流行。〔注：（162）《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10月31日》第6页。〕同一批儿童和少年时而由纺纱车间调到织布车间，时而在15小时之内由这个工厂调到那个工厂。〔注：（163）《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21页。〕这样一种制度怎能加以监督呢，
“它滥用换班之名，把工人像象纸牌一样按无限多样的方式混杂起来，并且天天变更各人的劳动和休息时间，以致同组的全体工人永远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做工！”〔注：（164）《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95页。〕
但是，完全撇开现实的过度劳动不说，这种所谓换班制度是资本幻想的产物，连傅立叶关于“短时工作”[240]的幽默描写都相形见绌，所不同的只是，劳动的吸引力转化成了资本的吸引力。我们来看看工厂主所编制的那些计划吧，它们被有声望的报纸誉为“在相当精细和适当的安排下才能做出的事物”的典范。全体工人有时被分为12至15个类别，各类别本身的组成部分不断改变。在十五小时工厂日内，资本一会儿把工人拉来干30分钟，一会儿拉来干1小时，然后又把他推开，接着又把他拉来，然后再把他推开，就这样一小段一小段时间地把他赶来赶去，但是在他未做满10小时之前，决不把他放掉。就像在舞台上一样，同样一些人物要在各幕戏的各个场次轮流出场。但是也正像演员在整个戏的演出中是属于舞台一样，现在，工人在15小时之内是属于工厂，其中还不包括上下工走路的时间。于是，休息时间变成了强制闲逛的时间，它把少年男工赶进酒店，把少年女工赶进妓院。资本家力图不增加劳动人员而使自己的机器开动12小时或15小时，为此他们每天都想出新招，这就使工人不得不有时抓住这一点零碎时间，有时抓住那一点零碎时间把饭吞下去。在争取十小时工作日的鼓动期间，工厂主大喊大叫，说工人歹徒们请愿的目的是想用10小时的劳动取得12小时的工资。现在他们是反过来了。他们支配劳动力12小时或15小时，而只支付10小时的工资！〔注：（165）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49年4月30日》第6页，以及工厂视察员豪威耳和桑德斯在《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中对“换班制度”的详细剖析。还可参看阿什顿市及其附近地区的牧师于1849年春为反对“换班制度”而向女王〔注：［①］指维多利亚——编者注〕呈交的请愿书。〕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工厂主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解释！正是这些假献殷勤、满嘴博爱的自由贸易论者，在宣传反对谷物法的整整10年中，一分一毫地算给工人听，说如果可以自由输入粮食，那么按照英国工业的能力，只要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就足以使资本家发财致富了。〔注：（166）例如可参看罗·海·格雷格《工厂问题。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37年版。］〕
资本进行了两年的叛乱终于取得了胜利：英国四个高等法院之一，财务法院，于1850年2月8日判决一件案子时宣布，虽然工厂主违反了1844年法令的精神，但是这个法令本身的某些词句已经使法令变得毫无意义。“这种判决就是废除了十小时工作日法。”〔注：（167）弗·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13页）。[241]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这所“高等”法院又发现，由于语义含糊，取缔海盗船只武装的法律竟成了正好相反的东西。〕很多以前不敢对少年和女工实行换班制度的工厂主，现在都双手抓住换班制度不放了。〔注：（168）《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
但是，随着资本获得表面上的最后胜利，情况立即又发生了变化。在此以前，工人虽然日复一日地进行不屈不挠的反抗，但是这种反抗一直采取守势。现在他们在兰开夏郡和约克郡召开声势浩大的集会表示抗议。他们提出，所谓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只是一场骗局，只是议会的欺诈行为，根本就未存在过！工厂视察员急切地警告政府说，阶级对抗已经达到难以置信的紧张程度。甚至一部分工厂主也抱怨起来：
“治安法官的互相矛盾的判决，造成十分不正常的、无政府的状态。在约克郡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又是一种法律，在兰开夏郡的某一教区是一种法律，在邻近的教区又是一种法律。大城市的工厂主可以逃避法律，小地方的工厂主找不到必要的人手来实行换班制度，更不必说把工人从一个工厂调到另一个工厂……”
平等地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的人权。
在这种情况下，工厂主和工人之间取得了某种妥协，这种妥协被议会在1850年8月5日新的补充工厂法[195**]中固定下来。“少年和妇女”的工作日，在一周的前5天从10小时延长为101/2小时，星期六限制为71/2小时。劳动时间应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注：（169）在冬季，这段时间可以改为早晨7点至晚上7点。〕其中休息11/2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吃饭时间应当统一，并且要符合1844年的规定等等。这样，换班制度就永远结束了。〔注：（170）“现行法律〈1850年〉是一种妥协，其结果是工人放弃了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利益，而得到的好处是，凡在劳动时间上受到限制的人都能以统一的时间上工和下工。“《工厂视察员报告。1852年4月30日》第14页）〕关于儿童劳动，1844年的法令仍然有效。
有一类工厂主，这一次也和以往一样，保全了自己对无产阶级儿童的特殊的领主权。他们是丝厂厂主。1833年他们曾咄咄逼人地喊叫：“如果剥夺他们让各种年龄的儿童每天劳动10小时的自由，那就等于让他们的工厂停工。”他们说，他们无法买到足够数量的11岁以上的儿童。他们强行取得了想要取得的特权。后来的调查表明，他们的借口纯系捏造〔注：（171）《工厂视察员报告。1844年9月30日》第13页。〕，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在整整10年内，每天用10小时从那些必须靠人放到凳子上才能干活的幼童的血中抽出丝来。〔注：（172）同上。〕1844年的法令虽然“抢走了”他们让不满11岁的儿童每天劳动61/2小时以上的“自由”，但是保证了他们每天剥削11—13岁的儿童10小时的特权，并且取消了儿童在其他工厂本来可以受到的义务教育。这一次的借口是：
“细巧的织物需要灵巧的手指，而这只有年幼时进工厂才能做到。”〔注：（173）《工厂视察员报告。1846年10月31日》第20页。〕
儿童们由于手指细巧而被杀戮，正如俄国南部的牛羊由于身上的皮和油而被屠宰一样。最后，1844年准许的这种特权，到1850年又受到限制而只适用于捻丝和缫丝部门了；但是，为了补偿资本失掉这种“自由”而遭到的损失，11—13岁儿童的劳动时间从10小时延长到101/2小时。借口是：“丝厂的劳动比其他工厂轻，对健康损害较少。”〔注：（174）《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6页。〕后来，官方医生的调查表明，情况正好相反，
“丝业区的平均死亡率异常高，人口中妇女部分的平均死亡率甚至比兰开夏郡棉纺织业区还高”。〔注：（175）同上，第27页。一般说来，工厂法影响所及的工人居民的体格都大大增强了。医生的所有证词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我根据自己在各个不同时期的亲身观察，也确信这一点。尽管如此，并且即使撇开初生婴儿的惊人的死亡率不说，格林豪医生的正式报告还是表明，同”具有正常健康状况的农业区“相比，工厂区的健康状况是不良的。我引用他1861年报告中的下列统计表作为证明：
在工业中做工的
成年男子的百分比每10万个男子中
死于肺的人数地区名称每10万个妇女中
死于肺的人数在工业中做工的
成年妇女的百分比妇女职业类别
14.9598威根
64418棉业
42.6708布莱克本
73434.9同上
37.3547哈利法克斯
56420.4毛业
41.9611布拉德福德
60330同上
31691麦克尔斯菲尔德
80426丝粘
14.9588利克
70517.2同上
36.6721特伦特河畔斯托克
66519.3瓦器业
30.4726伍尔斯坦顿
72713.9同上
—3058个健康的农业区
340—
〕
尽管工厂视察员每半年提出一次抗议，但是这种恶劣现象一直继续到现在。〔注：（176）大家知道，英国的“自由贸易派”曾多么不愿意放弃丝织业的保护关税。现在限制法国进口的保护关税是取消了，取而代之的却是英国的工厂儿童也不加保护了。〕
1850年的法令只是把“少年和妇女”的劳动时间从15小时改为12小时，即从早晨5点半至晚上8点半改为从早晨6点至晚上6点。就是说，这种改变不适用于儿童，他们照旧可以在开工前半小时和完工后21/2小时内被使用，尽管他们劳动的总时间不得超过61/2小时。在讨论法案的时候，工厂视察员曾向议会提出统计材料，说明这种反常现象造成了可耻的滥用。但是毫无效果。因为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企图，就是想借助于儿童在繁荣年代重新把成年男工的工作日延长到15小时。以后3年的经验表明，这种企图由于成年男工的反抗必定遭到失败。〔注：（177）《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4月30日》第30页。〕因此，1850年法令终于在1853年作了补充：禁止“在少年和妇女早晨上工前和晚上下工后使用童工”。从那时起，除了少数例外情况，1850年的工厂法把受它约束的工业部门的全体工人的工作日都纳入法律限制之内了。〔注：（178）在1859年和1860年英国棉纺织业的鼎盛时期，有些工厂主企图以额外时间付高工资为诱饵，促使成年男纺工等延长工作日。使用手摇骡机和自动纺机的纺工向雇主提出意见书，这才罢休。意见书中写道：“坦白地说，我们的生活对我们来说已成为一种负担。只要我们每周被关在工厂中的时间仍比别的工人几乎多两天〈20小时〉，我们就觉得自己好像是国内的奴隶，并且我们责备自己竟容忍一种对我们自己的和我们后代的身心有害的制度长期存在下去……所以，我们郑重通知，从新年起，我们每周劳动将决不多于60小时，从6点至6点，其中还包括法定的11/2小时的休息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0年4月30日》第30页）〕从第一个工厂法颁布以来，到这时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注：（179）关于利用这个法律的词句来破坏法律的手法，参看议会报告《工厂法》（1859年8月9日），以及该报告所载伦纳德·霍纳《关于修改工厂法以使工厂视察员能够制止目前盛行的非法劳动的建议》。〕
1845年公布的“印染工厂法”，使立法第一次超出了它原有的范围。资本容许这种新的“狂暴行为”时的不悦心情，贯穿法令的每一行！这个法令把8—13岁的儿童和妇女的工作日限制为16小时，从早晨6点到晚上10点，并且没有规定任何法定的吃饭时间。它容许人们任意使13岁以上的男工日夜劳动。〔注：（180）“在最近半年〈1857年〉里，我的管区的8岁和8岁以上的儿童事实上都被迫从早上6点累死累活地干到晚上9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57年10月31日》第39页）〕这是议会的一次流产。〔注：（181）“印染工厂法关于教育以及劳动保护的规定被认为是一种失败。”（《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2页）〕
但是，原则战胜了，它在作为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殊产物的大工业部门中胜利了。1853—1860年时期这些部门的惊人发展，以及同时出现的工厂工人体力和精神的复活，连瞎子也看得清清楚楚。连那些经过半个世纪的内战才被迫逐步同意在法律上限制和规定工作日的工厂主，也夸耀这些工业部门与那些仍旧是“自由的”剥削领域所形成的对照。〔注：（182）例如，艾·波特尔1863年3月24日写给《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就是这样说的。《泰晤士报》提醒他不要忘记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的工厂主叛乱。〔注：①见本卷第662—665页。——编者注〕〕“政治经济学”上的伪善者现在也宣称，认识在法律上规定工作日的必要性，是他们这门“科学”的突出的新成就。〔注：（183）同图克一起编写并出版《价格史》的威·纽马奇先生就是这样认为的。难道怯懦地向舆论让步也是科学上的进步么?〕不难了解，在工厂大亨们被迫服从不可避免的东西并且同它和解之后，资本的抵抗力量就逐渐削弱了，而同时，工人阶级的进攻力量则随着他们在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阶层中的同盟者的增加而加强了。这就是从1860年以来进步较快的原因。
染厂和漂白厂〔注：（184）1860年颁布的关于漂白厂和染厂的法令规定，从1861年8月1日起，工作日暂时缩短为12小时，从1862年8月1日起，最后缩短为10小时，也就是说，平日为101/2小时，星期六为71/2小时。但是不祥的1862年一到来，旧把戏又重演了。工厂主先生们向议会请愿，要求把准许少年和妇女劳动12小时的规定仅仅再延长一年……“在现今的营业状况下〈棉荒时期〉，如果允许工人每天劳动12小时，赚得尽可能多的工资，那对他们将是十分有利的……”一项根据这种精神拟定的法案也已经提交下院。“由于苏格兰漂白厂工人的鼓动，这项法案被撤销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4、15页）盗用工人名义说话的资本遭到工人回击后，又借助法学家的眼镜发现，1860年的法令和议会的一切有关“劳动保护”的法令一样，措辞含糊，从中能找到这样的借口：该法令的有效范围不包括“轧光工”和“整理工”。英国的审判权始终是资本的忠实奴仆，它通过“高等民事法院”批准了这种强词夺理的解释。“这引起工人极大的不满，并且深为遗憾的是，立法的明确意图，竟由于字义不明而化为泡影。”（《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18页）〕在1860年，花边厂和织袜厂在1861年分别受1850年工厂法的约束。由于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1号报告（1863年），一切瓦器业（不仅是陶器业）、火柴厂、雷管厂、弹药厂、壁纸厂、天鹅绒厂以及许多统称为“最后整饰”的作业，都遭受同样的命运。1863年，“露天漂白厂”〔注：（185）“露天漂白业者”撒谎说，他们没有使用妇女做夜工，以此逃避了1860年漂白工厂法。但谎言被工厂视察员揭穿了，同时，工人的请愿书使议会打消了“露天漂白厂”坐落在芳香、凉爽的草地上的印象。在这些露天漂白厂里，干燥室的温度高达华氏90°一100°，其中做工的主要是少女。“冷却”这个词已经成了她们从干燥室偶尔跑到户外喘口气的专门用语。“在干燥室里有15个少女，烘烤麻布的温度是80°—90°，烘烤细麻布的温度是100°和100°以上。一间约有10平方英尺的小屋，中间放着密闭火炉，12个少女在那里（把细麻布等）熨平和叠齐。少女们围着发出炽热的火炉，细麻布很快就被烘干，然后由她们熨平。这些人的劳动时间是没有限制的。在忙的时候，他们要接连许多天干到晚上9点或12点。”（《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6页）一个医生说：“没有规定专门的时间让人们凉快一下，不过当温度高得实在受不了，或者女工的手被汗水弄脏了，便允许她们出去几分钟……我在这些女工中行医的经验使我断定，她们的健康状况比纺纱女工坏得多〈而资本在递交给议会的请愿书中，竟用鲁本斯的风格把她们描画成非常健康！〉。她们中间最常见的病是：肺病、支气管炎、子宫病、恶性歇斯底里和风湿症。我认为，造成所有这些病症的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就是她们的工作室温度太高以及她们缺少足够的舒适的衣服，不能在冬季回家时抵御寒冷潮湿空气的袭击。”（同上，第56、57页）关于后来才从快活的“露天漂白业者”那里争得来的1863年法令，工厂视察员指出：“这个法令看起来是保护工人的，但它不仅没有达到保护工人的目的……按照法令的条文，只有当儿童和妇女在晚上8点以后被发现做工时才受到保护，即使在这种场合，因法令所规定的证明方法有种种保留条件，几乎不可能有人会受到处罚。”（同上，第52页）“作为一个具有人道的和教育的目的的法令来说，该法令是彻底失败了。允许同样也可以说强迫妇女和儿童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要看情况而定），或许还要劳动更长的时间，并且不管他们的年龄、性别如何，不管漂白厂邻近地区的家庭有怎样的社会习惯，这能说是人道的吗?”（《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和面包房分别受专门法令的约束，在露天漂白厂中禁止在夜间（从晚上8点至早晨6点）使用儿童、少年和妇女做工，在面包房中禁止在晚上9点至早晨5点使用18岁以下的面包工人〔注：［51］见本卷第289页。——编者注〕。根据童工调查委员会以后的各次建议，英国一切重要工业部门，除农业、采矿业和运输业以外，都有被夺去“自由”的危险，关于这些建议我们以后还要谈到。〔注：（185a）第2版注：自从1866年我写这些话以来，倒退的现象又发生了。〕〔注：［52］见本卷第565—566页。——编者注〕
7．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英国工厂立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读者会记得，不管生产方式本身由于劳动从属于资本而产生了怎样的变化，生产剩余价值或榨取剩余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定内容和目的〔注：［53］见本卷第216—218、265—270、305—307页。——编者注〕。读者会记得，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阐明的观点看来，只有独立的、因而在法律上是成年的工人，作为商品出卖者与资本家缔结契约〔注：［54］见本卷第195—197页。——编者注〕。因此，如果说在我们的历史的概述中，起主要作用的一方面是现代工业，另一方面是身体上和法律上未成年的人的劳动，那么我们只是把前者看作榨取劳动的特殊领域，把后者看作这种榨取的特别鲜明的例子。但是，即使暂不涉及以后的阐述，仅仅根据历史事实的联系，也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在最早依靠水力、蒸汽和机器而发生革命的工业部门中，即在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产物——棉、毛、麻、丝等纺织业中，资本无限度地、放肆地延长工作日的欲望首先得到了满足。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注：（186）“这两个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各自的行为，是它们当时所处地位的结果。”（《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3页）〕，先是造成了无限度的压榨，后来反而引起了社会的监督，由法律来限制、规定和划一工作日及休息时间。因此，这种监督在19世纪上半叶只是作为例外情况由法律规定的。〔注：（187）“受限制的行业都与使用蒸汽力或水力生产纺织品有关。一种行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才受工厂视察制度的保护，这就是：使用蒸汽力或水力，并且加工某种特定的纤维。”（《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但是，当这种监督刚刚征服了新生产方式的已有领域时，它却发现，不仅许多别的生产部门采用了真正的工厂制度，而且那些采用或多或少陈旧的生产方式的手工工场（如陶器作坊、玻璃作坊等）、老式的手工业（如面包房），甚至那些分散的所谓家庭劳动（如制钉业等）〔注：（188）关于这种所谓家庭工业的情况，童工调查委员会最近的报告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材料。〕，也都像工厂一样早已处于资本主义剥削之下了。因此，立法不得不逐渐去掉它的例外性，或者在像英国这样在立法上仿效罗马决疑论的方式的地方，把有人在里面劳动的任何房屋都任意称为工厂。〔注：（189）“最近这次会期〈1864年〉通过的法令……涉及习惯异常不同的各种行业。使用机械力开动机器，已不再像以前那样是一个企业在法律上被当作工厂的必要条件了。”（《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8页）〕
第二，某些生产部门中规定工作日的历史以及另一些生产部门中还在继续争取这种规定的斗争，清楚地证明：孤立的工人，“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定成熟阶段上，是无抵抗地屈服的。因此，正常工作日的确立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长期的多少隐蔽的内战的产物。斗争是在现代工业范围内开始的，所以它最先发生在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英国。〔注：（190）在比利时这个大陆自由主义的乐园，连这种运动的影子都没有。甚至那里的煤矿和金属矿山，各种年龄的男女工人都被完全“自由地”消费着，而不论消费时间多长以及什么时候被消费。那里所雇用的每1000人中，有733个男人，83个妇女，135个16岁以下的男孩，49个16岁以下的女孩。在炼铁厂等处，每1000人中，有668个男人，149个妇女，98个16岁以下的男孩，85个16岁以下的女孩。此外，对成熟的或未成熟的劳动力虽然都剥削得很厉害，但工资很低，每日平均的工资，男人为2先令8便士，妇女为1先令8便士，少年为1先令21/2便士。不过，与1850年相比，1863年比利时输出的煤、铁等等的数量和价值几乎增加了一倍。〕英国的工厂工人不仅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而且是整个现代工人阶级的先进战士，最先向资本的理论挑战的也正是他们的理论家。〔注：（191）本世纪头10年刚刚结束，罗伯特·欧文就不仅在理论上主张限制工作日的必要性，而且在实际上在新拉纳克他自己的工厂内实行了十小时工作日。这正同他的“生产劳动与儿童教育相结合”一样，同他创办的工人合作企业一样，被讥笑为共产主义的空想。现在，第一个空想成了工厂法，第二个空想成了一切“工厂法”中的正式用语，第三个空想甚至成了进行反动欺骗的外衣。〕所以，工厂哲学家尤尔咒骂说，英国工人阶级洗不掉的耻辱就是，他们面对勇敢地为“劳动的完全自由”而奋斗的资本，竟把“工厂法的奴隶制”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注：（192）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1836年巴黎版第2卷第39、40、67、77等页。〕
法国在英国后面慢慢地跟了上来。在那里，十二小时工作日法律〔注：（193）“1855年巴黎国际统计会议”的报告说：“法国的法律把工厂和作坊每天的劳动时间限制为12小时。但它不是把这一劳动限制在固定的钟点内〈即一段时间内〉，而只是规定儿童在早晨5点至晚上9点这段时间内做工。因此一部分工厂主就利用这一不幸的沉默给予他们的权利，让工人每天（也许除开星期日）不停地劳动。他们为此使用两班工人，每班在作坊内的劳动时间都不超过12小时，但企业的生产却昼夜不停。法律得到了遵守，但这合乎人道吗?”除了“做夜工对人的机体有破坏性的影响”外，报告还着重指出，“夜晚男女工人挤在同一个灯光暗淡的车间内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曾需要二月革命[242]来催生，但是它比自己的英国原版更不完备得多。虽然如此，法国的革命方法还是显示了它的独特的优点。它一下子就给所有的作坊和工厂毫无区别地规定了同样的工作日界限，而英国立法却时而在这一点上，时而在那一点上被迫向环境的压力屈服，并且极容易制造出一起又一起的诉讼纠纷。〔注：（194）“例如，在我这个地区内，在同一家工厂建筑物内，同一个工厂主既是要受‘漂白厂和染厂法’约束的漂白业者和染色业者，又是要受‘印染工厂法’约束的印染业者，并且还是受‘工厂法’约束的上浆业者……”（贝克先生的报告，载于《工厂视察员报告。1861年10月31日》第20页）贝克先生在列举这些法令的不同规定以及由此引起的种种纠纷以后说：“可见，如果工厂主存心回避法律，那么要保证执行议会的这三个法令是多么困难。”［同上，第21页］不过这倒保证法学家先生有案子可办了。〕另一方面，法国法律作为原则宣布的东西，在英国则只是以儿童、少年和妇女的名义争取的东西，并且这些东西直到最近才作为普遍的权利提了出来。〔注：（195）“因此，工厂视察员终于大胆地说出：“这种异议〈资本对在法律上限制劳动时间的异议〉必将在劳动权利的伟大原则面前屈服……到一定的时候，雇主使用工人劳动的权利就终止，工人就可以自行支配自己的时间，即使他还没有精疲力竭。”（《工厂视察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页）〕
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是畸形的，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就仍然处于瘫痪状态。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但是，从奴隶制的死亡中，立刻萌发出一个重新变得年青的生命。南北战争[8]的第一个果实，就是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运动，这个运动以特别快车的速度，从大西洋跨到太平洋，从新英格兰跨到加利福尼亚。在巴尔的摩召开的全国工人代表大会[243]（1866年8月）宣布：
“为了把我国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奴隶制下解放出来，当务之急是颁布一项法律，规定八小时工作日为美利坚联邦各州的正常工作日。我们誓以全力争取这一光荣的结果。”〔注：（196）“我们，敦刻尔克的工人，特此声明：现行制度所规定的劳动时间太长，没有给工人休息和发展的时间，倒是把工人贬低到比在奴隶制下好不了多少的受奴役地位。因此我们通过决议：一个工作日有8小时就够了，而且法律上应该加以承认；我们呼吁报刊这个强有力的杠杆来支持我们……凡拒绝给予这种支持的人，将被看作是劳动改良和工人权利的敌人。”（纽约州敦刻尔克工人的决议，1866年）〕
与此同时（1866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根据伦敦总委员会的建议，通过决议：“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我们建议通过立法手续把工作日限制为8小时。”[244]
这样，大西洋两岸从生产关系本身中本能地成长起来的工人运动，就证实了英国工厂视察员罗·约·桑德斯的话：
“如果不先限制工作日，不严格地强制贯彻工作日的法定界限，要想在社会改革方面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是决不可能有任何成功希望的”。〔注：（197）《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12页。〕
必须承认，我们的工人在走出生产过程时同他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不一样的。在市场上，他作为“劳动力”这种商品的所有者与其他商品的所有者相对立，即作为商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他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资本家时所缔结的契约，可以说像白纸黑字一样表明了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注：（198）“此外，这种诡计〈例如资本在1848—1850年采取的手法〉提供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一种经常有人提出的看法是多么错误，这种看法是：工人不需要任何保护，而应被看作是他们的惟一财产即他们双手的劳动和额头上的汗水的自由支配者。”（《工厂视察员报告。1850年4月30日》第45页）“自由劳动（如果还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使在自由的国家也需要法律的强有力的臂膀来保护。”（《工厂视察员报告。1864年10月31日》第34页）“允许每天劳动14小时，包括或不包括吃饭时间……就等于强迫这样做。”（《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4月30日》第40页）〕；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注：（199）“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载于我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1850年4月号第5页。[245]〕，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246]，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注：（200）“在受十小时工作日法令约束的工业部门，该法令“使工人免于完全退化，并使他们的健康状况有了保障”。（《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47页）“资本〈在工厂中〉超过限定时间仍使机器转动，就必定损害它所雇用的工人的健康和道德；而工人是不能自己保护自己的。”（同上，第8页）〕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247]，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248]，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注：（201）“还有一个更大的好处，这就是工人自己的时间和雇主的时间之间的界限终于清楚了。工人现在知道，他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他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由于他预先准确地知道这一点，他就能够依照自己的目的事先安排自己的时间。”（《工厂视察员报告。1859年10月31日》第52页）“它〈工厂法〉使工人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从而赋予他们一种道义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也许有可能掌握政治权力。”（同上，第47页）工厂视察员以有节制的讥讽和经过斟酌的语言暗示，现在的十小时工作日法令，在某种程度上也使资本家摆脱了他作为单纯的资本化身而自然带有的那种野蛮性，并给了他受少许“教养”的时间。从前，“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同上，第48页）。〕。多么大的变化啊！[249]
[5]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nominedetefabulanarratur），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1首。——8、308。
[23]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163]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年1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库扎先后被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于1862年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1864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196、274。
[190]关于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第307—337页、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310页）以及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7—218页。——263、324。
[191]小先令派（littleshillingmen）亦称伯明翰派，是19世纪上半叶在伯明翰严生的一种经济学学派。他们宣传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仅仅看作“计算名称”，否认货币的计算名称{例如镑、先令）是与一定量的贵金属相联系的。伯明翰振的代表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理·斯普纳及其他人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含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为”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旨在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使工业兴旺、保证国家的普遍繁荣。实际上，他们提出的使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主要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一定的利益。马克思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谈到了这一学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6477页）。——269。
[192]“在金钱问题上没有温情可言”是大·汉泽曼1847年6月8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的演说中的一句话，见《在第一届普鲁士联合议会的演说及演说者》1847年柏林版第417页。马克思《资产阶级和反革命》第4节开头也引用了这句话。——271。
[19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I笔记本第10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2卷第217—218页）以及第XX笔记本第1314页上，都有关于工资制和正常工作日的论述。——271。
[194]“组织规程”（Règlementorganique）是多瑙河两公国（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的第一部宪法。1828—1829年俄土战争结束后，俄军占领了两公国。这部宪法是由这两个公国的俄国行政当局首脑帕·德·基谢廖夫于1831年实施的。根据组织规程，每个公国的立法权交给大土地占有者所选出的议会，而行政权交给土地贵族、僧侣和城市的代表所选出的终身国君。规程保持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包括徭役制，从而巩固了大贵族和上层僧侣的统治地位。同时，组织规程还规定了一系列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国内关税，实行贸易自由，司法和行政分立等。1848—1849年革命期间，组织规程被取消。——275。
[195][195*][195**]指《关于工厂劳动条例的修正法令。（1850年8月5日）》。其中对工作日的时间作了規定。
马克思利用的大概是下院决定于1859年8月9日刊印的《工厂法》第3—5页。——277、310、338。
[196]关于这条注释的改动情况，见马克思1866年2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说道：“我对《工作日》一节作了历史的扩展，这超出了我原来的计划。我现在‘加进去的’是对你的书到1865年止的（简略的）补充（我在注释中指出了这一点）”。
《工作日》一节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1版中是第3章的组成部分，在德文第2版中是第3篇第8章。——277。
[197]孚赫的德文是Faucher.与fauchen（吼叫）同一词根。马克思在1867年11月30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一个刊误时，称“孚赫是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游方传教士’。这个人还算不上像罗雪尔、劳、莫耳等等这样‘博学的’德国经济学家……。因此，我从来不把它看作一个名词Faucher.而只把它看作一个动词fauchen（吼叫）”。——278。
[198]杰·乔叟《公鸡和狐狸》，见德莱登《古代和现代寓言》1713年伦敦版第280页。——280。
[199]关于“全日工”和“半日工”的区别，见《工厂视察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1858年伦敦版。——281。
[200]枢密院是英国国王属下的一个最高咨询机关，由内阁大臣和其他官员以及宗教界的高级代表组成。它最初成立于13世纪。在很长的时期内它拥有代表国王而不经过议会进行立法的权力。17世纪以前在治理国家方面起过重要作用，在18、19世纪，随着议会制的发展和内阁权力的加强，枢密院的作用急剧下降，仅保留着接受和审理殖民，宗教和行政事务方面的申诉权力。在现今的英国，它实际已没有任何意义。——283、459、535、754。
[201]这个材料的实际来源是《童工调查委员会（1862年）。第1号报告》1863年伦敦版第9页。——283。
[202][202*]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其他劳动部门》一节。——283、294。
[203]“又是克里斯平”（EcceiterumCnspiaus）是尤维纳利斯的《讽刺诗集》第四首诗的首句，在讽刺诗集的第一部分中曾有一篇痛斥罗马皇帝多米齐安的一个宫臣克里斯平的。这句话的转义是：“又是这个家伙”或“又是这个东西”。——287。
[204]马克思在本卷第203页脚注（51）以及他1862年10月写的《面包的制作》一文中也谈到了有关面包搀假的情况。——288。
[205]普罗塔哥拉是古希腊诡辩派哲学家，他认为物质处于不断流动中，不断变动中，但是在认识论方面，他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主张人的每一个认识的相对性。在他看来，认识的内容取决于进行认识的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事物不存在的尺度。”——288。
[206]埃利亚派是公元前6世纪末至5世纪古希腊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派别。这一派别的最重要的代表有色诺芬、巴门尼德和芝诺。埃利亚派企图证明，运动和现象的多样性不是存在于现实中，而只存在于想像中。——288。
[207]大陪审团是1933年之前存在于英国的一种陪审团，由郡长从郡中选出12至23个”忠厚老实的人”组成。陪审团的职能是对案件进行预先审查，并决定是否将被告提交刑事法庭审判。——291。
[208]英国国教把星期日定为安息日，它在节期方面虽不同于犹太教（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六晚上为安息日），但有关安息日的规定却一样严格：在安息日，任何人都不得经商或旅行；不许挑担，或把负载的牲口赶回来，什么东西郁不许从家里拿出去，特别是禁止从事各种劳动。——292、306。
[209]英国农业无产阶级的运动即斯温暴动，它是1830—1833年初英国南部和东南部许多郡的雇农的自发运动，这种运动是由于经济危机和租地农场主使用脱谷机而使雇农的贫困和失业现象增长引起的。举行暴动的雇农反对使用脱谷机和要求增加工资，并以假名“斯温上尉”的名义向租地农场主和地主发出恐吓信，烧毁庄稼垛，捣毁脱谷机，想以此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按照格雷勋爵的辉格党政府的命令，农村无产阶级的这些零星分散的暴动遭到了残酷的武力镇压。——293、777。
[210]1872年3月底，沃里克郡成立了一个农业工联，它领导了一次提高农业工人工资的罢工。这次罢工很快蔓延到附近的中部和东部的各郡。1872年5月，在约，阿奇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农业工联，到1873年底它大约已有10万成员。——293。
[211]马克思的这个想法未能实现。此外，这里的第二卷是指《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见本卷第13页。——293。
[212]马克思指他对托·卡莱尔的《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一书的书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11—323页）。”天才已经消失，剩下的只是崇拜”这句话，看来是套用席勒《阉人和男人》中的诗句。——296。
[213]威·斯特兰奇《健康的七要素》1864年伦敦版第84页。——298。
[214]1866年危机前，英国工商业欣欣向荣和无数股份公司纷纷成立，以致约·罗素内阁中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在1865年把这一发展称作是整个社会的进步。关于马克思在这里描述的“进步年”里英国工人的状况，恩格斯后来在他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前言》中写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已经极为详细地描述了1865年前后，即英国的工业繁荣达到顶点时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305。
[215]“不列颠人永远永远不会当奴隶！”（Britonsnever，nevershallbeslaves！）是词作家詹·汤姆生和作曲家托·阿恩1740年谱写的歌曲《统治吧，不列颠！》中的最后一句歌词。——305。
[216]埃克塞特会堂是伦敦的一座建筑物，各种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集会的地方。——306。
[217]“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moikdeluge！）据说这句话是法国国王路易十五回答他的亲信们的谏告时说的，他们劝他不要经常大办酒宴和举行节庆，认为这会使同债剧增，危及国家。——311。
[218]歌德《致祖莱卡》。——312。
[219]“为了一碗红豆汤出卖自己的长子继承权”出典于圣经故事：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第29—34节）。现已成为日常惯用的借喻语。——313。
[220]1347—1350年西欧鼠疫猖獗。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鼠疫的约有2500万人，占西欧总人口的四分之一。——313、809。
[221]关于上帝用六天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安息的传说，见《旧约全书·出埃及记》第20章第1—17节。——317。
[222]这些材料马克思可能引自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各别的劳动部门狭义的工厂工人》一节，其中提到1802年的学徒法以及1819［恩格斯误写成1818年］、1825、1831年和1833年工厂法。又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X笔记本第1243页。——321。
[223]1833年6月25日的第1号报告即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1号报告》。这里的信，引自《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48年iO月31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第141页。——322。
[224]“危险在于迟缓”这句话引自罗马历史学家梯特·李维《罗马建城以来的历史》第38卷第25章第13节。——323。
[225]《〈联合王国儿童劳动调整法案〉委员会的报告。附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1832年8月8日刊印。——323。
[226]解放法令，可能是指英国政府1831年11月2日颁布的关于把生活在印度西部的14岁以上的黑人的劳动时间限为9小时，14岁以下的限为6小时的规定。——323。
[227]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的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323、689、743。
[228]指英国宪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人民宪章，1837年由下院六名议员和六名伦敦工人协会会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提出，并于1838年5月8日作为准备提交议会的一项草案在各地群众大会上公布。宪章包括六项要求：普选权（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议会每年改选一次、秘密投票、各选区一律平等、取消议会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发给议员薪金。1839、1842和1849年，议会三次会议否决了宪章派所递交的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请愿书。——324。
[229]反谷物法同盟（见注24）拥护者通过蛊惑性的宣传要工人相信，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工人的实际工资会提高，工人会得到比从前大一倍的大圆面包（bigloaf）。仳们还拿着两个写着有关字句的面包——一个大的和一个小的一在街上形象地进行鼓动。现实生活揭穿了这些诺言的全部欺骗性。由于谷物法的废除而得到巩固的英国工业资本加紧了对工人阶级的切身利益的进攻。——324、524。
[230]根据基督教关于“千年王国”的教义，在世界末日来临之前基督将亲自为王治理世界一千年。在这期间，信仰基督的圣徒们将复活并与基督一同为王；魔鬼暂被捆锁，福音将顺利传遍世界。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20章第3、4节。——324。
[231]国民公会委员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1792—1795年法兰西共和国国民议会）在各省和军队中派驻的拥有特许全权的代表。——328。
[232]暗指英国议会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否决人民宪章（见注228）。宪章派原定于1848年4月10日在伦敦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示威群众要前往议会大厦，递交要求通过人民宪章的第三次请愿书。政府禁止游行，并调集军队和警察来阻挠这一游行。宪章派领导人中的许多人，例如爱·奥康瑙尔，采取动摇的立场，他们决定放弃游行，并劝说游行群众解散。英国政府利用游行示威的失败来反对工人和镇压宪章派。结果导致了大逮捕，大约500名最有名、最积极和最激进的分子被捕，其中也包括琼斯，他于1848年6月—1850年7月遭到拘禁。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国》中谈到宪章运动这次失败时说“工人阶级的活动被推到了后台。资本家阶级获得了全线的胜利”。——329。
[233]指巴黎工人于1848年6月23—26日的英勇起义，它是由于大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并下令封闭为使工人就业而成立的国家工场而引起的。6月25日，镇压起义的布雷亚将军在枫丹白露哨兵站被起义者打死，因此两名起义者后来被判处死刑。经过四天英勇斗争45000名工人被卡芬雅克将军的部队所镇压，而这首先是通过把进行斗争的工人同劳动农民隔绝开来而实现的。起义的失败削弱了欧洲范围内的革命力量，有利于反革命的反攻。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论述这次起义时指出：“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153页。——329。
[234]嫌疑犯处治法（loidessuspects）又称社会治安法（loisdesûretépublique），它是1858年2月19日由法国立法团通过的一项法律。该法律授予皇帝拿破仑第三及其政府以无限的权力，可以把一切敌视第二帝国制度的嫌疑分子投入监狱或流放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偏僻地区，或者彻底驱逐出法国领土。——329。
[235]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第4幕第1场。——331、332。
[236]十表法是罗马奴隶制国家最古老的立法文献《十二铜表法》的最初的方案，于公元前451年编出。这一法律维护私有制，它规定凡无法偿还债务者应被剥夺自由，降为奴隶或碎尸分身，它是罗马私法的起点。——332。
[237]见西·尼·昂·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5册第20章。——332。
[238]德国哲学家格·弗·道默在他的著作《基督教古代的圣礼》1847年汉堡版第1卷第33—34页中证明，最初的基督徒在举行圣餐礼时吃人肉。马克思1847年11月30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演说中也谈到这一点。——332。
[239]世袭法庭指地主的法庭，它们在封建领主土地所有权范围内拥有较低的司法权（财产司法权、遗产司法权和地产司法权）。这类法庭往往委托一位世袭法官（乡长或管家）来行使职权。——334。
[240]在沙·傅立叶描绘的未来社会里，人在一个工作日里从事几种劳动，也就是说，工作日将由若干“短时工作”（courtesseances）组成，每一项工作不超过一个半至两个小时。博立叶认为，这样劳动生产率就会大大提高，连最贫穷的劳动者也能够比从前的任何资本家更充分地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335。
[24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307页。——337。
[242]二月革命指1848年2月爆发的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代表金融资产阶级利益的“七月王朝”推行极端反动的政策，反对任何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阻碍资本主义发展，加剧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剥削，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农业歉收和经济危机进一步加深了国内矛盾。1848年2月22—24日巴黎爆发了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的临时政府，宣布成立了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它是欧洲1848—1849年大革命的第一次革命。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积极参加了这次革命，但革命果实却落到资产阶级手里。——347。
[243]指1866年8月20—25日在巴尔的摩召开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60名代表，他们代表60000多名联合在工联中的工人。大会讨论了在法律上规定八小时工作日、工人的政治活动、合作社、把所有工人联合到工联中等问题。另外，大会决定成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全国劳工同盟。——348。
[244]这里引用的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是根据马克思1866年8月底写的〈给临时中央委员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一文拟定的。——348。
[24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页。——349。
[246]“折磨他们的毒蛇”是套用海涅《亨利希》（诗集《时代的诗》中的诗句。——349。
[247]大宪章（MagnaCharta），即自由大宪章（MagnaChanaLiberratum），它是受到骑士和市民支持的英国大封建主和大主教加给英王“无地王约翰”的。这个于1215年6月15日由英王“无地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限制／国王的权力，首先使大封建主和贵族获得了好处，甚至规定在他们的封建特权遭到破坏时，可以举行起义反对王室。对骑士阶层和城市居民也作了某些让步，但宪章没有给基本居民群众即农奴任何权利。马克思在这里指英国工人阶级经过长期顽强的反资本斗争而争得的限制工作日的法律。——349。
[248]指1789年8月26日在巴黎由制宪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即〈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它宣告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是天赋不可剥夺的人权。——349。
[249]多么大的变化啊！（Quantummutatusabillo！）见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2卷第274行。——350。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七章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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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剩余价值率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预付资本C在生产过程中生出的剩余价值，或预付资本价值C的价值增殖额，首先表现为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总和而形成的余额。
资本C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为购买生产资料而支出的货币额c，另一部分是为购买劳动力而支出的货币额v；c代表转化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v代表转化为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因此，最初是C＝c＋v，例如，预付资本500镑＝410镑c＋90镑v。[*]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到商品，它的价值＝c＋v＋m（m是剩余价值），例如，410镑c＋90镑v＋90镑m。原来的资本C变为C′，由500镑变为590镑。二者的差额＝m，即90镑剩余价值。因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所以，说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增殖额，或等于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实际上是同义反复。
[*]中文版采用了如下的排印方式：
cvcvm
︶︶︶︵︶︶
例如，预付资本500镑＝410镑＋90镑。……例如，410镑＋90镑＋90镑。
但网页制作太烦琐，或只能改用图片。这里仍按旧的表述方式（例如，预付资本500镑＝410镑c＋90镑v）——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然而，对这个同义反复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这里同产品价值相比较的，是产品形成过程中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但是我们已经知道，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被使用的不变资本只是把自己价值的一部分转给产品，而其余的部分仍然保留在原来的存在形式中〔注：［42］见本卷第235—241页。——编者注〕。既然这后一部分在价值形成中不起任何作用，在这里就可以把它抽去。即使把它计算进去，也不会引起任何改变。假定c＝410镑，由原料312镑、辅助材料44镑和在过程中磨损的机器54镑组成，而实际使用的机器的价值是1054镑。我们只把机器因执行职能而失掉的并因而转给产品的54镑价值，算作为生产产品价值而预付的价值。如果我们把仍然保留在原来形式（如蒸汽机等等）中的1000镑计算进去，就必须在预付价值和产品价值这两边都加上1000镑。〔注：（26a）“如果我们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算作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必须在年终时把这种资本的残余价值算作年收入的一部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9页）〕这样，一边就是1500镑，另一边就是1590镑。差额或剩余价值仍然是90镑。因此，凡从上下文联系中得不出相反意思的地方，我们谈到为生产价值而预付的不变资本时，总只是指在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根据这样的假定，我们再回头来谈C＝c＋v这个公式，这个公式现在变成了C'＝（c＋v）＋m，并且正因为这样，C变成了C′。我们知道，不变资本的价值只是再现在产品中〔注：［43］见本卷第234—243页。——编者注〕。可见，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新生产的价值产品，是和从这个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价值不同的。因此，它不像乍一看来那样，（c＋v）＋m，或（410镑c＋90镑v）＋90镑m，而是v＋m，或90镑v＋90镑m，不是590镑，而是180镑。如果不变资本c＝0，换句话说，如果有这样一些产业部门，它们的资本家可以不使用经过生产的生产资料，既不使用原料、辅助材料，也不使用劳动工具，而只是使用天然存在的材料和劳动力，那么，就不会有不变价值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产品价值的这个要素，即我们例子中的410镑，就会消失，但是包含90镑剩余价值的180镑的价值产品仍然会同c代表最大的价值额时一样大。现在，C＝（0＋v）＝v，而已经增殖的资本C′＝v＋m，C′－C仍然＝m。相反，如果m＝0，换句话说，假定劳动力（其价值是以可变资本预付的）只是生产了自己的等价物，那么C＝c＋v，C′（产品价值）＝c＋v＋0，因此，C＝C′。预付资本没有增殖。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只是v这个转变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发生价值变化的结果，因此，v＋m＝v＋⊿v（v加v的增长额）〔注：［44］见本卷第242—243页。——编者注〕。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变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由于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增加，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了。全部预付资本以前是500，现在变成了590。可见，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纯粹的分析，必须把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完全抽去，就是说，必须使不变资本c＝0。这样就要运用数学上的一条定律，就是数学上运算变量和常量的定律，即运算常量同变量相加减的定律。
另一个困难是由可变资本的原有形式产生的。比如在上述例子中，C′＝410镑不变资本＋90镑可变资本＋90镑剩余价值。90镑是已知量，因而是不变量，因此把它当作可变量似乎是不合理的。但90镑v或90镑可变资本，在这里实际上只是这个价值所经过的过程的符号。购买劳动力所预付的资本部分是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因而同购买来的劳动力的价值一样，是一个不变的价值量。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预付的90镑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所代替，死劳动为活劳动所代替，静止量为流动量所代替，不变量为可变量所代替。结果是v的再生产加v的增长额。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全部进程是转变为劳动力的那个原来不变的价值的自行运动。过程及其结果都要归因于这个价值。因此，如果说90镑可变资本或自行增殖的价值这个说法看来是矛盾的，那么它只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
乍一看来，假定不变资本等于0是很奇怪的。但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这样做。例如，有人要计算英国棉纺织业的利润，他首先就会扣除付给美国、印度、埃及等国的棉花价格，就是说，使在产品价值中只是再现出来的资本价值＝0。
当然，不仅剩余价值同直接产生它并由它来表示其价值变化的那部分资本的比率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剩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也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因此我们将在第三册[180]中详细讨论后一比率。要使资本的一部分转变为劳动力而增殖，就必须使资本的另一部分变成生产资料。要使可变资本起作用，就必须根据劳动过程的一定的技术性质，按相应的比例来预付不变资本。一定的化学过程固然需要蒸馏器及其他容器，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分析时把蒸馏器本身抽去。如果对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就其本身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进行纯粹的考察，那么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这些物质形态，就只是提供一种物质，使流动的、形成价值的力得以固定在上面。因此，这种物质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无论它是棉花还是铁都一样。这种物质的价值如何也是没有关系的。它只须有足够的量，以便能吸收生产过程中要消耗的劳动量。只要有了足够的量，不管它的价值提高或是降低，或者像土地和大海那样没有价值，都不会影响价值创造和价值变化的过程。〔注：（27）第2版注：卢克莱修说，“无中不能生有”[181]，这是不言而喻的。“价值创造”是使劳动力转变为劳动。而劳动力首先又是已转变为人的机体的自然物质。〕
这样，我们先假定不变资本部分等于零。于是，预付资本就从c＋v简化为v，产品价值（c＋v）＋m就简化为价值产品v＋m。假定价值产品＝180镑，代表整个生产过程期间流动的劳动，我们从中扣除90镑可变资本的价值，就可得到90镑剩余价值。90镑（m）这个数字在这里表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的比率，显然由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来决定，或者用m/v来表示。在上述例子中，它是90/90＝100％。我把可变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增殖或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称为剩余价值率。〔注：（28）这是仿照英国人的“利润率”、“利息率”等等说法。读者在第三册中会看到，只要知道了剩余价值的各个规律，利润率是容易理解的。如果走相反的道路，则既不能了解前者，也不能了解后者。〕
我们已经知道，工人在劳动过程的一段时间内，只是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就是说，只是生产他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注：［45］见本卷第225页。——编者注〕因为他是在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状态下进行生产，所以他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而是在某种特殊的商品形式（如棉纱）生产出同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的价值，或者说，同他用来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相等的价值。他为此耗费的工作日部分是大小不同的，这取决于他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每天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如果工人每天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平均代表6个对象化劳动小时，那么，工人要生产这个价值，就必须平均每天劳动6小时。如果他不是为资本家劳动，而是独立地为自己劳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他平均一天同样要劳动这么多小时，才能生产出自己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获得维持或不断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因为工人在生产劳动力日价值（如3先令）的工作日部分内，只是生产资本家已经支付〔注：（28a）〔第3版注：在这里，作者沿用了流行的经济学用语。我们记得，在第137页〔注：［①］见本卷第202页。——编者注〕已经说明，实际上不是资本家“预付”给工人，而是工人“预付”给资本家。——弗·恩·〕〕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就是说，只是用新创造的价值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这种价值的生产只是表现为再生产。因此，我把进行这种再生产的工作日部分称为必要劳动时间，把在这部分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必要劳动。〔注：（29）我们在本书的前面一直是用“必要劳动时间”这个词泛指生产一般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现在起，我们也用这个词指生产独特的商品即劳动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用同一术语表示不同的意思是容易发生误会的，但这种现象在任何科学中都不能完全避免。例如，我们可以用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作一比较。〕这种劳动对工人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不以他的劳动的社会的形式为转移。这种劳动对资本和资本世界来说所以必要，是因为工人的经常存在是它们的基础。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surpluslabour）。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对象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注：（30）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先生[182]以真正哥特舍德[183]的天才发现，在今天，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形成，以及与此相联的积累，是由于资本家的“节俭”，为此，资本家“比如说，要求得到利息”，相反，“在极低的文化阶段……是强者迫使弱者节俭”。（《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78页）是节约劳动呢?还是节约尚不存在的剩余产品呢?罗雪尔之流除了确实无知之外，又怀有辩护士的胆怯心情，不敢对价值和剩余价值作出诚实的分析，不敢得出可能是危险的违背警章的结论，正是这一点，迫使罗雪尔之流把资本家用来辩护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价值时表面上多少能说得过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
因为可变资本的价值等于它所购买的劳动力的价值，因为这个劳动力的价值决定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而剩余价值又由工作日的剩余部分决定，所以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等于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或者说，剩余价值率m/v＝剩余劳动必要劳动。这两个比率把同一种关系表示在不同的形式上：一种是对象化劳动的形式，另一种是流动劳动的形式。
因此，剩余价值率是劳动力受资本剥削的程度或工人受资本家剥削的程度的准确表现。〔注：（30a）第2版注：剩余价值率虽然是劳动力剥削程度的准确表现，但并不是剥削的绝对量的表现。例如，如果必要劳动＝5小时，剩余劳动＝5小时，那么剥削程度＝100％，这里剥削量是5小时。但是如果必要劳动＝6小时，剩余劳动＝6小时，剥削程度仍然是100％，剥削量却增加了20％，由5小时增加到6小时。〕
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的价值＝410镑c＋90镑v＋90镑m，预付资本＝500镑。因为剩余价值＝90，预付资本＝500，所以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人们就说：剩余价值率（人们把它同利润率混为一谈）＝18％。这样低的比率是会使凯里先生及其他和谐论者感动的。但实际上剩余价值率不是＝m/C或m/（c＋v），而是＝m/v，也就是说，不是90/500，而是90/90
＝100％，比表面的剥削程度的5倍还要多。虽然我们在这个场合不知道工作日的绝对量，不知道劳动过程的期间（日、周等等），也不知道90镑可变资本同时推动的工人人数，但剩余价值率m/v由于可以转化为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就精确地向我们表明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率。这个比率为100％。因此，工人是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
这样，计算剩余价值率的方法可以简述如下：我们把全部产品价值拿来，使其中只是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余下的价值额就是在商品形成过程中实际生产出来的惟一的价值产品。如果剩余价值已定，我们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剩余价值，就可得出可变资本。如果可变资本已定，而我们要求出剩余价值，那就得从这个价值产品中减去可变资本。如果这二者已定，那就只须进行最后的运算，计算剩余价值同可变资本的比率mv。
这种方法虽然很简单，但它所依据的见解是读者所不习惯的。看来，举几个例子使读者熟悉一下是适当的。
我们先举一家纺纱厂的例子，该厂拥有10000个走锭纺纱纱锭，用美国棉花纺32支纱，每个纱锭一周生产1磅棉纱。飞花占6％。因此，每周有10600磅棉花被加工成10000磅棉纱和600磅飞花。1871年4月，这种棉花每磅花费73/4便士，因此10600磅棉花约为342镑。10000个纱锭（包括粗纺机和蒸汽机在内），按每个花费1镑计算，共为10000镑。它们的损耗率是10％＝1000镑，或每周20镑。厂房的租金是300镑，或每周6镑。煤每周11吨（每小时1马力用煤4磅，100马力（按示功器）1周60小时的用煤量，外加房屋取暖用煤），每吨按8先令6便士计算，每周约花费41/2镑，煤气每周1镑，机油每周41/2镑，因此，以上所有的辅助材料每周共需10镑。总之，不变价值部分每周是378镑。工资每周是52镑。棉纱的价格是每磅121/4便士，或10000磅＝510镑，因此剩余价值是510镑－430镑＝80镑。我们使不变价值部分378镑＝0，因为它在每周的价值形成中不起作用。这样，每周的价值产品132镑＝52镑v＋80镑。因此，剩余价值率＝80/52＝15311/13％。在10小时的平均工作日内，必要劳动＝331/33小时，剩余劳动＝63/33小时。〔注：（31）第2版注：第一版所举的1860年一家纺纱厂的例子，有些事实错误。本文列举的材料非常精确，它是曼彻斯特的一位工厂主向我提供的。这里要指出一点，英国的旧马力是根据汽缸的直径计算的，而新马力则是根据示功器指示的实际马力计算的。[184]〕
杰科布曾为1815年做过如下的计算[185]，他假定每夸特小麦的价格是80先令，每英亩平均收小麦22蒲式耳，所以从每英亩得到的是11镑。这个计算预先把不同的项目互相抵消了，因而很不完备，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已经足够用了。
每英亩的价值生产
种子（小麦）………1镑9先令什一税、地方税和国税……1镑1先令
肥料………………2镑10先令地租…………………………1镑8先令
工资………………3镑10先令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利息…1镑2先令
总计………………7镑9先令总计…………………………3镑11先令
在这里（我们始终假定产品的价格＝它的价值），剩余价值是分为利润、利息、什一税等等不同项目的。这些项目与我们无关。我们把它们加在一起，就得到剩余价值3镑11先令。我们把买种子和肥料的3镑19先令作为不变资本部分，使它等于零。预付的可变资本就是3镑10先令，代替它而被生产出来的新价值是3镑10先令＋3镑11先令。这样，m/v＝3镑11先令/3镑10先令，在100％以上。工人用他的工作日的一半以上生产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被各种人用各种借口瓜分掉。〔注：（31a）我们引用的这个计算材料只是作为例解，因为假定价格＝价值。我们在第三册中会看到，即使拿平均价格来说，也不会这样简单地得出这个等式。[186]〕
2．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现在我们再回头谈谈资本家是怎样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那个例子。他的纺纱工人的必要劳动是6小时，剩余劳动也是6小时，因此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100％。〔注：［46］见本卷第225—227页。——编者注〕
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这个棉纱价值至少有8/10（24先令）是由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只是再现的价值（20磅棉花20先令，纱锭等等4先令）构成的，或者说，是由不变资本构成的。其余的2/10是在纺纱过程中产生的6先令新价值，其中一半补偿预付的劳动力的日价值或可变资本，另一半形成3先令剩余价值。可见，这20磅棉纱的总价值是依下列方式构成的：
30先令棉纱价值＝24先令c＋3先令v＋3先令m
因为这个总价值表现在总产品20磅棉纱上，所以各个不同的价值要素也必定可以表现在产品的相应部分上。
如果说30先令的棉纱价值存在于20磅棉纱中，那么，这个价值的8/10或其不变部分24先令，就存在于8/10的产品或16磅棉纱中。在这当中，131/3磅棉纱代表原料的价值，即纺掉的棉花的价值20先令，22/3磅棉纱代表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纱锭等等的价值4先令。
因此，131/3磅棉纱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纺掉的全部棉花，即总产品的原料，此外再也不代表别的东西。虽然131/3磅棉纱中只包含价值131/3先令的131/3磅棉花，但它们的追加价值62/3先令形成其余62/3磅棉纱中纺掉的棉花的等价物。结果好像其余的62/3磅棉纱被抽掉了棉花，而总产品中的全部棉花都塞到131/3磅棉纱中了。另一方面，在这131/3磅棉纱中，现在既不包含已消耗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也不包含纺纱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的任何一个原子。
同样，剩下的包含不变资本余额（＝4先令）的22/3磅棉纱，只是代表总产品20磅棉纱中所用掉的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
因此，8/10的产品或16磅棉纱，虽然从物体来看，从作为使用价值棉纱来看，它们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也是纺纱劳动的创造物，但从这里所讲的意义上来看，它们并不包含纺纱劳动，并不包含在纺纱过程本身中吸收的劳动。好像它们没有经过纺就转化为棉纱了，好像它们的棉纱形态纯粹是虚假骗人的。其实，当资本家按24先令把这些棉纱卖出，又用这24先令买回生产资料时就会表明，这16磅棉纱不过是化了装的棉花、纱锭、煤炭等等。
反之，其余2/10的产品或4磅棉纱，现在只是代表12小时纺纱过程中生产的6先令新价值。其中包含的已用掉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已经被剔除了，同前16磅棉纱合并在一起了。体现在20磅棉纱中的纺纱劳动都集中在2/10的产品上。好像这4磅棉纱是纺纱工人用空气纺成的，好像所用的棉花和纱锭是未经人类劳动而天然存在的，因而不会把任何价值加到产品中去。
这4磅棉纱包含一天纺纱过程所生产的全部价值产品，其中2磅棉纱只代表已用掉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即3先令可变资本，其余2磅棉纱则只代表3先令剩余价值。
因为纺纱工人的12个劳动小时对象化在6先令中，所以在30先令的棉纱价值中就对象化了60个劳动小时。它们存在于20磅棉纱内，其中8/10或16磅棉纱是纺纱过程以前的48个劳动小时的化身，也就是对象化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的化身，而2/10或4磅棉纱则是纺纱过程本身中消耗的12个劳动小时的化身。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棉纱的价值等于棉纱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加棉纱的生产资料中原先已有的价值之和〔注：［47］见本卷第232—234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又看到，产品价值在职能上或在概念上不同的组成部分，怎样能够表现在产品本身的相应部分上。
我们以上把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分成几个量。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或不变资本部分。另一个量只代表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必要劳动，或可变资本部分。最后一个量的产品只代表同一过程中加进的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这种划分很简单，但又很重要，这一点在以后把它应用到复杂的尚未解决的问题上时就可以看出。
上面我们把总产品当作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完成结果来考察。但是我们还可以对总产品按其产生过程来考察，仍然把各个部分产品当作职能上不同的各个产品部分。
纺纱工人12小时生产20磅棉纱，因此1小时生产12/3磅，8小时生产131/3磅，也就是生产一个部分产品，其价值等于整个工作日纺掉的棉花的总价值。同样，往后的1小时36分生产的部分产品＝22/3磅棉纱，因而代表12个劳动小时所用掉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再往后的1小时12分，纺纱工人生产2磅棉纱＝3先令，这部分产品价值等于他在6小时必要劳动中所创造的全部价值产品。最后的6/5小时，他又生产2磅棉纱，其价值等于他半天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是英国工厂主日常应用的计算方法，例如他会说，他在最初8小时或2/3的工作日中把棉花赚回来，如此等等。我们知道，这个公式是正确的，其实它就是上面的第一个公式，不过把现成产品的各部分同时并存的空间变成了它们依次出现的时间。但是，伴随这个公式也可能产生极其蛮横的想法，特别是在那些实际上关心价值的增殖过程，但在理论上又有意曲解这一过程的头脑中会产生这种想法。这些人可能这样想：我们的纺纱工人例如在他的工作日的最初8小时是生产或补偿棉花的价值，往后的1小时36分是生产或补偿已消耗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再往后的1小时12分是生产或补偿工资的价值，而只有那非常著名的“最后一小时”才是献给工厂主生产剩余价值的。这样一来，纺纱工人就得创造双重奇迹：一方面，他在用棉花、纱锭、蒸汽机、煤炭、机油等等纺纱的时候同时又生产这些东西；另一方面，他把一个有一定强度的工作日变成5个这样的工作日。就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原料和劳动资料需要24/6＝4个十二小时工作日，而把它们转化为棉纱还需要1个十二小时工作日。掠夺成性的贪欲相信这种奇迹，并且总是找得到发空论的献媚者来证明这种奇迹，下面这个历史上著名的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
3．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
1836年的一个早晨，以经济学识和文体优美著称的纳索·威·西尼耳，这位在英国经济学家中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克劳伦的人，从牛津被召往曼彻斯特。他在牛津教授政治经济学，现在被召到这里来学习政治经济学。工厂主选中了他，要他充当斗士去反对新颁布的工厂法[187]和比工厂法更激进的争取十小时工作日鼓动。工厂主以惯常的实际经验上的敏感看出，这位教授先生“还需要好好地最后雕琢一番”。因此他们写信叫他到曼彻斯特来。而这位教授先生把他在曼彻斯特从工厂主那里学到的课业，加以润色，写成一本小册子：《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一段很有教益的话：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18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超过111/2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5天每天劳动12小时，星期六劳动9小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假定工厂主投资100000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80000镑，用在原料和工资上的是20000镑。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15％，该厂全年的商品销售额应该是价值115000镑……一个工作日是23个1/2劳动小时，每个1/2劳动小时生产115000镑的5/115或1/23。在构成总额115000镑的23/23中，20/23即115000镑中的100000镑只是补偿资本，1/23即总利润〈！〉15000镑中的5000镑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其余2/23即每天最后两个1/2小时生产10％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工厂不是劳动111/2小时，而是可以劳动13小时，那么，只要增加大约2600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另一方面，劳动时间每天缩短1小时，纯利润就会消失，缩短11/2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注：（32）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我们且不谈那些和我们的目的无关的奇谈怪论，例如，说工厂主把补偿磨损的机器等等的金额，即补偿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金额，算在总利润或纯利润、毛利润或净利润里面。我们也不去谈这些数据是否正确。伦纳德·霍纳在《给西尼耳先生的一封信》（1837年伦敦版）中已指明，这些数据除了供所谓“分析”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伦纳德·霍纳是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在1859年前，一直是工厂视察员——其实是工厂检查官。他对英国工人阶级有不朽的贡献。他终生不仅同恼怒的工厂主作斗争，而且同大臣作斗争，对于这些大臣来说，计算工厂主在下院的“票数”比计算“人手”在工厂内的劳动小时重要得多。〕〔注（32）的补充：且不谈西尼耳说的内容如何荒唐，他的叙述方法也是混乱的。其实，他想说的是：工厂主使工人每天劳动111/2小时或23/2小时。正像一个工作日的情形一样，全年的劳动也是由111/2小时或23/2小时（乘以一年的工作日数）构成。按照这个假定，23/2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115000镑；1/2个劳动小时生产的年产品为1/23×115000镑；20/2个劳动小时生产20/23×115000镑＝15000镑，即总利润。在这3/2个劳动小时中，1/2个劳动小时生产1/23×115000＝5000镑，即只补偿工厂和机器的损耗。最后的两个1/2劳动小时，即最后一个劳动小时，生产2/23×115000镑＝10000镑，即纯利润。在本文中，西尼耳把最后的2/23的产品转化为工作日本身的各个部分。〕
这位教授先生竟把这种东西叫做“分析”！如果他真的相信工厂主的怨言，认为工人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生产从而再生产或补偿建筑物、机器、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那么，任何分析都是多余的。他只须回答：诸位先生！如果你们把劳动时间从111/2小时减为10小时，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每天棉花、机器等等的消耗也会减少11/2小时。因此，你们正好得失相当。以后你们的工人用来再生产或补偿预付资本价值的时间就会少11/2小时。如果西尼耳不相信工厂主所说的话，而是作为内行认为必须作一番分析，他首先就得请求工厂主先生们，在专门涉及纯利润同工作日长度的关系的问题上，不要把机器和厂房、原料和劳动混杂在一起，而是要把包含在厂房、机器、原料等等中的不变资本放在一边，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放在另一边。在这之后，如果按照工厂主的计算，工人是用2/2个劳动小时或1小时再生产或补偿工资，那么这位分析家就应该接着说：
根据你们的说法，工人是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自己的工资，在最后一小时生产你们的剩余价值或纯利润。因为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的价值，所以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和最后一小时的产品具有同样的价值。其次，工人只有耗费劳动，才生产价值，而他的劳动量是由他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劳动时间是每天111/2小时。他用这111/2小时的一部分来生产或补偿自己的工资，用另一部分来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在这个工作日内他再也没有做别的事情。既然按照你们的说法，工人的工资和他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同样大的价值，那么工人显然是在53/4小时内生产自己的工资，在其余53/4小时内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其次，因为两小时棉纱产品的价值等于他的工资的价值额加上你们的纯利润，所以这一棉纱的价值必然等于111/2个劳动小时，也就是说，倒数第二小时的产品必然等于53/4个劳动小时，最后一小时的产品也必然等于53/4个劳动小时。现在我们到了棘手的地方了。请注意！倒数第二个劳动小时同最初一个劳动小时一样，都是一个通常的劳动小时。不多也不少。因此，纺纱工人怎么能在1个劳动小时内生产出代表53/4个劳动小时的棉纱价值呢？实际上，他并没有创造这个奇迹。他在1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使用价值是一定量的棉纱。这些棉纱的价值等于53/4个劳动小时，其中43/4小时未经他的协助就已包含在1小时消耗的生产资料棉花、机器等等内，而4/4小时或1小时才是由他自加进的。因为他的工资是在53/4小时内生产的，而1小时纺出的棉纱产品也包含53/4个劳动小时。所以，他53/4个劳动小时纺纱劳动的价值产品等于1小时纺纱劳动的产品价值，这并不是什么魔法妖术。如果你们以为他用了他的工作日的哪怕一个时间原子来再生产或“补偿”棉花、机器等等的价值，那你们就完全错了。由于他的劳动把棉花和纱锭变成棉纱，由于他纺纱，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就自行转移到棉纱上去。这种结果是靠他的劳动的质，而不是靠他的劳动的量造成的。当然，他1小时转移到棉纱上去的棉花等等的价值比1/2小时多，但这只是因为他1小时纺掉的棉花比1/2小时多。现在你们懂了吧，你们所谓工人在倒数第二小时生产他的工资的价值，在最后一小时生产纯利润，只不过是说，他的工作日的2小时（不管是最初2小时或是最后2小时）的棉纱产品，体现着111/2个劳动小时，正好等于他的整个工作日。所谓工人在前53/4小时生产他的工资，在后53/4小时生产你们的纯利润，又只不过是说，前53/4小时你们给了报酬，后53/4小时你们没有给报酬。这里我说劳动的报酬，而不说劳动力的报酬，是为了用你们的行话。诸位先生，现在请把你们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和你们没有付给报酬的劳动时间比较一下，你们就会发现，二者的比率是半天比半天，也就是100％。这当然是一个很高的百分比。而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你们使你们的“人手”不是劳动111/2小时，而是劳动13小时，并且像你们会做的那样，把额外的11/2小时也归入纯粹的剩余劳动，那么剩余劳动就会从53/4小时增加到71/4小时，从而剩余价值率就会从100％增加到1262/23％。如果你们期望，加上11/2小时就能使剩余价值率从100％增加到200％，甚至200％以上，即“增加一倍以上”，那未免太乐观了。另一方面——人的心是很奇怪的东西，特别是当人们把心放在钱袋里的时候——如果你们担心，工作日从111/2小时缩减为101/2小时会使你们的全部纯利润化为乌有，那又未免太悲观了。事情决不是这样的。假设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即使剩余劳动从53/4小时降为43/4小时，仍然会得出一个很好的剩余价值率，即8214/23％。但是这个致命的“最后一小时”——你们为它编造的神话比锡利亚信徒[188]为世界末日编造的神话还要多——是“十足的胡说”。失掉这最后一小时，你们并不会丧失“纯利润”，而你们使用的童男童女也不会失去“灵魂的纯洁”。〔注：（32a）西尼耳证明，工厂主的纯利润、英国棉纺织业的存在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都决定于“最后一个劳动小时”；而安德鲁·尤尔博士则又证明[189]，如果不是把童工和不满18岁的青工在工厂的温暖而纯洁的道德气氛里关上整整12小时，而是提早“一小时”把他们赶到冷酷无情、放荡不羁的外界去，他们就会因懒惰和邪恶而使灵魂不能得救。从1848年起，工厂视察员在半年一次的《报告》中一直拿“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来嘲弄工厂主。例如，豪威耳先生在1855年5月31日的工厂视察报告中说：“假如下面这种巧妙的计算〈他引证西尼耳〉是正确的，联合王国的所有棉纺织厂从1850年起就已经赔本了。”（《工厂视察员报告。截至1855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第19页）当1848年议会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90]时，分散在多尔塞持和萨默塞特两郡交界处的农村麻纺厂的工厂主们，强迫一些正规工人接受一份反对这项法案的请愿书，请愿书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这些向你们请愿的人，作为父母，认为增加一小时闲荡的时间，结果只会使我们的孩子道德败坏，因为懒惰是万恶之始。”关于这一点，1848年10月31日的工厂视察员报告指出：“在这些敦厚善良的父母们的子女做工的麻纺厂里，空气中充满着原料的尘埃和纤维碎屑，即使只在纺纱车间呆上10分钟，也会感到非常难受，因为眼睛、耳朵、鼻孔、嘴巴里会立刻塞满亚麻的碎屑，根本无法躲避，这不能不使你感到极度的痛苦。同时，由于机器飞速地转动，这种劳动本身需要全神贯注，需要一刻不停地运用技巧和动作，这些儿童在这样的空气里除了吃饭时间外整整劳动10小时，现在还要他们的父母说自己的子女‘懒惰’，这未免太残酷了……这些儿童的劳动时间比附近农村里雇工的劳动时间还要长……所谓‘懒惰和邪恶’这种无情的胡说必须斥之为十足的假仁假义和最无耻的伪善……大约在12年以前，当有人在最高权威的批准下，十分自信地、郑重其事地公开宣布工厂主的全部‘纯利润’来源于‘最后一小时’劳动，从而工作日缩短一小时就会消灭纯利润的时候，一部分公众曾对这种自信程度感到惊讶；而现在，当这部分公众看到下面的事实时恐怕会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这就是：关于充满善行的‘最后一小时’的独创发现，从那时以来已经大大完善，不仅包括‘利润’，而且还包括‘道德’；因此，如果儿童的劳动时间减为整整10小时，儿童的道德会和他们的雇主的纯利润一道化为乌有，因为二者都取决于这最后的致命的一小时。”（《工厂视察员报告。1848年10月31日》第101页）接着，这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举出了一些实例，说明这些工厂主先生的“道德”和“善行”，说明他们怎样施用阴谋、诡计、利诱、威胁、伪造等手段，迫使少数完全不会反抗的工人在这种请愿书上签名，然后把这种请愿书冒充整个产业部门和整个郡的请愿书提交议会。——无论是后来热心拥护工厂立法而值得赞扬的西尼耳本人，还是先后反对他的人，都不知道怎样说明这一“原始发现”的错误结论。这个事实最能说明所谓经济“科学”的现状。他们只是诉诸实际经验。而理由和原因仍然是秘密。〕
当你们的“最后一小时”真的敲响的时候，请你们想起牛津的这位教授吧。好了，但愿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再同诸位相会。再见！〔注：（33）这位教授先生总算从这次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得到了一些好处！在《关于工厂法的书信》中，全部纯利润，即“利润”、“利息”和甚至“更多的东西”取决于工人的一小时无酬劳动！而在一年前，西尼耳在他那本为牛津的大学生和有教养的庸人写的《政治经济学大纲》一书中，还反对李嘉图提出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论点，“发现”利润来源于资本家的劳动，利息来源于资本家的禁欲主义，来源于他的“Abstinenz”［“节欲”］。这一派胡言本身是陈旧的，但“节欲”这个词是新鲜的。罗雪尔先生把这个词正确地译成德文“Enthaltung”［“节制”］〔注：①见本卷第240页。——编者注〕。但他的不大懂拉丁文的同胞维尔特们、舒耳茨们以及别的米歇尔们却把这个词变成了僧侣用语“Entsagung”［禁欲］。〕……西尼耳1836年发现的“最后一小时”这个信号，在1848年4月15日，又被经济学界的一位大官老爷詹姆斯·威尔逊在伦敦《经济学家》杂志上重新吹奏起来，以反对十小时工作日的法律。
4．剩余产品
我们把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在第2节〔注：［48］本卷第255—258页。——编者注〕举的例子中，是20磅棉纱的1/10或2磅棉纱）称为剩余产品（surplusproduce，produitnet）。决定剩余价值率的，不是剩余价值同资本总额的比率，而是剩余价值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比率，同样，决定剩余产品的水平的，也不是剩余产品同总产品的其余部分的比率，而是剩余产品同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的比率。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的目的，同样，富的程度不是由产品的绝对量来计量，而是由剩余产品的相对量来计量。〔注：（34）“对于一个拥有20000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2000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低于2000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100个工人还是雇1000个工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10000镑还是卖20000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1000万还是有1200万，都是无关紧要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16页）早在李嘉图之前，有一位剩余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阿瑟·杨格——他还是一个喜欢空谈而缺乏批判精神的作家，他的名声和他的功绩适成反比——就曾说过：“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像古罗马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第47页）。〕〔注（34）的补充：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收入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但是很明显，它之所以有利，并不因为它是纯的”（托·霍普金斯《论地租》1828年伦敦版第126页）。〕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和，工人生产他的劳动力的补偿价值的时间和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之和，构成他的劳动时间的绝对量——工作日（workingday）。
[180]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248、447、467、519、553、652。
[181]“无中不能生有”引自卢克莱修《物性论》第1卷第156—159行。——249。
[182]修昔的底斯是古希腊历史学家，马克思把威廉·罗雪尔讽刺地叫作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序言中，如马克思所说，“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尔在引用修昔的底斯的著作时表示：“像那些我特别地奉为老师的古代历史学家一样，我也希望我的著作有益于……”等等（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V笔记本第922页）。——251。
[183]德国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约·克·哥特舍德在文学上曾起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同时他又对新的文学潮流表现出异常的偏执。因此，他的名字成了文学上傲慢与迟钝的同义语。——251。
[184]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1版中此处的注文中所举的一个纺纱业例子，摘自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第87页。在德文第2版中改写的第（31）注注文根据的是恩格斯提供的材料。见马克思在1865年11月20日和1868年5月7日和16日给恩格斯的信。——253。
[185]威·杰科布《再论英国农业需要保护关税。给赛米尔，惠特布雷德议员先生的一封信》1815年伦敦版第33页。——254。
[186]见马克思《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2章《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254。
[187]指1833年的工厂法《关于规定联合王国工厂儿童与少年劳动强度的法令。（1833年8月29日）》（见《公共普通法汇编》1833年伦敦版第103章）。马克思在本卷第320—326页还专门论述了1833年的工厂法。——259、321。
[188]锡利亚一词源于希腊文锡利亚斯（Chdias，意为一千）。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宣传基督再临和在地球上建立公平、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主义学说。它反映了农民和城市贫民的心态。这种信仰在基督教早期流传很广，后来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263。
[189]安·尤尔《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1835年伦敦版第406页。——263。
[190]关于英国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本卷第307—337页、恩格斯《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第299310页）以及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笔记本第217—218页。——263、324。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六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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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上起着不同的作用。
工人把一定量的劳动——撇开他的劳动所具有的特定的内容、目的和技术性质不说——加到劳动对象上，也就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被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又成了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例如，棉花和纱锭的价值包含在棉纱的价值中。可见，生产资料的价值由于转移到产品上而被保存下来。这种转移是在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时发生的，是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它是以劳动为中介的。然而它是怎样进行的呢？
工人并不是在同一时间内劳动两次：一次由自己的劳动把价值加到棉花上；另一次保存棉花的旧价值，或者说，把他所加工的棉花和使用的纱锭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棉纱上。他只是由于加进新价值而保存了旧价值。但是，把新价值加到劳动对象上和把旧价值保存在产品中，是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达到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虽然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只劳动一次），因此很明显，这种结果的二重性只能用他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来解释。在同一时间内，劳动就一种属性来说必然创造价值，就另一种属性来说必然保存或转移价值。
每个工人怎样加进劳动时间，从而加进价值呢？始终只能通过他特有的生产劳动方式。纺纱工人只有通过纺纱，织布工人只有通过织布，铁匠只有通过打铁，才能加进劳动时间。而通过他们借以加进一般劳动、从而加进新价值的有目的的形式，通过纺纱、织布、打铁，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棉纱和织机，铁和铁砧也就成了一种产品、一种新的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注：（20）“劳动创造一种新物来代替被消灭的物。”（《论国民政治经济学》1821年伦敦版第13页）〕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的旧形式消失了，但只是为了以新的使用价值形式出现。我们在考察价值形成过程时已经看到，只要使用价值是有目的地用来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制造被用掉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就成为制造新的使用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说，这部分劳动时间从被用掉的生产资料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可见，工人保存被用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或者说，把它们作为价值组成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去，并不是由于他们加进一般劳动，而是由于这种追加劳动的特殊的有用性质，由于它的特殊的生产形式。劳动作为这种有目的的生产活动，纺纱、织布、打铁，只要同生产资料接触，就使它们复活，赋予它们活力，使它们成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同它们结合为产品。
如果工人的特殊的生产劳动不是纺纱，他就不能使棉花转化为成棉纱，因而也就不能把棉花和纱锭的价值转移到棉纱上。不过，如果这个工人改行当木匠，他仍然会用一个工作日把价值加到他的材料上。可见，他通过自己的劳动加进价值，并不是由于他的劳动是纺纱劳动或木匠劳动，而是由于他的劳动是一般的抽象的社会劳动；他加进一定的价值量，并不是因为他的劳动具有特殊的有用的内容，而是因为他的劳动持续了一定的时间。因此，纺纱工人的劳动，就它的抽象的一般的属性来说，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把新价值加到棉花和纱锭的价值上；而就它的具体的特殊的有用的属性来说，作为纺纱的过程，把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从而把这些价值保存在产品中。由此就产生了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所得出的结果的二重性。
新价值的加进，是由于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在产品中的保存，是由于所追加的劳动的质。同一劳动由于它的二重性造成的这种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现在种种不同的现象上。
假定由于某种发明，纺纱工人6小时纺的棉花同过去36小时纺的棉花一样多。作为有目的的有用的生产活动，他的劳动的能力增加为6倍。他的劳动的产品也增加为6倍，从6磅棉纱增加到36磅棉纱。但是，现在36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只和过去6磅棉花吸收的劳动时间一样多。加在36磅棉花上的新劳动比用旧方法时少5/6，因此，加进的价值也只是过去的1/6。另一方面，现在在产品36磅棉纱中包含6倍的棉花价值。纺纱6小时，保存并转移到产品上去的原料价值是过去的6倍，虽然加到同量原料上的新价值小5/6。这说明，在同一不可分割的过程中，劳动保存价值的属性和创造价值的属性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纺同量的棉花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越多，加到棉花上的新价值就越大；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纺的棉花磅数越多，保存在产品内的旧价值就越大。
相反，假定纺纱劳动的生产率不变，就是说，纺纱工人把一磅棉花转化为棉纱所需的时间同过去一样。但是假定棉花本身的交换价值变了，一磅棉花的价格提高到原来的6倍，或降低为原来的1/6。在这两种情况下，纺纱工人都是把同一劳动时间，因而也是把同一价值加到同量的棉花上；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在同样的时间内生产同样多的棉纱。然而，他从棉花转移到棉纱上即产品上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1/6，在另一种情况下是原来的6倍。当劳动资料涨价或跌价，而它在劳动过程中始终发挥相同的效用时，情况也是如此。
如果纺纱过程的技术条件不变，而且它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变，那么纺纱工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就仍旧消耗同等数量的、价值不变的原料和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纺纱工人保存在产品中的价值就同他加进的新价值成正比。他两星期加进的劳动比一星期多一倍，因而价值也多一倍；同时，他用掉的材料及其价值也多一倍，他损耗的机器及其价值也多一倍，因而，他在两星期的产品中保存的价值比在一星期的产品中多一倍。在已定的不变的生产条件下，工人加进的价值越多，他保存的价值就越多。但是，他能保存更多的价值，并不是因为他加进了更多的价值，而是因为他在不变的和不以他自己的劳动为转移的条件下加进这些价值。
当然，从某种相对的意义上可以说，工人保存的旧价值同他加进的新价值总是保持同一比例。不管棉花从1先令涨到2先令或者跌到6便士，不管它的价值怎样变动，工人保存在一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总是只有保存在两小时产品中的一半。其次，如果他本身的劳动的生产率发生了变化，提高了或者降低了，那么，他例如一个劳动小时纺的棉花就会比过去增多或减少，与此相应，他保存在一个劳动小时产品中的棉花价值也会增多或减少。但是不管怎样，他两个劳动小时保存的价值总是一个劳动小时的两倍。
把价值的纯粹象征性的表现——价值符号撇开，价值只是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存在于某种物中。（人本身单纯作为劳动力的存在来看，也是自然对象，是物，不过是活的有意识的物，而劳动本身则是这种力在物上的表现。）因此，如果使用价值丧失，价值也就丧失。生产资料在丧失自己的使用价值的同时并不丧失价值，因为它们通过劳动过程失掉自己原来的使用价值形态，实际上只是为了在产品上获得另一种使用价值形态。虽然价值存在于某种使用价值中是很重要的，但是商品的形态变化表明，它存在于哪一种使用价值中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可见，在劳动过程中，只有生产资料丧失它的独立的使用价值同时也丧失它的交换价值，价值才从生产资料转移到产品上。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只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丧失的价值。但是在这方面，劳动过程的各种物质因素的情况是不同的。
为发动机器而燃烧的煤消失得无影无踪，为润滑轮轴而上的油等等也是这样。染料和其他辅助材料消失了，但是又在产品的属性中表现出来。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但是改变了自己的形式。可见，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第二天以同前一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总是分开面而存在的。如果我们考察某个这类的劳动资料从进入工作场所那天起到被扔进废品库那天止发挥作用的整个时期，就会看到，在这个时期中，它的使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劳动消耗了，因此它的交换价值也完全转移到产品上去了。例如，一台纺纱机的寿命为10年，在10年的劳动过程中，它的全部价值就转移到10年的产品上去。因此，一种劳动资料的生存期，包括若干不断重新用它来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在这方面，劳动资料同人的情况一样。每人每天都死掉生命的24小时。但无论从谁身上都不能确切地看出，他已经死掉了生命的多少天。然而，这并不妨碍人寿保险公司从人的平均寿命中得出非常准确、非常有利（这重要得多）的结论。劳动资料也是这样。根据经验可以知道，一种劳动资料，例如某种机器，平均能用多少时间。假定这种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只能持续6天，那么它平均每个工作日丧失它的使用价值的1/6，因而把它的价值的1/6转给每天的产品。一切劳动资料的损耗，例如它们的使用价值每天的损失，以及它们的价值每天往产品上相应的转移，都是用这种方法来计算的。
这十分清楚地表明，生产资料转给产品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在劳动过程中因本身的使用价值的消灭而丧失的价值。如果生产资料没有价值可以丧失，就是说，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成要素，而不是充当交换价值的形成要素。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脉中的铁、原始森林中的树木等等，都是这样。
在这里，我们遇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假定一台机器价值1000镑，并且在1000天内损耗掉。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的价值每天有1/1000从机器本身转移到它的日产品上。同时，尽管机器的生命力日益减弱，但整个机器仍然不断地在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由此可见，劳动过程的某个因素，某种生产资料，是全部进入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地进入价值增殖过程〔注：［39］在经马克思修订的法文版、经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中，是价值形成过程。——编者注〕。在这里，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①的区别反映在它们的物质因素上：同一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是全部加入同一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的要素，则只是部分加入同一生产过程。〔注：［①］在经马克思修订的法文版、经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中，是价值形成过程。——编者注〕〔注：（21）这里的问题不涉及劳动资料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修理。正在修理中的机器不是充当劳动资料，而是充当劳动材料。不是用它来劳动，而是对它本身进行加工，以便修复它的使用价值。为了我们的目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修理劳动总是包括在生产劳动资料所必要的劳动中。正文中所说的那种损耗是任何医生都不能医治的，它逐渐导致死亡。“这种磨损有时是不可能补偿的，就刀来说，它会使刀最后弄到这种地步，连磨刀匠也会说，这把刀子不值得再磨了。”我们在正文中看到，例如机器是全部进入每一个劳动过程，但只是部分进入同时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①。根据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下述概念的混乱了：“李嘉图先生说，机器制造工人制造织袜机时耗费的劳动的一部分”，包含在例如一双袜子的价值内。“可是生产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能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双袜子也织不出来。”（《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54页）这位作者，这位极端自负的“自命不凡的人”，他的混乱，从而他的论战，只有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对的：无论李嘉图，还是在他以前或以后的其他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把劳动的两个方面准确地区分开来，自然更没有对这两方面在价值形成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作出分析。〕
另一方面正相反，一种生产资料能够全部进入价值增殖过程①，而只是部分进入劳动过程。假定在把棉花纺成棉纱的时候，每天115磅棉花中有15磅没有变成棉纱，而是变成了飞花。如果损失这15磅棉花是正常的，在棉花的平均加工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这15磅棉花虽然不是棉纱的要素，但它的价值同形成棉纱实体的100磅棉花的价值完全一样，也加入棉纱的价值中。为了生产100磅棉纱，15磅棉花的使用价值必须化为飞花。因此，这些棉花的损失是棉纱的一个生产条件。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把自己的价值转给棉纱。劳动过程中的一切排泄物都是这样，至少在这些排泄物不再形成新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再形成新的独立的使用价值的情况下是这样。例如我们在曼彻斯特的大机器制造厂内可以看到，被庞大的机器象刨花一样削下的铁屑堆积如山，傍晚用大车运到炼铁厂去，第二天变成铁锭再运回来。
生产资料只有在劳动过程中丧失掉存在于旧的使用价值形态中的价值，才把价值转移到新形态的产品上。它们在劳动过程中所能丧失的最大限度的价值量，显然是以它们进入劳动过程时原有的价值量为限，或者说，是以生产它们自身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为限。因此，生产资料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决不可能大于同它们所参加的劳动过程无关而具有的价值。不管一种劳动材料，一种机器，一种生产资料怎样有用，如果它值150镑，比方说，耗费500个工作日，那么它加到用它制造的总产品上去的价值就决不会大于150镑。它的价值不是由它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的劳动过程决定的，而是由它作为产品被生产出来的劳动过程决定的。它在劳动过程中只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具有有用属性的物起作用，因此，如果它在进入劳动过程之前没有价值，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注：（22）我们可以由此了解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荒诞无稽了：他想从生产资料（土地、工具、皮革等等）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所提供的“生产服务”，引出剩余价值（利息、利润、地租）。决不轻易放过机会把精巧的辩护思想用黑字写在白纸上的威廉·罗雪尔先生则喊道：“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第一卷第四章中非常正确地指出，‘榨油机所生产的价值扣除一切费用后，还留下一种同制造榨油机本身所费的劳动有本质区别的新东西’。”（《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82页注）非常正确！榨油机所生产的“油”同制造榨油机所费的劳动是很不相同的。罗雪尔先生所说的“价值”是指“油”这种东西，因为“油”有价值；但“自然界”有石油，尽管相对来说不“很多”，他大概针对这一点在另一个地方说道：“它〈自然界！〉几乎完全不生产交换价值。”［同上，第79页］罗雪尔的自然界同交换价值有关系，就像一个愚蠢的姑娘同一个只有“一点点大的”孩子有关系一样。这位“学者”还借这次引证的机会说道：“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作‘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为〈！〉资本占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什么东西？〉，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同上，［第82页］）这种单纯从“要求”中得出“价值”的政治经济学的“解剖学和生理学方法”是多么“高明”啊！〕
当生产劳动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新产品的形成要素时，生产资料的价值也就经过一次轮回。它从已消耗的躯体转到新形成的躯体。但是这种轮回似乎是在现实的劳动背后发生的。工人不保存旧价值，就不能加进新劳动，也就不能创造新价值，因为他总是必须在一定的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而他不把产品变为新产品的生产资料，从而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他就不能在有用的形式上加进劳动。可见，由于加进价值而保存价值，这是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即活劳动的自然恩惠，这种自然恩惠不费工人什么，但对资本家却大有好处，使他能够保存原有的资本价值。〔注：（22a）“在农场主用于生产的一切工具中，人类劳动……是农场主用来补偿自己资本的最可行的东西。其他两类东西——役畜和……车、犁、铲等等——没有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就毫无用处。”（埃德蒙·伯克《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1795年11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1800年伦敦版第10页）〕当生意兴隆的时候，资本家埋头赚钱，觉察不到劳动的这种无偿的恩惠。但当劳动过程被迫中断的时候，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资本家对此就有切肤之感了。〔注：（23）有一个工厂主，他的纺纱厂共雇用800个工人，每周平均消耗150包东印度棉花或约130包美国棉花。他在1862年11月26日的《泰晤士报》上曾为了他的工厂每年停工的花费向公众诉苦。他估计这笔花费达6000镑。在这些非生产费用中，有许多项目同我们这里无关，如地租、税款、保险费以及按年雇用的人员——经理、会计、工程师的薪金等等。然后，依他计算，为了购买工厂有时取暖和偶而开动蒸汽机所用的煤共需150镑。此外还要支付临时雇来保养机器的工人的工资。最后，机器的折旧为1200镑，因为“天气和自然的腐蚀力并不因蒸汽机停止运转就不再发挥作用”。他明白地说，折旧所以只估计为1200镑这样一个很小的数目，是因为机器已经很破旧了。〕
就生产资料来说，被消耗的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由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劳动制成产品。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没有被消费〔注：（24）“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在这种场合，价值没有被消费掉。”（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和纽约版第296页）〕，因而也不可能再生产出来。这个价值被保存下来，但不是因为在劳动过程中对这个价值本身进行了操作，而是因为这个价值原先借以存在的那种使用价值虽然消失，但只是消失在另一种使用价值之中。因此，生产资料的价值是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确切地说，不是再生产出来。所生产出来的是旧交换价值借以再现的新使用价值。〔注：（25）在一本也许已经出到20版的美国教本中，有这样的话：“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该书在罗列了一切可能在产品中再现自己价值的生产成分之后，得出结论说：“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则作为它们给予人的肉体和精神的新力量再现出来，从而形成新的资本，再用于生产过程。”（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32页）我们撇开所有其他的奇怪说法不谈，只须指出，例如在新力量中再现的，并不是面包的价格，而是面包形成血液的的实体。相反，作为这个力量的价值再现的，也并不是生活资料，而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样一些生活资料，如果它的费用减少一半，仍然产生同样多的肌肉、骨骼等等，总之，仍然产生同等的力量，但不是同等价值的力量。这种把“价值”换成“力量”，以及全部伪善的含糊其辞，掩盖着这样一种显然徒劳的企图：想从预付价值的单纯再现中得出剩余价值。〕
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即发挥作用的劳动力，却不是这样。当劳动通过它的有目的的形式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并保存下来的时候，它的运动的每时每刻都形成追加的价值，形成新价值。假设生产过程在工人生产出他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以后就停下来，例如，他劳动6小时加进3先令价值。这个价值是产品价值超过其中由生产资料价值构成的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它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惟一的新价值，是产品中由这个过程本身生产的惟一的价值部分。当然，它只是补偿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时预付的，工人自身在生活资料上花费的货币。就已花费的3先令来说，这3先令的新价值只是表现为再生产。但它是真正再生产出来的，不像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表面上再生产出来的。在这里，一个价值用另一个价值来补偿是通过创造新价值来实现的。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劳动过程在只是再生产出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并把它加到劳动对象上以后，还越过这一点继续下去〔注：［41］见本卷第217—226页。——编者注〕。为再生产出这一等价物，6小时就够了，但是劳动过程不是持续6小时，而是比如说持续12小时。这样，劳动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自身的价值，而且生产出一个超额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就是产品价值超过消耗掉的产品形成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我们叙述了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在产品价值的形成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事实上也就说明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本身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所执行的不同职能。产品的总价值超过产品的形成要素的价值总额而形成的余额，就是价值已经增殖的资本超过原预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一方的生产资料，另一方的劳动力，不过是原有资本价值在抛弃货币形式而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时所采取的不同的存在形式。
可见，转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因此，我把它称为不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不变资本。
相反，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这部分资本从不变量不断转化为可变量。因此，我把它称为可变资本部分，或简称为可变资本。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从劳动过程的角度看，是作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作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区别的；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角度看，则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相区别的。
不变资本这个概念决不排斥它的组成部分发生价值变动的可能性。假定1磅棉花今天值6便士，明天由于棉花歉收而涨到1先令。仍在加工中的原有的棉花，是按6便士的价值买进的，但现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却是1先令。已经纺完，也许已经变成棉纱在市场上流通的棉花，加到产品上的价值同样也比它原来的价值大一倍。然而我们知道，这种价值变动是同纺纱过程中棉花价值的增殖没有关系的，即使原有的棉花还根本没有进入劳动过程，它现在也能按1先令而不是按6便士再卖出去。不仅如此，棉花经历的劳动过程越少，这种结果就越可靠。因此，投机的规律是：在发生这类价值变动的情况下，要在加工最少的原料上进行投机，就是说，在棉布上不如在棉纱上，在棉纱上不如在棉花上。在这里，价值变化是发生在生产棉花的过程中，而不是发生在棉花作为生产资料，从而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商品的价值固然是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但这个劳动量本身是社会地决定的。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改变了，例如，同一数量的棉花在歉收时比在丰收时代表更多的劳动量，那就会反过来对原有的商品发生影响，因为原有的商品始终只是本类商品的一个样品〔注：（26）“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3页）〕，它的价值总是由社会必要劳动计量的，因而也总是由现有的社会条件下的必要劳动计量的。
同原料的价值一样，已经用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资料即机器等等的价值，也可以发生变动，因此它们转移给产品的那部分价值也会发生变动。例如，由于一种新发明，同种机器可由较少的劳动耗费再生产出来，那么旧机器就要或多或少地贬值，因而转移到产品上去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变动也是在机器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以外发生的。机器在这个过程中转移的价值决不会大于它同与这个过程无关而具有的价值。
生产资料的价值变动，虽然也会对已经进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产生影响，但不会改变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的性质。同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的变动也不会影响它们在职能上的区别。例如，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可以大大革新，以致过去10个工人用10件价值很小的工具只能加工比较少量的原料，现在1个工人用1台昂贵的机器就能加工100倍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即被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量大大增加了，而资本的可变部分即预付劳动力的部分则大大减少了。但是，这种变动只改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量的关系，或者说，只改变总资本分为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的比例，而不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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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五章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1．劳动过程
劳动力的使用就是劳动本身。劳动力的买者消费劳动力，就是叫劳动力的卖者劳动。劳动力的卖者也就由此在实际上成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成为工人，而在此以前，他只不过在可能性上是工人。为了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在商品中，他必须首先把它表现在使用价值中，表现在能满足某种需要的物中。因此，资本家要工人制造的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一定的物品。虽然使用价值或财物的生产是为了资本家，并且是在资本家的监督下进行的，但是这并不改变这种生产的一般性质。所以，劳动过程首先要撇开每一种特定的社会的形式来加以考察。
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沉睡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在这里，我们不谈最初的动物式的本能的劳动形式。现在，工人是作为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对于这种状态来说，人类劳动尚未摆脱最初的本能形式的状态已经是太古时代的事了。我们要考察的是专属于人的那种形式的劳动。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
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土地（在经济学上也包括水）最初以食物，现成的生活资料供给人类〔注：（1）“土地的自然产品，数量很小，并且完全不取决于人，自然提供这点产品，正像给一个青年一点钱，使他走上勤劳致富的道路一样。”（詹姆斯·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116页）〕，它未经人的协助，就作为人类劳动的一般对象而存在。所有那些通过劳动只是同土地脱离直接联系的东西，都是天然存在的劳动对象。例如从鱼的生活要素即水中分离出来的即捕获的鱼，在原始森林中砍伐的树木，从地下矿藏中开采的矿石。相反，已经被以前的劳动可以说滤过的劳动对象，我们称为原料。例如，已经开采出来正在洗的矿石。一切原料都是劳动对象，但并非任何劳动对象都是原料。劳动对象只有在它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才是原料。
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劳动者利用物的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以便把这些物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依照自己的目的作用于其他的物。〔注：（2）“理性何等强大，就何等狡猾。理性的狡猾总是在于它的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这种活动让对象按照它们本身的性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它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这个过程，而只是实现自己的目的。”（黑格尔《哲学全书》，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382页）〕劳动者直接掌握的东西，不是劳动对象，而是劳动资料（这里不谈采集果实之类的现成的生活资料，在这种场合，劳动者身体的器官是惟一的劳动资料）。这样，自然物本身就成为他的活动的器官，他把这种器官加到他身体的器官上，不顾圣经的训诫，延长了他的自然的肢体[169]。土地是他的原始的食物仓，也是他的原始的劳动资料库。例如，他用来投、磨、压、切等等的石块就是土地供给的。土地本身是劳动资料，但是它在农业上要起劳动资料的作用，还要以一系列其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的较高的发展为前提。〔注：（3）加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理论》（1815年巴黎版）一般说来是贫乏的，但针对重农学派，却恰当地列举了一系列构成真正的农业的前提的劳动过程。〕一般说来，劳动过程只要稍有一点发展，就已经需要经过加工的劳动资料。在太古人的洞穴中，我们发现了石制工具和石制武器。在人类历史的初期，除了经过加工的石块、木头、骨头和贝壳外，被驯服的，也就是被劳动改变的、被饲养的动物，也曾作为劳动资料起着主要的作用。〔注：（4）杜尔哥在《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1766年[170]）一书中，很好地说明了被饲养的动物对于文化初期的重要性。〕劳动资料的使用和创造，虽然就其萌芽状态来说已为某几种动物所固有，但是这毕竟是人类劳动过程独有的特征，所以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atoolmakinganimal”[171]，制造工具的动物。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注：（5）在从工艺上比较各个不同的生产时代时，真正的奢侈品在一切商品中意义最小。〕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本身中，机械性的劳动资料（其总和可称为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远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如管、桶、篮、罐等，其总和一般可称为生产的脉管系统）更能显示一个社会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后者只是在化学工业上才起着重要的作用。〔注：（5a）第2版注：尽管直到现在，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但是，人们至少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所谓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制造工具和武器的材料，把史前时期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
广义地说，除了那些把劳动的作用传达到劳动对象、因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充当活动的传导体的物以外，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也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入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土地本身又是这类一般的劳动资料，因为它给劳动者提供立足之地，给他的过程提供活动场所。这类劳动资料中有的已经经过劳动的改造，例如厂房、运河、道路等等。
可见，在劳动过程中，人的活动借助劳动资料使劳动对象发生预定的变化。过程消失在产品中。它的产品是使用价值，是经过形式变化而适合人的需要的自然物质。劳动与劳动对象结合在一起。劳动对象化了，而对象被加工了。在劳动者方面曾以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东西，现在在产品方面作为静的属性，以存在的形式表现出来。劳动者纺纱，产品就是纺成品。
如果整个过程从其结果的角度，从产品的角度加以考察，那么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二者表现为生产资料〔注：（6）例如，把尚未捕获的鱼叫做渔业的生产资料，好像是奇谈怪论。但是至今还没有发明一种技术，能在没有鱼的水中捕鱼。〕，劳动本身则表现为生产劳动。〔注：（7）这个从简单劳动过程的观点得出的生产劳动的定义，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绝对不够的。〕
当一个使用价值作为产品退出劳动过程的时候，另一些使用价值，以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同一个使用价值，既是这种劳动的产品，又是那种劳动的生产资料。所以，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同时还是劳动过程的条件。
在采掘工业中，劳动对象是天然存在的，例如采矿业、狩猎业、捕鱼业等等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在农业中，只是在最初开垦处女地时才是这样）；除采掘工业以外，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产品。例如，农业中的种子就是这样。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自然的产物，实际上它们不仅可能是上年度劳动的产品，而且它们现在的形式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通过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尤其是说到劳动资料，那么就是最肤浅的眼光也会发现，它们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去劳动的痕迹。
原料可以构成产品的主要实体，也可以只是作为辅助材料参加产品的形成。辅助材料或者被劳动资料消费，例如煤被蒸汽机消费，机油被轮子消费，干草被挽马消费；或者加在原料上，使原料发生物质变化，例如氯加在未经漂白的麻布上，煤加在铁上，染料加在羊毛上；或者帮助劳动本身的进行，例如用于劳动场所的照明和取暖的材料。在真正的化学工业中，主要材料和辅助材料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因为在所用的原料中没有一种会作为产品的实体重新出现。〔注：（8）施托尔希把真正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区别开来，把前者叫作“matière”，把后者叫作“matériaux”[172]；舍尔比利埃把辅助材料叫作“matiéresinstrumentales”。[173]〕
因为每种物都具有多种属性，从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所以同一产品能够成为很不相同的劳动过程的原料。例如，谷物是磨面者、制淀粉者、酿酒者和畜牧业者等等的原料。作为种子，它又是自身生产的原料。同样，煤作为产品退出采矿工业，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采矿工业。
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一产品可以既充当劳动资料，又充当原料。例如，在牲畜饲养业中，牲畜既是被加工的原料，又是制造肥料的手段。
一种已经完成可供消费的产品，能重新成为另一种产品的原料，例如葡萄能成为葡萄酒的原料。或者，劳动使自己的产品具有只能再作原料用的形式。这样的原料叫做半成品，也许叫作中间成品更合适些，例如棉花、线、纱等等。这种最初的原料虽然本身已经是产品，但还需要通过一系列不同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它不断改变形态，不断重新作为原料起作用，直到最后的劳动过程把它当作完成的生活资料或完成的劳动资料排出来。
可见，一个使用价值究竟表现为原料、劳动资料还是产品，完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定的作用，取决于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随着地位的改变，它的规定也就改变。
因此，产品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也就丧失产品的性质。它们只是作为活劳动的物质因素起作用。在纺纱者看来，纱锭只是纺纱用的手段，亚麻只是纺纱的对象。当然，没有纺纱材料和纱锭是不能纺纱的。因此，在纺纱开始时，必须先有这两种产品。但是，亚麻和纱锭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这个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正如面包是农民、磨面者、面包师等等过去劳动的产品这件事，对营养作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一样。相反，如果生产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显示出它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这种性质，那是由于它有缺点。不能切东西的刀，经常断头的纱等等，使人强烈地想起制刀匠Ａ和纺纱人Ｅ。如果产品很好，它的使用属性由过去劳动创造这一点就看不出来了。
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受到自然的物质变换的破坏力的影响。铁会生锈，木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活劳动必须抓住这些东西，使它们由死复生，使它们从仅仅是可能的使用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起作用的使用价值。它们被劳动的火焰笼罩着，被劳动当作自己的躯体加以同化，被赋予活力以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与它们的概念和职务相适合的职能，它们虽然被消费掉，然而是有目的地，作为形成新使用价值，新产品的要素被消费掉，而这些新使用价值，新产品或者可以作为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领域，或者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新的劳动过程。
因此，如果说，现有的产品不仅是劳动过程的结果，而且是劳动过程的存在条件，那么另一方面，它们投入劳动过程，从而与活劳动相接触，则是使这些过去劳动的产品当作使用价值来保存和实现的惟一手段。
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把它们吞食掉，因而是消费过程。这种生产消费与个人消费的区别在于：后者把产品当作活的个人的生活资料来消费，而前者把产品当作劳动即活的个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的生活资料来消费。因此，个人消费的产物是消费者本身，生产消费的结果是与消费者不同的产品。
只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劳动就是为创造产品而消耗产品，或者说，是把产品当作产品的生产资料来使用。但是，正如劳动过程最初只是发生在人和未经人的协助就已存在的土地之间一样，现在在劳动过程中也仍然有这样的生产资料，它们是天然存在的，不是自然物质和人类劳动的结合。
劳动过程，就我们在上面〔注：①见本卷第207—211页。——编者注〕把它描述为它的简单的、抽象的要素来说，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因此，我们不必来叙述一个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的关系。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这就够了。根据小麦的味道，我们尝不出它是谁种的，同样，根据劳动过程，我们看不出它是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的：是在奴隶监工的残酷的鞭子下，还是在资本家的严酷的目光下；是在辛辛纳图斯耕种自己的几亩土地的情况下，还是在野蛮人用石头击杀野兽的情况下。〔注：（9）根据这种非常合乎逻辑的理由，托伦斯上校在野蛮人用的石头上发现了资本的起源。“在野蛮人用来投掷他所追逐的野兽的第一块石头上，在他用来打落他用手摘不到的果实的第一根棍子上，我们看到占有一物以取得另一物的情形，这样我们就发现了资本的起源。”（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第70、71页）根据那第一根棍子［Stock］也许还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英语中stock和资本是同义词。〕
我们再回头来谈我们那位未来的资本家吧。〔注：［①］见本卷第207—211页。——编者注〕我们离开他时，他已经在商品市场上购买了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于是，我们的资本家就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当然，劳动过程的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制靴或纺纱的特定方式和方法起初也不会因资本家的插手就发生变化。起初，资本家在市场上找到什么样的劳动力就得使用什么样的劳动力，因而劳动在还没有资本家的时期是怎样的，资本家就得采用怎样的劳动。由劳动从属于资本而引起的生产方式本身的变化，以后才能发生，因而以后再来考察。
劳动过程，就它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来说，显示出两个特殊现象。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的劳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进行监视，使劳动正常进行，使生产资料用得合乎目的，即原料不浪费，劳动工具受到爱惜，也就是使劳动工具的损坏只限于在劳动中它被使用时损耗的必要程度。
其次，产品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不是直接生产者工人的所有物。资本家例如支付劳动力一天的价值。于是，在这一天内，劳动力就象出租一天的任何其他商品（例如一匹马）一样，归资本家使用。商品由它的买者使用；劳动力的占有者提供他的劳动，实际上只是提供他已卖出的使用价值。从他进入资本家的工场时起，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就属于资本家了。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就把劳动本身当作活的酵母，并入同样属于他的各种形成产品的死的要素。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劳动过程只是消费他所购买的劳动力商品，而他只有把生产资料加到劳动力上才能消费劳动力。劳动过程是资本家购买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是归他所有的各种物之间的过程。因此，这个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正像他的酒窖内处于发酵过程的产品归他所有一样。〔注：（10）“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占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4页）“无产者为换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产品的任何分享。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述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这是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产品拥有专有权。”（同上，第58页）詹姆斯·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第70、71页上写道：“当工人是为工资而劳动时，资本家不仅是资本的〈这里是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且也是劳动者的所有者。如果人们像通常那样，把用来支付工资的东西也包括在资本的概念中，那么，离开资本来谈劳动就是荒谬的。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一词包括资本和劳动二者。”〕
2．价值增殖过程
产品——资本家的所有物——是一种使用价值，如棉纱、皮靴等等。虽然例如皮靴在某种意义上构成社会进步的基础，而我们的资本家也是一位坚决的进步派，但是他不是为了皮靴本身而制造皮靴。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在这里，所以要生产使用价值，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基质，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我们的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下述两点。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物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它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的价值总和。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
因为这里谈的是商品生产，所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显然只考察了过程的一个方面。正如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一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现在我们就把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形成过程来考察。
我们知道，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物化在该商品的使用价值中的劳动的量决定的，是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注：［33］①见本卷第52页。——编者注〕这一点也适用于作为劳动过程的结果而归我们的资本家所有的产品。因此，首先必须计算对象化在这个产品中的劳动。
假定这个产品是棉纱。
生产棉纱，首先要有原料，例如10磅棉花。而棉花的价值是多少，在这里先用不着探究，因为资本家已经在市场上按照棉花的价值例如10先令把它购买了，在棉花的价格中，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已经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我们再假定，棉花加工时消耗的纱锭量代表纺纱用掉的一切其他劳动资料，价值为2先令。如果12先令的金额是24个劳动小时或2个工作日的产物，那么首先可以得出，2个工作日对象化在棉纱中。
棉花改变了它的形状，被消耗的纱锭量完全消失了，但我们不应该受这种情况的迷惑。如果40磅棉纱的价值＝40磅棉花的价值＋1个纱锭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生产这个等式两边的产品需要同样的劳动时间，那么按照一般的价值规律，10磅棉纱就是10磅棉花和1/4个纱锭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同一劳动时间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纱中，另一次体现在使用价值棉花和纱锭中。因此，价值无论表现在棉纱、纱锭或者棉花中，都是一样的。纱锭和棉花不再相安无事地并存着，而是在纺纱过程中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改变了它们的使用形式，使它们转化为棉纱。但这种情况不会影响到它们的价值，就像它们通过简单的交换而换成等价物棉纱一样。
生产棉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生产以棉花为原料的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因而包含在棉纱中。生产纱锭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是如此，因为没有纱锭的磨损或消费，棉花就不能纺成纱。〔注：（11）“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16页）〕
因此，在考察棉纱的价值，即生产棉纱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时，可以把各种不同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特殊劳动过程，即生产棉花本身和生产所消耗的纱锭量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以及最后用棉花和纱锭生产棉纱所必须完成的劳动过程，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过程的前后相继的不同阶段。棉纱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都是过去的劳动。至于生产棉纱的各种形成要素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是早已过去的，是过去完成的，而在纺纱这一最后过程中直接耗费的劳动则是接近现在的，是现在完成的，这种情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建筑一座房屋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例如30个工作日，那么体现在这座房屋中的劳动时间的总量，不会因为第30个工作日比第1个工作日晚29天而有所改变。因此，包含在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劳动时间，完全可以看成是在纺纱过程的早期阶段耗费的，是在最后以纺纱形式加进的劳动之前耗费的。
因此，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的表现为12先令价格的价值，是棉纱价值或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
但是这里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棉花和纱锭必须实际上用来生产使用价值。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就是必须从棉花和纱锭生产出棉纱。对于价值说来，它由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承担都是一样的，但是它必须由一种使用价值来承担。第二，要假定所用的劳动时间只是一定社会生产条件下的必要劳动时间。如果纺1磅纱只需要1磅棉花，那么，纺1磅纱就只应当消耗1磅棉花，纱锭也是这样。如果资本家异想天开，要用金锭代替铁锭，那么在棉纱的价值中仍然只计算社会必要劳动，即生产铁锭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现在，我们知道了，棉纱价值的哪一部分是由生产资料即棉花和纱锭构成的。这一部分价值等于12先令，等于2个工作日的化身。现在要考察纺纱工人本身的劳动加在棉花上的价值部分。
现在，我们要从与考察劳动过程时完全不同的角度来考察这种劳动。在考察劳动过程时，谈的是使棉花转化为棉纱的有目的的活动。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劳动越合乎目的，棉纱就越好。纺纱工人的劳动是一种和其他生产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劳动。这种区别在主体方面和客体方面都表现出来，就是说，表现在纺纱的特殊目的，它的特殊的操作方式，他的生产资料的特殊性质，他的产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上。棉花和纱锭充当纺纱劳动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用它们制造线膛炮。相反，就纺纱工人的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价值源泉来说，它却和炮膛工人的劳动毫无区别，或者用一个更切近的例子来说，同植棉者和纱锭制造者实现在棉纱的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毫无区别。只是由于这种同一性，植棉、制锭和纺纱才能成为同一个总价值即棉纱价值的只有量的区别的各个部分。这里涉及的不再是劳动的质，即劳动的性质和内容，而只是劳动的量。劳动的量是容易计算的。我们假定纺纱劳动是简单劳动，是社会平均劳动。以后我们会知道，相反的假定也不会对问题有丝毫影响。〔注：［34］①见本卷第230—231页。——编者注〕
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不断由动的形式转为存在形式，由运动形式转为对象性形式。一小时终了时，纺纱运动就表现为一定量的棉纱，于是一定量的劳动，即一个劳动小时，对象化在棉花中。我们说劳动小时，也就是纺纱工人的生命力在一小时内的耗费，因为在这里，纺纱劳动只有作为劳动力的耗费，而不是作为纺纱这种特殊劳动才具有意义。
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在过程的进行中，即在棉花转化为棉纱时，消耗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如果在正常的即平均的社会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小时内a磅棉花应该转化为b磅棉纱，那么，只有把12×a磅棉花转化成12×b磅棉纱的工作日，才当作12小时工作日。因为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算是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
同劳动本身一样，在这里，原料和产品也都与我们从本来意义的劳动过程的角度考察时完全不同了。原料在这里只是当作一定量劳动的吸收器。通过这种吸收，原料确实转化为棉纱，因为劳动力以纺纱形式耗费并加在原料中了。而产品棉纱现在只是棉花所吸收的劳动的测量器。如果1小时内有12/3磅棉花被纺掉，或者说，转化为12/3磅棉纱，那么10磅棉纱就表示6个被吸收的劳动小时。由经验确定的一定的产品量，现在只不过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代表一定量凝固的劳动时间。它们只是一小时、两小时、一天的社会劳动的化身。
在这里，劳动是纺纱劳动、它的原料是棉花、它的产品是棉纱这种情况，是没有关系的，正如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产品、是原料这种情况没有关系一样。如果工人不是在纺纱厂做工，而是在煤矿做工，劳动对象煤就是天然存在的。但是，从矿床中开采出来的一定量的煤，例如一英担，依然代表一定量被吸收的劳动。
在劳动力出卖时，曾假定它的日价值＝3先令，在3先令中体现了6个劳动小时，而这也就是生产出工人每天平均的生活资料量所需要的劳动量。〔注：［35①］见本卷第200—201页。——编者注〕现在，如果我们的纺纱工人在1个劳动小时内把12/3磅棉花转化为12/3磅棉纱〔注：（12）这里的数字完全是随意假设的。〕，他在6小时内就会把10磅棉花转化为10磅棉纱。因此，在纺纱过程中，棉花吸收了6个劳动小时。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3先令金额。这样，由于纺纱本身，棉花就被加上了3先令的价值。
现在我们来看看产品即10磅棉纱的总价值。在这10磅棉纱中对象化了21/2个工作日：2日包含在棉花和纱锭量中，1/2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吸收的。这个劳动时间表现为15先令金额。因此，同10磅棉纱的价值相一致的价格是15先令，1磅棉纱的价格是1先令6便士。
我们的资本家愣住了。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预付的价值没有增殖，没有产生剩余价值，因此，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这10磅棉纱的价格是15先令，而在商品市场上为购买产品的各种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所花掉的也是15先令：10先令购买棉花，2先令购买所消耗的纱锭，3先令购买劳动力。棉纱的膨胀了的价值无济于事，因为棉纱的价值只是以前分配在棉花、纱锭和劳动力上的价值的总和，已有价值的这种单纯相加，永远也不能产生剩余价值。〔注：（13）这是重农学派关于一切非农业劳动的非生产性的学说借以建立起来的根本命题，这个命题对于专业经济学家来说，是不容反驳的。“把许多其他东西的价值加在一个物上〈例如，把织工的生活费用加在麻布上〉，也就是说，把若干价值一层层地堆积在一个价值上，这种办法使价值有了相应的增加……‘加’这个词完美地表达了劳动产品价格形成的方式；这种价格不过是许多被消耗的、加在一起的价值的总和；‘加’并不意味着‘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2部第1章第599页）〕这些价值现在集中在一个物上面，但是，在15先令分开来购买三种商品以前，这些价值就已经集中在一个15先令的货币额上了。
这种结果本身是不足为奇的。1磅棉纱的价值是1先令6便士，因此，我们的资本家在商品市场上买10磅棉纱就得付出15先令。不管他是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房屋，还是自己建造一座房屋，无论哪一种做法都不会使置备房屋支出的货币增加。
熟悉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也许会说：他预付自己货币的意图是要由此生出更多的货币。但是，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意图铺成的[174]；他不进行生产，也同样可以有赚钱的意图。〔注：（14）例如，在1844—1847年，他从生产中抽出了一部分自己的资本，拿来在铁路股票上投机。又如，在美国南北战争[8]时期，他关闭了工厂，把工人抛向街头，自己到利物浦棉花交易所去赌博。〕他进行威胁。他说人们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资本家弟兄都这样做，他又怎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货币当饭吃。他进行说教。要人们想到他的节欲。他本来可以把他的15先令挥霍掉。他没有这样做，他生产地消费它们，把它们制成了棉纱。确实如此。可是他为此得到的是棉纱而不是后悔。他决不应该再去当货币贮藏者，后者已经向我们表明，禁欲会得到什么结果。而且，在一无所有的地方，皇帝也会丧失他的权力。〔注：［36①］德国谚语。——编者注〕不管他禁欲的功劳有多大，也没有东西可以用来付给禁欲以额外的报偿，因为退出生产过程的产品的价值只等于投入生产过程的各商品价值的总和。他应该以“德有德报”来安慰自己。然而资本家不这样，他纠缠不休。说什么棉纱对他没有用处。他生产棉纱是为了出售。好，那就让他出售吧！或者更简单一些，让他以后只生产自己需要的东西吧，——这是他的家庭医生麦克库洛赫早已给他开好的药方，作为防止生产过剩这种流行病的灵丹妙药。〔注：［37①］见本卷第[179a]页。——编者注〕他强硬起来。难道工人光用一双手就能凭空创造产品，生产商品吗？难道不是他给工人材料，工人才能用这些材料并在这些材料之中来体现自己的劳动吗？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贫如洗，他不是用自己的生产资料，棉花和纱锭，对社会和由他供给生活资料的工人本身进行了莫大的服务吗？难道他的服务不应该得到报酬吗？但是，工人把棉花和纱锭转化为棉纱，不也就是为他服务了吗？而且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服务。［〔注：（15）“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但是谁取得的〈比他供给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利贷。也就是说，象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邻人服务，而是损害邻人。一切名为邻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杀人放火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他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鬼对于为他服务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总之，世上到处都是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滕贝格版）〕］服务无非是某种使用价值发挥效用，而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商品还是劳动。［〔注：（16）关于这一点，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页上说过：“‘服务’这个范畴对于像让·巴·萨伊和弗·巴师夏那样的经济学家必然会提供怎样的‘服务’是不难了解的。”[175]〕然而这里谈的是交换价值。他付给工人3先令价值。工人还给他一个完全相当的等价物，即加在棉花上的3先令价值，工人以价值偿还了价值。我们这位朋友刚才还以资本自傲，现在却突然采取像自己的工人那样谦逊态度了。难道他自己没有劳动吗？难道他没有从事监视和监督纺纱工人的劳动吗？他的这种劳动不也形成价值吗？但是，他的监工和经理耸肩膀了。而他得意地笑了笑，又恢复了他原来的面孔。他用一大套冗长无味的空话愚弄了我们。为此他不费一文钱。他把这一类虚伪的遁词和空话都交给他为此目的雇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们去讲。他自己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对于业务范围之外所说的话，虽然并不总是深思熟虑，但对于业务范围之内所做的事，他始终是一清二楚的。
让我们更仔细地来看一看。劳动力的日价值是3先令，因为在劳动力本身中对象化了半个工作日，就是说，因为每天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要费半个工作日。但是，包含在劳动力中的过去劳动和劳动力所能提供的活劳动，劳动力一天的维持费和劳动力一天的耗费，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前者决定它的交换价值，后者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维持一个工人24小时的生活只需要半个工作日，这种情况并不妨碍工人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增殖，是两个不同的量。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正是看中了这个价值差额。劳动力能制造棉纱或皮靴的有用属性，只是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劳动必须以有用的形式耗费，才能形成价值。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这个商品独特的使用价值，即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它自身的价值的源泉。这就是资本家希望劳动力提供的独特的服务。在这里，他是按照商品交换的各个永恒规律行事的。事实上，劳动力的卖者，和任何别的商品的卖者一样，实现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让渡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他不交出后者，就不能取得前者。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本身不归它的卖者所有，正如已经卖出的油的使用价值不归油商所有一样。货币占有者支付了劳动力的日价值，因此，劳动力一天的使用即一天的劳动就归他所有。劳动力维持一天只费半个工作日，而劳动力却能发挥作用或劳动一整天，因此，劳动力使用一天所创造的价值比劳动力自身一天的价值大一倍。这种情况对买者是一种特别的幸运，对卖者也绝不是不公平。
我们的资本家早就预见到了这种情况，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176]。因此，工人在工场中遇到的，不仅是6小时而且是12小时劳动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如果10磅棉花吸收6个劳动小时，转化为10磅棉纱，那么20磅棉花就会吸收12个劳动小时，转化成20磅棉纱。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延长了的劳动过程的产品。现在，在这20磅棉纱中对象化了5个工作日，其中4个工作日对象化在已消耗的棉花和纱锭量中，1个工作日是在纺纱过程中被棉花吸收的。5个工作日用金来表现是30先令，或1镑10先令。因此这就是20磅棉纱的价格。1磅棉纱仍然和以前一样值1先令6便士。但是，投入劳动过程的商品的价值总和是27先令。棉纱的价值是30先令。产品的价值比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增长了1/9。27先令转化为30先令，带来了3先令的剩余价值。戏法终于变成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问题的一切条件都履行了，商品交换的各个规律也丝毫没有违反。等价物换等价物。作为买者，资本家对每一种商品——棉花、纱锭和劳动力——都按其价值支付。然后他做了任何别的商品购买者所做的事情。他消费它们的使用价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是商品的生产过程）提供的产品是20磅棉纱，价值30先令。资本家在购买商品以后，现在又回到市场上来出售商品。他卖棉纱是1先令6便士一磅，既不比它的价值贵，也不比它的价值贱。然而他从流通中取得的货币比原先投入流通的货币多3先令。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这整个过程，既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又不在流通领域中进行。它是以流通为中介，因为它以在商品市场上购买劳动力为条件。它不在流通中进行，因为流通只是为价值增殖过程作准备，而这个过程是在生产领域中进行的。所以，“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177]。
当资本家把货币转化为商品，使商品充当新产品的物质形成要素或劳动过程的因素时，当他把活的劳动力同这些商品的死的对象合并在一起时，他就把价值，把过去的、对象化的、死的劳动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一个有灵性的怪物，它用“好像害了相思病”[178]的劲头开始去“劳动”。
如果我们现在把价值形成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只持续到这样一点，即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恰好为新的等价物所补偿，那就是单纯的价值形成过程。如果价值形成过程超过这一点而持续下去，那就成为价值增殖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把价值形成过程和劳动过程比较一下，就会知道，劳动过程的实质在于生产使用价值的有用劳动。在这里，运动只是从质的方面来考察，从它的特殊的方式和方法，从目的和内容方面来考察。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同一劳动过程只是表现出它的量的方面。所涉及的只是劳动操作所需要的时间，或者说，只是劳动力被有用地消耗的时间长度。在这里，进入劳动过程的商品，已经不再作为在劳动力有目的地发挥作用时执行一定职能的物质因素了。它们只是作为一定量的对象化劳动来计算。无论是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或者是由劳动力加进去的劳动，都只按时间尺度计算。它等于若干小时、若干日等等。
但是，劳动只是在生产使用价值所耗费的时间是社会必要时间的限度内才被计算。这里包含下列各点。劳动力应该在正常的条件下发挥作用。如果纺纱机在纺纱业中是社会上通用的劳动资料，那就不能让工人使用手摇纺车。他所用的棉花也应该是正常质量的棉花，而不应该是经常断头的坏棉花。否则，在这两种情况下，他生产一磅棉纱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就会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这些超过的时间并不形成价值或货币。不过，劳动的物质因素是否具有正常性质并不取决于工人，而是取决于资本家。再一个条件，就是劳动力本身的正常性质。劳动力在它被使用的专业中，必须具有在该专业占统治地位的平均的熟练程度、技巧和速度。而我们的资本家在劳动市场上也买到了正常质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必须以通常的平均的紧张程度，以社会上通常的强度来耗费。资本家小心翼翼地注视着这一点，正如他小心翼翼地注视着不让有一分钟不劳动而白白浪费掉一样。他购买的劳动力有一定的期限。他要得到属于他的东西。他不愿意被盗窃。最后，他不允许不合理地消费原料和劳动资料，——为此我们这位先生有他自己的刑法，——因为浪费了的材料或劳动资料是多耗费的对象化劳动量，不被计算，不加入形成价值的产品中。〔注：（17）这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所以昂贵的原因之一。按照古代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作为会说话的工具，同牲畜作为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作为无声的工具相区别[179]。但劳动者本人却要让牲畜和劳动工具感觉到，他和它们不一样，他是人。他虐待它们，以狂喜的心情毁坏它们，以表示自己与它们有所不同。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经济原则，就是只使用最粗糙、最笨重、因而很难损坏的劳动工具。因此，直到南北战争爆发之前，墨西哥湾沿岸各蓄奴州一直使用古代中国式的犁。这种犁像猪和鼹鼠那样掘地，但不能把地犁出沟来，不能把土翻过来。参看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1862年伦敦版第46页及以下几页。奥姆斯特德在他的《沿海各蓄奴州旅行记》［第46、47页］中也谈到：“我看到了这里使用的工具，在我们中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也不会把这样的工具交给他雇用的工人使用。这种工具异常笨重，在我看来，使用起来至少要比我们通常使用的工具多费百分之十的劲。然而人们却使我相信，由于奴隶使用工具不当心不仔细，就是给他们较轻便的或不太笨重的工具，也不可能有好结果；我们经常让工人使用的并为我们带来优厚利益的那些工具，在弗吉尼亚的麦田里用不上一天就会损坏，尽管那里的土地比我们的土地松软，而且没有那么多石块。当我问为什么各个农庄都普遍地用骡子代替马的时候，我听到的第一个最令人信服的理由，就是马受不住黑人的经常不断的虐待。马要是受到虐待，很快就会垮，变成残废，而骡子即使挨鞭子，饿一两次，也不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骡子在照料不周或劳累过度时，也不会受凉生病。我用不着走远，只要从我执笔写作的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就几乎随时可以看到虐待牲畜的情形，而在北方，如果这样虐待牲畜，几乎每个农场主都会马上把工人解雇的。”〕
我们看到，以前我们分析商品时所发现的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和创造价值的同一个劳动之间的区别〔注：［38①］见本卷第54—60、220—221页。——编者注〕，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的不同方面的区别了。
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我们在前面指出过，对于价值的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占有的劳动是简单的、社会的平均劳动，还是较复杂的、比重较高的劳动，是毫无关系的。比社会的平均劳动较高级、较复杂的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的表现，这种劳动力比普通劳动力需要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既然这种劳动力的价值较高，它也就表现为较高级的劳动，也就在同样长的时间内对象化为较多的价值。但是，无论纺纱工人的劳动和珠宝细工的劳动在程度上有多大差别，珠宝细工用来补偿自己的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劳动，与他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追加劳动在质上完全没有区别。在这两种场合，剩余价值都只是来源于劳动在量上的剩余，来源于同一个劳动过程——在一种场合是棉纱生产过程，在另一种场合是首饰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的延长。〔注：（18）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根据单纯的幻想，或者至少是根据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有一部分则是根据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另一方面，剪毛工人的劳动虽然体力消耗大，而且很不卫生，但仍被看作“简单”劳动。而且，不要以为所谓“熟练劳动”在国民劳动中占着相当大的数量。据兰格计算，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100多万人靠简单劳动为生。当时的人口总数是1800万，其中要减去100万贵族和150万需要救济的贫民、流浪汉、罪犯、娼妓等，还要减去465万中等阶级，其中包括小食利者、官吏、作家、艺术家、教员等等。为了凑足这465万的数目，除银行家等等之外他还把所有工资较高的“工厂工人”列为中等阶级中从事劳动的部分！甚至瓦匠也被列为“复杂劳动者”。这样剩下来的，便是上面说的1100万了。（赛·兰格《国家的贫因，贫困的原因及防止办法》1844年伦敦版［散见第49-52页］）“除自己的普通劳动外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载于《不列颠百科全书》（增补卷）1831年版）〕
另一方面，在每一个价值形成过程中，较高级的劳动总是要化为社会的平均劳动，例如一日较高级的劳动化为x日简单的劳动。〔注：（19）“当人们说到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时，必定指一定种类的劳动……别种劳动对这种劳动的比例，是容易确定的。”（［约·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1832年伦敦版第22、23页）〕因此，假定资本使用的工人是从事简单的社会平均劳动，我们就能省却多余的换算而使分析简化。
[8]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69]《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23节和《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12章第25节。——209。
[170]安·罗·雅·杜尔哥的这一著作写于1766年。马克思把这一年作为本书的发表年。其实该书是1769—1770年由皮·赛·杜邦·德奈穆尔第一次发表的。马克思引用的是1844年欧·德尔在巴黎出版的版本。——210。
[171]“atoolmakinsanimal”（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说法，引自托·本特利的著作《关于使用机器缩短工时的益处和政策的书信》1780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9—1863年于伦敦所作的第VII笔记本第155页中，摘录了这一著作第2—3页上的一段话：“人们用许多方式对人下定义……atoolmakinsanimal或enginer〈富兰克林〉已被一些人当作人的最好的、最有特点的定义而加以采纳。”——210。
[172]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229—238页。——212。
[173]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社会财富当前分配的因果》1841年巴黎版第14页。——212。
[174]这是套用圣经后典中的一句话：“虽然不信神的人走在良好的道路上，但是他的终点是地狱的深渊。”（《后典·西拉子耶稣智慧书》或《便西拉智训》第21章第10节）。——223。
[17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30页。——225。
[176]“这正是他发笑的原因”是套用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中的诗句。——226。
[177]“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Toutpourlemieuxdanslemeilleurdesmondespossibles）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的一句格言。——227、885。
[178]“好像害了相思病”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5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227。
[179][179a]“劳动者只是会说话的工具”是套用的古罗马作家马可·忒伦底乌斯·瓦罗的话。他在《农业论》第1卷第17章第1节中说：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犁是“无声的工具”。马克思引白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7页。——229。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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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
1．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
如果撇开商品流通的物质内容，撇开各种使用价值的交换，只考察这一过程所造成的经济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货币是这一过程的最后产物。商品流通的这个最后产物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注：（1）以人身的奴役关系和统治关系为基础的地产权力和非人身的货币权力之间的对立，可以用两句法国谚语明白表示出来：“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货币没有主人”。〕然而，为了认识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不必回顾资本产生的历史。这个历史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现在每一个新资本最初仍然是作为货币出现在舞台上，也就是出现在市场上——商品市场、劳动市场或货币市场上，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货币就转化为资本。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式。
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是Ｗ—Ｇ—Ｗ，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但除这一形式外，我们还看到具有不同特点的另一形式Ｇ—Ｗ—Ｇ，货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在运动中通过后一种流通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而且按它的使命来说，已经是资本。
现在我们较仔细地研究一下Ｇ—Ｗ—Ｇ这个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一样，它也经过两个对立阶段。在第一阶段Ｇ—Ｗ（买）上，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Ｗ—Ｇ（卖）上，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是一个总运动：货币和商品交换，同一商品再和货币交换，即为卖商品而买商品；如果不管买和卖的形式上的区别，那就是用货币购买商品，又用商品购买货币。〔注：（2）“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3页〕整个过程的结果，是货币和货币交换，Ｇ—Ｇ。假如我用100镑买进2000磅棉花，然后又把这2000磅棉花按110镑卖出，结果我就是用100镑交换110镑，用货币交换货币。
很清楚，假如Ｇ—Ｗ—Ｇ这个流通过程只是兜个圈子，是同样大的货币价值相交换，比如说，100镑和100镑交换，那么这个流通过程就是荒唐的、毫无内容的了。货币贮藏者的办法倒是无比地简单，无比地牢靠，他把100镑贮藏起来，不让它去冒流通中的风险。另一方面，不论商人把他用100镑买来的棉花卖110镑，还是100镑，甚至只是50镑，他的货币总是经过一种独特和新奇的运动，这种运动根本不同于货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的运动，例如在农民手中的运动——出售谷物，又用卖得的货币购买衣服。因此，首先我们应该说明Ｇ—Ｗ—Ｇ和Ｗ—Ｇ—Ｗ这两种循环的形式上的区别。这样，隐藏在这种形式上的区别后面的内容上的区别同时也就暴露出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两种形式的共同点。
这两种循环都分成同样两个对立阶段：Ｗ—Ｇ（卖）和Ｇ—Ｗ（买）。在其中每一个阶段上，都是同样的两个物的因素即商品和货币互相对立，都是扮演同样两种经济角色的两个人即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这两个循环的每一个都是同样两个对立阶段的统一，这种统一在这两种情形下都是通过三个契约当事人的登场而实现的：一个只是卖，一个只是买，一个既买又卖。
但是，Ｗ—Ｇ—Ｗ和Ｇ—Ｗ—Ｇ这两个循环从一开始就不同，是由于同样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具有相反的次序。简单商品流通以卖开始，以买结束；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以买开始，以卖结束。作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的，在前一场合是商品，在后一场合是货币。在整个过程中起媒介作用的，在前一形式是货币，在后一形式则是商品。
在Ｗ—Ｇ—Ｗ这个流通中，货币最后转化为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于是，货币就最终花掉了。而在Ｇ—Ｗ—Ｇ这个相反的形式中，买者支出货币，却是为了作为卖者收入货币。他购买商品，把货币投入流通，是为了通过出卖这同一商品，从流通中再取回货币。他拿出货币时，就蓄意要重新得到它。因此，货币只是被预付出去。〔注：（3）“如果购买一物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叫作预付货币；如果购买一物不是为了再卖出去，这样用掉的钱可以说是花掉了。“（《詹·斯图亚特著作集》，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1805年伦敦版第1卷第274页）〕
在Ｗ—Ｇ—Ｗ形式中，同一块货币两次变换位置。卖者从买者那里得到货币，又把它付给另一个卖者。整个过程以交出商品收入货币开始，以交出货币得到商品告终。在Ｇ—Ｗ—Ｇ形式中，情形则相反。在这里，两次变换位置的，不是同一块货币，而是同一件商品。买者从卖者手里得到商品，又把商品交到另一个买者手里。在简单商品流通中，同一块货币的两次变换位置，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最终转到另一个人手里；而在这里，同一件商品的两次变换位置，则使货币又流回到它最初的起点。
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同商品是否贱买贵卖没有关系。后者只影响流回的货币额的大小。只要买进的商品再被卖掉，就是说，只要Ｇ—Ｗ—Ｇ的循环全部完成，就发生货币流回的现象。可见，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和单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流通之间，存在着可以感觉到的区别。
一旦出卖一种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又被用去购买另一种商品，Ｗ—Ｇ—Ｗ的循环就全部结束。如果货币又流回起点，那只是由于整个过程的更新或重复。假如我把一夸特谷物卖了3镑，然后用这3镑买了衣服，对我来说，这3镑就是最终花掉了。我和这3镑再没有任何关系。它是衣商的了。假如我又卖了一夸特谷物，货币就又流回到我的手里，但这不是第一次交易的结果，而只是这一交易重复的结果。一旦我结束了这第二次交易，又买了东西，货币就又离开我。因此，在Ｗ—Ｇ—Ｗ这个流通中，货币的支出和货币的流回没有任何关系。相反，在Ｇ—Ｗ—Ｇ中，货币的流回是由货币支出的性质本身决定的。没有这种流回，活动就失败了，或者过程就中断而没有完成，因为它的第二阶段，即作为买的补充和完成的卖没有实现。
在Ｗ—Ｇ—Ｗ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相反，Ｇ—Ｗ—Ｇ循环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商品，而且是价值量相等的商品。但它们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如谷物和衣服。在这里，产品交换，表现社会劳动的不同物质的变换，是运动的内容。Ｇ—Ｗ—Ｇ这个流通则不同。乍一看来，它似乎是无内容的，因为是同义反复。两极具有同样的经济形式。二者都是货币，从而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因为货币正是商品的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都已消失。先用100镑交换成棉花，然后又用这些棉花交换成100镑，就是说，货币兜了一个圈子又交换成货币，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这似乎是一种既无目的又很荒唐的活动。〔注：（4）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驳重商主义者说：“人们不会用货币去交换货币。”（《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486页）有一本专门论述“贸易”和“投机”的著作写道：“一切贸易都是不同种物品的交换；而利益〈商人的？〉正是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的。用一磅面包交换一磅面包，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因此，贸易同赌博相比形成有利的对照。因为赌博只是用货币交换货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1841年伦敦版第5页）虽然柯贝特不知道，Ｇ—Ｇ，货币交换货币，不仅是商业资本，而且是一切资本特有的流通形式，但他至少承认，这个形式是投机这种贸易与赌博共有的；但是后来出现了麦克库洛赫，他发现，为卖而买就是投机，这样，投机和贸易的区别就消失了。“任何交易，只要一个人购买产品是为了再卖出去，实际上就是投机。”（麦克库洛赫《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1847年伦敦版第1009页）平托，这个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平达，更是无比天真，他说：“贸易是一种赌博〈这句话是从洛克那里抄袭来的〉，不过从乞丐那儿是赢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有人在长时间内赢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钱，那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把赢得的绝大部分钱退回去，才能再赌。”（平托《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1771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31页）。〕一个货币额和另一个货币额只能有量的区别。因此，Ｇ—Ｗ—Ｇ过程所以有内容，不是因为两极有质的区别（二者都是货币），而只是因为它们有量的不同。最后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例如，用100镑买的棉花卖100镑＋10镑，即110镑。因此，这个过程的完整形式是Ｇ—Ｗ—Ｇ′。其中的Ｇ′＝Ｇ＋⊿Ｇ，即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增殖额。我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做剩余价值（surplusvalue）。可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价值转化为资本。
诚然，在Ｗ—Ｇ—Ｗ中，两极Ｗ和Ｗ，如谷物和衣服，也可能是大小不等的价值量。农民卖谷物的价钱可能高于谷物的价值，或者他买衣服的价钱可能低于衣服的价值。他也可能受衣商的骗。但是这种价值上的差异，对这种流通形式本身来说完全是偶然的。即使两极（如谷物和衣服）是等价的，这种流通形式也丝毫不会像Ｇ—Ｗ—Ｇ过程一样丧失自己的意义。在这里，两极的价值相等倒可以说是这种流通形式正常进行的条件。
为买而卖的过程的重复或更新，与这一过程本身一样，以达到这一过程以外的最终目的，即消费或满足一定的需要为限。相反，在为卖而买的过程中，开端和终结是一样的，都是货币，都是交换价值，单是由于这一点，这种运动就已经是没有止境的了。诚然，Ｇ变成了Ｇ＋⊿Ｇ，100镑变成了100镑＋10镑。但是单从质的方面来看，110镑和100镑一样，都是货币。而从量的方面来看，110镑和100镑一样，也是有限的价值额。如果把这110镑当作货币用掉，那它就不再起作用了。它不再成为资本。如果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那它就凝固为贮藏货币，即使藏到世界末日，也不会增加分毫。因此，如果问题是要使价值增殖，那么110镑和100镑一样，也需要增殖，因为二者都是交换价值的有限的表现，从而具有相同的使命：通过量的增大以接近绝对的富。不错，原预付价值100镑和它在流通中所增殖的剩余价值10镑在一瞬间是有区别的，但这个区别马上又消失了。过程终了时，不是100镑原价值在一边，10镑剩余价值在另一边。得到的结果是一个110镑的价值。这个价值具有和原先的100镑一样的适宜于开始价值增殖过程的形式。货币在运动终结时又成为运动的开端。〔注：（5）“资本……分为原有资本和利润，即资本……所获得的增长额，虽然实践本身立刻又将这种利润加到资本上，并把它和资本一起投入周转中。”（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9页）〕因此，每一次为卖而买所完成的循环的终结，自然成为新循环的开始。简单商品流通——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流通本身就是目的，因为只是在这个不断更新的运动中才有价值的增殖。因此，资本的运动是没有限度的。〔注：（6）亚里士多德拿经济同货殖作对比。他从经济出发。经济作为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真正的财富就是由这样的使用价值构成的；因为满足优裕生活所必需的这类财产的量不是无限的。但是还有另一种谋生术，把它叫作货殖是很适当、很贴切的。由于货殖，财富和财产的界限看来就不存在了。商品交易〈《ηκαπηλικη》，按字面意义是零售贸易，亚里士多德采用这个形式，是因为在这个形式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价值〉按其性质来说不属于货殖范围，因为在这里，交换只限于他们自己〈买者和卖者〉需要的物品。”他又说，因此，商品交易的最初形式也是物物交换，但是随着它的扩大，必然产生货币。随着货币的发明，物物交换必然发展成为商品交易，而后者一反它的最初的宗旨，成了货殖，成了赚钱术。货殖与经济的区别是：“对货殖来说，流通是财富的源泉。货殖似乎是围绕着货币转，因为货币是这种交换的起点和终点。因此，货殖所追求的财富也是无限的。一种技术，只要它的目的不是充当手段，而是充当最终目的，它的要求就是无限的，因为它总想更加接近这个目的；而那种只是追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技术，就不是无限的，因为目的本身已给这种技术规定了界限。货殖则和前一种技术一样，它的目的也是没有止境的，它的目的就是绝对的富有。有界限的是经济而不是货殖……前者的目的是与货币本身不同的东西，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由于把这两种难以分清的形式混为一谈，有人就以为，无限地保存和增加货币是经济的最终目的。”（散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1册第8、9章）〕
作为这一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货币占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这个人，或不如说他的钱袋，是货币的出发点和复归点。这种流通的客观内容——价值增殖——是他的主观目的；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注：（7）“商品〈这里是指使用价值〉不是产业资本家的最终目的……货币是他的最终目的。”（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同社会的道德状况和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165、166页）〕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注：（8）“虽然商人并不轻视已经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目光却总是盯着未来的利润。”（安·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1765年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8卷第139页）〕这种绝对的致富欲，这种价值追逐狂〔注：（9）“这种不可遏止的追逐利润的狂热，这种可诅咒的求金欲，始终左右着资本家。”（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30年伦敦版第179页）当然，这种见解并不妨碍麦克库洛赫之流，在理论上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例如在考察生产过剩问题时，还是把资本家变成了善良的市民，好像他关心的只是使用价值，好像他真正像狼一般贪求的，只是皮靴、帽子、鸡蛋、印花布以及其他各种极为平常的使用价值。］〕，是资本家和货币贮藏者所共有的，不过货币贮藏者是发狂的资本家，资本家是理智的货币贮藏者。货币贮藏者竭力把货币从流通中拯救出来〔注：（10）“Σωζειν”［拯救］是希腊人用来表示货币贮藏的一种特别用语。同样，英语“tosave”也是既有拯救，又有储蓄的意思。〕所谋求的无休止的价值增殖，为更加精明的资本家通过不断地把货币重新投入流通而实现了。〔注：（10a）“事物在直进中没有无限性，在循环中却有。”（加利阿尼［《货币论》第156页］）〕
商品的价值在简单流通中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即货币形式，只是充当商品交换的中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相反，在Ｇ—Ｗ—Ｇ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存在方式：货币是它的一般存在方式，商品是它的特殊的也可以说只是化了装的存在方式。〔注：（11）“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9页）〕价值不断地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这样就转化为一个自动的主体。如果把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其生活的循环中交替采取的各种特殊表现形式固定下来，就得出这样的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注：（12）“用于生产目的的通货〈！〉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55年伦敦版第1卷第1章第55页）“资本就是商品。”（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74页）〕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已经成为一个过程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既然它生出剩余价值的运动是它自身的运动，它的增殖也就是自行增殖。它所以获得创造价值的奇能，是因为它是价值。它会产仔，或者说，它至少会生金蛋。
价值时而采取时而抛弃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同时又在这种变换中一直保存自己和扩大自己；价值作为这一过程的扩张着的主体，首先需要一个独立的形式，把自身的同一性确定下来。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有这种形式。因此，货币是每个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和终点。它以前是100镑，现在是110镑，等等。但货币本身在这里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为价值有两种形式。货币不采取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因此，货币在这里不像在货币贮藏的情况下那样，与商品势不两立。资本家知道，一切商品，不管它们多么难看，多么难闻，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是货币，是行过内部割礼的犹太人，并且是把货币变成更多的货币的奇妙手段。
在简单流通中，商品的价值在与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至多取得了独立的货币形式，而在这里，商品的价值突然表现为一个处在过程中的、自行运动的实体，商品和货币只是这一实体的两种形式。不仅如此。现在，它不是表示商品关系，而可以说是同它自身发生私自关系。它作为原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作为圣父同作为圣子的自身区别开来，而二者年龄相同，实际上只是一个人。这是因为预付的100镑只是由于有了10镑剩余价值才成为资本，而它一旦成为资本，一旦生了儿子，并由于有了儿子而生了父亲，二者的区别又马上消失，合为一体——110镑。
因此，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成了处于过程中的货币，从而也就成了资本。它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在流通中保存自己，扩大自己，扩大以后又从流通中返回来，并且不断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注：（13）“资本……是不断增大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88、89页）〕Ｇ—Ｇ′，生出货币的货币，——moneywhichbegetsmoney[159]——资本的最初解释者重商主义者就是这样来描绘资本的。
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Ｇ—Ｗ—Ｇ′，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Ｇ—Ｗ—Ｇ′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Ｇ—Ｇ′，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
因此，Ｇ—Ｗ—Ｇ′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
2．总公式的矛盾
货币羽化为资本的流通形式，是和前面阐明的所有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和流通本身的性质的规律相矛盾的。它和简单商品流通相区别的地方，在于同样两个对立过程（卖和买）的次序相反。但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区别，是用什么魔法使这一过程的性质改变的呢？
不仅如此。在互相进行交易的三个业务上的朋友中间，只是对其中一个人来说，次序才是颠倒过来了。作为资本家，我从Ａ手里购买商品，再把商品卖给Ｂ；作为简单的商品所有者，我把商品卖给Ｂ，然后从Ａ手里购买商品。对Ａ和Ｂ这两个业务上的朋友来说，这个区别是不存在的。他们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或卖者出现。我自己是作为简单的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作为买者或卖者与他们相对立。在这两个序列中，对于一个人我只是买者，对于另一个人我只是卖者；对于一个人我只是货币，对于另一个人我只是商品，不论对于这两个人中的哪一个，我都不是资本，不是资本家，不是比货币或商品更多的什么东西的代表，或者能起货币或商品以外的什么作用的东西的代表。对我来说，向Ａ购买商品和把商品卖给Ｂ，构成一个序列。但是这两个行为之间的联系，只有对我来说才是存在的。Ａ并不关心我同Ｂ的交易，Ｂ并不关心我同Ａ的交易。假如我想向他们说明我把交易的序列颠倒过来而作出的特殊功绩，他们就会向我指出，是我把序列本身弄错了，整个交易不是由买开始和由卖结束，而是相反，由卖开始和由买结束。实际上，我的第一个行为买，在Ａ看来是卖，我的第二个行为卖，在Ｂ看来是买。Ａ和Ｂ并不满足于这一点，他们还会说，这整个序列是多余的，是耍把戏。Ａ可以直接把商品卖给Ｂ，Ｂ可以直接向Ａ购买商品。这样，整个交易就缩短为普通商品流通的一个单方面的行为：从Ａ看来只是卖，从Ｂ看来只是买。可见，我们把序列颠倒过来，并没有越出简单商品流通领域，相反，我们倒应该看一看：这个领域按其性质来说，是否允许进入这一领域的价值发生增殖，从而允许剩余价值的形成。
我们拿表现为单纯的商品交换这种形式的流通过程来说。在两个商品占有者彼此购买对方的商品，并到支付日结算债务差额时，总是出现这种形式。在这里，货币充当计算货币，它把商品的价值表现为商品价格，但不是用它的物体同商品本身相对立。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显然都能得到好处。双方都是让渡对自己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而得到自己需要使用的商品。但好处可能不止是这一点。卖葡萄酒买谷物的Ａ，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种植谷物的Ｂ酿出更多的葡萄酒，而种植谷物的Ｂ，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大概会比酿酒的Ａ生产出更多的谷物。可见，与两人不进行交换而各自都不得不为自己生产葡萄酒和谷物相比，用同样的交换价值，Ａ能得到更多的谷物，Ｂ能得到更多的葡萄酒。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可以说，“交换是一种双方都得到好处的交易”〔注：（14）“交换是一种奇妙的交易，交换双方总是〈！〉得到好处。”（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1826年巴黎版第68页）该书1823年也以《政治经济学概论》的名称出版）〕。就交换价值来看，情况就不同了。
“一个有许多葡萄酒而没有谷物的人，同一个有许多谷物而没有葡萄酒的人进行交易，在他们之间，价值50的小麦和价值50的葡萄酒相交换了。这种交换不论对哪一方来说都不是交换价值的增多，因为每一方通过这次行为得到的价值，是和他在交换以前握有的价值相等的。”〔注：（15）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44页。〕
事情不会由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在商品之间，以及买和卖的行为明显地分离开来而发生变化。〔注：（16）“这两个价值中有一个是货币，还是两个都是普通商品，这件事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同上，第543页）〕商品的价值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就表现为商品价格，因此它是流通的前提，不是流通的结果。〔注：（17）“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906页）〕
如果抽象地来考察，就是说，把不是从简单商品流通的内在规律中产生的情况撇开，那么，在这种流通中发生的，除了一种使用价值被另一种使用价值代替以外，只是商品的形态变化，即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同一价值，即同量的对象化社会劳动，在同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起初表现为他的商品的形态，然后是该商品转化成的货币的形态，最后是由这一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的形态。这种形式变换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而商品价值本身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变换，只限于它的货币形式的变换。起初，这个货币形式是待售商品的价格，然后是在价格中已经表现出来的货币额，最后是等价商品的价格。这种形式变换，像一张5镑的钞票换成若干索维林、若干半索维林和若干先令一样，本身并不包含价值量的改变。因此，商品流通就它只引起商品价值的形式变换来说，在现象纯粹地进行的情况下，就只引起等价物的交换。连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的庸俗经济学，每当它想依照自己的方式来纯粹地观察现象的时候，也假定供求是一致的，就是说，假定供求的影响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就使用价值来看，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利益，但在交换价值上，双方都不能得到利益。不如说，在这里是：“在平等的地方，没有利益可言。”〔注：（18）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4卷第244页。〕诚然，商品可以按照和自己的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出售，但这种偏离是一种违反商品交换规律的现象。〔注：（19）“当某种外部情况使价格降低或提高时，交换就会对一方不利，于是平等被破坏了，但这种破坏是由于外部原因，而不是由于交易造成的。”（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904页）〕商品交换就其纯粹形态来说是等价物的交换，因此，不是增大价值的手段。〔注：（20）“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约，这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903、904页）］〕
因此，那些试图把商品流通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大多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弄混了、混淆了。例如，孔狄亚克说：
“认为在商品交换中是等量的价值交换等量的价值，那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契约当事人双方总是用较小的价值去换取较大的价值……如果真的总是等量的价值交换，那么契约当事人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得到利益。但双方都得到利益，或都应该得到利益。为什么呢？物的价值只在于物和我们的需要的关系。某物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了，对另一人来说则是少了，或者相反……不能设想，我们会把自己消费所必需的物拿去卖……我们是要把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拿去卖，以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我们是要以少换多……人们自然会认为，只要每个被交换的物在价值上等于同一货币量，那就是等量的价值交换等量的价值……但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面；试问：我们双方不是都用剩余物来交换需要物吗？”〔注：（21）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1776年），载于德尔和莫利纳里编《政治经济学文选》1847年巴黎版第267、291页）〕
我们看到，孔狄亚克不但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混在一起，而且十分幼稚地把商品生产发达的社会硬说成是这样一种状态：生产者自己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而只把满足自己需要以后的余额即剩余物投入流通。〔注：（22）因此，勒特罗纳在回答他的朋友孔狄亚克时说得很对：“在发达的社会中，根本没有剩余的东西。”同时他还讽刺地解释说：“假如交换双方都以同样少的东西换得同样多的东西，那么他们得到的也就同样多。”因为孔狄亚克对交换价值的性质一无所知，所以，他对威廉·罗雪尔教授先生来说是自己的幼稚概念的合适证明人。见罗雪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102—103、190—191页］。〕然而，孔狄亚克的论据却经常为现代经济学家所重复，当他们要说明商品交换的发达形式即贸易会产生剩余价值的时候，更是如此。例如，有人说：
“贸易使产品增添价值，因为同一产品在消费者手里比在生产者手里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严格说来，贸易应看作是一种生产活动。”〔注：（23）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1835年安多弗—纽约版第175页。〕
但是，人们购买商品不是付两次钱：一次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一次是为了它的价值。如果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对买者比对卖者更有用，那么商品的货币形式对卖者比对买者就更有用。不然他何必出卖商品呢？因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例如，买者把商人的袜子转化为货币，严格说来，就是完成一种“生产活动”。
假如互相交换的是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或交换价值相等的商品和货币，就是说，是等价物，那么很明显，任何人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都不会大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就不会有剩余价值形成。商品的流通过程就其纯粹的形式来说，要求等价物的交换。但是在实际上，事情并不是纯粹地进行的。因此，我们假定是非等价物的交换。
在任何情形下，在商品市场上，只是商品占有者与商品占有者相对立，他们彼此行使的权力只是他们商品的权力。商品的物质区别是交换的物质动机，它使商品所有者互相依赖，因为他们双方都没有他们自己需要的物品，而有别人需要的物品。除商品使用价值的这种物质区别以外，商品之间就只有一种区别，即商品的自然形式和它的转化形式之间的区别，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因此，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卖者即商品占有者和买者即货币占有者之间的区别。
假定卖者享有某种无法说明的特权，可以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把价值100的商品卖110，即在名义上加价10％。这样，卖者就得到剩余价值10。但是，他当了卖者以后，又成为买者。现在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和他相遇，并且也享有把商品贵卖10％的特权。我们那位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赚得了10，但是作为买者要失去10。〔注：（24）“靠提高产品的名义价值……卖者不会致富……因为他们作为卖者所得的利益，在他们作为买者时又如数付出。”（［约·格雷］《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1797年伦敦版第66页）〕实际上，整个事情的结果是，全体商品占有者都高于商品价值10％互相出卖商品，这与他们把商品按其价值出售完全一样。商品的这种名义上的普遍加价，其结果就像例如用银代替金来计量商品价值一样。商品的货币名称即价格上涨了，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不变。
我们再反过来，假定买者享有某种特权，可以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在这里，不用说，买者还要成为卖者。他在成为买者以前，就曾经是卖者。他在作为买者赚得10％以前，就已经作为卖者失去了10％。〔注：（25）“假如有人不得不把价值24利弗尔的产品卖18利弗尔，那么，当他用这笔货币额再去购买时，这18利弗尔同样能买到24利弗尔的东西。”（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7页）〕结果一切照旧。
因此，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货币的转化为资本，既不能用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来说明，也不能用买者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来说明。〔注：（26）“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者的商品时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低价购买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55页）〕
即使偷偷加进一些不相干的东西，如像托伦斯上校那样，问题也绝不会变简单些。这位上校说：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费者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能够和愿意〈！〉付给商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注：（27）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349页）〕
在流通中，生产者和消费者只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说生产者得到剩余价值是由于消费者付的钱超过了商品的价值，那不过是把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享有贵卖的特权这个简单的命题加以伪装罢了。卖者自己生产了某种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同样，买者也是自己生产了某种已表现为货币的商品，或代表它的生产者。因此，是生产者和生产者相对立。他们的区别在于，一个是买，一个是卖。商品占有者在生产者的名义下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在消费者的名义下对商品付出高价，这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注：（28）“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3页）〕
因此，坚持剩余价值来源于名义上的加价或卖者享有贵卖商品的特权这一错觉的代表者，是假定有一个只买不卖，从而只消费不生产的阶级。从我们上面达到的观点来看，即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看，还不能说明存在着这样一个阶级。但是，我们先假定有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不断用来购买的货币，必然是不断地、不经过交换、白白地、依靠任何一种权利或暴力，从那些商品占有者手里流到这个阶级手里的。把商品高于价值卖给这个阶级，不过是骗回一部分白白交出去的货币罢了。〔注：（29）“假如有人感到需求不足，那么马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别人，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一个很气愤的李嘉图的信徒这样质问马尔萨斯，因为后者及其门徒查默斯牧师从经济学的观点赞美了纯买者阶级，即消费者阶级。见《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55页）〕例如，小亚细亚的城市每年向古罗马缴纳贡款，就是如此。罗马则用这些货币购买小亚细亚城市的商品，而且按高价购买。小亚细亚人通过贸易从征服者手里骗回一部分贡款，从而欺骗了罗马人。但是，吃亏的还是小亚细亚人。他们的商品仍旧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支付的。这决不是发财致富或创造剩余价值的方法。
所以，我们还是留在卖者也是买者、买者也是卖者的商品交换范围内吧。我们陷入困境，也许是因为我们只把人理解为人格化的范畴，而不是理解为个人。
商品占有者Ａ可能非常狡猾，总是使他的同行Ｂ或Ｃ受骗，而Ｂ和Ｃ无论如何也报复不了。Ａ把价值40镑的葡萄酒卖给Ｂ，换回价值50镑的谷物。Ａ把自己的40镑转化为50镑，把较少的货币变成了较多的货币，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资本。我们仔细地来看一下。在交换以前，Ａ手中有价值40镑的葡萄酒，Ｂ手中有价值50镑的谷物，总价值是90镑。在交换以后，总价值还是90镑。流通中的价值没有增大一个原子，只是它在Ａ和Ｂ之间的分配改变了。一方的剩余价值，是另一方的不足价值，一方的增加，是另一方的减少。如果Ａ不用交换形式作掩饰，而直接从Ｂ那里偷去10镑，也会发生同样的变化。显然，流通中的价值总量不管其分配情况怎样变化都不会增大，正像一个犹太人把安女王时代的一法寻当作一基尼来卖，不会使本国的贵金属量增大一样。一个国家的整个资本家阶级不能靠欺骗自己来发财致富。〔注：（30）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虽然是（或许正因为是）研究院院士[160]，却持有相反的观点。他说，产业资本家赚得利润，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一切商品。他们卖给谁呢？首先是彼此互卖”（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第239页）〕
可见，无论怎样颠来倒去，结果都是一样。如果是等价物交换，不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非等价物交换，也不产生剩余价值。〔注：（31）“两个相等的价值相交换，既不增大也不减少社会上现有价值的量。两个不相等的价值相交换……同样也改变不了社会价值的总额，因为它给这一个人增添的财富，是它从另一个人手中取走的财富。”（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43、444页）这个论点是萨伊几乎逐字逐句地从重农学派那里抄袭来的，当然他并不关心从这个论点会得出什么结论。正面的例子可以说明，他是怎样利用当时已被人遗忘的重农学派的著作，来增加自己的“价值”的。萨伊先生“最著名的”论点：“产品只能用产品来购买”（同上，第1卷第438页），用重农学派的原话来说就是：“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9页）〕流通或商品交换不创造价值。〔注：（32）“交换不会给产品以任何价值。”（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1843年波士顿版第169页）〕
由此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分析资本的基本形式，分析决定现代社会的经济组织的资本形式时，开始根本不提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即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Ｇ—Ｗ—Ｇ′的形式，为贵卖而买，在本来意义的商业资本中表现得最纯粹。另一方面，它的整个运动是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但是，因为不能从流通本身来说明货币转化为资本，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所以只要是等价物相交换，商业资本看来是不可能存在的；〔注：（33）“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商业是不可能的。”（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1851年纽约版第66页至69页）“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差别基于下述事实：物品的价值不同于人们在买卖中为该物品提供的那个所谓等价物，就是说，这个等价物并不是等价物。”（弗·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第95、96页）〕因而，商业资本只能这样来解释：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富兰克林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战争是掠夺，商业是欺骗。”〔注：（34）《本杰明·富兰克林全集》，斯帕克斯编第2卷《关于国民财富的有待研究的几个问题》［第376页］。〕如果不应单纯用对商品生产者的欺骗来说明商业资本的增殖，那就必须举出一长串的中间环节，但是在这里，商品流通及其简单要素是我们惟一的前提，因此这些环节还完全不存在。
关于商业资本所说的一切，更加适用于高利贷资本。在商业资本中，两极，即投入市场的货币和从市场取出的增大的货币，至少还以买和卖，以流通运动为中介。在高利贷资本中，Ｇ—Ｗ—Ｇ′形式简化成没有中介的两极Ｇ—Ｇ′，即交换成更多货币的货币。这种形式是和货币的性质相矛盾的，因而从商品交换的角度是无法解释的。
所以，亚里士多德说：
“货殖有两种，一种属于商业方面，一种属于经济方面。后者是必要的，值得称赞的，前者以流通为基础，理应受到谴责（因为它不以自然为基础，而以互相欺骗为基础）。所以，高利贷受人憎恨完全理所当然，因为在这里，货币本身成为赢利的源泉，没有用于发明它的时候的用途。货币是为商品交换而产生的，但利息却使货币生出更多的货币。它的名称〈τσκσε利息和利子〉就是由此而来的。利子和母财是相像的。但利息是货币生出的货币，因此在所有的赢利部门中，这个部门是最违反自然的。”〔注：（35）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10章［第17页］〕
在我们研究的进程中，我们将会发现，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一样，也是派生的形式，同时会看到，为什么它们在历史上的出现早于资本的现代基本形式。
上面已经说明，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注：（36）“在通常的市场条件下，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么，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184页）〕但是，剩余价值能不能从流通以外的什么地方产生呢？流通是商品占有者的全部相互关系〔注：［31］第1版和第2版中是“相互关系”第3版和第4版中是“商品关系”。——编者注〕的总和。在流通以外，商品占有者只同他自己的商品发生关系。就商品的价值来说，这种关系只是：他的商品包含着他自己的、按一定社会规律计量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表现为他的商品的价值量，而因为价值量表现为计算货币，所以这个劳动量就表现为一个价格，例如10镑。但是，他的劳动不能表现为商品的价值加上超过这个商品本身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不能表现为等于10镑又等于11镑的价格，不能表现为一个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商品占有者能够用自己的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不能创造自行增殖的价值。他能够通过新的劳动给原有价值添加新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值增大，例如把皮子制成皮靴就是这样。这时，同一个材料由于包含了更大的劳动量，也就有了更大的价值。因此，皮靴的价值大于皮子的价值，但是皮子的价值仍然和从前一样。它没有增殖，没有在制作皮靴时添加剩余价值。可见，商品生产者在流通领域以外，也就是不同其他商品占有者接触，就不能使价值增殖，从而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
因此，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
这样，就得到一个双重的结果。
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根据商品交换的内在规律来加以说明，因此等价物的交换应该是起点。〔注：39①见本卷第184—185页。——编者注〕〔注：（37）根据以上说明，读者可以知道，这里的意思不过是：即使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相等，资本也一定可以形成。资本的形成不能用商品价格与商品价值的偏离来说明。假如价格确实与价值相偏离，那就必须首先把前者还原为后者，就是说，把这种情况当作偶然情况撇开，这样才能得到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资本形成的纯粹现象，才能在考察这个现象时，不致被那些起干扰作用的、与真正的过程不相干的从属情况所迷惑。而且我们知道，这种还原决不单纯是一种科学的手续。市场价格的不断波动，即它的涨落，会互相补偿，彼此抵消，并且还原为平均价格，而平均价格是市场价格的内在基准。这个基准是例如从事一切需要较长时间经营的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的指南。所以他们知道，就整个一段较长的时期来看，商品实际上既不是低于也不是高于平均价格，而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售的。因此，如果撇开利害得失来考虑问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话，他们就应该这样提出资本形成的问题：既然价格是由平均价格即归根到底是由商品的价值来调节的，那么资本怎么会产生呢？我说“归根到底”，是因为平均价格并不像亚·斯密、李嘉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直接与商品的价值量相一致〔注：39①见本卷第184—185页。——编者注〕。〕我们那位还只是资本家幼虫的货币占有者，必须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他在过程终了时取出的价值必须大于他投入的价值。他变为蝴蝶，必须在流通领域中，又必须不在流通领域中。这就是问题的条件。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161]
3．劳动力的买和卖
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变化，不可能发生在这个货币本身上，因为货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只是实现它所购买或所支付的商品的价格，而它如果停滞在自己原来的形式上，它就凝固为价值量不变的化石了。〔注：（38）“在货币形式上……资本是不产生利润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67页）〕同样，在流通的第二个行为即商品的再度出卖上，也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因为这一行为只是使商品从自然形式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这种变化必定发生在第一个行为Ｇ—Ｗ中所购买的商品上，但不是发生在这种商品的价值上，因为互相交换的是等价物，商品是按它的价值支付的。因此，这种变化只能从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即从这种商品的消费中产生。要从商品的消费中取得价值，我们的货币占有者就必须幸运地在流通领域内即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它的实际消费本身就是劳动的对象化，从而是价值的创造。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了这种特殊商品，这就是劳动能力或劳动力。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但是，要使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具备各种条件。商品交换本身除了包含由它自己的性质所产生的从属关系以外，不包含任何其他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占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占有者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注：（39）在有关古典古代的一些实用百科辞典[162]中，可以看到一种谬论：在古代世界，资本就有了充分的发展，“所缺少的只是自由工人和信用事业”。蒙森先生在他的《罗马史》中也一再陷入混乱。〕劳动力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在市场上相遇，彼此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所不同的只是一个是买者，一个是卖者，因此双方是在法律上平等的人。这种关系要保持下去，劳动力所有者就必须始终把劳动力只出卖一定时间，因为他要是把劳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他就出卖了自己，就从自由人转化为奴隶，从商品占有者转化为商品。他作为人，必须总是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财产，从而当作自己的商品。而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始终让买者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暂时支配他的劳动力，消费他的劳动力，就是说，他在让渡自己的劳动力时不放弃自己对它的所有权。〔注：（40）因此，各种立法都规定了劳动契约的最长期限。在自由劳动的民族里，一切法典都规定了解除契约的条件。在有些国家，特别是墨西哥（美国南北战争[8]前，从墨西哥夺去的领土也是这样，库扎政变[163]前多瑙河地区实际上也是这样），奴隶制采取债役这种隐蔽的形式。因为债务要以劳役偿还，而且要世代相传，所以不仅劳动者个人，而且连他的家族实际上都成为别人及其家族的财产。胡阿雷斯废除了抵债劳役[164]。所谓的皇帝马克西米利安颁布一道敕令，又把它恢复了。华盛顿的众议院一针见血地谴责这个敕令是恢复墨西哥的奴隶制的敕令。“我可以把我的体力上和智力上的特殊技能和活动能力……在限定的时期内让渡给别人使用，因为根据这种限制，它们同我的整体和全体取得一种外在的关系。如果我把我的由于劳动而具体化的全部时间和我的全部生产活动都让渡给别人，那么，我就把这种活动的实体、我的普遍的活动和现实性、我的人身，变成别人的财产了。”（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104页第67节）〕
货币占有者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第二个基本条件就是：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作商品出卖。
一个人要出卖与他的劳动力不同的商品，他自然必须占有生产资料，如原料、劳动工具等等。没有皮革，他就不能做皮靴。此外，他还需要有生活资料。任何人，即使是未来音乐的创作家，都不能靠未来的产品过活，也不能靠尚未生产好的使用价值过活。人从出现在地球舞台上的第一天起，每天都要消费，不管在他开始生产以前和在生产期间都是一样。如果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在它生产出来以后就必须卖掉，而且只有在卖掉以后，它才能满足生产者的需要。除生产时间外，还要加上出售所需要的时间。
可见，货币占有者要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就必须在商品市场上找到自由的工人。这里所说的自由，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工人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另一方面，他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自由得一无所有，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
为什么这个自由工人在流通领域中同货币占有者相遇，对这个问题货币占有者不感兴趣。他把劳动市场看作是商品市场的一个特殊部门。我们目前对这个问题也不感兴趣。货币占有者是在实践上把握着这个事实，我们则是在理论上把握着这个事实。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自然界不是一方面造成货币占有者或商品占有者，而另一方面造成只是自己劳动力的占有者。这种关系既不是自然史上的关系，也不是一切历史时期所共有的社会关系。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
我们前面所考察的经济范畴，也都带有自己的历史痕迹。产品成为商品，需要有一定的历史条件。要成为商品，产品就不应作为生产者自己直接的生存资料来生产。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在什么样的状态下，全部产品或至少大部分产品采取商品的形式，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十分特殊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研究不属于商品分析的范围。即使绝大多数产品直接用来满足生产者自己的需要，没有转化为商品，从而社会生产过程按其广度和深度来说还远没有为交换价值所控制，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也能够产生。产品要表现为商品，需要社会内部的分工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开始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离已经完成。但是，这样的发展阶段是历史上完全不同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
如果考察一下货币，我们就会看到，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特殊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但是根据经验，不很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足以促使所有这些形式的形成。资本则不然。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注：（41）因此，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对工人本身来说，劳动力是归他所有的一种商品的形式，因而他的劳动具有雇佣劳动的形式。另一方面，正是从这时起，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才普遍化。〕
现在应该进一步考察这个特殊商品——劳动力。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劳动力也具有价值。〔注：（42）“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托·霍布斯《利维坦》，载于莫尔斯沃思编《托马斯·霍布斯英文著作选》1839—1844年伦敦版第3卷第76页）〕这个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
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劳动力只是作为活的个人的能力而存在。因此，劳动力的生产要以活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假设个人已经存在，劳动力的生产就是这个个人本身的再生产或维持。活的个体要维持自己，需要有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以归结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只有表现出来才能实现，只有在劳动中才能发挥出来。而劳动力的发挥即劳动，耗费人的一定量的肌肉、神经、脑等等，这些消耗必须重新得到补偿。支出增多，收入也得增多。〔注：（43）古罗马的斐力卡斯，作为管理人居于农业奴隶之首，但“由于劳动比奴隶轻，得到的报酬也比奴隶更微薄”（泰·蒙森《罗马史》1856年版第810页）。〕劳动力所有者今天进行了劳动，他必须明天也能够在同样的精力和健康条件下重复同样的过程。因此，生活资料的总和应当足以使劳动者个人能够在正常生活状况下维持自己。由于一个国家的气候和其他自然特点不同，食物、衣服、取暖、居住等等自然需要也就不同。另一方面，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多半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决于自由工人阶级是在什么条件下形成的，从而它有哪些习惯和生活要求。〔注：（44）参看威·托·桑顿《人口过剩及其补救办法》1846年伦敦版。〕因此，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
劳动力所有者是会死的。因此，要使他不断出现在市场上（这是货币不断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劳动力的卖者就必须“像任何活的个体一样，依靠繁殖使自己永远延续下去”〔注：（45）配第[165]。〕。因损耗和死亡而退出市场的劳动力，至少要不断由同样数目的新劳动力来补充。因此，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总和，包括工人的补充者即工人子女的生活资料，只有这样，这种独特的商品占有者的种族才能在商品市场上永远延续下去。〔注：（46）“它的〈劳动的〉自然价格……由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和舒适品构成。这个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候和习惯，为维持工人并使他有可能抚养家庭，以保证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致减少所必需的。”（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1815年伦敦版第62页）劳动一词在这里错误地当作劳动力一词来使用。〕
为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而这又得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劳动力的教育费用随着劳动力性质的复杂程度而不同。因此，这种教育费用——对于普通劳动力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包括在生产劳动力所耗费的价值总和中。
劳动力的价值可以归结为一定量生活资料的价值。因此，它也随着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即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量的改变而改变。
一部分生活资料，如食品、燃料等等，每天都有新的消耗，因而每天都必须有新的补充。另一些生活资料，如衣服、家具等等，可以使用较长的时期，因而只是经过较长的时期才需要补充。有些商品要每天购买或支付，有些商品要每星期购买或支付，还有些商品要每季度购买或支付，如此等等。但不管这些支出的总和在例如一年当中怎样分配，都必须由每天的平均收入来补偿。假如生产劳动力每天所需要的商品量＝Ａ，每星期所需要的商品量＝Ｂ，每季度所需要的商品量＝Ｃ，其他等等，那么这些商品每天的平均需要量＝（365Ａ＋52Ｂ＋4Ｃ＋其他等等）/365。假定平均每天所需要的这个商品量包含6小时社会劳动，那么每天对象化在劳动力中的就是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或者说，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是半个工作日。每天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这个劳动量，构成劳动力的日价值，或每天再生产出的劳动力的价值。假定半天的社会平均劳动又表现为3先令或1塔勒的金量，那么1塔勒就是相当于劳动力日价值的价格。如果劳动力占有者按每天1塔勒出卖劳动力，劳动力的出售价格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而且根据我们的假定，一心要把自己的塔勒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占有者是支付这个价值的。
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或最小限度，是劳动力的承担者即人每天得不到就不能更新他的生命过程的那个商品量的价值，也就是维持身体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假如劳动力的价格降到这个最低限度，那就降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为这样一来，劳动力就只能在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和发挥。但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是由提供标准质量的该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
认为这种由事物本性产生的劳动力的价值规定是粗暴的，并且像罗西那样为之叹息，那是一种极其廉价的感伤主义：
“在考察劳动能力时，撇开生产过程中维持劳动的生存资料，那就是考察一种臆想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工人和生存资料，工人和工资”。〔注：（47）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第370、371页。〕
