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鲁藏布江

雅鲁藏布江（藏语：ཡར་ཀླུངས་གཙང་པོ་，威利转写：yar klungs gtsang po，藏语拼音：Yarlung Zangbo），是布拉马普特拉河上游中国境内河段的名称，干流全长2,070公里，流域面积24.1万平方公里；被藏族视为“摇篮”和“母亲河”。以长度来说为中国第5大河（仅次于长江、黄河、黑龙江和珠江）、西藏地区第一大河。它是世界海拔最高的大河，平均海拔约4000米以上；它也是中国坡降最陡的大河。在藏语中，“藏布”意为河流，“雅鲁藏布”意为“高山流下的雪水”。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大峡谷（最深达6009米）。

干流
干流在中国境内全长2,070公里。
杰马央宗是雅鲁藏布江的正源，发源于喜马拉雅山北麓普兰县东部的昂色冰川，名为昂色曲。
在仲巴县的桑木张杰马央宗汇聚了库比藏布和马攸木藏布，成为雅鲁藏布江上源“当却藏布（马泉河）”（藏语：རྟ་མཆོག་ཁ་འབབ་）。平均海拔5200米以上，谷地开阔。江源至里孜（仲巴县亚热乡辖的行政村）为雅鲁藏布江的上游段。桑木张至里孜河段全长161km，落差105m，形成串珠河谷盆地。
从里孜到派乡为中游段，自西向东横贯西藏。中游河段呈宽窄相间的串珠状，峡谷河段水能资源丰富，这一河段集中了雅鲁藏布江的几条主要支流，如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支流谷地是主要的定居点和农业区。干流进入大峡谷前在尼洋河口下游奴下水文站多年平均径流量598亿立方米。
派镇到巴昔卡附近为下游段。围绕南迦巴瓦峰构成“U”字形大拐弯，切穿喜马拉雅山，转而南流，形成雅鲁藏布大峡谷。在大拐弯北部汇入平均径流量318亿立方米的帕隆藏布。至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径流量约1400亿立方米。
在经过中国和印度有争议的藏南地区巴昔卡，径流量约1654亿立方米，之后进入印度阿萨姆邦，改称布拉马普特拉河；自印度流入孟加拉国后，孟加拉人又把她称之为贾木纳河；于瓜伦多卡德与恒河相汇，最后注入孟加拉湾，形成世界上最大的三角洲。

支流
布拉马普特拉河-雅鲁藏布江水系支流众多，在中国境内流域面积大于100平方公里的支流有130条，其中大于1,000平方公里有64条（包括二、三级支流），大于10,000平方公里有5条，即拉萨河、帕隆藏布、尼洋曲、多雄藏布和年楚河。
以下由上游至下游依序列出雅鲁藏布江水系的一级支流：

当嘎曲－杰玛央宗曲－当却藏布支流
玛攸藏布（左）：仲巴县、普兰县、革吉县
库比曲（右）：仲巴县
荣久曲（左）：仲巴县、革吉县
来乌藏布（左）：仲巴县
江曲藏布（右）：仲巴县
列荣藏布（右）：仲巴县

雅鲁藏布江支流
柴曲藏布（左）：仲巴县
门曲（左）：萨嘎县、仲巴县
翁布曲（右）：萨嘎县
希呦得藏布（右）：萨嘎县、吉隆县
芒扎雄曲（右）：吉隆县
大藏布（左）：萨嘎县、措勤县
旅隆普曲（右）：吉隆县
岗布普曲（右）：吉隆县
玛绒布（左）：昂仁县
彭吉藏布（右）：昂仁县、定日县、聂拉木县
岗普拉秋吴（右）：昂仁县、拉孜县、定日县
查乌普曲（右）：拉孜县
玛岗普曲（右）：拉孜县
萨迦冲曲（右）：拉孜县、萨迦县
吉布普曲（左）：拉孜县
多雄藏布（左）：拉孜县、昂仁县、谢通门县
甲军普曲（左）：拉孜县
热曲（右）：拉孜县
荣曲（左）：谢通门县
下布曲（右）：萨迦县、白朗县、日喀则市、岗巴县、拉孜县
大那普曲（左）：谢通门县
洞嘎普曲（左）：日喀则市
年楚河（右）：日喀则市、白朗县、江孜县、康马县、浪卡子县
香曲（左）：南木林县、谢通门县、尼木县
孜东普曲（左）：南木林县
土布加普曲（左）：南木林县
邬郁玛曲（左）：南木林县、尼木县
曼曲（右）：仁布县、浪卡子县、江孜县
崩布普曲（左）：尼木县
查浦曲（右）：仁布县
尼木玛曲（左）：尼木县、南木林县、当雄县
色曲（左）：曲水县
曲水曲（左）：曲水县
拉萨河（左）：曲水县、堆龙德庆县、城关区、达孜县、墨竹工卡县、林周县、嘉黎县、当雄县
贡嘎普曲（右）：贡嘎县
雅砻河（右）：乃东县、措美县、琼结县
舍曲（右）：桑日县、曲松县
增久曲（左）：桑日县、墨竹工卡县
晒嘎绒曲（右）：加查县
达龙曲（右）：加查县
斯巴荣曲（丝波绒曲，左）：加查县
聂曲（左）：加查县
古如曲（右）：朗县
普曲（右）：朗县
金东曲（右）：朗县
比扑曲（左）：米林县
里龙普曲（右）：米林县
伊松普曲（右）：米林县
南伊曲（右）：米林县
帮仲普（右）：米林县
尼洋曲（左）：林芝县、工布江达县
帕隆藏布（左）：林芝县、波密县、八宿县、嘉黎县
央朗藏布（右）：墨脱县
岗日嘎布藏布（左）：墨脱县

经济概况
雅鲁藏布江流域面积仅占西藏总面积的1/5，但流域内的人口、耕地面积、工农牧业总产值却均占全西藏的一半以上。雅鲁藏布江流域为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

水利资源
雅鲁藏布江流域水能资源的理论上蕴藏量达到近8000万千瓦，径流量仅次于长江和珠江。其中下游的“大拐弯地区”在5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形成2000公尺的落差，汇集近7000万千瓦的技术可开发资源，规模超过3个三峡电站，水电站装机容量可达几十万至百万千瓦。雅鲁藏布江中小支流和支沟上已被兴建多座用于灌溉或发电的水利、水电工程。

开发和争议
雅鲁藏布江中游桑日至加查峡谷河段规划5个梯级电站，依次为：

巴玉水电站（初拟78万千瓦）
大古水电站（66万千瓦）
街需水电站（51万千瓦）
藏木水电站（51万千瓦，2014年建成）
加查水电站（36万千瓦，2020年建成）
加查至朗镇河段规划3个梯级，依次为：

冷达水电站（51万千瓦）
仲达水电站（32万千瓦）
朗镇水电站（34万千瓦）
均为日调节径流电站。
在海外有不少传媒曾传闻中国将在雅鲁藏布江建造全球规模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另有称中国可能利用水坝将河水引入黄河流域，工程涵盖陕西、河北、北京和天津等地区，以缓解这些地区的水资源短缺，此乃是中国南水北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方面则澄清无此工程，但这些引起了海内外的广泛争议，尤其引起印度方面的关注和不满。2009年5月25日中国水利部前部长汪恕诚在北京表示：“中国政府没有计划从雅鲁藏布江调水进入黄河”。
直到2020年年末，中共中央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有明确提出对该处下游，实施水电资源的开发。中国电力建设集团董事长晏志勇在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上，证实当局敲定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开发案，强调会全力落实该项决策。中国政府确定的开发计划，引发印度等下游国家关切，忧虑此举将拦截南亚诸国的珍贵水资源。新德里的研究人员Sayanangshu Modak分析认为，如果中国在“大拐弯”地区建造一座大水坝，大量的河水在进入印度之前就会被截流而向南弯曲。印度传媒更有评论担忧中国凭借上游优势地位将河流“武器化”，利用水流掐住印度咽喉。
印度政府则明确忧虑中国的计划会令印度缺水，水源部高官梅拉有接受外电访问时就表明，当务之急要在阿鲁纳恰尔邦(即印占藏南地区)建造大坝，以减轻中国计划带来的负面冲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表示，中国对跨境河流开发利用一贯秉持负责任的态度，实行开发与保护并举的政策，并强调任何项目都会经过科学规划和论证，并充分考虑对下游地区的影响，兼顾上下游的利益。《环球时报》专栏文章则谴责印度方面的舆论，辩驳说中国是因为“详细的水文调查”发现流量够大，可以用来供电而推动该计划。
而下游水电开发工程实施可能存在很大风险，因下游处在印度的实际控制下的藏南地区，从工程上来说，必须在坝址处、在中印实际控制线处新设水文站，实测和收集水文数据，而中国的科学家谁都不敢涉及这个问题，因为这关系到中国的领土主权问题。另外工程计划同时也可能造成次生灾害风险，和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2024年12月25日，中国政府核准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官员称从雅鲁藏布江调水不科学 中国无此计划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拟在雅鲁藏布江建水坝传闻让印度不安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印度专家:应武力阻止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建水坝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雅鲁藏布大峡谷
布拉马普特拉河
中印边境战争
麦克马洪线
中印领土纠纷


中国联通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集团、中国联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家主要从事通信业的中央企业，也是中国第三大电信运营商，在中国内地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运营移动与固网通信业务。

历史
2008年10月14日，根据电信业重组方案，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在原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与原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的基础上合并组建而成，主要经营固定通信业务，移动通信业务，国内、国际通信设施服务业务，卫星国际专线业务、数据通信业务、网络接入业务和各类电信增值业务，与通信信息业务相关的系统集成业务等。中国联通于2009年4月28日推出全新的全业务品牌“沃”，拥有“沃4G+”、“沃派”、“智慧沃家”，“沃·商务”著名客户品牌。
2008年6月2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深化电信体制改革的通告》，中国联通将其CDMA网络资产和业务出售给中国电信，并将剩余资产和业务以换股形式与中国网通完成合并，新公司依旧保留“中国联通”的品牌。
2009年1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原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和原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进行合并，合并后的新公司名称为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为“中国联通”。
2009年1月7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联通颁发了基于WCDMA制式的第三代移动通信（3G）营业执照。
2009年4月28日，中国联通在京发布了全新业务品牌——“沃”（汉语拼音:wo）。“沃”作为中国联通旗下所有业务的单一主品牌正式发布，标志着中国联通全业务经营战略的启动，这是中国通信运营商首次使用单一主品牌策略。
2009年5月1日，中国商务部有关官员指出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的合并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
2011年11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报导，国家发改委反垄断局已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家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报道称，查明上述两家公司在互联网接入市场上涉嫌垄断，若事实成立，上述两家企业或被处以数亿至数十亿元罚款。
2012年6月10日，中国联通集团与西班牙电信达成协议，购回其持有的4.56%联通股份，作价每股10.21元，涉资109亿元。联通集团在增持后持有联通76.52%；西班牙电讯仍将持有约5.01%。
2013年12月4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联通颁发了基于TD-LTE制式的第四代移动通信（4G）营业执照。2014年3月18日，中国联通4G开始服务。。2014年6月27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联通颁发了基于FDD-LTE制式的第四代移动通信（4G）试商用营业执照。2015年2月27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联通颁发了基于FDD-LTE制式的第四代移动通信（4G）正式商用牌照。
2018年12月10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联通颁发了5G系统试验频率使用许可，中国联通获得3500MHz频段试验频率使用许可。2019年6月6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联通发放5G商用牌照。
2022年10月27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2022年10月17日-10月23日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列表》，批准联通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市腾讯产业创投有限公司新设合营企业。

机构设置
根据有关规定，中国联通集团设置（控股）下列机构（企业）：

内设机构
直属（控股）企业
业务
中国联通集团在中国大陆经营包括WCDMA／HSPA（HSDPA · HSUPA）／HSPA+（3G）、LTE（TD-LTE · LTE-FDD）／LTE-A（4G）和NR（5G）业务。在中国大陆地区由中国联通提供服务的移动电话号码以130、131、132、155、156、166、176、185、186开头，另有145号段供LTE／LTE-A（4G）、5G数据上网卡使用。还有用于支持虚拟运营商的170（4、7-9）及整个171号段。包括普通固定电话、ADSL、FTTx等有线宽带业务以及Wi-Fi和LTE（LTE-A）（4G）、NR（5G）数据上网卡等无线宽带业务。中国联通的固定电话和固网宽带业务在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和山东等十个北方省市区具有极高的市场占有率（这些地区也是原中国网通的主要市场），在其他地区的市场占有率相对较低。
截至2015年3月，中国联通已经与248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家电信运营商开通了国际漫游语音和短信业务；与208个国家和地区的570家电信运营商开通数据国际漫游业务；与13个国家和地区的24家电信运营商开通可视电话漫游业务；与150个国家的424家运营商开通高速数据漫游业务。
中国联通（香港）、中国联通（美洲）、中国联通（欧洲）运营公司分别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美国（2022年1月27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撤销中国联通（美洲）在美国提供州际和国际通信服务的授权）、英国经营移动通讯业务。

无线电频带
企业文化
公司标志
蓝色标志
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旧联通）的标志是由一种回环贯通的中国古代吉祥图形“盘长”纹样演变而来，源于佛教八宝之一。迂回往复的线条象征着现代通信网络，寓意着信息社会中联通公司的通信事业井然有序而又迅达畅通，同时也象征着联通公司的事业无以穷尽，日久天长。
标志造型中的四个方形有四通八达，事事如意之意，六个圆形有路路相通，处处顺畅之寓，而标志中的十个空穴则有完完漫漫和十全十美之含。无论从对称讲，还是从偶数说，都洋溢着古老东方久已失传的吉祥之气。
中国联通的司标还有二个明显的上下相连的“心”，它一览无遗地展示着联通公司的宗旨：通信，通心，联通公司永远为用户着想，与用户心连心。

红色标志
自2006年3月28日开始，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新联通）启用新的中国红和水墨黑为主的新标志，沿用了1994年版的设计。其红色的中国结象征快乐与好运，黑色的文字象征包容与凝聚力。“China Unicom”中的两个红色的“i”采取上下相连的形式，寓意沟通。新标志也与其他通信运营商的蓝色标志有所区分，更加醒目，与众不同。

重组后标志
2008年，原中国网通并入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成立新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标志沿用2006年版设计，但将“中国联通”四字的字体改为原“中国网通”公司标志的字体。

品牌及口号
公司口号：“让一切自由连通”、“连通世界，赢在中国”、“创新·改变世界”、“创新·与智慧同行”
沃：“精彩在沃”、“选3G就选沃”、“选4G就选沃”
沃家庭：“加手机，家精彩”
世界风：“时刻连通”
如意通：“大家连通”
新势力：“由我连通”、“就要你最红”
联通10010：“真诚连通”
沃派：针对年轻人群体的产品
沃4G+：“匠心网络 精彩不断”
5Gⁿ、联通5G：“让未来生长”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上交所：600050），简称中国联通，是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上市公司。

历史
2009年1月6日，经国务院批准，中国联合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承接中国联通集团A股上市资产和业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2017年8月16日，联通A股公司计划向百度、马云、腾讯产业投资基金、刘强东等作战略投资者，以每股作价6.83元人民币，以非公开形式发行不超过90亿3700万股股份，集资最多617亿2500万元人民币；联通集团会向结构调整基金，转让19亿股股份，作价129亿7500万元人民币。另外，亦会向核心员工授予8亿4800万股限制性股份，集资最多32亿1300万元人民币，整体方案合共投资额779亿1400万元人民币。交易完成后，新投资者会持有联通A股公司百分之35.19的股权，联通集团的持股量，会由百分之62.7%，下降至百分之36.7%。

股权结构
中国联通于2008年6月3日重组，中国联通并购中国网通，借此成为一家全业务的电信运营商。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发布联合公告称，中国联通将以每1.508股联通股份，换1股中国网通股份，中国网通将成为联通红筹公司的全资附属公司，并从香港联交所和纽交所退市。并指与中国网通的整合涉及的规模为4391.67亿港元，同时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签署协议，中国电信将以总价1100亿元人民币收购联通CDMA网络资产与用户资源。
合并完成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联通集团）以61.03%的比例控A股中国联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上交所：600050）。联通集团以17.91%的比例，中国联通以82.10%的比例联合控股中国联通（BVI）有限公司（简称联通BVI，注册地英属维尔京群岛）。联通BVI与中国网通（BVI），鲜京电信，西班牙Telefónica Internaciónal,S.A.U及持有中国联通及中国网通红筹股或预托证劵的公众股东，持股比例分别为40.92%，21.49%，3.79%，4.21%及21.49%，持有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港交所：0762）（NYSE：CHU）。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以100%的比例控股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中国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及联通国际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联通、联通，是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全资持有的公司。
中国联通在中国境内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英国等境外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支机构，是中国唯一一家同时在上海、纽约（2021年10月18日退市）、香港三地上市的电信运营企业。截至2012年底，资产规模达到5760.72亿元人民币，全系统从业人员29.48万人。截至2013年3月底，用户4.03亿户。该公司于2009年1月6日成立，由原中国联通和原中国网通合并而成。
中国联通国际有限公司是中国联通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负责中国联通在中国内地以外的国际业务，下设中国联通（香港）、中国联通（美洲）和中国联通（欧洲）等运营公司，为企业客户提供境内外综合信息服务， 并以“CUniq”品牌通过各地区运营公司为境外个人客户提供全球语音及数据服务。

历史
2008年10月14日，香港高等法院宣布批准中国联通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网通集团（香港）有限公司合并，10月15日，中国联通和中国网通上市公司正式合并，并在北京成立新的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英文仍沿用中国联通的China Unicom，标志亦为联通标志，但标志字体与联通原有标志不同），作为上市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香港）股份有限公司（China Unicom (Hong Kong) Limited）在中国大陆的运营公司。

下属企业
争议
2015年3月15日，中国中央电视台3·15晚会报道，中国联通湖南常德公司员工涉嫌违反手机卡实名制行为。报道称，工作人员只需用手机拍下办卡人所提供的身份证和手机卡，发到公司的微信工作群里，由后台工作人员进行激活，即可完成入网手续。随后，中国联通总部回应，已责成湖南分公司连夜组织调查处理。
2017年起，中国联通推出“流量不限量”套餐，并在大众媒体平台发布广告。但有用户称，运营商所提供的“流量不限量”套餐违背广告承诺，在当月流量使用达到一定额度时强制降速或强制断网，引发用户不满，并要求工商部门从严查处。
2018年4月，湖南省岳阳市、张家界市等地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对中国联通“流量不限量”广告进行立案调查，同年5月16日，湖南省工商局对中国联通湖南分公司立案调查。
2023年11月，河南周口联通被曝强迫用户更换光猫，更换过程需要花费299元。周口联通表示，省、市公司已成立工作专班进行调查。

参见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
2008年中国电信业重组
中国内地移动终端通讯号段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话区号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中国联通官网（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简体中文）
中国联通（香港）公司（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林登·约翰逊

林登·贝恩斯·约翰逊（英语：Lyndon Baines Johnson，1908年8月27日—1973年1月22日），时常缩写称LBJ，美国政治人物，1963年至1969年担任第36任美国总统，1961年至1963年于约翰·肯尼迪任下为第37任美国副总统。约翰逊为民主党人，来自德克萨斯州，1937年至1949年任众议员，1949年至1961年任参议员。在参议院中他六年任多数党领袖，两年任少数党领袖，两年任多数党党鞭。
约翰逊于1960年参加美国总统选举，未获成功，但此后民主党候选人兼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约翰·肯尼迪选定其为竞选伙伴。两人在大选中险胜共和党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约翰逊亦于1961年1月20日就职为美国副总统。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遇刺身亡，约翰逊接任美国总统一职，并于1964年总统选举中横扫共和党候选人兼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连任总统职位。约翰逊以其专横粗暴性格闻名，不时透过“詹森待遇”迫使有权势的政客支持推动其立法。
约翰逊被受共和党建议提出了“伟大社会”这一立法举措，推动维护民权、公共广播、联邦医保、医疗补助、教育援助、艺术、城市及乡村发展、公共服务及“向贫穷宣战”。在约翰逊任内，向贫穷宣战政策及经济的发展使数百万美国人脱离了贫困阶层。约翰逊同时签署了一系列民权法案，禁止在公共设施、跨州贸易、工作场所及住房领域进行种族歧视，《选举权法案》则取缔了南方一些州对非裔美国人选举权进行的限制。《1965年移民及国籍法案》则改革了美国的移民体系，以种族为尺度的移民配额制度终结，以国籍为尺度的制度开始实施。
在约翰逊任内，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参与程度逐渐升级。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北部湾决议案》，赋予约翰逊在不经宣战许可的情况下即可在东南亚使用武力的权力。在越美国军事人员数量大幅度上升，自1963年的16,000名非战斗顾问增加至1968年年初的550,000人，大量军事人员直接参与战斗。美军损失数额亦大幅上升，和平进程逐渐陷入僵局，对于战事的不满情绪导致大规模反战运动在美国大学校园及海外地区集中爆发。
1965年起，多数大城市爆发夏季骚乱，犯罪率大幅提升，其政敌开始呼吁施行“法律与秩序”政策。约翰逊上任初期广受民众欢迎，但越南战争及国内社会不稳定导致其支持率逐渐下跌。1968年民主党内部发生分裂，其反战派系对约翰逊进行批判。1968年约翰逊在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总统初选中惨败，由此使其宣布放弃竞选连任。随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在总统大选中胜出，统治美国政治长达36年的新政联盟就此崩溃。1969年1月约翰逊卸任，返回其德克萨斯州牧场度过余生，1973年1月22日因心脏病过世，享年64岁。
史学家称新政时期后的美国现代自由主义在约翰逊任内达到了顶峰。由于其在国内政绩优异，推动立法对民权、枪支管制、原野保护及社会保险等有重大影响，尽管他对外在越战上受挫，许多史学家对其评价仍旧颇为积极，在美国总统排名中依旧较为靠前。

早年历程
1908年8月27日，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吉莱斯皮县斯通沃尔的小农庄，他是五个孩子中的长子。
他的父母小塞缪尔·伊利·约翰逊和利百加·贝恩斯育有三个女孩和两个男孩：约翰逊和他的兄弟，山姆·休斯敦·约翰逊（1914年至1978年） ，和姐妹利百加（1910年至1978年），约瑟法（1912年至1961年）和圣卢西亚（1916年至1997年） 。附近的城镇约翰逊城是以约翰逊的父亲的表弟，詹姆斯·波尔克·约翰逊命名。约翰逊有英格兰，阿尔斯特苏格兰和德国血统。约翰逊的父亲是一名政治家，他是德克萨斯州众议院第89区的民主党成员，也曾在德克萨斯州立法机构中任职。
约翰逊的祖父老塞缪尔·伊利·约翰逊，是一名生意人和政治家。当约翰逊十二岁的时候，他曾经告诉同学们：“你知道的，有一天我将成为美国总统。”在学校里，约翰逊是一个笨拙但健谈的青年。他于1924年毕业于约翰逊城高中，在那里他参加了公共演讲，辩论和棒球。
1924年，从高中毕业之后，约翰逊不愿读大学，与五个朋友一起，开着一辆二手的福特汽车，打算到加利福尼亚州去闯荡。在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做过洗碗工、苹果采摘员和电梯修理员等工作。1926年，约翰逊回到家中。
1927年，在家人和亲友的劝导下约翰逊开始就读于德克萨斯州立大学。为了完成学业，约翰逊先后做过垃圾清理员、助理管理员，最后成为了校长的助理秘书。
1930年毕业于德克萨斯州立大学。1930年至1932年于休斯顿某学校教授演说和辩论。1931年受聘于克莱伯格议员，担任秘书工作。
1935年被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统任命为全国学生事务管理局德克萨斯州负责人。任职期间他成绩卓著。
1936年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其后连任五届。1948年当选为国会参议员。
1951年担任参议院议员一职仅3年即成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并于1954年成功连任。

军事生涯
在二次大战时担任海军少校。在某次视察途中座机被日本海军王牌飞行员坂井三郎击伤，幸无大碍。

副总统生涯
1960年，詹森未能获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转而接受肯尼迪提名为副总统的建议。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遇刺身亡，副总统詹森随即在达拉斯机场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的机舱里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36任总统。
詹森曾被列为暗杀甘迺迪主要怀疑对象，以致于美国政府1979年重新组织了美国众议院暗杀调查专责委员会（HSCA）进行调查并否定了一些阴谋论说法。现在华伦报告和HSCA报告都已经全文在网路上公开。

总统生涯
在继任总统一职后，1964年约翰逊以相当大的差距击败共和党候选人高华德当选美国总统。

内政
在内政上，约翰逊总统提出了与“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一脉相承的改革计划，即“伟大社会”施政纲领。
在位期间，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各项福利法案、签署民权法案、消灭贫穷法案和减税法，他的著名的“向贫穷开战”的口号，引导全国在生活富裕时考虑到饥饿和匮乏的棘手问题。

外交
外交上，不但奉行前任总统约翰·甘迺迪的既订政策继续支持南越，更积极直接以美军介入越战，由于美军士兵在越战中伤亡惨重，其政策遭到了国内外普遍反对，当时就一句讽刺性口号“嘿！嘿！约翰逊！今天你害死多少命？”（Hey, hey, LBJ, how many kids did you kill today?）表达对他在越战政策的不满，他也因而赔上政治前途。

太空计划
在约翰逊执政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执行了双子座计划，研发了土星五号运载火箭及其发射设施，并准备进行首次载人阿波罗计划飞行。1967年1月27日，当阿波罗1号全体机组人员在发射台进行航天器测试期间在机舱火灾中丧生，使阿波罗停在轨道上时，整个国家大为震惊。约翰逊没有任命另一个沃伦式的委员会，而是接受了行政长官詹姆斯·韦伯的要求，要求美国宇航局进行调查，并向国会和总统负责。约翰逊通过国会和新闻界的争议保持了对阿波罗的坚定支持，该计划得以恢复。在约翰逊任期结束时完成了前两个载人飞行任务，即阿波罗7号和首次载人飞行，即阿波罗8号。他向阿波罗8号船员表示祝贺，他说：“您已经将我们……全世界的所有人带入了一个新时代。”。1969年7月16日，约翰逊参加了发射首次登月任务阿波罗11号，成为第一位见证火箭发射的前任或现任美国总统。

越南战争
在肯尼迪去世时，有16,000名美国军事人员驻扎在越南，在对北越的战争中支持南越。越南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被划分为两个国家，北越由共产主义政府领导。约翰逊赞同越南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和围堵政策，该政策要求美国认真努力阻止所有共产主义的扩张。约翰逊上任后立即撤销了肯尼迪在1963年底前撤出1,000名军事人员的命令。1964年夏末，约翰逊严重质疑留在越南的价值，但在会见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维尔·泰勒后，约翰逊宣布他准备“在我们有了基地后做更多事情”或者当西贡在政治上更加稳定时再考虑撤军。在东京湾事件之后，约翰逊扩大了美军的人数和角色。

被迫放弃连任
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依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由于继任原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年，因此约翰逊有资格再度竞选连任，但因为国内反越战声音，约翰逊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仅以49%对42%微弱优势取胜，加上他在党的权力及地位日益受到挑战，党内多位候选人包括罗伯特·甘迺迪也参选，他最终被迫以雪曼式声明宣布不再参选而放弃连任，转而支持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汉弗莱在当年充满血腥暴力的党大会取得提名，最终仍败给前副总统、共和党的尼克森。

卸任后生活
1969年1月卸任总统后，约翰逊在前助手兼演讲稿撰稿人哈里·米德尔顿的陪同下回到他位于德克萨斯州斯通沃尔的牧场，后者将起草约翰逊的第一本书《我们面临的选择》，并与他一起撰写回忆录标题为《优势点：1963-1969年总统任期的观点》，这本回忆录发表于1971年。同年，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暨博物馆在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校园内开幕。他将自己的得克萨斯州牧场捐赠给了公众，以组成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国家历史公园，但条件是该牧场“应保持正常运转，而不是成为过去的贫瘠遗迹”。
约翰逊在外交政策方面给予尼克松很高的评价，但依然担心他的继任者被迫在南越能够拥有自卫能力之前过快地将美军撤出南越。约翰逊对此警告说：“如果南方落入共产党手中，我们可能会在国内遭受到严重的反抗声浪。”

健康问题
约翰逊多年来大量吸烟，侵害他的健康（平均每天抽60根香烟），而终身成为老烟枪，再加上不良饮食习惯和压力，一直有严重的心脏病，在逝世前已经有两次心脏病发。第一次是在1955年7月引发几乎致命的心脏病，令他开始戒烟。然而1969年离开椭圆形办公室后，他又开始吸烟，此后一直戒不了烟，因而在1972年4月第二次心脏病发。
1967年，在他60岁时，约翰逊曾秘密委托精算师预测他的寿命，结果显示他只能活到64岁，即是有可能会在他的第二任期内逝世，这亦是他放弃参与1968年总统选举的原因之一。后来，精算师的预测成真了。

逝世和葬礼
度过四年卸任生活后，1973年1月22日，约翰逊因心肌梗塞于德克萨斯州自营牧场内逝世，享年64岁。此时正值尼克森总统的第二任期，假如本来詹森成功连任，他就会于卸任两天后过世。随派保护前总统的特勤局特工发现约翰逊在床上病逝时，他仍握着自己手上的电话。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近一个月前，前总统杜鲁门的葬礼上。
詹森逝世后不久，他的新闻秘书汤姆·詹森（Tom Johnson）通知CBS的华特·克朗凯，克朗凯当时在CBS晚间新闻直播一份关于越南的报告。克朗凯中断直播以连线汤姆，随后向观众宣布了前总统逝世的消息。詹森的国葬在国会大厦举行，时任总统尼克森出席。

名言
“和平是一段漫长的旅程，必须一步步地走。（Peace is a journey of a thousand miles and it must be taken one step at a time.）”

著作
林登•贝•约翰逊《约翰逊回忆录》1971，中文版1973上海人民出版社

基因
根据其家族基因检测结果，约翰逊的Y染色体单倍群属于E1b1b1。

注释
参考来源
延伸阅读
Andrew, John A. Lyndon Johnson and the Great Society. Chicago, IL: Ivan R. Dee. 1999. ISBN 978-1566631853. OCLC 37884743.
Berman, Larry. Lyndon Johnson's War: The Road to Stalemate in Vietnam (1991)
Bernstein, Irving. Guns or Butter: The Presidency of Lyndon Johnson.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ISBN 978-0195063127.
Bornet, Vaughn Davis. The Presidency of Lyndon B. Johnson. 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3. ISBN 978-0700602421.


