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法国革命者夏尔·贝特兰叙述分析文革中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化的著作，夏尔·贝特兰之前曾造访苏联，并分析了苏联社会的情况，写出了一系列著述。这篇文章，配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等，能够帮助加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认识，加深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解。
+一些拙见：长期以来，有一类看法把失败归结于所谓缺乏西欧传统和领导人个人因素，把夺取政权改造上层建筑，为发展生产力改造所有制等生产关系开辟道路的运动歪曲成好像只要一天就能完成的简单的所有权改造，完全不考虑实际的历史，考虑资产阶级法权如何作用并产生党内资产阶级等等。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法权关系和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能理解为了保护按劳分配等资产阶级法权必然要求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没有公开资产阶级存在的资产阶级国家，也就和邓一样不能理解走资派的阶级基础，从而只是从卑污的“宫斗”的观点去把握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不把它看作是感性的现实的过程，得出表面上的所有制改造完成后就没有资产阶级，只要发展生产和恩赐“民主”就可以过渡到没有政党，没有国家的共产主义。另一种看法把现实中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完全归结为条件过于落后，把文字中的”科学社会主义“捧到某种与人类绝缘的天界上，把先锋队和国家机器单纯看成是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保留的祸害，完全不像导师学习去分析阶级斗争中各阶级力量对比，其一定条件下的利益眼界所决定策略行动，只看到这些东西在文件上的表现，而毛主席就成了某种堂·吉诃德式地反抗“体制”的天神。我们必须严格的分析社会主义阶段的矛盾，指出一部分问题是即使社会主义在全球取得胜利后依然会存在的，即使是生产力较高，在条文上消灭了小生产，完成了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因而在工人阶级表面上成为单一阶级，商品生产和生产单位间的“周转自由”可以基本限制；其在相当时间内必须保留按劳分配（它只把人当成劳动者而不考虑你作为人的其他因素比如家里要养几口人）等资产阶级法权关系，这种法权关系一方面在工人阶级中间产生着个人奋斗等级思想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工人阶级内产生分裂因素和收入差别，一方面为了保护它（否则也谈不上现实的分配关系）必然要求在一定时期内保留没有公开资产阶级存在的资产阶级国家（具体地还可能保留与按劳分配形成的收入差别相适应的等级制），这都说明者资产阶级产生和阶级斗争的现实性，（即使是某些人设想的”多党民主“下他们可能不是以党内资产阶级形式出现），说明革命没有完，还需要通过阶级斗争（中心是政权问题）不断改造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世界观上领导权），为变革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开辟道路（这种特定条件下的反作用曾被华认为”四人帮宣扬唯心主义“），没有某种特定政权形式能先天解决一切问题。社会主义必须继续革命，必须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在各领域实行全面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由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这种革命势必要求工人阶级人人起来负责，也会在斗争中产生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当然客观需要和做到是两回事）。这种群众性的革命也将如列宁所说，真正触动工人群众自己的保守涣散和利己主义，做生产关系和观念等中共产主义萌芽的催产妇。理解文革中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变革的尝试，才能深入理解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四大民主也是为了促进民主的”消亡“，但不能贸然废除），理解夺取和改造政治上层建筑的全部重要意义（文革三年说有英雄史观嫌疑，虽然可以反映部分阶级力量变化情况，但它否定后面斗批改（改即改革不合理规章制度）反击右倾翻案风等阶段触及政权问题的阶级斗争，逃避了对创造历史的群众对文革各任务了解的不同程度（比如风庆轮问题上远洋和江南造船工人因为利害关系紧密而提出这是路线问题，利润挂帅问题而江青反而只用洋奴哲学攻击邓小平）以及在改变生产关系等问题上表现及其缺点的根源的分析，（华倒是公开讲革命派促进群众革命化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是“四人帮对群众专政不讲社会主义民主”“四人帮不讲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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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文化革命与工业组织——管理以及劳动分工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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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贝特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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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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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不打算描述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数不清的变革。一个外国访客尝试完成这样的任务是毫无意义的。我的预期目的，只是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这些变革给中国的工厂带来的影响做出一些理论上的推断。本书将要讨论到的这些变革，来自于1971年我对中国一些工厂的访问中的见闻。这些变革的影响已被在中国发表的大量文章所证实，而且无论是这些事实，还是其所代表的政治倾向都值得密切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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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主要采用的资料是我1971年8、9月在中国期间搜集的。两名女学生(她们希望保持匿名)利用我在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的研讨会上的发言、我带回来的一些资料、以及我1971年11月在巴黎演讲的内容，编辑整理了一部分资料。这本书也是基于1958年、1964年和1967我在中国访问的观察资料，以及最近曾访问中国的外国游客（包括工人、农民、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发表的或是口头讲述的中国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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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主要讨论了影响工业管理和劳动分工的一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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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些变化非常重要。虽然我们讨论的变革在文革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但不能认为它们是源于文革，或者是近年来才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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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几点。首先，目前讨论的这些变革取得了现在的效果，只是因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政治路线被打倒。[1]而在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中，相似的变革曾受到刘少奇路线追随者的阻挠。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与一场改变着旧风俗旧习惯思想革命相适应，引发了新的无产阶级道德观的树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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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农村自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来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巩固。在1960年到1966年，刘少奇路线追随者千方百计破坏在大跃进中萌芽的农村社会和经济的变革。而此后的文化大革命为社会主义的大规模反攻提供了动力，尤其农村的工业化已经深刻的改变了农村的生活。在这方面，文化大革命又给传统的社会劳动分工带来了挑战，给特别是给城乡之间的分化，及其背后的社会各阶级的分化带来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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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她给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带来了影响，在社会关系上破旧立新。文化大革命中，斗争波涛起伏，证明了其结果取决于群众运动，同时也取决于革命领导指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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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每一个阶段，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追随者都必须进行大量的辩论。例如，文革的初期工人阶级花了几个月来反抗当时的经营方式和分工，反抗工厂原有生产关系的死硬支持者。只有逐步通过互谅互让长时间讨论后，他们才相信旧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当我在1967年访华时，各厂革命委员会成员告诉我，在初期阶段，他们认为文化革命只涉及文学、艺术，他们不接受对自己工厂状况的批评。终于，他们认识到，要沿着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就必须变革工厂的现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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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当面临制订新的关系的任务时，工人们常常因如何理解革命路线的口号发生争执。需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讨论和努力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这是文化革命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3]通过涉及千百万人的辩论和斗争，中国人民开辟出了一条通往社会主义的新路。这样的改变社会关系的尝试是没有先例的。这是决定性的、不朽的创举，如同任何发现了新方法、新规律的社会实验或科学实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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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本书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代表了一个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的转折点，她“发现”（正如马克思在表达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时用到这个词一样）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基本的阶级斗争形式。大家还记得，马克思曾用这样的话语来强调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工人阶级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得到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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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一部分论述了在工厂管理和劳动分工方面的变革的基本情况。这一部分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与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委员们的多次谈话的总结。这个厂的情况是巨大的社会变革的一个缩影，这个厂经历的这些变革，我也或多或少在走访过的其他工厂里看到，在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听到，在先前的来访者的报告中读到。这些变革与文化大革命的主旨一致，成为了革命路线追随者奋起斗争的焦点，而且也不断的通过中国共产党的法规、标语和指示得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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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指导中国计划制定的政治原则。虽然这些原则在文革前也起作用，但其实施却频频受到纵容”集权”倾向刘少奇路线的阻挠。这些原则实施得到了新的动力，其目的是，在一个必需的配合框架内，在规划阶段发挥地方和省级政府的主动性，并允许职工充分参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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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讨论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旨——逐步消除三大差别——的意义、原理和前景。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描述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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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讨论了文革中推行的政治原则，并就社会生产关系的革命化做出了一些理论上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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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月于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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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针织总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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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组织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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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针织总厂始建于1952年，位于市中心。1971年，共有职工3400人，其中60%是妇女。产品种类繁多，包括纺织品(棉织物、合成纤维织物)到成品衣物(毛衣、夹克等)。全年产量为2000万件。该厂生产产品不仅在国内市场销售，还出口到东南亚、中东、非洲以及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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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有编织、漂洗和缝纫三个主要的车间。另外还有一些辅助车间，如负责修理和改造设备的机修车间。工厂有一个托儿所，可以全周照看小孩。有一个负责提供一日三餐的食堂。两名女工和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向我介绍了职工的生活和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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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特别注重改善工作条件，这是党指导我们这样做的。我们关心职工的生活福利和保护工人的主动性。在旧社会却大不相同。资本家不关心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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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间里有空调，温度保持恒定。有保障工人不受伤害的保护装置。有时因为忽视了保护装置而造成了一些意外，但这样的情况十分罕见。少数设备不够安全，必须更换。有的车间——像有烘干机的车间——特别炎热；在这些车间工作的工人可以获得特殊津贴，可以多吃肉和还有多休息。当然主要的问题还是减少热量。烘干机周围的高温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会尽量减小它对周围的影响。你刚才看到了好些装冰块的车，这是我们降温的方式。工厂还为工人提供了洗澡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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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缝纫车间店，我们每天工作8小时，中午有半小时午餐时间。还有两个15分钟的体育运动时间，以防止过度劳累。这也是我们的军事演习时间，因为我们必须时刻准备，对付帝国主义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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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厂有医务室，而且每个车间都有赤脚医生。[5]厂里要求医务室的医生每天都要到车间巡查。这样工人就不必到别的地方去看病。如果遇到厂里的医务室治不好的病人，我们马上把他们送到医院。工厂的对面就有一个医院，在这个地区还有另外一家医院。咨询和医疗都是免费的。工人病休期间照样拿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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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不能说我们已经尽了足够的努力来改善工作条件。我们必须做出更大的努力，因为不断有新的问题需要解决。世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新的矛盾也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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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每月多休一天假。怀孕七个月的孕妇每天只工作7个小时。当孕妇从事的是操作脚踏板缝纫机等难度较大的工作时，她们只在怀孕的前六个月继续原工作，此后将调换工种。遇有特殊困难，医生会推荐更换适宜的工作。正常分娩的女工有56天的带薪产假。如果难产，产假增至70天。孩子一岁之前，哺乳的母亲每天有两次半小时的休息时间来哺育婴儿;此后的六个月，母亲每天有一次半小时哺乳时间。孩子18个月后就停止母乳喂养。18个月到7岁的幼儿可以全时送托儿所，每周只呆在家里一次;但如果妈妈不想让把孩子全天放在托儿所，可以选择只是下午或者白天把孩子放在托儿所。厂里保证为所有的儿童提供足够的空间。我们不知道56天至3岁的婴儿到底有多少。三岁到七岁的学龄前儿童有两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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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里的平均工资为每月54元，从30元到102元高低不等。最低生活保障是每人每月人民币12元。如果工人的家庭人均收入不到12元，厂里将提供津贴。离退休职工领取原工资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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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些其他工厂的平均工资。在北京，石化行业、针织二厂以及建筑行业1972年的平均工资为60元，低的有35到40元，高的有90到102元，因工厂不同有所差异。在纺织厂，工程师、技术员和干部的工资可高达1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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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重型机器厂平均工资为65元、从35至114元不等。在变压器厂，1971年平均工资63元，从33至104元不等。这个厂刚参加工作的技术员，如果是中学毕业生，工资为32元；如果受过更高的教育，工资为46元。在453名技术员中，有3个人工资达225元(他们都是老技术员，被允许拿文革前的高工资)。技术员平均工资仅为61元，因为有不少是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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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在塑料材料三厂的平均工资为65元，从40至100元不等。因资历不同，技术员可以拿50至110元，学徒可以拿18至2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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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工厂平均工资要略低一些。关东地区，两个厂工人的工资平均为45元，从32.5元到100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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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重要的工厂有各类职工学校，供职工们学习新知识，迎接新任务。因教学材料不同，课程长度不同。例如，有经验的工人通过培训成为工程师需两年。中国正在努力用“为人民服务”的新思想来取代“专业发展”的旧观念—从而对集体更加有利。这是中国的基本的观念，意味着一场深刻的思想转变。可以看出，它贯穿于群众组织、党的委员会之间，也影响到工厂之间的关系和计划的制定等。今天，接受新的政治任务并不意味着改变工资。工资的变动幅度仍在讨论之中。这个问题不能马上草草解决，因为需要进行深入调查来确定现阶段的适当的工资政策。一旦这项政策确定下来，将有很大的讨论和说服工作要做，以免把这些决定强加于那些不是“人民的敌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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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解释了现阶段工厂的政策。他强调目前的口号是“政治挂帅”，这有别于文化革命前流行的那些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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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说过，工业学大庆，执行鞍钢宪法。执行鞍钢宪法，就是要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坚持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实行工人、干部（在中国，干部指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的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这是鞍钢宪法的基本理念。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很少坚持政治挂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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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庆的事例体现了“政治挂帅”的观念如何给生产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大庆是一个石油联合企业，始建于1960年苏联停止对中国的供给之后——这一事件迫使中国必须迅速发展和利用本国的资源。由于中国缺乏钻探设备，这需要工人阶级加倍的努力。大庆的工人不是为了奖金工作，而是为人民、为革命工作。这需要群众的艰苦奋斗。石油技术员不仅仅是发号施令，而是融入到工作队中。每天所遇到的问题都进行集体讨论;因此可以得到超越狭隘的纯技术观的办法。不断创造出来的新方法付诸实践。这使得中国创造出国际钻井规范意义上的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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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原油的年产量每年递增约30％。中国实现了石油产品的自给自足。大庆是中国工业的代表，正如大寨是中国农业的代表。它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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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委会的副主任又解释说，以前工厂搞的是“经济挂帅”，就是说生产优先，依靠物质刺激(奖金)，依靠专家办工厂、技术、资金和利润优先。“两参”的办法——干部参加劳动，群众参加管理——虽然自“鞍钢宪法”(1960年)提出以来在原则上众所周知，但只存在于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鞍钢宪法”才真正在工人中得到宣传，而工人迫切要求这一政策日益普遍的实行。今天工人注意到干部积极参加生产;而干部和技术人员则意识到参加生产是正确和不可或缺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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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厂长助理，在这个位置上我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我不了解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意味着什么，也不知道党内有两个司令部。我只关注生产和技术。我要求工人埋头生产——生产，生产，还是生产。当工人不能完成计划，就给他们物质刺激，发奖金。按以往的老办法，厂里有28种不同的奖金——超额完成任务的月度奖、季度奖、年奖，优质奖…厂里也奖励只顾埋头拉车，不顾抬头看路的人。我们有些从上海来的工人，他们总想回家乡，为了让他们老老实实埋头干活，我们给他们发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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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文革前，有工人和管理人员的区别。能否参加管理的首要标准是技术专长，这意味着工人无法参与管理活动。厂长是中央政府任命的。他的权力很大，可以单方面做决定，但他很少与工人接触。一些党员干部也迷信技术专长，这削弱了中国共产党与群众之间的纽带。厂党委没有做任何努力来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党的领导作用。事实上，党委只关注生产。工人们曾经叫前党委书记”生产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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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之前，我不明白什么是‘文化革命’。我觉得这只跟教育和文化领域有关。我们越是保卫自己的利益、侵犯群众的利益，群众越是批评我们，越是给我们贴大字报(手写的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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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以前推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强调生产、奖金，强调专家和技术的重要性。与其它一些工厂相似，这家工厂的修正主义路线使得社会主义的敌人可能担任领导职务。这些因素通过文革得以消除—在党中央的指引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1969年6月文革期间，工厂的旧党委解散了，新党委取代了它。总而言之，文革给工厂体制和经营带来了全面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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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针织总厂的情况为这个全面的变革提供了具体例证。这个厂在文革的历史为我们提供了这些变革的基本特征。在生产经营单位，文革追求的目标是：端正干部的职能和工作，加强干部和职工的关系，转变管理的模式，促进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观–无产阶级的道德基础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体现于家庭生活、生产等)。这一设想的核心是个体特殊利益服从于革命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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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群众开始掌握革命的理论时，上述目标的实现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这包括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基本著作的学习，以及将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理论学校也要求集体的讨论研究，不论是在厂里还是在家里。这些集体讨论形式多种多样。其重点是弄通马克思主义，开展与修正主义及其思想影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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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运动的一个方面是开展批判工厂干部错误的群众运动。其目的不是要让这些干部靠边站（除非错误严重），而是要帮助他们痛定思痛，吸取革命思想和回到革命路线。无论在什么地方，被群众接受的老干部才能恢复职位。但许多被批判的老干部不愿回到原职上——这主要是因为受”极左”路线，批判了一些仅犯有轻微失误干部，有时批判甚至采用了野蛮形式(包括体罚)。这样的做法，打击了老干部们的士气，使得他们仅愿做一些不承担政治责任的工作；而按照党中央指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教育尽可能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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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作用下，批判运动给大众意识和日常的干群关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党的干预只是一般性；但这对工人的影响很大，甚至在单位党组织暂时被动摇的情况下（就像针织总厂的情况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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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生产单位的群众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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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涌现了大量的新型群众组织，这些组织在中央委员会的协助和指导下，逐渐得到完善并联合起来。在1971年的北京针织总厂，随着厂党委的解体，工人管理小组、红卫兵、革命委员会等各种群众组织诞生了。中国许多其它的工厂，类似的组织——当然不一定是相同的名称——也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北京针织总厂则是这种新型管理关系的模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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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人管理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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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周霞，一名女工人，北京工厂革委会成员，描述了工人管理小组及其职责：文革期间，人民群众不仅反对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也加强了斗争；在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过程中，他们根据鞍钢宪法要求参与工厂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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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初次尝试参与管理是在新的党委员会成立前，由革命委员会发起。一开始在一个车间发起，1969年2月推广到全厂。