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背景 1976年怀仁堂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取消了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坚持，1978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彻底复辟了资本主义，这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的改革是有原则的，是改革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的部分，但坚持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指出市场经济是必须要消灭的，不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改革是改变制度引入以利润导向的市场经济，让资产阶级重新剥削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开放也有原则，要保证不引入外资剥削本国无产阶级，但当代中国马斯克在上海建立特斯拉工厂的事实正说明邓小平的开放背离了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只能通过暴力革命和人民战争重新让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机会主义在当代中国左翼蔓延。中国左翼确实很大一部分人认识到了中国的修正主义本质，认识到暴力革命是唯一出路，但中国还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革命阵营及其政治路线，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马克思主义阵营及其政治路线的问题，而自认为走无产阶级路线的知识分子及其小团体尽管越来越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从知识上或者审美上（！这种小资产阶级性恰恰是法西斯主义的可能性）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用时下流行的话来说，他们就是只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时尚单品”，也就是一种可以把自己同其他各阶级、阶层区隔开来的（却只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和工人贵族出于普遍的阶级焦虑而进行的区隔，与无产阶级革命政治的阶级划分毫无关系，甚至是相互斗争的。）文化资本。 《流星报》是线上部分地方小组领导干部和其他成员共同参与编写的报刊。《流火专刊》是附属刊物，旨在推进中国地方学生小组的政治化，建立共识。 如想加入流星报或者“联合发布处”（流星报编辑部的报刊发布处），可以前往XMPP加入公开频道：中转之地@conference.conversations.im 并进行联络。XMPP社区是去中心化、匿名、支持加密的，这里的私密频道不会被监控。安卓系统可以下载conversations客户端使用XMPP，具体操作详见工人革命报的安全手册。 列宁对中学生组织的定位 列宁对中学生组织的定位这一话题下，最著名也是最重要的一份文本，莫过于刊登于《火星报》1902年12月总第29号上的《致中学生》。鉴于这是一篇小但精华的文本，我们全文摘录如下： “我们衷心祝贺学生们坚毅的创举的同时，要向学生们提出同志式的忠告。希望你们努力把自我教育、培养自己成为坚定刚毅和坚忍不拔的社会民主党人作为自己组织的主要目的。把这项极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同直接的实际工作尽量严格地区分开来。希望你们在加入作战大军的行列时（和加入以前），竭力同地方的或全俄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建立最密切的（和最秘密的）联系，这样你们就不致在着手工作时孤立无援，你们就不必从头做起，而只需继续从前做过的事情，使你们能够立刻各就各位，把运动向前推进，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 从文本中，我们能提取出列宁对南俄中学生组织的三个主要指示： 1.中学生组织的目的是培养“坚定刚毅与坚韧不拔的”党人 2.实际的组织工作要与这项培训工作分开 3.要向党的地方和全俄组织靠拢 但是这还不够。列宁的指示当中有着相当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自我培养的工作要与“实际工作”严格的区分开来。那么，这里的实际工作指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实际组织工作要与极端重要的培养工作相分离呢？这两项工作之间的关系搞不清楚，就无法领会列宁关于中学生组织建设的全部思想。为了探索这里的“实际工作”到底指什么，我们就要后退一步，从南俄中学生组织向《火星报》投稿的声明说开去。 这份声明尚未被以任何形式公开翻译为中文，因此我们只能查阅《火星报》第29号的档案并翻译。查阅档案的辛苦完全是与收获成正比的，因为这份传单当中的内容，恰恰补全了极端重要的缺少了的部分。我们摘抄其中的重要内容： 1）代表大会承认，我们的中学无法满足渴望知识的青年的最起码要求...代表大会承认，只有靠自己的力量，青年学生才能获得学校本应给予他们的东西。 2）代表大会认为，我们中学反常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俄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代表大会认为，如果不改变俄国整个社会政治制度，就不可能对中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 3）鉴于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代表大会认为必须为此让青年学生做好准备。代表大会承认，俄国知识分子的迫切任务，是在俄国人民的劳动阶级中传播社会主义原则。 4）代表大会承认，青年的力量不仅在于觉悟，还在于团结。鉴于目前建立全俄中学生组织的构想尚无法实现，代表大会认为必须建立一个所有南俄中学的统一组织...与其他地区的中学生组织建立同志式的联系。 至此，我们才能还原列宁指示的全貌，即中学生组织的实际工作到底应该是什么。从上面摘选的决议当中，我们能发现南俄组织为自己设定的五个任务和其意义： 第一个任务，建立替代性的教育体制，通过党的无产阶级的教育为青年学生提供专制政权下的教育体制所不能提供的知识、科学、斗争经验（在阶级社会当中无产阶级青年武装自己的极端重要的武器）与本阶级的阶级意识。