国家预防腐败局

国家预防腐败局，是已撤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级预防腐败专门机构，主要负责全国防腐败工作的协调与策划，制定反腐政策，检查与指导社会企业、单位、团体的反腐工作同时负责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
国家预防腐败局列入国务院直属机构序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加挂牌子。国家预防腐败局办公室与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为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沿革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7年3月12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副书记夏赞忠透露，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了审批。2007年5月31日，正式批准设立。 2007年9月6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成立，马𫘜被任命为局长。2007年9月13日，国家预防腐败局正式揭牌。
2018年3月17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批准《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方案规定：“监察部并入新组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国家预防腐败局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不再保留监察部、国家预防腐败局。”

职责
国家预防腐败局主要职能有：

负责全国预防腐败工作的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
协调指导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介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防治腐败工作；
负责预防腐败的国际合作和国际援助。

历任局长
马𫘜（女）（2007年9月－2013年3月）
黄树贤（2013年3月－2016年11月）
杨晓渡（2017年1月－）

参考文献
引用

=== 来源 ===


高加索山脉

高加索山脉（俄语：Кавказские горы，乔治亚语：კავკასიონი，亚美尼亚语：Կավկազ，亚塞拜然语：Qafqaz），古称太和岭，呈东西走向，在黑海与里海之间，是俄罗斯和格鲁吉亚、阿塞拜疆等国的国界线。其最高峰为厄尔布鲁士峰，其海拔为5642米（18510呎），同时也是欧洲第一高峰。
高加索山脉包括:

大高加索山脉
小高加索山脉
大高加索山脉是亚洲和欧洲的地理分界线，从黑海东北岸，即在俄罗斯塔曼半岛至索契附近开始往东南偏东延伸，直达里海附近的巴库为止。
而小高加索山脉则几乎与大高加索平行排列，两者由隔开了科尔基斯和库拉-阿拉斯低地的苏拉姆山脉所连接。
在小高加索山脉东南方矗立著塔雷什山脉，是厄尔布尔士山脉的西北部分。
小高加索山脉和亚美尼亚高原构成了外高加索高地。

下表列出部分高加索山脉中不同山峰的高度和所属国家。

气候
高加索山脉的气候根据海拔而垂直变化，亦根据纬度和位置而水平变化。温度普遍随著海拔上升而下降。位于海平面的阿布哈兹共和国苏呼米，其年平均温度为摄氏15度；而位于海拔3,700米的卡兹别克山山坡，其年平均温度下降至摄氏-6.1度。大高加索山脉的北坡较南坡寒冷3℃。由于接近大陆性气候，小高加索山脉的高地（位于格鲁吉亚南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西部）的夏季和冬季的温度有著明显的差别。
在大部分地区，降水量由东往西增加，小高加索山脉的南部和高加索东北部（靠近达吉斯坦共和国）一带是最干燥的地区，而山脉东北部、里海盆地附近地区更录得只有200毫米（9.84吋）的绝对最低年降雨量。相反地，高加索山脉的西部有著高量的降水，大高加索山脉南坡的降水量亦较北坡为高。高加索山脉西部地区的年降雨量在1000-4000毫米（39.37–157.48吋）之间变化；而山脉北部和东部地区，即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共和国、奥塞提亚和格鲁吉亚卡赫蒂大区一带的年降雨量则在600-1800毫米（23.62–70.87吋）之间变化。小高加索山脉地区的降水量则在600–1,800毫米（23.62–70.87吋）之间变化（不包括苏拉姆山脉）。
尽管某些地区因并非位于向风坡而接收不到很多的降雪，尤以受来自黑海湿气影响较小的小高加索山脉为甚，整体来说高加索山脉仍有著很高的降雪量。一些地区，如阿布哈兹共和国北部可有逾5米（16呎）的积雪。在十一月至四月，于高加索山脉发生雪崩是很常见的。

地貌
高加索山脉有著各式各样的地貌。
大高加索山脉北坡的较低海拔地区主要由栎属、鹅耳枥属、梣树和枫属植物组成的森林所覆盖，而较高海拔地区则由桦木属和松属植物所覆盖。有些海拔较低的位置或斜坡则被草原和沙地覆盖。大高加索山脉的西北坡亦长有冷杉和云杉林。在海拔2000米以上、有著高山气候的地方，高寒地带取代了树林。多年冻土和冰川的起始线普遍在海拔2800-3000米处。在大高加索山脉的东南坡，东方山毛榉、橡树、枫树、鹅耳枥木和梣树林在蓬勃的成长，而山毛榉林往往主导了海拔较高的位置。在大高加索山脉西南坡，科尔基斯树林（由橡树、黄杨、榉树、板栗、鹅耳枥和榆树组成的森林）覆盖在较低海拔的位置上，针叶林、混交林（长有高加索冷杉、云杉和山毛榉）则在较高的海拔生长。南坡的高寒地带可延伸至海拔2800米，冰川的起始线/雪线则从3000-3500米开始。
在小高加索山脉的西坡和北坡，科尔基斯树林和其他落叶林在较低的海拔生长；较高海拔的地区则以混交林和针叶林（主要为高加索冷杉和云杉）为主导。山毛榉亦常见于较高的海拔地带。小高加索山脉的南坡大规模地覆盖著草原和沙地，并延伸至海拔2500米的地方。这些地区的最高处普遍为高山草原。

参见

高加索
北高加索（又称内高加索）
南高加索（又称外高加索）
西高加索

== 参考文献 ==


1952年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第十五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英语：the Games of the XV Olympiad，法语：les Jeux de la XVe Olympiade，芬兰语：XV Olympiakisat），于1952年7月19日至8月3日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

背景
1947年6月，国际奥委会于斯德哥尔摩就1952年奥运会举办地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此时世界一些城市对主办奥运会产生了深厚的兴趣。与第十四届奥运会只有一个申办城市形成了鲜明对照的是，第十五届则有赫尔辛基、阿姆斯特丹、雅典、底特律、明尼阿波利斯、洛桑、费城、斯德哥尔摩、芝加哥等9个城市同时提出了申请 。会议期间，各个城市都派来了由市长率领的代表团游说，气氛相当热烈。通过投票表决，赫尔辛基赢得主办权。

焦点
德国代表团以德国队的名义参加1952年奥运会，因为德国是二次大战发动者的角色而不获邀请参加1948年伦敦奥运会，故此本届是德国自1936年柏林奥运后再次参赛，也是德国在二次大战战败及分裂为东德及西德后首次有德国队出场，虽然两德都获邀参赛，但由于两德处于分裂及对峙的状态，东德拒绝派运动员参加德国队，故本届的德国代表团只有西德派出的运动员，之后东德和西德在往后的奥运会各自组成东德队及西德队参赛，直至1990年两德统一。以色列在1948年复国后于本届奥运会首次组队出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留置在中国大陆的原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改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并行使中国奥委会的权利。但在本届奥运会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奥委会未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由于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部分国家的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第48届年会上终于取得了参加本届奥运会的资格。但是由于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一行40人赶到赫尔辛基时，大会已进行了10天，故而只赶上男子游泳的一项比赛和最后的闭幕式。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参加奥运会，而之后由于两岸会籍以及坚持“一个中国”的缘故，直至1980年才得以重回奥运会。
7月17日，国际奥委会第47届年会最后以33票对20票通过决议：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和代表中华民国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原址由南京市迁移至台北市）的选手们均可参加比赛第15届奥运会，但其参加的项目，必须经过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的认可（造成当时国际奥委会同意有两个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同时行使权利的现象）。
中华民国政府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参加，而退出比赛。

比赛项目
表演项目
手球
芬式垒球

参赛国家及地区
一共有69个国家和地区的奥运代表团参加了本届奥运会。其中有12个国家和地区是首次参加，它们是：巴哈马、黄金海岸（今加纳）、危地马拉、香港、印度尼西亚、以色列、荷属安的列斯、尼日利亚、萨尔（当时为法国的保护国）、苏联、泰国、越南（南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是冷战时期的第一次奥运会，也是苏联自1912年以来第一次重返奥运会赛场，日本与德国经历上次被禁制参与1948伦敦奥运后，也重返奥运会赛场，惟德国却因1949年出现由资本派及共产派引发之东西德分裂，故只有西德之运动员参与，直到1992年举行之巴塞隆拿奥运（该次奥运会亦是两德统一后首次），两德运动员才以统一德国之名义出现赛场。

奖牌榜
参见
1952年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1952年战俘营奥运会

参考资料
外部连结

国际奥委会关于赫尔辛基奥运会的资料（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中国奥委会有关第十五届奥运会的资料


教宗亚历山大六世

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拉丁语：Alexander PP. VI；1431年1月1日—1503年8月18日）原名罗德里哥·利安索尔·迪·波吉亚 （加泰隆尼亚语：Roderic Llançol i de Borja），1492年8月11日当选为罗马教区正权主教，同年8月26日即位至1503年8月18日为止。他出身于波吉亚家族，诞生于西班牙瓦伦西亚，是教皇嘉礼三世的外甥。
他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争议性的教皇，是第一位公开承认自己与情妇有子嗣的教宗。在亚历山大六世逝世之后先后成为教皇的思道五世与乌尔巴诺八世，称赞他为圣伯多禄离世之后最为杰出的教皇之一。比起作为宗教家，亚历山大六世比较像是一位政治家。在位期间, 教皇于1493年，曾为葡萄牙和西班牙划定了殖民扩张分界线，即“教皇子午线”。

家庭
劳得力于1431年1月1日生于阿拉贡王国（现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小镇克萨蒂瓦。父母是Jofré Llançol i Escrivà（约死亡于1437年3月27日之前）与Isabel de Borja y Cavanilles（死于1468年10月19日）。劳得力于1455年在舅舅亚丰索·德·波吉亚当选成为教宗嘉礼三世后，改用了波吉亚作为自己的姓。

教育和职业生涯
波吉亚的职业生涯开始于1445年，当时14岁的他被舅舅指派为瓦伦西亚主教堂的看守，而这名舅舅是以前曾经被安日诺四世任命为枢机主教的阿方索-波吉亚。1448年，他成为瓦伦西亚、巴塞罗那和塞戈尔韦主教座堂的咏祷司铎，并在舅舅与尼各老五世的沟通下得以在缺席的情况下担任这个职位而仍然领取薪水，使得波吉亚有机会游历罗马。在罗马，他先是跟随一名叫做加斯帕雷-达-维罗纳的人文主义者学习，其后在博洛尼亚大学学习法律，并获得了教会法学博士学位，被人认为“是一名卓越的、头脑清晰的法律学家”。
1456年，在他舅舅成为教宗后，25岁的他领受圣职成为执事级枢机，领圣尼各老监狱执事区执事衔。一年后，被任命为圣座的副秘书长，这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裙带关系。1457年，嘉礼三世派波吉亚作为教皇特使前往安科纳镇压叛乱。波吉亚很好地完成了任务，至1492年他自己担任教皇为止，他一共担任这个职务长达35年。1457年末，他的哥哥佩德罗患病，他临时填补了佩德罗教皇军队总司令的职务直至佩德罗康复。
1458年，他协助教宗庇护二世当选，受到了庇护二世的优待，1460年，他因参加一场私人宴会受到庇护二世的指责，庇护二世听说这次宴会最终变成了一场狂欢，波吉亚后来就此事道歉，但否认宴会出现狂欢，至今宴会的真实情况亦不得而知。1463年，波吉亚响应庇护二世对枢机主教的号召，参与资助一场新的十字军东征。
1464年，保罗二世当选教皇，他是波吉亚的好友，因此波吉亚得以继续保持较高地位。1468年，领受圣铎成为神父，然后在1471年，祝圣为天主教阿尔巴诺罗马城郊教区主教 。1482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开始任命波吉亚7岁的孩子凯撒担任教会职务，与此同时，波吉亚担任的圣职继续增加，并在1483年成为最富有的红衣主教。
1484年西克斯图斯四世去世，波吉亚原本打算竞选教皇职位，但后来从竞争中退出，教皇英诺森八世即位，他继续扮演教皇的忠实支持者。
在为五位教宗服务之后，劳得力·波吉亚积攒了充分的经验、影响力与财富。

逝世
1503年8月，凯撒正准备再次远征。8月6日，他和父亲与红衣主教阿德里亚诺·卡斯泰莱西共进晚餐后，几天后他们就发烧了。凯撒“躺在床上，皮肤剥落，脸泛着紫色”，这是为了救他而采取的一些极端措施的结果，最终他康复了;但年迈的教皇显然没有什么机会。伯恰德的日记提供了教皇最后患病和72岁去世的一些细节。
凯撒因病不能亲自处理此事，便派他的首席侍从米凯莱托在教皇死讯公布之前去取走他的宝物。第二天，尸体被展示给罗马人民和神职人员，但被一幅“旧挂毯”(“antiquo tapete”)覆盖，由于迅速腐烂，已经严重变形。短暂停留后，尸体被从圣彼得教堂的地窖移出，安置在不太知名的西班牙国家教堂圣玛利亚。

个性
劳得力·波吉亚对美学和科学有独到的鉴赏力和眼光、对教会怀有极大尊敬。他很有能力并且为人谨慎，在演讲与布道方面很有天赋。他对《圣经》倒背如流，每次布道前都会精心挑选书中的语句、引经据典。

情妇与子嗣
佩德罗·路易斯·德·波吉亚（1458年/1460年－1488年/1491年）：生母不详，第一代甘迪亚公爵。
切萨雷·波吉亚（1475年9月13日或1476年4月－1507年3月11日）：瓦伦提诺公爵，教廷史上第一位在任内辞职的枢机主教。教宗与情妇瓦诺莎·卡塔内之子。
乔瓦尼·波吉亚（1476年？－1497年）：第二代甘迪亚公爵。教宗与情妇瓦诺莎·卡塔内之次子。
鲁克蕾齐亚·波吉亚（1480年4月18日－1519年6月24日）：费拉拉公爵夫人。教宗与情妇瓦诺莎·卡塔内之女。
乔佛里·波吉亚（1482年－1518年），斯奎拉切亲王，娶了那不勒斯的阿方索二世之女阿拉贡的珊莎。教宗与情妇瓦诺莎·卡塔内之幼子。

流行文化
刺客信条II的反派角色之一  罗马教会领袖罗德里哥·波吉亚（Rodrigo Borgia）团长的形象的原型便是天主教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博士的形象。
刺客教条：兄弟会
大仲马小说《波吉亚家族》（Borgias）
马里奥·普佐小说《波吉亚家族》（The Family）

译名列表
亚历山大：天主教香港教区礼仪委员会：禧年专页（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作、《大英简明百科知识库》2005年版、《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1993年版作亚历山大。
历山：香港天主教教区档案　历任教宗作历山。
亚力山大：真理辩证中文网 两千年教会历史巡礼 第四篇 中世纪前期教会历史作亚力山大。
亚力山大、亚历山大：国立编译馆（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作亚力山大、亚历山大。

注释
参见
义大利战争
西班牙宗教法庭
教宗子午线
虚荣之火
瓦诺莎·卡塔内
茱莉娅·法尔内塞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Diario Borja - Borgia（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西班牙文）
1494: How a Family Feud in Medieval Spain Divided the world in Half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Borja （西班牙文）
波吉亚家族 （西班牙文）
Borja o Borgia（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西班牙文）
Francisco Fernández de Bethencourt - Historia Genealógica y Heráldica Española, Casa Real y Grandes de España, tomo cuarto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西班牙文）
Una rama subsistente del linaje Borja en América española, por Jaime de Salazar y Acha, Académico de Número de la Real Academia Matritense de Heráldica y Genealogía（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西班牙文）
BOLETÍN DE LA REAL ACADEMIA MATRITENSE DE HERÁLDICA Y GENEALOGÍA （西班牙文）
Day, Victor. Thirty-Two Years with Alexander VI.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1922, 8 (1): 55–58  [2021-05-04]. ISSN 0008-808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06）.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23  [2021-05-0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05-11） （英语）.
有多少圣洁可以购买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餐馆

餐馆，又称餐厅、菜馆、酒家、酒楼、饭馆、饭店、饭庄、食堂、馆子、食肆或食店，是让顾客购买及享用烹调好的食物及饮料的地方，通常在店内供应和用餐，但有些餐馆也提供外卖和送餐服务。
餐馆一词涵盖了处于不同地点及提供不同烹调风格的饮食场所，其外观或产品种类的差异性很大，包括各种各样的美食和服务模式，从廉价的快餐店、自助餐店，到中等价位的家庭餐厅，也有高价位的豪华场所。有时候餐馆附属于另一场所，例如酒店，方便住客用餐，也开放予非住客光顾，让酒店增加收入来源。

历史
古典时期的餐馆
公元前 512 年的古埃及的记录中提到类似于餐厅的公共饮食场所，但这家店供应食物种类非常有限，只有一道菜，一盘麦片、野禽和洋葱。
至于现代餐厅的先驱是 thermopolia，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小型餐馆，提供即食食品和饮料，在某种程度上可与现代快餐店相媲美。在地当时，家中缺乏厨房的人会经常光顾此类型餐馆；尤其在罗马帝国版图的岛屿上，特别受到欢迎。 在庞贝城，全城共有158 个带有服务柜台的 thermopolia，集中在城镇的主街道和当地人经常前往的公共空间。
餐厅的另一个早期先驱是客栈。在古典时期，客栈大多设置在道路旁，以迎合城市间旅行人们的需求，提供住宿和食物的服务。餐点通常端至公共餐桌供客人食用，但没有可供选择的菜单或餐饮选项。
印度古籍Arthashastra 曾提到古代出售预制食品的场所，当时规定“做饭、制酒、处理肉的人”必须要住在城南。另一项规定，仓库管理者会将剩余的麸皮和面粉提供给“做饭和制年糕的人”。此外古籍也提到“卖熟肉和米饭的人”。 这些描述都有类似餐馆的描述。

中世纪的餐馆
最早的餐馆存在于驿站体系中,在中国宋代 11 和 12 世纪，第一家具有现代意义的餐厅出现在开封、杭州等大城市，这些地方开设提供餐饮的场所以迎合城市间穿梭的商客。首先出现在中国首都开封，餐馆可能是从迎合游客的茶馆和小酒馆发展而来的，后来逐步发展成为也迎合当地人消费的行业。特别是商旅者不习惯所在地的食物，因此当地设立特定场所以为外地商人提供特别准备的菜肴。这些餐馆设置位于主要城市的娱乐休闲区，以提供商务旅客需求；一般情况，餐馆旁边还有旅店、酒吧和妓院。某些大而豪华的餐厅提供类似于现代餐厅文化的用餐体验。根据 1126 年的一份中国手稿，豪华餐厅的顾客会拿到精致的菜肴示范，顾客可据以下订单，然后服务员会在厨房中大声唱名菜肴，并按照下单顺序分制菜肴。

餐馆在13世纪的杭州发展起来,当时的杭州是宋朝的文化经济中心，人口逾100万，为旅客而设的茶室及酒馆林立，后来更发展出餐馆，为旅客及本地人服务。当时各式各样的餐馆，提供不同菜色。宋代商业发达，餐饮业开始为新兴的商人中产阶级提供服务：戏剧、赌博和色情等业也都依附发展。餐厅为了迎合不同风格的美食需求，在价格范围和宗教规范上都有多元的考量。即使在单一餐厅内也有不同饮食的多样性可供选择，人们从菜单中选择主菜及配菜。 </ref>
许多中国北方人在 1120 年代在女真入侵期间，从开封南逃到杭州。南方的餐馆也迎合北方口味，提供北方的菜肴。而且如众所周知，许多经营者都是来自过往在开封经营的餐馆。</ref>
在欧洲，城市中的商旅客栈及小酒馆仍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餐饮消费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提供一般农民的日常食物。在西班牙，此类场所被称为酒馆 (tapas)，提供一般的小吃。在中世纪英格兰，餐馆通常供应香肠和牧羊人派等食物。
尤其是法国有丰富的餐饮史，发展出各种经营形态的旅馆和餐馆，最终演变形成现代的餐厅元素。早在 13 世纪，法国旅馆就供应面包、奶酪、培根、烤肉、汤和炖菜—通常都是在公共餐桌上食用。巴黎人也可以从烤肉店和糕饼店购买外卖食物，糕饼店铺提供肉馅饼和其他精致的肉类菜肴。当时的市政法规规定：商品的公订价格必须张贴在入口处。这规定成为历史上首次有关菜单的记载。

近代的餐馆
在日本，餐厅文化在 16 世纪从当地的茶馆中出现，某茶馆老板创造了怀石料理的多道菜肴传统，其家族又将这一传统细致化拓展，成为强调食物美学的特色餐具和菜肴。
近代法国的小酒馆(tavern)和歌舞表演场(cabaret)提供烧烤的肉类。小酒馆只供应食物，但歌舞娱乐表演场则不同，提供食物时，餐桌上会铺上桌巾，并随餐点提供饮料，消费计算是依据顾客所选定的菜肴收费，而不是以食用的盆数来计算。歌舞表演场提供比小酒馆更好的食物，有些因此声名大噪，例如 Petit Maure。一些歌舞表演场会附有音乐家或歌唱家驻唱，但直到 19 世纪后期，多数的表演场只是欢乐气氛的饮食场所。
在 16 世纪末，厨师餐饮业已经发展成为行会，获得合法的地位，业者主导精致的餐饮服务，在富人的住所提供或准备餐饮食物。到了 17 世纪末，餐饮业者开始提供“主人的桌子”（tables d'hôte），人们可支付固定价格与其他客人共同坐在大桌旁，业者不提供食物的选择，只提供食用固定的餐点。  1672 年，第一家咖啡馆于在巴黎的圣日耳曼博览会上开张；到 1723 年，巴黎有近4百家的咖啡馆，但其菜单仅限于简单的菜肴或糖果，如咖啡、茶、热巧克力、冰淇淋、糕点和利口酒。
巴黎最早使用 “餐厅”(restaurant) 名称是供应肉汤的场所，肉汤是用肉类和鸡蛋混合制成的汤，据称可以恢复健康和活力。第一家此类餐厅于 1765 年由 Mathurin Roze de Chantoiseau开设， 主厨被称为 boulanger。 与早期的饮食场所不同，餐厅的装饰典雅，除了肉汤外，还提供其他几种“恢复健康”的菜肴，包括通心粉。虽然该店不是第一个可以订购食物的餐馆，但一般认定这是第一个提供菜单选项的餐馆。

现代的餐馆
现代餐厅是以公共场所的概念经营，服务员从固定菜单上为顾客提供不同选项的食物。相对于历史过去的餐馆经营，这是一个较新现代餐饮概念，可追溯到 18 世纪后期，起源于1780年代的法国。   1786 年 6 月，巴黎颁布了一项法令，赋予这种新型餐饮机构官方地位，授权餐馆老板接待顾客，并为座上宾提供餐点，餐馆的营业时间可以至晚上11点 (冬季)或午夜 (夏季)。在法制定型下，大量过去在贵族家庭服务的厨师们，展开更精致的餐饮商业服务。
巴黎第一家豪华餐厅 La Grande Taverne des Londres 于 1786 年初由Antoine Beauvilliers 开设，餐馆内设有桃花心木桌、亚麻桌布、枝形吊灯等，还有穿戴整齐并训练有素的服务员；餐馆备有一长串酒单，以及精心准备的丰富菜单。 菜单上的菜肴包括白菜鹧鸪、黄油纸烤小牛肉和萝卜鸭等高级菜肴，因此被认为是“第一家真正的餐厅。” 根据 18世纪美食家Brillat-Savarin 的说法，这家餐厅是“第一家拥有优雅的房间、聪明的服务员、精选的酒窖和高级的烹饪等四要素的餐饮服务”。
法国大革命后，其国内餐馆数量暴增。由于大规模的贵族移民国外，许多失业的贵族家庭厨师开办新的餐馆。 1791 年，奥尔良公爵家的前主厨 Méot 开设了一家餐厅，提供的酒单有 22 种红葡萄酒和 27 种白葡萄酒。到18世纪末，巴黎皇宫大道附近出现一系列豪华餐厅，甚至有些餐厅持续营运至今。
1802 年，restaurateur一词被广泛应用在提供饮食的场所，成为现代化“餐厅”的通用名称。 之后由于烹饪行会的解散，和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极大地变革，加上大批从法国不同省份涌到巴黎的人有膳食需求，于是餐馆在巴黎如雨后春笋般开业，渐渐形成了法国人外出用膳的传统，并使得法国烹饪如此受欢迎和高级化。从法国开始的餐馆潮流促成现代餐馆在欧洲大规模地流行。

种类
餐馆种类繁多，由专为附近上班族提供午餐的廉价餐馆，到提供美酒佳肴的正式餐厅，应有尽有。依照餐厅的格调，顾客的衣着亦由轻便服饰到正式服装各有不同。
一般来说，顾客于餐桌坐下，向侍应点菜，厨师根据要求烹饪菜肴,之后由侍应送与顾客，用膳后付款离开。根据不同习惯，结帐时或需要付小费，通常是帐单的一成至两成，在香港大多数餐厅都收取“加一”服务费，即以一成作小费。世界各地收取小费的数目不尽相同，在泰国，在餐馆用餐必须附加消费税，在日本的餐馆不收取小费，但用餐超过一定量要附加宴会税，在中国，餐馆没有小费和消费税，但餐饮业税收较重，近年来因为国外游客较多，有许多大餐馆如果客人给小费也接受，但没有主动索取的。

快餐
快餐，是一种新型的饮食行业，其特点是在食物烹饪的过程特别快，比正统的餐馆所制作食物的时间要少得多；这一卖点通常被认为比较适合都市人或上班族的选择。
快餐算是最近1950年代新兴起的一种饮食服务行业；原本的餐馆都是很正规独特，但快餐文化就打破了这一传统。原本在19、20世纪，除了正规的餐馆外，还有许多在街道旁、在公园里、或是在商店外的一些小推车，售卖热狗、薯条和饮料等等的零食，相传快餐就是这么来的；这些小型生意逐步便推向大型市场，融入饮食业主流。第一家麦当劳于1940年在美国加州开业；经过超过半个世纪的变迁，现在已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连锁快餐企业；但正因为此种快餐的经营方式，再加上近年来人们对健康的关注、了解和需求增加，快餐食物质量和其营养价值等问题也引起了许多争议，因此有部份快餐行号就致力研究改良菜式、配料和烹调方法，务求使快餐食物和饮料更健康更多样化。该等经改良的餐点在中国大陆有被称为“新快餐”，与既有美式传统洋快餐区分开。

中式食肆
大牌档(香港)
是指一种起源自香港、在街边提供饮食的露天熟食档口。

云吞面店/粉面店
茶楼
茶楼出现于唐代，繁荣于宋代。是品茶、歇息与消遣的场所。

酒楼
酒楼又称酒家，是一种粤式餐厅，起源于广州。现在在香港十分受欢迎。现今的酒楼主要会售卖点心，午市和晚市亦会提供炒粉面饭、小菜及烧味等中式食品。

菜馆
顾名思义，菜馆是出售饭菜供人食用的场所。

斋菜馆
与菜馆类似，但斋菜馆里禁止出现任何动物性原料或大蒜、坡芹、咸菜等菜食。

西式食肆
咖啡室
咖啡店是零售咖啡饮品的店铺。通常也会搭配销售蛋糕等甜点，有些咖啡店也开始销售茶饮料。

西餐厅
顾名思义，西餐厅是供应西餐为主的餐馆，因为欧洲不同地方的菜系不同，又分为法式、英式、意式、俄式、德式、西班牙式等几种，其中在全球范围以法式最普及，香港也有很多意式（以意粉和比萨饼为号召）的西餐厅。

