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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的改革是改变制度引入以利润导向的市场经济，让资产阶级重新剥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开放也有原则，要保证不引入外资剥削本国无产阶级，但当代中国马斯克在上海建立特斯拉工厂的事实正说明邓小平的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和人民战争重新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机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左翼蔓延。中国左翼确实很大一部分人认识到了中国的修正主义本质，认识到暴力革命是唯一出路，但中国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革命阵营及其政治路线，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及其政治路线的问题，而自认为走无产阶级路线的知识分子及其小团体尽管越来越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从知识上或者审美上（！这种小资产阶级性恰恰是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他们就是只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时尚单品”，也就是一种可以把自己同其他各阶级、阶层区隔开来的（却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出于普遍的阶级焦虑而进行的区隔，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的阶级划分毫无关系，甚至是相互斗争的。）文化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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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星报》是线上部分地方小组领导干部和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编写的报刊。《流火专刊》是附属刊物，旨在推进中国地方学生小组的政治化，建立共识。
+如想加入流星报或者“联合发布处”（流星报编辑部的报刊发布处），可以前往XMPP加入公开频道：中转之地@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并进行联络。XMPP社区是去中心化、匿名、支持加密的，这里的私密频道不会被监控。安卓系统可以下载conversations客户端使用XMPP，具体操作详见工人革命报的安全手册。
+列宁对中学生组织的定位
+列宁对中学生组织的定位这一话题下，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一份文本，莫过于刊登于《火星报》1902年12月总第29号上的《致中学生》。鉴于这是一篇小但精华的文本，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我们衷心祝贺学生们坚毅的创举的同时，要向学生们提出同志式的忠告。希望你们努力把自我教育、培养自己成为坚定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社会民主党人作为自己组织的主要目的。把这项极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同直接的实际工作尽量严格地区分开来。希望你们在加入作战大军的行列时（和加入以前），竭力同地方的或全俄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最密切的（和最秘密的）联系，这样你们就不致在着手工作时孤立无援，你们就不必从头做起，而只需继续从前做过的事情，使你们能够立刻各就各位，把运动向前推进，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
+从文本中，我们能提取出列宁对南俄中学生组织的三个主要指示：
+1.中学生组织的目的是培养“坚定刚毅与坚韧不拔的”党人
+2.实际的组织工作要与这项培训工作分开
+3.要向党的地方和全俄组织靠拢
+但是这还不够。列宁的指示当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自我培养的工作要与“实际工作”严格的区分开来。那么，这里的实际工作指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实际组织工作要与极端重要的培养工作相分离呢？这两项工作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就无法领会列宁关于中学生组织建设的全部思想。为了探索这里的“实际工作”到底指什么，我们就要后退一步，从南俄中学生组织向《火星报》投稿的声明说开去。
+这份声明尚未被以任何形式公开翻译为中文，因此我们只能查阅《火星报》第29号的档案并翻译。查阅档案的辛苦完全是与收获成正比的，因为这份传单当中的内容，恰恰补全了极端重要的缺少了的部分。我们摘抄其中的重要内容：
+1）代表大会承认，我们的中学无法满足渴望知识的青年的最起码要求...代表大会承认，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青年学生才能获得学校本应给予他们的东西。
+2）代表大会认为，我们中学反常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代表大会认为，如果不改变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对中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3）鉴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为此让青年学生做好准备。代表大会承认，俄国知识分子的迫切任务，是在俄国人民的劳动阶级中传播社会主义原则。
+4）代表大会承认，青年的力量不仅在于觉悟，还在于团结。鉴于目前建立全俄中学生组织的构想尚无法实现，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所有南俄中学的统一组织...与其他地区的中学生组织建立同志式的联系。
