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华早报

《南华早报》（英语：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和星期日出版的《星期日南华早报》（英语：Sunday Morning Post）是香港销量最高的英语收费报纸。其主要对手为香港免费英文报章《英文虎报》、《亚洲华尔街日报》及《香港自由新闻》。现任总编辑（Editor-in-Chief）为谭卫儿。2016年4月5日，该报被中国阿里巴巴集团完成收购。

历史
清末民初时期
《南华早报》在1903年4月1日，由原《孖剌西报》（Daily Press）编辑主任克宁汉（Alfred Cunningham）与谢缵泰等于都爹利街成立，6月1日迁往干诺道办公室。11月6日首份报纸出版，当时出纸一张，零售一角，日销六百份。当时中文名称为《南清早报》，到1913年才改为《南华早报》。1906年，原美籍牙医、商人那布（J.W.Noble）入股《南华早报》
《南早》的办报目的众说纷纭，外界一般认为创办人之一的谢缵泰欲透过办报以支援颠覆满清皇朝的革命事业，并以英语向世界宣扬中国的革命事业。初期谢缵泰负责招揽生意，社论由英籍记者克宁汉、Douglas Story和Thomas Petrie等执笔，并与港英政府保持良好关系。
《南早》成立初期，业务曾一度亏损，1907年更录得92,939元亏蚀，因此爆发了一场管理危机，最终谢和克宁汉离场。与此同时，曾成功营救牛奶公司避过破产危机的美国商人Dr. Joseph Whittlesey Noble购入其70%股权，经过6年努力，成功转亏为盈，并在1913年录得首次盈利11,338元。透过收购包括《士蔑报》（Hongkong Telegraph）等竞争对手，以及引入亚洲首台整排铸排机作植字印刷，《南早》在香港报业渐露头角，持续录得盈利，更在1937年加印周日版《Sunday Morning Post》。

战后时期
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南华早报》被逼停刊。日军强行接收报社，改为出版中文《香港日报》和英文《Hong Kong Times》。1945年日本投降后，《南华早报》得到《华侨日报》的鼎力相助，在香港重光的数天后复刊。二次大战结束后，汇丰银行成为《南华早报》最大股东。1970年，《南早》总部迁离中环云咸街，搬往鲗鱼涌。1971年11月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汇丰（48%）、和记黄埔（25%）与美国道琼斯公司（19%）成为该报三大股东。1986年11月，鲁伯特·默多克旗下新闻集团以8.21亿港元的作价，从汇丰与和黄手上购入34.9%股权，并于翌年私有化《南华早报》，直至1990年重新上市。
《南华早报》一直被视为英国政府和香港精英阶层的喉舌，该报的编辑可获邀列席港督府的“吹风会”和汇丰的业绩简报。1967年六七暴动期间《南华早报》多次遭到左派人士恐吓，同年9月4日有左派暴徒向《南华早报》在中环威灵顿街的报馆投掷两个土制炸弹，其中一个在正门爆炸，幸没有人命伤亡，另一个未爆炸的炸弹则由到场的驻港英军军火专家拆弹。在九七主权移交前，《南早》拥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由于与港英政府“同声同气”，因此经常取得重要的独家消息。踏入九十年代，《南早》更跃身全球盈利能力最高的报纸。1993年，该报的发行量超过100,000份，录得5.86亿港元的盈利。
1992年，《南早》以三千多万港元作价收购有66年历史的老牌中文报章《华侨日报》，惟因亏损累累而于1994年转让予香树辉财团。1997年4月，南早再战中文报刊市场，推出中文财经杂志《捌周刊》，初期销量不俗，但受到亚洲金融风暴影响，经营14个月后终告停刊，合共亏蚀五百万元。

郭鹤年时期
1993年10月郭鹤年持有的嘉里传媒有限公司买下《南华早报》控股权，1995年《南华早报》由鲗鱼涌英皇道979号太古坊迁入新界东的大埔工业邨（现称大埔创新园）。1997年末，郭鹤年儿子郭孔演成为该报主席。
随著香港主权移交和大马商人郭鹤年入主，《南早》的编采立场渐趋亲中。1999年，时任总编辑范力行（Jonathan Fenby）被解雇，总编一职由前华尔街日报记者纪德理（Robert Keatley）接任，纽时香港分社社长Mark Landler认为导火线是范力行“尖锐批评香港政府”。
2000年6月，中国版记者林和立（Willy Lam）撰写评论文章《统一特区首富思想》（Marshalling the SAR's tycoons），指出中共邀请香港30名首富远赴北京为“统一思想”，欲以经济利益换取商界支持董建华。文章一出，有份上京的郭鹤年即在“读者来函”栏，以强烈措词反击林和立文章夸大和杜撰，影射香港富豪为“蠢才和笨蛋”，引起巨大争议。林和立坚持观点，不久后离开《南早》，但纪德理坚称林和立离职与该信无关。
踏入21世纪以来，短短十年间《南早》已换过七个总编辑。范力行曾表示编辑们与郭鹤年素有分歧：郭氏希望报纸能“更加了解中国”，暗示不要公开批评中国；编辑们则希望能办成一份注重商业和市场的刊物，而非如《中国日报》般歌功颂德。2009年上任的蔡翔祁（Reginald Chua）曾著重报道中国大陆的敏感新闻，如维权律师被捕、《南方都市报》遭整肃等争议，疑因报导方针与老板有分歧而于2011年离职。
2012年，有吉林省政协背景的王向伟（Wang Xiangwei）升任总编辑，再加上2011年从亚洲电视过档、与中联办关系密切的谭卫儿（Tammy Tam）升任副总编辑，令外界担心《南早》已被“党管”。同年6月，《南早》涉自我审查关于中国异见人士李旺阳离奇身亡的报道，多名资深编采人员和主管参与联署声明，要求王向伟等人交代事件。
《南早》中文网于2013年4月开通，除翻译《南早》英文报道之外，也采写发表一些原创中文报道。
2015年，《南早》突然取消三位曾批评港府的资深作家Philip Bowring、Kevin Rafferty及韦安仕之长期专栏。同年11月，总编辑王向伟返回北京出任“编务顾问”，副总编辑谭卫儿升任总编，成为百多年来首位女总编辑，但引起员工逃亡潮。香港自由新闻（Hong Kong Free Press）引述《南早》中人形容消息令人震惊，并斥责谭氏立场非常亲梁振英。另有批评指谭卫儿的英语水平差劣，难以胜任《南早》主编一职。

阿里巴巴时期
2015年12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宣布以20.606亿港元收购《南华早报》。此次收购的是南华早报集团旗下的媒体资产，包括《南华早报》的纸质和网络版，杂志和户外媒体等业务。阿里巴巴集团执行副主席蔡崇信透露，未来将完全免费开放《南华早报》的网络付费内容，他还保证会维持编采自主权。当时有分析人士认为此举会使《南华早报》的报导风格可能将渐渐倾向大陆，而失去独立的立场，但英语版《南华早报》的选题和内容未发生明显变化。
2016年3月9日，《南华早报》在中国内地的中文微博和微信账户据报已被删除，其中文网站亦被屏蔽。
2016年4月5日，阿里巴巴集团完成收购，《南华早报》网上平台改为完全免费。
2016年9月8日，《南华早报》中文网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停止运作，公司管理阶层说明《南华早报》的主要受众应该是英文读者，而非中文读者。
2018年2月，《南华早报》所有员工将于2019年底前由大埔旧总部和数码港陆续迁至铜锣湾时代广场6层，占地10万平方呎的办公室和新总部。办公室采取全开放式设计，中央改为一条通往五层的螺旋型楼梯。而新闻编辑部的中庭设会议室，墙上装设140台显示器及屏幕。
2020年4月底，受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影响
，《南华早报》向员工发内部电邮，指首季营业额下跌50%，部分部门会裁员，未有透露人数，形容只属少数。南早又要求月薪两万元以上的员工放3周无薪假，部分高层也会即时减薪。对此，部分员工上书管理层，要求将签署协议的期限延长，并要求承诺90%员工签放无薪假协议的部门，不需裁员。《南早》回复称，放无薪假是自愿性质的协议，强调签署率低的部门不会因此裁减更多人手。7月18日，该报一名员工确认感染病毒，此前曾到过该报时代广场办公室，因此该办公室关闭消毒。之前《南早》大部分记者及编辑已经在家工作。2020年8月起，由于成本压力，《南华早报》网上版由免费再度转为订阅制。
2021年11月1日，大埔印刷中心已外包给星岛日报承印南华早报。
2021年11月5日，据彭博社报道，隶属于中国财政部的文化央企紫荆文化（香港）集团正在考虑收购南早。不过随后《南华早报》CEO刘可瑞（Gary Liu）在写给员工的一份信函中否认了这一说法，并援引了阿里巴巴的联合创始人蔡崇信的话，表示该报没有改变所有权的计划。
2022年7月15日，委任苏嘉缓为行政总裁。

编辑方向
许多政府官员在该报发表评论、资料和接受访问。自“重点利益在内地”的郭氏收购后，专栏作家Danny Gittings、驻北京记者Jasper Becker和中国版编辑林和立均遭解雇，林和立的职位则由吉林省政协委员的王向伟接任。2015年11月6日宣布，副总编谭卫儿2016年起将接替王向伟担任新总编辑。
该报支持香港全面普选和取消立法会功能界别，不反对北京政府，但对北京政府的政策多有批评，支持和平改良与和平改革。反对中国大陆神化过往领袖毛泽东的运动，支持香港工人提高待遇运动。该报评论中对泛民派和建制派均有批评。另外对日本民族主义持批评态度。2012年，香港媒体在李旺阳蹊跷死后的第二天普遍大幅报道，而《南华早报》只在A6内版刊登了一篇简讯。6月7日，《南华早报》的一名外籍兼职编辑普莱斯（Alex Price）写电邮给总编王向伟，认为这样做是自我审查。内部泄露的电邮显示，零售版的有关报道是经该报总编王向伟亲自拍板删节，淡化为一则百余字的简讯。普莱斯在数日后向全体同事公开他和王向伟就此事件交换的电邮，并称这一事件使《南华早报》的公信力危在旦夕。之后，2017年7月19日，《南华早报》发表评论文章《新加坡半岛酒店的投资者如何同习近平的主要助理扯上关系》，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女儿栗潜心在香港经商和居住豪宅，指新加坡商人蔡华波在香港赤柱豪宅区赤柱滩道6号的注册地址上，有一个同住此地的人叫“栗潜心”，但报道未指出财富的来源是否合理合法，也没有提到任何贪腐问题和指控。第二天，《南华早报》删除该篇报道，称“此文不符合我们的出版标准，因为该文包含几个无法验证的暗示性内容”，被质疑是自我审查。
2019年香港卷入反送中运动，《南早》的报道内容以“暴乱”（Riot）、“横冲直撞（rampage）”等词汇形容示威中的发生的暴力事件。部份记者的文章屡被编辑改稿，加入带有明确立场的词语。美国《大西洋杂志》记述《南早》多番修改太子站831事件的报道内容，编辑将“混乱和令人震惊的场面”改成“精英香港警察追捕激进示威者”。前亚视国际台新闻主编、现任《南早》资深编辑的Yonden Lhatoo曾建议特首林郑月娥将部分记者划为恶意记者，被《大西洋》杂志认为是损害媒体自由。。另外，他亦经常不避讳地发表针对示威者的社论，如批评反修例示威口号中的“时代革命”带出香港人“最丑恶一面”（brought out the worst in us）。

Abacus News
2018年3月26日，《南华早报》在纽约成立品牌Abacus News（直译“算盘新闻”），用于报道中国技术领域的相关新闻。

相关活动
爱心圣诞大行动
自1987年起，《南华早报》与香港电台合作举办爱心圣诞大行动（Operation Santa Claus），为孤苦无依者提供支援，使他们能够渡过充满爱心的圣诞节。

价格
2024年11月3日起报纸售价为港币16元。
报纸售价为港币14元，订阅一年费用为$4,420（平均每日约$12）；两年为$8,230（平均每日约$11）。网上版一年平均月费$65，两年平均月费$55。同时订阅印刷和网上版年费为$4,655。学生集体订购有优惠，每份约为$3。

事件
版面出错
《南华早报》在2010年4月13日的头版报导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访美国时，误将“Hu Jintao”的中文翻译为“胡佳”，事后要回收报纸，为历史上首次，并于4月14日的头版刊登道歉声明。据《苹果日报》引述《南早》员工，推测是不懂中文的编辑，在电脑系统按键加入Hu Jintao的中文名时，因按错字，误选名单内排在胡锦涛之下的胡佳（Hu Jia）。又报社去年删减校对人手，将编辑两次审稿减为一次。《南早》曾于4月4日社论批评政府及大型机构聘人时常要求应征者须懂两文三语的做法不合理，指会妨碍有能力的外籍人士应征。南华早报在2011年5月报导宾拉登死亡之事中，也曾误植"Obama bin Laden"，Obama是当时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名字。
2016年4月21日，《南华早报》在报道中共总书记兼军委主席习近平新增“中央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总指挥”头衔时，在文尾出现“while Xi died last year”（习去年已死），而实际上最后一句应是讲述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的下场，编辑原本要说徐才厚（Xu）已死，误打了习（Xi）。当日的报纸未有发现问题，且无法收回，但南华早报网站刊登的文章已将“Xi”改回“Xu”。

中国内地屏蔽
在占领中环之前，中国内地网民可以通过正常方式浏览《南华早报》英文及中文网。中文网此前亦不时受到防火长城局部或完全屏蔽。自2014年9月28日占领行动开始后，中英文网站皆被完全屏蔽。翌年9月，中英文网站被解除屏蔽，其中简体中文网站中之“港澳台”新闻分类则被定点屏蔽。
2016年3月8日前后，陆续有媒体消息指，南早中文网的微博被删除，以及其英文官网www.scmp.com和中文官网www.nanzao.com在中国大陆被屏蔽。此事件惹来港台媒体及外媒纷纷猜测，因此事发生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媒体姓党”后，而各种猜测都集中于此。据一名于该段时间频繁浏览南早中文网的中国大陆网友透露，南早独家报道了此前《南方都市报》头版“媒体姓党，魂归大海”的排版错误等事情，并吸引到外媒的传播，南早的中英文网站当天同时开始被屏蔽，因而猜测这是本次屏蔽事件的直接原因。3月11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致函路透社回应此事，强调网信办依照法律管理网络信息和监督。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对任何违法有害内容网站账户负主要责任，有权依照有关法规及用户服务协议采取行动。

栗战书相关报导撤稿
2017年7月，南华早报报导称一名新加坡籍的商人蔡华波在香港有多项投资，多次增持半岛酒店母公司香港上海大酒店集团的股份。文章暗示这位商人与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的亲信，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的女儿栗潜心关系密切。之后《南华早报》在网站刊文致歉 ，称该报导不符合出版标准，文中包含了“多个未经核实的暗示”。

虚构评论员
《南早》自2019年7月刊出5篇自称东南亚地区安全分析员“Lin Nguyen”的评论文章，但2020年7月美国媒体The Daily Beast指出该评论员为虚构人物。南早随后撤下该等文章。

取消新疆调查
2021年，有几名记者因为一名高级编辑拒绝发表他们对中国新疆地区侵犯人权行为的调查报导，决定从《南华早报》辞职。《南华早报》方面回应称这些调查报导没有达到出版的标准。

删除秦刚报导
2023年，一名美国学者指责南早将其文章中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在公众面前消失的段落删除。

参考文献
参见
香港传媒争议

外部连结

官方网站
南华早报的Facebook专页
南华早报的X（前Twitter）账号
南华早报的Instagram帐户
YouTube上的南华早报频道
Young P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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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Post的Instagram帐户
YouTube上的Young Post频道


新畿内亚

新畿内亚岛（英语：New Guinea；巴布亚皮钦语：Niugini；印尼语：Papua）位于澳大利亚北面，是世界上第二大岛屿与最高岛屿。有时，本岛亦被称为“巴布亚”，但有时巴布亚亦单指本岛的一部份。此外，印尼官方过去称呼本岛为“伊里安岛”（印尼语：Pulau Irian），至2002年开始才称为巴布亚岛（印尼语：Pulau Papua）。
19世纪受欧洲国家殖民侵略，国界大致上沿用昔日德、荷占领地一分为二：位于东经141度以东的（以及东经141度以西但是为弗莱河以东的一小部份土地），属于巴布亚纽几内亚，由1975年开始脱离澳大利亚成为独立的国家；位于东经141度以西的（除弗莱河以东的一小部份土地），属于印尼的巴布亚省和西巴布亚省。这部份一直都有分离活动，要求从印尼独立。

语源学
在与西方接触之前，巴布亚这个名字曾被用来指代岛屿的一部分。其词源尚不清楚；一种理论指出，它源于蒂多雷语（蒂多雷苏丹国使用的语言），该语言控制了该岛沿海地区的部分地区。该名称似乎来自“巴布”（统一）和“亚”（否定）两个词，意思是“不统一”或“地理上相距遥远（因此不统一）的领土”。
伊里安这个名称在印度尼西亚语中被用来指该岛和印度尼西亚的省，即西伊里安（Irian Barat）省。该名称由后来的州长Frans Kaisiepo的兄弟的Marcus Kaisiepo于1945年提出。它取自比亚克岛的比亚克语言，意为“崛起”或“上升精神”。

历史
本岛从4万五千年前已开始有人类居住，岛上约有1,000多个不同族群，都属于美拉尼西亚人种，都讲巴布亚诸语言。
新几内亚以前与澳洲东北部相接，直到8,000年前海平面上升形成托雷斯海峡分开两地。
本岛的欧洲殖民历史始于1828年，当时荷兰人占领了本岛的西半部，并相继于1895年设立贸易站，及于1910年建立省城Hollandia（即今日的查亚普拉）。
1883年，法国占领了本岛的东南部，改名为新爱尔兰，但很快又被昆士兰自治殖民领占领。英国在1884年反对昆士兰占据新爱尔兰，并把当地变成由英国直接管辖。余下本岛的东北部亦于同年被德国占领，并宣称为其保护地。
1906年，英国把新爱尔兰的管辖权交给澳大利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强行夺取德国在新几内亚的属地，并于1920年得到国际联盟的承认。
1942年，日本军队南下至本岛，同时入侵荷属新几内亚及东部澳大利亚的领土，使本岛东部和北部的高地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南太平洋的主战场。盟军和日军各自动员所属占领区内的原住民协助军事行动，这种动员有时会造成相同的族群在同时间为交战双方所征召。这种割裂和战争所带来的破坏，带给了原住民严重的伤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几内亚西部于1959年举行选举，成立巴布亚议会，并筹备于1961年4月5日独立。当时议会已决定了新成立的国家的国号为新巴布亚、订立了新的国徽、新国歌，以及以晨星为图案的新国旗。新国旗于1961年12月1日升起，并与荷兰国旗并排。1961年12月18日，印尼入侵西巴布亚，结束了它短暂的独立。
1975年，澳大利亚正式给予新几内亚东部全面独立的地位，成立了巴布亚纽几内亚。

地理
新几内亚在七千年前仍与澳大利亚相连，后由于海平面上升，使两者被海水分隔，形成了今日的托列斯海峡。
毛克山脉和马勒山脉横贯全岛，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峰查亚峰高达4,884米，南部的里古-弗莱平原为最大平原，沿海多沼泽和红树林。
地处赤道南侧，东南沿海属热带草原气候，海拔1,000米以上属山地气候，其余地区属热带雨林气候；北半部年降水量3,000毫米以上，南部1,000－2,000多毫米，1月－4月常受热带飓风袭击。

生态
在大约786,000平方千米的热带土地当中，新几内亚有巨大的生态价值：共有11,000种植物；将近600种独特的鸟类，包括极乐鸟；超过400种两栖类动物；455种蝴蝶；哺乳动物种类包括树袋鼠、长吻针鼹、高山鼠、斑袋貂与袋貂等有袋动物，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哺乳动物。在岛上大多数物种的起源，至少是与直到相当最近一次地质时期与其相连的澳大利亚大陆相同(猪和狗,猫则是被引入)。美国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自1964年起前往新几内亚岛及周边岛屿研究鸟类生态和演化，与当地土著部落多有接触，并在这段经历的启发下，撰写了知名的跨学科作品《枪炮、病菌与钢铁》。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The Intoxicating Birds of New Guinea by John Tidwell

参见
分治岛屿列表
自由巴布亚运动


元代

元朝（中古蒙古语：ᠳᠠᠢ ᠦᠨ ᠤᠯᠤᠰ，现代蒙古语：ᠶᠤᠸᠠᠨ ᠤᠯᠤᠰ，1260年或1271年－1368年9月14日），国号大元（详见国号一节），又称蒙元、皇元，是中国历史上由蒙古族所建立的王朝。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自立为“大蒙古国皇帝”，后于至元八年（1271年）取儒士刘秉忠建议，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定汉文国号为“大元”，改蒙古语国号“大蒙古国”为“大元大蒙古国”，定都于汉地大都（今北京市），建立元朝。自此，蒙古大汗同时也被尊为中国皇帝。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军攻灭南宋残余势力，征服整个中国，共11位皇帝，国祚97年。
元朝的基础为乞颜部族的首领铁木真于统一漠北诸部族后建立的大蒙古国。早年漠北诸部向金朝称臣纳贡，然而此后金朝与西夏均走向衰落，铁木真于1206年被诸部尊为“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先后攻打西夏与金朝，并于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8月）七月攻灭西夏、元太宗六年正月初十日（1234年2月9日）攻灭金朝，取得中国华北地区和黄土高原地区。同一时间，大蒙古国在西方不断扩张，先后发动三次大规模西征，形成称霸欧亚大陆的国家，通称蒙古帝国（Mongol Empire）。
元宪宗九年（1259年），第四代蒙古大汗蒙哥（拖雷长子）于征伐南宋的战争中在四川合州钓鱼城去世后，领有汉地、主张汉化、陪同主持对南宋战争的忽必烈（拖雷第四子）与受漠北蒙古贵族拥护的阿里不哥（拖雷第七子）为了争夺汗位而发生战争，最后忽必烈于1264年获胜，而蒙古帝国也趋向分裂出四大汗国，时而完全独立自理，时而承认宗主自治。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召集拥护自己的蒙古宗王，在开平府召开忽里勒台大会，即位大汗，建号“中统”，意即“中原正统”。至元八年（1271年），忽必烈取《周易》“乾元”之语，公布《建国号诏》，建立汉语国号为大元，史称元朝，忽必烈即元朝的开国皇帝，庙号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年）元朝攻灭南宋，统治全中国地区，结束自窝阔台攻宋以来40多年的蒙宋战争。元世祖到元武宗期间元朝国力鼎盛时期，军事上平定西北，但在侵略日本、东南亚诸国却屡次失利，其中在元日战争中舰队遇上“神风”而战败。元中期皇位之争愈演愈烈、政治动荡不安，诸帝施政亦不甚如意。元顺帝晚期，由于怠于政事、滥发纸币导致通货膨胀、为了治理泛滥的黄河又加重徭役，最后导致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红巾军起事。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徐达北伐攻陷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结束。元廷退居漠北，史称北元。北元后主天元十年（1388年）去大元国号（一说1402年元臣鬼力赤篡位建鞑靼而去号，这些明代蒙古残余势力被明朝称为“北虏”），北元亡。
元朝建立后，承袭了蒙古帝国在中国北方、蒙古高原以及西伯利亚部分地区的领土，但蒙古帝国西征而来的土地大多不在元朝实际控制的统治范围之内，而是由其家族各自组建的四大汗国独立掌握。元朝领土经过多次扩展后，于至大二年（1309年）元武宗时期达到全盛，西到吐鲁番，西南包括西藏、云南及缅甸北部，东到日本海，北至都播南部与北海、鄂毕河东部，被誉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其藩属国涵盖高丽与东南亚各国。另外在元朝至元成宗时，经过一系列战争和协商，获得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与伊儿汗国等四大汗国承认为宗主国，并认同元朝皇帝为名义上的“蒙古大汗”的继任者。
元朝在经济方面仍以农业为主，整体生产力向前发展，尤其是边陲地区的经济发展最为显著，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仍然取得一定进步。过往蒙古人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攻灭金朝后，在耶律楚材劝谏下，窝阔台汗同意复苏农业，鼓励汉人垦殖以期长治久安。元世祖即位之后，实行了鼓励生产、安抚流民的措施。到元朝时，由于经济作物棉花不断推广种植，与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都比较兴盛。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限制。
元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其他征服王朝为了提升本身文化而积极吸收中华文化，元朝皇室对于宗教兴趣浓厚，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并支持伊斯兰教和景教的传播，对中华文化则采取与中亚和西亚文化并重的模式进行发展。在政治上，政府大量使用色目人。虽然元朝前期没有系统性举办科举，但对儒家文化有着应有的尊重，并且将儒家推广至边远地区，元朝创建了24,400所各级官学，使全国平均每2,600人即拥有一所学校的政绩，创造了“书院之设，莫盛于元”的历史记录。由于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显贵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底下，属于中下层的庶民文化反而有机会迅速的抬头并普及。这个现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艺术与文学方面则是发展以庶民为对象的戏剧与艺能，其中以元曲最为兴盛。

国号
元朝的汉文国号“大元”出自《易经·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意为“蓬勃盛大的乾元之气，是万物所赖以创始化生的动力资源，统贯于天道运行之中”。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汗公布《建国号诏》，宣布国号为大元。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大”字加于正式国号之中的统一王朝，此前除了仅统治了华北地区的辽朝、金朝外，之前各朝的“大”字均为尊称。
关于元朝的蒙古文国号，考古并未发现有完全统一的用法，而是有多种称呼：

大元国，蒙古语写作“ᠳᠠᠢ ᠦᠨ ᠤᠯᠤᠰ”（八思巴文：ꡊꡝꡞ ꡝꡡꡋ ꡖꡟ ꡙꡟꡛ，鲍培转写：Dai Ön Ulus，西里尔：Дай Өнь Улс）或者“ᠶᠡᠬᠡ ᠦᠨ ᠤᠯᠤᠰ”（鲍培转写：Yeqe Ön Ulus，西里尔：Их Өнь Улс）。其中“Dai Ön”是汉语“大元”一词的在当时蒙古语中的音译。但现今中、蒙两国学者多使用与现代汉语“元”字发音更相近的“ᠶᠤᠸᠠᠨ”（Юань）一词来替换原有的“ᠦᠨ”（Өнь），将元朝称为“ᠶᠤᠸᠠᠨ ᠤᠯᠤᠰ”（Юань улс），或者“ᠶᠡᠬᠡ ᠶᠤᠸᠠᠨ ᠤᠯᠤᠰ”（Их Юань улс）。
大元大蒙古国，蒙古语写作“ᠳᠠᠢ ᠦᠨ ᠶᠡᠬᠡ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鲍培转写：Dai Ön Yeqe Mongɣul Ulus，西里尔：Дай Өнь Их Монгол Улс），此名称见于1362年的《追封西宁王忻都碑》。其中“Dai Ön”是汉语“大元”的蒙古语音译，“Yeqe”是蒙古语“大”的意思，“Mongɣul”是“蒙古”的意思，“Ulus”是“国家”的意思。
被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蒙古语写作“ᠳᠠᠢ ᠦᠨ ᠺᠡᠮᠡᠺᠦ ᠶᠡᠬᠡ ᠮᠣᠩᠭᠣᠯ ᠤᠯᠤᠰ”（鲍培转写：Dai Ön qemeqü Yeqe Mongɣol Ulus，西里尔：Дай Өнь хэмэх Их Монгол Улс），其中“qemeqü”是一个书面语联动词，是“说”、“据说”的意思。此名称见于1338年的《达鲁花赤竹温台碑》。有时亦会直接称为大蒙古国，如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时期在漠北哈拉和林重建兴元阁时所立的《兴元阁碑》就出现此称呼。

历史
对中国人来说，蒙古民族与蒙古草原的历史，既有构成中国历史不可分割的那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属于世界史范围。所以它包含着既互相交织、又在性质上互有区别的两个组成部分。根据这样的“两分法”，蒙古帝国（1206—1259）的历史，应该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蒙古帝国曾经统治过华北、西北、西藏与云南的事实，只能意味着当代中国的相当部分疆域在历史上曾有过一个被蒙古帝国占领的时期。处于蒙古帝国占领时期的这部分国土的历史，无疑仍然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但我们不可以因此便把蒙古帝国的历史径直视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而自忽必烈按照汉制称帝，元朝（1260—1368）作为从蒙古帝国的分裂中产生的一系列继承国家之一，它的历史，自然就不能当作中国被一个外在于中国的政权所统治的一段殖民史来看待。
元朝历史通常可以分为两个到三个阶段：

