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101

台北101（英语：TAIPEI 101）是位于台湾台北市信义区的超高层摩天大楼，作为主体建筑的塔楼高508公尺，地上101层、地下5层，附设的裙楼则为购物中心“TAIPEI 101 MALL”。于2004年12月31日落成至2010年1月4日由CTBUH认定为世界第一高楼；目前是台湾第一高楼，以及台湾唯一高度超过500公尺、楼层超过100层的建筑物，不仅是世界上第一座高度超过半公里（约0.3英里）的建筑物，也是全世界第11高建筑物。其经营机构为台北金融大楼公司。
台北101的建设计画从1990年代开始展开，初名台北国际金融中心（英语：Taipei World Financial Center），为配合中华民国政府推动的“亚太营运中心”政策规划的大型商办设施，之后选定在台北市信义计画区A22及A23区块上兴建，并于1996年10月决议以BOT模式兴建。1997年7月，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案在中华开发的带领下以新台币206亿余元取得70年地上权后，于1998年1月13日正式开工。到1999年4月，由日商熊谷组为首的KTRT团队以新台币391亿元取得塔楼建设标后，在同年7月正式开启塔楼工程。2001年6月和2003年7月分别完成裙楼和塔楼的上梁仪式，其后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在2002年7月正式定名为“台北101”，随后塔楼在2003年10月完成封顶，裙楼区购物中心在2003年11月开幕，最终塔楼工程在2004年全面完工后于该年年底开幕。
台北101由建筑师李祖原设计，采用后现代主义建筑风格，并在使用工业材料等现代结构的同时唤起传统的亚洲美学。其建筑结构的设计结合许多特点，使其能抵御环太平洋火山带的地震及台湾常见的热带气旋气候。塔楼设有办公室、餐厅、商店、观景台及户外观景步道提供民众使用，并拥有全球首座开放给游客观赏的巨型阻尼器为其特色；裙楼区购物中心则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如意符号作为外部元素。台北101设有61部电梯，其中2部观景台电梯从5楼到89楼仅需37秒，以每分钟1,010公尺（约每小时60.6公里（37.7英里））的速度成为当时全世界最快速的电梯。
台北101在商办及商场的用途之外，亦举行垂直马拉松、跨年烟火表演等具宣传性质的活动；每日傍晚至午夜间会在外墙打上灯光，以彩虹光谱色为主题来呈现一天一色，有时候为配合特殊场合包括商业广告和事件纪念而点灯打字或特殊颜色灯光。至今为止，台北101获得许多奖项和认证，包括在2004年底获得安波利斯摩天大楼奖第1名、2011年起屡获美国绿建筑协会（USGBC）的LEED绿建筑白金级认证、2023年获得国际健康建筑研究院（IWBI）WELL健康建筑白金级认证等。

历史
计画
1991年7月2日，行政院主管座谈金融组在其会议上决定选择适当公有地并鼓励民间单位兴建国际金融大楼，并于同年11月9日打算在信义计画区A21、A22、A23等台北市政府市有土地区块上筹建国际金融大楼。1992年12月24日，国际金融大楼建设计画在行政院会议上决议纳入1993年中华民国国家建设计划之一。1993年12月31日，为了加速推动国内金融服务业自由化，及建设台北市成为亚太区域金融中心两大政策目标，中华民国行政院经济建设委员会在那一天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达成协议，并宣布启动1994年的十大金融措施。在十大金融措施当中就包括筹设“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并期盼可以引进金融期货、选择权、金融交换等新种商品，以提高市场效率。1995年5月9日，在台北国际金融中心设置都市计划案获得内政部都市计画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台北市政府在该年5月16日邀请都市发展局、财政局等单位共同讨论金融中心的投资兴建办法。然而在当时讨论过程中，因为涉及地上权权利金、土地租金等相关争议，再加上该基地的土地价值超过新台币200亿元，因此台北市政府在该年7月重新评估台北国际金融中心的开发案。
1995年12月27日，台北市政府秘书长廖正井邀请中华民国财政部、中央银行以及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都市发展局、工务局等官员召开“国际金融大楼筹建工作小组”会议，除了指示财政局在2周内提出关于金融大楼细部的工作时程与顾问公司委托模式评估报告，更在会议中提到金融大楼的开发模式会以设定土地地上权由得标的开发者自行集资兴建为主，并期盼能早日完工。1996年10月22日，台北市政府市政会议通过台北国际金融中心以设定地上权方式交予民间投资开发兴建，并在11月初送交台北市议会审议。根据当时的兴建计画进度，台北国际金融中心的规划顾问团队预定在该年年底前完成环境影响评估等作业，并计画在1997年1月31日制作招商投资开发标单文件。
1997年5月5日，预算高达新台币360亿元的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大楼兴建案正式公告，并于隔日开始至7月5日开放厂商投标。由于行政院提供新台币192亿元低利贷款，再加上不少企业认为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建成后会让信义计画区咸鱼翻身，因此有30多家厂商向台北市政府财政局提出投资意向书并计画在两个月内进行组合，成立企业联盟的投资团队，在这些厂商当中就包括和信集团中国信托商业银行、捷和建设、新光集团新光人寿等。1997年7月12日，在中华开发公司联合多家台湾银行、保险公司牵头下，以新台币206.8889亿元标价取得该地块70年租用权及大楼开发权，台北市政府随后在7月22日与得标厂商中华开发和台湾证券交易所共同签订建设营运与移转协议，并于1998年1月13日正式动土施工。

兴建
1998年1月13日，经过两年的筹建及中华民国首例奖励民间投资兴建的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大楼正式开工。在开工现场上云集许多重点人物包括行政院财政部长邱正雄、中央银行总裁许远东等人一同表示该建设为跨世纪建设及重要指标，并期盼在完工后能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且吸引国内外银行、保险、证券、期货等金融相关产业进驻。与此同时，台北市政府财政局长林全表示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案在扣除土地开发成本后将会带给台北市政府约新台币100亿元的盈余，并将会挹注于北二高信义支线（即现今的信义快速道路）、捷运信义线、空中走廊、电动步道等交通系统软硬体工程经费。
台北国际金融中心的塔楼在当时规划为59层楼，并采取一高层二中层型态的建筑设计。在后续规划时，建筑师王重平为了呼应“六六大顺”吉祥话而设计高273公尺的66层大楼，并附设2栋高20层的大楼。之后在1998年5月25日，台北市政府有条件通过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变更开发案的环境影响评估，将台北国际金融中心的塔楼从59层楼变更为101层楼，并改以主体89层楼外加尖塔12层楼做设计，其高度也增加至508公尺。尽管其总楼地板面积增加约8.87%，但因为容积率不会变动，因此塔楼的遮蔽效应会大幅降低。1998年7月8日，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公告金融中心大楼环境影响评估审查结论，并认为这样的计画可以有条件接受开发，而北市府都市设计审议委员会在1998年8月21日同意让台北金融大楼公司申请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塔楼的建设执照，因此台北金融大楼公司最终在1998年10月8日取得塔楼建设执照。在当时建筑工地现场于1998年10月3日完成连续壁施作，并于11月15日开始逐步进行基桩施作直到隔年8月9日完成。
1999年4月27日，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塔楼新建工程案由日本熊谷组、荣工公司、与和信集团大友为营造等联合承揽团队以新台币193亿余元得标，加上工程金额约新台币200亿元后，总计为新台币391亿元，预计在整体工程完工后成为世界最高建筑物。1999年6月2日，台北国际金融中心裙楼区正式开工。1999年7月14日，台北金融大楼公司与总承包厂商日本熊谷组、华熊营造、荣工公司、大友为营造等单位正式签订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塔楼新建工程合约，而总承揽商熊谷组另外与钢结构得标厂商新日本制铁公司、中国钢铁结构公司，电梯与电扶梯得标厂商崇友实业，以及帷幕墙得标厂商美国联和公司等分包厂商签约后正式开启塔楼工程。
在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塔楼正式签约开工时，塔楼的楼层高度被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认为会影响台北松山机场的航班飞安问题，后续在1999年8月9日，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塔楼的楼层高度经过台北市政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和开发业者台北金融大楼公司协商后决定降低楼层高度至391.8公尺，并在后续修正塔楼之屋塔立面高度至448公尺以及尖塔高度至508公尺。2000年6月7日，在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工地现场举行塔楼的立柱仪式，之后到2001年6月13日，已规划做购物中心用途的裙楼区完成上梁仪式，而塔楼兴建工程到该年7月的施工进度来到14.23%，荣工公司表示塔楼工程会使用四组塔式吊车进行钢构吊组，并且在施作上以每三层为一节，平均大约15到20天内完成一节。然而在2002年3月31日台湾时间下午2点52分，花莲县外海发生芮氏规模6.8的强震，2台位在台北国际金融中心塔楼56楼工地现场的塔式吊车因承受不住强震晃动而应声倒塌，不但压坏了多部汽机车及裙楼区部分屋顶，还造成包括两名起重机操作员在内共五人死亡。震后一天，台北市政府紧急向台北国际金融中心施工承揽商发布停工令，并进行现场勘验及结构检测，最终在2002年5月14日起逐步恢复塔楼施工及裙楼区建物修复作业。
2002年7月18日，台北金融大楼公司宣布“台北国际金融中心”正式更名为“TAIPEI 101”（台北101），总经理林鸿明对外表示这个名称以“立地台北”来命名的。在名称涵义上，英文字母“TAIPEI”分别代表“科技、艺术、创新、人性、环保、认同”，而数字“101”代表著楼高及超越满分、更上层楼的吉祥涵意。2003年7月1日，台北101工地现场在总统陈水扁、台北市市长马英九、以及台北金融大楼公司董事长胡定吾的见证下进行最后一根梁柱上梁仪式。2003年10月9日，台北101的塔尖爬升至508公尺后于17日微调完成，因此台北101塔楼兴建工程正式封顶。2003年11月14日，台北101裙楼区的购物中心在总统陈水扁、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和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等贵宾共同剪彩下正式开幕，但一周后因为受到塔楼91楼帷幕墙吊运构件掉落事件影响，不仅使购物中心在当天紧急暂停营业一天，也使塔楼工程再度停工直到12月26日恢复施工。
2004年起，伴随台北101塔楼工程即将进入尾声，于该年1月28日至5月13日陆陆续续拆除施工电梯及塔吊，并且由韩国建筑公司三星物产完成台北101大楼的室内装修工程。2004年4月20日，台北101总经理林鸿明对外证实台北101获得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认定为世界最高建筑物。到2004年12月31日当天伴随总统陈水扁、台北市市长马英九、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完成剪彩仪式，台北101塔楼正式启用。在当天晚上，台北市政府在台北市民广场举办“台北最High新年城跨年晚会”，并邀请张惠妹和孙燕姿等多位受欢迎的歌手登台表演，几个小时后，台北101的第一场烟火表演宣告了2005年的到来，与此同时取代了吉隆坡的双峰塔，正式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直到2010年初被杜拜哈里发塔打破建筑物高度纪录为止。

落成后
台北101塔楼在2004年底开幕启用后，在2005年1月19日开放游客搭乘高速电梯前往89楼观景台。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在2005年10月15日举办市民票选“台北市十大建筑”活动，而最后结果显示台北101名列首位，并且与美丽华摩天轮、中正纪念堂、圆山大饭店、总统府、国父纪念馆、西门红楼、新光人寿大楼、中油大楼和台北之家等建筑物齐获选代表台北市的特色建物，另有监察院厅舍与台北市市政大楼则分别名列第11、12位。2009年11月2日，台北金融大楼公司宣布计划在2011年夏季之前将台北101打造成按照LEED标准衡量的“世界最高绿建筑”。该结构已被设计为节能型建筑物，其双层玻璃窗可阻挡50%的外部热量，循环水可满足建筑物20-30%的需求。然而LEED认证需要对布线、供水和照明设备进行检查和升级，因此该公司需要斥资新台币6,000万元（当时约180万美元）完成施作。由于该项目是在由西门子建筑科技公司、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Steven Leach Group以及LEED咨询公司EcoTech International组成的国际团队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估计显示，修改所节省的费用可以在三年内支付制造成本。台北金融大楼公司公司于2011年初申请了LEED白金级认证，并于同年7月7日获得美国绿建筑协会于既有建筑之营运与维护（LEED-EBOM）项目的评比上取得V3白金级认证。虽然该专案耗资新台币6,000万元（208万美元），但预计可节省每小时1,440万千瓦用电量，即节能18%，相当于每年新台币3,600万元（120万美元）的能源成本。另外，为了要进一步取得V4认证，台北101在那一年额外斥资新台币2,000万元去升级多项设备系统，包括智慧能源管理、绿色照明、空调节能以及环保电力部分。
2013年5月13日，台北101和东京晴空塔正式签署共同友好宣传计画，由旅台日籍艺人佐藤麻衣与女子团体Dream Girls成员李毓芬分别担任日本和台湾双方友好交流大使，在交通部观光局局长谢谓君和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副代表佐味祐介的见证下，由台北101董事长宋文琪和晴空塔社长铃木道明代表签署，共同完成“2013台日观光地标友好年”之签约仪式。2013年12月12日，台北市政府地政局公告2014年（民国103年）土地现值与公告地价，其中台北101以每坪新台币502万余元（每平方公尺新台币152万元）超越新光摩天大楼的每坪新台币499万余元（每平方公尺新台币150万9621元），不仅首度成为台北市地王，也中止新光摩天大楼蝉联15年地王纪录。2014年4月，台北101向世界高塔联盟提出加入会员申请，经过半年后于美国时间2014年10月15日通过联盟理事会审查，正式成为该联盟的一员。2015年10月，台北101不仅获得英国BBC评为全世界8大最美超高建筑之一，也被美国《大众机械》杂志评选为全球十大最坚韧建筑首位。2016年7月，台北101在经过5年的时间升级设备后获得美国绿建筑协会于既有建筑之营运与维护项目的V4白金级认证，不仅是美国以外第一座取得该认证的建筑物，也是台湾当时唯一一座取得该认证的建筑物。另外也在那一时间宣布导入德国西门子公司的云端楼宇能源与永续管理平台“Navigator”，用来提升建筑效能和制订节能策略，以利智慧化升级。2019年6月13日，台北101官方宣布在6月14日开放101楼以及“SKYLINE天际线460”户外观景台，另外在这一年，台北101被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评为全球50座最具影响力的摩天大楼之一。
2020年正值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爆发，从日本横滨港出发的钻石公主号到该年2月8日止共有64人确诊新冠肺炎，台北101也在当天表示钻石公主号的34名游客和2名导游曾在该年1月31日造访台北101，不过在当时并没有人出现症状。台北101购物中心在2020年4月1日一度因为疫情管制而缩短营业时间，并于该年6月恢复正常，但在2021年5月开始因为台湾第三级疫情警戒，不但造成购物中心一度再次缩短营业时间，还造成观景台暂时关闭，最终在2021年10月8日恢复观景台的营业。
2021年7月23日，台北101获得LEED O+M v4.1白金级再认证。2023年7月25日，台北101宣布取得WELL健康建筑v2 Core白金级认证，成为全球十大超高建筑当中唯一取得LEED和WELL双白金健康绿建筑。

建筑与设计
高度
包括建筑物业主在内的各种消息来源给出台北101的结构高度为508米（1,667英尺），其屋顶高度和顶楼高度分别为448米（1,470英尺）和438米（1,437英尺），而1楼地板高度从底部平台测量出1.2米（3英尺11英寸）。不过，CTBUH标准在计算总高度时包括了1楼平台的高度，因为它代表了人造结构的一部分，并且高于周围人行道的表面。完工后，台北101的高度比双峰塔高出57.3米（188英尺），成为世界最高建筑物，随后CTBUH声称的从地面到尖端的建筑物最高高度记录被高度为829.8米（2,722英尺）的杜拜哈里发塔打破。另外，台北101的屋顶高度和最高楼层高度的记录于2008年被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暂时取代，而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记录却于2009年被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杜拜的哈里发塔取代。
台北101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从其建筑顶部（尖顶）测量，高度为508.2米（1,667英尺），超越高度为451.9米（1,483英尺）的吉隆坡双峰塔。其屋顶高度为449.2米（1,474英尺），最高楼层高度为439.2米（1,441英尺），超过了芝加哥威利斯大厦的屋顶高度442米（1,450英尺）和最高楼层高度412.4米（1,353英尺）。另外它还超越了高达347.5米（1,140英尺）的高雄85大楼成为台湾最高建筑物，以及高达244.15米（801英尺）的51层大厦新光人寿大楼，成为台北市最高建筑物。
台北101在结构上设计地上101层，地下5层，不仅是第一座高度突破半公里的建筑物，在2004年3月31日到2010年3月10日共六年间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直到2010年被哈里发塔取代。台北101装设时速61公里（时速38英里，每分钟1,010公尺）的电梯，在2004年至2015年间是全世界最快速的电梯。它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风阻尼球，直径为5.5米（18英尺）。根据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的官方排名，台北101到2024年为止是世界第11高建筑物。

结构设计
台北101在设计上能够抵御台湾东部地区常见的台风和地震。永峻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设计的台北101能够承受每秒60公尺（197英尺，216公里/小时或134英里/小时）的强风，以及2,500年周期中最强的地震。在设计上，既具有灵活性，又具有结构坚固性，因为灵活性可以防止结构损坏，而坚固性则可以确保人员的舒适度，并保护玻璃、幕墙和其他设施。大多数设计透过扩大支撑等关键结构元件来实现必要的强度。由于台北101的高度，加上周边地区的地质情况，建筑物距离主要断层线仅660英尺（200米）。悬臂桁架以八层楼为间隔，将建筑物核心的柱子与外部的柱子连接起来。这些特点，加上其地基的坚固性，使台北101成为有史以来结构最稳固的建筑物之一。台北101的地基由380根打入地下80米（262英尺）的基桩加固，并延伸至基岩深处30米（98英尺）。每根基桩的直径为1.5米（4英尺11英寸），可承受大约1,000—1,320公吨（1,100—1,460短吨）的重量。
Motioneering公司为台北101设计了一个660公吨（728短吨）的钢摆，用作调谐质量阻尼器，耗资1.32亿新台币（400万美元）。台北101风阻尼球悬挂在92层到87层之间，透过摆动来减缓因强风造成建筑物的晃动幅度，其幅度可减少高达40%。建成后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风阻尼球，由41块不同直径的圆形钢板组成，每块钢板厚120毫米（4.92英寸），焊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直径5.5米（18英尺）的风阻尼球。塔尖顶部安装了两个额外的调谐质量阻尼器，每个重6公吨（7短吨），有助于防止强风负荷对结构造成损坏。2015年8月8日，台风苏迪罗带来的强风使主风阻尼球摇摆了1米（3英尺3英寸），这是该风阻尼球有史以来的最大摆动量。由于台北101的风阻尼球已经成为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旅游景点，以至于台北101与日本三丽鸥公司合作创造了一系列的吉祥物Damper Baby，分别命名为“黑巧克、金有钱、红金宝、银丝卷、绿豆兵”，并做成纪念品于台北101礼品店贩售，随后Damper Baby已成为当地流行的吉祥物，并发行与它相关的漫画书和网站。

结构立面
台北101的蓝绿色玻璃帷幕墙为双层玻璃，提供足以阻挡50%外部热量的隔热和紫外线防护，并可承受7-公吨（8-短吨）的冲击。玻璃和铝板的立面系统安装在倾斜抗移动格子，透过在每八层楼用一层高桁架连接到巨型柱子，有助于提高整体横向刚度。因此，此立面系统能够承受高达95毫米（4英寸）的地震横向位移而不会损坏，而这样的立面系统也称为阻尼器。
立面的原始边角设计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RWDI进行了测试，RWDI对百年一遇风暴的模拟中揭示了在10公尺高度上持续3秒、105-英里每小时（169-公里每小时）的风中形成的涡旋，或相当于导致塔楼横向摇摆的速度。人们发现双倒角阶梯设计设计可以大大减少这种侧风振荡，从而形成最终设计的“W”角立面。建筑师李祖源也使用了大量的立面元素来代表他所追求的象征身分，这些立面元素包括代表当地细长竹子外观的绿色有色玻璃、八层向上且向外倾斜的倒梯形设计宝塔，每层倒梯形有八层楼、以及两个立面部分之间的如意和古钱币符号等。
台北101大楼自有的屋顶和立面循环水系统可满足该建筑20%至30%的用水需求，因此在2011年7月，台北101获得LEED标准认证“世界最高绿建筑”。

象征主义
101楼的高度纪念了时间的更新，随著塔楼建成而到来的新世纪（100+1）以及随后到来的所有新年份（1月1日=1-01），它象征著在传统的完美数字“100”上精益求精的远大理想，另外这个数字也让人想起数位技术中使用的二进制数字系统。
塔楼在设计由八个倒梯形的“斗”组成，每个“斗”设八楼层，在华语文化中，数字“8”与丰富、繁荣和好运联系在一起。重复的倒梯形设计元素同时让人想起亚洲宝塔（一座连接大地和天空的塔，也让人想起双峰塔）、一根竹子（学习和成长的象征）和中国古代元宝或钱箱的堆叠（丰富的象征）。流行幽默有时会将建筑的形状比喻为西式中餐中使用的餐盒，而这些盒子的可堆叠形状同样源自古代钱盒的形状。安装在建筑物每面基座与塔楼交汇处的四个外圆内方的圆盘代表铜钱，在入口处上方的标志展示了三枚中国古代设计的钱币，其中心孔的形状暗示著阿拉伯数字1-0-1，另外台北101的结构采用了许多方形和圆形的形状来象征阴阳。
卷曲的如意图形作为台北101的设计元素而在整个结构中大量使用，虽然台北101的每个如意造型都是传统的，但其工业金属的渲染却明显是现代的。如意是一种起源于古代的护身符，与天上的云彩有关，它意味著治愈、保护和满足，并出现在庆祝职业生涯达到新高度的活动中。裙楼区购物中心的弧形屋顶形成一个巨大的如意图案，并为游客遮荫。台北101塔楼外墙的每个如意装饰品高度至少为8米（26英尺）。另外在裙楼区购物中心的内部设计采用现代设计，同时也利用了传统元素，卷曲的如意符号是商场内反复出现的图案，而室内的许多特征也遵循风水传统。
台北101和许多邻近的建筑一样，体现了风水哲学的影响。一个例子是位于塔楼东侧入口附近松廉路和信义路交叉口的大型花岗岩喷泉，其顶部的一颗球向塔楼旋转。作为一个公共艺术作品，喷泉的设计尽管呼应了塔楼的节奏，但在纹理上与塔楼形成鲜明对比。喷泉在风水哲学中也具有实用功能，包括在建筑物入口附近的“T”形交叉点代表建筑物及其居住者的正能量或“气”的潜在流失，而人们认为在这些地方放置流水有助于重新引导“气”的流动。

电梯
台北101设有61部电梯，包括34部双层电梯，这些电梯均由日本东芝电梯建筑系统公司（TELC）和台湾崇友实业共同建造。在2004年，其中2部观景台超高速电梯以每小时60.6公里（37.7英里）（即每秒16.83米（55.2英尺），或每分钟1,010公尺）的上升运行速度不仅比日本横滨地标大厦观景台电梯的每小时45公里（28英里）（即每秒12.5米（41英尺），或每分钟750公尺）超出34.7%，也创造了当时世界最快电梯上升速度的新纪录，台北101的观景台电梯可在37秒内将游客从5楼运送到89楼的观景台。每部电梯均采用空气动力机身、舱压控制设备、最先进的紧急煞车系统以及世界上第一个三级防超调系统，每部电梯的成本为新台币8,000万元（240万美元）。2016年，世界最快速电梯的头衔被上海中心大厦夺走，而这个头衔在不久之后再次被广州周大福金融中心抱走。