+至此，我们才能还原列宁指示的全貌，即中学生组织的实际工作到底应该是什么。从上面摘选的决议当中，我们能发现南俄组织为自己设定的五个任务和其意义：
+第一个任务，建立替代性的教育体制，通过党的无产阶级的教育为青年学生提供专制政权下的教育体制所不能提供的知识、科学、斗争经验（在阶级社会当中无产阶级青年武装自己的极端重要的武器）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二个任务，努力推翻俄国的专制政权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与目标，中学生要将自己培养成为坚韧不拔的社会主义者，就必然要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与任务，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坚定选择，并且在上面的“替代性教育体制”下努力坚定的学习无产阶级的斗争知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第三个任务，学以致用，向劳动者和本群体（知识分子或在校生）传播社会主义原则，使党的纲领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知识传播到社会当中。青年学生要为参与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积极的做好准备。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准备工作”与“实际工作”的关系问题。能够完成以上所有任务，让个人的意识与党的建立推向前进的唯一载体只能是以“同志间的关系”结成的组织。因此，建立这样的组织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实际工作”，而学习如何建立这样组织的知识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在这样的组织当中，实际工作与准备工作交织在一起，却又分开；交织是因为没有准备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实际工作，而不进行实际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准备工作；之所以要严格的区分开来，是因为实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无法使其完全“服务于”所谓的准备工作即“培养人”的工作，而是应当作为党的任务与组织行动的基本原则被正式的提出来，将组织建设成能进行最严格的地下工作与最广泛的地上工作（以完成我们的2、3任务）的战斗组织。
+第五个任务。
 当今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内部，长期存在关于革
 命性质的争论与路线斗争。曾经的保党救国派与暴力革命派的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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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以便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
 
-民主革命派的主张是建立在他们同冒险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对立
-
-之上的。由于后两者都坚持自己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民主革命派
-
-在反对他们的过程中就走到了如今这样的立场上。
-
-《十一月评论》和民主革命派一样认为，冒险主义和取消主义
-
-的“革命路线”是不切实际的，它们不可能实际地指导我们这个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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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的中国革命。它们没有意识到作为一个革命组织要如何走向先锋
-
-队，没有试着解决组织无产阶级起来进行革命的现实问题，而是径
-
-直取消这个问题，把自己置于任何小资产阶级清谈馆都可以做到的
-
-地步。即使它们宣称自己的组织团体深受工人支持或由工人组成，
-
-也不能改变其由小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事实。
-
-另一方面《十一月评论》认为，以《列宁道路》为代表的那一
-
-类民主革命派错误估计了当代中国的阶级关系，这使得他们认为在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某种可供利用的、非资本主义化或具有“先进的民主”诉求的中间阶层，因而主张必须先建立民主共
-
-和国，再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两段论方式是必要的。这种主张是对
-
-列宁文本的去历史化直接模仿，实质上表明《列宁道路》和它的冒
-
-险主义和取消主义对手一样，陷入了不切实际的空想。在中国已经
-
-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并竞争世界帝国主义之首的历史条件下，声称必
-
-须让中国先成为民主共和国，这是一条自由主义思想的路线。 
-
-民主革命派以主要活动在“漫长的 19 世纪”中的马克思主义
-
-文献为根据，提出一条近似于“民主共和国是最好的阶级斗争阵
-
-地”的路线。这条路线只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私人资产家从
-
-未被彻底整合进中帝国主义的统治者联盟中，于是在中帝国主义陷
-
-入治理危机而阶级矛盾爆发时，私人资本家居然愿意同无产阶级联
-
-盟打倒专制政体，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而不是在危急时刻
-
-更加紧密地依附在中帝当局及其垄断资产阶级核心周围，从而巩固
-
-资产阶级专政政权，镇压广泛的人民革命局势。 
+ 
 