1206年元太祖铁木真统一蒙古，立国位于漠北的蒙古草原，定国号为“大蒙古国”，到1260年蒙古帝国分裂，称为蒙古帝国前四汗时期。特别是1260年忽必烈即位到1271年将国号改为大元，共十二年；
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元大都，1271年将国号改为大元后，直到1368年元顺帝出亡为止，共九十七年，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元朝历史；
元顺帝出亡后依旧以大元为国号，至1388年天元帝脱古思帖木儿被也速迭尔杀害后去国号为止（一说1402年鬼力赤杀坤帖木儿去国号），称为北元时期。
去国号后称蒙古，明廷称鞑靼。广义上的元朝也可指从1260年忽必烈登基采用汉制到1388年北元灭亡的时期。

蒙古崛起
辽朝时期，蒙古草原上的诸部归于辽朝统辖。金灭辽后，草原各部归属不一，汪古部等成为金朝的臣属，而乞颜部的合不勒汗乘金军大举南下而无暇北顾之机，建立了早期的蒙古国家，即蒙兀国，此后一直侵袭金朝的边境。合不勒汗死后，俺巴孩汗成为新的可汗。由于塔塔儿人的出卖，俺巴孩汗被金朝皇帝金熙宗钉在木驴上致死，此事件埋下了蒙古对金朝复仇的种子。
金章宗死后，蒙古逐渐兴盛。13世纪初，金朝在卫绍王完颜永济的统治下走向衰落，乞颜部在首领铁木真率领下开始了统一蒙古草原的征程。先后在克烈部首领王罕以及他的安达扎答兰部首领札木合的军事援助下，打败了蔑儿乞人，夺回了被蔑儿乞人夺取的众多部众（以及其妻孛儿帖），力量逐渐壮大。
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在经过激烈的争夺之后，铁木真被乞颜贵族推举为部落的可汗。然而，铁木真部族的逐渐强大，危及了援助他的札木合在蒙古草原上的地位，于是札木合联合泰赤乌等部，合兵三万余人，向铁木真发起进攻。面对来势汹汹的札木合，铁木真将自己的部众3万人组成十三翼。在战斗中铁木真暂时战败，为保存实力退至斡难河上游的哲列捏山峡，扼险而守。史称“十三翼之战”。札木合虽然取得战役的胜利，但札木合的暴虐受到了其所属部落首领的不满，而铁木真对部众进行笼络，故部众归心于铁木真。于是畏答儿、赤老温、术赤台、晃豁坛等族人纷纷来附。此后，铁木真力量进一步壮大。
金明昌七年（1196年），从属于金朝的蒙古部族塔塔儿部叛金，完颜永济派丞相完颜襄率军征讨。铁木真联合克烈部，以“为父亲报仇”的名义，在斡里匝河击溃了塔塔儿部，使塔塔儿一蹶不振。战后，金朝授铁木真𫄙军统领之职，使他可以用金朝属官名义号令蒙古部众。金承安五年（1200年），铁木真与王汗会于萨里川（今蒙古国克鲁伦、土拉两河上游之间，克鲁伦县西南），大败泰赤乌与蔑儿乞的联军，首领塔里忽台等被杀。
金承安六年（1201年），铁木真又在呼伦贝尔的海剌尔河支流帖尼河之野，击败以札木合为首的塔塔儿、弘吉剌、合答斤等十一部联军，史称“帖尼河之战”。金承安七年（1202年），铁木真与王汗联军又在阔亦田击败了札木合同乃蛮、泰赤乌、塔塔儿、蔑儿乞等联军，取得了阔亦田之战的胜利。接着招降了呼伦贝尔一带的弘吉剌惕等部。至此，蒙古高原都被铁木真控制了。最后平定蒙古高原，统一蒙古各部，1206年（丙寅虎年，金泰和六年/元太祖元年）春，蒙古贵族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库里尔台大会，蒙古部铁木真得到成吉思汗称号，大蒙古国建立，即“蒙古帝国”，后成吉思汗被元朝尊为“元太祖”。

伐金与扩张
金朝与蒙古为世仇，成吉思汗有意伐金复仇，然而西南的西夏与金朝联盟，为了避免被西夏牵制，先后三次率军（1205年、1207年与1209年—1210年）进攻之，迫使西夏夏襄宗称臣。元太祖五年（1210年），成吉思汗与金断交，隔年发动蒙金战争，于野狐岭战役大破四十万金军，随后攻入华北地区并四处屠杀。
元太祖九年（1214年）蒙军包围金朝首都中都（今北京市），金宣宗被迫求和称臣，并在蒙古退兵后迁都北宋故都汴京。隔年5月31日蒙军南下攻占金中都，并且获得名相耶律楚材，这对于巩固华北地区有很大的帮助。
太祖十二年（1217年），成吉思汗为了西征花剌子模，命木华黎统领汉地，封为“太师国王”，命他持续进攻金朝。木华黎为了巩度汉地，收降地方自卫势力如真定史天泽、满城张柔、东平严实与济南张宏，史称汉族四大世侯，后来他们也扶佐忽必烈建立元朝。木华黎除了对金朝的战争让金朝疆域萎缩剩河南与关中地区之外，并于元太宗三年（1231年）派兵进攻高丽，使高丽退到江华岛以南（即今日南韩）。
西域方面，为了建立通往西方的道路，早在1209年—1210年就让新疆东部的畏兀儿与伊犁河谷的哈剌鲁先后归顺。当金朝迁都并将要灭亡之际，中亚新兴大国花剌子模在沙阿摩诃末时期崛起，该国讹答剌地方大臣海儿汗亦纳勒术前后两次屠杀蒙古商队并侮辱蒙古使臣，成吉思汗遂决心发动第一次西征。
元太祖十三年（1218年），蒙将哲别杀死占领西辽并称辽帝的屈出律，攻占塔里木地区，史称蒙古攻西辽之战。隔年六月，成吉思汗亲率蒙古主力军十万西征花剌子模。由于沙阿摩诃末抵挡不了蒙军攻势，畏惧而逃，在屠杀掉花剌子模的40个城镇之后，花剌子模也于太祖十六年（1221年）亡国。成吉思汗命速不台和哲别追杀摩诃末，摩诃末最后死于里海。其子札兰丁于八鲁湾之战英勇抗敌，最后南逃印度，并于元太祖十九年（1224年）复国于大不里士（今伊朗西北部）。
元太宗元年（1230年），札兰丁被蒙古将军绰儿马罕攻灭。速不台和哲别最后于元太祖十七年（1222年）从撒马尔罕出发经过今伊朗高原北部，进攻杀掠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王国、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之后，并越太和岭（今高加索山脉），抵达钦察（位于俄南），期间攻占不少国家。于元太祖十八年（1223年）的迦勒迦河之战（今乌克兰日丹诺夫市北）更是击溃基辅罗斯诸国与钦察忽炭汗的联军，并向西进军到今乌克兰西部的德涅斯特河，折转围攻基辅后东返，并于1223年9月攻击伏尔加河中上游的河谷伏尔加保加利亚，最后渡过伏尔加河东返中亚。成吉思汗将新拓展的疆土分封给长子术赤、次子察合台和三子窝阔台，四子拖雷领有蒙古本土，三子窝阔台成为大汗继承人。元太祖二十年（1225年），蒙古回师后，因西夏不配合西征，成吉思汗又率归师灭西夏。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由幼子拖雷监国，后尊称元睿宗。

汗系转移
拖雷监国两年后于1229年举办库里尔台大会，窝阔台被推举为蒙古大汗，后尊称元太宗。1231年窝阔台汗率军南征金朝，并命四弟拖雷自汉中借宋道沿汉水攻打汴京，隔年拖雷在河南三峰山之战击溃金军。1234年蒙宋联军联合攻破蔡州，金哀宗自杀，金朝亡。南宋虽然发起端平入洛以收复河南地，但是华北地区最后全由蒙古占领。
1235年，窝阔台汗定都哈拉和林（今乌兰巴托西南）后，借此率军南征南宋以报复之，掠夺两淮地区后北返。蒙古为了防止华北的汉人世侯叛变，派探马赤军（振戍军）进驻汉地；进行两次人口调查，将半数汉人分封给蒙古功臣。由于需要人才治理国家，窝阔台汗接受耶律楚材的建议，于1238年命术忽德和刘中举办科举，史称戊戌选试。这次考试录取东平杨奂等名士，为统治华北带来不少人才，但后来以“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西线方面，1235年窝阔台汗命术赤次子拔都、贵由与蒙哥、速不台等第二代蒙古王子发起蒙古第二次西征，史称拔都西征，总指挥为拔都与速不台。1236年至1242年间攻占钦察草原、基辅罗斯等各公国并进犯匈牙利、摩尔达维亚、波兰、立陶宛大公国、摩拉维亚原南斯拉夫地区、保加利亚第二帝国、拉什卡等中东欧各国。1241年11月窝阔台汗去世，由皇后乃马真脱列哥那监国，1246年3月的库里尔台大会由其子贵由即位，后追尊称元定宗。1247年吐蕃诸部归附大蒙古，史称凉州会盟。1248年8月贵由汗在远征拔都的途中去世，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立孙子失烈门并监国。然而在1251年7月的大会，因为拔都与兀良哈台大力支持拖雷系的蒙哥，使得窝阔台系的失烈失去汗位。蒙哥继承汗位，后尊称元宪宗。
1252年蒙哥即位后，推行中央集权化，在汉地、中亚与伊朗等直辖地设置行尚书省，分遣拖雷系诸王分守各地，以其弟忽必烈为总领燕京等处行尚书省的“漠南汉地大总督”。忽必烈统治汉地期间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巩固了华北地区，并且与兀良合台迂回南灭大理，扩大南宋防线缺口。1258年高丽崔氏政权跨台，高丽成为藩属国。同年蒙哥汗宣布兵分三路南征南宋，蒙哥汗率军攻打四川合州（今重庆）、忽必烈攻打湖北鄂州（今武昌）、兀良合台由云南晏当（今云南丽江北部）直攻经过安南，进攻宋广南西路而直攻荆湖南路，并兵临潭州（今长沙），三军意图在华中会合，再大举下长江围攻临安。隔年蒙哥汗在合州的钓鱼城之战战死，忽必烈等人停止南征，北返夺位。西线方面，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西征西亚，史称蒙古第三次西征，1256年旭烈兀攻灭伊斯兰教的暗杀组织木剌夷。1258年西征军攻占阿拔斯王朝最后领地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格达。1260年占领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然而当旭烈兀得知蒙哥于南征南宋时去世的消息后，立即率大军回师争位。留下的蒙军也在今以色列加利利的阿音札鲁特战役败于埃及马木留克王朝，第三次西征结束。

大哉乾元
蒙哥汗去世后，身在战事的忽必烈立即与南宋和谈，返回华北与留守蒙古本土的七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1260年5月5日忽必烈在部分宗王和蒙汉大臣的拥立下于开平（即上都，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北）自立为皇帝，年号中统。几乎同时（《元史》称忽必烈称帝在先，而《史集》则称阿里不哥率先称汗），阿里不哥在蒙古帝国首都哈拉和林召开库里尔台大会，被阿速台等宗王和大臣选立蒙古大汗，并获得钦察、察合台与窝阔台汗国的支持。争夺汗位战争最后于1264年8月21日由阿里不哥兵败投降，忽必烈稳固其位。
忽必烈汗为了成为中国皇帝而推行汉法，主要内容有改元建号，1267年忽必烈汗迁都中都（今北京市），并命刘秉忠兴建中都城。1272年改中都为大都（又称汗八里），将上都作为陪都。1271年12月18日，忽必烈汗公布《建国号诏》，采纳汉人儒士刘秉忠的建议，取《易经》中“乾元”之意，宣布新王朝为继承历代中原王朝的中华正统王朝，将国号由大蒙古国改为大元，建立元朝，即元世祖；1260年设立中书省，1263年设立枢密院，1268年设立御史台等等国家机构；设置大司农司并且提倡农业；尊孔崇儒并大力发展儒学等推行汉法的政策。然而为了保留原蒙古制度，最后形成蒙汉两元政治。元世祖虽然于争夺汗位战争获得蒙古大汗的汗位，并且最后成为中国皇帝，但由于汗位取得不合法与崇尚汉法，使得蒙古宗室不承认忽必烈的汗位，四大汗国有三国不奉忽必烈的命令，使蒙古帝国呈现解体。最后引发窝阔台系的海都出兵争夺汗位，造成漠北地区动荡不安，史称海都之乱。
早在元世祖在与阿里不哥作战与整顿国内之际，因为无暇对付南宋，于是派郝经对南宋提出议和。当时南宋大权由谎称击退蒙古军的贾似道掌握，然而贾似道由于畏惧谎言被击破幽禁郝经。南宋并于1262年拉拢山东汉人世侯李璮，发起李璮叛乱。元军平定叛乱后，元世祖断然废止汉人世侯，以蒙古人直接管理地方事务，并且准备南征南宋。1268年元世祖发起宋元战争，首先派刘整与阿术率军攻打襄阳府，史称襄樊之战。1274年元军攻下襄阳，宋将吕文焕投降，随后中书丞相史天泽和枢密院枢密使伯颜率军顺汉水南下长江，目标建康。1275年降将吕文焕率元水陆联军于芜湖击溃贾似道的南宋水军，史称丁家洲之战。隔年元军攻陷临安（今浙江杭州），谢太后与宋恭帝投降元军。然而陆秀夫等人拥立7岁的宋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张世杰与陈宜中等大臣持续在江西、福建与广东等地抗元。元军陆续攻下华南各地，1278年南宋朝廷退至广东崖山。隔年3月，张弘范在崖门海战攻灭南宋海军，陆秀夫带着8岁的小皇帝赵昺投海而死，南宋灭亡。元朝统一中国地区，结束自唐朝安史之乱以来520多年的分裂局面。
在此前后，元朝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臣服，加入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到拒绝，元世祖于是出兵攻打这些国家，其中以入侵日本的元日战争最为著名，因为范文虎指挥不当与台风来袭而失败。由于元朝廷需要赏赐大量财宝予宗室贵族，加上开支繁重，财政日渐紧张，朝臣为了财政问题发生争执，分裂成以许衡等汉人与汉化蒙古人为首的儒臣派与以阿合马、卢世荣与桑哥等色目人与汉人为首的理财派。儒臣派认为元廷应该节省经费、减免税收。理财派认为南人藏有大量财物，应没收以解决朝廷的财政问题。由于元世祖信任阿合马，设立尚书省解决财政问题。而儒臣则以受汉化更深的太子真金为核心与阿合马抗衡。最后阿合马被刺杀，太子真金也因为得病而死。然而元世祖不信任儒臣派，依旧任用理财派官员来解决财政问题，导致财政恶化。

平定西北
1294年元世祖驾崩后，虽然太子真金早死，但是元世祖曾赐真金的三子铁穆尔“皇太子宝”并且让他镇守和林。随后，铁穆尔在库里尔台大会中获得重臣伯颜与玉昔帖木儿等人支持，其声望胜于真金的长子甘麻剌及1292年已故次子答剌麻八剌遗下的后裔等人而继位，即元成宗。元成宗主要恪守元世祖时期的成宪，任用其侄海山（答剌麻八剌之子）镇守和林以平定西北海都之乱，奠定其后取得四大汗国认同的基础，并且下令停止征讨日本与安南。在内政方面专力整顿国内政治，减免江南部分赋税。然而，由于元成宗过度赏赐，入不敷出，使国库资财匮乏。1307年正月，元成宗驾崩，由于太子德寿早逝，左丞相阿忽台拥护皇后卜鲁罕与信奉伊斯兰教的安西王阿难答监国，并有意让阿难答称帝。海山之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右丞相哈剌哈孙发动大都政变。他们斩杀阿忽台，控制大都局势，拥护率军南下的海山称帝，即元武宗。皇后与阿难答被元武宗斩杀，其回回部下退入西域吐鲁番地区。
元武宗因爱育黎拔力八达有功，册封他为皇太弟（即未来的元仁宗），相约武宗系与仁宗系交替称帝，即武仁之约。元武宗时期，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给予孔子的家族与弟子一些称号。为了解决元成宗时期的财政危机，元武宗设置常平仓以平抑物价，下令印制至大银钞，然而反而使银钞严重贬值。此外他将中书省宣敕与用人权划归给尚书省。1311年元武宗因沉耽淫乐、酗酒过度而逝，由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继位，是为元仁宗，这次是元朝首次和平继承帝位。
西北地区方面，早在元世祖时期，由于他的大汗之位不受四大汗国的承认，使得当时窝阔台汗海都有意夺回蒙古汗位。海都统辖叶密立（今新疆额敏东南）一带且与钦察汗国友好。元世祖为了避免在南征南宋时被海都背刺，遂扶持八剌获得察合台汗位以牵制海都。然而在1268年，海都、八剌和钦察汗忙哥帖木儿以元世祖过度汉化、违背祖宗成法为由，在塔拉斯河招开库里尔台大会结盟反元。他们以海都为盟主，共同瓜分中亚行省，联合对抗元朝与伊儿汗国，史称海都之乱。元世祖派伯颜北上平乱，海都与新任察合台汗笃哇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回避决战。1287年海都联军伙同镇守辽东的东道诸王乃颜与哈丹袭击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元世祖亲率大军击败之，派伯颜、玉昔帖木儿与李庭平定东北乃颜，主持西北军事。1289年海都再犯和林，最后其势力被驱出阿尔泰山以西。而哈丹于辽东高丽一带游击，至1292年败亡。
元成宗即位后，任命其侄海山（后继位为元武宗）总领漠北诸军。1301年海都和笃哇联军被海山和晋王甘麻剌击溃，史称铁坚古山之役。海都于战后去世，窝阔台汗由其子察八儿继位，但被察合台汗笃哇掌控。1303年由于笃哇被与元朝结盟的钦察汗脱脱汗击溃，便与察八儿共同派使者向元廷请和，而脱脱汗亦向元廷请和，加上伊儿汗从一开始就支持元廷，至此四大汗国皆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双方广设驿路，解除封禁。不久之后，窝阔台汗国于1309年被察合台汗笃哇和元武宗先后攻灭而亡，察八儿投降元朝。

汉化与政变
元仁宗力图改变元武宗时造成的财政枯竭、政制混乱的局面，他推行“以儒治国”政策，并且减裁冗员、加强中央集权以整顿朝政。他曾令王约将《大学衍义》译为蒙文，赐臣下说“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并将《贞观政要》和《资治通鉴》等书摘译为蒙文，令蒙古人与色目人诵习。1312年元仁宗将其儒师王约特拜集贤大学士并将王约“兴科举”的建议“著为令甲”，至此恢复科举制度。本次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的内容，史称延祐复科，最后录取护都答儿、张起岩等56人为进士。他还倚重汉人文臣，处死蒙丞相脱虎脱等，排除朝中异己。财政方面，仁宗取消武宗的经济措施，并且于1314年在江浙、江西、河南等地查清地方田产，史称延祐经理。任用床兀儿统军，击败察合台汗王也先不花以平定西北地区。然而元仁宗未能制止太后答己干预朝政，也无力制裁备受太后重用的重臣铁木迭儿贪赃枉法。在继承问题方面，元仁宗以王约辅助皇太子硕德八剌，并且听从铁木迭儿的建议，废除武仁之约。他将元武宗长子周王和世琜外放镇守云南、次子图帖睦尔放逐海南岛。同年冬天，元武宗旧臣皆感愤怒而拥护和世琜叛变，最后败走漠北，依附察合台汗国。1320年元仁宗驾崩后，皇太子硕德八剌即位为元英宗。
元英宗继续实行元仁宗的以儒治国、加强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的政策，并于1323年下令编成并颁布元朝正式法典——《大元通制》，共2539条，他还下令拔除权臣铁木迭儿在朝廷的势力。然而支持铁木迭儿的蒙古与色目保守派厌恶英宗的新政，有意发动政变。1323年铁木迭儿的义子铁失趁英宗去上都避暑之际，在上都以南15公里的南坡地刺杀英宗及宰相拜住等人，史称南坡之变，仁宗系自此未能再夺得皇位。晋王甘麻剌的长子，镇守和林的也孙铁木儿率兵南下，杀掉行刺元英宗的叛臣并称帝，即泰定帝。
泰定帝召回被放逐到海南岛的元武宗系图帖睦尔为怀王。泰定帝于1328年七月崩于上都，丞相倒剌沙拥立七岁的皇太子阿剌吉八为帝，是为元天顺帝。而镇守大都的燕帖木儿与伯颜拥立周王和世琜于漠北、怀王图帖睦尔于江陵，同年图帖睦尔先至大都继位，是为元文宗。燕帖木儿率军攻入上都，天顺帝不知所终。隔年和世琜于漠北和林称帝，即元明宗。元文宗放弃帝位，派燕帖木儿迎元明宗继位，并且被立为皇太子。然而燕帖木儿毒死元明宗，元文宗复位，改元天历，史称天历之变。
元文宗时期大兴文治，1329年设立了奎章阁学士院，掌进讲经史之书，考察历代治乱。又令所有勋贵大臣的子孙都要到奎章阁学习。于奎章阁下设艺文监，专门负责将儒家典籍译成蒙古文字，以及校勘。同年下令编纂《元经世大典》，两年后修成，为元朝一部重要的记述典章制度的巨著。然而丞相燕帖木儿自恃有功，玩弄朝廷，导致朝政更加腐败。1333年元文宗去世后，为洗刷毒死元明宗的罪行，遗诏立年仅七岁的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元宁宗。但元宁宗仅在位不到两个月即去世，不久后燕帖木儿也去世。元明宗的长子妥懽贴睦尔被文宗皇后卜答失里从静江（广西桂林）召回并立为帝，是为元顺帝，又称元惠宗。元朝在二十六年内，换了八个皇帝。

顺帝失国
元顺帝（元惠宗）在位之初，1335年燕帖木儿的儿子唐其势阴谋推翻，另立元文宗义子答剌海。幸右丞相伯颜粉碎叛乱，但属于保守派的他掌握朝政，权力盛大。他禁止汉人参政并取消科举，这些都与元顺帝发生冲突。1340年元顺帝在伯颜之侄脱脱的帮助下，终于废黜伯颜。脱脱为相与元顺帝亲政前期时，元廷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如颁行《至正条格》法规，使得革新政治，社会矛盾缓和，史称至正新政。1343年元顺帝下令修撰《辽史》、《金史》、《宋史》三史，由右丞相脱脱（后改由阿鲁图）主持，两年后修成。然而元顺帝后期怠于政事，以至于在1350年发生天灾人祸后引来民变。
元朝后期，特别是1340年代中后期至1350年代期间，干旱、瘟疫（黑死病传至中国）与水灾时常发生，且自北宋末年杜充挖开黄河大堤以致夺淮入海后，黄河地区水患尤其严重。与此同时，元廷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严重，不断收取各种赋税，使百姓的生活更加艰苦，使得白莲教逐渐流行，并成为对抗元廷的势力。早在1325年就发生过河南赵丑厮、郭菩萨领导的武装起事。1338年江西袁州（今江西宜春）彭和尚、周子旺等白莲教徒起事失败，彭和尚逃至淮西。1350年元廷下令变更钞法，铸造“至正通宝”钱，并大量发行新“中统元宝交钞”，导致物价迅速上涨。隔年元顺帝派贾鲁治黄河，欲归故道，动用民伕十五万，士兵二万。而官吏乘机敲诈勒索，造成不满。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等人决定在5月率教众起事，但事泄，韩山童被捕杀。刘福通再立韩山童之子韩林儿杀出重围，指韩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打出“复宋”旗号，以红巾为标志。其后郭子兴于安徽濠州起事，芝麻李等人占领徐州，此为东系红巾军。西系红巾军方面，彭莹玉、邹普胜与徐寿辉在湖北蕲州起事，国号天完。红巾军势力遍布河南江北、江南、两湖与四川等地，还有非红巾军的张士诚等部的起事，民变揭开元朝灭亡的序幕。于元末民变期间，士人多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
元廷派兵镇压各地红巾军，丞相脱脱亲自率军南下攻陷徐州芝麻李军，一度压制民变军。然而脱脱在1354年南攻高邮张士诚军之际，被元廷大臣弹劾而功亏一篑。徐寿辉部最后分裂成两湖的陈友谅与四川的明玉珍。两淮郭子兴的部下朱元璋于1356年以南京为根据地开始扩充地盘；1363年与据有两湖的陈友谅作战，最后于鄱阳湖之战获得胜利；1365年占领两湖后于同年冬东进攻打据有江苏沿海的张士诚；1367年平定张士诚后，继续南下压制浙江的方国珍，至此江南无一人反抗朱元璋。另外，福建于1357年至1366年间发生亦思巴奚兵乱。福建地方为抵御反元势力筹建民团自守，但色目商人雇用的亦思巴奚军割据泉州并向福建各地扩大势力，最后被元将陈友定平定。与此同时，元朝在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等率领元军反击北方红巾军，1363年北方红巾军最后在安丰之役中败给降元后的张士诚，刘福通战死，韩林儿南下投奔朱元璋，随后被杀。朱元璋统一江南后于1367年下令北伐，他派徐达、常遇春率明军分别攻打山东与河南，并且封锁潼关以防止关中元军进援中原。明军于1368年八月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史书称此为元朝结束之年。然而元廷仍在上都，往后史书称之为北元。而明廷认为他顺天明命，谥号为元顺帝。
元明之际有士人奉元朝为正朔，对元朝皆有故国之情，对于张士诚则有深厚的同情，而对于平民朱元璋则多表厌恶，当时江南士人，不论是否参加张吴政权，或参加朱明政权，乃至独立人士，都相当怀念元朝。元明之际，由于元代的汉化色彩，汉人文士的华夷之辨观念极为淡薄，而他们又不满朱明所为，因而呈现强烈的遗民情结。朱明统治者凭借红巾武装取得政权，在当时正统士大夫看来是“取天下非其道”，难逃僭伪之名，而且元末红巾运动还带有浓重迷信色彩，正统士人不仅视其为“贼”、“寇”，而且视之为“妖”。正如红巾军于汝阳起事，时人郑元祐作诗称“近者汝阳妖贼起，挥刀杀人丹汝水”，1359年，朱元璋部攻杭州，时人陈基记称“妖寇犯杭”，洪武元年，明军克大都，戴良作诗感慨“王气幽州歇，妖氛国步屯”。
明初，不愿仕官和不愿效忠新朝廷的地主文人为了逃避征辟而采取自杀、自残、逃往漠北、 隐居深山等方法，誓不出仕（中国古代铨选，有“身言书判”四方面标准，身体有残疾者不能任官）。为应对元遗民对明政权的鄙夷与漠视，朱元璋设立深受后人诟病的新刑罚，宣告“士大夫不为君用”律，大规模征辟前朝遗老、搜罗岩穴隐士，并且杀害许多不愿效忠明朝以及为新朝当官的学者：“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导致“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
而居于中原的蒙古人则大量留于中原，在明代做官或参军，史称“达官”和“达军”。

北元时期
1368年元廷退回蒙古草原，元顺帝退至上都，隔年又至应昌。他继续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当时北方除了元顺帝据有漠南漠北，关中还有元将王保保驻守甘肃定西，此外元廷还领有东北地区与云南地区。明太祖为了占领北方，采取兵分二路，各个击破的方式，此即第一次北伐。元顺帝战败后于1370年在应昌去世，元昭宗即位后北逃至漠北和林。明将冯胜夺取了甘肃地区。然而元将王保保仍然在漠北多次与明将徐达等人作战。明太祖曾多次写信招降，但王保保从不理会，被朱元璋称为“当世奇男子”。1378年四月，元昭宗去世，继位的元天元帝继续和明朝对抗，屡次侵犯明境。
至于北元领有的东北地区与云南地区方面：1371年，元朝辽阳行省平章刘益降明，明朝占领辽宁南部。然而其余东北地区仍由元朝太尉纳哈出控制，纳哈出屯兵二十万于金山（今辽宁省昌图金山堡以北辽河南岸一带），自持畜牧丰盛，与明军对峙了十几年，多次拒绝明朝的招抚。1387年冯胜、傅友德、蓝玉等人发动第五次北伐，目标是攻占纳哈出的金山。经过多次战争，1387年10月，纳哈出投降蓝玉，明朝占领东北地区，最后还成立了兀良哈三卫。镇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在元廷退回草原后仍然继续忠效之。1371年明太祖派汤和等人领兵平定据有四川的明玉珍，并且劝降梁王未果。1381年12月，明军攻入云南，1382年梁王逃离昆明并自杀，随后明军攻克大理，明军平定云南地区。
明太祖为了彻底扫除北元势力，于1388年5月命蓝玉率领明军十五万发动第六次北伐。明军横跨戈壁至捕鱼儿海（今中蒙边境之贝尔湖）击溃元军，俘虏八万余人，元天元帝和他的长子天保奴逃走，但是幼子地保奴被明军擒住，至此北元国势大衰。1388年元天元帝被阿里不哥后裔也速迭尔杀害（此后废除大元旧制去年号，恢复蒙古传统，一说1402年鬼力赤杀坤帖木儿后去国号），明人称为鞑靼，北元亡。

