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占庭帝国

东罗马帝国（拉丁语：Imperium Romanum Orientale）是罗马帝国于公元286年实行东西分治后，于原帝国东部（相对于西部的西罗马帝国）分离出的政权；其被当时的西欧世界视为有别于古罗马的新政权，故其灭亡后西欧学界普遍称之为拜占庭帝国。然而其国祚一千余年期间仍自称罗马帝国（拉丁语：Imperium Romanum；希腊语：Βασιλεία Ρωμαίων；中古希腊语：Βασιλεία Ῥωμαίων，转写：Basileía Rhōmaíōn）、公民皆自认为罗马人（中古希腊语：Ῥωμαῖοι，转写：Rhōmaîoi），而非“拜占庭人”或“希腊人”。帝国位于欧洲东南部，领土曾包括欧亚非三大洲的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是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欧洲历史上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隋、唐时期称其为拂菻（lǐn）。
关于帝国的起始纪年，历史学界仍存有争议，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东罗马帝国虽然文化上有变化，但名义上就是原罗马帝国存续下来的政权。主流观点之一认为，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新罗马、罗马帝国政治中心东移，是东罗马帝国开始的标志。另一主流观点认为，395年最后一位统治整个罗马帝国的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去世，标志东罗马帝国的开始。德国东罗马学者斯坦因以戴克里先皇帝即位（284年；这位皇帝首次将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半分治）为东罗马帝国的起始纪年。其他观点分别以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527年（查士丁尼一世登基）、7世纪（希腊化开始）和8世纪（希腊化完成）为东罗马帝国起始的标志。
东罗马帝国本为罗马帝国的东半部，较为崇尚希腊文化。与西罗马帝国分裂后，更逐渐发展为以希腊文化、希腊语和及后的东正教为立国基础，在620年，希拉克略皇帝首次让希腊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帝国的官方语言，使得东罗马帝国成为不同于古罗马和西罗马帝国的国家。在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和神圣罗马帝国成立后，这个帝国就被外人称为“东罗马帝国”加以区分，尽管其正式国号仍延续着古罗马帝国时期的国号。直到1557年德意志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为了区分其帝国的古罗马时期及神圣罗马帝国而引入了“拜占庭帝国”作为称呼，并被现代史学上所使用。
1204年4月13日，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曾被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和劫掠，直到1261年才被东罗马帝国的流亡政权尼西亚帝国收复。然而虽收复首都，但国力与版图自此再也无法从战争的浩劫下恢复。1453年5月29日，来自小亚细亚的鄂图曼帝国攻陷了其首都君士坦丁堡，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巷战中殉国，历时一千余年的东罗马帝国就此灭亡，国祚达1480年的罗马帝国也正式终结。在许多历史学家眼中，东罗马帝国的覆灭也被视作中世纪的结束和近代早期的开端。
时至今日，虽然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和宗教在现代土耳其已经不复存在，但其对于今日的东欧各国有很大的影响。此外帝国在其11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中所保存下来的古典希腊和罗马史料、著作，以及理性的哲学思想，也为中世纪欧洲突破天主教会神权束缚提供了最直接的动力。从地中海战争与贸易中的东西文明交流、东罗马帝国的遗民西迁，间接引发了义大利乃至整个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该运动的宗旨试图重塑罗马的辉煌文化，并深远地影响了人类历史。

名称
西方文献
东罗马帝国的正式名称是Ρωμανία（Rōmanía，“罗马人的土地”或“罗马尼亚”），或者Βασιλεία Ρωμαίων（Basileía Rōmaíōn，“罗马人的帝国”或“罗马帝国”）。这是拉丁语 Imperium Romanorum（罗马帝国）的希腊语翻译，也是其自称。为了与同样自称为罗马帝国的神圣罗马帝国区分开，因此在1453年帝国灭亡前，西欧人将其称为“东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 Orientale）。
尽管东罗马帝国的文化和语言大多数是希腊的，但其皇帝和臣民均认为自己的国家就是罗马帝国本身，在从330年到1453年这11个世纪的时间里，不论是“东罗马”或“拜占庭”从来没有成为过这个国家的正式或非正式名称。帝国的居民亦从未将首都新罗马称为“拜占庭城”，或将自己称为“拜占庭人或“希腊人”过，而是直接叫自己为罗马人。尽管他们的习俗是希腊文化，日常交流的语言也是希腊语，但对于那些以罗马正统自居的东罗马人来说，这并不自相矛盾，因为直到7世纪为止拉丁语仍然是该帝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他们周围的民族，例如北方的维京人和东方的斯拉夫人均将他们称之为“罗马人”，阿拉伯帝国的伊斯兰哈里发、伊朗的萨珊波斯、以及最终征服了东罗马的奥斯曼帝国则使用阿拉伯语音译而来的“鲁米人”，鲁米的含义也是罗马。
一直到17世纪，“东罗马帝国”都是中西各国对这个帝国的官方称呼。在当时，与东正教世界对立的天主教已经在大部份欧洲国家中扎根多年，即使神圣罗马帝国已经被建立了500年，欧洲人也仍然将东方的希腊化帝国称之为东罗马。而“拜占庭帝国”这个称呼则是到了1557年才出现的，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学家赫罗尼姆斯·沃尔夫所发明，首次运用是在他所编纂的《历代拜占廷历史学家手稿》（Corpus Historiae Byzantinae）中，他为了区分罗马时代以前的古希腊文献与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文献，同时也为了在名称上割裂东罗马帝国和罗马帝国，才引入“拜占庭帝国（Imperium Byzantinum）”的叫法，以此塑造出“神圣罗马帝国”的唯一性。在18世纪之后，因为“拜占庭帝国”这个名词在运用上其实非常方便，能瞬间区分出古代的罗马帝国东部和中世纪的希腊帝国，在经过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于启蒙运动中的大量使用后，“拜占庭”广泛地被西欧和中欧历史学家所接受。
至于“拜占庭”这个名词的来源，则可追溯至东罗马帝国的首都新罗马，即君士坦丁堡的前身“拜占庭城”，这座城市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在地理位置上正好又和东罗马的首都重合，因此得名。

中国古代文献
“拂菻（lǐn）国”是古中国史籍中对东罗马帝国的称谓。古代称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为“大秦”或“海西国”。有时也被称为“此名”。随历史时期之不同，此名有时也指苫国（今叙利亚）等地中海东岸地区。两宋时代又用以称呼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小亚细亚。
此名在《魏书·高宗纪》、《显祖纪》作“普岚”。《北史·西域传》作“伏卢尼”（Fūrūmi）。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波剌斯国条所附西方诸国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卷三九及所引《梁职贡图》作“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大拂临”，杜环《经行记》、《隋书》、《旧唐书》等均作“拂菻”，各种异译都是伊朗语族的Frwm（粟特语作Frōm）、Purum（安息语作Prom）、Hrōm 或Hrūm（中古波斯语）等的汉字对音。19世纪末在蒙古高原发现的8世纪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作Purum。学者们多方考定，以上各种叫法，都出自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名称——Rūm（روم）。
杜环的《经行记》和两唐书西域传对拂菻国的物产、建筑、民俗等情况有详细记载，但两唐书中的记载据认为有一部分系从唐代长安情况类推而来。在唐代，长安与拂菻之间，西突厥汗廷与拂菻之间都有频繁的使节和商旅交往，特别是西突厥曾与它联合对抗波斯的萨珊王朝。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当自该地传来。《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有“弗林”、“拂林”，戴良的《九灵山房集》卷九有“拂林”，据学者考证，此“拂林”当是Farang 一词的音译，乃当时阿拉伯、波斯人对欧洲的称谓，亦即《明史》之佛郎机，非北魏、隋唐时期的拂菻。

历史
古国新生
东西分治
到公元3世纪，罗马军队已经征服了许多领土，包括地中海地区以及欧洲西南部和北非的沿海地区。一般来说，地中海东部省份的城市化程度高于西部省份，东部地区此前曾在马其顿帝国下统一，受希腊文化影响深刻。已确立的希腊化东方与较年轻的拉丁化西方之间的这种区别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持续存在并变得越来越重要，导致两个世界逐渐疏远。
在罗马帝国发生“三世纪危机”之后，帝国的社会经济正在全面崩溃。城市破败，商业凋敝，农村赤贫化，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这些现象在以奴隶制度为经济基础的帝国西部尤甚。整个帝国的政治剧烈动荡，将军自立为帝，军阀混战，内乱不断，各阶层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帝国分裂为东西方的早期事例发生在286年，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任命马克西米安为西方的奥古斯都。几年后的293年，戴克里先引入了四帝共治制，来更有效地管理庞大的罗马帝国。他将整个帝国分为两部分，在亚平宁半岛和希腊分别各自设立一个皇帝，再分别各自设一个副皇帝辅佐他们。每个分皇帝都负责地理区域划分的国的一部分，这个新制度只持续了20年，皇帝们很快就开始互相争夺权力。整个帝国最终在324年由君士坦丁一世统一。
君士坦丁在即位后不久采取了两项意义深远的措施，第一是给予基督教合法地位，以挽回因摇摇欲坠的传统多神教走向没落而带来的宗教信仰危机。第二件事是在帝国的东部建造一座新都城，企图在东方为帝国寻找生路。君士坦丁大帝决定建立一个新的首都，他选择了古希腊城市拜占庭（今天的伊斯坦布尔）。330年，这个首都建成了，君士坦丁称之为新罗马，但一般人称之为君士坦丁堡，这个新的首都成为他的管理机构中心。君士坦丁大帝也是第一位信仰基督教的罗马皇帝和在313年的颁布米兰赦令中使得基督教合法化的罗马皇帝。虽然在君士坦丁的统治时期，这个帝国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是东罗马帝国，但基督教信仰是帝国的一个重要特性，也是它与相信多神教的古代罗马帝国的分界线。
东罗马历史的另一个分界线是378年的亚德里安堡战役，这场战役的失败以及皇帝瓦伦斯之死，可以被看成是古代帝国和中世纪帝国分界的时间。瓦伦斯的继承人狄奥多西一世（有时也被称为狄奥多西大帝）将整个帝国再次分开。395年他将这两部分各交给他的两个儿子阿卡狄奥斯和霍诺里乌斯。阿卡狄奥斯成为东部的统治者，定都于君士坦丁堡；霍诺里乌斯成为西部的统治者，他的首都是米兰。从这个时候开始，东部的这个帝国一般被称为东罗马帝国。

幸免于难
阿提拉南下后，东罗马帝国享受了一段和平时期，而西罗马帝国的情况则因蛮族（尤其是日耳曼民族）不断扩大的迁徙和入侵而继续恶化。西罗马帝国的终结通常定义在476年，当年东日耳曼罗马联邦将军奥多亚克废黜了西方皇帝罗穆路斯·奥古斯都，一年后他又篡夺了朱利叶斯·尼波斯的位置。同年东罗马帝国的利奥一世与西哥特人谈判，前者结束了西哥特人对东罗马帝国的威胁，但他也不再打算重新征服西罗马帝国的故土了。
480年，随著朱利叶斯·尼波斯的去世，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成为帝国皇帝的唯一宣称者。意大利的统治者奥多亚克名义上是芝诺的下属，但行动完全自主，最终为反对皇帝的叛乱提供了支持。
芝诺与定居在默西亚并打算入侵东部的东哥特人谈判，说服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作为意大利军事总长前往意大利，以废黜奥多亚瑟。通过敦促狄奥多里克征服意大利，芝诺摆脱了奥多亚克这个不守规矩的下属并将另一个下属狄奥多里克从帝国的中心移开。在493年奥多亚克战败后，狄奥多里克实际上统治了意大利，尽管他从未被东罗马皇帝承认为“国王”（Rex）。
491年，有罗马血统的年老文官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成为皇帝，阿纳斯塔修斯显示出自己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改革者和一位能干的管理者。他引入了一种新的铜箔造币系统，这是大多数日常交易中使用的硬币。他还改革了税收制度，并永久废除了广义贸易税（chrysargyron）。当阿纳斯塔修斯于518年去世时，国库中已存有320,000磅（150,000公斤）的巨额黄金（今天大约价值83亿美元）。
东罗马帝国基本上避免了西罗马帝国于3-4世纪所遭遇的劫难。这有许多原因。首先，东罗马的城市文化已经相当成熟了。其次，民族大迁徙时，蛮族入侵的主要吸引力在于罗马的财富。5世纪中，西罗马帝国多次被入侵和洗劫，东罗马帝国则往往只要交纳贡献就可以免除劫难了。狄奥多西二世加强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使得这座城市成为“蛮族”攻不破的城市。

光复故土
查士丁尼王朝由查士丁一世创立，他虽然不识字，但在518年通过军队晋升为皇帝。他的侄子查士丁尼一世在527年继位，他可能在查士丁统治期间已经发挥了有效的控制权。查士丁尼是古典时代晚期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以拉丁语为第一语言的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统治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时代，其特点是雄心勃勃但仅部分实现了罗马帝国复兴的理想。
529年，查士丁尼任命了一个由卡帕多西亚人约翰担任主席的10人委员会来修订罗马法并创建新的法律集合和法学家摘录，这被称为《民法大全》或《查士丁尼法典》。534年，《民法大全》再次修订，并与查士丁尼在534年后颁布的法令一起，形成了拜占庭时代其余大部分时间使用的法律体系。 这一法典构成了许多现代国家的民法基础。
532年，为了保卫东部边境，查士丁尼与波斯的霍斯劳一世签署了和平条约，同意每年向萨珊王朝支付大量贡品。同年，他在君士坦丁堡的起义尼卡暴动中幸存下来，这巩固了他的权力，他在镇压暴动时下令杀死了30,000至35,000名抗议者。533年，查士丁尼派他的将军贝利撒留夺回了自429年以来一直被汪达尔人控制的前阿非利加行省，开启了他对西方的征服。他们的成功来之不易，但直到548年，当地的主要部落才被制服。

535年，拜占庭对西西里的一次小规模远征取得了轻松的成功，但哥特人很快加强了抵抗，直到540年贝利撒留成功围攻那不勒斯和罗马后才取得胜利。 535-536年，狄奥达哈德派罗马教皇阿加佩图斯一世前往君士坦丁堡，请求将拜占庭军队从西西里岛、达尔马提亚和意大利撤出。尽管阿加佩图斯未能与查士丁尼签订和平协议，但他在此过程中谴责了君士坦丁堡的一性论宗主教安提穆斯一世。536年末，东罗马军队收复了达尔马提亚和南意大利，狄奥达哈德再次请求和谈，他和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彼特发生了如下对话：

“这些条件不能令皇帝满意，接著会发生什么事？”国王问。
“你可能将面临战争。”彼得说。
“这样合理吗，我亲爱的大使？”
“为什么不？”彼得回应，“这很合理，因为每个人都要诚实扮演自己的角色。”
“你的意思是？”

“你感兴趣的部分在哲学，”彼得说，“然而查士丁尼是一个优秀的罗马皇帝。两者的不同是，哲学家不会造成他人的死亡。然而对于一个皇帝来说，试图收复自己旧有的领土是很合理的。”

546年，东罗马人光复了罗马。544年被送回意大利的贝利撒留最终于549年被召回君士坦丁堡，但此后哥特人再度反叛。551年，亚美尼亚人，大太监纳尔塞斯率领35,000人的军队抵达意大利，这标志著哥特命运的又一次转变。哥特人领袖托提拉在塔吉纳亚科（Taginae）战役中被击败，他的继任者泰亚（Teia）也在芒斯拉科忒瑞亚斯战役（Mons Lactarius，552年10月）中被击败。551年，来自西哥特西班牙的贵族阿塔纳吉尔德（Athanagild）反抗国王的叛乱中寻求查士丁尼的帮助，皇帝派出一支军队，由一位成功的军事指挥官利比留斯率领。尽管有来自一些哥特式驻军的持续抵抗以及法兰克人和阿勒曼尼人随后的两次入侵，东罗马已完成了光复义大利的使命。
在东方，罗马-波斯战争一直持续到561年，当时查士丁尼和霍斯劳的使者同意达成50年的和平。到550年代中期，查士丁尼在大多数战区都取得了胜利，除了巴尔干地区，巴尔干地区受到斯拉夫人和格皮德人的反复入侵。之后在赫拉克略统治期间，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埃西亚人的部落后来被重新安置在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查士丁尼将赋闲的贝利撒留重新征召，并让他率军击败了新的匈人威胁。
6世纪时，东罗马在同多个民族的战争（中古波斯地区的萨珊王朝（224-651年）、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都取得了胜利。东罗马帝国同时收复了它在西部丧失的部分总督区：亚平宁半岛、利比亚、突尼斯、今阿特拉斯山脉以北的阿尔及利亚和今天摩洛哥的丹吉尔和伊比利亚半岛最南端。尽管至少从4世纪的君士坦丁时代起，多神教就被国家镇压，但传统的希腊-罗马文化在6世纪的东方帝国仍然具有影响力。希腊化哲学开始逐渐融入新的基督教哲学。除了基督教思想和经验主义之外，约翰·费罗普勒斯等哲学家还借鉴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由于其教授的异教主义，查士丁尼于529年关闭了新柏拉图学园。其他学园在君士坦丁堡、安提阿和亚历山大港继续存在。530年代，在查士丁尼的统治下，圣索非亚大教堂开始动工。这座教堂后来成为东罗马宗教生活和东正教的中心。

首次中衰
外患内乱
在查士丁尼时代，最早的斯拉夫人（542年）、阿瓦尔人（557年）就已经穿越了多瑙河。由于帝国的重兵集结在东部边境，以对抗萨珊王朝，因此他们得以从帝国的西北部趁虚而入。斯拉夫人打垮了驻扎在伊斯特拉半岛上的帝国军队，并夺取了亚得里亚海沿岸的所有主要城市，摧毁了多瑙河以南的帝国防务体系。此时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面临着蛮族起义的威胁。伊比利亚半岛上的西哥特人（418–711年）对帝国属地发动全面进攻，624年将罗马的力量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伦巴底人于568年入侵亚平宁半岛并建立了伦巴第王国，只给帝国留下亚平宁半岛南端的一部分，以及拉文纳与罗马之间一块不安全的地区。
几场猛烈的瘟疫也袭击了东罗马帝国的领土。541年春天的大瘟疫给帝国造成了第一次毁灭性的打击，瘟疫起自尼罗河沼地，消灭了帝国三分之一的人口，仅在君士坦丁堡，就有逾半数公民死亡。按照东罗马史官的记载，当时甚至找不到足够的人手埋葬死人：

成堆的尸体被丢进埋尸坑，公主与太监埋在一起，教士与妓女埋在一起，卫兵与乞丐埋在一起。公用墓地很快被填满，于是皇帝下令掀开加拉塔城墙上所有塔楼的屋顶，从上面把尸体扔进去，装满一个就封一个顶。不久，所有的塔楼也被尸体塞满了，于是死者被葬于海中。有些尸体已经腐烂得与席子粘在了一起，金角湾上浮着一层黄褐色的脓水。海船穿梭的速度赶不上市民纷纷离世的速度，海葬也来不及了⋯⋯

542秋天，瘟疫消失了，然而在此后70年里又多次爆发，毁掉了东罗马帝国的赋税和兵员来源，使东罗马帝国的货币处于崩溃的边缘。
查士丁尼一世给他的继承人留下了一个空空的国库，而他的继承人也无法对付所有边境上突然出现的新敌人。查士丁尼于565年去世，他的继任者查士丁二世拒绝向波斯人支付大量贡品。与此同时，来自义大利北方的伦巴第人大举南下。到本世纪末，意大利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还保留在拜占庭手中。查士丁二世的继任者提比略二世在他的敌人之间进行选择，在对波斯人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向阿瓦尔人进攻。尽管提比略的将军莫里斯在东部边境领导了一场胜利，但未能抑制阿瓦尔人扩张的步伐，他们在582年占领了巴尔干半岛的色米姆要塞，而于此同时斯拉夫人开始入侵多瑙河。
615年，阿瓦尔汗国的军队风卷残云般攻入了帝国境内，并一直进逼到离君士坦丁堡仅数里之遥的地方。在亚洲，东罗马帝国则遭到了中古波斯地区的萨珊王朝（224—651年）的进攻。611年，萨珊王朝占领了卡帕多细亚，接着占领了东罗马帝国东部的黎凡特地区最富庶的叙利亚，以及帝国第三大城市安提阿，并且在618年入侵了巴勒斯坦，619年占领了埃及，并于621年将埃及完全占领，将最神圣的基督教文物真十字架残片掳掠而去。领土的丧失也很快导致了君士坦丁堡粮食供应的减少，公元618年，向首都君士坦丁堡的“罗马公民”分发面包的政策终止了。此时原东罗马帝国四分之三的领土已经丧失掉了：地中海东岸的黎凡特、埃及、利比亚和除开北段和南段的小亚细亚已落入依兰沙赫尔的霍斯劳二世之手，色雷斯大部、希腊、意大利分别被斯拉夫人、阿瓦尔人和伦巴底人占领。阿瓦尔人和依兰王国人的军队虎视眈眈，准备一举灭亡东罗马帝国。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已经破产，但仍在君士坦丁堡城苦苦支撑的东罗马帝国政府请求教会，为了帝国的生存交出其所拥有的金银财宝、金银餐具以及法器，以向陈兵于首都城外的蛮族缴纳“保护费”。
到626年，东罗马帝国收集了大约20万磅的黄金。阿瓦尔可汗听说罗马皇帝又搞到一批黄金，于是强迫东罗马人把保护费加倍，甚至把军队开到了君士坦丁堡的金门，把城墙外所有能带走的东西全都带走了，并且一度破墙而入，洗劫了布拉基奈宫和教堂，差一点在城中会师。当时的形势如此危急，以至帝国政府甚至考虑迁都至迦太基城。只是由于帝国海军拥有制海权，可以源源不断地从外界运来粮食，帝国的命运才得以延续。

稳固疆域
在希拉克略一世统治时期（610—641年），东罗马帝国完成了从古典的罗马帝国向希腊化的中世纪君主制国家转变的进程。他改革了军事制度和行政管理，实行军人领地制，即向农民出身的军士颁发土地，作为交换条件，这些人必须履行军人职责。这种做法巩固了东罗马帝国的国防力量和军力。在希腊、色雷斯、马其顿等地区，希拉克略推行军区（塞马州）制度，建立一系列由军人将领统辖的行政单位，州的长官由皇帝直接指派。随着塞马州的建立，帝国巩固了对饱受斯拉夫人、匈人和阿瓦尔人冲击的巴尔干半岛领土的统治，巩固了帝国的疆土。
赫拉克略即位后，萨珊王朝的推进深入黎凡特，占领了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并将真十字架移至泰西封。赫拉克略发起了具有圣战性质的反攻，基督的形像被作为军旗携带。在拜占庭-萨珊战争持续了二十余年（602-628），其中的高潮就是626年阿瓦尔、萨珊波斯和斯拉夫的联合部队在对君士坦丁堡的联合围攻，但此次围攻没有成功。此后，萨珊王朝的军队被迫撤退到安纳托利亚。赫拉克略斯的兄弟狄奥多西在对波斯将军沙欣的战争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此后，赫拉克略进行战略反攻，率军入侵了萨珊王朝的美索不达米亚。

627年，萨珊王朝的主力部队在尼尼微被摧毁，629年，赫拉克略在一个庄严的仪式中将真十字架归还耶路撒冷，同时他进军萨珊王朝的首都泰西封。由于持久的战争，波斯帝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和内战。最终波斯人被迫撤出所有武装力量，并返还拜占庭此前夺走的埃及、黎凡特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全部领土。然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拜占庭人和萨珊人都筋疲力尽，使他们在面对随后几年出现的穆斯林军队的攻击时显得脆弱不堪。拜占庭人在636年的耶尔穆克战役中惨败于阿拉伯人，而泰西封则在637年陷落。
希拉克略一世时代，帝国希腊化终于完成，使用人数寥寥无几的拉丁语不再是官方语言之一，希腊语被指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他不用古罗马的皇帝头衔“奥古斯都”（拉丁语“Augustus”，意为“至尊”）为主头衔，而使用“巴西琉斯”（希腊语“Basileus”，意为“君主”）。在宗教上，东罗马帝国与西欧的区别已经不可忽视了。不过，东罗马帝国内也有不小的区别，在其东方和南方的省区里一般多是东方正统教会，或是二性分离的东方亚述教会，而非东正教与天主教同属的迦克墩派。这些区域沦陷后，东正教在剩余的总督区域里相对来说更加强大了。希拉克略将全国分为几个军区来对付外来的侵扰。在其他地方的城市不断衰退的同时，君士坦丁堡却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阿拉伯人试图占领君士坦丁堡的计划失败了。东罗马帝国当时的海军势力非常强大，而且他们拥有海洋之火。阿拉伯人最初的进攻被击退后，曾属于帝国的亚美尼亚地区开始得到恢复。

回教崛起
出身阿非利加的皇帝希拉克略后来收复了这些东部总督区，但当时刚刚在由穆罕默德创制的伊斯兰教下统合起来的以贝都因人为主体的的伊斯兰哈里发之突然出现是希拉克略无法意料到的。
阿拉伯帝国在阿拉伯半岛崛起，于634年在约旦附近摧毁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军队，并迅速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642年完全占领埃及，并出兵波斯地区彻底灭亡萨珊王朝。虽然东罗马帝国几次派军试图去收复埃及，但是最终失败而返，东罗马帝国永远失去了这些疆土。并且同时于632–651年间，阿拉伯军队彻底灭亡了萨珊王朝。670年左右，阿拉伯人哈里发穆阿维叶一世建立了一支咄咄逼人的舰队。不过东罗马海军凭借其秘密武器仍然掌握着制海权，这个秘密武器就是后来令阿拉伯人闻风丧胆的“海洋之火”。678年，阿拉伯舰队直扑君士坦丁堡城下，结果近三分之二的舰只毁于海洋之火。在退却中，又先后遭到暴风雨的袭击和东罗马海军的追击，几乎全军覆没。阿拉伯军队遭到“圣战”开始以来最惨痛的失败，被迫与东罗马帝国签订了三十年和约。

四面受敌
到希拉克略王朝末期，帝国再度出现内乱，从695年到717年的22年间，皇帝更换了6次。到8世纪初期，帝国的情况已经濒于无政府状态，北非全部落入穆斯林手中，帝国的疆域也只剩下到君士坦丁堡城及其周围地区、东色雷斯、希腊的几个港口、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岛。在前两个地方，聚集了成千上万来自巴尔干和希腊的难民，以及从叙利亚、埃及、迦太基逃出来的几十万天主教难民。像一百年前的情况一样，海权是在8世纪初使东罗马帝国免于灭亡、起死回生的因素。海权维持了昔日帝国政治统一时留下来的东西，它保持了地中海上的商业活动不受威胁。在此期间，大量军队从巴尔干撤出以对抗波斯人，随后是东部的阿拉伯人，这为斯拉夫民族逐渐向南扩张进入半岛打开了大门。与小亚细亚一样，许多巴尔干城市缩小为小型设防定居点。在670年代，保加尔人因可萨人的到来而被推至多瑙河以南。680年，派去消灭这些新定居点的拜占庭军队被击败。
681年，君士坦丁四世与保加利亚可汗阿斯巴鲁赫签署了一项条约，新的保加利亚国家对之前至少在名义上承认拜占庭统治的几个斯拉夫部落拥有主权。在687-688年，希拉克略王朝末任皇帝查士丁尼二世率领远征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并取得了重大进展，但事实上，他不得不疲于奔命的从色雷斯战斗到马其顿显示了拜占庭的势力在巴尔干北部已经衰落。
查士丁尼二世试图通过严厉的税收和任命外省人担任行政职务来打破城市贵族的权力。他在695年被赶下台，先是在可萨人那里避难，然后在保加利亚人那里避难。705年，他与保加利亚可汗特尔维尔的军队返回君士坦丁堡，重新夺回王位，并对敌人实施了恐怖统治。随著他在711年的最终推翻，在城市贵族的再次支持下，希拉克略王朝结束了。

逐渐转型
遏制扩张
717年，倭马亚哈里发围攻君士坦丁堡，持续了一年。然而伊苏里亚王朝的利奥三世的军事天才、拜占庭人对希腊之火的使用、717-718 年的寒冷冬天以及拜占庭与保加利亚可汗特维尔的外交共同促成了拜占庭的胜利。这使得阿拉伯人元气大伤，数年内不敢对东罗马用兵。在718年利奥三世击退了穆斯林的进攻后，他开始著手重建小亚细亚的防务。740年，拜占庭在阿克罗伊农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再次摧毁了倭马亚军队。
利奥三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五世在叙利亚北部赢得了可观的胜利，同时也彻底削弱了保加利亚的实力。746年，趁著马尔万二世统治下倭马亚哈里发的国内动乱，君士坦丁五世入侵叙利亚并占领了日耳曼凯亚。而在凯拉迈亚战役中，拜占庭海军对倭马亚舰队取得了重大胜利。再加上哈里发国在其他战线的军事失败和内部不稳定，其军事扩张走到了尽头。
但是此后东罗马帝国仍是危机不断。746年，近东发生的大瘟疫蔓延到帝国全境，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死亡人数甚为巨大。于是空出来的地方听任从巴尔干半岛以北来的斯拉夫人争先恐后地迁移进来定居。东罗马皇室历史学家君士坦丁·波菲洛格尼图斯就曾说：“当瘟疫吞没万物的时候，广阔大地都斯拉夫化了，都蛮族化了。”

宗教改革
利奥三世于725年下令教会不得在崇拜中使用图像。在726-730年间，两度宣布反对供奉圣像的诏令，是为破坏圣像运动。首先他在726年，颁布了《禁止崇拜偶像法令》，中止了君士坦丁堡及各省的一切关于偶像崇拜的活动，同时大批教会的土地被充公，剩下的土地亦必须交税，教会被取缔，大批修士还俗，恢复了劳动人民的本色，征用教会产业，宣布没收意大利南部什一税，730年，他召开宗教会议，撤换了反对运动的大教长日耳曼努，代了是拥护运动的大教长阿纳斯塔西乌斯，并制定了有关的宗教法规，为此运动提供了宗教上理论的依据。从一个立法者的角度来看，利奥三世先后颁布了经过改革的民法和刑法，以及农业法、商业法，对传统的、无伸缩性的罗马法进行了大幅度修改，使其适应改变了的社会状况，同时他还吸收新崛起的伊斯兰教的长处，对宗教进行大幅度改革，颁布了禁止崇拜偶像、出卖神符的命令，发动“破坏圣像运动”，从而在天主教中树立了高度的精神力量，遏止了教会产业的急剧膨胀和国家财力的流失，并为世俗文化的复兴提供了机会。由于这些改革措施，东罗马帝国在718年之后终于顶住了伊斯兰哈里发军队的入侵。
在伊琳娜女皇的努力下，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于787年召开。在该会议上，再次确定了圣像可以被尊敬，但不能被崇拜的原则，圣像破坏运动的第一阶段结束。9世纪初，利奥五世重新引入了破坏偶像的政策，但在843年，西奥多拉皇后在牧首美多德的帮助下恢复了对偶像的崇拜。偶像破坏在东方与西方的进一步疏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一分裂被称为佛提乌分裂（以时任君堡普世牧首佛提乌一世命名）。

帝位之争
8世纪最大的问题是对圣像破坏运动的争论。利奥三世下令禁止圣像，这个命令受到很大的反对，整个国家到处都发生暴乱。787年，在伊琳娜女皇的领导下，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上决定圣像可以被尊养但不可以被崇拜。伊琳娜还有与法兰克王国国王查理大帝结婚来实现统一东西帝国的计划，但这些计划未能成功。9世纪初圣像破坏运动重现，843年再次被制止。这些争论使得当时西部的天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未能重新与东罗马帝国统一起来。
在中世纪的基督徒看来，罗马帝国是不可分割的，其皇帝拥有最高的统治地位，即使对于生活在国境之外东基督徒也具有效力。自古典时代晚期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东罗马帝国（代表其在东部幸存的省份）已被其自身、教皇和整个欧洲的各种新基督教王国承认为合法的罗马帝国。公元797年，君士坦丁六世皇帝被废黜并被刺瞎双眼，并由他的母亲伊琳娜女皇取代统治，但是西欧诸国并不不接受她的统治，最常被引用的原因是她是女性。800年，教皇利奥三世没有承认伊琳娜，而是根据皇权转移的概念宣布法兰克国王查理曼为罗马皇帝。此举影响重大，使西方帝国有了与东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借口。此外，皇帝尼基弗鲁斯（802-811年在位）在与多瑙河下游平原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普利斯卡战役中被杀，头盖骨更被保加利亚酋长克鲁姆做成了酒杯。

盛世危机
黄金时代
马其顿王朝（867－1056年）的诞生开创了东罗马帝国历史上第二个最辉煌的时期。马其顿王朝开国皇帝巴西尔一世生于亚美尼亚，幼时全家被多瑙河下游平原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俘虏，发配到马其顿去开垦土地。长大后，他成为皇宫马倌，貌美而多力，受到阿莫利王朝末代皇帝迈克尔三世（842－867年在位）的注意和宠爱。迈克尔任命他为宫廷侍卫长，并于866年把他立为自己的继承人和共帝。867年，巴西尔发觉自己有失宠的迹象，于是在9月23日晚上发动了政变，他先用手拧弯了皇帝寝室的门闩，然后在半夜带着亲信杀入皇帝睡房，迅速制服卫兵，并杀掉了迈克尔三世。
虽然皇位为篡夺而来，但巴西尔一世很快以自己的英明行为让大家刮目相看。他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其跻身于东罗马帝国帝国最伟大的军事家之列。他严格贯彻希拉克略王朝时开始的军事制改革，在巴尔干半岛建立新军事州（塞马州），向这些地区迁入新移民，并凭借不断增强的君主制国的国力巩固国防建设，不仅在巴尔干半岛的多瑙河沿岸北部设立边境要塞，成功阻挡了斯拉夫人南下，而且在小亚细亚扩充军队并反击了阿拉伯人的侵略，在意大利南部，也收复了原属于东罗马帝国的领地。

