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3/7/3/000126.txt b/CCRD/3/7/3/0001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79afb112c4f1e06eb72b9c6b6b1cdf63000512
--- /dev/null
+++ b/CCRD/3/7/3/000126.txt
@@ -0,0 +1,49 @@
+# 吴于廑：自我检讨
+
+　　<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于廑>
+
+　　我留美6年（1941——1947），浑身沾满资产阶级的思想回到祖国。留美以前，我并没有严重的崇美思想。考取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的时候，原想申请转到瑞典斯达哥尔摩大学念书。但那时欧洲战事已经打了将近两年，没有办法去，于是才上美国的哈佛大学。我在美国一住6年，全部时间都在资产阶级老巢大西洋沿岸东北角的大都市里。耳濡目染，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彻头彻尾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1947年7月来武大，不管大小问题，教书也好，作文也好，讲演也好，凡有议论，随处都暴露我的英美式的资产阶级思想。尤其是对于政治、历史、学术、教育等问题的看法，这种思想表现得十分露骨。
+
+　　我在出国以前，是抱有浓厚的民族历史优越感的。1941年8月，我假道香港，搭邮船赴美。当时清华在香港的代理人替我们订购最好邮船的最高级的舱位。在这以前，我坐船只坐过木船或轮船的三等舱，坐车也只坐过三等车。一上美国邮船的头等舱，看见那些富丽豪华，穷极奢侈的布置，使我目眩神迷。首先受到震撼的，是我民族历史的优越感。我没有想到平素不很瞧得起的美国，就在这只船上，居然表现出这样逼人的高度物质生活享受。每次到餐厅进餐，厢楼上的管弦乐队奏乐。侍者们都穿上礼服，像迎接贵宾似地，替乘客安排座位。在当时，我从未想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一切的雍荣华贵，都是用金钱堆起来的。所有那些礼让、微笑、鞠躬如也，都打上了金钱的烙印。因而除虚伪而外，没有一点真实的人情。我更其未想到：堆砌这些生活排场的金钱的来源，是出于资本家对劳苦工人的剥削。在这些富丽豪华的背后，隐藏着资产阶级的血腥历史。就以我个人讲，我之所以能够坐上那只船，享受那样的生活，是因为取得清华公费，而清华公费的来历就是极丑恶的。帝国主义者镇压了我们朴素的农民反帝运动的义和团，窃夺了大量赔款，却又卖弄小恩小惠，退还一部分来招买留学生，使这些留学生于通过考试后产生“光荣”的错觉，忘了这笔钱的血腥来源，去学习帝国主义的文化，回国后又心甘情愿的做他们的文化贩子。我就是这样被招买的一个，而且帝国主义者的伎俩在我身上运用得很成功。我一上他们的邮船，就被他们奢靡的物质享受冲昏了头脑，在思想上逐渐成为他们的俘虏。在船上一共二十多天，我常常这样想：放下民族历史的优越感吧，眼前的一切不是人家的礼乐文物是什么？
+
+　　到了美国，一直住在大都市里。5年多在波士顿剑桥，将近一年在纽约。在这些大都市里，有的是穷苦劳动人民的住宅区。但我所出入的地方，多半是生活水平较高的地方。我的眼睛只管向上看，对于美国社会黑暗的一面，即使看到了也全不经心。在纽约的大半年，我在联合国秘书处任职。因为薪给优厚，生活方式也逐渐向资产阶级看齐。我并不喜欢美国社会里一般的庸俗物质享乐，但正因如此，就自觉比小市民们要高出一筹。在男女宾客宴集之间，我学会应酬进退。我自然不孤僻，可又不那样热烘烘的。我有时也放肆，但放肆得不至于丧失“身份”；有时也端重，但端重得不至于拘谨。有时说几句似乎有风趣但又无大意义的话；有时在人家说了一大堆之后，又加上一两句好像警辟的断语。我的点滴的知识和思考的能力，就这样地成为我生活的装饰。在比较接近的朋友面前，我又喜欢反复辩难，长篇大论地讲道理。而这些道理多半与实际生活无关，我好像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外面。当时，我最欣赏有一派人的主张，说一个从大学出身的人，应该遍览名家的古典著作。我虽做不到，但心向往之。我所向往的，是做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有教养”的人，把自己装点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平常对于自己不大明白的问题总做到不要轻易发言。我这样做，尊重知识专门性的意思也是有的，但在另一方面，是害怕乱说话，伤害一个“有教养”的人的体面。总之，我学会了资产阶级式的怎样显示“个性的尊严”。为了摆弄这个“尊严”而累积的点滴的知识，既与人民的疾苦漠不相关，也绝不会对人民有任何的好处。
+
+　　既然在物质享受和生活方式上成了美国的俘虏，那么对于资产阶级的一套思想，自然也就十分倾倒。首先是在政治方面，我相信美国式的“民主”和“自由”。关于美国式“民主”与“自由”的虚伪性和局限性，我在前年曾经公开加以批判，这里不详细说了。但在当时，我为资产阶级思想所蒙蔽，却认定它是真的。就连足以暴露美国社会矛盾的现象，我都看做是“民主”和“自由”的表现。其实在短短的战后几年之中，美国政治就露骨地承袭了法西斯的衣钵。在当时，我受了美国反动宣传的影响，也和前几年一样，把希特勒的纳粹统治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认为其中都没有民主和自由。所以一面希望消灭希特勒，一面对于盟国苏联，存戒惧之心，不喜欢她。同时，又把美国的“民主”和蒋介石的统治相对照，我希望蒋介石到美国走一趟，学学罗斯福，然后好好在中国进行工业建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我从1941年出国，对于国内蒋管区在抗战末期的腐败情形，一无所知。后来出国较晚，来到美国的朋友虽也约略告诉我一些，但我总曲为之谅，说是由于退入内地受落后社会风气影响的结果。却不知蒋政权的性质，从它一开始就是与压榨人民、贪污中饱不可分的。因之我把中国的工业化和建立“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在旧中苏条约订立和旧政协召开以后，我这个空幻的希望达到最高峰，当时曾和几个朋友举杯相庆，以为中国从此可以走向和平建设。但是转瞬之间，国民党破坏政治协定，发动反人民的内战。我一面希望和平，一面对国民党还抱着幻想。我幻想它能维持统治，并且能巩固统治。我也看到共产党的势力大了，但不相信她能很快地胜利，也从不想在她的领导下过日子。在1947年，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祖国。
+
+　　回到祖国后，亲眼看到国民党反动统治腐败得不可救药的情形，使我对它的幻想烟消灰灭。我知道在中国建立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因为在中国社会里，我看不出可以有像英美式的中产阶级。我当时既不喜欢国民党，也不喜欢共产党。不喜欢国民党是因为它腐败，无官不贪，无恶不作，使我无从重振多年来对于它的幻想。我不喜欢共产党是因为知道她不会实行英美式的“民主”。我曾经自许在“民主政治”下可以一面做大学教授，一面当一个有名的议员；而共产党不搞这套东西，所以尽管佩服共产党人有作为，有理想，但路径不同，无从喜欢起。可是铁的事实摆在我的面前：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是要胜利的，我无法否认。因此不但在私人谈话里，而且在几次公开演讲里，我都说，按着历史的背景和趋势，中国必然要走东南欧国家所走的道路。但每逢讲这句话，总接着加上一句：我个人是喜欢英美“民主政治”的，只是无可如何，抝不过历史。抱着英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思想，直到解放前两个月读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才如梦方觉，开始转变。
+
+　　其次，在历史思想上，我也接受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我承认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但它有“正常的轨道”。行进在这个轨道上的历史，走着缓和而又稳重的步伐，你不必催促它快跑，快跑也没有用。历史上的革命，在我看，表面上是好像冲进了一下，超出常轨，掀起高潮。但高潮一过，它依旧要回入常轨，从原来要想跳出的一点出发，再稳稳当当向前走。我常常引证英国清教徒革命后和法国大革命后旧王朝的复辟，以及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新经济政策，来说明革命时的“过激”行动，都是硬牵着历史跑快步的办法，而结果这种办法行不通，只有回过头来再按着历史的正常步伐向前稳进。我最欣赏一句拉丁格言：“自然从不飞跃”。因之认为革命并不是出于人类的智慧，而是出于人类的愚蠢；理由是革命是浪费，是徒劳无功。我这种想法，在立场上，是为统治阶级保持现状辩护。在今日看来，我竟用愚蠢两个字来污蔑革命，是如何的可恨！在理论上，我至少也犯了两点严重的错误。第一，我不从社会发展不能避免革命的实际历史出发，而悬想一个虚构的“历史常轨”，用来衡量实际历史，指责实际历史不对头，这是十足唯心论哲学。第二，我不懂由渐变到突变的道理，不懂毛主席所讲的“不塞不流，不破不立”。旧的不打倒，新的东西就不能进一步发展。如果没有清教徒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即在英法旧王朝复辟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就不可能。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以新经济政策为出发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没有可能，但我在当时硬看不见这一面，硬误认革命是要不得的。解放以前，我教了两年的西洋通史。在课堂上，我虽没有明明白白讲这套理论，但贯串在整个课程中的，随处都有赞成进化，否定革命的错误思想。那两年，听我西洋史的学生很不少，我毒害了他们。
+
+　　因为我赞成进化，所以对于那些孕育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封建制度，毫无仇恨之意。我想既然旧制度可以进化为新制度，那就只有改良，没有否定；既不否定，何必仇恨。我喜欢英国的议会政治，因而连带喜欢它的封建起源。我喜欢近代的“君权有限说”，因而也连带喜欢封建的关于君权有限的理论。每当我讲到西洋封建时代的历史，给人的印象总是封建社会并不黑暗，有条理，有秩序，而且好像也并不太坏。我这样讲封建的历史，并非如有些人所标榜的，是无立场的客观欣赏。过去我也曾这样标榜过，但是检查起来，我并不客观，也非无立场。我有立场得很，我的立场是今日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今日反动的资产阶级离开当年，对封建制度进行革命的时代，已经很辽远了，他们已经丧失了革命的一面，因之对于可供他们依为存在的某些封建制度，自然怀抱温情。我和他们一样，也跟着对封建时代的东西欣赏和同情起来。如果我站在农民的立场，就必定会揭发封建制度残酷剥削的一面。事实上，我对西洋中世纪的农民战争或则略而不言，或则讲了也远不如讲议会制度起源的那样津津乐道。从我个人的体会，受旧思想影响的历史学者，恐怕没有一个人敢自称是客观的。因为你研究时对于题材的选择，很难不受你阶级感情的支配。
+
+　　其次，我坚持为知识而知识的思想。为知识而知识，我以为就是从承认知识本身有价值出发。既然认识知识本身有价值，则关于任何事物的知识，都可成为追求的对象。这样，知识的范围就不受限制，大至宇宙，小至阿米巴，原子核，都可作为人类知识活动的领域。正因活动的范围广，所以所知就丰富。所以越丰富，对于自然及社会的秩序规律也就越明了。正因为明了这些秩序规律，所以才能加以正确的驾驭。正因为能驾驭，所以才能推动技术上的创新，使之服务于人，归结为实用。我认为这是西洋人对知识的态度，不从实用出发，而结果收用甚宏。中国的传统知识态度不是这样讲究学以致用。这样，就把知识的范围，局限在主观上认为有用的小圈子里。中国传统所谓的用，是伦常日用之用，因而两千年来的学术，大体上跳不出人伦的问题。知识活动的范围受了局限，即不可能对自然及社会有丰富的认识。所知不丰，亦即不能很好地了解事物的秩序和规律。不能了解事物的秩序与规律，自然也就不能正确地驾驭它们，使技术上推陈出新，为人服役。这样，中国传统的知识态度从致用开始，而结果收用甚微，科学和实用技艺远不如西洋的昌明，以前我反对学以致用的理由不止这一些，但上面所讲的是一点重要的论据。其实我这种用知识态度来解释科学技术的昌明与否，是道地的唯心论。这一点，错误显然。我现在只想指出另外的两点。第一，我主张为知识而知识，无形中是替知识分子这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作辩护的。靠着这个理论的幌子，知识分子的寄生生活才能找到根据。他们受人民的供养，不替人民做事，有了这样的理论，就可大言不惭，说他们那种书蠹虫的生活，狭隘的试验室的生活，是追求本身就有价值的知识。这样他们就心安理得，不怕人家说他们是寄生虫了。第二，我把中国封建社会讲学以致用的狭隘的知识态度的毛病，扩大为一切学以致用的知识态度的毛病。封建社会把学术钉死了为封建的伦理服务，其为用诚然是狭隘的诚然是“以致用开始，而结果收用甚微”的。但在人民的世纪，学以致用的用是广大人民生产实践的用。人民的生产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服务于这个不断发展的生产实践的知识，必然也是不断发展的，必然是不会流为狭隘的。因此，我过去的理论就扑了空，一无是处。在当时，我看不清这些，临离美国的时候，曾纠合同道的朋友，组织致知协会。大家推我作会长，预备回国后创办刊物，鼓吹为知识而知识，回来以后，眼看到大家吃饭都有问题，所以偃旗息鼓，什么事也没有作。但每当和人谈论，从不放弃一个机会来讲这套似是而非的道理。我到武大上西洋通史的第一课，开口就把这套道理灌输给同学，要他们为历史而历史。我把一门可以启发青年斗争情绪和革命行动的社会科学，讲成一套与实际生活全然无关的纯知识系统。历史的本来面目并非这样，是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把它装饰成这样的。直到解放以后，我参加历史唯物论的教学，边学边教，才逐渐体会到历史学和其他部门的知识一样，应该为人民服务，与社会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
+　　又其次，我既然标榜为知识而知识，跟着来的就是主张教育要超出政治，不为政治服务。我反对任何在学校里只传授统治者所批准的一套知识或理论的教育，认为那种教育妨碍人们理知的发展，应该把它从政治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我曾经发表论文，称用政治力量按一定的教条来教育人民的办法为“师保政治”，实行这种政治的国家为“师保国家”。在这种国家里，这种政治下，学术不会发达，所以必须反对。为要贯彻我的主张，我曾经主张教育由私人来办，这样就可以保证学术的独立，不受政治力量的干扰。我本着教育应该超政治的主张，不赞成学生在学校内从事政治活动，不赞成他们罢课。1947年秋天，我初来武大，校内同学为声援同济大学的学生，举行罢课，对声援同济的学生，我是赞成的，我自己捐款慰问。但是对于罢课，却不以为然。我和几位同事，联名发表宣言，说学生应该在学校里安心读书，弄好学问；如要从事社会改革，我们也赞佩，但应该直接投入社会的改革工作，不要在学校里罢课，罢课也是没有用的。这个宣言由我起草。宣言中的全部思想是错误的。我把反动的政治和人民的政治混为一谈。我反对反动政治束缚教育是对的，但却不应该笼统地反对教育为任何政治服务。对于为人民谋幸福的政治，教育是必须服务的。在历史上，教育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政治。那个阶级掌握了政权，同时也就掌握了教育。我受英美教育自由理论的迷惑，看不清英美教育，实际上为资本家所操纵，也看不清英美学校里所灌输的全是巩固资产阶级利益的一套。因此空空洞洞，大谈教育独立，和教育最好不由国家来办的理论。我不了解在整个教育史上，问题并不在于教育为不为政治服务，而是在于为哪种政治服务。在人民的世纪，教育为人民的政治服务，不仅是势所必然，而且理有必至。但过去我看不到这些，在对学生政治活动的问题上，犯了无立场的错误。我提出学生不应该在校内从事政治活动的主张，实际上就等于把革命的政治力量和反动的政治力量，不分青红皂白，一起要驱出于学校的大门之外，但在反动统治之下，反动的政治力量自然是赶不走的，可以赶走的是革命的政治力量。于是我的主张，在客观效果上，就是为反动派压迫进步学生的政策张目。
+
+　　从以上所讲的看来，我从到美国留学以后，回国服务，直到解放以前，浑身沾染的都是英美资产阶级的思想。我所受英美思想的毒害，正如在“三反”中我系内同事所指出的，真是彻头彻尾，无孔不入。
+
+　　1949年武汉解放前两个月，我的朋友刘绪贻给我两本油印的小册子看，一是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是七大文献。我在晚上看，电灯息后，继以煤油灯，一口气看完。第二天下午，我去找刘绪贻，说：“为什么不早把这些书给我看？早看这些书，我和进步同学之间许多理论上的争执也早就没有了”。我最倾服的是“新民主主义论”，重要的地方，在当时就看了一遍又一遍。“新民主主义论”指出中国不能走旧民主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我在回国后眼看到国民党的腐败，中国社会上没有出现有力的中等资产阶级，心里也已有类似的想法，所以完全接受。但是我没想到中国革命应该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主力；更其没想到革命还可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看了毛主席的书，顿时觉得中国有出路。尤其对于书里所明白指出的把革命分为两个步骤，先是新民主主义，然后进入社会主义，认清共产党并不像我过去所想象的那样主观，那样不顾历史事实。恰恰与我所想象的相反，毛主席的主张是极科学，极符合历史的趋势的。因此我心悦诚服，双手拥护，从此不怀疑共产党所指出的方向。解放前，我跟着几个朋友组织新民主主义讲座，在校内奔走武汉地方和平解放运动，起草宣言，都是从这些认识出发。在当时，我并不自觉就是参加革命。那时，几位和我一道演讲，一道奔走的朋友，都已参加地下“新教协”，但我完全不晓得。他们那样做，是从事革命地下工作。而我呢，则是行使个人的言论和政治主张的自由。我那时曾经这样想过：我想这真是意外，想不到在共产党要来的时候，我倒感觉自由起来了。很显然的，我当时的心情，是为了共产党一面指出中国正确的出路，一面又容许像我这类人的政治自由，才高高兴兴去迎接解放的。
+
+　　解放以后，大概有半年的时间，我担任的工作比较少，匀得出工夫来学习理论。这些理论上的学习，解决很多问题。有一些问题的解决，力气费得多一些，这里必须特别提出讲一讲。
+
+　　第一，对于苏联态度的问题，我在美国住了6年，美国的反动宣传，影响我对苏联的态度。在过去，几乎在所有国际问题的争执上，我都和英美帝国主义一鼻孔出气，不赞成苏联的主张。但我也不像极端的顽固派，把苏联的好处一笔抹煞。我认为当前的世界问题，有两个焦点：一是经济公平，一是政治的民主，在解放以前，是一直以为苏联有经济的公平而无政治的民主，英美则反是。我听信英美的宣传把苏联的政治也说成是极权主义。在理论上，我知道经济的公平和政治的民主不可偏废，而且也相信未来历史的发展，必定会把这两个问题加以解决，但事实上，我是不愁没饭吃的人，因此对于经济上的公平，不如对政治上的自由要求迫切。我既认为苏联没有政治的自由，与我所迫切要求的不合，因此很自然地，对苏联没有好感。解放以后不久，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后给我很大的启发。我从这篇论文所阐明的道理，推知苏联无产阶级政权所保有的，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民主自由，只有对反对劳动人民的分子，才实行专政。因此劳动人民称这种政治为真正的民主，而反对劳动人民的世界资产阶级，就诬蔑它为极权政治。我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以后，接着还有一个问题弄不通。我想：不管英美的民主怎样不好，但他们实行两党制度，使人民有个选择，迫着它们起互相制衡的作用；而苏联是一党专政，尽管这个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但不使人民有其他的选择，总觉不好。这个问题在心里盘旋了很久。
+
+　　到1950年夏天，我在全校社会发展史学习中做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的报告，批判美国的假民主、假自由，从批判的过程中提高了对于苏联政治的认识。英美的资产阶级，就其对劳动人民施行剥削和统治来说，其利害是一致的。但因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大鱼吃小鱼，互相竞争并吞的经济，于是在资产阶级彼此之间，利害有冲突。这种冲突表现在政治的结合上面，就形成代表不同资本家集团的两党或多党制度。所以两党或多党政治，不管在表面上玩弄怎样漂亮的手法，实质上只是反映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此起彼落。他们愚弄人民的自由选择，来达到自己集团的自私目的。在苏联，经济是有计划的。无产阶级的内部，只有互助合作的关系，完成整个经济计划；因此没有利害冲突，也必然不会有一个以上的政党。什么样的经济，就有什么样的政治。这个道理在政党制度上是很显然的。我弄通了这个道理，就明了苏联政治的民主。有经济的公平，才会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主自由，是以人民的普遍丰衣足食为基础的。我过去把这两个问题割裂开来讲，正说明我不懂历史唯物论，在思想方法上犯了机械论的错误。除这个问题而外，我对苏联的看法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在过去，我为片面的历史知识所蒙蔽，加上英美帝国主义反动宣传的影响，认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走上扩张主义的道路。我跟美国资产阶级报纸一样，也说彼得大帝所不能完成的领土扩张，现在苏联给完成了。我又不了解苏联与东南欧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关系，用历史上极陈旧的大欺小、强凌弱的思想，来误解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在当时，我以为苏联之于东德（其时我还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东德），犹之美国之于西德。解放以后不久，我曾起草驳斥美国白皮书的宣言，其中谈到世界的和平阵营，却不加上“以苏联为首的”这几个字。这不是单纯的简略，而是说明我的一种思想情况，就是害怕做苏联的“附庸”。我这个错误的思想，在学习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本质的理论中得到解决。社会主义的经济是计划经济。它的目的在于人民的福利，而不在于剥削。因其有计划，无剥削，所以没有为剩余商品和资本寻求市场的问题。这样它就绝不像帝国主义，它不要殖民地，也无需向外扩张。我把这个怀疑从理论上打破以后，就进一步看清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新事实。例如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订立，根据这个条约，苏联定期交还在我们东北的权利。这个事实说明苏联是以兄弟般的友谊来看待我们的。又如苏联专家在我国经济工作上的帮助。他们抛开优裕的生活，来到中国，和我们的工程人员同样地吃苦，以建设他们祖国那样的热情，来帮助新中国的建设。这些事实说明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精神，说明共产主义者为实现其理想世界的伟大怀抱，而这个怀抱绝非我们这样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眼光所能一下子就看得懂的。我把这些道理弄通了以后，很自然地改变过去对苏联戒惧的态度，树立对她友好的态度。在“五一”游行的队伍里，我随着群众高呼斯大林大元帅万岁，心悦诚服地相信苏联是和平阵营的领袖。
+
+　　第二是对于美国态度的问题。从前面所讲的看，我对于英美自由主义的一套思想，几于全盘接受。因之亲美崇美，不言可喻。我在这方面态度的转变，得力于两方面的力量：一是由于主观认识的提高，一是由于美国蛮横专暴的外交政策的催逼。解放以后，从各种理论的学习里，我认清美国民主自由的虚伪。这就使我失去崇美思想的基本的凭藉。尤其是从新近由美国回来的朋友们的谈话里，我知道美国统治者正在压迫进步力量，“忠诚宣誓”逼到每一个受统治阶级疑忌的善良人民的头上，进步的人士经常受到解雇、逮捕、鞠讯、罚金以及坐牢等等的处分。这样，原来虚伪的自由，就已经打了大大的折扣。从这些事实上，我更悟到一个道理：当资产阶级统治者认为人民力量薄弱的时候，他就允许你讲点话，点缀他虚伪的民主自由的招牌。但当人民的力量逐渐强大，他就露出真正法西斯的嘴脸，用政治的压力来加以迫害。目前的美国政治，就正在发展到这样一个反动的阶段，何亲何崇之有？自从人民的中国开国以来，美国在远东所推行的强权外交，更其催逼像我这样原无反美思想的人，一天一天地反美，一天一天地仇美。事实的教训比什么都切实。苏联在帮助我们和平建设，而美国却挑起战争，夺我台湾、炸我东北、撒布细菌、屠杀战俘、武装日本、拒我于联合国之外；稍有人心，谁不发指？解放之初，我曾幻想与美国建立正常的邦交，利用它的科学技术以至资本机器，来从事建设。但美帝的蛮横教训了我，这是何等可怜的梦呓！从前我也曾赞叹过美国生产力的巨大，但现在一想到这个就觉得可恨，因为正是这些东西，在资本家的操纵之下，就成为他们与世界人民为敌的本钱。
+
+　　但是，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得力于理论学习的居多。正因我所解决的问题，多半是以新理论批判旧“理论”，未触动我的行为，所以我的行为还不知不觉受旧思想的支配。过去，我认为改造思想就是把“言之成理”的一套东西加以批判。却不知思想改造并非单纯的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固然要解决，但更其重要的是要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我过去不了解这点，因之尽管是学习了一些新理论，也放弃了旧“理论”，但今天检查在解放后的许多工作，又恰恰是在旧思想的基础上去做的。
+
+　　先谈工会工作。在工会工作中，我并非不负责。但我能负责，并不等于说我已有无产阶级为群众服务的思想。我参加工会工作，出发点是很不正确的。1949年冬天，许多同事组织高教联，我顺手签名，成为发起人之一。后来要推动实际工作，朋友们来同我商量，问我愿不愿意为大家做点事。我答应下来，动机有两方面：一、是来谈的朋友与我私谊很好，不容辞却，这是从个人关系看问题。二、是通过朋友的谈话，知道学校的进步方面还重视我，既然人家重视我，我就该有所表现。于是我就动起来了。后来由高教联过渡到工会，我又被选为领导干部之一。和以前一样，我并不把办工会当做革命工作。我出力，还是由于受到进步方面和群众重视的鼓舞，求得个人在群众中的好印象。在工作中，我有一些进步。我开始认识组织的重要，也发现群众有力量，有智慧。党也教育我走群众路线。但我对群众路线的执行是庸俗的。我对群众联系，限于用礼貌来接待群众。我遇事主张征求群众的意见，但依靠群众和向群众学习的意思较少，而想藉此就少受群众批评的意思居多。所以归根结底是从个人出发。一个从个人出发的人，不可能真正地走群众路线。我不能深切体会群众的要求感情和疾苦，然后奋不顾我地去为群众服务。因此，我常对朋友们说：我对工会工作的负责，是出于理知，而非出于真情实感。既然对群众工作没有真实的感情，于是常常觉得是累赘，想逃脱。这种没有把群众工作当作非做不可的思想就是作客思想。它与无产阶级以主人翁身份从事工作的态度，没有丝毫相似之处。
+
+　　其次，讲我所参加的几个运动。3年以来，在历次运动中，我较起劲的是公债，减薪和参干运动。我对这几个运动，尤其是公债和参干运动，是有真实的感情的。但它不是无产阶级的感情，而是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感情。在参干运动中，我这种感情表现得最为突出。在理论上，我也知道抗美援朝是阶级斗争的一部份，也是国际主义的实践。但在实际感情上，我只看到祖国，没有看到世界；只看到笼统的中国人和朝鲜人，没看到阶级。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热情地动员青年去参干。但因没有革命的感情，不认识青年参干是踏上革命的伟大前程，于是对于临去的同学，珍惜他们个人，把参干当作是他们个人的牺牲，舍不得他们。这种由于错误的思想而起的极端错误的感情，对于参干同学，产生一些副作用。历史系某几个参干同学，在临走时，背上我这个资产阶级式的老师的包袱，情绪很不安定。这个事实正说明我做的是新工作，而思想基础仍然是陈旧的一套。
+
+　　从这些事实里，可以看出尽管我在解放后不久就已接触了新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批判了旧理论，但理论自理论，支配我实际工作的还是原来的思想。连我那种接受新理论却又不联系实际的学习方式，也同样是受资产阶级思想所支配的。过去我并不察觉这些。我好像以一个能够理会无产阶级理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身份，替人民革命事业帮忙。党对于知识分子，只要不是大坏蛋，一般是争取的，培植的。但我却把党对我的培植单纯的看做对我重视，对我讲统一战线。我安于这样一个自己所设想的地位。这种思想并曾有过露骨的表示。在“新教协”征求我加入的时候，我就曾对人讲，像我这样的人，在革命组织外帮忙还要好些。又有一次，我在“新教协”里大讲所谓思想上的统一战线，我说资产阶级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也该列入统一战线范围之内。总之，解放后我的一些进步，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跟着共产党走的进步。共产主义的美好理想，新中国的前途，我是满怀信心的。这个信心使我有一定的进步。但我又想做客卿，不肯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拿来身体力行，这样又使我进步受到很大的限制。
+
+　　我这种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党何尝要客卿？党要的是每个人结结实实地改造，以主人翁的态度，投入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党何尝要人从旁帮忙？党动员人做工作，并非说你有才能，非请你帮忙不可；而是要你通过工作得到锻炼，慢慢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热情，一同走上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遮住我的眼睛，看不清这些。于是解放后我的进步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经不起考验。一考验就露出狐狸尾巴来了。
+
+　　在土地改革中，我的错误多不胜举。扼要地说，还是客卿思想和个人主义在作怪。我想做地方上的上宾，不肯做干部。我想地方的领导者遇事和我商量，征询意见，而不肯去请示，去接受任务。我重视个人的健康和舒服，不肯为农民吃苦。我用虚伪的礼貌去联系农民群众，不肯用体会农民的疾苦去联系群众，我心里不想做干部，但却表示可以做干部，要地方领导体会我的意思，不要真的把我当干部使用。在过年的时候，我心里想回家，但又不肯说；后来事不如愿，就藉口这个问题是地方领导提出来的，指责别人，掩盖自己。这一切都说明我是个人主义的，没有群众观点和立场。当农民的各种会议开得火热朝天，我却坐在太阳底下看地主家藏的金瓶梅，汉学师承记，西厢记。我在黄龙乡闲得无聊的一段日子，也想到这些是错误的，但随即又安慰自己。我说大学教授参加土地改革只能这个样子。地方上要你领导你又无领导的经验，要你工作又怕你受不住艰苦。于是我就安于做一个土地改革的参观者。后来在城内的干部检讨会上，大家点破我这些，提出批评。我在面情上感到受不了，但内心是承认的。从城内回到乡下，土地改革工作只剩十几天了，我做了一些工作。30几年来，我仅仅有这样一个机会为农民服务。而我们在乡下住了两三个月，使工作受到损害。我现在最怕谈土地改革，一谈起就感到内心隐痛。
+
+　　但是不经过土地改革，我可能至今还不能深入省悟自己的缺点。错误使我得到教训。我得的教训有两条：第一，思想改造不仅仅是学习理论所能达到的，必须通过实践，从实践中体会新思想，去发现潜藏在生活行动中的腐朽思想，力求改造。成套的旧“理论”，要加以批判是比较容易的。潜藏在生活行动中的旧思想，要根绝是困难的，我必须警惕。第二，我要向青年学习。在过去，我不大承认这句话。我曾经说：如果我没有一套教给青年，就不做教授；做教授就是要青年向我学习。在土地改革中，我看到青年的优良表现，自己没有一点比得上他们。因此知道自己的一套有问题了。我必须向青年学习：学习他们为群众服务的热忱，学习他们不顾自己，不摆臭架子，学习他们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
+　　来源：摘自1952年7月20日“新武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27.txt b/CCRD/3/7/3/0001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19526e6afc1c06997d4508fe6fa5b2bd99bc18
--- /dev/null
+++ b/CCRD/3/7/3/000127.txt
@@ -0,0 +1,11 @@
+# 平原省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处理王高陞等贪赃枉法强奸妇女包庇反革命案件
+
+　　<《建设》编辑部>
+
+　　平原省温县法院前任院长王高陞、审判员杨治文等贪赃枉法、强奸妇女、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重大案件，在“三反”运动中被揭发后，立即引起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注意。平原省委组织了王高陞案件处理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华北行政委员会联合组成了王高陞案件调查团。七月五日，平原省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有妇女代表及县、区、村干部列席）又对该案进行了大张旗鼓的讨论处理，罪犯王高陞、杨治文现已被判处死刑。按罪犯王高陞、杨治文等利用职权、欺压群众、贪赃卖法、与敌为友，其罪恶是十分严重的。据杨等自供，三年中共奸污妇女七十六名，其中王高陞一人就强奸四十四名（其中强奸未遂者六名），杨治文奸污三十名，被奸污者有十七岁的幼女，有五十多岁的老妇，有军人家属和干部家属，反革命分子王小文（女），曾勾结匪特杀害我公安股长，被捕后，王高陞受贿三十万元并与之通奸，只轻判一年徒刑，其后又结成所谓“亲家”。杀害我村干、民兵等八条人命的反革命分子王子杰，向王高陞行贿后亦获释放。在审判一般刑事案件中，王高陞受贿后又奸淫的女犯有十八人。罪犯杨治文，在镇压反革命紧张期间，受贿放走或轻判的反革命杀人犯就有五人之多，并勾结顽匪、奸商，拜成“八大弟兄”，共同进行窃盗国家资财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三年中，王高陞等发生错判、轻判、提早释放、奸淫妇女、高利盘剥群众等罪恶事件共有百起以上，他们竟把人民的法院变成了欺压人民与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工具。温县法院此种情况，说明我有些法院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而王、杨的许多罪恶活动，温县领导上平日并不是毫无察觉，但直到“三反”中始被彻底揭发，说明我若干领导环节的官僚主义已严重到何等程度！
+
+　　温县在人民代表会议上大张旗鼓地讨论处理这一案件的做法是好的，正确的。经过大会，代表、干部的认识和政治积极性大为提高，许多人在发言中表示：“今后一定要大力发动群众，使他们积极履行自己监督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谁有错误就批准谁，不接受就到上级去检举，绝不允许他们办坏事。”到会的代表、干部同时认识了官僚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一致认为王高陞等能作恶三年，是和有关领导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必须责成他们深入检查，直到彻底为止。
+
+　　接受王高陞事件的教训，平原省委业已对今后司法工作采取若干必要的措施。经验证明，法院工作中的这种恶事如不努力铲除，我们必将严重地脱离群众，人民民主专政的机构亦必将软弱无力；而对于一切高高在上漠视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者，则必须坚决发动自上而下的群众性的监督，使之与自上而下的检查相结合。斯大林曾经这样讲过：“一般讲，来自上面的批评，来自工农监察委员会方面的批评，来自我们党中央方面的批评等等，这一切当然都很好，但这还远远不够。不仅如此，主要的决不在这里。现在主要的是在于掀起自下而上的一般反对官僚主义、特别反对我们工作缺点的最广泛的批评浪潮。只有组织两方面的压力——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压力，只有把重点转移到自下而上的批评，才能希望顺利的斗争及铲除官僚主义。”（斯大林一九二八年五月在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说）温县把这个案件交给人民代表会议去讨论处理，无疑是做得很对的，这对发扬群众自下而上监督官僚主义的积极性将有很大好处，这常常比单纯自上而下撤换或处罚某些违法乱纪人员，对群众和干部的教育意义都要大些。
+
+　　来源：《建设》1952年7月22日第168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28.txt b/CCRD/3/7/3/0001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79624771758ceb9be875801713c15d5cbfa3df
--- /dev/null
+++ b/CCRD/3/7/3/000128.txt
@@ -0,0 +1,23 @@
+# 孙绍谦：检查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
+　　<山东医学院病理学科教授　孙绍谦>
+
+　　资产阶级思想反映在我的思想和行动上的就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和名利思想。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是一贯地严重地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在1950年11月我到山东医学院任教后，常常夸耀自己是回国服务的，并且在国外和帝国主义进行了一些斗争。因此背上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包袱，盲目自大，盛气凌人。当看到学校的设备、人员都不够“正规”时，就感到失望。在我心目中所谓“正规”的标准是协和医学院，我没有认识到协和医学院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大据点，是拿着中国的劳动人民当试验品，无辜残杀人命的一个机关。我只想向它的建筑和技术设备看齐，甚至想搞的比协和医学院还要阔气。我对新型的医学院与旧型的医学院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应有什么区别是不认识的，这也充分说明了我回国的动机主要还是为了个人。我只想按照自己所想像的资产阶级的一套把学校搞“好”，学校出了名，我也可以出名；学校如不能一时出名，但我个人却一定要有名。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就在病理学科的建设上大事铺张起来，桌椅要大漆面的，嫌皮椅子式样不好看，坐着不舒服，自行设计了另做；研究室的修建不惜多化钱，只想修建得不透灰尘；办公室有电灯还不满足，一定要走遍全济南市找大吊灯。我只一味地追求形式上的堂皇，因而使人民财产受了许多不应有的损失。
+
+　　由于我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盲目自大，产生了与学校领导上对抗，与同人闹不团结，以及脱离学生等一系列的错误。我以为中国学病理的人很少，自以为“奇货可居”，这里搞不好，有的是地方可以去。因此对领导的态度是要挟蛮横的，事事总想要领导上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去做，曾因争经费在教务会议上公开给教务长下不来台，也因排功课表不满意而对教务处的同志大发脾气，这些在同人与同学中都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
+
+　　我对省立医院的同志们一贯地采取轻视的态度，刚到济南就召开了一个茶会把他们挖苦了一顿，此后在临床病理研究会上也经常是用教训人的口气发言，并且认为这些同志们业务理论水平太低，好像没有资格和我一同讨论问题似的。同志们一再反映我自高自大，对我有意见，而自己反认为没有你们，我们搞教学搞研究还是一样的搞，你们检查标本离开我们却不行。这样把自己的技术当商品来囤积，十足地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没有想到伤病员的痛苦，更谈不到教学为临床服务。
+
+　　我对科内同志的态度也是唯我独尊，独断独行，轻视他们甚至排斥他们。如有的同志发生小错误我就对他大发脾气，甚至痛骂一顿。有问题不能耐心的帮助同志，又不能开诚布公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致使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变为个人对立的关系。如我和俞孝庭大夫的关系就闹得很坏，我只片面地看到他对工作消极，过分的责备他，打击他，却没有考虑到他所以不安心工作、闹情绪，正是由于我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所造成的恶果。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资产阶级的统治思想的严重性与危害性，它伤害了同志们的感情，使工作遭受到不可计量的损失，真是万分痛心。
+
+　　因为我盲目自大，有教授的臭架子，因此教学态度也是极不正确的。不是管教管会，而认为讲过了同学就应当会，对同学提出来的问题不是耐心的解答，而是嫌麻烦；自己认为有意义的就说几句，没有意义的就不高兴回答，甚至讽刺同学：“这样的问题你都不知道，我简直想上吊。”当同学们看片子有困难时，不首先检查自己是否讲清楚了，反而责备同学笨。由于我对同学的态度这样恶劣，在同学中逐渐地丧失了威信，同学们非常怕我，不愿和我接近，我自己脱离群众不知反省，反怪同学对我有成见。此外，我更轻视医士班和专修科的教学，认为这些科不如本科重要，因此，没有组织教师预讲、讲评，也不去了解同学学习的情况，高高在上，对教学不负责任。我所以产生这些错误，就是把教学工作和个人的利益对立起来，自己认为是一个“三等医学院的教书匠”，又认为教学工作是“卖苦力”，总想找一个地方专做研究，而不去全心全意地作好教学工作。我对于一个人民教师的重大责任并不认识，而把自己的工作降低到一个雇佣的地位。这种错误思想如不立即纠正，将无法完成政府与人民交给我的重大责任，自己的工作也会迷失方向而误入歧途。
+
+　　更严重的是由于我个人英雄主义求名思想，使我在对科学态度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1950年4月我们进行了关于冷藏在摄氏2至4度条件下组织形态的改变的试验，查觉人的皮肤在冷藏过程中表皮层的黑色素逐渐增加，此后采取了数次皮肤重复试验，其中有两次因为采取的皮肤在室温放置数小时，此时表皮的黑色素已经增加，因此在冷藏过程中，其一表皮黑色素增加不明显，其一没有显著的改变。这个事实我虽然看到了，但当时认为这是在室温中放置的改变，又认为皮肤的形态仍然完好。这个事实并未否定皮肤在冷藏中的改变（这一事实可留将来证实之后另文报告）。但自己为了求名，急于将这个现象发表，首先于1950年8月在青岛中国生物科学学会上作了报告，继于同年9月又在上海华东组织疗法座谈会上及全国组织疗法座谈会上作了报告，并先后在华东区组织疗法座谈会汇刊、华东卫生及全国组织疗法座谈会汇刊上发表了论文。我在写这篇论文的时候，并没有采取严肃的态度，强调参考文献少，并未将可能找到的参考文献认真钻研，又没有和其他同志好好讨论。当时俞孝庭大夫提出不同意见，指出在室温放置时，皮肤色素也会增加，我并没有倾听他的意见。更严重的是我把事实与主观预想不符合的一部分在报告中只字不提，这是对客观事实的歪曲，是反科学的不老实的态度。最近的工作也一再证实了人的皮肤死后在室温放置，表皮层的黑色素在数小时增加已甚为显著。这些事实仍没有打动我，使我检查一下自己的科学态度，反因为这篇有问题的论文一再转载而暗暗地自鸣得意。出风头、求名的思想常蒙蔽了我的眼睛，使我视而不见，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现在认识到这种歪曲事实的报道是可耻的，这种轻浮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是会断送自己在科学上的前途，同时对正在发展着的我校的研究工作，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而这种不成熟的论点一再传播，对人民又是有害无益的。
+
+　　我的另一篇论文“几种组织液对于酵母生长的刺激作用”，也是这种错误的“科学”态度又一次的表现。我曾经与细菌学科黄翠芬教授讨论过是否可以做这个试验，黄教授与其他细菌学科的同志即着手这一试验，俟与黄教授讨论了试验的初步结果，总觉得自己比别人能干，打算自己着手做这个试验，于是向黄教授学习了光电比色计的测量方法及试验步骤，就自己搞起来，这篇论文写好了也没有与黄教授研究。这个试验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的劳动，而是包括黄教授和其他同志的劳动在内，我却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这不仅是轻视与抹杀别人的成绩，而是剥削意识在我科学态度上的反映。其次在这篇论文里面对于各项标准差的计算，我并没有逐项亲自检查过，同样表现了轻率的态度。因此这篇论文也是不成熟的，因为求名也就送交华东区组织疗法推行委员会发表了。我的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在科学态度上一再地犯错误，并且惹起了对其他学科同人的不团结。
+
+　　思想改造打开了我的头脑，使我从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迷梦中惊醒过来，使我能够比较客观地分析了自己，思想改造运动实在挽救了我，使我认识到自己错误思想的严重性。我负责病理学科的工作，包括师资训练及研究工作人员训练的重大任务，而自己却走着伪科学的道路，想起来真是可怕。今后我决心在思想改造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立场，克服求名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端正教学态度，脚踏实地的与同人们同学们一起研究改进教学，争取作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
+　　（此检讨载于1952年7月22日山东大众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29.txt b/CCRD/3/7/3/0001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836ce1941d826f69e092c6948b25849e66a404f
--- /dev/null
+++ b/CCRD/3/7/3/000129.txt
@@ -0,0 +1,31 @@
+# 许杰：检查我的政治动摇性和反动性
+
+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　许杰>
+
+　　我过去几十年的生活，和我所写的文章，在一般人的心目中看来，或者以为我是清白的，进步的；在有些时候，我也竟然以自己的进步姿态，作为自己的安慰。而其实呢，我却有这样丑恶的一面：我动摇，我反动，我自由散漫，我投机取巧，我无原则的迁就终至于失去了立场，我自私自利为自己打算终于投向了反革命……。我检查我过去几十年来的生活与思想，自己也有些不相信起来，我竟然是这样的言行不一致，理论与实际脱节，竟然用进步的外衣，来掩盖自己的丑恶。如果不经过这一次的学习，不经过这一次的检查，我会连自己也给欺骗了的。
+
+　　我的生活与思想，何以这样表里不一致呢？这就要检查我的家庭出身与这几十年来生活的根源。我出身城市贫民的家庭，后来一直教书写作，过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这就使我在本质上同情下层社会同情无产者，同时又有不断向上爬的思想。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懂得贫穷的苦痛，也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又想向上爬，想挣扎出这贫穷的环境。但在同时，也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没有资格，没有地位，没有办法扳缘到社会的上层关系，可以让我找到上升的门路。我只好靠着自己的挣扎，自己读书，自己学写文章，使得我教书的位置能够站稳，生活才有保障。等到后来，我一贯的教书写作，在城市中过生活，耳濡目染，希望在物质生活上有所改善，希望提高自己的享受，终于忘记了自己出身的根源。只因我无法可以依靠权斗，就是卖身投靠，也不能得到更好的出路，所以我才硬着嘴巴，说是不肯卖身投靠；我才抽紧裤带，努力在艰苦中挣扎。这在从前，我自己还强调着自己有光明的一面者，就是如此。我以为我有一段奋斗的历史，我口里虽然不说，心里却在骄傲；我得意自己能够爬上大学教授的位置。我平常在想，我之所以有今日的地位，完全没有靠资格、靠关系，我只是靠自己的努力。我那里知道，这虽则是完成今日之我的一面，但同时却也是妨碍我进步，阻止我与群众结合，使我只逗留在口头上、纸面上的进步，而实质却是经不起考验，无原则无立场的迁就，终于会投向反动的主因呢！
+
+　　在这里，我首先得检查我的政治思想与它的动摇性和反动性。我在1922年到安徽公学（上海）教书时，是张任天介绍的。张是前清末度秀才，进过浙江高等学堂，到过日本。“五四”前后，在台州六中教书，喜谈社会主义。那时我在六师读书，因为闹风潮，喜欢和他接近。到上海后，他介绍我参加安那其组织，我也在安那其刊物“互助”上写过文章。我看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接受了安那其思想。我认为这是人类最高的理想，因而轻视一切另外的政治集团与政治主张（包括反动的国民党，也包括共产党）。那时我也有机会看到共产党的刊物，但我却不很关心，而且有了轻视的态度。认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主张用武力夺取政权，也没有安那其高明。当时国民党改组，他的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我也看到的，但脑子也不发生作用。上海大学是共产党占着决定势力的学校，我的同学戴介民就在那里读书，大概也加入了组织。而另外的一个同学范守渊，在同德医学院读书，却加入了国民党。那时国共合作，我们几个人碰在一道，也不谈什么政治。1926年底，天台由北伐军光复，范守渊他们，回天台成立国民党县党部，又要我到天台当县立小学校长。我在这时，就加入了国民党。不到两个月，“四一二”事件起来，我们在内地还不知道。这时浙江国民党省党部省政府，已经国民党反动的力量占据，加以改组；原来在杭州占有绝大势力的共产党的力量，被他们压迫下去，有许多党员也被他们屠杀或逮捕了。他们派了一个新的县长到天台来，——天台的旧绅士，以前的县立小学校长，也跟着这新县长一同回到天台。他们硬说我们有工人纠察队，硬说我们是共产党，硬说我们有枪，就把我和县党部的同志，逮捕起来。当时情势严重，说我们即刻要被枪毙，深夜押到海门。由于我的同案有一位绅士的儿子，这一位绅士，为了营救他的儿子，我也蒙受了好处，给保释出来了，我就回到了上海。
+
+　　我回上海后，生活无法解决。由朋友戴邦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的朋友介绍我到泉漳中学教书。我原是安那其主义者，但我觉得吴稚晖等同国民党勾结，来打击共产党，非常可恨。同时我在海门被囚时，他们硬说我是共产党的证据之一，是我在“互助”上写的文章，有一句“跟着无政府共产主义走”的话。他们却断章取义，说我明明写着跟着共产主义走，就是共产党的证明。自然我那时的入党，思想是朦胧不清的。我觉得是对国民党赌气，我不是共产党，你说我是共产党，我如今加入了共产党，看你们又怎样。同时也觉得许多朋友多走这一条路，我就也有这个理由可以加入。至于职业问题，也是一个原因。不过我却因为加入了党，才接触到许多党的刊物，受了党的教育，这倒慢慢的使我的思想有一个中心，后来因为自己胆小，有了教书的机会而脱离了党。
+
+　　在泉漳中学教书时，因为反动派还不肯放松我，就不能再耽下去，第二年春天，到宁海中学当教务主任，也是同志（蒋如琮）介绍的。这学校的教员与学生党的同志很多，当时到处闹暴动，宁海也无例外，及到“停旁暴动”失败，我们又逃到上海。这时碰到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做事的安徽公学同事张任天，因南洋有报馆托国民党中央党部聘编辑，张就介绍我去了。我离开安徽公学，那时我觉得能到南洋去，这是很可羡慕的，何况那里的薪水又高。他当时告诉我，南洋的旅费已寄在南京，而且名义上是叶匪楚伧介绍的，我得到南京领路费，并得向叶匪辞行，我当时以为这是无所谓的。到南洋后，还可宣传革命。就用这样掩饰的理由，去见了叶匪。其实，这只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不但是无原则的迁就，而且已是反动的行为了。
+
+　　我到南洋后，每天写一篇社论，其余是编几则专电，剪发上海、香港、广州报纸上的国内外大事。我挂着国民党中央党部介绍的招牌，每日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来掩护自己。随时发表些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蒋介石不满的言论。我也接触到许多从潮汕、从广州逃去的革命青年。但也引起了殖民地政府的不满和当地国民党员的怀疑。我被华民政务司传讯了好几次。我知道，如果不自动离开，就会有押解出境的可能。在那里耽了一年几个月后，我自动回国了。回上海后，我的生活又成了问题，在南洋积的现款都投资到一家朋友们开的书店里，并由朋友介绍到陈德徽的建国中学当教员，又与上海党接上了关系。那年5月，南京路示威，有人失了地址，我家里被查一次，而我的一篇枉生女士（“椰子与榴莲”中的一篇）在左派刊物上发表，被校长陈德徽看见，这学校又耽不下去了。同时，我因家里被搜查一次，实在有点怕。这是1930年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向革命进攻相当利害，我时常听到同志间出毛病，每日心惊胆战。这时，正好广州中山大学说要聘我，我借着家庭负担重的理由，虽有同志劝我不要走，我却到广州去了。其实我是这样经不起考验的，我没有碰到反动派的辣手，早就逃避了。
+
+　　此后，我在行动上脱离了组织，但自以为在精神上还没有脱离。其实这是我自欺欺人的说话。这时我在心理上已有一个转变，我觉得自己已在大学里教书，这机会非常难得。我要加紧在教学上努力，我翻参考书，我编讲义。两年后，我到安徽大学，正式在中文系里开了课，我编讲义的功夫，花得更多。我在我的讲义中，生吞活剥的把一些可以装得进的唯物的理论，都装了进去；因此，以后的教书，到处被人看作粉红色的人物。我一面惊恐，一面得意，我在学生前面装着进步，以投合青年的心理。到了后来，也就自以为真有一套理论，自己真的怎样冒着危险在战斗，真的连自己面目也忘记了。
+
+　　抗战后，我回天台办大公中学，校中有许多进步教员。也同校外的地下党员有联系。他们知道我虽然没有组织关系，但我还是靠近他们。我的这个学校，当时以开明进步出名。我们讲战时教育。鼓励并领导学生救亡运动，甚至开了游击战的课程，但这也触动了县党部之忌，引起了另一个私立中学的利害冲突。当时我们学校里有一位教员（顾哲民）是金华的党介绍来的，是一个党员。他负责校内“民族先锋队”的组织，也参加了天台的党委。由于我们工作上有了默契，有了联系，所以校内的“民先”就发展得很快（约有45％），而其余两个学校，却无法打进。这在平时，我自己也觉得意，觉得自己办教育，在社会上应付，毕竟有些成绩，对党对抗战都有贡献，但到了一个时候，有几个“民先”参加皖南新四军的教导队去了，当时我不知道。其后第二批又要出发，我由于怕学生的家长向学校要人，要他们先行退学，或先得家长的同意，但他们不肯。我当时的理由，以为这是为的学校，为的“民先”的不断发展，坚持这样的主张。不料我这主张，却遭顾哲民的反对，他以为我的这个主张，就在破坏革命。我当时听了这话，并没有从整个革命利益来考虑问题，却从自己个人利益来考虑问题，我认为顾哲民犯了左倾幼稚病，他留在校里，对学校前途甚有妨碍，当时通过校内的几个党员同志，决定解聘他，他们也同意。其实他们当时因为我是学校主持人身份，既然说出这话，便不敢当面和我反对，算是同意。我为了安定学生心理，又把顾先生离校事，在朝会上对学生说了一遍，因而更引起顾的反感。他鼓动了他那班学生，罢课威胁，并在外扬言“许杰已经反动，这学校给闹关门了，也在所不惜”。我觉得受了威胁，受了冤枉，我想出办法用一点政治的力量，强迫老顾离天台。我去和县长粱济康商量，要他帮忙，请老顾来说话，并劝他走路。这事真的这样做了。我虽然自己也曾引起内疚，但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起（据事后传说，顾为了这事也受了一次警告）。这件事情，我是时常在内心责备自己的，这不是对同志的态度，这是出卖了革命，借外力来压迫革命的行为。虽然顾的行动，的确有些过份，但都不能作为我的托辞。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的做了反人民的罪行。
+
+　　1939年，我到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林励儒，现在中央教育部）教书，这是较进步的学校，空气比较自由。但因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要大学教授集体入党。学校里面也成立了直属区分部。我当时虽有点勉强，但说是为了友谊难却，为了学校的安全，我也加入了。我在表面上，说是有了“党证”说话就可方便些，而其实呢，还不是为了保持这个饭碗，觉得在蒋管区做事，免得到处有麻烦。我也知道，这是一种无耻的勾当，是一个卖身投靠的行为，但我总是有些理由来掩护自己，而且也不希望有人知道的。如今想来，正因为我有动摇的本质，正因为我看重大学教授的饭碗，正因为我考虑问题一切都从个人利益出发，碰到外面有一点压力，自然就会投降了的。
+
+　　我从广东文理学院转到福建暨南（当时叫建阳分校，主任是周宪文，与C.C.有关，现在台湾）以后，我便装聋作傻，把我的党证收起来，不管他们催问，我是从不说起我曾加入过国民党的。同时，我参加文协，参加大学教授联谊会，也参加了民盟，我在周报、民主、文萃、时兴文以及几个文艺刊物上写文章，我签名反对美授，签名反美扶日，因而我俨然是一个民主教授，进步人士了。解放以后，我出席北京全国文代大会，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及协商委员，我参加北方老区访问团山东分团，也参加过土改，就是这样，我自己也就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了。
+
+　　此外，我在这几十年的教书与写作上，也曾生硬的装上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我在1929年与30年，写过一本“明日的文学”和一本“新兴文艺短论”，我已经写上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而在中篇“马戏班”和散文“椰子与榴莲”中，也企图以自己的作品，来实践这个理论。此后因为教书，翻了一些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书籍，企图以这些来影响我的学生，我自以为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了的。胜利后回到上海，我看到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觉得这是一本好书，解决了中国文坛论争多年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我把他介绍给别人看，也介绍给学生看，但我却没有真正懂得这书的好处。我强调文章，强调方法。我说，就以文章论，这文章实在写得完整有力，理论这样完整，逻辑这样周密，这是任何人所不能及的。我也讲方法论，我说这完全是毛泽东对辩证法有精到研究的缘故。在当时的意思，我以为我这样说法，完全从文学艺术立场出发，可以避免政治宣传左倾思想的嫌疑，但在骨子里，这实在也就代表了我的思想，我不懂得马列主义与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不懂得实践，我对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可以说是完全无知。上海解放以前，我在文章中，也用过生活改造与思想改造等字样；但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却是在叫别人改造；至于究竟要怎样进行改造，就连自己也不知道。解放后，我出席全国文代大会，重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看到从前所没有看到的东西——那就是生活的实践。但是，我当时的思想，以为要做作家，就该有生活的实践，要到工农兵中间去，到火热的斗争中间去，我想做作家，才要到群众中间去吸取题材的。其次，我以为我对理论都懂得了，缺乏的就是实践；而一谈到实践呢，我又强调我的家庭，我的生活，一句话，我局限于小资产阶级的生活与习性。因此，我强调着我的理论与实际脱节，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原来就容易从文字上接受空洞的理论；好像这样一说，又可以把自己开脱了似的。而其实呢，我还是没有深入的检查我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
+
+　　我知道，我的思想与我的生活作风，是和我的家庭出身，我的做事的经历与文艺见解分不开的。一句话，我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与温情主义，我不是看不清楚，但我却没有决心，无法实践。我的感情生活扭不过来，因而有时也使自己觉得苦痛徘徊。其实，这不能实践，也就说明我的看不清楚，不能实践，没有决心，也说明我的认识模糊。我知道，我要站稳立场，分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限，只有在群众的、集体的生活实践中，才能做到。我心愿，这一次的思想改造，才是一个开始。
+
+　　（本文系根据本人思想检讨总结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0.txt b/CCRD/3/7/3/0001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bc0e48937bd7d743b191fd91b232db10a12cfe
--- /dev/null
+++ b/CCRD/3/7/3/000130.txt
@@ -0,0 +1,31 @@
+# 中共吉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韩石涛党籍的决定
+
+　　韩石涛现年39岁，吉林省珲春县人，地主家庭出身。1937年参加工作，1942年入党。曾任过随营学校教员、专署科员、边区政府教育厅代理科长。1945年来东北后历任珲春县长、龙井中学校长、吉林大学秘书处长、省立二中和师范学校校长，1950年6月任吉林省行政干部学校校长。韩石涛自来东北后，在工作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主要事实如下：
+
+## 一、荒淫无耻，玩弄女性，持枪威吓强奸革命干部的女儿
+
+　　韩石涛一贯卑鄙无耻的奸污和玩弄女性，据了解他曾奸污过5人，其中有革命干部的女儿、有反动党团分子、有品质不好作风极坏的女教员。为了满足其淫欲而不择手段，如他在省立师范任校长时，有意识的和干部的女儿拉关系，说和她父亲是老朋友，将她分配作女生大队长工作，由韩直接领导。后该女有病想请假休养，韩假借给她解决入党问题，留她在校。一天晚上韩找她去谈话，遂先行调戏，继以手枪威胁将其强奸。韩为掩盖其罪恶，第二天即让她填入党志愿书，说做为“永远纪念”。该女因此而病势沉重，无奈辍学，二年来尚未全癒。又如师范女生XX，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在反动党团登记时，韩找去个别谈话，要求发生关系，该女不从要走，韩即威胁说：“不能走，你的问题还没完呢！”在这种威胁下，韩将其奸污。从此，就不追问她参加反动党团的事了，以后怕问题暴露还拉拢(说：“以前的事忘了没有？告诉别人没有？你能在学校安心学习，应当感谢谁？”再如韩还和一作风很坏的女教员XXX（三青团员）通奸，后把XXX介绍到师范工作，资助她百余万元（人民币）治病。此外，韩常在深夜中借口谈工作找女职员、女学生乘机调戏污辱。如在行政干部学校时找女职员谈话，拉拉扯扯逼的女职员暗中哭泣，影响极坏。据了解被韩石涛调戏污辱者有20多人。韩石涛在珲春任县长时，就常在晚间宴会找女人作陪，并曾用2个日本女人给搓澡。三反运动中还看金瓶梅之类的淫书；去长春领导所属单位三反运动时，不顾工作，找过去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一同逛公园、看电影、在一起吃喝胡混。
+
+　　韩为了腐化享受，在工作中贪污受贿，有据可查者达人民币330多万元，并常利用职权挥霍浪费公款，在师范10个月中仅买水果和请客即浪费东北币1500多万元。另外还有些贪污问题尚未查清。
+
+## 二、毫无阶级立场，滥用职权，扶植亲友
+
+　　韩石涛身为革命干部却毫无革命立场。清算斗争时韩在珲春任县长，不按党的政策去发动群众开展反封建势力斗争，而以个人恩赐观点，向群众施放粮米，以缓和尖锐的阶级斗争。韩自称为“以改良主义的方法发动群众”。他把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功绩当做个人对人民的恩赐，所以在街头墙上写过“珲春伟大救星韩石涛万岁”的标语。他把薪金制的干部看做是国家出钱雇佣的劳动者，干部和国家是劳资关系。1951年行干校干部改薪金制后，他在校务会议上说：“我们现在改为劳资关系，工作都是出卖脑力劳动，工会今后要多为我们谋福利”。又如：在该校的生产单位同工作人员讲：“假如有劳资关系的话，我们的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
+　　由于韩石涛毫无阶级立场就滥用职权，扶植家庭亲友。在珲春县时即有扶植其他地主家庭行为，群众反映：“过去是老韩家的天下；现在还是老韩家的天下”。韩在工作中曾将亲友10人拉进革命队伍，有的并拉入党内或当了领导干部。其中有地主、伪警察、伪职员、流氓，还有因贪污和品质恶劣被我机关清除的坏分子和革命的叛徒。例如：其姐夫田瑞是大地主兼房主，当过伪职员，韩将其拉进珲春县府任财粮股长，并将手枪交田佩带；其表姪郎书臣是流氓，韩介绍当保安团参谋，后因抢劫被处徒刑，韩让其警卫员出名保释，后又介绍参加工作并拉入党内：
+
+　　在韩石涛领导和影响下的行干校的生产单位，为了追求利润，而不顾政策、法令、勾结私商，投机倒把，偷漏国税。在采用人员上也不看政治质量，致使一些反革命分子、封建把头、伪职员、商人、流氓等都乘机混入，并大肆贪污。如制砖厂的工作人员百分百的贪污。更为严重的是韩竟允许新中工程公司和工程师订立20％的分红合同。因此，在包修工程中，偷工减料，牟取厚利，工程师从中大发其财。此事被市建设局发觉，责令检讨，韩还推脱责任，置之不理。
+
+## 三、目无组织，独断专行，压制民主，打击干部，拉拢私人关系
+
+　　韩石涛在工作中从来不发扬民主，唯我独尊，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包办一切。如在行干校他是行政领导，却擅自批准他所信任的干部入团，给党员作鉴定。研究、布置工作，从来不听取别人意见，下面反映“简直是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
+　　韩石涛对待别人的正确批评从不虚心接受，且用各种办法打击给他提意见的干部。如1951年初，评奖时，大家揭发了他的错误，他则公开污蔑“这是极端民主和歪风”，后找到一本“论党内分歧”，强制学校主要干部传阅并联系自己进行检查，企图以此来使下面服从他。在行干校工作2年多，韩曾打击过10余名干部，因此影响了干部的积极性，工作情绪不安。韩面对这种情况，不但不检讨自己的领导作风；反而在讲党课时讽刺谩骂被打击的干部说：“不是干校风水不好，怨他们没德”；“你别觉此处不养爷，还有养节处！哪里都是一样”。另一方面，韩对能顺从他的干部则又进行拉拢、提拔。如对行干校原组织科长XXX说：“你好好干吧，以后还不是教育长吗？我如当高中校长，极喜欢你这样的教导主任”。又如对其原来之警卫员XXX，从延边一直带到行干校，提拔当团总支书记、生活队长，XXX常闹情绪，工作不称职，而韩还想提拔当秘书。韩在行干校中拉拢一部分干部，到处为其寻风，并打击另一部分干部。因此，造成干部之间，离心离德，互不团结。
+
+　　韩石涛为了掩盖其错误，更目无组织，瞒上欺下。如省府发下干部论包袱运动的通报，韩怕牵扯到自己，而迟不在干部中间进行讨论，隔了多日召开干部会让别人作检讨，而韩只在最后轻描淡写的说了几句。在师范工作时怕其奸污女性罪行暴露，而将对马天县残害女学生事件的通报押下，不在教职员中传达讨论。
+
+　　在三反运动中，韩石涛不但不改悔错误，反而态度极不老实，采取分散干部，转移斗争锋芒、巧辩、抵赖、打击、拉拢等办法来抗拒运动和破坏运动，企图混过去。曾8次写信订攻守同盟。在将其撤职反省后仍不老老实实进行反省，群众揭发了其错误，他还百般抵赖。如对其奸污女人之罪行，他强辩说：性质上不是奸污，从发生几次肉体关系上，从双方关系的长期性上即可证实。在反省中每天看古书、摆架子、写材料还得公务员给搬转椅坐。在别人监视下，还偷偷给其爱人递纸条，叫给传信。动员他退赃时，他说：“我的收音机虽然不能使用，但灯泡能值好几万元可交上，至于‘皮夹克’与我生活分不开，手表今后工作所必需”，所以就不交，其实他家藏有金子，皮袄等，却不肯拿出来。总之韩石涛在三反运动中一直是不老实，执迷不悟，不检讨错误，顽固到底。
+
+　　韩石涛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这是由于他出身于反动的地主阶级家庭，入党后虽经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但他仍没有放弃原来的阶级立场。因此，一旦有了职权，便不顾党纪国法，而胡作非为，以极卑鄙的手段玩弄女性，任意污辱女教职学员。此外，还滥用职权，扶植亲友，任用私人并目无组织，欺上压下，专断独行，突行家长式统治的领导，为党造成极恶劣影响和严重损失。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仍不知改悔，而坚持错误。这说明韩石涛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成为党和人民的罪人。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和挽回党的影响，故决定开除韩石涛的党籍，并建议政府撤职法办。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1.txt b/CCRD/3/7/3/0001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8c3f4395d56807b4f2b676752fb4d14c5ab1f87
--- /dev/null
+++ b/CCRD/3/7/3/000131.txt
@@ -0,0 +1,59 @@
+# 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纯技术观点
+
+　　<中山大学工学院电机工程系副主任、顾德仁>
+
+## 一　清算我的反动的和错误的政治思想
+
+　　日寇发动侵略战争的第二年春天，我到上海租界读书。我高中毕业的前二个月，太平洋战事爆发了，日寇占领了租界，第二年夏天，我就入伪交通大学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工程”书，大做其“专家”的迷梦。
+
+　　在美国留学的时期，我曾在学校里做过一些研究工作，这是美空军部委托学校办的，当时我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对，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战争后，我还在美国，曾有一个同学说我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美空军在朝鲜屠杀，你也有责任”。我听了很不服气。我的纯技术观点使我的敌我不分，直接作了美帝国主义的帮凶。
+
+　　在美国，我曾申请过半年所谓“中国留美学生津贴”，包括回国的路费。这是美国拿来骗取中国学生的好感，使他们回国后能多多为他们宣扬一下“美国文化”、“美国生活方式”。我当时已有工作，可以维持生活，我也已有足够的回国旅费，但我还是接受了他们的津贴。“太公钓鱼，原者上钓，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要痛的。”我今天因为当时丧失了民族立场而感到十分的痛苦。
+
+　　过去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是很浓厚的。解放前我一直盲目崇拜欧美的物质文明，买起西药来，英美货说是多少国际单位，我就信以为真，对中国的我就不信任。外国杂志或外国报纸所报导的，我就深信不疑，对中国的报章杂志，不分进步的或反动的我都怀疑。我憧憬美国的“民主”，希望中国变成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我的崇美心理，在我出国的时期到达了最高潮。有八个月的时间，我连写日记都用英文。人家说我讲话的语调像美国人，我还沾沾自喜。
+
+　　在美国我亲眼见到了美国式的“民主”是什么一回事。同时接触了一些进步书报，也明白了美帝国主义者是帮助蒋介石屠杀中国人民的元凶，我的思想开始有些转变。这时中国大陆已临近全部解放，胜利曙光已在望，我的家乡也成了解放区，我更感觉有投向人民的必要。我看到美国的人种歧视，华侨的受压迫，我感觉我的出路不在美国，我有回国的愿望，但当时船只不通，美帝国主义者造谣说中国闹饥荒，“西姆啥学会”（这是美国自然科学家的一种“荣誉学会”）选我为会员，学校把我的薪金提高到300元，给我全工半读的优待时，我又有些动摇，预备再混一个博士。同学中有人说：“顾德仁不会回去了，要做白华了。”我听了很气愤，感觉名誉给人家破坏了，为了挽救名誉，我不得不回国。加以朝鲜战争爆发，钱学森被扣，我更感觉自危，三十六着，走为上着,才毅然归国。
+
+　　在回国的船上，我听到了志愿军出国的消息，当时恐美的心理是严重的。我错误地认为“这一回，可能惹出祸来了，万一美国竟藉口侵入东北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可怎么办？美国武器比我们好，又有原子弹，我们跟他们拼，总是吃亏”。在回国的招待会上，听了杜国庠厅长及其他几位首长的报告，认识了中国与朝鲜有唇亡齿寒的关系，知道了抗美援朝的重要，但还觉得说美帝国主义是只纸老虎，未免太小看了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节节胜利，证实了美帝是只纸老虎，志愿军归国代表及朝鲜人民军访华代表的报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与鼓舞，再通过报章上的抗美援朝消息，我的恐美病才逐渐减少以至于完全消除。
+
+　　过去我对于政治是淡漠的，我只想做个“专家”“工程师”，过安闲生活，我曾错误地认为“君子群而不党”，尤其在敌伪大学的三年内，更养成我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
+
+　　由于我对政治缺乏认识，我还有一次受了反动派的利用，积极赞成反苏游行。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污蔑苏联，制造了所谓张莘夫事件，在学生中间煽起了“反苏护权大游行”，我极力赞成，还斥别人“外侮当前，竟熟视无睹”。我所以极力主张参加，一方面由于我的狭隘民族观念，另一方面是看到重庆交通大学也参加，为了表示一致起见，我们应当向他们看齐，实在有一种投机的心理夹杂在内。但为了“不把我们学生带入党派之争”，我认为“应该一致对外，不可涉及内政”，我把反苏反共孤立起来看，以为可以单纯反苏，而不反共。大游行的前夕，我在传单上，发现了他们就在反苏的口号下进行反共的阴谋，结果第二天游行时我才没有参加。今天我才认识那是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而我却懵懵然受了反动派的利用，间接做了反动派的帮凶。
+
+　　大学毕业后，我在航空公司做事。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的面貌已逐渐在我眼前暴露出来，但我当时还以为“蒋介石个人不错，只是部下不好”，希望他“励精图治”任用新人。我认为什么社会制度都可以，只在于当政人，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君子当道则天下治，小人当道则天下乱”。我根本不懂得阶级，我只把天下人分为两类——君子与小人。这种封建的、反动的意识，主宰了我的政治思想，使我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所以我相信“好人政府”，希望中国成为一个美国式的“民主国家”。翁文灏做了国民党的官，我以为“这下好了，换个学者来，国家有望了”。我也希望成立联合政府，反对内战，也曾把希望寄托在“第三方面”，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反动头子李宗仁身上。结果证明都是荒谬的幻想。
+
+　　我也同情过“科学救国论”。我认为中国之弱，是由于贫穷，而贫穷又是由于工业落后，所以根本问题是科学建设与工业化。而要科学建设与工业化，就少不了我这一批“专门人才”。这是我的“救国逻辑”。我今天认识到改良主义不但是幻想，而且常被反动派拿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是反动统治者在革命高涨时一根救命的稻草，而我之主张改良主义也是和我的阶级出身分不开的。
+
+　　抗战胜利以后，虽然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逐渐呈现在我眼前，但由于受了反动派的宣传，我错误地以为共产党的一套斗争方式“实在过火”。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是在到美国之后才开始的，当时学校图书馆有四份报纸，其中一份是进步的报纸，另外三份是国民党报纸，两相对照之下，国民党的无耻谰言都给戳穿了，我逐渐了解了解放区的真相，了解了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是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1950年回到祖国来，受到了人民政府热忱的招待，尤其是参观南方大学时受到了他们兄弟般热情的欢迎，使我感动得掉下泪来，我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变了，以后又看到一系列的新事物，更坚定了我对共产党的信仰。
+
+## 二　批判我的腐朽的思想意识和作风
+
+　　我的主导思想，主要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追求名利，其中最突出的是个人英雄主义，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
+　　（1）向上爬、“名位”思想——我一直希望做个“专家”，因为可以出人头地。我感觉只有读书是向上爬的捷径，可以“光宗耀祖”，也可以“与人无忤”、到处有饭吃。我曾看过什么世界名人成功录，希望学习一些向上爬的技术。在伪交通大学读书，是受了“专家”思想毒害，参加罢课游行是为了“正名实”争个真学生的称号；出国也是为了想做“专家”，向上爬；选读电波学是因为这是新鲜的东西，学这一门，容易出人头地，受人注意；回国则是为了在美国爬不到多高；当教授也是为名誉好。总之一切唯“名”是图。
+
+　　（2）自高自大，而又有自卑感——我在某些方面有些自高自大，但在其他方面又常常有自卑感，这两方面似乎矛盾，实际上是统一的。因为自视很高，又恐怕旁人瞧不起，于是就感觉自卑。特别是自己年纪太轻，负起行政责任，似乎不相称，尤其对于有几十年教学经验的老教授们，感觉不好意思过问他们的事，以致造成我在某些事情上的不负责任。
+
+　　（3）好表现自己，好装饰门面——我始终喜欢在工作上表现自己的能力，所以凡是能使我表现—番的事，我就起劲干，否则就推辞。这样就不能使我从工作的需要出发，尤其是对于我认为可能危及我名誉的事，我一定设法解脱。
+
+　　由于我的个人主义，在进中山大学的最初半年中，我一直有作客思想。其原因是：（一）当时系内纠纷很剧烈，相持不下，使我十分纳闷，我感觉中大“没有一些学术气味”，妨碍了我的前途；（二）当时我叔叔屡次来信，劝我回航空公司，因为那边的薪水高。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全心全意做好工作，对系里纠纷，因为感觉无法排解，也就不尽主观上的努力，听之任之，采取旁观态度。回国一年半了，我依旧是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表面上装着很进步，实在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
+
+## 三　我的思想根源、转变经过和今后的努力方向
+
+　　我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个工商业家，开一个小型织绸厂，我两个叔父都在航空公司做事，也是搞无线电的。父亲认为他们比自己舒服，收入多，所以希望我学技术，他尤其是羡慕我的表伯叔在海关的“金饭碗”，希望我从资产阶级进而入买办阶级，因而造成我的纯技术观点与亲美、崇美的买办思想。
+
+　　我在高中念书时，学校里的课本除国文、本国史地外，都是英文本，教师在教室里宣扬资本主义的所谓物质文明，更助长了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我对数理科目特别感兴趣，但也喜欢读古文。我那个国文先生是个老冬烘，教的是经史百家杂钞之类，没有一篇现代文学作品。我特别钦佩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这使我有轻视群众、脱离群众的“清高”思想。我认为“大丈夫在世，应该求个流芳百世，应该立德立言立功”，但立德立言立功都不易，还是在科学上我出路，就这样养成我“好名”“向上爬”和脱离政治的纯技术观点。
+
+　　我从高中起，一直考第一,第二，投考学校也无往不利，亲友捧我，说我“是好孩子”、“争气”，我就更往书本里钻，同时也养成我的自高自大。在美国时期，又一帆风顺，1950年初又得“西姆啥学会”会员籍，使我更骄傲，助长了我的自高自大。回国以后又是很顺利。假使不是今天的思想改造，我的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不知要发展到如何严重的地步。
+
+　　由于我一直脱离生产，脱离群众，使我忽视了劳动人民的力量。解放以前我存在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意识，解放以后，虽然不敢再轻视劳动，但对劳动人民的感情始终没有建立起来，妨碍了我的进步。
+
+　　我出国前，虽已深切痛恨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贪污腐败，但也不知道解放区的真相，所以对美国式的“民主”很向往。及至到了美国，我才发现事物不如我理想，被操纵的“民主选举”，国会议员猪猡式的叫嚣、独占资本的猖獗……使我对美国的“民主”，开始有了怀疑，加以接触到一些进步书报与进步同学，使我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了解到解放区的真相，认识到共产党的伟大。1949年5月解放军进入上海市那种严明的纪律，连美帝国主义的报纸也不得不赞叹，使我更认识到解放军的确是人民自己的军队。一个月后，我接到叔父从香港寄去的大公报，读到上海解放前夕刽子手毛森大肆屠杀进步青年的新闻，使我发指，更深刻认识到国民党的狰狞面目；而解放后物价的空前稳定，更使我感觉共产党有办法。
+
+　　1949年,我曾阅读一些进步书刊，这样使我思想上逐步接近了人民。
+
+　　使我思想转变的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胜利，它把我从改良主义与“中国路线”的迷梦中惊醒过来。
+
+　　今天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更认识我自己的丑恶的面貌，我决心要在这次运动中彻底洗一个澡，把旧社会遗留给我的污毒洗去。
+
+　　来源：摘自1952年7月24日“南方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2.txt b/CCRD/3/7/3/0001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5ccb83fa32478bddfebef119971ac97d6b6cbc
--- /dev/null
+++ b/CCRD/3/7/3/000132.txt
@@ -0,0 +1,55 @@
+# 吕逸卿：批判我的反动思想
+
+　　<中山大学副教务长、吕逸卿>
+
+　　我出身于华侨小资产阶级家庭，童年受了六七年私塾教育，重伦常的封建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也跟着潜滋暗长起来。
+
+　　我虽出身小资产阶级，但因为所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同时，也深受到残余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我的思想意识上，便打上了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的烙印。
+
+　　过去我的思想和行为是投靠反动统治阶级那一边的，是为反动统治阶级帮闲、帮忙以至帮凶的。我消极的、保守的作风，对反动统治阶级实在发生了帮助的作用。我自1930年在大学毕业起至解放前，一直接受反动政权给予的“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等名位，而贴贴服服地为反动政权服务。反动政权的“教育”，是麻醉人民，奴化人民、压制人民的。我所教的，虽然是自然科学，但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麻痹自己，麻痹青年。
+
+## 一　检讨我上书给蒋匪介石等的错误
+
+　　由于我深受封建思想的毒害，重视封建的伦常秩序，有不正确的“正统”观念。这错误的“正统”观念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宣传和造谣蒙蔽相结合，曾使我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是中国的“正统”政权。对北伐的胜利我错误地认为是国民党之力，而漠视了共产党和工人、农民阶级的革命力量，也漠视了苏联的伟大的友谊帮助。甚至对抗日战争我也曾错误地认为是由蒋匪介石所推动，而漠视了毛主席对统一战线的英明领导，漠视了广大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英勇的斗争。这错误的“正统”观念使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容忍，使我对反动的暴政憎而不恨。我只从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出发，去憎恶对我的生活有直接威胁的暴政，只从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去责怪国民党反动政权不能使国家富强的无能。抗战前一年（1936年）我曾无耻地“上书”给蒋匪介石，提出“复兴民族”的意见。对外，我主张用“王道”来对抗日本的“霸道”，用“国士道”来对抗日本的“武士道”；对内，我主张用地理分工的经济地理区来代替省区，以求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国士道”与国家经济的自给自足就意味着法西斯的“大民族主义”。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蒋匪只为着四大家族的利益打算，连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也没有，是不会理会我这“书生之见”的。现在我痛恨我当时敌我不分，我痛恨我当时有往上爬的可耻意图。
+
+　　解放前，中山大学是国民党政治思想的坚强堡垒。我虽非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但我实受了若干虚伪的“理论”所麻醉，如受了“中国只有小贫大贫之分”和“全民政治”等谬论的蒙蔽，使我对阶级意识非常模糊，对于社会革命也没有正确的了解。再加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妥协性，和封建奴化教育所熏陶出来的“独善其身”和“中庸思想”，使我接受了幻想的、主张阶级调协的改良主义，而不敢正视矛盾，抹煞阶级斗争，逃避革命现实。我于1927年夏由岭南大学转学到中大来，加上留校工作的时间，我在中大前后共20多年。在此期内，正是激动全国的十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八年抗日、三年解放战争的期间,我只躲在我的“独善其身”蜗牛壳里，搞我的业务，为着个人的名位，慢慢地往上爬，由助教而讲师而副教授而爬到教授的名位。我没有正视正在校内外进行着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我对革命旁观，对反革命容忍。在国民党气氛的笼罩底下，我在中大昏迷了二十多年，到解放后才慢慢地清醒过来。
+
+## 二　批判我过去对国际政治错误的看法
+
+　　我过去受封建奴化教育的熏陶，为着“独善其身”而抱着“君子不党”的错误态度，不去参加革命；同时，也存着“中庸思想”，遇事作无原则的折衷调和，根本害怕革命。我更受到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我的政治思想便倾向于改良主义，要延缓反革命势力的崩溃；甚至倾向于妥协主义，而向反革命势力投降。这是反人民、反革命的政治思想意识。
+
+　　1945年5月，在旧金山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我曾凭着主观空想，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我对旧金山会议的意见，题为“当心历史的下意识”，在伪“广西日报”上发表。这篇文章反映着当时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意识。我认为世界的纷乱是由于若干“历史的下意识”所酿成的。这些“意识”第一是“名不正”，因为同名而异义的争执；第二是“选民”的观念，以民族的自大代替民族的互尊，成为民族互相仇杀的导火线；第三是“文明”与“野蛮”的胡涂概念，即随便打起“文明”的旗帜来进行欺诈和侵略的阴谋；第四是“均势”的幻想，国际间根本没有“均势”的可能，“均势”不过是“争势”的藉口，是制造战争的温床；第五是国家自给自足的企图，要自给自足，便要把“生命线”、“生存空间”等随便划到别国的领土上去，甚至把全世界都要圈在自己的“生存空间”之内；第六是苟安的意图，不肯把埋在世界各角落上若干延性炸弹，如殖民地、战略据点等，马上挖掘掉，早晚总会受到爆炸的危险；第七是偏安的错觉，飞越北极飞行的成功，已经把世界的后门变为前门，任何国家想把自己孤立起来，自以为是偏安于一隅，而不去寻求国际合作之道，那实在是脱离实际的错觉。最后，我建议把这些“历史的下意识”通通打破之后，须在奠定人类历史的基石上建立起国际的新文化和新秩序，来维持世界的永久和平。这些历史基石，我认为应如英国反动资产阶级学者威尔斯所说的，包括希腊的优美生活、希伯来的灵性内省、罗马的法律精神、儒家的人伦秩序（这一项是我加上去的）、欧美的科学技术、苏联的社会主义，以及所有民族对人类的特殊贡献（这一项也是我加上去的）。
+
+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自以为是站在“超然”的地位，用“旁观”的态度去看世界政治问题，自以为是相当“客观”和“公正”的。其实，我只闭着眼睛，主观地去幻想世界的表面现象，所指出的“历史的下意识”只是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所发生的一些国际矛盾，所提出建立在奠定人类历史的基石上的国际新秩序，不过是意味着缓和资本主义社会及早崩溃的“秩序”。这种改良主义是倒在资产阶级那一边的，绝不是“超然”和“公正”的。
+
+　　更不能容忍的是我在这篇文章里面曾提出：“今后世界若真能合作，以维持集体的安全，将必把北极圈划为国际警察的航空基地，以便随时压制叛乱。但若有企图独占北极圈以征服全世界的，自必陷于浩斯霍佛派地缘政治学见解的错误，而招致灭亡的恶果。”所谓“维持集体的安全”是维持没落的，资本主义社会国际的表面安全。我虽然警告不要重蹈浩斯霍佛派地缘政治学见解的覆辙，其实，我已做了反动的、法西斯的地缘政治学派的俘虏。同时，也无形中做了企图独霸全世界的美帝国主义者所叫嚣的“天空世纪”“航空时代”“世界联邦的世界主义”的应声虫。把北极圈（包括苏联的一部份领土）划为国际警察的航空基地，不是帮助帝国主义者，尤其是美帝国主义者来“解除”所谓“俄罗斯威胁”吗？我自以为不直接参加政治活动便是“超政治”、“纯技术”，其实，在思想上我并不“超”，也并不“纯”，而是充满着反苏、反革命、反人民的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极端荒谬的理论。
+
+## 三　我有过崇美的反动思想
+
+　　我进岭南大学念书后，深感洋化的、放肆的、奢侈的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生活与我个人曾受过封建教育所熏陶的、保守的、拘谨的、质朴的生活格格不入。所以，在岭大念了两年就转学到中山大学来。
+
+　　不过，这是否可以说明我没有崇美的思想意识呢？不！我虽不大看得起美帝国主义，但在我所研究的学术、所应用的图书仪器、所常用的日常用品以至于药品，我是认为德法第一，英美第二的。这种盲目崇拜资本主义国家“学术”，崇尚外国用品、以至羡慕外国学位的买办思想意识，是连美帝国主义也排在被崇之列的。对促致日本投降的主要原因，我也曾认为是原子弹的威力。深入检查，我不只曾有崇美的思想意识，也有过亲美和恐美的思想意识。这些洋奴的、损害民族自信心的、助长敌人气焰的、可耻的思想意识，直到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展开后，我才把它扫除掉。不过我还要继续检查，把这些敌我不分的思想意识可能残留下来的渣滓完全清洗，来保持我的思想健康。
+
+## 四　我对于创办珠海大学的认识
+
+　　1946年春，我参加珠海大学的创办工作，最初虽只是由我的自私自利的个八主义出发，但发展下去，便为“无本生利”、“藉学渔利”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腐蚀。自反动头子黄麟书等陆续加进校董会后，便“喧宾夺主”，把校董会最初的本质逐渐改变了。我当时虽存在有“戒心”，但没有急流勇退，而仍然依附投靠反动分子来“办学”，结果，我成为他们的俘虏和工具。反动分子办“教育”是为了麻醉人民、奴化人民、镇压人民的。珠海大学的教学方针，是用严格推行校规、强压学生埋头苦读来造就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驯服的奴才。我协助反动派来“办学”，便是协助它来毒害青年和人民。我要向人民痛悔我的罪过。
+
+## 五　我今后努力的方向
+
+　　在这次思想改造运动中，经过比较深入的检查，我发现在我的思想意识中，实在还充满着残余的封建思想、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些非工人阶级思想把接受工人阶级思想的大门关闭着，不让新鲜的空气进来，不让新鲜的事物进来。
+
+　　经过这次学习，我初步认识到：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在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工作中，首先要解决影响工作的若干思想上的基本矛盾。这首先要求划清敌我界线，彻底肃清敌人的思想。为着大力发展生产，为今后大规模的国家建设事业准备良好的条件，必须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积极建立工人阶级思想。同时，我也认识到：思想改造过程应该是长期的、连续的、激烈的斗争过程，我虽尚有缺乏勇气的严重缺点，但我敢于向大家提出我对思想改造的决心和保证：
+
+　　第一、我保证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工作，力求巩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
+
+　　第二、我保证力求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加强斗争的勇气，以进行长期的思想斗争。
+
+　　第三、我保证在实践斗争中，抓紧随时、随地、随事改造自己的机会，不再等待，不再拖延。
+
+　　第四、我保证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学会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加强工作能力和工作信心，力求做好人民交给我做的任何工作。
+
+　　第五、我保证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不断改造自己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的工作作风。
+
+　　请大家对我所提出的保证，站在人民的立场，随时加以检查，加以督促。
+
+　　来源： 摘自1952年7月24日“南方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3.txt b/CCRD/3/7/3/0001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c4719e8d279236e890c6eb03f3930d20dad9b1
--- /dev/null
+++ b/CCRD/3/7/3/000133.txt
@@ -0,0 +1,39 @@
+# 谈家桢：彻底清除崇美思想，批判教学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努力改造自己
+
+　　<浙江大学理学院院长　谈家桢>
+
+　　我从小就在教会学校里读书，受着彻头彻尾的奴化教育，直到研究院毕业为止。在大学时代，我受了美帝国主义的“自由民主”的虚伪宣传的迷惑，加上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反共反苏谄美政策的宣传，使我盲目地认为：美国是我们唯一的“国际友人”。同时又看到美国留学生在国内很吃香，羡慕着美国式的“物质文明”，因此，我当时不仅没有反对过美帝国主义，而且心甘情愿地想投靠它。对于这种崇美思想，现在，我分两方面来检查一下：
+
+## 一、政治思想
+
+　　我与国际文化侵略机构的关系：自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时期开始，我不断地和美国“煤油大王”洛克斐勒所设的庞大的国际文化侵略机构“洛氏基金社”发生关系，得到了它的不少“资助”，当时我非但没有想到这是帝国主义剥削祖国人民的血汗，以极少的一部分通过文化侵略机构来“恩赐”给我，反而认为我比别人有“办法”，狂妄自满得不得了。以后，又两次利用“洛氏基金社”和英国文化委员会的“帮助”，去美国、英国和欧洲大陆作钻牛角尖的研究，甚至丧失民族立场，作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在美、英两国广播电台，多次向祖国宣扬美、英帝国主义的所谓政治、文化的“优越性”，向祖国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
+　　显然，“洛氏基金社”是在美国国务院支持下，用以向其他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一个机构。该社中间曾有一个人说：“最有趣的是在中国培养一些有‘学问’的人，把他们训练得驯服可靠，让他们来做我们所要做的事情。”这是多么毒辣的阴谋！这口供，正表明了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上所说的“中美友谊”的本质。他们通过办学校、医院及其它文教事业来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使这些知识分子丧失民族立场，替帝国主义效力，以便使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我就是曾被他们利诱、麻痹的人之一。
+
+　　由于我过去受了美、英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影响，因此，内心存在着严重的“学术自由”的观点，在浙大曾高唱“学术自由”，主张科学与政治“绝缘”，做了帝国主义的应声虫。当我在1948年作了反动政府的装饰品，赴瑞典出席了没有苏联代表参加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听到美帝国主义对苏联批判反动遗传学进行恶意宣传时，我信以为真。现在，我才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宣传“学术自由”主要是为了达到奴役学术的目的。“第八届国际遗传学会议”，不但不让苏联参加，会长穆勒，还在会中不顾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代表的抗议，大肆诬蔑苏联，以造成国际学术界上的严重分裂。事实上，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科学家研究学术，才是完全自由的。回想起解放前我在教反动遗传学时，吸引了不少的盲目听众；但在前年我想开这门课时，竟没有一人选读，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认识提高了，不适合人民要求的东西就闲起来了，因此这不是甚么学术自由不自由的问题，而是人民需要不需要的问题。
+
+　　更严重的是：由于我长期受了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毒害，又迷惑于美帝国主义“学术自由”的宣传，因此，解放前我在国外时，虽痛恨蒋匪帮的反动统治，但也毫无理由地对共产党存着惧怕心理，认为我们的国家还是直截了当地请美国佬来“代管”的好，这真反映了我极端严重的、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奴化思想，是我的崇美思想发展到最危险的阶段。解放初期，我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虽然不久我即体会到了解放军纪律严明和人民政府的贤明，但我还是认为要建设中国，“少不了美国的帮助”，口头上自以为是“超阶级”“超政治”的科学家，实质上则患着极严重的亲美、崇美和恐美病。直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这种幻想才开始消灭，但另一方面仍是曲解条约内容，对“一面倒”的政策想不通。推究思想根源，还是由于留恋着美帝国主义对我个人的“好处”，认为中国没有倒向美国而感到不惬意罢了！我长期做着美帝国主义的思想俘虏，被它利用着而不自觉，没有认识到祖国要真正走上独立繁荣富强的道路，唯有站在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之中才行。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现在我才搞清楚了。
+
+　　在此以前，我虽然也参加了政治学习，也参加了杭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保卫世界和平等会议，但由于在学习和会议中，完全没有联系思想实际，未解决思想问题，因此，我在发表书面意见的时候，总是转弯抹角地避免对美帝国主义提出尖锐的斥责，怕的是万一美帝国主义与蒋匪帮“卷土重来”时，证据落在他人手中，会遭到特务分子的暗算，还是“谨慎一点的好”。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时，我很担忧这会“惹火烧身”，没有认识到援助朝鲜与保卫祖国的安全是分不开的，完全忽视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力量。因此，当我唯一的女儿要去参加军事干校时，我就用尽利诱、威胁的手段来阻止她，硬送她到上海去“躲避风头”。我身为人民教师，还站在学校的领导岗位上，并以保送委员会的名义，在口头上理直气壮地号召青年参加军事干校，而背后却本着自私自利及恐美思想来剥夺女儿走向进步的权利，摧残青年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精神。这是我的政治上的两面性的恶劣表现。
+
+　　以上这些情况，充分证明了我表面上附和革命，实质上抱着观望态度，留恋着美帝国主义和我个人“利益关系”的情况。
+
+## 二、教育观点
+
+　　（一）自高自大、宗派主义的作风：由于我受了美、英帝国主义教育制度的影响，名利观点冲昏了我的头脑，急于追求功名，不顾实用，因此，我在燕京研究院一段时间，在“自命不凡”的思想指导之下，醉心起摩尔根反动的遗传学说来，蓄意要到美国去留学。1934年夏天，我留学美国，投到摩尔根的门下，得了博士学位，更培养了我的自高自大的心理，对于当时国内一般生物学的研究都看不起。但事实上，我的一套生物学研究观点都是不合祖国实际需要的。我在浙大生物系，除了培养出少数钻牛角尖的“小专家”和送几个学生到美国去留学之外，十几年来，我对祖国和人民有甚么贡献呢？我初到浙大时，本有作客思想，后来看到校内有各式各样的宗派，我也就想自成宗派，学习美国大学里系内各树旗帜，招兵买马，勾心斗角，自成学派，以虚张门面的作风。我利用美国大学一般教授喜欢外国学生作他们国际宣传工具的心理和我与“洛氏基金社”的关系，以介绍学生留学美国的“法宝”为号召，拉拢学生和年青助教们以扩充自己的地盘，抬高自己的身价，酿成了1943-1944年间闻名西南的浙大生物系的“三国志”（详见浙江大学历史沿革——编者）斗争。这是我应负相当责任的。
+
+　　（二）“天才教育”思想：我在将近20年的教学中，为了卖弄自己，几乎把美国式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原封不动地搬到了讲台上和实验室，讲着满口英语，写着满黑板英文，不自觉地忘了自己的民族，忘了自己的祖国，严重地脱离群众，以学生读我的课感到深奥难懂和不容易及格为荣；我从不辅导同学学习，记得有几个学生，因为选读我的一门功课不及格，曾一再延期毕业。对于研究生，我只求数量多以夸耀自己，扩张势力，从不认真指导他们；借口“青出于蓝”，让其自己摸索，以“发展天才”。我喜开高深课程，介绍“新鲜”的和“深奥”的理论，有时碰到自己不十分懂的、有关的数理化、新生物学及哲学基础问题时，既不肯努力去学习研究，又怕露出狐狸尾巴，不愿虚心去请教别人，得过且过，毫不考虑教学效果。过去我的这种不负责的“天才教育”的教学态度，是如何地危害青年、浪费着人民的财力！
+
+　　（三）理论脱离实际：我所学的遗传学，是一种理论脱离实际的科学。在解放前，我把这些遗传学理论，灌输给农学院学生，严重的影响了他们，使他们产生专攻理论，忽视实际的偏向，认为大学农学院不应搞田间工作，只应作高深的理论研究。解放后，先进的米邱林生物学的理论介绍到我国来，由于我中了反动遗传学的毒害，发觉这对我有切身利害关系，就主观上先带成见，对米邱林学说不接受、不钻研，自作聪明，想走“中间路线”，把新旧遗传学观点“统一”起来，以维护自己原有的“学术地位”。1951年中央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会议时，我眼看自己对农学院的遗传学课程控制不住了；就坚持生物系与农学院对进化与遗传课程的要求不同的意见，要求生物系的进化与遗传一课应包括适当份量的旧遗传学内容。我一向忽视科学的实践与应用，没有想到从修道院里栽培出来的“豌豆定律”和从牛奶瓶里得出来的“果蝇定律”是如何严重地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而只凭个人的兴趣和对地位的要求来支持这种经不起实践考验的“科学理论”。3年来，浙大生物系对米邱林生物学的教学工作没有很好展开，不能满足同学的要求，我是要负一定责任的。
+
+　　（四）教育制度：我过去理想中的大学制度是英美的一套。因此，在院系调整问题上，我起初抱着墨守成规的态度，觉得旁的大学或许应当调整，而有“优良学术传统和地位”的浙大是不需要调整的。去年夏天，院系调整的结果，北方的清华和南方的浙大都改成了多科性的高等工业学校，并且规定理学院的任务为辅助工学院的教育和研究。我很不以为然，就向华东教育部提出意见，我特别强调华东高等学校的客观条件，不能与同在一处的北大、清华的情形相提并论。这是完全根据自私与本位主义的观念和脑子里只有美国大学的类型来看事关国家建设前途的院系调整问题的结果。我表面上尽管说得好听，但事实上是由于我怕理学院拆散之后，丢掉现有地位，这些思想，都是极端的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有害于整个国家的利益的。我没有去考虑今日祖国在飞跃猛进地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中，不用革命的精神和革命的办法来办教育，就不足以培养出为祖国所需要的、大批的优秀建设人才。要解决这个问题，院系调整工作就是一件迫不及待的工作，每一个具有真正的为祖国建设和人民事业服务的思想的高等教育工作者，都应当以个人利益来服从国家的整体利益。
+
+## 三、今后的努力方向
+
+　　我的错误和缺点是严重的，追究思想根源，是由于30多年来受着了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以它的思想为思想，以它的言行为言行，完全脱离了人民，忘掉了祖国，不自觉的把自己的利益和美帝国主义的利益结合起来，处处表现着违反人民利益的作风。
+
+　　对于这些思想与行为，回想起来，使我非常痛心，我今天要在人民面前控诉美帝国主义所给我的这些思想上的毒害，忏悔我过去的自私自利、以资产阶级的观点来从事教育工作的行为。我万分惭愧地回顾了三年来祖国和人民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之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在此基础上，即将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我难道还能让我的腐朽思想支配着我的行动、甘愿做一个落伍者吗？我衷心地感激共产党和人民给我的耐心教育，在同志们、同学们、以至我自己的儿女们的不断帮助，我要毫无保留地丢下我过去的臭架子和臭面子，严肃地正视自己的错误与缺点，认真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分析、批判自己的思想，为争取做一个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勤务员而努力。
+
+　　（原载1952年7月24日浙江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4.txt b/CCRD/3/7/3/0001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7635e42804afd2c81d9ba4d06644bf5fbe199b
--- /dev/null
+++ b/CCRD/3/7/3/000134.txt
@@ -0,0 +1,27 @@
+# 检查我的超阶级、超政治思想
+
+　　<五爱中学校长、李象伟>
+
+　　以前我总觉得自己在工作上有一定的积极性，主观上也愿意好好地为人民服务。但又常常感到自己能力弱，政治水平低，工作中困难又多，只想逃避，只想躲懒，甚至还要闹情绪。实际上是三心两意地、半心半意地在为人民服务。这是什麽原因呢?我自己也曾想过这问题，而且也得到了结论:这是由於为个人打算的思想在作祟。然而这只是模糊的笼统的认识，没有分析，所以只认为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以为并不严重；因而也从未想到过怎样来改掉这缺点。
+
+　　这次经过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的学习，我检查、分析、批判了自己的思想行为，同志们也给了我很多帮助，使我认识了我的主导思想是严重的资产阶级名利思想。为了名利，我曾经抛弃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革命事业而考进了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旧大学；为了名利，我曾为反动的“时与潮”杂志翻译过亲美反苏的文章；为了名利，我对於学校工作，不肯负责，只想逃避工作，只想坐享成果；为了个人名利，我常常严重的患得患失，因而在工作上缺乏果敢决断，没有魄力。但是我的认识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对于我的缺点及其对工作的严重危害，感性上的仇恨仍然是十分不够的。
+
+　　当检查我的反动思想，划清敌我思想界限的时候，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发觉我对工作所以不能安心，缺乏热情，对将来又没有远大的理想，主要是由于我对旧社会、对帝国主义、对国民党反动派缺乏深切的痛恨，因而对新中国也就不会有高度的热爱了。
+
+　　起初我认为我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爱国主义者，我也曾领导学校师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学与运动。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代，我的生活从小就极艰苦穷困，后来又曾遭反动派的迫害，生活时刻在被威胁中，我不相信自己对蒋匪帮会没有仇恨，对新中国会没有热爱。我的思想开始震动了，但是事实是无法掩饰的。经过一再的思考检查，我觉醒了，我明白了旧社会折磨得我麻木不仁，没有感情，既无所热爱，也不知痛恨，只想马马虎虎，混混噩噩的生活下去。旧中国大学里的资产阶级思想教育也使得我成为一个不顾祖国安危，不顾人民疾苦，而只关心自己名利的鼠目寸光的人。我更披上了“超阶级”、“超政治”的外衣，替反动统治做了许多粉饰门面甚至是反共、反人民的帮凶罪行，而还不自知。
+
+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看到蒋匪帮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等民主教授及打郭沫若先生等民主人士的暴行，当时我只觉得特务暗杀或雇流氓打架等行为实在不够光明正大，是不应该这样做法的。这想法说明我对反动统治如此惨无人道卑劣的行为不仅未激起作为中国人民所应有的正气，反而还在那里为反动派的声誉威信着想，替他考虑应该怎样用“光明正大”的方式去捕杀革命人士，才更可以维持反动统治的地位。
+
+　　解放前，看待我们工人阶级自己的党和国民党反动派，我以为应该“一视同仁”，那才是“民族利益给美帝国主义，又在美帝支持下发动了违反全国人民利益的内战，我却荒谬地认为这是两党争权夺利的战争。在重庆的时候，我也曾看看“新华日报”，但我只是以欣赏“在野党”言论的态度来阅读的。甚至在解放初期，我首先选择“人民公敌蒋介石”及“中国四大家族”等书籍来看，我的动机依然只是要欣赏欣赏共产党是怎样骂国民党的。在“新华日报”上，我也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我觉得与三民主义的理论“差不多”。那时候，蒋匪出版了一本唯心的反动的“中国之命运”，我读了认为里面有具体的计划，具体的数字，就以为如果能够实行，倒也不错。至於蒋匪帮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什麽，对祖国人民危害多大等等，那我就不闻不问了。
+
+　　从这种种事例，就可以看出:我不仅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没有丝毫认识，而且在思想上、行动上常在诬蔑诋毁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斗争的中国共产党。我把出卖祖国、压迫人民、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反动派看成什麽“在朝党”；把蒋介石的专制独裁政权看成“正统”的政府；把他们强奸民意、诬蔑人民、出卖祖国的汉奸言论认为是“在朝党”的言论，应该是代表“政府”的“正统”意见。这种态度，我还愚蠢地无耻地自命为“清高”、“超然”!
+
+　　我把引导中国走上民主富强、独立、自由，走向更美鹿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革命理论，毛主席的伟大创作“新民主主义论”，跟出卖民族利益、使全国人民遭受压迫奴役而永远不得翻身的反动理论“中国之命运”相提并论，混淆不分，反认为反动言论很具体，可以实行。这是严重的是非不分，敌我不分!
+
+　　我是抱着虚伪的“超政治”的态度，实际上是时刻在为敌人打算，那时候，我每一分钟每一秒钟的思想活动，每一件具体行动，全是对敌人有利，全是在进行着反人民的活动。就这样，使我在思想上丧失了民族立场与人民立场，敌我不分；而对于共产党，对于人民政府，甚至对于祖国却抱着虽非对抗，却是对立的态度。在思想上，在感情上，我都抱着党是党，我是党外人士；政府是政府，我是“小民”；祖国是祖国，我是我的客观主义的感觉。在解放初期，对于敌人的封锁，我就觉得它既然是敌人，就必然要对我封锁，似乎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所以对敌人也并未因此而增加仇恨，对反封锁教育也因而不够重视。这是什麽立场呢?这那里还有丝毫的民族气节、民族立场呢?这和帝国主义战争贩子艾奇逊所欢迎的民主个人主义者还有丝毫区别吗?
+
+　　经过检查，我清楚地看到了自己“超阶级”“超政治”思想结合着个人名利思想，已发展到极严重的程度。阻碍着个人的进步，危害着祖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要不是解放得早，我不知更将堕落到如何地步!想起来真感到不寒而栗。我在“解放日报”上读了杨宝华同志以母亲的名义感谢毛主席的文章，真是感动极了，但也惭愧极了，正像杨同志的孩子们一样，或者我比他们更严重些。在旧社会的反动统治下，在旧社会的教育下，我一天天地更趋堕落。我衷心地感谢毛主席和共产党挽救了我，我痛恨旧社会的制度，旧社会的教育，旧社会的反动统治者，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匪帮。我必须进一步跟敌人在思想上一刀两断，这还有什麽可顾虑可犹豫的呢!