用途
官方活动与名人事件
在体育方面，2004年12月25日，有“法国蜘蛛人”之称的阿兰·罗贝尔在管理单位特别允准下进行攀登台北101的挑战。由于当天天候不佳，因此他以辅助工具攀爬台北101外墙，最后费时近4小时成功完成攀登台北101的挑战。2005年11月20日，台北101首度举办登高赛（现称“垂直马拉松”），赛事范围从1楼大厅到91楼共2046阶楼梯。根据官方赛事结果，澳洲籍Paul Crake以10分29秒拿下男子组冠军，奥地利籍Andrea Mayr以12分38秒拿下女子组冠军，台湾选手陈仲仁以12分20秒拿下男子组大会排名第五和国内冠军，而大会纪录到目前为止尚未有人打破纪录。另外这项活动不仅把其收益捐献给中华台北奥运代表队，还会一年一度地举行。2007年12月11日，奥地利籍极限运动选手菲利克斯·保加拿在未获台北101管理单位核准的情形下，趁保全人员不注意之际翻越91楼露天观景台的护栏，自101大楼上定点跳伞成功，刷新先前由自己创下、全世界最高大楼定点跳伞的记录。2015年3月22日，波兰籍单车选手克里斯提安·赫尔巴透过骑单车弹跳方式费时2小时13分钟完成1到60楼和1到91楼共3,139阶台北101楼梯。
在音乐方面，台湾乐团五月天在2005年11月11日于台北101的91楼户外观景台举办“头顶天空升空演唱会”，并且在现场演唱15首歌曲。尽管因为现场场地限制，主办单位仅提供500张赠送门票供歌迷入场，但主办单位仍邀请媒体进行实况转播，最终五月天和披头四乐队与U2乐团并列为在屋顶上开演唱会的乐团。2006年2月25日晚上，文艺复兴音乐联盟在台北101办公大楼大厅举办“莫札特新故乡”音乐会。现场邀请比利时籍钢琴家比德．李程弹奏《莫札特250》等曲目，而副总统吕秀莲亦到场聆听观赏。2013年6月，由台湾知名歌手李建复、舞思爱、于浩威等人组成的台湾惊喜合唱团“FMCTaiwan”在裙楼区购物中心的美食街惊喜快闪演出，并在现场献唱《绿岛小夜曲》、《茉莉花》、《高山青》、《望春风》等歌曲以及助兴演奏表演。在YouTube上发布后在短时间内突破1百万次观看后，筹办人在7月22日对外表示为了呼应最近台湾社会状况沉重且须面对新闻媒体的夸张传播，而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来让民众鼓舞人心。2014年12月6日，日本偶像团体HKT48为了要推广她们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台湾站而在91楼户外观景台举办小型演唱会。从2020年开始，联合报旗下的500辑和台北市政府商业处以及台北101在每年年末于台北101水舞广场共同举办“500趴”活动，现场邀请知名歌手轮番演唱和厨师制作特色料理。
台北101在开幕之后，吸引名人来台北101参访与旅游。其中巴拉圭副总统路易斯·卡斯蒂廖尼夫妇在2004年2月参观台北101，并在那边戴上水莲领带与水莲总会成员合影。美国前总统比尔·柯林顿在2005年2月底与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会面，因此在2005年2月28日造访台北101购物中心并为500名读者签署了自传《我的生活》。2012年6月，美国演员凯蒂·霍姆斯来到台湾担任冰上活动形象大使，在她空档之余时登上台北101的顶楼用餐并俯瞰都市美景，并赞扬台湾的漂亮容貌。2012年7月22日至27日，中美洲友邦瓜地马拉共和国国会议长李维拉等7人来到台湾会面总统马英九和其政府高层官员，并参访包含台北101在内的台湾文化经济设施。中国大陆歌手郁可唯在2012年8月发行专辑《失恋事小》后于2012年10月8日来到台湾宣传她的新专辑，并拿著“iphone101”站在台北101说著“我一直以来都很努力，也很幸运现在拥有这些成绩。”同一个月，在韩剧《王二心》饰演“殷始庆”的南韩演员曹政奭和台湾演员陈意涵共同担任台湾观光局（现称观光署）代言人，并在台北101等台湾知名景点进行观光宣传微电影的录制。2013年3月4日至8日，史瓦济兰司法及宪政部长甘梅泽率团来到台湾去考察当地司法制度现况并与中华民国政府交换意见，另外他们在这次行程也参访台北101等文化经济设施。2013年4月29日，好莱坞电影导演罗兰·艾默里奇为了宣传电影《惊天危机》而来到台湾做快闪行程，在他一“尝”宿愿并逛遍台北101后，他乐意在未来能来台湾做电影取景。2014年6月8日，南韩演员河智苑为了要宣传韩剧《奇皇后》而来到台湾参访，在接受媒体采访后于当天晚上去台北101知名餐厅吃小笼包。2014年9月，美国洛杉矶主厨杰奎特、加拿大多伦多主厨卡梅伦、以及美国芝加哥主厨凯斯来到台湾展开8天美食之旅，途中踏遍台北101等知名景点和夜市，并品尝美食及熟悉当地料理制作。2023年3月，担任经典赛开球嘉宾的美国职棒名人堂球星李维拉在听闻前队友王建民介绍台湾是美丽的地方后，登上台北101观景台并参观礼品店。2024年11月底，中国大陆奥运金牌得主马龙、杨倩在内的陆生团于马英九基金会的受邀之下来到台湾参访，其中亦参访台北101等观光景点。

跨年烟火表演
每年12月31日在台北市政府府前广场举办台北最High新年城跨年晚会，到午夜时分，游客和现场民众可以看到正在施放烟火的台北101大楼。另一个观看烟火的热门地点是国立国父纪念馆广场。
台北101在2003年完成塔楼封顶和裙楼区购物中心正式开幕后，于该年12月31日首度举办台北101的跨年活动。尽管塔楼区在当时还没实质完工，但台北101仍透过外墙灯光变身为当时世界最高的倒数计时器，并且在跨年倒数时以八层为一单位依序向上点亮外墙灯光，在全部点亮后象征著进入2004年。到2004年完成台北101塔楼区兴建工程之后，李祖原建筑团队为了见证世界第一高建筑物的诞生而购买冲天炮在空地施放，此时宏国关系企业副董林鸿明在想起澳洲雪梨和纽约时代广场的跨年烟火盛事后启发在台北101大楼施放烟火的构想，并决定在2004年底台北跨年晚会施放台北101烟火。当台北101在2005年的第一秒钟成功施放烟火后，不仅是全球首次在摩天大楼上施放烟火，还以508米（1,667英尺）的高度成为当时世界烟火施放高度最高者，甚至吸引国际媒体报导并登上其网页头版，另外台北101跨年烟火表演也间接成为整场台北最High新年城跨年晚会的重头戏。
自2005年度开始，巨秀公司长年为台北101打造跨年烟火秀，从刚开始的35秒到最长360秒的施放时间，从3000发到最多的30,000发烟火数量，历届以来的烟火设计也对全球各地民众带来不同的表演主题。为了要让全世界观众亲眼目睹台北101烟火之美，台北101在每年筹备烟火秀上想出秒数更长、烟火数量更多以及更丰富的表演，不过在实际筹备上却需要花更多的经费来达成这样的目的，刚开始在2004年底开创台北101跨年烟火表演需斥资新台币300万元打造，到2011年度、2018年度、2019年度、和2020年度烟火筹备经费来到最高新台币6,000万元打造，甚至在最近的2023年度也要斥资新台币5,000万元才能够制作出丰富的烟火表演。
自2004年底开创摩天大楼烟火表演以来，烟火施放数量原则上逐年增加，第一场烟火秀总计3000发，之后到2011年、2012年、以及2016年来到最多的3万发烟火。从2016年下旬开始因考量到环保政策，因此从2017年度开始减少烟火施放数量，并以其他形式来衬托往后的台北101跨年烟火表演，在2017年度烟火剩下2万发，并搭配800盏电脑灯呈现，之后从2018年度开始的烟火施放数量维持在1.6万发，而台北101从那时候开始导入T-PAD来创新其烟火表演。然而，T-PAD灯网因为天气因素而较难维护，因此台北101从2024年度跨年烟火开始取消架设T-PAD灯网，并改以烟火本身加塔身灯光为主。

观景台
台北101在88楼和89楼设有室内观景台，以及91楼和101RF楼的户外观景台。这些观景台均提供360度景观，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室内观景台位于海拔高度382米（1,253英尺）处，提供舒适的环境、防紫外线的大窗户、八种语言的语音导览、以及资讯丰富的展示和特别展览。在这里，人们可以参观摩天大楼的风阻尼球，并且可以购买食品、饮料和礼品。另外两段楼梯将游客带到室外观景台，91楼户外平台位于海拔高度390米（1,280英尺）。
室内观景台在星期一至星期日及国定假日皆开放11小时（当地时间上午10点至晚上9点），室外观景台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于同一时间开放。观景台入场门票可在购物中心5楼现场购买，或透过台北101官方网站提前购票，并可透过高速电梯进入88至91楼。2019年6月14日，台北101大楼宣布第101层和其顶楼户外观景台（海拔460公尺）将向公众开放。每日登上101RF楼室外观景台名额有限，且须事先预约，出户外前需要配戴安全装备，例如扣在栏杆上的安全带。
在观景台票价方面，台北101观景台的入场门票提供新台币600元的89楼观景台基本方案，新台币980元的89楼加上101楼观景台方案，新台币1,200元的观景台快速通关方案，以及新台币3,000元的“Skyline天际线460”方案，另外也针对中华民国国民享有89楼全票新台币420元及优待票新台币300元、89楼加上101楼新台币800元的优惠折扣。除此之外，台北101有时为了台湾国定假日或特殊场合而为中华民国国民或外国游客规划一系列的优惠票价或者是联合其他观光景点的套票，以利吸引观光客前往台北101观景台。

外墙点灯
平常每一天晚上，台北101的外墙会打上灯光，以彩虹光谱色为主题，每天更换一种颜色，如星期一是红色、星期二是橙色等。台北101是台湾最具指标性的地标之一，打灯视觉图像一出往往是全国吸睛焦点。举凡节日欢腾、全球意识、团结民心等主题，另外各大企业亦会赞助101灯光秀进行商业造势。2014年2月16日，台北101外墙点灯广告于晚间10时走入历史，自晚间9时55分起，以“爱你”、“晚安”字幕做最后轮播。2018年起，夜间灯光由原先在塔楼每节最上层以眉型呈现的方式改为新版的侧边灯光样式。

节庆、事件纪念日

每到节庆、事件纪念日、以及特殊事件的时候，台北101会在其外墙点灯打字来庆祝、纪念与感谢。在春节、西洋情人节、二二八和平纪念日、母亲节、父亲节、中秋节、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以及圣诞节前后几天，台北101会在外墙点亮文字或特别颜色的灯光。在事件纪念日方面，台北101曾在2021年适逢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2023年12月10日适逢《世界人权宣言》通过75周年、以及2024年4月10日适逢《台湾关系法》立法45周年之际在其外墙打上各自的文字以做纪念。台北101在特殊场合上，于2005年4月19日为了纪念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一百周年而点亮“E=mc2”字样，2021年11月7日为因应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缔约方大会而点亮“Net Zero”等字样，以及2024年3月25日为了给中华职棒第35个赛季应援而打上“职棒热血开打”等字样。另外，每当中华队选手参加奥运会、世界棒球12强赛等大型体育赛事的时候，台北101会点亮外墙文字来为这些选手加油打气。在新冠疫情期间，台北101为了要感谢第一线防疫人员与医护人员的守护，以及许多国家愿意赠送台湾新冠疫苗，因此在其外墙上点亮致谢文。在重点人物包括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英国前首相莉兹·特拉斯、以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来到台湾的时候，台北101在其外墙上点灯欢迎。为了声援台湾同志游行，台北101点亮彩虹灯光来表达对性别平权和多元文化的支持。

商业点灯
台北101有时候为了要达到广告宣传效果而会以外墙灯光或文字来呈现，例如在2007年6月，台北101为了要打进婚礼市场而在外墙点亮“Will You Marry Me”等字样。2008年9月，当X JAPAN将在隔年2月14日于台北南港展览馆举办演唱会的时候，YOSHIKI在台北101外墙点亮“WE ARE X”灯光来宣传台北演唱会，并持续至该年9月28日。2008年10月和隔年10月，雅诗兰黛为了要发起公益活动来宣导乳癌防治，在台北101外墙点亮粉红色眉灯和丝带。2012年1月16日至21日，Garena为了庆祝Riot Games开发的线上游戏《英雄联盟》在台湾上架半年突破百万次下载而在台北101点亮“LoL.tw”等字样。2013年5月3日，好莱坞明星威尔·史密斯与其子贾登·史密斯到台北街头宣传电影《重返地球》并在台北101顶端点亮他的电影片名。2017年11月10日，美国知名女歌手泰勒·斯威夫特发行专辑《举世盛名》而在台北101点亮“I♥ TS REP”等字样。2018年5月18日，为了庆祝DELiGHTWORKS开发的《Fate/Grand Order》在台湾上架一周年，台北101在外墙点亮“FGO生日快乐”等字样。另外为了顺应日本女歌手安室奈美惠在同年5月19、20日于台北小巨蛋开唱，因此在5月18、20日于台北101外墙打上“～FINALLY～”等字样。2018年12月，Madhead开发的《神魔之塔》为了迎接上架6周年而与台北101合作，在台北101外墙变身为世界最大的求签筒，并吸引现场民众对台北101祈福许愿。2022年11月18至20日，台北101为因应宝可梦公司发行《宝可梦 朱／紫》而在外墙播放宝可梦相关影片。另外在每年跨年晚会，台北101跨年烟火表演吸引厂商赞助而在外墙打上赞助厂商的相关宣传内容，包括游戏橘子代理的《天堂M》、Uber Eats、中国信托、奥迪汽车等。

重大事件点灯
每当台湾和国际发生重大事件时，台北101会以外墙灯光或文字来为这些人事物表达致意。在2009年8月台风莫拉克重创台湾南部，台北101在该年8月17日起两周内点亮“TAIWAN加油”来为受灾民众祈福。2015年11月在法国巴黎发生袭击案造成超过120人死亡，台北101在该年11月15日点亮蓝白红眉灯来为该事件哀悼祝福。2016年2月6日在南台湾发生地震造成多处大楼倒塌，台北101在当天于顶冠点亮“台南加油”等字样来为南台湾民众祝福。2017年6月10日台湾空拍导演齐柏林意外坠机身亡，台北101在隔天点亮白色眉灯和“看见台湾”等文字表达致意。2018年2月6日深夜在花莲县发生地震后，台北101从隔日起连续3天在外墙点亮“天佑台湾、花莲加油”文字来为当地民众祈福。2020年7月30日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病逝后，台北101在外墙点亮他生前讲的名言表达哀悼。2021年4月2日在台铁北回线发生列车严重脱轨事故后，台北101在该年4月5、6日打上“为受难者祝祷”等文字并为铁路事故受难者祈福。2022年2月开始在乌克兰发生战争后，台北101从该年2月28日至3月6日点亮乌克兰国旗色和文字来表达和平祈福。2022年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刺身亡后，台北101在隔日起连续3天点亮“台湾永远的朋友”等文字来哀悼与感谢安倍晋三在生前给台湾的帮助。当地时间2023年2月6日凌晨在土耳其南部接壤叙利亚边境发生大地震造成超过1万人死亡后，台北101在该年2月9日点亮“为土耳其祈福”等文字来为当地受灾民众致意。2023年10月爆发新一波以巴冲突造成严重死伤后，台北101在该年10月11日点亮以色列国旗色进行哀悼和和平祈福。2024年4月3日在台湾本岛发生大地震后，台北101在当天晚上点亮“祈愿台湾平安”等文字表达对全台湾受灾民众祈福。

楼层规划
台北101在当时规划整栋塔楼建筑物作办公用途，到目前为止，台北101办公大楼在1楼设置高空特色餐厅接待柜台，并于购物中心5楼设置观景台出入口与售票处。7至84楼设置办公室并提供国内外公司进驻办公，其中84楼的汇丰是目前最高的办公楼层，另外在35楼设置SKY PARK提供大楼租户生活机能协助。85和86楼设置高空特色餐厅，其中85楼由随意鸟地方、捌伍添第进驻，而86楼则由飨宾餐旅旗下的buffet“飨A Joy”进驻。88、89、91和101楼提供观景台做观光用途，并在92至100楼设定为通讯楼层。除此之外，在办公楼层的35楼设有餐厅菜鸟书莳，84楼开设眼科诊所“远见眼科”，并且在88楼额外隔出空间给天空兴波咖啡馆做使用。在楼层呈现上，台北101的楼层指南设在1楼信义路入口大厅，由于阿拉伯数字“4”在中华文化上是不吉利的，因此台北101在楼层规划上将44楼更名为43楼，而43楼也变更为42A楼。
台北101的裙楼区在规划兴建时已经确定做购物中心用途，因此在购物中心内设有珠宝腕表品牌如百达翡丽、卡地亚、A. Lange & Söhne、香奈儿等，国际精品品牌如Louis Vuitton、Dior、Gucci、Burberry等，其他知名品牌包括Apple Store、服饰品牌COS、ZARA和其关系品牌Massimo Dutti、以及运动休闲服装与球鞋品牌adidas和New Balance等。另外在地下一楼设有美食街、伴手礼微热山丘和Sugarfina等、特色餐厅鼎泰丰、以及连通至台北捷运淡水信义线台北101/世贸站连通道，并且在地下二楼到地下五楼设置付费停车场。

公共艺术
台北101在兴建时，建筑师李祖原就考虑规划设置公共艺术，并布置在室内及室外各处，因此台北101在2001年耗资新台币1亿3734万元邀请全球知名艺术家参与艺术品设计与制作，并创下当时公共建设艺术设置经费的新纪录。经过选件之后，台北101正式采纳六件作品，其中包括德国艺术家雷贝嘉·霍恩（Rebecca Horn）的《阴与阳的对话》（钢、铁）、美国艺术家罗伯特·印第安纳（Robert Indiana）的《1-0》和《LOVE》（铝）、法国艺术家亚利安·莫斯可维奇（Ariel Moscovici）的《天地之间》（玫瑰红花岗岩）、台湾艺术家庄普的《世界之环》（黑色花岗岩、白色大理石）、以及英国艺术家吉尔·瓦尘（Jill Watson）的《都市交响曲》（铜）。
除了上述6件作品外，为了纪念在2002年3月31日因大地震而造成5名工人在台北101工安意外中殉职，因此李祖原建筑事务所特别为5名殉职工人设计以七巧板为概念的七彩琉璃透明材质伙伴碑共七座，并且将所有参与台北101建设的员工姓名一一刻印在伙伴碑上。这些伙伴碑在2004年4月29日开始打造，并于2005年夏季安装完成。2013年9月，伴随台北101开幕将近十年，台北101的电梯已载运超过1300万人次，从这些电梯汰换下来的钢缆被台湾艺术家康木祥打造成公共艺术作品《无限生命》，并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以退役电梯钢缆制作的艺术作品。

奖项
2004年底开幕当天，台北101获得安波利斯摩天大楼奖第1名，并在2011年7月获得LEED v3白金级认证，成为全球最高绿建筑，到2016年获得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全球高楼建筑奖“经营成就奖”、Enterprise Asia 亚洲责任企业奖（AREA）“绿色领导奖”及LEED v4白金级认证，2019年获选世界高层建筑与都市人居学会“全球50最具影响力高层建筑”，2023年获得WELL v2 Core白金级认证，在建筑营运和绿建筑方面屡获各项国际肯定。

图片集
参见
台北市高楼列表
台湾摩天大楼列表
台北南山广场

注释
参考资料
外部连结
官方网站
台北101观景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台北101购物中心
Consulting services by RWDI (wind engineering and emergency ventilation) and Motioneering (tuned mass damper)
LEED Official Sit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李祖原联合建筑师事务所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延伸阅读
 OpenStreetMap上有关台北101的地理信息


总督

总督，在中国明、清两朝的地方行政区域中名义上最高行政长官的官职。在明朝全部是临时的官职，清代，总督是正式官职，别称有督宪、制军、制台、帅、部堂，演变成常驻地方的封疆大吏。越南阮朝也模仿清朝的职官制度，设有总督一职。西方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罗马帝国时代，就设有与清朝总督职能相类似的职务——“rector provinciae”，中文一般也翻译为“总督”。后来西方列强进入殖民时代，在殖民地上设置的最高行政长官在中文也译为“总督”，比如香港在英国统治时期由英国派遣的行政首长就称为香港总督。不过在一些地方去殖民化之后，却变成虚位不具实权的形式，相当于原母国的一种宣示。

来源
中文里的原“总督”一词源自16世纪的明朝时期，朝廷临时授予文臣监督军事的一种官衔，带有军事巡查性质，明末朱国祯《涌幢小品·总督总兵》卷8曰：“文臣称总督，武臣称总兵，皆是虚衔。”《大明会典》：“国初、兵事专任武臣。后常以文臣监督。文臣、重者曰总督。次曰巡抚。总督旧称军门。而巡抚近皆赞理军务。或提督。”与总兵一样没有品秩的差遣，如王守仁即以新建伯及兼职“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总督两广军务（兵部尚书、都御史皆正二品，总督无品秩，散官衔特进光禄大夫正一品，勋官位阶“柱国”为从一品，新建伯为超品三等爵）。如宣府、大同总督、陕西三边总督等，其巡查范围有遍及数行省者，也有限于一省内若干府州者。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开始常设两广总督。正德年间，一度将总督改称为总制。此后总督兼掌民政，成为地方军政首长。在明朝，凡有大学士头衔的总督，多半被称为督师。

职能
清朝时期对统辖一省或数省行政、经济及军事的长官称为“总督”，正式官衔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某地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尊称为“督宪”、“制军”、“制台”等，官阶为正二品，但可通过兼任兵部尚书头衔高配至从一品。有直隶总督、两江总督、四川总督、闽浙总督、云贵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东三省总督和陕甘总督。此外明清也有河道总督、漕运总督等专管某项政务的总督官职。
在明末，有内阁大学士头衔者称为督师；惟督师并非正式官职，亦非有内阁大学士头衔者专属，如王之臣在辽东经略任内仍称为督师，同样的情形亦发生在督师三边的杨鹤、督师七省的卢象升。督师即指督促军队工作，非帝师或大学士。通常大学士由皇帝派任后可兼任该职务。

督抚之别
清代，巡抚一般仅负责一省，而总督一般负责相邻数省事务，但总督也有负责一省的，如四川总督，直隶总督；也有如山东、河南，通常只设巡抚而无总督（有时设有鲁豫总督）。督抚的职能相当类似，都管辖地方民政、司法及军队，其区别只是官衔（官职级别）不同，总督与巡抚也互不隶属，而职能上却互相监督。
清朝制度，总督、巡抚的印信称为“关防”，为长方形，表示该官职为临时派遣（与其类似的，“提督学政”和“道员”这两个临时派遣职位的印信也为长方形的“关防”）。相对而言，布政使、按察使、知府、知州、知县的印信称为“印”，为常驻官职所用，正方形。总督、巡抚的关防俱为银制，大小相同，长三寸二分，阔二寸。

总督的正式名称是：“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某某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
晋阶则“兵部右侍郎”改“兵部尚书”衔
少数兼任驻省巡抚者（清末则为全部）加“兼巡抚事”，另外有的还兼理专务（如两江总督加“操江、统辖南河事务，兼理两淮盐政”）
巡抚的正式名称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某某等处地方”
晋阶则加“兵部右侍郎”衔
有的还加“提督军务粮饷”，一般不兼理专务
山西巡抚兼提督盐政
江西、河南巡抚兼提督
（注：尚书、侍郎、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等都是一部堂官加衔，无上下隶属关系，其区别只是品秩上的。）
总督官署称：某某总督部院或部堂衙门，民间或称“辕门”而非影视作品中的总督府，如：两广总督部院、两江辕门。部即兵部；院即都察院。总督的自称与部、院堂官相同，择一而称：本部堂或本院。

近现代
中华民国初期废止总督一职，由总督或巡抚变成该某省“都督”，1928年以后各省设省长，大致相当于清代的巡抚。
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设大区局第一书记，其地位大于管理数省的大行政区主席和省长，统一辖区所有事务及地方军队系统。后来大行政区撤销，因而现在的省委书记在职务范围上都与清代巡抚类似。而省长专门负责行政事务，与清代布政使相同，各省司法有高级人民法院负责，其院长大致相当于清代按察使。
近代中国首次接触到西方殖民地体系时，借用“总督”这一名词来称呼欧美国家派驻殖民地的行政长官，有时和中文提督意义有相似之处。

参考文献
参见

兵部侍郎、兵部尚书
都察院右都御史
巡抚
督抚同城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雅称方伯）
镇守太监
驻防将军
都督
提督
州督
省督
封疆大臣
行政长官
高级专员
远国奉行、代官
帕夏、贝伊、瓦利


安立甘习例

安立甘习例（英语：Anglican Use）又称盎格鲁习例、英国国教习例或圣公会习例，是天主教罗马礼的一种派生礼拜仪式。指的是1980年代改宗天主教的部分美国安立甘宗（美国圣公会）牧区（parishes，在天主教翻译为堂区）以特别堂区的模式归属天主教，并在此之下所使用的脱胎自圣公会传统的天主教仪式。这些堂区使用安立甘宗《公祷书》（英语：Book of Common Prayer）改编的《崇拜圣书》（英语：Book of Divine Worship）作为礼仪用典籍。

简介
安立甘习例被划分为拉丁礼的一个变体，而非如同东仪天主教会那样形成一个独立礼仪的教会团体。习例建立的主要目的是美国天主教为了供美国安立甘宗之前任神职人员及其信徒，于改宗天主教后仍然可以维持安立甘宗（圣公宗）使用之礼仪传统，在获得教廷同意下所建立的。
由安立甘宗改信天主教者，所组成的从属教区的安立甘习例堂区（英语：Anglican Use parishes）神职人员来举行基于《崇拜圣书》的仪式。另外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允许安立甘宗已婚男性牧师改宗后，仍然可以循特例在获特赦后被任命为天主教神父。