谈劳动能力并不就是谈劳动，正像谈消化能力并不就是谈消化一样。大家知道，要有消化过程，光有健全的胃是不够的。谁谈劳动能力，谁就不会撇开维持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的价值正是表现在劳动能力的价值上。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对工人就毫无用处，不仅如此，工人就会感到一种残酷的自然必然性：他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曾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它的再生产又不断地需要一定量的生存资料。于是，他就和西斯蒙第一样地发现了：“劳动能力……不卖出去，就等于零。”〔注：（48）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14页。〕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买者和卖者缔结契约时还没有在实际上转到买者手中。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它的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已确定，因为在劳动力的生产上已经耗费了一定量的社会劳动，但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在以后的力的表现中才实现。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但是，就这类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使用价值和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使用价值在时间上互相分开的商品来说，买者的货币通常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注：（49）“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付给报酬的。”（《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第104页）“商业信用必定是从这样的时刻开始的，那时工人，生产的最初创造者，有可能依靠自己的积蓄等待一两个星期、一个月、一个季度等等，再领取自己劳动的工资。”（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第2卷第150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国家里，给劳动力支付报酬，是在劳动力按购买契约所规定的时间发挥作用以后，例如是在每周的周末。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劳动力的使用价值预付给资本家；工人在得到买者支付他的劳动力价格以前，就让买者消费他的劳动力，因此，到处都是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这种信贷不是什么空虚的幻想，这不仅为贷方碰到资本家破产时失掉工资〔注：（50）施托尔希说，“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但是——他又狡猾地补充说——他们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任何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15年彼得堡版第2卷第36、37页）〕所证明，而且也为一系列远为持久的影响所证明。〔注：（51）举个例子。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一种是按低价出售的。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3/4以上。（政府调查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关于《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1862年伦敦版第32—34页）这些按低价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几乎无例外地都掺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得比郡石粉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一些颇为可口的、富有营养的而又合乎卫生的成分。（见上述蓝皮书和《1855年面包掺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哈塞尔医生《揭穿了的掺假行为》1861年伦敦第2版）约翰·戈登爵士对1855年委员会说：“由于这种掺假，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实际上连1/4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们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门希尔（《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第48页）认为，“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明明知道掺假，可是还得与面包一起忍受明矾、石粉这一类东西，其原因就在于，对工人阶级来说，“面包房或杂货店爱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包，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在劳动周的周末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们也只有“在周末才能支付全家一星期消费的面包钱”。特里门希尔还引用了一些证词：“众所周知，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为这种主顾做的。”“在英格兰〈特别是苏格兰〉的许多农业区，工资是每两周、甚至每一个月发一次。支付期这样长，农业工人不得不赊购商品……他必须付出较高的价钱，他实际上已被赊卖东西给他的店铺束缚住了。例如，在威尔特郡的霍宁舍姆，每月发一次工资，工人购买一英石面粉要付2先令4便士，而在别的地方则只要1先令10便士。”（《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第6号报告》1864年版第264页）“1853年，佩斯里和基尔马诺克〈苏格兰西部〉的手工印染工人，通过一次罢工迫使支付期从一个月缩短为两周。”（《工厂视察员报告。1853年10月31日》第34页）英国许多煤矿主采取的方法可以说明，工人给资本家的信贷获得了进一步的、奇妙的发展。按照这种方法，工人到月底才领工资，在这期间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预支，而预支往往就是一些工人不得不高于市场价格支付的商品（实物工资制）。“煤矿主惯用的一种办法就是，每月发一次工资，而在这一个月的每个周末给工人预支一次。预支是在店铺进行的〈这个店铺就是老板自己开设的杂货店〉。工人在店铺的这一边拿到钱，在另一边又把钱花掉。”（《童工调查委员会。第3号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38页第192号）〕
但是，无论货币执行购买手段还是支付手段的职能，商品交换本身的性质并不因此发生变化。劳动力的价格已由契约确定下来，虽然它同房屋的出租价格一样，要在以后才实现。劳动力已经卖出，虽然报酬要在以后才得到。但是，为了在纯粹的形式上理解这种关系，我们暂且假定，劳动力占有者每次出卖劳动力时就立即得到了契约所规定的价格。
现在我们知道了，货币占有者付给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占有者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货币占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在劳动力的实际使用即消费过程中才表现出来。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如原料等等，是由货币占有者在商品市场上买来并且按十足的价格支付的。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像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以外，或者说在流通领域以外进行的。因此，让我们同货币占有者和劳动力占有者一道，离开这个嘈杂的、表面的、有目共睹的领域，跟随他们两人进入门上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隐蔽的生产场所吧！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还可以看到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
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伊甸园[166]。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167]。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占有者发生关系，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每一个人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惟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人利益。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前定的和谐[168]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
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占有者作为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占有者作为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
[8]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159]“生出货币的货币”（moneywhichbegetsmoney），引自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02年伦敦版第87页，参看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1。
[160]指法国研究院，它是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190。
[161]“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HicRhodus，hicsalta！）出典于伊索寓言《说大话的人》。一个说大话的人，自吹在罗陀斯岛跳得很远很远。别人就用这句话反驳他，其转义就是：就在这里证明你的本领吧！——194。
[162]显然是指奥·鲍利的《古典古代实用百科全书》1839—1852年斯图加特版第1—6卷。马克思在1857年7月16日和9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提到过这一著作。——195。
[163]库扎政变是罗马尼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1859年1月，著名的社会政治活动家亚·库扎先后被选为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公国的国君。这两个长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多瑙河公国于1862年合并，为罗马尼亚国家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库扎执政后，立意实行一系列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但是他的政策遇到了地主和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在地主代表占优势的国民议会否决了政府提出的土地改革草案后，库扎于1864年实行政变解散了国民议会，颁布了新宪法，扩大了选民范围，加强了政府权力。在这种新的政治局势下实行的土地改革，规定废除农奴制和通过赎买把土地分给农民。——196、274。
[164]抵债劳役（peonage），就是要由劳役来偿还的借债形式，马克思在1867年IO月11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作过论述。——196。
[165]威·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91年伦敦版第64页，见本卷第364页脚注（1）。——199。
[166]关于伊甸园，见〈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章第8节。——204。
[167]耶·边沁是所谓的有用哲学即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对他来说，个人的利益是一切行动的动力。然而，一切利益，如果正确加以理解，又处于内在的和谐状态中。各个人的正确理解的利益也就是社会的利益。——204。
[168]“前定和谐”（pristabilierteHarmonie）是哥·威·莱布尼茨的用语，根据他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单子论，各个单子的和谐秩序是由上帝事先确定的，否则世界的事物是互相割裂地存在的。——205。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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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
1．价值尺度
为了简单起见，我在本书各处都假定金是货币商品。金的第一个职能是为商品世界提供表现价值的材料，或者说，是把商品价值表现为同名的量，使它们在质的方面相同，在量的方面可以比较。这样，金执行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并且首先只是由于这个职能，金这个独特的等价商品才成为货币。
商品并不是由于有了货币才可以通约。恰恰相反。因为一切商品作为价值都是对象化的人类劳动，从而本身可以通约，所以它们能共同用一个独特的商品来计量自己的价值，这样，这个独特的商品就转化为它们共同的价值尺度或货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50）为什么货币不直接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以一张纸币代表x个劳动小时，这个问题可简单归结为：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为什么劳动产品必须表现为商品，因为商品的表现包含着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这种二重化。或者说，为什么私人劳动不能看成是直接的社会劳动，不能看成是它自身的对立面。我在别处曾详细地谈到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劳动货币”这种平庸的空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以下几页[107]）在这里我还想指出一点，例如欧文的“劳动货币”[108]，同戏票一样，不是“货币”。欧文以直接社会化劳动为前提，就是说，以一种与商品生产截然相反的生产形式为前提。劳动券只是证明生产者个人参与共同劳动的份额，以及他个人在供消费的那部分共同产品中应得的份额。不过欧文没有想到以商品生产为前提，也没有想到要用货币把戏来回避商品生产的必要条件。〕
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x量商品A＝y量货币商品——是商品的货币形式或它的价格。现在，要用社会公认的形式表现铁的价值，只要有1吨铁＝2盎斯金这样一个等式就够了。这个等式不需要再同其他商品的价值等式排成一个行列，因为金这个等价商品已经具有货币的性质。因此，现在商品的一般相对价值形式又具有商品最初的即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样子。另一方面，扩大的相对价值表现，或相对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成为货币商品所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而这个系列现在已经在商品价格中社会地提供了。把一份行情表上的价目倒过来读，就可以看出货币的价值量表现在各式各样的商品上。然而货币并没有价格。货币要参加其他商品的这个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就必须把自己当作自己的等价物。
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形式，同商品的所有价值形式一样，是一种与商品的可以捉摸的实在的物体形式不同的，因而只是观念的或想象的形式。铁、麻布、小麦等等的价值虽然看不见，但是存在于这些物的本身中；它们的价值通过它们同金相等，同金发生一种可以说只是在它们头脑中作祟的关系而表现出来。因此，商品监护人为了向外界表明商品的价格，必须把自己的舌头塞进它们的脑袋里，或者给它们挂上一张纸条，〔注：（51）野蛮人或半野蛮人以另外的方式使用舌头。例如帕里船长在谈到巴芬湾西岸居民的情况时说：“在这种场合〈在交易产品时〉……他们用舌头舔它〈要换给他们的物品〉两次，这才表示交易已经顺利完成。”[109]东部爱斯基摩人也总是用舌头舔他们换得的物品。既然在北方把舌头当作占有的器官，那么，在南方把肚子当作积累财富的器官就不足为奇了，卡弗尔人就是拿肚子的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财富的。卡弗尔人真是聪明极了，因为当1864年英国官方卫生报告说，工人阶级的很大一部分人缺乏脂肪物质时[110]，一个叫哈维（不是发现血液循环的哈维）的医生，在同一年由于吹嘘他有一种妙方能使资产阶级和贵族消除过剩的脂肪而走了运。〕因为商品在金上的价值表现是观念的，所以要表现商品的价值，也可以仅仅用想象的或观念的金。每一个商品监护人都知道：当他给予商品价值以价格形式或想象的金的形式时，他远没有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金，而为了用金估量数百万的商品价值，他不需要丝毫实在的金。因此，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只是想象的或观念的货币。这种情况引起了种种最荒谬的学说。〔注：（52）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第53页及以下几页。[111]〕尽管只是想象的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但是价格完全取决于实在的货币材料。例如，一吨铁所包含的价值，即人类劳动量，是通过想象中包含等量劳动的货币商品量表现出来的。所以，一吨铁的价值，根据充当价值尺度的是金、银还是铜，就具有完全不同的价格表现，或者说，在金、银或铜的完全不同的数量中表现出来。
因此，如果两种不同的商品，例如金和银，同时充当价值尺度，一切商品就会有两种不同的价格表现，即金价格和银价格；只要金和银的价值比例不变，例如总是1∶15，那么这两种价格就可以安然并存。但是，这种价值比例的任何变动，都会扰乱商品的金价格和银价格之间的比例，这就在事实上证明，价值尺度的二重化是同价值尺度的职能相矛盾的。〔注：（53）第2版注：“在金和银依法同时充当货币即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想把它们当作同一物质看待，总是徒劳的。如果假定同一劳动时间必须固定不变地对象化在银和金的同一比例中，这实际上就是假定银和金是同一物质，而一定量价值较低的金属，即银，是一定量金的一个固定不变的分数。从爱德华三世起到乔治二世时期，英国币制史经历了一连串的混乱，其原因是法定的金银比价同金银价值的实际变动不断发生冲突。有时金的估价高了，有时银的估价高了。估价低的金属退出流通，被熔化和输出。于是两种金属的比价再由法律予以更改，但新的名义价值很快又像旧的那样同实际的比价发生冲突。现代，由于印度和中国需要银，同银相比，金的价值暂时略微低落，结果在法国大规模地发生了上述现象：银被输出，被金逐出于流通之外。1855、1856和1857年，输入法国的金比从法国输出的金多了4158万镑，而从法国输出的银比输入法国的银多了34704000镑。在一些国家里，两种金属都是法定的价值尺度，因而两者在支付中都必须接受，每个人都可以随意用银或金来支付，在这里价值增大的金属实际上有贴水，它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用估价过高的金属来计量自己的价格，而其实也只有估价过高的那种金属才起着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方面的全部历史经验总结起来不过是：凡有两种商品依法充当价值尺度的地方，事实上总是只有一种商品保持着这种地位。”（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2、53页[112]）〕
凡是价格已经确定的商品都表现为这样的形式：a量商品A＝x量金；b量商品B＝z量金；c量商品C＝y量金，等等，在这里，a，b，c代表商品A，B，C的一定量，x，z，y代表金的一定量。这样，商品价值就转化为大小不同的想象的金量，就是说，尽管商品体五花八门，商品价值都转化为同名的量，即金量。这些价值作为这样的不同的金量互相比较，互相计量，这样在技术上就有必要把某一固定的金量作为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本身通过进一步分成等分而发展成为标准。金、银、铜在变成货币以前，在它们的金属重量中就有这种标准，例如，以磅为计量单位，磅一方面分成盎斯等等，另一方面又合成英担等等。〔注：（54）第2版注：在英国，1盎司金是货币标准的单位，但它不能分成等分。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铸币制度本来只适用银，因此1盎司银分成的铸币总是一个整数；但是，后来在只适用银的铸币制度中采用了金，因此，1盎司金铸成的金币就不能是一个整数了。”（麦克拉伦《通货简史》1858年伦敦版第16页）］〕因此，在一切金属的流通中，原有的重量标准的名称，也是最初的货币标准或价格标准的名称。
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价格标准，货币执行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职能。作为人类劳动的社会化身，它是价值尺度；作为规定的金属重量，它是价格标准。作为价值尺度，它用来使形形色色的商品的价值转化为价格，转化为想象的金量；作为价格标准，它计量这些金量。价值尺度是用来计量作为价值的商品，相反，价格标准是用一个金量计量各种不同的金量，而不是用一个金量的重量计量另一个金量的价值。要使金充当价格标准，必须把一定重量的金固定为计量单位。在这里，正如在其他一切同名量的尺度规定中一样，尺度比例的固定性有决定的意义。因此，同一个金量越是不变地充当计量单位，价格标准就越是能更好地执行自己的职能。金能够充当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本身是劳动产品，因而是潜在可变的价值。〔注：（55）第2版注：在英国的著作中，价值尺度（measureofvalue）和价格标准（standardofvalue）这两个概念极为混乱。它们的职能，从而它们的名称，经常被混淆起来。〕
首先很明显，金的价值变动丝毫不会妨碍金执行价格标准的职能。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不同的金量之间的价值比例总是不变。哪怕金的价值跌落1000％，12盎斯金的价值仍然是1盎斯金的12倍，在价格上问题只在于不同金量彼此之间的比例。另一方面，因为1盎斯金决不会随着它的价值涨落而改变它的重量，所以它也不会因而改变它的等分的重量，这样，不论金的价值怎样变动，金作为固定的价格标准总是起同样的作用。
金的价值变动也不会妨碍金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这种变动会同时影响一切商品，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们相互间的相对价值不会改变，尽管这些价值这时都是在比过去高或低的金价格中表现出来。
同某一商品的价值用任何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现一样，商品用金来估价也只是以下面一点为前提：在一定时间内生产一定量的金要耗费一定量的劳动。至于商品价格本身的变动，前面阐述的简单相对价值表现的规律也是适用的。〔注：［23］见本卷第68—70页。——编者注〕
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提高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降低时，才会普遍提高。反之，商品价格只有在货币价值不变、商品价值降低时，或在商品价值不变、货币价值提高时，才会普遍降低。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货币价值提高，商品价格必定相应降低，货币价值降低，商品价格必定相应提高。这只适用于价值不变的商品。例如，某些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同时按同一比例提高，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不会改变。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比货币价值增加得慢些或者增加得快些，那么，这些商品的价格的降低或提高，就由这些商品的价值变动和货币的价值变动之间的差额来决定。余此类推。
现在我们回过来考察价格形式。
由于各种原因，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原来的重量名称逐渐分离。其中在历史上有决定意义的是下列原因：1．外国货币流入较不发达的民族，例如在古罗马，银币和金币最初是作为外国商品流通的。这些外国货币的名称与本地的重量名称是不同的。2．随着财富的增长，不大贵重的金属逐渐为比较贵重的金属所排挤，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铜为银所排挤，银为金所排挤，尽管这个顺序是同诗人想象的年代顺序[113]相抵触的。〔注：（56）而且这种年代顺序也不是在历史上普遍适用的。〕例如，镑原来是真正一磅重的银的货币名称。当金排挤作为价值尺度的银时，这个名称依照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可能用来称呼1/15磅的金等等。现在，作为货币名称的镑就和作为金的通常重量名称的磅分开了。〔注：（57）第2版注：例如，英镑还不到它原来重量的1/3%，苏格兰镑在合并[114]以前只有原来重量的1/36%，法国的利弗尔只有原来重量的1/74%，西班牙的马拉维第还不到原来重量的1/1000%，葡萄牙的瑞斯同原来重量之比还要小得多。[115]〕3．几百年来君主不断伪造货币，使铸币原来的重量实际上只剩下一个名称。〔注：（58）第2版注：“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的名称的铸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铸币；曾经有一个时期，它们全都是实在的，正因为它们是实在的，所以才用它们来计算。”（加利阿尼《货币论》第153页）〕
这些历史过程使金属重量的货币名称同它的通常重量名称的分离成为民族的习惯。因为货币标准一方面纯粹是约定俗成的，另一方面又需要得到公认，所以，最后就由法律来规定了。一定重量的贵金属，如一盎斯金，由官方分成若干等分，取得法定的教名，如镑、塔勒等等。这种等分成为真正的货币计量单位后，又分为新的等分，后者也具有法定的教名，如先令、便士等等。［〔注：（59）第2版注：戴维·乌尔卡尔特先生在《家常话》中说，现在英国货币标准的单位1镑约等于1/4%盎司金，是令人惊奇的（！）。他说：“这是伪造尺度，不是确立标准。”［第105页］他在金重量的“假名”上，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看出了文明的伪造之手。〕一定的金属重量仍旧是金属货币的标准。改变的只是分法和名称。
因此，价格或商品价值在观念上转化成的金量，现在用金标准的货币名称或法定的计算名称来表现了。于是英国人不说1夸特小麦等于1盎斯金，而说等于3镑17先令101/2便士。这样，商品就用自己的货币名称说明自己值多少，每当需要把一物当作价值，从而用货币形式来确定时，货币就充当计算货币。〔注：（60）第2版注：“有人问阿那卡雪斯，希腊人为什么要用货币?他回答说，为了计算。”（阿泰纳奥斯《哲人宴》，施韦格霍伊泽编，1802年版第2卷第1部第4册第49节［第120页］）〕
物的名称对于物的本性来说完全是外在的。即使我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叫雅各，我对他还是一点不了解。同样，在镑、塔勒、法郎、杜卡特等货币名称上，价值关系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由于货币名称既表示商品价值，同时又表示某一金属重量即货币标准的等分，对这些神秘记号的秘密含义的了解就更加混乱了。〔注：（61）第2版注：“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和商品价格表现为同样的计算名称，例如，1盎司金和1吨铁的价值同样都可表现为3镑17先令101/2便士，因此，金的这种计算名称被叫作金的造币局价格。于是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想法，以为金（或银）用它自身的材料来估价，而且和一切商品不同，它从国家取得固定的价格。确定一定重量的金的计算名称被误认为确定这个重量的价值。”（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52页[116]）〕另一方面，价值和商品世界的形形色色的物体不同，必然发展为这种没有概念的物的而又纯粹是社会的形式。〔注：（62）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一节（第53页及以下几页[111a]）。关于提高或降低“造币局价格”的各种幻想，无非是要国家使法定的货币名称不代表法定的金量或银量，而代表较多或较少的金量或银量，由此，如1/4盎司的金将来不是铸成20先令，而是铸成40先令。如果这种种幻想所抱的目的，不是为了采取一些拙劣的财政措施来对付公私债权人，而是为了寻求经济上的“奇迹疗法”，那么配第在《货币略论。致哈利法克斯侯爵。1682年》中，就已经对这些幻想作了极为详尽的论述，而他的直接继承人达德利·诺思爵士和约翰·洛克只能把他的思想庸俗化，更不用说以后的人了。配第说：“如果一道法令就能使国家的财富增加10倍，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我们的政府不早颁布这样的法令呢！”（同上，第36页）〕
价格是对象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因此，说商品同称为它的价格的那个货币量等价，不过是同义反复，因为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总是两个商品等价的表现。〔注：（63）“否则必须承认，一百万货币的价值大于等值的商品的价值”（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9页），因此也必须承认，“某一价值大于相等的另一价值”。〕虽然价格作为商品价值量的指数，是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但不能由此反过来说，商品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必然是商品价值量的指数。假定等量的社会必要劳动表现为1夸特小麦和2镑（约1/2盎斯金）。2镑是1夸特小麦的价值量的货币表现或1夸特小麦的价格。如果情况许可把1夸特小麦标价为3镑，或者迫使把它标价为1镑，那么作为小麦的价值量的表现，1镑是太少了，3镑是太多了。但是1镑和3镑都是小麦的价格，因为第一，它们是小麦的价值形式，是货币；第二，它们是小麦同货币的交换比例的指数。在生产条件不变或者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情况下，再生产1夸特小麦仍需要耗费同样多的社会劳动时间。这一事实既不以小麦生产者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其他商品占有者的意志为转移。因而，商品的价值量表现出一种必然的、商品形成过程内在的同社会劳动时间的关系。随着价值量转化为价格，这种必然的关系就表现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货币商品的交换比例。这种交换比例既可以表现商品的价值量，也可以表现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条件下，商品就是按这种较大或较小的量来让渡的。可见，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价格形式不仅可能引起价值量和价格之间即价值量和它的货币表现之间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够包藏一个质的矛盾，以致货币虽然只是商品的价值形式，但价格可以完全不是价值的表现。有些东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誉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们的占有者出卖以换取金钱，并通过它们的价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没有价值的东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价格。在这里，价格表现是虚幻的，就像数学中的某些数量一样。另一方面，虚幻的价格形式——如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这种土地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里面——又能掩盖实在的价值关系或由此派生的关系。
同相对价值形式本身一样，价格通过下列方式来表现一种商品如一吨铁的价值：一定量的等价物，如一盎斯金，能直接与铁交换。但决不能反过来说，铁也能直接与金交换。因此，商品要实际上起交换价值的作用，就必须抛弃自己的自然形体，从只是想象的金转化为实在的金，诚然，商品实现这种变体，同黑格尔的“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117]相比，同龙虾脱壳相比，同教父圣哲罗姆〔注：（64）圣哲罗姆在青年时代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物质欲念，他在沙漠中同美女的形象的斗争表明了这一点。在老年时代，他也很费力地克制自己的精神欲念。例如他说：“我自信在精神上处于世界审判者之前。”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谁?”“我是一个基督徒。”世界审判者大发雷霆：“你撒谎，你只是一个西塞罗信徒！”[118]〕解脱原罪相比，是“更为困难的”。商品除了有例如铁这种实在的形态以外，还可以在价格上有观念的价值形态或想象的金的形态，但它不能同时既是实在的铁，又是实在的金。要规定商品的价格，只需要使想象的金同商品相等。但商品必须为金所代替，它才能对它的占有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例如，铁的占有者遇见某种享乐商品的占有者，他向后者说铁的价格已经是货币形式了，后者就会象圣彼得在天堂听了但丁讲述信仰要义之后那样回答说：
“这个铸币经过检验，
重量成色完全合格，
但告诉我，你钱袋里有吗？”[119]
价格形式包含着商品为取得货币而让渡的可能性和这种让渡的必要性。另一方面，金所以充当观念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它在交换过程中已作为货币商品流通。因此，在观念的价值尺度中隐藏着坚硬的货币。
2．流通手段
（a）商品的形态变化
我们看到，商品的交换过程包含着矛盾的和互相排斥的关系。〔注：［24］见本卷第49—54、89—93页。——编者注〕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实际矛盾赖以得到解决的方法。例如，一个物体不断落向另一个物体而又不断离开这一物体，这是一个矛盾。椭圆便是这个矛盾借以实现和解决的运动形式之一。
交换过程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就这一点说，这个过程是一种社会的物质变换。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代替另一种有用劳动方式的产品。商品一旦到达它充当使用价值的地方，就从商品交换领域转入消费领域。在这里，我们感兴趣的只是商品交换领域。因此，我们只是从形式方面考察全部过程，就是说，只是考察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作用的商品形式变换或商品形态变化。
人们对这种形式变换之所以理解得很差，除了对价值概念本身不清楚以外，是因为一个商品的每次形式变换都是通过两个商品即一个普通商品和货币商品的交换实现的。如果我们只注意商品和金的交换这个物质因素，那就会恰恰看不到应该看到的东西，即形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就会看不到：金作为单纯的商品并不是货币，而其他的商品通过它们的价格才把金当作它们自己的货币形态。
商品首先是没有镀金，没有蘸糖，以本来面目进入交换过程的。交换过程造成了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即造成了商品得以表现自己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的一种外部对立。在这种外部对立中，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立着。另一方面，对立的双方都是商品，也就是说，都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但这种差别的统一按相反的方向表现在两极中的每一极上，并且由此同时表现出它们的相互关系。商品实际上是使用价值，它的价值存在只是观念地表现在价格上，价格使商品同对立着的金发生关系，把金当作自己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反之，金这种物质只是充当价值化身，充当货币。因此金实际上是交换价值。金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地表现在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上，金通过这个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同对立着的商品发生关系，把它们当作自己的实际使用形态的总和。商品的这些对立的形式就是它们的交换过程的实际的运动形式。
现在，我们随同任何一个商品占有者，比如我们的老朋友织麻布者，到交换过程的舞台上去，到商品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即20码麻布的价格是规定了的。它的价格是2镑。他把麻布换成2镑，接着，这个守旧的人又用这2镑换一本价格相等的家庭用的圣经。麻布——对于他来说只是商品，只是价值承担者——被转让出去，换取了金，麻布的价值形态，然后又从这个价值形态被让渡出去，换取了另一种商品圣经，而圣经就作为使用物品来到织布者的家里，满足他受教化的需要。可见，商品交换过程是在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形态变化中完成的：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又从货币转化为商品。〔注：（65）“赫拉克利特说：……火变成万物，万物又变成火，就像金变成货物，货物变成金一样。”（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222页）拉萨尔在对这句话的注解中（第224页注3）。错误地把货币说成只是价值符号。[120]〕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因素同时就是商品所有者的两种行为，一种是卖，把商品换成货币，一种是买，把货币换成商品，这两种行为的统一就是：为买而卖。
如果织麻布者看看交易的最终结果，那么现在他占有的不是麻布，而是圣经，不是他原来的商品，而是另外一种价值相等而用处不同的商品。他用同样的方法取得他的其他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在他看来，全部过程不过是他的劳动产品同别人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的中介，是产品交换的中介。
因此，商品的交换过程是在下列的形式变换中完成的：
商品—货币—商品
W—G—W
从物质内容来说，这个运动是Ｗ—Ｗ，是商品换商品，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这种物质变换的结果一经达到，过程本身也就结束。
Ｗ—Ｇ。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或卖。商品价值从商品体跳到金体上，像我在别处说过的[121]，是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定是商品占有者。社会分工使商品占有者的劳动成为单方面的，又使他的需要成为多方面的。正因为这样，他的产品对他来说仅仅是交换价值。这个产品只有通过货币，才取得一般的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而货币又在别人的口袋里。为了把货币吸引出来，商品首先应当对于货币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就是说，用在商品上的劳动应当是以社会有用的形式耗费的，或者说，应当证明自己是社会分工的一部分。但分工是自然形成的生产有机体，它的纤维在商品生产者的背后交织在一起，而且继续交织下去。商品可能是一种新的劳动方式的产品，它声称要去满足一种新产生的需要，或者想靠它自己去唤起一种需要。一种特殊的劳动操作，昨天还是同一个商品生产者许多职能中的一种职能，今天就可能脱离这种联系，独立起来，从而把它的局部产品当作独立商品送到市场上去。这个分离过程的条件可能已经成熟，或者可能尚未成熟。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即使某种劳动，例如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劳动，是社会分工的特许的一部分，这也决不能恰好使他的20码麻布的使用价值得到了保证。社会对麻布的需要，像对其他各种东西的需要一样，是有限度的，如果他的竞争者已经满足了这种需要，我们这位朋友的产品就成为多余的、过剩的，因而是无用的了。接受赠马，不看岁口[122]，但是我们这位织麻布者决不是到市场去送礼的。我们就假定他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得到了证明，因而商品会把货币吸引出来。但现在要问：它能吸引多少货币呢？当然，答案已经由商品的价格即商品价值量的指数预示了。我们把商品占有者可能发生的纯粹主观的计算错误撇开，因为这种错误在市场上马上可以得到客观的纠正。假定他耗费在他的产品上的只是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商品的价格只是对象化在商品中的社会劳动量的货币名称。但是，织麻布业的以往可靠的生产条件，没有经过我们这位织麻布者的许可而在他的背后发生了变化。同样多的劳动时间，昨天还确实是生产一码麻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今天就不是了。货币占有者会非常热心地用我们这位朋友的各个竞争者定出的价格来说明这一点。我们这位朋友真是不幸，世上竟有很多织麻布者。最后，假定市场上的每一块麻布都只包含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使这样，这些麻布的总数所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时间仍然可能过多。如果市场的胃口不能以每码2先令的正常价格吞下麻布的总量，这就证明，在全部社会劳动时间中，以织麻布的形式耗费的时间太多了。其结果就像每一个织布者花在他个人的产品上的时间都超过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这正像俗话所说：“一起捉住，一起绞死。”〔注：［25］德国谚语，意思是有祸同当。——编者注〕在市场上，全部麻布只是当作一个商品，每一块麻布只是当作这个商品的相应部分。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同种人类劳动的同一的社会规定的量的化身。[123]
我们看到，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124]。把自己的“分散的肢体”[125]表现为分工体系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它的量的构成，也像它的质的构成一样，是自发地偶然地形成的。所以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发现：分工使他们成为独立的私人生产者，同时又使社会生产过程以及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的关系不受他们自己支配；人与人的互相独立为物与物的全面依赖的体系所补充。
分工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因而使它转化为货币成为必然的事情。同时，分工使这种转化能否成功成为偶然的事情。但是在这里应当纯粹地考察现象，因此假定这种现象是正常进行的。其实，只要这种现象发生，就是说，只要商品不是卖不出去，就总会发生商品的形式变换，尽管在这种形式变换中，实体——价值量——可能在不正常的场合亏损或增加。
对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金代替了他的商品，对另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商品代替了他的金。可以感觉到的现象是商品和金，即20码麻布和2镑转手了，换位了，就是说，交换了。但是商品同什么交换呢？同它自己的一般价值形态交换。金又同什么交换呢？同它的使用价值的一种特殊形态交换。金为什么作为货币同麻布对立呢？因为麻布的价格2镑或它的货币名称，已经使麻布同作为货币的金发生关系。原来的商品形式的转换是通过商品的让渡完成的，就是说，是在商品的使用价值确实把商品价格中只是想象的金吸引出来的时刻完成的。因此，商品价格的实现，或商品的仅仅是观念的价值形式的实现，同时就是货币的仅仅是观念的使用价值的实现。商品转化为货币，同时就是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一个过程是两方面的：从商品占有者这一极看，是卖；从货币占有者这另一极看，是买。或者说，卖就是买，Ｗ—Ｇ同时就是Ｇ—Ｗ。〔注：（66）“每次卖都是买”（魁奈医生《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70页），或者像魁奈在他的《一般原理》中所说：“卖就是买。”[126]〕
到这里，我们还只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即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占有者只是由于让出自己的劳动产品，才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因此，一个商品占有者所以能够作为货币占有者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对立，或者是因为他的劳动产品天然具有货币形式，是货币材料，是金等等；或者是因为他自己的商品已经蜕皮，已经蜕掉它原来的使用形式。金要执行货币的职能，自然就必须在某个地点进入商品市场。这个地点就在金的产地，在那里，金作为直接的劳动产品与另一种价值相同的劳动产品相交换。但是，从这个时候起，它就总是代表已经实现了的商品价格。〔注：（67）“一个商品的价格只能用另一个商品的价格来支付。”（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部第554页）〕撇开金在产地同商品的交换不说，金在每个商品占有者手里都是他所让渡的商品的转换形态，都是卖的产物，或商品第一形态变化Ｗ—Ｇ的产物。〔注：（68）“要有货币，就得先卖。”（同上，第543页）〕金成为观念的货币或价值尺度，是因为一切商品都用金来计量它们的价值，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使用形态的想象的对立面，成为它们的价值形态。金成为实在的货币，是因为商品通过它们的全面让渡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转换或转化的使用形态，从而使金成为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形态。商品在它的价值形态上蜕掉了它自然形成的使用价值的一切痕迹，蜕掉了创造它的那种特殊有用劳动的一切痕迹，蛹化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同样的社会化身。因此，从货币上看不出它是由哪种商品转化来的。在货币形式上，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完全一样。因此，货币可以是粪土，虽然粪土并不是货币。假定我们的织麻布者让渡他的商品而取得的两个金币是一夸特小麦的转化形态。卖麻布Ｗ—Ｇ同时就是买麻布Ｇ—Ｗ。作为卖麻布，这个过程开始了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以卖的对立面，以买圣经结束的；作为买麻布，这个过程结束了一个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以买的对立面，以卖小麦开始的。Ｗ—Ｇ（麻布—货币），即Ｗ—Ｇ—Ｗ（麻布—货币—圣经）这一运动的始段，同时就是Ｇ—Ｗ（货币—麻布），即另一运动Ｗ—Ｇ—Ｗ（小麦—货币—麻布）的终段。一个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同时总是另一个商品的相反的第二形态变化，即从货币形式又转化为商品。〔注：（69）像前面说过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是例外，他们拿自己的产品去交换，用不着先卖。〔注：①见本卷第111、117、130页——编者注〉〕〕
Ｇ—Ｗ。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或最终的形态变化：买。因为货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换形态，或者说，是它们普遍让渡的产物，所以它是绝对可以让渡的商品。货币把一切价格倒过来读，从而把自己反映在一切商品体上，即为货币本身转化为商品而献身的材料上。同时，价格，即商品向货币送去的秋波，表明货币的转化能力的限度，即表明货币本身的量。因为商品在变成货币后就消失了，所以，从货币上就看不出它究竟怎样落到货币占有者的手中，究竟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来的。货币没有臭味[127]，无论它从哪里来。一方面，它代表已经卖掉的商品，另一方面，它代表可以买到的商品。〔注：（70）“货币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它也代表我们取得货币时卖出的东西。”（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2卷第586页）〕
Ｇ—Ｗ，即买，同时就是卖，即Ｗ—Ｇ；因此，一个商品的后一形态变化，同时就是另一商品的前一形态变化。对我们的织麻布者来说，他的商品的生命旅程是以他把2镑又转化为圣经而结束的。卖圣经的人则把从织麻布者那里得到的2镑换成烧酒。Ｇ—Ｗ，即Ｗ—Ｇ—Ｗ（麻布—货币—圣经）的终段，同时就是Ｗ—Ｇ，即Ｗ—Ｇ—Ｗ（圣经—货币—烧酒）的始段。因为商品生产者只提供一种单方面的产品，所以他常常是大批地卖，而他的多方面的需要，又迫使他不断地把已经实现的价格，或得到的全部货币额，分散在许多次买上。因此，卖一次就要买许多次各种各样的商品。这样，一个商品的最终的形态变化，就是许多其他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的总和。
如果我们来考察一个商品例如麻布的总形态变化，那么我们首先就会看到，这个形态变化由两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运动Ｗ—Ｇ和Ｇ—Ｗ组成。商品的这两个对立的转化是通过商品占有者的两个对立的社会过程完成的，并反映在商品占有者充当的两种对立的经济角色上。作为卖的当事人，他是卖者，作为买的当事人，他是买者。但是，在商品的每一次转化中，商品的两种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同时存在着，只不过是在对立的两极上，所以，对同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当他是卖者时，有一个买者和他对立着，当他是买者时，有一个卖者和他对立着。正像同一个商品要依次经过两个相反的转化，由商品变为货币，由货币变为商品一样，同一个商品占有者也要由卖者的角色转换为买者的角色。可见，这两种角色不是固定的，而是在商品流通中经常由人们交替扮演的。
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上，包含四个极和三个登场人物。最先，与商品对立着的是作为它的价值形态的货币，而后者在彼岸，在别人的口袋里，具有物的坚硬的现实性。因此，与商品占有者对立着的是货币占有者。商品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就成为商品的转瞬即逝的等价形式，这个等价形式的使用价值或内容在此岸，在其他的商品体中存在着。作为商品第一个转化的终点的货币，同时是第二个转化的起点。可见，在第一幕是卖者，在第二幕就成了买者，这里又有第三个商品占有者作为卖者同他对立着。〔注：（71）“这样，就有四个终点和三个契约当事人，其中有一个人出现两次。”（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09页）〕
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运动阶段组成一个循环：商品形式，商品形式的抛弃，商品形式的复归。当然，在这里，商品本身具有对立的规定。对它的占有者来说，它在起点是非使用价值，在终点是使用价值。同样，货币先表现为商品转化成的固定的价值结晶，然后又作为商品的单纯等价形式而消失。
组成一个商品的循环的两个形态变化，同时是其他两个商品的相反的局部形态变化。同一个商品（麻布）开始它自己的形态变化的系列，又结束另一个商品（小麦）的总形态变化。商品在它的第一个转化中，即在出卖时，一身扮演这两种角色。而当它作为金蛹结束自己的生涯的时候，它同时又结束第三个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可见，每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所形成的循环，同其他商品的循环不可分割地交错在一起。这全部过程就表现为商品流通。
商品流通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不同于直接的产品交换。让我们回顾一下上面说过的过程。织麻布者确实拿麻布换了圣经，拿自己的商品换了别人的商品。但这种现象只有对于他才是真实的。宁愿要生暖的饮料而不要冰冷的圣物的圣经出卖者，不会想到麻布换他的圣经，正像织麻布者不会想到小麦换他的麻布一样，如此等等。B的商品替换了A的商品，但A和B并不是互相交换自己的商品。A同B彼此购买的事，实际上也可能发生，但这种特殊关系决不是由商品流通的一般条件引起的。在这里，一方面，我们看到，商品交换怎样打破了直接的产品交换的个人的和地方的限制，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另一方面，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织布者能卖出麻布，只是因为农民已经卖了小麦；嗜酒者能卖出圣经，只是因为织布者已经卖了麻布；酿酒者能卖出酿造之水，只是因为另一个人已经卖了永生之水[128]，如此等等。
因此，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流通过程在使用价值换位和转手之后并没有结束。货币并不因为它最终从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中退出来而消失。它不断地沉淀在商品空出来的流通位置上。例如，在麻布的总形态变化即麻布—货币—圣经中，先是麻布退出流通，货币补上它的位置，然后是圣经退出流通，货币又补上圣经的位置。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第三人手中。〔注：（72）第2版注：这个现象虽然很明显，但是往往为政治经济学家所忽略，尤其是为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所忽略。〕流通不断地把货币象汗一样渗出来。
有一种最愚蠢不过的教条：商品流通必然造成买和卖的平衡，因为每一次卖同时就是买，反过来也是一样。如果这是指实际完成的卖的次数等于买的次数，那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但这种教条是要证明，卖者会把自己的买者带到市场上来。作为两极对立的两个人即商品占有者和货币占有者的相互关系，卖和买是同一个行为。但作为同一个人的活动，卖和买是两极对立的两个行为。因此，卖和买的同一性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如果商品被投入流通的炼金炉，没有炼出货币，没有被商品占有者卖掉，也就是没有被货币占有者买去，商品就会变成无用的东西。这种同一性还包含这样的意思：如果这个过程成功，它就会形成商品的一个休止点，形成商品生命中的一个时期，而这个时期可长可短。既然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是卖又是买，这个局部过程同时就是一个独立的过程。买者有商品，卖者有货币，也就是有一种不管早一些或晚一些再进入市场都保持着能够流通的形式的商品。没有人买，也就没有人能卖。但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卖，就得马上买。流通所以能够打破产品交换的时间、空间和个人的限制，正是因为它把这里存在的换出自己的劳动产品和换进别人的劳动产品这二者之间的直接的同一性，分裂成卖和买这二者之间的对立。说互相对立的独立过程形成内部的统一，那也就是说，它们的内部统一是运动于外部的对立中。当内部不独立（因为互相补充）的过程的外部独立化达到一定程度时，统一就要强制地通过危机显示出来。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私人劳动同时必须表现为直接社会劳动的对立，特殊的具体的劳动同时只是当作抽象的一般的劳动的对立，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的对立，——这种内在的矛盾在商品形态变化的对立中取得发展了的运动形式。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注：（73）参看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74—76页[129]对詹姆斯·穆勒的评论。在这里，经济学辩护论者的方法有两个特征。第一，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二者等同起来。第二，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但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是极不相同的生产方式都具有的现象，尽管它们在范围和作用方面各不相同。因此，只知道这些生产方式所共有的、抽象的商品流通的范畴，还是根本不能了解这些生产方式的本质区别，也不能对这些生产方式作出判断。任何一门科学都不像政治经济学那样，流行着拿浅显的普通道理来大肆吹嘘的风气。例如，让·巴·萨伊由于知道商品是产品，变断然否定危机。[130]〕
作为商品流通的媒介，货币取得了流通手段的职能。
（b）货币的流通
劳动产品的物质变换借以完成的形式变换Ｗ—Ｇ—Ｗ，要求同一个价值作为商品成为过程的起点，然后又作为商品回到这一点。因此，商品的这种运动就是循环。另一方面，这个形式又排斥货币的循环。其结果是货币不断地离开它的起点，不再回来。只要卖者还紧紧握着他的商品的转化形态即货币，这个商品就仍然处在第一形态变化的阶段，或者说，只通过了流通的前半段。如果为买而卖的过程已经完成，货币就会再从它原来的占有者手里离开。当然，如果织麻布者买了圣经之后再卖麻布，货币就会再回到他的手里。但货币返回来，并不是由于上次那20码麻布的流通，相反地，那次流通已经使货币从织麻布者的手里离开，而到了圣经出售者的手里。货币返回来，只是由于新的商品重新进行或重复同样的流通过程，并且这次的结果和上次相同。因此，商品流通直接赋予货币的运动形式，就是货币不断地离开起点，就是货币从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转到另一个商品占有者手里，或者说，就是货币流通（currency，coursdelamonnaie）。
货币流通表示同一个过程的不断的、单调的重复。商品总是在卖者方面，货币总是作为购买手段在买者方面。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是在它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而货币在实现商品的价格的时候，把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同时自己也从买者手里离开，到了卖者手里，以便再去同另一种商品重复同样的过程。货币运动的单方面形式来源于商品运动的两方面形式，这一点是被掩盖着的。商品流通的性质本身造成了相反的外观。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货币的运动，而且是商品本身的运动；而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表现出来的只是货币的运动。商品在流通的前半段同货币换了位置。同时，它的使用形态便离开流通，进入消费。〔注：（74）即使商品一再出卖（在这里，这种现象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它也会在最后一次出卖时，由流通领域落入消费领域，以便在那里充当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它的位置由它的价值形态或货币化装所占据。商品不再是包在它自己的天然外皮中，而是包在金外皮中来通过流通的后半段。因此，运动的连续性完全落在货币方面；这个运动对商品来说包含两个对立的过程，但作为货币本身的运动却总是包含同一个过程，就是货币同一个又一个的商品交换位置。因此，商品流通的结果，即一种商品被另一种商品所代替，似乎不是由商品本身的形式变换引起的，而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引起的，似乎正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使本身不能运动的商品流通起来，使商品从把它们当作非使用价值的人手里转到把它们当作使用价值的人手里，并且总是朝着同货币本身运动相反的方向运动。货币不断使商品离开流通领域，同时不断去占据商品在流通中的位置，从而不断离开自己的起点。因此，虽然货币运动只是商品流通的表现，但看起来商品流通反而只是货币运动的结果。〔注：（75）“它（货币）除了产品赋予它的运动之外，没有别的运动。”（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885页）〕
另一方面，货币所以具有流通手段的职能，只因为货币是商品的独立出来的价值。因此，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运动，实际上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的运动。因而这种运动也必然明显地反映在货币流通上。例如，麻布就是先把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然后它的第一形态变化Ｗ—Ｇ的终极，即货币形式，成为它的第二形态变化Ｇ—Ｗ（即再转化为圣经）的始极。但这两个形式变换的每一个都是通过商品和货币的交换，通过二者互相变换位置而实现的。同一些货币作为商品的转换形态来到卖者手里，然后又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从他的手里离开。这些货币变换位置两次。麻布的第一形态变化使这些货币进入织布者的口袋里，麻布的第二形态变化又使这些货币从那里出来。这样，同一个商品的两个互相对立的形式变换就反映在货币的两次方向相反的位置变换上。
反之，如果只有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不论单是卖或单是买，这个货币就只变换位置一次。货币的第二次位置变换总是表明商品的第二次形态变化，表明又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同一些货币反复不断地变换位置，不仅反映一个商品的形态变化的系列，而且反映整个商品世界的无数形态变化的交错联系。不言而喻，这一切只适合于这里所考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
每一个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就退出流通，而总有新的商品进入流通。相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却不断地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那里流动。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
在一个国家里，每天都发生大量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换句话说，一方面单是卖，另一方面单是买。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货币量。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货币在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知道，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金（货币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注：［26］见本卷第118、119页——编者注〕。随着商品价格总额这样增加或减少，流通的货币量必须以同一程度增加或减少。诚然，在这里，流通手段量的变化都是由货币本身引起的，但不是由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是由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引起的。先是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例地变化，然后是流通手段量同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地变化。比如说，如果不是金的价值降低，而是银代替金充当价值尺度，或者不是银的价值提高，而是金使银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那也会发生完全相同的现象。在前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银要比以前的金多，在后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金要比以前的银少。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材料的价值，即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的商品的价值都改变了，因此，商品价值的价格表现也会改变，实现这些价格的流通货币量也会改变。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注：［27］见本卷第111页。——编者注〕。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比如说，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么，这首先会在贵金属产地直接同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交换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继续按照价值尺度的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价值来估价，特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可是，通过商品间的价值关系，一个商品会影响另一个商品，于是这些商品的金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同商品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趋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应地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估价。随着这个趋于一致的过程，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属已经跌落并继续跌落到一定点的新价值来估价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贵金属数量也已经增加到同样的程度了。由于对发现新的金银矿以后出现的事实做了片面的考察，在17世纪，特别是在18世纪，有人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以为商品价格上涨是因为有更多的金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了职能。下面假设金的价值是既定的，实际上在估量价格的一瞬间，金的价值确实也是既定的。
所以，在这种前提下，流通手段量决定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如果我们再假设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是既定的，显然，商品价格总额就决定于流通中的商品量。只要稍微动一下脑筋就可以知道，1夸特小麦要是值2镑，100夸特就值200镑，200夸特就值400镑，等等，因此，在小麦出售时与小麦换位的货币量必须同小麦量一起增加。
假设商品量已定，流通货币量就随着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增减。流通货币量之所以增减，是因为商品的价格总额随着商品价格的变动而增减。为此，完全不需要所有商品的价格同时上涨或跌落。只要若干主要商品的价格在一种情况下上涨，或在另一种情况下跌落，就足以提高或降低全部流通商品的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从而使进入流通的货币增加或减少。无论商品价格的变动是反映实际的价值变动，或只是反映市场价格的波动，流通手段量所受的影响都是相同的。
假定有若干互不相干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卖，或者说局部形态变化，例如有1夸特小麦、20码麻布、1本圣经、4加仑烧酒同时出售。如果每种商品的价格都是2镑，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就是8镑，那么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必须是8镑。相反，如果这4种商品是我们上面所说过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环节，即1夸特小麦—2镑—20码麻布—2镑—1本圣经—2镑—4加仑烧酒—2镑，那么，有2镑就可以使所有这些商品依次流通，因为它依次实现它们的价格，从而实现8镑的价格总额，最后停留在酿酒者手中。这2镑完成了4次流通。同一些货币的这种反复的位置变换既表示商品发生双重的形式变换，表示商品通过两个对立的流通阶段的运动，也表示各种商品的形态变化交错在一起。〔注：（76）“正是产品使它〈货币〉运动，使它流通……它〈即货币〉运动的速度可以补充它的数量。必要时，它会一刻不停地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到另一个人的手中。“（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5、916页）〕这个过程经过的各个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不可能在空间上并行，只能在时间上相继发生。因此，时间就成为计量这个过程久暂的尺度，或者说，同一些货币在一定时间内的流通次数可以用来计量货币流通的速度。例如，假定上述4种商品的流通过程持续1天。这样，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为8镑，同一些货币1天的流通次数是4次，流通的货币量是2镑，或者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在一定的时间内，一个国家的流通过程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许多分散的、同时发生的和空间上并行的卖（或买）或局部形态变化，其中同一些货币只变换位置一次或只流通一次；另一方面是许多部分互相平行，部分互相交错的具有多少不等的环节的形态变化系列，其中同一些货币流通的次数多少不等。但是，从流通中的全部同名货币的总流通次数中可以得出每个货币的平均流通次数或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例如，在每天流通过程开始时进入流通的货币量，当然由同时地和空间上并行地流通着的商品的价格总额来决定。但在过程之内，可以说每一货币都对另一货币承担责任。如果一个货币加快流通速度，另一个货币就会放慢流通速度，甚至完全退出流通领域，因为流通领域只能吸收这样一个金量，这个金量乘以它的单个元素的平均流通次数，等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因此，货币的流通次数增加，流通的货币量就会减少，货币的流通次数减少，货币量就会增加。因为在平均流通速度一定时，能够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也是一定的，所以，例如只要把一定量1镑的钞票投入流通，就可以从流通中取回等量的索维林，——这是一切银行都很熟悉的手法。
既然货币流通只是表现商品流通过程，即商品通过互相对立的形态变化而实现的循环，那么货币流通的速度也就表现商品形式变换的速度，表现形态变化系列的不断交错，表现物质变换的迅速，表现商品迅速退出流通领域并同样迅速地为新商品所代替。因此，货币流通的迅速表现互相对立、互为补充的阶段——由使用形态转化为价值形态，再由价值形态转化为使用形态——的流水般的统一，即卖和买两个过程的流水般的统一。相反，货币流通的缓慢则表现这两个过程分离成互相对立的独立阶段，表现形式变换的停滞，从而表现物质变换的停滞。至于这种停滞由什么产生，从流通本身当然看不出来。流通只是表示出这种现象本身。一般人在货币流通迟缓时看到货币在流通领域各点上出没的次数减少，就很容易用流通手段量不足来解释这种现象。〔注：（77）“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普遍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买主的人，就以为国内缺乏货币是他的商品卖不出去的原因；因此到处都叫嚷缺乏货币。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那些叫嚷缺乏货币的人究竟要什么呢？……租地农民抱怨……他以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看来，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他想卖但又卖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价钱……为什么他卖不到好价钱呢？……1．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大多数都像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2．或者是因为通常的出口停滞……3．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如，人们由于贫困，不能再花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有助于租地农民出售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要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把他们经营的货物销售出去……没有比财富不断转手更能使国家繁荣的了。”（散见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1—15页）赫伦施万德的骗术总括起来就是：由商品性质产生并在商品流通中表现出来的矛盾，通过增加流通手段就可以消除。认为流通手段不足造成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停滞，是一种流行的错觉，但决不能由此反过来说，例如官方采取“通货调节”的拙劣手段所造成的流通手段的真正不足，也不会引起停滞。〕
可见，在每一段时期内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的总量，一方面取决于流通的商品世界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取决于这个商品世界的互相对立的流通过程流动的快慢，这种流动决定着同一些货币能够实现价格总额的多大部分。但是，商品的价格总额又决定于每种商品的数量和价格。这三个因素，即价格的变动、流通的商品量、货币的流通速度，可能按不同的方向和不同的比例变动，因此，待实现的价格总额以及受价格总额制约的流通手段量，也可能有多种多样的组合。在这里，我们只举出商品价格史上最重要的几种组合。
在商品价格不变时，由于流通商品量增加，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减低，或者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反之，由于商品量减少，或者货币流通速度增加，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提高时，如果流通商品量的减少同商品价格的上涨保持相同的比例，或流通的商品量不变，而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同价格的上涨一样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减少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增加比价格的上涨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减少。
在商品价格普遍下降时，如果商品量的增加同商品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同价格的跌落保持相同的比例，流通手段量就会依然不变。如果商品量的增加或货币流通速度的减低比商品价格的跌落更迅速，流通手段量就会增加。
各种因素的变动可以互相抵销，所以尽管这些因素不断变动，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从而流通的货币量可以依然不变。因此，特别是考察一个较长的时期，我们就会发现：在每一国家中流通的货币量的平均水平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稳定得多；除了周期地由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引起的，以及偶尔由货币价值本身的变动引起的强烈震动时期以外，流通的货币量偏离这一平均水平的程度，比我们根据表面现象所预料的要小得多。
流通手段量决定于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和货币流通的平均速度这一规律〔注：（78）“推动一国商业，需要一定数量和比例的货币，过多或过少都对商业有害。这正像在小零售业中要有一定量的法寻来把银币换开和结算用最小的银币也无法处理的账目……贸易所需要的法寻量的比例，取决于购买者的人数、他们购买的次数，首先是取决于最小的银币的价值，同样，我国商业所需要的货币（金币或银币）的比例，取决于交换的次数和支付额的大小。”（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17页）阿·杨格在他的《政治算术》（1774年伦敦版）中维护受到詹·斯图亚特等人攻击的休谟的理论，书中专列一章，题名是《价格取决于货币量》，见该书第112页及以下几页。我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9页上[131]曾经指出：“他（亚·斯密）把流通中的铸币量问题悄悄地抹掉了，因为他完全错误地把货币当作单纯的商品。”这句话只是对于亚·斯密专门论述货币的那些地方才是适用的。例如，在批评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时，斯密偶尔说出了正确的看法：“每一个国家的铸币量取决于该国靠铸币而流通的商品的价值……每一个国家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量的货币来使货物流通，并把它们分配给它们的真正的消费者，但不能使用比这更多的货币。流通的渠道必然会吸收一个使自己达到饱和的数量，但决不会容纳更多的数量。”（《国富论》［第3卷］第4篇第1章［第87、89页］）与此相似，亚·斯密在这部著作的开头，曾专门颂扬分工，但后来，在最后一篇论述国家收入的源泉时，他又偶尔重复他的老师亚·弗格森的话，谴责了分工。〕，还可以表述如下：已知商品价值总额和商品形态变化的平均速度，流通的货币量或货币材料量决定于货币本身的价值。有一种错觉，认为情况恰恰相反，即商品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而流通手段量又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货币材料量〔注：（79）“在每一个国家，随着民间的金银量的增加，货物的价格必定上涨，因此，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金银减少，那么一切货物的价格也必将随着货币的减少而相应地跌落。”（杰科布·范德林特《货币万能》1734年伦敦版第5页）把范德林特的著作同休谟的《论丛》仔细对照后，我丝毫不怀疑，休谟知道并且利用了范德林特这部在别的方面也很重要的著作。流通手段量决定价格的看法，巴尔本以及更早期的著作家就曾提出过。范德林特说：“无限制的贸易不会造成任何不便，而只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因为当一个国家的现金由于这种贸易而减少时（这是禁令所要防止的），流入现金的那些国家的一切货物价格必然会随着这些国家现金的增加而上涨……我国的工业产品以及其他各种货物会很快地跌价，从而又造成对我们有利的贸易差额，这样，货币就会流回我国。”（同上，第43、44页）〕，这种错觉在它的最初的代表者那里是建立在下面这个荒谬的假设上的：在进入流通过程时，商品没有价格，货币也没有价值，然后在这个过程内，商品堆的一个可除部分同金属堆的一个可除部分相交换。〔注：（80）不言而喻，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构成全部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的一个要素。但完全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彼此不可通约的使用价值总量应同一个国家现有的金或银的总量相交换。如果大胆地幻想一下，把商品世界当作一个惟一的总商品，每一个商品只是它的可除部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美妙的算式：总商品＝x英担金，商品A＝总商品的可除部分＝x英担金的同一可除部分。孟德斯鸠当真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把世界上现有的金银量同现有的商品总量相比较，那么每个单个产品或商品一定可以同一定量的货币相比较。我们假定世界上只有一种产品或一种商品，或者说，只有一种东西可以买，而且它像货币那样可以分割，这个商品的一定部分就会相当于货币量的一定部分；这个商品总量的一半相当于货币总量的一半，等等……商品价格的决定总是基本上取决于商品总量和货币符号总量之间的比例。”（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第3卷第12、13页）关于李嘉图和他的学生詹姆斯·穆勒、奥弗斯顿勋爵等人对这一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可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40—146页、第150页及以下各页[132]。约·斯·穆勒先生凭他惯用的折衷逻辑，懂得既要赞成他父亲詹姆斯·穆勒的见解，又要赞成相反的见解。他在自己的教科书纲要《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序言（第1版）[133]中，以当代的亚当·斯密自居，如果把该书的正文同这篇序言比较一下，真不知道究竟应当赞扬这个人的天真呢，还是赞扬那些诚心诚意地承认他是当代亚当·斯密的公众的天真。其实他同亚当·斯密相比，就像卡尔斯的威廉斯·卡尔斯将军同威灵顿公爵相比一样。[134]约·斯·穆勒先生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进行的既不广也不深的独创研究，在1844年他出版的小册子《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里全部包括了。洛克直截了当地说明了金银没有价值和金银价值取决于金银量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他说：“人们一致同意赋予金银一个想象的价值……在这些金属中所看到的内在价值无非是它们的量。”（《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
（c）铸币。价值符号
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货币的铸币形式。在商品的价格或货币名称中想象地表现出来的金重量，必须在流通中作为同名的金块或铸币同商品相对立。正像确立价格标准一样，铸造硬币也是国家的事。金银作为铸币穿着不同的国家制服，但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又脱掉这些制服。这就表明，商品流通的国内领域或民族领域，同它们的普遍的世界市场领域是分开的。
因此，金币和金块本来只有形状上的差别，金始终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注：（81）当然，探讨造币税之类的细节，决不是我的目的。但是，为了驳斥浪漫主义的献媚者亚当·弥勒对“英国政府免费造币”的“慷慨精神”的赞扬，[135]可以引用达德利·诺思爵士的一段话：“金银像其他的商品一样，有它的来潮和退潮。只要从西班牙运到一批金银……就被送往伦敦塔去铸造。不久又会需要金条和银条，以便再输出。如果金条和银条都没有了，而是恰巧都用来造币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铸币再熔化；这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所有者对造币不用花费分文。但国家受到损失，不得不为了喂驴子而支付捆草料的费用。如果商人,〈诺思本人是查理二世时代的一个大商人〉必须支付造币费，他就不会轻易地把他的银送到伦敦塔去了，而且铸币总是会比未铸的银有更高的价值了”（诺思《贸易论》1691年伦敦版第18页）。〕它离开造币厂的道路，同时就是通向熔炉的道路。这是因为金币在流通中受到磨损，有的磨损得多，有的磨损得少。金的名称和金的实体，名义含量和实际含量，开始了它们的分离过程。同名的金币具有了不同的价值，因为重量不同了。作为流通手段的金同作为价格标准的金偏离了，因此，金在实现商品的价格时不再是该商品的真正等价物。中世纪和直到18世纪为止的近代的铸币史就是一部这样混乱的历史。流通过程的自然倾向是要把铸币的金存在变为金假象，或把铸币转化为它的法定金属含量的象征。这种倾向甚至为现代的法律所承认，这些法律规定，金币磨损到一定程度，便不能通用，失去通货资格。
既然货币流通本身使铸币的实际含量同名义含量分离，使铸币的金属存在同它的职能存在分离，那么在货币流通中就隐藏着一种可能性：可以用其他材料做的记号或用象征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铸币的职能。铸造重量极小的金币或银币在技术上有困难，而且起初是较贱的金属而不是较贵的金属（是银不是金，是铜不是银）充当价值尺度，因而在它们被较贵的金属赶下宝座之前曾一直作为货币流通，这些事实历史地说明了银记号和铜记号可以扮演金币替身的角色。这些记号在铸币流通最快因而磨损最快的商品流通领域中，即在极小额的买卖不断重复进行的领域中代替了金。为了不让金的这些侍从篡夺金本身的位置，法律规定一个极小的比例，只有在这个比例内，它们代替金来支付才能强人接受。不同种铸币流通的各种特殊领域当然是互相交错的。辅币在支付最小金币的尾数时与金同时出现；金不断地进入零售流通，但是又因与辅币兑换而从那里不断地被抛出来。〔注：（82）“如果银币从来不超过小额支付所需的数量，它就不可能积累到足以进行巨额支付的数量……用金进行巨额支付，也必然意味着用金进行零售贸易：金币的所有者拿金币进行小额购买时，除得到所买的商品外，还可找回银币；这样，那些本来会在零售商那里积累的银币余额，就会离开零售商，回到总流通中去。但如果银的数量多到不用金就可以进行小额支付，那么，零售商人从小额购买中就只能得到银，而这些银就必然会在他的手中积累起来。”（大卫·布坎南《大不列颠赋税和商业政策的研究》1844年爱丁堡版第248、249页）〕
银记号或铜记号的金属含量是由法律任意规定的。它们在流通中比金币磨损得还要快。因此，它们的铸币职能实际上与它们的重量完全无关，就是说，与任何价值完全无关。金的铸币存在同它的价值实体完全分离了。因此，相对地说没有价值的东西，例如纸票，就能代替金来执行铸币的职能。在金属货币记号上，这种纯粹的象征性质还在一定程度上隐藏着。但在纸币上，这种性质就暴露无遗了。我们看到，困难的只是第一步。
这里讲的只是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这种纸币是直接从金属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而信用货币产生的条件，我们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还是根本不知道的。但不妨顺便提一下，正如本来意义的纸币是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出来一样，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注：（83）清朝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咸丰］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136]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便于国。”（《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137]，卡·阿贝尔博士和弗·阿·梅克伦堡译自俄文，1858年柏林版第1卷第47页及以下几页）关于金币在流通中不断磨损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一位“经理”曾在“上院委员会”（银行条例委员会）上作证说：“每年都有一批新的sovereigns〈不是政治上的君主，而是金镑的名称索维林[138]〉变得过轻。在一年中以十足重量流通的一批索维林，经过这一年的磨损，到下一年放在天平上就重量不足了。”（《1848年上院委员会》第429号）〕
国家把印有1镑、5镑等等货币名称的纸票从外部投入流通过程。只要这些纸票确实是代替同名的金额来流通，它们的运动就只反映货币流通本身的规律。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限于它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诚然，流通领域所能吸收的金量经常变动，时常高于或低于一定的平均水平。但是，一个国家的流通手段量决不会降到一定的由经验确定的最低限量以下。这个最低限量不断变动它的组成部分，就是说，不断由另外的金块组成，这种情况当然丝毫不会影响这个量的大小和它在流通领域内的不断流动。因此，这个最低限量可以由纸做的象征来代替。但是，如果今天一切流通渠道中的纸币已达到这些渠道所能吸收货币的饱和程度，那么明天这些渠道就会因商品流通的波动而发生泛滥。一切限度都消失了。[139]不过，如果纸币超过了自己的限度，即超过了能够流通的同名的金币量，那么，撇开有信用扫地的危险不说，它在商品世界仍然只是代表由商品世界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那个金量，即它所能代表的那个金量。例如，如果一定的纸票量按其名称代表2盎斯金，而实际是代替1盎斯金，那么事实上1镑比如说就是1/8盎斯金的货币名称，而不是原来1/4盎斯金的货币名称了。其结果无异于金在它作为价格尺度的职能上发生了变化。同一价值，原来用1镑的价格来表现，现在要用2镑的价格来表现了。
纸币是金的符号或货币符号。纸币同商品价值的关系只不过是：商品价值观念地表现在一个金量上，这个金量则由纸象征地可感觉地体现出来。纸币只有代表金量（金量同其他一切商品量一样，也是价值量），才是价值符号。〔注：（84）第2版注：甚至最优秀的货币问题著作家，对货币的各种职能的理解也是很模糊的，例如，富拉顿下面的一段话就是证明：“就我们的国内交换来说，通常由金币和银币执行的各种货币职能，同样可以有效地由不能兑现的纸币的流通来执行，而这种纸币除依法获得的人为的约定的价值外，没有任何别的价值。我想，这个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只要纸币发行量保持在应有的限度内，这种价值就能适合内在价值的一切目的，甚至使价值标准成为多余。”（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21页）这就是说，由于货币商品在流通中可以被单纯的价值符号代替，作为价值尺度和价格标准的货币商品就成为多余的了！〕
最后要问，为什么金可以用它本身的没有任何价值的符号来代替呢？而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金执行铸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而被孤立起来或独立出来时，金才可以被代替。〔注：［28］见本卷第147—149页。——编者注〕当然，这种职能的独立化不是发生在个别金币上的，虽然磨损了的金币的继续流通已表明这种职能已经独立出来。金块只有实际处在流通中，它就是单纯的铸币或流通手段。对于个别金币不适用的情况，对于能由纸币代替的最低限度的金量却是适用的。这个金量经常处在流通领域中，不断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从而只是作为这种职能的承担者而存在。因此，它的运动只表示商品形态变化Ｗ—Ｇ—Ｗ的两个互相对立过程的不断互相转化。在这种形态变化中，商品的价值形态与商品对立，只是为了马上又消失。在这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独立表现只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它马上又会被别的商品代替。因此，在货币不断转手的过程中，单有货币的象征存在就够了。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货币作为商品价格的转瞬即逝的客观反映，只是当作它自己的符号来执行职能，因此也能够由符号来代替。〔注：（85）由于金银作为铸币或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时，变成了它们自己的符号，于是尼古拉·巴尔本就推论说，政府有权“提高货币价值”，就是说，例如，可以替一个名叫格罗申的银量起一个较大银量的名称——塔勒，这样，就可以用格罗申当塔勒来偿还债务。“货币因经常点数而磨损和减轻……在交易中，人们注意的只是货币的名称和通用与否，而不是银的量……国家的权威使金属成为货币。”（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29、30、25页）〕但是，货币符号本身需要得到客观的社会公认，而纸做的象征是靠强制流通得到这种公认的。国家的这种强制行动，只有在一国范围内或国内的流通领域内才有效，也只有在这个领域内，货币才完全执行它的流通手段或铸币的职能，因而才能在纸币形式上取得一种同它的金属实体在外部相脱离的并纯粹是职能的存在形式。
3．货币
作为价值尺度并因而以自身或通过代表作为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的商品，是货币。因此，金（或银）是货币。金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必须以其金体（或银体）出现，因而作为货币商品出现，就是说，它不像在充当价值尺度时那样纯粹是观念的，也不像在充当流通手段时那样可以用别的东西来代表；另一方面是在这样的场合：它的职能——不论由它亲自执行，还是由它的代表执行——使它固定成为唯一的价值形态，成为交换价值的惟一适当的存在，而与其他一切仅仅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对立。
（a）货币贮藏
两种对立的商品形态变化的不断循环，或卖与买的不息转换，表现在不停的货币流通上，或表现在货币作为流通的永动机的职能上。只要商品的形态变化系列一中断，卖之后没有继之以买，货币就会停止流动，或者如布阿吉尔贝尔所说的，由动的东西转化为不动的东西[140]，由铸币转化为货币。
随着商品流通本身的最初发展，把第一形态变化的产物，商品的转化形态或它的金蛹保留在自己手中的必要性和欲望也发展起来了。〔注：（86）“货币财富无非是……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财富。”（梅尔西埃·德拉里维耶尔《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573页）“产品形式上的价值只是改变形式而已。”（同上，第486页）〕出售商品不是为了购买商品，而是为了用货币形式来代替商品形式。这一形式变换从物质变换的单纯中介变成了目的本身。商品的转换形态受到阻碍，不能再作为商品的绝对可以让渡的形态或作为只是转瞬即逝的货币形式而起作用。于是货币硬化为贮藏货币，商品出售者成为货币贮藏者。
在商品流通的初期，只是使用价值的多余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样，金和银自然就成为这种多余部分或财富的社会表现。在有些民族中，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相适应，需要范围是固定封闭的，在这些民族中，这种素朴的货币贮藏形式就永恒化了。在亚洲人那里，特别是在印度人那里，情况就是这样。范德林特以为商品价格决定于一个国家现有的金银量，他自问：为什么印度的商品这样便宜？他回答说：因为印度人埋藏货币。他指出，从1602年到1734年，他们埋藏的银值15000万镑，这些银最先是从美洲运到欧洲去的。〔注：（87）“他们就是用这种办法使他们所有的货物和产品保持如此低廉的价格。”（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95、96页）〕从1856年到1866年这10年间，英国输往印度和中国的银（输到中国的银大部分又流入印度）值12000万镑，这些银原先是用澳大利亚的金换来的。
随着商品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每一个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握有这个物的神经[141]，这个“社会的抵押品”〔注：（88）“货币是一种抵押品。”（约翰·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142]。他的需要不断更新，并促使他不断购买别人的商品，而他生产和出售自己的商品是要费时间的，并且带有偶然性。他要买而不卖，就必须在以前曾经卖而不买。这种做法要普遍实行，似乎是自相矛盾的。但是，贵金属在它的产地直接同其他商品交换。在那里就是卖（商品占有者方面）而不买（金银占有者方面）。〔注：（89）“严格地说，买要以下面一点为前提：金或银已经是商品的转化形态，或者说，是卖的产物。〕而以后的没有继之以买的卖，不过是贵金属在一切商品占有者中间进一步分配的中介。因此，在交易的各个点上，有不同数量的金银贮藏。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展，货币——财富的随时可用的绝对社会形式——的权力增大了。
“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谁有了它，谁就成为他想要的一切东西的主人。有了金，甚至可以使灵魂升入天堂。”（哥伦布1503年寄自牙买加的信）
因为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由什么东西转化成的，所以，一切东西，不论是不是商品，都可以转化成货币。一切东西都可以买卖。流通成了巨大的社会蒸馏器，一切东西抛到里面去，再出来时都成为货币的结晶。连圣徒的遗骨也不能抗拒这种炼金术，更不用说那些人间交易范围之外的不那么粗陋的圣物了。〔注：（90）法国笃信基督教的国王亨利三世，抢劫了修道院等地的圣物，以便把它们变成银。大家知道，福基斯人抢劫德尔斐神庙的财宝曾在希腊史上起了什么作用。[143]众所周知，古代人把神庙看作商品之神的住所。神庙是“神圣的银行”。以经商为主的民族腓尼基人，认为货币是万物的转换形态。因此，那些在爱神节委身于外来人的少女把作为报酬得来的钱献给女神，是很自然的事。］〕正如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上消灭了一样，货币作为激进的平均主义者把一切差别都消灭了。〔注：（91）“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但货币本身是商品，是可以成为任何人的私产的外界物。这样，社会权力就成为私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瓦解者。〔注：（92）“人间再没有像金钱这样的坏东西，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还在幼年时期就抓着普路托的头发把他从地心里拖出来〔注：（93）“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阿泰纳奥斯《哲人宴》）〕的现代社会，则颂扬金的圣杯[144]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
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满足一种特殊的需要，构成物质财富的一种特殊的要素。而商品的价值则衡量商品对物质财富的一切要素的吸引力的大小，因而也衡量该商品占有者的社会财富。在野蛮的简单的商品占有者看来，甚至在西欧的农民看来，价值是同价值形式分不开的，因而金银贮藏的增多就是价值的增多。当然，货币的价值在变动，这或者是由于它本身的价值变动，或者是由于商品的价值变动。但是一方面，这不会妨碍200盎斯金始终比1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300盎斯金又比200盎斯金包含的价值多等等，另一方面，这也不会妨碍这种物的天然的金属形式仍旧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化身。贮藏货币的欲望按其本性是没有止境的。货币在质的方面，或按其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因为它能直接转化成任何商品。但是在量的方面，每一个现实的货币额又是有限的，因而只是作用有限的购买手段。货币的这种量的有限性和质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迫使货币贮藏者不断地从事息息法斯式的积累劳动。他们同世界征服者一样，这种征服者把征服每一个新的国家只看作是取得了新的国界。
要把金作为货币，从而作为贮藏货币的要素保存起来，就必须阻止它流通，不让它作为购买手段化为消费品。因此，货币贮藏者为了金偶像而牺牲自己的肉体享受。他虔诚地信奉禁欲的福音书。另一方面，他能够从流通中以货币形式取出的，只是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他生产的越多，他能卖的也就越多。因此，勤劳、节俭、吝啬就成了他的主要美德。多卖少买就是他的全部政治经济学。〔注：（94）“尽管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52、53页）〕
除直接的贮藏形式以外，还有一种美的贮藏形式，即占有金银制的商品。它是与资产阶级社会的财富一同增长的。“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狄德罗）[145]这样，一方面，形成了一个日益扩大的金银市场，这个市场不以金银的货币职能为转移，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潜在的货币供应源泉，这个源泉特别在社会大风暴时期涌现出来。
货币贮藏在金属流通的经济中执行着种种不同的职能。它的第一个职能是从金银铸币的流通条件中产生的。我们已经知道，随着商品流通在范围、价格和速度方面的经常变动，流通的货币量也不断增减。〔注：［29］见本卷第138、146页。——编者注〕因此，这个量必须能伸缩。有时货币必须当作铸币被吸收，有时铸币必须当作货币被排斥。为了使实际流通的货币量总是同流通领域的饱和程度相适应，一个国家的现有的金银量必须大于执行铸币职能的金银量。这个条件是靠货币的贮藏形式来实现的。货币贮藏的蓄水池，对于流通中的货币来说，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因此，流通中的货币永远不会溢出它的流通渠道。〔注：（95）“一个国家要进行贸易，必须有一定数量的金属货币，这个数量按照情况的需要而变化，时而增多，时而减少……货币的这种涨落，无需政治家的任何协助，能够自行调节……两只吊桶交替工作：货币不足时，用金属块来铸造；金属块不足时，把货币熔化掉。”（达·诺思爵士《贸易论》［附言］第3页）长期在东印度公司[146]任职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证实，在印度银饰品仍然直接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利率高时，银饰品送往造币厂，利率低时，它又恢复原状。”（约·斯·穆勒的证词，1857年《银行法报告》第2084、2101号）根据1864年关于印度金银输入和输出的议会文件[147]，1863年金银入超19367764镑。在1864年以前的8年间，贵金属入超109652917镑。在本世纪中，印度铸造的货币远远超过200000000镑。〕
（b）支付手段
在上面我们所考察的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中，同一价值量总是双重地存在着，在一极上是商品，在另一极上是货币。所以，商品占有者只是作为现存的互相等价的物的代表来接触。但是，随着商品流通的发展，使商品的让渡同商品价格的实现在时间上分离开来的关系也发展起来。这里我们只举出其中一些最简单的关系也就够了。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长，另一种商品需要的生产时间较短。不同的商品的生产与不同的季节有关。一个商品的产地就是它的市场所在地，另一个商品要旅行到远方的市场去。因此，一个商品占有者可以在另一个商品占有者作为买者出现之前，作为卖者出现。当同样一些交易总是在同一些人中间反复进行时，商品的出售条件就按照商品的生产条件来调节。另一方面，某些种类的商品例如房屋的使用权是出卖一定期限的。买者只是在期满时才真正取得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因而他先购买商品，后对商品支付。一个商品占有者出售他现有的商品，而另一个商品占有者却只是作为货币的代表或作为未来货币的代表来购买这种商品。卖者成为债权人，买者成为债务人。由于商品的形态变化或商品的价值形式的发展在这里起了变化，货币也就取得了另一种职能。货币成了支付手段。〔注：（96）路德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区别开来。“由于高利贷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1540年维腾贝格版）〕
债权人或债务人的角色在这里是从简单商品流通中产生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的改变，在卖者和买者身上打上了这两个新烙印。最初，同卖者和买者的角色一样，这也是暂时的和由同一些流通当事人交替扮演的角色。但是，现在这种对立一开始就不是那样愉快，并且能够更牢固地结晶起来。〔注：（97）下面一点可以说明18世纪初期英国商人中的债务人和债权人的关系：“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1707年伦敦版第2页）〕而这两种角色还可以不依赖商品流通而出现。例如，古代世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在罗马，这种斗争以负债平民的破产，沦为奴隶而告终。在中世纪，这种斗争以负债封建主的破产，他们的政治权力随着它的经济基础一起丧失而告终。但是在这里，货币形式——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具有货币关系的形式——所反映的不过是更深刻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对抗。
现在我们回到商品流通领域来。等价物——商品和货币——不再同时出现在卖的过程的两极上。现在，第一，货币在决定所卖商品的价格上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由契约规定的所卖商品的价格，计量买者的债务，即买者到期必须支付的货币额。第二，货币执行观念的购买手段的职能。虽然货币只是存在于买者支付货币的承诺中，但它使商品的转手实现了。只是当支付日期到来时，支付手段才真正进入流通，就是说，从买者手里转到卖者手里。流通手段转化为贮藏货币，是因为流通过程在第一阶段中断，或商品的转化形态退出了流通。支付手段进入流通，但这是在商品已经退出流通之后。货币不再是过程的中介。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或作为一般商品，独立地结束这一过程。卖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通过货币来满足某种需要，货币贮藏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是为了以货币形式保存商品，欠债的买者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则是为了能够支付。如果他不支付，他的财产就会被强制拍卖。因此，现在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关系所产生的一种社会必要性，商品的价值形态即货币就成了卖的目的本身。
买者在把商品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把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或者说，他先完成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后完成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卖者的商品在流通，但它只是靠私法的索债权实现它的价格。它在转化为货币之前，已经转化为使用价值。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只是以后才完成的。〔注：（98）“第2版注：从引自我在1859年出版的著作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为什么我在本文中没有谈到相反的形式：“相反，在G—W过程中，货币可以在其使用价值实现之前，或者说，在商品让渡之前，作为现实的购买手段转让出去，从而实现商品的价格。例如通常的预付货款的形式就是如此。英国政府向印度农民购买鸦片时就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是，这里货币不过是在我们已经知道的购买手段的形式上起作用……诚然，资本也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是这个观点不属于简单流通的范围。”（《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19、120页[148]）〕
在流通过程的每一个一定的时期内，到期的债务代表着产生这些债务的已售商品的价格总额。实现这一价格总额所必需的货币量，首先取决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它决定于两种情况：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的锁链，即A从他的债务人B那里得到的货币，付给他的债权人C等等；一是各种不同的支付期限的间隔。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或事后进行的第一形态变化的锁链，同我们前面考察的形态变化系列的交错，有着本质的区别。〔注：［30］见本卷第141—143页。——编者注〕在流通手段的流通中，卖者和买者的联系不仅仅被表现出来，而且这种联系本身只是在货币流通中产生，并且是与货币流通一同产生的。相反地，支付手段的运动则表现了一种在这种运动之前已经现成地存在的社会联系。
若干卖的同时并行，使流通速度对铸币量的补偿作用受到了限制。反之，这种情况却为节省支付手段造成了新的杠杆。随着支付集中于同一地点，使这些支付互相抵消的专门机构和方法就自然地发展起来。例如中世纪里昂的转账处就是如此。只要把A对B、B对C、C对A等等所有的债权对照一下，就可以有一定的数额作为正数和负数互相抵消。这样需要偿付的只是债务差额。支付越集中，差额相对地就越小，因而流通的支付手段量也相对地越小。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包含着一个直接的矛盾。在各种支付互相抵消时，货币就只是在观念上执行计算货币或价值尺度的职能。而在必须进行实际支付时，货币又不是充当流通手段，不是充当物质变换的仅仅转瞬即逝的中介形式，而是充当社会劳动的单个化身，充当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充当绝对商品。这种矛盾在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中称为货币危机〔注：（99）本文所谈的货币危机是任何普遍的生产危机和商业危机的一个特殊阶段，应同那种也称为货币危机的特种危机区分开来。后一种货币危机可以单独产生，只是对工业和商业发生反作用。这种危机的运动中心是货币资本，因此它的直接范围是银行、交易所和金融。（马克思在第3版上加的注）〕的那一时刻暴露得特别明显。这种货币危机只有在一个接一个的支付的锁链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获得充分发展的地方，才会发生。当这一机制整个被打乱的时候，不问其原因如何，货币就会突然直接地从计算货币的纯粹观念形态变成坚硬的货币。这时，它是不能由平凡的商品来代替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毫无价值，而商品的价值在它自己的价值形式面前消失了。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注：（100）“由信用主义这样突然转变到货币主义，就使得实际恐慌又加上了理论恐惧，而流通的当事人在他们自己的关系的深不可测的秘密面前瑟瑟发抖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6页[149]）“穷人没有工作，因为富人没有钱雇用他们，虽然他们和过去一样，拥有同样的土地和劳动力，可以用来生产食物和衣服；正是这些，而不是货币，构成一个国家的真正财富。”（约翰·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劳动学院的建议》1696年伦敦版第3—4页）〕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因此，货币的表现形式在这里也是无关紧要的。不管是用金支付，还是用银行券这样的信用货币支付，货币荒都是一样的。〔注：（101）下面这段话可以说明“商业之友”是如何利用这种时机的：“一次〈1839年〉，一位贪婪的老银行家〈西蒂区的〉在他的私人房间里，坐在写字桌前，揭开桌盖，取出成捆的钞票给他的一位朋友看，并扬扬得意地说，这是60万镑，收回这些钞票，是为了使银根吃紧，在当天3点钟以后，再把它们全部投放出去。”（［亨·罗伊］《兑换理论。1844年的银行法令》1864年伦敦版第81页）1864年4月24日，半官方报纸《观察家报》报道：“现在流传着一种很奇怪的谣言，说已经有一种使银根吃紧的手段……不论采用这类诡计看来是多么值得怀疑，但是这种谣言广为流传，确实值得一提。”〕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定时期内的流通货币的总额。假定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是已知的，这个总额就等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加上到期的支付总额，减去彼此抵消的支付，最后减去同一货币交替地时而作为流通手段、时而作为支付手段的执行职能的流通次数。例如，一个农民卖谷物得到2镑，在这里，这2镑起着流通手段的作用。他在支付日把这2镑用来支付织布者先前交给他的麻布。这时，这2镑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接着织布者又拿现金去买圣经，于是这2镑又重新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如此等等。因此，即使价格、货币流通速度和支付的节省程度是既定的，一定时期内例如一天内流通的货币量和流通的商品量也不再相符。货币在流通，而它所代表的是早已退出流通的商品。商品在流通，而它的货币等价物只有在将来才出现。另一方面，每天订立的支付和同一天到期的支付完全不是可通约的量。〔注：（102）“某日签订的购买总额或契约总额不会影响该日流通的货币量，但是在绝大多数场合，它会变为各种各样的票据，用来取得将来在或远或近的某日进入流通的货币量……今天开的票据或今天提供的信贷无论在数目、总额或期限上都不必同明天或后天开的票据或提供的信贷有什么相似之处。相反地，许多今天的票据和信贷到期时会同以前在许多完全不定的日期欠下的债务相抵。以12个月、6个月、3个月或1个月为期的票据往往凑在一起，以致使某日到期的债务总额特别膨胀起来。”（《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英国一银行家著，1845年爱丁堡版，散见第29、30页）〕
信用货币是直接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出售商品得到的债券本身又因债权的转移而流通。另一方面，随着信用事业的扩大，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也在扩大。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取得了它特有的各种存在形式，并以这些形式占据了大规模交易的领域，而金银铸币则主要被挤到小额贸易的领域中去。〔注：（103）为了举例说明在真正的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实的货币是多么少，我们在这里列出伦敦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莫里逊—狄龙公司）的全年的货币收支表。1856年该公司的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现在折合成一百万镑计算。
收入（单位：镑）支出（单位：镑）
定期支付的银行家和商533596定期支付的票据302674
人的票据
见票即付的银行支票等357715伦敦各银行支票663672
地方银行券9627英格兰银行券22743
英格兰银行券68554金9427
金28089银和铜1484
银和铜1486
邮汇933
────────────────────────────────────────────
总计：1000000镑总计：1000000镑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1858年7月第71页）〕
在商品生产达到一定水平和规模时，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就会越出商品流通领域。货币变成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注：（104）“交易的性质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不是供货和进货，而是出售和支付，一切交易……都建立在货币价格的基础上。”（［丹·笛福］《论公共信贷》1710年伦敦第3版第8页）］〕地租、赋税等等由实物交纳转化为货币支付。这种转化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总的状态，可以由例如罗马帝国两次企图用货币征收一切赋税都告失败来证明。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农民极端贫困，这种受到布阿吉尔贝尔、沃邦元帅等人如此有力地斥责的现象，不仅是由重税引起的，而且是由实物税改为货币税造成的。〔注：（105）“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理财术是“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汁”。“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1卷第413、419、417、418页）〕另一方面，在亚洲，地租的实物形式（它同时又是国税的主要因素）是建立在象自然关系那样一成不变地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形式反过来又维护着这种古老的生产形式。这种支付形式是土耳其帝国自身得以维持的秘密之一。如果欧洲强加于日本的对外贸易使日本把实物地租改为货币地租，日本的模范的农业就会崩溃。这种农业的狭隘的经济存在条件也就会消失。
在每个国家，都规定一定的总的支付期限。撇开再生产的其他周期不说，这些期限部分地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这些期限还调节着那些不是直接由商品流通产生的支付，如赋税、地租等等。这些分散在社会上各个地方的支付在一年的某些天所需的货币量，会在节省支付手段方面引起周期性的但完全是表面的混乱。〔注：（106）克雷格先生对1826年的议会调查委员会说：“1824年圣灵降临节，在爱丁堡，需要如此大量的钞票，以致到11点钟，我们手里连一张钞票也没有了，我们到一家一家银行去商借，但是都没有借到，许多交易都只好凭纸条付款。但是到了下午3点钟，所有的钞票都回到了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这些钞票只不过转转手而已。”在苏格兰，虽然钞票的实际平均流通量还不到300万镑，但是到了一年的各个支付期限，银行家手里所有的钞票（共约700万镑）都要动用。在这种情况下，钞票只是履行一种单一的特殊的职能，这个职能一经完成，它们立刻又各自回到那些发行钞票的银行。（约翰·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1845年伦敦第2版第86页注）为了便于了解，这里附带说一下，在富拉顿写这本书的时候，在苏格兰支付存款，不用支票，而只用钞票。〕从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的规律中可以看出，一切周期性的支付（不问其起因如何）所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反比。〔注：（107）“有人问：“如果一年的贸易额必需有4000万，那么这600万（金）对于贸易所需的周转和流通是否够用呢？”配第以他惯用的巧妙方法回答说：“我回答说够用，如果周转期很短，只有一个星期，像贫苦的手工业者和工人每星期六收付货币那样，那么要花费4000万，有100万的40/52就够了；如果周转期是一季，按照我们交租纳税的习惯，那就要有1000万。因此，假定支付期限总起来说是从1个星期到13个星期之间的平均数，那么1000万加上100万的4052，再求其半数，约等于550万，就是说，我们有550万就够了。”（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伦敦版第13、14页）〕[150]
由于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就必须积累货币，以便到期偿还债务。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作为独立的致富形式的货币贮藏消失了，而作为支付手段准备金的形式的货币贮藏却增长了。
（c）世界货币
货币一越出国内流通领域，便失去了在这一领域内获得的价格标准、铸币、辅币和价值符号等地方形式，又恢复原来的贵金属块的形式。在世界贸易中，商品普遍地展开自己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商品独立的价值形态，也作为世界货币与商品相对立。只有在世界市场上，货币才充分地作为这样一种商品执行职能，这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的社会实现形式。货币的存在方式与货币的概念相适合了。
在国内流通领域内，只能有一种商品充当价值尺度，从而充当货币。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双重价值尺度，即金和银。〔注：（108）因此，法律规定国家银行只能贮藏那种在国内执行货币职能的贵金属，是荒唐的。例如，英格兰银行自己制造的那些“可爱的麻烦”，是众所周知的。关于金银相对价值发生变动的几个大的历史时代，见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6页及以下几页[152]。第2版补注：罗伯特·皮尔爵士在他的1844年的银行法[153]中，力图摆脱这种困境，办法是允许英格兰银行发行以银块作准备金的银行券，但银储备不得超过金储备的14。同时，银的价值按照它在伦敦市场上的市场价格（以金计算的）来估价。〔第4版注：现在我们又处在金银的相对价值剧烈变动的时代。大约25年以前，金银的比价＝1512∶1，现在大约＝22∶1，而且与金相比，银的价值还在继续跌落。这实质上是这两种金属的开采方法发生变革的结果。从前，金几乎完全是从淘洗含金的冲积层即含金岩石的风化物中获得的。现在，这种方法已经不够用了，让位于开采含金石英矿脉的方法，后一种方法虽然古人早已知道（狄奥多鲁斯《史学丛书》第3卷第12—14章），但过去一直居于第二位。另一方面，不仅美国落基山脉的西部发现了新的大银矿，而且还铺设铁路来开发这个银矿和墨西哥银矿，这就有可能运去新式机器和燃料，从而以较低的费用大规模地开采银矿。但是，这两种金属在矿脉中的存在方式是大不相同的。金大都天然是纯的，但是它混杂在石英中，数量极少，因此必须把整批矿石粉碎，而后淘金，或用水银提取金。从100万克石英中，往往只能采到1—3克金，难得采到30—60克金。银很少天然是纯的，但它存在于比较容易从矿脉中开采的特殊的矿石中，这些矿石通常含银40—90％；或者它也少量地混在某些本身值得开采的矿石如铜、铅等等中。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采金所耗费的劳动增多了，而采银所耗费的劳动却大大减少了，所以银的价值降低是不言而喻的。假如银的价格现在不是用人为的办法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那么银的价值降低一定会表现为价格的更大的跌落。目前美洲银矿还只开采了很少一部分，因此完全可以预料，银的价值在长时期内还会继续降低。此外，用于制造日用品和奢侈品的银相对地减少，银制品为镀银品和铝制品等等所代替，这也必然会促使银的价值降低。因此可以断定，复本位制想靠强制的国际行市来把银的价值比例提高到从前的1∶151/2%是一种空想。无宁说，银在世界市场上将越来越失去它的货币属性。——弗·恩·〕〕
世界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执行的职能。它的最主要的职能，是作为支付手段平衡国际贸易差额。由此产生重商主义体系的口号——贸易差额！〔注：（109）“重商主义体系把通过金银来结算贸易顺差当作世界贸易的目的，而重商主义体系的反对者又完全误解了世界货币的职能。我在评论李嘉图时曾详细说明，对贵金属的国际运动的错误理解，不过是反映了对调节流通手段量的规律的错误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50页及以下几页[154]）他的错误教条是：“除了由于流通手段过剩以外，决不会有贸易逆差……铸币的输出是由它的价值低引起的，这不是贸易逆差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155]这个教条我们在巴尔本那里已经见过：“贸易差额，如果它存在的话，不是货币从一国输出的原因。相反地，货币输出是由各国的贵金属价值之间的差别引起的。”（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9页）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中，称赞巴尔本的这种先见之明，但十分机智地避而不谈“通货原理”[156]的荒谬前提在巴尔本那里所表现的素朴形式。这篇书目没有批判性，甚至是不正直的，这种情况在他叙述货币理论史的几章中达到了顶点，因为在这里，麦克库洛赫向奥弗斯顿勋爵（前银行家劳埃德）大献殷勤，把他捧为“银行界公认的领袖”。[157]〕金银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主要是在各国间通常的物质变换的平衡突然遭到破坏的时候。最后，它们充当财富的绝对社会化身是在这样的场合：不是要买或是要支付，而是要把财富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商品市场的行情或者要达到的目的本身，不容许这种转移以商品形式实现。〔注：（110）例如，在提供外援，为进行战争或为恢复银行现金支付而举债等等情况下，价值正是需要货币形式。〕
每个国家，为了国内流通，需要有准备金，为了世界市场的流通，也需要有准备金。因此，货币贮藏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国内流通手段和国内支付手段的职能，一部分来源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注：（110a）“第2版注：“在实行金属本位的国家，有了货币贮藏的机构，无须普遍流通的明显支持，也能够执行清偿国际债务的每种必要的职能，事实上，要证明这点，我想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个例子更有说服力了：法国在遭到外国侵略的毁灭性破坏后刚刚开始恢复，就能够轻易地在27个月内偿付了同盟国加在它身上的近2000万的战争赔款，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但是却没有引起国内货币流通的显著缩减或混乱，也没有引起汇率的任何急剧的波动。”（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第141页）〔第4版注：我们还可以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同一个法国在1871—1873年中的30个月内，轻易地偿付了相当于上述数目10倍多的巨额战争赔款，而且相当大一部分也是用金属货币偿付的。——弗·恩〕〕在后一种职能上，始终需要实在的货币商品，真实的金和银。因此，詹姆斯·斯图亚特为了把金银和它们的仅仅是地方的代表区别开来，就明确地指出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158]
金银的流动是二重的。一方面，金银从产地分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在那里，在不同程度上为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所吸收，以便进入国内流通渠道，补偿磨损了的金银铸币，供给奢侈品的材料，并且凝固为贮藏货币。〔注：（111）“货币根据各国的需要在各国间分配……因为它总是被产品所吸引。”（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6页）“不断提供金银的矿山足以向每个国家提供所需要的数量。”（杰·范德林特《货币万能）第40页》〕这第一种运动是以实现在商品上的本国劳动和实现在贵金属上的金银出产国的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为中介的。另一方面，金银又不断往返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这是一个随着汇率的不断变化而产生的运动。〔注：（112）“汇率每周都会涨落，在一年的某些时间内达到的比率对一国不利，而在另一些时间内又对它有利。”（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39页）〕
资产阶级生产发达的国家把大量集中在银行准备库内的贮藏货币，限制在它执行各种特殊职能所必需的最低限度以内。〔注：（113）一旦加上兑换银行券的基金的职能，这些不同的职能彼此就会发生危险的冲突。〕除了某些例外，如果准备库内的货币贮藏大大超过平均水平，那就表明商品流通停滞了，或者商品形态变化的流动中断了。〔注：（114）“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要的货币是死资本，不会给拥有这些货币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除非在对外贸易中把它们输出和输入。”（约翰·贝勒斯《论贫民》第13页）“如果我们铸币过多，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把最重的铸币熔化，加工成华丽光彩的餐具，金银器皿；或者把它们作为商品输往需要或想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可以把它们拿到利率高的地方去生息。”（威廉·配第《货币略论》第39页）“货币不过是国家躯体的脂肪，过多会妨碍这一躯体的灵活性，太少会使它生病……脂肪使肌肉的动作滑润，在缺乏食物时供给营养，使肌肤丰满，身体美化，同样，货币使国家的活动敏捷，在国内歉收时用来从国外进口食物，清偿债务……使一切美化；当然〈作者最后讽刺说〉，特别是使那班富有货币的人美化。”（威廉·配第《爱尔兰的政治解剖》第14、15页[151]）〕
[10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8—481页。——115。
[108]罗·欧文认为，在未来的新社会中，以银行券形式表现劳动价值的纸币是用于满足国内需要和货物交换的，它的发行必须同现有的储备相适应，它只有同实际的价值产品相交换时才可得到。——115。
[109]威·爱·帕里《航行日志。记威·爱·帕里指挥的赫克拉号和格赖珀号轮船为开辟大西洋至太平洋的西北航线而进行的远航（1819—1820年）》1821年伦敦第2版第277—278页。——116。
[110]见《公共卫生。枢密院卫生视察员的报告》1864年伦敦版第12—17、232—233和248页。——116。
[111][111a]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0—481页。——116、121。
[11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9—470页。——117。
[113]在古代神话里，人类历史分成五个时代。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是五个时代中最初两个时代。在最幸福的黄金时代，人们无忧无虑，只是在后面几个时代，他们的生活才变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个即最后一个时代——黑铁时代——充满／不平，暴行和屠杀。关于这五个时代的传说，在希腊的叙事诗人赫西俄德以及罗马抒情诗人奥维狄乌斯的作品中都有记述。——120。
[114]指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合并，这次合并的结果，使苏格兰最终归并于英格兰。由于这次合并，苏格兰的议会解散了，两国间在经济上的相互阻隔也随之消除了。——120。
[11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6页。——120。
[116]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69页。——121。
[117]乔，威·弗·黑格尔关于概念实现由必然到自由的过渡的观点，见他的《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第147节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6卷）。——123。
[118]圣哲罗姆《给叶夫斯托希亚的信——论童贞的保持》。——123。
[119]但丁《神曲·天堂篇》第24首歌。——124。
[120]关于马克思对斐·拉萨尔这一著作，尤其是对这一注释的解释，见马克思1858年2月1日和1859年2月25日给恩格斯的信。——126。
[121]关于商品的惊险的跳跃，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经谈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3页。——127。
[122]“接受赠马，不看岁口”是罗马古代成语。意思是接受礼物，不会计较好坏。圣哲罗姆在其对《以弗所人书》所作注释的序言中使用了这—成语。——128。
[123]马克思在1978年11月28日给《资本论》俄译者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出把这句话改为：“事实上，每一码的价值也只是耗费在麻布总量上的社会劳动量的一部分的物质化身。”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2版的自用本中也作了同样的修改，不过是别人的手笔。但是，《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和第4版都未作改动。——129。
[124]“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TlwcourseoftrueloveneverdoesrunsmOD出），见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第1幕第1场。——129。
[125]“诗人的分散的肢体”（Disjectamembrapoetae）是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4首中的一句话。——129、397、421、542。
[126]“卖就是买”这句话不是直接出自弗·魁奈，而是出自皮·赛·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见《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392页。——130。
[127]货币没有臭味（nonolet）是指“这类税没有臭味！”这句话是罗马皇帝韦斯帕西安对他的儿子说的，因为他的儿子不同意他征收专门的厕所税。——132。
[128]“永生之水”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4章第14节。——134。
[12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90—493页。——136。
[130]见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33—52页，在那里他说到了危机。紧接第2卷第3册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概要》第459页上他写道：“商品：为卖而买的产品。”——136。
[13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3页。——145。
[13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4—560、564页及以下几页。——147。
[133]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1848年伦敦版第1卷序言第3—4页。——147。
[134]阿·威灵顿率领的英国军队在1808—1815年反对拿破仑第一的战争中曾取得辉煌战果，而英国的威·芬威克将军（卡尔斯从男爵）却在1855年11月27日把他领导防御的卡尔斯城交给了俄国军队。——147。
[135]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第2册第280页。——147。
[136]关于王茂荫改革币制的主张以及他1853年和1854年（咸丰三年和四年）两次向皇帝呈上奏折的情况，详见郭沫若1936年10月写的（《〈资本论〉中的王茂荫》（载于《沫若文集》第11卷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第28—34页）和吴晗1937年3月写的《王茂荫与咸丰时代的币制改革》（载于《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2卷199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4—270页）。——149。
[137]俄国政府1861年才向北京委派公使。在此以前，即从1715年起，“俄罗斯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又称传教士团，布道团）实际上起着官方代表的作用。这里的“公使馆”应为“传道团”。
这里关于中国的著作是指传道团编的文集《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第3卷。该《集刊》由俄文译成德文时书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150。
[138]英语“sovereign”一词，既有“君主”、“帝王”的意思，又是一英镑金币的名称。——150。
[139]乔·威·弗·黑格尔关于一切限度都消失了的观点，见他的《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1部《存在论》1833年柏林版第421—455页（《黑格尔全集》第2卷）。——150。
[140]皮·布阿吉尔贝尔《法国详情》，见《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213页。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片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37页）。——153。
[141]“物的神经”（nexusrerum），意思是各种物的联系，主要的东西。此处当指货币。——154。
[142]马克思把货币称为“抵押品”或“社会的抵押品”，一方面是指亚里士多德的用语（见《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卷第8章第14节），另一方面是指英国经济学家约·贝勒斯对货币下的定义（见约·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马克思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11页）．在这个注中引用了贝勒斯的话。
马克思在他1851年写作的《伦敦笔记》的《完成的货币体系》第LX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48页）中简短地概括了约·格·毕希的论点：“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抵押品。”（见约·格·毕希《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一基尔第2版第1卷第298—299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VI笔记本中还摘录了约·洛克1691年的著作《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中关于“货币是抵押品”的说法（见《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版第2卷第15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110页。——154。
[143]位于福基斯领土上曲德尔斐阿波罗神庙被看作是中立的、不可侵犯的。大量的捐赠和贵重物品使寺庙成为一个重要的财政中心。公元前356年福基斯人占领并抢劫了寺庙区，这导致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即公元前356—346年的第三次神圣战争），马其顿王菲力浦二世也参加了这场战争。几年后（公元前338年凯罗尼亚战役），他把由此而赢得的影响进一步扩大为对希腊的统治。——155。
[144]圣杯，根据中世纪的传说，是耶稣的门徒用来承接耶稣自十字架上流下来的血的神圣杯子。中世纪后，教会规定圣杯（至少杯身）需用金或银制造。如果是银杯，里面还应镀金。有些金杯还要镶嵌珍珠宝石。——156。
[145]“让我们成为富人或外表像富人吧。”引自狄德罗《1767年的沙龙》。——157。
[146]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推行殖民主义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公司长期控制对印度的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158、862。
[147]《东印度（金银条块）。答可尊敬的下院1864年2月8日的质询）第3页。——158。
[148]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34页。——160。
[14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1页。——162。
[150]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收入的《资本论》第1卷第1—4版中，除第1版直接改为“正比”外，其余各版仍为“反比”，但编者在注释中作了如下说明：”马克思这里指的是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参看本卷第141—144页）。由此得出，在支付期限较长的情况下，流通的货币手段增加了。脚注（107）也说明了这一点。”——166。
[151]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威，配第的著作《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1691年伦敦版的附录《献给英明人士》。——166、170、314。
[15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0页及以下几页。——167。
[153]1844年英国政府为了克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困难，根据罗·皮尔的创议，实施了英格兰银行改革法，把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独立部门，即银行部和发行部，并规定银行券应有一定数量的黄金作保证。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发行额限1400万英镑。但是1844年银行法没有取得成效，实际上流通中的银行券的数量不是取决于抵补基金，而是取决于流通领域内对银行券的需求量。在经济危机时期，因货币需要量特别大，英国政府暂时停止实行1844年的法律，增加了没有黄金保证的银行券的总额。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
关于马克思仔细研究英国银行制度的发展和1844年皮尔银行法的情况，见他的1850—1853年《伦敦笔记》的有关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3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7卷第89—94、108—109页；1986年历史考证版第4部分第8卷第111—113、251和269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9、579页。——167、485、886。
[15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3页及以下几页。——168。
[155]见大·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1年伦敦修订第4版。——168。
[156]“通货原理”（Currencyprinciple）或“通货理论”（Curreneytheory）是19世纪广泛流行于英国的一种货币理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1825年开始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所作出的一种反应。它以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为出发点，认为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量。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持稳定的货币流通，并认为银行券的必需的黄金保证和根据贵金属进出口情况调整银行券的发行量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惟一手段。从这些错误的理论前提出发，“通货理论”认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决定性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宣布的货币流通规律遭到破坏。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赛·琼·劳埃蔼（1850年起为奥弗斯顿男爵），罗·托伦斯，乔·沃·诺曼，威·克莱，乔·阿巴思诺特等人。他们主张把金属流通的抽象规律推广到银行券的发行上。除了金属货币以外，他们还把银行券称作“通货”（即流通手段）。他们相信，用贵金属为银行券建立充足的准备金，可以实现稳定的货币流通，认为银行券的发行应按照贵金属的输出、输入来调整。英国政府依据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尝试（包括1844年和1845年银行法）没有收到任何成效，从而证明了这一理论在科学上缺乏根据，在实践上也不能解决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77—580页）。——168、716。
[157]见约，拉·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1845年伦敦版第181页。——168。
[158]詹·斯图亚特关于金银的特征是世界货币的说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柏林版第2卷第370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已提到斯图亚特这一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62页）。——169。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二章交换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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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交换过程
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找寻它的监护人，商品占有者。商品是物，所以不能反抗人。如果它不乐意，人可以使用强力，换句话说，把它拿走。〔注：（37）在以虔诚著称的12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之物。当是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朗迪市场[94]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为了使这些物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监护人必须作为有自己的意志体现在这些物中的人彼此发生关系，因此，一方只有符合另一方的意志，就是说每一方只有通过双方共同一致的意志行为，才能让渡自己的商品，占有别人的商品。可见，他们必须彼此承认对方是私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注：（38）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的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顺便说一下，这就给一切庸人提供了一个使他们感到宽慰的论据，即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如果一个化学家不去研究物质变换的现实规律，并根据这些规律解决一定的问题，却要按照“自然性”和“亲和性”这些“永恒观念”来改造物质变换，那么对于这样的化学家人们该怎样想呢？如果有人说，“高利贷”违背“永恒公平”、“永恒公道”、“永恒互助”以及其他各种“永恒真理”，那么这个人对高利贷的了解比那些说高利贷违背“永恒恩典”、“永恒信仰”和“永恒神意”的教父87的了解又高明多少呢？〕在这里，人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的代表即商品占有者而存在。在研究进程中我们会看到，人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的。
商品占有者与商品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对商品来说，每个别的商品体只是它本身的价值的表现形式。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95]和昔尼克派[96]，它随时准备不仅用自己的灵魂而且用自己的肉体去换取任何别的商品，哪怕这个商品生得比马立托奈斯还丑。商品所缺乏的这种感知商品体的具体属性的能力，由商品占有者用他自己的五种和五种以上的感官补足了。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否则，他就不会把它拿到市场上去。他的商品对别人有使用价值。对他来说，他的商品直接有的只是这样的使用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从而是交换手段。〔注：（39）“因为每种货物都有两种用途。——一种是物本身所固有的，另一种则不然，例如鞋，既用来穿，又可以用来交换。二者都是鞋的使用价值，因为谁用鞋来交换他所需要的东西，例如食物，谁就是利用了鞋。但不是利用鞋的自然用途，因为它不是为交换而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册第9章）〕所以，他愿意让渡他的商品来换取其使用价值为他所需要的商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因此，商品必须全面转手。这种转手就形成商品交换，而商品交换使商品彼此作为价值发生关系并作为价值来实现。可见，商品在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实现以前，必须先作为价值来实现。
另一方面，商品在能够作为价值实现以前，必须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耗费在商品上的人类劳动，只有耗费在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上，才能算数。但是，这种劳动对别人是否有用，它的产品是否能够满足别人的需要，只有在商品交换中才能得到证明。
每一个商品占有者都只想让渡自己的商品，来换取另一个具有能够满足他本人需要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只是个人的过程。另一方面，他想把他的商品作为价值来实现，也就是通过他所中意的任何另一个具有同等价值的商品来实现，而不问他自己的商品对于这另一个商品的占有者是不是有使用价值。就这一点说，交换对于他是一般社会的过程。但是，同一过程不可能同时对于一切商品占有者只是个人的过程，同时又只是一般社会的过程。
我们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对每一个商品占有者来说，每个别的商品都是他的商品的特殊等价物，因而他的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物。但因为一切商品占有者都这样做，所以没有一个商品是一般等价物，因而商品也就不具有使它们作为价值彼此等同、作为价值量互相比较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它们并不是作为商品，而只是作为产品或使用价值彼此对立着。
我们的商品占有者在他们的困难处境中是象浮士德那样想的：起初是行动[97]。因此他们还没有想就已经做起来了。商品本性的规律通过商品占有者的天然本能表现出来。他们只有使他们的商品同任何另一个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相对立，才能使他们的商品作为价值，从而作为商品彼此发生关系。商品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只有社会的行动才能使一个特定的商品成为一般等价物。因此，其他一切商品的社会的行动使一个特定的商品分离出来，通过这个商品来全面表现它们的价值。于是这个商品的自然形式就成为社会公认的等价形式。由于这种社会过程，充当一般等价物就成为被分离出来的商品的独特社会职能。这个商品就成为货币。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98]）
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在交换过程中，各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事实上彼此等同，从而事实上转化为商品。交换的扩大和加深的历史过程，使商品本性中潜伏着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发展起来。为了交易，需要这一对立在外部表现出来，这就要求商品价值有一个独立的形式，这个需要一直存在，直到由于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这种二重化而最终取得这个形式为止。可见，随着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就在同一程度上转化为货币。〔注：（40）依此我们判断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滑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既想使商品生产永恒化，又想废除“货币和商品的对立”，就是说废除货币本身，因为货币只是存在于这种对立中。这么说，我们同样也可以废除教皇而保存天主教了。关于这个问题详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61页及以下几页。[99]〕
直接的产品交换一方面具有简单价值表现形式，另一方面还不具有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x量商品A＝y量商品B。直接的产品交换形式是x量使用物品A＝y量使用物品B。［〔注：（41）只要不是两种不同的使用物品相交换，而是像在野蛮人中间常见的那样，把一堆混杂的东西当作第三种东西的等价物，那么，连直接的产品交换也还处于它的初级阶段。〕在这里，A物和B物在交换之前不是商品，它们通过交换才成为商品。使用物品可能成为交换价值的第一步，就是它作为非使用价值而存在，作为超过它的占有者的直接需要的使用价值量而存在。物本身存在于人之外，因而是可以让渡的。为使这种让渡成为相互的让渡，人们只须默默地彼此当作那些可以让渡的物的私有者，从而彼此当作独立的人相对立就行了。然而这种彼此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在原始共同体的成员之间并不存在，不管这种共同体的形式是家长制家庭，古代印度公社[61]，还是印加国[100]，等等。商品交换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别的共同体或其成员接触的地方开始的。但是物一旦对外成为商品，由于反作用，它们在共同体内部也成为商品。它们交换的量的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能够交换，是由于它们的占有者彼此愿意把它们让渡出去的意志行为。同时，对别人的使用物品的需要渐渐固定下来。交换的不断重复使交换成为有规则的社会过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至少有一部分劳动产品必定是有意为了交换而生产的。从那时起，一方面，物满足直接需要的效用和物用于交换的效用的分离固定下来了。它们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交换价值分离开来。另一方面，它们互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是由它们的生产本身决定的。习惯把它们作为价值量固定下来。
在直接的产品交换中，每个商品对于它的占有者直接就是交换手段，对于它的非占有者直接就是等价物，不过它要对于后者是使用价值。因此，交换物还没有取得同它本身的使用价值或交换者的个人需要相独立的价值形式。随着进入交换过程的商品数量和种类的增多，这种形式就越来越成为必要的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如果不同商品占有者的不同商品在它们的交易中不和同一个第三种商品相交换并作为价值和它相比较，商品占有者拿自己的物品同其他种种物品相交换、相比较的交易就决不会发生。这第三个商品由于成为其他不同商品的等价物，就直接取得一般的或社会的等价形式，虽然是在狭小的范围内。这种一般等价形式同引起这个形式的瞬息间的社会接触一起产生和消失。这种形式交替地、暂时地由这个或那个商品承担。但是，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这种形式就只是固定在某些特殊种类的商品上，或者说结晶为货币形式。它究竟固定在哪一种商品上，最初是偶然的。但总的说来，有两种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货币形式或者固定在最重要的外来交换物品上，这些物品事实上是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的自然形成的表现形式；或者固定在本地可以让渡的财产的主要部分如牲畜这种使用物品上。游牧民族最先发展了货币形式，因为他们的一切财产都具有可以移动的因而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又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经常和别的共同体接触，因而引起产品交换。人们过去常常把作为奴隶的人本身当作原始的货币材料，但是从来没有把土地当作这种材料。这种想法只有在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才会产生。它出现在17世纪最后30多年，而只是在一个世纪以后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有人才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来实现它。[101]
随着商品交换日益突破地方的限制，从而商品价值日益发展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货币形式也就日益转到那些天然适于执行一般等价物这种社会职能的商品身上，即转到贵金属身上。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注：（42）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35页。[102]“贵金属……天然是货币。”（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3卷第137页）〕，这句话已为金银的自然属性适于担任货币的职能而得到证明。〔注：（43）详见我的上述著作中《贵金属》一节。[103]〕但至此我们只知道货币的一种职能：它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或者是商品价值量借以取得社会表现的材料。一种物质只有分成的每一份都是均质的，才能成为价值的适当的表现形式，或抽象的因而等同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另一方面，因为价值量的差别纯粹是量的差别，所以货币商品必须只能有纯粹量的差别，就是说，必须能够随意分割，又能够随意把它的各部分合并起来。金和银就天然具有这种属性。
货币商品的使用价值二重化了。它作为商品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金可以镶牙，可以用作奢侈品的原料等等，此外，它又取得一种由它的独特的社会职能产生的形式上的使用价值。
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只是货币的特殊等价物，而货币是它们的一般等价物，所以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来同作为一般商品的货币〔注：（44）“货币是一般商品。”（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第16页）〕发生关系。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形式只是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固定在一种商品上面的反映。〔注：［20］见本卷第86—87、105—106页。——编者注〕所以，只有在那些从货币的完成的形态出发而从后往前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是商品”〔注：（45）“我们可以统称为贵金属的金银本身，是……价值……时涨时落的……商品……当重量较小的贵金属可以购买数量较大的本国农产品或工业品等等时，我们可以认为贵金属的价值较高。”（［西·克莱门特］（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一个商人著，1695年伦敦版第7页）“银和金，已铸币的或者未铸币的，虽然被用作计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是它们和酒、油、烟、布或毛织物一样，也是商品。”（［乔·柴尔德］《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1689年伦敦版第2页）“王国的财产和财富严格地说不能只限于货币，金和银也不能被排除在商品之外。”（［托·帕皮隆］《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1677年伦敦版第4页）〕才是一种发现。对于交换过程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换过程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有人由于把这两种规定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金银的价值是想象的。〔注：（46）“金银在成为货币以前，作为金属就具有价值。”（加利阿尼《货币论》第72页）洛克说：“由于银具有适于作货币的质，人们就一致同意给银一种想象的价值。”［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版第2卷第15页］与此相反，罗说：“不同的国家怎能给某物以一种想象的价值……或者说，这种想象的价值怎能保持下去呢？”但是请看他本人对这个问题了解得多么差：“银按照它具有的使用价值即它的实际价值进行交换；由于它被用作货币，又取得一个追加价值。”（约翰·罗《论货币和贸易》，载于欧·德尔编《18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第469、470页）〕由于货币在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是一种单纯符号。但另一方面，在这种误解里面包含了一种预感：物的货币形式是物本身以外的东西，它只是隐藏在物后面的人的关系的表现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符号，因为它作为价值只是耗费在它上面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注：（47）“货币是它（商品）的符号。”（韦·德·福尔邦奈《商业学入门》1766年莱顿新版第2卷第143页）“货币作为符号被商品吸引。”（同上，第155页）“货币是某种物的符号，并且代表这种物。”（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全集》1767年伦敦版第2卷第3页）“货币不是单纯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它不代表价值，它是价值的等价物。”（勒特罗纳《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第910页）“当我们考察价值的概念时，物本身只是被看作一种符号，物不是被当作物本身，而是被当作它所值的东西。”（黑格尔《法哲学》第100页）法学家早在经济学家[88]以前，就宣扬货币是单纯符号、贵金属价值纯属想象的观念；这些法学家这样做是为了向王权献媚，他们在整个中世纪时期，一直以罗马帝国的传统和《学说汇纂》[104]中的货币概念，作为国王伪造铸币的权利的依据。这些法学家的好学生，菲力浦六世·瓦卢瓦[105]在1346年的一项法令中说：“无论何人不得亦不应怀疑，惟朕有权……处理铸币事宜，决定铸币之制造、形状与储存，颁布有关铸币之命令，并遵照符合朕意之办法及价格将铸币付诸流通。”货币价值由皇帝下令规定，是罗马法的定则。当时明文禁止把货币当作商品。“任何人均不得购买货币，货币为公共使用而设，不应成为商品。”[106]对于这个问题，乔·弗·帕尼尼《试论物品的合理价格》（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751年版第2卷）作了很好的说明。特别在这一著作的第二部分，帕尼尼同法学家先生们展开了论战。〕但是，当人们把物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一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取得的物质性质说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把这些性质说成是人随意思考的产物。这是18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其目的是要在人们还不能解释人的关系的谜一般的形态的产生过程时，至少暂时把这种形态的奇异外观除掉。
前面已经指出，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并不包含该商品的价值量的量的规定〔注：［21］〈见本卷第71页。——编者注〉〕。即使我们知道金是货币，因而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我们并不因此就知道例如10磅金的价值是多少。货币同任何商品一样，只能相对地通过别的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量。它本身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并且是通过任何另一个凝结着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商品的量表现出来的。〔注：（48）“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一盎司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生产一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两盎司银像以前获得一盎司银花费一样多，那么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一蒲式耳谷物值10先令，而它以前值5先令。”（威廉·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31页）〕金的相对价值量是在金的产地通过直接的物物交换确定的。当它作为货币进入流通时，它的价值已经是既定的了。还在17世纪最后几十年，人们已经知道货币是商品，这在货币分析上是跨出很大一步的开端，但终究只是开端而已。困难不在于了解货币是商品，而在于了解商品怎样、为什么、通过什么成为货币。〔注：（49）罗雪尔教授先生教训我们说：“错误的货币定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多一些，一类认为货币比商品少一些。”接着他杂乱无章地开列了一份关于货币性质的著作的目录，从这个书目丝毫也不能了解真实的货币理论史。最后他训诫说：“此外，不能否认，大部分现代国民经济学家对于使货币不同于其他商品的那些特性〈莫非指比商品多一些或少一些吗？〉是注意得不够的……就这一点说，加尼耳之流的半重商主义的反动就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了。”（威廉·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58年第3版第207—210页）多一些——少一些——不够——就这一点说——不是完全！这就是对概念下的定义！而罗雪尔先生还谦逊地把这类教授式的折中主义空谈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的“解剖生理学的方法”！不过有一个发现要归功于他，那就是：货币是“一种快意的商品”。〕
我们已经看到，在x量商品A＝y量商品B这个最简单的价值表现中，就已经存在一种假象，似乎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自己的等价形式，似乎这种形式是天然的社会属性。〔注：［22］见本卷第62—73页。——编者注〕我们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是怎样确立起来的。当一般等价形式同一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这种假象就完全形成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中介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有出什么力就发现一个在它们之外、与它们并存的商品体是它们自身的现成的价值形态。这些物，即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就是由此而来的。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首先就是通过他们的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这一点而表现出来。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
[61]古代印度社会是古印度社会典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关系产生的时期。作为生产者集体的村社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与农业相联系的人组成。它相当独立地组织几乎所有地区的以人工灌溉和排水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受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村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把手工业纳入农业生产中。村社的原始形式的特点保持了很久。虽然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出现了财产差异（村社中开始形成阶级），但村社成员的土地优先权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形成以及手工业继续受农业的约束）阻止了村社最后的瓦解。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67、476—478页）。——55、107、413。
[88]“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赛·杜·德奈穆尔已经给印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99、110。
[94]朗迪是巴黎近郊的一个地方，12—19世纪每年都在这里举办一次大集市。——103。
[95]平等派是17世纪英国革命时期代表无地或少地农民利益的激进派别，全称真正平等派，又称掘地派。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井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来实现这种思想。——104。
[96]昔尼克派是公元前3世纪古希腊的主张自然主义的哲学学派，又译犬儒学派，由安提斯泰尼所创立。这个学派崇尚自然，但是把自然和社会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它反映了城邦贫民和被剥夺了部分权利的自由民对大奴隶主骄奢淫逸生活的消极反抗，蔑视财富，祟尚俭朴，昔尼克派最突出的表现是一种有意的伤风败俗和玩世不恭的行为。——104、503。
[97]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3场《浮士德的书斋》。——105。
[98]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7章第13节和第13章第16—17节。《启示录》（或《约翰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写于1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是暗指货币。——106。
[9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80页及以下几页，另见马克思对蒲鲁东主义者路·阿·达里蒙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59——88页）。——106。
[100]印加国是南美洲西南部的古国。其君主称印加，国民称印加人。11世纪以后，艾马拉和克丘亚酉两大部落在秘鲁库斯科谷地陆续兼并邻近地区，15世纪中叶形成强大的奴隶制国家。但保存了很多原始社会残余。印加社会有严密的行政制度，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平民和奴隶。社会基本单位是有共同祖先的一些家庭组成的氏族公社或村社（Aylla）．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16世纪，印加国最盛时期曾扩展到现在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1533年被西班牙殖民者消灭。——107。
[10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16页和475—476页。——108。
[10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50页。——108。
[10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48—552页。——108。
[104]《学说汇纂》是罗马民法典的主要部分，它汇集了罗马法学家著作中一些符合奴隶主利益的摘录。它是在拜占庭查士丁尼一世执政时编著的，公元533年作为法律公布。《学说汇纂》包含如下的看法：货币是抽象的价值量，贵金属金银也同样只有虚构的价值，这个价值可以由最高的国家权力任意规定。——110。
[105]菲力浦六世·瓦卢瓦多次发动反对英国的战争，这促使他多次下令征税井导致铸币质量下降。——110。
[106]这句话引自君士坦丁二世于公元356年颁布的一项诏书（见《狄奥多西法典》第IX章第23节第2段）。《狄奥多西法典》是由东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二世执政时编纂的，它收集了4世纪和5世纪皇帝的敕令。——111。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一章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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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
第一章商品
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注：（1）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3页[53]。〕，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
商品首先是一个外界的对象，一个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物。这种需要的性质如何，例如是由胃产生还是由幻想产生，是与问题无关的。〔注：（2）“欲望包含着需要；这是精神的食欲，就像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尼古拉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2、3页）］〕这里的问题也不在于物怎样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作为生活资料即消费品来直接满足，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来间接满足。
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有用。发现这些不同的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注：（3）“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是巴尔本用来表示使用价值的专门用语〉，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尼古拉斯·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1696年伦敦版第6页）磁石吸铁的属性只是在通过它发现了磁极性以后才成为有用的。〕为有用物的量找到社会尺度，也是这样。商品尺度之所以不同，部分是由于被计量的物的性质不同，部分是由于约定俗成。
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注：（4）“任何物的自然worth［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类生活带来方便。”（约翰·洛克《略论降低利息的后果》（1691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1777年伦敦版第2卷第28页）在17世纪，我们还常常看到英国著作家用“worth”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表示交换价值；这完全符合英语的精神，英语喜欢用日耳曼语源的词表示直接的东西，用罗马语源的词表示被反映的东西。〕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因此，商品体本身，例如铁、小麦、金钢石等等，就是使用价值，或财物。商品体的这种性质，同人取得它的使用属性所耗费的劳动的多少没有关系。在考察使用价值时，总是以它们的量的规定性为前提，如一打表，一码布，一吨铁等等。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商品学这门学科提供材料。〔注：（5）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流行着一种法律拟制[54]，认为每个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都具有百科全书般的商品知识。〕使用价值只是在使用或消费中得到实现。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注：（6）“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的交换关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889页）〕，这个比例随着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不断改变。因此，交换价值好像是一种偶然的、纯粹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商品固有的、内在的交换价值（valeurintrinsèque）似乎是一个形容语的矛盾〔注：［15］“形容语的矛盾”的原文是“contradictioinadjecto”，指“圆形的方”，“木制的铁”一类的矛盾。——编者注〕。〔注：（7）“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6页）或者象巴特勒所说：∕“物的价值∕正好和它会换来的东西相等。”[55]〕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
某种一定量的商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同x量鞋油或y量绸缎或z量金等等交换，总之，按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小麦有许多种交换价值，而不是只有一种。既然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都是一夸特小麦的交换价值，那么，x量鞋油、y量绸缎、z量金等等就必定是能够互相代替的或同样大的交换价值。由此可见，第一，同一种商品的各种有效的交换价值表示一个等同的东西。第二，交换价值只能是可以与它相区别的某种内容的表现方式，“表现形式”。
我们再拿两种商品例如小麦和铁来说。不管二者的交换比例怎样，总是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一定量的小麦等于若干量的铁，如1夸特小麦＝a英担铁。这个等式说明什么呢？它说明在两种不同的物里面，即在1夸特小麦和a英担铁里面，有一种等量的共同的东西。因而这二者都等于第三种东西，后者本身既不是第一种物，也不是第二种物。这样，二者中的每一个只要是交换价值，就必定能化为这第三种东西。
用一个简单的几何学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为了确定和比较各种直线形的面积，就把它们分成三角形，再把三角形化成与它的外形完全不同的表现——底乘高的一半。各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同样要化成一种共同东西，各自代表这种共同东西的多量或少量。
这种共同东西不可能是商品的几何的、物理的、化学的或其他的天然属性。商品的物体属性只是就它们使商品有用，从而使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来说，才加以考虑。另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的明显特点，正在于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在商品交换关系中，只要比例适当，一种使用价值就和其他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完全相等。或者像老巴尔本说的：
“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注：（8）“只要交换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交换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何差别或区别的……价值100镑的铅或铁与价值100镑的银和金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尼·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第53页和第7页）〕
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因而不包含任何一个使用价值的原子。
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也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那么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体的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什么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
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来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本身中，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同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东西。如果真正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就得到刚才已经规定的它们的价值。因此，在商品的交换关系或交换价值中表现出来的共同东西，也就是商品的价值。研究的进程会使我们再把交换价值当作价值的必然的表现方式或表现形式来考察，但现在，我们应该首先不管这种形式来考察价值。
可见，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那么，它的价值量是怎样计量的呢？是用它所包含的“形成价值的实体”即劳动的量来计量。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而劳动时间又是用一定的时间单位如小时、日等作尺度。
可能会有人这样认为，既然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一个人越懒，越不熟练，他的商品就越有价值，因为他制造商品需要花费的时间越多。但是，形成价值实体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类劳动力，虽然它是由无数单个劳动力构成的。每一个这种单个劳动力，同别一个劳动力一样，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只要它具有社会平均劳动力的性质，起着这种社会平均劳动力的作用，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例如，在英国使用蒸汽织布机[56]以后，把一定量的纱织成布所需要的劳动可能比过去少一半。实际上，英国的手工织布工人把纱织成布仍旧要用以前那样多的劳动时间，但这时他一小时的个人劳动的产品只代表半小时的社会劳动，因此价值也降到了它以前的一半。
可见，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注：（9）第2版注：“当它们〈生活必需品〉互相交换的时候，它们的价值取决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和通常所用掉的劳动量。”（《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伦敦版第36、37页）上一世纪的这部值得注意的匿名著作没有注明出版日期。但从它的内容可以看到，该书是在乔治二世时代，大约1739年或1740年出版的。〕在这里，单个商品是当作该种商品的平均样品。〔注：（10）“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特殊情况为转移。”（勒特罗纳《论社会利益》第893页）〕因此，含有等量劳动或能在同样劳动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的比例，就是生产前者的必要劳动时间同生产后者的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注：（11）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6页。[57]〕
因此，如果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商品的价值量也就不变。但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每一变动而变动。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例如，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同一劳动量用在富矿比用在贫矿能提供更多的金属等等。金刚石在地壳中是很稀少的，因而发现金刚石平均要花很多劳动时间。因此，很小一块金刚石就代表很多劳动。杰科布怀疑金是否按其全部价值支付过。[58]至于金刚石，就更可以这样说了。厄什韦葛说过，到1823年，巴西金刚石矿80年的总产量的价格还赶不上巴西甘蔗种植园或咖啡种植园一年半平均产量的价格，[59]虽然前者代表的劳动多得多，从而价值也多得多。如果发现富矿，同一劳动量就会表现为更多的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降低。假如能用不多的劳动把煤转化为金刚石，金刚石的价值就会低于砖的价值。总之，劳动生产力越高，生产一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就越少，凝结在该物品中的劳动量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相反地，劳动生产力越低，生产一种物品的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多，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大。可见，商品的价值量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地变动，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地变动。
一个物可以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在这个物不是以劳动为中介而对人有用的情况下就是这样。例如，空气、处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林等等。一个物可以有用，而且是人类劳动产品，但不是商品。谁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生产的虽然是使用价值，但不是商品。要生产商品，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为别人生产使用价值，即生产社会的使用价值。〔而且不只是简单地为别人。中世纪农民为封建主生产作为代役租的粮食，为神父生产作为什一税的粮食。但不管是作为代役租的粮食，还是作为什一税的粮食，都并不因为是为别人生产的，就成为商品。要成为商品，产品必须通过交换，转到把它当作使用价值使用的人的手里。〕〔注：（11a）第4版注：我插进了括号里的这段话，因为省去这段话常常会引起误解，好像不是由生产者本人消费的产品，马克思都认为是商品。——弗·恩·］〕最后，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物品。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
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起初我们看到，商品是一种二重的东西，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后来表明，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也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注：（12）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第12、13等页。[60]〕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因此，在这里要较详细地加以说明。
我们就拿两种商品如1件上衣和10码麻布来说。假定前者的价值比后者的价值大一倍。所以，如果10码麻布＝W，则1件上衣＝2W。
上衣是满足一种特殊需要的使用价值。要生产上衣，就需要进行特定种类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是由它的目的、操作方式、对象、手段和结果决定的。由自己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由自己产品是使用价值来表示自己的有用性的劳动，我们简称为有用劳动。从这个观点来看，劳动总是联系到它的有用效果来考察的。
上衣和麻布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同样，决定它们存在的劳动即缝和织，也是不同质的。如果这些物不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从而不是不同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它们就根本不能作为商品来互相对立。上衣不会与上衣交换，一种使用价值不会与同种的使用价值交换。
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是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虽然不能反过来说商品生产是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在古代印度公社[61]中就有社会分工，但产品并不成为商品。或者拿一个较近的例子来说，每个工厂内都有系统的分工，但是这种分工不是由工人交换他们个人的产品引起的。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可见，每个商品的使用价值都包含着一定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或有用劳动。各种使用价值如果不包含不同质的有用劳动，就不能作为商品互相对立。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形式的社会里，也就是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作为独立生产者的私事而各自独立进行的各种有用劳动的这种质的区别，发展成一个多支的体系，发展成社会分工。
对上衣来说，无论是裁缝自己穿还是他的顾客穿，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它都是起使用价值的作用。同样，上衣和生产上衣的劳动之间的关系本身，也并不因为裁缝劳动成为专门职业，成为社会分工的一个独立的部分就有所改变。在有穿衣需要的地方，在有人当裁缝以前，人已经缝了几千年的衣服。但是，上衣、麻布以及任何一种不是天然存在的物质财富要素，总是必须通过某种专门的、使特殊的自然物质适合于特殊的人类需要的、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创造出来。因此，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注：（13）“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自然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惟一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韦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小麦，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彼得罗·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1、22页）］〕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
上衣、麻布等等使用价值，简言之，种种商品体，是自然物质和劳动这两种要素的结合。如果把上衣、麻布等等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有用劳动的总和除外，总还剩有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注：（13）“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自然的一般规律引起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惟一要素；价值〈指使用价值，尽管韦里在这里同重农学派论战时自己也不清楚说的是哪一种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小麦，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彼得罗·韦里《政治经济学研究》1771年初版，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15卷第21、22页）］〕不仅如此，他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本身中还要经常依靠自然力的帮助。因此，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惟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62]
我们曾假定，上衣的价值比麻布大一倍。但这只是量的差别，我们先不去管它。我们要记住的是，假如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那么，20码麻布就与1件上衣具有同样的价值量。作为价值，上衣和麻布是有相同实体的物，是同种劳动的客观表现。但缝和织是不同质的劳动。然而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同一个人时而缝时而织，因此，这两种不同的劳动方式只是同一个人的劳动的变化，还不是不同的人的专门固定职能，正如我们的裁缝今天缝上衣和明天缝裤子只是同一个人的个人劳动的变化一样。其次，一看就知道，在我们资本主义社会里，随着劳动需求方向的改变，总有一定部分的人类劳动时而采取缝的形式，时而采取织的形式。劳动形式发生这种变换时不可能没有摩擦，但这种变换是必定要发生的。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质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这只是耗费人类劳动力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当然，人类劳动力本身必须已有或多或少的发展，才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耗费。但是，商品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劳动本身，是一般人类劳动的耗费。正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将军或银行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人本身则扮演极卑微的角色一样〔注：（14）参看黑格尔《法哲学》1840年柏林版第250页190节。〕，人类劳动在这里也是这样。它是每个没有任何专长的普通人的有机体平均具有的简单劳动力的耗费。简单平均劳动本身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但在一定的社会里是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因此，少量的复杂劳动等于多量的简单劳动。经验证明，这种简化是经常进行的。一个商品可能是最复杂的劳动的产品，但是它的价值使它与简单劳动的产品相等，因而本身只表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注：①见本卷第613—622页。——编者注〕〔注：（15）读者应当注意，这里指的不是工人得到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或价值，而是指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对象化的商品价值。在我们叙述的这个阶段，工资这个范畴根本还不存在。①〕各种劳动化为当作它们的计量单位的简单劳动的不同比例，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为了简便起见，我们以后把各种劳动力直接当作简单劳动力，这样就省去了简化的麻烦。
因此，正如在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中，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差别被抽去一样，在表现为这些价值的劳动中，劳动的有用形式即缝和织的区别也被抽去了。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是有一定目的的生产活动同布和纱的结合，而作为价值的上衣和麻布不过是同种劳动的凝结，同样，这些价值所包含的劳动之所以算作劳动，并不是因为它们同布和纱发生了生产上的关系，而只是因为它们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正是由于缝和织具有不同的质，它们才是形成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和麻布的要素；而只是由于它们的特殊的质被抽去，由于它们具有相同的质，即人类劳动的质，它们才是上衣价值和麻布价值的实体。
可是，上衣和麻布不仅是价值一般，而且是一定量的价值。我们曾假定，1件上衣的价值比10码麻布的价值大一倍。它们价值量的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由于麻布包含的劳动只有上衣的一半，因而生产后者所要耗费劳动力的时间必须比生产前者多一倍。
因此，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在前一种情况下，是怎样劳动，什么劳动的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劳动多少、劳动时间多长的问题。既然商品的价值量只是表示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那么，在一定的比例上，各种商品应该总是等量的价值。
如果生产一件上衣所需要的一切有用劳动的生产力不变，上衣的价值量就同上衣自身的数量一起增加。如果一件上衣代表x个工作日，两件上衣就代表2x个工作日，依此类推。假定生产一件上衣的必要劳动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在前一种场合，一件上衣就具有以前两件上衣的价值，在后一种场合，两件上衣就只有以前一件上衣的价值，虽然在这两种场合，上衣的效用和从前一样，上衣包含的有用劳动的质也和从前一样。但生产上衣所耗费的劳动量有了变化。
更多的使用价值本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比一件上衣多。两件上衣可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量可能同时下降。这种对立的运动来源于劳动的二重性。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它事实上只决定有目的的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但它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会是不同的：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生产力降低时就少些。因此，那种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了的总量的价值量。反之亦然。
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一切劳动，另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就具体的有用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注：（16）第2版注：为了证明“只有劳动才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用来估计和比较各种商品价值的最后的和现实的惟一尺度”，亚·斯密写道：“等量的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工人本身都必定具有同样的价值。在工人的健康、精力和活动正常的情况下，在他的所能具有的平均熟练程度的情况下，他总是要牺牲同样多的安宁、自由和］幸福”（《国富论》第1卷第5章）。一方面，亚·斯密在这里（不是在每一处）把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混为一谈，因而他力图证明，等量的劳动总是具有同样的价值。另一方面，他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又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而不是把它也看作正常的生命活动。诚然，他看到的是现代雇佣工人。——注（9）提到的亚·斯密的那位匿名的前辈的说法要恰当得多。他说：“某人制造这种必需品用了一个星期……而拿另一种物与他进行交换的人要确切地估计出什么是真正的等值物，最好计算出什么东西会花费自己同样多的labour［劳动］和时间。这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一定时间内在一物上用去的劳动，同另一个人在同样的时间内在另一物上用去的劳动相交换。”（《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39页）——〔第4版注：英语有一个优点，它有两个不同的词来表达劳动的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创造使用价值的并且在质上得到规定的劳动叫作work，以与labour相对；创造价值的并且只在量上被计算的劳动叫作labour，在与work相对。见英译本第14页脚注。——弗·恩·〕〕
3．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商品是以铁、麻布、小麦等等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形式出现的。这是它们的日常的自然形式。但它们所以是商品，只因为它们是二重物，既是使用物品又是价值承担者。因此，它们表现为商品或具有商品的形式，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二重的形式，即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
商品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快嘴桂嫂，你不知道对它怎么办。同商品体的可感觉的粗糙的对象性正好相反，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因此，每一个商品不管你怎样颠来倒去，它作为价值物总是不可捉摸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商品只有作为同一的社会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才具有价值对象性，因而它们的价值对象性纯粹是社会的，那么不言而喻，价值对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会关系中表现出来。我们实际上也是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注：［17］见本卷第49-50页。——编者注〕现在我们必须回到价值的这种表现形式。
谁都知道——即使他别的什么都不知道，——商品具有同它们使用价值的五光十色的自然形式成鲜明对照的、共同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但是在这里，我们要做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做的事情：指明这种货币形式的起源，就是说，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这样，货币的谜就会随着消失。
显然，最简单的价值关系就是一个商品同另一个不同种的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价值关系。因此，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
x量商品A＝y量商品B，或x量商品A值y量商品B。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
（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两个不同种的商品A和B，如我们例子中的麻布和上衣，在这里显然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麻布通过上衣表现自己的价值，上衣则成为这种价值表现的材料。前一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后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前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者说，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后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同时又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相反，这个等式只是说，20码麻布无非是20码麻布，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即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等价物的商品不能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另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诚然，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种表现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1件上衣＝20码麻布，或1件上衣值20码麻布。但是，要相对地表现上衣的价值，我就必须把等式倒过来，而一旦我这样做，成为等价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衣了。可见，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种形式。不仅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
一个商品究竟是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等价形式，完全取决于它当时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就是说，取决于它是价值被表现的商品，还是表现价值的商品。
（2）相对价值形式
（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
要发现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表现怎样隐藏在两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首先必须完全撇开这个价值关系的量的方面来考察这个关系。人们通常的做法正好相反，他们在价值关系中只看到两种商品的一定量彼此相等的比例。他们忽略了，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因而是可通约的。〔注：（17）第2版注：少数经济学家，例如赛·贝利，曾分析价值形式，但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把价值形式同价值混为一谈，其次，是因为在讲求实用的资产者的粗鄙的影响下，他们一开始就只注意量的规定性。“对量的支配……构成价值。”（《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11页）作者赛·贝利。〕
不论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件上衣，或＝x件上衣，也就是说，不论一定量的麻布值多少件上衣，每一个这样的比例总是包含这样的意思：麻布和上衣作为价值量是同一单位的表现，是同一性质的物。麻布＝上衣是这一等式的基础。
但是，这两个被看作质上等同的商品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只有麻布的价值得到表现。是怎样表现的呢？是通过同上衣的关系，把上衣当作它的“等价物”，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在这个关系中，上衣是价值的存在形式，是价值物，因为只有作为价值物，它才是与麻布相同的。另一方面，麻布自身的价值存在显示出来了，或得到了独立的表现，因为只有作为价值，麻布才能把上衣当作等值的东西，或与它能交换的东西。比如，丁酸是同甲酸丙酯不同的物体。但二者是由同一些化学实体——碳（C）、氢（H）、氧（O）构成，而且是以相同的百分比构成，即C4H8O2。假如甲酸丙酯被看作与丁酸相等，那么，在这个关系中，第一，甲酸丙酯只是C4H8O2的存在形式，第二，就是说，丁酸也是由C4H8O2构成的。可见，通过使甲酸丙酯同丁酸相等，丁酸与自身的物体形态不同的化学实体被表现出来了。
如果我们说，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人类劳动的凝结，那么，我们的分析就是把商品化为价值抽象，但是并没有使它们具有与它们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在一个商品和另一个商品的价值关系中，情形就不是这样。在这里，一个商品的价值性质通过该商品与另一个商品的关系而显露出来。
例如当上衣作为价值物被看作与麻布相等时，前者包含的劳动就被看作与后者包含的劳动相等。固然，缝上衣的劳动是一种与织麻布的劳动不同的具体劳动。但是，把缝看作与织相等，实际上就是把缝化为两种劳动中确实等同的东西，化为它们的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通过这种间接的办法还说明，织就它织出价值而论，不具有和缝相区别的特征，所以是抽象人类劳动。只有不同种商品的等价表现才使形成价值的劳动的这种特殊性质显示出来，因为这种等价表现实际上是把不同种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化为它们的共同东西，化为一般人类劳动。〔注：（17a）第2版注：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看出了价值的本质，他说：“因为一般说来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最正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1836年波士顿版第2卷第267页）。富兰克林没有意识到，既然他“用劳动”来估计一切物的价值，他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这样就把这些劳动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他虽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却把它说了出来。他先说“一种劳动”，然后说“另一种劳动”，最后说的是没有进一步限定的“劳动”，也就是作为一切物的价值实体的劳动。〕
然而，只把构成麻布价值的劳动的特殊性质表现出来，是不够的。处于流动状态的人类劳动力或人类劳动形成价值，但本身不是价值。它在凝固的状态中，在对象化的形式上才成为价值。要使麻布的价值表现为人类劳动的凝结，就必须使它表现为一种“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与麻布本身的物体不同，同时又是麻布与其他商品所共有的。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是当作与麻布同质的东西，是当作同一性质的物，因为它是价值。在这里，它是当作表现价值的物，或者说，是以自己的可以捉摸的自然形式表示价值的物。当然，上衣，作为商品体的上衣，只是使用价值。一件上衣同任何一块麻布一样，不表现价值。这只是证明，上衣在同麻布的价值关系中，比在这种关系之外，多一层意义，正像许多人穿上镶金边的上衣，比不穿这种上衣，多一层意义一样。
在上衣的生产上，人类劳动力的确是以缝的形式被耗费的。因此，上衣中积累了人类劳动。从这方面看，上衣是“价值承担者”，虽然它的这种属性即使把它穿破了也是看不出来的。在麻布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只是显示出这一方面，也就是当作物体化的价值，当作价值体。即使上衣扣上了纽扣，麻布在它身上还是认出与自己同宗族的美丽的价值灵魂。但是，如果对麻布来说，价值不同时采取上衣的形式，上衣在麻布面前就不能表示价值。例如，如果在A看来，陛下不具有B的仪表，因而不随着国王的每次更换而改变容貌、头发等等，A就不会把B当作陛下。
可见，在上衣成为麻布的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上衣形式起着价值形式的作用。因此，商品麻布的价值是表现在商品上衣的物体上，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上。作为使用价值，麻布是在感觉上与上衣不同的物；作为价值，它却是“与上衣等同的东西”，因而看起来就象上衣。麻布就这样取得了与它的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它的价值存在通过它和上衣相等表现出来，正像基督徒的羊性通过他和上帝的羔羊[63]相等表现出来一样。
我们看到，一当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时，商品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它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为了说明它的高尚的价值对象性不同于它的浆硬的物体，它就说，价值看起来像上衣，因此它自己作为价值物，就同上衣相像，正如两个鸡蛋相像一样。顺便指出，除希伯来语以外，商品语言中也还有其他许多确切程度不同的方言。例如，要表达商品B同商品A相等是商品A自己的价值表现，德文“Wertsein”［价值，价值存在］就不如罗曼语的动词valere，valer，valoir［值］表达得确切。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64]
可见，通过价值关系，商品B的自然形式成了商品A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商品B的物体成了反映商品A的价值的镜子。〔注：（18）在某种意义上，人很像商品。因为人来到世间，既没有带着镜子，也不像费希特派的哲学家那样，说什么我就是我，所以人起初是以别人来反映自己的。名叫彼得的人把自己当作人，只是由于他把名叫保罗的人看作是和自己相同的。因此，对彼得来说，这整个保罗就以他保罗的肉体成为人这个物种的表现形式。〕商品A同作为价值体，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的商品B发生关系，就使B的使用价值成为表现A自己价值的材料。在商品B的使用价值上这样表现出来的商品A的价值，具有相对价值形式。
（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凡是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都是一定量的使用物品，如15舍费耳小麦、100磅咖啡等等。这一定量的商品包含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因而，价值形式不只是要表现价值一般，而且要表现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因此，在商品A和商品B如麻布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这种商品不仅作为价值体一般被看作在质上同麻布相等，而且是作为一定量的价值体或等价物如1件上衣被看作同一定量的麻布如20码麻布相等。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20码麻布值1件上衣”这一等式的前提是：1件上衣和20码麻布正好包含有同样多的价值实体。就是说，这两个商品量耗费了同样多的劳动或等量的劳动时间。但是生产20码麻布或1件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是随着织或缝的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现在我们要较详细地研究一下这种变化对价值量的相对表现的影响。
I．麻布的价值起了变化〔注：（19）“价值”一词在这里是用来指一定量的价值即价值量，前面有的地方已经这样用过。〕，上衣的价值不变。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例如由于种植亚麻的土地肥力下降而增加一倍，那么麻布的价值也就增大一倍。这时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2件上衣，因为现在1件上衣包含的劳动时间只有20码麻布的一半。相反地，如果生产麻布的必要劳动时间例如由于织机改良而减少一半，那么，麻布的价值也就减低一半。这样，现在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可见，在商品B的价值不变时，商品A的相对价值即它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A的价值成正比。
II．麻布的价值不变，上衣的价值起了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生产上衣的必要劳动时间例如由于羊毛歉收而增加一倍，现在不是20码麻布＝1件上衣，而是20码麻布＝1/2件上衣。相反地，如果上衣的价值减少一半，那么，20码麻布＝2件上衣。因此，在商品A的价值不变时，它的相对的、表现在商品B上的价值的增减，与商品B的价值变化成反比。
我们把I、II类的各种情形对照一下就会发现，相对价值的同样的量的变化可以由完全相反的原因造成。所以，20码麻布＝1件上衣变为：1．20码麻布＝2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增加一倍，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减低一半；2．20码麻布＝1/2件上衣，或者是由于麻布的价值减低一半，或者是由于上衣的价值增加一倍。
III．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必要劳动量可以按照同一方向和同一比例同时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两种商品的价值发生什么变动，依旧是20码麻布＝1件上衣。只有把它们同价值不变的第三种商品比较，才会发现它们的价值的变化。如果所有商品的价值都按同一比例同时增减，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保持不变。它们的实际的价值变化可以由以下这个事实看出：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现在提供的商品量都比过去多些或少些。
IV．生产麻布和上衣的各自的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它们的价值，可以按照同一方向但以不同的程度同时发生变化，或者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等等。这种种可能的组合对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根据I、II、III类的情况就可以推知。
可见，价值量的实际变化不能明确地，也不能完全地反映在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即相对价值量上。即使商品的价值不变，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发生变化。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它的相对价值也可能不变，最后，商品的价值量和这个价值量的相对表现同时发生的变化，完全不需要一致。〔注：（20）第2版注：庸俗经济学以惯有的机警利用了价值量和它的相对表现之间的这种不一致现象。例如：“只要承认，A由于同它相交换的B提高而降低，虽然这时在A上所耗费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少，这样，你们的一般价值原理就破产了……如果承认，由于与B相对而言，A的价值提高，所以与A相对而言，B的价值就降低，那么，李嘉图提出的关于商品的价值总是取决于商品所体现的劳动量这个大原理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既然A的费用的变化不仅改变了它本身的价值（与同它相交换的B相对而言），而且也改变了B的价值（与A的价值相对而言），虽然生产B所需要的劳动量并未发生任何变化，那么，不仅确认商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量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要破产，而且断言商品的生产费用调节商品价值的学说也要破产。”（约·布罗德赫斯特《政治经济学》1842年伦敦版第11、14页）∥布罗德赫斯特先生也可以说：看看10/20、10/50、10/100等等分数罢。即使10这个数字不变，但它的相对量，它与分母20、50、100相对而言的量却不断下降。可见，整数（例如10）的大小由它包含的单位数来“调节”这个大原理破产了。〕
（3）等价形式
我们说过，当商品A（麻布）通过不同种商品B（上衣）的使用价值表现自己的价值时，它就使商品B取得一种独特的价值形式，即等价形式〔注：［18］见本卷第62—63页。——编者注〉〕。商品麻布显示出它自身的价值存在，是通过上衣没有取得与自己的物体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而与它相等。这样，麻布表现出它自身的价值存在，实际上是通过上衣能与它直接交换。因此，一个商品的等价形式就是它能与另一个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
如果一种商品例如上衣成了另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等价物，上衣因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属性，即处于能够与麻布直接交换的形式，那么，这根本没有表明上衣与麻布交换的比例。既然麻布的价值量已定，这个比例就取决于上衣的价值量。不管是上衣表现为等价物，麻布表现为相对价值，还是相反，麻布表现为等价物，上衣表现为相对价值，上衣的价值量总是取决于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和它的价值形式无关。但是一旦上衣这种商品在价值表现中取得等价物的地位，它的价值量就不是作为价值量来表现了。在价值等式中，上衣的价值量不如说只是充当某物的一定的量。
例如，40码麻布“值”什么呢？2件上衣。因为上衣这种商品在这里起着等价物的作用，作为使用价值的上衣与麻布相对立时是充当价值体，所以，一定量的上衣也就足以表现麻布的一定的价值量。因此，两件上衣能够表现40码麻布的价值量，但是两件上衣决不能表现它们自己的价值量，即上衣的价值量。在价值等式中，等价物始终只具有某物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单纯的量的形式，对这一事实的肤浅了解，使贝利同他的许多先驱者和后继者都误认为价值表现只是一种量的关系。其实，商品的等价形式不包含价值的量的规定。
在考察等价形式时看见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值的表现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但是请注意，对商品B（上衣、小麦或铁等等）来说，这种转换只有在任何别的商品A（麻布等等）与它发生价值关系时，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因为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己当作等价物来同自己发生关系，因而也不能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形来表现它自己的价值，所以它必须把另一商品当作等价物来同它发生关系，或者使另一商品的自然外形成为它自己的价值形式。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用衡量商品体本身即使用价值的尺度作例子。塔糖是物体，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们看不见也摸不着塔糖的重量。现在我们拿一些不同的铁块来，这些铁块的重量是预先确定了的。铁的物体形式，就其自身来说，同塔糖的物体形式一样，不是重的表现形式。要表现塔糖是重的，我们就要使它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铁充当一种只表示重而不表示别的东西的物体。因此，铁的量充当糖的重量尺度，对糖这个物体来说，它只是重的体现，重的表现形式。铁只是在糖或其他任何要测定重量的物体同它发生重量关系的时候，才起这种作用。如果两种物都没有重，它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因此一种物就不能成为另一种物的重的表现。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上，我们就会在实际上看到，当作有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因而在一定的比例上也具有同样的重量。铁这个物体作为重量尺度，对于塔糖来说，只代表重，同样，在我们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对于麻布来说，也只代表价值。
但是，类比只能到此为止。在塔糖的重量表现中，铁代表两个物体共有的自然属性，即它们的重，而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代表这两种物的超自然属性，即它们的价值，某种纯粹社会的东西。
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把自己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自己的物体和物体属性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表现为与上衣相同的东西，因此，这个表现本身就说明其中隐藏着一种社会关系。等价形式却相反。等价形式恰恰在于：商品体例如上衣这个物本身就表现价值，因而天然就具有价值形式。当然，只是在商品麻布把商品上衣当作等价物的价值关系中，才是这样。〔注：（21）这种反思的规定[65]是十分奇特的。例如，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臣民同他发生关系。反过来，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臣民，是因为他是国王。〕但是，因为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同他物的关系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所以上衣似乎天然具有等价形式，天然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属性，就像它天然具有重的属性或保暖的属性一样。从这里就产生了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这种性质只是在等价形式以货币这种完成的形态出现在政治经济学家的面前的时候，才为他的资产阶级的短浅的眼光所注意。于是他用不太耀眼的商品代替金银，并以一再满足的心情反复列举各种曾经充当过商品等价物的普通商品，企图以此来说明金银的神秘性质。他没有料到，最简单的价值表现，如20码麻布＝1件上衣，就已经提出了等价形式的谜让人们去解开。
充当等价物的商品的物体总是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又总是某种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产品。因此，这种具体劳动就成为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例如，如果上衣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那么，在上衣内实际地实现的缝劳动就只当作抽象人类劳动的实现形式。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缝劳动的有用性不在于造了衣服，从而造了人，〔注：［19］原文套用了德国谚语“KleidermachenLeute”，直译是：“衣服造人”，转义是：“人靠衣装”。——译者注〕而在于造了一种物体，使人们能看出它是价值，因而是与物化在麻布价值内的劳动毫无区别的那种劳动的凝结。要造这样一面反映价值的镜子，缝劳动本身就必须只是反映它作为人类劳动的这种抽象属性。
缝的形式同织的形式一样，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因此，二者都具有人类劳动的一般属性，因而在一定的情况下，比如在价值的生产上，就可以只从这个角度来考察。这并不神秘。但是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上事情却变了样。例如，为了表明织不是在它作为织这个具体形式上，而是在它作为人类劳动这个一般属性上形成麻布的价值，我们就要把缝这种制造麻布的等价物的具体劳动，作为抽象人类劳动的可以捉摸的实现形式与织相对立。
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既然这种具体劳动，即缝，只是当作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表现，它就具有与别种劳动即麻布中包含的劳动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它同其他一切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上的劳动。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可见，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点就会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5张床＝1间屋”
“无异于”：
“5张床＝若干货币”。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要求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66]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没有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同等意义的劳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7+耀出他的天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4）简单价值形式的总体
一个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包含在它与一个不同种商品的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中。商品A的价值，通过商品B能与商品A直接交换而在质上得到表现，通过一定量的商品B能与既定量的商品A交换而在量上得到表现。换句话说，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它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得到独立的表现的。在本章的开头，我们曾经依照通常的说法，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严格说来，这是不对的。商品是使用价值或使用物品和“价值”。一个商品，只要它的价值取得一个特别的、不同于它的自然形式的表现形式，即交换价值形式，它就表现为这样的二重物。孤立地考察，它绝没有这种形式，而只有同第二个不同种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或交换关系时，它才具有这种形式。只要我们知道了这一点，上述说法就没有害处，而只有简便的好处。
我们的分析表明，商品的价值形式或价值表现由商品价值的本性产生，而不是相反，价值和价值量由它们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表现方式产生。但是，这正是重商主义者和他们的现代复兴者费里埃、加尼耳之流〔注：（22）第2版注：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查）《论政府和贸易和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沙尔·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21年巴黎第2版。〕的错觉[67]，也是他们的反对者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巴师夏之流的错觉。[68]重商主义者看重价值表现的质的方面，从而看重在货币上取得完成形态的商品等价形式，相反地，必须以任何价格出售自己的商品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则看重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方面。因此，在他们看来，商品的价值和价值量只存在于由交换关系引起的表现中，也就是只存在于每日行情表中。苏格兰人麦克劳德，由于他的职责是用尽可能博学的外衣来粉饰伦巴特街[69]的杂乱的观念，而成了迷信的重商主义者和开明的自由贸易贩子之间的一个成功的综合。[70]
更仔细地考察一下商品A同商品B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商品A的价值表现，就会知道，在这一关系中商品A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价值的形态，而商品B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价值形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了，在这个关系中，价值要被表现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个表现价值的商品只是直接当作交换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简单的价值形式，就是该商品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在一切社会状态下，劳动产品都是使用物品，但只是历史上一定的发展时代，也就是使生产一个使用物所耗费的劳动表现为该物的“对象的”属性即它的价值的时代，才使劳动产品转化为商品。由此可见，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同时又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因此，商品形式的发展也是同价值形式的发展一致的。
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
商品A的价值表现在某个商品B上，只是使商品A的价值同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此也只是使商品A同某一种与它自身不同的个别商品发生交换关系，而不是表现商品A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质的等同和量的比例。与一个商品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适应的，是另一个商品的个别等价形式。所以，在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上衣只是对麻布这一种个别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然而个别的价值形式会自行过渡到更完全的形式。通过个别的价值形式，商品A的价值固然只是表现在一个别种商品上，但是这后一个商品不论是哪一种，是上衣、铁或小麦等等，都完全一样。随着同一商品和这种或那种不同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也就产生它的种种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注：（22a）第2版注：例如在荷马的著作中，一物的价值是通过一系列各种不同的物来表现的。[71]〕它可能有的价值表现的数目，只受与它不同的商品种类的数目的限制。这样，商品的个别的价值表现就转化为一个可以不断延长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的系列。
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z量商品A＝u量商品B，或＝v量商品C，或＝w量商品D，或＝x量商品E，或＝其他
（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40磅咖啡，或＝1夸特小麦，或＝2盎斯金，或＝12吨铁，或＝其他）
（1）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现在，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无数的元素上。每一种其他的商品体都成为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注：（23）因此，如果麻布的价值用上衣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上衣价值。如果麻布的价值用谷物来表现，我们就说麻布的谷物价值，依此类推。每一个这种表现都意味着，在上衣、谷物等等的使用价值上表现出来的是麻布的价值。“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表示该商品在交换中的关系，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称它的价值为……谷物价值、呢绒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1825年伦敦版第39页）这部在英国曾经轰动一时的匿名著作的作者赛·贝利以为，只要这样指出同一商品价值具有种种不同的相对表现，就消除了规定价值概念的任何可能。虽然他目光短浅，但触及了李嘉图学说的弱点，李嘉图学派[72]例如在《威斯敏斯特评论》上攻击贝利时流露的愤激情绪，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样，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为形成这个价值的劳动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其他任何一种人类劳动都与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种劳动具有什么样的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对象化在上衣、小麦、铁或金等等之中。因此，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个别商品发生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作为商品，它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同时，商品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表明，商品价值是同它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没有关系的。
在第一种形式即20码麻布＝1件上衣中，这两个商品能以一定的量的比例相交换，可能是偶然的事情。相反地，在第二种形式中，一个根本不同于偶然现象并且决定着这种偶然现象的背景马上就显露出来了。麻布的价值无论是表现在上衣、咖啡或铁等等无数千差万别的、属于各个不同占有者的商品上，总是一样大的。两个单个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偶然关系消失了。显然，不是交换调节商品的价值量，恰好相反，是商品的价值量调节商品的交换比例。
（2）特殊等价形式
每一种商品，上衣、茶叶、小麦、铁等等，都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充当等价物，因而充当价值体。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一定的自然形式，现在都成为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与其他许多特殊等价形式并列。同样，种种不同的商品体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现在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同样多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
（3）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第一，商品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永无止境。每当新出现一种商品，从而提供一种新的价值表现的材料时，由一个个的价值等式连结成的锁链就会延长。第二，这条锁链形成一幅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拼成的五光十色的镶嵌画。最后，像必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如果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那么，每一个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反映在与它相适应的等价形式中。因为每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在这里都是一个特殊等价形式，与无数别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所以只存在着有局限性的等价形式，其中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同样，每个特殊的商品等价物中包含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只是人类劳动的特殊的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现形式。诚然，人类劳动在这些特殊表现形式的总和中，获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总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没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的总和，或第一种形式的等式的总和构成，例如：
20码麻布＝1件上衣，
20码麻布＝10磅茶叶，等等。
但是每一个这样的等式倒转过来也包含着一个同一的等式：
1件上衣＝20码麻布，
10磅茶叶＝20码麻布，等等。
事实上，如果一个人用他的麻布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从而把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么，其他许多商品占有者也就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因此，把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其他等等这个系列倒转过来，也就是说，把事实上已经包含在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系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C．一般价值形式
1件上衣=
10磅茶叶=
40磅咖啡=
1夸特小麦=
2盎斯金=
1/2吨铁=
x量商品A=
等等=
20码麻布
（1）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性质
现在，商品价值的表现：1．是简单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唯一的商品上；2．是统一的，因为都是表现在同一的商品上。它们的价值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因而是一般的。
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二者都只是使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一种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或商品体不同的东西。
第一种形式提供的价值等式是：1件上衣＝20码麻布，10磅茶叶＝12吨铁，等等。上衣的价值表现为与麻布等同，茶叶的价值表现为与铁等同，等等，但是与麻布等同和与铁等同——上衣和茶叶各自的这种价值表现是不相同的，正如麻布和铁不相同一样。很明显，这种形式实际上只是在最初交换阶段，也就是在劳动产品通过偶然的、间或的交换而转化为商品的阶段才出现。
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式更完全地把一种商品的价值同它自身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因为例如上衣的价值现在是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上与它的自然形式相对立，上衣的价值现在与麻布等同，与铁等同，与茶叶等同，与其他一切东西等同，只是不与上衣等同。另一方面，在这里商品的任何共同的价值表现都直接被排除了，因为在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其他一切商品现在都只是以等价物的形式出现。扩大的价值形式，事实上是在某种劳动产品例如牲畜不再是偶然地而已经按照习惯同其他不同的商品交换的时候，才出现的。
新获得的形式使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在从商品世界中分离出来的同一种商品上，例如表现在麻布上，因而使一切商品的价值都通过它们与麻布等同而表现出来。每个商品的价值作为与麻布等同的东西，现在不仅与它自身的使用价值相区别，而且与一切使用价值相区别，正因为这样才表现为它和一切商品共有的东西。因此，只有这种形式才真正使商品作为价值互相发生关系，或者使它们互相表现为交换价值。
前两种形式表现一种商品的价值，或者是通过惟一一个不同种的商品，或者是通过许多种与它不同的商品构成的系列。在这两种情况下，使自己取得一个价值形式可以说是个别商品的私事，它完成这件事情是不用其他商品帮助的。对它来说，其他商品只是起着被动的等价物的作用。相反地，一般价值形式的出现只是商品世界共同活动的结果。一个商品所以获得一般的价值表现，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同时也用同一个等价物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而每一种新出现的商品都要这样做。这就表明，因为商品的价值对象性只是这些物的“社会存在”，所以这种对象性也就只能通过它们全面的社会关系来表现，因而它们的价值形式必须是社会公认的形式。
现在，一切商品，在与麻布等同的形式上，不仅表现为在质上等同，表现为价值一般，而且同时也表现为在量上可以比较的价值量。由于它们都通过同一个材料，通过麻布来反映自己的价值量，这些价值量也就互相反映。例如，10磅茶叶＝20码麻布，40磅咖啡＝20码麻布。因此，10磅茶叶＝40磅咖啡。或者说，1磅咖啡所包含的价值实体即劳动，只等于1磅茶叶所包含的1/4。
商品世界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使被排挤出商品世界的等价物商品即麻布，获得了一般等价物的性质。麻布自身的自然形式是这个世界的共同的价值形态，因此，麻布能够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它的物体形式是当作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得见的化身，一般的社会的蛹化。同时，织，这种生产麻布的私人劳动，也就处于一般社会形式，处于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构成一般价值形式的无数等式，使实现在麻布中的劳动，依次等于包含在其他商品中的每一种劳动，从而使织成为一般人类劳动的一般表现形式。这样，对象化在商品价值中的劳动，不仅消极地表现为被抽去了实在劳动的一切具体形式和有用属性的劳动。它自身的积极的性质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就是把一切实在劳动化为它们共有的人类劳动的性质，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把劳动产品表现为只是无差别人类劳动的凝结物的一般价值形式，通过自身的结构表明，它是商品世界的社会表现。因此，它清楚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劳动的一般的人类的性质形成劳动的特殊的社会的性质。
（2）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
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相适应的。但是必须指出，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一种商品的简单的或个别的相对价值形式使另一种商品成为个别的等价物。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一个商品的价值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的表现，赋予其他一切商品以种种不同的特殊等价物的形式。最后，一种特殊的商品获得一般等价形式，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使它成为它们统一的、一般的价值形式的材料。
价值形式发展到什么程度，它的两极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之间的对立，也就发展到什么程度。
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就已经包含着这种对立，但没有使这种对立固定下来。我们从等式的左边读起，麻布是相对价值形式，上衣是等价形式，从等式的右边读起，上衣是相对价值形式，麻布是等价形式。在这里，要把握住两极的对立还相当困难。
在第二种形式中，每一次总是只有一种商品可以完全展开它的相对价值，或者说，它自身具有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与它相对立，处于等价形式。在这里，不能再变换价值等式（例如20码麻布＝1件上衣，或＝10磅茶叶，或＝1夸特小麦等等）的两边的位置，除非改变价值等式的全部性质，使它从总和的价值形式转化为一般的价值形式。