试验的重点集中在废除旧的管理模式下实施的“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组织条例、纪律等，这些规定反映了对劳动者积极性的不信任和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维护。每条规定都交由群众讨论。尽管这一过程仍在进行中，但许多规定已取消，由此使得工厂管理人员根本性的减少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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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小组职能的形成实际上是对干部的一种控制，这就引起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小组成立的根本原则从一开始就遭到两种力量的反对：旧的管理人员和一部分工人。最常见的反对认为：厂里已经或即将成立党委会、党小组和革委会，因此工人管理小组是多余的。一些革命委员会成员也强调，这样的想法会立即被阶级敌人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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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阶级敌人意识到，工人管理小组的成立将会有数百个积极分子的出现。他们明白他们的颠覆活动将被广大职工密切监视。因此，明显地，管理小组的出现，扩大、加强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以及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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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小组的选举是由班组或车间组织的，并接受他们的监督；管理方法只能以工人管理小组的原则进行。小组成员由小组自身组织所在的层面对应的组织选举产生：工厂、车间以及班组。这使得小组有着坚实的工人基础。候选人必须积极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经验，并且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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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纺织总厂每年选举一次；上届成员如果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则可以继任。选举是由工人们自己组织的，在广泛的讨论之后拟定一份候选人名单。小组包括老工人（他们是主角）、退伍军人、以及知识青年。他们没有额外的报酬，每天保证一个小时的附加工作量履行其职责(开会、访问工人家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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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小组的工作集中在确定方向、检查工作、实地调查、思想政治工作、以及正确的工作作风，而不是管理本身，后者是革命委员会的职责。[6]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都遵从党委的思想政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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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小组有五个方面的工作：(一)思想政治工作；(二)生产、技术革新；(三)财务、物资事宜(成本控制、投资等)；(四)劳动安全；(五)一般福利。他们介于职能管理部门和群众之间，扮演着管理实体，以及党员和行政部门的辅助角色。这其中，政治问题被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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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周霞解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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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些管理小组的存在，不再仅仅是强调互助和同志友谊，也强调对党员的帮助。以往党员仅被视作前进的推动力量，而不是同时视作可能的革命对象。事实上，群众中常有新鲜的思想，广大党员们应该被组织起来讨论，使他们能在思想上受益于工人。同志们不习惯于帮助党员，但工人管理小组已经改变了这种局面。现在群众已经主动帮助党员的思想进一步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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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中的思想革命化活动——由于群众的积极性和工人管理小组的干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的目标是彻底转变观念和做法，使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它有助于打破对党员的迷信——以往党员被当做是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的化身，他们高于群众、可以批评群众而又能免于被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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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打破了这个迷信。原则上，只有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可能受到批评。而普通工人的思想革命化主要是通过集体学习马列主义，以及私人的和家庭内的讨论。思想革命化活动，不再是相关干部说了算。就像一个革委会成员说的，”今天人人都参与到政治工作来了”扩大的政治活动使干部企图凌驾于群众之上变得日益困难，并逐步降低了资产阶级倾向增长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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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小组义不容辞地加入了协助管理的过程：提出所有他们关心的五个方面的问题建议，在个车间和各班组进行讨论，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并协调他们的想法，帮助革命委员会，并提出批评意见。他们介于工人和管理人员之间，鼓励职工讨论管理的建议和决定，并将工人的意见传达给管理人员。这样他们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和自下而上的” 联系。来自普通群众的批评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它有助于纠正管理作风，使得监督干部、监督干部的决策以及监督决策实施方式成为可能。所有这些活动都是由集体意见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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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工厂和其它工厂之间，工人管理管理小组也注意保持良好的关系。不同生产单位的小组之间有各种接触。在北京针织总厂，管理小组还处理涉及提高产品质量的问题。在这里，没有质量控制部门。这是一个自控的系统，每个班组控制自己的工作。每个职工都极力解决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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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小组也参与工厂生产计划。一个计划只有在反复征询工人意见后才会被正式采纳。工人们划分为小组，仔细地具体地研究计划的项目将会如何影响每一个车间和每一个班组。这使得他们能够充分表达对项目的意见：项目的重要性，对每个工人的意义，在生产、质量、产品以及多样性方面可能的改进。这带来了工人和管理群之间大量的交流，而管理小组则作为沟通的中间人。因此，总体计划是经过反复研究的，最后的方案是各个车间和班组共同努力的结果。同样的方法在不同工厂之间，以及各专门机构之间也被采用(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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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人和三结合小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工人管理小组提出了全面的创新和改进，以助于降低投资成本。在北京针织总厂以及其他许多中国工厂中，初步投资预算经过相关车间和机械车间的检查后都会降低。（几乎所有的中国工厂都有一个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的机械车间。这个车间修复和改进材料，在工厂内部实现技术革新。在农村地区，机械车间总是最早成立的部门之一；这个车间会与当地工厂保持持续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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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力更生”的观念深刻地影响了对待积累的态度。一个革委会成员说：“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厂已经组织了三结合小组来实现技术革命。这是一个专门小组，但关键是争取运动群众参与这项工作。我们不能完全依赖这个专门小组，毕竟只有几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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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的目标，是由各个车间建议的，用以改善质量、提高生产率、保证安全的工作环境，减少工作强度。这些是技术创新成果通常的应用领域。这种方法会带来多方面地改进：新的原料、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新的设备和新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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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改进既能提高质量，还能减轻劳动负担。例如在染色和印刷车间，以前所有工作都是用手完成的。尽管车间的条件正在改进，但仍缺少一些机器。你今天早上看到的、可以印染一整卷运动衫的机器，是用别的工厂的旧机器改造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一直声称，这种机器不可能同时印刷两种颜色。工人说：“为什么不可以做？让我们试试看！”文革后，他们努力改进，经过几次试验，实现了双色印刷，并且照明是非常实用的。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有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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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纫车间的机器可以将剪裁衣袖和将衣袖缝到衣服上的操作一步完成。每台机器需要一个操作工人，这已是一项进步。但是操作工人的工作非常辛苦——她必须同时用手拿着衣服，并用脚踩脚踏，一天八小时注意力高度集中。一些女工人说，这并不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因为工人在操作这些机器完全得不到休息。几台机器被抬出来，我们与操作工人一起研究这个问题。最后，我们取消了脚踏，成功地改进了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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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其他问题。例如，原来必须剪断布片之间的线，然后才能将布片分开。我们同样创新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布片会自动叠放在一起，工人只需要用手拿着布，将它定位就可以了。如果广泛使用这种机器，实习时间将大大缩短——用旧的脚踏机器实习时间是半年——劳动强度也会大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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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途径以减少浪费。这些技术创新是工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我们的方法要求我们要在适当的时候制造出大机器。用二至五年的时间去发展好的机器是非常重要的。而关键就是要让工人主动去创新，工人阶级必须要自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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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针织总厂和许多其他针织工厂，群众的主动创新有时达到了很高的技术层次。这些创新往往在当地产生，但中国的工厂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一个工厂的创新会在工人管理小组的推动下普及到所有的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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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小组将在讨论会上汇报自己的工作，所有相关工人或班组都会参加。小组将听取批评，对每个工人的意见都给予充分的重视。程序与生产计划的制定过程是相同的。如果参与讨论的工人太多，就分小组讨论，以便每个人都能表达自己的意见。一个革委会成员强调，在没有首先经过工人讨论的情况下作出的任何决策，无论是哪个级别做出的决策，都是不允许的。他又补充说：“如果允许领导干部自己决策，即使新干部最终也会走上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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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小组的成员还会参加适当级别的党支部会——班组的、车间的或工厂的。（党也有自己的会议，讨论具体问题）。这些会议都是在工厂里进行。管理小组也有自己的小组会：厂级每月一次，车间级每两周一次，班组则每天都有。每日例会处理白天产生的问题，每晚都会做出一张平衡表。处理的问题可能涉及干群关系，政治问题，甚至日常生活（房屋、搬迁、个人和家庭问题，等等）。工厂或车间管理者不出席会议，以促进劳动者的积极性，并防止工人管理小组卷入行政小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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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小组组织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著作的学校。他们帮助党委、革命委员会解决思想政治问题，发挥监督和激励作用。因为这些管理小组是群众性团体，他们必须遵循党的领导，党在决定他们的思想倾向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党和工人管理小组间的发生的问题通过讨论解决——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管理。党委和支部的领导作用通过参与工人管理小组日常会议得以体现，这样的话决策施行的对象可以就参与讨论，表达意见；未经群众充分协商作出的决定是不恰当的。不过，在车间或班组层次做出的决定，不是由工人管理小组的代表，而是由党支书或车间行政管理小组的代表来传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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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聂同志解释说，“有这么几个好处：它使职工充分体现他们的积极性，发扬他们的聪明才智，取得集体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验，培养低层干部等等。林彪副主席说，我们的政策是大众的政策，民主的政策。管理，不是少数人关注的问题，而必须让大家参与。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反映了执行这一口号的需要。人人都要参与思想政治工作。”[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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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天进行此研究时，工人管理小组仍处于形成过程中。正如聂同志解释的：“我们仍处于试验阶段。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鞍钢宪法。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至于具体方法，我们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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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针织总厂的工人管理小组职责的类似组织在其他工厂也有，不过名称不同。他们有时受职工代表大会领导。这个机构发挥了同旧工会相似的作用。旧工会在文革中逐渐销声匿迹，因为它们没有真正代表人民群众，沦为官僚机构，其领导成员已成为管理阶层，不再提出批评意见。因此，工会的干部非但没有了解工人的不满，发挥自己的作用帮助革命；反而是设法泼冷水或通过分裂工人阶级来缓解工人的不满。在文革前，“官僚作风”感染大多数群众团体——青年团、妇女会等——其活动已几乎完全中断，至少是没有全国性的活动了。重组这些组织以及重新定义他们能够恢复功能的条件，都成了正在广泛讨论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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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前工会领袖，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以及常委委员都是全职的工人。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脱离工人、同修正主义路线的工厂管理方法站到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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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评论并不意味着成立工人管理小组或职工代表会议是反对“经济主义”和修正主义、反对背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总方向的“绝对保证”。这些机构也可能屈服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而无法推动思想革命化进程。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团体以及其他群众组织，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对其思想政治上的领导。因为并不能保证工人管理小组和其他群众团体的革命思想性，群众组织思想不断革命化的问题是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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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总厂是这样处理这些问题的。以下几点值得强调：需要进一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工人管理小组成员思想革命化；管理小组成员需要继续从事生产，经常接受群众的批评；最重要的是，这些工人支配的小组要接受党委的领导。群众长期行使管理权的需要是强调的最多的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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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人管理小组内，经常有工作方式的整风运动，无论在工厂还是车间层次上。工人总是有批评意见——劳动人民总是有很多要说的。要大力整顿和经常运动来改变工作作风，以便迅速纠正错误。工人有时会表达严厉的批评，当他们批评有道理，就接受；批评并不完全是合理，要耐心倾听；即使没有依据，也要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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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实际上，当群众确信对工人管理小组成员的批评能够促使其改正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表达意见。工人管理小组成为了这样一种组织形式，它使职工能够通过有效的做法来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能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来监督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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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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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的说，红卫兵不是群众组织；他们代表了一种个人参与管理的形式。在针织总工厂，红卫兵开始于1968年年底，在工人管理小组成立之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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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由个别选举产生，没有候选人名单。由每个职工来讨论候选人，对候选人的思想境界给予充分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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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思想上落后的同志不能成为红卫兵。红卫兵的一个基本功能是传播毛主席的思想，了解群众的想法。如果思想上落后，怎样能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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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不是有定期会晤的固定团体。事实上，它们并没有组织；其对职工的职责只是个人行为。红卫兵在思想政治上的工作更广泛，因为其成员多于工人管理小组。后者通常都必须是红卫兵，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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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活动息息相关。红卫兵实际上起到监督其他组织的作用：他们记录工人对工人管理小组、革委会、党委工作成效的批评和意见。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这些组织脱离群众。红卫兵推进了工厂的思想革命化，协助各工作小组的领导，并在分析群众思想、反修防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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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人管理小组和红卫兵在推进思想革命化方面起到的重要作用，下面将提供他们在针织总厂活动的一些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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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年轻的车间代表，他忙于生产，不考虑所有其他问题。工人不满他的态度，谴责他不搞政治挂帅。车间的各班组开会讨论此事并决定批评他。通过公开演讲，工人管理小组的一位成员根据小组的讨论意见对他进行了批评。这个代表的第一反应是抵制批评——他感到丢脸并对公开批评感到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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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曾告诉他，大家对他私下有讨论，但他充耳不闻，因此有必要把事情公开。红卫兵和工人管理小组审查了他的全部。从‘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开始，大家对他进行了耐心细致的批评教育，提高他的政治觉悟并促使他接受批评改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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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一个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工人管理小组认为这个同志的态度不对。在向他提出批评之前，小组同车间的工人继续了商谈，总结了他的问题。讨论的结果生动的刻画出这个干部的“四张脸”：(1)被称赞时是笑脸；(2)被批评时怕丢脸；(3)面对困难时愁眉苦脸；(4)面对群众是朝天脸。这个总结与上百条特定的批评意见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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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干部开始时很沮丧，也没有抓住批评内容的重点。最后——讨论可能持续了好几天——他说不该对被指责的缺点负责，因为他的脸是从他妈那里遗传下来的。工人们向他解释，批评的不是他的长相而是他的世界观。他必须认识到他的工作方式必须改进。每一条批评意见都进行了仔细的讨论，这个同志逐渐地改善了他同群众的关系。工人们夸他：“他的‘四张脸’变成了‘四个斗争’：面对表扬，他同骄傲作斗争；面对批评，他同不满作斗争；面对困难，他同灰心作斗争；当他的领导方式使他脱离群众时，他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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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通过大字报批评干部，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攻击某个官员，或引用授权提供的证据。批评都是有组织的，从来没有个人自发的，而是根据集体对所针对的干部的作出的总体评价。批评针对的具体内容是参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作出的。干部可以被公开批评，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由群众集体讨论这样做是否必要。另一方面，工人不应该被公开批评，而通常是在家庭成员在场的情况下私下批评。这样的做法不至于将工人置于不快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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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革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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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是党委领导下的行政机关，负责政策执行。革命委员会在一些工厂产生于同修正主义管理方式的斗争期间，当时工厂党委已经瘫痪。他们最初只是临时机构，但他们的临时性质在其后几乎从未被提及。不过近来又较频繁的提及了。该厂革委会的副主任解释了革委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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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我们陷入了管理的细节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比如，在我们的革命委员会开始运作时，我们常小题大做，把时间都花在通过电话来发号施令上。群众告诉我们，这是行不通的。在随后的讨论中群众代表对我说，思想政治工作要先行。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从此，我改变作风，更加注重工厂的全局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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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负责协调工厂间的关系，以及工厂和计划处的关系。它对根据总体政治决定来制定的计划的执行进行监督（参见第二节）。文革中取消了厂长的职位。现担任管理职务的是革委会主任和副主任；革委会主任则对更高的部门负责。革委会主任在计划及与其他厂事务（例如交付日期）方面有决定权，但这些决定必须在征询工人意见后作出。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称之为“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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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是民选的机构；其组成人数由职工自己决定。他们制定候选人名单，在广泛讨论的基础上缩小候选人的人数。工厂工人随即进行最后表决。在我访问工厂的革命委员会，大部分委员都产业工人，他们不脱产，工资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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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总厂的革命委员会有21名成员。它基于群众、干部、解放军的三结合，以及老中青的三结合。在21人中只包括两名女委员。这个妇女代表名额不足的问题是过去遗留下的，委员们说：“我们在下届选举时要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毛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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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新录用职工的方案，虽然职工调到另一个厂很少，但工厂不仅仅是生产单位，还是一个集体生活的中心。与苏联的做法不同，工作名册或者强制个人就业记录在中国并不存在。革命委员会和生产小组以及思想政治工作小组这两个机关行政密切配合，每一季度向工人管理小组提交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分析了上一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工人管理小组审查季度报告，在同工人讨论后提出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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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党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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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共产党九大的决定，成立了新的党委。针织总厂提供了典型的例子，说明新党的委员会是如何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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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在1966年到1969年没有党委。在此期间，革命的重点是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的干部，创造有利于老委员自我改造的条件。广大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参加整党建党运动。这项伟大的运动的同时也伴随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运动，从而培养出新的革命干部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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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党建党的目的是要区别真正的共产党员和伪装的敌人。为此，工人们就领导的做法、错误和世界观等展开了广泛的辩论和批评。这一进程贯穿整个文化大革命。它起初包括了各种群众组织参加，有些组织虽然声称遵循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追随了相反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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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关键阶段是“大联合”，即把各种群众组织联合起来的尝试。在许多工厂这一努力失败了，而后解放军也参与进来并给予工人政治援助。大联合终于完成了。下一阶段的任务是三结合——建立一个由群众代表、通过群众考验的干部和解放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作为的革命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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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全国范围的整党建党工作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进行，党指明正确的做法，而中央的《红旗》理论月刊则发表具体实例和总指示。这些指示基本上是根据对形势的总体评价和工人的调查工作做出的。这些调查的目的是评估先前每个党员的做法，经常在干部们曾居住或工作的农村和工厂展开。[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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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干部接受群众的批评改变了他们同群众的关系。选举新的委员会，是在党在各个领域都整顿之后展开的。在准备选举的过程中，由人民群众来决定委员会的组成人数（因厂而异）和确定候选人名单。