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东罗马帝国在9世纪末期、10世纪和11世纪初达到了顶峰。在这段被称为“黄金时期”的几个世纪里，东罗马帝国抵抗了圣座撤消佛迪奥斯为教宗的要求，获得亚得里亚海的制海权，占领了亚平宁半岛的一部分和攻占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的大部分。1014年，巴西尔二世（绰号为“保加利亚人屠夫”）彻底打败了保加利亚人，并最终于1018年占领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同时东罗马帝国还获得了一个新的盟友（不过有时也是敌人）：在东欧平原的基辅罗斯（862/882—1223/1236），为东罗马帝国提供了一支重要的雇佣军。

拓边却胡
智者利奥于912年去世，随后保加利亚沙皇西美昂一世率领一支大军向君士坦丁堡进军，敌对行动很快重新开始。虽然城墙坚不可摧，但拜占庭政府一片混乱，西美昂被邀请进城，在那里他被授予保加利亚巴西流斯（basileus，皇帝）的王冠，并让年轻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娶了他的一个女儿。但此后，他再次入侵色雷斯地区并征服了阿德里安堡。帝国现在面临著在距君士坦丁堡几天行军距离内建立一个强大的基督教国家的问题，并且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上作战。
利奥·福卡斯和罗曼努斯一世发起的远征行动以拜占庭在917年的安捷洛斯战役中再次惨败而告终，第二年保加利亚人自由地蹂躏希腊北部。923年阿德里安堡再次遭到掠夺，924年保加利亚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然而西美昂在927年突然死亡，保加利亚的势力随之瓦解。保加利亚和拜占庭进入了长期的和平关系，帝国现在可以集中在东部前线对抗穆斯林。968年，保加利亚被斯维亚托斯拉夫一世的统治下的罗斯人占领，但三年后，约翰一世·齐米克斯击败了罗斯人，并将东保加利亚重新纳入拜占庭帝国。
976年约翰一世去世，罗曼努斯二世的儿子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继位，后者对于政事几乎完全不过问。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帝国再度进入黄金时期。它在军力、商业和政治方面的实力都达到了顶峰，拥有强大的陆军和海军，贸易兴旺，学术和艺术发达，宗教的影响扩及所有斯拉夫人的君主制国家。巴西尔将消灭保加利亚人视为首要任务，然而其第一次远征保加利亚并不成功。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皇帝忙于安纳托利亚的内部叛乱，而保加利亚人则在巴尔干扩大了他们的领土。战争拖了将近二十年。拜占庭在斯佩尔切奥斯和斯科普里的胜利决定性地削弱了保加利亚军队，随后巴西尔有条不紊地消灭保加利亚人的据点。

在巴西尔二世的统治下，东罗马帝国的疆域达到了自查士丁尼一世之后从未有过的规模，主宰了亚美尼亚、南意大利，整个巴尔干半岛也重新成为帝国的领土。他于1018年灭亡了保加利亚，这次战争使他获得了“保加利亚人屠夫”的称号：在巴西尔的命令下，14,000多名保加利亚俘虏被剜掉了眼睛。保加利亚沙皇萨缪尔见此惨状，心脏病发作而去世。到1018年，保加利亚最后的据点投降，该国成为了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此后一个半世纪里，保加利亚人都臣服于东罗马帝国之下。这次胜利恢复了自希拉克略皇帝以来丢失的多瑙河边界。

东方战线
在820年代初期，利用斯拉夫人反叛的时机，阿拉伯人重新出现并占领了克里特岛。他们还成功地攻击了西西里岛，但在863年，彼得罗纳斯将军在拉拉卡翁战役（Lalakaon）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击败了马拉蒂亚的埃米尔奥马尔·阿尔-阿克塔（Umar al-Aqta）。在克鲁姆的领导下，保加利亚多次南下入侵东罗马，但在815-816年，克鲁姆的儿子奥穆尔塔格与利奥五世签署了和平条约。
在830年代，阿拔斯哈里发开始了军事远征，最终在阿莫利乌姆之劫（Sack of Amorium）中取得胜利。拜占庭人随后反击并洗劫了埃及的杜姆亚特。后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再次派兵进入安纳托利亚进行洗劫和掠夺，直到他们最终在863年的拉拉卡翁战役中被拜占庭人歼灭。
在巴西尔一世统治初期，阿拉伯人对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袭击和对拉古萨的围攻（866-868）被击败，该地区再次处于拜占庭的安全控制之下。这使拜占庭传教士能够渗透到内地，并使塞尔维亚人和现代黑塞哥维那和黑山的公国皈依基督教。相比之下，拜占庭在意大利南部的地位逐渐巩固；到873年，巴里再次处于拜占庭统治之下，意大利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在接下来的200年里仍留在帝国境内。在更重要的东部战线上，帝国重建了防御并继续进攻。
963年，罗曼努斯二世皇帝去世后，由于王子年幼，名将尼斯弗鲁斯·弗卡斯与皇后提奥法诺结婚，然后自立为皇帝。士兵皇帝尼基弗罗斯二世（963-969年在位）将帝国扩展到叙利亚，并击败了伊拉克西北部的埃米尔。962年，尼基弗罗斯占领了阿勒颇。963年，阿拉伯人被驱逐出克里特岛，这结束了阿拉伯人对爱琴海的袭击，让希腊周边再次繁荣起来。 塞浦路斯在965年被永久收复，尼基弗罗斯的成功在969年达到顶峰，他围攻安提阿并重新夺回，并将其合并为帝国的一个省。他还发动了几次规模巨大的战役，击退了保加利亚第一帝国和基辅罗斯人的攻击，然后出兵进攻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但是当年年底，他被皇后收买的部将齐米斯克斯刺杀。齐米斯克斯随后称帝，号称约翰一世·齐米斯克斯（969-976年在位）。约翰一世斯重新夺回了大马士革、贝鲁特、阿克里、西顿、凯撒利亚和提比利亚。
在1021年到1022年间，经过多年的紧张局势，巴西尔二世领导了一系列对格鲁吉亚王国的胜利战争，导致格鲁吉亚的几个省份被帝国吞并。巴西尔的继任者也在1045年吞并了巴格拉提德亚美尼亚。但重要的是，拜占庭政府的重税政策大大削弱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实力，而这种衰弱在1071年拜占庭在曼齐克特的失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声教广播
在850到1100年间，东罗马帝国与横跨黑海北部出现的新的国家基辅罗斯发展出了一种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在东斯拉夫人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帝国迅速成为基辅的主要贸易和文化伙伴，860年，罗斯人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第一次进攻，掠夺了城市的郊区。 941年，他们出现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海岸，但这次被击溃。这表明907年之后拜占庭的军事力量有所改善。巴西尔二世不能忽视罗斯的新兴力量，并以他的前任为榜样，将宗教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期望达到真正的基督教普世帝国。在988年安娜·波菲罗格内塔与弗拉基米尔大帝联姻，此后罗斯与拜占庭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随后罗斯也被基督教化。拜占庭的牧师、建筑师和艺术家被邀请在罗斯周围的众多大教堂和教堂中工作，进一步扩大了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力，而许多罗斯人在拜占庭军队中担任雇佣兵，最著名的即是瓦兰吉卫队。
然而，即使在罗斯基督教化之后，关系也并不总是友好的。两个大国之间最严重的冲突是968-971年在保加利亚的战争，但也记录了俄罗斯对黑海沿岸的拜占庭城市和君士坦丁堡本身的几次突袭。尽管大多数人被击退，但它们之后往往会签订普遍有利于罗斯的条约，例如在1043年战争结束时缔结的条约。

重回顶峰
巴西尔二世被认为是最有能力的拜占庭皇帝之一，他的统治是中世纪帝国的顶峰。到1025年，也就是巴西尔二世去世的日期，拜占庭帝国从东部的亚美尼亚延伸到西部的意大利南部的卡拉布里亚。从征服保加利亚到吞并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部分地区，再到重新征服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和重要城市安提阿，帝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些不是暂时的战术收益，而是长期的重新征服。
利奥六世完成了对希腊拜占庭法律的完整编纂。这部60卷的不朽著作成为后来所有拜占庭法律的基础，至今仍被许多学者研究。利奥还改革了帝国的行政管理，重新划定了行政区划军区的边界，整理了等级和特权系统，并规范了君士坦丁堡各个贸易行会的行为。利奥的改革大大减少了之前帝国的分裂，帝国从此拥有一个权力中心，君士坦丁堡。然而帝国在军事上的日益成功极大地丰富了地方贵族，并赋予了地方贵族对农民的更大权力，东罗马基本上沦为农奴制国家。
在马其顿王朝的统治下，君士坦丁堡蓬勃发展，成为欧洲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在9世纪和10世纪人口约为40万。在此期间，拜占庭帝国雇佣了一支由称职的贵族组成的强大的公务员队伍，负责监督税收、国内管理和外交政策。 马其顿王朝的皇帝还通过促进与西欧的贸易，特别是通过出售丝绸和金属制品来增加帝国的财富。
帝国的疆域东起亚美尼亚，北到多瑙河下游平原，西至亚得里亚海，南至幼发拉底河和美索不达米亚。自从查士丁尼一世以后，这个帝国的国威从来没有如此时之盛者，但是也和查士丁尼一世去世之后的帝国一样，成功的因素已经耗尽。巴西尔二世曾经担心两方面的危险，一是外敌的进攻，二是内部敌人侵蚀帝国的国力。他的这两个担忧在随后的50年里成了现实。

东西分野
马其顿王朝时期还包括具有重大宗教意义的事件。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罗斯人改信东正教，这构筑了现代欧洲的宗教版图。西里尔和美多德是来自塞萨洛尼基的两个传教士，他们对斯拉夫人的基督教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并在此过程中设计了格拉哥里字母，即西里尔字母的祖先。
1054年，东西方在迦克顿基督教下的传统关系达到了最终的破裂，这标志著东西教会大分裂。1054年7月16日，三个教皇使节在周六下午的神圣礼仪期间进入圣索菲亚大教堂，并在祭坛上放置了一头被逐出教会的公牛时，东方和西方达成了彻底的决裂，这一决裂直至千年后的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才得以消弭。

盛极转衰
巴西尔二世去世后，东罗马帝国的皇权开始陷入混乱。巴西尔二世共帝君士坦丁八世的女儿佐伊皇后与其情人迈克尔一道将罗曼努斯三世皇帝溺死在澡盆中，然后将迈克尔立为皇帝，号称迈克尔四世。迈克尔死后，佐伊又将他的侄子纳入自己的后宫，将其封为迈克尔五世。4个月后，迈克尔五世试图将佐伊皇后废黜，结果政变未遂，反被爱戴佐伊的君士坦丁堡市民推翻，用烙铁弄瞎了眼睛，扔进修道院。62岁的佐伊随后又与一位老情人结婚，是为君士坦丁九世。1050年佐伊去世，5年后君士坦丁九世也死了，他留下的遗产之一是1054年东西教会的永久分裂。随后13年里，迈克尔六世、伊萨克一世（科穆宁王朝始祖，1057－1059年在位）、君士坦丁十世（伊萨克的远亲，杜卡斯王朝始祖）、罗曼努斯四世和迈克尔七世相继继承皇位。
政局的混乱只是帝国衰落的表象，隐藏在贵族们争权夺利的现实是，他们拥有着地方大量土地资源作为其党同伐异的后盾，而这些大量占有土地的世袭军事贵族打乱了塞马州的制度，破坏了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这个长久以来帝国税收和征兵的基础。假如东罗马帝国只需要对付它的旧敌神圣罗马帝国和阿拉伯的伊斯兰哈里发的话，它可能还可以支持下去，但新的敌人根本不为它的声威所吓怕，而不断对外强中干的帝国进行冲击：诺曼人征服了南意大利，而更致命的是突厥语族的塞尔柱帝国在1070年代几乎占领了小亚细亚。
1071年8月，塞尔柱帝国在亚美尼亚凡湖以北的曼齐刻尔特击败东罗马帝国军队，并迅速占领了整个小亚细亚。亚洲领土的丧失标志著东罗马帝国丧失了最大的兵力来源地，此后只能雇雇佣兵，这些雇佣兵包括法兰克人、诺曼人、瓦良格人、基辅罗斯人。雇佣兵的到来，并没有对崩溃的帝国军事带来多少良性影响，反而又催生了一连串的宫廷政变：1078年迈克尔七世被废，军界元老、80岁的尼基弗鲁斯取而代之。阿莱克修斯·科穆宁又在1081年推翻了尼基弗鲁斯三世，将皇权夺回科穆宁一系。

王朝中兴
解决边患
阿莱克修斯一世登基时，由于多年的内乱与大量的领土沦丧，帝国的地方行政体系已经频临崩溃，军事组织也几近于无。所幸的是，阿莱克修斯与皇后伊琳娜·杜卡伊娜的婚姻意味着在这半个世纪间一直争斗的新旧军事贵族最终达成了和解，而阿莱克修斯在早年的军事行动中也为他积累下足够的声望让他进行挽救帝国的改革。阿莱克修斯登基时最大的外患，除了与君士坦丁堡一衣带水的突厥人，便是占据南意大利的诺曼人霸主罗伯特·吉斯卡尔。出身海盗民族的罗伯特正如其绰号“吉斯卡尔”（意为“狡诈者”），是一个军事专家。1081年，即在阿莱克修斯即位之初，吉斯卡尔便在都拉齐翁击败的阿莱克修斯亲率的帝国亲卫队，进而占据了帝国重要的贸易站科孚岛，更进逼帝国重镇帖撒罗尼迦。阿莱克修斯只得放下罗马皇帝的架子，亲自前往西方，向威尼斯人以及拉丁基督教世界求援。这次外交行动获得了巨大的成果：一直为诺曼人海盗活动所苦的威尼斯人对帝国提供了装备精良的舰队，而早已对诺曼人多次进犯教宗国和北意大利不满的亨利四世决意出兵干涉南意大利，导致吉斯卡尔在1083年被迫回兵西西里，直到2年后才有机会再战东罗马。而这次，他征服巴尔干半岛的企图被早有准备的阿莱克修斯彻底挫败，而自己也热病身死。此后诺曼人陷入了继承纷争而无暇征战，帝国西边的边患暂时解决了，尽管留下了两个当时看起来并不严重的隐患：一个是从此介入东地中海贸易，对帝国敲骨吸髓的威尼斯商人，另外一个是与帝国终生为敌的一代名将，吉斯卡尔的长子，后来的十字军主要领袖与安条克大公博希蒙德。

求援西方
边患解决之后，阿莱克修斯着手改革拜占庭政府机构和贵族等级，建立以科穆宁家族和杜卡斯家族为核心的贵族执政联盟，终结了贵族纷争；仿照西欧的采邑制度推进普罗尼亚制改革，以极短的时间挽救了频临崩溃的帝国行政，以较低的成本重建了运作良好的行政系统与健全的军队体系。此外，阿莱克修斯还在1092年推展了币制改革，恢复了因杜卡斯王朝的滥发劣币而破产的帝国货币信用，重建了以帝国为中心的贸易体系。在国力逐渐恢复之后，帝国在军事上又先后挫败北方佩切涅格人与库曼人的南侵，并对塞尔柱帝国进行了有力的抵抗。但由于塞尔柱帝国的军力依然强大，阿莱克修斯的兵力不足以与其完全正面对抗。在1095年的皮亚琴察会议上，阿莱克修斯的使者向教皇乌尔班二世讲述了东方基督徒的苦难，并强调如果没有西方的帮助，他们将继续在穆斯林统治下受苦，故而请求罗马教宗号召西方各国出兵帮助东罗马帝国去收复原属东罗马帝国的小亚细亚的领地。这个请求立即得到了教宗乌尔班二世的回应，但出乎阿莱克修斯意料的是，他所获得的援军并不是预想中的，如同瓦兰吉卫队一般的由少数精锐西欧骑士构成的佣兵团，而是一柄难以操持的，在以后对帝国的内政与外交都造成极大挑战的双刃剑：1096年出现了第一次十字军运动，大批骑士和平民离开西欧，向近东进军。
十字军从塞尔柱帝国人手中收复了尼西亚，但救兵很快成了仇兵。阿莱克修斯一世担心这些好勇斗狠的骑士危及东罗马帝国，因此要求其对自己宣誓效忠。然而当十字军进入小亚细亚、正与塞尔柱帝国作战时，阿莱克修斯却试图扩大自己的地盘，结果与十字军首领们，特别是此前就与帝国多次交战的南意大利诺曼人领主们种下矛盾。而在阿莱克修斯因为担心自己兵力不济而决定对撤走前往救援困守中的安条克城的援军后，十字军骑士们终于忍无可忍，在安条克防卫战的主帅博希蒙德和他的侄子坦克雷德的煽动下，纷纷违背先前的誓言，在近东建立了4个独立的十字军国家。但最终，阿莱克修斯以及他的后继者：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仍凭借出色的外交手腕，使得十字军首领们依旧保持与帝国的盟友关系，甚至通过数次成功的军事征讨，让其中的亚美尼亚大公国和安条克公国成为帝国的附庸。

暗流涌动
东罗马帝国虽然借十字军的力量，夺回了西安纳托利亚，一度消除了塞尔柱帝国的军力威胁，但北部佩切涅格人与匈牙利王国的不断南侵、西部塞尔维亚人的持续叛乱，以及南意大利的诺曼人仍是东罗马帝国的大患，甚至后来，自诩为“正统罗马皇帝”的霍亨施陶芬王朝也加入到对东罗马帝国的敌对同盟中。为此科穆宁皇帝们在通过外交军事双管齐下暂时安稳住佩彻涅格人和塞尔维亚人后，决定将反帝国同盟的核心，始终敌视帝国的诺曼人赶出西西里，为此引发了与诺曼人的海上冲突（1147-1158年），但最终消灭诺曼人王国，重建帝国在南意大利统治的战略意图仍以失败告终，只能迫使诺曼人在相当一段长时间无法进犯帝国。此外东罗马帝国还对匈牙利王国发动了两次战争，虽然结果令匈牙利国王臣服，并使帝国获得对克罗地亚地区的直辖权，但耗费了大量的军力，以致帝国近东的小亚细亚国防防御再度出现空虚。1176年，在相继逼迫诺曼人和谈、羁縻匈牙利、取缔威尼斯贸易特权，并通过资助伦巴第同盟拖住红胡子腓特烈的“帝国统一”后，自觉西方边疆已经稳固的曼努埃尔一世率军征伐罗姆苏丹国首都科尼亚，以期完全收复小亚细亚，是为密列奥塞法隆战役，结果遭到重创，尽管在稍后的门德雷斯河谷战役勉强挽回劣势。这些称不上非常成功，甚至在纯军事的角度上可以说是失败的战争直接消耗了东罗马帝国的有限的军力和财力。曼努埃尔死后，帝国再度陷入宫廷政变频发的困境，于是东罗马帝国从阿莱克修斯一世之后的中兴局面迅速跌落下来。到12世纪后期，原来雄踞东地中海的东罗马帝国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其军力、国力和人力已不足以应付四面受敌的局面，令边境防线濒临崩溃。

西侵日衰
拉丁袭扰
贯穿在整个科穆宁王朝时期的一个隐忧，就是不断向东罗马传统势力圈渗透的西方势力。11世纪和12世纪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人，以及来自西西里岛和南意大利的诺曼人不断攻击帝国，因此，东罗马对源源不断经过其领土的罗马天主教十字军的意图很持怀疑，因为这些十字军正是主要由德意志人和诺曼人构成的。另一方面，阿莱克修斯给予贸易专权的意大利城市国家尤其成为反西情绪的对象。他们成为“法兰克人”和“拉丁人”的代表。尤其迅速崛起为东罗马最主要的商业竞争对手的威尼斯人特别受反感，尽管威尼斯的船只是帝国舰队的骨干。
阿莱克修斯一世登基之初，盘踞西西里岛的诺曼人首领罗贝尔·吉斯卡尔对巴尔干半岛及爱琴海岛屿虎视眈眈，而东罗马海军的军舰此时早已破败朽烂，因此只好与威尼斯共和国达成一笔交易：威尼斯人派出一支海上舰队对付诺曼人，东罗马则允许威尼斯商船自由地出入帝国境内所有港口，免去一切海关税收。在这样丰厚的条件下，威尼斯舰队于1085年在亚得里亚海击败了诺曼人。东罗马从此在军事上摆脱了诺曼人的威胁，但在经济上受到威尼斯的挟制。东罗马与威尼斯的同盟不仅使其国库失去了海关收入的绝大部分，而且帝国在商业方面的垄断地位也逐渐丧失，东罗马商人在东地中海地区开始让位于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而另一个致命的影响是，东罗马的经济结构为此倾向单一，逐渐演化成严重依赖意大利城邦出口贸易的经济作物农业经济，这同样严重阻碍帝国民力军力的恢复。
出于上述原因，当诺曼人的威胁解除后，科穆宁王朝的皇帝曾几经努力，试图取缔威尼斯人的特权，但是其强大的海上势力使东罗马望而却步。1122年，约翰二世·科穆宁皇帝取消了威尼斯的特权，后者立即以强大的舰队劫掠爱琴海诸岛，并占领了科孚岛和凯法利尼亚岛。从此，威尼斯人更肆无忌惮地在东罗马海域和君士坦丁堡城横冲直撞。在马尔马拉海和黑海的各主要港口，停泊着威尼斯的大批商船，在首都郊外的加拉塔和佩拉居住着无数威尼斯富商大贾，他们自恃财大气粗，耀武扬威，骄横无比，东罗马臣民对这些“拉丁人”无不恨之入骨。

东罗马与威尼斯的第二个斗争回合发生在约翰二世的儿子曼努埃尔一世在位时期。虽然曼努埃尔一世是十字军的朋友，但双方都不能忘记他们互相革除了对方的教籍。为了压制威尼斯人的气焰，他把贸易特权授予热那亚、比萨等城市，试图以此牵制威尼斯人，两国关系为此更加紧张。1171年，在曼努埃尔一世的诏令下，东罗马全国发生了驱逐威尼斯人的行动，全部威尼斯侨民被逮捕，他们的货物和商船被没收。威尼斯舰队迅即入侵东罗马水域，但很快被曼努埃尔成功重建的东罗马海军击败。东罗马帝国籍此一度摆脱威尼斯的经济控制，但其代价是帝国与威尼斯不再有重建友好关系的可能，埋下了1204年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的祸根。与此同时，突厥依然是一个威胁，1176年他们击败了曼努埃尔所率领的东罗马、匈牙利与十字军国家的四万大军。这次军事失利对东罗马而言，与此前的诺曼人战争、匈牙利战争相比，并不算伤筋动骨，因为死伤的万余人中，绝大部分是匈牙利和十字军国家的仆从兵，东罗马的主力部队基本保存完好。但是就往后的发展而言，仍然是一个转捩点：东罗马浪费了唯一一次西方边境安稳而能专心东方事务的机会，因此本以为必胜的曼努埃尔一世为此意志消沉，不久去世，留下年幼的孤儿阿莱克修斯二世与不得人心的摄政皇太后安条克的玛丽，而小阿莱克修斯的皇位很快就为堂叔本都总督安德洛尼卡·科穆宁篡夺。科穆宁王朝100年间的稳定发展宣告终结，又一个政变频发的时代来临了。

祸乱交兴
科穆宁王朝的权力，原来是依靠地主贵族和威尼斯友谊的支持，但安德洛尼卡一世改变了策略，转而依靠那些憎恶威尼斯商业优势的君士坦丁堡居民和商人阶层。他残暴地削减贵族的力量，杀害无辜，建立了恐怖统治，同时将阿莱克修斯一世以来，东罗马持续的对西方势力友好的外交政策破坏殆尽，而这项政策的良好成果正是曼努埃尔一世时期维持东罗马的地中海霸权与经济稳定繁荣的关键。安德罗尼库斯曾经试行改革，比如制止贿赂、整顿赋税、采取省长定薪制等等，但这些改革产生的良好效果都被他树立的敌人——不管是国内的罗马贵族还是国外的十字军附庸——打消了。甚至当他由于害怕诺曼人的进攻而再度向威尼斯人请求缔结同盟的时候，威尼斯对他仍未释然于怀。
安德洛尼卡一世在1185年被民众暴动推翻。暴动的发动者、皇室的远亲伊萨克·安吉洛斯（伊萨克二世）即位，开始了安吉洛斯王朝的统治。伊萨克二世执政10年，对内虽然任命了一些有才干的官员，增加了税收，但却把搜刮来的钱用于扩建和翻修皇宫，以及搜集圣像和珍宝。他的对外政策搞得一塌糊涂，北方保加利亚人再度揭竿而起，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领导的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目的是为了收复1187年被萨拉丁占领的耶路撒冷）也给拜占廷城乡造成极大祸害。1195年，伊萨克二世被亲兄弟阿列克修斯三世推翻，刺瞎双眼，投入监狱。
伊萨克二世的儿子小阿列克修斯在其父被废后侥幸逃出牢房，辗转流亡到神圣罗马帝国投奔其姐姐、士瓦本王后伊琳尼，随后又求助于教宗英诺森三世，请其协助复位。他向教宗发誓，一旦复位成功，他将使希腊教会归属于拉丁教会。这个计划与威尼斯的利益不谋而合。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诱使十字军将东征的矛头转向了威尼斯的竞争对手。
1202年，小阿列克修斯与十字军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协议，十字军将进入君士坦丁堡，帮助伊萨克与阿列克修斯父子夺回皇位，事成之后，拜占廷将支付20万马克银币，向巴勒斯坦派出勤务部队，并承认教宗对东方教会的控制权。

君堡沦陷
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企图征东罗马帝国，但给东罗马帝国带来毁灭的却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的原定目的是占领阿尤布王朝统治下的埃及，但威尼斯共和国的船舰总督恩里科·丹多洛获得了领导权。在东罗马王子阿列克修斯四世的请求和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洛的怂恿下，十字军于1203年攻打君士坦丁堡。
君士坦丁堡的沿海一面是马尔马拉海上的峻峭陡壁，只有金角湾沿岸地势平缓，是优秀的港湾，但是湾口拦上铁索。陆地一面的城防更是牢固无比，实际上十字军在陆地一面的进攻也的确被东罗马皇帝近卫军打退了。但是，威尼斯人长期在君士坦丁堡经商，对这里的防御措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他们并不直接攻打金角湾，而是绕至博斯普鲁斯海峡色雷斯一岸的另一端，夺占了热那亚人移民区加拉塔，然后从这里砍掉铁索，进入金角湾。在湾内，威尼斯战舰烧毁了大批东罗马舰只，然后用船上的投石机和云梯攻打君士坦丁堡城墙，夺取了沿海城墙上的25座塔楼，又纵火焚毁了城墙附近的建筑。东罗马军队人数不少，但装备很差，而且多由雇佣军组成。这些雇佣军本来就纪律松懈，又长期得不到军饷，因此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东罗马军队彻底被打散。阿列克修斯三世从陆上一面逃出首都，进入色雷斯地区避难。
十字军驻扎在君士坦丁堡城外，向复位的伊萨克二世和阿列克修斯四世索取报酬，以继续东征。但二位皇帝两手空空，既没有钱来还愿，也没有办法去弄钱，万般无奈下，伊萨克只好下令没收皇族的私人财产，并搜刮了君士坦丁堡城内各教堂的金银珠宝祭器，凑了10万马克白银送给十字军。1204年2月初，双方正在继续谈判时，城内又节外生枝。君士坦丁堡各阶层都对阿列克修斯四世招来第四次十字军的做法极为反感，对教堂的搜刮更是火上浇油，城中不断发生希腊人袭击“拉丁人”侨民的事件，有一次严重的冲突竟然导致城东地区失火，这是5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最大的一次火灾，大火整整烧了两天两夜，从奥古斯都广场到提奥多西广场的精华区全部化为灰烬，公共建筑、住宅和古典艺术遗产遭到巨大的损失。火灾后，拉丁侨民不敢再停留于君士坦丁堡，纷纷出城，投入十字军营内，连一向与东罗马交往甚密、少有冲突的比萨人也逃了出去。于是，城中希腊居民的愤怒全都转移到皇帝父子身上。他们认为灾难全是伊萨克二世和阿列克修斯四世造成的。于是，愤怒的市民于1204年2月中旬在君士坦丁堡城内聚集起来，把贵族和僧侣赶到圣索非亚大教堂中，在这里宣布废黜安吉洛斯王朝，另立阿列克修斯三世的女儿欧多齐娅的情人阿列克修斯·杜卡斯为帝（阿列克修斯五世）。暴民随后冲入皇宫，把伊萨克二世投入监狱，并绞死了小阿列克修斯。

阿列克修斯五世上台后立即着手巩固城防，关闭城门，把在城外安营扎寨的十字军拒之门外，同时宣布拒绝履行阿列克修斯四世对十字军许下的诺言。威尼斯总督丹都洛清楚地认识到，夺取君士坦丁堡城的时机来临了。4月8日，他下令发动总进攻。经过断断续续4天的战斗，第四次十字军的在金角湾和加拉塔的靠近君士坦丁堡城墙的海岸船舰的抛石机和攻城锤在1204年4月12日在金角湾和加拉塔附近的海岸轻易突破击毁君士坦丁堡的几处城墙之后，最初是70个拉丁法国贵族骑士攻入君士坦丁堡，之后总共有大概几百个第四次十字军的骑士攻入君士坦丁堡，并四处谋杀、强奸、抢掠、破坏了三天。

9个世纪以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基督教世界中，对从古希腊时代以来古代高度文化和物质文明一脉相承的唯一城市。这里聚集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无数珍贵艺术品和古代图书手卷，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宝、金银锦缎。这些都是对财宝如饥似渴的十字军洗劫的对象。皇宫、教堂、府邸、浴场、墓地、修道院、国家图书馆、公众会议厅、大赛车竞技场都成了劫掠的对象，目击这场劫难的军队指挥官杰弗里·德维尔阿杜安在其《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中写道：“所有的战利品，多得不得了。没有人能告诉你究竟有多少。黄金、白银、器皿、宝石、锦缎、银线布匹、长袍、貂皮、灰鼠皮、银鼠皮以及各种最精致的东西，散乱堆放在地上……自从世界创造以来，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可以获得这么多的战利品。过去的穷汉，现在又富又豪华了。”许多参加十字军的领主把战利品运回本国，所有参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军队的国家被这些从君士坦丁堡抢来的珍宝和艺术品装饰一新。大部分西欧教堂都得到了抢来的拜占廷宗教圣物，其中法兰西王国教会收获最大。威尼斯共和国也因为分得的拜占廷文物而变得雍容华贵起来。君士坦丁堡竞技场上的装饰物——镏金的铜驷马被运回威尼斯，成为圣马可教堂正门的装饰物。
1204年3月，在第二次围攻君士坦丁堡之前，丹都洛总督和十字军的统帅们签订的合同上有如下的规定：占领君士坦丁堡后，战利品平均分配；由6个威尼斯人和6个法兰西人组成的选举团将推举一个新的“拉丁”皇帝，他将获得君士坦丁堡的两座宫殿和原东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土地。剩下的四分之三领土中，威尼斯获得一半（八分之三或37.5%），剩下的按照西欧封邑的模式分配给十字军将领们。经过选举，来自佛兰德的鲍德温伯爵被选为东方帝国的皇帝，管辖一个幅员不大的“拉丁帝国”，其疆域包括马尔马拉海两岸地区和附近一些岛屿，以及八分之五的君士坦丁堡城（威尼斯得到八分之三多）。

另起炉灶
由于对拜占廷地理的熟悉，威尼斯掌握了可以保证其海上优势的领土——伯罗奔尼撒半岛南端的摩冬港和科龙港（以出产品红闻名），两地扼守爱琴海和黑海入口，被称为“威尼斯的右眼”。此外威尼斯还获得了伊庇鲁斯沿岸、爱奥尼亚群岛、科孚岛、克里特岛、爱琴海中其他几个大岛和色雷斯的港口，以及内地的阿德里安堡。蒙费拉侯爵博尼法斯二世获得了萨洛尼卡港、马其顿和希腊中部的大片土地，建立了萨洛尼卡王国（1204-1223年）；勃艮地贵族奥东·德拉罗什获得了提佛和雅典，建立了雅典公国（1205-1460年）；《君士坦丁堡的征服》作者杰弗里·德维尔阿杜安的侄子承继了占据伯罗奔尼撒半岛大部的亚该亚侯国（1205-1432年）；爱琴海中大部分岛屿原来是交给威尼斯的，但威尼斯共和国政府却决定把这些占领地交给私人，于是丹都洛总督的侄子带领几个同伙，在这些岛屿上建立了阿希佩戈拉公国（1207-1566年）。凯法利尼亚岛成为特殊伯爵领地，罗得岛起初还被东罗马贵族牢牢占据，但很快被一伙意大利冒险家占领，1309年落入圣约翰骑士团手中，成为抵抗奥斯曼人的巨大要塞。