第二个任务，努力推翻俄国的专制政权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与目标，中学生要将自己培养成为坚韧不拔的社会主义者，就必然要接受无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与任务，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坚定选择，并且在上面的“替代性教育体制”下努力坚定的学习无产阶级的斗争知识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第三个任务，学以致用，向劳动者和本群体（知识分子或在校生）传播社会主义原则，使党的纲领与无产阶级斗争的知识传播到社会当中。青年学生要为参与这一项重要的任务积极的做好准备。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准备工作”与“实际工作”的关系问题。能够完成以上所有任务，让个人的意识与党的建立推向前进的唯一载体只能是以“同志间的关系”结成的组织。因此，建立这样的组织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实际工作”，而学习如何建立这样组织的知识就成为了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在这样的组织当中，实际工作与准备工作交织在一起，却又分开；交织是因为没有准备工作就不可能进行实际工作，而不进行实际工作也不可能完成准备工作；之所以要严格的区分开来，是因为实际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无法使其完全“服务于”所谓的准备工作即“培养人”的工作，而是应当作为党的任务与组织行动的基本原则被正式的提出来，将组织建设成能进行最严格的地下工作与最广泛的地上工作（以完成我们的2、3任务）的战斗组织。 第五个任务。 当今中国革命的性质： 在过去和现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内部，长期存在关于革 命性质的争论与路线斗争。曾经的保党救国派与暴力革命派的斗 争，已经在今天逐渐画上了句点。如果不把新兴的法西斯主义未明 子团伙，以及那些由官方督办而表面上从“民间”发起的祖巴托夫 团体算上的话，全体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基本达成了以下共识： 要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资产阶级专政。 要建立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向共产主义过渡。 然而在近几年，出现了一股声称中国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民主 革命的主张，其代表者声称未来的革命图景将会是这样的：私人资 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里较为上层的部分团结起来，在专制政府陷入 巨大的执政危机时，发动他们曾经失败的“总攻击”。而无产阶级 先锋队和觉悟工人的任务则仅仅是争取一个政治上相对自由的共和 国，以便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做准备。 问题的核心就在这里：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到底存不 存在一个基于经济基础和阶级意识的、统一且目标明确的民主诉 求？《十一月评论》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就像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 政治形式，而非保守形式。当资本主义在中国和全球都走入垂死的 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阶段，中国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资 产阶级更倾向于维护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而非寻求改变。那个城 市中的“新中产阶级”，即一个由中下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 工人贵族组合成的人造“阶级”，其中的一部分可能走向部分的自 由主义和民主主义诉求。但是，近年来这个中产“阶级”表现出的 意识和斗争表明，它的这种诉求仅仅是在既有的市民社会框架下谋 求扩大公民权和市民社会范畴的斗争；诉求的本质是在资本主义不 受威胁的情况下实现更高速的向上阶级流动，免于破产危机和维持 自己的“贵族”地位。 中国在 21 世纪开始的业主政治和基层民主改革便是这类所谓 的自由民主政治的现实表现。马克思主义者可以看到，它没有走向 民主革命，而是同政权一起构筑了更加牢固的基层社会治理机构和 对社区内无产阶级更加野蛮的镇压力量。诚然，在新冠疫情封控期 间，城市新中产业主集团曾与政权的镇压力量发生广泛冲突。然而 在政权给予了结束社区封控、重整国民经济的承诺后，市民运动便 迅速退潮，只留下无产阶级独自面对病毒和镇压的双重风暴。 毫无疑问，寄希望于同这样一个与现存制度暧昧不清、阶级基 础十分不稳定的社会集团携手走向民主革命，既是危险的，也是不 切实际的。 当然，这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丝毫不存在出现民主革命、建立自 由共和国、争取政治自由权利的可能性。工人阶级间自发出现、传 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部分城市新中产活跃的政治投机倾向，在社会 矛盾全面爆发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导致一场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诉求 的人民革命运动。但是，垄断资产阶级和中下层资产阶级所建立的 统治同盟无疑会坚定地站在这个主要由无产阶级构成的民主力量的 对面，也许它们会捍卫现存制度，也许它们会下注更专制、野蛮的 社会理论。 那么，无产阶级应该怎样才能创造它所期望的社会革命？在中 国的特定历史和现实条件下，路线只有一条：无产阶级组织为先锋 队，夺取或创造革命及其领导权。 领导权的概念来源自列宁。“毫无疑问”，列宁写道，“革命将 教会我们，将教会人民群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一个战斗着 的政党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教会革命一些东西？”