在针织总厂，候选人名单上有40人，最后27名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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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通过深入的讨论，指定了最称职的27人组成新党委。这些讨论以及整理工人对候选人意见的工作，由三结合机构的核心来组织。这一过程由民主讨论，意见集中（通过会议建立共识）和与群众再讨论等连续阶段组成。这就是“四讨论三集中”。最后一次集中后，由全体党员选举党委委员。只有党员可以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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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选举名单，不仅考虑到候选人的人品，也基于某些特定标准，比如必须包括来自工厂各部门的代表、各车间党支部代表和工人的代表——在文革前并非如此——而且必须坚持的老中青三结合。在针织总厂，党委还遇到了妇女代表的问题。妇女参加党委的要求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该委员会只包括五名女委员，虽然妇女占工厂人数的60%。党委对此事作了自我批评，并将要进行相应的变动。这一问题在中央的决议中也提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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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总厂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与大多数工厂类似，可归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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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是政治领导，并得到革委会和工人管理小组的支持。革委会有来自三方的代表；而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只有工人。除了党的委员会实施全面领导，党在车间和班组两级还有党支部。每个工厂的革命委员会执行党委所确定的革命路线。工厂的管理，是革命委员会的责任，因而可以看作政治路线的执行的一个特殊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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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与革委会的职责经常有重叠。例如，对上海工厂的不完全调查表明，70%的党委委员同时是革委会委员，49%的革委会委员同时是党委委员。在针织总厂，党委的领导人也是革委会的领导人——革委会的副主任是党委的副书记，而党委书记也是革委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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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管理小组协助党委和革委会的工作。他们在群众和领导人以及管理者之间起到调解人的作用。他们也监督党委、革委会和管理机构以及党的干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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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文化革命在全国范围内显著的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组成。对这些变化的仔细研究在1971年夏天前还没有完成。对上海市1119个工厂的不完全考察在这方面给出了一些结果。上海市共1070万人，其中580万人生活在市中心。在整党后，原来的领导人只占工厂的4532个党委委员中的37%。（整党不同于清党在于它改变党的职责而不是清除党员。）绝大多数新党委委员是党龄较长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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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强调在文化革命前党委中只有很少的工人的事实。大部分新干部是从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或是以前的普通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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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的变革并不意味着那些离职者被当作坏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如今取得了新的职位，他们从党委的离开的原因是为了革新党委和吸收年轻干部。在所调查的工厂中，年轻的党委委员占10%。“年轻党员”表示年龄低于30岁的党员或任意年龄的新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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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委成员中很少有开除出党的，在所调查的1119个工厂中只有1.2%的原党委委员受到批判。在这里没有使用法律制裁——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被解职，只是不胜任而没有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被要求退出党委。那些没有犯严重错误但是被群众认为不适合工作的干部可以根据他们自己的要求接受再教育，或者回到基层，或者参加“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是由干部组成的新的生产单位。干校中没有等级划分。它们由第一批来的人建立，人们从头开始建设一切。干部们工作很努力。第一批人必须建房，平整土地，挖井。他们通常缺少必要的经验，并从附近的人民公社的农民那里寻求咨询。当干校建好后，就可以增建车间甚至小的工厂了。每天干部们从事生产劳动（通常在上午）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讨论。五七干校促进了意识形态的革命化，这对于干部（如通常不参与生产的行政职员）是尤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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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体力劳动对干部进行再教育在文化革命前就开始实践了，但是五七干校增加了新的内容：除了体力劳动，还包括集中的意识形态工作。这两项活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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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教育被看作是光荣的。再教育的期限是不确定的。参加五七干校不是强制的，必须由干部自己要求提出。所有的干部，即使是没有犯错误的干部，也可以请求参加干校，只要他的党委认为其离开是正当的，并不会影响生产。这些申请也要向群众咨询。干部必须得到工厂和地区党委、五七干校工人和革委会的同意。这个过程可能持续半年到一两年。如有需要，干部可以被要求离开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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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机构所经历的变革没能在统计的意义上充分评估其深度。其中不可忽略的众多成员接受了群众批判，并引起了他们的自我批评，转变了他们的世界观。这里和在别处一样，都努力运用毛泽东的教导：“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每个人都要重新塑造。”这个要求也适用于年轻和不成熟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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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意识到1966年以来的变化的范围，才能理解管理中的深刻转变。文化革命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形式并不成熟。它们产生于持续多年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和团结群众的巨大的意识形态努力。即使在这些条件下，组织的新形式也没有轻易的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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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工人管理小组以及其他工人代表形式的生命力仍在讨论中。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同样的关注：如何发展能够最大程度上使群众参与工厂运行并感受到自己的分量的组织结构。这使得通过简化工厂内的整个关系网来削弱管理机构成为可能。这里很多问题都在解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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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的讨论中受到很大关注的一个问题是群众组织和群众之间产生隔阂的可能性。确实有这种工人管理小组的成员或当选的官员最终脱离群众的危险性。在这种关系中需要强调很多想法：工人管理小组和类似机构的成员必须不断提高意识形态水平；他们必须处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动的前列；他们必须参与生产劳动；他们的活动必须接受群众的批判。曾经取得群众信任的干部并不能保证永远执行正确路线。因此对他们的活动必须经常进行检查，工人管理小组和革委会的成员可以应工人们的要求而撤销。最重要的检验是从“下边”来的，但是必须有从“上边”（党委）来的政治检验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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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群众组织的意识形态革命化的问题永远存在。中国人不承认任何这样的错误认识：某种奇妙的组织形式能够避免向资本主义方向的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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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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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业中的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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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两种社会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中第二种由某些工人集体（如生产队）所有。例如上海市城郊共约9800个企业和生产单位，其中3200个是国家所有的，6600个是集体所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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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角度看，这些企业可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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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规模较大的企业。它们是“国家”管理的——由中央政府或省（直辖市）政府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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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的城市企业。它们由街道层次的单位管理，通常由相应的革委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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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人民公社和生产队层次的工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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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类企业满足人民生活、工业和出口需要，第三类主要满足农业需要，但也供应一些城市工厂（这是个附带的功能）。上海市的集体所有企业属于街道层次，它们的生产单元限于居民街区的管理。郊区的集体企业主要由人民公社和生产队所有。例如，在1971年的上海市，属于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工业企业（集体所有制）有3800家；属于区一级管理的有1000家。这三类企业雇用28万人。上海市的产业工人共有256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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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企业包括小的和中等规模的设备。比国有工厂相比，它们数目众多但产值低很多：它们只占工业生产的4%，而国有企业占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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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尤其是文化革命以来的普遍趋势是通过对国有企业管理的去中心化和让地方官员放手管理日益增加的生产单位来鼓励地方的积极性。上海市这些管理类型下的总产值是如此发展的：1957年几乎一半的（46%）工业产值属于由中央政府管理的企业，而1970年只有6.8%，另外的93.2%属于地方管理的企业。去中心化是受到中国人称之为“与中央管理专政作斗争“【编者注：即”条条专政”】的推动。这种斗争是为了培养“两种积极性”——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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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规模，企业可分为大的、中等的和小的。小的和中等规模的企业占了绝大多数。上海市的3200家国有企业中只有90家是大企业（职工超过3000人），300家是中等规模的，2810家是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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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中等的和小企业的差别不仅是数量上的，也与生产类型有关。例如，在机械工业，1000名职工以上的企业就是大企业，而在纺织工业只有3000职工以上的企业才是大企业。按照企业大小的1970年总产值分布如下：大企业27.5%，中等的24.5%，小企业47%。1971年的数据分别是30%，26%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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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的形成是集体所有制形式工业大发展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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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工厂”是由邻近街区的居民所有，并由街道革委会经营的。它们在大跃进期间产生，文化革命给了它们巨大的推动。它们代表了新的工业发展方式，并反映了破坏旧形式的努力。它们使得妇女能够参与社区的社会劳动。1971年大约有20万上海居民在这种企业中工作，其中绝大多数原来是家庭主妇。这些妇女主要出于政治原因想参加工作，她们在经济上没有补贴其丈夫收入的必要。她们的动机主要出于对参与生产劳动的渴望。[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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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企业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它们满足当地居民的生活需要——修补衣服、缝纫、洗涤、零修。它们减小了家务负担，并使日益增加的家庭主妇参与到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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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同时也适应了更广泛的需要——轻机械加工业，晶体管制造业，等等。这些企业不会依靠国家投资，而是全部依靠这些边际资源（废弃原料，旧机器，自筹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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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些集体的城市小企业现在主要是满足当地需求，但是他们也开始尝试去迎合更广阔的工业需求，并且希望最终出口他们的产品。在地方上和人民公社，小企业主要为农业生产（肥料，农业工具和机械，小机车，等等），有时候也为其他工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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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些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就转变为国家所有；这种结果是辛勤工作所获的至高无上的成就。然后这个工厂就直接纳入国家计划。例如，上海的一个处理棉花废料的纺织厂最近刚刚变成国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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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政策对于小企业和中等规模企业的发展非常重视。中国的工业发展主要依靠这些企业。这种过程不能仅仅视作经济需要才产生，它也反映了一种政治选择。这些企业的一个主要政治优势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相对于大的复杂的留下资本主义生产烙印且趋于越来越大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允许工人管理小组更自由的发展。而现行政治观点的目的，就是去打破或限制这些大企业，取而代之的是能够为工人控制的生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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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有部门的管理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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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是基层的经营机构。以上海为例，工厂之上的领导机构有工业厅（局）及各专门处级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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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厅（局）专门协调各生产经营同类产品的单位。再以上海为例，该市有九个工业厅（局）。分管钢铁生产、其他金属的生产、化工、纺织和手工业、机电制造、电子通讯等精密仪器、轻工、电力、建筑（主要是工厂和住房，也包括学校、医院等）。每个工业厅（局）负责的工厂数从几十到几百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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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厅（局）还设有一些下属的处级专门机构。各处级机构的负责领域更窄——如拖拉机、药品等。上海有将近一百个这样的处级机构，位于生产单位与工业厅（局）之间。不过，一些非常重要的工厂，都直接由相关的厅（局）领导。这些厅（局）和处，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控制企业的规划。它们干预企业计划的起草、创立、协调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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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少数企业直接归属于中央政府，由国务院的各部来掌控。为确保各省的统一计划，各省计划中也包括中央直属企业。这些企业并没有脱离所在省份；它们在生产计划和产量分配方面同时获得中央和省革委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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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地方政府（各省、区、市）在规划和管理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这种“权力下放”使得省、市政府能够促进辖区内企业的密切合作。各省的管理遵循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发展大方针；通过生产辅助设施、鼓励创新、寻求当地原料，“权力下放”促进了各省经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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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管理的目的是为协调各企业的积极性，而不是扼杀其积极性。近年来，中国“反集权”的斗争蓬勃兴起——而鼓吹“集权”正是刘少奇路线的一大特征。一些省份、尤其是北方的一些省份，类似于“托拉斯”的组织机构一度建立起来；不过在文革中都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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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权力下放”政策与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的“权力下放”政策截然不同；在苏联和东欧，“权力下放”的特点是企业联合体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计划指标则不断建设。这意味着不同的政治背景。根据苏联现行的“权力下放”，权力不断的转移给经理阶层而不是工人阶级。这种“权力下放”实际上是国家资产阶级内部权力的再分配。从经济方面来看，苏联的“权力下放”侵蚀了价格计划体系，使得利润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在中国，“权力下放”使得工人阶级能够开始集体支配自己的生活。物价由计划控制，利润不是决定因素。正是这些措施使得中国的计划完全不同于苏联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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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下放”使得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管理机构得以大量削减。而且，这样的“权力下放”是发展社会主义形式管理的条件，也是工人参加管理的条件。不过，只有每个下属企业在制定计划时将自身利益服从于整体利益，“权力下放”才能有效与经济计划结合起来。没有这样的思想基础，“权力下放”与计划是无法协调的——除非靠颁布繁琐的强制命令，并通过行政手段来检查计划的执行。我们都清楚这将导致何种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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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把这种并非靠行政力量来集中的计划叫做“统一计划”。统一的标准首先是政治上的统一。它充分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它的作用是促进和集中群众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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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计划”要求在各级、各生产单位实施如下的基本原则，而这些原则在工人制定计划和管理工厂时也必须遵循：政治挂帅——工厂的利益服从全局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利益；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大干苦干；“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备战备荒为人民”；遵循“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两条腿走路”——土洋结合，大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运用先进技术也不排除传统技术。对不同行业，制定计划还要依据具体方针（定量和定性），以贯彻政治总路线的精神并确保全面均衡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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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计划就是各生产单位的计划必须统一；否则不可能把各级制定的计划集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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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产品特指“初级产品”，例如像煤和钢这样的重要原材料直接由国家进行计划。次要产品（水泥，用具）由省来计划。其他产品（农业工具，日常必需品），由于很广泛，故不可能由中央制定计划，这些产品的计划由地区来制定。集体企业的产出，大部分由地方消费来制定，归入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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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划首先集中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出口产品的指定也受中央计划。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垄断的，进口和出口由政府部门控制，这些部门直接安排对应的生产单位。在对外贸易计划中几乎没有关于精密技术的信息，但指导原则是清楚的：避免任何一种产品过度依赖进口；为特定国家提供援助；增加贸易伙伴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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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计划并不包括所有省及地区计划的细节，但是它规划不同省份的主要需要。例如对水泥来说，中央计划制定水泥生产省对其他省的供应量。这种需要被合并在省级计划里，必须满足本省和其他省份的水泥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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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国家分配部门控制省级产品的分配，但并不规定每个省或地区怎样使用分配到的原材料。每个省也遵循同样的过程。各个地区收到的指示被视作它对其他地区的承诺。不同的水平是按弹性规则配置的，而不是抽象的，刚性的和官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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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计划反映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需要对中央集权管理做斗争。它的目标是创造条件使直接生产者实践对生产的有效控制，这样比通过中央行政命令代替市场机制，生产者没有权力要好。联合计划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完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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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消费品首先在地区或省级水平上计划。国家计划和那些不同生产单位的计划不仅关注生产，也关注产品分配。消费品通过国家物资局分配，这在制定和调整计划的时候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部门具有重要的控制功能，因为他们代表了消费者对企业的关注——消费者的需要在企业和部门之间的会议上进行阐述——这些需要会得到极大的关注。生产单位进行自己的调查并且尽各种努力与人们的需要保持联系。这些调查由合作完成，同时由国家物资局辅助进行。在计划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精确需求量的过程中，政府部门会对如下因素进行计算，如存货周转率、日循环产量等。来自消费者的对他们所需的声音帮助生产单位制定计划。尽管这些计划没有讲清楚单一产品多样化的细节。产品分类计划是地方政府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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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产品的样品（例如鞋）会有一个展览，以此了解消费者的想法和需要。国家物资局制定产品的具体数量，并在一年中间进行修订。生产单位也要调查消费者的反应来完成产品；他们在商店，家庭，和工作场所进行调查，帮助他们决定是否做一些必要的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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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一个产品通过对其实际用途的调研而改进的例子，是关于一个为人们公社提供特别类型雨衣的工厂。工厂工人在水稻种植的季节展开调查，发现弯腰时他们的雨衣会拖到田里。在和农民的讨论之后，他们增加了一组纽扣从而抬高了雨衣的下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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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计划的机制是通过基层和高层之间不断的交换意见，从而达成一致的决定的。党有最后的发言权，但是因为问题基本上是通过协商解决，产生的任何矛盾都是次要矛盾。中国的计划制定有如下的特点：力图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赖；不是只关注“专家”的意见。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它结合了这样的政治取向——总路线和党的具体指示都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其焦点是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努力创新，作出一切努力避免浪费。虽然在实现总量平衡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央政府在制定和改进计划中的作用则相对有限。这样的计划制定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合作，依靠联合的工人阶级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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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工人之间的联合必须建立在政治和思想基础之上。这种联合，使得最终消除尚存的市场关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关系也成为可能，这与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展阶级斗争所取得的思想革命化成果密切相关。这样，劳动将最终成为直接的和社会的劳动；不再是为只为工资而劳动，而是为满足社会需要而劳动。从基层开始制定统一计划的理念正是为这种转变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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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统一计划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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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厂一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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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通过基层和高层不断的交换意见而逐渐完善。国家（本例中是国家计委）提供一些总的指标给给北京市的各个局（比如纺织局），纺织局进而将大致的指标下达给各个厂。这些指标是建议性的规范。它们是中央政府、北京市、纺织局和商业部门协商后初步估计的结果。它们将作为基层（每一工厂）进一步完善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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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针织总厂年生产能力为约2000万件各种织物。上级下达的规定产品种类和产量的初步指标提交工人讨论。讨论中将评估工厂的设备能力、创新能力和群众的首创精神。商业部门派出自己的队伍，并提供各种销售数据。以夹克为例，他们就数量、规模、面料（棉、尼龙等）与样式（领子的样子，长袖或是短袖）等提出要求。