混合式食肆
冰室/饮冰室
冰室是出售沙冰、冰糕、冷饮等食物的场所。

快餐厅
快餐厅是指在点餐之后食物很快就供应出来，并且服务维持在最低限度的一种餐厅。

茶餐厅
茶餐厅是一种起源于香港的食肆，提供港式西餐及部分中式食品，是香港平民化的饮食场所。随着香港人口的迁移带动香港文化的传播，中国大陆、唐人街亦出现过茶餐厅。

美食广场
美食广场，又称为熟食中心，是在一个建筑范围或区域空间内，由多家综合的餐饮、食品业种店所集合构成，提供消费者多元组合性餐饮服务的开放空间，一般附属于购物中心或百货公司。

食堂
可以方便吃饭的地方，常见于学校、部队以及政府、企事业单位。

日本料理
居酒屋
居酒屋，意指小酒馆，是提供酒类和饭菜的料理店。与只提供酒类为中心点的普通酒馆不同，居酒屋提供比较有质量的饭菜，但却不同于小吃店。居酒屋是具有日本特色的饮食店。

经济学
在经济学上，餐馆属于饮食业供应链的最末端。由于开业门槛较低，各大城市的餐馆竞争异常激烈，影响盈利。在大部分第一世界国家，餐馆受严格规管，以确保顾客的安全。
一般餐馆东主面对不少问题，如筹措起动资金、聘请合适员工、保持食物质素、维持工作环境安全，也要应付顾客可能投诉食物甚至索偿。经济环境转变，如油价上升，也会削弱市民出外用膳的意欲，影响餐馆生意。
2006年，在美国正式餐馆约21.5万间，营业额2980亿美元；快餐店25万间，营业额2600亿美元。

餐饮业的成本结构
店面成本（初期：装潢，营运时：租金或购入时的成本摊提）
人事成本
食材成本
广告费
其它经常用支出（电、瓦斯、水……等）
税金支出
据估计，一家店要能长久的营运下去，而不致于发生亏损，上述的各成本总合要压低在商品售价的60%以下，甚至是低到40%。

餐饮业的店址选择
餐饮业店铺位置受到附近区位影响很大，一般会考虑的重点包含整体人流与零售店铺活跃程度，再来则是同类型竞争餐厅的零售活跃程度高低。

注释及资料来源
相关
行政主厨
食物
烹饪
营养
食品安全

== 餐厅图集 ==


视网膜

视网膜（Retina）又称视衣、眼球内膜（internal tunic）、眼球神经膜（neural tunic），是脊椎动物和一些头足纲动物眼球后部的一层非常薄的细胞层。它是眼睛中将光转化为神经信号的部分。
人类视网膜在眼球壁的最内层（外层为纤维膜，中间层为血管膜即葡萄膜），由前段至后段分为视网膜虹膜部、视网膜睫状体部和视网膜视部，前两部无感光功能，因此称为视网膜盲部。视网膜另可由外向内粗分为色素上皮与神经上皮；前者再细分为9层，其中的感光层含有可以感受光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这些感光层的细胞将它们感受到的光转化为神经信号，这些信号被视网膜上的其它神经细胞处理后，转变为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动作电位。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轴突组成视神经。视网膜不但有感光的作用，它在视觉中也有重要作用。在形态形成的过程中，视网膜和视神经是从脑中延伸出来的。
每个人的视网膜血管结构都不一样，因此可用于生物特征识别。

解剖学
人的视网膜分10层（光线前进路径由最内到最外，即上图由上至下）：

内界膜
神经纤维层——主要为神经节细胞的轴突
神经节细胞层——这个层含有神经节细胞的细胞核，视神经从这里开始
内丛状层——主要由双极细胞的轴突及神经节细胞的树突组成，并以突触形式相接触
内核层——又称内颗粒层，由双极细胞、水平细胞、无长突细胞、Muller细胞的胞核组成
外丛状层——由光感受器细胞的轴突及双极细胞树突水平细胞突起组成，它们之间的接触称为突触
外核层——又称外颗粒层，由光感受器细胞核组成
外界膜——这个层隔开感光细胞的内部与其细胞核
感光层——包括视杆细胞及视锥细胞
视网膜色素上皮

人的视网膜的解剖构造
成人的视网膜构成一个球面的 72%，这个球面直径约为 22毫米。视网膜的厚度不到 0.5毫米（mm），它有三层神经细胞和两层神经元。神经节细胞的轴突在盲点组成视神经通向脑，血管进入视网膜。可能出于演化的缘故，人类视网膜的感光细胞位于外层，光要通过整个视网膜才能达到感光细胞。但是光无法透过不透明的上皮组织和脉络膜。
视网膜中央靠“鼻侧”是视神经延伸出眼球的位置，即视盘（optic disc）又称视神经乳头、视乳头；由于视盘没有视细胞，因而没有视觉，形成视野中的生理盲点，位于“视野颞侧”。这个点看上去是一个白色的、约 3mm2 大的椭圆。
从盲点向太阳穴（颞侧）的方向是黄斑（macula lutea，macula），呈黄色，其中心是中央凹（fovea centralis），这是眼睛感光最灵敏的地方，也是我们视觉最清晰的地方。每当人注视某项物体时，眼球常会不自觉转动，让光线尽量聚焦在中央凹。人和灵长目动物只有一个中央凹，有些鸟有两个中央凹，狗和猫没有中央凹，它们有一个叫做中央条的带状区。
中央凹周围约 6mm 的区域称为中央视网膜，其外是边缘视网膜。视网膜的边缘是锯齿缘。横向的从锯齿缘到斑点约为3.2mm。中央视网膜主要以视锥细胞为主，周边视网膜主要以视杆细胞为主。视网膜里一共约有 600万视锥细胞和 1.25亿视杆细胞。黄斑中心的中央凹的视锥细胞最小，它们排列成六角形。在这里它们效率最高，最灵敏。中央凹下其它的视网膜层消失，向黄斑边缘它们逐渐出现和变厚。
在神经节细胞层与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之间有两层神经毡，在这里神经元互相接触。这两层神经毡是外网层和内网层。在外网层感光细胞与纵向的双极细胞连接。在内网层横向的水平细胞与神经节细胞连接。
对着蓝色的光，人们可以看到运动的白色的亮点，这是感光细胞前毛细血管里的白血球。

生理
物体发来的光线经过眼的折光系统，一般会在视网膜上形成像（否则将形成近视或远视），被感光细胞感到。
感光细胞受刺激后将其刺激的形态传递到大脑，大脑的不同部分平行工作产生外部环境的概念。
视锥细胞工作在比较亮的环境下，可以分辨颜色。视杆细胞工作在比较暗的环境下，其分辨率比较低，而且不能分辨颜色。有的人缺乏红色、蓝色或绿色的视锥细胞，导致不同的色盲。人和高等的灵长目动物有三种不同的视锥细胞，而其它哺乳动物缺乏对红色的视锥细胞，因此它们对颜色的分辨比较差。
感光细胞感受到光后向双极细胞发送一个相应于光强度的、模拟信号性质的分级电位。双极细胞将这个信号继续传送给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最后神经节细胞产生频率与分级电位相关的动作电位调频脉冲信号从视神经传出。通过水平细胞和无长突细胞感光细胞也相互连接，再将它们的信号送到神经节细胞前就对这些信号进行加工。虽然视锥细胞和视柱细胞的感光效应不同，它们之间也相互连接。
虽然这些细胞都属于神经细胞，但是只有神经节细胞和少数无长突细胞产生数字信号性质的动作电位。感光细胞在有光照射时，会影响细胞膜上的cGMP转介蛋白，使cGMP转变成GMP。而失去cGMP作用下的钠离子通道会关闭，造成去极化终止，接著钾离子通道开启造成感光细胞的过极化。感光细胞的外部含有感光色素，它与光的反应导致环鸟苷磷酸浓度的变化和细胞膜对钠的渗透性。在强光下释放出来的神经递质浓度减弱，光强降低后其浓度增高。在强光下感光色素完全失去它的作用，只能缓慢地使用化学过程被有用的色素取代。因此从强烈光下进入一个暗的环境后眼睛需要约30分钟时间来达到其最高的灵敏度。
随其交感域的不同视网膜神经节细胞有两种不同的反应。视网膜神经节有两个交感域，一个是中心的圆形的区域，这里的细胞在受光时发射。其周围环形区域里的细胞在不受光时发射。随光的加强第一个区域里的细胞的发射频率提高，而第二个区域里的细胞的发射频率降低。除此之外不同的神经节细胞对不同的颜色和形态也产生不同的反应。
在将信号传送到脑的过程中视网膜被分为两半，靠近鼻子的一半（鼻侧）和靠近太阳穴的一半（颞侧）。鼻侧的轴突在脑的视交叉与来自另一只眼的颞侧的轴突结合后进入外侧膝状核。
虽然视网膜上有1.3亿多感光细胞，但是视神经只有约120万轴突，因此大量前处理在视网膜上就完成了。黄斑的信息最精确。虽然斑点只占整个视觉面的0.01%，但是视神经里10%的信息是由这里的轴突传递所致。斑点的分辨率极限约为104点。整个视网膜的信息量估计为没有颜色时5 × 105比特/秒，有颜色时为6 × 105比特/秒。

疾病
视网膜有许多遗传的或者后天获得的疾病。其中包括：

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个遗传疾病，导致边缘视觉的失落。
黄斑病变是指一系列由于黄斑中的细胞的死亡或者受伤而导致的中央视觉的丧失。
视网膜脱落，视网膜从眼球上脱落下来，发生时并不会感到疼痛，但会看到大面积黑影或影像扭曲变形、同时会出现视力减退或色泽改变。
高血压和糖尿病会导致为视网膜提供营养的小血管的破坏，导致高血压性视网膜病变和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视网膜母细胞瘤。
黄斑水肿。
视网膜黄斑衰退症。
有实验结果显示，蓝光可能对视网膜产生不可逆的伤害。

诊断和治疗
医生使用检眼镜来检查视网膜。最近适应光学被用来产生人眼内单个视柱细胞或视锥细胞的图像。
视网膜电流图被用来无创性地测量视网膜的电活动。一些疾病可以影响视网膜的电活动。一个比较新的技术是光学相干断层扫描(OCT)。这个无创性技术可以产生视网膜的组织三维图像或者高分辨率的截面断层扫描。

视网膜移植至今为止没有成功。
麻省理工学院和新南威尔士大学正在研制“人造视网膜”：一个使用数字照相机的信号直接刺激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的系统。

脊椎动物与头足动物视网膜的差别
脊椎动物（如人、鸟类）、七鳃鳗眼睛的视网膜是反向的，其感光细胞位于视网膜的反面。光要穿过整个视网膜才能到达感光细胞，使成像变得模糊。头足纲动物（如章鱼、乌贼）的视网膜是正向的，它们的感光细胞位于视网膜的正面，神经位于感光细胞后面，因此头足纲动物没有盲点。从这些意义上来说，头足纲动物的视网膜的层次结构更为合理，而脊椎动物的视网膜层次分布顺序颠倒似乎有害（盲点、感光能力略低、视网膜脱落、眼底出血）而无益。
头足纲动物的视网膜不像脊椎动物是从脑中发展出来的，这说明脊椎动物和头足纲动物的视网膜是趋同进化出来的。

研究
1967年乔治·沃尔德、哈尔丹·凯副·哈尔特林和拉格纳·格拉尼特因对视网膜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 参考 ==


德国联邦国防军

联邦国防军（德语：Bundeswehr，直译：联邦防御）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武装部队。其主要组成包括陆军、海军和空军三大军种。此外，还设有基础军（负责后勤、反情报、宪兵等支援任务）、中央医疗军两大跨军种部队，以及网络与信息空间司令部，形成了综合性的现代化军事体系。

历史
冷战（1955年－1990年）
纳粹德国二战战败投降后被解除武装，随后联合国勒令德国不得再重建任何武装部队，只能保留小规模的边境防卫队及扫雷艇部队以进行自卫任务，而国防则由四大占领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的驻德部队共同负责。
然而随着冷战启始，东西方两边阵营的关系开始紧张，各国对德国的非军事化政策有所改变。1949年德国分裂为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苏联更让东德秘密重新建军，因此美英法三国便开始考虑解除对西德的军事禁令。1950年，西德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莱茵兰-普法尔茨召集前纳粹德军的高级将领商讨创建全新西德军队的事宜，讨论确定了新军队的基本构思。后来，自由民主党的前德意志国防军将领哈索·冯·曼陀菲尔提议把新建的军队命名为“联邦国防军”（Bundeswehr），获得西德联邦议会的认可。
1955年11月12日，联邦国防军正式建军，同时该天亦是普鲁士名将沙恩霍斯特两百岁冥诞。1955年，西德在通过《基本法》修正案后正式加入北约，1956年开始推行征兵制，年届18至45岁的全国男性必须义务服兵役。同时为顾及不愿从事武装勤务者的基本人权，德国基本法并赋予人民拒服兵役的权利，仅需要向役政机关登记即可改服替代的社会役。 自2011年7月开始，德国已全面废止征兵及各种替代役。
冷战期间，西德联邦国防军成为北约在中欧的防卫主力。而当时的西德联邦国防军拥有49万5千人的兵力，以及17万的非现役的文书人员。陆军三个军由13个师所组成，坦克及装甲运兵车也经过武装；空军大部份的战斗机成为北约综合防空系统（NATINAD）的一部份；海军则在北海及波罗的海进行巡逻。

两德统一后（1990年至今）
1990年两德统一后，美英法苏四国已与德国政府签署《最终解决德国问题条约》，联邦国防军削减至37万人，前东德的国家人民军解散，部分人员并入联邦国防军，东西德军队合并的过程史称“统一之军”（Armee der Einheit）。1990年末，未选择加入联邦德军延役的前东德军人悉数退役，而1991年时选择延役入队的前东德国家人民军官兵大约为数29,433人，包含临时志愿役和正规军人，而统一后在前东德境内新成立的联邦州约有40,000人透过征兵制入伍。1993年中旬，旧国家人民军出身的军人为数12,241人，1998年末则降至9,300人。2014年，首度有前东德国家人民军出身的联邦德军军官晋升将领，即格尔特·加维勒克陆军准将。此外，很多联邦国防军无法使用的东德武器装备都被废弃拆除，或者是卖给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以及印度尼西亚等国，东德国家人民军所装备的装甲运兵车则全部卖给土耳其。
两德统一后，由于首都由波恩迁往柏林，同时为了平衡东西差异及强调东部新兴邦份的重要性，包括联邦国防军陆海空军总部在内的多个机关或部队迁至东部办公。联邦国防军在后冷战时期主要是参加一些联合国实行的国际维持和平任务、人道救援任务以及北约的军事行动。自2000年以后，联邦国防军改制，增加了基础军与中央医疗军两大跨军种单位。
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在北约波罗的海成员国一再呼吁加强北约东翼之际，时任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留斯表示，该国将在立陶宛永久驻军约4000人，以加强北约对抗俄罗斯的东翼力量。

简介
人力
联邦国防军的兵力约18万人，当中8万人为18至25岁。在过去，德国兵役法规定男子需在军中服役最少9个月，或在外从事社会服务12个月。自2011年7月开始，德国已全面废止征兵及各种替代役，由自愿服役的职业军人组成专业军队。自2022年俄乌战争开始，德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增加军队数量，并且投入了一千亿欧元作特别军事款项。

女性
自1975年有女性进入西德联邦国防军服役起，都是分配在军医部队进行后勤工作，这些女性为此进行上诉。2000年，欧洲法院决定放宽女性选择服务岗位的权利，2001年起，女性可以到前线服务，不仅是负责后勤工作，更可参与军队的任务。至今约13,000名女性正在服役，当中为数不少的人曾经参加过维持和平任务及其他行动。

指挥人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规定，德国实行募兵制。在和平时期德国国防部长拥有联邦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在战时则由德国总理统领联邦国防军。德国军事指挥委员会为德国联邦国防军的最高参谋机构，由联邦国防军总监、联邦国防军副总监、陆军总监、海军总监、空军总监、基础军总监、医疗军总监组成。

指挥部门
军事指挥委员会（指挥官为联邦国防军总监）
陆军司令部（指挥官为陆军总监）
海军司令部（指挥官为海军总监）
空军司令部（指挥官为空军总监）
基础军司令部（指挥官为基础军总监）
医疗军司令部（指挥官为医疗军总监）

阶级章
此为联邦国防军的海陆空三军阶级章列表，左侧为陆军、空军，右侧为海军军阶原文及翻译。需要注意的是德文中的“Korporal”虽然对应英文为“Corporal”（下士），但联邦国防军将此阶级定义为资深的高阶士兵，故翻译为汉语中相似的兵长阶级。

参与行动
联邦国防军成为北约的一员后，负起了防卫中欧的义务。在德国基本法的第87条a中规定，联邦国防军的活动只限于防卫以及救援事务。但是在1990年以后，国际政局起了很大的变化，联邦国防军也因著这个变化改变了行动的范围。1994年，联邦宪法法院认为基本法所定的“防卫”不只在于防卫德国边境，也包含防止国际间的纷争及危机等。据此，德国联邦议院同意联邦国防军参与北约的境外活动，联邦国防军开始活跃在一些国际事务中，如1996年至1999年间的科索沃战争，亦有参与在柬埔寨、波士尼亚赫塞哥维纳、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索马利亚、苏丹及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军事活动及维持和平任务。

传统
联邦国防军不再延续威玛防卫军和德意志国防军的传统，即士兵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尽管这一传统被视为“普鲁士精神”的一部分，但在二战后因“反人道罪”的制约而被摒弃。唯有象征德国军人荣誉的铁十字得以保留，成为联邦国防军的标志。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书籍
《西ドイツの再军备とデモクラシー：平和と戦争の研究II》，松隈徳仁（著），有斐阁出版，1969年
《ドイツ再军备》，岩间阳子著，中央公论社于1993年6月出版，ISBN 978-4-12-002227-2

外部链接
德国国防部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联邦国防军官方网站
德国陆军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德国海军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德国空军官方网站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德国联邦国防军军衔
德国军事指挥委员会
德国三军指挥参谋部（1955年－2012年）
国家防卫军（魏玛共和国）
德意志国防军（纳粹德国）
国家人民军（东德）
明德专案（德国联邦国防军退役将校至台湾担任中华民国国军顾问的计画）
驻德英军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德国联邦国防军海外派兵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 OSA（德语：Martin Luther，发音：[ˈmaʁtiːn ˈlʊtɐ] ，1483年11月10日—1546年2月18日），德意志神学家、哲学家，神圣罗马帝国教会司铎兼神学教授。其于十六世纪初发起德意志宗教改革，后来扩展为影响全欧洲的宗教改革，并促成基督新教的兴起。路德强烈质疑赎罪券，反对圣座关于藉金钱换取上帝赦罪的教导。1517年，路德在维滕贝格诸圣堂门前贴出了《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即《九十五条论纲》），讨论教会腐败问题，并分别于1520年和1521年拒绝教宗良十世与神圣罗马皇帝查理五世要求他撤回相关文件的命令。这导致路德最终被圣座判处破门律，同时被神圣罗马帝国定罪。
路德指出，救恩是上帝的恩典，是祂白白给予人类的礼物。他认为救赎并不是透过善功，而是单单藉信靠耶稣基督作为救赎者而获得的。路德的神学教导《圣经》是上帝启示的唯一来源， 这无疑是挑战教宗权威。他更指出天主教会强调的等级制度（即圣统制）明显违反了《新约圣经》中“信徒皆祭司”的教义。接受路德神学思想的人普遍被称为路德宗信徒。
路德将拉丁语《圣经》翻译成平民惯用的德意志方言，使之更浅白易明，此举对教会和德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路德版圣经》也促进了现代标准德语的发展，为当时的翻译学作出诸多贡献，更影响了后来英语《詹姆士王圣经》的刊行。路德的诗歌著作亦影响了教会歌唱的发展。另外，他与卡塔琳娜·冯·博拉的婚姻为当时社会树立了榜样，重申了教会牧者同样享有婚姻自由。

早年
出生
1483年11月10日，马丁·路德生于神圣罗马帝国萨克森选侯国的艾斯莱本，其父为汉斯·路德（Hans Luder，后改名Luther，1459年—1530年），母为玛格丽特·林德曼·路德（Margarethe Lindemann Luder，1459年—1531年）。父母亲是贫穷的务农人家，父亲力争上游，经多年努力，后成为承租铜矿场和冶炼场的矿主。他的父母信奉天主教，而且十分热诚。
马丁·路德在出生后第二天“都尔的圣马丁”纪念日接受了婴儿洗礼，因此得名马丁。隔年，他父亲举家迁到邻近的曼斯费尔德，当时艾斯莱本和曼斯费尔德约有数千居民。

早年学业
马丁·路德在曼斯费尔德镇长大，是九个孩子中最年长的。他的父母亲极为严格。
1488年，不到6岁的路德进入当地的拉丁文学校曼斯费尔德小学就学，学校十分严格。路德后来称他的早年如同炼狱，回忆这段求学的历程曾说:“学校如监牢，教室如囚房，老师像残暴的狱卒，学生像马厩的驴子。”
1497年13岁那年，路德在马格德堡待了一年，教导他的是中世纪晚期出现的共同生活弟兄会（拉丁语：Fratres Vitae Communis）的教士。
1498年14岁，他的父母将他送到大城爱森纳赫方济会办的圣乔治拉丁文学校就读。爱森纳赫是路德母亲的家乡，路德也在一旁的圣乔治教堂聚会，并参与诗班的服侍，路德很喜爱音乐，还与其他的孩子们共组了一个唱诗班，到别人家里演出，赚得一些小费。(爱森纳赫也是一百年后大音乐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出生地，巴哈也在圣乔治教堂受洗，并参与它的诗班，后来同样就读圣乔治拉丁文学校，这间学校至今还在)。
路德优美的歌声和真诚有礼的态度，得到乌尔苏拉·科塔（Ursula Cotta）的注意，乌尔苏拉是路德的远房亲戚，她的丈夫是爱森纳赫的市议员，父亲曾是市长。乌尔苏拉看出路德的天份，注意到他认真投入教会服侍，于是和丈夫邀请路德住在科塔家，照顾他们幼小的孩子，科塔家提供免费的食宿与家庭式的温暖给异乡的路德，有人形容，真挚温暖的乌尔苏拉就像是路德的第二个母亲。
路德这三所学校专注于所谓的“三艺”：语法，修辞和逻辑，他受益匪浅。他对拉丁文、修辞学、逻辑学、神学、音乐的知识，都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而路德对爱森纳赫的老师也很敬佩。
1501年，17岁的路德进入图林根有名的爱尔福特大学哲学系就学，开始的时候他在班级里面排名很低，但他非常用功，渐渐名列前茅，于1505年取得法学硕士。路德学习了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从13世纪托马斯·阿奎纳开始成为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强调人的逻辑和实证，但路德渐渐觉得上帝的爱和上帝的启示对于人认识上帝更重要。学校里的教授教导学生不要崇拜权威，要自己实证，这一点路德后来是充分发挥了。路德后来对埃尔福特大学也评价甚低，称之为酒吧和妓院，学习尽是死记硬背，属灵贫瘠。路德那时就是一个很敏感、很情绪性的少年，这种个性对他的发展影响很大，促使他后来要迫切地寻求人得救的确据，进修道院、研究《圣经》，都与此相关。

修道院的困惑
马丁·路德毕业后按照父亲的愿望进入法学院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看似前途似锦，将要进入社会的精英阶层。但他内心却对死亡和审判产生了很多的恐惧，1505年7月2日，他在回学校的路上，在施托滕海姆（Stotternheim）险些被闪电击中，在危急之时，他对矿工的主保圣人呼喊说：“圣安娜，救我一命，我愿意成为一个修士。”出于还愿，脱险以后，他进了埃尔福特的奥斯定会修道院，开始是见习修士，1507年2月27日他被祝圣为神父。这件事使他的父亲非常愤怒，因为父亲认为进入修道院是放弃家庭责任。
奥斯定会修道院要求非常严格，路德在修道院的学习中，非常遵守修会的清规，但他发现自己在很多细节的事情上以及心灵的深处仍然有罪。很多在别人看来实在微不足道的事情和想法，他按照上帝的标准来省察，发现都是罪，那就一定要忏悔才能得赦免，于是他花很长的时间认罪告解，甚至让听告解的修士都不堪忍受。但即使如此，也肯定还有自己忘记了，或者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罪，这让他对自己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产生怀疑。他常常陷入灵性的黑暗。
这段时间，他遇见了修会的教区长约翰·冯·施陶皮茨（1460-1524），得到许多的鼓励与支持。施陶皮茨的思想倾向于密契主义，这种思想并不否认认罪告解，但强调向上帝的全人降服，将自己交托给神，与上帝产生一种奥秘的契合，从中得到平安，认为过度的强调人的善功是一种对上帝骄傲的表现。路德试图尝试这种交托，但效果不稳定。施陶皮茨是刚成立不久的维滕贝格大学的教务长，看出他在学术上的天赋，鼓励他继续学习，也希望学术上的研究能够解决他自己灵性上的问题。路德于是开始边学习，边教学。1508年获得圣经硕士学位，1509年获得神学四纲硕士。他还学习了古希腊文和希伯来文。
1510年路德被他的修会派往罗马教廷讨论修会的问题，他对圣座的不认真和道德败坏非常失望，也使他对教会的问题有了切身的了解。

领悟“上帝的义”与“人的信”
1511年路德正式迁往维滕贝格，此后在此居住终其一生。1512年他获得神学博士学位，成为维滕贝格大学的教授。除了教书以外，他是当地圣奥斯定修会的修士，他同时还要监督好几家修院，管理修院的产业，并在当地的教堂中当司祭，甚至要帮忙调解一些本地人的纠纷，忙得不可开交。
1513至1516年间，路德开始讲授诗篇、罗马书、加拉太书等《圣经》书卷，一些他原来的讲义和听课笔记保留至今。在这个教学的过程中，他觉得找到了自己十年来所寻找的真理：“义人必因信得生”。他的思想最重要的来源是下面这段《圣经》经文：

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致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
路德自己后来这么解释：

我极其盼望能理解保罗的‘罗马书’，一切都很顺利，唯一不能解决的就是‘上帝的义’这个用语。我一直以为它是指上帝大公无私，凡行不义者祂必惩罚的意思。我虽是一位无可指责的修道士，但在上帝面前我仍是良心不安的罪人，我也不知道我的善行能否平息祂的怒气。因此我不爱这位公义而震怒的上帝，相反地我恨恶祂，并向祂发怨言。但我还是紧抓住保罗的话，誓要弄清楚祂的意思。
我日以继夜地思索‘上帝的义’的问题，直到我看出它与‘义人必因信得生’的关系。不久我便明白到正是靠著‘上帝的义’，上帝通过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我立时感到自己已得重生，乐园的门大开，让我进入。《圣经》的一切话语有了新意义，从前‘上帝的义’令我闻而生厌，现在它使我在更大的爱中有说不出的甜蜜。保罗这段话使我进入天堂之门。

如果你真相信基督是你的救主，你就立刻有了一位恩典的上帝，因为信心带领你进入并打开上帝的心思意念，你就能看见完全的恩典和丰富的爱。在信心里看上帝，你就看见他为父、为友的心肠，其中没有愤怒，全是恩典。那看上帝是愤怒的，没有正确地看见上帝，而只是看见一层帘子，好比有一层乌云遮住了他的脸”。
“靠著上帝的义，上帝通过恩典和怜悯使我们因信称义”，这是路德的神学观的基石。后来，从这个思想衍生出来对赎罪券的否定，进而对教会和教宗的赦罪权柄的否定，对教会礼仪的否定，从而与罗马教会分道扬镳。路德说这个想法是他在维滕贝格修道院里面所领悟的，他说比起后来的九十五条等等事情，这才真正是他的人生转折点。
这个领悟对他自己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且有很重要的个人意义，在他的属灵黑暗里面开出一道亮光。他一生后来仍然会经历属灵的黑暗时期，他会陷入一种光景，怀疑神的恩典和慈爱。但当这种情况再出现的时候，圣经就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信仰的磐石，因为他在中间看见神饱含恩典的义，而不再是一位震怒的神。