疆域
元朝的前身为蒙古帝国，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成立时领有大漠南北与林木中地区（今贝加尔湖一带）。经由成吉思汗等蒙古诸汗的经营，以及三次西征之后，蒙古帝国东达日本海与高丽、北达贝加尔湖、南与南宋对峙、西达东欧、黑海与伊拉克地区。成吉思汗时期分疆裂土给东道诸王与西道诸王，东道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大多分封于塞北东部与东北地区，从属性很高。西道诸王是成吉思汗的儿子，独立性很好，其中分封长子术赤于咸海、里海以北的钦察草原，后由拔都成立钦察汗国；封次子察合台于锡尔河以北的西辽旧地，史称察合台汗国；三子窝阔台分封于乃蛮旧地，后由海都建立窝阔台汗国；蒙古本部由幼子拖雷获得，后由蒙古大汗直辖。至于又称汉地的华北地区、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中地区、伊朗地区与吐蕃由蒙古大汗直辖。1252年拖雷系的蒙哥即位后，命其弟旭烈兀西征西亚，最后建立伊儿汗国，与其他西道诸王合称四大汗国。命忽必烈经营汉地、最后南灭大理。然而蒙哥于攻宋之役去世，随后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引发争位使四大汗国纷纷不受蒙古大汗管制，蒙古帝国至此分裂。
元世祖忽必烈有鉴于其他三个汗国不服于他，于是将西亚地区大汗直辖地割让给旭烈兀使其建立伊儿汗国，河中地区大汗直辖地割让给察合台汗阿鲁忽，以换取他们的支持。1279年元世祖在建立元朝后南灭南宋，一统中国地区，当时的疆域是：北到西伯利亚南部，越过贝加尔湖，南到南海，西南包括今西藏、云南，西北至今新疆东部，东北至外兴安岭、鄂霍次克海、日本海，包括库页岛，总面积达1100万平方公里。自灭亡南宋后虽然多次对日本、缅甸与爪哇等国有所冲突，然而疆域大体趋于稳定。1309年元武宗时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先后攻灭窝阔台汗国，元朝取得窝阔台汗国北部和东部的部分领土，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公里（如果将各汗国一并列入则为2400万平方公里）。元朝的藩属国有高丽、缅甸、安南、占城、爪哇及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等国。北有漠北诸部、南有南洋诸国、西有四大汗国。其中有两个直属的藩属国，即高丽王朝与缅甸蒲甘王朝，分别建立征东行省与缅中行省。
西北方面的情势，1268年窝阔台汗国的海都意图夺回汗位而联合钦察汗国与察合台汗国反元，史称海都之乱。直到1304年元成宗时期，元廷与这三大汗国达成和议，使之与伊儿汗国一同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成为元朝的藩属国，而元朝设立的行政机构（如行中书省和宣政院）也未包括这些领土。而且元成宗并赐伊儿汗国君主刻有“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等汉文印玺，实质上也承认其独立性。到1309年元武宗时期，元朝和察合台汗国先后攻灭窝阔台汗国，于元文宗年间编纂《经世大典》时，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与伊儿汗国作为元朝的藩属国。

行政区划
元朝行政区划大致上承袭金朝与宋朝制度，然而有两个不同之处：元朝时的路统辖的面积减少，一路仅辖二州；元廷在路上设有行省等中书省外派单位，最后行省取代路成为一级行政区，形成行省制，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正式在全国实行行省制度。元朝行政区划由高至低依序分为行省、路、府、州与县，另有等同行省的宣政院辖地、归中书省直辖的“腹里”以及等同州的土司。

腹里是由中书省直辖的路府，宣政院（初名总制院）辖地主管吐蕃地区。行政首长以蒙古人为主、汉人为副。每省设置丞相一员，其下有平章、左右丞相即参知政事官，名称大略与中书省相同。元代在行省以下各行政区均设置达鲁花赤作（断事官）为地方首长，并以汉人或当地土人为副，以利蒙古人控制地方区域。每路以达鲁花赤为主、总管为副各一员。而府州县均以达鲁花赤为主、尹为副。州、县均分上中下三等，中下州改州尹为知州。土司分有宣慰使、宣抚使与安抚使，于湖广行省境内设置十五个安抚司，又于湖广、四川行省分至四个军。边区的安抚司和军，约当内地的下州，也置达鲁花赤为主，其副为地方人士。县以下基层行政区划设有城关的坊里制与农村的村社制。坊里制于城内分若干片，名曰隅（如东西隅、西南隅之类）。隅下设坊，置坊官、坊司。坊下设里或社，置里正、社长；有的设巷而不设里，置巷长。村社制又称村疃制度，于县下设乡，置乡长，有的改设里正。乡之下设都，置主首。都之下设村社，社设社长。
行中书省全称为“某某等处行中书省”，简称“某某行中书省”或“某某行省”，源自金朝的行尚书省。这是基于新征服之地的文化差异太大，所以中央政府就专门设置外派单位来管辖之。由于战争等需求，行省除了负责行政之外也负责军事，最后逐渐形成一级行政区。早在蒙古时期就设有燕京（华北汉地）、别失八里（西辽等今新疆地区）、阿母河（中亚河中地区）等三断事官或行尚书省。元朝初年的行省管辖范围很大，改变也比较频繁，主要由中书省宰执带相衔临时到某一地区负责行政或征伐事务。1260年，元世祖于国内设置十路宣抚司，次年罢之。隔年改设十路宣慰司，渐成定制，并且设置陕西四川行省。往后直到灭宋为止，大多采行宣慰司与行省并行的制度。行省大多依据西夏、大理疆域与南宋新失之地设置，称为“中书省臣出行省事”，灭南宋将全国分为中书省直辖的腹里、宣政院辖地与十多个行中书省，并设置专司征讨外国的行省。1321年元英宗时期共设置十一个行省（包含在藩属国高丽设置的征东行省）。至元朝末年，行省增至十五个。

一级行政区分布：
腹里：由中书省直辖首都大都附近的中心之地，约今河北、山东、山西及内蒙古部分地区。
宣政院辖地：宣政院除了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外，尚管辖吐蕃地区军政事务，约今青海、西藏。
行中书省：元世祖至元成宗时期设有十个，陕西、辽阳、甘肃、河南江北、四川、云南、湖广、江浙、江西、岭北行中书省。
另外甘肃行省之西的哈密力（今哈密地区）、北庭都元帅府（别失八里）与火州之地不属任何行省管辖。
征讨行省分布：
征宋行省：如中统和至元前期的陕西四川行省、河东行省、北京行省、山东行省、西夏中兴行省、南京河南府等路行省、云南行省、平宋战争前后的荆湖行省、江淮行省等。灭宋后定型为一般的行中书省。
征外行省：于高丽设置征东行省（又称征日本行省）、于缅甸（蒲甘王朝）设置缅中行省（又称征缅行省）、于安南（陈朝）设置交趾行省（又称安南行省）、于占城设置占城行省（蒙越战争失败后撤销）。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建置，事毕即罢。只有征东行省，到元朝中期之后，稳定成高丽王的头衔。行省丞相分别由该国国王或远征军主将担任，自辟官属，且财赋不入都省，视作藩属国，故与其他行省性质不同。
平乱行省：元末民变时，元廷为便于镇压民变军，先后于腹里地区的济宁（今山东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阳）、冀宁（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书分省。又分别设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设于扬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设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宁和延平）、山东行省（至正十七年）、广西行省、胶东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
另外元末民变的群雄也设置行省以便于统治，如天完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韩宋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
元代行省之下的政区划分十分复杂且时常变化，简单时只存在行省、府州、县三级，复杂时则会出现行省、道（宣慰司）、路（总管府）、府州、县五级的情况。这跟元代“投下封邑”制度息息相关，具体政区分级可能有：

道（宣慰司）
元代的道的直接来源即宋金的道路制度。中统三年李璮之乱爆发后，元廷为监察境内汉族世侯，开始仿照宋制设立临时且辖区不定的宣慰司，此时宣慰司多数兼行省相副衔。随着中国的统一，过于庞大的行省已经无法有效处理省内事务，且也有外重内轻之嫌，故至元十五年以后，对宣慰司进行大量的改革，裁撤了宣慰使相副衔并改任行省下属，使之成为辖区固定的行省分支机构及分管区域，其辖区划分也大致与宋金的道路级政区重合。同时由于行省首府附近的地域不设宣慰司，因此产生了直属省部的路州以及分属诸道的路州，但性质上这些都属于“直隶路州”。

直隶路州与封邑型政区
元代直隶于省部或宣慰司道的路州中存在大量的投下封邑型政区，这也是造成元代行政区划层级严重混乱的主要原因。基本上，直隶省部或宣慰司道的路州政区除少数冲要繁盛之地外，都是分封予汉族世侯和蒙古宗室的投下封邑。根据其规模户口的大小，可以分为总管府路、府、州三类，其关系则可参考吴澄所云“皇元因前代郡县之制损益之。郡之大者曰路。其次曰府若州……府若州，如古次国、小国。路设总管府，如古大国之为连率”。

总管府路：总管府路的设置与宣慰司道相似，也是源于宋金的道路制度，但目的性质不尽相同。蒙古初入主中原，以四大世侯为首的汉族地方军阀向蒙廷效忠，蒙廷则依仿金代制度，授予“某路都元帅”“某路都总管”的头衔，确认其在地方的高度世袭自治权，从而建立在汉地的政权机构，是为总管府路之滥觞，此时诸路规模建制与金代诸路相仿，四大世侯为首的有力总管其辖区更大。李璮之乱爆发后，元世祖为削弱地方割据势力，不但开始设置流官监察的宣慰司道，同时也对这类具有封邑性质的总管府路进行拆分，使一路仅辖三至四府州，但并没有改变总管府路封邑的政区性质，而是把它们转封给蒙古宗室，转封过程遵从“画境之制”，尽量使一王之封自成一路。灭宋后，置路以封诸侯的制度也在旧宋属地推行，这次的划分则更加零散，甚至到了“一州自成一路”的状况。
直隶府：除了总管府路的属府属州，一些府因为地处冲要或者以一府为封邑（主要在北方）而直隶于省部或宣慰司。少数人口众多地域广大的直隶散府（如南阳府、汝宁府、归德府等）经过后世的属区调整后更辖属州。直隶府与总管府路相比数量非常稀少，并非投下封邑的主要形态。
直隶州：与直隶府相似，极少数一些地处冲要或以一州为封邑的州（主要在北方）也直隶于省部或宣慰司。比较特殊的状况是，假如一些宗王的封地只有一县（比如蒙古开国功臣畏答儿之孙忽都虎郡王的封邑阳山县）的话，该县一般会升格为直隶州（升为桂阳州）。直隶州的数目比直隶府稍多，但仍远不及总管府路。
封邑型政区与其他直隶路州的最大区别在于达鲁花赤的设置，封邑型政区的达鲁花赤最早不由中央简任，而是由封君选任，作为封君在其封邑的代理人，行使最高决策权，保证封君在封邑的利益，而为了强化中央集权，一般上实际负责路州行政的总管、知府等为朝廷选任。

统县型政区
统县型政区即直接统领县级政区的中层政区，同样分为路（实质上为总管府路之首府即总府，总府所辖县在史料中多记述为直辖于路）、府、州三类，这些政区或作为投下封邑的一部分隶属于总管府路或部分直隶府（称为属府、属州），或作为独立的封邑直隶于省部或宣慰司道。其中属府的数量非常少，主要的统县型政区依然是属州。

政治制度
元朝与蒙古帝国的皇位继承异于中国历代王朝，采取库力台大会推举的制度，由王室贵族公推大家的领袖。而元朝皇帝也是兼任蒙古帝国的可汗，由于元世祖的汗位没有经过库力台大会的认可，使得四大汗国纷纷不奉正朔，直到元成宗方恢复宗主关系。元世祖建立元朝后，有意立真金为太子，定传子之局，可惜真金早死而使继承问题又浮现。元朝而后常因皇太子早死或兄弟争位而动荡不安，中期又有武仁之约的协定，武宗系与仁宗系交替继承皇位，然而又因元仁宗废除协定而再度混乱。元朝的继承问题直到元顺帝方稳定，但也进入元朝末期。元朝政治制度与金朝一样承袭宋朝制度，采取文武分权的制度，以中书省总理政务，枢密院掌管兵权。然而元朝的中书省已成为中央最高行政机关，元朝不设置门下省，尚书省时设时不设，仅元世祖时期与元武宗时期有设置，所以门下省与尚书省的权力皆交给中书省。中书省统领六部，主持全国政务，形成明清内阁制的先驱。其组织架构继承南宋体制，宰相的称呼共有中书令、司统率百官与总理政务等，常以皇太子兼任。下分左右丞相，中书令缺则总领中书事务。平章政事又居次，凡军国重事，无不参决。副相方面有左右丞、参政等。六部共有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与工部，内有尚书、侍郎。尚书省主要负责财政事务，不过时置时废。枢密院执掌军事，御史台负责督察，与宋朝制度大致相同，然而在地方设有行中书省、行枢密院与行御史台。此外又有掌管学校的集贤院、掌管御膳的宣徽院、掌管驿传的通政院，其他还有太常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与将作院，略前代的九寺诸监。最后新成立的是宣政院（初名总制院），负责佛教及吐蕃（今西藏）地区军政事务，这是前代所没有的。
元朝在推行汉人的典章制度与维护蒙古旧法之间，时常发生冲突，并且分裂成守旧派与崇汉派。早在元太祖成吉思汗攻占汉地后，有赖耶律楚材与木华黎推行汉法以维护其典章制度。当时近臣别迭建议将汉人驱赶并把中原变成大牧场以收取财富，遭到耶律楚材的反对，他认为可用征税的方式获得财富，因此保留了汉地的典章制度。他积极改变蒙古军以往“凡攻城邑，敌以矢石相加者，即为拒命，既克，必杀之。”的作风，努力兴科祟儒、整顿吏治，实为汉法推行之祖。木华黎为了便于管理汉地，也于汉族四大世侯合作，逐渐巩固了对河北、山西等地的治理。

后来管理汉地的元世祖忽必烈也积极推动汉法，任用了大批汉族幕僚和儒士等创设典章制度，如刘秉忠、许衡和姚枢等，并提出了“行汉法”的主张。积极推动了学习汉文的热潮。如元世祖就非常熟悉汉文典籍、礼仪制度，并能用汉文创作诗歌，并且还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太子必须学习汉文。接受儒士元好问和张德辉提议的“儒教大宗师”称号。忽必烈最后在大都建元称帝，创建中国式的元朝，建立了一套以传统中国中央集权作蓝本的政治体制，例如设立了三省六部和司农司等一系列专司机构，使用中原的统治机构来统治人民，任刘秉忠等人的规划建立首都大都。然而，元世祖在李璮叛乱后，对汉人的信任下降。而四大汗国以及守旧派蒙古王室都不满元世祖行汉法的举动，或叛变或疏远之。元世祖晚年也渐与儒臣疏远，任用阿合马、卢世荣与桑哥等色目人与汉人为首的理财派，汉法最后未成为一套完整的体系。后来的元仁宗、元英宗、元文宗与元顺帝等人更是可以纯熟地运用汉文进行创作。一些入居中原的蒙古贵族，羡慕汉文化，还请了儒生当家庭教师教育子女。为了学习方便还翻译了许多汉文典籍，诸如《通鉴节要》、《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周礼》、《春秋》、《孝经》等。但崇汉派与守旧派时常发生冲突与政变，例如南坡之变等。
在人才选用方面，元朝虽然许多制度都沿袭了宋朝，但关于科举，元朝前期并没有常态化的定期举办科举，因此高级官僚的录用端看与元廷关系远近而决定，主要采取世袭、恩荫与推举制的方式。此外尚有循胥吏（小公务员）升进为官僚的方式，这与宋朝制度大异。宋朝官与吏的界限分明，胥吏大多以胥吏为终，然而元朝因为缺乏科举取才，就以推举或考试胥吏的方式晋升为官，这打破官吏屏障，使官吏成为上下的关系。科举选材方面，窝阔台汗听从耶律楚材建议，召集名儒讲经于东宫，率大臣子弟听讲。又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倡导学习汉族古代文化，又在1234年设“经书国子学”，以冯志常为总教习，命侍臣子弟 18人入学，学习汉文化。并且于1238年以术忽德和刘中举办戊戌选试，此次科举取士录取4030人，并且建立儒户以保护士大夫。但最后仍废除科举，改采推举制度，往后于1252年与1276年两次共入选3890儒户。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以河南许衡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亲择蒙古子弟使教之，遍学儒家经典文史，培养统治人才。1289年元世祖下诏登记江南人口户籍，次年正式施行推举制度，此次登记成为后来户计的依据。直到1313年，提倡汉化运动的元仁宗下诏恢复科举，元仁宗恢复科举，由程巨夫、李孟、许师敬拟定元朝科举制度。1314年八月在全国的17处考场，举行乡试，1315年二月和三月相继在大都举行会试和殿试（廷试），因为是在延祐年间举行的，史称“延祐复科”，本次科举以程朱理学为考试的内容。榜分左右两榜，官位相同，第一名从六品，第二名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进士三甲以下都能授正八品官员，如1238年戊戌选试的状元杨奂，1315年的乙卯科左榜状元张起岩。元朝前后共举行过16次，选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进士约1100余人。蒙古、色目人应举者远远少于汉人、南人。然而为了保障蒙古人与色目人的名额，实行难度不同的“分榜取士”，并且给蒙古人与色目人保留了超过其应举比例的名额，这也让蒙古与色目子弟失去了学习汉族文化的积极性和进取精神。《元统元年进士录》的记载称四等人名额相等，各25人，但读书人总数确实南人、汉人要远多于蒙古、色目，因此也有破例，如延佑首科的录取名额给左榜的要远多于右榜。虽然是聊胜于无的科举，但在形式上已经恢复，且持续坚持下去。原来放弃科举的士子重新获得了入仕机会，因此汉族士大夫莫不对元廷忠心耿耿。在元朝灭亡之际，舍身殉国的就有很多是科举出身者，可见科举复办对怀柔汉族士大夫有一定效果。
元朝行政特点是使用大量公式化的公文格式和断例，称条格。

外交
元朝时与各国外交往来频繁，各地派遣的使节、传教士、商旅等络绎不绝，其中威尼斯商人尼可罗兄弟及其子马可波罗成为得到元朝皇帝宠信，在元朝担任外交专使的外国人。元廷曾要求周边一些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安南、占城、缅甸、爪哇）臣服，接受与元朝的朝贡关系，但遭到拒绝，故派遣军队进攻攻打这些国家或地区，其中以元日战争最为著名，也最惨烈。

东北亚诸国
东北方面有高丽王朝与日本镰仓幕府。高丽王朝领有朝鲜半岛，之后被崔氏政权统治，高丽王变成傀儡。高丽先后臣服于辽朝与金朝，蒙古兴起后与高丽共同伐金，并约为兄弟之国。1225年蒙古要求高丽向其朝贡，蒙古使节抵达义州边境时，被高丽所害，当时蒙古忙于西征，无暇征讨。1231年窝阔台汗派撒礼塔率兵入侵高丽，崔氏政权领袖崔瑀抵御失败，高丽首都松都（今开城）被攻陷，史称高丽蒙古战争。蒙军设置多位达鲁花赤以监督高丽政事。隔年崔瑀杀死达鲁花赤，拥护高丽王高丽高宗从松都迁往江华岛，并且长期抗蒙，另外三别抄军抵抗蒙军至1273年。然而高丽朝廷分裂成反战的文派，与抗蒙的崔氏政权。贵由、蒙哥时又四次讨伐掠夺高丽地，1258年崔氏政权被颠覆后，高丽高宗遣子称臣，正式成为蒙古的藩属国。1283年元世祖为了讨伐日本，于高丽国设置征东行省，高丽王为行省的左丞相，内政受蒙古人控制。高丽君主从忠烈王开始娶蒙古公主为妻，高丽君主继承人按照约定，必须在元大都以蒙古人的方式长大成人后，方可回高丽。高丽成为元朝的藩属国后，元世祖六次遣使者要求日本朝贡，均告失败，于是发起元日战争。1274年元军发动第一次侵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为“文永之役”，元廷派三万二千余人东征日本，最后因为台风侵袭而伤亡惨重。1281年七月，忽必烈又发动第二次侵日战争，日本史书称为“弘安之役”，由范文虎、李庭率江南军十余万人，到达壹岐、志贺等岛，因日军积极抵抗，且元军又遇到台风，最后再度惨败。通常认为台风（日本人称之为“神风”）与元军不擅水战是造成失败的最大原因（另一方面，据称高丽和南宋工匠故意制作式样错误的战船）。而后元世祖又准备第三次东征，因大臣劝阻，再加上出兵安南的缘故而罢。而后元世祖多次遣使均遭日本拒绝，通使关系一直未能建立，但是元朝与日本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仍然十分繁盛，来元日本人以商人与禅僧最多。元廷令沿海官司通日本国人市舶，主要港口是庆元（今宁波）。

南洋诸国
南洋诸国有安南（陈朝）、占城与爪哇（满者伯夷）等国。安南国据有今越南北部，于五代北宋时期独立于中华。蒙古大汗蒙哥于1257年派兀良哈台南攻安南，蒙越战争爆发。越南陈太宗被蒙军击败，上表称臣，蒙哥封为安南国王，而越南陈圣宗继位后不愿向元朝称臣。当时在安南南方还有占城国，1282年占城国王因陀罗跋摩六世遣使朝贡，元世祖因此设置荆湖占城行中书省，以阿里海牙为该行省的平章政事。由于占城王扣留元使，元世祖借此发兵分水陆攻打占城与安南。他以唆都率水军由广州渡海攻打占城。隔年蒙古水军攻下占城国王据守的木城，占城国王因陀罗跋摩六世求和，但于蒙古退军后杀使者。1284年元世祖再派镇南王脱欢、阿里海牙与唆都率陆军借道安南南征占城，被时任太上皇的陈圣宗反抗而爆发战争。元军大举入侵，占领安南国都。但陈圣宗、陈兴道率领的陈军积极抵抗，并且瘟疫四窜。最后元军于1285年撤退，途中遭安南军袭击，损失过半。而后1288年又南征失败，随后安南请和。这场战争至元成宗才废止，安南与占城相继入贡元廷。当时南洋群岛诸国，也多贡于元朝。有名的有马兰丹（今马六甲）、苏木都拉（今苏门答腊）等。1292年元世祖命亦黑迷失、史弼与高兴率福建水军南征爪哇满者伯夷王国，并降其邻国葛郎（爪哇岛以东），但中计受突击，战败而还，以后爪哇仍然派使朝贡。另外自元世祖起亦曾派使者招降泉州和澎湖外海的瑠求，但探访未果，其在东南外海的统治所及仅至设立巡检司的澎湖。

西南地区
西南地区有大理国、吐蕃、缅甸（蒲甘王朝）、八百媳妇国（兰纳泰王国）与暹逻。大理源自唐朝的南诏，937年由段思平灭南诏建国，占有现今云南地区，后由高升泰等高氏政权掌控。1252年蒙哥汗命忽必烈与兀良合台自四川迂回南灭大理，原大理国王段氏被任为大理世袭总管。吐蕃自晚唐就走向分裂，但其境内藏传佛教（又被汉人贬称为喇嘛教）在经历过一次毁灭的打击之后复苏。1247年窝阔台汗次子阔端召请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来凉州，史称凉州会盟，此后萨迦派与蒙古大汗形成了布施关系（详见元朝治藏历史）。元世祖忽必烈封贡嘎坚赞的侄子八思巴为“帝师”，兼任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院使，取得了统治吐蕃地区的权力，再由萨迦法王往下分封土地。缅甸为唐朝的骠国，宋朝以后称缅，国内部落称甸，所以又称缅甸。元朝初期缅甸为蒲甘王朝，其王朝西并阿剌干（今孟加拉湾一带），南并勃固（今仰光以北），并进占暹罗。元世祖派使招降不从，缅甸反派军入侵云南，元缅战争爆发，而后元兵又多次进攻缅甸。1283年元世祖派军入侵缅甸，两年后缅甸王请和。1287年缅甸内乱，元军乘机进攻缅甸，蒲甘城破，缅甸成为元朝的藩属，缅甸王那罗梯诃波帝失去王位，元廷建缅中行省，而后以蒲甘国王任行省左丞相，成为元朝傀儡。1368年掸族于缅甸东部阿瓦建立阿瓦王国，首领为阿散哥。孟族建都于马达班，1369年迁都勃固，建立勃固王朝，二王国南北交战。掸族阿散哥挟持缅甸王，使元成宗派元军讨伐，最后迫使阿散哥派使朝贡。兰纳泰王国（元人称八百媳妇国）位于掸族东边的金三角，曾联合阿散哥抵抗元军，元廷多次讨伐未果，直到元泰定帝时才内附。暹罗地区原有素可泰王朝（元人称暹国）、大城王国（元人称罗斛）以及其他小国。暹国曾扩张其势力于马来半岛，元成宗后遣使进贡八次。罗斛自元世祖末年就开始进贡，并于元末时期并吞暹国等小国，统一为暹罗国。

欧洲与非洲诸国
在蒙古帝国进行三次西征的同时，正值教宗提倡十字军东征进军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国家以收复耶路撒冷；由于教宗急需外援以抗衡伊斯兰教徒，同时欧洲的基督教国家刚经历过蒙古第二次西征不久，再加上东西交通十分便利，纷纷派使者东行了解这个东方大国。教宗于1245年曾派柏郎嘉宾经钦察汗国到和林谒见贵由汗，返国著成《柏朗嘉宾蒙古行纪》。1253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派鲁不鲁乞以传教为名到和林进见蒙哥汗，返国著有《鲁不鲁乞东游记》。元朝建立后，与欧洲国家的往来仍旧频繁。最著名的是义大利探险家马可波罗，他随经商的父亲、叔父于1275年到元朝进见元世祖，直至1291年才离去。他担任元廷官吏，历游元朝各地，其著写的《马可波罗游记》对元朝进行多角度反映，吸引欧洲人东行中国。1316年义大利人鄂多立克经海路至元大都，参加了元泰定帝的宫廷庆典，回国著成《鄂多立克东游录》，范围远达西藏，对元大都及宫廷的描写较细。另外元朝与非洲地区诸国也有来往，时人汪大渊在1330年和1337年二度飘洋过海亲身经历的南洋和西洋二百多个地方的地理、风土、物产，最后著成《岛夷志略》，影响明代初期的郑和下西洋。

军事
元朝军队按照亲疏关系分成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与新附军等四个等级。蒙古军与探马赤军主要是骑兵。汉军、新附军大多为步军，也配有部分骑兵。水军编有水军万户府、水军千户所等。炮军由炮手和制炮工匠组成，编有炮手万户府、炮手千户所，设有炮手总管等。一部分侍卫亲军中，还专置弩军千户所，管领禁卫军中的弓箭手。
蒙古军是元朝军队的骨干，主要由蒙古族组成。蒙古军早在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即创立，平时分布在草原上驻牧，战时临时招集。采用兵民合一的万户制，按十进制编组成十户、百户、千户。只要是十五岁至七十以内的人皆服兵役，其童子稍微年长者也组成“渐丁军”。元朝时期在汉地和江南军户中签发丁男应役。探马赤军又名签军，随着战争的发展，统治者需要一支蒙古军队长期留守被征服地区，于是从蒙古各部中“签发”了部分士兵，组成专门用于镇戍的探马赤军。自1217年木华黎讨伐金朝时建立，由弘吉剌、兀鲁兀、忙兀、札剌亦儿及亦乞烈思五部组成，西征花剌子模后回族、维吾尔族与突厥族等族成为探马赤军的一部分。探马赤军精于火炮与西方的回回炮，攻城力强。“下马则屯聚牧养，上马则备战”。