+
+　　现在，我感到自己增加了热情，增加了活力，增加了朝气，我的感情起了极大的变化，我感觉到自己前进了一大步了。对于学校工作，我也感到增强了信心。我想，有什麽困难，有什麽事情不懂的不会的，只要肯虚心学习，是一定能够学会的。困难是一定能够克服的。我决心学习东北模范教师吕敬先同志的经验:“没能力，只要肯干，不会就学。”我更必须加倍的努力工作，为人民服务，以赎我过去做了许多反人民行为的罪愆。由于我的思想水平低，过去对于政治学习又不够重视，不够认真，今后必须抓紧时间学习革命理论，使这次思想改造学习的初步胜利，能够更加巩固、提高，在今后祖国的伟大建设事业上，更能够在党的领导与培养下充分发挥我的力量。
+
+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7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5.txt b/CCRD/3/7/3/0001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194ed8aa371cd7c229eccd540b674bced557a4
--- /dev/null
+++ b/CCRD/3/7/3/000135.txt
@@ -0,0 +1,37 @@
+# 张发初：检讨并批判我的“个人名利思想”
+
+　　<浙江医学院放射学科主任教授　张发初>
+
+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听了首长的报告，进行了文件学习，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教育。我开始认识到从事医学教育工作的人，如果不诚心诚意地来改造思想，就会误人子弟，甚至间接地害死病人性命。无论是对国家，对自己来说，这都是不可宽恕的。回顾我的过去，检讨一下我的从个人名利观点出发的错误的思想行为，也可以看出思想改造对于我是何等的重要了。
+
+　　我的家庭是小土地出租者。祖父是中医，我是他的长孙。从小他就有意要我学医，做一个自由职业者，成为一个有“社会地位”的特殊人物，从而可以光耀门第，安度逸乐生活。
+
+　　我所受的教育，自高小，中学，大学及医学院，都是美帝国主义所开办的学校。所以我深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影响。特别是在北京协和医学院读书的5年和工作的7年中，所受影响更是深重。“协和”中的帝国主义分子一直是鼓励大家一切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他们强调盲目研究，自由营业，说医生本来是为有钱人服务的，我深受了这种反动教育的影响，对于社会的发展，革命的形势，一概不问不闻。
+
+　　自1947年8月来到上海以后，我在私人诊所与私立医院任职。过去的私人诊所和医院，大都为了赚钱而开。从这种开业医生的生活中，我又深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不少影响。
+
+　　今天，检查我的错误，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　　第一、我以医师“自由营业”为理由，完全缺乏为劳动人民解除疾病痛苦的服务观点。我在上海市卫生局领了医师开业执照，我的诊费等比私立医院高，比市立医院更高。我经常须为一个诊所和四个医院工作。我的主张是：那个医院给我钱多，我就到那一个医院去。市立医院的薪水较私立的少，所以我不肯参加工作。去年上海市卫生局要我每星期去市立医院X光科工作2个下午，我强调没有时间，始终未去。
+
+　　第二、我担任教育工作以后，对教育工作不负责任。我到浙江医学院来教课，不是由于我对教育工作有兴趣，更缺乏为国家培养人才的信念，而是由于“讲交情”，“卖面子”，“帮朋友的忙”。所以我把教书当作是一种附带的工作。上课时，我自己讲一套X光的心得理论，让学生看过几张典型的X光片子后，不问同学们懂不懂，就一走了之。将其他工作都放在另一位医师身上。
+
+　　我自1948年2月起，也因为“讲交情”“卖面子”的关系，担任了东南医学院放射学教授的职务。每星期上课一次，每次2小时。自1949年冬东南医学院迁往安徽后，我因不肯放弃上海的私人业务，仅肯在每一学年赴皖北一次，每次一星期，作短期讲学。我认为我的时间即是我的金钱，1951年4月份起，我又在上海同德医学院挂了一个名誉教授名义；但为了争取时间搞自己的业务，我至今没有踏进过同德医学院大门一步。我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放在个人的开业上面。对于学校教育工作，我既无为国家培养人才的服务观点，自然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
+　　第三、我更存在着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我认为“只要我有了技术，到那里都是一样工作”。对于政治，一贯是漠不关心的。我自学生时代起，从不参加学生运动，也从不参加政治运动。我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利，念念不忘地希望在杂志上能刊登自己的论文，印上自己的名字，我认为，这样就可以使我在放射学界与医学界的地位站得愈稳。对国民党我没有好感，但我又怕斗争、怕革命，自甘于做一个“中间分子”。上海解放后，1949年12月我加入医务工作者工会，可是我也从未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平时从不阅读政治书籍。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我的家庭成份是小土地出租者，对我不发生影响。镇压反革命运动，对不关心政治与死读书的我，也无关系。这二大运动的文件，至今我尚未学习过。只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才真正地打动了我的思想，使我开始接触到政治，逐渐地认识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
+
+　　第四、我的错误更表现在我的崇美思想上。我虽没有到过美国，但并不是说我不想去，而是“机会不好”之故。当我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放射科住满5年，轮着我可以去美国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去不成了。1948年又有机会去美国时，我那时自满于现状，以为即使从美国回来，也已不能再加高我的地位，“虚名不如实利”，不去了。我上课时用英文讲，写X光报告时用英文写，写研究论文时也用英文，而且还将论文寄往国外去发表。甚至在本国人与本国人之间，也用外国文来代替本国文，这十足地表现了我的奴才思想。从这个很小的例子，就可以表明了我的崇美思想是何等的严重！
+
+　　同时，更严重的是过去我根本看不到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的意图，反认为它在中国办协和医学院与协和医院，证明了它才是我们的“朋友”。我不了解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恶毒阴谋，最近在报上看到中国协和医学院工作人员控诉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罪行展览会的报道后，才给了我一声当头棒喝。我再回过头来，看看苏联在北京办北京苏联红十字会医院的这种对我国人民的真诚的友谊与帮助，才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
+　　我学医以来，所用的课本、教材、实验用品以及就业后所用的药物器材，大都来自美国，我一直是盲目地崇拜美国，有着严重的民族自卑感。在这次“三反”学习与思想改造学习中，才使我认识到美国的“物质文明”是怎么一回事，也使我认识到科学掌握在谁手里就为谁服务的道理。懂得了美国统治者原来是用科学来杀人、摧残人类幸福的凶犯。
+
+　　由于以上种种错误思想的存在，由于我把教学只当作我副业中的副业（私人诊所为主职，私立医院为副业），到杭州来任教授，每年暑假时，我总要闹辞职。我既不做好教学计划大纲，也没有编好讲义，我根本没有打算做一个优秀的医学教育工作者。因之同学们所急需的放射学讲义（亦是我个人十余年来X光诊断的心得），3年来仅编就四分之一。我明明知道这讲义编成了对同学们很有帮助，亦可以供国内同人作一参考，但由于我只注意于个人业务的发展，就将讲义著作，丢在一旁。我个人所受的反动教育的影响，也在不知不觉中向同学们传播，大大地妨碍了部分同学的进步。
+
+　　由于我的单纯技术观点很严重，以致不分敌我，谁给我钱，我就给谁服务。旧社会给了我一些个人“名望”，我也自以为已成“名”了，因此我就自满于现状，不再求前进了。回顾过去几年来，我个人的技术非但没有得到进步，反而是倒退了。这也可以说明个人名利欲对自己的危害是多么大！
+
+　　为了要争取做一个真正对人民祖国有益的科学技术工作者，现在，我决心要抛弃个人名利欲，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我肯定了今后的努力方向：（一）加强政治学习，每日抽出一小时来看报及阅读政治理论书籍。（二）将X光诊断学讲义于年内编成，将有教学意义的X光片子，分类编好。开学前更好好地拟就教学计划大纲，提出教学要求。每次上课后，一定要深入了解同学们的领会程度与要求。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三）确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观点，专心当一个人民医务工作者。
+
+　　（此检讨载于1952年7月29日浙江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6.txt b/CCRD/3/7/3/0001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b183c8868471bdcf90efe8840b45f57958aad9
--- /dev/null
+++ b/CCRD/3/7/3/000136.txt
@@ -0,0 +1,27 @@
+# 钟心煊：清算我的亲美崇美思想
+
+　　<武汉大学生物系教授、钟心煊>
+
+　　由于深受资本主义的教育，我的亲美崇美思想是很浓厚的。这主要的表现在业务上面：甲、教学设备：一切仪器，都用美货或美国人所推荐的，德国制的干燥器，要从美国仪器公司购买，成为一个美货推销员。乙、教学方面：盲目崇拜美国，模仿美国的作风，以胞子植物学一课为例，第一、讲课方式和内容，全由美国哈佛大学抄来，教材内容和广大人民日常生活少有关系。不编讲义，有时指定参考书一大堆，但是和讲课材料少有联系，只是表示我的“渊博”，对同学实无益处。第二、实验时采取一部份美国教授所标榜的“启发式”，所谓“启发”，就是要同学自学，自己摸索前进，不事先讲解明白，也不直接答复同学的问题。一种水绵的形态，要同学耗费四个星期的时间去摸索清楚，我的理由（也就是我的美国老师的理由）是：这是训练显微镜下观察能力的良好方法，实际上是与实际脱节的，只能养成同学钻牛角尖的习惯。实验指南用英文，同学要花很多时间去翻字典，因而使实际观察时间大大打折扣。丙、对同学的影响：我一生从事科学教育的事业，也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子弟。我的教学方法是“斯巴达式”的，要同学自己“孤立奋斗”，摸索前进，这是冷酷无情的，同学在学习上得不到教师的鼓励和帮助，就引不起兴趣。这种方法是资产阶级用来教育少数“超阶级”“超政治”“为科学而科学”的特殊人物的工具，多数人则任其“自然淘汰”，是将达尔文“生存竞争，优胜劣败”的生物进化学说，搬到教学上来。我常说：“要走米邱林路线。”而实际上是在走达尔文优胜劣败的庸俗的反动路线，这与新中国的教育目标，是不相容的。它的危害性让我举一个实例来说明：生物系1950年级同学孙继仁，因为他的父亲和我同学的关系，和我特别接近，解放前我曾告诉他专心读书，不要过问政治，他在四年级时，我竭力鼓舞他做论文（选课），藉此得到一些研究的经验，为他日做科学专家打下基础。因为我的影响，孙同学在一个很长的时期，政治学习很不积极，幸而后来他自己有所转变，政治学习兴趣提高，参加群众活动，思想也有了显著的进步。然而我灌输给他的纯技术观点、做专家的思想毕业时仍很严重，这表现在他没有服从组织分配。丁、对助教的态度：我对待助教，也是和对待同学一样的态度，我认为他们的前途，应该由他们自己奋斗出来。他们找到我，我当然竭力帮助他们，但是我很少主动的找他们谈话，没有热诚地鼓舞他们进修。我有时也劝他们做一点研究工作，目的是为了升等加薪和准备出洋留学。我这种作风，不是从广大人民利益出发来培养下一代的青年师资，而是从个人利益来考虑问题，结果是助长了他们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为个人打算的思想，同时也宣传了崇美亲美和轻视祖国的思想。戊、研究工作：我的研究工作也被资产阶级为科学而科学的思想所支配，我认为科学是无国界的，是超阶级、超政治的，同时也表现了浓厚的崇美、亲美思想。让我用采集植物标本一事来说明：本来调查祖国的植物资源，是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所以我们研究植物应该先从最普通的、分布最广的、有经济价值的植物着手。但我的工作完全是从满足个人兴趣出发，想多发现几个新种，出出风头。所以计划采集工作的时候，总是想到偏僻荒野的地方去，寻找稀奇名贵的新种。所谓稀奇，就是数量很少，因此对广大人民生活无关；植物生在高山原野或水滨，原无所谓贵贱之分，只有到了剥削阶级的花园里，才被品题作名贵。所以这种“新种观念”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复次因为受了资产阶级科学机械唯物论的影响，我把植物和生存的环境割开来看，不注意观察它的环境，所研究的不过是个光杆植物，纵使它有经济价值，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利用它。在采集工作中，我的崇美、亲美、轻视祖国的思想，表现突出的有下列几点：第一、植物标本的标签，完全用英文写，本国的人名，地名，也用英文拼音。对外国人确实方便，但是完全忘记了祖国人民的需要。我把中国标本送到美国去，有两个用意：鉴定名称和交换标本。学术上交流经验，互换标本是正确的，也是必要的，苏联科学院现在就在和武大及其他大学交换标本；我从前选择美国为交换的对象则是极端错误的。至于鉴定名称，是为专家思想支配，我把不同类的标本，分送到不同的专家手里去鉴定，我认为专家应不厌其烦，牛角尖越钻得深越好。这一思想发展到极端就成为崇拜外国“权威”，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不相信中国人所作的鉴定。
+
+　　我在厦门大学时，曾经接受过美国哈佛大学好几次津贴，代它采集植物标本，一切工作计划都是依照它的意旨行事。我又代美国农林部，做过一些零星工作，主要是代它采集经济植物的种子和研究材料，以接受它们的植物病理学研究报告为交换条件。我忽视了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进行侵略时，植物资源也是重要对象之一，我替帝国主义服务而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
+　　我对美帝国主义几点错误看法：这些都是我崇美亲美思想的根源，所以必须提出来，加以批判。
+
+　　（甲）我从前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没有领土野心，也没有租界。现在我认识到侵略我国的台湾，和以前利用青岛为它们的海军根据地，都是美帝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铁证。至于租界问题，许多人都为它的狡猾诡计所蒙蔽。从前上海虹口黄浦江边有很大一片土地划为美国租界，但是因为不是商业中心，它就串通英国，把英美两国租界合并成为公共租界，乘机扩展范围，直至滬西梵王渡兆丰公园以外。美帝国主义和英国就是这样用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名义，统治着上海最重要的一部份。美帝国主义在厦门鼓浪屿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诡计，更加巧妙，连租界之名都避而不用，它只拉拢些仆从国家，组织一个所谓外人居留地的工部局，统治着厦门港一个长约一公里的风景优美的海岛——鼓浪屿。
+
+　　（乙）我从前认为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和宗教事业是慈善性质的，对中国是有益处的。但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自供，使我认识到美国文化宗教事业的本质，他在他的臭名远扬的白皮书中说：“美国在中国的文化教育宗教事业，是一笔价值三亿美元以上的巨大投资”。既然承认是投资，目的就一定是要榨取利润，它的利润是什么？我因之回忆到：从前和我在厦门大学同事的美籍动物学“教授”来特，他是一个打着为科学而科学的招牌的“动物学家”，但是他经常要向美国领事做报告。他告诉我，凡是在远东工作的美国公民，都要定期向美国领事报告所在地的政治、经济、交通等等情况。这位来特教授是一个研究白蚁的“专家”，但是他能够指出，厦门港口炮台地位如何不合军事上的需要，港内那里海水有多深，可以停泊多少吨位的船只，那里有煤铁和军需工业上重要的锰矿。让我再举一个例：广州解放的前夕，岭南大学有位美籍名为霍夫孟的昆虫学“教授”，把它的工作放在私人住宅内，宅外围以刺铁丝，到晚来通上电流，守门的人暗藏枪枝，并养几只凶恶的狼犬，以资保卫。我们根据霍夫孟在岭南科学杂志所发表的昆虫研究报告，他所需要的设备，不过两三种显微镜、毒瓶、捕虫网和标本盒等等，这些东西，是决不需要用武器来保护的。所以我们可以大胆怀疑霍夫孟在解放前夕所做的事，必是不可告人的危害中国人民的勾当。这两个例子，清楚地告诉我们，美国在中国文化教育和宗教的巨额投资，不但负有文化侵略的使命，背后还暗藏着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的企图，过去它们之所以得逞一时，就是因为当时我们在思想上被它解除了武装，松懈、麻痹，以致不少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敌我不分，为它服务而不自觉，我现在才感到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害之深。
+
+　　我的崇美亲美思想，在解放后仍然相当浓厚，在伟大的抗美援朝爱国运动学习中，用上述回忆对比的方法，将我的思想重加检讨，才开始转变。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一系列的敌对行为，使我认识到它的狰狞面目。但是最初还有一点恐美病，还慑于它所夸张的装备优势。人民志愿军的辉煌战绩，扫除了我的恐美病，进而使我轻视美帝国主义的力量。美帝国主义在朝鲜一系列的残暴行为，轰炸我国东北，发动细菌战，和最近在朝鲜俘虏营中屠杀战俘的事实，使我感觉到美帝国主义残暴无耻的行为，确实可恨！我的崇美亲美思想真是完全肃清了吗?还没有。下面让我报告我在思想改造中，一般最激烈的思想斗争的经过：
+
+　　（丙）解放以前我总以为我个人从美国得了一些好处；但在解放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和经过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而在思想改造中，仍然发现这些思想残余在我头脑中，这使我不得不深自反省，进一步作更严格的自我检讨。
+
+　　（我是一个清华留美学生。我首先要认识清楚：我在美国留学的费用，每一文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是义和团起义时，美帝国主义乘机侵略中国用武力榨取去的。）
+
+　　其次，有人会说，美国总算给了大批的清华学生留美求学的机会，不错，是一个机会，但是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向当时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建议“退还”庚子赔款时，说得非常明白，他说：“经济的利益跟着文化的旗帜后面走，比跟着枪炮的后面走要容易得多，收获也更要大得多。”原来这个机会，就是替美帝国主义散布思想细菌毒素，给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打先锋的机会。这个校长思想行动是一致的，我在美国所进的大学第一个就是他的伊利诺大学。我在中国没有在任何一个大学毕业，若是要经过正常的入学考试，我是不能及格入学的，但是这位校长慨然对我免去入学考试，马马虎虎把我编入大学正式生第一年级；很显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替中国教育一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他是要替美国训练一批经济侵略的前哨兵。
+
+　　再次，有人又会说：你在美国总算是拿了一套本领回来。不错，我是带了一套东西回来，但是好是坏，我们先要看看带回来的货色怎样，是否对人民有利。我在美国学了五年植物学，同时我也得到了“为科学而科学”的纯技术观点，“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追求物质享受的那一大套。我这一套美国本领，对我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呢？这一问题，曾经给了我极大的苦闷，思想上引起激烈的斗争。这是我崇美亲美的根源，并且是一个不易击破的顽固堡垒。正在苦闷的时候，我的女儿回来了，她问我：“爸爸在解放前反动政府发动内战的那几年，你为什么老要我吃青菜下饭呢？那时候你不是有一套美国本领吗？为什么现在的情况又不同了？”这几句话使我想到：不错，从前我凭着美国哈佛大学的金字招牌，一回国就当南开大学教授，清华给我一个副教授我还看不起它，这不是明明白白美国对我有好处吗？但是在解放前两年大多数人民都很贫困的时候，我的金字招牌也黯然无光变成没有用了，女儿只有青菜下饭了。反过来，现在在人民政府、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我的生活也跟着改善，家中也有肉吃，并且可以添置新衣服了。这说明我过去学的美国一套本领和由此养成的那种“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不但于群众不利，最后对我自己也没好处。只有大家都好，我自己也自然会和大家一起好起来。我体会到，我从前对这问题的看法是错误的，是受了美国教育的影响，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立场，把个人的利益和大众利益对立起来看的，所以问题闹不清，思想上许多矛盾无法解决。现在我把个人利益与群众利益结合起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思想就澄清起来，我那一套美国本领不但不见得那样神奇宝贵，而且变为腐朽可鄙了。
+
+　　我在前面检讨崇美亲美思想的部分，指出了它在业务上对青年的危害性。我在这里可提出植物学来谈，如果把美国学的那一套仍旧原封不动的传给同学，就必定要与实际脱节，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只有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米邱林理论彻底把它改造过来，成为中国的植物学，然后才能真正为人民服务。
+
+　　来源：摘自1952年7月29日“新武汉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7.txt b/CCRD/3/7/3/0001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c0151ecd293f51ab0e10e6b00234d223605542
--- /dev/null
+++ b/CCRD/3/7/3/000137.txt
@@ -0,0 +1,11 @@
+# 中共湘西区委员会关于开除蜕化变质分子王成文党籍的决定
+
+　　王成文，原洪江市委书记，男，29岁，河北易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39年入党，1940年参加工作。历任村支书、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县委书记、市委书记。主要错误如下：
+
+　　1、丧失立场，泄漏秘密。1950年，王在洪江市工作期间，与特务分子傅文通（资本家）吃喝不分，接受傅的请客送礼。此后，王将公款900万元（旧币）存入傅的“庆丰元”商号里。得息160万元。由于傅以私人拉拢，伪装积极，取得王的信任，担任了工商联副主任及市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傅是我公安机关利用的对象，王就无原则地依靠傅进行工作，经常住在工商联或傅的家中，有时召集会议也在傅家，群众反映“工商联是市政府，傅家是王成文的办公处”。1950年6月，洪江市公安局侦察洪江运输公司军统特务案时，王向傅泄漏了，对傅说：“运输公司有问题”，傅得知后，即告诉该公司有关人员分散隐蔽，由于王的泄密，致使此案未能破获。
+
+　　2、对党不满，反抗威胁组织，脱离革命。1950年2月，王在洪江市与特务高锦勋的女儿潘曼琉恋爱。地委认为潘曼琉参加过三青团，政治面目不清，且社会关系复杂，于同年4月，向王成文指出高锦勋是特务，潘曼琉是敌人使用的美人计，令其与潘断绝恋爱关系，王不但不听，反诬蔑地委是“挖墙脚”。地委将潘调到地委审查，王更加对党不满，向地委写信诬蔑新社会“一切黑暗，没有前途，要求回家”，又以自杀威胁组织，扬言说：自杀时要杀几个人才死。1950年10月，地委将王调到地委，指出他的错误时，不虚心检讨，仍然与潘保持恋爱关系。1952年1月王因父丧请假回家，到家不久即假装得了重病，给地委写信要求在家长期休养，并要地委将其党的关系和供给转回当地，地委向当地了解清楚情况之后，请当地党委帮助动员王返回湖南工作，王却拒绝不归。接着，王又私自将潘曼琉接到北方结了婚。
+
+　　王成文，丧失阶级立场，泄漏秘密，为了个人婚姻问题，对党不满，反抗威胁党的组织，拒绝党的教育，最后脱离革命，实属屡教不改的蜕化变质分子。湘西区党委于1952年8月决定，经中共湖南省委纪委批准，开除王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8.txt b/CCRD/3/7/3/0001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d70f0f101fe86cd6b138859ab39c5ec12c4aef
--- /dev/null
+++ b/CCRD/3/7/3/000138.txt
@@ -0,0 +1,31 @@
+# 中央批转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査禁书籍错误的检讨报吿
+
+## 中央批示：
+
+　　（一）中央同意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查禁书籍错误的检讨报告。特将这个报告发给各地，望各地党委领导各地出版行政机关讨论这个报告并对自己所犯同类错误进行检讨。
+
+　　（二）因为出版总署犯错误的党员已进行了深刻的检讨，中央决定对这些党员免予处分。
+
+　　我们违反党的文化教育政策，未经中央批准，擅自大量地胡乱查禁书籍，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特作检讨报告如下：
+
+　　这个错误在出版总署成立后不久即开始发生。1951年下半年，由于看到投机出版社与粗制滥造的出版物日渐增加，读者提出许多意见，用行政命令查禁书籍的事就逐渐增多。1951年9月，全国出版行政会议提出了“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正确口号和任务后，由于署内一些负责人员对于这个口号和任务缺乏正确认识，尤其没有足够认真地研究提高出版物质量的有效步骤和方法，竟妄图以查禁书籍作为提高出版物质量的重要手段，查禁书籍的范围日趋扩大。在“三反”运动中，由于党内党外存在着“左”倾情绪，这种滥用禁令的错误更有了发展。直到5月下旬，这个错误才开始发觉。经清查公文结果，初步发现自去年9月至今年5月，出版总署以行政命令查禁新书共57种，旧书26种（这26种书经上级指出错误后，当时即通报停止查禁），美国新闻处的反动书籍一批。此外，在出版总署错误思想的指导和影响之下，北京、天津、上海、沈阳、张家口、杭州等地，都曾发生过清查书摊、书贩的行为，勒令书摊、书贩交出所谓反动、落后、淫秽书刊，仅北京、天津两市去年9、10月间各收缴了1万多册。负责签发、会核查禁书籍的错误命令与对清查旧书市场错误应负责任的人有胡愈之、叶圣陶、周建人、黄洛峰、谢冰岩、金灿然、傅彬然，其中有些人是非党员。签发查禁书籍命令最多的是傅彬然（非党员）。金灿然（党员）对清查旧书市场的错误并应负更多责任。
+
+　　这种擅自大量地胡乱查禁书籍的行为，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方式上都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大规模地查禁书籍，是一种违反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左”倾的、急躁的、粗暴的、幼稚的行动。出版总署采取这样的政治行动，事先既未向中央和中央宣传部请示，事后也未向中央和中央宣传部报告，是一种极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被查禁的书，大部分是不应该查禁的。其中许多书籍虽然有一些思想上、政治上的错误和缺点，但并不是直接反对现实政治的东西，有些书籍根本上并无错误，甚至还是好书。我们查禁的理由多属似是而非。即使有些书籍按内容来说确实应该取缔，但也并不是非采取查禁方式不可。至于为追查市场上一些与当前政治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反动落后的旧书，而兴师动众，更是一种轻举妄动。而且，由出版总署直接通令查禁书籍，在作法上也是不妥当的。出版总署应该负责审读书籍，指导出版界向正确方向发展，无权直接查禁书籍。
+
+　　我们这种违反党的政策、滥用行政手段、大量查禁书籍的错误行动，已经产生了许多严重的恶果。它造成了下级出版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政策思想上的混乱，把查禁书籍当作审读书籍的主要目的，而不注意并不善于正确地使用批评的武器和推荐优良读物的工作，藉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它助长了公营书店和公私合营书店书籍销售工作上的关门倾向。这些书店一看到报纸对某一书籍的批评，便往往对该书自动停止发售，以致发行的书籍的种类和内容日趋狭隘和贫乏。（但公营书店另一方面尚有盲目进货、造成存货积压的现象。）它招致某些私营小出版社和书摊的不满，他们埋怨我们对于出版工作不在事先指导，而在事后没收书籍，使他们营业上赔累。至于社会各界人士对我们这种错误措施是否有更多不好反映，因为我们平日缺乏调查研究，尚不得而知。
+
+　　产生上述政治错误的原因是：
+
+　　（一）缺乏政策观念。我们不把查禁书籍看作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情，是一件关系书籍的存在与消灭的大事，是一件关系党的文化教育政策的大事，是一件关系共同纲领的大事。正因我们不把它看作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来处理，因此，采取了惊人的轻率态度。上述书籍的查禁都分别由一两个人决定，签发禁令的人，有时根本并未查阅原书，根据下面编辑、助理编辑的意见马马虎虎地签了字。不但不向中央和中央宣传部请示，甚至在署内也不经过负责同志批准。这种以儿戏态度来对待党和政府政策的行为，说明我们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
+　　（二）对于查禁书籍缺乏标准。正因为不把查禁书籍当作一个严重的政策问题来处理，因此，不管在出版总署内部或各地出版行政机关中，对于甚么书籍可查禁和我们是否有权查禁书籍，根本没有认真地考虑过，也始终没有明确的概念。经手处理书籍的人凭个人好恶办事，往往吹毛求疵。我们可以以各种不正确的理由把一些不完全符合国家政策的书籍查禁了，把一些立场观点上有某些错误的书籍查禁了，也把一些在编辑写作技术上有错误的书籍查禁了。我们在审读书籍问题上，存在着反历史主义的观点，要求过去出版的书籍，符合当前国家的政策，不然就加以查禁。我们把批评与行政处分混为一谈，跟在书评的后面查禁书籍。我们甚到妄想以查禁书籍的办法来提高出版物的质量，而不去耐心地指导出版家组织书稿，也不去耐心地组织书评。这一切都表现了我们政治水平的低下，也表现了我们的思想上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急躁、盲动情绪。
+
+　　（三）无组织无纪律。乔木同志去年夏天就曾不只一次地批评我们：不应胡乱销毁书籍，查禁书籍要慎重，要经过一定的组织批准。我们对于上级的这种指示不但一直未加重视，而且采取了不可允许的自由主义态度，仍然大胆妄为，一意孤行。而在出版总署内部，则组织散漫，工作秩序混乱，对于处理书籍，缺乏必要的制度和手续。
+
+　　（四）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粗枝大叶作风。党组往往忙于日常行政事务，而恰恰不注意研究党的方针政策，并解决署内业务思想上的问题。对于查禁书籍这样政策性的大问题，党组从来没有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并将上级的指示确实传达到工作人员中去。因此，在很长一个时期中，工作同志包括高级干部在内，对于这个政策性问题思想上十分混乱。一些比较负责的党员同志，作风粗疏，办事马虎。党组没有尽到保证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的责任。
+
+　　在发现这个错误后，我们曾向乔木同志和胡绳同志作了口头的汇报，并取得他们的原则指示。由于其时某些地方仍在继续查禁和要求出版总署批准查禁书籍，我们即以电话和书面通报，予以制止。但是我们对这个错误的认识仍是极不深刻的。在听到少奇同志的指示后，党组同志才真正开始认识到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党组已开了三次会议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的讨论，有关同志现在北京者都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其中以金灿然的检讨比较深刻。为了改正错误并防止在这个问题上继续发生错误，根据少奇同志指示，我们拟定如下办法：（1）除直接反对现实政治、对国家和人民利益有重大危害作用的反动书籍外，一般地一律不得采取查禁手段。这样，需要查禁的书籍应该极少。（2）出版总署和各地出版行政机关均不得查禁书籍。出版行政系统审读书籍的目的，在于了解出版动向，组织对于书刊的推荐和批评工作，推动出版事业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在审读书籍中，如发现有政治上反动的书籍，认为需要予以查禁时，各地出版行政机关的党组须报告省委以上的党委，出版总署党组须报告中央宣传部，经省委以上党委或中央批准，然后，由司法、公安部门执行。此外，我们准备在中央同意这个检讨报告后，在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下，在出版总署内部稍大范围内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以求思想上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并注意严密署内组织，整顿工作秩序，对于犯错误的党外人士则另以适当方式进行政策教育。
+
+　　陈克寒在到出版总署工作后，在很长时期内，既未注意克服“左”倾情绪，又放弃对于业务的领导，以致这种任意查禁书籍的事在三反中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了发展，迟至5月份始行发现，政治上麻痹，工作上失职。金灿然为原图书期刊副司长，对这个错误应负直接责任。陈克寒、金灿然均请求党予以应得的处分。
+
+　　 出版总署党组书记陈克寒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39.txt b/CCRD/3/7/3/0001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d8b59673e6fbbddaadc7235d92a9c2e8d23a68
--- /dev/null
+++ b/CCRD/3/7/3/000139.txt
@@ -0,0 +1,43 @@
+# 从检查编辑“西风”杂志等事实中彻底清算我的反动的买办思想
+
+　　<山东大学外语系教授　黄嘉德>
+
+　　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福建泉州的贫农，到我父亲才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父亲在美帝的基督教会做过30多年的牧师，我祖母曾做过女传道，我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我生长在一个宗教气息十分浓厚的家庭，所受的教育完全是美帝教会学校的奴化教育（我在美帝归正教会所办的福建寻源中学毕业，在福州协和大学肄业，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过去20多年，我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侵略据点的上海居住，又在美帝教会所办的圣约翰大学服务。这就使我有着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和亲美崇美的严重的买办思想。这两种思想支配着我的言论行动，使我在过去20多年中走上迷途，危害了祖国和人民，现在检讨起来，真是感到万分惭疚，万分痛心。
+
+　　我过去20多年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一切活动，都是受着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名位观念所支配。我在圣约翰大学由助教升副教授，尤其是后来兼任系主任、训导长、院长之类的行政职位，完全是受个人英雄主义及向上爬的欲望所驱使。我编杂志，编报纸，写文投稿，译书出版，也是抱着为名为利的动机。至于留美“镀金”，更是希望混一个资格，来猎取个人更大的名利，爬上更高的地位的资本。在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下，我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和生活享受，不但忘掉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甚至失掉民族立场，做出了危害人民大众的事情来。
+
+　　我受买办意识和亲美崇美思想的毒害最为严重。因为我父亲在基督教长老会做牧师，同时我又在美帝国主义所办的教会学校里读书，所以我从小就接触到好几个美帝国主义分子，耳濡目染，以为西洋人，尤其是英美人，是“高贵”的“优等民族”，中国人是“下贱”的“劣等民族”。由中学时代起，我所读的英文课程多数由英美帝国主义分子讲授，受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中毒甚深。我认为我国是个“弱小民族”，“东亚病夫”，样样不如“富强”的英美，而且内战频仍，民不聊生，弄得国家破破烂烂，一点也不可爱。因此我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感”，觉得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在失掉了民族自尊心的情况之下，买办的思想意识也就逐渐形成。我在大学里爱好西洋文学，喜读英文作品，认为资本主义的文学最为“伟大”，最有“价值”，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堡垒的圣约翰大学工作期间，我受美帝国主义分子的言论和欧美资产阶级的书刊的影响，结果买办思想意识更为根深蒂固。我盲目地崇拜欧美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尤其向往于美国的科学和文化。美帝国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用投机取巧的卑鄙手段所骗到的胜利，使我感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最“文明”的国家。我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可是对美帝国主义在经济文化方面更毒辣更阴险的侵略行为却茫然无知，而且反把它当做中国的“朋友”。我认为美国货比中国货好，因此我喜欢买美国货，用美国货。我认为交结美国朋友是非常体面的事情，常引以为荣。我为“美国生活方式”所迷惑，认为能够享受那种生活乃是人生莫大的“幸福”，因此我追求“美国生活方式”，而且提倡“美国生活方式”。
+
+　　我过去以为自己坚守教育工作岗位多年，为国家“乐育英才”，足以自豪。事实上，我在圣约翰教了20年书，不仅无功可言，而是罪孽深重，因为我以买办的身份，散布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毒素，使大批青年变成买办，变成资产阶级的俘虏，走上与人民为敌的道路。我在兼任学校行政工作的期间，更忠心耿耿地为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政策服务，做了美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
+
+　　在文化出版方面，“西风”的创办和编辑是我的买办思想最严重最突出的表现。我在1936年和五弟嘉音，及林语堂、陶亢德等合伙创办“西风”（不久陶亢德退出），由我和嘉音任主编兼发行人，林语堂任顾问编辑。在“西风”创刊号出版的时候，林语堂已经赴美，所以他除了写了一篇“发刊词”和以后的几篇通讯之外，并未负担编辑的实际责任。不过，“西风”在选材和编辑方面，是受着他的买办思想和反动唯心论的一定程度的影响的。
+
+　　我当时参加创办和编辑“西风”的工作，动机有三：一是做编辑写文章不但是我的兴趣所在，而且可以名利双收。二是认为：我国杂志取材单调，文体刻板，范围拘束，必须加以革新；西洋杂志取材丰富，文体活泼，范围广大，足为我国杂志模范，“值得介绍”。三是认为：欧美，尤其是美国，“文化科学发达”，应该使西风东渐，以提高我国的文化科学水平。第一种动机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表现。第二种和第三种动机完全是亲美崇美买办思想的严重表现。第一种追求名利的动机占着最重要的地位。
+
+　　“西风”创刊于1936年9月，停刊于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前后出版了13年，当中在敌伪时期暂停两年半，在重庆出版了15期（由嘉音编辑），一共发行了118期。在解放前，我常常把“西风”的出版当做一桩光荣的事，现在看来，乃是一种危害中国人民的可耻行为。“西风”事实上是一个宣传欧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腐朽堕落文化的刊物，一个充满着浓厚的殖民地买办思想意识的刊物。它的十足的买办性格，使它成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宣传工具。
+
+　　“西风”有着甚么样的内容呢？它曾介绍过许多宣传唯武器论，散布战争恐怖心理的文章。创刊号上一篇“人类好战论”就提出了“人类在道理上是反对战争的，然而在心理方面，在他本性方面，却是喜欢战争”的谬论。在“军备·战争”一栏中，它不断地以耸人听闻的言词，夸大燃烧弹、飞机、死光、细菌、毒气、原子弹等武器的威力，散布恐美思想。它发表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宣传资产阶级唯心的反动思想。它登载了徐訏“精神病患者的悲歌”之类的所谓“海外情调”的颓废糜烂的作品。它刊登了罗素的改良主义的反动的“乱世哲学”。在人物方面，它介绍了法西斯分子戈培尔和林白，将华尔街垄断资本家御用的宣传人普利哲、赫斯特、霍华德之流描写成“报纸大王”，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当做“国际主义者”。
+
+　　“西风”更登载了许多亲美崇美的文章，宣扬“美国生活方式”和美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它认为在“纽约博览会”的“明日的世界”中可以“略窥人类文明将来的发展”，认为汽车是“美国文明的代表”。它介绍了美国的铁路，纽约的地道车，美国的五分商店，美国的礼俗。它把纽约、华盛顿、好莱坞等城市描写得如同人间乐园，说什么“世间没有一个地方像纽约那样光荣华贵。纽约使人感动，使人迷醉。住在纽约的人会变得年青，会觉到伟大，觉得自己永远不会死。”（43期“五光十色的纽约”）它把美国捧上天去，说什么“美国的民主真是做到我们的理想境界。幸福的美国人啊！你们真是天的骄子！幸运的理想的国民啊！”（102期“幸运的美国”）不但如此，它还在“出版事业国际化”（94期）一文中替美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书报吹嘘，在“谈纽约时报”（108期）一文中，说这个美国大资本家的传声筒“不受任何党派的影响”，又在“美文化界研究言论自由问题”（66期）一文中介绍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根本不存在的“言论自由”。这类颠倒黑白，荒谬绝伦的言论在读者思想上所造成的坏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
+　　在这种崇美的思想基础上，“西风”就必然忽视了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辉煌革命成果和建设事业的宣传，甚至有着敌意。它在118期中，只介绍十几篇有关苏联的文章，而且作者都是英美人士，所谈到的苏联事物，难免使人有隔靴搔痒之感。在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英美帝国主义敌视苏联，日益露骨，书刊中充满着反苏和鼓吹战争的言论。“西风”在1946年和1947年就曾介绍过美国反动报刊的3篇文章：“美苏实力的分析”（99期），“三次大战阵线预测”（100期）和“美苏军力的对比”（106期），为华尔街的战争贩子张目。这种鼓吹战争的文字对读者的毒害是至深且巨的。
+
+　　“西风”为了迎合一些思想落后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读者，更成为欧美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生活、色情文化和低级趣味的文字的传播者。它介绍过什么“脂粉趣话”，“爱情测验”，“亲吻史话”，“租妻奇俗”，“交结男友须知”，“恋爱狂”，“少女求夫记”，“舞男”，“大腿戏”，“战地娟妓”，“美国男子的性行为”，内容力求趣味新奇，而事实上乃是一些无聊万分，庸俗透顶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每期刊登的西洋漫画，也是选自英美一些最庸俗的杂志如“笨拙”“纽约客”之类，以所谓轻松幽默的题材，来麻痹和毒害大量的读者。
+
+　　所以“西风”所译述的乃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杂志精华”，所介绍的乃是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人生社会”。每一本“西风”就像一只美帝国主义所散布的毒虫，带着细菌去侵袭毒害我国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消沉起来，使他们走上资产阶级的绝路。“西风”对中国人民利益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严重危害，是亲美崇美的买办思想所造成的。在这方面，受着买办思想支配的我是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的。
+
+　　我从事译书工作，纯粹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名利欲望。我想出风头，做“翻译家”，也想多赚些稿费和版税，以便获得更多的物质享受。我所翻译的十几本书，都是传播资产阶级腐朽反动思想的东西。“公民教育”“英国公民教育”和“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三书完全是宣扬狭隘民族主义的作品。“翻译论集”把胡适、林语堂这些反动分子的文章都选了进去。“新女型”发表了一些有关妇女问题的资产阶级庸俗理论。我有一个时期很欣赏萧伯纳的幽默和机智，因此便凭自己的兴趣去翻译赫理斯的“萧伯纳传”和萧氏的一些零星著作，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对中国读者是否有益。“流浪者自传”和“下场”是英美资产阶级文学中企图“标新立异”的作品，我也把它们搬过来了。最要不得的是“生活的艺术”的翻译。林语堂在这本书里提倡个性至上主义，强调生活享受，逃避现实，留恋着士大夫闲居情趣的牛角尖般的小天地。这种所谓“抒情哲学”其实乃是背叛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的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唯心论。我当时受他这种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迷惑，绞尽脑汁译出这本书去替他散布毒素，麻醉青年，这种危害人民利益的行为是不可宽恕的。
+
+　　在抗日战争时期，当中华民族遭受苦难的时候，千千万万的爱国志士不畏艰险，不惜牺牲，英勇地走到最前线去和日本帝国主义者斗争，去保卫祖国和人民。在这个时候，我竟懦弱可耻地躲在上海的“租界”里苟安偷生，不但没有勇气去参加伟大的救亡工作，而且反而为贪图个人的名利和享受，变本加厉地大搞我的买办事业，去残害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消极颓废，走上堕落反动之路。我的买办思想所表现的言论行动阻碍了祖国的人民革命事业。对于这种反动思想所造成的危害性，我必须进行最深刻的检讨。
+
+　　留学美国是我的亲美崇美买办思想最典型的表现。我做了十几年的留美梦。1947年因宣传美帝国主义的“生活方式”等“有功”，得“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即美国教会在中国创办的13所大学的联合组织）的“进修奖学金”，感到莫大荣幸。而事实上，我得到这份“奖学金”正是一种耻辱，因为我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心目中乃是一个“可造之材”，可以训练起来做他们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更有用的工具。我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读西洋文学，念了英美资产阶级一些反动的文学理论，便沾沾自喜，一心一意想把这些腐朽透顶的东西贩回祖国，来毒害青年学生。反动的买办思想支配着我，使我觉得必须弄个头衔学位回来，才可以“显祖荣宗”，才可以提高我在文教界的“声望”“地位”和“权威”。于是，当我于1948年9月获得了“文学硕士”的学位时，我竟踌躇满志地认为可以回国来进一步发展我的买办事业了。这是一种多么卑鄙可耻的念头啊。
+
+　　（在留美期间，我为“报答”美帝国主义教会的“恩情”，曾作了十多次的演讲，介绍我国高等学校和圣约翰大学的情形，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做宣传。我也曾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于1948年7月间，在臭名远扬的“美国之音”电台上，以“美国的定期刊物”为题，用国语向祖国广播一次。我当时自以为是站在杂志编辑的“第三者”立场上，有褒有贬地评论美国出版界，而事实上却完全是为美帝国主义堕落文化张目。我又曾写了16篇“西游寄语”通迅给“西风”，宣扬美帝国主义的“物质文明”。在1949年春回国之后，我为了赚些稿费，还曾替反动的美国新闻处译了一本介绍美国情况的小册子。我的亲美崇美的反动的买办思想意识使我甘心成为美帝国主义最忠顺的奴才，为它“鞠躬尽瘁”地服务着。我丧失了民族立场，做出了许多危害中国人民的行为。这是我今日感到最痛心的事。）
+
+　　上海解放后，一切新气象使我兴奋。客观形势及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使我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中国的光明前途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建设事业的辉煌成就，以及报刊、书籍和文件的学习，对我都是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我逐渐恢复了民族自尊心，发见过去对祖国的观念是何等谬误，何等可耻。但是买办思想意识还支配着我，使我看不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在情感上，我对美帝国主义仍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直到抗美援朝运动展开之后，我才由长期的迷梦中慢慢清醒过来。通过抗议奥斯汀无耻谗言的运动和反美爱国收回教育权的运动，我开始认识美帝国主义的腐朽本质和文化侵略的狰狞面目。美帝国主义侵占我台湾，扰我东北，在侵朝战争中做出种种惨无人道的暴行，而且武装日本西德，操纵联合国，向其附庸国施行压力，企图对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发动侵略战争：这一连串的血腥事实使我一步一步地认清美帝国主义者是世界上最腐朽最恶毒的强盗。可是我这种认识还是很肤浅、很表面的。我还没有看见旧我的丑恶面目，因此也就没有能够把这些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联系到我的思想上去。
+
+　　感谢华东教育部使我有机会到华东革大政治研究院去学习。在4个多月的学习中，我发现我有着反动的买办思想及其他反人民和不利于人民的思想。我认识到像我这样的旧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思想改造，才有可能为人民服务。当我于今年1月间在革大政治研究院结业，无条件服从政府分配，到山东大学外国语文系工作的时候，正值“三反”运动开展得热火朝天。通过这伟大的群众运动，我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的严重危害性。在这期间，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及我东北地区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这滔天的罪行更证明万恶的美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死敌。当我的认识提高一步时，我对自己的买办思想和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痛恨更深。我这个检查只是一个重点的初步的检查。我决心投身到思想改造运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肃清我头脑中一切反人民及不利于人民的思想，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以工人阶级思想来武装自己。
+
+　　（原载1952年8月3日山东大众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0.txt b/CCRD/3/7/3/0001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4509546082494c3b05eefdfdef8400edb02998
--- /dev/null
+++ b/CCRD/3/7/3/000140.txt
@@ -0,0 +1,33 @@
+# 许旺善：检查我的唯利是图思想
+
+　　<上海航务学院副教授　许旺善>
+
+　　唯利是图是我的主导思想，它主导着我的一切行为与活动，这思想的表现在纯技术方面最为突出，所以我的主导思想也可以说是唯利是图的纯技术观点。
+
+　　我父亲年青的时候，家里非常穷，父亲自小在外给人家撑船，后因福建大旱，他就跟着人家到南洋婆罗洲去做工。在南洋殖民地的社会里有钱就是红人，生活也过得好，我在南洋长大，对那些有钱的人家是很羡慕。后来跟着我父母亲回国，因父亲出国时间最长，返国时所赚的钱不多，又给亲友看不起，于是我就想我一定要好好的奋斗赚许多钱回家来替我父亲出一口气，从那时起我的脑子里就充满了发财思想，形成了我唯利是图的主导思想。
+
+　　（回国后，父亲种田，我在小学念书。小学毕业时，父亲要我在家种田，我深深的感到靠种田是发不了财的，因此我就要求父亲允许我到附近的中学去升学，农忙时我仍回家帮忙工作。初中毕业后，我得到南洋亲友的帮助到福州升高中。）
+
+　　我父亲因不识字感到痛苦，又因为自己没有一技之长谋生困难，所以他再三的告诉我，“一技在身胜过家财百万”，在学校里先生也这样说，我一脑子的发财思想就寄托在技术上面。于是初中毕业后，就进理工学校学土木科，升学时考入吴淞商船学校学航海。
+
+　　因为我有着唯利是图的思想，学习时追求技术，工作时追求待遇，这种表现是一贯的。吴淞商船学校毕业后，分派到招商局工作，以为在船上工作，有机会做生意经，因客观条件不够，生意没有做成。在码头上的情形很复杂，有各式各样的帮会，为着自己的职业有保障，将来有更好的发财条件，我于1944年加入文社组织。文社就是一种帮会，是文人组织的，在交通界方面很吃得开，我想“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我加入文社后，不但有很多的朋友可靠，还有老头子可靠。文社的老头子韦作民是国民党反动政府交通部的技监，是交通部的不倒翁。经过学习后，我认识了韦作民所以不倒不是因为他有技术，是因为他有这么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的本质是反动的，与反动派是一鼻孔出气的，反动派通过他的关系来拉拢一批技术人员。我加入了文社，无疑的是助长了反动的力量。
+
+　　进商船学校目的在于学技术来发财。毕业后在船上做了一个时期没有发到财，因此感到普通技术还不能达到发财的目的，要发财需学冷门技术，于是在1945年上半年，出国时存心学冷门技术，到英国后，私自到一个工厂去作学徒，学习罗经制造与校正。学徒的生活非常苦，我就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来安慰自己，当我晓得国内没有人学这一门时，更觉得奇货可居，视技术如商品一样，真是可耻到极点。
+
+　　1947年11月回国后，仍在招商局负责罗经工作，初到招商局时，忽而想上船，忽而又想留局，都是为着待遇问题。后来听说郭远振先生（也在招商局工作）时常有机会到外面去替私人公司修正罗经，每月收入比正薪还要多，我马上决定留局工作。但初到上海，人生地疏，没有人来请我去工作，于是我先与船上的人取得联系，很快的展开了招商局的工作，展开后马上又向外发展，先是尽义务修理，取得人家信任后才开始计酬。为着争取工作（那时上海校正罗经工作的人连我有3人）请客送礼我都干过，甚至四六分款。1948年春，华泰行的校准师澳洲人回国去，他所留下的罗经工作由郭先生与我二人来作，从此没有第三人来竞争。那时很感激华泰行，我依靠他的招牌来赚钱，正如那时认为工人是依靠资本家生活的。经过这次学习后，我才明白资本家是靠工人生活的，华泰行是靠我赚钱的，我做了资本家赚钱工具之一。我所以会做了人家的工具是因为我已把技术做商品来出卖，思想方面已做了资本家的俘虏。
+
+　　在英国学习时，我一心一意想开厂，所以尽力购买仪器与材料，准备回国后开个小工厂，回到上海后即成立一个“航海罗经服务社”。因为美帝的剩余物资中有存货，同时我们造船业不发达，所以我的小厂没有成功，仅做点校准与修理工作。解放后看到大名路瑞昌泰出售了好几只罗经，每只可赚2000万元，因此我又眼红，有一段时间很想制造，但又怕造成后卖不出去，“偷鸡不得反输把米”，十足的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的患得患失的丑态。生产是有利于国家建设的，但我的生产动机是唯利是图的，是可耻的，今后我应在国家需要领导下来参加生产，把我的技术无条件的还给人民。
+
+　　在招商局工作时，我还在交通大学航管系与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兼教罗经课，兼教的动机是拉师生关系，例如那时有毕业的同学，我总是尽最大的力量替同学找工作，他们能够上船工作，罗经需要修理时，当然就会介绍我去的，教学上虽尽了一点责任，但那尽责任的动机是为了名，希望能通过教书关系，做到名利双收。
+
+　　现在我来谈解放后的教学态度。我认为同学是主人，我是客人，我每月拿了钱，我应该尽到上课的责任，上课准时到准时退，完全是为教书而教书，是十足的雇佣观点。排课方面，我总是排在第一课，除星期五外，每天只许排8至9时的课，理由是我天天可以起早，上课的效果大；其实这是假的，主要原因还是我好到外面去修船，因船的开航在9时以后为多，就是要在9时前开船，我也可以与他们商量延至9时以后开。这样一来，可以不影响我的上课，一星期中除星期五外天天可以出去。唯利是图的人，一举一动都是与个人的利益相结合的。
+
+　　上海解放后，准备解放舟山时，海军司令部约我去校正罗经，他们曾提起报酬问题，我一口答应不要，为什么这样爽快的答应呢？因为我那时还有点怕，至于报酬，心里是想要的。我那时想工作既不要钱，那么应好好的招待我才行。抱着这种态度去工作，作了3个多月，因为没有要到钱，心里已有点不愉快，于是有一天因吃饭的小问题就大闹情绪，借父亲生病的理由回福建家乡去。我由福建回上海后，海军司令部又派人来找我，我就以学校功课忙一再拖延不肯去。到了1951年初快放寒假时，他们约了很多熟人来说服我，希望我在寒假时去工作两周，他们还作了检讨，我觉得有了面子，才答应了两周的工作。过春节时，海军部送春节礼200万元给我，心里很想收，但又不好意思收，客气了一番，最后他们说：“这是人民给你的保健费”，“你对人民有贡献，人民应该给你酬劳”，于是收下。收下后再仔细一想不好，这样一来三天二天人民需要我，非去工作不可，太不自由了，还是不收为好，当天即托人送回去，第二天又派人送来，最后还是收下来，以为不收以后，有工作还是要去做的，何不乐得收下呢！现在想来，这简直不是人的想法。我应通过思想改造运动，马上端正我的服务观点，保证以后海军方面需要我去工作时，我应当无条件的服从组织的分配，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
+　　通过了两个月来的思想检查以及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我开始认识了自己由于受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思想的侵蚀，我把由人民培养出来的技术当作商品出卖，拼命追求我个人利益，完全置国家人民的利益于不顾。例如上海解放前营口尚未解放时，中国船舶事务所在国民党反动海军方面拉到一个工作，即“长白舰”要到营口去破冰，需要校正罗经，我当时只顾虑修理费不易收，船舶所的人保证收得到，我马上答应去修理；解放舟山时，分明与中国人民有极大的利益，但替海军部工作因为没有拿到钱，与我个人的利益相冲突，我就不愿意继续工作。这两个事实的对比，是我敌我不分丧失了人民的立场。
+
+　　我受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思想严重的侵蚀，使得我的生活过得非常痛苦，因为我学技术的目的就在于发财，于是日以继夜的想怎样来开工厂，怎样将拍卖行的坏罗经买下来加以修理再托拍卖行高价卖出，我这个人时常为着这一点小利会化去很多很多的时间作思想斗争，把自己的生活弄得非常的苦恼，要不是政府号召知识分子必须自觉的、彻底的进行思想改造，我将在这个唯利是图的臭泥坑里越陷越深而不知自拔。现在，我认识到唯有以祖国利益为自己利益的人，才是最愉快的，我真正的体会到思想改造是治病救人的大道理。
+
+　　（根据本人思想改造检讨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1.txt b/CCRD/3/7/3/0001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f39070128f47c5daef06e09ce7164b946fbcfe
--- /dev/null
+++ b/CCRD/3/7/3/000141.txt
@@ -0,0 +1,103 @@
+# 胡绳,于光远 等：我们的检讨
+
+　　<胡绳,于光远、>
+
+## 学习杂志编者按:
+
+　　为检讨“学习”杂志的工作，我们举行了直接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林涧青等人的会议，在会议上，着重地讨论了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自己写的文章。此地发表的就是胡绳等同志所写的主要以这些文章为对象的检讨。
+
+　　在本刊今年第四期上，编辑部曾经指出:“我们初步检查‘学习’杂志过去的状况，觉得在这刊物上虽然曾发表了一些比较有内容的文章，但属于夸夸其谈、空洞无物的，并没有具体地分析什么具体问题的文章，的确是不少的。在最近几期中，有些同志的文章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犯了片面性的错误，也和这种教条主义与党八股的倾向有关。”
+
+　　在我们这一次比较深入地检查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的作品时，主要就是检查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
+
+　　我们的检查的结果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
+## 一
+
+　　片面性是教条主义的一个主要特征。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们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法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矛盾论”中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来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片面性。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使得人们不能真正学会运用辩证法，从而不能不陷入片面性的错误认识中。
+
+　　在我们的有些一文章中显著地表现着片面性的错误。在本刊二卷三期上发表的王惠德同志的“什么是社会发展最基本的规律”一文就是一个例子。虽然后来在二卷十一期曾发表了黄受、楚真二位同志的批评文章，但这个争论没有继续下去，有一些读者曾因此感到困惑，不知道究竟谁的意见正确。编辑部没有及早对这问题提出明确的结论，显然是不对的。
+
+　　王惠德同志的这篇文章的主要论点是说:不应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看做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作者说，在各个阶级社会的发展历史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并不是经常处于相互矛盾中的。当生产关系基本上适合于生产力时，社会生产就能够向前发展，而当生产关系不适合于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力相矛盾时，生产不但不能迅速发展，甚至还会毁坏。由此，作者得到这样的结论:不能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只能说，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整个社会生活发展的决定的力量。
+
+　　在重新检讨后，王惠德同志自己和别的同志都认为，上述论点是错误的，黄受、楚真二同志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
+
+　　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中说，在各个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个时期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基本上相互适合的。这点当然是合于事实的。拿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吧，在它还能够向上发展的时期，它的生产关系是在一定程度内与其生产力相互适应的，正因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才能够包容封建社会所不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并使其扩大发展，从而它才能够代替封建关系。但是在指出这个事实时，必须同时看出，在前于社会主义的各种生产方式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适合不但总是暂时的，而且总是不完全的。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中，才会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完全适合。黄受、楚真同志在批评王惠德同志的文章时，曾正确地引用了恩格斯的话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最初发生的时期已内含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可是在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中却说:“‘矛盾’与‘适合’正是两个对立的概念”。因此，他在实际上是把在阶级社会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基本上相互适合的状况解释为没有矛盾，而不知道这种相互适合也正是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
+
+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种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在说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他又说:“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事物总是不断地由第一种状态转化为第二种状态，而矛盾的斗争则存在于两种状态中，并经过第二种状态而达到矛盾的解决。所以说，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毛泽东同志这里所说的矛盾的原理显然也适用于各阶级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王惠德同志实际上是夸大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适应(同一性)，同时又否认了矛盾的斗争也存在于这种适应的状态中。这正是没有用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事情的结果。
+
+　　王惠德同志的文章不但是只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发生公开的破裂与冲突时才承认这里出现了矛盾，而且对于这种矛盾的内容与作用的解释也是片面性的。他说:“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矛盾的时候，生产不仅不能迅速地发展，并且这个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还会引起生产力的毁坏，引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统一的根本破裂。因此，生产关系不适合于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力相矛盾，正是社会生产发展的阻碍。”这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能阻碍社会发展，所以不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但王惠德同志在此显然陷入一种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中。如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的意义只是使生产发展遭受阻碍，那么矛盾的发展就会使社会被毁灭而无法前进了；如果并不是这样，而是有新的生产关系来代替旧的生产关系以适应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像这样的在社会发展历史中有重大意义的变化是由何而来的呢?对于这样的问题，王惠德同志自己引用了的马克思和斯大林的话其实已经给了解释。马克思说:“……这些关系(生产关系)便由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束缚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时代就到来了。”斯大林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无论生产关系怎样落后于生产力底发展，但它们迟早总应而且一定会去适合于生产力底发展水准，适合于生产力底性质。”这就是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关系虽然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但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矛盾的结果不能不是发生革命，即新的生产力打破这种桎梏为自己创造了新的生产关系。由此可见，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关系中，生产关系阻碍乃至破坏生产力只是其内容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这种矛盾关系的发展中，一般说来，总是生产力起主导作用的，所以并不是生产关系完全扼死了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活跃的生产力通过革命来推翻旧的生产关系。只从前一方面看，当然会认为这种矛盾只能阻碍社会发展；而全面地看，既看到前一方面，又看到后一方面，那就能看出这种矛盾正是在阶级社会的历史发展中的最根本的动力。
+
+　　引用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论述来否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那是错误的。斯大林固然说，“生产力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但他接着又说:“这并不是说， 生产关系不影响到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是依赖于生产力底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它们又反转来影响到生产力，加速或延缓其发展。”这正是要我们全面地、辩证地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以斯大林对于“究竟什么是决定社会面貌，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由这一制度发展为另一制度的主要力量”的问题的答复是很明确的，他指出:这种力量就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而“生产、生产方式是把社会底生产力和人们底生产关系两者都包含在内，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
+
+　　在分析了王惠德同志的这篇文章中的错误后，我们深切地感到，我们虽然常常说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我们是学到得太少了。我们常常是由于没有用辩证法来研究问题，就犯了只抓住片面，加以绝对化的主观主义的错误。
+
+　　又例如本刊上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几篇文章的错误也是不能辩证地观察和研究问题的表现。这种错误就在于不能全面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和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而企图加以简单化。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一方面能进行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并参加反帝反封建运动，另一方面是它对革命敌人的动摇性及其五毒活动。如果说，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约束，以至相互转化，那是对的；但如果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进行合法经营，拥护共同纲领也还是反动性的表现，那就是抹煞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错误看法了。我们有的作者担心，如果承认资产阶级思想还能在这社会中存在，甚至还有积极性的一面，那就会混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就会妨害我们在广大群众中进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既然在经济上还承认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资产阶级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这社会中还能存在。我们是要一方面承认其存在，一方面又要和它进行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内，当然要肯定任何资产阶级思想都是非法的。在广大的工人阶级群众中，在学校的教员学生中，在国家机关的一般工作人员中(不包括资产阶级政治代表在内)，也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去教育他们，提高或改造他们，使他们不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并清除这种影响。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却只能用共同纲领去改造它的思想，使它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合理合法地经营业务，并从它的阶级立场出发，参与全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国家建设工作。只要我们明确这种区别，当然就可以懂得，承认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性的一面，决不是承认，一个工人或甚至一个共产党员，可以使自己的思想降低到资产阶级思想水平，更不是认为工人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毫无区别。因此，我们应该一方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进行各种思想工作，用工人阶级思想来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传播与影响，另一方面，又要对资产阶级进行各种教育工作，克服其思想中的黑暗腐朽的一面。如果以为应该把资产阶级改造为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或以为承认了资产阶级思想有其积极的一面，结果就会取消思想斗争和思想批判，这都是把本来是很复杂的社会生活主观主义地使其简单化的幼稚看法。
+
+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的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必须好好学习这种宇宙观和方法，来克服简单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有害作风。
+
+## 二
+
+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是个懒汉，他们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任何艰苦的研究工作，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又说:“我们的教条主义者违背列宁的指示，从来不用脑筋具体地分析任何事物，做起文章或演说来，总是空洞无物的八股调，在我们党内造成了一种极坏的作风。”
+
+　　由此可见，我们的教条主义者的特征倒还不是在大量地运用书本知识，而只是在极端地缺乏对具体事物的分析研究。因为缺乏这种分析研究，就自然是空洞无物；为了掩饰空虚，就去引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文献中的个别文句，凭自己的武断和臆测而加以引申发挥。
+
+　　我们的几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讨论的是中国革命历史和当前现实的革命斗争中的问题，但是从这些文章中，人们并不能够读到关于历史和现实的丰富材料的分析研究。
+
+　　在于光远同志的“明确对资产阶级的认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一九五二年第三期)文中一开始就引用了斯大林:“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观念、风俗、道德原则、宗教和政治是绝对对立的。”斯大林这句话当然是普遍的真理，但是在这个原则下，人们仍旧必须去分析在各种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对立的具体情况。而于光远同志却简单地说“上述一般的论点同样也适合于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的中国。”这样就好像是既有了这“一般的论点”，就无须乎再去对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状况进行任何具体的分析。这篇文章的第二节的标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在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中取得的”，在这样的标题下，读者有理由期待对具体历史的分析。但作者却仍然只是满足于仅仅引用斯大林的另外几句话和提出一些纯粹抽象的推论，当作者提出“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一判断时，他竟不觉得有必要提出任何具体材料来做根据，因此这种判断实际上只是凭空的武断。
+
+　　在应该提出具体的材料，进行具体的分析研究，作出使人信服的结论时，却只是说了些空话，引导人走上错误的路上去，这正是表现在本刊上的教条主义作风的基本形态。
+
+　　由于教条主义作风，人们有时可以作出在政治上、思想上完全谬误的结论，但也有时并没有直接表现为谬误的意见，而只是说了一大堆空话，使人读了，只觉得不能解决问题。在本刊上固然有前一类的错误，但属于后一类性质的文章也许更多一些。我们认为，后一类文章，把思想上的懒汉的作风传留给广大读者，其流毒也是很大的。
+
+　　在本刊上会发表很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的文章。这些常识对于一般读者虽然是需要的，但是有一时期，这种和实际生活缺少联系的一般常识性的题目占据了本刊目录中的主要部分，这就使得刊物的内容死气沉沉。而且这些文章，包括胡绳、于光远、王惠德同志所写的“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在内容上也常常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有时语句不够严密，含意使人误解。“社会科学基本知识讲座”的最重要的缺点是它并没有在有关问题上进行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而只是简单地复述各种原理原则，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教科书所应该具备的战斗性。在本刊上发表的介绍基本常识的文章中，虽然也有一部分能够针对某些实际问题进行解释，因而是比较有生气的，但这类文章中的多数还是属于枯燥的所谓“教科书文体”，既不能解决什么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也没有进行什么斗争。
+
+　　这里还可以举出于光远同志的几篇文章为例来说明不分析研究具体事物的教条主义的作风。
+
+　　于光远同志在“关于‘社会底生产力’”一文(一卷六期，署名君麟)中，根据斯大林的著作指出生产力是生产工具与生产者两个因素的总和，这点虽然是正确的(注)，但是，他对这点的解释，却包含着许多繁琐的出于臆测的说明。例如，文中在引用了斯大林关于社会生产力的定义以后，又反复提出了许多只能使读者愈搞愈糊涂的问题:“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要给‘社会底生产力’下这样的一个定义。为了答复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我们到底想用‘社会底生产力’这一概念来说明一些什么问题。”“我们要用什么概念，能最恰当地表示人们和自然界物质与自然界力量之间的这种关系呢?”等等。这是从定义出发、玩弄概念的态度，这就只能制造混乱而不能解决问题。在这篇文章中为了说明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生产率有所不同，“假定”了一个在热带的国度和一个在寒带的国度来做“例子”。用假定来证明自己的结论，纵然结论是正确的，也是非科学的偷懒办法。这也就证明作者并没有在收集和研究具体材料上下功夫，所以只能在假定和猜想中进行推论。
+
+　　一篇文章具有和实际生活相联系的题目并不一定保证它的内容真是言之有物。在本刊中这样的情形是有的，题目能够引人注意，但文章却是空洞的、冗长的，仍只是复述一般的原理原则，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于光远同志的“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三卷一期)就是这样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是为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这个文件而写的，作者虽然自称是“打算就学习这文件后的一些理解，谈一谈划分阶级的原则和标准的问题”，但是，文章中第一节讲的是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所提出的关于阶级的定义；第二节是说明社会历史中自古以来的各种阶级关系，这两节已占据了全文篇幅的二分之一以上，剩下来的不到二分之一的篇幅也只是按照字面复述了文件中的某些主要内容。固然，为了理解这个文件，需要懂得阶级意义是什么，但是在这一篇文章里，既没有运用列宁的定义来深入地阐明土地改革中的划分阶级问题，也不是用划分阶级中的具体问题来充实对于列宁的定义的理解，作者在这里事实上只是用那几乎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搬用的原理的背诵来代替了对于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这样的文章显然不能令读者满意。
+
+　　本刊中有一些文章表现着作者不仅缺少实际知识，而且还缺少历史知识，因此在必须涉及历史知识时，就只能作出空洞的、含糊的说明。这种情形在上述关于资产阶级的各文中已可看到，在这里也拿于光远同志的文章“关于爱国主义的几个问题”(三卷十一期)为例。
+
+　　这篇文章中有一部分是企图从中国和外国的历史来说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作者所得到的结论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思想“如果不与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就会带有各种狭隘的爱国主义色彩。但是人们都知道，无论在中国或外国的历史上，农民有农民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小资产阶级也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和革命活动。他们并不是只要和任何一种“革命的政治认识”相结合，就能摆脱狭隘的爱国主义色彩。以中国近代史来说，在太平天国运动中，在义和团运动中，农民群众都表现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统治的爱国主义。但正因为这是单纯农民阶级的革命运动和爱国主义运动，所以它就不能不和所谓“闭关主义、孤立思想、宗派主义、地方主义”等思想混淆在一起。在辛亥革命中，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曾进行革命运动，表现了爱国主义热情，但是因为当时是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那种爱国主义热爱也就不能不包含着各种弱点。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不是只要有了某种革命的政治认识，就能达到于光远同志文章中所说的“革命的爱国主义”的水平。如果我们切实地研究了历史事实，当然不会使用“革命的政治认识”这样含糊的说法，而必须说到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的问题。如上所述的过去时代中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之所以不能避免种种弱点，正是由于没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但是于光远同志的这篇文章恰恰对于无产阶级领导几乎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
+　　像这样的文章，在本刊过去几卷中并不是偶见的。许多读者指出，有许多文章初看好像是说得很对，但仔细想来，又疑团重重；初读似乎也令人有所得，但再一回味，又实在空无所有。这种指摘，我们认为是对的。——似是而非，若有若无，这正是不做具体的分析研究的教条主义作风的结果。
+
+　　马克思主义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它要求人们真正做到言之有物，而不是说空话。因此，人们必须真是有了什么东西才能说出什么东西来；只有真正经过自己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写出来才可能成为对人有益的文章。与此相反的态度是，自己并没有认真地研究过什么问题，只是从背诵一般的原理原则出发，从摘录文献中的个别语句出发，加以引申发挥，就来企图解决具体的问题，提出“新鲜”的意见，那就只能是各种空谈和臆测。列宁说“背诵勉强读熟，但并未理解，未加思索的‘口号’，结果就流为专事空谈，这种空谈在实际上是归结成为一些全非马克思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见列宁“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这话是一点也不错的。
+
+　　为了使我们不陷在说空话的泥沼中，就必须切实地研究历史，研究现状，研究各种革命经验和工作经验。毛泽东同志早已教导我们要详细占有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从“学习”杂志所发表的文章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凡是能这样做的，那怕所占有的材料还不够丰富所作的研究还比较粗糙，总是能有较好的成绩；而凡是不能这样做的，就不能不表现为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气味。毛泽东同志很早就用“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对手来描画那“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背诵教条的人，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对于向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毛泽东同志并且说:“如果有人真正想诊治自己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首对子记下来，或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房子里的墙上。马列主义是科学，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跳皮都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改造我们的学习”)我们不能不接受这个警告。
+
+## 三
+
+　　如同毛泽东同志所指出，洋八股或党八股是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反对党八股”的演说中，毛泽东同志说:“小资产阶级革命份子的狂热性和片面性，如果不加以节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产生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它的表现的一种形式就是洋八股或党八股”。
+
+　　所谓洋八股或党八股，看起来说得似乎头头是道，但是禁不起逻辑的追究其语言是贫乏、枯燥而且混乱的。这种八股的文风是严密的逻辑性和纯洁而丰富的语言的敌人。
+
+　　人们如果不认真的从事实出发，就不可免地会作出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辩论。例如，民族资产阶级接受共同纲领，承认工人阶级领导，这是不是表示它还有一种积极性呢?这样的问题如果按照事实来说，本来是很容易解释的，承认这种积极性当然丝毫也不妨害我们来和资产阶级的破坏共同纲领的行为与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但我们的作者们却硬要解释说，这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本性”的表现，因而作出了种种类似“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说明了它的思想的反动性”的说法，使自己陷入根本违反逻辑的臆测中去。
+
+　　逻辑的基本要求之一是使用概念的明晰与确定，不容许在前提中说的是这个概念，而在结论中又偷偷换成了另一个概念。在本刊的几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文章中就表现着这种所谓“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这几篇文章运用了“领导”这个概念而进行的推论，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在一九五二年第一期上杨耳同志的文章中是拿工人阶级必须在思想上领导资产阶级做大前提的，这文章想使人相信，既然是要领导资产阶级，那就是要用工人阶级思想来“根本否定和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但是打击和肃清资产阶级的五毒思想，使其接受共同纲领的教育，这正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领导，而“根本否定和改造”资产阶级思想却是消灭资产阶级的思想。在这里，正因为概念被“偷换”了，所以就造成了错误。
+
+　　一九五二年第三期上艾思奇同志和于光远同志的文章是在讨论资产阶级思想的地位时把领导作用和进步作用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了。艾思奇同志说:“由于现在的中国是处在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处在资本主义没落的时代，中国的资产阶级始终没有能力用它的思想来指导中国人民进行真正的革命斗争，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这以上是正确的)……辛亥革命的失败，就是实际上给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步作用敲了丧钟。(这里把领导作用的概念偷偷换成了进步作用的概念。)”于光远同志也说:“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绝对不容许资产阶级思想占居领导地位。资产阶级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也是反动的，即阻碍社会前进的。”这就是说，资产阶级思想已不能起领导作用，所以也就不能有任何进步作用，所以完全是反动的。很明显的，这种推论用形式逻辑的规则来衡量，也是站不住的。以事实来看，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只能起反动作用，那么我们就无法解释在一九二二年以后的孙中山思想的进步作用。
+
+　　严密的逻辑性基础于严格地尊重客观事实，并对事实作科学的分析研究，所以逻辑性的缺乏也仍是脱离实际、夸夸其谈的教条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
+
+　　我们的有些文章使读者感到冗长可厌。这当然是因为它们的内容其实很少的原故。内容很少而又要敷衍成长的篇幅，那就只好或者东拉西扯，硬把毫不相干的话连缀在一起；或者说了些可以不说，说了等于不说的话，或者把同样的意思再三反复地说，使人生厌。这样冗长的文章常常是缺少逻辑性和组织性的
+
+　　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发展过程中，必须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这也就是要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研究各种事物，把握其中的主要的问题和主要的关键集中地加以解决。否则，如果抓不到要害，分不清楚主要次要，写成文章必然是冗长的、缺乏组织的文章，虽然好像是说了很多东西，但并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我们从检讨中深切感到，凡是认真地对问题作了分析研究，就能够写成比较精炼的中心思想明确的文章，而篇幅虽长，内容空洞的作品，正是表明作者并没有作过什么认真的研究。
+
+　　就语言方面说，我们从检查中看出，我们的确是很少作一种努力来使我们的语言更加精确，更加丰富。科学的文字首先要求语言的精确，就是用最恰当的字句来正确地表现我们所要表现的意思。我们往往不了解语言的精确和语言的简鍊是相联系的。有些语句故意扭扭捏捏拖得很长，却并不能使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反而使读者糊涂。如果本来所有的意思就是不明确的，含混的，那么也决不可能有干净利落的语言，当然更谈不到生动和丰富了。例如，在于光远同志的另一篇文章“生产力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二卷四期)中硬把生产力发展中的量的概念和质的概念机械地区别开来，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就是量的概念，并给“生产力的质”作了这样不可理解的定义:“生产力的性质则表现在生产工具，生产方法的特性，表现在各种不同的生产力要求不同的生产关系来和它相适应的特性上面”。这种混乱的语言显然正是混乱的思想的表现形式。
+
+　　毛泽东同志说:“如果一篇文章，一个演说，颠来倒去，总是那几个名词，一套‘学生腔’，没有一点生动活泼的语言，这岂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像个瘪三么”?我们的文章很少能够避免这种责备。这种千篇一律，使人憎恶的文字当然不可能精确地传达马克思主义的活的思想。毛泽东同志要我们下苦功来学习人民的语言，丢开这种陈腐的八股腔调，我们必须接受这个教导。
+
+　　以上我们从观察和研究问题中的片面性、不做具体的分析研究，以及党八股的文风这三个方面提出了我们的检讨。
+
+　　既然在我们的文章中还具有这些显著的缺点，这就表明我们还不是真正做到以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态度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作风还没有足够的鉴别能力，还没有和这种作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参加编辑工作的同志的这种缺点当然不能不反映在这个刊物上面，所以在这个刊物上，虽然因许多作者和读者的帮助而会发表过一些较好的文章，但仍旧严重地表现着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作风。这次检讨使我们痛感到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好，必须认真地争取改进。
+
+　　我们一定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关于反对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的指示，决心来纠正这种有害的作风。我们深信一定能够和本刊的许多作者和读者合作，逐步地克服上述的种种缺点，使这个刊物逐渐取得进步。
+
+　　(注)苏联作家康士坦丁诺夫说，构成生产力的因素只是生产工具和劳动力，而不应该把劳动对象(原料、材料)也包括在内。他又说明，这并不是否认劳动对象在生产中的意义，他指出劳动过程(生产过程)
+
+　　包括以下三个要素:一、人类的劳动，二、劳动对象，三、生产工具。(见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物质生活的条件”第三十及第三十四页，这是苏联的一些作家合著的“历史唯物论”中的一章)在其他不少苏联作家近年来著作中也是这样地论述这个问题的。苏联作家们的明确的说明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原载《学习》杂志第五期)
+
+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8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2.txt b/CCRD/3/7/3/0001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e03a8d3022e3b24418efdd46f1873fb38e4b27
--- /dev/null
+++ b/CCRD/3/7/3/000142.txt
@@ -0,0 +1,21 @@
+# 天津市委关于边伴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边伴山，男，四十六岁，河北省束鹿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市人民法院副院长，在“三反”中已被撤职。
+
+　　边伴山的一位老部下，同乡贺双存（后蜕化为私商）向边伴山托办案子，招摇撞骗，从中诈财。边伴山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犯了错误。
+
+　　贺虽是边伴山一九三七年抗日部队中的老部下，相识是自一九四七年开始。边伴山所爱之女人史倩芬（该女过去是家庭教师，曾为中统特务，系七七事变前边之学生，那时有过一段恋爱关系），由贺双存设法自上海给接来后，边与贺来往更密切了（此时早已给边批评，未准结婚）。
+
+　　贺双存犯供称：贺前后向边托办案情五次，从中诈财一三六O万元，另黄金一两、派克笔一枝。贺送给边之宝物折款二百二十八万余元（现已退赃），另贺供曾送现款百万元，边不承认有现款。此项已由边具结。
+
+　　已证实的案件情况如下：
+
+　　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裕丰恒百货店捣卖黄金，主犯该店经理李瑞涵在逃，副理张茂全判六个月徒刑。该李犯被捕归案后，李托贺，贺转托边。边初是推脱，后说：“我给你看看吧”，曾找审判员问此案如何，应早些处理。尔后，审判员将李课以罚金取保释放（此案判的轻了）。边坦白事后曾向贺说：“我一辈子就作了这一件违法的事”，但又说实际未管，只是案情已经判后的顺水人情。贺却从李瑞涵处索得六百万元，贺供称将此事报告边，边未得钱也未批评与处理。此案从轻判决，边虽不是明显的示意，但在中间是有所影响的。
+
+　　二、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王聘之控告建信商店之王德宝与跑合人路立青债务案，本应判决王德宝负连带责任，但边因受贺之托将王德宝负连带责任在判决原稿中删去，路立青不服上诉，最高法院判决王德宝负连带责任。此案系边自动坦白，承认对建信偏袒。
+
+　　三、贺双存改组建信商店时，曾要求边送锦旗题子，边答应送旗，也说过旗上写什么字，但没去做旗。事后边到建信见到有题边伴山名字赠建信商店的锦旗，亦未表示态度。
+
+　　四、一九四九年贺双存开设建信商店，边伴山除为推销监狱产品外，主要是从照顾贺双存出发，由建信代销监狱产品，销完货后交款。并由此种关系，监狱生产科借给建信商店一千万元。
+
+　　总之，以上问题说明边伴山因接受贺双存物品，在这些问题上严重丧失立场，对贺双存的进攻采取了麻木不仁、半推半就的态度。“三反”中撤职后，对提意见的同志不满，发牢骚，曾说：“没有市府党委会第一次不符合实际的报告。我不曾得到今后的处分。”市委决定叫他与史倩芬断绝关系后，边对此事不满，当发牢骚说：“处分倒无所谓，要我和小史断绝关系搞不通”，至今仍继续来往。根据以上情况，市委决定、华北局批准，党内给予撤消工作处分，建议行政给予撤职处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3.txt b/CCRD/3/7/3/0001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c92e5963e90f7b149b3d8737e91a046efc0fb66
--- /dev/null
+++ b/CCRD/3/7/3/000143.txt
@@ -0,0 +1,13 @@
+# 天津市委关于蔡公琪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蔡公琪，男，三十七岁，河北省博野县人，一九三八年入党，现任市人民政府公共卫生局第二副局长。所犯错误如下：
+
+　　一、乱用私人十六人，其中“三反”中发现有贪污者九人，有政治问题者一人。尤为严重的，是蔡公琪曾以私人感情为主，将自动脱党的开小差的及停止党籍或开除党籍情况未定者接上党的关系，使这些人又重新混入党内，已查明者有三人。另收容从部队开小差的一人，部队来找此人，蔡又将其放走。
+
+　　二、通过其所属干部卢瑞源，向私人开业大夫旧同学“借”钱近三百万元，其中有该局所属单位之干部及工作人员数人。其爱人在妇产科医院工作，生小孩时，全院自院长至工友每人送礼一份，少者四、五千元，影响甚坏。
+
+　　三、蔡公琪在卫生局所属的材料厂仓库、医政科仓库拿取毯子、布疋、蚊帐纱、呢绒、小孩毛衣、奶粉、药棉、毛巾、肥皂等二十八种物品，另药品三十余种。其中有些是蔡公琪用的，有的是蔡批给别人用的，此帐查不清。另自机关生产中购买日用品、表等合计一百一十余万元。以上共折款一千六百余万元。
+
+　　四、蔡生活腐化，曾与小孩保姆发生不正常男女关系，并介绍她到妇产科医院当助理护士。
+
+　　一九五O年曾检查与批评过蔡公祺，前述贪污浪费除少数药品及第二项一部分，其他都是一九五O年查出者，已经做过处理，并已经有了改正。其任用私人，私自给失掉党的关系的人接上关系，大部是这次检查出来的。似此对党严重的不负责任，造成党组织不纯，比他的贪污浪费更为恶劣。但念其平时工作积极努力，市委决定，经华北局批准，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建议行政上降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4.txt b/CCRD/3/7/3/0001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3fe13d338afd9a38453bf932a6c843c4cd89cd4
--- /dev/null
+++ b/CCRD/3/7/3/000144.txt
@@ -0,0 +1,29 @@
+# 曾承典：检查我的崇美思想及资本主义的教学态度
+
+　　<同济大学电机系教授　曾承典>
+
+　　我祖父在辛亥革命后来上海租界写字卖画，最好时每年有2万银元的收入，生活很富裕。当时值军阀混战，各地不安宁，我原籍衡阳的亲友都逃来上海作寓公。当时我祖父说有了租界才能使他维持如此生活，因此家里心目中反而把外国人侵占的租界认为是“世外桃源”。好像是中国唯一的一片“干净土地”。我小时住的弄堂里有几家外国人，看到他们的小孩蓝眼睛，白皮肤，就有点自惭形秽；长大了又看见国民党一团糟，当时南市与租界隔了一道铁门，我认为好像“两个世界”。我在初中里，先生就对我讲：“虽然租界有治外法权，对国家主权损害，但实际上中国人倒受了实惠（？）（他指的是帝国主义畸形的繁荣了市场）。”我从小就很严重地受到了奴化思想影响。回到湖南读高中的时候，来了两位新从美国回来的教育博士，生活、教学完全“美式”，从此数理笔记一律用英文，教本用原本。英文教员是当时长沙慎昌洋行分行买办，一句中文不讲，一进教室满身香气，他对我印象最深。当时校内还经常请湘雅医学院美国教员来演讲，同学都以能听得懂演讲引以为莫大光荣。当我祖父未去世时，他叫我到上海来，准备送我进教会学校或补习英文，然后再送我到美国去念中学或大学，我真欢欣非常，日夜想望；可是我祖父就在这一年去世了，那时，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打击”，一直到思想批判以前，我还以为我一生“潦倒的命运”就是决定在这一次。
+
+　　由于家庭、社会、学校各方面的影响，我一直认为外国人一切都有办法，中国什么都不行，我主张中国除了旧文学与中国菜以外，其他要全盘洋化。我崇拜彼得大帝使俄国西洋化，我反对当时有些人提倡的“中学为礼，西学为用”的说法，我当时连“中学为礼”也认为不要，索性全盘西化。有时甚至想连中国人种都得要“改造一番”。我从不看中国电影，主要的不喜欢看中国人的“面孔”。我完全没有民族意识，充满了洋奴思想。尤其是后来我到了美国，耳闻目睹的，都被我认为“天堂”的景象，我在美国工厂实习2年，看见他们的技术，我认为“高度水准”，能“独步世界”。我看到的又尽是高楼大厦，小汽车……我把这些东西崇拜得“五体投地”。我看不见，也不愿去看美国到处都有的严重的贫穷与饥饿，和劳动人民过的那种非人的生活。我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我一度竟有毛主席也该到美国去“参观”一下，“吸取”他们的“长处”，尤其在“科学”与“工程”方面，等等的荒谬论调。我常说近50年没有美国科学与应用技术，那末世界就会“停留”在50年以前时代，恐怕我们现在还没有汽车、电灯、无线电等享受。我最感兴趣的是电子自动控制与雷达，以为这方面美国更是“一日千里”，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解放后我看不到美国杂志了，我就认为自己的技术这一下可“永远落后”了，因此丧失了对这一方面研究的信心，而改行弄电机制造。我之所以崇拜美国物质文明，由于我看不清美帝国主义是一个没落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科学只是为少数贪得无厌的财阀所掌握，为他们服务。美国科学用来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再看一看苏联，他们那种百花齐放的科学，促使他们国家建设一日千里，每个人民能得到了高度物质享受，这些决不是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里所能够发现得到的。
+
+　　此外我对美国政治“自由”也很崇拜。我认为美国不像法西斯德国、日本那样“独裁”。美国报纸可以随便骂他们的总统。这种“自由”恐怕连苏联也没有（？）。苏联只有经济上自由。假如美国政治自由能加上苏联的经济自由，那么人人生活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人人都有言论、信仰自由。现在我分析起来这真是十分荒谬的想法。没有认识到政治、经济的关系，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才有一定的政治制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美国是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他的政治当然是独裁的，他们只有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只有压迫劳动群众的“自由”。相反的，在人民的国家里，像苏联已根本消灭了剥削制度，他们政治制度才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他们的领袖是代表劳动人民的意志，那有什么可以“反对”呢？我过去受了美国的旧民主主义的影响，我错误地理解了“自由”“民主”。今天我们国家里，人民都有自由。但是如果反动分子、反革命分子今天也有自由的话，那么他们会到处杀人放火，那成什么话？今天我们人民队伍中才充分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享受真正的民主自由。就在这次思想批判中，大家相互展开批评，过去我往往把这一类事情看成“共产党在耍花样”！现在我真正认识到大家在帮助我提高，我现在对党团员感情上也变得很亲切。这充分说明了在人民国家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获得真理。
+
+　　在抗美援朝开始时，由于我崇美、恐美，害怕美国空军与原子弹，我觉得我们一定要等国家的重工业建设好，能够大量制造飞机大炮时，再和美国干，才不会吃亏，我根本看不到人民的力量，更没有认识到我们是正义的行动，有着全世界人民在支持。今天事实证明了我的想法是错误的了，我脑子中恐美、崇美思想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受到了最严重的打击。
+
+　　此外我的崇美的思想反映在教学上也是极其严重的。我把这些思想常在讲堂上散布：我看参考书，全是英文，德文，日文……一大堆，其中有的自己也根本没从头至尾看过。我并不想学生真正在这些参考书中得到什么，而是想炫耀自己。生硬地介绍外国的一套，不从实际出发。我坚持要用英文，“坚决”反对用中文讲义或课本，对同学强调“中文书没有一本可看的！如果不能读原文本，根本就不要学电机”。有时同学拿中文杂志给我看，我不加思索地说：“这些都是抄外国书的，有很多错误，他们是骗稿费的，看了要上当！”这样使许多同学既看不懂原本，亦不去看中文书，使他们对学习失去信心。
+
+　　我在课堂上，每逢提到比较新的进步的东西，总要说这是美国搞出来的，课后与学生、助教闲谈技术问题，更其把美国吹得天一般高，偶而提到苏联，我表面上说不了解苏联技术，心里实在认为苏联在这方面也是向美国学习的，不及美国。最近接到了天津大学4年级学生张宝昌来信说自己英文程度不好，毕业后弄电讯网络研究恐怕有问题，这就是我宣传崇美思想的具体的结果，我今天回想起来非常难过。
+
+　　我的教学方法，也受到了美国学校的影响。我采用的教材是脱离实际的，教材尽量用高深的空洞理论，讲课时不将基本的物理观念讲清楚，全在数学公式上“兜圈子”“变花样”，使学生一半懂，一半不懂，我认为这样才能使人“敬服”。我教书不实实在在准备，毫无系统的从许多书籍、杂志上东翻西找，主观上觉得好的便拿来讲，到课讲完了，就把同学记的笔记拿来教下一班。做试验时，自己指手划脚作指挥，叫助教、同学去做，表面上说能使他们增进实际经验，实际是自己不愿动手。因此，我的教学是脱离实际，不从当前祖国需要出发的。也是不符合祖国需要的。
+
+　　（其中我还要说的，我最突出的表现在我教学生是传播资本主义“商业化”的内容，我自己往往把技术当作自己赚钱的工具。解放后，上海私营电机厂如雨后春笋的发展起来，我想进工厂，把自己技术卖更高的钱，因此我把在学校教书当作住临时旅馆，教学上随心所欲，不负责任。我把自己技术“留一手”，我认为中国工业落后，真有技术的人“很少”，我千辛万苦积累起来有一点技术经验就认为“奇货可居”了。我对任何人谈问题，总好像是很谦虚的，说自己什么不懂，其实我怕自己“窍门”被偷走。我对学生说：“你们只要学会基本理论，一通百通，经验与‘门槛’则要以后在工作中自己摸索才能累积起来的，不‘可能’，也‘无权’要求先生传授。”我就是这样把自己技术当作“奇货”，一有点就抓住不放，“待价而沽”。）
+
+　　（更其恶劣的，我各方面去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我利用学生去摸别的先生的底，借此难倒他，打倒他的威信。我在天津大学（前河北工学院）时，电讯三年级的学生大部时间花在我电讯网络课上，结果还是没有念懂，其他课更没有学好。别的先生教学情绪低落，同学盲目信仰我，攻击别的先生。许多先生都被我这样破坏过。我的目的并不是使电机系好起来，而我想抢系主任的位置，压倒别人，使自己在系内成为学生最崇拜的教授。我这种损人利己的行为使同学遭受了很大损失，这种损失无法估计，我真十分痛心自己过去的行为。）
+
+　　我过去言行上有许多错误，我表面上是人民教师，实际上在为资产阶级服务，甚至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由于过去在各方面培养我成为一个有浓厚买办思想的人，我盲目崇拜美国，鼓吹美国物质文明，说美国工厂好，生活好，现在我深深地检查起来我不仅仅是简单说美国好而已，实际上我希望藉美国之力，把自己抬高，获得更高的“地位”与“收入”，我提倡把美国工厂、学校等建设原封不动的搬到中国来，连主观上也不是为了“国家兴盛”，而是为了自己如此更可以“发展”。
+
+　　在这次运动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共产党对我的教育，她耐心细致教育我像慈母爱护儿女一样。党的光芒使我认识到生活的意义。祖国又这样需要我成为一个人民教师。过去我对自己的工作总感到“怀才不遇”，感到委曲，同学们不懂，总以为他们“太懒”，“太笨”，决没有想到自己的错误。经过思想批判以后，我发现了自己在教学上许多严重的错误。同学们不但不鄙视我，反而对我更尊敬，我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与惭愧。我下了决心要从实际出发，努力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虽然限于时间与教学技术，水平不能一下子提高，但是以后我除了政治学习时间外，要把时间花到准备教材上去，决不再像以前我把全部时间花在搜集与教学无关的资料。现在我心里很安定，我不再像过去东想西想，只想找“高薪水”，我以饱满的情绪，愉快的心情，决心不断的提高自己认识，做一个人民教师，多多为祖国建设而努力。
+
+　　（原载1952年8月12日上海大公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5.txt b/CCRD/3/7/3/0001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5af0d9d331980e0a2750e991869e203e7081e
--- /dev/null
+++ b/CCRD/3/7/3/000145.txt
@@ -0,0 +1,49 @@
+# 茅以升: 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
+
+　　<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　茅以升>
+
+　　我出身于旧社会的一个所谓“寒士”的家庭，幼时家中生活清苦。在学校里，看见同学中有的是家里做官的，有的是有钱的，他们都有“势派”，和他们在一起，我不免自惭形秽。然而听了家人们时常鼓励我的话，说只要将书读好，必然“出人头地”，就暗中立下志愿：“今天我不如你们，将来看罢！”看什么？就看我读书的效果。后来果然因书读得“好”而为人看重起来，于是再想将书读得更好。那时也看了些“维新”书籍，懂得些“优胜劣败”、“天演竞争”的说法，尤其佩服“英雄造时势”的那句话，觉得自己别的不如人，不见得头脑也如此，于是将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读书上面，拿读书来和人竞争。后来考上唐山的工学院，读书更勤，最后果因此而派往美国留学，便不由地满足起来，竟有“英雄”之感。并且以为这就是将来“造时势”的开始。至于造什么“时势”，如何造法，当时实是黑漆一团。那时读书，只是为了“扬眉吐气”，为了“远大”前程，而这前程完全是指个人利益，因而那时我心中所谓造“时势”，完全是指个人的“时势”。我在学生时代就这样地种下了后来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种子。
+
+　　在美国三年半，也和在唐山一样，自觉出足了“风头”。美国社会是最鼓励人出风头的，如果自己名字登在报上，成为新闻人物，那便可轰动一时。我因报上也登过我的名字和照片，觉得非常高兴，于是联想到在唐山读书时，看到科学里某一公式或定理，附上一个私人名字，就异常羡慕，正是这个心理作祟。加以在美国看到汽车叫“福特”，柴油机叫“狄赛尔”（皆人名）都很眼热，想到如能把自己的名字和一个公式或一样东西联起来，使人提到它便想起我，提到我便想起它，这有多好，自己认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奋斗目标，于是我就费尽气力，去“发明”些公式和定理，也不管它们的效用和与实际的联系。
+
+　　在美国我还看到另外一个出名的方法，便是一个没没无闻的企业家，因为赚了大钱，也可出名。其实他们之所以能赚大钱，都是由于剥削，但报上却恭维他们，说是由于“科学管理”。于是我就信以为真，觉得这门科学，大可介绍到中国，来扬我自己的名。因而我在读学位选科时，除了桥梁主科外，选了两个性质特殊的副科，一为高等数学，一为企业工程，表面上是为了学术和企业，其实都是为了出名的工具。
+
+　　美国是个广告世界，到处看见人和东西的广告。既是广告，当然说好不说坏，于是个人标榜或为他人捧场，都不足为奇，并且认为隐恶扬善，也是社会道德。从美国的广告技术里，我学会不少求名的方法。
+
+　　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继续不断约达30年之久。在这30年的期间，我做过各种不同的工作。教育界的时间最长，其次工程界，再其次行政界，最短的是企业界。我所以常换工作岗位，一是由于个人兴趣，一是由于却不过朋友的“情”，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想多方活动，藉此出名。那时是军阀混战的反动时期，所谓“政府”工作，都是朝不保夕，但我却自认是个专门技术人才，各方都需要，不但不感觉有失业的威胁，相反地还想在那样纷乱局面中，树立起个人的“声誉”。
+
+　　我那时是怎样争抢这“声誉”呢？
+