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攻陷前夕，许多拜占廷贵族高官纷纷携带家眷和金银细软逃离危在旦夕的首都，来到海峡对面的小亚细亚地区。阿列克修斯三世的另一个女婿，拉斯卡利斯家族的提奥多雷，而后仓皇从海路撤出君士坦丁堡，先在普鲁萨城暂避风头，后得到担心拉丁人势力东扩的塞尔柱人苏丹的支持，在尼西亚定居下来。提奥多雷以这个繁荣城市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新的希腊人帝国，仍自号“罗马帝国”，史称尼西亚帝国。尼西亚帝国公开宣布继承拜占庭帝国的法统。它在建国之初受到拉丁帝国的在1205年的进攻追击，西欧骑士追击流亡朝廷，直至小亚细亚。只是由于后方发生了多瑙河下游平原的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和色雷斯人的入侵（1207年），迫使拉丁帝国军队回师，尼西亚帝国才获得喘息的机会。1205年，希腊-保加利亚联军在阿德里安堡战役中全歼拉丁帝国军队，鲍德温皇帝被俘虏，尼西亚帝国起死回生。1242年至1243年蒙古入侵后，罗姆苏丹国的衰弱使许多贝伊人和加齐人在安纳托利亚建立了自己的公国，这削弱了拜占庭对小亚细亚的控制。随著时间的推移，其中一个贝伊人奥斯曼一世创建起了鄂图曼帝国。然而蒙古人的入侵也让尼西亚暂时摆脱了塞尔柱人的攻击，使其能够专注于对抗北部的拉丁帝国。
另外，原拜占廷皇室后裔和贵族也建立了一些国家。米海尔·科穆宁·杜卡斯夺取了伊庇鲁斯地区，建立了“伊庇鲁斯专制国”（1204-1336年），该国后来被塞尔维亚人吞并。在黑海东南岸，有安德洛尼卡一世·科穆宁之孙大阿莱克修斯建立的，定都特拉布宗的特拉布宗帝国，与尼西亚帝国竞争拜占庭帝国的法统。
对于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入侵拜占庭帝国的行为，教宗依诺增爵三世虽然威胁要把丹都洛和第四次十字军的领袖——蒙费拉公爵博尼法斯革出教门，但他私下里也感到高兴，认为这是征服了一个不服从管制的东正教徒，并使东西两教会合而为一。不过这次征服君士坦丁堡的行为对圣座和整个十字军运动都是绝对有害无益的。它不但不能使欧洲免于穆斯林世界的威胁，反而自毁长城。拜占庭帝国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堡垒，足以使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罗姆苏丹国在欧洲的大门前望而却步。然而经过这次巨大的毁灭之后，这个帝国再也未能恢复昔日的军力和声威。

走向末路
重夺旧都
1211年，尼西亚帝国击败拉丁帝国和突厥人的联军，活捉了罗姆苏丹，一直把边界推进到安卡拉附近。向西则兼并了爱琴海上的好几个繁荣岛屿，并夺取了拉丁帝国的亚洲领土。不久，它还收复了在欧洲的土地，灭亡了伊庇鲁斯专制国和萨洛尼卡王国，北方与保加利亚接壤，西边直抵亚得里亚海。1259年，大贵族迈克尔·巴列奥略被提升为拉斯卡利斯王朝（尼西亚帝国）共治皇帝。1261年，一支800人的尼西亚部队在希腊居民帮助下混进君士坦丁堡，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座城市，拉丁帝国末代皇帝鲍德温二世闻讯乘小船逃走。1261年8月15日，迈克尔举行了入城典礼，随后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加冕为罗马皇帝米海尔八世，开始了巴列奥略王朝的统治。
迈克尔·巴列奥略虽然恢复了帝国，但巴列奥略王朝皇帝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忘了他们在亚洲的敌人。为了维持他对拉丁人的战争，米海尔从小亚细亚撤军并对农民征收严重的税收，引起了极大的不满。早在13世纪初的时候，罗马人完全有能力清除突厥人这个未来的隐患，但是他们并没有预见潜在的威胁，而是任其发展，而后更是将凶猛剽悍的突厥人作为内战和对斯拉夫人作战的主力，使之发展更加迅速。东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约在其首都迁回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就立即开始缩小了。突厥人的几种势力蚕食拜占庭帝国的领土，使它只剩下沿马尔马拉海的一条狭长地带。

危机渐深
在塞尔柱人的几股势力中，有一支乌古斯人的分支卡耶部落的成员奥斯曼人部落由于大蒙古帝国的哲别和速不台、以及绰儿马罕、拜住、野里知吉带和阔里吉思的入侵而从其在罗姆苏丹国故土西迁，进入了小亚细亚最西部。1281年，奥斯曼·加齐成为这个部落的首领，该部落遂被称为“鄂图曼人”或“奥斯曼苏丹国”。1301年，在巴菲翁（Baphaeon）附近，奥斯曼帝国首次与东罗马帝国发生直接冲突。虽然在人数上处于劣势，但奥斯曼帝国军队的士气轻而易举地盖过了基督教徒的士气，他们将安德洛尼卡二世皇帝的军队打得大败。
这时他们幸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时奥斯曼帝国内部分裂。当奥斯曼帝国站好阵脚后，除一些港口城市外，拜占庭帝国几乎所有的其他地方都被奥斯曼帝国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向西方求救，西方提出的条件是两个教会必须统一。巴列奥略王朝虽然颁布法律统一教会，但东罗马帝国的人民并不接受罗马天主教。一些西方的雇佣军来到帝国内，但西方大多数人宁可看着东罗马帝国灭亡。

奥斯曼之子奥尔汗加齐把一批批骑马牧民改编为从突击队到正规骑兵和步兵的作战单元，并着手实施一个多方向的扩张计划：先向南、向东控制塞尔柱人的穆斯林诸国，把它们拉过来作为盟国，或者变成附庸国，或者干脆兼并他们。1362年，穆拉德一世继位，此后奥斯曼苏丹国使用武力向欧洲发动了主动进攻。在穆拉德即位后18个月内，就占领了整个色雷斯地区。奥斯曼人约在1369年占领阿德里安堡并将它作为首都。1371年，奥斯曼军队在马里查河击败了塞尔维亚军队，后来东罗马帝国约翰五世皇帝被迫承认奥斯曼帝国是他的宗主国，并将次子曼努埃尔送去作为人质。
在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中，奥斯曼军队战胜了波兰、匈牙利王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第二帝国和阿尔巴尼亚联军。塞尔维亚大公拉扎尔的女婿假意投降，在下跪时用一柄短剑将年已70的穆拉德苏丹刺穿，他的儿子巴耶济德一世（“雷电”之意）继位。1390年，奥斯曼军队到达多瑙河。但是正当他们在巴尔干进行战争的时候，帖木儿的军队出现在其亚洲领土上，迫使其回师抵挡。当奥斯曼军队离开欧洲后，东罗马皇帝曼努埃尔二世向教宗发出呼吁，请求支援。受此请求，教宗博义九世组织了最后一次十字军远征。1396年9月28日，最后一支十字军队伍在尼科堡战役中被打败。巴耶济德正准备回师攻打君士坦丁堡时，遭到帖木儿进攻，巴耶济德于安卡拉之战战败被俘，使奥斯曼帝国陷入空位时期。东罗马帝国于1403年与巴耶塞特一世次子苏莱曼·切莱比签订《加里波利条约》，取得尼科米底亚等地区。
政治上的分裂和中央集权的瓦解，使末日的东罗马帝国四分五裂。帝国内部政治动荡，皇室斗争激烈，共帝之间先后爆发了“两安德洛尼卡战争”、“两约翰之战”、“约翰祖孙之战”。巴列奥略王朝的分封习俗加剧了帝国的分裂，分散在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的几个残余省份几乎都成了独立国家，除了承认东罗马帝国的宗主地位外，不对中央政府承担任何义务，既不纳税也不提供士兵，朝廷的政令几乎不出京城。尼西亚帝国时期一度恢复的军区制度再次瓦解，残存的几个富庶的农业地区全部被奥斯曼人占领，国家几乎没有收入，依靠变卖皇室财产土地和借高利贷度日。这个国家也失去了所有兵员来源，陆军只得聘请加泰罗尼亚人、法兰西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塞尔维亚人、瓦拉几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奥斯曼人充当雇佣兵。这些人名为士兵，实为匪徒，稍有不满即大动干戈，洗劫当地居民。东罗马海军也同时衰落，只能依靠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舰队保卫海上通道。

为了换取和平，或者筹措现金，东罗马帝国向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奥斯曼人屡次割让土地，甚至连色雷斯和加拉塔等对首都和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也被割让，使帝国丧失了最后的屏障。

孤都终亡
1451年，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二世中风去世，穆罕默德二世即位。他决心夺取君士坦丁堡，完全消灭东罗马帝国。1451年9月，他与威尼斯人订立协议，以不介入威尼斯-热那亚战争为代价换得了威尼斯的中立。同年11月，他又与当时的匈牙利摄政王匈雅提·亚诺什签订一个条约，以不在多瑙河上建立新要塞的承诺换得了匈牙利的中立。这些条约的有效期是3年，也就是说他在这3年里将可以在不受任何干扰的情况下攻打君士坦丁堡。
与此同时，拜占庭皇帝向西方寻求帮助，但教皇只会考虑派遣援助以换取东正教教会与罗马教廷的统一。教会的统一被讨论过，偶尔也通过帝国法令来实现，但东正教徒和神职人员强烈地憎恨罗马和拉丁礼的权威。一部分西方军队抵达以加强对君士坦丁堡的基督教防御，但大多数西方统治者都忙于自己国内的事务，而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另一个原因奥斯曼帝国将拜占庭与西欧和中欧分隔开来使得难以直接支援。
以往奥斯曼帝国认为攻击君士坦丁堡代价太大。君士坦丁堡的城墙非常坚固，除十字军外，上千年中没有人能够克服它。但随着火炮的出现，这堵墙再不能保护这座城市了。匈牙利工程师乌尔班为其提供了巨大的臼炮，其威力足以击碎君士坦丁堡的城墙。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已经严重崩溃，城市破败不堪。曾经宏伟的皇都现在的人口仅与散落的村镇相似。
1453年3月初，穆罕默德二世开始将攻城臼炮运到君士坦丁堡城外。1453年4月2日，苏丹穆罕默德率领的80,000名士兵和大量非正规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守城的基督教军队只有约7,000人（其中2,000人是外国人）。4月5日，星期四，奥斯曼军队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之外的平原上。第二天是穆斯林的主麻日，穆罕默德下令解开大炮。开始了与东罗马帝国的最后决战。君士坦丁堡的守军击退了多次进攻，但是经过两个月的炮轰，城墙多处被轰垮，在这期间，奥斯曼内部亦发生了一定分化，一方面是受当时小亚细亚的卡拉曼侯国的威胁，另一方面是担忧届时的欧洲天主教国家救援君士坦丁堡。在5月29日的总决战中，奥斯曼军队冲入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战斗中殉国。5月30日上午，穆罕默德二世进入君士坦丁堡，当日，东罗马帝国灭亡。
穆罕默德二世将自己看做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1461年，东罗马帝国末代王族统治的特拉布松帝国也被穆罕默德二世占领了。到15世纪末，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都已落入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
此时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宣布成为东正教的保护人。他的孙子伊凡四世将成为俄罗斯的第一位沙皇。他的继承人认为他们是罗马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继承人，是第三个罗马。一直到20世纪初覆亡时为止，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都认为自己是拜占庭帝国的继承人。
东罗马帝国在将经典知识传递给伊斯兰世界的过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最重要的影响却是他的教会。早期东罗马帝国的传教士将东正教传给了许多斯拉夫人。到今天为止，大多数斯拉夫人以及希腊人信奉东正教。东罗马帝国的建立年代和灭亡年代——395年和1453年，被后世的历史学家定义为中世纪的开始和结束。由是，持续1480年的罗马帝国正式灭亡。

政治制度
国家领袖
拜占庭帝国的最高权力由皇帝掌握。皇帝是整个帝国的象征，也是最高政治领袖、军队的最高统帅、最高的司法裁判者和和宗教的最高主宰。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有三种称呼。Βασιλεύς（Basileus）是最常见的称呼，来自古代希腊人对君主的称呼。在629年之前，罗马帝国的希腊语地区已经长期使用此称呼来揶揄皇帝是个“披着共和制元首外衣的东方式专制君主”，甚至萨珊王朝的霍斯劳二世也在其致莫里斯的希腊语国书中也称呼罗马皇帝为“[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Ῥωμαίων] 错误：{{Lang}}：语言代码：gre 无法识别（帮助）”，但东罗马帝国官方一直避免此称呼。公元629年，希拉克略皇帝基于基督教神学理论，正式启用“虔信基督的皇帝”（希腊语：Πιστὸς ἐν Χριστῷ Βασιλεὺς）作为皇帝的官方称号，以昭示皇帝是“万王之王”（希腊语：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Βασιλεων）耶稣基督在尘世的代理人，自此Βασιλεύς代替帝国拉丁时期的那种冗长的皇帝兼衔，成为东罗马皇帝的正式称呼。9世纪前，东罗马皇帝因自诩为基督教世界的唯一皇帝而仅使用Βασιλεύς称号，但在9世纪查理曼加冕后，囿于国势相当，也承认法兰克人君主为基督教世界里的Βασιλεύς，故为表自己方为罗马正统自称为“[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Ῥωμαίων] 错误：{{Lang}}：语言代码：gre 无法识别（帮助）”（“罗马人的皇帝”），而将法兰克君主，以及日耳曼的神圣罗马皇帝称为“[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Φράγκων] 错误：{{Lang}}：语言代码：gre 无法识别（帮助）”（“法兰克人的皇帝”）。至15世纪时，东罗马皇帝为向西方求援，故自降位格自称为“Βασιλεύς τῶν Ελλήνων”（“希腊人的皇帝”）。除了东罗马皇帝外，其他大国（如波斯帝国和法兰克帝国）的君主也被东罗马人称为Βασιλεύς。小国君主则被称为Ρήγας（Regas，来自拉丁语“Rex”，即国王）。
东罗马皇帝的另外一个称呼是Αυτοκράτωρ（Autokrator），这是希腊语对罗马皇帝的称呼“Imperator”的直接翻译，字面上的意思是“自我统治者”，强调“军事首脑”的意义，与罗马的“imperator”意义相同。此称号由于也经常授予一些具有全权的军事统帅（例如贝利萨留担任意大利大元帅时的官衔στρατηγός αυτοκράτωρ），故在希拉克略以后，Αυτοκράτωρ一度不用作皇帝的称号，但在查理曼加冕以后，东罗马皇帝重新启用了这个称号，作为首帝称号 “Βασιλεύς καὶ Αυτοκράτωρ”（皇帝与独裁者）的一部分，以昭示对法兰克人的基督教皇帝名义上的普世宗主权。而相应地，共治皇帝（皇储）只能使用“Βασιλεύς”而不能使用“Αυτοκράτωρ”，全权军事将领则允许使用“Αυτοκράτωρ”但不能使用“Βασιλεύς”（如巴西尔二世时代的保加利亚总督大卫·阿里安特斯）。
罗马帝国的“奥古斯都”在东罗马帝国同样沿用，而在希腊语中，则意译作Σεβαστός（Sebastos（或音译作Αύγουστος/Augoustos）），但两者在使用上逐渐产生差别：前者在科穆宁王朝以后沦为高等贵族的封号，而后者则始终作为皇帝正式称号的一部分，比如巴列奥略王朝时期皇帝的标准称号：虔信基督上帝的罗马人皇帝与独裁者，永恒的奥古斯都（希腊语：ἐν Χριστῷ τῷ Θεῷ πιστὸς βασιλεὺς καὶ αὐτοκράτωρ Ῥωμαίων καὶ [Αεὶ Αύγουστος] 错误：{{Lang}}：语言代码：gre 无法识别（帮助））

东罗马皇帝的其他称呼还有Κοσμοκράτωρ（Kosmokrator，宇宙的主宰）和Χρονοκράτωρ（Chronokrator，永久的主宰）、Σεβαστοκράτωρ（Sebastokrator，至尊陛下）、Καίσαρ（Kaiser，恺撒）、Πανυπερσέβαστος（Panhypersebastos，至全至高至尊之人）等等。
东罗马皇帝被神化为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皇帝可以召开宗教大会，任免教会领袖和高级教士。在这一点上，拜占庭帝国与同时期的西欧国家有很大的不同。皇帝的居所被称为“神圣皇宫”或“圣宫”。高级官员可以亲吻皇帝的右胸，低级官员只能吻皇帝的脚。外国使节以跪姿行礼。他们都没有权利先开口跟皇帝说话，只能等皇帝通过侍官发问时才可作答。每当官员觐见完毕，领受皇帝旨意、倒退着走出大殿时，礼仪大臣和宫廷仪卫高唱“诚如是！诚如是！诚如是！”
帝国的神学观也表现在宫廷生活之中：宫廷是一场豪华的神秘剧，皇帝在剧中努力扮演着基督的角色，在他的餐桌上接待12名宾客，在某些场合也会为精挑细选出来的穷人洗脚。在模仿基督事迹时，皇帝邀请最重要的显贵到皇宫的黄金餐室与他同桌。在非常盛大的节庆日，宾客数目是具有象征意义的12位。因为如此，贵族会花巨款购买进入墙上覆满黄金镶嵌画的这间餐室的权利。在黄金餐室宴请宾客时，依据各人阶级排行的高低，而被安排坐在离君主远近不同的位置。拜占庭人尊崇这个支配皇宫生活的严格秩序，所以说，爵位是一种荣誉，而且是分了等级的荣誉。

紫色是皇帝的专用颜色，皇帝的皇权标志包括皇冠、权杖和宝球（象征地球）。太阳则被视为皇帝的象征，每年12月25日，皇帝要头戴象征太阳的金光环，参加太阳节（光明节）的庆祝活动。1月6日的圣诞节、5月11日的君士坦丁堡建城节、8月25日的丰收节，以及大型的竞技、庆典活动，也要由皇帝亲自主持。
皇帝的婚姻为一夫一妻制，皇后之外没有其他嫔妃。皇位的主要继承方式为血亲继承，尤其是长子继承。拜占庭帝国的12个王朝、93位皇帝中，有24位是作为皇帝长子（包括养子）继承皇位的，11位是作为皇帝的其他儿子继承皇位。在皇帝无子的情况下，皇帝的兄弟、侄甥、姐妹、女儿、父母、孙子和配偶都有权继承皇位。东罗马法律承认女性的继承权。威胁东罗马皇帝帝位的主要因素是政变。皇帝的施政措施招致首都市民不满时，也可能会在群众暴动中失去皇位（例如532年尼卡暴动中的查士丁尼一世、1042年的迈克尔五世、1185年的安德罗尼库斯皇帝、以及1204年的父子皇帝伊萨克二世和阿列克修斯四世）。

贵族阶层
紫色是皇室专用的颜色，皇宫寝室中悬挂紫色丝绸装饰，因此东罗马皇帝的子女被称为“紫衣贵族”意为“在紫色帷幕中出生的人”。拜占庭帝国的贵族等级包括Πρινκεπζ（亲王）、大公/大督军（Μέγας Δουξ，此头衔通常授予海军统帅）、Δουξ（督军/公爵，常用于地方最高军职）、μεράρχης（分区将军/侯爵，作为军职领二千四百人或一支联合舰队）、δρουγγάριος（司令/大伯爵，作为军职领四百人或一支舰队）、komes（长官/伯爵，作为军职领两百人或一支分舰队，作为文职则为京城各官司长官）、apokomes（副长官/子爵）和Kentarchos（百夫长/舰长/男爵，作为军职领百人或一艘战舰）等级别，这些头衔实际上是帝国各级机构长贰的正式官号，西方封建国家借用帝国军制后逐渐演变为贵族等级。由古罗马元老职位派生出来的荣誉头衔包括Illustris（杰出者）、Spectabiles（显赫者）、Clarissimus（显赫者），这些头衔只能终身享用，不得世袭。
宦官在东罗马宫廷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6世纪时的著名军事将领纳尔塞斯，其身份就是宦官。君士坦丁一世设立了宫廷大总管（希腊语：Πραιποσιτοζ τον ενσεβεστατον κοιτωνοζ），其职责是总管皇帝内宫，并安排大臣觐见皇帝的时间表。到5世纪时，这个职位已经上升到与司法大臣平级的地位。此外，皇宫内还有掌管皇室衣物、马匹、食品、猎鹰、御船、音乐、医药……的宦官官员。这些官员构成了非世袭的宫廷贵族，替皇帝发号施令，握有很大的权力。

中央制度
早期的拜占庭帝国采取了类似于罗马帝国的行政制度，设立元老院、执政官和各大区长官。随着时间推移，元老和执政官逐渐变为荣誉性头衔。
东罗马皇帝的辅弼机构为御前会议，其成员包括行政总理官、大区总督、军队司令、司法行政官和君士坦丁堡市长等高官。
行政总理官（拉丁语：Magister officiorum/希腊语：Μάγιστρος των οφφικιωζ）是帝国早期最重要的高级官吏，其职权包括指挥禁军、巡视部队、监督各级官员、签发官方文件、主持外交活动、缔结条约、参加审理重大案件、掌管皇宫内外事务等重要职责。行政总理官的人选不以出身和等级为依据，而是依照其实际能力、干练程度和对皇帝的忠诚度来选择，由皇帝直接任命。7世纪后，行政总理官也逐渐成为虚职，其职掌为诸多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记下言语者”）所瓜分替代，这些大臣大致有：

掌管邮政与外交的邮传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 τοῦ δρόμου）
掌管中央税收用度的财政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 τοῦ γενικοῦ）
掌管地方军民政务的军事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 τοῦ στρατιωτικοῦ）
掌管国家车马牧场的畜牧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 τῶν ἀγελῶν）
掌管生产仓储及市易专卖的特殊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 τοῦ εἰδικοῦ）
负责首都刑狱事务的治安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 τοῦ πραιτωρίου）
负责水利事务的水利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 τῶν ὑδάτων）
负责宫内事务，同时作为皇帝耳目监察各官司的宫内大臣（希腊语：λογοθέτης τῶν οἰκιακῶν）
阿莱克修斯一世新设，统辖所有大臣的最高行政长官国务卿（希腊语：μέγας λογοθέτης）。
君士坦丁堡市长（希腊语：Επαρχοζ τηζ πολεωζ）也属于高级官吏，地位仅次于执事长官，其职责与外地的大区总督类似，总掌首都的行政和司法权，并且负有治安责任，掌握一定的军事指挥权。
拜占庭帝国早期的国家金矿、银矿、铸币厂、国库由圣库随从官（拉丁语：comes sacrarum largitionum，希腊语：κόμης τῶν θείων θησαυρῶν）掌握，皇家财政（包括皇室土地）由私产随从官（拉丁语：comes rerum privatarum，希腊语：κόμης τη̑ς ἰδικη̑ς παρουσίας）掌管，大区总督掌握地方金库。以上的财政官员在7世纪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税收与出纳用度等全国核心财务由财政大臣管理，地方财政由于军区制与农兵制的产生而自然地由军事大臣管理，特殊大臣则负责诸如生产、仓储等理财庶务，原本的财政官演变为通称诸大臣（希腊语：βέστης）的宫廷荣誉头衔。
东罗马的法律属于罗马法系统。司法行政官（希腊语：Κναιστωρ）由君士坦丁一世设立，最初相当于皇帝的法律秘书，为皇帝起草法律和法令，6世纪后成为最高法官。
东罗马的法官必须接受5年以上的专门法律教育，全面掌握罗马民法并通过严格的国家考试，领取资格证书，方可从事司法工作。早期的法官还兼管商业仲裁、税收、行政等业务，查士丁尼一世推行的司法改革要求法官专职化，并将法官与立法者区分开来。执事长官、大区总督和君士坦丁堡市长握有比法官更高一级的法律仲裁权，而东罗马皇帝则始终握有最高的立法权和司法权。

地方制度
帝国早期沿袭戴克里先时代的三层式地方行政制度，即将全国分为若干个总督大区（拉丁语：praefectura praetorio，希腊语：ὑπαρχία τῶν πραιτωρίων），每个大区分割为管区（拉丁语：dioecēsis，希腊语：διοίκησις），地区包括了罗马时代的若干行省（拉丁语：provincia，希腊语：επαρχία）。早期帝国设立了四个大区：

东方大区，首府君士坦丁堡，管理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埃及
伊利里亚大区，首府帖撒罗尼迦，管理巴尔干半岛
意大利大区，首府拉文纳，管理意大利与埃及以外的北非
高卢大区，早期首府特里尔，晚期首府阿尔勒，管理高卢、伊比利亚半岛与不列颠尼亚
帝国东西分治后，拜占庭帝国只统治其中的东方大区与伊利里亚大区。在查士丁尼收复意大利大区后，又在收复领土上设立行军总管府（希腊语：ἔξαρχία）以统领新领土的诸管区。其中，以旧意大利大区的欧洲部分为意大利总管府（首府拉文纳），非洲部分为阿非利加总管府（首府迦太基）。大区总督是皇帝的全权代表，行使行政和司法职权，但不负责军务，行军总管辖区略小但统管军民政务。由于大区总督权力极大，因此自君士坦丁一世后的历代皇帝逐步削去其权力，将部分权力分给省区总督。拜占庭帝国在重要省份和战略要地还设立直属帝国中央政府的地方总督。
7世纪上半叶，随着东方省区的丢失和拜占庭帝国军事形势的严峻，大区总督一职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军区（塞马州，希腊语：θέματα）将军（希腊语：στρατηγός）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这项制度一直延续到帝国衰亡。这些军区面积远小于本来的大区，甚至比行政地区还小，8世纪初时仅小亚细亚半岛上即有八军区（包括一个海军军区）。但是军区将军兼管辖区的军民司法，权力远比原本的大区总督大。军区以下，各级行政单位被重新组织，以往的行省制度被废止，形成了军政一体的行政序列：基本单位为县（=百人队，Kentarchia），长官为百夫长/男爵（Kentarches），管理一县并指挥一百人队计100员农兵；两县/百人队为一旗（Bandon），长官为旗长/伯爵（Komes），管理一旗并指挥两百人队计200员农兵；两旗为一郡（=团，Droungos），长官为团长/大伯爵（Droungarios），管理一郡并指挥两旗计400员农兵；六郡/团为一分军区（=师，Tourma），长官为师长（tourmarchēs），一般兼分区将军/侯爵（Merarchēs）衔，管理一分军区并指挥六团计2400员农兵；三至四分军区/师构成一军区（=军），长官将军一般兼督军/公爵（Doux）衔，管理一军区并指挥一军约9600员农兵。
军区制虽然与后期的行军总管制类似（事实上军区制正是希拉克略在非洲行军总管任上以行军总管制为蓝本的军制改革试验的推广），但设计理念上有本质的不同：在内忧重于外患的戴克里先时代，总督大区制实施军政分离的原则，目的是为了防止地方割据，以免再度陷入三世纪危机的帝国分裂状态；然而六世纪以来，帝国受到了诸多强大外敌的冲击，军政两套班子互相掣肘已成为严重隐忧，因此固守旧制已无必要。此外，帝国的去城市化也是军区制出现的要因：与古典时代相比，帝国的城市遭受了严重的军事打击，最严重时除了首都君士坦丁堡，整个帝国竟没有一座能称之为“城市”的城市，以至于“城市”一词居然专指君士坦丁堡。城市的大量荒废，大量的城市公民流入乡村变成农民的现状，决定了古老的公民军制已无法施行。为了确保兵员而产生的农兵制，亦即农民纳入国家的税收户籍统计系统，并需要为帝国所授田产而服兵役，并自行负担个人军事开支的新军制，则使得行政事务与军队管理高度一体化。于是结合了军政两方权力的将军，以及诸如军区这样的行政单位即军事单位的新型行政制度便应运而生。
事实上，军区制-农兵制体系抑制了七世纪以来帝国的军事衰退，并引领帝国在十世纪走上黄金时代，然而与此同时，军区制也造成了地方世袭军事贵族的产生，从而引发了逐渐严重的土地兼并，反而破坏了帝国赖以自保自强的农兵制。进入了农兵制完全崩溃的科穆宁王朝时，地方上各方贵族割据，朝廷则沦为各地贵族争权夺利的战场，因此帝国在十字军和塞尔柱突厥人的冲击下一触即溃，即便科穆宁诸位贤君发挥了极为巧妙的统治手腕，仍然无法逆转帝国一蹶不振的趋势。
拜占庭帝国末期，安纳托利亚及巴尔干地区的封建领主向农奴征收近乎残忍的重税。这一趋势直到帝国灭亡才由奥斯曼土耳其人改善。

文化遗产
拜占庭帝国的主宰文化是希腊文化。希腊语不但是日常用语，而且是东正教会、文学和商业的共同语言。对于当时的罗马人来说，后世对“西部的拉丁帝国”和“东部的希腊帝国”的所谓区分，以及拜占庭帝国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罗马帝国，并不重要。罗马帝国是一个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的帝国，拜占庭帝国并不例外。
希腊人和希腊化的小亚细亚人构成拜占廷帝国的文化主体，但是在这个国家里还有瓦拉几亚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埃及人、叙利亚人、伊利里亚人和斯拉夫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希腊文化从帝国的都市如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以弗所、帖撒罗尼迦和亚历山大港传向全国。

宗教信仰
拜占庭帝国继承君士坦丁大帝的精神，确信基督教是帝国的立国之本。帝国东部的基督教神学就受到犹太教神学和古典希腊哲学的影响。325年5月25日至8月25日，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尼西亚宗教会议，确立了东罗马基督教的基本信条，即《尼西亚信经》。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431年以弗所公会议、451年迦克墩公会议、55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的四次基督教大公会议进一步肯定了基督教的国教地位，君士坦丁堡教区的地位也得到确认，在基督教五大教区中仅次于罗马教区。伊斯兰教兴起后，受其“禁止偶像崇拜”的教义影响，在拜占庭帝国发生了破坏圣像运动。787年在尼西亚召开的第七次宗教会议阐释了圣像崇拜和偶像崇拜的区别，东罗马基督教会的神学体系至此正式确定下来，此后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动。这一派宗教后来发展为希腊正教，即东正教。

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据说是由上帝通过皇帝来统治的。詹妮弗·弗莱特兰·凡沃斯特（Jennifer Fretland VanVoorst）认为，“拜占庭帝国是一个神权国家，因为基督教价值观和理想是帝国政治理想的基础，并与其政治目标密切相关。” 史蒂文·朗西曼（teven Runciman在）他关于拜占庭神权政治的书中说：

拜占庭帝国的法律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它是天国在尘世的复制品。就像上帝在天上统治一样，按照他的形象创造的皇帝应该统治地球并执行他的诫命……它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遍的帝国。理想情况下，它应该包含地球上所有的人民，理想情况下，他们都应该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会，它自己的东正教教会的成员。正如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人在地上的王国也是按照天国的形象造的。
按照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设定的模式，拜占庭人将皇帝视为基督的代表或信使，特别负责在异教徒中传播基督教，并负责宗教的“外部”，例如行政和财政。正如西里尔·芒戈（Cyril Mango）所指出的，拜占庭的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神、一国、一教”。
君士坦丁堡通常被认为是“东正基督教文明的摇篮”。帝国在教会事务中的角色从未发展成一个固定的、法律定义的系统。此外由于罗马的衰落和其他东方宗主教的内部纷争，君士坦丁堡教会在6世纪至11世纪之间是基督教世界最富有和最有影响力的中心。即使当帝国沦为昔日的影子时，教会仍然在帝国边境内外发挥著重要的影响力。正如乔治·奥斯特洛格尔斯基指出的那样：

君士坦丁堡宗主教仍然是东正教世界的中心，在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地区拥有下属的都主教和大主教，同时也影响著高加索、俄罗斯和立陶宛。教会仍然是拜占庭帝国最稳定的元素。
官方的国家基督教教义是由前七个大公会议决定的，当时皇帝有责任将其强加给他的臣民。 388年的一项帝国法令后来被纳入查士丁尼法典，命令帝国人口“以天主教徒的名义”，并将所有不遵守法律的人视为“疯狂和愚蠢的人”和“异端教条”的追随者。
除了正统教派外，由于拜占廷帝国包括了希腊、埃及、叙利亚、亚美尼亚等具有不同文化的领土，因此各种异端思想在这些地方兴起，包括阿里乌教派，兴起于帝国东部）、聂斯脱利教派（又称景教，兴起于叙利亚地区）、马其顿尼教派（Macedonius）、基督一性论教派（兴起于埃及）、基督一志论教派、保罗教派（兴起于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波格米勒派（兴起于保加利亚）等异端教派。
当利奥三世下令摧毁整个帝国的圣像时，基督徒之间发生了另一次分裂。这导致了一场重大的宗教危机，该危机在9世纪中叶随著圣像崇拜的恢复而告终。同一时期，巴尔干地区出现了新一批异教徒，主要来自斯拉夫人， 但他们这些逐渐被基督教化。
犹太人在其历史上一直是拜占庭国家的重要少数群体，根据罗马法，他们构成了一个法律承认的宗教团体。在拜占庭早期，他们普遍被容忍，但随后出现了紧张和迫害时期。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后，大多数犹太人发现自己置身于帝国之外。从10世纪起，那些留在拜占庭边界内的人显然过著相对和平的生活。
拜占庭帝国的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关系十分复杂。在帝国的共同利益受到威胁时，教会和皇帝能够联合，而在发生利益冲突时，教会与皇帝则发生激烈斗争。总的来说，在9世纪以前，由于拜占庭帝国严厉的法律和富于效率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管理，东罗马教会被剥夺了参与国事活动的空间，教会事务成为帝国国家事务的一部分，东罗马皇帝则成为教会的保护人，控制着罗马和君士坦丁堡这两个最大教区的主教和大教长任免权。从君士坦丁一世到查士丁尼一世时期，多位主教被皇帝免去教职，在罗马的大主教（后来成为教宗）在8世纪中叶前也要听命于东罗马皇帝，同时，任何教职人员都无权开除皇帝的教籍。
9世纪以后，帝国皇帝的权力逐渐削弱，教会的实力则逐渐增强。教会开始插手帝国的管理事务，包括审理世俗法庭经手的任何案件、以及税收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但是与罗马教会不同，东罗马教会始终没有摆脱皇帝的控制，始终作为国家政权的工具存在。