最后，后面一种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给予商品世界以一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除了一个惟一的例外，商品世界的一切商品都不能具有一般等价形式。因此，一种商品如麻布处于能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或者说，处于直接的社会的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都不是处于这种形式。〔注：（24）实际上从一般的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决不可能看出，它是一种对立的商品形式，是同不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分不开的，就像一块磁铁的阳极同阴极分不开一样。因此，设想能够同时在一切商品上打上能直接交换的印记，就像设想能够把一切天主教徒都变成教皇一样。对于把商品生产看作人类自由和个人独立的顶峰的小资产者来说，去掉与这种形式相联系的缺点，特别是去掉商品的不能直接交换的性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就是对这种庸俗空想的描绘；我在别的地方曾经指出[73]，这种社会主义连首创的功绩也没有，在它以前很久，就由格雷、布雷以及其他人更好地阐述过了。在今天，这并不妨碍这种智慧以“科学”的名义在一定范围内蔓延开来。没有一个学派比蒲鲁东学派[74]更会滥用“科学”这个字眼了，因为∥“缺乏概念的地方，∥字眼就及时出现”。[75]〕〕
相反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则不能具有商品世界的统一的、从而是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如果麻布，或任何一种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的商品，要同时具有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那么，它必须自己给自己充当等价物。于是我们得到的就是20码麻布＝20码麻布，这是一个既不表现价值也不表现价值量的同义反复。要表现一般等价物的相对价值，我们就必须把第三种形式倒过来。一般等价物没有与其他商品共同的相对价值形式，它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其他一切商品体的无限的系列上。因此，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第二种形式，现在表现为等价物商品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
（3）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种商品。另一方面，一个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第三种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这种排挤的结果最终只剩下一种特殊的商品，从这个时候起，商品世界的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等价形式同这种独特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种独特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各种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个商品中间，有一个特定的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因此，我们在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D．货币形式
20码麻布=
1件上衣=
10磅茶叶=
40磅咖啡=
1夸特小麦
1/2吨铁=
x量商品A=
2盎斯金
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惟一区别，只是金现在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惟一的进步是在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金的独特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旦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一个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麻布的“价格形式”是：
20码麻布＝2盎斯金，
如果2盎斯金的铸币名称是2镑，那就是：
20码麻布＝2镑。
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难。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即扩大的价值形式，而第二种形式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20码麻布＝1件上衣，或者x量商品A＝y量商品B。因此，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胚胎。
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种简单而平凡的东西。对商品的分析表明，它却是一种很古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就商品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作为人类劳动的产品才具有这些属性这个角度来考察，它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通过自己的活动按照对自己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态。例如，用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就转化为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76]了。它不仅用它的脚站在地上，而且在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从它的木脑袋里生出比它自动跳舞还奇怪得多的狂想。〔注：（25）我们想起了，当世界其他一切地方好像静止的时候，中国和桌子开始跳起舞来，以激励别人。[77]〕
可见，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样，这种神秘性质也不是来源于价值规定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怎样不同，它们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感官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作为决定价值量的基础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劳动的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态下，人们对生产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注：（26）第2版注：在古日耳曼人中，一摩尔根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摩尔根又叫作Tagwerk［一日的工作］（或Tagwanne）（jurnale或jurnalis，terrajiurnalis，jornalis或diurnalis），Mannaerk［一人的工作］，Mannskraft［一人的力量］，Mannsmaad，Mannshauet［一人的收割量］等等。见格奥尔格·路德维希·冯·毛勒《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和城市制度以及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1854年慕尼黑版第129页及以下几页。〕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
可见，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物之间的一种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商品世界的这种拜物教性质，像以上分析已经表明的，是来源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
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总劳动。因为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所以，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证实为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换使劳动产品之间、从而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取得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对象性是与它们的感觉上各不相同的使用对象性相分离的。劳动产品分裂为有用物和价值物，实际上只是发生在交换已经十分广泛和十分重要的时候，那时有用物是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物的价值性质还在物本身的生产中就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另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成它们作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私人生产者的头脑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这种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反映在从实际交易，产品交换中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中，也就是把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有用性，反映在劳动产品必须有用，而且是对别人有用的形式中；把不同种劳动的相等这种社会性质，反映在这些在物质上不同的物即劳动产品具有共同的价值性质的形式中。
可见，人们使他们的劳动产品彼此当作价值发生关系，不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物只是同种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注：（27）第2版注：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加利阿尼《货币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1803年米兰版第3卷第221页）〕因此，价值没有在额上写明它是什么[78]。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转化为社会的象形文字。后来，人们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涵义，要了解他们自己的社会产品的秘密，因为把使用物品规定为价值，正像语言一样，是人们的社会产物。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只是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它决没有消除劳动的社会性质的物的外观。彼此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采取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的形式——商品生产这种特殊生产形式才具有的这种特点，对受商品生产关系束缚的人们来说，无论在上述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永远不变的，正像空气形态在科学把空气分解为各种元素之后，仍然作为一种物理的物态继续存在一样。
产品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用自己的产品能换取多少别人的产品，就是说，产品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这些比例由于习惯而逐渐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们就好像是由劳动产品的本性产生的。例如，1吨铁和2盎斯金的价值相等，就像1磅金和1磅铁虽然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但是重量相等一样。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在交换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制。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注：（28）“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律呢？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1844年巴黎版）〕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消除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纯粹是偶然决定的这种假象，但是决没有消除这种决定所采取的物的形式。
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而成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容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已经是不变的了）以前，就已经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价值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说，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荒谬是一目了然的。但是当上衣、皮靴等等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或者金银，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这种种形式恰好形成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因此，一旦我们逃到其他的生产形式中去，商品世界的全部神秘性，在商品生产的基础上笼罩着劳动产品的一切魔法妖术，就立刻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注：（29）第2版注：甚至李嘉图也离不开他的鲁滨逊故事[79]。“他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对象化在鱼和野味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的比例交换鱼和野味。在这里他犯了时代错误，他竟让原始的渔夫和原始的猎人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参看1817年伦敦交易所通用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80]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会形式。”（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8、39页[81]）〕，那么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尽管他的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活动形式，因而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连麦·维尔特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但是正因为人身依附关系构成该社会的基础，劳动和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它们作为劳役和实物贡赋而进入社会机构之中。在这里，劳动的自然形式，劳动的特殊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而不是像在商品生产基础上那样，劳动的一般性是劳动的直接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农奴都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个人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交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中世纪人们在相互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系始终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形式。〔注：（30）第2版注：“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有制的形式是斯拉夫人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有制形式，就会证明，从原始的公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能从印度的公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0页）[82]〕这里有个更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粮食、牲畜、纱、麻布、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家庭劳动的不同产品，但它们不是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纺、织、缝等等，在其自然形式上就是社会职能，因为这是这样一个家庭的职能，这个家庭就像商品生产一样，有它本身的自然形成的分工。家庭内的分工和家庭各个成员的劳动时间，是由性别年龄上的差异以及随季节而改变的劳动的自然条件来调节的。但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力的耗费，在这里本来就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规定，因为个人劳动力本来就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而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换一个方面，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在那里，鲁滨逊的劳动的一切规定又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品。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一个社会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个人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产者在共同产品的个人可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一般的社会生产关系是这样的：生产者把他们的产品当作商品，从而当作价值来对待，而且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把他们的私人劳动当作等同的人类劳动来互相发生关系。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在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83]下，产品转化为商品、从而人作为商品生产者而存在的现象，处于从属地位，但是共同体越是走向没落阶段，这种现象就越是重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像伊壁鸠鲁的神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84]，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生产有机体比资产阶级的社会生产有机体简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尚未成熟，尚未脱掉同其他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或者以直接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为基础。它们存在的条件是：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85]。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或一系列物质生存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史的自然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虽然不充分〔注：（31）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在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看到。[86]至于价值一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明确地和十分有意识地把表现为价值的劳动同表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济学事实上是作了这种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量的方面，有时从质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各种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惟一的原始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此外，这一切东西确实只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页）我们只指出，李嘉图在德斯杜特的话中塞进了自己的更加深刻的思想。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在这里是指劳动）的价值，然后再用这种价值去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却把德斯杜特的话读作：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具有二重表现的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富，它们的不同性质）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后他不禁愣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揭示了这些形式所掩盖的内容。但它甚至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一内容要采取这种形式呢？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值，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呢？〔注：（32）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从来没有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人物，象亚·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因此，我们发现，在那些完全同意用劳动时间来计算价值量的经济学家中间，对于货币即一般等价物的完成形态的看法是极为混乱和矛盾的。例如，在考察银行业时，这一点表现得特别明显，因为在这里关于货币的通常的定义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与此相对立的，出现了复兴的重商主义体系（加尼耳等人[67b]），这一体系在价值中只看到社会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只看到这种社会形式的没有实体的外观。——在这里，我断然指出，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威·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而庸俗经济学却只是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它为了对可以说是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一再反复咀嚼科学的经济学早就提供的材料。在其他方面，庸俗经济学则只限于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美好世界的陈腐而自负的看法加以系统化，赋以学究气味，并且宣布为永恒的真理。〕一些公式本来在额上写着[78b]，它们是属于生产过程支配人而人还没有支配生产过程的那种社会形态的，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它们竟像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成了不言而喻的自然必然性。因此，政治经济学对待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就像教父[87]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一样。〔注：（33）“经济学家们[88]的论证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宗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版第113页[89]）巴师夏先生认为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这真是滑稽可笑。如果人们几百年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过程，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的世界的物质基础，就像资产阶级经济构成现今世界的物质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的生产方式是以某种掠夺制度为基础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像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像巴师夏这样的经济学侏儒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家德文报纸在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时（1859年）对我的指责。[90]在那本书中我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91]。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一切提法固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和古代世界的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但有一点很清楚，中世纪不能靠天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这两个时代谋生的方式和方法表明，为什么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而在中世纪天主教起着主要作用。此外，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而从另一方面说，唐·吉诃德误认为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结果遭到了惩罚。〕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规定所具有的物的外观，使一部分经济学家迷惑到什么程度，也可以从关于自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是表示消耗在物上的劳动的一定社会方式，它就像汇率一样并不包含自然物质。
由于商品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的最一般的和最不发达的形式（因此它早就出现了，虽然不像今天这样是占统治地位的、从而是典型的方式），所以，它的拜物教性质显得还比较容易看穿。但是在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连这种简单性的外观也消失了。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而蔑视货币主义的现代经济学，当它考察资本时，它的拜物教不是也很明显吗？认为地租是由土地而不是由社会产生的重农主义幻觉，又破灭了多久呢？
为了不致涉及以后的问题，这里仅仅再举一个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现在，让我们听听经济学家是怎样说出商品内心的话的：
“价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注：（34）《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1821年伦敦版第16页〕“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注：（35）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165页及以下几页。[92]〕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是那些自以为有深刻的批判力、发现了这种化学物质的经济学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为他们作证的是这样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的过程中实现。在这里，我们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他教导巡丁西可尔说[93]：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领”。〔注：（36）《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说他把交换价值从一种只是相对的东西转化为一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金刚石、珍珠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主义者对贝利的答复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部联系的任何说明。〕
[5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9页。——47。
[54]法律拟制（fictiojuris）本是法律上一个原则，即把现实中不存在的事实在法律上当作存在的事实来处理。正文中的意思是指一种与现实相矛盾的假定。——48、662。
[55]套用了赛·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2部第1首中的一句诗。——49。
[56]1785年，埃，卡特赖特发明了机械织布机。在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蒸汽织布机得到较广泛的使用。——52。
[57]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2页。“作为价值”在那里是“作为交换价值”。——53。
[58]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两卷集）1831年伦敦版。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用了杰科布的这句话：“可能在所有时代，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都超过它们历来被支付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79页。——53。
[59]见赫·梅里韦尔《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1841年伦敦版第1卷第52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直接引用了这句话：“厄什韦葛（在1823年）估计，在巴西，80年间开采的金刚石的总价值还赶不上18个月中所生产的砂糖或咖啡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246页。——53。
[60]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7页及以下几页。——55。
[61]古代印度社会是古印度社会典型的劳动组织形式，形成于原始社会瓦解、阶级社会关系产生的时期。作为生产者集体的村社由当地的农民和其他以某种方式与农业相联系的人组成。它相当独立地组织几乎所有地区的以人工灌溉和排水为基础的生产。由于受气候和地理位置的限制，村社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制度，即把手工业纳入农业生产中。村社的原始形式的特点保持了很久。虽然在大约公元前1世纪中期出现了财产差异（村社中开始形成阶级），但村社成员的土地优先权继续存在（种姓制度形成以及手工业继续受农业的约束）阻止了村社最后的瓦解。见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第137—144页），以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67、476—478页）。——55、107、413。
[62]威·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见他的《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47页。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了配第的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333、428页）；他在1875年4—5月写的《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中，批评了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的论点。——57。
[63]“上帝的羔羊”，见《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66。
[64]“巴黎确实值一次弥撒”（Parisvautbienunemesse）是亨利四世的话。1593年，当巴黎人答应承认他为国王，条件是他应由新教改宗天主教时，他说了这句话。——67。
[65]关于反思规定，见黑格尔（逻辑学）第1卷（客观逻辑）第2部（本质论）1834年柏林版（（黑格尔全集）第4卷）。——72。
[66]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第99、100页。——75。
[67][67b]关于弗·路·奥·费里埃和沙，加尼耳的重商主义的观点，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IX笔记本第39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58—361页。——76、99。
[68]马克思所说的现代自由贸易贩子，除了弗·巴师夏之外，还有德国自由贸易派的信徒如约·普林斯—斯密、维·伯默特、尤·孚赫、奥·米夏埃利斯、麦·希尔施、海·舒尔采—德里奇等人。他们为工人举办讲座，其中一部分人还在工人协会中宣传他们的目的。——76。
[69]伦巴特街是伦敦西蒂区的一条街，一些大银行设在这里；伦敦金融市场的同义语。——76。
[70]这是马克思对亨·邓·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1866年伦敦第2版作出的评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538页；马克思1868年3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也有对该书的评价。——76。
[71]见荷马《伊利亚特》第7章。——78。
[72]马克思所说的李嘉图学派是指以罗·托伦斯、詹·穆勒和约·斯·穆勒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在大·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17年在伦敦出版之后用庸俗经济学取代了古典资产阶级经济学，试图用资产阶级的方式来解决李嘉图理论中的基本对立。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是由于它无法解决两个问题：“（1）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2）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1页）。对这一学派的详细分析，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9页—第VIII笔记本第347页。——79、356、590。
[73]指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第2节，其中马克思提到下述著作：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威·汤普森《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托·娄·埃德蒙兹《实践的、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他还详细地引用了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一书。而约·格雷《社会制度》一书，马克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78—480页）。——85。
[74]马克思所说的蒲鲁东学派是指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的拥护者。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蒲鲁东振主张建立“交换银行”和发放无息贷款，以维护小生产者的私有制；他们宣传用改良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坏的”方面，保留资本主义“好的”方面；他们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和政治斗争，主张取消任何政府和国家。在19世纪50和60年代，他们在法国工人运动巾曾有强大的影响。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尤其是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582页）中的批判，“蒲鲁东主义被连根铲除了”（马克思1859年7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驳倒了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的社会主义观。公社成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坟墓”（见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但蒲鲁东的一些重要思想，如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和他的反国家主义，在各种无政府主义的流派中都有反映。——85。
[75]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4场《浮士德的书斋》。——85。
[76]“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见歌德《浮士德》第1部第16场《玛尔特的花园》。——88。
[77]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欧洲出现了一个政治反动时期。当时欧洲的贵族和资产阶级热中于唯灵论，特别是桌子跳舞的降神术，而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研究》一文中深入分析了唯灵论。——88。
[78][78b]“在额上写着它是什么”，见《新约全书·约翰启示录》第14章第1节和第9节。——91、99、418。
[79]谈到鲁滨逊的故事时，马克思指的是大·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尤其是第1章第3节。马克思在1857年8月写的《导言》里全面论述了鲁滨逊故事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22—25页）。在恩格斯186q年II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也有相关的论述。——94。
[80]“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见大·李嘉图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1822年伦敦第4版第21页。罗·欧文在阐述他的社会改革的空想计划时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建立家庭生活的观点看来，最适当的是建筑平行四边形的或正方形的住宅区。“欧文的平行四边形”这一名词就是由此而来的。——94。
[8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4—455页。——94。
[8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26页。——95。
[83]关于古亚细亚的、古代的等等生产方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有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0卷第487—488页和第31卷第413页。——97。
[84]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97。
[85]在马克思1843年底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包含了这一思想。——97。
[86]马克思所说的本书第三册和第四册中评论大·李嘉图的价值量的地方，见《资本论（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第三册第2章《5、工资的普遍提高或降低（下降）对各种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2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4卷第2册第273—278页）以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I笔记本第650—652页，即《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中《（1）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一节。——98。
[87]教父是公元2—6世纪基督教界最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家的泛称，意为教会父老。他们的著作大都对后世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有较深影响。教父的观点中最根本的东西是贬低知识和智力，颂扬无条件的信仰，敌视“异教”即非基督教的宗教和哲学，特别是古代的唯物主义。——99、104。
[88]“经济学家们”（économists）原先是对重农学派的称呼。大约在19世纪中叶，这个名词广泛用于各种经济学说的著作家，不再只用于说明某一经济学说的特点。而且，弗·魁奈及其门徒皮·赛·杜·德奈穆尔已经给印己加上了“重农学派”这一称谓。——99、110。
[89]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中（第七个即最后一个说明）。——100.744。
[90]美国的这家德文报纸可能是指卡·海因岑在波士顿出版的《先驱者》。该报在1859年7月12日第26号第2版第IV栏与第3页第1栏的“杂文集”专栏匿名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先生》一文。这篇文章摘录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有关阐述其著作的全部计划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认识的一整段内容，除了“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这句话以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1—413页）。紧接着，作者把庸俗唯物主义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说什么”一种女人的情绪推翻了一个王国，一种诸侯的情绪严重破坏了世界的一部分，一种改革者的思想使整个世界振奋起来，并抛弃了全部的‘经济学’和所有的‘生产关系’”。关于海因岑对《资本论》的反应，见马克思1869年11月6日给恩格斯的信。——100。
[9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页。——100。
[92]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36页。——101。
[93]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3幕第3场。——102。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四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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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第四版序言
第四版要求我尽可能把正文和注解最后确定下来。我是怎样实现这一要求的，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根据再一次对照法文版和根据马克思亲手写的笔记[48]，我又把法文版的一些地方补充到德文原文中去。这些补充是在第80页（第3版第88页）、第458—460页（第3版第509—510页）、第547—551页（第3版第600页）、第591—593页（第3版第644页）和第596页（第3版第648页）注79。〔注：［④］见本卷第138、567—569、674—678、722—724、728页。——编者注〕此外，我还按照法文版和英文版把一个很长的关于矿工的注解（第3版第509—515页）移入正文（第4版第461—467页）〔注：［⑤］见本卷第569—576页。——编者注〕。其他一些小改动都是纯技术性的。
其次，我还补加了一些说明性的注释，特别是在那些由于历史情况的改变看来需要加注的地方。所有这些补加的注释都括在四角括号里，并且注有我的姓名的第一个字母或“D．H.”。〔注：［⑥］“D．H.”是德语“derHerausgeber”（即“编者”）的头两个字母，在本卷中一律改为弗·恩·，并用六角括号〔〕括起来。——编者注〕
在此期间出版英文版时，许多引文作过全面的校订，这是很必要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不辞劳苦，对所有引文的原文都进行了核对，使占引文绝大多数的英文引文不再是德文的转译，而是采用原来的英文原文。因此，在出第四版时，我必须参考这个恢复了原文的版本。在参考中发现了某些细小的不确切的地方：有的引文页码弄错了（这一部分是由于从笔记本上转抄时抄错了，一部分是由于前三版堆积下来的排印的错误）；有的引号和省略号放错了位置（从摘录本上抄录这么多的引文，这种差错是不可避免的）；还有某些引文在翻译时用字不很恰当。有一些引文是根据马克思在1843—1845年在巴黎记的旧笔记本抄录的，当时马克思还不懂英语，他读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是读的法译本；那些经过两次转译的引文多少有些走了原意——如引自斯图亚特、尤尔等人著作的话就是如此。这些地方我都改以英文原文为根据。其他一些细小的不确切和疏忽的地方也都改正了。把第四版和以前各版对照一下，读者就会看出，所有这些细微的改正，并没有使本书的内容有丝毫值得一提的改变。只有一段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就是理查·琼斯的一段话（第4版第562页注47〔注：［⑦］见本卷第690页。——编者注〕）；多半是马克思把书名写错了[49]。所有其余的引文都仍然具有充分的说服力，甚至以其现在的确切形式而更加具有说服力了。
不过，在此我不得不回溯一段往事。
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50]
1872年3月7日，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柏林《协和》杂志刊登了一篇匿名作者〔注：［⑧］即路·布伦坦诺。——编者注〕的文章，标题是《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这篇文章的作者义愤填膺、粗暴无礼地指责马克思歪曲地引证了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用的一句话（这句话在1864年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引用了，并且在《资本论》第1卷第4版第617页即第3版第670—671页〔注：［⑨］见本卷第751页。——编者注〕上再次引用了）。这句话就是：“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在《汉萨德》的（准官方的）速记记录中根本没有马克思引的这句话。“但是在格莱斯顿的演说中根本没有这句话。他在演说中说的和这句话正好相反。〈接着是黑体字〉马克思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增添了这句话！”
马克思在5月接到了这一期《协和》杂志，他在6月1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回答了这个匿名作者〔注：［⑩］指《答布伦坦诺的文章》。——编者注〕。因为当时他已记不起这一句话是引自哪一家报纸的报道，所以只得从两种英文出版物中举出意思完全相同的这句话，接着他引用了《泰晤士报》的报道。根据这一报道，格莱斯顿说：
“从财富的观点来看，这个国家的状况就是这样。我从自己方面应当说，我几乎会怀着忧虑和悲痛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我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这里完全没有注意到工人居民的状况。我刚刚描述的增长，亦即以我认为十分确切的材料为根据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
可见，格莱斯顿在这里是说，如果事实如此，他将感到悲痛，而事实确实是：实力和财富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至于准官方的《汉萨德》，马克思接着说道：“格莱斯顿先生非常明智地从事后经过炮制的他的这篇演说中删掉了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一句话；不过，这是英国常见的议会传统，而决不是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51]
这个匿名作者越来越恼怒了。他在自己的答复（7月4日《协和》杂志）中，抛开了第二手的材料，羞羞答答地暗示，按“惯例”只能根据速记记录引用议会演说；但接着他硬说，《泰晤士报》的报道（其中有这句“增添”的话）和《汉萨德》的报道（其中没有这句话）“在实质上完全一致”，还说什么《泰晤士报》的报道所包含的意思“同成立宣言中这个声名狼藉的地方正好相反”，然而这位先生却小心翼翼地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除了这种所谓“正好相反”的意思外，这篇报道显然还恰恰包含有那个“声名狼藉的地方”。尽管如此，匿名作者自己也感到难于招架，只有玩弄新的花招才能自拔。他在自己那篇像上面所证明的通篇“无耻地撒谎”的文章中，塞满了极其难听的骂人话，什么“恶意”，“不诚实”，“捏造的材料”，“那个捏造的引文”，“无耻地撒谎”，“完全是伪造的引文”，“这种伪造”，“简直无耻”，等等。同时他又觉得有必要使争论的问题转向另一个方面，并预告要“在另一篇文章中说明，我们〈即这个“不会捏造的”匿名作者〉认为格莱斯顿的话包含什么意思”。好像他那无关紧要的见解还有点意义似的！这另一篇文章在7月11日的《协和》杂志上刊登出来了。
马克思在8月7日的《人民国家报》上又作了一次答辩〔注：［11］《答布伦坦诺的第二篇文章》。——编者注〕，这次还引用了1863年4月17日的《晨星报》和《晨报》的有关的地方。根据这两家报纸的报道，格莱斯顿说，他会怀着忧虑……的心情来看待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如果他相信，这种增长仅限于富裕阶级的话，而这种增长确实仅限于占有财产的阶级；可见，这两种报道也都一字不差地重复着所谓马克思“增添”的那句话。马克思接着把《泰晤士报》的字句同《汉萨德》的字句加以对比后再一次断定，第二天早上出版的三种互不相干的报纸在这一点上完全相同的报道，证明这句话确实是说过的，而这句话在根据某种众所周知的“惯例”审查过的《汉萨德》中却没有，用马克思的话说，这是格莱斯顿“事后隐瞒了”。马克思最后声明，他没有时间再同匿名作者争辩，而匿名作者好像也觉得够了，至少马克思以后再没有收到《协和》杂志。
这个事件看来就此终结而被人遗忘了。诚然后来有一两次从一些同剑桥大学有来往的人那里传来一些神秘的谣言，说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里犯了写作上的大罪，但无论怎样仔细追究，都得不到任何确实的结果。可是，1883年11月29日，即马克思逝世后八个月，《泰晤士报》上登载了一封剑桥三一学院的来信，署名是塞德利·泰勒。这个搞最温和的合作运动的小人物在来信中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们终于不仅弄清了剑桥的谣言，而且也弄清了《协和》杂志上的那个匿名作者。
这个三一学院的小人物写道：
“使人特别惊异的是，布伦坦诺教授（当时在布雷斯劳，现在斯特拉斯堡任教）终于……揭露了在国际〈成立〉宣言中引用格莱斯顿演说时所怀的恶意。卡尔·马克思先生……曾企图为此进行辩护，但很快就被布伦坦诺巧妙的攻击打垮了，而他在垂死的挣扎中还敢于断言，格莱斯顿先生在1863年4月17日《泰晤士报》刊登他的演说原文之后，加工炮制了一份供《汉萨德》登载的演说记录，删掉了一句无疑会使他这位英国财政大臣声誉扫地的话。当布伦坦诺通过仔细地对比不同的文本，证明《泰晤士报》和《汉萨德》的报道彼此一致，绝对没有通过狡猾的断章取义而给格莱斯顿的话硬加上的那个意思时，马克思就借口没有时间而拒绝继续进行论战！”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布伦坦诺先生在《协和》杂志上发动的匿名攻击，在剑桥生产合作社的幻想中是多么辉煌！你看，这个德国工厂主联盟的圣乔治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52]，进行“巧妙的攻击”，而恶龙马克思“很快被打垮”，倒在他的脚下，“在垂死的挣扎中”断了气！
但这种阿里欧斯托式的全部战斗描写，只是为了掩盖我们这位圣乔治〔注：［12］指路·布伦坦诺。——编者注〕的诡计。他在这里再也不提什么“增添”，什么“伪造”，而只是说“狡猾的断章取义”了。整个问题完全转向另一个方面了，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做，圣乔治和他的剑桥的卫士〔注：［13］指塞·泰勒。——编者注〕当然非常清楚。
爱琳娜·马克思在《今日》月刊（1884年2月）上对泰勒做了答辩——因为《泰晤士报》拒绝刊登她的文章。她首先把辩论仅仅归结到原先所涉及的这一点上：是不是马克思“增添”了这句话？塞德利·泰勒先生回答说，在他看来，在马克思和布伦坦诺之间的争论中，
“格莱斯顿先生的演说中是否有这句话完全是次要问题，主要的是，引用这句话的意图是要传达格莱斯顿的意思，还是要歪曲他的意思”。
接着，他承认说，《泰晤士报》的报道“的确包含有文字上的矛盾”，但是，整个上下文如果正确地加以解释，也就是照自由主义的格莱斯顿的意思加以解释，正好表明了格莱斯顿所想说的那个意思（1884年3月《今日》月刊）。这里最可笑的是，虽然照匿名的布伦坦诺所说，按“惯例”应当从《汉萨德》引证，《泰晤士报》的报道“必然很粗糙”，但我们这个剑桥的小人物却固执地不从《汉萨德》引证，而从《泰晤士报》引证。当然，《汉萨德》上根本没有这句倒霉的话！
爱琳娜·马克思没有费很大力气就在同一期《今日》月刊上驳倒了这个论据。要么泰勒先生读过1872年的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现在就是在“撒谎”，他的撒谎表现在：他不但“增添”了原来没有的东西，而且“否定”了原来已有的东西。要么他没有读过这些论战文章，如果是这样，那他就无权开口。无论如何，他肯定再也不敢支持他的朋友布伦坦诺控告马克思“增添”引文了。相反，现在他不是说马克思“增添”，而是说马克思删掉了一句重要的话。其实这句话被引用在成立宣言的第5页上，只在这句所谓“增添”的话上面几行。至于格莱斯顿演说中包含的“矛盾”，那么，恰好正是马克思指出了（《资本论》第618页注105〔注：［14］见本卷第752页。——编者注〕，即第3版第672页）“1863年和1864年格莱斯顿的预算演说中不断出现的显著的矛盾”！不过，他不像塞德莱·泰勒那样企图把这些矛盾溶化在自由主义的温情之中。爱·马克思在答辩的结尾说：“事实上完全相反。马克思既没有删掉任何值得一提的东西，也绝对没有‘增添’任何东西。他只是把格莱斯顿在演说中确实说过、而又用某种方法从《汉萨德》的报道中抹掉的一句话重新恢复，使它不致被人们遗忘。”
从此以后，连塞德莱·泰勒先生也闭口不言了。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20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而且可以设想，正如布伦坦诺先生不会再相信《汉萨德》教皇般永无谬误那样，塞德利·泰勒先生今后也不会再相信布伦坦诺先生的文坛战报了。
弗·恩格斯
1890年6月25日于伦敦
[48]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修改意见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第5—24页。——36。
[49]马克思没有把书名写错，而是把页码写错了。37、690。
[50]一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一再诽谤马克思故意捏造威，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演说的引文。为了揭露这种诽谤，恩格斯专门写了《布伦坦诺攻击马克思。关于所谓捏造引文问题。事情的经过和文件》，这一著作于1891年在汉堡出版。——37。
[51]“小拉斯克尔反对倍倍尔的新发明”指下面这件事。在1871年11月8日帝国国会会议上，资产阶级议员、民族自由党人拉斯克尔在反对倍倍尔的辩论中声明说，如果德国工人想要学巴黎公社社员的样子，那么“正派的和有财产的公民们就要用棍棒打死他们”。但这句话没有公布出来。在速记记录中“用棍棒打死他们”已被改为”用自己的权力压服他们”。倍倍尔揭穿了这种伪造手法。拉斯克尔在工人群众中成了嘲笑的对象。拉斯克尔由于身材矮小，就得到了一个讽刺性的诨名“小拉斯克尔”。——41。
[52]恩格斯套用了莎士比亚《亨利四世》前篇第2幕第4场中的一句话。剧中人吹牛家、胆小鬼福斯泰夫在吹嘘他一个人怎样用剑击败敌人时说：”我就这样摆着架式，这样挺着剑。”——43。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英文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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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恩格斯
英文版序言
关于《资本论》英译本的出版[43]，不需要作任何解释了。但是鉴于本书阐述的理论几年前就已经为英美两国的定期刊物和现代著作经常提到，被攻击或辩护，被解释或歪曲，倒是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这个英译本延迟到今天才出版。
1883年作者逝世后不久，我们就明显地感到这部著作确实需要一个英文版本，当时赛米尔·穆尔先生（马克思和本文作者多年的朋友，他可能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部著作）同意担任马克思的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迫切希望出版的英译本的翻译工作。我们商定，由我对照原文校订译稿，并且在我认为适当的地方提出修改意见。但是不久，我们看到，穆尔先生本身的业务使他不能如我们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很快完成翻译工作，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艾威林博士的建议，由他担任一部分翻译工作。同时，马克思的小女儿艾威林夫人建议，由她核对引文，把引自英国作者和蓝皮书并由马克思译成德文的许多文句恢复成原文。除了少数无法避免的例外，她全部完成了这项工作。
本书下述各部分是艾威林博士翻译的：1．第十章（工作日）和第十一章（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2．第六篇（工资，包括第十九章至第二十二章）；3．第二十四章第四节（决定积累量的情况）至本书结尾，包括第二十四章最后一部分，第二十五章和第八篇全部六章至第三十三章）；4．作者的两篇序言。[44]其余部分全是穆尔先生翻译的。因此，译者只对各自的译文负责，而我对整个工作负全部责任。
我们全部译文所依据的德文第三版，是我在1883年利用作者遗留的笔记整理的，笔记注明第二版的哪些地方应当改成1873年法文版标出的文句。〔注：（1）《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约·鲁瓦译，全文由作者校阅，由拉沙特尔在巴黎出版。这个译本，特别是该书的最后一部分，对德文第2版作了相当多的修改和补充。〕第二版原文中这样修改的地方，和马克思曾经为一个英译本（大约10年前在美国有人打算出版的一个英译本，但主要由于没有十分合适的译者而作罢）所写的许多书面指示[45]中提出需要修改的地方大体相同。这份手稿是由我们的老朋友，新泽西州霍博肯的弗·阿·左尔格提供给我们的。手稿指出，还有一些地方应该按照法文版进行补充；但是因为这份手稿是早在马克思对第三版作最后指示的前几年写的，所以我不敢随便利用它，除非在个别情况下，并且主要是在它有助于我们解决某些疑难问题的情况下才加以利用。而大多数有疑难问题的句子，我们也参考了法文本，因为它指出了，原文中某些有意义而在翻译中不得不舍弃的地方，作者自己也是打算舍弃的。
可是，有一个困难是我们无法为读者解除的。这就是：某些术语的应用，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化学是最好的例证，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政治经济学通常满足于照搬工商业生活上的术语并运用这些术语，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完全知道，利润和地租都不过是工人必须向自己雇主提供的产品中无酬部分（雇主是这部分产品的第一个占有者，但不是它的最后的唯一的所有者）的一部分、一份，但即使这样，它也从来没有超出通常关于利润和地租的概念，从来没有把产品中这个无酬部分（马克思称它为剩余产品），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过，因此，也从来没有对它的起源和性质，对制约着它的价值的以后分配的那些规律有一个清楚的理解。同样，一切产业，除了农业和手工业以外，都一概被包括在制造业（manufacture）这个术语中，这样，经济史上两个重大的、本质不同的时期即以手工分工为基础的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和以使用机器为基础的现代工业时期的区别，就被抹杀了。不言而喻，把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只看作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阶段的理论所使用的术语，和把这种生产形式看作是永恒的、最终的阶段的那些作者所惯用的术语，必然是不同的。
关于作者的引证方法，不妨说几句。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据。但在不少场合，引证经济学著作家的文句是为了表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某一观点。只要引用的论点具有重要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表现某一时期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和交换条件，马克思就加以引证，而不管这种论点是否为马克思所承认，或者，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因此，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的。
我们这个译本只包括这部著作的第一册。但这第一册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整体，并且20年来一直被当作一部独立的著作。1885年我用德文出版的第二册，由于没有第三册，显然是不完全的，而第三册在1887年年底以前不能出版。到第三册德文原稿刊行时，再考虑准备第二、三两册的英文版也为时不晚[46]。
《资本论》在大陆上常常被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47]。任何一个熟悉工人运动的人都不会否认：本书所作的结论日益成为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基本原则，不仅在德国和瑞士是这样，而且在法国，在荷兰和比利时，在美国，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这样；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这些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而在英国，马克思的理论正是在目前对社会主义运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个运动在“有教养者”队伍中的传播，不亚于在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传播。但这并不是一切。彻底研究英国的经济状况成为国民的迫切需要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这个国家的工业体系的运转，——没有生产的从而没有市场的经常而迅速的扩大，这种运转就不可能进行，——已趋于停滞。自由贸易已经无计可施了；甚至曼彻斯特对自己这个昔日的经济福音也发生了怀疑。〔注：（1）在今天下午举行的曼彻斯特商会季度会议上，对自由贸易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会上曾提出决议案：“鉴于我们徒然等了40年时间，尚未见到其他国家效法英国的自由贸易，本商会认为，现在已到了重新考虑自己立场的时候。”决议案仅以一票之差被否决，即21票赞成，22票反对。——1886年11月1日《旗帜晚报》。〕迅速发展的外国工业，到处直接威胁着英国的生产，不仅在受关税保护的市场上，而且在中立市场上，甚至在英吉利海峡的此岸都是这样。生产力按几何级数增长，而市场最多也只是按算术级数扩大。1825年至1867年每十年反复一次的停滞、繁荣、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周期，看来确实已经结束，但这只是使我们陷入持续的慢性的萧条的绝望泥潭。人们憧憬的繁荣时期将不再来临；每当我们似乎看到繁荣时期行将到来的种种预兆，这些预兆又消失了。而每一个冬天的来临都重新提出这一重大问题：“怎样对待失业者”；虽然失业人数年复一年地增加，却没有人解答这个问题；失业者再也忍受不下去，而要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刻，几乎指日可待了。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惟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8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6年11月5日
[43]《资本论》第1卷的英文版由赛·穆尔和爱·艾威林根据德文第3版翻译、经恩格斯审校定稿。它于1887年初分两册由英国出版商威·斯·桑南夏恩在伦敦出版。——31。
[44]《资本论》第1卷英文版各章的编号同德文版不一致。——32。
[45]指马克思的《为〈资本论〉第1卷美国版所作的修改意见》。这是马克思为当时准备在美国出版英文版时写的。他把这一手稿寄给弗·阿·左尔格。但出书计划没有实现。左尔格在得悉恩格斯正在校订第1卷英译文后，把这一手稿寄给了恩格斯。这一手稿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第25—36页。——32。
[46]恩格斯生前没有能实现出版《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英文版的愿望。——34。
[47]“工人阶级的圣经”见弗·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8年斯图加特版第2卷第227页，其中写道：“约翰·菲力浦·贝克尔把《资本论》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梅林在这里指的是贝克尔的一篇文章（1868年《先驱》杂志第8期）中的一段话：“现在我们终于开始刊登提到过的著作的摘要，鼓励有抱负的人物，特别是所有的工人联合会购买这部社会主义的圣经，这部新福音书全书。”梅林《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历史探索》（1877年马格德堡版）第70页上也有类似的话：“大约在同一时间，马克思在汉堡的迈斯纳那里出版了他的巨著的第1卷，也是迄今惟一的一卷：《资本论》，共产主义的圣经”。——34。 |
序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参考图书·左翼文化->〔美〕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1979）
序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三版序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四十四卷
弗·恩格斯
第三版序言
马克思不幸已不能亲自进行这个第三版的付印准备工作。这位大思想家——现在，连反对他的人也拜服他的伟大了——已于1883年3月14日逝世。
我失去了一个相交40年的最好的、最亲密的朋友，我应该感谢他的地方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不论出版这个第三版的任务，还是出版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37]的任务，都落在我的身上了。在这里，我应该告诉读者，我是怎样履行前一项任务的。
马克思原想把第一卷原文大部分改写一下，把某些论点表达得更明确一些，把新的论点增添进去，把直到最近时期的历史材料和统计材料补充进去。由于他的病情和急于完成第二卷的定稿，他放弃了这一想法。他只作了一些最必要的修改，只把当时出版的法文版（“LeCapital”，parKarlMarx.Paris，Lachâtre，1873[14]）中已有的增补收了进去。
在马克思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个德文本[38]，其中有些地方他作了修改，标明何处应参看法文版；同时还发现了一个法文本，其中准确地标出了所要采用的地方。这些修改和增补，除少数外，都属于本书的最后一部分，即资本的积累过程那一篇。旧版的这一篇原文比其他各篇更接近于初稿，而前面各篇都作过比较彻底的修改。因此，这一篇的文体更加生动活泼，更加一气呵成，但也更不讲究，夹杂英文语气，有不明确的地方；叙述过程中间或有不足之处，因为个别重要论点只是提了一下。
说到文体，马克思亲自彻底校订了许多章节，并且多次作过口头指示，这就给了我一个标准去取舍英文术语和英文语气。马克思一定还会修改那些增补的地方，并且用他自己精练的德语代替流畅的法语；而我只要把它们移译过来，尽量和原文协调一致，也就满足了。
因此，在这第三版中，凡是我不能确定作者自己是否会修改的地方，我一个字也没有改。我也没有想到把德国经济学家惯用的一些行话弄到《资本论》里面来。例如，这样一种费解的行话：把通过支付现金而让别人为自己劳动的人叫做劳动给予者，把为了工资而让别人取走自己的劳动的人叫做劳动受取者[39]。法文travail［劳动］在日常生活中也有“职业”的意思。但是，如果有个经济学家把资本家叫做donneurdetravail［劳动给予者］，把工人叫做receveurdetravail〔劳动受取者〕，法国人当然会把他看作疯子。
我也不能把原文中到处使用的英制货币和度量衡单位换算成新德制单位。在第一版出版时，德制度量衡种类之多，犹如一年的天数那样；此外，马克有两种（帝国马克当时还只存在于泽特贝尔的头脑中，这是他在30年代末发明的），古尔登有两种，塔勒至少有三种，其中一种以“新三分之二”[40]为单位。在自然科学上通用的是公制度量衡，在世界市场上通用的是英制度量衡。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部几乎完全要从英国的工业状况中取得实际例证的著作来说，采用英制计量单位是很自然的。最后这个理由直到今天还有决定意义，尤其因为世界市场上的有关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而且正是在那些有决定意义的工业部门——制铁业和棉纺织业，至今通用的还几乎完全是英制度量衡。
最后，我说几句关于马克思的不大为人们了解的引证方法。在单纯叙述和描写事实的地方，引文（例如引用英国蓝皮书[11]）自然是作为简单的例证。而在引证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观点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这种引证只是为了确定：一种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的。这里考虑的只是，所提到的经济学见解在科学史上具有意义，能够多少恰当地从理论上表现当时的经济状况。至于这种见解从作者的观点来看是否还有绝对的或相对的意义，或者完全成为历史上的东西，那是毫无关系的。因此，这些引证只是从经济科学的历史中摘引下来作为正文的注解，从时间和首倡者两方面说明经济理论中各个比较重要的成就。这种工作在这样一种科学上是很必要的，这种科学的历史著作家们一直只是以怀有偏见、不学无术、追名逐利而著称。[41]——现在我们也会明白，和第二版序言中所说的情况一样，为什么马克思只是在极例外的场合才引证德国经济学家的言论。
第二卷可望在1884年出版。[42]
弗里德思希·恩格斯
1883年11月7日于伦敦
[11]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10、30、293、569。
[14]《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37]以手稿形式遗留下来的第二卷本来应该包括资本的流通过程（第2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3册），见本卷第13页。——28。
[38]指马克思自己使用的一本《资本论》德文第2舨。有关马克思在这本书上所作的改动的情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89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8卷《异文表》第854—945页。——28。
[39]“劳动给予者”和“劳动受取者”这些术语在1870—1882年之间，曾为阿·埃，弗·谢夫莱、卡·施特拉斯布格尔、弗·比策、西·迈尔、亨·冯·济贝耳、路·布伦坦诺、阿·黑尔德、维·伯默特、哥尔茨男爵、阿·瓦格纳、麦·维尔特、约·普林斯—斯密斯和卡·瓦尔克所使用，在《1870年6月波恩工人问题大会记录》（1870年柏林版，编者为委员会秘书L.纳格尔）一书第1—3页中也得到了使用。这两个术语分别代替资本家和雇佣工人。1867年前，马克思在他遗留下来的《资本论》第1卷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脚注139中写道；“在目前德语中，资本家即受取劳动的物的人格化叫作Arbeirsgeber［劳动给予者］，而提供劳动的实际工人叫作Arbeirsnehmer［劳动受取者］。”——29。
[40]“新三分之二”是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在一些德意志公国中流通的一种银币，值三分之二塔勒。——29。
[41]《资本论》德文第2版序言是作为跋发表的，见本卷第14—23页。关于怀有偏见、不学无术的著作家们，见本卷第22页。——30。
[42]《资本论》第2卷于1885年7月出版，它只包括马克思原来计划中的第二册的一部分内容，即资本的流通过程部分（见本卷第13页）。——30。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法文版序言和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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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法文版序言和跋
致莫里斯·拉沙特尔公民
亲爱的公民：
您想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的译本[14]，我很赞同。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
这是您的想法好的一面，但也有坏的一面：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法国人总是急于追求结论，渴望知道一般原则同他们直接关心的问题的联系，因此我很担心，他们会因为一开始就不能继续读下去而气馁。
这是一种不利，对此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事先向追求真理的读者指出这一点，并提醒他们。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
亲爱的公民，请接受我对您的忠诚。
卡尔·马克思
1872年3月18日于伦敦
致读者
约·鲁瓦先生保证尽可能准确地、甚至逐字逐句地进行翻译。他非常认真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但正因为他那样认真，我不得不对表述方法作些修改，使读者更容易理解。由于本书分册出版，这些修改是逐日作的，所以不能处处一样仔细，文体不免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担负校正工作后，我就感到作为依据的原本（德文第二版）应当作一些修改，有些论述要简化，另一些要加以完善，一些补充的历史材料或统计材料要加进去，一些批判性评注要增加，等等。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下面是我从德文第二版跋中摘引的几段，是有关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的发展和本书运用的方法的。
卡尔·马克思
1875年4月28日于伦敦
[14]《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第二版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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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第二版跋
我首先应当向第一版的读者指出第二版中所作的修改。很明显的是，篇目更加分明了。各处新加的注，都标明是第二版注。就正文说，最重要的有下列各点：
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版的双重叙述就要求这样做。——顺便指出，这种双重叙述是我的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建议的。1867年春，初校样由汉堡寄来时，我正好访问他。他使我相信，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第三章第一节（价值尺度）作了仔细的修改，因为在第一版中，考虑到《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柏林版）已有的说明，这一节是写得不够细致的。第七章，特别是这一章的第二节，作了很大的修改。
原文中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辞上的修改，用不着一一列举出来。这些修改全书各处都有。但是，现在我校阅正在巴黎出版的法译本[14]时，发现德文原本某些部分有的地方需要更彻底地修改，有的地方需要更好地修辞或更仔细地消除一些偶然的疏忽。可是我没有时间这样做，因为只是在1871年秋，正当我忙于其他迫切的工作的时候，我才接到通知说，书已经卖完了，而第二版在1872年1月就要付印。
《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一个在经济方面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人，维也纳的工厂主迈尔先生，在普法战争[15]期间发行的一本小册子[16]中说得很对：被认为是德国世袭财产的卓越的理论思维能力，已在德国的所谓有教养的阶级中完全消失了，但在德国工人阶级中复活了。[17]
在德国，直到现在，政治经济学一直是外来的科学。古斯塔夫·冯·居利希在他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中，特别是在1830年出版的该书的前两卷中，已经大体上谈到了在我们这里妨碍我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因而也妨碍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建立的历史条件。可见，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缺乏生长的土壤。它作为成品从英国和法国输入；德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一直是学生。别国的现实在理论上的表现，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教条集成，被他们用包围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世界的精神去解释，就是说，被曲解了。他们不能把在科学上无能为力的感觉完全压制下去，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必须在一个实际上不熟悉的领域内充当先生，于是就企图用博通文史的美装，或用无关材料的混合物来加以掩饰。这种材料是从所谓官房学[18]——各种知识的杂拌，满怀希望的〔注：［②］第3版和第4版中的：毫无希望的。——编者注〕德国官僚候补者必须通过的炼狱之火——抄袭来的。
从1848年起，资本主义生产在德国迅速地发展起来，现在正是它的欺诈盛行的时期。但是我们的专家还是命运不好。当他们能够不偏不倚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时，在德国的现实中没有现代的经济关系。而当这种关系出现时，他们所处的境况已经不再容许他们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之内进行不偏不倚的研究了。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
拿英国来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属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的时期的。它的最后的伟大的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看作社会的自然规律。这样，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也就达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还在李嘉图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和他对立的人西斯蒙第批判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了。〔注：（1）见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39页。[19]〕
随后一个时期，从1820年到1830年，在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科学活动极为活跃。这是李嘉图的理论庸俗化和传播的时期，同时也是他的理论同旧的学派进行斗争的时期。[20]这是一场出色的比赛。当时的情况，欧洲大陆知道得很少，因为论战大部分是分散在杂志论文、关于时事问题的著作和抨击性小册子上。这一论战的不偏不倚的性质——虽然李嘉图的理论也例外地被用作攻击资产阶级经济的武器[21]——可由当时的情况来说明。一方面，大工业本身刚刚脱离幼年时期；大工业只是从1825年的危机才开始它的现代生活的周期循环，就证明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斗争被推到后面：在政治方面是由于纠合在神圣同盟[22]周围的政府和封建主同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大众之间发生了纠纷；在经济方面是由于工业资本和贵族土地所有权之间发生了纷争。这种纷争在法国是隐藏在小块土地所有制和大土地所有制的对立后面，在英国则在谷物法[23]颁布后公开爆发出来。这个时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文献，使人想起魁奈医生逝世后法国经济学的狂飙时期，但这只是像晚秋晴日使人想起春天一样。1830年，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
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的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甚至以工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为首的反谷物法同盟[24]抛出的强迫人接受的小册子，由于对地主贵族展开了论战，即使没有科学的意义，毕竟也有历史的意义。但是罗伯特·皮尔爵士执政以来的自由贸易的立法，也把庸俗经济学的最后这根刺拔掉了。[25]
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26]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关于这一点，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尼·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他的《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中已作了出色的说明。
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质在法国和英国通过历史斗争而明显地暴露出来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在德国成熟起来，同时，德国无产阶级比德国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已经有了更明确的阶级意识。因此，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看来在德国有可能产生的时候，它又成为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分成了两派。一派是精明的、贪利的实践家，他们聚集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的最浅薄的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师夏的旗帜下；另一派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约·斯·穆勒，企图调和不能调和的东西〔注：［③］关于穆勒的较详细的评述，见本卷第590—592页。——编者注〕。德国人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衰落时期，也同在它的古典时期一样，始终只是学生、盲从者和模仿者，是外国大商行的小贩。
所以，德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排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取得任何独创的成就的可能性，但是没有排除对它进行批判的可能性。就这种批判代表一个阶级而论，它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在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27]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当时形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药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但是他们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28]）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注：（1）德国庸俗经济学的油嘴滑舌的空谈家，指责我的著作的文体和叙述方法。对于《资本论》文字上的缺点，我本人的评判比任何人都更为严厉。然而，为了使这些先生及其读者受益和愉快，我要在这里援引一篇英国的和一篇俄国的评论。同我的观点完全敌对的《星期六评论》在其关于德文第一版的短评中说道：叙述方法“使最枯燥无味的经济问题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1872年4月20日的《圣彼得堡消息报》也说：“除了少数太专门的部分以外，叙述的特点是通俗易懂，明确，尽管研究对象的科学水平很高却非常生动。在这方面，作者……和大多数德国学者大不相同，这些学者……用含糊不清、枯燥无味的语言写书，以致普通人看了脑袋都要裂开。”但是，对现代德国民族自由党教授的著作的读者说来，要裂开的是和脑袋完全不同的东西。〕
1872年春，彼得堡出版了《资本论》的优秀的俄译本。初版3000册现在几乎已售卖一空。1871年，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先生在他的《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的理论》一书中就已经证明，我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的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使西欧读者在阅读他的这本出色的著作时感到惊异的，是纯理论观点的始终一贯。
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
例如，巴黎的《实证论者评论》[29]一方面责备我形而上学地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责备我——你们猜猜看！——只限于批判地分析既成的事实，而没有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孔德主义的吗？）。关于形而上学的责备，季别尔教授指出：
“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30]
莫·布洛克先生在《德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摘自1872年7月和8月《经济学家杂志》）一文中，指出我的方法是分析的方法，他说：
“马克思先生通过这部著作而成为一个最出色的具有分析能力的思想家”。
德国的评论家当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31]彼得堡的《欧洲通报》在专谈《资本论》的方法一文（1872年5月号第427—436页[32]）中，认为我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作者写道：
“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即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决不能把他称为唯心主义者。”
我回答这位作者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从他自己的批评中摘出几段话来，这几段话也会使某些不懂俄文原文的读者感到兴趣。
这位作者先生从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柏林版第4—7页[33]，在那里我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中摘引一段话后说：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而且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这些现象具有完成形式和处于一定时期内可见到的联系中的时候支配着它们的那种规律。在他看来，除此而外，最重要的是这些现象变化的规律，这些现象发展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秩序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他一发现了这个规律，就详细地来考察这个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所以马克思竭力去做的只是一件事：通过准确的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一定秩序的必然性，同时尽可能完善地指出那些作为他的出发点和根据的事实。为了这个目的，只要证明现有秩序的必然性，同时证明这种秩序不可避免地要过渡到另一种秩序的必然性就完全够了，而不管人们相信或不相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这种过渡。马克思把社会运动看作受一定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些规律不仅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反而决定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既然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这种从属作用，那么不言而喻，以文化本身为对象的批判，比任何事情更不能以意识的某种形式或某种结果为依据。这就是说，作为这种批判的出发点的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批判将不是把事实和观念比较对照，而是把一种事实同另一种事实比较对照。对这种批判惟一重要的是，对两种事实进行尽量准确的研究，使之真正形成相互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尤其重要的是，对各种秩序的序列、对这些发展阶段所表现出来的顺序和联系进行同样准确的研究……但是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是应用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作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例如，马克思否认人口规律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地，他断言每个发展阶段有它自己的人口规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从这个观点出发去研究和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样，他只不过是极其科学地表述了任何对经济生活进行准确的研究必须具有的目的……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
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
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34]。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
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35]，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36]。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
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
卡尔·马克思
1873年1月24日于伦敦
[14]《资本论》第1卷的法文版分9辑（44个分册）于1872年至1875年出版发行。1872年2月初，约·鲁瓦开始进行法文版的翻译工作。为此，自1871年12月底起，他从马克思那里收到德文第2版的手稿。1872年2月，马克思开始校订法译文；5月，他收到头几个印张。在这一年，马克思在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的同时，也忙于《资本论》的法文版。在他写作德文第2版的《跋》前，法文版第1辑问世，第2辑于1873年2月初出版。《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的中译文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14、24、28。
[15]普法战争是1870—1871年法国和普鲁士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的战争。法国为阻止德国统一并夺取莱茵河左岸地区，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战争过程中，法军接连败北。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在色当投降后，法兰西第二帝国崩溃；普军长驱直入占领大片法国领土后，巴黎无产阶级举行起义，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在普鲁士帮助下镇压了公社。1871年5月10日双方签订了法兰克福和约，普鲁士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及50亿法郎的赔款，通过普法战争，普鲁士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15
[16]西·迈尔《维也纳的社会问题。一个”劳动给予者”著》1871年维也纳版。——15。
[17]这篇跋中的开头四段文字在《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中被删掉了。——15。
[18]官房学是16—18世纪德国有关行政、财政、经济和其他学科组成的统一的课程，是当时德国官僚候补人所必须通过的训练科目。许多欧洲国家的中世纪大学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大学曾讲授这门课程。——15。
[19]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55页。——16。
[20]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782—850a页，即《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中《（1）罗·托伦斯）、《（2）詹姆斯·穆勒》、《（3）论战著作》、《（4）麦克库洛赫》四节。——16。
[21]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XIV笔记本第852—890页，即《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无产阶级反对派》中（1）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2）莱文斯顿》、《（3）霍吉斯金》三节以及第XVIII笔记本第1084—1086页。——16。
[22]神圣同盟是欧洲各专制君主镇压欧洲各国进步运动和维护封建君主制度的反革命联盟。该同盟是战胜拿破仑第一以后，由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倡议，于1815年9月26日在巴黎建立的，同时还缔结了神圣同盟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君主国家都参加了同盟。这些国家的君主负有相互提供经济、军事和其他方面援助的义务，以维持维也纳会议上重新划定的边界和镇压各国革命。神圣同盟为了镇压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分别召开过几次会议。由于欧洲诸国间的矛盾以及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神圣同盟实际上已经瓦解。——17。
[23]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法令，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谷物法规定，当英国本国的谷物价格低于每夸特80先令时，禁止输入谷物。1822年对这项法律作了某些修改，1828年实行了滑动比率：国内市场谷物价格下跌时谷物进口税就提高，反之，英国谷物价格上涨时谷物进口税就降低。谷物法的实行，严重影响了贫民阶层的生活，同时也不利于工业资产阶级，因为它使劳动力涨价，妨碍国内贸易的发展。谷物法导致工业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838年创立的反谷物法同盟领导、在自由贸易的口号F进行的。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关于废除谷物法的法案。——17、327、778。
[24]反谷物法同盟是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组织，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理·科布顿和约·布莱特于1838年创立。谷物法是英国政府为维护大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从1815年起实施的旨在限制或禁止从国外输入谷物的法令。同盟要求贸易完全自由，废除谷物法，其目的是为了降低国内谷物价格，从而降低工人工资，削弱土地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同盟在反对大地主的斗争中，曾经企图利用工人群众，宣称工人和工业主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这个时候，英国的先进工人展开了独立的、政治性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1846年谷物法废除后，反谷物法同盟宣布解散，实际上同盟的一些分支一直存在到1849年。——17。
[25]指首相罗·皮尔在1842和1844年实行的财政改革。他废除或降低了所有的出口税以及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关税。为了补偿国家财政收入的减少，实施了收入税。后来在1853年，对原料和半成品征收的所有关税都取消了。——17。
[26]关于以约·斯·穆勒为代表的混合主义的产生，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18—331页和第VIII笔记本第332—345页。——17。
[27]马克思在这里首先是指他的1859年出版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只有某些德国报纸发表了有关这一著作出版的简讯。——18。
[28]指约·狄慈根的文章《评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7年汉堡版》，载于1868年《民主周报》第31、34、35和36号。1869—1876年该报以《人民国家报》的新名称出版。从1870年初至1872年底，《人民国家报》发表了狄慈根的下列文章：《国民经济学问题》（1870年第1、2、24、25和26号）；《社会民主的宗教》（1870年第65、66和67号，1871年第37、38、62和63号）；《致亨利希·冯·济贝耳的公开信》（1872年第31号）；《资产阶级社会》（1872年第75和77号）。——18。
[29]指1867—1883年在巴黎出版的杂志《实证哲学。评论》。该杂志在1868年11—12月的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短评，作者是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孔德的信徒叶·瓦·德罗贝尔蒂。——19。
[30]尼·季别尔《李嘉图的价值和资本理论的最新补充和解释》1871年基辅版第170页。
关于季别尔的这本书，马克思1872年12月12日给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曾谈到他很想看到它，1873年1月18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提到他收到了这本书。——19。
[31]暗指尤·孚赫发表在《国民经济和文化史季刊》（柏林）1868年（第5年卷）第20卷第216页和欧·卡·杜林发表在《现代知识补充材料》（希尔德堡豪森）1867年第3卷第3册第182页上的有关《资本论》的短评。——20。
[32]指伊·伊·考夫曼写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20。
[3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12—414页。——20。
[34]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也说过他的辩证方法不同于黑格尔的辩证方法。——22。
[35]指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路·毕希纳、弗·阿·朗格、欧·卡·杜林、古·泰·费希纳等人。——22。
[36]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纲要》第1部《逻辑学》1840年柏林版第XIX页（《黑格尔全集》第6卷）。——22。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卡·马克思第一版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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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
第一版序言[1]
我把这部著作的第一卷交给读者。这部著作是我1859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续篇。初篇和续篇相隔很久，是由于多年的疾病一再中断了我的工作。
前书的内容已经在本卷第一章作了概述。[2]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联贯和完整，叙述方式也改进了。在情况许可的范围内，前书只是略略提到的许多论点，这里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相反地，前书已经详细阐述的论点，这里只略略提到。关于价值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历史的部分，现在自然完全删去了。[3]但是前书的读者可以在本书第一章的注释中，找到有关这两种理论的历史的新材料。
万事开头难，每门科学都是如此。所以本书第一章，特别是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难理解的。其中对价值实体和价值量的分析，我已经尽可能地做到通俗易懂。〔注：（1）这样做之所以更加必要，是因为甚至斐·拉萨尔著作中反对舒尔采—德里奇的部分，即他声称已经提出我对那些问题的阐述的“思想精髓”的部分，也包含着严重的误解。顺便说一下，斐·拉萨尔经济著作中所有一般的理论原理，如关于资本的历史性质、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等等，几乎是逐字地——甚至包括我创造的术语——从我的作品中抄去的，而且没有说明出处，这样做显然是出于宣传上的考虑。我当然不是说他在细节上的论述和实际上的应用，这同我没有关系。[4]〕以货币形式为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是极无内容和极其简单的。然而，两千多年来人类智慧对这种形式进行探讨的努力，并未得到什么结果，〔注：［①］见本卷第74—75页。——编者注〕而对更有内容和更复杂的形式的分析，却至少已接近于成功。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并且，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而对资产阶级社会说来，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就是经济的细胞形式。在浅薄的人看来，分析这种形式好像是斤斤于一些琐事。这的确是琐事，但这是显微镜下的解剖所要做的那种琐事。
因此，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观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到现在为止，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因此，我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但是，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5]！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撇开这点不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而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6]然而它还是把帷幕稍稍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像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况，如果这些委员会像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么，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紧紧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7]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8]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撇开其较高尚的动机不说，他们的切身利益也迫使他们除掉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因此，我在本卷中还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叙述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内容和结果。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为了避免可能产生的误解，要说明一下。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到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例如，英国高教会派[9]宁愿饶恕对它的三十九个信条[10]中的三十八个信条进行的攻击，而不饶恕对它的现金收入的三十九分之一进行的攻击。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小的过失。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就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使团的信函往来》[11]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一句话，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有的劳资关系的变化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大西洋彼岸的北美合众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遮掩得了的。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
这部著作的第二卷将探讨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二册）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三册），第三卷即最后一卷（第四册）将探讨理论史。[12]
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
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13]
卡尔·马克思
1867年7月25日于伦敦
[1]NouvelleRevueInternationale.《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研究的成果和最主要的著作。马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十年的时间，从40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
1843年底，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目的是要写一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他在这方面的最初研究成果反映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共产党宣言》等著作里。这些著作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原理、资本家的利益和雇佣工人的利益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的对抗性和暂时性。
1848—1849年的革命使马克思暂时中断了经济学的研究。1849年8月马克思被迫侨居伦敦，在那里继续进行这一研究。他深入而全面地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国民经济史和许多国家特别是当时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的经济。在这一时期，他感兴趣的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源和重要特点、土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技术史和工艺史、殖民地等问题。
马克思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他必须不断地同贫困作斗争，并且时常要为挣钱维持生活而搁下研究工作。由于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长期过度劳累，马克思患了重病。虽然如此，到1857年，他已经做好巨大的准备工作，这就使他能够开始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
1857年7月至1858年6月，马克思写了约五十印张的手稿，这实际上是未来《资本论》的第一草稿。在写作这部手稿的过程中，马克思制定了他准备撰写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计划。这一计划经过不断修订和完善，后来定为六册：（1）资本（包括一些绪论性的章节）；（2）土地所有制；（3）雇佣劳动；（4）国家；（5）国际贸易；（6）世界市场。其中第一册即资本册分为四篇：a资本一般；b竞争；c信用；d股份资本。而第一篇又分为三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最后这一划分成为后来《资本论》三卷结构的萌芽。
马克思最初打算把他写的书分册出版，第一分册“应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它只包括第一册的第一篇，这一篇分为三章：（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但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第一分册的最后定稿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一书中没有把第三章放进去。马克思指出，正是从这一章开始了真正的战斗，他认为，在存在官方书报检查、对不合统治阶级心愿的作者进行警察迫害和各种陷害的情况下，在广大的公众尚未了解这部新的著作之前，一开始就出版这一章是不适宜的。为了”第一分册”，马克思专门写了商品一章，并且认真地改写了1857—1858年手稿中关于货币的一章。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于1859年问世。马克思曾经计划在这之后很快出版第2分册，即上述构成1857—1858年手稿主要内容的资本一章。但是不久，由于必须在报刊上揭露路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卡·福格特的诬蔑性攻击和做其他急事，他不得不停止研究工作达整整一年半之久。只是到1861年8月，他又开始写“第二分册”。他在1862年12月28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写道：“第二部分终于脱稿，只剩下誊清和付捧前的最后润色了。这部分大约有三十印张。它是第一分册的续篇，将以《资本论》为标题单独出版，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只作为副标题。”但实际上那时，确切些说，到18韶年中，马克思又写成了另一手稿，其篇幅远远超过1857—1858年的手稿，共二十三个笔记本，约二百印张。其中约有一半（第vH—xwn笔记本）是阐述经济学说史的，以（剩余价值理论）这一书名著称。其余的笔记本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三卷《资本论》的问题。1861—1863年的整个手稿被看作《资本论》第二稿。
马克思在以后的写作过程中，决定把自己的著作分为三部分。而手稿中有关理论史的部分应构成第四个，即最后一个环节。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全部著作分为以下几部分：第一册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册总过程的各种形式。第四册理论史。”马克思还放弃了过去分册出版这一著作的计划，他决定不妨先基本上完成这部著作，然后再出版。
为此，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的基础上继续致力于完善手稿中还没有得到充分阐述的部分。他补充研究了大量的经济文献和技术文献，其中有关于农业、关于信用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文献，他研究了统计材料、各种议会文件、关于工业中的儿童劳动和英国无产阶级居住状况的官方报告等等。马克思用两年半的时间（从1863年8月至1865年底）完成了新的、篇幅很大的手稿，这就是三卷《资本论》理论著作的第一个详加琢磨的稿本。只是在全部著作完成（1866年1月）之后，马克思才进行付印前的最后加工。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他决定不一下子付印全部著作，而是首先只付印第一卷。马克思极其细致地完成了这次最后的加工，这一工作实质上是整个第一卷的一次重新修订。为了叙述的完整、充分和明确，马克思认为，必须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开头部分扼要地复述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内容中的主要问题。在目前的版本中，这些问题构成整个第一篇（商品和货币）。
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867年9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第-卷的工作，准备德文版的再版和出版外文译本。他在第2版（1872年）里作了大量的修改，就出版俄译本作了重要的指示。俄译本是1872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它是《资本论》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还对1872—1875年分册出版的法译本进行了大量的加工和校订工作。
另一方面，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继续从事其他各卷的工作，他打算迅速完成全部著作。但是他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中的多方面的活动占去他许多时间。由于健康状况不好，他不得不越来越频繁地中断工作。马克思高度的科学的认真精神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严格的自我批评——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就是以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力求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使它们达到最完善的程度”——使他在研究这一或那一问题时不断地回头作补充的考察。而在这一创作工作的过程中，也出现许多新的问题。
《资本论》的后两卷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由恩格斯准备付印和出版的。第二卷于1885年出版，第三卷于1894年出版。这样，恩格斯就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宝库作出了无法估量的贡献。此外，恩格斯还校订了《资本论》第一卷英译本（1887年），准备了《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3版（1883年）和第4版（1890年）。在准备《资本论》第一卷第4版时，恩格斯根据马克思本人的指示，对正文和脚注作了最后的校订。
《资本论》最早的中译本是1930年3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分册，译者是陈启修。《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中文全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本由侯外庐、王思华合译，以世界名著译社的名义于1936年6月出版。《资本论》三卷的全译本由郭大力、王亚南翻译，分别于1938年8月和9月由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
本卷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0卷即1890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的德文第4版重新作了校订。第4版原来没有收入《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序言和跋以及英文版序言，考虑到目前通行的版本都有这些文献，我们在本卷中也加以收入并依据原文重新作了校订。——7。
[2]《资本论》1867年德文第1版第1卷第1章的标题是（商品和货币），其中概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1859年柏林版的内容。马克思在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了作这一概述的原因。后来，在准备《资本论》1873年德文第2版时，马克思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对它的结构也作了很大的改动。他把原先的第1章和附录改为独立的三章，这三章构成第1篇。关于这些修改的具体情况，见〈第二版跋）（本卷第14页）。——7。
[3]完全删去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和《关于流通手段和货币的学说》这三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第445—457、470—481、552—582页）。马克思在撰写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时放弃了他最初的打算，即在每一章理论部分的后面加上理论史的部分，而计划理论史在《资本论》第四册中来叙述，这部分后来曾以《剩余价值理论》为书名发表。——7。
[4]指斐·拉萨尔《巴师夏—舒尔采—德里奇先生，经济学上的尤里安，或者：资本和劳动》一书的第III章《交换、价值和自由竞争》（见该书1864年柏林版第120—158页），其中拉萨尔在第149页上指明参看马克思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有关拉萨尔的抄袭行为，见马克思1864年6月3日给恩格斯和1866年10月13日给路·库格曼的信。——7。
[5]只要换一个名字，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Mutatonominedetefabulanarratur），这句话引自贺拉斯《讽刺诗集》第1卷第1首。——8、308。
[6]英国应用社会统计比德国早得多。1662年伦敦市的官员约，格朗特首次把计算具体地运用于人口统计。但政治算术（统计）的真正创始人是威·配第，他在1676年写成的《政治算术》这一著作中用算术方法来分析社会经济问题。——9。
[7]美国独立战争即1775—1783年北美独立战争，它是英国十三个北美殖民地推翻英国统治、争取独立的战争。七年战争后英国加强对北美殖民地的压迫和剥削，激起当地新兴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反抗。1774年北美殖民地代表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通过呈交英王的请愿书和抵制英货的法案。1775年4月19日，战争在列克星敦爆发，5月1O日在费城召开的第二届大陆会议，决定组织大陆军，任命华盛顿为总司令。1776年7月4日在进行反英战争中的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告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1781年9月，英军主力在约克镇被击溃，被迫讲和，最后于1783年9月战争双方签订巴黎和约。在条约中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取得胜利的北美人民建立了美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9。
[8]美国南北战争即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19世纪中叶，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奴隶制与北部资产阶级雇佣劳动制的矛盾日益尖锐。1860年11月主张限制奴隶制的共和党候选人林肯当选为总统，美国南部的奴隶主发动了维护奴隶制的叛乱。1861年2月南部先后宣布独立的十一个州在蒙哥马利大会上成立美国的南部同盟，公开分裂国家，并于当年4月12日炮轰萨姆特尔堡垒（南卡罗来纳州），挑起内战。1865年4月，南部同盟的首都里士满被占领，南部同盟的联军投降，战争结束。北部各州在南北战争中取得了胜利，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扫清了道路。——9、35、196、223、296、329、348、411、454、491、498、524、619、662、839、886。
[9]高教会派是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产生于19世纪，它的信仰者主要是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主张保持古老的豪华仪式，强调与天主教徒的传统的联系。英国国教会中与高教会相对立的另一派为低教会派（见注448），拥护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和下层教士，具有新教倾向。——10、712、744。
[10]三十九个信条是英国国教会的信仰纲要。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主持制定。1562年女王审订批准克兰默起草的四十二条款，后压缩为三十九条。1563年起，所有神职人员就职时必须宣誓恪守这些信条，1571年英国国会通过法案，三十九条正式成为英国国教会的信条。——10
[11]蓝皮书（BlueBooks）是英国议会或政府的以及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文件或报告书的通称。因封皮为蓝色而得名，英国从17世纪开始发表蓝皮书，它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外交史的主要的官方资料。——10、30、293、569。
[12]马克思未能实现他的计划。在他逝世后，《资本论》第二册和第三册作为他的主要著作的第二卷和第三卷先后于1885年和1894年由恩格斯编辑出版。恩格斯没有能出版《资本论》第四册。——13、404。
[13]“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Seguiiltuocorso，elasciadirlegenti！）是套用但丁《神曲》中《练狱篇》第5首中的一句（Viendietroame，elasciadirlegenm。——13。 |
马恩全集第四十四卷——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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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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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录和正文中凡标有星花*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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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目录和正文中方括号［］内的文字是编者加的。
5．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马克思或恩格斯的原注。
6．《人名索引》、《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文献索引》、《报刊索引》、《地名索引》、《名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7．引文的出处中标有［P.］、［B.］、［M.］、［L．］者，分别为马克思的《巴黎笔记》（1843年10月—1845年1月）、《布鲁塞尔笔记》（1845—1847年）、《曼彻斯特笔记》（1845年）、《伦敦笔记》（1850—1853年）的外文缩写符号，符号后面的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分别指笔记本的编号和页码。
参加本卷译文校订工作的有：
周亮勋王锡君张钟朴
参加编辑和资料工作的有：
裘挹红耿睿勤马艾丁单志澄卢晓萍
章丽莉胡永钦刘洪涛朱羿冯如馥
吴海涛赵洪
全卷译文由周亮勋审定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报刊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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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索引
C
《晨星报》（TheMorningStar）——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关报，1856—1869年在伦敦出版；报纸还出版定期晚刊《晚星报》（EveningStar）。——101。
J
《经济学家。每周商业时报，银行家的报纸，铁路监控：政治文学总汇报）（TheEconomistWeeklycommercialTimes、bankers'gazette，andrailwayMonitor：apoliiical、literary、andgeneralnewspaper）——英国的一家周刊，1843年由詹·威尔逊在伦敦创办，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101、102。
M
《每周快讯》（WeeklyDispatch）——英国的一家周报，1801—1928年每逢星期日在伦敦出版，报纸反映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166。
T
《泰晤士报》（TheTimes）——英国的一家日报，保守党的机关报，1785年1月1日在伦敦创刊，报名为《环球纪事日报》（DailyUniversalRegister），1788年1月1日起改名为《泰晤士报》。在1866年至1873年问曾报道国际的活动和刊登国际的文件。——287。
X
《喧声报》（LeCharivari）——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时期曾对政府进行辛辣的抨击；1848年转入反革命阵营。——14。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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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索引
卡·马克思的著作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1847年巴黎一布鲁塞尔版（Misèredelaphilosophie.RéponseàlaphilosophiedelamisèredeM.Proudhon.Paris，Bruxelles1847）。——85、225。
其他作者的著作[75]
A
阿特金森，威·《政治经济学原理；或国民财富形成的规律》1840年伦敦版（Atkinson，W.：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or，thelawsoftheformationofnationalwealth：developedbymeansoftheChristianLawofgovernment；beingthesubstanceofcasedeliveredtothehand-loomweaverscommission.London1840.）。——620。
B
巴师夏，弗·《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补充了作者的遗稿）（Bastiat，Fr.：Harmonieséconomiques.2.éd.augm.desmanuscritslaissésparl’auteur.Paris1851.）。——3—17、198、205、279、284。
巴师夏，弗·和［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Bastiat，Fr.，［P.-J.］Proudhon：Gratuitéducrédit。DiscussionentreM.Fr.BasriatetM.Proudhon．Paris1850.）。——70、221—222、271、358、408、416。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Babbage，C.：Traitésurl’économiedesmachinesetdesmanufactures．Trad．del’anglaissurla3.Éd.，parÉd.Biot.Paris1833.）。——309、353、592。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Bellers，J．：Essaysaboutthepoor，manufactures，trade，plantations，andimmorality.London1699）。——110。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1837年伦敦版（［Bailey，S.］：Moneyanditsvicissitudesinvalue；astheyaffectnationalindustryandpecuniarycontracts：withapostscriptonjointstockbanks．London1837.）。——124、190、584—587。
毕希，约·格·《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基尔增订第2版上册（Büsch，J.G.：AbhandlungvondemGeldumlaufinanhaltenderRücksichtaufdieStaatswirihschaftundHandlung、Th.1.2.verm.undverb.Aufl.Hamburg，Kiel1800.）。——110。
伯克，奥·《雅典人的国家经济》1817年柏林版第1—2卷（Böckh，A.：DieStaatshaushaltungderAthener.Bd.1.2.Berlin1817.）。——130。
布阿吉尔贝尔，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伦敦版（Boisguillebert，P．：Dissertationsurlanaturedesrichesses，del’argentetdestributs．In：EconomistesfinanciersduXVIII-esiècle.Précédesdenoticeshistoriquessurchaqueauteur，etaccompagnésdecommentairesetdenotesexplicatives，parE.Daire.aris1843）。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写于1697—1707年之间。——150、171、186、228、311。
布雷，约·弗·《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1839年利兹版（Bray，J.F.：Labour'swrongsandlabour'sremedy；or，theageofmightandtheageofright．Leeds1839.）。——262、508、559。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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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FactoriesInquiryCommission．FirstReportoftheCentralBoardofHisMajesty’sCpmmissionersOrdered、bytheHouseofCommons，tobeprinted，28June1833．）。引自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563—565。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报告。截至1849年4月30日为止的半年》1849年伦敦版（ReportsoftheInspectorsofFactoriestoHerMajesty’sPrincipalSecretaryofStatefortheHomeDepartment，forthehalfyearending30thApril1849.London1849.）。——2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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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载于《霍布斯哲学全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Hobbes，Th.：Leviathan，sivedemateria，forma，etPotestatecivitatisecclesiasticaeetcivilis（1651）．In：ThomasHobbes：Operaphiiosophica．T.2.Amstelodami1668.）。——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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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斯克尔，彼·《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由于机器代替人的劳动而造成的工业人口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836年伦敦版（Gaskell，P．：Artisansandmachin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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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特龙纳，［安·让·］《关于希腊和罗马货币的估价以及美洲发现前金银价值的概述》1817年巴黎版（Letronne，A.-J.：Considérationsgénéralessurl’évaluationdesmonnaiesgrecquesetromaines，etsurlavaleurdel’oretdel’argentavantladécouvertedel’Amerique，Paris1817.）。——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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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Rousseau.J.-J.：Ducontractsocial，ouprincipesdudroitpolitique，Amsterdam17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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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戴尔，［詹·］《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爱·拉让蒂·德·拉瓦伊斯译自英文，1808年巴黎版（Lauderdale，J．：Recherchessurlanatureetl'originedelanchessepublique，etsurlesmoyensetlescausesquiconcourenràsonaccroissement，Traduitdel’anglaisparE.LagentiedeLavaisse，Paris1808）。英文版1804年在爱丁堡出版。——169、363。
《罗马法全书》（Corpusiuriscivilis）：
一《法学阶梯。（1nstitutiones），——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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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1836—1837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1843年布鲁塞尔版（Rossi.P.：Coursd’économiepolitique.Annee1836—1837（Contenantlesdeuxvolumesdel’éditiondeParis），In：Coursd’économiepolitique.Bruxelles1843．）。第1版1840—1841年在巴黎分两卷出版。——593—596。
洛克，约·《再论货币价值的提高》（1695），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第7版第2卷（Locke，J．：Furtherconsiderationconcerningraisingthevalueofmoney（1695）。In：TheWorksofJohnLocke，In4Vols.7.ed.Vol.2.London176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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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Malthus，Th.R.：Definitionsinpoliticaleconomy，precededbyaninquiryintotheruleswhichoughttoguidepoliticaleconomistsinthedefinitionanduse{theirterms；withremarksonthedeviationfromtheserulesintheirwritings，London1827.）。——181、393、598、601—602、621。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实际应用》1820年伦敦版（Malthus，Th.R.：Principlesafpoliticaleconomyconsideredwithviewtotheirpracticalapplication．London1820.）。——557。
同上，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了大量补充，1836年伦敦第2版（Idem，2．Ed.withconsiderableadditionsfromtheauthor’sownmanuscriptandanoriginalmemair，London1836.）。——181、264、393、399、403、563、566—570。
麦克库洛赫，约·拉·《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MacCulioch.J．R.：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withasketchoftheriseandprogressofthescience，Edinburgh1825.）。——392、556、620—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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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MiIL，J．St.：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withsomeoftheirapplicationstosocialphiiosophy，In2Vols，VolL。London1848.）。——3、27、28、622。
穆勒，詹·《为商业辩护》1808年伦敦第2版（MiLl.J．：Commercedefendes，AnanswertotheargumentsbywhichMr.Spence，Mr，Cobbett，andothers，haveattemptedtoprovethatcommerceisnotasourceofnationalwealth．2.ed.London1808.）。——392、407。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Mill，J.：Elementsofpoliticaleconomy．London1821.）。——142、39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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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布尔，巴·格·《罗马史》1827年柏林全部改写的第2版上册（Niebuhr，B.G．：RömischeGeschichte，2.，völligumgearb．Ausg．Th.1.Berlin1827.）。第1版1811年在柏林出版。——471—473、495—496。
P
配第，威·《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Petty，W.：Severalessaysinpoliticalarirhmetick，London1699.）。——120、185。
蒲鲁东，皮·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2卷（Proudhon，P.J.：Systemedescontradictionséconomiques，ouphiiosophiedelamisere，T.1—2.Paris1846.）。——14、25、49、77、85、102、124、269、616。
蒲鲁东，皮·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1841年巴黎版（Proudhon.P.J．：Ou'est-cequelapropriéte?ouRecherchessurleprincipedudroitetdugouvernement．Premiermémoire.Paris1841.）。——70、408。
蒲鲁东，皮·约·《无息信贷》——见巴师夏，弗·和［皮·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
普赖斯·理，《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第2版（Price，R.；AnappealtothepuHic，onthesubjectofthenationaldebt.2.Ed.London1772.）。——344。
普赖斯，理·《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第2版（Price，R．：Observationsonreversionary；schemesforProvidineannuitesforwidows，andforpersonsinoldage；onthemethodofcalcultingthevaluesassurancesonlives；andthenationaldebt．2.Ed.London1772.）。——344。
普雷斯科特，威·希·《秘鲁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1850年伦敦第4版（Prescott，W.H．：HistoryoftheconquestofPeru，withapreliminaryviewofthecivilisationoftheIncas.4.ed，In3Vols.London1850.）。第1版1847年在波士顿出版。——44。
普林尼《博物志》（Plinius：Historianaturalis）。出版年月不详。引自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
同上，引自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1819年巴黎版第2卷。
R
日拉丹，埃·德·《序》，载于阿·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Girardin，É.：Introduction．In：A.Darimon：Delaréformedesbanques．Paris1856.）。——81
S
萨伊，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Say，J.-B.：LettresàM.Malthus，surdifférenssujetsd'économiepolitique，notammentsurlescausesdelasragnationgénéraleducommerce．Paris1820.）。——393。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Say.J．——B.：Traited'économiepolitique，ousimplexpositiondelamanièredonrseforment，sedistribuentetseconsommentlesrichesses.3.ed，T.2.Paris1817.）。第1版1803年在巴黎出版。——166、206、217、268、407。
同上，1819年巴黎第4版第2卷（Idem，4．ed.T.2Paris1819.）。——35、392—393。
色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载于《色诺芬文存》，约·哥·施奈德编，1815年莱比锡版第6卷（Xenophon：Dereditibus，sivevectigalibuscivitatisAtheniensisaugendis．In：Xenophontisquaeextant.RecensuitJo.GottlobSchneider．T.6Lipsiae1815.）。——120。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Cherbuliez，A.：Richesseoupauvreté，Expositiondescausesetdeseffectsdeladistributionactuelledesrichessessociales，Paris1841.）。第1版1840年以《富人或穷人》（Richeoupauvre）为书名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257—258、267、536。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政治经济学教程》第5卷）1824年巴黎版（Srorch，H.：Considérationssurlanaturedurevenunational［T.5du《Coursd’économiepolitique》］，Paris1824.）。——35、393。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1823年巴黎版第1—4卷（Storch，H.：Coursd‘économiepalitique，ouexpositiandesprincipesquidéterminentlaprospéritédesnations.AvecdesnoresexplicativesetcritiquesparJ.-B，Say.T，1—4，Paris1823.）。——142、181—182、190、192、228、543、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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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宾诺莎，贝·《通信集》（Spinoza.B.：Epistolae．）。——31。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卷集，又译《国富论》）1776年伦敦版（Smith，A.：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In2Vols，London1776.）。——503、605。
同上，（五卷集）1802年巴黎版（Idem，T.1—5，Paris1802.）。——106、117、119、121、263—264、614、615、619—620。
同上，（四卷集）1835—1838年伦敦版第1—3卷（Idem，In4Vols，Vol.1——3London1835—1838.）。——22、27、106、137、167、263—264、290、394、464、559、584、620。
斯特拉本《地理学》（第十七卷）1829年莱比锡铅印版（Strabo：RerumgeographicarumlibriXVII．Editiostereotypa．Lipsiae1829.）。——123、130。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三卷集）1770年都柏林版（Steuart，J.：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politicaloeconomy：beinganessayonthescienceofdomesticpolicyinfreenations．In3Vols．Dublin1770.）。第1版1767年在伦敦出版。——119、143、146、156、179—180、235、460。
索利，爱·《目前的困难及其同货币理论的关系》1830年伦敦版（Solly，E.：Thepresentdistress，inrelationtothetheoryofmoney．London1830.）。——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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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詹·《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1828年伦敦版（Tayior，J.：AviewofthemoneysystemofEngland，fromtheConquest；withproposalsforestablishingasecureandequablecreditcurreacy．London1828.）。——169。
汤普森，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Thompson，W.：Aninquiryintotheprinciplesofthedistributionofwealhthmostconducivetohumanhappiness；appliedtothenewlyproposedsystemofvoluntaryequalityofwealth，London1824.）。——543.
图克，托·《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Tooke，Th.：Aninquiryintothecurrencyprinciple：theconnectionofthecurrencywithprices。andtheexpediencyofaseparationofissuefrombanking．2.ed.，London1844.）。第1版同年在伦敦出版。——142。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六卷集）1838—1857年伦敦版（Tooke，Th.，Ahistoryofprices，andofthestateoftheCirculation．Vols.1—6，London1838—1857.）。——3。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Torrens，R.：Anfssayontheproducrionofwealth；withanappendix，inwhichthe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reappliedtotheactualcircumstances，thiscountry，Landon1821.）。——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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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Wade，J.：Historyofthemiddleandworkingclasses；withapopularexpositionoftheeconomicalandpoliticalprincipleswhichhaveinfluencedthepastandpresentconditionoftheindustriousorders．Alsoanappendix.3.Ed.London1835.）。第1版1833年在伦敦出版。——587、621。
韦克菲尔德，爱·吉·《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Wakefield，E.G.：Aviewoftheartofcolonnization，withpresentreferencetotheBritishEmpire；inlectersherweenastatesmanandacolonist.London1849．）。——56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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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林，威·《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Weitling，W.：GarantienderHarmonieundFreiheit，Vivis1842.）。——83。
X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威·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Senior，N．W.：PrincipesfondamentauxdeI'economiepolitique，tirésdeleçonséditesetinéditesdeMr.N.W.Seniorparlec-teJeanArrivabene，Paris1836.）。——190、263、616。
西尼耳，纳·威·《关于取得货币的费用以及私人纸币和国家纸币的某些影响的三篇演讲。（在牛津大学1829年夏季学期所作的报告）》］830年伦敦版（Senior，N.W.：ThreeJecturesonthecostofobtainingmoneyandonsomeeffecisofprvateandgovernmenrpapermoney；deliveredbeforetheUniversityofOxford,inTrinityterm，1829，London1830.）。——139。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概论》（两卷集）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Sismondi，J．-Ch.–L.Simondede：Etudessurl'économiepolirique.T.1.2.Bruxelles1837—1838.）。——143、171、268—269、393。
西斯蒙第，让·沙·莱·西蒙德·德·《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1827年巴黎第2版第1—2卷（Sismondi，J．-Ch.–L.Simondede：Nouveauxprincipesd’économiepolitique，oudelarichessedanssesrapportsaveclapopulation.2.ed.T.1.2.Paris1827.）。第1版1819年在巴黎出版。——217、267、536。
Y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9卷（Aristoteles：EthicaNicomachea．In：AristotelisoperaexrecensioneI.Bekkeri.T.9.Oxonii1837）。——110。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载于卡·陶赫尼茨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2年莱比锡版第2卷（Aristoteles：Metaphysica.In：AristotelisoperaomniaexrecensioneC.Tauchnitii.Vol.2.Lipsiae1832.）。——82。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1837年牛津版第10卷（Aristoteles：DerepublicalibriVIII，In：AristotelisoperaexrecensioneI.Bekkeri.T.10.Oxonii，1837.）。——25、489。
报刊中的文章和通讯（作者不详）
C
《晨星报》
—1857年2月12日第286号：《国外通讯。——法国。巴黎，2月10日》（Foreigncorrespondence.–France.-Paris，Feb.10.）。——101。
J
《经济学家》
—1857年1月24日第700期：《法国的复本位制》（ThedoublestandardinFrance）。——101
—1857年1月24日第700期《1856年的贸易。——消费的减少》（Tradeof1856。—Decreaseofconsumption）。——101、102。
M
《每周快讯》
—1857年11月8日第2925号：《恐慌和人民》（Thepanicandthepeople）。——166。
T
《泰晤士报》
—1857年11月21日第22844号：《黑人和奴隶贸易。致〈泰晤士报〉编辑》（Negroesandtheslavetrade．TotheeditoroftheTimes）。——287。
文学著作
D
笛福，丹·《鲁滨逊飘流记》。——22。
G
歌德《爱格蒙特》。——66。
H
荷马《伊利亚特》。——52。
赫西俄镥《劳动和时间》。——132。
L
卢克莱修《物性论》。——132
S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113。
W
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113、174。
圣经
—《新约·马太福音》。——185。
一《旧约·摩西一经（创世记）》。——186。
—《新约·约翰启示录》。——192。
[75]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和地点。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作者姓名。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人名索引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人名索引
A
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377—408）——东罗马帝国皇帝（395—408）。——134—135。
阿基米德（Archimedes公元前289左右—212）——古希腊数学家和力学家。——133。
阿鲁埃，弗朗索瓦·玛丽——见伏尔泰。
阿瑟尔斯坦（Aethelstan894左右—940）——盎格鲁撒克逊国王（924—940）。——509。
阿特金森，威廉（Atkinson，William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的反对者，保护关税论者。——620。
奥弗斯顿勋爵——见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
奥古斯都（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屋大维）（Augusrus［GaiusJuliusCaesarOctavianus］公元前63—公元14）——罗马皇帝（公元前27—公元14）。——495。
B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Bastiat，Frédéric1801—1850）——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代表人物。——3—8.10—17。25、198、204—205、221—222、279.283—284、358、416。
拜比吉，查理（Babbage，Charles1792—1871）——英国数学家、力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309、353、592。
贝勒斯·约翰（Bellers，Joha1654—1725）——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财富形成的意义；曾提出一些空想的社会改革方案。——110。
贝利，赛米尔（Bailey，Samuel1791—187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190、584。
贝列拉，伊萨克（Péreire，isaac1806—1880）——法国银行家，20—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第二帝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立法团议员；1852年与其兄埃·贝列拉一起创办股份银行动产信用公司；写有信贷方面的著作。——67。
彼得一世，彼得大帝（ПетрⅠ，Великий1672—1725）——1682年起为俄国沙皇，1721年起为全俄皇帝。——525。
伯克，菲力浦·奥古斯特（Bockh，PhilippAugust1785—1867）——德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1811年起为柏林大学教授，写有古希腊罗马经济史方面的著作。——130。
布阿吉尔贝尔，皮埃尔·勒珀桑（Boisguillebert，PierreLePesant1646——1714）——法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写有《法国详情》和其他经济学著作。——3、150、186、311。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Brey，JohnFrancis1809—1897）——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职业是印刷工人；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84、559。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MarcusJuniusBrutus公元前85—42）——罗马国务活动家，贵族共和派密谋反对凯撒的策划者之一。——479。
C
查默斯，托马斯（Chalmers，Thomas1780—1847）——苏格兰神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3、604—605。
D
达里蒙，路易·阿尔弗勒德（Darimon，Louis-Alfred1819—1902）——法国政治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初为蒲鲁东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59—60、64、65—67、70—74、81。
大流士一世·希斯塔斯昔（DariusIHystaspes公元前550—486）——古波斯王（公元前522—486）；希斯塔斯普之子。——131。
德尔，路易·弗朗索瓦·欧仁（Daire，Louis-François-Eugène1798—1847）——法国著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311。
德，昆西·托马斯（DeQuincey，Thomas1785—1859）——英国著作家和经济学家，李嘉图著作的注释者。——553—557。
狄奥多希二世（小狄奥多希）（TheodosiusII．TheodoseJunior401左右—450）——东罗马帝国皇帝（408—450）。——134。
迪康热，沙尔·迪弗雷纳（DuCange，CharlesDufresne1610—1688）——法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509。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扎尔·奥古斯特（DureaudeLaMalle，Adolphe-Jules-Cesar-Auguste1777—1857）——法国诗人、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和考古学家。——130—135。
F
费里埃，弗朗索瓦·路易·奥古斯特（Ferriei，François-LouisAuguste1777—1861）——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国家官员。——167、604。
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François-MarieArouet1694—1778）——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怍家，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15。
傅立叶，沙尔（Fourier，Charles1772—1837）——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616。
G
歌德，约翰·沃尔弗冈·冯（Goethe，JohannWolfgangvan1749—1832——德国诗人、作家、思想家和博物学家。——66。
格雷，约翰（Gray，John1798—1850）——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了“劳动货币”的理论。——84。
格林，雅科布·路德维希·卡尔（Grimm，JacobLudwigKarl1785—1863）——德国语文学家和文化史学家，柏林大学教授；温和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中间派；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写有德国语言史、法学史、神话史和文学史方面的著作，1852年与其弟威·卡·格林合力开始出版《德语辞典》。——129。
H
哈伯德，约翰·盖利布兰德（Hubbard，JohnGellibrand1805—1889）——英国政治家和金融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1859—1868和1874—1887），英格兰银行董事之一（1838）。——146。
哈娄，约翰（Harlow，John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以“小先令派”闻名的伯明翰派的代表人物；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托·巴·莱特共同使用“双子座”的笔名。——393。
赫西俄德（Hesiodos约公元前700）——古希腊诗人——132、143。
荷马（Hamerus）——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124、132、143。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Hegel，GeorgWilhelmFriedrich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42—43、85、124。
亨利七世（HenryVII1457—1509）——英国国王（1485—1509）。——502。
亨利八世（HenryVIII1491—1547）——英国国王（1509—1547）。——502。
洪堡男爵，亚历山大·冯（Humboldt，AlexanderFreiherrvon1769—1859）——德国自然科学家和地理学家。——131。
霍布斯，托马斯（Hohbes，Thomas1588—1679）——英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06。
霍吉斯金，托马斯（Hodgskin，Thomas1787—1869）——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以李嘉图的理论为依据，批判资本主义，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397—398、607。
霍纳，伦纳德（Horner，Leonard1785—1864）——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曾任工厂视察员（1833—1856），维护工人利益。——299。
霍诺里乌斯（Honorius384—423）——西罗马帝国皇帝（395—423）。——134、135。
J
加尔涅伯爵，热尔曼（Garnier，Germam，comtede1754—1821）——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保皇党人，重农学派的模仿者，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注释者。——133、136、141、615。
加尼耳，沙尔（Ganilh，Charles1758——1836）——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和重商主义的模仿者。——170、215。
加拉廷，亚伯拉罕·阿尔丰斯·阿伯特（Gallatin，AbrahamAlphonseAlbert1761—1849）——美国国务活动家、外交家和经济学家，瑞士人；写有美国货币流通和金融方面的著作。——586。
加斯克尔，彼得（Gaskell，Peter19世纪上半叶）——英国医生和政论家；自由党人。——589。
杰科布，威廉（Jacob，William1762左右——1851）——英国商人和著作家，写有经济学著作。——130、132、133、143、146、184。
居利希，古斯塔夫·冯（Gülich，Gustavvon1791—1847）——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小资产阶级保护关税派的领袖；写有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作。——3。
K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托）（MarcusPorciusCatoMapr公元前234—149）——罗马政治活动家、历史学家和著作家，维护贵族特权；曾任执政官（公元前195），监察官（公元前184），《论农业》的作者。——479。
凯里，亨利·查理（Carey，HenryCharles1793—1879）——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阶级调和论的创始人。——3—11、25、27、204、342、555、580—582、584、600。
凯撒（盏尤斯·尤利乌斯·凯撒）（GaiusJuliusCaesar公元前100—44）——罗马统帅，国务活动家和著作家。——134—135。
坎伯尔家族（Campbells）——苏格兰贵族世家，从13世纪起在英国历史上起重要作用。——473。
克利斯提尼（Kleisthenes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雅典政治活动家，公元前508年左右实行改革，肃清了氏族制的残余，并建立奴隶主民主制。——473。
昆西，托马斯·德——见德·昆西，托马斯。
L
拉姆赛，乔治（Ramsay，George1800—1871）——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275、546、549、550、553、621。
莱特，托马斯·巴伯（Wright，ThomasBarber19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家，以“小先令派’闻名的伯明翰派的代表人物；和他的志同道合者约·哈娄共同使用“双于座”的笔名。——393。
莱文斯顿，皮尔西（Ravenstone，Piercy死于1830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主义者，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尔萨斯主义。——192、376、575。
赖特迈埃尔，约翰·弗里德里希（Reitemeier，JohannFriedrich1755—1839）——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133。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Linguet，Simon-Nicolas-Henri1736—1794）——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反对重农学派，对资产阶级自由和资本主义私有制、法律作了批判。——249。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弗斯顿男爵（Loyd，SamuelJones.BaronOverstone1796—1883）——英国银行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通货原理”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议会议员（1819—1826）。——437。
勒特龙纳，安东·让（Letronne，Antoine-Jean1787—1848）——法国考古学家和语文学家。——130。
李嘉图，大卫（Ricardo，David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3、4、11、22、25、37—38、73、208、224、268、269、275—276、281、287—288、292—293、295、311、314—321、325、334、358、360、391、393、394、418、440、549、551—561、598—601、611。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LucretiusCarus约公元前99—55）——罗马哲学家和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132。
卢梭，让·雅克（Rousseau，Jean-Jacques1712—1778）——法国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22。
路特希尔德男爵，莱昂内尔·纳坦（Rothschild，LionelNathan，Baron1808—1879）——英国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辉格党人，1858年起为议会议员；二十年内一直是俄国政府的财政代理人和全部俄国铁路公债券的持有人。——184。
罗伯茨，理查（Roberts，Richard1789—1864）——英国发明家，发明了走锭精纺机和其他许多机械，1843年起领导罗伯茨公司。——52。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梅特兰（Lauderdale，JamesMaitland，Earlof1759—1839）——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亚·斯密的理论进行批评。——169、363。
罗西伯爵，佩莱格里诺，路易吉·爱德华多（Rossi，PellegrinoLuigiEdoardo，conte1787—1848）——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家，长期住在法国。——593—598。
洛克，约翰（Locke，John1632—1704）——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启蒙思想家，早期资产阶级天赋人权理论的代表。——103。
M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hhus，ThomasRoben1766—1834）——英国经济学家，教士，人口论的主要代表。——3、181、264、287、321、380、393、398、403、543、557、563、566—580、598、600—603、609—611、621。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MacCulloch，JohnRamsay1789—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3、392、556、621。
梅涅尼（梯特·梅涅尼·阿格利巴·拉纳特）（TitusMeneniusAgrippaLanatus公元前5世纪）——古罗马执政官（公元前452），同执政官塞斯蒂一起制定了货币罚款和货币抵押法。——112。
弥勒，亚当·亨利希·尼特多夫骑士（Müller，AdamHeinrich，RittervonNitterdorf1779—1829）——德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德国政治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的经济学说的反对者。——509。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德·里凯蒂（Miraheau，VictordeRiqueti，marquisde1715—1789）——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奥·加·维·里·米拉波伯爵的父亲。——291。
米塞尔登，爱德华（Missellden，Edward死于1654年）——英国经济学家，商人，重商主义者。——180、182、186。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Mill，JohnStuart1806—1873）——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模仿者；詹·穆勒的儿子。——3、27、28、621—622。
穆勒，詹姆斯（Mil1，James1773—1836）——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在哲学方面是边沁的追随者，《英属印度史》一书的作者，——142、392、407。
N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Niebuh了，BartholdGeorg1776——183”——德国古典古代史学家，写有古代史方面的著作，曾在丹麦和普鲁士供职。——471—472、495。
努玛·庞皮利乌斯（NumaPompilius公元前8世纪末—7世纪初）——传说中的古罗马第二个王。——471、495。
O
欧几里得（Euclid公元前4世纪末—3世纪初）——古希腊数学家。——133。
P
配第，威廉（Petty，William1623—1687）——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3、120、185。
皮特（小皮特），威廉（Pitt，William，theYounger1759—1806）——英国国务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反对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战争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781年起为议会议员，曾任财政大臣（1782—1783）和首相（1783—1801和1804——1806）。——344。
蒲鲁东，皮埃尔·约瑟夫（Proudhon，Pierre-Joseph1809—1865）——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创始人之一，第二共和国时期是制宪议会议员（1848）。——14、25、35、49、60、65、68、77、83—85、124、204、221—222、225、269、271、279、358、393、408—410、419、427、480、616。
普赖斯·理查（Price，Richard1723—1791）——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344。
普林尼（老普林尼）（盖尤斯·普林尼·塞孔德）（GaiusPliniusSecundusMapr23—79）——古罗马政治活动家，作家和博物学家，《博物志》（共37卷）的作者。——132。
R
日拉丹，埃米尔·德（Girardin，Emilede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1836—1866年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后为《自由报》编辑（1866—1870）；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第二共和国时期是立法议会议员（1850—1851），第二共和国时期为波拿巴主义者。——81。
S
萨伊，让·巴蒂斯特（Say，Jean-Baptiste1767—1832）——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最先系统地阐述辩护性的“生产三要素”论。——35、167、198、206、217、224、268、392—393、407。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ServiusTullius公元前578—534）——传说中的古罗马第六个王。——134。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0—354）——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写有历史、经济和哲学方面的著作。——120、134—135。
莎士比亚，威廉（Shakespeare，William1564—1616）——英国戏剧家和诗人。——51、52、113。
舍尔比利埃，安东，埃利泽（Cherbuliez，Antoine-Elisée1797—1869）——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257、267。
舍伐利埃，米歇尔（Chevalier，Michel1806—1879）——法国工程师，经济学家和政论家，30年代为圣西门主义者，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者。——72。
舍韦，沙尔·弗朗索瓦（Chevé，Charles-Frarçois1813—1875）——法国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学家，1848—1850年追随蒲鲁东。——205。
圣西门，昂利（Sainr-Simon，Henri1766—1825）——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105。
施托尔希，安德烈·卡尔洛维奇（Шторх，АндрейКарлович原名亨利希·弗里德里希·冯·施托尔希HeinrichFriedrichvonStorch1766—1835）——俄国经济学家、目录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人；彼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模仿者。——35、142、181—182、190、192、228、231、393、543、547。
双子座——见哈娄，约翰和莱特，托马斯·巴伯。
斯宾诺莎，巴鲁赫（贝奈狄克特）（Spinora，Baruch［Benedictus］1632—1677）——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31。
斯密，亚当（Smith，Adam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22、25、27、45、106、117、119、121、167—168、231、263、287、290—292、394、464、503、535、551、559、584、605、614—616、618—620。
斯特拉本（Strabon［Strabo］约公元前65—公元20）——古希腊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123、131。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mes1712—178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25、119、143、147、156、178、179、235、460。
索利，爱德华（Solly，Edward19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168。
T
泰勒，詹姆斯（Tayloy，James1788—1863）——英国银行家，主张采用复本位制，写有货币方面的著作。——169。
汤普森，威廉（Thompsonwilliam1785左右—1833）——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543。
图克，托马斯（Tooke，Thomas1774—1858）——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货币数量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3。
托伦斯·罗伯特（Torrens，Roben1780—1864）——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通货原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嘉图的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594。
W
威德，约翰（Wade，John1788—1875）——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587、621。
威廉一世，征服者（征服者威廉）（WilliamI，TheConqueror1027左右—1087）——诺曼底公爵（1035年起），英国国王（1066—1087）。——376。
韦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Wakefield，EdwardGibbon1796—1862）——英国国务活动家和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级殖民理论。——237、394、562、563、584、620。
维吉尔（普卜利乌斯·维吉尔·马洛）（PuhliusVergiliusMaro公元前70—19）——罗马诗人。——113。
魏特林，克里斯蒂安·威廉（Weitling，ChristianWilhelm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正义者同盟领导人，职业是裁缝；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工人同盟的创始人，《工人共和国》杂志的出版者；1849年流亡美国，晚年接近国际工人协会。——83。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David1805—1877）——英国外交家、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30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议会议员（1847—1852），托利党人，《自由新闻》（1855—1865）和《外交评论》1866—1877）的创办人和编辑。——8。
X
希罗多德（哈利卡纳苏的）（HerodotosofHalikarnassos约公元前484—425）——古希腊历史学家，写有描述波斯王国和波斯战争的著作。——131、132。
西尼耳，纳索·威廉（Senior，NassauWilliam1790—1864）——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反对缩短工作日。——3、139、190、231、264、616。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MarcusTulliusCicero公元前106—43）——罗马国务活动家、雄辩家、著作家和哲学家。——473。
西斯蒙第，让·沙尔·莱奠纳尔·西蒙德·德（Sismondi，Jean-CharlesLéonardSimondede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政治经济学中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3、143、171、217、267、268、391、393。
Y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公元前384—322）古希腊哲学家，在哲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柏拉图的学生。——82、110。
Z
征服者威廉——见威廉一世，征服者（征服者威廉）。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A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的《伊利亚特》中的主要人物之一，他同希腊军队的领袖亚加米农的争吵和回到自己的营幕去，构成了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第一章的情节。据传说，阿基里斯出生时被母亲海洋女神西蒂斯握住脚跟倒浸在冥河水中，因此他的身体除没有浸水的脚跟外，不能被任何武器所伤害，后来，他因脚跟，即他身上那个唯一致命的地方中箭而身亡，后人便用“阿基里斯之踵”来比喻可以致命的地方和最弱的一环。——52。
F
法玛——罗马人对希腊的传闻女神俄萨的称呼，象征传播迅速的流言。——52。
H
海尔梅斯——古希腊神话中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罗马神话称之为墨丘利。掌管畜牧、交通、体操、辩论、商业以至欺诈和盗窃；是宙斯和玛娅的儿子。——52。
J
基督——见耶鲜基督（基督）。
境界神——见特尔米努斯。
L
鲁滨逊，克鲁索——丹·笛福的小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22。
罗慕洛——传说中的古罗马的奠基人（公元前753）和第一个王。——471。
M
迈达斯——古希腊神话中的弗利基亚国王。据传说，他获得一种魔法，凡接触的东西都变成金子，结果食物也变成金子，他面临饿死的危险。——187。
缪斯——古希腊神话中司文学和艺术的女神，共九个。——52。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150。
摩奴——古印度传说中的人类始祖和古印度立法者。——131、135。
摩西——据圣经传说，摩西是先知和立法者，他带领古犹太人摆脱了埃及的奴役并给他们立下了约法。——471。
P
普罗米修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狄坦神，他从天上盗取火种，带给人们；宙斯把他锁缚在悬崖上，令鹰啄他的肝脏，以示惩戒。——26。
Q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相当于希腊诸神中的宙斯，他为了拐走美人欧罗巴而变成一条公牛。——52。
S
桑乔·潘萨——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16。
T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主要人物。——16、109。
特尔米努斯——罗马的护界神，为界石或界桩，特别受到农民的崇拜。——471。
W
武尔坎——罗马神话中雷神丘必特的儿子，火神，手工业的保护神．——52。
Y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犹太人的始祖，《雅各书》的作者。——186。
雅赫维（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615。
亚当——圣经中人类的始祖，据《创世记》记载，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用泥土创造的第一个男人。——26、615。
耶和华——见雅赫维。
耶稣基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始人。——293。
以扫——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长子，与雅各为孪生兄弟。——266。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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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马克思这篇评论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写于1857年7月，这是马克思在包含这一草稿的手稿笔记本III的封面上所注明的日期。这一草稿写在手稿笔记本的前7页上。第1—3页和第4页上半页是马克思为评论巴师夏的《经济的和谐）一书而写的（前言》。第4页下半页空着，第5—7页上是题为《（XIV）论工资》的论文。后来，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将其概括为“巴师夏和凯里（1—4）。巴师夏论工资（5—7）”。
在手稿中，马克思把他所分析的巴师夏的那本书的书名作为这篇草稿的标题，据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曾想对该书进行广泛的评论，但是后来发现，这本书不值得作更详细的分析，因此放弃了最初的意图。致使这一草稿未能完成。
但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草稿超出了书评的范围。在这一草稿开头的《前言》里马克思用大量的笔墨来描绘他所处的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状况，并且第一次精确而简要地描述了从17世纪末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开始到19世纪前30年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著作为止所完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轮廓。至于以后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正像马克思所指出的，不是古典学派的模仿者，便是古典学派的反动的批判者。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著作正是对古典学派，首先是对李嘉图的反动批判的例子。
这篇草稿不是为公开发表而写的。它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没有发表过。考茨基1904年3月以《凯里和巴师夏》为标题第一次发表了这个草稿，载于《新时代》（斯图加特）第22年卷（1903—1904年）第2卷第5—16页。1939—1941年本手稿又用德文原文作为莫斯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附录再次发表，标题为《巴师夏和凯里》。——3。
2手稿笔记本第4页上半页至此中断。下半页空着。可以设想，继1—3页和第4页上半页之后，即在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立场作一般评论的《前言》之后，马克思打算更详细地评述他所研究的巴师夏的这本书。可能是想谈这本书前13章的某些内容。不过这种打算没有实现。在笔记本的下一页上，马克思评论的已是第14章的基本论点了。——11。
3《（XIV）论工资》是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一书的第14章，1851年巴黎出版的该书第2版共有25章。马克思在手稿笔记本的第5—7页上对巴师夏关于工资的基本论点作了批判性的评论。——12。
4工人养老金是巴师夏的主张，用工人本人的工资扣款来建立养老金以满足年老或生病时的需要。他认为只有这样，工人养老金才能保证必要程度的“稳定性”。见弗·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第395页。——13。
5巴师夏在同上书第402页上说：“工资的提高……有利于积蓄，也有利于雇佣工人成为资本家”。——13。
6马克思这里说的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指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中的错误的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对蒲鲁东的这些错误理论，马克思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一书中曾专门进行了分析批判。——14。
7最高存在物（êtresuprme）是伏尔泰对上帝的称呼。和所谓的“天启”宗教相反，他把上帝描绘成似乎是创造世界、制定世界规律和赋予世界第一推动力，但在此以后就不再对事变的自然进程进行任何干预的某种非人格的理性本原。——15。
8《导言》是马克思为他计划写的总标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经济学巨著而写的，（导言）包含在标以“M”字母的笔记本上，笔记本封页上注明：“1857年8月23日，伦敦”。这很可能就是马克思开始写《导言，的日期。《导言》没有写完就中断了，历史考证版编者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可能是8月底中断的。马克思在1859年1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序言中关于《导言，写道：“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
《导言》虽然带有未完成的草稿性质，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还说明了关于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意识形态这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想法。
《导言》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过。考茨基在1903年3月把这一手稿第一次发表在《（新时代》（斯图加特）第21年卷（1902—1903年）第1卷第710—718、741—745、772—781页上。1939—1941年本手稿又用德文原文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导言》的中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在1930年2月上海社会科学研究会出版的《马克思论文选译》上。——19。
9这一目录也许是马克思在已经起草完《导言》正文以后才写的，因为目录中的标题比《导言》正文中的某些节的标题更确切地反映出《导言》的一般逻辑结构。该目录写在包含《导言》的手稿笔记本“M”的第二封面上。——21。
10标题《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手稿笔记本“M”封面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9的前两节，即（生产）一节（在笔记本“M”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璃切的标题《生产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马克思在《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I’，在v导言）往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与之相连接。——22。
11把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当作出发点的观点，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威克菲尔德］的注释，1835—1839年伦敦版）一书的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章第3节。——22。
12社会契约论（Comrarsocial）是卢梭关于人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市民状态的相互关系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某种自然状态中，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财产的形成和不平等的占有关系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政治上的不平等的进一步发展破坏了这种社会契约，导致某种新的自然状态的形成。能够消除这一自然状态的，据说是以某种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
让·雅·卢梭在1955年阿姆斯特丹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则》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的《社会契约论》这两部著作中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22。
13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出自乔·威·弗·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黑格尔全集》1833年柏林版第8卷第182节附录）。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这一术语的使用有两重含义。广义地说，是指社会发展各历史时期的经济制度，即决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物质关系总和；狭义地说，是指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关系。因此，应按照上下文作不同的理解。根据这里的上下文并参照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序言中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述，此处应为后一种含义。——22。
14德语Stamm这一术语在19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含义比现在要广，它表示渊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共同体，包括近代所谓的“氏族”（Cens）和“部落”（Siamm）两个概念。另外，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和早期部落制中家庭关系的观点，即认为人们最初先是形成为“家庭”，然后从家庭发展和扩大而成为“氏族”，也是沿用当时历史科学中的观点。美国的著名民族学家路·亨·摩尔根在《古代社会》（1877年）中第一次把氏族”和“部落”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第一次阐明了氏族是原始公社制度的主要基层单位，从而为原始社会的全部历史奠定了科学的基础。瑞士历史学家约·雅，巴霍芬的《母权论）（1861年）也在古代社会和民族学的研究方面作出「新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吸收了这些新研究成果，从马克思对摩尔根著作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关f氏族和家庭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即氏族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的原始形式，氏族纽带的解体，才发展起各种形式的家庭。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中全面阐述了这些新见解。恩格斯还为《资本论》第1卷第12章加了关于氏族和家庭的关系的第（50a）注。——25、107、120、466。
15政治动物（Ζωουπολιτιχσυ）．从更广泛意义来说是“社会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第1册开头给人下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1章第（13）注中指出：“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25、489。
16见注6。关于下一句话中蒲鲁东所说的普罗米修斯·参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末尾作的评论。——25。
17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1篇《生产》第1章，就加上了《生产的要素》这一标题。——27。
18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1篇第8章和第11章结束语。——27。
19关于生产不同于分配的内容，见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第1卷第25—26页。——28。
20规定即否定（Determinatioestnegatio），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莎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50封信。1674年6月2日致贾利克·杰里斯）。在黑格尔的著作中，这里强调任何一个有规定的存在即任何“某物”内部所固有的否定的要素（见黑格尔《逻辑学》1833年柏林版第1部第1编第2章注释“实在或现实与否定”，以及黑格尔《哲学全书》1840年柏林版第1部《逻辑》第91节附释）。——31。
21社会主义美文学家，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这样一些庸俗社会主义者，如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卡尔·格律恩，以及法国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有关的内容还可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第4章第4节和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末尾。——35。
22对萨伊和施托尔希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9节作了专门的评介。——35、393。
23在这一页上，马克思标重了页码，结果出现了两个［M—9］。——35。
24大·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37。
25这里除了指南美洲之外，可能还包括美国南部各州。——39。
26马克思所说的“所谓实业家之间（zwischendealersunddealers）的交换”，指的是亚·斯密把整个流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领域是只在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另一个领域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个人之间的流通。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10节（b）中直接摘录了斯密这一论点。——40。
27关于黑格尔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见他的《法哲学原理》第40、45、49—52节。——43。
28关于秘鲁被西班牙征服以前不存在任何货币的材料，马克思采自美国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的著作《秘鲁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1850年伦敦第4版。马克思从这一著作第1卷所作的摘录，包含在马克思1850—1853年期间在伦敦写的经济学摘录笔记（以下简称《伦敦笔记》）的第XIV本笔记本中。关于印加人中不存在货币的情况，见该书第1卷第147页。——44。
29马克思在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较多地谈到了军队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中也涉及了货币在军队中的发展。——44、461。
30蒲鲁东的观念顺序的历史，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两卷集）1846年巴黎版，特别是第1卷第145—146页，马克思曾摘录并批判了蒲鲁东的这种观点。见《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1节《方法》中的《第一个说明》，还可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章第6节。——49。
31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来看，他在1852—1853年期间阅读并在他的第XIX、XX和XXI笔记本中做了摘录的至少有三部文化史：（1）威·瓦克斯穆特《文化通史》1850年莱比锡版第1部，1851年莱比锡版第2部；（2）威·德鲁曼《文化史大纲》1847年柯尼斯堡版，（3）古·克列姆《人类文化通史》1847年莱比锡版第6卷，1849年莱比锡版第7卷。——50。
32这里指以德国著名历学家兰克为代表的学派，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政治史和外交史，声称对外政策高于国内政策，忽视社会关系的历史，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
莱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年）的观点是在哲学唯心主义和新教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兰克的观点，宗教在国家生活中起着关键作用，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体现在国家中的政治思想，他的历史观是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欧洲中心论。——50。
33这个（1）的内容没有写完，马克思还打算在其中谈论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但未能实现。在这里写完对希腊艺术的评论以后，马克思随即中断了《导言》的写作，因而也没有写以后各点。——51。
34曼彻斯特的罗伯茨公司，是英国发明家理查·罗伯茨从1843年起主持生产各种工具、机器和机车的公司。罗伯茨是19世纪机械方面的著名发明家之一，自动走锭精纺机就是他发明的。——52。
35动产信用公司（CréditMobilier全称SociétégénéraleduCréditMobilier）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由贝列拉兄弟于1852年创立并为1852年11月18日法令所批准。动产信用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充当信贷的中介和参加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的创立。该公司广泛地参加了法国、奥地利、匈牙利、瑞士、西班牙和俄国的铁路建设。它的收入的主要来源是靠它所开办的股份公司在交易所进行的有价证券投机买卖。动产信用公司用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得来的资金收买各种公司的股票，它自己的股票只是以它持有的其他企业的有价证券作担保，而各种公司的股票则是以它们本身的财产价值担保。因此，同一实际财产产生了双倍的虚拟资本。一种形式是该企业的股票，一种形式是拨款给该企业并收买其股票的动产信用公司的股票。该公司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有密切的关系，并在它的保护下进行投机活动。1867年该公司破产．1871年清算完毕。动产信用公司在19世纪50年代作为新型金融企业出现，是由反动时代的特征所引起的，在这个时代里交易所买空卖空、投机倒把活动异常猖撅，中欧的其他国家也仿照动产信用公司建立类似的机构。马克思对动产信用公司所作的分析，参看他1856—1857年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几篇文章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B．关于货币计量单位的学说》部分有关伊·贝列拉的脚注。——52、67。
36印刷所广场（PrintingHouseSquare）是伦敦一个不大的广场，英国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所在地，印刷所广场的转义是指以优秀报业组织闻名于19世纪中叶的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本身。——52。
37马克思的这个手稿是后来的《资本论》最初的草稿，包含在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注明I—VII的七个笔记本中。在最后一本即第VII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明；《PoliticalEconomyCriticismof（Fortsetzung）》，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续”这个词表示第七本是前六本的继续，而《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可以认为是全部手稿的主要标题。马克思在1858年11月29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谈到自己18571858年期间的这部经济学手稿时把它叫作“草稿”。手稿确实具有明显的草稿性质。马克思在1858年5月31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这个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
手稿一开始是第2章，即《货币章》，后面接着是篇幅很大的第3章，即《资本章》。在手稿的最后—页上，马克思起草了第1章的开头，这一章应该是论述商品的，不过马克思当时还把它放在《价值》的标题下。手稿的写作很可能始于1857年底，因为马克思在第I笔记本第46页（见本卷第166页）上引用f1857年11月8口《每周快讯）上的一段话。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马克思在此之前就已开始了手稿的写作，不过中断了较长的时间。因为马克思在1857年1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已经对达里蒙的著作作了简短评论，手稿第H笔记本第18页（见本卷第101—102页）上还引用了1857年1月24日《经济学家》杂志和1857年2月12日《晨星报》的一些话。但无论如何，第I笔记本的结尾部分不可能早于1857年11月8日。这部手稿不是为出版而写的，它很少分段，并不是按事先确定的计划写的，相反，它的结构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马克思在写作时，利用了他在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写的大量摘录笔记，许多引文注有这些摘录笔记的页码。
在本卷中，这部手稿是按照马克思原来的顺序刊印的，不过由编者加了些标题，划分了节和小节，并把过长的段落划分成较短的段落。只有在极个别场合，即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是前面内容的补充的地方，才作了个别的挪动。这些极个别的挪动之处都在方括号内标明了笔记本的号数和页码。
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本手稿没有发表，1939—1941年第一次在莫斯科用德文原文出版，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55。
38马克思把蒲鲁东主义者阿·达里蒙的著作《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作为《货币章》的起点，对它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马克思在1857年1月10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提到过达里蒙的这本书。马克思在《货币章》里不是仅仅批判了蒲鲁东主义者关于货币和银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用的幻想，而是在深入研究中分析了作为商品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货币的形成和本质。《货币章》这一标题是马克思后来补加的，他以后又补加了罗马数字“II”。引文后圆括号里的数字指的是达里蒙的著作《论银行改革》的页码。——59。
39马克思采用了达里蒙著作中的数字10100万，但正确的数字很可能是10800万。——60、64、66。
40从列举的数字来看，应为“减少”。据此，以下的有关数字和结论也应作相应的变动。不过，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从达里蒙的统计表中得出的结论。——63
41巴黎世界工业博览会于1855年5—11月举行。——67。
42东方战争即克里木战争，是1853—1856年俄国同英国、法国、土耳其和撒丁的联盟的战争。战争是由于这些国家在近东的经济政治利益冲突引起的，俄国战败，战争以签订巴黎和约而结束。——67。
43“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是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1840年巴黎版）的基本论题。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一书中阐述了“无息信贷”的理论。关于马克思对这种理论的评论，见《资本论》第3卷第36章和《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附录》第6节。——70。
441844年法令指英格兰银行改革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9卷第34章对1844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作了专门评论。——71、80。
45法兰西学院（CollègedeFrance）是法国最早的高等学校之一，1530年在巴黎建立。——72。
46阿·达里蒙《论银行改革》一书第3章的标题是《流通银行简史》，见阿·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第20—27页。——73。
47金条委员会（Bull1ionkomitee）是英国下院于1810年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研究银行券贬值、贵金属价格上涨的原因，揭示流通手段和英国与其他国家的汇兑率的状况。——73。
48生产费用是马克思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所使用的一个术语，其含义是“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1节（c））．“商品本身的实在的生产费用”（见同上书，第3册《附录》第5节），而不是只支付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的资本家所耗费的生产费用。——76。
49蒲鲁东关于产生危机的观点见他的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68—70页。——77。
50这些百分比显然是不正确的。这个例子可能是这样的：1夸特谷物从50先令上涨到100先令，而棉织品从100先令下降到20先令，银同谷物相比只下降50%，棉织品（由于需求停滞等等）同银相比下降了80%。——77。
511799—1819年时期指英国银行限制法（BankRestrictionAct）生效时期。为使英格兰银行不致破产，1797年s月英国政府颁布了银行限制法，该法规定英格兰银行银行券的强制性牌价，并且停止用银行券兑换黄金。1819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法令。实际上这种兑换到1821年才完全恢复。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33章中把银行限制法的实施期间写成1797—1820年。一78。
52清扫土地或清扫领地（Clearingoftheland；Clearingofestates）是资本原始积累的典型例子之一。在16、17世纪，甚至在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化的农村贵族用暴力把农民从土地上驱逐出去（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2节）。——80、212、237。
53指威·魏特林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842年斐维版）一书中阐述的劳动货币理论，在英国，持这种理论的有约·弗·布雷、托·霍吉斯金，威·汤普逊以及欧文的其他一些追随者。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中批判地分析了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3编第4节中也批判了魏特林的这一理论。——83。
54关于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这一术语，参看他的《逻辑学》1834年柏林版下册第1篇第2章A节《同一》。——85。
55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第2节。——85。
56设定，被设定的（dasGesetzre）是黑格尔的哲学术语，指和无条件的、原初的、第一性的东西相区别的某种受制约的东西，不以本身为根据而以他物为根据的某种东西。关于商品的价值表现为设定的东西，还可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3节（d）。——91、232。
57金属条块（bars）最初指铁块。马克思在下列一些作者的著作中读到过有关金属条块的论述：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326—327页；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1856年伦敦版第112页。——91、117、146。
58“主体”这一术语，在这里和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马克思是在康德以前的意义上使用的，即指宾词、属性、规定、特征、关系的担当者。——92、139。
59从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第二加工阶段的笔记《完成的货币体系》（1851年）第19页可以看出，“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这段话是从威·配第《政治算术》中概括出来的。——99。
60暗指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作的假黑格尔的论述，他说什么“经济理论有它自己的逻辑顺序和理性中的一定系列”。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此作了揭露和嘲笑。——102。
61“按比例的生产”是约·格雷在他的著作《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1848年爱丁堡版）中喜欢用的表达方式，见该书第67、108、123、142—148页。——102、394。
62马克思在这里简短地概括了约·洛克1695年所写《再论货币价值的提高》一文中关于作为价值尺度的银同码（长度）或夸特（容量）这些计量单位之间的原则区别的论述：码或夸特可以始终保留在买者或卖者手中，而银币不但充当所购买的物品的价值尺度，并且必然从买者手中转入卖者手中。见《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第9版第2卷第92页。马克思后来在本手稿第VII笔记本第34页上全文引用了这些话。——103。
63指亚·斯密在《国富论》第1卷第6章开头所提出的论断：“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中”，商品的交换价值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对斯密这一论点的评述，参看《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3章第1节。
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生产费用”这一术语，其含义是“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见注48）。——106。
64“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Bellumomniurncontraomrnes），英国哲学家托·霍市斯的这一用语，出自他1642年的论文《论公民》（《霍布斯哲学全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1卷第7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1651年伦敦版的拉丁文译本（《霍布斯哲学全集》1668年阿姆斯特丹版第2卷第83页）。——106。
65马克思的这个笔记本至今尚未找到。——107。
66马克思的这篇手稿至今尚未找到。——108。
67马克思把货币称为“抵押品”或“社会的抵押品”，一方面是指亚里士多德的用语（见《尼科马赫伦理学》第5卷第8章第14节），另一方面是指英国经济学家贝勒斯对货币下的定义（见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1699年伦敦版第13页）。马克思在《七个笔记本的索引》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88）注中引用了贝勒斯的话。
马克思在他的《伦敦笔记》第二加工阶段的笔记《完成的货币体系》第34页中简短地概括了毕希的论点；“货币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抵押品。”（见毕希《从国家经济和商业来看的货币流通》1800年汉堡—基尔第2版第1卷第298—299页），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VI笔记本中还摘录了洛克关于“货币是抵押品”的说法（见洛克1691年的著作《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载于《洛克著作集》（四卷集）1768年伦敦版第2卷第15页）。——110。
68指与资本主义形成对照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个人地位的浪漫描述。亚·亨·弥勒在《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下册第72—217页，托·卡莱尔在《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第49—80页都有这类描述。——112。
69“阿格利巴把贵族比作胃”，出典于罗马历史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494年举行起义并上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抗胃的寓言。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贫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112。
70所谓把货币比作语言，显然是指约·弗·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里子版第141页上的比喻。——112。
71莎士比亚对货币的中肯理解，见他的《雅典的泰门》第4幕第3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3节第（91）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1卷第3章第6节（B）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3手稿的《货币》一节中，都曾直接引用过莎士比亚这段话。——113。
72万恶的求金欲是罗马诗人维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3卷第57行的用语。——113、174。
73亚·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5章的原话是：“劳动是第一性的价格，是用来购买一切物品的最初的货币。”——117。
74亚·斯密关于交换价值由特殊劳动产品量和一般商品量两方面决定的论断，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4章：“有思虑的人……除自己劳动生产物外，随时身边带有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这种物品，在他想来，拿去和任何人的生产物交换，都不会被拒绝。”——119、121。
75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88页中，把农业分成两种：“作为商业部门的农业”和“作为生产直接生存资料的农业”。——119。
76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从欧洲和美洲向这些地方大批移民，这就是所谓的“黄金热”。“黄金热”引起商品价格猛涨，英国和美国殖民主义者趁机进行投机而发财。
1850年1月，在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后18个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了这些发现对欧洲、美洲、亚洲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商业发展，以及对新兴国家的殖民，都将有巨大的意义（参看马克思和恩格斯1850年1月底写的（时评（一）》和1850年11月写的《时评（三）》）。——120、177。
77这段引文摘自色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第1章第4节和第5节。载于《色诺芬文存》，约·哥·施奈德编，1815年莱比锡版第6卷第143页。——120。
78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指古代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国的居民。高加索阿尔巴尼亚国为公元前1世纪一公元10世纪外高加索东部古国，位于里海西南岸库拉河和阿拉斯河流域，首都为卡巴拉。——123。
79蒲鲁东在他的著作《贫困的哲学》中断言，贵金属充当货币首先是由于“君主的神圣化”，君主“占有了贵金属，并且在上面打了自己的印章”。因此，他认为研究贵金属本身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马克思指出，用纯政治因素来说明货币的起源是荒谬的（参看《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3节中《货币》）。——124。
80这段英文引文摘自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5—6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的初稿中也引用了这段英文引文（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初稿片断和第3章开头部分》笔记本B’第14页）。——124。
81这段德文引文的出处没有找到。下面的正文，虽然没有用括号括起来，但从各方面看，也是马克思从某一德文著作中转引来的，并且有的地方被马克思简化了。——125。
82雅·格林关于贵金属的词尾联系，见他的《德意志语言史》1848年莱比锡版第1卷第12—1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4节中也曾提到格林的这一看法。——129。
83在本手稿中，马克思的许多引文都是转摘自他自己在此以前各个时期所作的摘录笔记，除特别注明者外，编者加的［L.］是指《伦敦笔记》（共24个笔记本），罗马数字指笔记本的编号，阿拉伯数字指笔记本中含有该引文的页码。编者在方括号中注明了引文的原著出处。——130。
84指杜·德拉马尔引用的下列著作：安·让·勒特龙纳《关于希腊和罗马货币的估价以及美洲发现前金银价值的概述》1817年巴黎版，奥·伯克《雅典人的国家经济》1817年柏林版：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130。
85《摩奴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关于宗教、法律和礼仪的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制国家的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的早期习惯法法典之一。它规定了每个印度人按照婆罗门教义应尽的义务。据传这部法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奴（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料是在许多世纪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公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奴法典》反映了尚有许多原始公社制残余的印度奴隶制社会发展的特点。——131、135。
86见赫西俄德的诗《劳动和时间》第151行，马克思转引自杜·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57页。——132。
87见卢克莱修《物性论》第5卷第1286行，马克思转引自杜·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57页。——132。
88见古·居利希《关于当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1845年耶拿版第5卷第110—111页和第115、131页。——134。
89布匿战争是古代两个最大的奴隶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第一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64—241年，第二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218—201年，第三次布匿战争发生于公元前149—146年，结果以迦太基的灭亡而告终。——134。
90这里看来是马克思的笔误，因为在下面一段里马克思谈到，随着生产方法的进步，银变得相对便宜，后来“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把这种状况扭转过来”，即金变得相对便宜。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4节《贵金属》末尾他又写道：“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哥伦比亚金矿的发现大概又会使金的价值跌落”。——136。
91见热·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在位时期的货币史》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253页。——136。
92流通车轮（Thegreatwheelofcirculation）是亚·斯密对货币的称呼。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776年伦敦版第2篇第2章。——137。
93指詹·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章第7、8两节中论述的货币数量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C节中，一面摘引穆勒此书两节中的大段话，一面对穆勒的观点进行批判。正文中所说的詹·穆勒的错误，马克思摘自托·图克《通货原理研究》1844年伦敦第2版第136页。——142。
94这本笔记本原编号为VIII，后来编为VII。——146。
95詹·斯图亚特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2卷第389页，把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偿还债款的这种强制支付，称为“非自愿的流通”：把花钱购买某些物品称为“自愿的流通”，以区别于这种“非自愿的流通”。——147。
96恶的无限是黑格尔的哲学术语，意思是同—件事按下列公式无限重复，“某物”成为“他物”，而这个“他物”本身义是正在成为“他物”的“某物”，如此反复，以举无穷。——148。
97皮·布阿者尔贝尔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于1697年和1707年间问世，后又收入1843年巴黎出版的《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欧·德尔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一书。布阿吉尔贝尔的“货币是万物的刽子手”这种说法，见该书第413页。他还在第395页上把货币说成“暴君”，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C节也曾提到这一说法。——150。
98马克思在这里把“生产价格”和前一句中的“交换价值或生产费用”理解为同一个意思。“生产费用”这一术语，其含义是“商品的内在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即等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全部劳动时间”（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1节（c）和《附录》第5节）。“生产价格”一词在马克思40年代的摘录笔记中就已出现。如1845年在布鲁塞尔写的摘录笔记（通称《布鲁塞尔笔记》）中，马克思曾用德文“Produktionspreis”（生产价格）一词来转述萨伊的下述提法：“生产费用，也就是开采和提炼它们（金和银）所花费的时间和劳动。”（见路·萨伊的《国家和个人致富或贫穷的基本原因》1818年巴黎版第32页）。——151。
99交换价值章当时还没有写成，因为马克思是从第2章，即货币章开始写作的。马克思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的末尾把价值章的开头部分作了扼要的叙述。在这以后不久，他就认为他的著作的第1章不应当是价值章，而应当是商品章。—一155。
100aesgrave（1磅铜）是古代未经铸造的铜币，在古罗马是重量单位和铸币单位。——159。
101指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第2页。这一页上有费里埃《论政府同贸易的相互关系》1805年巴黎版第31—73页的摘录。费里埃在该书第33和35页谈到银，认为在银从矿山里生产出来的地方，它是商品，因为它充当购买它的那些人的直接需求的对象。但是，费里埃接着说：一俟银成为货币，它就不再是商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必要中介，并且已不能直接满足任何需要”。——167。
102让·巴·萨伊在《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32—433、461页上说；“货币是一种经常处在流通中的商品，总是为交换而存在的……这种商品的增加或减少也和一切其他商品的增加和减少一样，并不说明该国的总资本必定增加或减少……因为一种商品量的减少可以曲另一种商品量的增加而抵销。”——167。
103亚·斯密关于货币是非生产的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2章；第4篇第1章。——167。
104爱·索利在《目前的困难及其和货币理论的关系》1830年伦敦版第3页上，用“货币只是物物交换更复杂的形式”来表达亚·斯密的观点。斯密的这一观点，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4章。——168。
105指詹·泰勒的《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附建立一种可靠稳定的信用货币的建议》1828年伦敦版。——169。
106转引自布阿吉尔贝尔曲说法，布阿吉尔贝尔的原话是；“一切商品的结晶（Précisdetouteslesdenrées）。见他的《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欧·德尔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第399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货币》的开头部分、《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05）注，都曾提到过布阿吉尔贝尔的说法。——172、228。
107马克思在《伦敦笔记》第二加工阶段的笔记《完成的货币体系》第41页中摘录了一段引文，其中把货币说成“物和人之间的纽带”（nexusrerumethominum），而不只是“物的联系”（nexusrerum）。同时他在引文后注明第34页。不能确定这段引文与什么问题有关。因为我们没有找到前面的那些页笔记。马克思把货币说成“物和人之间的纽带”，他指的是人的社会关系的状况，这种状况是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关系——家长制的、封建的、家族的、宗教的，即被迫让位于“现金”统治的那一切关系一解体的结果。——175。
1081857年底，当马克思写《货币章》时，已经可以明显地感觉到1857—1858年经济危机的到来，这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它从美国开始，席卷了欧洲的所有大国。——180。
109马克思在〈导言，第3节末尾首次草拟的分篇法（见本卷第50页）里，说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第1篇内容是：“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180。
110马克思摘录的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91页的这段话，实际上是在马尔萨斯去世后，出版该书第2版的编者为使马尔萨斯的论点更明确而写的。——181。
111爱·米塞尔登关于基督教的欧洲同非基督教的一些亚洲国家如土耳其、波斯、印度等国家之间的贸易，见他的《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1622年伦敦版第19—24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a）《货币贮藏》中也多次提到这一著作中的论点。——182。
112威·杰科布关于把黄金从流通领域中取出用作奢侈品的描述，见他的《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270—323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a）《货币贮藏》中曾提到杰科布的观点。——184。
113这里是用圣经故事作比喻；传说中的犹太人的始祖雅各晚年预感到死期到来，他为他的孙子（约瑟的儿子）祝福．雅各不顾古代犹太人中流行的习惯，没有把主要的祝福（伸出右手按头）给予长孙，而是给了次孙，这表明次孙将比长孙有更光明的前途（见《圣经·创世记》第48章第13—21节）。——186。
114指马克思1845年在布鲁塞尔写的摘录笔记。其中许多从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作的摘录，都是摘自欧·德尔所编的《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1843年巴黎版。对某些摘录马克思还加了注释，这些摘录的一小部分马克思引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货币》开头部分以及《资本论》第1卷第3章第（105）注之中。——186。
115赛·贝利关于货币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见他的《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3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b）（支付手段，中也引用了这句话。—190。
116亨·施托尔希关于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代表，见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2卷第13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a）《货币贮藏》中也引用了这句话。——190。
117这是马克思用简化的形式转述的赛·贝利的话。原话出自贝利的著作《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第9—10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1节《价值尺度》中也引用了贝利的这段话。——191。
118见《圣经·启示录》第17章第13节和第13章第17节。
《启示录》（或《约翰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之一。写于一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马克思在这里引用这句话是暗指货币。——192。
119《资本章》，在本手稿中占很大篇幅，构成第II至VII笔记本的主要内容。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研究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整个机制，它的条件、历史性质、发展趋势以及它灭亡的不可避免性。
马克思在开始写这一章时把它称为《货币作为资本章》（第II笔记本第8页）；在第III笔记本第8页上继续写作这一章时，他又写成《资本章。（续）（从第II本开始）》。在以后的笔记本中一直把它称为《资本章》。