历史
1980年6月20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下发敕令，允许美国天主教以“个别特例模式”接纳已婚的前安立甘宗神职人员成为天主教的神父。

特别主教辖区
自教宗本笃十六世发表《圣公宗的结合》宗座宪令后，由安立甘宗改宗的信徒与神职人员得以选择参与特别主教辖区这个专门保留安立甘习例及其他圣公宗传统的天主教团体。现时，有三个特别主教辖区（英语：Personal Ordinariate）即在英国的沃尔辛厄姆圣母特别主教辖区、美国的圣伯多禄宝座特别主教辖区和澳洲的南十字圣母特别主教辖区。
虽然安立甘习例堂区和特别主教辖区都是接纳自安立甘宗改宗的成员所形成的体制，但是在部分地方还是有所不同。像是安立甘习例堂区也是仅限于美国的特殊体制，而特别主教辖区则是允许在与各地的天主教主教团协商后就得以建立的安立甘宗传统组织。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Letter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communicating the pastoral provision
Office of the Ecclesiastical Delegate for the Pastoral Provision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nglican Use Society
Unitatis Redintegratio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Decree from Second Vatican Council
A Place Has Been Prepared: "Anglican Use" Catholic Parishes (article)
Historical documents on Anglican-Roman Catholic relation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礼仪
The Book of Divine Worship (BDW)
Online version of Anglican Use Mass, Rite 1, according to the BDW
Online version of the Daily Office from the BDW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Text of the Anglican Use Mass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同性婚姻

同性婚姻（英语：Same-sex marriage），或称为同志婚姻（Gay marriage），是指性别相同的人互相缔结为婚姻的关系，当中亦可能会举办民事或宗教仪式。婚姻平权（Marriage equality）则是比较符合现今政治面向上的用词，系指所有人不分性倾向或性别皆享有彼此缔结法定婚姻的权利。
目前全世界有38个国家在法律上允许同性婚姻：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加拿大、南非、挪威、瑞典、葡萄牙、冰岛、阿根廷、丹麦、巴西、法国、乌拉圭、纽西兰、英国、卢森堡、墨西哥、美国、爱尔兰、哥伦比亚、芬兰、马耳他、德国、澳大利亚、奥地利、中华民国（台湾）、厄瓜多尔、哥斯大黎加、智利、瑞士、斯洛文尼亚、古巴、安道尔、爱沙尼亚、希腊、列支敦士登、泰国。
2023年，尼泊尔最高法院发布了一项具有约束力的临时命令，要求登记同性别和涉及第三性伴侣的婚姻。2024年4月，政府发布指令，要求所有相关机构登记这些婚姻。截至目前，已有数对伴侣完成了登记。这些婚姻尚未具有异性婚姻的所有法律效力，但确实是政府正式承认和授权的婚姻。
以色列只有宗教婚姻，而无民事婚姻机制。此前，同性配偶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异性配偶均需先在国外结婚，回国登记之后方能获得承认。2022年7月，中央地区法院裁定，通过美国犹他州在线民事婚姻服务进行的婚姻（包括同性婚姻）在以色列合法。次年，最高法院维持了这一裁决。至此，以色列的同性伴侣无需出境即可在线结婚。 以色列允许同性配偶共同收养。
另有10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提供除婚姻以外的其他形式的法律承认：捷克、匈牙利、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意大利、圣马力诺、摩纳哥、黑山、玻利维亚、拉脱维亚。

名称与概念
就字面意义而言，同性婚姻仅指同性伴侣建立民事上的婚姻关系，并享有相应民事和刑事权利，承担相应民事及刑事义务。但目前，对于跨性别和变性者的结合或因其他性别相关原因受到社会边缘化的人群，也时常被纳入同性婚姻讨论的语境。

同性婚姻：给予同性关系享有该国一般的婚姻权利，与异性关系的婚姻适用同样的法律
民事结合：在权利上等同或接近婚姻，不具有宗教上的意义，纯由民事法所确立
同居或注册伴侣关系：在不同程度上，提供少于婚姻的权利。在有些国家或司法区域，异性或同性关系都可以登记为同居伴侣
在可以注册同性婚姻的地方，同性婚姻的伴侣可以举行婚礼。但在不承认同性婚姻的地方，可能会有类似婚礼的仪式，该仪式称为“承诺仪式”；双方借此确立两人关系，互相承诺履行等同或接近婚姻的义务，但这种关系不被任何法律承认或保护，没有家庭（如子女的监护权，部分同性伴侣会领养子女）、财产（如共同财产、税务、继承、遗产税等）、社会（如医疗保险、探视、代做医疗决定、代行权利、移民等）等多方面的平等权利。

历史与现状
古代
《汉书》记载：司隶解光上奏：“官婢曹晓、道房、张弃，故赵昭仪御者于客子、王偏、臧兼等，皆曰宫（曹宫）即晓子女，前属中宫，为学事史，通《诗》，授皇后。房（道房）与宫（曹宫）对食。”，应邵注曰：“宫人自相与为夫妇名对食。”表示汉朝官方对女同性恋自相与为夫妇的行为，予以默认。
再者，对于无性别的宦官与宫女的结合，也称为菜户。清代纪昀《明懿安后外传》：“明之宫人无子者，各择内监为侣，谓之对食，亦谓之菜户。其财物相通如一家，相爱若夫妇然。既而妃嫔以下亦颇有之，虽天子亦不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表示官方对宦官与宫女的这种结合关系与财物相通，也予以默认。
《太平广记》《潘章》篇文中记载的故事发生于三国时期的吴国。潘章与王仲先“一见相爱，情若夫妇”，并共度余生。当两人去世之后，“家人哀之，因合葬于罗浮山”。西元977年编的太平广记是对古代小说、笔记汇编，属稗官野史类的轶闻传奇性质，其中保存大量古籍文献。轶闻传奇虽非正史而可能有虚构内容，但却能侧面反映社会的真实现象。
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各地出现了许多女同性恋的组织，也就是“金兰契”。金兰契的习俗规定和同性恋婚姻可谓如出一辙，凡是缔结金兰契的女子，一切婚约均属无效，男家不得强娶，她们誓不肯和男子婚嫁，且结盟的二女同居，成双结对，情如夫妻，誓不相负，还会选择嗣女继承财产，死后也会被埋在一起，这种形式和同性恋婚姻几乎丝毫不差。
历史上第一个被提及的同性婚姻仪式发生在罗马帝国的早期，并通常被用以批评或讽刺的方式被引用。当时的皇帝埃拉伽巴路斯将他一名来自卡利亚的金发碧眼奴隶希洛克勒斯称为其丈夫。他还与名为左迪卡斯的运动员在罗马一场公开的仪式中成婚。
342年，基督教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和君士坦斯一世在《狄奥多西法典》中添加法令（C. Th. 9.7.3），禁止在罗马帝国进行同性婚姻，并对举行同性婚姻的人处刑。

中世纪
中世纪有记载的同性婚姻发生在西班牙的加利西亚。两位名为Pedro Díaz和Muño Vandilaz的男子于1061年4月16日成婚。他们的婚礼由一个小教堂的牧师主持。关于此次教堂婚礼的历史档案可以在圣萨尔瓦多德希拉诺瓦修道院找到。

近现代
尽管在此之前有零星行动，近现代具有社会运动性质的“婚姻平权”运动获得较为显著的进展是在1990年代左右。
2001年，欧洲国家荷兰通过同性婚姻立法，成为第一个承认同性伴侣登记婚姻有效性的国家。此后，部份欧美、拉丁美洲国家、南非，以及这些国家的属地先后立法或经由司法判决承认同性婚姻的法律效力。另外有些国家承认同性民事结合，在权利与义务上与婚姻有同等或近似的法律地位，但不具有“婚姻”的仪式性质（例如，缔约时毋需宣誓、分手时程序简单等等）。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基于宪法保障每个人的自主决定权与平等权，承认同性伴侣登记婚姻的权利。
“同性婚姻法制化”因法律管辖权不同而有各种作法，其方法包括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婚姻法的表决、宪法法院基于平等原则确立通过同性婚姻的法律裁决，以及民众在直接投票中（倡议性投票或公民投票）以大多数支持同性婚姻的结果通过。同性婚姻立法是一项涵盖公民权利、人权、政治、社会以及宗教等范畴的议题。虽在世界各地有各式的宗教信仰社群支持同性婚姻立法，不过不少宗教团体亦因信仰理由而反对。民意调查一贯显示，同性婚姻在所有已发展的民主国家和一些发展中的民主国家中的支持度不断上升。

各地情况
同性婚姻已在近四十个国家全境或部分地区生效。以色列没有民事婚姻机制，但是承认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合法进行的同性婚姻。有些海外属地或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地区可能有不同的法案，如英国、荷兰王国及纽西兰在人口数极少的某些海外地区尚未如本土一样施行合法的同性婚姻，美属萨摩亚以及美国本土的一些原住民部落也不施行同性婚姻。

民意调查
关于同性婚姻的议题有很多民调，自2010年后，全球民调呈现一个持续支持同性婚姻立法的趋势。2010年后，在很多发达国家进行的民调显示有过半数调查者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发达国家对于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态度依据不同的组别，在年龄、政治形态、宗教、性别方面各有不同，各组别方面均有增长的趋势。
在几个国家进行的一些更详细的民调和研究表明受教育水平较高，以及年轻人通常更倾向于支持婚姻平权。

议题
尽管少有传统社会将同性结合视为一种婚姻形式，但根据历史文本和人类学民族志，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地域的社会，对同性关系的结合有不同范围的接受程度。而同性之间作为情人眷属同居生活，乃至缔结婚约，在古代的部落民族以及文明社会当中，并不全然毫无踪影。
从中国明清时期，两个男子拜堂成亲的“契兄弟”，到不愿出嫁男子，二女同居共营生活的“自梳女”，以及美洲原住民具巫医身份的双灵等等，皆可视为古代同性或非异性恋伴侣共同生活的历史见证。
历史上，家族、宗教和政府常常左右婚姻缔结的模式。在当代的同性婚姻立法，则由于关系到政府规管婚约缔结的身分法，而涉入了公共领域的讨论。
同性婚姻立法的反对者，通常诉诸传统社会的婚姻习俗为男女结合之形式，并以生育后代作为婚姻之必要目的，同性双亲不符孩童最佳利益，来反对同性婚姻之立法。
支持者则指出，国家设立的婚姻制度乃是随时而异的演变过程。开放同性婚姻使得同志得以和其伴侣进入婚姻制度，并不会影响到异性恋男女结婚共组家庭。当今的婚姻制度，也已扬弃过往的嫡长子继承制观念，而强调婚约缔结为当事人的人格自主决定，让不愿和无法生养小孩的人，以及老年人也能有结婚和再婚的权利。
承认同性双亲与子女的法律关系，有利于孩童权益，对此进行限制反而损害其子女的最佳利益。针对同性双亲与子女所作的研究，也显示双亲性倾向，并非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在法律上对此做出差别待遇和限制，乃是基于没有可靠理由的偏见。
国家承认同性婚姻，是实现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宪政主义原则，禁止同志和其同性伴侣进入婚姻关系，反而是基于性倾向或性别做出差别待遇的歧视性制度，剥夺同志组成家庭的基本权。
同性婚姻的立法，涉及少数人权利与宪法基本权、宗教对非异性恋的态度、婚姻与家庭的社会功能等论辩。其它延伸出来的争论，则讨论共同生活制度是否能有婚姻以外的想像，而得摆脱其长久以来的父权意涵。
有人质疑政府是否应介入私人的亲密关系，对婚姻制度是否有必要由国家加以控制管理，抱持怀疑的态度。

人权
国际人权法
不少国际人权宣言文件将婚姻与家庭视为“个人或群体因作为人类，而应享有政府保障的权利”。1948年，联合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16条规定：

成年的男人和女人（英语：men and women of full age），不受种族、国籍和宗教之限制，皆有权结婚与建立家庭；
只有在将成为“婚配双方”当事人自由且完全之同意下（英语：with the free and full consent of the intending spouses），才能缔结婚姻。
以此宣言为基础，在1954年起草《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于1966年12月16日开放各国签署缔约，鼓励政府承担责任，尊重个人的公民、政治等权利。当中，世界人权宣言保障婚姻家庭权利的第十六条规定，出现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二十三条。虽然国际人权公约明示婚姻家庭作为政府应当保障的权利，但对于同性婚姻之立法，是否为缔约方所必须之义务，以及此处之婚姻是否涵盖同性婚姻，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据2002年“Ms. Juliet Joslin et al. v. New Zealand”一案，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所作出的解释，人权事务委员会认为公约第23条第2项有关结婚权之规定，未课予缔约方有设立同性婚姻的义务。但此案的协同意见书中，Rajsoomer Lallah与Martin Scheinin两名委员表示，这并不代表这项法律上的差别待遇，永远不会构成第26条规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之违反。并指出公约虽未明订相关义务，但并未限制国家以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包括婚姻在内）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另外有些人主张人权事务委员会对此案的论理有问题，并指出2017年后，人权事务委员会就两项申诉（communications）作成的决定，以及在国家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里，敦促国家承认同性婚姻以解决性倾向歧视，似乎反映了人权事务委员会于此案的观点变化。在2024年的 V.W.G. and E.H.  v. Albania 案，委员会认定未穷尽国内救济程序而未受理“国家未承认同性伴侣法律关系”的申诉，有五位委员联名发表不同意见书，认为该案应得到受理，并主张国家的不作为违反了公约的17(1)、23、26条，单独或与第2(3)条结合。
参与台湾2013年和2017年“两公约国家报告国际审查会议”的国际人权专家表示：“台湾法律仅承认异性婚姻，而不承认同性婚姻及同居关系、否认同性伴侣及同居伴侣的许多利益是歧视性的”，并建议台湾政府应当修正民法，给予多元家庭予以法律承认。这些国际人权专家“乐见台湾政府采取行动，计划将同性婚姻纳入法律”，并认为此“将显现台湾在对抗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歧视上是亚太地区先锋”。
虽无明文条约义务，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事务委员会，数次在国家报告的结论性意见与建议里，敦促国家提供同性伴侣的法律承认与保障，以确保各种形式的家庭在经济、社会权上之平等。
审理《欧洲人权公约》的欧洲人权法院认为缺乏欧洲共识，保留欧洲各国是否及如何保障同性伴侣关系之判断余地，不课予设立同性婚姻的义务。另一方面，又认定同性伴侣组成的家庭仍须受到第8条对家庭生活的保障，凭借小幅更新解释和限缩通案影响力来促成制度变迁。2015年7月21日，欧洲人权法院在 Oliari and Others v. Italy 案，指义大利没有同性婚姻，同时亦没有提供同性伴侣民事结合的权利，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私人及家庭生活、其家庭以及其通讯隐私。欧洲人权法院在 Fedotova and Others v. Russia（2021年7月13日判，2023年1月17日大法庭对俄罗斯的上诉维持原判）、Buhuceanu and Others v. Romania（2023年5月23日判）、Koilova and Babulkova v. Bulgaria（2023年9月5日判）、Przybyszewska and Others v. Poland（2023年12月12日判）亦作出同样判决。欧洲人权法院在 Vallianatos and Others v. Greece（2013年11月7日判）、Maymulakhin and Markiv v. Ukraine（2023年6月1日判）除公约第8条外，也援用第14条禁止歧视的条款作为论据。
2018年1月9日，位于哥斯大黎加首都圣荷西的美洲人权法院（Inter-American Court of Human Rights）公布于2017年11月24日作成之咨询意见，认定按照美洲人权公约第11条第2项及第17条规定 ，同性伴侣享有与异性伴侣一致的平等结婚权利。会员国必须依据公约规定之意旨，立法尊重并保障同性伴侣与其家庭关系所延伸之所有一切权利。
保障性倾向和性别认同人权的《日惹原则》，其第24条“建立家庭的权利”规定应采取必要措施以确保个人建立家庭，不受到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的歧视。政府应立法“承认家庭形式的多样性，包括不由血统或婚姻来定义的家庭”。在未通过同婚或伴侣制度的情况时，至少应做到采取必要措施“确保同性未婚伴侣，能够平等获得异性未婚伴侣所能够获得的任何义务、权利、特权或福利。”
澳洲人权委员会委员Edward Santow，引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6条，指出此一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和不歧视的原则，要求民事婚姻不应仅限于异性伴侣，更该保障至同性伴侣。他称此为国际人权法逐渐趋向同意的共识。

宪法
2015年6月26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奥贝格费尔诉霍奇斯案(Obergefell v. Hodges)，基于宪法保障每个人的自主决定权与平等权，判定同性与异性伴侣均应有平等的结婚权利。主张承认同性婚姻才能保护家庭与孩童利益，否认同性婚姻会强化对同性伴侣的污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多次援引判定禁止不同肤色通婚违宪的深爱夫妇诉维吉尼亚州案(Loving v. Virginia)，作为在此案中运用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前例。
南非（2005）、尼泊尔（2007, 2023）、巴西（2011）、墨西哥（2015）、哥伦比亚（2016）、台湾（2017）、奥地利（2017）、哥斯大黎加（2018）、厄瓜多（2019）、斯洛维尼亚（2022）等国，以及美国（2003-2015）、加拿大（2002-2005）某些州的宪法审理机构，亦判定政府未保障或禁止同性婚姻，违反宪法平等权之规定。南非大法官奥比·萨克斯更指利用民事结合制度成立专法取代同性婚姻，给予“隔离但平等”（Seperate but equal）的保障，是对被区隔弱势群体人性尊严的贬损。

社群主义的观点
相对于著重权利论述的自由主义路径，提倡社群主义的学者迈克尔·桑德尔认为对于婚姻制度，乃至于其它公共事务的讨论，无法忽略权利中所蕴含的道德或内在价值而达成。
他主张，任何看似中立性的立场，其实都是对议题作出潜在的道德价值推论，判断了何谓良善的生活。他引用支持同性婚姻的麻州法官Margaret Marshall之言：婚姻“是我们社群中最被珍惜、最值得的行为”，婚姻的关键并非生育，婚姻的基本关键和目的是“伴侣彼此的永久许诺”，主张麻州法官非仅仰赖权利取径，并且是在同意同性婚姻符合此一价值原则的判断中，获得了国家应当开放同性婚姻的伦理学推论。

宗教
世界各地同性婚姻立法的阻力，通常来自于福音派基督教教会、罗马天主教教会、东正教教会、大多数穆斯林组织，以及各种带有文化保守主义或宗教保守主义色彩的宗教团体。这些反对团体，常站在视“婚姻”为自身所信奉宗教教义或文化规范所有物的立场，认为同性婚姻无法与其所属的教义或文化相容，而对其立法采取反对的姿态。
然而也有来自佛教、道教或民间信仰、一贯道以及基督教等宗教团体的成员，主张立法才能鼓励个人及社会以负责的态度看待婚姻及家庭，进而保障和促成诸多的“社会共善”；另外，这些团体或成员也呼吁正视传统及经典对于性倾向与性别认同存在著多元诠释的可能性，建议透过对话形成切合当下处境、与时并进的信仰教导。
其它信仰的宗教组织，例如印度教美国基金会（Hindu American Foundation）、澳洲印度教祭司委员会（Australian Council of Hindu clergy）、穆斯林进步价值协会（Muslims for Progressive Values），美国犹太拉比中央会议（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以及一神普救协会（Unitarian Universalist Association）等，也都发表过支持婚姻平权的声明。

宗教自由
反对同性婚姻的宗教团体，声称同性婚姻立法会影响到宗教自由。这些宗教人士担忧若所属宗教的教义与同性婚姻有所冲突，那么拒绝为同性伴侣主持宗教仪式的行为，可能会引致反歧视法律诉讼，致使宗教组织必须违背教义接受同性婚姻。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甘迺迪指出，美国宪法对宗教自由的保障，已确保宗教组织享有对婚姻的自主信念。法律不会要求宗教组织为同性伴侣主持婚礼的义务，亦不要求宗教组织接受同志成为教内的圣职者。这些属于宗教组织内部的事务，由宗教组织自主决定。反歧视法所规范领域也限制在职场聘雇、学校教育、公共服务、对公众的商品买卖，无法成为对宗教内部事务进行诉讼的法源依据。

信众态度
公共宗教研究所在2016年American Values Atlas计画随机访问四万多名美国民众的民调显示，对同性婚姻法制化的整体态度为58%支持32%反对，2014年为54%支持，38%反对。当中有85%的佛教信众支持同性婚姻法制化，其次的支持比例为无宗教78%，犹太教73%，印度教67%，主流基督新教63%，天主教63%，东正教59%，这些宗教的多数信众支持婚姻平权；美国穆斯林和少数族裔基督新教信众的支持与反对者旗鼓相当，44%的伊斯兰教信众支持，而有41%反对；三股宗教信仰群体（占总人口19%）反对多于赞成，分别为摩尔门教37%支持55%反对，福音派基督新教31%赞成61%反对，耶和华见证人25%支持53%反对。
据中研院在2015年“台湾社会变迁基本调查计画”第七期第一次，随机访问两千多名台湾民众的调查资料显示，对同性婚姻法制化整体态度为54%支持37%反对。在这当中，无宗教信仰者（占样本比例20%）有72%支持同性婚姻法制化；佛道教系统（占样本比例73%）支持略多于反对，分别为佛教49%支持43%反对，道教59%支持33%反对，民间信仰49%支持40%反对，一贯道48%支持和反对；基督宗教系统（占样本比例6%）的信仰者反对远多于赞成，基督新教32%支持64%反对，天主教29%支持68%反对。
根据American Values Atlas (2016年)的调查，61%的美国人反对商家可用信仰因素为由，拒绝对LGBT群体提供服务或商品买卖。

家庭功能
婚姻与家庭型态
反对同性婚姻的人，大多将一夫一妻的男女婚姻视作所有婚姻型态中最为完美理想的样态。
支持同性婚姻者，则多认为婚姻并无固定完美的样式，随著各地环境与社会制度的不同，婚姻的形式也随之适应发展。历史上，曾经有一夫多妻、一妻多夫或对偶婚的婚姻形式。在母系社会还有走婚、访妻婚等强调母系家族的样态。理想的婚姻制度应当是朝向平等和亲密关系内的对等协商迈进，把生养子女当作一种生命选择，而非压迫他人承担的义务。
家庭亦非必定具备丈夫或父亲、妻子或母亲等角色，例如摩梭人的传统家庭是由母亲和舅父作为家长，父亲与子女不属于同一家庭。而在父系社会中，亦有不少因父母离婚、父母其中一方死亡或未婚怀孕而形成的单亲家庭。也有些情况父母皆不在、于是与祖父母、兄弟姊妹或其他亲属组成家庭。

收养与抚养
反对同性婚姻者，不少也反对同志收养子女之自由，乃为保障子女利益、避免有无法理解男性、女性性别角色差异之机会，而影响其性别认同和性倾向。这些反对者，亦提出Mark Regnerus等人所作的研究，认为不就此限制收养，对子女成长有不良影响。
支持者则认为，男性、女性之性别角色差异，除习自养亲外，尚可习自亲族、友人、学校及其他社会关系。而成长过程中所形成的性别认同和性倾向，亦为子女人格自主发展之自由。此外，小孩有人收养照顾，也比待在社福机构要好，而目前仍有许多儿童等待被收养。对收养资格的评估，则应交由专业的收出养机构社工员对个别的收养者作综合判断，而非片面针对性倾向此单一因素来加以否定。
反对者常引用的社会学者Mark Regnerus所作之统计研究，其研究方法已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遭多次挑战。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社会学学会皆严厉质疑该研究未能明确界定其研究对象，亦未排除多种影响因素，认为此份研究实无参考价值。Regnerus本人则被美国国家税务局指涉嫌受到基督教保守派组织资助78.5万美金来完成此份研究。
大多数针对同性双亲与子女所作的社会科学研究，则显示双亲性倾向，并非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因素之一。一份1995年的美国研究指出，由男同志父亲抚养的儿子，超过90%的性倾向为异性恋。儿子的性倾向为何，与其可能相关的环境变数（例如与父亲共同生活时间的长短）之间，亦没有产生统计显著差异。许多专业学会，如美国心理学会、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美国儿科学会、美国社会学协会、台湾精神医学会、台湾儿童青少年精神医学会等，皆发表类似声明，指出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成长，与家庭及社区稳定息息相关，而与养育者的性倾向无关。
此外，同志伴侣仍能透过单身收养制度，达到收养之目的和共同养育的事实。另外有些人，则是想要收养伴侣和前一段关系的孩子。限制这些家庭其双亲和子女的亲权，是对儿童权利和家长保护与教养权的侵害。