工人通过走访商店及其他渠道获得顾客意见的第一手资料。提出要求经过一系列的研讨会讨论，形成一个提议送交北京市纺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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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出口产品，有关部门经群众讨论向工厂提出建议，工厂再提出回复意见。纺织局的计划处协调所有数据保证总量平衡，并通过与工厂协商制定明确的指标。计划处做出决定并下达给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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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业计划也可以分为月度、季度计划。这些计划可根据市场需求的波动做出改动。年度产量计划可以做必要的改动，以避免过剩。这些改动由计划处决定。工厂本身在革命委员会的监督下执行具体的年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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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织总工厂主要按年度计划运营，但工厂也能为五年计划提出建议。用于计划的一些主要指标包括：编制总额、主要产品产量、成本、利润、劳动生产率、质量、产品设计和产品范围，以及关于劳动能力、原料等的指标。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计划执行过程中定期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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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评价不仅和产生的目标及要遵守的规范相关，而且也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有关。如各项任务应该是如何完成的，在机械设备、物资采购、原料储存方面应有哪些变化。在技术革命运动的帮助下，尽力当场解决问题，以保证原料、升级设备、增加产量、提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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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省一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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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有2800万人口，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农村，有三分之一的在城镇。全省大约有240万名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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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曾经占绝对优势。目前，按照各省都要相对独立的发展的指示，已有的以及新的工业部门都得到了发展。全省目前生产各种工业产品——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电机产品、纺织品、服装、鞋类、家具等。农业也不断发展并实现多元化。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中，工业占90%，农业仅占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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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问题，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一位委员向我作了如下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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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省农业生产基本能实现自给自足。全省城镇人口比重最高的沈阳（城镇人口占60％）也实现了粮食和蔬菜的充足供应。过去我们每年需要输入8.0亿斤（合8.8亿磅）粮食。经过两年的努力，我们去年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过去我们要从广东和一些北方省份输入一些蔬菜。到去年为止，已足够满足城镇人口需要，我们甚至可以输出一些蔬菜给外省。蔬菜产量达到了15亿斤（1.65亿磅）。这些事实证明，尽管城市人口很多，我们仍能生产足够的粮食和蔬菜，同时也没有忽视发展我们的工业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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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计划，这位委员提供下列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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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定计划方面，我们正在斗批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主张利润挂帅，大搞物质刺激，专家治厂，依赖外国人——正在被推翻。工厂生产方面，我们不再是仅考虑利润；我们的基本方针满足是国民经济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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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生产，我们必须首先依靠政治思想工作，使每个人为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了物质刺激。为了成功完成计划，我们依靠三结合的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而不是少数几个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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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通过几个阶段不断完善。生产单位会先得到社会需要估计的总的指导方针。这些指导方针并没有确切的数字，而只是包括优先级和数量级。计划的初步拟订是在每一个生产单位，遵循“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的原则。经常强调的一点是：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充分估计困难。既要大胆，又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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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工人们开展调查，以获得关于顾客或用户的需求的具体数据。比如，农机厂的工人会调查人民公社的情况以了解他们对农机的需求情况。如果有几家厂生产同样的产品，他们将派出代表进行讨论，按最合理的方式分配产量。这些调查及讨论的结构将接受革委会、工人管理小组及各厂三结合小组的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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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项目计划必须加以协调。协调机构因产品的性质、消费领域不同而有所不同。根据情况不同，参与讨论的官方机构包括地区或省的革委会，在大型工业企业的情况下甚至中央政府也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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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的干部与行政干部审查和协调项目，以建立资源和需求之间的平衡。这一过程中也一直与各生产单位保持联系，从而完善包括分项目在内的整体发展计划。这样得到的项目计划再下达各生产单位，并由工人们再次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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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一位委员对制定计划的进程这样描述到：“首先，它是自下而上的；其次是集中了基层和上级的意见——上级不是凭空发号施令，而是和各生产单位密切联系，以期完善新的计划项目；第三是集中了全省的力量；第四是结合了中央和地方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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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要求——包括来自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各省、解放军反映的要求——都下达到各省，并纳入各省的计划。各省的计划也包括了其他省份保证供应的资源。总方针是力图使各省和各地保持相对的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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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计划不断精益求精得以完善，而且人们也力图保持谨慎的态度，所以计划在大多情况下不仅是顺利完成，而往往是超额完成。不过，当清楚认识到一项计划不能得以完成时，通常会展开讨论以确定哪些目标将被放弃。这样的决定是计划执行过程中，与群众密切协商后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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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的趋势是将所有这些问题交给专家和管理人员。尽管开展了大批判，这种趋势还没有完全消除。有一次，一个厂革委会委员们认为某项计划无法实现，没有征求群众的意见就想把指标降下来。工人们责备了管理阶层。当困难被重新审视后，找到了解决方法，归功于与工人们在讨论中提出的方案，最初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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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计划的制订和实施阶段，平衡顾客需求和生产消耗的问题总是不断出现。现在，自动降低产量的方案被否决；重点是探索解决办法达到初步目标。这叫做寻求“积极平衡”，而不是“消极平衡”。也是就说，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来解决不平衡。这些问题都通过与工人的协商得以解决。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就此作出了如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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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的计划里，煤炭成了一个难题。我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根据预测的煤产量来缩小其他产品的目标产量；或者发动群众，以期增加煤的产量。工人多次开会讨论此事。他们的结论是，由于没有足够的煤，因此要呼吁群众提高煤产量并推广节约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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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被告知了煤炭短缺的情况及其可能引起的后果。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工人们马上开始了节煤增产的努力。全省煤炭增产数百万吨，节省的煤炭也达数百万吨的。工业生产得以充分保证，国家计划得以完成。这表明，走顺其自然的老路，不如依靠群众的首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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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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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不如年度计划详细但制定计划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它们为主要产品的预期增长提供了一般的指导方针。他们不为每个生产单位的项目设立详细目标——这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不过，当规划建设大型生产单位时，将通过同熟悉相关产业的工人深入讨论并做出较为详细的方案。这种努力并非只限于“专家”，而是涉及广泛的群众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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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计划还包括工厂的改造和扩建等长远规划。工厂是改造还是扩建是在征求了该工厂的意见后再做出选择。在某一行业部门，行政官员和各工厂共同确定，哪个单位能从改造或扩建中得到最大的收益。最终的选择必须在与工人和相关企业充分讨论后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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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划的细节都将在企业内得到广泛的讨论。最后还要同其他工厂（尤其是将为改造和扩建提供必需的设施和装备的工厂）的工人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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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磋商都是非常密切的，在必要时还可能各厂交换工人，这样他们能够对当地情况非常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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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工人们密切磋商，同时对制定现实可行的目标进行仔细和具体检查后，详细的计划完成了，此计划的成功实现原则上不会遇到主要困难。当工人们参与制定详细计划，且在明确表述目标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以后，他们有理由把成果视为“他们自己的事”，并努力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这个计划各方面同步发展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不可能所有的事件都按照预期精确发生；困难问题不可避免突然出现。现场解决问题的每一次努力都是在工人的帮助下完成的。请求其他生产单位帮助，或者请求地区或省革命委员会降低目标仅仅是最后的求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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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计划不可能完全实现，问题是要放弃哪个目标。在保证通过压缩需求来满足总需求的原则下，优先权通常给予那些包含满足其他省需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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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南京革委会的成员解释道：“优先权必须给予那些获得国家平衡的任务，如果没有国家平衡，一个省的平衡就是扯淡。”这个原则应用时服从具体的检验，这些检验是看方案采用是否会导致省内大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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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降低产量的决定不能由工厂自身作出。只是例外的情况下，工厂计划才按比例下调。这得益于中国经济计划的实事求是，以及生产同一产品在不同生产单位的工人之间进行了直接的接触。这种密切的联系对于解决计划的局部目标不能实现而出现的问题时，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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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生产单位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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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单位之间不仅通过对应的办公部门保持间接接触，而且通过工厂之间工人们的密切联系直接接触。无论任何难题发生，大家都一道努力想办法。这些直接的关系是社会主义协作的一个具体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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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生产单位之间存在的紧密接触却决不意味着他们保持直接的市场关系。价格并不由工厂制定。企业之间产品的分配由国家物资局决定，同时它也将产品分配到独立的消费者。这对于防止计划外交换的发展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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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价格制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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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在中国经济中发挥相当次要的作用。在总体水平或特定生产单位水平上，追求收入货币最大化并不是生产单位计划目标的主要因素。尽管这并不意味着不努力估计和降低成本，但价格并不指导生产。生产由政治路线决定。价格本身不过是政治路线的次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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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价格稳定和总体财政平衡方面有一个偏见，即价格必须稳定同时生产单位一定要尽可能少地依赖公共财政资源来弥补赤字；对生产单位来说处于亏损只能导致不良状况。恰恰相反，生产单位的收益取决于总体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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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谈论稳定价格等于说通行的价格主要是“历史价格”，或者是为政治原因和适应成本变化的修正价格。每种工业品的售价是固定在成本价基础上的。对物资局的售价等于平均成本价格，即加价15%，这个增量被添加到社会累计基金中。对消费者的售价依据政策的变化来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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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物没有利润；如有必要国家会补贴。以谷物为例，因为国家垄断，对农民的实际收购价就等于零售价。这意味着国家承担了经营成本，运输成本等。在特定地区，比如北方，谷物的成本价（从人民公社的收购价）比较高，零售价仍然和其他地区一样。在这些产品上，物资局持续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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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上说，近年来特定实物的消费者价格不断下降而同时人民公社收购价却没有降低。例如50公斤大米的售价，从1950年的17.63元降到了1970年的16.40元。同样地，人民公社收购价可以上升，但消费者价格不能上升；去年，油菜籽和菜油的价格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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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与人民健康有关的实物以成本价售出，这意味着销售没有获得利润。例如药品的价格，随着成本的减少而降低。这样20万单位青霉素的价格从1953年的2.10元降到了1970年的1.23元。当一种社会需求被设为优先时，收费就被免费发放所代替，比如节育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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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常必需品很便宜，尽管维持着一定利润。例如50公斤块煤的价格，从1950年的2.8元降到了1970年的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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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必需品（如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等）的“历史价格”通常是保持不变的。这些产品任何可能的降价都会增加社会累计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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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需要了解的是，中国的价格不仅和政策有关，更重要的是和政治有关——放在政治和社会选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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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消费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类别：（1）必需品——按可能的最低价销售；（2）普通需品——其价格高于成本，但随成本下降而下降；（3）目前看起来的次要需求——价格保持不变。总体来说，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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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原材料、能源等是按照成本价提供给生产单位的。这里同样尽力保持价格稳定。如果成本价下降，这种下降不会自动反映到生产单位的售价上。成本下降，工业消费者价格却不下降，这使得生产厂的利润增加。如果成本下降相当大，这种价格下降会传递到工业消费者那里，但不会在一个年度计划正在执行的时候，以此来保证有效成本和计划成本的对比不会失效。企业通过比预期支付得少而获得的节余不是因为他们的努力，而是因为原材料价格的下降。每个生产单位都能够计算运营成本，这对于价格稳定是比较好的。在任何情况下，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技术应用，原材料使用等）并不主要依赖货币竞争。基本的决策反映了总体经济发展的基本需要。这与货币核算不同，后者是可以由独立生产单位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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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会主义[者]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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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之间的社会主义协作需要一个企业关注周围群众的利益，也需要企业或消费者关注自己的特殊利益。下面是这种协作的两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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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例子是关于反污染斗争的，因为不同企业和群众的协作，在天津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已经获得了明显成效。协作使得向河中转移废水、挖掘暗渠以及修建废水处理厂成为可能。这些工厂抢救了数千吨有用产品，并用这些生产了用于数万英亩田地的化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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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垃圾、固体废料和尾气的处理上同样获得重要成果，废料通过处理又变成了新的原材料。在辽宁抚顺地区第3炼油厂，通过处理尾气、废水和矿渣产出了19种化学产品和稀有金属。炼油厂治污带来的变化，是周围大气的净化，同时每年获得价值几百万元的原材料，包括钠、硫酸盐、干冰及生产合成织物所需的原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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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例子是关于通过工业生产者和工业用户的密切协作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耐用性，这就像生产者和消费者一样。这种协作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这一点为工业和农业用户，销售网络，以及独立购买者所证实。这些成就与其说是服从于生产者的利益，不如说是服从消费者的利益。对生产企业来说，提高产品的质量、可靠性和耐用性意味着很多额外的工作（研究、开发等）和可能增加成本。然而这些改善并没有必然地提高价格或增加总销量，相反产品确实变得更加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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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企业的利益就这样服从于国家总体利益。这是一种新型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产品不再被交换价值、产量及货币收益所支配，而是被使用价值所支配。这预示着社会关系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上都发生了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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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宣称马克思主义是权威，却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人看法相反，这些变化不是自发的。他们并不由生产力的发展机械决定。这一点是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及其重要意义所必需的，应该理解今天中国所看到的经济基础的变化，是工人们一直以来通过改变劳动分工、消灭生产单位中的等级关系、掌握管理权、掌握专业技术的斗争，并且还将继续下去的斗争的必然结果。这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仅仅是反抗，而且有着革命因素。斗争的成功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也需要对它们灵活多变的性质和依存关系有一个正确估计。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斗争需要革命党领导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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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劳动分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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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管理工作和执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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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觉察到的重要变化，是近年来开创的，被设计用来增进劳动社会分工的瓦解和形成一种生产力发展的新途径。这些变化有着重要意义，因为它关系到生产关系本身——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和生产方式。社会主义，首先不仅意味着所有制法律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纯粹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首先蕴含着生产关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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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要检验那些在大跃进过程中首次出现，在文化革命推动下极大发展的重要规模变化的所有特征是不可能的。我们将仅仅讨论这些变化的几个本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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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变化的一个方面是冲击了管理和执行工作之间的分工。当这种区别的确继续存在时，通过展开三结合队伍的活动，这种分工被极大地消除了。这种变化毫无疑问就是发生在工业企业的革命，它必须以从少数人管理过渡到多数人管理的变革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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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要讨论国有工厂；人民公社管理的企业有所不同，因此本研究并未涉及。“国有工厂”是指在中央政府或省、地区及市革委会等代表国家的权力机关直接领导下运营的工厂。[11]所有这些工厂都是国家的一部分，即使它们不属于中央部门管理，而是属于地区一级（人口大约50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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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前，属于国家的工厂在党委管理下，由厂长负责日常经营，而厂长通常好像具有管理和经营两种职能。在那些日子里，厂长不是由工人们选举产生，而是被监管工厂的管理部门指派。[12]党委会成员原则上应由工厂里的党员决定，但事实上党委会经常是由更高级别的党的官员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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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这种排斥多数人参与的组织方式，被毛泽东所批评。1960年3月22日，他在鞍山宣布了鞍山宪法，这个宪法灵感来自大跃进的实践，为当时鞍山钢铁公司的工人们首创。这个宪法陈述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一些必要条件，这些条件以五要素的形式显著地表达出来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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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宪法强调政治领导，工人必须参加管理，干部必须参加体力劳动；多数人认为这些原则是适当的，并且在文化革命开端执行了这些原则。鞍山宪法反对自1960年直到文革开始时期流行的管理实践。它代表一种新型社会实践的起点。只要多数人还没有前进到广阔的规模，他们自己还没有处理这些问题，旧有的事态就会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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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革命委员会花了八年时间才采取正式的措施使得鞍山宪法成为该地区所有企业的组织基础。这个措施是鞍山1968年5月22日采取的，它代表了多数人运动的顶峰，这种首创精神被革委会批准。毛泽东自己解释说推迟采用和研究这些原则是因为这种建议的新型管理模式具有革命的含义。它需要进行阶级斗争和广阔的群众运动；这就是文化革命中精确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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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并没有尝试“从上层”改变状况，这种办法只能获得表面变化的结果。[14]革命的领导不能代替工人本身。根据《共产党宣言》的原理，群众运动必须自己打破旧有的关系：“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1960年已经存在的事态只能通过群众的主动性和革命批判来改变，特别是从资本主义道路的辩护人——刘少奇的信徒，尽力维持流行的管理形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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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到1966年期间，鞍山宪法被放在一边，证明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通常，资本主义举证者喜欢苏联实行的管理模式和原则；这些原则在中国称为“马钢宪法”（对应于鞍山宪法），即在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Magnitogorsk，俄罗斯最大的钢铁工业中心）钢铁企业执行的管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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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简洁的语言风格里，中国人把早期组织形式描述为“专家治厂，把产量放在首位，把利润放在支配地位”。