引发宗教改革运动
九十五条论纲（1517）
出售赎罪券的做法大概在十一世纪十字军的时候开始出现，让信徒能以金钱的捐献赎买将来在炼狱的苦刑，还可以给已经死去的人代购赎罪券。圣座派往神圣罗马帝国推销赎罪券的道明会修士约翰·铁支勒甚至如此说道：“当你为某个炼狱中的灵魂捐献银钱，投进捐献箱，发出叮当一响时，他就从炼狱中应声而出。”（或简称“银币叮当落进箱底，灵魂雀跃跳出炼狱”）。赎罪券的理论是认为耶稣和圣徒有多余的功德，教会有权利释放给其他信徒，为他们代赎那些非永恒的罪罚。炼狱是不完全的信徒死后暂居的地方，接受暂时的惩罚，炼净以后才得上天堂。赎罪券在那个时代成为圣座的重要经济来源。
1517年教宗良十世开始一次特别大规模的赎罪券出售，有两个起因，一是圣座需要建造罗马的圣伯多禄大殿，另外，一位阿尔布雷希特主教为了要做美因茨的枢机主教，向富格尔家族借了很多债，以上交给教宗。（当时的主教职位常常以奉献的名义变相出售。）圣座授权阿尔布特在他的属地出售赎罪券，所得由双方平分，但对外宣传只称是修建圣彼得教堂。这次出售的赎罪券很特别，是全大赦赎罪券，可以赎买过去所犯的罪攒下来的所有刑罚，将购买者重新恢复到好像初生婴儿的纯洁状态。一般的赎罪券只能赎炼狱的一些年数，这么无限制特效的赎罪券是很罕见的，立刻轰动各地。出售赎罪券伴随著很大规模的“促销活动”，有专门的出售特使到各地去，举办游行、演讲，一时搞得轰轰烈烈。路德所在的萨克森地区其实是没有出售这种赎罪券的，因为赎罪券的出售需要当地领主的同意，这中间往往有很多的政治斗争，而萨克森的腓特烈亲王不许，以保护当地教堂与圣物相关的赎罪券，但也有不少人去邻区购买，可见其盛况。

1517年10月31日，诸圣节的前一天，路德在当地教会的门上贴出布告九十五条论纲，列出反对赎罪券的九十五条论点，征求学术的辩论。九十五条的主要论点是：得神赦免的唯一途径是悔改（#1）。赎罪券只能赎买从人来的惩罚（#34），不能赎买人在炼狱中所受的刑罚，第一，因为那是神所加的刑罚，教会法或者教宗无权减免（#5,#20,#22）。第二，赎罪券也不能换取耶稣和圣徒的功德来减免刑罚（#56-#58）。赎罪券反而助长发行经手人的贪婪（#66,#67），引发大众对教宗的反对（#81），是对信徒进入天国的虚假的平安保证（#95）。九十五条的第一条和最后一条是这样的：“当我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时，衪的意愿是希望信徒们毕生致力于悔改”。“唯有经历各种苦难，而不是虚假的平安担保，才能有把握进入天国。”
九十五条是以拉丁文写成的，本意是征求学术的辩论。但有人将它翻译成德文，以刚刚盛行起来的印刷术印刷发行，立刻不胫而走，传遍德意志和整个欧洲。一般认为这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
严格来说，路德并没有说赎罪券是绝对错误的，他只是说（#68）“和神的恩典及十字架的虔诚相比，赎罪券实际上是最微不足道的”。他承认教宗在地上也是有惩罚会众的权利（#5），赎罪券可以满足这种在地上的惩罚（#34）。但这一点几乎只有理论上的意义，从通篇来看，他的反对的口吻是很明确，甚至很激烈的，作为“虚假的平安保证”（#95），赎罪券的弊端远远大于其效用。
路德的想法后来有很多发展。当时路德对于圣座和教宗的权柄还是尊重的，特别是对于教会法，他认为权柄更在教宗之上。比如谈到教宗的惩罚和赦罪的权柄（#5）：“教宗只能赦免根据自己的权柄或根据教会法的权柄加于人们的惩罚”，这是承认教宗的权柄，但他在1518年的文章中说““我们无须惧怕在被开除教籍的情况下死去。假如被开除教籍的判决是公正的，被定罪的人若忧伤痛悔，仍然能得救；若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就有福了”。这其实是否认教宗的权柄。对于教宗是否能够释放耶稣和圣徒的功德以减免刑罚，他当时持怀疑态度但并没有完全否认，他说（#56）:"教宗宣称他所赐予的赦罪恩惠是取自教会的“宝藏”，基督信徒对此“宝藏”既未充分讨论，也不了解"。他在1518年写的关于九十五条的阐释，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思想，认为圣徒是没有多余的功德的，因为他们所行的都是应该的，而耶稣的功德也不能通过赎罪券来得到。1518年11月9日，教宗发布教谕，澄清了关于赎罪券的一些观点，明确提出通过教宗的祈求，上帝会将基督和圣徒有余的功德释放出来减免人在炼狱暂时的刑罚。但到那时候，路德的思想已经进一步发展，只承认《圣经》的权威，不再接受教会法能有与《圣经》一样的权威，所以教宗教谕已经不能成为赎罪券的理论依据。另外，写九十五条的时候，他对于炼狱的观点还是接受的，但后来的看法改变了。

政治压力（1518）
发表“九十五条”的时候，路德的立场是希望能够革除陈弊，改革教会。在后来的几年里圣座通过很多不同途径施加压力，试图让路德改变立场，但都未果。路德在修会、大学、贵族、群众中都有很多支持者，教宗处理起来需要非常小心。在这段政治拉锯战的过程中，路德的思想进一步发展，与罗马教会的思想完全分道扬镳。到后来沃木斯议会审判的时候，双方已经完全对立，没有转圜的余地。
教宗首先希望奥斯定会能够内部处理。第一个机会是1518年4月修会的德意志教区在海德堡举行三年一次的例会聚会，修会的总长助理给德意志教区长施陶皮茨命令，让他批倒路德，但施陶皮茨立场比较中立，他没有把这个会议开成一个审判会，而是按原定方案进行基本神学的讨论，这给了路德公平的申辩机会。去参加会议的时候，路德很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带著很大的压力，但结果如释重负，虽然有很多严厉反对他的，但也有很多他的同情者，还赢得了一批支持者。一些他的听众成为他的支持者和后来的改革者，其中包括约翰·布伦茨，马丁·布沙，可能还有塞巴斯蒂安·弗兰克。路德在这个聚会上参加辩论，辩护圣奥斯定关于人全然败坏、唯有靠十字架得救的神学命题，这与因信称义的观点相辅相成。正是因为人全然败坏，不能自救，所以唯有十字架上能救赎人，人能做的仅仅是因信称义。以前路德因为自己的罪而对得救产生怀疑，但现在他却坦然承认人的全然败坏。
这段时期，路德的思想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也写了许多的文章。他写了“关于九十五条之分析”，中间有一些更深入的分析。他的文章，连他的讲道、讲章都被人刊印出来，带领了各地宗教改革的思想。他的教会观在改变，不再认为教会无误，他说，“从前的罗马教会，在贵格利一世以前的时候，并不高于其他教会，至少不高于希腊教会”，他又说：“我们无须惧怕在被开除教籍的情况下死去。假如被开除教籍的判决是公正的，被定罪的人若忧伤痛悔，仍然能得救；若判决是不公正的，他就有福了”。
1518年8月7日，路德接到一张罗马的传票，要他在60天内到罗马出庭，回应对他的异端和抗命的控告。去罗马受审将是危险重重，经过他所在的萨克森的领主智者腓特烈的斡旋，路德得以于10月12至14日，在奥格斯堡的帝国议会期间，接受枢机主教迦耶坦的私下审查，并且得到教宗给予的人身安全保证。
迦耶坦提出1343年的一份教宗教谕，其中说：“耶稣藉著他的牺牲取得了一个宝藏”，以此为赎罪券的理论基础。路德回答说：“我不会这样大胆，为了教宗一篇含糊不清的谕令会撤销《圣经》诸多清楚的见证，因为正如一位教会法法学家所说的，‘在信仰的问题上，不但一个教会议会高于教宗，而且就是任何一个信徒，若有更好的权威和理由，都高过教宗’”。主教提醒路德，《圣经》本身是要加以解释的，教宗便是那解释者，教宗高于议会，高于教会中的一切。路德反驳说：“教宗宗座滥用《圣经》，我否认他高于《圣经》”。至此双方已经陷入僵局。路德听说主教得到谕令要逮捕他，便乘夜逃走，回到维滕贝格。路德这时候已经渐渐形成了“唯独圣经”的思想，而不再像在写九十五条的时候，还承认教会法的权威。
智者腓特烈是一个对于信仰很认真的人，他继续为路德申辩。12月18日，他向教宗呈信：“在各大学中有学者认为他的教导并未被显示为不正、不合基督徒体统，或属异端。我们希望罗马能够对此问题有所判定。至于将他解往罗马或者将他驱逐出境，只有在他被判为异端之后我们才会依此而行。他要求辩论，以及请各大学来判定的请求，应予以考虑。应该明示他在哪一方面为异端，而不应预先便把他定罪”。腓特烈有很大的政治实力，正好1519年1月12日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连一世逝世，作为选侯，腓特烈的力量举足轻重，教宗不得不慎重考虑他的意见。
教宗派出特使去见腓特烈和路德，1519年1月5日到6日他与路德会谈，达成停火协议，路德同意，只要天主教会不继续发言，他也不再辩论和发表文章。

莱比锡辩论（1519）
停火协议很快就被破裂了。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的神学家约翰·埃克是路德的一位老朋友，也是一位很卓越的学者，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路德的观点。1519年6-7月，埃克邀请路德的同事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在莱比锡进行一场辩论，路德和同事梅兰希通还有许多维滕贝格的学生旁观。埃克显然是想与路德辩论的，只是由于前面所提的的停火协定才避开锋头。开始的时候，埃克与卡尔施塔特就人的自由意志和恩典进行了辩论，后来路德还是加入辩论，就更尖锐的圣座的权威问题进行争辩。整个辩论持续了18天之久，双方僵持不下，最后，主会的乔治亚伯爵不得不宣布休会。
关于罗马教会的权威问题，埃克持天主教的传统观点，认为这是耶稣授命彼得所建，从一开始就有比其他教会更高的、从神而来的地位。路德认为罗马教会的地位是近400年来才由人建立的。这个争论涉及一段《圣经》的理解问题，经文是在马太福音16:18，耶稣对彼得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中文和合本译文），这里“彼得”这个名字有石头的意思，天主教认为“这磐石”是指彼得而言，路德认为这磐石是耶稣基督，彼得的意思是小石头，不是教会的基础。除了这个经文的问题以外，还有一个历史的问题，就是罗马教会是否从一开始就有高于其他教会的地位。埃克提出一份第一世纪的文件，据称是罗马的一位神父所写，中间提到罗马教会享有众教会的首领地位，这个权柄不是来自人，而是来自主耶稣。路德说这不可能是当时的那位神父所写的。确实这份文件已经被后世，包括天主教，普遍承认是中世纪850年左右编造出来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之一。埃克警告路德他是在走100年前被烧死的异端教徒扬·胡斯的老路，会带来造反和流血，路德说承认圣座的权柄不是来自神不等于就要造他的反，埃克说你看看历史吧。
在准备这场辩论的过程中，其实路德关于圣座的看法已经更加激进了，只是这个想法还不太成熟，在辩论中间还没有表达出来。在3月份他写给友人的信里，他说：“为了准备辩论，我在研究教宗的圣谕，我跟你悄悄说一件事，‘我不知道他是敌基督还是基督的使徒’”。过后，到1520年2月的时候，路德在更多地研究了胡斯的学说以后，说：“我们都是胡斯派，只是不知道而已”。埃克向教宗做了汇报，将路德称为萨克森的胡斯。至此，停火协议已经完全作废，路德的影响更大了。

信仰告白与开除教籍（1520）
1520年6月15日，教宗发表诏书，下令焚烧路德的一切书籍，命令路德在60天内撤销他的41项言论，不然他将被革除教籍。教宗派出特使到各地颁布和执行诏书，焚烧路德书籍。10月10日诏书正式送达路德。在这前后几个月内，路德也相继发表若干文章，澄清和强化了他的观点，最重要的是下面三篇：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年8月出版）
论述教会和教宗的权柄。提出“万民皆祭司”（彼得前书2:9，启示录5:10），因此信徒有权来改革教会。呼吁德意志的基督徒贵族推动教会的改革，并且提出一些实际的改革方案，比如抑制教宗擅行管理、委任、征税；准许教士自由结婚；禁遏修道主义，等等。“万民皆祭司”是很重要的观点，但比起下面这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出的实际改革尺度还是很小的。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1520年10月出版）
论述圣礼。认为当时教会的七项圣礼，即洗礼、圣餐，忏悔礼(告解)，坚信礼(坚振)、婚礼(婚姻)、按立礼(授圣职)、临终抹油礼之中，只有洗礼和圣餐是神所设立的圣礼，具备象征、神的应许和人的信心等三项要素。并且圣餐的酒和饼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领受，而不只领饼，神职人员代领杯。将罗马教会比拟为那掳掠神的选民以色列人的巴比伦国。这些是非常激进的革新，从实际的层面与天主教会完全决裂。
这篇文章中，他提出圣餐是“真实的饼与酒，其中有基督真实的血与肉”，这种理论可称为“合质说”，与天主教会的“化质说(变质说)”（饼与酒实质已变成基督的血和肉，不再是真正的饼与酒，虽然还有其外表），和慈运理的“纪念说”（饼与酒还是真实的饼与酒，并非基督的血和肉，我们在领受中纪念基督），和加尔文的“功效说”（饼与酒是真实的饼与酒，其中有基督灵性的同在）都不同，后来成为新教各派联合的主要障碍。
《论基督徒的自由》（1520年11月出版）
论述因信称义。这可以说是路德最出名、最优美的神学文章，他从自由与不自由的悖论的角度，来平衡地论述“因信称义”与“由爱行善”两个论题：基督徒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著行任何的礼仪、规条、善行，所以是自由的；基督徒藉著信成为富足，住在基督里面，就要藉著爱行出种种的善行，甘愿服事众人，因此又是不自由的。他这么说：“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万人之主，不受任何人的管辖。基督徒是全然顺服的万人之仆，受一切人管辖。”这篇文章是在路德收到教宗的诏书以后的回应，正面阐述他的信仰，全文丝毫不提罗马教会或者教宗，不带一点火气，甚至平衡地谈到礼仪的某些有益的作用。但这篇文章却是他反对罗马教会的神学基础，因为罗马教会的种种教条化的礼仪规条都是束缚了基督徒的自由。
虽然几经斡旋，路德与罗马教会的决裂已经无可挽回，12月10日，在诏书送达路德第60天，路德与维滕贝格大学的许多教师、学生在城门口公开地焚烧了教宗诏书、教会法、经院神学的书籍，与罗马教会公开对抗。
1521年1月3日，教宗发布诏书，路德被革除教籍。

沃木斯议会（1521）
路德在政治上最重要的保护者是萨克森的领主腓特烈亲王，他坚持需要对路德听证以后才能够判他是否有罪。罗马教会已经下了判决，他便求助于世俗政权，神圣罗马帝国的新皇帝查理五世。经过许多努力，路德被传讯并得到安全保证，1521年4月17日，路德在沃木斯议会中，当著所有的王公和帝国城市代表受审，他最后一次被要求反悔。在思考一日之后，他拒绝反悔，除非有人能通过《圣经》指出他的错误。但这不是一个辩论会，代表1500年教会传统的圣座的宣判已经足够了，据说他说了这样的名言：“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求神帮助我，阿们”。
又经过私下的多方角力，5月25日查理五世发布了判决，路德被确认为异端，六位选侯中有四位签了字，但腓特烈和另外一位并未签署。判决摘要：

“以上各条我们已经仔细详尽地研究过，因为此马丁·路德对他的意见、谬误和异端邪说极其顽固不化，看到和听到他言论的学者都说他已经疯狂，被恶灵附身。按照给他的安全保证，我们已经派卫士护送他回去。从本年4月25日他离开沃木斯开始，我们给了他20天时间。现在我们判决如下：
“我们已经宣告，现在凭此判决永久宣告，此马丁路德被开除，已朽坏，从神圣母亲教会中切除，他是一个顽固的、分裂的异端，每一个人都要如此待他。因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得以言语或行为接纳、防护、支持、或善待此马丁路德，相反，我们要将他逮捕，按他所当得的，作为一名恶名昭彰的异端分子来惩罚。任何人如果帮助逮捕他，将得到慷慨的奖赏。
“我们禁止任何人，无论拥有何等地位或何种特权者，购买、出售、保留、阅读、抄写、或使人抄写、印刷、或支持、或赞同此马丁路德之一切书籍、文章、见解，即使其中有大公教会之教导混杂其中以欺骗人民。我们宣布路德的书籍全部禁止并烧毁。”
沃木斯议会以后，路德名声传遍欧洲各地。改革教中将沃木斯议会与耶稣受审相比，审问的神父好比祭司，查理五世好比本丢·彼拉多，腓特烈好比彼得。

藏匿在瓦尔特堡（1521）
路德随即失踪。有传言他已被害。但实际上是腓特烈为了保护路德，在路德回维滕贝格的路上，派士兵“礼送”他，把路德偷偷藏在他年轻时居住过的埃森纳赫附近的瓦尔特堡，化名为约克。他在那里隐居了将近一年。

在那段日子里，他继续地写作并与外界通信，最重要的，他把整本《新约圣经》由希腊文的原本译成德文，让不懂拉丁文，看不懂《圣经武加大译本》的普通德意志人也能够读懂圣经。在路德以前就已经有德文翻译，到1518年为止它14次被译为标准德语，4次被译为低地德语。但这些翻译都基于耶柔米的拉丁文翻译。路德则从希伯来语和希腊文的原文直接翻译过来。他从1521年秋开始翻译新约，在11个星期内完成初稿，1522年9月初次出版。此后他又翻译了旧约，1534年算是完成了全部的翻译，但他一生都继续致力于改进完善《圣经》的翻译，字斟句酌，殚精竭虑。他使用萨克森（现德国中部）的官话为基础，融入一些生动的地方语，用语丰富、深刻，他的《圣经》翻译为德文的规范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德国新教徒仍然在使用多次修改后的路德圣经（最后一次在2009年）。它也是德国宗教音乐的一个重要基础，因为许多宗教音乐的歌曲使用其中的诗句。

回到维滕贝格（1522）
路德隐藏在瓦尔特堡的那段时间，他在维滕贝格的同事开始将路德提出的宗教改革方案付诸实施，许多学生和市民非常激动，纷纷响应。改革包括圣餐礼应该向所有人开放，反对修道院，许多修士和修女离开修道院，甚至结婚，同时还提出反对在教堂内设置图像，反对音乐。同时也有很多人不能接受改革，改革者内部也意见不一，情况非常混乱。还出现许多激进的行为，比如许多人冲进教堂、破坏祭坛、图像，把神父赶出去，对那些向马利亚像祷告的人扔石头。腓特烈认为改革的步伐太快了，命令在达成一致意见以前不得改变弥撒仪式。
维滕贝格的市议会向路德求救，意思大概是希望路德能够支持改革。路德却深感伤痛，因为攻击他的人说他会成为“分裂、战争和叛乱”的缘由，被实实在在地应验了。路德冒著生命危险，放弃了他的隐居，于1522年3月回到维滕贝格以稳定局面。路德做了六天的布道，传讲忍耐、爱心和对信心软弱者的怜恤。这正是他在“论基督徒的自由”中讲到的“不自由”的方面。路德反对毁坏教堂里图像的做法，认为图像不是崇拜必需的，但《圣经》内容的图像也没有害处。激进改革圣礼的一些领导者，比如三年前与路德一同在莱比锡辩论中并肩作战的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Andreas Karlstadt），愿意离开，市内的安宁渐渐恢复了。此后几年，路德在这里实行一系列稳健的改革步骤，维滕贝格成为宗教改革的重要堡垒。虽然仍然有危险，路德得以在此度其余生，开辟宗教改革的新道路。

宗教改革的发展
宗教改革运动风起云涌，同时带来思想震荡和分裂，跟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一起引起政治斗争和战争，是是非非还待后人评说。
这许多的纷争是马丁路德始料未及的。有几个客观原因，回头来看是比较清楚的。其一，大概公元900年以后，教会确实出现许多腐败的问题，这是天主教会自己也承认的，到宗教改革的时候，许多问题积重难返，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其二，印刷术在1440年被发明/引进，带来了信息革命，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和后来写的许多小册子都藉著印刷术迅速传遍欧洲，圣经也能够大量印刷，神学家、牧师、贵族甚至很多的普通人都能够自己研读，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第三，中世纪的欧洲宗教与政治密切联系，这本来源于罗马帝国的传统，从奥古斯丁开始，基督徒在信仰里面接受这一点，这又强化了政教合一的现实情况。这样，宗教问题就衍生成政治问题。第四，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权力分散，皇帝、领主、议会，权力相互制衡，教会内部不同修会、教区也有很多自主权。面临非常对立的选择时，整个神圣罗马帝国难以做出统一的决定，各个权力集团之间极其容易酿成冲突。第五，虽然教会有很多腐败，仍然有很多人都很认真对待信仰，修道院的修士、神学家、贵族、骑士，很多人是很真实地愿意用生命来保卫信仰。

发展
1527年萨克森将路德宗的改革教派定为官方信仰，到1530年，德意志境内有一半的地方成为新教的领地。路德一生致力于制定完善路德宗教会的礼仪、信条、音乐等各个方面。1546年去世。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在欧洲各地纷纷涌现，简单概括一下在路德去世以前的一些发展：慈运理在瑞士邦联的苏黎士进行相对独立的宗教改革，1523年苏黎士当局改信慈运理。英国国教由于英国国王亨利八世闹离婚而不得教宗允许，与罗马教会产生矛盾，逐渐独立，开始自己的英格兰宗教改革（教义改革程度较低）。1536年喀尔文发表《基督教要旨》，并以日内瓦为根据地，开始传播喀尔文派，后来他的影响达到欧洲各地。1537年丹麦-挪威接受路德宗作为官方信仰，并继续在北欧传播。法国人虽以天主教为主，但喀尔文派的胡格诺派仍然持续吸引许多人改宗。至于意大利与西班牙，仍然是天主教的重镇。

分化
宗教改革运动否定罗马教会的权威，自己内部也很快出现分化，大多比路德更激进。在另外一方面，罗马教会回应改革运动，内部也出现不同声音。一时间各种思想百花齐放，关系错综复杂。下面把这阶段涉及到的与路德有关系的各方面的一些人物列出来，可以一窥管豹：

罗马教会强硬派
埃克：神学家，曾经是路德的朋友，后来与路德在莱比锡激烈辩论，此后发展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死对头。
乔治：公爵，与腓特烈的家族是世敌。主持召开莱比锡辩论，后来成为宗教改革的死对头。
罗马教会温和派
伊拉斯谟：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和神学家、天主教神父，他对《圣经》从文本、文字、文学的角度做了很多考证评量的工作，修订出版了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对罗马教会内的腐败提出很多批评，对路德初期的批评持同情态度，但从来没有反对罗马教会的权柄，后来当罗马教会与宗教改革运动矛盾激化的时候，他很明确地站到罗马教会一边。罗马教会内部像这样的改良思想后来发展成为对应改革运动，在罗马教会内部改良。
阿尔布特大主教：就是他当年发行赎罪券引起路德张贴九十五条，似乎他应该跟路德势不两立才对，但他后来却成为罗马教会内部一位温和派人士，1525年路德结婚，他还送来礼物。1530年查理五世威胁要对改革派动用武力，路德写信给他请他调和，维持和平。他后来准许自己教区的新教教徒有信仰的自由。
路德的支持者
腓特烈公爵：萨克森选侯，路德的政治保护者，为路德不遗余力争取听证的机会，当路德被判为异端之后，成为宗教改革的坚定支持者。
梅兰希通：路德的同事与朋友，学者，性格温和，支持路德的立场。
较激进的改革者
慈运理：瑞士宗教改革家，与路德意见在绝大多数问题上相通，但对于圣餐持纪念说，与路德的合质说不同。在马尔堡两人就此相持不下，不能达成一致，以致新教内部各自为政。作为牧师，亲自带领苏黎世州与瑞士其他的天主教州作战，1530年在卡珀尔战争中死去。
马丁·布策：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早年与路德在奥斯定修会的会议中相遇，后来成为改革者，接受慈运理的圣餐纪念说，努力调停路德与慈运理的矛盾，也曾试图调和与罗马教会的对立，不成功，自己被斯特拉斯堡赶走，去英国，继续传播宗教改革。
激进改革者
安德烈亚斯·卡尔施塔特：路德的同事，当路德隐藏在瓦尔特堡的时候，他带领在维滕贝格的激进改革，不穿制袍，传递圣餐，主张废去教堂内画像，引起很大纷争。路德回来以后，他同意离开，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小教会去任职，但思想更加激进。反对画像雕塑、反对音乐，否认圣餐有基督质的同在，反对婴儿洗礼，反对职业神职人员，守安息日。他希望回到初代教会的做法，但路德认为硬搬一些做法只是以一种律法主义代替另一种律法主义。
茨维考的先知：当路德隐藏在瓦尔特堡的时候，从茨维考来三位自称先知的人，他们宣称神的灵充满他们，有《圣经》以外的新的启示，引起很多混乱。路德回去以后，与他们对抗，让他们显神迹证明自己的先知身份，他们拒绝，后来离开。
托马斯·闵采尔：可以算是重洗派，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后来积极参与农民战争，被捕身亡。
宗教改革者不是没有试图合一，1529年在马尔堡，1530年在奥格斯堡，宗教改革领袖聚在一起的时候都试图达成一致的信仰告白，但主要是在圣餐的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宗教改革一直多多少少各自为政，但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也有联合。

战争
1524-1525年在神圣罗马帝国出现农民起义，有很多经济的原因，他们也反对罗马教会，奉路德为精神领袖，但路德并不赞成武力，反而发表文章，支持贵族动用武力，镇压起义，最后农民失败。1531年瑞士的新教与天主教领地之间爆发卡珀尔战争。他1546年去世以后100年内，欧洲经历了更多的战争都与宗教矛盾有很大的关系。

婚姻和家庭
1525年6月13日，路德与一个于1524年从修道院中逃出来的修女卡塔琳娜·冯·博拉订婚，6月27日两人结婚。对路德来说，这是他对理论的实践，因为他很反对修道院神父和修女不能结婚的规定，认为禁欲并无必要性。卡塔琳娜在他困难和抑郁时期帮了他很大的忙，她在家里收留学生，以此来赚钱度过贫困时期，许多人将路德的言语纪录了下来，成为宝贵的资料。两人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三个早夭。

1546年路德因疾病交加去世。

路德的神学思想
路德著述颇丰，也颇为分散，小册子、文章、讲道、谈话录占了很大一部分，大部头书反而不多。他的思想也是在发展中，前期和后期常常不一样，他有时候在辩论中说一些很激动的话，也未必能完全代表他的思想。因此解释他说的话需要比较小心。
路德继承了基督教思想的很多传统，比如旧约新约的典籍、三大信经、三位一体、人的原罪、耶稣的拯救，等等，他与罗马教会分道扬镳的问题主要是因信称义、教宗权柄、圣礼这三个问题。虽然路德没有用五个唯独来总结他的信仰，但这确实是对宗教改革者的思想的一个很好的总结，当他们如此强调五个唯独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多余的神圣性留给教会的权柄和教会的传统了，他们毫不犹豫地加以批评。也因为同样的原因，他们彼此也可以有很激烈的批评，路德与慈运理之间的矛盾简直不比路德与教宗的矛盾小。

著述
所幸他的基本思想在下面几样著述里表述的很清楚：

《协和书》（1580）：路德宗教会于1580年汇集出版的代表路德宗信仰的核心文章，包括路德本人和其他一些人的著述，与路德关系最密切的有：
《奥格斯堡信条》（1530）:梅兰希通于1530年在奥格斯堡代表路德宗提交给查理五世的信纲，路德没能参加这次会议，但对梅兰希通的成果颇为赞赏。
《路德小教义问答》、《路德大教义问答》（1529）：马丁.路德所著的两个版本的教义问答（教义问答），小教义问答是给教会中的儿童教育所用，但也是对路德神学的一个简明扼要的介绍，大教义问答更加深入，但也是属于针对教会普通会众的。
《施马卡得信纲》（1537）：马丁．路德所著，供施马尔卡尔登联盟教会会议使用。
宗教改革三大文献
《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1520）：论教宗权柄。提出万民皆祭司，提倡信徒对教会进行改革。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1520）：论圣礼。提出只有洗礼和圣餐是神所设立的圣礼。
《论基督徒的自由》（1520）：论因信称义。提出基督徒同时生活在因信称义的自由和因爱行善的不自由当中。
重要文献
《诗篇注释》(第一版)（1515）
《罗马书注释》（1516）
《诗篇注释》（第二版）（1518）
《论善功》（1520）: 主张功德是信心加上爱心行为的表现。提出各行各业均有呼召，无圣俗之分。
《回到维滕贝格的八篇讲道》（1522）：路德为了平息维滕贝格混乱而讲的八篇道。
《论意志之束缚》（1525）: 路德为回应伊拉斯谟的《论自由意志》，关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辩论而出版。
《加拉太书注释》（1535）: 路德自己最喜爱的著作。总结“因信称义”的神学。
其他
《饭桌谈话》（1566）：这是一本很有趣的书，路德家里收留很多学生做房客，他们很在饭桌上与路德常常长篇大论地谈话，还很勤奋地记笔记，其中一位将笔记整理发表，包含了很多未经梳理过的路德思想原始素材，但这里面的东西常常很多即兴之语，并非成熟的想法。