列宁 在这里表达出一个矛盾：只是因为他想教革命点什么，他才能从革 命中学习到怎样教革命做事。这个矛盾之所以能够超越自身，正是 因为列宁通过领导权的概念框架，得以将工人和农民自发革命运动 的经验纳入先锋队的战略中，而这进一步塑造了先锋队夺取社会领 导权的能力。在政权陷入上层无法统治，下层不愿被统治的革命危机时，无产阶级政党必须行动起来，促动建立委员会政权（即苏维 埃政权）来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并最终完全建立起无产阶级 专政。“双重政权”，视情况可能是“三重政权”，可以被用来准确 描述这一时期的政权和革命形势：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共和国，只 有最落后的那一群社会主义者和追求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才会去支持它；一个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专政机器，它直接继 承了现在这个政权；第三个则是无产阶级的委员会政权，即无产阶 级专政的雏形。委员制这个组织形式所蕴含的领导潜能，只有通过 符合领导权斗争逻辑的实际行动，才能长期地实现出来。也就是 说，要持久地发挥这一潜力，就必须组织武装力量来应对和战胜反 革命暴力，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抓住政治斗争中不断变化 的关键时刻，并根除混乱的根源。虽然委员会并未取代马克思主义 先锋党，但它及其类似形式实际上体现了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斗争 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委员会打破了传统政治形式和结构的约 束，重新构建了群众参与的政治生活：一方面，它使政治决策过程 向广大群众开放，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在对专制政 权的攻势中，它把人民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要求以及不满情 绪融合在一起，显著地拓宽了政治斗争的范围。同时，委员会摒弃 了种种阻碍群众参与斗争的传统形式，推动了看似各自矛盾的民众 力量的整合。这就是苏维埃政权。所有这些变革，都沿着使马克思 主义先锋党能更有效地实施无产阶级领导权政治计划的路径，为建 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最后，“觉悟的工人主 张工人、雇农、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单一政权，主张用启发无 产阶级意识、使它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的办法而不是用冒险行动来取 得单一政权”尽管工人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与反革命的双重革命条 件使得资产阶级能在一定程度上容忍这个工人政权在其自由共和国 内的存在一小段时间，但资产阶级一定会同时认真无情地清剿无产 阶级革命力量，毕竟，他们追求的是资产阶级的单一专政。某些支 持民主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可在自由共和国的条件下会存在无产阶级公开政治鼓动和经济改良的可能性。我们尊重这种通过公开政 治条件试图发展革命基础的可能性，然而，这种可能性在帝国主义 国家的革命当中多大程度存在，值得高度怀疑。事实上，在所谓这 种广泛的人民革命局势出现的情况下，法西斯主义可能会获得更多 的小资产阶级阶级基础，成为更有效率的政治力量，试图镇压促成 革命局势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其政治建设，巩固资产阶级专政和 帝国主义的政权。类似的局势在 1919-1924 年的意大利革命当中 有出现，在 1980 年开始的秘鲁人民战争当中亦有出现，甚至在 1989 年民主革命当中，工学联盟也在小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者的 鼓动下趋近破裂，若不是中共修正主义政权的暴力镇压，或许会上 演一场屠杀工人的阶级背叛惨剧。 那么，我们对中国革命性质的判断是什么？我们认为，未来的 中国革命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产生于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积累且不断 激化的阶级矛盾，无产阶级会成为反对专制政权和资本主义的革命 当中最为激进的组织力量。如果到时存在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先锋 党，组织起来的工人结合社会当中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我们 会在实际上通过发展人民战争，依托工厂、城市社区和边缘地带的 阶级力量基础建立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雏形，与旧政权和资产阶级 的革命政权相对立，发展革命政治，建立委员会共和国。在资产阶 级与无产阶级的公开斗争局势激化到双重政权的任何一方都想要扫 除对方的时候，无产阶级革命专政会通过人民战争的形式向资产阶 级反动专政发起总攻击。 为了达到这样的革命目标，我们现在迫切的任务是：在组织力 量、阶级基础和知识生产的多个层面上建立先锋队。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先要通过坚实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者小组向 工人阶级工作场所、生活社区和公共空间发展组织。通过组织任务 打开融工方向，变融工活动为支持组织发展下一步的力量。在此阶 段，我们应该到地方去、到边缘去、到阶级矛盾最为激化的、被帝 国主义的内部殖民关系压迫最深的地方去。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报在这一过程当中起协调、领导作用，用宏观的路线斗争引导地方的 路线斗争，让正确的路线贯彻到每一个地方组织那里去。 这一阶段所迫切需要的机构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校（尽管这时 还没有党，我们仍然在积极筹建这个教育阵地）。