+　　我回国后第一件工作是教书，就想将书教“好”来自炫，不但搬演在国外所学得的一套，而且还独出心裁，故作新奇，以期博得学生们的欢心。学生们受了我的麻醉，跟我学得愈逼真，愈脱离实际，也就是愈益美国化。然而当时学生是不知道的，而我则因此反而声名雀起，渐渐露出头角，于是很快地便兼了学校的行政工作。在这里我又拿出我的“科学管理”，以显示我的与众不同，果然我的“才能”就慢慢传闻出去，于是其他学校也来争先延揽，因之，我在教育界的地位，也就逐渐巩固。那时一贯作风，都是刻意求名，自己学术上的创获少，就改头换面，介绍些别人的著作；学术上没得说了，就侈谈工业建设。总之是用各种方法做广告，不论专题演讲，学术论文或工程计划，只要有人来请，从不拒绝，目的是藉此扬名，而不问所讲的效果。在所有我那些广告里，我不曾提过关于政治主张的话。这样纯技术的宣传，就无异对那时的反动统治表示，又多我这样一个人，可供他们驱使了。
+
+　　我的职位渐高，事务越来越多，便非一人精力所能济，而且也非一人知识所能办，因之要靠别人帮助，才能撑持“门面”。在这里，我那“科学管理”，又得到更大的发挥。我随时随地组成班底，使得受我支配的人，尽力为我效劳，我更滥用职权随心所欲地“提拔”他们，换取他们的“欢心”。于是他们的劳绩，便都为我剥夺，为我做出名气。他们的劳绩愈多，我的名气也愈大，譬如那时用我个人名义发表的文件，往往内里精华都是众人的心血，而我独占了他们共同辛苦造成的果实。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
+　　随着个人名位的发展，交游日见广阔，就逐渐引起了我对那时的反动统治者的权势的倾慕。我既小有声名，反动统治阶级也正在标榜“招贤”，我就慢慢爬上了能与蒋匪帮“四大家族”往来的地位。人民公敌蒋介石，为了笼络“专家”“学者”，对那时伪中央研究院的院士、评议员，特别表示“看重”，我就凭这个“专家”的资格，被他招待过几次，当时觉得非常“荣耀”。榨取人民血汗的孔祥熙和宋子文，操纵官僚资本，为害国家，而我只看到他们的“声势显赫”，就不惜奔走其门下。尤其难堪的是因为他们曾对我表示过好感，我更企图仰其鼻息，从事实业，引起了我创办桥梁公司的念头，“趋炎附势”，唯恐不及，今日想来，实不可恕。特务头子陈立夫和朱家骅，都曾把持垄断过教育界。我因唐山和北洋两校的关系，和他们都有过经常的接触。他们两派倾轧暗斗，甚为激烈，我因两边敷衍，于是两边都不敢引我为心腹。但他们知道我和教育界的渊源，都来设法利用，表示特别“看重”我，使得当时的所谓学术界拿我当做个代表人物，好为他们代通声气。而我只主观地认为于“公”有益的就去做（如陈要我为“总理实业计划研究会”拉人做计划：朱要我做筹备北洋大学的秘书，我都慨然接受），有害的便不理会，以为是个显露才能的机会，而不知这个“公”是个什么“公”，不知我如此作法已十足地为反动派做了工具。因此表面上，我虽不是国民党的党员，而实质上，我竟做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得用的工具。
+
+　　我同时迷惑于“美国生活方式”中的所谓“公众服务”的作用，认为这是宣扬和巩固个人名位的最妙方法。我认为：官场中的地位，最不可靠，惟有将学术上的“资望”，建筑在对于社会的“贡献”上，才是长久之计。因此，我最喜组织工程团体，而美其名为学术研究，或参加既有团体，如同学会之类，而在那里面操纵，以建立自己的名位。同时，我对于朋友，也最好“帮忙”。我的朋友多而且不限于一行，朋友中有派别或小集团的，我都不作左右袒，到处一团和气。由此我便落得一个“滥好人”的称号。所以这样，也是希望不得罪人，以利于我个人的名位的巩固。
+
+　　我在教育界，工程界有了点基础以后，就想转向工程企业的方面去发展，一因学术上成名不易，二因做官无保障，爬得高，跌得肿，三因我在中学时读过商科，而且在美国时就曾欣慕过他们赤手起家的企业家。于是在我那为反动派服务期间的最后6年中，就做了伪交通部的中国桥梁公司的总经理。（又曾做过桥梁公司和重庆市政府合办的重庆缆车公司总经理两个月）心想在一个新兴的企业里做创始人，将来在国内就有独占垄断的资格，或可做到中国的“桥梁大王”，不是可同世界上的什么“钢铁大王”“火柴大王”媲美吗？那时我一面出场与铁路、公路做桥梁生意，一面还在家中做“土壤力学”的研究，表示我能文能武，也就是用学者的外表，掩盖经商的丑态，而不知事实上我已加速地走上了资产阶级的道路。
+
+　　30年中，我就是这样在工作岗位上，在勾结官府上，在社会活动上，无时无地不设法制造名气，抬高自己。其初还有些实在东西，不愧辛苦一场，后来便忘其所以，逐渐空虚，然而这个虚名，依然传扬出去。于是不论知与不知，道听途说，也都信以为真，认我该是个“专家”了，因而便常有较大的工程计划，要我去参加，更有各种委员会，给我空头名义。加以报纸的不时渲染，我都受之无愧，俨然不可一世。而不知那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结果。今天看来，我在那30年中，除去参加修建一座桥梁外，其余几乎什么好事都未做，只是大量地耗费了人民的血汗而已！
+
+　　在我那忙名的长期过程中，我思想里是存在着矛盾的。首先是名与利的冲突。在旧社会里，名与利本是不可分割的，有名即有利，而有利者亦易得名。然对我说来，名之可贵却远甚于利。一因名是累积而来，有增无减，二因名是绝对独占，他人无法分润，三因名要宣传，而利怕人知。这种精神上的享受，较之得利者的物质享受，似乎要高出一筹。因此我在多年工作中，从不敢谋非法之利，并非对利的深恶痛绝，而是恐怕妨碍了名的发展。即在办理桥梁公司时，虽然对利的看法，比前重得多，然而还认为公司之利，即我个人之名。因之在名与利的矛盾中，名总是在胜过利的一面。
+
+　　其次，是关于是非和善恶的标准问题。在我那30年中，国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无时不在激烈的动荡之中，我为了好名心的驱使，只知逢迎反动统治阶级中之有力者，还自以为随机应变，迎合潮流，从不知道怎样判别其善恶与是非。小而言之，对于工作岗位，只问个人兴趣与待遇，而不管其实际效果。大而言之，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此皆是为了求名而不计其是非或善恶。这里的矛盾，竟然“非”的“恶”占了上风，以致虚名上更带了玷辱。
+
+　　由此可见，我在那30年中的工作表现，虽是主要地一意为名，然在思想上，还夹杂有利和权势的成份。名利和权势，本是互为因果的，不论为名或为利，究其终极，实皆争夺权势的手段，既是为了私欲而争夺，当然不顾一切，无所不为。这在资本家的唯利是图的目标上，就表现出剥削作风，在我的唯名是图的目标上，因是同样争夺的本质，也就表现出同一作风。这样剥削作风，在资本主义社会，是奖励“自由竞争”（实即掠夺）的后果，在封建社会，是倡导“飞黄腾达”（实即升官发财）的后果。我从幼年种下的封建意识的个人主义，发展到留学时代的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然后在长期工作中反动统治下更形成为个人英雄主义。因之，我的一贯作风，也就由浅而深地反映出其中的思想根源，这就是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剥削群众，坐享其成的腐化堕落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今天看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便是我30年来在一切工作生活中的主导思想！我便是受这个思想统制了30年！在这样思想指导下，我在那30年中的立场、观点，不是模糊不清，而是同化于资产阶级了。在开始思想改造的学习时，我总自认为小资产阶级，因而只看出过去的自私自利和自高自大的缺点，心想我既未做过资本家，就不会有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思想。现在挖到思想根源，才发现我竟是一个带着小资产阶级面貌而具有资产阶级实质的知识分子。
+
+　　我就是在那样思想基础上，抱着那样的立场观点，来迎接解放，迎接工人阶级的领导，而参加了新政府的工作。
+
+　　解放后，我的心情，是万分高兴的。我看到人民政府各种惊人的成就，全国上下的学习热潮，累次政治运动的辉煌胜利，以及“三反”“五反”史无前例的伟大成功，我感觉到在世界和平阵营里面，做个中国人民，是无限光荣。中国人民受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百多年帝国主义的压迫，如今巍然起立为巨人，不再受任何方面的欺凌，是如何值得骄傲而欢呼！
+
+　　然而在同一时期内，我工作的效果，与我兴奋心情，是不成比例的。我只觉到愧对我的光荣职位，愧对祖国和人民。由于对新事物的了解不够，思想不能与环境结合，小我不能与大我结合，我就往往处于被动，因而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这样的做客思想，与我在过去的作风，是分不开的。这个思想，正是那旧作风的反映。怕犯错误，即是错误的思想根源犹在。以前恃强好胜的动力，今天是抑制住了，然而又不免形成退缩，在每一具体问题上，就不能充分表现积极性。所有这些患得患失的思虑，都是说明我资产阶级思想的浓厚。
+
+　　我在解放后的工作中，虽已认识到一切要求与前不同，眼见各种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之成功，皆由于群众的伟大力量，但在自己岗位上，反而不善联系群众，其病根即在个人主义之障碍。我身为国家的工作干部，本应有无产阶级立场，而欲站稳立场，必须抛弃个人主义，如不能抛弃，或抛弃而仍有留恋，即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梗，无怪我的进步，是那样地迟缓。
+
+　　我尤其要痛自谴责的是：在我过去30年的工作中，我虽从未与美帝国主义者有过较密的交往，我的美国朋友，也非常之少，然而对于美国技术，却是盲目崇拜。我6个子女，就有5个是留学美国的，可见我崇美之深。解放后逐渐认识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运动里，惊醒了多年来的迷梦，完全感觉到崇美的可耻。美帝国主义者，近百年来，对中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侵略，其中对我们知识分子最刻毒的手段，便是用教育、文化、科学、技术等美名作掩护，使我们成为他们的思想俘虏。思想界限不清，敌我就难划分。我过去之所以不能深切地仇恨美帝国主义，正是思想有病。我必须克服这个思想障碍，方能鼓起斗争勇气。这个思想，即是资产阶级思想。
+
+　　在思想改造学习的初期，我对新旧思想的看法，是不正确的。首先认为旧思想是旧社会所造成，其咎并不在我，因而原谅有余，痛恨不足。然而同一旧社会，何以有革命先进，而我则相反，这便表明我在思想上根本缺乏革命意识，以致畏惧革命。及至认识了旧思想的错误以后，又拿爱面子的观点来粉饰，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吧，而不愿深刻检查。再后来知道了这是欺人之谈，才了解到思想改造中改造两字之意义，但又偏重实践而忽略理论，认为莫若在新社会中多多锻炼，“潜移默化”地逐渐改造。直至三反运动，方才恍然大悟思想改造，即是治病救人。表面上好像身体还好，不知潜伏之病症已深。以前传染来的毒菌，早在血液里猖獗不堪，幸而有许多同志，给以友谊帮助才使我一些健康的细胞，经常与之抵抗。现在思想改造，正是病急求医。而求医即必须详说病历，毫无隐讳，方能诊断下药，早复健康。这就说明了新旧思想不能和平共处的原则，旧思想经常蒙蔽了新认识，旧的不去，新的无法生根。在我的思想中的黑暗一面，就是旧我的一个堡垒，随时跃跃欲逞，伺机触发，无形中抗拒了新思想的吸收，和新事物的认识，因而大大地阻碍了我的进步。必须将此攻破，才有巩固地建立新我的可能。进攻堡垒，消灭毒菌，必须武器，这武装即是批评与自我批评。
+
+　　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使我得到了很好的教育机会来认识自己，改造自己。我了解到像我这样学过技术并且有过些经验的人，正是祖国建设所需要。然而不经改造，是不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这个运动，在我一生，是个重大的转折点。我决心要好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并在技术上努力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我决心将旧我，经过实践，改造成新我。我决心建立起伟大的无产阶级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我今后工作和生活的指针。
+
+　　来源：原载1952年8月13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6.txt b/CCRD/3/7/3/0001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51037ca3d64e69693bb7e990bf072e4650cbe6
--- /dev/null
+++ b/CCRD/3/7/3/000146.txt
@@ -0,0 +1,23 @@
+# 徐丰彦：检查清高保守思想给我工作中的危害
+
+　　<上海医学院教务长兼生理学科主任　徐丰彦>
+
+　　我出身于封建社会农村中，家庭是“书香世家”。祖父古板而严肃，我十三四岁以前一直和他在一起，教我孔孟之道。父亲是中学国文教员，是一个抱着“独善其身”有“清高”思想的人。我在中学时一直受他的影响，因而养成了妥协保守、沉默寡言的性格，外表道貌岸然，使人不易亲近。大学毕业后，当了5年生理学助教，我就不满意助教名位，于是到南京中大去当讲师；并急于留学“镀金”，便申请那时的美国文化侵略工具“中华文化基金董事会”给我资助到英国留学。在英国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学会了他们那一套“尊严”、虚伪的所谓“绅士”风度。
+
+　　从外国回来之后，有了学术资本，我便进了中央研究院，做那从外国搬回来的随着个人兴趣出发的生理学研究。因为我觉得研究可以发表论文，增高我的地位。于是，我就陆续用英文发表了许多论文。抗日战争开始后，我转入中大医学院，除了教学之外，还是继续那些脱离实际的研究，并继续用英文发表。1945年春来上医之后，继续过着这种教学与研究的生活。过去，我一向认为自己还能坚持岗位，对祖国有“许多”贡献，足以自豪，现在看起来，所谓坚持岗位者，仅不过是坚持个人名位发展，驯服地用学术研究替反动统治装饰门面而已。人民用血汗培养我，使我得到一些科学知识，但我在这伟大的人民革命斗争中，置身事外，躲在象牙塔中20年之久，有什么可以自豪的呢？至于研究的结果为谁服务，教育为谁服务，我更是不曾考虑过的。
+
+　　（在同学、同事面前，我一向保持着“清高”“尊严”的面孔，我这样做实质上是出于为个人名利打算、自私自利的本质，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名位，因而在同学、同事之间，造成了一条很深的鸿沟，影响了工作的开展。）
+
+　　我在教学工作上是作为完成任务，以巩固我的地位来看的。排功课时，首先考虑怎样使我的时间用的最经济，而不是考虑教学效果怎样才最大。每一上课目标与要求都不明确，只是拣我所喜欢讲的多讲，所不喜欢讲的少讲，教学的目的是在表现自己而不是在帮助同学。对于教学效果，心中茫然无数。在教学时，我所真正认识的同学寥寥无几。教学结束以后，我与同学更是两不相关。他们在前期所学的功课究有多少能应用在后期？是否足够？从来不加过问。同学们也因为我一贯保持着“尊严”面貌，不敢发问，这就使得许多同学们在学习生理之后得不到深刻的认识，不能为以后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
+　　在培养助教方面，我所采取的也是守旧的资本主义的一套。分配给他们任务是要他们帮助我作研究，而不是从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培养提高他们。因此，我与助教之间类似雇佣关系，再加上我一贯摆出“尊严”的家长面孔，也使他们无法接近，我与他们越来越远。最后是他们一个个失望而去，使我十几年来不曾很好地培养出有用的生理人材来，这对国家是多么大的损失。
+
+　　1950年秋天，领导上要我担任教务长，但是，我在接受任务时，首先考虑对自己的利害关系，认为自己负责的生理科工作必然受影响，因此就认为是一种额外负担，存在着“五日京兆”的心理，得过且过。上医改组后，来了一位同志参加教务处的领导工作，我更存有依赖心理，把工作责任推卸给他，我对这一工作是极不负责任的。同时，我对课程改革、新的教学方法认识不足，就使得上医的课程改革工作没有很大进步。一谈到5年专科重点制，便考虑到时间是否够，训练是否充分；谈到医专科的课程内容时，便要取医本科的内容作蓝本，不能大胆改革；谈到师资训练，便搬出听课、实验、研究等老一套办法。总之，这种不负责任、保守的态度，是与“用革命精神与方法办好学校”这一方针没有丝毫共同之点的。另外，教务处没有中心领导思想，摇摆于各科主任意见之间，不发动全体教员提高认识，创造经验，而是生硬地搬教研组计划、总结等教条办法，并且大多数办法是用书面通知推行。在进行了一年多的课程改革工作之后，上医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内容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这是由于我对人民教育事业不够忠诚，而采取了个人主义、敷衍塞责的态度的结果。我不虚心向群众学习，又不发挥集体力量，就使上医的课程改革工作停滞不前，使成千的同学不能在这里很好地完成祖国交给他们的学习任务，使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受到一定影响。
+
+　　由于我的自命“清高”，不耐烦科内的所谓“事务性”的工作，就使我在科内领导上犯了很大的错误。我对科内的技佐与工友也是非常不关心的，他们希望在业务上提高，但我一直不问不闻，对他们的思想、工作不加过问，因而使他们消极失望，看不见自己前途，在工作中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由于我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了解，使得动物房有了严重的贪污罪行。
+
+　　经过这次初步的思想检查，我开始认识到自己过去错误的严重，我决计抛弃我过去那种置身事外的“清高”思想，以及“尊严”的绅士面孔。我要对人民负责，同时虚心向群众学习，搞好工作。
+
+　　（本文原载1952年8月19日上海大公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7.txt b/CCRD/3/7/3/0001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51010199edbffc5b56386faa6f244ec0f277d6
--- /dev/null
+++ b/CCRD/3/7/3/000147.txt
@@ -0,0 +1,23 @@
+# 周钦祺的思想检查（划清思想界限学习）
+
+　　【整理者周成林按：家父周钦祺五八年二月于北大的自我检查中，提到“1952年8月在四川民政厅划清思想界限的学习中，自己曾专门就个人主义作了深刻地检查，不久便被吸收入团”。现将这篇检查附录于此。整理者识。】
+
+　　我是在一九五零年一月参加革命的（是成都县中军事代表刘文范介绍的）。解放前一直在学校读书。由于自己在旧社会中没有接触过新事物，所以对共产党是认识模糊的。解放后自己抱着一种“为个人找出路”和“替家庭减轻负担”（因为我父亲是工人，收入甚微，不足维持家用）的想法参加了革命。因为自己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为了个人打算，极端不纯，所以在工作中发生了不少毛病，更因自己在两年多来的过程里，主观上学习努力不够，小资产阶级思想未经很好改造，因此不论在工作、学习、思想方面，随时考虑个人利益，“我”为第一，而影响了工作，进而使“个人利益”成为我进步的绊脚石。
+
+　　我父亲是工人，所以家庭环境是贫困的，因为工人在旧社会是被人所唾弃的，父亲便随时教育我们“好好读书，好给我挣口气”，母亲也是一个精细的人，凡事总不愿吃亏，所以使我也是好好读书，希望能达到父亲的愿望：于我有利的事，羡慕非常，人可吃亏，我不可失利。遇事计较个人得失的思想，在我脑海中扎下根子。成都解放了，我在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参加工作，在工作中，若是比较顺利，就凭着一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干下去（如在茂县征粮时，工作得很起劲），但是遇到艰苦复杂的情况时，就消极、畏难甚至于对革命动摇、退却了，如我调到松潘工作时，吃不下苦，嫌工作不合自己希望（在百货公司门市部售货），委屈了自己，部分少数民族被特务煽动，准备暴乱，自己害怕，在思想上想“溜走”，但又害怕走不掉受处分，即使回家，脸面也不光彩。最后终于向县委书记提出要求请假，经县书亲自给我讲清革命道理，尤其他谈到党及红军艰苦、伟大的事绩时，自己又凭着那种小资产阶级易受感动的心理，慨然的工作下去。
+
+　　革大三月的学习，经领导上的启发教育，我才暴露了这些丑恶的思想，经过领导上及同志作的帮助分析批判，自己开始初步认识到这种思想的危害性。
+
+　　革大毕业后，调我参加土改，由于自己参加土改是抱着锻炼自己，基本上没放弃个人打算，所以在石板滩土改时，没有从整个土改工作、群众利益去着想，而是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当时同一个女同志一村工作，思想上曾很喜欢她，因此情绪波动不安），所以我那支点（我是副组长兼一个村的组长）的赔罚任务没很好完成，这种错误思想虽经队部领导上及时提出批评，也纠正过来，但终是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
+
+　　个人主义在我思想上占的地位多，所以在工作方面表现了考虑工作按兴趣出发（如不愿搞财经嫌它死气），工作不主动，接受任务有价讲，强调困难。表现在思想方面即是：个性强，自以为是，对人不够虚心。自由散漫，组织观念不强（如批评别人时，不多当面提出，值班时去看戏等）。学习方面则是：自己爱看的书（文艺方面）就多看，自己不爱看的书（政治理论）就少看，即使看了也不钻研，所以收益不大。
+
+　　总的说来，自己在两年多来的工作中，进步上看来，确实毛病不少，进度太慢（当然是有进步的），主要的因素，就是个人主义侵占了我思想上大部分领域，虽然嘴上随时肯说“为人民服务”，但实质上为自己服务的时候确实要多些。这种思想发展下去，还不是资产阶级“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的思想吗！它不特会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更严重的会使自己葬送前途，脱离革命。通过这次思想建设学习，划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使我更进一步看清了自己思想上的非无产阶级意识和它对革命的危害性。
+
+　　今后自己只有努力学习，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在党和团的教育下，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做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更多更好的为人民做事情。
+
+　　 一九五二年八月十九日
+
+　　· 来源：
+
+　　来自网络文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8.txt b/CCRD/3/7/3/0001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8e82b7e4bf0e32065d7722be84b2d53151aead
--- /dev/null
+++ b/CCRD/3/7/3/000148.txt
@@ -0,0 +1,369 @@
+# 北京市民政局1952年三反运动受处分党员登记表 （原始档案）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
+
+　　1、范克修
+
+　　2、史弼臣
+
+　　3、杨登彦
+
+　　4、丁旭中
+
+　　5、杨佳燕
+
+　　6、侯树藩
+
+　　7、杜天山
+
+　　8、杨家歧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范克修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范克修　男　家庭出身贫农　参加工作日期一九四八年　来源老区
+
+　　籍贯河北省邯郸县　年龄二十三岁　本人成分贫农
+
+　　入党日期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工作机构及三反前后所任职务撤职前在生产教养院育幼所担任总务工作。
+
+　　错误性质：诱奸女童　犯错误时间：一九五○年三月　贪污数额：一十二万七千五百元
+
+　　三反运动中所犯错误及其处理情况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范克修在育幼所任职期间，利用职权，诱奸该所收容女童郭玉恽，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被领导上发觉后，他不但不承认错误，相反的竟在党的小组会上耍无赖，以具结来否认其犯罪行为，至郭玉恽流产事件发生后，始被迫承认。
+
+　　范克修对工作不负责任，其经管之账目一塌糊涂，和私商加工换粮及仓库物资均不建账目，也不注意保管，致使许多物资都被虫蚀霉烂或被收容人盗窃，而他从不检查也不过问，表现了极端的官僚主义作风，三反运动开始后，群众检举他贪污收容人口粮，但他不但不坦白，说群众的检举是造谣，破坏三反运动，并在党的支部大会上，公开的向党对抗，无耻的说：“查我的账好了，查出问题可按贪污犯治我。”经领导上指出其错误，无法抵赖时始交代出贪污十二万余元，但根据一部分口粮账查出，仅小米就缺少一万九千多斤，大米四千多斤，对这些问题不但不交代清楚，相反的竟又乘机修改账目，并将前任总务所移交之全部账目，有意识的隐匿起来，藉口当废纸卖了，企图销毁罪证，最后并以寻死来威胁组织。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
+
+　　极不老实，顽强抵赖，向党抱对抗态度，不彻底交代问题。在人证物证面前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以死来威胁组织。
+
+　　一贯表现：高傲自大，政治上极不开展，工作一贯不负责任。
+
+　　党内处分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五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复查前后处分有何改变：无改变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二日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五月
+
+　　本人意见：对开除党籍处分完全同意
+
+　　行政处分
+
+　　刑事处分：已送交法院尚未判刑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史弼臣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史弼臣　男　家庭出身中农　参加工作日期一九四四年　来源老区
+
+　　籍贯河北省房山县　年龄三十四岁　本人成分工人
+
+　　入党日期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
+
+　　工作机构及三反前后所任职务撤职前为生产教养院安老所副所长
+
+　　曾否犯过错误或受过处分：一九五一年六月曾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
+　　三反运动中所犯错误及其处理情况
+
+　　错误性质：贪污失职　犯错误时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
+
+　　贪污数额：一百四十三万四千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史弼臣在安老所工作期间，一贯不负责任，贪污受贿，并利用职权虚报收容人名额冒领口粮，乱搞生产以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不仅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而且造成该所工作极端混乱和收容人严重的死亡现象。主要事实：
+
+　　（1）史弼臣在安老所担任副所长期间，是该所收容人生活极坏，死亡率最高的一个时期。自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年五月共计死亡六百四十二人，平均每月死五十八人，最多时一九五○年二月死一百一十九人。造成这样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是史弼臣在工作上不负责任，不关心收容人生活，使收容人生活环境恶劣，营养很差。
+
+　　（2）一九五○年九月，他被派西北打听行情，限十天返回，而他一去不返，在西北作起买卖来，几次去信叫不回来，超假四十六天，后派专人去才把他找回来，这次从中贪污一百一十一万四千元，一九五○年二月贪污收容人口粮小米一百斤，合十万元。
+
+　　（3）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年四月史弼臣收受私商王茂贿赂，丧失革命立场，以低于市价的行市先后将收容人口粮米九万五千余斤卖与他，同时每次出售的米史弼臣均以安老所名义开具证明给王茂免税。接受王茂贿赂二十二万元。
+
+　　（4）一九四九年七月至一九五○年五月史弼臣利用收容人王锡满，以收容人出所不消名方式虚报收容人四万二千二百二十三人，冒领口粮五万八千零五十六斤，除补贴收容人食用及投入生产外，尚有二万九千四百八十二斤，因王锡满已逃跑，又无账可查，致下落不明。此外，在组织收容人摇煤球生产中计先后买煤三百五十吨，其中二百四十吨没有过秤。在清理煤账时发现缺少煤三十吨半，其中除被王锡满拐走十四吨半，均无账目可查，十六吨下落不清。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
+
+　　狡猾抵赖，对三反运动采取抗拒态度。
+
+　　一贯表现：对工作不负责任，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
+　　退赃情况：未退赃
+
+　　党内处分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五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复查前后处分有何改变：无改变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五月
+
+　　本人意见：认为事实相符，对开除党籍处分表示同意
+
+　　行政处分：（行政上已撤职）
+
+　　刑事处分：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杨登彦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杨登彦　男　贫农　一九三八年　老区　河北省曲阳县　二十六岁　贫农　一九三八年七月八日
+
+　　撤职前曾任兴华荣军砖窑厂厂长，现在民政局优抚科作一般业务性工作。
+
+　　错误性质：贪污受贿　犯错误时间：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　贪污数额：一千二百二十五万三千二百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1、杨登彦为了达到贪污自肥的目的，曾亲自培养其同乡康申东（日特，现已逮捕）为马车封建把头，自一九五一年六月至十一月康申东共包运兴华窑厂二百三十余万块砖，康从中克扣运费达两千余万元，杨登彦以先后分得之赃款购买马车及该车在半年当中所获得的利润共计贪污八百三十六万一千二百元。
+
+　　2、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一九五○年十月杨登彦带领干部董儒林，携公款一千五百余万元到原籍曲阳，托其父亲购油（曲阳并非产油区）以次油顶好油从中贪污二百二十三万元。
+
+　　3、利用职权动用公款：一九五○年九月至十二月杨登彦为了帮助他父亲作生意（贩运梨）曾私自批准先后挪用公款五次共一千一百二十四万元，一九五一年三月杨登彦并将挪用公款所得之利润，以他父亲名义投资东郊私营新华药厂一百万元。
+
+　　4、此外，杨登彦一九五○年六月至一九五一年六月贪污面粉四袋，合人民币三十二万元，一九五一年十月接受康申东贿赂衣服用具等价值三十四万二千元。更可耻的是杨登彦为了达到贪污的目的，一九五○年九月亲自向干部董儒林行贿二十万元，并将贪污的一部分款以十五分利息放高利贷。
+
+　　以上共计杨登彦贪污一千二百二十五万余元，其情节确属恶劣，使党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
+
+　　运动开始态度极不老实，曾用各种欺骗手段，企图蒙混过关，被人检举后，经领导上反复动员，在人证物证面前，才被迫承认了上述贪污事实。
+
+　　一贯表现：在工作上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并有意识的降低领导威信，提高自己，表现极不忠诚。
+
+　　退赃情况：退回大车，骡子等赃物折款一千零七十万元。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二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二月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三月
+
+　　本人意见：同意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
+　　行政处分：（行政上已撤职）　刑事处分：判处机关管制一年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丁执中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丁执中　男　中农　一九三八年　地下　北平　三十四岁　学生　一九三八年十月
+
+　　三反运动前在北京市救济分会担任秘书长，三反运动开始后于一九五二年一月八日撤职
+
+　　在地下工作时曾因贪污公家三两半金子，生活腐化堕落，北京解放后并欺骗组织，虚报发展党员七名，一九四九年春经市委批准给予当面警告处分（一九五一年九月撤销）
+
+　　错误性质：贪污及强奸妇女　犯错误时间：一九五一年　贪污数额：一千三百二十一万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丁执中品质极坏，强奸妇女，贪污浪费，其违法失职的罪行是极其严重恶劣的，主要事实如下：
+
+　　（1）在地下工作时，党给他活动费黄金五两，全部存在他姐夫者连元金店内，北京解放后，欺骗组织说“黄金花光了”。而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将者连元还的黄金款一千一百万元吞为己有，并以一千万元放高利贷与私商范鸣柯，利息一百八十万元。此外，一九五一年私用公款四十一万元，共计贪污一千三百二十一万元。
+
+　　（2）在领导救济分会工作中，严重失职，滥用职权，任用私人，不经组织批准，便安插他的哥哥、姪子、朋友，旧同学等在救济分会内部和所属单位工作，这些人在三反中发现均有贪污行为，且工作极不称职。丁执中生活腐化，铺张浪费。去年救济分会仅有干杂人员二十五人，房四十四间半，开办及修缮费用达一亿八千六百八十六万元，虽追加预算三次，最后尚亏二千万元，无法开支，在三反中查明很多开支是浪费的。丁执中将公用汽车作为个人专用，不分公私，均乘坐汽车，因私事坐车耗费汽油至少值七、八百万元。
+
+　　（3）丁执中在一九四九年强奸他的姪媳王淑英。一九五一年三月儿童教养院一部负责人企图强奸试用教员张芸萍，虽然未遂，而张内心痛苦，最后告发，而丁执中竟用种种手段，压制张芸萍，强迫她承认是“诬告”李奎一的。最后，丁执中骗取领导同意，将张芸萍开除。丁执中这种颠倒是非，欺骗领导，包庇李奎一，目无法纪的恶劣行为给人民政府，给党造成极坏的影响。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
+
+　　态度不老实，与私商范鸣柯，者连元订立攻守同盟，狡辩抵赖。无真诚悔改表现。
+
+　　一贯表现：生活上腐化堕落，工作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及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
+　　甄审定案和复查前后，贪污数额和其他情况曾有何变化？什么原因？
+
+　　贪污黄金款原认定一千万元，在丁执中上诉请求缓刑中，法院认为，者连元后来向丁执中借的三百八十万元，丁执中向者要的皮大衣一件（现值七十万元）是他们私人来往，不应在黄金款上扣除。在终审判决时，认定其贪污黄金款为一千二百八十万元。
+
+　　退赃情况：现已退赃款赃物共折人民币八百二十万元。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二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二月
+
+　　复查前后处分有何改变：无改变
+
+　　本人意见：因丁执中当时对刑事判决提起上诉，故未表示最后意见。
+
+　　行政处分：行政上已撤职　刑事处分：判处劳役改造二年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杨佳燕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杨佳燕　男　经营地主　一九三九年　老区
+
+　　河北省定县人　三十八岁　学生　一九三九年　十七级
+
+　　三反运动开始前在生产教养院任总务股股长，现在生产教养院育幼所工作。
+
+　　错误性质：贪污　犯错误时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　贪污数额：一百二十三万六千九百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杨佳燕在社会服务处工作期间，利用职权照像、购书、买火柴等均不给钱，到生产教养院总院工作时，继续盗窃仓库的军毯、鞋、袜、衣服、毛巾等物资。此外，并私自克扣公家补助他小孩（已在育幼所收养）四个月的补助金四百二十斤小米，以上共计贪污一百一十三万余元。在工作期间，责任心很差，不计划不检查，经常为个人打算，如他在社会服务处（附设食堂）工作时，未经领导批准，私自将自己的母亲、老婆及两个小孩都接到里边去住，家属的吃、喝均由公家垫付，同时该处全体职工每月仅缴很少伙食费而吃的很好，以致将工作弄得很乱，生意赔本无法经营，在总院管理仓库账目不全，物资零乱，至今无法查对，杨佳燕贪污数字虽然不大，但占小便宜是一贯的，因而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使工作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态度较老实，对自己错误的认识也较深刻。）
+
+　　一贯表现：工作责任心较差，平时不注重学习，政治开展较漫。
+
+　　退赃情况：退回赃物折人民币三十万元。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当面警告处分　日期：一九五二年七月七日
+
+　　行政处分：记过一次　本人意见：同意给予当面警告的处分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侯树藩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侯树藩　男　中农　一九三七年　老区　河北省饶阳人　四十七岁　自由职业者　一九四二年　十七级
+
+　　撤职前担任生产教养院院长，现尚未正式分配工作
+
+　　错误性质：严重的官僚主义　犯错误时间：一九四九年八月至一九五一年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在一九四九年秋冬两季，曾先后接受私商东来货栈经理那久富贿赂水果两包，蓝布十八尺，药水十瓶，咳嗽药一盒，并吃请一次，以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失掉党的立场，于同年十二月他因该院生产股股长杜天山（已开除党籍）将收容人口粮六万五千斤，条布二百疋及新达被服厂的五福布一百三十疋，贷与那久富作贩运煤油的资本，因盲目信任私商并未具保，一九五一年二月那久富运了十五吨半煤油在北京出售，当时油价虽下跌，但不致赔累，但那久富一口咬定因赔累无力偿付欠款，在民政局的督促之下对那久富欺骗政府的罪行在市法院起诉后，但因侯、杜二人受过那久富的贿赂未能积极地与他清算账目，甚至侯、杜当时藉故不出庭，以致使上述小米六万五千斤除用旧机器及破铁等物折回三万九千余斤外，其余二万五千八百余斤至今尚未收回。虽经领导上与侯树藩个别谈话中及局务会议上曾多次批评并严肃指示其迅速与私商结清账目断绝来往，但侯树藩置若罔闻，继而擅自将已扣留那久富之五桶煤油折款五百八十万元投资那久富经营之“东富久”药房，不久又自作主张同新达被服厂合伙将“药房”接收过来，因该厂过去赔累甚多，不但五百八十万元要不回来，该厂房所拖欠工人的工资，侯又自用教养院公款四十三万元支付，另外在一九四九年侯树藩擅自将收容人口粮玉米面一万四千零一十八斤及面粉三百二十五袋借与东来货栈至今除给利息六十袋面粉外，原米面均未要回，上述小米、玉米面、面粉及油款一共价值达六千八百八十万零一千五百四十元的损失，侯树藩应负完全责任。
+
+　　侯树藩领导生产教养院及其所属各所的工作是失职的，对工作不计划不检查，因面对该院存在的严重问题均毫未察觉，如习艺所的集体贪污，安老所收容人死亡率过高。该所冒领口粮达五万八千余斤，总院仓库三年来未清理物资混乱等问题，及至局的领导上发现之后还不执行行政上的指示而反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隐瞒领导擅自决定，如上述与那久富的交待中就是一错再错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因工作失职，思想麻痹，右倾领导三反不利，被撤职后对自己的问题不敢大胆证实，反省不够深刻。
+
+　　一贯表现：工作失职，立场模糊，政治上麻痹，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撤消工作处分　日期：一九五○年九月
+
+　　批准党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支部决定或建议：留党察看一年　日期：一九五二年七月五日
+
+　　行政处分：撤职处分
+
+　　本人意见：同意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杜天山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杜天山　男　中农　一九四四年　老区
+
+　　山西省浮山县　二十四岁　学生　一九四三年三月
+
+　　生产教养院生产股股长，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撤职
+
+　　错误性质：贪污受贿，丧失立场　犯错误时间：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　贪污数额：一百六十八万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1）一九四九年冬至一九五○年一月接受东来货栈经理那久富，那振荣等贿赂，虚报车费，私用公款，窃取公物等共计贪污人民币一百六十八万一千元。
+
+　　（2）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到东北购买机器，杜天山因受私商那久富贿赂，竟私自作主将买机器余款五千五百三十五万三千元，借与那久富作买卖，又以公款一百九十万元，借与那买电滚等物。这一问题在市法院起诉时，杜天山有时竟藉故不敢出庭，对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采取了不关心的态度。
+
+　　（3）一九四九年九月杜天山与生产教养院前任院长侯树藩将该院布、袜子、毛巾及新达被服厂布共二百疋贷与那久富，限期一月，月利十五分。那久富将布运往东北售卖后购买玉米三十五万余斤。杜天山为了帮助私商多运玉米入关，曾以生产教养院、民政局名义开具证明要车皮三个，运了十八万斤玉米入关，帮助私商获得四千二百六十七万余元。
+
+　　（4）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杜、侯将收容人口粮六万五千斤、条布二百疋、白布十三疋，新达被服厂五福布一百三十二疋货与那久富作贩运煤油的资本。据了解，那并不致赔累，而一口咬定无力偿付欠款，杜、侯因受那久富贿赂，也未积极与私商清算账目。
+
+　　以上因杜天山的错误而造成的国家损失共计一亿五千三百五十六万三千元。
+
+　　此外，杜天山在生产教养院工作期间，不但工作上不负责任，作风也很恶劣，打击领导，抬高自己，利用贪污分子压迫工人，擅自改变上级决定等等错误也是很严重的。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三反运动开始后，抗不彻底交代，并压制群众检举，有意识地转移打虎目标，包庇贪污分子，因破坏生产教养院的三反而被逮捕。由市法院交回民政局人民法庭审理后，仍然抗拒企图过关，最后才被迫坦白。
+
+　　一贯表现：丧失革命立场，勾结私商，欺骗政府，违法失职，对工作不负责任，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
+　　退赃情况：退回人民币五万四千七百元。
+
+　　上级最后批准处分：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六月
+
+　　批准党委：中国共产党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党委会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三月五日
+
+　　党委决定或建议：开除党籍　日期：一九五二年六月
+
+　　复查前后处分有何改变：无改变　本人意见：认为事实相符对开除党籍表示同意。
+
+　　行政处分：（行政上已被撤职）　刑事处分：判处劳役改造一年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　　（编号）
+
+## 三反运动中受处分党员登记表：杨家岐
+
+## 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制
+
+　　姓名杨家岐　男　贫农　一九四一年参军　老区
+
+　　平原省鱼台县　三十岁　工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日　二十三级
+
+　　三反运动前后均在生产教养院西郊分院工作。
+
+　　错误性质：贪污　犯错误时间：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一年　贪污数额：一百四十八万四千八百元
+
+　　所犯错误的详细具体事实：
+
+　　杨家岐同志进城后，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熏染下，其农民落后意识自私自利的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现已查明其在安老所工作期间，利用职权，曾偷盗公家军毯七条，贪污干部伙食等费用及偷窃收容人的口粮、棉花、棉衣、毛巾、肥皂、纱布、食盐等日常生活用品等共折人民币一百四十八万四千八百元，虽为数不大，但这种错误行为是恶劣的，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
+　　在三反运动中的表现：避重就轻，企图混关，经大会多次动员小组规劝仍不坦白，最后经群众检举才被迫承认。
+
+　　一贯表现：工作责任心差，不注意学习，政治开展较漫。
+
+　　支部决定或建议：当面警告处分　日期：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
+
+　　本人意见：同意给予警告处分
+
+　　行政处分：记过一次
+
+　　 所属党委：民政局支部　填写人：王桂茂　1952年8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49.txt b/CCRD/3/7/3/0001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b0ed317f00737989eccb343a07abf22254e362
--- /dev/null
+++ b/CCRD/3/7/3/000149.txt
@@ -0,0 +1,113 @@
+# 何正森：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南昌大学水利系主任、何正森>
+
+　　我的个人英雄主义一向都是很严重的。过去以为这正是小资产阶级出身者独有的尊严，也可以代表我的自尊心。我无党派，我有技术，反动政府时代人家需要我，新民主主义的时代，国家要大量建设，人民更需要我。我不去求人，人家会来求我，不知不觉地骄傲自满起来。以前有人说我自高自大，我心中不大服气。以为这是我的尊严，至多不过卖弄技术而已，岂能容人任意诽谤？还有人说我有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我更不服气为自己辩护：我是过工人阶级生活的人，至多有点小资产阶级思想而已。经过了思想改造中的长期学习，同志们的帮助，以及几次大报告的启发，始知我的脑海中，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在作怪。牠主宰着我的思想与行动，造成许多恶劣结果。我特地暴露出来，加以批判，以求改造。
+
+## 一  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
+
+　　（一）天才教育思想
+
+　　（一）我在大学教书15年，主要目的只想培养几个杰出的天才学生，到社会上去出人头地，拿他们当本钱来抬高我做老师的声望，博取我在社会上的地位，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以为先生抬学生，学生捧先生，这是做老师的蜚声社会的唯一法则。自1937年我第一次当教授时起，就存在这种恶劣思想。一心一意地想帮助几个学生成“才”，教学中发现了成绩优异的学生，心中便特别高兴。我就会特别用心帮助他们，也会不保留一手地教导他们，希望他们成“才”。对成绩差的学生，怕他们与我接触，怕浪费了我的精力。考试时给他们以及格，减少我的麻烦。解放以后还是一样，我主持南大土木系时，取录新生，“重质不重量”，只希望取录几个成绩优异的天才学生，不愿多招人数，妨害天才教学的进展。解放后的第一年，南大新生入学考试，以土木系的考生为最多，成绩亦最好，依规定只取40人，发现其中2人英文成绩差一点，深为遗憾。至于1950年南大的新生考试，报土木系者占全体人数四分之一左右。成绩特别好。刘乾才主任委员劝我土木系应多取录几人。但我怕人多妨害天才教学，仍以设备不足为辞，只取录50人。
+
+　　（二）我对系科统一领导，心中很不以为然。以为科不如系，专才之培养，靠系不靠科，系是大学的正统，科为一种额外负担。办学之宗旨，既在培养专才，就无须多费力气办专科了。因之我就重系不重科，对专科同学之希望与系看齐，以为是一种幻想。对他们请求与系合班上课，这与我的天才教学之原则相背驰，坚决不答应。排课时，尽先满足系的要求，购买仪器或参考书时，尽先照顾系，然后再照顾科。
+
+　　（三）我一向不想担任专科的课。为的是科不如系。科的同学赶不上系的同学，怕教了他们以后到社会上表现不好，对教过课的老师们面子不好。更怕他们对人家说，我曾教过他们的课。尤其怕他们在社会上说起师生关系时，把我的名字说进去，人家会怀疑我是个饭桶老师。到了1951年秋，我从淮河回来曾体会到在淮河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发挥惊人的力量，我的思想开始有了转变，再经过“三反”运动，对中央人民政府注意专科的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本学期开始，我才自觉自愿地去教水专科的课。
+
+　　天才教育的危害性主要的有下列四点：
+
+　　（一）天才教育是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反动政府时代，在“唯有读书高”的口号下，学校只培养少数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之目的，无非希望他们日后飞黄腾达，骑在人民头上过生活。反动时代的学校，以学生做本钱，夺取政治地位。我存在着这种恶劣思想，完全由自私自利出发，想利用学生到社会上替我吹嘘，来抬高我的声望与地位。思想上已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了。
+
+　　（二）在我重系不重科的思想影响下曾给南大土木系科造成了的严重恶果：
+
+　　（1）小部份系的同学由于我的思想领导不正确，养成了他们的自高自大，盛气凌人，目中无专科，骄傲自满阻碍着自己的进步。（2）部份科的同学存在着科不如系的自卑感，失去了自信心。（3）系科界限分明，自立门户，彼此不够团结。不但使领导工作发生困难，且在教学上造成许多浪费。如1950年暑期测验实习，科与系同学不互相配合成组，仪器的使用，人员的管理都有浪费。
+
+　　（三）由于我受天才教育思想的主导重系不重科的影响，1951年春季，水利专修科同学受了落后思想的影响，大闹情绪。而我也以事情发生在科的一方面，最初不予关心，以后不堪收拾，同学们的业务学习造成极大的损失。
+
+　　（四）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培养千百万的技术干部。必须大量地向工农开门，争取贫寒子弟学习技术。这决不是单靠少数“十年窗下”的“高才”学生可以成事的。我平日重系不重科，重质不重量的教学作风，恰好与中央培养技术干部的政策背道而驰。这种恶劣思想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起了障碍作用。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已经通过我来侵袭人民的教育事业。
+
+　　（二）自高自大，妄自吹嘘
+
+　　（一）平日在教学中我欢喜对同学们乱吹，往往言过其实，虚张其辞，企图使同学们更能信仰我，例如1950年春，南大土木系毕业班同学关心着他们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这时中央统筹分配毕业生工作的办法尚未颁布，他们心中非常不安，常与我商讨。有一次在教室内我向他们大吹特吹：“我们系内师资整齐，且有许多权威教授，蜚声社会。介绍几十个人到各处工作有何难事？”同学们听后，好像吃了定心丸，眉开眼笑。我乃征求同学们填写工作志愿，计划如何介绍。所幸有组织分配，各处大量要人，否则，我的话就可能成为不兑现的支票了。
+
+　　（二）我主持南大土木系，看到系内设备简陋，教学有困难，天天想搞钱来扩充设备。可以向同学们吹嘘，提高他们的学习情绪。同时也希望同学们更信仰我的办事能力。当1950年冬，中南教育部潘梓年部长来南昌时，我想了两天一晚，想尽向他要钱的办法。水利专科学校是归并南大，我又想办法问文教厅要一笔补助费。后来知道学校内部教学设备费的分配标准，学生人数是重要因素之一。于是我改变以往重质不重量的作风，极力想法招收专科生，增加同学的人数，来争取更多的设备费。钱得到手又向同学们大吹特吹。
+
+　　（三）对同学们谈话中间，常强调土木水利技术人才首先须有伟大的气魄，有了伟大的气魄，才能做伟大的技术领导工作。1951年夏，土木水利二系师生欢送毕业同学大会上我曾说：土木水利工程与其他工程性质不同。如治淮工程、成渝铁路工程等，其工程费均以亿万计，动员工人均几百万人，施工范围以千里计，土方数量以若干亿计，若无伟大的气魄即不能成其事。我用这种伟大的数字刺激同学们，是要同学们想象我的抱负是如何伟大。
+
+　　自高自大，妄自吹嘘的危害主要是：
+
+　　（一）养成部份同学好高骛远，浮而不实，不能实事求是，工作离开实际。大事做不来，小事不愿做。在课堂上，即有同学问我，毕业后是否即做工程师。我回答他们，先做测量及监工一类工作，学点经验做起。有的同学听了，就会垂头丧气。
+
+　　（二）养成部份同学自高自大或在钱的数目上转念头，或我系钱多看不起别的系，或则看不起别人，或讲外表，不从实际出发。
+
+　　（三）所谓养成伟大的气魄，无形地养成部份同学的领袖自封思想，到社会上专想领导人家，不愿受人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忽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我身为系的领导人，平日用这种言论灌输到同学们脑海中，已看到的结果是在1950年寒假中，几个同学到水利局短期工作回来，有的就对我说：某某领导工程无能力，束手束脚，气魄不够大。这就由我不实事求是使同学们随便批评人了。
+
+　　（三）压倒别人，抬高自己
+
+　　（一）1950年，农业工程系之归并工学院，事先经农、工两院院长商讨，但我已胸有成竹，欲集合二系力量来发展实验室，事情未发表前，我故意建议农业工程系以农业机械为教学重点，由机械系统一领导。事后学校宣布该系以农田水利为重点，由土木系统一领导，我常趾高气扬地向大众宣布说，组织上只有如此处理，才能解决农工系的问题。
+
+　　（二）1950年暑假新生之取录，土木系的标准为最高，取录以后，我首先对土木系各班同学说，今年新生中我系成绩最好，数学与物理成绩比数、理二系好，化学成绩比化学系好，英文成绩比外语系好，国文成绩比文史系好，政常成绩比各系都好，各科成绩最好的都取入我系了。同学们听了津津有味，我自己也很高兴，觉得南大土木系是最好的，系主任还值得做一下。最后，我还鼓励同学们好好学习，在业务学习中必须起带头作用。别系先生同学们听了作何感想，我完全未曾去想过。
+
+　　（三）1950年冬天，潘梓年部长来南昌时，我到交际处去看他，不约而会的，有李如沅和汪占莘二位先生，我们三人目的相同，都想要钱，当时我准备好了一套吹牛资料，并投机取巧地让他们二位先生先开腔，看看潘老的神色如何。等到我说话时，把土木系的先生大吹一番，大略说：南大教授60余人，土木系占7人，底薪600元以上的全校19人，土木系占5人，我系人力充足，且人人都愿为人民服务，现在材料试验问题无力解决，造成障碍。结果那次土木系是拿到钱了。说话之间，趾高气扬，把土木系抬得高高的，把别系都不放在眼中。
+
+　　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危害是：
+
+　　（一）使被打击的人起了反感，妨害了整体的团结，如与机械系闹不团结，即由此而起。首先蔡院长说，工学院各系教员最缺的是机械系，我说，机械系人数并不少，能教书的太少，因之机械系负责方面以为土木系有意打击他们，成见在胸，愈来愈不团结。
+
+　　（二）土木系在我领导时期，系中同学自高自大的发展比较地显著一些，幸而我不继续主持土木系，否则如像1950年那样发展下去，将使土木系部份同学气焰万丈，不可一世。
+
+　　（三）盛气凌人，结果不能与人合作，只得离群索居。工作效率会低落下去，使人民事业受到很大损失。
+
+　　（四）风头主义
+
+　　平日我爱出风头，说话时，爱说与人不同的话，做事时，想做与人不同的事，希望人家说我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在行政会议中我好发言，但在技术会议中我要保留一手，到快要散会时再说，或者等到人家需要我说时才说，因为如此，我的意见更能被重视，或可看得更宝贵一些。我只举出两件事实以概其余：
+
+　　（一）1951年秋，我到淮河参观白沙水库时，适有河北及察哈尔二省的水利考察参观察团同时到达，水库工程已开始4个多月，当时隧道工程与静水池工程都发现有问题，正待解决。水库工程指导人召集一个技术会议，出席者除工程指挥所的重要技术人员外，有若干大专教授，及参观团的同志，我在那次会议中，为了表现自己，摆着老教授的架子，先把混凝土衬砌隧道施工问题说了一大套，以后就不再自动说话了，等到人家要我说时再说。继此会议以后，我还参加过十次以上的技术会议，每次作风都是如此。临走之前，指挥所还拿出闸门问题与我讨论，自己以为在那次参观中，我的表现是成功的。
+
+　　（二）继参加白沙水库之后，又去参加佛子岭水库技术会议。佛子岭水库工程比白沙水库工程更大，工程初步设计分若干种形式，在会议中作最后决定以待开工。与会者除指挥所高级技术人员50余人外，外道来参加的连我在内计17人，列席旁听的连大专同学共计不下百余人。上下午开会，夜间小组讨论。会议开了6整天。第一次会议时，我的思想起了很大的矛盾：一、近3000亿的水利工程在中国是空前的，机会难得，最好虚心向大家学习。二、有这种机会不来表现一下，未免可惜，但想表现就要吹牛出风头，那就不好意思再虚心学习了。三、如果要出风头，对方式很成问题，如果先把老一套说一下，以后等人家要我说时再说，那预料这次会议中专家一定很多，我不说话，人家都晓得说，不能收到效果。四、如果争取发言，会议次数很多，工程只是一个，把肚子里货色都搬出来，会后与人研究还是那一套，怕人家笑我技术有限。经过了自我思想斗争，6天会议中，争取多次发言，但都没有拿出主人翁的态度来解决问题。
+
+　　我为了出风头，只图自己痛快，不顾人家情绪。压倒人家、抬高自己，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为。我为了要出风头，曾引起与机械系负责方面不合作不团结。
+
+　　我的出风头方式，不过是表示我的虚伪，吹着牛皮来掩饰我的弱点。因此不肯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懂的装懂，不知害了多少同学，对实际工作因此而受到的损失更难以估计。
+
+　　我为了出风头，常把个人的愉快建筑在人民生命财产的基础上，好像资产阶级剥削人民利益的行为一样。像淮河工程关系国计民生，干部同志成天成夜辛苦着，为的是人民的利益，而我反利用机会出风头，把人民利益放在次要地位，不以主人翁态度解决问题，这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
+
+## 二  思想根源
+
+　　由于我有个人英雄主义，一贯作风就自高自大，对组织态度傲慢，对群众不相信。只想抬高自己，压倒别人，把人家估计得低一些，把自己估计得高一些。对别人要求很严格，对自己采取自由主义态度。背后人家讥笑我，我不自觉。人家诚心诚意帮助我，我会讨厌人家。固步自封，不求前进。现在让我再来批判以往的错误想法：
+
+　　（一）以为过去不贪污，没有参加反动党派，就自命清高。瞧不起参加过反动党派的人。其实真是清高吗？完全不是。过去我虽未曾参加过党派，但常与国民党员有来往。我的好朋友中就有不少的国民党员，甚至有若干是反动头子。我之不参加党派，不过是由于胆子小，怕变了天，政治失败，自己性命有危险，所以投机取巧，形式上不加入任何党派，实际上与有党派的人相来往。不管变天，为的是明哲保身而已。
+
+　　（二）我常以好胜是求进步的秘诀。事事想高人一等，就会在困难情况中去想办法，钻空子，想出了办法，就可得到进步。固然有时候，可以如愿以偿，令人高兴于一时，但想不出办法时，也会垂头丧气，妨害身体健康。其实，想办法，钻空子，真能帮助进步吗？这是完全错误的。无疑的，这完全是危害人民的想法。如果我自己当成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或是人民工程师，首先应当注重我的身体，把全部有用的精力用于人民迫切需要的方面去。
+
+　　（三）说我能教书罢，其实可憐之至，正教授当了15年，现在所懂的东西比15年前所懂的没有多大差别，所教的还是老一套。理论不能联系实际，业务脱离政治，在新时代中有什么可贵？即以教治河工程来说，说到治河方法，我曾举过许多德、法诸国的先例，又举过中国古代治河的老方法，但对治淮的实际工作情况丢弃不讲，偶然间，不过介绍同学们看一些水利的书籍而已。这样脱离实际的教法，足使同学们对技术看作虚渺或使学习走弯路，造成学业的无形损失。严格说来，我怎能配得上做一个人民教师呢？
+
+　　（四）我在大学念书时，曾当过学生会主席，教书生活中，又主持过10年的系务，那末可说我有领导能力罢，但事实摆在面前，解放后，我在南大主持土木水利的系务已3年，组织上对我可算是够信任了，成绩到底是些什么呢？总的说来，组织上交下来的任务，一贯采取敷衍塞责的态度，有的做不好，有的未曾做，群众反映的意见漠不关心，十足官僚主义。工作不负责，做事无计划，添置设备讲求铺张，不从迫切需要出发，用钱更不从经济节省打算。对整体来讲，大闹本位主义，对工作岗位来讲，存着作客思想，还要对组织领导态度傲慢，对群众不相信不关心。领导能力既差，靠吹牛来掩饰自己的弱点，怎么能满足同学的要求呢？
+
+　　（五）说我懂技术罢，我在反动政府时代学工程，又在帝国主义的环境里做过研究工作，也曾学过一套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教条技术，缺少实际经验，更没有结合政治，在新时代中，怎么能发挥巨大作用呢？1950年秋治淮委员会要我去主持技术研究工作。195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朋友要留我充任专家职务。我心中都认为合乎我的口胃，想离开南大，做实际工作。结果没有去，否则，让我走上重要技术岗位，主持重要技术工作，青年技术人员们误信我的技术有办法，自高自大，不去结合群众，即使工程没有搞坏了，而不必要的浪费将难以避免的，人民的损失，将何堪想象呢？
+
+　　个人英雄主义并不发生于偶然，有悠久的历史根源，我生长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受封建的教育，中小学时期无正确的思想领导，人之性情随环境而变，大学时期受着伪国都南京虚荣环境所支配。其来也渐，其积也深，久而久之养成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追根溯源有下列五点：
+
+　　（甲）家庭关系：我的先父是此中典型，生平爱面子，说话要占便宜，经济上不大计较，他常说：金钱与面子二样都要，是极难事，我只要面子，不要钱。旧社会中，人家对我父亲都很敬仰，我小时心中以为学学父亲为人也不错。到中学时期，父亲常鼓励我，“在社会上应做人上人”，戒我切不可因金钱的迷惑而遗恨一生。少年时我怕做了不肖之子，就种下个人英雄主义的根苗。
+
+　　（乙）旧小说的影响：我在小学时期就喜看旧小说。每看到英雄人物就发生崇拜心理，尤其是那些能说话的人，三寸不烂之舌胜过了千军万马。像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舌战群儒，说服东吴替刘备去打曹操。水浒传中的吴用说服阮氏三兄弟之劫生辰纲。东周列国志中的苏秦张仪之合纵连横，使我心向往之，我很想将来在说话中出兵致胜，比之埋头苦干的要高明得多了。至于关云长之过五关斩六将，岳武穆之大破金兵，心中虽很羡慕，但恨生平膂力有限，对此一道，不敢有胡思乱想了。
+
+　　（丙）大学时期环境的影响：当我在大学二年级时，国民党定都南京，昔日街市萧条之旧城，一变而为车马如龙之都会。当时许多阔绰人物，有的从战争中来，有的由出风头而来。对前者，因我无战争的勇气，只好望之听之。对后者，觉得自己还是学生时期，前程远大，对他们可望又可及，因之每在集会中看到能出出风头的就起了羡慕心理。以为他们已踏上做阔绰人物的楼梯了。到三年级时，我被选为学生会常务干事，常要做学生会的主席，这时候我自己也有出风头的机会了。头几次登台说话不大习惯，有时耳红脸赤，经过几次实验后，说话胆子大了，面皮也厚了，出风头的技术有进步了。由出风头而好胜逞强，由好胜逞强而想压倒别人。久而久之，养成了这种丑恶的个人英雄主义。
+
+　　（丁）社会关系：大学时期与我同房间的几位同学都是志同道合，名利思想很浓的人。饭前饭后以至在睡觉时，都常谈到毕业后的个人发展问题。要加入国民党吗？胆子小的很，怕国民党会失败，不如当个工程师更靠得住一些。只要学生时代能出风头，毕业后不怕无事做，于是又在交际方面去下工夫。要交际就要先学会虚伪的一套，也要先学会出风头的一套。当时还有很多老师也在鼓励我：将来在社会上得法的一班人，就是你们在学生会出风头的这一些人。
+
+　　（戊）教授生活中的影响：我一直教书都很顺利，同学们对我都有好评，不久之后，就领导系务工作。为了树立个人的地位，就时刻想表现给同学们看看，使同学们更信仰我，发展和助长了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
+## 三  今后的努力方向
+
+　　经过思想改造学习，认识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丑恶面目。尤其像我这种个人英雄主义不论在教学方面，在协助政府建设方面所招来的直接间接损失，令人难以想象。我们处在毛泽东的新时代，岂容这种丑恶思想继续危害作怪？我决心清算它，把丑恶腐朽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彻底批判清除。兹提出改进办法如下：
+
+　　（一）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加强理论与实际联系，提高政治觉悟。
+
+　　（二）对人家不作无原则的批评，对自己不采取原谅态度。发现错误，及时改正。
+
+　　（三）在工作中，力从实际出发，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意见。虚心接受群众批评。
+
+　　（四）改变以往对组织的傲慢态度；多多反映意见，服从组织，服从领导。
+
+　　来源：摘自1952年8月24日“江西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0.txt b/CCRD/3/7/3/0001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0ab0bce393d93ab82a4aba13f448fbaeeed3fc
--- /dev/null
+++ b/CCRD/3/7/3/000150.txt
@@ -0,0 +1,27 @@
+# 张煦：检查我的好名向上爬思想
+
+　　<交通大学电机系教授　张煦>
+
+　　我的父亲是技术人员，家庭是一个小康之家。在小时候，母亲常常鼓励我用功读书，努力上进，要争面子，脑筋中渐渐地潜伏着功名思想，希望将来做一番事业，出人头地，衣锦还乡，以报答父母培育之恩。
+
+　　我在交大读书的时候，只晓得读死书，对于集会活动很少参加。1934年在交大毕业后，争取进入伪中央研究院，因为那里环境适合于准备考试出洋，可以给我向上爬作准备。那时我很羡慕人家发表文章，得到名誉，因此我研究的东西，不管有没有价值，都要送到杂志上去发表，必须得到好名而后甘心。不久，考取了清华留美公费，那时竞争很热烈，我更以为自己了不起。我考的是工程科，在哈佛做论文时，兼任讲师工作，本来已很忙，又接受了世界贸易公司之约往纽约协助购料工作，因此在哈佛并没有实事求是地做研究，论文也没有什么内容，但我觉得在短时间内，既在纽约工作，又可以得到学位，自高自大的思想更加浓厚。回国后，在名片上常印“哈佛”“博士”字样，自以为特别神气。在大学教育和留学阶段中，我养成了自高自大和个人英雄主义、好名、向上爬的坏思想。
+
+　　考取公费出国之前，照规定必须在国内交通部各电信机关实习半年，以明了实际情况。我那时到各处实习参观，主要是拜访国民党反动政府电信机关的高级人员，想多认识人，又想多些人知道我，竭力拉拢人事关系，希望以后回国向上爬方便些。1940年回国，到了重庆国民党反动政府交通部电政司（后改组为邮电司）担任科长，那里很多职员都是资格很老的，但没有出过洋，我就利用这一点空子，处处表现我是外国来的，装得像很有学问似的，当时我把学问当作升官的外衣，想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够爬到全国电信事业的最高位置。为了表现自己的能力与众不同，想获得上级赏识可以爬得快一些，那时我还兼了许多工作，一个时期兼好几个职务，我曾兼过邮电技术标准设计委员会、出国人员甄选委员会、公路总局等工作，又曾兼过交通技术人员训练所、交大、金陵大学等校课程，也曾担任过电机工程师学会工作。
+
+　　1942年秋，我患疟疾卧床，听说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21期即将开始，国民党反动政府交通部保送很多所谓优秀的中级人员参加，部长张嘉璈并亲自圈定很多科长参加，我也被圈在内，当时我觉得很荣耀，病还没有完全好，即毫不犹豫地起床，和其他职员，一同进入训练团。他们叫我做训育干事，给我一间房间，不要参加军事训练，只要看受训人的日记，记得那时每逢星期日上午，蒋匪亲自来团训话，我和全体受训的人恭敬的站在台下听，有一次立了2小时，身体不支而晕倒，亦没有怨恨的心。我曾经和全体受训人一同在广场上欢呼蒋匪，我亦曾排队被他点名，我规规矩矩接受毒素的训练。白天上课，听许多头号战犯作施政报告和讲解三民主义，晚上开小组会。每天早晨升旗，有半小时的时间，由训育干事或受训人登台讲话，我也被指定去讲过一次话，报告当时电讯事业的情况，我在报告末了还套用了一句在美国学来的资本主义商业术语“如果你们觉得满意，请告诉你们的朋友，如果你们不满意，请告诉我”，这句话深得教育长王东原的赞赏。那时我对王东原的精神很佩服，我还学过他上台走路的姿势。训练将结束时，他们发现我和其他少数职员还没有加入国民党和三青团，就照例补办手续，一同作为党员、团员。我当时盲目的拥护反动政府，以为到中训团受训和加入国民党是向上爬必经之路，加入了国民党做事才不致吃亏。
+
+　　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电政司时，我跟着司长陶凤山和其他高级电信人员参加“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曾经开过几次会，拟订了电讯部分计划，预计20年后，我国每百人有电话2具，收音机4具，电讯线路若干里，无线电若干座，实际上这些数字没有什么根据，仅仅是空洞的计划。后来这个实业计划的数字，被采用在反动透顶的“中国之命运”之内。“中国之命运”出版后，我还恐怕电讯人员们对于里面登载的4项电讯建设数字的来源不大明了，因此写了一篇短文章，说明草拟电讯数字的理由，在国民党交通部的交通建设月刊上登载发表，当时我认为所拟计划数字“承最高领袖采纳”，是极光荣的事。由于我好名，希望往上爬，而被反动派利用了，反动派正须要我这种人来粉饰他们的太平。因为我规规矩矩小心翼翼地甘心做反动派的走卒，1945年，我因“服务电政功绩昭著”而得到二等一级电政“奖章”，我一直把奖章保存得很好，直到思想改造以后转变了立场，不愿把过去对人民犯罪的铁证留着，才决心把它交出来。
+
+　　在国民党政府邮电司时，为了抬高自己，我还写了许多关于“电讯建设”的文章（前后共约20篇）在交通建设月刊上发表，这些文章全部是腐朽不堪的，充分暴露了我浓厚的崇美观点，那时我知道反动政府高级官吏偏偏相信美帝顾问的话，同样一个建议，如果由美帝顾问讲出就认为非常重要，我看准了这一点，每次写文章，必先说欧美是如何如何发展，然后说中国应该如何如何，以引起重视。有一篇竟讨论起“电讯建设利用外资的方式”，我说：“电讯建设需要大量资金，对于外国资本，在适当条件下，应该设法吸引，以加速我国建设的进展。”显然这种主张是助长资本主义国家控制我国电讯和工业的论调，是荒谬绝伦的。
+
+　　日本投降时，听说台湾的电讯设备很完善，规模很大，很可以做些工作，自己可以表现一下，于是跃跃欲试，向上爬的思想尖锐化。后来接洽妥当到台湾去搞邮电管理工作，拉了许多电讯人员，甚至有几个人已动身，但结果在人事上遭到失败，受了很大打击。至此，觉得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爬不高，因而闹情绪，终于脱离了电讯本行，进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中央信托局工作，因为我曾在纽约世界贸易公司做过购料工作，于是给我购料处副经理的职位。那里业务都是贸易性质的，我不内行，没有被重视。至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中央信托局由军管会接管，我得军代表同意回到教育工作岗位。
+
+　　解放后回到教书工作，仍旧有自高自大向上爬的思想，邮电管理局曾经有两次找我去工作，托人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已接洽好教书而不去，但仔细检查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主要是嫌邮电管理局没有明确表示给我什么地位，觉得还是做做教授，等北京邮电部给我更好地位时再说。在解放后一年，根据过去所做的所谓计划的经验，依照新民主主义方针重新草拟全国电讯的五年计划，企图获得人民政府的赏识，慢慢又可向上爬，一个思想没有改造好的人，没有正确了解邮电政策，怎能拟出实际有用的全国性计划呢？最近一年来我常常幻想大学的院系调整，很可能会成立一个国立电讯工程独立学院，在我幻想的图画中，我把一位声望很高的党员当院长，而很荒唐的把我当作副院长或教务长。我还抱着个人的利益曾有过一个愿望，想争取做共产党党员，我翻阅了很多书，查出那些是党员的必要条件，觉得我除了家庭包袱之外，其余的缺点都可以改掉，而我的动机，主要还是向上爬。
+
+　　前年冬天，学校里许多研究电讯的同人开始集体翻译克鲁孚脱的无线电原理，我没有分配到翻译，仅有一部分稿子要我审校，我心中觉得很不愉快，于是决定自己编一本无线电工程，那时好名的思想很浓厚，并夹杂着损人利己思想，抢先出版，希望销路好，多得版税。并自高自大认为克鲁孚脱那本书只是电子、电路及电子管，不能称为真正的无线电原理，只有我编的书，是采取透孟、克鲁孚脱等几本书的精华编成的，材料比较多，才可以称做真正的无线电工程，而且个人效率很高，可以运用自由竞争方式，胜过集体力量。我甚至想一年中能够出版一百万字，可以称做写书的斯达哈诺夫，结果没有把外国技术仔细消化，仔细批判，仅是东拼西凑，粗制滥造，造成了出版的浪费。
+
+　　总观我过去的好名、幻想、向上爬和自高自大，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贯地、经常地盘旋着，这就是我的主导思想。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我对于我的错误思想有了初步认识，我必须割除个人名利观点向上爬的思想，建立新的无产阶级立场，决心把辛苦和忠心为人民服务，毫不保留地把我的一切贡献给人民。
+
+　　（本文系根据本人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1.txt b/CCRD/3/7/3/0001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713eb307c5d10ed276eb176c517b264f12393c
--- /dev/null
+++ b/CCRD/3/7/3/000151.txt
@@ -0,0 +1,29 @@
+# 林兆倧：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
+　　<湖南大学化学系主任、林兆倧>
+
+## 一  我的阶级立场和政治态度
+
+　　我出身于地主兼工商业的家庭，阶级出身决定了我的思想意识。我一直到解放初期，始终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我错误地认为我读书的钱是家里供给的，而没有认识到我的学费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是剥削农民的。因此我忘记了农民的恩惠，而感谢我的地主家庭。湖南土地改革开始，我还同情地主，认为农民做得太“过火”。1951年到北京开会后，我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和祖国的飞跃进步，我才努力政治学习，才认识到土地改革是农民的正义要求，有决心要与地主阶级从思想上分家。1952年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我清楚地认识了地主阶级凶恶、贪婪、不老实的丑恶面目，才进一步的划清敌我界限，坚决的背叛地主阶级的立场，投入人民怀抱。
+
+　　我读过四书五经，脑子里装满了孔、孟五伦八德的封建思想。小学中学的教育，一连串我国对外割地赔款的痛史，使我充满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相信“工业救国”的想法，因而产生了纯技术观点。在伟大的五四运动中，我只懂得反帝而不懂得反封建的道理。反帝的游行示威街头宣传我都参加，而新文化运动演讲却不去；听说打倒孔家店，就认为这些进步分子中了洋毒，并不知自己中了封建思想的毒。这些坏的思想意识逐渐发展驱使我对当时政府及各党派都不满意，但又不是极端仇视，自命为是超政治的态度。我主观的认为讲政治是吹牛，只有技术才是实学。解放前我在超政治的掩饰下，宣传纯技术观点，以分数成绩来作为评定同学好坏的唯一标准，这样就冲淡青年革命热情，打击青年参加政治活动，无形中充当了反动政府的忠实帮凶。超政治的态度，使我对反动政府的黑暗只感到痛恨，而没有革命斗争的勇气。这种思想的发展使我消极厌世，以致信佛，我的思想是多么矛盾和落后。解放后，虽然看到人民解放军纪律好，但总怀疑它将来会变质，币制稳定后我对人民政府有了信心，1950年春物价稳定的奇迹出现，我才认清这次革命并不是改朝换代，也不同于辛亥革命，是一次彻彻底底的人民民主的革命。这时我开始研究联共（布）党史，同时批判了自己把苏联、帝俄等量齐观的错误看法。由于苏联友人对我们建设新中国的协助，充分的表现了国际主义友爱和忘我的高贵品质，这医好了我的“国际无信念”的恶疮，也拔掉了我的盲目崇拜美国科学的毒刺。
+
+## 二  我的工作态度和作风
+
+　　在两年系主任期间，由于我的工作态度不老实和作风的恶劣，以致使人民财产和同学的学习均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解放后，我不安心教学工作，我想进工厂，搞工业建设，而忽视了培养干部的重要性。我先后接了鞍山钢铁厂和东北工学院的聘请，但因学校不同意只得作罢。我认为在湖南不能脱身是由于系主任职务的关系，于是藉故坚辞系主任，1951年夏由北京开课程会议回来，坚不办公，系务行政不主动搞，敷衍塞责，使系内毫无生气，拖延两月之久，始由曾云鹗先生继任。以致对同事和同学作出了很坏的榜样，并予贪污分子以可乘之隙。同年各民主党派启发我，希望我争取参加民主党派，我怕次年暑假走不脱，藉故拖延。我这种一切事专从自己利益和兴趣出发，而没有从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出发的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阻碍着自己的进步。
+
+　　在“三反”运动前，我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认识是不够的，若是别人对我提意见，我认为是与我为难，往往暴跳如雷；而由于我怕报复，也就不敢向别人提意见，只是在背后话人长道人短，造成系内不团结现象。
+
+　　在教学设备上我主观的有几套标准，最高的标准就是英美的标准，其次的就是北大标准。1946年我来湖大，因感到仪器缺乏，脑子里就刻上了“没搞手”三个字。解放后，发表我当系主任，我不但没有感到光荣，反而觉得非常恐慌。经费、仪器、药品、实验室四样东西，成天在脑子里打圈子，时常考虑着如何达到“理想标准”，从没有想到已有的东西应如何充分利用。资产阶级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支配我讲排场。
+
+## 三  我的教学思想
+
+　　我一直是受着反动政府和资产阶级的教育，因此我的教学指导思想，也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如纯技术观点、客观主义等。另外，还夹杂着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意识。这些思想从1924年教书起到1950年夏，基本上是没有动的。
+
+　　在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运动中，我表面上虽然也给同学打气，叫儿子报名，但是心里对同学、对儿子却是恋恋不舍，我感觉他们在工业上发展更合适些，我在实验室曾与三年级女同学谈话中说：“你们参军，两个人抬得起一门炮吧？”这样使这位女同学不再考虑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问题，阻碍了她的进步。在1947年我作染科专题报告时，把英国染科化学教授在英国染科化学学会报告原文，不加批判选择的整个搬出来，在同学脑子里灌输一些崇拜欧美的思想。在第二次赴京开课程会议回来，还用“读了化学系有出路，办法多，教书既行，工厂也可去。”“化工系是杂货摊子，要多学化学只有在化学系”。我用“开展览会搞热闹些”来争取同学，稳定同学学习情绪，而不是从整个国家对青年学生的要求来鼓励同学学习，这种思想更促使同学从个人兴趣与利益出发。当同学感到工厂工作与学校实习不能结合，怕到工厂后搞不下来，我没有告诉他们虚心向工人学习才是最好的方法，却荒谬的说：“才进工场时，你感到莫名其妙，但初进厂是当练习生，过后能掌握原理原则，还是比工人强些。我有这样的经验，我敢于相信要比工人强些。”这里不仅暴露了我的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而且使同学对工人阶级的看法模糊不清。有时我还强调专业技术，如教木材干馏时说：“进木材干馏厂有这一章就够了。”又如一个同学在做“二二○”时，我看见结晶很好，就很高兴地说：“只要你能把这一桩真正做好，有把握，就是本钱。”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暴露了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的危害性，才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人民对同学的危害和影响，这种思想不改造，是建立无产阶级思想的绊脚石。
+
+　　总结起来，从前不认识各个阶级本质，不认识工人阶级的优秀品质，所以就不能认识共产党，自然也不能认识到苏联和国际主义的伟大，通过土地改革和思想改造，对这些错误思想才初步的有了体会和有了改造的决心。
+
+　　我现在已认识到我的丑恶面目，我认清了我的思想敌人，我要彻底改造这些错误思想，建立起无产阶级思想，作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
+
+　　来源：摘自1952年8月24日“长江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2.txt b/CCRD/3/7/3/0001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747b8a4b019065dbd5c15d514249a46758b25fa
--- /dev/null
+++ b/CCRD/3/7/3/000152.txt
@@ -0,0 +1,43 @@
+# 齐坚如：检查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教学观点
+
+　　<安徽大学教务长　齐坚如>
+
+## 一、不择手段向上爬的名位思想
+
+　　我一向存在着极端的名位观念。在安徽几个中学教书时，就时时刻刻甚至在梦中都想到美国去留学。认为要做官、要做一个有名的“学者”，非“镀金”不可。我又认为，光有外国学问，不会写中国文章，也不能出名。所以，又读了一些旧书，幻想将来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全才”。见了人家做校长和林场场长，更非常羡慕，懊恼自己在政治上无援引。因此，我就想尽办法不择手段地去结识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1928年春，我到中山大学帮助德籍教授芬次尔教书。当时，校长是戴匪季陶，副校长是朱匪家骅。但他们常年不在校，校务实际上由沈鹏飞主持。一天，芬次尔到戴季陶处谈飞机训量事，约我去翻译。我当时想：如果戴季陶能对我有个好的印象，就有办法了。为着结识戴季陶，一定要把翻译搞好。在他们谈话中，我一边口译，一边笔记，谈话终了以后，我把译文送给戴季陶，他看了说我中文很好，我感到十分得意。我又遵照朱家骅的意图，翻译学校与芬次尔之间的来往公文。由于殷勤从事，又曾得到朱家骅对我汉文的“夸奖”。这样，在中山大学派选青年教师到德、法两国留学的制度下，由戴季陶、朱家骅把我派到德国去留学。这时我幻想将来回国后，戴季陶和朱家骅一定会派我做官或做大学校长。
+
+　　我于1933年秋天回国。在南京会见戴季陶和朱家骅，他们说芬次尔在西北，叫我到陕西去教书和造林。我当时想：东南人物荟萃，自己不易出名。“山中无大树，茅草亦为尊”，不如到那里开辟新园地，比较容易出名，故去武功“西北农专”工作。
+
+　　1934年春，戴季陶去青海，道经西安，我曾往见。当时，他曾写一封对联给我，并托我代买房基地一块。当时，我对这种家奴式的待遇，不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认为戴季陶信任我，把我当成亲信，那么，杨虎城、邵力子两先生更要看得起我了。
+
+　　1934年秋，蒋匪介石到西安。一天，杨虎城将军派人送来一信，说蒋匪要“召见”我。我接到信后，认为蒋匪是反动政府的头子，如果他对我有好感，我就再不愁没有“前途”了。于是欣然往见。见面后，他假惺惺地同我说：“周陵六陵是我们祖宗文化发祥之地，在上头造林，是件重要工作，不可忽视。”谈话后，要我们带他们去咸阳周陵一行。到后，蒋匪曾与宋匪美龄、杨匪永泰、邵力子夫妇、杨虎城将军、张学良先生等照像，也请我参加。事后，杨虎城将军把照片送我一张，我得照片后，细心装框挂在家里，以便叫人知道我与蒋匪有关系，借此炫耀。1934年秋天，兼任西北农专筹备会常委的于右任、张继两匪到西北农专，我又请他们写对联，挂在堂前，以装门面。
+
+　　我还曾为当时伪兵工署长俞匪大维，拟定了一个军事的培植核桃木营材三年计划。并由辛校长写信给俞匪大维，与伪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我当时的心理是：与伪兵工署合办国防林场，可以成为核桃木专家。为此，我甚至不择手段、不计利害、荒谬地在“国防用材核桃木”一书中，称赞俞匪是了不起的人物，说什么：“其热心国防林业，至深钦佩。眼光之远大，识见之高超，尤非常人所能及！”1944年夏秋之交，当我想出版“国防用材核桃木”一书时，还请戴匪季陶作序，朱匪家骅题签，认为我的著作若经他们一捧，一定可以“洛阳纸贵”，身价十倍了。1946年底到1949年春，当我在旧安大农学院时，也还曾为伪国防科学委员会研究“核桃木代替木材”。这时，我虽已被戴季陶、朱家骅一脚踢开了，但对“名位”尚未死心，仍想独创一番“事业”，因此，竟为反动派研究军用木材。
+
+　　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我这种名位思想严重到什么程度，其危害性又多么大。为了向上爬，竟不惜把自己打扮成反动头子的家奴，把人民公敌看成我的后台，而为了投靠他们，又不择手段地巴结他们，为他们做计划，甚至与他们合办“国防”林场，代他们研究“核桃木代替木材”。如果不是以后林场被夺走，如果不是“核桃木代替木材”的研究尚未成功，而反动政府即行垮台，那么，反动政府就一定要以我的研究成果来反人民、反和平了。
+
+## 二、教学上的唯心观点和买办思想
+
+　　在我的教学当中，存在着极严重的唯心观点。我在解放前曾吹嘘过“森林万能”，把森林的作用说成决定自然，决定人生，决定工业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因素，完全忽视了劳动人民的作用和建立人民政权的重要意义，以为这样才可以抬高“森林”这门科学，并藉它来抬高自己。显然，这种论调是片面的错误的，自然是一种唯心的观点。又如我于1947年3月10日，对旧安大同学演讲“森林为宇宙生命网络中主要的一环”的一题中，除了反复说出“森林万能”的论调外，更其露骨地说：“现时的中国，天然环境太坏，到处都是穷山恶水，看了就叫人讨厌，精神没法调剂，人也就容易动气，胸襟狭窄，不能彼此包容，以致弄的糟糕。我们还常常的看见，许多人为一点小事，也会吵嘴打架，一触即发，不可收拾。这就必须使天然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其中，不会苦闷，脑筋就自然会澄清起来，胸襟也自然的会开阔起来，人们心平气和，就不会打起来，吵起来，而消弭战争于无形。”显然，这完全是唯心的论调。
+
+　　在我的教学观点当中，除了极端的唯心观点而外，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浓厚的买办思想。我在教材配备上是德国式的，讲课时有时先说德文，然后才说中文。在课堂中，也常常替法西斯德国吹嘘。我以前买图书仪器不看规格与性能，只看那国出品。在我，首先是德国，其次是英美，再次是日本，最后才是中国。例如，上年林业部所出的测树高器，我还说不好，不经用。
+
+　　由于这些错误的观点的存在，使我在各种不同的程度上，毒害了很多青年，影响了自己的进步。
+
+## 三、家长式的统治作风
+
+　　我的家长式的统治作风，一向非常严重。我常说：“德国学生见了教授，就非常害怕。因为教授不肯考他那门课，他就无成绩，就不得毕业。”我又曾说：“德国总工程师常常打工程师。林场场长时常骂他的助手。”我常常介绍这些作风，也就常常以这些作风为“榜样”。比如：解放前，我在农学院任院长时，常骂同事。我认为：他们不对我服服帖帖，就该加以谴责。解放后，我还大骂同事，认为我是教务长，他们一切应该听我的话，不然，就是不服从命令，就应当管教他。平时，我也总是一副十足的架子，比如，上课时要工友送茶，助教挂图表，同学拿粉笔，被人家称之为“三部曲”。在西北农学院时，曾叫学生到我家里去上课；解放后，我住在汪家花园代理园艺系场主任时，也叫同学到那里去上课。这些作风，都是跟法西斯德国教授学来的，当时以为，不这个样子，就不能像德国教授那样的威武和气派。
+
+　　我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作风，限制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同时，也造成了人们对我的“敬鬼神而远之”的心理，使我脱离群众，得不到群众应有的帮助，因此也影响了自己的进步。于今想来，这种家长式的统治作风，无论对工作或对个人进步，都造成了极端严重的损失！
+
+　　上述不择手段向上爬，及教学上的唯心观点和买办思想、家长式的统治作风，以及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实际上就是一种封建、买办、法西斯的思想和统治作风，这种思想作风是有历史根源的。
+
+　　我生长在封建的宗法社会中，从小到大读过孔孟的书，也读过黄老的书，读过宋明理学的书，读过佛家的书，读过医卜星相的书，也读过历代的稗官野史。我不加批判地把这些东西装满脑子，思想上自然不能不混乱。以致在解放前，自命渊博，自命不凡。这一堆龌龊不堪的腐朽的东西，自然要弄成我政治上的封建思想和封建立场以及学术上的唯心观点。
+
+　　过去，我所读的萃文中学、金陵中学、金陵大学都是那些披着宗教外衣而实行文化侵略的英美传教士所办的。后来留学德国，那时正当希特勒疯狂时代，亲眼看见那些教授搞学派，争权威，互相谩骂。我的名位思想本来很重，岂能不会学法西斯德国教授的那一套。因之，我责骂助教、学生，摆架子，完全是跟法西斯德国教授学来的。加之，我在德国曾做了一个树木育种的试验，因而得到森林科学博士的头衔，这一下我更得意忘形，忘其所以。为着抬高我自己的身价，我曾无耻地说德国这样好，那样好。这种“唯德主义”，又把我由英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买办，一变而为德帝国主义的文化帮凶。
+
+　　由于旧社会的这种影响，主观主义一直醉心名位，巴结权贵，不择手段，因而使自己长期敌我不分，思想落后，作风恶劣，脱离群众，根本没有想到应该和如何为人民服务。幸亏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才把这些错误的思想作风揭发出来，并初步得到批判。今后我决心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虚心诚恳地对待同事和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原载于1952年8月30日安徽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3.txt b/CCRD/3/7/3/0001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978b8cfd17a07e4a2c0c4871684b6cf0cd3b8a
--- /dev/null
+++ b/CCRD/3/7/3/000153.txt
@@ -0,0 +1,45 @@
+# 潘蒲迁：检查我的反动思想
+
+　　<山东师范学院生物系副教授　潘蒲迁>
+
+　　我首先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次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使我认识到自己存在严重的反动思想，并将我从封建的、买办的泥坑里挽救出来。我在一年多来的教学过程中，讲了不少的目的论——孟德尔——莫尔根派的唯心学说，尤其在我过去写的反动著作“生物学与建国”这本书里，我引用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来宣传战争，又提倡法西斯的残酷办法，限制农民的生育，我提倡反动的优生学为反动派培养爪牙。这一切都充分地说明我还存在着浓厚的崇美思想和腐朽的法西斯的反动思想。
+
+## 一、各种生物学的反动思想的具体表现
+
+　　第一、唯心的目的论：在上课时我讲到鱼的保护色是为了自己的生存，避免敌人的侵袭，龟的脖子长是为了“翻身”等。我自己虽然不信宗教，但在这种旧思想上，我是承认生物都是为某一种目的而生存的，当然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世界上的一切不变，是为体现上帝造物的智慧。既然如此，那么统治者永远是统治者，被剥削者永远是被剥削者。这种唯心的反科学的理论，是违反共同纲领的文教政策的。这种讲法是对青年人的毒害，我不能不负责任的。
+
+　　第二、宣传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我曾介绍学生参考我1943年编写的“生物学与建国”这本书。该书第一章我便写道：“根据人类历史的演进，每逢人口过分繁殖时，必得有一次战争的毁灭，约二、三百年换一朝代，即是防止人口过分的繁殖。”这是荒谬的反动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翻版，是不可容忍的错误言论，我的话肯定了两个事实：即一是承认人口过剩，而战争是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二是承认了帝国主义的向外侵略是限制人口的方法之一。今天我认识到马尔萨斯是19世纪初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他说失业和贫困的原因是人口过剩，是用生物学的人口繁殖与粮食生产问题来掩饰垄断资本家为了超额利润，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造成失业和贫困和对外侵略夺取殖民地的事实。人口过剩之说，实是欺人之谈，一个半世纪以来的事实，已经说明人口的增加与粮食的增加并不是按照马尔萨斯所说的几何级数与数学级数。战争乃是阶级斗争的形式，战争与人口过剩是无关的，而人口过剩只是空想的假定。我以为战争是防止人口过剩，是既无理论根据，又违反事实的。
+
+　　我又谈到：“中日之战爆发后，我国的人口损失不计其数，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实。”我的思想上是把日本侵略中国看做防止人口过剩，而忽视了日本军阀、财阀向外实行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把日本的侵略和人口过剩联系起来，纯粹是帝国主义御用学者的口吻，这说明我是拥护法西斯向外侵略的，我丧失了民族立场；不仅如此，我还利用马尔萨斯的谬论，将饥饿贫困归结为劳动人民自己负责，不是剥削者应负责。这种理论的反动性，主要在于认为战争、饥饿、贫困等等都不过是人口增加的结果，这样我是替蒋匪帮打掩护，好让它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以飞机大炮各种杀人的武器来屠杀中国人民。正因为这样，我自己便成了蒋匪帮的帮凶，也真是一个名符其实的马尔萨斯理论的实行者。
+
+　　第三、法西斯的优生学：在该书第3章内我曾讲到“改良中国之种族”，我引用了孟德尔反动的遗传法则，在莫尔根派的谬论里找办法，奖励中国人与英美人通婚，认为“基因”是唯一的物质，是不变的，我引用到人类社会上，提倡人种优劣、阶级压迫以及种族歧视。这里一方面说明自己的崇美思想和民族自卑心的严重，另一方面也说明自己的言论是无科学根据的。今天我认识到“基因”学说本身就是反动的东西，若基因真存在染色体内，一定和染色体内其他成份一样，是一种自体繁殖的东西，一定是活动的，既是活的东西，就有一定的代谢作用，既有代谢作用，就不可能是永恒不变的，也就不可能与环境条件无关，因此基因学说认为基因是不变的，永生的，完全是荒谬的。这种主张国际通婚的思想，更是一种亡国奴的思想，是极端反动的。由此可见我受反动学说的毒害之深。现在我认识到优生学根本不是科学，是反动派统治剥削人民的工具，将社会问题简化为生物学问题。
+
+　　在该书第三章内，我讲到中国社会之病态，曾说：“中国农民子女人数常较知识阶级为多，假若有知无知阶级人数相同，而有知阶级一对夫妇平均产子女2人，无知阶级一对夫妇平均产子女4人，再以33年为一代，准此计算，300年后无知阶级将占全国人口的99.8%，而有知阶级将频于绝灭。”从上面这段话看出：我在思想上是把中国贫弱的原因不归咎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阶级对中国劳动人民所进行的剥削与压迫，而归于“无知农民的过分繁殖”。这种错误思想有两点须要进行检查的：
+
+　　1.划分阶级的标准，不是以剥削关系作为依据，而拿有知识与无知识来划分阶级。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往往以收入多寡及支出百分比来划分阶级，或以社会地位来划分阶级，我这以有知与无知来划分阶级，无非是抄袭外国资产阶级学说，说的更为反动而已。
+
+　　2.“龙生龙、凤生凤”的封建思想意识，也就是帝国主义所提的“贵人”与“贱人”，和散布劳动人民“低劣”“必亡”的谬论。我认为农民永远“无知”，而不认识知识不是先天的，是不能够遗传的，而是人类在生产斗争与社会斗争过程中获得的。这种思想一方面说明我极端的轻视劳动人民，同时也是受到孟德尔反动的“同种间的交配其遗传性不变”的荒谬论调的影响。
+
+　　我在该书第三章内曾建议反动的蒋匪政府设立“婚姻督导处”，以绝对限制“无知”农民的过分繁殖，并提议将愚笨之幼童早处死刑，并利用残废疾病者做苦工。依照上面的办法完全是采用了法西斯残酷毒辣手段，绝对限制他们的生育，这完全是反动的法西斯统治阶级的论调，是轻视敌视劳动人民，这和美帝国主义为了少数垄断资本家的无限利润，而对工人进行残酷的压榨如出一辙，这是如何残酷啊！现在认识到法西斯的这种优生学对我的毒害是太深了。
+
+　　去年看电影“攻克柏林”，别人都痛骂希特勒是吃人的魔鬼，我反而歌颂他的“天才”，这说明我丝毫没有人民的情感，完全站在反动的法西斯立场上，我不注意希特勒是人类凶恶的敌人，不为保卫人类和平的苏联红军的伟大胜利而歌颂，这说明我的法西斯思想是何等严重！这种思想，和美帝国主义的反苏宣传是同出一源的。
+
+## 二、反动的崇美思想
+
+　　我以前爱看美帝国主义的好莱坞电影，直到去年，我屋里还挂着好莱坞电影明星的照片，我深深地陷入了腐化颓废反动艺术的泥坑。我崇拜美国的科学，如果美国新出一本甚么书，我就是借钱也要买到。我又崇拜美国的养鸡事业，如在“生物学与建国”之第4章第3节写：“养鸡事业首推美国最发达，……我们中国实不能同日而语，尤其值得我们去美研究的，……美国各州大养鸡场之设立，决非中国所能有。”我感到美国研究的科学是值得赞扬的。平时英语不绝于口，就是讲课也用英语。过去我教英文时，叫学生演英文独幕剧，开英语茶话会，的确如同志们批判的“如像祖国语言表达不出我的意思来”一样。以前我曾给美国教徒当过一次翻译，并摄影纪念，直到去年我还把这个照片陈列着。上述一切都证明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对我的毒害是多么深重，从言语到思想，从科学到理论，无一不表明了美帝国主义对我的毒害，尤其是在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今天，我还存在这种思想，实在是认敌为友，敌我不分，这种思想对我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
+## 三、思想根源
+
+　　（我是地主家庭出身的，祖父信佛教，整日吃斋念经，不从事劳动，站在劳动人民的头上，对农民又施行小恩小惠，让农民“感恩感德”。我从小读书有点聪明，常受到家庭的表扬，因此就自高自大，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从小就种下了反动的唯心的思想根苗。幼年见到伯父、父亲与美籍医师讲英语，对答如流，谈笑风生，我很羡慕，于是我的崇美思想从那时就开始萌芽了。）
+
+　　（其次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对我的影响最大，这是美帝国主义办的大学，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一个基地。该校的生活方式、教育方式及课本的采用，一切以美国为标准，这个学校完全是培养买办洋奴的。从这个学校的本质很清楚地看到，我的买办奴化思想，崇美思想，是在帝国主义教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
+
+　　（毕业后踏进社会，那时的确是一帆风顺的，我利用这个局面常提出与我个人名利有关的要挟条件，养成我的自吹自擂，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严重的单纯技术观点，觉得奇货可居。在旧社会里，没有人给我提意见，要就是奉迎，于是自高自大，自吹自擂也学会了。）
+
+　　（四、今后努力方向）
+
+　　（通过伟大的思想改造，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我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反动思想对我的毒害。我感激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泥沼中拯救出来。今后我愿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一步肃清自己的反动思想，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树立新的科学观点，进一步搞好教学工作，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到底，争取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
+
+　　（（此检讨载于1952年8月31日山东大众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4.txt b/CCRD/3/7/3/0001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b3b1413c223ec02cce51b548da9d3cba7c31bd
--- /dev/null
+++ b/CCRD/3/7/3/000154.txt
@@ -0,0 +1,25 @@
+# 华东国营纺织工业委员会关于工时改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
+## 中央批示：
+
+　　（一）九月×日电悉。中央认为中共华东国营纺织工业委员会九月××日的检讨是深刻的，也是正确的。但纺管局的错误是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行为，关系工厂制度改革，且属全国性问题，对其主管事业机关中央纺织工业部，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直至发生问题之后，才向中央反映，这是不能容许的。为教育各该有关负责同志，仍应给予一定处分。
+
+## 华东局批语：
+
+　　华东纺织管理局于八月初草率宣布所属工厂一律由两班十小时改为两班八小时，并规定八小时拿十小时工资。在行动之前，既未向华东局请示批准，又未作出具体方案向中纺部和华东财委报告，以致不但造成生产成本增加，影响国家的生产任务，而且引起上海私营厂一度波动，使上海在处理公私关系上处于被动。但此次错误经指出后，他们已能深刻地进行检查，并积极设法弥补由于此次错误而造成的损失，保证完成本年度的生产任务。故我们已决定免予处分。现将华东纺织党委的检讨报告一并附上，请审查指示。
+
+　　兹将我们关于在工时改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如下：
+
+　　七月底，我们在检查工作时，听到三厂和九厂的反映，说天气炎热，生活难做，工人身体吃不消，希望能提早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听到这些反映后，我们没有认真地研究，仅取得华东局原则同意，便匆忙作出决定，并于八月四日在各厂党委书记、厂长联席会议上，草率宣布所有的国营、公营工厂一律由两班十小时改为两班八小时，同时宣布工资冻结，八小时拿十小时工资。对于这一决定起初我们没有觉悟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直到华东财委和上海市委指出我们的错误，特别是八月中旬谭政委从中央回来，严厉批评我们的错误后，我们才开始进行检讨，前后经过多次交谈及三次正式党委会议，并在华东局、谭政委直接帮助下，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最后才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这次所犯错误是严重的。首先，对于如此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工时制度改革，华东局虽有正确的原则指示，但我们事前没有认真地分析研究，也没有作出详细计划方案和作好充分的准备，便轻率决定，盲目行动。在行动之前，既没有向华东局请示批准，也没有拿出方案向中纺部和华东财委请示批准，很显然，我们是犯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其次，在公私关系上，由于我们缺乏全面观点，没有考虑到国营厂的行动对私营厂可能引起的巨大影响，行动之前我们没有报告上海市委，也没有和上海市总工会商讨和研究，在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总工会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们突然实行这一决定，造成了党在处理公私关系上很大被动。再次，在生产任务上，我们没有考虑到实行两班八小时对国家生产任务影响的严重性，没有精打细算和考虑到由于生产成本的增加而使国家生产任务受到损失。最后，在执行中由于我们对这一工作的复杂性和细致性估计不足，仅简单地、急躁地提出了提早开出三班的笼统要求，这种无准备无计划的工作部署，造成了各厂在实行工时改革工作中的任务观点和急躁情绪，致使以后局和厂的工作陷于忙乱与被动。
+
+　　以上事实说明了，在这一事件中我们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因而使党的事业遭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从这次事件的检讨中还进一步认识到，不仅在这次事件中犯了错误，在执行华东局历次指示我们搞好典型、逐步展开、再次全面推广的领导方法上，在自动布机挡车一百二十台的推广问题上，我们同样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因而我们这次错误并不是偶然的。分析其基本原因，主要有如下三点：
+
+　　（一）党委领导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盲目、幼稚和主观片面性，就这次草率的决定实行两班八小时来说，当我们听到下面反映后，即片面考虑群众的当前利益，没有考虑到国家利益。亦即群众的长远利益，缺乏全面观点，盲目主观的下了决心，结果造成严重的错误。对自动布机挡车一百二十台的问题，也是未经试验成熟就轻易在一批厂推广，充分的表现了我们的盲目和幼稚。
+
+　　（二）党委领导方法上忙乱无计划，犯了严重的事务主义毛病。我们的工作很忙，但是忙于事务，忙于应付，实际上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我们对于情况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和分析，对于上级的指示也没有认真的学习和钻研，致使华东局历次搞好典型的指示都没有认真贯彻，结果领导心中无数，方针不明确，工作无计划，满足于一般性的一件一件的工作布置，不深入、不具体，有任务无方法，有布置无检查，也未认真总结经验，整个工作陷于被动。
+
+　　（三）党委本身思想领导很差，缺乏组织严肃性。在一个时期内，思想斗争不开展，存在某些混乱思想，在党委书记和委员中存在着或轻或重的自满情绪、个人情绪以及自由主义，核心未坚强的树立起来，集体领导很差，组织力量未能充分发挥。
+
+　　在检讨上述错误中，我们进一步体会到华东局和谭政委对我们历次指示的正确性和深刻性，我们不但表示拥护，同时保证接受此次事件的教训，以最大决心改进党委的领导，我们完全有信心在华东局、中纺部和华东财委的领导下努力为党做好工作。我们对这次错误所造成的党的事业损失感到极大的沉痛，除在今后工作中努力弥补外，为了挽回党的损失，严肃党的纪律，同时为了对我们的教育，请求华东局给我们以应有的纪律处分。
+
+　　我们的检讨是否得当？请审查指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5.txt b/CCRD/3/7/3/0001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5d7dab9d663e95c9c8826aa28777e093b27b6c
--- /dev/null
+++ b/CCRD/3/7/3/000155.txt
@@ -0,0 +1,35 @@
+# 上海市委关于大东烟厂歇业请愿事件的检讨报告
+
+## 中央批示：
+
+　　（一）中央批准上海市委关于大东烟厂歇业、请愿事件的检讨报告，并转发各地参考。（二）大东烟厂事件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严重的官僚主义无视工人疾苦及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所造成。上海市委的检讨及对各有关人员的处分是正确的。
+
+　　（甲）接奉全总党组关于大东烟厂工人请愿事件的报告以及中央关于这一事件的指示后，市委除遵示认真检查外，并警觉到不同程度的类似事件还是存在的。为使上海工作能在三反、五反基础上继续的进一步，特决定结合目前整党建党教育，以大东事件及同样严重的梅芳庭事件（另报）为典型，开展一次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以反对漠视工人疾苦、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为中心），进一步揭发官僚主义，提高全体党员和干部的觉悟，从而进一步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
+　　市委于八月十九、二十九及九月一日先后召开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干部会议（到会者六十余人），进行检查检讨；九月五日市委召开各部门负责干部会议（到会者二百七十余人）作了关于处理大东烟厂事件及梅芳庭事件的检讨报告，并布置展开反官僚主义斗争，九月十七日又召开了全市党员干部大会，由陈丕显同志对如何在全党进一步展开一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作深入动员与具体部署。目前运动正在全市展开中。
+
+　　（乙）市委除同意上海总工会、劳动局、工商局、食品工会、江宁区委等单位及其负责人的检讨外综合各方面情况我们对大东烟厂工人请愿事件有如下主要的缺点错误：
+
+　　（一）确定大东烟厂歇业是该事件中最基本的错误。这是由于对全国财经情况逐步好转之后，全国卷烟业供产销情况亦必然随之好转认识不足。因此，对大东烟厂复工问题只是片面地从既往及当时卷烟业供销情况的暂时困难出发，更没有详细分析该厂资方尚有能力克服困难，也没有将中央所分配七十万箱卷烟生产额不敷公私营烟厂分配与大东烟厂是否采取歇业方针请示中央统一考虑，而贸然认为既已停工两年当然无复工可能，即轻率决定批准歇业。市委缺乏及时的明确指示；整个经济情况困难与整个经济情况好转之下，关于处理歇业的精神应有原则上区别。这是造成错误地确定大东烟厂歇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
+　　（二）对于该厂工人长期失业的痛苦，漠不关心。去年十月大东烟厂工人疏散期满后，即曾先后分别向各机关上书呼吁，各有关机关均未引起重视；市委办公厅亦曾接获大东工人控诉信，亦未能分辨这一控诉信是带有原则方针及群众性的问题，及时报告市委；在决定该厂歇业后，对数百失业工人，亦未提出有效安置办法。
+
+　　（三）在处理过程中，有关各单位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首先是各有关机关对大东工人来信往来抄转，并未认真处理，在决定该厂歇业前，亦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而将如此复杂性的工作，交给某些水平低、经验少的干部去处理，没有及时检查督促与具体指导；市委对于大东事件，未能及时觉察，加以纠正，这同样是一种严重的官僚主义。直至工人代表赴京前一日，得悉后始加以直接领导，并决定给予加工订货使之复工。
+
+　　（四）不请示不报告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甚为严重。大东烟厂劳资之间复工与解雇斗争极为尖锐，工人到处上书呼吁有六个机关经手处理，历时达九个月。在工人第二次赴京请愿以前，并无一机关负责干部向市委正式请示报告。对于处理如此重大问题，不向主管机关及负责人报告和请示，不向市委请示和报告，擅自作出批准歇业决定，这是严重的错误。
+
+　　（五）不走群众路线，不倾听群众意见；开始时产业工会基层工会虽然领导工人争取复工，但当政府作出歇业解雇的决定后，即机械地执行，没有领导群众继续与资本家作适当斗争而为资本家“背黑锅”；如戴文妹最初因领导工人争取复工而为工人所拥护，后因机械执行政府歇业决定而又脱离群众，当着工人反对歇业要求复工时又片面地强调防止坏分子乘机捣乱，并错误地采取了分化隔离、扣押等类似黄色工会对待工人的手段来对待工人代表及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因而更加深了群众的不满。最后当我们发现工人代表请愿时，由于对保护群众的请愿自由存在着糊涂的认识，仍强调了坏分子可能捣乱的一面，而忽视了群众切身要求的正确性和主动检查我们工作上的缺点。这些都是缺乏群众观点的一系列的表现。
+
+　　（丙）市委对大东事件各有关机关负责干部的错误，根据检查情况，分别作如下处理。
+
+　　（一）市劳动局没有妥善处理这一事件，对待群众态度粗鲁、恶劣、局长马纯古，未能及时纠正，反而同意将代表汪蝶生交公安局扣押，这是严重的错误，因检讨比较深刻，故决定给以党内警告处分。
+
+　　（二）市工商局未能深入了解情况，没有请示报告而错误的批准大东烟厂歇业，对该局副局长蔡北华杨延修两同志均给以党内劝告处分。
+
+　　（三）上海总工会私营企业部部长韩武成，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群众的迫切要求，未及时向负责同志汇报，除向群众公开检讨外，应给以党内警告处分。
+
+　　（四）食品工会生产部长（代理分党组书记）虞文玉的错误，在于领导干部硬性说服群众同志解雇，造成工会与群众严重对立，又未及时向领导上反映真实情况，上总党组建议予以撤消生产部长职务，但由于该同志系一新提拔的工人干部，领导上对其帮助教育亦不够，故决定从轻处理，仅给予党内劝告处分，并责成其向该厂工人进行公开检讨。
+
+　　（五）其余应负责领导责任的上总党组、江宁区委，已有书面检讨均免予处分。
+
+　　大东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党痛的。目的克服官僚主义，加强群众工作，已开始为全党干部所认识，并竭尽努力，通过这次反官僚主义斗争上海工作前进一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6.txt b/CCRD/3/7/3/0001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71d8ee33470a1725b9200ff357d9658347fa41
--- /dev/null
+++ b/CCRD/3/7/3/000156.txt
@@ -0,0 +1,33 @@
+# 对写好检查提纲的意见
+
+　　<洪涛、整理>
+
+## (一)检查提纲的内容与写法
+
+　　一、应该首先写出你的经历年表以及逐年的主要活动情况，必须注意历史过程前后的密切连贯，明确来龙去脉，这样才能使得人家掌握你的历史轮廓以及历史重点、社会关系的影响所在，以便进一步挖掘历史思想根源，进行打中要害的批判。
+
+　　二、要按革命历史阶段，来分析研究你所经历的具体内容与思想。如某年至某年做的什么事，从事什么社会活动，要和当时的政治运动、历史背景结合起来，检查历史思想与政治态度(如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就要与抗日斗争时期联系结合检查)。只有这样才能清楚本身思想本质与变化，找出和认识自己的错误。
+
+　　三、须着重在解放前后的思想、政治态度的剧变的检查，和以后在历次伟大的中心政治运动与在新教育方针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思想认识、政治态度、服务观点的深刻检查和批判。
+
+　　四、最后，在其他同志的帮助过程中，应找出和抓住你的重点部分，进行分析批判，认清贯串整个经历和支配本身行动方向的主导思想，挖掘阶级根源，以达到认识自己整个思想面貌，批判旧我，重作新我。
+
+## (二)检查提纲的几个要求
+
+　　一、彻底的尽情的暴露，只有你勇于自觉地说出你的一切，托出你的实在，大家才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你作适当的帮助。
+
+　　二、批判要切实深刻:在进行自我批深刻的批判，反对空泛无物不着边际的态度。
+
+　　三、诚恳、有分寸、有重点:对自己的批判，不仅要诚恳虚心，而同时更应注意要有分寸，辨明主次，抓住重点，结合一般的批判。
+
+## (三)应防止的几点偏向
+
+　　一、只着重写历史事实而少写思想活动，或注意了事实的罗列而忽视了思想的分析。
+
+　　二、着重了解放前，忽视了解放前后的思想变化、政治态度。
+
+　　三、掌握住重点，但割裂了历史连贯，看不出来龙去脉。
+
+　　四、用历史事实硬套，主次颠倒，轻重不分。
+
+　　来源：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9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7.txt b/CCRD/3/7/3/0001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1437bb42bf87182aae42b651c3f38599bf365
--- /dev/null
+++ b/CCRD/3/7/3/000157.txt
@@ -0,0 +1,57 @@
+# 黄蕴元：批判我自私自利向上爬的错误思想
+
+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教授　黄蕴元>
+
+## （一）个人名利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
+　　我出身小资产阶级的家庭，是个独子。父亲早年当中小教员，一家7口，生活清苦，中年后入银行为高级职员，收入比较宽裕，家庭生活渐渐转入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水平。他治家极严，一向以“天下无如吃饭难”和“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为家庭教育。我高中毕业时成绩很差，没有考取国立大学，父亲大怒，不给我念书了，结果由姑母向父亲说情，进了私立东吴大学，翌年转入复旦大学。我受了此次刺激，立志“败子回头”，拼命用功念书，“争气”做“人上人”，从此种下了我在旧社会以个人名利出发向上爬的思想根源。
+
+　　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书时，开始遇到国际都市里的大资产阶级儿女，他们汽车进出，服饰华丽，但父亲给我的零用仍极少，我依然是青布长衫毛布底鞋子的打扮，没有本钱和那些阔同学打交道。我打定主意，学好本领，好出人头地的挣一手大钱，才可自己享乐挥霍。这奠定了我以技术来作为资本，追求资产阶级享乐腐化生活的思想基础。
+
+　　（1938年秋，我在那里读完了大学，留在学校里当助教。因为看见从前教授的生活舒服，地位又高，就开始做教授和专家的梦，想留洋。后来兼了一家私营化工厂厂长的职务，直接和资产阶级接触。我追求他们的一切，和他们厮混在一起，有一个时期竟经常出入舞厅酒楼、回力球场，过着享乐腐化的生活。）
+
+## （二）向上爬卖身投靠蒋政权和崇拜美帝国主义
+
+　　抗战胜利前一年，老闆们鉴于市面不好，无利可图，把厂关了。那时我单靠复旦的教薪是不够维持生活的。
+
+　　抗战胜利时，我看不见劳动人民对胜利的贡献，看不见共产党的领导和苏联的帮助，我盲目地崇拜蒋介石为民族英雄，我反动地承认国民党为正统，美帝国主义为中国最“忠实”的“朋友”。
+
+　　伪上海市政府人员自重庆来接收汪伪的市政府时，我经介绍入了工务局。在吹、拍和丑表功之下，我做到了工程师兼科长。我“忠心耿耿”地为反动统治服务，我经办过伪华北剿匪司令部交伪上海市府搜购刺铅丝的任务。我又被派到冲绳岛去采购美蒋用以反共屠杀人民的“剩余物资”，我为了想在反动统治里追求名利，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站在反动统治者和美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做了他们的帮凶。
+
+　　在伪工务局做了3年，眼看已经爬到顶了，再要上去，没有资本，心里很不服气，有政治资本的阿猫阿狗都比我高，比我阔，我自以为有学问有技术，委屈于局里的官卑职小，和学校里的副教授名义。在这“怀才不遇”的情绪下，憎恨了蒋政权，那时国共正在谈判，蒋管区币值锐落，物价一日数变，政局混乱，和一些民主人士谈谈，亦众口一辞的骂国民党坏，所以我也振振有辞的骂起蒋介石来了。