关于因信称义
因信称义的概念最重要的《圣经》根据是在《罗马书》，特别是下面几处经文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罗马书3：23-24）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著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马书3：28）
“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1：17）
路德特别强调“因信称义”，他翻译的德文《圣经》将《罗马书》3：28译为“人称义是单单因著信”，这里的单单（德文：allein，英译：alone）是原希腊文《圣经》没有的，但路德认为是准确地表达了原文的意思，而早于路德出生前天主教会于日内瓦（1476年）和纽伦堡（1483年初）所出版的《圣经》亦已有“唯独信心”（德文："Nur durch den Glauben"和义大利文："per sola fede"）一译。罗马教会对此极其反对，但路德对此非常坚定。
《奥格斯堡信纲》这样论因信称义：

“在神面前，人不能以自己的能力、好处、工作成义，而是白白地地靠著基督、通过信心称义，这信心就是信他们已被接纳进恩典当中，他们的罪已因基督的缘故被饶恕，基督通过他的死，使我们的罪的工价被满足。神将这信归算为他眼中的义。”
因信称义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路德曾经挣扎的一个问题是罗马书1:17中讲到神的义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后来1516年左右他恍然大悟，终于对因信称义融会贯通，笃信不疑。这在上文他的生平中已经讲到。

关于教宗
在施马卡得信纲中，路德这么讲：

按照上帝的律或上帝的话语，教宗不是基督世界的头，那个头衔仅仅属于耶稣基督。他只是在罗马的教会 - 还有那些自愿地、或按照人创造的政治体制，归顺于他的基督徒 - 的主教和神父。他们不是在他下面当他为主人，而是与他一起同为弟兄和同工，如古时的议会和圣希比路所指出的。
但今天没有一个主教敢像在圣希比路的时候那样称教宗为弟兄，而是必须称他为最有恩典的主，就算是国王或者皇帝也是如此。我们的良心不会、不能、也绝对不可以接受这样的傲慢。那些要如此做的人跟我们无关。
由此可知，教宗所做的一切事情，出于一个如此错误、混乱、亵渎、傲慢的权柄，从过去到现在都纯粹是邪恶的事情，（只有在有关世俗权力的一些事情上有例外，在那里上帝常常允许即使是一个独裁和不信的恶人也可以对人民做一些好事），这毁坏了整个的大公基督教会，破坏了基督救恩的首要原则。

在他的圣谕与书籍中，教宗像狮子一样吼叫（启示录12），说基督徒除非能顺服他和他所愿、所说、所做的一切，否则不能得救。总之，尽管你相信基督，在他里面有救恩一切所必需的，但都没有用，除非你把我[指教宗]当神一样来拜、来臣服和顺从。但可以证实，圣教会有500年是没有教宗的，即使今天，希腊还有其他许多民族的教会[注：指东正教会]从来没有、现在也没有归在教宗之下。另外，像经常所讲的，这是一个人的想像，既无必要，也没有用处，大公基督教会没有这个头也可以存在；而且存在得更好，更洁净，更兴旺，如果魔鬼没有树立这个头。教宗制度在教会中没有用处，没有属基督的功能，所以教会不要教宗而存在下去是必要的。

关于圣礼
什么是圣礼？圣礼的作用是什么？路德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这么说：

在上帝的每一个应许中，他给我们两样东西：话语与记号。话语乃是所立之约，记号就是圣礼。话语的能力既比记号的能力更大，所以约的能力也比圣礼的能力更大。没有记号或圣礼，一个人还是能够持有并使用话语或约。圣礼被人遵行，并未得以完成，但被人相信，就得以完成了。
所以，路德认为圣礼是从神而来，是神与我们的约的记号。在罗马教会的七项圣礼，即洗礼，圣餐，忏悔告解，坚振，婚姻，授圣职，临终膏油之中，只有洗礼和圣餐是神所设立的圣礼。其他的可以是教会的仪式，也可以有神的祝福，但不是圣礼。比如说，他这样讲到坚振礼：

然而我们所求的乃是神所设立的圣礼，在其中我们没有理由把坚振礼也列入。因为凡是一种圣礼，最重要的是必须有神的应许，以便培养信仰。虽然基督曾给许多人按手，并将按手包括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讲的神迹中，“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但我们没有看到基督曾给坚振礼什么应许[译注：指没有关于救恩的应许]。没有人认为基督的这些话是指圣礼而言，不可以这样理解。所以最多只能把坚振礼当做教会的一种礼仪，或神圣的仪式，如祝福圣水一类的仪式一样。
路德对于圣礼非常看重，因为那是神的应许的记号，不相信这个记号本身，也是对神的约的怀疑，这涉及到整个是否得救的问题。所以后来与慈运理等其他改革运动者在圣餐的问题上大家都不肯退让。但其他的礼仪却不需要一致。《奥格斯堡信纲》这样论礼仪：

对于教会的真合一，在福音教义上和圣礼的实行上一致便足够，人的传统，即人的礼仪和仪式，不需要每个地方都一样。
关于洗礼，路德接受婴儿洗，这是神的应许的记号，也是婴儿得救所必需的，因为即使是婴儿也有原罪，没有洗礼是不能得救的。但对于有选择能力的成人，信心才是得救的确据，仅仅是婴儿洗本身并不能确保人的得救。他在《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中这样说：

因为祂要那没有贪心和迷信的小孩们，可以藉著这圣礼被接入圣道纯朴的信仰中，成为圣洁，甚至今日洗礼对小孩还是主要的神恩。撒旦虽不能摧毁洗礼对小孩的力量，却曾经摧毁了洗礼对一切成人的力量，以致成人中几乎没有人想起洗礼来，更少有人以洗礼为荣耀；他们另外发明了许多免除罪恶，达到天堂的办法。在洗礼中，首要的是神的应许，就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马可福音16：16）。这应许高于一切善功、起愿、修道等等花哨的东西，以及人在洗礼之上附加的东西。因为我们得救全在乎这应许。但我们必须用信心接受这应许，决不怀疑我们在受洗之时，就已得救了。因为除非在洗礼中存有或赋予这信心，洗礼对于我们就非但没有什么益处，甚至成为我们受洗时和一生中的阻碍；因为那种不信是等于控告上帝的应许为谎言，这乃是最大的罪恶。
《奥格斯堡信纲》这样论洗礼：

洗礼是得救所必需的，神的恩典通过洗礼施加于人，儿童应当受洗，他们通过洗礼被献给神，就被接纳如神的恩典当中。他们[路德宗]反对重洗派，那些人否定婴儿洗，认为婴儿不经过洗礼就得拯救
关于圣餐，路德认为圣餐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领受，而不只是神职人员。这是非常激进的革新，从实际的层面与天主教会完全决裂。
路德认为圣餐是“真实的饼与酒，其中有基督真实的血与肉”，这种理论可称为“合质说”，与天主教会的“化质说”（饼与酒实质已变成基督的血和肉，不再是真正的饼与酒，虽然还有其外表），和慈运理的“纪念说”（饼与酒还是真实的饼与酒，并非基督的血和肉，我们在领受中纪念基督），和加尔文的“功效说”（饼与酒是真实的饼与酒，其中有基督灵性的同在）都不同，后来成为新教各派联合的主要障碍。
《奥格斯堡信纲》论圣餐：

关于主的圣餐，他们[路德宗]认为基督的血与肉是真实在其中，分给吃的人。他们否定那些不同的教导。

关于婚姻
路德的首次论婚姻的课题，是在1519年完成〈论婚姻价值〉的讲道，此后在1520年路德写《教会被掳于巴比伦》亦对此课题详加阐释；及至1521年路德又写了一篇《论修道誓愿》，反驳修士的独身；到了1522年路德以一篇更长的篇幅，再次申论并宣讲婚姻的层面，他自己于1525年结婚的一个原因也是要印证和实践他的婚姻观。下面各条引自《教会被掳于巴比伦》：

“婚姻是基督和教会的预表。”
“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由神所定的生活方式”。
“不可禁止嫁娶”，“执事，神父，主教或其他受了圣职之人的婚姻，都是不能作废的”。
“至于人是否可离婚，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
“把婚姻看为圣礼，完全没有《圣经》的证明”。

关于圣乐
在罗马教会里，圣乐是由神父和诗班所唱，马丁.路德打破了这个限制，开始了会众唱诗的做法。路德非常喜爱音乐，他说“音乐是神给人的一份美好的礼物。在神学之后，我给予音乐最高的地位和荣誉。除了神的话以外，只有音乐可称为是人心中感情的主妇。”他对于音乐在敬拜中的作用非常重视，他精心设计敬拜中的音乐，请著名音乐家来指挥他教会的诗班，他自己一生也写了约37首诗歌，最著名的作品为上主是我坚固保障一曲。他对音乐取材广泛，包括天主教会传统的格里高利圣咏，荷兰学派多音部合唱，德国民歌。
马丁·路德于1524年编辑出版了德文的《圣诗集》，包含8首诗歌，其中4首是路德自己写的，广泛发行，影响颇大。同年扩充到《圣诗手册》，增加到26首。同年，路德与好友约翰·瓦尔特出版《新德意志宗教歌曲集》Geystliche Gesangk Buchleyn，又称《威登堡圣诗》Wittenberg Gesangbuch，有43首圣诗，并由路德写序言。学者们常常把新教音乐的起源订于1525年。

关于崇拜仪式
马丁.路德于1523年制定拉丁崇拜仪式《弥撒和圣餐的仪式》，在1526年制定《德文弥撒》，将讲道列于崇拜的中心地位，并让参加崇拜的信徒一起唱圣诗，直接领圣餐。他制定这些仪式仅仅是一个样本，不是要成为一种一成不变的规则。后来的改革教派将崇拜仪式大大简化，相比起来，路德制定的仪式与天主教会的还是非常相似的。

关于犹太人
路德一生对犹太人的看法是有改变的。反犹主义在欧洲一直很流行，路德开始是提倡善待犹太人，希望在革除掉天主教的种种弊端以后犹太人能够信基督教，但后来结果显然很不理想，相反，他感到犹太人在试图改变基督徒的信仰，他变得很愤怒，也开始提倡恶待不肯信基督的犹太人。后来的反犹主义者（比如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纳粹德国的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常常引用路德的言论为迫害犹太人制造理由。路德的观点成了许多争论的焦点，但非常明确的一点是，他的论点始终立基于信仰，而无关乎种族。
1516年，路德写道：“很多人骄傲地称犹太人是狗，是做恶者；但他们是何等愚蠢，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和犹太人一样，在上帝的眼中是何等邪恶和污秽”。
1523年，路德在文章《耶稣基督生为犹太人》中说：

 如果我是犹太人，看见这些笨蛋和方头在管理和教导基督信仰，我宁愿做一条猪也不要做基督徒。他们把犹太人当狗而不是人看待，他们只知道蔑视他们，没收他们的财产。当犹太人看见犹太教有《圣经》的强烈支持，而基督教却只是没有《圣经》根据的胡言，他们怎么能说服自己成为好基督徒呢？我盼望如果我们善待犹太人，仔细地用《圣经》来教导他们，他们中的许多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回到他们先祖、先知的信仰。如果使徒们 - 他们也是犹太人 - 像我们外邦人待犹太人一样来待外邦人，在外邦人中间绝不会有基督徒的。...如果我们要想帮助他们，我们不能够用教宗的法律来对待他们，而要用基督的爱来对待他们。我们必须善待他们，准许他们跟我们通商、工作，让他们可以有机会跟我们相交，听见基督教的教导，看见基督徒的生活。如果他们中有一些是硬颈不改的，又怎样呢？我们自己也不全是好的基督徒。”
但是大概从1537年以后，路德对犹太人的反应非常失望，对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感到愤怒，非常敌对，比如1538年《写给一个朋友反对犹太人的信》和1543年写的《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都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意见。其中后者是他一生所发表的最后几篇文章之一，1546年路德去世。
他在《犹太人和他们的谎言》的前言中写道：

我已经决定不再写关于或者反对犹太人的文章了，但是我了解到那些可怜而邪恶的人不停止试图赢得基督徒，我决定发表这篇小册子，使我能被看见是抵制犹太人的恶毒行动的人之一，已经警告了基督徒要提防他们。我本不觉得基督徒会被犹太人愚弄，跟他们一样被驱逐和受苦，但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在上帝的道不掌权的地方，他就轻易得逞，不仅在软弱者当中，也在强壮者当中。愿上帝帮助我们。阿门。”
文中论述犹太人如何从各个方面亵渎耶稣基督和《圣经》，以及犹太人如何在经济上欺诈基督徒，然后他列出对待犹太人的七步计划：

第一，避开他们的犹太教堂和学校，如果摩西活在今天的话，他会第一个烧掉它们。第二，不许他们拥有住房，因为他们在他们的住房里做与在他们的学校里同样的事。然后象吉普赛人一样将他们圈在一个大厅或圈栏里，好让他们知道在我们的国土内他们不是主人。第三，没收所有他们的祷告书和塔木得经书，因为在这些书里他们传播谎言、诅咒和对上帝的诽谤。第四，禁止他们的拉比教书。第五，不向犹太人提供保护，不许他们使用街道。第六，禁止他们放高利贷，没收他们的钱币和金银，存放起来，如果有犹太人真正皈依，可以按情况给他一定数额，让他可以养活自己的家庭。第七，给年轻和健壮的犹太人镰刀、斧头、铲子、纺织机，让他们用自己的汗水赚他们的面包。
文章的结尾是这样的：

我希望在这本小册子里，那些不想变成犹太教徒的基督徒能找到足够的论点，来抵制那些瞎眼、恶毒犹太人，成为犹太人的邪恶、谎言、咒诅的敌人，知道他们的信仰不仅是错误的，他们还被邪魔所附。基督，我们亲爱的主，施恩改变他们的信仰，将我们保守在上帝的知识里，那就是可靠的永生，阿门。

参见
卡塔琳娜·冯·博拉
德国宗教改革
信义宗
让·喀尔文
慈运理
欧洲宗教战争

引用和注释
参考文献

Roland Bainton, "Here I Stand: A Life of Martin Luther",（c）1950 & 1978.中文译本：陆中石古乐人译《这是我的立场：该教先导马丁‧路德传记》译林出版社1993
Martin Marty, "Martin Luther: A Life"（c）2004, Penguin Book, 2008 edition.
Martin Luther, "Table Talk"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hristian Classics Ethereal Library.
《协和书》英文版：http://bookofconcord.org/index.php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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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Roger E. Olson）。《神学的故事》。吴瑞诚、徐成德译。台北：校园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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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阿尔托依兹（Paul Althaus）。《马丁路德神学》，段琦、孙善玲译。台北：道声出版社，1999。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路德语粹》。克尔编订。台北：道声出版社，1975。
王神荫，《圣诗典考》，（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55。
陈康，《崇拜与圣乐》，（香港：基道出版社），2005。
赫士德（Doald P. Hustad），《当代圣乐与崇拜》，谢林芳兰译，（台北：校园出版社），1998，221。
卓忠敬总编，《圣诗史源考》，（台北：门徒出版社），1981，453。
罗炳良，《圣乐综论述（一）》，（香港：天道书楼），1994，135。
Google Map - 马丁路德生平相关地点
福音电影马丁路德（第一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第二集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马丁路德Facebook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喀尔巴阡山脉

喀尔巴阡山脉（英语：Carpathians、捷克语：Karpaty、乌克兰语：Карпати，罗马化：Karpaty、罗马尼亚语：Munții Carpați），绵延约1500公里，横跨中东欧，穿过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波兰、乌克兰和罗马尼亚，是次于斯堪的纳维亚山脉（1700km）的欧洲第二长的山脉。

地理
喀尔巴阡山脉的划分通常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西喀尔巴阡山脉：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波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东喀尔巴阡山脉：波兰东南部、斯洛伐克东部、乌克兰和罗马尼亚
南喀尔巴阡山脉：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东部
喀尔巴阡山脉西北起自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附近的多瑙河，向东南延伸成一个巨大的半圆形，属于弧形山脉，止于罗马尼亚奥尔绍瓦附近的多瑙河，全长超过1500公里，宽从12到500公里不等。最高峰是塔特拉山的格尔拉赫峰，海拔2655米，位于斯洛伐克境内。整个山系面积19万平方千米，是次于阿尔卑斯山的欧洲面积第二大的山脉。
喀尔巴阡山脉并非连续不断，而是分成了几个山群。它仅有少数山峰高于2500米，没有常年积雪的山峰。多瑙河是阿尔卑斯山和喀尔巴阡山的分界，也是喀尔巴阡山同巴尔干山区的分界。奥得河与摩拉瓦河谷地将其同西里西亚及摩拉维亚分开。喀尔巴阡山也是黑海和北部诸海的分水岭，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奥匈帝国与罗马尼亚王国的国界。
山脉一带的主要城市有: 布拉迪斯拉发、班斯卡-比斯特里察、班斯卡-什佳夫尼察、波普拉德、扎科帕内、克拉科夫、克雷尼察-兹德鲁伊、塔尔努夫、热舒夫、克罗斯诺、普热梅希尔、利沃夫、布拉索夫、布加勒斯特等。

相关条目
喀尔巴阡国家自然公园
喀尔巴阡生物圈保护区

参考文献
外部连结

The Framework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arpathian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Orographic map highlighting Carpathian mountains（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Alpinet - Romanian mountain guid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arpati.org - Romanian mountain guide（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印第安纳大学

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英语：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简称印第安纳（Indiana），是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学，是印第安纳大学系统的旗舰校区和最大校区，现有超过40,000名学生。
该校最初作为神学院成立于1820年，今以文科见长，与同州的工科重镇普渡大学存在印第安纳-普渡竞争，是美国大学协会、十大联盟及十大学术联盟成员和公立常春藤之一。

历史沿革
1820年1月20日，印第安纳州政府在科里登成立了印第安纳大学，名为州立神学院（State Seminary）。1822年，学校在第二大街和学院大道交叉口附近，即现在的神学院广场公园动土。1825年4月4日，学校开始上课。
第一位教授是长老会牧师贝纳德·拉什·霍尔，在1825至1927年间教授所有的课程。第一年有12名学生。霍尔是一位古典学家，专注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并认为对古典哲学和语言的研习是最好的教育。首届学生于1830年毕业。
1820年至1889年，印第安纳大学和温森斯大学之间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法律政治斗争，争夺哪所大学才是合法的州立大学。
1829年，安德鲁·怀利出任首任校长，直至1851年去世。学校于1829年更名为印第安纳学院（Indiana College），1838年更名为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怀利和校董会主席大卫·麦克斯韦尔都是虔诚的长老会教徒，他们坚持学校的非宗派地位，但往往聘任长老会同僚。
1851年，印第安纳大学有近100名学生和7名教授。印第安纳大学于1867年录取了第一位女学生莎拉·帕克·莫里森，使印第安纳大学成为第四所平等录取男女学生的美国公立大学。莫里森于1873年成为印第安纳大学第一位女教授。
在连续六任牧师出任校长后，第一位担任校长的非神职人员是年轻的生物学教授大卫·斯塔尔·乔丹。乔丹于1884年出任校长，改善了大学的财政状况和公众形象，使招生人数翻了一番，并按照其母校康奈尔大学的模式建立了选修课制度。1891年，他转任斯坦福大学校长。
数学家约瑟夫·斯温于1893年到1902年出任校长，是第一位毕业于印第安那大学的印第安纳大学校长。他于1894年建立了柯克伍德大厅，1896年建立了男子体育馆（今大礼堂）， 1900年建造了柯克伍德天文台，1901年开始建造科学馆。在他担任校长期间，学生人数从524人增加到1285人。
1883年，印第安纳大学授予了第一个博士学位，并举办了第一场校际运动（棒球）。同年，神学院广场的原校园被烧毁。1884年至1908年，学校在布卢明顿重建。当时，布卢明顿有限的供水不足以满足其12000的人口，无法应对大学的扩张。该大学委托了一项研究，最终建造了一个水库供其使用。
1902年，印第安纳大学招收了1203名本科生，其中65名来自外州，以及82名研究生，其中10名来自外州。印第安纳大学的课程设置着重培养绅士风度的古典学，与普渡大学旨在服务农业、工业和商业的课程导向形成了鲜明对比。
1920/1921年，音乐学院（今雅各布斯音乐学院）和商业金融学院（今凯利商学院）开设。1940年代，印第安纳大学在科科莫和韦恩堡开设了新的校区。金赛性研究所于1945年成立。

大萧条时期，印第安纳大学校长赫尔曼·威尔斯与普渡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L·霍夫德合作，与印第安纳州国会代表团接触，希望更新破旧的校园设施。威尔斯从州立法机构获得了配套资金，并在校友和商界中发起了一场大型筹款活动。公共事业振兴署建造了该州最好的校园设施之一。1937至1942年是大学历史上物理设施扩张最大的时期，新建了15栋建筑。1960年，印第安纳大学学生会选举了来自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的非裔美国人托马斯·阿特金斯担任学生会主席。一群白人学生在校园里游行，挥舞着邦联旗帜，抗议选举结果，将阿特金斯的胜利归咎于垮掉的一代。当抗议者走近校园里的女生宿舍时，他们遭遇了“化妆品瓶、旧鞋和其他物品的猛烈攻击”。
2002年，在印第安纳大学男子篮球队输给马里兰大学淡水龟队后，校园内发生骚乱，随后汇入相邻的城市街区。大学建筑和城市企业受到了严重破坏，至少有45人在骚乱中被捕。

校园环境
从布卢明顿到最近的大都市印第安纳波利斯距离约50哩，到芝加哥距离195哩、到圣路易的距离220哩。由于地理上与都市的隔绝，布鲁明顿成为自给自足的大学城。
附近观光名胜是布朗县州立公园，是印第安纳最大的州立公园，位于布朗县山半山腰，提供当地居民打猎、骑马等户外活动的场地。周围商店街的地方文化色彩，每年吸引将近30万人次的访客莅临。
多样化的植物，占地非常广阔的校园，和众多新旧结合的石灰岩建筑物，印第安纳大学校区被认为是世界最美丽的校区之一。艺术评论家Thomas Gaines称其为全美最美的5所艺术品般的大学校园之一。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区有1933英亩，以及广大的绿色自然环境和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学校重建时期的古老建筑群。其中大部分，特别是比较古老的中心建筑，都是用顶级石灰岩建成的。一条名为Jordan River的小溪贯穿整个校区的中心。它以进化论者，鱼类学者，印第安纳大学前校长（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校长）大卫·斯塔尔·乔丹的名字命名。
印第安纳大学中的许多建筑，特别是那些早期修建在校园正中央的建筑，所采用的顿印第安纳石灰石都是从布鲁明顿当地的露天石场开采而来的。学校里的大部分早期的主要建筑都是由公共事业振兴署在美国大萧条时期修建。大部分的校园用地是在20世纪的50 和60 年代间收购的，并且大多数的校园设施建成于这段时间。之后，大批从世界大战退役的美国军人重返校园，紧接着受到美国婴儿潮的影响，印第安纳大学的学生注册人数从1940年的5403人猛增至1970年的30368人。依照印第安纳大学的传统，Bryan House 是校长在校园里居住的地方。
电影《告别昨日》就是在美丽的布鲁明顿小镇拍摄的，重演了印第安纳大学著名的Little 500的单车比赛年度盛事。

俱乐部
印第安纳大学俱乐部（Indiana Memorial Union）占地五十万平方英尺，相当于四万六千平方米，是全美第二大的学生活动中心。它位于校园的中心，是一个学生学习，休闲，饮食，休息的地方，室内可以打保龄球，桌球，看电影和购物。除了为数众多的商店和餐厅，它的特色还有八层楼高的学生活动塔楼，拥有186间客房的酒店，能容纳400人的影剧院，五千平方英尺，约四百六十平方米，的校友大厅（Alumni Hall），五万平方英尺，约四千六百平方米的会议厅和星巴克咖啡。俱乐部还保存有相当数量的艺术收藏品。

大礼堂
印第安纳大学大礼堂修建于联邦工作进展管理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项目，坐落于校园中心的大礼堂在1941年3月22日正式对外开放。大礼堂是由爱格思海金斯公司（Eggers & Higgins）的建筑师们设计的。在过去的60年中，大礼堂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顶级表演和演艺人员。大礼堂珍藏着托马斯·海德·本通（Thomas Hart Benton）于1933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绘制的壁画 “发展的世纪”和两个来自于罗伯特·劳伦特（Robert Laurent）的雕塑。 大礼堂还有一个拥有4500人的管风琴乐队，经常在大学典礼和特别的活动上演奏。1997，大礼堂关闭进行一个耗资1300万美元的翻新和修复，并于1999年重新对外开放。

美术馆
印第安纳大学美术馆始建于1941年，是美国最早期的大学美术馆之一，现今收藏来自世界各国享负盛名的艺术品，从亚洲古代金饰、非洲部落面具到克洛德·莫奈和巴勃罗·毕加索的画作，囊括超过三万件几乎代表历史艺术生产文化的收藏品。
印第安纳大学美术馆由印第安纳大学董事会委任贝聿铭设计，重建于1978年，于1982年落成位于印第安纳州布卢明顿。美术馆永久馆藏包括杰克逊·波洛克、克劳德·莫奈、巴勃罗·毕加索、亨利·马蒂斯、罗丹和安迪·沃霍尔的作品。

性学所
阿尔弗雷德·金赛是20世纪美国著名的生物学家和人类性学科学研究者。1947年，他组织建立了专门的性研究所——金赛性学科学研究所。

图书馆
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校区图书馆系统有二十个不同的图书馆，在研究型图书馆协会中综合排名北美第十二。印第安纳大学Herman B Wells图书馆，原称主图书馆，是北美第13大的图书馆。在2005年7月的命名纪念仪式上，图书馆以前校长Herman B Wells的名字重新正式命名。建于1969年，图书馆的研究生楼内有11层，在本科生楼内则有5层。图书馆内还包含了一个信息中心，这是一个全面整合的科技中心，供学习与合作所用。图书馆内藏书量达到四百六十万册。图书馆分为西楼和东楼。西楼一年365天每天24小时全天候开放，一层主要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求。整个图书馆都有无线网络的覆盖。

交通
校园巴士系统在整个学期内定期在校园内运营多条路线。校园巴士对所有印第安纳附属人员免费，并且方便残疾人乘坐。印第安纳大学师生可以免费乘坐布卢明顿市内的公交车。

院系设置
文理学院
文理学院（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是印第安纳大学最重要也是最大的组成部分，为全校提供博雅教育。文理学院大约由五十多个科系组成，包括数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比较文学系、哲学系、东亚语言与文化系、生物学系、化学系、历史学系、电信传播系、表演系、美术系等。全校大约有40%的本科生学习文理学院的专业，学院还为其他学院和科研中心的学生提供基础课与选修课。

研究生院
研究生院（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管理哲学博士（Ph.D.）、文学硕士（M.A.）、理学硕士（M.S.）、师范文学硕士（M.A. for Teachers）、法学硕士（LL.M.）和艺术硕士（M.F.A.）学位，并提供研究生学位的相关资讯。

奥尼尔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
奥尼尔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是印第安纳大学一所包含多学科的学院，研究领域包括政策及管理、国际事务、财政经济、非营利性管理、城市事务、环境科学及政策、刑事司法、法律及公共安全，涉及自然科学、行为科学、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等领域的综合性知识。奥尼尔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和雪城大学公共管理与国际事务学院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2016全美最佳公共事务学院第一名。

凯莱商学院
凯莱商学院是世界顶尖商学院之一。创立于1920年，前身为印第安纳大学商业金融学院（Indiana University School of Commerce and Finance）。2008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凯莱商学院本科为第11（公立大学第6），MBA项目为第20（所有公立大学第7）。2007年，《华尔街日报》评选凯莱商学院MBA项目为全国第15，其中，消费类产品、能源与工业产品方向排名第2，市场营销方向排名第3，会计排名第8。
凯莱商学院本科加入特别课程名为Integrative Core（简称I-CORE），包括Finance，Marketing， Strategy， Operations，所有本科凯莱商学院学生必须修毕此课程。

摩利尔法学院
印第安纳大学摩利尔法学院于1842年成立，是布鲁明顿校区最早成立的学院之一。法学院位于校区之西南面，拥有一个全国最完善的法学图书馆。 在2000年，美国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曾于法学院的模拟法庭主持审讯。法学院在2009年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最佳法学院中列为全国第23名。法学院的著名校友包括最高法院助理法官舍曼·明顿（Sherman Minton）和9-11事件委员会副主席李·汉密尔顿（Lee Hamilton）。印第安纳大学法学院于2008年12月8日正式命名为印第安纳大学摩利尔法学院。

雅各布音乐学院
雅各布斯音乐学院是世界顶级音乐学院之一，设有研究所与大学部。多于1,600名学生于此就读，其中过半数为大学部学生。学院提供钢琴、大提琴、爵士乐、作曲、芭蕾、录音艺术、音乐教育（声乐、弦乐、管乐）等专业。
音乐学院的入学程序包括试听，有兴趣入学的学生需要在教职员代表前表演两至三首乐曲。其中，声乐专业与钢琴专业学生第一轮入学程序为提供光盘或盒式磁带，通过后才能进入试听阶段。通常大学部录取率为两成半，研究所录取率为三成。每学期大部份学生都需要参加一次合奏。某些专业的学生需要参加特定的合奏。此外，学院内有十三支合唱团、八支乐队和七支管弦乐队。全院有超过一百七十名全职教职员，许多世界顶尖音乐家与学者会来此进行交流。设施包括五座大楼和超过一百七十间练习房。