我们中国马克思 主义者的有大批具有知识分子背景或暂时处于学生时期的同志，应 当让这些知识优势服务于革命政治。任何一个希望占统治地位的阶 级都迫切需要知识分子支持、成为自己的一分子，而无产阶级作为 一个致力于消灭阶级社会，从而消灭自己的阶级，则要求无产阶级 知识分子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尽管形式、名称 各异，知识分子从现存秩序转向无产阶级秩序的那个契机，则可统 一称之为党的学校。在这里，知识分子要通过细致的理论学习、广 泛而又精确的调查工作、对革命政治的参与，实际地成为无产阶级 的一分子，投身于中国革命的事业中，制定合乎本阶级的斗争策 略。这个党的学校既是保持组织内知识分子-工人联系的形式，也 是培养组织干部的场所。无论是在领导层面还是在组织工作的最基 层，都应该建立这样的学校形式。 行动起来吧！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 事 我们距离建党有多远？（下面资料来自《十一月评论》编辑部） 转载自《十一月评论》编辑部，December 29, 2025 “我们距建党还有多远？”在学习过列宁著作后，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而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注意到列宁及其著作所处的整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任何读过列宁著作特别是书信的人都能发现，在那里充斥着关于党的小组如何秘密接头、如何传递情报的战术指导。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总是为了党而写作、战斗，尽管党并不是一个事实上已经固定了的机构。每一次写作和每一次行动都是党的写作和行动，都是为了从思想上、组织上武装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一份文件是“非党”的，没有任何一种思考是脱离党的。正是这种职业革命家的生活，即完全、彻底组织化了的生存姿态，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导师，使得列宁和他的同志们成为俄国无产阶级的灵魂和大脑。今天的中国革命者想要回答“我们距离建党有多远”，就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革命者的写作和行动在多大程度上完全、彻底地从属于党，而不再局限在个人习气和山头主义的地步？也就是说，革命者距离党性还有多远？ 如果说有革命者在此之前还不知道上面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多半是因为他没有多少革命的经验，只是一般地掌握了一些理论，但还不懂得在当前形势下该怎样去运用它。在斗争中，这些缺陷是可以改善的。可是，也存在那些不可能仅仅通过改善就成为革命者的人。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一直存在打着“反思先锋队理论”旗号，在实际上从事反马克思主义勾当的组织上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分子。不管他们是用什么理由反对先锋队，不管他们是援引怎样清新脱俗的资产阶级理论来“支援”马克思主义，他们想要的无非是让革命者彻底放弃提出建立党的问题。无论怀有多么高尚的愿望（更不要说这些人在实际上总是崇拜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或左翼民粹主义了），他们在革命运动中所起的完全是叛徒的作用。对于这些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在批判这种错误倾向时，就“怎样形成党？”的问题形成往往又形成两种错误的倾向。一种是不顾客观形势，要求立刻建党的左倾机会主义，一种则是对关键的政治问题持搪塞、敷衍态度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两种倾向之所以不同于反对建党的叛徒，是因为它们的确一般地同意建立政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它们的实际活动却直接地导致政党不可能被建立起来。 首先要谈一谈的是提出立即建党论的倾向。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无过于无能而又完全封闭在互联网上，并自封为政党的“马列毛大群”了。原本，这种已经成为僵尸的团体没有什么好批判的，但它对于我们12月4日关于深圳罢工通讯的批评，却刚好表明它为何不可能走向真正的建设政党之路。“大群”声称《十一月评论》对于深圳易力升工人提出的“不要加班要加钱，不要停工要罢工”的口号是改良主义的，而这同我们一贯对工人运动内部的自由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批判是完全“矛盾”的。最终，它终于在我们对建立战斗组织的号召那里找到了这种只在它自己那里存在着的矛盾的原因，因此，它指责《十一月评论》具有“山头主义”的性质。“马列毛大群”在它的这种批评中恰恰显示出其根本不懂得实际的组织活动要怎样在地方上展开，不懂得怎么样把革命组织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这之上建立党的地方小组。于是它当然就只能空洞地呼吁工人起来进行政治斗争，而政治斗争就必须“首先要有一个党中央”，要批判“手工业方式”的组织。结果毫无疑问，在“大群”那里，政治斗争仅仅限于口头、理论只是空洞地重复经典著作，整个组织完全同阶级斗争脱节，陶醉于赛博整风。 不同无产阶级发生联系，不把组织的活动建立阶级斗争的基础上，不考察各个阶级的情况并作出反应，那就谈不上党性。认为首先要有一个实际的党中央，然后才能有党性地行动，这不是忠诚于无产阶级的党性，而只是忠诚于一个固定机构的党同伐异性。如果不是在小组阶段就初步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理解党性是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整体利益的服从，那就不可能参与到共同建立党的过程之中。这种非党而在党同伐异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不是毛泽东的革命党，而是张国焘之流野心家的党。 而在这方面，自称“建党委员会”的共革阵显然要更滑头。它把批判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摆出宽大为怀的姿态，这让一些不明就里的左翼青年被蒙骗着追随它。