 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底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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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层，都应该建立这样的学校形式。
 
-在此基础上，则要推进地方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政党化、战斗化
-
-建设，使地方小组能够承担无产阶级先锋队应有的责任，并同时能
-
-够完成促进无产阶级意识的任务。政党化与战斗化不是��议政治或
-
-唯武力论，而是要全体马克思主义者立刻投身日复一日的地方革命
-
-工作，在工作中加深同志间的联系，并同无产阶级一起成长。
-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个个持共同革命路线的地方小组才能
 
-联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革命的政党。
-
-这个理应具有而尚未成为的组织形式，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中
-
-国马克思主义组织达到。我们不要脱离实际去幻想立刻建立党或庞
-
-大的机构，而应共同应对这个必须跨越的挑战。
-
-当完成了这些工作后，那个未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党要扩大自己
-
-曾在地方工作中取得的一定群众基础，依照实际的形势制定具体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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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积极介入一切群众运动，夺取运动的领导权，以便创造革命形势。这时，阶段的目标是掀起一场党所领导的人民战争，并持续斗
-
-争直到旧政权崩溃为止。至此，路线性的分析就回到原先的实际分
-
-析，关于领导权和革命性质的问题，能且只能在实际的革命实践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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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得到解决。
 
 行动起来吧！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
 
 事
 
-
 我们距离建党有多远？（下面资料来自《十一月评论》编辑部）
 
 转载自《十一月评论》编辑部，December 29,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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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出工厂，占领城市吧！
        
 
-列宁主义灌输论：
-灌输论就像一道光，一旦它自布尔什维克革命出发射向世界，哪怕只是在极短暂的时间内刺破过拜物教的黑夜，人们毕竟已经看到了真实的世界，资产阶级再多的谴责和诅咒也无法让这道光消失。即使是极夜，也有结束的那一天。不同于只能被动接受太阳照耀的自然界，社会历史中的人们起先是盲目的，只有在他们不自觉地创造出能够斩断锁链的条件，并有意识地开始寻找时，光才会从他们的心中和行动中升起。而在明暗之间，光常常以扭曲形态出现，导致人们偏离正途。那些试图纠正方向的人，也不得不从扭曲中重新摸索。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它老早就弃明投暗的第二国际，在那时竟是向人们传递光的唯一使者。灌输论，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就不得不以扭曲的、自相矛盾的方式首先被第二国际发现。于是，列宁在《怎么办？》中谈到灌输论时，也就自然而然地搬出了考茨基和拉萨尔的权威。之前已经提到过，列宁以拉萨尔的“自我清洗”论为《怎么办？》的题记，不仅如此，他还认为拉萨尔“对于德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使这个运动脱离了它自发地走上的那条进步党的工联主义和合作社主义的道路。”[1]列宁对拉萨尔的这种称赞不是个人偏好。尽管拉萨尔在今天几乎被遗忘，甚至被视为跳梁小丑，但对第二国际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他的地位绝不亚于马克思。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的威廉·李卜克内西曾说：“理论和实践是两码事。我无条件地相信马克思的理论，但在实践中我要走自己的路。”[2]正是这条自己的路，导致了他和倍倍尔在哥达大会上对拉萨尔派的决定性妥协。即使被视为反对灌输论的罗莎·卢森堡，也在对科斯佳·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之子）的私人信件中透露：“我很高兴你如此欣赏拉萨尔的思想。我也为之疯狂。我坚决捍卫这一思想。他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认真研究劳动和科学。他的思想是活跃的、天才的。马克思更加宏大、深刻，但远不如拉萨尔那么灵动、丰富。”许多人在发现列宁、卢森堡等等革命家同拉萨尔的关系后，相当失望地断言先锋队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就出在这里，认为列宁和卢森堡在组织政治上追随拉萨尔，才会把“理智和科学”视为知识分子的特权，以至于出现革命者蜕化为党政官僚的历史悲剧。[3]在前20年的中国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对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忱早已退潮，无产阶级的斗争和诉求停留在经济范围内，但有时又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能够提出公民社会意义上的政治口号，导致经济和政治两个范畴无法明确区分开来，这就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中涌现出一批崇拜自发性的工人主义者。