文学艺术
拜占庭帝国的文学包括小说、故事集、诗歌等形式。拜占庭帝国的讽刺散文和杂记源自古希腊文学，其讽刺散文寓严肃主题于诙谐幽默的叙述风格中，10世纪的《祖国之友》、12世纪的《马扎利斯》和《庄园之主》都是东罗马讽刺散文的代表作品。同时代的医学、哲学作品也仿照这种讽刺散文风格。拜占廷的杂记代表作是6世纪商人哥利马斯的《基督教国家风土记》，小说则主要翻译古印度故事。
东罗马诗歌以礼拜仪式所用的宗教诗歌为主，讲求韵律，并从应答对唱的诗歌中发展出了两重唱的音乐形式。东罗马音乐源自古希腊和罗马音乐，在宫廷典礼、重大仪式、节日庆典、民间婚宴等场合都要用音乐营造热烈气氛。但是，世俗音乐所留下的完整乐谱很少，因此对其乐理、音阶、旋律、音调所知甚少。目前保留下来的东罗马乐主要是东正教的宗教音乐，尤其是希腊阿索斯山（圣山半岛）的宗教音乐。这种音乐以复调音乐为主，反复出现相同的乐调、变调和和声，分为声调高亢华丽的高音部和舒缓平和的低音部，各段歌词注重韵律，不注重节律。

拜占庭艺术的最大特点是其装饰性、抽象性和宗教寓意。现在存世的东罗马美术作品大多是教堂中的镶嵌画、壁画和绘画手卷，题材包括耶稣、圣母与圣子、天使和天使长、历代圣人、历代皇帝和主教，以及天堂和地狱的题材。镶嵌画多为装饰性的，平面构图公式化，善用光辉耀目的颜色，主色为金色和蓝色，间以白、紫、蓝、黄、粉红、绿、红、黑等颜色的图案。同时，基督教仪式在教堂内部举行，外部通常几乎没有装饰。
拜占庭帝国的圣像大多用木头制成，上面用小块马赛克或颜料拼出图案，加以金银、珐琅、象牙装饰，镶嵌珠宝。东罗马圣像艺术对后来罗斯、希腊等东正教国家的宗教美术有很大影响，波斯的细密画技术也来自拜占庭镶嵌画圣像的细密镶嵌技术。
除了宗教主题外，还有一些拜占廷绘画手卷反映了军队、战役、日常生活、动植物和其他题材。
东罗马文化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其精湛的奢侈品和金银制品工艺。现存于世的东罗马珍宝（大多是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掠夺到西欧的文物）反映了东罗马工艺的高超水平，其中包括镶嵌金丝的丝绸地毯、玛瑙和雪花石膏的黄金圣餐杯；圣餐用的金盘子和餐具；黄金和红蓝宝石封面的福音书；象牙和珐琅做成的镶板及法物箱；金银大烛台；护身符和刻有宗教故事的挂件；丝绸织造的绣金法袍；黄金和镶嵌画的圣像等。

东罗马人相信，上天的力量显示在皇帝和教会的金银珠宝上。皇宫和圣索非亚大教堂越是豪华，就越能证明每位基督徒所期盼的来世生活的高贵，因此皇宫和索非亚大教堂成了巨大的珍宝库。1204年，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在圣索非亚大教堂里面发现了1700多座黄金、珍珠、宝石和珐琅做成的小型圣坛，40000多个金银香炉和圣物盒，以及堆积如山的其他财宝。
在存世的东罗马工艺品中，最精致的是现存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的帕拉多霍祭坛组雕（Pala D'Oro），由黄金、珐琅、珍珠和宝石制成。976年，威尼斯总督委托东罗马工匠制作了祭坛的中心嵌板，1105年又订购了更多的珐琅嵌板。1204年4月13日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之后，威尼斯军队将圣索非亚大教堂和许多修道院的圣像劫到威尼斯，添加到祭坛上。
东罗马的丝绸制品也是帝国最贵重的商品之一。拜占庭最初的蚕种和养蚕技术在查士丁尼一世时期（550年）由粟特商人从中国走私而来的，随后在希腊南部建立了国营的养蚕工业。丝绸生产和纺织由政府严格控制，严禁进行价格投机，或将丝绸专用的紫红色染料出口到国外。紫色丝绸服饰和地毯为皇族专用，其他的丝绸织物则用刺绣技术织出精致的图案。查理曼大帝下葬时身穿的寿衣就是用东罗马丝绸制成的。到14世纪，随着纺织工艺进一步改进，又出现了图案更加复杂的锦缎，上面织满金丝和银线，被做成礼服、圣坛罩布、帷幔、窗帘、壁毯、地毯，并成为拜占庭帝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贡品。

科学技术
东罗马人继承古希腊人重视科学和教育的习俗。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被东罗马人视为“四艺”，哲学、修辞学、古希腊语也是学童的必修科目。神学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但是普通民众对神学的关注程度非常高，经常可以看到贩夫走卒之间进行激烈的神学辩论。在应用科学中，与筑城相关的土木工程学，与军事相关的冶金学和地理学，以及制作“希腊火”所需的化学知识都得到了高度发展，不过这类知识并不向公众普及，而是作为机密课目向特定的学生传授。
君士坦丁堡帝国大学有时被称为马格瑙拉宫大学（希腊语：Πανδιδακτήριον τῆς Μαγναύρας），是东罗马的一所教育机构，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425年皇帝狄奥多西二世创立的大学校（希腊语：Πανδιδακτήριον，Pandidakterion)。大学校于1046年由君士坦丁九世重建，他创建了法律系（Διδασκαλεῖον τῶν Νόμων）和哲学系（Γυμνάσιον）。同时各种经济学院、理工学院、图书馆和美术学院也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和运营。一些学者甚至将君士坦丁堡帝国大学称为世界上第一所“大学”。
古典时代的著作在拜占庭得到保存和发展。因此拜占庭科学在各个时期都与古代哲学、形而上学密切相关。帆拱式建筑是一种在上角支撑圆顶的形制，是拜占庭的发明。尽管第一次实验是在200年代进行的，但在6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它的潜力才得以充分发挥。
一个由拜占庭人制造的由复杂齿轮组成的机械日晷装置已被挖掘出来，这表明安提基特拉机械的构造原理在拜占庭一直没有失传，英国科学家J·R·帕廷顿（J. R. Partington）说：

君士坦丁堡到处都是发明家和工匠。塞萨洛尼卡的“哲学家”利奥为帝奥菲罗斯（829-842）皇帝制作了一棵金色的树，它的树枝上带著人造鸟，它们拍打著翅膀，唱著歌，旁边咆哮的狮子以及一位行走的发条女士栩栩如生。这些机械玩具延续了拜占庭人所熟知的亚历山大港的希罗的著作中所代表的传统。东罗马医学是在古希腊医学体系上发展起来的，希波克拉底的体质理论被东罗马人广泛接受，认为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是人类体质病理学分类的基础，所有的疾病都出于干、湿、冷、热这四气失调。4世纪时朱利安皇帝的私人医生欧利修巴斯编纂的《诊断学》，7世纪时保罗（姓失传）编纂的《妇科学》、《毒物学》、《处方》，以及11世纪时西美昂编纂的《食物》、《保健手册》都是以希波克拉底理论为基础的。东罗马的草药学非常发达，放血、推拿、按摩、烧灼等方法也被用于治疗病患。在东罗马军队中有军事医护团，大修道院通常也设有医院，接收并治疗平民患者。沐浴习惯和对街道的定期冲刷是主要的城市公共卫生手段。
第一个已知的分离连体双胞胎的例子发生在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当时一对来自亚美尼亚的连体双胞胎来到君士坦丁堡。许多年后其中的一人死亡，因此君士坦丁堡的外科医生决定将死者的尸体移走。结果是部分成功的，因为幸存的双胞胎在在术后存活了三天。这个结果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一个半世纪后历史学家提到了它。直到1689年，德国才有了下一个连体双胞胎分离的案例。
希腊火，一种甚至可以在水上燃烧的燃烧武器，也由拜占庭人创造。它是在8世纪君士坦丁堡被围攻期间对抗阿拉伯人的产物。这一发现归功于来自叙利亚的赫利奥波利斯的卡利尼库斯，他在阿拉伯征服叙利亚期间逃离。然而也有人认为，没有一个人发明了希腊火，而是“由继承亚历山大港化学发现的君士坦丁堡化学家发明……”。手榴弹的第一个例子也出现在拜占庭帝国，它们由装有玻璃和钉子的陶瓷罐组成，里面装满了希腊火的爆炸成分，并被应用于战场。
配重投石机是在科穆宁王朝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统治期间（1081-1118年）在拜占庭帝国发明的，当时拜占庭人使用这种新开发的攻城武器来摧毁城堡和防御工事。这门攻城炮标志著攻城武器在使用大炮之前的最高点。欧洲和亚洲的军队此后从拜占庭人那里学习并采用了这种攻城武器。
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推动了后来的文艺复兴。在此期间，拜占庭流亡学者主要负责亲自和书面将古希腊的语法、文学研究、数学和天文知识带到文艺复兴早期的意大利。他们还带来了有关植物学、医学和动物学的经典知识和著作，以及迪奥斯科里德斯和约翰·费罗普勒斯对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的批评的著作。

建筑特色
东罗马建筑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前期（4世纪至6世纪）、中期（7世纪至12世纪）和后期（13至15世纪）。前期是东罗马建筑的兴盛期，建筑作品大多仿照古罗马式样，主要的建筑包括君士坦丁堡的城墙、城门、宫殿、广场、拱门、高架水道、公共浴场和蓄水池，以及教堂。基督教成为国教后，东罗马的教堂建筑越来越大，越来越豪华，至公元6世纪，最终出现了空前壮观的圣索非亚大教堂。
东罗马中期建筑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家特征，即蛮族外敌相继入侵，领土丧失，国力下降。这一时期的建筑缩小，规模也不如从前。这一时期的东罗马教堂建筑特点是占地少、向空中发展，没有了圣索非亚大教堂那样的中央大穹窿，代之以若干小穹窿，并注重内部装饰。这一时期的代表建筑包括君士坦丁堡的阿克塔尔弗所斯（Acatalepthos）修道院、科拉（Chora）修道院，以及帝国之外的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和基辅的圣索非亚教堂。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并屠杀之后，拜占庭国力大受损失，无力再兴建大型公共建筑和教堂。这一时期建造的东罗马建筑数量不多，也没有创新，在奥斯曼帝国灭亡拜占廷帝国后大多破损无存。君士坦丁堡的圣玛利亚教堂为晚期东罗马建筑的代表作品。

东罗马建筑为砖石结构，局部地方加以混凝土。从建筑元素上看，东罗马建筑包含了古代西亚的砖石券顶、古希腊的古典柱式和古罗马建筑规模宏大的尺度，以及巴西利卡的建筑形式。东罗马建筑的拱券和穹窿多采用小料厚缝的形式，以减轻拱顶重量。从现存遗址上看，拜占廷的宫殿和其他公共建筑中，某些个体建筑存在中轴对称，但整个建筑群则由各时期随意添建的建筑组成，呈现为平面不规则的自由布局。此外，拜占庭建筑与古典希腊罗马建筑意趣上也有很大差距：古典建筑更追求内观和外观的整体协调，宗教建筑中不会出现外观极为朴素，视觉上打破几何平衡感的作品，而拜占庭建筑基本放弃了建筑外观审美的追求，即便是圣索非亚大教堂，从外观上而言不过是一个毫无装饰臃肿庞大的红砖形体，只有进入了内部，才能为其穹隆与穹顶的巧妙搭配带来的轻盈感与壮阔感，以及绝妙的采光与色彩斑斓的装饰所构成的辉煌璀璨所震撼。
东罗马的教堂格局分为三类：会堂（巴西利卡）式（如圣索非亚教堂）、集中式（平面为圆形或正多边形）以及希腊十字式。就历史沿革而言，最早出现的是用以布道的传统会堂式教堂（如老圣彼得大教堂），以及作为圣祠的集中式教堂。而在圣索非亚大教堂创造性地在会堂中加上穹顶以后，这种融合了会堂式和集中式两种教堂形式的穹顶会堂开始在各地流行，最后演变为中晚期流行的希腊十字式教堂。教堂多用花岗岩和大理石修建， 内部装饰则采用彩色云石、大理石、马赛克和琉璃砖。东罗马建筑对东欧的宗教建筑有很大影响，在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希腊等国都可以见到东罗马风格的教堂和修道院建筑。此外，东罗马建筑对萨珊王朝和伊斯兰建筑也产生过影响，其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萨珊王朝的建筑和各国清真寺中常见的东罗马式中央穹窿，以及清真寺内部对于光线的处理手法。

社会风俗
拜占庭帝国位于温暖湿润的地中海气候带，气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罗马人的饮食和服饰习惯。根据一位佚名东罗马作家的《论食物》记载，不同地区的东罗马人饮食略有不同，但主食基本都是面包、豆类（加入汤或菜中）。在首都君士坦丁堡，由于肉价昂贵，普通人的主食是面包、橄榄、洋葱、小扁豆、奶酪和鱼类。外地则广泛食用牛、羊、猪、马、鸡、鸭、鹅等禽畜肉类。君士坦丁堡人喜食海鱼，淡水鱼通常用来喂猫狗。其他拜占廷史料中提到的蔬菜有萝卜、卷心菜、大蒜、洋葱、南瓜、莴苣、韭菜、黄瓜，调料包括芝麻、芫荽、胡椒、丁香，水果则以苹果、无花果、西瓜、杏和葡萄为主。饮料为家酿的葡萄酒和啤酒。几乎所有的食物都要加入橄榄油。各地生产的粮食主要满足当地的需求，首都和萨洛尼卡、安条克这样的大城市则依靠进口粮食，以及政府的粮仓调拨。7世纪初期帝国丧失埃及、利比亚、阿特拉斯山脉以北的阿尔及利亚、阿非利加和叙利亚等行省后，谷物产量减少，肉类消费量开始增加，羊毛和亚麻也取代产自埃及的原棉，成为纺织的主要原料。

东罗马人的服饰也因地区而异，冬季阴冷多雨的马其顿和多瑙河边境地区与干旱炎热的埃及地区服装样式有很大差别。丝绸为皇家垄断的原材料，丝绸生产被集中在希腊南部地区，丝绸的买卖也由官营商人严格控制。没有皇室的许可，平民不得随意穿戴丝绸服装。紫色的丝袍为皇帝和皇后专用的服装，高级教会人士则穿着织金绣银的锦缎教袍和法衣。普通人的服饰多由棉布和亚麻织成，从现存的东罗马绘画手卷来看，在帝国1100年的历史中，服装样式基本上为轻快、单薄的地中海风格，主要的服装样式包括长袍、披肩、腰布、皮靴。
东罗马人的首要娱乐活动为观看竞技比赛，比赛的项目包括双轮马车赛、狩猎、摔交、斗兽、杂技和小丑表演。但是，由于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古罗马时代那种残酷的、以参加者生命为代价的斗兽和奴隶角斗表演已经绝迹。其他的娱乐方式包括赌博、音乐、郊游、观看喜剧和滑稽剧。查士丁尼一世的皇后提奥多拉就曾经是一名滑稽剧演员，她的父亲是一名驯熊师。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商业都会的色情服务业也十分发达。不过，拜占庭帝国普遍按照基督教教义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男性的最低婚龄为14岁，女性为12岁。
在东罗马文化中，不同于当时其他基督教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对占星术、星象和预言的迷信。这也充分反映了拜占庭帝国受古代希腊、西亚、印度、埃及等东方文化影响的程度。东罗马的一个古老预言曾经被广泛传播，并在帝国灭亡之时得到验证：拜占庭帝国开国的皇帝是海伦娜之子君士坦丁，帝国灭亡时的皇帝也将是海伦娜之子君士坦丁（拜占廷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母亲是海伦娜·德拉加斯）。此外，天象也被用来解释皇位的变动和国运的兴衰。1453年5月，在土耳其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星象学家曾预言说，君士坦丁皇帝将不会战败，除非满月给他以预兆。5月22日，夜空中出现月食，满月的形状变成了新月（伊斯兰教的象征）。第二天傍晚日落时，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巨大圆顶发着红光，仿佛弥漫着不断上升的血浪。这些现象都被解释为帝国即将灭亡的预兆，导致守城军民士气衰落。

旗帜纹章
在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拜占庭帝国并不知道或使用西欧意义上的纹章。各种标志（希腊语：σημεία, sēmeia；σημείον, sēmeion）用于官方场合和军事目的，例如显示各种图案的横幅或盾牌，如十字架或拉布兰旗。官员的印章也证实了拜占庭帝国使用十字架和基督、圣母玛利亚和各种圣徒的形象，但这些是个人的而不是家庭的象征。拜占庭帝国的象征主要有以下几种：

双头鹰
凯乐符号
四文十字

语言文字
除了宫廷、行政和军事之外，甚至在西罗马帝国衰落之前，东罗马各省使用的主要语言是希腊语，希腊语的使用比拉丁语早了几个世纪。在罗马征服东方之后，它的“罗马治下的和平”、包容主义的政治实践和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促进了希腊语在东方的进一步传播和巩固。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的早期，希腊语已成为教会、学术和艺术的通用语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各省之间和与其他国家贸易的通用语。希腊语一度成为口语的双层语言，这被称为通用希腊语（最终演变为通俗希腊语），与较旧的书面形式（阿提卡希腊语）一起使用，直到通用希腊语胜出并成为口语和书面标准语言。
戴克里先皇帝试图重塑拉丁语的权威，使其成为东方罗马政府的官方语言，他企图使拉丁语成为当权者的语言（ἡ κρατοῦσα διάλεκτος，hē kratousa dialektos）。在5世纪初期，希腊语在东方作为官方语言获得了与拉丁语同等的地位，从色雷斯人利奥一世统治开始，皇帝逐渐开始用希腊语而非拉丁语立法。最后一位强调拉丁语重要性的东方皇帝是查士丁尼一世，他的《民法大全》几乎完全用拉丁文写成。他也可能是最后一位以拉丁语为母语的皇帝。
使用拉丁语作为行政语言持续了几个世纪，尽管它越来越多地被希腊语取代。学术拉丁语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迅速被废弃，尽管该语言在一段时间内至少仍然是帝国文化的礼仪部分。 此外拉丁语仍然是帝国的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这些民族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半岛、达尔马提亚海岸和巴尔干半岛（特别是远离海岸的山区），他们使用的口语拉丁语最终发展成各种罗曼语族语言，如达尔马提亚语或罗马尼亚语。
在多民族帝国中存在许多其他语言，其中一些语言在不同时期在其省份中被赋予有限的官方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到中世纪初期，叙利亚语在东部省份的受过教育的阶层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使用。同样，科普特语、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对于他们所在省份受过教育的人中也很重要。后来的外交接触使得古教会斯拉夫语、中古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在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内变得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10世纪拉丁语研究得到了复兴，到11世纪，拉丁语知识在君士坦丁堡已不再罕见。亚美尼亚语和各种斯拉夫语被广泛使用，在帝国的边境地区变得更加明显。
除了这些语言，由于君士坦丁堡是地中海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主要贸易中心，几乎所有已知的中世纪语言在某个时候都在帝国使用，甚至是汉语。随著帝国进入最后的衰落，帝国的公民在文化上变得更加同质化，希腊语成为他们的身份和宗教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经济发展
商业贸易
拜占庭帝国所控制过的最大领土面积为270万平方公里（查士丁尼一世去世时的565年），人口颠峰值则为3400万（公元4世纪末期）。帝国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并拥有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在中世纪早期的几百年中，东罗马一直是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它的货币苏勒德斯长期以来是欧洲和西亚的国际流通货币。
尽管亚美尼亚的金矿和巴尔干的丰富银矿为东罗马提供了贵金属的来源，但帝国最主要的收入还是来自商业贸易中征收的关税和贸易税（此外还包括过境税、入城税、不动产转手税等名目）。东罗马首都君士坦丁堡处于欧洲、亚洲交汇点，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各地商船汇集的地方，也是丝绸之路的一个终点，发达的国际转口贸易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额的财富。萨洛尼卡、特拉布宗、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等城市也是帝国的重要贸易港口。东罗马的进口物资主要包括丝绸、毛皮、奴隶、粮食、贵重木材、香薰料、染料、象牙、宝石、珍禽异兽和其他奢侈品，出口物资则有玻璃、马赛克镶嵌画、高级丝织品和锦缎、武器、葡萄酒、金银货币、珠宝首饰和工艺品。东罗马的通货长期保持稳定的状态。1磅黄金铸造72个名为“诺米斯玛塔”（Nomismata）的金币，一个诺米斯玛塔等于12个银币，1个银币等于12个铜币。一个工人一年工作280天，大约挣25个诺米斯玛塔的年薪，就可以维持衣食所需。

公元7世纪后，拜占庭帝国的国际贸易因与萨珊王朝和阿拉伯的战争而受到影响，传统的经过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湾的商路中断，迫使东罗马开辟通过红海进入印度洋的海路贸易和通过黑海、可萨汗国、里海、咸海的陆路贸易路线。至9世纪，帝国的国际贸易达到最高峰。
1071年，突厥人攻占了小亚细亚，虽于1143年基本收复，但是拜占庭帝国逐渐丧失了黑海沿岸的商业据点。与此同时，由于威尼斯的兴起，以及热那亚、加泰隆尼亚商人的竞争，东罗马的商业开始衰落。诺曼人则入侵希腊南部的底比斯和科林斯等丝绸工业中心，将大批养蚕技师和丝织工匠带到西西里，打破了东罗马对丝绸的垄断地位。数次十字军运动，尤其是1204年4月13日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带来的破坏，严重地毁坏了帝国的商业地位，彻底改变了地中海贸易格局。在拜占庭帝国晚期的若干次皇室斗争中，为了获得资金，东罗马皇位争夺者屡以商业贸易特权为抵押，致使本已遭到严重毁坏的本国商业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君士坦丁堡和特拉布宗不再是东方商品的集散地，其地位被威尼斯在东地中海的商业据点夺去。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甚至在东罗马本土取得了商业特权，在君士坦丁堡郊外的加拉塔建立了商业殖民区。到14世纪，拜占廷的商业已经完全萎缩。
除了商业税收外，拜占庭帝国其他的经济收入来源还包括向元老阶层征收的地产税和向城市工商业主征收的货币税。此外还向城市工商业主征收马匹、布匹等实物税。城市公民还要交纳公证税、印花税、司法税等间接税。富有的市民还要负担路灯燃油、节日赛马、慈善机构、城市卫生和救火等费用。

农业基础
东罗马的农业税按照田亩面积向村庄集体征收，逃亡农民所抛下的荒芜农田所需缴纳的税收，由其所在的村庄代缴。每年5月和9月，帝国的巡回法官和税收官吏下乡征税，每3年普查一次土地状况，确定税收额度。
在7世纪初期丧失主要的农业省叙利亚后，拜占庭帝国加大了在巴尔干和小亚细亚的农垦力度。当这些地方的领土也在1071年－1185年落入斯拉夫人和突厥人之手、而帝国的商业贸易又极度萎缩时，拜占庭帝国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财政困难的状况。在14世纪，为了筹措开支，萨伏依的安娜皇后曾下令熔化宫中的金银器皿，铸造货币。一位记录了约翰五世加冕典礼的拜占廷史官曾哀叹道：“皇帝的大多数皇冠和冕服只是看起来像黄金珠宝，其实都是染上金色的皮革，饰以彩色玻璃冒充宝石。前朝皇帝用来品尝美酒的、缀满红绿宝石和珍珠的高脚金杯，已经被换成了白锡杯或陶土杯。……到处可以看到类似具有天然美丽的宝石和多彩绚丽的珍珠一样的东西，但是这些都骗不过众人的眼睛……罗马帝国的繁荣和辉煌竟然颓败到这种程度，昔日的荣光完全消失了……”
至巴列奥略王朝末期，拜占庭帝国已经完全依靠出售皇室财产土地和借高利贷来维持必要的开支。为了筹措现金，帝国向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奥斯曼人屡次割让土地，甚至连色雷斯和加拉塔等对首都和国家生死攸关的重要地区也被割让，使帝国丧失了最后的自救资源。1423年，当曼努埃尔二世将第二大城市萨罗尼加卖给威尼斯后，拜占廷帝国已经无地可割，无税可收，仅靠君士坦丁堡城内少许工商业税收残度余日。这一状况无疑对拜占庭帝国的最终灭亡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国经济学家厉以宁认为，拜占庭，尤其是其历史后期的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帝国统治者和贵族对本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毫无远见的摧残。自耕农无法独自在横征暴敛下生存，而土地则遭到贵族兼并，他们被迫依附于东正教会和修道院，成为佃户而勉强过活，无法给帝国政府提供收入。工商业者在严苛的法律下无法发展，且对外国商人毫无竞争力，只能投靠威尼斯商人打下手，同样如自耕农一般，在制度层面上受限。厉以宁强调了自耕农与工商业者在客观上对拜占庭帝国运转的重要性，认为唯有他们有能力维持自身，他们才有能力对帝国做出贡献，而这正是拜占庭帝国政府忽略的一点。此外，帝国后期的贵族对中央政府的支持十分薄弱，在天主教会和奥斯曼突厥人的利诱下，许多贵族直接变节投降，导致帝国的经济来源近乎完全枯竭。

军事体制
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战略，总体来说呈现守势状态。拜占庭的军事守势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帝国人民对国家的认同感下滑、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帝国人口数量下降、相对于周围民族的文化优势等等。尽管并未沾染罗马帝国末期重文轻武的恶习而影响来自本国人兵源，与其周边的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塞尔柱人等众多民族相比，拜占庭人并不算极端尚武，剽悍好斗、崇尚武力被视为粗鲁无知和野蛮的表现。拜占庭帝国将军事看作一门艺术，更重视作战的完美性和双方的智慧较量。
早期拜占庭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包括边防军、野战军和驻扎于皇宫内的哥德人卫队。边防军驻扎于河流和陆地边界，服役24年；野战军驻扎在内地军事要塞和交通枢纽地区，他们和皇宫卫队需要服役20年。在帝国边境的蛮族向帝国提供后备部队，由皇帝直接指挥。
拜占庭帝国的边防军采用军区制，军区（塞马州/军事行政州）由边防总督指挥。6世纪时，帝国有东方、色雷斯和伊利里亚三大军区，528年设立了亚美尼亚军区，537年又设立了海上军区。边防军士兵不再是帝国的公民兵，而是兵农合一的农兵：他们从政府那里领取农田，自己耕种或雇人耕种，提供自给自足的军粮，为此他们将负担服役的义务。边防军和野战军的最基层单位为队，每队5人；两队为一连（Kontoubernion）；10连为一营（Kentarchia，因此营长又称百夫长）；4营为一团（Droungos）；6团为一师（Tourma）；3至4师组成一个军团（Thema），一军团即为一军区所应提供的兵员总额。这些军事单位同时也是兵源地的地方行政单位，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早期古罗马帝国军政合一的地方行政制度的复活。
希拉克略皇帝时期，在帝国东部领土上普遍推广军区制，凡是被东罗马人收复的土地，都建立新的塞马州。到9世纪，在东罗马的欧洲领土上，从爱奥尼亚群岛和伊庇鲁斯经马其顿直到黑海，以及亚得里亚海滨的若干岛屿和沿海城市，普遍设立了军区。

自11世纪以后，东罗马传统的军区制度瓦解。由于多次发生军事将领插手皇族内部斗争的情况，巴西尔二世之后的历任皇帝开始解散军区和世袭部队，以遏制军事贵族的发展。他们以雇佣兵取代职业军队，同时削减军事经费，以限制军人势力。这些措施反过来进一步刺激军事贵族铤而走险、发动政变，造成了内部的恶性循环，而这一内部恶性循环又使拜占庭帝国在外敌的攻击面前无力抵抗，于是国势愈发衰弱，军事开支进一步削减，形成外部的恶性循环。
科穆宁王朝的皇帝力图恢复军区制，但是没有成功。至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东征攻陷君士坦丁堡屠杀时，东罗马军队的颓败已经达到了全面瓦解的程度。尼西亚帝国复国之后，巴列奥略王朝已经只能完全依靠外国雇佣兵（早期是突厥雇佣兵，在帝国灭亡的最后一战中是威尼斯和热那亚雇佣兵）了。
东罗马军队包括步兵、骑兵、辎重部队和后勤人员。步兵所用的武器包括刀剑、战斧、长矛和弓箭，骑兵使用弓箭。大型攻城武器包括抛石机、攻城槌、云梯和攻城塔楼。在守城战役和海战中，希腊火也被广泛使用。东罗马的武器生产由国家严格控制，尤其是希腊火的制作，被视为国家最高机密。
由于海上贸易是拜占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拜占庭海军在帝国的早期阶段受到重视。678年，拜占庭海军使用希腊火在马尔马拉海击退了阿拉伯舰队，挫败了穆阿威叶哈里发征服拜占庭的企图。717年夏天阿拉伯军队在莫斯雷马萨统率下出动了2560艘船攻打君士坦丁堡，在拜占庭海军的打击下，回到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的军舰只剩下5艘。
但是在外来威胁解除后，东罗马皇帝就采取了限制海军的政策。这一做法的主因是698年海军统帅提比略发动政变、出动舰队围攻君士坦丁堡，以及711年黑海舰队发动起义、迫使查士丁尼二世皇帝退位。10世纪后东罗马皇帝分散军权和削减军事经费的措施也影响到东罗马海军的战斗力。1071年曼齐克特战役后，东罗马丧失了位于小亚细亚的大部分海军基地，此后转而采用雇佣外国舰队的方式应付海上威胁。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隆尼亚人都为东罗马提供过军舰和水手。到1449年，新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在从伯罗奔尼撒前往首都的时候，东罗马舰队破坏殆尽，拿不出一艘像样的船来，皇帝只能乘坐加泰罗尼亚人的商船前往首都。
由于拜占庭帝国采取军事守势，因此其筑城技术得到极大的发展。在拜占庭帝国的军事防御建筑中，君士坦丁堡的城防体系是最具代表性的防御工事。5世纪前期，由于君士坦丁堡人口迅速增长，因此狄奥多西二世皇帝在君士坦丁修筑的城墙边增筑了狄奥多西城墙，将城市面积扩大了两倍。由于城外就是一马平川的色雷斯平原，因此这段城防系统被设计得复杂无比。狄奥多西城墙从外向内依次为外护墙、护城河、护城河内墙、陡坡护壁、外城台（Peribolos）、外城墙、内城台（Parateichion）、内城墙，外城墙和内城墙上耸立着三百多座塔楼、角楼和碉堡，形成强大的火力支援系统。

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上，有许多杰出的军事将领，如贝利撒留、纳尔塞斯、狄奥斐卢斯等，许多东罗马皇帝也是军人出身，具有出色的军事领导才能，例如被称为“保加利亚人屠夫”的巴西尔二世。甚至连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也在威尼斯人乔瓦尼·朱斯蒂尼亚尼的协助下指挥了君士坦丁堡的保卫战，并亲率部队抵抗敌人，在战斗中阵亡。

外交政策
拜占庭外交包含了他们施政的原则以及方法，是拜占庭帝国整个运作体系的环节之一，其要旨在于实践其国家的目标与落实外交政策，历史学者迪米特里·奥博连斯基曾写道：“在东欧保护人民是政府首要任务，需要凭借拜占庭外交的各种技巧和资源，维持一个统一的拜占庭最终影响了欧洲和中东的历史”

战略目标
在西罗马帝国覆灭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关键挑战在于与其虎视眈眈的邻边诸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包含了乔治亚人、伊比利亚人、日耳曼人、保加尔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匈牙利人、阿瓦尔人、法兰克人、伦巴底人以及阿拉伯人等民族，换个角度想这是体现以及维持帝国的动力，几乎每个周边民族都握有该地重要的资源，这些关键的资源是拜占庭帝国能否振兴罗马帝国的重要因素，然而现实上帝国终究只能成为名义上的地区形式结构，当帝国有能力设置正式外交机构，这些邻国就会前来依附帝国，有鉴于古典作家建构出和平与战争之间的差距，拜占庭的外交手段可以说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根据马基维利、克劳塞维茨的研究，专研拜占庭的史学家约翰·金纳莫斯归纳出：“从各式各样的战争中，从最初然后走向最终的胜利，在当中的任何一次战役其实都相差无几。”在七世纪后拜占庭的正规军不曾超过十四万，皇帝体系的维持主要是凭借著外交活动，拜占庭政府中的蛮族事务局（Bureau of Barbarians），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个处理外交事务的中央单位，借由收集帝国内部民族的重要消息来提供正确的外交决策判断。