汉军是蒙古帝国占领汉地后发民为兵，主要由金朝女真与契丹降军、早期降蒙的南宋军、汉地的地方汉族武装势力与签发汉地百姓等所组成。窝阔台汗于1229年收编金朝女真与契丹降军，在汉地民户中大规模签发士兵，补充汉军兵员，将蒙古军的编制和官称用于汉军系统强。各汉军万户统军人数不等，“大者五、六万，小者不下二、三万”。汉军有“旧军”与“新军”的区别。旧军主要指敌国降军和地方武装势力，新军指从汉地百姓签发的新兵。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蒙元帝国的统治重心由漠北草原移到了中原汉地。元世祖对军队体制进行改革，逐步建成中央宿卫军和地方镇戍军两大系统，确定了元军的编制和隶属关系，在元朝对外战争中，汉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新附军主要是元朝南征南宋期间收边的降军，又被称为新附汉军、南军等。新附军内名号繁杂，而是元廷因士兵所具不同特点而起的名称，如券军、手号军与盐军等等。估计当时新附军的数量在二十万人上下，元帝将新附军分编到元军的侍卫军和镇戌军中；或以蒙古、汉人、南人建立新的军府，管领新附军人。每当有战事发生，首先调发各军中的新附军出征，其余则从事屯田和工役造作。经过多年的战争消耗和自然减员，新附军数量日益减少，最后式微。

元朝的防卫分宿卫和镇戍两大系统。宿卫军由怯薛和侍卫亲军构成，其中怯薛军保留自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番直宿卫”，常额在万人以上，元朝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或其后人充任怯薛长。在战争中，怯薛则是全军的中坚力量，被称之为“也客豁勒”（大中军）；侍卫亲军则是忽必烈在华北汉人世侯的建议下所置，在初期蒙制怯薛未形成战斗力之时负责宿卫之职以及与阿里不哥争夺权力。其后，侍卫亲军用于保卫大都，卫设都指挥史或率史，隶属于枢密院。镇戍军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守卫靠近京畿的要地，华北、陕西、四川的蒙古军、探马赤军由各地的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枢密院。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共同驻守，防御重点是江淮地区，隶属于各行省。镇戍诸军，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行省，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则归属枢密院决定。
元朝水军原是为了元灭宋之战而准备，1270年命刘整建造大量水军。襄樊之战时元朝水军与陆军协同包围襄阳，攻下后降将吕文焕又率元水军与河岸陆军协同于丁家洲之战击溃南宋水军精锐，至此领有全部长江水域。而后张弘范又率元朝水军（平底船）渡海南下追击南宋海军，最后于崖山海战包围歼灭之，元朝水军在灭宋之战有重要的功能。元朝融合了南宋和阿拉伯航海技术，使海军技术更加成熟，然而在对外战事中，元日战争与元爪战争均以失败结束，而且对日战争两次均被台风所毁，只有对占城的战役获胜而已。

人口
早在蒙古时期，北方人口就不断的南逃，总人数约占北方人口的十分之一，这种现象到惠宗时都还持续发生，元廷屡禁而不能止。在大蒙古国征服金朝期间在战地进行了大规模屠杀和掠夺。随后的瘟疫与饥荒导致东亚地区大量人口消失，其中又以金朝的华北和南宋的川陕四路十分严重。这是导致“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发生的重大原因。
1234年3月9日金灭亡后，华北地区约有110万户与600万人，只有1208年的金朝人口5353万的13%。蒙古宋战争期间，南宋境内因战争总计消灭了大约1500万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陕四路地区。1279年元军完全剿灭四川的抗元势力后，在1280年的户口调查仅为9万余户与50万余人，只有1231年蒙古入侵川陕四路地区前的4%。大蒙古国时期有过两次户口统计，先有1235年窝阔台汗推行的乙未籍户，获得华北地区如燕京（今北京）、顺天（今河北保定）等三十六路的人口资料，后有1252年蒙哥汗完成的壬子籍户，显示华北人口略有增加。1271年元世祖建国号为大元。虽然在元成宗到元顺帝至正初年期间政治动荡不安，尽管每年也成百上千次人民起义，但社会上基本处于安定状态，经济大体上也是呈现增长的状态，这些都促使人口增长，大约在惠宗至正十年（1351年）达到高峰。元顺帝至正年间（1341年－1370年）全国发生多次大规模的灾荒饥馑疾病和瘟疫，最终促使红巾军起义爆发。红巾军起义之后又造成人口大量减少。明太祖建国后论到：“前代革命之际，肆行屠戮，违天虐民，朕实不忍。”
元代户口统计并不是准确，无法涵盖的人口包括逃户、因土地兼并而荫蔽的隐户、流民以及私属人口等。朝廷不纳入户口统计的人口包括：岭北等处行中书省、云南等处行中书省、西南土司地区和宣政院辖地的居民；蒙古诸王、贵族、军将的大量私属人口（驱口、投下户，怯怜口、打捕鹰房人户）；独立于州县以外的诸色户计（军户、站户、匠户、民屯户、释、道、儒户、游食者）等。现在历史学者只能根据史书的原始数据与他们掌握的历史资料的来推断，所以差异甚大，仅作参考。人口逃亡的现象很严重，如1241年，忽都虎等元籍诸路民户1,004,656户，逃户即达280,746户，占全部人户的28％。另外，随著民族关系日益密切，往来与杂居也相当普遍。从蒙金战争时期就陆续有大批汉人被迁往蒙古草原以及天山南北、辽阳等处行中书省与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各地；蒙古与色目官员、军户、商人等也大量移居中原内地；云南地区居住的蒙古人约十万人左右；大都、上都等政治城市及杭州、泉州、镇江等商业城市都居住许多蒙古人、畏兀儿（维吾尔祖先）、穆斯林、党项人、女真人与契丹人等，促成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

“四等人制”
有说法认为由于蒙古人与汉人的人数比例极不平均，元廷为了保护蒙古人地位，主张蒙古至上主义，对于不同族群之间形成相对礼遇或相对受限的不同待遇，其优先顺位的排序先后为蒙古人、色目人（包括西域各族和西夏人）、汉人（原金朝统治下人民）、南人（南宋统治下的汉人）等四类人，组成了四等人制的阶级制度，虽然该制度并不见于官方文告及档案。有学者认为，元廷给蒙古人与色目人极大的权利，并让汉人与南人负担较大的赋税与劳役，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十分沉重。尽管学术界迄今并没有发现元代有把臣民明确划分为四等的专门法令，但元廷对于各民族的不平等态度却反映在一些政策和规定中，例如汉人打死怯薛需要偿命，而怯薛打死汉人只需“断罚出征，并全征烧埋银”（原文为怯薛歹蒙古人，怯薛歹为元代一特权阶级）。元朝科举中，蒙古人与色目人列为一榜，称为“右榜”，他们只用考2场乡试，会试及500字以上“策问一道”，但汉人和南人是“左榜”，要考3场乡试，会试及1000字以上“策问一道”。此外汉人做官大多只能做副贰，只有少数汉人能为官高等，如元初的史天泽、元末的贺惟一等曾官拜丞相）。

“九儒十丐”
有说法认为“九儒十丐”是元朝的定制，显示出在蒙古统治下儒士在社会的下等地位。此“九儒十丐”的说法来自南宋遗民谢枋得，其〈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云：“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及同样是南宋遗民的郑思肖〈大义略序〉曰：“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但因其政治立场，并不能完全尽信，或作为元朝儒士社会地位低下的佐证。中外史学界已有学者对元代儒士的地位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否定了元代儒人地位低落的说法。

经济
元代经济呈现多元格局，经济活跃发达，大致上以农业为主，有学者认为其整体生产力虽然不如宋朝，但在生产技术、垦田面积、粮食产量、水利兴修以及棉花广泛种植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蒙古人原来是游牧民族，草原时期以畜牧为主，经济单一，无所谓土地制度。蒙金战争时期，大臣耶律楚材建议保留汉人的农业生产，以提供财政上的收入来源，这个建议受到铁木真的采纳。窝阔台之后，为了巩固对汉地统治，实行了一些鼓励生产、安抚流亡的措施，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特别是经济作物棉花的种植不断推广，棉花及棉纺织品在江南一带种植和运销都在南宋基础上有所增加。经济作物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使当时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在某些方面渗入了商品货币经济关系。但是，由于元帝集中控制了大量的手工业工匠，经营日用工艺品的生产，官营手工业特别发达，对民间手工业则有一定的限制。
由于蒙古对商品交换依赖较大，同时受儒家轻商思想较少，故元朝比较提倡商业，使得商品经济十分繁荣，使其成为当时世界上相当富庶的国家。而元朝的首都大都，也成为当时闻名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了适应商品交换，元朝建立起世界上最早的完全的纸币流通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全以纸币作为流通货币的朝代，然而因滥发纸币也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商品交流也促进了元代交通业的发展，改善了陆路、漕运，内河与海路交通。

农业
农业方面，宋真宗时推行的占城稻在元朝时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
1260年（中统元年），朝廷下令各路命各自所属的宣抚司选择当地一些通晓农事的人，充任随处“劝农官”。公元1261年（中统二年），设立劝农司，并任命陈邃、崔斌等八人为使。公元1270年（至元七年），进一步设立专掌农桑水利的“司农司”，并任命左丞张文谦为卿。
1289年，元廷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木棉提举司，年征木棉布十万匹。1296年复定江南夏税折征木棉等物，反映出棉花种植的普遍及棉纺织业的发达。

到了公元1329年，农业生产继续发展，南粮北运已多达三百五十多万石，说明这一阶段粮食生产的丰富，经济作物也获得较大发展。江南地区早在南宋时已盛产棉花，北方陕甘一带又从西域传来了新的棉种。在当时，茶叶、棉花与甘蔗成为重要的三大经济作物。
元朝水利设施以华中、华南地区比较发达。元初曾设立了都水监和河渠司，专掌水利，逐步修复了前代的水利工程。陕西三白渠工程到元朝后期仍可溉田七万余顷。所修复的浙江海塘，对保护农业生产也起了较大作用。元朝农业技术继承宋朝，南方人民曾采用了圩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梯田等扩大耕地的种植方法，对于生产工具又有改进。关于元朝的农具，在王祯的《农书》中有不少详细的叙述。
元世祖为了清查土地征收赋税曾实行过土地所有者自报田地的经理法，由于未能确实执行，1314年元仁宗又派大臣往江浙、江西、河南三地实施经理法，但实施结果仍然弊端极多，人民纷起反抗，以至仁宗不得不下诏免三省自实田租二年，最后不了了之。
元朝土地仍可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官田主要来自宋、金的官田，两朝皇亲国戚、权贵、豪右的土地，掠夺的民田，以及经过长期战乱所形成的无主荒地。元廷把所掌握的官田一部分作为屯田，一部分赏赐王公贵族和寺院僧侣，余下的则由政府直接招民耕种，收取地租。其屯田的数量极大，遍及全国，其中以河北、河南两省最多。其中民屯是役使汉人屯垦收租，军屯则分给各军户，强迫相当于奴隶的“驱丁”耕种。私田是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的占地以及少量自耕农所有的田地。元朝以大量土地赏赐寺院，例如1316年元仁宗曾赐给上都开元寺江浙田二百顷、华严寺百顷。元朝也有一定数量的自耕农，然而地位很低下，生活十分困苦。

畜牧业
元朝的畜牧政策以开辟牧场，扩大牲畜的牧养繁殖为主，尤其是孳息马群。畜牧业发展趋势不稳定，由元世祖时的盛况渐渐趋向衰退，到了元顺帝时，畜牧业的衰败更为严重，其原因最大的是自然灾害。元朝完善了养马的管道，设立太仆寺、尚乘寺、群牧都转运司和买马制度等制度。元朝在全国设立了14个官马道，所有水草丰美的地方都用来牧放马群，自上都、大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呆儿，周回万里，无非牧地。元朝牧场广阔，西抵流沙，北际沙漠，东及辽海，凡属地气高寒，水甘草美，无非牧养之地。当时，大漠南北和西南地区的优良牧场，庐帐而居，随水草畜牧。江南和辽东诸处亦散满了牧场，早已打破了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的界线。内地各郡县亦有牧场。除作为官田者以外，这些牧场的部分地段往往由夺取民田而得。
牧场分为官牧场与私人牧场。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大汗和各级蒙古贵族的财产。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等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元朝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场，安西王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又扩占旁近世业民田30万顷为牧场。云南王忽哥赤的王府畜马繁多，悉纵之郊，败民禾稼，而牧人又在农家宿食，室无宁居。1331年以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
岭北行省作为元朝皇室的祖宗根本之地，为了维护诸王、贵族的利益和保持国族的强盛，元帝对这个地区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畜牧业是岭北行省的主要经济生产部门，遇有自然灾害发生，元朝就从中原调拨大量粮食、布帛进行赈济，或赐银、钞，或购买羊马分给灾民；其灾民，也常由元廷发给资粮，遣送回居本部。元帝对诸王、公主、后妃、勋臣给予巨额赏赐，其目的在于巩固贵族、官僚集团之间的团结，以维持自己的皇权统治。皇帝对蒙古本土的巨额赏赐，无形中是对这一地区畜牧业生产的投资。

手工业
元朝手工业生产也有些进步，丝织业的发展以南方为主，长江下游的绢，在产量上居于首位，超过了黄河流域。元朝的加金丝织物称为“纳石矢”金锦，当时的织金锦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用片金法织成的，用这种方法织成的金锦，金光夺目。另一类是用圆金法织成的，牢固耐用，但其金光色彩比较暗淡。棉纺织业到宋末元初起了变化，棉花由西北和东南两路迅速传入长江中下游平原和关中平原。加上元朝在五个省区设置了木棉提举司，“责民岁输木绵（棉）十万匹”，可见长江流域的棉布产量已相当可观。但当时由于工具简陋，技术低下，成品尚比较粗糙。1295年前后，妇女黄道婆把海南岛黎族的纺织技术带到松江府的乌泥泾，提升了纺织技术，被尊称为黄娘娘。
元朝的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进步，著名的青花瓷就是元代的新产品。青花瓷器，造型优美，色彩清新，有很高的艺术价值。造船业十分发达，还有起碇用的轮车，并已经使用罗盘针导航。元朝的印刷技术，又比宋朝更有进步。活字印刷术不断改进，陆续发明了锡活字和木活字，并用来排印蒙文和汉文书籍。自1276年以来，已使用小块铜版铸印小型的蒙文和汉文印刷品，如纸币“至元通行宝钞”。套色版印刷术应用于刻书，如中兴路刊印的无闻和尚注《金刚经》。1298年王祯用木活字来印他所纂修的《大德旌德县志》，不到一月百部齐成，其效率很高。他又发明了转轮排字架，使用简单的机械，提高排字的效率。最后他总结成《造活字印书法》。
元朝行会组织还有应付官府需索、维护同业利益的作用，其组织的内部还更日趋周密。在元朝，“和雇”及“和买”，名义上是给价的，实际上却给价很少，常成为非法需索。虽然各行会多由豪商把持，对中小户进行剥削，但是由于官府科索繁重，同业需要共同来应付官府的需求，同时官府也要利用行会来控制手工业的各个行业。

商业
元朝透过专卖政策控制盐、酒、茶、农具、竹木等一切日用必需品的贸易，影响国内商业的发展。可是元朝幅员广阔，交通发达，所以往往鼓励对外贸易政策，因而终元之世对外贸易颇为繁盛。元朝的对外贸易主要采取官营政策，并禁止汉人往海外经商。但实际上私商入海贸易的仍然很多，政府始终无法禁绝。元代海外贸易输出入商品，大体上与宋代相同。但奴隶贸易却有相当规模，贩运进口的有“黑厮”和“高丽奴”。
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物资交流频繁，从而促进了商业城市的发展。元朝时临安仍改名杭州，其繁荣并不因南宋覆灭而衰退多少。由于北方人纷纷南迁，城厢内外人口更加稠密，商业繁荣。杭州是江浙行省的省会，地位重要，水陆交通便利，驿站最多，不但是南方国内商业中心，也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之一。江浙行中书省居各行中书省征收的商税和酒醋课的第一位，城内中外商民荟萃，住有不少埃及人和突厥人，还有古印度等国富商所建的大厦。泉州在宋元时期是东方第一大港，货物的运输量十分巨大，泉州的税收仅次于前朝首都杭州。然而在元朝末年色目军爆发亦思巴奚兵乱，导致外侨大量撤离，对外贸易中断而衰。大都（今北京）是元朝的首都，在原来中都城的东北方建立新城，规模宏大，是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也是陆路对外贸易和国内商业中心。达官贵人、富商大贾多在此聚居，人口稠密，城厢内外街道纵横，商肆栉比鳞次，工商业很繁荣，是世界闻名的大城市。州县以上的城市，商业比较发达的还有：

长江下游和苏浙闽等地区的建康（南京）、平江（苏州）、扬州、镇江、吴江、吴兴、绍兴、衢州、福州等城市；
长江中游地区的荆南、沙市、汉阳、襄阳、黄池、太平州、江州、隆兴等城市；
长江上游川蜀地区的成都、叙州、遂宁等城市；
沿海对外贸易城市的广州、泉州、明州、秀州、温州和江阴等等。

货币制度
元朝为了加强对经济的统制，因此以使用纸币为主，铸造钱币比其他朝代要少。1260年元世祖发行了以丝为本位的“交钞”与以白银或金为本位的“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或宝钞），中统钞没有设定流通期限，其纸币持有者可以到官库按照法令比价兑换银或金等流通物资，但官库会酌收工墨费，然而将此类物资向官府兑换成纸币时则无须工墨费，其目的是确保宝钞的货币地位以及让官库更容易收购物资。虽然蒙古帝国曾一度废除纸币，但在建立元朝之后再度启用纸币并持续到元朝末期，而且纸币成为了元朝货币的核心。全国各路都设有兑换的机关——“平准库”。兑换基金充足，准许兑现，兑换的时候征收两到三分的手续费（工墨钞）。1276年，元廷大肆搜括物资而增发纸币，并将各路准备金的金银运往大都，引起物价上涨、纸币贬值。1280年纸币贬值为原来的十分之一。1287年物价已经“相去几十余倍”了，元廷为了稳定物价在该年发行“至元宝钞”，和既有的中统钞并行，对应比率为一比五。1350年元顺帝又发行“至正宝钞”，但是至正钞在发行不久后就因发行过量严重贬值，引发通货膨胀、物价暴涨。而民间的日常交易、借贷、商品标价等仍惯用白银，这时使用的白银主要是银锭和元宝。

赋税与徭役
元代的赋税依旧包括田赋、开采矿产的岁课、盐税等。但由于元代商业发达，商税亦成为了政府的重要收入之一
关于元朝的田赋，《元史·食货志一》说：“元之取民，大率以唐为法。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这段话虽然并不确切，但至少说明了南北田赋制度的差异。中原田赋的征收大概始于耶律楚材辅政以后。在这之前蒙古帝国根本没有赋税之制。元朝行于江南的田赋制度基本上沿用了宋代的两税制。
元朝人民还有一项很沉重的财政负担，即科差，是徭役向赋税转化的一种形式。

文化
元朝统治中原，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大过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像辽朝、金朝与西夏等征服王朝，他们为了提升本国文化，积极的吸收中华文化，进而逐渐汉化，然而蒙元对汉文化却不甚积极。他们主要是为了维护本身文化，同时采用西亚文化与汉文化，并且提倡蒙古至上主义，来防止被汉化。例如他们提倡藏传佛教高过于中原的佛教与道教，在政治上大量使用色目人，儒者的地位下降以及长时间没有举办科举。由于士大夫文化式微，意味宋朝的传统社会秩序已经崩溃。这使得在士大夫文化低下，属于中下层的的庶民文化迅速的抬头。这个现象在政治方面是重用胥吏，在艺术与文学方面则是发展以庶民为对象的戏剧与艺能，其中以元曲最为兴盛。

思想
元朝的思想上也是兼收并用的，他们对各种思想几乎一视同仁，都加以承认与提倡，“三教九流，莫不崇奉”。然而元廷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儒学，特别是于宋朝形成的理学，更是尊为官学，使得理学得以北传。元仁宗初年恢复科举，史称延祐复科，在“明经”、“经疑”和“经义”的考试都规定用南宋儒者朱熹等人的注释，影响后来明朝的科举考试皆采用朱熹注释。理学在元朝还有一些变化，南宋时期即有调和程朱理学的朱熹与心学的陆九龄等两家学派的思想，元代理学家大多舍弃两派其短而综汇所长，最后“合会朱陆”成为元代理学的重要特点。当时有名的理学家有黄震、许衡与刘因与调和朱陆学的吴澄、郑玉与赵偕。朱学的后继者为了配合元帝的需求，更注重在程朱理学的伦理道德学说，其道德蒙昧主义的特征日趋明显。从而把注意力由学问思变的道问学转向对道德实践的尊德性的重视，这也促成朱、陆思想的合流。元代理学的发展，也为明朝朱学与阳明心学的崛起提供某些思想的开端。
江南统一后，元朝崇尚儒学的政策有新发展，汉蒙官员上书建议兴举和重视学校，于是元政府在推广有关儒学教育政策的同时，亦更加注意优待和勉励儒学。从元世祖到元世宗时期，元朝的重视、勉励学改的政策已经完备。元成宗以后，这些政策基本上得到历代皇帝的实行。例如为了维护儒学的正常运行，元世祖于至元二十五年下圣旨：“（江淮等处）仍禁约使臣人等勿得于庙学安下，非礼骚扰”，此后元政府两次重申这一禁令，对元朝儒学教育的正常运作起到了保护作用。另外，元朝亦实行宋朝以来的学田政策，允许学校支配学田收入。元朝政府还将儒学推广至边远地区，在云南、两广、海南、西部地区如原西夏政权控制的范围和原宋朝和吐蕃的边境地区、北部和东北地区（岭北行省和辽阳行省）建立、推广和发展儒学。元朝的统一对儒学教育向中国边远地区的扩散作出了推动作用，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由于元朝由蒙古人所统治，汉族士大夫基于异族统治的考量，在蒙元初期大多分成合作派与抵抗派。合作一派是华北儒者如耶律楚材、杨奂、郝经与许衡等人。他们主张与蒙古统治者和平共存，认为华、夷并非固定不变，如果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如果蒙古统治者有德行，也可以完全入主中原。他们提倡安定社会，保护百姓，将中华的典章制度带进蒙元，以教感化蒙古人。另一派是江南南宋遗民的儒者如谢访、郑思肖、王应麟、胡三省、邓牧、马端临等人。他们缅怀南宋故国，为了消极抵抗元廷，采取隐遁乡里，终生不愿意出仕的方式。并且以著述书籍为业，将思想化为书中主旨。到元朝后期，由于元仁宗实行延祐复科，恢复科举，及第者都感谢天子的恩宠，纷纷愿意为元廷解忧。元朝后期国势大坠，政治腐败、财政困难，使得当时士大夫如赵天麟、郑介夫、张养皓与刘基等人纷纷提出各种政治主张，或从弊端中总结经验教训。他们大多提倡勤政爱民、廉洁公正、任用贤才等措施。元末民变的爆发使得南方有不少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护国，有些士大夫甚至舍身殉国。在明朝建立后，部分元朝遗老纷纷归隐不出。

文学、史学与语文
元朝文学以元曲与小说为主，对于史学研究也十分兴盛。相对的元朝的诗词成就较少，内容比较贫乏，但文以虞集为长，诗以刘因为著。明朝王世贞说“元无文”，但叙事文学如戏曲、小说第一次有主导地位。元朝使华北诞生元曲，江南则出现以浙江为中心的文人阶层，孕育出《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等长篇小说，自由奔放的文人如杨维桢、倪瓒等人，在城市发放出市民文化的花朵。
元曲分成散曲与杂剧，散曲具有诗独立生命，杂剧则具有戏剧的独立生命。当时城市经济兴盛，元廷不重视中国文学与科举，当时社会提倡歌舞戏曲作为大众的娱乐品，这些都使宋、金以来的戏曲升华为元曲。散曲是元代的新体诗，也是元代一种新的韵文形式，以抒情为主，主要给舞台上清唱的流行歌曲，可以单独唱也可以融入歌剧内，与唐宋诗词关系密切。；杂剧是元代的歌剧，产生于金末元初，发展和兴盛于元代至元大德年间。根据《太和正音谱》中所记，大约有五百三十五本，创作十分巨大而辉煌。元朝后期，杂剧创作中心逐步南移，加强与温州发扬的南戏的交流，到元末成为传奇，明清时发展出昆剧和粤剧。当时散曲四大名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张可久与乔吉，有名的《南吕‧一枝花》（《不伏老》）反映作者乐观和顽强精神；《恁阑人》（《江夜》）追求文字技巧，脱离散曲特有风格；描写景物的《水仙子》（《重观瀑布》）雅俗兼备，以出奇制胜；其中描写自然景物的曲子《天净沙》（《秋思》）刻划出一幅秋郊夕照图，情景交融，色彩鲜明，被称为“秋思之祖”。杂剧五大名家除了关汉卿与马致远之外，还有白朴、王实甫与郑光祖，有名的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汉宫秋》、《梧桐雨》、《西厢记》与《倩女离魂》，主要表现社会与生活情况、歌颂历史人物与事件，强调人物的情感。元曲的兴盛，最后成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并称的中国优秀文学遗产。

元朝长篇小说源自戏曲说白的平话，这些话本最后写成书的即是小说，以《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最有名，与明朝的《西游记》、清朝的《红楼梦
》合称中国古典四大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叙述三国时期曹操、刘备与诸葛亮等人物，小说通篇精巧叙述谋略，虽与史实多有出入，仍誉之“中国谋略全书”；《水浒传》一般认为是施耐庵所著，而罗贯中负责整理。其内容讲述梁山泊以宋江为首的绿林好汉，由被迫落草，发展壮大，直至受到朝廷招安。现存宋元平话共约八种，包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
元代的历史研究也十分兴盛。胡三省潜心研究历史巨著《资治通鉴》，1286年《资治通鉴音注》全部成编，公认是对《资治通鉴》的注释最佳者。马端临在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有《文献通考》，记载上古至宋宁宗嘉定末年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十通之一。苏天爵、欧阳玄、虞集与赵世延一同编写的《经世大典》。脱脱主编，由欧阳玄等人编写《辽史》、《宋史》与《金史》。元朝还有记述大蒙古国立国至窝阔台汗时期的《蒙古秘史》。
元朝的文字与语言方面，一般是通用蒙古语与汉语，然而一些说法认为入声字最早被认为在元朝官话消失。文字通用汉文与蒙古的八思巴字。八思巴文是元世祖时由国师八思巴根据当时的吐蕃文字而制定的一种文字，用以取代标音不够准确的粟特语蒙古文字。然而此时横跨欧亚的蒙古帝国已经析为元朝和四大汗国：蒙古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因此八思巴文一直只有元朝采用，并主要用作为汉字标音符号。元朝灭亡后，仍然推行于北元，到了16世纪末期，蒙古高原的蒙古人受其他蒙古民族同化，转而重新采用蒙古文字。