虽然篇幅很大的《资本章》不是按照明确的章节划分写下来的，但是从手稿可以看出，关于资本的全部研究分为三个部分；1．资本的生产过程；2．资本的流通过程；3．资本作为结果实的东西（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等）。马克思在1858年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信中把这一部分称为资本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193。
120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4节《贵金属》中，再次阐述了自然界不出产货币的观点。——193。
121关于交换过程的自然内容最初“仍然是同经济关系完全分开的，因为它仍然是同经济关系直接重合的”这一论点，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1章《商品》中作了说明。马克思在那里说，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交换过程的最初形式）的情况下，“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它还卣接和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在交换的这一发展阶段上，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内容、而同财富的社会形式“无关”。“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像这样无关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196。
122关于萨伊，巴师夏及其他庸俗经济学家所说的“服务”这一范畴，参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1章《商品》、《资本论》第1卷第5章第（16）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附录》第12节（e）。全部商品交换，无论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条件下的商品交换，还是商品货币流通条件下的商品交换，他们都归结为互相交换“服务”。巴师夏指的是农业劳动者，面包业主、制鞋业者、织布业者、机器制造业者、教师，医生、律师等的“服务”。见弗·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第87—169页。——198。
123自身反映（Reflexioninsich）是黑格尔的哲学用语。在黑格尔《逻辑学》的本质论中，他认为在概念发展的第一阶段上，某一概念规定反映在自己身下，如“甲＝甲”，也就是尚未反映在他物上。——199。
124《罗马法全书》是调节罗马奴隶制社会的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它是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纂的。全书包括《查士丁尼法典》、《学说汇纂》、《法学阶梯》和《新律》四个部分。马克思在这里可能引自《法学阶梯》的下列条文∶1．“凡奴隶所得之物，皆为其主人所得之物”（《法学阶梯》I，8）。3．“受另一人支配的奴隶本身不得拥有财产”。（同上，II，9）。——200。
125指巴师夏的一些论敌，如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舍韦，他们于1849——1850年期间发表七封公开信同巴师夏进行辩论，这七封信同巴师夏的七封答辩信一起于1850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巴黎出版，书名是《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205。
126让·巴·萨伊关于资本是一个价值额的说法，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8、478页。——206。
127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329、499页。亚·斯密《国富论》1836年伦敦版第2卷第356页上也有类似说法。——213.269。
128指马克思1844—1847年期间写的一十傅录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F西斯蒙第的这段引文。马克思的这个笔记本没有留传下来。——217、536。
129关于蒲鲁东的胡说八道，详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第1章第1、2节。——220。
130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中，有一本的内容是从施托尔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中所作的摘录。在这个笔记本中，马克思把施托尔希的著作第154页上的论点概括为，“人的勤劳只有在它生产出足以补偿生产费用的价值时才是生产的……其实，这种再生产还不够，它必须生产出超额价值。”——228。
131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1—4节中作了详细的分析。——231。
132关于施托尔希、西尼耳等人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5—19节作了详细的评介。——231。
133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详细地考察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和《附录》第12节）。——232。
134詹·斯图亚特关于土地所有者清扫土地上的过剩人口的说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50、153、156和157页。——235。
135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5章作了考察。——237。
136劳动能力（Arbeitsvermögen），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手稿等经济学手稿中使用的术语。当时马克思一般不用“劳动力”（Arbeitskraft）这一术语，而用“劳动能力”这一术语。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两个术语当作意义相同的术语来使用：“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见《资本论》第1卷第4章第3节《劳动力的买和卖》）。——242、517。
137见尼·兰盖《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1767年伦敦版第1卷第462—513页。兰盖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9章作了考察。——249。
138本手稿第II笔记本最后一页即第29页没有保存下来。这一页上的正文采自1861—1863年手稿第II笔记本A页上的一段文字（放在四角括号内）。这段文字，马克思显然是从1859—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II笔记本第29页转抄下来的，因为从内容来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第III笔记本第8页的正文，恰好是第II笔记本第29页正文的继续.——250。
139从本手稿第III笔记本第8页开始，是第II笔记本的正文的继续。第III本的头七页的内容，是几个月以前写的关于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凯里的未写完的概述（见本卷《巴师夏和凯里》〕。——250。
140十小时工作日法案是英国议会在1847年6月8日通过的，1848年5月1日起作为法律生效。该法案将妇女和少年的日劳动时间限制为十小时，但是，许多英国工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他们寻找各式各样的借口把工作日从早晨5时半延长到晚上8时半。例如，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6节第（161）—（165）注）
恩格斯在《十小时工作制问题》和《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中对该法案作了详细的分析。关于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8章中作了详细考察。——251、418。
141参看《资本论》第1卷第5章第1节《劳动过程》中类似的地方：“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的综合体。”——256。
142舍尔比利埃在他的《富与贫》1841年巴黎版第16页上说：“资本就是原料、工具、生活资料基金（approvisionnement）。”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和第23章《舍尔比利埃》中对他的观点作了详细的评介。——258
143自为存在（Fürsichsein）是黑格尔的哲学用语，表示任何一种确定的、相对独立的质。——260。
144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那一节中，概括地评述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这一观点（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3节（d））。在未写完的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约翰·布雷的那一节中（同上，第4节），马克思从布雷的著作《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里子版第59页上引用了他的这样一段话：“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像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262、508。
145资本的非生产性是托·霍吉斯金的匿名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1825年伦敦版）中的论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3节《霍吉斯金）中详细地分析了这本小册子。——263。
146关于亚·斯密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区别开来的论述，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3章。——264。
147西尼耳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上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836年巴黎版第197—206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17节中专门批判了西尼耳的这种观点。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分析说：“钢琴制造厂主的工人是生产劳动者——相反，假定我买到制造钢琴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者甚至假定工人自己就有这种材料），我不是到商店去买钢琴，而是请工人到我家里来制造钢琴。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匠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劳动直接同我的收入相交换。”（见《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9节末尾）
马克思同时指出：“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卖唱，她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见同上书，《附录》第12节（d）末尾）——264。
148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X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了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7页上的这段引文。但是，这段话实际上是在马尔萨斯去世后，出版该书第2版的编者为使马尔萨斯的论点更明确而写的。——264。
149“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长于权”出典于圣经故事：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见《圣经·创世记》第25章）。——266。
150指马克思写于1844—1847年期间的一本没有保留下来的摘录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了西斯蒙第的这段话。——267。
151指马克思写于1844—1847年期间的一本没有保留下来的摘录笔记本的页码，那里摘录了舍尔比利埃的这段话。——267。
152关于资本的非生产性质的观点，见大·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34—337页。并见让·沙·莱·西蒙德·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22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6章第3节（e）和第3册第21章第3节（a）中对这一观点作了评介。——268。
153让·巴·萨伊关于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的观点，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4、425、429页。——269。
154蒲鲁东的“劳动在生产，资本有价值”这句话出自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61页。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2节中引用了这句话。——269。
155见《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177—181页。并参看本卷第221—222页。——271。
156分析判断，按照康德的说法，是指判断的宾词只说明判断的主词所包含的内容，而综合判断则不同，它的宾词会给主词添上判断的主词没有包含的特征。——273。
157生产费用这一术语，在这里和上一句中，马克思是在“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量”（见《剩余价值理论》第：册第20章第1节（c））这一意义上使用的。马克思在本手稿中还没有明确区分价值（c十v＋m）和生产价格（c＋v＋平均利润）。关于“生产费用”这一术语的三种用法，见同上书《附录）第5节。——275。
158马克思在这里赋予“生产价格”的含义同前面他赋予“商品生产费用或必要价格”的含义一样（见注98和注157）。——275。
159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剩余价值”（Mehrwert）这一术语来表示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
马克思在1842年10月所写的一篇早期论文中也几次使用了“Mchrwert”这一术语，但那里译为“额外价值”，表示林木占有者由于林木失窃而得到的追加价值，即罚款。见《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275。
160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的页码，在该笔记本第39—40页上，马克思把李嘉图上述著作第7章《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片断译成德文记录下来，并作了批判。本书中的这段话是马克思对李嘉图论对外贸易的主要思想的概括。——276。
161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9册《附录》第6节中考察了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中表达的对利息的看法。——279。
162弗·巴师夏关于利润和利息是同一个东西等等，见他的《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第378、381—383页。——284。
163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剩余劳动”（SurplusArheit）这一术语。——286。
164指匿名论文《黑人和奴隶贸易》，该论文以“一个专家”（Expertus）写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刊登于1857年11月21日的《泰晤士报》。——287。
165马克思在他的《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第58页上，就英国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批评写了如下一段话：“李嘉图的大多数论敌，例如像威克菲尔德等人，都断言他不能说明余额。例如，一位工厂主把30镑用在原料上，把20镑用在机器上，把50镑用在工资上。总共用了100镑。他出售他的商品得到110镑。这10镑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5章B第3节中也谈到了李嘉图缺乏剩余价值起源的分析。——287。
166指马尔萨斯的《价值的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关于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特别是关于马尔萨斯对李嘉图学说的批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9章第1—10节中作了详细的分析，——287。
167大·李嘉图反对亚·斯密把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两件事混为一谈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12页。287。
168关于李嘉图在价值的产生方面存在的一些混乱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60—61、131—132页。——288。
169关于把重农学派称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章第1节中作了说明。——288、289。
170指亚·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2篇第3章，斯密在这里研究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关于斯密把生产劳动看成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4—5节中作了详细的说明。——290。
171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必要劳动”（notwendigeArbeit）这一术语。——298。
172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相对剩余价值”（relativerSurpluswert）这一术语。——299。
173这里指原有的全部剩余价值为34的第二个场合。——302。
174这里不应是利润，而是剩余价值，不应是1∶6，而是1623号∶100或者说1∶6，因为在马克思所说的第二个场合（见本卷第301页），生产力提高100%，而剩余价值从一个工作日的34增加到78，也就是说只增加了1623%。——304。
175拜比吉在他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3年巴黎版第216—219页，考察了威尼斯金丝编织品生产中原料价值和劳动价值之比。——309。
176指欧·德尔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所写的评注（见《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欧仁·德尔先生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1843年巴黎版第419—420页注解1和注解2）．——311。
177李嘉图关于资本积累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9、136和340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7章第15节中也评介了他的这些观点。——311。
178这里的数字显然是矛盾的，不能与前面所举的例子相一致，最初出现的40%应是20%。后面的140塔勒应是160塔勒。——313。
179李嘉图关于交换价值不会增加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注释1821年伦敦第3板第325—328页。——314。
180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在该笔记本第35—43页上，马克思对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3版的一些章作了详细摘录，并加了评注。这些摘录和评注的中译文包含在《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文中。——315。
181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第39、40页。这几页的内容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章《论对外贸易》开头部分的概述和摘录，井附有马克思的评注。——317。
182李嘉图著作的最后部分，即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的第26章《论总收入与纯收入》。——318。
183马尔萨斯的价值论，见他的《价值的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19章中对马尔萨斯的价值观点和剩余价值观点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321。
184见乔·拉姆赛《论财富和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第55页及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1837年伦敦版第12—13页。——325。
185这一段话在手稿中虽然被划掉了，但因马克思在下一段话中提到了它，现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的做法，在正文中保留了这段话。——337。
186这里不应是20塔勒剩余价值，而应是40塔勒剩余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假定，第二个资本生产出60塔勒剩余价值，其中20塔勒被资本家消费掉，剩下的40塔勒被积累起来。
这里的演算存在着一系列错误。但是这并不会改变理论论述的本质，因为所有这些数字只是充当粗略的例证而已。在后面，马克思自己也注意到了演算的错误，他写道：“这些该死的错误演算真是活见鬼！”（见本卷第347页）。——338。
187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利息，是指预付资本得到的全都利润。——339。
188手稿在这句话后面留了空，显然是为了按照第二个场合进行计算用的。——341。
189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指凯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城版，凯里之流也包括巴师夏在内，关于反驳凯里之流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混为一谈的情况，见《资本论》第1卷第7章第1节和第3卷第8章。——342。
190这里的数字不够准确。马克思在后面曾以这些数字准确地表示一个12小时的工作日中的剩余小时和必要小时。假定剩余价值率为25%，那么剩余小时为225，必要小时为935（见本卷第349—350页。——343。
191理·普赖斯的复利计算法，见他的《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1772年伦敦第2版和《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1772年伦敦第2版。1786年，英国首相威廉·皮特按此理论建立了国债还债基金。对这种理论和措施的批判，见马克思1858年4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评论《迪斯累里先生的预算》和《资本论》第3卷第24章。——344。
192关于资本积累的质的界限，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1节（a）。——344。
193见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1833年巴黎版第20—21页。——353。
194马克思在这里假定，剩余价值早在劳动能力涨价以后仍同涨价以前一样，也就是说，对第一个资本来说，仍然是25%，对第二个资本来说，仍然是3313%。这种情况只有在相应地延长工作日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马克思所作的这些以及下面的数学演算是不精确的。在本版正文中保持了手稿的原样，并未在每个场合一一加以指明。——354。
195这里的演算存在着一系列错误，不是41313，而应是21313；不是313，而应是623%。除了这些错误外，在后面的正文中关于1印张价格的计算也是不精确的（按旧萨克森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0分尼）。——356。
196见弗·巴师夏《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130—131页和133—157页、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19—122页。并参看注125。——358、416。
197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不变”（konstantes）和“可变”（variables）这两个术语，来表示资本的两个不同质的部分。——361。
198马克思最初假定工作日＝8小时（见本卷第335页），而现在他假定工作日＝12小时。——361。
199马克思在这里忽略了关于资本家B在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的情况下进行生产的假定。按照最初的假定，演算应该是：“那么，总额就是：原有资本的产品价值60＋20＋60＝140，追加资本的产品价值45＋15＋45＝105。因而他的最后结果是245”。——362。
200罗德戴尔有关使用机器和节约劳动的观点，见他的《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804年爱丁堡版的法译本，1808年巴黎版第119—120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4章第12节中对此也有评介。——363。
201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提高一倍，是指剩余价值率提高一倍，即从50%提高到100%，而不是其他各处所指的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增加一倍。——374。
202指马克思《伦敦笔记》第IX笔记本的页码，那里他用自己的话转述了莱文斯顿在《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46页上的下述论点；“在需要九个人劳动来养活十个人的地方，只有总产品的110能够用作地租。在一个人的劳动足以养活五个人的地方，就会有产品的45÷用作地租，或者用于只有靠剩余劳动产品来满足的国家的其他需要。前一种情况大概在征服时期的英国存在过，后一种情况在只有15的人口从事农业的今天可以看到。”——376。
203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标题，是根据马克思的有关提示加上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中明确指出：《II．资本的流通过程》应从他的手稿第IV笔记本第15页开始。他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也标明，《资本从生产过程过渡到流通过程，应从手稿第IV笔记本第15页开始。但这也并不是说，从此往后的手稿内容都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无论在《提纲草稿》中，还是在1858年写的《七十笔记本的索引》中，马克思都把“原始积累”、“占有规律的转变”这些内容归属于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这反映出在这个手稿中，著作的篇章结构还未定型。——381。
204麦克库洛赫在《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90页上说：“如果想要丝绸的人得不到丝绸，不能用它们来交换布匹或其他不同于他们拥有的或能够生产的物品，那么他们手中就有大量的物品，他们可以放弃他们不需要的物品的生产，去从事他们所需要的物品的生产”。关于包括麦克库洛赫在内的庸俗经济学家力图抹杀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的倾向，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7章第6、12、14节，第3册第20章第3节（b），第4节（a），《附录》第5节。——392。
205詹·穆勒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购买量和销售量之间的经常和必要的平衡的论述，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186—195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对穆勒最早在1808年伦敦出版的《为商业辩护》这本小册子里提出的这个观点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a）末尾《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7章第6、8、14节：第3册第20章第2节（a）、（b）、（d）和第3节（b）。——392。
206伯明翰派亦称“小先令派”，是19世纪上半叶产生的一个经济学学派，他们宣扬关于观念的货币计量单位的理论，并且相应地把货币只看作是计算名称。这一学派的代表是托·阿特伍德和马·阿特伍德兄弟以及斯普纳等人。他们提出了一个降低英国货币计量单位古金量的方案，这一方案被称作“小先令方案”。这一学派的名称就是由此而来。同时，小先令派还反对政府的旨在减少流通中货币量的措施，他们认为运用他们的理论就可以通过人为地提高价格而使工业振兴，保证国家普遍繁荣。然而实际上，他们提出的货币贬值的办法，只是为以贬值的货币来清偿国家和私人的债务创造条件，从而为各种贷款的获得者即国库和大企业主带来利益。
《双子座书简》是指托·莱特和约·哈娄二人以‘“双子座”（Gemini）这一笔名发表的著作《通货问题，双子座书简》（1844年伦敦版）。作者赞成托·阿特伍德及其伯明翰派的观点。关于马克思对伯明翰派的评价，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B；《资本论》第1卷第8章第1节、第3卷第33、34章。——393。
207见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实际应用》1836年伦敦第2版第405页（出版者注），《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258—259页和西斯蒙第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1837年布鲁塞尔版第1卷第61页，——393。
208指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0—85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关于资本生产过剩的观点作了详细的分析批判（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6章第3节（e）、第17章第6—9节、14节）。——393。
209韦克菲尔德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见该书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44—246页。——394。
210指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第IX笔记本的页码，那里的这段话是马克思简要概括的霍吉斯金在《通俗政治经济学》第245—246页上所写的下面这段论述：“因为资本家即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只要他除了维持工人的费用以外得不到利润，他就既不会允许工人生产工具，也不会允许工人使用工具，所以很清楚，生产劳动在这里受到的限制要大大超过自然加给它的限制。资本越是在第三者手中积累，资本家要求得到的全部利润量就越增大，从而就越是为生产和人口的增长造成人为的障碍，”——398。
211关于托·霍吉斯金提出的“并存劳动”（co-existinglabour）的概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3节（b）中作了详细的评介。——400。
212在手稿这一段的下面，马克思另起一行注明：“1月（1858年）”。——403。
213萨伊关于产品只是同产品相交换的观点，见他的《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41页。——407。
214蒲鲁东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论述，见他的《什么是财产》1841年巴黎版第4章第5节，和《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07—208页。——408。
215实际上，活劳动（10塔勒）新添加的价值在上述前提下不是占全部产品价值的110，而是19，因为每磅纱的价值从5勒下降到412塔勒，因此，20磅纱的全部价值从100塔勒减少到了90塔勒。——416。
216应为41020即12。马克思以下都是按每磅值4920塔勒计算的，因而不准确，如果按每磅值412塔勒计算，那么总收入为360塔勒，扣除用于劳动和在必要劳动过程中花费的不变资本上的支出90塔勒，余下270塔勒。再从中扣除实现剩余劳动的支出240塔勒，余下30塔勒是资本家的利润。在纺纱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一倍以前，资本的全部利润为20塔勒。这些利润分配在40磅纱上，每磅纱上的利润为12塔勒。而现在全部利润30塔勒要分配在80磅纱上，也就是说，每磅纱上的利润是38塔勒。——417。
217马克思在本卷第413—418页上的论述可以通过下列两个表格来更清楚地表达。
表I.所生产的产品（棉纱）数量由于延长工作日而增加
资本家的支出剩余价值
纱的全部价值所生产的
1磅纱的价值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产品数量
80塔勒20塔勒
—100塔勒20磅
5塔勒00
120塔勒20塔勒
10塔勒150塔勒30磅
5塔勒0.57
1∕7
160塔勒20塔勒
20塔勒200塔勒40磅
5塔勒111
1∕9
320塔勒20塔勒
60塔勒400塔勒80磅
5塔勒31711∕17
表II．所生产的产品数量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加（工作日长度不童）
资本家的支出剩余价值纱的全所生产的产品数量
1磅纱的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润率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部价值
160塔勒20塔勒20塔勒200塔勒40磅5塔勒111
1∕9
320塔勒10塔勒30塔勒360塔勒80磅41∕2塔勒1
91∕11
第I表证明了马克思从该表的各项数字关系中得出的下述结论；“支出中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利润就越大，虽然利润同实际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关系是一目了然的。”
第II表证明了马克思的下述思想：“……单位产品价格的降低和这迪单位数量的增加——这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表明，利润同［必要］劳动相比提高了，或者说，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减少了。”而且，“资本家从单位（尺度）使用价值（磅、码、夸特等等）的价值中得到的利润，随着活劳动（新加劳动）对原料等等的比例的减少而减少……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这种减少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一回事，所以包含着剩余劳动时间的这些单位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也就是说，利润总量增加了。——417。
218为简便起见，马克思在这里没有采用分数2099，而是用了分数420（或20100）。计算过程可能是这样的：工人得到的每磅纱比它的实际价值便宜120塔勒，由于工人现在得到4499磅纱（或40099磅纱），因此他得到的利益就是2099塔勒。——422。
219马克思在这个例子（本卷第414页）中假定，资本家的总支出是180塔勒，在最初的100塔勒中，必要劳动用去20塔勒，完成毖要劳动所需要的不变资本用去80塔勒。余下的80塔勒只抵偿了完成无偿剩余劳动所需要的不变资本。假定剩余价值率为100%，那么总产值为200塔勒（40磅纱中，每磅5塔勒）。——426。
220在这里以及后面的正文中，马克思没有考虑到，当工人把他的全部工资即20塔勒都花在更加便宜的纱上时，他买的纱将超过4磅。——426。
221准确的计算如下：40磅纱的价值在工资提高以前分割为160c＋20v＋20m。现在它分割为160c＋22v＋18m。如果以前利润率为20180，即1119%，那么现在利润率就等于18182，即98191%。——427。
222大·李嘉图所说的按照生产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本，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81—82页。——440。
223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转抄自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的段落有许多地方作了某些修改，正文中这句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第XXII本第1396页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不是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被再生产出来，相反，它们只是作为增殖和保存它们自己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454。
224方括号中增补的文字采自1861—1863年手稿第XXII本第1397页，马克思在那里转述了这一整段文字。——457。
225这是罗马法中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Doutfacias，facioutfacias，facioutdes，doutdes。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9章末尾和《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附录》第12节（e）中也引用了这四种公式。——458。
226詹·斯图亚特关于“自由人手”的用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40、396页。马克思在本手稿第VII笔记本第26页上引用了该书第396页的有关地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货币章》和《资本章》的补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47章第1节、《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第2章第1节、第2册第18章B第1节（b）中都提到了这一用语。——460。
227亚·斯密把劳动看作是辛苦、牺牲等，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篇第5章。——464。
228这一标题，采自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为手稿第IV笔记本第50—53页及其后续部分所加的提示。在这个《提要》中，马克思还为手稿第V笔记本第1—15页加了另一标题；《资本关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积累以前的过程》。——465。
229fabri（古罗马的匠人），指加工硬质材料的木工、锻工等人。——470。
230魁里特（quiritarium）是古罗马全权公民的正式名称，它是从古罗马平民（Quiriten）这个词派生出来的。——471。
231被保护民是依附于古罗马贵族的受保护的贫民，就其阶级性来说，处于自由民与被解放的奴隶之间。——472、487、495。
232“任何罗马人都不许作为商人或手工业者谋生”，这句话出自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古代罗马史》第9册第25页。
马克思转引自尼布尔《罗马史》1827年柏林第2版（全部改写的）第1卷第615页第390注。——472。
233德莫特，在古希腊居住在德莫（自治区）内、享有充分权利的全体公民，与奴隶和异邦人不同，都被称作德莫特（意即希腊人民）。在公元前508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后，蘑奠是阿提卡的最小行政单位，它在农村中包括一两个村庄，在雅典则包括一个城区。473。
234部落（Phyle．指地区部落）是希腊人在氏族制度中对各氏族联合体的名称，它由好几个氏族分支组成，形成一个宗教团体，拥有自己的祭司和官员。在阿提卡，克利斯提尼实行改革时，把4个老的部落改为10个p（域选区，即地区部落，这些地区部落各由i。个德莫组成（参看注233）。这种部落和过去的血缘部落不同，它们不仅是一种自治的政治组织，而且也是一种军事组织。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五、雅典国家的产生》。——473。
235迪特马尔申人是指迪特马尔申的居民。迪特马尔申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地区，曾是自由民的一个要塞。自由民曾长期保留公杜制度，反抗德国和丹麦封建主的征服。到14世纪，迪特马尔申的最高权力属于全体土地自由占有者大会，后来转归三个选举产生的委员会。1559年丹麦国王征服迪特马尔申，但是，公社制度和部分自治一直保持到19世纪下半叶。——473。
236盖玉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是古代克尔特人的后裔。—473。237从这里开始为手稿笔记本的第V本，第一页上注明：“笔记本v（资本章。续）’。扉页上写着：“笔记本V．1858年1月。伦敦。（1月22日开始。）”—474。
238蒲鲁东关于财富的起源问题的看法，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2卷第269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2章第4节中引用并批判了这段话。——480。
239特里布斯（tribus）是古罗马的行政区单位。从塞尔维乌斯实施改革的时期（公元前6世纪）起，罗马的城区刘分为四个特里布斯。同时，还有几个郊区的特里布斯。每个特里布斯中凡占有土地的自由民都列入该特里布斯的户籍簿。在按地区划分为特里布斯之前，更古老的方法是按部落和氏族划分（“特里布斯”一词的原意是“部落”，每一特里布斯包括一百个氏族）。这种划分方法是原始公社制度的残余。——482。
240“面包和娱乐”（panesetcircenses），出自尤维纳利斯《讽刺诗集》第10节第81行。马克思说的面包和娱乐时代指的是罗马奴隶翻国家的繁荣时期，那时丧失社会地位的平民被排除于生产领域之外，主要靠国家和富有的奴隶主的施舍来生活。发放钱粮和大搞竞技比赛，是公元前一世纪以来罗马官吏为防止平民闹事而采取的一种重要手段。——494、608。
241麦特克是在古希腊城邦定居的外来移民。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没有雅典公民的政治权利。他们不能参加人民大会，担任公职和占有不动产等，可以从事手工业、商业等职业，并参加祭祀庆祝活动，必须交纳特别的捐税和服兵役，但必须有全权的公民作为自己的保护人。在法庭上也只能由全权公民代为辩护，——495。
242住在城郊的独立的公民是指中世纪时居住在原城区界桩以外的居民，城市往往为提高防御能力而给他们以公民权。——496。
243奎耳夫和吉月林是中世纪德意志皇帝和罗马教皇斗争中的两个派别，奎耳夫派（按铬文发音应是韦耳夫派）是拥护教皇的派别，吉贝林派（按德文发音应是魏卜林派）是拥护施陶芬皇帝的，意大利北部各城中这两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在霍亨施陶芬王朝之后仍在进行，并完全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496。
244自耕农是拥有人身自由、但在地主土地上垦殖的农民。——496。
245隶农是古罗马大庄园中半自由的小租地农民或世袭的佃农。——496。
246关于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及其他英国国王和女王的立法的作用，见《资本论》第1卷第24章第3节。——502。
247亚·斯密关于土地所有者不再把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挥霍掉的描述，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3篇第1章。——503。
248principalissurnmareicreditae［借贷的本金］在希腊曾被称为àpxaîa（不加息的原始资本）。沙·迪·迪康热在他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中曾对资本这个词的语源进行了研究，见该书1842年巴黎版第2卷第139—141页。——509。
249“Capitaleshomines［首脑人物］便成了quidebentcensumdecapite［应交纳人头税的人］”，这句话马克思引自迪康热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第2卷第141页。迪康热在那里进一步解释说：这些人当时并不是完全地而是有条件地获得自由，他们承担劳役、提供服务或负有交纳年税的义务。——509。
250见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1809年柏林版上册第226—241页。——509。
251“我把我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既包括活的牲畜，也包括死的土地果实，献给神”，这句话马克恩引自迪康热的《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词典》第2卷第140页，迪康热在那里举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阿瑟尔斯坦的一段法律，作为例证，说明“Capitalevivens”（活的财产）这个词是在“活的牲畜”这一含义上使用的。——509。
252括号内的“不对！”是马克思后来加进手稿的，它针对的那句话是：“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不外是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马克思在进一步写作1857—1858年手稿时（见本卷第605—606页），以及后来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放弃了这一不正确的说法，指出“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是劳动时间”（见《资本论》第2卷第13章开头部分）。——514。
253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铁路是在1830年9月15日通车的，它是在乔·斯蒂芬斯指导下建成的第一条完全适用于机车的铁路。——528。
254指马克思在1844—1847年期间写的一本摘录笔记本，其中有舍尔比利埃的《富与贫》的摘录。这个摘录笔记本没有留传下来。——536。
255马克思对马尔萨斯这个论点的评论，见《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2节（b）。——543。
256指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伦敦版第55页上关于“资本是一个同劳动分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的观点。马克思在后面，即在本卷第549—553页上，引用了拉姆赛这本书的有关地方。——546。
257指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409—411页。那里，举了19世纪初彼得堡的商人在当地倒买倒卖糖、咖啡、大麻、铁等类商品的例子，马克思在后面，即在本手稿第VI笔记本第25页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31卷）引用了施托尔希著作中的这些段落。——547。
258这一括号在马克思后来的正文中没有找到相应的下括号。据历史考证版编者推测，也许下括号应放在本节的末尾。——549。
259在这本手稿的第一页上，马克思注明：“笔记本VI，资本章。1858年2月于伦敦’。——554。
260凯里关于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使利润率下降的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城版第1卷第6章第73—101页。—555。
261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0章第1节（b）中，马克思详细地分析了麦克库洛赫通过把劳动的概念扩展到自然过程而对劳动概念进行的歪曲。——556。
262指马克思的《伦敦笔记》第VIII笔记本，这部分摘录笔记的中译文包含在《关于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文中。—557。
263布雷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派，是关于“平等交换”的空想学说的倡导者，这一学说包含在他的著作《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1839年利兹版）中，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3册第21章第4节中引用了布雷的最重要的见解。——559。
264斯密关于“工人在工资上获得的客体形式的劳动量似乎必定等于他在劳动上付出的主体形式的劳动量”的结论，见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835年伦敦版第104—105页。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中谈到斯密时说：“他经常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价值这一规定混为一谈”（见《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1章《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559。
265李嘉图关于租地农场主和面包业主的例子，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版第26—27页。——561。
266在写完这页手稿之后过了大约一个月，马克思在1858年3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引用了计算利润的这同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出自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2版第269—270页。所引官方出版物的全名是：《工厂调查委员会。皇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一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1833年6月28日刊印，第34页。——563。
267马克思计算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率的方法如下：计算固定资本的周转率——用它的量（10000镑）除以折旧基金量（650镑）；计算流动资本的周转率——用意外费用（1100镑）、工资（2600镑）和原料价值（10000镑），即总计13700镑，除以流动资本量（7000镑）。——564。
268马克思在1858年3月5日致恩格斯的信（其中马克思引用了计算利润的这同一个例子）中指出：“很遗憾，在上述材料中没有指出工人的人数，也没有所谓的薪金和真正意义的工资之间的比例数。”在手稿的同一处马克思假定，在年支出中工资部分恰好等于16，2600镑的其余部分为薪金。——564。
269凱里关于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会对工人有好处的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37年费城版第1卷第73—80、83—92、99、337和339—340页。——581。
270在以前的资本有机构成条件下，16000镑资本需要8000工人，现在只需要1500工人，即以前的工人同现在相比为513∶1。——583。
271第一个资本家如果拥有16000镑资本，就需要8000工人，第二个资本家则只需要1500工人，可见，第一个资本家每需要6个工人，第二个资本家才需要1个多工人。——583。
272马克思对于这里引用的韦克菲尔德的这些话的评注，见《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5章B.第1节和第3册第20章第5节。——584。
273贝利这段话引自阿，加拉廷《论美国的货币流通和银行制度》1831年费城版第68页。——586。
274加斯克尔关于英国大工业的发展的材料，见他的《手工业工人和机器：由于机器代替人的劳动而造成的工业人口的道德和身体状况》1836年伦敦版第11—114、293—362页。——590。
275拜比吉关于知识和经验的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力量的说法，见他的《论机器和工厂的经济》，爱·比奥译自英文第3版，1833年巴黎版第485页。——592。
276马克思标注的页码“26”是指他大约在1845年9月前后写的《布鲁塞尔笔记》中的一个未标明日期和号码的摘录笔记本的页码。——593。
277托伦斯关于用石头投击飞禽的野蛮人是资本家的断言，见他的《论财富的生产》1821年伦敦版第70—71页。——594。
278论资本的第一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就是《资本一般》章，即马克思所设想的六册中的第1册《资本》的第1章，见马克思1858年2月22日和3月11日致拉萨尔的两封信。——598。
279凯里对李嘉图的叱责，见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848年费城版第74—95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2册第10章A．第2节中引用了凯里的这种说法。——600。
280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第4节中对费里埃作了简评，说他是重商主义的“现代复兴者”。本卷第166—167页也有对费里埃的评价。——604。
281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1卷第1篇第11章曾举出一方面资本闲置不用，另一方面劳动也停止下来的例子。——605。
282关于古代的移民，见《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马克思写于1853年3月4日的文章《强迫移民。——科苏特和马志尼。——流亡者问题。——英国选举中的贿赂行为。——科布顿先生》。该文还谈到古代世界衰落时期野蛮部落的大迁徙。——608。
283李嘉图关于用就业手段来决定工人是否属于过剩人口的观点，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493、495页。——611。
284博立叶把劳动看作娱乐和消遣的观点，见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傅立叶全集》1848年巴黎第3版第6卷第245—252页）。——616。
285西尼耳把资本也看作一种独特的生产源泉的看法，见他的《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1836年巴黎版第309—335页。——616。
286蒲鲁东关于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的公理，见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1846年巴黎版第1卷第73页；弗·巴师夏和比·约·蒲鲁东《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00页。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1章第9节乙《劳动的剩余》中分析了蒲鲁东这一论点。——616。
287关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变为必要劳动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5章第IV节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在《资本论》第3卷第48章第III节中也作了有关的论述。——617。
288马尔萨斯在《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第69—70页说，麦克库洛赫认为科学的特殊本领就是把一韧都等同起来。——621。
289马克思这里说的“充满学究气的巨著”是指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1848年伦敦版。——622。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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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关于剩余价值和利润的理论］
〔258经济学家们在李嘉图所说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问题k极端混乱，——其根源在于李嘉图自己的阐述有根本缺点，——这在拉姆赛先生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拉姆赛先从各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对于资本的相对价值增殖，即对于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得到的相对份额的影响出发，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
“这一点表明，资本可以撇开劳动而调节价值。”（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43页，［L.］IX，84）
或者说：
“资本是不取决于劳动的价值源泉。”（同上，第55页）
他一字不差地说
“流动资本〈生活资料基金〉所使用的劳动，总是要多于先前用于它自身的劳动。因为，如果它使用的劳动不能多于先前用）’E自身的劳动，邢它的所有者把它作为流动资本使用，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同上，第49页）
“假定有两笔价值相同的资本，每—笔都是由100个工人用一定时间的劳动生产的，而且其中一笔完全是流动资本，另一笔则完全是固定资本，比如说是置于窖内的葡萄酒。这样，由100个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流动资本，会推动150个工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年年终的产品将是150个工人劳动的结果。但是这个产品还是不会比葡萄酒在同一时期结束时的价值更大，虽然后者只用了100个工人的劳动。”（第50页）“或许有人会说，任何一笔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不过等于先前花费在这笔资本下的劳动？这就意味着，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等于产品的价值。”（第52页）
这里，对于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和对于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同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即生活资料基金——而拉姆赛在这里把它叫作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决不会多于花费在它身上的劳动。（生产力发展对现有资本的反作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但是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多于支付过报酬的劳动，这就是转化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它使资本能够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这种全部好处都归一方所得的有利可图的交易。资本所以能够使用更多的新的活劳动，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中，除了资本在开始生产过程之前所包含的积累劳动以外，在它上面还花费了一部分新鲜劳动。
拉姆赛先生显然以为，如果资本是20个工作日（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合在一起）的产品，那么这20个工作日的产品就能够使用30个工作日。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假定在产品上使用了10个必要工作日和10个剩余工作日。这样，剩余价值就等于10个剩余工作日。资本家重新用后者去同原料、工具和劳动相交换，就能借助剩余产品再去推动新的必要劳动。关键不在于资本家使用的劳动时间多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在于他用不费他分文的剩余劳动时间璽新去同必要劳动时间相交换，——也就是说，关键恰好在于资本家使用的是花费在产品上的全部劳动时间，可是他只给这一劳动的一部分支付了报酬。拉姆赛先生说，如果任何一笔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量都不超过先前花费在这笔资本上的劳动量，那么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就会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不会有任何剩余价值，——这个结论只有在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量全都获得报酬，也就是在资本不是不支付等价物就占有一部分劳动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对李嘉图的这种误解，显然是由于李嘉图本人没有弄清楚过程，而且他作为资产者也不可能弄清楚这个过程。懂得这个过程，就等于承认资本不仅像亚·斯密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这是就一切交换价值都是这种支配权而言的，因为交换价值向它的占有者提供购买权力，——而且是不经交换，不支付等价物，但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李嘉图在反驳亚·斯密以及在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价格（工资）决定价值的问题上陷入同样错误的其他一些人时，所能说的只不过是，用同量劳动的产品有时能够推动较大量的活劳动，有时能够推动较小量的活劳动，这就是说，他把与工人发生关系的劳动产品，只看作使用价值，——只看作工人为了作为工人生存下去所需要的产品部分。但是，工人在交换中突然只代表使用价值，或者说，从交换中只得到使用价值，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李嘉图对此是完全不清楚的，他反驳亚·斯密的时候［V—33］总是用个别的例子作为论据，而从来不进行一般论证，就说明了这一点。
工人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是由产品的价值而是由产品的使用价值决定，也就是说，不是由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而是由产品维持活劳动能力的质决定，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如果李嘉图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应该用他就资本家之间竞争的问题回答亚·斯密时所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他：这种竞争虽然能够把利润的水平拉平，使它变得一样，但是决不能创造出这种水平的高度来。同样，工人之间的竞争能够把较高的工资压低等等，但是工资的一般标准，或者像李嘉图所说的工资的自然价格，决不能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而只能用资本同劳动之间的原始关系来说明。总之，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不能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所以，无限制的竞争不是经济规律的真实性的前提，而是结果——是经济规律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对于像李嘉图那样以存在着无限制的竞争为前提的那些经济学家们来说，被当作前提的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特征的充分现实性和充分实现。因此，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
或许李嘉图又会说，活劳动的生产费用取决于为把活劳动再生产出来所必需的价值的生产费用。如果说，在前面他把与工人发生关系的产品，只看作使用价值，那么在这里他把与产品发生关系的工人，只看作交换价值。对于使产品和活劳动之间发生这种关系的历史过程，他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对于使这种关系长久化的方式，他也同样一无所知。在李嘉图那里，资本是节约的结果。这一点已经表明，他误解了资本的产生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所以他也认为，生产没有资本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又认为，资本没有地租是完全可能的。在李嘉图看来，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差别，这证明他既不明白前者的本性也不明白后者的本性。他的方法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最初，李嘉图让劳动者和劳动者进行交换，而他们的交换在这种场合是由等价物，由彼此在生产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接着就出现了他的经济学的本来的问题：证明这种价值规定不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即资本的存在——而有所改变。
第一，李嘉图没有想到，他的最初的自然形成的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建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中抽象出来的关系。第二，在李嘉图那里，一定量的客体化的劳动时间是存在着的，而且是能够增长的，他问自己，这种劳动时间是怎样分配的呢？其实问题倒应该是，这种劳动时间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而这恰好要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所特有的本性或资本的特征来说明。在现代（李嘉图的）经济学中，正像德·昆西所说的那样（［《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04页］，［L.］IX，5），实际上谈论的只是［产品价格中的］各个份额，而总产品则被看作是固定的、由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量决定的——产品的价值就是按照这一点来评定的。因此，有人指责李嘉图不懂得剩余价值，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的论敌比他懂得更少。[73]资本被说成是把劳动（产品）的现有价值的一定部分占为已有，但是，资本超出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之上而占有的这部分价值的创造，没有被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的］这种创造同不经交换而占有他人劳动是一回事，因此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永远不能明确理解的。
拉姆赛指责李嘉图忘记了固定资本（除了生活资料基金以外，构成资本的就是这种固定资本，在拉姆赛那里，固定资本除了工具以外，同时还包括原料）是从应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那个总额中扣除的：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拉［姆赛］，第174页注.［L.］IX，88）
事实上，因为李嘉图没有在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的活的运动中来理解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应该从一走量劳动的各个份额中引伸出来，而应该从剩余劳动的创造中引伸出来，一他也没有理解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在他那里造成一种假象，好像全部产品都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以致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也算作利润。
昆西（同上，X，5）是这样解释李嘉图的理论的：
“如果产品的价格为10先令，那么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就不能超过10先令。但是，难道不是恰好相反，是工资加利润决定价格吗？不，那是陈旧的、过时的学说。”（［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1844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204页）“新的经济学证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并且仅仅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相对量决定。既然价格本身已经决定，价格也就决定那个无论工资还是利润都必须从中取得自己的特殊份额的基金。”（同上，第204页）
资本在这里不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创造，而只是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的扣除。至于工具和原料取得这些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用它们在生产中的使用价值来说明，这也就是作出这样一种荒谬的假定：仿佛原料和工具由于它们与劳动分离而创造出使用价值。因为这种分离使它们变为资本。如果就原料和工具本身来考察，那么它们本身也是劳动，是过去的劳动。此外，这当然违反常识，因为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他是把工资和利润算作生产费用的，并且依此来调节必要价格。在产品［价值］决定于相对劳动时间，利润和工资的总额受这一劳动时间总额的限制，同实践中的现实的价格决定之间的这种矛盾，只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的：人们不把利润理解为剩余价值的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资本家理所当然地视为他的生产费用的东西也是如此。资本家之所以取得利润，只是因为有一部分生产费用不花费他一文钱，因此并不列入他的开支，不列入他的生产费用。
［VI—1］259“凡是可能破坏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的变动，必定从工资中发生。”（昆西，同上，第205页，［L.］X，5）
只有在剩余劳动量的任何变动必定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的变动所引起的情况下，这样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必要劳动的生产率降低，因而总劳动中有更大部分属于必要劳动的情况下，或者在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因而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情况下，都可能发生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的这种变动。说劳动的这种生产力来自工资，那是荒谬的。相反，相对工资的减少是这种生产力的结果。所以发生这种减少，（1）是因为资本占有了由于分工、由于提供更廉价原料的贸易、由于科学等等而造成的生产力的增长；（2）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只要是由于使用更多的资本等等而实现的，就应该看作是从资本中发生的。再其次，利润和下资虽然是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决定的，但与后两者并不等同，而只是它们的第二级的形式。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嘉图学派以一定量的劳动作为前提；这个一定量的劳动决定产品的价格，于是劳动以工资形式，资本以利润形式，从产品的价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工人的份额＝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所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中，利润率处于最高水平，而工资率处于最低水平。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只能改变他们分享总利润的比例，但不能改变总利润和总工资之间的比例。利润的一般标准就是总利润同总工资的这个比例，这个比例不会由于竞争而发生变动。那么变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当然不是由利润率的自行下降，而利润率本来是应该自行下降的，因为竞争不会使它下降。于是，利润率下降是由于工资变动；工资的必要费用可能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而提高（［李嘉图］关于投入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坏的理论，地租理论）。对这一点，凯里260等人正确地反驳说（然而他说明这一点时又不正确了），利润率下降不是由于生产力降低，而是由于生产力提高。
这一切可以简单地说明如下：利润率指的不是绝对的剩余价值，而是同使用的资本相比的剩余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代表生活资料基金的那一部分资本同代表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相比会减少；因此，当使用的总劳动同推动这一劳动的资本相比减少时，作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出现的那部分劳动也必然减少。李嘉图不能说明现代生产的这种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可见他并不理解他自己的原理。至于他使他的门徒们陷入何等困难的境地，这从例如昆西的下述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
“一种普通的谬论就是：假使你在同一个农场始终使用5个工人，在1800年他们的产品是25夸特，而在1840年是50夸特，你可能会认为只有产品是可变的量，而劳动则是不变的量，其实两者都变了，在1800年，每一夸特须耗费一个工人的###$$$1###$$$5###$$$，而在1840年，每一夸特耗费的不多于一个工人的###$$$1###$$$10###$$$。”（同上，第214页）
在两种场合下，绝对的劳动时间相同，都是5天，但在1840年劳动生产力比1800年增长了一倍，因此，必要劳动的生产费用减少了。一夸特所花费的劳动减少了，但是总劳动依然相同。然而产品的价值并不由劳动生产力决定，——尽管劳动生产力决定剩余价值，尽管这种决定同生产力的增长不成比例，——关于这一点，昆西先生应该从李嘉图那里有所了解。这既是对李嘉图的反驳，也是对李嘉图的门徒们所作的绝望的诡辩（倒如，麦克库洛赫先生说，陈葡萄酒比新葡萄酒具有较多的价值，是因为前者包含较多的劳动261）的反驳。价值也不能由单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即一夸特的价格来决定。相反，一夸特的价格乘以夸特数才构成价值。1840年的50夸特和1800年的25夸特具有同等价值，是因为它们客体化了同量劳动。一夸特的即单位产品的价格必定是不同的，而总价格（用货币来表现）则可能由于极其不同的原因而不同。
（昆西关于机器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工人：
一架机器，一旦它的秘密被了解，就将不按照它被生产出的劳动出售，而是按照能进行生产的劳动出售……它将不再被看作等于某种结果的原因，而被看作由于已知的原因用已知的费用一定能再生产出来的结果。”（［同上，］第84—85页）〕
德·昆西谈到马尔萨斯时说道
“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中不肯承认，甚至断然否认，如果两个工人生产的结果不相同，一个是10，另一个是5，那么每一单位产品在一种场合所需要的劳动要比在另一种场合多一倍。相反，由于总是有两个工人，马尔萨斯先生就顽固地坚持说，劳动的耗费是不变的。”（同上，第215页注）
的确：劳动的耗费是不变的，因为按照假定，10单位产品和5单位产品包含的是同量劳动。但是劳动的费用不是不变的，因为在第一种场合，由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了一倍，属于必要劳动的时间按一定的比例减少了。
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考察马尔萨斯的观点。这里，在我们进一步阐述资本流通时间以及它同劳动时间的关系以前，先来考察李嘉图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学说是适当的，以便更明确地确定我们自己的见解和他的见解之间的区别。（李嘉图著作的引文包括在［L.］VIII中262。）
李嘉图的首要前提是“无限制的竞争”和产品通过工业劳动无限制地增加（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页）。换句话说，这只不过是说，资本的规律只有在无限制的竞争和工业生产的范围内才能完全实现。在这种生产基础上和这种生产关系中，资本得到最适当的发展，因此，它的内在规律可以完全变成现实。既然情况是这样，那就应该证明，无限制的竞争和工业生产怎样才是资本的实现条件，资本本身必须越来越多地生产出这些条件（可是在李嘉图那里，这个假说表现为单纯理论家的假说，这种理论家在资本同资本本身的关系上，从外部任意地把自由竞争和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不是看作资本的发展本身，而是看作为使资本以纯粹形态出现而设想出来的资本的前提）。不过，这在李嘉图那里是唯一预感到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的地方。
在这种前提下，商品的相对价值（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绝对价值是胡扯）决定于在同一劳动时间所能生产的不同的商品量，或者说，决定于相应地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同上，］第4页，［同上，］19）。（以下引文的页码，前一数字指笔记本［VIII］的页码，后一数字指李嘉图原书的页码。）
那么，怎样才能够从作为由劳动决定的等价物的价值过渡到非等价物，或过渡到在交换中设定剩余价值的价值，也就是说，怎样才能够从价值过渡到资本，从一个规定过渡到表面看来与之相反的规定呢，这是李嘉图不感兴趣的。对他来说问题仅仅在于：商品的价值比例怎样才能够而且必须保持不变，并且由相对劳动量来决定，尽管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和活劳动的所有者所交换的并不是劳动等价物，也就是说，不顾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场合，说商品A和商品B能够按照在它们身上实现的劳动的比例彼此相交换，这是一个极简单的算术问题，即使商品A或商品B的生产者们在他们之间是按不同的方式分配产品A或与之相交换的产品B的。但是，因为任何分配在这里都是在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事实上显得完全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一种交换价值——活劳动——按照在其中实现的［VI—2］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而另一种交换价值——积累劳动，资本——却不按照在其中实现的劳动时间的尺度进行交换。假如情况是那样，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就不能作为资本家来进行交换了。因此，例如布雷就认为，只有用他鼓吹的活劳动与死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才能从李嘉图学说中得出正确的结论。263从简单交换的观点来看，工人的工资似乎必定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工人在工资上获得的客体形式的劳动量似乎必定等于他在劳动上付出的主体形式的劳动量，——这是必然的结论，亚·斯密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264
相反，李嘉图坚持了正确的看法，但是怎样坚持的呢？
“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并不是等同的。”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
也就是说，不存在等同，因为有差别。
“因此〈因为情况并非如此〉，劳动的价值不像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19，第5页）
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的报酬不等同。因为它们是不同的。因此，它们不等同。这是一个奇怪的推论。其实它的根据无非是：在实践中并非如此。但是按照理论，必须如此。因为价值的交换决定于实现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所以交换的是等价物。可见，一定量的活的形式的劳动时间必须与同量的过去形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交换规律恰恰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正是应该证明的。但是在李嘉图那里从来没有对这种现象的预感。李嘉图经常反复讲到要防止［把劳动量和对这一劳动的报酬］混淆起来，或许就算是这种预感了。至于这种现象也不可能由过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差别造成，那他是立即承认的：
“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决定各种商品的过去的和现在的价值。”（19，第9页）
可见，在这里活劳动甚至还反过来决定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那么，为什么资本并不是也按照实现在资本中的劳动去同活劳动相交换呢？为什么单单活劳动量本身不等于它所客体化的那个劳动量呢？
“劳动自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要把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小时加以比较，是困难的。但是这种尺度很快就会在实践中确定下来。”（19，第13页）“在短时期内，至少逐年看来，这种差异方面的变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不必考虑。”（19，第15页）
这毫无用处。如果李嘉图运用他自己的原理，［考察］各种不同劳动能力可以换算成的（简单）劳动量，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可是他总是直接同劳动小时打交道。资本家换得的是劳动能力，这是资本家要支付报酬的交换价值。活劳动是这种交换价值为资本家提供的使用价值，从这种使用价值产生出剩余价值，并造成交换的扬弃。
由于李嘉图让资本家同活劳动相交换，——因而立即进入生产过程，——在他的体系里就留下了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一定量的活劳动不等于这一劳动所创造的、这一劳动客体化在其中的商品，虽然商品的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
在商品的价值中
“还要算入把商品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19，第18页）。
我们将会看到，在李嘉图那里作为决定价值的东西出现的流通时间，仅仅是把商品运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
“商品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决定价值这一原理，由于使用机器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而有很大改变。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两种资本，其中一种差不多全是流动资本，另一种差不多全是固定资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使用的固定资本耐久程度不同，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这就是说，这里要加上固定资本的利润（利息），对两种商品中价值较大的一种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较长时间，也要给予补偿。”（19，第25、27、29、30页）
最后一个要素只涉及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即直接使用的劳动时间，至少在李嘉图那个关于租地农场主和面包业主的例子中265是这样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买来播种］的小麦［经收割后］运到市场所需要的时间比面包业主的面包运到市场所需要的时间要长，那么这种所谓的补偿，像在固定资本的场合那样，已经是以利息为前提了，因而已经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不是原始的规定了。）
“利润和工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在原始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从而也是在原始商品所交换进来的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20，第21页）
原始商品的生产，它的起源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些份额，因而这些份额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先于这种商品，可以由下述情况来证明：加果原始商品对资本家说来不包含剩余劳动，那么它就根本不会被生产出来。
“花费了同量劳动的商品，如果不能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进入市场，它们的相对价值就会不相等……同样，在固定资本较大的情况下，某一种商品的价值较高，是由于这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较长……在这两种情况下，差额都是由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而造成的，这只不过是对利润被扣留的那段时间的一种补偿。”（20，第34、30—31、35页）
这丝毫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是说明闲置资本被看作和被算作仿佛不是闲置资本，而是和剩余劳动时间相交换的资本。这和价值规定毫无关系，而和价格有关。（在固定资本的场合，只有当存在着撇开利润而给对象化劳动支付报酬的另一种方法时，才和价值规定有关。）
〔“还有另一种劳动原则，没有引起古老国家的经济研究者的注意，而殖民地的所有资本家却亲身体验到了。绝大部分生产经营，特别是与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相比产量很大的那些生产经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至于大多数这样的经营，如果没有信心在几年以内实现它们，那就不值得去着手进行。投入其中的相当大部分资本是固定的，不可兑现的、耐久的资本。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使经营停顿，整个这笔资本就会丧失。如果庄稼不能收割，全部耕作费用就白费了……这一点说明，恒久性是和劳动结合同样重要的原则。恒久性原则的重要性在古老国家里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从事某种营业的劳动违背资本家的意志而停顿下来的情况，实际上很少发生……但是在殖民地，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资本家对此非常害怕，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尽量避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经营。”（韦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1849年伦敦版］第169、170页，［L.］XIV，71）
“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来，只有许多双手共同来做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在一大片田地上除草，给一大群羊剪毛，收割已成熟，但还未熟过度的谷物，搬运某种笨重的物品，总之，凡是很多人不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同上，第168页）
“在古老的国家里，劳动的结合和恒久性，不用资本家的任何努力和操心，仅仅由于雇佣工人很多就实现了。缺少雇佣工人是殖民地普遍抱怨的问题。”（同上，第170页）
“在殖民地，只有最便宜的土地的价格才影响劳动市场。这种土地的价格也和一切未开垦的土地以及一切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进行生产的其他东西的价格一样，自然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箱L（同上，第332页）］
“为了使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即把劳动者变为非土地所有者〉，它的价格必须是充分的。到目前为止任何地方的价格都是不充分的。”（同上，第338页）
这种“充分的”价格［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
“在创建殖民地的时候，土地的价格可能很低，移民能够占有实际上是无限数量的土地。土地的价格也可能很高，以致土地和人口之间形成类似古老国家中那样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种很高的价格不妨碍移民，殖民地最便宜的土地却可能像英国土地那样贵，工人过剩的情况也可能像英国那样悲惨。或者可能是一种中间状态：既不引起人口过剩，也不引起土地过多，然而却能把土地的数量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内，即让最便宜的土地也具有市场价值，这将迫使工人在他们能够成为土地所有者以前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为工资而劳动。”（同上，第339页［L．］XIV，71）
（这里从韦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中引用的段落，属于前面论述劳动者和财产条件必然分离的地方。）〕
［VI—3］（利润的计算不同于资本在与活劳动的交换中所取得的实际剩余价值的计算，例如，从下面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这些材料摘自《工厂委员会的第一号报告》266（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9—270页］，［L．］X，42）：
投在厂房和机器上的资本——10000镑
流动资本—————————7000镑
500镑——10000镑固定资本的利息
350镑——流动资本的利息
150镑——租金、国家税、地方税
650镑——折旧基金（固定资本的损耗，由它的价值的61/2%构成）
合计1650镑
1100镑——意外费用、运输、煤、油
合计2750镑
2600镑——工资和薪金
合计5350镑
10000镑——大约400000磅子棉（每磅6便士）
合计15350镑
16000镑—363000磅纱的价值
投在劳动上的资本是2600；剩余价值等于1650（850利息＋150租金等等，共1000＋650利润）。
但是2600∶1650＝100∶636/13因此，剩余价值率是636/13%。按照利润的计算法，利润率应该是：850利息，150租金［等等］和650利润，即1650∶15350，高于10.7%
在上例中，流动资本一年周转167/70次，固定资本155/13年，即200/13年周转一次。[267]
利润是650，大约［占一年中支出资本15350镑的］4.2%。工人的工资［和薪金约占年支出的］1/6。这里利润是4．2%；假定它只是4%。这4%是根据15350的支出来计算的。但是，我们还有10000镑资本的5%的利息和7000镑资本的5%的利息；850镑是资本17000镑的5%。
从实际的年预付中我们应当扣除（1）固定资本中没有用作折旧基金的那一部分，（2）算作利息的那部分。（可能获得利息的不是资本家A，而是资本家B。无论如何，这是收入，而不是资本，这是剩余价值。）于是从15350镑中应当扣除850，还余14500。在用于工资和薪金的2600这一数目中，薪金占412/3镑，因为15350的1/6不是2600，而是25581/3；268这后一个量用14500来除就会得出［1∶］5205/307，大约是［1:］，6。
于是，资本家把这14500卖得了16000，或者说，利润是1500，变成百分数是1010/29%；不过我们可以省略这10/29，而说成是10%。100的1/6是162/3。因此，在100［资本］中，831/3用于［不变资本的］预付，162/3用于工资，而利润是10；即（以镑为单位）：
预付［用于不变资本］工资总额
再生产额利润
8316100
11010
10比162/3或比50/3正好是60%。因此，按照资本家的计算方法，一笔17000镑的资本，其中劳动仅占年预付14500的1/6，要想从这笔资本获得年利润10%（稍大于此数），那么工人（如果愿意，也可以说是资本）就必须创造60%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在全部劳动时间中，必要劳动占621/2%，剩余劳动占371/2%。两者的比例是625∶375，或5∶3，或1∶3/5。相反，假如资本预付是50，用在工资上的预付也是50，那么只需要创造20%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就能取得10%的利润率；50＋50＋10＝110；而10∶50＝20∶100，或者说；剩余价值率是20%。假如在第二种场合必要劳动创造的剩余劳动和在第一种场合创造的一样多，那么资本家的利润便是30镑；另一方面，假如在第一种场合实际的价值创造率，剩余劳动的创造仅仅和第二种场合一样多，那么，在第一种场合利润只有31/3镑，如果这个资本家必须向另一个资本家支付5%利息的话，他就会遭受实在的亏损。
仅仅从这个公式里就可以得出如下几点：（1）为要确定实际剩余价值的高低，就要把利润同工资上的预付相比，计算出所谓利润对工资的百分比.（2）在活劳动上的支出份额同总支出的百分比相对较小，是以在固定资本、机器等等上的支出较大为前提的，是以较大程度的分工为前提的。因此，同使用较多劳动的资本相比，在这里劳动所占的百分比虽然较小，实际上推动的劳动量必定大得多；也就是说，必定要使用更大量的资本。总预付中劳动所占的部分较小，但是，就各个资本来说，所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却较大，也就是说，资本本身必须较大。（3）如果所涉及的不是更大量的机器等等，而是并不推动更多劳动的某种工具，这种工具本身也不代表大量的固定资本（例如手摇石印机），而只是代替劳动，那么，用机器经营的人的利润就绝对地小于用活劳动经营的人的利润。（不过前者能够按照后者达不到的百分比赚取利润，因此可以把后者挤出市场。）（如此等等。）研究在资本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率可能降低到什么程度，而总利润还会增加，这属于利润（竞争）学说。
马尔萨斯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中预感到，利润（就是说，不是利润，而是实际的剩余价值）不应当按照［全部］预付资本来计算，而应当按照所预付的活劳动，即其价值客体地体现在工资上的活劳动来计算。但是他由此而陷入了纯粹的儿戏，如果要让这种儿戏充当价值规定的某种基础，或者充当推断劳动同价值规定的关系的某种基础，那它就成为荒谬的了。
问题在于，如果我知道成品的总价值，那么我就可以把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每一部分同与它相应的支出部分相比较，利润对全部产品的百分比自然也就是［利润的一部分］对产品的相应部分的百分比。举例来说，假定100塔勒带来110塔勒，即利润占全部产品的10%。假定75塔勒用于资本的不变部分，25塔勒用于劳动，即3/4［VI—4］用于前者，1/4用于活劳动。现在，如果我从总产品即从110中取出1/4，那么我就得到272/4或271/2。资本家从支出在劳动上的25塔勒中，得到21/2塔勒利润，即10%。马尔萨斯同样也可以说：如果我从总产品中取出3/4，即75塔勒，那么总产品的这3/4表现为821/2塔勒；也就是说，71/2比75正好是10%。很明显，这无非是说，如果我从100获得10%的利润，那么这100的每一部分的利润合计起来，也和总额的10%一样多。如果我从100中赚了10，那么，我从2×50中每次赚到5，等等。如果我从100得到利润10，那么我就从100的1/4得到利润21/2，并且从100的3/4得到利润71/2，但是这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如果我从100得到利润10，那么我从100的1/4或从100的3/4寺得到利润多少呢？马尔萨斯的想法归根到底就是这种儿戏。预付在劳动上的是100的1/4，因此，它的利润是10%。25的10%是21/2。或者说，资本家要是从100得到利润10，那他从他的资本的每一部分中都得到1/10，即10%的利润。这一切根本没有赋予资本各部分彼此间以质的特性，因此对固定资本等等适用的事，同样对预付在劳动上的资本也适用。
在这里，反而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幻想：资本的每一部分都均等地参与新价值的创造。连预付在劳动上的工资即1/4部分支出也没有创造剩余价值，而是无酬的活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从总［剩余］价值（在这里是10塔勒）对工资的比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有百分之几的劳动没有被支付，或者说有多少剩余劳动。在上述比例中，必要劳动客体化在25塔勒上，剩余劳动客体化在10塔勒上；因此，它们的相互比例是25∶10＝100∶40；劳动的40%是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这一劳动所生产的价值中40%是剩余价值。诚然，资本家可以这样来计算：如果我从100中得到利润10，那么我从等于25的工资中得到利润21/2。这种计算能带来什么好处，是看不清楚的。但是，马尔萨斯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仔细研究一下他的价值规定就会立即看出来。他认为，他的简单的算术例题包含着某种现实的规定，这一点从下面的话里就可以看出来：
“假定资本只用在工资上。如果100镑用在直接劳动上，年终收回110、120或130镑，显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利润决定于总产品价值中用来支付所使用的劳动的份额。如果在市场上产品的价值是110，那么用来支付工人的份额是产品价值的###$$$10###$$$11###$$$，而利润就是10%。”
（在这里马尔萨斯先生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最初的预付100镑表现成为对总产品的比例。100是110的10/11。我说，我从100得到利润10，即100的1/10，或者我说，从110得到的利润是1/11，都是一样的。）
“如果产品价值是120，那么支付劳动的份额是###$$$10###$$$12###$$$，而利润就是20%；如果产品价值是130，那么必须用来支付劳动的份额是###$$$10###$$$13###$$$，而利润是30%。”
（我可以不说我从100得到利润10，而说预付的是110的10/11；或者，如果从100得到利润20，那么预付只是120的10/12等等。不管预付是用在劳动上，或者用在其他方面，这种预付的性质同用来说明问题的这另一种算式毫无关系。如果资本等于100，只带来110，那么我或者可以从资本出发，说从100得到利润10，或者我也可以从产品即从110出发，说原先我预付的只是产品的10/11。比例自然是相同的。）
“现在假定资本家预付的资本不单由劳动构成。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
（这只不过表明，资本家把得到的利润——他也许很不了解利润的起源——均等地分配在他的支出的一切部分上，而完全撇开它们的质的区别。）
“假定预付额的###$$$1###$$$4###$$$用于支付〈直接〉劳动，其余###$$$3###$$$4###$$$则是积累劳动、利润以及因地租、赋税和其他支出而产生的利润的附加。在这种情况下，说资本家的利润将随着他产品的这###$$$1###$$$4###$$$的价值与所使用的劳动量之比的变动而变动，这是完全正确的。”
（不是像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那样与所使用的劳动量相比，而是与支出的工资相比。）（因此，如果认为资本家的利润随着他的产品的3/4的价值与用在积累劳动上的支出之比的变动而变动，也就是说，利润与预付的总资本之比（10∶100），同总产品（110）的每一部分与其相应部分的支出之比一样．那是完全正确的。）
马尔萨斯接着说：“例如，假定一个租地农场主在农业上花了2000镑，其中1500镑用于种子、马饲料、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500镑用于直接劳动，而到年终收回2400镑。这个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由2000镑产生的400镑，即20%。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拿产品价值的###$$$1###$$$4###$$$即600镑来同支付直接劳动的工资总额相比，结果得出的利润率完全一样。”（同上，［《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7—268页，［L.］X，41—42）
(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拿产品价值的3/4即1800镑来同支付在积累劳动上的总额即1500镑相比，结果得出的利润率完全一样。1800∶1500＝18∶15＝6∶5。而6∶5这个比例表示利润率等于1/5，即20%。）
（在这里马尔萨斯头脑里有两个不同的算式，他把它们混淆起来了，第一，如果我从100得到10，那么从这100的每一部分我得到的不是10，而是10%；因此，从50得到5，从25得到21/2等等；从100得到10，也就是说，从这100的每一部分得到1/10，于是利润必然作为工资的1/10的利润表现出来，既然利润均等地分配在资本的每一部分上，我也就可以说，总资本的利润率随着总资本的每一部分的利润率而变化，因而，例如，也随着预付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的利润率而变化；第二，如果我从100得到10%的利润，那么总产品就是110。如果工资占预付的1/4即25，那么现在它只是110的1/42/5；也就是说，现在工资所占的相应比例部分小了2/5，产品和原有［资本］相比增加怎样的比例，工资在总产品中所占的部分就减少怎样的比例。这又只不过是另一种计算方法。10是100的1/10，但只是110的1/11。因此我可以说，总产品增加的比例，就是原有资本的每一相应部分在总产品中所占的部分减少的比例。这是同义反复。）
马尔萨斯在他的著作《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L.］IX）中宣称，“劳动价值”是“不变的”，因此总是真正的价值尺度。
一定的劳动量，必定具有同支配它或者它实际上交换的工资相等的价值。”（同上，第5页，［L.］IX，29）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雇佣劳动。真实情况反而是：任何一定的劳动量都等于表现在某一产品中的同量劳动；或者说，每一产品都只是对象化在产品价值中的一定量的劳动，这个产品在和其他产品的关系中是用这一劳动量来衡量的。工资当然表现活劳动能力的价值，但决不表现活劳动［创造］的［VI—5］价值，相反，后者表现为工资加上利润。工资是必要劳动的价格。如果工人为了维持生活必须劳动6小时，并且他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劳动者为自身生产，那么他每天得到包含着6小时劳动的商品，价格比如说是6便士。现在资本家要他劳动12小时，而支付给他6便士。资本家每小时支付给他1/2便士。这种情况表明，12小时的劳动量值12便士，而12便士确实是产品出卖时所换得的价值。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有可能重新把这种价值全部投在劳动上，他就可以用它来支配24小时劳动。因此，工资支配的劳动量，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得多。一定的活劳动量实际换得的积累劳动量要少得多。毫无疑义的只是：劳动价格，工资，始终必须表现工人为了活命所必需的劳动量。任何劳动量的报酬，必须等于工人为再生产自身所必须耗费的劳动量。在上述情况下，资本家用一个工人所提供的劳动量，迫使两个工人劳动，每人劳动12小时，共24小时。在上述情况下，产品是与另一个价值12便士的产品或12个劳动小时相交换，因此可以获得6便士利润（这是产品为资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
产品的价值由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而不是由产品中包含的由雇主支付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决定。产品的价值由已完成的劳动构成，而不是由有酬劳动构成；工资只表现有酬劳动，而决不表现已完成的劳动。这种报酬本身的数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决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而且，因为这种工资构成劳动的价值（如果把劳动本身看作商品），所以这种价值始终是可变的，而决不是不变的。工人完成的劳动量，同他的劳动能力中已花费的劳动量，或同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很不相同的。但工人当作商品出卖的，不是他所提供的使用，他不是把自己作为原因出卖，而是作为结果出卖的。我们来听听马尔萨斯先生是怎样费尽心机来弄清这个问题的吧：
“商品供给的条件，并不要求商品始终保持同样的相对价值，但是要求每个商品保持本身固有的自然价值，或者说保持取得下面这种物品的手段，这种物品使生产者拥有同样的生产和积累的能力……利润是根据生产所必需的预付计算的……资本家的特殊预付，不是由呢绒，而是由劳动构成的，并且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的物品能代表一定箭的劳动，那就很清楚，能代表商品供给条件或它的自然价值的，正是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的量。”（［同上，］第17—18页，［L．］IX，29）
从资本家的预付由劳动构成这一点，马尔萨斯就会看到，问题并不清楚。假定6小时为必要劳动时间：有A和B两个人，每个人都为自己劳动，但互相进行交换。A劳动6小时，B劳动12小时。如果现在A要吃掉B多劳动的6小时，要消费B的6个剩余小时的产品，那他只能把6小时活劳动，比如说下一个工作日提供给B。这样，1比A多拥有6劳动小时的产品。现在假定在这种情况下，他把自己设想为资本家，而且完全停止劳动。于是在第三天，他为了获得A的6小时劳动，就只有付出他的6小时的积累起来的产品，而他一完成了这种交换，就不得不重新亲自参加劳动，不然就会饿死。但是，如果B继续为A劳动12小时，而A继续为自己劳动6小时和为B劳动6小时，那么他们正好按12小时互相进行交换。
马尔萨斯说，商品的自然价值就在于：它通过交换重新使自己的所有者拥有同样的生产和积累的能力。他的商品由两种劳动量构成：积累劳动量，加上直接劳动量。因此，如果他用自己的商品同正好包含同一劳动总量的另一商品相交换，那么他的生产和积累的能力至少和原来相等。但是这种能力增长了，因为一部分直接劳动没有花费商品所有者分文，却被他卖出去了。可是马尔萨斯却得出这样的结论：构成商品的劳动量的，只是有酬劳动，因而等于工资总额，或者说，工资是商品的价值尺度。如果商品中包含的全部劳动量都是有酬的，那么，马尔萨斯先生的学说就会是正确的，但同样正确的是：他的资本家就不必作出任何“劳动预付”，而且资本家也会完全丧失他的“积累能力”。
要是没有无偿劳动，利润从何而来?当然，马尔萨斯先生认为，它是积累劳动的工资。但是，已完成的劳动既然已停止劳动，它也就不再获得工资了。诚然，它在其中存在的那个产品，可以重新同活劳动相交换。假定这个产品等于6个劳动小时；工人就要付出6个活劳动小时，换回预付，即资本家手里的已完成的6个劳动小时，这样资本家就一步也没有前进。活劳动就会很快占有他的死劳动。马尔萨斯却提出这样的理由：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物品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构成商品自然价值的是“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的量”。这就是说，一定量的劳动只能由一定量的活劳动（直接劳动）来代表。实际上，不仅不是没有任何其他物品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而且是每一种物品即每一种包含同量劳动的物品都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但马尔萨斯希望，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应当被计量出来：它不应当等于它能推动的活劳动量，而应当等于它所推动的有酬劳动量。
假定商品包含24劳动小时。马尔萨斯认为，资本家能用这一商品购买2个工作日；如果资本家对劳动全部支付报酬，或者，如果已完成的劳动量等于有酬活劳动量，那么资本家用24劳动小时已完成的劳动所能购买的仅仅是24劳动小时的活劳动，而他的“积累能力”就会消失。但是资本家给工人支付报酬的，不是劳动时间，不是劳动量，而仅仅是必要劳动时间，他迫使工人在其余时间白白地劳动。因此，他用24小时已完成的劳动时间，也许能推动48小时的活劳动。所以，资本家实际上用1小时已完成的劳动支付2小时活劳动，从而在交换中获利100%。他的商品价值现在等于48小时，但决不等于已用商品换得的工资，也不等于用商品重新换得的工资。如果资本家按照同样的比例继续进行下去，他就会用48小时已完成的劳动购买96小时的活劳动。
假定根本没有资本家，而互相交换的直接劳动者的劳动超过生活的需要，因为他们也想积累等等。我们把劳动者为了生活而完成的那部分劳动叫作工资，把他为了积累而劳动的剩余时间叫作利润。这样，他的商品的价值就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等于活劳动时间的总额，但决不等于他自己支付给自己的工资，或他为了生活而必须再生产的那部分商品。
马尔萨斯说，因为商品的价值等于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必要劳动量（即工资），而不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额；劳动的全体等于劳动的部分。［VI—6］但是劳动者方面所以有“积累能力”，显然只是由于他的劳动超过了为支付本身工资所必需的劳动。如果一定量活劳动时间等于工人为了生活所必需的时间，那么一定量活劳动就等于他所生产出来的工资，或者说工资正好等于它所推动的活劳动。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自然就不可能有资本。如果工人在他的全部劳动时间内不能生产出比自己的工资还多的东西，那么他即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无法为资本家挤出分文来。财产是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如果每个人只能为自己一个人生产，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那就不可能有财产。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么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11页］）
我们从上面看到，马尔萨斯自作聪明的深思熟虑如何表现为纯粹幼稚的计算法。而且这种计算法的背后是下述学说：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工资构成价格。因为全部资本的利润率可以表现为代表工资的那一资本相应部分的同一利润率，马尔萨斯就断言，这个相应部分构成价格并决定价格。恰巧在这里又表现出同样的深思熟虑。他认为，如果商品A等于x量的别种商品，那么这只能表示：商品A等于x活劳动，因为只有劳动才能代表劳动。马尔萨斯由此得出结论：商品A等于它所能支配的雇佣劳动的量，可见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因为它始终等于用来推动劳动的那种商品。问题仅仅在于：在马尔萨斯看来，活劳动的量和雇佣劳动的量是相同的，他认为雇佣劳动的每个相应部分实际上都支付过报酬。但是x活劳动能够等于（而且作为雇佣劳动只能等于）x—y必要劳动（工资）＋y剩余劳动。因此，x死劳动能推动x—y必要劳动（工资）＋y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死劳动总是推动更多的活劳动时间，而多出来的量等于x劳动小时内所包含的超过必要劳动小时的剩余劳动小时。
雇佣劳动始终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
因此，说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无非就是说，全部劳动时间都是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工资的劳动时间。不存在剩余劳动时间，但却存在“积累的能力”和资本。既然工资始终等于一定的劳动量，即工资所推动的活劳动的量，而这就是工资所包含的同一劳动量，所以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因为它始终等于一定的对象化劳动的量。因此，工资的涨落是商品价格的涨落引起的，而不是劳动的价值的涨落引起的。工人每星期得到8个银先令还是16个银先令，这只是因为先令的价格上涨或下跌了，而劳动的价值仍旧不变。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用一周的活劳动换得的都是一周已完成的劳动。马尔萨斯先生用下面的话来证明这一点：
“如果只用劳动，而不用资本去获得农作物，那么获得一种农作物即使比获得另一种容易得多，无疑也不会改变劳动的价值，或者不会改变花费一定量努力所取得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同上，第33页）］
这无非是说，每种商品，不管它的数量如何，都取决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这一劳动在一种场合表现为较多的使用价值，而在另一种场合表现为较少的使用价值。
“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认为，差别就在于产品的贵贱而不在于劳动的贵贱。”［（同上）〕
我们可以说，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另一个部门高，或者也可以说，产品所花费的劳动较多或较少。在不存在雇佣劳动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说劳动的贵贱，因此，一小时直接劳动总是支配一小时对象化劳动，这当然并不妨碍这一小时的生产率比另一小时高。但是，我们既然把直接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那部分劳动同剩余劳动区分开，——而如果一天中若干小时是剩余时间，那就等于说，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都由一部分必要劳动和一部分剩余劳动构成，——那就不能说，劳动的价值，即工资，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产品，或总劳动中花费在必要产品上的那部分劳动，是不变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再生产工资的那部分劳动时间也发生变动；因此，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不断变动。工资仍然会由一定的使用价值来衡量，而且，因为后者的交换价值随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断发生变动，工资，或劳动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动。劳动的价值的前提总是：活劳动不等于它的产品，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它不是作为发生作用的原因，而是作为产生出来的结果出卖的。说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无非就是说，它始终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
一个产品中可能包含较多或较少的劳动。因此，产品A有时可以用较大的部分有时可以用较小的部分去同产品B相交换。但是，产品所购买的活劳动蟹，决不能多于或少于产品所代表的已完成的劳动，因为一定量的劳动，不论是以对象化劳动形式还是以活劳动形式存在，始终是一定量的劳动。因此，如果为一定量的活劳动支付较多或较少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上涨或下跌，那么，这不是由于劳动的价值上涨了或下降了，因为一定量劳动的价值始终等于同一的一定量的劳动，相反，这是由于产品花费了较多或较少的劳动，因而较多或较少量的产品代表同一劳动量。
由此可见，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只是产品的价值变了，也就是说，发生变化的是劳动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就是马尔萨斯理论的精髓，如果这种肤浅的诡辩可以叫作理论的话。首先，只花费半日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使我生活一整日，从而也劳动一整日。产品是否具有这种属性，这不取决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不取决于用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而取决于产品的使用价值，而且从这方面来说所发生的活劳动和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双方之间的交换，相反，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于，一方面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
如果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按照交换价值的规律，等于半个工作日的产品也只能购买半日活劳动，虽然工人靠这些产品能维持一整个工作日的生活；如果要购买工人的整个工作日，那工人就应当以产品形式得到一整个工作日，按照前提条件，他用这些产品能维持两个工作日的生活。但在资本的基础上，不是活劳动同已完成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互相进行交换，如果这样交换，两者就会等同起来：同量的对象化形式的劳动，成了同量的［VI—7］活的形式的劳动的价值，等价物。但互相进行交换的是产品和本身就是产品的劳动能力，劳动能力不等于它能进行的活劳动，不等于它能完成的劳动量——这是它的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等于它必须用来生产自己和能再生产自己的那个劳动量。因此，产品实际所交换的，不是活劳动，而是对象化劳动，是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活劳动本身是产品所有者买到的交换价值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至于他从这种活劳动所获得的比他以产品形式支付给劳动能力的究竟超过多少，这取决于以产品形式支付给工人的活劳动的量。
如果一个劳动量和另一个劳动量相交换，不管是以对象化劳动形式还是以活劳动形式，那么每一个劳动量当然都等于它自身，而它的价值等于它的量。因此，半个工作日的产品只能购买半个工作日。可是，这样实际上就既不存在工资，也不存在劳动的价值了。劳动就不会有和它的产品或它的产品的等价物相区别的价值，不会有独特的价值了，而正是这种价值构成劳动的价值，工资。
于是，马尔萨斯先生根据一定的劳动量等于一定的劳动量，或者也可以说，一定量等于它自身，根据一定量就是一定量这一伟大发现，得出如下的结论：工资是不变的，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即等于同量对象化劳动。如果是活劳动同积累劳动作为交换价值互相交换，那这样说才是正确的。可是，这样一来，就既不存在劳动的价值，也不存在工资，也不存在资本，也不存在雇佣劳动，也不存在马尔萨斯的研究了。所有这一切东西的基础是：对以资本形式所积累的劳动来说，活劳动表现为使用价值，而活劳动能力表现为交换价值。马尔萨斯心安理得地继续说道：
“当资本和利润加入价值的计算，而且对劳动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同上，第33页）］
这里包含着全部的深思熟虑。只要资本和利润加进来，就会发生对活劳动能力的购买，因而就会发生较少量的积累劳动同较多量的活劳动的交换。这种深思熟虑的特点就是：设定雇佣劳动的资本，首次把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把劳动能力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加入不会使劳动的价值实现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使积累劳动的价值实现发生任何变化。在马尔萨斯看来，资本是劳动同自己的产品以及同产品的价值所发生的关系的特有形式，资本的“加入”，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这兢像他认为皇帝的登场、“加入”，不会使罗马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发生任何变化一样。
马尔萨斯继续说道：
“如果工人的报酬提高而产品数量没有增加，那么，这只可能在利润减少的情况下发生……要得到一定数量的产品，就必需有和以前同量的劳动，但是，既然利捐减少了，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了；同工资价值相比，利润的这种减少，恰好被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较多产品所必需的较大劳动量所抵销，而劳动价值却仍然不变。”（同上，第33、34页，［L.］IX，29）
根据前提，产品包含着同量的劳动。不过，它的价值似应减少，因为利润下降了。可是，既然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仍然不变，利润怎么会下降呢？如果工资提高而总劳动时间仍然不变，——提高不是由于暂时的原因，例如竞争对工人有利，——那么，这只不过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时间增多了，因而资本推动的活劳动中属于必要时间的部分增大了，属于剩余时间的部分缩小了。我们以后再谈这些细节。不过，为了全面起见，我们还要援引马尔萨斯以下的结论：
“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相反；付给工人的产品数量减少，而利润增加。用以前同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一定最产品，其价值由于利润增加而增加，而同工人工资相比，利润的这种增加，被为取得付给工人的较少产品所必需的较小劳动量所抵销。”（马尔萨斯，同上，第35页，［L.］IX，29）
至于马尔萨斯在这里作为从自己的原则得出的结论而顺便谈到的、有关不同国家货币价格的见解，留待以后考察。
〔例如，商品A可以购买一个工作日；它只支付半个工作日（必要时间），而它换得的却是整个工作日。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购买的全部劳动量等于必要时间加上剩余时间。因此，要是我知道必要劳动的价格等于x，那么全部劳动的价格就等于2x，这样，我就能根据工资计算出新制造的商品的价格，并且用工资来算出一切商品的价格。但这决不会是一种不变的价值。事实上，在各文明国家中，不管工资怎样，要想得到工资，就必须劳动一段平均时间，例如12小时，而不管这12小时中有多少小时是必要劳动，有多少小时是剩余劳动，——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混淆不清，也使得那位把劳动量化为工作日（而工作日当然又被化为活的工作日）的凯里先生推论说，由于再生产同一资本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例如，一台价值100镑的机器，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会在某一时期只值50镑，也就是说，是过去的一半劳动时间，一半工作日或一半劳动小时的结果），所以工人用过去工作日的一半，就能买到，获得这台机器。269凯里先生有点混淆不清，他把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看成对工人有好处，其实整个事情正好相反，工人在整个工作日中为自己劳动的时间更少，为资本劳动的时间更多，因此，对工人来说，资本的客观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按一定比例迅速地增长了。
凯里先生认为工人似乎是购买或租借机器，一句话，他把工人变成了资本家。而且，工人所以会获得这种支配资本的更大权力，是因为再生产一定量资本所需的必要劳动减少了，也就是说，有酬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同利润相比下降了。在美国，只要那里的工人自己还能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他就能有相当积累而成为例如农场主等等（不过这种情况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如果在美国某个地方，雇佣劳动还能很快地有所成就，这是由于在资本的基础上再生产了以前的生产方式和所有权方式（例如，独立农民的生产方式和所有权方式）。一句话，凯里先生把工作日看成属于工人的工作日，他不是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生产更多的资本，才能在同一剪动时间内就业，却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更少地劳动，以便获得资本（占有生产条件）。
如果工人以前生产20台机器，现在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能生产40台，那么，实际上每台机器变便宜了，但决不能因为现在生产一定量机器所需的工作日部分减少而得出结论说，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对于工人来说增加了，相反，应得出的结论是，生产一定量机器所使用的活劳动减少了。此外，重视和谐的凯里先生自己也认为，在利润率下降时利润量会增加，因为同所使用的活劳动相比资本越来越多了，可见，对工人来说，要占有必要数额的资本，即在新的生产阶段上在生产中使用劳动所需的最低限额的资本，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再生产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所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是，为了使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需要有较大量的资本。生产力的增长表现为：同预付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相比，由活劳动构成的那部分资本［VI—8］不断减少。
凯里开的拙劣玩笑自然使巴师夏如获至宝，这整个拙劣玩笑就在于，他把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或工作日，变成属于工人的工作日，其实相反，这个时间是属于资本的，而且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人在他的劳动时间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小。根据凯里先生的说法，一定资本需要购买的活劳动时间越少，换句话说，资本总额增加得越多，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同资本量相比减少得越多，那么，工人变成资本所有者的机会就越大，因为资本用较少量的活劳动就能再生产出来。资本越大，资本相对地使用的工人人数越少，这些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机会就越大，因为，现在资本不是用较少工作日就能再生产出来吗？因而资本难道不能用较少工作日来购买，来获得吗？
我们假定有100镑资本，其中50用在预付上［用怍不变资本］，50用在劳动上，并且提供50%的利润（因为利润率降低是凯里津津乐道的主题，属于他的理论）。假定每一镑工资相当于一个工作日，一个工人。现在我们假定另有16000镑的资本，其中14500用在预付上［用作不变资本］，1500用在工资上（假定也相当于1500个工人），并且只提供20%的利润。在第一种情况下，产品等于150镑；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假定固定资本一年周转一次），产品等于19200（利润为3200）。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凯里先生最有利的情况。利润率由50%下降到20%，也就是说，下降了3/5或60%。在第一种情况下，50镑［剩余］产品是50个活工作日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3200镑［剩余］产品是1500个工人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1镑［剩余］产品是一个工作日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22/15镑「剩余］产品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1镑［剩余］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不到第一种情况下所需的一半。这是不是说，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用半个工作日为自己生产出11/15镑，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另一个工人在双倍的时间内只生产出1镑，因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工人便最容易成为资本家呢？工人首先必须获得16000镑资本，并且自己不劳动，而去购买别人的劳动，这样，必要劳动时间的这种减少才会给他带来哪怕最微小的好处。
因此，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只会在工人的劳动和使用他的劳动的条件之间，造成一道无边无际的鸿沟；必要劳动的比例缩小了，因此，同前一种［可变资本和全部预付资本之间的］比例相比，被辞退的工人人数多五倍以上。270不过，这些被辞退的工人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假如他们有独立劳动的条件，或者确切些说，有以资本家的身分从事劳动的条件，他们自己就会使用较少的工人。
在第一种情况下，全部必要资本等于100镑，在这里，个别工人有较多的机会例外地进行相当的储蓄，并且依靠特别幸运的情况使自己成为像资本家A［100镑资本的所有者］那样的资本家。工人不论在A那里还是在B那里干活，劳动时间都是一样的，虽然这两个资本家所需要的工作日总数有极大的差别。第一个资本家［资本家A］每需要6个工人，第二个资本家［资本家B，16000镑资本的所有者］却需要不到1个工人。271因此，［在资本家B那里］其余的工人必须干同样多的活，并提供更多的剩余时间。
在资本本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大的生产阶段上，资本需要的活工作日较少，这种情况在凯里看来就等于：工人为占有资本所需要的工作日较少；也许是用未“就业”的工人的工作日去占有吧。因为资本家为使自己的巨大资本增殖价值而需要的工人较少，所以他所雇用的工人能够通过较少的劳动而占有较大的资本。这就是凯里先生这位和谐论者的逻辑。〕
关于李嘉图的理论，韦克菲尔德说道（同上［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1835年伦敦版第1卷］第231页的注，［L．］VII，74）：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一定量的劳动就都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总会和同鼍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至少在工资取决于［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的情况下，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而是由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决定。”272
〔贝利在自己的著作《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1837年伦敦版）（［L．］V，26及以下各页）中，谈到了闲置资本，认为通过加速的流通v按他的说法，是通过通货量的增加；他应该说通过货币量的增加），闲置资本就可以投到流通中去。贝利力图证明，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资本总是被充分利用，那么，需求的增长决不会引起生产的增长，闲置资本的概念属于流通，因为不处在流通中的资本便是休眠了。贝利有关的话如下：
“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能力可能处于闲置状态。如果经济学家认为，工人人数和资本量是十分确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必然在它们所在的国家里产生一定的结果，那就错了。”（第54页）
“现有生产者和现有资本为市场提供的商品量，决不是固定的和确定的，相反，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第55页）
因此，“新资本或新工人的出现，对生产的增长并不重要。（例如，在缺乏贵金属的国家）……某些商品，或者同样也可以说，生产某些商品的能力，可能在一个地方过剩，而另一些商品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过剩，每种商品的所有者都想用自己的商品换取别人的商品，但是，他们由于缺乏共同的交换手段而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由于缺乏从事生产的动机而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第55—56页）〕
〔在资本的流通中，货币以两种形式出现。
［第一，货币表现为］资本向货币的转化，同时表现为商品价格的实现；不过在这里，这种价格设定不是形式上的。在这里，产品转化为货币，就是资本再转化为价值本身，再转化为独立存在的价值，即资本作为货币或货币作为已实现的资本。第二，货币出现在单纯流通手段的规定上；这时货币的作用只是使资本重新转化为生产条件。在这第二种情况下，当货币表现为工资形式时，必然有一定量的货币同时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存在。现在货币在资本的流通中起这种双重作用的情况，在一切危机中造咸一种假象，似乎缺少的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是资本缺少价值，因而它不能变成货币。这时，流通的货币量甚至可能增长。当我们谈到利息等时，必须专辟一篇去阐述货币的一些新规定，货币怎样成为资本流通的要素——一部分作为资本的流通手段，一部分作为资本的已实现的价值，作为资本本身。〕
贝利继续说道：
“被推动的劳动决不是只由某个国家可以利用的资本决定的。这还要看食物、工具和原料是缓慢地还是迅速地［VI—9］分配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它们的流通是否困难，它们是否在很长一段时间大量地处于闲置状态，因而不能使人口允分就业。”（第56—57页）
（加拉廷举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各县的例子。同上，第68页。）273
“政治经济学家们过于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划一力量的或以某种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使用一定资本的生产者，他的产品可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找不到销路，在他等待时机交换它们时，他的生产能力就停顿或放慢，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例如在一年内，他所生产的可能只达到有急切需求时的一半。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充当生产者的工具的那些工人。社会上人们不同职业之间的相互调整必定实现，至少是不理想地实现。不过，在各个实现调整的阶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每一种促进交易的办法都是这种调整的一个步骤。商品交换越不受阻碍，越顺利，非生产的中断时间就越短，而在中断期间，人们渴求工作，似乎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把他们和资本隔开……资本虽然近在手边，却被闲置不用。”（第58—60页）
“一般原理是，新的需求会引起新的努力，办法是积极地使用以前闲置的资本和劳动，而不是把生产力从其他对象那里抽出来。后一办法只有在某个国家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巳不能再增加的情况下，才可能采用。商品输出也许不会直接推动新的劳动，但能吸收现有商品的死储备，使资本从非生产状况下解放出来。”（第65页）
“有些人断言，货币的流入不可能促进其他商品的生产，因为这些商品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这些断言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加食物、原料和工具，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惯先增长，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长，〈但这不正是关于积累的经济学说吗？〉或者换句话说，生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第70页）
“固然，有人会说，如果购买者带着更大量的货币到市场上去，并没有提高他在那里找到的商品的价格，那么，他就没有给生产以更大的刺激：如果他使价格提高了，那么，在各种价格均衡提高时，购买者的需求力同过去相比就没有提高。”（第73页）
“必须否定下面这个作为一般原理的论断，如果购买者的需求不会使价格提高，购买者就不可能给生产以更大的刺激……除了更大规模的生产允许更有效的分工和采用更完善的机器以外，在这里还有可能使用一定量的闲置劳动和资本，这种劳动和资本准备提供更多同样价格的商品。因此，就发生了需求显著增加而往往价格并不提高的情况。”（第73—74页）〕
〔约翰·威德在《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M．］20）中说道：
“劳动是资本用来生产工资、利润或收入的动因。’（第161页）
“资本是积累的劳动，准备在新的和等价的形式中发展自己；资本是集体力量。”（第162页）
“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第164页）
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分工——和一切劳动生产力一样，即和决定劳动强度因而决定劳动在外延方面实现程度的力量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劳动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科学也是这样。分工，当它表现为职业的划分和与之相应的交换时，也是这样。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
所以，工人的联合，像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在。对单个工人来说，这种联合是偶然的。工人把自己同其他工人的联合，同其他工人的协作，当作异己的东西，当作资本发生作用的方式。资本只要不是出现在不适当的形式下——例如规模很小的、亲身参加劳动的资本形式——，就要求有一定程度即较高或较低程度的积聚。一方面，是客体形式的积聚，即在一个人手中积聚了（在这里积聚和积累还是同样的意思）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或者用一句话说，积聚了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另一方面，是主体形式的积聚，即在资本指挥下劳动力的积累和劳动力积聚在一点上。不可能每有一个工人就有一个资本家，相反，一个资本家却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工人，而不像一个师傅有一、两个帮工那样。
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具有相同的劳动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劳动的结合和所谓劳动的共同精神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积累的工人）数量同资本的数量相比应该很大；在第二种情况下，固定资本同大量共同劳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应该很大。但是，在这第二种情况下，积聚许多工人，把他们当作同样多的机器轮子配置在机器中间，这已经是前提条件（为什么在农业中情况不同，这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因此，用不着专门考察第二种情况，只要考察第一种情况就行了。
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发展是分工。但分工事先要求把许多工人集合（预先集合）在统一的指挥之下，这和货币生成为资本事先要求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原料、劳动工具已成为游离出来的东西完全一样。因此，这里也应把作为较为后来的因素的分工撇开不谈。某些工业部门，如矿山劳动，一开始就以协作为前提。所以，在资本存在之前，那里的协作是以强制劳动（徭役劳动或奴隶劳动）的形式，在监工的监视之下进行的。修筑道路等等也是这样。为了承担这类工程，资本并不是创造出工人的积累和积聚，而只是继承了这些。因而这也是不成问题的。
最简单的和最不以分工为转移的形式是：资本给各种独立的和分散在各处的手工织工、纺工等等活干（这种形式至今还同工业并存）。可见，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而是由资本所遇到的。这些分散工人的统一点，只在于他们同资本的相互关系，在于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资本手里积累起来，从而他们创造的超出自己收入的剩余价值也在资本手里积累起来。工人们作为共同劳动只是自在地存在着，这仅仅是就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为资本劳动这一点来说的，——由于这一点资本成为一个中心，——但他们并未共同劳动。所以，工人通过资本而实现的联合只是形式上的，［VI—10］而且涉及的只是劳动的产品，不是劳动本身。工人不是和许多人相交换，而是和一个资本家相交换。因此，资本造成交换的集中。
资本不是以个人的身分进行交换，而是以许多人的消费和需求的代表者的身分进行交换。资本不再作为单个交换者进行交换，而是在交换行为中代表社会。这是资本方面同分散劳动的织工等等进行的集体交换和集中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被集合起来，联合起来，虽然他们的劳动是彼此独立进行的。他们的劳动的联合，表现为一种特殊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劳动的独立分散性仍然存在。这就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消除这许多工人的独立分散性。这时，在交换行为中，一个资本对这些工人来说不再只是表现为社会集体力量，把许多交换联合在资本中，而是在它的指挥下把工人集合在一个地点，一个手工工场内；资本不再让工人继续停留在它所遇到的那种生产方式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权力，而是创造一种与自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资本使工人在生产中联合起来，这种联合一开始只在于：有共同的地点，监工的监督，统一的规章制度，较严格的纪律，连续性和已经确立起来的在生产本身中对资本的依赖性。同时从一开始便节省一定的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关于这全部过程，见加斯克尔的著作，他在书中专门考察了英国大工业的发展。）274
现在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这一切仍然和以前一样由下述情况造成，并且在资本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也都是如此：许多人同资本一个人进行交换，从而使交换本身集中在资本上；出现了交换的社会性；资本社会地同工人交换，而工人则单个地同资本交换。
在手工业经营下，问题在于产品质量，在于单个工人的特殊技能。师傅作为师傅被认为是精通本行的。他作为师傅的地位，不仅靠占有生产条件，而且靠他个人的一技之长。在资本的生产条件下，问题一开始就不在于这种半艺术性质的关系——这种关系一般是同发展劳动的使用价值、发展直接手工劳动的特殊本领、训练人类从事劳动的双手等等相适应的。在资本的生产条件下，问题一开始就在于数量，因为追求的是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的已经发展的原则恰恰在于，使特殊技能成为多余的，并使手工劳动，使一般直接体力劳动，不管是熟练劳动还是筋肉紧张的劳动，都成为多余的；更确切些说，是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
如果事先认定，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就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产生（奴隶自在地就是结合的，因为他们属于一个主人），那就是以下面这点为前提；真正由资本本身所造成的劳动生产力还不存在。这也就是说，工场手工业中的必要劳动仍然占去整个可以支配的劳动时间的大部分，这样，每一个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仍然比较少。
一方面，这可以由于以下情况而得到补偿：与大工业相比，利润率较高，因而和已有资本量相比，资本积累较快。工场手工业的进步也正是由这种情况而加快的。如果在100塔勒中有50用在劳动上，而剩余时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1/5，那么，创造的价值等于110，换句话说，［利润率］是10%。如果在100中只有20用在劳动上，而剩余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的］1/4，那么，创造的价值等于105，换句话说，［利润率］是5%。
另一方面，工场手工业所以取得这样较高的利润率，只是因为同时使用许多工人。所以能够获得较多的剩余时间，只是由于许多工人的剩余时间在对资本的关系上集合起来了。在工场手工业中，占优势的是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余时间。起初，在分散的独立的工人本人还为自己利用自己的一部分剩余时间的情况下，尤其如此。资本要作为资本存在，要能靠利润生活和能够积累，资本的利润就应当等于许多同时并存的活工作日的剩余时间之和。在农业中，土地从它的化学等等作用来说，本身已经是一种机器，这种机器使直接劳动具有较高的生产效率，从而较早地提供剩余额，因为这里较早地使用了机器，即自然的机器。这是重农学派学说的唯一正确的基础，重农学派只是从这个方面把农业同还很不发达的工场手工业加以对比。假定一个资本家只雇一个工人，靠这个工人的剩余时间来维持生活，那么，如果这个资本家自己劳动，用自己的资金劳动，他显然会得到双重利益，因为除了剩余时间，他还会赚得付给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受损失，就是说，他还没有能够作为资本家进行工作，或者工人只不过是他的助手，因而工人对他的关系还不是对资本的关系。
因此，为了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不仅必须使货币能够推动剩余劳动，而且必须有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一定量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即同时有许多工人的剩余劳动，从而，这种剩余劳动的总和既是以使货币能够作为资本生活，即在消费方面代表与工人生活相对立的财富，又是以把剩余劳动积蓄起来用作积累。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使用价值，不是为了直接生存而生产。因此，剩余劳动从一开始就应大到足以使其中一部分能够重新用作资本。可见，用资本来进行的生产总是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开始的，这时，一定量社会财富在客观上已经积聚在一个人手里，因而表现为资本，它一开始就表现为同许多工人交换，后来表现为靠许多工人，靠工人的结合来生产，它能够推动一定量的活劳动能力同时劳动。由此可见，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工人的分散性是以他们的相对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因此，工人完全依赖于资本，完全脱离生产条件，是以他们聚集在作为他们生存的唯一基础的个别资本周围为前提的。
如果从交换的特殊形式出发，也就是假定，资本作为资本进行交换，那么所得结果一样，或者说，形式不同而结果一样。这时货币已经是许多交换者的代表，或者说，货币应当具有超出个人和个人的个别余额的交换力量，货币应当具有的不再是单个人的交换力量，而是属于作为社会职能，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者的那种单个人的交换力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结果是从自由劳动的条件产生出来的。个人脱离劳动的生产条件，等于许多人聚集在一个资本周围。〕
〔商人资本一开始也是把许多交换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它已经代替大量交换者，既作为货币，又作为商品。〕
［VI—11］拜比吉说，“知识和经验的这种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的力量”。275
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一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劳动工具。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但是，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
〔在靠资本进行积累之前，先有构成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属于资本的概念规定；我们几乎还不能把这种积累叫作积聚，因为积聚是在和许多资本相区别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指的还仅仅是资本本身，那么积聚同积累或资本的概念还是相一致的。就是说，这种积聚还没有构成特殊的规定。但是，资本一开始就作为单数或统一体，而与作为多数的工人相对立。这样，资本作为工人的积聚，与劳动相对立，表现为工人以外的统一体。从这方面来说，积聚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许多活的劳动能力为了一个目的而积聚在一起，这种积聚最初完全不必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完成，不必渗透到生产方式中去。这是资本对于劳动能力发生的集中作用，或者说，资本表现为独立存在于这许多工人之外的劳动能力的统一体。〕
〔罗西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中说（［B．］26）：276
“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在于解散任何联合，而在于以自愿的、公正的联合来代替过去时代的强制的、压制的联合。最高崔度的孤立状态是蒙昧状态，最高程度的强制的、压制的联合是野蛮状态。除了这些极端之外，我们看到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变形和色调。最完美的是自愿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团结一致而增强了力量，同时对个人力量来说，既不排除它的能力，也不排除它的道德感和责任感。”（第354页）
在资本中，工人的联合并不是靠直接的身体上的强制，并不是靠强制劳动、徭役劳动、奴隶劳动而强迫实现的；这种联合所以成为强迫的，是因为生产条件是他人的财产并且生产条件本身是作为客观的联合而存在的，这种联合等于生产条件的积累和积聚。〕
〔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例如，罗西在上述著作中问道（［B．］27）：
“原料果真是生产工具吗？是否宁可说原料是生产工具所施加影响的对象呢？”（第367页）
由此可见，罗西把资本同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完全混为一谈了，这样说来，每个野蛮人都是资本家了（事实上这也就是托伦斯先生所断言的，用石头投击飞禽的野蛮人是资本家”’）。而且，即使从单纯物质抽象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从抽掉经济范畴的观点来看，——罗西的见解也是肤浅的，这不过表明他不理解他的英国老师［托伦斯］。
积累的劳动作为工具用于新的生产；或者干脆说，产品用于生产；原料也用于生产，就是说使它发生形式变化，这和工具一样，工具也是产品。生产的成果重新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这句话再没有别的意思了。在生产过程的范围内，生产的成果可以作为原料也可以作为工具出现。但是，它所以成为生产工具，并不是因为它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充当工具，而是因为它是生产过程本身更新的手段——是生产过程的前提之一。
更重要和更中肯的是这样的想法：生活资料基金即工资是否构成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经济学家们思想上的极端混乱。
“有人说，工人的报酬是资本，因为资本家是把这种报酬预付给工人的。如果工人家庭都有足够的钱维持一年的生活，那么就不会有工资了。工人就会对资本家说：你为共同的事业预付资本，我给加上劳动；我们按如此这般的比例来分配产品。只要产品一实现，各人就拿自己的那部分。”（［罗西，］第369页）
“这样，就没有什么对工人的预付了。不过，工人甚至在劳动停顿的时候也要消费。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属于消费基金，而决不属于资本。可见，对工人的预付并不是必需的。因此，工资不是生产的构成要素。它是一种偶然的东西，悬我们社会状态的一种形式。相反，资本、劳动、土地才是生产所必需的。其次，工资在这里出现两次；有人说，工资是资本，但它代表什么呢？代表劳动。谁谈‘工资’，就是谈‘劳动’，反过来也一样。因此，如果预付的工资是资本的一部分，那就只有两种生产工具：资本和土地。”（第370页）
他接着说：
“工人消费的实质上不是资本家的财物，而是他自己的财物；作为劳动报酬支付给他的东西，是产品中他的那一部分。”（第370页）
“资本家同工人订立契约不是生产现象……企业主所以要去订立这种契约·是因为它能使生产顺利地进行。但是，这种契约不过是一种次要的活动，是一种嫁接在生产活动上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在另一种劳动组织下，它可能消失。即使在今天，也存在没有契约的生产。由此可见，工资是财富分配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生产的要素。企业主用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基金，不构成资本的一部分……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无疑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但不能把它叫作直接的生产工具。”（第370页）
“撇开生产作业中维持工人的生存资料来设想劳动能力，邢就是设想一种臆造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工人和生存资料，工人和工资……同一要素重新出现在资本的名称之下，好像同一种东西能够同时构成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的一部分一样。”（第390、371页）
这里存在着许多混乱，原因就在于罗西抓住经济学家的话不放，把生产工具本身同资本混为一谈。首先，罗西说得完全正确，雇佣劳动不是劳动的绝对形式，但是他却忘记了，资本同样也不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绝对形式，这两种形式［雇佣劳动和资本］是处在不同要素上的同一形式，因而是共存亡的；因此，罗西谈到没有雇佣劳动的资本家，是荒谬的。
他所举的工人家庭的例子，表明这些家庭可以不要资本家而生活一年，可见它们是自己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无须资本家先生的允许就能进行自身的必要劳动。所以，根据罗西的建议来到工人那里的资本家，只不过是生产工具的生产者。资本家来到工人那里，这只不过是一种以与外界交换为中介的分工。这样，资本家和工人甚至无须任何协议，通过简单交换，就可以分享共同的产品。交换就是分配。为此不需要再有任何协议。在这里工人家庭交换的是剩余劳动，绝对的或相对的剩余劳动，这种劳动是他们靠工具才能得到的，或者是工人家庭在资本家出现之前就借以年复一年生活下去的那种原有劳动之外所完成的新的其他劳动，或者是在它们的原有劳动部门内由于使用工具［而实现的剩余劳动］。在这里，罗西先生使工人成为自己［VI—12］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和交换者，这样一来，他就顺利地把标志工人是雇佣工人的最后痕迹从工人身上抹掉了，但他也把使生产工具成为资本的最后痕迹从生产工具上抹掉了。
诚然，工人“消费的实质上不是资本家的财物，而是他自己的财物”，但恰恰不是因为像罗西先生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产品的相应部分，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产品的相应部分，并且，如果把交换的假象抛开，工人的报酬就在于：在工作日的一部分中，他为自己劳动，在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中，他为资本家劳动；但是，只有在他的劳动允许这样分割的时候，他才能得到允许去进行劳动。我们已经看到，交换行为本身不是直接生产过程的要素，而是直接生产过程的条件。但是，资本的总生产过程包括资本交换的各种不同的要素，包括流通，在这一总过程的范围内，这种交换表现为这一总过程的一个要素。
可是罗西却说，工资在计算中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资本，另一次是作为劳动，因此代表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如果工资代表生产工具——劳动，那它就不能代表生产工具——资本。这里的混乱，也是由于罗丙认真地接受了正统经济学所做的区分而造成的。在生产中，工资只出现一次，作为预定要转化为工资的基金，作为潜在的工资。一旦它成为实际的工资，它就被支付出去，并且只作为工人的收入出现在消费中。但同工资相交换的是劳动能力，劳动能力在生产中根本不出现，在生产中出现的仅仅是它的使用——劳动。劳动表现为价值的生产工具，因为它没有被支付，也就是说，没有以工资来代表。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劳动也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它自身毫无关系。工人手中的工资已经不是工资，而是消费基金。只有在资本家手中，它才是工资，也就是预定用来交换劳动能力的那一部分资本。对于资本家来说，工资再生产出可出卖的劳动能力，所以就此而言，甚至工人的消费也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资本家根本不对劳动本身进行支付，而只对劳动能力进行支付。当然，他能够这样做只是由于劳动能力本身所起的作用。
如果说工资出现两次，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两次代表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而是因为它一次从生产的角度出现，另一次从分配的角度出现。但是，这种一定的分配形式并不是任意的协议，以致它也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而是由生产本身的形式决定的，它只是从另一种規定上来看的生产自身的要素之一。
机器的价值无疑构成投在机器上的那部分资本，但是，机器作为价值什么也不生产，虽然机器给厂主带来好处。工资不代表作为生产工具的劳动，正如价值不代表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一样。工资只代表劳动能力，并且，因为劳动能力的价值是同劳动能力相分离而作为资本存在的，所以工资代表一部分资本。
就资本家占有他人的劳动，并且用这种占有的劳动再去购买劳动而言，那么，如果罗西先生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工资——即劳动的代表——出现两次：（1）作为资本的财产，（2）作为劳动的代表。罗西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工资表现为两种生产工具的代表，即资本和劳动的代表；他忘记了，劳动作为生产力是包括在资本中的，劳动作为现实的劳动（不是作为可能的劳动），决不是和资本不同的生产工具，相反，只有它才使资本变为生产工具。至于构成一部分资本的工资和同时构成工人的收入的工资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论利润、利息的那一篇谈到，我们将以那一篇来结束论资本的这第一章。278〕
〔马尔萨斯在谈到他的上述著作《价值尺度》的时候，又回到他在《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伦敦版）中提到的同一些问题上来。他说：
“在李嘉图先生以前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著作家曾在比例的意义上使用工资或实际工资这个术语。利润确实是指一种比例；而利润率始终被正确地表达为对预付资本的价值的百分比。至于工资，我们在考察它的增减时从来不是根据它对通过一定劳动量获得的全部产品的比例，而是根据工人所取得的某种产品量的多少，或者说根据这些产品支配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能力大小。”（第29—30页，［L.］X，49）
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生产出来的唯一价值，是由新劳动量追加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由再生产出工资（资本以工资形式进行的预付）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是超出必要劳动的剩余价值）构成的。材料和机器上的预付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一种形式。工具也和原料一样，转变成产品，它的损耗同时也就是产品形式的创造。当原料和工具没有花费一文钱的时候，——在不少采掘业中，仍然把它们估计为几乎等于零（在采掘业的每一部门，如金属采掘、煤炭采掘、捕鱼、狩猎、原始森林的采伐等，原料总是等于零），——它们也决不会使产品的价值有所增加。它们的价值是以前的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它们在其中充当工具和材料的当前的生产的结果。因此，剩余价值只能在与必要劳动的关系上来测定。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只是资产阶级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
李嘉图自己根本不理解这一点，因为：（1）他始终只谈现成数量的分配，而不谈［利润和工资之间的］这种差别的最初起源；（2）理解这一点就会迫使他看到，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是同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并且李嘉图无法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等价交换制度转变为不支付等价而占有，并且以这种占有为基础；（3）李嘉图关于相对利润和相对工资的原理只不过是说，如果一定的总价值分为两部分，如果任何一个量分为两部分，那么，这两部分的量必然成反比。后来李嘉图学派也就不无根据地把问题归结为这种废话了。
促使李嘉图提出相对工资和相对利润的那种兴趣，不在于揭示剩余价值形成的基础，——因为李嘉图出发的前提是，一定的价值应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可见他认为这种分配是不言而喻的，——那种兴趣在于，第一，与通常的价格规定相反，他从价值出发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规定，因为他指出．价值界限本身不受价值分配，即价值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不同分配的影响；第二，说明利润率的下降不单纯是暂时的，而是持续的，对他来说，在价值的一个固定不变的部分归劳动所有的前提下，利润率的这种下降是难以解释的；第三，他用工资的提高来解释利润的这种下降，但是又用农产品价值的提高，即农产品生产上困难的增加，来解释工资的这种提高，同时把地租解释得同他的价值原理并不矛盾。
同时，这就给工业资本提供了一种论战武器，去反对那利用工业成就的土地所有权。而与此同时，李嘉图为简单的逻辑所驱使，便宣布了利润、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性质，［VI—13］尽管他后来力图向工人证明，利润和工资的这种对立性质同工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利害关系，相反，工资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提高是有害的，因为这妨碍积累，并且工业的发展只给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带来好处。但是，对立的形式毕竟被揭示出来了，因此，不理解李嘉图的凯里叱责李嘉图是共产主义者之父等等279，而他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并不懂得这种意义。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像马尔萨斯一样，根本不想知道工资的相对的（因而是对立的）性质，一方面希望掩饰对立，另一方面又断言：工人只不过用一定的使用价值，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去交换资本，因而放弃了生产力，放弃了创造新价值的劳动的力量，已同产品毫无关系，因而在资本家同工人相交换的场合，在工资的场合，正如在经济上以等价物为前提的任何简单交换的场合一样，问题只在于数量，在于使用价值的数量。
尽管从一方面来看，这是正确的，但是，实物交易的外表形式，交换的外表形式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如果竞争使工人能同资本家讨价还价和争执，工人就要按资本家的利润来衡量自己的要求，并且要求在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一定的份额；于是，比例就成为经济生活本身的现实的要素。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交换的假象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消失了。通过过程本身及其重复，才弄清了真象：工人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所取得的只是他本人劳动的一部分。后来工人和资本家也都意识到这一点。
对李嘉图来说，其实问题仅仅在于，必要工资在发展过程中在总价值中占怎样的比例。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必要工资；对它的相对性质感兴趣的并不是工人，因为工人［在相对工资上涨时］同以前一样，得到同一最低额，感兴趣的只是资本家，因为他的纯收入中的扣除额发生了变动，而工人所得到的，嗣使用价值来表现，并没有增多。虽然李嘉图为了探讨完全另外的一些问题而说出了利润和工资的对立性质，但这种情况本身已经表明，在他那个时代，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采取了越来越适合自己性质的形式。
关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马尔萨斯在上面引证过的《政治经济学定义》中说道（［L．］IX，49、50）：
“李嘉图断言，利润随着工资价值的提高而按比例地下降，反之亦然。这种说法只有假定在其生产上耗费相等劳动量的商品始终具有相等价值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假定在五百次里难得有一次可以成立，而且必然如此，因为随着文明和技术的进步，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不断增加，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则越来越不相同和不相等。”（同上，第31—32页）
（这和价格有关，和价值无关。）
马尔萨斯谈到他自己发现的真正价值标准时说
“第—，我在任何地方都没冉看到过这样的表述：某一商品通常支配的劳动量，必定可以代表并衡量生产这一商品花费的劳动量加利润……劳动在代表生产某一商品花费的劳动加利润的时候，就代表商品供给的自然的和必要的条件，或者它的基本生产费用……第二，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表述，即不管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不同，生产一定数量劳动的工资所需要的基本生产费用必然始终相等。’（［同上，］第196—197页）
这只是说，工资始终等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则随劳动生产率而变动。商品的数量仍然不变。
“如果把价值看作是一种商品的一般购买力，那么，这和一切商品的购买，和商品总量有关。但这个总量是完全不能控制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否认，劳动最能代表商品总量的平均价值。”（第205页）
“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商品，如原产品，和劳动相比，价格上涨，而工业品的价格却下降。因此，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一定的劳动量在同一国家中支配的商品量，平均说来，在几百年的过程内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第206页）
“价值始终应该是能够交换劳动的价值。”（同上，第224页注）
换句话说，马尔萨斯的说教是：商品的价值，即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是由商品所支配的活工作日、商品所能交换的活工作日代表的，因而是由工资代表的。活工作日既包含［必要］时间，又包含剩余时间。让我们尽量替马尔萨斯帮忙吧。我们不妨假定，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也就是工资同利润的比例，始终保持不变。首先，马尔萨斯先生说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加利润，这一点已经证明了他的混乱，因为利润恰恰只能构成所花费的劳动的一部分。马尔萨斯这里是指所花费的劳动以外的利润，他认为利润由固定资本等等产生。这只涉及总利润在它的各个股东之间的分配，同利润总量无关，因为，如果大家都用自己的商品换得商品中花费的劳动加利润，那么，请问马尔萨斯先生，利润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如果一个人得到他的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加利润，那么，另一个人就必定得到所花费的劳动减利润；利润在这里被看成是实际剩余价值以外的剩余。这样一来，利润也就没有了。
假定所花费的劳动等于3个工作日，如果剩余劳动时间［与总劳动时间］之比是1∶2，那么，支付11/2工作日就能取得3个工作日。工人确实是工作3日，但每日得到的报酬只有半日的劳动。换句话说，他们工作3日所得到的商品，只花费11/2日。所以，资本家靠他的商品中所花费的3个工作日，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会得到6个工作日。（这种情况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假定剩余劳动时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第二种场合，只是第一种场合的重复。）
（相对剩余价值显然不仅受到［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上述比例的限制，而且受到产品进入工人消费的比例的限制。如果资本家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而能得到两倍数量的开司米围中，并且这些围中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么，他就没有创造出相对剩余价值，因为工人不消费这种围中，结果，再生产他们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仍然不变。在实践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在这种场合价格超过价值。在这里，从理论上说，这还和我们无关，因为考察的是资本本身，而不是某个特殊部门的资本。）
上面说的是，资本家用3日支付给工人，而让他们劳动6日；他用每半日购买1日；因而用6/2日即3日购买6日。因此，断言商品所支配的工作日或它所支付的工资，表现这一商品的价值，那就是根本不理解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性质。对象化工作日支配更多的活工作日，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的精髓。但是，如果马尔萨斯先生说，商品所支配的活劳动时间，表现商品的价值增殖尺度，表现裔品所造成的剩余劳动尺度，那就对了。但这只不过是同义反复，只不过等于说，随着商品造成更多的劳动，商品造成的劳动就更多，换句话说，这表示与马尔萨斯想要说的意思相反的东西，只不过是说，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所支配的活劳动时间从来不代表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现在，我们终于把马尔萨斯谈完了。）
［VI—14］（我们在前面阐述资本概念时已经分析过，资本就是价值本身，就是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通过与活劳动交换而使自己增大的货币。因此进行生产的资本的目的，决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作为财富的财富的一般形式。托·查默斯牧师在他那本在许多方面都是荒谬和令人厌恶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1832年伦敦第2版）中，只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费里埃280等人的迷误，费里埃等人把作为资本价值的货币同现实存在的金属货币混淆起来。在危机时期，资本（作为商品）不能交换，不是因为现有的流通手段太少；相反，资本不流通，是因为它不能交换。在危机时期现金所以重要，只是因为这时资本不能按其价值交换——而只是因为这一点，资本的价值才同资本相对立而固定在货币形式上，一同时债务又必须支付，于是在中断的流通之外又出现了强制流通。
查默斯说（［L．］IX，57）：
“当一个消费者拒绝某些商品的时候，他并不像新经济学家们想象的那样总是因为想购买其他商品，而是因为他想完全保存一般购买力。而当一个商人把商品带到市场上去的时候，一般说来他并不是去寻找其他商品来交换他自己的商品……他是想扩大他的对一切商品的一般购买力。说货币也是一种商品是没有意义的。商人偶尔使用的实在的金属货币，在他的资本里面，甚至在他的货币费本里面只占很小一部分，全部资本，虽然是用货币估量的，但是可以依仗成文契约，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运行，可以依靠只占全部资本的很小一部分的现金达到自己的一切目的。货币资本家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增加他名义上的财产数量。假如他今年的资本用货币来表示，比如说是20000镑，那么下年用货币来表示就应当是24000镑。增加用费币来表示的他的资本的数量，是他作为一个商人增加他的利益的唯一方式。这种目的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并不因为通货波动或货币实际价值的变动而有所改变。例如，在一年内他可以把他的资本从20000镑增加到24000镑：但是由于货币价值的下跌，他可能并没有增加他所拥有的舒适品等等。虽然如此，他的利益仍旧像货币没有跌价时一样；因为要不是这样，他的货币财富将保持不变，而他的实际财富将按照24与20之比减少……因此，商品〈即使用价值或实际财富〉并不是产业资本家的终极目的”，
（把实在的金属货币（或者甚至是纸币，结果一样），简言之，把作为实在货币的价值的形式看成财富的和发财致富的一般形式，那只是货币主义的幻想；其实，当货币作为一般购买力的积累而增加的时候，作为流通手段或者作为已实现的贮藏货币这种一定形式的货币，却相应地减少。作为实际财富或生产力的转让凭证，货币获得上千种形式），
“除非他支出他的收入去购买消费品。产业资本家在支出资本或为生产而购买的时候，他的终极目的是货币”（注意；不是铸币）。（第164—166页）
同一个查默斯说：“利润使可供自由支配的人口除为土地所有者服务外，还为其他的业主服务……因为这些业主的开支超出「他们的生活必需。”（第78页，［L.］Ⅸ，53）〕
查默斯在上述一书中把整个流通过程叫作经济周期
“交易的世界，可以看作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周期的循环中运转的，—耳企业完成它相继进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点，每次的循歼就完成了。起点可以从资本家得到收入，从而收回资本的时候算起；从这时起，他重新着手做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井以工资的形式分给他们生活资料，或者确切地说，分给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力；从他们那里取得他所经营的制成的物品；把这种物品送到市场去，在那里把它们卖掉，在贷款中收回全部投资，而结束这一系列运动的循环。货币的参与丝毫不改变这种交易的实际性质。”（同上，第48、49页，［L.IX，］54、55）
资本回流期间的差别，当这种差别取决于流通过程阶段，而这个流通过程阶段又与直接生产过程相一致时，它就不仅取决于为完成对象（例如开凿运河等等）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且在某些生产部门——农业中——还取决于由劳动本身的性质所引起的劳动的中断时期，在这种时期，一方面资本闲置不用，另一方面劳动也停止下来。例如，亚·斯密就举过这样的例子281：小麦是生长一年的作物，而公牛的成长则需要五年，因而在公牛身上要用去五年的劳动，小麦只用一年的劳动。
例如，在牧场上成长的牲畜所使用的劳动很少。另一方面，在农业本身，例如在冬季使用的劳动很少。在农业中（其他一些生产部门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件会引起劳动时间的中断或停顿，而在一定的时候又必须重新开始劳动以便继续进行或完成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程的延续和劳动过程的延续并不一致。这是造成差别的一个要素。第二：［在某些生产部门］为了完成产品，为了使产品达到完成状态，本来就需要较长的时间；这里指的是生产过程的整个持续时间，而不管劳动操作是否发生中断；这里指的是生产阶段一般经历的不同持续时间。第三；产品完成以后，也许需要把产品存放一个较长的时间，让它受自然过程的作用，在这期间需要的劳动较少，例如葡萄酒（从概念上说，这种情况和第一种情况差不多）。第四：产品运到市场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这种产品是专门供应较远的市场的（从概念上说，这同第二种情况一致）。第五：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资本整个回流时间（资本的全部再生产时间）有长有短。这显然与直接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无关，而是取决于流通。整个资本再生产的时间决定于包括流通在内的整个过程。
“生产所需的期限不等。”
“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比农业快得多，那些垄断了全围土地的土地所有者，［VI—15］尽管还垄断了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成为国内依赖性最强的阶级的命运。”（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146—147页和第147页注，［L．］IX，44）
“一切商品生产的期限不同，这是一种自然情况，而劳动者的需要却必须每天得到满足……由于完成不同商品所需要的时间不等，在野蛮时代，当猎人等等拥有剩余的猎物时，弓箭制造者等等用来交换剩余猎物的商品却还没有制成。任何交换都无法进行：制弓者必须兼作猎人，分工是不可能的。这种困难促进了货币的发明。”（第179—180页，［L.］IX，44）
〔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来说，他不过是而已，因而也有生活的需要。有一切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客观条件来作为劳动能力实现自己。假使资本家不需要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工人就不能完成自己的必要劳动，不能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于是他便不能通过交换取得生活资料，如果他得到它们，那只是从国家的收入中拨给他的救济。他作为工人能够生活，仅仅是由于他拿自己的劳动能力去换取构成劳动基金的那部分资本。这种交换本身是同那些对工人来说偶然的、对他的有机存在漠不相干的条件连结在一起的。因此工人是潜在的赤贫。
其次，既然工人生产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必要劳动被腾出来。因此，工人成为赤贫的机会增加了。过剩人口的发展同剩余劳动的发展是相适应的。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个体来说，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他作为社会成员（因为他只在社会中从事劳动和占有）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就个别的人或者某一部分人口来说，这种关系的解体，会把他们置于这种特定基础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们变成了过剩人口，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无法依靠劳动去占有生活资料，于是变成了赤贫。
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在一个社会生产阶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在另一个阶段上却不是这样，而且过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古代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过剩人口；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当时的物质的所有制基础上，即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不能在同一空间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的人数同现代生产条件相比可能很少。然而，他们远不是赤贫。面包和娱乐时代240的罗马平民倒是赤贫。引起民族大迁徙的过剩人口，又是以其他条件为前提的282。
因为在所有以前的生产形式下，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占有的基础，相反，对生产条件（所有制形式）的一定关系表现为生产力的预先存在的限制，而且这种关系只应被再生产出来，所以，总括了一切生产力发展的人口的增加，尤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因而表现为受限制的东西。
共同体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说由一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变化，收缩或扩大，——狩猎民族的过剩人口与雅典人的不同，而雅典人的过剩人口与日耳曼人的不同，——那么，人口的绝对增长率，从而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因此，在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适度的人口一样，都是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产生的人口。人口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超出它的限制，这是由限制本身决定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正像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便构成既定基础上的全部劳动一样。
马尔萨斯的理论，其实并不是他发明的，他因这一理论而获得声誉，是由于他以牧师的狂热宣扬了这个理论；老实说，不过是由于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理论。他的理论在两方面有意义：（1）因为他用残酷的说法来表达资本的残酷的观点；（2）因为他断言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但他并没有证明这一点，因为再没有比他那把历史著作和游记杂乱无章地凑合在一起的编纂物更无批判力的东西了。马尔萨斯的见解十分荒谬和幼稚，这是因为：
（1）他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的，不了解它特有的差别，因而把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变化多端的关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存资料）的自然繁殖，它们作为两个自然级数互相对立，一个按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按算术级数增长。这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厉史规律作根据。似乎在人的繁殖和例如谷物的繁殖之间应当存在着天然的差别。这个盲目模仿者同时还认为：人数的增长是纯自然过程，它需要外部的限制，障碍，才不致按几何级数发展下去。
这种几何级数的繁殖，［照马尔萨斯看来］是人的自然繁殖过程。在历史上他会发现，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发展的，过剩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设定的界限决定的。［第一，］从数目来看，［以前各时代的过剩人口］是有限的。那些表示雅典批判人的过剩人口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第二，从性质来看，由变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构成的过剩人口，同收容在贫民习艺所里的工人构成的过剩人口极不相同。同样，那些在修道院里消耗剩余产品的，过着乞讨生活的过剩人口，同工厂里形成的过剩人口也大不一样。但是，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过程制约的。
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马尔萨斯所说的这种自然的人相适应的几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此，现实的历史在马尔萨斯看来是这样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历史过程的抽象，不是现实繁殖的抽象，相反地，现实繁殖倒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应用。所以，在历史的每个阶段上成为人口和过剩人口的条件，成为内在条件的那种东西，到了马尔萨斯手里却成了妨碍人口按照马尔萨斯的方式发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碍。人类在历史上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成了马尔萨斯的自然人的再生产的限制，而这种自然人不过是马尔萨斯的创造物。［VI—16］另一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它是受人的活动限制和决定的——表现为生产本身给自己设置的障碍。蕨类植物蔓衍全球。它们的再生产，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它们的再生产根本不按算术比例。很难说马尔萨斯在什么地方发现过，自由生长的自然产物由于内在的冲动，没有外部障碍，就会自动停止再生产。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繁殖的内在界限或自然规律。
（2）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联系在一起。李嘉图283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就业手段，而不是生存资料。
但是，这一点应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并且一般说来与社会中介有关，个人是通过这种中介而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关系并创造这种再生产的资料的；因而，这与生产条件和个人同这些条件的关系有关。对雅典的奴隶来说，除了所能生产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他们的繁殖没有任何限制。我们从未听说古代曾有剩余奴隶。相反，对他们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曾经有过（直接意义上的）非劳动者的过剩人口，他们不是就已有的生活资料来说人数过多了，而是失去了使他们可以占有这些生活资料的条件。剩余工人的出现，即从事劳动的没有财产的人的发现，是属于资本时代的事情。
那些靠修道院过活并帮助修道院消耗剩余产品的乞丐，是和封建主的侍从属于同一个阶级的；这说明，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所有者自己已不能吃掉这些产品。这不过是过去的侍从或现代的仆役的另一种形式。比如说，狩猎民族在各个部落的相互争斗中出现的过剩人口，并不证明地球已不能养活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而是证明他们再生产的条件要求少数人占有大量领土。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生产这些生存资料的条件有关，而这种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这种过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产生存资料的方式有关。因此，它也只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的过剩。
（3）这里不谈那些完全不属于马尔萨斯的东西，即引进地租理论［来说明过剩人口］。这实质上不过是以公式来表述下述事实：在李嘉图等人所熟悉的产业发展阶段上，农业落后于加工制造业，不过，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所固有的，尽管比例会不断变化。〕
〔在我们考察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时，如绝对地看，这种生产的条件就是带来最大相对量剩余劳动的最大绝对量必要劳动。因而，基本条件是人口即活的劳动能力的最大限度增长。如果我们进一步考察生产力的以及交换的发展条件，那么，这又是分工、协作、只能由许多人的头脑进行的全面观察、科学、尽量多的交换中心——这一切和人口的增加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条件包含着这样的内容：除了必要人口，也就是说，除了代表必要劳动即代表生产上所必需的劳动的人口以外，还要有不劳动的过剩人口。资本的进一步发展表明，这些过剩人口，除了工业的部分——工业资本家——以外，又分化出纯粹消费的部分。这是专以消费他人的产品为业的游手好闲的人，由于粗陋的消费是有限度的，所以有一部分产品必须以较为精致的形式，作为奢侈品供他们取用。
经济学家们谈到过剩人口时，指的不是这种游手好闲的过剩人口。正好相反，这些人口——他們的消费职能——恰恰被人口论的狂热信徒看作是必要人口，而且［在他们看来］这是正确的（是前后一贯的）。“过剩人口”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也就是说，同必要人口有关；这是劳动能力的过剩。但是，这种情况纯粹是资本的本性产生的。劳动能力只有在它的剩余劳动对资本有价值，能为资本增殖价值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因此，如果价值增殖的这种可能性由于这种或那种限制而受到阻挠，那么，劳动能力本身便表现为（1）处在它的存在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它存在着，但没有它存在的条件，因而，纯粹是一个赘疣；它有需要，但没有满足需要的手段。（2）必要劳动表现为过剩劳动，因为过剩劳动并不是必要的。劳动只有在它成为资本增殖价值的条件时才是必要的。
这样一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既然由资本来设定，它就变成这样：一部分必要劳动——即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劳动——成为过剩的，因而这种劳动能力本身就成为必要工人人口的过剩，也就是这样一部分工人人口的过剩，他们的必要劳动对资本来说不是过剩的，而是资本所必需的。既然资本必然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就在于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减少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那么，假定劳动能力是个已知的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必要劳动的比例就必然要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这种劳动能力有一部分要过剩，因为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剩余劳动，现在只需要它的一部分就够了，而过去则需要它的全部。
因此，使一定部分的劳动能力成为过剩的，也就是说，使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成为过剩的，是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增加的必然后果。减少相对必要劳动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如果这些过剩人口得以维持生活，那么这笔费用不是来自芳动基金，而是来自一切阶级的收入。他们不是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来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生产来生活；而是别人用施舍来养活他们，因此他们变成乞丐和赤贫；既然他们不再通过自己的必要劳动来养活自己，也就是说，不再通过与一部分资本的交换来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同表面上的交换关系和表面上的独立关系的条件失去了联系。
其次，社会替资本家先生承担这样一部分任务：为他维持他的潜在的劳动工具，支付其磨损费用，把它储备起来，供以后使用。资本家从自己身上卸掉了再生产工人阶级的［VI—17］—部分费用，从而为了自己的利润而使人口的另一部分变为赤贫。另一方面，既然资本不断把自己作为剩余资本再生产出来，它就既有制造这种赤贫的趋势，又有消除这种赤贫的趋势。资本按照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用，有时这一趋势占上风，有时那一趋势占上风。
最后，剩余资本的确立，包含着双重的要素：（1）剩余资本要被动用，就需要人口不断增加；如果它所需要的相对人口减少了，那么它本身就是变得更大了；（2）剩余资本需要失业的（至少是相对失业的）那部分人口，即相对的过剩人口，这样，它的增长才随时可以找到后备人口；（3）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它在数量上和比例上还没有达到被当作资本来使用的程度。不仅一定阶段上的生产要求有［资本的］最低额，而且一定阶段上的生产的扩大也要求有这种最低额。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剩余资本和过剩人口。过剩人口也可能是存在着的，但其数量不足，没有达到追加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当我们进行所有这些考察的时候，我们还有意地完全撇开了销售的波动、市场的收缩等等，总之，撇开了以许多资本间的过程为前提的一切因素。〕
〔亚当·斯密的观点是，劳动决不改变自己的价值，所谓不改变，是指一定量的劳动对工人来说始终是一定量的劳动，也就是说，在亚·斯密看来，始终是同样数量的牺牲。不管我一个劳动小时得到的报酬是多还是少，——这取决于一个劳动小时的生产率和其他种种情况，——我已劳动了一小时。不管这一个劳动小时的结果有什么变化，我必须为我的劳动结果，为我的工资付出的东西，始终是同样的一个劳动小时。
“等量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于完成这一劳动的工人必定具有相同的价值。在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况下，在工人能够掌握通常的技能和技巧的条件下，他总要牺牲同样多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他所支付的价格总是不变的，不管他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得到的商品量有多少。诚然他用这个价格能买到的这些商品的量，有时多有时少，但这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商品的价值，而不是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可见，劳动本身的价值永远不变。由此看来，劳动是商品的实际价格，而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尉的研究》，］加尔涅［的新译本，1802年巴黎版］第1卷第64—66页，［P.］7）
“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74]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而亚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要，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自然必然性的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体的对象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
不过，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表现为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284。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这种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是作为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的人的紧张活动，而是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这个主体不是以单纯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
不过，斯密所想到的仅仅是资本的奴隶。例如，甚至中世纪的半艺术性质的劳动者也不能列入他的定义。然而，在这里我们首先感兴趣的不是分析斯密对劳动的见解，不是他的哲学见解，而是经济学因素。把劳动单纯看作牺牲，而且，因此把它看作设定价值的东西，看作是对物所支付的价格，而且按照各物所花费的劳动的多少来决定它们的价格，这纯粹是消极的规定。因此，例如西尼耳先生竟会把资本看成和劳动具有同样意义的一种独特的生产源泉，价值生产的源泉，因为资本家似乎也作出牺牲，即节欲的牺牲，他没有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吃光，而是用它来发财致富。285单纯消极的东西什么也不创造。例如，如果劳动使工人愉快，——正像西尼耳所说的节欲无疑会使守财奴得到愉快一样，——那么，产品不会失掉丝毫价值。进行生产的只有劳动；它是价值这种产品的唯一实体。
〔蒲鲁东的公理是：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286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多么不理解。他所否认的属于资本的东西，都被他变为劳动的自然属性。可是，关键在于，满足绝对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留下了自由时间（它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只要进行剩余劳动，就能创造剩余产品。目的是要消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本身；这样．剩余产品本身就表现为必要产品了287，最后，物质生产也就给每个人留下了从事其他活动的剩余时间。现在这已经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了。最初，大自然的赐予是丰富的，或者说，顶多只要去占有它们就行了。联合体（家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工和协作，一开始是自然产生的。其实在最初，需求也是极少的。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
因此，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在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就是价值的尺度。工人之间质的差别只要不是自然形成的，不是由性别、年龄、体力等等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差别实际上表现的不是劳动的质的价值，而是分工，劳动的分化，——那么，这种差别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结果，而且对大多数劳动来说这种差别又会被消除，因为大多数劳动是简单劳动；而质上较高的劳动在经济上可以通过同简单劳动相比来找到它的尺度。
劳动时间，或劳动量，是价值的尺度，——这无非是说，劳动的尺度就是价值的尺度。两个东西只有当它们具有同样性质的时候，才能用同样的尺度来计量。各种产品能够用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来计量，只是因为它们按性质来说都是劳动。它们是客体化的劳动。产品作为客体具有各种形式，它们作为劳动的存在固然可以表现在这些形式上（作为从外面赋予它们的目的性；但是，例如在公牛身上就看不出这一点，在一切再生产出来的自然产品上看不出这一点），但是，它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产品只有作为活动而存在的时候，才作为等同的东西［VI—18］存在。活动是由时间来计量的，因此，时间也成为客体化劳动的尺度。我们将在别的地方探讨，这种计量同交换，同没有组织的社会劳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段——有多大联系。
使用价值同作为产品源泉的人的活动没有关系，同产品由人的活动来创造这一点没有关系，而是同产品为人的存在有关系。要说产品有它自己的尺度，那就是自然尺度，作为自然物的产品的尺度，那就是：重量、分量、长度、体积等等，效用的尺度等等。但是，产品作为创造产品的力量的效果或这种力量的静态存在，它只能由这种力量本身的尺度来计量。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仅仅因为各种产品是劳动，所以它们能用劳动的尺度，即劳动时间来计量，或用消耗在它们上面的劳动量来计量。对安逸的否定，作为单纯的否定，作为禁欲主义的牺牲，不创造任何东西。一个人可以像僧侣之类那样整天灭绝情欲，自己折磨自己等等，但是他所作出的这些牺牲不会提供任何东西。物的自然价格不是为这些物所作的牺牲。这倒使人想起那种非产业的观点，即认为向神灵供献牺牲就能获得财富。除开牺牲之外，还需要有某种别的东西。所谓牺牲安逸，也可以称作牺牲懒惰、不自由、不幸，即否定某种消极状态。
亚·斯密是从心理方面来考察劳动的，是从劳动使个人愉快或不愉快这方面来考察的。但是除了个人对自己的活动在情绪方面的关系以外，劳动毕竟还是某种别的东西，首先，对他人来说是这样，因为A的单纯牺牲，对B没有什么好处；其次，是个人本身对他所加工的物和对他自己的劳动才能的一定关系。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的尺度——时间——自然不依赖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的尺度无非是一种单位，它的一定数目表示劳动的相应部分。由此当然不应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换句话说，只有在相同的劳动量都是相同的尺度量这个意义上才是固定不变的。
以后在进一步探讨时还可以弄清楚，产品的价值不是用消耗在产品上的劳动来计量，而是用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来计量的。因而，作为生产条件的不是牺牲，而是劳动。等价把产品再生产的条件表现为经过交换而得出的产品条件，也就是说，把生产活动更新的可能性表现为由生产活动本身的产品造成的东西。）
〔此外，亚·斯密的牺牲观点，虽然正确地表达了雇佣工人对他自己的活动的主观关系，但毕竟不能得出他所想得出的结论，即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对工人来说，一小时劳动也许始终等于同样大的牺牲。但商品的价值决不会由工人的感觉来决定，他一小时劳动的价值也不会由他的感觉来决定。既然亚·斯密承认，购买这种牺牲可能有时贱些，有时贵些，那么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牺牲总是必须按照同一价格出售。而且斯密也是前后不一致的。后来他又把工资，而不是把劳动量当成价值的尺度。对公牛来说，只要它被屠宰，就总是一样的牺牲。但是，牛肉并不因此具有不变的价值。〕
〔虽然同样的劳动量对工人来说始终具有同样的价值，但对雇用工人的人来说，价值却时而较小，时而较大。他购买同样的劳动量，有时用较少数量的商品，有时用较多数量的商品。因而对他来说，劳动的价格，就像其他一切东西的价格一样是变动的，尽管实际上只是商品有时贵些，有时贱些。”（斯密，同上，第1卷第66页，［P.］8）〕
〔亚·斯密解释利润产生的方式是非常天真的：
“在社会原始状态下，全部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为获得或生产某一适于交换的物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以及较大的困难等等〉，是决定用这个物品通常可以买到、支配或换得的那个劳动量的唯一条件……但是，一旦储备在私人手中积累起来……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报酬。如果企业主不能指望他出售成品的所得扣除对他的资本的必要补偿后还会有某些剩余，他便没有兴趣来雇用这些工人了；如果他的利润不能同他使用的资本的大小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他也就没有兴趣去使用较大的资本，而宁愿使用较小的资本了。”（同上，第96—97页，［P.］19）
（参看亚·斯密如下的奇怪看法：在分工以前，
“那时候每一个人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不需要储备资财。”（同上第2卷第191—192页）。
似乎在这种社会状态下，既然人在自然界里找不到任何储备，他就不必为了劳动去发现生活的客观条件。即使是蒙昧人，即使是动物也储备东西。斯密所说的顶多是这样一种状态：那时候只是直接的瞬间的本能驱使人去直接劳动，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储备必定不经劳动而这样或那样地存在于自然界中；（［P.］19）斯密搞混了。集中储备于一个人手中，那时候是不需要的。）〕
〔韦克菲尔德在他出版的亚·斯密的著作［《国富论》］第三卷中加的注释说：
“结合起来的奴隶劳动比自由人的非常分散的劳动更有生产效能。自由人的劳动，只有在它由于较昂贵的地价和工资雇佣制度而开始结合起来的情况下，才能叱奴隶劳动更有生产效能。”（第18页注，［L.］VIII，1）“在地价仍然很低的国家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野蛮状态，就是其中有些人处于奴隶状态。”（同上）〕
〔“利润是表示资本或财富增长的术语；因此，如果找不到支配利润率的规律，也就是找不到资本形成的规律。”（阿特金森（威·）《政治经济学原理》1840年伦敦版第55页．［M.］2）〕
〔“人也和由人制造的任何机器一样，都是劳动的产品，并且在我们看来，在一切经济研究中，都应该正确地按照这个观点对人进行考察。每一个已经成年的人——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郡需要20年细心照料和耗费大量资本才能造成的机器。而且，如果为了使他从事一种职业等等而在教育上或资格训练上投下一笔额外支出，那么他的价值也就按照比例提高了，正像一架机器为了获得新的能力而在建造上多花了一些资本或劳动，它的价值便增大了一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1825年爱丁堡版第115页，［M.］9）〕
〔“事实上，商品总是要换回更多的劳动（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正是这个剩余部分形成利润。”（麦克库洛赫，同上，第221页，［M.］13）
关于这位好样的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288曾正确地指出：此人认为科学的特殊本领［VI—19］，就是把一切都等同起来。这同一位麦克库洛赫又说；
“资本的利润只是积累劳动的工资的别名”（［同上］第291页，［M.］14），
因此，劳动的工资大概也只是活资本的利润的别名。
“工资……实际上是由工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构成的；因而，当工人得到自己劳动产品的较大份额时，工资便有较高的实际价值。反过来也是一样。”（同上，第295页，［M.］15）〕
资本造成剩余劳动这一事实，整个说来，经济学家们了解得很少，所以他们把这一事实所表现出的个别引人注目的现象，看成某种特殊现象，稀奇的事情。拉姆赛就是这样谈论夜工的。再如，约翰·威德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中这样说（［M.］21）：
“工资水平也同劳动时间和休息期间有关。近几年来〈1835年以前〉，业主们的政策就是通过取消或削减节假日和中午休息时间，逐渐延长劳动时数，来在这方面剥夺工人：他们知道，增加###$$$1###$$$4###$$$的劳动时间，便等于减少同一数量的工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1844年伦敦版）（小穆勒的少数创见就包含在这部小书里，而不是在他那部充满学究气的巨著289里）一书中说：
“一切用于再生产的东西，不论是在现有的形式上，还是间接地经过事先（或者甚至事后）的交换，都是资本。假定我把自己所有的货币都投在工资和机器上，而且我所生产的商品刚好完成，那么在我能售出这一商品，实现收益，并把它们重新投在了资和工具上以前的这段时间里，能够说我没有资本吗？当然不能。我现有的资本和以前一样，也许更多些，不过它处于固定的状态，不能随便使用罢了。”（第55页，［M.］36）
“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资本都有很大一部分闲置着。一个国家的年产品绝达不到这样的数额，即假定一切资源都用于再生产，一句话，假定国家全部资本都充分利用起来时所能达到的那一数额。如果每件商品未能卖出去而存留下来的时间长度平均等于生产它所需要的时间长度，那么很明显，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实际执行资本职能的就不会超过一半。这一半被使用的资本是一个变动不定的部分，是由不断变化的各个部分构成的；但结果可能是：如果每一个生产者有把握在商品制成后立即售出，他每年就可以只生产他所能生产的商品的一半。”（同上，第55—56页）“然而，这种处境，或类似的处境，是世界上绝大部分资本家通常的处境。”（第56页）
“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资本周转的生产者或卖主，为数是很少的。很少有人能把自己的商品卖得那么快，即他用自己的或借来的资本所取得的全部货物，能在到手以后立即销售出去。多数人的营业规模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数量完全不相适应。诚然，在那些工商业经营得极有成效的社会里，银行制度使资本占有者能够用于生产的资本，大于他在自己的营业中所能使用的资本，并从中得到收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很大数量的资本固定在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等形式上，而不管资本只是—半被科用或全部被利用：而且每个企业家都有商品贮存，以应付可能的意外需求，尽管他可能在一个不定的期限内不能卖掉它们。”（第56页）
“一大部分资本这样经常不使用，就是我们为分工所付出的代价。这种购买是值得为之付出花费的，不过代价是很可观的。”（第56页）
“要是我在店铺中有1500塔勒，由此得到10%的收益，同时又有500塔勒闲置下来以便装璜门面等等，那么，这和我以71/2%的利率投资2000塔勒是一样的……在许多交易中，有—些企业家以低于别的企业家的价格，把质地资相同的商品英出去。这不是他们甘愿牺牲一些利润；他们指望顾客随后蜂涌而来会加速他们的资本周转，使他们的全部资本更加不间断地得到利用，从而得到好处，虽然在每—笔具体交易上他们的利润要少一些。”（第56、59页）
“是否会有这样的企业家，买者增多反而对他们没有好处，这是值得怀疑的，而对大多数企业家来说，这样的假设完全是不适用的。对多数企业家来说，有新的顾客，就等于增加他们的生产资本，这使他们有可能把他们那部分闲置资本（而在找到顾客以前，这些资本也许在他们手里永远不会用在生产上）用在工资和生产工具上……由此，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下一年度便会增加，不是由于单纯的交换，而是由于把一部分国民资本动用起来，如果没有交换，这部分资本也许还会闲置更长的时间。”（第57、58页）
“对于生产者或企业家来说，从新的顾客那里得到的好处是：
（1）假如他的一部分资本处于未售出的货物的状态，（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没有生产出任何东西：那么现在就能使其中一部分资本变得更加活跃，更经常地成为生产资本。
（2）假如额外需求超过了从尚未售出的货物中腾出来的那笔资本所能提供的商品数量，假如企业家拥有朴充资金，这些资金过去用于有利的投资（例如投在国家证券上），但不是用在他自己的营业中，那么现在他就可以不再用其中一部分资金去取得利息，而是去获取利润，这样便可赚得利润率和利息率之间的差额。
（3）假如他的全部资本都用在自己的营业上，假如他的资本中没有任何部分作为尚未售出的货物积压下来，那么他便可以利用借来的资本扩大营业，赚得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第59页）
[73]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74]《圣经·创世记》第3章第19节。——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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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资本流通］
［V—16］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真正本性只有在循环结束时才表现出来。[67]
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资本循环本身，或者说，资本流通。初看起来，生产处于流通的彼岸，而流通处于生产的彼岸。资本的循环设定为资本流通的流通——包括两个要素。在这种流通中，生产表现为流通的终点和起点，反过来也一样。流通的独立性现在被降低为单纯的外观，生产的彼岸性也是如此。
〔对以上所述还要补充一点：等价物的交换好像是以个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因此好像把通过劳动的占有，即占有的现实经济过程，同对客体化的劳动的所有权等同起来了；过去表现为实际过程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被承认为生产的一般条件，因而也就在法律上被承认，成为一般意志的表现，——这样的等价物的交换转向自己的反面，由于必然的辩证法而表现为劳动和所有权的绝对分离，表现为不通过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占有他人的劳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即在表面上进行着上述那种自由和平等的等价物交换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是劳动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外化。另一方面，交换价值的条件是，交换价值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作为价值尺度的是活劳动，而不是活劳动的价值。如果认为，在一切生产状态下，生产，从而社会，都建立在单纯的劳动同劳动的交换上，那就错了。在劳动把它的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财产的各种形式中，劳动者的再生产绝不是由单纯的劳动所决定的，因为劳动者的所有权关系不是他的劳动的结果，而是他的劳动的前提。这一点在土地所有权上是很明显的；在行会制度下也必然清楚的是，由劳动所构成的特殊形式的财产，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劳动或劳动的交换上，而是建立在劳动者同一定的共同体的客观联系上，建立在劳动者同他所遇到的、作为他由以出发的基础的一定条件的客观联系上。这些条件也是劳动的产物，是世界历史性的劳动的产物，共同体的劳动的产物，——是共同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既不是从单个人的劳动出发，也不是从他们的劳动交换出发的。因此，价值增的前提也不是单纯的劳动。只是劳动同劳动发生交换的那种状态——不管是以直接的活劳动的形式进行交换，还是以产品的形式进行交换——，其前提是劳动从它同它的客观条件的原始共生状态中脱离出来，由于这种脱离，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单纯的劳动，另一方面，劳动的产品作为对象化劳动，获得了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作为价值的完全独立的存在。劳动同劳动相交换——这看起来是劳动者所有权的条件——是以劳动者一无所有为基础的。〕
（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以后再考察。）
货币流通从无数的点出发又复归到无数的点。复归点决不表现为出发点。在资本流通中出发点就表现为复归点，复归点就表现为出发点。资本家本身既是出发点又是复归点。他用货币交换生产条件，从事生产，实现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使产品转化为货币，然后又重新开始这个过程。货币流通就其本身来考察，必然消失在货币这种不动的物中。资本流通总是从自身重新发动起来，使自己分解为资本流通的各个要素，它是一部永动机。在货币流通范围内，价格的设定纯粹是形式上的，因为价值是不依赖于货币流通而作为前提存在的。资本流通设定价格，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际上的，因为资本流通设定价值。
只要价值本身在资本流通中作为前提出现，那么它只能是另一个资本所设定的价值。货币流通所经历的那段路程，是已经确定的，而加速或减慢货币流通的那坚情况是外部的推动力。资本在其流通中自行扩充，并且延长［V—17］自己的路程，而流通的快或慢本身构成资本经历的路程的内在要素。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发生质的变化，而资本流通的各要素的总和本身是资本生产——既是资本的再生产，也是资本的新生产——的各要素。
〔我们已经看到，在第二次循环结束时，即被当作剩余资本使用的剩余价值的循环结束时，那种以为资本家用来同工人相交换的东西似乎并不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对象化劳动的错觉就消失了。不错，在已经以资本本身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对于单个资本来说，代表原料和工具的那一部分资本，表现为作为这个资本的前提的价值，同样，也表现为这个资本所购买的活劳动的前提。这两项［原料和工具］归结为由他人的资本生产的，就是说，也是由资本生产的，只不过是另一个资本罢了。对一个资本家来说是原料的东西，是另一个资本家的产品。对一个资本家来说是产品的东西，对另一个资本家来说是原料。一个资本家的工具是另一个资本家的产品，甚至可能是用来生产另一种工具的原料。因此，在单个资本中表现为前提的东西，我们叫作不变价值的东西，不过是由资本生产的资本的前提，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都是互为前提和互为条件的。每一个资本就其本身来考察，都可归结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作为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死劳动。归根到底，撇开没有价值的自然物质不说，任何资本除了劳动以外不包含任何别的东西。在这里，即使存在许多资本，也不应当妨碍我们的考察。相反地，在考察了所有资本都成其为资本这一共同点以后，许多资本的关系也就清楚了。〕
资本的流通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生成、它的成长、它的生活过程。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血液循环相比，那么，这不是徒具形式的货币流通，而是内容充实的资本流通。
如果说流通在一切点上都以生产为前提，并且都是产品的流通（不管是货币流通还是商品流通），产品到处都来自生产过程，而生产过程本身又是资本的过程，那么，现在货币流通本身就表现为由资本流通决定的，而以前它似乎是和生产过程并行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回头还要谈。
如果我们现在把资本流通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作为流通内部的两大差别出现的是两个要素：生产过程和流通本身，二者都是作为资本流通的要素。资本在生产过程领域中停留时间的长短，取决于这个过程的技术条件，而且资本在这个阶段停留的时间——虽然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会由于生产种类、生产对象等等而各不相同——是直接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不外是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不对！）252。正如我们看到的，这个劳动时间越少，相对的剩余价值就越多。不论我们说一定量产品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还是说在一定劳动时间内能够提供较多的成品，这都是一回事。缩短一定量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那段时间，缩短它与本来意义的流通脱离的时间，缩短它投下的时间，这同缩短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同生产力的发展，同自然力、机器的应用以及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应用——工人的密集、劳动的结合和分工——是一致的。因此，从这方面来看，似乎没有加进任何新的要素。但是，就单个资本来说，如果注意到单个资本中构成原料和工具（劳动资料）的那一部分，是他人资本的产品，那就可以看出，资本能以多快的速度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同时也取决于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们想象同一个资本生产自己的原料、自己的工具和自己的最终产品，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如果假定是不同的资本，那么资本停留在生产过程阶段的持续时间本身就是流通的一个要素。但是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还不是许多资本。这就是说，这个要素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
第二个要素是资本从转化为产品到产品转化为货币所经历的期间。这个期间流逝的速度，即它持续的时间，显然决定着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即资本自行增殖过程的次数的多少。
如果资本——假定最初是100塔勒——一年流通四次，每次的利润是资本的5%，如果新价值没有再次资本化，那么这就等于一个在数量上增加到四倍而利润率相同的资本——假定是400塔勒——一年流通一次，每次的利润是20塔勒。
可见，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流通速度代替资本的数量。换句话说，如果［V—18］缩小3/4的价值在同一时间内作为资本实现四次，而另一个增大到四倍的资本作为资本只实现一次，那么较小资本的利润——剩余价值的生产——至少同较大资本的利润一样多。我们说的是：至少。利润也有可能多一些，因为剩余价值本身又可以作为剩余资本来使用。
例如，假定100塔勒的资本，不管流通几次，每次都提供10%的利润（在这里为了计算方便，预先采用剩余价值的这个形式），那么，第一季度结束时，它将等于110塔勒，第二季度结束时等于121塔勒，第三季度结束时等于1331/10太塔勒，而最后，次流通结束时等于14641/100塔勒；而400塔勒的资本，一年流通一次，就只等于440塔勒。在第一种场合利润＝4641/100塔勒，而在第二种场合只＝40塔勒。（就资本每次增大时不会带来相同的利润率而言，这个例子的前提是错误的，但是这一点对于这个例子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要说明的并不是在第一种场合剩余价值多出多少，而只是说剩余价值总是会——而且实陈上就是这样——在第一种场合多于40塔勒。）
数量代替速度和速度代替数量的规律，我们在考察货币流通时已经谈到过。[68]这个规律在力学中普遍适用，同样也在生产中普遍适用。关于这一情况，我们在考察利润率的平均化、价格等等时再回过来谈。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是否加进了某种不依赖于劳动、不直接来自劳动、而是从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价值规定的要素？
〔信用能使资本流通中的差别拉平，这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和这里研究的问题有关，因为这个问题是从进行一般考察时的资本的简单概念中产生的。〕
资本在一定时间内可以流通较多的次数，就像在一个自然年度内南方的收获次数多于北方一样。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在这里我们把资本在生产阶段即在价值增殖的生产过程中必须停留的时间上的差别完全撇开不谈。正如谷物，当它作为种子播在地里时，就失去了它的直接使用价值，它作为直接使用价值就丧失了价值；同样，资本从完成生产过程直到再转化为货币，并从货币再转化为资本为止，也丧失了价值。〔资本能够从货币形式再转变为生产条件——出现在这些生产条件中的，不像在奴隶制度下那样，是劳动者本身，而是同劳动者的交换——的速度，既取决于向这个资本提供原料和工具的其他资本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也取决于工人的存在，而从后面这一点来说，相对的过剩人口对资本来说是最好的条件。〕
〔完全撇开资本a的生产过程不谈，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是决定资本。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产业资本形式的要素。因此，资本b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表现为资本a的流通过程的速度的要素。一个资本的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决定另一个资本的流通阶段的速度。这两个阶段的同时性是使资本a的流通不受阻碍的条件：资本的那些必须交换来的要素，是同时投入生产和流通的。
例如，在18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手工纺纱已经不能为织布业提供所需数量的原料，或者同样可以说，纺纱业不能在所要求的同一时间内，以同样的速度使亚麻或棉花通过生产过程，使它们变成纱。结果发明了纺纱机，它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提供多得多的产品，或者同样可以说，生产同量产品需要的劳动时间少得多，原料在纺纱过程中停留的时间短得多。按照资本的一般概念考察资本时，资本的一切要素是包含在资本中的，这些要素只有当资本实在地表现为许多资本时，才能获得独立的现实性，才能显示出来。那个在竞争范围内并且通过竞争而存在的内在的活的组织，只有这时候才更广泛地展开。〕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资本流通，就可以看到四个要素；或者说，如果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两大要素当作两个要素来看，那么其中每一个又都以双重身分出现。这样，我们可以从流通出发，也可以从生产出发。现在已经谈过的是，流通本身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为资本通过流通才能成为资本；如果把流通本身看作是生产过程的整体，那么生产只是流通的要素。
这四个要素是：（I）实际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V—19］（II）产品转化为货币。这个过程的持续时间。（III）货币按照相应的比例转化为原料、劳动资料和劳动，一句话，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各要素。（IV）资本的一部分同活劳动能力136相交换．这可以看作一个特殊要素，而且必须看作一个特殊要素，因为劳动市场不同于产品市场等等，它是受另一些规律支配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人口，但不是绝对的人口，而是相对的人口。上面已经说过，第I个要素不在这里进行考察，因为它和价值增殖的一般条件相重合。第III个要素只有当不是谈论资本一般，而是谈论许多资本的时候，才予以考察。第IV个要素属于工资等等那一篇。
这里我们要谈的只是第II个要素。在货币流通中所发生的，只是交换价值时而变为货币时而变为商品这种形式上的转化。在这里，货币、商品都是生产条件，最后，是生产过程。各要素在这里充满了完全不同的内容。第II个要素所造成的资本周转中的差别，一因为它既不是由同劳动交换时的较大困难决定的，也不是由原料和工具在流通中不同时存在所引起的停顿决定的，也不是由生产过程的不同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只能是由于价值实现的较大困难而引起的。这显然不是由关系本身所造成的内在情况；相反地，在这里当我们考察资本一般时，这和我们谈到与价值增殖同时发生的价值丧失时所说的情况[69]是一致的。
没有一个企业是由于考虑到它销售自己的产品比其他企业困难才创办起来的。如果销售的困难是由于市场较小造成的，那么投入的资本就不会像预定的那样多，而是比拥有较大销售市场的企业投入的资本少。但是，销售的困难也可能是由于市场距离较远，因而资本回流较迟造成的。在这里，资本a实现自身价值所需的时间较长，是由于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作为w来同G交换时必须经过的那段距离较远。
但是，例如某产品是为中国生产的，难道不可以认为只有当该产品到达中国市场时，这个产品，它的生产过程才箅完成吗？实现产品价值的费用可能由于把该产品从英国运住中国的运输费用而增加。（关于对资本较长时间闲置不用而加以补偿的问题，在这里还不可能论述，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须以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和派生的形式——利息——为前提。）于是，生产费用就归结为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加上在运输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首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照我们迄今提出的基本论点，能否从运输费用中赚到剩余价值？我们撇开运输上消耗掉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即船只、车辆等等以及使用它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不谈，因为这个要素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关系，而且不论它等于零或等于x．都是无关紧要的。现在要问，运输费用能否包含剩余劳动，也就是说，资本能否从运输费用中赚到剩余价值？这只要提出以下问题就能得到解决：什么是必要劳动，或者说，什么是这个必要劳动对象化于其中的价值？
产品必须支付：（1）它自身的交换价值，即产品自身中的对象化劳动.（2）船员、车夫等等耗费在产品运输上的追加时间。他能否赚回这些支出，取决于他运产品去的那个国家的富有程度及其需要等等，取决于产品对这个国家的使用价值。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很明显，工厂主让工人完成的全部剩余劳动，都形成他的剩余价值，因为这是对象化于新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没有花费工厂主分文。但是，在运输时间上，他使用工人的时间显然不能超过运输所需要的时间。否则，他就是浪费劳动时间，而不是用来增殖价值，也就是说，没有使它在使用价值中客体化。船员、车夫等等，维持一年的生活只需要半年的劳动时间（假定一般地说，这是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所占的比例）；而资本家全年使用他们，支付给他们的却是半年的报酬。资本家在他所运输的产品的价值上算进全年的劳动时间，而支付的只是半年的报酬，因而按照必要劳动计算，他赚到100%的剩余价值。这里的情况同直接生产中的情况完全一样，所运产品的最初的剩余价值只能是这样产生的：工人运输产品的一部分时间没有得到支付，因为这部分时间超过工人维持生活的必要劳动，是剩余时间。
某种个别的产品也许由于运输费用而变贵，以致无法交换，——因为该产品的价值同它作为所运产品的追加价值不成比例，一旦产品运到目的地，这一特点在商品身上就会消失，——这种情况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性质。如果一个工厂主为了纺出一磅棉纱而不得不开动他的全部机器，那么这磅棉纱的价值也会同样提高到难以找到销路的地步。外国产品昂贵，它们在中世纪消费量不大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我不论是从矿山弄来金属矿石，还是把商品运到商品消费地去，这同样都是位置的［V—20］移动。改善交通运输工具也属于发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关于产品的价值可以使产品承担多少运输费用的问题，其次，关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交易才能减少运输费用（一艘100吨的船运载2吨或100吨的货物所花的运输费用可以相等，等等），才能使交通工具有利可图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但是，需要辟出一篇来专门讨论交通工具，因为交通工具构成固定资本的一种形式，有自己的价值增殖规律。）
如果我们设想，同一资本既从事生产又从事运输，那么这两个行为都属于直接生产。而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种流通，也就是产品获得最终的使用形式即能够流通的形式之后向货币的转化，只有当产品运到预定地点后才开始。这个资本家和另一个就地销售自己产品的资本家不同，他的资本回流比较晚，这种情况导致另一形式，即使用更多的固定资本，不过这里所谈的还不是这个问题。不管a是在工具上比b多花费100塔勒，还是他为了把自己的产品运到预定地点，运到市场而必须多花费100塔勒，都是一样的。在这两种场合，都需要有更多的固定资本，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消费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因此，从这方面来看，似乎这里所举的不是内在情况；这种情况属于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考察。
但是，在这里加进一个要素：流通费用，这种费用不包含在简单的流通概念之内，并且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关于作为经济行为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即作为生产关系，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产要素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如用于交通运输工具的费用），只有在研究利息，特别是研究信用时才能谈到。我们所考察的流通，是价值的转化过程，是价值［运动］的质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货币的形式、生产过程的形式、产品的形式、产品再转化为货币和剩余资本的形式。这是因为在这种转化过程本身的范围内，在这种从一个规定向另一个规定的过渡中，产生出一些新的规定。流通的费用不是非有不可，例如，当产品向货币过渡时就是这样。流通的费用可能等于零。
但是，就流通本身要付出费用，它本身需要追加劳动来说，流通本身表现为包含在生产过程内的过程。从这方面来看，流通表现为直接生产过程的要素。在直接为了使用，只交换多余产品的生产中，流通费用只与多余产品有关，而与主要产品无关。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萁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既然直接产品只有随着运输费用的减少才能在远方市场大规模实现价值，另一方面，既然交通工具和运输本身只有在使必要劳动得到补偿而有余的大规模交易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价值增殖的领域，成为资本所推动的劳动的领域，那么生产廉价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因而这种交通运输工具就由资本创立出来。为了把成品投入流通——产品只有到达市场才是处于经济流通中——所需要的一切劳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正像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需要的一切劳动一样（例如用于保障交换安全的费用等等），是需要加以克服的限制。
水路作为自行流动、自行运动的道路，主要是商业民族的道路。另一方面，陆路最初是归共同体掌管，后来长期归政府掌管；它们是产品的纯扣除，由国家的共同剩余产品中支出，但不构成国家财富的源泉，也就是说，补偿不了它自己的生产费用。在亚洲的原始的自给自足的共同体内，一方面，对道路没有需要：另一方面，缺乏道路又使这些共同体闭关自守，因此成为它们长期停滞不前的重大要素（例如在印度）。利用徭役劳动来筑路，或者换一种形式，利用赋税来筑路，是用强制手段把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变成道路。为了使单个资本承担这项工作，即创造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生产过程的这些条件，劳动必须能增殖价值。
假定a.b两地之间有一条道路（对土地无须花费分文），那么，这条道路就只包含［V—21］一定量的劳动，也就是一定量的价值。这条道路不论是由资本家修筑还是由国家修筑，结果都一样。资本家是否在这里得到了好处，为自己创造了剩余劳动，从而创造了剩余价值呢？首先应当从道路那里除掉使人迷惑的东西和它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所产生的东西。假定这条道路像一件上衣或一吨铁那样可以立即卖掉。如果修筑这条道路花费了比如说12个月的时间，那么，它的价值就等于12个月。如果劳动的一般标准已达到比如说一个劳动者靠6个月的客体化劳动就能维持一年的生活，那么，如果整条道路都由他修筑，他就可以为自己创造6个月劳动的剩余价值；或者，如果这条道路由共同体修筑，而劳动者只愿意在必要时间内劳动，那就必须再找另一个劳动者来劳动6个月。资本家则相反，他迫使一个工人劳动12个月，而支付给他的是6个月的报酬。这条道路中包含着工人剩余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便形成资本家的利润。产品所表现的实在形式，绝对不应破坏建立在客体化劳动时间上的价值理论的基础。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资本家是否能够实现道路的价值，是否能够通过交换实现它的价值？当然，每一产品都有这个问题，但就一般生产条件来说，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形式。我们假定，道路的价值不能实现。但道路还是要修筑，因为它是必要的使用价值。那么情况会怎样呢？道路必须修筑出来，并且必须支付费用，——因为必须用道路的生产费用来换取道路。只有在消费一定量劳动、劳动资料、原料等等之后，道路才开始存在。不管是用徭役劳动来筑路，还是用赋税来筑路，都是一样的。但是，所以要修筑道路，只是因为它对于共同体是必要的使用价值，因为共同体无论如何都需要它。
诚然，这是个人在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直接劳动之外一定要完成的剩余劳动——不管是以徭役形式还是以赋税这种间接形式去完成。但是，既然这种劳动无论对于共同体或作为共同体成员的每个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这种劳动就不是个人完成的剩余劳动，而是他的必要劳动的一部分，这种劳动所以必要，是为了使他把他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再生产出来，从而也把共同体再生产出来，而共同体本身则是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一般条件。
如果劳动时间全都消费在直接生产上（或者用间接的说法，如果不能为这一既定目的征收附加税），那么，道路还是修不起来。如果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人，那么，必要劳动就是由于分工而独立化的一切特殊劳动职能的总和。这个人，比如说，就必须花费若干时间从事农业，若干时间从事工业，若干时间从事商业，若干时间制造工具，若干时间——回到我们的本题上来——修筑道路和生产交通工具。所有这些必须做的事情可归结为为了各种目的和进行各种特殊活动所花费的若干劳动时间。究竟能够花费多少这样的劳动时间，则取决于劳动能力的量（＝构成社会的有劳动能力的个人的人数）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创造的产品数量）。
依照交换本身的发展程度而以不同发达程度的分工为前提的交换价值，要求不是由一个人（社会）去完成各种不同的劳动，把他的劳动时间花费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而是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劳动时间只用在必要的特殊职能上。如果我们说必要的劳动时间，那么，各个特殊的单独的劳动部门都表现为必要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必要性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是以交换为中介的，并且恰恰表现在：每一种特殊的客体化劳动，每一种以特殊方式专门化和物化的劳动时间，都同一般劳动时间即客体化劳动时间本身的产品和符号相交换，同货币相交换，从而又能同任何特殊劳动相交换。这种必要性本身是变动的，因为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的。这些需要和必要劳动的范围会出现扩大或缩小的现象。
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表现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手工业本身并不表现为必然要和自给自足的农业相并存，这种农业是把纺、织等等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的。然而，举例来说，如果农业本身［V—22］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农业或许只有靠输出丝织品才能得到鸟粪。这样，丝织厂就不再是奢侈品的生产部门，而是农业所必要的生产部门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业不能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而且，这种存在于农业之外的部门，连同这个外在的部门具有的那全部错综复杂的联系，都成了农业的生产条件），主要地和基本地是由于这一原因，便发生了下述现象：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的需要，例如对于那种完全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
这样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于是，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这就是资本的趋势。一切生产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本身，是世界市场，因而也是普遍交换所包含的全部活动、交易、需要等等。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当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只是以对立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使一定的社会标准确立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
关于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这些问题应当放在什么地方讨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会知道。
现在，回来谈我们的道路。如果道路果真能修筑起来，那么这就证明，社会拥有修筑道路的劳动时间（活劳动和客体化劳动）。
〔当然，我们在这里假定社会是按照正确的本能行事的。它也可能把种子吃光，让田地荒芜而去修筑道路。这样一来，社会就不能完成必要劳动，因为它不能通过这种劳动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能把自己作为活劳动能力保存下来。或者说，活劳动能力还可能直接遭到残杀，例如，彼得一世为了建筑彼得堡就干过这种事。这类事情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
然而，为什么一旦出现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分工，修筑道路就不成为单个人的私事了呢？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的地方，修筑道路不是单个人的私事。首先：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个人，可能拥有修筑道路的剩余时间，但是，只有联合起来才行。联合总是每个人除了他的特殊劳动以外还能用来修筑道路的那部分劳动能力的相加，然而它不仅仅是相加。如果说单个人的力量的联合能够增加他们的生产力，那这决不是说，他们只要全体加在一起，即使他们不共同劳动，就能在数量上拥有这种劳动能力，也就是说，即使他们的劳动能力的总和不加上那种只有通过他们联合的、结合的劳动才存在的、只有在这种劳动当中才存在的剩余，就能在数量上拥有这种劳动能力。因此，在埃及、伊特鲁里亚、印度等地，人们用暴力手段把人民集合起来去从事强制的建筑和强制的公共工程。资本则用另一种方式，通过它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方法，来达到这种联合。
〔资本不是同单个的劳动，而是同结合的劳动打交道，正如资本本身已经是一种社会的、结合的力量一样，——这一点也许在这里研究资本的一般产生史时就应该加以考察。〕