拉迪信息学、计算机和工程学院
拉迪信息学、计算机和工程学院于1990年成立，藉以提供学生及教授一个广泛的研究环境及平台。资讯学院所研究的泛围甚广，从生物学、经济学以至美术都一一覆盖，亦是全美国唯一一所提供正式联合学位予人机交互学及资讯安全学的大学。从此之外，该学院亦提供人机交互设计学、音乐资讯学、生物资讯学、化学资讯学、资讯安全以及电脑资讯学的硕士学位。
2005年7月1日，电脑学系正式从文理学院迁移到资讯学院，将资讯学院教职员人数增至超过一百人。资讯学院与校内的图书资讯科技学院、电子信息通讯学院、音乐学院以及认知科学学院亦有密切的关系。2009年，资讯学院改名为资讯及计算学院（School of Informatics and Computing）。

教育学院
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原前身为文理学院的一部分，于1923独立，是美国最大的教育学院之一，拥有超过200名教育职员。2008年，其教育研究院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为全国第17名。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提供多个大学本科及大学专科学位，包括师范理学学士（B.S. in Teacher Education）、教育专科理学硕士（M.S., Ed. S.）及教育博士（Ed. D, Ph.D.）等。

国际研究学院
印第安纳大学设有14个国际研究中心，如非洲、东亚、俄罗斯、东西欧等。大学提供超过50种外语课程让学生挑选，当中包括阿塞拜疆语、法语、乔治时代英语、乌兹别克语、西班牙语和藏语等。与世界各地400多间的大学、研究中心和组织有合作联系，学生可通过90多个不同项目到39个国家交流。

体育竞技
印第安纳大学山地人队（英语：Indiana Hoosiers）代表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参加国家大学体育协会（NCAA）第一级别的22项体育赛事，自1899年起便是大十联盟的成员之一，代表色为绯红色与奶油色。

学术排名
综合排名
依据美国卡内基高等教育基金会的大学分类，印第安纳大学属于非常高学术活动的研究型大学。该校名列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前百大。2001年，《时代》杂志将印第安纳大学评选为“年度大学”。

专业排名
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印第安纳大学有110多个本科学科排名在美国前20名，以及29个研究生项目名列前25名。该校艺术与人文学科在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学科排名中位列71名（全国第20名），在QS世界大学排名中位列94名（全国第21名），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位列62名（全国第24名）。
2024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选印第安纳大学凯莱商学院本科全国第8名，MBA第22名。2007年，《华尔街日报》评选凯莱商学院MBA项目为全国第15名，其中消费类产品、能源与工业产品排名第2名，市场营销排名第3名，会计第8名。《彭博商业周刊》将凯莱商学院本科列为2008年度全国第16名（公立大学第6名），MBA第15名（公立大学第4名）。
奥尼尔公共与环境事务学院和哈佛大学甘迺迪政府学院在全国公共事务学院中排名第2名（公立大学第1名）。 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位于前20名。印第安纳大学摩利尔法学院在2009年度《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列为全国第23名。
2009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印第安纳大学雅各布斯音乐学院与茱莉亚学院、伊斯特曼音乐学院并列全美第一。

知名人物
学术
赫尔曼·约瑟夫·穆勒，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詹姆斯·杜威·沃森，196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约翰内斯·延森，196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萨尔瓦多·卢里亚，196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罗纳托·杜尔贝科，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费瑞·慕拉德，199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
里卡尔多·贾科尼，200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菲利普·迪布维格，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罗伯特·里奇韦，美国国家博物馆首位鸟类馆馆长

政治
迈克尔·D·希金斯，前爱尔兰总统
萨利姆·胡斯，前黎巴嫩总理
迈克·彭斯，前美国副总统
罗伯特·盖茨，前美国国防部长
保罗·奥尼尔，前美国财政部部长
罗德·佩奇， 前美国教育部部长
奥蒂斯·鲍恩，前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
王郁琦，前中华民国陆委会主委
易纲，前中国央行行长
丹·科茨，前美国参议员、美国驻德国大使
温德尔·威尔基，前美国总统候选人
拉玛沙米，马来西亚政治人物
廖元豪，马英九基金会董事
劳拉·凯利，堪萨斯州州长
Frank O'Bannon， 前印第安纳州州长
Edgar Whitcomb，前印第安纳州州长
Evan Bayh，前美国参议员、印第安纳州州长
William E. Jenner，前美国参议员
Newell Sanders，前美国参议员
Michael Badnarik，前美国总统竞选人

商业
约翰·钱伯斯，Cisco主席和执行总裁
马克·丘班，科技创业家，拥有NBA球队达拉斯小牛
Harold Arthur Poling，福特汽车前主席和执行总裁
Frank Popoff，陶氏化学前主席和执行总裁
Jeff Fettig，惠而浦执行总裁

文化
印第安纳大学校友和教职人员包括23位普利策奖得主。

吉米·威尔斯，维基百科创办人之一
叶咏诗，中国及香港著名女指挥家
约夏·贝尔，美国小提琴家，葛莱美奖得主
迈克·布莱克，美国爵士萨克斯风手与作曲家
约翰·克莱顿，美国大贝斯手，葛莱美奖得主
皮特·厄斯金，爵士鼓手与作曲家
奇云·格连，奥斯卡和托尼奖得奖演员
西尔维亚·麦克奈尔，美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葛莱美奖得主
盖瑞·施耐德，诗人，普利策奖得奖者，环保主义者
伊塞亚·托马斯， NBA名人堂球员，冠军得主，纽约尼克斯教练
维克多·奥拉迪波，NBA篮球员

== 参考资料 ==


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和政治人物。奉天省海城县（今辽宁省海城市）人，祖籍河北大城。其父为奉系军阀首领，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
张学良的前半生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而后半生则被蒋氏父子囚禁。1928年，在其父张作霖于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后，他以东北少主的身份迅速接替并掌握了其父领导的奉系军阀，并宣布东北易帜，终结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未抵抗，导致东北快速沦陷于日本之手，标志着抗日战争的开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陈诚、卫立煌、陈继承等中央军政大员。12月25日，张释放蒋，并亲自护送蒋由西安回到南京；张曾天真地说：我抓了蒋，现在送他回去，一抓一送；送他到了南京，他再送我回来，也是一抓一送，岂不是千古美谈！并亲自送蒋由西安回到南京；后一直遭蒋软禁并随国府迁台。在蒋经国任内，张依然遭软禁，直到蒋经国逝世后，1990年，90岁高龄的张才被李登辉释放、重获自由，并移民美国夏威夷州安度晚年。
2001年10月14日于美国夏威夷州火奴鲁鲁的斯特劳布医院病逝，终年100岁。

早年经历
出生与幼年
张学良出生于1901年6月3日（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的母亲赵春桂个性刚毅，他是在八角台的一部马车上出生，幼时很贫穷，母亲只能睡在铺草的炕上。他回忆十岁时，遭逢乱局，母亲曾给他三十个银元，收在一个麻袋里，跟他说：“如果有事，你就跑去安定一点的地方，把这三十元找个老人给了，跟他说你是张作霖的儿子，他们会带你去省城找爸爸。”他当时问妈妈：“你上哪去？”母亲说：“我就走了，你别管我！”（暗示自裁）。张回忆，母亲个性坚毅刚烈，曾经吵架后完全不跟父亲说话非常久。
张自述，因父亲打胜仗，自己又出生，故被取小名为“双喜”，但自己从小体弱多病，多次病危，自己都认为自己活不了，最后父亲采取民间信仰仪式，装作被和尚收养，随即用一个纸人写下名字，丢在庙中，当作替身出家，“双喜”这个名字就没了，改用其他名字（代表“双喜”出家了）。依据民间的习俗，他一出庙听到头一个名字，就成为自己小名，当时听到有一个人喊一个小孩“小六子”，于是他的小名改用“小六子”。

讲武堂毕业
1916年，张作霖当上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8年，张作霖在军粮城成立奉天陆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副司令徐树铮，参谋长杨宇霆；9月，北洋政府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1919年张学良考取保定军校第八期（与陈诚同期），而正要入学时，张作霖与段祺瑞不睦，阻止张学良。3月，张作霖下令恢复开办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张学良也被调到讲武堂受训。张学良于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张学良在奉天讲武堂受训期中结识战术教官郭松龄，由于理念相符，两人关系便亦师亦友。郭松龄还辅导张学良习数学、物理及高等军事学。
1920年，张学良由讲武堂以炮兵科第一期第一名结业（四次定期考试，三次第一名），张作霖升他为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张学良力荐郭松龄兼代第二团团长。郭松龄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曾任广东军政府警卫军中校参谋、韶关讲武堂教官。7月9日，直皖战争起。秋，吉林省、黑龙江省土匪乱起，张作霖派张学良进剿获胜。张学良卫队旅改为奉天第三混成旅，仍由张学良任旅长，郭松龄为该旅第二团团长。11月，张学良晋升陆军少将。
1921年，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奉天又添编4个混成旅，吉林和黑龙江各添编2个混成旅；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汲金纯为热河都统，张学良保荐郭松龄任奉天陆军混成第八旅旅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4月，张作霖即陆续派军入关，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担任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总部设军粮城。张学良为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下辖自兼旅长之第三混成旅、蔡平本第四混成旅、郭松龄第八混成旅。经过霸县战斗和山海关阻击战，成为奉军于第一次直奉大战中唯一取胜的部队。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张作霖撤职查办，裁撤东三省巡阅使一职；第二天，东三省省议会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6月17日，张学良与孙烈臣代表奉军，直军代表王承斌，在秦皇岛英国军舰上签订停战和约，终结第一次直奉战争。

整军经武
回到奉天后，张学良为军长，兼奉天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张作霖为雪此战争失败之耻，回到奉天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派孙烈臣为统监，张作相、姜登选为副统监，张学良为参谋长，实际由郭松龄代理。整编中，东北航空处成立，督办张学良。1924年，东北成立4个空军大队，购国外新式飞机120架，东北空军司令张学良。经过张学良2年多“整军经武”后，东北军军威大振，张作霖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完败。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学良率领奉军第三军与姜登选的奉军第二军为东北军入关的主力军，经过张学良部猛攻，奉军突破榆关（山海关），直捣北京。直系主力投降，吴佩孚率军乘船赴南方。奉系由此一战夺取中央政权，张作霖成为北洋军阀领导人，奉系军事实力达到顶点。
1925年，张学良任奉军津榆驻军司令。6月中旬，张学良率奉军2千进驻上海。上海公共租界英法当局见奉军开入上海，联衔向张学良要求派军入驻租界加以“保护”。8月，张学良检阅秦皇岛渤海舰队，收其为东北舰队一部。

反奉战争
1925年11月，郭松龄被冯玉祥唆使反奉，发动兵变。郭素称“关东第一猛将”，将所部精锐奉军7万人改编为“国民四军”，攻下山海关后北上，兵锋直指奉天。张作霖猝不及防，出卖大量权益给日本以换取支持，后令张学良收拾残局，自己准备撤守。据奉军军团长王铁汉说，此时张学良率军与郭松龄对峙在巨流河，郭手下官兵看见河对岸是张学良，军心动摇。郭军又遭到日本军空袭，部队溃散，被吴俊升部逮捕，身为郭松龄“第一门徒”的张学良面对昔日情谊，想要留其活口，但张作霖已下令将郭松龄夫妇枪毙，暴尸三日。郭松龄夫妇死后，张学良痛哭失声，几至昏厥。1927年，面对国民革命军北伐，张学良任安国军第三方面军军团军团长南下联合吴佩孚残部与北伐军作战。也有文献指出真正下令立即枪毙郭松龄的是杨宇霆，这也埋下日后张学良对杨宇霆，常荫槐二人设下鸿门宴的原因。

皇姑屯事件
1928年发生五三惨案后5月9日，张作霖呼吁南北双方停战，通电表示“佥以国内苦战，外侮趁虚而入”应“以侮释嫌，合力抗外，必得世界之同情，对内更多符多年国民之要求”，他愿意派人到南京召开善后会议，商讨统一问题。6月4日凌晨5点30分，返回奉天途经皇姑屯车站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日本二战投降后，同盟国东京军事法庭调查，是日军河本大作大佐策划，并将皇姑屯事件视为日本侵华的起点。
因张作霖的忌日是农历四月十七日，也是张学良的农历生日；张学良痛苦万分，从此不过生日，说：“从此把生日改了。”

东北易帜
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深怀日本关东军杀父之仇，一方面奉承父亲遗志，坚守中国领土，尽力摆脱日本军政影响；另一方面贯彻自己一贯反对内战的思想，宣布东北地区服从国民政府领导，除去北洋政府五色旗，升上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史称东北易帜。此举标志北伐战争正式结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名义上统一中华民国。
东北军出关后，张学良将东北军缩编为国防军和省防军。省防军由地方财政支出，为数不多。国防军计辽宁步兵14个旅，骑兵四个旅，炮兵三个旅。之后又收编张诚德的骑兵一师（等于一个旅），收编刘桂堂步兵一个旅，吉林八个步兵旅、一个骑兵团及独立团营等等。

诛灭杨常
奉系老将杨宇霆与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对张学良世袭东三省军政大权有所不满，认为年轻的少主平日沉溺饮酒、女色、吸食鸦片，并无真才实学。24岁前的军功，实质上是副手郭松龄所立；在张作霖被谋杀后明知是日本人所为，27岁的少帅却束手无策，反而趋势投靠曾经的敌人，压制奉系功臣元老。杨宇霆更自以为老臣，时常对少主张学良不假辞色，倚老卖老，动辄讥讽，诸将深以为大不敬。杨宇霆还逼迫张学良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主其事。1929年1月10日，杨宇霆、常荫槐被张学良诱杀。处决二人后，张学良罗列杨、常罪状，却又送两家各银元一万元奠仪，作为抚恤金，也体现出当时奉系的派系斗争。此举引起东北军上下哗然，军内诸将虽纷纷输诚称绝对服从，但裂痕既成，于是张学良试图取得一次胜利，以证实自己的能力，慑服众心。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在蒋介石强力支持下，张执行蒋的“革命外交”政策，意图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各项权益，“强硬对抗苏俄”。故提出要取消苏俄在东北特权，查封哈尔滨苏联商业机构，开始着手收回中东铁路。7月10日，蒋在战前强调：“以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也不必担心中苏开战。纵使万一中苏开战，中央也可出手相助，出兵10万，拨几百万元军费不成问题”。
张学良则于1929年8月25日在对中外记者谈话中指出：“外人对东省此次举动，所多误解，认为系收回东路，破坏条约，实则吾人决无破坏1924年中俄协定、奉俄协定之意，因中国既经签字，决不愿破坏之”，“中国并无根本收回该路之意，所求是在免去此等运动赤化之俄员职务而已。且此次之事，中东路乃其极小问题，真正要点完全在俄人以中国作赤化根据，吾人不得不为自卫之处置。”
8月14日，斯大林命令苏联军队沿中东路一线向东北进攻。8月底，南京政府外交委员会特派员郭同抵沈阳，与张学良商谈。张表示，对苏交涉遵照中央意旨办理。中央政府表示的全力支持，坚定张的抗俄决心。值得注意是，在整个中东路事件过程中，蒋食言，未给张事先承诺好的任何援助与补偿，也体现出当时中国内忧外患。而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进攻中国东北的中东路事件中，积极维护苏联利益，赢得共产国际赞誉。
1929年11月26日张领导的东北军败给苏军，蒋拒绝支援张，张不得不求和，被迫在伯力签订议定书，恢复苏联对铁路的控制，一切回到原点，并承诺“解除白军的武装，将其组织者和煽动者从中国东三省铁路驱逐”。
由于中原大战随即发生，蒋为稳住内政，也默许张对苏妥协，以换取其对蒋中原大战的支持。张因此获得中华民国政府颁发第一座青天白日勋章，此勋章是颁授给有功于保家卫国，抵御外敌的军职人员，表扬他保持国家领土与主权完整的贡献。这次挫败，影响了张以后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式，张认为，整体国防与战争应由中央政府统筹，以避免战事扩大或无谓牺牲。

镇压嘎达梅林
1929年初，张学良在内蒙古继续其父张作霖开垦蒙旗土地的计划，引发蒙古人抗议。以嘎达梅林等蒙古人发起“独贵龙运动”前往沈阳请愿。7月26日请愿代表嘎达梅林等被捕，11月13日被劫牢救出。于是嘎达梅林组织起义，领导了一支700多人的抗垦军队，提出了“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口号，袭击垦务局和垦荒军，驱逐测量队，转战于昭乌达盟（今赤峰市）、哲里木盟一带。张学良命张海鹏部一个骑兵团和汤玉麟属下东北骑兵第17旅李守信团出兵围剿，1931年4月5日，在今通辽北包围歼嘎达梅林，嘎达梅林被李守信阵斩，后汤玉麟将其送回蒙古，枭首示众，以威吓蒙古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率东北军撤入关内，牧垦草原的计划没有得以继续实施。

中原大战
1930年3月，反蒋派军人联名通电，推举阎锡山为全国陆海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为副司令。4月，中原大战爆发。8月，反蒋派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另立“中央”，与南京政府对抗。9月18日，张发表电报《巧电》（韵目代日，巧为十八），宣布反对中国内战，希望各方立刻停战。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钧鉴。二备院部、备委员会勋鉴。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备总指挥部、备司令部、备军、师、旅部、备法团、备报馆仝鉴。
窃以：企图建设，首宜力弭兵争；绥定邦家，要在曲从民意。当国内战端初启时，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东电》所述，中外共闻，其喑音苦口，未经宣示国人者，稿本之多，几于盈尺，卒以力薄言轻，未能挽回劫运。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坵墟，人民荼炭，伤心惨目，讵忍评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所憟憟危惧者也。人之好生恶死，既有同情，厌乱思治，终无二致。以良所见，无论战区内之身遭祸难者，固已憔悴难堪，即战区外之幸免颠连者，亦无不和平是望。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用敢不揣庸陋，本诸《东电》所述，与夫民意所归，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舒民困。至解决国是，自有正常之途径，应如何补救目前，计划永久，所以定大局而餍人心者，凡我袍泽，均宜静候中央措置。海内贤达，不妨各抒伟见，共谋长治久安之策，良如有所得，亦必随时献纳，藉补壤流，众志成城，时艰共济，人民生活得免流离之苦，国际地位可无堕落之虞，是则区区所企望者也。迫切直陈，惟希亮詧。

张学良叩。沈阳。巧（十八日）电。

这封《巧电》，被反蒋联军拒绝。两日后，张派兵东北军几万人入山海关，“武装调停”，反蒋联军失败。9月20日，蒋再电张催即日就副司令职。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张收编接管西北军，并进军华北，入主北平，势力大增，中原大战结束。

九一八事变
1931年1月1日，国民政府令：张学良、何应钦、朱培德、杨树庄特赐荣褒。1月16日，蒋、张联名代电，委任宋哲元、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别为陆军第三、四、五、六、七军军长委任庞炳勋、孙殿英、杨效欧、冯鹏翥、孙楚、杨澄源、王靖国、杨耀芳、李生达分别为陆军第一至第九师师长，傅作义兼任第十师师长，周玳为炮兵监，至此西北编遣问题告一段落；国民政府通电，陆海空军副司令官张学良业已宣誓就职，自本年1月起，总司令部各公文均由张学良副署。1月21日，张在沈阳东北边防公署接受日本天皇所赠旭日大勋章，日驻沈总领事林久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授勋，东北各军政要员均参加授勋仪式。2月13日，蒋、张联名电委高桂滋为第十一师师长。4月17日，张离开沈阳赴北平主持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行营，4月18日抵达北平，驻顺承王府。4月24日，张召集副司令行营全体职员训话，谓本人不在北平时，行营工作由参谋长戢翼翘负责，同日张在私邸接见欧美记者，谓此来北平专为组织行营，将来沈阳设办公处，北平设办事处，本人三分之二时间住沈阳，其余时间分住北平、南京。4月28日，张在北平接见山西、绥远各军将领，对山西、绥远善后提三办法：一、各军自动实行裁减，俾达收支适合；二、山西、绥远驻军太多，拟请中央调开一部；三、山西、绥远裁厘后，收入甚微，拟整税收，维持现状，核发各军军费。4月29日，张离开北平赴天津，次日自天津飞南京出席国民代表会议。5月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草案》及《首都建设案》，张列席并在会上发言，表示对北方治安负完全责任。5月6日，国民会议预备会议选定张继、戴季陶、吴铁城、周作民、林植夫、陈立夫、刘纯一（女）及中国国民党中央推派之于右任、国民政府推派之张共9人组成大会主席团。5月9日，国民会议开第二次大会，张主席，讨论《教育设施之趋向案》，蔡元培对该案作详细说明。5月15日，国民会议开第七次大会，张主席。5月28日，张因伤寒病住进北平协和医院。6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大会决议：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任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司令。6月26日，中国东北兴安屯垦军第三团关玉衡部第三连连长宁文龙在该部防区将进行间谍活动之日本现役军官中村震太郎大尉及随从三人在四方台附近拘获，经搜查审讯，中村等间谍罪证确凿，6月26日夜关玉衡下令将中村等4人处死，为保密计，并焚尸灭迹，所有证物均送往北平呈报张。
7月6日，张电东北政务委员会称：“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方将我要求割地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7月12日，蒋密电张，对日军在东北之挑衅，须极力忍耐，勿生事端，“此非对日作战之时”。7月21日，蒋任命张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总指挥，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总指挥。9月6日，张从北平发“鱼”电给东北边防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与东三省政务委员会代主席臧式毅：“查现在日方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9月6日，张电令驻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称：“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同日张电臧式毅、荣臻称：“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万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
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进攻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9月19日零时20分，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令辽师攻沈阳近郊，独立守备队攻辽宁，骑兵旅攻长春，独立旅攻凤凰城和鞍山，炮兵团从旅顺向沈阳进发；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决议，急电蒋回南京主持一切。9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中常会续开临时会议，讨论日军侵占沈阳事件，决议三项：一、电粤方对外交表示态度，二、定本月23日全国下半旗并停止娱乐一天，表示沈阳被陷哀悼，三、推定戴季陶、邵元冲、陈布雷、王正廷、陈立夫起草告全国国民书及告各国国民书。9月22日，蒋电告张，若日方胁迫以签字承认“二十一条”为退兵条件，望设法严拒，此案已在南京归为国际交涉；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委孙殿英为第四十一军军长。
在九一八事发当时，乃是张亲自下达“不抵抗命令”。而蒋迟至9月19日到达南昌后，晚间9至10时才从上海方面得知“事变”消息。张事后自己也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

荣臻在事变后提出之报告（节录）：
“……二十年（1931年）九月十八日晚十时许，沈阳东北方向，忽闻爆发声音，全城池为之震，此即日军自己炸破其南满本线柳条沟附近铁道之工作也，……信号声音爆发后，余即电话询问各方，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无论日军行动如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持镇静，故全城商民军政各界，均无抵抗行为。……”

张学良，九月十九日下午：
昨日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1946年，曾任张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宣称东北军不抵抗，是因为张接获蒋命令，并且中国大陆长年宣传张“接蒋介石命令不抵抗”并以此拍摄电影《西安事变》。张学良日后接受访问时，多次坚持是因为他误判东北情势，下令不抵抗所致，而非蒋介石命令。据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洪钫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曾以“铣电”密电张：“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在中国大陆所有档案资料馆中，均找不到铣电原件档案。在海外，21世纪的头几年，一度曾有人根据窦应泰《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一书，称“铣电”的原件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毅荻书斋”的展柜中。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亲自给窦应泰打电话询问此事，得到的回答是“不足为据”。据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称，他曾经翻遍台湾蒋文档最齐全之《蒋中正总统档案》（“大溪档案”），也没有找到“铣电”档案，查无相关迹证。张晚年亲口否认铣电之存在。历史学家唐德刚曾当著张面前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所谓铣电的关键语句）。又说你拿著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张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诗作指控张学良软弱，令张被称为“不抵抗将军”，然而马君武这指控却是出于两人私怨而凭空诬告。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回。
首先，诗中的胡蝶（蝴蝶）不但当时不在北平，终其一生根本未见过张。朱五，即朱启钤的第五女朱湄筠，于九一八事变前一年早已成婚，嫁给张学良的爱将朱光沐，主婚人还是张学良本人。
香港历史学家丁新豹指出九一八事变当晚，张乃与其参谋何世礼、何父何东爵士晚饭：“当日张学良听完一个电话之后，饭未吃完就离席，原来电话是报告日军突袭沈阳，是为‘九一八事变’。”而不是与女士聚会。
而身在其时的马君武写出与事实完全相反的指控，被认为是因当他听到张对张伯苓办南开大学捐赠巨款，但上门向张要求捐款时却被拒，才故意诬蔑张，也在重视礼法的年代坏女子名节。据作家高阳所言，朱湄筠告诉他后来遇上马君武，上前道自己便是他笔下被诬蔑的朱五，“当时马博士的窘态，非语言笔墨所能形容，结果是不俟终席而遁去”。
1931年11月21日，张委万福麟为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总参议。12月5日，蒋电张严令阻止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如不能劝阻，宁可停车，不予通行，以免效尤”。12月15日，张电蒋，请辞陆海空军副司令职，同日国民政府准张辞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2月22日，张电蒋，谓“公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最后指针”。