+
+　　因此想在这样混乱的政局下，还是找个出洋机会，实现我多年留洋的梦，预备好一块“金字招牌”，和囤积些技术，将来随便什么党当家我总有出路。我不断写信到美国各大学去寻找卖身投靠的机会，为了积蓄费用，贪图高薪，我辞去了伪工务局的职位，进入伪中国航空公司。我不以这公司在苟延残喘地维持蒋政权最后的交通命脉为耻，我只想到要出洋，要钱。1948年美国密歇根大学给我每年500美元的奖学金，我因此得了护照出国。
+
+## （三）回国赶浪头
+
+　　上海解放，在美国是震动全国的，我在华侨日报上看见我许多熟人都是参加接收的，我决意回国，一则是想家，二则是想赶浪头，在共产党新中国里抢个地位。还以为这一下镀金回国，身价两样了，一定要“善价而沽”好好地“窜一窜”。到了香港，先“观望”一下形势，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刚成立，伪中国航空公司以香港为基地，日暮途穷，我为了解决我的经济问题，先向公司报到，再与国内联系。中航起义，我亦签名参加，表示效忠人民，掮了进步招牌，等待回国机会。
+
+## （四）觉到新中国不是我的
+
+　　那时中航起义人员全部由港回国，我为了薪水，为了等等机会。再向公司报到，参加学习。起初我的学习态度是极不正确的，我不认识劳动人民优良的品质，我以势利的眼光去看人，我认为干部是“土包子”，把自己这个恶劣品质的人看做了不起，在劳动人民面前摆起臭架子来，不服帖工人阶级的领导，以为“大教授”国外回来还要向你们学习吗？我自以为是。又看见高级行政干部都是和下级一样的朴实耐苦，并没有特殊的物质享受，非但不骑在人民头上，他们更负责守法，我从前的一套以技术为幌子，以做官来剥削人民的想法，完全不能实现，觉到新社会的质“变”了，全部幻想都成为泡影。我在当头“一盆冷水”的感觉下，觉到新中国不是我的，人民政府不代表我的利益，我错误地把新中国和我自己完全对立起来。
+
+## （五）背着沉重的“专家包袱”
+
+　　在中航员工的集体学习中，我渐渐为那些干部的勤劳、朴实和耐心所感动，觉到他们的确是为人民，不是自私自利地为自己。与我自己对比之下，我觉得惭愧，自己那一套似是而非的，不完全的，改良主义色彩的政治见解，如“两面倒”“和平土改”之类，都在马列主义真理前面显出了反动的本质。觉到共产党的一套，确比我高明得多。一方面自己觉到空虚而恐惧，对学习态度稍稍端正过来，一方面由于臭架子放不下来，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心里总有些蹩扭。
+
+　　我那时认为我政治谈不来，技术却是我内行，我错误地把技术和政治分割开来，想搞“纯技术”，不想再搞行政工作。安安逸逸地当个教授和“专家”。我辞去了中航职务到上海工专教书，想把学校当我臭包袱的储藏室。后来上海市人民政府工务局和其他机关为了祖国建设需要，给了我服务人民的机会，约我顾问些工程问题和作几次学术演讲，我因此又认为共产党尚重视我，因此我又积极起来。
+
+　　治淮工程在短期内的伟大成就，使我承认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道理，不是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是不可能发动二三百万人积极地按期完成伟大的工程，又使我看见了群众无比的威力。我把从前反动政府请美国的所谓“专家”萨凡奇设计的长江水库，与治淮工程中苏联专家所设计的润河集分水闸做比较，我发现了美国“专家”所谓帮助我们建设，只是得不偿失的淹了惊人面积的农田，和大量的推销美国商品，结果想把这个水库作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工具，而苏联专家则是真正地本着友好的精神，利用本国材料，针对本国现有工程基础的具体情况，以先进经验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因此初步搞清楚了技术必须与政治结合的真理。
+
+　　由于我根深蒂固的个人名利至上思想，我虽然在形势教育里看见了新中国的前途，可是我仍把个人名利放在第一位。我背上了沉重的“专家包袱”，想祖国既然需要建设，技术人员就应该最吃香，应该高人一等，我想乘机把技术来向人民居奇投机，来博取人民的优待和社会的地位。因此我在新社会里的服务观点仍是不正确的。
+
+　　我的“专家包袱”在教学上严重地影响了同学。同学们既“折服”我那套没有政治立场而又“天花乱坠”的工程理论，又迷惑于我掮了“专家”幌子出入政府机关的“风头”，因此引起了错觉，得了“学好技术就吃得开”，不重视政治的错误观念。我又曾告诉同学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容易，能做到半心半意已经不错了，把我自私自利的想法，技术作为个人名利的资本的思想，公开传播。最痛心的，我又给一部分同学作为学习对象，真是恶劣地毒害了新中国的青年。
+
+　　当我对美帝国主义的看法有了转变之后，不再与美国工程学会联系，但总以为在中国做“专家”，如与外国学会有联系才够吃香，所以又参加了瑞士的工程学会，又把自己的著作寄给瑞士与西德的所谓“专家”交换，去争取“国际地位”。
+
+　　我背了“专家包袱”以自抬身价的出发点来著作，写过一本“预加应力混凝土原理”，我不考虑书是写给谁看的，我又站在那种“超人”的立场上说话。书的内容是介绍新颖的混凝土技术，但是我却没有批判地介绍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技术，并为了夸耀我广博，我相提并论的介绍了苏联技术。我当时还不认识苏联的技术是为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而服务，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是为资本家发财而服务，甚至为破坏世界和平而服务，二者本质上有绝大的区别。读者们在我书上找不出这点区别，因此会发生帝国主义国家技术和苏联技术都是一样的错觉，我的书不啻在代帝国主义国家宣传。
+
+## （六）憎恨过去，警惕将来，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做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
+　　综观我的半生，由于我出身的阶级，决定了我的立场，完全以自私自利的个人名利至上思想为主导，不择手段地追求旧社会的所谓地位，和资产阶级的一套享乐腐化生活，想骑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把技术、宗派、地盘和镀金招牌作为资本，用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手段，发展到竟想一步登天。我从前就在这个人名利的小孔里观察宇宙，因此我对待我周围的一切，包括人，物，社会，政权和国际关系等都是这样的态度：能帮我一步登天的，我捧；对我利益不大的，我冷淡；阻止我向上爬的，我憎恨。我患得患失，顺风时我积极，逆风时我消极。我分不出敌我，辨不清是非，半生来所作所为，始终是危害了人民。解放前我曾直接间接地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四大家族服务，甚至为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服务，解放后我背了原封未动的臭包袱踏进新社会来，继续做了不少危害人民的事。
+
+　　自己投身到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在活生生的例子中，使我明确了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思想，对民族国家的危害性，又使我初步看清楚了自己那个臭包袱里的思想。我逐步地体会到新社会里一连串惊天动地的奇迹发生，是一个大公无私的工人阶级思想在指导，我的臭思想是与它背道而驰的。我初步认识了自己的丑恶面貌，和憎恨了由于坏思想所指导的危害人民的行为。我还体会到那从前被我剥削被我骑在头上的劳动人民，本大公无私的精神，用他们的血和肉击败了日本鬼子，赶走了蒋匪帮，肃清了帝国主义的势力，铺平了新中国建设的大道之后，现在对我们不但不计较，还仁至义尽地争取我们，教育我们，希望我们自觉地改造过来，一同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迈进。我在新中国大建设高潮开展的前夜，及时的初步认识了自己。我还要再逐步深入检查自己，憎恨过去，警惕将来，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做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教师。
+
+　　（原载于1952年9月2日上海大公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8.txt b/CCRD/3/7/3/0001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7c73dfe0801a665576d9983ee7b6c48027242e
--- /dev/null
+++ b/CCRD/3/7/3/000158.txt
@@ -0,0 +1,41 @@
+# 沈三多：我初步认清造成教学工作错误的思想根源
+
+　　<交通大学机械系教授　沈三多>
+
+　　我在旧社会工作了20多年，虽然靠工资生活，但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言论、行动都是距离工人阶级较远，距离资产阶级较近。解放后，我以为我是脑力劳动者，够称为工人阶级。其实，我没有参加群众斗争，没有正确的劳动观点、群众观点，不热爱劳动人民，无从建立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所以，我不求进步，不注重政治学习，不投身政治运动，一贯抱着“客观主义”。充其量我仅能同情劳动人民、同情政府政策，对一切采取被动的、第三者的态度。
+
+　　（通过“三反”运动、思想批判，同人同学大力帮助，我初步得到些感性与理性的认识，开始从工人阶级立场来认识过去的错误。）
+
+## 一
+
+　　我在中学读书时许多课程用英文课本，进大学后，不论班上班外教师常讲外国语，因此我的崇外心理很浓厚，觉得什么都是外国的好。从美国回来后，教学内容与方法概用美国的一套。我对于机械原件一课，认为书中感性知识较多，希望同学预先自习，把不懂的提出讲解。我强调这门课的难教，并表示缺乏信心。实际上，我的业务基础不健全，对于材料与制造等有关方面尤其联系不够，而我不肯充分准备与用心讲解，以启发同学进行自习。我没有学习过先进生产技术，教学内容陈旧贫乏，不能结合实际切合国情需要。我往往集中在某些问题上，不够全面，随兴所至，缺乏计划性。这样，不重视自己的工作，不关心同学的学习，对于同学帮助很少，不重视祖国的建设事业，作为人民教师是很惭愧的。
+
+　　我对于教学工作更有不严肃的态度，表现在有机会时要讲到问题外面去，浪费时间妨碍班上教学的进行。而且所发的言论往往不正确，散布毒素，模糊同学的思想。
+
+　　关于提早毕业问题，我在班上说过：“我不反对提早毕业，但3年总比4年学得少些。”我抱着政治与技术脱节的观点，没有从人民建设事业需要去看问题。我没有为了提早毕业，教得更好更丰富，而是以这种错误言论来培养同学的技术脱离政治的观点，把学习说成个人的事业。同学如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他就不能在将来的实践中发展提高成为优秀的技术人才。我过去没有认真省悟到是劳动人民的汗血培养了我的技术，而我却把技术占为己有，不顾人民迫切需要，斤斤于个人得失，这是原则性的错误。
+
+　　由于我自己不认真学习政治，怕听大报告，反而认为冗长无内容，我曾向同学说：“政治课上讲3小时，总结起来是两三句话。”我这话有使同学轻视政治课的影响，危害性很大。“三反”运动以来，我才肯用心听报告，联系自己，对于我的交代和批判起着作用。
+
+　　又如饶主席在我校作思想改造动员报告的第二天，我向同学说：“昨天汽车太多，我不了解。”我的动机在怀疑干部们使用汽车太浪费。事后我才知道那天的汽车很多不是干部用的。我没有从人民利益看这问题，干部为了工作需要使用汽车也是正确的。我离间了同学与干部间的感情。
+
+　　在思想批判过程中，我一度觉得以后讲话要谨慎，免得受批评，这是不对的。思想情况怎样，就会讲出怎样的话。我不能为了怕批评就不讲话。上课不应讲闲话，背后不应当批评，应当从人民利益看问题，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即与朋友家人作平常谈话，同样要有立场。
+
+## 二
+
+　　1950年8月起，我担任了机械系主任有一年多。为了精简课程，在这一年中召开过多次系务会议。我知道部分同人有顾虑，但没有从思想上帮助他们明确精简课程的重要性，使他们能够自觉自愿地负起责任，研究和规定各课程的内容。我想如讨论课程内容，一定难有结论，还不如先修订课程表，再以学时数来促进课程内容的增减。我一心贯彻自己的或部分同人的主张，我没有能启发大家踊跃发表意见，在会议上以报告与解释为主，很少热烈的讨论，因此大家不重视这样会议的决议。现在看来，我那时缺乏正确的群众观点，不知如何走群众路线。我不向同人学习，我不尊重他们的意见，我不依靠大家搞好工作。我不了解即使有正确的政策，没有大家的自觉自动，没有大家的拥护与坚决斗争，也是无法实现的。我不知采取步骤，使上级的号召变成同人自己的口号，我不耐心等待一定发展阶段的成熟，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式的办法强制同人就范，违反了自愿的原则。我没有在这般重要的任务上起应有的作用，我犯了包办代替甚至家长作风的错误。我没有与同人打成一片，我的作风引起大家的怀疑与不满，怀疑我注重基本课程削弱专业课程等等。我轻视群众，脱离了群众，成为学校领导与系内同人中间一个障碍物，阻滞了机械系的进步。
+
+　　我遇到同人间有意见，不替他们从思想上统一起来，而是以调动工作岗位，避免冲突。现在检查当时动机，在于轻视理屈的一方。我又放弃责任，不帮助犯错误的一方进步，增加系内潜在的困难。这种例子一年中有3次。我不经细致研究就决定不替一位老教授分配工作，以“排课困难”4字报告上级，使他一个学期没有担任教学工作。这样，使部分同人对学校领导甚至对政府发生误解，我应该负责的。
+
+　　我对系外造成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不尊重组织，闹不团结，帮助外系不够等方面。我看到他人的缺点，很少诚恳提出意见，而是加以轻视。遇到妨碍我个人主张的贯彻时，就要发脾气，背后批评或当面冲突。被我“批评”的对象包括校委会、工会、个别领导干部、个别系主任等。1951年8月我在工会召开的课改讨论会上因为没有满足我的要求，当众责难校委会。有一次分配临时教学经费，我在院务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为了室外试验设备的地位问题，与秘书处负责干部冲突。我因为自己的计划遭到阻碍，就要剑拔弩张地打击领导，打击其他干部威信，在所不惜。我编制预算，数字庞大，不顾其他系科的需要。把我系不用的器材拨给外系，我很吝啬。对外系同学的学习，不论排课或分配教师上，照顾均不够。我不顾整体利益，缺乏团结性、组织性、纪律性，一贯自高自大急躁任性、不计后果，与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比较，甚少共同之点。
+
+　　过去我对内对外关系既然都搞得不好，我不检查根源，改进工作，而是坚决辞职，如释重负。那时我认为以前没有在校内担任过行政工作的，有机会就得套上任务，不管你有没有能力。如存心不负责任，也不妨拖下去。若要搞一些工作而希望得到客观上帮助，那就休想。虽则个人精神上业务上在这一年中损失很大，以后可以安心搞业务，亦很合算。我完全从个人立场看问题，而把人民的要求置之度外。我只向后看，不向前看，我竟错到了一辈子看不到交大走上轨道的荒谬想法。
+
+## 三
+
+　　我出身于旧式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有浓厚的封建意味与自高自大的气息。我多年作客他乡，很少亲友来往。读书时代，过着比较舒适的学生生活，功课虽不差，但很孤独。离校后，一直在当教师，怕开会，少发言。家庭影响与生活经历培养了我的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急躁任性的主要缺点。我没有参加群众斗争，经常与主观上谈得来的人在一起，没有真正接触过群众，所以，我不能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不接受他人意见。这就是3年来，业务上、工作上造成错误的根源。
+
+　　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同人同学给我提了很多意见，我受到很深刻的教育。对于群众的积极性以及无限的阶级友爱与智慧，我初次得到了感性的认识。因此，我能从思想上认识我过去的重大毛病，才能认清检查一生经历，分析来龙去脉。现在我初步认清这些思想对人民对自己的危害性，初步认清了教学上工作上所犯的错误与缺点。作为人民教师，我应该有决心与信心改造思想、改正错误。通过这次初步批判，我感觉心平气和，愉快积极。我初步体会了工人阶级的感情，我与同人同学在思想上接近起来了。我相信在党和毛主席的教育下，在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一定可以改造自己的。
+
+　　（原载1952年9月2日上海大公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59.txt b/CCRD/3/7/3/0001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c8ddb473ec17d8152ce20f33540c7ae306bc19
--- /dev/null
+++ b/CCRD/3/7/3/000159.txt
@@ -0,0 +1,37 @@
+# 石声淮：清算我底封建思想
+
+　　<华中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石声淮>
+
+　　我底先世都是站在封建统治者一边的人。除了一部分骑在人民头上，直接压迫剥削人民的官僚以外，多半是地主阶级底西席或封建统治者底爪牙——幕友。
+
+　　由于先世是封建统治阶级或是投靠了这一反动阶级，做了不劳而食的人，看不起劳动人民，所以父亲虽穷，不愿让我做劳力的“小人”，送我读书，维持这一“书香”门第。我读书是断断续续的，耽搁许多年。有什么力量鞭策我这样努力争取读书呢？是向上爬思想。我向上爬的方向不在升官发财，虽然旧社会以做官为读书的主要目的，而我志不在此。师范毕业教小学，以后升学教中学大学，就是这样爬。
+
+　　我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高中师范科读过三年，正是军阀何键在湖南做伪省主席，提倡“尊孔读经”；第一中学国文课教的都是古文，养成我一些读古书的兴味。进大学以前已经读了一部分经书和论孟、史汉。进大学选国文系读经。其实我对旧的学问并没有根基，仅有的浅浅的东西，也只是盲目崇拜孔孟，迷信东汉经注，尊重古代反人民的落后的东西，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反动的“正统”史观，把农民起义反抗封建统治者看成“贼”“寇”，相信史臣对农民运动的诬蔑诽谤。把歌颂反动落后势力的庙堂文学，形式艰深内容贫薄的作品，吟风弄月的无病呻吟，看成文学底“正统”，轻视人民文艺，迷信诗序和传笺，把国风人民底文学，看成士大夫的“美”“刺”。我跟随钱子泉先生很久，钱先生底文学史教本中没有涉及民间文学；又赞扬效忠满清皇朝的曾、左、彭、胡。有的教授把封建阶级文艺的昭明文选当文章正宗。有位教授准备编清史，计划中说到要把太平天国列为“载记”。有些教授下笔必遵说文，嘲笑“俗字”。这些思想，给我一定的影响。
+
+　　我底家世和经历培养成我底封建思想，除了“门第”观，向上爬，看不起劳动人民，反动的“正统”历史观，盲目崇古以外，还有严重的宗法思想，以为人与人之间的宗法关系是“自然”的，“不可改”的；因而维护宗法制度的伦理道德也是“天经地义”，看不出它底毒害。我迷信“妇人从一而终”的“古训”，看不起再嫁的女人；解放后在人家作客，看见一位女先生和她第二个丈夫走进来，我想：“怎么这样无耻！嫁了人不难为情，还大大方方的。”其实可耻的是我，为甚么要鄙弃人家合法的夫妇呢？不反对鳏夫再娶（我先世好几代如此），而反对寡妇嫁人，专为男子底利益打算，才是可耻的。我反对外甥检举做特务的阿舅，儿子揭发地主父亲底罪恶，不知道那是站稳阶级立场，大义灭亲，只以为那是“不孝”。华大控诉会上，有人揭发帝国主义分子代言人阻挠学生参干，说“你底家怎样？”这句话把学生底勇气打下去了。我听了这控诉，很惭愧，因为我相信“父母在，不远游”，参干大事，怎么可以不问父母？假使当年有学生参干，问我底意见，我一定要他“先问问父母底意见吧！”这样一来，有些少年会被某些落后的父母拉住腿，阻挠参干，结果和帝国主义代言人一样。
+
+　　我盲目地是古非今，喜欢古文，不喜欢白话文；喜欢古诗，不喜欢新诗，喜欢意兴冲远的古画，不喜欢单线涂平的新年画；因为站在反人民的封建立场，所以思想感情和人民相距很远，简直就是和人民底思想感情背道而驰。我不要求跟随人民走，反而希望青年跟我向没落的路上走，我写字必楷书正体，看不起群众写的简体字。我作的文不希望人懂，而希望人不懂，就是说模典仿诰，或者“改竄烝民清庙诗”，故意做得生涩，来掩饰内容的浅薄空虚。
+
+　　我有反动的“尊王攘夷”思想。由于反动的“正统”历史观，我把历史上一切较和缓的，甚至极昏暴的君主只要能巩固统治权，都看成“正统”，也就用同样的眼光看篡夺革命果实，登上王位的蒋匪；解放以前把他底匪帮政府看成“中央”，而把人民自己的政府看成'“僭伪”，相信国民党反动派底宣传，“共产党杀人放火，打家劫舍”，“共产党在七七事变以后不抗日，而掣‘中央军’之肘”。总之，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的一切诽谤，我都信以为真。这些反复多少遍的造谣，固然毒辣；而我毫不调查分析研究就相信了，这就是我在思想感情上和国民党匪帮一致，认它做“正统”。蒋匪提出“尊孔崇经”，提倡故有“道德”，我尤其赞成，我看不出这是企图用封建的力量巩固他底血腥的统治。我明知道蒋介石匪帮底腐败无能，抗日时老打败仗，接收时把一切破坏得一塌糊涂，孔宋豪门喝中国人民底血，一天天肥胖，中国农民、工人、中小公务员却饿着肚皮，在死亡线上挣扎，中国到了历史上最矛盾的时候：一面是豪门富商空前的荒淫佚乐，一方面是善良人民遭遇空前的困穷；贪污普遍到几乎成为公开，捉壮丁的兵役法逼得农民走投无路，特务随时可以把无辜的人杀死，生命没有保障。这一切都叫人恨，叫人悲愤；然而我存在对蒋匪的幻想，希望蒋匪能够“改良”，等大家能过点“好日子”；希望蒋匪看到共产党势力日益庞大，儆于崇祯甲申之事，能“励精图治”，把孔宋豪门掠夺人民底钱用在人民身上；希望国内能以蒋介石匪帮底“中央政府”为核心团结统一，因为它是“正统”。
+
+　　既有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正统”史观，蒋匪逃出了中国大陆，“正统”不应再是蒋匪了。而我对共产党在思想感情上仍是对抗的。因为我投靠美帝国主义者，在华中大学做了洋奴，封建思想和亲美崇美的奴才思想结合成了一个思想体系。事物在发展，在转变，我底封建思想既没有出路，而亲美思想也遭到唾弃，我感到孤单。我自以为我那些值得骄傲的而实在是腐朽的，丑恶的，不值一文的，有毒的，又脏又臭的东西在新时代“失掉了价值”，被否定了，连整个我也被否定了。我看不出我底前途，以为我就要被时代淘汰，像许多科举废除以后的八股先生，不但“一举成名”不可能，而且连馆地也找不着，只好摆测字摊，卖春联，饥一餐饱一顿地混日子，我痛苦得很。和钱子泉老先生谈到前途，钱老先生说：“中国是神蛇蜕壳的时候，死亡衰老的细胞应随老皮蜕下，不这样推陈出新，神蛇底生机会全部断绝，唯其推陈出新，所以中国就永远年轻永远生力旺盛；我们应当为整个中国底新生喜悦，而不应当为一个二个死废细胞随皮蜕去而悲哀。”我呢？自以为是死废细胞，但我不甘心死亡。我完全没有想到我自身可以推陈出新，不但不会死亡，而且会更年轻，更生力旺盛。我只朝悲观失望的一路去想。所以我对共产党抗拒，留恋不被发觉为脏臭腐朽的时候，就是说留恋旧社会。我尖刻地诬蔑共产党，在课堂里散布反动言论，在爱国运动中好时是漠不关心，坏时更起了破坏作用，旧时代决不会回来，我苦闷得很，新中国底建设，如被国民党匪军破坏的工业设备和交通很快就被修复，在20多年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梦想不到的事，始治淮工程等为广大人民福利的事业，在党底领导下积极进行；还有币值稳定……这一切都给中国人民以莫大的兴奋喜悦。我虽不全然无动于中/衷，然而我的喜悦很轻微短暂。我感到我个人没有前途，这些是“他们”做的，“他们”享受的。我以旁观者的态度来“钦赏”“赞叹”。
+
+　　由于过去反动的落后的东西，不“容许”在大学来教了，我教书感到“束手无策”。我教书本来就只为个人打算，把它当一宗“混饭吃”的职业，从没有想到应该做“人民教师”“灵魂工程师”。过去，教学内容反动落后，形式艰深的古文，照本宣科，不花时间准备，书中的思想和自己反动落后的思想一致。现在教新的东西，课文学生个个看得懂，思想性和自己的思想完全相反，我讲不出。课不能不“应付”东抄西录的把些牵涉得上的东西，拖出来讲，从不考虑它的效果，苦了学生，苦了自己。我对祖国，对劳动人民没有爱，对人民的敌人没有恨，对新事物没有认识，有的只是反动思想，对那些富有政治性和思想性的东西完全不能体会，不能接受；我不怪我封建，倒退！而怪时代走得太快，怨编书的人专门搞这一套。我根本没有想到要怎样培养下一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想把学生引向钻故纸，开倒车的道路去，想他们盲目崇古，和我一样充满封建思想。我勉学生为“士”为“君子”，从来不教学生用“革命工作者”或“团员”的条件衡量自己。
+
+　　许多同志通过一连串的爱国主义运动，提高了，进步了，而我一直被封建思想拉住，不肯向前。下乡土地改革初期工作中，表现出严重的右倾思想，站在反人民的立场上同情地主。经过思想站队，一次认真的整风，同志们严重地打击了我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错误的阶级立场，批判了盲目崇古的思想，对落后反动的封建文艺的看法。那是我第一次公开作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因为我下乡以后看出在各方面我赶不上时代，对我是危险的，所以初步地要求进步，不过，有顾虑，爱面子，同时有些东西没有看成思想问题，检讨不深入。但这次整风对于我是有益处的，我初步明了了一些东西，我看出我向上爬，爬成了这样一个低能庸劣的人物，在能力和各方面远赶不上其他青年工作同志和农民干部，把看不起劳动人民的思想洗刷了不少，也冲淡了自己盲目崇古和尊重腐朽落后部份的儒家思想。最受感动的，是第一次体会到共产党之永不腐败；在太阳照得着的地方，霉菌就不可能蕃生，群众的批评就是太阳，晒死一切霉菌。
+
+　　土地改革工作深入了一些以后，我发觉农民的可爱，初步地建立了阶级情感，而且了解地主怎样勾结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怎样把荒淫享乐的生活建筑在农民的痛苦上面。又知道近乡的地主家有碉堡，设私刑，可以杀死人。从这不合理的事实，我认识了三个问题：第一是旧“官僚”出自地主阶级，或出自其他阶级而是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人。我的先世就和这一丑恶的阶级勾勾搭搭，做了帮凶，从劳动人民血汗所获中分得了残羹冷炙，踞上不劳动的地位，保持了“书香”门第，这是丑恶的，不是“清白”的。从前我为我的出身感到“荣幸”，那是错误。第二、地主阶级维持自己的利益，胁迫欺骗农民，不让他们向土改队反映意见；我才相信这一阶级不甘心死亡，土地改革必须是艰苦斗争，共产党底政策是正确的。从前我没有想到“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是什么意义。第三、我看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底根扎在乡下地主恶霸流氓身上，这些东西一直压榨善良的人们，但他们到底是少数的；而共产党领导着人民把这些反动腐朽的东西推翻，广大善良的农民站起来了，共产党的根生在广大善良的农民身上，农民把自己和党结成一片，分不开。我看见农民一家一家把“天地国亲师”的红纸牌位撕下来，把毛主席的像挂上去，体会到党的政策贯彻下去了。这说服了我：人民需要的是什么，我所珍惜的那些落后反动的东西没有理由要保存下去。不过我看见了我没落的一面，看不出新生的一面，看见自己百无一是，而不看见自己的进步，我对前途感到空虚渺茫；经同志们提出政府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也想到党争取我回校以后思想改造，才消除了不必要的惶恐与悲哀。
+
+　　土地改革以前，我读过范文澜底中国通史，在理论上我知道“正统”史观是反动的；到参加土地改革实际工作以后，我才体会到地主和劳动人民的本质，农民运动怎样被地主阶级诬蔑为“匪”。土地改革时读到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同一运动，被说成“糟得很”“好得很”，看是站在什么立场，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史臣自然要把农民翻身的事业看成“造反”、“犯上作乱”了。不过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还是在最近小组会上，有同志提出，我对于那些史料仍是有部份的相信，把史臣底“诬蔑诽谤”说成“夸张”。这是立场问题，我部份同意那些诽谤农民运动的言论，立场没有转变过来。
+
+　　由于在土地改革中大家谈到立场问题，我曾用它来看宗法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问题，宗法制度承认家长的权威，男子的特权，这一切是维持封建统治者底利益的。“仁义”是使人不遗其亲，不后其君的，“孝弟”教人不犯上作乱，这些东西有它们的阶级性。对这一问题也只有了初步转变的看法，彻底分析批判还得大大努力。
+
+　　有了反共和亲美思想，没有不反苏的，而且狭隘民族主义思想不能和倒向苏联的思想相容，大汉族主义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看成中国底损失。加上从前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对苏联的诬蔑诽谤，我把那些诬蔑诽谤当作“知识”，有深厚的疑苏反苏思想，这些错误思想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暴露出来，得到同志们的帮助，才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
+　　作了思想检讨后，看出我严重的封建思想阻滞了我底进步，使我隔绝祖国和人民，在解放以后一直反苏反共反人民。我只向后看，不朝前看。一切爱国运动不能使我提高。我底思想全部是腐朽、脏臭丑恶的；它的根子就是封建思想。我要痛痛地挖掉它。
+
+　　我被腐蚀得太久了，挖根的工作是艰巨的。首先我要解决立场问题，站到人民一边来，把累积已久，而经过这一运动仍然残存的反苏反共反人民、亲美崇美的思想，痛加清除，把“从来就如此”的不合理的东西作翻案，那些思想敌人隐蔽得很深，容易使我模糊，我要细心捕捉。我要依靠同志们，接受同志们热忱诚挚的援手，帮我作搜索扑灭。
+
+　　土地改革时期我已初步主动地要求进步，但我对政策不了解，我底主要反动思想不敢暴露，怕负政治责任怕被人唾弃。思想改造之初，我虽决心要把它吐出来，但我的顾虑仍是没有消除。听了王自申同志的报告以后，我底顾虑消除了。我把丑恶的旧我毫不留情面地摆在同志们面前。我作了检讨之后，同志们尖锐地正确地指出我错误思想底严重性。他们是那样诚挚，使我感到旧社会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温暖，我更加认识旧“我”底可憎可耻。假设让那些反动思想发展下去，我会做出怎样背叛祖国的罪恶来！当同志们同意我底检讨通过，热烈地鼓掌时，我感到十分舒畅，又脏又臭又沉重的包袱丢掉了。我愿意每个同志体会得着我那样轻松愉快的心情！我增加了勇气，增加了信心和决心，要把我改造好，做个热爱人民也被人民热爱的教师。
+
+　　来源：摘自1952年9月3日《人民华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0.txt b/CCRD/3/7/3/0001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326fcd2791382f697753ab17f832a1b730cb1a
--- /dev/null
+++ b/CCRD/3/7/3/000160.txt
@@ -0,0 +1,29 @@
+# 吴之翰： 名利思想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
+　　<大同大学土木系教授　吴之翰>
+
+　　当我小学毕业，选择升学方向的时候，我的级任教师曾劝我投考工业学校，而不主张我升入师范学校，其理由是：“终身为小学教员，没有出息。”从此在我的思想上，有了“有出息”的观念。当时只知道像小学教员这样，和小孩子们“厮混”，待遇低生活苦，在社会上没有地位，被人家瞧不起；要是学会了一种工程技术，将来做大官赚大钱，那就完全不同了。
+
+　　于是，抱着这样的思想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二工业学校的土木科，一直读到毕业。我当时家庭情况困难，无力升入大学，曾在沪太长途汽车公司充当过低级技术员。但我以为该公司规模甚小，毫无名气，又设在宝山县城内，和僻处在乡下一样，加以收入微薄，生活又苦，这样干下去，和我起初要学工程技术的想像太远了。因此做不到两个月，便决心辞去。其时适同济大学招收免费生，我去投考而录取，非常高兴。幻想将来大学毕业，必能高官厚禄，再不至于像在沪太公司般“可怜”了。
+
+　　同济毕业之后，考取了伪上海市工务局，以技佐名义派在第一处工作。当时的局长和处长都是同济校友（都是德国留学生），我易于有机会和他们接近。我看到他们出入汽车，生活舒服，尤其局长的场面阔绰，使我羡慕。因此我便感觉到不留学不能出人头地，而且要“取法乎上”，向局长看齐。他是博士，能领导一个单位，独当一面，威风凛凛；他的待遇，是全工务局最高的，他的享受也超出一般同人之上。
+
+　　此后不久，我便向亲友借了一些钱，作为川资，前往德国。最初想先在德国工作，积蓄些钱再进学校。可是仅做了半年多工作之后，各厂因紧缩而裁员，便无法再找机会，而不得不勉强进了学校。后来，靠国内外的资助，才毕了业，考了博士。
+
+　　回国后，在机关里服务不到一年，使我体验到我虽是有博士头衔的留学生，但是我既无裙带关系，又无政治关系，决不可能飞黄腾达。因此不得不改变方针，向所谓“清高”方面谋取地位，而以大学教授为对象。同时想像将来会桃李满天下，真可以名扬四海。再能写几本书，那便可更垂之永久。除拿每月固定的薪水之外，还可以拿稿费版税。收入不会少，享受也不会差。
+
+　　其实适同济缺少教授，经人推荐，欣然接受。同时我想到在教书工作上要有出息，必须要做成名教授；要做成名教授，必须要有威信；要有威信，必须要把书教好；要把书教好，必须要把全部时间用在业务上。所以在进大学教书之后，完全采取“超政治”态度，甚至于尽可能避免担任行政工作，唯恐损失了我的时间。和同学们接触亦仅限于课程方面，从不谈政治思想问题。就是在解放之后，我仍然不主动地去参加他们的课外活动。
+
+　　因为有成为名教授的思想，所以在讲堂上表现出自高自大，在上课的时候听到有人随意讲话，或是在考试时候见到有人作弊，便认为是轻视了我而有损我个人的“尊严”。我每怒不可遏，当场申斥。但从不去探寻客观原因，而加以谆谆劝告。在订教学提纲时候，务求表面上完美，以示内容丰富，而不问是否能完全照做。提纲写得笼统，只写章目而不写细节，以期便于伸缩，总之是把它形式化而敷衍塞责。在学期做总结的时候，遇到教学提纲未能全部实行，则不就主观努力的方面检查，而强调同学的程度不齐，致不能按照预定的进度讲授，或是推诿到临时性的停课太多，致无法弥补。在选教材的时候，每忽视客观的需要，而喜欢在德文参考书中选一些中文和英文书中所不常见的资料，来自显渊博。到考试的时候，遇到成绩较差的同学，除在批分数时加以鄙视外，从不想到再给予特别的指导和帮助。我觉得拿薪水只为上课，课外工作是额外负担。偶而做一些辅导工作，便以为特别卖了力，觉得这对于我的时间上已是吃了亏。
+
+　　我的教学态度，一般说来，是过于严厉的，而在大同以兼授的德文课为尤甚。由于自高自大，不容许学生不重视我的课。德文为第二外国语，易于被学生忽视，所以一开始便严厉而愈演愈剧。我以往在同济补习德文时，有一位教师非常严厉，我不加以批判地摹仿他。因此有些同学们怕上德文课，也有些把时间化在德文自修上太多，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课程。这都是不合理的现象，而妨碍了同学们的学业。同学们曾向我提过意见，而我不深自检讨，贸然将严厉改为幽默。例如曾有一位同学把德文读成英文的音，按以往的作风，我必然会当场申斥，而这次我说：“你的‘美国之音’可以改去了。”这种不真诚的态度，同学们当然不能接受。我现在认识了：发脾气和玩弄幽默，是同样地不正当的。教师授课应对人民负责，所以应该诚恳地耐心地帮助同学们鼓励同学们，使他们能坚定信心加强勇气，在感觉兴趣的气氛中求进步。
+
+　　教书原可写书，我早有此想。但是又想要“不写则已，一写惊人”。既无惊人的可写，也就不写了。后来观念改变，开始写了，觉得年事日增，精力日衰，教课工作渐不适宜，想写几本书，以维持将来的生活。故其目的不在“惊人”而在“销路”。
+
+　　综合上面的情形来看，可以见出我的读书、教书和写书，都是由个人主义出发。读书是为了向上爬，因此只重视分数和学位，甚至为了满足我读书时代生活上的欲望，宁愿接受国内反动机关（如当时的工务局和铁路局等）的资助，替他们做些报告，点缀门面。更进一步，不惜接受国外资助（如德国的洪宝助学金委员会），把交通经济方面的重要情况供给他们，以充实他们处心积虑的侵略计划。这完全站在敌人的立场而谋个人的名利。教书是为了成名，因此只求能盗虚声，而为反动派服务，替他们培养工作干部。到了解放后，还保持着老作风来应付教学工作。一方面不肯主动地领导同学建立劳动纪律和整体观念。例如在动员治淮时，我就未能尽量发挥我应有的作用。另一方面不肯多用功夫去改进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同学们获得切实的知识，每使毕业同学或在专业实习期内服务的同学，遇到解决现实问题感觉困难。这两方面，都使同学们的学业和祖国建设蒙受不可补偿的损失。写书为了维持生活，因此只求能多拿稿费或版税，着眼于销路，或只求速成，而不惜粗制滥造。书本里的错误是最能贻误青年读者的。
+
+　　人民教师对于祖国前途的影响很大。所以必须先把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加以批判，痛改前非，方能负起教育下一代青年的责任，为了培养建设祖国的干部而努力。
+
+　　（原载1952年9月3日上海大公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1.txt b/CCRD/3/7/3/0001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63ff3f8d8dd06cc6ecf2638610b0f353e038c5
--- /dev/null
+++ b/CCRD/3/7/3/000161.txt
@@ -0,0 +1,69 @@
+# 张一凡：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
+　　<大同大学工商管理系主任　张一凡>
+
+## 一、家庭和学历
+
+　　我生于1909年，学名张昌宣，1927年在苏州桃坞中学代课时改名张哲人，1928年出狱后改名张一凡。我的家在嘉定县望仙桥乡。祖父是个秀才，教私塾为生，父亲是小学教员。可说是世代书香，实际是破落户乡绅。父亲常失业，家无产业，子女多，生活艰困，依靠母亲做女红、耕种来维持。幼年给我影响最大的是二哥和三哥，他们都是早年失学，凭自己工读爬起来的。我的青少年时代，可以说完全是跟三哥（张昌绍，现在上医当教授）的路跑。
+
+　　1921年在乡间小学卒业。1921年－1924年，我在昆山县东庄乡高小读书。毕业后，因无力升学，我在乡间作了一年小学教员。1925年春末，父亲送我到苏州金墅乡作典当学徒。我轻视学徒地位和朝奉出路，两个月左右就回家。1925年暑假，我用投机取巧的手法，借别人的证件，考取太仓省立四中的高级师范科。后因证件成问题，我便用四中的录取通知书插入了嘉定县立师范的毕业班。后更换校长，新校长不承认我是正式生。读了一年，人家毕业，我没有毕业。这就是我的全部学历（我既早年失学，却又在大学里教书，就背上了假学历的包袱，伪称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在“三反”学习中，才把这个包袱放下）。
+
+## 二、关于历史关系与冒充革命问题
+
+　　刚解放后，我在商报提出的自传，以后在各种工作岗位上填表时，关于“政治关系”这一栏，我填的内容都写着：“曾先后参加少年先锋队、共产主义青年团、共产党，并跨入国民党”。但现在严格分析自己的历史情况，这4种历史身份，只有“国民党员”这项历史身份是确定的，其他都是有意夸大或早已脱离关系，名不符实，属于冒充革命的性质。
+
+## （一）关于“少年先锋队员”的所谓历史身份问题
+
+　　1926年5月底，我在嘉定县师里读书，看到上海“五卅”周年纪念筹备会寄来的集会通告。想到1925年三哥做学生代表，到上海参加“五卅”运动的事，我也跃跃欲试。我提议派代表，就被推为嘉定县立师范学生代表之一。到上海后，住在父亲任教的民生女校，遇到上海学联代表王一冰到民生女校接洽少先队工作。经过介绍，王一冰认识了我，并晓得我是嘉定县师的代表，政治上是一致的。他就口头上介绍我加入少先队。当时我的思想情况：一面觉得结交了一个上海朋友，高兴；一面对少先队觉得新奇，有好感，我乐于加入。但没有要我办入队手续，二天就回到嘉定。后来我虽写信给王一冰，也没有联系到。因此，我自称“少先队员”，是夸大事实。
+
+## （二）关于“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所谓历史身份问题
+
+　　1927年初，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苏州还在军阀手里。当时我在苏州桃坞中学代课。还有一种课程是三哥代的。三哥是共青团员，他和另一团员介绍我入团。当时桃坞里的共青团员都同时有“国民党员”的身份。组织上决定，北伐军到苏州后，将以“国民党员”名义公开，维持共青团秘密组织的性质，来掩护革命工作。所以，我填表的那天，就同时填了共青团的入团书和国民党的入党书。下次开会时，我就参加，并开始做些反帝反宗教的工作。不久，北伐军队到苏后，我以国民党员身份出现。接着，国民党叛变革命，三哥由组织上通知，当晚逃避离苏。我第二天到亲戚郭家躲了一个多星期，才回桃坞中学搬行李回家。
+
+　　同年秋季，因从前在苏州相识的一个女师学生代表吴子我写信告诉我，她在青浦反动国民党部做妇女部长，问我去不去。我当时已在失业，苦无出路，我们又有感情，所以我就到了青浦，由她向反动省党部推荐我做县党部青年部长。伪令未下，吴就因改组问题去职，我也回家了。
+
+## （三）关于所谓“共产党员”的历史身份
+
+　　1927年初冬，我从青浦反动国民党部回家，接到三哥由上海的来信，约我一同去考江湾的国立劳动大学。考试结束，三哥被录取我没有被录取。三哥就把这机会让给我，我便冒三哥的名，搬进劳大宿舍，准备作大学生了，在宿舍里，碰到1926年五卅周年纪念时相识的学联代表王一冰。我们就共同搞文学研究会，由我出面贴布告征求会员。学校当局因此约我去谈话，我冒名进学的秘密就拆穿，只得退学。
+
+　　从“劳大”退学来沪，思想上被失学前途彷徨等情绪占有。这时期，在上海车站碰到同乡姚成文，他到宝山办反动党务去。我就跟他一同到宝山，我写信告诉王一冰。不久，吴淞地区党组织的黄忆农，由王一冰的介绍，到宝山反动县党部来找我。并由他介绍我和宝山的钱悌丹相识，并准备和钱共同搞农运。当时我思想上受宠若惊，也回想到上半年在桃坞中学搞反帝反宗教的情形而愉快。有次，钱通知我到吴淞某茶馆去找黄，我看见茶馆前有兵车，不敢进去，退回宝山。在钱家里留了个条子，到自己宿舍里检查了一下行李，就回乡。当时我的思想情况，很害怕，虽不能确定那兵车是否捕黄，但觉得很有可能，危险性大。如果黄被捕，我怕自己株连。
+
+　　我在劳大，在宝山，虽做了些工作，但并没有要我加入组织，我也没有申请加入党。特别是解放后，我自称“共产党员”，完全是冒充革命，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的丑恶思想行为。
+
+## （四）关于加入国民党的历史身份
+
+　　1928年春，从宝山回来，失业在家，看到报上广告，去投考南京北伐宣传队，投考是录取了，但该队不久解散，就由吴子我介绍，得到反动省党部倪弼的推荐，到嘉定反动县党部当党务整理委员，后被推为常委。1928年夏，我在嘉定还可耻地办了国民党员登记手续。因此我的历史身份是个国民党员。我在青浦、宝山、嘉定三县反动县党部前后共7、8个月，虽没有不利或残害革命人士、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等罪行，但事实上每小时在反动集团内，和人民为敌，做着反革命反人民的反动工作。现在检查到主要罪行：（一）在青浦反动党部，贴写反动标语、印写反动传单等反动宣传工作。（二）在青浦还筹备组织反动的学生剧团。（三）在宝山贴写反动标语传单，还做过反动党部机关报的助理编辑工作。（四）在嘉定把县师同学拉进反动国民党登记。
+
+　　在嘉定反动国民党部做常委时，被控“赤化嫌疑”“反动嫌疑”，我到南京想法对付，就在南京被捕3、4月之久。从出狱起到现在24年余，和一切党派没有组织关系。一直过着无党无派的生活，转入另一种投机生活。
+
+　　当时已在国民党叛变革命之后，革命志士为了人民利益坚持真理，忘我牺牲。相反的，我不继续走向革命而走向反革命，先则临危逃避，偷生怕死，丝毫没有青年血气。为了儿女私情，为了个人生活，甘心堕落投入反革命阵营，一而再、再而三，散播毒素，麻醉人民，还把纯洁青年同学拉进粪坑，还无耻的以其丑恶地位炫示于人，期间虽亦摇摆，完全出于个人投机取巧，卑鄙尤甚。这种丑恶思想，本质上还不是反动透顶吗？
+
+## 三、一贯的投机生活
+
+　　1929年，在广东崖县中学二哥处教了一年书。这一年，我把万有文库中关于文学和哲学的书籍读了不少。对于我此后思想上，在卖文生活上，教学工作上，都有一定的作用。为此后的投机，准备了一笔资本。
+
+　　1930年春－1931年夏，离开崖中，在广州开始卖文生活。主要是搞文艺，也写了不少关于教育的文章。最初是为了生活，后来发展到欺世盗名的作用。由于文字交，先后经介绍到市立女中等处教书，爬到大学去代课。由于二哥函召，1931年秋到雷州半岛上遂溪县立乡村师范教书。“九一八”日帝侵略东北，消息传至遂溪。我在学生集会上发言不慎，并主张示威游行。会后发生学生捣毁庙宇行为，当晚反动县府把我传去，即被关禁，直到1932年5月4日才释放。这件事，不是我进步，只说明我不善于“政治性投机”。我回到广州，一度在中国新闻学校（两年专科）代教务长。但该校待遇菲薄，我在下学期就改允崖县中学校友会之邀，再往崖中教书。1933年初，离开崖中，回到上海。
+
+　　战前，1933－1937年间，我回到了上海，就重施故技，把广州学会的一套卖文为生的投机取巧欺世盗名的方法，全部搬出来。上海文化水平较高，搞文学不易。写小品文收入不够生活。这时，世界经济恐慌发生，我就尝试写国际经济文章。向各刊物投稿，多数登出，开始有了生路。懂得时事性文章容易登出，就转向这种题材投机。为了避免文字狱，不写国内而写国外。写国内，则不写政治而写经济。这种投机还有两大好处：（一）文章写得长，稿费多。（二）造成专家地位，出路大。这就是我20年来钻研经济的思想动机。
+
+　　“八一三”抗战发生，我先后接任“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沪所研究部长（1937秋－1941年冬），“申报”经济专刊主编（1938秋－1941年冬）等职务，并在沪江、大同、光华等大学做教授（都从1938年秋开始的）。这时期，我投机的主要法门是：（一）利用研究所，结交金融资本家。（二）利用“申报”，结交工商界。（三）利用自己主编的篇幅，大量发表自己文章，名利双收。（四）但是一切为了个人安全和利益，旧租界沦陷前，我的著作方向，已经从经济转向商业，转向投机，替自己留后步了。
+
+　　旧租界的沦陷，我的投机取巧，就改变了方法。1942春－1942年秋，我曾参加中国经济研究所。这与金城和浙兴二银行和庆丰等纱厂有关系的。大概10个月左右辞职，改任环球信托银行经理，为了多收入些。辞去环球信托银行后，我一面增加教课钟点，一面开始做投机交易。这时，股票、金证券、西药，无一不做。存心发财，实在是幻想。胜利前一年半左右，才洗手不干，转向研究苏联计划经济，转向研究战后经济问题，为战后进行投机取巧，准备新资本。
+
+　　战后，1945－1949年间。胜利之初，我先受“中美日报”之邀，这是反动派C.C.的工具。2个月后改进“正言报”，这是反动派三青团的工具。我在这些反动派的报纸里都是主编经济新闻，这是我投机的在行。1947年初，我一度退出“正言报”，改进大同商业银行作经理。为了想发财，也表示假进步。后来银行失败，我又重回“正言报”，假进步也破产。这家银行是著名的投机银行，投机失败，银行也就破产。从1947年夏－1948年秋一年间，我一面教书，同时自己大做投机。这时专做股票。利用“正言报”经济新闻消息灵通，翻云覆雨，掀风作浪。赚了加码，蚀了翻本。紧张、刺激、疯狂。几个停板，可以抵一年薪金。认真的划曲线，研究统计，自己卧室里牆上挂满股市曲线图，相信到迷信的程度。非知亲好友，不肯泄露曲线中的“天机”。几次大失败，负债累累。心绪恶劣，坐立不安，身体弄坏，脾气粗暴。蒋匪经国发行金元券洗劫人民时，我也彻底完蛋，债台高筑。这时是堕落腐化可怕丑恶集中一时的时期。
+
+　　反动派内讧，“正言报”在1948年初冬被特务头子方治封闭。1949年初，我进“商报”。解放前在“商报”大写假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文章，所谓“新经济学日讲”，是可耻的投机作品。直到1949年8月，才辞职，开始专门教书的生活。
+
+　　解放后到现在，我做了大同大学专任教授兼工商管理系主任。还不停止在外面兼课，甚至兼到苏州。
+
+　　在旧社会里往上爬，靠着一套从旧社会学来的和磨练出来的不正规手法，这就是投机取巧，欺世盗名。我曾在反动国民党部里做过伪委员，在反动报馆里做主笔做编辑，在银行里作经理，在与官僚资产阶级有关的经济研究所做研究部长，在投机市场里掀风作浪，在著作中为反动阶级服务，为资产阶级服务，以及从小学教师爬到大学教授，一切一切，直接间接，都是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剥削劳动人民血汗，过着投机取巧的日子，本质是反动的。
+
+　　通过这些思想批判，我不仅认识到24年前关于党、团关系这段历史，更认识了解放以来乐于叙述这段前后不到一年的丑史，存在着冒充革命的投机思想。
+
+## 四、检查主导思想
+
+　　这次思想改造学习，确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由同志同学们启发帮助，把我过去的思想作风行为作了次初步全面检查，看到我的丑恶面目。就是不论幼年时读书，以后工作上、著述上、生活上都充满了投机取巧、欺世盗名、不正规往上爬的思想意识。并有“江湖式或流氓式作风”，属于极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思想范畴，要求从头学习，重新做人，否则不为新社会需要，不配做人民教师。
+
+　　（此系根据张一凡的思想改造总结压缩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2.txt b/CCRD/3/7/3/0001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4885da6cdf7aa4e393762385a0be45756ec728
--- /dev/null
+++ b/CCRD/3/7/3/000162.txt
@@ -0,0 +1,25 @@
+# 青年团中央三中全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冯文彬同志错误的决议（胡耀邦、蒋南翔、李昌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
+## 中央批示：
+
+　　兹将胡耀邦、蒋南翔、李昌三同志关于青年团三中全会的报告及其关于冯文彬的决议发给你们。另有青年团三中全会关于当前工作问题的决议已公开在报纸上发表。当中央批准这些决议。胡、蒋、李的报告和关于冯文彬的决议可在党内刊物上登载，但不要公开发表。
+
+　　一、此次团的三中全会，到中央委员三十人，候补委员八人，列席干部四十一人，从八月二十五日起，开了十天，通过了团的当前工作决议，批判了冯文彬同志的错误和改进了团中央书记处。此次会议准备仓促，开始大家有一些意见，但由于主席两次亲自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团的工作，少奇同志四个钟头的政治报告，再加主席和少奇同志分别数次召见我们谈话，不但使大家从思想上弄楚了许多问题，而且对主席和少奇同志的亲切教诲，深受感动。会议结束时，大家情绪很高，并表示要把工作做得更好。
+
+　　二、根据主席和少奇同志的几次指示，以及伯远达同志帮助决议的大力修改，在此次团的工作决议中，特别强调了“学习”，明确地规定要引导广大青年为建设祖国而努力工作和学习，并原则地规定了当前五项中心工作。关于学习和工作相结合的问题，的确比较复杂，决议上不可能写得太详细，除我们另组织一些文章解释外，还须请求各级党委向团委干部讲解清楚。
+
+　　三、主席对我们出的第一个题目——党委应如何领导青年团？大家认真讨论过，准备明年正月综合各地意见，向主席作书面报告。在讨论中，各地团委对党委的坚强领导，一致表示满意。个别地方还希望党委能经常给团委以具体工作上的指示，并定期检查团的工作。
+
+　　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巩固团服从党的领导问题，一致同意必须执行下列几条：（1）要经常地认真地研究党的方针政策。（2）要绝对服从党委的整个工作部署和接受党交给团的具体任务。（3）要根据党委所定的中心任务，提出团的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4）上级团委要经常监督下级团委切实贯彻党委的指示。
+
+　　四、主席出的第二个题目——青年团应如何工作？大家展开了极其热烈的讨论。经过主席的几次提示和少奇同志四个钟头谈话的启发，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我们体会各级团委进行工作，必须遵守以下三条：（1）不要过分强调团的系统领导，而要切实地尊重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上级团委必须顾及各地的全面情况，切不可对下级团委乱发生硬的指示。各级团委要多用从下而上的总结经验的办法，来帮助下级团委开展工作。（2）政治上工作上要有积极性、主动性。不懂的东西要大胆地向党委请示。发觉某些党的组织或政府某个部门工作有缺点、错误时，要大胆向党委反映，但不可向党闹独立性，搞先锋主义。（3）每个干部要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要以切实的工作成绩来体现助手作用。各级团委必须警惕轰轰烈烈、空空洞洞的形式主义倾向，注意防止干部中的华而不实，骄傲自大等倾向，以上几条是根本原则，便更具体的方法仍未完成解决，我们拟于明年一月由各大区域、省（市）团委写出成文的意见，加以综合研究，最后交中央审查决定。
+
+　　五、根据大致的推算，全国十五岁到二十五岁的青年有一亿左右，现在全国团员约有六百二十八万。经过土改、三反、五反等伟大群众运动，青年中又涌现了大批积极分子。从需要和可能出发，拟到明年底止，再发展四百五十万（军队与中央直属机关不计），计华东一百五十万，华北七十万，中南九十万，东北五十万，西北二十万，西南七十万。这个数字是否合乎各级党委的打算，还须请各地委加以审查。为了防止发展中产生偏差，我们又规定了从现在到明年三月为第一期（具体的计划和步骤，各地自订上报），届时作一通盘检查，然后再具体布置第二期的发展工作。
+
+　　六、团的干部现有六万多。根据主席指示的增加新鲜血液、定期“毕业”，同时要保留一定骨干以资熟手的精神，全会确定采取如下方针，即：积极培养、大胆提拔，保持编制经常满员，有计划地向党输送。最近期内团中央可向党委输送一些干部，各地省（市）以上团委，也可抽出某些同志去作旁的工作。但县、区以下的干部，缺额和流动性较大，需要在党委领导下，适当加以解决；个别地区团委书记人选，如有困难，盼党委能从党的干部中挑选年轻有为的同志充任。
+
+　　根据主席关于集中各大区书记到团中央工作的指示（同时仍兼各该地团委书记），全会改进了团中央书记处，选出了胡耀邦、廖承志、蒋南翔、李昌、荣高棠、宋一平、刘道生、罗毅、许世平为正式书记，区棠亮、杨文、杨述、章泽、胡克实为候补书记。总政青年部长王宗槐、西南团委副书记康乃尔，不是中共委员，没有选。各大区团委书记将分别于九、十、十一月到团中央工作，请各大区党委早日选好代理书记。
+
+　　七、全会以对党对人民和对全国严肃的负责态度，批判了冯文彬同志的错误。文彬同志的主要错误是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不老实，常说假话，用家长制的恶劣办法对待干部，在男女关系上缺乏共产主义道德。他既不好好研究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又不倾听同志意见，不真实地向中央反映情况，以致三年来他所主持的几件重要工作，都犯了原则性的偏差。全会一致通过：撤销了他的书记职务。文彬同志在会上的检讨是不是深刻的。但在中央教育下，他自己表示愿意去下层工作，改正错误，大家对他的这种表示寄以热忱的希望。
+
+　　八、全会闭会后，团中央书记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除确定十四位书记的分工外，议定了最近三个月以贯彻全会决议为中心的工作计划（另报），并定于十二月以后集中全力进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3.txt b/CCRD/3/7/3/0001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9d0dad316ffa589ed55a92f422c21479a1a869
--- /dev/null
+++ b/CCRD/3/7/3/000163.txt
@@ -0,0 +1,43 @@
+# 王起：批判我的反动思想
+
+　　<中山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主任、王起>
+
+## 一　清算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
+
+　　解放前我长期在反动政府下面工作，抗日战争期间更一步深一步地陷入反动派的泥坑，有三个时期直接成了反动派的工具。
+
+　　第一个时期是1938年的上半年，当时抗日战争初起，我从江苏松江回浙江永嘉，初在永嘉县抗敌后援会工作，后又兼任国民党反动派永嘉县党部秘书，总计我前后在国民党反动派永嘉县党部工作了4个月，从此额颅上打上了反动派的烙印，使他们以后更放心地利用我作他们忠实的工具。
+
+　　第二个时期是1939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在金华成立伪“国民出版社”，我担任该社编审，编了六册战时初中国文讲义，里面选了好几篇蒋匪的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对当时东南无数青年，在思想上进行毒害。到1940年2月又兼任伪“东南日报”评论撰述委员，每月替它写国内时事讲座一篇，社论二篇。直接间接对东南无数人民散播谣言，在他们思想上进行麻痹与毒害，我自己则完全成了蒋匪的工具。当时蒋匪嫡系的反动头子顾祝同担任伪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他属下的部队一遇敌人便不战而溃，伪“东南日报”专门替他造假胜利的消息，我曾根据这些假消息替伪“东南日报”写社论及国内时事讲座，实际即是替反动派对广大人民进行欺骗。我自己在整整二年中也更深一步的陷入反动派的泥坑。
+
+　　第三个时期是1942年8月起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担任训导主任。我从1941年8月到浙大龙泉分校任教，直接为反动派执行反民主、反人民的教育政策。当时我一方面拿冯友兰的“新世训”作课本，麻痹青年的思想；一方面强调美国在太平洋上海空军的力量必能战胜日本，使许多青年看不清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一心躲在山沟里死读书，坐待美国出兵替我们收复失地；严格地说，也即是替美帝国主义奴化中国青年，作了一部份思想准备的工作。1943年3月，浙大分校文学院二年级学生不肯考哲学讲师的课，跟教务主任闹起来。在学校行政会议上，我支持教务主任的意见，开除了6个学生。当时该讲师教课非常不负责任，学生不肯考是完全有理由的，我这样的作法更是直接帮助反动派来迫害青年学生。在浙大分校我作了9个月的训导主任，我直接站在反动派方面管制学生；我自己在反动派的泥坑里也愈陷愈深。
+
+　　我于大革命前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大革命期间与两位同乡同学在永嘉瓯海中学教书。他们在当时思想比较进步，我也受了他们的影响。蒋介石叛变革命，他们逃亡上海，我在永嘉被捕。我现在回忆当时的思想跟行动是多少有一点革命的倾向的。为什么后来会一步步走上反动的道路呢？这首先是由于我阶级出身的关系，我出身地主阶级的大家庭，从小在私塾读书就希望将来能显亲扬名，维持这个封建家庭的反动统治地位。当我在永嘉被捕时，比我早几天被捕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员蔡雄在一个半夜里给反动派抓出去杀害，我听到了枪声，一夜睡不着，心想：“这次我如出狱，决定一心读书，再也不参加这些政治活动了。”我这种贪生怕死、完全为个人名位打算的思想，使我在刚刚有了一点革命倾向的时候，即从革命阵线上退却下来，这实在是非常可耻的。后来被蒋志英迫害，逃亡到金华、绍兴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感到一种委屈，觉得自己大学毕业了10年，还不能在社会上挣得一个较“好”的地位，因此连蒋志英这些混账东西都要把我踩在脚下。所以当我从绍兴回来在处州中学教了1年书时，CC走狗胡健中要我到金华去，我便答应了他。在浙大龙泉分校时本想一心教书，同时整理旧稿。由于我当时名义上是个讲师，在许多教授、副教授面前不免有点自卑。分校主任郑晓沧是我东南大学时代老师，也想在工作上巴结他，便利自己将来的升等；因此当他要我担任训导主任时，我又答应了他。就这样，这种从封建剥削阶级带来的名位思想，把我一步步的推到反动派的泥坑里去。可是这种封建剥削阶级名位思想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地主剥削了农民的血汗来培养他的儿子，希望他的儿子在有了名位之后，可以继续压迫农民、剥削农民，来维持他一家一族的繁荣。这种思想的本质是极端自私自利的，因而也是极端反动的。有了这种反动思想，那我过去的一步步走向反动道路是毫不足怪的。
+
+　　其次是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影响。我在永嘉被捕出狱时对国民党反动派有着相当大的憎恨。大学毕业后，本想专心教书，一面研究中国戏曲。后来为什么又会一步步陷入反动派的泥坑呢？这除受了我的反动阶级的本质所限制之外，是思想上受国民党反动派的蒙蔽。我大学毕业后在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几个中学里教书，当时自以为不问政治，事实上是替国民党反动派服务，因此思想上也不断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抵杭日本，后来蒋介石又在庐山发表“最后关头”谈话，我当时思想上受反动派蒙蔽已深，不知道这是全国人民迫使蒋介石起来抗战，反以为这是蒋介石领导全国人民抵抗日本；因此在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一直是盲目拥护的。到了抗战后期，国民党内部愈来愈腐败，重庆反动政权已成了美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我自己在反动派统治之下，慢慢的也有了依赖美帝国主义的思想。因此在抗战胜利之后，我竟亲自去领它的救济物资，完全丧失了民族立场。这是受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使我看不到广大人民的力量，祖国前途的光明，当祖国无数青年，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纷纷走向革命的时候，我自己却几乎走上洋奴的道路。因此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如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认清世界和平民主阵线和侵略阵线这两大阵容的本质与形势，而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来看问题，那必然要受反动派的蒙蔽，走上反动的道路的。
+
+　　我大革命期间虽一度跟共产党人接近，但对苏联、对共产党，一向没有正确的认识。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跟纳粹德国一度缔结互不侵犯条约，我当时不了解这是苏联外交政策的成功，把帝国主义侵略苏联的战争转化为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反而以为苏联跟纳粹德国妥协，写了一篇“凯撒外传”的杂文在伪“东南日报”副刊发表，恶毒地污蔑苏联。抗日战争胜利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条约，其中关于旅大及中东路的规定，都使我怀疑是苏联“侵略”的意图。对苏联的看法如此错误，连带的以为共产党的主张也是苏联的极权政治，跟中国社会情况不合。我出身地主阶级，又受资产阶级学说的影响，以为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贫富阶级的对立，因此不赞成阶级斗争的主张。不过我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还是赞成国共合作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益发露骨，觉得非国共合作不足以抵抗外来的侵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又觉得非国共合作不能建设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另一方面我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觉得国民党由于长期的专政，腐化已深，只有与共产党合作，让共产党公开活动、才能刺激它的新生。由于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因此我所主张的国共合作是在国民党领导下的国共合作；这样的合作实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当抗战胜利，朱总司令发表一个给蒋介石的电文抗议他的反动措施时，我在温州伪“浙瓯日报”发表了一篇短文“我们不要两个政府”；说不要两个政府，实际上是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府。这说明我当时表面上虽主张国共合作，实际上是反共反人民的。
+
+## 二　解放前后的思想情况
+
+　　抗战胜利，我精神上一度非常兴奋，但蒋介石反动派跟着发动反人民的战争。1945年11月我在龙泉浙大分校和任铭善教授起草“我们当前的要求”，邀请分校同人签名，印发各学校各报社，希望国共双方共同建国。昆明李闻案发生，由于闻一多先生是中国学术界上共同崇敬的人物，又是我在中央大学时的老师，我因此开始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权重新起了憎恨。后来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旧政协，决心发动内战，当时浙大龙泉分校已迁回杭州，1946年6月,浙大全校教职员为了争取合理待遇罢教，并成立代表会，推我作代表起草宣言。我在宣言里强调非停止内战不能改善待遇，这年暑假，我被浙大当局解聘。从这时起我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后来到之江大学任教时，便再没有向国民党反动派的区分部登记。但我在浙大闹罢教，主要还是从个人生活受压迫出发，并非真正对革命有所认识。这年暑假，我在上海看到“新民主主义论”及“中国四大家族”等书，再通过一些进步青年的启发，对中国共产党开始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当时俞寰澄先生在上海发起民主建国会，拿一些印刷品给我，要我在杭州发展组织。后来我的朋友农工民主党浙江方面负责人蔡一鸣在杭州被捕，我又不敢发动。到广州以后，我从香港方面看到更多的进步书刊，我第三个弟弟从东北归来，告诉我东北解放后的进步情况，我这才重新有着对革命的倾向。但当时偶然在课堂里骂国民党反动派，在“人文报”写文章主张严办战犯，现在仔细检查起来，还是赶时髦、出风头的成分居多，并非真正从革命利益出发。广州解放，我的确是兴奋的，因为“七、二三”事件以后，我怕国民党反动派的逮捕，有点提心吊胆，这时才放下了心。
+
+　　广州解放以后，我工作态度是积极的，这是由于我自己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作过好多损害人民利益的事，现在共产党来了，人民政府还是这样对我看重，青年同学还是这样对我爱护，觉得自己非努力工作就对不起青年学生，对不起人民政府，也更对不起共产党。我过去虽然有着各种反动的思想，但总还希望中国有自由、独立、富强、康乐的一天。当大革命期间我们收回九江、汉口租界时，七七事变发生国共联合抗日时，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时，我内心都曾浮起希望，以为中国从此可以得救；可是由于我看不到广大人民的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反动派一面，结果是一次又—次地带来了更大的失望。广州解放之初，我对于共产党是否真正能够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富强、康乐的中国，也还有怀疑，后来看到海南岛解放战争的胜利，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国内各种建设事业的进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各种伟大运动的着着胜利，使我从多次失望之后，重新看到祖国前途的万丈光芒，内心的兴奋，真是我有生命以来所没有过的。我现在虽然是将近50岁的人，但我真还希望看到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实现。我过去的生命已经浪费得太多，今天不能不加倍的努力。
+
+## 三　关于系务及教学的检讨
+
+　　广州解放后，我以中山大学临时校务委员兼中文系主任，我对中国文学没有什么特别造诣，新文艺更没基础，论资历、论学问，都不足以领导中大的中文系。我自己检查，我要搞好中大中文系的动机是有的，但这动机主要还是从个人名位出发，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样，使我对问题的看法，不从本系实际情况出发，积极创造条件，而只主观地、片面地看到人家一点长处便想硬搬了来。去年我主张在系里成立现代文学教研组，这是从武汉大学搬来的，又主张在国文与写作教研组里试行写作观摩、这是从复旦大学搬来的。看到清华大学中文系的教学总结，觉得中大中文系最好也有这么一个总结，分寄各校，才显得我们不落后。为了使中大中文系在广州高等学校中文系里能起领导的作用，我又发起召开广州高等学校中文系系际座谈会。虽然我有时出发点好像是为搞好系里的教学，但仔细检查起来，还是为我个人名位的地方居多。在系的领导上有着这种思想，其结果是必然的要趋向于形式主义、走过场、眼睛看外不看内。许多系里工作，如课程改革，如教学研究组织，表面好像作了一点，实际收不到应有的效果。更严重的是造成我一种忙忙碌碌的官僚主义作风，有好多时间忙于跟外面人开会、写信、打电话，对系里的教学情况却很少了解，对同学的学习情况也关心不够。造成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系里好几位先生都曾向我提过意见，要我少到外面开会，可是由于我那鹜外作风已严重到有了瘾头，每次接到外面开会的通知便脚底发痒，好像非去一趟不过瘾似的。就由于我这种鹜外作风，使系的领导上失去了重心，严重影响到教学的改进与全系师生的团结。
+
+　　中大中文系原有教师都是搞旧文学的，解放后大学一年级的国文停开，有些教师没有功课好分配，而部份新课程又找不到人教。我初任系务时，以为要办好中文系，必须添聘新文艺的教师，要添聘新教师，对于少数教学成绩比较差的教师不得不去；因此对于系里部份旧教授，不能好好的争取、团结，在原有基础上帮助他们逐步提高，同时也影响全系教师的团结。这一方面是由我对教育部维持现状稳步前进的改造旧大学政策认识不够；一方面是由于我当时有着急功好名的思想，不能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考虑问题。前次叶主席召集我们开座谈会，说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在现有学术基础上，真正结合实际，可以创造许多东西。中大中文系的团结不好，进步不快，使人民教育事业受了很大的损失，主要责任是应该由我负担的。
+
+　　其次，我没有能够为集体的利益，放弃个人一切顾虑，坚持原则。当同事之间对问题发生意见时，不是掌握批评的武器，争取进一步的团结，而只是和事老式的去彼此调停。同事对我有意见，我不是跟他好好商量讨论，而只是很庸俗的去看他一次，解释一番，希望他解除误会。这样，使中文系的批评风气不能展开，团结问题也一直不得解决。我这种从封建大家庭带来的温情主义作风，也是阻碍着系务的发展的。
+
+　　我在系务领导上还有着封建剥削阶级家长式的作风，在对助教的工作分配上这点尤其显著。有时只顾把一件件的工作交代下去，没有顾到助教的工作时间、工作能力，使助教在工作上陷于被动，不能发挥积极性、创造性，真正在师生之间起桥梁的作用。
+
+　　总之，我在系务领导上，还是站在原有的阶级立场，从个人出发看问题，没有真正依靠群众。同时，对问题的处理，没有根据实际情况，提高到政策水平上，跟大家仔细研究讨论，取得思想的一致来进行，这样就是放弃了系的思想领导，其结果是必然的要陷于事务主义、官僚主义。更坏的是有些问题往往事先准备一套自以为是的办法，当人家提出不同的意见时，不能平心静气考虑，反而表现不耐烦的态度，使同事不敢多提意见，发挥集体的力量，搞好系务，改进教学。
+
+　　急功好名的思想在教学上的表现是好高鹜远、不务实际。有时对同学的要求过高、责备过刻，而不知从本身改进教学方面着想。去年5月间就有同学向我提意见，要我多多鼓励同学，勿一味打击，使程度不好的同学丧失学习信心。我当时表示接受，可是下半年我担任三年级理论文习作课时，不但没有改变我的坏作风，反而变本加厉，说三年级全班同学的写作水平没有一个可以达到应有的标准。使三年级同学在2个多月的理论文习作课里，一点得不到好处。所以有同学说：“对王主任提意见没有用处；”说我“虚心接受，坚决不改。”我初听到时心里还有点不服气，现在事实摆在面前，使我不能不低头承认。我自己检讨，我的坚决不改，是由于我对同学同事的意见根本没有接受。这一方面是我的名位思想太重，急于表现成绩；一方面是我解放后担任过一些群众工作，自以为进步，背上了一个自高自大的进步包袱，因此什么新的进步的思想，群众正确的意见，都被它阻塞住，不能真正接受。
+
+　　我教学上另一个错误思想，是拿新的形式来掩饰旧的内容。如讲理论文，口里说是“要把实际问题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水平来看，进一步根据这些理论来指导我们的革命行动。”实际上只是把许多理论文章分段拆开来给同学看。说怎样提问题、怎样分析问题、怎样总结问题，实际上即是怎样写序论、分论、结论，怎样起、承、转、合，完全是旧的形式主义的一套。对同学写作的指导，没有注意到怎样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没有注意到理论是否切合实际，而只在修辞、结构方面提点意见。严格的说，还是我十几年前在中学里教学生的那一套。在其他课程里也偶然喜欢引一点封建时代的作品来说明，或者拿它跟新的文艺作品来比拟。有时口里工农兵，心里还是诗词曲。
+
+　　来源：摘自1952年9月9日“南方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4.txt b/CCRD/3/7/3/0001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92593c412553fb18fc35131df1a597c5455a72
--- /dev/null
+++ b/CCRD/3/7/3/000164.txt
@@ -0,0 +1,35 @@
+# 粟寄沧：揭露和批判我的名利思想
+
+　　<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粟寄沧>
+
+　　我出身于地主家庭，祖父以经营银匠业及放高利贷起家，锱铢必较，爱财如命。父亲继承祖业，坐享其成，而热衷功名。他在前清时期，曾屡试不第，引为一生憾事。因此，他对我期望甚殷，常以“扬名显亲”之类的“庭训”来勉励我。他常说：一个人只要读好书，成了名，就一切都有办法。他对于乡党邻里中有功名地位的人十分崇敬，常常把这些人的显赫历史讲给我听，目的是希望我有一天也能够“出人头地”、“一举成名天下知”。我耳濡目染，从小就种下了名利思想的根源。
+
+　　我在小学中学的时候，就爱突出，爱表现，爱唱前台戏；例如开会当主席，充代表，夸夸其谈，旁若无人。在团体中总想做领导人物，而不愿担任技术性的事务工作。我常以“宁为鸡口，勿为牛后”为大丈夫立身处世应有的气概。我最看不起那些随声附和的跑龙套的人。在学校中每试必争头二名，而把三名以下的人都看成不堪造就的庸才。我的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是从小就很突出的。
+
+　　到了大学的时候，我的理想目标，是做专家、学者、名教授。我对于那些大名鼎鼎到处受人欢迎的名流学者，十分崇敬，十分羡慕。我以为他们的天下，完全是仗着一管笔和一张嘴打出来的。一个人只要能讲会写，就可以名利双收，富贵立致/至。因之，我为了锻炼自己的演讲才能，曾经买了不少的“演说术”之类的书来看；遇有名人演讲，必按时到场，细心揣摹他们演讲的声调、姿势和吐词造句，甚至于留意他们的细微的表情。我为了成名，又常常写文章投寄各报章杂志，最初但求能够发表，不计稿酬。等到文章有了销路以后，就要同编辑人讲价钱；首先要求把自己的文章刊登首篇，或开专栏，或加花边，以示突出。而稿酬务求从优。有时甚至于不惜一稿两投，以图名利双收。我又知道要做专家学者，单靠写一些零篇散文，是不成功的，必须要出专书，册数越多越好；本头越大越好。创作不出，编的译的也行。过去20年来，我就在这种动机的驱使下，先后出版了10本书之多，人家恭维我“著作等身”，我竟洋洋得意，也不反省一下，这些著作是否成熟，是否于人民有利。我坦白地说，以往著作的动机，十之八九是为了赶时髦，争地位，出风头。虽然这些著作也曾介绍了一些进步的理论，对反动政府的某些措施，虽然也有所批评，但它们的进步性是很少的，有些著作毋宁说是替反动政府尽了划策的作用。例如1934年我出版“新经济学方法论”一书，以期先人一着，崭露头角。1940年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税制改革，积极推行直接税，我就写了一本“中国租税制度及其改革”，把直接税的理论大吹一番，目的显在迎合时流，见重于世。从革命的观点上看，最不可容忍的是我在抗战期间所写的“战时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和”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两书，鼓吹了专卖制度、田赋征实，宣扬了平均地权理论和“一次革命”“和平革命”等反动理论，替当时的反动统治阶级服了务。
+
+　　解放前，我不断在各大学教书，喜欢多兼课，上大班，学校越多越好，学生多多益善，但求能提高自己的名誉地位，而不问同学是否真能受到我的教益。我在教书时，又喜欢在校外兼差，如专员、顾问之类，衔头愈多，愈可以表示我人缘好，吃得开，更可以藉此增加一些额外的收入，至于同学的学业是否会因此而受到损失，我是不加考虑的。
+
+　　在“九一八”前后，我读的那个大学——国立北平大学法学院，是一所比较进步的学校，有些进步的教授，我也曾学习了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并且曾经写了一些自认为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书（如“新经济学方法论”、“世界危机的分析”等），我之所以至今还背有一个进步包袱者，也就是为此。然而实际情形是怎样呢？我在学习这些革命理论时，既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也没有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具体地说，我既不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来批判自己的错误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不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来射中国革命之“的”。我只是为研究而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不，我甚至于把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来作为表示自己进步的装饰品，作为个人成名的手段。我就是这样以极端庸俗的态度来对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我有什么进步可言呢？
+
+　　我过去不但热衷于“名”，而且对于“利”也时时未能忘怀。贪利心表现得最突出的，是在抗战期间。那时，在反动政府统治之下，通货膨胀，物价高涨，公教人员生活至为清苦。我那时虽有教授之“名”，但“名”这东西是既吃不饱，又穿不暖的。于是我另想找出路。什么路子最好呢？银行界。因为那时无论公司银行，靠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无不利市百倍，大发其国难财，职工待遇，至为优厚。我为银行界的待遇所诱惑，终于通过了两个官僚的关系，先后钻进了广西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而且由于我是一个薄有虚名的大学教授，所以一进去就得到了比较高级的位置（专员、主任、副经理、分行经理）。从此包车有得坐了，洋房有得住了，年终期尾有奖金，生活也就逐渐铺张浪费起来。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使我加深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我学会了跳舞，玩过女人，经常雇用广东厨子，爱买美国日用品，甚至附庸风雅，玩古董字画，对人喜欢讲排场、讲手腕。我当时也想发财。我以为一个人有了钱就有了政治资本，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可以办报纸、办杂志，开书店，藉以造成自己的地位。总之，在这个时期，我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了。这种思想，一直到解放以后还有相当大的影响。
+
+　　1946年我进中国农民银行北京分行做副经理，我虽有副理之名，但行里的事，由经理一人大权独揽，我只是伴食而已。然而我又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很强的人，我既不得志于银行，便想向行外发展。我乐得拿银行的钱，做自己的事。我尽量在各大学兼课，并主编“经济导报”半月刊。经常著文批评反动政府的财经措施。我为了保持自己在银行的“优缺”不被挤掉，甚至不惜向当时在北京做伪行营主任的李匪宗仁拉关系。我曾经活动到了伪行营参议的“头衔”，又曾请李匪到行里吃饭，同时请北京各银行经理作陪，我的目的是一方面想使李匪知道我在金融界吃得开，另方面是想使农民银行经理知道我有后台，不敢随便拿我来开刀。这些思想实在丑恶之至。
+
+　　1948年春，李匪宗仁，往南京参加伪副总统竞“选”。临行之前，我曾见他一次，他表示很想请一两位大学教授同去，替他写几篇竞选的演讲稿，并希望我能同去。我当时心想：第一，李若能竞选成功，则水涨船高，我就此可以往上爬；第二，李匪过去对我的留学经费曾有所帮助，现在他要我帮忙竞选，情不可却。我在这种名利思想和封建奴才思想的驱使下，终于向银行和学校请了一个月的假，南下参加李匪的竞选工作，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污点！我在南京一个月中，曾替李匪写过两篇讲稿，内容都是宣扬李匪如何主张和平建设、革新政治、实行民生主义、改善人民生活，希望大家支持等语。当1948年春季以后，人民革命的力量已迅速发展，国民党反动政权已摇摇欲坠，而我为了个人的名利，竟不辨是非，参加、协助了李匪的竞选，直接做了反动军阀的帮凶，亦即直接与人民为敌，这是一种违反人民意志、危害革命利益的反动行为，我今天必须在人民的面前真诚地认罪。
+
+　　1948年秋，国民党反动政府实行币制改革，以金圆券代替法币，企图藉此挽救其财经总崩溃的危机。我针对此事，曾在国立清华大学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从法币的崩溃看金圆券的前途”。在这次演讲中，我批评了反动政府的财经政策，把豪门资本“挖苦”了一顿，最后并判定在错误的财经政策之下，改革币制，无异换汤不换药。如果说法币的崩溃须要经历了十年的岁月，则金圆券的崩溃可能不须要十个月。我这次演讲，触怒了反动统治阶级，不久伪财部即下令中国农民银行要查办我。我因此离开了银行，离开了北京，回到了我的家乡——桂林。
+
+　　同年冬，我应西大之聘，担任经济系教授，我第二次来西大教书，距离第一次已十有一年。我以为桂林是边区，西大又是二三流的大学，在这里教一辈子书，也不会出名的。因此，我常想往外跑，为了便于自己的“可进可退”、“合则留，不合则去”，我一直没有搬进学校里住。我对学校的一切事情，完全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别人做得好的，随便赞扬几句；对别人做得不好的，就背后发几句牢骚，却从不作正面的积极的建议，好像西大是别人办的，自己只是“作客”。自己既以“客人”自居，自然不便对别人的事多过问了——这就是我在西大的作客思想和雇佣观点。这种作客思想和雇佣观点，对同学，对整个西大的进步，都是非常有害的。
+
+　　1949年冬，桂林解放。1950年春，桂林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开幕，我被聘为特邀代表，觉得很有面子。二届代表会议时，我没有做代表，心里就觉得不舒服。三届会议时又被聘为代表，我的情绪亦随之好转。从我这种情绪的波动，可以看出我在解放以后，依然看重个人的名利得失，我把新政权下的人民代表看成和过去伪政权下的代表官员一样，只是个人猎取名位的阶梯，而忘记了今天人民所要求的是什么，人民代表的责任又是什么！
+
+　　1950年我曾经向西大的民盟负责人表示愿意入盟。他们的答复是整理组织，暂不吸收新盟员。我当时心里很气，骂他们包办组织，只许自己进步，不许别人进步。这件事也足以说明我的自高自大和主观主义是很严重的。
+
+　　1950年冬，我到华北革大学习。我争取到革大学习的动机，最初并不是为了要改造思想，我觉得思想改造是专对那些有政治问题的人说的。我去革大，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了“深造”，即是说，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从而使自己将来教书更吃香，组织对我更信任。我是处处从个人的名誉地位来看问题的。
+
+　　1951年底我由革大回校，小住两周，即赶往合浦县参加土地改革。我参加土地改革的动机，现在检查起来，是不够纯正的，因为我还夹杂了一些个人的打算：第一，我觉得我刚从革大学习回来，如果不去参加土地改革，也许别人会说我怕吃苦，言行不能一致。第二，在土地改革中我可以做一些经济调查工作，藉以充实将来我教书和写作的材料。
+
+　　根据以上的检查，我深深感觉到我的名利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实已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坏思想，在解放前驱使我做了官僚资产阶级的走卒，反动军阀的帮凶；在解放后，又使我犯了许多的错误：第一，使我自外于人民，产生了“太阳出来了，但光明不是我的”的消极情绪，把自己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第二，使我处处从个人的得失出发，因而怀疑组织不信任我，以致不能主动地靠拢组织。第三，使我产生了消极旁观的作客思想，从而在工作上不能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第四，我时时怀疑别人在打击我，排挤我，从而我对别人也就存在着狭隘的报复心理和宗派情绪。总之，我的名利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不仅腐蚀了自己，也危害了人民。如不及早加以改造，则其结果，必然使我陷于怀疑领导、脱离群众、消极悲观，以致闹宗派、影响团结，造成种种严重的错误。因之，在今天检查思想，我必须把这些害己害人的坏思想坏作风尽量揭露出来，加以批判，并决心加以改造，加以肃清，使我能够站进人民队伍中来，做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
+
+　　来源：摘自1952年9月10日“广西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5.txt b/CCRD/3/7/3/0001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03f86101eae9337ae6a22beb822ca0603c4c8
--- /dev/null
+++ b/CCRD/3/7/3/000165.txt
@@ -0,0 +1,29 @@
+# 从检查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中批判我的旧法观点
+
+　　<上海市人民法院院长、韩述之>
+
+　　上海市人民法院成立以来，在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做了许多工作，获得了一定成绩，并且积累了若干经验；但在伟大的三反运动和最近检查工作中，揭露了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中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存在，是和我的官僚主义的领导以及我思想上旧法观点的影响分不开的。三年来，我没有能很好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尽到应有的职责；相反的，由于我的错误，使上海市人民法院未能充分发挥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作用，因而损害了人民民主事业的利益，这是非常痛心的。
+
+　　上海市人民法院在三反运动中揭发检查出来的问题是很严重的。在上海市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员中，有不少犯有贪赃枉法、敲诈勒索、包揽词讼、招摇撞骗、卖放罪犯、勾结黑律师贪污等错误；甚至有的竟发展到调戏、诱奸女当事人和反革命分子家属，有的竟盗卖烧毁案卷或长期拿不法资本家的津贴为其服务。更多的是，在处理各项案件中，存在着严重的旧法观点和旧法作风:他们立场模糊，甚至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对人民的敌人毫无仇恨，认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处死刑是‘倒霉’、是‘不幸’，在调查证实了罪犯的反革命罪行以后反‘感到苦闷’，对反革命分子‘大生怜悯’；对被指控或在办案中发现的反革命分子，经常不闻不问，故意放纵；而对于劳动人民，却是鄙视、敌视、见了劳动人民就‘眉头深锁’，往往轻罪重罚，或错判冤判。他们支持封建制度，贱视妇女，对妇女被虐待自杀说是‘死者思想顽固，出此下策’；对自由恋爱的男女横加压迫，判男方以诱奸罪刑，女方交封建家长‘带回管束’。他们还散播极其荒谬言论，说什么‘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他们对违反国防建设合同的行为，竟可以当作债务处理，说什么国家在‘私权关系上并不特殊’；工人、妇女群众团体对有关工人和妇女的案件提出建议，即认为‘有失当事人间的平等’和‘干涉了审判的独立’。至于旧法作风，如:坐堂问供、主观臆断，死啃伪法的繁琐程序、刁难群众、滥施权力、作福作威，玩弄司法八股、舞文弄墨等情形，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人员中，更是普遍严重、情形恶劣。
+
+　　为什么这样严重的情况，能在上海市人民法院长期地存在呢?很明显的，主要是由于我在工作中，没有真正地体会和牢固地掌握党和毛主席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方针，没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彻底改造人民司法机关。作为上海市人民法院的主要领导人，我是应负主要责任的。上海市曾经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长期统治奴役中国人民的重心，腐朽的旧法观点、旧法作风是影响很深的；这里，又是中国工人阶级与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党和人民分配我在这个地方担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作，就应该不骄不躁、虚心冷静地认识这一客观情况，认真地研究毛主席和中央的各种政策，按照党的原则和人民的需要，坚决地和人民敌人长期反动统治所遗留下来的各种旧法观点、旧法作风的影响作斗争，来保卫人民的利益，使上海市人民法院真正成为‘镇压反动、保护人民’的有力武器。但是，检查我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几年来的工作，却放松了乃至放弃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党的原则，听任和容忍了反动的旧法观点、旧法作风到处氾滥；对于这些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不但没有进行坚决的斗争，甚至未曾引起必要的警惕；这就充分说明了我的党性不强和对于人民民主事业还缺乏高度的热忱与责任心。
+
+　　我在工作中错误的产生，主要是我阶级觉悟不高，对人民民主专政的重大意义认识不够，在思想上存有旧法观点，因此不可能彻底划清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在严重的思想斗争面前，立场不稳。这样，就在基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犯了错误。
+
+　　首先，我对人民民主专政的认识是不够的。对敌人专政和对人民内部民主，是人民司法工作所应具体执行的任务。但我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却是敌我不分的；在镇压反革命以前，对‘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作了片面的了解，造成了严重的‘重罪轻判’的偏向。毛主席明确地指示我们；对待反革命分子，人民政府‘也对他们作宣传教育工作’，但这‘和我们对于革命人民的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论’的。这是人民的法律特点，与资产阶级‘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欺骗有原则的区别。但我们却错误地把人民内都用以教育改造自己的方式，笼统地不分敌我地作为一般刑罚方针。这就模糊了阶级界限，造成敌我不分的恶果。这个错误虽在一九五○年初有过初步的批判，但由于没有从本质上揭发反动的旧法观点，并未能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以致在以后处理案件中仍然有很多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敌我不分的错误。
+
+　　其次，是我对国民党反动法制，具有错误的认识，将反动的法律和它的司法制度割裂了开来。我口头上虽说，反动的法律及其司法制度是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必须加以反对。但在碰到具体问题时，却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我往往不是从组织上、制度上对这种反动的东西加以根本的否定，而在实际上却是改良地加以接受了。上海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心，所谓‘法院’，曾长期为帝国主义所直接掌握，国民党反动派为适应其帝国主义主子和自身的需要，曾不惜工本，使其具有规模，上海的伪司法机关可说是反动统治‘精巧复杂’的工具中最为完备的一个。我们接管了这样的伪司法机关的庞大机构，就不应仅仅满足于接管，而必须进一步把它根本打碎。但是，在实际上，我们仅仅是像在水里投了一块石头，引起了一些波澜，并没有给以彻底打碎。而我们却错误地认为这样就算反动的法院已被摧毁了，反动的法律已被废除了，而旧的司法制度，只要加以适当的改良，就可以应用了。因此，从收案到分案，从簿册用纸到收发送达直至执行，差不多都基本上是采取了旧的一套；而审判与执行的割裂，更显然是因袭了旧的腐朽的制度。由于反动司法制度的保留，就使人民法院基本上保存了旧的衙门形式，助长了‘推事作风’，使案件经过判决仍然得不到结果，判决成了敷衍群众的东西。在工作关系上则相互脱节、上下脱节，使旧法观点、旧法作风有了继续存在的‘温床’。
+
+　　再次，由于旧的工作制度的保存，伴随而来的是旧法作风的严重存在。表现得最明显的是法院成立初期颁布的‘办理民刑案件暂行办法’，这主要是我主持讨论的，整个精神就是改良的，不是革命的。不仅满纸充满了‘法言法语’，而且还袭用了不少旧法中束缚人民和脱离群众的旧司法程序，如‘判决得不经辩论为止’；‘当事人经通知或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者，得强制到案或迳予拘提’；‘撤回起诉者，不得再行起诉或控告’等等，实际上是扶植了坐堂问案、推出了事、为所欲为等等脱离群众的作风。我们强调了小组评议，但对拘提、交保、羁押等重要问题，却没有规定具体的控制；这说明了我在思想上对人权的不够重视，没有完全除去‘推事’有权独立决定问题的影响；因而助长了办案人员的作威作福。更错误的，是采用了所谓‘审核旧判’办法，对伪判‘非显失公平者’不予重审；一方面模糊了新旧法律的界限，另方面又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无怪有人敢公开宣称‘伪判具有确定判决的效力’了。我对工作中极为流行的司法八股，竟认为是‘无关宏旨’的问题，我认为‘只要判决不错，判决书只是一个形式’，这样就使旧法作风成为合法的宝贝，善玩司法八股的人以此自负，新参加的工作人员则竞相学习。这些事例，都说明我严重地缺乏群众观点，根本不懂得人民司法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我们虽然也一再提倡过巡回审判、集体审判、就地审判等适合于人民司法工作的审判方式，但在旧法观点旧法作风的影响之下，就变为有名无实了，这也就是上海市人民法院的旧衙门作风十分严重并使旧法观点得以滋长的原因。
+
+　　从上面的检查，说明了我对新旧法律的原则界限是并没有真正划清的。我对于反动的法律，并不是如中央所指示的‘以蔑视的精神给以经常的批判’。我完全不认识反动的法律思想的腐蚀作用；我们陶醉于整个革命的胜利形势，忘记了毛主席的谆谆告诫，认为‘政权已被人民掌握’，在思想上完全失去了警惕，竟至放弃了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事实上，由于旧制度的保留和大批旧人员的留用，反动法律思想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实际上到处弥漫，旧法观点和作风顽强地、或明或暗地存在着，甚至使一些老干部也在思想上受到侵蚀作了俘虏，个别还有蜕化变质的；新参加工作人员，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工人、店员、妇女，有的学过旧法，有的虽未学过，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影响亦竞相仿效。这就是旧法观点在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中所以弥漫的主要原因。
+
+　　为什么我在新旧法律的原则界线这样根本性质的问题上认识不清?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出身知识分子，虽经过党的多年的教育，但长期的在反动统治地区工作，缺乏群众斗争的实际锻炼，群众工作经验极为不够，和劳动人民缺乏实际联系，自己的思想感情没有经过深刻的改造，过去所学的一点革命知识，又都是没有经过实践为自己所切实掌握的东西。解放以后，照理应该迎头赶上，对于毛主席所规定的各种正确政策，应当进行深入的艰苦的学习，但由于自满情绪，又放松了学习。这样，在新的情况下，就不能站稳立场，不能坚决贯彻和掌握毛主席的思想武器来进行工作。此外，由于我会学过旧法，并曾长期的以旧司法工作作为社会职业和当时情况下的革命活动阵地，在党的领导教育下自己虽然有了一些进步，但自己的阶级觉悟仍是不高的，‘免疫性’也是不强的；所以不但未能保护自己，而且‘身在鱼市里，不闻鱼腥臭’，不自觉地依然依恋着旧法。有的同志是因在工作中受旧法思想侵蚀，以致作了俘虏；对我来说，则不是什么外来的侵蚀的问题，而是思想深处存在着旧法律观点。同时，正由于上述出身经历，使我在领导作风上也深深地沾染了腐朽的官僚主义，工作中缺乏创造。要否定旧的，才能创造新的；既不能创造新的，也就不能彻底否定旧的。我在领导工作中不善于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形成墨守成规，在艰巨繁重的工作面前，就终日忙于事务，形成不可容忍的官僚主义。
+
+　　由于旧法观点旧法作风在上海市人民法院严重存在，致三年以来，工作长期处于被动，积案问题不得解决，造成了不少错误判决，使群众利益受到了损害。从这一后果检查起来，我更感沉痛，更感到自己的错误对于人民群众利益的严重危害。
+
+　　伟大三反运动给了我深刻的教育，司法改革运动更使我的觉悟有所提高。经过检查工作和思想批判，使我逐渐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在工作中所犯错误。除了对‘三反’运动中所揭发出来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已作了严肃的认真的处理以外，我们并已根据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决定，在六月初作了初步的组织整顿，将一批不应留在人民司法工作岗位上的、或作其他工作更为适当的人员调出受训或介绍转业；另一方面又抽调了一批经过革命锻炼的干部和‘三反’‘五反’运动中的工人、店员积极分子和妇女干部，经过‘五反’人民法庭的工作考验，转入人民法院工作，并积极筹备区人民法院的建立，使积案能及早着手清理。最近，我们根据中央司法改革的指示精神，又从上到下严格地进行了思想作风的检查，对旧法观点旧法作风作了进一步地批判。
+
+　　三年以来，我在工作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为了弥补我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除在目前的工作基础上，在党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一步作好上海市人民法院的改革工作外，今后更重要的是使人民司法工作密切与群众相结合，搞好清理积案工作，努力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学习，以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肃清旧法思想影响。我一定要努力做一个好的人民司法工作者，为贯彻中央司法改革方针而努力!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9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6.txt b/CCRD/3/7/3/0001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65a155540365000ef732e9ef5b5e25154e0a2d
--- /dev/null
+++ b/CCRD/3/7/3/000166.txt
@@ -0,0 +1,39 @@
+# 中共抚顺市委关于开除万鹏党籍的决定
+
+　　万鹏，又名万海宗，现年44岁，原籍河北省，现籍松江省桦川县人，家庭是大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参加革命前，曾在吴佩孚军阀部队任军需官，在佳木斯地方财务处任雇员，安东警察厅最士及敌伪桦川县公署承审处会计和书记官等。因编造和隐瞒历史，于1938年夏入冀中军政干校抗日学院受训后，同年秋混入党内。后任冀南行政公署政务科股长、太行分区边纵七团营长、参谋长、副团长、师部队务科长、指挥处长等职。1945年来东北后，曾任总司令部副官处长、1946年2月调任佳木斯市副市长、1946年7月调合江省政府工商管理局任副局长、企业局长兼双鸭山煤矿局长、48年2月任工业厅副厅长兼双鸭山煤矿局长。1949年7月调抚顺矿务局任第二副局长及市委委员。万鹏来东北后的数年工作中，对党和人民事业造成许多严重的损失。其主要的严重错误列下：
+
+## 一、万鹏利用职权，公开包庇和资助敌伪残余奸商分子进行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资财，并与之同流合污，腐化堕落。
+
+　　敌伪佳木斯日本帝国主义走狗徐益三，系佳木斯市3个保险公司经理、三江银行董事、福祥当铺、器材工厂、福安鞋店、北满金物商会的老板等，任日寇宪兵队“嘱托”经济特务，依靠勾结敌伪势力和诈骗等卑鄙活动，进行发财和反动政治活动。九三后以银行存款资助蒋匪在佳市的“复兴委员会”作为活动经费。其妻高明远为佳市有名的女烟鬼，万在参加革命前即与之有暧昧关系，万在任佳市副市长第二天即去徐家与徐益三、高明远接上旧关系，对高声声称“四嫂”。继之明来暗去在佳木斯、在沈阳都与高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对枕吸食鸦片。1946年徐益三被佳市群众两次斗争全部财产没收后，万鹏则积极设法扶植徐益三和帮助其投机捣把发横财。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在万鹏任合江省工业厅副厅长兼双鸭山矿务局局长时，万令徐益三给双鸭山矿收购工业器材。前后给徐益三有合江省政府护照、证明和公款东北币22亿3000万元，徐即率领伪三江银行经理李云生、奸商李玉瑞、王昌友、于文得等人在虎林、密山、宝清、东安等地搜买五金器材。半年多给矿山买了20多火车皮器材，其收购、运费均无原始单据，从中暗地搞鬼，数量按“堆”计算，单价是徐报多少算多少。徐不仅从中私向家偷运大批器材（详查对资料）。同时徐又以政府证明和资金从中捣把，如1949年2月用公款1亿6000万元在东安捣卖苞米30余吨到沈阳出卖。另以3亿元的资本由沈阳往佳木斯市贩卖西药获取暴利。万鹏对此毫无追究，却说徐益三白给国家尽义务，以奖励为名拨给徐益三两火车（36吨）燋子以后运往沈阳销售作为“报酬”。使奸商获利甚巨，国家财产遭受的损失难以计算。万鹏调抚顺任矿务局副局长时，徐的全家亦由佳木斯搬到沈阳，万仍与之密切来往，1949年末万鹏出现款2000万元交其岳父与徐益三合作买卖（月余后散伙），1950年冬万鹏亲写介绍信给徐益三与露天矿矿长联系包销粗恶煤，准许不以现款交易，使奸商再次占用国家资金获取利润。以后又介绍徐到龙凤矿购买燋子，因车皮缺少未果。同年夏徐欲做水泵买卖，万为之写了两个介绍信前往中燃部联系，51年初徐欲在沈购买房产，万亲自写信给沈阳市政府求其助徐解决，及用盗窃的鸦片资助其作投机买卖等等事实，说明万鹏利用职权包庇和资助敌伪奸商分子徐益三是一贯的无微不至的。至今与徐的关系不彻底交代清楚。这就使得佳木斯群众斗争数次、财产没收已空的敌伪反动分子大奸商徐益三，在万鹏积极扶植包庇下一跃而又变成一个大奸商，在沈市用4亿元购买了房产，并用大量资金进行着投机倒把买卖，过着极为奢淫腐化的生活。这是万鹏不惜以国家和人民财产的严重损失，连年资助奸商发财的恶果。
+
+## 二、万鹏有严重的贪污——盗窃鸦片、吸食鸦片、严重的犯法乱纪行为。
+
+　　万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生活作风、腐化堕落本性是极其严重的，并不惜违法乱纪，一犯再犯。最严重的是贪污巨额鸦片吸食鸦片。当万任工业厅副厅长兼双鸭山矿长时，竟私将双鸭山矿上交省政府鸦片250两，全部盗窃贪污。并于48年末和49年初前后数次送交敌伪奸商徐益三、高明远。供高徐吸食和出卖。万鹏常亲去徐家与之同枕吸食毒品，在佳木斯去徐家吸食，在沈阳去徐家吸食，万鹏自家现还藏有鸦片（已交市委数两）。对吸食不完的鸦片，1949年徐交林贺礼违法卖掉80余两，借作投机生意股金。这种严重违法乱纪盗窃鸦片吸食毒品的行为是极其狂妄和恶劣的。
+
+　　万鹏贪污和资助敌伪奸商分子的目的，在于追逐地主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万鹏除连年到徐家吃、喝、嫖之外，受贿情形亦很严重，自1946年至51年，接受敌伪奸商徐益三的贿赂，计有“五一”派克笔一枝，红皮鞋一双、帆布胶鞋一双、防水表一块（是给其爱人的）衬衣2件、呢子皮衣1件、毛线裤1条、高腰胶皮靴一双、青色呢料子一套及徐在天津为万父母购买装老衣料数件等，此外还几次受贿现款东北币900万元，和礼物、糖栗、烧酒、鱼肉等等。接受其他敌伪奸商行贿的物品亦很多，如仅47年万的爱人生孩子时，敌伪残余与奸商林子善等8人则送很多鸡蛋和鸡、奶羊1只、手摇缝纫机子1台及小孩许多用物等。在48年前，每逢过年过节他们均给万送礼物，还有自行车和其他钱物等等，万鹏在三反运动前一直与这些敌伪奸商等保持密切来往。
+
+　　万鹏还利用职权违背政府法令私作买卖获利自肥，如1946年3月万鹏去哈尔滨开会，用公款40万元买禁品纸牌、香等迷信品，令其警卫员和汽车司机偷税押运至佳市交私商兴茂胜卖掉，从中获利30万元（东北币）自肥。同时万鹏在生活上的铺张浪费现象亦很严重，如在佳木斯另立公馆、私立小厨房、警卫员保姆等用人有5人之多。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
+
+## 三、万鹏隐瞒伪造丑恶历史、利用权势维护包庇敌伪残余反革命分子，维护和重用他们在我政府、企业内窃据要职、贪赃枉法，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
+　　万鹏出身于大地主与商业资本家的家庭，“是个浪荡公子，吃、喝、嫖、赌无所不做的大流氓”，在家时吃大烟、嫖女人、打麻将、人品非常恶劣。1930年秋拐带当时最出名的一个妓女“小屏”逃跑安东，无法生活为戏院卖笔糊口，后为安东警察厅长采用为录事，以后失业又回家乡桦川县，吃喝嫖赌欠债累累，无法生活下去，乘机拐骗巨款逃跑进关，又在天津等地流浪年余，“于是就在毫无出路的情况下，怀着个人目的在抗日高潮中参加了革命的队伍”（自我检讨），在1938年夏混入革命队伍并混入了党，但万鹏一直将这段丑恶历史隐瞒起来，在入党之初，即行编造历史，如填表伪称“民国26年春，父亲因供给抗日军衣服被逮捕，我有被捕危险，遂逃回关里”，实际上万父“家有地140余垧，伪满时开粮栈和油房与敌人中田指挥官有密切联系，仗敌伪势力压迫剥削数村人民，群众恨之入骨”（大赉岗贫雇农会控万鹏信）。事实是万鹏由于嫖赌挥霍欠债过多，乘机拐骗巨款（敌伪桦川县诉讼押金4000余元伪币）私逃进关内的。夸大学历：“在天津南开大学预科不到一年”，实际仅入校一月余。“大学两年”实际并非如此，及完全隐瞒在警察厅作事等。其他的经历、职业等问题和关键，万鹏都不忠实和彻底交清，用“雇员”及“现已不好找证明人”来含混其词进行隐瞒。
+
+　　由于出身和品质的恶劣，其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与他结识的“嫖友、烟友、赌友”等在伪满多当了汉奸成为日寇的走狗，“八一五”解放后有的变成国民党、反革命分子。万鹏任佳木斯副市长时，则敌我不分亲同一家，“对敌伪残余分子，举荐他们当省参议员，委任他们为经理，任命坏分子作科长、主任与办事人员”（合江省对万鹏处分的修改决定），如将伪三江省动员科长并参加谋杀我佳市市长孙西林同志的蒋匪特务孟照国，任用为我佳市市府科长，后又任命为合江省轮船公司经理，被公安局枪决前，万数次给孟照国往狱中送钱送信送衣食等。提拔有特务疑嫌的佳市“东兴盛铁工厂”经理苏来喜为“合江工业”经理，汉奸伪“祥发东”制米厂经理张儒给以护照和公款去桦南购粮，被佳市人民公审处决前被万任命为我勃利裕华工厂粮栈负责人，及在其他方面安置林子善等一群敌伪分子和奸商，这种严重的敌我不分违法乱纪的错误行为，被合江省委给予当众警告和撤职处分后，仍然坚持错误，当万调任双鸭山矿后，在劳改队中调提被劳改的，政治面目不清的刘振为总务科长。提调伪宪兵警尉牟山为矿内秘书科股长等等。这些人在工作中贪赃枉法，为非作歹，现在不少成为贪污犯。万鹏调任抚顺后，首先将牟山带来任龙凤矿的人事股长，把被我枪决的特务孟照国的老婆王惠均介绍局办公厅和制编厂任材料员等。这种错误行为在群众中造下恶劣的影响。
+
+## 四、万鹏工作作风恶劣，坚持错误一犯再犯，在党内恣意发展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
+
+　　进城后，万鹏的地主阶级的恶劣作风有大发展，在佳木斯工作中，官僚习气，铺张浪费，工作不深入，脱离群众的现象很严重，在抚顺工作中，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都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
+　　在佳木斯的工作，万鹏在“清算政策、土地政策、群众负责、任用人员，均当了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照他们的利益观点办事”（合江省委对万鹏处分的决定）。在抚顺矿务局的工作“对党在企业中的各种政策，缺乏真正的研究与贯彻，特别对各种经营管理、经济核算、民主管理几乎等于未与闻问”（自我鉴定），在工作上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权威思想、骄傲蛮横和严重的行政命令主义作风，对领导和上级指示不认真执行，轻视企业中的政治工作，用业务工作对抗或拒绝党的政治工作，他“喜欢行政命令，不喜欢进行政治工作，相信少数人的材能，不相信工人广大的创造能力”（自我检讨），发展着严重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和单纯技术观点，把党的领导看成是“婆婆多”，认为“自己有能力有办法”，对工作不满和闹情绪，“采取‘打退堂鼓’和缩小工作范围少管些事”（自我检讨），有意的放松和放弃副局长应进行的工作职责。造成工作上的损失极大。
+
+　　万鹏是在“旧社会里找不到出路，因此就不得不到党内来找出路”，“我承认支配我行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很多是属于资产阶级的”（自我检讨），在党内发展着地主阶级的“个人主义的自私自利思想”，他的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是采取“分红思想”来分庭抗礼，在党内保存和发展地主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开始入党时即对党采取不忠实和欺骗手段编造历史，革命胜利和进城后，他即蔑视党的领导，到抚顺对市委工作采取消极态度，对市委决定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并散布不满言论，把市委委员认为是“额外负担”，讥讽市委副书记为“思想专家”、宣传部长为“客里空”，在党内保持两面派手法，对合江省委对他的处分到处散播怨言和不满，有时对同志采取令人难忍的粗暴态度，不满则谩骂之或恶语讽刺。平常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极端忽视党的思想教育等等，明的暗的在党内散播和发展这种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严重的腐蚀和破坏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
+
+## 五、万鹏坚持错误立场，对党不忠实，拒绝党的教育改造，自绝于党的挽救。
+
+　　万鹏混入党内有14年之久，经过3次整党整风他一直采用欺骗瞒哄两面派手段“混过去”，保持其地主资产阶级的本质而拒绝改造。在延安整风后到佳木斯，在工作中即发生贪污腐化、吸毒品嫖女人，严重违犯党的政策和党纪，受到合江省委当众警告和撤职处分，采取隐瞒错误事实，拒绝彻底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在合江整党处分后，竟肆无忌惮的发展到盗窃巨额鸦片、继续包庇奸商和吸鸦片嫖女人的错误。在三反运动中当群众检举揭露他的贪污受贿事实时，仍以狡猾抵赖态度企图隐瞒下去，经市委数次谈话，初则坚不承认，在不能不承认时则避重就轻，经工业部6月初给予行政撤职处分后，反省态度仍不老实，最后在人证物证事实确凿情况下才挤一点承认一点。这些事实，说明万鹏仍在坚持错误拒绝党的教育改造和挽救，而自绝于党。
+
+　　总之，这些事实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完全基于万鹏的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而来的。万鹏是在吃喝嫖赌流浪失忆之际乘抗日高潮混入了部队，抱着投机目的参加革命并混入了党，虽然参加革命时间不短受过党的教育很多，而万鹏并没放弃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亦未根本改变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进城后和在资产阶级向党猖狂进攻之下，其反动阶级本质益形发展和暴露，因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作风上一直不断发生错误，虽经党严肃的处分和教育，而他阳奉阴违，耍两面派手法、对抗组织、坚持错误、一犯再犯，使党的和人民的事业遭受到极大的损失。这就完全说明了万鹏是混入党内的一个坏分子。为巩固党和纯洁党的组织，市委决定开除万鹏党籍。
+
+　　市委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政治麻痹警惕性不高，未能及时开展原则的严肃的斗争，致使万鹏这个坏分子长时间隐藏在党内破坏党的事业，应深自进行检讨。并应以此为殷鉴教育全党，提高阶级警惕性。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7.txt b/CCRD/3/7/3/0001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8e3f38c8a0e82be75217a04836d10140e24953
--- /dev/null
+++ b/CCRD/3/7/3/000167.txt
@@ -0,0 +1,13 @@
+# 中共华东工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胡邦凯党籍的决定
+
+　　胡邦凯，现年35岁，湖北汉口人，学生出身，家庭成份小商人。曾于1937年在汉口入党，脱离过组织，又于1938年1月到延安进抗大学习，参加革命工作，同年重新入党，历任游击大队政指、干训队队长、巡视员、山东第一军分区俱乐部主任、山东军区后勤军工厂总厂长，山东军工部副部长、华东财办工矿部计划处处长、山东工矿部冶炼总厂长、青岛军管会工矿部部长、中央燃料部电业管理总局副局长等职，1952年5月任华东工业部电业管理局局长。
+
+　　胡邦凯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腐化堕落，一贯污辱女性，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与道德。1948年胡邦凯在大连休养时，以无耻手段诱奸一医院护士长，及一工厂会计，一文工团员；1951年5月随苏联专家来上海解决上海电力供应问题时，上电派一女同志负责招待，胡邦凯即乘机对该女同志百般调戏，并数次企图强行奸污，但遭到该女同志严厉拒绝，此事经该女同志揭发后，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今年3月由中央燃料部派其来上海，帮助电总上海办事处三反时，又对华东电业工会派来帮助三反的一女同志进行调戏，曾两次闯入该女同志的宿舍进行污辱；6月胡邦凯在中燃部上海办事处帮助三反时，复利用各种无耻手段引诱该办事处某负责同志之爱人，并挑拨此女同志之夫妇关系，声称要与该女同志结婚，劝其离婚，直至最后达到奸污目的。以致使该同志夫妇两人至今仍有神经失常现象，不能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此外，尚有奸污其保姆与经常非礼对待其所接近之妇女，据电业管理局支部揭发，该局即有数个女同志曾受其调戏，以致在群众中造成极恶劣之影响。
+
+　　单纯的技术观点，不问政治倾向已极严重，胡邦凯认为技术是唯一问题，政治工作没大用处，在胡的个人历史上，于1941年及42年曾有要求退党的念头，现在他认为自己在党内受过多次的处分，已经没有资本再能取得党的信任，因而他认为个人前途要靠在技术上去发展，企图用此来制造个人资本，故其平时不阅读政治理论书籍，对华东机关的许多重要政治报告，亦拒不往听；支部生活亦不愿参加，恶劣的是他趁召开支部大会时去调戏妇女，有时中途退出会场去睡觉。
+
+　　根据以上事实，胡邦凯一贯堕落腐化，违法乱纪，目无组织，剥削阶级腐朽的个人主义与无耻的流氓意识，已发展到顶点，虽经党的屡次教育，但毫无改进，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加强党的纪律性，除华东工业部已撤销其电业管理局局长职务外，党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华东局批准开除胡邦凯的党籍，并在党内公布。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8.txt b/CCRD/3/7/3/0001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3e6b74ab969dc63182e4f728dbc1c61f10440ce
--- /dev/null
+++ b/CCRD/3/7/3/000168.txt
@@ -0,0 +1,33 @@
+# 周炳琳：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
+
+　　<北京大學、周炳琳>
+
+　　【本文原名“我的檢討“，由毛澤東送《人民日報》發表】
+
+　　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民主的国家，已满三年了。在这三年中，新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和国防上各方面的成就，得力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而其基础则建在人民的积极性的发挥上。这种主人翁的气概在中国人民中的出现和增强，是空前的。人民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于此得到了一个最有力的证明。我们是以三年为恢复的期间，接下去便是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恢复得很快，现在建设条件已大体具备，即可大踏步进行国家工业化的工作。这样光明的前途鼓舞着每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经过思想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我能以新的气宇来祝贺大规模建设前夕的国庆，欢愉之情尤异寻常。
+
+　　最紧要的，是把握最基本的东西，回到纯朴上面来看事物。
+
+　　洗净身体上的尘垢，靠水。水，这是最原始最质朴的。洗清思想上的尘垢，靠真理。真理，往往是最基本的道理。社会发展到某一阶段，当它由壮年而进于衰老，要让位给新的阶段的时候，繁文缛节便跟着滋蔓起来。要把最基本的道理再提出来，必须先在混乱的一套思想中下一番剔除的功夫，使问题重返于朴素。一个旧知识分子在改造思想中，当他的热忱被鼓动起来而趋于豪放的时候，容易说出这样一句话：还不算迟，重新来过！但是，仅凭这一点豪放，是不够的。若不经过检讨和批判，则根深柢固的旧思想怎能被抛弃掉。这些旧思想，就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来说，有吸收自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也有承袭自中国中世纪封建社会的残余的。在少数知识分子的思想中，往往两者兼而有之。无论根源属于那一方，无论是单收还是并蓄，这些思想就其本质来说，其所反映的乃是衰败没落的社会中一些基本的、而旧社会本身又无法解决要待革命来给以解决的问题。问题显得十分繁复，仿佛是无边无际。究其实，不过是在历史发展面前不肯放弃统治和剥削的特权而已。这时，革命运动适成了“返璞还真”的运动；问题再从其历史的意义上被提了出来。一旦革命成功，基本的道理显得更明白了，再为一般人所接受，这就成了思想上的“解放”。
+