其次：一方面，人口可能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另一方面，人们由于使用机器等等而得到的助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致仅仅从物质的、大规模的联合中产生的力量——而在古代始终要依靠这种大规模的强制的劳动的作用——已经是多余的了，所需要的活劳动数量相对地减少了。
〔生产越是依然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等为基础，简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提高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在半艺术性质的手工业中出现的则是相反的现象：特殊化和个别化，是单个人的、但非结合的劳动的技能。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V—23］大规模的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体的存在。〕
也可能形成一个由国家使用的特殊的筑路者阶级〔在罗马人那里，军队中有一批人接受专门训练以从事劳动，但这些人已经从全体人民中分离出来；他们的剩余时间也属于国家所有。这些人把他们的全部劳动时间出卖给国家以换取工资，把他们的全部劳动能力用来交换维持他们的生活所必需的工资，正像工人和资本家所发生的关系那样。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罗马军队已经不再是民兵，而是雇佣兵了。在这种情形下，士兵也是自由出卖劳动。但国家购买这种劳动不是为了生产价值。因此，虽然工资的形式看来可能最初是在军队中出现的，但是这种士兵的薪饷制同雇佣劳动制有本质的区别。两者也有某些相同之处，因为国家利用军队是为了增强力量和增加财富〕，或者，可能利用一部分暂时失业的居民和一定数量的建筑师等等从事这项工作，不过这些建筑师不是作为资本家，而是作为受过高级训练的奴仆来工作的。（关于这类熟练劳动等等的关系，以后再讲。）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雇佣工人，但是国家并不把他们当作雇佣工人，而是当作雇佣奴仆来使用。
要让资本家把修筑道路当作营业由自己出资经营〔如果国家让国家承包商来经营这类事业，那么总是还得借助于徭役劳动或赋税来进行〕，就需要有种种不同的条件，所有这些条件都归结为一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最高阶段。
第一：必须先有大量资本积聚在资本家手中，才能够承担如此规模的并且周转如此缓慢的，即价值增殖如此缓慢的工程。因此，大部分是股份资本；在这种形式下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社会力量和社会产物。
第二：对这种资本的要求是带来利息，而不是利润（它可能带来比利息更多的东西，但这不是必要的）。这一点在这里还用不着详细研究。
第三：这样的交往——首先是商业性的交往——的前提是，道路要有利可图，就是说，为使用道路而索取的价格，对于生产者来说值如此多的交换价值，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生产力，生产者是能够为此付出如此昂贵代价的。
第四：这是可以作为收入用于这种交通工具项目上的享用财富的一部分。
但是，主要的还是以下两个前提：（1）要有足够数量的资本，能够用于这项事业，同时它满足于获得利息；（2）对于生产资本或产业资本来说，为某条道路支付价格必须有利可图。例如，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第一条铁路253就是这样。它对利物浦的棉花经纪人来说，尤其是对曼彻斯特的工厂主来说，成了生产上的必要。
〔例如，在一个国家现有的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达到必需修筑铁路的时候，这种必要性可能更多地是由竞争引起的。关于各国之间的竞争的作用，属于国际交往那一篇。在这方面资本传播文明的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
资本本身——假定它拥有必要的数量——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用来修筑道路，即修筑道路对于生产者来说成为必要性，特别是对于生产资本本身来说成为必要性，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条件。那时修筑道路也成为有利可图的了。但是这些情况的前提是，大规模的交往已经存在。这是同一前提的二重存在：一方面，一国的财富已有相当程度的积聚并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可以进行这类工程，使之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另一方面，交往已经达到相当的规模，缺乏交通工具所造成的障碍已经可以充分感觉出来，从而使资本家能够把道路的价值（在时期上一部分一部分地和一段一段地）作为道路来实现（即道路的使用）。
如果所有一般生产条件，如道路、运河等等，不管它们是使流通易于进行，还是只有它们才使流通成为可能，或者是使生产力增长（例如在亚洲的水利工程，以及欧洲由政府兴建的水利工程等等），都要由资本而不是由代表共同体本身的政府来兴建，那就首先要求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有极高的发展。公共工程摆脱国家而转入由资本本身经营的工程领域，表明现实的共同体在资本形式下成长的程度。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V—24］可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由于传统而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決心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表现为一般生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在资本还没有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时候，它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资本只经营有利的企业，只经营在它看来有利的企业。
诚然，资本也有投机投错了的时候，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也不能不这样投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进行的投资就不能赢利，或者说，只有在投资丧失价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投资才能赢利。因此，在许多企业里，最早的投资是亏本的，第一批企业主遭到破产，只有到第二手或第三手时，当投资由于丧失价值而减少时，才能增殖价值。此外，国家本身以及同它有关的东西，都属于这种收入的扣除，也可以说，对个人说来，属于消费费用，对社会说来，属于生产费用。一条道路本身可能使生产力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这条道路造成的交往使它现在能够赢利。可能有一些工程和投资是必要的，但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不是生产的，就是说，它们所包含的剩余劳动，并没有通过流通，通过交换作为剩余价值而实现。
例如，如果一个工人一年内每天劳动12小时修筑一条路，而一般必要劳动时间平均等于6小时，那么这个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是6小时。但是，如果这条路不能按12小时的价格卖出去，也许只能按6小时的价格卖出去，那么，修筑这条路对资本说来就不成为企业，修筑道路对资本说来就不是生产劳动。资本必须能够把这条路这样地卖出去（卖的期间和方式在这里与我们无关）：使必要劳动以及剩余劳动都得到实现，或者，从利润（剩余价值）基金总额中分出一部分归自己所有，好像它创造了剩余价值。这种关系，以后在考察利润和必要劳动时再研究。
当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不是由社会收入的扣除，不是由国家赋税创造出来（那时，表现为劳动基金的是收入，而不是资本，工人虽然同任何别的工人一样是自由的雇佣工人，但他在经济上毕竟处于另一种关系中），而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创造出来的时候，资本就达到了最高发展。这一方面表明，资本在多大程度上使一切社会生产条件从属于自己，因此另一方面也表明，社会的再生产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资本化了，并且一切需要，其中也包括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消费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通过交换的形式得到了满足，——还有，这些需要通过交换，通过个人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不仅被消费，而且还被生产出来。
至于上面提到的道路，那么，它的修筑必须能取得这样的收益，以致能使转化为道路的一定劳动时间为工人再生产出他的劳动能力，就像他把劳动能力用在农业上一样。价值是由客体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不管劳动时间以怎样的形式客体化。但是这一价值能否实现，则取决于它借以实现的使用价值。这里的前提是，道路是社会需要的，因而是以使用价值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为了使资本从事道路的修筑，必须有这样的前提：不仅工人完成的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得到支付，——从而，资本的利润得到支付。（资本家往往通过保护关税、垄断、国家强制手段勒索到这种支付，而单个交换者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也许至多只能使必要劳动得到支付。）
很有可能的是，存在着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得不到支付（在任何单个资本家那里也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凡是资本占统治的地方（正如奴隶制、农奴制，或任何形式的徭役占统治的地方一样），工人的绝对劳动时间，对工人说来是使他能够完成必要劳动时间的条件，也就是说，是使他能够把维持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在使用价值上为自己实现出来的条件。在每一种劳动中，竞争随后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必须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劳动，从而形成剩余劳动时间。然而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这种剩余劳动时间虽然包含在产品中，但无法交换。对工人自己来说——同其他的雇佣工人相比较——这是剩余劳动。对雇主来说，这种劳动固然对他有使用价值，例如，像他的厨师的劳动那样，但没有交换价值，因而，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任何差别［V—25］都不存在。
劳动可能是必要的，但不是生产的。因此，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只要它们还不能由资本本身在资本的条件下创造出来——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由国库来支付，而这些工人不表现为生产工人，尽管他们提高资本的生产力。
此外，从我们这些题外话中得出的结果是，交通工具的生产，流通的物质条件的生产，属于固定资本的生产范畴，因而并不构成特殊情况。然而却附带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我们在这点上还不能明确勾画出来的远景：资本对共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特有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它对特殊资本及其特殊生产过程的条件的关系。
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空间条件，把产品运到市场，属于生产过程本身。产品只有上了市，才真正完成。产品运往市场的运动，仍然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这一运动并不是作为价值的特殊过程来看的流通的一个必要要素，因为产品可能在其产地被购买，甚至被消费。但是，这个空间要素是重要的，因为市场的扩大，产品交换的可能性都同它有关系。这一实际流通（空间上的流通）的费用的减少，属于资本对生产力的发展，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费用的减少。但是，这一要素从某些方面来说，作为流通的经济过程的外部存在条件，也可以算作流通的生产费用，因此，从这一要素来看；流通本身不仅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表现为直接生产过程的要素。无论如何，这一要素在这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平，以及以资本为基础的整个生产决定的。
更确切些说，这种地点要素（把产品运到市场，是产品流通的必要条件，产地本身就是市场的情况除外），可以看作是产品到商品的转化。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把产品运到市场是否构成特别的要素则是偶然的事情。如果资本根据订货进行生产，那么对资本来说既不存在这个要素，也不存在产品向货币转化这种特殊要素。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即供给适应事先提出的需求，作为一般的或占统治的情况，并不适合大工业，决不是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条件。）
第二，时间要素。这本质上属于流通概念。假定商品转变为货币的行为是由契约确定的，那么，这也要花费时间——计算、过称、计量。这一要素减少，同样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时间也只能看成是由商品状态转变为货币的外部条件；这一转变是预先决定了的；问题在于这一预先决定的行为所经历的时间。这属于流通费用。至于在商品转变为货币以前所花费的时间，或者说，在商品仍然是商品，只是潜在的价值，而不是实际的价值的那段时间，则是另一回事。这段时间是纯损失。
从上述的一切可以看出，流通表现为资本的本质过程。在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前，生产过程不可能重新开始。过程的稳定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虽然这种连续性是必要的，但是，各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分为各个特殊的、彼此漠不相关的过程。这样一来，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为偶然的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信用还具有其他的一些方面，但是这个方面是从生产过程的直接本性产生出来的，因此是信用的必要性的基础。）因此，稍为发达形式的信用在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没有出现过。在以前的状态下也有过借和贷的事情，而高利贷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中最古老的形式，但是借贷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就构成产业劳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货币本身是消除各个生产部门中所需时间的不均等的一种形式，因为这种不均等是［V—26］同交换相对立的。）高利贷虽然就其资产阶级化的、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来说本身是信用的一种形式，但是就其资产阶级以前的形式来说却是信用缺乏的表现。
（货币再转化为生产的客观要素或生产的客观条件，是以这些条件已经存在为前提的。这种转化形成各种不同的市场，生产者就在这些市场上，在商人手里找到商品形式的这些生产条件；这些市场（同劳动市场并存）本质上不同于为直接个人的、最终的消费服务的市场。）
货币在其流通中转化成商品，通过G—W的交换，由消费结束了这一过程；或者商品同货币相交换，在W—G的交换中，货币或者消失掉，又去同W相交换，于是这一过程又以消费结束，货币或者退出流通，转化为僵死的贮藏货币和仅仅是想象的财富。无论怎样，过程本身都不会自行发动起来，相反，货币流通的前提处于这一流通之外，它不断需要新的外来的推动力。
当两个要素［G和w］交换时，在流通内部，形式变化只是形式上的。但是，一旦这一形式变化成了内容上的变化，它就脱离了这个经济过程；内容不属于这个过程本身。商品既没有把自己作为货币保存下来，货币也没有把自己作为商品保存下来；每一方不是商品，便是货币。价值本身并没有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把自己作为支配自身转化过程的东西，作为支配自身形式变化的东西保存下来；使用价值本身并没有由交换价值生产出来（而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却是这样的）。
对于资本来说，商品的消费本身不是最终行为，这种消费属于生产过程，它本身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即设定价值的要素。但是，资本本身在它时而作为货币，时而作为商品，时而作为交换价值，时而作为使用价值出现的每一要素上，现在表现为不仅是在这一形式变化中从形式上保存自己的价值，而且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自己同作为价值的自己发生关系的价值。从一个要素转变为另一个要素表现为特殊的过程，但是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向另一个过程的转变。这样，资本就表现为处于过程中的价值，这个价值在每一个要素上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表现为流动资本[70]；在每一个要素上它都是资本，并且是从一个规定向另一规定不断循环的资本。复归点同时就是出发点，反过来也一样，——这也就是资本家。一切资本起初都是流动资本，都是流通的产物，同样又是产生流通的东西，使流通表现为自己的轨道的东西。
货币流通——从它现在的地位来看——本身现在只是表现为资本流道的一个要素，而它的独立性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在一切方面都是由资本流通决定的，这一点我们还要回过来再谈。如果说货币流通是同资本运动并列的独立运动，那么这种独立性只不过是由资本流通的连续性决定的，因此，这一要素可以固定下来，本身可以被考察。
〔“资本是永久的、自行倍增的、不会再消失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创造这种价值的商品无关；它永远是一种形而上的、非实体的质，永远掌握在同一个v例如）农场主手里，只不过外表形式不同罢了。”（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9页］，VI128）
“在劳动同资本的交换中，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资本家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同上［，第91页］）
“企业主会由于分工所产生的任何生产力的增长而受益，获得利润。”（同上［，第92页］）
“出卖劳动＝放弃一切劳动果实。”（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64页］，ch，XXVIII254）
“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原料、工具、生活资料基金〉不是成比例地增长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彼此的比例也不同。不管生产的速度，从而产品的数量增长多快，生活资料基金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生产资本的增加不一定会引起预定要构成劳动价格的生活资料基金的增加；生产资本增加的同时，生活资料基金可能减少。”（同上［，第60—63页］）〕
〔既然生产的更新取决于成品的出卖，取决于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即原料、工具、工资；既然资本为了从这些规定中的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所经过的道路构成流通的各阶段，而这些阶段是要在一定期间里通过的（甚至距离也归结为时间，例如，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即时间量），那么，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出多少产品，在一定期间资本能够增殖多少次，它的价值能够再生产和倍增多少次，就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历的时间。
这样一来，这里实际上加进了一个［V—27］不是从劳动同资本的直接关系中产生的价值规定的要素。同一资本在一定期间能够重复生产过程（创造新价值的过程）的条件，显然是一种不是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条件。因此，虽然流通并不造成价值规定本身的任何要素，因为这种要素完全由劳动决定，但流通的速度却决定生产过程重复的速度，决定创造价值的速度，也就是说，虽然不决定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决定价值的数鼠。这就是说，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要乘以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所能重复的次数。
我们在谈资本流通的速度时假定，妨碍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段转变的只是外部限制，而不是生产过程和流通本身产生的限制（像在危机、生产过剩等情况下那样）。
因此，除了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以外，资本的流通时间也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即生产的劳动时间本身的要素加进来。如果说劳动时间表现为设定价值的活动，那么资本流通时间表现为丧失价值的时间。这种差别不过表现在：如果资本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达到最大限度，比如说，达到无限大的量∞，结果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这个∞中的无限小的部分，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这个∞中的无限大的部分，那么这就是资本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而这也就是资本努力追求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资本流通时间＝0，如果资本转化的各个价段在现实中也像在头脑中那样迅速，那么这也就达到使生产过程能够重复进行的因素的最大限度，就是说，达到一定期间内资本价值增殖过程重复次数的最大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程的重复就只受生产过程本身的持续时间的限制，只受原料转化为产品所需要的时间的限制。因此，流通时间不是创造价值的积极要素；如果流通时间等于零，价值创造就会达到最大限度。如果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必要劳动时间＝0，就是说，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占去了全部劳动时间，或者进行生产可以完全不要劳动，那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资本，也没有价值创造。所以，流通时间只有从它是利用劳动时间方面的自然限制这一点来说，才决定价值。可见，流通时间实际上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的一种增加。很明显，不管流通过程进行得快慢，必要劳动时间必须得到支付。
例如，某些生产部门需要专业工人，但是这些工人在一年中只有一部分时间能够有活干，因为产品也许只在一个季节内才有销路，但必须向工人支付全年的报酬；就是说，在这里剩余劳动时间减少的比例同工人在一定期间能够干活的时间减少的比例是相同的，但是不管采取这种或那种办法，总得向工人支付报酬。（例如采取这样一种形式；使他们4个月的工资足够维持他们一年的生活。）如果资本在12个月内都能使用他们，那么资本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无须增加，就能获得同样多的剩余劳动。
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肤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如果不把劳动时间看作单个工人的工作日，而是看作人数不定的工人的不定的工作日，那么这里就要加进所有人口关系，因此，人口的基本原理，也和利润、价格、信用等的基本原理一样，包含在论资本的这第一章里。）
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的本性来说，它本身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无阻碍的、不断进步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着，资本不过表现为过渡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V—28］都由于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因此，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古代人那里，财富被直接当作使共同体解体的东西加以抨击。封建制度也由于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由于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一种形式。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种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然，发展不仅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发展，因而也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开始。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71]，［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表现为同共同体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因而同个人的狭隘的、一定的形式相一致，这种个人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特性，即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而这个前提本身又是生产力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既是财富的，也是创造财富的方式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共同体的目的，个人的目的——以及生产的条件——是再生产这种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个人，既是单个的，也是处于他们的社会分离和社会联系之中的个人，即作为这些条件的活的承担者的个人。
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设定为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价值并不排斥使用价值，因而不把特殊种类的消费等等，特殊种类的交往等等，当作绝对条件包括进来；同样，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等的任何发展程度，对资本来说都只是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它的前提本身——价值——表现为产品，而不是表现为凌驾于生产之上的更高的前提。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的个人本身的外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身贫穷的条件。但是这种对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
结果就是：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扬弃，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联系和观念联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作为支配自然界的实践力量而存在着）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躯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设定为并且被意识到是这个过程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不是使一定的生产条件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现在我们回过来谈资本的流通时间，流通时间的缩短（只要这不是由于把产品运往市场所必需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部分地是由于开拓了延续不断的市场，因而已是不断扩大的市场，部分地是由于发展了经济关系，发展了［V—29］资本借以人为地缩短流通时间的那些形式（一切信用形式）。
〔这里还可以指出，因为只有资本才具有资本的生产条件，从而才会满足这些条件并力图实现这些条件，所以资本的普遍趋势是在一切成为流通的前提，成为流通的生产中心的地点，把这些地点加以同化，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进行资本化生产的地点或生产资本的地点。这种传布的（传播文明的）趋势是资本特有的——这和以往的生产条件不同。〕
在流通还没有构成内在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条件的那些生产方式下，当然不会有资本的特有流通需要，因此，既不会形成和这些特有流通需要相适应的经济形式，也不会形成和这些特有流通需要相适应的实际生产力。
最初，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从流通出发的；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生产把流通作为它自身的条件，它使直接的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要素，正如它使流通过程成为总体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一样。
既然不同的资本具有不同的流通时间（例如，一个资本离市场较远，另一个资本离市场较近；一个资本转化为货币有保障，另一个资本要冒风险；一个资本大部分是固定资本，另一个资本大部分是流动资本），这就造成它们在价值增殖上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只有在第二次价值增殖过程中才会产生。流通时间本身是对价值增殖的限制（当然，必要劳动时间也是限制，但它同时又是要素，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价值和资本）；流通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的扣除，或者说，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相比的增加。资本的流通实现价值，正像活劳动创造价值一样。流通时间只是对这种价僮实现的限制，因而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对价值创造的限制，这不是由生产一般中产生的限制，而是资本的生产所特有的限制；因此，取消这种限制——或者说同这种限制作斗争——也属于资本的特有的经济发展，并会推动资本的信用形式等等的发展。〕
〔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总是力图取消必要劳动时间（而这同时就是要把工人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使工人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而存在），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
〔企业主只有把成品卖掉，而且用委得的代价购买新原料和支付新「资以后，才能重新开始生产：因此，流通越是迅速导致这两种结果，企业主就越有可能迅速地重新开始生产，他的资本在一定期间提供的产品就越多。”，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411—412页］，［B．］35）〕
〔“资本家的特殊预付，不是由呢绒等等，而是由劳动构成的。”《马尔萨斯［《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1823年伦敦版第17页），［L.］IX，29〕255
〔社会总资本的积累不在进行生产的劳动者手中，而在其他一些人手中，这就必然会阻碍整个工业的发展，资本所有者靠时间和各种情况而获得的通常的资本报酬的增长除外……在以往的各种制度下，生产力都被看作是同实际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相适应的和从属于它们的。实际积累和分配应当从属于生产力。”（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24年伦敦版第176、589页］，［M．］3［第23、27页］）〕
从流通时间同生产过程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某一时期生产的价值总额或资本的全部价值增殖，不是单纯决定于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或决定于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剩余时间，而是决定于这种剩余时间（剩余价值）乘以资本的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所重复的次数。表示这种重复次数的数字，可以看作是生产过程的系数或这个生产过程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系数。
然而这种系数不是从肯定意义上而是从否定意义上由流通速度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流通速度是绝对的，即如果生产过程完全不会因为流通而中断，那么这种系数就是最大的了。例如，某一国家小麦生产的现实条件如果只允许一年收一次，那么任何流通速度都无法使它一年收两次。但是，如果流通受到阻碍，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及时卖掉小麦，以便比如说重新雇用工人，那么生产就要停顿。一定期间的生产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的最大系数决定于［V—30］生产阶段本身的绝对时间。流通结束了，资本才能重新开始自己的生产过程。因此，如果流通没有引起中断，如果流通速度是绝对的，而流通的持续时间＝0，也就是说，如果流通不占时间，那就等于说，资本只要完成它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就又可以马上重新开始；换句话说，流通就不会作为能制约生产的一种限制存在，而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的重复就完全决定于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完全和这一持续时间吻合。
因此，如果工业的发展使100镑资本能在4个月内生产x磅棉纱，那么使用同一资本的生产过程一年只能重复三次，一年只能生产3x磅棉纱。任何流通速度都不能使该资本的再生产超过三次，或者更确切些说，不能使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重复超过三次。超过三次的情况只有在生产力增长后才会产生。流通时间本身不是资本的生产力，而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从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本性中产生的。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的过程，在这里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表现为资本本身的特性所造成的限制。由于加速或减少流通时间——流通过程——而可能发生的一切，都归结为由资本本性所造成的限制的减少。例如，农业上生产过程的重复所遇到的自然限制，同生产阶段的一个周期的持续时间相吻合。资本所造成的限制并不是从播种到收割这段时间，而是从收获到把收获的庄稼转化为货币，以及把货币再用来比如说购买劳动这段时间。流通魔术师们幻想，利用流通速度除了可以减少资本本身为资本再生产所设置的障碍以外，似乎还可以搞点什么别的名堂，这是走上了歧途。
（当然，有些流通魔术师更加荒唐，他们幻想借助把流通时间化为乌有的信用机构和信用虚构，不仅消除把成品转化为资本所必需的生产过程的停顿、中断，而且使生产的资本与之交换的资本本身成为多余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想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生产，同时又想用魔术来消灭在这个基础上从事生产的必要条件。）
信用在这方面——同单纯流通有关的方面——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如果保持这种连续性的其他一切条件已经具备，就是说要与之交换的那种资本实际上已经存在，等等。
在流通过程中已经包含着：资本转化为货币表现为资本通过生产而进行价值增殖的条件，表现为资本剥削劳动的条件，或者说，资本同资本相交换（因为按照现在的观点，在一切流通地点只有劳动或资本），表现为资本同劳动或劳动同资本相交换的限制。
资本只有在它通过流通的各阶段，通过资本转化的各个环节而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的时候，才作为资本而存在，而这些阶段就是资本价值增殖的各阶段，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72]，它们同时又是资本价值丧失的阶段。当资本仍然保持成品形式的时候，它是不能作为资本活动的，所以是被否定的资本。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相应地受到了阻碍，资本的处在过程中的价值被否定了。因此，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的损失，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相对损失，因为资本的价值恰恰是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形成的。换句话说，资本的这种损失只不过是它的时间的白白浪费，如果不出现停滞，在这段时间里资本本来可以通过同活劳动的交换去占有剩余劳动时间，即占有他人的劳动。
现在我们设想，各特殊生产部门拥有许多资本，而这些资本全都是必要的（这表现在：如果资本从某一生产部门大量流出，这个部门的产品会供不应求，因此市场价格会高于自然价格），设想某一生产部门例如要求资本a有较长时间处于价值丧失的形式中，就是说，资本a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所花的时间多于其他一切生产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a会把它所能创造的较少的新价值看作是有形的损失，看作是它为了生产同量价值而必须增加开支。因此，同其他资本相比，资本a会提高自己产品的交换价值，以便分享同样的利润率。可是实际上只有把损失分摊到其他资本上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资本a为自己的产品索取的交换价值多于客体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那么，［V—31］只有在其他资本得到的交换价值少于它们产品的实际价值的时候，它才能得到这个超出部分。这就是说，资本a从事生产的比较不利的条件，按相应的比例分摊到所有同它进行交换的资本家身上，因而就出现了相等的平均利润。然而就所有资本共同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来看，这个总额却减少了，减少额正好等于资本a比其他资本少增殖的那部分价值；不过这个减少额并不是由资本a单独承担，而是作为共同的损失，由所有资本分别承担其相应部分罢了。
因此，再可笑不过的，就是认为（参看拉姆赛的著作256）资本除了剥削劳动以外，还是一个独特的，同劳动分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囡为剩余劳动不是按照单个资本创造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而是按照全部资本创造的总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在各资本之间进行分配的，从而单个资本得到的价值创造额可能会比直接从它单独剥削劳动力所能得到的数额多一些。但是一方的这种增多必定由另一方的减少来补偿。这无非就是平均。关于资本同别的资本的关系，即资本的竞争如何在各个资本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问题，显然同这种剩余价值的绝对量无关。因此，最荒谬的是作出如下的结论：因为资本从自己额外的流通时间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因为资本把它的相对的较少的价值增殖计算成积极的较多的价值增殖，所以，如果把所有资本过程合在一起，资本就能从无生有，由负变正，从负剩余劳动时间或负剩余价值变成正剩余价值，这样资本便拥有一个神秘的、不以占有他人劳动为转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
各个资本用来计算自己那一份剩余价值的方式，——不仅根据它们所推动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且还根据各个资本本身开动完毕即闲置不用、处于丧失价值阶段的那段时间来计算，——当然丝毫不会改变在各资本家之间瓜分的剩余价值的总额。
这个总额本身不会由于它少于它自己应有的数额，即由于它少于资本a不是处于闲置状态而是创造剩余价值时应有的数额而增大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总额本身不会由于资本a在同一时间创造的剩余价值少于其他资本而增大起来。这种闲置，只有当它是资本a所在的特殊生产部门的条件必然造成的结果时，才会给资本a带来补偿，所以对资本一般来说，只有当这种闲置表现为价值增殖的障碍，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一般的必然限制时，才会有这种情形。分工使这种限制只被看成对这一特殊资本生产过程的限制。如果把生产过程看成都是由资本支配的，那么这就是对资本价值增殖的普遍限制。如果我们设想从事生产的只是劳动本身，那么劳动在价值增殖时所需的所有增大的预付，就表现出本来面目——剩余价值的扣除。
流通只有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费的劳动以外还需要重新使用他人劳动的情况下，才能创造价值。这就像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了更多的必要劳动一样。只有实际流通费用才提高产品价值，但是却降低剩余价值。
只要资本（产品等等）的流通不是单纯表现重新开始生产过程所必需的阶段，这样的流通（参看施托尔希的例子257）就不构成整个生产的要素，——因而，它不是由生产设定的流通，如果它支出了费用，那就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流通费用本身，即流通中的生产费用，如果只同真正流通这种单纯经济因素有关（把产品运到市场也就赋予产品新的使用价值），就应当看作是剩余价值的扣除，即看作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比的增加。
生产的连续性是要求消灭流通时间的。如果流通时间不能消灭，在资本必须通过的各不同形态变化之间就必然花费一些时间；资本的流通时间必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时间的扣除。另一方面，资本的本性要求资本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而且不是在想象中以一闪念的速度立即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而是作为时间上先后继起的各个状态通过这些阶段。资本在能够像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时间。因此，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扬弃和克服这种矛盾，只有［V—32］两种方法（除非我们假定，所有资本彼此都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因而产品始终直接就是货币——这种想法同资本的本性相矛盾，所以也同大工业的实践相矛盾）：
第一，信用：虚假的买者B——即他实际已经支付但没有实际购买——充当中介使资本家A的产品转化为货币。但是B本人只有当资本家C购买了A的产品以后．才会得到支付。至于债权人B向A提供的货币，是用来购买A售出产品以后才能加以补偿的劳动，还是原料和劳动工具，都不会使事情有所改变。事实上，按照我们的前提，他必须使A得到这两方面的东西，即得到全部生产条件（不过这些生产条件代表的价值大于A开始生产过程时所使用的最初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资本B取代资本A，但是这两个资本不是同时增殖价值。B现在处于A的地位，也就是说，B的资本在它和资本C交换以前是闲置的。它固定在A的产品中，而A把自己的产品转化成了资本B。
[67]见本卷第448—451页。——编者注
[68]见本卷第145—146页。——编者注
[69]见本卷第381—383页。——编者注
[70]“流动资本”原文是“CapiralCirculant”，这里是沿用亚·斯密的用语。马克思认为，其含义应为“流通资本”（参看《资本论》第2卷第8章第19节末尾）。——编者注
[71]见本卷第476—490页。——编者注
[72]见本卷第381—389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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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228]
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难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也就是说，以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被货币所消耗；而另一个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64]解体。
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这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者不依赖劳动就具有对象的存在。个人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当作自身现实性的条件IV—51］的主人。个人看待其他个人也是这样，并且，根据这个前提是从共同体出发，还是从组成公社的各个家庭出发，个人或是把其他个人当作财产共有者即公共财产的体现者，或是把其他个人当作同自己并存的独立的所有者即独立的私有者，而在这些独立的私有者之外，原来囊括一切和包罗所有人的公共财产本身，则作为特殊的公有地[65]与这些为数众多的土地私有者并存。
在这两种形式中，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从事剩余劳动，以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产品，即剩余产品，——相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同体的生存。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是历史的产物。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14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游牧，总而言之迁徙，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定的地方，而是哪里有牧草就往哪里放牧（人类不是生来就定居的；除非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像猿猴那样栖息在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像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随种种外界的，即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性质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共同体，或者也可以说群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是人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占有那种再生产自身和使自身对象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下进行的，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神授的前提。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为基础的形式，本身可以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例如，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因而实际的公社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实际前提，所以统一体本身能够表现为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而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各个个别的人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属于他的条件，看作他的主体的以无机自然形式存在的客观躯体这样一种关系——对这个别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总的统一体，以这些特殊的公社为中介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
因此，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财产的情况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公社完全能够自给自足，而且在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公社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一个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这类公社财产，只要它在这里确实是在劳动中实现的，就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上从事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劳动，一方面用于公共储备，可以说是为了保险，另一方面，用于支付共同体本身的费用，即用于战争、祭祀等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例如在斯拉夫公社、罗马尼亚公社等等地方，才第一次出现最原始意义上的领主的财产支配权。在这里奠定了向徭役制过渡的基础等等），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能够使劳动过程本身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能够成为整套制度，例如在墨西哥，特别是在秘鲁，在古代克尔特人那里，在印度的某些部落中就是这样。
其次，部落体内部的共同性还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或是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表现为各个家长彼此间的联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主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共同的条件，如在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还有交通工具等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凌驾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事业。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
［IV—52］［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它也像第一种形式一样，曾经在地域上、历史上等等发生一些重大的变化——是原始部落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它也要以共同体作为第一个前提，但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共同体是实体，而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偶然因素，或者是实体的纯粹自然形成的组成部分。这第二种形式不是以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以城市作为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已经建立的居住地。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而不是［像在第一种形式中那样］村庄表现为土地的单纯附属物。
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共同任务，巨人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和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处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的基础。
部落体本身导致区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氏族，这种区别又由于［胜利者］与被征服部落相混合等等而更加发展起来。
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即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产分开的。在这里，单个人的财产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本身直接就是公社财产，在第一种情况下，单个人的财产并不是同公社分开的个人的财产，相反，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
单个人的财产在事实上只靠共同劳动来利用——例如像东方的灌溉渠道那样——的可能性越少，部落的纯粹自然形成的性质由于历史的运动、迁徙而受到的破坏越大，部落越是远离自己的原来住地而占领异乡的土地，因而进入全新的劳动条件并使个人的能力得到更大的发展，——部落的共同性质越是对外界表现为并且必然表现为消极的统一体，——那么，单个人变成归他和他的家庭单独耕作的那小块土地——单独的小块土地——的私有者的条件就越是具备。
公社（作为国家），一方面是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间的相互关系，是他们对抗外界的联合，同时也是他们的保障。在这里，公社组织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的。公社成员的身分在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单个的人又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而保持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也正是保持公社的存在，反过来也一样，等等。虽然公社（在这里它已经是历史的产物，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人们的意识里也是如此，因而是一个产生出来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土地财产的前提，也就是说，表现为劳动主体把劳动的自然前提看作属于他所有这种关系的前提，但是，这种“属于”是由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作中介的，是由国家的存在，因而也是由那被看作神授之类的前提作中介的。
集中于城市而以周围土地作为领土；为直接消费而从事劳动的小农业；作为妻女家庭副业的那种手工业（纺和织），或仅在个别生产部门才独立起来的手工业（fabri229等等）。
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的财产继续存在的条件的本人劳动。他们把自己看作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者；但这些条件还必须不断地通过个人本人的劳动才真正成为个人人格的、即个人本人劳动的条件和客观因素。
另一方面，这个小的军事的共同体的趋向，又促使它越出这些限制等等（罗马、希腊、犹太人等等）。
尼布尔说：“当占卜官的预言使努玛相信神认可了他的当选的时候，这位虔诚的国王首先关心的不是神庙的礼拜，而是人。他把罗慕洛在战争中获得的并交给他占领的土地分配了，制定了特尔米努斯的祭礼。所有古代的立法者，首先是摩西，他们维持善行、公正和美德的法规所以取得成就，其基础就是让尽可能多的公民取得土地所有权，或者，至少要保证尽可能多的公民有世袭的土地占有权。”（［尼布尔］《罗马史》［1827年柏林］第2版第1卷第245页）
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把自己作为小块土地的所有者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
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员的再生产，他们的剩余时间正是属于公社，属于战争事业等等。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是由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即对一块耕地的所有权来作中介的，而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则是由公社的存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又是由公社成员的服兵役等等形式的剩余劳动而得到保障的。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是通过为了在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现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财产是魁里特230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有作为罗马人才是土地私有者，而作为罗马人，他就是土地私有者。
［IV—53］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他们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制的第三种形式，是日耳曼的所有制。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下，公社成员本身既不像在东方特有的形式下那样是共同财产的共有者（在财产仅仅作为公社财产而存在的地方，单个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定土地的占有者，或是继承的，或不是继承的，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单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人，也就是说，属于同公社直接统一而不是同公社有别的人。因此，这种单个的人只是占有者。只有公共财产，只有私人占有。对公共财产的这种占有方式可以发生十分不同的历史的、地域的等等变化，这要看劳动本身是由每一个私人占有者孤立地进行，还是由公社来规定或由凌驾于各个公社之上的统一体来规定）；也不像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下那样，土地为公社所占领，是罗马的土地；一部分土地留给公社本身支配，而不是由公社成员支配，这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地；另一部分则被分割，而每一小块土地由于是一个罗马人的私有财产，是他的领地，是实验场中属于他的一份，因而都是罗马的土地；但他之所以是罗马人，也只是因为他在一部分罗马的土地上享有这样的主权。
〔“在古代，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受蔑视，而农业则受尊敬，在中世纪则相反。”［（尼布尔，同上，第418页）］〕
〔“通过占有公社土地而使用公社土地的权利，最初属于贵族，以后贵族把这种公社土地授予自己的被保护民231；从公有地中分给财产只适用于平民；一切财产的配与都有利于平民，并且是对某一份公社土地的补偿。除了城墙周围的地带之外，真正的土地财产最初只在平民手里”［（同上，第435—436页]］（后来有被接受［加入罗马籍］的农村公社）。〕
〔“罗马平民的本质就在于，像在他们的魁里特所有制中所表现的那样，它是农民的总体。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自由民的本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在农业中保存着民族的古老部落，而在外地商人和手亡业者定居的城市里这个民族则起了变化，同样，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凡有奴隶制的地方，被释放的奴隶都力图从事这一类职业来谋生，后来往往积蓄大量财富。所以在古代，这些行业总是在他们手里，因而便被认为是不适合公民身分的事情；于是，人们认为允许手工业者获得全权公民的身分是危险的（在更早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手工业者通常被排斥在全权公民之外）。‘任何罗马人都不许作为商人或手工业者谋生’232。像中世纪城市史中那种受人尊敬的行会，古代人是根本不懂的；而且在中世纪城市史中，随着行会逐渐压倒氏族，甚至作战精神也趋于消沉，最后竞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各城市在外界所享有的尊崇以及它们的自由，也消失了。［（同上，第614—615页）］〕
〔“古代各国的部落是按两种方式建立的：或按氏族，或按地区……氏族部落比地区部落古老，而且几乎到处都被后者排挤。它们的最极端的、最严格的形式是种姓制度，一个种姓同另一个种姓互相隔离，没有通婚的权利，各个种姓按其地位来说完全不同，每一个种姓有自己专一的、不变的职业……
地区部落最初是同地方划分为区和村相适应的，所以，在实行这种划分时，在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阿提卡地区，凡已经是一个村的居民的人，都以该村的德莫特233的资格而编入该村所在地区的部落234之内。德莫特的子孙，不问其居住地何在，照例仍旧属于同一个部落和同一个德莫，这样，这种划分就具有按家世划分的外表……［（同上，第317、318页）］
这种罗马的氏族并不是由血缘的亲族组成的。在共同的姓氏之外，西塞罗还要把他们的祖先是自由民作为特殊的标志。罗马的氏族成员有共同的圣地，它后来〈早在西塞罗时代〉就没有了。保存得最久的是对那些既无近亲又无遗嘱的已故同氏族人的财产的继承。在最古时代，帮助遭到非常事故的贫困的同氏族人，是氏族成员应尽的义务。（这最初在日耳曼人中广为流行，而在迪特马尔申人235中保留得最久。）［（同上，第326、328、329、331页）］氏族是联合团体，在古代世界，比氏族更普遍的组织是没有的……例如，在盖尔人236中，名门望族的坎伯尔家族便和自己的家臣组成一个克兰###[66]$$$。”（同上，第333、335页）］〕
因为贵族在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公有地的占有者，并且通过自己的被保护民等等来利用公有地（后来便逐渐地据为己有）。
日耳曼的公社并不集中在城市中；而单是由于这种集中——即集中在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作为农民的居住地、同样也作为军事指挥中心的城市中——，公社本身便具有同单个人的存在不同的外部存在。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所有制和农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的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真正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上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像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V—1］237当联合在城市中的时候，公社本身就具有了某种经济存在；城市本身的单纯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在这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在日耳曼人那里，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使从外表来看，公社也只有通过公社成员的每次集会才存在，虽然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包含在他们的亲缘关系、语言、共同的过去和历史等等之中。
因此，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因此公社事实上不是像在古代民族那里那样，作为国家、作为国家组织而存在，因为它不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为了使公社具有现实的存在，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举行集会，而例如在罗马，除了这些集会之外，公社还存在于城市本身和掌管城市的官吏等等的存在中。
诚然，在日耳曼人那里，也有一种不同于单个人的财产的公有地，公社土地或人民土地。这种公有地，是猎场、牧场、采樵地等等，这部分土地，当它必须充当这类特定形式的生产资料时，是不能加以分割的，可是，这种公有地却又不像例如在罗马人那里那样，表现为与私有者并列的国家的特殊经济存在，以致这些私有者只有当他们像平民那样被取消即被剥夺公有地的使用权时，才会成为真正的私有者。
相反，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有当它被当作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以不受敌对部落的侵袭时，它才表现为财产。不是单个人的财产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财产的存在表现为以他物为中介，也就是说，表现为独立主体互相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每一单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立的生产中心（手工业只是妇女的家庭副业等等）。
在古代世界，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而在日耳曼世界，单个的住地就是一个经济整体，这种住地本身仅仅是属于它的土地上的一个点，并不是许多所有者的集中，而只是作为独立单位的家庭。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在古代民族那里（罗马人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现的形式最纯粹，最突出），存在着国有土地财产和私人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结果是后者以前者为中介，或者说，国有土地财产本身存在于这种双重的形式中。因此，土地私有者同时也就是城市的市民。从经济上说，国家公民身分就表现在农民是一个城市的居民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上。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城市居民；相反地，这种形式的基础是孤立的、独立的家庭住宅，这一基础通过同本部落其他类似的家庭住宅结成联盟，以及通过在发生战争、举行宗教活动、解决诉讼等等时为取得相互保证而举行的临时集会来得到保障。在这里，个人土地财产既不表现为同公社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也不表现为以公社为中介，而是相反，公社只存在于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公社财产本身只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公共附属物。
［日耳曼的］公社既不是使单个的人只表现为偶然因素的那种实体［像在东方公社中那样］；也不是［像在古代公社中］那样的一般物，那种一般物本身，无论是在单个人的观念中，还是从城市的存在和公社的城市需要不同于单个人的存在和需要来说，或者从公社的城市土地这种公社特殊存在不同于公社成员的特殊经济存在来说，都是一个存在着的统一体。与此相反，［日耳曼］的公社本身，一方面，作为语言、血统等等的共同体，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但另一方面，这种公社只存在于公社为着共同目的而举行的实际集会中，而就公社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存在（表现为共同使用猎场、牧场等等）而言，它是被每一个个人所有者以个人所有者的身分来使用，而不是以国家代表的身分（像在罗马那样）来使用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所有者的共同财产，而不是在城市中另有其特殊存在而与单个人相区别的那种个人所有者联合体的共同财产。
这里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再生产出来——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存在着以下的特点：
（1）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的前提。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使自己的主体性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已经存在的自然。［V—2］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
（2）但是，这种把土地，把大地当作劳动的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的关系——一因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表现为单纯劳动的个人，不表现在这种抽象形式中，而是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他的活动的简单结果，这就和他的皮肤或他的感官一样是他的活动的前提，这些东西在他的生命过程中虽然也被他再生产并加以发展等等，但毕竟作为前提存在于再生产过程本身之前一，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中介。
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像他不可能会说话一样。诚然，他能够像动物一样，把土地作为实体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把土地当作财产，这种关系总是要以处在或多或少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发展了的形式中的部落或公社占领土地（和平地或暴力地）为中介。在这里，个人决不可能像单纯的自由工人那样表现为单个的点。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为前提，因为他对土地的关系是以公社为中介的。他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为中介的；另一方面，公社的现实存在，又由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所有制的一定形式来决定。不管这种以公社成员身分为中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现为公共所有制（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只是占有者，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还是这种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后者决定于前者，因而只有国家公民才是并且必定是私有者，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民，他的所有制又同时具有特殊的存在）；最后，还是这种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础，而公社本身，除了存在于公社成员的集会中和他们为共同目的的联合中以外，完全不存在），——不管怎样，公社成员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的关系，即对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的自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现在实际上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以所有者的身分对待土地，就是说，通过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自然特性，由自然条件决定的土壤利用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由迁移、历史事件等等引起的变动。
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被作为前提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式的前提：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限于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如果单个人改变自己对公社的关系，他也就在改变公社，破坏公社，同样也破坏公社的经济前提；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前提也发生变化——由于本身的辩证法而发生变化，贫穷化等等。尤其是由于战争和征服的影响，例如在罗马，这本质上属于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作为公社基础的实际纽带遭到破坏。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被作为前提的关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地或又是历史地形成的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对同部落人等等的关系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前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亡了。在罗马人那里，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关系、征服等等，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虽然所有这些因素在达到某一定点以前似乎还和基础相容，部分地似乎只是无害地扩大着这个基础，部分地似乎只是从这个基础中生长出来的恶习。这里，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物。但是，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
［V—3］哪一种土地所有制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方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问题在于，一方面，财富是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另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财富都以物的形态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井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中介的关系也好。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总是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代中，人的内在本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化；这种普遍的对象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代世界是从狭隘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凡是现代表现为自我满足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他所理解的财产正是指土地财产——的非经济起源的那种东西238，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像劳动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祥，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先存在的；作为他身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
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之前，还要指出下面一点：好样的蒲鲁东不但能够，而且一定会同样振振有词地给作为财产形式的资本和雇佣劳动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因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东西、作为资本出现，和工人在资本家方面作为无财产者、作为抽象工人出现，——价值同活劳动之间发生的交换，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虽然资本和雇佣劳动这两者本身再生产着这种关系，并且在其客观的广度上以及深度上都发展着这种关系），这种历史过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
换句话说：财产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可是，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及其每一阶段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之为经济关系。
生产的原始条件（或者同样也可以说：由于两性间的自然过程而增多的人的再生产的原始条件；因为这种再生产，一方面表现为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为客体的塑形，客体从属于主体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最初本身不可能是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V—4］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当作只是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他的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是奴隶形式的，还是农奴形式的，都被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列为一类，即与牲畜并列，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
换句话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的自然生存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自然生存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部落、特里布斯239等等——它们后来和别的家庭、部落、特里布斯等等相混合、相对立，而在历史上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一个成员而存在，并且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当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当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作为共同体的一个天然的成员，他分享公共的财产，并占有自己单独的一份；正如他生来是罗马公民，对公有地有（至少是）观念上的要求权，而对于若干罗马亩的土地则有实际上的要求权一样，等等。
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属于他的，看作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是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为中介的。（共同体的抽象，即其成员除语言等等而外几乎毫无共同的东西，甚至语言也不一定是共同的，这显然是晚得多的历史状况的产物。）例如，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
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同样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
〔像人们在秘鲁所看到的那种共同生产和公有制，显然是一种派生形式，它们是由一些征服者部落所引入的和传输进来的，这些部落在其故乡所熟悉的是一种古老的更简单的——如在印度和斯拉夫人那里所存在的——公有制和共同生产。同样，例如在威尔士的克尔特人那里我们所遇到的那种形式，看来是传输到他们那里去的，也是派生的，是由征服者引入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部落的。这些制度是由一个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并系统地造成的，这证明它们的形成较晚。正如引入英格兰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一样。〕
〔在游牧的畜牧部落——所有畜牧民族最初都是游牧的——那里，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一样，是以原始的无穷无尽的形式出现的，例如亚洲的草原和亚洲高原的情形就是这样。土地被用作牧场等等，在土地上放牧畜群，畜牧民族则靠畜群生存。他们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财产固定下来。在美洲蒙昧的印第安部落中，狩猎地区便是这一类财产；部落把某一地区认作自己的狩猎地盘，并用强力保护它免受其他部落侵犯，或者是设法把其他部落从他们所占有的地盘上赶走。在游牧的畜牧部落中，公社事实上总是聚集在一起的；这是旅行团体，是结队旅行者，是游牧群，而上下级从属关系的形式便由这种生活方式的条件中发展出来。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在每一处停留地上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用的。〕
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如果我们立即来考察定居的民族）——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卫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
（在这里，事实上我们可以仅限于论述原始的土地所有制，因为在畜牧民族那里，对天然的土地产品——例如绵羊——的所有，同时也就是对他们所游牧的草地的所有。一般说来，土地财产也包括土地上的有机产物财产在内。）
〔如果把人本身［V—5］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简单的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
所以，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
这些自然生产条件的形式是双重的；（1）人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因而，也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其原始形式是部落体，是或多或少发生变化的部落体；（2）以共同体为中介，把土地看作自己的土地，公共的土地财产对个人来说同时又是个人占有物：或者是这样：只有［土地的］果实实行分配，而土地本身及其耕作仍然是共同的。（但住所等等，哪怕是西徐亚人的四轮车．也总是由个人占有。）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这一点就已经是例如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他的主体存在本身要以此为条件，正如他的这种存在同样要以他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实验场为条件一样。
（诚然，财产最初是动产，因为人起先占有的是土地的现成果实，其中也包括动物，特别是可驯养的动物。但是，甚至这样的情况，狩猎、捕鱼、游牧、以采集树木果实为生等等，也总是以占有土地为前提，或者是把土地作为固定住地，或者是供往来游动，或者是用作动物的牧场等等。）
可见，财产意味着：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意味着在其中有着主客体的存在），并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无机体这种关系为中介，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因为土地同时既是原料，又是工具，又是果实）看作是属于他的个体的前提，看作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为什么不是对消费条件的关系呢？个人的生产行为最初难道不是限于占有现成的、自然界本身业已为消费准备好的东西来再生产他自身的躯体吗？即使在那些只须找到、发现这些东西的地方，也很快就要求个人做出努力、付出劳动（如狩猎、捕鱼、游牧），要求主体生产出（也就是发展）某些能力。再说，人们可以取用现有的东西，而无须使用任何工具（工具本身已经是预定供生产之用的劳动产品），无须改变现有东西的形式（这种改变甚至在游牧中就已发生了）等等的这样一种状态，是非常短暂的，在任何地方也不能被认为是事物的正常状态，甚至也不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原始状态。此外，原始的生产条件当然包括不经劳动而直接可以消费的物品，如果实、动物等等；所以说消费储备本身就是原始生产储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员。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无机条件之一，共同体把这些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所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能改变的最少。这种财产形式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的，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土地财产，农业独占统治的地方不同，征服［其他共同体］并不是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因为在这种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者，所以他本身实质上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即奴隶。而奴隶制在这里既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
［V—6］其次，很清楚：
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并宣布为法律和加以保证的），也就是说，既然生产者的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才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这些条件实际上成为的主体活动的条件。
可是同时也很清楚：这些条件是改变着的。一块地方只是由于部落在那里打猎才成为狩猎地区；土地只是由于耕作才成为个人身体的延伸。在罗马城建起来而其周围的土地被罗马公民耕种之后，共同体的条件便和以前不同了。所有这些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保持下来，即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但是，这种再生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例如，在每一个人均应占有若干亩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就给这样做造成了障碍。要想消除这种障碍，就得向外殖民，要实行殖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这样就有奴隶等等。还有，例如，公有地扩大了，这样代表共同体的贵族就增加了等等。
可见，旧共同体的保持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坏，这种保持会转向对立面。例如，如果设想，原有土地面积上的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等（在旧的传统的耕作方式下，这种发展恰好是最缓慢的）而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每天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在农业上等等，而这又会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开垦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他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而这种传统方式在农业中保持得很久的，在东方的那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中，保持得更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越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所有制形式，从而共同体本身，也就越是稳固。
凡是公社成员作为私有者已经同作为城市公社以及作为城市领土所有者的自身分开的地方，那里也就出现了单个的人可能丧失自己的财产的条件，也就是丧失使他既成为平等公民即共同体成员，又成为所有者的那种双重关系。在东方的形式中，如果不是由于纯粹外界的影响，这样的丧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社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他是同公社牢牢地长在一起的。其原因也在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市（乡村）和土地的结合。
在古代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是有害的职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231、外地人干的事情）等等。生产劳动的这种发展（这种劳动作为只是为农业和战争服务的自由人的家庭劳动，或者作为为宗教仪式和共同体服务的I业，如建造房屋、修筑道路、兴建庙宇等等，而从单纯从属于农业的状况中摆脱出来），是必然会有的，这是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奴隶，由于要交换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体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交换也起同样的作用；还有债务等等。
共同体（部落体）的特殊形式和与它相联系的对自然界的所有权这二者的原始统一，或者说，把生产的客观条件当作自然存在，当作以公社为中介的单个人的客观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这种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所有制形式，——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的一定的能动的关系，［V—7］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这种劳动方式总是表现为家庭劳动，常常是表现为公社劳动）。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出现的是共同体本身；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包括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体的生产力，也包括客体的生产力。
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所有制，归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的一定关系。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再生产。然后，便转入解体。
因此，财产最初（在它的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耳曼的形式中）意味着，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因此，它也将依照这种生产的条件而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生产本身的目的是在生产者的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中并连同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一起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个人把劳动条件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这不是劳动即生产的结果，而是其前提），是以个人作为某一部落体或共同体的成员的一定的存在为前提的（他本身直到某一点为止是共同体的财产）。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只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因而，财产就不再是亲身劳动的个人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了。奴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它们是以共同体和以共同体中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的和合乎逻辑的结果。
当然，可以非常简单地设想一下，有个体力超群的大力士，起先捉野兽，后来便捉人，迫使人去捉野兽，总之，像利用自然界中任何其他生物一样，也把人当作自然界中现有的条件之一，用于自己的再生产（这时他自己的劳动就归结为统治等等）。可是，这样的看法是荒谬的——尽管它就某一个部落体或共同体来看是很对的——，因为它是从孤立的人的发展出发的。
人只是在历史过程中才孤立化的。人最初表现为类存在物，部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15。交换本身就是造成遮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要，并使之解体。然而，一旦事情变成这样，即人作为孤立的个人只和自己发生关系，那么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手段，就又变成使自己普遍化和共同化的东西。在这种共同体里，单个的人作为所有者（比如说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客观存在就是前提，而且这又是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这些条件把单个的人锁在这个共同体上，或者更确切些说，使之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体条件，他只是在主体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
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提的，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
至于古代的土地所有制在现代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再现的问题，这本身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我们将在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一篇中加以论述。
［V—8］（这一切还要回头来进行更深入和更详细的分析。）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谈的是：劳动对资本的关系，或者说，劳动对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这个历史过程曾促使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动的各种不同形式发生了解体。
因此，首先指的是：
（1）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这种所有制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样一种共同体为前提的，这种共同体的成员彼此间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们都是所有者。所以，这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共同所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它发展成为对立物，但仍然是隐蔽的——尽管是对立的——基础）。
（2）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正如上述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以现实的共同体为前提一样，劳动者对他的工具的这种所有制，是以手工业劳动这一工业劳动发展的特殊形式为前提的；同这种劳动形式相联系的是行会同业公会制度等等。（古代东方的工业在考察上述第一点时就可以加以分析。）在这里，劳动本身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本身等等。师傅制。资本家自己还是师傅。特殊的劳动技能也保障着劳动工具的占有等等。劳动方式以及劳动组织和劳动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的。中世纪的城市。劳动还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片面能力的一定的自足的发展等等。
（3）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劳动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有作为生产者来生活——也就是在生产期间即在完成生产以前维持生活——所必需的消费品。作为土地所有者，他直接拥有必要的消费储备。作为行会师傅，他继承、赚得、积蓄这种消费储备，而作为徒弟，他不过是一个学徒，还完全不是真正的，独立的劳动者，而是按照家长制寄食于师傅。作为（真正的）帮工，他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师傅所有的消费储备。这种储备即使不是帮工的财产，按照行会的法规和习惯等等，至少是他的共同占有物等等。（这个问题将进一步论述。）
（4）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关系也同样发生解体，在这种关系中，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而且作为这种生产的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是奴隶或农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生产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一方面，要找到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作为丧失客体条件的、纯粹主体的劳动能力，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生产的客观条件相对立，所需要的历史前提便是这些。另一方面，要问：工人要找到同自己相对立的资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在资本的公式中，活劳动对于原料、对于工具、对于劳动过程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关系，都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即把这一切都当作非财产来发生关系，——这种资本的公式，首先包括非土地财产，或者说，否定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劳动的个人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劳动、而生产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不仅是作为劳动者同土地发生关系，而且是作为土地所有者同作为劳动主体的自身发生关系。土地财产潜在地包含着对原料，对原始的工具即土地本身，以及对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的所有权。在最原始的形式中，这意味着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在土地中找到原料、工具以及不是由劳动所创造而是由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活资料。只要这种关系再生产出来，那么，派生的工具以及由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土地的果实，就显得是包含在原始形式的土地财产中的东西。因此，这种历史状态作为较完全的财产关系，也就在工人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中首先被否定了。这是第一种历史状态，它在工人同资本的关系中被否定了，或者说作为历史上已经解体的东西而成为前提。
第二，［V—9］只要存在着对工具的所有权，或者说劳动者把工具看作是他自己的东西，只要劳动者作为工具所有者来进行劳动（这同时意味着工具包括在他个人的劳动之内，也就是意味着劳动生产力处在特殊的有限的发展阶段上）只要劳动者表现为所有者或表现为从事劳动的所有者的这种形式，已经成为一种与土地财产并存并且存在于土地财产之外的独立形式，——这就是劳动在手工业中和城市中的发展，这种发展已不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是土地财产的附属品，包括在土地财产之内；因此，原料和生活资料成为手工业者的财产，只是以他的手工业，以他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中介，——凡是在这样的地方，就已经有了与第一个历史阶段并存并且存在于第一个历史阶段之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而第一个历史阶段本身，由于上述第二类财产或第二类从事劳动的所有者独立出来，就必然以大大改变了的面貌出现。
因为工具本身已经是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构成财产的要素已经是由劳动创造的要素，所以在这里，共同体（指这个第二类财产借以建立的共同体），就不能再像第一种情况下那样以一种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了，共同体本身已经是被生产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派生出来的，由劳动者本身生产出来的共同体。显然，凡是在工具的所有权表现为把劳动的生产条件看作财产这样一种关系的地方，工具在实际的劳动中仅仅表现为个人劳动的手段；那种使他实际上占有工具并把工具作为劳动资料来使用的技艺，表现为劳动者的特殊技能，这种特殊技能使他成为工具所有者。总之。行会同业公会制度（即把劳动主体确立为所有者的那种手工业劳动）的基本性质，应该归结为把生产工具（劳动工具）看作是财产这样一种关系，这与把土地（原料本身）看作归自己所有是不同的。这种对生产条件的这一个要素的关系，把劳动的主体确立为所有者，使他成为从事劳动的所有者，这是第二种历史状态，它按其本性只有作为第一种状态的对立物，或者可以说，同时作为已经改变的第一种状态的补充物，才能存在。这第二种历史状态，在资本的第一个公式中也同样被否定了。
第三种可能的形式，就是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生活资料表现为劳动主体的自然条件，而无论是土地，还是工具，甚至劳动本身，都不归自己所有。这种形式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公式，在工人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的关系中，它也同样被否定了，表现为在历史上已经解体的状态。
所有制的各种原始形式，必然归结为把各种制约着生产的客观因素看作是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原始形式构成各种形式的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同样它们又以一定形式的共同体作为前提。这些形式由于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制）之内而在本质上发生变化，于是属于第一种状态的一切财产形式的单纯肯定性质便丧失了，发生变化了。它们全都包含着奴隶制这种可能性，因而包含着这种对自身的扬弃。至于第二种状态，特殊种类的劳动，其中的师傅制，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对工具的所有＝对生产条件的所有，这种状态虽然不包含奴隶制和农奴制，但可以在种姓制度的形式中得到类似的否定的发展。〕
〔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的第三种形式——如果不是归结为奴隶制和农奴制——不可能包含劳动的个人对生产条件，因而对生存条件的关系。因此，它只能是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原始共同体的这样一些成员的关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财产，但还没有达到第二种财产形式；面包和娱乐时代240的罗马平民的情形就是这样。〕
〔侍从对他们的领主的关系，或者说个人服务的关系，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个人服务实质上仅仅构成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生存方式，这种土地所有者已经不再从事劳动，而他的财产则把劳动者本身作为农奴等等包括在生产条件之内。在这里，统治关系表现为本质的占有关系。对于动物、土地等等，实质上不可能通过占有而发生任何统治的关系，虽然动物服劳役。占有他人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因此，没有意志的东西，例如动物，虽然能服劳役，但这并不使所有者成为领主。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统治关系和隶属关系也属于生产工具占有的这种公式之内；而这些统治关系和隶属关系构成所有原始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发展和灭亡的必要酵母，同时它们又表现出这些关系的局限性。诚然，在资本中，它们被再生产出来（以间接的形式），因而也构成资本解体的酵母，同时也是资本的局限性的标记。〕
［V—10］〔“在贫困时出卖自己和自己近亲，这种权限不幸曾是人们普遍的权利：这在北方各地，在希腊人中，在亚洲都很流行；债主有权把不还债的负债人充当自己的奴仆，而且有权用负债人的劳动或通过出卖其人身（只要这是可能的）来抵偿债务，这种权利也是几乎到处流行的。”（尼布尔［《罗马史》］第1卷第600页）〕
〔尼布尔在一个地方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在奥古斯都时代写作的希腊作家是难以了解的，他们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并把这种关系同保护人和被保护民231之间的关系混淆起来；这是由于他们
“写作的那个时代，富者与贫者都是唯一真正的公民阶级；那时贫穷的人，无论出身怎样显贵，也需要有保护人，而百万富翁，即使曾是一个被释放的奴隶，也成了受欢迎的保护人。在他们那里，世袭的从属关系，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同上，第1卷第620页）。〕
〔“在两个阶级——麦特克241和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后裔——中，有手工业者，他们的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而抛弃了农业的平民则享有这种公民权利。但手工业者也没有丧失拥有自己合法的联合团体的荣誉，他们的行会受到很大的尊敬，以致人们称努玛为这些行会的创立者，行会有九个：笛师，金匠、木匠、染匠、马具匠、制革匠、铜匠、制陶匠以及包括其他一切手工业的第九种行会……他们之中有些是住在城郊的独立的公民242，是不受任何保护人庇护的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在有这种权利的情况下）；也有的是农奴的后裔，他们的从属关系由于他们的保护人的氏族灭绝而中断了；当然，他们对于旧的公民与公社间的纠纷，一直是漠不关心的，正如佛罗伦萨的行会对于奎耳夫和吉贝林两派243间的争斗漠不关心一样，可能农奴仍然完全处于贵族的支配之下。”（同上，第1卷第623页）〕
一方面，前提是这样一些历史过程，这些历史过程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处于一种即使最初不是真正的自由工人的地位，无论如何也是可能的自由工人的地位，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所有生产的客观条件作为他人财产，作为这些个人的非财产，和这些个人相对立，但同时这些客观条件作为价值是可以交换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活劳动占有。这种历史上的解体过程，既是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地主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因而这实质上是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的过程；也是使劳动者成为自耕农244、成为自由劳动的小土地所有者或佃农（隶农245）、成为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的解体〔公共所有制和现实共同体的更古老形式的解体，就不用说了〕；也是以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并且把作为一定手工业技能的劳动本身当作财产（而不仅仅是当作财产的来源）的那种行会关系的解体，同样也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的解体，在这些关系中，非所有者作为自己主人的仆从表现为剩余产品的共同消费者，并且以此为代价，穿着自己主人的仆役的制服，参加主人的争斗，从事想象的或实际的个人服务等等。
在所有这些解体的过程中，只要更详尽地考察便可发现：在发生解体的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即以直接使用为目的的生产；交换价值及其生产，是以另一种形式占优势为前提的；因此，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实物贡赋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占优势。但这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只要更仔细地考察，同样可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这里首先与我们有关的是：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变为可能的自由雇佣工人（只是由于没有财产而被迫劳动，并出卖自己劳动的个人）这一解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所要求的，不是这些个人先前的收入来源和部分财产条件的消失，相反地，只是它们的使用有所不同，它们的存在方式改变了，它们作为自由基金转入他人手里，或者部分地仍然保留在这些个人手里。但同样明显的是，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个人（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仍然存在，但却以另一种形式，作为自由基金而存在，在这种形式上一切原有的政治等等的关系都已经消失，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已经只是以价值的形式，以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财产的个人相对立。
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V—11］资本同自由工人相对立。历史的过程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分离开；因此，这个过程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了，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性上的），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客观条件与这些变为自由工人的阶级的分离，必定同样会在相反的一极表现为这些条件本身的独立化。
如果不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看作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支配整个生产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而预先存在的资本，就是雇佣劳动自身的产物，并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被雇佣劳动本身当作前提，它作为雇佣劳动本身的前提是由雇佣劳动本身创造出来的。〕而是看作正在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是考察货币向资本的最初转化，考察一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资本与另一方面只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自由工人之间的交换过程，那么，自然会得出为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道的简单结论：作为资本而出现的一方，必定拥有原料、劳动工具以及使工人在生产期间直到生产完成以前能够维持生活的生活资料。
而且，事情仿佛是这样：在资本家那里，必定已经有了一种积累——出现在劳动之前并且不是来自劳动的积累——，它使资本家能够驱使工人劳动，维持他们的活动能力，把他们作为活的劳动能力维持下去。〔一旦资本和雇佣劳动成为它们自身的前提，即成为先于生产本身而存在的基础，事情首先就会是这样：资本家除了拥有工人用来再生产自身、创造必要的生活资料即实现必要劳动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以外，他还拥有使工人实现剩余劳动，即实现资本家的利润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进一步分析会表明，工人不断地为资本家创造出，或者说以资本的形式创造出双重的基金，这种基金的一部分不断地补充工人本身存在的条件，另一部分不断地补充资本存在的条件。我们已经看到，在剩余资本——同资本对劳动的原始关系相比的剩余资本——中，所有现实的、现有的资本，它的每一要素，都同样是对象化的、被资本占有的他人劳动，是不经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被占有的。〕然后，这种不依赖于劳动的、不是由劳动完成的资本的行为，就从资本的形成史中被搬到现代来，变成资本的现实性和它的作用、它的自我形成的一个要素。最后，就由此得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的结论，或者不如说，从简单而“公正的”等价物交换规律中引伸出资本的赢利方式。
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只是由于而且只有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本身相分离，才可能用来交换劳动的客观条件。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货币可以单纯通过等价物交换而积累起来；但这是在历史上不值一提的一种微不足道的来源（即假定货币是通过本人的劳动而换得的）。其实，正是由高利贷（特别是对土地财产贷放的高利贷）和由商人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动产，即货币财富，才转化为本来意义的资本，即产业资本。这两种形式，就它们不是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较早的财富形式即资本的前提来说，我们在后面还有机会更详细地谈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形成，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的。这里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产物出现的。因此，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在这种场合，至多是来自租地农民，只要他是农产品商人），也不是来自行会（虽然在这种场合有这种可能性），而是来自商人的和高利贷者的财富。可是，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而与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时候，这种财富才找到购买这种自由劳动的条件。也只有这时候，这种财富才有可能购买这些条件本身。例如，在行会条件下，单纯的货币，如果它本身不是行会的、不是行会师傅的货币，就不可能买到织机，用来织布，一个人可以使用多少织机等等，是预先规定好的。总之，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还表现为活劳动所支配的领域，以致工具还没有真正进入流通。
要使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和材料等等，这些生活资料和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是那些现已丧失自己客观条件的人们的财产，现在同样也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了。
而另一种劳动条件——一定的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工具等等——是货币财富在资本的这个准备时期或最初时期发现的现成的东西，它们部分地表现为城市行会制度的结果，部分地表现为家庭工业即作为农业的附属物的工业的结果。这个历史过程不是资本的结果，而是资本的前提。经过这个历史过程，资本家才在土地财产或一般财产同劳动之间作为中间人（历史地）插了进来。历史根本不知道什么资本家和工人结成联盟［V—12］等等的美妙幻想，在资本概念的发展中也没有这种迹象。在某些地方，在依然完全属于另一个时期的范围内，偶尔会有手工工场发展起来，例如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手工工场曾经同行会并存。但是要成为整个时代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资本的条件就必须不仅局部地，而且是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当行会解体时，或许有个别的行会师傅转化为工业资本家，但这样的情形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很少的。整个来说，哪里出现了资本家和工人，哪里的行会制度、师傅和帮工就消失了。）
不言而喻，——而且在更详细考察这里所谈到的历史时代时，就可以看到，——以前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的以前方式的解体时期，无疑同时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时一方面货币财富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广度，另一方面，由于有加速这种解体的同一环境，货币财富迅速地增长和扩大起来。货币财富本身同时就是这种解体的动因之一，而这种解体又是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的条件。可是，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的历史就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而告终了，或者确切些说，从此就会开始新的历史了。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财富——商业等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
资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积累了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一句话，积累了同土地相分离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客观条件。
〔一看就可以明白，下述说法是很荒谬的循环论证：一方面，工人，即资本必须使之劳动才能使它自己确立为资本的那些工人，首先必须通过资本的积累创造出来，产生出来，等待着资本的呼唤：“变出来”！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如无他人劳动，便不能积累，或最多只能积累它自身的劳动，也就是说，它本身只能以非资本和非货币的形式存在，因为在资本存在之前，劳动只能实现在手工业劳动、小农业等等的形式中；简言之．这是完全不可能积累或者只能有很少积累的形式；这种形式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要被消费掉。这种积累的概念，我们还必须作更详尽的研究。〕
决不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
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已具备了。它们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解体过程，正是这一个过程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就货币在历史上也起促进作用来说，只有当货币本身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段加入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货币促使被剥夺光的、丧失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形成的时候，货币才起这种促进作用。但是，这当然不是由于货币为这些工人创造他们生存的客观条件，而是由于货币加速这些工人同这些条件的分离，——使工人丧失财产。
例如，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遣散了那些曾经与他们共同消费剩余农产品的侍从；其次，他们的租佃者赶走了茅舍贫农等等，这样一来，首先有大量的活劳动力被抛到劳动市场上，他们在双重意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唯一的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他们最初力图走后一条路，但是被绞架、耻辱柱和鞭子从这一条路上赶到通往劳动市场的狭路上去；由此可见，政府，如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等等的政府，246是作为历史上解体过程的条件而出现的，并且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另一方面，从前被土地所有者及其侍从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等等，现在由货币支配，货币要买到它们，以便用它们来购买劳动。货币既未创造、也未积累这些生活资料；它们本来就已存在，在它们以货币为中介而被消费和再生产之前，它们已经被消费和再生产了。发生变化的只不过是：这些生活资料现在被抛到交换市场上了，同那些侍从等等的嘴脱离了直接的联系，并由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因而落入货币财富的势力范围［V—13］和统治之下。
劳动工具的情况也是一样。货币财富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纺车和织机。但是，纺工和织工一旦同自己的土地相分离，他们就连同自己的纺车和织机一起落入货币财富等等的统治之下了。资本只不过是把它找到的大量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把它们聚集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是资本的实在的积累；就是在各个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积累起来。关于这个问题，将在考察所谓资本的积累问题时再详细谈。
货币财富——作为商人财富——当然促使旧的生产关系的推进和解体，并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例如像亚·斯密247已经出色地指出的那样，拿自己的谷物，牲畜等等去交换来自异乡的使用价值，而不是跟他的侍从一起把他自己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挥霍掉，也不是把自己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同他分享消费的侍从的人数上。在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租佃者那里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交换价值的发展——以商人等级的形式存在的货币促进了这种发展——瓦解着主要是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劳动对它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因而导致劳动市场的形成（当然要同奴隶市场区别开）。但是，就是货币的这种作用，也只有在那种不是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上，而是建立在行会的劳动组织等等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城市劳动本身创造了这样一些生产资料，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来说，行会变成了障碍，就像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对于改良了的农业成为障碍一样，这种改良了的农业本身部分地又是农产品在城市里的销路扩大等等的结果。其他的情况，例如16世纪时使流通的商品量和货币量增多，造成新的需要，因而提高了本地产品的交换价值等等，抬高了价格等等的情况，——所有这一切，一方面促进了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加速了劳动者或有劳动能力的非劳动者与其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分离，这样就促进了货币转化为资本。
可见，如果把资本的这种原始形成理解为似乎是资本积累了并创造了生产的客观条件——生活资料、原料、工具——并且替那些已经被剥夺掉这些条件的劳动者提供了这些条件，那就再荒谬不过了。相反，货币财富部分地助长了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劳动力被剥夺掉这些条件；这种分离过程部分地又是在没有货币财富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当资本的原始形成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时，货币财富便能够作为中介出现在这样变成自由的客观生活条件与变成自由的但已是一贫如洗的活劳动力二者之间，并且能够借助于一方去购买另一方。至于货币财富本身在转化为资本之前的形成问题，那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的史前时期的问题。高利贷、商业、城市以及与这一切同时兴起的国库，在这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租佃者、农民等的积蓄也起过作用，不过作用程度较小。
这里同时又可以看到，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这种交换价值到处以商业为中介，或者说它的中介可以称为商业；货币在商人等级中保持独立的存在，同样，流通在商业中保持独立的存在——，一方面导致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导致劳动本身属于生产客观条件的这些关系的解体；而所有这些关系既表明使用价值和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占优势，也表明那种本身还直接作为生产前提而存在的现实的共同体占优势。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的共同体，——尽管像我们在论货币的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们会造成一种外观，仿佛财产仅仅是劳动的结果，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有是［劳动的］条件，——以及作为财富的一般条件的劳动，都是以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并且产生出这种分离。这种等价物的交换是存在的，不过，它仅仅是这样一种生产的表层而已，这种生产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如果把它同资本分开来考察，像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作独立的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不过这是必然的假象。
因此，现在已经毫不奇怪的是，交换价值制度，以劳动为尺度的等价物的交换，会转化为不通过交换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转化为劳动与财产的完全分离，或者更确切地说，会把这种情况当作这一制度的隐蔽背景而显示出来。因为，交换价值本身和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前提是：［V—14］他人的劳动能力本身是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或劳动能力对自己的客体性的关系——成了对他人的财产的关系；一句话，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成了对资本的关系。只有在封建制度衰亡但还进行着内部斗争的时期，例如14世纪和15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才是劳动自我解放的黄金时代。为了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这种私人交换制度，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造成对象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因而导致不通过交换而占有活劳动。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在历史上往往非常明显地表现成这样：例如商人让许多以前以农村副业的形式从事纺织的织工和纺工为他劳动，把他们的副业变成他们的本业。这样，商人就掌握了他们，并把他们变成受他支配的雇佣工人。后来他们又必须离开家乡，联合在一个作坊里——这是第二步。很明显，在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商人既没有为织工和纺工预备原料，也没有为他们预备工具、生活资料。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逐渐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之内，这种劳动使他们依赖于出售，依赖于买者，依赖于商人，最终他们就只是为他而生产，并通过他而生产。最初，商人只是通过购买他们的产品来购买他们的劳动；一旦他们只限于生产这种交换价值，从而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必须把自己的劳动全部用来换取货币，才有可能继续生存，这时他们便落入商人的支配之下，最后就连他们好像是把产品出卖给商人的那种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购买他们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或者是为了减低商人自己的生产费用而把劳动工具留给他们作为徒有其名的财产。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属于这种原始的历史形式的，一方面，是本来意义上的手工工场（还不是工厂）。手工工场产生在为出口、为国外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地方，也就是说以大宗海陆贸易为基础，产生在贸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市、君士坦丁堡、弗兰德和荷兰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罗纳等等。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除那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在这些地方，工场手工业的基础是国外市场，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以交换价值为目标，也就是说，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手工工场、造船业本身等等，——除这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在乡村中，建立在没有行会等等的农村中。农村副业包含着工场手工业的广阔基础，而城市工商业为了能够按照工厂方式经营，则要求生产的高度发展。包含着这种基础的，还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如玻璃厂、金属加工厂、锯木厂等等，它们一开始就都要求劳动力更加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产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集中。造纸厂等等也是一样。
另一方面，又有租地农场主的出现和农业人口向自由短工的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在农村中彻底完成并达到它的最纯粹形式为期最晚，但它在那里开始的时间是最早的。
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达到大上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农村整个地纳入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玻璃厂、造纸厂、炼铁厂等等，是不能以行会的方式经营的。它们要求大规模的生产、广泛市场的销路、操在企业家手中的货币财富——这并不是说，企业家创造了条件，他既不创造主观条件，也不创造客观条件，但在旧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关系之下，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
然后，农奴制依附关系的解体，以及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逐渐地使一切劳动部门转变为资本经营的部门。当然，城市本身也在非行会的短工和粗工等等形式上包含着形成本来意义的雇佣劳动的一个要素。
［V—15］如果说我们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在以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消灭手工业劳动、从事劳动的小土地所有制等等，甚至也消灭了那种处在不与劳动相对立的形式上的资本本身，即小资本和介于旧生产方式（或在资本的基础上更新的旧生产方式）同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资本生产方式之间的中间类型、混合类型。
在资本产生时作为前提的唯一积累，是货币财富的积累，这种货币财富从本身来看完全是非生产的，它仅仅从流通中产生出来而且仅仅属于流通。资本迅速为自己创造国内市场，是通过消灭所有的农村副业，从而为一切人纺织，为一切人供应衣服等等，一句话，使以前作为直接使用价值而生产的商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形式，这是一个由于劳动者与土地以及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甚至也许是依附者的所有权）相分离而自然产生的过程。
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需求，而且只是缓慢地扩大着。
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产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144一这是完全错误的。在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资本家。
但是，这种错误丝毫不比谈论古代的资本，谈论罗马、希腊的资本家的那些语言学家所犯的错误大。这只不过是以另一种说法表明在罗马和希腊劳动曾是自由的，不过这一点是这些先生们未必想说出的。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资本家，而且他们也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范围内的畸形物而存在的。
如果谈到在古代人那里还没有出现的“资本”这个词（虽然在希腊人那里，àρχαια［不加息的原始资本］一词相当于拉丁语的pricipalissummareicredita［借贷的本金）。248）那么至今还带着自己的牲畜群在亚洲高原的草原上放牧的游牧民，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最初的含义是牲畜，所以至今在法国南部，往往由于缺乏资本而订立的分成制契约恰恰例外地被称为：BaildebestesàCheptel［牲畜租赁契约］。假如用说得很蹩脚的拉丁语来表达，那么，我们的资本家或CapitalesHomines［首脑人物］便成了“quidebentcenumdecapite［应交纳人头税的人］249。
当规定资本的概念时，会遇到在规定货币概念时所没有遇到的困难。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但是，它同时又是作为一种与资本家不同的资本家存在要素，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资本。我们还将看到，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就资本概念来说看来并不包含的含义。例如人们说，把资本借出去，把资本积累起来等等。在所有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但这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将在论述过程中得到解释。
（顺便当作笑话说一下：勇敢的亚当·弥勒以极其神秘的眼光看待一切譬喻，他也听说日常生活中的活资本是与死资本相对立的，并用神智学来加以解释。250在这方面，阿瑟尔斯坦王的说法倒可以开导他：我把我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既包括活的牲畜，也包括死的土地果实，献给神。）251
货币始终具有同一形式，同一基质；因此很容易认为货币只是一种物。但是，同样的东西，商品、货币等等，或者可以代表资本，或者可以代表收入等等。甚至经济学家们也明白：货币是不可捉摸的东西；同样的物，有时可以包括在资本的规定中，有时可以包括在另外的、对立的规定中，因此，它或者是资本，或者不是资本。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
[64]“所有制”原文是“Eigentum”，在本节中，按上下文分别译为“财产”、“所有”、“所有权”、“所有制”；与土地相联时，则分别译为“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土地财产”、“地产”。——编者注
[65]“公有地”原文是“agerpublicus”，指古罗马的国有土地。——编者注
[66]即氏族。——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的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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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资本的原始积累］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旦成为前提——确切地说，只有当第一个生产过程再生产出资本和新生产出剩余资本I而结束时，货币才转化为资本；但是，只有当剩余资本I生产出剩余资本1I，也就是说，只有当正在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那些还处于现实资本的运动之外的前提已经消失，因而资本本身根据自己的内在本质，事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作出发点的那些条件本身时，剩余资本I才设定为即实现为剩余资本——，那么，这样一个条件，即资本家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把通过他本人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式（只要不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过去的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IV—46］投入流通这样一个条件，就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
例如，如果说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制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之一，那么这决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件，决不是它的现实的要素，而是城市制度的过去的前提，是城市制度形成时的前提，这些前提在城市制度存在时已被扬弃。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提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在生成；因此，这些条件和前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在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如果说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最初生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资本家时所实现的一定积累——即使是靠节约他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产品和价值等等——为前提，因此，如果说货币生成为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产生的一定的外在的前提，那么，一旦资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
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是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是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在创造剩余资本I之前存在的条件，或者说表现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范围，而是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处于资本以前的时期，就像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这就是说，个别资本仍然可能例如通过贮藏而产生。但是贮藏只有通过剥削劳动才能转化力资本。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和起来。
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历史考察必然开始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超越自身而追溯到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将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如果说一方面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在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如果我们现在首先考察已经形成的关系，考察变成资本的价值和作为单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因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对象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那么，问题简单表现为，活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材料，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工具，［IV—47］以及为了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为了防止这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质的那些生活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为他人的独立的存在或他人的人格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力也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东西，成为坚持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构成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体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因而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只是表现为另一种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同客观条件相区别）。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生产过程怎样生产这种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产和它们的价值增殖，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他人的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
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体的存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立的单纯主体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所谓的客观形式一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来实现，而是相反，劳动能力仅仅作为把这些条件当作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来增殖和保存的条件，而从生产过程中出来。223
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对象化在不属于他的东西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对象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作他人的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不让它劳动，劳动能力是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见，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就像材料和工具一样是他人的——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面来看，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总是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主体的劳动能力而重新开始自己的苦工。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像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如果我們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劳动，变成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短工等等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要的那些对象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存在时所需要的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
本质的条件本身已经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1）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体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中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2）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或对象化劳动，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对象条件，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对象条件，为［IV—48］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3）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中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而且，它不能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而是必须向工人本人购买劳动，换取劳动；最后，（4）其中的一方——以独立的、自力存在的价值的形式表现劳动的对象条件的那一方——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自行增殖，创造货币当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
只要双方仅仅以对象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同样，如果活劳动能力本身是另一方的财产，也就是说，它不是进行交换的人，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在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这种情况与上述论点并不矛盾。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
这种关系先前得以表现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生成这种关系的历史前提的那些条件，乍一看来表现出某种二重性：一方面是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224是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
首先第一个前提，是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的捎灭。活劳动能力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格互相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和自由的关系。
至于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这一点在考察法律关系时表现为处于这种关系之外的东西。自由工人所出卖的，始终只是一定的、特定量的力的表现；劳动能力作为总体是处于每个特殊表现之上的。工人把力的特殊表现出卖给某个特殊的资本家，工人独立地同这个作为单个人的资本家相对立。很明显，这不是工人同作为资本的资本的存在，即同资本家阶级的关系。但是，就单个的、现实的人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怍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动发生关系。在农奴制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只不过是活的工作机，因而它对别人来说具有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价值。对于自由工人来说，他的总体上的劳动能力本身表现为他的财产，表现为他的要素之一，他作为主体支配着这个要素，通过让渡它而保存它。这个问题在以后研究雇佣劳动时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一方面还不构成资本，另一方面也还不构成雇佣劳动。整个所谓的服务阶级，从擦皮鞋的到国王，都属于这个范畴。不论在东方公社，还是在由自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西方公社，凡是这些组织由于人口增长、战俘释放、各种偶然性造成个人贫穷和丧失独立劳动的客观条件，以及由于分工等原因，而分解为一些单个要素的地方，我们到处都可零散地见到自由的短工，他们也属于上述范畴。
如果A用某一价值或货币，即对象化劳动，交换B的某种服务，即活劳动，那么这可能属于：
（1）简单流通的关系。双方互相交换的，实际上只是使用价值；一方用来交换的是生活资料，另一方用来交换的是劳动，即他方所希望消费的服务，这或者是直接的个人服务，或者是一方为另一方提供材料等，后者通过自己的劳动，通过自己劳动的对象化，用这些材料等创造出一种使用价值，创造出供前者消费的使用价值。例如，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农民把一个走乡串里的裁缝领到自己家里，供给他衣料要他为自己做衣服。或者我给一个医生一些钱，要他给我治病。在这些场合，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在这里，“我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给”225，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人为我缝衣服，为此我向他提供材料，他给我使用价值。但他不是立即以物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而是以活动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我给他一种现成的使用价值，他为我制造另一种使用价值。过去的对象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不论B是自己生产他用来维持生存的食品，还是从A那里取得这些食品，即他不直接生产食品而生产衣服，用衣服从A那里换得食品，这实际上只表现为由分工和交换所引起的形式上的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只有付给A一种等价物，才能占有属于A的使用价值，而这种等价物归根到底总是他自己的活劳动，不论这种活劳动在交换完成以前还是由于这次交换而采取什么样的对象化形式。现在衣服不仅包含一种特定的赋予形式的劳动，即由劳动的运动赋予衣料的特定效用形式，而且还包含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而且包含价值一般，价值本身。但这种价值对A来说是不存在的，因为他消费衣服，而不是服装商人。因此，他交换来的劳动并不是创造价值的劳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活动。
［IV—49］在提供个人服务的情况下，这种使用价值是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没有从运动形式转变为实物形式。如果像在简单关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提供服务的人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直接的使用价值本身，那么，这样一种假象，即似乎对这一方或另一方来说具有意义的是与使用价值不同的价值的假象，也就不存在了。但是，即使假定A用货币支付服务费，这也不是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而是把货币当作换取消费品即一走的使用价值的单纯流通手段。因此，这种行为也不是生产财富的行为，反而是消费财富的行为。在这里，对于A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裁缝B的］劳动本身，一定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客体化于衣料中，而在于满足一定的需要。当A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式变为使用价值形式时，他的货币并没有增殖价值，反而丧失价值。劳动在这里不是当作生产价值的使用价值，而是当作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本身，当作供消费的价值交换进来的。A重复交换的次数越多，他就越穷。这种交换对他来说不是发财致富的行为，不是创造价值的行为，而是使现有的、归他所有的价值丧失的行为。A在这里用来交换活劳动——现实的服务或客体化于某种实物中的服务——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被用作流通手段的货币，是只具有转瞬即逝的价值形式的货币，不是那种想通过购买劳动来保存自己并且增殖自己价值的货币。货币作为收入，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决不可能使货币变为资本，因而也决不可能使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消费货币不是生产货币，这一点用不着详细解释。在大部分剩余劳动是农业劳动，因而土地所有者既是剩余劳动又是剩余产品的所有者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构成了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基金，构成了与农业劳动者相对立的工业（这里指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基金。
同手工业劳动者相交换，是土地所有者的一种消费形式，他的另一部分收入则通过换取个人服务——往往只是服务的假象——直接分给他的一群侍从。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土地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图亚特的用语）226相交换，结果出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这种关系尽管可能而不是必然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对立，但它同雇佣劳动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在劳动组织的所有各种不同形式下一再重复出现。如果这种交换是由货币作中介的，那么价格规定对双方都是重要的，但对A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A不愿意为劳动创造的使用价值支付过多，而不是因为他关心劳动创造的价值。这种最初多半是习惯造成的和世代沿袭的价格，逐渐由经济来决定，先是由供求之间的比例，最后则由能够创造出这类活服务的出卖者本身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这种情况毫不改变关系的本质，因为同以前一样，价格规定对于单纯使用价值的交换来说仍然只是形式上的要素。但是，这种价格规定本身是由其他的关系，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般的、可以说是在这种特殊交换行为背后实现的那些规律以及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规定产生的。
军队是古代共同体中最先采用这种发薪饷方法的形式之一。29普通士兵的薪饷也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只由他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产费用决定。但是，他用自己的服务交换来的是国家的收入，而不是资本。
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个人服务一也包括为个人？肖费进行的劳动，烹调、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直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于这个范畴。所有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最低下的到最高级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中的一份。但是任何人也不会认为，资本家用自己的收入同这类服务相交换，即通过自己的个人消费，会使自己成为资本。相反，由于这种交换，他花掉自己资本的果实。收入同这类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本身决定于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一点丝毫不改变关系的性质。
正如我们在货币章[62]已经谈到的，在这里真正设定价值的宁可说是提供服务的人；他把一种使用价值——一定种类的劳动、服务等等——换为价值，换为货币。因此在中世纪，同从事消费的土地贵族相反，从这方面，从活劳动方面，部分地出现了追求生产和积累货币的人；他们进行了积累，因而有可能在以后某个时期变成资本家。资本家有一部分是由被解放的农奴变成的。
因此，领取报酬的人究竟是得到短工工资，酬金，还是王室费，——而且，他比对他的服务支付报酬的人是显得高贵些还是卑下些，——这也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取决于所提供的服务的自然特性。
在资本作为统治力量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关系当然或多或少会被玷污。但这里还不应讨论这些个人服务丧失神圣光彩的问题——不管传统等等赋予这种个人服务多么崇高的性质。
由此可见，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这两种劳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两种不同的规定，即两种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种劳动是客观形式上的规定，另一种劳动是主观形式上的规定——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作为自身保持的价值的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的使用价值（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
［IV—50］在货币同劳动或服务相交换以便用于直接消费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总是现实的交换。双方交换一定的劳动量，这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使双方能够互相衡量劳动的特殊效用形式。这只涉及交换的形式，而不构成其内容。在资本问劳动相交换的情况下，价值不是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尺度，而是交换的内容本身。
（2）在资产阶级以前的各种关系解体的时期，零散地出现一些自由劳动者，购买这些人的服务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生产；但是，第一，即使规模很大，这也只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为了生产价值；第二，例如，如果说贵族除了自己的农奴，还使用自由劳动者，并把他们创造的一部分产品义拿去出售，因而自由劳动者为他创造了价值，那么这种交换只涉及多余的产品，并且只是为了多余的产品，为了奢侈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因而这实际上只是为了把他人劳动用于直接消费或用作使用价值而对这种劳动进行的伪装的购买。然而，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不断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家长制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等等，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嚣正雇佣劳动的要素。但这种自由的奴仆，像在波兰等地那佯，也可能出现以后又消失，而生产方式并未改变。
〔为了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表述为所有权的关系或规律，我们只需要把双方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行为表述为占有的过程。例如，剩余劳动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意味着：工人并不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反过来说，他人的劳动表现为资本的财产。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这第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63]转变来的，并通过继承权等等而长期存在下去，不受单个资本家的易逝性的影响；它同第一条规律一样被承认为规律。第一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
实际上，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正如在进一步考察这一过程时将更加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毫不相干，所以，总劳动作为总体不是单个工人的事情，而且，即使说它是不同工人的共同的事情，也只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工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它实际上是实行联合者，它决不是作为工具同单个工人发生关系，相反，工人却作为有灵性的单个点，作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
所以，结合劳动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自在的结合，这种结合既不表现为共同劳动的个人互相发生的关系，也不表现为这些个人支配其特殊的或孤立的职能，或支配劳动工具。因此，如果说工人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看作是他人的产品，那么他也把结合劳动看作是他人的劳动；正如他把自己的劳动看作虽然属于他自己，但对他来说却是异己的、被强制的生命活动，因此，亚当·斯密等人把这种生命活动看成是辛苦、牺牲等227。正像劳动的产品一样，劳动本身作为特殊的孤立的劳动者的劳动被否定了。被否定的孤立劳动，实际上是被肯定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但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共同劳动或结合劳动，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转化为客体的静止形式，同时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的东西，——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因此，资本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孤立劳动，从而也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财产，既代表劳动，也代表劳动的产品。所以，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而与这些要素并存。因此，资本从自己方面看来，表现为扩张着的主体和他人劳动的所有者，而资本的关系本身就像雇佣劳动的关系一样，是完全矛盾的关系。〕
[62]见本卷第230—231页。这个地方不在货币章而在资本章。——编者注
[63]指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律。——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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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第二篇资本的流通过程］[203]
［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IV—15］我们已经看到，资本通过价值增殖过程（1）通过交换本身（即同活劳动交换）而保存了自己的价值；（2）增加了价值，创造了剩余价值。现在，作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这种统一的结果表现出来的，是这个过程的产品，即资本本身，它是作为产品从以它为前提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作为产品，它是价值，换句话说，价值本身表现为这个过程的产品，而且是更高的价值，因为这个价值比最初作为出发点的价值包含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这个价值作为价值是货币。但是它仅仅自在地是货币，它还没有表现为货币；首先表现出来的、现有的东西，是具有一定的（观念上的）价格的商品，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一定的货币额而存在，它要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为一定的货币额，也就是说，它首先必须重新进入简单流通过程才能表现为货币。因此，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使资本成为资本的那个过程的第三个方面。
（3）我们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货币只有通过价值增殖过程才变成资本——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表现为资本丧失货币资格。这是从两方面来说的。首先．因为资本通过生产力的提高不是增加绝对劳动时间，而是减少相对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就它作为一定数量的商品是生产过程的前提来说，它减少自己的生产费用，减少自己的交换价值：一部分现有资本由于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而不断丧失价值；价值的这种丧失不是由于已经对象化在资本中的劳动减少了，而是由于现在需要对象化在这一定产品中的活劳动减少了。
现有资本的这种不断的［IV——16］价值丧失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因为这种价值丧失已经以现成的资本为前提。这里提到这一问题只是为了预先表明，后来的东西怎样已经包含在资本的一般概念中了。这属于各资本的积聚和竞争学说。
这里所谈的价值丧失，是资本从货币形式过渡到商品形式时，即过渡到具有一定的待实现的价格的产品形式时发生的。资本作为货币时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现在资本是作为产品，因而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价格而存在；但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存在。资本要增殖价值，即保存自己的价值并使之倍增，首先必须从货币形式过渡到使用价值形式（原料——工具——工资）；但是，这样它就丧失了价值的形式；现在它必须重新进入流通，才能重新取得这种一般财富形式。现在，资本家进入流通过程不再是简单地作为交换者，而是作为生产者同作为消费者的其他交换者相对立。这些消费者为了得到资本家的商品来供自己消费，就要换出货币，而资本家为了得到消费者的货币，则要换出自己的产品。假定这个过程失败了，——仅仅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这种失败的可能性在个别场合就已经存在，——资本家的货币就会变成无价值的产品，不仅得不到任何新价值，而且连原有价值也要丧失。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不管怎样，资本的价值丧失构成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要素；其原因简单地在于：过程的产品在其直接形式上不是价值，而是首先必须重新进入流通才能实现为价值。因此，如果说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和新价值被再生产出来，那么，它同时也是表现为非价值，表现为还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价值的东西被再生产出来。
这三个过程［所使用资本的价值保存过程、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它们的统一构成资本——彼此是外在的过程，是在时间和空间上分开的过程。因此，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从一个过程过渡到另一个过程，即三个过程的统一，是偶然的事情。这三个过程是彼此独立并存的，虽然它们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且每一个过程都是另一个过程的前提。总的来说，既然整个生产以资本为基础，也就是说，资本应该实现它的自我形成的一切必要要素，而且应该包含实现这种自我形成的条件，那么这三个过程的统一也应该得到实现。在我们目前的研究阶段上，资本还没有表现为决定流通（交换）本身的东西，而只是表现为流通的要素，而且恰恰在它进入流通时，就不再成为资本了。现在资本作为商品本身与商品同命运：它能否与货币交换，它的价格能否实现，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情。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在这里资本一直被看作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表现为完全取决于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现在作为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却表现为取决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的，是返回到作为流通的根据的生产过程，同样又从生产过程中出来。）作为商品，资本（1）必须是使用价值，而作为使用价值，必须是需要的对象，消费的客体；（2）必须同它的等价物——货币——进行交换。新价值只有在出售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资本原来包含的对象化劳动的价格是100塔勒，现在包含的是110塔勒（价格只是用货币来表现的对象化劳动量），那么这一点必须通过现在生产出来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同110塔勒相交换表现出来。首先，产品的价值丧失，是从产品必须同货币交换才能重新获得它的价值形式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对象化）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殖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有的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制。
现在，出现了处于生产过程以外的对于这个过程的限制。首先，完全从表面考察就可以看出，商品只有同时是使用价值，即消费的客体（至于是哪种消费，在这里还完全没有关系），才是交换价值。如果商品不再是使用价值，它就不再是交换价值（因为商品还没有重新作为货币而存在，而是处在同它的自然性质完全一致的特定存在形式上）。
因此，它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即对该商品的需要。（根据迄今我们所依据的前提，还根本谈不到无支付能力的需要，即需要某种商品而自己又拿不出［IV—17］商品或货币去交换。）但是第二，对该商品来说，必须有等价物存在，可是，因为流通最初曾假定是一个固定的量，是有一走限度的量，而另一方面，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新价值，所以对这个新价值来说，事实上似乎不会有等价物存在。
因此，在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并且重新进入流通时，可以看到：
（a）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的限制。作为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资本的数量在一定限度内是可多可少的，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因为它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就不再为消费所需要了。作为特定的、片面的、质的使用价值，例如谷物，它的量本身只是在一定程度内才是可多可少的，它只在一定的量上，或者说在某种限度内才是需要的。而这种限度一方面决定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性质，产品的特殊效用、用途，另一方面决定于需要这种特定消费的交换者的人数。这种限度决定于消费者的人数乘以他们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要量。使用价值本身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一定的物品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被消费，才是需要的对象。例如，只能吃掉一定数量的谷物等等。因此，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自身中含有某种限制，即对该产品的需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现在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来计量，而是由交换者的总需要来计量。当不再需要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时，该产品就不再是使用价值。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对它的需要来计量的。一旦产品不再是使用价值，它也就不再是流通对象（因为它不是货币）。
（b）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产品看来会遇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但不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剩余价值〈这本来是不言而喻的）需要有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第二个限制。
（c）最初的情况是，货币——即财富本身，也就是在同他人的对象化劳动相交换中并通过这一交换而存在的财富——如果不继续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即不继续进入生产过程，看来就会自行毁灭。流通没有能力使自己更新。另一方面，现在看来，生产过程如果不能转入流通过程，就要陷入绝境。资本作为建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它的前提是把流通当作整个运动的必要条件和要素。这种特定的生产形式以这种特定的交换形式为前提，而这种交换表现为货币流通。为了更新，全部产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这和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不同，那时交换只涉及剩余生产和剩余产品，而决不涉及全部生产和产品。
这就是简单的、客观的、无偏见的见解所看到的矛盾。至于这些矛盾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怎样不断被扬弃，而又不断重新产生，——而且只有通过暴力被扬弃（虽然这种扬弃在达到一定点之前只是表现为平静的平衡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重要的是首先要确认这些矛盾的存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所有矛盾又以新的形式复活了。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同作为价值的自身相矛盾，换句话说，从产品具有一定的质，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而存在，作为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产品，作为需要的实体来说，它同它自身作为价值只在对象化劳动形式上具有的那种实体相矛盾。但是，这一次，这个矛盾不再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差别，而是表现为：由使用价值来估量产品，在这里被断然规定为由交换者对该产品的总需要，即由总消费量来估量产品。
在这里，总消费表现为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因而也表现为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在简单流通中产品是简单地从特殊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交换价值形式。产品的限制只表现在：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由于其自然属性而具有某种特殊形式，而不是具有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的价值形式。而现在，产品的存在的尺度就在于产品的自然属性本身。使用价值要转化为一般形式，就只须有一定的量，这个量的尺度并不是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而是来自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而且是作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性质。
另一方面，以前的矛盾在于，自为存在的［IV—18］货币必须不断同活劳动相交换。现在这一矛盾更大了，因为剩余货币要成为剩余货币，或者说剩余价值必须间剩余价值相交换。因此，如果说产品作为价值遇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产品作为使用价值遇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那么，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它的尺度是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要量，产品作为价值，它的尺度是流通中存在的对象化劳动量。这样一来，认为价值本身同使用价值无关，或者另一方面，认为价值的实体和尺度是对象化劳动本身，这两种说法都同样是错误的了。
〔现在还不能转入研究需求、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要对它们本身进行阐述，就要以资本为前提。而就需求和供给是抽象范畴，还没有表现特定的经济关系而言，也许在分析简单流通或简单生产的时候就应该加以研究？〕
这里，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重要的是：资本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这种统一，而只是和各种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而且正如过程表明的那样，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一起的过程。
〔我们在前面考察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时已经看到，这个过程是以在此之前已经阐述的简单生产过程为前提的。需求和供给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在简单交换中是以对产品的需要为前提的。生产者（直接生产者）自己的需要表现为他人需求的需要。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必须阐明它要以什么为前提，所有这些以后应该纳入最初几章。〕
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要有一个条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这样，即使剩余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的可能性而存在。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如果说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这里却表现为变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就这一点来说，流通本身已经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
当然，一切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会减少交换者的人数，也会减少投入流通的交换价值总额，而首先是减少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资本的趋势是（1）不断扩大流通范围；（2）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推动的生产。
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消费范围，就像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样。第一，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的剩余劳动不单纯仍然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
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100资本的地方，现在只需要使用50资本，于是就有50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离出来；因此［IV—19］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以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52]，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以资本的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像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存在着的限制，而只注意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因此，他们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比西斯蒙第这样一些强调消费限制和对等价值现有范围限制的经济学家更正确和更深刻，虽然西斯蒙第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对它的消极的片面性的理解比较深刻。李嘉图比较理解资本的普遍的趋势，西斯蒙第比较理解资本的特殊的局限性。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IV—20］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当然，李嘉图也曾猜想，交换价值没有交换就不是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证明它是价值；但是，他认为生产由此而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可以克服的。因此，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着克服这些限制的可能性，不过他的阐述往往是荒谬的；而西斯蒙第则相反，他不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预言，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毁灭。因此，他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翻。另一方面，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现实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越来越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本身基础的资本本身。
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内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或者，例如请看麦克库洛赫的著作204，为了挽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把这种生产的一切特有属性、它的概念规定全都抛开，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价值的简单生产。本质的关系完全被抽象掉了。事实上，为了清除这种生产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这种生产抛弃和否定了。或者，例如像穆勒那样205（庸俗的萨伊就是模仿他的），做得更机灵了：说什么供给和需求是同一的，因而必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
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混乱：（1）供给的这种同一性，从而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这只有在供给是交换价值，即等于一定量对象化劳动时，才是真实的。只有如此，供给才是自身的需求的尺度——这是就价值来说的。但是作为这样的价值，供给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取决于（2）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取决于对它的现有需求量，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决不是由对象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的，而是用一种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尺度来计量的。
或者，进一步的说法是，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产品的需求（这个价值就表现在所需要的产品量上）。因此，如果供给的产品卖不出去，那就证明，供给的商品太多，而供给者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得太少了。因此，不会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只会存在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生产过剩，而另一些商品则会生产不足。可是在这里人们又忘记了，从事生产的资本所要求的，不是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而是自为存在的价值，即货币——不是在流通手段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或者说，它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复归到它原来的休眠状态的形式。
至于断言货币生产得太少，实际上这不过是断言生产同价值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或者同样可以说，这是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不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是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实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货币魔术师们（蒲鲁东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幻想：由于货币昂贵而流通手段短缺，因此必须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并见伯明翰派，例如《双子座书简》206。）
或者，人们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因此绝对不会出现过剩，或两者之间发生不协调。在这里，社会的观点是指这样一种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施托尔希当时在反驳萨伊时就很正确地指出，很大一部分消费不是供人们直接使用的消费，而是生产过程中的消费，例如机器、煤、油、必要的建筑物等等的消费。22这种消费［IV—21］同这里所说的消费决不是一回事。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也正确地指出，例如工人的消费本身对于资本家来说决不是充分的消费。207在把生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个要素完全抛弃了，并把生产和消费简单地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把直接以使用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作前提了。
或者，按照社会主义的说法：劳动以及劳动的交换，即生产以及产品的交换（流通），这就是全部过程；既然如此，除非是由于错误，由于结算不正确，否则怎么会出现不协调呢？在这里，劳动没有被看作雇佣劳动，资本也没有被看作资本。一方面承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否认这种结果的前提和条件——必要劳动是通过剩余劳动并且为了剩余劳动而存在的劳动。
或者，例如李嘉图208断言，因为生产本身由生产费用调节，所以生产会自行调节，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不增殖价值，那么就会有一定量的资本从这个部门被抽出，投入另一个需要资本的地方。但是，即使撇开这种平衡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调为前提，因而是以矛盾为前提不谈，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程以外（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
最后，按比例的生产61（这一点李嘉图等人早已提到过）只不过表示，如果说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那么，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
（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进！正如韦克菲尔德先生在他为斯密的著作所加的注释209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大肆空谈过自由竞争，但从来还没有阐明过，尽管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整个资产阶级生产的基础。自由竞争只是被否定地理解，即被理解为对垄断、行会、法律调节等等的否定，被理解为对對建生产的否定。但是，它总还必须是某种自为存在的东西，因为单纯的零是空洞的否定，是抽象掉界限，这种界限例如在垄断，自然垄断等等的形式下会立即重新恢复起来。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是而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既是按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现在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被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资本提出外部的要求，这种要求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同时，一个生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促使所有生产部门都超出这种比例，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到目前为止（因为我们还没有谈到资本作为流动资本的规定，我们还在一方面研究流通，另一方面研究资本，也就是说，我们还把生产看作流通的前提，或产生流通的根据），就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流通已经同消费和生产都有关系，换句话说，剩余劳动表现为对等价值，而且劳动的专业化的形式越来越丰富。
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等，这种趋势并非像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只是指出了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情形；它们在内部是互相制约的，在外部是互相寻求的；但是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IV—22］种种矛盾的基础。
但是，这还决不是问题的全部。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资本按其概念来说就是这两者的统———还必须从更加内在的方面去理解，而不应单纯看作一个过程的或者不如说各个过程的总体的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表面上互相独立的现象。
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产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就足以揭示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揭示出，资本并不像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同样表现为生产力的桎梏。而资本本身，如果理解得正确，只有当生产力需要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表现为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使生产力守纪律，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会完全像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这些内在的界限必然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这些必然的限制是：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
（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3）同样可以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換为基础的价值是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
（4）同样又可以说，无非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
另一方面，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在简单流通中表现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独立的必然性，因而不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界限和限制），资本忘记和不顾下列各点：
（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
〔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就是建立在扩大和超越流通和交换领域的界限的必然性上的。这一点表现在各民族间的关系上比表现在个人间的关系上规模更大，更典型。例如，英国人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主顾，不得不贷歉给它们。事实上英国的资本家用生产的英国资本进行了两次交换：（1）是作为英国资本家本身，（2）是作为杨基[53]等等．或者是以投放他的货币的任何其他形式。〕
〔资本是生产的界限，这种看法例如在霍吉斯金那里就已显露出来了：
“在当前状况下，资本的任何积累都会使要求于工人的利润额增加，并且使仅能保证工人过舒适生活的一切劳动成为不可能……利润是生产的限制。”（［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45—246页］，［L.］IX．46）210
由于对外贸易，交换领域的界限扩大了，使资本家有可能消费更多的剩余劳动：
“在若干年内整个世界从我们这里拿走的未必会比我们从世界取得的多……甚至我们的商人从他们的对外贸易中取得的利润，也由这里用出口换得的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支付……对外贸易只是为了资本家舒适和享乐而进行的一种商品交换。［IV—23］但是他消费商品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用棉织品等等来交换外国的酒和丝绸。但是这些酒和丝绸像那些呢绒和棉织品一样代表我们本国人的剩余劳动；通过这种办法资本家的破坏力无限度地增大了。因此得以巧胜自然。”（《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伦敦版第17—18页］，［L.XII，］27—28）
关于市场商品充斥和必要劳动的界限有多大关系的问题：
“工人［对工作的］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自己拿走产品中更小的份额，而把其中更大的份额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这会由于消费减少而加剧市场商品充斥，那我只能回答说：市场商品充斥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论马尔萨斯》1821年伦敦版［第59页］，［L.XII，］12）
在这些话里，矛盾的一个方面完全表达出来了。
“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1827年伦敦版第238页］，［L.］IX，45）
“资本积累得越多，资本家所要求的全部利润额也就增加得越多，从而给生产和人口的增加制造了人为的障碍。”（霍［吉斯金，同上，第246页］，［L.IX.］46）
关于作为一般生产工具的资本和作为价值的生产工具的资本之间的种种矛盾，马尔萨斯是这样来说明的(［L．X，40及以下各页）：
“利润总是由价值来衡量，决不是由［产品］数量来衡量……一国的财富，部分地取决于靠本国的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数量，部分地取决于这个数量与现有人口的需要和购买力的适应，这种适应按照计算要使这些产品能具有价值。财富并不单单由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因素决定，这是十分肯定无疑的。但是，财富和价值的最密切的联系，也许在于后者是前者的生产所必需的。加在商品上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了获得这些商品而情愿牺牲的劳动，在实际情况下可以说几乎是财富存在的唯一原因……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对消费品的需求，决不能单独成为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动机……只有生产力，还不能保证创造相应程度的财富，就像人口的增长不能保证创造相应程度的财富一样……为此必须这样地分配产品并使这些产品这样地适应那些消费产品的人的需要，以致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能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只有对全部生产出来的东西的需求不受阻碍，生产力才会充分调动起来。”［(《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266、301、302、311、315、361页）］
固然，从一方面来说，这种需要是由不断开辟新产业部门（以及因相互作用又扩大旧的产业部门）而引起的，由此旧产业部门获得了新的市场等等。其实生产本身就创造需要，它在同一生产部门里雇用更多的工人，并开辟新的生产部门，在新的生产部门中新的资本家又雇用新的工人，同时因相互作用又成为旧生产部门的市场；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同上，第405页出版者注）］“工人和资本两者同用它们获利的手段比较起来，都可能过剩。”［（同上，第414页注）］〕
〔关于我们马上就要谈到的（3）[54]，应当指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而表现为预先积累并通过预先积累而支配劳动，这种预先积累首先不过是剩余产品形式上的剩余劳动本身，另一方面，又是取得他人的并存劳动211的凭证。〕
当然，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说明生产过剩的规定性，而只是分析最初包含在资本关系本身中的生产过剩的萌芽。因此我们在这里还无须考虑其他有产的和消费的阶级等等，这些阶级不从事生产，而是靠收入生活，因此是和资本进行交换；对资本来说它们构成交换中心。我们只能就这些阶级对资本的历史形成具有重大意义这一点来局部地考察它们（不过在研究积累时考察比较好）。
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同样在大部分人口直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的家长制农业手工业生产中，流通和交换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尤其是在前一种生产中，奴隶根本不被看作是交换者。但是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在任何地点消费都是以交换为中介的，而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决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这种生产的全部［IV—24］基础就是作为交换价值并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
好了。首先，雇佣工人和奴隶不一样，他本身是独立的流通中心，是交换者，是创造交换价值和通过交换来使交换价值保存下去的人。第一，通过资本中用作工资的部分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这部分资本的交换价值还在资本重新离开生产过程而进入流通以前就直接被实现了，或者说，这种交换本身还可以被理解为流通行为。第二，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了他自己的工人以外，所有其他的工人都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是交换价值（工资）即货币的所有者，他们用货币来换取资本家的商品。他们都是流通中心，交换行为从这些中心出发，资本的交换价值通过这些中心而保存下去。他们在消费者中占很大一部分比例——虽然，如果指的是真正的产业工人，那并不像通常想象的那么多。他们的数量越大，产业人口的数量越大，他们支配的货币量越大，资本的交换领域也就越大。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趋势是尽可能地增加产业人口的数量。212
其实，一个资本家同其他资本家的工人的关系，在这里还根本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这种关系不过表明每一个资本家的幻想，它丝毫不会改变资本本身同劳动的关系。关于自己的工人，每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关系，并且希单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力，限制工人的工资。每一个资本家自然希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为自己的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同自己的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本质关系。然而正是由此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对不同于所有其他资本家的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是真实的）：除了自己的工人以外，其余的整个工人阶级对他来说都是消费者和交换者，不是工人，而是货币支出者。这是忘记了例如马尔萨斯所说的：
“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因此，“由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405页出版者注）］。
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在他人资本的工人身上为自己创造出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所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出现崩溃。那时，资本本身就把工人的需求——即作为这种需求的基础的工资的支付——不是看作利益，而是看作损失。换句话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显示出来了。
这里又是各个资本的竞争，它们彼此的漠不关心和互相独立，促使单个资本不是把所有其余资本的工人看作工人。由此就驱使生产超出正确的比例。资本同［资本主义前的］统治关系的区别恰恰在于：工人是作为消费者和交换价值实现者与资本相对立，是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货币，作为简单的流通中心——他是无限多的流通中心之一，在其中作为工人的规定性便消失了。
〔由生产本身造成的对原料、半成品、机器，交通工具以及生产中使用的辅助材料即染料、煤炭、油脂、肥皂等等的需求，也完全一样。这种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实现交换价值的需求，在生产者本身之间进行交换的时候，是足够的和充分的。一旦最终的产品在直接的和最终的消费上遇到界限，这种需求的不足就显露出来了。驱使生产超出正确比例的这种假象，也是以资本的本质为基础的，资本的本质——这要在考察竞争时更详细地加以说明——就是自相排斥，也就是许多彼此完全漠不关心的资本。当一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购买东西，购买商品或出售商品的时候，他们是处在简单的交换关系中；他们不是作为资本互相发生关系。他们为了最后能够作为资本来增殖自己的价值而必须互相交换时的那个正确的（想象的）比例，是处在他们的相互关系之外的。〕
首先：资本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只有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确立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对象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限。如果资本不能确立剩余劳动，它也就不能确立必要劳动，而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只有资本才能确立必要劳动。因此，资本就像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用人为的障碍[55]来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而资本这样做，正是由于并且仅仅由于它确立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同一理由。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IV—25］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
〔因为价值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必然只有通过和对等价值相交换才能存在，所以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因此，普遍资本，没有与它交换的其他资本同它相对立，——从目前研究的角度来看，同资本相对立的，除了雇佣劳动或资本自身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这样的资本是毫无意义的。在作为已经实现了的交换价值的资本中已经包含着各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可见，如果说资本一方面把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同［其他］剩余劳动的交换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从而作为把劳动能力确立为交换中心的条件，——单从这方面来看已经缩小和限制了交换领域，——那么另一方面，对资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工人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范围，使表现必要劳动的那个价值成为实现劳动能力的价值、从而实现工人的交换能力的限制，并力求把这种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降到最低限度。这是对交换领域的新限制，不过这种限制完全像前一种限制一样，同资本把它自行增殖的任何界限都看作［应当克服的］限制的趋势是一回事。因此，资本价值的无限度的增大——价值的无限度的创造——在这里同限制交换领域，也就是限制价值增殖的可能性，即限制实现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可能性，完全是一回事。
生产力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另一方面，必要劳动时间由此减少了，因而工人的交换能力由此降低了。其次，我们已经看到[56]，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比生产力要小得多，而且这个比例不断降低，生产力已经达到的程度越高，这个比例就降得越低。但是产品的数量却以相似的比例增加——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会有新的资本游离出来，同样也会有劳动游离出来，它们不加入流通。但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要实现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困难也增加了——因为这要求消费不断扩大。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问题仍然只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同时就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至于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到限制等等，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总之，资本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势。）
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把剩余价值作为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与此同时，资本又驱使生产超出所有这些界限，因为资本把劳动能力单纯作为交换者，作为货币与自己相对立，而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剩余价值的唯一界限，因为它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或者，从这种关系的第一方面来说，资本是把剩余价值的交换作为必要价值的交换的界限。）
同时，一方面资本把流通中现有的价值，或者同样可以说，把它所创造的价值同早已存在于它本身中和流通中的价值之间的比例，作为它创造价值的界限，必要的界限；另一方面它把自己的生产率作为价值的唯一界限和创造者。因此，资本一方面不断地促使自己丧失价值，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和对象化在价值中的劳动的障碍。
（认为不可能有生产过剩（或者说，断言资本的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直接等同）的愚蠢看法，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57]，由詹姆斯·穆勒至少是诡辩地，也就是说机灵地表述为：供给＝它自身的需求，也就是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合，换句话说，这只是说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因而交换不会给价值添加任何东西，不过他忘记了，必须进行交换，而且交换能否进行（最终）取决于使用价值。因此，像穆勒所说的，如果需求和供给不相符合，那是由于某种特定的产品（供给的产品）生产过多，而另一种产品（需求的产品）生产过少。这种“过多”和“过少”不涉及交换价值，而涉及使用价值。供给的产品多于对这种产品的“需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可见，生产过剩起因于使用价值，因而起因于交换本身。
这一点在萨伊那里被愚蠢地表述为：产品只是同产品相交换213；因此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产品生产过多，另一种产品生产过少。在这里他忘记了，（1）价值和价值相交换，一个产品所以同另一个产品相交换，只因为它是价值，也就是说，只因为它是货币或者会变成货币；（2）产品和劳动相交换。这位好汉是站在简单交换的立场上，而在简单交换中实际上不可能有生产过剩，因为那里的问题事实上与交换价值无关，只与使用价值有关。生产过剩的发生是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的，如此而已。）
［IV—26］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何处来的蒲鲁东，把生产过剩的原因说成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214。他的意思是说，产品中加上了利息和利润，或者说，产品的价格超过了产品的实际价值。首先，这证明蒲鲁东对价值规定毫无所知，价值规定总的说来决不能包含任何加价。在实际的交易中，资本家a可能欺骗资本家b。一个资本家往钱袋里多装的，就是另一个资本家往钱袋里少装的。如果我们把两者加在一起，那么他们交换的总额＝对象化在这个总额中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只不过同资本家B相比，资本家a从总额中装进钱袋的量多于他应得的量。从资本——资本家全体——得到的全部收益中要扣除：（1）资本的不变部分：（2）工资，或者说，再生产活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对象化劳动时间。因此，资本家之间能够分配的不外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分配这种剩余价值的比例——不论公平与否——丝毫改变不了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和这种交换的关系。
可能有人会说，必要劳动时间（即工资）——可见，它不包含利润，相反它是从资本的收益中扣除的——本身又是由已经包含了利润的产品价格决定的。否则，不直接使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在同这个工人交换时所取得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例如，纺纱厂主的工人用自己的工资来交换若干蒲式耳谷物。而在每蒲式耳谷物的价格中已经包含了农场主即资本的利润。所以，必要劳动时间本身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已经含有剩余劳动时间。首先很清楚，纺纱厂主支付给他的工人的工资，必须够工人购买必要蒲式耳数的小麦，不管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包含农场主多少利润；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农场主支付给他的工人的工资，必须够工人置备必要数量的衣服，也不管这些衣服的价格包含纺纱厂主和织布厂主多少利润。
［IV—27］问题就在于：（1）混淆了价格和价值；（2）把同价值规定本身无关的关系扯进来了。
首先假定——这是抽象的关系——资本家A本身生产工人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或者说，这些生活资料代表对象化着工人的必要劳动的那些使用价值的总额。这样，工人就要用他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货币——货币在这里的交易中只表现为流通手段——从资本家那里买回一个相应部分即代表工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资本家A的这部分产品的价格对工人和对其他任何交换者来说当然都是一样的。从工人向资本家购买的时候起，工人作为工人的独特性质就消失了；在他的货币上，他借以取得货币的那种关系和活动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工人在流通中单纯作为货币同资本家相对立，资本家则作为商品同工人相对立；工人作为商品价格的实现者同资本家相对立，因而价格对工人来说，就像对其他任何一个代表货币的人即买者一样，是事先确定的。
好了。可是在工人所购买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包含着利润，这是落入资本手中的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表现为20塔勒＝产品的一定部分，而利润为10%，那么资本家就会把商品按22塔勒卖给工人。
蒲鲁东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即总产品中体现工人的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我们接着就会谈到蒲鲁东的另一个结论，即认为这样一来资本就不能进行十足的交换，因此就会产生生产过剩。）为了使问题更清楚些，我们假定工人的20塔勒［工资］＝4舍费耳谷物。根据蒲鲁东的看法，如果20塔勒是4舍费耳谷物的以货币表现的价值，而资本家把4舍费耳卖22塔勒，那么工人就不能买回4舍费耳，而只能买回37/11舍费耳。换句话说，蒲鲁东认为，货币交易把这里的关系歪曲了。20塔勒是必要劳动的价格＝4舍费耳，资本家把这个价格给了工人。可是当工人要用20塔勒取得这4舍费耳时，工人得到的却只有37/11舍费耳。既然工人因此得不到必要工资，他就根本不能生活。这样一来，蒲鲁东先生所证明的东西就太多了。
〔资本力图骗取必要劳动，并把工资压低到由身体决定的标准和由一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标准之下，这在实践中既是一般趋势，也有像在实物工资制下那样的直接抬高价格的做法。这些不属于这里的考察范围。我们这里必须到处假定，支付的是经济上公平的工资，即由经济学上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工资。在这里，矛盾应该产生于一般关系本身，而不是产生于个别资本家的欺骗行为。至于这一切在现实中如何进一步展开，则属于工资学说。〕
但是对不起，蒲鲁东先生的前提是错误的。如果5塔勒表现1舍费耳的价值，即对象化在1舍费耳中的劳动时间，如果4舍费耳表现必要工资，那么，资本家A就不是像蒲鲁东认为的那样按22塔勒而是按20塔勒售出这4舍费耳。事情是这样的：假定总产品（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是110塔勒＝22舍费耳；其中16舍费耳＝80塔勒，代表投在种子、机器等等上的资本；4舍费耳＝20塔勒，代表必要劳动时间；2舍费耳＝10塔勒，代表剩余劳动时间。资本家把每舍费耳按5塔勒出售，即按每舍费耳的必要价值出售，然而他却从每舍费耳中赚得10%利润，或者说1/2塔勒＝15银格罗申。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因为资本家出售的全部谷物是22×5塔勒，而不是20×5塔勒。我们这里可以假设资本家为多生产2舍费耳谷物所需要的投资等于0，因为这2舍费耳可以完全归结为剩余劳动：更精细的耕作、除草、施用几乎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粪肥等等。
［IV—28］这剩余的2舍费耳所包含的价值，没有花费资本家什么代价，因而是他的各项支出之外的剩余。资本家把22舍费耳中的20舍费耳按资本家已经为它们花费的数额即100塔勒售出，把资本家没有花费代价的2舍费耳——但其价值等于其中包含的劳动——按10塔勒售出，这种情况对资本家来说，就如同他在出售全部20舍费耳时在每舍费耳上比他花费的数额多卖15银格罗申是一样的（多卖1/2塔勒，或5塔勒的10%＝5/10）。这样一来，虽然资本家在卖给工人的4舍费耳中赚到2塔勒，工人仍然按照必要价值得到每1舍费耳。资本家所以在这4舍费耳上赚到2塔勒，只是因为除了这4舍费耳之外，他还按同一价格再出售18舍费耳。如果他只出售16舍费耳，他就什么也赚不到，因为那样他总共才卖得5×20，即等于他的投资100塔勒。
在加工工业中实际上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无须增加资本支出就可以出售［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这里无须增加原料和机器上的支出。假定同一产品由于单纯的手工劳动——假定所需要的源料和工具数量不变——而取得更完善的形式，取得更高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在产品上使用了更多的手工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通过产品量的增加而是通过产品质的提高而提高了。产品的交换价值——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直接随着这种劳动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出售产品时贵10%，那么支付给工人的是以货币表现出来的、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如果产品可以分开，工人就能够购买这个部分。因此，资本家得到利润并不是由于他在出售给工人的这个部分上加了价，而是由于他在出售全部产品时也出售了他没有支付过代价、因而恰好是代表剩余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产品。
产品作为价值总是可以分割的，而产品在实物形式上不一定要分割。在这里，利润的产生始终是由于；全部价值包含着一个资本家没有支付的部分，因而在整体的每一部分中都有一个相应部分的剩余劳动会得到［买者的］支付。上例中的情况就是这样。当资本家出售22舍费耳，也就是出售代表剩余劳动的2舍费耳时，这同他在每舍费耳上多卖1/10舍费耳，即得到1/10剩余价值，是完全一样的。例如生产一只表，如果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比例不变，那么，由于花费1/10剩余劳动时间，这只表的质量就会提高价值1/10，而这个提高的价值并没有花费资本家什么代价。
第三种情况，是加工工业中大多存在的情况（但在采掘工业中不是这样），即资本家需要更多的原料（假定工具不变；即使假定工具数是可变的，问题也丝毫不会改变），这些原料中对象化着剩余劳动时间。
（其实，这个问题还不属于这里考察的范围，因为在这里同样可以假定或者必须假定，原料例如棉花也是由资本生产的，而剩余产品的生产在流通的任一点上必须归结为单纯的剩余劳动，或者不如说实际情况是这样：剩余产品的生产是以流通的所有点上都同时存在剩余劳动为前提。）
假定资本家纺掉25磅棉花，花费50塔勒，他为此需要的机器（我们假定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全部消耗掉）花费30塔勒，工资花费20塔勒，他用这些棉花纺出25磅纱，卖得110塔勒。在这种情况下，每磅纱卖42/5塔勒，即4塔勒12银格罗申。因此，如果工人愿意再购买纱，他可以得到46/11磅纱。如果工人是为自己劳动，他也会把每磅纱卖4塔勒12银格罗申，但没有获得任何利润——前提是他只完成必要劳动；不过他纺掉的棉花要少一些。
［IV—29］我们知道，一磅纱的价值完全是由其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量构成的。现在假定一磅纱的价值＝5塔勒。假定其中4/5即4塔勒代表棉花、工具等等，那么1塔勒就代表借助于工具实现在棉纱中的劳动。如果工人靠纺纱生活，例如每月需要20塔勒，那么他就必须纺出20磅纱，因为他纺一磅纱挣1塔勒，而他必须挣20塔勒。如果工人自己拥有棉花、—工具等等，而且他是为自己劳动，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的雇主，那么他必须出售20磅纱，因为他在每磅纱上只能挣1/5，即1塔勒，而1×20＝20塔勒。如果工人为资本家劳动，那么纺掉20磅棉花的劳动只代表必要劳动；因为根据假定，在20磅纱即20×5＝100塔勒中，80塔勒只代表资本家买进的棉花和工具，而重新再生产出来的价值只代表必要劳动。
在20磅纱中，4磅＝20塔勒，代表必要劳动，16磅只代表资本的不变部分。16×5＝80塔勒。在这20磅纱以外，资本家让工人多纺的每磅纱中都包含士的剩余劳动，即资本家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没有支付过代价而出售的对象化劳动。）如果资本家让工人多纺1磅纱，他就多得1塔勒，多纺10磅纱，他就多得10塔勒。在10磅纱即50塔勒中，资本家会得到用于补偿他的开支的40塔勒和剩余劳动10塔勒；换句话说，他会有8磅纱用于购买生产10磅纱的材料（机器和棉花），并且会有他没有花费代价的2磅纱或其价值。
如果我们现在把资本家的账目总计一下，就可以看到：
资本家的支出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不变资本］工资
80＋40＝120塔勒20塔勒
10塔勒
（原料、工具等）
120塔勒20塔勒
10塔勒150塔勒
资本家总共生产30磅纱（30×5＝150塔勒）；每磅卖5塔勒，这是每磅纱的准确的价值，也就是说，这是完全由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来决定的，而且纱的价值就是从这种劳动得来的。这30磅纱中，24磅代表不变资本，4磅用于工资，2磅构成剩余价值。如果像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按他的总支出140塔勒（或28磅纱）来计算这个剩余价值，那么它就是1/14＝71/7%（虽然在这个例子中，按［必要］劳动来计算剩余价值是50%）。
［IV—30］假设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以致资本家在劳动上的支出不变的情况下，能够纺出40磅纱。根据我们的假定，资本家将按照实际价值出售这40磅纱，即每磅卖5塔勒，其中4塔勒代表对象化在棉花等等中的劳动，1塔勒代表新加劳动。这样，资本家将按每磅5塔勒出售这40磅纱，共卖得40×5即200塔勒；这40磅纱中有20磅用于必要劳动，等于100塔勒。余下100塔勒。资本家在前20磅纱上没有赚到分文；在余下的100塔勒中，4/5即4×20，亦即80塔勒是材料等等的费用。还剩下20塔勒。
资本家支出200塔勒赚得20塔勒，或10%。10%是与总支出相比的结果，而事实上资本家这20塔勒是从第二个100塔勒或第二个20磅纱得来的，资本家对对象化在这20磅纱中的劳动没有支付报酬。
现在我们假定，资本家能够纺出多一倍的纱，即80磅，他卖得400塔勒。其中20磅纱或100塔勒用于必要劳动。余下300塔勒，其中4/5即240塔勒用于材料等等。还剩下60塔勒。60塔勒利润同400塔勒相比，等7：6比40，等于15%。事实上，在前例中资本家的支出只有180塔勒，他靠这笔支出赚得20塔勒，或111/9%。
支出中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利润就越大，虽然利润同实际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关系不是一目了然的。例如，资本家为了赚得10%的利润，必须纺40磅纱；工人只要纺20磅纱就相当于必要劳动。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剩余价值为100%。这是我们的老规律。但这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在前面提到的生产40磅纱的例子中，每磅纱的实际价值是5塔勒，如果工人是一个自己经营的劳动者，他能够为自己预付费用，来使原料等等的价值增加，从而可以作为劳动者而生活，那么他也会像资本家一样把每磅纱按5塔勒出售。不过他将只生产20磅纱，而从出售这20磅纱所得的款项中，他会把4/5用于购买新原料等等，把1/5用于生活。他从100塔勒中仅仅得到了自己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来源于他把每一磅纱卖得贵，——他是按照纱的准确的价值出售的，——而是来源于他高于他为每磅纱所花费的生产费用出售（并不是高于每磅纱本身的生产费用，因为其中的1/5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如果资本家低于5塔勒出售，他就是低于价值出售，买者就会白白地得到每磅纱中包含的、资本家的支出以外的1/5劳动。
但是，资本家是这样计算的：1磅纱的价值是5塔勒，40磅纱的价值是200塔勒；从中扣除180塔勒费用，余下20塔勒。资本家不把20算作［IV—31］第二个100塔勒的赢利，而是把它算作他的全部支出180塔勒的赢利。这样给资本家提供的利润就不是20%，而是111/9%。接下去资本家又计算：为了得到这样的利润，他必须出售40磅纱，按每磅5塔勒出售，40磅纱给他提供的不是1/5或20%利润，而是20塔勒平分到40磅纱上，即每磅纱上1/2塔勒。在资本家出售每磅纱的这种价格下，他每5塔勒赚1/2塔勒，或者说，每10塔勒赚1塔勒，从出售价格赚取10%。
［总产品的］价格决定于单位产品（1磅）的价格乘以所出售的单位数目，在这里就是1磅的价格5塔勒×40。这种价格规定从资本家钱袋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而在理论上却会引人误入歧途，因为在这里好像是在每一磅纱的实际价值上都进行了加价，而每一磅纱中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却看不见了。用单位（尺度）（磅、码、英担等等）使用价值的价值乘以生产出来的这些单位的数目来决定价格，这一点以后在价格理论中是很重要的。例如，由此可以看到，单位产品价格的降低和这些单位数量的增加——这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表明：利润同［必要］劳动相比提高了，或者说，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减少了——而不是像巴师夏先生196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与此相反。
例如，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的纱的磅数比原来多一倍，——在这里假定，例如1磅纱不管所花费的是多少，它对工人的用处完全一样，而且工人的生活只需要纱、衣服，——那么，由劳动追加在20磅纱上的价值就不再是1/5，而只有1/10，215因为工人只用1/2的时间就可以把20磅棉花变成纱。因此，在原料所花费的80塔勒上追加的，就不再是20塔勒，而只是10塔勒。20磅纱就值90塔勒，1磅纱就值9/20即49/20塔勒。[216]
但是，如果总劳动时间不变，那么劳动就不是把40磅棉花而是把80磅棉花变成纱。80磅纱，每磅49/20塔勒，共值356塔勒。
资本家的计算会像下面这样：
总收入356塔勒，支付劳动的报酬用去90塔勒，余下266塔勒。从中扣除支出239417/89塔勒。余下2672/89塔勒。这样一来，资本家的利润就不是20而是2672/89塔勒。假定是27，即比原来略多一点（多17/89）。资本家的总支出是330塔勒；［利润率］12%强，他在每一磅纱上获得的利润少了。
资本家从单位（尺度）（磅、码、夸特等等）使用价值的价值中得到的利润，随着活劳动（新加劳动）对原料等等的比例的减少而减少；换句话说，为了使原料具有单位的形式（一码毛织品等等）而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资本家从单位使用价值的价值中得到的利润就越少。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这种减少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一回事，所以包含着剩余劳动时间的这些单位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也就是说，资本家没有偿付的劳动时间增加了。[217]
其次，从上述情况还可以看到，价格可以降到价值以下，而资本仍然可以得到利润；为此资本家只需出售这样一个数量的产品，这个数量乘以单位产品的价格，要超过产品数量乘以单位产品［的费用］即由劳动的必要价格［和不变资本］构成［的费用］。如果［剩余］劳动同原料等费用的比例是1/5，那么，例如资本家就可以只［IV—32］高于［他的费用的］不变价值的1/10出售商品，因为剩余劳动不花费他什么。在这种场合，资本家把剩余劳动［的一半即］1/10赠送给消费者，他为自己只增加价值1/10。这一点在考察竞争时很重要，可是恰恰被李嘉图忽略了。
价格规定以价值规定为基础；但是加进了新的要素。价格最初不过表现为，它是以货币表现的价值，后来取得了进一步的规定，它本身表现为特殊的量。如果5塔勒是1磅纱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5塔勒包含的劳动时间和1磅纱包含的一样多，那么不管被评价的纱的磅数变为4倍或400万倍，都丝毫不会改变这种价值规定。磅数多少这个要素，由于它以另一种形式表示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因而对于价格规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40等问题上，这种情况已经变得通俗易懂了。
从以上的说明还可以看到：
如果工人只从事必要劳动，那么他就只会纺出20磅纱，每月只会利用价值80塔勒的原料、机器等等。而资本家除了工人的再生产即自我保存所必需的原料、机器等等之外，还必然要在原料上（和机器上，尽管比例不同）投资，以便使剩余劳动对象化。（在农业，渔业中，总之，在采掘业中，这种投资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它们大规模经营，也就是以工业方式经营的一切场合，这种投资就是必要的；不过在这种场合，投资不是表现为在原料本身上的追加支出，而是表现为在获取原料所必需的工具上的追加支出。）这些追加支出，即为剩余劳动提供材料，为剩余劳动的实现提供物质要素，实际上就是资本特有的、所谓预先的积累，资本特有的储备的积累（我们暂时还这样说）。因为，正如我们以后还会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把活劳动的物质条件必须已经存在——不管这些条件是自然提供的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种情况看作是资本特有的情况，那是荒谬的。资本所作的这些特殊的预付只是表示：资本借助新的活的剩余劳动，来使对象化的剩余劳动即剩余产品增殖价值，而不是像埃及的国王或伊特鲁里亚的祭司贵族那样，用来（花费来）修建金字塔等等。
在价格规定中（在利润上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情况）还要加进欺诈，互相欺骗。一个资本家在交换中能够赚得的，就是另一个资本家失掉的，不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资本——在彼此之间所分配的只能是剩余价值。但是，［交换的］比例为个人的骗术等等开辟了活动场所（撇开需求和供给不谈），这种骗术同价值规定本身毫无关系。
因此，价值规定同蒲鲁东先生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的发现毫不相干。这种发现的基础是，他（蒲鲁东）既丝毫不懂价值规定，也丝毫不懂价格规定。但是，即使撇开这一切不谈，蒲鲁东关于由此会导致生产过剩的这种抽象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在奴隶制关系下，奴隶主并没有因劳动者不是作为消费者同他们竞争而感到任何麻烦。（不过，在古代各民族那里出现的奢侈品生产，是奴隶制关系的必然结果。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
资本作为产品离开生产过程以后，必须重新转化为货币。货币在此之前只是表现为已经实现的商品等等，现在则表现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或者说，已实现成货币的资本。这就是货币的（同样也是资本的）一种新的规定。从以上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到，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量，同实现资本即增殖价值的困难毫无关系。
［IV—33］假定在上例中资本家每磅纱卖5塔勒，全部40磅纱都按每磅5塔勒出售，也就是说，每磅纱都按它的实际价值出售，因而在每5塔勒（出售价格）上赚得1/2塔勒，同出售价格相比赚得10%，或者说，在他的每41/2塔勒的支出上赚得1/2塔勒，也就是说，同他的支出相比赚得111/9%，——假定这个资本家现在只按10%的利润出售，也就是说，在他的每41/2塔勒支出上只得到9/20塔勒的利润（这同资本家过去在他的每41/2专塔勒上得到的1/2塔勒相差1/20塔勒，这个差额恰好是11/9%）。
因此，假定资本家现在每磅纱卖41/2塔勒＋9/20塔勒，即419/20塔勒，或者说，40磅纱卖198塔勒。现在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假定同他进行交换的那个资本家，即他卖给40磅纱的那个资本家，是一个银矿主，即银生产者，这个银生产者只支付给他198塔勒，也就是说，银生产者少支付给他2塔勒对象化在银中的劳动而换到了对象化在40磅棉纱中的劳动。假定这个资本家B的支出中的比例等等和纱生产者［A］完全一样。如果资本家B得到的利润也不是111/9%，而只是10%，那么他为自己的200塔勒银就不能要求40磅纱，而只能要求393/5磅纱。可见，两个资本家不可能彼此同时都贱卖11/9%，也就是说，不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在同一时间内，一个资本家为198塔勒银提供40磅纱，而另一个资本家为393/5磅纱提供200塔勒银。根据这种假定，资本家B就会在购买40磅纱时少支付11/9%，也就是说，他除了一笔不是从交换中取得而只是在交换中实现的利润111/9%以外，又由于另一个资本家受到损失而多赚得11/9%，或者，他总共会赚得122/9%。资本家B在他自己的工人身上，即在他自己的资本推动的劳动上，榨取到111/9%；其余的11/9%《是资本家A的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由资本家B占有了。
因此，由于竞争等等迫使资本家低于价值出售，也就是说，迫使资本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买者实现一部分剩余劳动，一般利润率[58]可能在这一或那一生产部门下降。但是一般［利润］率不会因此下降，只有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减少时它才会下降，而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已经很大时才会发生，或者换一种说法，当资本推动的活劳动所占的比例很小时，也就是说，当资本中同活劳动交换的部分与同机器和原料交换的部分相比很小时才会发生。那时，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会增加，一般利润率却会下降。
这样，我们已谈到另外一点。一般利润率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这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高，那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低；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相应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一个资本家手中转到另一个资本家手中。例如，如果在5个生产部门中利润率分别为：abcde15，12，10，8，5%，那么，平均率就是10%；但是，要使这种率实际亡能够存在，资本家A和B就必须把7%交给D和E，即2%交给D，5%交给E，而C一切照旧。
同量资本100不可能有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剩余劳动的比例随着劳动生产率，随着原料、机器和工资之间的比例以及随着一般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规模不同而极不相同。但是，如果假定生产部门e（例如面包业）是必要的，那么这个部门的资本家就必须得到平均的率10%。不过，这种情况只有在a和b把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让给e时才有可能。资本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分配总剩余价值的：总剩余价值大致下是按照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资本的量均衡地进行分配，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资本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分配。较高的利润——来源于某个生产部门内的实际剩余劳动，来源于该部门中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竞争会降低到这个水平，而另一生产部门的较低的剩余价值，由于该部门的资本被抽出并由此而形成有利的供求关系，就会提高到这个水平。竞争不能降低这个水平本身，它只是具有形成这个水平的趋势。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属于竞争篇的范围。