共革阵作为从西方托洛茨基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极端小宗派中脱离出的另一个极端小宗派，同实际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运动完全没有关系。它从托派分子那里学到的只是这样一种政治营销学：同现实的无产阶级发生整体的联系是不必要的，唯一必要的就是通过互联网战术让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它留下一个好印象；理论不需要同现实发生关系，唯一需要的是从各色资产阶级学者那里搜刮来几个新奇句子，然后把它们捏成一个新的玩意儿（就像它那不知所云的《中国社会史纲》一样）；走向真正的革命道路是不可能的，唯一可能的是通过批判山头主义，巩固它自己的这个小山头。它号召的那种联合建党没有任何实际内容，仅仅让小知识分子满足自己对革命和权力的一时幻想罢了。共革阵——从学术上看，观点只是缝合；从革命上看，行动毫无意义。它只不过是剽窃了革命者的术语和惯用句子，但实际上却完全走向革命者的反面。滑稽的是，它倒理直气壮地反过来指责被它剽窃了的那些革命者是宗派主义的一帮，只因为后者拒绝它那立即建党的机会主义幻想和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资产阶级文化优越。一句话，在共革阵那里没有无产阶级和革命者的地位，它只是一个权力幻想家的社团。这就让它必然表现出下面这些问题： 一、它从“左圈”（翻译较为科学的语言是：中产市民的一种左翼亚文化社群）中来，到“左圈”中去，剽窃了列宁主义的语言，使之成为空洞的符号。在它那里，马克思主义成为脱离历史和斗争的形而上学玄想。 二、无产阶级被视为装点自己革命性质的配饰，整个组织实际上完全同无产阶级脱离，同广泛的小组工作脱离，陷入关门主义。 三、共革阵的阶级性质决定了它像对生活绝望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发展出一种狂妄自大的做派，自居为党中央。它口中的联合不是真正的联合，而只是吞并、清除其他小组。 就此而言，“马列毛大群”（中国疫情期间兴起的左翼组织，后退变为官僚腐化，组织工作局限于网络文章撰写的机会主义圈子）和共革阵（活跃在telegram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崇拜建党和设立中央）的错误是同一的：看不到党性就是忠实于无产阶级运动，而立刻把自己视为党性、先锋队和中央的代名词。就此而言，《我们的组织任务》仍然没有过时：“先锋队不是一个组织或机构的别称，它不能被永恒地拴在某个党的大门前；只是因为党成为了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先锋队的名字才被赋予给它。” 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只能是通过革命的战斗组织站在无产阶级一边介入阶级斗争，形成斗争基础上的党群有机关系才能形成的。谁是中央？这不是谁的权力更大、拳头更硬的问题，而是谁能够实行有效领导，带领革命者开展无产阶级运动的问题。要想有一个党，要想意气风发地在一个会议场上宣布党中央的成立，那就不能只是自认为中央。任何人都可以宣布自己另立中央，这不需要多少魄力和能力。资产阶级甚至在亡国后也敢于宣称自己是一个暂时流亡的政府！他们的魄力比仅仅在互联网上宣布自己是党中央还要大得多！马克思主义者照猫画虎并没有什么用。我们的党只能在行动中形成，从日益建立、发展着的地方小组的日益扩大的交往和共同工作中产生。正如列宁说的那样：“建立和巩固党意味着建立和巩固所有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团结；这种团结不能通过法令来实现，不能通过例如代表会议的决定来实现；必须为之努力。” 推迟建党 我们的运动中还有另一个部分，即右倾机会主义的推迟建党论，即一般地肯定建党目标，但在实际中总是要求先“到工人中去”，而忽略整体的政治工作的融工观点。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缺陷在于狭隘地理解“政治”的范围。 政治不仅是判断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什么，而且是判断要把决定了这个主要任务的当前形势放到什么样的更广阔的战略计划中。不看战略计划，只看当前的任务和成果，即使做到最好，那也只能像拉萨尔一样，取得伟大的成果，但同时也埋下伟大的失败。工人工作固然重要，但这种工作只有在党加以调动和组织的时候才能成为政治的工作，才能取得阶级斗争意义上的成果。想要工人自觉地作为无产阶级去斗争，就要让他们不仅知道自己工作以内的事情，而且要关心社会的方方面面，明白政治是怎么一回事。而为了这一切，党即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就必须告诉无产阶级这些事情，并且领导他们开展政治斗争。革命干部应当特别注意区分真正的革命政治和口头上的“政治挂帅”。口头上的政治挂帅只是事务主义或事务挂帅的一种变体，这里政治仍然只是一种服务于团队本身存在的口号，路线仍然以个人的主观态度为转移。实际的政治挂帅是从政治活动中发现、创造应当做的事务。主张“到工人中去”，实际上就是要求工人仅仅关注他自己，而放弃其他一切。从这个口号中只能诞生出一种工人运动——没有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 推迟建党论，或右倾的机会主义，不管怎么称呼，它的这种非社会主义性质是很明确的。它对“融工”的主张看似务实，实则却完全复活了19世纪末期俄国的经济派幽灵。一旦我们回顾列宁所经历的那一段斗争岁月，就能立刻看到这一点。 在1899-1901年的论战中，以《工人事业》为代表的经济派提出了著名的“阶段论”，其主要理论家克里切夫斯基认为，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顺应“自然进程”：首先是局部的经济斗争，继而是普遍的经济斗争，最后才是政治斗争。但是，经济斗争要想取得较为稳固的成果，就不得不也采取一种政治的形式。于是可以看到经济派自我辩护的最常见招数，即声称自己并不是不搞政治斗争，而是“把政治斗争融入经济斗争之中”。换句话说，革命的政治被扭曲为改良的政治，就像拉萨尔的德国做的那样，把斗争局限在国家默许、支持的合作社运动和法律条件上。这在短时间内确实动员了大量工人，取得了一些成果。可是“伟大的失败”也随之而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命运就不必说了。在俄国，当1901-1902年爆发大规模政治抗议时，深受经济派影响的地方委员会竟然束手无策，因为它们对阶级和政治的理解仅仅局限在工厂和工人同厂主的关系之内，而不知道面对广阔的社会运动应当怎么办。 在俄国经济派那里，政治斗争被简化成为了一般的政治自由的斗争，因此它同自由派结盟。因为较为进步的自由主义宪法一般地也承认工会、合法罢工和政治结社的自由。