+　　从鸦片战争失败时起，中国人便要求进步。要求进步的总目标，是独立和富强。有很长一个时期，是努力学习西方，学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救国，维新，学西方，那是一而二而三，三而二而一的。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部分人有过一点惊慌，但大部分号称先进的中国人还是迷信西方。由于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的终于失败，怀疑产生了，但依然没有放弃学西方。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中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人的思想才大大地受了一次震撼。从苏联的实例，中国的先进分子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中国劳动人民的革命潜力，只要领导得法，便可像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使当之者披靡，无论对方是国内的反动政府还是国际的帝国主义。便这样，中国的先进分子知道了独立和富强该如何去求，帝国主义的侵略该如何去抵抗。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写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这种先进分子的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其第一杰出的代表者，不是别人，正是毛主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二十八年，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终于在毛主席领导之下，取得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
+　　从前所谓新学的人们，都自封为先进的中国人，别人也不与之争，因为比诸中国封建主义的文化即所谓旧学，新学是进步的。自从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步与非进步，界限分明，中国知识界跟着便起了分化。进步的前进了，跟上去了。落后的意存观望，终于永远落在后面。尚有原来进步，逐渐变为反动的，则从反对封建文化一变而反对无产阶级先锋队，与反动派为伍起来。这正说明了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之为阶级利益所局限。凡今日之旧知识分子而自命能独立思考问题者，多半受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洗礼，并对这种文化的价值有着不低的估量。可怪的，是西方早就有人在大谈其“欧洲的没落”，中国人摭拾了西方文化的一鳞半爪，却把它看成具有价值不低的文化。应该说“西方在没落中”这一说法是对的。那是因为十九世纪以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重点被安放在发财致富上。财发得那么大，使劳动人民遭到无比的穷困。劳动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了一道很深的鸿沟，资产阶级之将坠入沟中，那是绝对不能免，也是理之当然的。在文化萎缩之中，正需要有革命。革命从来是人类文化成长史上的动力。革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它会唤出新的伟大的创造力。
+
+　　今日中国的情形，正是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激动了中国人民原就蕴藏着的潜力。
+
+　　为人民大众而献身于革命；依靠革命群众来进行革命；革命胜利了，人民政权建立并巩固起来了，让人民大众发挥其智能以创造其美好的将来，这是革命的全程，也是革命的要义。难道这不是最基本的吗？难道这不是“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吗？
+
+　　我们推崇毛泽东思想，说它“正确地和生动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这是说，毛主席运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到中国来，使之变成中国大众的革命力量。我们推崇毛主席为革命能手。这是说，毛主席最能依靠中国革命群众的创造力，把革命一步一步向前推进。毛主席把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规定为“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革命”。在这个公式里面所说的人民大众，他所指的，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因此，他把由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革命的民主政权，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把农民的问题看做解决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心问题。试想一想，这些都不是最基本的问题吗？这样提，这样联系，不是在
+
+　　“一切为人民大众”这一点上提得和联系得恰如其分吗？
+
+　　新中国现阶段所要创立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它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大众的，意思就是说文化应首先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动民众服务，成为他们的文化。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新中国即将掀起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这不只是理论，这是已经开了端而成绩已经十分显著的事实。
+
+　　我很喜欢读毛主席在十八年前写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一篇文章。它洋溢着革命者对革命群众的关心与热爱，把握着革命的基本要义。那一股火般的热忱就是“天下无敌焉”的秘诀所在。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说：“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只有经常为着群众，经常受群众的拥护，才能长出这样的一个革命的英雄气概来。
+
+　　新中国即将开始大规模的建设，一切条件都已经或快要具备了。我们所想的所计划的都是最基本的。而基本之基本，则是：一切为了人民大众，一切出自人民大众自己。这便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
+
+　　来源：1952年10月9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69.txt b/CCRD/3/7/3/0001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ad76e115acae95688d8bb5c1618087c3b8b715
--- /dev/null
+++ b/CCRD/3/7/3/000169.txt
@@ -0,0 +1,33 @@
+# 冯友兰：对于三年来新社会的几点认识
+
+　　<冯友兰>
+
+　　中国近三年的历史，与以前几千年的历史有根本上的不同。这三年的历史，是我们照着一个总计划，按着一定的步骤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这个总计划，就是共同纲领——中国人民的大宪章，这个总计划，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而制定的。我们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运，自觉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创造我们的幸福前途。
+
+　　我们的新社会，就是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有 意识地建立起来的。只有在这样的社会制度下，才能使一切的事情都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有计划地、有步骤地进行。只有使一切的事情都这样的进行，才能有过去三年中所有的伟大的成就与辉煌的胜利。
+
+　　没有广大的人民群众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也不可能有过去三年中所有的成就与胜利。在这许多成就与胜利之中，有绝大部分，从纯技术观点看，简直是不可能的，是不能想像的。专从武器装备的观点看，我们的只拿着步枪、手榴弹的志愿军一过鸭绿江，怎样就能打败自命为‘世界第一强国’的军队，是不能想像的。专从机械工具的观点看，如荆江分洪那样的大工程，怎样能在七十五天之内完成，也是不能想像的。专从卫生设备的观点看，在全国广大范围之内，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怎样在几个月之内，都提高了对卫生的认识，改善了环境卫生，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惨无人道的细菌战，更是不能想像的。这些从纯技术观点看是不可能的事，在过去三年中，都已成为事实。这都是由于在毛主席，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所发生的力量。帝国主义者，看不到这样巨大的人民的力量的存在，只可能在他的想像之内，计划他们的侵略，所以节节失败，处处碰壁。
+
+　　广大的人民群众若不是解放了，觉悟了，也就不可能发挥出来积极性与创造性。过去的时候，人民群众处在被压迫、被剥削的社会制度下，辛勤劳动的结果，只是别人的发财，自己的贫困。没有人愿意积极地去创造自己的贫困。可是在人民群众从剥削制度解放出来后，觉悟到自己成了社会底主人，认识到政府是自己的政府，了解到政府领导人民所作的事情，都是对人民有利的。在这时候，人民群众底积极性与创造性，就一发而不可遏。人民在反动统治下被束缚的时间太长了。他们的潜力的伟大，是难以估计的。在我们的新社会中，人民的潜力刚才发挥，就已经出现了很多奇迹。在将来当然还有更多的奇迹出现。
+
+　　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才能有意识地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照着一定的计划飞速前进。因为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才能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只有共产党才能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也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劳动人民获得彻底的翻身，从反动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建立了自己的政府。总之，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优越的社会制度下，我们过去三年的成就与胜利才是可能的。这句话说出来似乎是多余的，但是在解放以前有不少的人(包括我在内)，现在世界上也还有不少的人认为，无论那一个阶级的政党，只要有了政权，‘良心发现’，努一把力，都可能像我们过去三年一样，飞速地建设一个国家。上而所说，可以证明这样的思想是错误的。也还有不少的人认为，我们过去三年的胜利成就，主要的是由于政府中的人英明能干，廉洁奉公。上面所说，也可以证明，这样的看法是肤浅的。只有为人民的利益积极奋斗的政党和政府，才能领导全体人民一起来完成这样伟大的业绩。
+
+　　上面所说，开于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已经可以消释一个怀疑。这个怀疑是:参加大工程及群众运动的群众，是不是被迫来的?以前社会中的政府，对于人民不是用威逼，就是用利诱，此外没有别的办法了。有些人用这种看法来看我们的群众运动，他们想:人数太多，利诱似乎是不可能，那一定是用威逼一了。事实是威逼与积极性与创造性是不相容的。你可能威逼一个人作些照例的事情。你可以威逼一个人作些你命令他作的事情，但是，你不可威逼他发挥积极性与创造性。只有在自觉自愿的情形下，人才可能有积极性与创造性。
+
+　　在解放以前，有不少的人(包括我在内)，现在世界上也还有不少的人，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的‘物’字，望文生义，认为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内，大概是在‘物质’方面进步，在“精神”方面堕落；有人耽心地问:中国向来有尊重道德的传统，现在是不是抛弃了。
+
+　　有一句成语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我们三年来所发生的不计其数的新鲜的事情，充分地证明我们新民主主义的社会比以前的社会高。高不仅在人民经济生活方面，而是在各方面都提高。在道德方面的提高，尤其是特别显著。
+
+　　以前的人们所提出的道德理想，例如中国哲学家所提出的‘兼相爱，交相利’，西洋哲学家所提出的“最大多数人底最大幸福”，宗教家所提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都只是一个理想，对于绝大多数人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我们社会里，我们底道德标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仅在三年之内，已成为普通人的实践的目标。在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每一个人都在不避一切的危险，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在生产各部门的劳动模范，每一个人都在克服一切的困难，自觉地为人民服务。在三年之中，使社会上每一个人都在道德方面提高了，实现了中国以前书本中所常说到而永未实现过的‘移风易俗’的盛事。若非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内，这也是不可能的。
+
+　　只有在共产党所建立的社会制度之下，才能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相结合。在反动派所统治的社会里，所谓‘社会利益’，主要的是反动派的利益。这是与人民的利益相冲突的。在解放前的社会中，提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只是一句空话。在解放了的社会中，社会的利益，也就是个人的利益。人人都为人民服务，自己也在人民之中，这才真可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
+　　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个人自由与社会组织相对立、相冲突的问题。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个人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分不开的。所以个人底自由与团体的自由也是分不开的。我们研究科学，为的是战胜自然，使人民在大自然面前得到自由，人民的自由，也就是每一个人的自由。我们抗美援朝，为的是从帝国主义的威胁下，保卫我们的祖国，使祖国得到自由。祖国的自由，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由。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在与自然斗争中，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共同奋斗，组织越严密，得到的成功就越大。人民最大的愉快，在于一个人感觉到在这许多争取自由的工作中，他也贡献了他的一部分。越是站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越是容易有这样的愉快。
+
+　　我们三年来的伟大的成就与辉煌的胜利，绝不是偶然的。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社会制度所必然有的结果。三年来的成就，使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就了解了‘进步’与‘落后’的真实意义，他就一定愿意而且希望赶紧扔掉旧社会制度所给他的一切，与新社会合为一体。这样的过程，就是思想改造的过程。在思想改造底过程中，我们更觉到共产党的伟大。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引用一个神话说:上帝是不忌妒的，所以他创造人，使之与他相似。在工人阶级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另外有人与他完全相似。老师教徒弟，总要留一两手，怕的是徒弟与他完全相似。但是工人阶级是不忌妒的，极其欢迎每个人都是工人阶级。它欢迎每一个人都在地位上思想上与它完全相似，为的是同心协力创造社会主义的社会，以达到人类最高的理想。
+
+　　以上是我对于我们底新社会的几点认识。我觉得我底认识还是很浅簿、可能还有错误。但是在过去三年中，每个人的进步那怕是很小的，也都是我们人民共和国的成就的一部分。‘泰山不让土壤’，所以我也把它写出来，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三周年的纪念。
+
+　　照上面所说的，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三年，在各方面都有了伟大的成就与辉煌的胜利。可是这只是我们的工作的开始的开始。我们所迫切需要的，是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进行我们的建设，由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全世界人民的愿望。正当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之际，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各国的人民代表们来到我们的首都，开和平会议。这个会议的成功，将使我们新社会的建设更多一个保证。这个会议是一定成功的，因为它是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所支持的，也是全世界人民所支持的。
+
+　　来源：原载《人民日报》，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10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0.txt b/CCRD/3/7/3/0001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ed8194288d0fe8c9f5274250f0f969ff721ecb
--- /dev/null
+++ b/CCRD/3/7/3/000170.txt
@@ -0,0 +1,17 @@
+# 唐仲璋：检讨我的“超政治”观点
+
+　　<福州大学生物系主任　唐仲璋>
+
+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一向对研究工作非常感到兴趣。我对学术的态度是“学术超政治”“为科学而科学”，这种观念使我的生活变成病态。我忽视日常实际生活，很少阅读报章杂志，对政治学习不感兴趣，对国家大事不够关心。
+
+　　我是生长在很贫困的家庭中，我父亲是一个笃好文学的旧式学者，他常常勉励我向求学的路途前进。我稍长时，他给我的信，时有“年富家贫，全凭才学”的话，我在幼年时就已深深印上了“只有求学，才有活路”的念头。进了中学以后，我就一直是在帝国主义实行文化侵略的学校里受教育的，所以养成了极度浓厚的崇美观念。我在大学里，因为半工半读的缘故，读了8年；我经常要为生物系采集标本，以及协助教授进行研究工作。因为长期的从事狭窄范围内的工作和学习自然科学，更养成我“超政治”的观点。在此8年中，我过的是科学工作的学徒生活。我的“超政治”观点和我所受英美式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大学毕业后，我又继续在学术机关工作，如福建省科学馆、北京协和医学校、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等。在那里所接触的人有的是“纯粹科学家”，使我“超政治”观点更加根深蒂固。我盲目地崇拜英美式的科学，认为这是救国的道路。我过去对于生物学界前辈秉农山先生的思想非常钦佩，相信他提倡自然科学可以挽救中国危亡的理论。
+
+　　单纯研究科学而对于政治没有认识，就很容易被敌人所利用。在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有一次有个美国的军医到校中来参观，到我实验室时看见壁上挂了一张我国疟疾分布图，并知道我是研究寄生虫学的人。于是就告诉我美国海军可能开到我国沿海和日本鬼子作战，需要知道本省各种地方病的情形。我当时以为这是军队卫生的知识，告诉他对于抗日的战争或有所帮助，就把所知道的告诉了他。我没有看出他们早有侵略我们的卑鄙企图，不然为什么他们要知道我们沿海各地疾病的情形呢？这充分表现出我平时对于国际形势，以及政治知识的无知。我的“超政治”观点不但不能使我的科学知识用在人民事业上，反而使自己陷于敌我不分的境地，这观点实在是要不得的。我的所谓不关心政治的“超政治”观点，其实是中了崇美思想的毒素，而且过去曾经不知不觉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这就是“超政治”观点的危害。
+
+　　我一向都是在美国办的学校里受教育的，这种教育无形中养成了我崇拜欧美的心理，认为只有欧洲和美洲才是科学文化的发源地。这一种错误的思想引导我到40余岁还跑去美国读书。我从前错误的认为科学的报道是学者专家看的，没有认识科学应该和祖国广大的人民发生关系。研究的成果应该可以给人民所利用。我从前因为被崇美的思想所模糊，忘记了祖国，忘记了劳动人民。这种崇拜欧美的情绪，使我在学术上存在着自卑感，对于发展祖国科学缺乏信心。
+
+　　由于我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因此我曾经在学术上不知不觉的做了美国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譬如20多年前，当我还是大学生的时候，我曾帮助美国中亚采集队一个爬虫学者璞普氏到福建内地采集两栖类和爬虫类标本，把大批的中国动物标本运往美国去。“中国爬虫类”一书和一些爬虫和两栖动物的报告以及新种的叙述就是这次探险的结果。这些书刊都在美国出版，我国人用不到。我在大学期间还花了5年的时光帮助从前协和大学植物学教授采集福建植物。当时校内许多同学和工友在这位教授指导下搜集了闽北和沿海的植物一万多份，还以为代学校建立植物标本室，增进自己对本地植物的知识，是很“光荣”的工作；但实际上这工作也是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成分居多，因为许多新种模式标本已经被美帝国主义分子带走，福建植物志第一集已在美印出，有几个我国的学生看得到呢？这样的工作都是对敌人有利而对于我国人民没有好处甚至有害的。现在留在系内的植物腊叶标本，所有标签，除了拉丁的科学名词外，其他的记录，如产地采集人等都用英文。这当然是为着外国人的便利。20年后的今日，常因为要查出那个采集人是谁，而费了很大的脑筋从英文的拼音和记忆中去追索，这是多么荒谬的事。上面所列的事实充分的表现我崇美亲美的思想，这思想对于祖国文化建设的事业有极大的阻碍，对于学生有坏的影响。解放以来我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民族自尊心得到了发扬。但科学界还有若干知识分子，没有看到祖国伟大的前途，还没有克服以往的自卑感，总以为我国自然科学如果和英美的科学界脱节，是不能够独树一帜的；我们没有英美的杂志书籍便不能研究，不能教学，没有他们制造的仪器便不能工作。这是何等错误的思想，我便是具有这样思想的一个人。我在这次“三反”运动中清除了这种对祖国人民有危害性的“超政治”观点和崇美思想，我必须将科学结合于祖国及人民实际的需要，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我必须努力于教学以及我国的文化建设工作。
+
+　　（原载于1952年10月21日福建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1.txt b/CCRD/3/7/3/0001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c79ad9f7c5dee9441d5a9e396e0e74177da07c
--- /dev/null
+++ b/CCRD/3/7/3/000171.txt
@@ -0,0 +1,19 @@
+# 赵富鑫：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
+　　<交通大学物理系教授　赵富鑫>
+
+　　思想改造运动开始时，我以为20年来，没有做过官僚，也没有做过资本家，更没有做过危害人民的事，半生只是“为教育而教育”，思想上大概没有什么问题。所以，那时我自谓是一匹白布，表示自己思想的纯洁。不知道这种想法，是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去批判自己，当然觉得没有什么大毛病了。经过了饶主席的报告，开始自己检查思想，觉得很有许多毛病。但这种检查仍是肤浅的，所以虽然知道白布上有不少斑点，但以为沾染不深，只要洗一下，就可以纯洁如初了。在“三反”运动和思想批判运动中，体味到屡次报告的精神，经过比较深刻的发掘、检查和分析批判；更主要的是同志、同学的启发批评，热诚的帮助我，使我能够初步发现了自己的个人求名求利，只知自己，不知别人的主导思想。
+
+　　20多年中，一贯的主导思想是狭隘的个人主义，为自己求利益，无论在教学上、工作上、作风上，都表现着“只知个人利益，不顾人家”的思想。这样思想的根源，是我的家庭出身和社会环境。我祖父和父亲都是教员，家用全凭薪给收入，图得一家温饱，家中也没有什么产业。父母都钟爱我，在中学读书时，还未完全脱离家庭生活，因此从小养成孤独性情，钻在家庭小圈子里。与朋友交，也是“落落寡合”。在学校时死读书，不问外事。进大学后父亲及祖父接连丧亡，家庭经济困难，求学生活全靠亲戚朋友帮助，因此只想毕业后谋得一个职业，维持家庭生活，所以毕业后虽有“镀金”之心，事实上做不到。在交大工作20多年，由助教逐步升至教授，除了短时间外，没有离开交大一步，一直在小圈子里守住自己的职业，少见世面。因此只知己不知人，家庭重于社会，而个人又重于家庭。同时因为亲戚朋友经济情况大都比我好，看见人家的享乐生活，常有羡慕之心，因此更加为自己个人利益打算，总想能有些积蓄，可以小小的享乐。汽车洋房的梦想，也是有的。由于这样狭隘的个人主义，处处为自己利益着想，所以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阶级观点，也根本没有立场。这种思想，是极有利于反动统治阶级，可以不知不觉为其所利用，而危害及于人民利益，危害及于革命事业。
+
+　　这种思想的最直接的表现，是工作中之求名求利。最初我以为20多年来始终以工作所入为生活来源，没有什么不劳而获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思想。后来深入发掘下来，我为名为利的思想，是相当浓厚的。先说为利罢，我在交大20多年，对于待遇虽然不是力争，但如有机会可争，总是要争一争的。等到升到教授级，薪给比留学回来的教授低。虽然因为自命清高，不好意思争，而且领导上确是在培养我，提拔我，我由助教逐步升为教授，打破交大惯例，对于领导很有感激之心，而且以为求名已就，也就不好再争，但思想上常是“悻悻然”不满的。因为自以为待遇最低，同时由于自己的保守思想，不想求进，所以觉得很有余暇，于是有机会就在外面兼课，捞外快。在抗战到解放一段时间，差不多没有一年不兼，有时每周多至30余小时。虽然当时生活上确有困难，以此为藉口，但实际上生活困难不甚厉害，因为爱人也在工作。因为兼课相当多，所以在大家生活艰难的时候，居然还有些小积蓄。当时自以为有办法，“长袖善舞”，私心欣幸当初读科学读得好。解放后还在外兼课，直到去年才完全放弃。而且是违反学校规律，以多报少，十足是资产阶级投机取巧的行为。但自己思想上还以为不是不劳而获，而且强调人家硬要我兼。自己以教学为商品，还自称是教书匠。这种论调，养成同学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但为利，同时也有很浓的为名思想。最初往上爬，升到教授，以为像我的资格，到此地位，可算成名。自以为已是名教授，虽然求利还未如愿，但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靠这一些本领，大概吃着不足忧了。于是保守名位，不求再进，故步自封，恐怕爬得高跌得重。但在任何情况下，交大教授是不肯放弃的，即在汪伪时期的伪交大，也是如此。那时有几位同人，宁可在家吃苦，不肯在伪交大任职，而我却漠视民族观点，反自以为“吃得开”，这都是我从个人的名利出发。解放后，工作好像比较积极，是因为觉得留学生不“吃香”了，想自己窜出来。实际上还是为自己求名，想人家称我为前进分子。
+
+　　这种只顾自己利益，不顾人民大众的思想，也很深的表现在对政治的看法上。求学时生活上没有受到很大的困难，也没有觉得受人家怎样剥削压迫；毕业就职后觉得生活已经稳定，更感到保持个人利益的重要，所以对于那时统治阶级的政策，以及反抗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根本不想去了解。只要自己名位能保持，衣食无缺，任他闹得天翻地覆，我根本不过问。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及土地革命战争，也无动于衷；反受国民党宣传毒素，以为“围剿”是共产党“罪有应得”，这种丧心病狂的想法，实足是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是革命的重大障碍。统治阶级从北洋军阀、国民党、汪记敌伪政府，而又回至国民党反动派，我以为任你张三李四，总不过是换换朝代，自己的教育工作，始终没有被打倒过。所以也就谁来我就为谁服务，可谓“有奶就是娘”，这种“无政治思想”，可以说是“奴才思想”，其根源也是“不问政治、技术至上的观点”和“为教育而教育”。因为自己根本没有一套计划，无非是“患得患失”，怕影响自己利益而已。抗战后虽然一度有到后方之心，因路已不通，又有家庭牵制，但主要的还是为了自己利益，没有坚定决心，因此甘心加入伪交大，连狭隘的民族观念都没有。那时若有机会，作汉奸也是可能的。事实上与汪记政府的伪教育局长，有过一度接触，但非但不以为辱，反而有靠拢之心。胜利后看到国民党之“劫收”，又因自己不能加入正式的交大，对本人名利有损，曾起反感。但仍以为是少数人作风不对，国民党政策原则上还是正确的。而且由于个人生活来源是从统治阶级来的，有时也吃到过一些统治阶级的甜头，所以正统观念很浓厚，以为统治当局作风不好，可以改良，革命则是过激了。蒋介石发动内战时，虽然觉得和平被破坏之可惜，还以为国共双方都应负责，而不知反动派的破坏统一是一贯的政策。那时对于苏联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反苏运动中，还以为国民党有道理。其后国民党的压迫更形显著，我才开始对国民党的政策反感。但是，由于正统观念，仍希望国民党能够改变政策。所以我那时很喜欢看大公报，赞成中间路线论调。对于学校中同学爱国运动，仍是不关心；以为任何运动都是共产党与三青团斗法，二者都不好，所以希望党团退出学校，学生安心读书，不闹运动。不知道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实际上自己做了反动派的帮凶。解放前一年，才感觉到爱国运动的意义，但仍是无原则的正义感，以为革命运动是应该的，但这是青年们的事，自己用不到加入，却不知道这是每一个人所应做的事。对子女也没有政治上的教育，我儿子担任工作，我最初还阻止过他，所以他一度在政治上以我为外人，但是那时对于共产党和苏联的看法逐渐正确了，所以很希望解放，但仍是为自己的利益出发，没有为人民大众着想。解放以后，起初以为自己是技术人员，根据过去经验，是跌不倒的，真所谓“学了数理化，什么都不怕”的一套想法。后来逐渐明白技术不与政治结合，就不能好好地为人民服务，才开始参加活动，在政治上思想上求进步。但是动机仍是为个人出发，觉得老的一套搞不下去了，应该适应环境，使得自己的技术仍旧可以换取自己的利益。最初经过初步的思想改造，才明白技术不是我自己的，而是劳动人民血汗换来的。我应该把技术还给人民大众，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今天的政治主要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所以只有技术与政治密切结合，才能真正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样才初步的建立了比较正确的立场，认识了为谁服务的道理。
+
+　　我的为个人求名利的思想，也严重的影响了我的教学观点。在求学时我受了英美帝国主义的殖民教育，基本上有崇美思想和资产阶级的“英才教育”观点。做教员后，虽然自己没有出过国，而一心想要爬到留学生所占的地位，于是我在教学方法上完全模仿外国回来的教授。把外国书上东搜西找来的，不切实际，不切国情的一套，生吞活剥，灌输到同学脑子里去。上课时虽自己英文讲得不好，但仍满口英文，以为非此不足以显出自己学识高。所用笔记，所编课本，都是英文。教材力求丰富，笔记多，讲解少。最大的缺点是没有重点，以致同学不能提纲挈领。考题务尽其难，性质完全靠死读书及作弄同学，这种教学方法，完全是模仿来的，而且变本加厉。动机不过是表示我这个“非留学生”，学术不比“留学生”差，彻底的为自己求名，想出人头地。又因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因此对学业检查不够，与同学联系全无，更谈不到辅导启发，同学有困难不能替他解决，全靠他们自己努力。因之只能教程度好的学生，而这种学生的所以好，却不是我的功劳。一班中有几个这样的学生，就以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是人生最大乐处。这种“英才教育”不切需要，不切实际，对祖国建设有很大的危害，十足表示出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教学观点的根源，是要表现自己的本领，抬高自己的身价，完全是个人求名的思想。
+
+　　解放以后，这种自私自利思想，仍表现得相当严重。自己初步知道以前的错误，于是也喊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口号，但实际上仍是从自己利益出发。参干运动时，我儿子自动响应，我不过赞成他，但没有鼓励。大家鼓励我前进，称我为“光荣家长”“人民教师”，我也受之无愧。在保送工作上，我相当负责，不过想藉此出风头，有“一举成名天下知”的感觉。等到大家以为我前进，我却因自己贪图安闲，怕担任群众工作，强调自己不会做，又怕工作要与业务冲突。交大工会改选，我也被选，但分派工作时，派给我负责政治学习工作，就怕起来，而对这工作完全没有信心。又听到领导上一句话，说我担任这工作，无非在教授中号召号召而已，以为实际工作，可以由其他同志来担任。因此，一年中的工作，完全被动。更因为自己不去深入了解情况，因此就是布置些工作，也完全主观。可以说一年中成绩毫无，大大的妨害了同人的学习，自己也觉得交代不过去，就抱着换班思想，希望改选，可以逃避工作。不知道担任工作，是为大众的利益，要站在大众的立场，而我却站在自己个人的立场，从自己的利益出发。
+
+　　总之，我在工作上作风上的各种表现，处处说明我的自私自利，站在个人的立场，这完全是一个立场问题，为谁服务的问题。这种个人的立场，绝对不能真正的做好工作，绝对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服务。经过初步的批判，我深深的知道我过去的错误思想，而且痛恨这种思想。我决心要重新做人，从头学起，建立并站稳正确的为人民大众的立场。我决定加强学习，提高警惕，时时检查自己的思想，绝对不能原谅自己；同时要克服自高自大，自满自得，自由散漫，自私自利等等的作风，使得自己可以配合这新的时代，为祖国的建设服务。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2.txt b/CCRD/3/7/3/0001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0fd1a09f91a8e4af45503149714efa56f3725a
--- /dev/null
+++ b/CCRD/3/7/3/000172.txt
@@ -0,0 +1,13 @@
+#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宁之祥党籍的决定
+
+　　颍上县前县委书记宁之祥，由于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居功自傲，竟看不起地委的领导（如1951年阜阳地委决定调宁去涡阳县工作时，他不仅蛮横不去，反而说“地委无能”），所以在其任职期间，竟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违法乱纪的错误。
+
+　　一、在1950年冬至51年春季的严重灾荒中，竟不顾灾民的死活，却大肆挥霍浪费大批粮款，充作机关修建，以及买扩大器（两套）、照像机、留声机、收音机、磁电机、电话机等项可办可不办以及根本不需要办的东西。所浪费粮款包括：救济米3万斤，东北粮手续费11万6000斤，欺骗组织虚报麦种蚀耗及克扣农民搬运工资强迫工人打条子冒领工资等计31490斤，共浪费粮食18万7400斤；又挥霍浪费寒衣贷金6470余万元，治灌宣传费1430余万元、防汛粮变款8560万元，计1亿5400余万元。51年因演戏又用救济纱布作40余套舞衣，用4匹洋布做两套幕布。正当51年春，灾情万分紧急时，竟用救济米15000斤去修建体育场，并动员扒去十余户贫民房屋（是公地私房）。
+
+　　二、在干部政策上，不看本质，而从个人印象出发，凭借个人感情，竟无原则地任用干部，如对反革命分子杨德仁的政治、历史情况复杂，宁事先对杨即了解，而竟擅自批准杨德仁入党，且提拔为法院副院长，而造成杨在“三反”中枪杀我党员张尚贤后畏罪自杀的严重后果。1950年和当时正在审查的政治、历史情况复杂的许××结婚（至52年冬才作出结论，无政治问题）。其次，又将地主成份的小姨子按家属供给送中学读书，并拿公家的布给她做衣服。
+
+　　三、官僚主义、抗上压下的恶劣作风极为严重。对县内的工作一手包办，县长已几乎徒有虚名，形成家长式的领导，干部人人害怕，因而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宁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对颍上县党的组织起了某些腐蚀作用。
+
+　　根据上述各点，宁之祥为该县党的主要负责人，竟毫无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其违法乱纪行为实属严重，使生产救灾、治淮工作及对党的政治影响、国家财富遭受严重的损失，其思想上已蜕化变质。为了严肃党纪，经本会讨论提议请省委决定，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3.txt b/CCRD/3/7/3/0001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9fe6ff358fd697333d98abe14ddebc23f860a6
--- /dev/null
+++ b/CCRD/3/7/3/000173.txt
@@ -0,0 +1,13 @@
+#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蒋立党籍的决定
+
+　　蒋立（原名姜泰南）现年38岁，江苏省丹阳县人，地主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入党，曾任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团政治处主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地委宣传部长、新四军五师政治部秘书长、宣传部长等职。1946年被派往京沪线做秘密工作，解放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第三处处长、劳动介绍所所长。其错误事实分述如下：
+
+　　（一）1946年秋党派蒋立回家乡做秘密工作，发给约值300担米款子的活动经费，蒋立用以投资于丹阳奔牛镇长丰油米厂，自任经理，掩护工作（当时这样做是对的），解放前组织上曾由该厂提出黄金10两（值100担米款）、大米20担，解放后蒋立在清理这笔财产时表现自私自利，以其弟所经营之丹阳正报社折价170担米交公，留下原长丰油米厂股权与他家中私股合而为一继续经营，并经蒋立同意该厂所存敌军食米150担匿不交公企图变为该厂私有。该厂的产权处理与业务经营完全听从蒋立的策划指挥，1950年7月写信给该厂代理人蒋佩絃说：“长丰厂改组后重心应做到保本生产，工人应完全计件，包工包伙，职员应减至一桌人吃饭，挑选职工中有能力的用，我意只要用——加上你们两位，一共11人，平时只支3·5斗米的零用钱，3月或半年一结算，有盈余照薪水支付，如亏本则不支”，对待工人如此苛刻，充分暴露了蒋立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本质，解放前长丰油米厂在丹阳投资之福成、云阳二面粉厂（蒋立是福成面粉厂的常务监察，云阳面粉厂的经理）解放以后仍和他们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数次出席他们召集的股东会议，1951年10月云阳面粉厂向丹阳县人民政府之报告，特由丹阳寄至上海交蒋立修改，该呈文原稿仍以蒋立为经理，被蒋立改换了他的代理人的名子，这一切都说明蒋立在解放后继续做生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但蒋立犹图强词夺理，否认这一事实，这种对党不老实的态度是极端恶劣的。
+
+　　（二）蒋立的父亲姜季垣，是一个恶霸地主，民愤甚大，有土地200余亩，兼管学田公堂田2000余亩，持枪收租，大斗大秤无情的剥削农民，又组织封建“季社”广收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为社员，跋扈一方，据调查证实1939年冬姜季垣指使其爪牙杀害当地群众姜志善、陈老六2人，解放后抗不缴粮违背政府法令，私卖土地，蒋立竟丧失立场包庇他父亲的罪恶行为；1949年8月蒋立写给一地主的信中说：“我父亲劝伊不必到乡下去，一切闲事不要管，不会有什么了不起”。此后为了逃避群众斗争依靠蒋立的庇护匿居上海，1951年春蒋立又将其送往湖北，企图远离家乡，逍遥法外，经湖北省委严正的调查处理，才又被迫返回上海，延至1951年11月始逮捕归案法办，蒋立一面声明不了解他父亲有罪恶，愿听候地方政府和群众处理，一面却又对他父亲的罪恶事实尽力辩护包庇，如：1951年6月丹阳县张埝区人民政府投函解放日报检举他的错误时，蒋立极端不满说：区政府“捕风捉影，捏造事实，凭空戴上一顶包庇恶霸父亲的大帽子，把我们兄弟当作斗争对象，这对党的政策来讲是不大符合的，事实上从我们所知道材料，我父亲并未有大罪恶”，要求党给他“伸冤”摘除“包庇”的帽子，要求党根据他的报告对他父亲的问题查明处理，给以照顾，要领导上先打通区乡干部思想再作处理，以免草率从事。蒋立丧失阶级立场明目张胆的包庇恶霸地主的错误是严重的。
+
+　　（三）蒋立的伯父姜铁生经管公堂田千余亩，放高利贷剥削农民，抗战期间充当伪区长，依靠敌伪势力压迫人民，解放后出卖土地60亩，抗拒土改，1950年12月被判处死刑。蒋立对此愤愤不满，写信给某负责同志说：他伯父是“为了维持地方曾当过伪区长，但政治上并未作恶。”在写给乡间一个地主的信中说：“大伯事确太突然，于法无据，于情不合，正在搜集经过向领导机关反映，纠正此种混乱行为”，这完全是支持反革命分子敌视党和人民的行为。
+
+　　组织上在处理蒋立的问题过程中一直是慎重的负责的。至今已经一年多了，经过三反运动，他的问题才被全部审查清楚。蒋立提出的意见和申诉组织上都作了反复的认真的研究，许多具体问题作了实事求是的修正，但蒋立的检讨总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并无真诚悔改的表现。他的错误是严重的，已根本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市委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4.txt b/CCRD/3/7/3/0001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f37ca6974140a67e6d507d342b0c6bd24d1c70
--- /dev/null
+++ b/CCRD/3/7/3/000174.txt
@@ -0,0 +1,87 @@
+# 赵景深：检查我的追求虚名贪图实利的思想
+
+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赵景深>
+
+## （一）思想形成的根源：
+
+　　我主导思想产生的根源约有3点：
+
+　　第一是家庭关系，养成了我的享乐思想。我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家庭，曾祖父是处州和台州的知府。6岁以后，曾祖父逝世，我家庭逐渐贫困。母亲即使典当衣物也要买鱼肉给我吃，从小就相信“一钱逼死英雄汉”“有钱能使鬼推磨”，因此就养成了我贪图实利的习性。我想过得更舒服，就推牌九、掷骰子，想赢人家的钱。这也养成了我贪图实利投机取巧的商人气质。幼年又喜欢看章回小说、唱京戏，这又养成了我的趣味主义和享乐思想。其次，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喜欢在商务的少年杂志上投稿，又喜欢演戏，抢着担任主角，这些都是我好名的表现。
+
+　　第二是社会生活经历，养成了我的雇佣观点。1922年我在天津棉业专门学校毕业以后，怕吃苦，不肯做卫辉华新纱厂的实习生，我就在新民意报馆做文学副刊的编辑。做了将近一年，就被我所介绍来的顾某排挤掉，因此失业。好容易1923年由郑振铎、黎锦晖介绍，到长沙岳云中学教2、3年级的国文，受到3年级同学的反对，校方不再续聘。1924年，同乡赵慧谟介绍我到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去教1、2年级的国文，又因生活不严肃，被同学们赶走。初踏到社会上来，就接连受到好几次挫折，感觉到“饭碗”不容易，因此就养成我的雇佣观点。
+
+　　当时新文学运动初起，写作的人不多，正是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我在岳云中学任教时，译安徒生的“童话集”和“无画的画帖”，编辑“童话评论”，创作“失恋的故事”。都不要稿费，只要50本或100本书做为报酬。我就拿这些书乱送给人家，仿佛卖仁丹一样，借此把招牌打出去。我又加入了文学研究会，在该会机关刊物“文学周报”上拼命写稿，为了出名，我不惜用各种卑鄙手段，例如：就任新民意报文学副刊编辑以后，假借报社名义，自己写启示替自己吹捧。遇有新书出版，常寄给朋友们，要他们写文章来捧我。我好名，可是并不爱惜我的名，重量不重质，粗制滥造，到现在将近出了一百种书，编纂的还不在内。像我这样，只能唬一些外行。内行一看，就知道我没有什么货色。
+
+　　第三是“北新”关系，养成了我贪图实利的思想。1930年，我与北新书局经理李小峰的妹妹李希同结婚，就任了北新书局的总编辑，因为有了资产阶级作靠山，具备了发展的条件，自己就逐渐地变成资产阶级，不仅只想有一口饭吃，还想过那享乐的生活，作一劳永逸的打算。我想从此的饭碗可以保牢，可以不再为自己的生活发愁了。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性，我就更加追求名利。我那追求虚名、贪图实利的思想就是这样形成的。
+
+## （二）主导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
+
+## （1）向国民党靠拢和加入国民党：
+
+　　1931年3月，上海北新书局门市部代售进步书籍，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兼伪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范争波派人来抄去进步书籍20余种，即将北新门市部查封，范手下王某到北新货栈来恐吓，如果不缴出3000元来给他，他就要封货栈。北新在惊恐之余，就将所有进步的书籍存货全部销毁，我还携带了3000元钞票送到一品香交王某收下，这件事很明显地表现我投降了国民党。我不惜亲自带了3000元送给无耻的国民党反动派爪牙。北新虽然复业，但今后的北新已经不是以前在文化界有重要地位的北新，而是屈服在国民党反动派势力之下的北新，北新再也不敢出左翼书刊了。我不曾坚持原则，胆小而不能革命，一遇压力就低头，以致危害左翼文学的生长，犯了很大的错误，这是1931年我投靠国民党的开始。
+
+　　约在1933年11月5日以前，伪市长召集书局经理和编辑，在江湾伪市府大厅开宴会，要出版界不出“反动”书籍。我提议以日本为例，希望不要查禁，只须用“××”来代替他们需要删去的话就行，今天一想那样做是更坏的。倘若禁止，人民会认识它的狰狞的面目，可以加速革命，倘若只打“××”，那就可以使反动派统治者以伪善的面目出现，实际上打“××”与全部禁止基本上是一样的，因为打“××”好像一个人去掉眼睛一样，也就成为没有什么用处了。那一天我应该反抗查禁，至少也应用沉默来作消极的反抗，我竟成了讨好国民党反动派的可耻的人了。
+
+　　我1938年不接受倪海曙代约的解放区苏北大学的邀请。但1944年2月12日，我就因小峰亲戚安徽学院院长朱佛定的邀请，动身到金寨去教书了。这就是我在行动上显明地表明出我是完全站在反动的立场上的。我由于资产阶级的本质，只贪图个人眼前的安乐，所以共产党方面请我都不去，我有机会为人民服务，却不抓紧这个机会，反而跑到金寨去为国民党反动派（李品仙的手下）服务。一到金寨，伪中央社就发电讯到全国报纸上说我到了金寨，党政机关各处都请我演讲，皖报和安徽日报上也常登载我演讲辞全文。我从来没有受到这样的“尊敬”，我简直就被捧得发昏了。安徽学院的性质有一些近于干部学校，毕业生不是县党部的书记，就是县政府的科长、中学校长、教务长之类。现在我才知道当时我是替国民党反动派培养忠实干部。
+
+　　我在1944年为了表示我对国民党“忠诚老实”，并且为了巩固自己系主任的地位，加入了国民党。这是由于我是一贯地站在反动的立场上，有了这个机会，更可以使我与国民党发生密切关系，达到我追求虚名、贪图实利的目的。
+
+　　朱佛定又介绍我做伪安徽省政府的挂名顾问，目的是让我多得一些收入，当时我很喜欢这个名义，觉得神气。安徽举行全省会议，全体名单中，我的名字排得很高，也是我所高兴的，聚餐时我坐在一些总司令和上将一起，还坐首席，大有飘飘然之感。现在我感觉到这些不仅不是光荣，并且是非常可耻的。
+
+　　我加入国民党以后的反动行为，有4件具体事实的表现：
+
+　　第一，1945年10月30日我回上海，路过蚌埠，住在社会服务所，便参加了该处餐厅的蒋匪祝寿会。我写了一篇“从立煌到上海”，大意称蒋匪劳苦功高，甚至还祝他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
+　　第二，崇美思想。抗日战争刚胜利不久，在1946年4月的“中国建设”上，我说：“美国保有原子弹的秘密，才有贯彻世界和平的实力”“美国是我们的好朋友”。
+
+　　第三，参加国民党的作家协会。1946年10月起，在伪中央日报编文学周刊，我又为了靠拢国民党，在1947年5月加入张道藩、潘公展等所发起的反动作家协会，被选为协会的理事。这是我又一靠拢国民党的可耻的表现。
+
+　　第四，签名“戡乱”宣言。我曾收到张道藩、潘公展寄来的一张上海兵役委员会抽签委员的聘书，为了表示站在国民党一边，我不曾退回。后来又收到一封开会的信，不曾到会。过了两天，“戡乱”宣言在报上登载了，居然有我的名字，是上海兵役委员会的人们替我签的。
+
+　　回到上海以后，在1947年上海市党部整理党籍，登报要大家去登记，当时我就不去登记，这是因为我感到民主浪潮汹涌，因此我便投机取巧。
+
+## （2）粗制滥造的编著工作：
+
+　　我为了替北新书局赚钱，就替北新大量编书，工余又在晚间翻译格林童话全集12册，利用北新的方便，抽版税来名利双收。又因羡慕周越然用“英语模范读本”的版税买洋房，我就编“初中混合国语”，从1930年到1933年是我大量生产、粗制滥造的4年，这时我只想储蓄一点钱下来，为自己将来的享乐打算。
+
+　　（一）编辑方面：我到北新书局任编辑，是倚赖资产阶级，当时经理李小峰（我的内兄）的话，我是唯命是从的。他要我编“文言初步”和“升学会考”等书的国文部分，我都替他编。我同意他的赚钱计划，我只想到我和他的利益，从来不曾想到所编的书刊，对于人民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同样，既然我是倚赖资产阶级的，当然就不能坚定的站在作家的立场，去向李小峰说话，因此对于鲁迅和别的作家的版税，以及正常版税制度的建立，也就不能起很好的劝说的作用。解放后，我在北新和三民所编的一百多种书籍，曾有几种受到过批评。过去我所编的书自己抽版税，也有几种是选辑他人作品成书的，如：“郁达夫论”“冰心论”“周作人论”“现代诗选”“现代小品文选”“现代日记选”等，这些书都是损人利己，不劳而获，是我贪图实利、追求虚名的另一面。
+
+　　（二）著译方面：我常辑印一些没有系统的单篇散文和杂文成书，粗制滥造，等于卖臭牛肉。我在解放前既不曾接受真理，更可以说所有的写作都是成问题的。到了解放以后，过去我的著译已经全部绝版，这是必然的一种淘汰。
+
+　　我对西洋文学不曾下过苦功。一些西洋文学论文，译的固然是译的，写的实在也是译的，不过利用几种英文材料将它拼凑起来，看得懂的就译，看不懂的就跳过去不译。写外国文坛消息也是这样办法。只是将别人研究的心得冒充自己的来唬人，来追求虚名。我所受的英文教育仅只7年半，但我却大胆地翻译屠格涅夫的“罗亭”“柴霍甫短篇杰作集”8册，近100万字。鲁迅和瞿秋白都对于我的翻译有过严厉的批评和指责。
+
+　　过去功夫做得比较结实的只有通俗文学，包括中国的小说、戏曲和民间文艺。我曾经钻研了15年，但这也是脱离实际的。我只注重考证、源流和演变，钻牛角尖，与人民毫无发生关系。我简直是一只烂字纸篓！
+
+　　解放以后，为了追求虚名，就匆忙地出书。“民间文艺概论”和“怎样写通俗文艺”讲义初稿刚刚编好，不暇多加修正，立刻就拿去出版。自己没有工农兵的生活经验，单靠报上的通讯报道，就改编成各种民间文艺形式，凑成“时事杂唱”“时事新唱”和“战云山”，京剧“冯玉梅”也不好，编辑“长工与地主”也犯了错误。以上7本书中“民间文艺概论”曾受到文艺报的批评，“时事杂唱”受到大公报的批评，“长工与地主”曾受到北京新民报的批评。
+
+　　总的批判：过去我走的是一条极端错误的道路，只知贪图实利，追求虚名，粗制滥造，骗取读者金钱，同时大部分充满着资产阶级思想毒素，大大地危害了青年。
+
+## （3）把教学工作当做买卖：
+
+　　从1930年起，我就在复旦大学做兼任教授，当时我就想逐渐从兼任跳到专任，我想每月300元，有3个月的寒暑假，每周只上课12时以下，有暇可以做学问，讲义出版了还可以抽版税，真是非常合算的。我就处心积虑地希望每年换一门新的功课来教，4、5年后，能教4、5门功课，就可以设法搞专任教授。后来又感觉到没有专长，不能博得虚名，就想到中国的小说戏曲弄的人少，是个冷门，可以投机取巧，又受了郑振铎的影响，就专研此道，钻牛角尖。我俨然以专家自居，我就是这样为自己“精打细算”，把教学当“买卖”来看。
+
+　　现在我以解放后为重点来说明。
+
+　　（一）雇佣观点：我讨好同学，能不点名就不点名。考试以前，常出练习题十几个，大考题即在此中出。点名松懈和及格容易也是“以广招徕”之一道。我这种态度是不正派的。
+
+　　（二）抗拒批评：同学们在文艺报上批评我，我常在枝节上作答辩，不肯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
+　　（三）现蒸现卖：过去我对马列主义还不曾达到真正喜爱的程度，只是为了应付功课，硬着头皮临时抓一些参考书来看，因此硬记硬塞在脑子里，现蒸现卖。我一面讲，一面恐惧，怕会讲错，自己也不相信自己所讲的是什么。有时我拿起一些参考书来照本宣读，自己还不曾融会贯通，怎样能使同学们透彻了解呢？有时事忙，来不及准备，我就拿旧的“老一套”搪塞一下。去年下半年在中文系一年级，我讲过一小时半的文艺思潮，竟用的是30年前厨川白村“近代文学十讲”中的旧说。我又讲过一小时的“短篇小说结构”，那是我在1932年所写的“小说原理”里的一章。20年前的旧货色拿到现在来讲，甚至还介绍同学去买，的确太不应该，并且对于新的事物太没有敏感了。
+
+　　由于我政治水平太低，不曾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只贪图个人的实利和虚名，当然思想性就不够强，有时竟发出反动言论，来毒害青年。
+
+　　（四）趣味主义：我教学既然是现蒸现卖，思想性不强，内容空虚，当然只好借助于趣味主义，来掩饰我的空虚。我把课堂当作杂耍场，同学当作顾客。几乎每一小时总要有一两次故意的插科打诨，放进一些京戏、昆曲、笑话，有时当众表演“真左笔”、说方言、摹仿各类人的口吻和动作。我所以要这样做，只是为了讨好比较落后的同学们，今后我一定要痛改这个错误，不再乱放噱头。
+
+## （三）今后努力的方向
+
+　　（1）我要真正树立劳动观点，彻底肃清资产阶级那种唯利是图的思想。
+
+　　（2）在教学上，当克服雇佣观点，并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把马列主义贯彻到业务研究和教学中去，克服偏重技巧、趣味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所造成的错误。
+
+　　（3）在写作上，以后当树立严肃认真的态度，不再求名图利，胡乱出版书。
+
+　　（4）明确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服从组织分配。
+
+　　（据本人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5.txt b/CCRD/3/7/3/0001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34298d31a2677e0971e3b2ca7a7f15fd87ff68
--- /dev/null
+++ b/CCRD/3/7/3/000175.txt
@@ -0,0 +1,47 @@
+# 赵敏恒：检查我在新闻工作中的反动政治路线
+
+　　<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　赵敏恒>
+
+　　我出生在1904年，正是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时期。父母幼年均在南京美国教会学校读书，父亲送我到清华去读书。我受了8年清华崇美奴化教育，我在1923年拿着美帝国主义从庚子赔款中拨出来的钱，所谓“官费”去美国。先后在米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学了一套为美国资产阶级服务的新闻理论与技术。1925年暑假曾在丹佛城快报社工作3个月，1926年又在纽约环球通讯社工作1年。
+
+　　在清华、在美国受了12年买办、奴化、资产阶级教育，我已是受过高级训练的买办奴才，很自然地受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注意。我本来不打算回国了，一心想做美国人，但美国资产阶级，不肯把我放在美国，他们认为把我放在美国用处不大，要我回中国来才肯重用我。“美联社”总经理古柏和“合众社”国外部长富雷要我回中国为他们服务。在美国的日本文化特务头子河上清向我灌输大亚细亚主义思想，要我去日本或东北为日本帝国主义服务。1927年，由美帝国主义分子白弗尔（“白种人的负担”的作者）介绍，回国在美帝国主义办的北京英文导报担任副总主笔。开始了我22年买办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走向22年反动政治道路。
+
+　　1927年，大买办藉蒋匪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叛变革命，满脑子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我，就在那年也媚敌求荣投靠了帝国主义。那时奉系军阀在北京，我觉得我有美帝国主义势力做后台，就把它们打败仗的消息在英文导报上发表。奉系军阀不但不仇视我，反和我勾结起来。我当时看到：依靠帝国主义势力可以很容易地抬高自己在反动统治阶级里的地位。我就顺此爬上去。
+
+　　1928年奉系军阀垮台，反动统治阶级的政权在南京，我就通过在清华时的老师、国民党反动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悦良和情报处处长邝煦堃的关系，到了南京任伪外交部副科长兼秘书。但没有特殊靠山爬不高，于是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同时帝国主义训练了我这样一个奴才，也一定要极力利用我，我就做了美国联合通讯社与英国路透社驻南京的特派员。
+
+　　有了帝国主义势力做靠山，卖国的国民党反动派对我的看法有了改变。我和历任伪外交部长王正廷、顾维钧等勾结起来，伪外交部的新闻差不多被我独占了。
+
+　　我对帝国主义主子也是特别卖力的。1931年9月18日夜里日寇占据沈阳，19日清早我就接到上海长途电话。按理我应当把全部时间与精力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同时美联社来电报说林白当天要由东京飞到南京，我就为了他这条新闻忙了一天。我把林白看得比东北的沦陷还要重要，我把一个帝国主义分子的无聊活动看得比千千万万东北同胞的痛苦还重要。这也就是买办资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本质。为取得帝国主义分子路透社对我的信任，我勾结伪外交部打字员，盗窃机密文件（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副本）抢先发出。因为有帝国主义做我的靠山，我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不怕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目空一切，才敢这样胡作非为。
+
+　　我并不满足当时的地位，我一面依靠帝国主义的势力来抬高我在反动统治阶级里的地位，一面依靠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密切关系及地位来抬高我在帝国主义主子面前的地位。
+
+　　1931年，我办了伪中央社与英国路透社新闻合同的签订。这个合同当时是秘密的，是经蒋匪亲自批准，伪代中央宣传部长陈匪布雷签字的。我的反动本质决定我背叛人民出卖祖国，大力替帝国主义做宣传、搜集情报。在订这个合同以前，路透社仅能在四五个有租界的商埠发稿，还不能深入中国内地。我办了这个合同，使路透社得到伪中央社的一笔巨额稿费，更使伪中央社义务地替路透社在全国各地发稿，使帝国主义的毒素伸展到全国各个角落里去。准许路透社在上海南京两地设立无线电台通报，侵犯中国主权。我这样做，犯下了中国新闻史上空前的卖国罪行。因为我签订这个合同“有功”，当时路透社成立南京分社，我就担任了社长。
+
+　　1933年，在福建的十九路军，响应中共该年1月17日动员全国军民抗日的号召，卖国的蒋匪要消灭这个抗日的力量。战犯何应钦和我商量，发表一个假消息，说蒋介石在上海南京一带集中大批船只，准备运兵由海路进攻福州，以吸引十九路军的主力到沿海一带，好让蒋匪主力顺利地从陆地通过江西边境的大山去进攻福州。当时帝国主义不要中国抗战，蒋匪不抗战，我的阶级利益决定我也反对要抗日的十九路军，我就丧尽天良，制造了这条假消息。我这种行为是直接参加了这次蒋匪的血腥罪行，而且我的罪行所造成的后果，是蒋匪靠武力所不能达到的。
+
+　　正因为我是这样丧失民族立场的、穷凶极恶的为帝国主义服务，路透社才这样重用我。外国通讯社的特派员和社长，一般不用中国人。这样就说明当时我的所谓新闻工作，对祖国对人民的危害是多么严重。
+
+　　买办资产阶级是可以为任何帝国主义服务的：1931年日寇侵占东北，日本联合通讯社的记者暂时不能活动，他们通过路透社要我代他们发专电。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领土，虽然蒋匪不抗日，但人民的力量使日本记者害怕，不敢活动，而我却没把人民放在眼里，出卖了祖国，甘心为日寇服务。日寇要知道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切措施，计划对策，我把日寇所需要的情报供给日寇。根据这些情报，日寇可以了解分析当时（蒋匪不抗日）的情况，更大胆地进一步侵略中国土地，屠杀中国人民。
+
+　　除与英美大使馆人员经常来往外，我和德、日、义、法、荷、加、澳等国大使馆人员来往勾结也很频繁。我这种行为和一个职业国际间谍对祖国对人民的危害性是没有两样的。
+
+　　到这时候，我的反苏、反共、反人民的思想就日益根深蒂固。我在重庆时为刽子手戴笠训练特务的“外事”训练班讲过话。我诽谤了苏联新闻事业和塔斯社，危害塔斯社驻中国的人员。因此，戴笠请我吃饭送我礼物。在蒋匪经国主持的伪干部训练班，我讲过国际形势。当时对于开辟第二战场问题，英国首相丘吉尔主张在南欧登陆是一种极恶毒的反苏反共的阴谋，他建议由巴尔干半岛切进东欧、封锁苏联，夺取胜利果实，阻挠欧洲人民的解放。因为我的思想是反苏反共的，在讲话中就竭力强调在南欧登陆的可能性。
+
+　　1944年，我编著的“采访十五年”出版。我在这本书里恶意诽谤访问延安的英美记者，这本书出版时正是外国记者访问延安的时候，引起他们对我的抗议。英美记者访问延安，将中共政策、八路军英勇抗日情形和解放区真实情况向国外作一定程度的反映，这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是有利的。我恶意诽谤访问延安的记者，所起的反动的政治作用是打击有利革命事业的一批记者，损害他们的信誉，影响他们的报道所应起的作用。同年，重庆新民报把我的“访英通讯”稿编印出版了“伦敦归来”，因为有些地方对英国殖民地政策宣传得不够好，得罪了英国政府，我不得不从路透社走出来。
+
+　　离开路透社后，我就直接投靠国民党反动派中最反动的C.C.集团，想靠战犯陈立夫、潘公展的势力自己办报，爬上反动统治阶级与人民为敌。那时伪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因为我是C.C.的人，百般阻挠不许登记，于是我找陈匪立夫、吴匪铁城要蒋匪介石亲自下了条子特许我办报，又因我自己没有资本，找陈匪担保向伪邮政储金汇业局借了400万元。虽然办报计划未能实现，但和陈匪这一段勾结决定了我走进C.C.的反动新闻集团。1945年，C.C.系在重庆创办世界日报，我通过程匪沧波的关系任伪中国新闻公司新闻部长兼世界日报总编辑。新闻公司的首脑（连我自己在内）全部是C.C.集团的重要分子，当时就计划成立新闻托拉斯，准备在抗战胜利后在重庆、上海、北京、南京、广州办5个报纸，社评与新闻由总公司统一发稿。抗战胜利后，C.C.系垄断上海新闻事业，我担任了新闻报总编辑，并以国民党官股股东资格担任董事。蒋匪十分重视这个报纸。C.C.头子潘公展、方治为控制新闻的发布，主持一个伪党报负责人聚餐会，我以新闻报负责人之一的资格参加。在这个会上潘、方二匪宣布什么新闻可以发表，什么新闻不可以发表，如：北京沈崇事件发生，全国人民切齿痛恨，那天夜里潘、方二匪宣布各报北京来电通迅一概不准发表，只准登载伪中央社歪曲事实的报道，并侮蔑共产党。
+
+　　抗战胜利后，伪法币贬值，上海电力公司杨树浦发电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美国老闆拒绝工人的合理要求，工人决定罢工，但为照顾市民生活，仍继续供应电力并自动组织纠察队维持工厂秩序。特务头子陆京士调动大批武装流氓、特务、军警冲进工厂。那天是我自己去采访的，以上事实是我亲眼看见的。当天晚上潘匪公展为统一撒谎起见，统一拟订一篇新闻稿交各报发表，说工人家属到工厂拉工人年。我就这样侮蔑了工人弟兄们正义的合理的要求，压制了工人运动。1948年申新九厂工人进行反蒋斗争时，我用“危害治安，格杀勿论”这样血淋淋的标题来发表刽子手宣铁吾的谈话。那时我是站在与工人阶级对立的立场，和帝国主义与反动派站在一起，以血腥统治手段迫害工人阶级的。
+
+　　解放前，上海各校青年学生进行反帝反蒋斗争，潘、方二匪在伪党报负责人聚餐会上叫嚣谩骂，喊着逮捕、枪毙，谈那天包围那个学校，那天逮捕进步学生，事实是很明显的，国民党反动派用战车、马队去冲撞学生队伍，反说学生打马队。新闻报跑教育新闻的记者每天写的稿子，我都把真相删去，有意识地歪曲事实。
+
+　　解放前夕，我在复旦大学担任的课程是时事分析，表面上好像客观的谈些内幕新闻，事实上我的立场、观点完全是反动的。解放军包围平津，我说美帝国主义直接支援北京，天津可守。淮海战役时，我说解放军伤亡很重，渡江不容易。我还把吴匪国桢妄想勾结美帝国主义，要美国海军在上海登陆（以阻挠上海解放）的事向同学讲。当时我说的话完全是反动派的话。因为我披上了一件“超阶级”“超政治”“中间”的外衣，所起的反动政治作用比公开承认我是反动派还大得多。
+
+　　我在新闻报工作与以前为帝国主义报社服务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本质是一样的，都是无视人民，媚敌求荣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我是三位一体。我主编新闻报是代表大买办资产阶级蒋匪来办的。我在新闻报的新闻报道中是一贯地强调所谓“美援”的，经常以重要地位，很多篇幅来刊载这类媚敌的报道。同时，我在国际新闻版一贯地采用英美帝国主义通讯社歪曲事实的报道，用“铁幕”字样来侮蔑苏联，诽谤苏联政策，诽谤出席联合国的苏联代表。1947年反动统治已经走下坡路，我在美国华盛顿听说战争贩子魏德迈当时尚未发表的报告书反对共产党，主张支援蒋匪，就写了一篇通讯说魏德迈是“中国的朋友”。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时，眼看蒋匪就要垮台了，陈匪立夫、潘匪公展勾结战争贩子司徒雷登在上海召开所谓“上海各界人士座谈会”，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决不放弃中国，要抵抗共产党”。当时决定用3个团体名义发电报给杜鲁门要美国援助。我起草了伪上海市参议会的电报。接着战争贩子布立特去南京看蒋匪，路过上海，潘匪公展约了十几个人（有我在内）一同去看布立特。在会上我发言表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爱好新闻自由，共产党一来我就没有新闻自由了，我就不得不发表我所不愿意发表的消息。”我参加了以这些人为核心而组成的极反动的伪“上海自救救国行动委员会”。这个极反动的组织的成立，引起上海附近地区一部分地主、反动官吏的幻想，以为美帝国主义要出兵守上海，甚至组织反动武装力量企图抗拒解放，造成人民的损失。
+
+　　（买办资产阶级思想决定了我过去22年所走的反动政治路线。首先是帝国主义一手训练扶植我为帝国主义服务，进而依靠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爬上反动统治阶级，直接成为反动统治者。）
+
+　　（编者按：赵敏恒到复旦大学新闻系当教授，曾由特务程沧波拨款给复旦新闻系作“奖学金”，并由赵津贴“复旦新新闻”反动刊物，企图排斥陈望道，夺取新闻系。赵的思想检讨全文甚长，并有26个附件，此文仅是其在新闻工作中的反动事实摘要，其他从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6.txt b/CCRD/3/7/3/0001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74842028aa5f9870055103553b75cc4141ef1d
--- /dev/null
+++ b/CCRD/3/7/3/000176.txt
@@ -0,0 +1,83 @@
+# 赵修鸿：检查我的买办奴化思想行为
+
+　　<圣约翰大学教务长　赵修鸿>
+
+## 一、我的家庭出身、个人经历及由此产生的主导思想
+
+　　我出身在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中。父亲因为家中穷，时常到东北、天津、北京等地，跟他的表兄张丹荣去做生意。张做过银行买办，是一个暴发户，依仗财势欺人，父亲常受他的气。因此他从小就鼓励我用功读书，将来发达后可以替他争口气。还说我们亲戚很少，没什么可依靠的，只有靠自己找出路。我母亲待人非常刻薄自私，即使对自己的子女也存有偏心，而对我最不喜欢。在这样一个家庭影响下，无形中就在心中种下了自私自利向上爬的根源。
+
+　　我15岁那年，父亲要我到虹口昌世中学去读英文，他想要我将来能像他表兄那样当买办，发洋财。昌世中学的校长是一个牧师，是“约大”的老毕业生。我当时读英文非常认真，后来又受了洗礼为基督徒。奴化思想在那时就开始在我的脑中生长。后来经校长介绍，考入“约大”中学部，一直到大学毕业，在“约大”共读了6年书，我的奴化买办思想也跟着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
+　　毕业时，我考了第一名，而被留任物理系助教。我当时看到学校的教授生活很舒服，于是就安心地担任了6年助教。在这时期我各处讨好外国人，终于经校长卜舫济（为美帝国主义分子——编者）的“帮助”替我弄到了洛氏奖学金，送我到美国去留学，并允许贴我家用每月40元。我当时非常感激，认为只有外国人才会这样“体贴”我。从此以后我对卜舫济非常敬重。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一年书，得到“硕士”头衔，回国后，他就升我为副教授。在1929年到1930年间又叫我代理文理学院院长。到1933年他又“帮助”我弄到洛氏奖学金，我再到芝加哥大学读了2年，得了“博士”头衔。回校后，我就被升为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我当时心中很满足，认为一帆风顺的爬上去了，就想报答卜舫济的“恩赐”。亲美崇美奴化思想也就更为严重了。
+
+　　抗战开始后我又担任了文理学院院长。抗战胜利后，帝国主义分子卜其吉（卜舫济之子——编者）做代理校长时，我做教务长，1949年1月校董会叫我做代理校长。我的奴化买办、向上爬思想一直发展着，没有受任何挫折。
+
+## 二、错误思想的具体表现
+
+## （一）奴化买办思想、亲美崇美反共反人民
+
+　　我因为受了卜舫济一些小恩小惠，就盲目地崇拜他、感激他。1925年上海的“五卅”运动激起了本校的“六三”运动（运动经过见“约大”历史资料——编者）。当时我在美国留学，知道了这件事，因为我的出国是卜舫济替我弄到洛氏基金才成功的，因此我就站在他一方面。认为同学应该安心读书，不应该闹事。因此那年回国后，卜舫济升我为副教授，我感谢他的“提拔”，就若无其事的回“约大”教书，根本没有离校的思想。直到1950年抗议奥斯汀无耻谰言时，同学们请我谈对“六三”事件的意见，我还是认为卜舫济对我有恩惠，因此认为他没有什么不好，更不愿意骂他。就以那时我在美国，不知道这件事为理由，推开同学的请求。
+
+　　现在我认识到当时全校大部分同学及教职员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分子凌辱我国国旗，都投入了斗争。而我却在美国制造向上爬的资本。我非但不同情这一爱国行动，还站在帝国主义那边，将学生运动看做是闹事。回国后，我不仅不参加这一运动，却为了自己的名位，仍旧回约大为帝国主义服务，甘心地做了帝国主义的奴才。
+
+　　另外一件事也明显地表示出我对帝国主义分子卜舫济的盲目崇拜。在他死去的第二天上午我去上课时，我叫班上同学一齐起立，为他静默3分钟，表示我对他的感恩。后来教堂为他做丧事礼拜那天，卜其吉派我同其他7个老毕业生一起抬卜舫济的棺材。我恭恭敬敬地带了黑领带，穿了黑大衣抬了他的棺材，表现得非常悲伤。这种丑恶都表现我的奴化思想达到了何种程度。
+
+　　1934年，我在美国加入“雪格麦赛学会”为预备会员。在美国认为能加入该学会是很荣誉的。因此我虽然做了预备会员，已经感觉非常得意，以为我的名字能放在美国学术界里面，很了不起。回国后，将该会的会员证挂在客厅中，显扬自己。我又将自己的博士毕业论文送到美国物理学会的学报上去发表。在该学报上发表论文非但没有稿费，还要出一笔印刷费。我那篇论文的印刷费是由洛氏基金会代付的。文章刊出后，我非常得意，以为我的名字又多在一处登载了。
+
+　　1946年12月，同学们挂了布告板，报导美军污辱沈崇的事件，美帝国主义分子就指使中国校长要我将那些布告撕去。我本来也不赞成同学们作反对美国的宣传。但是我一个人又不敢去撕，就叫了注册处的姚惠恩和一个工友一起去。我与姚站在旁边望风，叫工友去撕。同学们揭露美军在华暴行，是要唤醒全国人民来认识美帝的狰狞面目。我有了根深蒂固的奴化买办思想，为了想讨好美帝，达到自己向上爬的目的，就去做了反对人民的事。我为了自己讨功，又怕被同学看见了，对我不利，就不惜拖人落水，将姚惠恩及工友拖了一起去。并且在撕的时候自己不动手，预备给同学看见就溜之大吉。在这样的行为上也是以损人利己为先。这表现了我的思想是多么卑鄙无耻。
+
+　　1948年涂羽卿辞去校长，成立临时执行委员会，我被推为主任委员。第一次开会时，卜其吉提议将交谊室对面的布告板拆去，当时我也不同意同学贴布告骂美帝，所以同意他的意见。决议通过叫我去执行，我觉得很为难，怕拆去布告板同学来质问我。但后来想，卜其吉曾屡次要拆布告板，涂校长不同意，结果校长也做不下去。我如不去执行，也要得罪他，对前途是有妨碍的。因此我想还是不能得罪卜其吉，结果就拆了布告板。在当时，革命运动正进入高潮，同学们贴布告，可以唤醒人民的觉悟。我身为中国人，非但不站在人民立场上来反对卜其吉这种压迫手段，还表示同意；并且为了个人前途，甘心替美帝服务，做他们的帮凶，现在想起来，真觉得痛心。
+
+　　不久，帝国主义分子卜其吉及德爱濂指使我要将住宿的同学在暑假期间一律迁出校外，我就遵照他们的“意旨”发出通知，将同学赶出宿舍。事后，德爱濂就送给我伪法币3000万元，当时约值2、3担米，我以为他是诚心帮我忙，贴补我家用。现在我是明白了，他是为了奖赏我忠心地替他赶走住宿的同学。
+
+　　（当时有很多东吴、之江的同学在约大借读，其中有些是很进步的同学。卜其吉为了分化约大的进步力量，想出一条毒计，指使我通知东吴、之江两校当局，表示借读生不得再在约大借读，必须回原校。当时我也同样不赞成这些同学的活动，就依照帝国主义分子的话通知该两校。后来该两校当局曾来交涉，希望仍旧允许借读，卜其吉不答应，就这样逼得所有借读生只好回原校去。）
+
+　　从这几件事可以看出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压制学生运动，使尽种种毒计，压迫进步同学，而我则甘心做帝国主义的帮凶，压制学生运动，分散革命力量。
+
+　　1948年，在一次教授会议中，卜其吉提出外国人（帝国主义分子）是否需要返国的问题。当时我虽没发言，但心中认为局势紧张的时候，他们应该回国，以保持他们的安全。他这次会议的目的就是想在教授中吸收一些对他们的印象，准备如何再来侵略我们，而我却一无所知，认敌为友，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为他们考虑安全问题。我还记得在卜其吉刚要回国时所说的话，更暴露出帝国主义分子念念不忘再度侵略我们的野心。他对我说：“我这次回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再等3、4年后，等美国军队打回来时，我就会回来的。”我当时听了，连一点反感都没有。
+
+　　那时候，卜其吉将校内所有学生的组织和活动的地方，都加以解散和封闭，只剩下一个学生食堂仍由学生办理。但他仍感觉不安，就在他辞职前出了一个通告，要派2位教师参加食堂组织，名义上是师生合作，实际上却有监视同学的意思。等到我做代理校长时，他就指示我派徐怀起、程有庆二位先生参加。当时我明知他的意思，加之我也是同样反对学生活动，同时又连想到我爬到这代理校长的地位是不容易的，如果第一次就违背了卜其吉的意思，那我这校长就做不成了。因此，我就派徐、程二人以顾问名义参加食堂组织。
+
+　　当我做代理校长时，文学院院长帝国主义分子武道在回国前写信给我，指示我派黄嘉德先生为代理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系主任。武道是卜其吉手下的人，我想武道的意思就等于卜其吉的意思，我不愿得罪卜其吉，因此也不敢违背武道，就指派黄嘉德先生为代理文学院院长兼新闻系系主任。
+
+　　这两件事都说明我为了个人的利益、地位和利害，甘心的做帝国主义走狗，做他们的帮凶，不但对卜其吉唯命是从，并对每一个帝国主义分子都是服服帖帖的服从，完全丧失了中国人民的立场。今天我却坐享革命胜利果实，实在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祖国。现在想起来，真是惭愧得无处容身。
+
+　　解放前，美帝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负责人范恩来信叫我去开会，他说他要回美国去了，以后各教会学校的经费，托事部仍可供给，但要我们每2星期打一次电报，向他们报告校里的情况；至于校内详细的情况，则用信件报告给他。我接到这个任务后，便想约大是教会学校，又是美国人出钱办的，他们要知道学校情况也是理所当然的事。
+
+　　解放后，罗道纳曾经起了一个打到美国去的电报稿子，叫我与他一起具名，电报中报告了“西站那边的铁桥被炸毁，校中玻璃损坏很多，修理费很大，但学校很安全”。我当时认为我做了代理校长，向出钱的美国老闆报告校中情况，亦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就不加考虑地与罗道纳共同具名打了这电报。
+
+　　有时候，有些本校毕业想去美国留学的学生，请我写介绍信，我时常会在信上写这个同学“功课好，不活动”。现在从这种介绍信上也可看出我那时的思想。第一点：我将祖国大批有用的人才介绍去美国，使他们更多受有毒素的教育，使他们忘了祖国，而被美帝国主义利用，为他们服务。第二点：我当时心目中的好学生就是所谓不参加政治性活动或反帝斗争的学生。这种学生正是反动政府所希望的，我自己受了美帝的毒素，甘心情愿地被利用，还鼓励学生去被敌人驱使，这不能不说是我的罪恶。
+
+## （二）自私自利思想
+
+　　抗战胜利后，沈嗣良（汉奸，抗日战争时期为约大校长——编者）被捕下狱。有一天，杨文恺先生来找我，请我联名保释沈嗣良。我当时就拒绝签名。我想：以前沈嗣良有意拖我下水，叫我开除进步同学，我幸而没有照做，否则多么危险。我所以拒绝签名，并非因为他是大汉奸，做了危害人民的事而痛恨他，相反的，我为了跟他有私冤，才不肯去保他。事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是美国人的意思，我拒绝保释，就是反对美国人，因而非常懊悔。今天想来，我这种无耻的行径，实在与沈嗣良没有两样。
+
+　　1948年因同济事件，本校王寿令同学被捕，伪警带他来找保人，以便释放。当时涂校长不在，便来找我。可是我却想，如果我做了保人后，王寿令同学再在外面活动，我就要负很大责任，因此我便加以拒绝，这件事很明显地说明我处处都为个人打算。
+
+　　（解放后，校务会议决，各系的系主任应由各系的教员们重新推选出来。我心中就不大赞成，认为我这个系主任由年青的助教们选出，有点不服气。后来化学系主任程有庆先生也表示不赞成。我当时明知程先生的系主任有问题，就有了一个帮老朋友忙的心理；另一方面，我认为解放后自己“失势”，很想利用这个机会来结成宗派抬高自己。我想我自己做系主任虽然没有问题，但是今天我帮别人的忙，将来我自己有困难时，别人亦会帮我的忙。由于这几点，我们就联合理学院的4个系主任向校务会交涉，拒绝这种推选系主任的方法。这种自私自利，一切为个人出发，搞宗派以抬高自己的行为，就造成校内不团结，阻碍了行政工作的开展。）
+
+　　在物理系系内工作中，我也表现得非常自私自利。我不大肯请有博士头衔的教授，我只肯请我自己的学生，及比较熟悉的教员。像以前的沈立铭先生，就是因为和我有过房亲的关系，所以我才请他来教书。有博士头衔的先生如以前教物理的冯博士，和我一样，也是在美国学光学的，我平时就不大跟她接近，唯恐她抢了我系主任的地位。所以当她提出辞职时，我觉得正合我心意，也不去挽留她。又如去年当张应祥先生发起整理物理系仪器时，我就以为张先生要抢我系主任的权，心中非常气。后来我在柯先生、葛先生那里发牢骚，说：“你们是我的学生，为什么要去捧张先生，来抢我的权？”我这样做，造成系内的不团结，仪器更是混乱了。当物理系同学要求转系时，我根本不去考虑到如何整顿改善物理系，却引用条文，处处留难同学们的转系。因为我怕同学转出去了，对物理系不利。
+
+　　在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的时候，我在工会教授小组学习。小组的组员们大都认捐每月一天半的薪水，我看到别人如此，也就认捐一天半的薪水收入，但心中觉得十分肉痛。大约3个月后，小组调整，物理系与生物系并为一组。在缴款时，我觉得有机可乘，改为每月5万元，又说在前小组中义卖扇面时捐献过了，因此将前3个月的捐款赖去，结果将总数约60万元的捐款减为15万元。扪心自问，今天我能够在这儿安心的生活、教书，都是志愿军在进行着艰苦的反侵略战争，而我却以少出一钱好一点的态度来对待支援抗美援朝的捐献运动，这更说明了我卑鄙无耻的自私自利的思想。
+
+## 三、思想转变过程及今后努力方向
+
+　　我因为一贯受到美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毒素侵害，思想上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奴化买办思想。过去受了美帝的一些小恩小惠，就一向对他们存着感恩心理。我为了个人的名利，为了达到向上爬的目的，甘心情愿地替帝国主义服务。
+
+　　解放后，我错误地认为“新派”的同事得势，我自己“失势”。我虽然名义上做了教务长和系主任，但是还看不惯别人在我上面，因此思想上就对人民政府、对共产党没有好感。我以为解放后是年轻人的天下，我年纪又老，头脑又顽固，过去又在美帝国主义统治下做过很多工作，政府一定不会信任我的，不会再要我这老头子了。
+
+　　由于我向来对学习不认真，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不信任，所以在三反思想改造开始时，我很恐惧，怕干部打老虎打错了人。5月1日，校方叫我在教务处值班，我看到书架上放着许多陈旧刊物。我当时想到其中有否反动书籍刊物，怕将来查到，疑心我是反动分子。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下，将一些杂件，掼在字纸笼里。其中有六七份美国寄来学校的商业报告，礼拜堂里用的祷告文，上海教会里召集开会的油印纪录及校内各种开会的油印通知书等。过了几天，我检查我的抽屉发现了两封信，一封是麦默伦给我的，谈继续供给学校经费的事，还介绍一个在美国的姓刘的中国人来约大教书，指定专门教经济课程。一封是卜其吉寄给麦默伦的信另外给我的第二腹稿。我当时心中便想到，麦默伦给我的信，虽然我没有回信，但有了这两封信，可能别人会说我与美帝国主义有关系。所以我就将信撕了，掼在字纸笼里。同时还有几份中国人寄来的英文信，有赵紫宸的英文稿（关于宗教问题）及一封吴贻芳的来信（关于金陵女大解放后的情形）也一同掼在字纸笼里。有一次我又整理出两张日本及朝鲜人的请客帖，我害怕别人疑心我勾结日本人，做过汉奸，于是连同其他几张私人的请帖，一起带回家中烧掉了。后来又有一次我掼去了几份东亚信件及6、7份中国基督教协进会会刊，还有一份是爱德华（美帝国主义分子——编者）书记寄来的调查表。
+
+　　这件毁文件的事，是因为我对共产党、人民政府不信任。我起初以为如果将这些东西给干部看到后，一定说我与美帝国主义有关系，对我是很不利的。我现在认识到，从我检查出的事实，已说明了我不惜为了自己的打算，甘心情愿地去做帝国主义的帮凶，做帝国主义的走狗。我还自以为聪明，以为撕去了文件后，别人就不会疑心我。但从我个人所经历的事实中，根本不可能掩饰我的丑恶行为，所以我作了一件再笨也没有的事，我不应该将这种文件撕去，将它保留下来，供给领导上做参考。
+
+　　在三反思想改造时，我认为我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地位、这样的“名望”，今天要叫我在大庭广众前，将过去这种丑恶的行为暴露出来，实在不好意思。因此就在言语上做花样、兜圈子，表现得非常不老实。
+
+　　我做了两次“三反”交代，都通不过，心中就非常着急，我自以为我这个人已经不可救药了。直到看了校内的爱国反帝展览会后，我才认识到美帝在约大的阴谋；尤其是我所一向崇拜的卜舫济，原来是这样的一个阴险毒辣的家伙。我过去为了个人的利益，以致受了美帝国主义的利用，做了许多危害人民、危害革命的事，现在想来，觉得非常痛心。
+
+　　经过同志们及同学们反复的启发帮助，使我相信自己是能够改造的，才开始开动脑筋，将过去的错误的思想及行为一一分析。
+
+　　当我在小组检讨后，获得了同志及同学们的通过，并且对我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我心情上是无限的愉快与感激。使我深深体会到，只有将过去丑恶的行为老老实实地揭露出来，加以批判，才是最光荣、最有面子的。我感谢共产党教育了我，拯救了我，使我清醒起来，使我获得了新生。
+
+　　（此检讨载于圣约翰大学思想改造学习刊物“改造”）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7.txt b/CCRD/3/7/3/0001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aaf9c0305c74ff132225e031271ce660c31062
--- /dev/null
+++ b/CCRD/3/7/3/000177.txt
@@ -0,0 +1,11 @@
+# 中共甘肃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贪污蜕化分子折国君党籍的决定
+
+　　折国君，现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安厅第四处第一副处长。陕西横山人，现年37岁，雇农出身，1934年参加革命，1935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胜利后的和平环境中，由于放弃政治理论学习，不求进步，经不起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作风的侵蚀，以致堕落蜕化，不仅辜负了党和人民所给予的光荣称号，而且做了不少背叛党、背叛人民的罪行。
+
+　　折国君在资产阶级的腐蚀下，在奸商与不法分子的勾引下，贪污腐化，盗窃国家人民财产达1亿6000万元以上，其个人贪污据初步材料已达4000余万元。折国君在1949年与伪警佐王廷仁的女儿订婚后，即以其贪污的白洋350元送给王廷仁；结婚后，又给王廷仁送了8两7分黄金，并亲自主谋给王廷仁在红山根买了4亩1分水地，修房子5间，买砖瓦窑一处，准备脱离革命与其岳父合伙经营，待天兰路通车后以图暴利。此外并在其岳父王廷仁勾引下，私将公款一千万元，给王廷仁白用了3个月，并将处内的大车以低价卖给王廷仁，又以高价将原车买回，不久王廷仁将1300万元买来的大车，经折国君之手，以1600万元卖给劳动改造队，将市价20万元一根的椽，以30万元一根卖给公家。就这样公开和秘密的盗窃，仅车、椽两项，即使国家财产损失在一千万元以上。此外折国君并无原则的指派劳动改造队犯人给王廷仁做工，形成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折国君在与其岳父王廷仁狼狈为奸同时，并接受奸商贿赂，给奸商以盗窃国家资财之极大便利，当第四处购买奸商周伯顺的砖瓦窑时，折国君接受贿赂400万元后，便亲自议价，将当时市价仅为9500多万元的砖瓦窑，以2亿元的高价买得，致使国家损失1亿430多万元。在奸商王宗纲的引诱下，不但将200块白洋存放王处，且将公家麦子78000斤，以低于当时市价买给奸商王宗纲；共损失1280多万元。仅以上两个奸商，通过折国君之手，就盗窃了国家财产达1亿1700多万元。
+
+　　折国君利用职权，以贪污受赂所得的巨款，日益奢侈腐化。他原有一件皮大衣，却又弄了一件黑紫羔皮桶买了11张狐皮；他有一只17钻游泳表，却又买了一只21钻游泳表和一只日历表；他原有两套呢子制服，又在广州买了一套英国呢子料；已有一支金星笔，却又买了一支派克笔，且私自在生产款内报销。
+
+　　在这次“三反”运动中，党虽曾尽力设法挽救，使之坦白自新，然而折国君却执迷不悟，甘愿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而抗拒“三反”运动。党对此蜕化变质的分子，绝不容许其继续留在党内来腐蚀党和破坏革命事业，因此决定将折国君开除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8.txt b/CCRD/3/7/3/0001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759ec485ed62ef16b59f72d1583526f7fb4d5a
--- /dev/null
+++ b/CCRD/3/7/3/000178.txt
@@ -0,0 +1,79 @@
+# 顾颉刚：个人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
+　　<上海学院教授　顾颉刚>
+
+## （一）家世和简历
+
+　　我于1893年5月出生于苏州一个封建性很浓厚的家庭。我的父亲少年很苦，家庭里要用300元一年，但他的收入每年只有薪水百元。1906年他考中了优贡，分发安徽候补知县，1913年到杭州做两浙盐运使署的科长。直到1936年，他大病，我替他见运使辞职，才退了下来，总计做了24年科长。所以他可以在本乡修建住宅，又买些古物书画来消遣，银行里有存款4万元，又买田300余亩。
+
+　　我一生除私塾外，只进了3个学校，长元县公立高等小学，苏州公立中学，北京大学。年限自1906年到1920年。北大毕业后，学校留任研究所国学门助教。我在那里研究经学、古史学、民俗学，为一生最得力的6年（中间曾有一年半为商务印书馆借聘为编辑）。在那时所受影响最深的人物是胡适和钱玄同。1926年，我即到厦门大学任国学研究院职。因为该院旋即停办，所以到了（广州）中山大学。1929年就燕京大学教职。（1931年）拿了研究所的调查费到华北各省的农村里走了4个月。九一八事变，继之以长城抗战，我就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1934年到百灵庙调查蒙古自治问题，因而感到边疆问题严重，就借禹贡学会作这方面的研究。1936年被选为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会理事长。翌年七七事变，即离开北京，到了西北，为中英庚款会设计补助西北教育。想不到又为了在那边办通俗读物的原因，使得甘肃教育厅长葛武荣对我太过不去。我不能住在兰州，就到蒙藏区考察一年。此后就办中国边疆学会。1938年到云南大学，翌年就应齐鲁大学之聘，到了成都。因朱家骅叠次邀我到重庆，于1941年前往，主办文史杂志社和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就进了中央大学教书。我在国民参政会里看出蒋匪的独裁面目，因此辞职离校。1943年与上海书商共同组织大中国图书局，胜利后迁到上海，他们推我为总经理。又联合了4家书店请求印行伪国定本教科书，推我为总代表，这件事使我和国民党政府发生了勾结。1946年，我在苏州社会教育学院任课。出版民众周刊。1949年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任课。1951年诚明归并上海学院，我又在上海学院兼课。我现在正式的工作是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
+
+## （二）我的研究工作的检讨和对于胡适的批判
+
+　　我和胡适，1918年建立了师生关系，1920年至26年用了他的水浒传考证的方法而治学。自从读了这篇水浒传新序，方始知道各种的不同就是一件故事随时随地的演变，我学得了整理这些演变历程的方法，当时我快乐极了。就用这个方法去处理古史上的故事，例如禹，又用来处理民间的故事，例如孟姜女。我这样埋头干了6年，成就了“古史辨”第一册。
+
+　　我自己，古书是读的，问题是敢提的，但对于研究这一项学问的辅助科学，如考古学、民俗学，则根底太浅；地质学、古生物学、语言学，则全未用功。我实在不配作这门学问的正式研究。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不过单凭了我的“初生之犊不畏虎”的勇气，加上胡适为了扩张自己势力而作过分的标榜，居然轰动一时，甚至给外国人翻译了出来，仿佛我真能解决全盘古史问题似的。其实我不过是放了一个大炮而已。
+
+　　这个大炮的炮弹，其成分是很多的，有汉代的王充，唐代的刘知几，宋代的郑樵，清代的姚际恒等等名言胜义，有朴学的方法，又有实验主义的毒素。现在单就不合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两点来讲：第一点是“无征不信”，这是朴学和实验主义所同具的方法，凡是古器物和古文籍上拿不出证据来的，我就说不敢轻信，或置之于不论不议之列。社会发展的阶段是由原始共产社会和奴隶社会，又进为封建社会，是确定的事实，我却因原始共产社会和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古器物、古文籍里没有充分的材料作为考辩的证据，所以悍然说中国历史应从甲骨文时代讲起，盘庚以前暂行存疑，等到将来发现了新材料再讲。又说仰韶陶器和甲骨文的中间空着一段历史，只须努力发掘，自可联系起来，到那时整部的中国史才好讲了。这都是规避历史唯物论的明证。第二点就是实验主义中的“演变”，我对于这方法使用得最熟练，我希望用了这个方法说明每一件事物，每一种学说的随时随地所起的变化。这固然和辩证法的变化的观点有些相像，可是实验主义的“变”没有必然的方向，历史就成了偶然事件的堆积。历史科学在于寻求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法则，而不是寻求些偶然事件。例如我说：“禹本是一个天神，后来变成人王，后来又变成水利工程师。”这个演变过程的揭发，历史唯物论者也许可以承认；但我说这些演变是出于少数人的自由意志的安排，那就是一种反科学的不可知论，也就是一种反科学的唯心论，该为历史唯物论者所痛斥，因为这种演变是都有它的社会条件的，必须在社会发展上寻出其条件才对。我既没有致力于社会发展史，就不可能破坏伪古史而建立真古史。
+
+　　古史辩第一册是在胡适的指导下编成的。第二册本是第一册登载未尽的文字，零星的很，没有一个中心。第三册就不同了，其中心为周易与诗经，是在钱玄同的指导下编成的。我那时在燕大，年岁大些，生活比较安定，读书思考用力也较多。深知自己的学力不足，单放大炮是得不到真实成功的。因此想在根本上做起。1931年我在古史辩第三册自序上说：“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所以这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这些工作做完的时候，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据了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意见，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这是很明白的表示，我不配做“史学家”，我只该做“史料学家”，或称为“文籍校订学家”，我想尽了我的能力整理好史料，送给史学家去使用。可恨的，我的“史学家”虚名已经为一般人盲目承认，我虽说得很明白，但别人看我的眼光没有变，而且在一群青年人推波助澜之下，仿佛成了“考据派”和“唯物史观派”对立的局面，加深了我的罪孽。这只有怨我在学问没有成熟的时候，就轻易发表主张的个人英雄主义，更不能不怨这导演人胡适。
+
+　　古史辩第四、第六两册是由罗根泽（现任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编的，讨论诸子的真伪，因为诸子的权威在封建社会本来不高，所以讨论真伪只是学术界的事情，在社会不生什么影响。在第六册里，可以看出胡适在讨论“老子”问题上如何文过饰非。
+
+　　在古史辨第四册的序里又说：“我感到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无宁说这种种正是唯物史观者所亟待于校勘和考证学者的借助之为宜，至于研究古代思想及制度时，则我们不该不取唯物史观为其基本观念。”这句话从现在看来固然有毛病，例如：书籍真伪和制度思想是分不开的。不能孤立着看，不该说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但在那时，我有学习唯物史观的真切的要求是可以确定的。可惜人事纷纭，后来竟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一直到现在还是依然故吾。以致在学问上走了许多弯曲的道路。
+
+　　1935年，古史辩第五册出版，这是讨论经学上今古文问题的，也受钱玄同的指导。今古文问题是汉代的问题，汉以后已经忘记。经清代学者经过许多考证的功夫重新提出，我们今天讨论它，似乎不必要。可是古代的制度，今文说的是一套，古文说的另是一套。我们要研究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史的封国、爵禄、兵役、劳动服务等问题，经济史中的田制、赋税等问题，社会史的阶级、婚姻、成人年龄等问题，今文古文说的都不相同，所以东汉时的许慎就做了一部“五经异义”来讨论他们的孰是孰非。所以这个问题如不解决，中国古代文化史就没法做好。
+
+　　古史辩第七册是1941年吕思勉、童书业两位在上海编的，内容是把旧古史系统作一个总批评。这虽和第一册性质相同，但因学术界讨论古史已有20年的历史，所以水准提高，比第一册好的多了。
+
+　　从今天看，古史辩的文章虽或好或坏，文中收集的材料也或多或少，然而其出发点则都是唯心论的。用了最正确的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来看，必然有许多地方是不合科学的，应当加以淘汰和剪裁。我们现在都已经过学习，对于从前发表的文字必该负责修改，使它不致贻误后人。我郑重地宣布：古史辩像一棵树，维有20余年的茂盛，可是到了今天，它的根已经挖出来了，它不能再生存了！
+
+　　我和胡适同出于读书的世家，同有清代朴学的休养，喜欢对于古代问题做寻根究底、小题大做的考据工作，在这一点上两人的本质绝对相同，所以能同声相应。但我和他有绝对不同的几点：第一点，他有极端的虚荣心，极大的领袖欲。在五四运动后，他想当一个部长（这是我听他自己说的），因此主张好人政府，和梁启超的研究系关系相当深，后来国民党不睬他，他就写“知难行亦不易”等文章来刺激国民党。等到蒋匪延揽他的朋友翁文灏、蒋廷黻等人到南京做官，他就在他自办的“独立评论”上大鼓吹其独裁政治。等到（抗日战争）胜利后，蒋匪用力拉拢他，他得意忘形竟想当总统了。他留恋封建势力，甚至到清宫里去朝见废帝溥仪，纵算没有三跪九叩首的事，但称他“皇上”是真的。他害怕共产主义，所以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有极端的崇美思想，所以发表“拜金主义”的文章。至于我，则自知才短，怕管行政，连一个文学院院长都不愿意做，更不想做官，我只想发展我的智识欲。
+
+　　第二点，为了他有政治欲，所以虽容身在学术界里，但他的学术工作，一切都是为了活动，为了地位。去年11月，上海大公报馆开了一个胡适批判的座谈会，我和沈尹默都参加。我说：“胡适开始鼓励我疑古，曾在我的文章后面批道；‘宁可疑古而过，不可信古而过。’但后来我的文章写得太多了，他就厌烦起来，对我说：‘我现在要信古，不要疑古了。’我不懂得他的态度为什么会得这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沈尹默说：“颉刚，你不懂，胡适的一切工作和活动都是为了出风头。凡是出不了风头的，他就不做了。”五四运动前后，大家反封建，他觉得疑古时髦，所以他还嫌我的疑古态度不彻底，等到蒋匪独裁之后，他要维持最封建的独裁统治了。蒋匪不肯抗战，胡适是知道的，所以他在“独立评论”里从不主张抗战。我办通俗读物，论理他是应当赞成的，因为这是老百姓的口语和韵文，和他当年提倡白话文学的意思非常符合，而且更把白话文学推到农村里去，建筑了白话文学的深厚的基础。但他受了蒋匪的指示，绝不赞成。他对我说：“颉刚，你不要玩火！你现在唤起民众，等到民众真正起来之后，我看你怎么收拾得了！”因此，我向他捐款时，他为了敷衍面子，只捐5块钱。他常常讥笑我说：“颉刚真了不得，一天要出3万字的通俗读物咧！”在日本法西斯政权这般严重压迫中国的时候，他还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不顾民族的利益，放弃民族的立场，简直不够一个起码的中国人。
+
+　　自从1926年之后，我已和他因本质上不同，而渐渐疏远了起来。在他的“胡适论学近著”里有好几篇文章是驳我的，可见就是考据之学已是分道扬镳，何况对于政治的意见，又何况对于抗战的意志。只为我这个人生于封建家庭，养成了封建道德，不肯议论人家的短处，所以人家对于我和胡适的关系看不清楚，总以为三十年如一日。抗战胜利后，他回国任北大校长。别人就向我说：“胡适做校长，你该是北大的文学院长了。”我只有报以一笑。他那有一封信邀我去任教呢！1946年，他来上海，住在国际饭店，我遏不住我的封建思想，访了他一次。有一个客人来，他作介绍指着我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顾颉刚先生！”我想：“鼎鼎大名是你胡适呀，还轮不到我咧！”在这样轻薄的口吻里可以知道他和我的交情破裂到了何种程度。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在1926年之前，我是依附在他的旗帜之下的，他捧我即是捧他自己。到后来，我保持我的爱国主义，他却站到法西斯主义方面去了，思想上的差别愈来愈大，我不能再捧他，他对我也起了嫉妒心了。
+
+　　胡适仗着他的虚名，依附实力阶级，不住地向上爬，在五四运动后和段祺瑞勾结，在大革命后和蒋介石勾结，一切言论和活动都是有所为而为。我认人不清，先前以为他是好人，是先进分子，拥护着他。20年来唯物史观者批评我和他，总归到实验主义的派别之下。我没有读过一本实验主义的书，只为许多人这样说，我也就疑心自己真是实验主义的一员了。直到这次思想改造，经过本组同人的批评，始知胡适的实验主义已没有得到杜威的全体，我更只得到胡适的一角。
+
+　　再说到鲁迅先生和我的不愉快事件（注），我以前总以为他轻信人言诬蔑了我。经过这次思想改造，作了深刻的检讨，才明白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反对反革命人物的。他看透了胡适是一个反革命分子，他必然要打击这个与封建势力相妥协而与共产主义相抗拒的主要分子。而我呢，虽没有发表过反动言论，可是学术和胡适是这样的接近，我甘愿做他的信徒，当然是同一模型里出来的人物，站在同一阵线上，所以胡适的罪状，必然也是我的罪状，我主观上并没有反动，而客观上则决是反动。更想我后来在改良主义下作些社会运动，竟因不敢反抗反革命的势力而投降了反革命派，更是和迁就现实政权的研究系梁启超等一鼻孔出气。鲁迅先生竟作了一个很正确的预言，我自己唯有惭愧之不暇了。鲁迅先生是人民导师，我不认识他的革命性，为了一点气愤就擅自和他冲撞，这是我第一件反人民的事情，我该向人民请罪。
+
+## （三）个人历史的几点检讨
+
+## （1）投身美帝国主义的燕京大学
+
+　　燕京大学（1929年）来请我，我答应了，我在里边工作了8年之久。直到解放之后，我才彻底明白，美帝国主义来中国办学是实行他们的文化侵略，燕大校务长司徒雷登是美国的特务头子，我到里边去是丧失了民族立场，为美帝服务，为美帝作点缀门面的工具。
+
+## （2）加入国民党
+
+　　到了1933年热河沦陷，中国军队往内撤，日本军队随后追，燕大附近都驻了兵，大家觉得火烧到眉毛了，中国教职员和学生各自组织抗日会，拉我做宣传工作。后来日军压迫较轻，抗日会经费停止，由我自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到了1935年，为了出书愈多，受到日本军人的注意，他们屡次到伪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处和北平市长袁良处交涉，要求取缔。特务头子陈立夫命令他的伪北平市党部来解散这个团体，说要逮捕我。我为舍不得这一个成立了3年的机关关门，只得到南京去访伪（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朱家骅。由他的介绍到行政院、教育部、中央党部走了一趟，说明了一切，就也不致解散，我也不致被捕了。可是，我的小辫子就给朱家骅抓住了，他借了这个机会来要挟我了。因此我于1936年1月加入国民党，介绍人是戴季陶、朱家骅。此后朱家骅果然陆续汇来2万元，读物社就扩大起来。七七事变起，日本人要求逮捕抗日分子，我即日南行，由中英庚款董事会任我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因此到了兰州。设立老百姓社、通俗读物编刊社分社，伪甘肃省教育厅长葛武荣看见我在那边势力扩大起来了，他就把老百姓社封了门，又把通俗读物编刊社做的“八路军大战平型关”作证据，说我替共产党作宣传，因此，我只得离开了甘肃到云南。
+
+## （3）参加反动派工作
+
+　　我的另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是研究中国疆域沿革史，中国民族史和边疆情况，因而设立了“禹贡学会”和“中国边疆学会”，从1934年3月起出版一种半月刊，命名“禹贡”。七七事变后，这个刊物停了。在离开西北之后，到昆明、到成都、到重庆，后来又到兰州，每到一处即设立中国边疆学会出版“边疆周刊”。
+
+　　朱家骅函电交驰，要我（由成都）到重庆去办文史杂志，去后任文史杂志的副社长和总编辑。正社长是叶楚伧，经费每月8000元是由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出的。那时朱家骅是（国民党）组织部长，从边疆党务处中分出一部分做翻译工作的人员，另组一个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朱自任主任委员，我自任副主任委员。我既然做了副主任委员，当然要请示他，他当时答应，过后即忘，弄到底一件事都办不通，我真灰心了，想离开。恰好顾孟余任中央大学校长，他请我，我马上答应，9月里迁到沙坪坝。到1943年初，我就离开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从此，我和朱家骅再没有公务的关系了。文史杂志社社长叶楚伧，那时在山洞养病，只见了一次面。有事去找伪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他搭架子，我也不屑去看他，所以文史杂志社的经费1941年是8000元，到1944年还是8000元，到了1945年1月，重庆文化界人士为响应林祖涵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发一宣言，我也签名，新华日报登了出来，中央党部中主要人物生我的气，就停止了这笔经费。
+
+　　1941年，我初到重庆时，匪首蒋介石曾派陈布雷、陈立夫二人接我到汪山别墅里吃过一顿饭。1942年我被选为国民参政会第三届参政员，恐即由此来。参政会每年开一次会，蒋匪分批请客。我每年在他的曾家岩官邸吃一顿饭。我到重庆5年，参加反动统治的工作还有几件：（一）1942年11月任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二）1944年1月被邀到中央训练团讲中国近代政治思想两小时。（三）1943年被任伪三民主义青年团评议员。
+
+　　1943年1月，中英中美订立新约，废除以前的不平等条约。2月国民党工矿党部和学校党部为了谄媚蒋匪，议献九鼎。由工矿方面铸鼎，学校方面作铭辞，学校以中央大学为首，中大的在党同学就指定我做。我交给历史系同学刘起釬作了，应付了这个差使。隔几天，报纸上登出来还是我的名字。因为我有名望，所以报纸所载虽然还有设计的、写字的人，而大家只记得九鼎是我献的。
+
+　　以上所记，都是我帮助了蒋政权，为害人民的事实，固然我有良心我极想跳出反动集团，可是我不敢和他们决绝。我既替他们完成了任务，还有什么辩解的话？我倘使没有妥协性，也决不会随波逐流，搞得这样堕落，我恨极了我的思想里竟有这种恶劣的品质！
+
+## （4）做了资产阶级的工具
+
+　　我在重庆5年，眼看国民党政府的腐化，像一只烂桃子一样，更无一处干净。所以决然要跳出这个圈子，不但不进政界，而且不进学界。因为学界已和政府打成一片，干净不得，想来想去只有进商界。我办过朴社、通俗读物编刊社，又办禹贡学会均附有出版部。所以我对于出版事业有些经验，我以为该向这条道路发展，使我经济可以自立，不依靠反动派吃饭。我游北碚认识了亚光与地学社编辑金擎宇，他拉我一块儿工作，议决组织“中国史地图表编纂社”算做一个学术团体，其实是亚光的编辑部，我做社长，他做总干事。在他们的联络之下，于是有上海奥地学社、大新文具店、人世间社各家加入，改为大中国图书局，争取我做股东。1946年我回到北京，把前妻遗下金首饰变掉凑足200万元，近来升资约十倍，我的资金约有3000万元。1946年书局董事会推我做总经理，更因为他们知道伪教育部长朱家骅是我的熟人，1947年，上海的中型书店，广益、北新、新亚、中联和大中国五家组织了一个团体，要我做总代表，代表他们去争取伪国定本教科书的印行权。我的小辫子又给朱家骅抓住了，他要我对南京反饥饿运动说几句话，叫中央社记者来访问我。我意志薄弱，说了一段话。这个反动言论确是出我之口落于记者之笔，是我平生最反动的一件事。
+
+　　请印伪国定本的事情是成功了。于是立刻有第二问题起来，要请求贷款。我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靠了我的参政员的牌头，到了蒋匪的官邸，把我们5家教科书样本送给他，于是贷款又请到了。我现在回想起来，奔走权门，向反革命头子钻营的态度，真是羞愧的无地自容，想不到我竟会卑鄙到这个地步。
+
+　　1946年秋天，伪国大开会前夕，国共协商业已破裂，联合政府已不可能组成。我是曾签名于要求组织联合政府的宣言的。我义不当前去，但看到当时特务横行，不去恐对我不利，在贪生怕死的心理下我去报到了。将开大会，秘书处来电催促，我又在闭幕前出了3天席，他们所以要选我作代表，只要我在伪宪法上签个姓名，作个帮凶，开会出席与否在所不计，现在他们如愿以偿，我的人格也就出卖了。1947年又要选伪国大代表来参加总统选举了，国民党又把我列在华东区教育界代表候选人里，我说：“我决不竞选。”我总算逃过了这一关，没有再做一次鹰犬。
+
+　　我本来不觉得对人民有罪，就是有罪也是环境造成的。经过这次小组会议的启发，使我知道满身疮疤，个人本质上有问题，有了洗澡和医疗的要求。
+
+　　经过这番的检查，我的主导思想该是封建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共同造成的个人英雄主义。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来源有3个：其一、家庭的出身和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本来和统治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其二、是知识欲和同情心的无限度的发展。其三、是我30岁前后骤然得到很大的虚名，到处受人奉迎，以致误会为自己真有力量；待到自己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就只想屈抑身分，依附反动政权，希望他们帮助我解决人民的问题。试问人民的问题真能解决了吗？这无疑地，在思想上是“幻想”，在行动上是“妄动”。
+
+　　现在我觉悟了，我必须改弦易辙。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认识整个的客观世界，要从社会发展史里认识我此后努力的方向，要在史学的集体工作里站在某一岗位而致力。从思想改造结束之日起，我当每日学习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1小时至2小时，一面学习，一面试作批判，在没有能正确把握的时候，不发表文字。在确能把握之后，即当修改我以前所作的一切文字。其根本不必留存的就烧掉，使我不留下一点毒素。我以前三四十年中研究的经学、古史学、民俗学，这些材料都是祖国的文化遗产，只要能站稳了我的立场，端正了我的观点，这种整理和研究的工作，我深信祖国还是需要我的。
+
+　　（注）见鲁迅著：三闲集有“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及两地书第129页、137页、147页、171页、205页、336页关于“朱山根”的事实。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79.txt b/CCRD/3/7/3/0001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50ac1c3582d3736b2d55dd9de83f08ed3a4d4b
--- /dev/null
+++ b/CCRD/3/7/3/000179.txt
@@ -0,0 +1,45 @@
+# 周予同：批判我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
+　　<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　周予同>
+
+　　我的主导思想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因此我一生思想最大缺点便是：一、对革命的旁观主义；二、对人事的温情主义；三、现在对自己前途的黄昏思想。
+
+## 一、政治思想
+
+　　我在家乡读书的时候，受了伯父、父亲思想的影响，对于清末的改良主义有些认识。到北京读书以后，受了钱玄同老师和匡互生同学等的影响，对无政府主义发生强烈的兴趣。我受他的学问的诱导，因之对他的全部思想也加以接受，将他的谈话当作“微言大义”。匡同学是一位苦行者，他学的是数学，和我不是同科，但他的实践工夫使我发生无比的敬仰。因为我对于无政府主义发生好感，所以对马列主义也开始加以注意，认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有力的一派。我曾热情地参加过五四运动，便是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但和陈独秀、胡适等新青年派并没有关系。现在检查起来，只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漫主义，对于革命并没有明确或正确的认识。
+
+　　1921年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担任编辑以后，接近许多年轻、前进的朋友，如已死的杨贤江等，开始对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加以深切注意，并寄以热烈的同情。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有一个共产党支部，参加的同事，我晓得贤江之外，还有茅盾、叶圣陶、吴文祺、冯定、丁晓先等。当时，党以“铁的纪律”号召，我自问自由散漫，不能参加；而他们当时政策专向职工发展，不争取我们，也是一个原因。从这时以后，我开始抛弃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觉得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空想，同时因为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者如吴稚晖、李石曾、沈玄胪等走上反动道路，也是现实的原因。不过对于另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朋友，仍保持相当友谊，如匡互生创办立达学园，我仍以朋友的立场帮助他。
+
+　　1927年惨无人道的四一二事件发生了，自己也几乎莫名其妙地将要被捕——当时，胡愈之、郑振铎、章锡琛等及我6人曾公开地给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三人信，反对四一二事变，反动派军队以为我们破坏军誉，下令逮捕，得友人解说作罢。——革命是这样的尖锐，需要千千万万的志士贡献他的生命，自己在这一考验前发抖了，后退了，怕死躲避，十足地显出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从这以后，自己只在夹缝中求生存，得过且过，拉一套庸俗的理论和错误的历史认识，把自己的丑恶思想和行为掩盖起来。
+
+　　1935年，我到暨南大学任课。这个学校环境非常复杂，因之我的软弱性表现得更加厉害，而一团和气马马虎虎的作风也从这时开始。当时暨大校长是何炳松。我和何有北京高师师生的关系，又有商务编译所同事的关系，但我到暨大却由于友人郑振铎的多次邀请，那时他担任文学院院长。何曾签名发起“十教授宣言”，加入C.C.，是他们的高级分子。但他徘徊于陈立夫和朱家骅之间，受这两派手下喽啰如潘公展等的排挤。他对中外历史都有点研究，喜欢喝酒谈天，小资产阶级的习气和自己有些相近。我在暨大和他共事了7年，尽力帮他忙，想将暨大办到像个样子。他死后，我还写了一篇哀悼的文章，可怜他蹧挞自己的学术地位。其实我自己不仅不能划清敌我界限，而且依附反动分子，为反革命阵营服务，反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在努力文教工作，在教室里偷偷摸摸地灌输革命思想，对革命发展也不无微薄的功劳。一直到解放后，在北京中央教育部听钱俊瑞副部长的报告，说：我们这般超阶级超政治的教授只是在牛屎上插花，在麻子脸上擦粉，为蒋匪帮装饰，不仅无聊，而且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才开始知道自己的错误。经过思想改造，得到同志们的帮助，更深切感到自己不仅逃避革命，而且阻碍革命，而且甘心为反革命分子作跑腿，实在丑恶万分！
+
+　　1941年，太平洋战事发生，暨大在上海的部分停课，上海租界连孤岛的资格也没有了。依据原则，我应该毫无疑问的撤退。并且，后来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学生方行（现任上海检察署副署长）曾带了高级组织的意见要我到苏北去。但结果，我不仅没有去苏北解放区，而且连国民党统治的后方也不去，而只是像蛤蟆过冬似的躲在开明书店的角落里，编写与大局毫无关系的“词综”稿子。我当时强调许多客观原因，如没有钱，路难走，太太不能干，大女儿死了，情感受影响，不愿到后方受国民党的“训”，手头还有暨大学生转学升学问题需要处理等等。但现在分析起来，只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因为留在上海，只能委曲求全，只能敷衍应付，更自然的无法割断和汉奸亲戚朋友们（如陈次溥、樊仲云、梅思平等）的往来。因为躲在开明，对于开明被迫出钱替汪伪汉奸政府出版教科书等事，也自然无法坚持正义。当时亲眼看到妻子排队领户口米，自己带了家属到汉奸警察局领市民证，虽然心里痛苦万状，但仍然无可奈何地忍耐下去。平时以提倡民族气节自夸，但结果竟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顺民和汉奸的拥护者。除妻子一度和后方通信因而被捕外，自己也几乎不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竟达到这样可怕的程度，其对于人民革命事业的危害自然更不必多说了。
+
+　　1945年，日寇投降，我的高兴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描写的。后来伪教育部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委员会，专门接管文教机构和甄审留沪的教职员学生，我由马叙惀老师和友人郑振铎的介绍，担任了专员名义，曾经监督接收复旦大学本部和其他学校。后来因亲眼看到反动派军队破坏文物仪器和其他机构贪污接收的情形，得了狂疾，愤而辞职。我对于国民党的陈、朱两派都很讨厌，但那时所以担任专员的思想动机：第一，是单纯的为了师友的关系。第二，为了长期躲在沦陷区，想藉此吐一口闷气。第三，想为祖国保留一部分的文化财产。但没有想到，这又替蒋匪帮做了装饰，作了帮闲。因为没有去后方，不了解革命力量的迅速发展，也不了解反动派腐化的加深，以为美帝国主义正用全力支持蒋匪帮，共产党的解放战争一定非常艰苦，革命成功的前途也还相当遥远。这种错误，除根源于思想体系和历史认识外，不去后方实在是最大的原因。同一理由，后来1948——49年间，上海已经到了解放的前夕，夏衍同志曾在香港通过开明一位职员约叶圣陶、郑振铎、傅彬然和我四人，到香港转北方。当时开明高级人员曾经秘密开了一次会，因为我兼复旦功课，比较突出；又怕开明抽去干部，发生影响；于是决定让叶等三人去，我暂时不走。在革命力量全盘胜利的前夕，还仍旧不能为祖国为人民打算，而只是从个人的安定和私营企业的发展着想，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又一证明。
+
+　　从上面所说的政治思想和行动来看，解放以前我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动摇性和软弱性表现得相当严重。这种动摇性和软弱性，对于自己，对于人民，更其对于革命力量发展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近30年，竟如此的卑弱苟全，回忆过去，不能不惭恨交并了。
+