这种情况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价格关系实现的，在一些部门中价格降低到价值以下，在另—些部门中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由此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同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会创造出同样多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
［IV—34］上例中假定，资本家A比如说在竞争的压力下被迫按10%而不是按111/9%的利润出售纱，因此他每磅纱贱卖1/20塔勒，同时假定工人仍旧以货币形式得到自己的必要工资20塔勒；但是，工人以纱的形式得到的不是4磅纱而是44/99嘉磅纱。如果用纱向工人支付工资，工人就会在他的必要工资以外多得4/20塔勒[218]，即1/5塔勒或6银格罗申，这也就是他的必要工资的1%。如果工人在某一生产部门就业，而这个部门的产品完全不属于工人的消费范围之内，那么工人就不会由于这类事情而得到分文的好处，对于工人来说情况就会是这样：他不是直接地为资本家A，而是间接地，即通过资本家A作中介，为资本家B完成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在资本家A把对象化在自己产品中的一部分劳动白白转让出去的情况下，工人只有本身成为这个资本家的产品的消费者，而且只有在他是这种消费者的限度内，他才能从中得到好处。因此，如果纱的消费占工人支出的1/10，工人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利益就是1/50塔勒（［工人从资本象减价的］2塔勒中得到2/100塔勒，1塔勒中得到1/100，也就是从这2勒中得到1%的好处）；这就是说，工人赚到他的全部工资20塔勒的1/10%，或者说，71/5分尼[59]。这71/5分尼是工人从他自己的剩余劳动20塔勒中获得的份额。工人由于他本人所在的生产部门的价格降低到必要价值以下所得到的追加工资，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比例。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即在工人只靠纱就能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情况下，［工资提高的］界限（在上例中）是6银格罗申，或工资的1%；也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人的追加工资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同之比。在生产真正的奢侈品的部门里，工人自身被排除在这些产品的消费之外，这种追加工资就永远＝0。
现在假定资本家A、B、C彼此进行交换，他们每人的总产品都等于200塔勒。A生产纱，B生产谷物，C生产银；在所有这三个资本家那里，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以及支出和利润之比，完全一样。A不是按200而是按198塔勒出售40磅纱，因此损失11/9%的利润；同样，B也不是按200而是按198塔勒出售自己的比如说40蒲式耳谷物；但是C却全部交换了自己的对象化在200塔勒银中的劳动。A和B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双方的每一方都全部同对方交换，那就谁也不受损失。A得到40蒲式耳谷物，B得到40磅纱，但是他们每人都只得到198塔勒价值。C用198塔勒得到40磅纱或40蒲式耳谷物，在两种情况下他都少支付2塔勒，也就是多得到2/5磅纱或2/5蒲式耳谷物。
但假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A向银生产者C按200塔勒出售40磅纱，而银生产者不得不向谷物生产者B支付202塔勒，也就是说，B高于谷物价值多得2塔勒。在A的纱和c的银的相互关系中，一切都正常；两种商品都按价值互相交换。但由于B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40磅纱和200塔勒银［中所得到的利润］，用谷物来表现，就降低11/9%；换句话说，两个资本家实际上已经不能用200塔勒买到40蒲式耳谷物，而只能买到3961/100蒲式耳了。3961/100蒲式耳小麦就值200塔勒，也就是说，1蒲式耳就不是值5塔勒，而是值51/20塔勒，或5塔勒11/2银格罗申。
现在假定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的消费中1/2是小麦；假定纱的消费占工人的收入的1/10，小麦的消费占5/10。由于占工人消费的1/10的纱减价，工人赚到他的全部工资的1/10%工人在小麦上损失他的工资的5/10%。因此总起来说，1人没有得到利益，而是损失了自己工资的4/10。即使资本家用货币向上人支付了他的必要劳动，由于谷物生产者B提高了价格，工人的工资仍然会降到必要工资以下。如果谷物的这种高价格持续下去，那么工人的必要工资就必须提高。
由此可见，如果资本家A［按降低的价格］出售纱，是由于谷物或者在工人消费中占最主要部分的其他使用价值的价格提高到它们的价值以上，那么，资本家A的工人所消费的变贵的产品同他所消费的由他自己生产的较便宜的产品相比越多，他的损失就越大。但是，如果资本家A高于纱的价值11/9%出售纱，而资本家B低于谷物的价值11/9%出售谷物，那么，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即假定他所消费的仅仅是谷物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利益也不会超过6银格罗申，或者，既然我们假定工人只把自己工资的一半花在谷物上，那他得到的利益就只是3银格罗申，即［IV—35］他的20塔勒工资的1/2%。
因此，对工人来说共有三种情况可能发生：［第一，］工人在这件事情中所得到的利益或受到的损失都＝0；［第二，］这件事情会降低工人的必要工资，以致工资变得不足，也就是说，工资降到必要的最低水平以下；第三，这件事情会给工人提供一定的追加工资，这是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中的一个极其微小的份额。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必要劳动对其他生产条件的比例为1/4（在总支出100中占20），也就是说，如果必要劳动等于产品总价值的20%（在20磅纱中占4磅纱）（或者说，在100塔勒中80塔勒用于原料和工具，20塔勒用于劳动），而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等于100%（也就是说，两者的量相等）．那么，资本家就会从他的支出中赚得111/9%。219
如果资本家只得到10%的利润，而把11/9%或［20塔勒中的］2塔勒赠送给消费者（把这部分剩余价值转让给消费者），那么，工人如果是消费者，他就也会获得利益，而且在最好的（不可能有的）情况下，如果工人只靠他的主人的产品维持生活，就会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家损失11/9%，即2塔勒；工人获得的利益为20塔勒工资的1%，即6银格罗申（或者说在20塔勒工资以外多得1/5塔勒）。
现在假定资本家每磅纱小是卖5塔勒，而是卖415/20(43/43）塔勒；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会在每磅纱上获得5/30塔勒的利益，而在4磅纱220上获得20/20勒的利益，即1塔勒。1塔勒同他的20塔勒工资相比是1/20，即5%。资本家按每磅纱415/20塔勒出售40磅纱，得95/20塔勒×40，即190塔勒。他的支出是180塔勒，他的利润等于10塔勒，或者说55/9%。他的损失［或］负收益等于55/9%，或者说10塔勒。
如果资本家每磅纱按412/20塔勒出售，那么工人就会在每磅纱上获得8/20塔勒的利益，也就是说，在4磅纱上获得32/20塔勒的利益，也就是112/20塔勒．或者说13/5塔勒，即8%（1塔勒18银格罗申），占他的全部工资的88/9%即16塔勒。而资本家在这个场合会从全部剩余价值中损失16塔勒，也就是说，他的全部进款就只有184塔勒；这就等于从180塔勒支出中得到4塔勒利润，即占180的1/45，或者22/9%；因此，资本家就损失了88/9%。
最后，假定资本家每磅纱卖41/2塔勒；40磅纱卖得180塔勒，他的利润就等于零，他的损失就等于111/9%。资本家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当作礼物送给了消费者，因此工人就会在每磅纱上获得1/2塔勒的利益，［在构成工人工资的4磅纱上］获得4/2，即2塔勒；换句话说，工人在他的20塔勒工资以外多得2塔勒，即10%（仍然小于1/2磅纱）。
［IV—36］相反，如果资本家例如由于他的生产部门中对劳动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而将工资提高10%，从20塔勒提高到22塔勒，——而他仍然按照每磅纱的价值即按5塔勒出售，——那么，资本家的利润在这个场合就只减少了2塔勒，从20塔勒减少到18塔勒，即减少了11/9%，而利润仍然是10%221。
由此可以看到，即使资本家根据蒲鲁东先生的意见按他自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费用出售他的商品，他的全部利润＝0，那么，这也只不过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时间从资本家A手中转到资本家B、C、D等人手中；就他的工人来说，在最好的情况下，得到的利益，即工人在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中得到的份额，只限于工人消费在变便宜的商品上的那一部分工资；而且，即使工人把他的全部工资花在这种商品上，他得到的利益也不会大于必要劳动对总产品之比（在上例中是20∶200，即1/10，而20塔勒的1/10，即2塔勒）。
对其他工人来说，情况也完全一样；他们在变便宜的商品上获得的利益只能同（1）他们所消费的这种商品的量成比例，（2）同他们的由必要劳动所决定的工资额成比例。如果这种变便宜的商品例如是谷物——生活必需品之一，那么，首先是谷物生产者即农场主，接着是其他所有的资本家，都会发现：工人的必要工资已经不再是必要工资了，已经超过了必要工资的水平了；也就是说，必要工资降低了；从而，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资本a、b、c等的剩余价值会增加，只不过是这些资本所雇用的工人的剩余劳动会增加。
假定有5个资本家A、B、C、D和E。假定E生产一种只由工人消费的商品。在这种场合，E只能通过把自己的商品同工资相交换而实现自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同其他任何利润一样，不是来源于他的商品同工人的货币的交换，而是来源于他的资本同活劳动的交换。假定在所有5个生产部门中，必要劳动占［产品价值的］1/5，剩余劳动占1/5，而不变资本占3/5。资本家E用他产品［的4/5］同资本a的1/5、资本b的1/5、资本c的1/5和资本d的1/5相交换，而1/5则构成他自己的工人的工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从这个最后的1/5部分没有得到任何利润，或者更确切地说，他的利润并不是来源于他把他的资本的1/5部分以货币形式付给工人，而工人又从他那里以产品形式买回同一个1/5部分，——他的利润不是来源于同作为消费者或作为流通中心的工人相交换。资本家E同作为他的产品的消费者的他的工人之间的全部交易的基础，是他以货币形式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付给工人，而工人为了获得同一相应部分的产品又把那些货币还给他。资本家E同资本家A、B，C、D的工人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而是商品同货币的关系，卖者同买者的关系。
根据假定，A、B、C、D的工人不消费自己的产品。当然，E换进A.B.C和D的产品各1/5，也就是换进的他们的产品共为4/5；但是，这种交换只是A、B、C和D付给他们自己工人的工资的间接形式。他们每个人付给工人的货币相当于自己产品价值的1/5，换句话说，他们用自己产品的1/5支付必要劳动，而工人则用这1/5，即用共为4/5的这些资本家的产品或资本的价值去购买E的商品。因此，同E进行的这种交换，只不过是A、B、C和D所预付的资本中代表必要劳动即作为他们的资本的扣除的那一部分的间接形式。可见，他们由此不能得到利润。利润来源于a、b、c、d各资本的其余4/5的实现，而这种实现恰恰在于每一个资本家通过交换在另一种形式上收回对象化在他的产品中的劳动。因为资本家之间存在着分工，所以3/5补偿每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即原料和工具。他们的利润，即剩余劳动时间的实现，剩余劳动时间之实现为剩余价值，就在于最后的1/5的互相实现。
资本a、b、c、d没有必要彼此全部交换那4/5，因为它们作为资本家同时又是大消费者，绝对不能只靠空气生活。但是，因为它们作为资本家又不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所以它们只能交换或者消费他人劳动的产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的消费，恰恰要把1/5，即把代表剩余劳动时间，代表由于资本而创造出来的劳动的那1/5拿去交换。假定每一个资本家以他［IV—37］自己的产品的形式消费掉这个1/5部分的1/5，即11/25，那么，还剩下4/25可以用于交换，或者是把它们用于价值增殖，或者是把它们转化为使用价值供自己消费。假定A用2/25同B交换，1/25同C交换，1/25同E交换，而B.C.E也这样做。
上面我们所假定的情况，即资本E在同工资的交换中全部实现自己的利润，是最有利的一种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情况表现了唯一正确的比例，按照这种比例资本才有可能通过工人的消费而在交换中实现他的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但是在这种场合，资本a、b、c、d只有通过互相交换，即通过各个资本家本身之间的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产品价值。资本家E不消费自己的商品，因为他把其中的1/5付给了自己的工人，1/5同资本a的1/5相交换，1/5同资本b的1/5相交换，1/5同资本c的1/5相交换。1/5同资本d的1/5相交换。A、B、C、D从这种交换中得不到任何利润，因为所交换的是他们各自付给自己工人的1/5。
根据我们已经假定的比例，即产品价值的2/5是原料，1/5是机器，1/5是工人的生活资料，1/5是剩余产品（资本家先生们用它们来维持生活和实现自己的剩余价值），那么、在A、B、C、D、E每个人的总产品都等于100塔勒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生产者E为工人生产必要的生活资料，两个资本家A和B为所有的资本家生产各种原料，一个资本家C生产机器，一个资本家D准备剩余产品。
计算如下（机器生产者等等都必须各自为他们本身生产一部分商品）：
付给劳动原料
机器剩余
的报酬
产品
（A）原料的生产者………………2040
2020100
2
1∕2
（B）原料的生产者………………2040
2020100
2
1∕2
（C）机器的生产者………………2040
2020100
2
1∕2
（E）工人的必要生活
资料的生产者……………2040
2020100
2
1∕2
（D）剩余产品的生产2040
2020100
者…………………………1020
101050
因此，E把他的等于100塔勒的全部产品同下列各类工人的工资相交换：他自己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原料生产者A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原料生产者B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机器生产者C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剩余产品生产者D的工人的20塔勒工资。E从他所得的进款中用40塔勒同原料交换，20塔勒同机器交换，20塔勒为自己的工人购买必要生活资料，这笔钱又回到自己手中，20塔勒留给自己购买维持自身生活的剩余产品。其他资本家都按同样的比例交换自己的产品。构成他们的剩余价值的是他们的产品价值的1/5，即20塔勒，他们都可以用它来交换剩余产品。如果他们消费掉了自己的全部剩余产品，他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的情况就会像在开始时一样，他们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就好像没有生长出来。
现在假定资本家只消费掉10塔勒，或者说产品价值的1/10，即消费掉一半剩余价值。在这种场合，剩余产品的生产者D自己会少消费10塔勒，其余每一个资本家同样也会少消费10塔勒。这样合计起来，资本家D就只能卖掉他的一半商品，即只得到50塔勒，因而不能重新开始他的营业。
因此，假定资本家D只生产50塔勒的消费品。于是，在以原料、机器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400塔勒之外，就只有50塔勒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品。但是，现在每一个资本家手里有10塔勒余额，其中4塔勒可以用于原料，2塔勒用于机器，2塔勒用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资本家从这些塔勒中应当得到2塔勒的利润（就像以前他用80塔勒变成100一样）。D从他支出的40塔勒中得到10塔勒利润，因此他可以［同其他资本家一样］按同一比例增加生产上的支出，即增加5塔勒的支出。D在下一年会多生产出71/2塔勒，也就是说，生产出571/2塔勒。
［IV—38］这个例子在以后可能要详细地谈到，也可能不再谈到。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剩余价值在这里是在各资本家彼此之间进行的交换中实现的，因为E尽管只为工人的消费而生产，但他仍是以工资形式交换A的1/5，B的1/5，C的1/5，D的1/5。A、B、C、D同样要和E进行交换，不是直接交换，而是间接交换，他们每个人都需要从E那里得到1/5作为自己工人的消费品。在这里，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每一个资本家用他自己的产品同其他四个资本家的产品的相应部分相交换，而且，一部分剩余产品被用于资本家的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剩余资本，以便推动新的劳动。剩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更大的价值增殖的现实可能性，即生产新的和更大的价值的现实可能性。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D和E（其中E代表工人消费的全部商品，D代表资本家消费的全部商品）会生产过多，也就是说，同用于工人的资本部分所占份额相比生产过多，或同用于资本家消费的资本部分所占份额相比生产过多〔同他们的资本必须增长的比例相比生产过多；而这种比例在以后将以利息为最低界限〕，——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
换句话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因为这种发展决定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产品在分割为与原料、机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相应的各个部分时，以及最后剩余劳动本身分割为一个用于消费的部分和另一个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时，都有固定的比例。资本的这种内部的概念上的分割，在交换中则表现为各资本彼此按照一定的和限定的比例进行交换——虽然这种比例在生产过程中经常发生变化。例如，假定［产品价值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原料占2/5、机器占1/5、工资占1/5、剩余产品占1/5，而剩余产品又分开，重新用于消费的占1/10，用于新生产的占1/10，那么，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在交换中就表现为例如五个资本之间的分配。无论如何，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既规定了可以进行交换的数额，也规定了这些资本中每一个资本进行交换和生产所必须保持的比例。例如，如果必要劳动对资本不变部分的比例像上例中那样是1/5:3/5，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用于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的资本总共不能超过五个资本的1/5＋1/10，如果每个资本为1，那它就＝11/2个资本。
同样，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还规定了每个资本同代表它本身的某个特定要素的另一个资本相交换时所必须保持的比例。最后，还规定了每个资本都进行交换所必须保持的比例。
例如，如果原料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比例是2/5，那么生产原料的各资本在最后总只能交换其产品的3/5，而产品的2/5则必须被看作是固定的（例如，农业中的种子等等）。交换本身使这些彼此在概念上得到规定的要素具有一种彼此毫不相干的存在；它们彼此独立地存在着；它们的内在必然性会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因为危机会通过暴力结束它们彼此毫不相干的假象。
其次，生产力的革命会改变这些比例，会变更这些比例本身，这些比例的基础——从资本的观点来看，因而也是从通过交换实现剩余价值的观点来看——始终是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象化劳动的各种要素对活劳动的比例。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60]，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游离出来的资本以及游离出来的活的劳动能力可能不得不闲置起来，因为它们所占的比例不符合在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所需要的比例。如果生产不顾这些变化而向前发展，那么最后，在交换中这一方或另一方就会出现亏损，出现负数。
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固定不变，这对交换，从而对生产来说始终是一种限制，因为这等于资本的价值增殖固定不变。第二种比例——剩余产品中资本消费的部分同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之间的比例——是由第一种比例决定的。首先，被分割为这两个部分的数额的大小取决于这个最初的比例；其次，如果说创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以创造剩余劳动为基础的，那么资本作为资本来增加（即积累，而如果没有积累，资本就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基础，因为那样资本［IV—39］就会处于停滞状态，就不是进步的因素，而单纯由于人口增长等等，进步也是必需的）则取决于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新资本。如果剩余价值只是被消费掉，那么资本就好像没有增殖，没有作为资本即作为生产价值的价值被生产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价值200塔勒的40磅纱（因为其中包含着20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时间）换得［银生产者的产品］198塔勒，那么纱厂主不仅损失了11/9%的利润，而且他的产品也丧失价值了，产品是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出售的，尽管产品出售时的价格仍然能给纱厂主带来利润10%。另一方面，银生产者赚到了2塔勒，获得2塔勒游离出来的资本。但是，如果考察一下这两个资本的产品价值的总额，那么价值毕竟是丧失了，因为总额不是400塔勒，而是398塔勒。因为银生产者手中的200塔勒纱只值198塔勒；对他来说，这就等于他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到这样的水平：尽管200塔勒的银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同以前一样多，但是其中2塔勒却可以从必要支出的项目转入剩余价值的项目，银生产者可以对必要劳动少支付2塔勒。
只有当银生产者能够把他用198塔勒买来的90磅纱仍按200塔勒转卖出去，情况才会不同。那时他就有了202塔勒；假定他把纱卖给了丝绸生产者，后者为蚰磅纱付给他价值200塔勒的丝绸。这样，90磅纱还是按其真正的价值出售了，不过不是直接由它的生产者自己，而是间接由它的买者出售的，因而总起来计算就是；三种产品相交换，每种产品都包含价值为20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因此，资本的价值总额就是600塔勒。假定A是纱生产者，B是银生产者，C是丝绸生产者；A得到198塔勒，B得到202塔勒（即在第一次交换中得到的2塔勒余额和200塔勒丝绸），C得到200塔勒，总额为600塔勒。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总价值还是那么多，只是价值发生了转移，B多得了A损失的那一部分价值。
如果纱生产者A只能售出180塔勒的产品（即他为生产这一产品花掉的费用），还有20塔勒的纱根本卖不出去，那么2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就丧失了价值。如果A把200塔勒的价值按180塔勒卖给银生产者B，结果也会是这样；既然A由于纱生产过剩而必须这样做，既然B也无法将40磅纱所包含的价值以高于180塔勒的价格脱手，那么［B］资本就有20塔勒游离出来。B手上就有了20塔勒的相对剩余价值，但是绝对价值的总额（在交换中可以实现的对象化劳动时间额）同以前一样是200塔勒，也就是说，B手上有价值180塔勒的40磅纱和20塔勒的游离出来的资本。这种情况对B来说就等于纱的生产费用降低了，也就是说，40磅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减少了20塔勒，或者说，如果一个工作日创造价值4塔勒，那么把x磅棉花变成40磅纱就必然少用5个工作日。因此，B就可以用对象化在银中的较少的劳动时间去交换对象化在纱中的劳动时间。但是，现有的价值总额却不是400塔勒，而是380塔勒。于是就出现了价值为20塔勒的普遍价值丧失，换句话说，总额为20塔勒的资本被消灭了。
因此发生了普遍价值丧失，尽管纱的价格下跌——纱生产者不是按200塔勒而是按180塔勒出售40磅纱——必然表现为银的价格上涨，表现为纱同银相比价格下跌，而普遍的价格下跌一般总是包含着货币的价格上涨，即用来评价其余一切商品的价值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因此，在危机中，——在普遍的价格下跌中，——到一定的时刻就会同时出现资本的普遍价值丧失或者说资本的消灭。价值丧失可以是普遍的，绝对的，而不像价格下降仅仅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不仅像价格那样表现一种商品对另一种商品的关系，而且还表现商品的价格对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关系，或者说同质的对象化劳动的一个量对另一个量的关系。如果对象化劳动的这些量不相等，那么［一方］发生价值丧失，就不能被另一方的价格上涨所抵销，因为另一方表现着对象化劳动的固定的、不会由于交换而改变的量。在普遍的危机中，这种价值丧失将一直扩及到活的劳动能力本身。
按照［IV—40］上面所谈的，在危机中发生的价值和资本的消灭，是同生产力的普遍增长相一致的，或者说，是意义相同的；不过，这种增长不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真正的提高（劳动生产力由于危机而引起的提高，不属于这里考察的范围），而是由于原料、机器、劳动能力的现有价值的降低。如棉纺织厂主在出售自己的产品（例如纱）时损失了资本，但他却按已经降低的价格买回了同样价值的棉花、劳动等等。对他来说，这就等于棉花、劳动等等的实际价值降低了，就是说，等于劳动、棉花等等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较便宜地生产出来。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突然的普遍增长同样能够导致一切现有的价值，即在生产力的较低发展阶段上的劳动所对象化的价值的相对丧失，因此现有的资本以及现有的劳动能力都会被消灭。危机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減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是一切的基础。（因此，情况决不像奥弗斯顿勋爵以一个真正高利贷者的身分所认为的那样：危机不过是给一些人带来巨额的利润，并给另一些人带来可怕的损失。）
交换不会改变价值增殖的内在条件，但是会把这些条件暴露在外部，赋予它们彼此独立的形式，从而使得它们的内在统一性只作为内在必然性而存在，因此这种必然性会在危机中通过暴力在外部表现出来。可见，不论是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而丧失价值，还是扬弃这种价值丧失并造成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这两者都包含在资本的本质之中了。关于这一切实际发生时的运动，只有在考察了现实的资本即竞争等等之后，在考察了实际的现实条件之后，才能加以考察。它还不是属于这里考察的问题。另一方面，没有交换，就不存在资本本身的生产，因为没有交换就不存在价值增殖本身。如果没有交换，就只涉及已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计量等等，总之，只涉及使用价值。
资本通过生产过程（1）价值增殖了，即创造了新价值；（2）价值丧失了，即从货币的形式转变为某一特定的商品形式；而在生产过程之后，（3）当产品重新被投入流通，并作为W而同G相交换时，资本的价值增殖了，包含了它的新价值。我们现在考察的只是资本一般，在这个研究阶段上，这第三个过程的实际困难只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因而也作为可能性被扬弃。因此，产品现在假定又转化为货币了。
这样，资本现在又表现为货币，因此货币具有了已经实现的资本这种新规定，而不仅仅表现为商品的已经实现的价格。换句话说，在价格上已经得到实现的商品现在就是已经实现的资本。貨币的这种新规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作为货币的资本的这种新规定，我们以后再来考察。从货币的性质来看，在资本上——当资本转化为货币时——首先表现出来的，只是它所创造的新价值得到计量，也就是说，重复货币的第一种规定，即货币作为商品的一般尺度的规定；现在货币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尺度，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尺度。在货币形式上，这种价值增殖表现为用自身计量自身，表现为它自身具有自己的尺度。
资本最初是100塔勒，现在当它是110塔勒时，它的价值增殖的尺度表现在它自己的形式上，表现为从生产过程和交换中流回的资本（流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同原有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再表现为两种不同质的劳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关系，或者说必要劳动和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的关系。当资本表现为货币时，它也就表现为货币的第一种规定，即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但是，这种价值在这里却是资本本身的价值，或者说是资本自行增殖的尺度。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讨论（在研究利润时）。
货币的第二种形式是流通手段的形式，从这方面来看，资本的货币形式表现为一种仅仅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使资本再去进行交换，但不像作为一般流通手段的货币那样为了消费而同商品v使用价值）相交换，而是为了同特殊的使用价值相交换，即一方面同原料和工具相交换，另一方面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在这些使用价值的形式上资本能够作为资本重新开始它的流通。
［IV—41］资本在这一规定中是流动资本，这一点以后再谈。但是，资本作为流通手段规定上的货币，其结果是以已设定的资本为起点的生产行为的开始，这一点是我们在研究其他问题之前首先要在这里考察的。
（尽管在第一种规定上，即作为尺度的规定上，新价值表现为得到计量的东西，但差别只是形式上的：它不再是剩余劳动，而是货币，也就是对象化在一种特定商品中的剩余劳动。但是，这种新价值的质的本性也会发生某种变化，即尺度量本身也会发生某种变化，这要到以后才加以考察。
其次，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形式的消失也只是形式上的。货币形式只有在不仅完成了第一次循环，而且也完成了第二次循环之后，才成为本质的。这样一来，得出的结果首先只是，我们又站在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因此，我们也首先从这一点继续进行考察。）
货币的第三种形式，即货币作为独立的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价值，这就是资本，它不是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出来之后又进入交换，以便成为货币，而是这样的资本，它在自己同自己发生关系的价值形式上成为商品，进入流通。（资本和利息。）这第三种形式是以前面两种形式的资本为前提的，并同时构成资本向各特殊资本，向各现实资本的过渡；因为现在，在这最后一种形式中，资本按其本身的概念来说已经分为两种独立存在的资本。有了这二种也就会有多种。这种发展的进程就是如此。
〔在转入下文以前，必须做如下说明。尽管与各特殊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1）仅仅表现为一种抽象；不过不是任意的抽象，而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每个一定的价值额成为资本的那种规定。而且这种抽象内部的种种差别也是表明每一种资本特性的一些抽象特殊性，每一种资本就是这些抽象特殊性的肯定或否定（例如，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
（2）但是，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一点虽然普通的烃济学并不理解，但已承认，而且构成它关于［利润］平均化等等学说的极其重要的要素。例如，这种一般形式上的资本，尽管也属于单个的资本家所有，但在它作为资本的基本形式上形成在银行中进行积累或通过银行进行分配的资本，形成像李嘉图所说的那样令人惊异地按照生产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本。222这种资本同样会通过借贷等等在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平均水平。因此，举例来说，如果资本一般的一个规律是，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它必须二重地存在，并且必须在这种二重的形式上二重地增殖自己的价值，那么，例如对某一个特殊的国家即同另一个国家相对立而杰出地代表资本的国家来说，它的资本必须贷给第三个国家才有可能增殖自己的价值。二重存在，即自己把自己当作异己的东西来发生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是极其现实的。因此，一般的东西，一方面只是思维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
（以后我们还要回来谈这一点，尽管它的逻辑学性质多于经济学性质，但毕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代数学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a、b、c是数一般，是一般形式的数；但对a/b、b/c、c/b、c/a、b/a等来说它们又是整数，不过，这些分数要以这些作为一般要素的整数为前提。）〕
［IV—42］这样，新价值[61]本身又表现为资本，作为对象化劳动进入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过程，并因此分为不变部分——劳动的客观条件即材料和工具——和劳动的主观条件，即活劳动能力生存的条件，也就是工人的必需品，生活资料。当资本在这种形式上第二次出现时，问题都清楚了，而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即它表现为从价值的规定过渡到资本的规定的货币时，这些问题还完全不清楚。现在，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过程本身对这些问题作了解释。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前提条件本身表现为从外部由流通中来的，对资本的形成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不是由资本的内在本质产生的，也不能用资本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这些外在的前提条件现在表现为资本本身运动的要素，因此资本本身预先要求这些条件成为它自身的要素——不论这些条件在历史上是如何形成的。
资本强制压榨出来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表现为剩余劳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但是，活劳动不可能从无中创造出任何东西，所以它要找到它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剩余劳动以对象化的形式表现为剩余产品，而这种剩余产品为了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又分为两种形式：劳动的客观条件——材料和工具；劳动的主观条件——现在必须开始工作的活劳动的生活资料。
一般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当然是价值这种一般的形式，即对象化劳动，而且是来自流通的对象化劳动。其次，整个剩余产品，即整个客体化的剩余劳动，现在表现为剩余资本（与开始这一周转之前的原有资本相对而言），也就是说，表现为把活劳动能力作为自己的特有的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立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并且作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来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一切要素，现在表现为活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
第一，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对象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数额——剩余劳动的数额。这个新价值，即作为独立的、与活劳动相交换的价值，作为资本而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价值，是劳动的产品。它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处于客体形式上的，因而表现为价值的那个余额。
第二，因此，这个价值为了重新增殖，即为了变为资本而必须采取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作为原料和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生产行为期间劳动的生活资料——同样只是剩余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原料和工具是由这种剩余劳动本身按以下比例生产出来的，换句话说，这种剩余劳动本身是按以下比例在客观上表现为原料和工具的。这种比例不仅允许一定量的必要劳动即再生产生活资料（它们的价值）的活劳动可以在这种剩余劳动的结果中对象化，并且不断地对象化，因而会不断重新分裂为活劳动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生产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且，这种比例还允许活劳动在完成自己的物质条件的这种再生产过程时，同时按下述比例生产出原料和工具，这种比例使活劳动能够作为剩余劳动，即作为超过必要劳动的劳动实现在这些原料和工具中，因而能够把它们变为新的价值创造的材料。可见，剩余劳动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要受到超出必要劳动需要以上的原料和工具的一定比例的限制，而必要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其客体性的范围内分为客观要素和主观要素，分为劳动的物质要素和主观要素（活劳动的生活资料）——现在表现为即设定为剩余劳动本身的产品、结果、客观形式、外部存在。相反，在最初，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和生活资料具有的规模必须不仅能够使活劳动作为必要劳动，而且还能够作为剩余劳动得到实现这种情况，却表现为同活劳动本身无关，表现为资本方面的行为。
第三，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价值的独立的自为存在——从而价值作为资本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IV—43］劳动能力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即异己性——，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条件以资本家的人格的形式，即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财产即劳动的物质条件同活劳动能力的这种绝对的分裂或分离——以致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另一个法人的实在，作为这个法人的意志的绝对领域，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因而另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同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或者说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间，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离——从而劳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上述这种分裂，现在同样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对象化，客体化。因为通过新的生产行为本身，——这种行为只是证实了在它之前发生的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以至劳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同活劳动能力相独立的和与之无关的交换价值，或把活劳动能力只当作自己的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立的交换价值。
劳动能力占有的只是必要劳动的主观条件，——从事生产的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劳动能力单纯作为同它的实现条件相分离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而且劳动能力使这些条件本身变成以他人的、实行统治的人格化的形式而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物，价值。劳动能力从过程中出来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劳动能力不仅把必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增殖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总之，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侨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体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
这一切都来源于工人用自己的活劳动能力换取一定量对象化劳动的交换；但是，现在这种对象化劳动，这些存在于劳动能力之外的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和这些物质条件在劳动能力之外的独立存在，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它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既表现为劳动能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身被客体化为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
在剩余资本中，一切要素都是他人劳动的产品，即转化为资本的他人的剩余劳动：必要劳动的生活资料；必要劳动能够再生产出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同它自身相交换的那一价值所必需的客观条件，即材料和工具；最后，实现新的剩余劳动，或者说创造新的剩余价值所需的必要数量的材料和工具。
在这里，初次考察生产过程时还存在的那种假象，即资本本身似乎会从流通中带来一些价值的假象消失了。相反，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表现为劳动的产品——无论就这些条件是价值一般来说，还是就它们是用于生产的使用价值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也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完全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或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
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劳动作为创造价值或增殖价值的单纯可能性返回到自身，因为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IV—44］得以变为现实性的现实条件，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
只要剩余产品被当作剩余资本重新用来增殖价值，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和价值自行增殖过程，那么它就分为：（1）用来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这部分资本被称为劳动基金，这种劳动基金是资本中用来维持劳动能力的部分，——而且是累进地维持劳动能力，因为剩余资本不断增长，一这部分现在也同样表现为他人劳动的产品，即对资本来说是他人的劳动的产品；（2）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再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并获取剩余价值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其次，如果考察这个剩余资本，那么，资本划分为不变部分——劳动之前早就存在的部分，即原料和劳动工具——和可变部分，即可以同活的劳动能力相交换的生活资料，这纯粹是形式上的划分，因为这两部分同样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且同样都被劳动当成劳动本身的前提。资本本身内部的这种划分现在倒是这样表现出来：劳动本身的产品——客体化的剩余劳动——分解为两个组成部分，即分解为（1）重新实现劳动所需要的客观条件，（2）维持这种活劳动的可能性，即把活劳动能力作为活的能力来加以维持所需要的劳动基金，——不过是这样分解的：劳动能力只是在它不仅再生产自身的价值，而且还增殖一部分新资本的情况下，即代表实现新的剩余劳动和剩余生产，或生产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客观条件的那部分新资本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占有它本身的成果中——即客体形式上的它本身的存在中——用作劳动基金的那一部分，才能从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的形式中取得那一部分。劳动本身创造了使用新的必要劳动所需要的新的基金，或者说维持新的活劳动能力即新的工人所需要的基金，但与此同时，劳动还创造了这样的条件：这种基金只有在剩余资本的其余部分会吸收新的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能被使用。因此，在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资本——剩余价值中，新的剩余劳动的现实必然性同时也就被创造出来，这样，剩余资本本身同时就是新的剩余劳动和新的剩余资本的现实可能性。
这种情况表明，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的价值世界就越是增大。劳动本身通过创造剩余资本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一再地去创造新的剩余资本，等等，等等。
同最初的非剩余资本相比较，劳动能力的状况发生了以下变化：（1）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是由这种劳动本身再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从流通中归于劳动的，而是劳动本身的产品；（2）在原料和工具的形式上代表实现活劳动所需要的现实条件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保存下来的，同时，因为任何使用价值就其本性来说都是由非永久材料构成的，而交换价值只有在使用价值中才存在，才具有，所以这种保存等于防止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的灭亡，或者说等于否定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的非永久性质，因而等于把这些价值变成自为存在的价值，长久的财富。因此，这种最初的价值额也只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活劳动才变为资本。
现在从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只要考察的是剩余资本，那么，资本家通过单纯占有他人的劳动就代表自为存在的价值，即在货币的第三个要素上的货币，财富，这是因为剩余资本的每一种要素，即材料、工具、生活资料，都归结为资本家不是通过同现有价值的交换，而是不经过交换就占有的他人的劳动。当然，对于这种剩余资本来说，作为最初的条件表现出来的，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一部分价值，或者说资本家所占有的一部分对象化劳动，同他人的活劳动能力相交换。
对于剩余资本I——我们这样称呼从最初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资本——的形成来说，也就是对于占有他人劳动即占有对象化的他人劳动来说，作为其条件表现出来的，是资本家方面占有价值，资本家用这种价值中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我们说“在形式上”，是因为活劳动必须再把它所交换的价值归还给资本家，偿还给资本家。无论如何，对于剩余资本I的形成来说，也就是说，对子占有他人劳动或占有对象化着这种劳动的价值来说，作为其条件表现出来的，是归资本家所有的、由他投入流通并由他提供给活劳动能力的价值的交换，——这种价值不是从资本家［IV—45］同活劳动的交换中产生的，换句话说，不是从他作为资本同劳动的关系中产生的。
现在我们设想，剩余资本又投入生产过程，又在交换中实现了它的剩余价值，并在第三次生产过程开始时又作为新的剩余资本出现。这个剩余资本II的前提和剩余资本I的前提不同。剩余资本I的前提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并由他投入流通的价值，更确切地说，由他在同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中投入的价值。剩余资本II的前提无非就是剩余资本I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个前提：资本家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他人劳动。这使资本家能够不断地蘑新开始过程。固然，为了创造剩余资本II，资本家必须用剩余资本I的一部分价值在生活资料的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但是，他这样拿去进行交换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他从自己的基金中投入流通的价值，而是他人的对象化劳动，他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了这种对象化劳动，并且现在又用它来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同样，这种新的劳动借以实现自己并创造剩余价值的材料等等，不经过交换，通过单纯的占有便落入资本家的手中。
对他人劳动的过去的占有，现在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新占有的简单条件；换句话说，他人的劳动以客观的形式，以现有价值的形式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种情况是使资本家能够重新占有他人的活的劳动能力，因而占有剩余劳动即没有得到等价物的劳动的条件。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这是资本家不仅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而且作为不断增长的资本越来越多地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或者说，这是资本家扩大他的权力，扩大他的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作为资本的存在，而另一方面，一再地把处于主体的贫穷中，即丧失物质实体的贫穷中的活劳动能力重新变为活劳动能力的唯一条件。
对过去的或客体化了的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表现为进一步占有现在的或活的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由于剩余资本I是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简单交换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简单交换是完全根据等价物按其本身包含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进行交换的规律进行的，并且，由于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前提无非是每一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从而，剩余资本II同剩余资本I的关系是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我们看到，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所拥有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它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所有权在一方面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另一方面则转化为必须把自身的劳动的产品和自身的劳动看作属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
不过，作为在法律上表现所有权的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现在发生了变化：对一方来说只是表面上进行了交换，因为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第一，本身是没有支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他人的劳动，第二，它必须由劳动能力附加一个剩余额来偿还，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资本实际上并没有交出去，而只是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可见，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存在了，或者说，成了纯粹的假象。
其次，所有权最初表现为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现在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不能占有它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同劳动之间，进一步说，财富同劳动之间的完全分离，现在表现为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结果。
最后，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
[52]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篇第5章注（2）。——编者注
[53]美国人的别名，这里指当时在美洲的英国殖民者。——编者注
[54]见本卷第279—280页。——编者注
[55]见本卷第398页。——编者注
[56]见本卷第296—305页。——编者注
[57]见本卷第392页。——编者注
[58]可能是笔误，应为利润率。——编者注
[59]德国辅币，根据普鲁士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中等于12分尼。——编者注
[60]参看本卷第406页。——编者注
[61]指新创造的剩余价值。——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利润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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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利润和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
我们再一次回来看看前面举过的例子[44]。100塔勒的资本，即50塔勒的原料，40塔勒的劳动，10塔勒的生产工具。假定工人需要用4小时来创造他所必需的40塔勒的生活资料，即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产品部分；他的工作日是8小时。资本家由此无偿地获得了4小时的剩余；他的剩余价值等于4个对象化小时，即40塔勒；因此，他的产品＝50＋10（这是保存下来的价值，不是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作为价值，它们始终是常量，不变量）＋40塔勒（工资，这是再生产出来的，因为它已经在工资形式上被消费掉了）＋40塔勒剩余价值。总额∶140塔勒。
在这140塔勒中，现在有40塔勒余额。资本家在生产期间以及在他开始生产之前必须生活；例如为此需要20塔勒。资本家除了他的100塔勒资本外，还必须有这20塔勒；因而在流通中必须有这20塔勒的等价物。（这些等价物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在这里与我们无关。）资本假定流通是个不变量。这些等价物总是不断重新存在。因而，资本家不断地从他的利润中消费掉20塔勒。这20塔勒进入简单流通。100塔勒也进入简单流通，不过是为了再次变为新生产的条件：50塔勒原料，40塔勒工人的生活资料，10塔勒工具。这里还剩下20塔勒追加的、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货币，是对于流通持否定态度的独立的价值。这些货币不能作为单纯的等价物进入流通去交换单纯的消费品，因为流通被假定是不变的。但是，货币的独立的即虚幻的存在已经被扬弃了；货币的存在，已经只是为了使自己增殖价值，也就是为了成为资本。
但要成为资本，货币必须重新交换生产过程的各个要素，即工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所有这些要素都归结为对象化劳动，只有通过活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因此，货币由于现在已经自在地作为资本而存在，它就只是取得未来（新）劳动的凭证。它在对象形式上只是作为货币而存在着。剩余价值即对象化劳动的增长额，由于它自为地存在着，它就是货币；但这种货币现在已经自在地是资本；作为资本，它是取得新劳动的凭证。在这里，资本已经不再只和现有的劳动发生关系，而且和未来的劳动发生关系。资本看来也不再归结为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简单要素，而是归结为作为货币的资本，但这种货币已经不再单纯是一般财富的抽象形式，而是取得一般财富的现实可能性即取得劳动能力的凭证，而且是取得正在生成的劳动能力的凭证。货币作为这样的凭证，它的作为货币的物质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用任何一种要求权来代替。正如国债债权人一样，每一个资本家通过他新获得的价值，而拥有了取得未来劳动的凭证，他通过占有现有的劳动，同时也就占有了未来的劳动。（资本的这一方面以后要加以阐述。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资本的特性，即它作为价值可以脱离自己的实体而存在。这里已经奠定了信用的基础。）因此，货币形式上的资本积累决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相反，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未来的劳动被设定为雇佣劳动，设定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对新创造的价值来说，没有现成的等价物；后者的可能性只在新的［III—44］劳动中。
因此，在这个例子中，通过绝对的剩余劳动时间——这是劳动8小时而不是劳动4小时——创造了新价值20塔勒，创造了这些货币，而且这些货币就其形式来说已经是资本（已经是资本的设定的可能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由于货币不再是货币本身，才成为这种可能性）；这些被迫加到旧价值即现有的财富界中去。
如果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工人不需要付出d小时必要劳动，而只需要付出2小时，而资本家仍和过去一样要工人劳动8小时，那么就要这样计算：50塔勒原料，20塔勒工资，10塔勒劳动工具，60塔勒剩余价值（即6小时，而以前是4小时）。绝对剩余价值增长额是2小时或20塔勒。总额：140塔勒（在产品中）。185
总额同过去一样，仍是140塔勒；但其中有60塔勒是剩余价值；而这60塔勒中，40塔勒同过去一样是由于剩余时间的绝对增加，20塔勒是由于剩余时间的相对增加。但是现在同过去一样，简单交换价值只包含140塔勒。那么，现在只是增加了使用价值呢，还是创造了新的价值呢？以前，资本为了使自己重新增加40%，必须再从100塔勒开始。这20塔勒的剩余价值将会怎样呢？以前资本消费掉了20塔勒；剩下20塔勒价值。现在资本消费掉了20塔勒；剩下40塔勒。另一方面，以前进入生产的资本是100塔勒，而现在它变成了80塔勒。在一方面以一种价值规定得到的价值，就是在另一方面以另一种价值规定失去的价值。
第一个资本再次进入生产过程，又生产出20塔勒（资本家的消费除外）的剩余价值。在这第二次活动结束时，出现一个没有等价物的新创造的价值。20塔勒加上第一次的20塔勒共计40塔勒。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资本［它的生产力提高一倍］。50塔勒材料，20塔勒工资（＝2小时），10塔勒劳动工具。但是，资本用这2小时生产出8小时的价值，即80塔勒（其中20塔勒补偿［用于工资的］生产费用）。还剩下60塔勒，因为20塔勒只把工资再生产出来（因而作为工资消失了）。60＋60＝120。在这第二次活动结束时，20塔勒被［资本家］消费掉了，还剩下20塔勒剩余价值；186加上第一次［活动］的剩余价值60。
在第三次活动时，第一个［资本］共积累60塔勒［剩余价值］，第二个资本共积累80塔勒；在第四次［活动］时，第一个［资本］共积累80塔勒，第二个资本共积累100塔勒。第一个资本的交换价值作为生产资本减少多少，它作为价值就增加多少。
假定这两个资本连同它们的剩余价值都能被用作资本，也就是说，它们都能用剩余价值交换新的活劳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撇开消费）：第一个资本按40%［利润率］来生产：第二个资本按60%来生产。140的40%是56；140（即80资本，60剩余价值）的60%是84。在第一个场合总产品是140＋56＝196塔勒；在第二个场合总产品是140＋84＝224塔勒。因此，第二个场合的绝对交换价值比第一个场合增加了28塔勒。
第一个资本有40塔勒可以用于购买新的劳动时间；1劳动小时的价值已经假定是10塔勒；因而它用40塔勒购买＋个新的劳动小时，这4劳动小时给它生产80塔勒（其中40塔勒补偿工资）（也就是说，提供了8个劳动小时）。［生产过程］结束时，第一个资本是140＋80（即再生产了资本100，剩余价值是40；或者说，再生产了140；第一个100塔勒再生产为140；第二个40塔勒生产了80，——因为它们只用来购买新的劳动，所以并不是价值的简单补偿；不过这样的假定是不可能的）。140十80＝220。
第二个资本［在第一个生产周期完成后］是140塔勒；80塔勒生产了40塔勒［剩余价值］；或者说，80塔勒再生产为120；但追加的60塔勒［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们完全用于购买劳动，所以并不是价值的简单补偿，而是从自身中再生产自己并创造剩余价值）再生产为180；就是说，120＋120＝240。（它比第一个资本多生产了40塔勒，精确地说它的剩余时间等于2小时，因为第一个资本的剩余时间也假定等于2小时）。因此，结果是第二个资本生产了更大的交换价值，因为对象化了更多的劳动；它的剩余劳动多2小时。
［III—45］这里还必须指出另一点：140塔勒按40%计算带来56塔勒。资本加上利息187＝140＋56＝196；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220塔勒；按照这个数字，140塔勒的利息不应是56塔勒，而是84塔勒；那是140的60%（140∶84＝100∶x；x＝8400/140＝60）。同样，在第二个场合，140按60%计算带来84；资本加上利息＝140＋84＝224；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240塔勒；按照这个数字，140塔勒的利息不应是84塔勒，而是100塔勒；（140＋100＝240）；即百分率（140∶100＝100∶x；x＝1000/140）713/7%。
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呢？（怎么会在第一个场合是60%而不是40%；在第二个场合是713/7%而不是60%呢？），在第一个场合是60%而不是40%，因而多出了20%；在第二个场合是713/7%而不是60%，因而多出了113/7%。那么，第一，这两个场合的差额怎么会不一样呢？第二，每个场合怎么会有差额呢？
在第一个场合，最初的100塔勒资本包括60塔勒（材料和劳动工具，和40塔勒劳动，即3/5（材料［和工具］），2/5劳动。前一个占3/5的部分根本没有带来利息；后一个占2/5的部分带来100%。但按全部资本计算，只增加了40%；100的2/5＝40。但是，40增加100%只等于整个100增加40%；也就是说，整个资本增加了2/5。这样，如果新追加的40塔勒资本中也只有2/5增加100%，那就是增加了16。40＋16＝56。这56再加上140＝196；实际上就是资本和利息相加的总数156塔勒增加了40%。
40塔勒增加100%，即增加一倍，是80；40的2/5增加100%，则是16。80塔勒中的40塔勒补偿资本。40塔勒是利润。
因而，算法如下：
100C[45]＋40Z[46]＋40C＋40Z＝220；
就是说，140塔勒资本，共得利息80塔勒，但是，如果我们用另一种算法，那就是：
100C＋40Z＋40C＋16Z＝196；
就是说，140塔勒资本，共得利息56塔勒。
［按第一种算法，］利息算得太多了，40塔勒资本多算了24塔勒利息。而24＝40的3/5（3×8＝24）；这就是说，除原资本外，［新追加的］资本中只有2/5增加100%；因而，全部［新追加的］资本只增长了2/5，即16塔勒。
40塔勒资本多算了利息24塔勒（这就是40塔勒资本的3/5增加100%）；24比24是3×8（40的3/5）的100%。但是，就总额140塔勒来说，是多算了60%而不是按40%计算；这就是说，40塔勒上多算了24塔勒（3/5），24比40等于60%。因而，40塔勒的资本多算了60%（60%＝100的3/5）。对140塔勒资本来说，多算了24塔勒（而这就是220和196的差额）；即多算了100的1/5和100的1/12；100的1/5＝20；100的1/12是84/12%或81/3%；因而总共多算了281/3%。因此，就整个资本来说，只是多算了281/3%，而不像在40塔勒资本上那样多算了60%；由于对140塔勒资本中的40塔勒资本多算了24塔勒，这就形成了312/3%的差额。
另一个例子的情况也一样188。
在生产出120塔勒的第一个场合的80塔勒资本中，50＋10塔勒只是得到补偿；但是20塔勒却再生产了三倍的量：即60塔勒（其中20塔勒是再生产，40塔勒是剩余价值）。如果20塔勒生产了三倍的价值即60塔勒，那么，60会生产出180。
［IV—1］没有必要再停留在这种非常令人讨厌的计算上了。问题的关键只在于：如果像我们所举的第一个例子那样，3/5（100塔勒中的60塔勒，是材料和工具，2/5（40塔勒）是工资，而且，如果资本带来40%的利润，那么，在［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就等于140塔勒（这40%的利润等于资本家以6个必要劳动小时作代价而让工人劳动12个小时，因而他赚到的是必要劳动时间的100%）。如果赚到的40塔勒再次在同样的前提下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我们现在的立脚点来说，这些前提还没有改变，——那么，40塔勒的3/5，即24塔勒又要花在材料和工具上，2/5花在劳动上；结果又不过是16塔勒的工资加倍，变成32塔勒。因此，16是［工资的］再生产，16是剩余劳动；因而在生产结束时共有40＋16＝56或40%［利润率］。这样，总资本140塔勒在同样的情况下就会生产出196塔勒。不应该像在大多数经济学著作中那样假定：说什么这40塔勒全部投在工资上，用于购买活劳动，因而在生产结束时会提供80塔勒。
如果说，100塔勒的资本在某一时期带来10%，在另一时期带来5%，那么，像凯里189之流那样由此得出下述结论，就是再错误不过的了。这一结论是：在前一场合，资本在产品中得到的份额是1/10因而劳动得到的份额只是9/10，而在后一场合，资本得到的份额只是1/20，因而劳动得到的份额是19/20；也就是说，因为利润率降低了，所以劳动得到的份额增加了。资本根本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只是在危机时期才由于切身利害关系而去认识这一性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100资本得到10%的利润，自然被看作是这一资本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即原料、工具、工资都同样地增长了10%，也就是说，资本作为100塔勒的价值额，作为这种一定价值单位的数量，增加了10%。
但是，实际上问题在于：（1）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彼此间的比例怎样；（2）用工资，即用对象化在工资中的劳动小时购得的剩余劳动有多少。如果我知道资本的总额，知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间的比例（实际上我还必须知道，生产工具有多大部分在生产过程中被磨损，即真正加入生产过程），并且知道所得到的利润，那么，我就会知道创造的剩余劳动有多少。
如果资本的3/5是材料（为了方便起见，这里我们假定这3/5全部变成生产材料，在生产中被全部消费掉），即60塔勒，工资是40塔勒，如果这100塔勒的利润是10塔勒，那么，用40塔勒对象化劳动时间购得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就创造了5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也就是说，劳动的剩余时间或创造的剩余价值占必要劳动时间的25%即1/4。因此，如果工人一天劳动12小时，那么，他的劳动就有3小时的剩余时间，而维持他一天生活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是9劳动小时。190
在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虽然只是10塔勒，但是按实际的比率来说，这10塔勒在计算时应该同40塔勒相比，而不应该同100塔勒相比。60塔勒价值没有创造任何新价值；相反是工作日创造了新价值。因此，工人是把与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增加了25%，而不是增加了10%。总资本增长了10%。10是40的25%，它只是100的10%。可见，资本的利润率根本不能表示活劳动使对象化劳动增长的比率；因为这个增长只等于工人再生产他的工资以后的剩余，即等于工人在生产他的工资所必需的劳动以外多劳动的时间。
如果上例中的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工人，他对100塔勒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的关系不是对资本的关系，而只是对他的劳动的对象条件的关系，那么，在他重新开始生产过程以前，他就必须拥有他在工作日中所要消费的40塔勒的生活资料，60塔勒的工具和材料。他就会只劳动3/4日即9小时，他的产品在工作日结束时就不会是110塔勒，而会是100塔勒，他会把这100塔勒再按上述比例来进行交换，并且不断地重新开始这一过程。但是这样，他也就少劳动了3小时，也就是说，在他拿40塔勒的生活资料与他的劳动时间相交换时，他节省了25%的剩余劳动，即25%的剩余价值；如果他因手头有材料和工具，有一次多劳动了3小时，那么他也不会想到说，他创造了10%的新收益，而是会说，他创造了25%的新收益，因为他可以多买1/4的生活资料，他买到的生活资料不是40塔勒，而是50塔勒，而且对他来说，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生活资料，因为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
臭名远扬的普赖斯博士的复利计算法，以及由此引起的特殊天才皮特关于还债基金的愚蠢措施191，都是以下面这种幻想为基础的：认为新收益［IV—2］不是由于对象化在40塔勒中的9劳动小时同12小时活劳动相交换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由这部分资本创造了25%的剩余价值，而是全部资本都均等地增加了10%；60的10%是6，40的10%是4。由于剩余收益和剩余劳动时间——绝对的和相对的剩余劳动时间——是同一的，这就为资本的积累设定了一个质的界限，那就是：工作日，即工人的劳动能力在24小时内所能活动的时间；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表示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数的人口，等等。192相反，如果把剩余收益只看作是利息，也就是说，只看作是资本通过某种幻想的魔术使自己增加的比率，那么，这个界限就只是量的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资本不能把利息重新作为资本日复一日地加到自己身上，因而利滚利地按几何级数无止境地增加下去。经济学家们已经从实践中看出普赖斯的利息增加法的不可能，但是他们从未揭示其中包含的荒谬。
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出的110塔勒中，60塔勒（材料和工具）就它们是价值来说，是绝对不变的。工人既没有从它们上面拿走什么，也没有在它们上面添加什么。工人由于他的劳动是活劳动这一事实而会无偿地为资本保存已经对象化的劳动，这种情况从资本家的立场看来无疑是：因为他资本家允许工人作为劳动与对象化要素即对象条件发生适当的关系，所以工人还必须为此向资本家支付报酬。至于其余的50塔勒，其中40塔勒不是单纯的保存，而是实际的再生产，因为它们已经被资本以工资形式让渡出去，已经被亡人消费掉了；10塔勒是超过再生产以上的生产，即占1/4的剩余劳动（3小时）。
生产过程的产品只是这50塔勒。因此，如果像人们错误地断言的那样，认为工人是和资本家分享产品，工人得到9/10，那么，工人得到的必定不是40塔勒（他已预先得到这40塔勒，为此他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因而事实上工人已把这40塔勒全部归还给资本了，而且还无偿地替资本保存了已有的价值），那只是50的8/10；而工人得到的必定是45塔勒，只给资本留下5塔勒。因此，资本家以100塔勒开始生产过程，而在结束时得到的这个过程的产品仅仅是65塔勒。
但是，在这再生产的40塔勒中工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同样，在10塔勒的剩余价值中工人也什么都没有得到。如果把再生产的40塔勒看作是重新花在工资上的，也就是供资本重新用来购买活劳动的，那么，按这里的比例只能说，9小时的对象化劳动（40塔勒）买到了12小时的活劳动（50塔勒），从而带来了一个占价值增殖过程的实际产品（这种实际产品一部分是作为工资基金再生产出来的，一部分是作为剩余价值新生产出来的）25%的剩余价值。
上面原有的100塔勒资本是：
劳动条件工具雇佣劳动
501040
生产出10塔勒剩余收益（25%剩余时间）。共计110塔勒。
现在假定，原有的100塔勒资本是：
劳动条件工具雇佣劳动
602020
假定［生产过程的］结果是110塔勒。平庸的经济学家和更加平庸的资本家将会说，这10%是资本所有各部分按同一比例生产出来的。但是，80塔勒资本仍然只是被保存下来，它的价值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20塔勒换成了30塔勒；因而，剩余劳动增加到［必要劳动时间的］50%，而不是像上例那样占25%。
现在再看第三种情况：
［劳动条件］［工具］［雇佣劳动］
100：702010
［生产过程的］结果是110塔勒。
这样，不变价值是90塔勒。新产品是20塔勒；因而剩余价值或剩余时间是100%。
这里，我们看到三种情况，全部资本的利润在这三种情况下始终都是10塔勒，但在第一种情况下，创造的新价值是用于购买活劳动的对象化劳动的25%，在第二种情况下是50%，在第三种情况下是100%。
这些该死的错误演算真是活见鬼！不过没有关系。再重新开始吧。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
不变价值雇佣劳动剩余价值总额
604010110
我们仍然假定工作日＝12小时。（我们也可以假定工作日是可以延长的，例如，原先只是x小时，现在是x＋b小时，而生产力仍然不变；或者也可以假定两个因素都是可变的。）
［IV—3］如果工人
在12小时中生产50塔勒，
那么在1小时中生产41∕6塔勒，
在93∕5小时中生产40塔勒
┓┃┣┃┛
在12小时中生产50塔勒。
在22∕5小时中生产10塔勒。
可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93∕5小时（40塔勒）；因而剩余劳动是22∕5小时（10塔勒的价值）。22∕5小时是工作日的1/5。工人的剩余劳动是1/5日，因而等于10塔勒的价值。如果我们现在把这22∕5小时看作是资本用对象化在93∕5小时中的劳动时间交换活劳动所得到的百分数，那么，22∕5∶93∕5＝12/5∶48/5，即12∶48＝１∶4。也就是资本的1/4＝这一资本的25%。同样，10塔勒∶40塔勒＝1∶4＝25%。
现在我们把全部结果综合如下：
（I）
原有不变为补偿工资而再生产出来的总额剩余时间和对用于交换
的
资本价值生产出来的价值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对象化劳动的%
100塔勒60塔勒40塔勒10塔勒110塔勒22∕5小时0.25
或10塔勒
（可以说，劳动工具，它的价值不只是应该得到补偿，而且应该再生产出来，因为劳动工具实际上被磨损了，在生产中被消费掉了。这一点要在论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进行考察。事实上工具的价值转移到材料的价值上了；就它是对象化劳动来说，它只改变了形式。如果在上例中，材料的价值是50塔勒，劳动工具的价值是10塔勒，那么，当劳动工具磨损5塔勒时，材料的价值是55塔勒，工具的价值是5塔勒；如果工具全部消失，则材料的价值就达到60塔勒。这是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况。工具不像工资那样是在生产过程之外消费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假定：
原有资本不变价值为补偿工资而再
生产出来的总额
生产出来的价值
剩余价值
10080
4010塔勒110塔勒
如果工人在12小时内生产30塔勒，那么，在1小时内生产22/4塔勒，在8小时内生产20塔勒，在4小时内生产10塔勒。10塔勒是20塔勒的50%，同样，4小时是8小时的50%；剩余价值＝4小时，1/3的工作日或10塔勒。
因此：
（II）
原有不变为补偿工资而再
生产出来的总额剩余时间和
对［可变］
资本价值生产出来的价值
剩余价值剩余价值
资本的%
10080
2010塔勒110
4小时0.5
8小时
10塔勒
在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总资本100塔勒的利润都是10%，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实际剩余价值是25%，在第二种情况下是50%。
第II表的前提本身如同第I表的前提一样是可能的。但是，如果互相对比一下，便可以看出第II表的前提是不合理的。材料和工具的价值从60塔勒提高到80塔勒，劳动生产率从每小时41/6塔勒下降到22/4塔勒，而剩余价值却增加了100%。（但是，假定在第一种情况下多支出的工资表示较多的工作日，在第二种情况下表示较少的工作日，那么，这个前提就是正确的。）
必要工资的下降，即以塔勒表现的劳动价值的下降，这一点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不管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表现为2塔勒还是4塔勒，在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都是12劳动小时的产品（在流通中）同12劳动小时相交换，在两种情况下剩余劳动都表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前提所以不合理，是由于：（1）我们把劳动时间的最高限规定为12小时，因而不可能采用较长或较短的工作日；（2）我们越是在一方面增加资本，我们就越是不仅缩短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必须减少劳动的价值，而［预付资本和总产品的］价值不变。在第二种情况下，［总产品的］价格倒是应该提高。工人能够以较少的劳动维持生活，也就是说，工人用同样的小时数生产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不应该表现为［IV—4］对必要劳动小时所支付的塔勒的减少，而应该表现为必要劳动小时数的减少。
如果像在第一例中那样，工人得到41/6塔勒，但这个价值（它为了表现价值（不是价格）应该是不变的）的使用价值却倍增起来，以致工人不再需要像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用93/5小时来生产他的活劳动能力，而只需要4小时就行了，那么，这必然要表现在价值的剩余上。但是，按照我们假定的条件，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不变价值”是可变的；10%是不变的，它作为再生产劳动的附加额在这里是不变的，虽然它每次表现再生产劳动的不同的百分数。
第一种情况下的不变价值小于第二种情况，而劳动的总产品则较大；因为，如果100塔勒的一个组成部分较小，另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较大，同时，因为绝对劳动时间的长度是始终不变的，此外还因为劳动的总产品随着“不变价值”的增加而减少，随着它的减少而增加，所以我们在同一劳动时间内，使用的资本越多，得到的劳动的（绝对）产品就越少。这种情况从下述原因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已知额例如100塔勒中，花在“不变价值”上的较多，花在劳动时间上的就会较少，因而同所投的全部资本相比，创造的新价值相对来说就会较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时间不应该像在这里一样固定不变，或者，如果劳动时间固定不变，那么，劳动小时创造的价值不应该像在这里一样减少，因为在“不变价值”增大而且剩余价值也增大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的；而应该是劳动小时数减少。但是，劳动小时创造的价值的减少在我们的例子中却被作为前提。我们假定在第一种情况下12小时的劳动生产50塔勒；在第二种情况下只生产30塔勒。在前一场合，我们让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等价物］劳动93/5小时；在后一场合，尽管工人每小时生产得较少，我们却只让他劳动6小时。这是荒谬的。
但是，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些数字中难道就没有正确的东西吗？当资本的组成部分中材料和工具同劳动相比占更大的比例时，虽然相对的新价值增加了，但绝对的新价值难道就不会减少吗？对一定的资本来说，使用的活劳动相对地减少了；因而，即使这个活劳动超过它的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更大，从而它对工资的百分比，即它对实际消费的资本的百分比增大了，难道这个资本的绝对的新价值，就一定不会相对地少于使用较少的劳动材料和工具（这正是不变价值，即作为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发生变动的那一价值发生变动时的主要之点）并使用较多的活劳动的资本——正是因为这后一个资本相对地使用了更多的活劳动——的新价值吗？
在这种情况下，和劳动工具的增加相适应的是生产力的提高，因为资本［II］的剩余价值，如同在以前的［资本I的］生产方式下一样，并不和它的使用价值，和它的生产力成比例，并且单是提高生产力就创造出剩余价值，虽然决不是按同一数字比例来创造。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表现为工具价值的增加，表现为工具在投资中所占比重的增加，这就必然要引起材料的增加，因为必须有更多的材料被加工，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生产力的提高对产品的质量也有关系；如果一定质量的产品是已定的，那就只影响产品的数量；如果一定数量的产品是已定的，那就只影响产品的质量；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对质量和数量都有关系。）
虽然与剩余劳动相对而言，现在（必要）劳动较少，或者与资本相对而言，活劳动较少，虽然资本的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相对而言减少下，也就是所谓的利润率降低了，难道资本的剩余价值就不可能增加吗？
例如，假定资本为100。起初材料是30，工具是30（不变价值共计60）。工资是40（4个工作日）。利润是10。在这里，利润同对象化在工资中的劳动相比是新价值25%，同资本相比则是10%。
现在假定材料是40，工具是40。假定生产率提高一倍，因此只需2个工作日［用于工资］＝20。现在假定绝对利润即按总资本来计算的利润小于10。难道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利润就不可能大于25%，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假定的情况下，利润就不可能大于20的1/4吗？事实上，20的1/3是62/3s号，即小于10，［IV—5］但是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就是331/3%，而在前一场合只是25%。我们在这里最后只得到1062/3，而在以前则得到110。同一数额资本（100）的剩余劳动，剩余收益，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还是比前一场合多。但是，因为从绝对数来说，所使用的劳动少了50%。而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的利润比前一场合只增加了81/3%，所以后一场合的绝对结果就要少些，因而按全部资本来计算的利润也要少些。因为20×331/3%小于40×25%。
这整个情况是不大可能的，也不能作为经济学中一般的例子；因为这里劳动工具的增加，被加工材料的增加已经是前提，虽然不仅工人的相对数减少了，而且绝对数也减少了。（当然，如果两个因素相加＝第三个因素，那么，当前者中一个因素增加时，另一个因素就必然会减少。）但是，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在资本价值中所占的比重增加，而同时使所使用的劳动相对减少，这要以整个［社会］的分工为前提，因此，即使不是同所使用资本的量成比例地增加工人的人数，至少也得增加工人的绝对数。
例如，就拿任何人都能使用的石印机来说吧。假定这种工具在刚发明出来时，它的价值比这种简便的东西发明出来以前的旧工具高；以前旧工具需要用4个工人，现在它只需要2个工人就行了（在这里，和许多类似工具的机器一样，根本谈不上更进一步的分工，相反，质的分工消失了）。假定工具的价值最初只是30塔勒，而必要劳动（即资本家为创造利润所需要的劳动）是4个工作日。
（有些机器，如暖气管，除了在一个地点需要劳动外，别处完全不需要劳动；暖气管在一个地点开放；要把暖气输送到其他地点，就根本不需要工人了。在动力传导方面也是这样（见拜比吉的著作193）。以前动力通过相当数量的工人，即以前的锅炉工，以物质的形式从一个地方被输送到另一个地方，而现在把动力从一个空间传送到另一个空间已变为物理的过程了，表现为一定数量的工人的劳动。）
如果资本家把这种石印机作为利润的源泉，作为资本来用，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用，那么，材料必然要增加，因为资本家在同一时间内可以印出更多的印刷品，而且他的利润正是由此而来的。因此，如果这个石印业者使用40塔勒的工具，40塔勒的材料，2个工作日（20塔勒），这2个工作日给他带来了20塔勒对象化劳动时间的331/3%，即62/3塔勒，那么，如果他的资本和另一个［使用30塔勒的工具，30塔勒的材料，40塔勒工资的］石印业者的资本一样是100，他的资本就只给他带来62/3%的利润，但是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他得到的利润则是331/3%；而另一个石印业者得到的利润按资本来计算是10%，但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却只有25%。
如果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所占的比例较小，尽管从所使用的劳动得到的价值可能比较小，但全部资本的利润却比较大。虽然如此，获得的利润占总资本的62/3%而占所使用劳动的331/3%的企业，可能要比原来那个从劳动上获得25%润而从总资本上获得10%利润的企业更为有利。
例如，假定谷物等涨价了，因而工人的生活费的价值上涨了25%。现在第一个石印业者要为4个工作日花费的就不是40塔勒，而是50塔勒。他所用的工具和材料仍旧是60塔勒。所以他必需投入资本110塔勒。他用110塔勒资本取得的利润是12塔勒，即为4工作日所支出的50塔勒的25%。194就是说，12塔勒与110塔勒之比(总资本110的91/6%)。
另一个石印业者在机器上花费40塔勒，在材料上花费40塔勒，但是他要在2个工作日上花费的不是20塔勒而是要多花费25%，即花费25塔勒。因而他必须投资105塔勒。他的剩余价值是劳动的331/3%，即1/3，也就是81/3塔勒。因而他用资本105塔勒会赚到81/3塔勒，即131/3%。
因此，假定在10年的周期中按上述平均比例有5个歉收年和5个丰收年，那么，第一个石印业者与第二个石印业者相比，在5个歉收年中会得到50塔勒的利息；在5个丰收年中会得到455/6塔勒；共计955/6塔勒；10年的平均利息为97/12塔勒。另一个资本家在5个歉收年中会得到311/3塔勒；在5个丰收年中会得到655/8塔勒；共计9623/24塔勒；10年中平均每年得到987/120塔勒。
因为资本II加工的材料价格相同但数量较多，所以他提供的产品较便宜。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他耗费的工具较多，所以他提供的产品较贵；特别是因为他以怎样的比例增加所用机器的价值，他也就会以同样的比例消耗更多的材料。但是，如果说机器在加工更多材料时，也会按相同的程度更多地被磨损掉，也就是说，机器必须按同一时间得到补偿，这在实践上［IV—6］是错误的。但所有这些不属于这里的讨论范围。机器价值和材料价值之间的比例在这两个场合都假定是不变的。
这个例子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重要意义：假定有一笔较小的资本，使用较多的劳动和较少的材料及机器，但是全部资本的利率较高；又假定有一笔较大的资本，使用较多的机器和较多的材料，使用相对量较小但绝对量相同的工作日，但是全部资本的利率较小，因为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上，较少采用分工等等。在这里必须假定（在上面没有这样假定）机器的使用价值比它的价值大得多，也就是说，当机器用在生产中的时候，它并不是按它增加产品数量的同一比例丧失价值。
例如，像前面所说的印刷机（在前一场合是手摇印刷机，在后一场合是自动印刷机）。
资本I是100塔勒，30塔勒用于材料，30塔勒用于手摇印刷机，4个工作日用于劳动＝40塔勒；利润为10%，因而是活劳动的25%（剩余时间是［必要时间的］1/4）。
资本II是200塔勒，100塔勒用于材料，60塔勒用于印刷机，4个工作日（40塔勒）用于劳动；这4个工作日的利润为131/3塔勒，即11/3个工作日，而在前一场合利润只等于1个工作日：现在的总额是4131/3塔勒。这就是说，［利润率］为31/3%，195而在前一场合为10%。但在这后一场合，所用劳动的剩余价值为131/3塔勒，在前一场合只有10塔勒；在前一场合，4日创造1个剩余日，在后一场合，4日创造11/3个剩余日。但是，总资本的利润率在后一场合比在前一场合小1/3或331/3%，而利润总额却大1/3。
现在我们假定，［在这两个场合］30塔勒和100塔勒的材料都是纸张；工具在同一时期即10年内全部耗损掉，或者说每年耗损1/10。这样，资本I必须每年补偿30塔勒工具的1/10，即3塔勒；资本II必须每年补偿60塔勒的1/10，即6塔勒。在这两个场合没有更多的工具价值加入我们在前面所考察的那种年生产（这4个工作日可以看作是每个工作日等于3个月时间）。
资本I卖出30印张，价格为30塔勒（材料）＋3塔勒（工具）＋50塔勒（对象化［新加］劳动时间）＝83塔勒。
资本II卖出100印张，价格为100塔勒（材料）＋6塔勒（工具）＋531/3［对象化新加劳动时间］＝1591/3塔勒。
资本I卖出30印张，价格为83塔勒；1印张的价格为83/30塔勒＝2塔勒23银格罗申。
资本II卖出100印张，价格为159塔勒10银格罗申；1印张的价格为159塔勒10银格罗申100，即1塔勒9银格罗申10分尼。[47]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I的情况很糟，因为它卖得太贵了。尽管利润在前一场合按总资本来计算为10%，而在后一场合只有31/3%，但是，按所用劳动时间来计算，前一资本只得到25%，而后一资本却得到331/3%。资本I的必要劳动同所用总资本的比例较大，因此，剩余劳动尽管绝对地小于资本II的剩余劳动，但按较小的总资本来计算，却表现为较高的利润率。4个工作日同60塔勒之比大于4个工作日同160塔勒之比；在前一场合，1个工作日要同15塔勒现有［不变］资本相比，在后一场合，1个工作日要同40塔勒相比。但是，后一个资本的劳动的生产效率较高（这既是由于机器的总数较大，因而机器在资本的价值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同样，也是由于所用的材料较多，而这表示着1个工作日包含着［IV—7］更多的剩余时间，因而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了更多的材料）。后一场合创造出较多的剩余时间（相对剩余时间，即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剩余时间）。在前一场合，剩余时间为1/4÷，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为1/3。因而，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会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和更大的交换价值，但是交换价值并不和使用价值按同一比例增加，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交换价值并不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一数字比例增加。因此，单位产品的价格较小，而产品总价格较大，也就是单位产品的价格乘以所生产的产品量所得的积较大。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工作日总数虽然相对地说比资本I少，但绝对地说更多，那么情况就更明显了。因此，一个使用较多机器的较大资本的利润，所以会显得小于一个相对或绝对地使用较多活劳动的较小资本的利润，其原因恰恰在于：活劳动产生的较大的利润分配在总资本上显得较小，因为这个资本所用活劳动同总资本的比例较小；而活劳动产生的较小的利润却显得较大，因为较小的利润同较小的总资本的比例较大。而资本II中的比例表明，这里会有更多的材料被加工，并且会有较大的价值部分用于劳动工具，这些情况只是劳动生产率的表现。
不幸的巴师夏的闻名的才智就表现在这里，他顽固地认为，由于较大的、生产效率较高的总资本的利润率显得较小，所以工人取得的份额更大了；其实恰好相反，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更大了。关于这一点，蒲鲁东先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196。
看来李嘉图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否则他就不会只用谷物价格的提高（从而用地租的提高）引起工资的上涨来说明利润的周期下降了。但是，剩余价值——就它虽然是利润的基础，但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利润这一点来说——实质上从来没有被阐明过。
不幸的巴师夏在这里也许会说：因为利润在前一例中是10%（即1/10），在后一例中只是31/3%即1/33（省略百分数部分），所以工人在前一场合得到9/10，在后一场合得到32/33。然而，无论这两个场合中任何一个场合的关系，还是这两个场合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错误的。
至于说到资本的新价值和作为无差别的总价值的那一资本（一般说来，在我们考察生产过程以前，我们看到的资本就是这样，而且在生产过程结束时我们看到的资本必然还是这样）之间的进一步的关系，那么这个问题一部分要在利润项下加以阐述，那时新价值取得了新的规定；一部分要在积累项下加以阐述。我们在这里首先要阐明的只是剩余价值的性质，这种剩余价值就是由资本推动的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绝对的或相对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
存在于工具上的价值组成部分在生产行为中的消费，根本不能把生产工具同材料区别开来，——在这里要说明的还只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价值的自行增殖，——这种情况只是由于：这种消费属于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因而，为使这种简单生产过程能够重新开始，在这种过程中消费掉的工具（无论这是单纯的使用价值本身，还是——当生产已经发展到分工，至少是交换剩余物的时候——交换价值）的价值，必须重新存在于产品的价值（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中。工具在怎样的程度上帮助提高原料的交换价值并作为劳动资料提供服务，它也就在怎样的程度上丧失其使用价值。这一点当然必须加以研究，因为把不变价值，即资本中照旧保存下来的部分，和另一部分，即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从资本来说是再生产，从劳动的实际生产来说是生产），以及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加以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该结束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产生价值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看到，在这种场合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而不只是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就像在剩余劳动绝对增加的场合一样。如果已知一定的界限，比如说，工人只需要劳动半天就能为自己生产出一整天的生活资料，并且工人以一定量的劳动来提供剩余劳动的自然界限已经达到，那么，要增加绝对劳动时间，就只有同时使用更多的工人，即同时增加实际工作日，而不只是延长工作日（按照假定，单个工人只能劳动12小时；如果要从24小时中取得剩余时间，那就要有2个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之前，在同工人的交换行为中就必须多购买6劳动小时，也就是必须付出更大一部分资本；另一方面，在待加工的材料上一般说来也必须增加支出（且不谈必须有过剩的工人，即劳动人口必须增长）。因此，进一步的［IV—8］价值增殖过程的可能性在这里取决于预先的资本积累（就资本的物质存在来看）。
相反，如果生产力提高了，从而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了，那么，——就目前的观点来说，我们仍然可以把资本看作直接生产生活资料、原料等等的东西，——工资上所需的支出就会减少，而材料的增加则是价值增殖过程本身造成的结果。但是，这个问题不如说与各资本的积累有关。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在前面中断了的论点上来[48]。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不会增加交换价值的绝对量，但会增加剩余价值。它所以会增加价值，是因为它把一个新价值作为价值创造出来，就是说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应当是单统地作为等价物交换来的，而是必须作为价值保存自己；一句话，生产率的提高会创造出更多的货币。问题是：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是否也会增加交换价值的总额？这一点实质上已经得到了承认，因为李嘉图也承认，随着资本的积累，积蓄会增加，因而已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会增加。积蓄的增加不外就是独立的价值即货币的增加。不过李嘉图的论证是同他自己的这一主张相矛盾的。
拿我们的老例子[49]来看吧。100塔勒资本；60塔勒不变价值；40塔勒工资，生产出80塔勒；因而产品＝140塔勒。
〔这里又表明，全部资本的剩余价值＝新生产的价值的一半，因为后者的另一半＝必要劳动。这种剩余价值总是等于剩余时间，也就是＝工人的总产品减去构成工人工资的那部分产品，这种剩余价值［对全部资本］之比取决于，（1）资本的不变部分对资本的生产部分之比；（2）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时间之比，在上述例子中，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之比是100%，对资本100之比是40%；因而（3）不仅取决于（2）中的比，而且也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绝对量。
如果资本100中不变部分是80，那么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部分就＝20，而如果这个必要劳动会创造出100%的剩余时间，那么资本的利润就是20%。
但是，如果资本＝200，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197之比不变（即3/5比2/5），那么总额就是280，即［每］100有［利润］40。在这种场合，利润的绝对量从40增加到80，但比例仍是40%。
相反，如果资本200中不变要素仍是120，必要劳动量是80，但是后者只增加10%，即增加8，那么总额就＝208．因而利润就是4%，如果后者只增加5，那么总额就是205，因而利润就是21/2%。〕
在例子中，40塔勒剩余价值就是绝对劳动时间。
现在假定，生产力提高一倍。如果40塔勒［工资］提供8小时必要劳动，198那么工人现在在4小时内就可以生产出一整天的活劳动。在这种场合，剩余时间就会增加1/3（以前生产出一整天需要2/3天．现在需要1/3天）。在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剩余价值就会占2/3，如果每一必要劳动小时＝5塔勒（5×8＝40），那么工人现在就只需要5×4＝20塔勒。因此，资本就获得20的剩余收益，也就是获得60而不是40。结束时是140，其中60＝不变价值，20＝工资，60＝剩余收益；共计140。现在资本家可以用80塔勒资本重新开始生产。
假定资本家A仍然在原有生产水平上用他的资本140开始新的生产。按照原有的比例，他需要把3/5用于资本的不变部分，即3×140/5＝3×28＝84，余下来用于必要劳动的是56。他以前花在劳动上的是40，现在则是56，即多了40的2/5。因而，结束时他的资本＝84＋56＋56＝196。
假定资本家B在提高了的生产水平上同样用140塔勒开始新的生产。如果他使用资本80，把60用于不变价值，只把20用于劳动，那么，他从［追加的］资本60中需要把45用于不变价值，把15用于劳动；这样，总额就是：［原有资本的产品价值］60＋20＋20＝100，［追加资本的产品价值］45＋15＋15＝75。因而他的最后结果是175，199而第一个资本家的最后结果＝196。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不过表明，同一资本用较少的劳动会创造出同一价值，或者，较少的劳动用较大的资本会创造出同一产品。较少的必要劳动产生出较多的剩余劳动。［IV—9］必要劳动同资本相比减少了，这种情况对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来说显然和下述情况是一样的：资本同它所推动的必要劳动相比增加了；因为同一资本推动的剩余劳动增多了，推动的必要劳动就减少了。
〔如果像在我们的例子中那样假定资本不变，即两个资本家都用140塔勒重新开始生产，那么生产率较高的资本，必然有较大部分用于资本（即资本的不变部分），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必然有较大部分用于劳动。因此，第一笔资本140推动的必要劳动是56，而这个必要劳动为进行自己的过程需要的资本不变部分是89。第二笔资本推动的劳动是20＋15＝35，不变资本是60＋45＝105（从以前的阐述中也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以它提高的同一程度增加价值）。〕
〔前面已经指出，第一种场合绝对的新价值比第二种场合多，因为所使用的劳动量同不变价值相比相对较多；而第二种场合所使用的劳动量所以较少，正是因为劳动生产率较高。但首先，第一种场合新价值只有40，第二种场合有60，这种差别就使第一个资本家不能用和第二个资本家一样的资本来重新开始生产；因为要使资本家得以生活，而且是靠资本来生活，双方就都必须有一部分新价值作为等价物加入流通。如果双方都消费掉20塔勒，那么第一个资本家就用120开始新的经营，第二个资本家也用120开始新的经营等等。参看前面[50]。关于这一切回头还要再讲；但是，关于提高生产力所创造的新价值同绝对增加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之间的关系，这是属于积累和利润那一章讨论的问题。〕
因此，关于机器也可以说，它节约劳动；不过正如罗德戴尔正确地指出的，单纯节约劳动并不是使用机器的特征；因为人类劳动借助于机器，可以制造和创造出没有机器就绝对创造不出来的东西。200后一点同机器的使用价值有关。节约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劳动才是特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在：资本只须购买较少的必要劳动，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和更多量的使用价值，或者说，较少的必要劳动能创造出同一交换价值，使用更多的材料，并创造出更多量的使用价值。
可见，如果资本的总价值不变，那么生产力的增长就意味着，资本的不变部分（由材料和机器构成）与资本的可变部分相比，即与资本中同活劳动相交换的、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相比会增长。这同时表现为，较少量的劳动推动更多量的资本。如果加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总价值增加，那么，与劳动生产率不变时，即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的比例不变时相比，劳动基金（资本的这个可变部分）必定会相对减少。
我们假定在上例中，资本100是农业资本。种子，肥料等等40塔勒，劳动工具20塔勒，原有生产水平上的雇佣劳动40塔勒（假定这40塔勒＝4个必要工作日）。这100资本在原有生产水平上创造出总额140。假定收成增加一倍，不管是由于改进工具还是由于施用较好的肥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应该＝140塔勒（假定工具全部消耗掉）。收成增加一倍，结果是必要工作日的价格下降一半，或者说，只需要4个半个必要工作日（即2个整工作日），就能生产出8个工作日。2个工作日能生产出8个工作日，这就等于说，必要劳动占每个工作日的1/4（3小时）。现在农场主在劳动上只需要支出20塔勒，而不是40塔勒。
因此，在过程结束时，资本的组成部分发生了变化：在种子等等上像原来一样支出40，现在这40代表增加了一倍的使用价值；劳动工具上是20，劳动上是20（2个整工作日）。以前，资本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是60∶40＝3∶2；现在＝80∶20或＝4∶1。
或者，如果我们拿整个资本来看，那么必要劳动所占的比例以前是2/5，现在则是1/5。如果农场主现在要继续按以前的比例使用劳动，那么他的资本在这种场合必须增加多少呢？换句话说，我们要避免以下这个有缺陷的假定，即假定农场主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后继续用60不变资本和40劳动基金来经营，因为这个假定会造成虚假的情况。
〔尽管这个假定例如对农场主来说，在收成增加一倍的时候是完全正确的，或者，对任何工业家来说，在他所利用的部门而不是他自己的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一倍的时候，这个假定也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原毛，其次是谷物（从而工资），最后是工具，它们的价钱都下降50%，那么工业家就会继续像从前一样，首先在原毛上支出40塔勒，不过原毛数量已增加一倍，其次在机器上支出20塔勒，在劳动上支出40塔勒。〕
这个假定也就是说：虽然生产力提高一倍，资本继续以同样的组成部分来经营，继续使用同量的必要劳动，也不增加原料和工具上的支出〔假定只有棉花的生产力提高一倍，而制造机器的生产力照旧不变，这种情况以后再研究〕。
因此，生产力提高一倍的结果是，如果他以前在劳动上必须支出40塔勒，那么现在他只需要支出20塔勒。
（假定以前需要4个整工作日——每个工作日＝10塔勒——才能给资本家创造出4个整工作日的余额；而且这个余额是通过把40塔勒棉花变成棉纱而给资本家创造出来的，那么，现在资本家只需要2个整工作日［IV—10］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即8个工作日的价值；棉纱的价值以前表示4个工作日的剩余时间，现在则表示6个工作日的剩余时间。或者说，每个工人以前需要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创造出12小时；现在则需要3小时。必要劳动时间以前是12×4＝48小时或4天。其中每一天的剩余时间＝1/2天（6小时）。必要劳动时间现在只有12×2＝24［小时］或2天；［每天］3小时。
为了提供剩余价值，4个工人以前每人必须劳动6×2小时；即1天；现在只需要劳动3×2，即1/2天。现在不管是4个工人劳动1/2天，还是2个工人劳动一整天，都是一样的。资本家可以解雇2个工人。他甚至必须解雇2个工人，因为他用一定量的棉花只能纺出一定量的棉纱；可见他不能再让工人劳动4个整天；而只能让工人劳动4个半天。
但是，如果工人必须劳动12小时，才能获得3小时，即获得他的必要工资，那么，他劳动6小时就只能得到11/2小时的交换价值。但是，如果他用3个必要劳动小时能维持12小时的生活，那么他用11/2小时就只能维持6小时的生活。因此，如果4个工人都被使用，每个工人就只能维持半天生活，就是说，并不是所有4个人都能作为工人来靠这同一笔资本维持生活，而只有2个人能这样做。资本家可能对4个工人所做的4个半个工作日支付原有的［工资］基金，可那样他就是多支付2个工作日，就会把生产力的礼物赠送给工人，因为资本家只能使用4个半个活的工作日。这种“可能”在实践中是不可能出现的，而在这里，在讨论资本比例本身的时候，更是谈不上。）
现在，资本100塔勒中有20塔勒没有直接用于生产。资本家和以前一样在原料上支出40塔勒，在工具上支出20塔勒，也就是共支出60塔勒，但在劳动上只支出20塔勒（2个工作日）。他从全部资本80中把3/4（60）用于不变部分，只把1/4用于劳动。因此，如果他以同样的方式来使用余下的20塔勒，那就要把3/4用于不变资本，把1/4用于劳动；也就是把15塔勒用于前者，把5塔勒用于后者。因为假定1个工作日＝10塔勒，所以5塔勒只＝6小时＝1/2工作日。资本要以同一比例来自行增殖，那它靠生产率所提供的20新价值就只能多购买1/2个工作日。它必须增加到三倍（即60）（冉加上［游离出来的］20＝80［追加资本」），才能把解雇的2个工人或以前曾使用的2个工作日全部用上。按照新的比例，资本要把3/4用于不变资本，才能把1/4用于劳动基金。
可见，如果全部资本是20，其中3/4即15用于不变资本，1/4用于劳动（即5）＝1/2个工作日。
可见，如果全部资本是4×20，其中4×15＝60用于不变资本，4×5用于工资＝4/2个工作日＝2个工作日。
因此，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使一笔由原毛和工具构成的60塔勒的资本，只需要用20塔勒的劳动（2个工作日）就能增殖自己的价值，而在以前则需要100［总资本］，那么，为了维持全部失业的劳动，现在总资本就必须从100增加到160，或者说，我们现在运用的资本80必须增加一倍。但是，生产力提高一倍的结果，只是形成一个20塔勒的新资本＝以前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的1/2；而这20塔勒只够多使用1/2个工作日。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资本是100，使用4个工作日（假定劳动基金占2/5＝40），而现在，在劳动基金降到100的1/5，即降到20＝2个工作日时（但是，就新加入价值增殖过程的资本80来说是降到1/4），资本必须增加到160，即增加60%，才能继续使用原来的4个工作日。如果要用全部原有资本继续经营，那么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从劳动基金中抽出的20塔勒，现在只能用来重新使用1/2工作日。以前用100可以使用16/4个工作日（4天），现在只能使用10/4个工作日。
因此，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要推动同一必要劳动，即4个工作日，资本不必增加一倍，也就是不必增加到200，而只须使总数减去劳动基金中抽出的部分之差增加一倍，即（100—20—80）×2＝160。（相反，在生产力增长以前，第一笔资本，即支出额为100，其中不变资本60，工资40（4个工作日）的资本，要多使用2个工作日，只须从100增加到150；也就是其中3/5为不变资本（30）和2/5为劳动基金（20）。而按照假定，在两种场合都增加2个工作日的时候，第二笔资本在结束时就会是［IV—11］160，而第一笔资本只是150。）
由于生产力增长而从劳动基金中抽出的那部分资本，其中一部分必须重新转化为原料和工具，另一部分则必须同活劳动相交换；这只能按照由新生产率所决定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来实现。这不能再按照原有比例来实现，因为劳动基金对不变基金的比例下降了。如果资本100在以前把2/5用于劳动基金（40），而现在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只需要1/5（20）那么资本就有1/5（20塔勒）被游离出来，所使用的那部分资本80只把1/4用作劳动基金。因此，20中同样只有5塔勒（1/2个工作日）用作劳动基金。因此，全部资本100现在只使用21/2个工作日；或者说，它必须增加到160，才能再使用4个工作日。
假定原有资本是1000，并以同样方式来划分：3/5用作不变资本，2/5用作劳动基金，也就是600＋400（400等于40个工作日；1个工作日＝10塔勒）。如果现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生产同一产品需要20个工作日（＝200塔勒），那么，为重新开始生产而需要的资本就＝800；即600＋200；这就有200塔勒被游离出来。如果按同样的比例使用这200塔勒，那就是3/4不变资本＝150，1/4劳动基金＝50。因此，如果1000塔勒全部被使用，那么，现在就是750不变资本＋250劳动基金＝1000塔勒。但是250劳动基金＝25个工作日（这就是说，新的基金只能按新的比例来使用，即把1/4用于劳动时间；要全部使用原有劳动时间，资本就必须增加三倍）。
游离出来的资本200用于劳动基金的是50＝5个工作日（占游离出来的劳动时间的1/4）。（从资本分离出的那部分劳动基金本身也被用作资本，但它只有1/4被用作劳动基金；也就是说，这个比例恰好等于新资本中劳动基金部分对资本总额的比例。）因此，为了使用20个工作日（4×5个工作日），这个基金就必须从50增加到4×50＝200；因而游离出来的部分就必须从200增加到600，即增加二倍；于是全部新资本共为800。因此，总资本是1600；其中1200是不变部分，400是劳动基金。
因此，如果资本1000原来包含劳动基金400（40个工作日），如果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它只需要使用劳动基金200就能购买必要劳动，即只是原有劳动的1/2；那么，资本必须增加600，才能使用全部原有劳动（才能获得同量的剩余时间）。它必须能够使用加倍的劳动基金，即2×200＝400.但是，因为劳动基金对总资本的比例现在＝1/4，所以这就需要总资本为4×400＝1600。
〔可见，为了使用原有劳动时间所需要的总资本＝原有的劳动基金乘以现在表示劳动基金对新的总资本的比例的那个分数的分母。如果这个比例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下降到1/4，那就乘以4，如果下降到1/3，那就乘以3。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必要劳动，从而劳动基金，就会下降到自己原有价值的1/2；但是，这对新的总资本800来说是1/4，对原有的总资本1000来说是1/5。换句话说，新的总资本＝2×旧的资本减去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即（1000—200）×2＝（800）×2＝1600。
新的总资本正好是为了使用1/2（1/3、1/4……1/x），视生产力提高到3×、4×……x×而定）原有劳动时间所需要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总额；因此，为了全部使用原有劳动时间，就需要2×资本（或者3×、4×、x×等等，视生产力提高的比例而定）。在这里，总是必须先知道原有资本各部分之间（技术上）的比例；例如，这一比例决定着生产力的乘数被当作必要劳动的除数时会得出怎样的分数。〕
或者同样也可以说，［为了使用原有劳动时间量所需要的新的总资本］［IV—12］＝2X由于新的生产力而在生产中取代原有资本的新资本（800×2）。（因而，如果生产力提高到4倍、5倍等等，那就＝4×、5×新资本等等。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必要劳动就减少1/2；劳动基金也同样减少1/2。因此，如果像上例中那样，必要劳动在原有资本1000中占400，即占总资本的2/5，那么现在则占1/5，或者说200。必要劳动减少的比例就是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原有资本的1/5＝200。原有资本的1/5＝新资本的1/4。新资本＝原有资本＋原有资本的3/5。这些细微末节以后再作进一步的研究吧。）
假定资本各部分之间的原有比例不变，生产力增长的程度也不变，那么，资本的大小对于一般原理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比例在资本增大时是否不变，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但这是属于积累的问题）。但是，在上述前提下，我们看到，生产力的增长会改变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论［资本］是100还是1000，只要在这两种场合原来都是不变资本占3/5，劳动基金占2/5，那么生产力提高一倍会对它们发生同样的影响。（劳动基金这个词，在这里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才使用；我们还没有在这个规定性上来阐明资本。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个部分；一部分同商品（原料和工具）相交换，另一部分同劳动能力相交换。）
（新资本，即代替原有资本执行职能的那部分原有资本＝原有资本减去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但是，这个游离出来的部分＝表示必要劳动（或者说表示劳动基金）的资本部分除以生产力提高的乘数．因此，如果原有资本是1000，表示必要劳动或劳动基金的部分＝2/5；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代替原有资本执行职能的新资本＝800。这就是说，原有资本的2/5＝400；这400除以生产力提高的乘数2，就等于原有资本的2/10＝2/5＝200。因此，新资本＝800，而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200。）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100塔勒必须增加到160，资本1000必须增加到1600，才能继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时间（4或40个工作日）等等；两笔资本都必须增加60%，即增加它们本身（原有资本）的3/5，才能把游离出来的1/5（第一种场合是20塔勒，第二种场合是200塔勒），即游离出来的劳动基金，重新作为劳动基金来使用。
〔注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51]，总资本的同一百分比可以表现资本创造它的剩余价值即创造相对的或绝对的剩余劳动的各种极不相同的比例。如果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对可变价值部分（与劳动相交换的部分）的比例是：后者＝总资本的1/2（即资本100＝50c不变资本）＋50（可变资本）〕，那么，同劳动相交换的部分只要增加50%就能给资本提供25%利润；这就是说，50＋50（＋25）＝125；而在上例中是75＋25（＋25）＝125；因此，同活劳动相交换的部分要增加100%才能给资本提供25%。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比例不变，也就是说，如果劳动基金对总资本的比例不变，如像上例中那样是1/4，那么，不管资本是大还是小，利润对总资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变。就是说，100提供125，80提供100，1000提供1250，800提供1000，1600提供2000等等，利润总是＝25%。如果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同、因而生产力也不同的各个资本，为总资本提供同一百分比，那么，实际的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中必然极不相同。）〕
〔因此，在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把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同生产力提高以前的同一资本相比较，例子是正确的。
资本100，50用作不变价值，50＝劳动基金。假定劳动基金增加5096，即1/2；总产品就＝125。假定50塔勒劳动基金使用10个工作日，每日支付5塔勒。因为新价值等于劳动基金的1/2，所以剩余时间必然＝5个工作日；这就是说，工人本来只需要劳动10个工作日就能生活15天，现在必须为资本家劳动15个工作日才能生活15天；他的5天剩余劳动构成资本的剩余价值。用小时来表示，如果工作日＝12小时，剩余劳动就＝每日6小时。因此，在10天或120小时内工人多劳动了60小时＝5天。
但是，如果［IV—13］生产率提高一倍，100塔勒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就会是75比25，即同一资本只须使用5个工人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125；因此，5个工作日就＝10个工作日；即增加一倍；也就是支付5个工作日，生产出10个工作日。工人只需要劳动5天就能生活10天（在生产力提高以前，他必须劳动10天才能生活15天；因此，如果他劳动5天，就只能生活71/2天）；但是，他必须为资本家劳动10天才能生活10天，因而资本家赚到了5天；每支付一天就赚到一天。
或者用天数来表示，工人以前必须劳动1/2天才能生活1天（即必须劳动6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现在他只需要劳动1/4÷天（即3小时）就能生活1天。以前，他劳动一整天，就能生活2天；他劳动12小时，就能生活29小时；他劳动6小时，就能生活12小时。但是现在，他必须劳动12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他只需要劳动1/2去天，就能生活1天；但是，他必须劳动2×1/2＝1天，才能生活1天。在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下，他必须劳动10天才能生活15天，或者必须劳动12小时才能生活18小时；或者必须劳动1小时才能生活11/2小时，或者必须劳动s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也就是说，必须劳动2/3天才能生活3/3天。但是，现在他必须劳动3/3天才能生活3/3天，即必须多劳动1/3天。
生产力提高一倍使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比例从1∶11/2（即50%）提高到1∶2（即100%）。201按照以前劳动时间的比例，工人需要劳动8小时才能生活12小时，即必要时间占整个工作日的2/3；现在他只需要劳动1/2天即6小时就能生活12小时。因此，资本现在只雇用5个工人而不再雇用10个工人。如果以前10个工作日（花费50塔勒）生产出75塔勒，那么现在［5个工作日花费］25塔勒，生产出50塔勒；即前者只生产出50%［剩余价值］，后者则生产出100%。工人和以前一样劳动12小时；但是在前一场合资本购买了10个工作日，现在只购买5个工作日。
因为生产力提高了一倍，所以5个工作日现在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因为在前一场合，10个工作日只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而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从50%提高到100%，所以5个［工作日］生产出5个［剩余工作日］；在前一场合，120个劳动小时（＝10个工作日）生产出180个小时，在后一场合，60个［劳动小时］生产出60个小时［剩余时间］，也就是说，在前一场合，剩余时间等于全天的1/3（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50%）；（即在12小时中剩余时间占4小时，必要时间占8小时）；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等于全天的1/2（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100%）（即在12小时中剩余时间占6小时，必要时间占6小时）；因此，在前—场合是10天提供5天剩余时间（剩余劳动），在后一场合是5天提供5天剩余时间。（因此，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了一倍；与前一场合的比例相比较，相对剩余时间只是从1/3增长到1/2；即增长了1/6，也就是164/6%。）〕
［所使用的资本］不变部分可变部分
［剩余价值］［产品价值］［利润率］
10060
40（原有的比例）
10075
2525125
25%
100120
4040200
25%
因为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是资本的前提，所以资本是建立在下面这样的基本前提上的：在维持个人和繁殖其后代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一个余额；例如一个人只需要劳动6小时就能生活1天，或只需要劳动1天就能生活2天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在减少，因而剩余时间在增加。或者也可以说，一个人可以为两个人劳动等等。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仅仅足以供养全部人口．那就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一个国家只有在没有任何利息存在的时候，或者只有在劳动6小时而不是劳动12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1821年伦敦版第4、6和23页］，［L.］XII，27、28）
财产。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如果每个人只能为自己一个人生产，每个人都是劳动者，那就不可能有财产……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么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财产由于生产方法的改良而增加——（皮尔西·莱文斯顿硕士《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11页］）“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和非生产劳动的能力的增长，这就是资本。”［第13页］“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使他们集合起来劳动……现在英国不到###$$$1###$$$4###$$$的人口生产出［IV—14］供全体消费的一切东西。而例如在征服者威廉一世的统治下，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数曾比有闲者多得多。（莱文斯顿，［L.］IX，32）202
如果说一方面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那么另一方面剩余劳动也是资本存在的前提。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展的基础。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它首先从必要劳动的角度来看是如此）的比例在生产为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会变化的。在较原始的交换阶段上，人们交换的不过是自己的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他们交换的尺度，因而交换也只涉及剩余产品。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存在以创造剩余劳动时间为条件。首先，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类产生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就是说，必要劳动时间之所以有限，并不是因为劳动有生产效率，而是因为需要少。其次，在一切生产阶段上都存在着劳动的某种共同性，即劳动的社会性质，等等。以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等等。（关于这一点，以后再回头来谈。）
剩余时间是作为工作日中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以外的余额而存在的；其次，是作为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即劳动人口的增加而存在的。
（剩余时间的产生也可以通过强制地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其自然界限的办法；通过把妇女和儿童纳入劳动人口的办法，——不过，这个问题在这里只能顺便提一下，它属于工资那一章。）
一日中的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最初比例，可以而且也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结果是必要劳动限于越来越小的部分。人口的情况相对地说也是这样。比如说，可以把600万劳动人口看作一个600万×12即7200万小时的工作日；因此在这里也可以应用同一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资本只有推动必要劳动即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资本的趋势是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因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因此，关于过剩人口和剩余资本的理论是正确的。）
资本的趋势也是既要使人的劳动过剩（相对来说），又要使人的劳动无限增加。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但是，前提总是并且始终是劳动一般，剩余劳动只是和必要劳动相比较而存在，因而只有在必要劳动存在时它才存在。因此，资本必须不断地推动必要劳动，才能创造出剩余劳动：资本必须增加必要劳动（即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增加剩余额；但是，资本同样必须把这种劳动作为必要劳动来扬弃，才能把它变为剩余劳动。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看，过程当然很简单：（1）把工作日一直延长到自然所允许的界限；（2）使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越来越缩短（也就是无限地提高生产力）。但是，如果从空间方面来看工作日，——从空间方面来看时间本身，——那就是许多工作日同时并存。资本越是能同时与更多的工作日进行交换，即用对象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资本同时增殖的价值就越大。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这种阶段是不断变化的，但这不会使事情本身有任何改变），资本只有在一个工作日之外，同时使用另外一个工作日，从空间方面增加更多的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超越一个人的活的工作日所形成的自然界限。
例如，我只能把A的剩余劳动延长3小时，但是，如果我再加上B、C、D等等的工作日，那它就变成12小时。我创造出的剩余时间就不是3小时，而是12小时了。因此，资本要求人口增加，而且减少必要劳动的过程本身使资本有可能使用新的必要劳动（从而剩余劳动）。（这就是说，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或者随着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的相对减少，工人的生产变得便宜起来，用同一时间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工人。这是同一个命题。）
（这还没有把以下情况考虑在内，即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力增长，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IV15］自然力。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社会力量叫作自然力。所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
另一方面，资本的趋势，像以前考察单个工作日时一样，现在涉及许多同时并存的必要工作日时（这些工作日只就价值来考察时，可以看作一个工作日），也是要把必要工作日数减少到最低限度，即把尽可能多的工作日数变成不必要的，并且，像以前考察单个工作日时资本的趋势是减少必要劳动小时一样，现在资本的趋势也是要减少必要工作日数对全部对象化劳动时间的比例。（如果为了生产12个剩余劳动小时需要使用6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会极力设法使之仅仅需要4个工作日。或者，6个工作日可以被看作一个72小时的工作日；如果资本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24小时，那就会省去2个必要工作日，即2个工人。）
另一方面，创造出来的新的剩余资本，只有再同活劳动相交换，才能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由此，资本的趋势也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增加人口本身就是减少其中必要部分的主要手段。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单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占比例的应用。因此，这里已经包含着现代人口理论中虽然还不被理解，但是已经作为矛盾表述出来的全部矛盾。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设定，同样并且同时既是必要劳动的设定又是必要劳动的非设定；资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必要劳动既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
〔以下问题虽然不属于这里的范围，但是已经可以在这里提一下：剩余劳动在一方创造出来，与此相适应，负劳动，即相对的懒惰（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非生产劳动）则在另一方创造出来。不言而喻，这首先适用于资本，其次也适用于同资本分享［剩余价值］的其他阶级，因而适用于靠剩余产品过活的需要救济的贫民、侍从、食客等等，总之，一整批仆从，适用于不是靠资本生活，而是靠收入生活的那部分仆役阶级。
这种仆役阶级同劳动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从整个社会来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的时间。社会的发展进程决不在于：因为一个人满足了自己的迫切需要，所以才创造自己的剩余额；而是在于：因为一个人或由许多个人形成的阶级被迫去从事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以外的更多的劳动，也就是因为在一方创造出剩余劳动，所以在另一方才创造出非劳动和剩余财富。
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扬弃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因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同时满足了另一个人的迫切需要，并且为后者创造了超过这种需要的余额时，才能满足他本人的迫切需要。在奴隶制度下，这是以粗暴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在雇佣劳动的条件下，这才导致了产业，导致了产业劳动。
因此，马尔萨斯在剩余劳动和剩余资本以外，还要求有只消费而不生产的剩余有闲者，或者说，鼓吹挥霍、奢侈、浪费等等的必要性，他这样做倒也是前后完全—贯的。〕
如果必要工作日对全部对象化工作日的比例本来＝9∶12（因而剩余劳动＝1/4），那么资本就会力图把这个比例降到6∶9，（即2/3，因而剩余劳动＝1/3）。（这一点以后再详细阐述；不过这里是一些基本要点，因为这里谈的是资本的一般概念。）
[44]见本卷第306—310、321—322页。——编者注
[45]C是德文“资本”（Capiral，19世纪下半叶拼写法）的第一个字母，这里表示预付资本。——编者注
[46]Z是德文“利息”（Zins）的第一个字母，这里表示的利息是指顶付资本所得的利润。——编者注
[47]德国辅币，根据萨克森当时的币制，1塔勒等于30银格罗申，1银格罗申等于10分尼。——编者注
[48]见本卷第313—321页。——编者注
[49]见本卷第306—310、321—322、335—341页。——编者注
[50]见本卷第337—339页。——编者注
[51]见本卷第341—359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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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III—32］现在已经很清楚，至少可以预先指出的是：生产力的提高本身并不会提高价格。我们以1蒲式耳小麦为例。如果在1蒲式耳小麦中对象化了半个工作日，并且这半个工作日就是工人的价格，那么，剩余劳动就只能生产1蒲式耳小麦。因此，2蒲式耳小麦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价值，如果用货币来表现＝26先令，那么2蒲式耳小麦就＝26先令。1蒲式耳小麦＝13先令。
如果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1蒲式耳小麦就只＝1/4工作日，即＝61/2先令。商品的这一组成部分的价格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下降了。但是总价格没有变；只不过剩余劳动现在是3/4工作日了。每四分之一工作日＝1蒲式耳小麦＝61/2先令。因而总产品＝26先令＝4蒲式耳。［产品价格］同以前一样。资本的价值从13先令增加到183/2先令。劳动的价值从13先令减少到61/2先令。物质生产从2蒲式耳增加到4蒲式耳。［资本的剩余价值］现在是183/2先令。
如果开采金的生产力也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如果13先令以前是半个工作日的产品，而必要劳动也是半个工作日，那么，现在是1/4工作日，所以生产出的是52先令，也就是说．多生产52—13即39先令。现在，1蒲式耳小麦＝13先令；商品同一组成部分的价格和以前一样；但是总产品＝52先令；而以前只＝26先令。另一方面，52先令现在可以买4蒲式耳，而以前26先令只能买2蒲式耳。
好了。首先很清楚，如果说资本已经把剩余劳动扩大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活的工作日都用于生产过程（我们在这里把工作日假定为工人能够让人支配的劳动时间的自然量；工人让人支配他的劳动能力，始终只限于一定的时间，即他让人支配的只是一定的劳动时间），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就不可能增加劳动时间，从而也就不可能增加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是一个工作日，而不管必要劳动时间是由6小时还是由3小时，是由1/2工作日还是由1/4工作日来代表。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加了；也就是说，资本的价值与工人相比增加了；因为资本的价值以前只＝对象化劳动时间的2/4，现在它＝对象化劳动时间的3/4；但是，资本价值的增加，并不是由于绝对的劳动量增加了，而是由于相对的劳动量增加了；也就是说，不是劳动的总量增加了；现在仍然同以前一样劳动一天，因而剩余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没有绝对增加，但是必要劳动量减少了，因而相对的剩余劳动增加了。
实际上，工人以前劳动一整天，剩余时间只占1/2天，现在他同以前一样劳动一整天，但剩余时间却占3/4工作日。可见，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假定金银价值不变）或资本的交换价值并没有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增加。因而，这涉及利润率，并不涉及产品价格或在产品的形式上重新变成商品的资本的价值。但是事实上，绝对价值在这种场合也增加了，因为表现为资本即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那一部分财富增加了。（资本的积累。）
我们再来看以前的例子[37]。假定资本＝100塔勒，而这笔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分为以下几个部分：50塔勒棉花，40塔勒工资，10塔勒工具。同时，为了计算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全部劳动工具在一次生产行为中耗费掉（这一点在这里还完全无关紧要），因而它的价值在产品的形式上全部再现出来。假定在这种场合，劳动在与40塔勒交换时——这40塔勒表示对象化在它的活的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比如说4小时劳动时间——付给资本8小时。假定工具和原料已作为前提存在，如果工人只劳动4小时，也就是说，如果原料和工具属于工人，而且工人只劳动4小时，总产品就将是100塔勒。工人会在60塔勒上加上他可以用于消费的40塔勒，因为他首先要补偿这60塔勒——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其次，］他会加上40塔勒的追加价值[38]，这是他自己的活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或者说是对象化在这种劳动能力中的时间的再生产。他可以不断重新开始劳动，因为他在生产过程中既［III—33］再生产了原料的价值，工具的价值，也再生产了劳动能力的价值，而他所以能再生产出后者，正是由于他不断地在原料和工具的价值上增加4小时对象化劳动。但是现在，他所以能得到40塔勒工资，只是由于他劳动了8小时，也就是说，只是由于他在那些现在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的劳动材料和工具上加上了80塔勒的追加价值②，而他原先在劳动材料和工具上加上的40塔勒的追加价值②，确切地说只是他的劳动的价值。这样，他会追加一个恰好等于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的剩余价值。
〔在我们目前的研究阶段上，还没有必要考虑下述事实：随着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的增加，材料和工具也必须增加。单纯剩余劳动会如何使原料增加，见拜比吉的著作，例如，关于金丝编织品等等。175〕
可见，资本的价值会从100塔勒增加到140塔勒。
〔我们再假定，原料增加一倍，劳动工具增加（为了计算简便起见）［一倍］。这样，资本的支出现在是棉花100塔勒，工具20塔勒，共计120塔勒，而在劳动上支出的仍然同以前一样是40塔勒；总共就是160塔勒。如果4小时剩余劳动使100塔勒增加40%，那么它就会使160塔勒增加64塔勒。因而总产品＝224塔勒。在这里还假定，利润率在资本量变化时保持不变，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本身还没有被看作剩余劳动的实现，还没有被看作剩余劳动的资本化；我们已经看到[39]，已经存在的剩余时间越多，即资本本身的量越大，就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劳动时间的绝对增加变得不可能，而由生产力的提高造成的劳动时间的相对增加也会按几何级数递减。〕
现在，作为简单交换价值来看的资本绝对地增大了，不再是100而是140塔勒，但是实际上，只创造了一个新价值，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个补偿花費在劳动材料和工具上的60塔勒和花费在劳动上的40塔勒所必需的价值，还创造了40塔勒的新价值。处在流通中的价值增加了40塔勒，对象化劳动时间增加了40塔勒。
现在我们还是设定同样的前提。有一笔100塔勒的资本；即：50塔勒的棉花，40塔勒的劳动，10塔勒的生产工具；剩余劳动时间同前一场合一样多，即4小时，全部劳动时间为8小时。因此，产品在每个场合都只＝8小时劳动时间＝140塔勒。现在假定，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工人只要用2小时就可以使原料和工具的利用达到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程度。如果40塔勒是体现在银上的4小时对象化劳动时间，那么20塔勒就是2小时对象化劳动时间。这20塔勒现在代表着以前40塔勒所代表的同一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减少了一半，因为用原来劳动时间的一半就创造出同一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只能用对象化在使用价值中的的劳动时间来计量。
但是，资本家仍然同以前一样要工人劳动8小时，因而工人的产品同以前一样代表8小时劳动时间＝80塔勒劳动时间，而原料和工具的价值不变，即60塔勒；总计同以前一样为140塔勒。
（工人本身为了生活，只须在60塔勒的原料和工具上再追加20塔勒价值，因而他只是再创造出80塔勒价值。他的产品的总价值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会从100减少到80，即减少20塔勒，也就是减少100的1/5＝20%。）
但是，剩余时间或资本的剩余价值现在不是4小时而是6小时，或者说，不是40塔勒而是60塔勒。它增加了2小时，即20塔勒。现在资本的计算就会是这样：原料50塔勒，劳动20塔勒，工具10塔勒；支出＝80塔勒。赢利＝60塔勒。资本家同以前一样按照140塔勒卖出产品，但得到的赢利不是从前的40塔勒，而是60塔勒。因而从一方面来看，他投入流通的只是同以前一样大的交换价值，即140塔勒。但是，他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加了20塔勒。这就是说，只是他在140塔勒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只是他的利润率提高了。实际上是工人无偿地为资本家多劳动了2小时，即不是4小时而是6小时，而这对工人来说，就像他在以前的条件下不是劳动8小时而是劳动10小时一样，就像他的绝对劳动时间延长了一样。
但是，这里实际上也产生出一个新价值；就是说，又有20塔勒表现为独立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种对象化劳动，它游离出来，不用再去仅仅同原先的劳动力相交换。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或者是这20塔勒转化为资本，形成一个增大了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使更多的对象化劳动成为新生产过程的起点，从而推动更多的劳动；或者是资本家把这20塔勒作为货币同他在生产中用作产业［III—34］资本的那些商品以外的商品相交换；因此，除了劳动和货币本身以外的全部商品，都会同这追加的20塔勒相交换，会同这追加的2小时对象化劳动相交换。因而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增长额恰好是这个游离出来的数额。
实际上，正如那位出版重农学派著作的非常“机智”的法国出版者在反驳布阿吉尔贝尔时说的176，140塔勒就是140塔勒。但是认为这140塔勒只代表更多的使用价值，那就错了；它代表一个更大部分的独立的交换价值，货币，潜在资本；也就是说，它代表一个更大部分的被看作财富的财富。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是承认这一点的，他们后来研究资本积累时不仅承认使用价值量的积累，而且承认交换价值量的积累；因为李嘉图本人也认为，相对剩余劳动完全同绝对剩余劳动一样，也可以创造出资本积累的要素，——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另一方面，在李嘉图本人阐述得最好的那些原理中已经包含如下内容：完全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创造出来的这笔超额的20塔勒，会重新变为资本。177以前，140塔勒中能够转化为新资本的（我们暂且把资本的消费撇开不谈）只有40塔勒；100并不是转化为资本，而是照旧是资本；现在，能够转化为新资本的是60塔勒，也就是说，现在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资本，它的交换价值增加了20塔勒。因此，交换价值，即财富本身，已经增大，尽管财富总额同以前一样没有直接增加。为什么财富增大了？因为总额中的一个部分增大了，即不是单纯的流通手段而是货币，或者说，不是单纯的等价物而是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的部分增大了。
或者是这游离出来的20塔勒作为货币积累起来，也就是说，以抽象的交换价值形式追加到已经存在的交换价值上；或者是它们全部进入流通，在这种情况下，用它们购买的商品的价格就会提高；它们代表着全部增加的仓，而因为金的生产费用并没有下降（相反，同生产效率变得更高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费用相比，金的生产费用提高了），它们也就代表着增加的对象化劳动（这种情况导致如下结果：起初出现在一个进行生产的资本方面的余额，现在则出现在生产变贵了的商品的另一些资本方面）；或者是最初流通的资本本身直接把这20塔勒作为资本来使用。于是产生了一个20塔勒的新资本，即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的财富额。资本增长了20塔勒的交换价值。
（流通其实还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资本一般，而流通只能在作为货币的资本形式和作为资本的资本形式之间起中介作用。第一种资本可以实现货币本身，也就是说，交换它要消费的比以前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这些商品的生产者手中，这些货币会转化成资本。可见，货币或者会直接在第一种资本手中转化成资本，或者会通过迂回的道路在第二种资本手中转化成资本。但是，第二种资本始终又是资本本身；而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资本本身，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资本。资本的差别性等等还与我们无关。）
这20塔勒只能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是表现为货币，这样资本本身又存在于还没有变成资本的货币——资本的出发点——的规定上；又以交换价值的或一般财富的抽象独立的形式而存在；或者是这20塔勒本身义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新的统治。〔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生产力增加一倍，即提高100%，资本的价值增加50%。〕
（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不仅能按算术级数，而且能按几何级数提高生产力；而资本作为生产力的提高者，却只能以小得多的比例来增加利润。因此，资本的增加对提高生产力的影响无可比拟地大于生产力的提高对资本增长的影响。）
这20塔勒作为一般财富，或者是物化在货币（只是财富抽象存在的物）形式上，或者是物化在新的活劳动形式上。
假定资本家以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为中介，比如说从140塔勒中拿出20塔勒，作为使用价值来自己消费。这样，资本家在原先的前提下，就只能用120塔勒（与100相比）这一较大资本即较大交换价值来开始自行增殖的过程。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后，资本家无须缩减自己的消费，就可以用140塔勒束开始这一过程。一个增大的交换价值部分不是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消失，而是固定化为交换价值（既可以直接地固定化，也可以通过生产而固定化）。创造更大的资本，就意味着创造更大的交换价值，尽管交換价值在它作为简单交换价值的直接形式上不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在它作为资本这一自乘形式上却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
一个更大的资本140塔勒比以前的资本120塔勒绝对地说代表更多的对象化劳动。［III—35］因此，它至少相对地说也会推动更多的活劳动，从而最终也会再生产出一个更大的简单交换价值。120塔勒资本按40%生产出产品或简单交换价值60塔勒；140塔勒资本生产出简单交换价值64塔勒。178在这里，资本形式上的交换价值的增加也直接表现为简单形式上的交换价值的增加。
确认上述这一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能满足于像李嘉图那样，说明交换价值不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179也就是说，作为财富的抽象形式的交换价值不会增加，增加的只是作为资本的交换价值。李嘉图当时只看到了最初的生产过程。但是，如果相对剩余劳动增加了，——因而资本绝对增加了，——那么在流通中作为交换价值存在的相对交换价值，即货币本身，也必然会增加，因此，通过生产过程的中介作用，绝对交换价值也会增加。换句话说，从同一数量的交换价值即货币中——而价值增殖过程的产物正是表现在这种简单形式上（剩余价值只是在同资本的关系上，只是在同生产过程开始前存在的那个价值的关系上，才是产物；就其本身来看，作为独立的存在来看，剩余价值只是一定量的交换价值）——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一部分不是作为现存的交换价值或者说现存的劳动时间的等价物而存在的。如果这部分与现存的交换价值相交换，那么它并不是现存的交换价值的等价物，而是超过等价物的东西，因而会使现存的交换价值方面有一部分交换价值游离出来。这种使社会变富的游离出来的交换价值，在静止的状态下，只能是货币；这样，增加的只是抽象形式的财富；而它在运动的状态下，只能实现在新的活劳动中（或者是推动以前闲置的劳动，或者是产生出新的工人（促进人口增长）；或者是扩大处在流通中的交换价值的新范围——这可以从生产方面通过以下办法来实现，即游离出来的交换价值开创新的生产部门，也就是创造出新的交换对象，新的使用价值形式上的对象化劳动；或者是通过扩大贸易，把一个新国家的对象化劳动引进流通范围，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因而，这种新的活劳动必然被创造出来。
李嘉图力图弄清问题（而他在这方面是很模糊的）的方式，实质上不过表示他一下子就引进了某种关系，而不是简单地说：在同一数额的简单交换价值中，以简单交换价值（等价物）形式出现的部分较小，以货币形式出现的部分较大（这里所说的货币是指在最初的、洪水期前形式上的、不断重新产生资本的货币；是在货币规定上的货币，不是在铸币等等规定上的货币）；因而作为自为的交换价值即作为价值出现的部分增大了，财富形式上的财富增大了[40]。（而李嘉图恰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增大的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物的形式的，物质形式的财富。）因而，在李嘉图看来，财富只要不是来自地租，——也就是说，按照李嘉图的看法，财富不是产生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反地是产生于生产力的下降，——那么，财富本身的起源就是完全不能理解的，他陷入了极端荒谬的矛盾。
我们再按照李嘉图的方式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1000资本推动50个工人，或50个活的工作日；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这笔资本可以推动100个工作日。但是，这100个工作日不是作为前提存在的，而是由他任意塞进来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不加进较多的实际工作日，——他就无法理解交换价值会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人口的增长作为增加交换价值的一个要素加以论述；他甚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谈过这个问题。
根据上述前提，资本为1000，工人为50。连李嘉图也得出的正确结论（见笔记本180）是：［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500资本和25个工人就可以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使用价值；其余的500资本和25个工人会创建一个新企业，也会生产出500的交换价值。利润仍旧不变，因为利润不是产生于500与500相交换，而是产生于这500最初分割为利润和工资的比例；相反，交换是等价物的交换，这种交换同对外贸易中的交换一样不会增加价值，李嘉图在谈到对外贸易时曾特别谈到过这种情况。因为等价物相交换无非表示，在A与B交换以前存在于A手中的价值，在A与B交换以后仍然存在于A手中。
总价值或财富仍旧不变。但是，使用价值或财富物质增加了一倍。单就生产力提高来看，绝对不存在任何理由能说明作为财富的财富即交换价值本身为什么一定会增加。如果这两个［III—36］部门中的生产力又提高一倍，那么资本A和资本B各自又可以分成各为250的两笔资本和两个121/2工作日。现在有四笔资本，全部交换价值还是1000镑，还是同过去一样共消费50个活的工作日〔活劳动消费资本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其实是资本（对象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消费活劳动〕，并且［就像］以前消费价值增加到两倍时一样，生产出四倍的使用价值。
李嘉图是古典学派，决不会像那些修正他的人那样愚蠢，竟认为因生产力提高而增大的价值，是来源于在流通中交换的一方卖得较贵。交换的一方不是把已经成为商品即简单交换价值的资本500与500相交换，而是与550相交换（附加10%），但这时另一方得到的交换价值显然只是450，而不是500，价值总额则同以前一样仍然是1000。这种情形在商业中是经常发生的，但只能说明一笔资本的利润是来自另一笔资本的亏损，因而不能说明资本的利润本身；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无论这一方或另一方就都不存在利润。
因此，李嘉图所描绘的过程可以一直进行下去，唯一的界限就是1000资本和50个工人所能实现的生产力的提高程度（而这一点又具有物的性质，目前处在经济关系本身之外）。请看下面的论述：
“资本是一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分，它可以用增加财富的同样方法来增加。”［（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27页）］
（这就是说，在李嘉图看来，财富是使用价值的丰富，而且从简单交换的观点来看，同一对象化劳动可以表现在无限量的使用价值上，只要依然是同一对象化劳动量，它就始终是同一交换价值，因为它的等价物不是由它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量来计量，而是由它本身的量来计量。）
“追加资本无论是由于技艺和机器的改进而得到的，还是由于把更大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再生产而得到的，在生产未来财富时都有同样的效力；因为财富〈使用价值〉总是取决于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看来，在某种程度上也取决于商品的多样性〉，而与制造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的容易程度无关〈也就是说，与对象化在这些工具中的劳动时间无关〉。一定量的衣服和食物将维持和雇用同样的人数……但是在生产它们时如果用了200人，它们就会有加倍的价值〈交换价值〉。”［（同上，第327—328页）］
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100人生产的使用价值同以前200人生产的一样多，那么就会发生下述情况：
“如果把200人解雇一半，剩下的100人生产的东西会同以前200人生产的一样多。因此，资本的一半可以从该部门中抽出；在这里有多少劳动游离出来，就有多少资本游离出来。因为一半资本提供的服务会同以前全部资本提供的一样，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两笔资本，等等。”（参看同上，［L.］VIII，39、40，论国际贸易181，我们还要谈这个问题。）
李嘉图在这里谈的不是一个工作日，不是指资本家如果以前用半个对象化的工作日与工人的一整个活的工作日相交换，那他实质上是只赚得半个活的工作日，也就是他把另一半工作日在对象性的形式上付给工人并且在活牛生的形式上从工人那里收回，就是说他付给工人的是半个工作日；相反，李嘉图谈的是同时并存的工作日，因而也就是不同工人的工作日。但是，这种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变实质，而只是改变了说法。每一个这样的工作日都会提供更多的剩余时间。如果资本家以前遇到的界限是一个工作日，那么他现在遇到的界限便是50个工作日等等。前面已经指出，在这种形式上，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资本的增加，并不会使交换价值增加，而在李嘉图看来，人口也可能减少，例如从1000万减少到1万，但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量不会减少（见李嘉图著作的最后部分182）。
我们决不否认资本中包含着矛盾这一事实。相反，我们的目的是要充分揭示这些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不是揭示这些矛盾，而是回避这些矛盾，认为交换价值对财富的形成无关紧要。这就是说，他断言在以交换价值和以来自交换价值的财富为基础的社会中，这种财富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等等而陷入的那些矛盾并不存在，并且价值的增加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是确保财富增加的必要条件，［III—37］因此，这种价值作为财富的形式根本不会影响这种财富本身及其发展，也就是说，李嘉图把交换价值看作不过是形式的东西。
但是，李嘉图又想到了：（1）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价值；（2）从历史上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也必定想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财富本身即价值总额不断增长。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资本的积累比人口的增长快：因而工资提高；接着人口增加；接着谷物价格上涨；接着生产的困难程度增加；因而交换价值也就增加了。这样，李嘉图通过迂回的道路终于达到了交换价值。
我们在这里暂时完全撇开同地租有关的要素不说，因为这里谈的不是生产的困难程度的增加，相反，是生产力的增长。随着资本的积累，只要人口不同时增长，工资就会提高；工人会结婚，生育会受到鼓励或者他们的子女会生活得好些，不会夭折等等。总之，人口会增长。但是，人口的增长会引起工人之间的竞争，从而迫使工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重新按照其价值或者有时还要低于其价值出卖给资本家。现在，积累的资本——它在此期间增长得慢了——拥有一个余额，以前资本为了购买劳动的使用价值会以工资形式即作为铸币支出这个余额，现在它又把这个余额当作货币来用，以便作为资本通过活劳动而增殖，而因为资本现在也支配着更多的工作日，所以它的交换价值又会增加。
（甚至这一点在李嘉图那里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说明，而是同地租理论纠缠在一起；因为资本以前在工资形式上失掉的这个余额，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又在地租的形式上从它那咀被夺走了。）但是在李嘉图的理论中，即使对人口的增长也理解得不正确。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明，对象化在资本中的全部劳动同活的工作日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关系（无论是把这个工作日设想为一个50×12小时的工作日，迹是设想为50个工人的12小时劳动，对这种关系来说都一样）；而且这种内在关系恰恰就是，活的工作日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或者说支付给工人的对象化劳动的等价物这个组成部分，对活的工作日的关系；在这里，一天本身是一个整体，而内在关系则是必要劳动小时组成部分同剩余劳动小时组成部分之间的可变关系（一天本身是个不变量）。正因为李嘉图没有说明这种关系，所以他也没有说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研究的是资本本身，而生产力的发展被看作引进来的外在关系），生产力的发展本身既以资本的增加又以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为前提，但是在推动一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也可以是50×12小时即600小时）的资本的既定界限内，生产力的发展本身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工资不仅要维持工人本身，而且要维持工人的再生产；这样，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死了，就会有另一分子来递补；如果50个工人死了，就会有50个新的工人来代替。50个工人本身——作为活的劳动能力——不仅代表着生产他们自身的费用，而且也代表着他们作为个体应得的工资以外必须付给他们父母的费用，以便生产出50个新个体来接替自己。因此，即使工资不提高，人口也会增长。为什么人口增长得不够快？而且必须要有特殊的刺激？这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单纯取得更多的、李嘉图所理解的那种“财富”，而是要支配更多的价值，更多的对象化劳动。但是，在李嘉图看来，只有当工资下降时，也就是说，只有当对象化劳动为同一资本换进更多的活的工作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时，资本才能在事实上支配更多的对象化劳动。为了使工资下降，李嘉图假定人口增长了。为了在这里证明人口的增长，他假定对工作日的需求增长了，换句话说，资本能够购买更多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因而资本的价值增加了。但是，李嘉图最初恰恰是从相反的前提出发的，而且，只因为他是从这种前提出发，才走了弯路。在1000镑能购买500工作日，而且生产力增长的情况下，资本就可以或者是在同一劳动部门中继续雇用500个工人，或者是分裂为：在一个劳动部门中雇用250个工人，在另一个劳动部门中雇用250个工人，于是资本也就分裂成两笔各为500的资本。但是资本所能支配的工作日决不会超过500，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按照李嘉图的看法，不仅资本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必定倍增，而且这些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即资本所支配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也必定倍增。因此，从李嘉图的前提出发，对劳动的需求不可能增长。但是，如果对劳动的需求［III—38］增长了，那么资本的交换价值也就增加了。参看马尔萨斯的价值论，马尔萨斯感到了矛盾，但当他自己想进行阐述时，却陷入了困境。183
我们所谈过的始终只是资本的两个要素，活的工作日的两个部分，其中一部分代表工资，另一部分代表利润，一部分代表必要劳动，另一部分代表剩余劳动。那么，资本的其他两部分。即实现在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中的那些部分在哪里呢？就简单生产过程来说，劳动先要有可以减轻劳动的工具和劳动体现在其中并由劳动来赋予形式的材料。这种形式使材料具有使用价值。在交换中，这种使用价值只要包含着对象化劳动，它就成为交换价值。但是，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劳动必须补偿的价值呢？
在前面举过的例子中[41]（李嘉图受到许多指摘，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成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而不把机器和材料看成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一笔100塔勒的资本分成：50塔勒棉花，40塔勒工资，10塔勒工具；而40塔勒工资＝4小时对象化劳动，现在资本让工人劳动8小时，那么，工人好像应该再生产出40塔勒工资，40塔勒剩余时间（利润），10塔勒工具，50塔勒棉花，总汁140塔勒，但是这个工人只再生产出80塔勒。因为40塔勒是半个工作日的产品，所以其余40塔勒是剩余的半个工作日。而60塔勒是资本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的价值。既然工人的实际产品等于80塔勒，那么他就只能再生产出80，而不是140。相反，工人似乎还会使60塔勒的价值减少，因为80中有40补偿他的工资。其余40剩余劳动比60还要少20。这样，资本家似乎不仅得不到40塔勒利润，而且他的资本中原来由工具和材料组成的部分还会损失20塔勒。
既然工人的半个工作日像他的工资所表明的那样，借助于工具和材料只创造40塔勒，另外半个工作日也只创造40塔勒；而且他只有一个工作日，又不能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两天，那么，工人怎能在80塔勒之外再创造60塔勒价值呢？
假定50塔勒材料＝x磅棉纱，10塔勒工具＝纱锭。首先就使用价值来看，很明显，如果棉花不是已经具有纱的形式，木材和铁不是已经具有纱锭的形式，工人就不可能生产出布，不可能生产出更高的使用价值。对工人本身来说，这50塔勒和10塔勒在生产过程中无非是纱和纱锭，而不是交换价值。工人的劳动使它们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并且给它们追加上80塔勒的对象化劳动量，即工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40塔勒，剩余时间40塔勒。使用价值——布——多包含了一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的一半只补偿用来交换劳动能力支配权的那一部分资本。包含在纱和纱锭中并且构成产品的一部分价值的对象化劳动时间，不是这个工人创造的，对这个工人来说，纱和纱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材料，他赋予这种材料另一种形式并在这种材料中加进新劳动。唯一的条件是，他不要浪费它们，而他也并没有浪费，因为他的产品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和过去相比是更高的使用价值。现在产品中包含两部分对象化劳动：这个工人的工作日，和不取决于他而且在他劳动之前就已经包含在他的材料即纱和纱锭中的对象化劳动。
过去的对象化劳动是他的劳动的条件，只有这种过去的对象化劳动才使他的劳动成为劳动，而且不花费他什么。假定纱和纱锭事先并没有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即作为价值而存在；假定它们不花费资本什么。那么，工人劳动一整天，产品价值就会是80塔勒，劳动半天，产品价值就会是40塔勒。这个价值恰好＝一个对象化工作日。纱和纱锭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没有花费这个工人什么，但是对象化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时间并没有消失，它依然存在，只是取得了另一种形式。如果要工人在同一个工作日中除了布之外还必须创造出纱和纱锭，那么这个［生产］过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此，纱和纱锭无论作为原来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交换价值，都无须这个工人付出劳动，它们是已经存在的；这种情况所造成的结果恰好就是：这个工人用一个工作日所创造的产品具有高于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但是，工人所以能创造这样的产品，只是因为超过一个工作日的这个价值余额无须创造，而是作为材料，作为前提已经存在的。
因此，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能说工人再生产这些价值：没有劳动，它们就会腐坏，就会毫无用处；但没有它们，劳动同样也毫无用处。工人再生产这些价值，并不是因为工人给予它们更高的交换价值，或者同它们的交换价值一起进入某种过程，而只是因为工人使它们经受简单生产过程，只是因为工人进行了劳动。［III—39］但是，工人除了对它们进行加工和增加它们的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他并没有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这就是资本让工人进行劳动的条件。工人再生产它们，只是通过工人给予它们更高的价值，而给予这种更高的价值＝工人的工作日。除此以外，它们仍然和过去一样。它们的旧价值被保存下来，是因为给它们追加了新价值，而不是因为旧价值本身被再生产出来，被创造出来。因为它们是以前劳动的产品，所以这个以前劳动的产品，这个过去的对象化劳动量，依然是这个工人的产品的要素，后一产品除了包含自己的新价值之外，还包含旧价值。
所以，工人在这个产品中所生产的实际上只是他追加在产品上的一个工作日，除了追加新价值使他有所花费以外，保存旧价值并未使他有丝毫花费。对工人来说，以前劳动的产品只是材料，不管它的形式发生什么变化，它仍然只是材料；因而是不以该工人的劳动为转移的现存物。至于这些只因采取另一种形式才得以保存下来的材料本身已经包含劳动时间，这种情况只是资本的事情，不是工人的事情；同样，这种情况不以该工人的劳动为转移，并且在这种劳动之后继续存在，就像在这种劳动之前已经存在一样。这种所谓的再生产，不花费工人任何劳动时间，而是工人的劳动时间的条件，因为这种再生产无非是把现有物质当作工人劳动的材料，作为材料与工人发生关系。
因此，工人补偿原有劳动时间是通过劳动行为本身，而不是通过为此追加特殊的劳动时间。工人补偿原有劳动时间只是通过追加新劳动时间，由此原有劳动时间在产品中就被保存下来，并成为新产品的要素。因此，工人不是用自己的工作日来补偿作为价值的原料和工具。因此，资本家获得旧价值的这种保存，就像获得剩余劳动一样，是无偿的。但是，资本家无偿地获得这种保存，［不是］因为这种保存没有花费工人什么，而是因为：根据前提条件，材料和劳动工具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因而工人如果不把资本手中已有的对象化形式的劳动变为工人的劳动材料，从而把对象化在这种材料中的劳动保存下来，工人就不能劳动。因此，纱和纱锭——它们的价值——会按照其价值在布上再现出来，从而保存下来，而资本家为此并不向工人支付什么代价。实现这种保存，只是由于追加了创造更高价值的新劳动。
因此，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关系中会得出这样的结果：活劳动由于作为活劳动同对象化劳动发生的关系而向对象化劳动提供服务，这种服务既不花费资本什么，也不花费工人什么，而只是表现一种关系，即材料和劳动工具对工人来说是资本，是不以工人为转移的前提条件。保存旧价值决不是一种同追加新价值分开的行为，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行为，表现为追加新价值的自然结果。而这种保存既不花费资本什么也不花费工人什么的情况，已经包含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本身已经是一方获得利润，另一方获得工资。
个别资本家可以这样设想（而这对于他的计算是同样可行的）：如果他有一笔100塔勒的资本，50塔勒是棉花，40塔勒是维持劳动的生活资料，10塔勒是工具，并且他给他的生产费用算上10%利润；这样，劳动就必须为他补偿棉花上的50塔勒，生活资料上的40塔勒，工具上的10塔勒，还要为50、40、10各补偿10%；结果劳动在他的想象中就为他创造原料55塔勒，生活资料44塔勒，工具11塔勒，共计＝110塔勒。但是，这对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想象，尽管这种想象被大吹大擂地当作新发现来反对李嘉图。184
如果工人的工作日＝10小时，他在8小时中能创造40塔勒，即创造他的工资，或者同样可以说，能保持和恢复他的劳动能力。那么，他就需要4/5日来为资本补偿工资，而给资本提供1/5日剩余劳动，即10塔勒。因此，资本用40塔勒工资，即8小时对象化劳动，换得10小时活劳动，而这个余额就构成资本的全部利润。因此，工人创造的全部对象化劳动是50塔勒，不管工具和原料的费用如何，工人都不可能在这笔费用上追加得更多些，因为工人的一日不能对象化为更多的劳动。至于工人把50塔勒即10小时劳动（其中8小时只补偿工资）追加到60塔勒原料和工具上，他同时由此保存了原料和工具，——而原料和工具所以被保存，恰好是由于它们同活劳动重新接触并且被当作工具和原料来使用，——这种情况不花费工人任何劳动（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从事这种劳动），工人也并未由此而得到资本家支付的任何报酬。劳动的这种起死回生的自然力，——它在使用原料和工具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存了它们，从而保存了对象化在它们中的劳动，即它们的交换价值，——这种自然力就像劳动的每一种不是以前劳动的产物或不是必须重复的那种以前劳动的产物（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等）的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变成了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劳动的力量。因而也不会得到资本支付的报酬。就像工人不会因为能够思想等等而得到报酬一样。
［III—40］我们已经看到[42]，资本由以产生的前提，最初是一种同流通相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这样一种商品，对这种商品来说，交换价值的规定不单纯是使该商品可以和其他使用价值进行交换，并且最终作为消费对象而消失的那种形式上的、转瞬即逝的规定，——即作为货币的货币，退出流通并且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货币。另一方面，资本的产物，只要它不是资本本身的单纯再生产（其实这种再生产只是形式上的；因为资本价值的三个部分中只有一个部分真正被消费掉了，从而会再生产出来，这就是补偿工资的那一部分；利润不是再生产，而是价值的附加，剩余价值），结果就又会是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再作为等价物进入流通，另一方面还没有重新发挥潜力而成为资本，从而是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独立价值——货币（第三种形式，即最适当形式的货币[43]）。最初货币表现为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的原因，而现在货币表现为资本的结果。在第一个运动中，货币是简单流通的产物；在第二个运动中，货币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产物。在第一个运动中，货币转化为资本；在第二个运动中，货币表现为由资本本身造成的资本的前提，因而已经自在地设定为资本；在自身中已经包含着同资本的观念上和关系。货币不再是简单地转化为资本，而是作为货币已经在自身中包含这样的安排：它可以转化为资本。
可见，价值的增加是资本自行增殖的结果；不管这种自行增殖是绝对剩余时间的结果，还是相对剩余时间的结果，或者说，不管是绝对劳动时间实际增加的结果，还是相对剩余劳动增加的结果，即工作日中规定为维持劳动能力的必要劳动时间，规定为一般必要劳动的那个可除部分减少的结果。
活的劳动时间再生产出来的只是对象化劳动时间（资本）的这样一部分，这一部分表现为对活劳动能力的支配权的等价物，因而，作为等价物，它必须补偿对象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补偿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必须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活。活的劳动时间在此之外生产的，不是再生产，而是新的创造，并且是新的价值创造，因为这是新的劳动时间在一个使用价值中的对象化。至于原料和工具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被保存下来，这种情况并不是劳动的量的结果，而是劳动作为劳动的质的结果；而且劳动的一般的质，并不是劳动的特殊技能，不是特别规定的劳动，而在于劳动是作为劳动的那种劳动，——这种质是不用特别支付报酬的，因为资本在同工人的交换中已经购买了这种质。
然而，这种质（劳动的特有使用价值）的等价物，是单纯用生产这种质的劳动时间的量来计量的。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使用，赋予原料以形式，从而首先给原料和工具的价值追加上和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的新劳动量；此外工人所追加的，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但是，由于这佯一种简单的关系，即工具被用作工具，原料成为劳动的原料；由于这佯一种简单的过程，即工具和原料同劳动接触，成为劳动的手段和对象，从而成为活劳动的对象化，成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结果，原料和工具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体上被保存下来，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实体就是对象化劳动时间。对象化劳动时间不再以片面的对象的形式存在，从而不再作为单纯的物被化学等等过程分解，这是因为对象化劳动时间成了活劳动的物质存在方式——手段和对象。
从单纯对象化劳动时间，发展出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性；在对象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只是作为消失了的东西，作为这种对象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而存在，这种形式对于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只是存在于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对象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像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的实体的内在形式），对象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在物质上存在着。因此，它的物质遭到的分解，也会使形式遭到分解。可是，当原料和工具成为活劳动的条件时，它们本身又复活了。对象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质上作为外在的、漠不相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对象化劳动本身又成为活劳动的要素，成为活劳动对处在某种对象材料中的自身的关系，成为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对象条件）。
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这种改变不像在死的对象中那样是创造作为物质的外在物，作为物质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的形式），——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就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造形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III—41］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物的有用性。
如果棉花变成纱，纱变成布，布变成印染布等，印染布再变成比如说衣服，那么，（1）棉花的实体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得到了保存（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自然的）相交换等等）；（2）在所有这些连续的过程中，物质取得越来越有用的形式，因为它取得越来越适合于消费的形式；直到最后，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对象的形式，这时物质的消耗和它的形式的扬弃成了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的使用本身。棉花的物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得到了保存，它在使用价值的一种形式上消失，是为了让位给更高级的形式，直到对象成为直接的消费对象。
但是，当棉花变成纱的时候，棉花就被置于同下一种劳动的一定关系之中。如果下一步劳动不进行，那么，不仅已经赋予棉花的形式没有用处，也就是说，以前的劳动沒有得到新劳动的确认，而且连物质也要腐坏，因为这种物质在纱的形式中只有再经加工才有使用价值：只有被下一步劳动使用，它才是使用价值；只有它的纱的形式被扬弃而代之以布的形式，它才是使用价值；而棉花在作为棉花的存在中则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下去。
可见，如果没有下一步劳动，棉花和纱的使用价值，材料和形式，就会损坏；这种使用价值就会被消灭，而不是被生产出来。材料和形式，物质和形式，由于下一步劳动而被保存，——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直到它们取得一种其使用就是消费的使用价值形态。因而，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形就是：生产的前一阶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由于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或者说，旧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作为使用价值被提高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发生了变化。正是活劳动通过使未完成的劳动产品成为下一步劳动的材料，才保存了这种产品的使用价值。但是，活劳动保存这种产品，也就是说，使它免于报废和毁灭，只是由于按照劳动的目的对它进行了加工，总之，使它成了新的活劳动的对象。
旧使用价值的这种保存，并不是在用新劳动增加旧使用价值或使旧使用价值完美化的过程之外发生的过程，而是由提高使用价值的这一新劳动本身来实现的。由于织布劳动把纱变成布，也就是把纱当作织布（一种特殊的活劳动）的原料（而且纱只有用来织布才有使用价值），织布劳动就保存了棉花本身所具有的并且在棉纱这种特殊形式中所保存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由于把劳动产品变成新劳动的原料而保存了这种产品，但是，它（1）并没有为此追加新劳动；（2）同时以另一种劳动保存了原料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通过把纱织成布而保存了棉花作为纱的有用性。（所有这些已经属于论述生产一般的第一章的内容。）织布劳动通过织布保存棉花。由于劳动产品成为新劳动的原料，重新被当作有目的的活劳动的物质对象性，作为产品的劳动便得到保存，或者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便得到保存，这种保存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就已存在。就使用价值来说，劳动具有下面这样的属性：它保存现有使用价值，则由于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而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把现有使用价值变成一种由最终目的所决定的新的劳动的对象；即从无所谓的存在形式重新变成劳动的对象材料形式，变成劳动的躯体形式。
（工具的情况也是这样。纱锭只有用于纺纱，才能作为使用价值被保存。否则，由于铁和木头在这里所具有的一定形式，无论是创造这种形式的劳动，还是劳动使之具有这种形式的物质，就都会毁坏而不能使用。只是由于纱锭成为活劳动的手段，成为活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对象存在要素，木材和铁的使用价值以及它们的形式才得以保存。纱锭作为劳动工具的使命，就是要被消耗，但要在纺纱过程中被消耗。纱锭赋予劳动的更高的生产率，会创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会补偿工具被消费时所消耗掉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农产品］直接作为生活资料和使用价值，最容易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表现为使用价值，因为最初便是如此。如果一个农民使用锄头获得的谷物比不用锄头时多一倍，那么他生产锄头本身所需的时间就比较少；他有足够的粮食来置备一个新锄头。）
现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其中一部分以材料形式存在，另一部分以工具形式存在——对于工人，即对于活劳动来说（因为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作为活劳动而存在），不是表现为价值，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简单要素，表现为供劳动用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劳动发挥作用的对象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劳动的对象的要素。而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来使用，赋予原料［III—42］以更高形式的使用价值，从而把工具和原料保存下来，这是劳动本身的性质。但是，这样保存下来的劳动的使用价值，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交换价值；而它们作为这种交换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生产费用，由它们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的量决定的。（同使用价值有关的，只是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质。）对象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对象化劳动通过同活劳动相接触，它的质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
棉花的使用价值以及棉花作为纱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是由于棉花作为纱被织成布，是由于棉花［作为纱］在织布时是对象的要素之一（此外还有纺车）。因此棉花和棉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量也就被保存下来。同一种情况，在简单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过去劳动的质的保存，因而表现为体现过去劳动的那种材料的保存，而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则表现为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量的保存。对于资本来说，这是对象化劳动量通过生产过程而得到的保存；对于活劳动本身来说，这只是已经存在的、为劳动而存在的使用价值的保存。
活劳动追加一个新的劳动量；但是它保存已经对象化的劳动量并不是由于这种量的追加，而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或者说，是由于它作为劳动同那些包含过去劳动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但是，活劳动被支付报酬，又不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具有的这种质，——如果它不是活劳动，根本就不会有人购买它，——而是由于它自身包含的劳动量。像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得到支付的，只是劳动的使用价值的价格。活劳动具有的特殊的质，即通过在已经对象化的劳动量上追加新的劳动量，同时把对象化劳动在其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质中保存下来这样一种质，是不被支付报酬的，而目也不花费工人什么，因为这是了人劳动能力的自然属性。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对象的存在要素——工具和材料——的分离被扬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分离为基础的。对于在生产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这种分离的扬弃，——因为不扬弃就根本不能进行劳动，——资本并不支付报酬。（这种扬弃也不是通过同工人的交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身来实现的。但是，作为这种当前的劳动，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资本，成为资本的一个要素。因而，劳动的这种保存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力。工人只是追加了新劳动；过去的劳动——只要资本存在——作为价值具有永恒的存在，完全不以价值的物质存在为转移。对资本和工人来说，事情就是如此。）如果资本对于这种分离被扬弃，也必须支付报酬，那么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这种扬弃完全有赖于劳动按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物质作用，有赖于劳动的使用价值。
但是，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属于资本家；作为单纯的交换价值属于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活的质，即通过把对象化劳动时间变成活劳动的对象的存在方式来保存对象化劳动时间的这种质，同工人毫不相干。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这种占有，事实上同下述情况相矛盾：劳动是无对象的，或者说，劳动只有在工人身上作为直接的生命力才是现实的；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却在资本中作为自为存在的东西存在着。（这一点，以后要回头来谈。）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是通过简单生产过程并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实现的，这是靠活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合乎自然的关系。但是，只要活劳动进入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存在，而是为资本而存在；活劳动本身已经是资本的要素。
由此可见，资本家通过同工人的交换过程，——由于资本家事实上为包含在工人劳动能力中的生产费用向工人支付了等价物，也就是说，给了工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的资料，——资本家就占有了活劳动，他无偿地得到了双重的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同时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但是，这种保存并不是由于活劳动增大了对象化劳动的量，创造了价值，而只是由于活劳动在追加新劳动量时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处于一种由生产过程决定的内在关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而作为这样的质，活劳动本身是简单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它不要资本家花费什么，就像纱和纱锭除了它们的价格以外，并不由于它们也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而要资本家再花费什么一样。
例如在商业等等的停滞时期，如果工厂停工，事实上就可以看到，机器和纱一旦中断了同活劳动的关系，机器就会生锈，纱就会成为无用的赘物，而且还会腐坏。如果说资本家让工人劳动只是［III—43］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为了创造还不存在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资本家不再让工人劳动，就连他的已有的资本也会丧失价值，可见，活劳动不仅追加新价值，而且正是通过在旧价值上追加新价值的行为，也保存了旧价值，使其永久化。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指责李嘉图，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把原料和工具中包含的资本部分也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指责是十分愚蠢的。既然原料和工具中的原有价值只是被保存，所以就不会形成新的生产费用。至于谈到这些原有价值本身，那么它们又全部归结为对象化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资和利润。单纯的自然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对象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是对象化劳动；它就像一般元素一样没有价值。）
因此，原有资本通过增殖其价值的劳动而被保存下来，这并不花费资本分文，因而不计入生产费用。虽然原有的价值在产品中保存下来，因而在交换时这些价值也必须得到等价物，但是在产品中保存这些价值，并没有花费资本分文，因而也不能被资本列入生产费用。这些价值也不用劳动来补偿，因为它们没有被消费，至于被消费的，仅仅是它们的同劳动无关的、处于劳动之外的存在方式，也就是说，被劳动消费的（被扬弃的）恰恰是它们的易逝性。真正被消费的只是工资。
[37]见本卷第272—278页。——编者注
[38]“追加价值”的原文是“Mehrwert”，通常译为“剩余价值”。——编者注
[39]见本卷第304—305页。——编者注
[40]与这句话有关，马克思在手稿第III笔记本第36页空白处后来补加了这佯一段话：“自为的货币既不应看作是使用价值，也不应看作是交换价值，而应看作是价值。”——编者注
[41]见本卷第306—310页。——编者注
[42]见本卷第206—232页。——编者注
[43]见本卷第169—170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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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必然会出现。因此，如果说在以资本为前提而开始的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最后作为形式关系看起来消失了，那么这只能是由于资本贯穿整个过程的那些看不见的线被忽略了。因此，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方面。
第一个结果是：
（α）由于劳动并入资本，资本便成为生产过程；但它首先是物质生产过程；是一般生产过程，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同一般物质生产过程没有区别。它的形式规定完全消失了。由于资本把它的对象存在的一部分同劳动相交换，它的对象存在本身就在自身内部分为对象和劳动；两者的关系构成生产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构成劳动过程。因此，在价值之前出现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过程——这种劳动过程，由于它的抽象性、纯粹的物质性，同样是一切生产形式所共有的——又在资本内部表现为在资本的物质内部进行的过程、构成资本内容的过程。
（就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这种形式规定的消失也只是一种假象，这一点以后将加以说明。）
资本是价值，但作为过程首先表现为简单生产过程，即不带有任何特殊经济规定性的生产过程，一般生产过程；就这方面而言，可以说——这要看注意力放在简单生产过程的哪一特殊方面而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决不是以资本为前提的，而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资本是产品，或者说，资本是劳动工具或者也是劳动原料。其次，如果把资本又理解成作为物质或者作为单纯手段而同劳动相对立的一方，那就完全有理由说，资本是非生产的145，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恰恰只是被看作与劳动对立的对象，被看作物质；只是被动的东西。不过，正确的说法是，资本不是作为一方出现，或不是作为一方本身的差别出现，也不是作为单纯的结果（产品）出现，而是作为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出现；这个生产过程现在表现为资本的自我运动的内容。
［III—14］（β）现在来考察一下形式规定这方面，看它在生产过程中是怎样保存和变化的。
〔什么是生产劳动或非生产劳动，自从亚当·斯密作出这一区别146以来反复争论过多次的这个问题，必须从对资本本身的不同方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例如西尼耳先生问道（至少是有类似的意思），钢琴制造者要算是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虽然没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147但事实的确如此。钢琴制造者再生产出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相交换。但钢琴演奏者生产音乐，满足我们的音乐感，不是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劳动；就像生产幻觉的傻子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一样。劳动只有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因此，其他经济学家就把所谓非生产劳动者说成是间接生产的。例如，钢琴演奏者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勃勃，或者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为满足这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这种说法已经承认：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因此，没有做到这一点的劳动，无论怎样有用，——它也可能有害，——对于资本化来说，不是生产劳动，因而是非生产劳动。
另一些经济学家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不应当同生产相联系，而应当同消费相联系。完全相反。烟草的生产者是生产的，而烟草的消费是非生产的。为非生产消费进行的生产和为生产消费进行的生产同样都是生产的；这两种生产总是以它们生产或再生产资本为条件。因此，马尔萨斯（［L.］X，40）148说得很对：
“生产劳动者是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
这至少从一方面来看是对的。但这种说法太抽象，因为这种说法对于奴隶也同样适用。与工人相对的主人财富，是与劳动相对的财富形式本身，即资本。生产工人是直接增加资本的人。〕
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而且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中介活动。再生产自身价值和增加自身价值的资本，是作为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的独立的交换价值（货币）。因此，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工人拿劳动作为使用价值来同资本交换，因而资本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货币同工人相对立。由于消费劳动，资本才在与工人的关系上是作为资本的资本，而这种消费最初是在这种交换以外并且不取决于这种交换。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来说只是交换价值；是现有的交换价值。劳动作为交换价值，是在同资本的交换行为中，通过自身的出卖以换得货币而实现的。
一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卖者本身毫无关系，而只与他的买者有关。硝石可以用来制造火药的属性并不决定硝石的价格，而这种价格是由硝石本身的生产费用决定的，由对象化在硝石中的劳动量决定的。在使用价值以价格的形式加入的流通中，使用价值的价值不是流通的结果，虽然它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它是流通的前提，只有通过同货币相交换才得到实现。
劳动也是这样，由工人作为使用价值卖给资本的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是他要实现的属于他的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是在这种交换行为以前已经决定了的，是交换的前提条件，就像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或者一般来说——我们在这里也只能这样做——是由生产费用，即生产出工人的劳动能力所需的对象化劳动量决定的，因而工人要把它作为等价物收回。
可见，［III—15］在与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实现的劳动的交换价值，是预先存在的，预先决定了的，它所经历的仅仅是任何一个只在观念上存在的价格在实现自身时都要发生的形式变化。劳动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劳动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对于工人本身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于生产交换价值。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劳动不是对工人本身来说，而只是对资本来说，才是不同于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工人换出的劳动是简单的、预先决定的、由已经过去的过程决定的交换价值——工人换出的劳动本身是对象化劳动；这只是由于它已经是一定量劳动的对象化，因此，它的等价物已经是测定了的，是已知的。
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可见，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因为，就像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149一样，工人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知道，工人必然会变得贫穷，因为他的劳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转让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据为已有。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悖论的结果出现的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经济学家们或多或少地凭经验表达了这一点。
因此，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总之，他的劳动如果不是能力，而是运动，是实际的劳动，就会是这样的；相反，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至少，价值增殖的可能性是由此产生的；是作为劳动和资本交换的结果出现的。这种关系只有在资本实际消费他人劳动的生产行为本身中才得到实现。）
劳动被工人作为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同货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这些货币又被工人用来同商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这些商品由工人消费。劳动在这个交换过程中不是生产的；它只是对资本来说才变成生产的；劳动只能从流通中取出它已经投入流通的东西，即一个预定的商品量，而这既不是它本身的产品，也不是它本身的价值。
西斯蒙第说，工人拿他们的劳动换取谷物，并消费这些谷物，与此同时，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他们主人的资本”（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90页］，VI）150。
“工人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同上［，第105页］，VIII）
“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家，他得到的只是对劳动价格的权利，而不是对这一劳动的产品的权利，也不是对这一劳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的权利。”（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1年巴黎版第55—56页］，XXVIII）151
“出卖劳动＝放弃一切劳动果实。”（同上［，第64页］，XXVIII）
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
劳动（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动）转化为资本，从自在意义上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的支配权）。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可见，关于资本是否是生产的这个问题，是荒谬的。在资本构成生产的基础，从而资本家是生产的指挥者的地方，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正如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固定在货币上一样，劳动的生产性也会变成资本的生产力。与资本相对立的、自为地存在于工人身上的劳动，也就是在自己的直接存在中的、与资本相分离的劳动，是非生产的。作为工人活动的劳动也是非生产的，因为它只加入简单的、仅仅在形式上发生变化的流通过程。因此，有些人证明说，归于［III—16］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换位，这些人恰恰忘记了，资本本身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倒置，这种换位，而雇佣劳动本身以资本为前提，因而从劳动方面来看，它也是这种变体；是把这种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的异己力量的必然过程。因此，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要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
其他一些人，如本身是经济学家的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等则说，只有劳动是生产的，而资本不是生产的。152但是他们不是把资本看作处在特有形式规定性上的资本，即在自身中反映的生产关系，而只是想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原料等等。可是这种物质要素还不能把资本变成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其次又想到，资本从某一方面来说是价值，因此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同它的物质构成无关的东西。例如，萨伊说：
“资本按其质来说始终是非物质的东西，因为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是这种物质的价值，在这个价值中没有任何物体的东西。”（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429页］，［P．］21）
或者，西斯蒙第说：
“资本是商业概念。”（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273页］，［B．］LX）
但是，后来他们又想到，资本终究是一种与价值不同的经济规定，因为，否则就根本不必说资本和价值不相同了，并且一切资本虽然都是价值，而价值本身还不是资本。于是他们又回到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形态上，例如，李嘉图把资本说成是生产新劳动时所使用的积累劳动，也就是单纯的劳动工具或劳动材料。127在这个意义上，萨伊甚至说“资本的生产性服务”153，说这种服务就是资本取得报酬的理由，好像劳动工具本身有权索取工人的酬谢，好像它不是恰恰靠了工人才成为劳动工具，才成为生产性的东西。劳动工具的独立性，即它的社会规定，即它的作为资本的规定这样被当作前提，是为了推论出资本的索取权。蒲鲁东说“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154]，这无非就是说，资本是价值，而因为在这里除了说资本是价值以外，关于资本什么也没有说，所以等于说价值是价值（判断的主词在这里不过是宾词的别名）；至于劳动在生产，是生产活动，这也就是说，劳动是劳动，因为劳动除了“生产”以外什么也不是。
非常明显，这些同义反复的判断并没有包含什么特别高深的见解，它们尤其不可能表明价值和劳动所发生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价值和劳动本身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并不是相互并存而毫不相干。劳动与资本对立而作为主体出现，即工人只是在劳动的规定上出现，而劳动并不是工人本身，仅仅这一点就会打开人们的眼界。即使撇开资本不谈，在这里已存在着工人同他自己的活动的联系、关系，这种关系决不是“自然的”，而是本身已经包含着某种独特的经济规定。
在这里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是资本一般，也就是把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价值、货币、流通等等，价格等等，还有劳动等等也一样，都是前提。但是我们研究的既不是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个资本，等等。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这种辩证的产生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以后的关系应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但是，必须把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出来的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否则就会发生混乱。
［III—17］迄今为止，资本都是从它的物质方面被看作简单生产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是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价值自行增殖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也包括这一价值的倍增。
价值作为主体出现。劳动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因而，从物质方面来看已经事先确定：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原料无论是由于化学的物质变换还是由于机械的变化，它在变成产品时取得了比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但是，这一方面只同使用价值有关，仍然属于简单生产过程。这里问题不在于——这一点不如说已经包含在内，已经被当作前提——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这本身是极其相对的；当谷物变成烧酒时，更高的使用价值本身已经在对流通的关系上确定了）；这也不是为个人，为生产者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至少，这是偶然的事情，并不涉及关系本身），而是为他人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问题在于产生出更高的交换价值。
在简单流通中，对于单个商品来说，只要它作为使用价值找到自己的买主，被消费掉，过程就结束了。商品因此脱离了流通；丧失了自己的交换价值，总之丧失了自己的经济的形式规定。资本通过劳动消费了自己的材料，并通过自己的材料消费了劳动；资本把自己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不过只是作为它自己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消费。可见，作为使用价值的资本消费本身在这里也进入流通，或者不如说，资本本身在这里使流通开始，或者也可以说使流通结束。在这里，使用价值的消费本身进入经济过程，因为在这里使用价值本身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在生产过程的任何一瞬间，资本都没有不再是资本，或者说价值都没有不再是价值，而作为这样的价值是交换价值。像蒲鲁东先生那样[155]，说什么资本由于交换行为，也就是由于资本重新进入简单流通，便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了。这样，我们就会又被抛回到开端去，甚至抛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去，在那里可以看到交换价值如何从产品产生。
资本预先就作为自行保存的交换价值而存在，这种情况已经意味着，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在资本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以后，又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并且能够进入流通。但是，从资本现在只是作为产品才又成为商品，只是作为商品才又成为交换价值来说，从资本取得了价格并作为价格在货币上得到实现来说，资本是简单商品，是一般交换价值，并且资本作为一般交换价值在流通中也要遭到这样的命运：它或者在货币上得到实现，或者不在货币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它的交换价值或者变成货币，或者变不成货币。于是，资本的交换价值——在此以前它存在在观念上——与其说已经产生出来，不如说还成为问题。至于说资本在流通中真正被设定为更高的交换价值，那么这不可能从流通本身产生，因为按照流通的简单规定，在流通中进行交换的只是等价物。如果资本作为更高的交换价值退出流通，那么它必定是作为更高的交换价值进入流通的。
从形式来说，资本不是由劳动对象和劳动构成的，而是由价值构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价格构成的。至于资本的各价值要素在生产过程中有着各种实体，这同它们作为价值的规定毫无关系；它们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如果说它们从非静止的——过程的——形式开始，到过程结束时又在产品上结合成静止的、客体的形态，那么就价值来说，这仍然不过是物质变换，并不会使价值有所改变。固然，这些实体本身是被破坏了，但并不是化为乌有，而是变成其他形式的实体。过去它们表现为产品的基本的互不相关的条件。现在它们是产品。因此，产品的价值只能＝已物化在生产过程的一定物质要素即原料、劳动工具（其中也包括充当单纯仪器的商品）和劳动本身中的价值总和。原料完全消费了；劳动完全消费了；工具只有一部分消费了，因而在这种生产过程之前就已具有的资本存在方式上继续保存着资本的一部分价值。而在这里完全用不着考察这一部分价值，因为它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价值的各种存在方式纯粹是现象，价值本身在这些存在方式的消失过程中构成始终不变的本质。从这一方面来看，被看作价值的产品并不是产品，而是始终如一的、不变的价值，不过是处在另一种存在方式上的价值，但这种存在方式对价值来说也是毫无关系的，并且是可以同货币相交换的。
产品的价值＝原料的价值＋劳动工具已被消耗的部分的、即已转移到产品上的、扬弃了其原来形式的那一部分的价值＋劳动的价值。或者说，产品的价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消费掉的各商品的价格总和。换句话无非是说，生产过程就其物质方面来看，同价值［III—18］毫无关系；因此，价值始终不变，只是采取了另一种物质存在方式，体现在另一种实体和形式上。（实体的形式同经济形式即价值本身无关。）
如果资本原先＝100塔勒，那么它现在照旧等于1OO塔勒，尽管这1OO塔勒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于50塔勒的棉花，40塔勒的工资＋10塔勒的纺纱机上，而现在存在于价格100塔勒的棉纱上。100塔勒的这种再生产是单纯的自行保持不变，只不过这种自行保持不变是通过物质生产过程来实现的。因此，这种生产过程必须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否则棉花就会丧失其价值，劳动工具就会白白受到磨损，工资就会白白支付。价值自行保存的唯一条件是，生产过程是真正完整的过程，也就是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生产过程的完整性，即生产过程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在这里事实上是价值自行保存、自行保持不变的条件，而这已经包含在资本实际成为使用价值，成为实际的生产过程这个最初的条件中了；因而，在这一点上，已经是前提。
另一方面，生产过程所以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只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从而在产品中，资本作为价值保存了自己。因此，说必要的价格＝生产费用的价格总和，这种命题纯粹是分析的。156这是资本本身的生产的前提。起初资本以100塔勒，即以简单价值出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一定的，即由生产过程本身所决定的资本本身各价值要素的价格总和。资本的价格，资本在货币上表现出来的价值＝它的产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的资本价值和作为这一过程的莳提的资本价值相等。
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既不是处在它在开始时具有的简单性中，也不是处在它在结束时作为结果重新具有的简单性中，而是分解为各个起初毫不相关的量的组成部分，即劳动的价值（工资）、劳动工具的价值和原料的价值。这里所出现的关系还只不过是：在生产过程中简单价值在数量上分解为一定数目的价值，这些价值又在产品上重新结合起来而具有简单性，不过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总和了。但是这个总和＝原来的统一体。就价值来考察，在这里除了量上的分割以外，在各个价值量之间的关系上还没有包含任何差别。100塔勒曾是原有资本；100塔勒现在是产品，但这100塔勒现在成为50＋40＋10塔勒的总和。我也可以从一开始就把这100塔勒看成是50＋40＋10塔勒的总和，但也可以看成是60＋30＋10塔勒的总和，等等。100塔勒现在所以表现为一定数目的单位的总和，是因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分解成的各种物质要素各代表资本价值的一个部分，不过是一个已经确定的部分。
以后就会看到，原来的统一体分割成的这些数目本身有着一定的相互关系，但这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就生产过程中价值本身所发生的运动来说，这个运动纯粹是形式上的运动，它是由以下的简单行为构成的：首先，价值作为统一体存在，即作为被看作统一体，被看作整体的一定数目的单位存在，即作为100塔勒的资本存在；其次，在生产过程中这个统一体被分割为50塔勒、40塔勒、10塔勒，就劳动材料、工具和劳动都是按一定的量来使用这一点来说，这一分割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对这100塔勒本身来说，这种分割是无关紧要的，不过是把同一个统一体分割为各个不同的数目而已，最后，这100塔勒又作为总和重新在产品上出现。就价值来说，唯一的过程是：它先是一个整体、统一体；然后这个统一体分割为一定的数目；最后表现为一个总和。最后表现为总和的这100塔勒同样是并且恰恰是开始时表现为统一体的同一总和。总和的即加总的规定，只是由于生产行为中发生的分割造成的，但在产品本身中并不存在。因此，说产品价格＝生产费用价格，或者说资本价值＝产品价值，这无非就是说，资本价值在生产行为中保存了自己，并且现在表现为一个总和。
就资本的这种单纯的同一性，或者就通过生产过程而再生产资本价值这一点来说，我们丝毫也没有比开始时前进一步。开始时作为前提存在的东西，现在［III—19］作为结果而存在，连形式也没有改变。很清楚，当经济学家们说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时，他们实际上指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否则就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比原有的价值更大的价值；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交换价值，尽管有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使用价值，而这里谈的完全不是这种使用价值。这里谈的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当有人说某商品的生产费用或必要价格＝110时，他是这样计算的：原有资本＝100（就是说，例如原料＝50，劳动＝40，工具＝10）＋5%利息＋5%利润。因此，生产费用＝110，而不是＝100；也就是说，生产费用157大于生产成本。
像某些经济学家喜欢做的那样，从商品的交换价值逃到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去找出路，那是无济于事的。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更高的还是更低的使用价值，它本身都不决定交换价值。商品［的价格］往往低于它们的生产价格158，虽然它们无疑获得了比它们在生产以前的时期已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逃到流通中去找出路，同样毫无用处。我用100来生产，但是卖了110。
“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么，在这种交易以后也不会有。”（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1836年爱丁堡版第184页］，［L.］IX，88）
这是想从简单流通来说明价值的增加，然而简单流通显然只把价值设定为等价物。即使从经验来看也很清楚，如果大家都贵卖10%，那也就等于大家都按生产费用来卖一样了。在那种情况下，剩余价值159就会是纯粹名义上的、虚拟的、假定的东西，是一句空话。因为货币本身也是商品，是产品，所以它也会贵卖10%，也就是说，卖者虽然得到110塔勒，实际上只得到100塔勒。
（参看李嘉图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他把对外贸易看成简单流通，因此他说
“对外贸易决不可能增加一国的交换价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31页］，［L.］39、40）160
他为此举出的理由，正是用来“证明”交换本身，简单流通，也就是作为简单流通来看的一般商业决不能增加交换价值，决不能创造交换价值的那些理由。）
否则，价格＝生产费用这种说法，也就可以说成：商品的价格总是大于商品的生产费用。
除了简单的数目上的分割和加总以外，在生产过程中还有形式要素加在价值上，这就是价值要素现在表现为生产费用，也就是说，生产过程本身的要素不是在它们的物质规定性上保存下来，而是作为价值保存下来，这些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以前就已具有的存在形式上被消费的。
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生产行为只是资本价值的再生产，那么资本发生的就只会是物质变化，而不会是经济变化，而资本价值的这种简单保存是同资本的概念相矛盾的。固然，资本不会像独立的货币那样留在流通以外，而是会取得各种商品的形态，但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会是个无目的的过程，因为到结束时资本只会代表同一货币额，只会是冒一场在生产行为中有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生产行为可能失败，而在这一行为中货币失掉了自己不朽的形式。
好了。生产过程现在结束了。产品也在货币上重新得到实现，重新取得了100塔勒原有的形式。但是，资本家也必须吃喝；他不能靠货币的这种形式变换来生活。因此，100塔勒的一部分必须不作为资本，而作为铸币来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交换，并在这个形式上被消费。于是100塔勒会变成90塔勒，而因为资本家最后总是以货币的形式，而且是以他开始生产时所用的货币额的形式，把资本再生产出来，所以归根到底这100塔勒会被吃光，资本会消失。但是，资本家把100塔勒作为资本投入了生产过程，而不是把它吃掉，他应该由于从事这种劳动而得到报酬。可是他应该从哪里取得报酬呢？由于资本包含着工资，工人也就能靠生产费用的简单再生产来生活，而资本家却不能这样，那资本家的劳动不是显得完全无益吗？可见资本家看来应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项下。然而不管资本家有多大功劳，没有资本家，再生产也能进行，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要求得到的价值只是他们带进的价值，也就是说，为了不断地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并不需要资本的全部关系；再说，也不存在支付资本家报酬的基金，因为商品价格＝生产费用。如果资本家的劳动被看作是同工人的劳动并列并且是在工人的劳动以外的特殊劳动，如监督劳动等等，那么他也会像工人一样得到一定的工资，于是他也就属于工人的范畴，而决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劳动发生关系了；他也决不会发财致富，而只会得到一个他必须通过流通来消费的交换价值。
同劳动对立的资本的存在，要求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能够作为非工人而存在，而生活。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即使从［III—20］通常的经济规定来看，仅仅能保存自己价值的资本也是不可能保存这个价值的。生产上的风险必须得到补偿。资本必须在价格波动中保存自己。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发生的资本贬值必须得到补偿，等等。因此，连经济学家们也直率地说，如果没有盈利，没有利润，谁都会把他的货币吃掉，而不是投入生产，当作资本来用。一句话，假定资本价值是这样不增殖的，即不倍增的，那就是假定资本不是生产的实际环节，不是特殊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假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生产费用不具有资本的形式，资本不表现为生产条件。
劳动如何能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难理解；困难在于，劳动如何能创造出比原先存在的交换价值更高的交换价值。
假定资本支付给工人的交换价值正好是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交换价值不可能增加。劳动本身带进生产过程中来的超过预先存在的原料价值和劳动工具价值的部分，会被支付给工人。产品本身的价值，就其超过原料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余额来说，会落入工人手中；只不过资本家是把这个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付给工人，而工人则把这个价值以产品的形式还给资本家。
〔不能把生产费用理解为加入生产的价值的总和，——甚至提出这一主张的经济学家们也不这样理解，——这一点在贷出的资本的利息上看得很清楚。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利息直接属于他的支出，属于他的实际生产费用。但是，利息本身已经预示着：资本是从生产中作为剩余价值产生出来的，因为利息本身只是这种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既然从借债人来看利息已经加入他的直接生产费用，这就表明，资本是作为资本加入生产费用的，但资本作为资本并不是自己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单纯相加。
在利息上资本本身又表现出商品的规定，不过是不同于其他任何商品的独特商品；资本是作为资本——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单纯总和——进入流通并成为商品的。在这里，商品本身的性质是作为经济的、独特的规定存在，它既不是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无关紧要，也不是像在产业资本——即处在从生产和流通中产生出来的直接规定上的资本——中那样直接同作为对立面、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发生关系。因此，作为资本的商品或者作为商品的资本在流通中不是同等价物交换；资本通过进入流通保存了它的自为存在；也就是说，即使资本落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它同它的所有者仍保存着原有的关系。因此，资本只是被贷出。对资本的所有者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它的价值增殖，这是作为货币的货币，而不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它的使用价值是充当资本。
蒲鲁东先生要求资本不应当贷放和生息，而应当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等价物，他提出的这种要求只不过是要求交换价值永远不应当变成资本，而应当始终是简单交换价值；要求资本不应当作为资本存在。161除了这一要求外，他同时还要求雇佣劳动应当始终是生产的一般基础，这就表明他在最简单的经济概念上混乱到了可笑的地步。这就使他在同巴师夏的论战中扮演了可怜的角色，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关于公平和正义的空谈，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所有权关系或法的关系作为尺度，来衡量交换价值的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所有权关系和法的关系。因此，巴师夏又十分强调简单流通中那些向资本推进的因素，虽然他是无意识地这样做的。
作为商品出现的资本本身，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或者是作为货币的资本。〕
〔在资本概念的形成中需要阐明的第三个因素，是与劳动对立的原始积累，从而也是与积累对立的无对象的劳动。
第一个因素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并以流通为前提的价值出发的。这是资本的简单概念；是进一步直接规定为资本的货币。第二个因素是从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出发的；第三个因素把资本设定为生产和流通的一定的统一。
原始积累应当同资本［III—21］[29]积累区别开；后者以资本为前提，以现存的资本的关系为前提，因而也就是以资本同劳动、价格（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利息以及利润的关系为前提。但是，为要生成资本，就要以一定的积累为前提，这种积累已经包含在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独立的对立中，包含在这种对立的独立存在中。这种积累是生成资本所必需的，因而已经作为前提，即作为一个因素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这种积累应当在本质上同已成为资本的资本积累区别开，在后一种积累中资本必然已经存在。〕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30]，资本的前提是：（1）生产过程一般，它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也就是没有历史性，也可以说是人类的；（2）流通，就它的每个因素来说，尤其是就它的总体来说，本身已经是一定的历史产物；（3）资本，是两者的一定的统一。
一般生产过程本身，当它只是作为资本的因素出现时，会发生怎样的历史变化，这必然会在它的分析过程中显示出来；就像从对资本的各特有区别的单纯把握中，必然会显示出资本的一般历史前提一样。〕
〔其他一切都是空话。在第一篇关于生产一般和第二篇第一部分关于交换价值一般中，应当包括哪些规定，这只有在全部阐述结束时并且作为全部阐述的结果才能显示出来。例如，我们已经看到[31]，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属于经济学本身，而不是像李嘉图认为的那样，使用价值始终只是作为前提呆在那里不起作用。关于生产的一章从客体上说以作为结果的产品而结束；关于流通的一章从商品开始，商品本身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因而也是与两者不同的价值），流通是两者的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只是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分解成作为单纯消费品的商品（这处于经济关系之外）和作为独立化的货币的交换价值。〕
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具有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更高的价格，只有在流通中才得到实现，但是，它同一切价格一样，它们在流通中得到实现，是由于它们在进入流通以前，已经在观念上成为流通的前提了，已经决定了，——按照交换价值的一般概念来说，表示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或者说劳动量（就静止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表现为空间的量，就运动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只能用时间来计量）大于资本原有各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劳动量。而这种情况只有当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小于用这种对象化劳动所购买的活劳动时间时才是可能的。
我们已经知道，对象化在资本中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个由三部分组成的总额：（a）对象化在原料中的劳动时间；（b）对象化在工具中的劳动时间；（c）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a）和（b）这两个资本组成部分是始终不变的，虽然它们在过程中也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改变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但作为价值，它们是始终不变的。只有（c）被资本用来同性质不同的东西相交换：一定量对象化劳动同一定量活劳动相交换。如果活劳动时间只是再生产出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那么，这种交换也只是形式上的，而就价值来说，这只是跟作为同一价值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活劳动发生了交换，正像就劳动材料和工具的价值来说，只是它们的物质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一样。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的价格等于一个工作日，而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加在原料和工具上的也只是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家就只是用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交换了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他就没有起到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就没有停留在简单的交换过程中：他事实上在报酬中得到了他的劳动的产品，只不过资本家帮了他的忙，在产品实现以前就把产品的价格预付给他了。资本家给了他信贷，而且是无息信贷，是为普鲁士国王干的。[32]如此而已。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资本家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他付出的价值。从资本方面来看，交换必须只是一种表面的交换，这就是说，必须属于与交换的形式规定不同的另一种经挤形式规定，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劳动就不可能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就只是作为在不同的物质存在方式上存在的相等的交换价值来互相交换。
因此，经济学家们为要证实资本的合理，替资本辩护，就求助于这个简单的［III—22］过程，恰好用这个使资本不能存在的过程来说明资本。为了证明资本，他们就证明资本不存在。你付给我劳动报酬，用劳动来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并从我这里扣除你提供给我的原料和材料的价值。这就是说，我们是联合的伙伴，我们把不同的要素带进生产过程，并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于是，产品变成货币，货币被这样分配：你资本家得到你的原料和工具的价格，我工人得到劳动加在原料和工具上的价格。对你的好处是，你的原料和工具现在具有可以消费的形式，对我的好处是，我的劳动的价值得到了实现。当然，你也许很快就会落得把你的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吃光，而我作为工人也许会占有两者［原料和劳动工具］。
工人用来和资本相交换的东西，是他的劳动本身v出现在交换中的，是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工人转让自己的劳动。工人作为价格得到的东西，是这种转让的价值。工人用创造价值的活动交换一个预先决定的价值，而不管自己活动的结果如何。
〔巴师夏先生表现了非凡的智慧，他断言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非本质的、纯粹外表的形式，是一种联合体形式，这种联合体形式本身同劳动和资本的经济关系无关[33]。他说，如果工人很富裕，能维持到产品完成和出售的时候，那么，雇佣劳动制度就不会妨碍工人即雇佣劳动去同资本家订立那种像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订立的同样有利的合同。因此，坏处并不在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形式，而在于不以雇佣劳动制度为转移的各种条件。巴师夏先生自然没有想到，这些条件本身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条件。如果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那么，他们事实上就不是作为劳动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动的资本家——也就是不以雇佣工人的形式——来和不劳动的资本发生关系。因此，对巴师夏先生来说，正如利润和利息是同一个东西一样，工资和利润本质上也是同一个东西。162他把这称作经济关系的和谐：各经济关系只是表面上存在，而在本质上其实只有一种关系，即简单交换的关系。因此，在巴师夏先生看来，本质的形式本身是无内容的，也就是非现实的形式。〕
那么，工人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包含在他的商品中的对象化劳动决定的。这种商品存在于工人的生命力之中。工人为了天天保持这种生命力，——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维持下去所需要的消耗的补偿，因为在这里工人还是作为工人，从而作为事先存在的、多年生的主体而和资本相对立，还没有作为工人种属中易逝的个体，——他就得消费一定量的生活资料，以补偿已消耗的血液等等。工人得到的只是等价物。也就是说，到了明天，交换完成以后，——工人在形式上结束交换以后，才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来完成这种交换，——工人的劳动能力存在于和以前一样的方式中：他得到了一个丝毫不差的等价物，因为他得到的价格使他仍然具有他以前具有的同一交换价值。包含在他的生命力中的对象化劳动量已由资本付给他报酬。他消費了这个量，而因为它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人的能力而存在，所以工人由于他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生命过程的独特性质——能够重新进行交换。至于说除了对象化在工人生命力中的劳动时间，即为了支付维持工人的生命力的必要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在工人的直接存在中还对象化着更多的劳动，即工人为了获得一定的劳动能力，某种特殊的技能而消费的价值，——而这种能力或特殊技能的价值，表现为生产出同样一种劳动技能需要多少生产费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因为这里所谈的不是某种特殊的熟练劳动，而是劳动本身，简单劳动。
如果维持工人一个工作日的生存，需要一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样就等于工作日和它自己的产品相交换，从而资本就不能作为资本增殖价值，也就不能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资本的自行保存就是它的自行增殖。如果资本为了生存也必须劳动，那么它就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来保存自己了。对原料和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也就只是名义上的了，如果说它们在经济上［III—23］属于资本家，那它们同样恰恰也属于工人，因为它们只有在资本家本身是工人的时候才为他创造价值。因此，他就不是把它们看作资本，而是像工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看作单纯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相反，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只需要例如半个工作日，那么，产品的剩余价值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因为资本家在［劳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而在产品中得到的却是整个对象化的工作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同后半个工作日相交换。使他得以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不经过交换就得到了对象化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半个工作日没有花费资本分文；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付出任何等价物就得到一个价值。因此，价值所以能够增加，只是由于获得了也就是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