换句话说，经济派和自由派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默契：让政治的归自由派，让经济的归经济派。自由派作为社会运动的总导演，允许经济派成为自己的助手，让给它一部分利益，领导工人阶级对资本家开展一定的斗争，让一部分工人获得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斗争最多只能停留在要求一般的政治自由的地步上。而作为报酬，经济派被承诺在未来的资产阶级议会中有一席之地，能够成为社会的头面人物。在这场共赢合作中，只有无产阶级收到了损害：它丧失了自己的独立革命立场。 就算是布尔什维克的例子太过久远，我们同样也能从融工论的早期版本——韩国工学联盟当中看到同样的历史规律。韩国的“小组运动”阵营虽然在保存火种方面居功至伟，但也陷入了同样的泥潭。由于过分强调单一工厂内的经济斗争，这些小组往往各自为战，形成了一个个封闭的孤岛。这种分散的、缺乏全国性政治视野的活动，容易导致运动停留在改良主义的水平，无法汇聚成推翻独裁政权的洪流。各个在不同工厂建立的小组，虽然在微观上建立了紧密的社会网络，但在宏观上往往缺乏统一的战略指导，导致资源分散，且容易被国家机器各个击破 。韩国工运的消亡恰恰证明了缺少一个统一的政党对运动的危害。 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必须拥有自己独立的政治意识。这要求革命者不能局限于经济鼓动，而必须向资本主义对所有阶级的统治发起进攻，进行政治揭露。正是因为列宁这样做了，《火星报》才成功击败了经济派。《火星报》对1902年罗斯托夫罢工的报道和介入，不仅仅是支持经济诉求，而是将其转化为反对专制制度的政治示威。而这种转化只有在具备全俄政治视野的组织指导下才能实现。列宁在讨论两种政治揭露的区别时这样写道：“难道连帕霍米的兄弟也已经认为：必须降低水平，必须从先进分子降低到群众，必须写得简单些，更接近生活些吗？？难道我们的目的是向‘群众’看齐，而不是把已经有所行动的群众提高到有组织的政治运动的水平吗？难道我们缺少的是工厂来信，而不是政治性的揭露，政治知识和政治性的概括吗？可是为了推广和深化我们的政治性的概括，却要把总的事业拆成各个地区性的事业！”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什么时候的宣传该微观，什么时候该宏观。列宁所谈到的是经济派最致命的错误，即把即时的、实证的经济状态视为唯一的政治参考，而看不到俄国资本主义的长期运动趋势。中国经济派主要思想家从香港、韩国工人运动当中吸取的知识背景，并不能对现今的中国革命运动形成有效的指导，只能在极为有限的意义上形成一种知识储备，而真正的阶级知识只能在中国自己的运动当中产生。 工人自身并不会产生社会主义政治，必须要有一个组织，把政治行动作为杠杆去撬动他们。《火星报》的组织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列宁书信中所提到的拉德琴柯、克拉西科夫等人不仅仅是运输员，而且是政治组织者。他们巡回于各个地方委员会之间，不是为了教工人如何通过谈判涨工资，而是为了在地方委员会内部进行路线斗争，清除经济派的影响，建立坚定的革命领导层。列宁对拉德琴科的直接指示表明，路线斗争的对象如果转向火星派，应当“（1）承认自己放弃旧的观点，并对这些观点作最一般的说明（尽可能用一两句话）。（2）承认自己转变为《火星报》的拥护者，拥护《火星报》的理论、策略和组织观点....我现在作为《火星报》的拥护者要进行某些改变，力求《火星报》作这种改变等等）。（3）把统一问题，确切些说，把通过共同工作真正恢复统一的全俄社会民主工党的问题提到首要地位...这种共同的工作应当导致建立能够坚决地冲击专制制度的全俄的战斗组织...（5）承认必须更紧密地靠拢《火星报》国内组织并同它合并，以实现今后...和这个组织的共同任务。”通过在这个由各个地方小组网络编织成的全国性的政治路线斗争，俄国党的中央才能并且“只能在行动的场所产生，所以我们希望它能从组织委员会和工人革命者当中成长起来。” 在全俄的整体政治工作中，列宁并不是先建立一个完美的组织架构，然后再为它找几件事情做。相反，他首先通过分析当前处于什么时期，确定无产阶级运动逐渐突破了原先的狭小视野，已经来到了一个全俄运动的时期，而马克思主义者却还停留在原先的地步。然后，他根据这个整体的现实局势确定了重建俄国党这一政治目标。根据这个目标，自然而然就衍生出了各种需要做的事情：建立地下交通网、建立伪造护照小组、寻找资金来源、建立《火星报》，如此等等。没有哪件事务是为了一个“列宁帮”的存在而存在的。当然，列宁不可能不是人事斗争的高手。然而列宁同派别主义者的区别就在于，后者的斗争是纯粹的人事斗争，他们重视的是用个人感情维系组织的存在。列宁则把人事斗争视为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如果没有共同政治纲领，那么一切个人感情免谈。人事工作的一个核心在于从工人和知识分子中选拔、培养干部。例如，像巴布什金这样的工人，斯维尔德洛夫这样的辍学学生，不仅在工厂里组织罢工，还充当《火星报》派的组织者，参与党的全国性事务。在这里没有工人和知识分子的区别，只有职业革命家的共同性质。想要工人革命化，让工人变成革命家，就不能把他们封闭在经济斗争中。这里需要的是“从外部灌输”——通过党组织将科学社会主义带给工人。正如列宁所言，必须把有天赋的工人从工厂的苦役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成为党的职业干部。这与经济派把工人束缚在车间里的做法截然相反。 对于当代的革命者而言，任务不是等待完美的阶级基础自然形成，而是像《火星报》那样，通过积极的政治行动建设这个基础，对那些想要延迟这一切的机会主义经济派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那么，在我们现在的运动中，应当怎样推进建党的任务？ 我们批判融工论，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者就不应当做工人的工作。在工人工作当中，对工人和从事工人工作的活动家本身的政治教育是核心与中心的内容，受到全方位的政治灌输。还是要以列宁的实质性建党道路，通过建立地方的战斗小组与政治组织为基础，进行坚定不移的工人工作与路线斗争，使战斗小组升级为党小组。 回到列宁的文本，不只是体会《怎么办》所提出的原则，更是要体会有机关系，路线斗争与民主集中制是怎么在列宁与地方小组的交谈当中体现出来的。 必须明白，我们所需要的组织，绝不是那种松散的、只会在茶余饭后讨论政治的俱乐部，而是一个有着铁一般纪律的战斗组织。这种组织的建立，只能通过一种方式完成：那就是将我们坚定的革命理论，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基础中去，同时使我们的知识分子经历彻底的政治化。这绝不仅仅是一个形式上统一的过程——那是经济派的把戏！我们要的不是把甚至不认同纲领的人硬拉进来的虚假团结，而是观点的彻底更新，是革命世界观的全面重塑。我们要把路线内化为组织的血液和灵魂，内化为每一个党员的本能。