+　　解放以后，自以为一贯地反对反动派，个人心理不免有进步包袱，下意识地以民主人士自居，以为新社会出现，自己应当大有可为。不料新社会出现了，自己在体力，在思想水平，在政策了解等等方面，处处不行，处处碰壁，深深觉得祖国有前途，自己不见得有前途。但自己还想活下去，还想看看社会主义社会的场面。于是心理矛盾百出，所谓“黄昏思想”便日益加重。在这许多矛盾苦闷方面，体力方面似乎最大。自己本来有神经衰弱、高血压和慢性咽喉炎等病痛，近年来眼力更差，往往午后模糊不清，夜晚疼痛无法工作。在去年参加土改期间，看到50岁以上的教授们都需要照顾，或者虽加照顾仍无法搞好工作。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其次在政策了解方面，每每不够水平。在某一次华东文教委员会的会议席上，组织上要我们出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不自量，对知识分子失业问题和私营出版事业困难问题发表意见，结果，在后一问题上出了偏差。去年，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开会，我担任总结，对于电影出版审查制度问题又出了偏差。在校内，如上次在登辉堂作土改报告，组织方面曾经指示我，要我在结束时来一个思想性的号召，但我说滑了嘴，只讨好一部分听众的兴趣，以“土改点心”结束。事后想立刻改正，已经来不及了。总之，现在觉得说话、写文章、做事、做人都感到缩手缩脚，怕错误，但结果偏偏错误，这是我有生以来所没有碰到过的窘况。
+
+　　总之，解放以后的思想行动，仍然只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仍然只是小资产阶级不良品质的露骨表现，根本缺乏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精神，而且根本没有了解工人阶级具备这样优秀的品质。如果将许多干部抱病工作的情况和自己对照，那种忘我的精神，真使我惭愧无地自容。况且黄昏思想及其由此而发生的行为，不仅是我个人改造的大障碍，而且一定危害了祖国人民交给我的许多重要的文教任务，对于整个新中国的建设是或多或少的起了恶影响的。
+
+　　最后，我附带讲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以及我对开明书店的错误认识。开明书店最初开办时，我认为是对商务印书馆独霸企业的反抗，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自编自印自己发行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行为，所以站在朋友的立场竭力帮助它。其实这只是一种空想，完全证明我对社会本质和社会发展的无知。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上海，想建立一种合理化的文化机构，只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事实上是决不可能的。所以“开明”决不是“商务”的对立物，而只是“商务”的派生物。后来“开明”主持编辑方面的夏丐尊、叶圣陶等要编一套比较像样的不是粗制滥造的教科书，想对学校教育贡献一点力量，因此约我编初中本国史教本。我先后编了3套，当时确很努力想编得像样点，并且沾沾自喜，以为自己对学校教育不无微劳。其实这也只是表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空想。试想，在反动统治之下，他们决不会放过你所编的教科书。他们利用伪教育部的审查权力，使你一改再改，完全依据他们的反动观点。本来原稿的立场、观点已经不够标准，经过再三修改，完全为反动阶级服务，对年青的一代只有危害性，谈不到什么教育意义。而我自己为了贪图有限的版税，始终不能决然洗手不干，一直延到解放以前。解放以后，我仍旧身兼两职。一面在复旦大学教书，是教育工作者，加入工会，作为工人阶级一分子；但同时又在开明书店代表资方，担任了董事、襄理等等职务。我有时以“两棲生活”自己解嘲，而其实只为个人贪图方便，立场不稳，阶级观念模糊，是无可讳言的。总之，我和“开明”，由店外帮忙，而进店编辑，而且管理行政人事。虽然“开明”目下已与青年团的青年出版社合作，跨上公私合营的大道，而且我的任务不日即可结束，但检查几十年来的过程，我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在这方面也是表现得很露骨的。
+
+　　和“开明”事情相近似，而且思想动机更值得检讨的，是去年10月前答应科学仪器馆董事的事。当时思想动机虽的确不是为利（因为股票不能立刻变钱，而自己先要拿出100万元做为投资），而由于同乡朋友的热情拉拢，而更由于自己数十年来对于历史标本计划的实现有过度浓厚的兴趣。但不知道董事代表资方，不是普通学校董事会的董事可比，自己明明是工人阶级的脑力劳动者，怎样可以随便答应。就是说自己有历史标本的兴趣和计划，也不妨告诉该公司的当局或我的朋友，希望他们采纳进行，可不必做什么董事。自己对事每每不能全面考虑，只顾小的趣味，不顾大的立场，丧失了解放以后工人阶级应有的严肃态度，这仍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作祟而已。
+
+## 二、工作作风
+
+　　在工作作风方面，我的最大缺点，便是对人的温情主义和对事的官僚主义。所谓对人的温情主义，便是我给别人的印象只是一团和气，是一般社会所谓“好好先生”。这种作风，我自以为有一套落后的错误的思想体系作为依据，而其实仍由于惨酷的四一二事变的生活体验。我平素以为中国小农经济的上层文化有一种特点，那便是“天人合一”，和希腊文化的“天人对立”或“主观与客观对立”的思想不同。中国无论儒道墨三家的思想都有这一种境界。道家用唯心的思想达到它，儒家用实践的修养达到它，墨家用宗教的观念达到它。道家的“忘我”，儒家的“圣境”，墨家的“尚同”都是。不仅哲学思想，绘画、文学以及其他艺术都表现得很强烈，例如：山水画、田园诗等。因为我有这种错误的落后的观念，便很容易陷入无原则的温情主义，以为人心可以相通，一切的人是无罪的，其所以有罪是受了物欲的诱惑。我生平喜欢友朋之乐，对反动派的仇恨不深，自以为都根源于此。这样很自然地陷入是非不明、敌我不分的错误，其危害性是非常大的。但是再深刻的检查，我这种强调中国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还是后加的，正如上文所说，其根源实由于经过四一二事变以后，明白革命是这样的艰苦，明白自己是这样的脆弱，觉得自己可怜，也觉得人家可怜，同情弱者，但又不能反抗强暴，于是拉了一套庸俗的理论，将自己丑恶的思想和行为掩盖起来，而发生温情主义，其实这只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的表现而已。
+
+　　因为对人的温情主义，便很自然地对事采取官僚主义。以为此事此地，客观条件不够，能够应付过去，便已万事大吉。只是消极地“但求无过”，不想积极地“争取有功”。我从“四一二”以后，更其是1935年担任暨大教授以后，这种作风更其逐渐显著。虽然一贯地不做什么坏事，勉强地都能完成任务，但都是得过且过，不想努力地再做好一步。而且沾沾自喜，以为自己能得儒道二家之秘。
+
+　　这种对人的温情主义和对事的官僚主义，在本校系务问题处理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如课程的设废，课程和教师的配置，以及助教人选等问题，只是主观地在系务委员会会议席上作形式的通过，不能全心全意站在人民的也即主人翁的立场去处理，而只是强调客观原因、制度问题，拖过去，混过去，没有痛切地想到这样对于祖国教育的危害性和对于青年学生的巨大损失。其中最马虎也最无成绩的是“教研组”。关于“教研组”，因为第一，我自己对于“教研组”根本不了解，不知道怎样进行。第二，据我主观的了解，复旦还没有实行“教研组”的条件。如果根据北京人民大学教研组的规模，我们目下是绝对无法模仿的；如果照复旦教育系萧孝嵘所主持的心理学教研组的办法，那根本是骗人的东西。第三，更重要的，我自己根本无法再抽出时间应付这新的办法。所以教育部用公事来调查这工作，我也只是用公事敷衍过去，根本牛头不对马嘴。不知道教研组是今后教学改进的重要方法，复旦即是没有条件，也应该用革命的精神，创造条件，先因陋就简，使教研组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而我对这问题，只是用官僚主义的作风去应付，是不可原恕的。
+
+## 三、教学问题
+
+　　教学问题，在我的检查报告中，是一个重点。因为我自从离开商务生活以后，在安徽大学，在暨南大学，在解放前的复旦大学，教学方面都还过得去。自己喜欢年青人，以为面对着年青人，自己也可以年青些。平素沾沾自喜，以为自己的血管里还有年青人的血。不料解放以后，自己忙于校外的杂务，没有从容的时间研究马列主义，也没有决心争取时间来研究马列主义，而只是老一套地搬来搬去。个人和社会脱节，自己的教学和年青的学生脱节，我所教的不是年青人所需要的，因此，我觉得我是老了，我的历史任务已经完了，黄昏思想的产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主要原因。思想改造运动以来，我曾经想到退休，想到转业，想到闭户读书。但最近经过同志们的帮助，更其一两位同事会外的谈话，使我认识自己的错误，认识自己还有光明的前途。我的基本错误仍在于个人主义的主观性，不从社会的需要出发，不从学生的需要出发，不实事求是，不联系群众，而只是固执自己学问研究的路线，将30年前从老师那里所得的一套，改头换面，加盐加醋，算做自己的学问，硬要30年后的学生，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吞下去。自己认为中国史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产生发展的成果，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有它的核心，那便是孔子和经学，不搞清经学的演变，便无法了解中国史学的演变，更无法了解新史学所以产生及其发展的方向与前途。其实这只是就文化现象解释文化现象，根本不是马列主义思想。况且这些枯燥专门钻牛角尖的东西，也不值得在将来要担任文化干部或高初中教师的文科学生面前卖弄。更无法原恕的，便是中国通史班上仍旧讲授中国史学的演变，自以为使学生对中国史学有整个的鸟瞰，以便将来深入研究。殊不知课程既是中国通史，目的只是使学生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史实，大可不必节外生枝，添授别的东西，使正课计划受了影响而无法完成。所以我目前要将教学搞好，第一，须建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一心一意的做好人民教师。其次，赶快摆脱各种杂务，争取时间，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彻底了解历史唯物论，回过头来，整理中国史料，再深入浅出地传达给年青的一代。我想，我能够这样做，我必须这样做，才能纠正我以往的缺点的错误。
+
+　　（本文系学习总结的摘要，其余各部分从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0.txt b/CCRD/3/7/3/0001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c7e81f01a748b53f0c0b48d90810c46e5deb6d
--- /dev/null
+++ b/CCRD/3/7/3/000180.txt
@@ -0,0 +1,29 @@
+# 周志宏：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
+　　<大同大学机械系系主任　周志宏>
+
+　　我的主导思想为好名，向上爬，其次为不问政治技术至上的观点。我过去的沽名好誉，就是我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是十足自私自利的。为了澄清这类思想的根源，首先要追溯我的出身和经历。
+
+　　我出身于贫寒家庭，祖父经商，以勤俭起家，十余年中居然能集资开业，称小康。中间，因亲戚为店伙，窃取资财，致亏累停业。我祖父不得已再受雇于人，病死外邑。在我求学时期，一家十数口，悉赖我父在外教读的收入，维持生活，相当清苦。这样就又养成我向上进取的决心。冀欲求得真实学问，专门技术，将来可以出人头地。所以在我幼年读书时期，就有向上爬的自私自利思想。
+
+　　中学4年中，专心致志于读书，门门课程都想考第一，一心一意的向上爬，所以各课成绩均不差，教师亦另眼相看。中学毕业后，受校长的鼓励，决心读工科，以为做一个工程师，可以独立不必求人。考入天津北洋大学。过去的北洋费用低，教授好，以工业著名。我以新辟的冶金系，选读的人少，就选择了冷门，以为将来出路大。当时并未认识到冶金对国家工业建设的重要性。其时校中教授多系外人，教课时行动专制，校长敷衍塞责，致引起同学不满，风潮愈演愈烈。我当时虽同情这一运动，但又觉行动已越常轨。这时我的内心认为读书第一，不主张太激烈，以免影响学业。回想起来这种心理，不就是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具体表现吗？
+
+　　大学4年中，在美国教授熏染下一心一意的想如何可到美国去留学，或到美国工厂去实习。毕业那年暑假，清华招考留美，额数甚少，使我大失所望。此时扬中争取我回校教课。我以向上爬的愿望受到碰壁，以为出身贫困，尽管竭力挣扎，人为不可胜天。因此感觉绝望，亦只得暂时屈就。后由教授介绍得一赴美实习的机会，又鼓舞了我的进取心。尽管我家贫无助，以半年教书的积蓄和向亲友借贷的一部分，终于达到出国的目的。时我已有家室子女，我父要留我在国内工作，帮助他负担家庭。但我以机会不可多得，藉口出国深造后，可以更好的为家庭助力，竟毅然的排除了一切困难，远去外国。当时出国的动机是纯从个人自私自利出发，以为我国事业尚在萌芽阶段，如果我能出国深造，将来回国后，就可以发挥所长，出人头地。也就是这样一种思想贯串在我留美的6年中。在钢厂中学习了2年，感觉学理基础不够，以平常节约的生活费用去卡尼奇工业大学读书一年。毕业后又觉得卡大教师不够理想，学得不够，又冒险地去哈佛大学。时个人的经济已发生问题，若非中途得到学校奖学金和清华半官费，将无法完成学业。就在这样半工半读的情况下，一口气读了3年书，得到3个学位。这个时期我的名誉思想是相当浓厚。在校时整天忙碌，有时夜以继日，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对美国的社会风土人情，完全隔阂，对其科学技术盲目崇拜。由于我当时缺乏回国川资，经一位教授的介绍，在哈大毕业后参加了钢管公司研究部工作一年。我当时工作得相当努力，而且有一定的成绩。但遭遇到同事间的歧视和排挤，因此就更增加我早日回国的决心。在美整个6年中，经过艰苦斗争虽学验上稍有收获，但亦不过受向上爬和名誉思想的驱使，求得欲望上的满足。
+
+　　我在1929年由美归国后，一直坚持学以致用，满心希望祖国钢铁工业能够发展，工业化能够早日实现，不再为外人轻视。我的目标虽是如此，但在我的工作中，却以自私自利的个人名誉为出发。如我在上海炼钢厂时，曾为工人争取加工资，也常与工人接触，似照顾到工人的利益。而实际我是想取得工人的协调，拿我的理论与工人的实际经验相结合，以此获得成绩，可以向上爬。这时候我对名誉看得很重。钢厂有了办法，兵工署又要我去德国考察，一方面检验钢料，一方面研究炮弹钢制造。明知这是政界下场，我亦乐得放弃炼钢厂去德国考察。表面看我是淡于名位，事实上我以炼钢厂的旧机件已充分利用，不能多所发挥，有此深造机会可以增强我的技术基础，提高我以后的地位。所以我在欧时期除在德检验研究外，更往英、瑞、捷、奥等国，参观他们的钢厂。尤其合金钢方面，观摩学习，备回国后可有更大的进展，完全为个人以后的名位打算。
+
+　　回国未久，即发生抗日战争。在抗战期间一度被派去汉口，协助国民党接收汉阳钢铁厂，并筹备复工。继去重庆恢复国民党材料试验处工作。为了打破敌人封锁，我与同人研究试造坩锅制造合金工具钢成功，旋成立合金钢厂正式生产。当时的动机在解决后方兵工钢料需要。但在成功后，私心则不免沾沾自喜，以为可以获得更高的名誉。
+
+　　我在反动政府工作期间，除短期担任伪交通部技术研究所筹备工作外，以在兵工署工作时期为最长。自美回国，至抗战胜利未离开兵工署，亦未脱离钢铁范围。起初自以为超政治纯技术，但深入发掘检讨，发现旧我的错误很多。抗战中国民党机关首长都须调往伪中训团受训，我以业务不能离开设法避免，可是在伪行政院所召集的全国生产会议（1939年5月）以后，大会秘书处邀请入党，我竟未能拒绝，参加了反动的党。我当时未拒绝加入的动机，一则以我不愿去伪中训团受训，藉此可以缓和，再则以该会系伪行政院所召集，不愿得罪人，加入后于个人无损，地位上亦无影响。为了保全个人的名位，参加了反动的党，造成了个人历史上的污点，这种自私自利的心理是可耻的。当时我对政治的意识模糊，站在反动派所给予的地位上，明明不习惯于反动派的官僚腐化，尚自以为专心技术，可以明哲保身，无形中为反动派所利用而不自觉。再进一步的深入检查，我益觉得惶恐无似。我之一度加入国民党尽管是在反动政府召集的全国生产会议之后，经大会秘书处之号召集体参加，事后亦无党的活动，这种客观的事实不能作为我入党动机的掩饰，更不因此减轻我历史上的污点。我在社会上尚能得一部分人士的信仰，技术上尚能达一定的水平，我之加入反动政权的党，无形中增加了反动派的威信，淆乱了一般青年技术员工的视听，并阻止了他们的前进。更因我在为反动派尽忠职守，又使一般员工随着我的领导，埋头苦干，忠诚地为反动派服务，无形中又巩固了反动派的地位，间接的影响革命事业的进展。我因保全地位，而加入了反动党，所幸事止于此，未有任何活动，倘反动派更进一步向我进攻，我可能再一次屈服，则其危害性将不堪设想。所以我的加入反动党是自私的，不利于人民的，这个历史上的污点，成为我良心上的一个沉重包袱。尽管过去我曾以顾问的名义，在工业部业冶处吴处长学兰前说明，他允代为我向领导上交代。但我在大同同事中，不愿说起，以为这不是一件光明的事。直至这一次思想改造，我始有机会，在人民的面前坦白的交代旧我的错误，丢掉这一个历史包袱后，感觉到轻松愉快。再进一步来检查我过去的生产工作，在我主持上海炼钢厂时，我所供给的兵工钢料，何尝没有用于内战，间接摧残过人民解放事业。在抗战时期，我又供应了各厂合金工具钢，自以为有助于抗战，但这些用以制成的武器，除了用于抗日外，又何尝没有用于敌对革命的武装队伍，间接我就危害了人民。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超政治纯技术是不可能，是错误的。所谓超政治，纯技术，是知识分子在外表上所披的清高的外衣，而骨子里是包藏着这样一幅十足自私自利的丑恶的面目。检讨过去，非常激动，感谢人民政府的宽大，与人为善，使我能认清旧我，获得了新生。
+
+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脱离了伪兵工署，参加伪交通部工作，我又犯了不问政治技术至上的错误。以为技术研究所的筹备工作，是纯技术的，可以不过问政治。而不料当时伪交通部就是一个人事极为复杂的机构，闹宗派斗争。研究所的筹备工作，因此亦不容迅速推进。这时反动派已破坏政协，发动内战，一时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我与子媳4人做事，尚不能赡一家。充分说明反动派之反动腐化，垂死挣扎。过去之抗战建国，纯属空谈，而战后之建设，亦徒成泡影。所以在淮海战役发生以后，我即辞去筹备处职务，不再随反动政府流亡，暂时留居上海，解放后乃就大同课务。
+
+　　解放以来我曾数度被召去京，参加全国性的钢铁会议，先后讨论到如何恢复生产，提高品质，并以自制的钢轨建设成渝铁路。两年间成渝路已正式宣告通车，其他各项亦次第实施。因此明了过去反动派之歪曲宣传，说共产党一意破坏，这证明完全不确。我在大同授课之余，并在业务机关担任技术顾问工作。在参加会议与技术顾问的工作中，使我亲身体会到，人民政府是那样重视钢铁工业的发展，那样重视技术人员的意见，有计划有步骤的恢复生产，扩大建设。一个学钢铁技术的人，看到钢铁工业那样蓬蓬勃勃的发展，他心情的激动和愉快，是可以想像的。我回想到在反动派时代，我盲目做着技术救国的迷梦，尽心为反动派服务，而实际上反动派一味依赖外货，并无意于钢铁建设。这样一个深刻的对比，使我深深感到，生长在毛泽东时代的技术人员是幸福的，是能够发挥所长的。我正式以这样一种愉快的心情，诚恳虚心的来接受思想改造，怎能再愿留恋于这样自私自利的旧我呢？
+
+　　我在3年教学生活中，虽有些微进步，但缺点仍多，举例来说：教学态度方面，因在交大纺专兼课，尚得好评，本校同学的反映，亦尚不恶，引以自慰。教学内容，每从主观兴趣出发，不能在各班级的个别需要上，重点的予以照顾。教材选择资本主义国家的题材较多，有几门课程，自己无暇编译，仍用原文。处理系务，不能多抽时间，致有时在课前课后为系务所羁，不能准时到班上课。课外辅导工作，做得不够，而工厂参观亦嫌太少。因受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时间较长，对其科学技术仍有崇拜的思想，有时不自觉地流露于言辞，引起同学崇外的心理。譬如我讲到磁性检疵器、电子显微镜等设备，只讲到如何用，中国何处有，从何处买，价值若干，未说出中国是否可以造，或将来可以造，这样就使同学们误以为只有外国可以造，必须向外国买，无形中引起了他们的崇外心理。又如结合爱国主义的教育，亦尚嫌不足，如讲到钨，说美帝不肯止兵于三八线者，是想攫取三八线以北的钨。未加强说明，这是美帝所引起的一个不义的战争。可能引起同学的误解，以为夺取钨是战争的主要原因。这类事例，均足以证明我对人民教育的认识，尚嫌不足，有待于改造。我在同学和助教中，由于我过去的保守，无形中亦影响了他们的进步。
+
+　　通过这次思想批判。我益觉我的名誉思想对于人民教育事业的危害性，必须予以彻底改正，始可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从三反到伟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亲身体验到的事，使我思想上大大的跨进了一步。我深信伟大的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领导下，短时间内工业上将有飞跃的进步。这样一个伟大的建设任务，就更需要我们智识分子在思想上的一致，发生最大的作用。我的思想经过这一次改造，虽有一定的收获，但是不够的。我决心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努力，并应站稳立场，分清敌我，逐渐达到完全肃清非无产阶级的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名誉思想，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技术工作者。
+
+　　（据周志宏的思想检讨总结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1.txt b/CCRD/3/7/3/0001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6b32cbc9d7a8abc888b0bd2f5af81c1a59e4a0
--- /dev/null
+++ b/CCRD/3/7/3/000181.txt
@@ -0,0 +1,49 @@
+# 朱麟五：检查我的追求名利、雇佣观点与本位主义
+
+　　<大同大学电机系主任　朱麟五>
+
+## （一）历史事实与批判
+
+　　我上几代的祖宗，都是知识分子，封建时代作教官或地方官。我在本乡嘉兴读书时，亦想将来做官。14岁考进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一帆风顺，读了11年书，直到大学毕业。我读电机系的动机，是分析我自己性情，以结合个人利益为目的，根本没想到为人民服务。当时一般水准高的同学都读电机系，因为教师好、出路好。我又择定电力门，因为电信易与政治发生关系，我想超政治，可不求人而人来求我。
+
+　　毕业后，派我到长辛店机车厂见习，军阀内战，无事可做。我要向上爬，必须学些经验以充实理论；吃吃面包以提高资格，所以到英国去实习。归国后，我想我已得到些制造经验，还缺少运用经验，所以一心一意要到远东第一个大的上海电力公司去做事。在续电部试用6个月，他们要我在该部做下去。我要到其他部分取得经验；并且觉得外人当权，华人爬不高。普通的外国人，技术未必高明，精神上亦有不平等的痛苦。同时闸北水电公司新厂，正在装置新机，尚未试车，拉我过去。我因可以得到发电经验，一切为个人前途着想，脱离上电，到闸北电厂为资本家服务，但闸北电厂的老管成一宗派，工程师又成一派，各有若干董事作后盾。我自高自大，不与任何一派相联络，因此自私的，孤独的，只想将厂中一切机电设备弄个明白。做了8个月的值班工程师，觉得没有前途，身体亦受影响。我的同学介绍我到浙江大学去教书，当时我认为对于电力方面各项经验具备，可以自名专家，通过清高生活。我从自私着想，没有负责去教好书。所以3年以后，我因教输电工程不能使同学满意，当学校也有大动人事的时候，我被停聘了。幸此时南京中央建设委员会需要电厂设计人员，派我作设计委员。我因有实际经验，在设计洛阳电厂与西京电厂时，成见颇深，上级没有我内行，在技术上外行管内行，我不服帖，所以情绪不好，想另谋职业。适有浦东电气公司要扩充发电设备，聘我做新厂工程主任。我想从平地上建立起一座大发电厂出来，由我一手经管，对于我生平要做顾问工程师的愿望，有莫大帮助。但我初步设计工作告一段落的时候，感到资方大权独揽，不听我的计划，与我前途不利，不能向上爬，我即辞退，到天津南开大学去作教授。半年后，四川盐务局聘我作自贡电厂总工程师，开办新厂，又做设计工作。因抗日战争，川、沪、港数度往返，终以机器运川困难而停顿，改聘我为川盐改进技术委员会专门委员。我不与人联络，亦无实际工作，天天看看热工的书。正在过一天算一天非常沉闷的时候，又接到上海来电报，报告我的长子死了，我想家庭需要照顾，上海学校工厂较多，找事比较容易，乃来上海，教书而兼做自由职业。这是我敌我不分，没有立场，堕落到沦陷区域，为个人偷生的打算，十分可耻。即在此时，我开始向工部局登记为锅炉检验师，设“忠实顾问事务所”，进大同大学教热力工程。只求维持生活，思想麻痹，以为我不接敌伪的顾问业务，教书是没有政治性的。所以又到伪交大去任教，其实我维持了伪政府的教育，与汉奸无异。胜利后解放前的一段时间内，我兼教书与工程师，处处为发展个人利益着想，不为名即为利，用大学教授名义，在外面出卖技术。
+
+　　我以大同为根据地，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目的不在教育青年，而要维持我的教授地位。解放后，大同改专任制，举我做电机系主任。同时外面检验锅炉，因人民政府注重工厂安全，业务大有进展。我在校内觉得孤立，而外面收入较好，为个人打算，向平校长提出辞去系主任职务。他因无人接替，不允我辞。我以“不拿钱，不出席校委会，大事帮助，小事交与金守礼先生”来对付他，完全是雇佣观点。以为不拿钱可以不负责，以达到我在外面多敲小榔头的目的。因此电机系无人负责，业务与学习受到很大的损害，都是我自私的罪状，我对不起大同，对不起全体电机系师生。到去年底，我又感到大势所趋，教书不能兼做工程师。私校经费困难，我为收入计，要向平校长根本辞去，脱离大同，下海做生意。我的思想是最堕落了。幸而此时召开高教界学习会议，派我去参加。经过十天的大会、小组会，以及张开圻、严沛霖两同志的启发，挽救了我投入资产阶级的危险。我在强迫与自愿相结合下，觉得教书比较永久性，且是有工会证的工人阶级；锅炉检验工作较前严格，而责任重大，我恐体力渐衰，不能胜任。所以放下榔头，答应做电机系主任。这是我以个人利益为主要的措置，还没有真真认识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我对于政治学习，此时方始认识，以前是毫不关心。甚至有一次考工会法，我首先反对，认为我教了20年来的书，今天反而要做小学生，心中大不服贴。我不想到我的政治水准，真真不如一个小学生。我请助教，要业务成绩考前几名的，完全不考虑他的政治水准。所以去年胡保生同志要到电机系来作助教，我没有同意。我自己犯了纯技术的错误，还要领导全系同学走向技术与政治脱离的道路，非常痛心。
+
+　　同事中，凡与我有利害关系的，我总自以为是人家不对，所以与人争吵，还要打击他。譬如土木系主任吴之翰先生，要添助教，我不问他的需要，我自己又不作我的教育计划，拿出商人的作风来说：“我大系，你小系，小系要2人，大系要4人，还是大家不要，照顾私校的经费困难。”以此作恶劣的对抗，使土木系同学，业务上受到影响。而吴之翰先生的辞去系务，此亦原因之一。1951年春，化工系陈松茂先生精简课程，将我教的热力工程，由3小时减至2小时，未预先与我商量。我不重视精简政策，又自高自大，以为他看不起教师，提出质问，并愤而不教。他对我说明化工系还有其他先生也同样精简，并向我道歉，又由同学及同事再三劝我，但我固执的回答，要教3小时，否则不教。这完全是主观，不想到他的困难，有意与他为难。最近我又因教务处汪毓秀同志调动教室，事前没有通知我，又大闹脾气。可见我的自高自大，必须彻底铲除。
+
+　　由于我有“天高君亲师”的封建思想，出卖技术的雇佣观点，“学会数理化，不怕无饭吃”的错误思想，在同学面前，课堂上表现了种种恶劣行为。（一）用专制手段进行考试，对迟到的同学开玩笑，说“早上好，恭贺新辞”。用压迫手段，不能使同学学到什么。（二）强调生意经，拿技术作商品。说一分钱一分货，好教师要重金礼聘，教完一个学程等于银货两讫。叫我少讲书好比多出钱少要货。还有讲到做工程师如何卖噱头，有苗头，在工人面前显本领。我鼓励认为技术至上的同学，毕业后像我一样的出卖技术。此次“三反”“五反”，有的是我的学生，作奸商，犯贪污，这就是我拿技术作商品的教育结果。（三）我用江湖作风，说不要我教，马上就跑，不服帖的出去打一顿，利用师资缺乏来相要挟。（四）我用说书卖艺的态度来教书，以博得同学欢笑，而自己感到轻松。因此，滑稽俗语，不加思索，随口而出。譬如我喜欢说“好人没有肚脐眼”这一句话。以前还不知道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认为人皆自私自利，不必革命，使同学们不要做好人，不要进步。（五）我对于同学们的学习，完全是任务观点，没有照顾到一般同学能否吸收。我讲的老一套，同学对我提意见，叫我讲慢些，我说你们要多预备。有个别同学说习题太多，买不起计算尺，我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不能供给你。”我一切主观，而脱离群众。不知道有多少同学因此消极，借抄习题，而没有读好；又有多少同学被我压迫，而健康上受到影响。（六）我常说：“大同的存在，靠我们电机系，人数最多，大量生产，名誉最好，其他各系是剥削我们的。”我的骄傲与本位主义，散播到同学里去，因此有许多同学受了我以上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一心要学好技术，为个人利益打算，羡慕我敲小榔头的生财有道。我根本没有教好书，而丑恶的行动与思想，倒灌输得很多。我觉得我过去不是教师，乃是害群之马，伤心痛恨！所以我对思想改造，必须特别下决心，以改正我的错误。否则不能教下去。
+
+　　解放后，我看到同学乐用中文教本，我乃投其所好，将以前译过的热力工程，加以整理。用检验锅炉所得的积蓄，先向天章纸厂购进道林，再交科学公司随排随编。继以随时检验所得及出版后售去一部分书款，保证分期付清，如此布置，可不求人，而达到我为名为利的目的。出版后，我教热工的地位可以提高，预计再版后，版税收入，有利可图。当时我只考虑个人名利，将其中表扬美国发展的历史，照原文译出，替他们宣传，我没有政治认识，犯了极大的错误。
+
+　　我历年执行检验锅炉业务，厂家有做日用品的，将其出品送我试用；也有多付我费，当时我非但不以为耻，还引以为荣。自以为工作好，为人解决困难，应当多得报酬。这完全是为人民币而服务，站在个人立场的贪污行为，非常可耻的。我又送过劳动局陈德康同志火腿一只，南洋水电行检验费回佣2成，犯了奸商的行贿行为。现在想想，这种思想若不痛改，决不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前，曾有一度业务较好，因通货膨胀，我买进小锅炉两只，其中较大的与奚顺兴厂奚梓清先生合置，又炉钢管10根。解放后，由于我对人民政府尚认识不清，当物价上涨时，我买进黑布10疋，以保我个人利益。去年收进友人武书麟让我黄金14两8钱，违反金融条例，“五反”时，我颇有顾虑，经过思想斗争，方去坦白。这都是我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思想，发展起来可能是“五毒”俱全的。
+
+## （二）对于时局的看法与今后努力的方向
+
+　　我学工程，以前素不关心时局。虽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并亦知道国之强弱，与我的前途影响甚大，但总觉得我是沧海之一粟，在政治上不能起作用。为了个人的生活与兴趣，专心搞好技术。这种自私自利，毫无立场的想法，虽是过去国民党时代国家与人民对立的情况下造成的，但我偷生一时，苟全性命，与参加革命、解放有功者相形之下，使我惭愧得无法藏身。
+
+　　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足，我素不信任。但我以无党派的身份，对国事毫不关心，不知起来反抗，用旁观者的态度，看牠自趋于灭亡之途。我以前对共产党没有认识，顾名思义，我没有什么产业，不足为惧，我只知道是苦干的。当周恩来同志在双十二事件时，主张释放蒋介石，我希望从此两党合作，后来果然得到抗日的统一战线。但我听到蒋匪的防共甚于防敌，我怕内战再起。胜利后，蒋匪军队未到之前，要敌伪维持现状，不使中共的军队开进，我更明白蒋匪要独吞胜利果实。后来马歇尔出面调停，我还希望公平解决，所以我是毫无立场，只求无原则的和平。
+
+　　解放后，我觉得除多开会要学习之外，没有什么大两样。以前做官的，有的还在做官。商人还用老一套。因此我怕革命不彻底。到了“三反”“五反”，我认为是对症开方，但又怕革命太彻底。后来看到宽大处理，治病救人，完全正确，我乃认识政府的英明领导。
+
+　　当解放前学校里三青团大打进步同学的时候，我恨打人的行为，但没有政治上的认识，无形中与反动政府的宣传相吻合，主张维持教育秩序。
+
+　　解放后第一个大运动是土地改革，与我没有直接关系。我认为地主不劳而获是不应当的，以前虐待过农民的，现在清算一下是合理的，但最好不要过份。后来看了土改展览会，明白地主的种种罪状。听到有的地主只要向农民低头认罪就不追究，觉得宽大。
+
+　　抗美援朝开始时，我想假使真的人不犯我，我何必犯人，可以休养元气，从事建设。而且美帝武器好，我们一定要有相当的牺牲，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我又认为我们打仗有经验，去打外国人更高兴，可以提高国际地位，并可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同情。后来我认识到美帝武装日本，进攻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是有计划的侵略远东。它说不过鸭绿江是远交近攻之计，我们答以唇亡齿寒，派志愿军去打击它，是正确的对策，而且是必胜的，因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已经证明，侵略者一定失败。在交大听了报告后，信心更为加强。
+
+　　参干运动，在国防建设上非常重要，这是配合抗美援朝、保卫世界和平的有效措置。但当时功课好的同学，如唐宏才的参干，我可惜他读不到毕业。认为理论基础高的得意门生，应当深究技术，将来在建设岗位上服务。让程度差的去参干。我只看到国防与工业一样要紧，没有提高到国防建设更需要优秀人材的见解。
+
+　　镇反是配合抗美援朝的必要行动，内奸不除，外来侵略无能抵抗。恶霸与道门帮会一网打尽，我起初只觉得这是大快人心的事，还不明白他们是有反革命行动。后来看到即使在天主教徒和圣母军中也有反革命的罪状，更提高了我的警惕。
+
+　　民以食为先，治淮工程是根本解决民食的问题，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以前从来没有办好。解放前我们要靠洋米进口，现在是国米出洋，帮助印度。
+
+　　40年来未能完成的成渝铁路，解放后两年内即全部通车，这也是由于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好。
+
+　　我对于苏联以前完全不认识，在英国厂里实习时，帮助制造了几具大的涡轮发电机，是运往苏联的。1930年经过莫斯科时，也没有时间去参观。在我的脑筋里，只觉得任何大国的科学与技术都比我国好。我以前读的是英美书本，所以我就崇英崇美，现在政治立场要一面倒，我也不难倒向苏联，但我必须在中苏友好的基础上，加强对于苏联的认识。
+
+　　经过这一连串的伟大运动，步步提高了我对于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仰。但我以前想等人家去做，我来享受，是不应当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从此要加紧学习，使我的技术与政治结合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虚心向群众学习，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继续不断地改正错误，提高认识。我教书要吸收苏联经验，不仅对书本要负责，并要对每个同学负责，还要对每个同学的思想负责。
+
+　　（此文系根据其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2.txt b/CCRD/3/7/3/0001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d9be99e875b1d15ae4c11d9337db27e3c4f89f
--- /dev/null
+++ b/CCRD/3/7/3/000182.txt
@@ -0,0 +1,39 @@
+# 庄礼庭：批判我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
+
+　　<上海工业专科学校动力科副教授　庄礼庭>
+
+## 一、我的错误思想的发生和发展
+
+　　我出身于一个工商业家庭。父亲很会投机，从小资本累积成较大的资本，与人合伙开设油坊，自己当经理，到抗战前夕，我的家庭经济已上升到资产阶级水平。父亲教导我读好书就有“高尚”的社会地位和丰富的经济收入，后来又要我读机械工程，以便毕业后继续发展他的企业。我自小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沾染，也一心一意想继承父业，做一个不劳而食的资本家。虽然我读书时代正是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我还是只顾读书，不问政治。
+
+　　七七事变以后，家中财产几乎全部损失。大学毕业时，已是抗战第4年度，大后方是投机商人的世界，显露出畸形繁荣，我很想做一个资本家，可是没有资本，只好凭大学毕业的资格，从个人名利方面向上爬。哪里名义好，待遇高，就往哪里跑。在昆明国民党21兵工厂只做了15天，为了10块钱薪水，就不告而去，从昆明赶到四川同济大学当助教。不到一年，听说昆明待遇高，又羡慕都市的豪华生活，就赶回昆明进电工厂工作。薪给收入不能满足我物质享受的欲望，就用虚报眷口，多领平价米，虚报旅费的方法，增加非法收入，以提高享受。这种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思想，竟发展到偷窃图样，企图出售的情形。滇缅公路通车后，昆明成为繁荣的都市，更增强了我做老闆的欲望，虽然没有资本，很有“技术致富”的思想。因此一有机会，就跳出电工厂与人合作开厂，人家拿出资本，我负责技术问题，直接做剥削工人的勾当。又怕开厂不保险赚钱，还在西南中山高工教书，直到抗战胜利，方才亏本结束。
+
+　　胜利后回到上海，摆在面前有两条路：进工厂或教书。我认为教书可以兼职兼课，少劳多得，名义好听，教上10年20年，学生在社会上都有了地位，自己的地位也就很稳固而隆高了。于是我决定教书，同时尽量兼职兼课，到处争名夺利，直到今天。所以这几年来，个人主义的名利思想一直统治着我的全部生活。
+
+## 二、我不择手段地追求名利
+
+　　我的十多年服务工作中，解放前不问为谁服务，完全是追名逐利；解放后打着“为人民服务”的幌子，实际上还是为个人名誉服务，为人民币服务。
+
+　　我的8年半教书生涯中，倒有6年是兼职兼课的，而且都是两面专任，甚至再兼几个钟点夜课，最多每周上课到33小时之多。我检查当时动机有三：一、为金钱，以满足我物质享受的欲望；二、表示有办法，表示我到处吃香，是忙人，以抬高声价；三、身骑两头马，到学期终了时，不但不能失业，而且可以向几方面讨价还价，名利双收。我就是这样把知识当作商品（实际上还是粗制滥造的商品）按时论值，计件取酬，名为教师，实际是知识零售商而已。
+
+　　我号称人民教师，本来应该一切以人民教育事业的利益为前提的，然而我考虑一切问题，都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且考虑得非常周到，极尽投机取巧之能事。例如解放以后，我认识到兼课影响教学，政府一定要明令限制，我大量兼课，终非长局，既然迟早不能兼课，落得漂亮，早些主动放弃，博个好名。于是我就在同济工学院、同济高工和本校三者之间，按照个人利益，权衡轻重，决定取舍：我认为同济工学院可能迁大连，同济高工要迁南京，还要我担任行政工作，将限制我的“自由”；工专既为市立，一定不会离开上海，规模不大，调整薪级也容易些，而且又有配给房子的希望，完全合乎我当时的愿望与需要。我一面在这几个问题上横思竖想，一面又对三方面表示若即若离，直到学期开始时，我才决定到工专。按照工作重要性来说，我在同济高工教课时间较长，又需要我担任行政工作，为人民利益着想，我应该去高工，然而我并没有这样考虑，反而三方面敷衍，以致同济高工到开学时课程还排不全。当时那边曾和我谈起兼课问题，本校领导上也可以同意，我却坚决拒绝，以表示我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我能够长期不照规定滥行兼课，为什么人民需要我兼课时，却又坚决拒绝呢？主要为的是报酬有限，还不如博个好名来得上算。我这样有计划的沽名钓誉，果然在学期总结的小组会上评为“已初步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后来果然获得优先调整薪给，我并不感到投机取巧的可耻，颇满足于自己的“杰作”，感到名利双收的愉快。
+
+　　我还一贯地喜欢和别人比，我并不与人比较对人民贡献的大小，却斤斤于名义上吃亏多少，薪水上又吃亏多少。从表面上看，我并没有正面向行政要求过调整薪给，实际上还是处心积虑地想达到升级的目的。我自知没有吃过洋面包，在“资格”上比留洋教授差了一步，在他们中争取地位向上爬，必须首先博得同学们的好评，于是我不择手段地制造教学威信。在同济教课用英文书上的材料作为补充，在本校教课用德文书上的材料作为补充，使同学找不到来源，认为我很“博学”。我的洋文并不好，为不肯落人之后，也滥用洋文教本、笔记和讲义。我常找些引人入胜而与事无补的习题，引起同学对我的课程的兴趣，来巩固我的教学地位。我接到别人的课程时，并不正面批评前面教授的缺点，却故意出些有关前面教材的难题，无形中使同学感觉到我比前面教授教得好。我更用教得深，考得浅，习题难，考得易的方法，使不论程度高低的同学，都欢迎我。另一方面，我装得很谦虚，似乎不争名利的样子，更把我自己突出的表现成一个很吃亏的人，激起好几位教授义愤地向行政提出我的调整薪级问题。因此领导上也渐渐认为我“业务很好”，觉得我确有“屈居人下”之感，在适当时期给我优先调整。我就是用这种故弄玄虚，哗众取宠的手法达到我求取名利的目的。
+
+　　我表面上又装得很能替学校解决困难，教导处要我填填空档，代代课，我也常常一口答应，其实我思想上是“长线放远鹞”，为“向上爬”打下基础。这是一种个人名利思想支持下的积极性，一定是极有限度的。例如去年教导处跟我商量接教机械设计，我心里就想调整轮不到我，要解决问题就想到我，干脆搁下不理。同时这种积极性是表面的，不切实负责的，例如去年接教动力科2年级的机械画，不定计划，临时应付地敷衍过去。这种专为个人利益打算的积极性，是与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忘我的积极性毫无相同之处的。
+
+　　我的名利思想也具体表现在著作上。我并没有专门下功夫研究过蒸汽锅炉，为了想通过著作来成名，想赚进大批单位供我享用，就东抄西袭，粗制滥造地完成20来万字的巨帙。内容来源庞杂，只尚新奇，不问是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符合。原书上有外国厂名，我也抄袭上去，替他们做义务广告，名为高工教本，我又好高骛远，大谈理论，让初中毕业程度的学生去生吞活剥，我自己也说不出他们能学到些什么。有些教授们想问我要一本作为参考，我都托词不给，教导主任要我拿一本送教育局，我认为让上级知道我有著作，对我有利，送一本也很值得，立刻给了。这些事实说明我著书的目的，自始至终只想着名誉和单位，只要与我自己有名有利就不管别人受到任何损失，这是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
+## 三、错误思想使我在工作中发生的错误及对人民的危害性
+
+　　我既然把教学工作看作我猎取名利的桥梁，在教学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及引起的危害性是严重的。直到解放以后，我仍然把我过去所学到的一套资产阶级教材，搬出来教给同学，我教机械设计还是用美国或德国标准，各种机械零件大多采用英美或德国厂家的规格，我不肯多化时间到各个工业部门去了解实际情况，以图改进教学。同学除了传染到我的崇外思想外，只学到些“欧鳞美爪”，完全脱离实际，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解决问题。现在检查起来有两种原因：第一、我的名利思想教我斤斤计较报酬，而对工作尽可能偷懒，我不用现成的欧美资产阶级教本，必须搜集材料，编写讲义，要“浪费”我很多“自己”的时间，侵害我个人利益；第二、我没有接受苏联科学的诚意，由于我长期受过德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有浓厚的崇拜德国科学的思想，我认为苏联是接受德国的，德国的一套我有些皮毛，因此我并不积极学习苏联，更谈不到介绍了，不介绍苏联科学，必然介绍英美和德国的科学。
+
+　　再次，我在大量兼课时间，能准时上课按时下课已算很好了，根本谈不上计划、准备和辅导。辞去兼课以后，我还是“皮包主义”，一下课挟了皮包就走。教导处要我指定辅导时间，我指定在白天，开始还到教室里去兜上一个圈子，后来索性不去了。我思想上认为教是我的事，懂不懂是同学自己的事。由于我不重视辅导工作，同学在学习上的损失是不可计算的。
+
+　　对于学制方面，我一贯存在着“正规化”思想。我赞成同济高工把3年制改为4年制，又赞成工专把2年制改为3年制。精简课程的座谈会中，我提出过“54小时是否是54个60分小时”，说明我想用明减暗不减的方法，阻止课程改革的进行。我在解放以后，理论上认识资产阶级提倡的旧正规化思想，因为资产阶级教育是资产阶级政治的点缀品，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必须限制工农子弟的受教育，以便顺利地培养统治阶级的帮凶人才；而新教育是以培养大量的祖国经济建设干部为目的，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办学校，为什么在具体问题上又表现出不符人民利益的旧正规化思想呢？现在检查起来，一方面由于潜在的旧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并没有肃清，另一方面由于名利思想作祟，高工延长年限，就接近了工专，工专延长了年限，就接近了大学，水涨船高，自己也不就升高一步么？但是没有想到把大量的工农学生关在门外，关起门来慢慢地教少数几百个学生，就是延搁建设工作的完成，也就是延迟祖国人民幸福日子的来到，这种错误还算小吗？
+
+　　我的浓厚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也难免在思想上给同学注射毒素。我曾动员同学参干说：“军事干校是全国第一流学校，一定有第一流的师资和设备，你们可以学到最好的技术，前途真好！”我并不从走上国防建设岗位的光荣说到个人利益与祖国利益的一致来进行动员，却把单纯的个人利益和个人前途来混乱同学的思想。我教机械画时，和同学说：“你们学好这门课，出去拿百来个单位没有问题。”我没有把机械画的重要性以及和各课的关系谈清楚，却把单位来诱惑同学，使同学对于学习产生不正确的看法，以为学习的目的在赚单位，后来同学常想在课外画图赚钱，以致影响了其他课程的学习。我的一句话引起很坏的影响，以后我虽认识到这类不良影响的严重性，可是自己思想上不能明确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性和矛盾性，即使处处留神，还是防不胜防，无意中还会露出马脚，毒害青年的思想。只有做教师的以身作则，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批判改正，才能保证和自己接触的青年学生思想的纯洁，因此我认识到教育工作者的思想改造，确是刻不容缓的。
+
+　　（根据该教授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删节）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3.txt b/CCRD/3/7/3/0001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99a5b15b2f4e7650dbde4602eef13b99feb5e9
--- /dev/null
+++ b/CCRD/3/7/3/000183.txt
@@ -0,0 +1,37 @@
+# 白寿彝：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学习在国际上划分敌我
+
+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寿彝>
+
+　　十月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国家用殖民政策压迫、用财政资本扼制世界上极大多数居民，分割了全世界领土，形成了帝国主义世界体系。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在东方的巨大支柱，是西方帝国主义巨大的后备力量，是西方帝国主义底代理人和忠实的同盟者。沙皇制度和西方帝国主义二者间的利益互相综错，成为帝国主义利益的一个纽结。打倒沙皇制度，就是打断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链条。打倒沙皇制度，就是打击西方帝国主义。因而，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具有国际的世界的性质，一开始就是和帝国主义世界体系、和西方帝国主义作战。
+
+　　十月革命既免不了和帝国主义世界作战，因而也就不可能把战场限制在一个国家之内。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这个文件（以后简称文作）里指出十月革命的目的说：“它的目的，并不是要用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用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而是要消灭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这迄今所有一切被压迫阶级中最革命阶级底政权，组织新的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段话正指出了世界革命的远大理想，同时也说明无产阶级革命要根绝剥削制度，说明社会主义的完全不同於资本主义社会。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之一，也就在於对外和帝国主义斗争。这就是说，十月革命底胜利只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开始，十月革命的目的在实现无剥削无阶级的社会；十月革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十月革命的胜利还要发展到世界革命的胜利。
+
+　　不进行世界革命，可不可以呢？不可以！不进行世界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也得不到保障。帝国主义垄断集团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并且为了避免被另外的垄断集团的竞争所战败，拚命地争取原料来源和市场，拚命地压榨劳动大众。它们绝不容许有广大的土地和人民逍遥於它们的体系之外；更不容许有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使这个政权为各国无产阶级树立榜样，鼓励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和帝国主义是不能和平共处的，不是我消灭你，就是让你来消灭。这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性质所决定，也是为帝国主义垄断性质所决定。文件的头一句话就说：“十月革命并不是单只‘民族范围内’的革命。它首先就是国际性世界性的革命。”这两句话是有深刻意义的。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就可能使无产阶级革命迷失了方向，以致遭受挫折或失败。
+
+　　十月革命以后的十年内，在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依赖国里，两个阵营底斗争在迅速地发展着。在帝国主义体系内的各国，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看了苏联无产阶级政权的榜样，回头再看看自己残酷的遭遇，他们对资产阶级进行了更激烈的斗争。德国、匈牙利、意大利都曾经发生了革命。又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凶恶地镇压，用法西斯主义和“生产合理化”来维持它们的统治秩序，提高劳动的强度，并把大批工人推到失业的队伍里。这是两个阵营在一个战场上的斗争。另外，是在殖民地依赖国，一方面是各被压迫民族看了苏联是民族和平友爱的大家庭，回头再看看自己受到的剥削和压迫，他们更增长了对帝国主义的愤恨。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其他各国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都发展起来了。又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更加强了它们的压迫，加强了它们的剥削。这是两个阵营在又一个战场上的斗争。十月革命的胜利既加强了两个战场上的革命力量，同时又使苏联成为它们的中心，而把它们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阵营。文件说：“十月革命为世界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这个中心是世界革命运动从来未曾有过的，而现在它却能在这个中心周围团结起来，组织全世界各国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统一革命战线去反对帝国主义了。”这就是说，这统一革命战线把广大的被压迫人民都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阵营里来，转变帝国主义的后备军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后备军，使革命的火焰时而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心爆发，时而在它的外藩爆发，一步一步根本破坏着世界帝国主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革命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更形尖锐，使全世界的人们客观上不属於这个阵营就属於那一个阵营。但革命的阵营是日益旺盛的新生力量，帝国主义阵营是日趋腐化和衰亡了。
+
+　　以上是我阅读了斯大林这个文件，并参考了“论列宁主义基础”“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人底策略”“论列宁主义底几个问题”等文件后，对於十月革命和两大阵营的一些体会。依据这些体会，我对於学习在国际上划分敌我，又有了以下的体会：
+
+　　第一，在十月革命以前，帝国主义已经撒下了天罗地网，要把世界人民一网打尽。你要不甘心罩在网里面，就要撕破这个网。不撕破这个网，你就得乖乖地躺在网里面，受它们的宰割。如果有人想要站在旁边，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全世界都被网罩上了，你根本没有地方可站了。十月革命，首先就是代表了全世界被奴役人民向帝国主义作撕网的斗争。这是十月革命一开始，敌我两方的界限就是非常明白的。
+
+　　第二、十月革命在俄国境内胜利后，就必须对帝国主义世界继续斗争。不继续斗争，就等於放下武器，就要被帝国主义所消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敌我的斗争是生死相拚的斗争。不容许有丝毫的含糊。
+
+　　第三、由於十月革命的胜利，全世界革命的力量联合成为统一的革命阵营，一方面空前地强大了人民的力量，又一方面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基础。同时也正因为严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基础，帝国主义要作垂死的挣扎，更要比以前表现得凶狠。在这里，敌我的斗争就是更激烈的生死的斗争，就更不允许有丝毫的含糊。斯大林发表这个文件后的二十四年间世界形势的发展，更是这样斗争的继续发展。
+
+　　由於有了上述的一些体会，我试着初步地解决一些在学习上常常碰到的问题。
+
+　　例如“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问题。从百年来我们遭受美国的种种侵略来看，从美军在中国的种种暴行来看，从美国支持蒋匪帮反对人民解放事业来看，从美国占领台湾、侵略朝鲜、轰炸东北来看，我们很容易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但我们还不能认识到它是我们的死敌。我们可能存在过这样的看法：把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归之於某些人的“好乱成性”或“穷兵黩武”。因而，不免就认为罗斯福总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如果罗斯福不死，美国对中国人民的态度会和现在不同的。或者认为：如果美国当局不想侵略中国的时候，就不侵略了。现在多多少少认识了一点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了帝国主义的统治基础就在於奴役人民，尤其是在於奴役殖民地与附属国里的人民。它们不这样作，就是坍自己的台。我们可以想像，帝国主义甘心情愿坍自己的台吗？美帝国主义一向把中国看作自己嘴边的一块肥肉，它绝对不会允许中国人民站起来。中国人民站起来，它统治的基础就严重地削弱了。这是它长期侵略我们，坚决反对我们解放的真止原因。它的统治集团要这样作，它的阶级本质决定它不得不这样作。像这样的认识，可能是对美帝国主义的进一步的认识，可能对於认识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死敌——死硬的敌人，以死相拚的敌人——是有些帮助的。并且，从这种认识上，还可以发展到更进一步的认识，就是：这个死硬的敌人，以死相拚的敌人，同时就是垂死的敌人。它害怕我们站起来，但我们毕竟站起来了。我们站起来，就是对於它的严重的打击。不只我们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亚洲的人民都已站起来了。这是号召一切被压迫民族推翻帝国主义统治的进军的号角，美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世界的命运已一天一天地临近末日了。
+
+　　又例如“一边倒”问题。通常我们听见说“一边倒”，总觉得不大对劲，总觉得：我们既已经站起来了，为甚么还要一边倒，如果要一边倒，岂不是没有民族自尊心了吗？我们看了毛主席底著作，他说：“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单看这几句话，还是不懂其中的道理。现在觉得有些懂得了，觉得中国人民的必须一边倒，和十月革命的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是同样的道理。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我们就必须选择两边中的一边。我们愿意踏踏实实地作帝国主义底奴隶呢，那就倒向帝国主义一边。我们愿意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国家呢，那就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倒向社会主义这一边，就是和苏联站在一起，和世界人民站在一起，同时也就是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超。难道我们不愿意和世界人民在一起吗？难道我们不愿意和世界人民在一起，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吗？难道我们要拒绝世界人民的友谊、不和中国人民在一起，还能说打倒帝国主义吗？这一连串的问题，现在我们可以作正确的解答了。为甚么要说“倒”呢？“倒”是坚决地站起来的意思；“倒”是表示我们坚决地和世界人民在一起的意思。
+
+　　其他如苏德互不侵犯协定问题啦，苏联在大战中和美英合作的问题啦，外蒙古人民建立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啦，苏联搬走东北机器问题啦……等等，在学习了这个文件后，也可以得到大家认为比较满意的解答。
+
+　　学习斯大林这个文件的更大收获，我觉得应该指出来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例如关於两大阵营问题，以前承认世界上有两大阵营，现在认识到只有两大阵营；以前谈两大阵营时，不联系自己，好像自己是站在两大阵营以外的空场子上，现在认识了自己如不是站在革命的阵营里，就一定是站在反动的阵营里。关於美帝国主义的认识问题，最初是从亲自在昆明见到的美军暴行来发议论，后来是从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发展史事上来憎恨它，现在是意识到应该把它联系着历史时代、阶级本质和世界革命的前途来看了。像这样的改变，应该还只是初步的改变，但我要重视这个的改变，并坚持地贯澈下去。
+
+　　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主席发表了他的名著“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有一段话说：
+
+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觉悟过来了，有些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
+　　同事李飞生先生曾在学习会上举出上列这一段话，说：“毛主席在两年多以前就号召我们学习了，但我们始终没有重新学习。现在我们一定要换换脑筋了。”是的，我们一定要换换脑筋了，我们要认真地重新学习。“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新中国的建设是发展得这样快，不认真地重新学习，就没有可能担负起人民教师的重任。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4.txt b/CCRD/3/7/3/0001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17d8a08592a7db7f2c8c23b4a0da0420b20f94f
--- /dev/null
+++ b/CCRD/3/7/3/000184.txt
@@ -0,0 +1,19 @@
+# 万源县高县长关於赶场乡农民陈连福自杀问题检查报告
+
+　　我区运动自展开划成份後，个别村由於政策交代不够深入，群众发动不够充分，使运动发展不够正常，形成农民陈连福畏惧自杀，现将其原因经过及初步的检查报告於後。
+
+　　一、 问题的发生：赶场乡农民陈连福一村人，现年三十五岁，家中人五口，田四十多亩，中农成份。该家中过去生活较好，放过些债务，历史上当过五年甲长，曾经有些乱抓公款、公粮、拉丁、赁田等现象，群众对他是有些不满的。该乡重点村展开划成份後，到普遍展开时，由於村领导未很好的掌握，发生放任自流、乱干现象，领导上熟视无睹，而形成陈连福的畏惧自杀。
+
+　　二、 经过与原因：
+
+　　1·该乡运动进入划阶级前，政策交代不够深入，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在村的小组试划中，自卫队员王邦和，认为陈连福不是地主也是富农，因他生活好，又当过几年甲长，有点年头。2·一般村展开划成份时，即发生有些混乱现象，未加及时注意和警惕，如在该村开大会划成份时，由於事先准备工作及武装队布置在会场上防止坏份子参加，要武装队来注意和纠察，结果大会开始前武装队即提出有两个坏人混入，一个是陈连福，一个是任德明（贫农品行不好）当时提出，领导上即答复可以不让他来参加会（随时安慰了他们一下即走了）接着划成份开始，对地主王天祥被武装队推起，往说理台上跑，该老头子一时推倒，碰在桌子上，头上碰破了，这样一来便使群众引起打人，结果有的边诉苦边打，划了十五人，打了七人，工作同志虽然诱导制止，但始终未解决问题，这样的结果陈连福晓得划成份不得了，和群众不叫他参加会，怕把他划为富农，而更形成了畏惧自杀。3·开小组会缺乏领导，不但未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恶果，当天村上会结束后，小组段上又进行开会，只是一个小组长领导，该陈连福也积极的去参加，在开会中间，武装队员也来了，看见陈连福又在那里，（据报告队员叫王邦和，中农成份，大会后气候冷吃了点酒）便插嘴说：“你虽参加小组会，你过去当过甲长，整人、抓人，拉我父亲的兵，吞公粮、公款、打人等”说了十几条，叫小组长记起，要诉他的苦。这个会在这样争吵下，就散了，也无人做了个收场，这样一来，陈连福更加畏惧了，回去后当天夜里天未明即吊死了。
+
+　　三、 领导上检查：1·分团领导上预见性不够，只强调了斗理斗法，打人不能解决问题，而没有进一步具体帮助布置，发生了问题如何纠正，如在赶场重点村划成份，即发现诉苦人打了两下地主，随即就强调了打人，发展下去会形成不良后果，反而会使敌人恐怖与顽抗，但没有具体指出防止与解决的办法，结果村上同志没有办法。2·乡上领导同志认为群众气忿，打一两下没啥关系，而认为群众敢说劲头大，认识问题不够全面，思想麻痹，对于村上的工作会报，检查不及时，第一天的问题，当天不得了解，延长了时间，发生了问题。3·对上级通知指示，不能完全传达给村上同志，又不很好加以学习，所以使运动发生了放任自流，形成混乱，出了乱子。
+
+　　四、 初步的认识：1·首先应正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今天农民的自杀，我们领导上及工作干部应负的责任，加以运动间进入与敌人展开斗争，而竟发生了农民自杀现象，可以看出我们对政策的宣传与群众发动的程度相当差，这若继续下去，农民会翻不了身，尤其个别村对运动无领导的蛮干，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倍警惕，贯彻政策，整理队伍，使反进法与整个运动正常发展下去，以此次教训，教育全体各级工作干部。2·除通报全分团各乡村干部加强工作，正确贯彻政策使运动稳健踏实发展外，并责成赶场乡，乡、村领导加以深刻检查和检讨，作出书面报告及今后应注意事项。
+
+　　《土改参考资料》编者按：该乡在划成份的开始，蛮干打的现象较严重，以至形成混乱，如某地主准备赔五百万元亦被打，某地主系工商准备争取，本人亦较开明，亦幸免挨打，此种不讲策略，一律对待的办法是要不得的，该乡领导上应深加检讨，并提引起严重注意。
+
+　　高县长检查报告很好，将印发各分团、乡参考。
+
+　　来源：《土改参考资料》，万源农协土改办公室印，第6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5.txt b/CCRD/3/7/3/0001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fc9078940bd87f79c6c0e311de42d1f9abab95
--- /dev/null
+++ b/CCRD/3/7/3/000185.txt
@@ -0,0 +1,19 @@
+# 向丈夫的贪污行为展开斗争——陈佩珩积极鼓励丈夫坦白贪污罪行
+
+　　<崔景泰>
+
+　　闸北区政府第一办事处的职员张圭彬(二十三岁)，从去年秋天起，陆续贪污当地居民托他转交的优抚烈军属捐款二百多万元。领导上发觉了这件事，一再去问张圭彬，张圭彬始终不肯坦白。他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就被公安机关逮捕了。
+
+　　张圭彬的妻子陈佩珩(二十一岁)听到丈夫被捕的消息，开始感到非常惊奇；因为照她看来，张圭彬在解放后思想很前进，工作很积极；平时又常常教育她，要多多为人民服务。陈佩珩在过去原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家庭妇女，因为受到丈夫的启发和鼓励，才参加了家庭妇联，使她在学习和服务中渐渐提高了政治认识。要不是区政府工作同志告诉她，张圭彬是为了贪污而被捕的，那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丈夫竟会有这种可耻的犯罪行为。所以，陈佩珩对张圭彬贪污的事情感到非常痛心!
+
+　　她考虑了很久，认识到自己应该以一种同志帮助同志解决问题的态度来帮助丈夫坦白认罪。隔了两天，她写了一封信托人带给张圭彬。信中大意说:“你犯了错误，不能隐瞒自己的犯罪事实，不然，对你自己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你从今天起能决心改过，接受政府的教育，主动的将自己所有的污点洗清，认真学习，争取做个新社会的青年，这才对得起政府和群众；我们夫妻间的感情也才能巩固。我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我要尽我的力量帮助你改过自新。家中一切，你放心好了。”
+
+　　张圭彬看到了妻子的信，想起过去他帮助妻子进步，现在自己犯了罪，而让妻子来教育，不禁羞愧交并、掩面大哭。他写了回信给陈佩珩，信上说:“我觉得这次做错了事，一方面对不起广大群众，一方面也对不起你。——希望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有什么顾虑。我在拘留所里，一定要把过去一切不正确的旧思想、旧习惯彻底改造过来，我在学习中认识到只有彻底改造自己，才能在新社会里存在。”
+
+　　陈佩来读着丈夫从狱中带回家的信，心中顿然好像放下一块大石头；同时，她又听到别人说，张圭彬在狱中肯坦白悔过，她更安心了。陈佩珩对人说:张圭彬在解放以后虽然有些进步，但是因为改造得不彻底，小资产阶级的落后思想还是很浓厚；虽然他嘴上讲得很进步，心里还是在盘算着享受，终究就做出这种对不起人民的事来。陈佩珩又说:过去张圭彬表面上对她很好，可是他贪污的事却从没有同她谈过，这就可以看出张圭彬待她的态度并不真诚。现在，张圭彬通过了这次犯罪的惩罚教育，坦白悔过，这才能使他有机会改造成为新人。同时，他们夫妻俩的情感也有了坚固的基础。
+
+　　陈佩珩最近在做群众工作和学习方面，比从前更加积极。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事。陈佩珩因为鼓励丈夫要坦白改过，丈夫接受了，她才放下了种种顾虑的包袱。所以闸北区家庭妇联的负责同志说:“陈佩珩站稳了妇女的立场，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里，可以说是一个模范。”
+
+　　正如在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一位妇女界代表所说:“在反贪污的斗争中，妻子可以督促丈夫，鼓励丈夫坦白悔过。妇女在反贪污斗争中是能起很大的作用的。”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1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6.txt b/CCRD/3/7/3/0001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71b74a474f49012e2fbc807894c9c1a4c753e9
--- /dev/null
+++ b/CCRD/3/7/3/000186.txt
@@ -0,0 +1,19 @@
+# 读者樊青华来信报告母亲检举了父亲贪污的经过
+
+　　<樊青华>
+
+　　（编辑同志:）
+
+　　让我勇敢的告诉你吧!我的父亲樊少卿，因为贪污被我的母亲检举了!本来，我是不愿将自家的丑事公开出来的，觉得自己的父亲如此卑鄙，如果公开出来，我做女儿的“面子”往那里丢?后来经过思想斗争，我认识到自己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学生，在今天大张旗鼓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正应该把我母亲检举我父亲的经过介绍给大家，特别是给广大的姊妹们知道。我想通过这一例子，使广大姊妹们也能够奋起检举自己周围的贪污分子，以保护国家的财物，并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做得更彻底。
+
+　　我母亲检举我父亲的经过是这样的:
+
+　　我家世居海安，父亲过去做钱庄生意；目前在当地第二十二合作社做职员；近几个月来，我母亲发现他生活上开始浪费起来，香烟是经常不离嘴，晚上回家还时常带些酒肉回来，凭我家的收入，是不可能供他这样挥霍的，因此，这就引起了我母亲的怀疑。以後，在去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父亲忽然拿出五十万元来，要我母亲替他买两磅绒线，送交我姊姊，为他结一件肉衫过年；这时，母亲当即追问他这笔钱的来源，父亲起初不肯说，後来经不住母亲再三盘问，终于说出了贪污的真情，并威吓母亲不许声张。
+
+　　这一夜，母亲未能安眠，她思前想後，想到解放前的时候:我哥哥失业在家里，父亲呢，终年做着收入不定的投机生意，一家四口，天天在愁闷里过日子；解放之后，父亲和哥哥都有了工作，我更在大学里得到人民助学金。她想到这里，觉得父亲的行为太不对了，这样太对不起毛主席和共产党。她又觉得:今天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父亲再不回头，我们这个家庭，将不知搞到怎样不幸的结局!
+
+　　经过了一夜的思索，我母亲决定劝我父亲自动向组织上坦白，不料反遭到了我父亲的无理拒绝，大骂我母亲不懂情理，我母亲忍无可忍，当即在我姊姊的支持之下，勇敢地向合作社检举了我的父亲。并将我父亲贪污的七十多万元设法偿还。母亲的这种勇敢和爱国的行动并已得到合作社方面的奖励。
+
+　　 复旦大学 樊青华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1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7.txt b/CCRD/3/7/3/0001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02bd6cc20b84ecc7cddfdc999154b6c9e5cf02
--- /dev/null
+++ b/CCRD/3/7/3/000187.txt
@@ -0,0 +1,29 @@
+# 让我们把智识交回给人民
+
+　　<黄药眠>
+
+　　我们觉得很庆幸，我们能够处在这样光辉的时代，有把我们自己改造成为劳动者的一员的机会。我们尤其感到快乐的，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知识交回给劳动的人民。
+
+　　自从社会分成阶级以来智力劳动就成为了统治阶级所独占的事业。知识分子在物质上服从于统治阶级，他们是统治阶级思想的表现者又是统治阶级利益的守护者或支持者。至于被压迫人民是没有机会来沐浴知识的光辉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更窃取了知识分子所研究得来的成果，成为他们的专利品。
+
+　　可是现在，在新民主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领导阶级。我们所服务的政府机关已不是代表少数人利益的政府机关，而且是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的政府机关。我们的生产技术，再也不是献给某少数的特殊阶级，让他们有可能去加强剥削，造成更多的失业，而是献给劳动人民使他们能够增加劳动的效能，更快的累积公众的财富。
+
+　　过去，资产阶级曾向人们夸耀说，你瞧，我们有多好的物质文明啊!我们有飞在天上的飞机，有潜行水底的潜水艇，我们有通明的光管照亮了黑夜，我们有无线电收音机可以远听千里。我们有火车、轮船、汽车做交通工具。但是他们称赞物质文明，可忘记了这物质文明是谁创造出来的。其实这些东西，还不是知识分子用脑子去想出来的，工人们用手去做出来的么?资产阶级只会称赞这些事物，却不愿意说出这些事物都是人的发明和发现，都是人创造出来的。当然他们不愿意说出这个真理来是有他的理由的，因为如果说出了谁创造了这个文明，那么他岂不是露出了自己偷窃文明的果实的身份吗?
+
+　　现在好了。我们确定我们的智识是给劳动者服务的，就连我们自己也要渐渐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这样劳动者与知识分子结合，我们就可以发现不是物质文明值得夸耀，而是我们人的智慧和劳动才值得夸耀。我们重新发现了人。和人的价值。
+
+　　过去资产阶级也会利用过技术来提高生产。但他们利用技术是只有在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之下才实行，或是说只有在不能用其他的方法来获取更多的利润的时候才进行的。
+
+　　可是现在智识为劳动者服务，技术的改进是没有限度的。一切技术的改良都是为了人民，一切的幸福都是归于人民。因此智识的应用范围更广了，前途更远大了。我们的智识可以用来改造土地的容貌把沙漠变成绿洲，我们的知识可以用来改造气候，可以用来改造水源，可以用来改造植物的品种，我们的智识，可以使得这世界更适合于人类的居住，使得我们大家生活得美好而幸福。这样把智识应用的范围扩大，把智识的效能增加，这岂不是知识分子所应引以为光荣的吗?
+
+　　过去，知识分子虽然是出身于统治阶级，并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知识分子并不是统治阶级中的主脑人物。在封建社会时代，知识分子不过是帝王、领主下的谋臣策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他不过是代理人或雇佣劳动者。而统治阶级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则纯粹是从他们统治阶级少数人的狭隘的利益出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下，知识分子是并不自由的。只要他不愿意把他的智识献给统治阶级的首脑人物，或是他的努力并不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或是他不善于逢迎这些统治者的意旨，那么尽管他的才能有多大，他对于人民可能有多大的贡献，可是他是不会得到统治阶级的领导人的重视，或甚至相反，他还要受到他们的迫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有许多好的发明和发现，都给资产阶级藏匿起来了，在经济危机中有许多有才能的专家，都不能不被排斥于生产过程之外踯躅街头，和失业的工人一样，遭到悲惨的命运。
+
+　　可是今天的中国是广大的人民大众做了主人。知识分子也是国家的主人的一部份。只要他有决心排除过去从统治阶级那里沾染得来的坏思想、坏习惯，只要他能努力于人民的事业，那么他是有完全的自由来发挥他的所长的。劳动人民将尊重她、珍视他，欢迎他共同合作，共同走上光辉的未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所以，知识分子在今天以至于将来，他的地位都比任何时期提高了。
+
+　　是的，过去的知识分子是有不少的坏思想坏习惯的。由于是长期地生活在统治阶级剥削阶级里，因此他在意识上就沾染有各种不同程度的剥削阶级意识。她对剥削阶级的统治有着依存观念，她对自己的智识只看成为是自己个人猎取地位的工具。“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为什么“读书高”?那就是因为读了书有智识的人就可以做官，就可以在统治集团里占更高的地位。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知识分子则把自己的智识当作为财产，有了智识，有了学问，就可以从老板那里得到高额的薪金。正因为知识分子对过去的统治阶级有依存观念，因此他一方面则自高自大看不起劳动的人民；另一方面则对于自己的旧思想旧习惯有多少留恋和爱惜，不愿意痛下决心把他除去。也正因为知识分子是从个人利害观点出发去占量智识，因此他也就夸大了智识作用，同时实际上也就缩小了智识作用。他不明了，如果把智识和剥削制度联结在一起，那么智识只有增加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增加人世间的悲剧。这种智识与其说是光荣，不如说是一种罪恶。
+
+　　可是现在广大的劳苦人民翻身了，反动的统治坍台了。这个环境迫使着知识分子不能不重新估价她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智识的作用。我想如果知识分子能够了解到智识不是他个人的财产，而是社会的财产，不是智识创造生活，而是生活实践创造了智识，而且智识只有和人民大众的劳动结合起来才能发生伟大的进步作用，那么这种了解是一定有助于他从空虚的唯心论的幻想中解放出来，从狭隘的个人主义的圈子里解放出来，从而使他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在之重大。所以思想改造，在知识分子本身说来，也是一种解放。这种解放可以使牠从生活底海洋里汲取更多的智慧，使她有宽广的胸怀。
+
+　　大家都知道中国过去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不仅工农劳苦大众受到双重的压迫和剥削，就是知识分子，除了一部份和帝国主义、买办、封建官僚有勾结的以外，大都是为贫困所煎熬，虽有智识亦无法找寻应用智识的地方。可是现在，出于新中国工业农业的迅速恢复，国家正需要大批知识分子作为建设的人材，知识分子的需要正在加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亦正在加重。在这样新的环境之下，知识分子要如何提高自己的政治认识，革除自己过去的坏思想坏习惯，以适应人民的需求，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关心的事情，也是知识分子本身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把智识交回给人民，使智识能够发出更大的光芒罢，让我们从旧思想旧习惯中解放出来把自己变成一个新人罢。我们相信智识和劳动结合起来以后，人类是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奇迹的!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1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8.txt b/CCRD/3/7/3/0001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579e3fb098c7fbc092b73d662c579fe1e5b29d
--- /dev/null
+++ b/CCRD/3/7/3/000188.txt
@@ -0,0 +1,29 @@
+# 黄兰荪：批判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
+　　<东吴大学药专科主任　黄兰荪>
+
+　　在教学方面，我所教的一套，主要是搬运德国的。我在同学前吹嘘德国的化学和药学如何进步如何发达，这样使同学来崇拜我。我所教的高级有机化学、药物化学、有机分析和有机制备等学科，十年来在内容方面，基本上没有改变，还是老一套。我的药物化学讲义中如麻醉药品（包括镇静与安眠药）所占的比重特别大，六○六、九一四、马法生等治梅毒的药物材料过多并占了重要的地位。还有像治睡疫的药物在中国根本用不着，大量与多种的刺激素（荷尔蒙）制剂纯粹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我常在有机制备班上，夸耀德国研究制度与德国大学里所用的技术训练方法。所谓德国的研究制度，就是整个学术体系为资本主义与大资本家服务的制度。在那种社会里，学术是商品，研究发明是为了赚钱。所谓德国大学的技术训练与方法，就是逼学生成天在实验室里摸索，不停地做，年长月久自然熟练的训练学徒方法。这种方法还是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很反动与落后。我自己受了害还不算，又把这一套当好货贩卖给同学，继续传播了12年之久，毒害了很多学生，很多至今还在为追求发明专利而不想为人民服务。有一个化学系毕业的同学，受了我的影响，他为要做研究工作追求发明专利，不惜在解放后脱离公营机构去到私营工厂为资本家做研究。这类现象很多，足见为害之甚。
+
+　　我办药专科，对外宣传说是新民主主义教育，并且夸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其实我从来就根本没有教学方针、制度与计划。在1950年春，药专还没有经费，我为了表现自己有办法与吸引同学，就想法去说服慎斐文，由合作社出资，由药专出技术办一个实习药房，内容怎样，完全没有考虑到。由于创办动机是做做幌子与装点门面，所以到去年冬天已陷入难以为继之状态。这个实习药房因为没有足够的实习条件与内容，所以始终只有少数同学在管理。
+
+　　我虽然时常吹嘘我所办的药专是新民主主义的，是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实际上我把药专的课程拉杂拼凑，把课程表排得挤挤压压，多得使同学一进学校就忙不过来，实质上是老一套，硬逼同学啃死书，死用功的办法。我心里想，同学们出去之后，总还是业务要紧，出去后如技术水平不比人家差，岂不显得我办学有成绩。药专同学每学期平均要比理学院同学多读一两种功课，每星期平均要多做两个半天的实验。当课程超过50学时的时候，我就把自学时数减少来掩耳盗铃。对于一些同学将来在岗位上必需掌握的知识，如药事法规、器材管理、防疫学与救护学等，自己不会也不想办法，用敷衍、搪塞、强调客观来应付过去。由于我这样的措施，造成药专同学严重的只重视技术业务而不重视政治，和脱离实际的倾向。更由于我以自己的业务为中心与增加了有机与药物化学的比重，造成同学们只想进药厂制药的偏向。这都是我所铸成的严重错误。
+
+　　我在药专的另一严重的过失，是在形式上铺张、浪费。在对同学谈话中吹嘘夸耀，用虚荣与名位思想腐蚀同学。我向熟识的药厂与化工厂捐了些药品与机械来，以夸耀我与各药厂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同学面前吹嘘自己在医药界的名誉与地位，将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思想向同学散播。我曾向药专同学说过：你们2年毕业，出去同4年一样的地位与待遇。在未有统一分配之前，我曾向第一班同学说过：根据我从上海卫生局方面所了解的，现在药师缺乏，你们2年毕业也一样是药师，毕业后不论到药房或药厂，位置是不成问题的。1951年暑假前，我参加了华东卫生部医大医专毕业生工作会议回来，为了完成与执行我自己的任务，就马上对同学们改变了口吻，又劝说同学服从统一分配。我曾说过：你们欢喜留在上海，但是上海药师多，你们难窜出头的，并且东吴是新办，又是2年制的，可能受到其他老资格药科出身的歧视，你们还是服从统一分配，地区可能远些，但是前途是大的。在药师缺乏的地区，你们很容易出头，也许一年之后，已是科长、厂长或是主任了。我就是这样用名位与名利观点腐蚀同学们的思想的。
+
+　　我父亲以前做事，几乎到处都闹宗派，常把纠纷闹到不可收拾。为了闹意气，以致不惜和同事决裂，喜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性格，给予我很深的影响。所以我自幼骄傲，自以为了不起，瞧不起人，喜欢闹宗派，常打击旁人抬高自己。到东吴教书后，不久就与顾翼东闹意见而起摩擦。后来发展到二人在光明药厂勾心斗角，直到我被迫脱离光明药厂，他继我做研究部主任。从此嫌隙更深，互相攻讦打击不已。
+
+　　1948年秋，我来苏州东吴专任，主要动机是想乘顾翼东对化学系不负责的时候来钻空子，而达到获得化学系地盘与化学系主任的位置，以为追求更多名利与更往上爬的资本。所以我来后一直与顾明争暗斗，我一到苏州就曾在请助教的问题上打击过顾。严志弦与汪葆濬与顾是结成一派的，我就与他们勾心斗角，在化学系里闹不团结。后来吴志高来东吴，我起先拉拢他，后来拉拢不成就生了意见，更因琐事纠纷加深误会，于是也和他对立，而闹宗派。我最初之反对徐景韩，就是因为徐帮顾压我而起，徐跟顾关系非常密切，我因反对顾而连带反对徐。最初因理学院长沈青来在我面前表示对顾不满，所以我和他很拉拢。1950年夏之后，我与汪葆濬、吴志高不和，闹宗派，因发现沈偏袒他们，就此与沈也闹宗派，也跟他勾心斗角，常常打击他。为了拉拢一些对自己闹宗派有利的同事，我对物理系李庆贤与生物系的徐荫祺表示好感，对化学系的蒲家诚、许嘉祥、张承宏等非“顾党”的人都进行不同程度的拉拢。1950年，我当了药学专科主任后，就在药专里培植自己的势力，想把药专的同事变为自己的宗派。不但如此，并且还想把药专同学变为自己的宗派，与汪葆濬、吴志高、沈青来对立闹不团结。具体的表现如：1950年到1951年间，在理学院院务会议上，药专与化学两系互争经费，与化学、化工三系又争助教名额，还有与化学系争夺实验课（药专预备自办定性分析）。为了这些纠纷我曾经在背后攻击沈、汪、吴三人。每当药专同事与同学为化学系储藏室管理员态度不好与留难等现象向我诉说时，我就乘机批评化学系的领导，并说这是有意纵容的，使裂痕更深，宗派情绪更浓厚。1950年夏，我与王涵清因互相妒忌猜疑而发生误会，以致在民盟小组里闹不团结与产生了宗派情绪。由于我和王的闹宗派，因此妨碍了东吴里进步势力的团结，严重地影响了民盟在东吴的巩固与发展。钟校长初来时，因为他是华东与苏南派来的，我很想联络与拉拢他。我曾去上海访他，把校内详情告他，并分析给他听。自从我们在职学习小组谈“三个和尚没有水吃”事，钟对我误会后，我就把拉拢的意图变为打击他的意图，常把钟喜骂人以及钟搞宗派的现象拿来小广播。寒假里潘校长、严秉淳辞职时，我曾说辞得好，这都是钟惹出来的，这样也可以让华东对钟的错误了解了解。
+
+　　严秉淳初来东吴时，我就有拉拢之意，因怕拉拢不成所以没有做。及至严、吴为系里事交恶，我于是乘机拉拢严以打击吴。
+
+　　我在东吴里为了个人的名利与地位，不惜把所有的精力时间花在勾心斗角、拉拢某些人与打击某些人，专门搞小圈子、闹宗派与培植自己势力的上面。不但把药专的科务与教学事业抛在脑后，不负责任，并且还影响了化学系与化工系的发展，更严重的是因为我带头闹宗派，使得东吴在解放后，一切民主改革的事业受到严重的障碍。因之我的错误是极严重的。
+
+　　由于我出身家庭与长期所受资本主义的教育，以及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生活多年的影响，染上了极深的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我拿教授与专家做幌子，不断的向上爬，处心积虑的攫取名位；再以名位与技术为资本去与资产阶级建立各种关系，作为谋利的基础。我以药学专修科主任与医药学主编的身份去勾引资本家；以学术文化事业做招牌来谋利，目的是想把自己从小资产阶级变为资产阶级。我在药专是用医药学作为工具进行变相的吃回扣与兼薪，这样来达到贪污的目的，而又逃避贪污行为的罪名。我这种卑鄙无耻、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腐朽堕落思想，是绝对不配做一个人民教师的。更严重的是我站在教育岗位上，把这种腐朽堕落思想，向同学散播而毒害同学，使他们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的错误思想与行为是在思想上替资产阶级向青年同学们进行了猖狂进攻。
+
+　　由于我有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以及面子、架子的心理作祟，以致在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以来，一直抱着患得患失的情绪。先是狂妄自满，在受了批评，初步发现自己的错误以后，又萎靡不振，以致在运动中被动应付，不能站在人民立场上向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我的态度是极不端正的。我甚至有过将错误偷偷地改的想法，这说明我对待自己的错误的态度是非常可耻的。我所站的仍是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我是一个民盟的盟员，而我在这伟大的移风易俗的运动中却抱着这样丧失人民立场的态度，实在是不配做一个盟员的。
+
+　　我今后一定要痛下决心，与盘踞在我身上的一切错误思想作继续不断的斗争，我一定要跳出肮脏的泥坑，洗清自己，彻底改造自己，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教师。
+
+　　（此检讨载于东吴大学刊物“学习生活”）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89.txt b/CCRD/3/7/3/0001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b9d0842e6247fdebf4c7c626d4b4a159d70d9ac
--- /dev/null
+++ b/CCRD/3/7/3/000189.txt
@@ -0,0 +1,29 @@
+# 黎锦熙：读了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以后
+
+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任、黎锦熙>
+
+　　这是一篇明确地说明客观世界根本转变的文章。读过之后，首先要把我们过去对於中国革命的错误看法从头检讨一番：过去对於中国革命的性质，有的认为是“改朝换代”，有的认为是改革政体（辛亥革命时）或打倒封建文化（五四运动时），以及没有认识抗日战争的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战争的性质，这一连串错误的看法，都应该根本清除。必须认识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就是和十月革命有同样的“国际性质”的，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来改进客观世界的一个伟大的实践活动。
+
+　　我们精读这篇文章，就是要从理性上澈底“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实践论）。
+
+　　这篇文章为着表明十月革命对於全世界革命运动发展的影响，指出了四个基本问题，我们可以把自己过去的（最近的过去）看法逐条检讨：
+
+　　（一）十月革命冲破了世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战线，而顺利地建立和巩固了一个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政权，剥夺了地主资本家的生产工具和资料，使变成社会公有财产。这就具体地击破“被剥削者非有剥削者不行，正如头脑和其他肢体非有胃部不行一样”的“旧理论”。我们过去虽相信将来是社会主义的世界，但总当它是理想世界，并不正面地重视苏联十月革命后所建立和巩固的新政权，不能真正地认识它就是这种理想世界的具体表现。因之对於那种已受“致命的打击”的“骗人的”旧理论总在彷徨迷惑中。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新政权，对於十月革命的科学真理更加证实，不能再没有坚定的信心了。
+
+　　十月革命和以前所有的革命究竟有甚么根本不同呢？“它的目的并不是以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用一个剥削者集团代替另一个剥削者集团，而是要消灭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消灭所有一切剥削者集团，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现在既已建立了自己的新政权，就得巩固起来，特别要警惕：世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远东的战线被“冲破”了，它们是决不甘心的；因此，我们对於“镇压反革命”应该毫无疑义。新政权自身的任务，首先就在逐步“消灭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我们对於“土地改革”就应该毫无疑义。
+
+　　（二）十月革命打击了帝国主义后方和外藩，震撼了帝国主义在各殖民地和附属国里的统治；首先自己“以身作则”地在国内“实行了民族殖民地革命”，苏联“不是为着民族主义，而是为着国际主义”，“无产阶级除非同时解放被压迫民族，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先使国内各民族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互相信任和亲近，这就大大地影响全世界殖民地和附属国里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截止了帝国主义“安然剥削和安然压迫殖民地依赖国的纪元”。过去一般中国人对於苏联一连串事实问题的误解和怀疑，只要读破此条，应该从根本上“涣然冰释”。
+
+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就目前国际形势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对於“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和平共存”应当有个明确的具体的理解。十月革命既然“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即世界各被压迫国家中与无产阶级联盟并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所进行的殖民地革命底时代。”这个时代延展到现在，资本主义国家所倚靠的殖民地，其革命斗争更加尖锐化了，在目前国际形势下，两种制度要怎样才有“和平共存”的可能呢？去年十一月在维也纳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第二届会议”，在八项政治性的决议中，就有五项是解决这种症结的“区域问题”，议决了两项原则，就是“民族自决”和“撤退外国军队”，并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学习斯大林的“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读到这一条，似乎可以把这个国际纠纷最多而又关系世界革命原则性的问题，结合有关文件作个讨论；同时对於两种制度在甚么条件下才可能“和平共存”，可以获得较明确而具体的理解。
+
+　　（三）十月革命使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存在本身都发生了问题，因为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而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大屠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已由最高峰转入下坡路，走上腐朽和衰亡的过程。正当此时，一个大国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事实具体表现出来，就加速了这个过程；同时一方面给世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公开的中心基础，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围绕着这个中心团结起来，组织革命统一战线来反对帝国主义。所以，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基础从此根本动摇，不再能“安宁”和“稳固”，“补缀”无效，“比重”渐轻。十月革命实在是开了资本主义灭亡的新纪元，我们学习过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对於这条应当能有深入而翔实的理解。但从一九五○年八月抗美援朝运动展开的时候起，一般人对於美国仍存在着错误的认识，那些因有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而不愿“仇视”的人现虽减少，但对“蔑视”和“鄙视”总还有些怀疑，还没有认清它已在走下坡路。再往前回忆抗日战争胜利时，我们对於美国的认识更完全错误，对於战后国际政治中两个基本方向形成的两大基本阵营的了解太不够，其实这两个阵营在这篇文章的第三条中已经分析得很清楚。这篇文章是早在一九二七年发表的，我们至迟在抗日战争时期（一九三七年以后）也曾看到的，当时竟漠然无动於中，以致到了抗日战争胜利时，正如毛主席所说，“对於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见“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处在三十年来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就因为不了解这两大基本阵营的根本性质和对於我们的关系，不决定自己应站的立场，以致模糊了敌我的区别，早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到抗日胜利时，错误的看法更加严重。直到解放后，抗美援朝运动展开，才从学习中渐次觉醒过来，今读此文，更该猛省。
+
+　　（四）这一点更重要，即：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改良主义。这“又是‘智慧’中的革命”。在当时的苏联，则是工人阶级思想中的革命。一般改良主义者也可以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对於反动阶级并不进行革命斗争，丝毫不肯设法促进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实现。像当时的社会民主党，表面上可“与马克思主义混合着”，但对於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等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了，他们的面前就隔着一道“深渊”，而且逐渐地跑入敌人的阵营，做了反动派的“思想支柱”。所以列宁当时骂社会民主党“政治家”，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走狗，是资本家阶级在工人中间的代办”；“在无产阶级反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是必须会站在“凡尔赛派方面反对巴黎公社社员”的。
+
+　　三十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一开始就照着列宁的原则，直到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也没有经过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和工人阶级在议会里和平斗争的时期。也没有欧洲那样的工人贵族阶级（据刘少奇同志一九四一年论党内斗争）。到了全国基本解放，革命胜利，反动政权被打垮的时候，社会上却留下一批站在反动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改良主义者。当我们没有精读这篇文章时，还不能感觉到自己正是斯大林同志所说的这第四点里头一路的人，虽然情况跟苏联的社会民主党之类不尽相同。列宁也说过：“一般改良主义底实质，就是只去鼓动实行那些不必消灭旧有统治阶级主要基础的变更，可与保存这些基础相容的变更。”（见列宁的“几个争论问题”）像我自以为三十多年来专心搞“中国文字改革运动”的，对於社会发展总起了些一定的进步作用，撇开了政治的立场而把“革命”和“改良”孤立地用在技术上和社会运动方式计划上；经过学习，才确认自己在历年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居然能够“和平相处”地进行文字改革运动，真是从头至尾不折不扣的“改良主义者”；明知这种“变更”是不成功的，那就是“失败主义”；假如这种“变更”果然成了功，那就更是进一步的“帮凶”。特别是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任职也继续了三十多年，在九三学社组织活动以前，可以说，完全是替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於青年们起了很多的坏作用、恶影响，这是连“改良主义”都说不上的。现在我们应当深切地认识：中国的解散，就是马克思主义战胜了改良主义，这不仅是经济关系和社会政治关系方面的革命，同时也是“智慧”中的革命。
+
+　　为什么中国革命在“十月革命”以后就变成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为“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史中的根本转变，……是全世界被剥削群众底斗争方法和组织形成、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中的根本转变。”而“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真理，顺着全世界的这个根本转变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
+
+　　我们过去对於十月革命的性质认识模糊，因之三十多年来对於苏联和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认识也模糊，不了解或者不确信改造客观世界的科学真理。处在这三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竟不分清敌、我、友，堕入改良主义，站在反动的阶级立场而不自知。现在惟有从头学习，澈底检讨，认清昔日之“我”就是今日之“敌”！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0.txt b/CCRD/3/7/3/0001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cba362b9c3e08f47d4450874feec095b2b54d6
--- /dev/null
+++ b/CCRD/3/7/3/000190.txt
@@ -0,0 +1,19 @@
+# 云南革大校务处关于本校贪污浪费的初步检查
+
+　　<云南革大校务处>
+
+　　一年多来我校财经工作，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体学工人员的努力，一般说来是有成绩的，在适应教学需要的方针下，完成了万余人的供给任务，为建校工作打下了初步的基础，但是我们丝毫不能自满，我们是存有严重的缺点的。现将年余来我校的财经工作进行一初步的检查，就可看出我们在工作上存在着多么严重的贪污盗窃、铺张浪费以及官僚主义的现象，其对学校、对人民的损失，真是吓人听闻和令人痛心的。据初步的统计，公款无故遗失和被窃约2000万元，浪费约达3亿多元；贪污盗窃的总数达4078万余元（除经领导发觉，追回一部分款项外，尚损失512万余元）。为什么会产生这些贪污浪费错误呢？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
+　　（一）贪污盗窃：（1）有些经济干部政治品质恶劣，参加革命动机不纯，在工作中认为有机可乘，便想捞一把，于是产生了贪污盗窃行为。三部事务员沈新安戴有群，拐款350余万元潜逃；二部出纳邬昕辉盗款3400余万元并图焚屋灭迹；文工团沙有厚一次贪污公款100万元。（2）假公济私，营私舞舞/弊。服务社前任经理张子良在最近检查他的账目中，发现他有重大的贪污事实，如经费不及时入账，印文件用纸浮报62万1000余元，其他向私商进货，因加工印刷而私卖剩余纸张，及经费存款利息等，尚在清查中。（3）对革命不忠实，虚报账目。前一部总务股长乔圣约因将公款多发学员而致库款缺少；但他不及时反映情况，反而虚构采办事实列账；此外二部事务员常宗义伪造发票报销20余万元。
+
+　　（二）一些财经干部工作粗枝大叶，责任不强，以致使库款被窃或遗失。如前文工团库款被窃70余万元；校部差款50万元；四部遗失80余万元。
+
+　　（三）漠视公家利益，迁就个人与私商的封建情谊，致成损失。在51年缝制冬衣，本来一疋布可以做8套4，可是负责缝制的同志陈觉民，却因其与私商的“情感”关系，不顾到整体利益，而将每疋布只做8套2，致使学校损失蓝白布16疋2丈，幸经领导发觉得早，向私商追回蓝布6疋2丈，其余尚待追查。
+
+　　（四）关于铺张浪费，在全校范围来说是相当严重的，现以我们初步发现的一些材料中就可说明：如赔还干沟尾蚕丝公司的家具费及修理费前后约计2000万元；一年来全校家具炊具的修理补充，除统一支付3000万元配补一次外，每期各单位的配补费总计均不下4000万元，截至本期为止，已达2亿元左右；修建大课堂共改修了3次，共用去了1亿9000余万元，但如果对该工程有适当的估计，就可省下第一、二次的修建费7000余万元；此外还有第一期修建无用的纪念坊及所谓“八大建设”等，浪费了大米15000斤（折合人民币2100万元），一二期毕业，印纪念册，做纪念章，也浪费了很大一笔；买不必买的变压器支付了500万元；装了而又不用的路灯浪费了300余万元；前文工团制不必要的彩旗10余面及损坏两只幻灯灯泡共浪费了400余万元；医务所每月消耗灯泡最高的记录达30只，及常发生药品的损坏和遗失；校部在去年4月间买来5、60把椅子及做了百余条凳子，到现在完整的不到十分之四，存在的仅约十分之六、七；此外还有这次做冬衣棉被，因事先没有很好的计划和估计情况，多买了布疋棉花，而现在又将其卖出去，结果照目前的市价及付佣金税款后，损失约900万元以上。
+
+　　除上述的一些情况外，在各单位干部思想上还存有严重的“包干思想”和“分家思想”，强调情况特殊，没有整体观念；同时在领导方面对经济制度的民主集中制精神的领会也是不够的，因而存有迁就或放任自流的倾向，促成了严重的分家思想和包干思想，将各项公用开支化整为零，由各单位自行处理，但领导上没有督促检查，因而产生购而不用或设法乱用等不必要开支的浪费现象。如以公杂费和文娱费来说，按比例分给各班，平均每月是27万元，除部分因设备需要支付外，其余部分至少可以节约10万元，可是大家在思想上认为经费是“包干”了的，不用了不划算，及为要应付报销起见，便去买不必要的甚至不应要的东西，以取得发票报销了事。这样23个班6、7个小单位，每月至少要浪费300至400万元，从50年11月份开始到现在，最低限度浪费了5000至6000万元。
+
+　　根据以上的情况，说明了我们在财经工作中，检查督促与计划性是做得很差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是严重的，贪污浪费的现象也是严重的，是深深值得我们引起重视和警惕，所以我们必须重视这一严重的问题和教训，同时也应明确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除领导同志亲自动手外，大家必须动员起来，加强政治学习，提高思想水平，发扬革命的优良品质，从而检查我们的思想意识，加强爱护人民财产的观念，同时各单位必须清理仓库，正确使用物资，杜绝贪污浪费。此外我们必须加强思想统一，行动统一，向一切不良的思想和可耻的行为作坚决彻底的斗争，把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变成我们的行动，贯彻到增产节约的伟大运动中去。
+
+　　来源：《云南革大》，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出版，1952年1月7日，第39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1.txt b/CCRD/3/7/3/0001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2bd6f1439adcbc9f227910b5c0d45bf6796107
--- /dev/null
+++ b/CCRD/3/7/3/000191.txt
@@ -0,0 +1,5 @@
+# 新疆骑兵第七师政委于春山铺张浪费已被撤职查办
+
+　　【新疆分社十一日讯】新疆军区起义部队的人员虽经两年改造，但部分人员贪污浪费仍很严重。这种思想并猛烈地向有官僚主义的、生活铺张的由老部队派去的政治干部进攻，个别政治干部因而已经落水。情节较重者为骑七师(原马匪骑五军起义的)政委于春山(原十七师四十九团政委)，他为了师的小公家，竟吃了一百多名空额，在五一年结婚时，起义的师长韩有文，副师长韩永福“殷勤”百倍，为于准备成立“结婚筹委会”，计划请三十桌客(后为于阻止，筹委会没成立，只请了六桌客)。二韩并在半月前，即布置文工团练习乐器，准备于结婚时用。于春山在这些糖衣炮弹的袭击下，成了资产阶级的俘虏，他在供给标准之外，擅自决定给营级干部做羊皮大衣，团级做狐皮大衣，师首长做猞猁皮大衣。并曾给师团营各级干部分赠派克、金星自来水笔、手表，浪费达三亿二千余万元，由於猞猁皮买不到那么多，仅够一件，韩有文打算给于春山做，但怕于不要，韩永福说：“他们喜欢呢”，於是给于做了。二韩便“折干”取了钱。现新疆军区已决定将于撤职查办。
+
+　　来源：1952年1月1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2.txt b/CCRD/3/7/3/0001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ab138e009eac514bdad7a994573016d57c8f7c
--- /dev/null
+++ b/CCRD/3/7/3/000192.txt
@@ -0,0 +1,37 @@
+# 李宗恩：我和协和医学院
+
+　　<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
+
+　　不可否认的，我的出身和过去所受的教育对於我的思想有极大的影响。我的家庭是旧中国典型的“士大夫”家庭。所谓“士大夫”，它是和官僚地主一而二、二而一的。虽然我是这大家庭中的长子长孙，但是我出国之前，家庭对我所产生的影响远不及我在国外所受的教育的影响之大。十八岁时，我偶然地出了国。当时我并未想到我为何出洋。到了英国，因为官费是指定给学医的人，我就学了医。及至学了医也就安心读书，安心做事；等到后来想到该回家的时候已经近三十岁了。在这十二年中，尤其是在英国，我的思想就深深地被个人主义、改良主义所支配，所以我读了斯大林同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后所得的感触也最深。
+
+　　回国后到了上海，我不愿依附家庭，希望脱离家庭而独立。北京的协和是当时全国设备最充实的一个医学校，我认为它适合我个人的志愿和兴趣，就在这个小天地内一过又是十几年。我在这里执行着教学和研究任务，享受着“学者”的美名，而优厚的待遇，舒适的生活又充分满足了我个人的要求。
+
+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我的美梦被扰乱了。那时日本人的凶残无理，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又想到日本人来了以后，我的“事业”将无从开展，於是对个人的前途有了顾虑，遂另找出路，远走贵阳办学。
+
+　　我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当时我俨然以医学教育专家自居，在抗日战争时期只管办我的医学院，却不问为谁办学，也不问办学的经费是从那里来的。除了取得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支持以外，美军剩余物资我要，美国煤油大王的钱我也不拒绝。於是学是办起来了，学校里也就跟着来了国民党的特务分子训导主任。我就抱着不与人争的妥协态度和他相处。自己明明知道他很多事做得不对，但也没有及早反对。因为这样做会影响我的所谓“事业”。到后来他扰乱了我的整个教学计划的时候，我才把他解聘了。但也因此替我找来了许多麻烦。虽然如此，我并未认识到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本质，国民党送来了党证我并未拒绝，甚至把我留在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随同其他大学校长一同受训时，我也就糊里糊涂地参加了。
+
+　　后来美国洛氏基金委员会聘我做协和医学校校长，我答应下来了。这更充分表现出我对於为谁服务的问题是没有考虑过的。我认为这样可以更进一步地发展我的“事业”。
+
+　　由於我长期在英国学习，欧美资产阶级教育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我对於社会发展的看法同威尔斯一样，认为社会制度是可以由渐变的方式变更的；旧秩序本身在瓦解着，可不用革命的方法来把它推翻，也不必用暴力的革命来建立新的社会。这种改良主义的看法使我走入“教育救国”的歧途，我自以为我所办的教育对社会秩序的变革产生着一定的作用；我认为提高了自己学校的质量就可以影响中国新医学的发展。及至学习了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后，我认清了改良主义的反动的实质，它是不可能实现的。
+
+　　我是学医的，褊狭的客观主义使我认为治病是医生的首要任务，而忽略了产生疾病的社会原因。教学生的时候，只知道传授一些医学学理和技术知识，至於学生将来为谁服务那就不管了，至多只是抽象地谈到医生的任务是为人类解除痛苦。我的这种“超阶级”、“超政治”的态度也就影响了部分和我相处的人们。
+
+　　我是站在第三者的地位来处理事务的，对一切总是保持着所谓“客观”的态度。因此，我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的现象，而未能领会其本质。对革命形势我采取这种态度，对同学们的爱国运动也是这样。就像处理学校行政工作时也不例外，这种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对的，在我过去所办的所谓“事业”中曾发生了不少错误。例如，我硬搬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套医学教育制度来做为我国的医学教育制度的准绳。
+
+　　由於我常常孤立地看问题，钻牛角尖的习惯也就难免了。我对医学教育的看法就是如此，充满了单纯技术观点，而把人民对医学教育的要求忽略了。解放后很久我还提出过医学教育的“国际水平”问题，继续维持着协和的纯技术观点，一直到我清楚地认识到纯技术观点对我个人对协和教师的思想改造成了最大的阻力的时候，我才体会到技术必需和政治结合的正确原则。
+
+　　我以为我在自然科学的范畴内是一个机械唯物论者，实际上并未脱离唯心主义的羁绊。我虽非宗教徒，但常常以“博爱”去劝勉人们，对“以德报怨”的说法我是点头赞许的。我认为斗争和革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理想的办法。我也是从一切人那是好人这个前提来看问题的。我常常谈到一个人多多少少总还有他的好处，我们应该隐恶扬善。这种认识问题的方法是唯心的，因为我没有追究一个人的阶级本质。
+
+　　在这次京津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中，听了报告，读了文件，通过小组兴习及个人体验，我对我过去那些陈腐的、错误的、甚至反动的思想有了初步的认识。但这只能算是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开始，至於如何在实践中去建立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有待於我的主观努力。我愿意在同志们的督促和帮助下彻底改造我的思想。
+
+　　在我离开学校致力於所谓“个人事业”的时期，多半的时间是在协和。及至一九四七年协和复校，我又负责协和的行政工作，这样协和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而我个人对协和的影响也不小。检讨起来，解放以后协和所以进步慢，我是应该负相当的责任的。
+
+　　协和是在一九○六年由几个英美教会团体创办的。一九一五年由美国洛氏基金委员会接办，其中除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停办了六年，洛氏基金委员会统治了这个学校整整三十年。洛氏基金委员会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侵略机构，除了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以外，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角落没有它的侵略基地。洛克菲勒建立这笔基金的动机从他个人方面说至少有两个很明显的目的，一是名利兼收，既可得到“大慈善家”的名义，又可扩大他的倾销市场。一是可以用办“教育事业”“慈善事业”为名而逃避一笔很大的所得税。但是要输出这一笔相当大的免税而无直接利润的美金（估计两亿五千万美元）到国外去必须通过国务院，而被认为是符合於国务院的整个侵略计划的。这充分说明了协和是美国的侵略计划在远东的一个重要环节。还有一个重要的事实更可证明美国国务院的文化侵略政策和洛氏基金是密切结合着的。在过去洛氏基金会设立了很多“奖学金”的名额，来诱骗某些国家的部分学生。一九四九年美国国务院就吸收了这个经验。大量地设立这种“奖学金”，其名额较洛氏基金多达三十二倍，洛氏基金就这样为美国国务院创设了一种文化侵略的办法。协和的过去正如邓家栋大夫所谈，一切是特殊化。也就是说协和的一切制度、教学方法、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那是从美国原封不动地搬来的。也正如周金黄大夫说的，协和的一切教学、研究、医疗作风无不以资产阶级的“水平”为准绳。这样就训练出来一批高度个人自由主义和亲美、崇美的医护人员。他们强调个人兴趣、盲目研究和自由营业。他们对於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的进展不但无动於衷，反而认为是扰乱了社会的安宁。总而言之，美帝国主义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以二千三百万元的美金达到了它的文化侵略的目标，在医药卫生工作者中造成了一批所谓“民主自由”分子，让他们服服贴贴地为它服务，要不是在人民政府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我们恐怕要永远跌在深渊里而不知自拔。
+
+　　过去我是一个澈头澈尾的改良主义者，因此处理协和的一切行政事务也是从这一个观点出发的。解放以后我也察觉到协和有些制度是应当改变的，可是不敢也不肯放手去改。对於那些应该改变的制度，我顶多认为不合潮流，而未站在人民的立场（那时我根本还是站在反人民的立场）去批判和否定协和过去的一切。我只肯定了一个人前提，就是协和固然有缺点，但是也有优点。这正好暴露了我的保守和惧怕变革的思想，根本否定了思想改造是一种革命。因此，至今协和仍保留着很多的旧制度和旧作风，例如一年一轮的教务长制度、各系各自为政的自由作风、对苏联的科学理论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
+　　我过去把“超政治”、“超阶级”的看法也贯澈到行政工作中，希望协和的一切人也超政治，超阶级。我以为应该竭力使教师们可以安心地在实验室中工作，学生们闭门读书。而不被政治所“扰乱”。我认为对於技术专家的科主任的意见是应该尊重的，一切科内事务以及进修生的安排都本着他们的意见进行。但是我把窦威廉之流的帝国主义分子也认为是“学者”“教授”，竟不分敌我地一律看侍。这种单纯技术观点也是阻碍协和进步的主要因素。
+
+　　在这次思想改造学习运动中，协和不可否认地是已经动起来了，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思想和协和的过去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过去错误思想的进一步澄清，还有待於更大的努力。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三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3.txt b/CCRD/3/7/3/0001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fff35c5269a4e611114d7bcb2721b2197e245c
--- /dev/null
+++ b/CCRD/3/7/3/000193.txt
@@ -0,0 +1,17 @@
+# 中共甘肃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贪污蜕化分子葛澍生党籍的决定
+
+　　葛澍生，前任中国畜产公司甘肃分公司代经理，河北省武强县人，小商出身，现年40岁，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长、山西雁北五分区贸易局经理、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科长及兰州市山货公司经理等职务。
+
+　　葛澍生参加革命斗争已15年，为人民的解放事业，曾进行过英勇的斗争而光荣负伤。可是，他却在全国胜利后两年多的和平环境中，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贪图享受，发展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以致堕落蜕化，完全变成了党、国家和人民的叛徒！
+
+　　葛澍生在中国畜产公司甘肃分公司工作两年以来，曾接受奸商李佩华、李世辉、马燕萍等贿赂黄金39两、金镯子一对、银洋500元及虎皮、狐皮大衣等，与一贯贪污渎职的人员结成贪污集团，共贪污两亿元以上。葛本人虽贪污4500余万元，但被奸商李佩华等诱骗动用公款的数字达225亿余元，据初步估计，这些奸商盗骗国家巨额款项之后，投机倒把、营私舞弊，使国家在经济上所遭受的损失在16亿元以上。