原则规范
拜占庭的外交决策是由国际情势以及邻边诸国的关系所交织而成的网络，不过通常主导权是由帝国掌握，然而这个过程只是尝试解决周围的问题，专研拜占庭的史学家伊万杰罗斯·克里索斯（Evangelos Chrysos）归纳出外交工作的三个过程：

欢迎新的成员加入帝国的体系。
帝国的一个咨询单位，反映社会观感以及价值。
制订相关的法律。
为了主导这些过程，拜占庭会避免这些成员加入决策过程，例如君士坦丁堡会有各国设置的大使馆，一些皇室的成员会在其中担任要职，所以他国只能握有部分修改的权限，而大权为皇族牢牢掌控，以至于拜占庭可在外交场合中想有压倒性的胜利，君士坦丁堡当局可以胜利的因素还有他们控制了宣传系统，因而感化外国人的外交态势。当古代的历史学家克雷莫纳的利乌特普兰德收道位于拜占庭首都大使的信函，大使表示在帝国如此的款待之下难以担当重任，豪华的美食以及各种杂技娱乐，照顾其面面俱到的生活－视觉、听觉，味觉，每当在外交的场合上必身著华服。
事实上拜占庭在外交的战场上的胜利一点也不让人意外：他必须面对两方的强敌，在南方有波斯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然而最后还是被土耳其人所灭），在北面有斯拉夫人和各个游牧民族－众所皆知的战争是相当耗费人力与金钱的，而拜占庭巧妙的把外交当成一种武器，假设保加尔人意图威胁，拜占庭为试图以相当代价予以基辅罗斯要求协防，当基辅罗斯尝试骚扰边境，就会请求佩切涅格人（突厥人的一支）帮助，当佩切涅格人进攻，可能由库曼人和其他民族一起防御，帝国总是可以在敌人入侵后寻求到陌生的其他民族合作，所以帝国境可能的善待任何可以合作的其他民族，1282年拜占庭皇帝米海尔八世受到挑战，西西里国王卡罗一世阴谋推翻他的地位，最终爆发了西西里晚祷战争，另外皇帝希拉克略曾经联合西突厥汗国联合打击波斯国王霍斯劳二世。

后续影响
政治理想
到君士坦丁堡陷落时，拜占庭帝国仅存的领土是摩里亚专制国，由末代皇帝托马斯·帕莱奥洛格斯和德米特里奥斯·帕莱奥洛格斯的兄弟统治。专制国通过每年向鄂图曼人进贡，继续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其未能持续进贡且发动叛乱，穆罕默德二世率军于1460年5月入侵莫里亚。
莫奈姆瓦夏的守军坚持了几个月并拒绝投降，该岛最初由阿拉贡海盗统治。阿拉贡的势力不久就被当居民赶出，他们随后获得了托马斯的同意，在1460年底之前将自己置于教皇的保护之下。摩里亚南端的马尼半岛在当地部落的松散联盟下进行抵抗，随后归附威尼斯的统治。最后一个抵抗据点是格拉兹亚斯·巴列奥略（Graitzas Palaiologos）指挥下的摩里亚西北部的萨尔梅尼科。格拉兹亚斯和他的驻军以及一些城镇居民在城堡中坚守到1461年7月，随后他们逃离到了威尼斯领土。
特拉比松帝国在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十字军占领前几周与拜占庭帝国分离，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最后一个残余国和最后一个事实上的继承国。1461年夏天，特拉比松皇帝大卫招募欧洲列强参加反鄂图曼十字军的努力引发了奥斯曼帝国与特拉比松之间的战争。经过长达一个月的围攻，大卫于1461年8月14日投降。特拉比松帝国在克里米亚半岛上的西奥多罗公国又坚持了14年，于1475年12月落入奥斯曼帝国手中。
最后一位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子安德烈亚斯·巴列奥略声称继承了拜占庭皇帝的头衔。他一直住在莫里亚直到1460年沦陷，随后逃到罗马，在罗马教皇国的保护下度过余生。由于皇帝的职位从未世袭，因此根据拜占庭法律安德烈亚斯的主张实际毫无根据。然而帝国已经消失，西方国家普遍遵循罗马教会认可的世袭主权原则。安德烈亚斯在西方寻求生活，自封为君士坦丁堡皇帝，并将继承权卖给了法国国王查理八世。
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继任者继续认为自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这种声称持续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鄂图曼帝国灭亡。他们认为他们只是像君士坦丁以前所做的那样改变了其宗教基础，并继续将他们被征服的东罗马居民（东正教基督徒）称为罗姆（Rûm）。与此同时，多瑙河公国庇护了许多东正教难民，包括一些拜占庭贵族。
在欧洲的北方，拜占庭帝国给予斯拉夫民族的文字、礼拜仪式和教会使他们与君士坦丁堡之间产生强大的精神联系。东罗马末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非亚嫁给了俄国的伊凡三世。帝国灭亡之后，俄罗斯以继承拜占廷遗产的名义，宣布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这一称号一直延续到1917年俄国革命时为止。
俄国皇帝从来没有放弃过恢复拜占庭帝国的企图。叶卡捷琳娜二世曾经设想以君士坦丁堡为俄国的新首都，以圣索非亚大教堂为自己的皇宫，并把自己的一个孙子命名为君士坦丁（康斯坦丁·巴甫洛维奇）。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和尼古拉二世这些俄国皇帝都曾发起一系列针对鄂图曼帝国的战争。

文明源泉
拜占庭经常被认为是专制主义、正统精神、东方主义和异国情调，而“拜占庭”和“拜占庭主义”则被用作颓废、复杂的官僚主义和镇压的代名词。东欧和西欧作家都经常将拜占庭视为与西方相反的宗教、政治和哲学思想的集合体。即使在19世纪的希腊，焦点也主要集中在古典时期，而拜占庭传统则与负面的内涵相联系。
这种对拜占庭的传统方法已部分或全部受到现代研究的争议和修正，现代研究侧重于拜占庭文化和遗产的积极方面。艾薇尔·卡梅隆（Averil Cameron）认为拜占庭对中世纪欧洲形成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卡梅隆和奥博连斯基（Obolensky）都承认拜占庭在塑造东正教方面的主要作用，而东正教又在希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俄罗斯、亚美尼亚、塞尔维亚等国家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中占据中心地位。拜占庭人还保存和复制了古代手稿，因此他们被视为古典知识的传播者、现代欧洲文明的重要贡献者，以及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和斯拉夫-东正教文化的先驱。一些学者关注拜占庭文化和遗产的积极方面，法国历史学家查尔斯·迪尔（Charles Diehl）这样描述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创造了一种辉煌的文化，可能是整个中世纪最辉煌的文化，无疑是11世纪之前基督教欧洲唯一存在的文化。多年来，君士坦丁堡一直是基督教欧洲唯一的宏伟城市，其辉煌程度首屈一指。拜占庭文学艺术对周围的人民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留下的纪念碑和雄伟的艺术品，向我们展示了拜占庭文化的全部光彩。这就是为什么拜占庭在中世纪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必须承认，它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
在东罗马帝国的最后一夜中，有一些人趁乱登上拉丁人的战舰，逃到了克里特、摩里亚、伊奥尼亚群岛和威尼斯。一艘热那亚商船保留了它在那最后一夜的乘客名单，上面有六名巴列奥略皇族的人，两个科穆宁皇族，两个拉斯卡利斯皇族，以及一些次要的贵族。这些人和其他许多东罗马人携带着古代的珍贵文献流亡到西欧各国，使得生活在天主教神权世界的人们重新看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和恺撒，以及其他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光辉思想（但事实上，这些知识和思想大部份保存在西欧修道院中，少部份从伊比利亚半岛的摩尔阿拉伯王国进入西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希腊哲学家的学术早在数个世纪前便已在欧洲的天主教经院中受到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了）。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人性战胜了神性，希腊人的理性光明照穿了教宗和封建制度所构成的重重帐幕，给西欧带去了文艺复兴之光。在拜占廷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西欧的新世界。
许多拜占廷学专家都认为，拜占廷文化在古典文化与西欧文艺复兴之间起到了传承者的作用，拜占廷帝国所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1453年，拜占廷灭亡了。但是其精神永存。其巨大影响，不仅在曾经是拜占廷领土的那些国家，而且在拜占廷帝国旧疆界以外的国家中仍然存在。拜占廷文化在其国土之外的东欧和西欧甚至具有更深远和强大的影响。”，“1453年5月29日，一种文化被无情地消灭了。它曾在学术和艺术中留下了光辉的遗产。它使所有的欧洲国家摆脱了野蛮，并给予其他国家文化精华。它的力量和智慧在几个世纪中一直保护着基督教世界。君士坦丁堡在11个世纪中始终是西方文明世界的中心。”
作为中世纪欧洲唯一长期稳定的国家，拜占庭将西欧与东方新兴势力隔离开来。它不断受到攻击，却西欧得以使与波斯人、阿拉伯人、塞尔柱土耳其人以及奥斯曼人保持距离。保证了西欧在中世纪的大多数时期没有受到强大的东方势力的攻击，这为当地的文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拜占廷帝国的文化和宗教遗产至今仍然可以在俄罗斯、保加利亚、希腊等国家看到。在希腊的东正教圣地阿索斯山的20个自治修道院和拔摩岛的圣约翰修道院上，作为拜占廷帝国的象征，帝国的金底黑色双头鹰旗至今仍飘扬在这些修道院的上空中。

延伸阅读
[编]

 《旧唐书·卷198》，出自刘昫《旧唐书》
 《新唐书·卷221下》，出自《新唐书》
 《宋史·卷490》，出自脱脱《宋史》
 《明史卷三百二十六》，出自《明史》

参考文献
引用资料
文献来源
相关条目
外部连结

全球通史：传统的拜占廷文明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曾经为西欧基督教文明遮风挡雨的——拜占庭帝国
曾经保障了拜占庭帝国国土安全的军区制度，为何会走向瓦解？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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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市

敦煌市位于中国甘肃省西北部，是酒泉市代管的一个县级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来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以敦煌石窟及敦煌壁画而闻名天下，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及阳关的所在地。

历史
春秋时，此地因“地产好瓜”得名瓜州。战国时，月氏逐渐强大，吞并羌人，赶走乌孙，这里属大月氏国。
秦汉之际，雄踞漠北的匈奴崛起，打败月氏，占据敦煌。西汉武帝时，经过反击匈奴的战争，迫使匈奴“远循”，河西地区归入汉朝版图；元鼎六年（前111年）设置敦煌郡，意“敦，大也，煌，盛也”，为河西四郡之一。张骞通西域的“凿空”之行，开通了影响深远的丝绸之路。新莽时一度改称敦德。东汉建立，复名敦煌郡。窦融率河西归服。由于北匈奴控制了西域，敦煌郡既担负着防御匈奴进攻的重任。这一时期，敦煌经济发展、地位提高，中央主管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尉长驻敦煌，这里成为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
魏文帝曹丕篡位以后，派兵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索袭、宋纤、泛腾等一批名儒。前凉以这里地处大漠之中，而置沙州，后来成为西凉国都。
东晋前凉时将敦煌、晋昌、高昌三郡和西域都护、戊巳校尉、玉门大护军三营合设沙州；前秦二年（366年）始开凿莫高窟；隆安四年（400年）李暠建西凉国，初都敦煌。
北魏初（439年）置敦煌镇，526年置瓜州，敦煌为治所。汉魏之际多战乱，但敦煌经济日渐繁荣，中原文化传播，佛教东渐，成为五凉文化中心。北周初置沙州，564年为鸣沙县，属敦煌郡，因鸣沙山得名。
隋朝初废郡置瓜州，初期敦煌被游牧民族突厥及吐谷浑占据。隋炀帝即位后，出兵击破吐谷浑，西突厥也被迫投降，重新控制敦煌，丝绸之路再度打通。大业三年（607年）复置敦煌郡，罢鸣沙县复名敦煌县。
唐朝武德二年（619年）置沙州，敦煌进入兴盛时期。建中二年（781年），为吐蕃占领，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沙州人士张议潮募兵集众起义，经过血战夺回敦煌城，使河西地区重归唐王朝，大中五年（851年）唐廷在敦煌设置归义军，并任命张议潮为敦煌归义军节度使。
后梁末帝朱友贞乾化二年（914年）敦煌迎来一位新的统治者曹议金。他主张与近邻修好并大力农牧业，使敦煌恢复了一派繁华的景象，莫高窟的开始了一个以大洞窟开凿为主的时代。
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敦煌为西夏占领，统治敦煌达191年。元灭西夏后，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复设沙州。1280年升为沙州路总管府，隶属甘肃行中书省。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改为沙州卫，后增设罕东左卫。嘉靖七年（1528年）因叶尔羌汗国攻击，关闭嘉峪关，从此瓜州、沙州成为叶尔羌汗国领土。
清朝雍正元年（1723年）设沙州所，旋升为沙州卫。雍正四年（1726年），从甘肃56州县移民2400多户到沙州屯垦。乾隆三十五年（1760年）改为敦煌县。
1949年9月28日敦煌为中国共产党控制，10月7日成立敦煌县人民政府，属酒泉地区。
1986年被国务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7年9月28日撤县设敦煌市（县级），隶属于地级酒泉市。
敦煌位于古代中国通往西域、中亚和欧洲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上，曾经拥有繁荣的商贸活动。境内有汉代所筑的两座长城关隘玉门关和阳关，均为军事要塞，是汉唐王朝和西域的分界点。后人诗句“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以及古琴名曲“阳关三叠”等，都是指此处。今两关及长城遗址尚存。附近还有悬泉置遗址，为汉晋时期的驿站遗址。

地理
敦煌地处青藏高原北部边缘、河西走廊的西端。党河穿越境内，两岸有绿洲，此外四周均被塔克拉玛干沙漠所环绕。全市年平均气温9.5 ℃，降水量42毫米。主要的作物是棉花及小麦、玉米、水果等，为甘肃省重要产棉区之一。

气候
行政区划
敦煌市下辖9个镇：
七里镇、沙州镇、肃州镇、莫高镇、转渠口镇、阳关镇、月牙泉镇、郭家堡镇、黄渠镇和青海石油管理局生活基地。

文化和旅游
世界地质公园：鸣沙山月牙泉
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玉门关及长城烽燧遗址、悬泉置遗址
中国国家地质公园：敦煌雅丹国家地质公园
敦煌八大怪：第一怪：香水梨要放黑卖；第二怪：驴肉黄面拽门外；第三怪：浆水面条解暑快；第四怪：泡儿油糕美味在；第五怪：三九锁阳人参赛；第六怪：酒枣新鲜放不坏；第七怪：罗布麻茶人人爱；第八怪：榆钱也是一道菜。
阳关博物馆

莫高窟
举世瞩目的莫高窟则位于敦煌城区东南方向的鸣沙山上，于1987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开凿于前秦，在以后的一千多年里均有续建，直至元朝，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石窟寺。有洞窟近500座，壁画数万平方米，内容以佛教为主，美轮美奂，被称为“石窟艺术宝库”。20世纪初曾发现藏经洞，内藏4万多件经卷等文物，但在20世纪初大量流失至欧美国家。莫高窟西南的西千佛洞以及相邻瓜州县榆林窟亦相类似，附近相似的石窟艺术被统称为“敦煌石窟”。目前，国际上已经兴起了以研究敦煌石窟及相关文化、历史为主的“敦煌学”。中国政府亦在这里建立了国家级的敦煌研究院。

鸣沙山月牙泉
敦煌城南的鸣沙山月牙泉是国家级5A风景区。鸣沙山沙分五色，当有大量人群从沙山上下滑时可轰鸣作响。山中环抱有月牙泉，其形状宛若一弯新月，水色蔚蓝，清澈如镜。但一度因过度开发当地地下水资源，而导致水位不断下降。近年来，当地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目前正在缓慢恢复中。该风景区内部交通包括直升机，由敦煌飞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运营。

能源
甘肃敦煌太阳能公园是约9平方公里的大型太阳能光伏电站，并产生10兆瓦的电力，地处西南部。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750千伏输电线路，于2009年7月落成。

交通
敦煌机场，可达兰州、乌鲁木齐和西安、北京、杭州、郑州、天津，西宁、库尔勒、广州、上海、花土沟、香港。
2006年3月3日，敦煌铁路货车通车，同年8月5日旅客列车通车。
敦煌站
 215国道、 313国道过境。

参见
莫高窟
敦煌学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敦煌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直升机. 鸣沙山月牙泉.   [2024-07-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4-07-26）. </ref><ref>敦煌飞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敦煌飞天通用航空有限公司.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2-09-28）.


郑成功

郑成功（1624年8月27日—1662年6月23日），原名森，字明俨、大木，为南明招讨大将军、延平王，其领导的明郑为明末清初持续时间最久的反抗势力。其因曾受南明隆武帝赐国姓朱而被尊称为国姓爷，欧洲和美国的西方世界取其音拼作“Koxinga”。
郑成功出生于日本九州平户，父亲郑芝龙是从事贸易事业，运送货物的海上航运是从中国沿海一带至日本长崎，母亲为日本人田川氏，年纪稍长后被送往金陵求学，成为监生。1645年清军攻入江南，郑芝龙降清、田川氏自尽；郑成功率领父亲旧部与宗族在中国东南沿海继续抗清，成为南明主要军事力量之一。他仰赖沿海地区的税款与东洋商路维持部队，与当时荷兰商人有所交流。自1657年起，郑成功三伐江浙，九征闽粤。郑军一度从海路突袭围困清江宁府，然最终仍遭清军击退，仅得凭借海战优势固守厦门、金门两岛。战后清朝重申海禁、新颁布迁界令以断绝沿海居民对其接济。
1659年，郑成功采纳何斌的提议，准备攻取台湾以解决粮食问题，为此他断绝与荷兰商人的贸易往来。1661年，郑成功率军约2万5千人自金门料罗出航，横渡台湾海峡，先后在攻占普罗民遮城、热兰遮城，翌年击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援军，以大员（今台南）为基地建立承天府。隔年郑成功急病去世，进一步攻打吕宋的计画也随之终止。

称呼
郑森幼名“福松”，自被赐姓朱、名成功后，便以“国姓成功”自名，此后终身不改。民间多称为“国姓爷”（白话字：Kok sèng iâ；荷兰语：Koxinga），或“郑赐姓”、“郑国姓”；而非明朝臣民的同期日本人因无须避讳便以“朱成功”称之。朱成功起兵时，多自称“招讨大将军国姓”，朱成功对荷兰、西班牙交涉时，多数自称“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对于他的部下则自称“本藩”，发布之命令称作“本藩令”。
因受南明昭宗永历帝敕封为“延平王”，而称“郑延平”。其孙郑克塽追谥为“潮武王”，后世则尊称“延平郡王”，或开台尊王、开台圣王、开山王、东宁王等。
后世惯用的“郑成功”称谓，其实起于清廷因不承认明朝国姓，而强行将其本姓冠于赐名之上之故。部份尊崇“郑成功”的台湾人于考究史实后，向台南市文献委员会提议将郑成功正名为“朱成功”，然因“郑成功”一名已约定俗成故未被接受。

经历
早年经历
幼年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生于福建泉州府南安县石井，少时姿容秀丽，性情逸荡，不喜读书，有膂力，好拳棒。后来郑芝龙投奔同乡、大海盗李旦，受到江户幕府征夷大将军德川秀忠和平户藩藩主松浦隆信的重视。松浦隆信送宅邸给郑芝龙，郑芝龙遂在平户定居。郑成功母为田川氏，日本九州江户时代肥前国平户藩川内浦人。
日本宽永元年（明天启四年）七月十四（1624年8月27日），田川氏在平户岛川内浦千里滨产下郑成功。传说她是在捡拾海贝、海菜时，忽感腹痛难忍，在一块岩石上生下儿子，后来这块岩石被叫做“儿诞石”。郑成功最初名为福松，七岁之前跟随母亲住在平户市（属今长崎县）。
天启五年，颜思齐死，海盗们在郑芝龙的率领下劫掠漳州，横行无阻。福建巡抚熊文灿在崇祯元年招安郑芝龙，派其征讨中国和荷兰海盗。

返回中国读书
崇祯四年（1631年），郑成功被接回福建安平镇，改名为郑森，后来入读南安县学。
崇祯十一年（1638年），郑成功考中秀才，成为南安县二十位“廪膳生”之一。
崇祯十四年（1641年），郑成功迎娶礼部侍郎董飏先之女董友。
崇祯十七年（1644年），郑成功进入南京国子监深造，拜入江浙名儒钱谦益门下。钱谦益时为礼部尚书，为勉励郑成功，乃替他取表字为“大木”。
四月甲申之变，崇祯帝自缢的消息传至南京金陵，南京诸臣皆认为国家不可一日无君，议立新帝。四月二十六日，张慎言、高弘图、姜曰广、李沾、郭维经、诚意伯刘孔昭、司礼监太监韩赞周等在朝中会议，李沾、刘孔昭、韩赞周议定以福王朱由崧继统，祭告太庙并修武英殿。凤阳总督马士英与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良佐、刘泽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二十七日，南京礼部率百司迎福王于仪真。福王朱由崧登基，翌年（1645年）改元“弘光”。清豫亲王多铎率军南下，破扬州、金陵，杀阁部史可法及弘光帝。

受赐国姓
弘光元年（1645年），弘光朝覆灭后，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于福州拥戴唐王朱聿键称帝，于同年闰六月（清历为七月）改元“隆武”。
隆武政权成立后，郑森得隆武帝赏识，受赐国姓“朱”、名“成功”；郑鸿逵之子郑肇基，亦一同受赐国姓；这就是世称郑成功“国姓爷”的由来。同时隆武帝先后授予郑成功宗人府宗正协理宗人府事、提督禁旅、仪同驸马都尉、御营御武副中军勋戚，总统御营军务等官职。
隆武二年（1646年，清顺治三年）三月，隆武帝驻延平，郑成功向其提出军事建议，史称“延平条陈”，隆武帝大为赞赏。隆武帝又封郑成功为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赐尚方剑，派遣他到闽、赣边境，与清军作战。然而真正握有军政大权的郑芝龙，却无意全力抗清，甚至在清军南下福建时，命令仙霞关守将施福将军队撤回隆武朝廷所在地福州。此举导致清军攻入闽北时几乎没有遭受抵抗。
清朝大学士洪承畴为福建南安人，与郑芝龙同乡，在其承诺给予郑芝龙三省王爵的利诱下，郑芝龙不顾郑成功、郑鸿逵等人的反对，决意带著其他几位儿子北上，归顺清朝。

起兵抗清
与父决裂
郑成功劝阻父亲不成，只好率领约二十余人到南安孔庙祭孔，焚烧儒衣，向孔子痛哭发誓，说：“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行其是，谨谢儒衣，祈先师昭鉴。”，郑成功投笔从戎，且他的誓词相当于公开与郑芝龙划清界线，于是率众出走金门。郑芝龙本以为降清后得保家业，加官晋爵；不料清军征闽主帅博洛背约，将郑芝龙与诸子一同挟往燕京，更出兵攻打郑氏故乡。郑成功之母田川氏当时已从日本搬至福建定居，碰上此次劫难，于战乱中自杀；郑成功得知母亲死后，更加坚定抗清决心。
同年八月，清军攻克浦城、霞浦；隆武帝出奔江西，在汀州遭清军俘虏，之后绝食不屈而亡。南明帝系旋由桂王朱由榔继承，明年改元永历。隆武政权灭亡，郑成功避走金门，然后开始于沿海各地招兵买马、收编郑芝龙的旧部，更在南澳募集了数千兵力；隆武二年（1646年）十二月（公历为隔年1月），郑成功在小金门（今日金门县烈屿乡），以“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之名誓师反清。
隆武三年（1647年，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七月，郑成功会同郑彩部队攻打海澄，失败；八月，成功又与郑鸿逵部合围泉州府城，清漳州副将王进率援军至，郑军不敌败退。
隆武四年（1648年，明永历二年，清顺治五年），原浙江巡抚卢若腾等人来归，郑成功蓄积实力后再次出击，攻克同安县。五月，郑军围攻泉州；七月，清靖南将军陈泰、浙闽总督陈锦、福建提督赵国祚等转而攻击同安，郑军不敌，守将、军民死伤无数。不久，清援军抵达泉州，郑成功乃解泉州之围，退回海上。
同年，清江西总兵金声桓、王得仁于江西起兵反清，清广东提督李成栋亦投向明永历朝廷，使反清复明的声势一时大涨；但各方反清势力在彼此没有默契、各自为政的情况下，大多沦为地方性的抗争。不久后，清廷压制了江西的金声桓、王得仁势力；广东李成栋军亦于隔年灭亡。
据《续明纪事本末》卷七记载，绍武帝死后，桂王朱由榔于1646年继任帝位（年号永历），但郑成功不知，隆武四年春正月拥立朱常清为监国。八月林察航海成功后郑成功始知永历帝已即位。朱由榔的使节在十月到，晋升郑成功为威远侯，郑成功奉朔改称永历，淮王逊位，取消监国及年号。

潮州、厦门之役
是时，福建南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局面，除了明、清的官方部队以外，到处都有土豪、山贼拥据城寨，相互争并，并且就近向百姓课收税金，宛如军阀；相较于这些地方势力，郑成功拥有较完善的军备，但却也因为军队太庞大，而领土太少，面临筹集粮饷的重大问题。永历三年（1649年，清顺治六年）七月，晋爵漳国公。同年十月，郑成功决定挥兵南下，除打击闽南清军外，也打算沿路收服各地的城寨以为粮源。一个多月下来，从清军手上攻取漳浦、云霄等地，亦平定了达濠、霞美等寨；十一月，郑军攻诏安不克，乃决定转入粤东，经分水关至潮州一带征讨不合作的零星势力；至隔年五月之间，又次第收服了潮阳以及周边许多山寨。潮州守将郝尚久虽已于隆武四年（1648年）随李成栋反清，但曾袭击施琅、郑鸿逵等部，也曾拒绝郑成功联军的要求，并在郑军攻打新墟寨时派兵与之为难，与郑成功素有嫌隙。永历四年（1650年）六月，郑成功军队行抵潮州，便以郝尚久立场“不清不明”为由，出兵击之；郝部不敌，退守府城，揭阳、普宁、惠来等县尽入郑军之手。不久，清军再次攻入广东；郝尚久背腹受敌下负气降清，引清军入潮州城以抗郑军。郑军围困潮州城三月不克、士气低落，又面临粮饷接济问题，只得于八月解潮州围退回闽南。
永历四年（1650年，清顺治七年），时郑成功族叔（一说族兄）郑彩、郑联的军队领有厦门。郑成功退回闽南之后，为了拓展实力乃借口郑联在厦门横征暴敛、使民不聊生；采取施琅的献策，用计图取厦门。永历四年中秋节，郑成功趁著郑彩离开厦门的时机，前往厦门拜访郑联，郑联大意并未设防，惨遭刺杀身亡。不久，郑彩得知郑联的死讯，更加不敢与郑成功作对，回到厦门便将兵权都交了出来；郑成功自此接收了郑彩、郑联大部分的部队，并且实际取得厦门、金门作为根据地。
同年十一月，清平南、靖南二王率数万铁骑攻入广州府；郑成功奉敕南下勤王，令叔父郑芝莞留守厦门。十二月，郑成功抵广东潮州揭阳，与郑鸿逵会师；两人商讨后，决定由郑成功继续率军南下勤王，而郑鸿逵则移师往厦门协防。同年，鲁王在阁部曾樱等人陪同下，来到厦门投靠郑成功，被安置在金门。
永历五年（1651年，清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抵南澳。二月二十五日（西历4月14日），郑军舰队于盐州港附近遭遇风暴，郑成功的主船险些解体、翻覆，几乎所有船上器具，包括鼎灶都一并丢失；据记载当时船上甚至连食物都无法准备，郑成功本人也连饿两餐。直到隔天下午风雨渐歇，郑成功的主副座船才得以回到岸边与舰队会合。此乃郑成功本人于海上遭遇最大的一次凶险，事后郑成功也重赏主副中军船的两位驾驶。
同年三月，郑军抵达广东大星所（今广东惠东）。另一方面清福建巡抚张学圣得知郑成功的主力军队已经前往广东，厦门防务松散，似有可趁之机；乃命令马得功、王邦俊等趁虚攻击厦门。马得功挟持身在南安的郑芝豹，命其交出船舰渡载清军往厦门，并且顺利在海面上击败郑军。面对清军来袭，负责厦门防务的郑芝莞未战先怯，只顾著将财物搬运至私人船上逃亡；使得清军相当轻松就攻破厦门，并将郑家的积蓄、装备掠夺一空。由于事出突然，董夫人与郑成功长子郑经只来得及携带祖宗牌位避于海上逃过一劫。清军侥幸偷袭得逞之后，却没打算留在厦门与郑军决战，于是满载战利品即返回内陆。这时赶赴厦门支援的郑鸿逵，正好于海面遭遇返航之马得功部队，将其围困，却被马得功威胁将害其母、兄（郑芝龙）性命，无奈之下只好放走马得功。不久，郑成功于广东得知了厦门遭袭击的讯息；原本他仍坚持继续南下勤王，但终因上下将士思归，哭声遍闻，乃不得已班师回厦门。收复厦门后，郑成功追究起责任，将怯战以逃的叔父郑芝莞斩首；而放走马得功的郑鸿逵则交出兵权、自请退隐东石镇白沙，不再过问政事。
同年五月，郑军大将施琅擅自处决郑成功麾下部将曾德，郑成功以此为由欲诛施琅全家；施琅虽在友人帮助下逃脱，但父亲、胞弟均遭处死。经此事件，施琅与郑成功结下大仇，乃再度降清。

漳州、海澄之役
永历五年（1651年，清顺治八年）下半年，郑军在闽南小盈岭、海澄（今龙海市）等地战斗，获得了磁灶战役、钱山战役和小盈岭战役的胜利，克复平和、漳浦、诏安、南靖等地。年底，包括定西侯张名振等人皆来投靠，使郑军的声势愈形高涨。
翌年（永历六年，1652年，清顺治九年）正月，清海澄守将赫文兴向郑成功投降。二月，郑军攻长泰，清朝派遣陈锦率大军前往救援；两军于江东桥展开大战。郑成功仗著对闽南地形较为熟识，在江东桥附近安排了许多伏兵，大败陈锦，歼灭多数清军，取得江东桥战役的胜利。不久即攻下长泰。
攻克长泰之后，郑成功集结大军进攻漳州府府城，将之层层包围。四月，清军为解漳州之围，于是募集百艘船舰进犯厦门，攻郑成功所必救。郑成功遂派陈辉、周瑞等率领百余艘战舰迎击，于崇武大败清军，取得崇武战役的胜利。郑军在海上大捷，因而对漳州城的施压没有稍减。清福建巡按王应元记载道：

八、九两月，每石米价贵至五百五十两，草根木叶鼠雀牛马搜索食尽，继之人肉。父子相食，爨不烟火者月余，病死、饿死、投水投缳而死，兵丁威取强夺棰楚而死，日以千百计。
永历六年（1652年，清顺治九年）九月，清军将领固山额真（都统）金砺率领万人大军开抵福建，进入泉州府，郑成功下令解除漳州之围。郑成功将部队布置于江东，欲用击败陈锦的同样方式，来伏击金砺军，但却遭金砺识破，两军展开混战，郑军提督黄山、礼武镇陈俸、右先锋镇廖敬、亲丁镇郭廷、护卫右镇洪承宠都在激战中阵亡。郑军于交战失利后，只能撤退以确保海澄、厦门的安全。清军趁胜收复南靖、漳浦、平和、诏安四县。
永历七年（1653年，清顺治十年）四月，金砺进犯海澄，与郑成功展开激烈战斗，双方都是以铳炮作为主战武器。在清军的猛烈炮火之下，郑成功部队损失惨重，许多部将战死；郑成功见军队士气低落，亲临阵前喊话，也险遭炮击。五月初七日（西历6月2日）五更，金砺下令以空炮掩护，派绿营打头阵，旗兵后续，填河攀栅蜂拥而来，企图一举登城，被郑营所拒。天亮以后，郑成功侦知清军火药钱粮不继，于是诱敌决战，趁清军大举渡河之际，以火攻大破金砺，取得海澄战役的胜利，海澄得保安全。海澄战役以后，金砺被清廷召回京师，双方再度处于相持局面。

与清议和
永历七年（1653年，清顺治十年）五月，清军两度大败后，顺治帝敕封郑成功为“海澄公”，郑成功不接受。八月，双方于泉安报恩寺内议和，郑军得以休兵筹措粮饷，稍事整顿。十一月，顺治帝再度敕封，并承诺给予泉州府安置兵将。
永历八年（1654年，明清顺治十一年），定西侯张名振见清军已将军力集中于福建，则江、浙等地防务势必空虚；于是乃向郑成功请师，率领百艘战舰北上，图取江南地区。张名振的北伐之师沿长江进攻，直达金山寺，威胁江宁府城；但因后援接济不及，只得回师。二月，清廷再遣使与郑成功，承诺给予兴、泉、漳、潮四郡为封地；郑成功接受“海澄公”之印，但不剃发，同时以“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为由，将触角延及福州、浙江绍兴一带，要求浙、闽、东粤近沿各郡接受郑军安排，支援郑军粮饷，在福建收到良好效果，但在广东遭到清碣石总兵苏利、潮州总兵刘伯禄、水师总兵许龙等人的抵制。刘伯禄上奏称：