这和通过强调物质刺激——奖金，涨工资等手段是并行的。所有这些苏联流行的东西，在文化革命前的中国同样流行着，尽管是以很不发展的形式流行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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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主义路线的举证者进行了相当的抵抗。事实上正在执行的管理形式使得少数人能够通过他们的优势地位获得利益，这种优势地位既包括生产过程，也包括决策过程——累计基金的形成和利用，计划的具体实现，技术的改变，任务的安排，规则的制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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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往占优势的的旧管理方式到社会主义管理方式的转变受到了长期的阻挠和反抗,反抗不仅来自于工厂的“专家”，而且也来自某些共产党员，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是中央一级的干部、隶属于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另外，极“左”路线（参见后记）对革命路线的歪曲也破坏了革命路线的推行。例如，革命路线认为必须将技术员和专家结合到三结合的管理小组中，而极“左”分子却主张将他们排除在外。许多工人都反对极“左”分子的做法，因此新的管理方式的建立也被推延了。当然，与资产阶级路线——无论其“左”的还是右的表现形式——的斗争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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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反对派不断重申说，他们的立场符合苏联的惯例，不仅在此期间,甚至在苏共二十大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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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领导的绝对权威、专家至上、重视奖励和物质奖励，这样的原则并不是目前才在苏联流行的.这些原则在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困难时期就得以推行，尤其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期间。这些原则在新经济政策期间得以维持，在随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快速工业化时期更得到了有力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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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的领导能独自对党的政策的执行负责，且拥有绝对权利。这一思想曾在1918年3月得到列宁的倡导。这种管理的理念及其对专家的依赖和一整套奖金制度，有着非常大的缺陷，会造成布尔什维克党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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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列宁的观点，给予专家以管理者的角色，同时还包括较高的薪水，这与无产阶级路线是不相一致的。他把这一步骤当作建立新型社会关系过程中受形势所迫的必要的退却。用列宁的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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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清楚，这一措施不仅意味着某个特定形势和某一限度内停止对资产阶级的进攻（因为资产阶级是资金的总和，更是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且这还是对我们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力量的部分退让，即从刚开始宣布并进行的将高薪降到普通工人平均工资水平的政策向后退。[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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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引述的确如列宁所认定的是一种退却，这种退却，他并没有尝试去掩饰：苏维埃权力被暂时以行政事务的形式委托给专家，并给予他们高薪。事实上，这种退却并没有迎来所期望的前进。随着时间的推移，专家们的家庭出身改变了。资产阶级出身的专家给工人阶级出身的专家让路，但是这些新的专家只是被安放到同样的拥有管理权力和权威的关系中。这意味着用来对抗资产阶级而采取的“退一步”的政策，同时也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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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也要求采取必要的行政守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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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工作，这是苏维埃政权应该充分地向人民提出的一项任务。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应该在俄国组织对泰罗制的研究和传授，有系统地试行这种制度并使之适用。在着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一方面要求为按社会主义方式组织竞赛奠定基础，另一方面要求采取强制手段，使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口号不致为无产阶级政权在实践中的软弱无力所玷污。[16]
+
列宁写下这些话时，正是俄国出于混乱而且党还不能培养训练真正的无产阶级队伍的时候。对于列宁而言，这也是一个临时的措施。但这临时的措施却变成了永久的特征。总体上，这一整套规章和奖金制度仍然出于统治地位，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执行了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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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维埃政府的紧急任务”一文中，列宁强调联合管理必须被个人独断式的管理所取代，因为他认为联合管理引发了责任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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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怎样才能保证有最严格的统一意志呢？这就只有使千百人的意志服从于一个人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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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加共同工作的人们具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情况下，这种服从就很像听从乐团指挥者的柔和的指挥。如果没有理想的自觉性和纪律性，那就可能采取严厉的独裁形式。但是，不管怎样，为了使按大机器工业形式组织起来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无条件服从统一意志是绝对必要的。对铁路来说，这种服从更是加倍地和三倍地必要。这种由一个政治任务向另一个政治任务的过渡（在表面上看来，后一种任务同前一种任务是完全不相像的），构成目前时局的突出特点。革命刚刚打碎了强加于群众的那种最陈旧、最牢固、最沉重的镣铐。这是昨天的事。但是在今天，同样是这个革命，并且正是为了发展和巩固这个革命，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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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的观点可能与俄国革命的特殊阶段的要求相符合，可是一旦采取并实施，它将无法停止。正相反，厂长和党的书记的权力和权威却不能受到工人监督的约束而一段时间之后便越来越大。事实上，工厂的管理部门、干部、专家和技术人员与一线工人之间的权威和命令的关系，给苏维埃修正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毛泽东摒弃了这种形式的管理并不止一次的强调“历史经验值得注意”的信念。在中国，工厂管理主要是政治管理，这是优先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目标，而不是局限于经济目标。在执行管理任务时，革委会在工厂党委会领导之下。党委会也比以前更有效地得到群众的控制，因为工厂党组织一般召集会议，而会议由群众代表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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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工人管理组织和革命委员会，形成了一个最终消除管理与执行任务之间差别的开端。这个过程包括各种形式的工人参加管理和干部参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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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倾向在革命委员会少数代表中并没有受到限制，也没有在工人对革命委员会和党委会的控制中受到限制。首先，那些拥有管理和行政职责的人每周必须花2～3天进行体力劳动，一般拥有一份专门的工作。其次，由于成立了工人自治组织、班组和车间的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等组织，管理和支配活动都降到了车间、部门和班组的这种层次上。所有这些组织的活动集中于尽可能多的工厂生活的各个方面——详细制定生产计划，分派生产任务，计算成本，创新与投资，建立健全工作和安全制度，管理福利基金等等。根据已有数据，包括在这些各种形式活动当中的工人比例大概20％，而其他工人也通过如车间和班组等方式参与到这些活动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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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这些活动的开展因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和越来越广泛的无产阶级道德而成为可能。这样，工厂越来越不再是简单的生产单元，只具有有限的狭窄的技术问题，而是越来越明显的成为一个政治单元，一个容纳着强烈的意识形态活动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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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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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划分反映在工人和工程师及技术人员的工作之间的差别。工人从事直接生产性的工作，而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则管理生产过程，决定工作流程的改变、机器的使用和技术规则等等。当这种差别保持着，甚至越来越强烈，就像资本主义工厂那样，把一线工人置于相对工程师和技术人员的下级地位。而文化革命期间所发生的转变意味着中国发生了一场意在消除劳动分工的这个方面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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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斗争的成果之一就是出现了中国人称为“三结合小组”的形式，这个小组着力于解决技术问题，由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组成。依照中国广泛采用的形式，工人是这个组的中坚力量，是他们的领导力量。三结合小组负责工厂的技术革命，技术革新，技术规范的革新，以及与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做斗争。由于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只有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才有特权修改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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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小组的活动和政治意识形态教育以及工程师参加体力劳动，逐步消除了工程师及技术人员与工人之间的分离，还消除了技术人员、工程师对工人的统治。具有深远意义的教育革命巩固了这个趋势。这是一个复杂而又远不完善的任务，其中难题的解决还需要时间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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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和生产之间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新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直接来自于生产，完成一般课程之后，他们将花上两到三年时间当工人，农民或者人民解放军（士兵也直接介入生产【编者注：这里指的应该是五七指示】）。接下来，他们的同事将决定推举哪些人继续他们的学习（当然得到他们的同意），这个选择是根据候选人的全面的经历来决定而不仅根据智力标准。基本的标准是积极肯干，乐于为人民服务，并愿意学到知识不是为自己牟利益而是用于为人民服务。进入大学包括三步：个人的入学申请，同事们的选派，根据学员的能力和他（她）的生产单位确定学习的课程。学员们与他们的工作车间保持紧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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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分工的旧形式显然离完全被粉碎还很远。某些工作比其他的更吸引人，但相对不吸引人的职业越来越被综合到集体任务当中，使得每个个体扮演这明显有用且积极的角色。工人们也有很多机会去学习新技术，可以通过技工学校，还可能由于生产过程改组，工厂自己通过各种途径给工人提供专业训练的机会。努力通过改善条件和让每个工人掌握生产过程来使得工作减少断断续续状态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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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装配线一定不能统治工人，而是工人逐渐控制它的节奏。改革工作模式的过程必定是个长期的过程，通过认识到特定形式的劳动力分工并不产生于抽象的生产力的发展，这已经开始了。工作模式的产生源于过去与现在的阶级斗争对生产关系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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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消除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工的变革，对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一般而言，这意味着所有阶级社会的最普遍的特征之一（理论和实践的社会分离）处于逐渐消除的过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这种分离具体体现在科学技术理论知识的积累和实践知识的积累。前者假定科学技术形式上大概只由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代表；而实践知识简化为很常规或简单的小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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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科学技术假定了其貌似独立的外观，而且有力的推动了知识的发展，然而它逐渐从物质生产实践中脱离出来，产生了相互矛盾的社会影响：它逐渐剥夺了一线工人获取知识的权力，这些知识能丰富他们的生产实践从而自己消化这些知识。同时，这种分离使得工程师，特别是科学家无法获取有用的实践知识。在中国，实践第一得到社会认可非常重要，这深深的影响了科学技术知识的再生产，这样其貌似独立的外观在根源上被消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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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与生产实践的分离所产生的影响之一就是技术上的保守特征，这可能与一般人想象不一样。理论第一的幻象趋向于引发对工人的技术革新巨大的阻力，特别是当这些革新与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观点相抵的时候。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展现了成千上万个技术革新是怎样受到技术人员的压制，他们认为这些与他们所教的科学技术概念不相符。理论第一的观念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概念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因此倾向于放弃不能令人满意的任何生产方法或技术改变，只要被认为技术上不合理，从而鼓励理论上的守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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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中国，知识的理论形式和生产实践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渐改变着。只通过理论，难题很难解决。有个具体的证据可以说明：当实践第一被社会公认，很多至今还难以综合成理论的革新就已经与实践合为一体，这就大大加速了技术革新，从而引起新型的技术发展（比如，在医学完全不同的领域，针刺疗法的采用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实践是如何引领理论前进的）。由工人领导的三结合小组对这种技术发展和工业生产提供了一个具体的社会基础。这个三结合小组使得大量技术革新的产生成为可能，不仅包括新机器的生产，还包括现存机器的改造。机器不再被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了，而是服从于工人自己的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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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结合小组所推动的改革与技术革新经常创造出三倍于旧机器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这将潜在的影响经济，因为这使得采用已有的机器会使生产能力很快的增长，同时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尽可能少的预先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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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影响技术革新之外，三结合小组还能转变工人与生产工具间的关系。三结合小组的日益展开的活动正发生在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技术决不是一个中性的，也不会超脱于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及其对生产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影响，最终决定了生产力的特征和发展。生产过程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消除科技活动与直接生产之间社会分离的进程。这种改造同时预示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实践相反）革新的成果有可能并不服从于出售新产品或通过服务而产生更多的利润。中国已经消除了这一方面，为各方面的革新和技术改造扫清了道路，很多技术改造并没有建造新机器或新工厂，而是对已有的机器和工厂进了改造，使其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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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方面，科技活动正在综合到相应的工人活动当中；而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却在割裂这些活动。这种综合意味着新技术和新工作过程的概念，不再适合于专家自己这些少数人的能力，但这却能被工人的多数所掌握，他们的能力因而已被广泛的动员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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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见证着科学技术的新式的社会组织形式的产生。他们依靠中国人所说的群众路线。确实是群众自己越来越发起并鼓励技术改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次政治斗争中，群众路线发挥了还会继续发挥基础性作用。今天，它在生产斗争和工人集体掌握科技的斗争中仍然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革命这个名词有着某种意义的话，那对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就是实实在在的科学和技术革命。全部的结果都清晰的显示出这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可能作出的生产力解放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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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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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中国发生的生产力发展的条件的改变，正在引发新式的不再受资本限制和约束的技术发展。顺便提及，经济学家们努力用在资本主义构建的发展模型来描绘中国，结果提供了一个很奇怪的描述。这种新式的技术进步属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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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生产力发展中，最显著的是不再紧密的从属于前期积累这一事实，这正是由于群众性的革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中，技术改造紧紧的依赖并控制于前期的资本积累，同时是死劳动控制活劳动。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中，这些积累同样是必要的，但相对于工人总体的活动而言趋向于扮演次要角色，因为工人经常的改变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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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观中国工厂的时候，有人注意到生产发展不再紧密的依赖于投资数量，因而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中，活劳动才是直接的决定性和控制性的因素，而死劳动不过是一个次要的因素。这影响了社会生产分工的形式，也改变了生产单位间的关系和各行各业间的关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经济系统的一个部门（生产工具）和另一个（生活消费品）仍然存在着分工，实质内容却已经大大的改变了。第一个角色不再主要的只是生产新机器，它对总生产提供各种直接的持续的支援，着眼点是他们能转变自己的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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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进行的生产力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一些其他方面的变化是相关联的。一个例子就是中小企业的迅猛发展。这些发展正在很广的尺度上出现，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同时也证实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那么深的控制于生产工具的前期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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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企业发展最显著的方面之一是城市里妇女工厂的出现。这些生产单位一般是由家庭主妇的单独努力和劳动创建的。类似的小生产单元在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也已经建立起来。这些过程不应该被仅仅看作是偶然的现象，而应该被看作产生于新式社会组织（一种新型的生产关系）的大背景下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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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近年来到过中国的人都会对这一现象记忆犹新：很多小型、中型的企业会迅速在各地“繁衍”，同样的工厂和技术一点不差的被大量复制出来。在法律上，这些工厂具有不同形式的所属关系，一些是集体财产，比如生产队和人民公社建立的小企业，或者城市和郊区的街道企业；另一些，例如在地区水平上建立的小工厂群，转为国有性质。新技术的发展不再受资本增殖条件的约束，也不再受资本集中和积聚速度的限制，好像做了乘法似的，新技术可以在小型、中型企业之间毫无秘密的直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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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技术发展深深的留下资本集中的烙印，科研过程所需资金必须由具有一定规模的资本支配的利润供给，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就产生出所谓的最佳企业规模，例如日益庞大的钢铁厂、精炼厂、化工厂等，这些都是垄断资本主义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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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这些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都已经被打破了，技术传播过程也截然不同。一些小型的现代化生产单位变得比大企业更加有效率，这些小企业成本较低、需要的单位生产容量投资也较少。引人注目的是，年产量达到几千吨的小化肥厂目前正在广阔的农村地区大量产生出来，这些工厂使用的小型压缩机很适合农村的条件，可以很容易的在乡下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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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中小企业的扩张很明显的反映出一种政治导向，在这种导向下新型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可以在广泛的实践中建立起来。给参观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中小企业的大量增殖，还有它们强大的生命力，它们能够依靠当地资源和当地群众的聪明智慧，从不超过5、6个工人的规模，经过几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两、三百人的工厂，这一过程甚至不需要国家投资而完全靠工人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连机器、设备都是工人自己制造出来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工厂把产品卖给国家，所以它们不需要保留过多的利润份额【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同资本主义不同，直接投工投劳。——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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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企业中的一个具体例子可以表现这一发展过程的两大基本特征。第一，在新型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工人是工厂的主人，这使得小型工厂能够有机的组织起来，并可以不断的改进生产方式；第二，社会主义协作关系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之间，大型的国有企业可以给予中小型企业充分的帮助，包括他们的工人、技术员等，都愿意提供援助。这些大国企的工人和技术员也帮助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家庭妇女们建立集体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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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两大基本特征，使得乡村工业获得新生，在区域的水平上建立“初步工业化网络”。每一个已经建立、或者正在建立工业化网络的地区，在接受最初的援助之后，就基本依赖自身资源去创造工业化的条件了，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解决工业化过程中扩大再生产和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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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每个区域基本都依靠自身资源发展装备能力、依靠自身创造财富进行积累。这种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社会主义条件下产生的，因为它只能依赖激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汇集群众智慧才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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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访问者注意到，这个意义深远的开端意味着农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即一种新型的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译者注】。区域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已经建立了千万个中小型企业，给农村提供电力、铸件、钢铁、建筑材料、各种金属材料、电线、农业生产工具、耕种机器、化肥、纺织品、农药等，还有每天的必需品。几个数字可以将这一基础工业化网络的图景展示于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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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海附近的Tchia-ting【嘉定】区为例，这一区域有19个人民公社、4个大队，大约45万人口。解放前没有任何现代化工业：仅有几个炼油厂，设备是木制的；一个生产餐巾的工厂，餐巾由手工编制而成；一个面粉厂，面粉用石磨碾压而成。在1956年末，这一区域有了140家工厂、7500名工人，产值达到3100万元；到1960年、大跃进之后，有341家工厂、1.25万工人，产值达到4200万元；到1971年，有731家工厂、2万名工人，年产值1.15亿元。换句话说，不到十五年内这一地区工业产品产量增加了近4倍。在当时的中国，这决不是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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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干工业网络的发展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对立局面（城市＝工业/农村＝农业），这种城乡差别开始消亡——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特征，马克思强调，城乡差别是市场经济和阶级社会一系列矛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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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一城乡对立的消失，是乡村工业发展的反映，也是城市中发展工业不单纯依靠工厂规模扩大的结果，其中包含了一系列政治努力，例如引导大工业中心的工人迁移到偏远乡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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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口非常密集的大城市里，如上海——这是帝国主义的遗产——被视为无法忍受的情形而必须加以矫正。例如上海的学校，每年有20万年轻人毕业后要到城市以外去工作；工厂车间、整个部门和科室迁移出去；经过工厂里集体讨论以后，需要迁出的人就要下决心离开；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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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给生产活动带来了重大改变，之所以这些改变成为可能，是因为农业基建投资逐渐减少、农业机械化和半机械化发展迅速。