为了让灌输论名誉扫地，他们不惜求助于资产阶级学者，把列宁说成考茨基思想的忠实执行者，把列宁主义视为真正的、毫不妥协的考茨基主义。在政治上，他们属于机会主义中的等待派分子，把革命者的政治组织和新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亚文化社群混为一谈，说革命行动无非是盲动送死或谋求政治资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不是不知道列宁说过即使工联主义也有自己的政治，但每当看到现实中的劳资斗争就欢呼雀跃，从未想过这些��争在公民社会中是极其平常的；不是不知道革命需要组织起来，但每当看到投身革命竟需要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就转而高谈阔论时机尚不成熟现在应该“潜下心来”好好“做研究”。这种仅仅对文献加以拼接、剪辑和联想的“研究”，只是他们吹嘘的谈资而已。过去一百年来形形色色的灌输论之争，反对的意见无非在于：列宁的灌输论背离了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用知识分子先锋队对无产阶级的启蒙取代了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结果没有人能够防止党本身的腐化、叛变，正如苏联故事。从实际的历史上看，这种论调是肤浅的，它只是从外观上观察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中发生的事变，而从未深入看到任何整体。从文字上看，立刻可以找到一个简便的辩护办法。只要翻开《怎么办？》的书页就可以知道，灌输论的背景是“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醒，而它的弱点却在于身为领导者的革命家缺乏自觉性和首创精神。”但经济派分子并不承认这个背景，反而认为问题不在于革命者的自觉性太少，而在于他们对群众的自发性斗争还不够重视，因此批评列宁的态度“轻视发展过程中的客观因素或自发因素的意义”。[4]矫枉必须过正，所以列宁故意使用夸张的言辞同他们针锋相对。在日后的两场革命中，列宁也提出过群众比党员更革命的观点，在苏维埃时期更提出要让群众来监督党。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灌输论是不是正确的，而在于要学习列宁那种在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办法的灵活态度，根据具体条件选择要重视自发性还是重视自觉性。相当数量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灌输论就是这样的态度。一边说要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革命家思想，另一边却非历史地把完整的学说裁剪成语录来背诵、引证，在同另一条语录相冲突时再美其名曰“辩证看待”。对灌输论的这种辩护在策略上是有效的，但却是庸俗的，有倒向非马克思主义的危险。不需要多加思考就能够看出，这种观点使灌输论把降低为辩论花招，在实质上取消了它的原理地位。这种看似立足于历史情境的辩护之所以是彻底非历史的，是因为它并没有试图认真解决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它同无产阶级的关系问题，而是选择把问题抛进历史的密林中，认为只要人们进入错综复杂难以论说的历史，就能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名义堆砌对历史外观的碎片的引证，从而搁置理论问题，假装它并不存在或没有意义。结果，人们不仅没有迎来共产主义的曙光，反而发现马克思主义者反而充当了救赎的拦阻者。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回到问题及其历史现象本身，而非随意穿凿附会，找一个革命史上的权威代表给自己背书。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共产党人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在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爱尔福特纲领》上有着一样的话：“把工人阶级的这一斗争塑造成为一种有觉悟的和统一的斗争，向他们指明他们天然必须实现的目标——这就是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在《爱尔福特纲领解说》中，考茨基简练地用一个公式概括了党的性质和任务：《社会民主主义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为了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彼此协调，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运动，社会主义就必须超出空想主义的思想界限。这一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业，应归功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奠定了新的、现代的社会主义——用今日的话来说，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科学基础。他们由此把社会主义奠立在坚固的地基上面，使它由好心肠的幻想家的美丽梦想变成了严肃斗争的目标，进而证明社会主义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而必然的结果。他们使战斗的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并指出它能够以最小的牺牲直接走向预定的目标。目前，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任务，不是随意发明新社会，而只是从现存社会中发现新社会的因素。社会主义者不必自上而下地拯救无产阶级，使它摆脱贫困，而应当支持它的阶级斗争，提高它的阶级觉悟，帮助它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以便使它自力解放自己的时日能够迅速而没有痛苦地到来。使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能够成为更自觉和更合目的的斗争，这就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任务。