照得海澄公占据福建岛屿，距潮州甚近，红头兵结党结伙，接连不断，且差总兵来潮，塘报频繁，因不知其意图，人心浮动。
八月，清最后一次遣使往议，顺治诏谕：

自古识时俊杰，遇推诚待人之主，披肝投顺，矢忠勿二……今如遵照所领敕印，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
郑成功的亲弟郑渡、郑荫也在使节之中。二人跪求郑成功答应，但郑成功却说清廷没有诚意，并谓“我一日未受诏，父一日在朝荣耀，我若茍且受诏削发，则父子俱难料也”，又一次拒绝清朝提出的条件。
九月，南明孙可望欲叛变，西宁王李定国奉诏与郑成功紧急联系，希望合力进攻广东，再沿长江北伐，攻赣、皖、苏各省，他还提出儿女连姻。十月，郑成功派林察、周瑞督军西进，配十个月军粮。
同年十一月，清漳州协守刘国轩向郑成功投降，引郑军进入漳州府城；漳州总镇张世耀见大势已去，与以下官员尽皆向郑军投降。

郑清再战
十二月，清军决定放弃对郑军的招抚政策，命济尔哈朗世子济度充定远大将军，发动征剿。郑军分兵进击，拿下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诸县，进入兴化地方。
永历九年（1655年，清顺治十二年）四月，永历帝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从此亦有人称成功为“郑延平”。因为永历帝和郑成功势力相隔遥远，特准郑成功设置六官及察言、承宣、审理等官方便施政，同时允许他委任官职，武官可达一品，文职可达六部主事。郑成功每次拜封官员，都请宁靖王朱术桂等明宗室在旁观礼，以示尊重体制。郑成功同时将厦门（当时称中左所）改名为思明州，并建造演武亭，以便郑成功亲自督察官兵操练。
李定国克复肇庆后，未等到援军，于广州城外战败，退入广西。五月，林察等回师，报称应援不及，郑成功大怒，一度欲斩二人。郑成功寄信称“使丑类长驱，某实有罪焉。已将水睦各将领，鉴定功罪，重行捆责。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建议再次会师广东，但计画最终落空。
七月，郑成功派洪旭为水师总督，甘辉为陆师总督，陈六御为总制五军戎政，发银一万两，领军北伐。这只军队纪律严明，行至湄洲北镇，有一兵取水时拾人一鸡，被监营押解、枭首示众，付翼、司哨队捆责，甘辉认罪请罚，被责十棍。
同年九月，济度率三万大军入闽，会同驻闽清军，准备进攻厦门。郑成功决定放弃已占领的漳州、泉州两府属邑，并拆毁城墙让清军无所屯扎，借此巩固金门、厦门的防御。与此同时，还派遣部将率领舟师两路进击，一北上浙江，一南下广东，令清军腹背受敌、难以兼顾头尾。北上郑军连战皆捷，攻入舟山；南下郑军虽一度攻取揭阳，却遭到清援军击溃，死伤惨重。南征舟师返回厦门，郑成功议处败战之罪，原本要处死苏茂、黄梧、杜辉，但是在众将跪地求情之下，郑成功决定将苏茂一人斩首，黄、杜则戴罪图赎。后郑成功命黄梧镇守海澄，还特别嘱咐黄梧以戴罪之身应力图建功；但是黄梧知道郑成功一向治军严苛，害怕自己一旦再犯错就会送命，于是便与副将苏明商议，决定向清朝投降，献出海澄县城。海澄是郑成功多年来投注了相当多人力、物力建造起来的坚固堡垒，黄梧的投降无疑给了郑成功一大打击。甘辉在为郑成功断后的过程中，相机攻略海澄，顺势攻打闽安、温台、宁德，斩猛将阿克襄，声威大震。之后更趁济度北上，郑军重整旗鼓，四处征战。
永历十年（1656年，清顺治十三年），郑军以厦、金为基地，在华南与清军频繁交战。郑成功完全控制了海权，一方面深入内陆广设商业据点“山五商”，开辟货源以和外国人贸易、走私来累积资金；一方面以此募兵（包含日本人、南岛人、白人、黑人等外籍佣兵）及进口盔甲、铳炮、刀剑等武器来筹备军力、军备；又以内陆的商业据点为基，发展反清复明的情报组织洪门。
四月，济度调集各路水师进攻厦门，于围头海域遭郑军痛击，清军大败而归。郑军取得泉州战役的胜利。
由于荷兰人、西班牙人抢劫郑军商船，杀害中国人，郑成功六月下令封锁台湾海峡，荷兰人无法开展转口贸易，收入遽降。
十月，郑成功率军南下，欲攻打惠州、潮州，应对清军苏利、许龙势力。在陈豹建议下，郑成功派黄廷攻打鸥汀（属潮州），分派诸将攻打揭阳、潮阳，自己回厦门。黄廷以许龙部下为内应，攻克鸥汀，许龙本部南洋寨遭到毁灭性打击。据《潮州志》记载：

黄廷令造木牌遮身，以铁锹掘寨脚，堆积火药、地雷，火发寨崩十余丈，而甘辉约寨中人为内应，寨遂陷，屠男女六万余人，活者仅百余人。
冬，郑成功大举北伐，十二月取得护国岭战役的胜利。期间有郑军在福安劫掠，传教士利胜（Victorio Riccio，1621-1685）记载道：

大大小小超过3000艘的国姓的舢板从海口溯福安河而上。当他们刚一著陆，这些海寇们立即开始蛮横地洗劫该地。他们抢夺一切东西，不分男女老幼肆意杀戮。他们强奸妇女，抓捕壮丁。最后，他们放火烧毁了许多村镇。远远就能望见陆地上令人可怖的浓烟。
卢若腾愤而作诗曰：“人言胡虏是长蛇，岂知恶客是短蝮！”郑成功告诫部属说：“劳苦征战十有余年，所为何事？总为报国救民起见。”
此次郑军滞留闽东长达十个月，直到永历十一年（1657年）夏才撤出。荷兰人3月派何斌到厦门献琛觐见，郑成功在6月同意恢复贸易，荷兰文献记载郑氏条件是善待中国商人，允许郑氏商船到暹罗、占碑、旧港等地贸易，而中国文献记载则为荷兰“年输银五千两，箭坯十万只，硫磺千担”。

三度北伐
永历十一年（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七月，郑成功率军北伐，行军前有令：不准奸淫、掳掠妇女。如有故违，本犯立即枭示，大小将领一并连罪。不准掳掠男子为伙兵，如有故违，本犯枭示，将领连罪。敢有擅动民间一草一木者，本犯枭示，大小将领一并连罪。
八月，郑军入海门尧台州。九月，天台、太平、海门卫相率归附。但浙闽总督李率泰侦知郑军精锐北上，乘机分兵攻陷罗星塔和闽安镇。郑成功担心两岛有失，后方震动影响军心，只得暂时回师。
永历十二年（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非常惨重，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翌年（永历十三年，1659年，清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攻克镇江、瓜洲。郑军势如破竹，仅派四名虎卫将、四名哨兵就收复了江浦，二百清兵遁逃。在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胜利后，克复四府三州二十四县，郑军包围江宁府城（南京）。
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江南一时震动，百姓纷纷剪去发辫脱去旗袍并哭声言道：“时久不见大明衣冠矣！”后因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遭到清军突袭，使明军大败，损兵折将，包括潘庚钟、甘辉、万礼、林胜、陈魁、张英等大将皆死于此役。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县，做为再次进攻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辉煌及重要一役，却是先盛后衰，大败收场，使郑成功反清大业受到重大挫折。
永历十四年（1660年，清顺治十七年），在福建海门港歼灭清将达素所率水师四万余人，取得厦门战役胜利，声威复振。
1661年2月5日，清顺治帝崩，皇三子玄烨继位。郑氏降将黄梧向清廷建议“平贼五策”，内容包括长达20年的迁界令，自山东至广东沿海廿里，断绝郑成功的经贸财源；毁沿海船只，寸板不许下水；同时斩成功之父郑芝龙于宁古塔（今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流徙处（一说斩于北京）；挖郑氏祖坟；移驻投诚官兵，分垦荒地。
1661年5月25日，因南京之役大败，郑成功只好退守厦门与金门。

攻取台湾
自从隆武二年十二月（1647年1月）在小金门（今金门县烈屿乡）起兵抗清后，郑军转战浙、闽、粤等行省东南沿海，多次帮助明朝宗室与民众渡海定居台湾及东南亚各地。此外，郑成功让华商领取郑府令牌和“国姓爷”旗号，以帮助保护华人在海外经商时的安全；当时确有很多海外华商采取此法，而得以安全出海经商。然而，统领数万人的大军抗清，却始终无法取得较大的根据地，郑成功被迫必须通过海外贸易筹备粮饷。当时荷兰人常劫夺郑氏和海外华人到东南亚的商船，郑成功多次派出水军打击荷兰舰队，并于永历十年（1656年）到十四年（1660年）期间两次警告荷兰人，除非荷兰人停止劫夺华人的商船，郑氏将不会与荷兰贸易。
北伐南京失败后，郑成功部元气大伤，并且面临军粮不足的问题；为了解决大军的后勤给养问题，郑成功决定听从何斌之建议夺取时由荷兰东印度公司支配的台湾。

发兵
永历十五年（1661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亲率将士二万五千、战船数百艘，自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向台湾进军。荷兰当局于福尔摩沙岛西南建有两大防御要塞，一为位于大员（今台南市安平区）的热兰遮城，二为位于台江内陆赤崁地方（今台南市中西区）的普罗民遮城。郑成功多次遣使或发信给揆一，令其投降。使者说：“此地非尔所有，乃前太师练兵之所。今藩主前来，是复其故土。”后来《台湾通史》收录〈与荷兰守将书〉则与当时荷兰所记书信不同，因此〈与荷兰守将书〉在学术界尚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可疑甚至可能是杜撰的，一些学者则认为连横是以明郑后人江日升《台湾外纪》为基础进行增补。〈荷兰热兰遮城日志〉节录了郑成功的劝降信和公告，与连横记载相似，郑成功以台湾、澎湖应在中国政府的统治之下，土地是其父借给荷兰公司为由，要求归还其父土地。郑成功于同年3月27日对大员颁布的告示再一次强调，这块土地是其父借给荷兰公司，他是来取回属于他的土地。文中同时也保证若荷兰人投降，会保证荷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这都与〈与荷兰守将书〉相同。
攻取台湾时，命世子郑经镇守厦门，郑经与五弟郑智乳母陈昭娘私通，生下郑克𡒉。郑成功本不知陈昭娘是郑智的乳母，还以得到爱孙而大喜。而郑经岳祖父唐显悦怒，写了一封信给郑成功，备述详细，并骂道：“三父八母，乳母亦居其一。令郎狎而生子，不闻饬责，反而篑赏。此治家不正，安治国乎?”郑成功曾计画派人杀郑经之母董王妃、郑经、陈昭娘、郑克𡒉，以表其严厉治家的决心。

攻克赤崁
永历十五年四月初二（1661年4月30日），郑军经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并于禾寮港（今台南市北区开元寺附近）登陆，意图先求取防御薄弱的普罗民遮城。随后郑军在台江海域与荷兰军舰展开海战，击沉荷军舰赫克特（Hector）号，取得台江内海控制权，并同时在北线尾地区击败荷兰陆军，以优势兵力包围普罗民遮城。
四月初六（1661年5月4日），迫使普罗民遮城守军出降。永历十五年五月十八日（1661年6月14日)，郑成功改赤崁为“东都明京”，设承天府及天兴、万年二县。

郑成功下令屯垦台湾的范围，北达噶玛兰（今宜兰县），南至琅峤（今屏东县恒春镇），后因大肚平埔族拍布拉（Papora）族大肚王阿德狗让与琅峤“番人”的反抗而减缓扩张，在初次征讨阿德狗让失败后、郑军设下伏兵斩杀之。然中部地区的原住民持续抵抗，直到郑经朝仍时有起义。郑成功时期的实际统治区域大约是从二林（今彰化县二林镇）到茄藤（今屏东县佳冬乡）的范围之间。

攻克热兰遮城
取得普罗民遮城做为据点之后，郑军随即由海、陆两面围困热兰遮城。由于考虑到两万大军的粮饷调度不易，郑成功并没有做持久战的打算，一开始即对热兰遮城施压，试图胁迫荷兰军队投降。遭荷兰大员长官揆一拒绝其投降要求之后，郑成功一度下令强攻热兰遮城，却遭遇荷军极顽强抵抗，郑军损失惨重。由于强攻不下，加之大军粮食短缺，使得郑成功被迫改变策略，派出大部分的军队至南北各地屯田、征收钱粮，以解大军乏粮的燃眉之急，对热兰遮城改采长期包围的战略。
永历十五年七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巴达维亚调遣的援军抵达大员，除了六百多名士兵、十一艘军舰以外，增援部队亦为热兰遮城带来大量补给品与火药。时郑成功的军力仍分散台湾各地实行任务，驻守于大员以及普罗民遮城市镇的军力预估不到三千，遂使荷兰军重新燃起反扑的希望。
永历十五年七月中旬，停泊于外海的荷兰援军遭遇强风侵袭，被迫离开大员海岸，前往澎湖躲避风雨；其中荷兰军舰Urck号搁浅，船上人员皆遭郑军俘虏。此一变故，使郑军获得整备的战机，待荷兰军舰于八月回到大员海域时，郑军虽未能调回多数兵力，却已然完成作战的准备。
永历十五年八月中旬，荷、郑两军于台江内海展开激烈海战，郑军大获全胜，击沉一艘荷兰军舰，并夺取船只数艘，自此荷军丧失主动出击的能力。
南明昭宗永历十五年(1661年11月24日)，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矫诏令斩郑芝龙，与其亲族11人于燕京柴市（今北京市府学胡同西口），另一说是在宁古塔，郑氏在北京老少无遗。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1662年1月），日耳曼裔荷兰士官Hans Jeuriaen Rade叛逃，郑成功在其提供之情报的帮助下，炮轰击毁热兰遮城的乌特勒支碉堡，使热兰遮城之破终成定局。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初九日（1662年1月28日），荷兰大员长官揆一修书予郑成功，表示同意“和谈”，历经数次谈判。
永历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662年2月9日），揆一决定投降，退出台湾。

准备攻打吕宋
源于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西班牙开始殖民统治“菲律宾群岛”；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和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西班牙殖民当局，两次屠杀在最大岛吕宋的华侨华商，死亡人数高达五万余人。
郑成功于攻下台湾不久后，得知西班牙人在菲律宾有杀戮与掠夺华侨的罪行，勃然大怒。
郑成功乃于南明昭宗永历十一年（1657年），致函给爪哇岛巴达维亚的一位华侨甲必丹，要求他停止与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者进行贸易往来。郑成功曾多次对菲律宾华侨表示关切，并提出要率兵攻取菲律宾，以惩罚西班牙人。
南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四月，通过意大利籍神父李科罗向菲律宾的西班牙总督递交国书，谴责其杀戮掠夺华侨的罪行，令其“改邪归正，俯首纳贡”。但西班牙人反因此在马尼拉进行了第三次对华侨的屠杀。
郑成功闻讯大怒，决定挥师征讨，为华侨报仇。他一面抚恤安置从菲律宾逃到台湾的华侨，一方面组织筹备军队，派人暗中与在菲律宾的华侨联络，以便到时可里应外合，但尚未出兵即去世。

去世
郑成功患何种病症而死，缺乏真正病程的记载与医疗纪录，唯一能确定的是：发病的时间约在1662年6月16日（永历十六年五月初一），死亡的日期则是6月23日（永历十六年五月初八），年仅39岁（未满38周岁）。郑成功逝世，距离1662年2月9日荷兰大员长官揆一正式退出台湾不到半年。
清朝官方在康熙元年六月廿五日的《康熙朝实录》记载：“靖南王耿继茂疏报、海逆郑成功、因其子郑锦为各伪镇所拥立、统兵抗拒。郑成功不胜忿怒、骤发颠狂。于五月初八日、咬指身死。”
道明会神父李科罗1676年的著作记载：“国姓爷罹患了严重的日射病，因为极度愤怒与痛苦，而啮咬手指、撕抓脸面，五天后便将灵魂交给了魔鬼。他直到临死之前仍然犯下许多骇人的行为，对于服侍他的人拳打脚踢，不断下令将人处死，最后脸上带著狰狞的表情死去。”
邵廷采的《东南纪事》：“壬申五月，成功死于台湾。成功感风寒，月朔受谒，尚坐胡床，诸将不知其病。数日，卒，年三十九。”
李光地的《榕村续语录》：“成功偶伤寒，马信藨一医生，以为中暑，投以凉剂，是晚而殂，年三十九。马信以为成功死，则己得王其地矣。翌日，马亦无病暴亡。”
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郑成功同窗，也是其部将林兴珠亲家的杨于两亲口告诉作者：“赐姓之死也，面目皆爪破，曰：“吾无面目见先帝及思文帝也。””
1713年出版的江日升章回体小说《台湾外纪》记载：五月朔日，成功偶感风寒。但日强起登将台，持千里镜，望澎湖有舟来否。初八日，又登台观望。回书室冠带，请太祖祖训出。礼毕，坐胡床，命左右进酒。折阅一帙，辄饮一杯。至第三帙，叹曰：“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以两手抓其面而逝。
根据康熙时代作家夏琳所著之《闽海纪要》：“五月朔，成功感冒风寒；文武官入谒，尚坐胡床谈论，人莫知其病。及疾革，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投之于地；叹曰：‘自国家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七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顿足抚膺，大呼而殂。”
沈云于1836年所撰写的《台湾郑氏始末》：“五月癸酉朔，成功病，强掖黄安登将台，望彭湖，有船东至否？安曰：‘无之。梧、琅奸计，北既赤族，又将灭是。中冓事隐，安见显悦非为梧卖者？愿王勿疑，疑则左右皆义、禄、霸等。父子至亲且若是，他更何以自处’？成功益忿怒，狂走。越八日庚辰初八日，啮指而卒，年三十有九。”

官爵
官位
宗人府宗正协理宗人府事
提督禁旅、仪同驸马都尉
御营御武副中军勋戚、总统御营军务
招讨大将军
爵位
忠孝伯 - 受封于隆武二年三月（1647年）。
威远侯 - 受封于永历二年十月（1648年）。
漳国公 - 受封于永历三年七月（1649年）。
延平王 - 明昭宗于永历八年八月（1654年9月11日－10月9日），敕封郑成功为延平王，郑成功谦辞不受。永历九年四月（1655年5月6日－6月3日），明昭宗再次下诏并赍延平王册印至厦门，郑成功不再推辞，受封为延平王。
潮王（辞未受） - 明昭宗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十一月，敕封郑成功为潮王，郑成功谦辞不受。永历三十五年（1681年）四月，郑克塽追谥其祖父为潮武王。

家族
郑成功的高祖父是郑荣（乐斋）；曾祖父是郑瑢（西庭，另一说郑王容）；祖父是郑士表（另一说郑绍祖），字毓程，号象廷，福建泉州府南安石井乡人。
父亲郑芝龙（1604年4月16日－1661年11月24日），又名“一官”，号飞黄。为明末时期东南沿海武装海商集团之领导人，因从事海上贸易而致富，并组织强大的武力做为后盾，为后来明郑抗清实力的奠基人。
母亲田川氏（1602年10月3日－1647年1月5日），是日本肥前国平户岛上的川内浦人，她生于田川家，后来母亲改嫁给从中国福建泉州移民到平户的华人铁匠翁翊皇，她也成为翁翊皇的继女，因而亦作“翁氏”。1646年郑芝龙降清后，她以剑切腹自杀身亡（另有一说，为清兵玷污致死），时年45岁。
弟妹七人：

田川七左卫门，郑芝龙将他过继给妻子娘家。实际上是次子，所以又称为“田川次郎左卫门”，后人分姓“郑”及“福住”
郑渡（《清史稿》作“郑世忠”），郑芝龙次子
郑恩（《清史稿》作“郑世恩”），郑芝龙三子，字恩庆
郑荫（《清史稿》作“郑世荫”），郑芝龙四子
郑袭（《清史稿》作“郑世袭”），郑芝龙五子，号葵庵；康熙年间投诚清朝，钦命荣禄大夫头等兼管内阁大臣
郑默（《清史稿》作“郑世默”），郑芝龙六子，后与父亲一同就戮
郑婉，郑芝龙之女，嫁杨瑞琏

正室董王妃（1623年10月17日—1681年7月30日），福建惠安进士礼部侍郎董飏先之女。另有侧室庄氏、林氏、温氏、史氏、蔡氏、曾氏、蔡氏、许氏等8位不知名的夫人。

子女
明郑灭亡之后的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康熙皇帝将郑成功后代以及大部分宗族人等，从福建迁往北京并编入正黄旗，又封郑经三子郑克壆等为佐领给予俸禄；雍正年间郑氏一族改隶正红旗。

纪念
墓葬
郑成功薨逝后，原葬东宁近郊洲仔尾郑成功墓址（今属台南市永康区）；施琅克台、郑克塽迁居北京后，上疏表示“念台湾远隔溟海，祭扫维艰”，请迁内地。康熙皇帝对此下诏：“朱成功系明室之遗臣，非朕之乱臣贼子。敕遣官，护送成功及子经两柩，归葬南安，置守冢，建祠祀之。”并提赠挽联：“四镇多贰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农历五月二十二日，郑成功、郑经父子迁葬福建省南安县康店乡覆船山，附葬于七世祖郑乐斋坟墓内。也有说法称，为免台湾人起抗清之心，郑氏诸祖在台诸坟悉遭朝廷下令迁葬福建。

庙宇
根据日治昭和九年（1934年）增田福太郎《台湾的宗教》一书之统计，在台湾祀奉郑成功的庙宇当时已有48座，且北中南东都有:286。
直至今日，奉祀郑成功的庙宇更甚，详细分布如下：

台北市外双溪开台圣王成功庙
台北市北投区关渡延平郡王三将军庙(关渡宫左殿延平郡王郑成功庙)
台北市士林区圆山国姓爷庙（大忠宫）
台北市内湖区护国延平宫
台北市大同区延平宫
新北市芦洲区涌莲寺 懋德宫新北市芦洲区得胜街96号
新北市贡寮区庆安宫 新北市贡寮区真理村延平街13号
新北市贡寮区福安宫 新北市贡寮区美丰村12邻鸡母岭街7号
新北市贡寮区保安宫 新北市贡寮区和美村和美街20-1号
新北市金山区承天宫 新北市金山区磺港路161号
宜兰县礁溪乡国圣庙
宜兰县宜兰市延平开兴庙
宜兰县罗东镇庆安宫
宜兰县苏澳镇圣安宫
宜兰县苏澳镇国圣庙
新竹市东宁宫          新竹市东门街146号
新竹县新埔镇开台宫
苗栗县通霄镇福龙宫
台中市大甲区铁砧山国姓庙
台中市石冈区开台圣王庙
南投县竹山镇开台圣王庙
沙东宫-南投县竹山镇
彰化郑成功庙—彰化县彰化市
国姓宫—彰化县溪州乡成功村
彰化县和美镇开台国圣宫
彰化县田尾乡国圣宫
延平震天宫-云林县虎尾镇延平里
云林县二仑乡港后村建台宫
成功庙—云林大埤丰田村
德天宫-云林县莿桐乡麻园村
开元殿—嘉义县溪口乡柴林村
云嘉五股开台尊王红坛
武英殿—嘉义溪口潭肚寮
嘉义县鹿草乡开台圣王府
三老爷宫-台南市北区裕民街
台南市延平郡王祠、郑成功祖庙
郑成功庙－屏东县林边乡
郑成功庙－屏东县麟洛乡
九如开台圣王庙－屏东县九如乡
开台圣王庙－屏东县琉球乡
花莲县花莲市延平王庙花莲县花莲市国强里丰村72号
金门延平郡王祠
当前中国、日本、台湾有些学校、街道、地名、军舰、桥等以郑成功的人名或称号命名，玆纪念；例如：

评价
郑成功死后，儿子郑经自厦门起兵，自袭延平郡王，打败了控制台湾的郑成功之弟郑世袭，在台即位。然后改东都明京为东宁；他依陈永华之议，移植明朝中央官制，仍奉已死之南明永历帝为正朔，而实际控制台湾之延平王政权，则成为南明抗清之最后一块领土。
陈永华于永历三十二年（1680年）死去，郑经也于隔年过世，权臣冯锡范拥郑经次子郑克塽继位；后施琅领清军攻克澎湖，郑克塽乃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降清。南明延平王政权统治台湾合计仅23年的时间而已。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三月，台湾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隶属福建省，设台湾府辖台湾县，凤山县与诸罗县。
康熙帝曾说“朱成功明室遗臣，非吾之乱臣贼子”，也写下楹联：“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赠与泉州三邑南安郑氏祖坟。然，清廷初期官方却将郑成功视为叛国与海贼定义。
但到清末，台湾的汉人数量已经逐渐增加，为笼络台湾人团结，清廷逐渐将郑成功形象定位为“忠义典范”。1874年，清廷派遣钦差大臣沈葆桢来台办理海防事务，沈葆桢在该年底与其他官员联名上奏，以郑成功“感时仗节，移孝作忠”之义，应属“为民表率”，而奏请皇帝准为其建祠祭祀。此举，系有助于“正风励俗、正化人心”之效。翌年（1875年），光绪帝悉准其奏，正式在台为郑成功立祠，并由礼部追谥“忠节”。同年三月，沈葆桢拆除了旧的开山王庙，在原址重建福州式建筑式样之“延平郡王祠”一座。沈葆桢并亲写对联一副：“开万古得未曾有之奇，洪荒留此山川，作遗民世界；极一生无可如何之遇，缺憾还诸天地，是创格完人。”
自彼时起，郑成功即成为清廷所承认之模范人物。台湾重要官员包括刘铭传、唐景崧等人，亦皆曾为延平郡王祠作赞颂楹联。
台湾日本统治时期，日本殖民当局又以正好拥有大和民族血统之郑成功统治过台湾为由，以此解释日本统治台湾是继承遗储，合理化日本对台湾的统治，因此也对郑成功十分重视。当时在台湾的公学校曾教学童唱“郑成功之歌”。台南的延平郡王祠被改称为“开山神社”，并整修为神社样式，但其福州式建筑格局大致保留。战后国民政府再改回为延平郡王祠，并将原日式与福州式交杂之建筑全部拆除，改建为中国北方宫殿式建筑并于入口牌楼加设青天白日徽，以示为中华正统。
日本存在小中华思想且深受水户学影响，而水户学基于明朝遗臣朱舜水影响，使得日本史更重视大义名分论而发展为尊皇论。《大日本史》即是其扼要之精神依归。无论明治维新思想，亦或今日历代天皇系谱，无一不受《大日本史》思想之沾染。在此思想体系下，对于明朝遗臣郑成功一生从事反清复明的功过，日人四方赤良评为：忠义空传国姓爷，终看鞑靼夺中华（鞑靼本蒙古一部落，为明朝中后叶时的外患，明朝时的汉人，通称住在长城以北的蒙古人和女真人为鞑靼）。

1946年由台南市政府主办郑成功祭祀，起初由台南市长主祭，1963年之后由行政院派内政部部长担任主祭官，升格为中枢祭典；2017年，行政院尊重社会各界多元声音，回复由地方首长，即台南市市长主祭。
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发后，由国民政府派遣来台宣抚的国防部长白崇禧，途经台南时，即前往延平郡王祠向郑成功行礼，并立一石坊于祠前表彰郑成功的“忠肝义胆”，借此宣扬忠于领袖、国家的精神。1950年，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撤退来台后不久，总统蒋中正亲题“振兴中华”匾额，悬挂于延平郡王祠正殿入口。1963年拆除原福州式建筑改以中国北方宫殿式建筑以示正统。
由于郑成功退入台湾的情境，与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落败的国民党蒋中正政府相似，且郑成功“民族英雄”、“忠于领袖”、“传统文化美德”等形象可作为宣传样板，因此除官方祭祀、宣传外，教科书中也多所赞扬郑氏的“民族精神”，并强调他“光复台湾”与“矢志反攻大陆”的事迹，将其与蒋中正同样宣称为伟人；“民族英雄郑成功”在台湾遂逐渐成为连词，至今在台湾的许多雕像与文献上，仍然能够看到。但目前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不再指郑成功“收复台湾”，而是改以“驱逐荷兰，进入台湾建立第一个汉人政权”来表达。盖因台湾在荷治时期以前，本来就不曾受中国或任何国家管辖。郑成功本人亦将台湾视为“海外”、“不服之区”。
在2013年，台南市议会原住民议员谷暮·哈就质询原住民遭到不平待遇，她问台南市政府举办的郑成功文化节“与原住民有什么关系？这是对原住民的殖民，也是原住民的文化浩劫”。她批评市府歌颂郑成功，郑成功到台湾“是汉人的殖民政权，原住民真正的声音在哪里？台湾的独特历史难道只是郑成功，有没有看到原住民的啜泣与眼泪？”教育局长郑邦镇在答询时表示，相关节庆缺乏主体思维，台湾都是后来的人在统治，属于殖民，而不是经由原来住民同意而移入的移民，反而最早到的人被赶走，就像原住民。
现今有部分台湾人主张郑成功与荷兰、西班牙、日本、清朝和国民党政府一样，都是外来殖民政权，主张政府应顾及不同族群的情感。
2017年3月，中华民国原住民立法委员谷辣斯（阿美语：Kolas Yotaka）要求内政部长取消“民族英雄郑成功祭典”。同年4月行政院核定郑成功祭典改由台南市长主祭，中央政府不再派内政部长代表出席，打破自1963年以来的中枢主祭惯例。

传说
民间轶闻
金门县烈屿乡剑井
明末清初时，郑成功聚集部属于烈屿，会盟之前，率部抵小金门，于今湖井头附近登陆，进入下田村，借民屋驻足，因岛上缺乏河川湖泊，士兵缺水干渴，传说郑成功乃挥剑指地，掘井得泉，井水清澈甘美，逢旱不竭，并传端阳节午时若饮此水可避免瘴疫，后人称为“国姓井”，又名“剑井”。

郑成功是东海大鲸
郑成功起兵猖獗，有僧识其前因，语人曰：“此东海大鲸也”。问：“何时而灭”？僧曰：“归东即灭矣”。凡成功兵到处，海水皆暴涨。顺治辛丑攻台湾，红毛先梦见一人冠带骑鲸，从鹿耳门入；未几，成功突至，红毛遂遁。明年五月，其辖下人复梦一鲸，冠带乘马由鲲身出外海，而成功遽卒。正应“归东即灭”之语，异哉（“旧志”）！

寻三宝复明
有天，郑成功（下简称郑）到泉州的仙公庙去，问吕仙公，明朝有无中兴的可能。吕仙公托梦说：“你是明朝忠臣，若想中兴明朝必先到台湾取三宝：一个玉印、一件乌山柴、以及出米岩。”

只是郑无法全得三宝，注定无法反清复明。

台北市剑潭
相传1660年代，郑成功及其所属军队行经此河段时，遇见神怪与神怪造成的大风浪，为伏怪，郑成功抛一身边宝剑，始降服神怪。后人为纪念此事件，故将该河段与所涵盖流域皆以剑潭命名。但经后人考证，此一民间传说并不确实。

台中市大甲区铁砧山
传说郑成功到诸罗山时，诸罗山的土地公刚好新庙落成，郑成功向土地公拈香拜拜，当晚就梦到土地公向他托梦，如果要攻打番兵千万不要攻打铁砧山，郑成功是鲤鱼神转世投胎，而鲤鱼经过有如砧板的铁砧山，鱼碰到铁砧就被煮熟了，所以注定有此一劫，没想到郑成功铁齿不信邪，真的带兵经过铁砧山，虽然跪拜祈祷插剑取水，涌泉冒出而顺利脱困。但是，过没多久生了一场大病，随之倒下，一命呜呼哀哉。

台中市大甲区剑井
郑成功北上抚番，然后被西边的大甲西社，南边的大甲东社原住民包围，北边是一个断崖，所以那边是没有退路，郑成功就跪著向上天祷告，祷告完以后剑一插，果然冒出水。
山顶竖立大型延平郡王石雕像，也兴建一座国姓庙，庙门对联“师驻此山千秋圣地，剑沉星井一脉名泉”，国姓爷神像坐山面海，笑看乡野传闻。

南投县草屯镇
据传为明末郑成功率军征番，驻军于此，兵士丢弃旧草鞋弃草鞋成墩，所以旧名“草鞋墩”

新北市莺歌区的莺哥石、鸢山
据传这两座巨石都是精怪，为了食物双方屡屡争斗，弄得当地民众不堪其扰。郑成功北上时正遇此二精怪现身作乱，郑成功便下令兵士用红衣大炮轰击，这二精怪被炮弹打中坠落，一个化作莺歌石，另一个化成鸢山。另一说是郑成功用弓箭亲自对其除害。然根据历史考证，郑成功并未到过北部。

基隆市仙洞

戏剧
因郑成功为汉和混血，日本人亦视之为大和英雄，如今日本平户（今长崎县平户市）海滨尚有“儿诞石”，相传郑成功即在此出生。日本作家近松门左卫门曾写了一部名为《国性爷合战》的净琉璃剧风靡一时（原作者改“姓”为“性”）。主角名为“和藤内”。“和”即“日本”，日语中“藤”音同“唐”，“内”同“无”，有“非日非唐”的混合儿之意。