+
+　　葛澍生在畜产公司工作期间，放弃政治学习，采取批评武器，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进攻，麻木不仁，以致把糖衣炮弹作为滋补圣药而腐化堕落。例如奸商李佩华经常借口请葛吃饭、看戏打听商情，又无耻的叫第三个老婆陪着他抽鸦片、喝酒，诱骗葛在家里打重要的业务电报，又把他的干儿子打入畜产公司作购运科负责人，来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像这样严重的情况，葛澍生失去政治上的戒备，陷入罪恶的泥坑而不自觉。竟至凡是坚持党的原则，维护人民利益，对葛提出不同意见和反对他腐化堕落的同志，就遭受他的斥责、打击和排挤；凡是思想落后，和他气味相投、共同作弊的分子，则进行拉拢，造成一个贪污集团，接受奸商贿赂，盗窃国家财产。
+
+　　葛澍生被奸商拖入罪恶的泥坑以后，不服从上级领导，不惜违反贸易政策，使国家在经济上遭受严重的损失。如商业厅曾屡次指示：除现买现卖不准与奸商李佩华等有预付款项、委托代购等来往，但葛澍生于1950年采购肠衣及去年采购皮张时，任意预付18亿6000余万元。李佩华运用这笔巨款，投机倒把，捣乱市场，光未按合同延期交货一项，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在2亿2800多万元。又如1950年6月泄漏经济情报后，葛私自允许收进了奸商马燕萍的夏河毛一万公斤，价格高出收购牌价，国家直接损失5600万元。同年元月份葛澍生为制造贪污空隙，指示所属各单位，对羊皮价格的掌握要“随市价大量收购，以收到货为原则”，因而怂恿下级任意抬高价格，造成牌价与市价脱节、地区差价倒挂、物资逆流及物价波动的恶果。此外，在各个时期，交由奸商李佩华等“承运”的羊毛，不经检查收藏转运，以致不合标准无法出口的数字达37万公斤之多，使国家大批资金陷于积压状态，至今李佩华欠该公司1亿9000余万元，严重的损害了国营贸易事业的发展。
+
+　　整风运动开展以后，葛澍生以种种借口不参加学习，也不参加会议。压制民主，打击对他提出意见的同志，对省级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组不但不理，反而抗拒说：“我没有坦白反省的必要，你们该怎样就怎办”。并暗地指使其爱人，3次向苏春亮等叮咛，不让其坦白检举，又说：你们坦白时多承担些，不要把我拉上，以后我设法来营救你们等等。
+
+　　由此可见，葛澍生已不仅是一个普通的贪污罪犯，而是向敌人投降缴械了的，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从内部腐蚀和瓦解党的组织，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维护人民利益，决定开除葛澍生的党籍。并通报甘肃全党同志，接受这一痛心的教训，为彻底搞好全省整风运动，肃清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向党侵蚀，进一步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巩固党的组织而奋斗！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4.txt b/CCRD/3/7/3/0001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ecbf02a29c1571a4a5a1b21b3801c490188274
--- /dev/null
+++ b/CCRD/3/7/3/000194.txt
@@ -0,0 +1,43 @@
+# 金克木:思想改造学习随笔
+
+　　<金克木>
+
+　　解除顾虑，发扬民主，是开展学习运动的重要条件
+
+　　有些地方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不能很好开展，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群众的自觉性不够，因而学习态度不够端正。
+
+　　为什么学习态度不能端正起来？这是由于对学习的意义认识不正确。认识不正确，或不充分，就有许多思想上的顾虑。这些顾虑就障碍了学习，使学习成为被动的应付。如果多数是这样，讨论会就不能开得好；如果少数是这样，讨论会就成为“半身不遂”。
+
+　　互相批评固然可以启发自觉，但还不够；还必须发扬民主，使人人自己说出内心的话，大家的思想实际互相照面，而不被重重云雾蒙蔽，学习才能顺利开展。领导学习的人必须注意找出典型的和个别的思想上的顾虑，设法解除，才能推动学习。
+
+　　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
+　　“人人都知道我是进步的，倘若显出了我有落后思想，岂不声名扫地？”
+
+　　“现在要划清敌我界限，一句话说错，暴露了敌人思想，就要成为众矢之的，那还了得！”
+
+　　“听到这些落后分子的话，本来应该批评；但是理论不高，万一批评错了，反为不美；引起反感，更是弄巧成拙。”
+
+　　以上不过随手拈来略见一斑，实际上是千变万化的。不过，万变不离其宗，不外是：自命进步的怕显出落后，自认落后的怕受打击，自认思想或历史有问题的害怕暴露。
+
+　　所有顾虑都是不了解学习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不了解思想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了解要思想不断除旧布新，最要紧的是结合群众；不了解“不破不立”所以要批评和自我批评，“不立不破”所以要掌握思想武器。
+
+　　凡是开会冷场的，“半身不遂”的，发言热烈而收获微小流于空谈的，都应该检查一下思想上的顾虑，把障碍首先消除。
+
+　　无所不知和一无所知
+
+　　旧型的非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不是自大，就是自卑；或者又自大，又自卑；总之，不能把自己放在正确的地位上来看自己的本来面目。
+
+　　有一点知识了，于是就以无所不知自居了。“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我这样鼎鼎大名的学者，岂有不能明辨是非之理？我自有我的一套。”“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独往独来，养吾浩然之气。”
+
+　　然而，世界变了，中国变了，新鲜事物纷至沓来，错误思想到处碰壁。老一套不行了，于是以一无所知的姿态出现。“小资产阶级劣根性，知识分子动摇性，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我都有。我从此自卑自贱，处处让人。开会一言不发，遇事模棱两可，随风转舵，唯唯否否。这样庶几乎可告无罪，不至于犯错误了罢？”
+
+　　自大也好，自卑也好，毛病就在一个“自”字，就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的思想作怪。知识分子主要是以书斋劳动作生活重心的；因此长于推想，短于实践，重视个人，害怕集体，自以为能客观地看世界，而恰恰不能客观地看自己，因此也不知道自己看世界的角度。
+
+　　无所不知和一无所知都是“箭猪绅士”的抵抗外来侵犯的一层皮。然而在这层皮之下保护的是什么呢？并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自己的思想，而只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各种阶级斗争中所产生的，一些外来思想影响的集合体而已。那么，何必保护它们，为过了时的，与现实矛盾的，这些外来思想殉葬呢？还是大胆揭露，摊开来，自己查查，大家查查，丢掉坏的，拿起好的，大踏步随人民大众前进为妙。
+
+　　看穿了自己，就可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实事求是，要求前进了。这样就初步有了唯物的发展的观点，这样就在自己身上先试用一下历史唯物论的武器。这就是自我检讨的意义。向后一蹬为的是向前一跳，也只有跳开了原来的位置才能看得清原来是怎么一回事。这决不是简单地把自己骂一通所能代替的，也决不是在自大和自卑的心理状态下所能完全做到的。
+
+　　来源：1952年1月16日《人民日报》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5.txt b/CCRD/3/7/3/0001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26744fe52d418cdabfc95ee0ddde011d73b13f
--- /dev/null
+++ b/CCRD/3/7/3/000195.txt
@@ -0,0 +1,17 @@
+# 郑昌明：我的检讨
+
+　　<长宁区工商界抗美援朝行动委会主委新星化学制药厂经理、郑昌明>
+
+　　最近几天，在报上读到许多首长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和文件，和各地工商界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运动中自我坦白的文章；几天前又列席了工商联召集的执监委员会临时扩大会议及小组学习，清除了思想上的许多顾虑。回到厂里就召开了一次劳资座谈会，检查了在偷漏、欺骗等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错误和犯法行为，并作了自我检讨，得到职工的鼓励和补充。茲将上述行为分别坦白报告于后:
+
+　　本厂在抗战前后因制造消发噻唑原料，成本高于外国进价，亏蚀很大；一方面企业的机构臃肿，开支浩大，几年来一直在亏蚀状态之中。一九五○年初，董事长兼总经理因缺乏经营信心，当时劳资纠纷问题不能解决，就离沪赴港，最后又到了台湾，遗留下一大笔债务。解放前后并抽调了一批资金，仅空下一座空厂和数十职工，当时困难情形非常严重。一年多来，经过政府的照顾，与整个财经情况的好转，经过留沪劳资双方协力克服困难，精简了臃肿的机构，如期和提前的完成了公债与捐献任务，在业务上生产上也获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因厂里固定资金比流动资产多，特别是生产上需要的资金非常缺乏；因此，就以高于银行的利率吸收股东及职工的存款，陆续支出的黑市利息则付在资方代表账上，一九五一年中，先后支出利息共计人民币三千多万元，这不但严重的违反了法令，且逃避了应缴纳的利息所得税。
+
+　　某次修理机器，因机器厂生产忙，不能接接修理，由该厂的技工个人私自修理，付出的修理费一百多万元也包庇他未扣临商税。此外资本账应贴印花税一○八万元，也一直放在庆付账上，没有去购买贴用，这些都说明了在税收上仍然存在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投机取巧的偷漏作风，是一桩非常不好的卑劣行为。
+
+　　去年卫生当局公布了医药卫生管理规则后，当时本厂曾检查了所制造的药品有无不合规定的，结果发现有两种外用药膏及外用药水的包装容量不符。如药膏仿单上说的是四公分及六公分，而实际铁盒子里的容量只有三.六公分及五.六公分；药水仿单上说的是五十公撮及十五公撮，而实际上瓶子里的容量只有四十六公撮左右及十公撮左右。这种夸大欺骗的包装品，有的竟使用了达二十五年之久。虽然在定价上比一般同类品为低，最近已经更名为大号、小号，但不可否认的这些行为是严重的违反政府管理条例和长时期的在欺骗别人，在政府公布管理规则后，又不及时加以纠正，尤其是不可原谅的欺诈行为。
+
+　　表现在经营方面:过去售价从不一致，大批发特别客气，小批发则一无优待，本年西安客户来信指责，本厂当时曾去信做了检讨。从那次以后，才重视起这个问题，并认真划一售价，这说明了在经营上存在着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不老实作风和恶习是非常严重的。
+
+　　我是新星药厂的经理，担任了区人民代表和市列席代表，并且又是长宁区工商界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享受了很高的政治待遇，而自己竟做了这许多犯法的事情。现在想想，觉得实在对不起我们的人民政府和我们的人民志愿军而惭愧无地。初步检查所以犯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的是长时期的沾染了和保留着的坏思想坏作风坏习惯没有清除，对企业改造的决心不够，对政策法令的学习不够，遇事顾前顾后，得过且过，对逃避的资方仍存在着幻想，立场不坚定，特别是不能很好的依靠工人阶级；因此，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犯了这许多严重的错误，变成了国家经济的绊脚石。我除了在职工面前、在工商界临时代表会议小组会上做坦白的检讨，并呈报各主管机关请求处分外，保证今后虚心学习，以后决不重犯，并积极地坚决地参加工商界的反行贿、反欺诈、反暴利、反偷漏的爱国运动。在企业经营方面，保证服从国家经济的领导，依靠工人阶级，努力搞好企业；也就是说,在实际工作中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一个正正当当的工商业着，并请大家不断地给我批评和帮助。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1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6.txt b/CCRD/3/7/3/0001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2334baa0821a6e67d9621cd43c79729a43d1ee
--- /dev/null
+++ b/CCRD/3/7/3/000196.txt
@@ -0,0 +1,175 @@
+# 北京市民政局1952年三反运动受处分党员登记表 （原始档案）
+
+## 整风及三反运动中党员问题登记表
+
+## 一九五六年订　期存
+
+## 审查党员发现问题汇报（整风）
+
+　　1、满贵辰
+
+　　2、彭年
+
+　　3、杨瑞亭
+
+　　4、金重生
+
+　　5、王建国
+
+## 三反运动中党员干部受处分情况统计表
+
+## 审查党员发现问题汇报
+
+　　所属支部名称及类别  北京市民政局机关支部    编号
+
+　　现名满贵辰　性别男　年龄三十四岁　参加工作时间1949年2月　入党时间一九四八年八月
+
+　　真名满贵辰　家庭出身地主　参加工作地点北京民政局　入党地点北京
+
+　　曾用名张冲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　现在工作部门北京民政局
+
+　　入党介绍人王之平
+
+　　籍贯山东省德县　行政职务股长　正式或候补正式
+
+　　1、简历（主要的历史及政治经历，包括已作结论之政治、历史问题在内）
+
+　　2、发现问题的时间、地点、方式（本人坦白、群众检举、有关部门反映、组织审查等）及问题内容。
+
+　　简历：一九三○年入北京西北中学读书，一九三六年毕业，后入北京大学政治系读书，同年辍学，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任北平市第四民众教育馆职员并兼私立正德补习班史地教员，一九三九年入辅仁大学，一九四三年毕业，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年同时任西北中学、艺文高中教员及大众周刊社编辑，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五月任热河省田赋处专员，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一月任北京成达师范导师，一九四七年一月至一九四八年九月任北京春明女中，成达高中，华北高中史地教员，一九四八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二月在北京市训练团任教导处干事，一九四九年二月到北京民政局工作至今。
+
+　　问题：
+
+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时，北京民政局生产教养院办事员张嘉瑞证明：一九三八年七月一日至一九三九年九月满贵辰任北平市第四民众教育馆职员时，兼任新民会首都指导部新民宣讲班宣讲员，该班主要工作是每周召开一次宣传大会，宣传新民主义，新民会大纲，中、日亲善，反共等。
+
+　　以上问题满贵辰同志尚未交代，得别人检举出来的。
+
+　　 电话 2.0409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填
+
+## 审查党员发现问题汇报
+
+　　所属支部名称及类别       编号
+
+　　现名彭年　性别男　年龄25　参加工作时间1949年2月　入党时间1948.1.22
+
+　　真名马长龄　家庭出身资产阶级　参加工作地点北京市　入党地点北京市
+
+　　本人成分学生　现在工作部门北京民政局　入党介绍人黎光
+
+　　籍贯河北省三河县　行政职务科员　入党介绍人现在何地北京二区委会
+
+　　党内职务组长　正式或候补正式
+
+　　1、简历（主要的历史及政治经历、包括已作结论之政治、历史问题在内）
+
+　　2、发现问题的时间、地点、方式（本人坦白、群众检举、有关部门反映、组织审查等）及问题内容。
+
+　　简历：一九三四年小学毕业，一九四六年初中毕业，同年与姜非同志联系作地下工作，一九四七年在成达师范学习一年，曾任学生自治会执委，暑假志成中学一星期又改入西北中学曾任学生自治会主席，一九四八年转由黎光同志领导，并加入共产党，后改入艺文中学，同年六月被捕至八月被释放，经黎光同志介绍去冀中（泊头）学习，北京解放后调回民工作委员会工作，一九五○年六月调民政局工作迄今。
+
+　　（问题：①一九四八年六月至北京被捕入狱两个月，曾在一张纸上盖过指印，同年11月去冀中（泊头）学习时向组织上交代过，但非常含糊。据■研究可能在释放时。）
+
+　　②一九四五年与同学李寯芳一同到三青团平津团部参加入团仪式，只填一张简表内容、家庭住址、姓名等，参加入团仪式后没有联系过，一九五一年五月在民政局整党时自己交代的。
+
+　　③一九四七年在北京参加过伪回教联谊会，通过组织参加的，一九五一年五月在民政局整党时自己交代的。
+
+　　④一九四五年八月在杨槐卿家（国民党区分部委员，现被押）学习过三民主义，中国之命运，曾到国党市党部取过此书，国民党因年龄小（当时虚岁十六岁）不够入党资格，未被吸收，在民政局此次整风学习中自己坦白的。
+
+　　⑤一九四六年春在新华中学时参加过反苏游行，担任联络工作。在民政局此次整风学习运动中，自己坦白的。
+
+　　⑥一九四七年春在成达师范时，何沛昌（国民党员，现在国民学院工作）令其组织三里县同乡会，并给他一卷国民党入党志愿书。但那时为掩盖自己当时不好推辞，但实际并未组织同乡会，入党志愿书亦废掉，在民政局此次整风学习运动中自己坦白的。
+
+## 审查党员发现问题汇报
+
+　　所属支部名称及类别       编号
+
+　　现名杨瑞亭　性别男　年龄58　参加工作时间    入党时间1927.4
+
+　　家庭出身贫农　参加工作地点禹城　入党地点禹城
+
+　　本人成分贫农　现在工作部门生产教养院■照■■园
+
+　　入党介绍人杨世荣　李宗红
+
+　　籍贯山东省禹城县　行政职务生产管理员　正式或候补正式
+
+　　1、简历（主要的历史及政治经历、包括已作结论之政治、历史问题在内）
+
+　　2、发现问题的时间、地点、方式（本人坦白、群众检举、有关部门反映、组织审查等）及问题内容。
+
+　　简历：一九二七年在本县任支部组长，一九二八年三月任本县县委会书记，一九三五年三月在博山任支部书记，一九三七年九月任鲁西第七大队副队长，一九三八年三月任禹城八区地方团主任，一九三九年四月在四专署教导大队受训，六月任鲁西北工作团主任，一九四一年四月在鲁西行署受训，一九四二年四月任四专署抗联会主任，一九四五年四月在鲁西行署受训，一九四六年二月在鲁西行署工作队工作，一九四八年三月因病在家休养任村支部书记，一九五一年二月在生产教育院临时任生产管理员。
+
+　　问题：一九五一年整风学习中自己坦白的下列问题：
+
+　　一、参加安青帮：
+
+　　杨瑞亭于一九二三年前后，在山东禹城县吉里壶店村石佛寺由引焦师李大诸介绍参加安青帮，摆过一次小青堂，磕了一回头以后就不去了，参加动机：为了多认识人出门方便。隐瞒原因：因其在参加时去过一次没有当一回事，所以过去没有谈。
+
+　　二、参加“头佛功”
+
+　　他在十四、五岁时（一九○七年前后）因生疮他母亲把他许给本村（山东禹城县吉里壶店村）“头佛功”的头子杨秀峰做徒弟，杨共有徒弟千余人，每逢单月召集徒弟一次，给太爷爷磕头，并给徒弟讲道，要徒弟学好。杨秀峰平素给别人治病的办法是磕头求佛，当时杨瑞亭是木匠，没有活时就为杨秀峰揹搭子，共揹了有一年，以后因活太忙就不揹了。（杨秀峰早已死了），隐瞒原因，认为参加“头佛功”时间太久了，不算一回事。所以过去没向组织上谈过。
+
+## 审查党员发现问题汇报
+
+　　所属支部名称及类别       编号
+
+　　现名金重生　男　42　参加工作时间  　入党时间1947.4.16
+
+　　真名金毓斌　家庭出身城市贫民　参加工作地点北京市　入党地点北京市
+
+　　本人成分自由职业者　现在工作部门生产教养院习艺所　入党介绍人关富玉
+
+　　籍贯北京市三区观音寺　行政职务办事员　入党介绍人现在何地北京内一分局
+
+　　（正式或候补正式）
+
+　　1、简历（主要的历史及政治经历、包括已作结论之政治、历史问题在内）
+
+　　2、发现问题的时间、地点、方式（本人坦白、群众检举、有关部门反映、组织审查等）及问题内容。
+
+　　简历：培德学校毕业后入印刷工厂学徒三年，即到基督教救世界充体育生，一九三七年被任为事务员兼音乐教员，事变后为商并曾赴解放区输送文具药品等应用器材，日本投降后到救济院（解放后改为生产教养院）任办事员至今。
+
+　　（问题：该同志在一九五一年整风学习时交代参加安青邦问题。）
+
+　　一九四四年五月十二日在北京天桥安清道第十一分会经焦润祥（当时是个练武术的艺人现在住所不明）介绍参加了安清邦，师傅是白文光（现已被政府枪毙，他老婆和他儿子现均被押，住址在天桥公平市场甲三十九号）入邦后没有开过会，在入邦后的第一年过春节时到分会给师傅拜过年。并无其他活动，入邦动机认为入邦后出门方便。
+
+　　 王桂茂　电话2.0409 　一九五二年一月廿三日填
+
+## 审查党员发现问题汇报
+
+　　所属支部名称及类别       编号
+
+　　现名王建国　男　三十一　参加工作时间1945年　入党时间1945年11月
+
+　　真名王建国　家庭出身中农　参加工作地点河北完县二区
+
+　　入党地点完县城联部    曾用名王志中　本人成分农民　现在工作部门北京民政局生产教养院　 入党介绍人苑祥林
+
+　　籍贯河北省完县二区南台鱼村　行政职务教育管理员　正式或候补正式
+
+　　1、简历（主要的历史及政治经历、包括已作结论之政治、历史问题在内）
+
+　　2、发现问题的时间、地点、方式（本人坦白、群众检举、有关部门反映、组织审查等）及问题内容。
+
+　　简历：一九四五年以前在完县二区南台鱼村种地，一九四五年初至年底在完县二区及县城作城联工作，一九四六年初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在晋察冀三分区作城联工作，一九四七年八月至一九四八年底在五地委城联部任联络员，一九四九年一月至一九五○年八月在北京西郊公安分局二科作外勤工作，后任崇外派出所所长。一九五○年八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在北京市府行政干校学习，一九五一年一月到生产教养院安老所任教育管理员，一九五一年六月调生产教养院西郊分院工作至今。
+
+　　问题：一九五一年五月在北京民政局整党时交代在作城联工作时曾被捕三次：
+
+　　（一）一九四六年十月在晋察冀三分区城联部工作时，由北京回解放区途中，在固城一带被还乡队扣住，把他所带东西没收以后即释放了。
+
+　　（二）一九四七年四月在晋察冀三分区城联部工作时，由三分区来北京，同行者尚有省城联部李发子，及军区李某（名不详，是到北京买东西的），途经固城西十余里被还乡队查住，因该军区的同志当时投路条被看见，三人即被扣押，当夜把李发子放走（因他没有钱），王建国及李某后经问话三次，内容是：路条是谁的（均未承认），三天后把他俩所携一百一十万元法币没收后，每人发了三万元释放。
+
+　　（三）一九四八年三月在晋察冀五地委城联部任联络员时，由地委到北京，同行者有王文耀等四人，途经北河车站被还乡队盘问后，将王建国和王文耀扣下，还乡队曾以打、灌凉水、电刑等审问数次，（内容：问他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未承认任何问题，扣押八天后释放。
+
+　　以上问题尚未审查清楚。
+
+## 三反运动中党员干部受处分情况统计表
+
+## 市委纪律查委员会制
+
+　　
+
+　　   1，受纪律处分原因 2，人数 3，处理情况 合计 贪污 严重铺张浪费 严重官僚主义 腐化堕落 包庇贪污分子 丧失立场 三反中违反政策 自杀 违反组织纪律 泄密失密 混入党内资本家 反革命或有严重政治问题分子 其他坏分子 其他 * 注   犯贪污错误党员总数 17 12 - 1 - - 1 - - - - - - - 3   免于纪律处分已处理人数 8 8 - - - - - - - - - - - - -   免于纪律处分预计处理人数 - - - - - - - - - - - - - - -   受党纪处分已处理人数 9 4 1 1 - - 1 - - - - - - - 3   受党纪处分预计处理人数 - - - - - - - - - - - - - - -   开除党籍已处理人数 6 2 - - - - 1 - - - - - - - 3   开除党籍预计处理人数 - - - - - - - - - - - - - - -   留党察看已处理人数 1 - - 1 - - - - - - - - - - -   留党察看预计处理人数 - - - - - - - - - - - - - - -   撤销工作已处理人数 - - - - - - - - - - - - - - -   撤销工作预计处理人数 - - - - - - - - - - - - - - -   警告已处理人数 1 1 - - - - - - - - - - - - -   警告预计处理人数 - - - - - - - - - - - - - - -   劝告已处理人数 1 1 - - - - - - - - - - - - -   劝告预计处理人数 - - - - - - - - - - - - - - -   未定案无法预计处分人数 - - - - - - - - - - - - - - -   
+
+## *“其他”栏内3人包括违法失职者一人；强奸孤儿和诱奸女同者各一人。
+
+　　 填写人　王桂茂　　1958年7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7.txt b/CCRD/3/7/3/0001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7740b1e6881b90c927e81870e492d47215c959
--- /dev/null
+++ b/CCRD/3/7/3/000197.txt
@@ -0,0 +1,11 @@
+#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除高朗亭党籍的决定
+
+　　高朗亭，陕西延长县人，41岁，1928年入党，曾任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等职，现在休养。
+
+　　高朗亭在1948年即因不服从组织调动，私卖违禁品与自卫手枪等情，西北局给予当面警告处分。但其仍未引以为戒，深自警惕，1949年在洛川任县委书记时，又不仅纵容县委机关走私，且当领导工作组进行土改中，竟令警卫员携带大烟出售。去年5月担任咸阳县委书记时，其他同志提出经商、走私意见，仍不予拒绝，而符合，以至发展为县委机关竟倒卖料面的严重违法行为。这一连串的事实都说明高朗亭对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是采取如何不严肃的态度。其次，高朗亭在处理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完全表现无组织观念。由于对省委分配他到咸阳担任县委书记工作不满，所以在咸阳工作3个多月中，据其自己检讨是未作什么工作。仅因地委指派其参加省党代表会议的通知中，个别用字欠妥，而于会后，竟不作认真负责的传达。县上召开农民代表会议时，因开幕典礼会上未请其讲话，即对副书记魏治钧同志不满，并拒绝出席会议。高朗亭对于是非、善恶的辨别，不是以党的原则、立场出发，而是以对自己的利弊为标准的。为了交朋友医治其孩子的疾病，而对现在武汉市政府工作政治上尚很可疑的XXX，毫不作警惕，通讯中无原则的加以恭维，并告以中央关于发展党的决议事项，以及“干部的作风腐化到处都有，西北……远甚于西南”等，又向组织写信介绍其入党，这完全是一种破坏党的纪律、丧失党员立场的行为。但对于党、对于组织，高朗亭常发牢骚，到处不满，毫不尊重。去年9月未得地委批准，竟擅自离开县委到工学院休养，致咸阳县委一时陷于失去领导的混乱状态，工作受到很大损失。在省休养期间，因病死一个孩子和个人及其老婆的某些问题，不能完全按其要求得到解决。即指控党为“要叫谁死，谁就得死”，“招待所比监狱好的地方，仅是下午可以自由的出去逛逛”。高朗亭这些错误，组织上与其他同志也曾一再向其指出，多次进行解释，帮助纠正，但他自己却不是以一个共产党人应有的严肃态度进行认真的检讨纠正。比如当洛川县委提出高在洛川违法走私与私自带走公家的物资等问题时，高却以某某人也曾有类似行为掩饰自己，并以蛮横庸俗的态度写信责斥别人。对咸阳县委倒卖毒品事，也以自己未曾积极主张为借口，推卸其对不加严禁而符合造成破坏政策法令行为的领导责任。
+
+　　高朗亭错误的基本性质是严重的个人主义。而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沉重的功臣包袱，如其曾举出许多人来与自己比较，瞒怨组织不提拔自己，并因之对组织不服从，对工作不负责，屡犯错误，闹情绪，发牢骚，现老婆孩子，全家生活由公家供给，仍经常把自己主要精力集中到家庭、个人问题上。而当这一些个人要求无法完全达到时，就不服从组织决定，就不工作，就违犯党的政策，政府法令，就一切不顾，至最后以退伍回家威胁组织，企图逼使组织屈服自己达到个人所为。个人主义、背上沉重包袱，是高朗亭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
+　　高朗亭现已蜕化堕落到吸食毒品，谩骂毒打通讯员、剥夺通讯员的衣服以及包办儿子婚姻，全家不劳动，雇人做饭，在农村作福作威，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故经省委决定，西北局纪委会批准开除高朗亭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8.txt b/CCRD/3/7/3/0001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0fad2b88eb25bd76331f96882f533347b3108f8
--- /dev/null
+++ b/CCRD/3/7/3/000198.txt
@@ -0,0 +1,55 @@
+# 何定杰：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的自我分析
+
+　　<武汉大学教授、何定杰>
+
+　　我向来论人，总是强调旧社会士大夫所说的品质，不管阶级出身。解放两年来，时常发现我一向认为品质好的人，却实际上干了一些反人民的勾当；反之，有些我认为品质似乎没有可取的人，做的事往往对於人民有益。於是对於品质标准，开始有些怀疑。有人提醒我，不要强调抽象的品质，论人要从阶级立场出发。这话我很接受，但讨论到具体的人，又转模糊。近来读了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才晓得好人与坏人，朋友与敌人，都要根据阶级立场去分析和估计。领导革命工作的人，不懂这道理，便会使革命遭到顿挫。就是像我开始学习做一点革命工作的人，不懂这道理，工作也做不好。因此，在学习用阶级立场分析他人之前，先分析我自己试一试。
+
+## 一、名士与滑头的头衔
+
+　　我呢，在解放之前，有两个头衔。朋友们当面恭维我是名士，背地里却指说我是滑头。其实呢，这两个名子，内容都差不多。朋友们给我做的这个鉴定，一定有他的道理，且试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一下。
+
+　　我出身於贫农家里，当年的生活是很苦的。记得小时侯，母亲作饭时，我总是站在锅边，要干饭吃；在母亲一定要煮稀饭时，我也希望不要太稀。可是母亲一方面答应我，一方面，又每每在稀饭快熟时，偷偷加上一瓢水。这事，不止一次地引起我滚地大哭。当母亲安慰我，抱起我来告诉我说：有稀饭吃还算好啊，对面秀大嫂，几天没起床，稀饭还没得吃呢！的确，每逢大雪，秀嫂总是不起床，我还以为她怕冷贪睡，后来才知道：雪遮蔽了大地，找不到野菜充饥，她只得和树上栖息的老乌鸦一样地挨饿。
+
+　　我的父亲学好了一手中医脉理，家庭经济生活渐转优裕。我上学了，后来又考上官费学校，出了洋，回来做大学教授。由於小时候记忆强烈，我总嫌恶城市里挥霍的有钱人。反剥削，打不平的思想，在我总是有的。由於我出身贫农，加上知识分子的正义感，便决定了我倾向革命，欢喜读进步书籍。但另一方面，我是大学教授，当时每月收入几百元，成了毛主席所说接近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右翼”，这又决定我不敢实行革命。
+
+　　不满现实，又不敢革命，所以只能成为名士与滑头。名士与滑头，不是甚么先天的品质，而是本着自己的阶级立场，在一定的环境中慢慢形成的。不敢革命，所以在旧社会里还能混饭吃，不满现实，所以有时还不免遭到特务们的疑忌与迫害。四川乐山伪警备部里黑名单上，便有我的名子。当我出川时，险些儿遭到毒手！在反动政治下，像我这样的人特务们并不放松。
+
+## 二、解放前后的快乐
+
+　　四川归来之后，我便长髯柱杖，蹲躅珞珈山头，名士而兼有遗老的气味了，然而仍不免名登黑籍。因为面临解放前夕，总不能完全掩抑着胸中兴奋之情。被迫害的恐怖，一直保留到解放前一天才消除。那一天下午，我曾和两个老朋友坐在桌刀泉茶铺里。目送白匪匪军最后一营逃离武汉。我当时心境，恍如出笼之鸟，天地为开，这是几十年来未有的快乐。
+
+　　第二天进城，又看到了解放军。军民扭成一团，大家欢唱，新鲜融快，非言语可以形容，我彷佛踏入另一世界了。
+
+## 三、从快乐转入烦恼
+
+　　解放之乐并不长，不久，在学校里，有人组织学习。学习两个字，大家那时听不惯。学习通常是只限於学生的，我们是教授，指导学习即可以，为甚么自己还要学习呢？即令还要学习，也得用研究两个字。
+
+　　然而学习会还是成立了，接着便是听大报告，开小组会。一开会便是两三个钟头，坐得头晕腰酸，支持不住。回想从前躺在沙发上顺口念唐诗之乐，渐有今不如昔之感。
+
+　　学习会成立之后，山水之乐，不寻久矣。记得解放后第一个重阳节，我决定了要玩一天。刚好那天天高气爽，正宜登高，不料邓子恢副主席偏在那天到学校来作报告，谈土地改革问题。我记得那一次，坐在教室里，一点也听不进，既没有游山，也没有好好听讲，十分不舒服。
+
+　　当然，并没有人强迫我听讲。据我的经验，不听讲，不开会，玩得也不痛快。有一次，到汉口开会，我却偷偷地去听戏，奇怪得很，那天的戏也听不进，结果是悄悄出院，戏未听完，会也没开。我现在知道，这就是我思想上的阶级斗争。
+
+　　更其苦恼的是我也从此负一部分行政责任。我一向讨厌做官的人，学校行政的人，我也讨厌，然而今天居然要我管行政。单说记人名子，记数目字，我就不习惯。
+
+　　而且办行政，便不免和人打交代。过去，同事相遇，寒暄之后，继以诙谐，这套本领我是有的，然而现在用不着。现在呢，人与人相见，要谈问题，在谈问题之中，又添加了我不少的苦恼。大约因为我多少以进步人士自居，每每讨厌那些落后的人。其实呢，我们的思想水准是和他们差下多的。和所谓落后的人谈问题，十分困难。开始，我总是和颜悦色，十分将就。因为领导上交代过要耐心说服，好好团结人。但这类人每每十分顽固，只固自己的小圈子，不顾学校的大局；但这时，我却要坚持原则，不再滑头了；因此，谈到后来，每每弄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样一来，又后悔妨害了团结。
+
+　　这一切都是苦恼的起因，闹情绪，是常有的事；解放之乐，渐渐遗忘了。
+
+　　四、是非与利害迫使我转变
+
+　　回忆解放之乐，不过短短两三个月而已，过此都是苦闷境地。共产党来了，彷佛对我并无好处。是不是一点好处没有呢？显然好处很大。第一，我再不会受迫害，生命有了保障。第二，我不怕失业，生活有了保障。第三，子女在共产党直接间接教育下，一个个变得活泼而真纯，我从此无后顾之忧。但我究竟有甚么不满足？
+
+　　在体会了毛主席几篇文章之后，想起这一切，都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在作怪。往日高谈爱国救国，骂蒋介石，骂国民党反动派，很有一点正义感。今天，一切愿望都实现了，我们的民族，正在有组织地、有纪律地大步迈进之中。但这组织性，纪律性，不免侵犯到我的自由主义，这就使我痛苦，有时甚至引起反感，把爱国、救国都一齐抛在脑后。我也常想，残破的中国，正需要大家努力，才有办法。我很忙，比那些共产党员还忙些么？我很苦，比赴朝鲜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还苦些么？再不然，是不是我过去略有进步之称，今日似可安享了，但我比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人还进步些么？他们还在那里埋头工作呢。知识分子，平时义愤填膺，高谈革命，等到革命到来，而且胜利了，反而徘徊起来。人家已经做了冒生死危难的工作，我自己只做一点和平推进的工作，还在那里闹情绪！
+
+　　有个时候，我觉得我的这种心情，是特殊的，但后来看到，多数的同事，也是如此。有个时候，我觉得某些共产党员老干部的好作风，也是他们个人的特性，后来看到，凡是共产党员，都有共同的特色（党性）。读了毛主席的文章，我才领会到，我们的特性，是小资产阶级的特性，共产党员的特性，是工人阶级的特性。这样的认识了阶级性，才又死心塌地的承认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革命。
+
+　　总之，讲是非，我这闹情绪是不对的；其次，谈利害。
+
+　　好多个同学参加土地改革回来对我讲：农民站起来了。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他们听说我们是从毛主席那边来的，便当作亲人骨肉一般地爱，但他们却毫不迟疑地打击地主，镇厌恶霸。农民的爱与恨是十分分明的。爱的是朋友，恨的是敌人。工农站起来了，将来，不可能有中立之人；如不真正打算作工农的朋友，长此下去，便可能渐次演变，说不定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敌人。我有一个老朋友，过去也有民主人士之称，解放二年来，不好好学习，由闹情绪、消极、渐次落后，近来竟有些反动；看情势，还在继续发展中。知识分子在解放前，一般说来，有它进步的一面，但当解放之后，革命逐步深入，工农群众站起来了以后，小资产阶级分子，便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了。退到甚么地步呢？很难讲。细细思维，令人不寒而栗！
+
+　　在是非与利害的思想斗争下，我下定了决心，向着工农群众一边倒。从此生活要有规律，态度要严肃，言语行动要老实。当我接过一个不愉快的任务时，便应该想想：志愿军在那里艰苦作战，工农群众在那里努力生产，我在这里应该教好学生，办好学校，还闹什么情绪？这样，由勉强而转入自然。我想，不久会回复到两年前解放的快乐，也许更快乐。实在说，我自从决心一边倒，克服了矛盾之后，便已经开始快乐了。
+
+　　现在时代变了，同一个人，可以由进步转入落后，由快乐转入苦恼；要大进步，要更快乐，这只有转移立场之一法。照见立场，转移立场，泻药与补药，都可以在毛主席的书里找得到。因此，在这一次，我决心买一部“毛泽东选集”，打算细细研读，医病补身，消除我小资产阶级的残余意识，做一个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
+　　来源：原载《学习》杂志五卷二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199.txt b/CCRD/3/7/3/0001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5616d04a9b3705086f2a19ed699a323ce909a3d
--- /dev/null
+++ b/CCRD/3/7/3/000199.txt
@@ -0,0 +1,33 @@
+# 雷圭元：我的“图案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
+　　<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教授　雷圭元>
+
+　　我的错误艺术观点，主要表现在我对中国图案艺术的看法和图案理论上。我对于这两方面的见解都是反因为果，本末倒置。
+
+　　我对于图案的看法是庞杂混乱的，口头上“实用”，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理论上是“大众化”，本质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这是由于我在外国资本主义社会中沾染了图案为资本家服务的思想，为了想达到自己成名成家的欲望，便把图案作为商品，把“图案理论”作为推销“商品”的宣传工具。心目中自然不把人民大众放在眼里，只考虑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生活习惯，这一切显然都是与人民大众的生活爱好极不相关的，架空地来谈“实用”结果是毫无一点“用”处。
+
+　　现在才明白，我在图案艺术上20年的“个人奋斗”所以遭到了失败，主要是思想腐朽，没有正确的政治认识和立场。因此在创作上只能是“闭门造车”，在理论上只能是“空中楼阁”。
+
+　　过去我认为中国图案艺术不发展的原因有两点：一、受外货倾销的影响；二、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低，为衣食忙碌，既谈不上温饱，那里还能谈图案装饰。其实基本上原因是一个：中国是长期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又是长期受封建剥削的落后的社会，人民大众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被残酷压迫的生活，而我都不从这一方面去想。我所想的完全离开了实际。我看到法国农家有窗帘、有桌布，吃饭桌上插着花，我认为法国农民爱美，中国农民不爱美。我认为法国农民懂得生活，中国农民不懂得生活，中国人民对生活的要求不积极，靠命运，得过且过，于是就养成了“懒”。要使大家都爱美，就要大力造就一批图案工作人员，终身为此事业而奋斗，像宗教家一样向群众宣传美的教育。我认为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图案艺术国家，今天瘫痪了，我为此而悲伤，为此而慨叹，假使能唤起群众爱自己的图案，无形中就可抵制外货，假使由爱美的“诱因”而积极生活，也可一反“懒”的积习，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法，岂不是反因为果，本末倒置得愚蠢可笑吗？
+
+　　为了宣传我这样的“理论”，在1946年写了一本“新图案学”，我创立了一种调和的谬论，我说：希腊的图案是“神”性，埃及的图案是“地”性，中国的图案是人“性”，我主张三位一体创造一种理想而完善的图案，这样的图案，我认为是“伟大”的。在这本书上我开头就这样立论：我认为装饰艺术的起源是由于人类爱美的欲求，歪曲了劳动创造一切的历史事实。把生活分做“艺术生活”与“非艺术生活”，把艺术生活说成为人类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为了充实我理论的内容，引用了各式各样唯心的“美学”，强调“平凡中的伟大”“音乐的内容”等玄之又玄的形式主义的东西，表示自己高深渊博，麻醉读者的思想使其脱离实际。
+
+　　为了推销我的理论，我在讲堂上夸夸其谈，使成为学习图案的青年迷恋着我的“理论”，追求玄奥的形式，扼杀了他们的学习前途，走上了为艺术而艺术，为装饰而装饰的歪路上去。
+
+　　举几个例子来说吧：
+
+　　（一）有一位同学醉心于我“生活艺术”的理论，竟放弃了正课，用大部的精力和时间去布置寝室，把公家的桌面、抽屉板拆散了，锯断了，把它们“加工”成为他自己寝室中的书架、花盆架等，以“美化”他个人的“人生”。为了他的美的理想施行无阻，更专横地要他同一寝室的同学，无条件服从他的主张，因而使大家闹起不团结来。
+
+　　（二）有一位女同学，向往我的“装饰的起源由于人类的爱美”的谬论，为了“梳两条辫子好呢？还是把辫子盘在头上好？”的问题，在思想上起了“矛盾”，得不到解决，要我为她作出结论。
+
+　　（三）有一位同学，为了体会“平凡中的伟大”，费了很长的时间，企图在一片片小花小草上发现“伟大”，踏遍了西湖孤山，从沟沿石缝中搜罗装饰的源泉，废寝忘食地去挖掘自然宝库，作为他将来一生用之不尽的“图案词典”。
+
+　　（四）有一位女同学，因为想在节奏韵律中找“灵感”，竟深夜坐在“平湖秋月”，对着反射在波光中的倒影出神，想在别人不经意的地方寻出“杰作”来。
+
+　　上面几个例子，还不过是一些我知道的零星事例，但已足够说明我过去在教学中给予青年们的毒害之深，这就是我的“图案理论”的“成果”！
+
+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给我们指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解放后也经过了学习，而我却固步自封，不求上进，甘愿做一个没出息的图案工作者，只顾个人名利，在人民教育的讲坛上公然传播资产阶级腐朽的艺术思想，使无数青年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给国家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在此次思想检查中，由于党和群众的教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感谢毛主席把我从毁灭的道路上挽救过来，使我初步划清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思想，今后我一定划清界限，坚持进步，急起直追，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图案教育事业而服务，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为创造真正的美的生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而奋斗到底！
+
+　　（此稿是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校刊中选辑的）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0.txt b/CCRD/3/7/3/0002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0e0ecc32347f5482356519589c93c83ec491127
--- /dev/null
+++ b/CCRD/3/7/3/000200.txt
@@ -0,0 +1,49 @@
+# 西北局宣传部关于报纸“三反”“五反”宣传的检查报告
+
+## 毛主席批示：
+
+　　转发各中央局、大军区。
+
+　　 2月
+
+## 西北局宣传部关于报纸“三反”“五反”宣传的检查报告
+
+　　本月20日，我们检讨最近各地报纸在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斗争中，有下面几个缺点：
+
+　　（一）不善于抓住敌人要害，抓住最能激起广大群众公愤的事件，连续地、集中地坚决打击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报纸上天天都有报道，只图数量多，不痛不痒，缺少有力量的东西。以西安群众日报来说，一个多月里，报纸揭露了贪污案件20多宗，仅有两宗作过重复报道；对“五反”运动的宣传，登过70多篇东西，均属一般动态新闻，打虎战斗开始后，天天刊登打虎数目字，而未选择几个典型案件报道和组织广大读者讨论。各省来说，只有甘肃日报对老干部葛树生“拉出去”案件、奸商马荣彬“钻进来”的案件和陕西日报对于陕南盐务局集体贪污案件的报道较有系统和全面。这些报道对于教育人民，揭露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均有很大作用。
+
+　　（二）对于向资产阶级作战，是一场剧烈的阶级斗争估计不足。比如群众日报在2月5、6、7三天报纸上接连刊登了西安市协商会扩大会和工商联扩大委员会及各民主党派开会动员参加五反斗争的报道，毫无批判地报道工商业资本家要“领导检讨，层层包干，限期完成任务”的消息，这是一种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失去工人阶级立场的右倾观点的报道。群众日报2月5日和7日的社论更不妥当，把西北局正确的为了麻痹资产阶级采取由工商联出面进行五反（这是为了抓住工商界小毛辫，更好打击资产阶级的策略运用），解释成为党的根本路线。报纸对奸商汤灵敏在工商联扩大会上说自己听了方市长讲话，竟一口气吃了两个馍，回去一定要连夜交代问题，竟作了表扬，实际上汤灵敏是假坦白，第二天去会上却什么也没坦白。我们的记者对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本质认识不够，没有了解事实上资产阶级只会空喊些“政治”口号，而不会在未发动群众向其进行剧烈斗争以前，自动坦白出自己的不法行为的。宁夏日报在1月24日的社论中，把资产阶级三年来有计划的向我们猖狂进攻的罪行竟说成是“贪污、浪费的引诱者和帮凶”，把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所依靠的基本群众（店员）同资产阶级混淆起来，要求工商联领导这个运动，要求他们加强对基层店员群众的教育。2月2日又发表“工商联加强领导实行包干负责，银川市工商界自我改造运动全面展开”的消息，这种提法是更其严重的丧失阶级立场的右倾错误。
+
+　　（三）不会攻心，不善于运用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资产阶级进行合理合法的斗争，反复宣传政策很差。在宣传中，各地报纸上政治空喊的东西多，而通过生动事例的报道讲解政策的东西少。在宣传上不十分注意策略、分化敌人，团结最大多数，打击最少数。群众日报在五反宣传中，对不是首先要打击的或曾和我们合作较好的某些工商业资本家代表人物过早打击也是不够策略的。
+
+　　（四）在对敌斗争中缺乏敌情观念，泄露领导意图和策略。以三反小报最严重。群众日报在读者来信中，就好几次过早地泄露了对敌斗争的机密，同时，不适当地在报上公开表示对某些打虎指挥官的态度。
+
+　　根据上述缺点，今后为了继续在报纸上大张旗鼓进行关于击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宣传，各地报纸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
+　　（一）报纸必须集中火力选择群众最痛恨、最关心、又能击痛资产阶级要害的重大事件，作连续的深入的宣传，以激发起广大群众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普遍义愤。为此，报纸必须事先有周密计划，有充分准备，并组织专门记者组，对专门案件进行专门采访和报道。
+
+　　（二）报纸应遵守中央宣传部的指示，对打虎数目、贪污分子数目和比例不要公开发表；对军事机关及公安机关贪污材料不要公布。
+
+　　（三）报纸对整个运动的报道，应着重宣传成功的经验，应该通过运动和不断揭发的具体事例来批判右倾思想。右倾思想必须反对掉，因为它阻碍着运动的发展；但反右倾的目的，是为了更好推动运动向前发展，像在陕西日报上曾经用过多篇幅作反右倾斗争是值得考虑的，因为这样容易分散和转移读者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目标。
+
+　　（四）报纸在对敌斗争中，应发挥充分的组织作用；应责成参加打虎战斗的各单位负责干部，特别是宣教机关负责干部亲自动手为报纸写新闻和讨论，对于某些宣传工作者在对资产阶级作斗争中一弹不发的现象应加以批评。
+
+　　（附：西北局宣传部关于中央批评群众日报发表右倾言论的检讨）
+
+　　中央××日来电，指出群众日报5日和7日稿件犯有严重的右倾错误的批评，完全正确。7日发表社论以后，我们已发现这两天的报纸确实表现了严重的右倾思想，立即于9日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坚决发动广大群众展开斗争，防止盲目乐观简单急躁”。对以上严重错误进行了批判，并对新闻报道工作作了检讨。20日我们又召集了各新闻文化机关负责同志会议，对当时报纸宣传上的右倾思想作过更进一步的批评。但在未得中央××日指示以前，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因而9日以后的言论和报道，在某些地方仍有右倾的表现。
+
+　　27日我们特召集各新闻文化机关负责同志会议，讨论中央指示并严肃检讨报纸上的右倾言论和报道，我们认为报社以上稿件，虽系反映了当时西安市五反斗争的实际情况，但是作为代表党说话的报纸，不仅并未看出内外运动的缺点加以批判，反而加以宣传，不只说明我们理论水平低，说明我们对中央关于“五反”的历次指示并未认真研究，更说明了我们阶级立场的不坚定和党性不纯。具体的错误是：
+
+　　第一、报纸领导同志和记者对“五反”斗争是一个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及对资产阶级的阴险恶毒，确实认识不足，因而在那几天大会中，被资产阶级新的捧场（所谓热烈鼓掌，高呼口号，表面上的纷纷坦白和检举，对市上负责同志的讲话，表示三依三顺，层层包干按期完成的空话等等）所迷惑。
+
+　　第二、没有深刻认识到“五反”是反对整个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不是只反对非法资本家，因事实证明并无完全守法的资本家（西安市的漏税行为是百分之百的），即是有个别人，他们在宣扬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方面，也是向工人阶级和党的进攻。
+
+　　第三、没有坚定的执行在宣传上应集中一切力量揭露资产阶级的黑暗本质和如何宣传工人阶级的正义的反击，而去大肆宣传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团体如何“拥护”五反斗争。现在看来，用那样大的篇幅来发表工商界领导斗争的消息和言论，完全是错误的。
+
+　　第四、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严重的片面性，报社原订计划在运动初期写以下四篇社论：一是一般号召的，一是动员工人店员的，一是分化敌人内部动员正当资本家的，一是警告违法奸商的。四篇社论均按期完成，在写动员正当资本家一篇时，就偏到资产阶级立场，处处为他们设想。
+
+　　第五、西北局曾指示，由于当时市委对敌斗争准备不足，我们在五反斗争初期，可采取的策略之一是应暂时把担子加给工商联，以便力争主动，而以大力去发动工人群众，这是完全正确的。而报社同志虽然参加了西北局的讨论，却错误地把这一党内的策略指示，作为党的政策而去公开宣传。更不应该去宣传工商联的所谓层层包干按期完成。对于西北局宣传部来说，造成错误的一个重大原因，是自2月1日起我们以全力指挥文教机关打虎去了，而对于必须加强反对资产阶级进攻的思想战线，未抽出必要人力来注意指导，这个时间对报纸审稿制度也放的很松，事后也少检查，这也是极端错误的。
+
+　　中央对我们的批评，我们诚恳接受，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决心从现在起，抽出一定人力，特别注意加强“三反”与“五反”的宣传指导，建立更负责任的审稿制度，保证以后不再犯这种错误。以上检讨是否适当，请予指示
+
+　　 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1.txt b/CCRD/3/7/3/0002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be75af09eb1b7a5b65d10d457019db5e6c48d0
--- /dev/null
+++ b/CCRD/3/7/3/000201.txt
@@ -0,0 +1,9 @@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开除张春久党籍的决定
+
+　　张春久，原中国店员工会北京市筹委会主席（已撤职）。河南枣强县人，家庭和本人的成份都是中农。1938年入党。曾任县农会委员、冀南区总农会副主任、县长、县委书记等职。
+
+　　张春久在入城后即被资产阶级所俘虏，与脱党蜕化沦为奸商的于子和（大众皮毛土产公司经理）相勾结，帮助于骗取资金，从事投机倒把。并公开号召店员工会的干部入股，竟至厚颜无耻地说：“入股可以发财”。张春久为了帮助于子和套购国家资财，曾写信欺骗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物资管理局所属北京信托商行的刘主任，证明“于子和为村合作社干部，过去任过冀南总农会生产科长，系共产党员，政治上经济上绝无问题。”并帮助于子和取得银行巨额贷款，又将工会会费2500余万元私自借给于子和。经过张、于拖下水的干部竟达9人之多。于子和在张春久的帮助下，窃取了国家大量资财，由1300万元的小商，一跃而为拥有数亿元资本的奸商。于子和的公司实际上成了张春久的供给部。张曾受贿自行车1辆，手表2只，派克钢笔1只，呢子衣料十多码，皮鞋2双，其他吃饭、看戏、取零用钱等不计其数。目前已查清者共贪污1100多万元。
+
+　　在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张春久身为市店员工会主要负责人和市总工会机关节约检查委员会委员，他不但不自动坦白交代他的罪恶行为，反而与奸商于子和、干部高福等订立“攻守同盟”，抗拒“三反”、“五反”运动，妄图蒙混过关。直至被人检举，领导上与他数次谈话，他还是百般抵赖。党为了挽救他，曾开过3次会，叫他写了4次检讨，他始终不肯真诚坦白。根据以上事实，证明张春久已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所打中，蜕化堕落，严重地损害了党与人民的利益，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特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2.txt b/CCRD/3/7/3/0002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40750f891d4ce6265dbf9b8ffae6e5d1e28ab3
--- /dev/null
+++ b/CCRD/3/7/3/000202.txt
@@ -0,0 +1,165 @@
+#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对七个大贪污犯的控诉
+
+## 对大贪污犯薜昆山的控诉
+
+## 中央贸易部副部长 姚依林
+
+　　我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和中国畜产公司控诉大贪污犯薛昆山利用职权大量盗窃国家财产的罪行。
+
+　　薛昆山是山西省平遥县薛杏村人，地主成份，现年四十一岁，原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
+
+　　在一九四五年之前，薛昆山是张家口一个仅有价值二百匹布资本的普通皮毛商人。一九四五年张家口第一次解放时，他和晋察冀边区贸易公司合营福义和皮毛栈，当时公股占百分之八十五，私股占百分之十五。一九四九年张家口解放后，福义和皮毛栈于一九五〇年六月结束，薛昆山就乘机钻进了中国皮毛公司，并于一九五一年四月担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在薛昆山和国家合营皮毛栈时，他就利用国家资金，投机倒把，大量盗骗国家资财，经营与投资了十处皮毛栈行。
+
+　　在他钻进国营贸易机构之后，继续利用职权，盗窃国家机密，指挥他自己的商号，垄断皮毛值格，投机倒把，谋取暴利。三年来，薛昆山主要罪行如下：
+
+　　（一）一九四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五〇年上半年，薛昆山代中国皮毛公司购买羊毛三百余万斤，在每百斤羊毛中，掺土十斤至二十斤。交货时，贿赂皮毛公司收货人马子风、朱凤鸣、吕恩荣等把这批坏毛当好毛收进，骗取国家资财人民币二十余亿元。
+
+　　（（二）一九五〇年福义和皮毛栈结束时，薛昆山组织福义和一些职员，集体贪污人民币一亿元，白布一千二百匹，黄金四十三两，公债票一千二百余分。）
+
+　　（三）薛昆山在与国家合营皮毛业期间，利用国家资金，做私人买卖，将所得利润，投资于十家皮毛行栈，总计一亿八千余万元。
+
+　　（四）一九五〇年一月国营皮毛公司与薛昆山以合营方式，到兰州收购羊毛。薛昆山亲自写信指挥他在北京、天津、张家口投资的商号，大量抢购羊毛，哄抬价格，使得在兰州买到的贱价的羊毛，运到天津，按天津的高价交给国营皮毛公司。这次合营一共获利三十五亿元，薛昆山分到了百分之四十五，计十五亿七千五百万元。
+
+　　（五）一九五〇年八月，中国皮毛公司决定山羊板皮每张提价二千元。在指示尚未发出以前，薛昆山令其弟由天津先之电话通知张家口他所投资的振新泰皮毛栈，大量抢购山羊板皮，当张家口皮毛分公司接到提价指示后，市场存货早已被买光。
+
+　　（六）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中央人民政府为了稳定物价，下令冻结全国国家机关的资金，包头分公司停止收购羊毛，当地羊毛价格下跌，薛昆山利用这个机会，指使其三弟，将存款三亿元汇到包头，抢购羊毛四万九千斤，获取暴利一亿两千万元。同时又命令他的天津晋丰皮毛栈经理吴仲三在兰州抢购羊毛一万八千余斤，获利八千余万元。以上两宗共获暴利两亿元。
+
+　　（七）一九五一年九月中国畜产公司决定提高驼毛价格百分之二十，在指示尚未发出之前，薛昆山命令他所投资的天津晋丰皮毛栈用电话通知张家口德义恒皮毛栈将内蒙古贸易公司所存驼毛三万二千斤买走，并将市场驼毛抢购一空。
+
+　　（八）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决定实行牛皮管制，在命令下达以前，薛昆山即指示其三弟在张家口、包头抢购牛皮四百张，急运东北出售，谋取暴利。
+
+　　以上八点，是薛昆山主要的犯罪事实。
+
+　　总算起来，薛昆山及其他伙犯在与国营贸易公司合营期间和钻进中国皮毛公司、中国畜产公司之后，先后直接盗窃国家财产人民币四十余亿元，仅薛犯一人，非法获得财产即达二十三亿余元。至于他利用国家机密，指挥他所投资的商号，扰乱市场，投机操纵，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的损失，比这个还要大几倍，现在还没有完全计算清楚。六年来，薛昆山吸了国家和人民出血，养肥了他自己，使他从一个只用二百匹布资金的普通商人，变成了一个投资在十九家商号的大资本家。这就是薛昆山向国家和人民欠下的血债。今天，全国人民有权利向他要回这些血债。
+
+　　薛昆山是资产阶级向国营贸易机关和一切国营企业举行猖狂进攻的一个最凶恶的典型。他利用了中央贸易部、中国畜产公司、中国皮毛公司的领导同志在政治上麻痹和对资产阶级的进攻缺乏警惕性的错误，钻进了国营贸易企业，进行了严重的破坏活动，使国家和人民受到了重大的损失。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薛犯曾召集他的爪牙开会布置抵赖。当我们根据已经掌握了的材料，让他坦白，但他始终拒绝坦白，反而随身带着四亿八千万元银行支票，准备逃跑。这证明他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根据薛昆山以上的犯罪事实，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给以最严厉的制裁。
+
+## 对大贪污犯宋德贵的控诉
+
+## 中央公安部部长 罗瑞卿
+
+　　宋德贵是中央公安部原来的行政处长，也是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被检举出来的大贪污犯。他与奸商天津东华货栈赵溪桥、北京祥利木厂杨生祥等勾结起来，共同盗窃大量国家财产，先后共达九亿余元。宋德贵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
+
+　　宋德贵和奸商赵溪桥、杨生祥等相互勾结盗窃国家财产所采用的办法，是经过精心计划和周密布置的。他们很巧妙地利用了中央公安部去年四月在东北采购木材的机会，用“给手续费”的名义，第一次付给了赵溪桥七亿元，第二次又付给了五亿元。本来最多只能付给手续费五亿元，而他却在这种所谓“手续费”名义的掩盖之下，付给了十二亿元，就是说两次一共多付给奸商赵溪桥等七亿元。第三次又以托人保管木材的名义，多付给北京祥利木厂的奸商两亿元。
+
+　　宋德贵达到了盗窃国家大量财产的罪恶目的之后，就完完全全地加入了奸商赵溪桥、杨生祥一伙，实际上成了东华货栈和祥利木厂的大老板之一，把东华、祥利变成他和奸商赵溪桥、杨生祥的共同财产。他们以为这种奸诈的阴谋，是不会被发觉的，因而他们曾一时得意忘形；宋德贵把奸商们看作他的“好军师”，言听计从。奸商赵溪桥亦曾对人说：“我们只要依靠住宋处长，一辈子的享受都有了。”但是，贪污分子和奸商们的诡计终于被揭穿被撕破了，我们终于捉住了这些可恶的强盗。
+
+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为了更多地盗窃国家财产，他与奸商赵溪桥曾狂妄地假借中央公安部的名义，出入市场，招摇撞骗。并曾盗取中央公安部的公章，打算介绍奸商赵溪桥前往广州搞外汇生意，和到东北鞍山盗运钢铁，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检举和揭发，我们国家的财富还不知要遭受多大的损失！
+
+　　宋犯德贵深深地陷入贪污和奸商勾引的泥坑之后，他的生活就腐化堕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一九五一年四月至十月的半年时间内，他与奸商及其他贪污分子仅吃酒席、看戏、玩女招待、买衣服、吃人参、鹿茸、海龙、海马等，共挥霍了三亿元之多。公开报销的住旅馆、吃饭、杂支等一亿元以上的费用，还未计算在内。他们在东北住最阔气的旅馆，在北京吃遍了最好的饭馆和最好的酒席。据查宋德贵每天要喝一两瓶上等的白兰地，北京许多有名的饭馆都知道公安部的“宋处长”。在采购工作结束时，也是宋德贵等达到了大量盗窃国家财富的罪恶目的时，他们举行了一次所谓“庆祝胜利”的大宴会，邀集了一批奸商和贪污分子，摆了六桌酒席，每桌竟达八十万元之巨。同志们，象宋德贵这样大量盗窃、大量破坏国家财富的罪犯，难道我们还能容忍他们吗？还能不极端痛恨他们吗？
+
+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责，他完全按照资产阶级拖他下水的办法，用来拖别人下水。他曾之盗取得来的国家财富，大批地购买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人参、鹿茸、活龙、海狗肾、香烟、酒等，以及现金到处送人，把一些意志薄弱的分子拖下水去，与他共同进行贪污。因此你们可以看到，宋德贵已经完完全全地变成了资产阶级向我们进攻的前哨部队，变成了资产阶级腐蚀革命队伍的忠实奴才了。
+
+　　宋德贵的罪恶还不只此。他的贪污罪行被发觉后，不仅不坦白认罪，而且百般抵赖。去年十一月我们察觉了他的贪污行为后，即再三动员他坦白，交清帐目，但他一面以有帐无错相搪塞，一面即开始造假帐的活动。他捏造了二十余天始终交不出帐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后，我们又十分严肃地、反复地向他进行教育，动员他坦白认罪，但他不仅不幡然悔悟，反而更加紧了破坏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活动，十二月下旬，他曾经同奸商赵溪桥及其他贪污分子在北京两次秘密开会，商讨对付办法。他指示东华货栈把漏税七亿元 迅速登帐，向税局报税，并迅将单据造好送中央公安部，以便对付检查帐目，并指示“当中央公安部至天津查帐时，只说生活有浪费，其他一概不谈”。就在他被逮捕起来以后，在审讯过程中，仍多方狡辩，避重就轻，拒不坦白，只在罪证确凿无可抵赖的情况下，最后才低头认罪。但对于他还有的一部分罪行，以及他所知道的其他贪污分子的罪行，直到现在还保留起来，不肯完全地坦白供认。
+
+　　同志们，我以为上述事实，已经完全足以说明宋德贵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贪污分子，他虽然曾经是一个革命干部，也曾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他已经完全堕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对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危害，已经到了极其严重的程度。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要求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给宋德贵以最严厉的制裁！我想，我们必须如此，否则就是等于鼓励贪污分子继续盗窃我们国家的财产，等于鼓励资产阶级继续向人民和人民政府的疯狂进攻，等于鼓励那些至今尚不坦白认罪的大贪污犯继续隐瞒自己的罪行。同志们，我们绝对不能这样做，因为这样做，不仅我们国家的财产会继续被大量的贪污掉，而且中国革命都可能有遭受失败的危险。所以我恳切地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判处宋德贵以死刑并立即执行。我恳切要求所有到会的同志们赞成我的意见。
+
+## 对大贪污犯雷亚卿的控诉
+
+## 中央农业部副部长  张林池
+
+　　大贪污犯雷亚卿原来是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的总务站长，他自一九五〇年三月到站工作以来，就利用职权，勾结奸商同兴、润生、建平等六家营造厂，明目张胆地盗窃国家资财，从中贪污一亿四千七百余万元，使国家遭受严重的损失。对同兴营造厂承建宿舍一事，雷犯不按合同规定日期，早付工程费十天（欠十亿零五千万元），第二期又早付款二十天，并多付七千万元，使该厂奸商将此大批款项投入市场投机取巧。雷犯曾私开介绍信骗购公家木材、洋灰，使奸商骗取四千九百万元。工程完竣后，雷犯又提高工程费，多给奸商二千万元。建筑工程误期一个月应罚一亿三千九百万元，雷犯竟为贪图贿赂而未罚，应还供应站的水电费二百四十万元，亦未收回。这样，同兴营造厂就前后贿赂雷犯五千余万元，黄金十七两，计合七千九百万元。其余雷犯并从润生、建平等五家营造厂接受贿赂共六千八百万元，总计雷犯其受贿一亿四千七百万元。
+
+　　雷犯经手的三十亿元的基本建设中，在他勾结包庇下，奸商们就用上述办法，盗窃国家资财，谋取暴利，使国家遭受到严重损失，已经计算出的就有四亿余元。而工程完竣不久，由于偷工减料，大部歪斜漏雨，又返工修理，不可计量的损失更为严重。
+
+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雷犯抱着抵抗的态度，和行贿的奸商订立「攻守同盟」，开会经常不到，借故外出，躲避坦白。由于大家的启发追问，并点出一些具体材料，他才逐渐坦白出一些贪污事实。直至拿出人证物证后，他才承认贪污一亿四千七百万元。他在坦白过程中，曾两度从节约检查委员会的同志手中抢回其坦白材料，企图撕毁，逃避法纪，推翻原案；但证据确凿，无可抵赖。
+
+　　我们要求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这种反复无常、抢夺证据、不肯彻底坦白的大贪污分子，给以严厉的法律制裁。
+
+## 对大贪污犯孙建国的控诉
+
+## 中央军委后勤部代表  杨恬
+
+　　我控诉贪污受贿分子孙建国。
+
+　　孙建国河北人，贫农成份，一九三八年入伍，一九四二年入党，在人民解放军中历任团宣传副队长，文化教员， 代理指导员，侦察通讯参谋，营长，团参谋长等职。
+
+　　（在一九四八年东北辽阳战役时，他被国民党匪军打断了肠子，负了重伤，经营救治疗成为残疾，不能继续在部队服务，上级决定孙建国到地方上长期休养。）
+
+　　一九四九年一月，孙建国在休养结识了商人王龄，合开了大众油房。从此孙建国即为商人包围，以请看戏、嫖妓女等方法拖他下水，开始孙建国坚予拒绝，但商人的办法是恶毒的，卑鄙的，他们研究孙建国的思想定出对策，一面极力奉承孙建国，一面从思想上腐蚀孙建国，说：“革命军人，特别象你这样的老干部，生活上应该很艰苦，这样才能成为群众的模范。但是你的身体这样坏，这样下去怎能行呢？你的肠子接了狗肠子，说不定什么时候断了，就要你的命，现在革命胜利了，再不享点福，死了才冤枉呢？”这一支毒箭射中了孙建国，从思想上俘虏了孙建国。再进一步以请吃饭、 洗澡、看戏、吃女招待、进跳舞厅、嫖妓女，在生活享受上俘虏了孙建国。当孙建国完全被商人俘虏之后，商人便提出了要孙建国出面走私，从鞍山贩铁到天津。从此孙建国完全变成了商人，背叛了共产党，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人民军队，背叛了人民，而成为窃取国家资财的罪犯。
+
+　　从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后到一九五〇年，孙建国盗买生铁九百吨，其得五十二亿余元东北币，后为沈阳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发觉逮捕，没收了他的五十亿元，劝他安分守已。孙建国在这次失败之后，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了天津。但到天津后又立即为奸商李孝直所包围。李孝直为利用孙建国而牺牲了他所担任的武进土产贸易行业务主任的职务，每天追随孙建国左右，寸步不离，并将孙建国介绍给天津临记洋行担任了协理，订了一年的合同，说明孙建国可以对外用临记洋行的名义，可以使用电话，可以在临记洋行办公，并规定成交 所得照四六分红，孙建国得四成，临记洋行得六成。奸商李孝直则从临记与孙建国处各得一成佣金。孙建国从此就完全变成了罪大恶极的临记洋行的得力狗腿子了。
+
+　　一九五〇年底，总后勤营管部需要沥青油，孙建国即与李孝直等三人合伙商定卖给营管部一千吨沥青油，但实际只交了不足七百吨，孙建国从中分得了佣金二千五百万元。
+
+　　一九五一年，孙建国经介绍到总后勤部供应处工作，任副主任，但孙建国隐瞒了与临记洋行的秘密关系。在许多奸商包围下，孙建国利用了当时前方需汽车的情况介绍卖给供应处一百部卡车，规定两月交货，但过期两月货仍未到，使公家遭受了二十三亿元的损失（兵险费、利息、罚金等），而孙建国在介绍这批车时分得了一亿五千万元佣金，后因车没到将钱退了，但得了二百万元的利息。在另一次购买四十万条麻袋中，孙建国又分得了佣金六千万元。在成交二百吨橡胶中，孙以借跑合商人刘国胜二千万元名义得了二千万元。
+
+　　总托以上所举罪行，孙建国在一九四九年一月自动脱离党、脱离组织，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到供应处前的两年四个月中，除以为沈阳公安局没收五十亿元东北币外，窃取国家资财合人民币四千五百万元；到供应处的八个月中又贪污受贿八千二百万元，总计一亿二千七百万元 。这些钱除用掉了二千余万元外，还有九千九百五十万元，分别投资在天津、北京商店。
+
+　　孙建国就是这样一个大贪污分子。他给了国家以严重损失，应该受到严厉惩处。但念其在运动开始时，即比较诚恳坦白地交待了自己一切罪恶行为，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奸商和其他贪污分子，并且表示愿意真诚地悔过，戴罪立功。因此，我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从轻处刑，以明法纪，并给以立功赎罪的机会。同时，也向那些大贪污分子指出，只有彻底坦白，才能找到生路，才能得到政府的宽大。
+
+## 对大贪污犯王丕业的控诉
+
+## 空军司令部代表  白云
+
+　　我代表空军司令部全体工作人员向大会控诉贪污犯王丕业的贪污罪行。王丕业，沈阳人，今年五十二岁，于一九五〇年八月担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一九五一年十月三十一日，被最高检察署逮捕的大中华窑厂的刘凤图，供出了他的贪污材料，因而予以逮捕。被捕后，他曾承认贪污一亿一千一百六十万元；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之后，经过动员教育又继续坦白贪污一亿四千一百一十五万元。该犯共计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
+
+　　王丕业是修建方面的技术人员，因之他便利用自己的职权，与营造业、材料行密切勾结，盗窃国家资财。曾与王丕业有贪污行贿关系的营造厂就有五家，计：兴业营造厂行贿四千八百九十五万元。永兴营造厂行贿六千五百万元，人众营造厂行贿一千五百万元，在向正阳营造厂买洋灰时，贪污了六百四十二万元，天津裕兴营造厂行贿一百五十万元。他先后共受贿贪污一亿三千六百八十七万元。
+
+　　营造厂之所以行贿，就是为了在修建工程中大量的偷工减料，以达到大量盗窃国家资财的目的。而王丕业刚丧失了一个政府工作人员应有的品质，为了贪污自肥，使国家的建设受到重大的损失。如修建东交民巷二十二号西楼工程，由于偷工减料的结果，该房子修起不到一年便下沉裂缝了。在这一个工程中，王丕业即受贿四千八百九十五万元，他与营造厂勾结，利用机关名义，替商人套买洋灰，共两千袋，这些套买的洋灰并未全部用到了工程上去。在去年洋灰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王丕业与私商勾结，曾将套买的洋灰出卖五百六十袋。到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时，他们还在正阳营造厂存放着四十袋洋灰，准备出卖。
+
+　　王丕业另外一种贪污的方法，即是与材料行勾结。与王勾结的材料行，有义康五金行，它卖给公家钉子、油毡、铁管子等，对王行贿一千万元。天津联发成铁工厂，对王行贿一千万元。大中华窑厂，对王行贿两千万元。新兴材料行，对王行贿三百万元。裕生电料行对王行贿二百万元。北京消火器材厂卖八亿元的消火器材时，对王行贿七千万元。这六家材料行即共对王行贿一亿一千五百万元。他们因此以劣等器材冒充好器材卖给国家，使修建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
+　　此外，在王丕业被逮捕时还欠公款八十八万元。总合起来王丕业的贪污受贿达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
+
+　　王丕业在被逮捕之后，经过谈话教育，并出于最高检察署从大中华窑厂刘凤图的口供得出的材料作证，才开始承认了自己的贪污事实，但还只坦白了一亿一千二百六十万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之中，又继续坦白了一亿四千一百一十五万元，并向政府揭发某地国防建设工程曾被私商盗窃国家资财八十亿元以上，并检举了其他两个工程人员的贪污事实。他本人并向政府请求愿将所存的贪污款项全部交出，并愿为人民戴罪立功，以自己在旧社会贪污行为的经验来揭发各种修建中的贪污行为。我们认为大贪污分子王丕业的贪污行为，使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是应予以严厉的法律制裁。但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之中，坦白比较彻底， 并曾揭发了私商盗窃国家资财的巨大数字，还是可以减罪。请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予以适当的制裁。
+
+## 对大贪污犯夏茂如的控诉
+
+## 中央财政部代表  吴波
+
+　　夏茂如是中南粮食管理局的工程师兼工程科长，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初来财政部粮食总局开会，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坦白了他在一九五〇年在皖北所干的贪污罪行，同时检举了他和同案的四个工程师、八家营造厂商。情况如下：
+
+　　贪污事实：他是一九五〇年二月在华东参加工作的。参加工作前，他在上海和别人合伙开设建筑师事务所，自任建筑师，因此，他和上海的营造厂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参加工作之后，就被派到皖北，担任工程室主任。和他同去的还有金山石、郑华甫、林宝全、金镇等四人，都是工程人员。皖北的仓库工程是招商承包的。第一批工程夏茂如就介绍和他有关系的营造商——上海大中华副经理兼钮永记经理的钱宝章承包，合同订好之后，夏即接受了两千万元的贿赂。但他表面上还伪装清高，而由钱宝章暗地将贿赂送回他家，这是贪污的第一次。第二次，由于夏茂如受了钱宝章的贿赂，所以在审核下一个工程时，就多核给他二成多的利润，同时又借这个题目，由金山石出面约同钱宝章谈判拿回扣的条件，表面上说好是三千万元，由夏茂如、金山石、林宝全、郑华甫等四人均分，各得七百五十万元，但是钱宝章另外又送给了夏茂如一千万元，实际上这次夏茂如共贪污了一千七百五十万元。第三次是滁县专署炳辉县建仓的工程，合同已经订好，出于建仓地点不合适，需要改变计划，夏茂如就利用这个机会，向另一承包商基昌营造厂索取贿赂一千二百万元，贿赂到手，他就帮助包商用移动地址和订立补充合同的办法，把工程进行下去了。第四次，是在皖北普遍布置建仓之后，由于任务大，时间急，以夏为首的这些工程师就趁机大肆贪污。他们介绍了七、八家营造商来分别承包了五个地区的建仓工程和治淮委员会的临时建仓工程。最初曾由金山石出主意，要在包商合同中拿一成回扣，夏茂如感到数目太大，怕工程上无法交代，还不敢拿一成，结果里面由金山石外面由钱宝章分别向各包商谈判，得了共约三亿元以上的贿赂，由五个工程师在蚌埠瓜分子，金山石、郑华甫、夏茂如各八千万元（夏实得七千余万元），金镇得三千万元，林宝全得四千万元；但林宝全另外还单独贪污了四千万元未算在内。其他工程师，据夏检举亦有单独贪污，数目还搞不清楚。
+
+　　这样，夏茂如前后共贪污了一亿二千多万元；再加上其他四个工程师，贪污总数约在四亿元以上。皖北建仓工程连治淮委员会的临时仓库在内总造价约一百亿元，除了工程师们用回扣形式贪污的以外，还有包商的偷工减料，估计损失约在十亿元以上。这就是说，皖北一百亿元的建仓工程，其中有十四亿元以上的款子被工程师、营造商勾结起来进行盗窃，装到他们口袋里去了。
+
+　　营造商勾结工程师专门盗窃国家资财的罪恶行为，其中最典型的一个就是钱宝章。钱在承包皖北工程以前，是一个垮了台的穷光蛋承包商，由于在皖北工程中发了大财，有了资本，他又进一步承包了治淮委员会的一批洋灰和白铁皮；承包后，又用套购的办法发了一批财。因此，钱宝章就在南京、上海、北京、汉口、长沙、杭州都设了分号和事务所，变成大富翁了。现在钱宝章已被逮捕，究竟盗窃了多少国家资财，还在继续审讯。
+
+　　坦白经过，夏茂如参加工作后，由于他还没有建立起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在他的思想里，对于工程师以回扣形式盗窃国家资财，原认为是家常便饭。所以他到皖北之后，从思想到实际都是这样做的，但他最初还是想小干，单独干，后来愈干愈胆大，发展到集体搞大贪污，及至干大了之后，他怕露了马脚，又有些害怕了，于是他要求调到中南去工作，企图用转移地区的办法，使这个贪污巨案长期隐蔽下去，不至于暴露。但是他的想法错了。因为工程本身就会说话的，偷了工减了料的工程必须要发生问题。果然，到了一九五一年，皖北好些仓库工程出了毛病，这就增加了夏茂如的恐慌。他曾拿了一千万元叫钱宝章去补修仓库，以求敷衍了事。但他的心病并没有去掉，怕迟早有一天总要暴露，因而他曾想改变姓名逃到香港去，也想到了自杀，也想到了把贪污款项捐了抗美援朝，但这些办法都不能使他放下那个沉重的大包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又想埋头工作，想着拿看书来消磨时间。但一个大贪污犯的影子和法网难逃的恐惧思想仍然缠着他，使他安不下心去。在来北京开会之前，他又听说有人在上海解放日报检举皖北建仓工程有偷工减料的行为，虽然这件事暂时弥缝过去了，但精神上的压力是加重了，他是背着这样的亏心包袱来北京开会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把他挽救了。他看到了号召，听到了报告，知道坦白可以减轻，经过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这才请假回到上海的家里，和家属商量，又得到了家属的鼓励，他才下定决心回到北京来坦白；同时一面从上海写信给给皖北粮食局，承认自己有贪污行为，并退回赃款五千万元。他在未坦白之前，睡觉听到汽车响就以为是案情暴露，政府来逮捕他；坐火车看见公安人员走到车厢里也以为是来逮捕他的。他惶惶不安，如坐针毡。坦白之后，他还有两大顾虑：一个是还不敢把自己说的太坏，还想多说一点自己的成绩，自己的好处，多说一点客观的原因；这是贪污事实难已讲出，但还不敢正视自己的罪恶；第二，坦白可以减罪，他是知道了，但究竟减轻到什么程度，还是很担心的。经过了二十多天的思想斗争和大家的帮助，这才解除了思想顾虑，把自己的罪恶彻底坦白出来了，他已向我们签了字，后果将来还有与事实不符之处，他甘愿加重治罪。
+
+　　我们认为夏茂如的问题，开始坦白时，虽然对自己的罪恶认识不够，但从整个坦白过程来看，他是自动坦白的，并检举了四个工程师，八家营造厂，因而全案得以很迅速的破获。他由上海回北京坦白时，又自动退还皖北赃款五千万元，下余的赃款，亦愿以后陆续还清。因此，我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对于夏茂如的问题，可以按自动彻底坦白、真诚悔过并检举其他犯罪分子立功自赎的情节，准予从轻处理，使他今后仍能有重新做人的机会。
+
+## 对大贪污犯杭效祖的控诉
+
+## 民航局副部长  唐凯
+
+　　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代表民航局全体职工来对我局电讯总工程师兼厂长杭效祖的贪污罪行提出控诉。一九四九年广州解放后，伪中央航空运输公司在香港起义时，杭效祖担任伪“中央航空公司”电讯总工程师兼电台主任，起义时伪“中央航空公司”的电讯工作人员请求发给三个月的薪金，共港币一万八千元。此款除已发给员工港币五百元外，其余一万七仟五佰元（当时折合人民币共为一亿一千余万元）全为杭所贪污。另有钢丝录音机一架也为杭效祖所贪污，杭效祖这一行为是违法的，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痛恨的，并应受到国家法纪的制裁。
+
+　　可是杭效祖这一贪污事实，在一九五一年整风时已作了初步坦白，并交出了钢丝录音机。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掀起以后，他经过了剧烈的思想斗争，认识到自己的罪恶，主动地向政府、向大会作了彻底的坦白，并保证今后永远不再贪污，将过去贪污的全部赃款交给国家。
+
+　　由于他认识了自己的罪恶严重，他曾抱着戴罪立功的决心。在一年以来，杭效祖工作是积极负责的，按期完成了建厂和清点器材工作任务，并发明了对国家有贡献通讯工具，更在继续研究一些新的东西。
+
+　　根据以上情节及人民政府对于贪污分子的政策，我代表民航局要求政府从宽处理，准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
+　　（[附]）
+
+## 最高人民法院临时法庭关于大贪污犯薛昆山等的判决主文
+
+　　薛昆山
+
+　　大贪污犯薛昆山，系资产阶级分子，乘机混入我国营贸易机关，曾任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犯利用职权，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其私人经营的皮毛商店服务，严重地破坏国营贸易收购工作，大量套取国家资财，并在与公家合营福义和皮毛栈时，挪用与侵夺公款，投机倒把，谋取私利。该犯前后所犯罪行，使国家损失甚巨，现已查明其现有非法所得财产达二十三亿元以上，罪恶至为严重。特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
+　　宋德贵
+
+　　大贪污犯宋德贵，曾任中央公安部行政处课长，利用职权，违法乱纪，勾结奸商，大量盗窃国家资财达九亿元以上，个人从中贪污六亿四千万元，并拒不明白，罪恶至为严重。特判处死刑，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
+　　（雷亚卿）
+
+　　大贪污犯雷亚卿，曾任中央农业部国营农场供应站总务课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达一亿四千七百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损失达四亿元以上。发觉后，仍不肯彻底坦白，特判处徒刑十五年，追缴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
+　　（孙建国）
+
+　　大贪污犯孙建国，曾在军委后勤部供应处副主任，受奸商引诱，伙同走私，贪污受贿一亿二千七百万元， 并引进奸商打入国家生产机构，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本应严办，姑念孙犯在此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中完全自动彻底坦白，并帮助人民政府检举奸商，故从轻判处十年徒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
+　　王丕业
+
+　　大贪污犯王丕业，曾任空军后勤部营房管理处工程师，利用职权，贪污受贿二亿五千二百七十五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王犯罪行被发觉后始被迫坦白。姑念其坦白尚较彻底，并能戴罪立功，检举奸商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共达八十亿元以上，特判处徒刑五年，缓期执行，以观后效，并追缴其全部赃款。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
+　　夏茂如
+
+　　大贪污犯夏茂如，系中南区粮食管理局工程师兼工程科科长，利用职权，勾结奸商，贪污受贿一亿二千多万元，并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但本人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即自动坦白悔过，并积极检举其他贪污罪犯多起，在运动中立了功，特免予刑事处分。其贪污受贿之款项除已退交者外，其余赃款应予追缴，并应由主管机关给以行政处分。同案其他各犯另行审判。
+
+　　杭效祖
+
+　　大贪污犯杭效祖，系民航局电讯厂总工程师兼厂长，当起义时贪污发给职工薪金一万七千五百元港币，另外贪污了钢丝录音机一架。一九五一年整风运动中作了初步坦白，在这次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又真诚悔过，并保证将全部赃款交还国家，一年来杭效祖以戴罪立功的心情曾在技术上有所创造和发明。据此特对杭效祖免予刑事处分，另由主管机关给以行政处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3.txt b/CCRD/3/7/3/0002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1bfaeaffacbff98d24006cb980b010828d0d6e
--- /dev/null
+++ b/CCRD/3/7/3/000203.txt
@@ -0,0 +1,31 @@
+# 卢书愚：批判我盲目崇拜罗斯福的错误思想——学习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的心得
+
+　　<外国语学校铺导员、卢书愚>
+
+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对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逝世，曾表示过极深的惋惜。使我盲目崇拜罗斯福的，是他的“开明”的内政。我以为他一面压抑了资本家的利益，一面提高工人的生活。把双方的利益一个往下拖，一个往上升，便可以达到一个水平线上的均衡点。我想若是罗斯福不死，美国工人的生活也不会每况愈下，至少他不会让资本家追逐更多的利润，他的改良主义的“开明”政策迷惑了我很久。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以来，对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然而对罗斯福力量的错误估计以及对其盲目的崇拜，直到最近学习了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以后，才比较有了清晰的认识和批判。
+
+## 一、罗斯福及其改良主义政策的阶级本质
+
+　　罗斯福是有其阶级地位的，过去把罗斯福看做是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一个“开明”的政治家，这是没有阶级观点的不正确看法。事实上，罗斯福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党的代理人。在美国资本主义已走向社会紊乱，经济危机十分严重的时期，资本家企图不改变其经济基础，不改变其追求利润的生产方式而能摆脱其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企图进一步麻醉人民、欺骗人民、统治人民以挽救其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改良主义便应运而生。罗斯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其目的就是要使资本家在不可抗拒的经济危机面前减少其损失到最低限度。因此，以罗斯福为首的国家机关只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征收捐税”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机关。他的政策首先是怎样便利於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其次，由於人民的压力，经济危机的紧张，资本家也可能作若干并不重要的让步。而这种让步“是为保存资本家阶级统治所必需的”，其改良的实质也就在於此。一句话，他是不可能为工人阶级服务的。
+
+　　罗斯福政策迷惑住我的，例如他举办公共社会事业的建筑以“救济”失业工人。过去“救济”两字很容易使我相信了他的政策是从工人阶级利益为出发点的。实质上，这个政策很明显是为资本家服务的。第一，资本家为了保证低廉的劳动工资，是不愿澈底消灭失业后备军的。他们的政策决不愿根本解决工人生活而使其永久就业；然而失业工人的增多形成社会的压力。因此，不得不以短期建筑工程，一面缓和了阶级斗争，一面又保证了劳动力的市场。第二，失业工人的增多，虽然保证了劳动工资的低廉但也降低了社会一般的购买力，影响了资本家生产品的销路。为使生产不至停滞，资本家利润不至削弱，这种政策便成为他们必需的手段之一。第三，他的政策所兴建的公共建筑，并不是为工人的福利而兴建的。建筑了的房屋并不是给工人居住而是成为资本家享受的场所。
+
+　　因此这种政策——改良主义的政策，是澈头澈尾为资本家服务的。只是欺骗了人民，缓和了阶级斗争，其实质是反动的。
+
+## 二、罗斯福个人在资本主义世界所起的作用
+
+　　我的第一步错误是看不清罗斯福的阶级本质，第二步是对他个人的才能抱着天真的想法。以为他的政策可以使资本家就范，可以提高工人的生活。这个错误的认识是由於忽视了美国两大基本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矛盾。资产阶级疯狂地追求利润，只有加重地剥削无产阶级，两种阶级的对立和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斯大林同志说：“如果罗斯福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底利益来真正满足无产阶级底利益，那资本家阶级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因为一切生产资料，银行、工业、国家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甚至於罗斯福的政府机关也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罗斯福是无能为力的。另外，与利润血肉相联的资产阶级只能被其掘墓人——无产阶级消灭的，不可能被某些知识分子或政治家所消灭，因为他们是不能起独立作用。他们，包括罗斯福本人自己，只是秉承着资本家阶级的意图而工作的。
+
+　　因此，罗斯福及其政策在资本主义世界完成了资本家们所给予的使命，缓和了经济危机，缓和了阶级矛盾；然而历史不会因这种政策而改变其方向，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有性的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世界是无法解决而必然趋於尖锐化的。我以为“罗斯福不死，美国工人生活也不会每况愈下。”这是对罗斯福的阶级性没有认识清楚，不正确的认识做出不正确的结论。他个人的才能只是助长了资本家阶级短暂的生息，而工人阶级则是恰得其害的。
+
+## 三、盲目崇拜罗斯福的思想根源及其阶级基础
+
+　　当我初步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以后，虽然使我对美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和资本家的剥削本质有所体会，然而对罗斯福及其政策，在我脑中仍保留有鲜明的好感。为什么把他看做压抑资本家利益而有利於工人的政治家呢？为什么对他盲目崇拜而失去批判的能力呢？这是因为我和他站在同一个阶级立场，看不清他的阶级本质；同样，因为在自己思想上还在在着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色彩，便会对他的改良主义政策抱着同情的态度。
+
+　　我的改良主义思想的突出的表现，是认为某些国家的革命可以不必经过暴力。我认为“英国社会转变的关键不在於暴力而在於英国共产党在议会上选举的胜利。”“美国既然已在腐朽，可以不必行使暴力，美国无产阶级自然会取得胜利。”这些思想反映的形式虽各有不同，但其本质则一——革命不用暴力的思想，也即是对资产阶级妥协投降的思想，妄想英国、美国的资产阶级在人民的压力之下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要资产阶级不剥削不侵略是不可能的。在无产阶级逐渐壮大的力量之前，它更要疯狂镇压，作垂死的挣扎。斯大林同志说：“历史舞台要使那些应当退出去的各个阶级确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了。但是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着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阶级要拿起武器来，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统治阶级底生存。”
+
+　　所以，问题不是暴力好不好，而是不用暴力便不足以摧毁资产阶级政权来发展和巩固无产阶级事业。威尔斯说：“旧秩序之所以不应该加以瓦解，是因为它本身也在充足地瓦解着。”这不是典型的改良主义底革命不用暴力的思想吗？这种思想表面上是站在资本家阶级的敌对地位，而实质上是代表资本家作困兽之斗，来模糊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如果我们不在脑中清除这种毒素，便会被引到错误的方向，中了资产阶级的圈套，而削弱了我们的战斗力量，甚至变成资本家统治阶级的走狗。
+
+　　（学习了斯大林与威尔斯的谈话，深入检查了思想实际，体会到改良主义思想的本质及其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性，同时也感到理论学习与“理论与思想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过去在这方面做得不够，认识不能提高。今后更要加强学习，联系思想，提高阶级觉悟，坚决不移地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
+　　（原载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4.txt b/CCRD/3/7/3/0002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5d801f5c67722297e7649f1bd809399f82cabe
--- /dev/null
+++ b/CCRD/3/7/3/000204.txt
@@ -0,0 +1,37 @@
+# 欧阳山：我的检讨
+
+　　<华南文联筹备会主任、欧阳山>
+
+　　两年来，我在工作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的具体表现是没有贯彻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并使文艺界不能很好团结，创作不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展开，文艺干部与文艺青年得不到很好的学习与培养，文艺工人的福利得不到很好的改善，机关的贪污浪费很严重，个人的生活趋向腐化。这些错误造成了党和人民在思想战线上很大的损失，国家的财政经济上相当大的损失。
+
+　　这些错误是怎样造成的呢?是我领导作风上的家长式的统治，高高在上，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对内对外的宗派主义所造成的。
+
+　　我过去有一种荒谬的想法。我以为毛主席的文艺路线能否贯彻，工农兵文艺方向能否实现，华南的人民文艺事业能否开展，不用依靠什么别的，就看我手上有没有干部、金钱和摊子。就是这种主观主义的、个人中心的想法代替了华南文艺工作的方针，使我用家长式的统治来领导文艺工作。在军管会文艺处的时候只有干部，没有金钱和摊子。后来我当了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和华南文联筹备会主任，有了摊子，我就把干部调到那两个摊子上，又把人民、乐善、南方三间戏院放在文联的管理和经营之下，这样又有了金钱。此后在学院和文联两大摊子中又铺开了许多小摊子，像人民剧团、粤剧团、四种杂志、合作社、美术供应社等等。在两大摊子之外，又搞了一个大摊子，即珠江制片厂，此外还兼了许多大摊子，如中苏友好协会、文艺工会，最后还兼了文教厅的工作。按照我自己的逻辑，华南的文艺工作既有了干部、金钱、摊子，应该可以顺利开展了。但事实的回答是相反的:任何一个工作都没有做好，并且任何一个工作都越弄越糟。
+
+　　这是因为:摊子多了，干部不够，只好逼着要一个同志兼几样工作，并且在几个摊子之间乱拉乱扯，使他们不只不能从事创作与批评，就是整天忙于几头行政事务，结果连行政事务也做不好，思想混乱，情绪低落，苦闷得很。我自己呢，也是忙得要死，整天忙于巩固旧摊子，建立新摊子。钱虽然有了一些，但是不够，又忙于找钱养摊子。这样，就使得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建立新摊子和管理戏院上面，完全放弃了思想领导、创作活动、批评活动。
+
+　　当时在工作步骤上我是这样看的:第一步是建立摊子，把工作做出来，再慢慢改正；第二步是培养青年，使他们受很短的训练之后，便出来支持工作，并下乡下厂，从事创作；第三步才是把原来的文艺干部从摊子中抽出来，从事创作，或到实际斗争当中去体验生活，以便和那些文艺青年一起，并带领他们从事创作、演出、出版、批评等活动。现在看起来，这个步骤显然是错误的、主观的、本末倒置的。干部陷在摊子之中，拔不出来，问题越弄越多，一点也得不到解决，工作如何能改正?像人民剧团的方针不明，工作停顿；像美术供应社的方针错误，贪污腐化，最后不得不解散，都是明显的例子。其次，干部一方面陷在摊子之中，日夜忙碌，一方面本来已经从实际斗争中获得的经验，又未曾整理出来，拿什么东西去培养青年?而将来这些青年同志，是否能把代替大家做行政工作、从事创作的双重责任负担起来?按照文艺学院的性质不明，学制混乱，管理不善，教学内容没有认真改革等情形看来，恐怕很难达到这个目的。而又其次，许多同志要去体验生活，许多同志已经体验过一些生活，要求充分的时间来写作，都被这样的步骤所限制了，实际上是阻塞了创作。
+
+　　自然，大多数的同志是反对我这个主观主义、违反毛主席的文艺路线的方针和步骤的。我的上级也是不同意我的方针和步骤的。按上级的指示，是要我坚持思想领导，克服事务主义，放弃一些摊子。按同志们的要求，是要立刻组织创作，展开批评活动。他们无疑是对的，而我坚持了、并且一直坚持着我的错误。
+
+　　为了坚持我的主观主义的错误，维护我个人的名誉地位、威信尊严，我采用了家长统治的领导方法。首先，既然我用主观主义的幻想和灵感来建立工作，我当然一切都自以为是。例如:文联出版四种杂志的基础是很薄弱的，我硬要他们企业化；我想起把那个干部和工友调到那里就调到那里；我觉得应该把那笔钱调到那里就调到那里，这就出现了我负责的单位的财经混乱，账目不清，并且违反会计制度、现金管理制度的局面；我主观要办一个艺术干部学校，要办一个电影制片厂，就不管条件如何，硬要办起来，办起来之后就陷于左支右绌，不能自拔，更谈不到思想领导；我主观认为必须解决文艺学院全院同学的膳费衣着，就把下乡土改、已有供给的同学的助学金也领下来，打算匀给全体同学平均使用，又把华南文联拨给学院的文艺教育补助费全部拿去建筑宿舍等等。其次，同志们如果对我的所做所为有了不同的意见，我不但不去倾听，不但不加考虑和采纳，反而在党内党外都用会议通过、个别谈话、巧言辩护、强词夺理、上级决定、服从组织等等方法来压制批评、压制民主。我经常用轻描淡写、敷衍应付的自我批评去堵塞别人的嘴巴，甚至用自我批评的形式去批评别人。总之，我要大家变成只听我使用、不会独立思考问题的干部。我把小资产阶级必须经过思想改造的道理当做一种僵硬的教条来理解，遇着同志们批评文联没有组织创作的时候，我便回答没有经过思想改造，一切都谈不上。我这种恶劣的领导作风使我对自己的错误长期不能认识，更谈不到改正；使和我一起工作的同志们变成或者唯唯诺诺，或者自由主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最后，使我既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又严重地脱离了干部，变成一个高高在上、十足的官僚主义者。
+
+　　因为我有了这样的领导作风和思想方法，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本位主义、小公家思想和宗派主义。这首先表现在我不能正确处理这一部门和那一部门的关系上。对自己管的工作就关心，对别人管的工作就不关心。对华南文工团、市文联、华南影片经理公司，一九五一年七月以前的文教厅文艺处，都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对“乘风破浪解放海南”我没有发表意见，对“广州工人文艺”我没有写稿，对华南影片经理公司和以前的文教厅文艺处没有丝毫帮助的真正原因。这种宗派主义又产生排内性和排外性，所以我和广大文艺界的团结老是搞不好。和外来干部如洪藏、丁达明、王流秋，和本地干部如符公望、丁波、华嘉等都团结得不好。和其他文艺界人士如陈卓猷、谢加因、黄如文、游允常等，也都团结得不好，使他们或者离开，或者虽未离开而不能安心工作。这种宗派主义还表现在对待文艺批评的问题上，如南方日报批评“刘永福”，我是抗拒并组织别人和他们争论的，对南方日报一月十一日发表的三反新闻，我口头上不敢反对，心里面很不满意，以为报馆和文联有成见；对广州曲艺大队排演的“血债血还”，我因为不是自己所管的工作，就夸大它的缺点，把它批评得很厉害。
+
+　　此外，在这种家长统治、官僚主义的领导下面，还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文艺工人的福利得不到很好改善，青年同学的教育与生活得不到应有的关心，机关的贪污浪费严重，个人的生活腐化等等现象。例如:对人民、乐善、南方三个戏院的工友我自以为曾有过一些照顾，便没有同意他们的星期补工；对乐善戏院的守阍林文战侮辱女工，贪污票款，我只给以撤职处分，没有通过群众来教育他，党内对他的处分也迟迟未有决定；对文艺学院一年制的同学的毕业期间和生活待遇，长久不能解决；对一些不能参加土改的同学，没有组织他们学习，只是派他们出去工作，或通知他们回家休息；机关浪费初步检查如购买汽车，购买房屋，请客招待等即达四亿元左右，第一天反贪污动员大会上自动坦白的即有八个人，贪污数目合计一千万元以上；我个人生活的超制度支出据初步检查两年来共达一千二百万元左右，这里面还买了一些牙膏之类的外国货，每次宴会都喝酒，有时喝醉后胡言乱语，大叫大闹，不够检点等等。
+
+　　我的思想、立场、作风和思想方法既然如此，当然没有可能领导大家来划清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界线、没有可能和大家一起来学习和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和路线，没有可能和大家一起来创作为工农兵的普及作品，并用工人阶级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来提高这些作品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没有可能团结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没有可能为工人和青年的教育与福利而奋斗，没有可能防止机关的贪污浪费和个人的铺张浪费，享乐腐化。这样，就必然使党和人民在思想上和物质上受到极大的损失。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一个负领导责任的干部，做出这种和共产主义绝不相容的事来，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十分痛心，十分可耻。
+
+　　这些错误的思想根据在于什么地方呢?在于我的顽固的、小资产阶级的、自高自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我生长在城市贫民的家庭，从小就养成自私自利的思想意识。幼年受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加深了这种思想意识。往后又受帝国主义电影，西欧资产阶级文学和中国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的影响，使我在自私自利之外，加上自高自大。又加上我曾长期从事写作生活，更使我脱离群众，妄自尊大。一九四○年到解放区以后，既没有经过什么实际斗争的锻炼，又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虽然组织上给我的教育很多，但我自己接受的很少。那保留下来的、顽固的个人主义一碰到解放后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的猛烈进攻，立刻就故态复萌，甚至变本加厉，逐渐向资产阶级投降，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
+　　这种顽固的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经抬头，并和侵袭来的资产阶级剥削思想结合之后，就使我逐渐离开工人阶级的立场，向着反对党、反对人民、反对工人阶级的方向走去。正是这种剥削阶级的立场，使我产生了功臣思想、特权思想、官僚架子、唯我独尊，从而形成了我的家长统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生活上的铺张浪费、享乐腐化等丑恶现象。
+
+　　但在三反运动开头的时候，我既不了解中央的政策，也不认识自己的错误，以为把铺张浪费的数字开列出来，再轻轻检讨一下自己的官僚主义，就可以过关。经过大家三个星期的帮助以后，才认识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才知道不立刻改正这些错误，就不能置身在工人阶级的行列中，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路迈进。
+
+　　我诚心诚意接受党和群众给我的教育和应得的处分。我保证放下架子，继续不断地经常反省，接受批评并经常自我批评。我保证做好上级分配给我的任何工作，并希望能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改造。我要更好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拿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去和资产阶级作战。我要实践毛主席的指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并做到奉公守法，服从纪律，廉洁俭朴。
+
+　　感谢党和大家给我的帮助，使我获得改造的机会。
+
+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日)
+
+　　来源：原载《南方日报》，转载于《文汇报》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2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5.txt b/CCRD/3/7/3/0002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072ca55e3bb8552b3cbcbe99a1bf6c1edd1969
--- /dev/null
+++ b/CCRD/3/7/3/000205.txt
@@ -0,0 +1,109 @@
+# 北京市最近逮捕的六十二名奸商的罪行
+
+　　从本月二十五日到三十日，北京市人民政府依法逮捕了犯有严重的行贿、偷税、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等罪行，而在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进行检查时仍拒不坦白的五十二家厂、店的奸商六十二名。兹将这些奸商已被
+
+　　（检查出来的罪行，公布如下:）
+
+　　企新橡胶厂经理董子璋，是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工商界代表，又是市工商业联合会委员、橡胶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但是他在做买卖时，却要尽盗窃伎俩，完全不像一个人民代表。董犯在数次承做国家军事定货时，一贯以偷工减料、残货充好货、窃取结余物资等卑鄙手段，盗骗国家资财，遗误军需。现在查明的，董犯在一九五一年就接连做了三件坏事:三月，承做华北军区雨衣时，窃取原料约值五千万元，并贿赂该部验货员，以残货充好货，使国家损失约八千四百余万元。六月，承做中央贸易部胶布八百多匹，偷工减料，并窃取结余物资总值一亿一千多万元。另外，给华北军区后勤部车胎六千余条，偷工减料约值五千万元。据目前初步查账结果，偷漏的税款近四亿元。当检查组前往检查时，董犯还十分顽抗，对自己的不法行为，不是说“想不起来”，就是说“没有”，拒不坦白。
+
+　　庆源隆五金行经理张之良，曾向二十多个工作人员行贿，据已查明的，行贿中仅货币一项，就达六千二百多万元。该犯因而漏的税款有四亿四千八百多万元，偷工减料盗骗的国家财产据初步计算已近六千万。该犯在这次运动开始后，曾数次和该行职工与受贿机关工作人员开会，并亲赴天津和有关商号商量，布置抗拒运动的诡计。这次检查组进行检查时，亦狡猾万分，拒不坦白。
+
+　　中兴营造厂经理张省三，在一九四九年六月，承包永定行外粮食仓库时，曾骗取公款、公函，往东北套购二十一车皮木材(当时正值政府严禁东北木材进关之际)，从中盗骗了四亿二千多万元。该犯在承包工程时，一贯勾结干部、窃取标底、偷工减料，如前述粮食仓库屋顶未盖好，每逢下雨就漏；北京铁路分局做了八件工程，八件工程的标底都被他事前窃取了。他还曾偷漏国家税款三千三百多万元。这次运动展开后，该犯一面与同谋奸商订立所谓“攻守同盟”，一面隐匿和撕毁账本。
+
+　　庆华兴电料行经理张玉华，在一九三七年便在伪电业局任职，一贯偷材料，包外活，倒卖电料。一九四六年就开了这个买卖。解放后，他被电业局留用，仍肆无忌惮地继续盗窃国家资财。三年来，张犯曾先后向电业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三十余人行贿，以偷窃公家材料、偷工减料、倒卖电表等非法行为，盗骗国家资财、偷漏税款共计达一亿八千多万元。张犯作了这些非法的事，在去年十月全市干部进行中忠诚老实学习时，就畏罪辞职。这次运动开始后，他怕自己的罪行被揭穿，还到处“串供”。
+
+　　协和兴营造厂经理董和、协理刘栋国，盗窃国家资财，获取非法利润。在承包工程时，用偷工减料、虚报工资等办法，使国家财产损失约达四亿八千余万元。仅做某项工程，偷工减料，使国家损失达二亿二千余万元。董、刘二犯还利用包工套购材料，据已查明的已使国家损失一亿五千余万元。另外，该厂伪造账目，有严重偷税行为。根据现有材料初步计算，即漏税款两亿五千余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该二犯不但不坦白自己严重盗窃国家资财的罪行，还敢威胁职工说:“谁检举我，要拿出事实来。差一点我就和他拼了。”检查组到该厂检查时，董、刘二犯仍然拒不坦白，企图抵赖。
+
+　　京大铁工厂经理董世杰，以黄金、收音机、钢笔、手表等物贿赂我军事机关工作人员十余人。贿赂的钱财值价一亿多元。董犯曾前后三次免费从某军事机关骗取车皮运输自己的货物，并偷漏税。该犯又曾以低价从一个军事机关买进五十二加仑油桶五千六百个，随手又以高价卖给另一军事机关，转手获得非法利润四亿三千余万元。他还一贯以座商作行商买卖，漏税很多，仅行商税一项，就达六千多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该犯一面疏散银行存款，并分别给他的大老婆和二老婆一亿多元的巨资，遣送去天津，一面百般狡赖，企图逃过这一“关”。
+
+　　德记贸易行副经理张云峰，在抗美援朝运动高潮中，竟丧尽天良贿赂国营企业工作人员，盗用大批车皮，私运木材，从中获取巨额利润，使国家遭受很大损失。张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曾用借钱、请客等手段向十多个单位的工作人员行贿九千七百余万元。张犯更以非法经营所获得的巨额利润，倒卖黄金，捣乱市场，已查明的，先后倒卖黄金五百四十两。据初步统计该行偷漏税款有三亿多。当检查组到该行检查时，张犯不但拒不坦白，反而狂妄地对检查组耍流氓手段。
+
+　　京都汽车修配保养厂经理齐沧海，想出各种卑鄙手段来勾引工作人员，据已查明者就有二十七个单位的五十个工作人员被齐犯拉下水，行贿总数达三千一百余万元。行贿方式有十四种之多。某单位汽车排排长常到京都修车，齐犯就用介绍女朋友，打牌故意输钱的办法拉这个排长下水。某单位交通股股长是一双手，带手表不方便，齐犯就送给他一双自动手表。齐犯通过这些受贿分子大肆攫取国家资财，其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如偷另件、卖假货、以坏顶好、盗卖汽油、偷工减料、未换零件说换零件等，盗骗国家财产，据初步统计达二千四百余万元。另外齐犯还非法倒卖汽车，偷漏国家税收，仅一九五一年即漏税款一千七百余万元。
+
+　　鲁大铁工厂经理聂宝珠，自一九五○年春经私人介绍混入公营利华公司任职，以行贿来拉拢干部，利用利华的名义，进行其盗骗国家资财的卑鄙勾当。两年来，聂犯向工作人员行贿达十四人，款数达两千多万元，给公营企业、机关施工，从中盗骗国家资财达两亿多元，偷漏税款达十亿多元。
+
+　　中利电话器材制造厂经理施坤，为达到窃取国家财产的目的，用各种卑鄙手段向国家干部进攻，三年来，共向十多个干部行贿五千六百余万元。天津铁路管理局某处处长和中利打过交道，施坤即乘机展开攻势。除去请吃饭、送钱、送房以外，竟卑鄙地用野妓来拉拢这个处长，称兄道弟，盗取国家大批资财。先后共向该处长行贿二千六百余万元。施犯偷工减料，使国家遭受的损失无法统计，他卖给某单位六十台电动机，其中有五十四台是废品，使国家损失三亿七千余万元。该厂偷税二亿五千余万元，非法倒卖黄金一百余两。此次运动开始后，施犯一直拒不坦白。
+
+　　新兴药房经理刘荣江、副经理牛凤呜，一贯制造与贩卖假药和毒品。检查组在该药房检查时，查出咖啡因十磅、吗啡针三百盒等大批毒品。该犯等卖假药所获非法利润即近十六亿元。同时，他们还以造假账、进行账外活动等非法手段来偷漏国家的税款，仅据账面统计，偷税即近六千万元。在这次运动展开后，该犯等为了抵赖竟将大批账本烧毁，拒不坦白。
+
+　　天利德锡铅熔炼厂股东董金海，三年来偷漏巨额税款，仅初步计算，即达五亿余元。董犯常以送回扣、报虚价等方式，向干部行贿。现已查出的就有二十五笔，款数计一千二百三十一万元。他勾结了机关工作人员后，就要他们从机关中盗出铅、锑、锡等物，低价卖给他。现已查明的就有八笔，计铅四百九十斤，锡、銻近百斤。
+
+　　同和新记营造厂副经理郭彦堂，与混入公营企业的奸商互相勾结，盗取公营企业约值二亿三千四百多万元的机器、材料，又拉拢工作人员挪用公款五千万元，报作该厂资金，以欺骗放府。在承做工程中，该厂五次窃取标底，并偷工减料，盗卖国家器材已查明者即达九百六十多万元。该厂漏税一千六百多万元，并违反现金管理制度，非法代某公营企业套取现金七次，数达一亿八千多万元。
+
+　　永泰营造厂(于一九五一年七有售予中央纺织工业部，改组为公营新民公司工程部)经理刘承谟、副经理韩宗智、董卓超、刘艺等四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奸商。他们一贯腐蚀国家干部，偷漏国家税款，大量盗取国家资财。刘犯等腐蚀干部的花样很多，如请吃饭、看戏、逛公园和送现款，送大米白面，总计共向十个单位的十五个工作人员行贿了一千九百余万元。据有账可查的，仅在两个工程中即盗窃国家资财二十二亿多元。刘犯等还用私造单据、虚报假账、卖货不上账等办法偷税，共计二亿四千多万元。
+
+　　义利营造厂经理臧金栋，贿赂机关工作人员，以偷工减料、以少报多等方式，在包工中攫取非法利润，价值两亿多元。仅向前建设局工作人员颜本菘一人行贿即达一千九百多万元(颜犯已被隶捕)。该犯曾窃取国家工程标底十一次之多、使国家损失近三亿元。臧犯在这次运动开始后，还一面藏匿真账、编造假账、疏散现款、打发工人回家；一面还与受贿的颜本菘订立“攻守同盟”，约定谁也不讲。直到检查组前往检查时，还拒不坦白。
+
+　　德丰车行经理孙长林自解放以来，一贯勾结工作人员，以次货顶好货，并转包工程，从中取利。据已查明，孙犯先后拉拢十七个干部行贿一千二百余万元，盗窃国家资财二千二百余万元。仅一九五零年一年，该行即漏税流水额一亿四千万元。此次运动开始，孙犯态度顽强，拒不坦白。为了逃避运动，竟钻到东升祥油盐店去做经理，企图混过“关”去。
+
+　　起业木厂副经理张英起，主持该厂营业， 一贯以送家具，多开发票等方式向干部行贿，盗骗国家财产。据现在初步统计，张犯向干部行贿的钱，至少有一千六百万元，盗骗国家资财近一亿六千万元。除根据账面记载，张犯曾漏税一千六百余万元外，一九五零年他向公营公益木厂领取货款四亿一千多万元，均未贴印花，且有一半未登账，偷漏的税款已无法计算。
+
+　　德信工厂经理刘庚白，在承作军事定货中，偷工减料，盗窃资财，仅据其中二批定货的统计，即被其窃取非法利润三亿六千八百多万元。据不完全材料，刘犯曾向十一个工作人员行贿五百三十多万元，偷漏税款一亿九千三百多万元，并以二亿余元资金，非法经营木材、铁器。
+
+　　永兴营造厂副经理姜文章，在一九五零年开业时，资金才两千万元。两年来，做了一百余亿元的工程，由于偷工减料、偷漏税款，获得巨额非法利润。他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会前后向十来个工作人员行贿，折款达七千七百余万元。他在承包编练基地工程基地时，由于向六个工作人员行贿的结果，得以大施其偷工减料的惯技，就使国家财产损失在十亿元左右。据初步统计，两年来偷税一亿七千五百余万元。
+
+　　复兴裕记营造厂经理马云生，在检查组前往检查时，还敢持对抗态度，曾隐藏和焚毁账目，表现极不老实。马犯的不法行为，据现已查明的，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资财约计六亿元，偷税二千二百多万元。据他自己承认:向干部行贿款有七百五十万元，曾窃取永定门粮食仓库及丰台工人宿舍修建工程的标底。
+
+　　泰成五金行经理李长振，一贯以请吃饭、“借钱”、逛公园、找野妓等方式，向我机关工作人员行贿。李犯以廉伙收购国家资财，又以高价卖给各机关、企业，获得非法利润近三亿六千万元。一年来，偷漏税款，除所得税一时无法计算外，仅营业税、印花税两项，就偷税六百五十万元。
+
+　　大鹏新记汽车厂经理邵宝桂，一九四九年九月开业时，资金才四十万元。两年多来，邵犯和各机关作交易时，一贯向干部行贿，用次货报好货、以少报多等方式，盗骗国家资财。如在一九五一年春，邵犯曾向马克思列宁学院的几个司机和干部行贿，得到代购汽车费十二亿五千万元。结果，邵犯代买了九辆车，就用以少报多等方式，盗骗了国家财产三亿七千九百万元。据现已查明的材料，邵犯向干部行贿的款项有四千二百万元，偷税款四千一百四十万元。盗骗得的国家资财，达五亿八千五百多万元。
+
+　　瑞兴祥印刷厂经理郝逸岑，曾以“送礼”，伪造发票等方式，向五个机关的十七个干部行贿六千二百多万元。当这些机关要印货、购纸时，贪污分子即事先通风报信，甚至帮助估价。因此郝犯得以抬高价格，包揽定货，公然窃取国家巨额财富。郝犯并以多种卑劣方式，偷税一亿一千多万元。在运动中，郝犯仍然抗拒、破坏，和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互相包庇。
+
+　　文升木厂经理杜曾文，是个流氓商人。木厂资金系由汉奸、特务张文晋、王凤巢等供给和杜犯偷盗拐骗来的。杜犯一贯勾引干部，偷漏国税，盗骗国家资财。仅据去年八月以后的统计，杜犯就行贿二百四十多万元，偷税一千三百多万元，并勾结喇嘛，私拆届宇，盗卖国家财产二千二百多万元。杜犯又曾开空头支票十五张，数达三千一百多万元，扰乱国家金融。
+
+　　德昌营造厂经理邵青山，拉拢干部盗窃国家财产。在他承包的工程中，几乎没有一处没有偷工减料、套购物资、以少报多等非法行为，共计盗窃国家资财四亿六千余万元。因此，许多工程不合规格。另外，邵犯先后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一千多万元，漏税流水额二亿六千务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邵犯竟装病住院企图逃避；并威胁店员，压制检举。