前面已经指出，列宁在《怎么办？》中要求“结束第三个时期”，而这正是要通过在俄国建立（他认为是重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才能够做到。从《共产党宣言》到《爱尔福特纲领》及其解说，再到《怎么办？》，尽管马克思主义在考茨基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介下受到极大损害，但在这个结合公式中，没有任何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当列宁谈到“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的时候，他想不到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竟然会反对这个说法，因为这只不过是对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做了一个陈述而已：“各国的历史都表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5]如果不提出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每个人都能自明地在历史上看到他们的存在。然而一旦提出来，就引起了巨大混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当记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也许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在我们中甚至有人提出知识分子，特别是构成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主要部分的学生，全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理由是他们“脱离生产”。很早以前我们就指出过这个煽动性断言有多么荒谬。任何群体，如果被认定为整个地同社会生产不相干，那么它就不可能属于任何阶级，因为阶级必然根据生产关系才能界定。任何人，只要他还继续参与着社会，就不可能脱离生产，否则他就不可能存活下来，甚至无法被认定为是一个真正的人。而如果这个脱产指的是脱离对商品的直接生产，那么它就只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对各种物品的生产系统，而这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归根到底，学生脱产论只不过是根据中国上一次革命的遗产而炮制出的一种新的自发性崇拜。这种自发性崇拜表现为极端的“工人政治”，但在这里，无产阶级的形象只是一个规范性的理念，而那些歌颂无产阶级的高调子只不过压抑知识分子，不让他们发现真正的革命学说的工具。这就是为什么它无法在现实的无产阶级中取得成效。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因此把无产阶级概念同资产阶级的至善、至美和绝对正义相混淆，进而把它设定为倒悬在每个人头上的道德理念之剑，作为政治审判的理由，那就完全不是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能被视为资产阶级中较为激进、空想的那一派别的学说。列宁指出，之所以说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学说，工人阶级自发地倾向于社会主义，不是因为无产者天生具有某种高贵的类本质，而只不过是因为“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然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理论必须“不屈服于自发性”并且“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6]那些伪装成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效法康德，制造出两个世界。在知识分子抽象出来的那个世界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与此相对，现实中的无产阶级责备剥夺了革命的任何可能。结果仍然回到列宁的那个论断，无论何种机会主义，总是要以割断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之间的联系为基础和目的。那些认为自己继承了中国革命的伟大遗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很不情愿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较为激进的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者，但必须承认这一点。“只要能认识到缺点就行，因为在革命事业中，认识到缺点就等于改正了一大半！”[7]离开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能够组织起来吗？无产阶级能够在没有组织的情况下靠一场大洪水般的神话式罢工就夺取政权吗？既然答案都是否定的，那么问题就只是在于，无产阶级怎么样能够获得自己的知识分子。然而，上面这些革命者内部的反智主义简单地认为，知识分子就是那些从事脑力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的人。这就是为什么问题根本不可能被正确地提出。事实上，不是一切脑力劳动者都是知识分子，正如不是一切体力劳动者都是无产阶级；不是一切脑力劳动都是社会寄生虫的劳动，不是一切体力劳动都一概属于生产劳动。[8]例如，新兴的数据标注员、白领职员以及被互联网平台雇佣的网文作家等等，他们的劳动所采取的码字形式是体力的，但就其内容而言则是脑力的。即使在建筑工地上搬砖头，也要动脑考虑怎样才能达到目的。事实上，任何劳动都是合目的性的，因此不可能不是体力和脑力的混合。关于这一点，只需要想到马克思关于建筑师和蜜蜂的类比就够了。即使可以抽象出一种“纯粹的”��力劳动，就其自身而言也仍然无法构成知识分子的特性。以体脑分工为标准的知识分子定义根本上是荒谬的。在阶级社会的漫长过去中，知识是极少数人的特权。被统治阶级无缘受知识教育，而他的劳动也被认为是粗俗的、野蛮的。