这需要极高水平的“政治性的概括”，即从纷繁复杂的日常斗争中提炼出指向夺取政权的普遍真理。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实践剧烈互动的熔炉中，在将路线转化为行动的过程中，真正的领导核心与中央机关才会诞生。这不能靠选举游戏，只能靠战斗的考验。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斯维尔德洛夫。从被学校教育抛弃的激进青年当中来，他不仅仅是某个工厂的鼓动者，他是职业革命家的典范。他像以此为生的能工巧匠一样精通组织的艺术，他能够超越单个工厂、单个行业的狭隘视野，将分散的、零星的抗争汇聚成一股洪流。斯维尔德洛夫证明了，一个即使不是出身于该厂、但武装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地下工作经验的“外部”组织者，不仅能组织工人，而且能比工人自己更深刻地揭示他们的阶级利益。我们需要的是这种能够协调全局、能够将路线转化为具体组织形态的人才。“为了建立一个战斗的火星派小组，宁可用3个月、半年或者更多的时间去进行准备工作，也比把不很彻底的分子同万尼亚的那些玩弄外交手腕的、优柔寡断的人联合起来要强得多” 在小组建设中，仍然可以采用布尔什维克所试验过的一般模式。宣传小组与正规组织细胞的确切关系由当地情况决定。有时非正式的学习小组成为正式细胞的核心，而其他小组仅为现有细胞招募和灌输新成员。通常，一个细胞被细分为单独的小组，尽管在一些较小的组织中，细胞和小组是同义词。小组也在工会和工人俱乐部内部秘密形成，其成员可能跨越几个细胞。有趣的是，许多工人更喜欢小组讲座而不是党会议，而且孤独感经常增加小组的出勤率。人们可以从中得出结论，娱乐和意识形态启迪一样，是工人决定加入宣传小组的一个因素。也许这是为数不多的，我们能从上一个二十年工运当中吸取的经验。 小组规模很小，从6到15名工人不等，理想情况下每周聚会一次。大多数聚会是在冬季举行的，那时无法进行更大规模和更广泛的鼓动性会议。偶尔，小组在工作时间内在工厂秘密召集，但更多时候是在下午6点之后在秘密公寓或小屋聚会。值得注意的是，1908年，哈尔科夫组织利用了当地大学的礼堂。由于大学规定只允许注册协会或举行制宪会议的团体使用礼堂，党召集了一次会议以组建“一个新的文学团体”。令他们沮丧的是，许多对文学感兴趣的非党学生的出现使得讨论马克思主义成为不可能。此后，小组通过宣布举行讨论诸如“蒂克和诺瓦利斯中的浪漫主义”、“埃及古物”和“中世纪哲学”等狭隘话题的就职会议来私下聚会。这证明被许多组织实践过的一般的学校社团模式，其实并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组织办法。我们不是能看到身边许多的“学术讨论会”实际上不能起到组织与鼓动等任何政治作用吗？这种从合法逐步“升级”至非法的校内社团，往往就算是在其中的某组织活动者主动去引导政治的讨论，合法阶段当中吸引来的那些并不激进的大学生，也会轻而易举的窃取讨论组织者的领导权。我们不是能在很多大学、高中社团那里看到这一点吗？为什么要固守一条布尔什维克和我们都走不通的路线呢？ 我们回到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组织的较大的组织按年龄、性别、职业、教育程度或党龄细分其小组。后一种划分最为常见，导致了“低级”、“中级”和“高级”小组。“低级小组”有初级课程，旨在向参与者通报社会主义和党纲的基本原则。他们的阅读材料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以及流亡党报。这些阅读材料后来通过当地宣传员的讲座或在缺乏受过意识形态训练的人员时通过内部讨论来阐明。在两个首都比在乌克兰更为普遍的“中级小组”学习更高级的科目，如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高级小组”阅读列宁、普列汉诺夫、波格丹诺夫、考茨基甚至达尔文的著作，并讨论政府改革的功效或党在合法组织中运作的可行性。它们经常作为研讨会进行，一名学生就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某个方面做报告。其他人随后在宣传员-主持人的指导下攻击他的陈述。在今天中国的情况下，完全可以严格的按照非法的原则组织层级的讨论，而不是按照合法的原则划分招募的等级。招募工作应该与整个组织的学习工作严格的区分开来。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比白区工作时代更为严峻的地下工作局势，然而这意味着我们要采取更为激进大胆的策略赢取更大的政治主动权。 由于这些小组的成功取决于当地宣传员的素质和可用阅读材料的数量，应该建立一个宣传员党校来标准化和协调小组工作。这个由当地党员中意识形态最有能力的人组成的小组，为各个小组准备学习计划、个人讲座和党的文献。党校试图培训一名宣传员在每个小组工作。如果没有足够的宣传员，党校会指派其一名成员在各小组之间巡回，给每个小组做同样的演讲，或者仅提供书面报告供小组讨论。在不存在小组的情况下，党校准备个人阅读清单和问题，工人-学生书面回答给党校。 对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策略和地下工作方法进行学习，可以使我们有能力开始真正的锻造学生工作与工人运动之间以革命政治为基础的连结。在融工论的逻辑当中，这种连结往往最终是以学生进厂为结束的。然而，我们如果以真正的实质性的建党为目标，就要善于把目光放得长远一些。列宁指出，组织的总的形式应当是这样：由委员会领导整个地方运动和社会民主党的全部地方工作。领导运动的应该是数量尽量少、类型尽量同一、由富有经验的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小组...党中央不仅应该随时掌握有关小组活动的确切材料，而且应该随时掌握有关小组成员的尽量全面的材料。我们应当集中领导运动。 我们认为，我们要做到的就是驱逐那种松散的组织观念，让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在实践当中成为坚实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战斗共产主义小组，告别沙龙而走向先锋组织。 这一过程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个革命知识分子与革命工人相结合的地方组织，并以这个地方组织为运动的中心创建并领导当地的学生工作，工人工作以及在其他一切社会阶层（首先主要是较有可能支持无产阶级革命的阶层那里）开展的一切工作。 并且，这样的地方组织与政治报-协调机构建立直接的报告制联系与有机的领导关系，确保地方事务在政治报路线领导下向前推进，也确保政治报与实际工作者保持十分紧密不可分割的实际联系，使得其报纸能成为一份真正反应阶级斗争当中力量对比与马克思主义者政治斗争需求的报纸。 