公共利益
性别平等
同婚法制化的地区不但没发生生育率因此下降，与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感染率也不存在有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准的关联。通过同性婚姻反而对促进该地的性别平等产生正向影响，有助于提升社会的性别意识，减少因权力分布产生的性别阶层。
有研究显示，同性恋者的生理、心理和财政状况皆适合于缔结婚姻。若得到社会制度的支持，已婚同性伴侣所抚养的孩子将受益于此。美国人类学会指出，不允许同性结婚会加剧针对同性恋者的社会污名和歧视；此外还指出“文明或可行的社会秩序建基于将婚姻限制为‘异性之间独享’”的说法并不受到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持。法律承认同性别婚姻的效力，亦能使处于同性亲密关系的人获得税项减免，及其伴侣的财产继承权和医院探视权。

促进健康
据公共健康与医学领域的研究，同性婚姻法制化，不但对减少污名、误解、和歧视有正向影响，更能改善促进同志人群的身心健康。在禁止同婚的美国州，LGBT群体患上精神疾病的比例，较通过平权的州者为高。在麻萨诸塞州通过同性婚姻后，同性恋以及双性恋男性去医院寻求医疗和精神照护的次数显著降低，花费也大为减少。亦有研究发现，2015年全美国同性婚姻通过后，青少年的企图自杀率下降，尤以同性恋与双性恋的青少年最为显著。作者指同性婚姻通过后，同志青少年会觉得“未来比较有希望”，霸凌事件降低，承受的污名也少了。
其他的研究则显示法律禁止同性婚姻，促成社会污名和男同志的情感关系难以稳定和公开，进而减少获得健康照护资源的机会，增加了感染后天免疫缺乏症候群的风险。

社会整合
有些人主张，婚姻作为一种重要的家庭经济支柱，以及激励彼此相互照顾的身份契约，有助于他人获得经济和情感的稳定支持。单身人士容易遭受经济拮据，以及不受社会福利保障的困境。人不分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都需要这种基本的身份契约保障，而社会能从这样的稳定中获得利益。

另据估计，巨大的社会压力，已导致中国大陆约1600万同性恋男性与女性结婚，与男性结婚的同性恋女性约400万。然而处于这类婚姻的另一方，可能要忍受丈夫或妻子的性冷淡和精神折磨，彼此也难获得长久幸福。制度若无法含纳所有人，许多人会为符合社会规范，而硬是调整自己符合制度需求。社会对同婚的否定，容易让更多同妻或同夫现象发生。

经济发展
通过同性婚姻影响最为直接的行业是婚礼产业。据统计，美国通过同性婚姻的三年内，将为联邦政府及各州带来约1.87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对美国经济的贡献将达26.2亿美元。不过，相对于2014年美国17.4万亿美元的GDP总量，同性婚姻的直接经济影响似乎较为有限。瑞银（UBS）的首席经济分析师Paul Donovan认为同性婚姻影响到美国人口的6%到7%，这势必会对经济产生影响。一方面，它会提高劳动力流动性。另一方面，可以消除对同志群体的歧视，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福布斯》的一篇报导提出了反驳。该报导认为同志人口并不高，因此同性婚姻对美国总体经济的影响很小。
根据美国国际开发总署(USAID)资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份调查2011年各国法令对同志的保障程度与其经济发展成果是否有相关性的研究，其结果显示“法律认可同性倾向之全球指数”(GILRHO，Global Index on Legal Recognition of Homosexual Orientation)和“人均国民生产毛额”(GDP per capita)及“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之间呈现正相关。该报告中，分析了产生如此相关性的因素：

人力资本：国家经济成长是个人生产力的总和，如果在教育、职场限缩甚至排除了同志族群学习技能或施展长才的机会，或因不友善的职场影响同志的工作表现，如此国家的整体生产力势必打折扣。
后物质主义：物质生活富足之后，人民会开始重视人身自由、平等公民权、尊重少数族群等概念。
国家为显示其现代化及开放而选择采取接纳同志族群的政策，进而招来观光、外国投资、及跨国贸易伙伴等收益。
能力取向：这个理论不再只强调个体创造的收入，而是国家需帮助每个人成为他想要且能够成为的人，个体都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有更好的生活，也因此除了人均国民生产毛额外，还加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评估标准。
另外，企业若能提倡尊重差异的精神，支持婚姻平权，也能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进而开发彩虹经济的新客源。

文化产业
2016年网路剧《上瘾》该剧被封为中国“同志剧”指标，但因台词露骨尺度大胆，而遭广电总局封杀下架，之后更有条列规定，不能在电视剧中出现轮回转世、离奇案件、同性恋、婚外情、早恋等情节。

参见
民事结合
多元成家
彩虹经济
LGBT收养
联合国性倾向与性别认同议题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开放目录项目中的“同性婚姻”
Same-Sex Marriage, Civil Unions, and Domestic Partnerships在《纽约时报》上的节选新闻及评论
During Pride Month, a Look at LGBT Rights New Map Shows Same-Sex Marriage, Civil Unions and Registered Partnerships Worldwide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Global Landscape of the Freedom to Marry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电视机

电子扫描电视机（英语：Electronic scanning television set），也简单地称为扫描电视机（英语：scanning television set），电子电视机（英语：electronic television set），扫描电视（英语：scanning television），电子电视（英语：electronic television），电视机（英语：television set）或电视（英语：television，TV），是指可以接收并还原电子讯号为动态影像和声音的装置，即可以播放电视的装置，它是家用电器的一种。早期的电视机以晶体管电视机为主，现已被液晶电视所替代。

历史
德国科学家保罗·高特列本·尼普可夫早在1884年就提出并申请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式电视系统的专利，当时他只有23岁，还在德国读大学。经过研究他发现，如果把影像分成单个像点，就极有可能把人或景物的影像传送到远方。不久，一台叫作“电视望远镜”的仪器问世了。这是一种光电机械扫描圆盘，它看上去笨头笨脑的，但极富独创性。在他的专利申请书的第一页这样写道：“这里所述的仪器能使处于A地的物体，在任何一个B地被看到。”一年后，专利被批准了。这个专利中的尼普可夫圆盘据认为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电视画面爱光栅（television image rasterizer）。可是直到1907年，放大管技术的进步才证明他的这个系统的可行性。
1897年，德国物理学家布劳恩发明了一种带荧光屏的阴极射线管。当电子束撞击时，萤幕上会发出亮光。当时布劳恩的助手曾提出用映像管做电视的显示器，固执的布劳恩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康斯坦丁·波斯基（Constantin Perskyi）在向1900年巴黎世博会提交的一篇论文中造出了television一词。波斯基的论文评估了机电技术的在当时的状况，并提到了尼普科夫等人的贡献。
1907年至1910年，波瑞斯·罗星（Boris Rosing）和他的学生弗拉基米尔·佐利金（Vladimir Zworykin）验证了在发射机中用快速转动的镜面扫描装置和在接收机中使用阴极射线管（cathode ray tube）的电视系统。
1911年，工程师艾伦·坎贝尔·斯文顿（Alan Archibald Campbell-Swinton）在伦敦发表演讲，同时在时代杂志中也被报道，描述了如何在发送端和接收端同时使用阴极射线管传输电视信号的细节。在演讲中，他还补充了在1908年撰写的杂志文章自然杂志中第一次描述的电子电视传送方法，这种传送方法沿用至今。其他人在当时也完成了使用阴极射线管作为接收机的实验，但是使用另外一个阴极射线管作为发送端的概念尚属首创。在19世纪20年代末，当机械电视还在普遍使用的时候，发明家菲尔·法恩斯沃斯和弗拉迪米尔·斯福罗金分别已经在研究全电子传输管的工作中。
俄裔美国科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利金(Vladimir Zworykin)（兹沃雷金），开辟了电子电视的时代。弗拉基米尔·佐利金（兹沃雷金）原是俄国圣彼德堡技术研所的电气工程师。早在1912年，他就开始研究电子摄像技术。1919年兹沃雷金移民美国，后在威斯汀豪森电气公司工作。
1923年，苏格兰发明家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经过研究，成功在电视机上显示影像。
俄裔美国科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利金(Vladimir Zworykin)（兹沃雷金）同时也在实验阴极射线管来产生和显示影像。1923年在西屋电气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 Corporation 1886)工作期间，他研制了电子摄像管。但是在1925年的演示过程中，图像模糊不清，对比度很低，分辨率差，而且图像是静止的。之后在1931年，兹沃雷金终于制造出了摄像机显像管，成功使电视摄像与显像方式电子化。
第一个半机械式模拟电视系统在1925年10月2日被苏格兰人约翰·洛吉·贝尔德(John Logie Baird)在伦敦的一次实验中“扫描”出木偶的图像看作是电视诞生的标志，他被称做“电视之父”。后来，他的这个系统被英国广播公司(BBC)所采用。后在193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终止使用这种技术。因为在那时电子式电视系统更受欢迎。
决定性的解决方案—电视的基本原理基于在整个扫描周期内持续释放的电子流堆积和次要电子的储存的原理上—由匈牙利发明家Kálmán Tihanyi首次发现于1926年，1928年完善了该技术。

在1927年12月7日，菲尔·法恩斯沃斯(Philo Farnsworth)在他的圣弗朗西斯科格林大街202号的实验室里，首次使用影像解剖(Image Dissector)摄影管传送了第一个图像：一条简单的直线。1928年，法恩斯沃斯研制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给媒体进行演示，由电视传送一个动画图像影片。而后来此系统也被优化。
1928年，“第五届德国广播博览会”在柏林开幕。展会中电视第一次作为公开产品展出。有线的机械电视传播信号的距离和范围非常有限，图像也相当粗糙，无法显示精细的画面。机械电视的这一缺陷导致这种技术被淘汰。
1929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允许贝尔德公司开展公共电视广播业务。30年代以后，贝尔德又转向了彩色电视的研究。经过不断地改进设备提高技术，贝尔德研制的电视效果越来越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后来成立了“贝尔德电视发展公司”。随着技术和设备的不断改进，贝尔德电视的传送距离有了较大的改进。
1933年俄裔美国科学家弗拉基米尔·佐利金(Vladimir Zworykin)（兹沃雷金）又研制成功可供电视摄像用的摄像管和显像管。完成了使电视摄像与显像完全电子化的过程，至此，现代电视系统基本成型。今天电视摄影机和电视接收的成像原理与器具，就是根据他的发明改进而来。
1934年8月25日法恩斯沃斯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富兰克林学会首次给全世界演示一套完整的全电子电视系统。不幸的是，他的摄像机需要很强的光线，所以他的工作被迫中断。
随后电视技术进步，1936年柏林奥运会期间，每天用电视播出长达8小时的比赛实况，共有16万多人通过电视观看了奥运会。
1939年，英国大约有 2万个家庭拥有电视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电视也在纽约世博览会上首次露面，开始第一次固定的电视节目演播。二战的爆发使得刚发展起来的电视的发展停滞了10年。战争结束后，电视工业又蓬勃发展起来，电视也迅速流行和发展起来。
德国科学家卡罗鲁斯也在电视研制做出了成就。1942年，卡罗鲁斯小组(包括两名科学家，一名机械师和一名木工)，造出一台设备，画面效果比贝尔德的电视要清晰许多。但从未进行过公开展示，因而他们的发明鲜为人知。
1956年，金斯伯格和安德逊设计的Modoll VRllo录像机的问世，使电视技术前进了一大步。这满足了那些希望目睹现场情景的观众的需要，而且它还能重放。
1972年，日本索尼公司推出一种3／4英寸大的盒式磁带，根本上改变了电视节目的制方法。是世界上第一个专业彩色录像放映系统索使用的盒式磁带。
2020年末，香港中止模拟电视广播。全部转用数码电视广播。

电视机的划分
显示技术划分：

机械式电视
电子式电视
黑白电视机
彩色电视机
显示器内形划分：

阴极射线管显示器
背投电视
液晶显示器
等离子显示器（电浆电视）
发光二极管显示器
高清电视
3D电视
“注：电视机的尺寸大小是以萤幕或映像管的可视范围的对角线长度来表示的。”

相关
电视
显示器
遥控器
电视节目
电视台
电视台列表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电视机的发展史-泉州综合实践活动资源网


太空游客

太空游客指非以执行任务（例如进行实验或工作）为目的，而搭乘太空船参与太空飞行的人。目前太空旅游包含几种不同类型：轨道太空旅游、亚轨道太空旅游和月球太空旅游。

介绍
苏联解体后，由于太空船的操作成本极大，同时要付给哈萨克拜科努尔太空中心地租与使用场地费，俄罗斯为筹措经费，开放了民间金钱赞助，报酬即为可让赞助者搭乘联盟号飞船进入国际空间站。首位太空游客丹尼斯·蒂托通过赞助俄罗斯的和平号空间站得以成行。目前太空游客已被俄罗斯航空部门开发为商业项目，2000年初，游客前往国际空间站的费用在2000-2300万美元之间；2007年，国际空间站之旅价格增至3000-4000万美元，因此大多数太空游客是亿万富翁。

项目主体
俄罗斯
截至2021年7月 (2021-07)，只有俄罗斯提供太空旅游服务，其七日游最低票价是每人五千万美元，长期停留的起步价为九千万美元。
 美国
2019年6月7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宣布从2020年开始向游客开放国际空间站，并允许私人太空人搭乘SpaceX的龙飞船2号或波音星际航线进入国际空间站，每人每天费用约为3.5万美元。

沿革
2001年至2009年期间，有7位太空游客乘坐由美国太空探险公司（Space Adventures）代理的俄罗斯联盟号飞船飞往国际空间站，其中美国人查尔斯·西蒙尼两次成行，总计8次太空飞行。每次旅行的公开价格在20至2500万美元之间。一些太空游客已经与第三方签订了合约，在轨道上进行某些研究活动。太空探险公司与俄罗斯联邦航空局以及火箭和太空公司Energia一起，为世界上的私人太空探索者提供了飞行便利。

由于国际空间站机组人员的增加，俄罗斯于2010年停止了轨道太空旅游，使用了以前曾出售给付费航天参与者的人员座位。该国原定于2015年恢复轨道旅游飞行，但计划曾一度无限期推迟。至2021年，日本企业家前泽友作与助手平野洋三于12月8日乘坐俄罗斯联盟MS-20飞船前往国际空间站旅行，在太空停留12天。
同时，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等私人航太公司正在发展亚轨道太空旅游，两间公司都于2021年完成首次商业亚轨道太空旅游。

太空游客列表

== 参考文献 ==


华沙

华沙（波兰语：Warszawa [varˈʂava]  试听），正式名称为华沙首都市（Miasto Stołeczne Warszawa），是波兰的首都及最大城市、马佐夫舍省省会，也是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华沙位于波兰中东部维斯瓦河沿岸，距波罗的海和喀尔巴阡山脉均大约350公里。市区面积约517平方公里，都市圈面积约6,100平方公里。根据2020年统计数据，华沙人口为1,793,579人，都市圈人口则为3,100,844人，是欧盟第七大的首都城市。在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公布的世界级城市名单中，华沙被列为ALPHA-级别的国际都市。
华沙原为马佐夫舍地区维斯瓦河畔的一个小渔村。16世纪后期，当时的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决定将首都从克拉科夫迁往华沙，此后华沙逐渐崛起。1795年之前，华沙一直是波兰立陶宛联邦事实上的首都，随后则成为拿破仑统治下的华沙公国首都所在地。19世纪时，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城市人口呈现爆发式增长，使得当时的华沙成为欧洲规模最大、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并以其优雅的建筑和林荫大道而闻名。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华沙遭到轰炸和围困。由于1943年的犹太区起义、1944年的华沙起义以及随后系统性的破坏，导致华沙受到严重破坏。战后，城市得到全面重建。
华沙拥有两座国际机场，其中肖邦机场是波兰全国最为繁忙的机场，莫德林机场规模则相对较小，主要由低成本航空公司使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发达，有地铁、公共汽车、通勤铁路、有轨电车等。华沙也是波兰科研和外包产业的重要中心。华沙证券交易所是中东欧地区最大、最重要的证券交易所。民主国家共同体总部、欧洲边境与海岸警卫队总部以及欧安组织民主与人权办公室均位于华沙。华沙也是欧盟摩天大楼最多的城市之一，市内的华沙塔高310米，是全欧盟最高的建筑物。
华沙拥有波兰科学院、国家爱乐乐团、华沙大学、华沙理工大学、国家博物馆、扎切塔国家美术馆和华沙大剧院等重要文化机构，其中华沙大剧院是欧洲最大的剧院之一。经过重建的老城区保存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历史建筑物，于1980年列入世界遗产。市内其他重要历史建筑包括皇家城堡、西吉斯蒙德圆柱、斯塔西茨宫、老城集市广场、维拉诺宫以及皇家大道沿线的众多教堂
和宅邸。公园和绿地占城市面积的四分之一。

词源
华沙的波兰语名称为Warszawa，在过去也有Warszewa、Warszowa、Worszewa以及Werszewa等拼写形式。这一名称的确切来源尚未知。一种理论认为，华沙意为“属于Warsz”，而Warsz是斯拉夫语人名Warcisław的简写形式，其词源与弗罗茨瓦夫有关。但波兰以人名命名的城市名称通常以-ów、-owo、-ew或-ewo结尾，因此华沙的名称在波兰城市中较为特别。
在当地传说中，华沙得名于渔夫瓦尔斯（Wars）和其妻萨瓦（Sawa）。当地民间关于二人的传说有多种版本，根据其中一种版本，萨瓦是一条生活在维斯瓦河中的人鱼，后来瓦尔斯与之相恋并结婚。在历史上，瓦尔什（Warsz）是一名生活在12至13世纪的贵族，其领地位于今日华沙老城的马林施塔特区。华沙的正式名称为“华沙首都市”（miasto stołeczne Warszawa）。

历史
1300年–1800年
今日华沙市区范围内的第一批有防御工事的城镇位于布罗德诺（建于9至10世纪）及泽斯杜维（建于12至13世纪）。由于泽斯杜维屡受附近部落和公国的攻击，于是当地统治者在一个名为华沙的小渔村修筑了防御工事。1300年左右，马佐夫舍公爵波列斯瓦夫二世正式建立了华沙城，而第一份关于华沙城主的文献则可追溯到1313年。1390年，随着圣若翰洗者圣殿总主教座堂的建成，华沙成为马佐夫舍公爵的驻地之一，并于1413年正式成为马佐夫舍公国的首都。当时华沙约有4,500人居住，以手工业和贸易为经济支柱。
15世纪，城市人口开始向北侧城墙以外迁徙，逐渐形成了新城，而既有的城区则被称为老城，二者都拥有自己的宪章和委员会。建立新城的主要目的是容纳那些不被允许在老城定居的新移民以及不受欢迎的人，特别是犹太人。两个区域间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引发了1525年的一次小规模叛乱。1526年，随着亚努什三世的突然去世，马佐夫舍公爵家族绝嗣，华沙正式被并入波兰。后世普遍认为，亚努什三世之死是波兰国王齐格蒙特一世的妻子博娜·斯福尔扎所为，意在维持波兰对马佐夫舍地区的统治。

1529年，华沙首次成为众议院会议的召开地，并于1569年成为众议院永久驻地。随着城市重要性的日益提高，大批防御工事开始兴建，其中最具典型性的是始建于1540年的瓮城。皇家城堡、街道和市场由意大利建筑师重新规划和设计，使老城具有早期意大利建筑风格。1573年，波兰立法机构在华沙通过了《华沙联盟协约》，保证了波兰立陶宛联邦境内人民的宗教自由。由于华沙恰位于联邦境内克拉科夫与维尔纽斯两座主要城市的中点处，于是在1596年，国王齐格蒙特三世决定将联邦与旗下波兰王国王冠领地的首都从克拉科夫迁往华沙。此后，城市继续向西、南两个方向扩展，市内的几个区域则成为贵族的私产，并由其自行制定法律。1655年至1658年间，这座城市相继被瑞典、勃兰登堡、特兰西瓦尼亚等国军队占领。大北方战争期间，华沙也曾被迫向入侵者缴纳重税。
奥古斯特二世和奥古斯特三世统治时期，华沙经历了又一轮大发展，逐渐向早期资本主义城市转变。这一时期，王室从德意志雇佣了大量的建筑师、雕塑家和工程师，以德累斯顿为蓝本重建了整座城市。1727年，华沙第一座公园萨克森花园正式对外开放。1747年，波兰历史上第一座公共图书馆扎乌斯基图书馆落成。斯坦尼斯瓦夫·奥古斯特在位时期，对皇家城堡的内部进行了重新装修，扩建了瓦金基公园，并下令建造或翻新众多宫殿、宅邸以及其他建筑物，使华沙成为重要的文化艺术中心，赢得了“北方巴黎”的称号。
1795年，在第三次瓜分波兰中，华沙被普鲁士王国占领，成为南普鲁士省的首府。路易十八流亡期间，曾在华沙居住。

1800年–1939年
1806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解放了包括华沙在内的大片原波兰王国王冠领地的领土，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华沙为首都的华沙公国。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中战败，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同年举行的维也纳会议中，华沙成为以俄罗斯沙皇为君主的波兰会议王国的首府。1816年，华沙皇家大学建立。
由于俄罗斯帝国不断违反波兰宪法，1830年十一月起义爆发。1831年，起义被镇压后，波兰会议王国的自治权被大大缩减。1861年2月27日，华沙群众聚集抗议俄罗斯统治，被俄军开枪镇压，5人被杀。在1863年至1864年的一月起义间，华沙成为反俄组织波兰国民政府的总部所在地。

1875年，苏格拉底·斯塔林凯维奇被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指派为华沙市长，在其治理下，华沙迎来了一段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华沙的第一套供水及下水道系统建成，有轨电车、街道照明及煤气等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改进和扩建。1850年至1882年间，由于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华沙的人口增长了134%，达到383,000人。其中，许多新市民来自周边的乡村地区，为寻找工作机会而迁移到华沙。城市西侧的沃拉区由农业区转变为城市的工业中心。当时城市中冶金、纺织和玻璃工厂密布，西端的天际线被大量烟囱占据。
与伦敦一样，华沙的人口分布也受到收入的影响。内城区的士绅化迫使较贫穷的市民迁入位于维斯瓦河对岸的普拉加、波维西尔、索莱茨等区域，犹太人等较贫穷的少数群体则在北侧的穆拉诺夫聚居。1897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华沙共有人口626,000人，仅次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为俄罗斯帝国第三大城市。市中心陆续涌现了华沙爱乐乐团音乐厅、至圣救世主教堂以及马萨科斯卡大街沿线的公寓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建筑。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华沙被德国占领达4年之久。1918年11月11日签署的《康边停战协定》要求德国必须从包括华沙在内的所占领的外国领土撤军。同一天，约瑟夫·毕苏斯基返回华沙，标志着波兰第二共和国的成立，这是波兰被瓜分123年后首次恢复独立。波苏战争期间，1920年，华沙战役在华沙东郊爆发，波兰军队成功击退了红军，保卫了首都，从而暂时停止了苏俄向欧洲输出革命的步伐。
战间期是华沙基础设施迅速发展的时期。1921年，华沙面积约124.7平方公里，人口达100万，人口密度超过了每平方公里8,000人，超越了当今的伦敦。为疏解人口压力，市政府在莫科图夫区修建了大批现代主义住宅。横跨维斯瓦河两岸的什雷德尼科维大桥于1921年开工，1931年落成。华沙火车总站则于1932年动工，但因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而未能完工。斯特凡·斯塔辛斯基是战间期华沙的最后一任市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入侵波兰，二战全面爆发。9月27日，华沙沦陷。此后直至1945年1月，包括华沙在内的原波兰中部地区由纳粹德国治下的波兰总督府统治。为贯彻纳粹当局“消灭劣等民族”的统治方针，华沙所有的高等学府被立即关闭，并将占战前全市人口30%的犹太人赶入犹太区。1942年7月，纳粹当局开始大规模将犹太区内的犹太人送入集中营，其中多数被送往特雷布林卡灭绝营。二战时期，华沙是轴心国占领区城市反抗的重要中心。1943年4月19日，作为旨在彻底灭绝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当局宣布摧毁整个犹太区，引发了华沙犹太人起义。尽管德军有武器及人数上的优势，但犹太人仍守住了该区近一个月。起义被镇压后，绝大多数幸存者被屠杀，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逃脱或得以躲藏。
1944年7月，苏联红军已攻入原波兰领土，并向华沙方面推进。位于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了解到斯大林对独立的波兰国家怀有敌意，于是给予地下组织“波兰家乡军”指示，要求他们在红军到来之前从纳粹手中夺取华沙的控制权。1944年8月1日，红军非常接近华沙时，家乡军与华沙市民发起了华沙起义。起义原本预计只持续两天，但实际上却持续了63天，最后，家乡军战士被迫向德军有条件投降。他们被送往德国境内的战俘营，而全市平民则被驱逐。据估计，华沙起义中波兰平民死亡人数约在150,000人至200,000人之间。
然而，希特勒没有遵守投降条件，并下令彻底夷平华沙。为此，德军组建了“燃烧和破坏分遣队”（Verbrennungs- und Vernichtungskommando），摧毁了城中85%的建筑，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旧城区及皇家城堡，而城中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藏品或被运到德国，或被直接破坏。
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和波兰陆军第一集团军开进华沙，解放了郊区。随后，苏军迅速解放了整座城市，并向罗兹加速推进。