于是体脑分工被视为统治和被统治阶级的分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到了马克思和列宁的时代，中等和高等教育仍然是有产者才有条件和兴趣去负担的事务，这就导致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献里，知识分子往往被界定为社会地位上的资产阶级。在一个特定时期内，这是完全合乎历史经验的。而在今天，资本主义要求更优良的劳动力，高强度的脑力活动在下层阶级的劳动中普遍起来，以往的历史经验就不再有效了。知识分子包含比脑力劳动者更多的东西，即“知识分子职业范畴的直接社会功能”。[9]要考察这个功能，就必须把功能的执行者放到它所处的社会关系总体中。可以看到，“不像社会的基本集团同生产界的关系那样，知识分子和后者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受到社会结构和上层建筑整体的不同程度的中介。知识分子正是它们的执行者。”[10]换句话说，知识分子负担的是一个阶级的组织职能，而这既表现为生产领域的组织，也表现为在政治、管理和文化上的统合。知识分子就是各阶级的组织者、鼓动者和领导者。一个政治家是知识分子，一个流水线上最得心应手的技术工师傅也是知识分子。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果说社会是一个整体的人，那么使社会生产具有合目的性的就是知识分子这一要素。然而，只有在共产主义运动创造出自由人联合体之后，社会才能作为一个整体做出自由自觉的活动。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各阶级的目的和利益，及其引起的行动。因此，知识分子在不同的社会中，根据阶级斗争和社会关系的客观要求，也就与之相适应，成为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前资本主义时代有教士、穿袍贵族和带剑贵族（作为执行军事职能的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时代有学者、工程师、企业家和军官团，如此等等。所以列宁说，“知识分子之所以叫做知识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最自觉地、最彻底地、最准确地反映和表现了整个社会的阶级利益的发展和政治派别划分的发展。”[11]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学生脱产论和融工论是资产阶级的激进反智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们表面上比任何人都注重赋予工人运动某种抽象的道德性质，而在实际上并不愿意同无产者发生阶级内部的联系，而是同以往的一切知识分子一样，把自己视为具有独立起源和传承的实体，认为“自己是历史上不间断的连续，从而独立于集团的斗争，而不是每一个社会统治集团造就自己知识分子阶层的辩证过程的表现”[12]，从而也就让自己这个知识分子集团凌驾于社会之上，存在于社会之外，尽管这只是在意识中才能做到的事情。列宁会严厉批判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实质上是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同路人：如果你们把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和农民相提并论，那就是说，你们把知识分子理解成为一定的社会阶层，即像雇佣工人和农民一样占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集团。但是作为这样一个阶层的俄国知识分子，正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如果你们说的是还没有任何一定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或者是生活迫使他们已经离开自己的正常地位而转向无产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那么，把这种知识分子同无产阶级相提并论，也是极其荒谬的。无产阶级同现代社会的其他任何阶级一样，不仅在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而且还从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中间物色拥护自己的人。[13]在工人运动之初，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是条件最优越的那部分工人，他们往往同时是对资本家也具有较大意义的技术工人。我们知道，在19世纪，从工匠阶层中涌现出蒲鲁东、魏特林等社会主义理论家兼工人领袖，而在20世纪，商务印书馆从事排字和印刷工作的工人是中国共产党掌握的主要力量之一，从中产生了陈云等领导人物。而在社会的另一边，由于资产阶级意识发展到了自相矛盾的地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有人也开始寻找克服资本主义之路。[14]在这一时期，“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互不相关，使得两者都软弱无力，难以发展。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不同工人斗争相结合，就只是一种空想，一种善良的愿望，对实际生活不会发生影响；而工人运动则只会陷入零散状态，不会有政治意义，也不会得到当时先进科学的指导。”[15]阶级斗争朝着克服这些缺陷的方向前进，于是历史带领我们再次回到那个熟悉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及其政党是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既被历史经验证实，又是理论的必然结果：“这样结合起来，工人的阶级斗争就成了无产阶级争取从有产阶级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自觉斗争，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高级形式——独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政党也就诞生了。”[16]无产阶级想要革命就必须组织起来，必须建立政党。并不像对现实生活失望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说的那样。政党在当今的议会政治中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是因为这些政党之间愈发缺少阶层之间的差异，他们的纲领和社会基础大致都相同。