宗教
元朝与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横跨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其疆土内的种族也十分繁多，这些都使得元朝的宗教呈现多元化，各类佛教（含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道教、白莲教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东西方的商旅、教士亦来往频繁，自西方传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含景教和天主教）与犹太教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加。由于元朝对境内各种宗教基本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对信仰宗教的问题采取兼容并包的政策，甚且优容礼遇之，这种环境自然有利于宗教的传播与发展。元朝僧人有免税免役特权，致使一些不法之徒投机为僧，甚至干预诉讼，横行乡里，成为元代的一个社会问题。不过，元世祖曾在礼节上歧视伊斯兰教，例如不尊重其宰羊方法，伊斯兰教徒被逼吃死肉，此法令亦适用于基督教徒。元朝对宗教管制较为宽松，使得民间如白莲教、明教等借此建立秘密组织，进行抗元起事。
各类佛教中以藏传佛教最为兴盛. 藏传佛教约唐中期自吐蕃传入唐朝，专以祈祷禁咒为事。汉传佛教在唐武宗时遭受打击，宋朝时只剩禅宗慢慢恢复，然敌不过道教与理学。藏传佛教中，萨迦派（花教）自窝阔台汗至元世祖期间逐渐获得蒙元朝廷的尊重。忽必烈早在攻击吐蕃时即于萨迦派的喇嘛扮底达讲和，而后扮底达的继承人八思巴被元世祖奉为国师（后升为帝师），赐玉印，任中原法王，命统天下佛教，并兼任总制院（后改名为宣政院）使来管理吐蕃（今西藏）事务，这是以宗教领袖统治西藏地区之始。八思巴还为元朝建立八思巴文。藏传佛教在元朝皇帝的推崇下，在社会与政治上均有极高的地位。诸位元朝皇帝均受藏传佛教的戒律，藏传佛教也逐渐推广到蒙古各部。然而皇室用于佛事之钱要占国家财政支出一半（皇帝即位前要灌顶），寺院也拥有庞大的产业，部分喇嘛也骄纵不法，危害社会。例如元世祖时，江南佛教总统喇嘛杨琏真珈喜好掘墓，曾挖掘宋朝诸陵与诸大臣坟墓百余所；包庇平民不输租赋者，达两万三千户，其余如夺人产业，奸污妇女等类之事，更为常见。
道教自宋朝即十分兴盛，金朝与南宋时期即有全真教、太一教与大道教三派。全真教由王喆创立，主张修孝仅存一之德，然后学道。成吉思汗于西征时邀请全真教道士丘处机西行中亚，十分礼遇他，并且他掌管天下道教。丘处机后来与其弟子李志常写成《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大道教主张苦节危行，不妄取于人，不苟奢于自，从创教教主刘德仁五传至郦希诚，被蒙哥册封为太玄真人，掌管教务。太一教以传授太一三元法箓之术为主，从创教教主萧抱珍五传至李居寿时，元世祖兴建太一宫，并让他居之，获得太一掌教宗师印。然而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元世祖曾命烧去一些“捏合不实”的道经如《老子化胡经》等，然而仍然册封各派宗师以安抚之。
元朝的基督教（即天主教）称为也里可温教，唐朝时基督教的分支景教（聂斯脱里派）因唐武宗的禁止而式微，到元朝时基督教再度传入中国。当蒙古人数度西征时，欧洲频繁发动数次十字军东征，征伐西亚的伊斯兰教徒，因此欧洲人有意和蒙古结盟，共抗伊斯兰教徒。贵由汗时，教宗曾派使者到和林见贵由汗；元世祖时圣座又派方济各会教主由海道抵大都，元世祖同意其传教，而景教教徒分布在扬州、杭州、镇江与泉州等地，最后分布到华北、西北与西南。然而基督教时常与佛道两教冲突，方聂两派也自相牵制。元朝晚期，教宗有意派主教来华整顿教务，然而主事者漠不关心，元朝灭亡后东西交通断绝，基督教再度式微。犹太教称为术忽或主吾，犹太人大多定居开封、杭州、大都与和林等城市。由于犹太商人擅长理财，元廷视为财政来源之一。
元朝的伊斯兰教（又称回教）称为木速蛮教，也是于唐武宗后式微于中国，而后流行于西域中亚各国如畏吾儿、花剌子模等国。成吉思汗西征时降服许多西域回教国家，使得伊斯兰教徒仕于蒙古朝廷甚多。由于色目人（即西域各族）擅长理财，元世祖统一中国后更任用色目人，给予极大的权力。这些都使得伊斯兰教盛行于中国西部、云南地区等，部分色目商人也有定居于沿海广州、泉州、杭州与扬州等地区，渐渐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特色，几乎覆盖全国。1357年至1366年间更在福建发生色目军乱，史称亦思巴奚兵乱。当时蒙古王公大臣也有信奉伊斯兰教，其中安西王阿难答更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于元成宗驾崩后担任监国，并且很有机会继承为皇帝。如果他担任皇帝，可能使元朝国教改为伊斯兰教。

艺术
元朝经济发达，城市文化兴起，又因为交通发达，东西文化交流，使得元朝艺术呈现多元化。绘画方面，文人画成为主流，著重个人及书法表现，风格与元代强调装饰的宫廷绘画迥然不同。元初赵孟𫖯、高克恭等人提倡复古，回归唐朝和北宋的风格，并且将书法入画，创造出重气韵、轻格律，注重主观抒情的元画风格。元朝中晚期以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等元代四大家为主，其中又以黄公望为冠。他们寄托清高人格的理念于绘画上，以隐逸山水与梅、兰、竹、菊、松、石等为象征。黄公望创始“浅降山水”，先以水墨钩勒皴染为基础，加上以赭石为主色的淡彩山水画。由于元人以较干的笔法在纸上作画，这不同于宋人绘于绢上。山水画除了皴法以外，增多擦的效果，犹如中国书法一样。为了使画面的上方可以题上诗句，所以故意留出一角，题上自己作的诗句，使诗、书、画三者合成一体，影响明清国画至今。元代的花鸟，以钱选最为有名，他学习宋人赵昌的画风，具有宋人厚重典雅的趣味。其他如赵孟、赵雍、陈琳与刘贯道等均以兼善花鸟出名。

元朝书法的核心人物是赵孟𫖯，他的书法深受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影响，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与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摹的主要书体，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审美观趋向飘逸的超然之态获得一种精神解脱有一定联系。鲜于枢与赵孟𫖯齐名，但影响略小，尤其擅长行、草书。与他们同时代的书法家邓文原则擅长章草，是研习这种古书体不多见的名家之一。康里巙巙稍晚于赵孟𫖯，也以草书名世，是少数民族书法家的代表人物。
元朝的工艺美术十分发达，在传统的工艺美术上吸收了藏族等其他民族文化，对元代工艺美术带来了新的发展。官办手工业人材荟萃，技艺精湛，生产出了大量高级手工艺品和消费品，最明显的如陶瓷工艺、织绣工艺等。元朝瓷器及漆器等实用艺术常有创新。元朝是景德镇真正驰名的时期，最著名的瓷器即为青花瓷和釉里红。受到中东文化影响，瓷器有丰富的蓝白色装饰，中东商人也会订制大量的龙泉青瓷。元朝也完成许多佛教雕刻，其中，密宗多手佛像显示蒙古人对尼泊尔、西藏地区藏传佛教艺术的爱好。银器工艺家朱碧山知名的银器的雕造技术也是在此时发展。此外元代也制作生产雕漆工艺品。

科技
由于元朝朝廷与社会提倡思想多元，经济发达提供可靠的物质保证，交通发达与中外交往空前活跃又为吸收世界各地科技创造条件，使得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天文历法、数学、农牧业、医药学与地理学等方面。中国古代的发明印刷术及火药等出现了印刷活字盘与火铳等技术，西传西方后促进欧洲国家的进步。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在元朝被大量传至中国。由于东西贸易的兴旺，西域的玉石、纺织品、食品及珍禽异兽等也源源不断输入中国。中外的科技交流，促进了各自的科技进步，元朝正好为这种交流提供了比以前历代都优越的条件。
元朝在天文历法方面十分发达，元世祖邀请阿拉伯的天文学家来华，吸收了阿拉伯天文学的技术，并且先后在上都、大都、登封等处兴建天文台与回回司天台，设立了远达极北南海的27处天文观测站，在测定黄道和恒星观测方面取得了远超前代的突出成就。元朝有名的天文学家有郭守敬、王恂、耶律楚材、扎马鲁丁等人。耶律楚材曾编订有《西征庚午元历》，1267年扎马鲁丁撰进《万年历》，郭守敬等人修改历法，以近世截元法主持编订了《授时历》，《授时历》于1280年颁行，延用了400多年，是人类历法史上的一大进步。扎马鲁丁与后来的郭守敬研制出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窥几、正方案、候极仪、立运仪、证理仪、定时仪、日月食仪等十几种天文仪器，当时在天文台里工作的还有阿拉伯天文学家可马剌丁、苫思丁等人。回回司天台一直存在到元末明初，仍由回回司天监黑的儿、阿都剌、司天监丞迭里月实等修定历数。元朝数学涌现出了一批杰出数学家及其著作。如李冶及其《测圆海镜》、《益古演段》；朱世杰及其《算学启蒙》、《四元玉鉴》；李冶提出的天元术（即立方程的方法）及朱世杰提出的四元术（即多元高次联立方程的解法），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新成就。算盘在元代也初具规模。

元代的农业技术主要可见于《农桑辑要》、《王祯农书》与《农桑衣食撮要》等三部书。《农桑辑要》由元廷主持编纂，全书分七卷十篇，对元及其以前的作物栽培、牲畜饲养做了总结，并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对推广农牧业技术，指导农牧业生产有重要作用。《农书》为著名农学家王祯所著，，全书分“农桑通诀”、“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总结了古代的农业生产经验，又介绍了当时的新技术，是继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农业科学著作。王祯认为要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及时施肥、兴修水利才是取得农业丰收的保证，其中关于棉桑种植具有现实意义。《农桑衣食撮要》为鲁明善所著，此书重在实用，按月记载农事活动，特别还涉及到游牧生产，可补《农桑辑要》及其它古农书之不足。
医药学方面，史称金元四大家中有两位生活在蒙元时期。李杲师承张元素，强调补脾胃，创立了“补土派”，著有《脾胃论》、《伤寒会要》等。朱震亨拜罗知悌为师，发展刘完素火热学说，主张以补阴为主，多用滋阴降火之剂，后人称其为“滋阴派”，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伤寒辨疑》等书。外科骨伤科方面成就更为突出，危亦林在麻醉与骨折复位手术上有创新。萨德弥实的《瑞竹堂经验方》很注意北方的寒冷气候及蒙古族游牧生活实际，有不少治疗骨伤及风寒湿痹的方剂，有的时至今日仍为医家所使用。元廷太医忽思慧的《饮膳正要》反映了当时国内各少数民族及中外人民的饮食文化交流。
地理学方面《元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及大批游记类著作的出版是其主要成就。《元一统志》由政府主持，扎马鲁丁、虞应龙具体负责。该书对全国各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城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均有详细描述，具有较高史料价值。1280年元世祖命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比较接近实际。潘昂霄还据此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等广大地区地理形势，参阅《元一统志》等地理学著作，以“计里划方”法，绘制成《舆地图》，成为元朝地理学及中国地图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游记类地理学著作有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整理的《长春真人西游记》，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对元朝国内外的地理地貌、风土人情、贸易来往等颇多描绘。

交通
元代水陆交通的发达，使中外交往范围空前扩大。当时，东西方使臣、商旅的往来非常方便。元人形容说：“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同时代的欧洲商人也说，从里海沿岸城市到中国各地，沿途十分安全。这对发展中外各国之间，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是十分有利的。元朝与中亚、西亚地区的蒙古势力保持著来往关系，东西方海运及陆路交通十分畅通，使得西方与元朝中国的交往更加频繁，技术交流更加迅速。其中主要分陆路和水路两部分。
陆路有发达的驿道，主要递送朝廷、郡县的文书。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在西域地区新添了许多驿站。著名的长春真人丘处机在兴都库什山觐见成吉思汗时，即曾经过这些驿站。元世祖忽必烈统一中原后，在辽阔的国土上，建立了严密的驿传制度（蒙古语“站赤”），使邮驿通信十分有效地发挥效能。元朝的驿路分为三种：一称帖里干道，蒙古语意为车道；二称木怜道，蒙语意为马道；三为纳怜道，蒙语意为小道。从地区讲，帖里干和木怜道，多用于岭北至上都、大都间的邮驿；纳怜道仅用于西北军务，大部分驿站在今甘肃省境内，所以亦称“甘肃纳怜驿”。驿道国内可达吐蕃、大理、天山南北路、蒙古草原，国外远及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及欧洲其它地区。
水路主要指河运和海运。元代在河运方面凿通了南起镇江、北达大都的大运河，其中从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段，从淮安经扬州入长江的扬州运河段，大体是隋代运河旧道。元世祖忽必烈以郭守时担任都水监，负责修治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其后被忽必烈命名通惠河），再加上修建济州河、会通河等其它几项重大工程，这使得连接大都至杭州的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海运方面，当时元朝的船只已经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包括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甚至达到非洲的索马里亚。威尼斯人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时期随从他的父亲和叔叔来到中国，在其口述并由鲁斯蒂谦记录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描绘出元朝中国的繁华景象。

社会
元代社会因思想多元化、商业经济发达与交通便利，使得元帝国的强盛，是东亚地区的富裕大国，在欧洲人马可波罗的游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盛况。随著理学影响的下降，长期以来压在人们心头的封建礼教的磐石随之松动，下层人民和青年男女，蔑视礼教违反封建伦理的举动越来越多，以至王恽对宣扬礼教的做法，发出了“终无分寸之效者，徒具虚名而已”的慨叹。孔齐言道：“浙间妇女，虽有夫在，亦如无夫，有子亦如无子，非理处事，习以成风。”。在此说明元朝社会的价值观念在变化，说明元代文学作品出现众多违背封建礼教的人物，有著广泛的社会基础。
由于元帝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至于蒙古族的生活方式，原本纯粹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早期社会中的婚姻以外婚、仇家禁婚、无伦理上限制为主。他们有传统的婚礼习俗，但在统一中国后，由于蒙汉通婚，以及汉化的影响，部分也采汉礼。

君主年表
参见
中国历史
中国历史年表
元明清历史年表
元朝皇后及妃嫔列表
元朝君主子女列表
元朝公主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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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自然灾害：1290年直隶地震、洪洞赵城地震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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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王明荪，九州出版社，ISBN 978-7-5108-0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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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王朝的时代》，竺沙雅章，稻香出版社，ISBN 978-4-311-304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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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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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金富：〈元朝皇帝的蒙古语称号问题（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萧启庆：〈元代四大蒙古家族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萧启庆：〈说“大朝”：元朝建号前蒙古的汉文国号──兼论蒙元国号的演变（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李焯然：〈明初史书中的蒙古元朝（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成吉思文物“成吉思皇帝圣旨金牌”的发现（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公祭轩辕黄帝网·历代古碑·元泰定二年圣旨碑照片
公祭轩辕黄帝网·轩辕庙碑刻录
至元三年（1266年）大蒙古国皇帝忽必烈给日本的国书扫描图片，这是1268年的复制品，现藏于日本东大寺尊胜院，被称为“蒙古国牒状”‘调伏异朝怨敌抄’。（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有轨电车

有轨电车（英语：Tram，香港称作电车，台湾称作路面电车），是一种通常由架空接触网供电、电动机驱动，依赖固定轨道行驶的城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属于轻轨运输系统。列车有单节车厢和多节车厢之分，与高铁、轻轨以及地下铁等其他铁路运输系统不同，许多有轨电车的轨道路线属于非封闭性系统，它与其他的路面交通工具同样要受交叉路口的红绿灯信号管制，因此有轨电车的总长度一般不超过100米，以避免造成路口交通阻塞。对行驶在市区交通主干道上的多节车厢编组的有轨电车，考虑到其较长的车身以及启动和减速相对较慢，一般来说，在红绿灯间隔时间参数的设置方面尽可能使有轨电车在通过信号灯时畅通无阻，从而确保有轨电车的准点率和避免交通不畅。

名称
有轨电车的英语词汇 tram，一种说法是来自低地苏格兰语，指当时矿山铁路，另外一种更有可能的说法是来自中世纪佛莱芒语，因为已证明，1873年该种类型的列车就存在于该地区，并出现了“tram”这个词汇。
英语中的 tram 以及北美地区所称的 streetcar 与 trolley 等一般均指同一事物，且词汇本身并无“轨道”和“电”的含义。而中国大陆的中文名称有轨电车则可从字面判断，将其理解为在轨道上运行的电车。相对地，在道路无需轨道行驶上的电车，则称作无轨电车。
台湾沿袭了日本的名称，因其所行驶的轨道通常位于街道路面上而被称作路面电车，相对于行走在一般铁路上的电联车。

历史
有轨电车发展沿革
首条用于客运的路面有轨车辆在1807年于英国启用，是以马匹拉动的，称为“公共马车”（Omnibus）。随后于19世纪上半叶出现在美国。1828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修建了第一条有轨马车线路，类似线路于1832年在纽约市开通，1834年在新奥尔良开通。1860年澳洲的悉尼也开通了有轨马车的公共服务。
1879年，德国工程师西门子在柏林的博览会上首先尝试使用电力带动轨道车辆。1881年，西门子公司设计制造的世界第一台有轨电车开始在柏林运营，这台车的长度5米、宽度2米、重量4.8吨。最高时速为40公里/小时，每次可载客20人，动力电流通过铁轨供应。
此后俄国的圣彼得堡、加拿大的多伦多都进行过开通有轨电车的商业尝试。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在1887年创立了首个电动电车系统，1888年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也开通了有轨电车。
随著欧洲国家在19世纪后期在全球扩充殖民地，其殖民地或租界中的主要城市也引进了有轨电车系统，如加尔各答、香港、新加坡、西贡、上海和天津的有轨电车都是在这时期由欧洲殖民者所建立，当时努力学习西方科技的日本也在国内多个城市扩展电车系统，包括东京、大阪、横滨、仙台和函馆等城市，并将电车引进到当时成为日本势力范围的朝鲜半岛、大连和长春。在20世纪初遍布东亚、东南亚及南亚的主要城市，有轨电车在当时被认为是现代化城市的代表，此时亦成为有轨电车的全盛时期，但是随著汽车工业在1920年代的快速发展，新兴的无轨电车又因为无需铺设路轨可节省投资成本，有轨电车的渐渐扩展步入停滞。
二战期间，受战争波及的很多国家的城市包括有轨电车在内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战后虽然部分电车系统得以重建，但公共汽车在1950年代起在各大城市的普及，有轨电车被认为速度缓慢，甚至阻碍道路交通流量，不少有轨电车系统于20世纪中叶陆续被拆卸。从1950年代后期起，有轨电车网络在北美地区、英国和西班牙等地几乎完全消失，东亚和东南亚部分殖民地在建国后因缺乏电车系统原产国的技术支持，于是将电车系统废弃，有轨电车在1960年代渐遭淘汰。尽管那些最早开发有轨电车运营的城市依然保留著有轨电车运营服务，但是其他交通工具特别是城市地下铁的迅速发展，使有轨电车这个最早的现代化公共交通工具显得落后于时代，有些城市的有轨电车规模比起全盛时期也有所收缩。
但是197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认识到城市内因大量使用私家汽车而引起的空气污染、交通拥挤、泊车困难等益发严重的城市交通问题，公共汽车虽然能承担一部分的城市载客量，但是与其它路面交通工具共用道路也会导致交通拥挤。地铁固然成为当今缓解城市交通压力的重要公交运输工具，但是其建设成本高昂，在某些城市因地质因素和城市规划部局亦不太适用地铁。
旧式有轨电车虽然确存在著缺点，不过随著新型态的现代有轨电车出现，相较于旧式有轨电车，现代有轨电车通常不只一节车厢，这让它们可以载运更多旅客，同时车门也更多让乘客上下更有效率，部分甚至全部路段高架、地下化已获得独立路权，因而有轨电车这个传统的公交工具重新受到了青睐，这些现代有轨电车有时又被称为轻轨运输系统。
在这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那些有轨电车服务原本处于空白状态的城市也纷纷开通了有轨电车的服务运营，而保留著有轨电车系统的城市，则将其旧有的车辆设备进行更新换代，以继续维持其市内的公交服务。如今，作为市内公共交通工具的有轨电车，无论是在保持运营传统的城市，还是在开启运营新业的城市都成为了当地的一个亮丽街景。

双层电车
双层有轨电车最早出现在英国，最初是靠马拉动力，1885年黑池电车公司首次将其改为电力动力。在20世纪的50年代之前，双层有轨电车在伦敦很常见，但到了1962年，除了黑池电车公司还保有一部分双层有轨电车之外，其余的双层有轨电车在这期间陆续退役。目前全球只有三个城市还行走着双层有轨电车，它们分别为英国的黑池电车公司（Blackpool）、埃及的亚历山大港电车公司（Alexandria）和香港电车公司（Hong Kong Tramways），香港是唯一全部采用双层有轨电车系统的城市，它们均在当地的公共交通中占有重要地位。

低台阶电车
1990年代起，开始有了低台阶有轨电车的出现。乘客登上低台阶有轨电车时无需走上任何梯级，便于坐轮椅行动不便的人上下车。

中国大陆
中国最早的有轨电车出现于清朝时期1899年的北京，由德国西门子公司修建，连接教区的马家堡火车站与永定门，全长400米，但在不久后的1900年被进京的义和团全部拆毁。
天津和上海先后于1906年及1908年开通电车，之后其他租界或成为通商口岸的各个城市也相机开通有轨电车。日本和俄国相继在大连、哈尔滨、长春、沈阳开通有轨电车线路。北京市内的有轨电车则在1924年开通。1956年鞍山也开通有轨电车，至2001年6月6日停运。
随着城市公共交通的发展和车辆增多，从1950年代末开始，中国大陆的大城市陆续拆除旧式有轨电车线路，取而代之的是无轨电车。到2006年，中国大陆仍有有轨电车运营的城市只剩下长春和大连，并且均已被改造为城市轨道交通的一部分。
然而随著有轨电车在欧美以轻轨形式复兴，21世纪以后中国许多城市开始建设重新建设有轨电车，因为中国特殊轨道交通发展史，轻轨被用于指称高架、平面铺设的地铁，因此轻轨在中国被称为“现代有轨电车”。2006年底，天津滨海新区开通了天津开发区导轨电车1号线，使用从法国“Translohr”引进的胶轮导向电车运营，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使用胶轮导向电车的城市；部分媒体和网络虽然也称之为“有轨电车”，但此种电车采用的钢轮钢轨只起导向的作用，实际承担行驶和承重作用的为橡胶轮胎，与传统意义上的有轨电车有本质区别。2009年上海浦东新区的张江地区开通了使用胶轮导向电车的张江有轨电车，是中国大陆第二个使用胶轮导向电车的城市，另外中国的比亚迪也开发胶轮导向的云巴技术，2021年第一条云巴路线“重庆云巴”在重庆璧山正式开通。2021年开通的佛山南海路面电车1号线是中国第一条有完全独立路权的有轨电车路线。

退出营运的线路
但是中国各地的有轨电车成效不一，部分城市的现代有轨电车规划不佳，有些线路面临著效益入不敷出，经营难以为继而出现了不得不停运和拆除线路的状况。

与大连、长春同样，运营了长达60年之久的哈尔滨有轨电车曾于1987年停运。到了2004年，作为展现哈尔滨交通历史景观，又重新亮相于哈尔滨果戈里大街，但是由于运营后劲不足，重新运营5年之后，于2009年11月最终退出了哈尔滨公共交通系统。
珠海有轨电车自2017年10月开通，因效益不佳，在投入运营之后不到四年，于2021年1月停止运营，并于2022年1月将线路拆除。
上海张江有轨电车投入运营以来，也因为其维护运营成本极高，而载客率却未能达到初期预想，导致长期亏损、背负巨额负债以及国外停止供应部分零部件的问题，最终于2023年6月1日全线停运，随后拆除。
天津开发区导轨电车1号线也于2023年7月宣布拆除。
广东省佛山市高明有轨电车于2024年8月5日停运（全球首条上线的氢动力有轨电车）。

台湾
在20世纪初的日治时代，台湾曾经有过建设市内有轨电车的构想，但是一直未能实施。直到2001年，高雄市开始筹划市内有轨电车的建设方案，2003年在高雄市中央公园进行试乘活动，车辆由西门子公司提供。2012年，高雄市有轨电车第一期工程项目开始招标，2013年初西班牙铁路建设和协助公司（简称：CAF）以及长鸿营造公司联合中标，2015年10月，作为全台湾的第一个市内有轨电车公共交通系统，高雄环状轻轨第一阶段有轨电车线路开始试运营。

技术工艺
有轨电车正线通常不采用铁路的“工”字截面的钢轨，而是采用槽型轨。正向行车道岔由转辙器完成变轨。电车司机通过车载道岔控制器自动获得道岔的独占控制权，操控道岔信号闭锁与变轨；驶出道岔区间后自动失去道岔控制权。 反向合流道岔一般是挤岔式道岔。
有轨电车通常以集电弓或集电杆从架空电缆取得电力，少数以集电靴从第三轨取电（如法国的波尔多电车采用阿尔斯通APS智能轨道供电系统）。北京西郊线则为架空电缆供电并预留第三轨辅助供电条件。
另有极少数采用感应供电（主要生产商是庞巴迪，代表为PRIMOVE系统）或储能装置（蓄电池、超级电容等）供电。

优缺点
优点
较地铁乘坐便利，无需上下楼，许多城市的有轨电车和路缘同高，残疾人无障碍；
无需在地下挖掘隧道，价格便宜。维护成本低，车站无需昂贵的环控设备，一公里有轨电车线路所需的投资只是一公里地下铁路的三分之一；
架空的单轨铁路及轻便铁路系统往往只能在特别的市区环境建造（如宽阔的大街），有轨电车一般与汽车共用路权毋需架空路轨，较节省街道空间；
相较无轨电车，因为有轨道引导，驾驶操作较为容易；
相较巴士，因为有轨道引导，驾驶方向固定，容易做到准时；
相较其他路面交通工具，有轨电车更有效减少交通意外的比率；
有轨电车因为以电力推动关系，车辆不会排放废气，是一种无污染的环保交通工具。

缺点
因要铺设轨道（和架空电缆），建设成本高于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对小型城市来说财政负担较重；
受轨道（和架空电缆）限制，行驶灵活度不及无轨电车（公共汽车），且路轨占用路面，路面交通要为有轨电车改道，并让出行车线（南海有轨电车1号线、武夷有轨电车1号线和济南济阳有轨电车除外，因为上述三条有轨电车线路具有完全独立路权，无任何与市政道路平交的道口）；
效率比地下铁路低；
有轨电车的速度一般较地下铁慢，除非有轨电车行驶的大部分路段是专用的（主要行驶专用路段的有轨电车一般称为轻轨）；
传统有轨电车每小时每方向可载客约5000~8000人，现代有轨电车可达1.2万人，但地铁每小时每方向载客大约为3~5万人。
一旦其中一辆车发生意外，可能会造成全线瘫痪。
相较无轨电车的橡胶轮胎，有轨电车的金属轮轨摩擦产生的噪音比较高，坡度限制亦较大。
在有酷暑或者严寒的城市没有地下铁舒适。

集锦
相关文学著作
田纳西·威廉斯的著名剧作《欲望号街车》故事发生于美国新奥尔良，新奥尔良有轨电车（于当地称为Streetcar）的多次出现，显示其自19世纪以来，它已经是当地公共交通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

参见
轻轨运输系统
城市轨道交通
齿轨铁路
世界各城市有轨电车与轻轨系统列表
公车捷运系统（BRT）
导向巴士
劳尔电车
有轨电车难题

参考资料

== 注释 ==


尼日利亚

奈及利亚联邦共和国（英语：Federal Republic of Nigeria），通称奈及利亚（英语：Nigeria），是西非国家，位于非洲的几内亚湾西岸顶点，邻国包括西边的贝宁，北边的尼日尔，东北方与乍得接壤一小段国界，正东则是喀麦隆。 奈及利亚是全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全世界人口第六多的国家，全世界以黑人为主体的国家中人口最多的国家。它被列为是未来11国中的一员，亦是英联邦成员。
奈及利亚的首都原本为西南沿海的海港城市拉哥斯，1991年12月迁都至地理位置位居全国国土正中央的阿布札。奈及利亚是石油输出国组织中第四大成员。军事独裁与不间断的内战在该国境内持续了数十年，直到1999年该国颁订了新宪法之后才开始有转机。2003年的大选是奈及利亚史上第一次民主大选。2021年，奈及利亚国内生产总值创历史新高，其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25位，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
当地有悠久的历史，考古证据表明，该地区人类居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至少公元前9100年。

语源
奈及利亚这个名字取自贯穿全国的尼日尔河。这个名字于1897年1月8日，由英国记者弗洛拉·肖所创造，她后来嫁给了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勋爵卢吉。邻国尼日也从同一条河得名。尼日这个名字最初仅适用于尼日尔河中游，其起源尚不确定。在19世纪欧洲殖民主义之前，该词可能是廷巴克图附近河中游地区居民使用的图阿雷格人名字egerew n-igerewen的变体。

历史
殖民地时期
8世纪，乍得湖畔的札加瓦人（Zaghawa）建立加奈姆-博尔努帝国（Kanem-Bornu）。14世纪至16世纪，由桑海帝国统治。1472年，受到葡萄牙的侵略。后荷兰、法国、英国等国殖民者相继侵入，贩卖奴隶；1861年英国在拉各斯建立据点后，不断向内陆扩张；1900年，南、北奈及利亚均沦为英国“保护国”；1914年合并成为英国殖民地“奈及利亚殖民地和保护国”。

独立以后
1947年，英国批准其宪法，联邦政府成立。1954年，取得内部自治权。1960年10月1日，宣布独立，成为英联邦成员国。
1963年10月1日，改为奈及利亚联邦共和国。其后军事政变多次发生，军人长期掌权。
1967年5月30日，伊博族人奥朱古宣布退出奈及利亚联邦共和国，成立比亚法拉共和国；同年7月，以戈翁为首的联邦政府出兵镇压，内战爆发；至1970年1月，比亚法拉军队战败。
1998年6月8日，军政府首脑阿巴查在自家别墅去世，接任者阿卜杜勒萨拉米·阿布巴卡尔决定还权给民选政府。
1999年2月的总统选举中，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当选。
2007年4月21日，举行总统和国民议会选举。奥马鲁·亚拉杜瓦当选总统。2010年5月5日奥马鲁·亚拉杜瓦病逝，副总统古德勒克·乔纳森继任总统。
2011年4月16日，古德勒克·乔纳森在总统选举中获胜，5月29日，在首都阿布贾雄鹰广场宣誓就职。大选结束后动乱，造成200多人死亡，400多人受伤，几百人遭逮捕，近4万人无家可归。
2012年后开始爆发博科圣地组织动乱，2014年血腥化，政府军节节败退失守22座城市，博科圣地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互相呼应，形成铁三角彼此还有资金人员流通。
2015年1月9日，博尔诺州临近查德湖城镇巴加在过去的两天中被博科圣地烧毁，可能已经有超过2000余名居民被屠杀，上万名难民已逃离家园。