1945年–198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战斗、轰炸以及有计划的破坏，华沙大部分地区沦为废墟，而此前的犹太区更是被彻底夷为平地，只剩下一堆瓦砾。由于受损过于严重，波兰政府决定将其与大部分行政机构暂时转移到罗兹办公，使得罗兹成为了实质上的临时首都。尽管如此，华沙还是成功恢复了其作为国家首都以及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
为重建城市，政府发起了“为华沙搬砖”运动，并建造了大量的装配式住房，以缓解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为避免人口密度过大，同时创造更多的绿色空间，政府广泛兴建了预制混凝土公寓楼。大多数的历史古迹得到重建，但仍有一些建于19世纪的、受损不太严重的建筑被拆除，例如克伦堡宫。希鲁德梅希切区得到全面改造，原有的鹅卵石街道则铺上了沥青，从而极大改善了城市的交通。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使得一些著名的街道消失，一部分街道则由于阅兵广场的修建而被一分为二。1980年，华沙旧城区被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955年7月22日，科学文化宫落成。这座大楼是苏联赠送给波兰人民的礼物，高237米，为斯大林风格建筑，至今仍为全国第二高的建筑物。此外，市中心也建设了其他一系列的摩天大楼。总的来说，华沙的城市景观以现当代建筑为主。
1966年4月14日，为纪念波兰建国1000周年，华沙举行了千年阅兵式。
1979年和1983年，出身于波兰的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两次访问祖国，为尚处于萌芽之中的团结工会运动提供了支持，使得波兰国内对统一工人党政府不满的声浪日益兴起。1979年，在成为教宗不到一年时，若望保禄二世便访问波兰，在华沙胜利广场（今毕苏斯基广场）举行弥撒，并鼓励波兰要“改头换面”。华沙市民和波兰人民普遍将教宗的话语理解为推动改革的动力，从而极大助推了东欧剧变。

1989年至今
1995年，华沙地铁1号线开通，2015年2号线开通。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后，华沙迎来了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开幕式在华沙举行。此外，华沙也承办了2013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以及2016年北约峰会。

地理
地理位置和地形
华沙位于波兰中东部，距喀尔巴阡山脉约300公里，距波罗的海约260公里，距德国柏林523公里。该城市地处马佐夫舍平原的中心地带，维斯瓦河穿城而过，平均海拔约为100米。城市西侧的最高点位于沃拉区，海拔115.7米，东侧的最高点则位于韦索瓦区，海拔122.1米。城市最低点位于东部边界处，海拔75.6米。市内也有一些山丘（大部分是人造山丘），例如华沙起义山和什切什利维采山（Szczęśliwice），其中什切什利维采山海拔138米，为全市最高点。

华沙主要的地貌是平坦的冰碛高原和维斯瓦河谷。维斯瓦河作为华沙城市的中轴线，将城市分为两大区域。河流左岸主要为冰碛高原（维斯瓦河水平以上10至25米）和维斯瓦河阶地（最高处为维斯瓦河水平以上6.5米），其中冰碛高原的边缘横穿城市，高于地面10米至25米，是城市西侧最为显著的地貌特征，也是华沙的重要地标，有“华沙悬崖”之称。冰碛高原上有少量天然和人工池塘，也有一些粘土坑分布。维斯瓦河阶地呈不对称形状，左岸由两层阶地构成，其上仍然有古维斯瓦河水系的遗迹，例如溪流、湖泊等。右岸地貌较为多样，有多层阶地，其中最高的一层阶地有风成沙覆盖，上面往往有森林分布。

气候
根据柯本气候分类法，华沙的气候属于海洋性气候。然而，这座城市也具备明显的温带大陆性湿润气候特征，并且在气候变化和热岛效应加剧之前，根据旧数据，华沙的气候属于此类型。此外，根据波兰地理学家文岑蒂·奥科沃维奇的气候分类法，华沙的气候属于温带融合气候，同时具有海洋性和大陆性气候的特点。
华沙气候冬冷夏暖，冬季时常下雪，夏季暴风雨亦很常见，春秋两季则相对温和，尤其是在5月和9月，但天气多变。全年平均气温为9.0 °C（48.2 °F），1月平均气温−1.5 °C（29 °F），7月平均气温19.7 °C（67.5 °F），气候宜人。夏季温度有时能够达到30 °C（86 °F），但炎热天气的影响会被相对较低的露点和较大的昼夜温差所抵消。华沙是欧洲降水第六少的主要城市（也是中欧降水最少的主要城市），年平均降雨量482毫米，降水最多的月份是7月。

城市景观
城市布局与建筑
华沙悠久而独具特色的历史，深刻影响了这座城市的建筑风格与城市布局。与其他大多数的波兰城市不同，华沙的城市风貌以现当代风格为基调，现代玻璃大厦与历史建筑并存，拥有精心设计的天际线。近几十年来，华沙的城市发展主要采用同心圆理论，因此时至今日，大多数市民居住在中心区以外，通过地铁、公交、有轨电车等进行通勤。中心城区的公寓通常用于商业活动或临时住宿，而距离中心城区最近的住宅区则位于内城区的外围部分。
16世纪末起，华沙开始成为国家的首都以及王室的驻地。成为首都之初，华沙仍然只是一座小城市，仅有私人拥有的宫殿、宅第、别墅以及一些排屋，这些建筑色彩丰富，建筑细节精巧。往事和贵族聘请了来自德意志、意大利、尼德兰等地的优秀建筑师，如蒂尔曼·范·加梅伦、安德烈亚斯·施卢特、雅克布·丰塔纳、恩里科·马克尼等。华沙老城附近的建筑囊括了几乎所有的欧洲建筑风格，横跨不同历史时期。华沙拥有哥特式、文艺复兴、巴洛克和新古典主义等建筑风格的优秀范例，这些具有典型性的建筑基本全部位于市中心范围内。
华沙的哥特式建筑风格以雄伟壮丽的教堂为代表
，在世俗建筑和防御工事中也有体现。城中具代表性的哥特式建筑有圣若翰洗者圣殿总主教座堂
（建于1390年）、圣母访亲教堂（建于1411年）、布尔巴赫联排别墅（建于14世纪）、火药塔（建于1379年）、皇家城堡(建于1407年至1410年)等。文艺复兴建筑集中于老城集市广场，代表有巴利奇科家族住宅（建于1562年）、萨尔瓦多住宅（建于1632年）等。风格主义建筑的典型为耶稣会教堂（建于1609年至1626年）。重要的早期巴洛克风格建筑有圣雅辛特教堂（建于1603年至1639年）、西吉斯蒙德圆柱（建于1644年），其中西吉斯蒙德圆柱是近代世界第一座用于世俗用途的圆柱形建筑。

巴洛克全盛时期建筑的著名例子包含克拉辛斯基宫（建于1677年至1683年）、维拉诺宫（建于1677年至1696年）和圣加西弥禄教堂（建于1688年至1692年）等。较为典型的洛可可建筑则包括恰普斯基宫（建于1712年至1721年）、四风宫（建于18世纪30年代）和圣母访亲女修会教堂（建于1728年至1761年）。城中新古典主义建筑的代表作包含瓦津基宫（建于1775年至1795年），克罗利卡尼亚宫（建于1782年至1786年）、加尔默罗会教堂（建于1761年至1783年）和圣三一教堂（建于1777年至1782年）。进入19世纪以后，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复兴，深刻影响了城市各地的公共建筑，著名例子包括华沙大剧院（建于1825年至1833年）和银行广场建筑群（建于1825年至1828年）等。
19世纪后期，布尔乔亚风格建筑曾繁荣一时。尽管如华沙爱乐乐团音乐厅等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建筑或疏于治理，或被改建为社会主义现实风格，但华沙理工大学（理工）大楼（建于1899年至1902年）等的建筑仍然得以保留，成为19世纪后期华沙的象征。普拉加区的一部分19世纪工业时期建筑得到了修复，但多数建筑或维护不善，或被直接拆除。萨克森宫与布吕尔宫等战前地标性建筑在二战期间被德军摧毁，至今尚未开始重建。
战后，由于波兰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因此华沙的建筑也深受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等风潮的影响，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建筑物包括以纽约帝国大厦为蓝本的科学文化宫（建于1952年至1955年）以及以巴黎、伦敦、莫斯科和罗马等地的广场为原型的宪法广场等。救世主广场的托斯卡纳风格柱廊则参考了共和国广场的同类建筑。
当代华沙的代表性建筑包括由诺曼·福斯特设计的位于毕苏斯基广场的大都会办公楼、由马雷克·布津斯基（Marek Budzyński）和兹比格涅夫·巴多斯基（Zbigniew Badowski）设计的华沙大学图书馆、由SOM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的Rondo 1写字楼、由丹尼尔·里伯斯金设计的黄金44号住宅大楼、由雷纳·马拉迈基设计的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以及金露台等。由于近年来摩天大楼的大量兴建，目前华沙已经成为欧洲摩天大楼最多的城市之一，2022年完工的华沙塔为欧盟最高建筑。

地标
尽管与欧洲其他国家的首都相比，当代华沙的历史相对较短，但城市中拥有许多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建筑与纪念碑。城中的每个区域都存留了不少昔日的遗迹，以二战后得以系统性重建的华沙老城为代表。老城最著名的地标是皇家城堡、西吉斯蒙德圆柱、集市广场和华沙瓮城。
从老城向南，就到达了皇家之路。这条大街是过去波兰国王举行典礼的路线，拥有许多历史悠久的教堂及宫殿，其中最著名的是总统府和华沙大学。扬三世·索别斯基索的前住所维拉诺宫也是该地区著名的观光景点之一，以其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及华美的花园而闻名。
波万茨基公墓是欧洲最古老的公墓之一，以丰富的雕塑为特色，其中一些雕塑是由19至20世纪的著名艺术家创作的。由于这里埋葬了天主教徒、犹太人、东正教徒、穆斯林、新教徒等不同宗教背景的市民，故此地又有“大墓地”（Necropolis）之称。附近的奥科波瓦街犹太公墓是欧洲最大的犹太公墓之一。

华沙犹太文化遗产众多，其中最著名的是华沙犹太剧院、诺兹克犹太会堂、雅努什·科扎克孤儿院和虚荣街（Próżna）等，而犹太人区英雄纪念碑、集合场、锡耶纳街上的犹太人集中区隔离墙碎片以及为纪念犹太战斗组织而建成的土丘等地则是华沙犹太人悲惨历史的见证。
华沙的英雄历史为这座城市留下了大量纪念建筑。帕维克曾为盖世太保监狱，现已改建为烈士陵园及博物馆。华沙要塞是19世纪在十一月起义失败后由俄国人建造的防御要塞，是波兰起义者殉难的重要地点。位于老城城墙的小起义者雕像则是纪念在华沙起义中担任信使和前线部队的儿童。华沙起义纪念碑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二战纪念物之一。
华沙是著名作曲家弗雷德里克·肖邦的主要居住地之一，至今仍然保存着众多与其相关的地点，其心脏也被安放于圣十字教堂内。每年夏季，瓦金基公园的肖邦雕像附近都会举办钢琴音乐会。此外，著名物理学家玛丽·居里的出生地、首次从事科学工作的地点以及由其建于1925年的镭研究所也均位于华沙。

生态环境
华沙生态环境良好，绿地占城市总面积的约四分之一，涵盖了街心公园、社区绿地、林荫大道、大型历史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城市森林等多种类型。据统计，全市有多达82个公园，其中较著名的有萨克森花园、克拉辛斯基花园、瓦金基公园和维拉诺宫公园等。

萨克森花园始建于1727年，占地15.5公顷，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园之一，曾为撒克森宫的皇家花园，后改建为英国风格。无名烈士墓位于毕苏斯基公园内，靠近萨克森花园的中央喷泉。克拉辛斯基宫花园拥有长椅、花毯和中央池塘，曾为华沙热门的旅游景点。瓦金基公园占地76公顷，景观建筑和树木独具特色，公园内的孔雀、松鼠和野鸡等动物也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往。维拉诺宫公园可追溯至17世纪下半叶，占地43公顷，内部建筑具有浓郁的法国和巴洛克风格。

华沙植物园和华沙大学图书馆屋顶花园拥有大量国内外珍稀植物，而新橘园的棕榈屋则汇聚了世界各地的亚热带植物，莫科托夫公园（原为赛马场）、乌亚兹多夫公园、斯卡伊茨维斯基公园也位于城市范围内。普拉加公园建于1865年至1871年之间，是普拉加区最为古老的公园。
以城市生态系统的标准而言，华沙的植物物种多样性相当丰富。这主要得益于华沙地处森林、湿地、耕地、草地等不同植被分布区的交界带。坎皮诺斯自然保护区是马佐夫舍原始森林仅存的部分，现已立法加以保护。卡巴蒂森林位于城市南部边界，是华沙地区较为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华沙周围15公里（9英里）范围内有13个自然保护区，这些保护区内部生态系统保存完好，水獭、海狸和数百种鸟类等动物繁衍生息。此外，华沙还有几个湖泊，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切尔尼亚科夫和卡米欧尼克的牛轭湖。
华沙动物园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17世纪的私人动物园，1928年正式建立，占地40公顷（99英亩）。园内约有近5,000只动物，涵盖近500个物种。通常而言，华沙动物园对公众开放。

人口
历史上，华沙曾经是波兰人口结构最多元化的城市，大量市民出生于境外。过去，除了占主体地位的波兰人之外，还有一个庞大而繁荣的犹太少数群体。根据1897年俄罗斯帝国人口普查，华沙犹太人达219,000人，占当时全市人口（638,000人）的34%。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华沙的犹太人口规模仅次于纽约，位居世界第二，1930年代后期，犹太人约占该市总人口的30%。1933年，全市1,178,914人中有833,500人以波兰语为母语。此外，战前的华沙还有一个德意志人社区。与历史相比，当代华沙的人口多样性已经大大降低。如今，华沙的人口增长主要来源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移民以及城市化。
1939年，华沙人口达约1,300,000人；到1945年，受战争因素影响，人口降至420,000人。战后初期，由于人口增长率过高，华沙的住房很快就陷入短缺，难以容纳新的外来人口。为解决这一问题，市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扩大城市的总面积，以及仅允许华沙永久居民的配偶、子女和一些具有知名度的人（著名专家、艺术家、工程师）定居等。定居限制措施的实施，使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华沙市民被认为比起外来移民享有更多特权，从而对他们的形象产生了负面影响。尽管定居限制早在1990年就已经被取消，但对华沙人的负面印象仍以某种形式延续至今。

移民人口
与欧洲大多数的首都城市一样，华沙的外国移民人口多于国内其他城市，但与巴黎或阿姆斯特丹等西欧国家首都仍相差甚远。据估计，2019年，40,000名华沙居民出生于国外。其中，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俄罗斯人和越南人是华沙最重要的外来移民群体。
2022年，受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影响，大量乌克兰人沦为难民，超过250万人涌入波兰，其中有30万人选择留在华沙及附近地区，使得华沙人口在1个月内增加了17%。

宗教
纵观历史，华沙一直是不同文化、不同宗教相融合的城市。根据190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全市711,988名居民中，天主教徒占56.2%，犹太人占35.7%，希腊东正教徒占5%，新教徒占2.8%。八年后的1909年，城市共有281,754名犹太人（占36.9%）、18,189名新教徒（占2.4%）和2,818名玛利亚维派教徒（占0.4%）。多元的宗教结构，促使各大宗教在全市各地大规模建造宗教场所，鼎盛时期多达数百座。大部分宗教场所在1944年华沙起义后被德军摧毁。战后，波兰新政府不鼓励宗教活动，因此只重建了一小部分宗教设施。

天主教华沙总教区和天主教华沙-普拉加教区是华沙的两大天主教区，服务市内140万罗马天主教徒。华沙路德教区是波兰六大路德宗教区之一，其主要礼拜堂是建于1781年的圣三一教堂，这座教堂也是华沙最重要和最具历史意义的地标之一。福音派归正教区（属加尔文教派）则领导波兰归正教会。华沙东正教徒的主要活动场所则为位于普拉加区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主教座堂 。华沙犹太社区 (Gmina Wyznaniowa Żydowska) 是波兰八大犹太社区之一，城内还有3座犹太教会堂，波兰首席拉比迈克尔·舒德里奇也居住在华沙。奥乔塔的伊斯兰文化中心和维拉诺夫的小清真寺则为城中穆斯林的宗教场所。

政府与政治
华沙是波兰的首都，也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总统府、总理府、参议院、众议院、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以及宪法法庭等几乎所有的中央政府机构均位于华沙。华沙拥有20个众议院席位、4个参议院席位以及2个欧洲议会席位。

市政府
扬·安杰伊·门尼赫（Jan Andrzej Menich，1695年至1696年在任）是近代华沙第一任市长。此后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华沙市政府一直作为地方自治机构存在。人民共和国时期，市政工作由全国城市委员会（Miejska Rada Narodowa）负责。东欧剧变以后，华沙市政府恢复地方自治机构地位。1990年以来，市政府的架构发生了数次变革。1990年至1994年间，市长由市议会选举产生。1994年至1999年间，华沙市被改制为由若干个市镇组成的松散联合体其中中心城区由中心市镇管辖。在这一时期，中心市镇市长经市镇议会选举产生后，便直接兼任华沙市长，然而中心市镇人口只占华沙全市人口的一部分。1999年波兰行政改革之后，华沙市政府架构更为复杂，城市治理难度增大。为便于治理，提高行政效率，2002年，波兰国会通过《华沙法案》，将华沙市区范围内的各市镇合并为单一的城镇型市镇，并赋予华沙“具有县权力的市”地位，由统一的地方政府治理。与此同时，波兰全国所有的市政府也都进行了重大变革，引入了直接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首任市长为莱赫·卡钦斯基。
华沙市议会（Rada Miasta Warszawy）是华沙的一院制立法机构，由60名议员组成，每五年进行一次议员选举。与大多数立法机构一样，市议会下分为多个委员会，监督市政府的各方面工作。市长在行使行政权力，是全市范围内所有非经选举产生的市级或县级官员以及其他雇员的上级，并负责监督全市所有附属实体。现任市长为拉法·特扎斯科夫斯基。
根据《华沙法案》，华沙全市分为18个区。尽管这些区是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它们具有一定的自治权，以地方自治实体的形式行使法律赋予城市的一些权力，并得到法律的保障。同时，它们也有义务协助市长和市议会行使职权，例如监督市政机构、学校等。每个区都设有区议会（rada dzielnicy），区议会再进一步选举出区长（burmistrz dzielnicy）和区执行委员会（zarząd dzielnicy），其中区长由市长指定的几名候选人中选出。

	在华沙的波兰政府机构

行政区划
1990年以前，华沙分为希鲁德梅希切区、南普拉加区、北普拉加区、若利博日区、沃拉区、奥霍塔区和莫科托夫区7个行政区，当时这些区的规模较今日小。1990年，这些区被改制为市镇。1994年，它们的外围部分被分离出来，成立了比亚沃文卡、塔尔古韦克、伦贝尔图夫、瓦韦尔、维拉努夫、乌尔瑟努夫、弗沃黑、乌尔苏斯、贝莫沃和别拉内等市镇，剩余的部分则合并为“中心市镇”，与分离出的市镇平级。此次改制后，华沙成为了由11个市镇组成的松散的市政联盟，其中中心市镇占主导地位。1999年，波兰进行行政改革，全国县份重组，“华沙县”也在此时建立。双层行政机构极大降低了行政效率。2002年韦索瓦区和苏莱约维克请求并入华沙县，获得批准（苏莱约维克于同年再次请求分离）。与此同时，城市管理机构复杂、职责重叠等问题日益严重，城市治理难度陡增。为解决这一问题，2002年，华沙市议会通过决议，裁撤华沙市政联盟、华沙县和中心市镇，中心市镇的7个组成区与外城11个市镇均改制为区，将华沙整合为单一的城镇型市镇，同时赋予“具有县权力的市”地位，当今华沙行政区划就此成型，此后再无大的变动。
今日的华沙分为18个区，这些区作为辅助市政单位，有一定的自治权。每个区下辖若干个社区，这些社区不具备任何行政权力，其中希鲁德梅希切区下辖的老城区和新城区是华沙的两个创始社区。

经济
华沙是中东欧的经济和金融中心。2019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达约940亿欧元（1050亿美元），占全国GDP和国民收入的六分之一，也是欧盟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2020年，在全球化及世界城市研究网络（GaWC）所公布之《世界级城市》名单中，华沙被列为Alpha级别的国际都市，与悉尼、伊斯坦布尔、阿姆斯特丹、首尔等城市同级。
华沙的希鲁德梅希切区和沃拉区汇集了全国政府机关以及国内外众多公司。2017年，全市注册企业42.3万家。华沙近年来商业的蓬勃发展，吸引着国内外投资者的目光；2019年，华沙是外国投资者在欧洲的首选投资地点之一。2019年10月，华沙的失业率仅1.3%，为全国最低。2011年，华沙在世界物价最高昂城市排行中位居第46位。

金融
波兰国家银行是兹罗提的发行单位，波兰储蓄银行是波兰最大的商业银行。

华沙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成立于1817年，一直运作到二战开始。1991年4月，随著波兰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华沙证券交易所重新建立。时至今日，根据多项指标，华沙证券交易所已成为中东欧地区最大的市场，截至2020年11月26日，共有433家公司在华沙证券交易所上市，总市值达1万亿兹罗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1年到2000年间，证券交易所的办公地点正位于曾长期反对市场经济的波兰统一工人党总部旧址大楼内。
华沙是新兴的金融服务中心，摩根大通等投行以及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等金融服务公司在华沙开设分支。

工业
华沙的主要工业门类包括信息技术、电气、化工、化妆品、建筑、食品加工、印刷、冶金、机械、服装等产业。大多数的工业设施都集中在位于城市近郊和周边地区的华沙工业区 (Warszawski Okręg Przemysłowy, WOP)。此外，华沙的零售业也很发达，零售额占全国总额的1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政府决定将该城市转型为重工业制造业中心，为此，政府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建立了许多大型工厂和其他生产设施。其中最大的是胡塔·华沙（Huta Warszawa）炼钢厂（现为安赛乐米塔尔所有）、FSO汽车厂和Ursus SA。 FSO汽车厂始建于1951年，曾为华沙最成功的公司之一，生产过FSO华沙、FSO塞雷纳、菲亚特125p、FSO波洛涅茨等著名车款，产品远销海外。1995年，该工厂被韩国汽车制造商大宇汽车收购。

媒体产业
华沙是波兰的媒体中心，波兰电视台、波兰广播电台、TVN、Polsat、TV4、脉冲电视、Canal+ 波兰、MTV波兰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的总部均位于华沙。
1661年5月，波兰历史上第一份报纸《波兰普通信使报》（Merkuriusz Polski Ordynaryjny）在华沙发行，此后几百年间，华沙的印刷产业日趋繁荣。时至今日，华沙已经是波兰的印刷之都，在此发行的国内外期刊种类繁多，充分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报纸的发行竞争也异常激烈，《共和国报》、《选举报》、《波兰-欧洲-世界日报》等许多大型日报的总部都设在华沙。

零售购物
新世界街和皇家之路是华沙主要的商业街，但多数零售商则聚集在金露台、莫科图夫广场和韦斯特菲尔德阿卡迪亚购物中心等购物中心，其中韦斯特菲尔德阿卡迪亚购物中心是欧洲最大的购物中心之一。维特卡茨百货公司和弗拉斯卡蒂附近则是市内奢侈品店、设计师品牌店的主要分布地。
2010年代以来，华沙将多个旧工业区改造为零售休闲娱乐综合体。有维斯瓦河畔电厂（Elektrownia Powiśle）、康乃瑟中心（Centrum Praskie Koneser）、诺布林工厂（Fabryka Norblina）等，深受年轻人欢迎。

影音娱乐
华沙的影视产业规模庞大，拥有数家电影公司和电影制片厂，其中TOR、明灯（Czołówka）、斑马（Zebra）、KADR等电影公司较为著名，曾参与多部国外电影的制作。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华沙一直是波兰最重要的电影制作中心。这里也是《下水道》、《十诫》、《钢琴家》等诸多著名影视作品的重要取景地。此外，华沙也是国家电影资料馆的所在地，自1955年成立以来，该馆一直致力于保护波兰的电影文化。
华沙的电子游戏产业发达。有CD Projekt，11 bit studios，People Can Fly等著名游戏公司。