电影
2001年，中国电影《英雄郑成功》（英语片名：The Sino-Dutch War, 1661；日语片名：‘国姓爷合戦’）；演员：赵文卓。

电视剧
1963年，台湾电视公司电视连续剧，《郑成功》
1987年，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翡翠台电视连续剧《郑成功》；演员 ：吕良伟。
1993年，台湾中华电视公司电视单元剧《国姓爷传奇》；演员：赵树海。
2004年，中国中央电视台电视连续剧《大英雄郑成功》；演员：何家劲。
2004年，中国电视连续剧《民族英雄郑成功》（台湾剧名：《大明国姓爷》；香港剧名：《郑成功风云》）；演员：陈庭威。
2012年，台湾三立电视股份有限公司电视单元剧《戏说台湾》玄坛元帅；演员：简家玮
台湾电视连续剧《黑水沟传奇之郑王复台》；演员：郑宇翔

纪录片
2007年，台湾公共电视纪录片《打拼——台湾人民的历史》；演员：张翰。

图书
2012年，《福尔摩沙三族记》。作者：陈耀昌，出版者：远流。
2015年，《郑森》全三卷。作者：朱和之，出版者：印刻。
2017年，《逐鹿之海》。作者：朱和之，出版者：印刻。
2023年，《福尔摩沙之王》。作者：贝乔思(Joyce Bergvelt)，出版者：前卫。
顾敏耀《横海将军气万千——诗写国姓爷》，《海国诗志——台湾清领时期古典诗中的社会与文化》，台南：国立台湾文学馆，2013年8月

游戏
2023年，《Fate/Samurai Remnant》：光荣特库摩开发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郑成功在当中为从者Archer的御主，希望能在名为“盈月之仪”的仪式中获胜以反清复明。声优：前野智昭。

注释
参考文献
引用
来源
外部链接
参见

明郑
台湾明郑时期
郑芝龙
郑成功征台部将列表
赤崁楼
安平古堡
郑荷之战荷兰降书
延平王
郑氏王朝宗室列表
安海镇
宫庙
郑成功记念馆（平户市）
郑成功祖庙（台南市）
延平郡王祠（台南市）


嘉义市

嘉义市是中华民国台湾省的市，位于台湾南部，地处嘉南平原心脏地带，全市在北回归线以北（但极靠近北回归线）。嘉义市为嘉义都会区的中心都市。全境除东部属丘陵地带外，其余均为平原，地势由东向西缓降。外围由嘉义县环绕，古名“诸罗山”，系源自平埔族群原住民洪雅族社名之译音“诸罗山社”，清治时期沿用此名设诸罗县，1704年将县治迁至此地，又名“桃城”，因兴筑之古城形如桃而得名。林爽文事件之后，1787年乾隆皇帝下诏改“诸罗”赐名“嘉义”。
嘉义市是阿里山森林铁路的起点，过往曾因林业的发展而繁荣。由于发展历史甚早，市区内留有不少古迹，形成重要观光资源。地方特产方面，则以火鸡肉饭、方块酥、阿里山羊羹、雪花饼、小馒头、甘𫉄、凤梨酥最为人所知。文化活动上，日治时期以绘画最为著名，曾有“画都”之美誉，代表人物有陈澄波等人；近年来则以国际管乐节、觉醒音乐祭最为兴盛。嘉义市是台湾第一个市区公车全面电动化、低底盘化的城市。

历史
嘉义市为台湾第一个建城的城市，古名“诸罗山”，源自平埔族原住民洪雅族的社名，十七世纪中叶荷兰文献记载为Tirosen、Tirocen、Tiracen、Tilaocen、Toelosang等，郑氏据台时以闽南语音译写为“猪罗山社”、1664年《永历十八年台湾军备图》在平地绘有“猪磱山番”:10，清治时改写为“诸罗山社”。另有民间附会“‘诸’山‘罗’列”一说，官方1716年启撰的《诸罗县志》记载在书尾末节的〈外纪〉中。又名“桃城”，因清治时代兴筑之古城形如桃而名，桃之尾尖，在今中央七彩喷水池一带，市民惯称桃仔尾。
诸罗山在古时，为中国大规模移民台湾之据点之一。由清初的方志以后开始有记载，1621年明帝国福建漳州的留日海盗甲螺颜思齐引率留日汉人与日本海商或海盗巢居魍港（今嘉义布袋）。天启四年（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湾，初期统治今之安平与台南市区一带，不久即安抚了诸罗山一带的平埔族，并对此地加以经营，嘉义市内风景幽美的红毛埤（今之兰潭水库），即是当时荷兰人所凿。而在台湾荷兰统治时期时，将今嘉义市一带划为“台湾地方集会”北部地方会议区的第一区域，该区除诸罗山社外，还包括了新港社、目加溜湾社、萧陇社、蔴豆社、哆啰啯社等社:1。
1661年4月，郑成功率军攻台，1662年2月击败荷兰人，建立台湾首度的汉人政权，设有一府二县，即承天府与天兴、万年两县，以新港溪（今之盐水溪）为二县分界，嘉义隶属天兴县。西元1683年，清帝国领有台湾。清治康熙二十三年设台湾府统三县，即分郑治时代的万年县为台湾、凤山两县，改天兴县为诸罗县，县署设于佳里兴（今之台南市佳里区）。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县治自佳里兴迁移诸罗山（即今嘉义市），诸罗知县宋永清以木栅为城，而自嘉义以北至今日的台北（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为止，皆属于当时诸罗县的管辖范围内。雍正元年（1723年），知县孙鲁改建土城堡，并重设护城河。雍正五年（1727年），知县刘良璧重建门楼，砌水洞，各置炮座，并命四门为：东曰“襟山”，西曰“带海”，南曰“崇阳”，北曰“拱辰”。雍正十二年（1734年），知县陆鸿于土城外植刺竹护城益固。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林爽文反清之役爆发，林及其军队围攻诸罗城十月，城内人民协助清军有功，清国乃本“嘉其死守城池之忠义”之旨，翌年11月初3日下诏，易称“诸罗”为“嘉义”。林爽文事件后，重修诸罗县城不但加高加厚，且城身内外包覆三合土。光绪四年（1878年），嘉义知县单瑞龙改以砖石砌城，而后又有王得禄义捐整建城垣，并修筑月城及炮窝。光绪十一年（1885年），台湾奉准正式建省，十三年，分全台为三府一直隶州十一县三厅，嘉义县属于台南府，县治仍设于嘉义城。

西元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与清帝国订立马关条约，将台湾收入日本版图。日本设总督府统治全台，正式施政。自此至二战结束为止，其间名称多次变更。明治三十九年（1906年）嘉义大地震，城垣全毁，仅存东门。次年，日本当局制定都市计画并实施市区改正，重建后之嘉义市，工商业及交通开始发展，明治四十年建设通阿里山之铁道（即阿里山森林铁路）。大正九年（1920年），第八次改革隶台南州嘉义郡之下，开始实施地方自治，嘉义正式成为自治团体的嘉义街，昭和五年（1930年）嘉义街改升为“州辖市”，嘉义市自此正式诞生，为台南州直辖。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台湾由中华民国接管，重庆国民政府通过之台湾接管计划纲要地方政制，认为嘉义之名不妥，有认可清国政权之嫌，特地将嘉义市改为爽文市来纪念林爽文，为该计画中的十二个市之一。不过因为战后台湾实施军政一元、委任立法、行政的独裁专制加上台湾实际统治者陈仪私自认为该政制不符实际，因此并未实施。这种情况下，该市名称未更动，仍沿用原来嘉义市的名称。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因第二次国共内战大败而撤退至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废止此政制，嘉义市则仍沿用，因此于法有据的爽文市名称，从未于台湾历史里面出现。:1-10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初，台湾爆发二二八事件。嘉义市是重灾区。3月2日，嘉义民众攻占了市府、电台等设施。之后市民还包围了水上机场，和军警展开对峙。3月8日，纷争暂时平息，但已有300多名普通市民伤亡。然而3月12日开始，国军开始大规模镇压市民。3月18日，和国军谈判的嘉义士绅代表陈复志、吴溪水、苏宪章、施珠文、黄水树、陈澄波、卢炳钦、潘木枝、柯麟等人也被枪决，使得嘉义沦为二二八事件的重灾区。民国七十八年（1989年），嘉义市竖立了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因应弥陀路拓宽，现已迁至嘉义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重置典礼也与建碑同一天），是台湾第一座二二八纪念碑。而嘉义市二二八纪念公园内的二二八纪念馆也是台湾第一座二二八纪念馆。民国100年（2011年），位于刘厝里的二二八国家纪念公园完工，是第一个纪念二二八事件的国家级纪念公园。

台湾转由中华民国政府接收后，嘉义市成为省辖市，并并入水上乡与太保乡为水上区与太保区，直隶台湾省政府；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调整行政区域，全台湾划分为十六县五省辖市一管理局；民国三十九年（1950年）8月，嘉义市废除省辖市资格，并切割为新东、新西、新南、新北、水上与太保等四镇二乡，民国四十年（1951年）11月撤销新东、新南、新西、新北等四镇之建制，合并为嘉义市，并置嘉义市公所，成为嘉义县唯一的县辖市。民国七十一年（1982年）7月1日，在许世贤等地方人士多年奔走下，再次升格为省辖市，“市公所”改为嘉义市政府，初不设区，民国七十九年（1990年）10月6日，将市区划分为东区、西区等二区。

地理
地形
嘉义市位于台湾西南部嘉南平原北端，全市在北回归线以北（但极靠近北回归线），除东边一部份属竹崎丘陵地带外，其余均为肥沃之平原，地势由东向西缓降，地形平坦广阔，位于嘉南平原之梅山断层地带边缘。东边约三分之一的区域是高于50公尺的缓倾斜丘陵地形:55，其余三分之二的区域是属于低于50公尺的平地，为嘉南平原的范围:60。

水文
嘉义市主要河川有南面的八掌溪、北面朴子溪，均发源于中央山脉，并形成与嘉义县之间的天然界线；由于嘉南平原地层组成成份为极细之淤泥及粘土，含水性差，以致于地下水含量不丰，水资源主要仰赖引自八掌溪的兰潭、仁义潭二水库供应。

气候
嘉义市中心位于北纬23°29′、东经120°27′，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年气温以七月最高，一月最低，年平均温度摄氏23.6度。虽然位处南台湾（浊水溪以南），但冬季寒流时因嘉南平原强烈的辐射冷却效应而时常出现摄氏10度以下的低温，在嘉义气象站建立前，曾出现零下低温，未留下观测纪录；冬季为干季，以东北季风为主；夏季西南风盛行，风力和缓，因高温及对流作用旺盛，午后常有雷雨；7至9月间常有台风侵袭。嘉义市年平均雨量为1821.6公厘。

自然生态
嘉义市由于位处热带与亚热带交界，又处于嘉南平原，动植物种类繁多。:137
植物方面，嘉义市森林地面积有302公顷，占市地5.26％，其中绝大多数是副热带阔叶林。
紧邻嘉义公园的嘉义植物园建于日治时代，现隶属于农委会林业试验所，面积8.3公顷，拥有大叶桃花心木、印度紫檀、肯氏南洋杉、黑板树、巴西橡胶树、铁刀木等日本人从南洋引进的热带经济树种，是市内重要的树木资产。:145-146
兰潭水库周边公路分布有相思树、凤凰木、白芒、桂竹、麻竹等，植物相丰富。根据嘉义大学的调查报告，兰潭周边的药用植物资源也相当丰富，包括麦门冬、地胆草、海金沙、凤尾草等，共计七十四种。
八掌溪沿岸则以木贼、东方香蒲最为优势:66，湿地里则因为泥沙淤积，甜根茅草、芦苇等高茎野生植物为多数，而其中八掌溪堤岸旁3月初绽放大量黄花风铃木。:63
动物方面，八掌溪从湖内里到通合桥段，由于栖地环境良好、食物量丰富，吸引水鸟、候鸟的聚集。:63哺乳类、两栖类、爬虫类、鱼类生物也有发现纪录。:66此外，兰潭、嘉义农业试验分所也有不少鸟类分布。:137市区内的农业用地尚可见到野生或保育类动物的踪迹。:143

区划人口
嘉义市在民国34年（1945年）改制为省辖市，初分为东门、西门、北门、南门、八奖、竹围、北镇、东山等八区，后于民国35年（1946年）改划分为新东、新西、新南、新北四区，同时水上、太保自台南县划入，并为水上区、太保区。民国39年（1950年）调整行政区域，嘉义市改制为新东、新西、新南、新北四镇及水上、太保二乡。民国40年（1951年）新东、新西、新南、新北四镇并为一个县辖市。民国71年（1982年）升格为省辖市后，行政区划于民国79年（1990年）行政区再度划分为东西两个区，两区之间大略以文化路作为分界线。
民国99年（2010年）2月1日，又将东西两个区的分界做调整，并将原有108里调整为84里，1,778邻调整成1,379邻。

根据内政部户政司统计，2024年底嘉义市户数约10.5万户，人口约26.2万人，下辖两区人口分布情形分别为西区的14.5万人及东区的11.7万人。嘉义市历年人口可见“嘉义市历年人口统计”，大致而言该市一直尚未突破30万人口。嘉义市共同生活圈约40余万人，包含连接于周围的民雄、水上、中埔三和、公馆地区及太保南新、麻鱼寮地区。
1951年嘉义市改制为县辖市时，其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2,102人，其后逐年递增:69。到了1971年时，嘉义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196人:69。随后由于人口成长速率逐渐趋缓，人口密度的增加也几近停止:69。1990年时，台湾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564人，该年嘉义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291人，高于全台甚多，为人口相对稠密的县市:71、72。2021年底，嘉义市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410人，为台湾人口密度第二高的县市，仅次于台北市。

族群分布
1926年的普查统计中，38,300人籍贯为福建、700 人为广东。（以移民时清朝及明朝的区域划分福建省及广东省。）

嘉义市汉族移民主要来自中国大陆闽、粤两省，以福建泉州府和漳州府为主，漳州籍略多于泉州籍，少数来自福州、兴化与广东。

政治
战后嘉义市政治生态在台湾十分特殊，地方派系势力“许家班”长期盘踞，在省辖市年代即使是在台湾一党独大的中国国民党，连换国民党嘉义市委员会九任主委依旧无法执政:27。在戒严时代，嘉义市却出现较支持党外的情况，因此得名“民主圣地”:75。
嘉义市市长长年由源于党外运动的“许家班”掌握:27，故有“民主圣地”之称:75；唯随著中国国民党籍黄敏惠的当选，政治势力亦有所转变，升格为省辖市后，一至八届市长皆由女性担任，在台湾政坛相当特殊，直到第九届市长由民主进步党籍涂醒哲当选，成为嘉义市升格省辖市后首位男性民选市长。

历任市长
市政组织
嘉义市政府是嘉义市的地方自治行政机关，在中华民国政府架构中为市自治的行政机关，并负责执行中央机关委办事项，嘉义市的自治监督机关为行政院各部会（主要为内政部）。市长由全体市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为四年，可连选连任一次。嘉义市政府并置市政会议，为市政最高决策机构，在市长及副市长之下，设有14个一级单位、6个所属一级机关、2个区公所、10个所属二级机关、27所各级学校、3所幼儿园。
嘉义市议会是嘉义市的民意机关，代表嘉义市全体市民立法和监察市政。市议员由公民直选选出，任期为四年，可连选连任。共有23位市议员，第一选区（东区）10席市议员、第二选区（西区）13席市议员，议长、副议长由23位市议员互选产生。

司法暨检察机关
台湾嘉义地方法院是嘉义地区的司法机关，属于普通法院，当地居民之民、刑诉讼和审理由该机关办理，其上诉法院为台湾高等法院台南分院。台湾嘉义地方检察署是嘉义地区的检察机关，为当地检察官执行检察事务之执行机关。

选民结构
嘉义市位于中华民国中南部的嘉南平原，是台湾历史上开发较早的“诸罗城”，因旧时城区形状又名“桃城”，更因市内画家辈出，美名“画都”，为全国不临海的县市之一。战后嘉义市政治生态十分特殊，党外地方派系“许家班”长期盘踞，在省辖市年代，即使是在中华民国一党独大的国民党连换九任地方党部主委依旧无法执政。在戒严时代，嘉义市却出现较支持党外的情况，因此被称为“民主圣地”。此外，升格为省辖市后，第一至八届及第十届市长皆由女性担任，仅有第九届市长由男性担任，在政坛相当特殊。
由于“许家班”的创始人许世贤，为无党无派，清廉勤政，获嘉义市民誉为“嘉义妈祖婆”参选省议员、立委、嘉义市（时为县辖市）市长皆获胜。1982年，嘉义市恢复为省辖市，许世贤成为首位女性省辖市长，而许家班影响力也从嘉义县渐渐淡出，深植嘉义市:35。

政党势力
因二二八事件在地方造成重大伤亡，中国国民党早期在嘉义市遭到选民排斥:43。在历次大选中，仅有萧万长因形象牌优势，才在第三届立委选举中获胜。其他大选只要对上许家班人马，屡战屡败。然而，在地方议会的选举上，黄永钦因为地方服务受到好评，在大环境不利国民党的情况下，却在6至10届的省议员选举中皆能当选，经营20余年，基层实力雄厚。黄永钦晚年身体状况不佳，其女儿黄敏惠遂弃教从政，自1998年起在4到6届立委选举中皆胜出，并于2005年替国民党赢得执政权:63-65。
民主进步党在嘉义市主要来自早期党外势力的转型，但因为许家班坚持无党无派，在无其他党外重量级领袖带动下，成长迟缓、甚至内哄不断的民进党，通常自愿支持许家班。不过，也有像张荣藏与张文英竞逐市长、官文雄发动议会罢审预算等冲突事件。1994年省议员选举中，蔡鸿章因些微差距败给黄永钦引发作票争议，更使张文英与民进党关系跌落谷底。2005年市长选举中，陈丽贞脱离许家班，以民进党身份参选，却因为张博雅在最后关头态度转变，败给对手:60-62。目前民进党嘉义市党部主委是黄大祐。

各项选举
1950年台湾省施行县市地方自治，县辖市市长开始由民选产生。嘉义市自此至1982年升格为省辖市为止，共计举行了九届的县辖市长选举。:208-211升格为省辖市后，一至八届市长皆由女性担任，在台湾政坛相当罕见。第九届嘉义市市长，经2014年嘉义市市长选举后，由民主进步党籍的涂醒哲突破了历史当选，再造嘉义市的新势力。经2018年嘉义市长选举后，由黄敏惠当选嘉义市市长。
嘉义市立法委员由于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制的不同，名额迭经变动。1986年以前，包括第一届立委选举、增选、增额立委选举等，均与台湾其他县市合并于同一选区进行，应选名额四至九名不等。1989年最后一届增额立委起，选区改以县市划分（除北、高二市另分割成多选区），嘉义市选区应选名额最初为一名，因应国大代表及台湾省议员停止选举，1998年第四届起改为2名。:191-1982008年第七届立委选举起，又改为1名。经2024年中华民国立法委员选举后，由民主进步党籍的王美惠当选嘉义市第十一届立法委员。

经济
农业
嘉义市地处嘉南平原，气候介于热带和副热带的分界上，冲积平原地形和暖和气候相当适合作物生长。嘉义市的农业在1721年，时任诸罗县令的周钟瑄兴建水利设施后有大幅度的增长。当时来台平定朱一贵事件的蓝廷珍，其佐幕蓝鼎元曾语：“前此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南尽郎娇，北穷淡水，鸡笼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趋若鹜矣。”足见水利之功。康熙以后，汉人在今嘉义地区内主要种植旱作粮食作物，包括稻、黍、冬麦、豆类与麻，平时也牧牛、猪、山羊、鸡、鸭为副业。农业开垦虽使粮食增产，但也压迫到当地洪雅族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对自然生态也有一定的影响:2。
日治以后，嘉义市农业在奖励生产政策下，加上农技改良和品种研究，农产品质和单位面积产量都大幅提升。日治时期的嘉义市经济作物的种植比相当高，品种包括甘蔗、凤梨、香蕉、龙眼、莲雾、蔬菜等生鲜蔬果。日治时期的台湾农业已引进现代化农业机具，用以耕地、灌溉、稻谷加工或制油等:76-77。在防治病虫害上，台湾总督府和制糖会社派遣害虫巡视员到各地巡察，以协助农家对抗害虫侵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50年，接收且撤退到台湾的国民政府完成农地改革，大力奖励粮食增产以供应更多民生和军需。嘉义市的农业在1960年代出口导向经济后开始衰落，都市化造成人口大量外移，致使农业产值和农地面积不断缩减。
1980年代后，嘉义市农业仍以稻作为主，占总农户数66.5％。原居重要地位的甘蔗田比重逐渐下滑，取而代之的是近郊丘陵上的蔬菜、水果、花卉等园艺作物，烟草也有一定的种植面积。1990年代起市政府才推动农业转型，除了稻田转作园艺作物外，也鼓励成立产销班、休闲农场、市民农园，或浮萍专业区，朝农村再造发展。
1960年于牛稠溪以南、水上乡以北之台糖铁路沿线，包括荖藤宅、后湖、北社尾、竹围及大溪厝等现今世贤路附近区域及刘厝里地区种植大面积甘蔗。在山子顶梯田、弥陀路两边及现今嘉义市体育场区域皆种水稻；市区东南，自草地尾、湖子内、车店、刘厝、柴头港等一带引用道将圳圳水种植水稻及其他作物，大溪厝农田引用中央大排水沟水种植水稻、浮萍及大白菜、高丽菜等间作。港坪、后庄地区，以种植花卉为主。

工业
嘉义市在日治初期，除了自清领移垦之初即开始的制糖、木材加工以及少数传统手工艺加工品之外，少有工业可言:73。大正年间1912年至1926年，嘉义厅工业主要有制糖、碾米、制油、制纸、砖窑、染色、制面、龙眼干制造等，因原料不足产额减少:73。昭和时期1926年至1945年，官营者主要为制材及酿酒业；民营者主要为制材、碾米精米、电机、制冰、窑业、铁工业、罐头工业等。其经营规模大小及内容互异，而且经营基础亦受景气变化影响，昭和五年（1930年）新市制实施以来，受经济界不振之害，市内商工业者深受影响，昭和十年（1935年）间又面临经济转换期，因景气好转刺激，一般市况渐次活络，地方农村一般购买力复活，刺激商业交易活动，工业经营基础更为坚实:79。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50年代至1960年代，公营工业以专卖局所属烟酒、盐、樟脑之制造及配售、溶剂厂、制糖等为主，此外多为私营，如农产加工业、食品加工业、制材及木制品工业、机械、金属及器具工业、窑业及土石业、化学业、造纸业、印刷、瓦斯、工程业以及其他工业等:111。

商业
嘉义市的商业发展始于清领时期。1764年时诸罗县城已是以十字街为中心的繁荣城市。同治年间嘉义县城已出现专作街市，例如鱼仔市、米市街、布街等，反映当时商业的活络情形。当时诸罗县的市场可分为一般市场和牛墟两种，牛墟是买卖牛只的地方，每月开市9次（新历1、4、7或2、5、8或3、6、9等组合），牛只养大后可牵至此处贩卖，交易完成后买主会在牛角系上红布带再牵回。牛墟不只是交易的场所，也是农民闲话家常、交换情报的公众聚会地点。
日治时期，嘉义厅的商业在1909年官制改革后出现扩张荣景。嘉义厅在铁路建设与东石港辅助下成为嘉南平原各式商品的重要集散地，糖、米、龙眼、木材等都在此处流通贩售:111-114。日治时期的嘉义商人可分为日籍和台籍，其中日籍商人主要从事料理店、照相馆、钟表业、度量衡器具买卖、酒店；台籍商人则以日用杂货、烟草、鸦片、食品制造和物流业为主。新式商业技术也在此时传进嘉义，台籍商人已懂得使用年终拍卖、广告、商品陈列窗等销售手法。嘉义在日治时期的输出特产包括槟榔、桑椹、龙眼、笋干、木耳、爱玉等，大宗输入品则是药材、陶瓷器皿、金银纸、铅箔等物:114-115。
1910年代至1920年代中叶，台湾经济受经济大恐慌影响，大宗输出物的米和糖价格直落，购买力也随之减弱。为管制米谷输出入量，台湾总督府设置米谷统制政策，由各州检查局负责米谷检查。嘉义商业的不景气一直持续到昭和年间，之后才因为财经界景气好转，进而带动工商业活化:258-259。1930年代后，新高阿里山国立公园的设立带进大批观光客，使嘉义市出现“美人乡”产业（召妓业），有“美人乡嘉义”之称。
台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名列盟军空袭对象之一，城市和港口受创严重。工商业不仅大幅衰落，甚至连生产必需的原物料都相当缺乏。战后台湾经济物资都输出至中国大陆支援国共内战，本地物价膨胀，有一日三市之讥。当时嘉义市商业由观光业独撑，直到1950年代才逐渐恢复市容。除了传统农产品外，近郊丘陵的生鲜蔬果、沿海海鲜也在嘉义市集散，连带活络各式产业，例如加工制造、出版印刷、物流、贸易代办等:9-10。嘉义市的传统商圈原本聚集在东区，但在战后经济起飞时期也逐渐向西区发展，许多新式餐饮娱乐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林业
清代，由于阿里山地势崎岖、不易开发，加上邹族盘踞，汉人不敢染指，因此并未开发。但是19世纪末期日人发现当地有丰沛的森林资源后，基于庞大的利益、兴筑纵贯铁路的枕木需求量大，还有便于“理蕃”等等理由，使得日人对于阿里山森林的开发转趋积极。:12-15开发案在三度易手后，最后确定由官、民股合资经营的“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台拓）负责经营。:20-25
1912年，阿里山开始伐木，原木列车初期先在二万坪驿和北门驿之间试运转，还将运下山的原木放在嘉义车站展示一周。到了昌盛时期，一天有六班运材列车从阿里山进入平地，由森林铁道再转纵贯线铁路。北门驿成为木材商、伐木工和一般民众、观光客的进出口，周边也逐渐发达起来。另外，林业相关的设施也一一在嘉义市成立。1915年7月，嘉义贮木场成立，其贮木池位于今嘉义市立文化中心一带、陆上贮木场则设在嘉义市北兴街附近。贮木池旁，则设有营林所制材场，负责将原木制成可用的木材。当时，由于木材产业是日本在台发展的重点工业，嘉义制材场遂拥有号称“东洋第一”的新式设备。1917年，北白川宫成久王与王妃也亲自前往视查。:29-34
当时阿里山铁路北门车站命名为“桧町一丁目”，林森东路尾和林森西路以西，则依序为二丁目到五丁目。此处为当时制材业的集散地，有大小150余间的木材商号；靠阿里山林木事业生活的人口约占全市人口一成左右，营业额估计超过1,000万圆。木业的兴盛也顺便带来了能源工业与商业的发展，而因应人才需求成立的“嘉义农林学校”，更带来了技术的转移。:134-135

酿酒业
嘉义市工业酿酒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17年，大正制酒株式会社社长赤司初太郎在现今嘉义车站右边（原信义路与纵贯铁路间）设立嘉义酒厂，以废糖蜜生产酒精、烧酒等。后来1922年时日本实施专卖制，将嘉义酒厂收归专卖局所有，由台南支局管辖，名称也改为“台湾总督府专卖局台南支局嘉义出张所”（后改隶属嘉义支局）。当时除了酒精、烧酒外，还生产糖蜜酒、药酒、糯米酒等酒种。嘉义酒厂是当时专卖局酒厂中唯一生产无水酒精者，这种酒精透过提炼，可以达到几近无水的纯度，与汽油混制后可生成酒精汽油。无水酒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主要供应给受盟军石油禁运影响的日军航空队，因此在盟军空袭中，嘉义酒厂也成为空袭目标之一。
战后，原专卖局物业改由国民政府接收，嘉义酒厂在1946年改名为“台湾省专卖局酒业公司第六酒厂”，除生产酒精、太白酒外，在席立埙厂长到任后，也从家乡带进高粱曲饼为菌种，成为台湾第一个生产高粱酒的酒厂。1988年，嘉义酒厂将绍兴酒生产线移进民雄工业区，1998年将仅剩的高粱酒生产线也移进民雄工业区新厂，从此结束它的生产历史。

金融业
嘉义市金融业的历史主要开始于日本统治时代。

银行业
1905年，时值日本政府实施地租改正，在嘉义地区的部分地主于是将从政府手中拿到的补偿金转投资成立嘉义银行，为嘉义地区银行业的肇始

；1923年，嘉义银行并入台湾商工银行（今第一银行前身），后又经历台湾工商银行、台湾第一商业银行，到现在的第一银行，于嘉义市设有嘉义及兴嘉两分行。截至2023年为止，以分行数计算，合作金库商业银行以4间分行名列为嘉义市规模最大的银行。

信用合作社
信用合作社方面，嘉义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于2001年合并至诚泰银行（新光银行前身）、嘉义市第一信用合作社合并至同为信用合作社改制的板信商业银行、嘉义市第四信用合作社合并至玉山商业银行，而嘉义市第三信用合作社则存续至今，总社营业部设于文化路，并在嘉义市区及中埔乡等地共设有11间分社。

农业金融机构
嘉义市农会成立于1944年1月21日，名嘉义市农业会，期间经历嘉义市改制省辖市、县辖市、复改制省辖市的变更，经历过各区农会、嘉义市合并水上及太保后增设两区农会及县市合并后县辖市农会的年代，1996年，位于北港路的嘉义市农会金融大楼落成启用，将部分楼层出租给富邦人寿及新安东京海上产险，并将总部从吴凤北路搬迁至北港路迄今，期间附近成立了新光银行北嘉义简易型分行（新光人寿嘉义区部）所在的新光人寿嘉义中兴大楼、台湾银行嘉南分行所在的国泰人寿嘉义中兴大楼，使该区域成为嘉义市新兴金融业集中地。
嘉义县农会于1950年由原台南县农会分出独立设会，并分设出嘉义市农会，期间历经嘉义市改制省辖市，而农会原址并未搬迁，形成嘉义县农会仍设于嘉义市境内的情况。
2016年6月13日，全国农业金库设立嘉义分行，为嘉义第一间非属金管会管辖之金融机构，亦为六都及新竹以外唯一一间分行。

票据交换机构
台湾票据交换所嘉义市分所：原为1950年代设立之嘉义市票据交换所。2002年，台湾票据交换所成立，嘉义票交所并入台湾票交所成为其分所，其后台湾各地之票交所历经数次整并，嘉义市分所为台湾票交所现存9间分所之一。

文化
艺文活动
嘉义市的艺文活动，日本时代以前并不活跃，故在史籍中少见记载。在绘画创作风气上不如台南、文学人才则多外流至其他地区。日本时代后则开始进入黄金时期，陈澄波、张文环均在新文学上有所贡献。1927年以后，受到日本官方主导台湾新美术发展的影响，嘉义民间自组画会的情况相当普遍，在当时是全台画会最密集的地区。其中“春萌画会”、“鸦社书画会”、“墨洋会”、“自励会”等皆大力推动画艺发展。1930年代，嘉义画家不但可自成“嘉义青年画派”、“诸罗派”等派别，在官方展览中也成果丰硕，赢得“画都”美誉:72-78。
二战后，因为林木业随日人离去而萧条，加上二二八事件等因素让嘉义曾有的文化活力遭到相当的压抑沈寂，各项艺文活动呈现衰退状态。近年来，嘉义市政府文化局，每年度均有推展管乐节、国乐节、提琴节、飙舞节、儿童戏剧节、交趾陶节、桃城美展、装置艺术展、图书巡回展及古迹巡礼等年度例行节庆活动，试著重建嘉义文风成为“艺术之都”为目标之外，也承接了2008年“来我嘉看烟火”的国庆烟火表演、2010年“嘉有囍事”虎年台湾灯会、2011年世界管乐年会，及2013年的亚洲双簧年会等大型活动，此外，嘉义市政府文化局于2014年7月1日在烟酒公卖局嘉义分局成立嘉义市立美术馆筹备处，于2020年11月7日开馆。
自詹龙带动石猴雕刻，许多嘉义雕刻家跟随其潮流，嘉义市也有“石猴故乡”之称。
1995年，张宏荣与友人在中正路成立“台湾图书室”，馆藏千余本书台湾主题的书籍，两年后关闭。在张宏荣去世后，2011年该图书室再度开幕。

文学
嘉义市民间文学特色，颇能反映台湾的社会现象，因台湾的移民社会背景，再加上清廷的移垦政策形成“罗汉脚”的特殊阶级，如姚莹《中复堂选集》、陈盛韶《问俗录》、朱景英《海东札记》等均有提到。日治时期，广为流传的“邱罔舍”，他几乎容纳了大部份罗汉脚的性格，好胜斗智，无所事事，专以恶作剧为乐。:117-118
古典文学方面，以诗歌描述“嘉义八景”为题材，从游宦与在地诗人的唱酬，到本土科甲人士的兴起，到八景诗的大量出现，是构成古典文学的主要特色。:175
现代文学方面，嘉义市实为一开放性结构，与嘉义县无法区隔，这种区域性地理位置造成的产业落后性发展，则不利于现代文学的发展。古典文学的荣光，民间文学的丰富，于现代文学中几不可复寻。战后，都市发展成为现代文化的火车头，做为消费者的阅读人口从四面八方涌入都市，在现代文学社团的组织与活动上，也远远不及传统文学，如陈启佑《拜灯双月刊》、陈忠伦《诗域》等:307-308。
嘉义市文化局历年会举办“桃城文学奖”征文活动，并且将得奖作品集结出版。地方性的文学社团有“嘉义市文艺作家协会”。
嘉义市籍作家诗人有萧翔文:310、黄能珍:331、渡也:322、林怒潮、褚德三:314、路痕:332、尹凡:321、何淑芬:329、黄鸥波、叶长庚:323、江宝钗、赖台生、黄金财:318、朵思:311、林锡嘉、李弦:315、蔡尚志:318、蔡策勋、高明诚、邓丰洲等。