这使得劳动力可以从农业中解放出来转向工业活动，因此我们才看到，一个崭新的生产力空间分布格局展现出来，这种新式工业化格局中止了大城市的聚集效应，也消除了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城市病”。中国的工业化伴随着——毫无疑问是历史上的第一次——非城市化的过程，不仅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也在沈阳这样的城市中，成千上万的人都从城市中迁移到乡村。另一方面，这又不意味着这些城市里的工业被忽视了，它的结果是工业发展建立在一个稳定的、或者城市人口逐步减少的基础之上的，尽管农村、小城镇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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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农村工业网络是自治性的。它的任务包括给农业提供必需的生产工具、增加农业产出、改善工作条件等。所有的这些变化显而易见，其结果源于生产关系发生了全面的变革。生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首先需要意识形态的革命——介绍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关于农村发展的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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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统意义上讲，农民是城市的附属物，但在无产阶级看来，这种观念应该结束了。农民正在有意识的组织起来，共同改变他们的生存条件、共同创造农村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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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跃进对于激发农民自主意识和主观能动性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这场运动中，农民群众开始意识到他们有能力驾驭工业化生产进程。乡村工业化需要中央计划机关和不同地区单位之间的关系做出全面调整，人民公社和生产队被给予更多的自由度，更多农民群众的需求受到重视。一旦许多大的政治路线建立起来，人民公社的小工厂就可以充分发挥它们自己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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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全局协调、防止区域间矛盾激化，必须有相应的政策规定——也即，各地的生产单位必须给予全局需要以优先地位。这需要每一个体都要主动把握全局利益的本质，也意味着各部分群众对全局政治、经济问题要采取新的态度。【即群众要掌握全国形势发展的趋势，计划要反映群众的一般需求。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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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分散化给人以深刻印象，之所以这会成为现实，是因为社会关系和生产力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变化。这是一种同“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当然，中国领导者也因此屡受非议。很多人都认为这些转变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恰恰相反，中国非常现实主义的政策既不是空想，也不是空洞热情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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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生产关系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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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和中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不同的“管理方式”产生了明显不同的社会结果，而“管理方式”又与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所决定的社会条件相符合。依靠社会管理形式，那些掌控（社会产品的）使用权的人——使用权是生产方式和计划分配方式中延伸出来的——或者由代表一小部分掌握生产资料管理权的人【如国企经理，译者注】组成，或者由大多数直接的生产者组成。所以我们在这里采用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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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后）工厂中的生产关系重建起来，它可以基本反映总体的社会关系——总体上，社会关系也是从社会组织方式中再生出来的，以此为基础，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广泛的产生着阶级斗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从阶级斗争中才能产生，首先是从遍及所有社会组织的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阶级斗争中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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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在社会生产力重建的条件下，生产关系居于统治地位。相反，生产力的发展从不直接决定生产关系的转变，这种生产关系的转变经常是各种阶级意志相互影响的产物，也即，阶级斗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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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化而进行的斗争无法从“发展生产力”中产生，因为这种“发展生产力”相应的社会形态反映着阶级关系，由阶级利益、阶级意识、阶级要求和阶级觉悟所决定。马克思不止一次的强调指出，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革过程中，阶级差别将不断的产生出来，这种差别以合法形式、通过上层建筑领域产生，“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因此人民一定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并最终消灭阶级差别。[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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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化是阶级斗争的结果，生产关系在资产阶级失去政权之后继续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在新的条件下再生出来，这种再生是以社会生产过程没有产生革命性变革为条件的。在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体系和新的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以前，社会组织方式必须首先经历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一过渡时期内所有的社会关系必须经历一场彻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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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是新生、异常复杂的事物，它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其复杂性恰恰源于它的本质——社会主义是历史性的、绝无仅有的从阶级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通道。在社会主义转变时期，新的生产关系尚未取得统治地位，用一个当前中国的常用表达方式，社会主义仍是“不完善的”。社会主义中存在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些萌芽的发展同已有的市场关系和资产阶级关系彼此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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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经指出：“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是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经济、道德和精神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的痕迹。”并着重强调这种“不完善”是必然的。毛泽东也在一系列场合强调了这一思想，特别是1957年他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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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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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不完善和不发达是与旧有生产关系局部范围内的重生（甚至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仍会再生）同时发生、彼此关联的，这一现象消亡——或者说被消灭——仅在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条件下才能发生。列宁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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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义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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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的“不完善”，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的特征，围绕这一特征产生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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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0年代的苏联，这一问题引发了大量理论上的混乱，人们一度认为社会主义已经“建成”。于是，社会主义不再被视为一个过渡阶段，而是被当作一种稳定的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最终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同阶级斗争不再发生关系，相反仅仅依靠发展生产力和维护、并复制现存（社会）关系就可以实现[21]。然而，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仍然存在，社会生产过程的变化仍然以阶级斗争为条件，首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在这种条件下，必须摧毁资本主义属性的社会关系，消灭资产阶级法权。归根结底，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因素彼此斗争的过程中，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居于从属地位，必须在不同的社会组织中加以限制和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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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斗争关系中，矛盾主要方面的转换并非一帆风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取得统治地位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在政治领域、尤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但在初始阶段上，无产阶级并未掌握每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取代（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并未发生，或者仅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的局部范围内发生。旧有生产关系局部范围的再生，例如在工业企业资本主义“管理”方式上的顽强表现，形成了资产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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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和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贯穿于整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根源是旧有生产关系的自我复制和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通过资本主义属性的社会关系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组织中的斗争而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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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方式主要依靠执政党的政治路线。这一路线代表着正确的群众意志的集中，使得群众自己能够从过去无产阶级斗争历史中总结经验和教训。政治路线是关键因素，只有路线正确，消灭资本主义管理方式才成为可能。工业管理方式的转变同单纯的“管理方法”、“管理技术”上的调整大不相同，它集中于生产关系本身，并且只能通过不断的阶级斗争才能实现生产关系和管理方式的革命化。当无产阶级掌握主动权，这一斗争将逐步让位于群众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过渡到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下更为有效的社会所有制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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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过程中，会产生社会组织方式和生产过程上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用机器，工人聚集在工厂中进行集体生产。早先的（封建工场）工人对生产工具的独立关系被打碎，工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统治、也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组织起来，集体依附于生产资料，无产阶级内部也被分为不同的等级，彼此独立的组织在不同的生产单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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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的工人”这个概念应当同“联合的工人”的概念区分开来，后者指的是已经彻底摆脱剥削、进入新的关系中的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联合”的工人。在这种关系中，资产阶级对劳动分工的干预已经消除，因为全面发展的“联合的工人”的产生意味着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管理工作和执行工作差别、城乡差别的消除【注：三大差别的消除】，以及组织上分隔的“生产单位”差别的消除。文化大革命标志着旧的“集中的工人”的关系开始被摧毁，也标志着联合的工人的诞生以及社会统一劳动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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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生产资料被全社会占有——也就是说为了直接生产者能有效的集体控制生产资料——工人阶级要克服分裂、实现统一，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统一必须战胜他们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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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未能足够的实现统一,直接生产者就不能广泛实行直接社会管理.他们行使对社会的管理只有通过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思想政治统一的工具,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至关重要。党能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只有在党是无产阶级思想的载体并确保人民群众能逐步掌握无产阶级思想的情况下，而在实现这一的目的的过程中，要求党作为人民群众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群众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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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支持无产阶级政党这一事实，并不一定意味着群众已经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他们的实践也不再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在生产斗争领域尤其如此。只要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没有被克服，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就会保持分裂状态，倾向于优先考虑局部利益或个体利益，而不是整体的革命利益。中国解放后数年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如此，毛泽东当时的论述也说明这一点。“在经济和财政制度上，我们必须克服不统一、闹独立、缺乏协调性的弊病，建立统一的、目标明确的劳动体系，保证我们的政策法规能够不折不扣的执行。”[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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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在使劳动者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方面迈进了重要一步，并为统一的群众运动创造了条件。这样，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使人们的观点、政治标准、计划、方针以及行动获得空前统一成为可能。相应地，每个企业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关心整个国家的利益，甚于关心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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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形态上的革命——群众逐步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占有，而资源和生产力的积聚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实质性的积聚过程。为使这一社会化占有的积聚过程充分发展，直接生产者必须在行动和理念上、目标和手段上有效地联合起来。这一联合不能从外部强加，它需要实践、观念和感知上的统一——这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要求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情况还不是如此，生产方式和产品的社会占有就依然是不完全的，即只是部分的和形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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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强调了这个事实，他指出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只是在形式上解决了生产力的社会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生产方式的国家所有制——即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仍然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它表明的是一种法权关系，而不是生产关系的彻底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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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国家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方式，显然还不是真正的社会所有制（“社会”自身所有）。它还意味着生产者自身还没有直接地完全地占有生产方式。事实上，国家仅仅按照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的方式存在。这就是为什么在生产方式完全统一和直接生产得以实现之前国家必然会消亡的原因。当然，这是一个很长时间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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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除生产方式的私人占有法权关系和实行计划经济制度是生产方式社会占有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种社会占有还要求社会生产过程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不能强加给直接生产者，而必须通过联合的集体行动实现。这一联合只有当广大群众抛弃非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才有可能，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分裂群众并使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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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使人民群众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种阶级斗争，不过它只是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更为广阔的所有制变革的一个阶段。只要这个条件得不到满足，或者仅仅得到部分满足，来源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就会继续存在。这些观念会分裂劳动者并使他们受到剥削关系的奴役，还会使剥削关系以及生产方式和产品的剥削阶级私人占有制的再生产成为可能。不管私人所有采取什么样的法权形式，这种可能性都会存在，这些法权形式可能是“国家所有”或“集体所有”，以及掩盖剥削关系的其它更巧妙的方式，尽管披着相反的外衣，它们代表的还是私人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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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群众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基本的条件，因为只有具备这一意识形态，广大群众才能够正确分析社会矛盾，并通过阶级斗争解决这些矛盾。直接生产者具备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使得他们能够理解生产的社会化过程并不仅仅是“个体行为”的“重叠”，而是一种集体行动，这种集体行动需要在得到控制前就展开。只要生产的社会化过程还不是直接生产者的单个行为，它就会被分成若干独立的基本过程。社会化过程的统一就会在生产者以外的组织的干涉下进行，该组织若不是置于具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无产阶级政治组织的领导下，就会导向剥削阶级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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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意识到生产过程的统一似乎“需要”通过上述关系，支配生产社会化过程的阶级的意识形态声称，这一过程是个体行为的总和，或者是只有通过高于直接生产者之上的特权机构的干涉才能够实现、协调并完善的特殊过程。因而，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造成关于阶级分化的生产方式是“公正的”这样一种错觉。通过造成被剥削者可以单独地或通过独立行动“解放”自己这样一种错觉，这种意识形态造成了被统治阶级自身的分裂，使得统治阶级能够维持剥削并再生产维持剥削基本的社会和物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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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果无产阶级政策不包括管理企业，则与直接生产者的分裂一样，企业之间也会发生分裂。这样市场和金钱关系或者外在于直接生产者的生产计划就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第一种情况是受利润支配，第二种情况是受产品支配。无论哪种情况，直接生产者的积极性事实上都是受着特殊利益而不是整体革命利益的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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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无产阶级政策，无论从创造利润还是从实现“计划”出发，每个企业倾向于追求自身利益甚于整体利益。企业之间不是通过高效合作以完成更困难或较少“利润”的任务，而是尽最大努力完成最容易的计划或者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获得特殊的订单和计划方面有很多诡计，以便获得更多的生产设备或者接受质量较差的产品。同时，劳动者不是置身于生产关系变革之中，而是在个人利益驱使下尽力地提高产量，这里个人激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整个激励体系要求监督、控制和等级制度，这使得企业中能够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同时导致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削弱。因而金钱和计划一样是生产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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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条件下，群众的首创性和积极性被窒息了，生产发展只有通过剩余产品的积累和自上而下的技术革新才能实现。积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驱动力——盛行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中。积累在决定经济计划特殊内容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过于关心生产产量，而产量已经超出了群众的消费量，必然会导致对群众需要的忽视，因而破坏直接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只有在个人物质刺激的制度下才会为完成计划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制度使得一个直接生产者以外的阶级能够重建或扩展其对劳动者的控制并进而剥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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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强调指出，与修正主义意识形态所断言的相反，利润驱动并不能获得与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相“类似”的结果。从意识形态上看，利润优先和首先考虑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水火不容的。从政治上看，有些考虑个人利益一定会强化控制、不信任和压迫。从经济上看，劳动者的特殊利益与整体利益及革命始终存在着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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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经济学家”的幻想，类似于“自由主义”思想，它相信优先考虑个人利益和满足整体利益之间能够建立一种完全的和谐社会。但总有这样的事例，使特殊企业最“满意的”，并不能在整体上，或者从生产关系变革或世界革命的角度，使劳动者满意。总有这样的事例，为了满足全体利益，有必要牺牲个体或一些企业的利益。像中国人所说的：“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企业只是全体的一部分，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必须始终考虑全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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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人正在改造企业，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企业现在已不是单纯的“生产单元”，而变成了生产者可以执行权力的政治单元，变成了意识形态单元。对于这种联系，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时，“管理也是社教【注：即社会主义教育】”[23]。因此，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是企业进行社会主义管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增加战斗决心、生产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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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一个阶段，但仅仅是一个阶段。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因此，为整顿新机构的工作风格，批判和运动总是必要的。没有这种批判和运动，机构必然有脱离社会主义道路的危险。1967年8月，毛泽东强调文化大革命要进行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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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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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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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前面的文字，我发现对下面这个事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阐述，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对社会关系的改造，不是群众在“自发的意识形态”这一错误观点激励下通过自发运动实现的，而是在毛泽东革命路线政治领导下的群众运动中，在坚持革命路线的工人、农民、干部等的活动中实现的。路线和运动是激发劳动者适当的首创性、使中国的群众统一起来进行战斗、并且在群众还没有克服资产阶级路线和阻碍中国向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社会关系之前就能够明确必须达到的目标的唯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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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还没有给革命路线的积极作用以足够的阐述，也未能提供足够的历史数据说明它对资产阶级路线的挑战，这会给人造成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社会主义变革是有利的客观条件单独形成的“确定的”结果。这种观点会使斗争的范围和复杂性变得模糊不清，而中国群众必须与伪装成修正主义和“极左”形式下的资产阶级路线进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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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斗争，必须注意，虽然矛盾——文化大革命使矛盾的解决成为可能，因而开辟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客观条件，群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别是通过中央委员会1966年8月8日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以及1966年8月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的号召下运动起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文化大革命才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并产生深远的影响。这里还必须指出，革命路线的推行还受到群众自身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阻碍。