交通
城市交通
华沙是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公交系统发达，地铁也在不断发展中。华沙电车线路总长达132 km（82 mi），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有轨电车系统之一。近年来，随着波兰经济的增长、外国投资额增加以及欧盟的财政支持，华沙的基础设施得到了大幅改善，一批新的道路、高架道路、桥梁等交通基础设施相继落成。城市道路管理局（Zarząd Dróg Miejskich，简称ZDM）负责管理全市交通基础设施。
由于华沙缺乏完整的环城公路系统，导致市中心区的交通流量极大，在欧洲最拥堵城市排名中，华沙位居第11位。华沙环城公路系统由S2（位于城市南侧）、S8（位于城市西北侧）和S17（位于城市东侧）组成，目前S8和S2已经投入使用。
华沙的公共交通还包括通勤铁路、城市铁路、马佐夫舍地区铁路以及Veturilo共享单车等。公交车、电车、城市铁路和地铁由华沙市政府运输管理局（ZTM）管理。
华沙公交系统有170条线路、约1,600辆公交车，涵盖全城，总长度约2,603公里（1,617英里）。
华沙地铁首段于1995年开通，当时仅有11个车站。截至2020年，华沙地铁总长为32 km（20 mi），有34个车站。

公路
A2高速公路于2012年6月开通，向西可经罗兹、波兹南等地到达柏林。

铁路
华沙中央车站是华沙最主要的火车站，可以通往波兰国内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以及部分国外城市。此外，华沙还有华沙西站等其它五个较大的火车站和一些较小的郊区火车站。
通勤铁路和马佐夫舍地区铁路由波兰国家铁路（PKP）经营，另有一些私人运营的郊区公交线路。

	华沙公共交通

航空
华沙拥有两座国际机场，其中华沙肖邦机场距市中心仅10公里（6.2英里），2017年日航班起降量达100班，服务旅客1,550万人次，是迄今为止波兰和中东欧最大的机场，也被称为“中欧最大、最重要的机场”。华沙莫德林机场位于马佐夫舍地区新庄园，距市中心35公里（22英里），于2012年7月开放，是华沙的次要民用机场，主要由低成本航空公司使用。

文化
教育
华沙是波兰的高等教育中心之一，拥有60多家高等教育机构。全市学生总数近50万（相当于2002年城市人口的29.2%），其中大学生超过28万。绝大多数著名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但近年来私立大学的数量也呈快速增长态势。

华沙大学始建于1816年，是华沙最早、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华沙理工大学是波兰第二所理工科院校，也是中东欧地区最大的理工科院校之一，现有2,000余名教职工。此外，华沙还拥有华沙医科大学、国防大学、萧邦音乐大学、华沙美术学院、华沙经济大学、华沙生命科学大学、SWPS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国立戏剧学院等著名高等院校。

华沙拥有众多图书馆，藏有大量历史典籍。波兰国家图书馆始建于1928年，历史渊源可追溯到成立于1747年的扎乌斯基图书馆，其曾为世界最早、最大的图书馆之一。国家图书馆现有820万册藏书，在波兰的历史文献保存方面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华沙大学图书馆成立于1816年，拥有超过200万册藏书，是华沙文化事业的又一重镇。其现址所在建筑由建筑师马雷克·布津斯基（Marek Budzyński）和兹比格涅夫·巴多斯基（Zbigniew Badowski）设计，于1999年12月15日落成并投入使用，周边绿化良好。大学图书馆花园由伊雷娜·巴耶斯卡（Irena Bajerska）设计，2002年6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总占地面积10,000 m2（110,000 sq ft），其中植被面积5,111 m2（55,010 sq ft），是欧洲最大的屋顶花园之一，现常年向公众开放。

音乐和戏剧
华沙音乐传统深厚，音乐场所众多，包括华沙大剧院、国家爱乐音乐厅、华沙国家剧院以及设于科学文化宫内的会议大厅等，因此这座城市也是萧邦国际钢琴比赛、“华沙之秋”国际当代音乐节、爵士音乐节、华沙夏季爵士乐日、国际斯坦尼斯拉夫·莫纽什科声乐比赛、莫扎特音乐节和古典音乐节等重要音乐活动的举办地。
华沙是欧洲地下电子音乐的中心之一，电子音乐氛围浓郁。
华沙拥有30多座较大的剧院，遍布全市，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华沙国家剧院（成立于1765年）和华沙大剧院（成立于1778年）。

近年来，一大批年轻、非传统的导演和演员涌入华沙，为城市历史悠久的戏剧文化增光添彩。他们主要在市中心希鲁德梅希切区以外的小型剧院和“文化之家”（Domy Kultury）演出。华沙也是国际戏剧会议的举办地。
自1833年至二战爆发的一百余年间，剧院广场一直是国家的文化中枢，各大剧院云集于此。时至今日，剧院广场及周边地区仍然是众多游行、庆典、舞会、音乐会等活动的热门举办场所。华沙大剧院是剧院广场的核心建筑，历史上曾开设有不同的剧院，是波兰戏剧文化的重要据点。1928年至1939年间，著名剧作家莱昂·席勒等人创作的当代诗剧曾在此上映。
夏日剧院（Teatr Letni）位于剧院广场附近的萨克森花园，是昔日华沙有影响力的剧院之一，于1870年投入使用，1939年关闭。此外，华沙战间期著名的剧院还包括全市第一座文学歌舞厅莫穆斯（Momus）、由莱昂·席勒开设的传奇音乐剧院（Melodram）等。沃伊切赫·博古斯瓦夫斯基剧院成立于1922年，虽然仅仅持续了4年，却享有“波兰纪念性剧院的典范”之誉。20世纪30年代中期，波兰第一所国立戏剧学院乌帕蒂戏剧艺术学院成立，校址位于华沙大剧院内，设有表演系和舞台导演系两个科系。

博物馆和美术馆
华沙拥有60多座对外开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海报博物馆是世界上第一座以海报为主题的博物馆，艺术海报藏品数量位居世界前列。波兰犹太人历史博物馆位于华沙隔都旧址，2007年奠基，2013年4月19日正式开放。华沙国家博物馆是华沙规模最大、最负盛名的博物馆，藏品囊括古今，并藏有众多16世纪之后的波兰绘画以及外国绘画，其中包括一些阿道夫·希特勒私人收藏的画作。波兰军队博物馆则着重展示自10世纪起至二战为止近一千年的时间里波兰军队的历史。
哥白尼科学中心是欧洲最新的科学馆之一。
瓦津基宫和维拉诺宫主要收藏其昔日所有者私人收藏的画作，皇家城堡则拥有众多来自兰科隆斯基宫的收藏品，其中包括伦勃朗的两幅画作。纳托林宫原为恰尔托雷斯基家族的住宅，也是华沙较知名的景点之一。

若望·保禄二世藏品博物馆是波兰最大的私人艺术品收藏机构，展示了巴里斯·博尔多内、科内利斯·范·哈勒姆、胡塞佩·德·里贝拉、威廉·阿道夫·布格罗、皮耶-奥古斯特·雷诺瓦和文森特·梵高等著名艺术家的作品，以及一些欧洲著名画作的副本。
华沙起义博物馆创立于1983年，以华沙起义相关展品为主，而卡廷大屠杀博物馆则主要致力于保存和铭记大屠杀的悲惨历史。其中华沙起义博物馆内还开设有一家历史悠久的立体视觉剧院。独立博物馆保存有大量与波兰争取独立的历史进程相关的藏品。华沙博物馆位于老城集市广场，始建于1936年，拥有60个展厅，展示了华沙从成立至今的城市历史。
当代艺术中心位于建于17世纪的乌亚兹多夫城堡，有一些永久和临时展览、音乐会、表演和创意工作室，每年开展约500个项目。扎切塔国家美术馆是华沙最古老的美术馆，19世纪起即举办国内外艺术家作品展览。自2011年以来，华沙画廊周末活动固定在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举行。
此外，华沙还拥有一些特殊的博物馆，例如霓虹灯博物馆、漫画博物馆、约翰保罗二世和维申斯基大主教博物馆、莱吉亚华沙博物馆和机动化博物馆等。

饮食
由于华沙历史上曾为多民族聚居的城市，华沙的饮食传统也因此深受不同文化影响，与国内其他城市迥然不同。长期以来，犹太文化和法国文化也对华沙饮食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影响，主要体现在鲱鱼、清汤、百吉饼、肉冻、法式蛋白酥皮糕点、蛋糕等食物上。传统的华沙食物相当丰盛，包括作为主菜的牛肚汤、Pyza饺子和作为甜点的Wuzetka巧克力奶油馅饼。而小龙虾和明胶鱼则是1920至1930年代华沙餐厅的经典菜肴。
与巴黎和维也纳等城市一样，华沙在18世纪初曾发展出相当发达的咖啡馆文化，当时城市的咖啡馆是重要的社交场所。韦德尔巧克力酒廊（Wedel Chocolate Lounge）位于斯皮塔尔纳街，历史悠久，至今仍然是城中最著名的社交聚会场所之一。Caffè Nero、咖世家和星巴克等咖啡馆、糖果店和糕点店主要分布在新世界街皇家之路沿线。每年肥胖星期四，成千上万的华沙居民前往糕点作坊（pączkarnia）购买甜甜圈等甜点。

提供传统波兰美食的餐厅主要分布于老城附近，各种源于捷克和匈牙利的吐司蛋糕也主要在老城出售。哈拉·科西基市场也以其美食而闻名，是华沙又一大受欢迎的聚会场所。
20世纪中后期，以家庭晚餐的形式提供廉价快餐的国营牛奶吧在华沙广泛开设，它们主要提供番茄汤、炸肉排、煎肉丸、波兰沙拉等菜肴。近年来，麦当劳、肯德基、赛百味和汉堡王等国际快餐品牌大举进入华沙，取代了传统的牛奶吧，然而在怀旧情绪下，牛奶吧也有复兴的迹象。
华沙的高档餐厅主要位于市中心、弗拉斯卡蒂等区域附近。13家华沙餐厅受到《米其林指南》的赞赏，其中两家在2019年获得米其林星级。
2021年，《国家地理》杂志将华沙评为欧洲最适合素食主义者的城市之一，市中心南区及其“时髦饮食文化”也被列为一大重要美食中心。

节庆与活动
华沙每年都会举办一些节庆活动，其中最著名的是橙色华沙音乐节，而最受欢迎的活动则是在新年后不久的主显节举行的东方三博士（在波兰称为三王）游行。届时，观众通常全天佩戴纸冠，游行队伍则沿皇家之路前进，包括总统在内的高官也会参加游行。
每到仲夏夜，成千上万的民众都会聚集在维斯瓦河畔，庆祝花环节。这个节日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一个异教仪式，在这一仪式中，少女们会将她们的花环漂浮在水面上，以预测她们何时会结婚、与谁结婚。到了19世纪，这一仪式已演变成为一项节日活动。时至今日，花环节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项重要传统和一年一度的文化大事，市议会还会在花环节期间特地组织音乐会和其他各种活动。近年来，除了传统的漂浮花环、篝火晚会、寻找蕨花等活动外，华沙仲夏夜也开始盛行音乐表演、节日集市、维斯瓦河烟花秀等活动。
华沙国际电影节于每年10月举行，是中东欧最重要的电影节之一。参赛外国电影一般以原语言放映，并带有波兰语字幕。参赛电影院有科学文化宫、多基诺影城金露台店、文化电影院等。电影节期间放映超过100部电影，并为最佳和最受欢迎的电影颁发奖项。2009年，华沙国际电影节被国际制片人协会认证为十四个A类国际竞赛类影展之一。

美人鱼的传说
美人鱼（syrenka）是华沙的象征。无论是在代表城市的市徽中，还是在华沙的街头巷尾，都可以找到美人鱼的形象。至少自14世纪起，华沙就开始使用这一形象。华沙现存最古老的图章可以追溯到1390年，该图章由圆形的主体部分和边缘的拉丁文Sigilium Civitatis Varsoviensis（意为“华沙市之图章”）字样构成。1609年，城市记录提及了一种上身是女性、手持宝剑的海怪形象。1653年，诗人齐格蒙特·劳科夫斯基（Zygmunt Laukowski）问道：

华沙的美人鱼雕像位于老城集市广场的正中央，附近有一喷泉。原雕像为铜制雕像，由康斯坦蒂·黑格尔创作于1855年。由于蓄意破坏，原雕像已被移至华沙博物馆内，目前广场上的雕像为现代锌制复制品。此外，维斯瓦河圣十字桥附近以及卡罗街也有美人鱼雕像。
华沙美人鱼传说的确切来历尚不完全清楚。最著名的一种传说认为，很久以前，特里同的两个女儿踏上了穿越海洋深处的旅程。其中一位决定留在丹麦海岸，也就是哥本哈根港的入口处，即现在著名的美人鱼雕像。另外一位则在到达维斯瓦河口后，跳入水中，后来在华沙村旁的沙滩上停下来休息，渔民们纷纷前来欣赏她的美貌，聆听她优美的歌声。然而，一个贪婪的商人也听到了她的歌声，于是跟随渔民，抓住了美人鱼。
另一个传说则认为，有一条美人鱼因为爱上这座城市的守护者格里芬（Griffin），于是决定从波罗的海游到华沙，但格里芬已经在抗击瑞典入侵的斗争中壮烈牺牲。为了报仇雪恨，美人鱼接替格里芬，成为华沙的守护神以及城市的象征。

体育
华沙具有浓郁的体育氛围。2008年，华沙获得当年的“欧洲体育之都”称号，时任市长汉娜·格隆凯维奇-华尔兹从斯图加特市长沃尔夫冈·舒斯特手中接过了象征这一称号的纪念品“挑战奖”。

位于华沙南普拉加区的国家体育场是波兰全国最大的足球场，拥有58,580个座位，取代了因设施陈旧、年久失修、已被改作他用而被拆除的十周年纪念体育场。2012年欧洲足球锦标赛的揭幕战、两场小组赛、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和一场半决赛在该体育场举行。
华沙市内也有很多体育中心，这些体育设施大多是游泳池和体育馆，其中许多是近年来市政府建造的。托瓦尔中央体育中心是华沙主要的室内运动场地，可用于各种室内运动，也是2009年欧洲篮球锦标赛等比赛的场地。此外，华沙还设有露天溜冰场和一个赛马场。
华沙最好的游泳中心位于市中心以南4 km（2 mi）的沃德尼公园，该游泳中心设有奥运规格游泳池、水滑梯和儿童区。
华沙军团足球俱乐部是华沙最著名的足球俱乐部，也是波兰实力最为强大的足球俱乐部之一，球迷遍布全国，主场位于波兰沃伊斯卡体育场。自1916年成立以来，该足球俱乐部已经获得15次波兰足球甲级联赛冠军（最近一次为2021年），并获得了19次波兰杯冠军。在1995–96年欧洲冠军联赛中，他们曾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但败于希腊的帕纳辛奈科斯足球俱乐部之手。
华沙波兰人足球俱乐部是位于华沙的另外一家足球俱乐部，尽管球迷数量明显少于华沙军团，但也曾两度（1946年、2000年）获得甲级联赛冠军，并两度获得波兰杯冠军。其主场位于老城以北的孔维克托尔斯卡街。由于财政状况恶劣，2013年，该足球俱乐部被从甲级联赛降级。

名人
华沙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在生于华沙的人当中，最为著名的是玛丽·居里，她在放射性方面的研究获得了国际认可，也是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女性。瓦迪斯瓦夫·什皮尔曼和弗雷德里克·肖邦是出生于华沙的著名音乐家。尽管肖邦出生于60 km（37 mi）外的热拉佐瓦沃拉村，但其自七岁起即举家迁往华沙。著名军事家卡齐米日·普瓦斯基于1745年生于华沙，后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等重要战争。
装饰风艺术代表人物塔玛拉·德·蓝碧嘉于1898年生于华沙的富裕家庭，原名玛丽亚·戈尔斯卡（Maria Górska），1916年与律师塔德乌什·蓝碧基（Tadeusz Łempicki）结婚。以色列作家内森·奥特曼和音乐家莫西·威伦斯基也诞生于此地。阿克梅派代表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出生于当时尚隶属于俄罗斯帝国的华沙。此外，电影制片人塞缪尔·戈德温、数学家本华·曼德博、物理学家约瑟夫·罗特布拉特、生物化学家卡西米尔·冯克、内盖夫本-古里安大学首任校长莫西·普利维斯等人都是出生于华沙的著名人物。华沙也是作家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最为钟爱的城市，这体现在他的多部小说作品中。生于华沙的著名运动员包括游泳冠军伊利亚·什拉杰布曼、足球运动员罗伯特·莱万多夫斯基、网球运动员伊加·斯维亚特克等。

友好城市
姐妹城市
华沙与下列城市结为姐妹城市：

前姐妹城市：

 俄罗斯 格罗兹尼 (1997–2022)
 俄罗斯 莫斯科 (1993–2022)

伙伴关系和友谊城市
华沙与下列城市开展合作：

前合作城市：

 俄罗斯 圣彼得堡 (1997–2022)

参考资料
注解

参考书目

外部连结

官方网站 （英语）
Kropotkin, Peter Alexeivitch; Bealby, John Thomas. Warsaw.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28 (第11版). London: 334–335. 1911.


绿岛乡

绿岛乡（台湾话：Li̍k-tó-hiong；阿美语：Sanasay；卑南语：Sanasan；达悟语：Jitanasey；巴赛语：Sanasai；噶玛兰语：Sunasai／Sanayasai）位于台湾台东县东南方外海，太平洋之上，为台东县的离岛乡之一。管辖范围为绿岛全境，面积约为15平方公里，是台东县面积最小的行政区。
绿岛是由辉石安山岩所形成之火山岛，为全国第四大附属岛屿。族群结构上主要为清领时期自琉球屿与东港移民而来的闽南人，且为台东县唯一无原住民族地位的行政区，在戒严时期曾是关押政治犯的著名监狱。由于岛屿拥有丰富的海岸生态资源，1980年代以后被划为“绿岛风景特定区”的一部分，旅客人次迅速增加，促使观光业成为绿岛乡的主要经济产业。

历史
绿岛原名火烧岛（台湾话：Hué-sio-tó），亦称鸡心屿（台湾话：Ke-sim-sū）、青仔屿（台湾话：Tshinn-á-sū）、榕仔屿（台湾话：Tshîng-á-sū），阿美族称为Sanasay，而达悟族则称之为Jitanasey。西方人有称之“Samasana岛”。火烧岛之名最早见于嘉庆十五年著作“台湾府舆图纂要”，该书称绿岛为“火烧屿”。1937年（昭和12年）设火烧岛庄，属台东厅台东郡管辖。战后火烧岛设乡，归属于台东县管辖，于1948年（民国37年）改名为“绿岛”，延用至今。
据历史记载，绿岛最早为达悟族、阿美族等原住民居地，且根据史温侯（Robert Swinhoe）的记载，绿岛本地上的原住民仅有百人，曾与琉球人（loochooana）联盟。
1813年（嘉庆18年）小琉球（今琉球乡）汉人渔民曾胜开等为风漂至火烧岛，于阿眉山下的海滨建一共同住屋称为公馆，著手开垦，并且招小琉球家眷及民23众至，因来者日众，故在中寮湾岸建一聚落，名曰“中寮”，光绪后汉人往来更频繁。
1850年（道光30年），东港渔民陈必先等余人，在行船归途中遭遇台风，漂流至绿岛，大叹绿岛之美，一年后便率人前来定居开垦，最早于柚子湖、温泉一带居住，后来移民渐增。即成为今日公馆村、南寮村、中寮村、温泉村等村落。
2017年3月10日前后，绿岛北侧海域遭排放大量重油，油污随海流扩散于附近沿岸8公里海域及陆地。

绿洲山庄
绿岛曾经是国民党政府戒严时期，特别是白色恐怖期间作为一个政治犯的流放地。 194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期间被监禁的囚犯获释之后，成立了民进党，其中最著名的是施明德。作家兼政治异议人士柏杨（本名郭定生）亦都曾经在绿岛服刑。
关押在绿岛的大部分政治犯（如施明德）都住在“绿洲山庄”（又称为“绿岛感训监狱”）。 监狱后来被关闭，其内部现已向公众开放，并建有“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供游客缅怀历史。

地理环境
地形
绿岛位于台东东方约33公里的太平洋（菲律宾海）上，岛身呈不等边四角形，南北长约4公里，东西宽约3公里，面积约16平方公里，为台湾第四大外岛。岛内山丘纵横，最高点为火烧山，高度280公尺，东南临海处多为断崖，西南角是长达四公里多的平原沙滩。西北近海岸区地势低缓，为全岛主要聚落所在。
而现今世界上已知最巨大且年纪最老的活珊瑚群体，耸立在绿岛南寮湾水深18公尺海底，俗称“大香菇头”或“钢盔”，是颗巨大的团块微孔珊瑚群体，高约10公尺，围宽31公尺。澳洲的大堡礁有围宽更巨大的活体珊瑚，但高度不及绿岛的大香菇。2016年9月18日，潜水教练俞明宏发现，“大香菇”在经历尼伯特、莫兰蒂两大台风的侵袭之下，无法承受强力的浪潮，导致活体珊瑚从底部断裂，倒在旁边的小型活体珊瑚块上。
受到菲律宾海板块的挤压，绿岛正以每年八公分的速度旋转、移向台东，约五十万年后绿岛就会在台东市位置连接。

生物与生态
岛上生物数量分布约有以下几类：

台湾狐蝠：为琉球狐蝠亚种。1970年代在绿岛约有近千只，但人类大量捕猎、山产店贩售食用，加上栖地遭破坏，已濒临绝种。2009年林务局与台北市立动物园合组的研究团队观察时，全岛仅四只。

人口
根据台东县台东户政事务所统计，2024年底绿岛乡户数计有1,272户，人口计有4,385人，下辖三村人口分布情形分别为南寮村计有1,920人、中寮村计有1,254人、公馆村计有1,211人。绿岛乡人口的年龄构成中，0至14岁人口占比8.32%，15至64岁人口占比77.72%，65岁以上人口占比13.96%，是台东县青壮年人口占比最高的行政区。

政治
历任首长
乡政组织
绿岛乡公所是绿岛乡最高层级的地方行政机关，在中华民国政府架构中为乡自治的行政机关，同时负责执行县政府及中央机关委办事项，绿岛乡的自治监督机关为台东县政府。乡长由全体乡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四年，可连选连任一次。绿岛乡公所并置乡政会议，为乡政最高决策机构，在乡长之下，设有3课2室等5个内部单位及1个附属机关。
绿岛乡民代表会是绿岛乡的最高民意机关，代表绿岛乡全体乡民立法和监察乡政。乡民代表由公民直选选出，任期为四年，可连选连任。绿岛乡民代表会共有7位乡民代表，分别为第一选区3席乡民代表、第二选区2席乡民代表、第三选区2席乡民代表，主席、副主席由7位乡民代表互选产生。
绿岛乡为台东县议会第六选区，在台东县议会30席县议员中，绿岛乡共选出1席县议员。

行政区
便利商店
7-Eleven绿岛门市（2005年8月15日开幕）
全家便利商店台东绿岛店（2007年4月6日开幕）
两家距离不远。但是因为位于离岛，商品售价较台湾本岛高。部分超商活动可能不适用于绿岛店。

教育
国民中学
台东县立绿岛国民中学

国民小学
台东县绿岛乡绿岛国民小学
台东县绿岛乡公馆国民小学

交通
绿岛与台湾本岛的运输方式有：

空运：台东机场－绿岛机场，以小飞机为主，班次少位置更少，机票极不易买到。
海运：台东县富冈渔港－兰屿乡； 台东县富冈渔港－绿岛乡（南寮渔港），约2小时有一班航次
岛上的主要交通工具为机车，骑机车环岛一圈20公里，约1小时左右，岛上有相当多的机车出租店家，住宿的民宿会提供汽油(另一个租车会提供汽油的离岛是小琉球)
绿岛唯一的加油站位于南寮村，营业时间为08:00－17:00。
岛上交通安全，故可骑乘自行车。
绿岛乡主要道路为环岛公路，编为 东90线，以水泥铺成，没有红绿灯。