结果，政党政治变成了表演政治，而丑角自然能引起观众们更大的关注，也就显得剧场越发可笑。无产阶级并不这样看问题。无产阶级占据社会的绝大多数，政党的作用是把它们组织起来，作为无产阶级的化身明确、系统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做出自己的行动。到这里，列宁的三位一体公式的意义更加具体：“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完全是在陈述党作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的职责。革命党要“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鼓动和宣传，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争取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17]而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中，那么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为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意识形态，而且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意识形态）。因此，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人们经常谈论自发性。但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配……因为自发的工人运动就是工联主义的、也就是纯粹工会的运动，而工联主义正是意味着工人受资产阶级的思想奴役。因此，我们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经济派]说什么无论最热心的思想家怎样努力，都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条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把工人运动拉到“阻力最小的路线上去”，即拉到资产阶级工联主义路线上去……把工人运动拉到神父加宪兵的“意识形态”的路线上去。[18]现在问题就在于，这场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是怎么进行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由以什么为根据。在革命史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以惊人的天才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的二律背反，这个阶级至多只能拥有一种虚假意识，并且正确地指出“任何一种机会主义的根子就在于：它是从结果，而不是从原因：是从部分，而不是从整体；是从症状，而不是从事情本身出发；它不是把局部利益和它为之而进行的斗争，看作是为最后的斗争进行的教育的手段（最后的斗争结果取决于心理的意识接近于被赋予的意识的程度），而看作是某些自身有价值的东西，或至少是某些自身就是通向目标的东西；一句话，它混淆了无产者实际的心理意识状态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19]不仅如此，他深刻地懂得党的意义，它不是固定的机构，里面的人员可以通过民主选举或行政选拔推举出来，而是历史现象：“党无其所是，唯在于生成。”（Auch sie ist nicht, sondern sie wird）列宁多次谈到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党）在历史中时而加强、时而消亡的情形，被这条格言完满地表达了出来。然而，在卢卡奇那里，无产阶级如何能够从物化意识达到阶级意识，这并不是一件清楚明白的事情。不如说，问题反倒被他轻轻带过了。既然对阶级意识的自觉和行使被指派给党，那么问题就从无产阶级内部转移到了无产阶级和党的关系上去了。而在这里，卢卡奇只是设想着一种思辨的情况。与其说他解决了现实问题，不如说他只是依靠总体性概念给出了一个美学的方案。问题依然在那里：“所有内在论哲学的最大弱点之一，一般地说，恰恰在于不会建构下层与上层、‘普通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意识形态统一性。”[20]结果正如卢卡奇在自我批评中所说，“我主观上所想达到的东西，以及列宁对社会总体内的实际运动进行真正的马克���主义分析所获得的东西，在我的说明中，却成了纯粹思想的产物，从而成了某种直观的东西。”[21]结果在卢卡奇那里，列宁主义政党倒真成了一个从“外面”下凡的知识分子救世主，这就是为什么青年时代的他走上了盲动主义的道路。然而列宁并不是这么解决问题的。他明确地指出，这个“外面”指的是“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只有从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只有从一切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才能汲取到这种知识。”[22]就像一个远足的旅人一样，任何社会存在，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都不是全知全能的，它的视野总是受到地平线即一定的历史存在的限制。想要像神一样把万事万物尽收眼底，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只有继续前进，把地平线推到更远处，才能看到更多。无产阶级最初作为自在的阶级，只是感到直接的经济关系，但这种关系不止被无产阶级承认，也被资产阶级承认。在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各阶级对这种关系的意识以“劳资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事实上，这已经是社会中一切阶级所共有的常识了。经济主义者把这个常识表述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就是要无产阶级停留在资本主义的一般意识里面。