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等价物，按其规定来说，只是价值同它自身的等同。所以，剩余价值决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工人只需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生活一整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半个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163。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的剩余劳动。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本身成为普遍需要，成为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东西，另一方面，普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像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如果说一方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另一方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而在这种发展状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地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
在1857年11月份的《泰晤士报》上，一位酉印度的种植园主发出了十分可爱的叫嚣。164这位辩护士像发表主张恢复黑人奴隶制的辩护词那样满腔激愤地诉说，这些黑鬼（牙买加的自由黑人）只满足于生产他们自己消费所绝对必需的东西，除；这种“使用价值”以外，他们把游手好闲本身（放纵和懒惰）视为真正的奢侈品；他们对糖和投在种植园中的固定资本满不在乎，却幸灾乐祸地嘲笑那行将破产的种植园主，甚至把传授给他们的基督教只用来为这种幸灾乐祸和懒惰辩护。
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但并没有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自给自足的、为自己十分有限的消费而劳动的农民。对他们来说，资本不是作为资本而存在，因为独立的财富只有靠直接的强制劳动即奴隶制，或者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与直接的强制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统治关系。因而在直接的强制劳动的基础下再生产出来的也只是这种统治关系。对这种关系来说，财富本身只有享乐的意义，而没有作为财富本身的意义，因而这种关系［III—24］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产业。（我们以后还要谈奴隶制和雇佣劳动的这种关系。）
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困难的，这一点表现在（1）觋代英国经济学家们身上，他们责难李嘉图不懂得余额，不懂得剩余价值165（见马尔萨斯《论价值》166，马尔萨斯至少试图科学地处理问题），尽管李嘉图反对亚·斯密把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两件事混为一谈167，从而表明他是所有经济学家中唯一懂得剩余价值的人。
新的经济学家们纯粹是些浅薄的蠢人。诚然，李嘉图自己也常常陷入混乱，因为，他虽然把剩余价值的产生看作是资本的前提，但是，他在这个基础上理解价值的增加时，除了认为由于同一产品中包含了更多的对象化劳动时间，换句话说，由于生产变得更困难这一点外，往往困惑不解。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就出现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因此，他的地租理论具有片面性；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贸易只会产生使用价值（他称为财富），不会产生交换价值。168他认为，增加价值本身的唯一途径，除了生产越来越困难（地租理论）外，只有增加人口（由于资本的增加而引起的工人人数的自然增长），虽然他自己对这种关系从未作过简要的说明。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从来没有研究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对象化劳动决定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因而货币和交换本身（流通）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粹形式上的要素；虽然他认为经济学所涉及的只是交换价值，但利润等等在他那里只表现为分享产品的份额，这在奴隶制基础上同样也会发生。他从未研究过中介形式。
（2）重农学派。在他们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理解资本，理解价值的自行增殖，从而理解资本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困难的，而这种困难在现代经济学的鼻祖169那里必然会出现，正如李嘉图最后完成古典经济学时以地租形式理解剩余价值的创造必然会出现困难一样。
这实质上是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概念的问题，因而是在现代社会制度的入口处出现的基本问题。货币主义所理解的价值的独立性，只是价值从简单流通中出来时所具有的形式——货币。因此，货币主义把财富的这种抽象形式，看成恰好是跨入发财致富本身表现为社会本身的目的这一时期的各民族的唯一目标。
后来出现了重商主义，它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当时产业资本，从而雇佣劳动出现在工场手工业中，与非产业财富即封建地产相对立并靠牺牲后者的利益而发展起来。在重商主义者看来，货币已经表现为资本，但实际上又只是在货币形式中，只是在商业资本即不断转化为货币的资本的流通形式中表现为资本。对他们来说，产业资本具有价值，而且具有最高的价值，——作为财富生产过程中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财富本身，——因为它创造商业资本，而商业资本在流通中变为货币。工场手工业劳动，实质上也就是产业劳动，但农业劳动对他们来说却相反，主要地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原产品经过加工会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形式，具有更适于流通，适于贸易的商业形式，会带来更多的货币（这是非农业民族，特别是例如荷兰，对财富的历史看法，同农业民族，封建民族的看法是对立的；当时农业一般地说不是以产业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封建的形式出现，因而表现为封建财富的源泉，而不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源泉）。雇佣劳动的形式之一即产业劳动，和资本的形式之一即产业资本，被承认是财富的源泉，但只是就它们创造货币这一点来说的。因而还没有在资本的形式上理解交换价值本身。
现在来谈重农学派。他们把资本同货币区别开来，在资本的一般形式上把资本看作是在生产中保存自己并通过生产增大自己的独立的交换价值。因此，他们也考察［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本身；他们不是把这种关系看作简单流通的要素，相反地把它看作简单流通的前提，并且这种前提本身又不断地从简单流通中产生，重新成为流通的前提。所以他们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169。
重农学派也懂得，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即资本的实现。但是，资本即现有价值怎样借助于劳动来创造剩余价值呢？在这个问题上，重农学派完全抛弃了形式，仅仅考察单纯的生产过程。因而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劳动工具的自然力明显地能够使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多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的领域中，劳动才是生产的。因此，剩余价值不是来自劳动本身，而是来自劳动所利用和支配的［III—25］自然力——农业。可见，农业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已经达到这样的认识：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认为剩余价值必然要表现在某种物质产品上，这种粗浅看法在亚·斯密那里170也能见到。演员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们生产戏剧，而是因为他们增加自己老板的财富。但是，进行的是何种劳动，从而劳动以什么形式物化，对这种关系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以后的观点来看，这又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在他们那里悄悄地变成了从生产中产生的使用价值量超过在生产中消费的使用价值量的余额。
只有在自然界的种子同它的产品的关系上才能明显地表现出使用价值的这种倍增，即产品超过必须用于新生产的那部分产品而有剩余——因而一部分余额可以被非生产地消费掉。从收成中只需要拿一部分作为种子重新直接播入土地；然后种子又通过自然界存在的产物，如空气、水、土壤、阳光这些要素，以及作为肥料等等加进来的各种物质，以倍增的数量把这部分作为谷物等等生产出来。一句话，人类劳动只要用在化学的物质变换上（在农业中），并且部分地还用机械手段来促进这种变换，或者用在生命本身的再生产上（畜牧业），就能获得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就能把同一自然实体从不适用的形式变为适用的形式。因而，真正的一般财富形态就是土地产品（谷物、牲畜、原料）的余额。
因此，从经济上来看，只有地租是财富形式。于是，资本的最早的预言家们只把非资本家，封建土地所有者，看作是资产阶级财富的代表。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即一切赋税都从地租身上征收，是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资本的。资产阶级在原则上颂扬封建主义——这使某些封建主义者，例如老来拉波受了骗——只是为了在利用中摧毁它。
其他一切价值只代表原料＋劳动；劳动本身代表劳动者所消费的谷物或其他土地产品；因而工厂工人等等加在原料上的并不多于他从原料中所消费的。因而他的劳动以及他的雇主，没有使财富增加分毫，——财富是超过生产中所消耗的商品的余额，——而只是赋予财富以适于消费和对消费有用的形式。
当时，自然力在产业中的应用还不发达，提高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的分工等等也是如此。但是，到了亚·斯密时代，这一切都已具备了。因此，在斯密那里，劳动一般是价值的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其实也只是因为余额在分工中表现为社会的自然赐予，表现为社会的自然力，正如在重农学派那里这个余额表现为土地的赐予一样。因此，亚·斯密强调分工。
另一方面，在斯密那里，资本最初并不表现为把雇佣劳动要素当作自己对立面包含在自身中的东西（因为，虽然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使用价值，理解为自为存在的生产性，理解为一般的人类自然力（这正是斯密不同于重农学派的地方），而不是把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理解为同资本相对立的独特形式规定上的劳动），而是表现为来自流通的东西，表现为货币，因而资本是通过节约从流通中产生的。可见，［斯密认为］资本最初不会自行增殖，因为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恰恰不包含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资本只是在事后，在它已经作为资本被当作前提以后，才表现为——这是恶性循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因此，按照亚·斯密的看法，劳动本来应该得到它自己的产品作为报酬，工资＝产品，就是说劳动不是雇佣劳动，资本不是资本。因此，为「把利润和地租作为生产费用的最初要素引进来，也就是说，为了使剩余价值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他就以最粗暴的形式把利润和地租的存在作为前提。资本家不愿意无偿地使用他的资本，同样，土地所有者也不愿意无偿地为生产提供他的土地。他们要求得到某种报酬。这样，他们连同他们的要求就被作为历史事实引进来，却没有加以说明。工资本来是经济上唯一合理的东西，因为它是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利润和地租只是工资的扣除，是在历史过程中被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任意榨取的东西，因而是法律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经济上的合理存在。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斯密又在地产和资本的形式上把生产资料和生产材料作为独立的形态同劳动对立起来，那他在本质上就是把劳动设定为雇佣劳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由此造成了他在价值规定上的动摇；利润和地租被置于同一层次，关于工资对价格的影响的错误［III—26）看法，等等。
现在来谈李嘉图（见第一点[34]）。在他那里，也是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理解为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正因为把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形式本身理解为自然的形式，这些形式的本身就是无关紧要的了，因而没有从这种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而财富本身在其交换价值形式上，则被看作财富物质存在的单纯形式上的中介。因此，李嘉图不理解资产阶级财富的特定性质，这正是由于在他看来资产阶级财富是一般财富的最适当形式。因此，在经济上，虽然从交换价值出发，但是交换的特定经济形式本身在他的经济学中不起丝毫作用，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劳动和土地的总产品在三个阶级中间的分配，似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财富只涉及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似乎只是一种礼仪的形式，这种形式在李嘉图那里就像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消失在交换中一样消失了。因此，为了表明经济学的真正规律的作用，李嘉图也喜欢把这种货币关系看作只是形式的东西。由此也就产生了他的货币理论本身的弱点。
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关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会得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
〔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财富本身，即资产阶级财富，当它表现为中介，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中介时，总是在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而同两极本身相对立；因为最初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即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
完整的经济表现，虽然本身对两极来说是片面的，但在它设定为中间环节时，总是交换价值；例如，货币在简单流通中就是这样；资本本身表现为生产和流通之间的中介时也是这样。在资本本身内部，资本的一种形式又处于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另一种形式相对立。例如，产业资本表现为生产者，而和表现为流通的商人相对立。这样，前者就代表物质方面，后者就代表形式方面，因而代表作为财富的财富。同时，商业资本本身又是生产（产业资本）和流通（消费的公众）之间或者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中介，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交替的：有时生产表现为货币，流通表现为使用价值（消费的公众），有时前者表现为使用价值（产品），后者表现为交换价值（货币）。
在商业本身内部也有同样的情形：批发商作为工厂主和零售商之间，或工厂主和农业家之间，或不同工厂主之间的中介，他也是这样的较高的中项。商品经纪人对批发商来说也是这样。此外，银行对产业家和商人来说；股份公司对简单生产来说也是这样；金融家则是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最高级的中介。
财富本身越是远离直接生产，越是又对两个各自就其本身来看已表现为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中介作用，它就表现得越是明确和广泛。货币从手段变成目的，较高级的中介形式到处都作为资本把较低级的中介形式又表现为劳动，单纯表现为剩余价值的源泉。例如，拿票据经纪人或银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在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式。〕
资本是产品和货币的直接统一，或者更确切些说，是生产和流通的直接统一。因此，资本本身又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而它的发展就在于，作为这种统———这种统一表现为特定的关系，因而表现为简单的关系——它自己确证自己并扬弃自己。这种统一最初在资本上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东西。
［III—27］〔简单地说，李嘉图的思路是这样：
产品互相交换——因而资太和资本相交换——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量进行的。工作日总是和工作日相交换。这是前提。因此，可以把交换本身完全撇在一边不管。产品——表现为产品的资本——自在地是交换价值，交换不过是替它加上形式，在李嘉图看来是形式上的形式。
现在问题只在于，这种产品按照什么比例进行分配。这些比例，无论被看成作为前提存在的交换价值的一定份额，还是被看成交换价值的内容即物质财富的一定份额，都是同一的。是啊，既然交换本身只是流通——作为流通的货币——，所以最好是把它完全抽象掉，而只考察在生产过程中或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在不同当中人之间进行分配的物质财富的份额。一切价值等等，在交换的形式上，只是名义上的；在比例的形式上，才是实在的。整个交换就它不创造更加多种多样的物质来说，是名义上的。因为总是整个工作日和整个工作日相交换，所以价值总额始终不变——生产力的增长只影响财富的内容，而不影响财富的形式。因此，价值的增加只能是由于在农业中生产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种情况只能发生在花费同量人类劳动时自然力不再产生同样效果的场合，也就是自然要素的肥沃程度减低的场合。因此，利润的下降是由地租引起的。
首先，认为在任何社会状态下总是用整个工作日劳动，这一前提是错误的；等等（见前面[35]）。〕
我们已经看到[36]，工人只需要劳动例如半个工作日，就可以维持全日生活；因而可以在第二天重新开始同一过程。对象化在工人的劳动能力——就这种能力存在于作为有生命的物，或者说作为有生命的劳动工具的工人身上来说——中的只是半个工作日。工人生活一整天（一个生活日）是半日劳动的静止的结果，是半日劳动的对象化。资本家通过同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即半日劳动——相交换，占有了整个工作日，然后在生产过程中把这个工作日消费在构成他的资本的材料上，从而创造出他的资本的剩余价值——按照我们的假定是半日对象化劳动。
假定现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多一倍。（在现在考察的关系中，使用价值暂时还只是指工人为了维持工人的生活所消费的东西，即工人用对象化在自己活的劳动能力中的劳动以货币为中介换来的生活资料的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只要劳动1/4日就可以生活一整天；而资本家在交换中只要给工人1/4日对象化劳动，就能够通过生产过程把自己的剩余价值从1/2增加到3/4，这样，资本家得到的就不是1/2日对象化劳动，而是3/4日对象化劳动了。资本的价值在资本退出生产过程时就不是2/4，而是提高到3/4。这就是说，资本家只要让工人劳动3/4日，就可以给资本带来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即1/2或2/4日对象化劳动。
但是，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限制的和无止境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即自我生产的货币了。只要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生出无限的剩余价值；然而它是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剩余价值的量的界限，对资本来说，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制即必然性。
〔限制表现为必须克服的一种偶然。这一点甚至通过最肤浅的观察就能看到。如果资本从100增长到1000，那么现在1000就是增大的出发点；增长到10倍即1000%也是一样；利润和利息本身又会变成资本。曾经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现在表现为简单的前提等等，表现为包含在资本的简单存在本身中的东西。〕
因此，资本家（我们完全撇开以后会出现的规定，如竞争、价格等等，不会因为3/4日给他提供的剩余价值和过去全日提供的一样多，就只让工人劳动3/4日，他会让工人劳动全天。生产力的提高使工人劳动1/4工作日就能生活全天，这种提高现在却仅仅表现为：工人现在［III—28］必须为资本劳动3/4日，而以前他只为资本劳动2/4日。工人劳动的提高了的生产力，由于缩短了补偿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为创造使用价值即生存资料）所必需的时间，因而表现为工人用在资本价值增殖（创造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时间延长了。
从工人方面来看、为了生活一日，他现在必须完成3/4日的剩余劳动，而以前他只需要完成2/4日的剩余劳动。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工人的剩余劳动增加了1/4日。这里应当指出一点：生产力提高了一倍，工人的剩余劳动却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只增加1/4日；同样，资本的剩余价值也不是增加一倍，而是只增加1/4日。由此可见，剩余劳动（从工人方面来看）或剩余价值（从资本家方面来看）并不是按照生产力提高的同一数字比例增加。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生产力提高一倍表示必要劳动[171]（为工人的）减少1/4日，而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增加］1/4日，因为原来的比例曾假定为1/2日。如果工人原来必须劳动2/3日才能生活一日，那么剩余价值就是1/3日，剩余劳动也是1/3日。这样，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就使得工人能够把必要劳动缩减为2/3的一半，即2/（3×2），或2/6或1/3日，资本家就能赚到1/3日的价值。而全部剩余劳动就会是2/3日。生产力提高一倍，在第一个例子中表现为1/4日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而现在则表现为1/3日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
可见，生产力的乘数，即用来乘生产力的数，并不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乘数，而是这样：如果对象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所占的原有比例是对象化在一个工作日——工作日总是表现为一种界限（不过，工厂主先生们还把工作日延长到了夜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伦纳德，霍纳的报告。）（工作日本身并不以自然日为界限；它可以延长到深夜；这个问题在工资一章中考察。）——中的劳动的1/2，那么生产力提高一倍就等于1/2（原有的比例，除以2，即等于1/4。如果原有的比例是2/3，那么生产力提高一倍就等于2/3除以2，即等于2/6或1/3。
因此，生产力的乘数从来不是原有比例的乘数，而是它的除数，不是原有比例的分子的乘数，而是它的分母的乘数。如果生产力的乘数就是分子的乘数，那么剩余价值的乘法就和生产力的乘法相一致了。但是，剩余价值总是等于原有比例除以生产力的乘数。如果原有比例是8/9，也就是说，工人为了生活需要8/9工作日，而资本在同活劳动的交换中只得到1/9，剩余劳动等于1/9；那么，现在工人用8/9工作日的一半就能生活，即用8/18＝4/9工作日（不管是除分子或乘分母都一样），而资本家现在让工人全天劳动，得到的全部剩余价值就是5/9工作日；从中减去原有的剩余价值1/9，尚余4/9。因而，在这里生产力提高一倍＝剩余价值或剩余时间增加4/9。
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剩余价值总是等于整个工作日同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之比。用来计算剩余价值的单位总是个分数，也就是说，是一日中恰好代表劳动价格的一定部分。如果这一部分＝1/2，那么［III—29］生产力提高一倍就＝必要劳动减少到1/4；如果这一部分＝1/3，那么必要劳动就减少到1/6；因此，全部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3/4，在后一场台＝5/6；相对剩余价值，172即同原有剩余价值相比而言的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等于1/4，在后一场合等于1/6。
可见，资本的价值不是按生产力提高的比例增加，而是按这样的比例增加：表示属于工人的那一部分工作日的分数，除以生产力的提高数，即生产力的乘数。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究竟能使资本的价值增加多少，这取决于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那一部分劳动同他的活劳动之间的原有比例。这个部分总是表现为整个工作日的一个分数，1/3，2/3等等。生产力的提高数，即生产力乘以某一数字，同用该数字除这个分数的分子或乘它的分母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加的多少不仅取决于生产力提高的倍数，而且还取决于以前属于劳动价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所占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是1/3，那么工作日的生产力提高一倍就＝这个比例减少到1/6；如果这个比例是2/3，那么这个比例就减少到2/6。
劳动价格所包含的对象化劳动总是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在算术上总是表现为一个分数；总是一个数字比例，而决不是一个整数。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即乘以2，那么工人只需要劳动原来时间的1/2，就能挣到劳动价格；但是他现在为达到这个目的究竟需要多少劳动时间，则取决于当初已经存在的比例，即取决于他在生产力提高以前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时间。生产力的乘数是这个原有分数的除数。因此，［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并不是和生产力按同一数字比例增加。如果原有比例是1/2，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必要劳动时间（为工人的）就会减少到1/4，剩余价值就只增加1/4。如果生产力提高到四倍，那么原有比例就变为1/8，而［剩余］价值就只增加3/8。
［剩余］价值决不可能等于整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定部分总是必须用来同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相交换。剩余价值只不过是活劳动同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之间的比例；因而比例中的一项必然始终存在。虽然比例中的因数可以变化，但是比例仍旧是比例，这就决定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的增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相对剩余价值恰好等于相对剩余劳动：如果［必要］工作日是1/2，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属于工人的部分，即必要劳动就缩减到1/4，新加价值恰好也是1/4；而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是3/4。当剩余价值增加1/4，即与工作日的比是1∶4时，全部剩余价值就＝3/4，即＝3∶4。
现在我们假定，原有的必要工作日为1/4，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必要劳动就缩减到1/8，［增加的］剩余劳动或［增加的剩余］价值恰好＝1/8，即＝1∶8。相反，全部剩余价值＝7∶8。在第一个例子中，原有的全部剩余价值＝1∶2(1/2)，现在增加到3∶4；在第二个例子中，原有的全部剩余价值为3/4，现在增加到7∶8(7/8)。在第一个场合，全部剩余价值从1/2或2/4增加到3/4；在第二个场合，从3/4或6/8增加到7/8；第一个场合增加了1/4，第二个场合增加了1/8；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的增加在第一个场合比在第二个场合高一倍；［III—30］但是，全部剩余价值在第一个场合只有3/4或6/8，在第二个场合却是7/8，即多1/8。
假定必要劳动是1/16，那么全部剩余价值就＝15/16，而在以前的比例173中它是6/8＝12/16；因而，按照我们新的假定，全部剩余价值比以前提高3/16。现在假定生产力提高一倍，必要劳动就＝1/32；而过去＝2/32（1/16）；这样，剩余时间，从而剩余价值，就增加了1/32。如果我们考察全部剩余价值，它原来是15/16或30/32，而它现在是31/32。如果同前面的比例（在那里必要劳动是1/4或8/32），相比较，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是31/32，而在前面它只是28/32，也就是增加了3/32。但是，相对来看，全部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由于生产提高一倍而增加1/8或4/32，而现在它只增加1/32，因而比前一场合少3/32。
如果必要劳动已经缩减到1/1000工作日，那么全部剩余价值就＝999/1000工作日。如果生产力现在提高到1000倍，必要劳动就下降到1/1000000工作日，全部剩余价值就占999999/1000000工作日，而在生产力提高之前只占999/1000或999000/1000000。因此它增加了999/1000000＝1/1001（还可以说是1/(1001＋1/999）这就是说，在生产力提高到1000倍时，全部剩余价值还增加不到1/1001，也就是说还增加不到3/3003，而在前一场合，生产力仅仅提高一倍，它就增加了1/32。如果必要劳动从1/1001减少到了1/1000000，它就恰好减少了999/1000000（因为1/1000＝1000/1000000），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就增加了这么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会增加资本的价值（或者说减少工人的价值），并不是因为这种提高增加了同一劳动所创造的产品量或使用价值量，——劳动的生产力是劳动的自然力，——而是因为它减少了必要劳动，从而，以它减少必要劳动的同一比例创造出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获得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超过必要劳动的剩余劳动部分。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能增加剩余劳动，——即对象化在作为产品的资本中的劳动超过对象化在工作日的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所形成的余额，——只是因为它缩小了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而且只是按照缩小这个比例的比例来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恰好等于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增加可以用必要劳动的减少来准确地计量。
第二，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即生产力（作为单位，作为被乘数来看）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超出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额。因而，如果必要劳动＝1/4活的工作日，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资本的价值就不是增加一倍，而是［III—31］增加1/8；这就等于1/4或2/8（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1/4除以2之商，或者说＝2/8—1/8＝1/8。（价值增加一倍，也可以说它增加到4/2或16/8倍。因此，拿上述例子来说，生产力提高到16/8，而利润只增加了1/8。利润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之比＝1∶16。174（就是这样！）如果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是1/1000，生产力提高到1000倍，那么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就不是增加到1000倍，而是还增加不到1/1001工作日；资本的价值增加了1/1000—1/1000000。）
可见，资本由于生产力的一定提高而增加的价值绝对额，取决于工作日中的既定部分，取决于工作日中代表必要劳动，因而表示必要劳动和活的工作日之间的原有比例的那个可除部分。所以，生产力的一定比例的提高，例如在不同的国家，会使资本价值的增加各不相同。生产力按同—比例普遍提高，会使不同产业部门中的资本价值的增加各不相同；而这种情况是由这些部门中必要劳动问活的工作日之间的不同比例决定的。当然，只要劳动到处都是简单劳动，因而必要劳动是相同的（即代表同量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在自由竞争制度下，这种比例在一切生产部门就会是相同的。
第三，在生产力提高以前资本的剩余价值越大，作为前提存在的资本的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越大，或者说，工作日中构成工人的等价物即表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越小，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的剩余价值的增加就越少。资本的剩余价值不断增加，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因而，资本越发展，它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以便哪怕是以很小的比例来增殖价值，即增添剩余价值，——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比。资本只能在这个界限以内运动。用于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剩余劳动就越大，生产力不管怎样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因为分母已经变得很大了。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于是，提高生产力对资本来说似乎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价值增殖本身似乎会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这种增殖的比例已经变得很小了，并且资本似乎会不再成其为资本了。
如果必要劳动是1/1000，生产力提高到三倍，那么，必要劳动就只会减少到1/3000，或者说，剩余劳动只会增加2/3000。但是，这种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工资已经提高了，或者说，劳动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已经扩大了，而是因为从工资对劳动产品或活的工作日的比例来看，工资已经降得很低了。
〔在这里，对象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本身表现为工人自己的活的工作日的一部分；因为这就是工人作为工资形式从资本那里得到的对象化劳动对整个工作日之比。〕
（所有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加进一些新的关系，那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这一切一旦不再完全从一般形式上［来表述］.那就属于利润学说了。）
我们先来概括一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此，资本作为无止境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止境地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提高——我们撇开它为资本家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谈——都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有就它是资本的生产力来说，才是劳动的生产力。
[29]在手稿第21页的下面空白处马克思写着：“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编者注
[30]见本卷第189、211—212、215—220页。——编者注
[31]见本卷第223—225页。——编者注
[32]“为普鲁士国王干的”一语的原文是“pourleroidePrusse”，转义是：白干的。——编者注
[33]见本卷第12—17、204—205页。——编者注
[34]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35]见本卷第287—288页。——编者注
[36]见本卷第285—286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和劳动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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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资本和劳动的交换］
同资本这个已设定的56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或者说才存在于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
当我们考察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时，我们看到，这种交换分解为两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质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过程：
（1）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劳动，即作为商品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有价格的使用价值，同资本出让给他的一定数额的交换价值，即一定数额的货币相交换。
（2）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倍增，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
这两个过程的分离是一目了然的，它们可以在时间上舟开，完全不必同时发生。第一个过程可以在第二个过程刚开始以前就已完成，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已大部分完成。第二个行为的完成以产品的完成为前提。工资的支付不能等到产品完成的时候。我们将会看到，工资不能等到产品完成时才支付这一点，甚至是关系的本质规定。
在简单交换中，在流通中，不发生这种二重的过程。如果商品a同货币b相交换，而后者又同供消费用的商品c——它是a本来的交换对象——相交换，那么商品c的使用即消费，完全是在流通以外进行的；这是与这种关系的形式毫不相干的；这是在流通本身的彼岸实现的，并且是纯粹物质方面的事情，它只是表示自然状态的个人A同他的个别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对于商品c如何处理，这是属于经济关系以外的问题。
相反，在这里，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特殊的经济关系，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一定用途构成两个过程的最终目的。因此，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把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区别开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考察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流通）在内容上的区别，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区别不是通过外表上的关联或比较而产生的，而是在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的总体中，第二个形式本身就使自己同第一个形式区别开了，这种比较本身已经包含在过程中。第二个行为一资本占有劳动的特殊过程就是第二个行为——同第一个行为的区别，恰恰是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以货币为中介的商品交换的区别。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是交换，它完全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第二个行为是在质上与交换不同的过程，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过程是直接同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种范畴。
〔资本。
I．一般性：（1）（a）由货币生成资本。（b）资本和劳动（以他人劳动为中介）。（c）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2）资本的特殊化：（a）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流通。（3）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
II．特殊性：（1）诸资本的积累。（2）诸资本的竞争。（3）诸资本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作用的尺度）。
［II—23］III．个别性：（1）资本作为信用。（2）资本作为股份资本。（3）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是以它的总体出现的；在这里它是决定价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生产的源泉；但是，资本不仅是自己生产自己（物质上通过产业等等，设定价格，发展生产力），同时是价值创造者，它必须设定一种与资本具有不同特点的价值或财富形式。这就是地租。这是资本所创造的唯一与它本身不同的，与它本身的生产不同的价值。不论是按照资本的本性还是从历史上来看，资本都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地租的创造者；因而它的作用同样也表现为旧的土地所有权形式的解体。新形式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对旧形式发生了作用。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从某一方面来看，它表现为现代农业的创造着。因此，在表现为地租—资本—雇佣劳动这样一个过程（这个三段论的形式也可以另外表达为：雇佣劳动—资本—地租；不过资本必须总是作为活动的中项出现）的现代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中，包含着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或者说包含着处在资本的各种关系的总体上的资本。
现在要问：从土地所有权过渡到雇佣劳动是怎样进行的？（从雇佣劳动过渡到资本是自发进行的；因为资本在这里是回到了它的能动的根据。）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过渡是不容争辩的。它已经包含在［现代］土地所有权是资本的产物这一事实中。因此我们到处看到，凡是在土地所有权由于资本对较早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发生反作用而转化为货币地租（这种情况在现代农民被创造出来的地方，则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因而与此同时农业作为资本经营的农业转化为产业化农艺的地方，茅舍贫农、农奴、徭役农民、世袭租佃者、无地农民等等就必然转化为短工，雇佣工人；可见，雇佣劳动就其总体来说，起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才创造出来的，后来在土地所有权已经作为形式形成以后，则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创造出来的。这时，正如斯图亚特所说的134，土地所有者本身清扫土地上的过剩人口，把大地的儿女从养育他们的怀抱里拉走，于是，甚至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变成了纯粹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在能够设想现实的社会共同性之前，首先必须以纯粹的形式造成相互的依赖性。一切关系都是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只有这样，科学的应用才有可能，全部生产力才能发展。
因此；毫无疑问，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所有权反过来导致雇佣劳动。从一方面来看，这不外是雇佣劳动从城市传播到农村，即雇佣劳动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范围。旧式的土地所有者，如果他是富有的，不需要资本家就能转变成现代土地所有者。他只要把他手下的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并且不是为收入而是为利润进行生产就行了，于是，他一身兼任现代租地农场主和现代土地所有者。但是，他取得收入的形式的改变，或者劳动者得到报酬的形式的改变，这不是形式上的区别，而是以（农业）生产方式本身的全面改造为前提的；因而前提条件是以产业、商业和科学的一定发展，简言之，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
同样，一般说来，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在形式上和其他生产方式不同，而且也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革命和发展为前提。虽然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这种改造也能充分发展（只是在量上没有这么大），但是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甚至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要以旧的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关系开始解体为前提。另一方面，新的形式，就其总体和广度来说，只有在现代工业达到高度发展程度时才会从这种局部的解体中产生，但是现代农业、与它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与它相适应的经济关系越是发展，现代工业本身的发展也就越快。因此，英国在这方面是其他大陆国家的榜样。
同样，如果说工业的最初形式，即大工场手工业，已经以土地所有权的解体为前提，那么这种解体又要取决于在城市中发生的、还处于不发达（中世纪）形式上的资本的比较从属性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国家随商业一道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所产生的影响（如荷兰在16世纪和17世纪上半叶对英国就产生过这种影响）。在这些国家里，旧土地所有权解体的过程已经完成，农业已经为畜牧业而牺牲，而谷物则从落后国家，例如，从波兰等等进口（荷兰又可以作为例子）。
必须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也不是从空中，也不是从自己设定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前提，那么，任何［II—24］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生成为总体的。生成为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社会内部，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已发展成总体，而这个社会又占领了新的领土，如像在殖民地那样，那么这个社会，它的代表即资本家就会发现，他的资本没有雇佣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因此，前提之一是不仅要有土地所有权一般，而且要有现代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作为资本化的地租十分昂贵，从而排除「个人直接利用土地的可能性。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135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个理论已由英国政府在澳大利亚付诸实践了。在这里，地产被人为地抬高价格，以便使劳动者成为雇佣工人，使资本起资本的作用，从而使新殖民地变成生产的殖民地；使殖民地的财富发展起来，而不是像在美国那样，只利用殖民地来在短期内提供雇佣工人。韦克菲尔德的理论对于正确理解现代土地所有权是极端重要的。
这样，资本作为地租的创造者，重新回到作为资本总创造根据的雇佣劳动的生产。资本从流通中出来，并且把劳动设定为雇佣劳动；资本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在作为整体发展时，把土地所有权既设定为自己的条件又设定为自己的对立面。不过这里表明，资本由此只是把雇佣劳动作为自己的总前提创造出来。因此，现在应当就雇佣劳动本身来考察。另一方面，在清扫领地52和农业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的过程中，现代土地所有权本身最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可见，向雇佣劳动的过渡是双重的。这是从肯定方面来看的。从否定方面来看，资本只要设定了土地所有权，从而达到自己的双重目的，也就是，（1）有了产业化的农业，从而发展了土地的生产力，（2）有了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普遍地支配了农村，这时，资本就把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存在看成只是资本对旧土地所有权关系发生作用所需要的暂时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上述关系解体的产物；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一目的，这种暂时的发展过程就不过是利润的限制，而不是生产所必需的东西了。因此，资本竭力取消作为私有权的土地所有权，力求把它转交给国家。这就是否定方面。于是国内整个社会就要转化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资本发展到怎样的范围，雇佣劳动也就发展到怎样的范围，结果，一方面，为了简化关系、减轻赋税等等，雇佣劳动力求以资产者同样的形式把土地所有者当作赘瘤切除；另一方面，为了摆脱雇佣劳动，为了成为直接为消费而劳动的独立生产者，雇佣劳动要求分割大地产。
这样，土地所有权就从两方面被否定了：从资本方面来的否定只是［私有权的］形式变化，其目的是达到资本的独裁。（把地租变成一般的国债（国税），这样，资产阶级社会就以另一种方式再现了中世纪的制度，不过是作为中世紀制度的完全的否定而再现这一制度的。）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否定只是对资本的隐蔽的否定，从而是对雇佣劳动本身的隐蔽的否定。因此，现在要把雇佣劳动当作与资本相独立的东西来考察。
因此，过渡是双重的：（1）肯定的过渡，从现代土地所有权，或以现代土地所有权为中介从资本过渡到一般的雇佣劳动；（2）否定的过渡：资本否定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资本否定独立价值，这恰恰也就是资本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它们的否定就是雇佣劳动。接着就是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对土地所有权的否定和由此对资本的否定。也就是想使自己成为独立物的雇佣劳动。〕
〔市场，它最初在经济学上作为抽象的规定出现，采取总体的形态。首先是货币市场。它包括票据市场；一般的借贷市场；也就是货币经营业，金银条块市场。货币市场也通过银行，例如，在银行贴现业务的形式上，表现为货币借贷市场：借贷市场，票据经纪人等等；但还表现为一切有息证券市场：国债券和股票市场。股票又分成几大类。首先是货币机构本身的股票；银行股票；股份银行的股票；交通工具的股票（铁路股票最重要；运河股票；轮船公司股票，电报局股票，公共马车公司股票）；一般工业企业的股票（矿业股票是最主要的）。其次是公用事业企业股票（煤气公司股票，自来水公司股票）。各式各样的股票，千差万别。保管商品的企业股票（船坞股票等等）。股票五花八门，多不胜数，如以股份为基础的各种工业公司或商业公司等企业的股票。最后，作为全体的保证，有各种保险公司的股票。
正如市场整个来说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一样，国内市场本身又分为本国股票、本国公债券等市场和外国公债券、外国［II—25］股票等市场。不过，所有这些情况其实属于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场的国内市场。
在一个国家内，货币市场集中在一个主要地方，而其余的市场大多按照分工分散在各地；即使如此，如果首都同时是出口港，在首都也会有相当大的集中。
与货币市场不同的各种市场，首先像产品和生产部门一样是各不相同的，并同样形成各不相同的市场。这些各不相同的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各个中心地点形成，这些地点所以成为中心地点，或者是由于进出口的关系，或者是由于它本身要么是某种生产的中心，要么是这种中心的直接供应地。但是，这些市场还要从单纯的各不相同进一步多少有机地划分为几大类，而几大类市场又必然按照资本本身的基本要素而划分为：产品市场和原产品市场。生产工具本身不形成特殊的市场；生产工具本身在市场上主要存在于：首先是作为生产资料出售的原料本身；其次特别是金属，因为金属绝不会使人想到直接消费，再其次是像煤炭、油类、化学原料这样的产品，它们作为辅助的生产资料是要消灭的。染料、木材、药材等也是这样。
按照上面所说，可分为：
I．产品。（1）谷物市场及其各种细目。例如，种子市场：稻谷、西来、马铃薯等。这种市场在经济上非常重要；它既是为生产服务的市场，又是为直接消费服务的市场。（2）殖民地产品市场。咖啡、茶叶、可可、糖；烟草，香料（胡椒、辣椒、肉桂、桂皮、丁香、姜、干豆蔻皮、肉豆蔻等）；（3）果实。杏仁、无核小黑葡萄干、无花果干、李干、梅干、葡萄干、橘子、柠檬等。糖蜜（用于生产等）；（4）食品。奶油；干酪；腌肉；火腿；猪油；猪肉；牛肉（熏制），鱼等。（5）酒。葡萄酒、罗木酒、啤酒等。
II．原产品。（1）机器工业的原料。亚麻；大麻；棉花；丝；羊毛；兽皮；皮革；古塔波胶等；（2）化学工业的原料。碳酸钾，硝石；松节油；硝酸钠等。
III．同时作为生产工具的原料。金属（铜、铁、锡、锌、铅、钢等）。木材。原木。建筑木材。染料木材。造船木材等。辅助生产资料和辅助材料。药材和染料（胭脂红、靛蓝等）。树脂。脂油。油类。煤炭等。
自然，每一种产品都必定要投入市场；但是，与零售商业不同，真正形成大市场的，只有大量的消费品（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只有谷物市场、茶叶、糖、咖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有葡萄酒市场以及在普遍意义上还有酒精市场）或者还有作为工业原料的产品（羊毛、丝、木材、金属市场等）。市场的抽象范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以后将会知道。〕
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简单交换；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一方得到的是货币，另一方得到的是商品，这个商品的价格正好等于为它支付的货币；资本家在这个简单交换中得到的是使用价值：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从工人方面来看——在这个交换中工人表现为卖者——很明显，对于他来说，也像对于任何其他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的卖者一样，买者使用卖给自己的商品并不涉及关系的形式规定。工人出卖的是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这种劳动是一定的劳动，一定的技能等等。
资本家用工人的劳动做什么，这完全无关紧要，尽管他自然只能根据劳动的一定性质使用劳动，而且他的支配权本身只限于一定的劳动和一定的时间（若干劳动时间）。的确，计件劳动报酬制度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工人得到了产品的一定份额。但这只是计量时间的另一种形式（不说你劳动12小时，而说你每件产品得到多少报酬；也就是说，我们按产品的数量计量你劳动的时间），这同我们这里考察一般关系完全无关。
即使资本家只满足于单纯的支配权，而不让工人实际劳动，例如，把工人的劳动作为后备等等，或者为了从他的竞争者手里夺走这种支配权（例如剧院经理购买女歌手一个季度，不是为了让她唱歌，而是为了不让她在竞争者的剧院里唱歌），交换还是完全实现了。工人确实以货币形式得到了交换价值，得到了一定数量的财富的一般形式，并且依照他得到的数量的多少，而在一般财富中占有或大或小的份额。这个数量的多少是怎样确定的，他得到的货币量是怎样计量的，这些和一般关系毫不相干，所以不能从一般关系本身来说明。整个说来，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买者使用这个商品的方式决定的，而只能由商品本身中存在的对象化劳动量决定；在这里也就是说，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花费的那个劳动量决定。因为工人提供的使用价值［II—26］只是作为他的身体的才能，能力而存在，所以在身体之外是不存在的。不仅为了从身体上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136借以存在的一般实体即工人本身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而且为了把这个一般实体改变得能够发挥特殊能力所必需的那些对象化劳动，都是对象化在这个实体中的劳动。总之，是用这个对象化劳动来计量工人在交换中得到的价值量即货币额。至于进一步阐述工资怎样像一切其他商品一样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计量，还不属于现在考察的范围。
在流通中，如果我用商品交换货币，再用货币购买商品来满足我的需要，行为就结束了。对工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工人却有可能重新开始这样的行为，因为他的生命力是一种源泉，他自己的使用价值在一定的时期内，在耗尽以前，能够从这个源泉中不断地重新发动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资本相对立，以便重新开始这样的交换。工人像每一个作为主体处在流通中的个人一样，是一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他把这种使用价值换成货币，即财富的一般形式，但这只是为了再把财富的一般形式换成商品，换成他的直接消费对象，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由于工人把他的使用价值换成财富的一般形式，他就在他得到的等价物的界限内——这是量的界限，它当然会像在所有的交换中一样转变为质的界限——成为一般财富的分享者。但工人既不受特殊对象的束缚，也不受满足需要的特殊方式的束缚。工人的享受范围并不是在质上受到限制，而只是在量上受到限制。这就把工人同奴隶、农奴等等区别开了。
当然，消费会对生产本身起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不会影响进行交换的工人，就像不会影响任何其他的商品卖者一样；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看——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其他发展了的关系——倒不如说，消费处于经济关系之外。不过现在可以顺便指出，工人享受范围的相对的界限——只是量的而不是质的，并且只是由于量才引起的质的界限——还会使工人作为消费者（在进一步阐述资本时，必须更详细地考察消费和生产的关系）所具有的作为生产当事人的重要性，完全不同于例如古代或中世纪的劳动者或亚洲的劳动者所具有的这种重要性。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还不属于现在考察的范围。
同样，由于工人以货币形式，以一般财富形式得到了等价物，他在这个交换中就是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像任何其他交换者一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是如此。事实上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他是作为工人同资本家发生关系，是作为处在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使用价值，是同作为价值而设定的价值相对立；也就是说，他已经处在某种另外的在经济上具有不同规定的关系中了——在使用价值的性质，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本身都是无关紧要的那种交换关系之外。
但是，这种外表却作为工人方面的错觉存在着，而且在对方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从而使工人的关系在本质上发生变形，而不同于其他社会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关系。但是本质的东西，就是交换的目的对于工人来说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交换来的东西是直接的必需品，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他得到的虽然是货币，但只是作为铸币来用，即只是自行扬弃的、转瞬即逝的中介。因而，他交换来的不是交换价值，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维持他的生命力的物品，是满足他的身体的、社会的等等需要的物品。这是生活资料形式上的，对象化劳动形式上的，用工人的劳动的生产费用来计量的一定的等价物。
工人让出的是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另一方面，这也是事实：铸币即使在简单流通范围内也会成为货币，因而，只要工人在交换中得到铸币，他就可以把这些铸币积蓄起来等等，把它们从流通中抽出，把它们不是作为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固定下来，从而把铸币转化为货币。从这方面可以说，工人在和资本交换时的目的物——也就是他交换的产物——不是生活资料，而是财富，不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本身。从这一点来说，就像财富只能表现为等价交换基础上的简单流通的产物那样，工人只能使交换价值成为他自己的产物，也就是说，工人要为了财富的形式而牺牲物质的满足，即通过禁欲、节约、紧缩自己的消费，做到从流通中取出的财物少于他提供给流通的财物。这就是通过流通本身唯一可能产生的致富形式。
此外，禁欲还会在更积极的、不是简单流通折产生的形式上表现出来：工人可以更多地放弃休息，放弃他作为工人的生活之外的一切生活，并且尽可能只是作为工人出现；这样就可以更经常地更新交换行为，或在数量上扩大这种行为，也就是说，靠勤劳。由此可见，在今天的社会里，勤劳、特别是节约、禁欲的要求，不是向资本家提出的，而是向工人提出的，而且恰恰是由［II—27］资本家提出的。现代社会恰好提出了极其离奇的要求：应该实行禁欲的，是以生活资料为交换目的的人，而不是以致富为交换目的的人。有一种错觉，以为资本家实际上是“节欲”的，似乎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成为资本家，——这是一种在以前的时期，即资本从封建等等的关系中发展起来的时期才有意义的要求和想法，——这种错觉已被一切有健全判断能力的现代经济学家所抛弃。他们认为，工人应当节约，并且围绕储蓄银行等等吵吵嚷嚷。
（不过，关于储蓄银行，连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它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财富，而只是更有目的的分配开支，使工人在年老或生病、发生危机等情况下，不会成为贫民院、国家的负担，或者行乞（一句话，负担要落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而决不要落在资本家身上，不要依赖资本家的钱袋度日），也就是为资本家而节约，减少他们为此支出的生产费用。）
但是，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假如工人一般说来，也就是作为工人（个别出类拔萃的工人所做或所能做的事情，只能作为例外，而不能作为通例，因为这不属于关系本身的规定之内），作为通例，达到了这种节约的要求，那么（撇开这对一般消费所带来的损害不说，——消费的缩减会是巨大的，——因而也撇开对生产，对工人和资本所能进行的交换的次数和规模，以及对他们作为工人本身的损害不说），毫无疑问，工人所采用的手段就会毁灭他自己的目的，而且必然会使工人降低到爱尔兰人的水平，降低到这样的雇佣工人的水平，这样的工人同资本交换的唯一对象和目的，就是维持动物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和生活资料。
因此，如果工人不把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把财富当作自己的目的，他就不仅得不到任何财富，而且还会失去使用价值。因为作为通例，最高限度的勤劳即劳动和最低限度的消费——而后者就是工人最高限度的禁欲和货币积蓄——所能产生的结果，只会是工人付出最高限度的劳动而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工人经过努力只会降低他自己劳动的生产费用的一般水平，从而降低劳动的一般价格。工人由于毅力、体力、耐性、吝啬等等，能够把他的铸币转化为货币，这只是一种例外，是他的阶级和他存在的一般条件的例外。
如果全体或多数工人过度勤劳（指的是现代工业中总的说来还容许自由发挥的勤劳，不过在最重要和最发达的生产部门中却不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他们所增加的就不是他们的商品的价值，而只是商品的数量；也就是对他们自己作为使用价值所提出的要求。如果所有工人都积蓄，那么工资的普遍降低就会使他们又回到应有的水平，因为工人普遍积蓄就会向资本家表明：工人的工资普遍过高了，他们得到的工资超过了他们的商品——即对他们劳动的支配能力——的等价物。简单交换——工人和资本家就是处于这种关系中——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人投入流通的并不比他取出的多，而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也只能和他投入的一样多。
个别工人的勤劳所以能够超过一般水平，超过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程度，只是因为另一个人在这个水平之下，比较懒惰一些；他所以能够积蓄，只是因为另一个人浪费，而且只有当另一个人浪费时，他才能够积蓄。平均起来说，工人通过节约所能做到的，顶多是能够较好地承受价格的调整——价格的涨落，价格的循环变动；也就是说，只是更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享受，而不是赚取财富。这也正是资本家本来的要求。工人在营业兴旺时应该节约，以便在营业不振时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忍受开工不足或工资降低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会降得更低。）可见，这就是要求工人始终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减轻资本家在危机时的负担等等。工人应该作为纯粹的工作机被支付报酬，而且应该尽可能自己支付自己的磨损。至于这种情况造成了工人纯粹牲畜般的处境，这里就不用谈了——这种处境使工人根本没有可能去谋求一般形式的财富，即作为货币，作为积累货币的财富。
（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课，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
撇开这些不谈。如果工人真的用禁欲的方法进行了储蓄，从而为流氓无产阶级、小偷等等（这些人会与需求成比例地增加）积累了奖金，而且，如果工人的积蓄超过了官方储蓄银行贮金柜的容纳量，——这种官方储蓄银行付给工人最低利息，以便让资本家从工人的存款中赚取巨额利息，或者让国家吃掉这些存款，这样，工人只是加强了自己敌人的力量和他自己的依附地位，——那么，工人要能保存这些积蓄并使它们带来收入，就只有把它们存入一般银行等等，这样一来，在繁荣时期工人放弃了一切生活享受，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力量，而以后在危机时期工人又会失去自己的存款；可见，不管怎样，工人都不是［II-28］为自己节约，而是为资本节约。
再者，即使所有这些并不是资产阶级“博爱”的伪善词句，——这种“搏爱”只是用“虔诚的愿望”来款待工人而已，——那么，每个资本家虽然要求他的工人节约，但也只是要求他的工人节约，因为他的工人对于他来说是工人，而决不要求其余的工人界节约，因为其余的工人界对于他来说是消费者。因此，资本家不顾一切“虔诚的”词句，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关系，要在资本和利润等部分才加以阐述。）（或者在诸资本的积累和竞争部分，才加以阐述。）
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是表面的考察，它们在这里所以合适，只是因为它们证明了，伪善的资产阶级博爱要求是自相矛盾的，因而，这些伪善的要求恰好证明了它们应该去反驳的观点，即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处于简单流通的关系之中，因而他得到的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用于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关于［积蓄的］要求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相矛盾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简单反思中看出来（最近常常有人自鸣得意地提出要求，要让工人分享一定份额的利润，关于这一点放在工资那一篇里谈；至于特殊津贴，它只能作为常规的例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且在事实上，可以提到的实际情况也只限于，为维护雇主的利益反对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收买个别监工等等；只限于收买职员等等，一句话，这种津贴已经不再发给普通工人，因而也不再适用于一般关系了；或者，这是一种特殊的手法，用来欺骗工人，并在以营业状况为转移的更不可靠的利润形式下扣除工人的一部分工资），这就是：如果工人的积蓄不再是流通的单纯产物，不再是只有迟早变为财富的实体内容，变为享受品时才能实现的积蓄的货币，那么，积累的货币本身就必然会变为资本，也就是说，必然会购买劳动，把劳动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这佯一来，这些积蓄又要求本身不是资本的那种劳动，并且要求劳动变成自己的对立物——非劳动。这些积蓄要变成资本，本身就要求劳动作为非资本来同资本相对立。于是，在一个场合应被扬弃的对立又在另一个场合建立起来。
因此，如果在最初的关系本身中，工人交换的对象和产物——作为单纯交换的产物，它不可能是别的产物——不是使用价值，不是生活资料，不是用来满足直接需要，不是从流通中抽出被投入流通的等价物以便通过消费来消灭它，那么劳动就不是作为劳动，不是作为非资本，而是作为资本来同资本相对立了。但是，如果劳动不同资本相对立，那么资本也不能同资本相对立，因为资本只有作为非劳动才是资本，只有在这种对立的关系中，才是资本。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概念和关系本身也就被消灭了。
当然谁也不否认，独立劳动的所有者彼此交换的状态是存在的。但这种状态不是资本本身已经得到发展的社会状态，因而这种社会状态到处都因资本的发展而被消灭。资本只有把劳动当作非资本，当作单纯的使用价值，才能使自己成为资本。
（作为奴隶，劳动者具有交换价值，具有价值；作为自由工人，他没有价值；只有通过同工人交换而得到的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才具有价值。不是工人作为交换价值同资本家相对立，而是资本家作为交换价值同工人相对立。工人没有价值和丧失价值，是资本的前提和自由劳动的条件。兰盖认为这是一种退步137；他忘记了，由此工人在形式上被设定为人格，他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本身还是某种东西，他只是把他的生命表现当作他自己谋生的手段来让渡。只要劳动者本身具有交换价值，产业资本本身就不可能存在，也就是说，根本不可能存在发达的资本。与资本相对立的，必须是作为单纯使用价值的劳动，这种使用价值被它的所有者本身当作商品提供出来与资本交换，与它的交换价值［铸币］交换，当然，铸币在工人手中只有作为一般交换手段来用才是现实的；否则它就消逝了。）好吧。
可见，工人只处于简单流通，简单交换的关系之中，他用他的使用价值得到的只是铸币；他得到的是生活资料，但这是通过中介得到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中介形式对这种关系具有本质的意义，并且是它的特征[27]。工人可以进一步把铸币变为货币，进行积蓄，这种情况恰恰只是证明，工人的关系是简单流通关系；他可以或多或少进行积蓄，但是他超不出简单流通的范围，他只能通过暂时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来实现所积蓄的东西。重要的是，——而且这一点会影响关系本身的规定，——由于货币是工人交换的产物，所以一般财富会作为幻想激励着工人，使工人有产业进取精神。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情况，不仅在形式上开辟了为实现……而任意活动的余地［II—29］138。
［工人在这种交换中得到的实际上只是作为铸币的货币，也就是说，他得到的只是他交换来的生活资料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对工人来说，交换的目的是生活资料，而不是财富。
人们把劳动能力称作工人的资本，说它是这样一种基金：工人通过某次个别的交换并没有把它消耗掉，相反，他在他作为工人的生命期间能够不断重复这一交换。按照这种说法，）［III—8］139同一主体［反复经历的］过程［的基金都是资本］，例如说，眼睛的实体是视力的资本等等。这种按照某种类比任意把一切东西拉扯在一起的美文学的言辞，在第一次说出来的时候，看起来甚至是富有才华的，而且越是把极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就越显得如此。如果重复这样说，而且自鸣得意地当作有科学价值的名言来重复，那么这些言辞简直就是愚蠢的。这些言辞只有对于蹩脚的美文学家和信口开河的饶舌家们才是有用的，这些人总爱用他们像甘草一样甜的肮脏东西来涂饰一切科学。
只要工人能够劳动，劳动总是工人进行交换的新的源泉，——不是一般交换，而是同资本交换，——这是包含在概念规定本身中的，就是说，工人出卖的只是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的支配权，因此，只要工人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质，能够再生产他的生命表现，他就可以不断重新开始交换。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巧于粉饰的献媚者们，对于工人只要睡足吃饱就会活下去，因而可以每天重复一定的生活过程这一点，无须表示惊讶，也无须把这些算作资本对工人的伟大功绩，相反，他们倒是应该看到：工人在不断重复劳动之后，仍然只能拿自己的直接的活劳动本身去交换。［过程的］重复本身实际上只是表面现象。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是他例如在二十年内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资本给工人的全部劳动能力的报酬不是一次付清，而是像工人把劳动能力分期提供给资本支配一样，分期支付，例如按周支付。可见，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并且绝对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因为工人必须休息10—12小时才能重复他的劳动和他同资本的交换，所以劳动就构成工人的资本。实际上在这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等等的斗争140证明，资本家最大的愿望是让工人尽可能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二个过程，即在这种交换之后劳动和资本之间形成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只打算再补充一点，经济学家们自己是这样表达上述论点的：工资是非生产的。他们所说的生产，当然是指财富的生产。因为工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交换的产物，——而且是这个行为本身产生的唯一产物，——所以经济学家们认为，工人在这个交换中没有生产财富，既不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也不为工人生产财富：工人不为资本家生产财富，因为对资本家来说，为使用价值而支付货币——而且这种支付是资本在这种关系中的唯一职能——是放弃财富，不是创造财富，因而资本家力图尽可能少支付一些；工人也不为自己生产财富，因为工资使他得到的只是生活资料，只是他的个人消费的或多或少的满足，而决不是财富的一般形式，决不是财富。
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不能生产财富，还因为工人出卖的商品的内容决不会使商品超出流通的一般规律：工人通过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只能以铸币为中介取回一个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处在另一种为他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形式上。当然，这样的行动决不会使人致富，而必然会使行动的完成者在过程终了时恰好回到他最初的出发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28]，这种情况并不排除工人直接满足需要的范围可以有一定的伸缩，而是包含着这种伸缩。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他在这个交换中还完全不是作为资本家出现，而只是作为货币出现——不断地一再重复这种行为，他的货币似乎很快就会被工人吃光，而且他［III—9］会把这些货币浪费在一系列的其他享受上，如修裤子，擦皮靴，一句话，浪费在他所接受的劳务上。无论如何，重复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正是要由资本家钱袋的大小来计量。这种重复不会使资本家致富，就像为他的贵体而把货币花费在其他使用价值上不会使他致富一样，众所周知，所有这些使用价值给资本家带来的不是收入而是支出。
虽然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在两者之间交换的这种最初关系中，工人购买交换价值，资本家购买使用价值，而且劳动不是作为某一种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本身同资本相对立，但是资本家得到的却是财富，工人得到的却只是在消费中消失的使用价值，这种情况似乎很奇怪。〔凡是涉及资本家方面的问题，在分析第二个过程时再说明。〕这表现为辩证法，它恰好转变为人们所期待的东西的反面。但是更进一步的考察表明，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的工人，在交换过程中完成的是W—G—G—W这种形式。如果我们在流通中从商品出发，从作为交换原则的使用价值出发，那么我们必然会再回到商品，因为货币只是表现为铸币，而且作为交换手段只是转瞬即逝的中介；而商品本身在完成自己的循环之后，则作为需要的直接对象被消费。另一方面，资本代表相反的运动G—W—W—G。
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然规律。被设定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
（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本身还是对象的东西；在客体形式上是非对象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劳动是非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体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实在现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指缺少对象的财富，而是指完全被排除在对象的财富之外。或者也可以说：是作为现存的非价值，因而是未经中介而存在的纯粹对象的使用价值，这种对象性只能是不脱离人身的，只能是同人的直接肉体结合在一起的对象性。因为这种对象性是纯粹直接的，它也就同样直接是非对象性。换句话说，不是处于个人本身的直接存在之外的对象性。
（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在资本上，财富是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而存在，劳动则表现为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点决不是矛盾的，或者不如说，这个在每种说法下都是自相矛盾的命题是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
在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方面，还应该注意的最后一点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当然，对于构成一定资本的特殊实体来说，必须有作为特殊劳动的劳动与之相适应；但是，因为资本本身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并且它既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又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抽象，所以，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在主体上也自在地包含有同样的总体和抽象。例如，在行会的、手工业的劳动条件下，资本本身还具有有限的形式，还完全局限于一定的实体，因而还不是资本本身，那时劳动还只是表现为局限于它的特殊觌定性的东西，而不像同资本相对立的那种劳动那样表现为总体和抽象。也就是说，劳动虽然在每一个别场合是一定的劳动；但是资本可以同每个一定的劳动相对立；从可能性来说，同资本相对立的是所有劳动的总体，而究竟哪一种劳动同资本相对立则是偶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工人劳动的规定性对于工人本身是全无差别的；这种规定性本身是工人不感兴趣的，只要是劳动，并且作为劳动对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就行。［III—10］充当这种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的劳动——的承担者，这就是工人的经济性质：他是同资本家对立的工人。手工业者、行会会员等等的性质就不是这样，他们的经济性质恰恰在于他们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以及他们同一定的师傅所发生的关系等等。
因此，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为某种抽象的、无差别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差别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这里再一次表明：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一般来说，这一点在以后谈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关系时应该特别加以阐述，因为这一点在这里已经包括在关系本身中了，而在考察交换价值、流通、货币这些抽象规定时，这一点还更多地属于我们的主观反思。）
2．现在我们来看看过程的第二方面。如果是一般说的交换过程，那么资本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交换现在是完成了。现在接着发生的是资本同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关系。劳动不仅是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而且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作为对象化价值的价值非存在，劳动是作为非对象化价值的价值存在，是价值的观念存在；它是价值的可能性，并且作为活动是价值创造。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是单纯抽象的形式，是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单纯可能性，这种活动只是作为才能，作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中。然而，通过同资本接触，它成为实际的活动，——它不能自己进行活动，因为它是无对象的，——从而成为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就资本来说，这种活动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保存和增大资本这种实际的和有效的价值，而不是像在货币身上表现出来的那样，仅仅是想象的价值。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
资本是货币（自为设定的交换价值），但已不再是存在于同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并存的特殊实体中的货币，因而不再是从交换价值的其他实体中排除出来的货币；而是在一切实体中，在对象化劳动的任何形式和存在方式的交换价值中保持自己观念规定的货币。资本作为存在于对象化劳动的一切特殊形式中的货币，只要现在同非对象化的、作为过程和行为而存在的活劳动一起进入过程，那么资本首先就是它存在的实体同它现在又作为劳动存在的形式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别。正是在形成和扬弃这种区别的过程中，资本本身成为过程。
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一方面，资本借以存在的对象性必须被加工，即被劳动消费；另一方面，作为单纯形式的劳动，其纯粹主体性必须被扬弃，而且劳动必须被对象化在资本的物质中。资本（按其内容来说）对劳动的关系，对象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在劳动面前表现为被动的东西，资本的被动存在作为特殊实体同作为造形活动的劳动发生关系——只能是劳动对它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对它的物质的关系（所有这些，在交换价值一章以前研究生产一般的第一章中就应该说明），物质，对象化劳动，对于作为活动的劳动来说只有两种关系：一种是作为原料，即无形式的物质，作为劳动的创造形式的、有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另一种是作为劳动工具，即主体活动用来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对象手段141。
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所提到的［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对象化劳动］作为产品的规定，还完全不属于这里的考察范围，它是同原料和劳动工具不同的规定。产品表现为资本的被动内容和作为活动的劳动之间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不表现为这个过程的前提。产品作为前提，跟原料和劳动工具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对象同劳动的关系，因为原料和劳动工具作为价值实体，本身已经是对象化劳动，是产品了。价值实体决不是特殊的自然实体，而是对象化劳动。对象化劳动本身［III—11］在与活劳动的关系中又表现为原料和劳动工具。如果考察单纯的生产行为本身，那么劳动工具和原料可以表现为自然界现成的东西，因此只需要占有它们，也就是说，把它们变为劳动的对象和资料，而这本身还不是劳动过程。因而，对这样的原料和劳动工具来说，产品表现为某种质上不同的东西，产品不仅仅表现为劳动借助于工具对材料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且与它们并存而表现为劳动的最初的对象化。但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原料和劳动工具本身已经是对象化劳动，因而是产品。
这还没有完全说明这里的关系。因为，例如在完全没有交换价值，因而不存在资本的生产中，劳动产品也可以成为新劳动的资料和对象。例如，在纯粹为了使用价值而进行生产的农业中就是这样。猎人的弓，渔夫的网，总之，最简单的状态已经要以下面这样的产品为前提：这种产品不再被看作产品，而是变成了原料，或者特别是变成了生产工具，因为这本来就是产品表现为再生产资料的最初的特有形式。可见，这种关系决没有完全包括原料和劳动工具借以表现为资本本身要素的那种关系。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把产品当作资本实体的第三种要素引进来。这种产品的使命是，既要退出生产过程，又要退出流通并成为直接的个人消费品，舍尔比利埃把它叫作生活资料基金142。就是说，这是这样的产品，它们是使工人作为工人活着，并且使他们在生产期间，在新产品创造出来之前能够生活的前提。资本家所以具有保证工人这样生活的能力，是由于：资本的每一个要素都是货币，它作为货币可以从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自身转化为财富的物质，转化为消费品。因此，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生活资料基金只同工人有关；也就是说，这种基金是以消费品形式，以使用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的货币，这种货币是工人在他们和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行为中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但是，这属于［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第一个行为。至于第一个行为同第二个行为的联系，这里还没有谈到。由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唯一的划分，是由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区别所造成的最初的划分，即原料和劳动工具的划分。经济学家们混淆这些规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不能不混淆资本和劳动之间关系的这两个因素，也决不能确定它们的特有区别。
于是，原料被消费了，因为它被劳动改变了，塑形了；劳动工具被消费了，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被使用了，磨损了。另一方面，劳动也被消费了，因为劳动被使用，被推动了，以致工人的一定量体力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精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同时从活动形式被固定为，被物化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劳动在改变对象时，也改变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存在。过程的终点是产品，在这个产品中，原料表现为同劳动结合在一起，劳动工具由于变成劳动的现实传导体也从单纯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但是，劳动工具本身由于它对劳动材料发生力学或化学的关系，它也在它的静止形式上被消费。
过程的所有三个要素，材料、工具、劳动，融合成为一个中性的结果——产品。同时，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的生产过程的各要素，都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因而，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也就是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东西的单纯主体化，而是它本身再成为某种对象。这种消费不是物质的东西的简单消费，而是消费本身的消费；在物质的东西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弃，因而是物质的东西的设定。创造形式的活动消费对象并且消费它自己，但它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式，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上消费它自己。它消费对象的对象的东西，——与形式无关，——消费活动的主体的东西；它赋予对象以形式，使活动物质化。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使用价值。
［III—12］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以上得到的结果，我们会发现：
第一，由于劳动被占有、被并入资本，——货币，即购买对工人的支配权这个行为，在这里只表现为引起这个过程的手段，而不表现为这个过程本身的要素，——资本开始发酵并且成为过程，成为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整体来说，它作为活劳动不仅是同作为对象化劳动的自己发生关系，而且，由于这是对象化劳动，它是同作为单纯劳动对象的自己发生关系。
第二，在简单流通中，商品和货币的实体本身对于形式规定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只要商品和货币仍然是流通的要素，情况就是如此。商品，就它的实体来说，是作为消费（需要）对象处于经济关系之外的；货币，就它的形式已经独立化来说，仍然和流通发生关系，但只是否定地发生关系，因而只是这种否定的关系。只要货币自为地固定下来，它也就消失在死的物质性中，不再成为货币了。商品和货币是交换价值的两种表现，只是具有作为一般交换价值和作为特殊交换价值的差别。这种差别本身又纯粹是想象的，因为，不仅在实际流通中两种规定互相交替，而且就它们每一个本身来考察，货币本身是特殊商品，商品作为价格本身是一般货币。差别只是形式上的。每一种规定只是因为并且只有当它不表现为另一种规定时，才表现为这一种规定。而现在，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本身作为形式同作为实体的自身区别开了。资本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并且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彼此的关系。但是：
第三，资本还只是自在地表现为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还没有被设定，或者说，这种关系本身只被设定在两种要素之一的，即物质要素的规定之中，而这种物质要素自身作为物质（原料和工具）和作为形式（劳动）是不同的，并且作为两者的关系，作为实际过程，本身又只是物质的关系——是这样两种物质要素的关系，这两种要素形成资本的内容，而不同于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关系。
如果我们就资本最初表现出来的与劳动不同的方面来考察资本，那么资本在过程中只是被动的存在，只是对象的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使资本成为资本——即某种自为存在143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规定完全消失了。资本只是从它的内容来说——作为对象化劳动一般——才进入过程；但是，资本是对象化劳动这件事对于劳动——而这种劳动同资本的关系形成为过程——是完全无所谓的；而且，资本只是作为对象，而不是作为对象化劳动，进入过程，被加工的。变成棉纱的棉花，或变成布的棉纱，或变成印染材料的布，它们的存在对于劳动来说，只不过是已经存在的棉花、棉纱、布。就它们本身是劳动产品，是对象化劳动来说，它们根本不进入过程，只有作为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物质存在，它们才进入过程。至于它们是怎样获得这些属性的，这与活劳动同它们的关系完全无关：对于活劳动来说，它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它们是不同于活劳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劳动材料而存在的。
只要从作为劳动前提的对象形式上的资本出发，情况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只要劳动本身通过资本同工人相交换而变成资本的对象要素之一，劳动同资本本身的对象要素的差别就只是对象的差别，一个具有静止的形式，另一个具有活动的形式。这种关系是资本的一个要素同另一个要素的物质关系；而不是资本自己同两者的关系。
这样，一方面资本只表现为被动的对象，在其中一切形式关系都消失了；另一方面资本只表现为简单的生产过程，资本作为资本，作为与自己的实体不同的东西不进入这种过程。资本甚至也完全没有以它本身固有的实体——即作为对象化劳动，因为这是交换价值的实体——表现出来，而只是以这个实体的自然存在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形式中，同交换价值，对象化劳动，同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本身的一切关系——因而同资本本身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
从这方面［III—13］来看，资本的过程和简单生产过程本身是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资本的规定在过程形式中消失了，就像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价值形式中消失一样。从我们到目前为止所考察的过程来说，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还根本没有参加进来。被劳动当作原料和劳动工具消费掉的，不是资本家。进行消费的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这样，资本的生产过程并不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是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而且资本与劳动不同，只表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物质规定性上。正是这个方面——这并不仅仅是任意的抽象，而是在过程本身中进行的抽象——被经济学家们抓住固定下来，以便把资本说成是一切生产过程的必要要素。当然，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应该注意资本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行为。
在这里应当注意一个要素，它在这里不仅是从观察的角度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存在于经济关系本身之中的。在第一个行为中，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劳动作为劳动，作为自为存在的劳动，必然表现为工人。同样在这里，在第二个过程中，资本本身被设定为自为存在的、所谓利己的价值（这一点在货币中还只是被追求的）。然而，自为存在的资本就是资本家。诚然，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144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在自身中的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我当然可以使资本同单个资本家分开，而且资本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资本家手里。然而资本家失去了资本也就失去了成为资本家的属性。可见，资本诚然可以脱离单个资本家，但不能脱离与工人本身相对立的资本家本身。同样，单个工人也可以不再是劳动的自为存在：他可以通过继承、偷窃等等得到货币。但是，这时他就不再是工人了。作为工人，他只是自为存在的劳动。（这一点以后还要进一步阐述。）
[27]见本卷第241—245页。——编者注
[28]见本卷第241—247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III.资本章］——［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货币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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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III.资本章］
［II—8］货币作为资本章
［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
［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理解货币特别困难，——政治经济学企图回避这些困难，办法是抓住货币的一种规定忘记另一种规定，而当面临一种规定时又求助于另一种规定，——因为在这里，社会关系，个人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一定关系，表现为一种金属，一种矿石，一种处在个人之外的、本身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到的纯物体，在这种物体上，形式规定和物体的自然存在再也区分不开了。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汇率或银行家一样。120在秘鲁和墨西哥，以前金银并没有充当货币，尽管已经有用金银做的装饰品，尽管那里已经有成熟的生产体系，充当货币不是金银的自然属性，因而这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等所根本不了解的。但货币直接是金银。货币作为尺度来看，形式规定仍占优势，作为铸币就更是这样，因为形式规定甚至通过铸币的花纹在外表上显示出来；但是在第三种规定上，也就是在货币的完成形态上，即充当尺度和铸币仅仅表现为货币的职能时，一切形式规定都消失了，或者说，一切形式规定都同货币的金属存在直接合而为一了。在金银上丝毫也看不出它们作为货币的规定不过是社会过程的结果；金银是货币。
理解作为货币的金银之所以更加困难，是因为金银对于活的个人的直接使用价值同它们作为货币的作用毫无关系，而且一般说来，在作为纯粹交换价值的化身的金银身上，人们丝毫也不会想到不同于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包含在交换价值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在这里最纯粹地表现出来了。我们在前面[19]已经批判了企图消除这一矛盾的一些尝试，这些尝试是要剥掉货币的金属形式，并且也从外表上使货币成为由社会设定的东西，成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表现；这些尝试的最新形式可能就是劳动货币的形式。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交换价值的基础保持不变，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徒劳的，而那种认为金属货币似乎使交换遭到歪曲的错觉，是由于根本不了解金属货币的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随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对立面的成长，以及这种生产关系本身越来越强烈地要蜕皮，攻击的矛头就越来越指向金属货币或货币本身，因为货币是使制度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一种最引人注目、最矛盾、最尖锐的现象。于是有人就在货币身上费尽心机，企图消除对立，其实货币只是这些对立的明显的现象。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对货币的攻击看起来会使一切其他东西原封不动，而且只是做一些修补，那么人们可以在货币上采取一些革命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手打麻袋意在驴子。但是，只要驴子没有感到麻袋上的打击，人们实际上打的就只是麻袋而不是驴子。一旦驴子感觉到了，那么，人们打的就是驴子而不是麻袋。只要这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这只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作用，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控制。
另一方面，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货币关系的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者至少是前后一贯的，以致他们会后退到交换价值的和交换的更简单的规定上去）更多地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
实际上，只要把商品或劳动还只是看作交换价值，只要把不同商品互相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看作它们之间的等同，那就是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只是单纯地看作交换者。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而且这种形式规定是经济规定，是个人借以互相发生交往关系的规定，是他们的社会职能的或彼此之间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那么，在这些个人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和前者发生的社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没有。其次，他们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或者至少当作等价物（在相互估价时只可能发生主观上的错误，如果一个人欺骗了另一个人，那么这种情况不是由于他们借以互相对立的社会职能的性质造成的，因为这种社会职能是一样的；他们在社会职能上是平等的；而只是由于有的人生来狡猾、能言善辩等等造成的，总之，只是由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具有纯粹个人的优势造成的。差别只会是同关系自身的性质毫不相干的自然差别。从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种自然差别甚至还会由于竞争等等而缩小，并失去其原有的力量）。
只要考察的是纯粹形式，关系的经济方面，——处在这一形式之外的内容在这里其实还完全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或者说，表现为不同于经济内容的自然内容，可以说，它同经济关系还是完全分开的，因为它同经济关系还是直接重合的121，——那么，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就只是形式上不同的三种要素：关系的主体，交换者，他们处在同一规定中；他们交换的对象，交换价值，等价物，［II—9］它们不仅相等，而且确实必须相等，还要被承认为相等；最后，交换行为本身，中介作用，通过这种中介作用，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相等的东西。等价物是一个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对象化；这就是说，它们本身的价值相等，并且在交换行为中证明自己价值相等，同时证明彼此漠不关心。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神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因为他们只有作为等价物的所有者，并作为在交换中这种相互等价的证明者，才是价值相等的人，所以他们作为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个人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关心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一切个人特点。
交换行为不仅设定并证明交换价值，而且设定并证明作为交换者的主体，至于说交换行为以外的内容，那么这个处在经济形式规定之外的内容只能是：（1）被交换的商品的自然特性，（2）交换者的特殊的自然需要，或者把二者合起来说，被交换的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因此，这种使用价值，即完全处在交换的经济规定之外的交换内容，丝毫无损于个人的社会平等，相反地却使他们的自然差别成为他们的社会平等的基础。如果个人A和个人B的需要相同，而且他们都把自己的劳动实现在同一对象中，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从他们的生产方面来看，他们根本不是不同的个人。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呼吸，空气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作为大气而存在；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不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关系。只有他们在需要上和生产上的差别，才会导致交换以及他们在交换中的社会平等化；因此，这种自然差别是他们在交换行为中的社会平等的前提，而且也是他们相互作为生产者出现的那种关系的前提；从这种自然差别来看，个人［A］是个人B所需要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B是A所需要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从这方面说，自然差别又使他们互相发生平等的关系。但是，他们因此并不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而是互为一体，互相需要，于是客体化在商品中的个人B就成为个人A的需要，反过来也一样；于是他们彼此不仅处在平等的关系中，而且也处在社会的关系中。
不仅如此。一个人的需要可以用另一个人的产品来满足，反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能生产出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对象，每一个人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这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客体的所有者而出现，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类的本质。而且，大象为老虎生产，或者一些动物为另一些动物生产的情况，是不会发生的。例如，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它们都生产同一种东西。
其次，既然个人之间以及他们的商品之间的这种自然差别（产品、劳动等等在这里还是完全没有差别的，而只以商品的形式，或者像巴师夏先生采用萨伊的用语所说的，以服务122的形式存在；巴师夏把交换价值的经济规定归结为交换价值的自然内容，即商品或服务，也就是说，他没有能力掌握交换价值本身的经济关系，而他却自以为，比起那些能够在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上即生产关系的纯粹形式上掌握生产关系本身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来，他是前进了一大步），是使这些个人结为一体的动因，是使他们作为交换者发生他们被假定为和被证明为平等的人的那种社会关系的动因，那么除了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A需要个人B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的人格。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格这一法的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转让财产。
但还不仅如此：只有当个人B用商品b为个人A的需要服务，并且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A才用商品a为个人B的需要服务。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已的手段互相利用。这两种情况在两个个人的意识中是这样出现的：（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也就是说，每个人只有把自己当作自为的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他的存在，而他人只有把自己当作自为的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前一个人的存在，——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交换的前提，但是，这种相互关联本身，对交换主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他们毫不关心的，只有就这种相互关联把他的利益当作排斥他人利益的东西，与他人的利益不相干而加以满足这一点来说，才和他有利害关系。
换句话说，表现为全部行为的动因的共同利益，虽然被双方承认为事实，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它可以说只是发生在自身反映123的特殊利益背后，发生在同另一个人的个别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背后。就最后这一点来说，个人至多还能有这样一种安慰感：他的对立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扬弃的［II—10］对立面即一般社会利益的实现。从交换行为本身出发，个人，每一个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把自己当作手段，或者说当作提供服务的人，只不过是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和主宰地位的手段；最后，是自私利益，此外并没有更高的东西要去实现；另一个人也被承认并被理解为同样是实现其自私利益的人，因此双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各方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
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上面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特殊化状态的劳动，而不是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既不是强制劳动，也不是中世纪那种要听命于作为上级机构的共同组织（同业公会）的劳动。
交换者之间［的关系］从交换的动因来看，也就是从经济过程之外的自然动因来看，也要以某种强制为基础，这种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这种关系，从一方面来看，本身只是表示另一个人对我的需要本身漠不关心，对我的自然个性漠不关心，也就是表示他同我平等和他有自由，但是他的自由同样也是我的自由的前提；另一方面，就我受到我的需要的决定和强制来说，对我施行强制的，不是异己的东西，只是作为需要和欲望的总体的我自己的自然（或者说，处在一般的反思形式上的我的利益）。但使我能强制另一个人，驱使他进入交换制度的，也正是这一方面。
因此，罗马法规定奴隶是不能通过交换为自己取得任何东西的人，这是有道理的（见《法学阶梯》124）。由此也可以明白，罗马法虽然是与交换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状态相适应的，但是，从交换在一定的范围内已有所发展来说，它仍能阐明法人，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各种规定，因而能成为工业社会的法的先声（就基本规定来说），而首先为了和中世纪相对抗，它必然被当作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不过，罗马法的发展本身和罗马共同体的解体也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货币才是交换价值的实现，因为只有在发达的货币制度下交换价值制度才能实现，或者反过来也一样，所以货币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实现。作为尺度，货币只是给予等价物以特定的表现，使它在形式上也成为等价物。在流通中固然还可以看到下述形式的差别：交换者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在不同的规定中出现；交换价值一次是在货币的形式上表现为一般交换价值，另一次是在具有价格的自然商品上表现为特殊交换价值，但是，首先，这些规定会互相转换；流通本身不会产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把那仅仅是想象的差别扬弃。不平等只是纯粹形式上的不平等。最后，货币本身是流通的，所以时而出现在这个人手里，时而又出现在那个人手里，而出现在谁手里对货币来说是无所谓的，——在这种货币上，现在平等甚至在物质上也表现出来了。就交换过程来考察，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表现为货币所有者，表现为货币本身。因此，彼此漠不关心和相互等值的情况明显地以物的形式存在着。商品身上的特殊的自然差别消失了，并且不断地由于流通而消失。对卖者来说，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3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3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消失了。卖者作为卖者只表现为一个价格3先令的商品的所有者，所以双方完全平等，只是这3先令一次是以银的形式存在，另一次是以砂糖等等的形式存在。
在货币的第三种形式上，过程的各个主体之间似乎可能出现某种不同的规定。但是，当货币在这里表现为契约上的材料，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时，立约者和立约者之间的一切差别反而消失了。当货币成为积累的对象时，主体在这里就只是从流通中抽出货币即财富的一般形式，［II—11］而不是从流通中抽出同等价格的商品。因而，如果一个人积累，另一个人不积累，那么他们中间谁也没有给对方造成损失。一个人享有现实财富，另一个人占有财富的一般形式。如果一个人变穷了，另一个人变富了，那么这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而决不是由经济关系即他们彼此发生的经济联系本身所造成的。甚至遗产继承以及使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永久化的这类的法的关系，都丝毫无损于这种自然的自由和平等。只要个人A的最初状况同这个制度并不矛盾，那么这种矛盾也决不会由于个人B代替了个人A并使A的最初状况永久化而产生出来。相反地，这种情况却会使社会规定的效力超过个人生命的自然界限：巩固这种社会规定以对抗自然的偶然作用，因为自然的影响本身反而会消灭个人的自由。此外，因为个人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货币的个体化，所以个人本身同货币一样也是不死的，而个人通过继承人来代表自己倒可以说是这种社会规定的贯彻。
如果这种看法不是从它的历史意义上提出，而是被利用来反驳比较发达的经济关系，——在这种发达的关系中，个人不再仅仅表现为交换者即买者和卖者，而是出现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不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的规定性之中，——那么，这就等于断言，自然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更不用说对立和矛盾了，因为它们，例如从重量这个规定来看，都有重量，因此都是等同的；或者说，它们是等同的，因为它们都存在于三维空间。在这里，同样也是抓住交换价值本身的简单规定性，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比较发达的对抗形式。从科学的进程来考察，这些抽象规定恰恰是最早的和最贫乏的规定；它们部分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出现过的；比较发达的规定是较晚出现的规定。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之间这种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
一方面，人们忘记了：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个人的直接产品不是为个人自己的产品，只有在社会过程中它才成为这样的产品，因而必须采取这种一般的并且诚然是外部的形式；个人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其次，这种情况又要以分工等等为前提，个人在分工中所处的关系已经不同于单纯交换者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人们忘记了，交换价值这一前提决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产生，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自然产生，它是一个历史的前提，它已经使个人成为由社会决定的人了。
另一方面，人们忘记了，那些现在存在着交换或靠交换来实现的生产联系的较高级的形式，决不会停留在这样一种简单的规定性上，在这种规定性上，所达到的最大差别是形式上的差别，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差别。
最后，人们没有看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可见，［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这些经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卸是以各种最深刻的对立为中介的，并且只反映上述对立表现消失不见的那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这里恰好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论证说，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论证说，历史迄今为止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进一步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实的映象。
［II—12］堕落的最新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其典型代表就是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因为美国人凯里至少还强调了某些不同于欧洲的美国条件）为了反对上述社会主义者而提出的平庸论证，是企图证明，经济关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这完全是儿戏般的抽象法。例如，资本和利息的关系就被归结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也就是说，先是从日常经验中借用一个事实，即交换价值不仅存在于这种简单的规定性上，而且也存在于本质上不同的资本的规定性上这个事实，然后再把资本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简单概念，同样，把也表示资本本身的一定关系的利息，从规定性中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与交换价值相同的东西；把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全部关系抽掉，退回到商品同商品相交换的不发达关系。只要我把具体东西不同于它的抽象东西的一切方面抽掉，那么具体东西当然就成了抽象东西，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东西的地方。这样，一切经济范畴就总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彻底无能于是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和谐”实际上就等于说：存在着某种唯一的经济关系，不过具有各种不同的名称，或者说，只是就名称而言才有差别。这种归结法是把构成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某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
例如，工资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前面已经指出，经济形式本身在这里被抛掉了。）利润也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因而工资和利润是相同的东西，而把一种报酬称为工资，把另一种报酬称为利润，这本身就是说法上的混乱。现在来看看利润和利息。在利润上，服务的报酬会因机遇而变动，在利息上，这种报酬是固定不变的。因而，既然在工资上相对地说报酬是固定不变的，而在利润上则与劳动相反报酬会因机遏而变动，那么利息和利润之间的关系就等于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关系是等价物的相互交换。于是论敌们125从字面上抓住这种平庸的论调（这种平庸的论调在于，它从已经表现出对立的经济关系倒退到对立还只是处于潜伏状态、因而显得模糊不清的经济关系），并且指出，例如在资本和利息之间就不是简单的交换，因为资本不是由等价物来补偿，而是在［资本］所有者以利息形式二十次吞食等价物以后，他仍然以资本形式保持着这笔资本，并且还能同二十个新的等价物相交换。由此产生了令人厌烦的争论，一派断言，在发达的和不发达的交换价值之间不存在差别，另一派则认为，这种差别可惜是存在的，但按理说不应该存在。
作为资本的货币是超出了作为货币的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货币规定。这可以看作是更高的实现；正如可以说猿发展为人一样。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包容较高级的形式的主体出现的。无论如何，作为资本的货币不同于作为货币的货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另一方面，作为货币的资本，看来好像是资本倒退到较低级的形式。其实那不过是资本处在这样一种特殊性上，这种特殊性作为非资本，在资本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是资本的一个前提。货币又会在以后的一切关系中出现；但那时它已经不再充当单纯的货币。如果像这里一样，首先是要研究货币直至它作为货币市场的整体，那么，其他关系的发展就是前提，因而有时必须纳入研究范围。因此，我们在考察作为货币的资本的特殊性以前，必须在这里先考察资本的一般规定。
如果我像萨伊126那样说资本是一个价值额，那我不过是说，资本＝交换价值。每个价值额是一个交换价值，每个交换价值是一个价值额。我不能用简单的加法从交换价值达到资本。我们已经知道，通过单纯的货币积累．还产生不出资本化的关系。
在所谓的零售商业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资产阶级生活的日常交易中，在一方的目的是以商品换货币，另一方的目的是以货币换商品以满足个人需要的小额贸易中，即在资产阶级世界的表面上发生的这种运动中，交换价值的运动，交换价值的流通才以纯粹的形式进行。一个购买面包的工人和一个购买面包的百万富翁，在这一行为中都只是单纯的买者，而零售商对他们来说只是卖者。其他一切规定在这里都消失了。他们购买的内容以及购买的数量，对［II—13］这种形式规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纯粹的展开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因此，经济学家们必然会在一些场合把资本看作价值的创造者，价值的源泉，而在另一些场合又把价值看作资本形成的前提，并且把资本本身说成只是执行某种特定职能的价值额。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要以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在这种生产方式下，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产品，对单个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如果不通过流通来实现，就等于什么也没有。对于生产一码布的极微小部分的人来说，一码布是价值，是交换价值，这一点决不是形式规定。如果他没有创造交换价值，没有创造货币，他就什么也没有创造。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历史的关系。
另一方面，价值规定的各要素是在历史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些较早的阶段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表现为这一过程的结果。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内，价值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在历史上则先有其他的制度形成尚不充分的价值发展的物质基础。因为在这里交换价值在使用价值之旁只起次要的作用，所以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相反，现代土地所有权如果没有资本这个前提就根本无法理解，因为它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存在，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表现为由资本把以前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态改变成适合于资本的形式。因此，正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中才能研究资本逐步取得的胜利和资本的形成，由于这个缘故，现代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为了确定资本、雇佣劳动和地租的关系的特殊形式，以伟大的历史眼光把这些关系放在土地所有权范围内进行了考察。产业资本家对土地所有者的关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以外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作为现代租地农场主对地租所得者的关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内在关系，而土地所有权则表现为只是在对资本的关系中才存在的关系。土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也许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史。它本身也许就包含着对城市资本，对贸易等等的关系。但是，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是已经生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会。
资本首先来自流通，而且正是以货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我们已经看到[20]，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是货币借以扬弃自身的最后形式。这同时就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表现形式。货币作为只是消溶在流通中的东西否定了自己；但它也作为与流通相独立的东西否定了自己。这种否定肤整体来看，在它肯定的规定中，包含着资本的最初的一些要素。货币是资本借以表现自己的最初形式。G—W—W—G；即货币同商品交换和商品同货币交换；这种为卖而买的运动，即构成商业的形式规定的运动，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出现在经济发展的最早的状态中；这是以交换价值本身为内容的最初的运动，交换价值在这种运动中不仅是形式，而且是运动本身的内容。这种运动可以发生在交换价值还根本没有成为生产的前提的那些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这种运动所涉及的，只是这些民族为满足直接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的剩余部分，而且只发生在它们的边界上。正如犹太人在古代波兰社会或整个中世纪社会中所处的情形一样，所有一切商业民族，例如古代的商业民族以及后来的伦巴第人，可以在交换价值还没有成为生产方式的基本前提的那些民族之间，占有同样的地位。
商业资本不过是流通资本，而流通资本是资本的最初形式；资本在这种形式上还决不会成为生产的基础。进一步发展的形式是货币资本和货币利息，即高利贷，它的独立出现同样是早期发展阶段的事情。最后是W—G—G—W这一形式，——在这个形式中，货币和流通本身对流通的商品来说表现为单纯的手段，而流通的商品又会退出流通并直接满足需要，——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上述商业资本最初出现的前提。或者是这些前提分散在各民族之间，或者是商业资本本身在社会内部只由这种纯粹以消费为目的的流通所决定。另一方面，流通的商品，即只有取得另一种退出流通并满足直接［II—14］需要的商品的形式才能得到实现的那种商品，也是本质上作为商品资本的那种资本的最初形式。
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这种运动可能导致货币的抽出和积累，但是，货币一旦又进入流通，货币就会消溶在同供消费用的商品相交换的一系列过程中；因此，一旦货币的购买力用尽，货币就消失了。同样，以货币为中介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商品也会退出流通，然后被消费，被消灭。但是，如果商品在货币上与流通相对而独立起来，那么，它就只是表示无实体的一般财富形式。因为等价物可以互相交换，所以，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财富形式，一旦同商品相交换，也就消失了，而存在于商品中的使用价值，一旦同货币相交换，也就消失了。通过简单的交换行为，每一方一旦实现在另一方身上，就会失去自己和另一方相对立的规定。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它过渡到另一规定时仍保持自己原有的规定。因此，为了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把资本归结为纯粹的交换来美化资本的诡辩，人们反过来提出了同样是诡辩的、但针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却是合理的要求：把资本真正归结为纯粹的交换，从而使资本作为权力消失，而且不管资本采取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式都被消灭[21]。
从货币或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的反复进行，并不是交换本身的条件造成的。这一行为只能反复到交换完成时为止，也就是交换价值总额完成交换时为止。它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在，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入流通，就像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无所作为而消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无所作为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页了。所以，流通这个表现为直接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东西，只有不断通过中介才能存在。就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的中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因此，流通不仅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而且作为中介的整体，作为全部过程本身，都必须通过中介才存在。因而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
现在，流通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作为商品，作为货币，并且作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两者之间的简单交换和简单流通——都被否定了。如果说最初是社会生产行为表现为交换价值的设定，而交换价值的设定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又表现为流通，——表现为各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充分发展了的运动，——那么，现在是流通本身返回到设定或生产交换价值的活动。流通返回到这种活动，就是返回到自身的根据。流通的前提是商品（不管是特殊形式的商品，还是货币这种一般形式的商品），而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体现，它作为这种体现是价值；因而流通的前提既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的生产，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生产。这是流通的出发点，流通通过本身的运动返回到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返回到它的结果。
这样，我们又到达出发点，到达设定即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这一次是这样的生产：它的前提是作为发展了的要素的流通，并且表现为引起流通又不断地从流通返回到自身以便重新引起流通的不断的过程。因而，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在这里现在以复杂得多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不再只是作为前提的交换价值的运动，或者在形式上使交换价值设定为价格的运动，而且同时是把交换价值作为前提创造出来，生产出来的运动。生产本身在这里不再先于自己的结果而存在，也就是不再作为前提而存在，而是表现为自身同时产生这些结果的生产。但是它产生这些结果，已不再像在最初阶段那样只是作为导致流通的生产，而是作为在自身过程中同时还以流通，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的生产。（流通实际上只是把交换价值一次表现在商品的规定上，另一次表现在货币的规定上的形式过程。）
这种运动以不同的形态出现，既在历史上导致产生价值的劳动，另一方面，又出现在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内部，即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制度本身内部。起初是经营商业的民族出现在半开化或未开化的民族之间，或者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进行不同生产的各个部落发生接触和交换他们的剩余物。第一种情况是比较典型的形式，所以我们来考察一下。剩余物的交换是设定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易。但是，这种交易仅仅涉及［剩余物的］交换，因而只是在生产［II—15］本身之旁起次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事交换的商人（伦巴第人、诺曼人等等几乎对所有的欧洲民族都扮演这个角色）一再地出现，从而继续不断的贸易发展起来，——在这种贸易中，从事生产的民族仍然只经营所谓被动的贸易，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那么，生产的剩余物就必然不仅仅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东西，而且是不断反复出现的东西，因而本地的生产本身就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
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地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扩大了。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价值改变了；但是流通和交换还没有影响到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这就是所谓对外贸易的传播文明的作用。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整个生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这种外来影响的强度，部分地取决于本地的生产要素——分工等等——已经发展的程度。例如16世纪和17世纪初在英国，由于尼德兰商品的输入，英国用于交换的剩余羊毛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于是，为了出产更多的羊毛，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小租佃制遭到了破坏等等，发生了清扫领地52等等。
因此，农业失去了为使用价值而劳动的性质，而农业的剩余物的交换对于农业的内部结构来说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在某些地方，农业本身完全由流通决定，转变为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经济关系都解体了。可见，在这里，流通的前提是一种仅仅以剩余物形式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现在这种生产却返回到只与流通相联系的生产，返回到以设定交换价值为唯一内容的生产。
另一方面，在以交换价值和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的现代生产中，一方面是价格决定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决定价格。
如果说资本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对象化劳动〉”127，那就是只看到了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这无非是说，资本就是生产工具，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东西，甚至纯粹由自然提供的对象，例如石头，也必须先通过某种活动被占有，然后才能用作工具，用作生产资料。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要使它们能发挥器官的作用，就必须通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以及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样，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资本也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劳动，甚至最不发达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
上述定义中所包含的进一步的规定是，产品的物质材料完全被抽掉了，过去的劳动本身被看作是产品的唯一内容（材料）；同样，这个产品现在应再作为手段来实现的那种一定的、特殊的目的，也被抽掉了，相反，作为目的的，只是生产一般。所有这一切似乎只是抽象的产物，而这种抽象据说对一切社会状态都同样是真实的，并且和往常的做法比起来，只会使分析更彻底，使表述更抽象（更一般）。
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一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对象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是一个用来生产价值的价值额，那么这就是说：资本是自己再生产自己的交换价值。但是从形式上看，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也会再生产自己。这种说法固然抓住了使交换价值成为出发点的形式，但是忽略了同内容的关系（这种关系对资本来说并不像对简单的交换价值那样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说资本是生产利润的交换价值，或者至少是怀着生产利润的意图而使用的交换价值，那么，资本就已成为说明资本自身的前提了，因为利润就是资本对它自身的一定的关系。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资本。因而这个过程需要加以说明。
在积累的劳动这个概念中也已经包含一些诡辩，因为［II—16］资本按概念规定只应是对象化的劳动，在其中当然积累着一定量的劳动。但是积累的劳动已经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体现着劳动的物品。
“最初每个人都是自给自足的，拿去进行交换的只是那些对每个交换者来说没有价值的物品；人们不重视这种交换，每个人都满足于以无用的东西换有用的东西。但是当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商人并把社会变成商业社会以后，每个人就都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同等价物相交换了：因此，为了确定这个等价物，就必须知道所得到的那个东西的价值。”（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09年巴黎版第2卷第11—12页］，［B.］12b）
换句话说，交换不会只限于在形式上设定交换价值，它必然会进一步使生产本身从属于交换价值。
1．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
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就必须不是从劳动出发，而是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是不可能的，正像不可能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一样。我们已经知道，交换价值已经在货币本身上取得一种与流通相独立的形式，但是这种形式只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或者，即使是固定化的，也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货币只有同流通联系起来并且作为进入流通的可能性才存在；但是货币一旦实现，它就会失掉这种规定，重新回到它过去的两种规定上来，即作为交换价值尺度和作为交换手段。一旦货币表现为不仅与流通相独立并且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就不再是货币，——因为货币作为货币不能超出消极的规定，——而是资本了。
货币是交换价值达到资本的规定的最初形式，因而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被混同为资本本身，或者被看作是资本的唯一适当形式，——这种情况是历史事实，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这种历史事实与我们的阐述毫不矛盾，反而证实了我们的阐述。所以资本的最初的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交换价值不会由于进入流通而消失；流通不是交换价值消失的运动，反而是交换价值实际上使自己设定为交换价值的运动，是交换价值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运动。
不能说在简单流通中交换价值会实现为交换价值。它总是只在它消失的时候才得到实现。如果商品以货币为中介同商品相交换，那么，商品的价值规定就会在商品实现的时候消失，商品就会脱离这种关系，同这种关系毫不相干，而只不过是直接的需要对象。如果货币同商品相交换，那么，交换的形式作为占有商品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中介甚至注定要消失。如果商品同货币相交换，那么，交换价值的形式，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货币，只有在它处于交换之外，退出交换的时候才能保存下来，因而在交换价值的独立性以可以捉摸的形式存在的这种形式中，货币纯粹是虚幻的实现，纯粹是观念上的实现。最后，如果货币［以商品为中介］同货币相交换，——这是可以对流通进行分析的第四种形式，但实际上不过是以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第三种形式，——那么，不同东西之间连形式上的差别也没有了；这是无差别的区别；不仅交换价值消失了，而且使它消失的那种形式上的运动也消失了。实际上简单流通的这四种形式规定可以归结为两种，其实这两种原来也是重合的；区别在于：两要素之间哪一个是重点，强调哪一个；两要素即货币和商品中哪一个是出发点。也就是说，是货币交换商品，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的物质内容[22]相交换而消失；还是商品交换货币，即商品的内容①同商品的作为交换价值的形式相交换而消失。在第一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形式，在第二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实体；可见，在这两个场合，交换价值的实现都是转瞬即逝的。
只有在资本中交换价值才能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因为它在流通中保存了自己，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并没有丧失实体，而是不断地实现在另外的实体中，实现在这些实体的总体中；另一方面，它也没有失掉它的形式规定，而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实体中保存了它的自我同一性。因而它始终是货币，又始终是商品。它在每一瞬间都是这两者，而这两个要素在流通中一个消失在另一个中。交换价值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交换的不断更新的循环。甚至就这方面来说，它的流通也不同于简单交换价值本身的流通。事实上，简单流通只有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才是流通，或者说是自在的流通，还没有设定为流通。不是同一个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的实体是一定的商品——先变为货币然后又变为商品；而是不断更换的交换价值，不断更换的商品同货币相对立。流通，循环，只是在于商品规定和货币规定的［II—17］简单的反复和交替，而不在于实际的出发点也是复归点。因此，就简单流通本身来考察，并且，就只有货币是保存下来的要素这一点来说，简单流通只能称为货币流通。
“资本的价值是永存的。”（萨伊［《论政治经济学》1817年巴黎第3版第2卷第185页］，［P.］14）
“资本是永久的###〈$$$“自行倍增的”还不是这里研究的对象###〉$$$不会再消失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创造这种价值的商品无关；它永远是一种形而上的、非实体的质，永远掌握在同一个农场主###〈$$$在这里也不妨可以说所有者###〉$$$手里，只不过是外表形式不同罢了。”（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827年巴黎第2版第1卷第89页］，VI）128
货币由于对流通采取否定态度，退出流通，才获得了不灭性，而资本获得这种不灭性，则恰恰是由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流通，从而保存了自己。资本作为先于流通而存在的交换价值，或者作为以流通为前提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不仅在观念上在每一瞬间都是简单流通所包含的两个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而且交替地采取一个要素和另一个要素的形式；但是已不再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只是从一个要素过渡到另一个要素，而是在这两个规定中的每一个规定上同时又是跟对立规定发生的关系，也就是说，在观念上包含着这种关系。
资本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但是第一，资本本身是这两种规定的交替；第二，资本成为商品；但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商品的总体。资本并不是不在乎实体，而是不在乎一定的形式；从这方面来看，资本表现为这种实体的不断的形式变换；因此，就资本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特殊内容来说，这种特殊性本身是特殊性的总体；因而资本并不是不在乎这种特殊性本身，而是不在乎个别的或个别化的特殊性。资本取得的同一性，即一般性的形式，就在于资本是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它是货币。因此，资本仍然表现为货币，事实上它是作为商品换成货币的。但是，如果资本表现为货币，也就是说，表现为交换价值一般性的这种对立的形式，那么，资本同时也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它不应该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失去一般性，而应该失去一般性的对立规定，或者说，只是暂时地采取这种一般性的对立规定，也就是重新和商品相交换，但是这个商品是这样的商品，它本身在其特殊性上表现交换价值的一般性，因而不断地变换自己的特定形式。
如果我们在这里谈的是资本，那么，它在这里还不过是一个名称而已。把资本同直接的交换价值和货币区别开来的唯一规定性，就是那种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以上我们只考察了一个方面，即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的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交换价值是前提，而不再是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单纯作为观念上的规定存在于商品中的那种简单的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再是作为只是想象的规定的那种简单的交换价值，因为商品只有当它在流通中消失的时候才成为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也不是作为流通中的一个要素——作为货币——而存在的那种交换价值；它在这里是作为货币，作为对象化的交换价值而存在的，但它具有刚才说过的那种关系。
第二种规定与第一种规定的区别在于：交换价值（1）存在于对象性的形式中；（2）来自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但同时又是从作为流通前提的自身出发的。
可以从两方面来表明简单流通的结果：
单纯的否定：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它们互相进行了交换；每个商品成了需要的对象并被消费。流通就此结束。只有货币作为单纯的残余留下来。但货币作为这种残余已不再是货币，失去了自己的形式规定。它沉入作为整个过程的无机灰烬留下来的货币物质之中。
肯定的否定：货币并不是作为对象化的，自为存在的——即并非单纯在流通中消失的——交换价值被否定；被否定的是对立的独立性，是货币固定在其中的单纯抽象的一般性；但是
第三，作为流通的前提同时又作为流通的结果，交换价值曾被假定是从流通中出来的，它同样必须重新从流通中出来。如果这种情况只是在形式上发生，那么，交换价值就又单纯成了货币；如果像在简单流通中那样，交换价值是作为真实的商品从流通中出来，那么，它就成了单纯的需要对象，作为这种东西被消费，同时也失掉自己的形式规定。交换价值要真正从流通中出来，它也必须成为需要的对象并作为需要的对象被消费，但它必须由劳动来消费，并由此重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
换一种说法就是：交换价值按其内容来说，本来是劳动或劳动时间的对象化的一定量；它作为这样的东西，通过流通在自己的客体化进程中达到了作为货币的存在，作为可以捉摸的货币的存在。现在交换价值本身必须重新设定流通的这样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点曾处于流通之外，是流通的前提，从而流通本身对它来说曾表现为一种从外部抓住它并在流通内部使它发生变形的运动，也就是说，现在交换价值本身必须重新设定劳动；但交换价值现在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等价物或劳动的简单的对象化，而是对象化了的并且独立化了的这样的交换价值：它只是为了更新自己并从自己出发重新开始流通，才把自己提供给劳动，变成劳动的材料。因此，这也不再像在流通中那样是单纯的相等即保持交换价值的同一性，而是自行倍增。交换价值只有增殖，即增大其价值的时候才能使自己成为交换价值。货币（作为从流通中复归于自身的东西）作为资本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成了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劳动也改变了它对自己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也复归于自身了。但这是这样一种复归：对象化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把活劳动变成再生产自己的手段，而起初交换价值只不过表现为劳动的产品。
［II—18］2．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流通的前提，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通过劳动使自己倍增
〔〕I.（1）资本的一般概念。（2）资本的特殊性：流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具。）（3）资本作为货币。II．（1）资本的量。积累。（2）用自身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的资本。（3）诸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β）诸资本的竞争。（γ）诸资本的积聚。III.资本作为信用。IV.资本作为股份资本。V.资本作为货币市场。VI.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土地所有制。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动，现在是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另一方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来看的生产。然后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成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的情况。）〕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从经济条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时所采取的那种方式，是再错误不过的了。例如蒲鲁东反驳巴师夏（［《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1850年巴黎版第250和248—249页］，［L．］XVI，29）说：
“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对个人来说完全是主观的。”
可见，蒲鲁东恰恰是把社会的东西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观的抽象称为社会。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资本表示着属予某个历史的社会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这就好比有人这样说：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A和B的关系。A作为人并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蒲鲁东先生在这里就资本和产品所说的话，意思指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其实恰恰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存在着这种区别。）
（蒲鲁东在《无息信贷》中同巴师夏辩论时无非是说，他要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归结为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简单交换，归结为简单流通的要素，也就是说，正好把决定一切的特殊区别抽掉。他说：
“一切产品在一定时间内都成为资本，因为一切被消费的东西在一定时间内都是被再生产地消费的。”［（同上，第177页）］
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我们不去管它。
“为什么产品的概念突然变成资本的概念呢？是由于价值的观念。也就是说，产品要变成资本就必须经过准确的估价，必须经过买和卖，它的价格必须经过争议并用一种合法的协定确定下来。例如来自屠宰场的皮，是屠夫的产品。如果制革者买了这些皮，那会怎样呢？后者就会立刻把它们或它们的价值并入自己的经营基金。通过制革者的劳动，这笔资本又成为产品”等等。［（同上，第179—180页）］
在这里，任何资本都是“完成的价值”。货币是“最完善的价值”，是完善到顶的价值。可见，这就是说：（1）产品由于成为价值而成为资本。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简单的价值。它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因此，蒲鲁东交替地一会儿说商品（表现为产品的商品的自然方面），一会儿说价值，或者不如说价格，因为他假定有买和卖的行为。（2）因为货币表现为简单流通中出现的价值的完成形式，所以货币也是真正的“完成的价值”。）
从简单的交换价值及其流通向资本的过渡也可以这样来表述：在流通中交换价值出现两次，一次作为商品，另一次作为货币。当它具有一种规定时，它就不具有另一种规定。任何特殊商品都是这样。但是，流通的全程就其本身来看，就在于，同一交换价值，作为主体的交换价值，一次作为商品出现，另一次作为货币出现，并且它正是这样的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它在这两个规定上出现，在每一个规定上都作为这一规定的对立面保存自己，即在商品上作为货币，在货币上作为商品保存自己。这种情况在简单流通中就自在地存在着，但没有表现出来。设定为商品和货币的统一体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这种设定过程本身，是资本的流通。（不过这种流通是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
我们先分析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包含的各种简单规定，以便找出这些规定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同先前的规定之间的内在联系。
［II—19］第一个前提是：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的资本。对立的两极的特点不同。在简单交换价值最初被设定的时候，劳动曾这样被规定：产品对于劳动者来说不是直接的使用价值，不是直接的生存资料。这曾是创造交换价值和交换本身的一般条件。否则，劳动者生产的就只是产品，即他自己的直接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了。不过，这种交换价值是物化在产品中的，这种产品本身对于别人具有使用价值，是别人需要的对象。而工人要向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工人要向他人提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它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外，因此不是现实地存在，而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在。这种使用价值只有在资本的要求下，推动下，才能变成现实，因为没有对象的活动什么也不是，或者最多是一种思想活动，在这里我们不谈它。只要这种使用价值受到资本的推动，它就会变成工人的一定的生产活动；这是工人的用于一定目的的、因而是在一定的形式下表现出来的生命力本身。
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彼此发生这样的关系：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23]，而另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在简单流通中，每一种商品都可以交替地在这一或另一规定上加以考察。在这两种场合下，如果商品作为商品本身出现，它就会作为需要的对象退出流通，从而完全处于经济关系之外。如果商品固定化为交换价值——货币，——它就会竭力取得同一的无形式性，不过这种无形式性处在经济关系之内。无论如何，商品所以在交换价值关系（简单流通）中具有意义，只是因为商品有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的交换价值所以只具有暂时的意义，是因为它扬弃了片面性，——扬弃了只同一定的个人相联系的、从而直接为一定的个人而存在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但不是扬弃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相反，它设定和中介使用价值；使之成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等等。但是，当交换价值本身固定化在货币上的时候，使用价值就只是作为抽象的浑沌与交换价值相对立；并且交换价值正是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实体才重归于自身，并离开了简单交换价值——它的最高的运动就是简单流通，它的最高的完成形态就是货币——的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内部，［商品和货币之间］实际上只存在表面上的区别，纯粹是形式上的区别。货币本身在其最高的固定状态下又是商品，它作为这样的商品与其他商品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它更完善地表现交换价值，但正因为这样，它作为铸币［II—20］丧失了交换价值这个内在的规定，变成了单纯的使用价值，虽然是用于确定商品价格等等的使用价值。两个规定仍然直接重合同样又直接分离。在它们彼此相独立的场合，从肯定的意义来说，即在成为消费品的商品的场合，那么这里的规定不再是经济过程的要素；从否定的意义来说，即在货币的场合，那么这里的规定变成错乱的东西；当然，这种错乱的东西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要素，并且决定着各民族的实际生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24]，不能说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实现自己。所以有这种情形，是因为使用价值不是作为使用价值，不是作为由交换价值本身决定的使用价值而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相反，使用价值本身不是同交换价值发生关系，而只是由于各种使用价值都用它们的共同性——都是劳动时间——作为外在的尺度来计量，所以才成为一定的交换价值。两者的统一还是直接相分离的，两者的区别还是直接统一的。现在应当肯定的是：使用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而生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作为自己的中介。以前我们在货币流通中只看到交换价值的两种不同形式（商品的价格—货币），残者只是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商品—商品），对于后者来说，货币即交换价值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中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真正的关系还不曾出现。因此，商品本身——它的特殊性——还是一个无所谓的、只是偶然的和笼统想象的内容，这种内容处于经济的形式关系之外；或者说，这种经济的形式关系只是一种外表上的形式，一种形式上的规定，而真正的实体处在这种规定的范围之外，并且这种规定同上述实体本身根本不发生关系；因此，如果这种形式规定本身固定在货币上，它就不知不觉地转化成一种无所谓的自然产品，一种金属，在这种金属上，不论是同个人的还是同个人之间的交往的最后联系都消失了。金属本身当然不表现任何社会联系；在金属身上，连铸币的形式也消失了；即金属具有社会意义的最后的生命符号也消失了。
作为关系的一方而与使用价值本身相对立的交换价值，是作为货币与之相对立的，但是这样与之相对立的货币，已经不再是作为货币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资本这个规定上的货币了。与资本或与已设定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或商品，已经不再是与货币相对立时出现的那种商品，即其形式规定性与其内容都是无所谓的、并只表现为任何一种一般实体的那种商品。
第一，它表现为对于资本的使用价值，因而也就是表现为这样一种对象，资本在同这种对象交换时，并不会例如像货币同一定的商品交换时那样，失去自己的价值规定。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我们在货币上已经看到[25]，作为价值而独立化的价值——或者说财富的一般形式——除了量上的变动，除了自身的增大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运动。这种价值按其概念来说，是全部使用价值的总汇；但由于它始終只是一定量的货币（在这里是资本），所以它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因此，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因此，这种价值作为享乐用的财富，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就表现为无限的奢侈，这种奢侈甚至要使享乐达到想象中的无限的程度，竞要吞食凉拌珍珠等等。）所以，对于自己坚持为价值的那个价值来说，增大和保存自己已经合而为一，它能保存自己，只是由于经常地越出自己在量上的界限，而这种界限是同它的形式规定，同它的内在的一般性相矛盾的。
因此，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变大或增大。一定的货币额（而货币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总是只以一定的量存在，总是一定的货币额）（这一点本应在货币章中阐述）对于使货币恰恰不再成为货币的一定消费来说，可能完全够用。但是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就不会是这样了。作为一定量的数额，作为有限的数额，货币只是一般财富的有限的代表，或者说，有限财富的代表，这个财富同这个财富的交换价值一样大小，前者是用后者来确切计量的。因此，货币根本不具有按照它的一般概念所应当具有的那种能力，即购买全部享受、全部商品、全部物质财富实体的能力；它并不是“万物的结晶”106等等。因此，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它自己的生命力只在于此；它只有不断地自行倍增，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
（要在理论上从资本价值的自我保存过渡到它的倍增，就是说，把这种倍增建立在它的基本规定上，而不只是看作偶然现象或只是看作结果，这对于经济学家先生们来说是极端困难的。例如可以看一下施托尔希是怎样用一个副词“其实”130来引进这个基本规定的。固然，经济学家们企图把这一点当作本质的东西引进资本的关系，但是，他们如果不是以粗暴的形式做到这一点，即把资本规定为一种带来利润的东西，这样一来资本的增大本身已经在利润上被确立为特殊的经济形式，那么［II—21］他们也只是偷偷摸摸地、软弱无力地做到这一点。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在以后简略地评论经济学家们为了规定资本的概念而提出的各种论点时再来说明。至于说得不到利润就没有人会使用自己的资本，这种无稽之谈，或者等于十分愚蠢地主张，好样的资本家即使不使用他们的资本也仍然是资本家；或者等于极其庸俗地说，资本的概念已经包含着投资取利的意思。好吧。不过这正是必须加以证明的。）
货币作为货币额，是用它的量来计最的。这种可计量的性质同货币的必然追求无限目的的规定是相矛盾的。这里关于货币所说的一切，更适用于资本，其实，货币在其完成的规定上是在资本中才得以展开的。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即作为有用的东西来同资本本身相对立的，只有那种使资本增大，使资本倍增，从而使资本作为资本保存下去的东西。
第二[26]，资本按其概念来说是货币，但是这种货币不再以简单的金银形式存在，也不再作为与流通相对立的货币存在，而是以一切实体的即各种商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作为资本不是与使用价值相对立，而正是只存在于货币以外的各种使用价值之中。因此，资本的这种实体本身现在都是暂时的实体，它们如果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交换价值；但是，如果它们不被实际使用，它们作为使用价值就会失去自己的价值，会由于自然界的单纯物质变换作用而解体；如果它们被实际使用，它们就越是会消失。从这方面来看，资本的对立面本身不可能是某种特殊的商品；特殊的商品本身不构成资本的对立面，因为资本的实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资本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任何一种商品。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对象化劳动。
〔但是，关于使用价值的这种经济的（社会的）实体，也就是说，关于使用价值的作为内容的即不同于它们的形式（它们作为这种形式就是价值，因为是这种劳动的一定量）的那种经济规定，只有在寻找这一内容的对立面时，才能谈到。至于说到使用价值的自然差别，那么，只要任何这种差别不排斥交换价值的和商品的规定，那任何这种差别也不会妨碍资本扩展到这种使用价值上，用这种使用价值构成自己的躯体。〕
唯一不同于对象化劳动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是还在对象化过程中的、作为主体性的劳动。换句话说，对象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如果劳动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就只能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能性而存在；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因此，能够成为资本的对立面的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即生产劳动。
这个附带说明提前了，以后还需要一步步地加以发挥。劳动作为满足直接需要的单纯劳务，同资本毫无关系，因为资本寻求的不是这种劳动。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不仅砍柴者对他的关系，而且他对砍柴者的关系都是简单交换的关系。砍柴者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一种没有使资本增大反而使资本消费掉的使用价值；而资本家给砍柴者以另一种货币形式的商品作为报酬。劳动者用来直接同他人的货币相交换并且被这些人所消费的一切劳务，都是这样。这是收入的消费，不是资本的消费，而收入本身总是属于简单流通的事情。由于当事人的一方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另一方相对立，这种服务者的工作就不能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从娼妓到教皇，有一大群这样的无赖之徒。不过诚实的和“劳动的”流氓无产阶级也属于这一类；例如在通商口岸等地有大批帮人提东西的零工等等。代表货币的人需要这种服务，只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经他使用便消失了；而零工需要货币。因为提供货币的人要得到商品，而提供商品的人要得到货币，所以他们只是代表简单流通的双方而互相对立。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需要货币，也就是直接需要财富的一般形式的零工，企图靠他的临时共事者的开支来赚钱，而这却使他这位斤斤计较的共事者格外伤心，因为后者现在需要这种劳务，纯粹是由于他的常人的弱点引起的，根本不是他作为资本家所需要的。
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131其他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见解提出的反驳，要么纯属胡说八道（如施托尔希，更卑鄙的是西尼耳，等等132），他们硬说，任何行动总会产生某种结果，这样他们就把自然意义上的产品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混为一谈了；照这样说，小偷也是生产劳动者了，因为他［II—22］间接地生产出刑事法典；（至少这种推论和下面的说法是同样正确的：法官也可以叫作生产劳动者，因为他防止偷盗）。要么就是现代经济学家向资产者大献殷勤，他们要资产者确信，谁要是替他去捉头上的虱子或者抚摸他的下身，那都是生产劳动，因为例如后一动作会使他的笨脑袋瓜第二天在账房里工作起来愉快些。因此，前后一贯的经济学家认为，例如奢侈品作坊的工人是生产工人，而消费这些奢侈品的家伙则被断然地斥责为非生产的浪费者，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是有代表性的。事实是，这些工人就他们增加他们主人的资本来说，的确是生产的；而从他们劳动的物质结果来看，则是非生产的。其实，这个“生产的”工人对他所必须制造的没用东西的关心程度，完全同雇用他的资本家本人一样，资本家对这种废物也是毫不关心的。但是更仔细地来看，事实上生产工人的真正定义是：他是这样的人，对他的需要和要求仅限于使他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最大程度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闲话。题外之言。不过，关于生产的和非生产的问题，还必须回头来更详细地考察。133〕
[19]见本卷第73—88页。——编者注
[20]见本卷第188—190页。——编者注
[21]正如在货币上，交换价值即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一切关系，以物的形式出现一样，在资本上，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即劳动的一切规定，也是以物的形式出现的。
[22]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商品的物质内容”和“商品的内容”上面都加了“实体”一词。——编者注
[23]〔是否应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价值本身是同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些价值的特殊形式相对立的一般东西吗？这在经济学上有意义吗？使用价值在简单交换或单纯交换中也是前提。但是在这里，在双方只是为了相互使用商品而进行交换的地方，使用价值，即内容，商品的自然特性本身，不是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而存在的。相反，商品的形式规定是交换价值。这种形式以外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它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那种关系的内容。但是这种内容本身不会在一个需要和生产的体系中发展起来吗？使用价值本身不会作为经济形式本身的决定因素，加入形式本身吗？例如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在劳动的各种形式中？——农业、工业等——地租？季节对原产品价格的影响？等等。如果只有交换价值本身在经济学中起作用，那么，那些共同使用价值有关的要素后来怎么能加进来呢，例如就像在作为原料等等的资本的场合那样。在李嘉图那里怎么会突然出现土地的自然属性呢？等等。“商品”［Ware］这个词（德文的Güter［财物］［不同于Ware］，也许类似法文的denrée［消费品］不同于marchandise［商品］?）包含着关系。价格表现为商品的纯粹形式规定。这与交换价值是主要规定并不矛盾。但是，使用只由交换决定当然并不会使使用停止：虽然使用的方向当然是由交换决定的。无论如何，在研究价值时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详细的研究，不能像李嘉图那样索性把它抽掉，也不能像庸俗的萨伊那样，只是把“有用性”一词郑重其事地当作前提。在阐述各篇章时，首先并且必定会表明，使用价值在怎样的范围内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和经济的形式规定之外，又在怎样的范围内进入经济学。关于蒲鲁东的胡说八道，见《哲学的贫困》129。无论如何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我们在交换中（在流通中）看到商品——使用价值——表现为价格，它在自己的价格之外是商品，是需要对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两个规定根本不会彼此发生关系，除非特殊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的自然界限，从而同时使货币，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本身以外的货币存在，不过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为这种存在。货币本身是商品，它以某种使用价值为实体。〕
[24]见本卷第216页。——编者注
[25]见本卷第152—153页。——编者注
[26]参看本卷第227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货币流通和货币的三种规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货币流通和货币的三种规定］
货币流通是同方向相反的商品流通相适应的。商品从A转到B的手里，同时货币就从B转到A的手里，如此等等。货币流通像商品流通一样，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不同的点。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货币流通阶段上，即在货币的直接流通阶段上，货币不会从一个中心出发到达圆周的不同点，并且从圆周的一切点回到一个中心，这种情况只有在以银行制度为中介的流通中才会发生。然而这种最初的自然形成的流通，是由大量流通组成的。而真正的流通，只在金银不再是商品的地方才开始发生。在贵金属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不会有这种意义的流通，只有简单的交换，因为这里金银不是充当货币，而是充当商品。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在这里也就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因而是交换手段，就这一点来说，货币是流通工具，流通车轮92，而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本身也流通，进行自己的运动，就这一点来说，货币本身进行某种流通，即货币流通。必须弄明白，这种流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特殊规律决定。早就清楚，如果说货币是商品的流通车轮，那么商品同样是货币的流通车轮。如果说货币使商品流通，那么商品则使货币流通。因此，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相互制约的。
货币流通应从三个方面来考察：（1）运动的形式本身，运动所经历的路线（运动的概念）；（2）流通的货币量；（3）货币完成自身运动的速度，即流通的速度。这种考察只有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才能进行。早就清楚，商品流通的一些因素是完全不以货币流通为转移的，并且相反，这些因素或者直接决定货币流通，或者以下述方式决定货币流通：例如决定商品流通速度的同一些情况，也决定货币流通的速度。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决定这两种流通，而更直接地决定商品流通。
交换者的人数（人口数）：他们在城乡间的分布；商品，产品和各生产因素的绝对量：投入流通的商品的相对数量；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发展有二重意义：它既决定彼此交换者即相互接触者的范围，又决定原料到达生产者手里和产品到达消费者手里的速度；最后，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不同的生产部门如纺纱、织布、染色等等集中起来，从而使一系列中间交换行为成为多余。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最初前提。而货币流通又决定商品流通，就这一点来说，货币流通是我们要加以考察的。
首先必须确定流通的一般概念。
还必须指出，使货币进入流通的，是交换价值，因而也就是价格。因此，在考察商品流通时，不仅要考察商品的数量，同样还要考察商品的价格。交换价值低或价格低而数量大的商品，同价格高一倍但数量小的商品相比，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显然要少。因此，在论述流通概念以前，本应先说明价格的概念。流通就是价格的设定，就是商品转化为价格的运动；就是商品作为价格而实现。货币具有二重规定：（1）作为尺度，或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要素：（2）作为交换手段，流通工具。这两种规定循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发生作用。货币使之流通的商品，不仅在单个人的头脑中，而且在社会的观念中（直接地在买卖过程双方的观念中）已观念地转化为货币。而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和实在地转化为货币决不是由同一些规律决定的。必须研究它们相互间的关系。
（a）［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流通的一个本质的规定，就在于它使交换价值，而且是使规定为价格的交换价值流通。因此，并不是任何一种商品交换，如物物交换、实物贡赋、封建劳役等等，都形成流通。流通首先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商品预先确定为价格；第二，存在的不是个别的交换行为，而是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
［I—35］商品被规定为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按一定比例（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成为其他一切价值（商品）的等价物；但是商品不能直接适应自己的这种规定性。作为交换价值，商品不同于它本身的自然存在。商品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必须有一种中介。因此，在货币中，交换价值作为某种他物同商品相对立。被当作货币的商品才是作为纯交换价值的商品，或者说，作为纯交换价值的商品就是货币。但同时，现在货币存在于商品之外和商品之旁；商品的交换价值，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获得一种不依赖于商品的，在一种特别的材料、特有的商品上独立化的存在。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其他一切商品可以与该商品相交换的量的比例的总体，这种比例由同一劳动时间内所能生产的不等的商品量来决定。现在货币作为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存在于一切商品之旁和一切商品之外。
货币首先是商品为取得作为交换价值的自由存在而必须潜入其中并在其中金银化的一般材料。商品必须翻译成货币，用货币表现出来。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公分母，即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公分母。用货币来表现的，即与货币相等同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当货币成为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独立的东西以后，交换价值就表现在那个作为主体58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货币的规定性上。但是任何交换价值都是某种一定的量，都是量上被规定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本身等于一定量的货币。这种规定性按照一般规律是由实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一个交换价值，例如是一日的产品，表现为一定量的金银，这一定量的金银等于一日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交换价值的一般尺度，现在已成为每个交换价值和它与之相等同的货币之间的尺度。
（金银价值首先由金银出产国的金银生产费用决定。
“在矿产国中，一切价格最终取决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矿工的薪金……是计算其他一切生产者的薪金的标度……在非矿产国中，一切非垄断商品的金价值和银价值，取决于出口一定量劳动的成果所获得的金银，取决于当时的利润率，而在每一个别场合取决于支付的工资额和预付工资的时间。”（西尼耳［关于取得货币的费用以及私人纸币和国家纸币的某些影响的三篇演讲》1830年伦敦版第15、13—14页］）
换句话说，上述价值取决于用一定量的劳动（可出口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从矿产国换得的金银量。货币首先是表现一切交换价值的相等关系的东西：一切交换价值在货币上都是同名的。）
表现在货币规定性上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在价格上，交换价值表现为一定锗的货币。在价格上，货币首先表现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单位；其次表现为各交换价值所包含的一定数目的单位，这样，通过同货币相比较，各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性，量的相互比例就表现出来。因此，货币在这里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尺度；价格则表现为用货币来计量的交换价值。货币是价格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用货币来相互比较，这是自然而然得出的规定。但是在阐述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价格上交换价值同货币相比较。当货币表现为同商品相独立的、相分离的交换价值以后，单个商品，特殊交换价值，现在又同货币相等，即同一定量的货币相等，表现为货币，翻译成货币。由于商品都同货币相等，它们相互之间又发生关系，正如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在概念上已经表明：它们按一定比例互相等同和比较。
特殊的交换价值，商品，都表现在，总括和设定在独立的交换价值即货币的规定性上。这是怎样发生的（即一定量的交换价值同一定量的货币之间的量的比例是怎样发现的），上面已经谈到[9]。但由于货币在商品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商品的价格就表现为交换价值或商品对货币的外在关系；商品不是价格，虽然商品就其社会实体来说是交换价值；这种规定性并不是直接同商品结合在一起，而是以商品同货币相比较为中介；商品是交换价值，但它有价格。交换价值和商品直接合为一体，是商品的直接的规定性，而商品同样又直接和这种规定性相分离，因此一方是商品，另一方（在货币中）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但现在在价格中，商品一方面同货币这种商品之外的存在物发生关系，另方面在观念上它本身又表现为货币，因为货币具有和商品不同的实在性。价格是商品的一个属性，是商品借以被想象为货币的一个规定。价格不再是商品的直接的规定性，而是商品的反思的规定性。［I—36］现在商品作为观念上的货币同实在的货币并存。
货币作为尺度，商品作为价格的这种最初的规定，可以用实在货币和计算货币之间的区别来最简便地加以说明。货币作为尺度，总是充当计算货币，而商品作为价格，始终只是观念地转化为货币。
“卖主对商品估价，买主还价、记账、债务、租金、财产登记等等，总之，一切引起有形支付行为和先于这一行为的情况，椰必须表现为计算货币。实在货币只是为了实现支付，结清〈清算）账目才参与进来……假定我必须支付24利弗尔12苏，那么计算货币就代表24个某种单位和12个另一种单位，而我实际上要支付两种有形的钱币：一种是值24利弗尔的金币，一种是值12苏的银币……实在货币总额在流通的需要上有一个必要的极限。计算货币是观念的尺度，除想象以外没有任何极限。如果只是从财富的交捶价值的观点来考察财富，计算货币可用来表现任何一种财富……例如表现国民财富，国家收入和个人收入；不管价值以何种形式存在，各计算价值都按同一形式确定；因此，在大量的消费品中没有一件消费品不是多次在思想上转化为货币，而同这一数量相比较，现实的货币总额最多＝1∶10。”（加尔涅［《货币史》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72、73、77、78页］）
（这个比例不恰当。1∶几百万才较为确切。然而这根本无法计量。）
因此，如果说货币起初表现交换价值，那么现在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表现在观念上的、实现在头脑中的交换价值，表现一个货币额：一定比例的货币。作为价格，一切商品，在不同形式下都是货币的代表，而先前货币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是一切商品的代表。货币在实际上表现为商品之后，商品就在观念上表现为货币。
现在首先清楚的是，当商品这样观念地转化为货币，或商品表现为价格时，实际存在的货币量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第一，一目了然，商品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同实在的货币量无关，不受它限制。这一过程不需要任何一块货币，正如要用某种尺度（如码）来表现地球赤道的长度，无须实际使用码。例如，如果用货币估价英国的全部国民财富，即把它表现为价格，那谁都知道，全世界的货币也不够用来实现这种价格。这里需要货币只是作为范畴，作为想象的关系。第二，既然货币充当单位，从而商品通过自身包含一定数额的货币可除部分而表现出来，通过货，币来计量，那么，两者之间的尺度就是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生产费用或劳动时间。因此，如果1/3盎司金是1个工作日的产品，而x量商品是3个工作日的产品，那么x量商品＝1盎司金或3镑17先令7便士。在计量货币和商品时，最初的交换价值尺度又重现出来。商品不是表现在3个工作日中，而是表现在作为3个工作日的产品的金量或银量中。实际存在的货币量显然和这种比例无关。
（詹姆斯·穆勒的错误93在于：他忽视了，贵金属的价值和以金属价值计量的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而不是由贵金属的量决定。）
（“商品在交换中互为尺度……但是这种办法要求的是流通中有多少商品就要有多少比较项。如果一种商品只是与一种商品而不是与两种商品相交换，它就不能成为比较项……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比较项……这种比较项可以纯粹是观念的……作为尺度的规定是最初的规定，它比作为抵押品的规定更为重要……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是用银估价一切商品，然而这种贸易是物物交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81，83—84、87、88页］）
“货币用于计量，就像重最用9比较物质的巷，样。用来计算每个物的重饿和价值的两种单位是同—名称的。重量尺度和价值尺度是同名称的……总址具有同—遵域的某种标准，是很容易见到的。就货币来说，问题仍然肚每磅银的价值？它的生产费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寒尔版第2卷第264—265、267、268页」）
（不仅是同名称。金银起初就是用秤称的。例如罗马人的阿司（as）＝1磅铜。）
［I—37］“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的作品中，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不是金银，而是绵羊和公牛……在特洛伊战场上进行物物交换。”（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1卷第109页］）（在中世纪，奴隶也起过同样的作用。（同上［，第351页］））
货币无须实现在它的进一步规定上，就可以表现在尺度和交换价值一般要素的规定上；也就是说，还在它取得金属货币形式以前，就可以这样。在简单的物物交换中，情况就是这样。不过这时的前提是：交换一般说来还很少发生，商品还没有发展成为交换价值，因而也没有发展成为价格。
（“某物要取得一个共同的价格标准，该物的让渡就必须是经常的和人们熟悉的。在简单的社会状态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非工业国中，许多物并没有一定的价格……只有出售才能确定价格，并且只有经常出售才能定出一个标准。生活必需品的经常出售，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关系”等等。）［（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95、396页）］
发达的价格规定的前提是：个人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他的直接产品是交换价值，因此必须通过某种社会过程的中介才能成为他的生活资料。在工业社会的这一基础得到充分发展的状态和家长制状态之间，存在着许多中间阶段，无数的色层。
从（a）点得出：贵金属的生产费用提高，所有商品的价格就降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降低，所有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这是一般规律，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个别情况下会发生变形。
（b）［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如果说交换价值在价格上观念地转化为货币，那么，它在交换中，在买卖中则实在地转化为货币，同货币相交换，然后再作为货币同商品相交换。特殊的交换价值先要同一般的交换价值相交换，然后才能再同特殊的交换价值相交换。商品只有通过这种以货币为中介的中介运动，才能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因此，货币流通的方向同商品流通的方向相反。货币表现为商品交换的中介，表现为交换手段。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流通车轮，流通工具；但是它作为这样的工具同时又有自己的流通——货币流通。商品的价格只有通过商品同实际的货币相交换，或通过商品实际地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
从以上所说可得出如下论点。商品只有事先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即获得价格规定，表现为价格，才能实在地同货币相交换，转化为实际的货币。因此，价格是货币流通的前提，虽然价格的实现表现为货币流通的结果。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格高于或低于商品的平均价值而上涨或下跌的情况，应在论交换价值的一篇中阐述，这些情况在价格实际地实现为货币的过程之前就已经存在，因而一开始就和这个过程完全无关。数字的相互关系，即使我用小数来表达，自然仍旧不变。这不过是换个名称罢了。
要使商品实际进行流通，就要有运输工具，而这是货币无能为力的。如果我用x镑的金额买来1000磅铁，那么铁的所有权就转到我的手里。我的x镑起了交换手段的作用，并且进行了流通，就像所有权证书一样。反之，卖主实现了铁的价格，实现了作为交换价值的铁。但是，要把铁从卖主那里运到我这里来，货币是无能为力的；这需要车辆、马匹、道路等等。商品的实际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上，都不是由货币来实现的。货币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从而把商品要求权转让给买主，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货币使之流通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所有权证书；在这一流通中，当同货币交换时，不管是买还是卖，所实现的也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价格。
因此，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首先是由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价格高低决定的。而这种价格的总额取决于：第一，各单个商品的价格；第二，按一定价格投入流通的商品数量。例如，为「使一夸特小麦按60先令流通，所需要的先令就要比按30先令价格流通时多一倍。如果使500夸特小麦按每夸特60先令流通，那就需要30000先令，而使200夸特小麦流通则只需要12000先令。因此，这取决于商品价格的高低和具有固定价格的商品的量。
第三，但是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仅取决于待实现的价格总额，而且取决于货币流通的速度，即货币完成这种实现业务的速度。如果1塔勒每小时完成每次价格为1塔勒的10次购买，即交换10次，那么它所完成的业务，恰好等于每小时只购买1次的10塔勒所完成的业务。速度是个否定因素；它代替数量；它使一块货币倍增成许多块货币。
有些情况，一方面决定待实现的商品价格量，另一方面决定货币流通速度，这要留到以后来考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价格的高低，并不是由流通中的货币的多少，相反，流通中货币的多少，是由价格的高低造成的；其次，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而是［I—38］流通手段的量取决于流通手段的速度（大量支付时，货币不是计数而是过秤；这可以缩短时间）。
然而，如上所述[10]，货币流通不是从一个中心出发，也不会从圆周的一切点回到一个中心（像在发行银行的场合和部分地像国家货币那样）；而是从无数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的点（这种回流本身和回流经历的时间是偶然的）。因此，流通手段的速度只在一定限度内能够代替流通手段的量。（例如，工厂主和租地农场主向工人支付货币；工人又支付给小贩等等；货币又从小贩那里回到工厂主和租地农场主手里。）不管流通速度怎样，同一货币量只能相继完成一连串的支付。但一定量的支付必须同时完成。流通同时从许多点出发。因此，需要一定的货币量投入流通，它总是处于流通中，是由流通中同时存在的出发点所汇成的总额决定的，并且是由这个总额完成自己的行程（回流）的速度决定的。尽管流通手段的这个量有涨有落，但有一个平均水平；因为持久性的变动只是缓慢进行的，只是在长时期内发生的，并且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会经常由于许多次要的情况而受到阻碍。
（对（a）点的补充）。（“作为货币属性来使用的尺度，是价值的指示器”……可笑的是，有人认为，“既然商品以值若干盎司的金来估价，而该国的金储备减少时，价格就必然下降……作为价值指示器的金的效能，不会因为某一个别国家拥有金量的多少而受影响。即使通过银行的措施能把该国的整个纸币流通和金属货币流通缩减一半，金和商品的相对价值仍会不变”。例子是16世纪从秘鲁输出金以及19世纪金从法国流入英国时的情形。（哈伯德［《通货和国家》1843年伦敦版第44—46页］，［L.］VIII，45）〕94
（“在非洲沿岸，充当价值尺度的既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观念的标准，想象的金属条块57。”（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2卷第326—327页］，［L.］V，15））
在作为尺度的规定上，货币同本身的量无关，或者说货币的现存量是无关紧要的。在作为交换手段，作为流通工具的规定性上，货币的量是经过计量的。货币的这两种规定相互间是否会发生矛盾，这要在以后来考察。
（强制的、非自愿的流通的概念（见斯图亚特95），在这里还没有涉及。）
属于流通的本质的东西是：交换表现为一个过程，表现为买卖的流动的总体。流通的第一个前提是商品本身的流通，是不断从许多方面出发的商品流通。商品流通的条件是：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即不是作为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以交换价值为中介的使用价值来生产。通过转让和让渡并以它们为中介而实行占有，是基本的前提。在流通中即交换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包含着：（1）我的产品只有对别人成为产品，才是产品；也就是说，只有成为被扬弃的个别，成为一般，才是产品；（2）我的产品只有转让，对别人成为产品，对我才是产品；（3）别人只有把他自己的产品转让，我的产品对他才是产品；由此得出（4）生产对于我不是表现为目的本身，而是表现为手段。
流通是这样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普遍转让表现为普遍占有，普遍占有表现为普遍转让。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形成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管来自自觉的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凌驾于他们之上的异己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力。流通由于是社会过程的一种总体，所以它也是第一个这样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不仅像在一块货币或交换价值的场合那样，社会关系表现为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东西，而且社会运动的总体本身也表现为这样的东西。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从作为经济范畴中第一个总体的流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I—39］初看起来，流通表现为恶的无限96过程。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如此反复，无穷无尽。同一过程的这种不断更新，实际上构成流通的一个本质的要素。但仔细地考察一下，流通还呈现出另外的现象：连接在一起或从出发点回到出发点的现象。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这样，商品就换成商品，只不过这种交换是间接的交换。买者又成为卖者，卖者又成为买者。因此，每一方都被设定在二重的和对立的规定中，于是就形成两种规定的生动的统一。
但是，如果像有些经济学家那样，当货币制度的矛盾一旦暴露出来，便突然仅仅抓住最终结果而忽视促成结果的中介过程，抓住统一而忽视区别，抓住肯定而忽视否定，那是完全错误的。商品在流通中换成商品；同样可以说它不是换成商品，因为它换成货币。换句话说，买卖行为表现为彼此无关的、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的两种行为。如果有人说，卖者由于买进货币因而也是买者，买者由于卖出货币因而也是卖者，这恰好忽视了区别，忽视了商品和货币之间的特有区别。
有些经济学家先是再好不过地向我们指明，两种行为合而为一的物物交换是不能满足较发达的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把以货币为中介的物物交换看作直接的物物交换而忽视了这种交易的特有性质。他们先是向我们指明，同商品相区别的货币是需要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断言，货币和商品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求助于这种抽象，是因为在货币的实际发展中所产生的矛盾，同资产阶级常识上的辩护论格格不入，因此必须加以掩盖。既然买和卖这两个流通的本质的要素彼此无关，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合而为一。它们的彼此无关，可以导致一方对一方的固定化和彼此表面上的独立。但是，既然它们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本质的要素，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这时独立形态遭到暴力的破坏，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在外部恢复起来。这样，在货币作为中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只有当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时候，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此外，已经指出，货币在流通中只是实现价格。价格起初表现为商品的观念的规定；而同商品相交换的货币则是商品的已经实现的价格，商品的实际价格。因此，价格观念地存在于商品上，同样又存在于商品之外，独立于商品之旁。如果商品不能实现为货币，它就不再具有流通能力，它的价格就只是幻想；正像起初转化为交换价值的产品，如果不在实际上被交换出去，就不成其为产品。（这里不谈价格的涨落。）
从（a）点看来，价格表现为商品上的规定；但从（b）点看来，货币表现为商品之外的价格。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对商品的需求，而是那种由货币体现的需求。因此，如果商品的价格不能实现，如果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那么商品就会丧失价值，丧失价格。一旦这种变为货币的特有的转化成为必要，就不得不牺牲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交换价值。因此，例如布阿吉尔贝尔抱怨说，货币是万物的刽子手，是把一切都当作供自己享用的祭品的摩洛赫，是商品的暴君。97在君主专制确立的时期，一切赋税都变成货币税，货币事实上表现为把实在财富当作供自己享用的祭品的摩洛赫。每次货币恐慌时，货币也表现为这样的情况。布阿吉尔贝尔说，货币从商业的奴仆变成商业的暴君。而事实上，这种在同货币的交换中表现出来的情况，即货币不再代表商品，而是商品代表货币，这在价格规定中已经自在地存在了。从封建时代向现代过渡的时期的不少著作家们，抱怨用货币进行的贸易是不正当的贸易，后来有些社会主义者也是这样。
（α）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有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在直接为生存而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并不是任何物品都能同任何物品相交换，一定的活动只能［I—40］同一定的产品相交换。产品越是特殊化，越是多样化，越是不能強立，就越需要有一种一般交换手段。起初，劳动产品或劳动本身就是一般交换手段。但是，产品越是特殊化，它就越不能成为一般交换手段。多少有些发展的分工的前提就是：每个人的需要是相当多方面的，而他的产品是颇为片面的。交换的需要和直接的交换手段彼此是按反比例发展的。因此，必须有一般交换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产品和一定劳动必须换成交换能力。物的交换价值，无非是它充当交换手段的能力在量上的特定表现。在货币上，交换手段本身成为物，或者说物的交换价值在物以外获得独立存在。因为商品在货币面前只是力量有限的交换手段，所以它在货币面前可以不再是交换手段。
（β）交换分为买和卖，这种分离使我可以只买不卖（囤积商品），或者只卖不买（积累货币）。这种分离使投机成为可能。它使交换成为一种特殊行业，就是说，它造成商人阶层。这种分离使商品在最终完成交换之前可能经过许多交易，使许多人有可能利用这种分离来牟利。它使许多虚假的交易成为可能。有时，看起来本质上分离的行为，却是本质上属于一个整体的东西；有时，被认为本质上属于一个整体的行为，其实是本质上分离的东西。当买和卖确定不移地表现为本质上不同的行为的时候，就发生一切商品的普遍跌价。当货币明显地表现为只是交换的手段的时候，就发生货币贬值。价格普遍下跌或者普遍上涨。
随着货币的产生也产生了绝对分工的可能性，因为劳动不依赖于该劳动的特有产品，不依赖于劳动产品对于该劳动的直接的使用价值。
投机时期的价格普遍上涨，不能认为是由商品的交换价值或商品的生产费用普遍提高引起的；因为，如果金的交换价值或生产费用随着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生产费用同样提高，那么用货币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商品的价格就不变。同样，这也不能认为是由金的生产价格98的下跌引起的。（这里还没有谈到信用问题。）但是，货币不仅是一般商品，而且也是特殊商品，作为特殊商品，它受供求规律支配，因此，对于同货币相对立的种种特殊商品的普遍需求，必然使货币跌价。
我们知道，货币的性质就在于，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普遍化，来解决这些矛盾。特殊交换手段是否能换取某种特殊交换手段，这是偶然的事情；但是现在商品必须同一般交换手段相交换，而商品的特殊性同这种一般交换手段则陷入更大的矛盾之中。为了保证商品的交换能力，交换能力本身便作为某种独立的商品同商品相对立。（货币由手段变成目的。）从前问题在于：特殊商品是否会遇到特殊商品。可是货币却把交换行为本身分解成两个彼此无关的行为。
（在进一步说明流通，它的强弱等等问题以前，特别是在说明关于流通货币量和价格的争论点以前，必须在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上来考察货币。）
流通的一个要素是：商品通过货币同商品交换。但同样还有另一个要素：不仅商品换货币，货币换商品，而且货币换商品，商品换货币；就是说，货币以商品为中介间自身发生关系，表现为在自身流通中自己和自己结合的统一体。这样，货币不再表现为流通的手段，而表现为流通的目的（如在商人阶层那里）（总之在商业中）。如果不仅把流通看作不断的交替，而且看作它本身所完成的循环，那么这种循环就表现为二重的东西：“商品—货币—货币—商品”；另一方面是“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就是说，如果我可以为买而卖，那么我同样可以为卖而买。在第一种情况下，货币只是获得商品的手段，商品是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商品只是获得货币的手段，货币是目的。只要把流通的各个要素综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作为纯粹的流通来考察，不论我抓住哪一点来把它确定为出发点，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流通中的商品和流通中的货币之间毕竟存在特有的区别。商品只要最终从流通中被抽出，不论在生产行为中被消费或［I—41］在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个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自己最后的使命。相反，货币的使命是要留在流通中充当流通车轮；充当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
当然，上述第二种规定像第一种规定一样在流通中也是存在的。但有人会说，商品同商品交换是有意义的，因为商品作为价格虽然是等价物，但在质上是不同的，所以商品交换归根到底是满足质上不同的需要。相反，货币同货币交换就毫无意义，除非量上出现差额，即以较少的货币换取较多的货币，贱买而贵卖，至于利润的范畴，我们还没有涉及。这样，我们在分析流通时所得出的“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一结果，便仿佛只是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抽象，这就有点像人们想把生命的循环描绘成“死—生—死”一样；尽管在后一种场合毕竟不能否认，个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是自然过程的要素，正如元素的东西不断个体化是自然过程的要素一样。在流通行为中，商品不断货币化，货币不断转化为商品，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为卖而买的现实过程中，动机当然是从中获取利润，最终目的是以商品为中介用较少的货币换取较多的货币，因为货币和货币之间没有质的区别（这里既不涉及特殊金属货币也不涉及各特种铸币）。然而不能否认，这种交易可能落空，这样，货币对货币的没有量的差额的交换，甚至在现实中也是经常发生，因而是能够发生的。但是，这个作为贸易基础的、因而就广度来说构成流通的主要现象的过程，一般说来要成为可能，“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一循环就必须被看作流通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同货币表现为商品的单纯交换手段，表现为中项，表现为推论中的小前提的那种形式，有独特的区别。这种循环，除了在贸易中具有量的规定性外，必须按照它的纯粹质的形式，按照它的特有的运动，把它区别出来。
其次：上述循环已经意味着：货币既不是仅仅充当尺度也不是仅仅充当交换手段，又不是仅仅充当这两者，货币还有第三种规定。货币在这里首先表现为目的本身，商品交易和交换只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其次，循环在这里以货币结束，因此货币就跨出循环之外，正像商品通过货币同自己的等价物相交换而被抛出流通一样。货币只要仅仅被规定为流通的代表，就始终留在货币循环中，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这里表明，货币除充当这种流通工具以外，还是一种别的东西，它在流通之外还有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且在这种新的规定上它也可以从流通中被抽出，正像商品从流通中不断地被最终抽出一样。因此，我们必须从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上来考察货币。货币在这个规定上包含了前两种规定，就是说，既包含充当尺度的规定，又包含充当一般交换手段并从而实现商品价格的规定。
（c）货币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积累；在此之前货币还作为缔结契约的一般材料等等）
循环的性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因此，G—W—W—G这一形式规定也和另一个表现为最初的形式规定的W—G—G—W同样正确。困难在于：末端的商品在质上是不同的，末端的货币却不是这样。货币只能在量上不同。
货币如果作为尺度来考察，那么，它的物质实体具有本质意义，虽然它的现实存在，确切些说它的量，即充当单位的那份金或银的数目，对于这一规定上的货币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而且货币在这里一般只是充当想象的、不存在的单位。在这种规定上，货币是作为单位，而不是作为数目而必须现实存在。如果我说1磅棉花值8便士，我就是说1磅棉花等于1/116盎司金（1盎司金值3镑17先令7便士）（931便士）。于是，这同时就反映了1磅棉花作为一切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反映了1磅棉花作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物的规定性，其他这些商品由于都同1盎司金相比较而总是按某种比例包含1盎司金。［I—42］1磅棉花中包含的金量通过1磅棉花同金的比例来确定，这两者的这个最初的比例，是由实现在两者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即由交换价值的现实的共同实体的量决定的。这一点应以关于交换价值本身那一章99中的论述为前提。
发现这种等式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困难。例如，在直接生产金的劳动中，一定量的金直接表现为例如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竞争加以必要的修正之后，使其他的工作日和这一工作日相等——直接地或者是间接地。总而言之，在金的直接生产中，一定量的金直接表现为一定劳动时间的产品，因而表现为一定劳动时间的价值，表现为一定劳动时间的等价物。因此，只要确定实现在不同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并使它和直接生产金的劳动时间相等，就能说出一定商品中包含多少金。
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但是，只要商品作为价格的存在已经成为前提，——这种前提本身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新价格的规定就很简单，因为生产费用的要素本身已经以价格的形式存在，只要把它们加在—起就行了。（经常的让渡，出售，经常的出售，斯图亚特[11]。为了使价格取得一定的经常性，具有连续性，这一切的确都是必需的。）
而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一点是：从金必然被确定为计量单位来说，它同各种商品的关系就像一切其他商品之间的关系一样，是通过以物易物，即直接的物物交换确定的。不过，在物物交换中，产品只自在地是交换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最初表现形式，不过产品还没有设定为交换价值。首先，这一规定［交换价值］并没有遍及整个生产，而只是涉及到生产的多余部分，因此它本身或多或少是多余的（正像交换本身那样）；它涉及到满足范围，享受范围的偶然扩大（和新的客体有关）。因此，交换只是在少数地方发生（最初在原始共同体的尽头，在它们与外人的接触中），限制在小范围内，对生产来说是一种暂时的、附带的现象；它的消失和它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偶然用自己产品的剩余来交换外人产品的剩余，这种物物交换只是产品作为一般交换价值的最初表现，是由偶然的需要、欲望等等决定的。但是，如果这种物物交换继续下去，成为一种自身包含着自己不断更新的手段的连续行为，那么就会渐渐地，同样是外在地和偶然地出现通过调节柏互的生产来调节相互的交换的情况，而最终全部归结为劳动时间的那些生产费用，就会成为交换尺度。这就告诉我们，交换和商品的交换价值是怎样产生的。
不过，一种关系最初出现时的环境，无论如何既没有在纯粹性上，也没有在完整性上向我们表明这种关系。被设定为交换价值的产品，本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一般的关系，不是对一种商品的关系，而是对一切商品的关系，对一切可能的产品的关系。因此，它表现一种一般的关系；这种产品把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从这个意义来说，它在它的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比例上，是一切其他产品的等价物。交换价值是以社会劳动作为一切产品的实体为前提的，而完全撇开产品的自然性质。不跟某种东西发生关系，便不能表示任何关系，不跟某种一般的东西发生关系，便不能表示一般的关系。因为劳动是运动，所以时间是它的自然尺度。最原始的物物交换形式是以劳动作为商品实体和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尺度为前提的；以后，只要这种交换成为经常的和连续的，在自身中包含自己更新的相互条件的时候，这一点就显露出来。
商品只有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从而表现为一种关系的时候，才是交换价值。1舍费耳小麦值若干舍费耳黑麦；在这种情况下，从小麦表现在黑麦上而言，小麦是交换价值，从黑麦表现在小麦上而言，黑麦是交换价值。如果二者之一只同自身发生关系，它就不是交换价值。现在，在货币作为尺度出现的关系中，货币本身不是表现为一种关系，不是表现为交换价值，而是表现为某种物质的自然量，表现为金或银的自然重量。总之，表现另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商品，根本不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表现为关系，而是表现为其自然属性的一定量。如果1舍费耳小麦值3舍费耳黑麦，那么，表现为价值的，只是1舍费耳小麦，而不是1舍费耳黑麦。诚然，1舍费耳黑麦也自在地表现为价值，就是说1舍费耳黑麦＝1/3舍费耳小麦；但是，这一点并没有［I—43］表现出来，而只是第二种关系，当然，它直接包含在第一种关系中。如果一种商品通过另一种商品表现出来，那么它就被看作是一种关系，而另一种商品则被看作是一定物质的单纯的量。3舍费耳黑麦本身不是价值，而是充满一定空间的、可以用容量单位计量的黑麦。
作为尺度，作为计量其他商品交换价值的单位的货币，也是这样。货币是货币得到表现的那种自然实体即金银等等的一定重量。如果1舍费耳小麦具有77先令7便士的价格，那么它就表现为与之相等的另一种东西，表现为1盎司金，表现为关系，表现为交换价值。但是，1盎司金本身不是交换价值，并不表现为交换价值，而是表现为它自身的、它的自然实体的即金的一定量。如果1舍费耳小麦具有77先令7便士或1盎司金的价格，那么这可能是较大或较小的价值，因为1盎司金的价值随着生产金所需要的劳动量而相应提高或降低。但是，这一点对于小麦的价格规定本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的价格77先令7便士准确地表现出它成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物所依据的比例，即它能够据以购买一切其他商品的比例。不管1夸特小麦值77先令或是值1780先令，这种价格规定的规定性，完全超出了价格规定的范围，即超出了把小麦设定为价格的范围。不管1夸特小麦值100先令还是1先令，它总有一个价格。价格只是用一切商品共有的单位来表现小麦的交换价值；因此，前提条件是：这一交换价值已经由其他关系调节。
当然，1夸特小麦具有1盎司金的价格这一事实——因为金和小麦，作为自然物相互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作为自然物不能互为尺度，它们彼此毫不相干——是通过以下的途径发现的：1盎司金本身又和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发生关系，于是，小麦和金两者都同一个第三者——劳动发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等同；于是，两者作为交换价值互相比较。但是，这一点只是告诉我们，小麦的价格即它与之相等的金量是怎样求得的。在货币表现为小麦价格的这种关系本身中，货币本身又不是被看作一种关系，不是被看作交换价值，而是被看作自然物质的一定量。
在交换价值中，商品（产品）被看作是和它们的社会实体即和劳动发生的关系；但是，作为价格，它们依照其他产品的自然属性而表现在这些产品的量上。自然可以说，货币的价格也表现在1夸特小麦，3夸特黑麦和价格为1盎司金的不同商品的种种其他量上。不过，这样一来，为了表现货币的价格，就必须罗列一大串和1盎司金相等的每一种商品的量。于是，用货币本身来表现价格的商品有多少，货币的价格便有多少。价格的主要规定——统一性也就会不存在了。没有一种商品会表现货币的价格，因为没有一种商品会表现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会表现货币的一般交换价值。但是，价格的特点是：交换价值本身必须表现在它的一般性上，同时又必须表现在一定的商品上。不过，甚至这一点也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货币表现为反映、计量一切商品价格的物质，那么货币本身便被看作是金银等等的一定量；总之，被看作是货币的自然物质的一定量；仅仅被看作是一定物质的单纯的量，而它本身不被看作是交换价值，不被看作是一种关系。同样，把另一种商品作为价格来表现的每一种商品，本身都不是被设定为交换价值，而是被设定为它本身的单纯的量。
在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单位，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即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比较标准的规定中，货币的自然物质金银具有本质意义，因为货币作为商品的价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定重量的金银；例如磅和磅以下的单位；所以货币起初表现为磅，aesgrave［1磅铜］100。正是这一点把价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而我们已经看到，交换价值必然导致价格规定。因此，有些人想使劳动时间本身成为货币，也就是既想确定又不想确定价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这是荒谬的。
因此，作为尺度，作为价格规定的要素，作为交换价值的计量单位，货币呈现出这样的现象：（1）1盎司金对任何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旦确定，货币只是作为想象的单位才是需要的；它的实际存在是多余的，而它的现实存在量更是多余的；作为指示器（价值的指示器），它在一个国家中的数额是无关紧要的；它只是作为计算单位才是需要的；（2）因此，货币只需要在观念上存在，并且实际上，作为商品的价格，货币只是观念地在商品上表现出来，同时，货币又作为它借以表现自身的那一自然实体的单纯的量，作为金银等的一定的、被采用为单位的重量而充当比较标准，单位，尺度。交换价值（商品）在想象中转化为金或银的一定重量，并且在观念上与金等等的这一想象的量相等；被当作这个量的表现。
［I—44］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考察货币的第二种规定，即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和价格的实现者的规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货币在这里必须存在一定的量；确定为单位的金或银的重量必须有一定的数目，才能适合这一规定。如果一方面已知待实现的价格总额，即由一定的商品的价格和该商品的数量的乘积所决定的价格总额，另一方面已知货币流通的速度，那就需要一定量的流通手段。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流通所表现的最初的形式，直接的形式，即W—G—G—W这一形式，那么，在这一形式中，货币表现为纯粹的交换手段。商品和商品相交换，货币只是表现为交换的手段。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实现为货币，是为了用货币去实现第二种商品的价格，并且用这种方法使第一种商品换得第二种商品。在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实现以后，现在以货币的形式取得了它的价格的人，其目的不是为了取得第二种商品的价格，而是支付它的价格以便取得它。因此，归根到底货币只是帮助他用第一种商品交换第二种商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货币没有其他目的。卖出自己商品而换得货币的人，想要再购买商品，而把商品卖给他的那个人也需要货币来购买商品，如此等等。
现在，在充当纯粹流通手段的这一规定上，货币本身的使命只在于通过事先确定自身的量，自身的数目来实现这一流通。货币本身作为单位在商品中被包含的倍数，预先已在商品的价格中决定，而作为流通工具，货币只表现为这一预先决定的单位的数目。既然货币实现商品的价格，商品便和它的实在的等价物金银相交换；它的交换价值实际上是表现在作为另一种商品的货币上；但是，既然这一过程的进行仅仅是为了使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从而用第一种商品交换第二种商品，那么，货币就仅仅在一瞬间出现，而且货币的实体仅仅在于它不断地表现为这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表现为这一中介行为的承担者。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货币要能够起这种性质的作用，对它来说唯一本质的规定性就是货币在流通中的量或数量的规定性。（因为货币数量也由速度决定，所以在这里不需要单独加以说明。）就货币实现价格来说，它作为金银的物质存在是本质性的；但是，因为这种实现只是转瞬即逝的，并且要自我扬弃，它的物质存在就无关紧要了。问题似乎是商品和作为特殊商品的金银相交换，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当金银又和商品交换，于是商品和商品交换，从而这一过程完结时，这种假象便消失了。因此，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金银，或作为金银的流通手段，对货币作为特殊自然商品的性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假定流通中的商品的总价格＝10000塔勒。其尺度为1塔勒，等于x重量的银。假定要使这些商品在6小时内完成流通需要100塔勒，即每1塔勒在6小时内支付100塔勒的价格。这时具有本质意义的是，现有100个塔勒，即用来计量商品价格总额的金属单位的现有数目为100；100个这样的单位。这些单位由银构成，这对过程本身并不重要。这一点已经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出来：虽然1塔勒在每一一定的交换中只代表1塔勒银的重量，但是在流通的循环中1塔勒代表的银量却等于它实际包含的100倍。
因此，如果整个地来观察这一流通，那么，1塔勒代表100塔勒，等于它实际包含的银重量的100倍。它实际上只是100塔勒中所包含的银重量的符号。它所实现的价格等于它作为银量来考察时所实际实现的价格的100倍。
假定1镑例如等于1/3盎司金（它并不包含这么多金）。如果商品的价格1镑得到支付，也就是说，它的价格1镑得到实现，它和1镑相交换，那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1镑实际包含着1/3盎司金。假如这是用某种非贵金属铸成的伪造的镑，只在表面上是1镑，那么实际上商品的价格并未实现；为了实现这一价格，商品就必须用等于1/3盎司金的非贵金属来支付。
由此可见，就这种分离的流通环节来考察，具有本质意义的是，货币单位现实地代表一定量的金银。但是，如果我们把流通看成是一个整体，把流通看成是联结在一起的过程；W—G—G—W，那么，情况就不同了。在第一种情况下，价格的实现似乎只是表面上的：商品的价格似乎只有一部分实现。商品中在观念上设定的价格，似乎在实际上没有设定。在观念上设定为同若干重量的金相等的商品，似乎在现实的交换中并没有换回那样多重量的金。但是，如果伪造的镑被当成真的镑流通，那么，在整个的流通中，它所起的作用就完全像它是真的一样。如果价格1镑的商品A同伪造的1镑相交换，而这伪造的1镑又和价格1镑的商品B相交换，那么，这一伪造的镑所起的作用就完全像它［I—45］是真的一样。
因此，如果所考察的不是用真正的镑来实现价格这一环节，而是考察整个过程，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镑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并且价格的实现只是一种假象，是转瞬即逝的中介过程，那么，真正的镑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在这里，金镑只是用来使商品A同具有同一价格的商品B相交换。在这里，真正实现商品A的价格的是商品B，而真正实现商品B的价格的是商品A或C或D，这一点对于这种关系的形式来说，意义是一样的，对于这种关系来说，商品的特殊内容完全无关紧要。价格相等的商品相互交换。不是商品A直接和商品B相交换，而是商品A的价格和商品B交换，商品B的价格和商品A交换。
由此可见，对商品来说，货币只是表现它的价格。商品按照它们的价格相互交换。商品的价格本身在商品上观念地表明，商品是金或银即体现货币的材料的一定自然单位（重量）的数目。在货币上，或在已经实现的商品价格上，现在和商品相对立而出现的，是这种单位的一个现实数目。但是，只要价格的实现不是最后的行为，并且不是要取得作为价格的商品价格，而是要取得作为另一商品价格的价格，那么货币的材料，例如金或银，便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流通工具，作为交换手段，货币成为主体，而体现货币的自然材料则表现为一种偶然的东西，其意义消失在交换行为本身之中；因为和货币相交换的商品最后不是实现在这种材料中，而是实现在另一商品的材料中。这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在流通中（1）货币实现价格，（2）所有权证书在流通，除了这两个方面以外，（3）还有一个方面：不能直接发生的事情靠流通作中介而发生了，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任何一种其他商品上。假如1码麻布值2先令，而1磅糖值1先令，那么，1码麻布就以2先令为中介而实现在2磅糖上，因此，糖转化为麻布的交换价值的材料，转化为麻布的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材料。
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就它在川流不息的流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看，它不是价格尺度，因为作为价格尺度，它已经表现在价格本身中；它也不是实现价格的手段，因为作为实现价格的手段，货币虽然存在于流通的一个环节中，却消失在流通环节的总体中；货币对一切商品来说仅仅是价格的代表，仅仅充当商品按照相等的价格进行交换的手段。货币和某一种商品相交换，因为它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一般代表，而作为这种代表，它是具有相等的交换价值的每一其他商品的代表，是一般代表，作为这种代表，它处在流通本身中。货币对一切其他商品来说，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或者对一个商品来说，代表一切商品的价格。在这种关系中，货币不仅是商品价格的代表，而且是货币本身的符号；也就是说，在流通行为本身中，货币的材料金和银是无关紧要的。
货币是价格；货币是一定量的金或银；但是，由于价格的这种实在性在这里只是转瞬即逝的，注定要不断地消失，不断地被扬弃，不能看作是最终的实现，而总是只能看作是中间的、起中介作用的实现；甴于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价格的实现，而在于一个特殊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另一个商品的材料来实现，所以货币本身的材料是无关紧要的，货币作为价格的实现是转瞬即逝的，因为这一实现本身是转瞬即逝的；由于货币处在这种不断的运动中，所以它只是交换价值的代表，而这一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实际的交换价值不断地替代这个代表，不断地和这个代表换位，不断地和这个代表相交换，才成为实际的交换价值。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实在性并不在于它是价格，而在于它代表价格，它是价格的代表；是以物的形式存在的价格的代表，闲而也就是货币本身的代表，并且作为这种代表，它又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代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实现商品的价格，只是为了把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作为这一个商品的单位的另一个商品上，为了在另一个商品上实现这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使另一个商品成为这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材料。
因此，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是这种物质符号；货币一旦脱离流通，便又成为已实现的价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货币单位的这一物质符号的量，这一符号的数目就具有本质意义。因此，在货币表现为与商品相对立的存在物的流通中，货币的物质实体，货币作为一定量的金和银的那种基质是无关紧要的，相反，货币的数目却具有本质意义，因为货币只是这种单位的一定数目的一种符号。而在货币作为尺度的规定上，货币只存在于观念之中，它的物质基质具有本质意义，但是它的量，甚至它的存在却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当作为金银的货币只是流通手段，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I—46］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其他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因为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是象征性的。
根据货币作为尺度，作为价格的实现和作为单纯交换手段这几种相互矛盾的规定，可以说明在别的情况下无法说明的现象：当金属货币金银用掺进便宜金属的办法来伪造时，货币便贬值，价格便上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价格尺度不再是比如说1盎司金的生产费用，而是掺入2/3的铜等等的1盎司的生产费用（如果伪造铸币只在于伪造或改变贵金属重量的可除部分的名称，例如把1盎司的1/8叫作1索维林，那就是让尺度完全照旧不变而只改变它的名称。如果过去1/4盎司叫作1索维林，而现在1/8盎司叫作1索维林，那么1索维林的价格只表现1/8盎司金，因此，要表现过去1索维林所表现的价格，现在需要（大约）2索维林）；或者说，在只是伪造贵金属可除部分的名称的情况下，尺度照旧不变，但每一可除部分却用以前两倍的法郎等等来表示；另一方面，当货币的基质即金银完全取消，而用印有一定量的实在货币的符合的纸币来代替时，这些纸币在流通所需要的数量以内，会按十足的金银价值进行流通。在第一种情况下，是因为流通手段同时既是作为尺度的货币的材料，又是价格作为最后价格借以实现的材料，在第二种情况下，是因为货币只具有充当流通手段的规定。
下面是把货币的相互矛盾的规定笨拙地混淆起来的例子：
“价格正是由用来进行购买的现有的货币量决定的。世界上全部商品卖得的货币不可能超过世界上现有的全部货币。”（引自伦敦《每周快讯》［1857年］11月8日）
第一，价格规定和实际的出售毫无关系；在价格规定中，货币只是尺度。第二，如果每一块货币流通1000次，全部（处在流通中的）商品卖得的货币就能等于世界上现有货币的1000倍。
因为在流通中待实现的价格总额随商品的价格和投入流通的商品数量而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处在流通中的流通手段的速度也是由不以流通手段本身为转移的那些情况决定的，所以流通手段的量必须能够变化，能够扩大和缩小——流通的收缩和膨胀。
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可以说它不再是商品（特殊商品），因为货币的材料是无关紧要的，货币只是满足交换本身的需要，而不再满足任何其他的直接需要：金银—旦作为货币流通，它们就不再是商品。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货币只是商品（一般商品），是具有商品的纯粹形式的商品，它的自然特殊性无关紧要，因而一切直接需要也无关紧要，它和一定的需要本身没有天然的联系。货币主义的拥护者，甚至一部分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例如见费咀埃的著作第2页101）坚持第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家坚持第二方面；例如萨伊说，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是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102……
作为交换手段，货币表现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必要的中介。在发达的货币制度下，生产只是为了交换，或者生产只是由于交换。因此，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有通过中介才取得共同性的私人劳动。
至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是生产的还是非生产的，这一问题同样也很容易地解决了。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非生产的103。可是例如费里埃却说：
“货币创造价值，因为没有货币，价值就不能存在。”［（费里埃《论政府同贸易的相互关系》第52页）］不仅应当考察“作为金属的货币的价值，而且同样要考察作为货币的货币属性”［（同上，第18页）］。
亚·斯密是正确的，因为货币不是任何特殊生产部门的工具；费里埃是正确的，［I—47］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要素之一，就在于产品和生产因素被纳入货币的规定，而这种规定是以不同于产品的货币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
只要W—G—G—W分解为两个环节，那么，虽然商品的价格是前提条件（而这一点构成主要区别），流通仍会分成两个直接的物物交换行为。W—G：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另一种特殊商品即货币的材料上，而货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商品上；在G—W中，情况也是一样。从这方面来看，亚·斯密说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只是物物交换的更复杂的形式104，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考察整个过程，而不是把商品实现在货币下和货币实现在商品上看作两个没有关系的行为，那么，亚·斯密的论敌的说法是正确的，他们说，斯密误解了货币的性质，他们说，货币流通排挤掉了物物交换；这只是由于用货币来对分工产生的“算术除法”进行结算。这些“算术数字”正像尺度那样不需要用金银制成。（见索利［《目前的困难及其和货币理论的关系》1830年伦敦版第5—6页］，［L．III，］20）。
商品从贸易品变成消费品，进入消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不是这样，只要它具有流通手段的规定，它不会在任何一点上中止其为商品。
现在，我们来谈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它是流通的第二种形式G—W—W—G的直接的产物。