最终，这样的地方组织能够建立厂内与厂外，工厂与工人社区，工人社区与学生生活的学校和其他一切市民生活之间的有机联系，使得资产阶级故意破坏的城市地理在革命组织的努力下，以努力促成革命的阶级斗争为目标重新连接起来。 这种链接的基础就在于革命无产阶级与革命知识分子之间的相互接近。地方组织努力促成这种接近的尝试主要通过其领导的不同工作小组和委员会展开。其领导的学生小组应当努力训练自己，提升其理论素养与对列宁主义，国史国情与组织路线的进阶认知，使其成员在注意对校内宣传的同时，能够时时刻刻感知并介入校外那个阶级斗争的大世界。并且，学生组织或知识分子小组也应当力争达到以其理论知识和对政治教育方式的熟悉支援同地区内开展工厂工作的工人小组。 革命学生准备素材内容，革命工人组织带领，具有一般政治意识的群众工人参与的半合法学习小组是培育觉悟的革命工人的主要方法之一。通过据点工作将厂外准备的宣讲素材与分析材料送给厂内的同志，也是非常紧迫的文件传输工作一部分。最重要的是，知识分子小组应当将自己习得的资产阶级学术建制内的社会科学知识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转化为对其工作地区的调查研究，对社会关系-政商关系的分析，对个别厂资产阶级的揭露与批判（用来写作政治宣传材料和指导工厂活动）以及对地区内阶级斗争总体的把握以拟定正式的地方革命纲领。 因为我们知道，列宁并不忌讳指出“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不可能仅凭自己的知识就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与历史使命，更不可能像工人主义者所幻想的无产阶级那样完全抛开理论行事。觉悟的工人阶级太少太少的根本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尤其是其中的上层建筑在起强烈的控制作用。要从思想上唤醒工人，而非仅仅从经济上去吸引工人，就不得不靠我们革命的知识分子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从外部灌输到他们那里去。 只有这样的小组不断的生成彼此之间的革命政治联系，将从前只是偶尔发生的知识分子与工人的联合，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联合转化为持久的革命政治组织领导下的政治工作。 地方共产主义者组织也只能在不断的调整自身，改造自身，重建自身的过程当中去直接的领导这样的革命政治联系。为了达成这几个目标，地方委员会应该改造自己，使之成为专门的更“切合实际的”组织。 革命者不只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而且是要主动对现实进行介入。这种介入当然不意味着盲目地进行反校方活动或所谓“融工”。对现实进行观察、总结再完善自己已有的团体同样是一种介入。“把这项极端重要和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同直接的实际工作尽量严格地区分开来。”而这个中学生组织的“直接的实际工作”正是“在中学生中间开展革命工作和文化工作，传播非法书刊。””首先尽可能走与对方单独聊天的机会，尽可能了解对方，不要一上来就输出讲理论，多倾听少说话，尤其在最开始的时候。搞清楚对方的家庭经济情况、压迫情况、以及感兴趣的话题。之后从对方感兴趣的娱乐话题或生活话题谈论起，想办法尽量自然地引向社会话题、政治话题，用不断追问，不断逼问的方式，引导对方去思考自己从来没想过的东西，恰当使用自己的叙述(某件事或某个事实)让对方对这个话题继续感兴趣以保证谈话继续，在最后的对方陷入矛盾与沉思的关键时刻，投入自己的政治灌输。 最后，组织是否要“尽可能地”招募人员？这是一个战略的问题。这里的关键是，招募并不单纯是招募本身，还涉及到谁来招募、招募后能够做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换句话说，社团并不是人越多越好，因为还有一个从普通成员到积极分子的转化过程要考虑。因此，社团并不应该“尽可能地”去招募人员。在初具规模（十数人、数十人）的情况下，需要把一部分（视情况而定，甚至可能是大部分）重心转移到社团成员的内部建设上去。如没有人积极讨论，没有人主动地去承担任务，这些都是因为并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自觉，而只是当成生活的调味剂，吃腻了就可以丢掉。当核心成员都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应格外警惕：稍不注意，这就可能成为内部分裂或逐渐消亡的标志。 推进地方小组向党小组的迈进，就是最实际的推进建党的工作。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自己优秀的工人革命家在工厂当中工作，目前要做的最紧要的工作是培养更多的这样的革命家出来投入战斗当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质性的推动建党的进程。这是我们应当幻想的事情。 迈向下一个历史时期的准备工作，首先要求“政治报派”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自我审视与战略重估。我们必须诚实地面对一个核心问题：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真的需要如此这么多个各自为战的政治报吗？或者更直白地说，我们需要在此时此地建立如此之多、分散且往往同质化的“党”的雏形吗？ 《十一月评论》在此提出一项紧迫的倡议：为了避免力量的进一步碎片化与资源的空耗，当下最务实的步骤是召开一次“政治报派”的联合会议。特别是那些如雨后春笋般新涌现的“政治报”团体，更应坐在一起，共同审视自身的组织基础——我们现有的群众基础、干部储备与物质条件，是否真的撑得起政治报所承载的沉重政治任务？如果审视的结果是否定的，那么我们应当有勇气暂时放下形式上的“建党”冲动，转而将重心坚决地回撤到基础的组织建设与人员的政治化培育上来我们需要在各派别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协调机制与情报互通网络，打破各自为战的局面，至少要做到对彼此的战略动向与实践领域心中有数。 在地方组织的建设层面，重心应当转移到探索工人工作的新形式上。同时必须在组织内部毫不动摇地加强民主集中制，这不仅是纪律的要求，更是为了在组织内部锻造一种全新的、革命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这种铁一般的纪律与同志式的紧密联结，我们才能有效地抵御运动内部日益滋长的小资产阶级散漫习气，克服那种脱离运动实际、脱离普遍社会意识的精英主义倾向，从而为迎接我们运动的下一个历史时期做好真正的准备。 冲出工厂，占领城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