而无产阶级之所以是一个普遍的革命阶级，在于它的“自发因素实质上无非是自觉性的萌芽状态”[23]，因而不停留在承认这个常识，而是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号召反思，要求认识到发生的事情具有合理根据，从而要集中自己的合理力量”，以便“自觉地赋予行动以方向”，实现对常识、对现存状态的克服。[24]只有理解了无产阶级如何能够从对日常经验的一般感受中发展出理论，才能够理解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既强调要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又声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灌输论提出是也就只不过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不断克服，而这同时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自我教化。教化和斗争，这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没有人比列宁说得更清楚了：试问，政治教育应当有哪些内容呢？能不能局限于宣传工人阶级与专制制度敌对的观念呢？当然不能。只说明工人在政治上受压迫是不够的（正如只向工人说明他们的利益同工厂主的利益相对立是不够的一样）。必须利用这种压迫的每一个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正如我们已经开始利用经济压迫的具体表现来进行鼓动一样）。既然这种压迫是落在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的身上，既然这种压迫表现在生活和活动的各个不同的方面，包括职业、一般公民、个人、家庭、宗教、科学以及其他等等方面，那么如果我们不负起责任组织对专制制度的全面政治揭露，就不能完成我们发展工人的政治意识的任务，难道这不是显而易见吗？[25]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对各种各样的专横和压迫、暴行和胡作非为（不管这些现象是针对哪些阶级的）作出反应，并且正是从社会民主党的观点，而不是从其他什么观点来作出反应时，工人阶级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意识的。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谁把工人阶级的注意力、观察力和意识完全或者哪怕是主要集中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他就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工人阶级的自我认识是同那种不仅是理论上的……更确切些说，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如说是根据政治生活经验形成的对于现代社会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十分明确的认识密切联系着的。工人要想成为社会民主党人，就应当明确认识地主和神父、大官和农民、学生和游民的经济本性及其社会政治面貌，就应当知道他们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就应当善于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就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我们一致认为，我们的任务是组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但是，什么是阶级斗争呢？个别工厂或个别行业的工人起来反对他们的厂主，这是不是阶级斗争呢？���是，这只是阶级斗争娇弱的萌芽。只有当全国整个工人阶级的一切先进人物都意识到自己是属于一个统一的工人阶级，并且开始同整个资本家阶级和维护这个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不是同个别厂主进行斗争的时候，工人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只有当个别的工人意识到自己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意愿，认识到他每天同个别厂主和个别官吏进行小的斗争就是在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和整个政府的时候，他们的斗争才是阶级斗争。“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的名言，但是，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工人同厂主的斗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政治斗争，那就错了。这句话应当这样理解：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随着这个斗争逐渐成为阶级斗争而必然成为政治斗争。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工人组织起来，在他们中间进行宣传和鼓动，从而把他们反对压迫者的自发斗争变成整个阶级的斗争，变成一定的政党争取实现一定的政治理想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斗争。[26]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就是组织和领导这个阶级的自我教化即革命斗争。通过斗争，并且只有通过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阶级，党才能成为党。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它的深层意思是说：无产阶级并不是思辨哲学中验前给定的、不可置疑的思维主体，而是一个只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中，通过斗争形成的革命主体。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经历的认识、斗争和组织三个阶段并不是互相分离的，也没有严格的时间次序，而是以组织为中介的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