在这种形式中，货币不是仅仅表现为手段，也不是表现为尺度，而是表现为目的本身，因而就像一旦完成自己的循环并从贸易品变成消费品的一定商品一样，离开了流通。
还必须预先指出，一旦货币作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内在关系这种规定而成为前提，那么也可以从某些个别方面去论证作为生产工具的货币的作用。
“金银的用处在于它们代替劳动。”（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1808年巴黎版第140页］，［B.］11）
“没有货币，人们必须先进行大量的物物交换才能在交换中获得所希求的对象。此外，人们还必须在每一次特殊的交换中考察商品的相对价值。货币作为交换工具（贸易工具），避免了前者；作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和代表，避免了后者。”（同上，［第142、140、144页］）
相反的主张认为，货币是非生产的[12]，这种主张只不过是说，除了货币作为尺度、流通工具和价值代表而具有生产性这一规定性之外，货币便是非生产的，只不过是说，只有在货币的量是实现这些规定所需要的量的范围内，货币的量才是生产的。一旦所使用的货币超出实现货币的这些生产规定的需要，货币就不仅成为非生产的，而且成为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是一个真理，这一真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生产工具或交换工具，适用于机器和运输工具。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现存的实际财富，那就错了，因为用货币同样可以交换和购买劳动，也就是生产活动本身，潜在的财富。
充分发展的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以前两种规定为前提，并且是它们的统一。因此，货币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它离开了流通。作为特殊商品，货币能够从货币形式变为奢侈品、金银饰品的形式（当美术工艺十分简单的时候，例如，在英国古代，银币变为银器，银器变为银币，是经常发生的。见泰勒的著作105）；或者，它能够作为货币积累起来，因而成为贮藏货币。既然独立存在的货币从流通中产生，这种独立存在的货币本身就表现为流通的结果；货币通过流通而和自己结合起来。在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作为单纯交换手段的货币被否定了。但是，在历史上，货币在表现为交换手段以前，就可以充当尺度；货币在充当尺度以前，就可以表现为交换手段，——在后一场合，货币只是作为人们喜爱的商品[13]而存在，一因此，在历史上，货币在取得前两种规定以前，也可以表现在第三种规定上。但是，只有当金银已经存在于前两种规定中的一种规定上，它们才能作为货币积累起来，只有当货币在前两种规定上已经发展，它才能以发展的形式出现在第三种规定上。否则，它的积累就只是金银的积累，而不是货币的积累了。
［I—48］（可以举出罗马共和国早期积累铜币的情况，作为特别有趣的例子。）
既然货币作为财富的普遍物质代表是从流通中产生，作为这样的代表本身是流通的产物，——这种流通同时是更高层次的交换和一种特殊的交换形式，——因此，货币在这第三种规定上也和流通发生关系；货币同流通相对立而独立存在，但它的这种独立性不过是流通自身的过程。货币既从流通中来，又进入流通。如果不和流通发生任何关系，那它就不是货币，而是单纯的自然物——金和银。在这种规定上，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货币的独立性本身，不是同流通的关系的终止，而是同流通的否定的关系。这正是作为G—W—W—G的结果的独立性的特点。
在作为资本的货币上，货币本身就包含着：（1）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2）因此，货币的独立性本身只是否定的关系，但始终是同流通的关系；（3）货币本身表现为生产工具，因为流通已不再表现为流通的最初的简单性，即量的交换，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即实在的物质变换。于是，货币本身就被规定为这种生产过程的特殊要素。在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简单的价格规定即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化为某种共同单位，而且还在于创造交换价值，因而也创造价格的规定性。不仅在于单纯地设定形式，而且还在于设定内容。因此，如果说在简单流通中，只要流通一般地表现为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货币一般来说也就表现为生产的，那么这一规定仅仅对我们来说是设定了，但还没有设定在货币上。（4）因此，作为资本，货币也表现为以流通为中介而发生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利息和资本的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还不去谈这些规定，而只是从货币的第三种关系上，把货币作为从流通中来的，其实也就是从它的前两种规定中来的独立物加以考察。
（“货币的增加，只是计算手段的增加。”（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1838年布鲁塞尔版第2卷第278页］）
这种说法，只有在货币被规定为单纯的交换手段时，才是正确的。就货币的另一属性来说，货币的增加也是支付手段的增加。）
“贸易把影子和肉体分开了，造成了分別占有它们的可能性。”（西斯蒙第［，同上，第300页］）
因此，货币现在是一般形式上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这样的交换价值，货币总是表现为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的确，货币具有一种特殊的物体或实体，即金和银，而且正是这一点赋予货币以独立性，因为只是附在另一物上，作为另一物的规定或关系而存在的东西，是不独立的。另—方面，货币在这种物体的独立性上，作为金银，不仅在另一种商品面前代表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而且在一切商品面前代表交换价值；它本身一方面具有一种实体，而它在自己作为金和银的特殊存在中同时又表现为其他商品的一般交换价值。一方拥有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货币，另一方是作为同样多交换价值的特殊实体的各种商品，因此，交换价值通过交换可以转化为任何一种这样的实体，而它对这些实体的规定性和特殊性是无所谓和不在乎的。因此，商品只是一些偶然的存在物。货币是“万物的结晶”106，在货币上，商品的特殊性质消失了；一般财富作为精练的概括而同财富在商品世界中的扩散和分散相对立。在特殊商品上，财富表现为商品的一个要素，或者说，商品表现为财富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在金和银上，一般财富本身集中地表现在一种特殊物质上。
每种特殊商品，就它是交换价值，具有价格来说，它本身只不过是以一种不完备的形式表示一定量的货币，因为商品必须投入流通，才能实现，并且由于它的特殊性，它是否能实现，仍然是偶然的事情。但是，就商品不是作为价格，而是作为自然规定性上的商品来说，它只是由于它和它所满足的某种特殊需要的关系，才成为财富的要素，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表示：（1）一种使用的财富，（2）这种财富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方面。与此相反，撇开货币作为贵重商品的特殊有用性不谈，货币是（1）实现了的价格；（2）它满足任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对任何特殊性都不在乎。商品只有以货币为中介，才具有这种属性。而货币对于一切商品，因而对于整个财富世界，对于财富本身，则直接具有这种属性。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内容本身。可以说，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个体化了。［II—1］就特殊商品是价格这一点来说，在特殊商品上，财富只表现为尚未实现的观念的形式；就商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这一点来说，商品只表示财富的一个极其个别化的方面。与此相反，在货币上，价格实现了，货币实体就是财富本身，后者既作为财富特殊存在方式的抽象，又作为财富总体。
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另一方面，货币又是与构成财富的所有特殊实体相对立的财富的物体化形式。因此，如果就货币本身来考察，那么，一方面，在货币上，财富的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另一方面，货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在它们面前是财富的一般形式，而这些特殊性的总体则构成财富的实体。根据前一规定，货币是财富本身，根据后一规定，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这个总体作为想象的商品总汇存在于货币本身之中。由此可见，财富（既作为总体又作为抽象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其他一切商品被排斥，才作为个体化在金银上的财富而存在，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因此，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
这样，作为个别化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货币可以偶然地被寻求，被找到，被偷盗，被发现，因而一般财富能够在可以捉摸的形式上被单个的个人所占有。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形象，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个人对于对象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对象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与此相反，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个体，它本身是从流通中来的，它只代表一般，仅仅是社会的结果，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感觉的外在的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掉。
因此，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品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品的性质同时又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这种情形就如同我发现一块石头就使我占有全部科学，而同我的个性毫不相干一样。占有货币使我同财富（社会财富）发生的关系，就同哲人之石使我同科学发生的关系完全一样。
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一对象。这种欲望本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72。致富欲望本身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欲望，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富即作为财富的财富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币设定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贪欲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则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因此，古代人哀叹货币是万恶之源。一般形式的享受欲以及吝啬，是货币欲的两种特殊形式。抽象的享受欲要求有一个包含一切享受可能性的对象。货币在它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的规定上，使抽象的享受欲得到实现；货币在它单纯是同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的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形式的财富时，使吝啬得到实现。为了把货币本身保存下来，吝啬不得不牺牲掉对于特殊需要对象的一切关系，放弃这一切关系，以便满足货币欲本身的需要。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没落。由此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14]，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在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联系107；它只在商业民族中表现为这种联系，而这些商业民族只从事转运贸易，自己不进行生产。至少在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等等那里，生产是附带的事情。他们能够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正像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或中世纪的情形一样。不如说，这种世界本身，是这些商业民族的前提。只要他们和古代共同体发生严重冲突，每次他们都要灭亡。
在罗马人、希腊人等那里，货币起初自然地出现在作为尺度和作为流通手段这两种最初的规定上，在这两种规定上并不很发展。但是，一旦他们的商业等等发展起来，或者像罗马人那样，当征服给他们带来大量货币时［II—2］——总之，在他们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货币不可避免地突然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而且货币在这种规定上越发展，就越是表现出他们的共同体的没落。我们已经看到，第三种规定上的货币要起生产的作用，它就不但必须是流通的前提，而且也必须是流通的结果，并且作为流通的前提，货币本身必须是流通的一个要素，是流通设定的一种东西。例如，在罗马人那里，货币是从全世界掠夺来的，情况就不是这样。
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包含着这样一点：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今天单个的个人仍然可以偶然地弄到货币，因而占有货币也会像对古代人的共同体起的作用那样，对他起瓦解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种个人的瓦解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一部分人发财致富。古代意义上的货币占有者已被工业的发展过程所瓦解，他违背自己的意愿而为这种过程服务。瓦解只涉及他本人。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的即一切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
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为不断重新产生的一般财富的源泉。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目的直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在这方面，必须谈谈转变为雇佣兵制度的古代军队组织。）作为目的的货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源泉就打开了。
由于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即同个人的特殊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产品，而是为了货币，是一般形式的财富，所以，首先个人的勤劳是没有止境的；勤劳具有怎样的特殊性都无所谓，它采取可以达到目的的任何形式；在为社会需要等创造新的对象方面，勤劳是富有发明创造才能的。
因此，很清楚，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而古代共同体本身则已经同作为一般基础的雇佣劳动发生矛盾。只有当每种劳动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从而个人的报酬也都是货币时，普遍的产业劳动才是可能的。否则，只有特殊形式的技艺上的勤劳才是可能的。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交换价值，就是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货币。因此，生产交换价值本身的直接劳动就是雇佣劳动。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解。
古代人可以直接购买劳动，购买奴隶；但是奴隶却不能用自己的劳动购买货币。货币的增加可以使奴隶变贵，但不能使他们的劳动更有生产效率。黑奴制——纯粹的产业奴隶制——必然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它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不相容的。黑奴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如果没有实行雇佣劳动的其他自由的各州与黑奴制并存，如果黑奴制是孤立的，那么，黑奴制各州的一切社会状态就会立即转变为文明前的形式。
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躯体化的财富，曾在炼金术中被人追求。在货币主义[15]那里，货币就是出现在这种规定上。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在货币不是来自流通而是在实体形式上被发现的地方，如在西班牙，国家变穷了；可是为了从西班牙人那里取得货币而不得不进行劳动的那些国家，则开辟了财富的源泉，因而真正富裕起来了。因此，在新大陆和新的地区探求和发现金矿76，在革命的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那里，殖民活动立即兴起，像在温室里生长起来一样。
到各地区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进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陆卷进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扩大到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它在物质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但是，在这里所阐述的货币的规定中，隐藏着关于货币性质的幻想，——也就是说，死抱住货币的一种抽象规定，而无视这种规定中所包含的矛盾，——这种幻想在个人的背后赋予货币以这种确实神奇的意义。实际上，货币由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因而是幻想的规定，由于货币的这种抽象，便在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中成为如此强大的［11—3］[16]工具。
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式。所以，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单个人来说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同时又只是作为孤立的单个人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古代共同体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因此，货币在其第三种规定上的发展，破坏了古代共同体。任何生产都是个人的对象化。但是，在货币（交换价值）上，个人的对象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对象化，而是个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对象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是外在的。
设定在流通手段形式上的货币，就是铸币。作为铸币，货币丧失了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它的使用价值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规定合而为一了。例如，它只有被熔化，才能作为货币本身来使用。它不得不停止流通。因此，铸币形式的货币只是符号，与它的材料无关。但是，作为铸币，货币还丧失了它的普遍性，而具有民族性、地方性。它按照它由以构成的金、铜、银等等材料，分为各种不同的铸币。它取得一个政治头衔，并且可以说在不同的国家操着不同的语言。最后，它在同一个国家取得不同的名称，等等。因此，货币在第三种规定上，作为离开流通并同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物，还否定了货币作为铸币的性质。货币重新作为金银出现，而不管它是被熔化为金银，还是只按它的金银重量来估价。它再度丧失了它的民族性，而充当各国之间的交换手段，充当普遍的交换手段，但已不再是符号，而是一定数量的金银。因此，在最发达的国际交换制度中，金银又出现在这样一种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它们所起的作用同它们在原始物物交换中起过的作用完全一样。我们已经指出，金银和交换本身一样，最初不是出现在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范围内，而是出现在它的尽头，它的边界上，它和别的共同体接触的少数地魚上。因此，货币现在表现为商品本身，普遍的商品，这种商品在所有地方都保持它作为商品的性质。在这一形式规定上，它在所有地方一律通用。只有这样，它才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因此，在重商主义那里，金银被当作是衡量各个不同共同体的实力的尺度。
“一旦贵金属成为商业对象，成为一切物品的普遍等价物，它们也就成为衡量各国实力的尺度。”由此就产生了重商主义。（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1770年都柏林版第1卷第327页］）
尽管现代经济学家自以为比重商主义高明，但在1857年普遍危机时期108也和在1600年[17]一样，金银又完全出现在这一规定上。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建立世界市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发生了贵金属的联系，另一方面同亚洲发生了贵金属的联系。在原始共同体，这种金银贸易只起次要的作用，同整个交换一样，只涉及剩余物。但是，在发达的贸易中，金银的贸易却成为和整个生产等等有本质联系的一个要素。货币的出现不再是为了交换剩余物，而是为了结算国际商品交换总过程中的差额。货币现在只有作为世界铸币才是铸币。但是，作为世界铸币，货币本质上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无关，它的材料就是一切。在这一规定上，金银作为形式仍然是到处通行的商品，是商品本身。
（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109里，商品始终表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这一规定上。事实上，最初的交换也只是表现为剩余物的交换，并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这是一种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总生产的现成的剩余物。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剩余物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但是，商品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被设定为总体，但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整体的前提和承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指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史形态，）
“货物数量和货币数量可以不变，尽管如此，价格可以下酷或下降”（例如，由于金融资本家、地租所得者、政府官吏等的支出增加了。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1836年伦敦第2版第391页脚注］，［L.］X，43110）。
［II—4］我们已经看到，货币作为离开流通并同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物，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尺度这两种规定的否定（否定的统一）。我们已经说明：
〔只要货币是流通手段，
“流通的货币量就决不能由个人使用，这一货币量必须不断地流通”（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2卷第113—114页］）。
个人只有出让货币，使货币变为为他的存在，使货币具有社会规定，才能使用货币。正像施托尔希正确地指出的，就是由于这个理由，货币材料
“对人的生存不应是绝对必需的”［（同上，第113页）］，
就像例如在一些民族中充当货币的兽皮、食盐等等那样，因为处于流通中的货币量是不能用于消费的。因此，第一，金属充当货币一般说来比其他商品优越，第二，贵金属又比用作生产工具的金属优越。施托尔希关于这个问题的下述看法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是很典型的：货币材料必须
“具有直接的价值，但这种价值以人为的需要为基础”［（同上，第114页）〕。
这位经济学家把下面两种需要称为人为的需要：第一，从个人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需要；第二，不是从作为自然物的个人的赤裸裸的存在所产生的需要。这显示出构成资产阶级财富及其科学的基础的那种内在的绝望的贫乏。〕
第一，货币是流通手段本身即铸币的否定。但是，货币同时又把铸币当作自身的规定包含在内，从否定意义上说，是因为货币可以不断地转化为铸币；从肯定意义上说，货币就是世界铸币；而货币作为世界铸币，同形式规定无关，本质上就是商品本身，是无所不在的不受地方限制的商品。这种同形式规定无关的性质表现在两方面：首先，货币现在不是作为符号，不是由于铸币的形式，而只是作为金银才是货币。因此，国家赋予货币的铸币形状没有价值，只有货币的金属含量才有价值。甚至在国内贸易中，货币也只有一时一地的价值。
“因为货币对占有它的人的用处，并不比对占有待购商品的人的用处大。”［（施托尔希，同上，第195页）］
国内贸易越是全面地受对外贸易制约，这种铸币形状的价值就越是消失，就是说，这种价值不存在于私人交换中，而只表现为赋税。其次，作为这种一般商品，作为世界铸币，金银不必回到出发点，甚至流通本身也不必要了。实例就是亚洲和欧洲。因此，货币主义的追随者抱怨说，货币在异教徒那里消失了，一去不复返了。（见来塞尔登1600年左右的著作111）对外流通越是为国内流通所制约和囊括，世界铸币本身就越是进入流通（循环）。这种较高级的阶段在这里同我们还没有关系，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简单关系中还不存在。
第二，货币是它作为商品价格的单纯实现的否定，在这种实现中本质的东西始终是特殊商品。相反，货币成为在自身中实现的价格，而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它既成为财富的物质代表，又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而与只是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的一切商品相对立；但是，
第三，货币也在它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尺度这一规定上被否定。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和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不再是其他东西的观念尺度，不再是交换价值的观念尺度。因为货币本身是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现实，它在自己的金属存在上才是这种现实。尺度规定在这里必然存在于货币本身上。货币是它自身的单位，并且货币价值的尺度，作为财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的尺度，就是货币自身所表示的量。充当单位的就是货币本身的某一量的数目。作为尺度，货币的数目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流通手段，货币的物质性，充当单位的材料是无关紧要的；作为这第三种规定上的货币，作为一定的物质的量的货币本身的数目就具有本质意义了。如果作为一般财富的货币的质已经作为前提，那么，货币就只有量的差别而不再有别的差别。货币所表示的一般财富的多寡，要看它作为一定量的一般财富而被占有的数目的多寡。
既然货币是一般财富，那么谁占有的货币越多，他就越富，而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唯一重要的过裎就是积累货币。货币按其规定来说，在这里表现为退出流通的货币。现在，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并贮存起来，这表现为致富欲的本质对象和致富的本质过程。我通过金银而占有纯粹形式的一般财富，我积累的金银越多，我占为已有的一般财富也就越多。既然金银代表一般财富，那么一定量的金银就只在一定限度内代表一般财富，但是这种限度可以无限地扩大。金银的这种积累，表现为从流通中反复取出金银，同时把一般财富保存起来不让它进入流通，因为在流通中，一般财富总是同特殊的、最终消失在消费中的财富相交换而丧失。
在一切古代民族那里，积累金银最初表现为僧侣和王室的特权，岗为商品之神和商品之王只属于神和王。只有他们才配占有财富本身。此外，这种积累一方面只是用来炫耀富裕，即把财富当作不寻常的节日的用品来炫耀；用作向神庙及其神灵奉献的供品；用作公共的艺术品；最后，用作应急的保障手段，购买武器等等。后来，在古代人那里，积累就成为政策。国库成为准备金，而神庙是保存这种圣体的最初的银行。在现代银行中，积累和贮存达到最后发展阶段；然而在这里［II—5］它们具有了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另一方面，在私人那里，这种贮存就是把财富在其纯粹形式上保存起来，以应付外部世界的变迁，而财富在其纯粹形式上可以埋藏起来等等，总之，同个人发生完全秘密的关系。在亚洲，这种情况还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历史阶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每当发生恐慌、战争等等，这种情况就会重新出—现，这时资产阶级社会就回到野蛮状态。同样，在半野蛮人那里，也贮存黄金等等用于装饰和显示豪华。然而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也有很大一部分并且越来越大的一部分黄金从流通中取出来用作奢侈品（见杰科布的著作112等等）。
把黄金当作一般财富的代表保存起来，不把它投入流通，不用它来满足特殊需求，这正是个人财富的证明，而且随着货币在它的各种规定上的发展，即随着财富本身成为个人价值的一般尺度，炫耀财富的欲望，从而炫耀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的现象也发展起来；如像冯·路特希尔德先生那样，据我所知，他把两张各值10万镑的银行券分别放在镜框里挂出来，当作自己的显赫的徽记。野蛮人炫耀黄金等等，仅仅是现代人的炫耀的较朴素的形式，因为那时的炫耀同作为货币的黄金较少联系。在野蛮人那里，看重的还只是黄金的光辉。在现代人这里，则是反思的着眼点。着眼点就在于黄金不是用作货币；在这里重要的是同流通相对立的形式。
其他一切商品的积累晚于金银的积累：
（1）因为其他一切商品易于损坏。与其他商品相比，金属本身具有耐久性，还因为金属比较稀少，并且多半因为不适于用作生产工具，所以人们很喜欢贮存它。贵金属在空气等等中不氧化，又不像非贵金属易于损坏。其他商品所损坏的正是它们的形式；但正是这种形式赋予它们以交换价值，而它们的使用价值则在于这种形式的扬弃，在于消费。货币则相反，它的实体，它的物质性，就是它用来代表财富的那种形式本身。就空间规定来说，货币到处表现为一般商品，现在就时间规定来说，货币也表现为这种商品。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为财富保存。它有独特的耐久性。它是既不蛀又不锈的财宝。一切商品只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货币是无所不在的商品；商品只是地方性的货币。而积累本质上是在时间中发生的过程。在这方面配第说：
“商业的伟大的和最后的成果，不是一般财富，而主要是充裕的白银、黄金和珠宝，它们不像其他商品那样易于损坏，易于变质，而是一切时间和一切地方的财富。充裕的葡萄酒、谷物、家禽、肉类等等是财富，但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因此，生产这些商品和从事这种贸易，以保证国家获得金银，这比其他活动更为有利。”（［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1699年伦敦版第178—179页］，［M．］3）“如果通过税收把一个人用在吃喝上的货币拿来，交给另一个人去改良土地、捕鱼、开矿、办工厂、甚至做衣服，对于社会总有好处，因为即使衣服也不像吃喝那样不长久。如果把货币用来购买家具，好处就更大，用来盖房子，好处还要大。改良土地、开矿、捕鱼，好处就更多了。而好处最大的，是把货币投放出去，以便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并且不论何时何地作为财富都受到珍视。”（［同上，第195—196页］，［M］5）
17世纪的一位著作家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看到，随着金银被看作财富的物质代表和财富的一般形式，金银的积累怎样受到了真正的刺激。货币崇拜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我牺牲——节俭和悭吝，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宝。因此，英国的清教和荷兰的新教都离不开搞钱。17世纪初，一位著作家（来塞尔登）十分坦率地说出这种情况：
“贸易的自然材料是商品，贸易的人为材料是货币……货币无论从性质上说或从时间上说都是在商品之后出现的，虽然如此，现在它在使用中却居于首要地位。”他把商品和货币比作老雅各的两个孙子，雅各“伸出右手按在次孙的头上，伸出左手按在长孙的头上”113（［来塞尔登《自由贸易》1622年伦敦版第7页］，［M.］24）。
“我们消费了过多的西班牙的、法兰西的、莱茵地区的、黎凡特的和各岛屿的葡萄酒，西班牙的葡萄干，黎凡特的无核小葡萄干，埃诺和尼德兰的麻纱布，意大利的丝绸，西印度的糖和烟草，东印度的香料，这一切都不是我们必需的物品，可是这些东西都得用硬币来买……如果出售外国的产品较少，而出售本国的产品较多，那么余额就会以金银的形式，作为财宝流入我国。”（同上［，第12、13页］）
现代经济学家自然会在经济学概论部分中嘲笑这种论调。但是，如果看一看特别在货币学说中流露出来的恐惧不安和在危机时期人们在实践上注视金银的流进流出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惊慌，那就很清楚，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信徒所幼稚片面地理解的货币规定，不仅在想象中，而且作为现实的经济范畴，仍然完全不失其正确性。
［II—6］替生产的现实需要辩护而反对货币的这种至上权力的对立见解，在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叙述得最有说服力（见我的笔记本中十分醒目的摘录114）。
（2）积累其他商品，除易于损坏外，在以F两个方面和积累金银（在这里，金银也就是货币）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积累其他商品没有积累一般财富的性质，而只有积累特殊财富的性质，因此，它本身是一种同单纯积累无关的特殊生产行为。贮存粮食需要特殊的设备等等。积累羊群使人不变成牧人[18]；积累奴隶或土地使主奴关系等等成为必要。可见，这一切都要求与单纯积累，与增加财富本身不同的行为和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使积累起来的商品实现为一般财富，使我能占有一切特殊形式的财富，我必须用我积累起来的特殊商品进行贸易，成为粮商、畜商等等。而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的货币却使我避免了这些麻烦。
积累金银，即积累货币，是积集资本的最初的历史现象，并且是积集资本的最初的重要手段；但它本身还不是积累资本。为了积累资本，必须把积累起来的金银重新加入流通这种行为本身当作积累的因素和手段。
现在，货币在其最后的完成的规定上，从所有方面来看都表现为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币自身消灭的矛盾。整个实际财富的世界都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相对立。货币是实际财富的纯粹抽象——因此，保留在这种抽象上的货币只是一种空想。在财富显得是以完全物质的，可以捉摸的形式本身存在的地方，财富仅仅存在于我的头脑里，是一种纯粹的幻想。迈达斯。另一方面，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个别特殊方式的财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始终是流通手段；但对从事积累的个人来说，货币消失了，而这种消失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个人享受，这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积蓄起来，不过那时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我只有把货币当作纯粹为他的存在而付出去，才能实现货币的为我的存在。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实际财富的纯粹的幻影。
其次，认为通过积累货币可以增加货币，从而货币本身的量是货币价值的尺度，这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其他财富的积累，货币本身会按它积累的程度而丧失它的价值。看起来货币是增加了，实际上是减少了。货币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货币对流通的独立性仅在于它总要顾及流通，也就是依赖流通。
货币自命为一般商品，但是，由于货币的自然特点，它又是一种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不但取决于需求和供给，而且随它的特有生产费用而变动。并且，因为货币本身体现在金和银上，所以它在每一种实际形式上都是片面的，如果一个表现为货币，另一个便表现为特殊商品，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每一个都表现在两种规定上。
货币是绝对可靠的、完全不以我的个体性为转移的财富，同时又是完全外在于我的、可能由于任何偶然变故而离开我的绝对不可靠的东西。货币作为尺度、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货币本身的这几种完全矛盾的规定，都有这样的情况。最后，在后一种规定上，货币所以自相矛盾，还因为它应当代表价值本身，而实际上它只代表价值可变的［金银的］一个同一量。因此，货币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扬弃了它自己。
货币作为单纯的尺度，已经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自身中被否定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尺度，已经在作为货币的自身中被否定了。因此，货币在这后一种规定上被否定，同时也就是它在前两种规定上被否定。因此，当货币作为纯粹的财富的一般形式被否定时，它必须实现为实际财富的特殊实体；但是当货币这样在实际上证明它是财富总体的物质代表时，它必须同时保持作为一般形式的自己。货币加入流通这一行为本身必须是保持自己的一个要素，而它要保持自己必须加入流通。也就是说，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必须同时表现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过程。货币同时就是作为纯粹物的形式的自身的否定，是作为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和偶然的财富形式的自身的否定。不如说，货币必须表现为财富的生产，而财富必须表现为个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结果。
可见，交换价值现在不再是被规定为这样一种简单的物，对这种简单的物来说，流通只是一种外在的运动，或者说，这种物是作为个体而存在于某种特殊的物质上，——现在交换价值是被规定为一个过程，被规定为通过流通过程而和自己发生的关系。另一方面，流通本身已不再只是被规定为商品换货币和货币换商品的简单交换过程，已不再只是被规定为旨在实现不同商品的价格、使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彼此相等的中介运动。在这种中介运动中，商品和货币出现在流通之外：一方面是预先确定的交换价值，是商品被最终取出而转入消费，就是说，是交换价值的消灭；另一方面是取出货币，是交换价值对其实体的独立化，而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的消灭。
交换价值本身，——并且现在不再是［II—7］交换价值一般，而是计量过的交换价值，——作为前提本身必须表现为由流通设定的东西，而作为由流通设定的东西，又表现为流通的前提。流通过程同样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这一方面是交换价值回归为劳动，另一方面是货币回归为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现在被设定在更深的规定上。对于流通来说，一定的价格是前提，作为货币的流通只是在形式上设定这个价格。交换价值本身的规定性，或价格的尺度，现在义必须表现为流通行为。这样被设定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流通同时被设定为生产行为。
补充：在表现为货币流通的流通中，总是以交换的两极的同时性为前提。但是，在相互交换的商品的存在之间可能出现时间差异。在互相支付的性质中，就包含这样的可能性：今天进行了支付，但是一年以后才能得到对方的支付，等等。
西尼耳说，“在多数情况下缔结契约时，只有缔约的一方有可以自由支配的物品，并把这种物品贷给别人；如果要进行交换，就要在以后才能取得等价物这样的条件下卷即把这种物品转让出去。而由于一切物品的价值在一定时间咀都会变动，所以，人们用作支付手段的，就是那种价值最少变动，能在最长时间里保持购买物品的一定平均能力的物品。”于是，货币就成了“价值的表现或代表。”［（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选自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1836年巴黎版第116、117页）］
照他这种说法，货币的后一种规定和它以前的规定根本没有关系。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有当货币表现为价值的独立代表的时候，契约比如说才不再按谷物的量或待实现的劳役来计算。（后者，例如通行于封地制度下。）认为货币具有保持其价值的“较长时间的平均能力”，这是西尼耳先生的反思。事实是，货币作为契约上的一般材料（贝利说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115），是由于它被当作一般商品，“一般财富的代表”（施托尔希的说法116，独立化的交换价值来用的。货币必须在其前两种规定上已经非常发展，才能在第三种规定上普遍发挥这种作用。这里，事实上已经表明，即使货币的量完全不变，它的价值却会变动；货币作为一定的量，总要受到一切价值的可变性的影响。在这里，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性质是和它的一般规定相对立的。［对于］作为尺度的［货币来说］，这种价值变动是没有关系的，因为
“对同一种东西的两种不同的关系，可以用某种可变的手段来表示，同样也完全可以用某种不变的手段来表示”117。
这种价值变动［对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来说］也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量已由尺度决定。但是，作为在契约中出现的货币，这种价值变动就具有本质的意义，因为，一般来说，正是在这一规定上货币的矛盾显露出来了。
应以专门的篇作如下补充：
（1）货币作为铸币。极简略地论述铸币制度。（2）对金银来源地的历史叙述。金银的发现等等。金银生产的历史。（3）贵金属以及金属货币价值变动的原因；这种变动对产业和不同阶级的影响。（4）首先，流通的量和价格涨落的关系（16世纪。19世纪）。不过，同时还必须考察［流通手段的］量的增加对作为尺度的货币产生怎样的影响等等。（5）关于流通：速度，必要量，流通的影响；发展程度的高低等等。（6）货币的瓦解作用。
（此点应补充。）（这里应进行专门的经济学研究。）
（金银的比重，和其他金属相比，在较小的体积里包含很大的重量，这也反映到价值世界，就是说它们在较小的体积里包含很大的价值（劳动时间）。实现在金银里的劳动时间，即交换价值，就是商品的比重。这一点使贵金属特别适合于为流通服务（因为，人们可以把颇大数墩的价值放在衣袋里随身携带），并且也使它们特别适合于积累，网为人们在很小的宅间里就能保存和积累大量的价值。而且金在贮存期间不像铁、铅等等那样会发生变化，它始终保持原状。）
“假如西班牙从来没有占据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山，它也就从来不会需要波兰的谷物。”（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1824年伦敦版第20页］）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圣经拉丁文译本118）
“相互售出的商品的相关数量，构成商品的价格。”（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1823年巴黎版第1卷第72页］）
“价格是交换价值的度数。”（同上［，第73页］）
我们已经看到，在简单流通本身中（即处于运动中的交换价值中），个人相互间的行为，按其内容来说，只是彼此关心满足自身的需要，按其形式来说，只是交换，设定为等同物（等价物），所以在这里，所有权还只是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他人劳动的产品，只要自己劳动的产品被他人的劳动购买便是如此。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以自己劳动的等价物为中介而取得的。所有权的这种形式——正像自由和平等一样——就是建立在这种简单关系上的。在交换价值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并且最终表明，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
[9]见本卷第88—95页。——编者注
[10]见本卷第136—137页。——编者注
[11]见本卷第143页。——编者注
[12]见本卷第167页。——编者注
[13]可能与这一说法有关，马克思后来在手稿第II笔记本第8页上方页边上写了一段引文：“在文明初期，人们确定自己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不是通过比较在这种或那种场合下用于交换的产品，而是通过把这些产品同大家都喜爱的某一产品相比较”（加尼耳［《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1809年巴黎版第2卷第64—65页］，［B．］13a）。——编者注
[14]“共同体”原文是“Cemeinwesen”，俄文版译为“社会联系”。——编者注
[15]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货币主义”上方写了“重商”字样。——编者注
[16]在手稿本页右上角有马克思的如下批注：“物物交换、买卖、商业——交换的三个阶段（斯图亚特）”。——编者注
[17]指米塞尔登1600年左右的著作，见注111。——编者注
[18]这句话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分册第2章第3节（a）《货币贮藏》中是这样写的：“积累羊群使我变成牧人。”——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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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2．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一种特殊的产品（商品）（物质）必须成为当作每一交换价值的属性而存在的货币的主体。体现这种象征的主体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被体现者的条件——它的概念规定，它的一定的关系——中包含着对体现者的要求。因此，对于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即货币关系的化身的贵金属的研究，决不是像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79，就像颜料和大理石的物理性质没有超出绘画和雕刻的范围一样。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所具有的、商品的自然的质所不适应的那些属性，反映着对那些主要是充当货币材料的商品所提出的要求。在我们目前所能谈到的阶段上，这些要求最完满地实现在贵金属身上。本身作为生产工具的金属比其他商品优越，而在各种金属中，最先被人们在其完全的和纯粹的物理形态上找到的是金；后来是铜，再后来是银和铁。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贵金属又比其他金属能更好地实现金属。
“贵金属就其物理性质来说是同一的，所以它们的相同的量必定是完全相同的，以致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一部分比另一部分好。而例如同量牲畜和同量谷物的情况就不是这样。”80
（a）金银和其他金属的比较
非贵金属在空气中氧化；贵金属（水银、银、金、白金）在空气中不起变化。
金（Au）。密度＝19.5；熔点：12000℃。
“明晃晃的黄金是所有金属中最华美的，因此，早在古代它就被称为金属中的太阳或金属之王。分布很广，但从来都不是大量的，所以比其他金属都贵。通常发现的是纯金，一部分是较大的块状，一部分是散布在其他岩石里的小颗粒。由于岩石风化，形成含金的沙子，许多河流携带有这种含金的沙子，金由于密度大，可以从含金的沙子里淘洗出来。金有惊人的延展性：一克冷可以抽成500英尺长的丝，敲打成厚度不到###$$$1###$$$200000###$$$［英寸］的箔。金不受任何单一酸类的腐蚀，只溶解于游离氯（王水，硝酸和盐酸的混合剂）。镀金。”81
银（Ag）。密度＝10。熔点＝1000℃。光泽明亮；一切金属中最令人喜爱的；洁白和有延展性；可以用于制成精美的制品和抽成细丝。以纯银的形式存在；通常在银铅矿里和铅混合在一起。
上面讲的是金和银的化学性质。（纯金和纯银可以分割和重新熔合，质地均匀，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
矿物学性质：
金。确实值得注意的是，金属越贵重，就越单独出现，越和日常出现的物体相分离，更高级的性质和一般物体迥异。所以，通常我们发现的金是纯的，结晶为不同形式的立方体或者具有不规则的块状和颗粒，砂状和粉末等多样的形式，金以这样一些形式散布在很多岩石，例如花岗岩中，由于这些岩石的碎裂，可以在河沙［I—29］和冲积的河床的卵石里找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金的密度达19.4，如果用水淘洗含金的沙子，甚至可以得到很细小的金颗粒。比重较大的金属首先从这种沙子里沉淀下来，因而正像人们所说的，被淘洗出来。最常见的是银同金合在一起，是含0.16—38.7%银的两种金属的天然合金；结果，颜色和密度自然有所不同。
银。银矿种类相当多，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金属，既有纯银，也有和其他金属混合在一起的，或者同砷和硫化合。（氯化银、溴化银、银的碳酸氧化物、铋银矿、硫银铁矿、硫锑铜银矿等等。）
主要的化学性质：一切贵金属——在空气中不氧化；金（和白金）——不溶解于酸，而金只溶解于氯。在空气中不氧化使它们保持纯洁，不生锈；它们呈现出本来的样子。不受氧的侵蚀——不朽性（古代的金银迷如此称颂）。
物理性质：比重大，也就是说，很小的体积就有很大的重量；这对流通工具来说特别重要。金：19.5；银；10。光泽。金明亮，银洁白，华美，延展性；因此，它们很适合于装饰品和美化其他物品。银洁白（它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橙黄（它吸收投射在金上的混合光中的一切有色光线，而只反射红色）。很难熔化。
地质性质：常见于纯粹状态（特别是金），和其他物体分离；单独的，个体化的。个体的，对其他元素的东西来说是独立出现的。
关于其他两种贵金属：（1）白金：无光泽，暗淡（金属的烟尘）；十分罕见；古代不认识它；只是在美洲发现以后才被认识；19世纪在乌拉尔也发现过；只受氯腐蚀；总是纯粹状态；比重＝21.极高的温度下也不熔化；科学价值很高。（2）水银：呈流体；可蒸发；气体有毒；可成为流体混合物（汞合金）。（密度＝13.5，沸点＝360℃。）因此，白金，尤其是水银都不适合于充当货币。
一切贵金属的一个共同的地质性质是稀有性。稀有性（撇开供求不谈）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构成价值的要素：那种本身并不稀有、是稀有性的否定、是天然元素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因为它不表现为生产的结果。在最初的价值规定中，那种多半同有意识的预计的生产无关的东西，只要存在着需求，倒最有价值。鹅卵石相对地说没有价值，因为它无须生产（即使生产也不过是寻找）就已经存在。一种东西要成为交换对象，具有交换价值，就必须是每个人不通过交换的中介就不能得到的，必须不是以这种天然元素的形式即作为共同财富的形式而出现的。稀有性就这一点来说是交换价值的要素。因此，贵金属的这种性质即使抛开供求的具体关系也是重要的。
如果一般来考察作为生产工具的金属的优越性，那么金所处的地位是有利的，它实质上是作为金属首先被发现的金属。而这是由于以下的双重原因：第一，它在自然界里是一切金属中最具有金属特色的，最容易区别和识别的金属；第二，在准备它的过程中，自然界代替了人工，它的最初发现，既不需要科学，也不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只需要粗笨的劳动。
“毫无疑问，金应当是人们最先知道的金属，在人类进步的最初的记录上，它被认为是人类状况的尺度。”（《为指导即将赴澳洲的移民所作的关于金的讲演》1852年伦敦版第172页）］
（因为金作为一种剩余是财富最初出现的形式。价值的第一个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常用品；价值的第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节日使用的、超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价值。）
［I—30］金很早就被人发现：
“金和其他金属（除极少数例外）迥然不同的地方是，它在自然界呈金属状态。铁和铜、锡，铅以及银，通常见到的是同氧、硫、砷或碳的化合物；这些金属处于非化合状态，或者像以前所说的那样处于纯粹状态，这是罕见的例外的情况，这可以说是矿物学上的奇迹，而不是一般的现象。金却常见于天然状态或金属状态……因此，像金这样一种由于它的黄色光泽而显得珍奇的金属体，一定会引起没有文化的人的注意，相反，同样摆在他的路上的其他东西则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会引起他的刚刚觉醒的观察力。另外，金由于含在最容易受大气影响的岩石中，在山地崩落的碎石中可以找到。由于大气、温度的变化、水的作用，这些破坏影响，特别是由于冰的作用，岩石的碎片继续变碎。它们被洪水冲到山谷，由于流水的不断作用而变成卵石。在这些卵石中间可以发现金的微粒。夏天天热，河水干涸，那些曾经是河道和冬季水路的河床，由此成为迁徙者行经的道路，我们可以推测，这里最早发现金。”［（同上，第171—172页）］
“金最常见的是纯金，或者说，至少是接近纯金，因此无论在河流里或者在石英矿脉里，都可以立刻认出它的金属性质。”［（同上，第8页）］
“石英和大多数其他沉重坚实的岩石的比重大约是21/2，而金的比重则是18或19。可见，金比它通常与之结合在—起的其他岩石约重6倍。因此，流水足以把沙粒或小块石英或任何其他岩石带走，却不能把分散在它们当中的金沙冲走。可见，从前流水对含金的岩石所起的作用，正像现在矿工所做的那样：把它粉碎，淘去较轻的微粒，把金留下来。”［（同上，第10页）］
“河流的确是巨大的天然淘金器，它立刻把一切较轻的和较小的微粒淘去，而较重的物质或者是碰着自然的障碍物而被拦住，或者是当流水减弱了力量或速度的时候停留下来。”（同上，第12和13页）
“根据传说和古代的历史，大概在河流的沙子和砂砾里发现金是认识金属的第一步。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几乎所有的，也许是所有的国家里，很早以前就开始用简单的装置从含金的沉积物里淘出不同数量的金……有时，含金河流的大丰产会造成一时轰动一个地区的淘金热，但是后来这种淘金热又沉寂下来……760年，很多穷人去布拉格南边的河沙里淘金，三个人一天可以获得重1马克（1/2磅）的金；结果涌向‘金矿’的人如此之多，致使这个国家在下一年遭受了饥荒。我们知道，在往后的几个世纪里，类似的事件多次出现，虽然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随着地表财富的开发失去了吸引力，人们转向了正规的系统的采矿。”［（同上，第93—95页）］
“含金的两种矿床：一种是和地平线略成垂直方向而断开坚硬岩石的矿脉；另一种是砂砾矿床或‘冲积矿床’，在那里，同砂砾、沙子或泥土混合在一起的金由于水对岩石（直到很深很深的地方都有矿脉穿过这些岩石）表面的机械作用而沉积下来。前一种矿床需要比较特殊的采矿技术，后一种矿床则只需要简单的采掘操作……金矿业，说实在的，也和其他的矿业一样，是需要［I—31］使用资本和需要运用多年经验才能获得的技能的行业。任何另外一种被文明人所掌握的技术要得到充分的发展，都不需要应用这样多的知识和相应的技能。这些知识虽然对矿工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淘金工或手工采金工人就简直没有必要，他主要依靠他的胳膊的力气和健壮的体魄……他所使用的工具必定是简单的，以便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损坏了也易于修复，并且不需要细致的操作，因为那将使他为得到一点点金而花费很多时间。”［（同上，第95—97页）］
“金的砂砾矿床（最好的例子现在是西伯利亚、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矿）和每年被河流冲来的细沙（其中有时包含着值得开采的金量）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自然，后者的确在表面就可以看到，而前者则蕴藏在1至70英尺厚的、由土壤、泥煤、沙子和砾石等组成的地层中。采金方法在这两种场合原则上应该是相同的。”［（同上，第97页）］
“对淘金工来说，大自然已把矿脉的最高处的、最好的和最富的部分挖了下来，并把原料加以粉碎和淘洗，河流已经替他干了最繁重的那部分劳动；而开采较贫瘠的，但更持久、更深厚的矿脉的矿工，则必须采用一切高超的技术。”［（同上，第98页）］
“金由于各种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而被公正地认为是最贵重的金属。它在空气中不起变化和不生锈###〈$$$这种不朽性正好抵制住大气中的氧气###〉$$$。它在凝聚状态下具有明亮的橙黄色，密度很大。具有很大的延展性……需要高温才能熔化……比重。”［（同上，第72—73页）］
可见，有三种生产金的形式：（1）在河沙里。简单地在表面寻找。淘洗。（2）在冲积的河床里。采掘。（3）矿山开采。所以，金的生产不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大自然已经做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
（金、银等等的词源（见格林82）；在这里，使人自然地想起很快就转移到一些词上的关于光泽、颜色的纯粹一般概念。银——白，金一黄……青铜和金，青铜和铁可以相互交换它们的名称。从前，在德意志人那里，青铜的使用比铁早。拉丁文aes［铜］和aurum［金］直接是同一个词源的。）
铜（青铜：锡和铜）和金的使用早于银和铁的使用。
“使用金比使用银早得多，因为金以纯粹形式存在，只有少数和银混合；用简单淘洗的办法就可以得到。银一般存在于包含在原始岩层的最坚硬的岩石中的矿脉里：开采银需要机器和复杂的劳动。在南美洲，矿脉中的金没有被开采，而只是采集散布在冲积层里的粉状或颗粒状的金。在希罗多德时代，情况也是这样。希腊，亚洲、北欧和新大陆的古物表明，把金用作器具和装饰品在半野蛮状况下就有了可能，而把银用于同样用途，本身就证明了社会状况已经相当发达。”（参看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48—49页］，［L．XIV，］1）83
铜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都是主要工具（同上［，第56页］，［L.XIV，］2）（在意大利用作货币，同上［，第57页］）。
（b）各种金属之间价值比例的变动
如果我们总的考察金属作为货币体来使用的情况，考察金属彼此的相对用途，考察它们出现的迟早，那就必须同时考察它们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勒特龙纳、伯充、杰科布84）。（至于这个问题同流通中的金属一般数量，以及同这种数量对价格的关系有什么联系，以后将作为货币同价格的关系这一章的历史附录来进行研究。）
“金、银和铜之间的价值比例在不同时代的不断变动，首先必然取决于这三种金属的矿床的性质和它们的纯度。其次，政治变动对这方面也有影响，如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入侵亚洲和入侵非洲的一部分，后来罗马人征服了三个大陆的一部分（罗马帝国等等）。”［（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1840年巴黎版第1卷第63—64页）］
因此，要取决于所发现的金属的相对纯度和它们的矿床的相对状况。
不同的金属之间的价值比例不考虑价格就能确定，即通过它们相互交换时的简单的量的比例来确定。一般来说，我们只是在比较少数［I—32］具有同名尺度的商品时才能采用这种方法；例如，若干夸特的黑麦、大麦、燕麦换取若干夸特的小麦。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就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来说，那时很少进行交换，进入交易的还只是少数商品，因此还不需要货币。
“据斯特拉本说，在与萨巴人邻近的阿拉伯人那里，天然金如此丰富，以致10磅金换1磅铁，2磅金换1磅银。”［（同上，第52页）］
巴克特里亚地区（巴克特拉等地，总之，土耳其斯坦）以及位于帕鲁帕来苏斯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山脉（慕士塔格山脉）之间的亚洲部分，即多金的沙漠（戈壁沙漠），金的藏量丰富。因此，按照杜罗·德拉马尔的说法，大约
“从公元前15世纪到6世纪，金银的价值比例是1∶6或1∶8，这样的比例在中国和日本一直存在到19世纪初；希罗多德断定，在大流士·希斯塔斯普时代的波斯·这种比例为1∶13。”［（同上，第54页）］
“根据公元前1300年和600年之间写成的摩奴法典85的记载，金银的价值比例是1∶21/2。银矿事实上几乎只分布在原始的岩层里，特别是在原生岩和某些次生的矿脉里……银矿通常不是在冲积的沙里，而是在最结实和最坚硬的岩石里，例如石英等等……在那些寒冷的——或者是由于它们的纬度高，或者是由于它们的绝对地势高——地区，银比金较为常见，而金一般来说在炎热的国家较多。和金相反，纯银极为少见等等（通常和砷或硫化合）〈盐酸盐，硝酸盐〉。至于这两种金属的蕴藏量〈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前〉，1811年洪堡估计美洲金和银的比例是1∶46，欧洲（包括俄国亚洲部分）是1∶40。根据法国科学院矿物学家们估计，现在〈1840年〉这种比例是1∶52；但是，1磅金仅值15磅银，因此，价值比例＝1∶15。”［（同上，第54—56页）］
铜。密度＝8.9。美丽的朝霞色；有相当的硬度；需要很高的温度才能熔化。纯铜并不少见，铜常和氧或硫化合。
“铜矿脉包含在最原始的岩层里。但是，同其他矿物相比，它也遁经常地在地表或在不太深的地方凝成纯金属块，有时还有相当的重量。在战争中和在和平时期，铜的使用都比铁早。［(同上，第56页）］
（在历史的发展中，作为货币材料的金和银的关系，正像作为劳动工具的铜和铁的关系一样。）
“在罗马人统治的意大利，从罗马共和国第100—500年，铜大量进入流通……只要知道一个民族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武器、工具或装饰品，就可以事先确定该民族的文明程度……”“赫西俄德在他的关于农业的诗里写道：‘用铜干所有的活，因为尚无黑铁’86。”“卢克莱修：铜的使用比铁早。”87［（同上，第57页）］
杰科布提到努比亚和西伯利亚古代的铜矿（见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58页）。
“希罗多德说，马萨格泰人只有青铜而无铁。根据牛津大理石古迹的记载，在公元前1431年以前还不知道铁。在荷马的著作里很少提到铁；相反铜（青铜）的使用非常普遍，希腊和罗马社会甚至长期利用这种铜、锌和锡的合金来制造斧子和剃刀。”［（同上，第58页）］
“意大利的天然铜非常丰富；因此，在公元前247年以前，铜币即使不是统一的货币，至少也是意大利中部的标准货币，即货币单位。意大利南部的希腊殖民地直接从希腊和亚洲或者通过推罗（提尔）和迦太基得到银，他们从公元前6—5世纪就开始用银制造货币。”［（同上，第64页）］
“看来，在驱逐皇帝以前，罗马人就已经使用银币，但是普林尼说‘这是命令要爱护意大利〈即意大利的银矿〉的元老院的旧决议所禁止的’［（普林尼《博物志》第3卷第24章）］。元老们害怕一种方便的流通手段产生的后果——奢侈，奴隶数目增多，积累，地产集中。”［（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65—66页）］
在伊特鲁里亚人那里，铜也比金更早用作货币。
加尔涅以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当然是从矿物界寻找和挑选预定用作积累的材料。”（见［热·加尔涅《货币史》1819年巴黎版第1卷第7页］，［L.］III，22）
正相反，积累是在采用金属货币（无论作为真正的货币或者只是作为大家偏爱的、按重量计算的交换手段）以后开始的。关于这一点，讲到金时特别需要加以论述。
赖特迈埃尔正确指出
“金、银和铜，尽管它们比较软，在古代民族那里首先被用来制造采伐工具和采掘工具，——比用铁早，也比它们被用作货币早”……“当人们学会淬火，使铜的硬度提高到能够敌得过坚硬的岩石的时候”，工具得到了改进。“人们用炼得很硬的铜来制造加工石头的凿子和锤子……最后发现了铁。”（见［约·弗·赖特迈埃尔《古代民族采矿和冶金的历史》1785年格丁根版第14—16、32页］，［L．］III，34）
杰科布说：
“在家长制状态下，用来制造武器的金属，如（1）黄铜和（2）铁，同当时普通的食物和衣服相比，既稀少而又非常昂贵，虽然人们还不知道用贵金属来铸币，但当时金和银已经能够比谷物和牲畜更容易和更方便地同其他金属相交换。”（见［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1831年伦敦版第1卷第142页］，［L.］IV，3）
［I—33］“此外，为了从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巨大的冲积层里开采纯粹的或者接近纯粹的金，只需要简单的淘洗就行了。那时亚洲的这些国家的人口稠密，因而人力很便宜。银由于开采方面的〈技术上的〉困难，比较昂贵……从亚历山大死后开始，亚洲和希腊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含金的沙子被取尽了；奴隶和人力的价格上涨；从欧几里得开始到阿基来德期间，力学和几何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开发亚洲、色雷斯和西班牙的丰富的银矿能够有利可图；而由于银的蕴藏量是金的52倍，所以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必然改变，在公元前350年色诺芬时代1磅金换上10磅银，在公元422年值18磅银。”［（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1卷第62—63页）］
因此，从1∶10提高到1∶18。
公元5世纪末现金的量大大减少了，采矿停止了。在15世纪末以前的中世纪，相当大的一部分货币都是金铸币（［现金的］减少特别涉及到过去最常流通的银）。15世纪的比例是1∶10；18世纪在大陆上是1∶14，在英国是1∶15。
在近代亚洲，银在贸易中大都当作商品；特别是在铜币（钱——铜、锌和铅的合金）作为地方铸币的中国；在中国，金（和银）被当作商品按照重量用于对外贸易的结算。88
在罗马，铜和银（铸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波动剧烈。
“在塞尔维乌斯以前用来交换的是金属条块；未铸造的铜……货币单位是铜阿司＝1磅铜……在塞尔维乌斯时代，银和铜的比例＝279∶1；……布匿战争89爆发以前＝400∶1；……在第一次布匿战争期间＝140∶1；……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112∶1。”［（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卷第66—68、72，76、82页）］
“金最初在罗马很贵，而银来自迦太基（和西班牙）；直到［罗马建城］第547年，金只是以条块形式使用。在商业上金和银的比例＝13.71∶1，在铸币上＝17.14∶1；在凯撒统治时期＝12∶1（在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在凯撒掠夺了国库以后只＝8.9∶1；在霍诺里乌斯和阿尔卡狄乌斯时期（397年）固定为14.4∶1；在霍诺里乌斯和小狄奥多希时期（422年）＝18∶1。银和铜的比例＝100∶1；金和银的比例＝18∶1。”［（同上，第85—91和95—96页）］
“罗马的第一批银币是罗马建城第485年铸造的，第一批金币是罗马建城第547年铸造的……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阿司的重量缩减到1盎司，它成了辅币：色士杰尔色〈银〉成了货币单位，一切大宗的支付都用银来进行。（在日常交往中，铜（后来是铁）仍然是主要的金属。）在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时期，起调节作用的货币单位是索里达〈aureus［奥留斯］，因而是金〉。”［（同上，第65、86，81、84、96页）］
因此，在古代世界，情况平均说来如下：
第一，相对来说银价高于金。除去金比银便宜以及甚至比铁便宜这种个别现象（在阿拉伯人那里）外，在亚洲从公元前15—6世纪，金和银的价值比例是6∶1或8∶1（后一比例在中国和日本一直保持到19世纪初）。在摩奴法典85中甚至是21/2∶1。这种较低的比例是由于使金成为最先被发现的金属的同样原因产生的。金当时主要产自亚洲和埃及。在意大利的发展过程中，这个时期是用铜作为货币的，而一般地说，当金是起主导作用的贵金属的时候，铜则是和平与战争的主要工具。早在色诺芬时代，金和银的价值比例＝10∶1。
第二，从亚历山大死后，由于含金沙子取尽，由于技术和文明的进步，金与银相比价值提高了；于是开采银矿；银在地下的蕴藏量比金多这一事实从此发生了影响。特别是迦太基人开发西班牙银矿，必然使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发生像15世纪末美洲银的发现所引起的那样一种革命。凯撒时代以前的比例＝17∶1；以后＝14∶1；最后，从公元422年开始＝18∶1。（在凯撒时代，金价值下跌是由于偶然原因。）当银同金相比价值下降的时候，铁是战争与和平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
如果说在第一个时期是从东方输入金，那么在第二个时期便是从较凉爽的西方输入银。
第三，在中世纪。又和色诺芬时期的比例一样，即10∶1。（有些地方＝12∶1?）
第四，在发现美洲以后。又和霍诺里乌斯和阿尔卡狄乌斯时期（397年）的比例相近，即从14∶1到15∶1。虽然大约从1815年底到1844年金的生产提高了，金还是取得贴水（例如在法国）。
第五，金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大概又导致罗马皇帝时代的比例，即18∶1，甚至更高90。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银随着贵金属生产的进步而变得相对便宜，直到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把这种状况扭转过来。在个别情况下会产生剧烈的波动；但是，如果考察主要的差别，那么这种情况的反复是很明显的。
［I—34］在古代，铜比现在贵二至三倍（加尔涅91）。
（c）现在应当考察金和银的供给来源以及它们同历史发展的联系。
（d）货币作为铸币。关于铸币的简短的历史材料。铸币成色的降低和提高等等。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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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
［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商品a＝1先令（即＝1/x银）；商品b＝2先令（即2/x银）。因此，商品b＝商品a的价值的两倍。a和b之1/x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银相交换的比例得到表现的，而不是通过与一个价值比例相交换的比例得到表现的。
每一个商品（产品或生产工具）都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对象化。它的价值，即它与其他商品相交换或其他商品与它相交换的比例，等于在它身上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例如，如果一个商品＝1小时劳动时间，那么，它就可以同都是1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整个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交换价值＝市场价值；实际价值＝价格。）
商品的价值和商品本身不同。商品仅仅在交换（实际的或想象的）中才是价值（交换价值）：价值不仅是这种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是这种商品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比例的指数，同时是这种商品在生产中已经与其他商品（物化劳动时间）相交换的比例的指数；价值是量上一定的［I—13］可交换性。例如，1码棉布和1升油，作为棉布和油来看，这些商品自然互不相同，具有不同的属性，要用不同的尺度来计量，是不可通约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因此全都可以按一定的量的比例互相计量和互相替换（互相交换，可以互相兑换）。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一本有一定价值的书和一个有同一价值的面包相交换，它们是同一价值，只是材料不同罢了。作为价值，商品按一定的比例同时是其他一切商品的等价物。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作为等价物，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
但是，因为商品——或者确切地说，产品或生产工具——和作为价值的自身不同，所以，作为价值，它和作为产品的自身不同。它作为价值的属性不仅可能，而且必然同时取得一个和它的自然存在不同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商品作为价值彼此只是在量上不同，所以每种商品必然在质上和自身的价值不同。因此，商品的价值也必然取得一个在质上可以和商品区别的存在，并且在实际交换中，这种可分离性必然变成实际的分离，这是因为商品的自然差别必然和商品的经济等价发生矛盾，两者所以能够并存，只是由于商品取得了二重存在，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还取得了一个纯经济存在；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
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在它的自然存在中，它却不是这样。作为价值，商品无论经历多少形态变化和具有多少存在形式，都保持不变；在实际中，商品进行交换，只是因为它们不相同并且适合于各种不同的需要。作为价值，商品是一般的，作为实际的商品，商品是一种特殊性。作为价值，商品总是可交换的；在实际的交换中，只有当商品符合特殊的条件，商品才是可交换的。作为价值，商品的可交换性的尺度决定于商品本身，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正是这个商品换成其他商品的比例；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只有在和自己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并且和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可交换的。
（总之，当作货币的特殊属性列举的一切属性，都是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属性，是产品作为价值——不同于价值作为产品——的属性。）（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同商品本身并列的特殊存在，是货币；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它是一切商品向之转化，而本身又转化为一切商品的那种形式；是一般等价物。）
任何时候，在计算，记账等等时，我们都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号，把商品当作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一切自然属性抽象掉。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单纯的抽象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的中介，一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商品在其自然属性上，既不总是可交换的，也不是可同任何其他商品交换的；它可以和其他商品交换，并不是由于它和自身在自然上等同，而是由于它被设定56为和自身不等同，设定为和自身不同的东西，设定为交换价值。我们首先必须把商品转变为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然后才能拿这个交换价值和其他交换价值进行比较和交换。
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当两种商品互相交换时，每一种商品首先等于一个表现出它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例如，在西非海岸的某些黑人那里，等于x金属条块57。一种商品＝1金属条块；另一种商品＝2金属条块。它们按照这个比例交换。在商品互相交换之前，先在头脑中和在语言上把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在商品相交换以前，就要对它们估价，而要对它们估价，就必须使它们彼此处于一定的数字比例中。要使它们处于这样的数字比例中，使它们可以通约，它们就必须具有同一名称（单位），（金属条块具有一个单纯想象的存在，正如一般说来，一种关系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取得一个特殊的化身，才能使自身重新个体化。）为了抵偿在交换中一个价值超过另一个价值的余额，为了进行结算，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就像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中一样，要求用货币支付。
产品（或者活动）只是作为商品相交换；在交换本身中，商品只是作为价值而存在；只有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才进行比较。为了确定我用一码麻布能交换的面包的重量，我先使一码麻布＝自己的交换价值，也就是＝1/x劳动时间。同样，我使一磅面包＝自己的交换价值＝1/x或2/x等等劳动时间。我使每一个商品＝某个第三物；也就是说，［I—14］使它和自身不相同。这个第三物不同于这两种商品，因为它表现一种关系，所以它最初存在于头脑中，存在于想象中，正如一般说来，要确定不同于彼此发生关系的主体58的那些关系，就只能想象这些关系。
当一种产品（或活动）成为交换价值时，它不仅转化为一定的量的比例，转化为比例数，——也就是说，转化为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表明若干量的其他商品和它相等，是它的等价物，或者说，它按什么比例是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而且同时还必须在质上转化，变为另一种要素，以便两种商品变成具有同一单位的名数，也就是说，变成可以通约的。
商品首先必须转化为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转化为某种在质上和它不同的东西（其所以在质上不同，（1）因为商品不是作为劳动时间的劳动时间，而是物化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不是处于运动形式，而是处于静止形式；不是处于过程形式，而是处于结果形式；（2）因为商品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只是和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而是一定的、自然规定的，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的劳动的一定结果），然后才能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量即一定的劳动量，和其他的劳动时间量即其他的劳动量相比较。
为了对产品进行单纯的比较一估价，为了在观念上决定产品的价值，只要在头脑中进行这种形态变化就够了（在这种形态变化中，产品单纯作为量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而存在）。在对商品进行比较时，这种抽象就够了；而在实际交换中，这种抽象又必须对象化，象征化，通过一种符号来实现。这种必然性的出现是由于：（1）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两个待交换的商品，是在头脑中转化为共同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从而互相进行估价的。但是，它们要在实际中进行交换，它们的自然属性就同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和单纯名数的规定发生矛盾。它们是不能够随意分割的，等等。（2）在实际交换中，总是特殊的商品和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每一个商品是否可交换，以及它可交换的比例怎样，要取决于地点和时间等条件。
但是，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并不是使这个商品和一定的其他商品相等，而是表明这个商品是等价物，表明这个商品可以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在头脑中一下子就作出的这种比较，在实际中只是在一定的、由需要决定的范围以内实现的，并且只是相继实现的。（例如，我用100塔勒的收入，按照我的需要的顺序交换总共等于100塔勒交换价值的一系列商品。）
可见，要使商品一下子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并使它具有交换价值的一般作用，它只和一种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是不够的。商品必须和一个第三物相交换，而这第三物本身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象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征；因而，可以说，它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一张纸或一张皮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个可除部分。（这样一种象征是以得到公认为前提的；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象征；事实上，它只表现一种社会关系。）
这种象征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些可除部分，代表这样一些可除部分的交换价值：它们通过简单的算术组合，能够表现出各交换价值互相间的一切比例。这种象征，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是交换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的实现。（事实上，被用作交换中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征；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这种商品的一个象征又可能代替这种商品本身。这种商品现在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
因此，过程简单地说是这样：产品成为商品，也就是说，成为单纯的交换要素。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为了使商品同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相等，商品换成一种符号，这种符号代表作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商品。然后，作为这种象征化的交换价值，商品又能够按一定的比例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由于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产品开始在头脑中取得了二重存在。这种观念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相分离的存在。
［I—15］可见，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相分离即相脱离的存在。同各种商品本身相脱离并且自身作为一种商品又同这些商品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同的对象，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在列举货币的通常的属性时，还要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表现这种象征的材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材料。社会的发展，在产生出这种象征的同时，也产生出越来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一种象征如果不是任意的，它就要求那种表现它的材料具有某些条件。例如，文字符号有自己的历史，拼音文字等等。）
这样，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出同产品并存的货币。因此，货币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引起的混乱和矛盾，是不可能通过改变货币的形式而消除的（尽管可以用较高级的货币形式来避免较低级的货币形式所具有的困难），同样，只要交换价值仍然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才能认识到货币改革和流通革新可能改造生产关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界限。
货币的属性是：（1）商品交换的尺度；（2）交换手段；（3）商品的代表（因此是契约的对象）；（4）同特殊商品并存的一般商品。所有这些属性都单纯来自货币是同商品本身相分离的和对象化的交换价值这一规定。（货币是和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的一般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货币的这种属性，使货币同时成为资本的已实现的和始终可以实现的形式，成为资本的始终有效的表现形式。这个属性在金银外流时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属性使资本在历史上最初只以货币的形式出现；最后，这个属性说明了货币和利息率的关系以及货币对利息率的影响。）
生产越是发展到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产品越是在实际上成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越是成为生产的直接对象，那么，货币关系以及货币关系的内在矛盾，即产品同作为货币的自身的关系的内在矛盾就必然越是发展。交换的需要和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按同一程度发展的，也就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而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增长，货币的权力也按同一程度增长，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生产者在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
（要详细说明一切关系转化为货币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实物税转化为货币税，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义务兵制转化为雇佣兵制，总之，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的、奴隶制的，农奴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纯粹的雇佣劳动。）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内在的货币属性；商品的这个货币属性作为货币同商品相脱离，取得了一个同一切特殊商品及其自然存在形式相分离的一般社会存在；产品对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的关系，成为产品对同它并存的货币的关系，或者说，成为一切产品对在它们全体之外存在的货币的关系。正像产品的实际交换产生产品的交换价值一样，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货币。
现在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货币同商品并存，是否从一开始就掩盖了随着这种关系本身而产生的矛盾？
第一，商品二重地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一方面商品作为一定的产品存在，而这个产品在自己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观念地包含着（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作为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货币）存在，而这个交换价值又拋弃了同产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切联系，——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I—16］矛盾。商品作为产品的特殊性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产生了二重设定商品的必要性，即一方面表现为这种一定的商品，另方面表现为货币——商品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同商品的一般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商品的可交换性作为同商品并存的物存在于货币上，作为某种和商品不同的东西，不再和商品直接同一的东西而存在。一旦货币成为同商品并存的外在的物，商品同货币的可交换性马上就和可能出现或可能不出现的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受外部条件的支配。
在交换中要得到商品，是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由于需要（商品是需要的对象）。相反，要得到货币只是由于它的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因此，商品是否能够转化为货币，是否能够同货币相交换，它的交换价值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本来和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毫不相干的、不以它为转移的各种情况。商品转化的可能性取决于产品的自然属性；货币转化的可能性是和货币作为象征化的交换价值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商品在它作为产品的一定形式上，不再能同它的一般形式即货币相交换和相等同。
因为商品的可交换性是作为货币存在于商品之外，所以它就成为某种和商品不同的东西，对商品来说是异己的东西；商品还必须和这种东西等同，可见，商品最初是和这种东西不等同的；而等同本身取决于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是偶然的。
第二，正像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商品交换货币，货币交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接同一性就终止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可能出现彼此不协调。固然，它们不断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在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是不断的平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现在完全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
第三，随着买和卖的分离，随着交换分裂为两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互相独立的行为，又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关系。
正像交换本身分裂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一样，交换的总运动本身也同交换者，商品生产者相分离。为交换而交换同为商品而交换相分离。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这个阶层只是为卖而买，只是为再买而卖，这种活动的目的，不是占有作为产品的商品，而只是取得交换价值本身，取得货币。（在单纯的物物交换中，也可能形成一个商人阶层。但是，因为他们支配的只是双方生产的剩余物，所以他们对生产本身的影响以及他们总的来说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完全次要的。）
交换价值脱离产品而在货币形式上独立化，与此相适应，交换（商业）则作为脱离交换者的职能而独立化。过去，交换价值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但是，商品交换的目的是直接占有所交换的商品，是消费这种商品（不论这种消费是把商品当作产品来直接满足需要，还是又把商品本身当作生产工具）。
现在，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由于交换的这种二重化——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协调。商人在交换中只受商品的买和卖之间的羞额支配；而消费者则必须最终补偿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流通即商人阶层内部的交换，与流通的结局即商人阶层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尽管归根到底必然是互相制约的，但它们是由完全不同的规律和动机决定的，彼此可能发生最大的矛盾。在这种分离中已经包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因为生产是直接为了商业，只是间接为了［I—17］消费，所以生产既造成了商业同为消费而交换之间的不一致，同样又受这种不一致的影响。（供求关系完全颠倒。）（从真正的商业中义分离出货币经营业。）
警句。（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59。分工越发达，直接产品就越不再是交换手段。必须有一种一般交换手段，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不依赖于每一个人的特定生产的交换手段。在货币上，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开。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不是每一种物品都能和任何一种物品相交换，一定的活动只能和一定的产品相交换。货币所以能够克服物物交换中包含的困难，只是由于它使这种困难一般化，普遍化了。被强制分离的而本质上是同属一体的各要素，绝对必须通过暴力的爆发，来证明自己是一种本质上同属一体的东西的分离。统一是通过暴力恢复的。一旦敌对的分裂导致了爆发，经济学家就指出本质上的统一，而把异化抽象掉。他们的辩护才智就在于，在一切紧要关头忘记他们自己的规定。作为直接的交换手段的产品，（1）和自己的自然的质还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受这种质的各种方式的限制；例如，它可能变坏，等等；（2）和别人对这种产品或我对别人的产品有没有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一旦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受交换的支配，它们同自己的占有者分离的时刻也就来临。它们是否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从这种分离重新回到它们自己的占有者手中，这是偶然的。因为货币加入交换，我不得不用我的产品交换一般交换价值或一般交换能力，所以我的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不再是产品。）
第四，正像交换价值在货币上作为一般商品与一切特殊商品并列出现一样，交换价值因此也作为特殊商品在货币上（因为货币具有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其他一切商品并列出现。问题不仅在于，货币由于只存在于交换之中，因而作为一般交换能力同商品的特殊交换能力相对立，并且直接使后者消失，尽管如此，它同商品又应当始终是可以互相转换的，这样便产生了不一致；问题还在于，货币由于以下原因而同它本身以及它的规定发生矛盾：它本身是一种特殊商品（即使只是符号），因此在它同其他商品的交换中又受特殊交换条件的支配，这些条件是同它的绝对的一般可交换性相矛盾的。（这里还完全没有说到货币固定在一定产品的实体上，等等。）
交换价值除了在商品上的存在以外，还在货币上取得自身的存在，它之所以同自身的实体分离，正是因为这个实体的自然规定性同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规定发生了矛盾。作为交换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和其他商品等同（或可以相比较）（在质上：每一种商品只代表量上或多或少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这种等同，它们的这种统一，不同于它们的自然差别，从而在货币上，既表现为商品共同的要素，又表现为与商品相对立的第三物。但是，一方面，交换价值自然仍旧是商品固有的质，然而它同时却存在于商品之外；另一方面，货币不再作为商品的属性，不再作为商品的一般性质存在，而是与商品并列而个体化了，因此它本身成为一种与其他商品并列的特殊商品（可以通过供求来决定；分为各种特殊的货币，等等）。
货币成了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同时又不是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货币虽然有它的一般规定，它仍然是一种与其他可交换物并列的可交换物。货币不仅是一般交换价值，同时还是一种与其他特殊交换价值并列的特殊交换价值。这里就是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矛盾的新的根源。（在货币经营业从真正的商业分离出来时，货币的特殊性质再次显现出来。）
由此可见，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与商品相对立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I—18］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来克服这些困难；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交换，就使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与生产者相对立而独立。
（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式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式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念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
（1857年1月24日《经济学家》。在研究银行时，要考虑下面这段话
“既然商业阶段现在通常参与银行利润的分配，——他们由于股份银行更广泛地发展，废除一切社团特权，把完全的自由扩展到银行业，而能够在更大的程度上参与银行利润的分配，——所以这些阶级由于利息率提高而发财致富了。的确，按存款量来看，商业阶级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银行家；既然如此，贴现率对这些人来说必然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然，所有银行的和其他的准备金，都必然是不断勤劳和把利润储蓄起来的结果；因此，把商业阶级和工业阶级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他们必然是他们自己的银行家，而这只需要把自由贸易的原则推广到一切行业，使它们在货币市场的一切波动中损益均衡或抵销。”）
货币制度的和货币制度下产品交换的一切矛盾，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关系的发展，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的规定的发展。
（1857年2月12日《晨星报》：“去年的货币荒和因此而实行的高贴现率，对法兰西银行获取利润，是非常有利的。该行的股息一直在提高：1852年为118法郎，1853年为154法郎，1854年为194法郎，1855年为200法郎，1856年为272法郎。”）
还必须注意下面这些论述：英国银币发行时的价格，高于它所含银的价值。1磅银的内在价值为60—62先令（平均合3金镑），铸成银币后为66先令。造币局支付是按照
“目前的市场价格，即每盎司5先令至5先令2便士，而发行则按照每盎司5先令6便士。有两个原因防止了这种措施###〈$$$以银符号为依据而不是以内在价值为依据###〉$$$所造成的一切实际不便：第一，这种铸币只能从造币局获得，而且是按照上述价格获得；因此，作为国内通货，它不能贬值，并且由于它在国内流通时高于它的内在价值，也不能运往国外；第二，作为法定货币，它仅以40先令为限，因此，它决不会和金币发生冲突，也不会影响金币的价值”。建议法国“以银符号为依据而不是以内在价值为依据发行银辅币，并限定其作为法定货币的数额”。但同时：“确定铸币的成色，使内在价值和名义价值之间的差额比我们英国的更大，因为同金相比，银的价值不断提高，很可能不久以后就会上升到目前我们的造币局价格，到那时我们小得不又改变造币局价格。现在，我们的银币比内在价值低5%，而在不久前比内在价值低10%。”（1857年1月24日《经济学家》）
可能有人认为，发行小时券就能克服这一切困难。（当然，小时券的存在要以公共信用、银行等等这样一些条件为前提，这些条件在研究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关系时还没有直接提供出来，而且没有这些条件，交换价值和货币也能存在并且存在着；不过，在这里不必更多地谈论这一切；因为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自然把小时券看作“一定系列”60的最后的产物，当这个产物最符合货币的“纯粹”概念时，便最后“出现”在现实中。）
首先，如果假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已经实现，如果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平衡，归根到底是按比例的生产61（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那么，货币问题就成为完全次要的了，特别是这样的问题：是发行票券（不管是蓝色的还是绿色的，是金属的还是纸的），还是以另外一种什么形式进行社会簿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必须对现实的货币关系进行研究这样的借口，就是极端荒谬的了。
［I—19］银行（任何银行）发行小时券。等于交换价值x即等于x劳动时间的商品a，同代表x劳动时间的货币相交换。银行也必须购买商品，即把这个商品换成它的货币代表，例如，正像现在英格兰银行必须发行银行券去换取黄金一样。商品，即交换价值的实体的因而偶然的存在，同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存在相交换。因此，使商品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并不困难。只需要确切地证实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顺便说一下，这并不像检验金银的成色和重量那样容易），马上就会得出商品的对等价值，商品的货币存在。
不论我们怎样谈论问题，它最后总是归结为：发行小时券的银行，按商品的生产费用购买商品，购买一切商品，它除了生产纸券以外，没有为这种购买花费分文，它给予卖者的，不是卖者在某种特定的实体形式上占有的交换价值，而是商品的象征性的交换价值，换句话说，是领取具有等量交换价值的其他一切商品的凭证。当然，交换价值本身只能象征地存在，虽然这个象征——为了能够把它当作物，而不是只当作观念形式来使用——具有物的存在；它不仅是想象的观念，而且通过某种对象的方式实际表现出来。尺度可以保留在手中；交换价值充当尺度，但是只有当这种尺度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交换价值才进行交换。62）
可见，银行为了商品而付出货币；货币确实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凭证，也就是说，是领取等量价值的一切商品的凭证；银行进行购买。银行是总的买者，不仅是这种或那种商品的买者，而且是一切商品的买者。因为银行正是必须使每一种商品都转化为它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存在。但是，既然银行是总的买者，它也必然是总的卖者，不仅是储存一切商品的堆栈，不仅是总的商店，而且也是商品的占有者，正像每个其他商人都是商品的占有者一样。
我用我的商品a换成代表它的交换价值的小时券b；但这只是为了使我能够再把这个b任意变为一切实在商品c、d、e等等。这种货币能不能在银行之外流通呢？能不能不只在小时券的所有者和银行之间流通呢？用什么来保证这种券可以兑现呢？只可能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商品（产品或劳动）的全体所有者都想按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或者是，有的商品所有者想这样做，有的商品所有者不想这样做。如果他们全都想按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售，那么他们就不会等着看是否会有买者，而是马上到银行去，把商品出让给银行，换取商品的交换价值符号，货币：用商品兑换银行本身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身二任，同时是总的买者和卖者。
或者情况与此相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是纯粹的纸票，它只不过声称是交换价值的公认的象征，而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象征的特点是，它不仅代表交换价值，而且在实际交换中是交换价值。在这后一种情况下，银行券就不是货币，或者，只是银行及其顾客之间的习惯的货币，而不是一般市场上的习惯的货币。这就和我在一个餐厅老板那里预订的十二张餐券或和十二张戏票一样；这两者都代表货币，但是，前者只是在这一定的餐厅里代表货币，后者只是在这一定的剧场里代表货币。这种银行券不再适应货币的要求了，因为它不是在全体公众之中流通，而是在银行及其顾客之间流通。因此，我们必须抛弃后一种假定。
这样，银行会是总的买者和卖者。它也可以不发行银行券，而开支票，可以不开支票，而记简单的银行往来账。x根据他出让给银行的商品价值额，要求银行给予他别种商品形式的同等价值额。银行的第二个职能是必须确切地确定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物化在一切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但是，银行的职能不止于此。它必须规定能够用平均的产业手段生产出商品的劳动时间，即必须生产出商品的时间。
但这还不够。银行不仅要规定必须生产出一定量产品的时间，不仅要使生产青处于这样的条件下，即他们劳动的生产率相同（可见，也要使劳动资料的分配得到平衡和调整），而且银行还要规定不同生产部门所要使用的［I—20］劳动时间量。后面这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要使交换价值得到实现，要使银行的货币真正可以兑现，就必须使整个生产得到保证，并且按照使各交换者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那种比例进行。
不仅如此。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接着马上来详谈这一点。）工人不是把他们的劳动卖给银行，而是得到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等。这样，仔细考察就可看到，银行不仅是总的兴者和卖荷，而且也是总的生产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是生产的专制统治机构和分配的管理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无非是一个为共同劳动的社会进行记账和计算的部门。生产资料的共有是前提条件，等等。圣西门主义者把他们的银行变成了统治生产的教皇政权。
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消费。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费用决定，交换延及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亚当·斯密按照真正的18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历史的东西63，倒是历史的产物。
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中介的交换价值上。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互相妨碍别人利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64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设定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对于每个个人来说，只有通过交换价值，他自己的活动或产品才成为他的活动或产品；他必须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本身孤立化的，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的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
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活动的产品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这种情况实际上同下述情况截然不同：个人或者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为家庭和氏族14（以后是共同体）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
活动的社会性质，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和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由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的利害冲突而产生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相互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己的，独立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I—21］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要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见我的笔记本第XII本第34b页65）。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
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见我的《经济学评论》第V（13、14）页）66。以交换价值和货币为中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作为中介使漠不关心的人们发生联系。
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币，并且个人通过这种物的形式才取得和证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然性本身证明了两点：（1）个人还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2）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像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因此，正像前面谈到发行小时券的银行时看到的那样，设想在交换价值，在货币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行控制，那是再错误再荒谬不过的了。
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相互之间的统治和从属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立（不管这种统治和从属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没有征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这种联合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这一点在这里就不进一步论述了。）
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阶级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聚、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赖性，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这些制度的簿记［I—22］至少可以使私人交换进行结算。虽然每个民族的私人利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等等。谁也不会因此认为，通过交易所改革就可以铲除对内或对外的私人商业的基础。但是，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而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我们已经看到，虽然交换价值＝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间，而货币又＝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种交换价值或货币关系中，包含着商品同它的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包含着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同货币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劳动货币形式直接创造商品的摹本的银行，是一种空想。因此，虽然货币仅仅是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而且只是由于这种交换价值要使自身在纯粹形式上确定下来的趋势，货币才得以产生出来，但商品却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的真凭实据，并不能在交换价值世界中充当商品的价格。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对于货币的一种形式——指货币充当交换手段（而不是交换价值的尺度）——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系的物化；这里指的是货币表现为抵押品，一个人为了从别人那里获得商品，就必须把这种抵押品留在别人手里。在这种场合，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每一种别的抵押品对抵押品持有者可以直接作为抵押品来用，而货币对于他只作为“社会的抵押品”67来用，但货币所以是这种抵押品，只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象征性的）属性；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作为对象同他们自己相异化。）
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芹化的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山然同时发展下，通过这些东西，每‘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除旧基地的可能性。）（普遍的统计等等的可能性。）
（此外，这应当在考察“价格、需求和供给”这些范畴时加以阐述。这里只须指出一点，在行情表上实际呈现出来的整个商业和整个生产的概况，事实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表明单个人本身的交换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对立。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又不以［I—23］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同时已经包含着超越它自身的条件。）
比较代替了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
（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漠不关心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这种基础上。毫无疑问，这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关系和统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社会联系置于自己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个人还处于创造自己的社会生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68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这里可以用单个人对科学的关系作例子。）
（把货币比作血液——“流通”一词为这种比喻提供了理由——这大体上就像梅涅尼·阿格利巴把贵族比作胃69一样不正确。）
（把货币比作语言70同样不正确。观念不是这样转化为语言：观念的特性消失了，而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就像价格同商品并存一样。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必须先从本族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可作较多的类比；但是这种类比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的异族性。）
（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就是说，交换价值（以及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的贿赂，普遍的收买是一回事。普遍的卖淫现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使不同的东西等同起来，——莎士比亚对货币就有过这样中肯的理解71。没有货币，就不可能有致富欲本身；其他的一切积累和积累欲，表现为自然发生的、有限的、一方面受需要、另一方面受产品的有限本性制约的东西（万恶的求金欲72）。）
（货币制度的发展，显然已经以其他的一般发展为前提。）
如果考察的是产生出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的制度的那种社会关系，或者有它们的不发达程度与自身相适应的那种社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规定性的个人而互相发生关系，如作为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养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错觉，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现为似乎是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I—24］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合他的自由看起来比较大。但是，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
这些外部关系并未排除“依赖关系”，它们只是使这些关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图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一定的，只不过除掉一切错觉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当然，对于封建时代的“纯粹人的关系”等等的错觉，一刻也不能忘记：（1）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有物的性质，例如，从纯粹军事隶属关系到地产关系的发展就表明这一点；但是（2）由这些关系没落而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而在现代世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并列获得特殊的存在，即商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1）它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2）因而成为一般商品，它的自然特性消失了；（3）它的交换能力的尺度已经确定，即它与其他一切商品赖以相等的一定比例已经确定，它是作为货币的商品，而且不是作为货币一般，而是作为一定数量的货币的商品，因为，要表现交换价值的一切差别，货币必须是可以计数的，在量上是可分的。
货币，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转化成的共同形式，一般商品，其本身必须作为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并存，因为商品不仅在人的头脑中必须用货币来计量，而且在实际交换中必须与货币相交换和相兑换。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留待其他地方去阐述。正像国家一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然产生的，是交換的产物。
最初充当货币的商品——不是作为需要和消费的对象，而是为着用它再去交换其他商品而换进来的商品——是最经常地作为需要的对象换进来的，即进行流通的商品；因而能够最可靠地用来再去交换其他特殊商品；因而在当时社会组织下最能代表财富，是最普遍的供求的对象，并且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盐、毛皮、牲畜、奴隶。这样的商品在其作为商品的特殊形态上，实际上比其他商品更符合于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遗憾的是，德语中没有合适的词来表达denrée和marchandise的区别[7]）。
商品的特殊有用性，不管是作为特殊的消费品（毛皮），还是作为直接的生产工具（奴隶），在这罩给商品打上货币的烙印。但在发展的过程中恰好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就是说，那种最不容易直接成为消费品或生产工具的商品反而最适于代表这一方面：它为交换本身的需要服务。在前一种［I—25］情况下，商品由于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而成为货币；在后一种情况下，商品由于充当货币而获得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金属在较后阶段特别适于充当货币。同时，它们构成从货币的最初形式开始的自然过渡。在生产和交换的略高一些的阶段上，生产工具比产品重要；而金属（起初是石块）是最初的和最不可缺少的生产工具。就在古代人的货币中扮演了重大角色的铜来说，充当生产工具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与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包括交换手段）的规定相适应的其他属性，在它身上还是结合在一起的。
以后，贵金属又从其他金属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不氧化等等，质地均匀等等，其次，贵金属更适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因为它们对消费和生产的直接有用性降低了，而它们由于稀少却能更好地代表纯粹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它们一开始就表示剩余，即财富最初表现的形式。而且人们更乐意用金属换金属，而不是换其他商品。
货币的最初形式是与交换和物物交换的低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货币更多地还是出现在它作为尺度而不是作为实际的交换工具的规定上。在这个阶段上，尺度还能够纯粹是想象的（不过在黑人那里，金属条块57指的是铁）。（但贝壳等等更适于以金银为末端的那个系列。）
由于商品成为一般交换价值，结果交换价值成为一种特殊商品：交换价值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一种特殊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对立而获得代表或象征它们的交换价值的特权，即成为货币的特权。一种特殊商品与一切商品的货币属性相对立，作为货币主体而出现——这是由交换价值自身的本质产生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货币的交换价值又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材料，脱离货币实体的存在，如纸币，但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权并没有消失，因为这种特殊的存在必须继续从这种特殊商品那里得到自己的名称。
因为商品是交换价值，所以它可以同货币交换，同货币相等。它同货币相等的关系，即它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是它转化为货币的前提。特殊商品同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即一定的商品量可以转化成的货币量，决定于对象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的体现，商品是交换价值；在货币上，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份额，不仅被计量，而且包含在它的一般的、符合概念的、可以交换的形式中。货币是这样一种物质中介：交换价值隐藏在其中，从而取得了一种符合自己一般规定的形态。亚当·斯密说，劳动（劳动时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73。如果考察的是生产行为，那么这始终是正确的（就相对价值的规定来说，也始终是正确的）。在生产中，每个商品总是不断地同劳动时间相交换。
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一定份额的劳动时间不应当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产品上，而应当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产品上，即表现在与含有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一切产品相等和可以相兑换的那种特殊产品上；这种劳动时间不是包含在一种商品中，而是同时包含在一切商品中，因而包含在代表其他一切商品的一种特殊商品中。
劳动时间本身不能直接成为货币（换句话说，这等于要求每个商品直接成为它自己的货币），正是因为劳动时间（作为对象）实际上始终只是存在于特殊产品中：作为一般对象，劳动时间只能象征性地存在，它恰好又存在于被设定为货币的那种特殊商品中。劳动时间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的自然特殊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相隔绝）的交换对象而存在。然而，要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劳动时间又必须作为这样的交换对象而存在。正是劳动（从而交换价值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对象化，使劳动的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赋予商品以货币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又意味着有一个独立存在于商品之外的货币主体。
一定的劳动时间对象化在具有特殊属性并与需要发生特殊关系的一定的特殊商品中；而作为交换价值，劳动时间必须对象化在这样一种商品中，这种商品只表现劳动时间的份额或量而同劳动时间的自然属性无关，因而可以变形为——即交换成——对象化着同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任何商品。作为对象，它们必须具有这种一般性质，［I—26］而这种性质是与它们的自然特殊性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只有通过矛盾本身的对象化才能解决，即只有使商品成为双重的东西才行：一方面处于自己自然的直接形式中，另一方面处于作为货币的间接形式中。这后一种情况要成为可能，只有某种特殊商品成为比如说交换价值的一般实体才行，或者说，只有把商品的交换价值跟某—区别于其他一切商品的特殊实体，跟某一特殊商品视为同一个东西才行。也就是说，商品必须先同这种一般商品，同劳动时间的象征性的一般产品或化身相交换，然后才能作为交换价值随便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变形为任何其他商品。
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对象化，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由于调节交换价值，它实际上就不仅是交换价值内在的尺度，而且是交换价值的实体本身（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没有任何其他实体，没有自然属性），并且还能直接充当交换价值的货币，即提供使交换价值本身得以实现的因素；如果说这一切看来十分简单，那么，这种简单的外表是骗人的。实际情况正相反，交换价值关系——商品作为彼此相同和彼此可以相等的劳动时间化身的关系——包含着矛盾，这种矛盾在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上取得了自己的物的表现。
在亚当·斯密那里，这种矛盾还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东西。除了特殊的劳动产品（作为特殊对象的劳动时间）以外，劳动者还必须生产某些数量的一般商品（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斯密认为，交换价值的两种规定是在外部同时并存的74。整个商品的内在实质显得尚未被矛盾所贯穿和浸透。这是与他所处的生产阶段相适应的，那时劳动者还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中取得一部分自己的生存资料；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或斯图砸特的类似说法75，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而且家长制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家庭手工织布和纺纱）也是这样。只有剩余物才在国内大范围内进行交换。交换价值及由劳动时间来决定，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发展起来。
（附带说明：如果认为商品的消费只能随着它们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而增加，这种看法对金银来说比对任何其他商品来说更不正确。不如说，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金银的使用专门代表财富、富裕、奢侈，因为它们本身代表一般财富。撇开作为货币使用不谈，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如果它们的供给突然增加，即使生产费用或它们的价值并没有相应降低，它们也会找到迅速扩大的市场，从而会阻碍它们的贬值。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76而发生的许多问题，对于那些认为金银的消费完全取决于它们生产费用的降低的经济学家来说，是无法理解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总是兜圈子，现在这些问题得到说明了。这正好是同金银代表财富相联系的，即同它们充当货币的属性相联系的。）
（我们在配第的著作[8]中看到的作为永久商品的金银同其他商品的对立，早在色诺芬的著作《雅典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谈到大理石和银时就已有论述：
“这块国土不仅就每年成长和凋谢的作物来说是上等的，而且还有长久的利益。它丰产石头（即大理石）……有这样的土地，播种后毫无收成，但如深挖下去，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77）
（应当指出，不同的部落14或民族之间的交换——交换的最初形态正是这种交换，而不是私人交换——起初是开始于从未开化部落那里购买（骗取）剩余物，这不是它的劳动产品，而是它所占领的土地和自然界的自然产物。）
（由于货币必须通过一定的商品而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于是就要说明这种商品本身（金等等），说明由此产生的通常的经济矛盾。这是第二。其次，一切商品为要作为价格确定下来，必须与货币相交换，而不管这种交换是实际地进行还是仅仅想象地进行，因此就要确定金或银的虽同商品价格的比例。这是第三。很明显，单是用金或银来计量，金银的量并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然而，只要货币真正充当流通工具，由于实际的交换，困难就产生了；供求关系等等。但是，凡是影响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的价值的因素，显然也会影响作为尺度的货币。）
［I—27］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形式存在着。从劳动时间本身可以交换（本身是商品）来说，它不仅在量上被规定了，而且在质上也被规定了，并且，不仅在量上不相同，而且在质上也不相同；它决不是一般的、自我等同的劳动时间；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不相符合，正像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不相符合一样。
亚·斯密认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特殊商品以外，还必须生产一般商品，换句话说，还必须赋予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以货币形式，总之，只要他的商品对于他自己不是充当使用价值，而是充当交换价值，就要赋予它们以货币形式，74——这种论点从主体方面来表达无非是说：劳动者的特殊劳动时间不能直接同任何其他特殊劳动时间相交换，它的这种一般交换能力还需要通过中介而取得，它必须采取与本身不同的、对象的形式，才能获得这种一般交换能力，
从生产行为本身来考察，单个人的劳动就是他用来直接购买产品即购买自己特殊活动的对象的货币；但这是一种只能用来购买这种特定产品的特殊货币。为了直接成为一般货币，单个人的劳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但在这种前提下，不是交换最先赋予单个人的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单个人的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参与。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最初在生产中发生的交换——这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是由共同需要，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一开始就意味着单个人参与共同的产品界。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被设定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会被设定为一般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决不会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的中介。当然，中介必定是有的。
在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第一种情况下，——不管这些独立生产通过自己的互相联系而在事后怎样确立和发电形态变化，——中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系的表现。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提本身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被设定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的形态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也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有一般性质。在这里，不存在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而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动组织。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在事后成立。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参与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中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中介的。
因此，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就是说，也使他的产品）直接成为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把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的要求，只有在不再能提出这种要求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品，都不直接具有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对象的中介作用，通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像在单个人的场合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归结为时间的节约。正像单个人必须正确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所提出的各种要求一样，社会必须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用劳动时间计吊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I—28］区别。同一劳动部门的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同类性，同一性。
（斯特拉本，第11卷，高加索阿尔巴尼亚人78：
“居民长得漂亮，身材魁梧，他们纯朴，无商人习气；他们通常不使用钱币，不知道一百以上的数目，但进行物物交换。”接着还说：“他们既不知道精确的尺度，也不知道重量。”［（斯特拉本《地理学》（十七卷集）1829年莱比锡铅印版第2卷第11篇第4章第415—416页）］）
货币充当尺度（例如，在荷马著作中充当这种尺度的是公牛），先于充当交换手段，因为在物物交换时，每个商品本身还是它自己的交换手段。但商品不能成为自己的尺度或本身的比较标准。
[7]法语“denrée”和“marchandise”不同，前者指作为消费品的商品，后者指作为贸易品的商品。——编者注
[8]见本卷第185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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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1858年手稿）
［手稿前半部分］
大约写于1857年底—1858年5月
原文是德文
1939—1941年第一次用德文以单行本形式在莫斯科出版，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1981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分册并参考1983年德文版第42卷翻译
［I—1］II．货币章
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
I．
“一切弊病，都来自人们顽固地保持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优势地位。”［达里蒙《论银行改革》1856年巴黎版］第1—2页）
达里蒙开头就谈到1855年10月法兰西银行为制止其库存现金不断减少而采取的措施（第2页）。他想给我们提供这家银行在10月采取措施前的最后五个月中的状况的统计表。为此目的，他把这家银行这五个月中每个月的金银储备和“证券总存额的波动”即这家银行贴现的数量（在它的证券总存额中的商业证券即汇票的数量）加以对比。按照达里蒙的说法，表明银行持有的证券的价值的数字，
“代表公众所感到的对银行服务的或大或小的需要，或者代表流通的需要，而这两者是一回事”（第2页）。
两者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如果待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同“流通的需要”，即真正的货币流通的需要是一回事，那么，银行券的流通就必然由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决定。但这种运动，平均说来，不仅不是平行的，而且往往是相反的。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及其波动，表明信贷的需要，而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由完全不同的影响决定的。如果要得出关于流通的结论，达里蒙首先应当在金银储备栏和贴现的汇票栏之外，再加上流通的银行券总额栏。
实际上很明显，要谈论流通的需要，首先应该弄清楚实际流通中的波动。把对比中的这一必要环节略去，立即暴露出他一知半解，非常拙劣，并且故意把信贷的需要和货币流通的需要混淆起来，——蒲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之上的。（死亡统计表的一方是疾病，另一方是死亡事件，而出生情况却被忘记了。）
达里蒙提出的两栏（见第3页），一方是4月至9月银行的金属储备栏，另一方是银行的证券总存额的变动栏，它们所反映的无非是并不需要用统计例证来说明的同义反复的事实：交到银行多少汇票，就从银行取出多少金属，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就增添多少汇票，银行的地库就失去多少金属。甚至连达里蒙想用他的表来证明的这种同义反复，在他的表中也不是表现得很清楚。这个表倒是表明，从1855年4月12日至9月13日，银行的金属储备大约减少14400万，而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的证券，却大约增加10100万39。因此，金银储备的减少额比所贴现的商业证券的增加额多4300万。五个月变动的这个总结果表明，两种变动不是一回事。
把数字更仔细地对比一下，我们就看到另外的不一致。
银行的金属储备银行贴现的证券
4月12日——432614797法郎4月12日——322904313
5月10日——4209140285月10日——310744925
换句话说，从4月12日至5月10日，金属储备减少11700769，而证券的数目增加4012159388；也就是说，证券的增加额比金属储备的减少额大约多50万（458619法郎）。如果我们把5月同6月加以对比，那就会出现更令人吃惊的相反的事实：
银行的金属储备银行贴现的证券
5月10日——4209140285月10日——310744925
6月14日——4077698136月14日——310369439
［I—2］可见，从5月10日至6月14日，金属储备减少13144215法郎。银行的证券是不是以同样程度增加了呢？相反，在这期间，银行的证券减少375486法郎。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的不再是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的单纯量上的不成比例。两种变动本身的反比例关系消失了。一方大幅度减少，而另一方相对来说减少较少。
银行的金属储备银行贴现的证券
6月14日——4077698136月14日——310369439
7月12日——3146296147月12日——381699256
6月和7月的对比表明，金属储备减少93140199，证券增加71329817，也就是说，金属储备的减少额比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多21810382法郎。
银行的金属储备银行贴现的证券
7月12日——3146296147月12日——381699256
8月9日——3387844448月9日——458689605
我们看见双方都增加了，金属储备一方增加24154830，证券总存额一方增加多得多，达76990399法郎。
银行的金属储备［银行贴现的证券］
8月9日——3387844448月9日——458689605
9月13日——288645333［［9月13日］——431390562
在这里，金属储备减少50139111法郎，同时证券减少27299043法郎（尽管法兰西银行采取了限制措施，1855年12月它的库存现金仍然减少2400万）。
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对五个月的连续对比得出的实际情况，同达里蒙先生对头尾两个月所作的对比得出的实际情况，是同样可信的。对比表明了什么？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的。
有两次是证券总存额增加，同时金属储备减少，不过后者的减少额赶不上前者的增加额（4月至5月和6月至7月）。有两次是金属储备减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不过后者的减少额赶不上前者的减少额（5月至6月和8月至9月）。最后，有一次是金属储备增加，证券总存额也增加，不过前者赶不上后者。
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双方都减少；双方都增加；因此，可以是各种情况，而恰好不是始终不变的规律，首先不是反比例的关系，甚至也不是相互作用，因为证券总存额的减少不可能是金属储备减少的原因，而证劵总存额的增加不可能是金属储备增加的原因。甚至连达里蒙对头尾两个月所作的孤立的对比，也不能证实反比例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既然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10100万39抵不上金属储备的减少额14400万，那剩下的可能性就是，一方的增加［I—3］同另一方的减少之间根本没有因果联系。统计例证没有作出回答，倒是提出了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再是一个谜，而是一大堆谜。
如果达里蒙先生除了他的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贴现的证券）栏之外，还提出“银行券流通”栏和“存款”栏，那么谜事实上就会消失。如果金属储备一方的减少额小于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那可以这样来说明：金属的储存同时增加了；或者一部分为贴现而发行的银行券没有换成金属，而是仍然在流通中，最后，或者发行的银行券没有使通货增多，而立即以存款的形式或以支付到期汇票的形式流回了。如果金属储备减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较少，则可以这样来说明：从银行取出了存款，或者人们拿银行券向银行兑换金属，于是银行自己的贴现业务受到取出的存款或兑现的银行券的所有者的损害。最后，如果金属储备减少较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也较少，这也可以用同样的原因来说明（我们把为补偿国内的银币而发生的流出完全撇开，因为达里蒙没有把这一点包括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但是，这些可以这样互相说明的各栏，也会证明他本来不想证明的东西，那就是：银行方面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商业需要，并不一定要增加它的银行券的流通；这种流通的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银行的金属储备的减少或增加相符合；银行不能控制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这些结果全都不合达咀蒙先生的心意。由于他匆忙地大喊大叫地提出他的先入之见，即以银行的金属储备为代表的银行的金属基础同他所谓的以证券总存额为代表的流通的需要之间的对立，斫以他就列出这两栏而撇开了它们的必要的补充，但把这两栏这样地孤立起来，它们就失去了任何意义，或至多证明事情和他的愿望是相反的。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蒲鲁东派的统计的和实证的例证的全部价值。经济事实并没有验证他们的理论，而是证明他们不会掌握和利用事实。他们利用事实的方式倒是表明了他们的理论抽象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往下看达里蒙讲了些什么。
当法兰西银行看到它的金属储备减少14400万，它的证券总存额增加10100万39的时候，就在1855年10月4日和18日对它的地库采取了保护措施，以免受证券总存额的影响。它接连地把贴现率从4%提高到5%，从5%提高到6%，并且把汇票贴现的期限从90天减少到75天。换句话说，银行使商业取得金属的条件变得困难了。这证明了什么呢？
达里蒙说：“这证明了，一个按照现行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建立在金银的统治地位上的银行，正是在公众蛀需要它服务的时候，逃避为公众服务。”（同上，第3页）
难道达里蒙先生需要用他的数字来证明，需求向供给提出的要求（和超过供给）有多少，供给就使它的服务变贵多少？在银行面前代表“公众”的先生们不是遵循同样的“令人愉快的生活习惯”[4]吗？博爱的谷物商人把他们的汇票提交银行兑现，以便取得银行券，用银行券兑换银行的黄金，用银行的黄金换取外国的谷物，用外国的谷物换取法国公众的货币，难道他们的出发点是考虑到：因为公众现在最需要谷物，所以他们有义务在较便宜的条件下把谷物出让给公众吗？或者不如说，难道他们不是求助于银行，以便利用谷物价格的上涨，公众的急需，谷物的供求失调而捞到好处吗？银行可以不受这个普遍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吗？这是什么样的想法！
但是不妨认为现今的银行组织有可能储存大量黄金，使那种在粮荒时可以按照对国民最有利的方式使用的购买手段处于闲置状态，使本来应该通过生产的转化而获利［I—4］的资本成为非生产的和呆滞的流通基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在现今的银行组织中，非生产的金属储备仍然超过它的必要的最低限额，因为流通中金银的节省还没有达到它的经济极限。这是同一基础上的量的多少问题。但是，问题就会从社会主义的高处降到资产阶级实践的平地上来，而我们发现，英国资产阶级中反对英格兰银行的大多数人就是在这个平地上绕来绕去的。怎样的坠落啊！
或者问题不在于通过银行券和其他银行手段节省多少金属，而在于完全抛弃金属基础？但这样一来，统计寓言及其寓意又都不适用了。如果银行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在急需时，都要把贵金属运往国外，那么，它必须预先积累贵金属，而如果要外国接受贵金属以换出它的商品，那么，贵金属就必须已经保持住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达里蒙认为，夺走银行的贵金属的原因是歉收，从而必须从国外进口粮食。他忘记了蚕丝减产，因而必须从中国大量购入蚕丝。达里蒙还说，在最近几个月的巴黎工业博览会41期间进行了巨大的、为数众多的交易活动。他又忘记了动产信用公司35及其竞争者在国外进行的大量投机活动和企业活动，它们进行这些活动，正如伊萨克·贝列拉所说，是要表明，法国资本比其他资本出色的地方是它的世界性，正如法国语言比其他语言出色的地方是它的世界性一样。此外还要加上东方战争42引起的非生产开支：75000万债款。
因此，一方面是法国两个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突然大量减产！另一方面是在国外市场上，在那些根本不创造直接的等价物，其中一部分可能从来不能弥补自己的生产费用的企业中，不寻常地使用法国资本！一方面，为了通过进口来弥补国内生产的缩减，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国外工业企业的增长，所需要的都不是用于等价物交换的流通符号，而是等价物本身，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法国国内生产的缩减无论如何不是法国资本在国外活动的等价物。
现在假定，法兰西银行不是建立在金属基础上，并且外国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而不只是贵金属这种特殊形式的法国等价物或法国资本。难道银行不正是在“公众”最急需它的服务的时候，也被迫提高它的贴现条件吗？银行用来为公众的汇票进行贴现的银行券，现在无非是取得金银的凭证。而在我们的假设下，它们就会是取得国家的产品储备和直接可以利用的劳动力的凭证：产品储备是有限的，而劳动力只是在非常肯定的限度内和在一定的时期内才能增加。另一方面，印刷纸币的机器是不会疲惫的，好像魔杖一挥就会转动。同时，当谷物和蚕茧歉收，使国家的可供直接交换的财富大大减少的时候，国外的铁路、矿山等企业却把这种可供直接交换的财富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这种形式不创造直接的等价物，因而一时无偿地吞没了这种财富！因此，可供直接交换的、能够流通的、可以运到外国去的国家财富是绝对地减少了！另一方面，银行凭证是无限制地增加了。直接的结果是产品、原料和劳动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银行凭证价格下跌。银行不能靠魔杖一挥使国家财富增加，而只会通过十分平常的活动使自己的纸币贬值。随着这种贬值而来的，难道不是生产的突然瘫痪？
不是这样——蒲鲁东主义者叫道。我们的新的银行组织不会［I—5］满足于这种消极的业绩：废除金属基础，而让其余一切仍旧是老样子。它会创造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因而在崭新的前提下进行干预。难道现代银行的出现在当时不也使生产条件发生革命吗？如果没有银行促成的信贷的积聚，没有银行创立的、与地租相对立的国债利息，从而没有与地产相对立的金融，没有与地主相对立的金融家，如果没有这种新的流通设施，难道会有现代大工业、股份企业等等，会有这些既是现代工商业的产物、又是现代工商业的生产条件的成千上万种形式的流通券吗？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基本问题，它同起点已经不再有联系。这个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生革命？进一步要问的是：如果不触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如果流通的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一方面要让这些改变本身不是成为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成为改造流通的逐步产生的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证明，这种学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
上述历史上的例证当然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代信用设施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它只构成资本积聚的一个要素，而财产的积聚既因流通的缺乏（如在古罗马）而加快，也因流通的易于进行而加快。
接下来应该研究，或者不如说应该提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货币的各种不同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过一种关系的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是否又是一个自行取消的要求？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不同阶段的社会生产；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生产关系，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点。一种杠杆可能比另一种杠杆更好地克服静止的物质的阻力。但是，每种杠杆都是以阻力始终存在这一点为依据的。
关于流通同其余的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个一般性的问题当然只能在结束部分提出来。从一开始就值得怀疑的是，蒲鲁东及其同伙从来就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只是偶尔装腔作势地叫喊一番。凡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每次都应该密切注意。
从达里蒙的开头部分就可以看出，他把货币流通和信贷完全等同起来，这在经济学中是错误的。（附带指出，无息信贷无非是财产就是盗窃43这一论点的虚伪的、市侩的、怯懦的形式。不是让工人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资本，而是让资本家不得不把资本交给工人。）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谈。
至于所讨论的题目本身，达里蒙只得出这样的结论：银行出卖信贷，就像商人出卖商品，工人出卖劳动一样，当需求与供给相比增加的时候，就卖得贵一些，也就是说，正当公众最需要银行的服务的时候，银行使公众得到它的服务变得困难了。我们看到，不管银行发行可兑现的还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它都必须这样做。
法兰西银行在1855年10月的做法引起了一片“大喊大叫声’（同上，第4页），引起了银行和公众代言人之间的一场“大争论”。达里蒙对这场争论进行总结或者说佯装进行总结。我们在这里只是顺便地看看他总结些什么，因为他的总结表明论战双方的弱点，他们经常随意离题，在外部原因上兜圈子。论战双方的每一方都随时抛掉自己的武器，找出另外的武器。双方之所以交不了锋，不仅是因为他们经常调换他们用来战斗的武器，而且也因为他们只要在一个场地上相遇，就立即逃到另一个场地上去。
（从1806年至1855年，法国的贴现率没有达到过6%；50年来，商业汇票最长的支付期限几乎始终是90天。）
达里蒙让银行自我辩护时所带有的弱点，以及他自己的错误见解，例如，从他的虚构的对话中的下列地方［I—6］就可以看出来：
银行的反对者说：
“由于您的垄断，您成了信贷的分配者和调节者。当您显得严厉的时候，贴现业者不仅模仿您，并且比您更严厉……由于您的一些措施，您已经使营业停滞。”（同上，第5页）
银行则说，并且是“谦恭地”说
“您想要我怎样做？——银行谦恭地说……——为了提防外国人，我必须提防本国同胞……首先我必须阻止硬币的外流，没有硬币我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同上，第5页）
银行被说得荒谬可笑。让它离开问题，说一番空话，以便人们有可能也用空话来回答它。在这一对话中，银行也抱有达里蒙的幻想：银行由于自己的垄断确实调节着信贷。实际上，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也就是说，在它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时候才开始。在货币市场松动、每人都按21/2%进行贴现时，让银行仍然按5%贴现，这时，贴现业者就不会模仿它，而会把一切贴现业务从它鼻子底下夺走。1844年法令44实行以来的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法律使英格兰银行在贴现业务等等方面成为私人银行家的真正对手。英格兰银行为了在货币市场松动时期保证自己在贴现业务方面占有一个份额，并且是日益增多的份额，经常被迫降低贴现率，不仅降低到私人银行家的水平，而且往往更低。因此，银行“对信贷的调节”应该有保留地来理解，而达里蒙却把自己关于银行无条件地控制货币市场和信贷的偏见当作出发点。
达里蒙不是批判地研究银行对货币市场拥有真正权力的条件，而是立即抓住这样一句话：硬币对于银行说来就是一切，银行必须防止硬币流往国外。法兰西学院45的一位教授（舍伐利埃）回答说：
“金银是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的商品……银行的金属储备之所以需要只是为了在紧急时期把它运往国外去买东西。”
银行回答说
“金属货币不是同其他商品—样的商品，而是交换工具，由于这一称号，它享有为其他一切商品规定法律的特权。”
在这里，达里蒙突然在战斗双方之间出现：
因此，不仅现今的危机，而且周期性的商业危机，都应该归因于金银享有的这种特权，即唯有金银才能充当可靠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
为了消除危机造成的种种不愉快
“只要做到下面这一点就够了：金银成为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或者，准确地说，一切商品都具有和金银一样的等级（由于同样的名义）而成为交换工具，产品确实同产品交换”（同上，第5一7页）。
在这里，把争论的问题想象得多么肤浅。既然银行发行货币凭证（银行券）和可用金（银）偿还的资本债券（存款），那么，不言而喻，银行对自己的金属储备的减少只能在一定的程度内听任和容忍，而不予理会。这种论调同金属货币理论毫无关系。达里蒙的危机理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
在《流通危机简史》46—章中，达里蒙先生略而不谈1809—1811年英国的危机，仅仅在谈到1810年时，指出任命金条委员会47，在谈到1811年时，又略去了实际的危机（1809年开始），而只提到两点：一是下院通过的决议：
“银行券同金银条块相比的贬值，不是由纸币的贬值引起的，而是由金银条块的腾贵引起的”；
二是持相反论断的李嘉图的小册子[5]，他认为从李嘉图的论断中应得出如下结论：
“最完善状态的货币是纸币”（第22—23页）。
在这里，1809到1811年的危机是重要的，因为银行当时发行的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可见，危机决不是由银行券可兑换成金（金属）而产生的，因此，也决不能通过废除这种可兑换性来加以防止。达里蒙用灵巧的裁剪手法避开了这些会驳倒他的危机理论的事实。他抓住李嘉图的格言，虽然这与问题的实际内容和小册子——论银行券的贬值——的实际内容毫无关系。他忽略了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及其错误的前提已经完全被驳倒。这种理论的错误前提是认为银行控制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价格，然而情况正好相反，是价格决定流通手段的数量等等。在李嘉图时代，对货币流通现象还没有作任何详细的研究。这一点顺便提一下。
金银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金银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作为一般交换工具，金银是享有特权的商品，并且正是由于这种特权，金银使其他商品降了级。这就是达里蒙对这种对立所作的最终分析。达里蒙最后做出判决：要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那时，你们消除的不是金银货币的特有的弊病，或者说可以兑换成金银的银行券的特有的弊病。你们消除的是一切弊病。或者不如说，把一切商品提高到现在只有金银才享有的垄断地位。让教皇存在，但是使每个人都成为教皇。废除货币，办法是你们把每个商品都变成货币，并且赋予它以货币的特性。
在这里，不禁要问，这个问题是否表明了它本身的荒谬，因而，任务所提出的条件本身已经包含着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回答往往只能是对问题的批判，而问题往往只能［I—7］由对问题本身的否定来解决。
实际问题是：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是否需要一种特有的交换工具？它是否必然会创造一种一切价值的等价物？这种交换工具的或这种等价物的一种形式可能比其他形式更顺手、更合适，更少一些不便。但是，由一种特殊的交换工具，一种特殊的然而又是一般的等价物的存在而造成的不便，必然会在任何一种——虽然各不相同的——形式中重复产生。当然，达里蒙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本身。要废除货币而又不要废除货币!要废除金银由于作为货币这种排他物而具有的排他的特权，但是要把一切商品变成货币，也就是说，要使一切商品都具有离开排他性就不再存在的属性。
在贵金属的外流中确实出现了矛盾，达里蒙对这一矛盾的理解以及克服办法是同样肤浅的。显然，金银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而现代经济学突然惊恐地看到，它竟不时一再地回到重商主义体系的偏见上去。英国经济学家企图通过某种区分来克服困难。他们说，在发生这种货币危机的时候，所需要的不是作为货币的金银，不是作为铸币的金银，而是作为资本的金银。他们忘记加上一句：资本，然而是在一定的金银形式上的资本。如果任何形式上的资本都能够输出，那么，为什么输出的恰恰是这种商品，而大多数其他商品却由于输出不足而跌价呢？
我们举些特定的例子来说：贵金属外流是由于国内某种主要食物（例如谷物）歉收，是由于某种进口的主要消费品（例如茶叶）在国外歉收并因而涨价引起的；贵金属外流是由于具有决定意义的工业原料（棉花、羊毛、丝、亚麻）歉收引起的；贵金属外流是由于进口过剩（因投机、战争等等）引起的。在国内歉收的情况下，对（谷物、茶叶、棉花、亚麻等）突然的或长期的减产进行补偿，给国民带来双重的损害。国民所投的资本的或劳动的一部分不能再生产出来——这是生产的真正缩减。为了填补这一漏洞，必须拿出再生产出来的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同减产量并不是形成简单的算术比例，因为欠缺的产品由于供给减少，需求增大，在世界市场上会涨价，而且必然会涨价。
必须仔细地研究，如果抛开货币不说，这类危机会呈现出什么样子，而在这里既定的关系内，货币带来什么样的规定性。（谷物歉收和进口过剩是主要的场合。战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直接从经济上来看，这就像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扔到水中一样。）
谷物歉收的场合。把该国同另一个国家加以比较，那就很清楚，它的资本（不仅是它的实际财富）减少了，这就像一个农民把做面包的生面团烧掉了，他不得不向面包师购买，于是他少掉了购买面包的金额。至于国内，看来，谷物价格的上涨，就价值来说，使一切仍保持原状。只不过撇开下面这一点不说：在真正歉收的情况下，减少的谷物数量乘以上涨的价格，决不等于正常的谷物数量乘以较低的价格。
假定英国只生产1夸特小麦，而这1夸特小麦的价格达到以前3000万夸特小麦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撇开该国缺少再生产生命和谷物的手段不说，如果我们假定再生产1夸特小麦所需要的工作日为a，那么，该国就要以a×3000万工作日（生产费用48）来交换a×1工作日（产品）；它的资本的生产力就会减小到原来的几千万分之一，而国内拥有的价值总额就会减少，因为每个工作日就会贬值到原来的三千万分之一。每一份资本现在只代表自己以前价值的、自己的等价物即生产费用的1/30000000，虽然在上述场合一国资本的名义价值并未减少（把土地的跌价撇开不说），因为其余产品的价值的减少正好由1夸特小麦的价值的增加所补偿。小麦价格提高到3000万倍就是其余一切产品以同样程度跌价的表现。
此外，本国和外国的这种区别是完全虚妄的。一个国家，谷物遭到歉收，向外国购买谷物，这个国家同外国的关系，和这个国家的每个个人同租地农场主或谷物商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个人必须用于购买谷物的追加数额，是他的资本即他自行支配的资金的直接减少。
为了使问题不致被一些不重要的影响搞混，应该假定一国实行粮食的自由买卖。即使进口的谷物像自己生产的谷物一样便宜，该国仍然少掉了租地农场主没有再生产出来的那部分资本。但是，在我们所作的假定下，该国进口的外国谷物的数量总是等于正常价格下可能进口的数量。因此，进口的增长是以价格上涨为前提的。
谷物价格的上涨等于其余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一夸特谷物的生产费用（表现为价格）的提高，等于在其他一切形式上存在的资本的生产率的降低。用于购买谷物的数额增加了，对其他一切产品的购买必然相应减少，因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必然相应降低。不管是有或没有金属货币或其他任何货币，该国会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不仅波及谷物，而且波及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生产率确实降低了，它们的产品的价格同正常生产费用所决定的价值相比下降了，而且也因为一切契约、债务等等都是以产品的平均价格为基础的。举例来说，必须提供x舍费耳谷物来支付国债，而这x舍费耳的生产费用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了。
因此，完全不考虑货币的情况，［I—8）该国也会处于普遍危机之中。不仅撇开货币，甚至撇开产品的交换价值不说，产品仍会贬值，该国的生产率仍会下降，而该国的一切经济关系是以它的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
因此，谷物歉收引起的危机决不是由贵金属外流造成的，虽然为制止这种外流而设置的障碍可以加剧这种危机。
无论如何也不能附和蒲鲁东49，说什么危机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只有贵金属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具有可靠的价值；这是因为，仔细考察一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意味着必须拿出更多的金银来交换一定量的谷物，也就是说，金银的价格同谷物的价格相比下跌了。因此，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起，同谷物相比贬值了，任何特权也不能保护金银免于贬值。金银同谷物相比的贬值和谷物价格的上涨是一回事。（这并不完全正确。例如一夸特谷物从50先令上涨到100先令，也就是上涨50%，但是棉织品下降100%。这样，银同谷物相比只下降50%，而棉织品（由于需求停滞等等）同银相比下降了100%。50也就是说，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超过谷物价格的上涨。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最近几年，谷物有时上涨100%，而工业品并不是按照金同谷物相比下跌的同一比例下跌。这种情况并不直接影响一般原理。）也不能说，金享有特权，是由于金作为铸币，它的量是准确和可靠地规定的。一塔勒（银）在任何情况下始终是一塔勒。同样，一舍费耳小麦始终是一舍费耳，一码麻布始终是一码。
因此，在谷物严重歉收的情况下，大多数商品（包括劳动）的跌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不能简单地归咎于金的输出，因为即使本国的金根本不输出，外国谷物根本不输入，跌价和危机还是会发生的。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大家知道，这一规律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内（从全国范围来看）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一切领域内所起的作用，要强烈和有力得不可比拟。金的输出不是谷物危机的原因，而谷物危机却是金的输出的原因。
如果就金银本身来考察，那么可以断言，它们只是在两个方面影响危机，使危机的症状更加恶化：（1）金的输出因银行受金属条件的约束而变得困难；银行因而针对这种金的输出所采取的措施对国内流通产生不利的反作用；（2）金的输出是必需的，因为外国只愿意以金的形式而不愿意以任何其他形式接受资本。
即使第一点困难得到克服，第二点困难可能仍然存在。英格兰银行正是当它在法律上有权发行不可兑现的银行券的时期经历这种困难的。银行券同金条相比贬值了，而金的造币局价格同金条价格相比也下跌了。对银行券来说，金成了特种商品。可以说，从银行券名义上代表一定数量的金来说，银行券还依赖于金，而实际上用银行券是不能换回金的。金仍然是银行券的名称，虽然在法律上银行券已经不再能够向银行换回这一数量的金。
只要纸币从金得到名称（也就是说，例如五镑银行券是5索维林的纸代表），对银行券说来，银行券可兑换为金就仍然是经济规律，不管这一规律在政策上是否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这要在以后来考察，并且不直接属于所研究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在1799—1819年时期51还继续声称，它们代表一定量金的价值。除了通过银行券实际上支配多少金条这个事实之外，还能通过其他办法来检验这种声明吗？从五镑银行券不再能够得到等于5索维林的金条价值的时刻起，银行券就贬值了，虽然它是不能兑现的。银行券的名称所表明的银行券价值和一定量金的价值相等，立即同银行券和金的实际上的不相等发生矛盾。
因此，坚持把金当作银行券的名称的英国人中间争论的问题，实际上不是银行券兑换为金的问题，——这种兑现只不过是把银行券的名称在理论上所表明的那种相等，从实践上表示出来，——而是怎样保证这种兑现的问题，是通过在法律上对银行作出限制来保证这种兑现呢，还是让这种兑现放任自流呢？持后一种看法的人断言，发行银行凭票据发放贷款，因而它的银行券保证能够流回，这种兑现平均说来是有保证的，而他们的反对者反正从来没有提供比这个平均保证更多的东西。后一情况是事实。顺便说一下，这种平均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平均计算能够和应该既成为银行的根据，也成为一切保险机构等等的根据。站在这方面的，首先是苏格兰的各银行，它们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典范。
严格的金条主义者则说：他们是认真对待［I—9］兑现的；这种兑现的必要性是由银行券本身的命名造成的；银行负有兑现的义务，就使银行券始终成为可兑现的，这就形成对过量发行的限制；他们的反对者是不可兑现论的虚假的维护者。在这两派之间，有各种不同色彩的派别，有一群小的“品种”。
最后，不可兑现论的辩护者，坚定的反金条主义者，自己不知道他们只是不可兑现论的虚假的拥护者，正如他们的反对者只是可兑现论的虚假的拥护者一样，因为反金条主义者坚持银行券的命名，也就是把具有一定命名的银行券同一定金量的实际相等当作计量自己的银行券的十足价值的尺度。
在普鲁士存在着强制流通的纸币。（由于一定量的税必须以纸币支付，就此而言，纸币的流回是有保证的。）这些纸塔勒不是支取银的凭证，根据法律它们不能向任何银行换取银等等。它们不是由商业银行凭票据而贷出的，而是政府为负担自己的费用发出的。但是，它们的命名就是银的命名。一个纸塔勒声称代表和一个银塔勒同样的价值。如果对政府的信任发生根本的动摇，或者这种纸币以大于流通的需要所要求的比例发行，那么，在实践中纸塔勒就不再与银塔勒处于同等地位，就会贬值，因为它会降到它的名称所表示的价值之下。如果不是发生上述情况，而是产生了对银的特别需要，例如，为了输出，使银与纸塔勒相比拥有特权，那么，纸塔勒也会贬值。
因此，可兑换为金银成了以金银命名的任何纸币的实际价值尺度，不管这种纸币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名义价值只是像影子那样跟随着它的实体；两者是否一致，那要由它们的实际可兑现性（可交换性）来证明。实际价值降低到名义价值以下就是贬值。实际的互相平行运动，互相交换，就是兑现。就不可兑现的银行券来说，可兑现性不是表现在银行的出纳上，而是表现在具有用金属货币命名的纸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日常交换上。实际上，如果不再是通过在全国各地的日常交易，而是要通过在银行出纳处进行特别的大量试验来确认可兑现银行券的可兑现性，那么，这种兑现就已经是受到危害的了。
在苏格兰，纸币在农村中甚至比金属货币更受欢迎。苏格兰在1845年以前，也就是在英国1844年法令44强加于它以前，自然也经历了英国的一切社会危机，而有些危机甚至更加厉害，因为“清扫”土地52在这里进行得更加肆无忌惮。但是，苏格兰并没有发生真正的货币危机（某些银行由于轻率地提供贷款而破产，这是例外情形，和这里的问题无关）；没有银行券贬值，没有抱怨，没有对于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否够用的研究等等。
在这里，苏格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方面表明在现存基础上可以怎样充分调节货币制度——消除达里蒙所抱怨的一切弊病——而不必屏弃现存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基础的矛盾、对抗、阶级对立等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尖锐。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达里蒙和他的保护者，那位为他的书写序的埃米尔·日拉丹——他以理论上的空想来补充前者实践上的欺骗——不是在苏格兰去发现同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这类垄断银行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在美国去寻找，而在美国，由于要得到州的特许证，银行制度只在名义上是自由的，那里没有银行的自由竞争，只存在着垄断银行的联邦制度。
确实，苏格兰的银行制度和货币制度是流通魔术师的幻想所碰到的最危险的暗礁。尽管金币或银币（在没有铸币的法定复本位制的地方）对其他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经常发生变化，但人们不说金币和银币贬值了。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它们就是它们自己的名称，因为它们的名称不是一种价值的名称，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以某一第三种商品来估价，而只是表示自身物质的可除部分，即一索维林等于若干重量的金量。
因此，金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这不是因为只有金才表现可靠的价值，而是因为金作为货币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价值，而是自身物质的一定量，它在自己额头上标明的，是自己的量的规定性。（以后应当更详细地研究，金币和银币的这种特征归根到底是不是一切货币的内在属性。）
达里蒙及其同伙被金属货币的这种名义上的不可贬值性所迷惑，只看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金银同几乎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升值了；他们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在所谓的繁荣时期，即价格暂时普遍上涨的时期，金银或者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劳动也许除外，但并非总是如此）相比贬值了。由于金属货币（以及以它为基础的一切种类的货币）的这种贬值总是先于它的升值，他们本来应该按相反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要预防货币的周期重复的贬值（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废除商品对货币的特权）。如果采用后一种提法，任务就会立即解决，这就是要取消价格的涨落。取消价格的涨落就是消灭价格。这也就是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I—10］相适应的交换。要这样，就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
可见，可兑现性——法定的或不是法定的——始终是对每一种这样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这种货币的名称使它成为一个价值符号，也就是说，使它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等同。等同已经包含着对立面——可能的不等同；可兑现性包含着它的对立面——不可兑现性；升值包含着贬值。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潜在地包含着。
例如，假定索维林不仅叫作索维林，——这只是一盎司金的x可除部分的尊称（计算名称），正如米是一定长度的尊称一样，——而且它还例如叫作1/x小时劳动时间。事实上，1/x盎司金无非是物化的即对象化的x小时劳动时间。但是，金是过去的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劳动时间。它的名称使一定量劳动成为它的标准。一磅金必须能兑现为x小时劳动时间，必须能够随时购买这些劳动时间；一旦它能够购买的劳动时间多了或少了，它就是升值或贬值了；在后一情况下，它的可兑现性就终止了。
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必要的劳动时间。我们就拿一磅金本身来说：假定它是20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假定由于某些情况，后来生产一磅金只需要10小时。一磅金的名称表明它＝20小时劳动时间，现在它只＝10小时劳动时间，因为20小时劳动时间＝2磅金。10小时劳动实际上交换一磅金；也就是说，一磅金不能再交换20劳动小时。
具有x劳动小时这种平民名称的金币发生的变动，会大于任何其他货币，特别是大于现在的金币；因为金和金相比是不能提高或降低的（它和它本身相等），但是，一定量金包含的过去的劳动时间同现在的活劳动时间相比，必定不断地提高或降低。要使它保持可以兑现，就必须使劳动小时的生产率保持不变。但一般经济规律是，生产费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以致对象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就会是这种金劳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要防止这种弊病，人们也许会说，不应该让金获得劳动小时的名称，正如魏特林53和在他之前的英国人及在他之后的法国人，其中包括蒲鲁东之流所建议的那样，而应该让纸币即单纯的价值符号来获得这种名称。在这里，体现在纸本身中的劳动时间，和银行券的紙的价值一样，在计算上是微不足道的。纸券将纯粹是劳动小时的代表，正如银行券纯粹是金或银的代表一样。如果劳动小时的生产率提高了，代表劳动小时的纸券的购买力就会提高，反之亦然；正如现在一张五镑银行券会由于金同其他商品相比的相对价值的提高或降低而买到较多或较少的东西一样。
根据会使金劳动货币不断贬值的同一规律，纸劳动货币会不断地升值。社会主义者会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工人从自己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会得到快乐，而不像现在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别人的财富，造成自身的贬值。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说的。可是，不幸，这里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虑。
首先：如果我们假定存在着货币，即使这只是小时券，那么我们也必须假定存在着这种货币的积累，存在着以这种货币形式订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等。积累的纸券和新发行的纸券一样，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同步增长。如果世界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已订立的要用一定量金来偿付的债务没有持续到金价值发生波动的时刻，那么，金价值或银价值的降低或提高就会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在这里，小时券和小时生产率的情况就是这样。
这里应该研究的是小时券的兑现问题。我们通过迂回的道路，也会达到同一目的。虽然为时过早，但还是可以谈一谈作为小时券依据的那些幻想，这些幻想使我们能够看到把蒲鲁东的流通理论和他的一般理论——他的价值决定［I—11］理论——联系起来的最深奥的秘密。例如在布雷和格雷那里，我们也能找到这种同样的联系。其中是否有正确的东西作为根据，我们以后再去研究（先要顺便指出：如果银行券单纯被看作金的支取凭证，那么，它要不贬值，它的发行量就不能超过它所要代替的金币量。如果我凭同一十五镑的金，向三个不同的债权人开出三张十五镑的支取凭证，那么，事实上每一张只是15/3镑即5镑的支取凭证。因此，每一张银行券从一开始就贬值到3331/3%）。
一切商品（包括劳动）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由那种用劳动时间本身命名的劳动货币来代替金属货币（以及用它命名的纸币或信用货币），就会把商品的实际价值（交换价值）和商品的名义价值、价格、货币价值等同起来。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等同，价值和价格等同。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前提只能是：价值和价格只是名义上不同。可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是商品的平均价值。只要平均数是作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数合计计算出来的，例如，按25年的咖啡价格平均计算，一磅咖啡值一先令，那么平均数就表现为外在的抽象；但是，如果把平均数同时理解为商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所经历的波动的推动力和起推动作用的原则，那么平均数就是十分现实的。
这种现实性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它是商业投机的基础，因为商业投机进行概率计算时，既要从被它当作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出发，也要从在这个中心以上和以下波动的平均高度和平均低度出发。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总是或者高于或者低于它。
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实际价值，是由于它不断波动，决不是由于和实际价值这个第三物相等，而是由于和它自身经常不相等（要是黑格尔的话，就会这样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性，而是由于不断的否定的否定54，也就是说，是由于对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它自身的否定）。而实际价值本身——不以它对市场价格波动的支配为转移（撇开它是这些波动的规律不说）——又否定自己，并使商品的实际价值不断和它自身的规定发生矛盾，使现有商品的实际价值贬值或升值——这一点我在我那本驳斥蒲鲁东的小册子中已经指出55，在这里不需要详细论述。
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像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表现为价格运动的规律。但是它们不断地不同，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供求的波动。
表现商品价格的，表现商品市场价值的金或银，本身是一定量的积累劳动，是一定数量的物化劳动时间。假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和金银的生产费用都保持不变，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就无非表示，一个等于x劳动时间的商品，在市场上不断地支配着大于或小于x的劳动时间，不断地高于或低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商品的平均价值。
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的第一个基本错觉在于：他们以为只要取消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不用劳动时间的一定对象化，比如说金和银，而用劳动时间本身来表现价值，——他们也就消除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实际差别和矛盾。这样说来，不言而喻，单是实行小时券，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危机，一切弊病就都消除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商品的实际价值；需求＝供给；生产＝消费；既废除货币，又保存货币；似乎只要确认生产商品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能以价值符号，货币，以小时券的形式创造出一种和这种劳动时间相当的摹本。这样一来，每个商品就会直接转化为货币，而金和银则下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
没有必要详细地说明，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的矛盾——平均价格和价格（其平均数就是平均价格）之间的矛盾——，一定量和其平均量之间的差别，［I—12］是不会由于下面这种办法而消除的：取消这两者的单纯名称的差别，即不说1磅面包值8便士，而说1磅面包＝1/x劳动小时。相反，如果8便士＝1/x劳动小时，如果物化在1磅面包中的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1/x劳动小时，那么，由于价值尺度同时又是表现价格的要素，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别只会使它们的隐藏在金价格和银价格中的差别明显地表现出来。这样就会得出一个无限的等式。（包含在8便士中或由一张纸券表现的）1/x劳动小时大于或小于（包含在1磅面包中的）1/x劳动小时。
代表平均劳动时间的小时券决不会和实际劳动时间一致，也决不能和它兑换；也就是说，对象化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所能支配的决不是和它本身等量的劳动货币，反过来说也一样，而是较多或较少的劳动货币，正如现在市场价值的任何波动都表现为其金价格和银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6]，商品同小时券相比——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不断贬值，产生于劳动时间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律，产生于相对价值本身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由相对价值固有的原则即劳动时间所造成的。我们现在说的小时券不可兑换无非是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不可兑换的另一种说法。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动时间，并且在纸券上取得一种和这一实际不等相适应的、独立的、特有的存在。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和尺度，又会作为个体化的、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和商品相对立，也就是说，它具有现在的货币的一切属性，而不提供这种货币的服务。但是，由于比较各商品即各对象化劳动时间量所用的手段，不是一个第三种商品，而是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本身，所以混乱就更严重了。
商品a，3小时劳动时间的对象化＝2劳动小时券；商品b，也是3劳动小时的对象化＝4劳动小时券。这个矛盾事实上已表现在货币价格中，只是隐蔽地表现罢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用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和这个商品与之交换的劳动时间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商品来充当表现商品的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由于价格不等于价值，所以决定价值的要素——劳动时间——就不可能是表现价格的要素，因为不然的话，劳动时间就会同时是决定者，又不是决定者，和自身相等，又和自身不相等。因为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地存在着，所以它不能充当对价格进行比较的材料。（在这里，同时弄清楚了，价值关系是怎样和为什么在货币上取得了物质的、独立的存在。这一点在后面再详细论述。）价格和价值的差别，需要以另外一种尺度而不是以价值本身的尺度去衡量作为价格的价值。‘和价值不同，价格必然是货币价格。由此可见，价格和价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是由它们实际上的差别决定的。
[4]歌德《爱格蒙特》第5幕。——编者注
[5]指李嘉图《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1810年伦敦版。——编者注
[6]见本卷第82—83页。——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导言——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导言
写于1857年8月底
原文是德文
第—次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第21年卷（1902—1903年）第1卷第23—25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分册并参考1983年德文版第42卷翻译
目录
A．导言
1．生产一般
2．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一般关系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4．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
［M—1］A．导言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10]
1．生产
（a）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11，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像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仅仅表示对过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12，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13，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18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14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15，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M—2］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18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2]和蒲鲁东16等人又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像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多组成部分的、分为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M—3］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言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可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17），用来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
（1）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摆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这些要素实际上归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同义反复。
（2）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像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18。要把这些在亚·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这种研究超出本题的范围，而这种研究同本题有关的方面，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照一般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个民族的工业高蜂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维护利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些种族素质，气候，自然环境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M—4］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要说的。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著作19），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何不同，总是可以像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祖生活的土地所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等等的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要点是：（1）财产，（2）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对此要极简短地答复一下：
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而且还以对立的形式即无财产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却表明，共同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尔特人等等那里的共同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盾。
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M—5］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2．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并列的几个项目。
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开发、改造）自然产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制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3]中，物主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个人的偶然的规定性来中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交换决定个人拿分配给自己的一份［M—6］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或者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或者低于他们。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作目的本身。说分配也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这样一种经济观点，即把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像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像这里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a）［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第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消耗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费完全一样。第二，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自然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形状和特性。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费，称作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为斯宾诺莎的命题：“规定即否定”20。
［M—7］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1）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2）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M—8］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1）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2）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中介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3）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野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野状态的结果，——那么消费本身作为动力就靠对象来作中介。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1）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2）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3）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象，消费的方式，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1）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产的消费。国民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M—9］生产的消费，可是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
（2）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中介；这表现为它们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一点在经济学中是以多种形式出现的。
（3）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中介着对方，而且，两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每一方是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只是由于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只是由于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上升为熟练技巧；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终结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终结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21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例如，萨伊说，就一个民族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或者就人类一般来说也是如此。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的错误，他说，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22此外，把社会当作一个单一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就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调的主要之点［M—9’］23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怍为生产的个人和自我再生产的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费之间。
那么，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处于生产之外呢？
（b）［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到资本，一开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1）作为生产要素；（2）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因此，利息和利润本身，就它们作为资本增长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生产本身的要素来说，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劳动作为生产要素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后，地租——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的分配形式［M—10］——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是土地一般，就像工资的前提不是劳动一般一样。所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方式决定分配的特殊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
因此，像李嘉图那样一些经常被人责备为只看到生产的经济学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24因为他们直觉地把分配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各要素借以得到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分配指定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地产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似乎是先于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一定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作］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劳动像社会等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M—11］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产的前提，那么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本身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现代大地产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阐述。
［M—12］然而，这些问题即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同样也可以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东西（日耳曼人的征服中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产物。
例如，蒙古人根据他们生产即放牧的特点把俄罗斯弄成一片荒凉，因为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放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行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地产的积聚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
有一种传统的看法，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掠夺生活。但是要能够掠夺，就要有可以掠夺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掠夺的方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的方式。例如，掠夺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不能同掠夺一个游牧民族一样。
在奴隶的场合，生产工具直接被掠夺。但在这种情况下，掠夺奴隶的国家的生产必须安排得容许使用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25）。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些法律，只有当大地产同社会生产处于和谐中的时候，如像在英国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地产，但经营的是小规模农业，因而大地产就被革命打碎了。但是，土地分成小块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财产却又积聚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规定。
［M—13］（C）最后，交换和流通
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体上看的交换。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同消费一方之间的中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显然也就作为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第一，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26，不仅从它的组织方面看完全决定于生产，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旁，与生产漠不相干。但是，（1）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2）私人交换以私人生产为前提；（3）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积聚，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M—14］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如，17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接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是以［M—15］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为一个具体的、生动的既定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的思维是现实的人，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例如，黑格尔论法哲学，是从占有开始，把占有看作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27这是对的。但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部落整体，这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简单的家庭团体或部落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的。但是，不管怎样息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较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或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M—16］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28。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出现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29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自身之外的物，存在于货币中。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解为局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M—17］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是作为过去的、对象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像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组成的一个具体总体的精神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例如在俄罗斯人那里，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其次，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M—18］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
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像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立的形式，所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完成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的经济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M—19］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
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即同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结合着的，并且它又是同一切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形式即同农业结合着的。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形式的耕作。这样就规定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共同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而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已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耕作像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中那样处于支配地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像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像在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系。
［M20］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30）（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式出现。
17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财富本身和财富的生产被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现代国家被看成只是生产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的）。（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5）世界市场和危机。
［M—21］
4．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1）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2）历来的观念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是所谓的文化史31，这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32。（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3）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4）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的关系。
（5）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6）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就艺术等等而言，理解这种不平衡还不像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7）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8）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等。
（1）33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M—22］我们例如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34面前，武尔坎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35面前，海尔梅斯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36旁边，法玛还成什么？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的东西，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为希腊艺术的土壤或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不开的。
[2]见本卷第10—11、14—15页。——编者注
[3]原手稿中是“人”。——编者注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XIV）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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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
［III—5］（XIV）论工资
下面是巴师夏的主要论点：
所有的人都追求收入的固定性，固定收入。
〔纯粹是法国的例子：（1）每个人都想当官，或者让自己的儿子当官（见［巴师夏著作］第371页）。〕
工资是报酬的固定形式（第376页），因此是联合体的一种极完美的形式，而在联合体的最初的形式中“偶然性”占统治地位，因为在这里“联合体的一切成员都要受到事业的各种偶然性的支配”［（第380页）］。
〔“如果资本自己承担风险，劳动报酬便以工资的名称固定下来。如果劳动本身想承担好的和坏的结果，资本的报酬就以利息的名称分离出来和固定下来。”（第382页。关于这种对比的进一步论述，见第382—383页）〕
但是，最初在劳动者的状况中，偶然性占统治地位，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稳定性还没有充分保证。雇佣劳动制度是
“偶然性和稳定性之间的中间阶段”［（第384页）］。
稳定性阶段的达到，是通过
“在有工作的日子里进行节约，以此来满足年老或生病时的需要”（第388页）。
这后一个阶段依靠“互助会”而发展（同上），最后，依靠“工人养老金”4而发展（第393页）。
（正像一个人从满足需要出发而当官一样，他由于领取养老金而满意地终其余生。）
关于第一点。假定巴师夏关于工资的固定性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然而，把工资归入“固定收入”之列，仍旧不能使我们了解工资的特有的性质，它的具有特征的规定性。这里只是强调了工资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对工资以及其他收入来源来说是共同的。仅此而已。自然，这已经给那些想为雇佣劳动制度的优越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提供了一点东西。不过，这对于想了解整个这种关系的特点的经济学家来说，却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把某种关系、某种经济形式的某个片面的规定固定下来，颂扬这个规定，排斥相反的规定——这种律师和辩护士的惯用手法正是说教者巴师夏的特点。
于是，“收入的固定性”代替了“工资”。难道收入的固定性不好吗？难道不是每个人都乐于指望某种固定的东西吗？特别是每个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法国人，这种总是拮据的人，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替奴隶制辩护也是用的同样的方法，而且理由也许更充分。
不过，也可能有相反的主张，而且确实有这样的主张。假定工资等于某种不固定的东西，即超过一定点继续前进的东西。谁不喜欢前进而愿停滞不前？因此，有可能给资产阶级无止境的进步创造机会的一种关系难道是坏的吗？自然，巴师夏本人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固定的东西。难道不是只有通过非固定化，通过变动，工人才能像巴师夏所希望的那样不再劳动而成为资本家’吗？
可见，雇佣劳动制度是好的，因为它是固定的东西；它是好的，因为它是不固定的东西；它是好的，因为它既非这个也非那个，既是这个也是那个。不论何种关系，如果被归结为片面的规定，这种规定又被看作肯定的东西，而不是否定的东西，那么，这种关系不是好的吗？一切反思的、忽东忽西的空谈，一切辩护，一切老实的诡辩，都是建立在这种抽象上的。
在作了这种一般的引论之后，我们来研究巴师夏的实际的结构。
（只是还要顺便指出，他所说的［（第378—379页）］朗德省的分成制佃农，那兼受雇佣工人的不幸和小资本家的遭遇的人，如果领取固定工资，确实是会感到幸福的。）
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6不见得能赶上他的对手巴师夏的同类著述。巴师夏认为，一切成员分享一切偶然机会的联合体的最初形式，应让位于联合体的更高的、双方自愿［III——6］议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工人的报酬是固定的。这个天才先假定一方存在资本家，另一方存在工人，然后好通过双方的协议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的天才，我们在这里不想让人们再去注意了。
在联合体的最初形式中，工人在收入上要取决于一切偶然机会，一切生产者都同样取决于这种机会，并且这种联合体的形式，正像正题出现在反题之前一样，直接出现在劳动报酬借以取得固定性，成为固定东西的那种工资之前——这种联合体的形式，正像我们从巴师夏那里听到的，是捕鱼、狩猎、畜牧在其中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的一种状态。先有不定居的渔夫、猎人、牧人，然后才有雇佣工人。从半野蛮状态到现代状态的这种历史的过渡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实现的呢？顶多是在《喧声报》上实现的。
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或者像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的。在所有这些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解体、消灭，在这些关系中，劳动从它的收入、它的内容、它的场所和它的规模等等所有方面来说都是固定的。所以，雇佣劳动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从非洲人的偶像直接过渡到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7或者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都不像巴师夏所说的从渔夫过渡到雇佣工人这样荒谬和反历史。
（此外，在所有这一切发展中，并没有显示出自愿的、根据相互的协议而发生的变动的任何迹象。）
同这一历史结构——巴师夏就是凭借这种结构来用事变的形式杜撰他的肤浅的抽象理论——完全相适合的是这样一种合题，按照这种合题，英国的互助会和储蓄银行表现为雇佣劳动制度的最新成就和社会的一切二律背反的扬弃。
因此，在历史上，不固定性是雇佣劳动制度的特点，这和巴师夏的结构是相反的。但是，他是怎样把固定性看作雇佣劳动制度的弥补一切的规定而得出这种固定性的结构的呢？他又是怎样企图把具有这一规定的雇佣劳动制度当作报酬的更高形式，即当作其他社会形式或联合体形式中的劳动报酬的更高形式而从历史上加以说明的呢？
当一切经济学家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的现存关系，并向工人证明，工人无权分享取得利润的机会的时候，当他们想劝慰工人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的时候，他们向工人指出，工人与资本家相反，工人取得收入的某种固定性，这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并不为资本的巨大冒险行为所左右。这完全像唐·吉诃德安慰桑乔·藩萨那样：虽然老是挨揍，并不需要勇敢。可见，经济学家们在同利润相对立的意义上赋予雇佣劳动制度的那个规定，在巴师夏那里变成同过去的劳动形式相对立的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制度的规定，被看作比这些过去关系下的劳动报酬前进了一步。被塞进现存关系中的、安慰其中一方去容忍另一方的这种陈腐思想，被巴师夏先生从现存关系中搬出来，并说成是产生这一关系的历史基础。
经济学家们说，在工资和利润、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固定性的优点属于工资。
巴师夏先生说，固定性，即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面，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或者说，属于不是同利润相对立意义上的工资，而是同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相对立意义上的工资），因此也是产生利润，产生整个关系的历史基础。
这样，在他那里，关于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的一个方面的这种陈腐思想就悄悄地变为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一直在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而冥思苦想，这种社会主义往后到处都被他梦想为联合体的最初形式。这个例子表明，在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中只是占次要地位的那些辩护性的陈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具有多么重要的形式。
［III—7］我们再回来谈谈经济学家们。工资的这种固定性究竟是什么呢？工资是永远固定的吗？这同确定工资的基础即供求规律是完全矛盾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认工资的变动，即提高和降低。或者，工资与危机无关？或者，与造成雇佣劳动过剩的机器无关？或者，与调配劳动的分工无关？主张这一切会是荒谬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主张。
这里包含的意思是，在某种平均状况下，工资实现一个相当的平均量，即巴师夏如此憎恶的整个阶级的工资最低额，并且劳动会保持某种平均连续性，例如工资甚至在利润下降或者暂时完全消失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支付。但这不过表明：如果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形式，是生产的基础，那么，工人阶级就靠工资生活，而单个工人在平均状况下就取得为工资而劳动的固定性。换句话说，这是同义反复。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地方，只要存在着工人工资的固定性，就存在着雇佣劳动的平均连续性。在存在雇佣劳动的地方，就存在工人工资的固定性。而这就被巴师夏先生看作是雇佣劳动的弥补一切的性质！
其次，说什么在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下，同资本即生产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地方比较起来，社会生产整个说来更有规则、更有连续性、更全面，从而从事生产的成员的收入也更“固定”，这又是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是随着资本的概念和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本身的概念一起出现的。换句话说，雇佣劳动普遍存在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阶段，这一点谁会否认呢?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雇佣劳动造成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更高的发展为前提，他们怎么会想到提出更高的要求呢？这种更高的发展倒正好是他们的要求的前提。
注：工资表现为普遍现象的第一个形式就是军饷，这种军饷出现在国民军和民兵衰落的时期。最初，军饷是发给市民本身。后来，市民很快被雇佣兵代替了，后者不再是市民。
（2）（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夏先生。）
写于1857年7月
原文是德文
第—次用德文发表于《新时代》第22年卷（1903—1904年）第2卷第27期
中文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76年历史考证版第2部分第1卷第1分册并参考1983年德文版第42卷翻译 |
马恩全集第三十卷——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前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三十卷
*卡·马克思
经济学手稿
（1857—1858年）
［手稿前半部分］
［巴师夏和凯里］
［III—1］巴师夏《经济的和谐》1851年巴黎第2版
前言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相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同样，它在17世纪末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是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例如像约·斯·穆勒的著作[1]，或者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例如像图克的《价格史》以及最近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的著作，——流通是真正有些新发现的唯一领域，因为论述殖民、土地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制）、人口等等的著作与过去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其实只是材料更丰富而已，——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如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的著作，最后，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如查默斯发挥马尔萨斯·居利希发挥西斯蒙第，在一定意义上，麦克库洛赫和西尼耳（就他们的早期著作来看）发挥李嘉图。这完全是模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
看来，只有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著作是一个例外，巴师夏承认他是以凯里为依据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他们两人从事写作的民族环境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但却驱使他们产生了同样的意向。
凯里是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属于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那里，它不是表现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的遗留下来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一个新的运动的起点；在那里，国家和一切以往的国家的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并且从来未能自命不凡地提出某种自我目的的要求；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自由发展着，在［III—2］征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并且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
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大陆赖以如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系，这种关系在欧洲，特别是在他认为实际上代表欧洲的英国，只是由于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束缚而受到阻碍和损害，在他看来，英国经济学家只是歪曲地和非真实地观察、描述或概括这些关系，他们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偶然颠倒和它们的内在性质混为一谈，凯里的这些看法不是十分自然吗？
凯里对英国人关于土地所有制、工资、人口和阶级对立等等的理论的批判，无非就是拿美国的关系和英国对比。［他认为，］在英国，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不具有纯粹形式，不符合它的概念，同自身不相适合。英国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怎么能真实地、清楚地反映他们所不认识的现实呢？
在凯里看来，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关系所受到的传统的、并非来自这个社会本身内部的影响的干扰作用，最终归结为国家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归结为国家的侵犯和干涉。例如，工资理应随同劳动生产率而增长。如果我们发现现实和这一规律不相符合，不管是发生在印度斯坦还是英国，我们只须抽掉政府的影响，即赋税、［国家的］垄断等等。他说，如果就资产阶级关系本身来考察，也就是说，除去国家的影响，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和谐规律事实上总是会得到证实的。自然，凯里没有研究国家的这些影响，即公债、国税等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从资产阶级关系中产生出来的，——因而，例如在英国，这些影响决不是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结果，相反地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瓦解和被制服的结果，而在北美本身，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和资本的集中一起增长的。
如果说，凯里和英国的经济学家相反，强调北美的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高的潜力，那么，巴师夏则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相反，强调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低的潜力。［他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喊道：］你们竟想在一个从来不允许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的国家里反抗这些规律！你们只是在发育不全的法国形式中来认识这些规律，并且把这些规律的不过是法国的、民族的歪曲表现，看作是它们的内在形式。试看一看英国吧！在我们法国，任务在于使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给它设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你们却想要加重这种桎梏。你们先使资产阶级关系纯粹化，然后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就下面这点来说巴师夏是正确的：在法国，由于它特有的社会形成，许多在英国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社会主义。）
不过，以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那里取得美国式的解放为出发点的凯里，最后要求国家干涉，以便使资产阶级关系的纯粹发展，像在美国实际发生的那样，不受外部影响的干扰。他是保护关税派，而巴师夏却是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使凯里感到惊讶的是，这种不和谐甚至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凯里用竭力追求工业垄断的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破坏作用来解释。起初，英国的关系在国内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搞乱了。现在，［III—2］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在国外搞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以经济学家们的主观理解为根据，
凯里眼中的英国的经济状况，同乌尔卡尔特眼中的俄国的政治状况是一样的。凯里认为，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在本国内瓦解了这种基本和谐的英国，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这种基本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护关税，这是抵制英国大工业破坏力量的国家强力的屏障。于是，国家成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的破坏者
一方面，凯里在这里又表述了美国的一定的民族的发展，表述了美国同英国的对立和竞争。他是十分天真地表述这一点的，他建议美国在本国实行保护关税以加速发展工业制度，以此来摧毁英国所推广的工业制度。撇开这种天真不谈，在凯里那里，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一旦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规模，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而出现，便以这些关系的极度不和谐而告终。在他看来，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上表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等），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场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促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统治，并作为这种统治的结果而成为破坏性势力的那些内在关系时，他就认为是不和谐的。
如果在某一国家里，家长制的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而伴随这一发展的瓦解过程只是从它的肯定方面去理解，那么这是和谐的。如果英国的大工业瓦解了外国的家长制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或者其他处于较低阶段的生产形式，那么这就是不和谐的。他只看到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和这种积聚的瓦解作用的肯定的方面。但是，积聚起来的英国资本的垄断和它对其他民族的较小的民族资本的瓦解怍用则是不和谐的。凯里不懂得，这种世界市场的不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分的表现。
毫不奇怪，另一方面他忘记了这一瓦解过程在世界市场上的充分的表现中所具有的肯定内容，而这正是他在抽象形式的经济范畴上，或者在这些范畴由以抽象出来的一定国家内部的现实关系上所观察到的唯一的一个方面。因此，经济关系以其真实性即以其普遍现实性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从他的原则上的乐观主义转变为带有控诉性的和愤怒的悲观主义。这种矛盾使他的著作具有独创性并具有自己的意义。他无论确认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和谐，或者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不和谐，都同样是一个美国人。
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国。这只是非法国的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的想象的，理想的形式，而不是像他在他自己的国土上所看到的那种现实的形式。因此，如果说在他那里和谐决不是来自丰富的生动的直观，而相反地是从贫乏的、紧张的、对立的反思中产生的夸张的产物，那么，在他那里唯一现实的要素就是要求法国放弃它的经济上的疆界。
一旦经济关系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英国式的关系时，凯里就看到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矛盾。而仅仅想象和谐的巴师夏，只是在法国的尽头，并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民族分立的组成部分摆脱了国家监督而相互竞争的地方，才开始看到和谐的实现。不过，他的这一最终的和谐本身——同时也是他所有以前想象的和谐的前提——无非又是一个要借助自由贸易的立法来实现的要求。
［III—4］因此，如果说凯里（完全撇开他的研究的科学价值不谈）至少有这样的功劳，即他以抽象的形式表述了庞大的美国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那么，在巴师夏那里，法国关系的细小性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背景，这种关系在他的和谐中到处都显露出来。不过，这种功劳是多余的，因为像法国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国家的关系是人们所充分了解的，完全不需要经过那样否定的曲折的道路去认识。因此，凯里在经济科学方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巴师夏所从事的，只是对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凯里的普遍性是美国人的普遍性。对他来说，法国和中国是同样近的。他总是表现为居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人。巴师夏的普遍性是无视一切国家。作为真正的美国人，凯里从四面八方收集旧大陆给他提供的大量材料，但不是为了去认识这些材料的内在精神，从而承认这些材料特有的生存权利，而是把它们作为死的例子，作为毫无差别的材料来进行加工，用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用来证实他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抽象出来的论点。所以他漫游世界，占有大量未加批判的统计材料，像图书目录似的博学多识。相反，巴师夏提供的是虚构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不过，这些事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就像神学家那样，把罪恶有时看作人的本质的规律，有时看作原罪的历史。
因此，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的要素只不过是对18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因此，凯里不拘形式，杂乱冗长，巴师夏则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巴师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方式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的陈词滥调。在凯里那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提出几个一般论题。接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的正常现象加以想象的编撰以外，他的唯一材料只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
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总之，是现代英国经济学家；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2
[1]指《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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