政治
该国的联邦共和制度仿效自美国，总统由全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任期四年，最多可以连任一次。总统的职权受到奈及利亚议会的制约，国会分参议院（Senate of Nigeria）和众议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Nigeria）。参议院有109个席位，36个州各有三个席位，首都有一个。众议院按照每州人数的多少选出一定比例的代表，总共360个席位。议员与代表都由民选方式产生。
1998年6月，尼日利亚开放党禁。

人权
奈及利亚人权受该国1999年现行宪法保护。虽然尼日利亚根据该宪法在人权方面做出了重大改进，但还有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领域，其中包括博科圣地对战俘和平民的虐待、政府部队的杀戮、缺乏社会平等和言论自由问题。人权观察的2015年世界报告指出，奈及利亚人权在博科圣地加大暴力和政府腐败之下继续遭到破坏。

军事
奈及利亚军因长期国家贫困和内战，虽有近两亿人口但长期武力贫弱，武器老旧，目前空军只有十架冷战时代老款战机，军力以存在原则为主。实战能力仅对叛乱游击队有一定打击能力。总兵力约16万人，陆军战斗部队有6个师编制。

地理
地形
尼日利亚西接贝宁，东临乍得及喀麦隆，北抵尼日尔。南部是几内亚湾。尼日利亚北部有阿达马瓦高原、曼比拉高原、乔斯高原和奥布杜高原等，南部主要是尼日河下游冲积平原，东南边境多山，沿海多沙洲、沼泽和潟湖。主要的河流有尼日尔河和贝努埃河。受整体地形北高南低影响，尼日尔河顺流南下进入海口三角洲。

气候
奈及利亚位于热带地区，气候潮湿。主要是热带草原气候。西南部拉各斯受几内亚暖流影响，自北向南年降水量200-3000毫米。

行政区划
奈及利亚全国自1996年10月以来下分36个州（state）和1个特区，州以下又有774个地方政府。每个州都设有一院制的州民大会（House of Assembly）以及一个民选的州长。这些一级行政区划分别为：

重要城镇
经济
奈及利亚石油天然气资源十分丰富。自1970年代以来，石油出口逐渐成为该国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石油出口收入占出口总收入的98％，占国家总收入的83％。在2006年，奈及利亚的国内生产总值列表（国际汇率）达238,920，居非洲第二，仅次于南非（408,074）。
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智库和世界银行的统计，奈及利亚的GDP按购买力平价算自2005年的1707亿美元到2007年的2926亿美元，几乎翻了1倍。而2014年尼日利亚国家标准局统计学家耶米•卡莱表示，尼日利亚的经济规模已达5090亿美元，其经济规模超过南非跃居世界第26位，成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但在基础设施建设和能源储备能力方面，该国仍不敌南非。
在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繁荣时期，奈及利亚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募集资金而积累了外债。在80年代的石油危机中，油价下跌，奈及利亚努力偿还其外债但最终还是拖欠了其主要债务的款项，也限定了贷款利息部分的偿还。欠款和惩罚性利息累积在未支付的本金上，进一步扩大了债务的规模。
然而，在奈及利亚当局与债权国谈判之后，2005年10月奈及利亚与巴黎俱乐部的债权人达成了协议，奈及利亚以大约60%的折扣重新买回他的债务。并用它的部分石油收益支付剩余的40%，每年拿出至少11.5亿美元用于减少贫困项目。奈及利亚在2006年4月创造了历史：它成为第一个全部偿还完巴黎俱乐部贷款的非洲国家（估计有300亿美元）。
奈及利亚是世界第12大产油国和第8大石油出口国，石油探明储量是世界第10位（该国于1971年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石油产业在奈及利亚经济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占GDP的40%和政府收入的80%。然而，在尼日三角洲（主要石油产区）要求更好的进行资源控制的活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石油的生产，现阶段也阻止了该国将全部石油产量用以出口。
奈及利亚的通讯市场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之一，主要新兴市场电信运营商（如MTN、Etisalat、Zain和Globacom）都在该国最大和最具利润的中心地区开展了业务。政府最近也开始发展卫星通讯服务。奈及利亚有颗宇宙卫星，由总部位于阿布贾的奈及利亚国家空间研究与发展局监控运行。
目前美国、法国、英国等国家为其主要石油贸易伙伴。2006年1月9日，中国大陆公司中海油以22.68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尼日利亚130号海上石油开采许可证（OML130）的45％的工作权益，中国大陆将成为该国另一个重要石油贸易伙伴。
奈及利亚被归类为新兴市场，并且正迅速接近中等收入国家的标准，该国有丰富的资源，以及发展良好的金融、法律、通讯和交通行业，还有非洲第2大的证券交易所（奈及利亚证券交易所）。按购买力评价计算，2007年尼日利亚的GDP排在世界的第37位。奈及利亚是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提供给美国的石油量位于所有国家中的第5位（11%的石油进口）。它也是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贸易的第7大顺差国。奈及利亚现在是美国的第50大商品出口市场，是美国的第14大进口商品来源国。美国是该国最大的外国投资者。大多数经济活动集中在四个主要城市：拉各斯、卡杜那、哈科特港和阿布贾。除了这几个经济中心，其他地区的发展正被边缘化。
以前，奈及利亚经济发展受到多年的军政府统治、腐败和管理不善的困扰，而现如今民主制度的恢复和后来的经济改革成功的使奈及利亚重新走上正轨，开始发挥其强大的经济潜力，以达到成为非洲主要经济体的目标。
该国有高度发达的金融服务，有本地和国外的银行、资产管理公司、证券经纪公司、保险公司和经纪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及投资银行。
农业是奈及利亚过去赚取外汇的主要行业。奈及利亚在过去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落花生、可可和棕榈油出口国以及椰子、柑橘类水果、玉米、御谷、木薯、山药和甘蔗的重要生产国。大约有60%的奈及利亚人从事农业生产，并且该国还有很多未被利用的可耕种土地。
奈及利亚有很多还未被大规模开发的矿物资源，包括天然气、煤、矾土、钽铁矿、黄金、铁矿石、石灰石、锡、铌、石墨和锌。尽管这些自然资源有很大的储量，但该国的采掘工业还处于初级阶段。
奈及利亚的制造业包括皮革制造和纺织业（集中在卡诺、阿贝奥库塔、奥尼查和拉各斯），汽车制造（比如法国汽车制造商标志和英国卡车制造商百福，现在是通用汽车的一个子公司），T恤、塑料制造和食品加工业。
最近这个国家的国内收入相当可观，使奈及利亚电影（瑙莱坞）在当地和国际上得到了销售，并且在非洲其他国家和部分欧洲地区得到了普遍欢迎。

人口
现在奈及利亚人口超过2亿1千万人，居住在南部的基督徒与北部的穆斯林人口几乎1比1，使得奈及利亚同时为基督教大国及穆斯林大国，育龄妇女人均生育率平均为5.5个小孩，最高为8.6个。据预测，到了2050年左右，尼日利亚将会取代美国，成为人口第3多的国家，超过3亿人居住在当地。到了2100年，尼日利亚人口更将达到8亿，成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之一。而全非洲人口到2100年至少将翻三番，达到42亿。
奈及利亚拥有250多个民族，但最有影响的是豪萨-富拉尼（近八千万人，占全国人口的30%）、约鲁巴（近四千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5%）、伊博（两千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5.2%）三大民族，1967至1970年间的奈及利亚内战对三大部族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语言
奈及利亚的官方语言为英语，此外还有525种本地民族语言，其中有九种已经灭绝。除了英语以外，奈及利亚主要的语言包含豪萨语(英语:Hausa ，超过八千万名使用者)、约鲁巴语(英语:Yoruba ，超过五千万名使用者)、伊博语(英语:Igbo ，超过三千万名使用者)、富拉语(英语:Fulfulde ，一千三百万使用者)等。奈及利亚本地语言中涵括亚非语系、尼罗-撒哈拉语系、尼日-刚果语系三种语系的语言。
其中亚非语系的语言，包含豪萨语主要在该国北部地区被使用。尼日-刚果语系的语言主要在该国中部、东部、南部地区被使用。

宗教
奈及利亚人民主要是南方信奉基督教及北方信奉伊斯兰教，基督教占总人口44.21%，伊斯兰教为52.61%，传统宗教约3%，北部有些地方已采用伊斯兰教法。
尼日利亚的基督徒有约四分之一为天主教徒，其余大部分为新教徒，其中奈及利亚圣公会更成为非洲最大的圣公会教省。尼日利亚穆斯林大多数是逊尼派或无教派穆斯林。其中许多逊尼派穆斯林是苏菲兄弟会的成员。尼日利亚苏菲派大多追随卡迪里耶、提加尼或穆里德教团。此外，尼日利亚还存在少数穆斯林属什叶派、阿赫迈底亚派和马赫迪派。若按尼日利亚的主要民族来划分，则北部的豪萨人以穆斯林为主；西部的约鲁巴人以穆斯林和基督徒为主，兼有部分传统宗教的信徒；东部的伊博人和南部的伊爵人主要是基督徒，也有一些传统宗教的信仰者。

教育
奈及利亚政府提供免费但非义务的教育。在学率与识字率在不同地区与性别有很大的差异。在2012年至2018年期间，仅80%的奈及利亚儿童完成小学教育，其中81%男性儿童与79%女性儿童完成小学教育。至中学阶段，仅70%男性学童与59%女性学童完成中学教育。奈及利亚的国民识字率于2018年为62.02%，比起2008年增加了10.94%。在城市地区的识字率，男性为86.4%，女性为74%，而在乡村地区，男性识字率为59.5%，女性识字率为35.4%。其中奈及利亚南部基督徒居住的地区，教育程度与识字率皆高于北部穆斯林居住的区域。

名人
阿里科·丹格特，丹格特集团拥有者，非洲首富。
杰伊·杰伊·奥科查
恩万科沃·简奴
伊斯瑞尔·阿迪萨亚

网络管制
推特：2021年6月，时任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的一条推文被推特官方撤下。两天后，推特被尼日利亚政府以“一些人持续使用该平台进行破坏尼日利亚企业生存的活动”为由禁止，政府指示网络提供商阻止对推特的访问。即使有西非经济共同体法院的施压，但是截止到2021年7月18日，尼日利亚政府毫不退让，国内的主要媒体依旧不使用推特，普通人利用VPN使用推特会被联邦检察官定罪。

参考文献
引用

参见
奈及利亚骗徒
石油
石油输出国组织

外部连结

奈及利亚政府官方网站入口（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英文）
尼日利亚华人论坛
尼日利亚媒体和娱乐网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尼日利亚国情介绍（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
 维基媒体的奈及利亚地图集  （英文）
 OpenStreetMap上有关奈及利亚的地理信息


台湾战后时期

台湾战后时期指台湾历史上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迄今由中华民国统治的时期，也称为中华民国时期、民国时期，早期称国民政府时期，其中后者通常指1990年代台湾民主化之前由中国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将军依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发布的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第一条甲项规定，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以在台日军主官身分，接受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的代表何应钦，所委派的台湾地区受降主官陈仪将军发布的《署部第一号命令》并签署受领文件，自此台湾由中华民国统治迄今。1945年8月15日到10月25日之间，因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仍在中国大陆及其它战区处理战后事宜，官派接管台湾的专责人员则需要一段行政流程与等待命令的作业时间，而大日本帝国在台湾驻警、驻军及所有日籍人员则是在1945年9月之后才开始分批被遣回日本本土（日方称引扬归国），这段期间台湾既不属于日方治理且尚未由中华民国接管，此时台湾相当于无政府状态，但因战事已于1945年8月15日结束，使得这段两个月的空窗期在台湾历史上也被纳入“台湾战后时期”。

沿革
战后初期（1945－1949年）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并签署《终战诏书》，在台日军依据同盟国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一般命令第一号》第一条规定，须向同盟国之代表蒋中正投降。中华民国将领于同年10月25日代表同盟国接受在台日军的投降。台湾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至10月5日在台北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之间有近两个月无政府状态，台日裔人士以原日治时期制度维持至行政长官公署接管后。
中华民国接管台湾后，设立与中国大陆省级行政体制不同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并由陈仪出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
1946年1月12日，在中国大陆的台湾人同乡会请愿下，中华民国行政院以“节参字第０一二九七号训令”之规定，单方面宣布“原有我国国籍”之台湾人民于1945年10月25日起恢复中华民国国籍。1月25日，台湾省筹设各级民意机关，首先办理公民宣誓登记，规定凡属中华民国人民，年满20岁，定居时间达指定条件者，经宣誓登记可享有公民权。1月30日，中华民国外交部训令驻外单位通知各国政府台湾人恢复中华民国籍。3月，美国《Washington Daily News》以头版标题“Chinese exploit Formosa worse than Japs did（中国人剥削台湾比日本人更严重）”，批评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截自2月15日，全台湾省宣誓登记公民者共239,314,2人，占20岁以上人口总数的91.8%。同年，各国政府陆续回应中华民国外交部变更台湾人国籍的要求，其中美国、英国、荷兰、日本政府因为战后的和平条约尚未缔结，故不同意中华民国的要求。
1947年初，因一起缉烟血案，使累积一年多不满国民政府倒行逆施导致民不聊生的庞大民怨至此总爆发，各地发生军民冲突，史称“二二八事件”。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表面上向台湾人士表示即将进行民主化改革，私底下却以台湾人“有组织叛乱行为”、“对于奸党乱徒须以武力消灭”等理由，向中央政府请求增援兵力镇压。数星期后，国军增援兵力抵达台湾分别从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陆开始镇压动乱，后续还有清乡行动，许多与台籍菁英与百姓受到牵连惨遭杀害，或遭逮捕之后不经审判而被监禁、处死或就此失踪。香港《青年知识》杂志作者“史坚”于1947年3月16日发行的第20期杂志见证：“...他们（国民政府官员）以“新征服者”的姿态出现，用元朝对待南人一样的态度，对待台湾同胞。...1895年日本的“接受”，台湾人所得到的，是殖民地的“法治”，可是1945年中国的管理，台湾人却又得到“无法无天”的统治，他们觉得前者比后者还要好...”。来自中国大陆记者王思翔在《台湾2月革命记》报导：“配合著公开的大屠杀，还有掩耳盗铃式的恐怖手段‧‧‧一经逮捕，多不加询问，立即处死‧‧‧每夜间均有满叠尸体的卡车数辆，来往于台北-淡水或基隆间。至3月底，我在基隆候船10天，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从海中漂上岸来的尸体，有的尸亲围坐而哭，有的无人认敛，任其腐烂。‧‧‧军警、警察、特务以及以征服者自居的外省人等，都可以随时随地捕人，公开绑架，甚至可以在办公室内随意捉人‧‧‧。”而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编印的二二八暴动事件报告中，将事因归咎于“日本奴化教育之遗毒”。王白渊发表评论质疑：“中国受满清奴化三百年之久，现在女人还穿著旗袍，何以满清倒台后，汉人能可当权呢？”表示日本奴化教育之说乃是为欺压所编造的借口”。
二二八事件后，国民政府调整台湾省地方政治制度，废除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改设台湾省政府，由文人出身的魏道明任首届省主席。1948年接获第一笔美援后，随即拨付款项重建台糖、台铁、台电。
1949年（民国38年），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改革币制（旧台币以四万比一的比率兑换新台币），并于同年5月20日实行长达38年之久的《台湾省戒严令》。同年，国共内战局势大变，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使得中华民国政府于同年12月7日迁至台湾。此时中华民国仅统治台湾地区（台澎金马），失去中国大陆的统治权。

两蒋及台湾戒严时期（1949－1987年）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宣示共产中国是苏联坚定的盟友（包括在战时），也是全球共产革命的支持者；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欧立夫（William M. Olive）被抓，死在狱中，华府立即召回司徒雷登，准备关闭使领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反对援助蒋。蒋命叶公超任外交部长，并在多个重要职位安插受美国政府重视者。蒋向菲律宾总统季里诺提议组建远东“联盟”，包括台湾、泰国、印尼、韩国、日本和中南半岛，这是东南亚公约组织雏形，美国反对，韩国总统李承晚支持。中华民国政府于1949年起在台湾透过戒严令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等法令，配合党、政府、军队、特务的结合掌控，持续政治与社会上的高压控制，巩固一党独大体制，许多人无故被指为“匪谍”而遭到没收财产、监禁、处决，造成许多冤死与冤狱，称为台湾白色恐怖。在此之前，国民党在统治中国大陆时为打击和消灭中共势力亦曾在国统区内采取这种严厉措施，这种现象被统称为白色恐怖。1949年6月来台后，蒋提出“一年反攻，三年成功”或者“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此外蒋积极在东南沿海发动武装小突击，如福建湄州岛、南日岛、东山岛战役。蒋父子深信最优先是巩固政府权力，蒋授权予蒋经国掌管内部安全、情报和准军事组织；1949年，蒋经国在高雄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统筹由中国大陆迁台之情报和秘密警察机关；当年，安全机关侦讯约1万名台湾人，又监视包括陈诚、孙立人在内所有到台高级将领。
国共内战结束时，日本人拥有台湾2/3土地，美方支持之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助陈诚开展土地改革，把接收之大部分土地低价卖给台湾贫农；同时实施“三七五减租”（即降低土地佃租至37.5%），初步改革使国民党获得台湾农民支持。土地改革使1950年春季丰收，米价下降。
1950年起（民国39年），台湾实行地方自治，省、直辖市议会议员及县、市以下行政首长与民意代表由公民直选产生。1月5日，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蒋写道：此沉重打击犹如1945年“俄国之侵华”。艾奇逊表明不会援蒋。蒋不满英国人，认为其目标是“扼杀亚洲人之精神与灵魂”；蒋认为美副国务卿艾奇逊的祖先一定是英国人，因此其预备出卖美国利益。韩战爆发后，蒋认为由于杜鲁门设下限制，空军不能轰炸对岸，金门将难守，故签发“准备撤退令”。后来蒋坚决拒斥撤出外岛。各学校和民间组织都有国民党的小组，政府管控大型工商业，但蒋无意改变人类社会或世界，而是确保政权稳定和建立繁荣的华人社会。蒋不满杜鲁门决定将台湾和中国大陆合法分治。叶公超建议蒋派出国军到朝鲜参战，为华府拒绝。7月，蒋欢迎麦克阿瑟访问台北。麦声明支持蒋，并派喷射战斗机赴台。上半年，又破获300件匪谍案，涉案逾3,000人；秘密警察在各政府机关、军队和企业发展秘密特务；据王升称，期间被逮捕者有15%被枪决。
1951年1月，麦克阿瑟警告华府朝鲜半岛已经守不住，但艾奇逊认为其危言耸听；1951年初，美国于联合国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但同时建议联合国成立调停小组与北京继续协商解决，蒋对此大为光火。4月5日，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马丁宣读麦克阿瑟信件，提出在中国大陆开辟第二战场，杜鲁门愤怒下令解除麦克阿瑟职务，蒋认为“美国政府可悲的愚蠢”。美国主持召开对日和约谈判，华府既不邀请台北，也不邀请北京，蒋认为抗日八年300万军民牺牲，蒙羞含愤；旧金山和约日本放弃对台湾权利，未提及台湾地位，蒋怀疑杜鲁门政府将台湾地位问题作为朝鲜停战谈判之筹码。后来缔结台北和约，蒋认为台湾“不可无日、美共同合作”，担心日本首相吉田茂预算未来承认北京，因此放弃要求日本赔偿战争损失，并对签署和约让步。最重要的资讯来自于非秘密开放来源情报服务翻译电台，安全局拦截电台、电话资讯，以及空军侦查沿海防务；中央情报局和情报人员未能渗透到中共高层。李弥5万人马，用2千人两度反攻云南。
杜鲁门政府同意在1952年给予台湾援助，但当美国开始与日本、菲律宾、纽西兰和澳洲谈判安全条约时，蒋对美国大失所望。
艾森豪称要废除雅尔塔协定、终结朝鲜战争、打开铁幕，放手让蒋对付“赤色中国”，蒋希望其当选。1953年艾森豪胜选后，要求蒋承诺反攻前要与美协商，延续杜鲁门“围堵、不解放”政策，和双轨政策——防卫台湾和保持美国最终与中国大陆修好之可能，实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艾森豪透过印度总理尼赫鲁和蒋向毛泽东传达尽快结束朝鲜战争，否则“毅然决然地放宽武器的使用”。6月22日，蒋接李承晚信，阐述“美国如何出卖韩国”，蒋“不寒而栗”。联军总部俘虏之14,000名志愿军战俘决定投奔台湾。杜勒斯要求蒋撤出该部，蒋“严令接济李部，空运加紧，以鼓其士气”。11月，艾森豪政府支持国军进击沿岸土地和通航。美国记者报道称，岛上所有族群都认为政治十分清明。而吴国桢、孙立人向美国外交官抱怨逮捕大多是滥权，蒋经国手下逮捕孙立人部属。蒋拔擢孙为上将，翌年任孙再任陆军总司令。
1954年九三炮战发生时，国军轰炸厦门港口及周边设施，9月12日曾深入80公里攻击目标，突击队也进攻沿海。毛泽东高调宣传“解放台湾”，9月3日解放军炮击金马，美国第七舰队及大西洋海军赴太平洋。艾森豪和杜勒斯开始认为毛泽东决心占领金门，美国国家安全会议大部分首长除李奇微外，都建议与蒋联手空袭，并遣军入外岛。11月，北京重判13名韩战期间在中国领空击落的美军战俘，激发美国反共浪潮。蒋吴不和，吴国桢拿到护照赴美国，使宋美龄很担忧，蓝钦夫人暗示吴国桢事乃因由。
1950年代起，《自由中国》发行人雷震长期称“反攻无望”，雷震在胡适支持下筹设“中国民主党”，陈诚默许，但蒋以叛乱罪名逮捕雷震。为时短暂，蒋首次允许对政治压迫的公开批评，胡适谴责对雷震“罗织罪名”。中华民国政府迁台初期，主张反攻大陆，但缺乏美国的支持，两岸间仅有一些小规模战役发生，1955年后，确立现今两岸的统治范围。1955年初，毛泽东进攻浙江一江山岛和大陈列岛，由于大陈距台湾太远，美国与蒋决定将军民撤出大陈。艾森豪声明可能为保卫金马而与中共核战，赫鲁晓夫同意帮毛泽东建核武器，《人民日报》提出“和平解放”政策。艾森豪希望蒋放弃金马，换取美国帮助国军封锁东南沿海，蒋拒绝并认为是英国人的阴谋。
1957年，美国驻军士官雷诺枪杀刘自然，美国使馆被砸，蒋致歉。蒋指示成立中兴计画作业室，筹备正面反攻，继而又制定黄龙计画，筹备敌后反攻；蒋认为反攻时如美国掣肘，则不惜与美决裂。
1958年，蒋认定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已濒于失败，必须积极备战，于是下令制定“武汉计画”，组训空降游击部队，支援缅北的柳元麟部队，期在西南边区建立第一反攻基地。10月，杜勒斯到台北，连续两日希望蒋放弃反攻，蒋极生气但保持冷静，通过叶公超表示，宁可放弃国际和联合国席位，也要保留中国大陆同胞对蒋之信心。杜勒斯担心爆发核战，于是在与蒋发表的联合公报中让蒋承诺“不使用武力收复大陆”。《纽约时报》认为台湾的贪腐已大体根除。
1960年，雷震等人士筹组中国民主党，但很快就被政府镇压。11月，缅北之役爆发，孟歇、江拉失守，国军撤退到寮国，并且美国强力施压，武汉计画遂难以为继。
1961年，鲁斯克致函蒋，着国军全部退出缅甸。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兼系主任彭明敏与其学生谢聪敏和魏廷朝于1964年共同起草《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主张“遵循民主常轨，由普选产生国家元首”、“重新制定宪法，保障基本人权，成立向国会负责且具有效能的政府，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三人随即遭逮捕、以“叛乱罪嫌”起诉、并判处有期徒刑。
在国民党政府解除戒严之前，台湾党外运动团体一直透过私下发行的政论杂志，要求全面落实民主政治与言论自由。1975年蒋中正逝世，由副总统严家淦接任，蒋经国续任行政院院长。1978年由蒋经国出任总统及国民党主席来接掌政权。1979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
1979年12月在高雄市所发生的美丽岛事件，是对20世纪后期台湾民主化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民主抗争事件，随之而来的对被逮捕相关人士的军事审判更是引起广泛注目。1984年发生的江南案，政府形象大损，并且受到来自美国的强大压力，随后蒋经国于1985年表示下届总统不会再由蒋家人担任。江南案成为促使台湾于1987年解严的关键事件之一。而在台湾7月15日解严前四个月才发生于小金门的三七事件 (东岗惨案) 则成为台湾戒严与动员戡乱时期最后一椿重大人权侵害案件。
1986年9月28日，政府迁台后第一个在野党民主进步党成立，此时台湾尚未解严。1987年7月15日，蒋经国总统发布《台湾地区解严令》，台湾长达38年的戒严时代告终，正式向民主化的进程过渡。
从1949年到1987年戒严结束，官方统计“白色恐怖”被捕人数29,407人（谢聪敏称有立法委员说有6-7万人）。

李登辉政府（1988年－2000年）
随著蒋经国在1988年1月去世，蒋家父子两代的统治也随之结束，开始朝向民主政治发展。1988年，副总统李登辉依宪法继任总统，但当时执政的国民党内的外省人势力仍然庞大，宋美龄企图阻止李登辉出任国民党代理主席但未成功，李登辉于1988年7月接任国民党主席，全面接掌党政军大权。1990年，李登辉当选最后一任由国民大会代表选出的总统，同年1991年5月1日，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代表著中华民国政府不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政权统治中国大陆的合法性。李登辉任内推动民主化与台湾本土化政策，陆续推动六次修宪，1947年在中国大陆选出而一直未改选的国民大会代表，俗称万年国会，在1991年12月31日全部退职。万年国会在1993年1月31日立法院首次全面改选后才正式结果。
两岸关系在1980年代缓和之后，因1989年的六四事件而大受冲击，1990年发生了闽平渔事件，1994年千岛湖事件之后又趋恶化。1995年，李登辉伉俪访问美国，是首位中华民国总统正式访问美国；1996年3月，中华民国在台澎金马举行首次总统及副总统直选，国民党的李登辉及连战当选，成为中华民国首位民选总统及民选副总统，李登辉也是台湾首位民选领导人。中国大陆对李登辉访美及台湾举行总统大选大表不满，因而在台湾近海试射导弹及进行军事演习，美国为此两度派出航空母舰战斗群巡弋台湾海峡。1999年，李登辉接受德国记者专访时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即“特殊两国论”，简称“两国论”，主要由蔡英文起草）。

陈水扁政府（2000年－2008年）
2000年3月18日的总统选举，执政的国民党分裂，宋楚瑜“新台湾人服务团队（后组成亲民党）”分散了国民党支持者的票源，最终由民进党提名的陈水扁及吕秀莲以2.5%的胜差比例当选中华民国第10任总统、副总统，中华民国行宪后首次政党轮替，民进党首次执政，终结国民党统治台湾55年，国民党首次成为在野党，但立法院仍由国民党为首的泛蓝阵营为多数。
陈水扁上任后曾发表四不一没有。2002年8月，陈水扁任内公开表示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关系是一边一国，引发台湾各界、中国大陆及美国的不少争议。
2003年底，订立公民投票法，2004年首次举行。
2004年总统选举，陈水扁及吕秀莲在总统大选前一天遭到枪击受伤，陈吕二人仅以两万五千多票胜差当选连任。泛蓝阵营以三一九枪击案等事件，对其当选的合法性提出质疑，并发动激烈抗争。
2005年，任务型国大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立法委员选举改采单一选区两票制，这有利于两党制的形成。国民大会同年正式废除，此后修宪须经立法院同意和公民投票复决。此次修宪亦是近年最后一次修宪。
2006年2月27日，陈水扁终止《国统纲领》。2006年9月9日，民进党政府爆发多起弊案（高捷案等），已退党多年的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发起百万人民倒扁运动，但此运动因各种因素，在执政民进党“挺扁”及于同年结束。
2007年，兴建逾6年的连接台北至高雄左营的台湾高铁通车，为台湾南北提供两小时生活圈，往返台北和高雄只需两小时。
2007年7月19日，陈水扁总统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致函，正式以“台湾”的名义申请加入联合国，遭退件。