如果这些思想在群众中不很盛行的话，资产阶级路线就只能够动员一小部分“吃老本”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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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化大革命只能看作是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路线与资产阶级路线斗争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有其特有的特征，可以肯定，斗争还将继续——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存在，而只要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存在，只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继续相互冲突，斗争就一定会继续。牢记一些决定性的因素，这些观点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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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继续存在，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革命以后，甚至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盛行以后，资本主义关系（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存在的客观基础）并不会简单的消失。由于这些资本主义关系的继续存在，工人仍将继续部分地与生产资料分离，并且一小部分仍可能处于被生产资料雇佣的状态。无产阶级路线的基本目标恰恰是破坏资本主义关系及由这种关系而产生的阶级。这个目标只有经过社会关系——既包括生产关系，也包括政治和意识形态——整体的革命变革才能够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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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路线的基本目标是通过保存甚至可能是发展资本主义关系来维持阶级划分。资产阶级路线引导下的运动在追求上述目标时，不考虑这条路线的追随者特别是普通工人怎么“看待”其客观表现。由于上述关系决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特殊属性，资产阶级路线呈现出两种看似相反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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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种观点显然具有十分保守的特征。其追随着提倡社会关系的一切革新都要“延迟”，除非“生产力已经足够发展”，同时他们鼓吹要提高“经济效率”，进而要求一种特殊的纪律。在中国，资产阶级路线的上述观点的代表是刘少奇路线。尤其它已经被频繁的分析过，包括我引用过的Daubier的“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culturel le prolétarienne en Chine”【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一文，对于这个观点我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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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路线的另一种观点披着“相反的”外衣，其保守特征模糊不清，只有仔细分析它的口号和实践才能揭示其真正的阶级本质。资产阶级路线的这种观点与“极左”路线是一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非常盛行。本后记将专门提供一些与这条路线追随者的活动相关的最新事件和反映，这方面已经产生很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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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极左路线提出两种口号。一方面，它提出脱离现时需要和可能性的标准，而竭力将次要矛盾指为主要矛盾，给群众提出现时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使群众分裂。另一方面——这一面更为重要——它迎合群众而提出小资产阶级的口号，是伪装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这些口号阻碍着变革进程，对群众提出貌似“激进”的口号，并不能引向社会关系的真正转变。从长远看，这些口号会解除群众武装，消磨群众意志，并分裂他们。极左行为破坏群众的革命团结，在其它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它竭力迫使一些人民公社废除按劳取酬的实践，或者在群众还没有准备好时就提出立即全面放弃土地和农业的个人私有制【注：这里指的可能是自留地自留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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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文化大革命期间资产阶级路线如何伪装成极左的样子，我们有必要简要回忆一下这条路线的一些手段和形式，将其与无产阶级路线的口号和实践进行一些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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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广大群众能够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分析方法，无产阶级路线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对于那些需要认识错误并进行改造的批判对象，极左分子尽可能地诉诸人身攻击、羞辱大会甚至人体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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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7月29日，我在上海钢铁学院亲眼目击了一场让人感觉羞辱的会议。我想在那时这仅代表一次孤立事件，没有太多政治上的普遍意义。当1971年再次访问钢铁学院时，我发现这种羞辱人的会议是由过激左派（即“极左”）发起的，为数众多，最后经常导致使用身体暴力。学院的工作因此而停滞了几个月，在几个极左领导者被赶下台后，工作才恢复起来。顺便提一句，那个被批斗了很多次的有问题的人，并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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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的中国，开批斗会、搞人身攻击、使用暴力是资产阶级路线的典型特征。然而，对错误思想的批判帮助群众逐渐辨识清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分辨清楚，什么关系到革命利益和他们切身利益——人身攻击根本不可能达到这一实质效果【注：即十六条所说“触及灵魂”】。如果说需要帮助被批判者矫正错误，这些错误做法阻碍了矫正过程，尤其是那些行政上简单粗暴的错误，或者表现出来决没有错误的行为，实际上却是严重的政治错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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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人身攻击往往将群众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并不关系到本质的问题上去，例如这个人的历史问题，将群众对关键问题的注意力转移走——他们的思想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根源在哪里，这种思想所植根的社会关系和物质基础是什么，需要对哪些社会问题进行改变，等等。在发动人身攻击时，极左分子广泛使用“传记”方法，将一系列关于党员政治历史的细节集中起来。这实际上将群众注意力从分析思想、观察行动等方面转移到被动的等待“被批露的新鲜事”、从“秘密档案”中推测被批判者的历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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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攻击的形式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实践紧密相关，也会导致特殊的政治结果。在诉诸实践的过程中，极左分子实现了两个结果：将富有经验和充满献身精神的革命干部换成自己派系的人；保存现有社会关系不变革。理所当然，这一过程加重了这样一种认识：撤换一个人比使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革命化要重要得多。在1967年极左分子公开鼓吹“生死斗争”，提出了具体的形式，即“把彭揪出来曝光”“痛打落水狗”[25]。这清晰的表明，极左分子并不关心社会关系的变革，只关心个人化的斗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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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7年下半年，坚持革命路线的人越来越坚决的要求发动两部分斗争——首先，“彻底怀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次，“在各自单位中胜利实现革命批判的任务”[26]，也即，为实现社会关系的变革而斗争。极左分子则从其自身派系出发，继续要求批判和谴责某个人，这使得人们忽视使社会关系革命化的任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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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访问上海钢铁学院期间，我向一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问题关于极左问题的看法，他回答说“不是斗争－批判－变革（即“斗、批、改”，译者注）的完整方式，极左分子只想斗争－批判，他们想废除学院而不是在学院中变革。他们想抛弃旧知识分子，而不是要帮助他们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意识。极左分子不懂得一分为二，不懂得旧知识分子掌握知识，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我们在同这些错误倾向做斗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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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无产阶级路线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坚持的革命实践相一致，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完全不同。这条革命路线把“社会变革”的问题——需要改变社会关系，改变工厂里的管理方式、推行鞍钢宪法，需要对犯错误的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再教育，等。在1968年9月，毛泽东作出了如下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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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对过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学校毕业生早已从事工作及现正从事工作的人们，要注意对他们进行再教育，使他们与工农结合起来。其中必有结合得好的并有所发明创造的，应予以报导，以资鼓励。实在不行的，即所谓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及资产阶级技术权威，民愤很大需要打倒的，只是极少数。就是对于这些人，也要给出路，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上述各项政策，无论对于文科、理科新旧知识分子，都应是如此。”[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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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相反的路线显现出来——极左分子领导的是一条资产阶级路线，诉诸于人身攻击、“生死斗争”；无产阶级路线主张再教育、对社会关系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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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消人身攻击、转为开展文化革命的过程中，极左分子进而提出了抽象的道德标准，并用这样的标准去“鉴别”每一个人。其中的一条标准是关于自私问题的，极左分子继续鼓吹对利己主义进行抽象的斗争——有时也称做“根除自私思想”【注：狠斗私字一闪念？】。这样的斗争使人产生幻觉，进而忽视根除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忽视对修正主义发起有力的斗争。1967年中国发表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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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己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修正主义的温床。修正主义是利己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不能打倒利己主义，毛主席在发动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过程中提出的各项理论、路线、原则、政策都不能被深入贯彻执行，斗争的总体方向也不能被很好领会，反修斗争就不能进行到底……除非克服了利己主义、全社会都关注公众利益，否则就无法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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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论断掩盖了修正主义的真实本质：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政治路线，深深植根于资产阶级本身及其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对于极左分子而言，修正主义、资本主义仅仅是利己主义的“结果”，这种观点反映出资产阶级世界观和唯心主义概念，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源于社会实践、带有阶级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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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极左分子并没有把他们提出的观点简单的表现为“从天上掉下来的”。传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认为，利己主义代表“自然的人的本性”，极左分子并不这样认为，他们想当然的认为，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残余存在“在人们的头脑中”的表现。1967年《红旗》杂志社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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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阶级意识体系的核心是利己主义、自私。作为私有制存在几千年的结果，这种利己主义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旧的社会关系已经被铲除了，但伟大领袖毛主席看到：‘反映旧体系的旧思想将在人们的头脑中存在很长时间，不会轻易消除。’资产阶级正好利用这种垃圾去腐蚀群众和年轻的一代，试图用利己主义征服人们的心灵，同无产阶级顽抗到底。”[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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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旧的社会体系已经被根除了”的这种错误言论，意思是说旧有阶级及其意识形态在当前不再有任何社会基础；这就使得人们无法理解，为什么意识形态的残余会存在，其中最重要的是，树立在群众面前的仅仅是一个“道德上的目标”，而不是政治目标——破坏在资产阶级的社会存在、实践和思想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自然而然，他们认为资产阶级关系尽管已经被根除了，但它产生的思想仍将继续存在，这种断言使资产阶级关系完整无缺的存留下来。刘少奇也是这种观点，他提出要穷根究底、深挖利己主义错误思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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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分子通过否认资产阶级存在，不仅帮助资产阶级关系完整维持下来，而且也阻碍了对自私自利现象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必须的，在意识形态领域并不是彻底消灭自私自利，而是在意识形态革命的框架下，具体的为经济、物质关系变革清扫道路、巩固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清晰的说明，在通往无阶级社会的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改造客观关系和思想【即两大决裂：同私有制的决裂和同私有观念的决裂。译者注】，以此巩固社会革命的成果。而在抽象的唯心主义口号下，极左分子实际上在“左”的伪装下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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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极左分子和革命立场，有助于思考这一问题。在《红旗》杂志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学习政治经济学”【注：方海《学一点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集中阐述了革命路线的具体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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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有时彼此符合（这是基本特征），有时彼此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同时又不完善，这种不完善同生产力发展又继续发生矛盾。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符合经济基础发展的要求，但上层建筑也存在很多不足，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发生矛盾。特别是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存在于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当中，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阻碍，削弱、甚至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渴望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对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变革，以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断加强、完善。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试图阻碍这一变革，原因在于这种变革不断的在消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因素，这种资本主义因素的消除意味着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的末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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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清晰，革命路线的实质是“清除资产阶级及其党内代理人”，指的就是社会关系的革命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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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分子路线的小资产阶级性质也非常明显，在工厂工作规章改革方面也同革命路线有很大差别。革命路线执行者强调清除那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作规章中的“清规戒律”（早先被受修正主义影响的工厂管理者不断加强），这些规章“保护”工业企业中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劳动分工形式，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管理者脱离劳动，以及一线生产者对技师、工程师、管理人员的从属关系，等等。[33]对于革命路线的支持者，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为了使工人阶级创立革命化的工作制度，将技师、工程师和干部都统一到这种制度之下。在实践中，极左分子将工作规章的问题变走了样，他们主张的不是工作规章的具体的变革——对生产关系和劳动分工的法律形式进行变革——而是要消灭任何规章制度，包括劳动安全、工作时间、质量控制等方面，这完全是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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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分子对此提出了几项具体的目标。由于他们提出的是不切实际的目标——消灭所有规章制度，而不是一个切合实际的目标——从社会关系和工厂规章角度提出有效的社会主义转换——极左分子事实上阻碍了可行目标的实现。而且，通过反对社会分工革命化和追求虚幻目标拖延现实斗争，极左分子干扰了社会生产，违背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使群众开始对文革发生动摇、怀疑，群众厌倦了整天无休止的辩论、对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生产和日常生活的破坏性影响。极左分子动员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工作规章，同时又鼓励转变到小资产阶级方向，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的方面。有很多种做法，但主要通过将个人不满合法化，允许个人在不愿意工作时不去工作。当然，这样的观念同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反映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概念的歪曲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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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行动和口号，极左分子为革命路线的胜利设置了一系列障碍。但在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和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群众和革命干部克服了这些障碍。毛主席的指示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包括群众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经验和极左分子破坏性实践的教训；这些指示给出了应当追求的具体目标——对资产阶级分工方式进行斗争，也给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式方法——消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尤其提倡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三结合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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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获得正确路线的指导，尤其充分吸收“五.一六”指示当中的革命内容，群众能够克服极左分子的反对，实现生产关系的积极转变。极左分子经历了第一次的失败，但通过推动群众愿望中小资产阶级的方面、忽视无产阶级革命要求，他们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组织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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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问题上，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小资产阶级路线之间的对立也同样明显表现出来。无产阶级路线的执行者主张最基本的任务是尽可能消灭物质刺激，因为物质刺激仍在强化工人个体中的资产阶级关系；而相反，极左分子主张重建整个工资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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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革命路线也提出了重建工资体系的问题（关注点是在消除物质刺激方面，什么导致了群众一致谴责的关键性的变化，怎样使导致工人内部分化的复杂工资结构简单化），但无产阶级路线并不认为这是基本的和直接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正如马克思所说，分配关系经常是“生产关系的另一面”【即生产关系决定分配关系。译者注】。这正是无产阶级路线强调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至关重要、而不是首先改变分配关系的原因所在，如果认为在生产关系维持不变的情况下分配关系可以首先革命化，这种观点仍是一种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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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对于无产阶级路线而言，革命的目标是共产主义，也即根除工资体系自身。因此，过渡时期必须为消除旧的工资关系做准备，不仅使生产关系革命化，而且要通过工资以外的方式发展能为现存不平等提供补偿的分配形式（关于体力、医疗等方面）。仅仅从工资方面矫正这些不平等，事实上延长了工资制度的存在，这也是为什么尽可能的从集体分配形式和其他工资“以外”的关系补偿这种不平等更可取的原因；工资“以外”的方面，例如餐饮供给、托儿所、医疗保健等，日益显示出其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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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分子在工资领域强调绝对的平均主义，事实上加强了工资形式。极左分子在对待人民公社成员工资标准问题上建立政治观点时，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其认识的资产阶级属性。他们认为，这在政治立场上属于一种“物质刺激”。然而，政治立场仅在从阶级关系出发的条件下、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条件下，才是革命的。这一实践的一般应用以“在破除少数人特权方面，先进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观点指导下产生的不断变革”为结果，在“政治机会主义的鼓励下……经常滔滔不绝的讲‘正确路线’……这很容易导致集体主义立场逐渐被出风头的行为所代替，可能被表扬的、有酬劳的政治立场必定是显而易见的。”[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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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在群众中的领导地位，极左分子事实上持反对态度，这也更加明显的表现出他们的资产阶级属性。这种反对态度表现在很多方面。一种就是劝阻群众不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鼓励“学习”毛主席语录，“容易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35]这种方式把马列主义变成一系列“实用处方”，漠视最本质的东西——对基本原理的消化和掌握。以下事实非常具体的证明了这一点：当极左分子接管出版领域后，他们停止出版大部分马克思主义著作，努力向工人头脑中慢慢灌输毛主席的著作（从中工人仅能获得一些断断续续的观点，而不是系统的认识）并不属于马列传统理论体系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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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分子还反对用马列主义武装群众，把严肃的学习替换成翻来覆去、反复翻印的几句语录，甚至强迫群众背诵毛主席著作中的某几段文字。在1967年，经常能见到工人们上班前排队在一起用心背诵毛主席语录的情景。在上海钢铁学院，极左分子代表让两个研究员当着我的面背诵《为人民服务》的全篇内容。这种“学习”态度是林彪所支持的：“为了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反复学习毛主席的许多基本观点，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反复学习，反复运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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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极左派的实践，当然与“红宝书”的有效使用是不一致的。它可以作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介绍，而不是被降低为实践方法或者一系列需要记住的引语。即让工人通过它来学习马列主义而不是让他们做别的事。然而在实践中，极左派竭力阻止群众学习马列主义，尤其是（这显然很荒谬）通过宣布“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来达到此目的。他们这样就能说毛泽东的指示就必须被执行，无论它们的意义是否被（群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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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派通过让工人无条件服从来使他们脱离严肃的学习。这与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保持探寻任何事情的原因和理由……决不盲从和鼓吹奴性”。极左派仅仅采纳了刘少奇的主张，它也主张“盲目服从”【注：驯服工具论】，虽然以不同的方式伪装。类似地，极左鼓吹的个人崇拜是想要破坏人民对毛主席的信赖，并鼓励盲目服从任何所谓由毛主席发出的指示。这个方法长期来看导致了对群众的广泛操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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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派反对群众掌握马列主义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到证实：“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在我们的时代，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最佳途径。”[37]这等于是说学习马列主义是过时的、不必要的工作，并且致力于严肃地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以及马列主义基本著作是无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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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极左派在政治上被打败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著作再一次被广泛地传播；同样重要的是，带着帮助工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习这些著作被强烈地鼓励了。中国出版社越来越多地出版了工人和干部的文章，文章解释了他们如何从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受益，以及他们为何认为这种学习是必要的。下面的文字是由一名工人干部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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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像我一样的工人干部对党和毛主席，以及我的工作经验有着深深的阶级感情，但是简单的阶级感情不能替代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敏感性，纯实践经验不能代替马列主义。如果我忽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性——它们是全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我就不能避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虽然从实践中得来的直接经验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特定现实，但是它只是知性的指示和反映，是肤浅的、部分的和不完全的。[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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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指出了另一个极左主义的倾向——通过片面强调直接知识的重要性、主张经验主义以及自然主义来让群众缴械。