宗教信仰与民俗活动
嘉义市民主要的宗教信仰以台湾民间信仰、道教、佛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天主教、一贯道等为大宗。嘉义市东区设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义中会事务所，管辖东区（山线，含嘉义市）、西区（海线）、北区（云林）、南区（北台南）等地之教会；另市域内之嘉山教会则辖属于番路乡之邹族族群区会事务所，不隶属于嘉义中会。市内常见的宗教民俗活动有基督信仰之圣诞节报佳音（由各教会主办、市政府协办）等。而嘉义市“高空荡秋千”为玄天上帝庙之玄天上帝诞辰例祭的传统游艺，此游艺已有两百年以上历史。嘉义城隍庙于农历八月二日举行城隍爷千秋圣诞绕境活动，历史悠久。

古迹及文化资产
截至2015年底，嘉义市内由政府机关所指定的文化资产包括二处国定古迹、十四处市定古迹、十五座历史建筑以及两处文化景观，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为凿于荷治时期的红毛井，而为国定古迹之一的“嘉义旧监狱”则是因为是台湾唯一完整保存的日治时期监狱建筑而获得指定。
日本时代所兴建的市定古迹嘉义西门长老教会礼拜堂为市内唯一指定为古迹的教堂建筑，隶属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嘉义西门教会。此外同为日本时代的“嘉义郡役所”（旧嘉义市政府）曾一度列为暂定古迹，但于2010年2月经“嘉义市古迹历史建筑聚落及文化景观审议委员会”决议不指
定为古迹后，在该年3月由文建会公告撤除暂定古迹地位，并已于该年10月进行拆除，只留下旧建筑的罗马式风格柱子以资纪念。

饮食与特产
嘉义市是前往阿里山游客的歇脚处，小吃种类繁多，著名的有与当地历史有关，以地方特色为主的嘉义火鸡肉饭:300、香肠及具有家乡风味的莲子汤、虱目鱼粥等地方小吃:298-299。其著名的地方特产为方块酥。方块酥是改良自河北翻毛月饼及烧饼，并改圆为方，以面粉、奶油、猪油为材料制成，口味众多:297-298。

博物馆
嘉义市境内经中华民国博物馆学会列入2004年9月版的《台湾博物馆名录》的博物馆有祥太文化馆、财团法人嘉义市二二八纪念文教基金会附设陈澄波文化馆、嘉义市立博物馆、嘉义市文化局交趾陶馆、嘉义市二二八纪念公园纪念馆、嘉义市史迹资料馆。

媒体
嘉义市最早的广播电台起源于日治时期的昭和十六年（1941年）成立的台湾放送协会嘉义放送局，但全部节目皆来自日本放送协会（NHK）日本东京及台湾放送协会台北放送局，尤其以东京的节目为主，播出时间也只限于特定时段，并以日语播送。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由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收改制为“中广嘉义台”:194，成为嘉义市第一家广播电台。此后，依序为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台:196-198、复兴广播电台嘉义台:198-200等三家广播电台成立。民国八十二年（1993年），政府开放频道后，陆续又有宝岛广播电台:200、云嘉调频广播电台:201-202、嘉义之音广播电台:200、嘉乐广播电台:202、兰潭之声广播电台:202-203、嘉云工商广播电台:200等六家调频广播电台相继成立。:193-194在电视媒体方面，民国八十五年（1996年）正式开播的世新有线电视为嘉义市第一家有线电视台。:205在报业方面，创立于民国四十二年（1953年）的商工日报是嘉义地区唯一的地方报，随著嘉义市无法发展成为都会区型态而经营困难，最终于民国七十四年（1985年）停刊。:213

体育
嘉义市的体育发展自日治时期开始，1922年，当时台湾体育业务龙头“台湾体育协会”在嘉义市成立支部，而更是早在1914年，就举办起市内的野球（棒球）赛事。市内税务、林业、专卖事业、铁路、邮政等单位也分别成立自己的体育组织，参与的体育项目主要有棒球、庭球，其他还包括弓道、相扑、陆上竞技等等。而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在1931年赴日参加甲子园赛事夺下亚军，是台湾唯一在此赛事中取得名次的队伍。:671-675嘉农棒球队的名将在战后，更带起了台湾东部原住民棒球风气。当时，嘉农棒球队练习的场地已改建成今日的“嘉义市立棒球场”。嘉义农林棒球队的事迹更翻拍成一部由魏德圣监制、导演马志翔执导的台湾电影KANO。
目前嘉义市内主要体育建设由“嘉义市立体育场”管辖，其下计有国民运动中心一座、田径场一座、东区体育馆一座、棒球场一座、网球场二座；吴凤游泳池；运三慢速垒球场；嘉义市立（港坪）、河滨二处运动公园，其中港坪附设有体育馆:693。于2014年10月25日举办2014年中华民国全民运动会。另嘉义市立棒球场亦于2018年7月9日
- 7月15日举办2018年世界大学棒球锦标赛，为嘉义市首度举办国际体育赛事。

教育
嘉义市由于地方菁英多受过高等教育，对于教育相当重视，又受传统文化中升学准备的影响，8所国中都设有资优班，以菁英教育、升学教育为主。影响所及，嘉义县重视升学的家长，也送学生跨区前来就读，地方政治人物更是对办学不敢轻忽:135-136。
在研究所、大学与专科教育程度人口的综合比率相当高；在高中与高职教育程度上，6岁以上总人口有30.66％为高中、职教育程度；在国中教育程度上，嘉义市国中程度人口占19.28％；在国小教育程度人口上，嘉义市有27.69％的人口为国小教育程度，和嘉义县占41.54％的国小教育程度相比，差距甚大；但是在不识字人口方面，嘉义市有5.18％的不识字人口，与其他县市相比较有偏高的比率。

教育发展
地方政府官办学校以儒学为主，还可分为地方绅商捐资免费供孩童就读之义学学堂（俗称义塾）以及社学（类似今之国民小学）学童启蒙教育。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沈光文等人于诸罗县组成台湾第一个文社“东吟社”。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在文庙的右方设立义学，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再于县署之右方建义学。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汉族的社学建于诸罗县内红毛井边，康熙五十四年，平埔族的社学建于诸罗山社:165-166。
平民与文人学院方面，于雍正七年设立正音书院，用以教育生员学习北京官话。至乾隆24年将文庙旧址改为玉峰书院，道光九年于南门文昌阁内建罗山书院。
1895年日本治台后，由总督府学务部主管全台教育行政，并开始推动国民教育。1896年，全台建立14个国语传习所，其中嘉义国语传习所于该年9月在三山国王庙成立。1898年因全台学校体制改变，同步改制为“嘉义公学校”。即今嘉义市东区崇文国民小学。:137-138
在明治三十一年（1898年）至昭和十七年（1942年）间，日本在嘉义市一共建立两所小学校与六所公学校，依序是：1898年嘉义公学校（今市立崇文国小）、1900年旭小学校、1917年嘉义女子公学校（今市立大同国小）、1919年嘉义第二公学校（今市立民族国小）、1933年北社尾公学校（1922年原为第一公学校北社尾分班，1933年改制。今市立北园国小）、1936年若叶小学校、1939年新高公学校（今市立林森国小）、1942年幸国民学校（今市立垂杨国小）。:138-139
1945年，嘉义市原被订为省辖市，教育部分设教育科管辖。但1950年遭降为县辖市，改隶嘉义县政府教育科（1968年九年国教实施后改制为教育局）管理。1982年重新升格为省辖市时，下辖国中8所、国小15所、公私立幼稚园28所；另有专科学校3所、公私立高中职15所。在市府的教育支出方面，1998年比例37％为近年来最高，尔后逐渐下滑至2004年25.47％的低点才开始回升:56-59。

各级学校
创立于民国八十九年（2000年）的国立嘉义大学:601-609，系由国立嘉义技术学院（1919年创建）:567-582及国立嘉义师范学院（1957年创建）:583-593两校整合成立，设有兰潭校区、林森校区、新民校区及民雄校区（位于嘉义县）等四个校区，本著以“光耀嘉义、扬名全国、跻身国际”之发展使命与愿景为宗旨，已发展成为师范、人文艺术、管理、农、理工、生命科学及兽医学院等七个学院，三十九个学系、四个硕士学位学程、三十八个硕士班、十五个硕士在职专班、六个博士班、一个博士学位学程之规模，并与世界各国等六十七所著名大学缔结为姐妹校，是嘉义市唯一历史最悠久、最具规模的国立综合大学:601。
嘉义市现有大专院校2所，分别为国立嘉义大学、崇仁医护管理专科学校（嘉义校区）等二校。公私立高级中等学校14所，分别有国立嘉义高级中学、国立嘉义女子高级中学、嘉义市私立兴华高级中学、嘉义市私立仁义高级中学、嘉义市私立嘉华高级中学、嘉义市私立天主教辅仁高级中学、嘉义市私立天主教宏仁女子高级中学、嘉义市私立天主教立仁高级中学等普通型高级中等学校八校，以及国立嘉义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国立嘉义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国立嘉义高级家事职业学校、国立华南高级商业职业学校、嘉义市私立东吴高级工业家事职业学校等技术型高级中等学校五校与国立嘉义特殊教育学校共十四校。其他公立教育机构计有8所国民中学、20所国民小学、28所幼儿园。

医疗与福利
医疗
自从日治时期开始，嘉义地区的医疗资源就较邻近县市来得充足，目前有地区医院9家，区域医院3家，其中包括1家部立医院。其中规模最大者为嘉义基督教医院，有医事人员1,430人和病床数1,137床。嘉义地区医事人员数从1997年的4,509人增编到2006年的8,508人，医疗相关产业也日渐蓬勃发展，2006年时嘉义地区已有1,865家药商、医疗器材商、中药商等制造业或零售业者。2006年，行政院主计处发布的《工商及服务业普查总报告》显示嘉义市东区的医疗从业人口密度（145.26人/km2）、医疗保健产值（约79亿4,106万2,000元）和医疗服务量（41.196）均为嘉义地区最高，显见嘉义市已成为附近地区的医疗中心。
嘉义市各区在卫生所下有“卫生促进委员会”的编制，就近提供民众基本医疗资讯、保健服务等。嘉义市医院分布以东区最多，西区则在药商家数上居前。由于嘉义市医疗资源明显比邻近乡镇丰富，因此建立完善的医疗服务网络以弥补东西区资源差异，是嘉义市在追求“健康保全城市”时需注意的问题之一。
目前嘉义市有嘉义基督教医院、天主教圣马尔定医院、卫生福利部嘉义医院、台中荣民总医院嘉义分院、阳明医院、卢亚人医院、安心医院、陈仁德医院、庆升医院、祥太医院、世华医院、建兴医院等十二家医疗机构。

社会福利
嘉义市的福利制度起源甚早，早在1684年，诸罗县令季麒光就设置“诸罗县养济院”，位址在今善化里东保一带，可收容46人。清治时期台湾城市一般设有振济仓（包括县仓、义仓和社仓）以备不时之需。诸罗县城内有县仓81座，多为康熙年间设立:28；义仓有两座，一在米市街（今成仁街），一在义仓口（今公明路），两座都由地方士绅出资修建、捐纳谷物；社仓有一座，建于1709年，周钟瑄任知县时曾予以扩建:29。除了养济院、振济仓外，1796年由民间发起、官方支持的育婴堂在城隍庙旁成立，是台湾第一座孤儿收容设施，也是后来嘉义慈惠院的前身。
嘉义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日治时期出现高度发展，当时的社会福利事务由“方面委员会”主理，该会成立于1925年，由日籍和台籍委员共同组成。此前的1919年，田健治郎任总督后开设公会堂、厚生舍、授产场（职业训练所）、公设当铺和简易宿泊所（廉价旅馆），隔年甚至还出现第一个更生人辅导组织:439。1930年，嘉义市役所委由慈惠院收容行旅病患，廉价照料在旅程中受伤、染疾的旅客，后改委由嘉义邻保馆执行。此外也广设医院、专科诊所、公营诊疗所等帮助贫困者就医。由于当时的台湾社会仍重男轻女，与家长动辄对家庭成员施以暴力，导致弃婴、妇女卖春、虐童现象严重。当局因此有改善接生环境、设立儿童乐园（今嘉义山子顶内公园）、小儿科医院与托儿所等措施。
战后嘉义市的社会福利依中央法律执行，市政府根据1997年修订的《社会救助法》，规定嘉义市民得以户为单位，请领低收入户补助、急难救助、灾害救助等社会补助金:461-462。另外也规定急难妇女、65岁以上国民、15岁以下儿童和身心障碍者可以享有生活补助、交通优惠（免付或半价嘉义客运车资）、紧急收容和安养照护福利。嘉义市的医疗相对充足，共有7家教学医院和9家安养机构提供老人照护，吸引许多邻近县市的老人前来安养；针对单亲、特殊急难、受虐或遭性侵害的妇女，嘉义市不仅提供必要的收容和生活补助，也提供法律支援和心理咨商，帮助妇女走出阴霾:492；嘉义市也为儿童设置全国第一所儿童馆，提供儿童教育娱乐功能:485；对身心障碍人士，除了有创业特别贷款、保障就业、辅具补助外，身心障碍学生也有大考加分或学杂费减免等权益保障:486。此外，为了方便市民，市政府亦发行市民卡，是台湾首次整合市政建设发行之悠游卡。设籍嘉义市之市民可免费申请市民卡，作为市民身分识别，具有交通、文化、健康及社会福利等市政服务功能。2014年涂醒哲上任后，缩减市民卡业务范围，仅发行员工卡、爱心卡及敬老卡，爱心卡及敬老卡由社会处发行。

交通
嘉义市交通运输大多集中在西区。道路系统大致上分为高速公路、联外道路、外环道路、市区主要道路及市区次要道路等，大众运输系统方面则包含了纵贯铁路、阿里山森林铁路、嘉义市公车、嘉义客运、嘉义县公车、统联客运、国光客运、阿罗哈客运、和欣客运、日统客运、台西客运、员林客运、台中客运等13种，而航空方面还有邻近于嘉义市、水上乡与太保市交界的嘉义机场，为该市国内路线航空运输交通。而高铁嘉义站与西区相当接近，可从与嘉义车站后站相连的嘉义转运站搭乘嘉义BRT至高铁嘉义站，故高铁亦为嘉义市便捷交通之一环。

铁道交通
嘉义车站位于嘉义市区的中心，为台湾铁路纵贯线、林务署阿里山森林铁路阿里山线的铁路车站，在日治时期同时汇集台铁、林铁、糖铁，形成“三铁共站”，唯台湾糖业铁路北港线已于1982年停驶（同时也是台湾最后一条糖业铁路定期营业线）。配合台铁捷运化政策，新增一座通勤车站：嘉北车站。
位于太保市“高铁嘉义车站特定区”的高铁嘉义站，东北距离嘉义市区约12公里，西南距离朴子约6公里。嘉义公车捷运高铁嘉义站紧邻高铁嘉义站，已于民国96年（2007年）1月通车，搭乘嘉义公车捷运，从位于市中心的台铁嘉义车站至与高铁嘉义站车程为20分钟。
嘉义市主要铁路车站为台湾铁路纵贯线的一等站嘉义车站、简易站嘉北车站及阿里山森林铁路管理处阿里山森林铁路的简易站北门车站，嘉义车站亦为阿里山森林铁路的起始站。
水上机场线（已废止路线）：从中油炼油所直通嘉义机场，距离2公里约需8分钟，目前已废止改为自行车道嘉油铁马道。
嘉义市区铁路高架化，简称“嘉义铁路高架化”，计画范围从牛稠溪北端至北回归线站南端，全长为10.9公里的铁路改为高架化。预定工期在计画核定后7年8个月完工。属于新十大建设的台铁捷运化计画中。此计画已于民国106年（2017年）3月12日正式启动，民国106年（2017年）12月23日开始动工，预计民国114年（2025年）完工，民国115年（2026年）元月通车。。

捷运交通
嘉义公车捷运是全台湾第一条且现有唯一一条的公车捷运系统，于2008年1月31日开始启用，除了有嘉义县治衔接线、嘉义市区衔接线（合为7211路线公车），另有主线（7212路线公车）行驶于台湾高铁嘉义站和台铁嘉义车站之间，具有公车专用道、停站数少、站间距离长、公车动态显示系统及专属候车亭、公车优先号志系统、低底盘公车等特色，与一般公车系统不尽相同，故有嘉义公车捷运之称。高铁旅客在搭乘嘉义BRT前往高铁嘉义站享有当次免费，第二次起或非搭乘高铁之旅客搭乘嘉义公车捷运前往高铁嘉义站仍照表收费（违者属逃票行为罚十倍票价），在高铁站上车需凭当日当站高铁票根可享一次免费搭往其他站。

市区公车
嘉义市公车为以嘉义市为运营主体之公车路线网。经营者为国光客运，主管机关为嘉义市政府，嘉义市政府交通处承办。主要的路线有中山干线（含中山A线）、忠孝新民干线（含忠孝A线）、光林我嘉线等三条路线。
嘉义县市区公车为嘉义县政府主管，县建设处承办之公车路线，以嘉义县为营业区域，并有部分路线延长至嘉义市及台南市盐水区。目前由嘉义县公共汽车管理处及阿里山客运两业者共同经营。
嘉义市是全台湾唯一市区公车全电动化的行政区。

公路交通
中山高速公路嘉义交流道（264）位于西区与太保市交界，连接北港路，连络嘉义市区与新港乡、太保市。福尔摩沙高速公路竹崎交流道（290）位于民雄乡与竹崎乡交界，可接林森东路、东义路进入嘉义市区，连络嘉义市区与竹崎乡、民雄乡；中埔交流道（297）位于中埔乡，中山路五段，可接弥陀路与吴凤南路进入嘉义市区，连络嘉义市区与中埔乡、阿里山乡。兰潭隧道位于嘉义市东区卢厝里，南下车道全长1,255公尺，北上车道全长1,212公尺。

嘉义市境内共有2条省道。省道台1线为南北向之重要干道，贯穿市中心位置，路线大致与纵贯铁路平行（经忠孝路 、博爱路）。省道台18线为东西向之重要干道，贯穿市中心位置，路线从高铁大道开始，转世贤路二段，直到世贤路四段，再转吴凤南路。
嘉义市现有县道2条、支线1条。县道159号为连接高速公路之重要干道，贯穿市中心位置，西起北港路、友爱路，再接嘉雄陆桥进入市区，接中山路经过嘉义车站，并连接林森西路、林森东路。县道163号的起点在西区的民生北路与林森西路口，通过嘉义市区，在西区的民生南路转新民路。县道159甲线支线的起点在西区的民族路与中山路、新民路口，通过嘉义市区，在东区的大雅路二段至一段往东进入番路乡。
目前嘉义市自行车道主要以游憩型为主，最著名的案例即为嘉油铁马道的布设，另外世贤路一段至三段两侧分隔岛也设有自行车道。

公共自行车
嘉义市e-bike租赁系统，由市府出租公有土地，与台湾城市动力公司先签订1年期租约，厂商负责出资营运。2015年底前完成第一期12个租赁站设置，设点多选在车站、百货公司等处，配置电动机车、电动自行车等，可甲地借车、乙地还车。预计明年7、8月扩增为17站点，并添购自行车，站点则会深入社区邻里。截至2019年3月19日，于嘉义市内设有11个站点，分别为东区（7个）及西区（4个）。2019年4月8日，e-bike终止营运。至2020年12月15日起，嘉义市公共自行车正式上线营运，采用YouBike2.0系统。2021年12月1日，YouBike 2.0E电辅车正式营运。2022年1月2日，使用人数突破100万人次。截至2025年1月20日，YouBike 2.0已在嘉义市内设有197个站点，设点的行政区包括东区（101站）、西区（96站）。

休闲旅游
文化设施及观光景点
嘉义地区由于开发甚早故拥有不少历史古迹，观光景点多半与历史有关，如日本时代建造的嘉义车站:212-213、北门车站:207-210、桧意森活村、嘉义市立博物馆、嘉义市立文化中心、嘉义市文化局交趾陶馆、嘉义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嘉义市立美术馆、嘉义玫瑰花园、嘉义铁道艺术村、希诺奇台湾桧木博物馆、祥太文化馆、行嘉吊桥、嘉油铁马道、嘉义西门长老教会礼拜堂等等。嘉义市也有许多百年的老庙，城隍庙:191-197、双忠庙、仁武宫:204-207等，而嘉义公园内有历史悠久的福康安生祠碑、孔庙等古迹。嘉义市著名的观光景点有兰潭泛月:179、弥陀晓钟:181、中央喷水圆环、中央广场，以及嘉义公园、植物园、嘉义市石头资料馆、二二八纪念公园:189、嘉义市二二八纪念公园二二八纪念碑（原称“嘉义市弥陀路二二八纪念碑”）等:188。而著名商圈为文化路夜市:187，有许多知名的道地小吃。另西区最大的北香湖公园（嘉义公三公园，北香湖:168即位于此）也是著名的观光景点。
其中较具特色有兰潭与嘉义公园。古称红毛埤的兰潭水库、兰潭风景区，为1620年代荷兰人截八掌溪水入此，所凿之埤塘，为供水师操战之用；潭呈葫芦形，如今为嘉义市水源以及观光去处，而嘉义红毛井亦为荷兰人遗迹。
嘉义公园具有百年以上历史并拥有许多丰富而罕见的史迹，园内景点包括：喷泉、小西湖、福康安纪功碑:175、震灾纪念碑:176、一江山纪念碑、21号蒸汽火车头:176、十二门古炮、墙之道、陈澄波画架、嘉义孔子庙、忠烈祠、神社:171-173、史迹资料馆（嘉义神社附属建筑）:213-216等，风景雅致，为嘉义市著名之休闲胜地。园内还有全台仅有一座的尿尿小童像（Manneken Pis），与身为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标的那座“尿尿小童像”一样可观。而造型取诸于阿里山神木且可挑高全览嘉义市的射日塔亦位在园内，顶层附有咖啡餐厅与瞭望塔。

商圈市集
嘉义市区的百货商场有新光三越嘉义垂杨店、远东百货嘉义店、耐斯广场、嘉义秀泰广场；量贩店有好市多嘉义店、大润发嘉义店、家乐福嘉义店与北门店、NOVA资讯广场嘉义店、特力屋嘉义店、宝雅生活流行馆。1960年代嘉义市的电影院、戏院有庆升戏院、国际戏院、华南戏院、远东戏院、中央戏院、大光明戏院、新都戏院、嘉义戏院、兴中戏院、三山戏院、国民戏院、新荣戏院。
目前嘉义市的影城有：嘉年华影城、秀泰影城、嘉义In89影城。嘉义市的观光夜市有文化路观光夜市、嘉乐福观光夜市、弥陀观光夜市及湖美观光夜市等:294-296。

都市重划及都市更新
湖子内区段征收
湖子内区段征收东起吴凤南路，西至新民路民生社区，南至八掌溪河川区域，北临兴安国小，面积193.49公顷。于2015年开始实施，2023年结案，开发成本55亿元，售地进帐60多亿元，扣除成本有5亿多元盈余，还有3公顷休闲专区用地未标售，中央指示保留做社会住宅等公共建筑、设施使用。

建国二村、复兴新村市地重划
原建国二村、复兴新村地区于2005年眷村搬迁后，至今开发延宕已久。市府与大地主国防部协议，改采市地重划方式进行开发。本案为嘉市于1982年恢复升格省辖市后的第六期市地重划案，开发总面积8.8379公顷，其中商业区5.2948公顷，公共设施用地3.5431公顷（包含公园、停车场、广场兼停车场、道路等用地）；公有土地面积8.5945公顷，公、私共有土地0.1809公顷，私有土地0.0625公顷，公有地所有权人共六个机关，私有土地所有权人约110人。2022年11月开工办理基础建设工程，至今接续进行道路开挖、共同管道安装、污水下水道及排水箱涵等工程。

城市象征
嘉义市于民国七十一年（1982年）7月1日恢复改制为省辖市，当时市长许世贤博士对外公开征求市徽（纪念章）图案，评选结果由嘉义市民蔡明宏设计的图案获得入选。
以蓝色为底，象征高尚、尊严
“嘉义市”（仅市旗）三字及梅花为白色，象征光明，而梅花则代表国花。
“71”字为红色，象征进步、吉祥，“71”代表民国71年（1982年）7月1日改制。
北回归线号志为绿色，象征新生；北回归线代表嘉义市地理位置，四条绿色代表改制升格。

国际交流
城市荣誉与国际会展
2011年世界管乐年会暨第20届嘉义市国际管乐节－主办城市
2013年第二届亚洲双簧年会暨第22届嘉义市国际管乐节－主办城市

姐妹市
资料来源：嘉义市政府民政处

相关条目
注释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政事志，页54-88，《嘉义县志》（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外部连结

嘉义市政府（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繁体中文）
嘉义市议会（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繁体中文）
嘉义市观光（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繁体中文）
 OpenStreetMap上有关嘉义市的地理信息


可汗

可汗（拼音：[Kèhán] 错误：{{Lang}}：非拉丁文本（pos 14: 汉）/拉丁字母子标签不匹配（帮助）（叶音）；古突厥语：𐰴𐰍𐰣 [Qaghan] 错误：{{Transl}}：无法识别的语言/字母代码：古突厥语（帮助）；蒙古语：ᠬᠠᠭᠠᠨ，鲍培转写：qaγan，八思巴文：ꡢꡖꡋ，秘史记音：中合罕，西里尔字母：хаан）或大汗，又译为可寒、合罕，通黑汗，统治者头衔，原意王朝、神灵和上天，类似汉语所说的天子，或是皇帝。
可汗为位于欧亚大草原游牧部落的一个历史头衔，汗国的统治者，用来代指酋长或统治者，广泛使用于游牧民族地区，在古代鲜卑、回纥、柔然、高车、突厥、吐谷浑、铁勒、女真等建立的汗国，其君主或最高政治首领皆称可汗或大汗。

起源
可汗最早的记录出现于3世纪（283-289年间），鲜卑部落首次使用“可汗”作为其首领的头衔，最初，可汗只领导相对较小的部落实体，通常在广阔的蒙古和中国北方草原中或附近，游牧民族几乎无穷无尽的游行进入邻近定居地区的历史。有些人在一段时间内设法建立了一些重要的公国，因为他们的军事力量一再证明对东亚和中亚等地区的国家构成严重威胁。
“可汗”最早在鲜卑系的柔然人中使用，据《宋书》记载乙那娄与慕容吐谷浑对话，称吐谷浑为“可寒”：

楼喜拜曰：“处可寒”。虏言“处可寒”，宋言尔官家也。即使所从二千骑共遮马令回，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鸣突走，声若颓山。如是者十余辈，一向一远。楼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复人事。”浑谓其部落曰：“我兄弟子孙，并应昌盛，廆当传子及曾孙玄孙，其间可百余年，我乃玄孙间始当显耳。”于是遂西附阴山。
此外著名的北魏太武帝时期的嘎仙洞石壁祝文有“皇祖先可寒”、“皇妣先可敦”，柔然覆灭后其变体出现在古突厥（Göktürks），在塞尔柱帝国，它是最高的贵族头衔，高于马利克（阿拉伯语的“国王”）和埃米尔（王子）。
Dybo（2007）根据 Benveniste（1966）的观点，认为“Khagan”的最终词源来自中古伊朗语 *hva-kama-“自治者，皇帝”。Savelyev 和 Jeong（2020）指出，“Khagan”及其对应的女性词“Khatun”的词源都可能源自东伊朗语言，特别是源自“早期萨卡语 *hvatuñ，参见经证实的粟特语单词 xwt'w 'ruler' (< *hva-tāvya-) 和 xwt'yn '统治者的妻子 ' (< *hva-tāvyani)”。
在蒙古帝国“汗”表示一个部落的统治者，而所有蒙古人的统治者是可汗或大可汗。这个头衔的重要性随后下降。在萨法维王朝，这是省长的头衔，而在蒙兀儿帝国，这是仅限朝臣的高级贵族。在蒙兀儿帝国垮台后，它被滥用并降格成为一个氏族称号。
蒙古及突厥语中“汗”是部落或军事领袖的意思。“可汗”有“大汗”或“诸汗之汗”的意思，由柔然汗国开始用作君主称号，代替了匈奴的“单于”称号。在花剌子模，可汗是对总督的敬称。在当代的土耳其，“可汗”（Kağan或Kaan）是常见的名字（当代土耳其语“ğ”近乎无声），在当代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汗”（Khan）也是一个姓氏。

历史
“可汗”作为一国之主的称号最早始于公元402年柔然首领社崘自称“丘豆伐可汗”。《隋书》录沙钵略在给隋文帝信中自称“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隋文帝复信中亦称对方“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
汉人君主也称可汗，但非自称，《乐府诗集·木兰诗》即有：“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之句，但北魏乃鲜卑建立的政权，隋文帝与隋炀帝被东突厥人称为“圣人莫缘可汗”，但此可汗非彼可汗，只是一人（即启民可汗）对隋朝皇帝之尊称；中国皇帝被广大的突厥语族部落称为可汗要等到7世纪唐太宗之时。唐朝贞观四年，击败东突厥后，西域各国君主在长安尊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二十一年灭薛延陀第二次在灵州被15部铁勒诸部酋长尊为天可汗，其地位在游牧民族语义中比圣人可汗还高，“天”在突厥语中具有很高尚、有权力的含义，其后在中亚掌权的突厥国王吐火罗叶护、石国吐屯王也称唐玄宗为“天可汗”，在安史之乱后唐代宗也被回纥人药葛罗称为“天可汗”：

四夷君长诣阙请上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是后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称天可汗。
上至灵州，敕勒诸部俟斤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死无所恨。”
奴身罪逆不孝，慈父身被大食统押。应彻天聪，颂奉天可汗进旨云：“大食欺侵，我即与你气力。”奴身今被大食重税，欺苦实深。若不得天可汗救活，奴身自活不得，国土必遭破散，求防守天可汗西门不得。伏望天可汗慈悯，与奴身多少气力，使得活路。又承天可汗处分突厥施可汗云：“西头事委你，即须发兵除却大食。”其事若实，望天可汗却垂处分奴身，缘大食税急，不求得好物奉进，望天可汗照之。所欲驱遣奴身，及须已西方物，并请处分奴身，一一头戴，不敢怠慢。
奴身千代已来，忠赤于国，只如突厥骑施可忠赤之日，部落安贴，后背天可汗，脚底火起。今突厥属天可汗，在于西头为患，唯有大食，莫逾突厥。伏乞天恩不弃突厥部落，打破大食，诸国自然安贴。
药葛罗曰：“怀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驾，令公亦捐馆，中国无主，我是以敢与之来。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复总兵于此，怀恩又为天所杀，我曹岂肯与令公战乎！”

从蒙古帝国时代开始，蒙古族的最高首领称为大汗（合罕），等于皇帝，高于“汗”。蒙古帝国分裂后，元朝皇帝作为中国皇帝并兼任名义上的蒙古大汗，其后的北元政权亦在名义上继承了蒙古大汗的称号。根据对蒙元时期畏兀儿蒙古文史料的分析，最初“汗”（qan）与“合罕”（qahan）在含义上没有明显的区别，区别在发音长短的不同，被蒙古人混合使用，直到后期“合罕”的等级才高于“汗”。明代后期的蒙古诸部之中，俺答等封建主即使用与蒙古大汗相同的“合罕”称号。
“中国可汗”（波斯语：خاقان چین，罗马化：Khāqān-i Chīn）这个指代中国君主（即皇帝）并作为权力的象征的称谓出现在中世纪的突厥-波斯文化文学作品，包括11世纪著名的波斯史诗《列王纪》，其中名为《罗斯坦与中国可汗之战》的英雄传说描绘了中国可汗在图兰人的帮助下率领他的军队与伊朗军队作战，并被罗斯坦击败的故事。这些作品曾在大伊朗、中亚和新疆等地广泛流通。在清朝统治新疆期间，当地以维吾尔族为主的突厥穆斯林臣民（以及周围如浩罕汗国之类的穆斯林汗国）将清朝统治者与这个名称联系在一起，通常将清朝皇帝称为中国可汗。

小可汗
古突厥在多汗共存期间，无论等级如何均称“可汗”。西突厥处罗可汗立小可汗，置二人，分统所部。在大可汗统辖下的可汗，也称为小可汗。比如突厥分裂之前的西部室点密可汗、达头可汗、阿波可汗，东突厥颉利可汗时代的突利可汗等。

可汗相关术语
Khanzadeh (鞑靼语：Xanzadä) – 王子，可汗的儿子
Khanbikeh (鞑靼语：Xanbikä) – 女王，可汗的妻子
汗八里（大都） - 元朝首都，后来发展成为现代北京。
Ilkhan（伊尔汗）
可敦 - 可汗夫人，相当于女性的可汗

参考文献
参见
汗 (头衔)
单于、可敦
天子、天可汗、博格达汗
蒙古大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