马英九政府（2008年－2016年）
2008年1月12日，2008年立法委员选举完成投票，立法院从这届开始总席次改为113席，其中国民党获得81席、民进党获得27席、无党团结联盟获得3席、亲民党1席、无党籍获得1席。而在2008年总统选举中，国民党提名的马英九当选中华民国第12任总统，使得国民党重新获得执政权，也达成第二次政党轮替。国民党在立法院是绝对多数，同时掌握行政及立法的“完全执政”局面。
2012年1月14日，2012年立委选举完成投票，113席中，国民党获得64席、民进党获得40席、台湾团结联盟获得3席、亲民党3席、无党籍获得1席。而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国民党的马英九成功连任中华民国第13任总统。
2014年3月18日，发生太阳花学运，学生及社会运动分子占领立法院议场，要求取消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结果被实际搁置。2014年九合一选举，执政的国民党大败，民进党取得13个县市的执政权。
2015年11月，总统马英九在新加坡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会面，为两岸最高领导人66年来首次会面。

蔡英文政府（2016年－2024年）
2016年1月16日，2016年立委选举完成投票，民进党获得68席、国民党获得35席、时代力量获得5席、亲民党获得3席、无党团结联盟获得1席、无党籍获得1席。而在201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中，民进党提名的蔡英文当选第14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为中华民国首位女性国家元首，也是台湾首位女性领导人，也使得民进党重新取得执政权，缔造中华民国第三次政党轮替。民进党并因首次在立法院过半，首次同时掌握行政及立法的“完全执政”局面。
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执政的民进党大败，国民党取得15个县市的执政权。
2020年1月11日，2020年立委选举完成投票，民进党获得61席、国民党获得38席、台湾民众党获得5席、时代力量获得3席、台湾基进获得1席、无党籍获得5席。而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民进党的蔡英文成功连任，以817万票当选第15任中华民国总统，成为中华民国历史上最多得票的总统，使得民进党继续取得执政权，并且持续在立法院过半。
2022年8月2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西·裴洛西出访亚洲期间到访台湾，与蔡英文总统等台湾政治领袖会晤，台美关系踏上新台阶。

赖清德政府（2024年－）
两岸关系与国际地位之变化
1943年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的《开罗宣言》发表，其中表示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包括台湾、澎湖群岛要归还中华民国，并于1945年所发表之《波茨坦公告》重申必将实施《开罗宣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命令在台日军向同盟国之代表者蒋介石将军投降，日本第十方面军于1945年10月25日在台北公会堂向蒋介石将军委派的陈仪将军投降，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台湾。1951年，日本正式签署《旧金山和约》，但因国共内战中国情势不明，和约仅声明放弃台湾、澎湖的一切权利，未注明台湾主权归属。在1952年的《台北和约》第二条中，日本依据《旧金山和约》，重申业已放弃对台湾、澎湖、西沙群岛、南沙群岛之主权。1972年日本与中华民国断交，并宣布台北和约失效，同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关于台湾的政治地位，或走向两岸统一，亦或是持续相互独立状态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面宣称：“无论从历史、政治还是国际法上，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并在统一无望以及某些其他前提下，不放弃以武力解决。”而主张台湾地位未定论的人士则认为：由美国、日本等国家所签署的“旧金山和约”并未明白指出台湾的主权归属，而且台湾的未来走向应由全体台湾人民自主决定，不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其他国家和政权)以武力威胁。
2005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高票通过《反分裂国家法》，首次以成文法形式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化。台湾人民对此事感到不满，在3月26日号召数十万人走上台北街头，以表示强烈的不满与抗议。2005年4月26日起，国民党、亲民党与新党前后访问中国大陆，引发两岸政党交流的热潮，两岸紧张的情势有所缓解，但两岸关系仍充满不确定性。
在修宪与总统直选后的民主巩固时代，支持台湾独立的比例快步上升、且通常稳定地高于支持统一的比例，但无论统独，都远低于支持维持现状。2010年12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所作的民意调查，高达87.3%的绝大部分台湾民众认为应该维持现状（广义）：尽快宣布独立：6.4%；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独立：17.6%；永远维持现状：28.4%；维持现状，看情形再决定独立或统一：34.2%；维持现状，以后走向统一：7.1%；尽快统一：1.2%；不知道／无意见：5.2%。
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直到1970年代，都被认为是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合法代表，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逐渐增加。1954年，中华民国政府与美国签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到1971年，联合国通过第2758号决议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代表，称“即刻将蒋介石的代表，非法占据联合国及其一切所属机构中的席位上，驱逐出去。”中华民国政府退出联合国，此后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大幅度滑落；1979年，与美国断交，更是对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造成严重冲击。

中美关系持续升温/ 台美关系友好
2018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台湾旅行法》。2019年5月7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19年台湾保证法》法案与“重新确认美国对台及对执行台湾关系法承诺”决议案。2019年6月6日，台湾相应美国在台协会的机构“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Coordination Council for North American Affairs，CCNAA）更名为“台湾美国事务委员会”（Taiwan Council for US Affairs，TCUSA），被视为台美关系的重大进展与突破。2020年1月11日总统选举，蔡英文胜选连任后，获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表达祝贺，以“蔡总统”（President Tsai）称呼，赞扬台湾再次展现民主力量。2020年2月2日，中华民国副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前往美国，出席该年度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举办的“国家祈祷早餐会”(National Prayer Breakfast)，被视为是自1979年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以来，台湾访问华府的最高层级官员。2021年1月9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美台交往限制。2021年3月18日，美国国防部 《国防部新闻》文中指“台湾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Taiwan was never part of China）

台湾领土主权地位探讨
1943年11月23日至26日，由中国、英国、美国在埃及开罗举行开罗会议，会后公布开罗宣言，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归还一切侵占的土地，要求“台湾及澎湖必须归还（shall be restored to）中华民国”，波茨坦公告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shall be carried out）”；“日本降伏文书”规定“兹接受（accept）……波茨坦……公告所列举之条款”。但美国在其出版的《美国条约暨其他国际协定增补索引（1776-1949）》中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归类在“无法律效力”的类别。英国、美国亦表明开罗宣言只是意向声明（statement of intention），无法处分领土、从未正式执行。日本则表示《降伏文书》具有停战协定的性质，但不具有处分领土的性质。
美国方面，当时的总统杜鲁门原先采纳国务院的意见，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台湾不干涉声明”（“袖手旁观”政策），表达拒绝防卫台湾、不介入国共战争的立场。当时国务卿艾奇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人管理台湾已达四年之久，美国或其他任何盟国对于该项权力及该项占领，从未发生疑问。当台湾改为中国一省时，没有一个人发出法律上的疑问，因为人们认为那是合法的。现在若干人认为情形改变了，他们认为现在控制中国大陆的那个势力，对我们是不友好的，而那个势力，不久将获得其他若干国家的承认。因此他们就主张：‘好，我们等待一个条约吧。’”。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依据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元帅于1945年8月17日发布的军事命令《一般命令第一号》第1条a项规定，台湾与越南北部的日军须向盟军将领蒋介石将军投降，于同年10月25日代表盟军军事占领台湾。且麦克阿瑟将军在1951年5月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亦作证同盟国将台湾之托管统治交由中华民国负责。
中华民国与日本于1952年4月28日在台北另行签订一份和约，和约中第二条规定：兹承认依照1951年9月8日在美国旧金山市签订之对日本和平条约，日本业已放弃台湾、澎湖群岛之一切权利、权限和请求权，1952年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叶公超向立法院解释这个条款时表示，旧金山和约“并未规定把这些岛屿归还给中华民国，有立法委员问：“台湾和澎湖群岛的地位是什么？”叶公超回答说：“事实上，这两个地方正由我们控制．然而微妙的国际形势使得它们不属于我们．在现行情况下，日本没有权利把台湾和澎湖群岛转移给我们，即使日本有意如此，我们也不能接受。”。
韩战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为了坚守西太平洋的反共防线，美国政府一改先前的消极态度—杜鲁门于两天后发表“韩战声明”（Korean War Statement），除了宣布台湾海峡中立化，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海外，同时表示：“福尔摩沙若遭共产势力占领，将会对太平洋区域及美国于此区之维和势力造成直接威胁，福尔摩沙未来的地位，必须等待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恢复，以及对日本的和平条约成立，或经过联合国讨论后，再作决定。”此即台湾地位未定论的起源。

经济成长
中央政府迁台后，首先发展农业，实行了耕者有其田、三七五减租和公地放领等土地改革政策。之后政府奉行“以农养工”的政策，在1950年代时期，政府实行进口替代的政策，将农业所得支援工业部门，以农产品出口来换取外汇以进口工业机器，发展民生工业。并提高关税，管制外汇，限制进口，以保护本土产业。到1960年代，台湾的进口替代产业面临国内市场饱和的问题，同时一些工业化国家的工厂面临工资上涨等因素，因此纷纷搬迁到一些具工业基础又劳工成本低廉的地区，台湾的经济政策遂改为出口扩张。1960年（民国四十九年），政府通过《奖励投资条例》，积极争取外商在台投资；1966年（民国五十五年），政府成立高雄出口加工区，这是亚洲第一个出口加工区，以扩大加工生产。台湾以加工中继站的角色，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一环。1963年（民国五十二年），工业占台湾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农业。此后直到第一次石油危机为止，台湾长期保持年均两位数以上的经济成长率。1971年（民国六十年），台湾对外贸易出现顺差，从此台湾长期维持贸易出的局面。

1970年代初，因外交受挫、石油危机与基础公共设施不足等影响下，民间投资意愿降低，经济成长受到冲击。政府因此调整经济政策，改采“第二次进口替代”，推出十大建设等一系列大型公共投资计划，国内投资环境因此大幅改善，也有效提振了就业，景气强劲复苏。经济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台湾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与香港、南韩和新加坡并列为亚洲四小龙。1980年代后期，台湾面临土地价格上涨、环保意识抬头、治安形势恶化、劳工意识勃兴等一系列不利于投资的因素。政府于是再次推动经济转型。1980年（民国六十九年），政府成立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大力鼓励内外厂商投资积体电路、电脑等高科技产业，希望以耗能少、污染低（实际上并非如此）、附加值高之技术密集型科技产业取代传统产业。而后台湾经济日渐自由化及国际化，并于2001年以台澎金马个别关税领域的名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贸后，台湾市场持续开放，大量外来产品冲击台湾产业，以农产品和民生工业为甚。同时为降低生产成本，大量企业外移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地区，造成产业空洞化的现象。经济自由化也造成国内金融业竞争激烈，引发潜在金融风险等问题。为应对这些问题，政府先后有不同的措施，在李登辉时期以将台湾建设为亚太营运中心为目标。其后如何提升自身生产力，经济更趋多元化与提高科学研发能力，让企业根留台湾，均是台湾经济要面临的课题。
台湾所得分配不均的现象在1970年代改善后，根据坚尼系数，在1980年至2001年、2004年以后这两段期间又开始恶化。实质平均薪资自2000年代开始倒退，2010年代已倒退回1990年代后期的水准。

社会变迁
由一元文化到多元文化
政府迁台早期，大力推行去日本化，强力推行国语教育，命名街道名称（日本人多只有町名少有街道名称）。同时在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间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与之对抗。而在1970年代后，伴随著经济的起飞，本土文化日渐兴起，外国思想涌入台湾，台湾的文化趋向多元。如今，台湾文化融中华、原住民、日本和美欧等各种要素于一身，成为文化多样共存的一个样本。

教育
许庆雄认为国民政府执政时期，表面上施行反日、仇日的党国教育，其目的是切断台湾人对过去日治时期的想念或情感，畏惧台湾人拿日本和中华民国政府作比较，同时也把受日本教育的知识分子排除在政经核心之外，这些都是为了外来政权独裁统治的方便性作考量。顾忠华认为过去长期是一种以意识形态加在历史上的教育，对于日治时期不清楚，在国民党那一套中国民族主义下，文化产生断层，认知产生缺陷、不够完整的现象，书念得愈好的人，仇日的状况似乎愈严重。
1990年代以来一连串的教育改革措施，不论是法令、师资、课程、教学、教科书、财政等方面，均有重大的变革，2002年废除大学联考后，开始实施大学入学指定科目考试测验，堪称台湾教育史上变动最剧烈的阶段。同时，教育部推动十二年国教也成为了教育界的焦点。

文学
美术、戏剧与音乐
电影
电视与其他媒体
注释
参考文献
参见

中华民国在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政治
台湾政治
中华民国历史
台湾战后时期民意代表争议事件列表


保山市

保山市，古称永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云南省下辖的地级市，位于云南省西部。市境北接怒江州，东北临大理州，东南界临沧市，西邻德宏州，西北与南面一小段边界与缅甸接壤。地处横断山脉南缘，高黎贡山和怒山峡谷纵贯全境，澜沧江、怒江、龙川江自北往南流经。全市面积19,062平方千米，2020年总人口243.12万，市人民政府驻隆阳区。

历史沿革
先秦时今市境属哀牢国，今市区一带为哀牢国统治中心。西汉元封二年（前109年），汉武帝派兵攻打哀牢，并置不韦县，属益州郡，县治在今市区隆阳坝东金鸡村。相传汉武帝徙南越国丞相吕嘉之子孙宗族于此，以彰显其先人之恶，故名；另一说为因迁徙秦朝吕不韦子弟宗族于此而得名。东汉永平十二年（69年），哀牢王柳貌内属，遂析益州郡西七县设置永昌郡，治所初在嶲唐县（今云龙县旧州镇），建初二年（77年）迁治不韦县。东晋时郡县渐废。
唐代今境属南诏，南诏国于澜沧江以西置永昌节度，治永昌城（今隆阳区）。大理国初期仍置永昌节度，并于越赕设软化府（治今腾冲市）。大理国后期改永昌节度置永昌府，改软化府为腾冲府，直至大理国被蒙古所灭。
元宪宗七年（1257年）改永昌府、腾冲府置千户。至元十一年（1274年）改置永昌州、腾越州，属云南等处行中书省大理路，又置腾越县；于故大理国广夷州地置石甸长官司（今施甸县）。至元十四年（1277年）又改腾越州置腾冲府，后以顺江州和腾越、越甸、古勇三县省入腾冲府。至元十五年（1278年）升永昌州为永昌府。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罢腾冲府、腾越县。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大理段氏金齿并入大理路，设大理金齿宣慰司，迁治所至永昌府。

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改石甸长官司为施甸长官司，属永昌府。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改永昌府置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永乐元年（1403年）于故腾冲府置腾冲千户所，又置湾甸州（治今昌宁县西湾甸）。宣德五年（1430年）置广邑州（治今昌宁县西广益）。正统元年（1436年）裁广邑州入顺宁府，改为右甸守御千户所，迁治至今昌宁县右甸镇。正统十年（1445年）升腾冲千户所为腾冲军民指挥使司。嘉靖元年（1522年）复置永昌府，次年置保山县（今隆阳区）为附郭县，因城西太保山而得名。嘉靖三年（1524年）改腾冲军民指挥使司为腾越州。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湾甸州改属永昌府。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于猛弄置龙陵厅，属永昌府。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改腾越州置腾越直隶厅，道光二年（1822年）改腾越厅，属永昌府。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迤西道移驻腾越厅。
民国二年（1913年）废府、州、厅改县，废湾甸州入保山县，并改保山县为永昌县，改腾越厅为腾冲县，改龙陵厅为龙陵县，各县属滇西道。1914年滇西道更名腾越道，复改永昌县为保山县。1929年废腾越道，设云南第一殖边督办公署。1935年由保山县、顺宁县析置昌宁县，从原所属永昌府、顺宁府各取一字得名。1939年置腾龙边区行政监督公署。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置云南省第六行政督察区，专署驻腾冲县，1946年改称第十二行政督察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1950年置保山专区，专员公署驻保山县。1953年析置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后改称自治州）。1956年撤销保山专区并入德宏州。1962年析保山县南部置施甸县。1963年复置保山专区，辖保山、施甸、腾冲、龙陵、昌宁5县。1970年保山专区改称保山地区。1983年撤销保山县，改设县级保山市。2000年12月，撤销保山地区、县级保山市，改设地级保山市；原县级保山市改置隆阳区。2015年8月，撤销腾冲县，设立腾冲市，由保山市代管。

地理
保山跨东经98°05′～100°02′，北纬24°07′～25°52′之间，距省会昆明486公里，外与缅甸山水相依，内与大理、临沧、德宏、怒江4州市相连。

政治
现任领导
历任领导
行政区划
保山市下辖1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1个县级市。

市辖区：隆阳区
县级市：腾冲市
县：施甸县、龙陵县、昌宁县

人口
2022年末常住总人口239.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1万人。全年出生率7.31‰；死亡率7.48‰；自然增长率-0.17‰。年末乡村人口151.65万人，城镇人口88.05万人，城镇常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36.73%。
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市常住人口为2,431,211人。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506,491人相比，十年共减少了75,280人，下降3%，年平均增长率为-0.3%。其中，男性人口为1,247,911人，占总人口的51.33%；女性人口为1,183,300人，占总人口的48.67%。总人口性别比（以女性为100）为105.46。0－14岁的人口为448,839人，占总人口的18.46%；15－59岁的人口为1,548,973人，占总人口的63.71%；60岁及以上的人口为433,399人，占总人口的17.8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306,172人，占总人口的12.59%。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853,166人，占总人口的35.09%；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1,578,045人，占总人口的64.91%。

民族
全市常住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166,204人，占89.10%；各少数民族人口为265,007人，占10.90%。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汉族人口减少81,936人，下降3.64%，占总人口比例下降0.59个百分点；各少数民族人口增加6,656人，增长2.58%，占总人口比例增加0.59个百分点。

交通
320国道、 357国道
 杭瑞高速
大瑞铁路
保山机场

轨道交通
保山市曾规划并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有轨电车项目，后因金融政策和疫情致经济下行，项目终止并退库。

名胜古迹
文庙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国殇墓园
汉庄城址
保山玉皇阁
和顺图书馆旧址
松山战役旧址
绮罗文昌宫
滇西军都督府旧址及叠园集刻

特产
保山小粒咖啡：中国地理标志产品。

友好城市
中国宜宾市
 中国攀枝花市
 缅甸密支那（2010年6月4日）
 以色列塔玛（2012年9月13日）

注释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保山市人民政府网站
保山新闻网


英属印度

英属印度（英语：British Raj或 British India）是指英国在1858年至1947年在印度次大陆建立的殖民性质政治实体，其领地覆盖南亚今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以及东南亚的缅甸。自1858年起，由于印度兵哗变，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完成之前的代管使命，向维多利亚女王移交权力。此政治实体的正式名称为印度（英语：India），并被非正式的称为印度帝国（英语：Indian Empire）。1876年5月1日，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为印度女皇，此后的英国君主均以“印度皇帝”之头衔统治印度。之后几十年间，印度先后成为了国际联盟和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并分别于1900、1920、1928、1932和1936年以独立身份参加了奥运会。
虽说是殖民时代的产物，但英属印度时期，很多领土也并没有由英国直接控制，而是允许作为半自治土邦。“土邦”由王公、王侯（塔库尔）和行政长官所统治，土邦领主们必须接受条约，并接受印度皇帝（即英国君主）的共主地位和承认为领地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模式被称为“附属联盟”。位于阿拉伯地区的亚丁自1839年成为英属印度的一部分，缅甸则是由1886年开始，两者先后于1932年和1937年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锡兰（今斯里兰卡）处于印度次大陆的边缘，但不属于英属印度的一部分，而是由伦敦直接控制的直辖殖民地。英国征服次大陆初期，大英帝国统治区域，条约仅限于次大陆的部分地区，初期的殖民机构设于加尔各答，后来移治于德里。各国相继独立以后，独立之前的关联区域被广泛地称为英属印度。法属印度和葡属印度仅限于次大陆沿海部分区域，这些区域分别由法国和葡萄牙进行殖民统治，独立之后并入印度。英属印度时期的1947年即印度建国初期，由于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形成印巴分治的状态。再后来的1971年，由于地缘隔绝和种族差异，巴基斯坦的飞地——东巴基斯坦独立，建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地理范围
英属印度包括今日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近乎全境，但不包括现代印度中果阿邦和本地治里等前葡属印度和法属印度部分。此外其还一度包括亚丁殖民地（1858年至1937年）、下缅甸（1858年至1937年）、上缅甸（1886年至1937年）、英属索马里兰（1884年至1898年）和海峡殖民地（新加坡连圣诞岛和科科斯（基林）群岛、马六甲和槟城，1858年至1867年）。1937年缅甸被分离出来，由英国王室直接管辖，直至其于1948年独立。位于波斯湾的停战诸国理论上在1946年前亦是英属印度诸省的土邦之一，并使用卢比作为其货币单位。
1802年锡兰（今斯里兰卡）在《亚眠和约》后被割让给英国。在1793年至1798年间，锡兰是马德拉斯省的一部分。尼泊尔和不丹在同英国进行战争之后签订和约，被承认为独立国家。锡金王国在1861年英锡协定下成英属印度的保护国，1935年《印度政府法》归类为土邦，但其主权问题却未得到定义。马尔代夫群岛自1887年至1965年为英国保护国，但非英属印度的一部分。

历史
东印度公司时期
1600年12月31日，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批准了不列颠东印度公司负责东方贸易。第一批船只于1608年到达印度，于今古吉拉特的苏拉特城入港。四年后英国商人经历斯沃利战役击败了葡萄牙人，由此赢得了莫卧儿皇帝贾汉吉尔的信赖。1615年，英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委派托马斯·罗为驻莫卧儿王朝使节，并由他与莫卧儿签订了通商条约，条约规定：允许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建立贸易据点，以此作为从欧洲运输商品过来的报答。公司主要从事棉花、丝绸、硝石、靛青和茶等日用品的贸易。
东印度公司于1612年在苏拉特建立了第一家代理机构，到17世纪中叶，先后在孟买、加尔各答和马德拉斯建立了据点或代理。1670年，查理二世准许公司有权拥有领土，并允许在其控制区域建立军队、铸造钱币和行使其他权力。
英国在次大陆依靠东印度公司组建的军队开辟殖民地。17世纪最后10年，东印度公司拥有可观的军事力量，并委任了三任统治者。军队的指挥官柯拉夫，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击败了莫卧儿孟加拉省地方行政官西拉杰·乌德·达乌拉的军队，孟加拉的财富被洗劫一空；孟加拉沦为英国的保护国，其贸易也被东印度公司垄断。孟加拉农民和艺人被强迫劳动，只能换取极低的报酬，又承载着繁重的苛捐杂税。
1769年到1773年，孟加拉大饥荒导致1000万人的生命丧失；类似的灾难几乎笼罩着随后的一个世纪；在英国的统治扩展到整个次大陆而造成的饥荒夺走了四千万条生命。尽管东印度公司贸易增加，通过所控资源获取的财富也大增，但其建立的军队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最终走向覆亡。

英国在印度次大陆的扩张
1773年诺斯勋爵的《印度规管法案》获得国会通过，授权英国内阁管理东印度公司，但不直接管理公司内部事务，成为英国政府控制印度的第一步，首次规定设立印度总督的职位，首任总督为沃伦·黑斯廷斯。之后于1813年和1833年分别颁布条款，进一步明确东印度公司与英王国政府的关系。
黑斯廷斯任总督直至1784年，其继任者为约翰·麦克弗森，麦克弗森通过由地主代征税收的方式推行永久殖民地政策。随后的五十年，英国人忙于清除在印度的竞争对手。
19世纪，总督理查德·威尔斯理开始大规模扩张领地，击败了提普苏丹，吞并了印度南部的迈索尔王国，并开始着手铲除法国在次大陆的影响力。19世纪中叶，总督詹姆斯·布朗-拉姆齐开始了更大胆的扩张计划，通过二次锡克战争击败了锡克人，第二次英缅战争征服了缅甸；同时接管了诸如萨姆巴尔普尔、萨塔拉、占西和那格浦尔等土邦，其王公死后王位不再继承；1856年，奥德为次大陆最后被吞并的土邦。次年，印度被称为“东印度公司领地”（Company Raj），同时引发反英暴动。

印度兵变
1857年5月10日，由当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组建的不列颠印度军队在密拉特爆发起义，义军营地在德里东北绵延八十公里，他们向首都德里挺进，发誓效忠莫卧儿帝国皇帝。很快印度北部和中部加入了这次为期达一年的抗英斗争，诸多部落和土邦积极响应，与此同时其他组织和土邦转向支持不列颠军队指挥官和“荣耀的东印度公司”。

起因
这次起义导致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被削弱，大英帝国在印度过去数十年的统治下，社会政治政策矛盾在1857年激化到顶点。这次起义以前，英国殖民当局曾平息了多次骚乱和部落冲突，同时也使得殖民当局增加了对动荡局势的应变能力。起义反映了当时印度社会面临的二大问题。该次起义不是偶然事件，是为了争取民族权利和发展造势。
总督第一代达尔豪斯侯爵詹姆斯·布朗-拉姆齐为了吞并整个印度，推行“无嗣失权”政策，即土邦王公在无直系继承王位的情况下，土邦直接纳入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之下，拒绝王公在无嗣的情况下选择继承人。而之前按照当地的传统，主要土邦诸如萨塔拉、坦加布尔、桑巴尔、占西、捷普尔、乌代普尔和巴加特（Baghat）等地，由王公直系或由其指定来继承王位一直获得普遍的认可。另外，东印度公司在没有任何借口的情形下，先后于1843年直接吞并了信德富庶的小土邦，1856年吞并了奥德。奥德为富有的土邦之一，每年可以带来极为丰厚的财富，同时也是莫卧儿帝国最后的堡垒。此时，居于小城镇的印度人和印度小商人对土地变得更加贪婪，很多成为暴发户，由此触怒了种姓分明的印度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英国殖民当局和土地拥有者关系渐远，渐渐演化为统治着一个贵族阶级。当贵族阶级的利益受到侵害后，他们就煽动暴乱，驱逐商人。
当时不列颠印度军队广为流行着一则谣言，说英国人的恩菲尔德步枪枪膛使用动物脂肪做润滑，而且这种脂肪是用猪油和牛油混和的。由于军队士兵主要由穆斯林和印度教徒构成，犯了他们大忌，于是拒绝使用这种步枪。在士兵在挑拨下，最终和英国指挥官对立，成为这次起义的导火索。

过程
这次反叛很快席卷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奥德、后来接受东印度公司管辖的马拉塔 (印度)王公领地。毫无准备的英军惊恐万分，面对巨大的伤亡未能及时补充兵力。这场反叛对印度人也是一次浩劫，尽管最终英国人获胜，反叛者在交战中也有胜利，但蒙受了耻辱。位于次大陆中部的各个军事基地偶有兵变，但最终主要反叛者于1859年6月21日，在起义中心之一的瓜廖尔缴械投降。最后一次战斗在1859年5月21日于Sirwa Pass暴发，叛军战败后逃往尼泊尔。
打抗印度民族起义时，英国陆军不分弱小的屠杀印度平民，英国陆军在德里屠杀了10万人，英国陆军也在阿瓦德屠杀了15万人。