这样就加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让工人们思想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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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持续地缩小学习的重要性以及片面地强调“直接知识”，极左表现出了对集体经验的蔑视，“忘记”了知识的发展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及最全面的可能性展望。直接知识是部分知识——它从特定的时间、地点，由生活在特定条件下的一个或多个人获得。给予直接知识比间接知识更多地重要性，意味着用个人实践替代全国的和国际的群众历史实践——实践在可以通过学习吸收之前，必须被系统化、被综合起来。通过支持这种替代，极左鼓励经验主义并且倾向于剥夺中国群众对全国和国际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的了解。当它不能接触这个经验时——这些经验是马列主义著作的集合并且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保持活力——革命运动必然要倒退，这样就相对地加强了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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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战线与极左派的鼓吹经验主义的行动展开了斗争。由于这些行动受到了来自革命战线的越来越多的打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趋势开始失去了它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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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当然，中国出版社最近的文章说明了这些斗争仍在继续，特别是在早些时候引用的文章“克服经验主义”中，这篇文章有下面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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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如果我们认为直接经验是完全的和严格的——将部分经验作为不可动摇的公式，并将它到处应用，使用旧的经验来对待已经发展和变化的新的事物，或者高估我们的部分经验、低估或者否定其他正确经验……这些实践活动领域相当广阔，但是个人实践的范围总是有限的。当我们强调从个人实践得来的直接经验，我们还应该珍惜群众的创造，善于做调查和学习，虚心学习人民的经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好我们的工作……一个人不能在任何事情上都取得直接经验。实际上大部分知识都来自于非直接的经验。如果任何人只相信他自己，并且将它个人经验与群众经验对立起来，将直接经验和非直接经验对立起来，他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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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经验主义者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在革命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不注意学习革命理论……醉心于狭隘的，无原则的“实践主义”，成为没有大脑的没有未来的“实践者”，缺乏坚定的正确的政治导向，他们容易变成伪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的意识形态俘虏。[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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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极左派自发主义（spontaneism）是经验主义的直接扩展。像经验主义一样，自发主义声称，只是可以从有限的实践中获得，群众总是不会错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坚持从实践中得来的正确理念，将群众的实践放在第一位；这里它被歪曲成这样的主张“群众的所有想法都是正确的”。在1967年1月，《红旗》主张生死战和煽动群众对广大干部进行暴力打击，这详细描述了这个极左派观点。然而革命战线警告这样的行为并且主张“基于理论和事实的斗争”。极左派断言群众总是对的，并且不能超越（could not commit “excess”）。革命战线的追随者批评了这个资产阶级观点，警告了增长的“自我扩张”的趋势，野心，小集团态度，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所有的这些趋势都是极左煽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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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也努力赞美自发主义。例如，他说“群众的革命运动是自然而然地合理的。虽然群众中有些团体和个人会犯右或者左的错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合理的，总是对社会进步有利的。”这与历史教训是不一致的——存在并且可以存在资产阶级领导的群众运动，就像不幸被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主义，各种种族主义等等证明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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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在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之间的矛盾（“群众的绝对权威”）以及它的教条（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是显而易见的。在每个例子中，目的都是相同的——否认学习马列主义的必要性，否认理论和党作为帮助群众区分正确想法和错误想法，统一行动的不可或缺手段。在每个例子中，极左派言论都削弱和分化工人。“极左”的经验主义和自发主义是它的政治上的资产阶级特性的进一步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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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派的暂时的和部分的成功延迟了革命战线的胜利。他们传播混乱，这个明显的极左的“激进主义”创造了假象，似乎它代表了真正的左派潮流。极左派的实践和言论的暧昧特征使它表现为几个不同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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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术上，极左当然不会公然宣称自己是某个独立的潮流。它努力伪装得像一个马列主义革命趋势；它通过将它自己的主张混入马列主义概念和毛泽东的著作来掩饰它的真正本性，这些它自己的主张揭露了它真正的阶级特征。马克思主义、革命教条和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实践混合物标记了极左的真正阶级特征，并且使它能够欺骗一些工人，渗入权利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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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极左口号确实经常在劳动群众中有良好的回应。在转变时期，事实上工人的期望具有双重特征。只要他们连续地伴随着群众的客观分化（源自资产阶级关系再生产，资本主义因素的持续存在），工人仍保有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特征。同时，他们也反映了改造世界的愿望；换句话说，他们也与革命意愿一致。极左因此对带有小资产阶级一面的群众使用它的经验主义，自发主义和教条主义。当极左采纳无产阶级战线的一些说法的时候，这引起了更广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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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持续的复杂的斗争过程中得到了第一手经验，在从无产阶级战线追随者那里得到帮助之后，受极左思想影响的工人学者区分两种相反的主张：极左从革命战线上借鉴，但是没有转变到实践当中；和不革命的“激进主义”主张，因为它们的目标不是真正的革命而仅是用“生死决战”和个人攻击代替改变社会关系得真正的斗争以保持革命群众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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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因素也对极左的暂时的和有限的胜利做出了贡献。文革的开始阶段被认为主要是斗争和批判，因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姿态成了斗争的焦点，而极左的姿态像是与革命战线很相近甚至一样。即使在这个阶段，革命和极左的不同也像任何时候一样深刻和广泛（因为它们忍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但是他们暂时被归入一个次要的位置，即便他们在大量的出版物和文章中很明显。对这些出版物的仔细研究使这一点变得十分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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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文革的第一阶段以后——一旦修正主义已经基本上被击败新的关系开始以后——极左阵线的资产阶级特征（它培育了旧的关系）迫使它抛弃它与革命阵线的明显的密切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阵线之间的斗争于是变成了愈加明显的革命阵线和极左阵线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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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的开始阶段，极左在激进的大学生和中学生中获得了群众基础。只要斗争还主要聚焦于上层建筑——在意识形态机构，大学，研究机构等等——这些激进青年的力量就是相对重要的。学生环境见证了一个尖锐地斗争着的对立极左派团体的大量增长。在1971年8月13日，我与北大革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年轻的委员会成员描述了在刘少奇的阵线垮掉之后极左的行动，认为他们是在试图分化革命阶级的小集团：“事实上，我们年轻学生缺乏社会经验，有一个不成形的世界观，这使得阶级敌人能够渗入到我们的阶级当中。”然后他指出在1967年6月伴随着文化大革命，武装斗争【注：武斗】在大学中爆发。斗争在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才结束。他补充说：“我们得到这个实践经验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只依赖于学生和教师来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没有工农的帮助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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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斗争的焦点转移到工厂，从而建立了一个广泛的工人阶级政治运动的高潮，极左的社会基础锐减。当工人阶级最终参与到大学、中学和研究院等机构时，极左的影响骤减。工人阶级干涉导致了紧密团结在革命阵线周围的群众联盟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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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极左被孤立了，它被迫掩饰它的真实目的，转而进行个人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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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阵线，从它自己的角度出发，能够并且必须发动一场意识和原则的斗争。它的进攻不聚焦于个人，除非当这些个人有意地参与真实的阴谋，但是只是在思想上（斗争）；这就是为何被极左意识形态欺骗的人中的多数后来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在各种权力机构保持了负责任的姿态。[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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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时期的混乱之后，群众团结在无产阶级战线周围，要归于他们能够从他们自己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他们在复杂的任务中从无产阶级战线的追随者那里，在绝大多数党员那里和在他们自己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当中得到了帮助。中国工人于是更深入地得到了对极左的虚伪“革命”特征的认识，认识到了它的资产阶级特征。这解释了为何大多数过去的极左追随者会发现他们的错误并在此加入到革命的行列中。这导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广泛的改变。在这些范围内的改变只有在工人团结在革命阵线周围的时候才有可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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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群众完成了联合，几乎所有的极左追随者加入到革命阵线，并且常常保留着他们的原有岗位，极左表面上解散了。这个突然的变化令很多国外“观察家”感到惊讶。这还使大量国外的受中国极左伪激进主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感到迷惑。由于远道而来追随这个事件，并且对已经在中国新闻上公开发动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缺乏足够的关注，他们发现，并且仍然觉得难以理解极左——他们将极左与革命阵线相混淆，同时极左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么快就崩溃了。然而解释很简单——一旦中国工人抓住了它的阶级特征，极左必然失去它的群众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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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左的政治崩溃必然会对那些拒绝承认错误并且竭力进行阴谋活动的极左派有严重的后果。但是历史地讲，这些后果——它只被“严肃”（资产阶级）新闻捕获了——只是极左势力瓦解的次要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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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极左不会接受一个“最终的、全面的”失败。无产阶级阵线将会不可避免地继续面对那些资产阶级阵线，他们的修正主义的和极左主义的表现会以新的形式出现。这些冲突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产物，这些阶级斗争是植根于转型阶段持续存在的资产阶级关系当中的；反之，这些只有在成功的革命斗争过程当中才可以被根除并且被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的。这就是为何其它文化革命要求继续第一个文革发起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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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前面所指出的，对两个阵线斗争的主要特点的一些了解，尤其是无产阶级阵线和在极左形式伪装下的资产阶级阵线的的斗争，对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最近阶段，尤其是在文革影响下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是不可缺少的。虽然阶级斗争在1966年中国开始展开的阶级斗争的方方面面还不能全都被理解，但是这里所给出的结论是可以由对文革开始以来中国出版物的仔细研究所证实的。也有可能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比公开出版物更广泛/深入的评价，对于许多在中国发生的讨论和从中得到的结论在国外发行的出版物中是得不到的。进一步讲，只要以前极左派绝大多数犯了真实的错误，而且认识到了他们的错误，对这条阵线的意识形态斗争表现出特殊的形式。根据可用的信息判断，这个斗争带有对某些极左意识形态主题批评分析的优势的特性，而不是对极左的全面地系统地批判。如果这是真实的情况，这无疑归于极左从不，将它自己表现为一个统一的潮流，因为它被分为各个部分，并且多少有些互相矛盾的倾向，一个以这种方式发动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保持党和群众联合的最大的可能性，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一个持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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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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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共产党把这样的政治路线称为资产阶级路线【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即反对通过切实可行的改革以减少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因素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影响。资产阶级路线占主导地位将导致资本主义形式的分工、管理以及资产阶级立场得以巩固（这样的结果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资产阶级不仅包括前资本家、地主等，而且也包括利用职务破坏工人集体控制生产资料和投资方向的干部、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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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请参考我1971年11月发表在《世界外交》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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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文革初期的情况，请参见Jean. Daubier的重要著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巴黎马斯普洛出版社，1970年)。本书的后记也将涉及“极左”问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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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卡尔. 马克思，致路德维希. 库格曼，187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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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除了在医学院接受过正轨培训的医生，中国有100多万受过短期培训(通常是护理等初步的练习)医务人员。这些”赤脚医生”继续从事生产，同时有一部分时间投入到医疗和预防保健上。在华南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农民们习惯赤脚在水稻田里劳作，”赤脚医生”因此得名。当赤脚医生遇到处理不好的疾病时，他们将病人送到专门的治疗中心，以接受更好的治疗。这是中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困难的一个典型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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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因此管理小组与南斯拉夫的自治是完全不同的，小组的目的不是确保利润并实现利润最大化，而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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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当我参观这个厂时，同“极左”的斗争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极左”路线的头子包括林彪等高级官员并非众所周知。不过，根据我的经历，如对话中那样直接提到林彪的名字还是很少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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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72年考察期间取得的资料似乎表明这种“个人”代表参加红卫兵只是过渡形式，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集体形式所取代。这里将再次强调文中讨论组织形式的特性：“实验性”，以及与之相随的动态性、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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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参见后记，“极左”路线把类似调查变为斗争个人的工具，严重破坏了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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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关于街道工厂的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角色，请参见Claudie Broyelle, La Moitiédu ciel【注：《半边天》】(Pariseno?l-Gonthier,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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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对于国家权力被委员会代表，委员会成员由多数人选举和再选举，是在摧毁国家的方向上又前进了一步（参考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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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考Bettelheim,J.Charrière,和H.Marchisio的著作，La Construction du socialism en Chine【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Paris Maspero,1965);同时参考Petite Collection Masp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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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考“鞍钢宪法促进革命生产”，北京参考，1970年4月17日。这个宪法的基本原则已经在第一章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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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依靠群众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整个实践中的一个特点。例如参考毛泽东1943年10月1日的讲话：“既然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领导和政府法令就应该指导和帮助这种斗争，而不是给群众小恩小惠。把减租作为一种恩惠送给群众，而不是激发群众通过自己的运动获得减租，是错误的，结果是不可靠的。”《宣传减租运动，增加产量和在基础区域“支持政府，爱护人民”》，选集，第Ⅲ卷（北京：外语版，1965），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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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列宁选集第2卷(莫斯科：进步出版社，1967)，p.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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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p.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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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p.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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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参见马恩选集第二卷《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唯物史观的一般概括：“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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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见毛选第五册上，1957.3.12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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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列宁《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19年10月30日，《列宁选集》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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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详见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手册，以及斯大林1936年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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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转引自《北京周报》,1970年4月17日，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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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北京周报,1970年4月17日，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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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东风》杂志第26期，提供了很多极左分子在工厂和大学里的行为细节，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果。见第35页，关于学校里的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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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北京周报，第35期第7页，1967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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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北京周报，第43期第10页，1967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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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这一极左路线的方向直到1968年仍广泛传播，在《北大评论》第37期（1968年9月13日）第4页，认为本质上应采用“猛烈进攻”“无情斗争”的方式，提出了“揭露所有隐藏在阴暗死角里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没有提出任何改造社会关系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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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在我访问中国期间，1971年9月7日有一次谈话，提到极左分子歪曲斗争方向为反对“尾巴主义”，并拒绝学习国外经验，断言说读国外期刊、杂志没有任何用处。与之对比，革命路线强调“批判继承旧的、国外的经验，服务于新中国”。极左分子展开了反对学习外国经验的运动，实际上是被盲目的爱国主义倾向所激发的，这也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典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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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北大评论【注：《新北大》？】第42期第16页，196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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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北大评论第42期第11页，196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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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北京周刊，第42期第11页，1967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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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Agence Chine Nouvelle（新华社，法语），1972年9月1日，第1496号大字报，第083107号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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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东风》杂志第26期，尤其第26页和第35页，提供了很多关于工厂中资产阶级关系的表现，还提供了很多“极左分子”在这一方面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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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Claudie Broyelle,《半边天》(巴黎enol-Gonthier,1973),第213页。这本书涉及中国妇女和家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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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这句话出自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的“再版前言”当中（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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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同上，出自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北京：外国语出版社，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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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北京周刊，第46期，1967年11月10日，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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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克服经验主义》，北京周刊，第43期，1972年10月27日，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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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同上，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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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关于这一点，请参见《东风》第26期，第26-27页
6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