中年经历
弃锦州失热河
1932年1月5日，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通告报告锦州失守经过，略谓：“日方兵力增厚，武器精良，在在皆远胜于我，自其发动以后，竟以飞机、坦克车及大口径炮分路猛攻。我军奋勇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卒以兵力过疲，损失过重，无术继续坚持，致于江日失守锦县。”1月6日，张邀孙殿英、李服膺、商震、徐永昌等及在北平各将领协商华北军政问题。1月10日，张在北平招待新闻记者，表示拥护统一，安定北方。1月13日，张电促蒋、汪精卫、胡汉民入南京，略谓：“人望不可以屡辜，时会不可以再逸”，“宜及此政本未摇，余势犹在之际，集全党领袖于一堂，奋其智勇，以定安攘之策，则桑榆之效，或尚可收，沦胥之祸，其犹得免。若更分崩离析，或貌合神乖，信用一失，断难再复。”1月18日，张委荣臻为北平绥靖公署参谋长，荣臻1月20日就职。1月30日，北平政务委员会成立，张、李石曾、于学忠、徐永昌、周作民5人为常委。2月4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徐州军事会议决定，通电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第一防卫区为黄河以北，以张为司令长官；第二防卫区为黄河以南、长江以北，以蒋为司令长官；第三防卫区为长江以南及浙江省、福建省，以何应钦为司令长官；第四防卫区为两广，以陈济棠为司令长官。2月11日，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成立，张为理事长。3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政会议决，任命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陈铭枢、李烈钧、陈济棠为委员，3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3月18日蒋就任。3月11日，张为遵二中全会决议，电国民政府恳辞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4月10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晨访张，晤荣臻，询九一八事变经过。4月12日，国难会议闭幕，通过请政府克日将张撤职查办，所部军队着军委会妥为处理，以便收复东北失地等案；国际联盟调查团在北平与张、万福麟等原东北军政官吏举行第一次谈话会，对东北问题作详细之恳谈。8月1日，张电南京报告热河情形，称：“日方已开始军事行动，形势渐趋严重，榆关亦告紧急。”8月6日，汪精卫致电张，望其辞职以谢国人，并称：“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忧，正在兄防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上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令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藉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捍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8月7日，北平政委会开会，张决定辞职，张覆电汪精卫，劝汪“以国事为重，勿轻言辞”，“本人军、政权将分交平军分会、政委会”，同日张并电蒋请北来主持；蒋电张群转劝张，“以大局为重，宜忍隐处之。北方同袍尤不宜亟有抗辩，以免益陷僵局，更增纠纷”。8月8日，汪精卫在上海对记者发表谈话，促张下野，略谓：行政院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继张者“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冯玉、阎锡山如何，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汪精卫再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坚辞行政院长职，指责张治下省份，国家税收悉截留，兵额中央无权过问；张电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张覆电汪精卫电请中央罢免本职。8月9日，蒋电覆张，假拟三策：一、不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二、辞职而带兵入热抗日，三、辞职而改组北平绥靖公署，择一而行，勉出兵收复热河为上策。8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中委谈话会对汪、张辞职拟定方案，汇送中常会决定：一、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8月16日国民政府明令发表）；二、裁撤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18人，以万福麟、荣臻、蒋伯诚为常委，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军分会委员长；三、再由中常委切实慰留行政院长及各部、会长。8月20日，蒋电张群、蒋伯诚转令张，以军事委员会委员资格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国民政府训令行政院裁撤北平绥靖公署。8月23日，北平政委会例会，张请辞委员职，决议慰留。8月25日，北平军事整理委员会举行常会，决议：一、张学良请辞委员职慰留，二、北平军整会改称北平军事训练委员会。9月1日，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在北平“绥靖”公署旧址正式成立，蒋再电张，请以军事委员委员资格主持。9月3日，国际联盟调查团总报告已完成，各委员及秘书长在北平签字，下午4时该团国长李顿等向张辞行。10月，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转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副委员长。10月25日，国民政府令张全权调处鲁事，同日刘珍年电呈中央请将该师调离鲁境。11月6日，张派彭士彬等三人赴济南监视韩复矩、刘珍年自胶东撤兵。11月10日，张飞汉口晤见蒋，面商东北、华北问题，并协议海军接防烟台、龙口，11月12日飞杭州，11月16日复飞汉口见蒋。
1933年1月2日晚，天津日驻屯军司令中村孝太郎就榆关事件电张提出“警告”，称榆关事件系中国进兵热河，宣言抗日所致；张密电蒋，认为日军发动榆关事件“并非即欲作真面目之战斗，仍为借此对我方军事部署加以试探”，希望“设法对榆关事件谋一缓和延宕办法”，同时出“如日方不顾一切悍然来犯，缓敌之谋无效，则我亦不得不尽全力以周旋”，并表示自己“决无丝毫犹豫”，要求蒋“迅示机宜，并乞迅饬启宇（第三十二军军长商震）所部火速出动，其他军队速行集结”。1月3日，蒋由奉化到杭州，覆电张，略谓：“无论倭寇行动如何变化，我军速入热河计划，万不可稍有变更，只要能达成此任务，则为缓寇计，不妨相机应付”，并表示商震部“调动与接济筹备，弟当负责”。1月4日，蒋致电张，指出：“此后倭必以真面目攻取平、津，我方不能不迅下决心，从速处置。”，提出军分会及张本人“应即迁保定或张家口，一面与各公使馆交涉，声明北平驻军他移，以北平为文化区，不愿与倭军在北平附近冲突，并望各国互尊条约，保持平、津之和平”。1月5日，蒋电林蔚转告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请任命张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常务委员兼代委员长。1月7日，蒋返抵南京，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商应付榆关事件，随后接见张代表鲍文樾，听取榆变经过。1月8日，张在北平招待中外记者，发表谈话驳斥日方关于榆关事件系中国方面调动军队所引起之谬论，谓“榆关事变与九一八柳条沟事件如出一辙”，表示“惟有以吾人之精神与赤血，保护我祖国，以维持正义”。1月11日，蒋在南京陵园私宅与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陈立夫等人商讨对日外交，决定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赴北平向张传达中央对对华北外交方针，当晚刘离开南京赴北平。1月17日，张致电蒋，谓“热边情况日趋紧急，证以最近日军进向该处之积极活动，大有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我方入热部队，只东北军四旅”，“前途变化洵属在在可虑”，催促蒋“迅赐电调中央军及晋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实力，而备万一”。2月5日，张电蒋，报告“热边风云日益紧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原有军队实属不敷分配”，要求蒋“筹定大计”，蒋批复以“北方军事已全权托付吾兄”，并表示：“吾人处此忧患，横逆之来，惟有尽其心力而为之，只求此心无愧，并以扩然大公示众，则成败存亡，听之而已。”2月12日，张制定以“确保冀热并巩固平津为目的”之防御方针，成立华北军总司令部，由蒋兼任总司令，张任副总司令。3月3日，蒋准备取代张兵权，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内政部长黄绍竑及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烈钧往北平应付华北局势，3月5日抵北平，黄旋任北平军分会参谋长。3月4日，蒋为承德弃守致电张，指示“紧急处置，应以规定各部收容阵地与制止其后退，力图反攻，冀挽颓势”。3月5日，张据报汤玉麟放弃承德，召开军分会紧急会议，急令古北口驻军严阻逃军入境，并令张作相、万福麟等严守长城防线，会后张电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将热河不战而退之将领予以惩处，并下令通缉汤玉麟，同日何应钦亦电请中央将汤褫职严办。3月6日，蒋致电杨杰转示张、何应钦，指示反攻战略：“以宋（哲元）部与万（福麟）部全力出冷口，袭取凌源、平泉，以古北口各部反攻承德，则必得策”，又电杨杰转示宋哲元、商震、庞炳勋等将领，望“协同一致，力图反攻，力图反攻，以报党国”。
3月7日，张电中国国民党中央引咎辞职，略称：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待罪图功，勉求自赎，讵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不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学良虽粉身碎骨，亦无补于国家，无补于大局，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

3月8日，蒋到达河北石家庄，何应钦由北平往见，张拟同行，蒋以“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拒绝，同日宋子文亦奉蒋召由上海到石家庄，预商张下野办法。3月9日，蒋召张在保定会晤，蒋先授意宋子文与张谈去留问题，宋转达蒋意：热河失守，张守土有责，中央政府更责无旁贷，蒋也同样受到国人攻击，“正如两人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张只得接受辞职，下午4时蒋到保定与张晤面，准其去职。3月10日，张召于学忠、万福麟、荣臻、王树常、刘哲等东北军要员会议说明辞职经过及原因，并宣布已与蒋商定军事善后，将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任军长。3月10日，张发出辞职通电。3月11日，张通电下野，内称：“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并表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期望“中央俯察彼等劳苦”，“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3月12日，国民政府明令准免张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职权，同日张离开北平飞上海，何到会接任。
1933年5月31日，中日签订《塘沽协定》，11时10分中国代表在一字不改下正式签署。7月22日，张为考察欧美各国军事组织，是日由意大利抵法国巴黎，7月30日飞抵英国伦敦。12月15日，张由意大利威尼斯乘轮回国，行前意相墨索里尼赠以皇冠大十字勋章。

围剿红军
1934年1月6日，张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国，途经香港登岸访胡汉民。2月1日，蒋由南京抵杭州，部署福建军事善后事宜，同日张往杭州谒蒋，向蒋表示“一切听命中央”。2月7日，国民政府特派张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2月9日，蒋由杭州飞南昌，行前召见张指示豫、鄂、皖三省“剿共”计划，抵南昌后即饬赣西各县部队跟踪追击湘赣红军。3月1日，张在汉口任豫鄂三省“剿匪”副司令职，3月5日武昌设立行营。6月，正当蒋第五次围剿红军在江西激战时，张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救国主张。6月18日，张出巡豫鄂边区，是日抵达潢川，6月21日在潢川召开军事会议商定反共军事，之后再赴商城及皖西立煌、六安，6月27日张回武汉。10月9日，蒋在张、刘峙等陪同下离开武汉北上，前往豫、陕、甘、宁各省视察，翌日蒋等经郑州抵达洛阳主持洛阳军分校开学典礼，何应钦亦由北平抵达洛阳晤见蒋。10月12日，蒋偕张抵达西安。
1935年3月1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成立，原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撤销，主任张，秘书长杨永泰，参谋长钱大钧。4月，蒋命令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但却遭到挫折两个整编师被全歼，逐渐对蒋的调遣有所反感。4月2日，国民政府任阎锡山、冯玉祥、张、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4月14日，武昌行营主任张由重庆飞贵州见蒋，河南保安处长冯占飞及《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偕行，4月17日张回汉口。9月13日，张由汉口飞西安，与杨虎城、邵力子等会商军事。9月19日，张飞天水视察。9月20日，蒋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帅陕、甘、宁、青四省军队“围剿”在西北之红军。蒋再次推张到“剿共”第一线，担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蒋之总司令职务。9月21日张飞返西安，与阎锡山代表张维清商围攻陕北红军，9月24日又偕杨虎城、邓宝珊飞兰州与朱绍良分商防共。10月16日，张由西安飞抵武昌，办理行营结束事宜，10月19日返西安，10月20日武昌行营结束。同年秋，东北军调入西北，在剿共战役中损兵折将。

改换门庭
1935年11月13日，张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奉共产国际指示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被中共形容为：“不抵抗将军卖国贼”、“日本帝国主义忠实的走狗”。11月，张在南京参加完中国国民党五全大会曾去上海，秘密会见因“新生事件”而获罪之东北籍人士杜重远。张、杜是老朋友。此次见面，张向杜倾诉自己因“剿共”接连失利之苦闷，杜则劝张放弃“剿共”，走西北大联合道路，即联合共产党、杨虎城和新疆之盛世才，取得苏联援助，共同抗日。11月下旬，张到上海会见尚在狱中之老友杜重远，杜深受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胡愈之等人影响。
1935年12月，张在南京开完会后，曾到上海找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提出要找中共负责人联系，又找杜重远商谈抗日救国之道；中共中央认为经过努力，是可以争取张和东北军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杜和宋庆龄有联系，提出过此事，宋庆龄知道刘鼎住在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家中，她对刚到过瓦窑堡同中央联系之地下党员董健吾说，艾黎家中就住了一个共产党员，可介绍他到张那里去工作；董健吾见了刘鼎，告诉他到张急于找共产党之关系，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希望他能去西安见张；刘鼎经过考虑后表示同意，并在上海做许多准备工作，认真研究《八一宣言》和统一战线之文件，调查张历史、为人处事之特点。
西安事变之前，张已经跟中国共产党有联系。1936年，国民政府于1月7日授予张一等云麾勋章。1月4日，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司令张与杨虎城自西安飞抵绥德同高桂滋、毛侃会商防止陕北红军北攻榆林、绥德。2月19日，张把董健吾、张子华用飞机送到肤施，再由当地驻军派骑兵护送到苏区；2月27日，董、张到达瓦窑堡，由博古、林伯渠接待并即电告毛泽东、周恩来等。3月2日，周恩来致电彭德怀和博古，提出对蒋、张之联络工作应分进行；3月4日，毛、彭致电博古转董健吾，表示中共愿与南京政府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带着中共中央意见返西安见到张后，即回上海向宋庆龄覆命。3月中旬，博古带张子华到山西向中央汇报告他和曾养甫接谈；周恩来也到；北方局王世英也向中央汇报同杨虎城谈判情况，并报告吕振羽、周小舟在南京同曾养甫、谌小岑接谈经过。张在旅欧期间，会见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欣赏德国与意国全民团结的精神，认为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在3月20日至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分析一部分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已认识到有必要抗日，但有人想挑动日苏战争，所以至今中国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苏仍举棋不定；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致中国国民党二中全会通电，提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洛川会谈
1936年1月初，在榆林战役中被俘之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第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回到王以哲军部驻地洛川；王以哲听了高福源报告，立即表示接受中共主张并秘密报告张。1月初，张刚从上海回到西安，正急于找到中国共产党；他得到电报后就飞到洛川会见高福源。1月17日，中共中央社会局长李克农去洛川与张、王以哲见面。1月19日，李克农在高福源引导下，到洛川同张、王以哲会谈；张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1月20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抵陕西洛川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张会谈，李说明中央停止内战、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一致对外之主张。1月21日晚，张与李克农在洛川会谈3个小时。张密晤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克农，李表示拥张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并暗示能获得苏联军火援助。1月，在第一次洛川会谈，中国共产党已得知张“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是愿意打日本帝国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宣传，在1月25日向在东北军公开信中成功挑拨东北军与中央的关系。
1936年2月初，中央再次派李克农到洛川谈判；2月10日，周恩来指示李克农按照瓦窑堡会议精神，先谈局部合作抗日和通商问题。2月20日，周恩来在瓦窑堡接到中央及军委从东征前线发给李克农之训令，指出张同意抗日，愿意和他们订立互不侵犯协定，但不同意讨蒋；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口号，但不同意马上实行。2月21日，李克农一行在高福源陪同下，由瓦窑堡出发，于2月25日到达洛川。2月25日，李克农到达洛川。2月26日，张原来打算亲自参加会谈，因临时去南京，就由王以哲和参谋长赵镇藩先谈局部合作问题，重大问题由他回来谈。经过两天谈判后，于2月28日达成几条口头协议，主要内容是：一、为一致抗日，红军与六十七军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二、恢复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两城六十七军部队所需粮、柴进城出售，恢复正常通商关系；四、恢复红白两地区通商，双方有保护对方采购人员安全之责；五、红军同意被困在甘泉城内之部队换防。2月26日至2月28日，李克农与王以哲、赵镇藩磋商红军与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之间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口头协议，主要为：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红军同意恢复第六十七军在鄜县、甘泉、延安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延安、甘泉城内第六十七军人员所需粮草，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予以便利；双方给予对方采购人员以保护。
1936年3月2日，张由南京回到西安，当日即亲自驾机飞到洛川和李克农会谈；会谈一开始，张即表示已听过王以哲、赵镇藩之报告，完全赞同双方之口头协议，并希望全面合作；接着他请李克农先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之看法。3月3日，张由南京飞返要西安，次日即飞洛川与李克农第二次会谈，就联合抗日问题交换意见，主张抗日必须“联蒋”，并要求中共派全权代表作进一步会谈，3月7日李克农离开洛川。3月4日，张便赶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张同意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抗日联军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之主张，但他提出几个问题：一、为什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在内？他认为国家之主要力量都掌握在蒋手中，蒋有抗日之可能，抗日必须联蒋；二、抗日如何能取得胜利？三、如何取得苏联援助？四、红军东征抗日应取道宁夏、绥远、察哈尔，不应取道山西。3月，张到洛川与李克农会谈，对其他问题谈得很顺利，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唯独在对蒋态度问题上双方意见相左，谁也没有说服谁。李克农一一作回答，但在联合蒋和进军路线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李克农表示：“张将军的意见，我们可以向党中央报告。”双方商定：一、和苏联联系，双方可各派代表，赴苏路线，张答应他可与新疆之盛世才商量；二、中共派一代表常驻西安，以便保持联系，由张给以名义掩护；最后，张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亲自来一次，地点在肤施，具体时间由中共方面定；李克农表示，立即向中央报告。当时，毛泽东、彭德怀、张闻天等驻在山西石楼城指挥红军东征，周恩来和博古、邓发由瓦窑堡赶到石楼；3月16日，李克农到石楼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央立即决定周恩来为代表到肤施同张谈判，李克农也同去。张再晤李克农，请中国共产党介绍自己代表与苏联直接商谈军火援助问题。李杜从董健吾处了解情况后，打电报给张：“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很高兴，即派高级参谋赵毅到上海把刘鼎接到西安，秘密住在金家巷张公馆之东楼内。张向中国共产党党员刘鼎反复请教红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之根本原因和战略战术。刘鼎到西安第二天，张在家里接见他；张严肃地向刘鼎提出三个问题：一、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二、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三、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严重损失。第二天，刘鼎再次与张见面，刘对张说：一、张先生执行不抵抗政策，不到四个月，日寇就占领东三省，当然遭到人民辱骂，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一样，在这个问题，不能不表示态度；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管协议，采取片面行动，苏联指责张先生绝非无中生有；三、东北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受到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采取自卫还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有人民支持之新式军队，百万大军都无可奈可。当天张就偕刘鼎和公馆随从人员飞到洛川，张行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声称自己要到前方督战，曾致电蒋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解委座两顾之忧。”；蒋覆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周恩来参加3月20日到3月27日之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不排除蒋允许与共产党建立联系之可能，没有再次谈反蒋之问题；3月27日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与张谈判问题时，仍坚持反日与反蒋不可分离。
洛川会谈结束后，王以哲送给红军一批七九步枪，子弹数万发，并派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送至红军防地；经过两个月之努力，采购许多重要物资，有印钞机和高级纸张、油墨、无线电器材、医疗器材药品等；这些物资，都由东北军用军用汽车送到洛川，再改用牲口转运到双方防地交界处，移交苏区贸易局运到瓦窑堡；这批物资为苏区解决许多困难，打破中国国民党对陕北苏区之经济封锁。

肤施会谈
1936年4月6日，毛、彭联名致电张，提出：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偕李克农于8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丙、张先生有何提议，祈预告为盼。4月，张到肤施密晤周恩来，周劝张反蒋，张则劝周联蒋。4月9日，周恩来与张在肤施会谈。周恩来问张学良：“怎么张伯苓是你的老师？”；张说：“过去我抽大烟、打吗啡，是听了张伯苓劝告后戒除的，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张说全国之力合到一起，难以打败日本，不要把有抗日愿望而又实力最强之蒋拒之门外；张表示若劝蒋联共不成，便在西北另立新局面。张表示：一、完全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意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参与酝酿此事；二、同意红军集中河北，但认为红军在山西恐难立脚，出河北太早，最好出绥远，如果红军坚持东出，他可以通知在河北之东北军与红军联络，还答应可为北上之红四方面军和二方面军让路，并说如果红军一旦与日军接触，他可以公开和红军联合；三、蒋介石现在歧路上，根据他观察，蒋介石可能抗日，目前他还不能做到反蒋，如蒋投日，当离开蒋，在未公开抗日之前，不能不接受蒋之命令，进驻苏区，他主张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促使蒋改变“攘外必先安内”之错误政策，走上抗日道路；四、将派代表去苏联，中共方面之人由他派人送至新疆，他可联络盛世才。张是当时最早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之中国国民党将军，已和红军秘密达成停战、通商等协议。周恩来表示：关于对蒋介石的政策问题很重要，中共中央已有考虑，愿将张之意见回去慎重研究。会谈一直进行到4月10日晨4时才结束，双方都很满意；周恩来对李克农等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张后来对刘鼎说：“肤施会谈，我太满意了”，“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握别时，张赠送《申报》六十周年纪念时出版之中国大地图一本，语重心长地说：“共同保卫中国。”随后，张拿出二万块银元和十二万法币，支援红军作军费。

联共
4月22日，周恩来写亲笔信给张，和李克农一起同刘鼎谈话，把信交给刘鼎，信内称：九日会谈，“快慰平生”，中共中央诸同志“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信中诚恳忠告张“为抗日固足惜蒋氏，但不能以抗日殉蒋氏。为抗日战线计，为东北军前途计，先生当有以准备之也！”、“兹如约遣刘鼎同志趋前就教，随留左右，并委其面白一切。”、“寇深祸急，浑忘畛域，直率之处，诸维鉴察。”几天后，张和刘鼎乘专机到西安，到西安后，把刘鼎安置在公馆之东楼上，对刘鼎说：“你名义上是李杜的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中多活动，并多多帮助我。”因此，那时人们叫刘鼎为“秘书”，在张公馆进出，张还亲自嘱咐随从应德田和孙铭九，要好好招待和保护刘鼎，以后又给刘鼎发自卫手枪。4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把中国国民党列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行列。刘鼎到西安积极设法架设秘密电台，着手建设从西安到苏区、天津、北平、上海等地秘密交通，利用关系在西安东城中国银行盖的七贤庄住宅区租一个两进四合院，做为秘密交通站；通过东北军关系买商用交通车，把宋庆龄介绍之美国记者斯诺和马海德大夫、潘汉年、丁玲、张子华等去苏区，经过西安七贤庄交通站，送往洛川转陕北；中央从陕北派邓发或王稼祥等到新疆或转苏联，叶剑英、汪锋、张文彬、张经武等由保安到西安，也是通过秘密交通线。
1936年6月30日，张主动提出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张筹建“抗日同志会”，9月正式成立，作为秘密核心组织团结东北军，吸收有积极抗日思想分子，开始主要成员是孙铭久、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刘澜波、苗勃然（两人都是中共秘密党员）等，刘鼎也参加；以后向军、师、旅长发展，共达70多人，张自任会长，联共抗日、培养抗日干部。7月初，张住在王曲时，把刘鼎拉去跟他说：“我的日子难过。我连想了几天，想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和红军一起干。……和他们纠缠有损无益，干脆撒手。迟分不如早分，与其将来被劫，不如现在主动，早下手为强，可以保留最大的力量来抗日。……”刘鼎立即回到西安，用十万火急密电报告中共党中央，乘张专机到肤施后，步行50里到达安塞；党中央机关刚从瓦窑堡撤向保安，得到刘鼎电报后，毛、张闻天、周恩来于7月5日赶到安塞城，立即召开会议，毛、张、周都到会，李克农也列席会议；毛最后说：“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面谈，回去宣传抗日是大好事。……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刘鼎回到西安见到张，详细谈了安塞中央会议，说：“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都到会，研究了一夜，高度评价你的抗日决心和热情，但你的想法目前时机还不成熟，要你团结全部东北军，耐心争取蒋介石和全国一切抗日力量。”张耐心听后表示理解中共中央意思，说：“从今以后，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劝说蒋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我和委员长交情很深，我要认真利用这个地位加快步伐向他进言，争取他幡然省悟。你们党中央既然要我这样办，纵然碰钉子，或者削职为民乃至坐牢杀头，也在所不惜！”张为整训部队军官，商得杨虎城同意，报经蒋批准，在西安南郊王曲创办“西安军官训练团”，张任团长，杨任副团长；张接受刘鼎建议，吸收瓦窑堡红军大学之经验，以政治为主，主要讲抗日救国之道理；以军事为辅，学习运动战和游击战术；训练团废除打骂，提倡官兵平等，团结官兵。训练团第一期张就住在王曲，亲自给学员作报告，公开对学员说：“唯有对外，才能实现真正统一。”、“东北军要站在抗日第一线，……东北土地主权是属于中华民国的，……东北军抗日，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的。”张、杨讲话，都讲抗日救国道理。刘鼎又建议张办学兵队，从北平、天津招收一些参加“一二·九”运动之学生到西安军训；张同意后，由中共秘密党员刘澜波、孙达生等协助招生，学兵队由张卫队二营营长孙铭九领导，由卫队二营派送管理干部；学兵队共300多人，设在西安东门城楼上，学兵毕业后分配到各要害部门和各部队。刘鼎还和刘澜波等推动东北文化教育界人士组织“东北救亡总会”，团结东北人抗日救亡；又从上海请来文化界秘密党员吴奚如到西安，主编抗日同志会刊物《文化周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由“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策略上之重大转变；而洛川和肤施会谈中，张一再认为蒋有可能抗日，应该内外逼使他走上抗日道路之意见，也给中国共产党中央作出这种决策提供重要根据。
日本历史学家宫胁淳子确信张是共产国际内部人员，他认为证据是后来共产国际颁授勋章给张学良。另有关张与共产党的关系，可参见杨奎松《张学良的“通共”与蒋介石的置若罔闻》、陈益南《“西安事变”中若干鲜为人知的细节》等文，张学良在1936年提出加入共产党，不是加入中共，此事需中共向共产国际汇报，最后以“特殊党员”之身份加入，即可得到共产国际支持。

劝蒋抗日
1936年10月20日，在蒋来西安前夕，张密赴太原，向阎锡山坦述自己联共联苏以便抗日之内幕，阎答应与张联袂，一同劝蒋联共，“倘蒋不干，阎决不顾一切牺牲，联晋军、红军、东北军全力抗战”，并表示把固阳等5个县让给红军。同时，蒋来前，为确保安全，已指定以西安城东之临潼华清池为其行馆，钱大钧已提请前派张玉荪到该处安排布置，但杨虎城以“华清池离西安太远，往来不便”为由，建议以城内九爷府为行馆，张赞同此议。10月22日，蒋一行人飞抵西安机场，张要张玉荪向蒋报告，己在城内九爷府和城外华清池准备好两处行馆，请蒋指示前往何处，蒋“楞了一下，便回头望著”钱大钧，钱说到华清池。当晚，张恳劝蒋联共抗日，“历时甚久”，两人争辩，蒋连骂不止，“响遏云霄”。10月29日，蒋由西安前往洛阳。蒋决定如张、杨不服从“剿共”命令，就把东北军、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蒋鼎文任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朱绍良、陈继承为一个方面之总指挥。10月31日，张邀阎同赴洛阳，为蒋祝寿，并联袂劝蒋。
1936年11月初，张到叶剑英住室，商讨办法停止内战，最后张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迭打’（日文外来语“クーデター”，源自法语coup d'État，意即政变）。”；叶电告中共中央，回电让叶转告张“要慎重”。11月17日，蒋自洛阳亲赴太原晤见阎锡山，11月18日在绥靖公署召集各机关公务员训话，大意一切应以坚固守静之态度沉著处理。中共屡屡致电张，请其迟滞进剿；11月27日，张回电说，“永不进展实难办到”，目前只能将进剿改为封锁，以延长时间，“速请内中早决大计”。11月27日，张给蒋一份“请缨抗敌书”，遭到蒋拒绝。张如蒙所请，东北军转进绥远，既能满足东北军强烈抗日要求，又不致与红军隔离，还可接通外蒙和苏联；蒋仍令其剿共。张请求率部增援绥远东部，蒋未准其请。禁不住张一再恳求，始准派骑兵第七师开往绥远作战（该师实际上并未开去），仍未允东北军全部出动，张深感不满。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日，张获悉，如东北军不执行剿共命令，蒋便将其调苏皖闽；12月2日，张赴洛阳劝蒋，并表示“如不抗日，东北军将士恐怕难以指挥”（这是实情，当时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都担心，如继续剿共，东北军下层官兵就会造反）；蒋明知西安不稳，但为完成其剿共事业，毅然答应前往。12月3日，张乘军用机飞洛阳见蒋，请求率东北军赴绥远前线抗日，蒋坚决主张“剿共”，仍令即日回陕，张央求释放救国会负责人，蒋亦拒不采纳。12月4日，为部署新之“剿共”内战，蒋从洛阳再次来到西安。12月4日，蒋由张等陪同，自洛阳抵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陈诚、卫立煌、蒋鼎文、陈继承、朱绍良等亦先后到达。蒋抵西安，仍住华清池。中央军纷开潼关，最新式战斗机分批在西安机场降落。12月6日起蒋在华清池排次召见张、杨及东北军、西北军师长以上军官谈话，要求听从命令，继续“剿共”，并对张、杨提出：服从“剿共”令，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往陕北前线“进剿”红军，中央大军军在后接应督战，如张、杨不愿在陕、甘“剿共”，则将陕、甘两省让出，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蒋向张、杨表示：一是进剿红军；二是如不愿剿共，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陕甘两省给中央军剿共。12月7日，张到华清池见蒋“哭谏”，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局势严重，要求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联合共产党，团结抗日，被蒋拒绝，晚上张、杨密议捉蒋，实行“兵谏”。12月7日下午，张到华清池同蒋单独会谈，说当今抗日是第一大事，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一致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就能统一；又说东北军将士抗日情绪不可压制；他表示对蒋一贯忠诚，面临国家民族之生死存亡，不能不据理力争，希望委员长慎重考虑；两人争执很久，最后蒋对张大发火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12月8日上午，杨在张劝说下，去华清池向蒋进谏。蒋命令杨要“放手撤换”十七路军中“不主张剿共而主张抗日的军官”。杨见蒋态度无法挽回，便返回西安。
张回到西安把见蒋之情况告诉杨，两人认为蒋不会改变主意。张、杨见“苦谏”彻底失败，商定对蒋“兵谏”。12月9日，西安各校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请愿活动，以推动团结抗日。12月9日，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1.5万余名学生和市民游行请愿，要求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宪兵二团及武装警察开枪击伤1名小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决定徒步到临潼华清池向蒋请愿，蒋令张武力阻止，“格杀勿论”，张驱车至浐桥，签应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学生抗日救国之要求，将学生劝回。在中共地方党和救国团队领导下，西安一万多名大、中、小学生举行声势浩大之示威游行和召开纪念大会。蒋得知学生请愿队伍前来临潼之消息，急令张派兵制止，说如果学生不听，可采取武力行动。张担心学生运动影响自己之“运动”，前去劝阻，说东北是从他手里丢掉，他也要亲手收回来。张追上学生队伍。张立即赶到去临潼之路上对游行学生讲话，指出“前面不是坦途”。他说大家太辛苦了。他对学生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和你们是一样的思想，一样的心，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比你们的要求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负责转达到，我去讲可能比你们更有份量。我保证一星期内以事实答复你们的要求。”学生们同声高呼愿意为救国而流血牺牲。学生们见张态度诚恳，就同意不去临潼，回到西安。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前数小时，他在西安召集干部会议，宣布这项惊人阴谋，大多数人都默默无言，只有于学忠和另一位高干发言。于说：“少帅，抓起来很容易，您考虑没有，以后怎么样放他呢？”张、杨发动西安事变，逼蒋抗日。张、杨对蒋兵谏之目的是要求停止剿共，进行抗日。12月12日，张致电宋美龄，保证蒋生命安全。12月13日，张部队由渭南向临潼集中，洛川、庆阳均放弃，中国工农红军即由陕北南下，配合张部抗击中央军。12月14日下午，端纳由洛阳飞抵西安晤张，携有宋美龄致张和蒋的信，致蒋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一语，晚上张偕端纳探视蒋。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任正、副主任，董英斌为参谋长。12月15日，端纳飞洛阳，电宋美龄告蒋平安并张、杨主张，称张希望孔祥熙与宋美龄到西安谈判。12月17日，张学良偕蒋鼎文再见蒋，蒋当即写给何应钦手令曰：“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于本星期六日（十九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为要！”12月19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召开会议，何应钦、孙科、居正、宋子文、宋美龄、叶楚伧、王宠惠等出席，经过激烈辩论，决定：“一、准宋委员子文以私人资格即日飞赴西安，营救蒋公：二、准许至十二月二十二日（养日）暂行停止轰炸；但张、杨在此期间不得向南移动。”12月20日，宋子文应张电邀与端纳同机自洛阳飞抵西安，12月21日宋子文与端纳飞回南京，报告与张、杨、周晤谈情况。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飞抵西安与张、杨谈判，蒋授意宋子文、宋美龄负责谈判改组政府，3个月后开救国会议，改组中国国民党，改组国民政府，同意联俄容共等；张、杨与周恩来提出以八项主张为谈判之基础，签应蒋提出两个条件：一、他本人不出头，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谈判；二、商定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作保证，不作任何书面签字。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与张、杨正式开始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下午，宋子文与张、杨、周恩来继续谈判，宋首先提出先组织过渡政府，3个月以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12月24日上午，宋子文、宋美龄代表蒋与张、杨、周恩来谈判，达成释放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西安协定》：一、孔、宋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调离西北；三、蒋允许回后释放爱国领袖；四、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抗战发动，红军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中共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晚上，周恩来会见蒋，向蒋说明中共抗日救国之政策以及西安方面之意图，蒋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
12月25日中午，宋子文去新城大楼恳求杨同意放蒋，杨仍坚持没有保证条件不能放走蒋。下午2时半，张、杨见蒋。杨一向尊重张，便慨然同张一起送蒋去机场。下午3时半，他们乘汽车从蒋住处出发，直奔西郊机场。下午5时半，蒋由张护送离开西安飞抵洛阳。下午，张、杨释放蒋，张亲自陪蒋飞洛阳，临行张写手令交杨，令东北军由于学忠统帅，归杨虎城指挥；全国民众庆祝蒋离开西安飞抵洛阳，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将此消息向全国及海外播放，首都及各地报社发放“号外”。12月26日午，蒋由洛阳飞抵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暨各院、部、会等党国要人到机场迎接，随后张与宋子文陪同由洛阳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受审
1936年12月30日，张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判决如下：“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12月31日，张从宋子文公馆移住南京中山门外孔祥熙公馆。当天下午，蒋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12月31日下午，蒋具呈国民政府请予特赦，并请责令张“戴罪图功，力自赎”；军事委员会派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组成高等军事法庭会审张学良，10时开庭审判，以“首谋伙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之罪名，判处张有期徒刑10年，褫夺公权5年，次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蒋向国民政府呈请张“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勋，努力自赎。”，且获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准。