英国殖民统治的正式开始
这次起义成为现代印度历史的主要转折点。1858年5月，英国殖民当局将莫卧儿帝国末代皇帝巴哈杜尔·沙二世流放到缅甸仰光，随后处死了其家族的大部分成员，从形式上完成了对莫卧儿皇帝的清算。巴哈杜尔·沙二世以诗人皇帝而著称，用乌尔都语写出了诸多的美丽而著名的诗篇，诗作多反应了自由和奋斗抗争精神。这位皇帝没有返回故土的自由，1862年在孤独中死去。皇帝的三位皇子加入了印度的独立战争，逮捕后被不列颠印度军队的英国人威廉·霍德森处死。
文化和宗教中心被迫关闭以后，所有财产被没收；与此同时英国撤销了东印度公司，取而代之的由英国政府直接统治，并向印度邦王公、酋长、印度人民宣告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即印度女皇，承诺在英国法律的管制下享有和英国人同等的待遇，但印度人对英国统治的不信任已经成为这次1857年叛乱的遗产。
很多东印度公司时期推行的经济和税收政策一直维持到1857年以后的各个时期，英国当局通过在伦敦内阁中增设印度事务大臣，改进行政体制。总督（名义上代表土邦或王侯国主权的称为提督）府驻加尔各答，统管印度事务，下设行政和立法机构；总督之下为省长，省长管理所属行政区域的地方官员；地方官员即文职人员为地位较低的印度文职机构整个群体。数十年来，诞生于英国的印度文官制度一直延续到1910年代。当时的文职人员地位高于诸如医生和律师等职业，人员构成中土生印度人所占比例逐年稳步增长，但土生印度人必须在英国接受教育或者在次大陆英国人开办的学校接受教育才有可能获取文官职位。
1858年印度总督宣布中止由东印度公司与各个土邦强行签订的“无嗣失权”相关不平等条约，继续履行其他条约。印度版图的40％和人口的25％保留在562个主要土邦和王侯领地内，这些土邦与王侯领地继续保持了种族和宗教信仰的多样性；但其浮华和繁文缛节也被举世公认，而且控制范围与掌管的财富、社会政治变革落后于英国控制下的印度其他地方。由于受兵变期间出现的印度士兵空前团结的威慑，军队和政府财政体制实施了彻底的改革。1861年通过的印度议会法恢复了总督的立法权——为1833年法案赋予总督的特权。
英国人对印度人的态度从比较开放转向狭隘和惧怕，甚至对待具有相同背景、极富成就或忠诚的人也是一副排外的心态。英国人及其公务人员都居于营地，与印度人隔离开来；私人会所等社交场合成为排外和势利的象征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至他们撤离印度为止。1883年殖民政府曾试图通过引入刑事司法法案授权印度法官审理欧洲人所犯的罪行，以消除种族壁垒，然而来自公众的抗议和英国报纸的指责迫使印度总督乔治·罗宾逊作出让步，这项尝试最后夭折。孟加拉知识分子从这次“白色抗争”中上了很有价值的一课，那就是要想纠正不公，经过精心组织的宣传攻势或媒体的舆论效果最好。

英国殖民统治印度
1839，一个大台风使Coringa市的房屋倒塌，约30万达罗毗荼人死亡。
在1857年以前，印度也经历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这一地区遭遇毁灭性饥荒，其中严重饥荒纪录，大约25次发生在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北部比哈尔邦、东部孟加拉地区。1876年－1878年印度大饥荒和包括在19世纪后半期的孟加拉饥荒。当代灾荒观察员诸如罗马什（Romesh Dutt）、研究灾荒的学者阿马尔蒂亚·森指出降雨的不均衡和英国人的经济管理政策失误是导致饥荒的主要原因。当时印度发生了严重旱灾，德干高原上农作物严重失收。
1864，一个大台风使加尔各答的房屋倒塌，约6万孟加拉人死亡。

印度自治政府的建立
英属印度迈出自治的第一步始于19世纪末期，任命由印度人组成的总督顾问和建立由印度人组成的省议会；随着1892年印度议会法的颁布，扩大到立法的参与。建立地方自治机关和地方行政区，选举范围扩大到印度人。
印度政府1909年通过改革法案即莫莱-明托改革，该法案给予印度人在中央及省级立法院有限的权力。改革以后，有些通过选举产生，中央和立法院的主要成员继续由政府任命。在省一级，省长向立法机构负责，其他成员有选举、非正式任命或官方委任等形式产生。约翰·莫莱通过明晰的立法表明了建立自治政府不是英国政府的目标。
莫莱-明托改革成为里程碑，其条款逐步地引入到立法会选举，这种选举权是有限的，仅适用少数上层印度人，但这些经选举产生的议员渐渐成为政府官方的反对派。由于后来选民延伸到社区，议员成为宗教意识浓厚的当地印度组织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这种改革对于相关各方是个重大问题，英国人的意图遭到质疑，这涉及少数民族人道主义问题，对选民是否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等等。
对穆斯林而言重要的是，既要赢得政治地位，同时又要保留其穆斯林的身份，必须根据环境作出适当反应，如穆罕默德·真纳阐述的立场就是一个例证。真纳生于1876年，在英国攻读法律，他以热心的英国自由党人身份返回印度并加入国大党，1913年加入全印穆斯林联盟。真纳曾于1911年通过与国大党的合作要求英国废止划分孟加拉而一举成名，他到1919年为止一直保留国大党的身份，在其双层身份期间，他被尊为国大党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奈都夫人则被尊为“印度教-穆斯林团结大使”。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印度对英国的重要贡献就是进一步刺激了需求，并进一步回应英国。印度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于1916年12月举行联席会议，在真纳和莫逖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提倡团结合作、主张包括分区选举的制宪改革，通过不懈努力和互相让步，二党最终达成勒克瑙协定，国大党承认由穆斯林联盟提出的分区选举的要求，与此同时在争取自治的期间穆斯林联盟加入国大党，协定预期的目标是实现永久和宪政的统一行动。
1917年8月，英国政府正式宣布一项政策：逐步增加在每个政府行政部门的印度人协会、逐步发展自治政府，以期逐步实现印度负责任的政府，最终成为大英帝国完整的一部分，宪政改革体现在1919年印度政府法案之中即广为人知的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这些改革表现了英国作出的最大让步，英国当局向印度政府中央和省级立法机构充实了印度本地权威人士，但总督只向伦敦负责。1918年，1918年流感大流行在印度杀死1800万人。
省一级发生显著的变化，省级立法机构的成员大多数经过选举产生，按照莱昂内尔·柯蒂斯基于二头政治构想的体制组建诸如农业、教育和工务等政府建设部门，同样的其他部门设置部长并分别向立法机构负责；金融、财政、税务和内政则按照英国模式组建，多数情况下委任英国人为主要行政官员，并向总督负责。
蒙太古-切姆斯福德改革未能满足印度的政治需要，英国当局开始通过立法措施压制反对派，限制新闻出版。如1919年4月，英国殖民当局在阿姆利则开枪屠杀集会群众，造成上千人伤亡，酿成阿姆利则惨案，这次悲剧更加激励了诸如尼赫鲁、圣雄甘地等政治领袖，也唤起了民众与之共同奋斗。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协约国在和平解决土耳其问题上给印度穆斯林带来了担忧，穆斯林担心协约国的目标之一就是结束奥斯曼伊斯兰统治。莫卧儿帝国终结以后，奥斯曼伊斯兰政权一直成了印度穆斯林世界和逊尼派穆斯林团结合作的象征。泛伊斯兰的基拉法特运动传播到了印度各地，这是一个由忠诚的穆斯林群众参加的组织，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中广泛争取了正统穆斯林的参与。基拉法特运动的领导者通过伊斯兰象征，团结全印穆斯林团体，在维护少数民族权益方面和国大党、英国当局进行谈判。
阿姆利则惨案的结果，直接导致圣雄甘地加入自德奥班德神学院到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的基拉法特运动，在群众参与方面也起到带动和示范效果；对英国殖民当局而言，直接导致1920、1921年的全民违抗和不合作。甘地承认基拉法特运动的地位，因此也使得印度教徒对穆斯林作出了让步。
基拉法特运动尽管声势浩大，但仍以失败而告终。土耳其放弃了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成为世俗国家；另外，基拉法特运动因宗教带来的群众基础也使得象穆罕默德·真纳等西方背景的宪政政治家们受到疏远，真纳被迫向国大党作出让步，而其他穆斯林对甘地的领袖地位持怀疑态度。
1937年，缅甸被从英属印度分离出去，成为单独的殖民地英属缅甸。

二战与英国统治的终结
到1942年，随着英国卷入二战，英国也中断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德国入侵不列颠的战争中，印度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想声援英国，以借此让印度渐渐独立。另外一些人则因为英国曾漠视印度知识分子和公民权，对在战争中挣扎的英国人无任何怜惜之心，甚至认为这是英国入侵印度遭到的报应，人民认为这时的不列颠印度军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最大的一支志愿军之一。1942年7月，国大党向英国当局作出了完全独立的请求，其起草的文件指出，英国如若不同意其要求，群众抗命即将爆发。1942年8月，国大党中央委员会孟买会议通过了“退出印度决议”，标志退出印度运动的正式开始。这场运动规模宏大，起初通过和平示威、否定权威和削弱英国战争成果的方式，接着全印各地爆发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并号召工人举行集体罢工。这场运动破坏惨重，地下组织在各处制造破坏，如物资中转站爆炸袭击、政府大楼纵火、破坏电力设施、破坏交通和通讯网络。
这场运动最终因失控而变成群龙无首，其大多数行为背离了甘地的非暴力抵抗的信念。在印度很多地方，很多当地地下组织控制了这场运动，但到1943年，退出印度运动戛然中止。
然而，欧亚大陆因为战火在流血，独立运动领导人钱德拉·鲍斯在加尔各答摆脱了对他的搜捕，先后前往德国与日本在南亚的控制地，寻觅轴心国的帮助，组建制衡英属印度当局的一支力量。他先后组建了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并在日本的协助下，建起了由印度战俘和流亡东南亚各地的印度人组成的印度国民军，成为了不列颠印度军队中印度士兵与英国当局对立和发动起义的支持力量。印度国民军和日军第15集团军携手在阿萨姆邦、缅甸和孟加拉地区丛林对科希马和因帕尔进行包围战，由于后勤补给的中断，加上来自日军的武器装备差和支援保障滞后，最终以失败告终。但是，钱德拉·鲍斯的大胆举动却鼓舞和培养了新一代印度人。
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结果是，不列颠印度军队的印度士兵最终成为印度独立运动的主要力量，其源泉来自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及其军队。自由印度运动最终获得广泛的关注则源自1945年“印度国民军士兵大审判”，自由印度运动具有极大的鼓动性，英属印度政府当局禁止BBC广播有关印度国民军的故事，因为害怕在整个大英帝国范围内爆发更大的对抗和群众起义。关于印度国民军的影响力，当时的报纸的报道可以反应大概情况。“印度国民军士兵大审判”前后，不列颠印度军队频频爆发兵变，而且在皇家印度海军更具代表性；无论是卡拉奇或孟买，还是维沙卡帕特南或加尔各答，兵变获得全体印度公众的支持。
二战以后，随着兵变的频发和印度士兵对大英帝国忠诚度的丧失，不列颠印度军队最终成为葬送英国统治的决定力量；到1946年，所有政治犯被释放；英国开始就印度逐步走向独立的问题和国大党开始进行政治对话。
1947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含孟加拉国）获准独立，次日即8月15日印度独立，并于当日实现权力移交。大多数人认为这就是英属印度的中止日。也有些人认为，1950年印度共和国宪法颁布才是英属印度时代的正式终结。1956年，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英国君主不再是巴基斯坦的国家元首。

英属印度诸省
印度独立时的英属印度诸省：

阿杰米尔-梅尔华拉省
安达曼和尼科巴群岛
阿萨姆省
俾路支斯坦省
孟加拉省
比哈尔省
孟买省
中央省和贝拉尔
库格省（Coorg）
德里省（Delhi Province - Delhi）
马德拉斯省 - Madras
西北边境省
潘特-皮普罗达省
奥里萨省
旁遮普地区
信德省
阿格拉和奥德省
其中阿萨姆、比哈尔、孟加拉、中央省和贝拉尔、马德拉斯、西北边境省、奥里萨、旁遮普、信德等十一省由省长治理，阿杰梅尔和梅尔华拉省、安达曼和尼科巴、俾路支、故尔格、德里、Panth-Piploda等六省继续由最高专员管辖。另外有数百个土邦在英国的保护下由当地印度人控制，其中著名的有斋浦尔、海得拉巴、迈索尔和克什米尔等土邦。
另外，英国征服缅甸后将其作为英属印度的一省，但1937年后英属缅甸成为独立的殖民地。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链接
参见

欧洲国家在印度的殖民地
英裔印度人
英裔缅甸人
大英帝国
亚洲殖民
印度事务部
印度总督
印度文职机构
印度事务大臣


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早期被称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中国共产党认为，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一般情况下，“邓主义”或“邓小平主义”（Dengism）也被理解为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的主要主张和理论被中国官方称为邓小平理论，基本上都以讲话和谈话的方式收录在三本《邓小平文选》里。作为“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大陆地区大学（包括自考）、研究生考试的必修必考科目。邓小平主张，中国依然处在，而且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必经阶段，而是中国特有的。中国共产党的职责是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渊源
邓小平理论主要体现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的各种讲话、报告与会议决议之中。中国共产党将该理论的形成分为四个阶段：

1978-1982年为基本理论命题提出的阶段
1982-1987年为理论形成基本轮廓的时期
1987-1992年为理论走向成熟、确立体系的时期
1992-1997年为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思想雏形。
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87年中共十三大，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直接称为邓小平理论，由此得名。该会议上，邓小平理论被写入中共党章中，成为中共指导思想之一。
邓小平理论是一场以“实事求是”为精神实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过程中产生或引用的旨在打破精神桎梏，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系列指导思想的总汇。邓小平理论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80年代施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密不可分。

具体内容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把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点：

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强调走自己的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作出了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强调这是一个至少上百年的很长的历史阶段，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
在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强调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标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僵化停滞是没有出路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主要内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指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强调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保证，又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获得新的时代内容。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在现代化建设的长过程中要抓住时机，争取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又比较好的阶段，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在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强调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必须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不断改善和加强对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改善和加强自身建设。执政党的党风，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依靠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依靠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祖国的保卫者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力量。
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一国两制创造性构想。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按照这个原则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完成。
虽然邓小平理论认为要改革纯公有制的生产关系融入私有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进而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但邓小平理论也强调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意识形态必须自始至终占有统治地位。同时，邓小平理论还认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国家不会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及其思想。

邓小平经济理论
邓小平关于经济的理论，概括起来讲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主张恢复市场的功能，以迈向生产力理论。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不利于调动人民劳动的积极性，同时统购统销的方法不是按照需求，而往往是按照平均主义的方式进行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非常重要的上游资源产品的价格总是被压低，以便使下游产业获取利润，而在市场定价下面，这种情况将会得到改观。
邓小平认为市场经济或者计划经济并不是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标志。邓小平说，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大萧条时期不少资本主义国家都加强了经济的计划性。邓小平认为在本质上区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是是否存在剥削。因而邓小平坚持公有制占主导，凡是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以及集体企业都属于公有制成分。同时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些人多数成了私营业主。
邓小平在经济理论方面的另外一大贡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邓小平认为计划经济的企业管理制度使企业丧失了自主性，对人才以及资源的不合理运用造成了企业效率低下，利润率难以提高，科技含量也始终很低，因此邓小平希望建立和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相似的股份制企业制度。
邓小平认为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观点以为，这种新解释降低、乃至消解在经济问题决策中意识形态的重要，而更注重政策实际效用。
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家庭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提高农民积极性。政府也鼓励农村工业化，很多乡镇开始进行轻工业生产。投资重工业资本主要来自银行体系，而银行资金来源则是储蓄。
邓小平还主导打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闭关锁国”状态，主张对外开放。此举摈弃了毛泽东自给自足的经济政策。中国通过加大对外贸易加快现代化步伐。中国经济可以被认为是出口导向。另一方面，中国也从日本和西方国家购买了大量机器。邓小平在1979年提出要搞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邓小平改革项目中首先就确保利润只能通过税收或银行再分配；因此，国有企业利润再分配是间接的，也保证这些企业多少脱离政府介入，保持了自身活力。

邓小平政治理论
邓小平认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
邓小平认为为了完善体制，需要做到党政分开，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对于“执政党”理念的误解是造成党政长期不分的原因。举美国的例子，现在民主党在美国执政，但这并不表示民主党中央机关可以干预联邦政府的运作，政府和党负担的是不同的职能。由于长期以来党政不分使得中国各级政府、党委运行效率低下，政府职能不明确等弊病。
邓小平曾认为学校、企业当中不需要党组织。
邓小平认为应该适当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但邓小平也认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彻底资产阶级自由化。

邓小平军队建设理论
邓小平在继承前人军事思想的基础上，根据新的历史时期的具体国情、军情创建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理论，这一理论是邓小平军队建设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包括：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新时期军队建设要以现代化为中心，注重质量建军，走精兵强国之路，加强和改进军队政治工作，提高后勤保障能力。这一理论对中国新时期军队建设起着决定性影响。
邓小平军事战略思想，是在对时代特征认识的重大突破和发展基础之上形成的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思想。它着眼于中国的稳定和发展，着眼于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寓国家安全于发展之中。它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是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使中国走上重新崛起之路的需要，是中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占据应有位置、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作用的需要。以“力”摄敌，以“力”制战，战威相济，力智并举，是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战略思想的真谛和战略决策的基本着眼点。

邓小平文化建设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的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获得的与苏联模式不同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理论总结。
邓小平理论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一国两制
根据中国共产党文献《邓小平理论》，“一国两制”的基本涵义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至今，“一国两制”应用于香港与澳门。作为这种制度的确立，1984年12月，中英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中国将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1986年，中葡签署了《中葡联合声明》。香港与澳门分别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中国。
香港回归经验说明，可以用最低成本和代价，甚至零代价实现国家统一；要实现国家统一，同时保证任何一方没有损失，使香港得以继续维持繁荣，不能牺牲香港繁荣稳定，不影响国家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在不知不觉中实现统一。“一国两制”方针和特别行政区之概念是因应香港和澳门（以至台湾）之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况而设计，目的是在促进国家统一之同时，维持港澳之繁荣和稳定。中英两国政府在1982年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时，香港社会也没有自决或独立之呼声；当时政治精英、学术界和民意领袖之意见主要有以下两种：一部分人期望香港能维持现状，延续英国之殖民管治；另一种则赞成香港回归中国并根据“一国两制”之构想实行高度自治，但同时坚持高度自治必须以民主为依归；“民主回归”之思想一方面支持“港人治港”之原则，但另一方面强调治港之港人必须由体香港人自由地、民主地选举出来。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并非轻而易举，香港人面对过重大考验、严峻挑战。在特别行政区历史里，在《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风雨、不少社会上之大论争以至关于“一国两制”以及香港之“高度自治”之被背弃之指控。香港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之实践乃建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而制定，既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之“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与中国中央权力机关之关系，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之政治体制、法制、人权保障，以至社会、经济等制度和政策。“一国两制”之实践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法》之实施是否顺利。香港特别行政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在“一国两制”之理论框架和《基本法》之制度设计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其高度自治之政治体制，体制中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机关。“一国两制”之成功实施，有赖于“一国”和“两制”之间之适当平衡。在可预见未来，中国内地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无意继续消灭自己国内港澳台之资本主义，也无意消灭其他国家之资本主义，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红色革命。在相当长之历史时期内，中国之社会主义既要与内部港澳台之资本主义共存，也要与国际范围内之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存在；两种制度在国内和国际都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而不是人为拿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中国统一完全可以包容两种不同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中国不再主张把社会主义制度推行到全国，不再主张必须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国家，而是主张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与中国实现统一后，保留原有之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国内地主体仍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两种制度在一个中国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中央还要对特别行政区整个繁荣稳定负责，如果特别行政区搞得不好，人家不会说特别行政区人民没有治理好特别行政区，一定会说中国没有治理好特别行政区，国家逃不掉对特别行政区之责任。
“一国两制”下，国家要增加国民对国家之认同感和向心力，必须：一、不断扩大公民权利，增加社会福利，减少乃至杜绝侵犯公民权利事件之发生；二、要使公民有国家主人之感觉，对国家大事有参与之机会，给人民享有政治权利；三、必须加强对公民和侨民之保护。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之政改或民主化过程中，中央政府和特区之行政和立法机构都有其各自之角色，在有关角色和权能之设计上，体现出“一国”和“两制”，国家主权原则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民主自治原则之某种平衡。香港安全和中国安全本质上是一个问题，不是两个问题；维护包括香港在内之全中国安全是中央和特别行政区之共同责任。成就一件事需要很多人共同努力，但是破坏一件事情只需很少人即可；对待很少人从事之破坏活动，绝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一国两制”一旦失败，中国损失很大，但主要是面子，香港损失既有面子，更多是里子，是全部；因此对于香港，“一国两制”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中道尝试兼顾国家主权原则和港人民主自治原则，在“一国”和“两制”之间找到适当之平衡点；就特首普选之模式来说，中道便是同时承认、平衡和尝试体现香港市民就特首普选之选举权和中央政府对特首之实质任命权，并在普选制度之设计上，尽量保证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是一个中央和港人两方面都信任和支持者。
“一国两制”下，公民身份认同制度保障至少有几方面制度：一、统一身份证明，至少像美国之社会安全号码，全国统一身份证号码；二、统一公民权利；三、全民拥有同样经济权利，国家对公民之基本物质权利，比如最低生活保障权，对港澳居民，特区政府发一份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国家也发一份最低生活保障金；四、统一司法。在“一国两制”下，搞政治激进、发动“革命”几乎不要成本，唯一需要就是勇气；任何一个人只要有足够勇气胆量都可以站到大街上振臂一呼；但是推翻以后有无能力建设？建设需要很多智慧和能力，需知用暴力手段从事任何政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其最终结果也一定是暴力，极端行为结果一定不会是理性进步；真正推动历史进步是睿智理性、调和鼎鼐、委曲求全、忍辱负重，挽狂澜于既倒、救百姓出水火，不是不负责任、不顾他人死活、把百姓推向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逐渐确立法治思维，以此慢慢取代激进革命思维，法治方式取代暴风骤雨式之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法治终于成为治国理政之基本方式和政治新常态；发展民主并不难，难的是建设法治；发展民主有激情、勇气即可，建设法治要靠智慧理性和长期积累。人们学习如何仇恨，更应该学习如何去爱，因为爱更接近人心灵和本性；如果社会精英只会顺应“民意”，讨好“民意”，是表现无能，不负责任，不是本事。
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是国家对内对外之最高代表，是国家主权之象征，在贯彻实施“一国两制”和基本法作用重要：①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决定，批准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就香港、澳门问题所签订之国际协议，即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②根据全国人大之决定，公布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相关全国性法律；③接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述职；④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决定，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国家元首之一般职权。
根据中国宪法，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之执行机关，亦即中央人民政府；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国务院很大权力，主要包括：①以中央政府名义与英国、葡萄牙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并签订有关协议，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②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有关决定，协助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可提出基本法修改议案，协助筹备特别行政区；③贯彻执行“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④统辖特别行政区政府；⑤负责与特别行政区有关之外交事务；⑥负责特别行政区之防务，承担驻军费用；⑦依照基本法规定任命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⑧接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述职；⑨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之事实问题应发出证明文件，之前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之证明书；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内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之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
中国宪法规定之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文化方面，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一国两制”之方针和基本法之规定，特别行政区保持资本主义之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国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规定夫妇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之义务、公民有依法服兵役之义务，基本法则规定特别行政区居民有迁徙往任何地方之自由、有自愿生育之权利、没有规定依法服兵役，体现“一国两制”之原则精神。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首长即行政长官，同时是行政机构之首长，特别行政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关系是保证司法独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中国一直实行单一制；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享有高度自治权大于一般地方、大于联邦制下邦之权力，与中央之关系要由法律明文规定，设立及其所实行之制度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各自保留自己之司法制度，不受内地司法制度之影响，自己拥有自己之终审法院，所有案件之终审不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一个国家，两种司法制度”；特别行政区之司法制度保留下来，对中国内地正在进行之司法改革发挥很大影响，成为内地司法改革之重要参照之一。根据中国宪法和有关选举法之规定，中国采用直接与间接选举并用、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并用之制度；特别行政区之选举和选举制度则十分复杂，可以采用不同于中国内地之选举制度。
根据中国宪法之规定，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之多党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之执政党，其他8个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特别行政区本地采取何种政党制度，没有统一之模式，要由各特别行政区自行选择决定。基本法是授权法，是中央单方面授予特区各种权力之法律；联邦制下同样之法律往往是联邦和州双方讨价还价而达成之分权协议，因此联邦制下之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一般是分权法，即清楚界定国家机关之间职权之划分，尤其必须在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进行权力之划分；基本法不同于联邦制下之宪法性法律。基本法是授权法，也是限权法；换言之，特别行政区所享有之高度自治权以基本法明确授予为限，基本法没有明确授予特别行政区享有之权力，特别行政区就没有这些权力；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无限自治，是有法律上之界限，高度自治必须有基本法上之明文依据，只有当我们在基本法中能够找到明文之规定之时，才能说什么事情属高度自治。基本法不仅日确规定特区高度自治权之内容和界限，而且也规定不属特区高度自治、体现国家主权、应该由中央行使之权力，中央能够在特区干什么事情也必须有明确之法律依据，也就是基本法之依据。
根据“一国两制”之方针，中央依法行使之职权主要有两个方面：①根据事项本身之性质特点，在任何一个单一制国家都必须由全国政府（中央政府）行使之职权，包括基本法之制定、解释、修改权，国防权，外交权，紧急状态权，特区之创制权及其政府之组织权、主要行政官员之任命权；②根据一国全国政府（中央政府）和区域政府本身之职能来划分职权，属全国政府职能范围内之事项，例如捍卫领土完整由全国政府负责较好，社会治安之维持等由特区政府负责较为科学合理。
中央对特别行区享有之权力可以分为：①有些权力完全由中央直接行使，如防务；②有些权力归中央行使，但中央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充分吸收特别行政区之参与，如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任命；③有些权力归中央，但中央也授权特别行政区行，中央监督特区行使这些权力，如中央在外交事务上有全权，但同时授权特别行政区以法定之名义、方式自主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央对此实施监督；④有些权力归特别行政区行使，中央只行使监督权，例如立法权归特别行政区行使，中央只用备案之形式起监督作用。有些与主权关系密切、十分重要之权力也授予特别行政区行使，例如司法终审权、发行货币权、征税权、独立之出入境管制权等；中央尽管保留“剩余权力”，但是特别行政区将来还可以取得中央授予之其他职权。
基本法关于中央对特别行政区享有之权力主要有：①特别行政区之创制权：是其他一切权力之基础；②对特别行政区之立法管治权；③特别行政区政权之组织权；④宣布非常状态权：当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和安全之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⑤外交事务权；⑥防务权。由于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封锁，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香港几乎是中国与外界联系之唯一窗口；西方人通过香港认识中国，中国内地人通过香港认识西方。香港无论过去或将来，仍扮演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前港督卫奕信勋爵曾说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都会”（Asia's World City），香港首先是中国的世界城市（China's World City），一如纽约之于美国和世界。
“一国两制”并非仅是中国解决统一问题之方法，更是一种全新之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大战略之有机组成；既是处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制度如何共存之方针，也为处理世界上实行不同社会制度之国家之间关系提供新思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创造之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应当承认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高度物质文明和法治文明，使社会进步，也给人类带来各种问题；社会主义正是批判资本主义，为避免资本主义各种问题和负面效果，创造更科学合理之社会制度。固然强调保持原有之制度不变，但如果变化朝着好方向，有利于中国和港澳台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便符合“一国两制”精神。中国坚决保证香港继续依法高度自治，坚决兑现各种承诺，香港坚决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越能够自觉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就越放心让香港高度自治，给的空间就越大；反之，越不能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对香港之高度自治和“两制”就越有戒心疑虑，自治空间就越小。法治就是要约束人之政治任性，让政治不再随意，遵循事前确立好之制度规则，变得文明有序；后人坚守法治，能够避免前人走过之弯路，不让悲剧反复发生。其实，英国治理香港坚守同样之宪制和法治，150多年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什么大改变，香港才有过去之繁荣稳定；无论是香港或者全中国，都要坚守法治，坚守宪法和基本法不动摇，确保坚守同样之宪法法律，香港在中国繁荣稳定。
香港要学会正确看待中国，要对中国有正确、客观之认识：①不仅要认识中国之过去，也要认识中国之现在；②不仅要接受苦难、贫穷、落后之中国，更应该接受繁荣、富强、进步之中国；③中国虽然还有不少不足之地方，但也要看到并承认中国一直在进步；④要客观、科学认识中国之政治体制。

相关评价
正面评价
中国共产党宣称邓小平理论是以邓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智慧结晶，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之作，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政治学家周新城院长声称邓小平理论虽强调实践，但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故对其作出正面评价。
经济学家张维为理事声称虽然邓小平既反“左”，又反“右”，而且承认自己是走资派人士，还表示自己是实事求是派人士，但是由于他希望中国人都能变得富裕，因此他仍然是社会主义者，张维为也声称邓小平理论是十分有效的。

负面评价
毛派人士郝贵生教授声称邓小平理论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原则，例如主张“不问姓社姓资”丶 主张取消阶级斗争及人民民主专政丶 使私有制及市场经济泛滥丶 扭曲毛泽东思想，故对其作出猛烈批驳。
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国际社会主义前进 宣称毛泽东主义所具有的官僚主义色彩使计划经济逐渐失去效力，因而催生了具有实用主义色彩的邓小平主义，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左翼共产主义组织 国际主义共产主义倾向 宣称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与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一样毫无社会主义元素可言，并且宣称中共政权一直代表着所谓的红色资产阶级的利益。

参见
邓小平
毛泽东思想
猫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改革开放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邓小平理论小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