观光景点
朝日温泉：台湾罕见的海滨温泉，常有游客前往泡汤煮食。
哈巴狗岩：形状很像哈巴狗的岛礁，趴在太平洋上，仿佛守护著绿岛。
绿岛灯塔：在机场之北方，可骑机车去参观。在本岛台东可看到其亮光。
过山古道：早期尚未有环岛公路前，南寮村与公馆村温泉聚落两地民众来往的重要道路，现已辟建为健行步道。
白色恐怖绿岛纪念园区：为过去关押政治犯的集中营，解严后原址改建为人权博物馆，内保存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政府当局在绿岛对待政治犯的所作所为。
观音洞：在清朝发现此石灰岩洞，洞内有座石笋，高约120公分左右，形态酷似观世音菩萨，乡民膜拜至今已数百年之久。其观音是背向信众的，须以反射方式拜拜，所以庙方在前方放置一片不锈钢片。
海参坪
夜访梅花鹿：自从开设私立鹿场之后，野生梅花鹿之数量开始减少很多。
津田氏大头竹节虫：此为特有种之昆虫，在鹿场门口前的林投树林中生长，植食性以林投的树叶为食，有保护色需耐心观察寻找，不可抓下来玩，以免触法。当地保育员曾试放养在其他地区的林投树上，结果都不成功。此虫受到干扰时，会分泌一种像薄荷味的一种体液，还驱赶敌人，若虫会以自割的方式逃命，断掉的脚会藉著蜕皮，数次后会慢慢长回来。
巨岩奇石：绿岛海滨有为数不少的石头，近年观光化后以其外形赋与其各式名称吸引旅客。包括：
哈巴狗：原名外块石或放羊仔石，又称哈巴狗岩
睡美人：原名石崎
孔子岩：原名尾澳仔险仔
牛头山：原名草山
将军岩：原名石浮脚

参见
绿岛小夜曲
火烧岛 (1991年电影)
流麻沟十五号
法务部矫正署绿岛监狱
兰屿，台东县另一个离岸行政区划

注释
参考资料
引用

书籍

外部连结

找海马-绿岛旅游风格志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绿岛乡公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英语：John Stuart Mill；1806年5月20日—1873年5月7日），也译作约翰·史都华·穆勒，英国效益主义、自由主义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英国国会议员。其哲学著作闻名于世，研究范围包括政治哲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逻辑学等，其著作《论自由》是古典自由主义集大成之作，而在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学派影响巨大。
密尔是边沁后效益主义者之一。在政治上，密尔继承其父詹姆斯·密尔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又在晚年代表英国自由党胜出英国国会下议院选举，成为下议院议员。他是继亨利·亨特，第二位透过在英国国会提出议案要求给予女人选举权。

生平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詹姆斯·密尔（1773－1836）的长子。詹姆斯来自苏格兰的贫困家庭，苦学成功，17岁便为约翰·斯图亚特爵士选为其女之家庭教师，并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就读，1798年成为合格的传教士，但终身未传过教，并且视基督教为进步的最大障碍。1805年与哈莉耶特·布洛结婚，年余产下一子，以爵士之名名之。
詹姆斯对于心灵的观点深受约翰·洛克（1632－1704）之影响，认为心灵最初就如同一张白纸，而思想来自于感觉经验的积累，而密尔就是詹姆斯的那张白纸，于是密尔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阶段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据密尔《自传》表示，他认为人在成长的初期，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可以吸收和理解的数量远超过常人所能想像，他表示自己并非上驷之才，但经过这样的训练，一样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
父亲对密尔的教育以功利主义当作伦理学的基底，源自于詹姆斯与边沁的交情，事实上密尔自己也与边沁常有接触，边沁死后还负责整理他的著作；在这样的情况下，密尔有意无意成为功利主义学派的接班人。
在密尔青年期的晚期，在古典哲学的雄厚背景下，对政治经济学与法学又下了一番苦工，并且开始在报刊文献上发表文章，其中最主要的场域是在哲学激进派的喉舌《西敏寺评论》，与之相抗衡的是辉格党的《爱丁堡评论》以及托利党的《季刊》，他并且组织了学社与年纪长他不少的人展开学术思辨，并且以读书会的形式增加自己在政治经济学、逻辑学与心理学的知识。1823年，进入东印度公司任职，此后便以公务生涯为职，直到东印度公司在1856年解散为止，这样的公务生涯，使得他成年这段时间有大量的时间从事思想工作。
总结他的学习生涯，很少玩伴、很少嬉戏，很多书籍和很多父亲的话语，这样的生活在1826年出了问题，在那一年他进入了一种精神危机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他不断思索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何在，并且渐渐从华滋华斯（1770-1850）的诗中得到一些启发，五年后精神危机慢慢过去，他的思想也就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且开始大幅修正原来的功利主义观。在生活方面的突出之处在于他开始大量阅读具有不同观点人士的著作，例如英国浪漫派的哲学家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1772-1834）、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与圣西蒙（1760-1825）等等；在对民主政治的讨论上，他受到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很大的影响。当然影响他成熟时期最大的是他与哈丽雅特·泰勒（1852年之后成为哈莉耶特·泰勒·密尔）长达20年的相互爱恋以及6年的婚姻生活。在密尔人生的几个阶段里，值得注意的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对话者，从早期他的父亲，1830年之后是哈丽雅特·泰勒，到1858年之则由海伦·泰勒（哈莉耶特之女）取代，这些人的思想与行动当然也影响密尔甚巨。
密尔对于现状的不满多少来自于哈莉耶特·泰勒的影响，特别是结婚之后，密尔的公开活动一度变得很少，在两人思想的激荡下，密尔的重要著作有许多都在此时出现。泰勒的思想不仅在当时非常的前卫，即便是放在当今的时空下，她的若干看法比起许多的女性主义者也不遑多让。例如她反对爱情，因为爱情奴役了女性；对基督教的反对，因为它造成了个人解放的障碍，形成了社会专制；对于社会主义的关注，使得密尔重新思索了公平正义的问题，这些在密尔的著作中都不难发现其踪迹（Hamburger, 1999：23-30）。也正由于她对于密尔的重大影响，当我们去检视密尔著作中关于人的理想概念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她作为一个密尔的典范所产生的作用。
在这段恋爱与婚姻的前后，正是密尔著作发表的高峰期，包括了《逻辑体系》（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论自由》（1859）、《论代议制政府》（1861）、《功利主义》（1861）、《女性的屈从地位》（1869）与《论社会主义》（1876）等等。
在宗教上，密尔主张不可知论和怀疑论。
密尔晚年并且曾经担任过一任的国会议员（1865-8），任内为改革法案与劳动阶级的利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并且极力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革工作。

主要思想
归纳逻辑
因不满过往归纳论证的方法，只流于举例论证，密尔继承法兰西斯·培根，提出五种不同的归纳论证方法，包括一致法、差异法、同异联合法、剩余法、变化法。

论自由
整个有关自由的立论是他基于功利主义的方法论的延续，密尔认为不涉及他人利害的行为，他人都无权加以干涉，亦即密尔提出的伤害原则在自由问题的适用：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地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人任何分子的行动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自我防卫。”

也即，只有在社会当中的某个成员的行动事实上上有可置信的可能或者已经造成对他人的危害，集体才有理由对其行动进行干涉，除此之外任何人和任何团体在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均无权干涉。在论证个人自由的必要性方面，密尔认为：
一方面，欧洲文明受惠于“道路选择的多样性”，现实世界多样性与差异性是人类社会本该追求的目标状态。他认为只有保证个人在其自由疆界内自由追求个人福利的状况，才能够保持世界的多样性，以及提供给人们功利意义上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带来的福利。“让人类按照他们自己认为好的方式生活，比强迫他们按别人认为好的方式生活，对人类更有益”。
对于极权主义国家或家长制的统治国家，密尔认为这样必然导致人的发育迟缓、思想狭隘和智力的萎缩，因此，密尔主张社会的讯息应该集中，而对人施以限制或控制的权力则应该分散。
另一方面，密尔从知识增长和人类真理的发生机制上，认为个人自由是最高效保证知识增长的必要保证。为了保证真理为大众所接受，密尔甚至认为保持一定的反面与错误意见也是必要的。“一旦战场上没有敌手，教师和学者就会在他们的职位上沉睡。”他认为正是在与异议的辩驳于争论过程当中，才能够更有力和充分地让真理脱颖而出。

论反对政府干涉
密尔提出三条理由，具体有三种反对政府干涉的情况

由个人操办比政府操办在效率上更胜一筹。
有一些事情，虽然表面上由个人操办未必比得上政府机关操办的效果好，但是仍适合由个人而非政府操办。
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带来极潜在的祸患。
在政府的权力限制方面，密尔主张应该不宜过量地将一般活动转入政府，以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于政府。

最大幸福原理·幸福的两个层次
密尔继承边沁的效益主义思想，指出伦理学领域的终极问题解决完全可诉诸效益主义原则，综合前人理论密尔归纳总结了效益主义的“最大幸福原理”。在密尔看来，幸福就是指快乐和免除痛苦；不幸，是指痛苦和丧失快乐。对于任何事物如果值得欲求，要么是因为内在于事物之中的快乐，要么是它们是增进快乐避免痛苦的手段。
边沁对效益主义的著名表述就是“最大幸福原理”，即一个人的行动应当在理智范围内始终以增加所有人的最大幸福为目标。密尔对效益主义的贡献在于定性分析幸福。
边沁将所有形式的幸福视为等同，密尔则主张知识和道德上的幸福优于物质或肉体上的幸福（即幸福分为高低两个层次）。密尔说：“宁做不满的人类，不做满足的猪猡；宁做不满的苏格拉底，不做满足的蠢人；如果蠢人或猪猡有相悖的观点，那是因为它们只看到问题中事关他们自己的那一面。”
如果一个人同时体验两种幸福，他会更倾向其中一种，据此，密尔将幸福划分为两个层次。边沁则认为幸福量是等同的，图钉不比诗集差，如果小孩子玩的跳格子游戏比歌剧院之夜令更多人感到快乐，那么社会就势必应该将更多资源用于推广跳格子游戏而不是运营歌剧院。密尔的主张则是，拥护简单幸福的人们多是从未体验过高级艺术，这不利于他们作出正确判断。举例来说，那些高尚的或哲学实践者比那些以自己快乐为目标的人更有益于社会。问题关键不在于行为者自己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幸福的最大值。
密尔认为，受过教育的人有能力在更大程度上影响政府。所以密尔支持立法赋予大学毕业生更多投票权，因为他们才更适合来判断什么最有益于社会。

女权主义
和他同时代的学者完全不同的是，约翰·密尔支持女权主义观点；这是因为密尔与他的妻子哈丽雅特·泰勒间有著非同寻常的哲学交流。在1865年在他作为女性选举权促进会的代表被选为国会下议员。 1869年，密尔出版了《妇女的屈从地位》，否定了当时存在于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区别是自然的这一常见偏见，转而证明两性区别更多的是源于社会性的因素。他认为一个公平的社会应该使每一个人--不论性别--都从中受益，但是社会对男性和女性的区别待遇使得受益者的冲突无法避免。他指出当时的社会制度给予一个人对至少是另一个人的无限权力——那个人同他住在一起，经常接受他的赠予——这种权力从他天性最偏僻的角落找出并唤起了潜伏的自私自利的萌芽；密尔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关系几乎就是男性对于女性的暴政--只是有好有坏罢了。但是，女性、社会对丈夫却有没有什么有效的束缚手段。从这个角度上，他断定给予女性选举权和离婚的权益才可以将妇女解放出来。

影响和评价
密尔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密尔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的第二章专门探讨了言论自由问题，标题就叫《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这部分论述对报刊自由主义影响最大。
密尔的经典之作《论自由》被认为是对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制性道德主义的反抗。
密尔写《论自由》的目的是要在充斥着宗教不容忍与如影随形的伪善的维多利亚社会里，为个人抵御这些压迫势力提供一些保护。如果书中有哪一句话最能揭示《论自由》全书的宗旨，那这句话就是：“如果整个人类，除一人之外，意见都一致，而只有那一个人持相反意见，人类也没有理由不让那个人说话。正如那个人一旦大权在握，也没有理由不让人类说话一样。”
这种个人自由观念是建立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这一功利主义原则之上的，但是这种功利主义原则必须是最广义上的功利，即以人作为进步的存在者的永久利益为依据的功利。因为密尔认为，由于人类难免犯错，自由讨论才是最有可能发现新真理的途径，而对任何探究的封杀和排斥，都会对人类造成损失，因而都是不明智的。此外他还认为，只有通过争辩，才能让我们学会更好地表述和捍卫真理，并使真理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没有争辩，或者不允许争辩，只会让已经建立起来的真理变得不堪一击。
以赛亚·伯林认为密尔的学说虽然不乏过时的心理学知识还有缺乏严密逻辑的说服，但在个人自由领域他仍然是最经典的陈述，密尔的理论核心仍然是站得住脚的，对于人类那些最基本的特征与志向，他说出了某些真实而重要的东西。另外，伯林同时认为密尔没有闻名于世的重大发现或发明，在逻辑学、哲学、经济与政治思想方面他没有重大意义的发现，因此更应该称作一个世代、民族的教师，而非创造者与革新者。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哈耶克在经济学领域方面认为密尔在认识论上除了能够“根据过去发生的少数事件进行因果判断外，再没有别的方式理解市场价值的决定因素”，所以事实上完全不能够领会边际效用理论，客观上拖延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的出现。在另一方面，哈耶克认为密尔坚持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福利等信条使其赢得了自由主义领袖和“理性主义圣人”的声望，但这种声望客观上将更多的知识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

著作
《穆勒名学》严复译（逻辑方面），1903年（2007年，ISBN 978-957-052-386-7）Google books (可阅读）
《论自由》，严复1903年译为《群己权界论》，被多次翻译再版——（大陆版：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2005 ISBN 7-100-02027-1 （简体中文），台湾版：程崇华译，1986，台北：唐山。（繁体中文））
《论自由及论代议政府》，郭志崧译，1961，台北：协志。（繁体中文）
《代议制政府》  商务印书馆  1982 （简体中文）
《政治经济学原理》
《效益主义》

外部连结
MetaLibri Digital Library: Utilitarianism

参考文献
引用
书目
李志平：《穆勒》（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2006）
黄伟合：《英国近代自由主义研究——从洛克、边沁到密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大般若经

《大般（bō）若（rě）经》，全称《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梵语：महा-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सूत्र Mahā-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大乘佛教经典，为宣说“诸法空相”之义的般若类经典汇编，并广述菩萨道，由唐朝玄奘法师译出，共600卷。其中第二会(《二万五千颂般若》)、第四会(《八千颂般若》)和第九会(《金刚般若》)为般若经的基本思想，成书于公元前1世纪左右，其他各会是在以后几个世纪中成书的。
“般若波罗蜜多”，意译为“智慧到彼岸”。此经主旨在阐明世、出世间的一切法，皆是如幻如化。如幻如化的一切法，但唯假名，依缘起相待而有，而自性毕竟空。

传译
一般认为《般若经》在印度贵霜王朝时在南印度广为流行，梵文本多数仍存。后来在北印度开始普及，经于阗传入中国。
最初流传在中国的，是由东汉支娄迦谶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又称“八千颂般若经”），后来三国时期曹魏僧人朱士行在甘露五年（260年）到于阗求得《放光般若波罗蜜多经》梵文原本（又称“两万五千颂般若经”），由无罗叉和竺叔兰共同翻译。
这两种般若经有多种异译本，最著名的是由后秦译师鸠摩罗什于弘始六年（404年）译出的《大品般若经》（两万五千颂本）和弘始十年（408年）的《小品般若经》（八千颂本），这两部经又题作《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其他的般若经也陆续从印度传译至中国，如《文殊般若经》、《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密教的《般若理趣经》等等。
《大智度论》说般若经有上中下三品，为十万偈般若以及大品、小品般若。至菩提流支时，依《金刚仙论》所传，有八部般若，分别是十万偈（大般若经初会）、二万五千偈（大品般若经）、一万八千偈（大般若经第三会）、八千偈（小品般若经）、四千偈（大般若经第五会）、二千五百偈（胜天王般若经）、六百偈（文殊般若经）、三百偈（金刚经）。
唐朝玄奘从显庆五年（660年）至龙朔三年（663年）所译出的《大般若经》共计六百卷，分成九部、十六会，除了重译上面所提到过的《小品》和《大品》外，还包括了佛陀在王舍城鹫峰山、给孤独园、他化自在天王宫和王舍城竹林精舍等四处讲法时的全部般若经。
之后宋朝的施护、天息灾等人除了再译《心经》、《小品经》、《理趣经》外，又新译出了诸多教授陀罗尼的般若经，以及具纲要性质的般若经。

内容
大般若经分为九部十六会二百七十五分，梵本共计二十万颂，其中《初会》字数约355万字，份量占比最广，《第八会》《第十会》《第十三会》《第十四会》都不及1万字。
《大般若经》的十六会，可以分为三大类。
前五会是第一类：前三会内容与古说的《大品》相同。四会与五会，是古说的《小品》。第一类内容都有共同的部分，是同一原本的分化。近代学者研究认为，应该是先有四、五会的《小品》，而后扩展为前三会的《大品》。
中五会为第二类：这是彼此不同的五部经，从《天王般若经》至《理趣般若经》。
后六会为第三类：这是从般若法门的立场，分别阐述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六种波罗蜜。

影响
中观派创始人龙树曾注疏解释《大品般若经》，而成《大智度论》，来阐释该经所表达的性空实相的义理。藏传佛教传说《现观庄严论》是瑜伽行唯识学派鼻祖弥勒菩萨根据般若经的义理撰成，来阐释般若经的实践行证之道。陈那菩萨则根据本经第四会撰成《佛母般若波罗密多圆集要义论》，总数该经的主旨。
汉传佛教方面，三论宗的主要典籍《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皆继承般若经旨意。经过多位佛经翻译家的传写讲述后，般若学逐渐开始流行，《大品》、《小品》、《金刚般若》、《大智度论》、《中论》、《百论》等使般若学发展到一个高峰，使之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主要论题，并影响到隋唐有关宗派。
本经第九会“金刚能断分”的异译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成为禅宗传心的法本；天台宗以《大品般若经》为观法，《大智度论》为指南。在天台宗判教中，《般若经》虽三乘共学，但二乘取证，为熟苏味相。此般若中，不说三藏教，带通教、别教，正说圆教。

参见
般若经
般若部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欧阳渐：〈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东吴大学_(台湾)

东吴大学（英语：Soochow University，直译：“苏州大学”，缩写为SCU），简称“东吴”，是位于台湾台北市的私立教学型大学。学校前身为美国监理会于清朝光绪二十六年（西元1900年）以宫巷书院为基础在江苏苏州创建的“东吴大学堂”，后于台湾台北市复校。现有位于士林区的校本部外双溪校区与位于中正区的城中校区。
东吴大学教研领域涵盖文学、理学、法学、商学、外语、社会科学与巨量资料管理等领域。东吴大学为教育部开办的教学卓越计画经常入选学校，现为优久大学联盟之一成员。

历史
1900年，东吴大学成立于江苏苏州，为美国监理会在中国所创办的教会大学之一（1949年以前，在中国有十三所教会大学，分别为：北京的燕京大学、江苏南京的金陵大学、江苏南京的金陵女子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山东济南的齐鲁大学、浙江杭州的之江大学、上海的沪江大学、湖北武汉的华中大学、四川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广东广州的岭南大学、江苏苏州的东吴大学、福建福州的福建协和大学、福建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东吴大学始终以法学闻名全国，中华民国大陆时期享有“南东吴，北朝阳（朝阳大学）”的美誉。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因第二次国共内战失利迁往台湾。1951年，东吴旅台同学会办设“东吴补习学校”，于1954年藉校友捐款及学费支持财政，以“东吴大学法学院”名义艰苦在台复校，成为首个在台复校的私立大专校院，于1969年复名为“私立东吴大学”。

前身
1871年美国监理会（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曹子实（国立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的父亲）先生于苏州十全街创办主日学校。
1879年苏州主日学校由十全街迁天赐庄，定名“存养书院”。
1882年林乐知先生（Dr.Young J. Allen）上海昆山路创设“中西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
1884年存养书院改名为“博习书院”（Buffington Institute），潘慎文先生（Dr. A. P. Parker）任山长。
1895年潘慎文先生改任中西书院山长。
1896年孙乐文先生（Dr. David L. Anderson）在苏州创设“宫巷书院”（Kung Hang School）。
1899年博习书院迁往上海，合并于中西书院。
1900年监理会组织董事会，议改设宫巷书院（Kung Hang School）为大学，以“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中文译为“在华之中央大学堂”或“中华中央大学”）之名向美国田纳西州政府注册，推孙乐文先生为校长，于天赐庄的博习学院旧址兴建。

中国大陆时期
1901年3月大学堂正式开学，名为“东吴大学堂”。
1904年柏乐文先生所创医学班归并于东吴大学为医科。
1905年中西书院由葛赉恩先生（Dr. John W. Cline）任山长。
1907年校内颁授第一个毕业生沈伯甫文学士学位。
1908年注册名称更改为 “Soochow University”。
1910年与金陵神学院合办神学科。
1911年3月16日，孙乐文先生病逝（后即以此日为校庆纪念日 University Day），由葛赉恩先生任校长，而中西书院全体迁往苏州合并于东吴大学。
1912年医科、神学科撤销。开设医学预科课程。
1915年上海昆山路增设法科，兰金先生（Charles W. Rankin）任法科教务长。
1917年理科研究所首次颁授化学硕士学位（徐景韩、陈调甫），为国内各公私立大学之创举。
1918年东吴法科第一届七名学生毕业，获法学士学位。
1919年理科研究所首次颁授生物学硕士学位（施季言、胡经甫）。
1920年刘伯穆先生（W. W. Blume）任法科教务长。
1922年文乃史先生（Dr. W. B. Nance）任校长。
1924年东吴法科授与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董康、司法部长王宠惠荣誉博士学位。
1927年文理科、法科分别更名为文理学院及法学院，聘吴经熊先生为法学院院长、潘慎明先生为文理学院院长。南京事件后，推选华人杨永清任校长、江长川为董事长，订“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为中文校训。
1928年法学研究所首次颁授法学硕士学位（金兰荪）。
1929年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教育部核准立案，设文、理、法三学院。
1937年法学院增设会计学系。东吴大学时有三学院十二学系。文学院：文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社会学系、教育学系、历史地理学系；理学院：生物系（含医学预科和护理预科）、化学系、物理系、数学系；法学院：法律学系、会计学系。
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文、理学院迁移湖州，旋告停课，一部分师生西迁安徽，止于四川；一部分师生进入上海公共租界，与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及之江大学同赁慈淑大楼（今东海大楼）上课。法学院亦迁上海租界，假慕尔堂上课。
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日军进据上海租界，文、理学院续迁闽，南至广州韶关。法学院部分迁往重庆，留沪师生则在费青、鄂森先生主持下，借南阳路爱国女子中学校舍开学，改名为“中国比较法学院”。
1943年在江一平、查良鉴先生策划下，东吴法学院与沪江大学商学院于重庆成立“联合法商学院”，盛振为先生为校长，而后加入之江大学，为“联合法商工学院”。
1945年联合法商工学院与上海法学院汇合，恢复“东吴大学法学院”之名；同时文、理两学院亦在苏州复课。董事会决议参加“中国基督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今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
1946年法学院增设司法组。
1949年中国共产党政权建立，教会学校行政多改由亲共教授接任，外籍教授被迫返美。
1952年12月在中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中，当时中共政府的教育政策是模仿苏联，最大限度地拆散民国留下的大学，改办特色专业学门之大学院校。苏南文化教育学院、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及私立江南大学数理系等重组后成立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江苏师范学院，校址设在东吴大学原址。东吴大学在上海的法学院被撤销，法律系师生转入华东政法学院，会计系并入上海财经学院。宣告东吴大学在苏州正式结束。