被囚禁的后半生
1937年1月3日，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密电国民政府，请特赦张。1月4日，林森主持召开第二十二次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决定对张特赦，发布命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国民政府委员会一致通过特予赦免张，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管束”令宣告张从此失去自由，过著被幽禁之生活。
莫德惠、刘哲、戢翼翘自北平应邀至南京，劝慰张学良。1月7日，蒋致书张，提出陕、甘军事善后办法，要旨为：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由张学良推荐一人率领前往；二、杨虎城或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行使绥靖职权；嘱其与顾祝同切商办法，余应照已发电令办理；并谓“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张致函蒋，提出解决陕、甘问题意见书，同意派人持其信函前往西安商，略谓：“甲、剿匪：一、调东北军全部驻开封、洛阳或平汉线上。……二、调虎城出洋考察养病半年，不开缺，以孙蔚如代理。……三、余（张学良）陪同墨三（顾祝同）到洛阳，最好到潼关或临潼，由启予（商震）或庞炳勋派兵陪同前往，请虎城及各军长来会商”、“乙、匪不剿：一、调虎城到甘，以何雪竹（何成濬）或刘经扶（刘峙）为西北行营主任。……二、调东北军驻豫、鄂一带整理训练，担任国防，由王树常负责，由良（张学良）帮助整理完毕，良愿去读书”。1月13日，张在贺耀祖、戴笠陪同下，偕米春霖由南京至奉化溪口，住武岭学校内；蒋以修订之善后方案送张征求意见。张致函杨虎城、于学忠等，称“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张由南京乘专机往到浙江溪口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招待所。
1月23日，经蒋同意后，戴笠陪同李志刚至雪窦寺中国旅行社往见张与赵庵，张慨叹说：“蒋先生是不会让我回去的，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我估计除非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我才有可能出去，否则是不能出去的。”2月1日，张函劝所部遵照中央命令撤防。2月4日，中央军入驻渭南，推进至临潼，张、杨部队陆续后撤。2月17日，国民政府令准蒋所请，张着予恢复公权。2月22日，王树常、莫德惠过杭州赴溪口访张。3月30日，于学忠赴奉化往见张。
1937年9月中秋节，张学良到妙高台过节，晚上写信给蒋，请求抗战。蒋要张学良“好好读书”。
1938年1月，张学良被迁移到湖南郴州苏仙岭。3月，迁移湘西沅陵凤凰山。1939年11月下旬，日军进犯湖南，张学良又被迁至贵州修文县阳明洞。
1949年蒋撤退台湾之际，杨虎城全家被杀，张则是先押解到台湾。张不明白蒋为何把杨虎城灭门，他曾劝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出国，回国没有好处。1月，蒋在南京宣布下野，当时于右任建议他放了张与杨虎城，蒋不耐烦的说，去找李宗仁，但李宗仁不知道两人关在哪里。蒋原本也想杀了张，而是宋美龄对蒋表示，“若你对张学良不利，我立刻离开台湾、公布这些事情。”张一开始并不知道这些事，是美国公使派人抄的这些对话给他看的。

台湾的幽禁生活及言论
1946年国共两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曾提出释放张，但未获蒋同意。随即逐步发生第二次国共内战。10月，先迁移重庆戴笠公馆。10月底，张被带离重庆。11月1日，张与赵一荻被送达台北松山机场，在台湾继续软禁，限制人身自由。隔日就转移至新竹县五峰乡清泉村五峰乡张学良故居。二二八事件时，竹东区公所被民众攻占。负责看管的军统少将刘乙光命令如果到最后无法阻挡民众劫人，即杀掉张与赵一荻。由于此时缺乏食物，张曾回忆当时是靠原住民给蕃薯才有饭吃。1947年3月8日，二二八事件后，保密局长郑介民派遣刘戈青抵台，同保密局台湾负责人陈达元，协助长官公署工作，并确认张安危。1947年5月9日，国民政府委员莫德惠赴台湾，以私人资格探视张。1949年，先搬至高雄寿山，隔年又重返清泉温泉，直至1957年10月，张移至高雄西子湾。
张生前表示他最爱高雄故居，住在高雄最快乐。起初住在高雄寿山“高雄小白宫”（1949-1950）。1957年再次移到高雄西子湾（1957-1959，后为西子湾蒋介石行馆，今国立中山大学西湾艺廊）。
1957年初，张奉蒋介石之命开始撰写回忆录，4月22日完成，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该文中，张指责中共“包藏祸心，别有所图”，赞扬蒋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自贬“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而又可笑”。稿件上交时，张复函称本人对稿件并不满意，还请上峰修改指教。5月5日，蒋高度评价这本回忆录，并亲自对稿件做了修改，要张亲笔再抄一份。5月10日，张收到退回的修改稿件，按蒋要求开始抄写，稿件改名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内容并无重大变动。7月14日，张将《西安事变反省录》抄写完毕。
12月7日，张致函宋美龄，称起居饮食，一切舒适，惟当前国势艰难，同胞多处水深火热，而张蒙此优厚待遇，实感不安，不知何以报国。蒋氏父子先后接见，使张心头升起希望。据看守张的人回忆，当时张“以为要放了，那兴奋的样子，真是手舞足蹈。”
1959年再被移居到台北北投幽雅招待所（今少帅禅园）。7月25日，张与宋美龄长谈，宋美龄称：“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啦。须要有忍耐。我人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愿多作祷告。”自此，张对自由不再抱幻想，也不再撰写回忆录。
1961年，开始解除“管束”（即软禁），可以外出旅行、购物、上馆子和会客，但皆需事先请示且受到监视。张选择移居北投复兴岗自建屋舍。
1964年7月1日，台北《希望》杂志刊登《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摘要》。“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内容为蒋经国定稿的《西安事变反省录》。张读到后立即给蒋中正写信，声明“这东西不是我发表的”，“谁发表谁的责任”。蒋中正为此非常生气，结果《希望》杂志被查禁。
卜少夫称：“西安事变发生时，张三十六岁。张在回忆录提及：‘我的事情就只到三十六岁，以后就没有了。’回首一生，张自问做了最错的事，就是在西安事变中，姑息了共产党。往后数十年，隔岸目睹中华民族尽历空前的苦难，张氏最是羞悔。”
1992年9月，92岁的张学良在台湾北投软禁住所接受自传纪录片《世纪行过》专访，2000年播出。

感情经历
1919年，张作霖命张和辽宁省梨树县商会会长于文斗女儿于凤至结婚。张与原配夫人于凤至，生三子一女。
1922年7月，谷瑞玉在二姐夫的家宴上与张相识。
1924年10月，张与谷瑞玉婚外同居。然而，张始终没能将她带回奉天大帅府。据说是由于种种原因于凤至难以接受她。其后，张、谷之间产生了不少摩擦。
1927年夏天张与谷瑞玉分居。
1927年在北京饭店舞会上，与溥杰当时的妻子唐怡莹相见了，此后双方约会频繁，成为张的情妇。
1928年在天津蔡公馆举办的一次生日舞会上与赵一荻相识，不久之后赵一荻独自跑到东北与张同居。父亲赵庆华曾任津、沪等铁路局局长及交通次长等职。公开登报斥责女儿不知廉耻，与女儿断绝关系。赵庆华有6男4女。赵一荻是婢女所生的庶女，在四女中排行第四，故人们又称她为赵四小姐。赵一荻跪求于凤至，说自己没有退路了，求于给她一条活路，承诺终生不要名分，于凤至心软同意。从此，赵一荻成为张的情妇，住在于凤至出资修建的小楼里，以秘书身分陪伴在张身边。
1931年初，张便与谷瑞玉分手。张与谷瑞玉没有子女。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张被囚禁后，于凤至陪伴其一同承受牢狱之灾。
1940年于凤至患乳腺癌，医院告知国内无法医治。且他们有一个儿子于伦敦轰炸中脑部受损，需亲人照顾。经张劝导、蒋同意，于3月去美，同时将子女接至美国照顾。赵一荻得以陪伴张左右。
张久被软禁，很自然对宗教发生兴趣，他最早笃信佛教，看了颇多佛经，还能背诵《金刚经》，并自觉对佛法颇有心得。甚至在新竹时，还与一些佛教法师一起讨论佛法。早年在台湾山区，某次宋美龄来看他，发现他笃信佛法，就说要领导张走向真理，去相信基督教，宋先感化赵四小姐成为虔诚基督徒，渐渐张自己也就相信。1955年，慕道友张学良皈依基督教。
1961年秋，当张被解禁后，移居自行选择新建一座小别墅，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三路70号复兴冈居所。1961年初，在蒋家同意下，才迁入自己出资盖的两层楼房，位于台北市复兴三路70号，是他一生居住最久的地方。
1964年为断绝张远走美国这一退路，蒋借张入基督教，按教义一名男子不能同时与两名女子保持夫妻关系，逼迫张与于凤至离婚。赵一荻借机亦撕毁不要名分的誓言，遣人游说于凤至，撒谎称张主动要求与于凤至离婚并和自己结婚，于凤至为张安全考虑，同意在形式上和张离婚，但坚持“离婚”是被逼无奈，并非夫妻情断。
1964年7月4日，张在台北与赵一荻正式举行婚礼。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逝世。
1982年10月17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10月20日，宋美龄函电蒋经国：

10月22日，蒋经国函电宋美龄：

赴美
1990年6月1日，台湾各界人士为张重获自由并于圆山饭店九十寿辰举行隆重庆祝，在当时接受访问，他说道，自己虚度了90年、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惭愧万分，哪有什么寿可以做，他还引述《圣经》，暗示自己是罪人之魁。1991年3月10日，张携夫人赴美国探访亲友。6月初，返回台北，其后于12月接受香港无线新闻专访，表示想在适当时候回到位于东北的家乡探亲，并对两岸分治表示痛心。1993年4月，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3年12月15日，张夫妇定居夏威夷。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夫人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病故
2001年10月14日14时50分（台北时间10月15日8时50分），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斯特劳布医院(Straub Medical Center)病故，终年100岁。10月19日，总统府明令褒扬，褒扬令全文为：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授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综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遽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总统　陈水扁

张死后与夫人赵一萩合葬于夏威夷檀香山市郡的神殿谷纪念公园墓地。

轶事
张作霖起初并不支持张学良就读讲武堂，因为军人的危险性太高，张学良说：“父亲最反对我当兵，他要我学别的甚么东西，留不留洋也好。他说：‘军人是赌脑袋的，几个活著回家？’我坚持，他也顺了我，说：‘你这么倔，要便要罢，记得把脑袋悬在裤腰带上，随时准备送给人家。’”另一方面，张作霖怕张学良吃不了苦，曾对张学良说：“甚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了几天，干不了再出来？你在讲武堂要能毕业的话，回来我就给你当营长！”
张在东北时为了要自制汽车，曾购买一台瑞雪汽车，拆解后设法让辽宁迫击炮厂制作，最后在1931年5月问世，汽车名称为“民生号”。这是中国汽车业历史上，中国人制造的第一批汽车。
1929年初冬，为欢迎九世班禅再次来沈阳，张学良令省政府妥善接待，租房66间，免费为招待班禅事务处安设了4部电话，同时，拨款5万多元，于皇寺后楼筹设了招待处。班禅抵沈阳后，张学良亲自为其设家宴洗尘。九世班禅1930年离沈阳前，曾致电张学良：“自去岁来沈，备承优遇，东道隆情，铭感无似。”

张学良和当时义大利王国首相贝尼托·墨索里尼的女儿埃达·墨索里尼有过一段感情。埃达和张学良结识于1931年初，之后日久生情。直到1932年埃达的丈夫齐亚诺作为意大利驻上海公使被他的岳父首相召回罗马，双方关系才告一段落。
1934年初，透过湖北省主席张群的居中连系，请当时在汉口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的张学良用飞机带藏传佛教的活佛诺那呼图克图到四川成都去见蒋委员长。因张学良尚有要事在身，不能立即将诺那呼图克图带到四川去，因此礼请诺那呼图克图在张学良家中小住数日。在此间，张学良以出家人吃素问题与诺那呼图克图有过谈话，并谈到军人战争的问题，初步认识到佛教中，菩萨“为救大多数人而杀恶人，并愿承担业报”的观念。张学良深受其话语感动，日后并在其回忆录中以及记者访谈中，多次提及此事。这也是张学良第二次接触藏传佛教的僧侣，诺那呼图克图与其谈话使其对佛法更有认识。
张十分钦佩李登辉，认为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又是个很好的学者，无论甚么事，李登辉都有很好的研究。
张对宋美龄满怀感激之情。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近日公布张生前与蒋、宋美龄伉俪往来的信件显示，宋美龄自1936年“西安事变”后，数十年一直对张备极保护、关怀，屡次劝阻蒋对他下杀手。宋美龄与张往来信函反映两人深厚情谊，张生前也说，他因为蒋夫人而保命。
张早年读教会学校，曾受洗，但一直以佛教徒自居，并不相信基督教。张说，他少年时代就常出入基督教青年会，中学也在教会学校读书，“早就受洗过了”，不过当时主要是在教会练习英文与打篮球，只是形式上的，根本没信仰基督教。事实上张起初笃信佛教，在软禁期间时常与佛教法师讨论佛法、禅理。张因为宋美龄的传教，在1964年再度受洗，改宗基督教，后为纪念改信基督，曾请美国画家油画一幅基督像，并在晚年将此画赠与其副官。
张学良文学造诣不差，曾作对联“两字听人呼不肖，半生误我是聪明。”、“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张学良也亲题挽联与杨宇霆之家属：“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为人幽默，喜欢打油诗，比如以前参加国民党中常会，因年纪较小，被蒋介石叫到后排座位坐著。有人问张学良会不会不甘愿，张学良称：“年轻不是罪，年轻早些退，坐到后排位，好过闻屁味。”曾经嘲弄人：“一脸牛马犬，两眼势利权，三字吹拍骗，四维礼义廉。”说人长相丑陋，性情贪婪，为人逢迎拍马，根本无耻。（后被传为北京大学学生讽刺罗家伦语）
张与夫人在台北市北投区复兴岗的故居，已改建为主题公园“少帅禅园”，供游人体验当年张氏夫妇的生活，及品尝张氏生前最爱的美食。

吸毒和戒毒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张学良开始吸食鸦片。1925年，张学良在恩师郭松龄倒戈反奉后，奉系情况危急，张压力过大以毒销愁，因此渐渐吸毒成瘾。1928年夏，张决心戒掉鸦片，听了杨宇霆建议，采用据说对戒除鸦片有特效的日本进口注射药“巴文耐鲁”，并让私人医生马扬武为其注射。但后来才知“巴文耐鲁”，含有少量海洛因，但张已因长期使用对吗啡针成瘾，张后来迁怒马医生不知药效，遂辞退马医生。1933年，后来张在上海身体愈加衰弱，宋子文、端纳劝张出国前再次戒毒。张跟福音派传教士米勒耳医师（Dr. H. W. Miller）早有情谊，他是孔祥熙朋友。米勒耳医师给张打上抗生素。在其戒毒后，张寄付了10万块银元，帮助他的弘法事业。自此，张已完全根除毒瘾。

自述公开
张晚年曾接受过几次访问，澄清一些争论已久的历史问题。1993年，92岁的张在软禁住所接受自传纪录片《世纪行过》专访，由郭冠英采访、周玉蔻制作，2000年播出。后来又与著名历史学者唐德刚制作《张学良口述历史》（台北：远流出版，2009年3月1日）。“沈阳事变”和“西安事变”，张生前没有“第一手”交代。《张学良口述历史》最终未能写完，许多关键问题，最终没有得到亲口解密。
1990年，及1990-1993年哥伦比亚大学两次对张学良进行采访。1995年，这些采访材料被捐赠给了哥伦比亚大学。此外，张学良的儿子罗伯特·张将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文件捐给图书馆，包括信件、手稿、笔记、文件、艺术品、书法、学习资料、照片、出版资料和新闻剪报，详细介绍了张和他的妻子从1930年代到2001年生活的各个阶段。这些文件于2002年在他100岁诞辰时向公众开放。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还设有名为张学良和赵一荻阅览室。
根据张遗嘱，哥伦比亚大学在他死后公布张自述材料（参见维基语录张学良相关内容）。
1989年中，张向历史教授王冀（王树常子）说西安事变是因为蒋说要“用机关枪打学生”而起。关于张为何推辞解密历史，张在接受华视采访时说：“我不愿意写历史，我说假话？——有意思么？那我写什么给后人？我写自己好，臭表功？我写别人不好，那更不能！还有好多我有忌讳，我不能把这些话都说出来。事实我知道太多了，我不能。我的长官、我的父亲，还有我的朋友、我的敌人。比方说对冯玉祥，我对冯玉祥知道得最详细，我不愿意说这些事情，我不应该说这些。”“我不能骂我自己，骂我自己人家也不信，何必呢？我看人家写好多回忆录，我就笑一笑，那有什么意思呢？历史是别人来写，不是我自己来写。”“评论就让别人去评论去，我不在意。你看我一生，我争权夺利过吗？我从来没为我自己争权夺利过，我能给国家，给人民贡献，我尽我力量。我个人地位随便怎样，我就走开，就完了。”
近代史历史学家杨天石认为：张学良的所谓“忏悔”只是在特殊压力下的一种自我保护，通过“改头换面”，藉以“死里求生”。

著作
《张学良文集》全两册，1992年新华出版社。收入1925-1937年的电文、文告、演讲、谈话、信函、文章、诗词、对联等。
《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 2002年华文出版社
《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全6卷+注释索引卷，201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

家庭
祖父：张有财 祖母：张王氏
外祖父：赵占元
父：张作霖 母：赵春桂
姊：张首芳
张学良： 原配于凤至，后与谷瑞玉曾同居后分手，情妇赵一荻，1964年于凤至离婚并于赵一荻结婚
长子：张闾珣（1918－1986）（母于凤至）
次子：张闾玗（1919－1981）（母于凤至）
长孙：张居仁
长孙女：张居禹
次孙女：Terry Chang
三子：张闾琪（1919－1929）（母于凤至）
长女：张闾瑛（1916－2016）（母于凤至）丈夫陶鹏飞
养子：萧朝智（于凤至收养）
养女：张桂兰（于凤至收养）
养女：胡文秀（谷瑞玉收养）
四子：私生子张闾琳（1930－2024）（母赵一荻）配陈淑贞
次孙：张居信
三孙：张居仰
二弟：张学铭（1908－1983）：曾任中华民国天津市长，内战后先居天津，后到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四、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市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先后适姚夫人、朱启钤六女朱洛筠
三弟：张学曾（1911－不详）先后赴日本、英国留学，后又于美国联合国机关工作。有二子一女于美国。
四弟：张学思（1916—1970）：内战后任共产党海军少将副参谋长，1970年6月29日病逝于北京。
五弟：张学森（1920—1995）：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居天津，后又留学美国学习航空，以后在台湾工作。张学森女儿张闾蘅被张学森委派，长期在张学良身边，照顾张学良。他与邓小平、杨尚昆会见，1995年逝于北京。
侄女：张闾蘅（1940—）
侄女：张闾芝
六弟：张学俊（1922—1973），肄业于北京辅仁大学，曾就职军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往台湾
七弟：张学英（1924—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往台湾，后于香港去世。
八弟：张学铨（1925—1996），国共内战结束后留在天津生活，“文革”期间，受到周恩来之保护及张学思之死事件影响幸免遇非难，晚年因为张学良被共产党政府视为爱国军人的缘故，受到一定的良好待遇，1996年在天津去世
侄女：张闾娥（姚氏生）
侄子：张元冲、张鹏

评价
张学良晚年评曰：“我们张家父子，若不是为了爱国，会有这种下场吗？”他对他自己发动“西安事变”是是非非自我批评，也是非不定，虽然他在口头上硬到底，说什么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唐德刚说这是张亲口向他讲的，但张也认真地说，自己如是蒋，一定会把张枪毙。他自己部下如果犯上作乱，他早就枪毙他们。因此他被蒋关半个世纪，不但无怨无尤，蒋在他心目中，始终“亲如骨肉”，是抗日救国统帅、民族大英雄。他在幽居台北时写《忏悔录》开场白也有“少年登科大不幸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
《纽约时报》在张的讣告《Zhang Xueliang, 100, Dies; Warlord and Hero of China》中称其改变了中国历史，并在经年累月后不情愿的成为了民族英雄。海峡两岸没有太多共同政治理念的领导人，同时为张先生的死发去悼函，说明了张具有声望。

中国国民党的评价
汪精卫：“去岁（1931年）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十万土地，陷于敌手……”
宋美龄于1980年10月2日函电蒋经国：“……密经国览近日共匪连续报导对张汉卿颂扬备至，并谓汉卿在囹圄中已有四十四年。共匪对西安事变所以强聒不舍，不外图利用此事为一悬案造成公论，为统战之新颖口号及资料。否则，时有四十余年何必再提，况汉卿在台生活恬澹自得，且经常研究圣经，复极有领悟。共匪今后所能运用者，乃不外当时军事法庭审讯之判决，交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管教十年。汉卿当时受共产党之诱惑所为，固属荒唐。胜利后，大陆沦沉，其当时鲁莽逆行影响殊大，毫无疑义。但被能及时幡然觉悟，且在千钧一发中说服疑忌百出之杨虎城使父亲生还，再次领导应战中国有史以来抗御敌虏之成功，又令全国人民不由而然自动放爆竹庆祝脱险，且令许多半独立省份之军人蓦觉父亲乃唯一可领导抗战之领袖。除共匪之八路军、新四军不听命令外，各军人大体上言均能除门户之分，团结以赴。此乃西安事变不幸中之最大收获，固非张汉卿始能料及。但是，不期然而然所产生之奇迹，我政府以往对宣传及阐明政策方针方面，向逊共匪，岂袛一筹。汝所谂知，故余意不必正驳斥袛须……彼参加公开会集多予露面，则对共匪之伎俩不攻自破。汝亦有同样想法否？母十月二日”
西安事变时与蒋一道在西安被扣之部下张玉荪称：“自劫持起至护送返京止，这段时间内，应该说是完全在张学良暴力的控制之下的，他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凌虐他的俘获物和人的。但是不管是委座（蒋）自己写的，或是夫人（宋美龄）写的，以至侍从人员传述的，和我们自己所目睹的，张对于委座，执礼甚恭，始终不衰，见面必行军礼，报告始终站立着，离去必敬礼而去。在临潼骊山（捉蒋）下山时，吹崇敬的‘三番号’，临离开西安机场时，一定要随机护送返回南京，以明责任，置其自身一切安危毁誉于不顾。颇有慷慨就义，承担一切之侠义精神。”

中国共产党的评价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党军阀蒋介石、张学良等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掠，是一贯的投降与出卖。他们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热河、内蒙，现在又与“满洲国”直接通邮通车，承认“满洲国”，出卖了整个华北与福建省，他们帮助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中国民众的反日运动，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与反日义勇军的游击战争。他们在“无力抗日”的名义之下，集中了全国一百万以上的军队，耗费了十万万的银元，使用了一切他们所有的飞机、大炮，向着全中国唯一反日反帝的工农的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进行不断的“围剿”，一切这些，证明国民党军阀，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国民党军阀，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汉奸、卖国贼！”——出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毛泽东：“令中共抱憾的民族功臣。”
周恩来：“张、杨两将军‘是有大功于抗战事业的’。”1956年，周总理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讲演中说：“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千古功臣。”
江泽民：“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65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10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吕正操：“张学良无愧于‘千古功臣’称号。”
被中宣部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历史学者的评价
中国国民党党史馆主任邵铭煌在2006年12月12日作出回应：“张学良与杨虎城当年身为国民党将领，不仅没有积极剿共，还以非常手段挟持统帅，这种行为几乎等于是‘军事政变’，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应该受到制裁，不可能被容忍，更没有所谓‘平反’的问题。”
唐德刚：“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张最难能可贵，是在情场、战场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须知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寇，南北夹攻，终使他独力难以为继。”“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唐德刚的评价得到张本人肯定。历史学家杨天石也称赞唐德刚：“写张学良写的是‘全人’，更接近真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学家刘大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介石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或者还有别人能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去衡量，我们讲历史的人，只要不是负鼓盲翁，就很容易对张学良的是非功过做出判断。学术讨论可以各说各的，但像张汉卿这样的人物，千秋青史自有定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去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
柏杨：“将来无论是统是独，张学良都不是英雄。”
松本一男：“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蒋介石失去了身为国家元首的面子，张学良种下了被监禁半个世纪以上的祸端，杨虎城也招致了被惨杀的命运，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新生、发展而取得天下。”

学者、文人的评价
胡适：“张学良的体力与精神，知识与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历史学家李敖：张学良是民族英雄。张学良最伟大的是他本可以做东北王，但是张学良热爱祖国，东北有独立的本钱却没有独立，比台湾大36倍的地方不肯独立。他的爸爸为此而死，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主权独立尊严，被蒋介石从38岁关到83岁。李敖考证九一八事变关于张学良不抵抗的问题时，得出并非张学良本意，而是蒋介石的命令；李敖指出，918怪张学良不抵抗的人，请看当时《国闻周报》10卷37期吧：“不抵抗主义，不创自张学良，而创自蒋主席。”“国府文告中，对日避免冲突之指示，即是国府对于张学良不抵抗之承认。”蒋介石御用史家梁敬𬭚《九一八事变史述》结论：“不抵抗之责任，要非学良一人所能独负。”李敖对此亦称大家多读点书。
小说家卜宁：张学良就是一个花花公子，纨绔子弟。小时候不学无术，吃喝嫖赌。长大后，眼见父亲被日本人炸死，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置国仇家恨于不顾，率领兵强马壮的东北军狼狈逃入关内，把东北的土地拱手让与日本关东军。彼时东北军几十万将士之实力完全可以与关东军几万人奋死一战也。张学良在东北背叛北洋政府投靠蒋中正之国民政府，入关后又背叛国民政府，投靠正猥琐发育的共产党，致使马列统治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一系列灾难，晚年后又背弃中华民族。此君完全是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胆识，没有主见，出尔反尔，背信弃义之小人也，比吴三桂有过而无不及也。

影视形象
注释
参考文献
研究书目
傅虹霖 著，王海晨 等 译：《张学良与西安事变》（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
西村成雄 著，史桂芳 等 译：《张学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刘心皇 辑注，王铁汉 校订：《张学良进关秘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0
司马桑敦 著：《张学良评传》， 台北: 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7月1日出版。
《东北年鉴》，沈阳，1931年
郭大鸣 著：“先兄郭松龄将军传”，《传记文学》第十六卷第二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托托（托启明）著：《张氏父子与苏俄之谜》，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8年1月1日，ISBN 978-7-80723-294-0
张学良 口述，唐德刚 著：《张学良口述历史》，台北：远流出版，2009年3月1日初版。
土田哲夫：〈张学良与不抵抗政策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链接
王中陵：郑成功、张学良与台独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听张学良谈后悔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故居——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参见

张作霖、皇姑屯事件
张学成、奉天事变
蒋中正、宋美龄、宋子文
杨虎城、西安事变
东北军、西北军
刘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