在台复校
1951年东吴旅台同学会在台北市汉口街一段15号（时称本院）设立“东吴补习学校”，施季言先生任校董会董事长，丘汉平先生任校长。设法政、商业会计、英文三科二年制，另设比较法律一科三年制。
1952年王宠惠先生任董事长，施季言先生任校长。
1954年，东吴大学商请与东海大学合并，惟东海大学校务委员，认为应先等东海三个学院皆成立后再做讨论。7月9日，奉中华民国教育部核准在台复校，先行恢复“东吴大学法学院”，设法律、政治、经济及会计四个学系，并附设外国语文学系，由陈霆锐先生任校长，为在台复校的第一所私立大学。因校舍不敷使用，另赁博爱路83及85号二、三楼（时称二院）。
1955年曹文彦先生任校长，黄安素会督（Bishop Ralph A. Ward）及黄仁霖先生分任副董事长。
1956年设中国文学系，以复设文学院之准备。
1957年石超庸先生任校长。购得士林外双溪土地七甲及士林镇公所赠与之土地共十五甲。
1958年大部分学系（除法律、会计二系）迁移至外双溪校址。法律学系改为五年制，修习比较法，以符东吴在大陆时期之体制。王宠惠董事长及黄安素董事长相继安息主怀，由黄仁霖先生接任董事长。
1961年全校由台北市汉口街迁移至外双溪现址。
1967年孙科先生任董事长。
1968年（增设商学系（今企业管理学系）、商用数学系（今财务工程与精算数学系），成立文、商两学院。7月董事会决定恢复“东吴大学”原名，石超庸先生为复校首任校长，8月石校长逝世，桂崇基先生任校长。
1969年端木恺先生任校长。增设数学系。12月教育部核准恢复完全大学建制，为“私立东吴大学”。设有文理、法、商三学院。
1970年增设化学、物理学二学系，并合并原隶文理学院之数学系，另成立理学院，文理学院改称文学院。设经济学研究所。
1971年设法律学研究所。购置台北市延平南路书院段土地，兴建第一大楼，而后陆续购置土地、建置教学大楼，辟为今之城中校区。
1972年增设历史学、音乐学、电子计算机科学（后更名资讯科学、即今资讯管理学）等三学系及外国语文学系东方语文组。
1973年增设会计学研究所、社会学系及外国语文学系德文组。
1974年增设中国文学研究所、国际贸易学系（今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1975年杨亮功先生任董事长。文学院外国语文学系所辖英国语文学（今英文学系）、东方语文学（今日本语文学系）与德国语文学（今德国文化学系）三组，改独立设系。法律学系区分比较法学组及司法实务组，分别招生。
1977年中国文学研究所设博士班，并招收首届研究生。
1978年东吴外双溪校区图书馆落成启用。社会学系开办社会理论组与社会工作组分组教学（1982年分设招生）。
1980年增设日本文化研究所、哲学系与微生物学系。
1981年设立社会学研究所，分设社会学理论及社会工作两组招生。
1983年端木校长退休，改聘为董事长。其任内增设12学系、7个研究所、3个博士班。
1984年成立外国语文学院，下辖英国语文、日本语文、德国语文三学系。
1987年端木董事长逝世；董事会改推王绍堉任董事长。同年起，学生会推派代表参加校务会议。
1988年设立微生物学研究所与管理学研究所（后系所合一并于企业管理学系）。
1989年经济学研究所博士班奉准成立招生；增设心理学系。
1990年原社会学系之社会工作组，独立设系为社会工作学系。
1991年设立政治学研究所、日本文化研究所博士班、法律学研究所博士班；法律学研究所硕士班分甲、乙两组，乙组招收非主修法律学并具有相当工作经验之大学毕业生，开法学教育之新纪元。
1992年设立数学研究所；社会学研究所之社会工作组独立设为社会工作学研究所。
1993年设立音乐学研究所。
1994年增设化学系硕士班。
1997年增设国际贸易学系硕士班。
1998年增设政治学系博士班。
1999年增设哲学系硕士班、资讯科学系硕士班。
2000年欢庆建校一百周年。增设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并于2004、2008年陆续设立全国唯一的大学部跨领域人权学程、人权硕士学位学程。历史学系与商用数学系设立硕士班；法律学系硕士班乙组更名为法律专业硕士班。
2001年增设心理学系硕士班、英国语文学系比较文学硕士班（2011更名为英国语文学系硕士班，2018改为翻译硕士班）。
2003年增设德国文化学系硕士班。
2005年微生物学系博士班设立招生。
2008年外双溪校区“第一教学研究大楼”及“第二教学研究大楼”落成。
2012年成立华语教学中心，开设学季班、短期营队班、客制化短期华语课程，招收母语非华语的学子学习华语与文化，并将住宿的枫雅楼与学习场域结合在一起，亦是台北唯一结合住宿与学习的华语中心。
2015年成立巨量资料管理学院，并设有学院学士学位学程、学院硕士学位学程。后陆续增设学院硕士在职专班、学士后第二专长学位学程。
2018年音乐学系硕士在职专班停招。
2019年微生物学系博士班停招。
2021年巨量资料管理学院学位学程改设为资料科学系。

历任董事长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台湾时期

历任校长
中华民国大陆时期

中华民国台湾时期

精神象征
校徽
东吴大学校徽的设计包含中英文校名及校训。红黑二色原是法学院的院徽颜色，反映了当时强调铁血精神的时代背景，其后成为东吴的校色。如今校色更有新的诠释，红色象征热诚，黑色象征坚毅与包容。

校训
中文校训
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英文校训
Unto a full – grown Man（出自《以弗所书》第4章第13节参）

校歌
旧校歌（1935年 – 1963年）
作词：杨永清
谱曲：《Annie Lisle》（美国民谣）
（一）天开图画，地秀山湖，佳胜蔚东吴。
　　　人杰地灵，云兴霞起，黉序创宏图。
　　　中西文艺，并蓄兼输，国运待昭苏。
　　　古今完人，天地正气，更免以同符。
（二）资筹中美，经始规模，堂厦峙姑苏。
　　　道契大同，教无畛域，一体治洪𬬻。
　　　致知格物，学应时需，中外早驰誉。
　　　古今完人，天地正气，更免以同符。
（三）茫茫禹域，整顿匡扶，责任在吾徒。
　　　法治兴邦，培才沪上，几辈已前驱。
　　　经纶政法，理国嘉祺，群治最相须。
　　　古今完人，天地正气，更免以同符。
（四）春风广被，化雨沾濡，永念系东吴。
　　　天涯一室，气求声应，同乐共艰虞。
　　　辅国维材，广才维学，众望注东吴。
　　　古今完人，天地正气，更免以同符。

新校歌（1963年 – 迄今）
作词：曹　升
谱曲：《Annie Lisle》（美国民谣）

校园
外双溪校区，校内简称校本部，位于台北市士林区临溪路70号，山明水秀，邻近国立故宫博物院，设有传贤堂（大礼堂，举办新生入学典礼、宿舍迎新典礼、毕业典礼、戏剧及演唱会，有889席）、松怡厅（音乐表演艺术中心，有471席座位）、普仁堂（演讲厅，有321席）、戴氏基金会会议室（有200席）、国际会议厅－濂松厅（有120席）、哲英廰（有120席）、G101会议室（有70席）等基础设施供国际及国内交流研讨、美育活动及教学校务之用。并设有麦当劳、邮局、小型体育馆、健身中心、校车、咖啡厅、书局、图书馆、第一阅覧室、第二阅覧室及电算中心。外双溪校区内有安素礼拜堂（纪念会督罗爱徒（Otto Nall）、黄安素（Ralph A. Ward）副董事长）、王宠惠先生墓园、石超庸故校长夫妇墓园，及钱穆故居等校园特色景点。

城中校区，校内简称城区部，位于台北市中正区贵阳街一段56号，位处博爱特区，比邻总统府、司法院、外交部、法务部、最高法院、国家图书馆和西门町。

景点
图书馆
东吴大学图书馆包含总馆（外双溪校区）、城区分馆（城中校区）、数位校史馆（外双溪校区），馆藏目前约有90万册图书馆藏（含中、西文图书、期刊合订本）、电子资源（含资料库、电子书、期刊）170万册、非书资料（含微缩资料、地图、乐谱）20万种、现期书报898种，另有校内硕博士论文、参考资料等提供馆内阅览。并与优久联盟、八芝连图书馆馆际合作组织、北一区区域教学资源中心等学校图书馆提供馆际合作服务，且与中央研究院相关附属图书馆、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交通大学及国立台北大学等多所学术机构、大学图书馆签订图书互借协议。

图书馆总馆
东吴大学1954年在台复校即成立图书室，陆续安置于宠惠堂、学生活动中心、安素堂，终于1978年总馆落成启用。总馆楼高九层，设有流通服务区、参考服务区、资讯检索区、非书资料区、期刊资料区、书库区（含密集书库）、阅览区等，并设有张佛泉人权学程专区、陶晋生院士赠书专区与漫读区等特色专区提供阅览。

城区分馆
1971年城中校区兴建第一大楼（崇基楼），规划一、三楼分设法律中心图书室与商学院图书室，时法律图书室之图书设备由亚洲基金会经费支助设立。1981年第二大楼（铸秋大楼）竣工，第六、七两层设为城区分馆，以典藏法、商两学院之资料为主，设有借还书服务区、参考服务区、期刊资料区、非书资料区、博硕士论文区、资讯检索区、书库区；另于第一大楼B1及第五大楼B2设有普通阅览室 。

学术单位
外双溪校区
以下未详列出进修学士班与在职专班。

城中校区

重要事件
东吴政治系事件
东吴大学政治学系首位系主任（1954-1958）张佛泉亦是与胡适、雷震共同参与《自由中国》创刊的灵魂人物。傅正则兼任《自由中国》半月刊编辑（1971-1991任教于政治系），于1956年在该刊出版“祝寿专刊”后4年，被台湾警备总司令部以涉嫌叛乱逮捕，政治系自此遭长期监视。
1981年，校园内出现第一份由学生出资发行的联合班刊《蓄艾》，发表他们对各种政治问题的看法，遭到校方下令停刊。隔年，政治系学生又发行一份《东吴政治月刊》，因为刊登党外杂志《深耕》的广告，也遭撤销发行。
1982年11月9日政治系学生组织的“政治系学会”为二年级同学举办台北市议会旁听活动，当天下午正好国民党籍议员和党外议员各有一个小组进行质询，于是该学会的学艺组委托党外市议员谢长廷办理手续，集体前往旁听。随后情治单位指控政治系二年级学生导师黄尔璇带领大批学生到议会听党外议员质询，并且数度带领学生鼓掌。然黄尔璇当时虽为政治系二年级学生的导师，但该项活动完全由学生自主办理，黄不仅未被告知，且当天实至国立中兴大学法商学院兼课，并未带领学生到议会。校方曾约谈负责主办学生，要求他们提出书面报告，遭学生拒绝；而黄尔璇则在主动进行了解后，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当时的校长端木恺，说明整个事情的经过。事情澄清之后，国民党内特务单位仍声称学生在议会的旁听登记簿上代签其名，但经查证亦非事实，最后诬控黄尔璇是该项活动的幕后策画。另外，亦向校方施压对两名主办的学生予以记过处分。
隔年5月，黄尔璇遭校方“解聘”，同时政治系被教育部勒令减班，直至1983年新任主任郭仁孚到任后才逐步回复，而现今政治系风气愈趋开放。2019年2月9日黄尔璇病逝于台北。过去被东吴大学解聘事件喧腾一时，俗称“东吴政治系事件”或黄尔璇事件，时至今日仍然没能给黄尔璇一个公道，其幕僚言，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
2019年2月，系主任刘书彬指出，他在12日到黄尔璇灵堂吊唁，向其遗孀、爱女黄芳仪与亲近家属致哀；并确认家属意愿，并且和家属达成共识：希望影响该系甚巨的“72学年度东吴政治学系减班”事件，和该学年原专职的“黄尔璇教授未获续聘”事件，能经由政府官方、或是东吴校方的调查，获得真相。

前校长章孝慈病逝
章孝慈自1992年担任东吴大学校长并兼任国民大会代表，于1994年11月14日于中国北京进行学术访问时中风并陷入昏迷，于北京治疗数日后，以飞机经英属香港转送回台治疗。虽然他此后从未清醒，但仍获东吴大学校方保留其校长职务，直至卧病一年多后过世。至今昔日校友仍会回忆章孝慈于任内倡导学术自由礼聘李敖任教，以及固定清晨于操场跑步的画面。在法律系崇基楼一楼也悬挂著章孝慈前校长的画像，供师生缅怀。

学校活动
东吴国际超级马拉松
东吴大学自1999年开办东吴国际超级马拉松24小时赛，其中除2000年因大地震、2006年因校园施工故停办外，已连续举办14届，年年都吸引各国好手前来竞技。2012年东吴超马赛事中，已有6名选手达到国际赛事的门槛，将东吴超马赛提升至全世界第二个、台湾唯一的“金牌赛事”，而2014年再获金牌肯定，也期许来年再创佳绩，未来更以筹办全球最佳赛事为唯一目标。
1999年，林义杰、江丽纹在东吴分别创下全国男子、女子第一个24小时赛的纪录－220公里、138公里。（目前男子组纪录保持人为陈俊彦，纪录244公里，女子组纪录保持人为邱淑容，纪录206公里）
2002年，日籍参赛者关家良一更在东吴创下亚洲24小时赛的新纪录266.275公里。东吴大学举办的超级马拉松赛事，除受到全球热爱马拉松好手的重视，东吴大学配合举办的睡衣派对、志工服务，也让参与的同学、参赛者与社会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2007年，东吴国际超级马拉松于操场整修完成后重新复办。
2013年，日本原良和以684圈273.65公里摘下冠军宝座，女子组由微笑女神工藤真实以527圈210.906公里顺利蝉联第一，男子组的亚军伊凡库丁创下义大利田径场全国新纪录；季军南非的约翰·凡达马威也刷新南非及非洲纪录。马来西亚脑麻选手曾志龙突破自我极限，写下身障人士89公里超马世界新纪录。今年共有2,281人参加东吴超级马拉松赛事，其中有42人参加24小时超马赛，最后共有37人完成比赛。
2014年，东吴24小时国际超级马拉松再创佳绩，正式通过、荣获世界唯一的国际马拉松总会“金牌赛事”认证。
由来自日本原良和（285.366公里）、关家良一（241.099公里）、义大利伊凡库丁（255.499公里）、德国佛罗里安罗伊斯（253.899公里），加上在东吴大学两度创下女子24小时世界纪录的日本工藤真实（222.431公里），五位选手成绩达到国际超级马拉松总会认定之世界级水准（男生240公里、女生220公里），因而获得金牌认证。原良和同时创下男子24小时亚洲纪录及东吴超马赛历年来第二佳的成绩。在台湾选手的部分，有长达数十年的登山经验的李芳吉，首次参赛便以221.743公里（545圈）取得第七名的好成绩。取得第八名的选手陈邦生亦跑出218.999（547圈）的成绩。另外本届新秀陈士伟，216.474（532圈）的佳绩，成为本次赛事男子组的第九名。东吴国际超级马拉松这项极度艰困挑战个人体能极限的赛事，在42位超马好手中虽有7位选手中途因为身体失温而放弃，但今年在同样跑道上仍有1,700人参加接力赛的跑者，一边享受和顶级超马选手竞速，一边互相加油打气，让东吴的田径场热力燃烧24小时。

金牌赛事资格
根据国际超级马拉松总会（IAU）金牌赛事认证标，24小时制超马赛男子组选手完成240公里，女子选手组完成220公里，达标人数合计5人，方可获得IAU金牌赛事认证。

双溪现代文学奖
1979年，东吴大学首次举办中国文学系新文艺（现代诗）创作征文比赛。而后1980年起举办全校性之现代诗、散文、小说征文比赛，并正式命名为“双溪现代文学奖”。
文学奖创办以来，经历届努力与成长，培养出许多文坛新秀，其中不乏今之名家巨匠，成果备受肯定。本活动于2007年第27届迄今，由中国文学系承办。
目前双溪现代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由中国文学系主任为总召集人，下设总指导老师一人与现代诗、小说、散文等三组指导老师各一人，并由学生自组招募总干事、副总干事、执行秘书及短篇小说组、散文组、现代诗组、公关组、美宣组、文编组等六组组长、组员，并聘请文坛时有盛名之作家担任评审讲评。2020年为第40届。
曾获双溪现代文学奖者：鹿忆鹿、彭树君、张曼娟、陈稼莉、陆爱玲、裴元领、须文蔚、管仁健、张清志、孙梓评、张维中、陈大为、谢旺霖、陈柏青、黄文巨等。

学生自治组织与社团
东吴大学拥有非常多的学生社团，截至2015年8月为止，全校共有超过100个学生社团，其中每个校区都有不同的社团，详细列表如下：

学术期刊
东吴中文学报：中国文学系出版 ISSN 1027-1163 THCI、人社期刊评比第二级
东吴历史学报：历史学系出版 ISSN 1025-0689 人社期刊评比第三级
东吴哲学学报：哲学系出版 ISSN 1010-0725 THCI、人社期刊评比第一级
社会分析：东吴社会系、辅大社会系与世新社会心理学系共同出版 ISSN 2218-6689
东吴社会工作学报：社会工作学系出版 ISSN 1026-4493
东吴政治学报：政治学系出版 ISSN 1010-0725 TSSCI、人社期刊评比第二级
双溪教育论坛：师资培育中心出版 ISSN 2305-7270
东吴外语学报：外语学院出版 ISSN 0259-3777
东吴日语教育学报：日本语文学系出版 ISSN 1027-1155
东吴法律学报：法学院出版 ISSN 0259-3750 TSSCI、人社期刊评比第一级
东吴经济商学学报：商学院出版 ISSN 0259-3769 人社期刊评比第三级
会计学报：会计学系暨财团法人东吴大学会计系所同学联谊会文教基金会出版 ISSN 2071-9817
台湾人权学刊：张佛泉人权研究中心出版 ISSN 2224-6622
上表期刊评比据科技部公布“台湾人文及社会科学期刊评比暨核心期刊收录”最新名单。

在台校友
历年日间部师生比及新生注册率
110学年度日间部学生人数13295，专任老师人数431，日间部师生比30.85（学生数/老师数）。

112学年度新生注册率91.31%。
113学年度新生注册率94.94%

相关条目
在台复校
东吴大学 (苏州)
苏州大学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连结

东吴大学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东吴大学图书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东吴大学校友网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YouTube上的东吴大学频道


马来语

马来语，在语言分类上属于南岛语系的马来-玻里尼西亚语族，主要使用于马来西亚、新加坡以及文莱的部分地区等，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汶莱4国具有国语或官方语言地位。
在1945年以前，印尼苏门达腊以外的很多地方也使用马来语。但是在印尼独立以后，该国所使用的马来语被称为印尼语，并以之为国语。
在马来西亚，大概有1,300万人是以马来语为母语，约占全国人口的55%。此外，在马来西亚还有1,000万人是以马来语作为他们的第二语言。至于在其他国家，印尼的苏门达腊也有1,000万的马来语使用人口，泰国有100万，新加坡则有40万人左右。

名称
根据大马、印尼、汶莱共同达成的默契，马来语是以廖内语（Bahasa Riau） 苏门达腊廖内省的口音当作标准腔的。这是因为长久以来，现属印尼的廖内省一直被视为马来语的诞生地。
在马来西亚，马来语被称为“Bahasa Melayu（马来语言）”或“Bahasa Malaysia（马来西亚语言）”。“马来西亚语言”是马来西亚政府在1967年的“国语法案（National Language Act）”中被使用的语汇。一直到1990年以前，“马来西亚语言”比较常被用来指涉马来语。但是在1990年以后，不论是官方人士或者是学院里面的学者，却都逐渐倾向于用“马来语言” --- 这是马来语版的“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所使用的语汇 --- 来指涉马来语。
印尼在宣布独立以后，也使用某种形式的马来语当作其官方语言，但是却将其称之为“Bahasa Indonesia（印尼语言）”。至于在汶莱和新加坡，他们所使用的马来语则是被简单称为“Malay（马来语）”或者是“Bahasa Melayu（马来语言）”。
基本上，所谓“马来语言”和“印尼语言”的区别，是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非语言学上的考虑。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基本上是可以互相沟通的，虽然有不少语汇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很多马来方言彼此之间反而无法完全互相沟通。比如说，对很多马来人而言，他们就很难理解吉兰丹语（Kelantanese）的发音。此外，印尼的爪哇马来语（Javanese Malay），则拥有很多特有的词汇，即使熟悉马来语的马来人也无法完全理解这些词汇的意思。
另外，根据闽南语读音，马来人以及马来语（Melayu）也有译作“巫来由”的，例如“巫统”就是“巫来由民族统一机构”的简称。

“马来语”和“印尼语”的差别
马来语和印尼语之间的差别，可以类比为英式英语（[British English] 错误：{{Lang}}：对于代码：en，地区：uk 无法识别（帮助））和美式英语（American English）之间的差别。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基本上是可以彼此沟通的，只是在书写系统的拼音和语汇上有一些差异。造成这种差别的主要原因是印尼语从爪哇语和荷兰语借用了不少词汇。比如说，马来语的“邮局”是“pejabat pos”，但是印尼语的“邮局”则是“kantor pos”，这是借用荷兰语中的“办公室”（kantoor）而产生的词汇。

文字
在马来人皈依伊斯兰教前，曾用多种文字来书写马来语，最早使用的文字借自爪哇语，马来语存世的最早记录格度干武吉碑的石刻，就是用帕拉瓦文，一种借自爪哇语的文字写成。另外，马来语曾使用的文字包括仁崇字母、卡维文、拉让文。
在20世纪以前，由于多数的马来人都信奉伊斯兰教，所以他们是使用一种叫做“爪夷文”的改良式阿拉伯字母书写系统来进行书写的，现时只有汶莱仍然广泛使用。在西方殖民者到来后，另外一种叫做“Rumi”的罗马字母书写系统，则逐渐在日常生活中取代了“爪夷文”原本的地位。马来西亚和印尼在书写系统上的差别，其实正反映了当时统治两地的不同殖民政府──英国殖民政府和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书写系统上的差别。
在印尼语中，英文字“moon”中的母音，是遵循荷兰语的习惯而写成“oe”。在日本占领印尼的时候，这个母音又被日本殖民政府改为“u”（因此，印尼第一任总统苏卡诺的名字，也从Soekarno被改为Sukarno）。同样，在1972年以前，英语“chin”中的子音，虽然在马来语中是用“ch”来表示，但是在印尼语中，则遵循荷兰语的习惯而书写成“tj”。所以，“孙子”在马来语中的写法是“chuchu”，但是在印尼语中的写法却是“tjoetjoe”。
这种情况一直到了1972年才有所改变。由于印尼“Ejaan Yang Disempurnakan（精确拼音；Perfected Spelling）”的公布，马来语和印尼语中书写系统的这些差异才有了缩小的迹象。比如说，在这之后，马来语的“ch”和印尼语的“tj”，都一律改成“c”，因此“孙子”就变成了“cucu”。此外，印尼语也不再使用“dj”，而是使用马来语中已经采用的“j”，因此，雅加达的拼法，就从“Djakarta”变成了“Jakarta”。原本在印尼语中被保留来发半母音的“j”（即英语“young”的第一个发音），也由马来语中的“y”所取代。
虽然马来语和印尼语在书写系统上已经几乎获得了统一，然而由于某些历史上的原因，这两种语言的某些词汇还是有差异。比如说，“钱”在马来语写作“wang”，但是在印尼语则写作“uang”。

音系
马来语一共有26个辅音。共有16个浊辅音，10个清辅音。

词汇
马来语中的福建话借词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一带的马来人或印尼人与华福建人杂居，所以日用马来语都掺杂了许多福建话词汇：如kuih（福建话“粿”；意为“糕点”），cukong（主公，指资本家），kicap（福建话“豉汁”，指酱油），gue（福建话的“我”，雅加达方言指“我”），tionghoa（中华，指华人事物），除此之外中国除了广泛称为China外，也能称为TiongKok（福建话发音），头家也被称为tauke或taukeh（老板）等。

从马来语中借入英语的汉语词汇
由于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第一个据点是马六甲，所以许多汉语词汇也透过马来文词汇进入葡萄牙语，继而进入英语，如中国度量衡单位：

中文里的马来语借词
新加坡、汶莱、马来西亚和印尼一带的华人因常与马来人接触，故其日用中文和英文都掺杂了许多马来词汇。例如：

“巴刹”（bazar/pasar，集市，词源为波斯语）、“湿巴刹”（菜市场）
“惹兰”（jalan，步行/道路）
“巫金”（mukim，区/乡）
“巴冷”（parang，开山刀）
“沙嗲”（sate，烤肉串）
“达曼”（taman，花园）
此外，由于欧洲人在东南亚的首个据点为马六甲，所以许多欧陆词汇也透过马来文进入中文。例如：

“佛朗机”（Ferringhi，葡萄牙人/白人）
“曼达林”（Menteri，朝臣/部长）

巴刹马来语
巴刹马来语（马来语：Bahasa Pasar）是流通于马来西亚集贸市场（即所谓巴刹）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主要由马来语构成，并混有少许汉语方言、英语、淡米尔语成分，偶有音变或省略。这是一种非正式口语，一般出现在日常会话或私人日记、简讯等场合，正式场合如演讲、学校作业考试、新闻报道、政府公文几乎不用。
例：
标准马来语：Di manakah kamu menemui mereka?(你在哪里看见他们？)
巴刹马来语：Kat ne kau jumpa diorang?

参见
脚注
参考文献
相关书目
Chee, Tham S. 1990. Study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Malay Language: Social Change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森林里的陌生人》
梁治廷编，1965，马来语相对词小词典。新加坡：上海书局。
刘明编译，1968，实用马来语会话。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
武富正一，1946，马来语大辞典，缩刷版。东京都：旺文社。
杨贵谊、陈妙华编，1988，马来语大词典，修订版。吉隆坡：The World Book Co. Sdn. Bhd。
张耀星编著，1979，马来语会话。香港：中外出版社。
左秀灵主编，1992，马来语：脱口说。台北：建宏。

外部连结
马来西亚语简介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马来文——中文线上字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马来文——英文线上字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马来文——英文线上字典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