+
+　　华中义记皮件被服厂经常为我军事机关做活。该厂副经理赵国树(主要主持营业的人)却丧尽天良，一贯拉拢干部，偷工减料，影响军需。据初步统计:该厂拉拢干部二十多人。以坏货顶好货、偷工减料、假公济私，使国家损失达四亿三千多万元。仅一九五一年一月该厂假某军事机关的名义盗运皮子一万多尺，就得到非法利润一亿二千多万元。一九五○年给某军事机关做防寒皮鞋八千双，合同规定用全皮，而该号却暗中大部用了边皮和牛头皮，得到非法利润五千二百万元。另外该厂用假单据、假户头、假进货、账外活动等方式大批偷漏税款，据查明有三亿六千多万元。
+
+　　天发祥粮店产总经理吕霭廷，一贯不遵守政府法令，在给公家如工磨粮时竟用掺水、掺假、盗卖、换粮及勾结粮食公司干部多过分量等无耻手段窃取国家财产，产后共达七千多万元。一九四九年替粮食公司加工磨玉米时，事前过了水，使加工的五十七万七千余斤的玉米面，多出了三万四千多斤，获取非法利润折合现值三千六百多万元。该店漏税情况也相当严重，三年来合计漏税款达一亿四千多万元。
+
+　　惠通栈裕记经理杨麒信、副经理张耀文，经常用“介绍爱人”、“吃女招待”、“打野鸡”、“拜干亲”等极端恶劣的手段拉拢机关干部，通过被扯下水的干部“借”用公款进行投机倒把或是放债生利，藉此大量获取非法利润。据统计先后借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竟达五亿五千多万元，以“出利息”为名向干部行贿有五千多万元。三年来，偷漏税款共计六千余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杨、张二犯坚不坦白，妄图以篡改账目、“订立公约”等手段蒙混过去。
+
+　　义泰电料行经理曹国桢，解放之初买卖很小，到一九五一年，全年流水额就上升到二十一亿元。但曹犯不老实做买卖，专门勾结干部，干盗窃国家卖财的勾当。曹犯先后向二十多个干部行贿四千多万元，通过受贿干部偷买标底，获取暴利。又以偷工减料、以坏顶好、盗买物资等方式，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三千多万元，漏税五千多万元。
+
+　　北京消防器材制造厂经理徐温如、副理吕秉权，在一九五○年九月开业时，资本才六千五百万元。一九五一年一年中，就赚了四亿八千四百多万元；其中，偷税就偷了两亿多元。徐犯为了达到攫取暴利的目的，经常以行鲔手段拉拢干部。据已查明的，就曾向十多个机关的工作人员行过贿，款数近七千万元。徐犯替机关装置灭火机时，经常以次货顶好货、偷工减料等办法，盗窃国家资财，合计三千四百万多元。
+
+　　聚成电料行经理李士元，在承做国家工程中，一贯施行贿赂，偷工减料。仅其中一项工程，李犯就向干部行贿二千六百万元，因两肆无忌惮地偷工减料，据不完全材料，获得非法利润在五千万元以上。在这次运动中，李犯又主动找贪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对贪污分子说:“头可钻洞，不可揭发。”当检查组到该行检查时，李犯始终抗拒，丝毫不谈。
+
+　　永安茶庄经理李瑞棠，一贯牟取暴利，不顾广大人民利益。他经常把次茶冒充好茶出卖，在茶叶中掺杂大量桑叶、枣叶。仅仅一九五零年，就掺了五千多斤。李犯并大量行贿，大量偷税，前后偷税共达六亿七千多万元。其中一次就行贿四百多万元，因而得以偷税七千六百万元。此外，李犯又非法倒卖黄金三十两，银元三千块。
+
+　　义和造纸厂经理王子和，曾向士干部行贿一千六百多万元，并漏报流水，偷税款六千六百多万元。该厂资金的十二分之十一是敌产，这一部分现已由公营燕京造纸厂代管。王犯就藉“经理”身份，挪用公款一亿七千多万元借给亲友，收买原料，高价卖给厂方，王犯又勾结代销店，私自以低价出售纸张，使国家损失六亿二千多万元。此外，在北京解放时，王犯并曾窃走自来水公司和燕京造纸厂等公营企业存放在该厂的大批器材。
+
+　　增隆志记杂货糖庄经理李志中，曾以三千八百多万元贿买干部，五次偷窃国家经济情报，在食糖牌价提高前大量抢购，扰乱市场，国家资财所受损失无法计算。此外，李犯并多次低价骗购公家食糖，非法攫取暴利五千六百多万元。李犯经常在食糖中掺假出售，非法获利六百六十万元；又以卖货不走账、不开发票等多种卑劣手段，偷税一千多万元。
+
+　　恒丰铁行经理程斌，在和公营企业交易中，一贯行贿，从而盗骗国家巨额财富。据不完全材料，仅对自来水公司一个单位，程犯就向干部和工人行贿二百二十多万元；在交货时，程犯就抬高价格，以坏顶好，以旧顶新，攫取暴利二亿六千多万元。程犯又以漏报进销货等诡计，偷漏国税一亿八千九百多万元。在运动中，程犯还竭力抗拒，收买职工，打发职工回家。 广达粮栈经理石利如，曾行贿八百三十七万元，并以掺土掺假、骗购木材、私借公款、私卖公家存粮等卑劣手段进行非法经营，共盗骗国家资财四千二百多万元。连志愿军所定购的菜干，他也丧尽天良地大量掺土。石犯并私刻图章，套购粮食，囤积居奇，非法获利六千九百多万元。此外，石犯漏税二千九百多万元，偷窃客商所存的价值二千二百多万元的食粮；并非法倒卖黄金、银元。
+
+　　启源电机行经理王化民，向六个机关的二十个干部行贿在一千万元以上。在承做国家工程中，王犯以高估价格、多报少用、偷工减料、盗卖剩料等卑鄙手段，窃取国家资财共达一亿四千多万元。此外，王犯并漏报流水，偷税七百万元。在运动中，王犯又勾结贪污分子，相约互不坦白。
+
+　　新兴营造厂经理董忠义、副经理佟世忠，向九个机关的十九个干部行贿达九千三百多万元，从而进行非法经营，窃取国家财富，无法计算。在承做某军事工程中，董、佟二犯即冒领价值亿三亿多元的材料。此外，董、佟两犯并大量偷工减料，非法攫取暴利十三亿八千多万元，偷税六千多万元。
+
+　　大业营造厂经理遇崇基、副理刘思议，在承包工程中，经常以工程委讬者的名义向国营企业以低价购买木料，然后又以市价卖出，从中盗骗国家资财。据现已查明的，共计二亿多元。遇犯还经常高估单价、偷工减料，仅三项工程，就攫取了非法利洞十亿三千万多元之巨。该犯为了谋取暴利，曾向机关干部多次行贿，款数已查明的就有六千三百多万元。此外，该犯还偷税近七千万元。
+
+　　欣生西药房经理庞耀庭，一贯以跑单帮、开假发票、“代客销货”等方式，前后偷漏税款三亿八千多万元。庞犯并不顾人民利益，伪造商标，出卖假药，高抬价格，以少报多，据不完全统计，非法获利一亿九千多万元。此外，庞犯曾向干部行贿二百三十多万元，并多次非法贩卖毒品。
+
+　　复兴科学仪器化学药品商行经理徐晶柱，以销货不记账、私自代销等方式，偷漏国家巨额税款，据现已查明的，已达三亿一千九百多万元。该犯一贯囤积居奇、攫取暴利、扰乱市场，据初步估计，三年来约获暴利十亿元左右。像每斤仅七百元成本的氟化钙，他就要卖八千元一磅。他向机关干部行贿约有三千万元。
+
+　　聚泰祥电料行经理齐九如，在承包工程中，一贯偷工减料、以少报多，使国家资财损失甚大。据现已查明的，就有一亿三千六百多万元。如齐犯左承包军委托儿所工程时，以“电”字线等不好的电线顶换“大明线”(好线)，以六十五万元一个的壁灯顶换一百二十万元的壁灯等。为了获取暴利，齐犯曾向有关机关的干部多次行贿，并偷税一千二百多万元。
+
+　　大地营造厂经理阵达林，一贯向干部行贿，在承包工程中偷工减料。他勾引干部的手段很多，连干部的老婆去绥达，他都管送、管买车票。向干部行贿的钱，达七千多万元。就这样，陈犯从开业来，包了大小二十个工程，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资财达六亿四千七百多万元。此外，他还偷漏税款六千八百多万元。
+
+　　同兴铁工厂经理于文霖，曾在去年初先后两次和华北农业机械厂第一分厂签订四吨半铜管的合同。第一次误期一百零八天，第二次误期二百五十五天。按合同应该赔款，但于犯向华北农业机械厂第一分厂的某科长行了贿(一千三百六十万元)，结果未按合同赔款，使国家损失达四亿四千多万元。
+
+　　三兴汽车商行经理刘耀庭，专门拉拢机关干部，盗买干部偷出来的物资，或者通过受贿干部非法盗用公款。据初步统计，盗窃国家资财达一亿多元。向干部行贿九百多万元。另外该行偷漏税款有二千八百多万元。这次运动开始后，刘犯竟和受贿干部秘密集会，妄图掩饰自己的罪行。
+
+　　大同照像制版厂经理李林森，一贯勾结干部以预收货款的名义，骗用国家资金。他先后行贿一千多万元，通过受贿干部骗用国家资金三亿七千多万元。该厂还一贯高抬货价，欺骗国家机关，攫取非法利润。如李犯自己供认二·四烂铜板每寸市价七千六百五十元，但是卖给机关时却按九千元计价。这次运动开始，李犯坚不坦白，找各受贿干部订立“攻守同盟”，互约“敲牙也不说”。
+
+　　大光电料商行经理李浩林，曾向二十三个干部行贿二千六百多万元，阴险地混进公营企业，并七次盗窃标底。在承做公家工程中，李犯一贯偷工减料，非法获取暴利。李犯共包做公家四十七顶工程；仅据其中八项调查，就攫取暴利一亿元以上。该行并偷税四千九百万元以上。在运动中，李犯又到处串通，勾结贪污分子，企图混蒙。
+
+　　永信印刷厂经理王书祯，向人民银行等单位干部行贿二千三百多万元，窃取标底十几次。在几家印刷厂共同承做公家定货中，该犯一贯在幕后操纵，平均提高标价百分之二十，并掺用二成坏纸；向公家卖货，该犯经常提高货价，平均也在二成以上，国家所受损失无法计算。此外，王犯偷漏国税共达一千二百多万元，并非法倒卖黄金。
+
+　　同丰营造厂经理王维礼，在营造厂登记中，虚报资金，伪造工人名单，骗取了二级营业执照。王犯向干部行贿九百九十万元，在承做公家工程中曾窃取标底，并以高估单价、虚报工料、以次顶好、以旧顶新等方式大量偷工减料，非法牟取暴利二亿二千多万元(内一亿三千万元，经工程委讬者发觉已追回)。王犯还盗窃公家价值亿一千三百多万元的洋灰，并偷税一千六百多万元。
+
+　　裕丰纸行经理吕钧丰，一贯肆无忌惮地从事非法经营，人称“纸业四大家族之一”。吕犯以一千七百多万元贿买干部多人，套用国家资金九亿四千多万元，一贯从事囤积居奇；在经营上，又以次顶好、以假充真、以少报多，非法攫取暴利五亿七千五百多万元。吕犯并大量偷税，数达二亿七千多万元。此外，吕犯还私刻图章、套购外汇，并汇匿敌产一千多今报纸。
+
+　　天福营造厂经理李镜秋，诡计多端，在承包工程时，拉拢干部，多次盗窃标底，使国家资财受到的损失难以计算。前后行贿就有五千多万元，李犯在历次包工时还非法套购物资，获取非法利润一亿九千多万元。用偷工减料的方法窃取国家资财达二亿二千多万元。漏税一千多万元。
+
+　　同昌营造厂经理王槐卿、副经理谷济生，用偷工减料、以少报多、偷盗物资等卑鄙手段，盗窃国家资财达十二亿元之多。仅某军事机关的工程一项，多报运费及工资就有二亿多元。王犯还用开假收据、立假户头、假购货等方式偷漏税款九千四百多万元。并用各种无耻手段向干部行贿，据初步统计有八百多万元。(完)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2月3-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6.txt b/CCRD/3/7/3/0002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d7b4c1ec0bb0de11c2d53824a7ed65f3577b57
--- /dev/null
+++ b/CCRD/3/7/3/000206.txt
@@ -0,0 +1,21 @@
+# 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开除金子忠党籍的决定
+
+　　金子忠，年29岁，山东黄县人，店员出身，中农成份，1944年入伍，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东北解放后，调来东北工作，先后曾担任粮栈检查员、站长、省粮食局正副科长。1949年5月到现在任松江省粮食局副局长。正因为其长期不求进取，为人民服务思想异常薄弱，故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开始和平建设，自己业已当上省粮食局副局长后，便感到是“革命到头”，该是“自己享受享受、排场排场”的时候了，因而失掉了革命警惕，在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进攻下迅即堕落于贪污腐化的泥坑。其担任省粮食局副局长以来所犯主要错误如下：
+
+　　一、以解决家庭生活问题为名，怂恿其父金作益（刚从农村进城不久的共产党员）与奸商合伙先后开设“中生”、“东盛”麻绳厂。金子忠则凭借职权以过高价格收买其劣等产品，名为买卖，实为贪污、盗窃国家资财肥己。两年多来，粮食局所用麻绳，全是由该厂供给，其父则利用这个方便，常到外地低价买了高价卖与粮食局，并采取掺假、使水、强卖等手段，以大肆投机套取国家非法利润。如资材仓库及加工各厂干部，因麻绳价高质坏，提出“坚决不收”口号，加工经理室副经理王波文（和金子忠勾结混入的一个奸商）就直接买了分配各厂。并在干群中造成极恶劣之影响。如各厂干部反映说：“官老爷送来的，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在金子忠这样怂恿下，其父金作益窃取国家非法利润人民币4600余万元。省委整党试点中，发现其父金作益为共产党员，令立即废业改职，进行处理。金子忠身为支书，不仅未执行上级指示，反而直至三反运动中，仍谎说：“被税局罚了3亿多元，黄了3个多月了”，以欺骗组织。
+
+　　金子忠之伯父金作宪，原于哈市作小贩，1949年投金子忠后，亦得以捣买粮食局加工经理室之副产品——碎米子、糠、麸子等，经营一粮米铺，以极低价格买出再卖，从中获利甚厚。如：一次为卖小豆6万斤，每斤竟差价400元，共差2400万元（东北币）。因加工经理科副科长文波同志不同意，而与经理室副经理王波文吵起来，文波提到局务会上，金子忠即批评文波说：“你俩是针尖对麦芒，谁也别怨谁，你也不识字，以后叫老王管。”群众影响亦极坏，纷纷反映：“倒/到底有门子好办事”，“别人买不到糠，局长大爷买多少有多少”，“还不是跟伪满一样”。
+
+　　二、与吸食鸦片、打进我内部之奸商分子王波文，存在有感情拉拢与极无原则的信赖和暧昧关系，致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王在伪满时，曾任日寇配售店之负责人，历史不清，在合江时即混进我革命机关与金相识，1949年松合二省合并后，金任粮食局副局长时，即将王调来省局任会计科副科长，不久即提升其任加工经理室副经理。王任经理后，即职高胆大，利用对金家底之经常照顾，与金之信赖等方便条件，借职与私商（黑贩子）刘善禄（王的老朋友，伪满时在佳木斯当三泰烧锅兼理。王在该烧锅当会计，于1947年时，亦与金子忠相识，并数年来经常保持密切经济来往关系，如：1948年，金讬刘给卖掉收音机买个手表，刘未卖即送给金子忠瑞士手表一块；1949年，金结婚时，刘又送给金之爱人手表一块、英雄自来水钢笔一枝；于1950年王波文任经理后，遂搬来哈市，并常来粮食局与金打牌、下馆子、看戏；过年时给金小孩压岁钱，送给金本人一两鹿胎膏，又以借钱为名给金之爱人一百万东北币等）内外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富。从而经理室下，加工各厂之主要器材备品需用购置量，全部为刘所控制、操纵，群众反映均遭压制。如刘以高价次货卖给经理室几种主要备品，即使国家损失人民币4216万元，其中如买金钢砂，在同样质量的情况下，天兴福火磨的每斤10万元，王不买，而却以18万元一斤买刘善禄的2255斤，即使国家损失东北币1亿5855万元。现库存所买刘某的废品罗底79米，即损失人民币2715万元。仅据王的自供材料，除其直接在经理室贪污400余万元外，刘分赃给王人民币980万元及大烟7两。由此而造成国家政治上之损失，更无法计算。
+
+　　王与金之关系，除为金父卖麻绳，与其伯父卖糠等“照顾”外，并把公家大米白面80斤送与金家，又给金在经理室报销个人超制度开支东北币650万元。金则亲自批准将四厂追回宗必岩贪污之防水表一块、派克笔一枝给王；王感冒一点，金就亲自找秘书课长，指示给其送去200万元东北币。
+
+　　三、生活上表现了饱食终日，吃吃喝喝、逍遥玩乐、放荡不羁的恶劣作风。3年来只下两次乡；粮食化验保管工作极不重视，化验室一年多未去过一次；全局粮工检查员到外县检查3次粮工工作，工作组回来汇报，金一次不参加，科长请也不去；平时工作不闻不问，情况不了解，业务不研究，问题不解决，干部反映金局长光向区局要麻袋，区局一问保管粮食多少却不知道；西北粮工考查团和金谈话后对科长曾表示说：“你们局长啥也不知道，连业务也不了解”。区局谢处长也曾谈过：“金局长怎么整的？啥也不知道！”加工经理室出米率太低，往区局报不上账受批评，会计科长向金要求研究解决，而金说：“你别听区局那一套，出多少，报多少”。会计科差账近一年，金亦不知道。资材仓库主任李森，和商人换麻袋有贪污行为，国家损失很大，很早即发现工人密告信两封，金不加处理；保管科写的1951年公粮接收办法，金压在桌子里一个多月不看，后翻出来已晚了，还是照去年老办法收。全年一千个亿的经费预算，金亦不研究审查。
+
+　　（生活上腐化，常喝酒、吃烧鸡、川锅。下面干部反映说：“金局长老也没问过工作，见面就是什么电影好不好，不问正事”。金领下面干部打麻将一打半夜，赢东西——苹果、梨、吃馆子喝酒等，铺张浪费很严重，个人住的卧室，墙上全画上花、刷上油、梳妆台、衣柜、整套沙发摆设，俨然富家，因而下面干部称其为“央子（公子哥儿之意）”，“浪荡公子”。）
+
+　　四、三反运动开始后，金对运动态度开始是与几个有问题的科长相互包庇，掩护自己错误，继而以“上下结合”“普遍检查”为名，企图转移重点，分散群众力量，群众要求将麻绳问题列为重点，并要金检讨，金公然拒绝说：“我没什么检讨的！”致群众高涨情绪数度被挫，影响了该局运动之正常开展。
+
+　　上述问题，说明金子忠错误是严重的。工作上玩忽职守不负责任，政治上不求进步，不学习，思想蜕化，不惜与奸商为友。实已堕落成为腐朽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吃喝享乐的官僚主义分子，及置国家与人民利益于不顾之个人主义者。运动中并一再拒绝党的教育和挽救，阻碍了运动进展，已完全丧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之起码条件。为此，省委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7.txt b/CCRD/3/7/3/0002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9a686390f8eb883185f4039b1677f88399381f
--- /dev/null
+++ b/CCRD/3/7/3/000207.txt
@@ -0,0 +1,15 @@
+#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除王正平党籍的决定
+
+　　王正平，前任山西省人民政府财政厅企业处主任，兼任山西省信托商行经理、山西省建筑公司经理。河北省平山县人，商人出身，现年44岁。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在8年抗日战争、3年解放战争中，一贯作财政经济工作。最近3年来的无数事实，充分地暴露了并证明了王正平是长期混入党内的一个阶级异己分子。
+
+　　王正平在太原解放后，窃取了山西省信托商行经理的职位，即摇身一变，恢复了其资产阶级的本来面目。他凭借职权，不顾国法党纪，唆使李昭芳、王泽甫等奸商，开设“信源农庄”等6个商号，以代销赊销、优先购买、论堆估价、以好作坏、以贵作贱等诡计，盗骗国家财产达十亿元之巨。加上因营私舞弊、浪费、失职，而使国家财产（包括信托商行及建筑公司在内）损失不下百亿元。群众反映说：“‘信源农庄’是信托商行的门市部，信托商行是‘信源农庄’的保鲜仓库。”又说：“李昭芳是王正平的掌柜，王正平是李昭芳的东家。”群众的这些反映，一针见血地道破了王正平的丑恶面貌。显而易见，王正平早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和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革命职员，而是一个打着老干部招牌、披着革命外衣的资本家和大盗窃犯了。
+
+　　当然，王正平知道他的罪恶活动，是国法党纪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但他妄图一手遮天，竟敢放肆地采取资产阶级的一整套的卑鄙手段，篡夺信托商行党的和行政的领导权。为此，他首先利用职权，引用亲戚、朋友和同乡33人之多（其中多数钻到了信托商行，一部分钻到了建筑公司），这些人绝大多数是蜕化分子、经济奸细（如信托商行商情股长刘步霄）和地主。他常说：“没有自己人，不好办事。”不仅如此，他为了组织贪污集团，还经常在干部中，有意识地散布资产阶级的腐化思想，例如他经常恬不知耻地对干部说：“胆小发不了大财，为啥趁着黄河不洗船。”由此，在他拉拢利诱下，信托商行四分之三以上的干部，都被拉下了水，并为他所控制。王正平的罪恶活动，自然要引起正派的党员干部的不满与反对。王正平为掩盖其盗窃罪行，一方面对上采取阿谀逢迎，公行贿赂的无耻手法，一方面对下面的好同志，则用阴险毒辣的手段，利用职权，欺蒙上级，制造舆论，打击排斥，胡存官、王建根、崔兴仁等同志就是这样先后被调出了信托商行的。由此可见，王正平这个资产阶级分子，在信托商行内独断专行、无法无天、疯狂到何等程度了。他不仅篡夺了信托商行的行政领导权，而且实质上已经把信托商行内我党的支部，变成了他所利用的驯服工具。
+
+　　纸里包不住火，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任何反动的阴谋勾当，终究是要在人民面前彻底破产的。王正平的盗窃巨案，去年5月就由于群众的检举而开始被发觉了。当省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财政厅和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联合派员到信托商行进行检查时，王正平资产阶级的丑恶的本质，更加暴露无遗。他一面召集“贪污集团”会议，研究与布置集体抵抗的诡计；一面假借新干部名义，向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和省纪律检查委员会，诬告派去检查的工作人员。同时焚毁盗窃单据，并与奸商李昭芳订立“生死同盟”。李昭芳曾向他宣誓：“我就是坐着卡车出南门（即被枪决之意），也决不招认。”王正平对其贪污集团内的每个人，曾再三再四要他们向李昭芳学习。例如，他曾十数次阻止张健（共产党员）向党坦白贪污事实，责骂其胆小如鼠，并说：“看我有这么大的问题，还不是照样吃饭睡觉。”当然，正气必然要战胜邪气，王正平所布置的“铁幕”，必然要被马列主义之箭打得粉碎。事实证明，王正平的一切罪恶活动，已经一件一件都被揭露出来了。然而，直到最近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开始以来，王正平仍然千方百计顽抗到底。毫无疑问，这就是他的阶级本性的表现，这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　　应当指出：王正平早在1948年土地改革运动中，就已经和党是两条心了。当他的家庭（地主兼高利贷）被农民斗争时，他不仅不赞助农民的正义行动，反而庇护地主阶级，仇视农民，抵抗党的土地改革政策的执行。以后，他在工作人员中，只要一听到有人提到“斗争地主”这4个字，就长吁短叹，摇头摆手地说：“别提了，谁叫咱现在干革命哩！”进城以后，王正平完全复活了他的剥削阶级的本来面目，可见其完全不是偶然的。
+
+　　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全党同志，特决定将长期混进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王正平开除出党。并交政府依法制裁。毫无疑问，这是山西省党的组织的一大胜利。三年以来，资产阶级对于我们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民和人民政府进行了猖狂的进攻，王正平这一大贪污案，充分地证明了这个事实的严重性。同时也充分地证明了如果我们不坚决打退资产阶级的这种猖狂的反动的进攻，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全党同志，务必接受这个沉痛的教训，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团结一致，再接再厉，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伟大斗争贯彻到底，彻底肃清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坚决清除阶级异己分子，为巩固党的组织而不懈地斗争。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8.txt b/CCRD/3/7/3/0002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4adfba5cde995b98a9bd4a589ff030ff2d1879
--- /dev/null
+++ b/CCRD/3/7/3/000208.txt
@@ -0,0 +1,25 @@
+#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开除宋亚民党籍的决定
+
+　　宋亚民，原任中共信阳地委委员兼西平县委书记，平原省清丰县人，贫农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一九三三年三月入党，历任区委书记、县青委书记、县抗日救国联合会主任、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等职。
+
+　　宋亚民参加革命以来，曾经进行过艰苦斗争，为党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有过相当的功绩。但宋亚民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党的长期教育下，未能克服，并不断发展。自全国解放以来，表现了严重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在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物质的猛烈侵袭下，堕落蜕化、以致严重的违法乱纪，错杀人命，敌我不分，走向叛党，叛人民的错误道路。
+
+　　其所犯错误的事实如下：
+
+　　（一）违法乱纪，破坏政策，侵犯人权，滥捕滥押，刑讯逼供，错杀人命。一九五一年四月，西平县完全小学因一小学生撕书而追查出“人民党”事件（以前已有过两次，这是第三次）。宋亚民事前不报告，事后不请示，不作客观分析，亦未与县委、公安局负责同志共同研究，进行侦察，即主观主义，独断专行，轻信当时任县府教育科长的叛徒谢珍如的调言，授权给学校当局，私设法庭，实行吊打刑讯，以诱供、指导、逼供、威吓（假枪毙）、捆绑、非刑吊打等恶劣手段所得的口供作根据，进行“破案”。以致事态越来越大，由完全小学牵连到县立中学，由县城蔓延到仪封区与金刚区的小学。后来，宋亚民并亲自主持如开大会，进行刑讯逼供，捆绑学生，当场给二十多个学生钉上脚（），并以枪指点学生，声言“枪毙”。这种残酷的刑讯逼供、使许多学生捏造罪证，假制名册，指认罪名，以至牵连二百余人。在此次案件中，先后并捕押学生八十余名，校外群众四十余名，开除学生九十余名；捆绑七十七名，吊打二十四名（其中女生刘玉英胳膊被吊成残废）。宋亚民并只凭学生口供而虚报上级批准，错误地枪毙了杨振生（商人）、张治中（地主兼工商业）、吴祥安（完全小学教员）、刘保林（伪军官，被我解放）等四人。事态愈闹愈大，匪特则乘机造谣，由干部到群众都恐惧不安，人人自危，学生纷纷转学退学，全城形成恐怖状态。宋亚民则令干部夜间站岗，加商院墙，并令全县村村看井，夜夜放哨，引起社会秩序紊乱。他的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现“人民党”案件已被破获）。
+
+　　（二）居功享乐，堕落蜕化，以至敌我不分，信赖敌特，庇护匪霸。宋亚民于一九四九年经叛徒谢珍如介绍，与一军统特务之姘头和“私人秘书”于凤英（三青团员，曾任伪西平县妇女协会委员，现改名为冰青）结婚，以后并强令支部吸收她为党员。他还想要她当西平县民主妇女联合会主任（地委未批准）。宋亚民对于凤英不仅毫无政治警惕，并百般庇护。以至于凤英可以随意翻阅一切党内文件，曾偷盗处极刑案犯宗卷两份及组织部的审干计划草稿。宋亚民对一切对于凤英不满的干部、群众滥肆打击。一九五一年九月进行机关镇反审干学习时，宋亚民对审查于凤英极度不满，曾威胁县委组织干事赵昕江说：“逼死人了怎么办？”并有一天带着枪与通讯员到处为于凤英的被审查向干部追要证据。宋亚民又信任进行破坏活动的叛徒谢珍如，把他提拔为县府文教科长，不久并在县各代会上把他选为副县长。宋亚民任用了许多经谢珍如介绍的、与于凤英有关系的政治面貌不清的分子，并强迫支部通过其中二人入党。宋亚民包庇于凤英的许多地霸亲友，千方百计、无微不至地使他们逃避了群众斗争与法律惩处，甚至不惜站在阶级敌人的立场，打击与处分党与政府坚持立场的干部。司法科长张廷钧曾呈请宋亚民批准枪毙了大恶霸袁清波（是于凤英的表姐丈，宋因事先不知袁与于的关系，批准枪毙），因而引起于凤英的极度不满（曾大闹司法科）；宋亚民便伺机找张廷钧的岔子，一日要张庭钧“三天内整好六十份案卷，否则给以党纪处分”。宋亚民包庇于凤英的舅父姬二明（有二条人命的血债），申斥区委书记魏芳庭同志发动群众斗争姬犯的正确措施，并勒令撤换乡干，听任姬犯逃走。宋亚民包庇于凤英的母亲（西平有名的大流氓，过去纠集伪人员聚赌、卖淫、贩老海），让她优势勾结土匪、流氓、伪军官、地霸，操纵衔政权，以至把公安局派往该衔工作的毛占文同志“轰”出来，而宋亚民反令毛占文去向流氓赔礼道歉。于凤英以前的姘头、军统特务鞯某派其勤务员至西平刺探情况，并与于凤英来联系，为公安局查获，因于凤英诡称是其表弟，宋亚民即勒令公安局释放。城关镇经宋亚民亲自批准逮捕了伪军官、一贯道头了温克祥，因温求情于于凤英，宋亚民便亲自释放，并批评城关镇违反政策，随便扣人。于凤英生小孩后，任用已枪毙的恶霸袁清波之妻（于凤英的表姐）当保姆，并在其娘家收礼，全街二百八十户送鹅蛋三千五百余个，工商界送礼十四万元，大摆酒席，地主恶霸也去送礼，宋亚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
+　　（三）作风恶劣，家长统治，压制民主，借端报复，扣押干部与群众。宋亚民作风极端恶劣，到处压制民主。在县委会上，谁提与他相反的意见，他便大发脾气，以“党性不强”对抗领导“思想有问题”党籍值得考虑等加以斥责。宋亚民常常问干部：“你怕我不怕？”如回答说“怕”，他便洋洋得意。由于他作风恶劣，全县干部也确实无不望之生畏。宋亚民不仅压制对他本人的批评，而且更压制一切对他老婆于凤英甚至于的亲戚的不满与批评。曾为此打击、威胁、扣押干部与群众。工作组员傅瑞珍（女）与乡干李子庚都因为说于凤英是“破鞋”而被宋亚民持枪威吓，诬为有“政治问题”，送县府司法科扣押达五、六个月之久。县青委书记赵庆林同志为议论于凤英之事，宋亚民令其停职反省。工作队长刘英同志也因说于凤英是“破鞋”，而被宋亚民持枪威逼要证据。农民李德钦因说于凤英之表弟的未婚妻不正经，宋亚民竟诬李德钦为“造谣，有政治问题”，将他扣押到县，以至造成群众到县请愿，才将李德钦释放。甚至有的干部一笑，也被宋亚民指为有思想问题，即令反省。
+
+　　（四）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目无组织，对抗领导，向党闹独立性。宋亚民瞧不起别人，瞧不起上级，当听到丛健同志（前西平县长，现任商邱专员）提拔为地委委员时，便认为党提拔干部不公平，说：“地委也不比县委（指自己）强多少。”宋亚民总认为地委不相信自己，对地委派去西平工作的干部采取排斥、侮蔑的态度。如说县委副书记梁化平同志“是地委的嫡系”，说梁的爱人是“泼妇、母老虎”。宋亚民这种思想行为在其对抗省委、地委对“人民党”案件的检查处理中更发展到极点。第三次“人民党”案件发生后，地委曾派工作组前往检查，并指示宋亚民和西平县委释放扣押的学生，让被开除学生复学并加强侦察等，但宋亚民却扣压地委指示，认为地委小题大做，并对县委宣传部长说：“若不是忍耐下的话，就把地委指示驳回去。”省委派省公安厅安克南同志带领检查组前去西平检查，并根据中央公安部指示组织部平反时，宋亚民竟敢由暗中抵抗到公开抵抗，数次不愿与安克南同志接谈。地委连次打电话，并两次派公安处长肖英、地委组织部长范青民、省人民政府检察署信阳分署副检察长姜铭鼎同志、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同志前往，与省委去检查的人共同处理，才算将平反工作搞下来。宋亚民在地委发觉其严重错误后，还在县委中进行了许多不正派活动，企图拉拢县委同志共同起来反对地委领导，更无耻地要挑拨地委之间的不团结，企图从中来钻空子。
+
+　　总之，宋亚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未能得到改造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中，因此更加严重地发展到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压制民主，借端报复，侵犯人权，违法乱纪，错杀人命，丧失立场，敌我不分，反对领导，与党对抗的地步，以致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成为一个背叛党、背叛阶级、背叛人民的蜕化分子。宋亚民错误的危害是极严重的，它助长了西平敌特匪霸的气焰，窒息了西平县党内的民主，打击了干部的积极性。在他的家长统治下，一度使西平党内邪气压倒了正气，使西平的党与政府脱离了群众，使党的事业遭受重大的危害。
+
+　　党为了最后挽救宋亚民，地委于去年十月报请省委批准，撤消其地委委员兼西平县委书记的职务，把他调至地委进行反省。经过一月有余的反省，宋亚民仍不能认识其错误的严重性。宋亚民已经蛟化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分子。为了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地委决定经省委和中南局批准，开除宋亚民的党籍，并已建议政府撤消其西平县政府委员等职务，加以逮捕法办（西平县委及其有关人员所犯错误的处分另有决定）。
+
+　　地委领导上对宋亚民的错误，始则官僚主义，未能深入检查，以致长期不能发觉纠正，听任其错误日益严重发展；继则（当“人民党”案件发生后）麻痹姑息，处理不果敢，未能按党的原则及时地向宋亚民的错误展开坚决斗争。尤其在处理“人民党”案件时，地委领导不集中，检查不严重，以至迁就了宋亚民的催促，由案犯委员会批准错杀了四个人，以至迁就了宋亚民的催促，由案犯委员会批准错杀了四个人，证明工作上的不负责任，粗枝大叶，这更是一个重大的错误。因此地委对宋亚民的错误亦负有很大的责任，除进行深刻的自我检讨外，并请求省委给他委以严格的批评与处分。
+
+　　信阳地委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从宋亚民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以巩固党的组织，纯洁党的思想，提高党性，为加强党的战斗力，做好党的工作而奋斗。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09.txt b/CCRD/3/7/3/0002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dab912ee6d5afeb71375f3beac0f8e4e49932b
--- /dev/null
+++ b/CCRD/3/7/3/000209.txt
@@ -0,0 +1,49 @@
+# 李国豪：思想批判及全面交代（摘要）
+
+　　<同济大学教务长　李国豪>
+
+## （一）出身和所受教育
+
+　　我出身于一个家族意识很浓厚的小村庄上的贫苦农家。13岁时，父亲在南洋做的小生意稍微能够赚一点钱，我进了梅县城里的县立中学。肄业3年，读完了高中一年级之后，我因逃避童养媳的婚姻，跑到了上海，利用一张假造的高中毕业文凭，考进了同济大学。在同济肄业7年，并担任了差不多2年的助教职务，其间先后在南京卫生工程师训练班学习数月和在梅县县立中学任教员数月。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1938），我利用一个德国的奖学金，并向父亲和朋友商凑得一笔旅费，跑到了德国。在大学里先后选课和工作了7年，于战争结束后的次年（1946）才回到上海，又回到同济。其间从1946年夏至1948年夏，并且先后在上海市工务局和丹麦籍的康益洋行兼职。
+
+　　在小学和中学读书的时候，支配着我的思想是：做伟大人物，留名千古，做官发财，荣宗耀祖。进了大学以后，深受买办思想的教育，目击上海资产阶级的奢侈享乐的生活，于是又添了享乐人生的思想。在德国7年，受资产阶级学术上个人英雄主义的熏陶，专家权威思想占了上风。回国以后，升官显耀的思想又抬头。总之，由于我的出身和所受的教育，我的人生观自幼以来都是自私自利为个人名利打算的个人主义的人生里。
+
+## （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学术权威，升官耀祖的思想和活动
+
+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起始我也参加各种活动。但是后来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青年，有一次学校里闹系派的风潮，也竟有一位同学被人枪杀了。从此我抱明哲保身的态度，逃避任何群众运动。所以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同济的同学与上海各大学同学一起去南京，向反动政府请愿抗日的时候，我躲在学校里没有参加。抗日战争爆发后的次年，正当祖国在危难之中，我到德国去了。口头上我说出国去学技术，将来为祖国服务，骨子里我是想逃避抗战，让别人流血，自己则坐享胜利的果实。（编者注：据他的小传，李曾为德寇设计过在基辅的桥梁，但未正式交代。）
+
+　　1946年返国后，大失所望，对于反动政府至为痛恨。但是，由于自己的政治认识不足，因此抱着改良主义，所以在1947年夏竟出而担任学校的训导长，充当反动派的走卒。当时的动机，固然一方面是想把肮脏的学校环境搞得整洁些，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为了向上爬。接事没有几天，伪教育部就命令学校开除领导反饥饿运动的同学杨全坤等人，校外的特务就来校迫我驱逐杨同学等人。我这才知道，我担任这个职务上了他们的圈套，于是我一方面把情形通知杨全坤，一方面向董校长辞职。可是董于布告开除学生之后，即已飞北京，并向伪教育部辞职。幸亏不久校长换了丁文渊，我才乘新旧交替之际，摆脱这个职务。担任训导长虽为时不久，但已充分表现出我不分敌我，毫无立场，为了个人的名利，竟不惜充当反动派的走卒，担任为群众所唾弃的、只有党棍子才担任的反人民的罪恶职务。
+
+　　我不分敌我，没有立场，也表现于1948年春本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我当时一方面想帮助丁文渊，向他讨好，另一方面又想帮忙同学，表示同情。这种两面性的行为，实际上是帮了丁文渊，害了同学。我参加丁文渊召开的迫害同学的行政会议和他招待校友和教授的会，以及朱家骅在当时中央研究院与校中同事谈话的会。在这些会上，我表示的意见总是一方面同情同学，一方面觉得闹得太过火。所以我虽然担保了若干同学免于开除，但同时却又做了开除大批同学的帮凶。运动的过程中，我与进步的同学联系和谈话，并不是为了支持他们，而是为了表示我的虚伪的同情和劝他们找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妥协方案。当时我自以为站在中间立场，两面俱到，认识不足的同学并且以为我帮忙同学，而实际上我是站在反动派的立场，做了他们的帮凶。这种行为比明目张胆的反动行为之危害更甚，也更可耻。其动机是完完全全为了个人的利益，面面讨好，以便向上爬。
+
+　　我的向上爬的思想使我在大学一毕业就企图接近反动官僚，走门路。1936年夏，我在同济毕业后到南京工作的时候，就请一位旧日的老师余森文（他是朱家骅的门徒，与进步人士似有联系，所以解放后任杭州市建设局长）写信介绍我去见了一次朱家骅。1939年，我在德国经济困难，写信给余森文，请朱家骅在中英庚款或其他学术基金内予以补助。后来余汇给我60英镑，说是广东省党部补助的。我想，这笔钱与朱不无关系。1940年，我的博士论文印好后，也寄了一份给朱，以为联系。1946年在返国途中，我对朱曾存着一些幻想。可是我抵达上海以后，既无安顿又无工作，对当时担任伪教育部长的朱对待遣送回国的留学生如此不负责任，非常不满。因此也就没有到南京伪教育部去报到，只写一封简短的信给朱，作为报到。1948年春我打算到中央研究院去，写信请朱帮忙，但未成功，以后就未再联系了。这一系列的活动说明我一直想走反动官僚的门路向上爬。1947年夏反动派要我担任训导长，必然是经朱同意的，这就是爬的结果。由于我的这种思想，所以我当时对反动政府自然不能深恶痛绝，划清界限，起而斗争，而是相反的，为他效劳帮凶，“一二九”运动中的表现正是如此。
+
+　　以上是表里一致的自私自利的事例。有些表面上进步的行动，骨子里还是个人主义。比如1948年夏，我辞去康益洋行的商业职务，专心在学校里工作。有许多仝事和同学曾经以此表扬我热心祖国教育事业。但是，骨子里我主要还是为自己打算。因为一方面我觉得在洋行里干下去没有前途，而且洋老闆的脸孔和说话有点难受；另一方面我以为在学校里担任工学院长，有地位，可能做一点事情，由此出名。所以只要有个人主义，它是无处不作祟的。在工作中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我因此常常计较个人利益，患得患失，假公济私。辞掉康益的职务就是假公济私的例证。
+
+　　由于个人主义作祟，所以解放以后我曾经对行政工作时冷时热。表面上我说，如果我辞去行政职务，比较易于发挥技术，而实际上却不止是这一点，主要是对解放以后之行政工作为人民服务的意义没有认识，因而觉得个人在工作中没有从前统治阶级的那种权威，发生了消极情绪。由于同样的原因，过去对于工会工作我也很不重视。1950年夏迁校问题发生之后，我对工会主席有点意见，因此就未经工会同意，很不负责地辞去工会的职务，对于工会当时的工作起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
+　　我的个人主义的学术权威思想，形成了严重的脱离政治技术至上的观点和崇拜外国的奴化意识。在教学中采用的资料主要是德国的，讲课时也常常有意无意地宣扬了德国。祖国劳动人民的创造，我却没有努力搜集起来，加以发扬，以提高同学们和我自己对祖国的认识和崇爱，以及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解放之前，我在“科学纪录”上发表了两篇论文，一篇是用德文写的，另一篇则是用英文写的。为什么不用中文呢？因为我要炫耀自己懂外国文，用外国文来提高论文的架子，要在外国和国内的崇外者之间找到知音者，而并没有想想，我应当把我所知告诉国内的大众，为祖国的建设服务。这已不仅是学术权威思想而已，正是多年受了奴化教育之后的买办意识的表现。
+
+　　个人主义也表现于宗派主义的形式，对于同济的校友和相知的朋友，我常常不知不觉地加以袒护。例如在上海刚解放的时候，我袒护电机系主任吴师佑，说他贪污有之，迫害同学则没有根据，犯了不分敌我，丧失正确立场的错误。1949年下半年电机系有一位由教育部介绍来校的兼任教师，教课未能使同学满意，我没有帮助他，就很鲁莽地写了一封信给他，请他不必再来上课。但是同时电机系有一位教授，教课也不满同学的意，我却竭力帮助他，甚至于袒护他。为什么一样事情两样处理呢？原因后者是相熟的校友。这些已经足够表示出我的宗派主义的思想意识。由于这种思想意识的工作作风，使我和同人之间的团结受到了不良的影响，使工作受到了许多损失。迁校问题发生时，反对派硬以我有宗派主义。在大连请校友座谈时，他们没有参加，当作反对迁校的理由之一。这充分说明了宗派主义的危害之大。今后我必须在这方面加倍警惕，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免工作再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
+　　个人主义的扩大就是本位主义。过去我总是为工学院争经费、争设备。本院不用的设备也不肯给理学院用。土木系的经费宁可以购买不必需和不急需的设备，赶快用掉，而不肯给别系使用，或将余款上缴。系中暂时不用的设备也不愿给别系使用。去年夏，华东师大和华东交通专科学校要一些原来大夏和光华土木系的仪器，可是我们只给了交专一点，师大则一点都没有给。只强调本校设备不够，但是就没有想一想，师大和交专同是人民的学校，都是完全没有这些设备。对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也总多多益善，在土木系就是扩充教员名额，在教务处就是争职员。总之，不管经费、设备、人员，只求愈多愈好，毫不顾其他单位的需要和困难。只知本位，不顾全局。这样不但浪费了许多人民的资财和人力，甚而至于影响到团结和工作。在今天正在进行院系调整、建立新的学校的时候，我尤其要认识过去本位主义所造成的损害，而坚决把它克服。
+
+## （三）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封建的法西斯的统治意识
+
+　　由于我自以为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成绩不错，并且不正确地夸大自己的书本知识，因此背上很重的专家包袱。同时，我又自以为老同济，在学校里工作了几年，更背上老资格的功臣包袱。因此我自高自大，盛气凌人，目空一切。
+
+　　在教学上，我自以为我的教材最精彩，我的教授法最完善。事实上我的教材大半是洋教条，没有或很少与国内的实际联系。几年来我教的学生中，每班总有若干人的成绩不及格，我还自以为这是我严格认真的表现，但是我就从未想过，是否我的教授法有问题，从未考虑如何去帮助这些同学，而只是怪他们根底不好，程度太差。其次，对助教我抱着严重的使用观点，不体会青出于蓝的发展规律，不重视培养师资的迫切任务，因此没有鼓励和帮助他们进修，以培养师资。再则在研究工作方面，从前曾经抱着个人英雄主义，钻了一些牛角尖的问题，现在则疏于研究了。忙不是理由，主要是我自高自大，不正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不求进步。这样在研究、教学及培养师资方面自高自大，故步自封，是必然会落后，而终至不能胜任人民教师的任务的。
+
+　　在同事之间，我的个人英雄主义表现于强烈的领袖欲和权位观念。总想爬在别人头上，指挥别人，好与别人争权，好出风头，受不起委曲和打击。在工作作风上，我是主观、独裁、脱离群众，因为我没有群众观点，不了解为人民服务的具体内容，所以屡屡主观地布置工作，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自以为是，强迫命令，自以为能干，包办代替。结果形成各系对教务处抱着任务观点的应付态度，同人和同学不能发挥主人翁的积极性。处置具体问题时，常常不尊重各单位负责同人的意见，致形成不应有的隔阂，影响工作，甚至犯了许多意气用事的错误，例如1950年春机械系2年级同学与郑家俊教授之间的矛盾无法统一，我认为有损我的权威，便没有对那门功课妥善处理，致使影响同学的学习。再如1950年夏，机四的同学要聘请印均田先生，因为事先未通过我，于是我心里很不高兴，便以印先生卧病8年刚才起床为理由，只同意聘他为兼任讲师，不久他另谋专职，就跑掉了，因而同学的学习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两件事充分说明，我不是以实事求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处理问题，而是胸怀狭隘，意气用事，这种做法不知给工作造成了多少直接和间接的损害，其思想根源就是我的专制独裁的统治意识。
+
+　　我的专制独裁的统治作风，发展至于非常严重的程度，使许多同事受到我的污辱、打击、压迫，而至于生活上遭遇困苦。为了工学院课桌课凳问题曾辱骂当时的总务长丁燮和先生“不管事”；为了治淮同学补课的钟点问题曾骂金经昌先生“不负责任”；为了动员土木系助教严煦世、范祖尧、傅信祁去参加治淮的实习工作，而责备他们思想落后。由于我虽出身贫苦农家，但已经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反过来轻视劳动人民了，所以我对工友更加横暴压迫。曾辱骂张司机和校门口的守卫警，常常以减薪水和开除来威胁工友，作为统治的手段。例如压迫住在体育馆后面的工友搬家。在解放之前并且开除了一位土木系的工友老刘和工学院的一位工友小宁波。总之，我过去对同人不是抱着诚恳商量，劝告和教育的态度，而是侮辱、打击、滥施惩罚，横暴压迫，并且是对工友甚于职员，对职员甚于助教，对助教甚于教授。这就是我的封建的法西斯的统治作风的表现，想起这些错误，真愧对有关的同人，而尤不敢想像由于这些错误在工作中所造成的损失。
+
+　　由于我的工作作风恶劣，形成严重的官僚主义，加以我对人民的财产重视不够，因而造成了许多贪污和浪费。例如从前的工学院事务员韩毅贪污，土木系教员顾善德及傅信祁在修建工作中贪污，这些我在三反运动以前都完全不察。再如工学院的绘画桌做的不好，使用才2年就几乎完全损坏；土木系的经费买了许多不急需的图书仪器，有了许多天平还打算再买一架；去年冬本校十多亿的重点教学设备费没有充分发挥它的作用等，在三反以前我也不以为意。足见我思想之麻痹，对人民财产之不重视、爱惜。今后必须改善工作作风，克服官僚主义，使人民的财产不致再遭受损失。
+
+## （四）总结
+
+　　通过这一次思想改造运动，我一方面认识到自己许多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主要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极端统治意识，以及贪污剥削、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由于这些缺点，所以在工作中造成许多错误，使人民财产遭受损失，革命事业蒙受损害。另一方面，通过这次运动，我进一步认识到共产主义事业和共产党的伟大以及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所以，我一面深刻批判我的缺点，悔恨我的错误；另一方面，我勉励自己努力，坚定革命的人生观，坚决改善工作作风，为革命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
+　　（据李国豪的思想检讨总结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0.txt b/CCRD/3/7/3/0002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4c23fa076d444f4201fb36cb289be46ccd34cf
--- /dev/null
+++ b/CCRD/3/7/3/000210.txt
@@ -0,0 +1,13 @@
+# 中共军委民航局委员会关于开除沈毅党籍的决定
+
+　　沈毅，现任民航局财务处长兼计划处长（先后兼任过业务处长、场务处长、供应处长）、中共民航局委员会委员，于1938年入伍，1941年入党，历任我军炮兵团总教、军事学院炮兵科主任、东北炮兵司令部参谋处长、东北军工部炮工处长等职。在十几年的革命工作中，沈毅曾在我军炮兵建设上，对人民有过贡献。但到民航局后，两年以来在财务处长任内，擅自动用公款、外汇，勾结私商，投机倒把，贪污腐化，使国家财产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
+　　沈毅于1950年8、9月间未经组织批准动用公款103亿9200万元，经大贪污犯章天铎之手交非法经营北大贸易行的奸商陈伯陶、王和均、蔡益均等，从日本订购五金建筑材料建筑机场和工厂的用途，但因计划不当，致使资金20亿被美帝国主义冻结在日本。他曾私自投资北大贸易行14亿元、天津云和肠衣商行17亿5000万元，该两行资金皆微乎其微，如“云和”私人股东仅7000万元，实沈自己所开设，专事进行投机倒把的勾当，使国家遭受极为严重的损失。又云和商行至今尚欠15亿1000万元，如计利息则数目将更大。1950年11月沈毅曾交给私商张玉魁（东四北大街146号胜利汽车行）30亿元，由常州到西安贩棉纱盈利5200万元，沈从中分得3700万元。1951年2月又借给张玉魁7亿元进行投机倒把，沈自称该款已归还5亿3000万元，但无账可查。这至少已使国家损失1亿7000万元以上。同年，未经领导同意，又擅自批准西南民航分局增加建筑费30亿元，造成了西南分局在建筑上极为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1951年夏季，私自同意华南分局在港购买4汽缸的英国卧车，擅自用外汇港币11万元。未经组织批准，以在港购买白铁皮等建筑材料为名，于1951年8月至10月间前后由侨生行拨给北大贸易行驻港采购员李士贤（奸商）港币80万元之多，使奸商李士贤得以肆无忌惮地用这巨款去港进行投机倒把，从中谋取暴利，而所购置材料半数至今尚无着落。沈毅在获得非法暴利后，即从中大量贪污，挥霍无度过着可耻的腐化生活。1950年6月19日沈毅为达到腐化的目的，曾以7500万元“借”给一个女演员去购买房屋。1951年3月私自以美金1800元给茅以升（北大工学院院长）购买私人用的书籍。至于个人生活超支及其他送钱、送礼等所挥霍的约在1亿5000万元以上。
+
+　　为达到他违法乱纪、贪污腐化的非法行为，沈毅目无组织纪律，任意滥用私人，其中有国民党的中校、少校、特务、官僚及奸商等旧社会的残余渣滓，形成一个庞大的私人宗派集团。在他领导下的工作部门，贪污横行、胡作非为；对于敢于向他批评的同志，则采用压制民主报复打击的手段，施行其家长式的统治，并极力散布资产阶级影响，说什么“以前受苦，现在还不应该享享福”。他对组织则居功自傲、欺上蒙下，并以送钱、送礼来侵蚀革命干部，到处拖人下水。在机关生产工作上则既不布置也不检查，不实事求是而宽打窄用，有的有账无料，有的有料无账，相信私商超过相信革命干部，不问政策，不择手段，包庇袒护下属人员。
+
+　　沈毅的某些错误，局党委曾屡次予以批评，但他却没有很好的改正。且在毛主席号召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中，不向党委反映真实情况采取避重就轻、满不在乎的态度，并企图掩尸灭迹，逃脱人民的惩罚。沈毅实际上已完全蜕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故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交法院依法予以制裁。
+
+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正确的领导下，民航局党委会终于揭发了沈毅的罪行，开除其党籍。这是我党在反击资产阶级侵袭中的一大胜利。民航全党同志应接受这一痛心的教训，坚决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为巩固党的纯洁，为进一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作胜利的斗争。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1.txt b/CCRD/3/7/3/0002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15918048748891bd06f44e838c1e776860f456
--- /dev/null
+++ b/CCRD/3/7/3/000211.txt
@@ -0,0 +1,13 @@
+# 中共贸易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杜郁党籍的决定
+
+　　杜郁，男，45岁，河北省任邱县尚书村人，个人系商人出身，家庭系富农成份，1938年入党，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华北永茂公司副经理、永茂总店经理、天津信托公司副理，1951年调任中国工业器材公司副经理，其错误事实如下：
+
+　　杜郁自钻入革命阵营后，即以伪装进步，逢迎上级的商人意识与手腕，蒙混过历次的整风、整党、三查运动，在这次伟大的“三反”运动中才将其原形被揭露出来。
+
+　　1949年入城后，杜郁即任天津信托公司副理，与战前结拜弟兄支懋彤（私商靖元行副理）相遇，即接受其送礼、请吃饭、送手表、借乘汽车等拉拢，杜郁即在业务上予以特殊照顾，如预付货款，大量收购该行进口物资，不按合同规定期限、规格交货，货币回笼时该行周转不灵，杜竟一次借给该行公款4亿。经杜对靖元行特殊照顾，使该行得以投机取巧，盗窃国家财产，由业务清淡一变而为繁荣。又将其盟兄弟蓝仲珍拉聘为公司特约经纪人，让给公司收购物资，多方想法照顾，与支懋彤狼狈为奸，帮助蓝开办土产贸易行，又拉拢旧友李广信给公司当跑合。由于杜郁与奸商勾结，对奸商特殊照顾，使国家财产损失达80余亿元。
+
+　　其次，杜郁在个人生活上，从头到脚，衣、食等及所需之一切物品，无不是奸商支懋彤、蓝仲珍等供给的。据初步统计仅衣物用品等受贿即达亿元。
+
+　　根据以上事实，中贸部党委会认为杜郁利用工作职权，勾引奸商盗窃国家巨额资财，并接受奸商贿赂，敌我不分，与奸商同流合污，堕入资产阶级的怀抱，为资产阶级服务，已完全丧失无产阶级的立场，特别严重的是罪恶这样严重，还拒不坦白，毫无悔改表现，为此，党委会决定应予开除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2.txt b/CCRD/3/7/3/0002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1f1b109ade024bbb53f1a0e11af0d2254cdb7b
--- /dev/null
+++ b/CCRD/3/7/3/000212.txt
@@ -0,0 +1,11 @@
+# 对处理病员张克敬生蛆死亡控告信件的错误的检讨
+
+　　<《大众日报》编辑部>
+
+　　本报读者来信组于去年二月二十四日接到读者王炳东同志揭发省第二康复医院领导上存在严重官僚主义，造成伤病员不应有的痛苦和死亡的来信。信中列举了十一条事实，其中关于人命的就有两条。读者来信组于二十六日转送山东省人民检查署参考。至九月三日收到省人民政府卫生厅的答复，未经仔细研究，即认为该案了结，归档存查，直到这次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山东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在检查人民来信中发觉此案，并进行了专门调查，对有关人员给予处分，才使我们察觉在处理王炳东同志的控告信中发生了严重错误。这一错误暴露了我们编辑部的领导作风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工作中没有检查，失却控制，某些工作人员中缺乏应有的群众观点，对人民事业的责任心淡薄，工作中缺乏制度，了草从事。这是和党报机关和党报工作人员必须具备高度的群众观念，对人民群众必须十分负责的思想作风相违背的。
+
+　　王炳东同志在来信中，控告第二康复医院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缺乏为伤病员服务的观点，致造成伤病员不应有的痛苦和死亡的罪恶事实，是十分严重的。读者来信组本应郑重地负责地进行处理，但该组的某些工作人员，由于缺乏群众观念，对人民群众的疾苦缺乏应有的同情心，对坏人坏事缺乏应有的革命义愤，因而，既未及时地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向坏人坏事展开斗争，又未聘请有关机关要求他们认真调查处理，亦未向编辑部报告，而是轻易转给有关部门（参考）。功在国家、人民的革命同志被官僚主义者和不负责的医务人员“害死”了，必须追究责任，依法处理，还要“参考”什么呢！因为是转出“参考”，自然也就不查不问。这实际上就是推出门不管，毫不负责！及至省卫生厅转来“处理报告”，其中极端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掩掩盖盖，敷衍了事，并暴露了有两个病员生蛆死亡。对此，该组工作人员竟盲目相信他们的“检讨”、“改进”毫无独立见解，不负责任，认为此案了结，当即归档“存查”。这样做，就是对于存在严重官僚主义作风的机关及其造成的罪恶事实，采取了纵容的态度而任其发展，对人民群众维护国家人民利益的主动性则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于来自人民群众的批评没有坚决予以支持，并正确地加以处理，这是一种失职的行为。
+
+　　读者来信组处理这一事件的严重错误，主要地是由于编辑部领导上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造成的。党报是党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工具。为了教育与组织广大人民积极参加国家大规模的建设事业，党报必须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呼声和要求，认真负责地反映与解决这些问题。但由于编辑部领导作风存在官僚主义，群众观点不强，也就没有经常地教育全体工作人员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对于广大读者的来信的处理，则缺乏深入的领导与严格的制度。在此次事件重新调查处理之前，对于读者有关批评、控告性质的信件，没有确定一定的负责制度。因而失却控制，也就不能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错误，加以纠正。这种对人民群众的疾苦漠不关心的恶劣的官僚主义作风，发展下去，将会斩断党报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密切的关系。
+
+　　上述错误是严重的，除请求上级给我们以应得的处分外，我们将以此引为教训，严格检查官僚主义作风，教育编辑部全体工作同志，提高群众观念，改进工作。我们于日前曾检查了读者来信组的工作，明确了读者来信组应以处理广大工人、农民、干部及其他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为主的方针，并加强领导，建立与健全工作制度，提高工作同志的政治觉悟，加强群众观念，真正做到“件件查清真相，事事负责到底”。希望广大读者对我们进行严格的批评和经常的监督，使我们的工作能够更快地得到改进，使报纸在国家建设中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3.txt b/CCRD/3/7/3/0002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6319bddfff9735f93425a5a579ad02363eaf9c
--- /dev/null
+++ b/CCRD/3/7/3/000213.txt
@@ -0,0 +1,21 @@
+#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
+
+　　戴季英原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开封市委书记，湖北省黄安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现在四十五岁；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七年由团员转为党员。
+
+　　戴季英参加革命斗争二十多年来，一方面在几个革命时期，对党对人民曾经做了不少工作，有过相当贡献；另一方面，他虽然参加革命斗争很久，但由于他的地主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与个人主义的本质仍然保留着而未能得到根本改造，所以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犯过几次严重的原则错误；特别是他到开封任市委书记后，其错误更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
+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澡的活动。他在省首届一次各界代表会议上擅自发表与省委有原则分歧的错误意见，他在省人民政府与省协商会联席会上两次擅自发表与省委有原则分歧的错误意见，向党进攻。他为了硬给省委加上“左”倾的帽子，竟把贪污浪费现象也歪曲地说成是“左”倾表现。他为了攻击省委，不惜玩弄流氓手段，把开封市粪业工会工人反对封建把头“反对骑在人民头上的马政治”（马正治，人名，粪业把头）的标语在省委头上。他在执行中央与中南局的镇压反革命工作的决心上，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上，统一战线政策上和干部政策上，均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他在党内军内挑拨关系，制造不团结。他在党外会议上为了吹虚自己，不惜公开暴露党的秘密。他擅自以个人名义发表老区慰问信。他对于省委与市委会议经常既不能请假也不出席。他不按期按时写综合报告。他拒绝省委对他的文章错误地方的修改。他连续三次地拒绝省委正式决定找他谈话。戴季英不仅反对与攻击省委，而且反对中央。他对中央对于他的历史上所犯错误的结论是不同意的，一方面他要省委解决他的历史问题，要省委对他历史上的错误结论重新估价（就是说推翻中央的结论），遭到省委的严厉的驳斥。另一方面他又不满的在下边乱说乱道，说什么“他一讲党史别人说会垮台”，他说不同意中央对他所犯错误的结论。以上这些就使戴季英在政治上完全走到与党对立的道路。
+
+　　其次，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在作风上疑神疑鬼，无中生有，阳奉阴违，处处撒谎，当面不说，背后乱说，甚至假冒别人名义挑拨离间。他在市委会上前一个时期实行家长制统治，毫无民主作风，后一个时期消极不管，陷市委于瘫痪状态。他在干部关系上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凡对他的错误进行斗争的人他就认为是攻击他、排挤他、破坏他，因而他就实行报复，打击这些人；凡对他捧场奉承的人，他就很高兴地毫无原则地迁就、拉拢、提拔、包庇这些人，企图制造山头，形成小宗派集团。以上这些，就使戴季英在组织上完全走到与党对立的道路。
+
+　　两次，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物独尊的权位思想。他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他自认为“民族英雄”、“群众领袖”、“几乎是中央委员”，他自吹自擂地说自己“有才能”、“有远见”，样样工作都行。凡是他工作过的地区，把那里人民和党所艰苦创造的伟大功绩，都与在自己的账上，谁要是不这样来捧他，他就说谁是“不尊重历史”，是“忘本”。他喜人奉承，处处要人尊重，风头主义，处处宣扬自己，甚至不惜以流氓市侩手段，假借别人名义自己写文章来吹虚自己，假借群众名义自己写信来感谢自己，假借画革命先烈造像和像上提词来抬高自己。戴季英这种极端严重的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物独尊的权位思想，正是他在政治上反党活动和组织上宗派活动的思想根源，这样就使他堕落成为一个政治上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
+
+　　最后，压制民主，抵抗“三反”。在“三反”中他不仅没有带头认真反省，许多严重错误根本不作检讨，反而私自在向省委和中央的“三反”报告上加添戴季英是“朴素节俭作风”的一段。进而压制民主，抵抗“三反”，竟敢公开在市委扩大会议上实行威吓，后又私自修改市委机关干部对他批评的纪录。因而说大大影响了开封市“三反”运动的正常进行。
+
+　　戴季英之所以在历史上一贯地不断地闹不正派活动，闹不团结，突出个人，反对领导，一直发展到今天在政治上进行反党活动，在组织上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堕落成一个不可救药的政治蜕化分子，决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就在于他不肯真正地以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而是顽固的不肯放弃其错误思想。他虽然也到处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群众观念、群众路线，但实际上他没有一点马列主义思想，没有一点毛泽东思想，没有一点群众观念，没有一点群众路线，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这一点就是戴季英的阶级思想本质。
+
+　　由于戴季英的错误，已经造成了对工作、对团结、对干部、对群众的严重恶劣影响。开封市委名为党委，实际处于无核心的瘫痪状态，许多上级决议停放很久，不传达不讨论，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尤其直接障碍了目前“三反”的顺利进行。由于戴季英实际宗派活动，迁就包庇有毛病的干部，使有的干部被资产阶级侵犯已经烂掉，有的快要烂掉，使干部情绪消沉苦闷。由于戴季英无政府无纪律和反党行为，乱发议论，乱发文告，标新立异，在群众中也造成恶劣的影响。开封市离省委近在咫尺，但省委从开封不能及时得到工作报告及材料的供应，影响了省委对开封市委工作的正常领导。总之，戴季英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下严重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
+　　省委对戴季英的错误是进行不少斗争的，三年来省委曾召开省委、市委五次正式会议进行教育斗争，并进行多次谈话。而他始终一贯地坚持错误，发展错误，没有丝毫回头悔改之意。最近省委为了最后挽救他，省委不少负责同志亲与谈话教育，并责成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要他彻底检讨反省，但戴季英仍然上下活动到处拉拢，并把自己过去攻击省委的口头错误意见，又连夜赶写赶印成文字，删掉其中最谎廖部分，散发大会干部，企图混淆是非。省委要他在大会上进行检讨，但他同样毫无反省，而是多方狡辩抵抗。由此可见，戴季英决心坚持错误到底。根据戴季英错误的严重性及其这种坚持错误的态度，他已经丧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省委并建议省与开封市人民政府及各种革命组织撤销其一切职务。省委号召开封及河南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从戴季英的错误中受到教育，为彻底肃清戴季英的错误思想而斗争。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4.txt b/CCRD/3/7/3/0002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71699b3ed83444eb4b685ec13ac80877b8cdfc
--- /dev/null
+++ b/CCRD/3/7/3/000214.txt
@@ -0,0 +1,27 @@
+#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李陶庭党籍的决定
+
+　　李陶庭，现年39岁，河北省满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知识分子成份，1938年3月入党。入党不久即做党务工作，1939年1月满城县委成立，即任县委宣传部长。以后历任县委副书记，县武工队党的工委书记兼政委，县委书记，地委宣传部长，地委副书记等职。1948年夏来河南，任豫西区二地委书记。1949年3月河南省委成立后，调任陕州地委书记，至1951年10月。
+
+　　李陶庭，有民族意识，抗战初起，即卷入革命阵营，后又入党。14年来，在党的教育培养领导下，为党为人民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的贡献。另方面，在对他家庭及与家庭有关系的问题上，始终站在其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不断地利用党给他的工作权利，包庇家庭；尤其严重者，是与其恶霸（又是汉奸）父亲同谋杀害与亲手杀害农民及抗日军人。其具体事实如下：
+
+　　1938年，与他的恶霸父亲李作砥同谋，勾结汉奸，杀害了抗日军人郭老许（贫农）。
+
+　　1938年，与他反动的父亲同谋，为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杀害了该村小地主李老慎。此后他父亲即去当汉奸，与他商议，未加阻止。
+
+　　1943年，为他反动的父亲服务，利用职权（时李陶庭任满城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欺骗党，杀害了当时我军在敌伪内部的抗日情报关系人刘仲生（贫农）。
+
+　　1943年，为他反动的父亲和地主家庭服务，利用职权（时李陶庭任满城县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并兼做县武工队的工委书记和政委），暗杀了贫农曹二成。
+
+　　李陶庭一贯地包庇他的十分反动的恶霸父亲。与他父亲同谋杀人后，他父亲经他同意投敌去作汉奸；而当汉奸队被我消灭后，李陶庭又介绍他父亲参加我县基干队作工作，隐瞒他父亲的及他本人的罪行，并为他父亲当汉奸作辩护。1945年日本投降后，又把他父亲介绍到我公营商店工作。他父亲私带一支决枪，说：“留作自己用”（意即必要时再杀人），并向李陶庭要去子弹。（至1947年土改时，李陶庭才向他父亲将枪弹收回。）
+
+　　李陶庭一直是站在他的地主阶级立场上来处理他的家庭问题。他家乡是抗日游击区，他家中人搬到抗日根据地住，借口“不受敌伪保护”，不纳敌伪负担，加重本村人民负担；而且无偿使用民力，为他家庭驮水（山区）；从游击区他的家中取粮用武装掩护；在他的支持下，他的家庭破坏党与政府的减租减息政策；非法赎回他家典当的土地；他的家庭出钱，假借他人名义，非法地以回赎形式侵吞他人财产；为逃避土改，他家庭曾分散（出卖）土地，转移财产，这些他都知道；他弟弟在村当村长，因贪污将账目烧毁，他加以包庇等等。
+
+　　在他这种穿着革命外衣，而进行许多罪恶的反动活动的压力下，他的村庄的群众长期地受着他的家庭及地主阶级的压迫，不能翻身解放。群众说：“有人有势还是吃得开”，使党的威信受到很大损失。
+
+　　李陶庭这样许多严重的罪恶，他一直向党隐瞒，直至去年（1951年8月）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过去的案情开始暴露，他父亲逃来陕州乞求掩护，被党查觉，才引起了他的思想斗争。党派人到他家乡了解了材料，将其父亲逮捕送回。他由于不敢完全包庇，才开始向党报告了他父亲主谋杀害郭老许、李老慎的两件事，以表示自己“忠诚”，而企图掩护自己，但也还把他父亲的犯罪事实加以歪曲，掩盖真象。以后党要他反省检查，开始曾抵触很大，害怕处罪，经党多次的谈话教育，才逐渐地一步一步地把他父亲的及自己的犯罪行为向党全部坦白。
+
+　　基上所述，李陶庭完全是混入我党的阶级异己分子。入党14年来，一方面虽然为党为人民作了不少工作，另方面入党之后，利用职权，犯有严重罪行，并长期向党隐瞒，表现了对党极端不忠实，严重地欺骗党。由于党在干部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对他的历史缺乏严格认真的审查，以致没有能及时查明他的情况，使他在党内长期地窃据要职。此次向党坦白，虽然也有若干觉悟的因素，但基本上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趋利避害，迫不得已而为。李陶庭这样的分子，是与一个共产党员条件根本不相容的，省委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李陶庭事件，对党的干部工作来说，是一深刻的教训。今后各级党委，必须认真地加强对干部（尤其是重要负责干部）的了解，决不应当马虎，以避免再有此等事件重复出现。省委并号召所有忠实于党的党员，向党的组织检举报告自己所知道的向党有隐瞒历史的人；号召凡有向党隐瞒历史的党员，立即忠实地向党报告。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5.txt b/CCRD/3/7/3/0002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05b3195895104248cf91977dbbd1a6849b9121
--- /dev/null
+++ b/CCRD/3/7/3/000215.txt
@@ -0,0 +1,19 @@
+# 马大猷: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
+
+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我的认识是不够的。以为贪污和浪费和自己没有关系，官僚主义虽然难免，但也似乎并不严重。我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没有体会到自己所负的责任的重大；尤其是没有认识到由于自己的官僚主义，曾给人民招致了多大的损害。因此，当工学院的初步检查发现这些贪污浪费情况时，我还以轻松的口气和旁观者的态度向工学院和全校的教、职、员、工同志们作自我“检讨”，并责备嘲笑了很多人，找到不少借口，只给自己戴上几顶帽子，敷衍了事。这可证明我对人民财产是如何的不关心！劳动人民对于自己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劳动果实是非常爱惜的，如果听到了这种严重的贪污浪费行为一定要愤恨万分，而我却用极不严肃、极不诚恳的态度来对待，这可证明我的立场和劳动人民有多大距离！我的立场使我不能认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性，也使我不能体会到“首长带头，亲自动手”的意义，甚至在运动开始时，我还有暂时离校的计划。幸亏马寅初校长纠正了我的错误。我这种态度当然要引起群众的极端不满。
+
+　　以前我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有很不正确的看法。我常把自我批评当做抵制别人批评的武器。例如当化学工程系两位教授发生争执的时候，我不但没有帮助他们从原则上去看问题，解决他们的争端，以加强彼此间的团结，反而把自己的感情和成见加入，推波助澜地把争执更扩大了，到后来闹得几乎不可开交，我这才以“和事佬”的姿态，约请系中全体教师到一起，把一切错误都揽在自己身上，但并没有真正检讨的意思，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什么问题。我以前做的“自我批评”都不是从具体问题出发的，只是拣几顶帽子，比比差不多就戴上了事。我批评别人时就不同了，常常是夸大事实以耸人听闻，丝毫没有帮助同志，治病救人的意思。所以有意见是平常不提，在大会上大批评一番，甚至于用尖酸刻薄的口气使受批评者无地自容，以达到自我表现的目的，效果是在所不计的。这种“油腔滑调，尖酸刻薄”的批评态度，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中互相攻讦的办法，把它带到人民祖国来，实在是污辱了“批评”这两个字。我竟用这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同志，把他们象敌人一般来嘲笑奚落，这再度证明我是如何缺乏人民立场，资产阶级的意识是如何的浓厚。
+
+　　解放已三年，我为什么还有这种表现，而不能更快的进步呢？一方面是因为我有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只看见别人的缺点，看不见自己的毛病，自己对自己根本不认识，当然无法检讨了。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三年来一直没有认真学习。解放后，我对于政策、文件、时事等的学习好像是努力的，因而表现得也还进步。但实际上我只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做教条，没有真正体会它的实质，从来也没有用学得的理论，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把旧思想、旧作风作一彻底批判。所以三年来，我的思想方法仍是老一套，只是在外面披上了华丽的外套，里面的肮脏污浊却是原封不动。
+
+　　从我处理建筑系问题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我的思想三年来是基本上没有改变的。朱兆雪先生于一九四七年到北京大学作建筑系主任，我从开始时就对他有意见。首先，朱先生是中法大学毕业，比利时留学，这两重资格都不能引起我的重视。在我的眼光中，至少是美国或者是德国的博士才能算是专家，比利时留学的算什么呢？因此对于朱先生的学术水平是不信任的。尤其使我不能容忍的是朱先生个性非常强，他有他的办法，不听话，这和我的自高自大意识正好针锋相对。因为宗派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的关系，就使我和朱兆雪先生无法调和了。因而我也对建筑系有了成见。建筑系有很多优点，我都看不见，而它的某些缺点我却尽量加以扩大。因为和朱先生闹意见，并进而把建筑系看成眼中钉，在解放前，我就经常说建筑系没有必要属于工学院，因为它和工学院其他各系共同的地方很少。解放后，我还暗中向上级反映，说建筑系如何不健全，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暑假前，当时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就令其停止招生。当命令到达学校以后，又压置了几个星期，等四年级同学离校，三年级同学也出发实习后才发表，以减少执行的阻力。系中师生听到停止招生消息后，立刻大哗，三年级同学也从实习工地赶回学校，要求重新考虑，我对此一点也没有管，我只凭个人恩怨，绝对没有想到国家建设人才的培养问题，并用“我只能执行上级指示”为辞，毫不考虑大家的意见。经同学多方奔走，费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最后才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决定，请朱先生回校继续负责。但这时已经有几位先生离校，根本不能回来了，建筑系的元气至今还没有恢复。那时因已过了招生时期，朱先生提出招生问题时，我以北京大学向来不招第二次生为辞又拒绝了他。现在建筑系三年级只有三个同学（还是由他系转来的）。在国家建设中需要大批土木建筑人材时，我们用很大力量一年只培养三个同学，真是对不起国家，对不起人民。我就是这样，凭个人成见，高高在上，不考虑群众意见，不顾人民的利益，玩弄手段，使国家受到了不可补偿的损失的。但是我并没有从这次事件取得教训，提高自己的认识。去年暑假朱兆雪先生为私事逗留上海多时，在他回来时，我又故态复萌，表面是希望他辞去兼差回校领导系务，或是只担任课程，但主观上却还是希望他不来。他果然要辞职，我就写信敷衍了一下，他仍继续要辞职时，我就不再劝了。李酉山先生（机械工程学系教授兼系主任）提出应该并且也可能争取他留校，但我不加重视，并且向汤用彤副校长讲，允许他辞职也好，以免他妨碍院系调整工作；对系中先生和同学则说学校已准备接受朱先生的辞职。我就是用这种可耻的两面派的办法来达到驱逐朱先生的目的的。当然，我不这样做，朱先生也许还是要走，但是我不应当用这种恶劣手段来排挤他，我身为院长，就是他有错误，也应该用批评的方法对他进行教育，但我对他所采取的是非同志的态度。这也可以看出，在三年中我的思想和作风是基本没有改变的。
+
+　　我在考虑问题时，缺乏人民立场，在工作中，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要的原因是我早已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严重侵蚀。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事实上自二十五岁起我就是在所谓“上层”社会中混，经常接触资产阶级。自一九四七年做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后，因为学校缺少设备，就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搜集物资。比如用拖账方式向伪救济总署购买机器和电料，利用伪法币的迅速贬值，用少数钱购得大批物资。向伪公路总局借来材料试验机，后来借口不还；自官厅水库在工学院存贮物资内取出电动机、水泵、柴油机等。工学院的设备很多就是这样用骗、赖、偷的方法搜集来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用这些不正当的方法为学校搜集实验设备，当然无所谓对不对，可是这种明抢暗夺、投机取巧的作法，显然的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官僚资产阶级积累资金的卑鄙手段，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所指导的道路。这样做得惯了而不在自己的思想上留下深刻的烙印是不可能的。首先，它增加了我的自高自大感，觉得自己的能力比任何人都高，因而看不起任何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其次，它使我喜欢卖弄聪明，耍手腕。推动工作常常不是提高到原则上来解决同志们的思想问题（我自己也不从原则上看问题），只是当作一件任务从个人的利害出发加以说服。这样更加强了工学院中同志们的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并且有时就不能不给同志们以不诚恳的印象，使同志们怀疑我别有用心。我因为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失去警惕，不仅不因为过去采取了很多的卑鄙手段，觉得痛心，觉得羞耻；反而自觉神通广大而沾沾自喜，这不是充分表现了我思想中所存在的毒素么？在解放后，那些公开的盗窃行为当然是非法的了，但是对于已到手的物资虽然不少是学校中无法充分利用的，可是我却以得来不易，将来总会有用为借口，用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态度紧紧的守着，不肯让给其他单位使用。这批积压的设备如果组织起来或者使用在适当的地方，是可以为人民创造大量财富的，并且也要在国家工业化中起一定的作用。但我却让这些宝贵的财富白白地闲置着，生锈、坏毁，造成严重的损失。这所表现的对人民财产不知爱惜的态度简直是不能令人容忍的罪过。人民把工学院这样一个重大的任务交给我，我却一直让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支配着我，把大批人民财富浪费着，自己还以为没有什么问题，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
+
+　　我思想中所存在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毒素是严重的。由于不肯认真联系自己思想进行学习，对于自己的污浊肮脏思想行为一直没有认识。并且相反地，我还自高自大地认为自己是洁身自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且在这假面具下做了不少可耻的事。解放后，我还是一直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领导着北京大学工学院的工作，窃据要津，贻害人民，在人材培养上，在物资利用上都给国家造成了大量的浪费，使人民蒙受不可补偿的损失。以后只有倍加努力，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才能稍赎我的罪过。我深深地感谢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及时地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使我有机会进行深刻的反省，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以免带给人民更大的灾害。我也要感谢同志们对我的诚挚和耐心的帮助，使我认清了自己的错误。我有充分的勇气和信心，加紧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使自己成为祖国建设所迫切需要的人民教师，为培养大批德才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人民干部而奋斗。
+
+　　1952年2月1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6.txt b/CCRD/3/7/3/0002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6ec878d092f53fa9e8718de0a073d35c37dd4a
--- /dev/null
+++ b/CCRD/3/7/3/000216.txt
@@ -0,0 +1,9 @@
+# 我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2部1班2组　张鹤书、口述　冷静、记>
+
+　　50年我参加永仁县税局做检查工作，我做那一种工作，是要经常与商人接触的。第一次到一家工商业家（该县最大的一家）查税，该店老闆（女）看我衣服穿的很破，装出很可怜我的样子，要送衣服鞋子给我。我心里想：政府还未发供给，一穿出来别人就会疑心是不正当来的，因此不敢要，没有接受。随又把我引到她的卧房里吹鸦片，我当时思想很模糊，也就吸了3口。第二次我又去她家查税，她姑娘不声不响的把一枝燃着的香烟突然往我嘴里一塞，笑着说：“过去旧政府的税收人员到哪里都要带老婆，你老是一人工作，不谈恋爱，亦不找女朋友。”我回答说：“我是农民出身，不懂这个。”但心里却有点动。然后她母亲又问我有没有老婆，我回答说：“婚是结过，现在已离婚了”。她于是抓住这一机会，便说：“你年纪已经不小了，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婆”，当即被我拒绝。接着又勾引我，要我插一股和她做生意，我说：“我没本钱怎能和你做生意？”她“亲切”地说：“没关系，只要你答应就行了，以后可以分红利给你。”当时我想不通，觉得很奇怪，不要本钱，还能分红利，认为是“好事情”，是“合法”的，不知道这其中的阴谋，思想上很糊涂，于是就答应了。过后，总是想不通。回税局后，把这事告诉领导，领导帮助我分析、批判说明这事不对的道理，我才认识到这里面没有好意，她是在收买我，从我们税款上打主意。第三次我又去查税，她的姑娘开口第一句就问我，你老是像和尚一样，不感到寂寞吗？我没有理她。第四次我经过她的店前，这姑娘又喊我：你要水笔用吗？可以从这里拿一枝去用。我没有接受。
+
+　　果然，一次我带一个会计去她家查账，发现伪造账簿，偷漏税款7000多万元，要她补税，并处以罚款250万元。因此，她怀恨在心，到县委那里控告我，说我调戏她姑娘，吃鸦片不开钱。因为在我第二次查她税时，将她要我插股和她做生意的事情立即汇报了领导，她的诬告是没有作用的。过去我不认识资产阶级这种卑鄙行为，随时要向我们进攻，腐蚀干部，拖我们下水。经过这次三反运动，我明白了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严重性，在今后的工作中，我要随时警惕资产阶级的一切进攻。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3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7.txt b/CCRD/3/7/3/0002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95a7ab7e26f46ac4dea6dc71495451e4597504
--- /dev/null
+++ b/CCRD/3/7/3/000217.txt
@@ -0,0 +1,9 @@
+# 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转变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部3班3组　曾超、口述　王祖德、执笔>
+
+　　第一次听了宿教务长关于三反运动讲话后，我的思想上有两个顾虑：一、说出来赔不起；二、怕开除工作，一家5口如何过活，所以不敢即时暴露。接着又经过部班负责同志的重新启发交代了政策，在小组上又见着同学们说出他们的贪污事实，我不得不找两件小的贪污事实说一下，企图使同学们对我不怀疑。后又见着班上的同学说出了很多很大的贪污事实，我得到了生动的教育，于是把我从解放后共贪污了9次，合计半开55元，人民币15万2000元，米200余斤的事实说了出来。
+
+　　我做了这些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把自己手洗干净后（编者按：希望能更进一步的深入检查，彻底坦白），检举贪污分子，立功赎罪。首先想到我们粮局局长和会计，他们的账目不公开，乱七八糟的作法，里面一定有贪污，但我怕回去后他们要报复，吃不消，我思想上斗争了很久，但看见组上的同学检举了县长和机关首长的事，我便把这件事说出来，试一试看同学们杂个说。结果几个同学一致的意见是：“现在和以前不同了，各级领导都在给我们撑腰”，所以在最后我检举了局长、会计等集体贪污的3人，向人民来立功赎罪。经过这次运动，我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一步，我提出保证：从今天起与贪污一刀两断，誓不再犯，老老实实的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我感谢党、毛主席把我从火坑里救了出来。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3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8.txt b/CCRD/3/7/3/0002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d91749a94e7325293b75c3b4b812088a615629
--- /dev/null
+++ b/CCRD/3/7/3/000218.txt
@@ -0,0 +1,17 @@
+# 我终于检举了贪污分子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3部3班4组　潘乃兴>
+
+　　当三反运动开始时，我很奇怪，我想：我们是在学习，有什么贪污和浪费？有什么官僚主义？即使有贪污，在几次小结中已交代过，为什么还要反到我们的头上？我老是漠不关心。经领导反复动员与启发，交代了政策，才知道三反运动是为了保障国家的经济建设，不再让资产阶级来盗窃。所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
+
+　　我明确了贪污对国家之危害性，认识到贪污分子的罪恶。回到小组里，大家在展开坦白检举，当我听到组上同学自己坦白了，并且也检举了别人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想着“检举好，还是不检举好？”如果检举，他是一个前任昆明县副县长，共产党员，我将来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干部，恐怕他将来会报复我。如果不检举，我就够不上做一个干部，对人民不负责任。
+
+　　因此思想更乱了，听到广播台不断的广播着“某同学思想上提高了一步检举了一个贪污分子了，希望同学们向他学习”。这时我耳烧面热，思想上一面叫我说，一面叫我说不得，说与不说这两种思想在我的脑里斗争非常激烈。
+
+　　最后我耐不住了，打垮了不说的思想，大胆的谈出来：“前任昆明县副县长×××勾结我过去的老板昆明轮船商行经理×××不法奸商×××共同经商，在解放后，奸商与县长购买轮船。县长还与不法奸商×××做过鸦片生意”。
+
+　　我虽然谈出来了，思想上还是怕他将来报复我，就到班部找领导同志说，经领导同志反复说明今日共产党领导下，决不怕贪污分子报复，有毛主席共产党撑我们的腰后，我才消除了顾虑。
+
+　　检举了以后，心里十分愉快，深深的体会到只有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才会有这样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我必须在三反运动中，站稳立场，洗清自己，帮助别人。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3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19.txt b/CCRD/3/7/3/0002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54c7c2d27c8750db3bd294c931ddfe8f597e27
--- /dev/null
+++ b/CCRD/3/7/3/000219.txt
@@ -0,0 +1,17 @@
+# 检查我的右倾思想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部2班　许启征>
+
+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自校部干部下组后，我们小组仍深入不下去，除了有些其他因素外，对我来说，右倾思想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我为什么会发生一些右倾思想呢？
+
+　　（一）背上了“清高”包袱：觉得自己是搞文教工作，而且解放前就赌过咒“一生不干总务主任和训育主任（事实上贪污的不单是干这两种工作的——编者）”。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觉得组上可能有问题；但问题不大。
+
+　　（二）强调自我改造：上级已再三再四的把政策交代过了，同学们的意见也已经提得很尖锐，有个女同学被提意见时，眼泪在眼眶内打转。（实际这并不能说明互助生效）于是觉得同学的责任已尽到了，不坦白是自找死路，不能怪人。
+
+　　（三）觉得大轰大擂不解决问题：如自己交代政治历史时，小组上提了39条意见，当时虽表面接受，实际总觉得有些意见是“不了解情况”，隔靴搔痒，不起作用。因此总希望做得斯斯文文，有情有理。如果这样要求群众，运动是会发动不起来的。
+
+　　（四）分析情况常从有利于贪污分子一面着想：对很可怀疑的同学，不是分析他可疑之点；而是以其他不疑之处来推翻可疑之处，变成全无可疑。思想麻痹，摸不着老虎的屁股，反而替老虎开条后路。
+
+　　以上几点充分说明了我对三反运动认识不足，小资产阶级的脆弱性，经不起尖锐的斗争。对自己既缺乏深刻批判，不从新的社会去看问题，不从问题本质上去思考，“清高”实际就是“超阶级”。思想改造虽然是自我教育，但自觉必须与互助相结合。同学提出意见之不合于当时事实，责任在自己交代不清楚。由于这些原因，所以思想不艰苦，分析情况不从复杂细致处下手，这也说明对同学对革命无责任心，“但求太平无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教务长层层负责的指示下，我是小组长，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产生这种右倾思想会犯错误的，今后一定要保证克服。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4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0.txt b/CCRD/3/7/3/0002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ed6c8b94f15f792bef5bb1f74a8824e24cb185
--- /dev/null
+++ b/CCRD/3/7/3/000220.txt
@@ -0,0 +1,55 @@
+# 李鸿寿：清算我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
+
+　　<立信会计专科学校校长　李鸿寿>
+
+## 一、主导思想
+
+　　我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最腐朽、最丑恶的思想——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享乐至上，还有反动的崇美思想。我从16岁起，20几年来一贯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这些事例很多，现在把显著的列举于后：
+
+　　（一）把教育事业当为推广业务扩展势力的工具。教育事业是培养人才的，而我竟把它当为赚钱的一法。20年前，潘序伦先生对我说，我们现在办这个学校是很辛苦的，可是十年之后，我们就有很大的收获，因为那时候同学们已经做了会计师或经理，他们的企业，如果要请会计师的时候，一定是立信。后来也果然达到目的。我们办学校的动机，如此卑鄙。同时也想藉此来扩展自己的势力，同学们毕业后，有的去做会计师，如果会计师方面有什么选举的时候，他们也一定会选我的。并且也可以藉办教育事业为名，抬高自己地位。无论工商界或会计师同业，都会以我是高等学校负责人，高人一等。工商界也会因此更信任我，会计师同业也会有如此想法，所以我一直在会计师公会里担任了监事、理事以及常务理事。解放后并且被选为人民代表。这种动机，极不纯正，完全是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出发。
+
+　　（二）把编写书籍，当为名利双收的法门。我从1931年起，为了写毕业论文，和同学合译了一本美国会计教本，卖出一笔稿费，引起我的兴趣。我在1934年又编了一本会计学，这一次是自己发行，也就是自己做老板，托书店代销。以后我又写了会计学概要、会计数学等书。我的教书、编书都是以美国书为蓝本，不是译，就是名为编，而不过改头换面，加些中国法令而已。我所讲的、所写的会计理论，都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中国会计界二大巨星——潘序伦、杨汝梅（众先）”。我崇拜他们二位，说潘为中国会计界放一异彩，说杨为扬眉吐气争光于国外，其实他们都是谈的为资本家效忠的一套理论。后来到了新会计杂志、工业会计杂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几篇文章，批评潘在解放后所写的书籍本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法权理的立场上。至于杨所写的书籍是掩蔽资本主义本质的鬼话，把剥削关系硬说成是人类能力的分工，会计只不过是这个分工过程中的记录及核算工具而已。把资本家对工人所进行的千方百计的欺诈剥削，说成是科学方法的管理，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我读了（那些批评稿）之后，我才明了我所崇拜的学说，就是为资本家服务，代资本家讲话的学说。我在1948年写的“初级会计学”里，还是夸张美国的会计书籍。我把书籍也当商品一样，写一本书不是所谓请“名人”写序表扬自己，就是自吹自擂。最荒谬的，解放后1949年夏天，我看到别人写书，销路很好，版税很多，我也利欲熏心的又想投机一次，急急忙忙，粗制滥造地写了一本“初级会计学教程”，赶上秋季开学。钱是给我骗来了。这本书的内容实际上是从别的书上摘来几句，连我自己也并未完全消化，就生吞活剥地放进去了，而且除了国营企业会计、合作社会计、私营企业会计及一部分会计科目和名词是比较新一些而外，其余还不过是把旧资本主义的一套，加以改头换面罢了。看大家赚钱，我也想捞一把，好久不做，饥痒难熬，真是卑鄙无耻。这一本书不仅不合同学的需要，而且是披新民主主义经济外衣，内藏资本主义毒素。如果说明白是资本主义内容，或者说明白是译本，人家可以批判地来教，而我这本书是外包糖衣，内藏毒素，使人家易于受骗。这件事，我的错误是大的。
+
+　　（三）为了取得会计师资格，伪造证件。
+
+　　（四）为了争取会计师业务，甘心去做流氓的徒弟。这是我一身最丑恶、最肮脏的行为。我在1937年间，为了想扩展会计师业务，竟甘心去拜大流氓头子杜月笙的门，也就是做他的徒弟，想借恶势力来达到扩展我的业务的目的，这是多么卑鄙下流的作风。幸而抗战开始，而他的大门又不容易进出，先要花去一笔“门包”，我又觉得拿现的去换赊的有些不合算，因此未曾利用过他。假使当时我利用了他的恶势力，一定是会危害人民的。同时他也可能叫我去做特务工作，我也会去做了特务，危害人民的。
+
+　　（五）执行会计师业务，收费无一定标准。这也是一件丑恶的事。我执行业务，并非完全是工商界来委托我办的，我有时用请客、宣传等不正当的方法去招揽得来的。我在1947年秋设立诚明会计师事务所的时候，大登广告，收了大批礼品，以示认识的人多，有办法，吃得开等不正确的想法。有时为了要筹设一个企业，股款不够，又去拉工商界参加股款，1942年，我曾拉过工商界来参加我所负责筹设的通达企业公司和立成泰记油坊。
+
+　　谈到收费，没有一定标准，如果是事前谈公费的，晓得他们是精明朋友，不敢多讨；事前不谈公费的，工作做好，看他的规模大小盈余多寡，而定公费标准。看他赚钱多，我就要多收公费，也分润一些，这不是见财起意吗？
+
+　　（六）既为名，又为利，为名的目的，还是为利。人家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而我呢，名也要，利也要，这就说明了我一面作会计师，一面搞教育行政工作。结果不但把教育行政工作搞得不好，而且对于同学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解放之后依然如此，我用巧妙的方法，在学校里支半薪，我说我只能做半天工作，这样，我就把那半天去赚钱的时间，使得它成为合法化起来，其实一个学校的负责人，应该负全部责任，既不应该以时间来划分，更不应以货币多寡来衡量工作的多寡。这件事的危害性是很大的。因为我兼职的关系，不能专心一致，而所兼的职，又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会计师职务。我这样不但对学校不负责，对同事、同学们不关心，也就是对国家培养干部以及经济建设有危害。
+
+　　（七）投机倒把，剥削人民血汗。我自从1942年以后，开始经营商业，我和同事们筹设了通达企业公司，这个公司经营股票投机买卖和商品囤积居奇。除此，我个人还直接从事黄金、美钞、股票等投机买卖。在敌伪时期以及日寇投降后的几年中，正值通货恶性膨胀，物价飞涨，商品难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时候，而我火上加油，使人民更加痛苦，而我的腐化生活就这样的建筑在无数人的痛苦上。
+
+　　（八）用不正当的手段赚来的钱，挥霍乱用，而最后的目的还是要再赚钱。拿衣食住行来讲，我的生活方式完全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许多钱，都是从投机倒把剥削人民血汗而来的。更可耻的是我的享受当中，还有唯利是图的目的存在，如请工商界吃饭是为了争取业务，坐漂亮的小汽车是为了摆阔气，多收公费。真是挖空心思，多么卑鄙，多么无耻。
+
+　　（此外，我还有崇美思想：（1）想到美国去留学。1936年准备赴美，中途生病由日本折回。1948年春我又想以工商界身份赴美，但未能成行。（2）欢喜看美国会计书籍，谈美国会计理论。（3）各种用品都喜欢买美国货。（4）我在上海投资股票，还投资了两家美商公司，就是上海电话公司和联怡公司。这种崇美思想还是从唯利是图出发。留学镀金是将本求利，回国后可赚更多的钱。买美商股票是认为这种股票利息或许可以比较大些，或者是比较稳当些，出发点还是为利。）
+
+　　我的确是一个市侩，不配做一个人民教师，我如果经营工商业（事实上是经营过的——编者），我必然是一个五毒俱全的奸商，或许比他们还要厉害，因为我所用的手段是更巧妙更恶劣。
+
+## 二、政治态度
+
+　　我对政治的看法，也是从自私自利出发。我虽然未曾直接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下面的事实却又否认了这句话——编者），但是由于我和他们是一条线上的人，所做的事，对我有利，也就对他们有利，因此有形无形有意无意所做的工作是帮助了他们。
+
+　　（一）为反动派服务。我做过伪盐务稽核所税警官佐教练所出纳员7个月；伪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专员半年；伪财政部驻京沪区财政金融特派员办公处专员一个多月；伪善后救济总署上海分署专员半年；伪考试院1946年高等考试初试委员会襄试委员。
+
+　　无耻的以做国民党反动派的公务人员为荣，想向上爬，最无耻的做了伪考试院的襄试委员，到南京阅卷3天，回来就引以为荣，夸耀于人。如果反动派给我一个较高的位置，我一定做了他们更大的帮凶。
+
+　　（二）为反动统治宣传。我为了推广会计师业务，办了“立信月报”和“诚信月刊”，以人家的钱代自己做广告。这固然是一种投机取巧的办法，而内中文字为招揽业务起见，凡是国民党反动派有新的法令时，总是代反动派鼓吹一番。1948年9月1日出版的“诚信月刊”上，把反动派改革金圆券的事情歌颂了一番：“佳讯传来，万民兴奋，人心望治，气象迭新，争相奔告，无不面呈喜色，欢跃情形之热烈，诚非笔墨所能形容，足见改革法令规定，至详且切。”我的动机虽然是为了招揽重估财产的业务，而事实上是劝说工商界把金钞向伪中央银行兑掉。这样，帮助了伪中央银行搜括了一批金钞，总之这种宣传，对人民是有极大的危害的。后来工商界知道反动派要逃，他们都不办重估财产，我仅有的20两黄金又兑给了伪中央银行。伪金圆券存在银行里天天跌价，我吃了亏，痛恨之下，又写了一篇文章，大骂伪中央银行说：“中央银行已失尽其威信，此种神奇的措施，不免贻笑海外，像中央银行为银行之银行，竟以赌场老闆的姿态，与赌客火并、斗法、争利。”这并非是站在人民立场骂反动派，而是因为我的重估财产业务没有做到，黄金20两兑掉吃了大亏，于是大骂，还是从自私自利出发。而且这时候已经到了1949年4月，晓得蒋匪帮就要滚蛋，才敢写这篇文章，还是投机取巧行为的一种。
+
+　　（三）1947年选举伪国大代表的时候，我做了帮凶，不但投了陈文麟一票，而且还拉了好几位同学投他的票。伪国大代表选出后，他们就是去投票选举蒋匪介石做伪总统的。这的确是帮凶。除此，我还投了奚玉书竞选伪立法委员的票。
+
+## 三、思想根源
+
+　　我于1909年生于扬州的一个旧型资产阶级家庭，曾祖父经营典当、钱庄、盐号、油坊等各种人人痛恨的剥削事业。剥削所得建筑大厦，穷奢极侈。家中父子兄弟，只重金钱，不重情感，也就是只认得钱，不认得人，终日自私自利，斤斤计较。家人对于赌博，习以为常。我在10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各种赌博，已种下投机根苗，16岁就开始作弊，逐渐形成了我投机取巧、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损人利己、轻视劳动、享乐至上的腐朽丑恶的坏思想、坏作风。
+
+　　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父亲鼓励我读银行系，因为他看到镇江帮的人在上海发了财，住洋房、坐汽车的是做银行的一般人。所以我就选了银行系。
+
+　　我做了会计师之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更深，20年来无日不与资产阶级接触。自1937年起至1950年止，14年来，中午经常在银行俱乐部吃饭，与资产阶级边吃边谈，所谈的无非是如何赚钱，也就是如何剥削，高谈阔论，恬不知耻。又自1946年起至1950年止，我参加了上海星五聚餐会，有工商界经理人员一百余人。他们聚餐的目的是互通消息，集体操纵，互相利用。因此耳濡目染，久之气味相投，不仅羡慕他们的生活，而自己也走上他们的道路。
+
+　　我受资产阶级影响太深。幸而有毛主席的英明号召，给了我思想改造的机会，挽救了我，把我从泥坑中拉出来，重新做人，做一个毛泽东时代的小学生。
+
+　　（此稿根据李的个人学习总结摘要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1.txt b/CCRD/3/7/3/0002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80e1f6018542d4cd575a8734d233c66dd3e118
--- /dev/null
+++ b/CCRD/3/7/3/000221.txt
@@ -0,0 +1,9 @@
+# 欧阳汉元同学是怎样坦白的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2部5班4组通讯员　郭家才>
+
+　　我组欧阳汉元同学，在这次运动初期，他不敢彻底检查自己的贪污行为。总是自己抱怨自己：“我怎么会做了许多的坏事情，吹、赌、嫖、吃、贪污腐化，都有我一角。”他想，有了这么多丑恶历史，假若说了出来，任政府如何宽大，或多或少一定要受到处分，对工作总有妨碍。反正不坦白，别人也不晓得，只要我以后不再犯就行了。便抱着过关的思想来应付。但是，在小组里他却伪装积极，所以，小组的同学就不大对他怀疑。运动渐渐地深入了，这时部里召开了部学代大会，交代了政策，报告了三反中学代要起带头作用，而且要帮助同学，搞好这个运动。这样一来，在他思想上有了激烈的斗争。在这运动中究竟如何做才好？说吗、还是不说？不说的话，自己又是学委主席。最后他决定了“只有坦白，才是唯一出路”于是在小组上他开始坦白了。但又因为听见谣言：贪污100万元以上的要送劳动改造。所以他又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因此只是避重就轻的，鸡毛蒜皮的坦白了一点来蒙蔽小组同学，认为可以混过去了。
+
+　　三反运动一天比一天更热烈深入的进行，大部分同学都提高了认识，纷纷坦白洗手。这样又在他思想上引起激烈的斗争，他就想：其他同学都有勇气说出，难道我不愿意进步吗？这时同学们就看出他的言语行为，坐立不安，夜间，其他的同学都睡着了，而他总是睡不着，这就使同学们更加怀疑。有个别的同学就对他进行启发，说明只要坦白得彻底，人民一定会宽恕的，怕的是你不敢坦白，那么就危险了。于是他又坦白了一点，小组里同学都很关心他，给他生活上的照顾，也对他提了很多尖锐的意见，进行了多次的启发。他经常说：“同学们对我提意见，也是对革命负责，为了帮助我；但是我贪污的数字已经坦白完了，难道叫我乱坦白些吗？”可是这话并没有使同学相信，反而加深了怀疑。对他又经过了各式各样的启发，严厉指出，贪污分子，只有彻底坦白，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时他才真正初步的认识了这些卑鄙无耻丑恶的事实，而选择了坦白的出路。总计在工作时各式各样贪污数共120余万元。同时检举了×××一同工作的贪污70余万元。尤其是进校后，为同学买了8支水笔，每支多报3500元，共贪污24000元。事后他还在班的坦白反省会上作了典型坦白报告，很沉痛的说：三反运动挽救了我，并且保证今后要立功赎罪，不再有贪污行为，永远在劳动人民的怀抱里生活，为人民服务。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4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2.txt b/CCRD/3/7/3/0002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95f4d8f61d4c9bfa749e35ef53e8884a3e76f
--- /dev/null
+++ b/CCRD/3/7/3/000222.txt
@@ -0,0 +1,7 @@
+# 我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3部6班5组　吕培炎>
+
+　　在听了宿教务长第一次关于三反运动的报告后，我的思想就开始感到局促不安。教务长在报告中曾经指出“3部同学这次思想总结，应把重点放在三反上，并要结合五反运动一齐展开”。当时我听了之后，一想我过去那些错误行为，在这运动中是占有了好几条，而且还多半是些解放后的错误。这样一来，岂不是成为班上的罪魁吗？接着教务长又通知说“全体学代晚饭后在此集合”，我想晚饭后大概是个全体学代动员大会，我自己也是学代之一，手是比众人脏，但同学们对我是比较信任的，若不交代，以后被检举出来，也是不好，左思右想，都没有办法解决。在晚饭后全体学代的大会上，宿教务长又向我们作了一个更深入的报告，并反复交代了校方政策。当时就有几个学代带头洗手，进行坦白，并得了教务长嘉奖。这种情绪高涨热烈情况，带动了我前进一步。接着各班学委会主席都代表了同学们表明态度，并提出了“三反运动不彻底不收兵，不胜利不毕业的保证”。会场情绪非常高涨，而我的心也跳得更急。接着有同学又向我说：“主席！你应起来代表我们表明态度”。当时我更感动了，鼓起勇气，站起来代表了6班同学们表明了态度及提出了保证，受到了全体同学们鼓励。当时这种生动的实际教育启发了我，前进的思想战败了落后的思想，就下了决心，我决定要先洗干净自己的手，再进一步的帮助同学洗手。回到班部，领导同志的一句话又打入我的心里：“学代不要存有面子顾虑，大胆交代后，只会增加你的威信，选举学代条件里就有一条是大胆暴露的。”这样，我就扯破了我的面子包袱，将我初步检查出来的丑恶行为说了出来：（一）在1950年曾先后2次替资方走私黄金100多两、卢比2万余元至缅甸；走私大烟500多两至昆明，我自己贪污了30多两；走私半开4000多元至芒市掉换卢比，图谋暴利；（二）在1950年得昆明某奸商透漏棉花免进口税消息，即替资方在缅甸九谷抢购得棉花一车多运昆获得暴利；并在收运费及购货时，贪污了人民币300余万元；（三）在1951年在下关售出汽油、机油、汽车零件，共漏税款100多万元。我大胆暴露之后，得到了领导及同学们的鼓励，并帮助我进一步的深入检查。我更深入认识到我是做了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今天党和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挽救了我，我决不能辜负党及人民的培养，我提出坚决的保证：从今天起，与贪污一刀两断，将对贪污思想和行为的仇恨化为力量，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洗清自己，再帮助同学，共同搞好这伟大的运动。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4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3.txt b/CCRD/3/7/3/0002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5c7bf098cf919db7d58be01f0e69a7a1e2e7db
--- /dev/null
+++ b/CCRD/3/7/3/000223.txt
@@ -0,0 +1,7 @@
+# 我选择了坦白的道路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3部6班9组　钱思训>
+
+　　自三反运动开始以来，我认为这是针对一些在职干部的措施；因此，漠不关心。自听了教务长的动员报告，苦口婆心的反复交代政策，说明决心深入开展学员中三反五反运动的重要性后，我开始考虑到我未暴露的违法瞒税、虚报账目的行为和贪污事实。但是，思想上顾虑很大，恐怕说出来会受处分，分派工作时会受影响；不说吧？又怕被人检举、怕毕不了业，又疑心领导上已经掌握了我的材料了，心中更觉痛苦不安。经过各级领导的一再交代政策，说明了这是为了拯救我们，为了要在思想上铲除资产阶级思想的毒害，认识错误，痛改前非，才能打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础。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感觉到国家人民对我们的宽大，我为什么还不彻底坦白以洗清我浑身的污点。我终于选择了坦白的道路，在班的座谈会上大胆的坦白了在1950年我当店员时，曾替资方瞒税1000余万元及逃避资金，同年11月在弹花厂工作时，又接受工头行贿40万元虚报棉花50斤，又盗卖替军区弹制的棉花100多斤（合人民币400余万元）；1951年在显明被服工厂任会计时又盗卖厂方做军鞋原料约40万元。坦白后我感到身心愉快；但我决不松劲，我还要继续检查，彻底坦白交代，把我的手洗干净，并帮助同学洗手，从思想上行动上与贪污一刀两断，站稳无产阶级立场，重新做人，立功赎罪，以报答学校给我的教育。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4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4.txt b/CCRD/3/7/3/0002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584f899e6128f89024f10c95c63c786d9338d2
--- /dev/null
+++ b/CCRD/3/7/3/000224.txt
@@ -0,0 +1,57 @@
+# 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范式人、方志纯 关于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
+
+　　本报二月一日对江西省人民政府某些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批评后，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范式人、方志纯已作出检讨，现在将他们的检讨发表于下：
+
+　　我们看了人民日报二月一日所载“江西省人民政府某些领导人员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一文后，立即召集了省人民检察署、省人民监察委员会、省财政经济委员会和省府民政厅、人事厅等有关单位的负责人员，在中共江西省委领导下，几次认真地研究了人民日报这一批评。大家以严肃沉重的心情和态度进行了自我检讨。一致认为人民日报对我们过去所犯的重大错误和缺点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诚恳接受。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我们对过去所存在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财政问题上的某些本位主义偏向和违法乱纪等错误，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人民日报这一次批评，对帮助我们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和加速改正我们的领导作风有重大的作用。我们和省人民政府决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作进一步的全盘检讨。
+
+## 几个重大的错误事件
+
+　　（一）关于金溪错误事件问题。金溪县主要领导干部，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下，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逐渐滋长了麻痹轻敌、腐化享乐的思想和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因而发生了许多干部违法乱纪（有个别干部发展到背叛革命）、贪污蜕化，甚至近半数老干部相继逃跑等一系列的严重事实。上述错误中的某些问题，虽在一九五零年六月即有所发现，我们也曾电令查究，但当时并未深追。直到一九五一年三月中旬，由中南军政委员会转来控告信一封，并令我们查处，仍未引起我们应有的重视，延至四月十六日才令抚州专署查处。六月二日收到专署“关于金溪县干部贪污浪费的报告”，我们开始认识到金溪问题的严重。六月九日，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会同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前往该县检查，发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但有些复杂问题未搞清楚。当时该专区部分领导干部对金溪问题的严重性也还认识不一致）。七月初省人民监察委员会、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将六月间联合检查的初步报告（此一报告提出金溪有些问题尚须由专署继续彻查，并提议由专署提出处理意见）交给我们，而我们对此问题仍未及时抓紧处理。直到八月初我们去庐山参加中共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时，才对金溪错误问题引起了高度重视。在该会议的报告和总结中，曾以遂川错误问题为典型（遂川问题在该会议中已作处理，应法办的人员已经逮捕），同时也曾不指明地指出了金溪问题的严重性，以警惕和教育大会全体同志。抚州代表团也曾着重以金溪问题为例组织了讨论，检查了抚州地区党和政府的组织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作风，但因对该案一些重要情节尚未查明，故未提出处理意见。中共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在八月底结束后，我们在九月初又令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再度协同中南领导机关来员赴该县继续检查，历时二十余天，问题才基本查清。当时曾指令抚州专区领导机关先行提出处理意见。专区领导机关的处理意见在十月二十四日送给我们，是时省人民检察署又奉中南检察分署之命须彻查该案，乃于十一月十七日又派人继续调查，才将该县人民政府秘书赵建业等集体贪污案件全部查清。我们拖延到十二月二十九日才发出正式处理决定。从上述事实经过看来，我们对此问题处理迟迟拖延不决，同时又未将该案处理迟缓原因及时上报，其原因除由于案情逐渐发展逐渐暴露，老是等待材料齐全，未按一事一决的原则及时作出处理结论外，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领导上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所造成。
+
+　　（二）关于江西省在粮食和财政管理方面若干违法乱纪破坏制度的混乱现象问题。我们于一九五一年一、二月间中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派清查组来江西以前，对我省各地在财粮问题上某些乱支乱用打埋伏等错误行为，特别是公粮数目上的混乱，已有初步发现，并开始予以注意。中南财委清查组来省时，我们即同时抽调了干部二百余人会同中南财委清查组五十余人分两期到各地进行检查。第一期检查四月底告一段落。我们听了检查组的汇报，进一步了解到我省各地财粮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的严重。不但在粮食方面有大量虫害、粮食霉烂、调运和加工中的损失；财政上存在着打埋伏、挪用公粮、虚报账目、扣押事业费作生意、贪污浪费等违法乱纪现象，而且也发现了自印饭票、乱开条子、乱摊派等混乱现象。当时我们曾就所得材料，分别通知有关专署对所发现的问题再行检查，抓紧处理并报上级，又曾先后数次彻查各地虫害、霉烂公粮的情形。三、四月间由省财委发出了几次文电严禁打埋伏。四月十二日由省人民政府发布了禁止摊派的布告，并对高安粮食局长挪用公粮，南昌恒元米厂盗卖公粮，与铅山、崇仁两县粮食局长贪污等违法问题加以法办。我们的错误在于虽然采取了上述措施，但由于官僚主义作怪，这些措施有些并未完全贯彻，而且在当时只偏重于追查打埋伏的公粮（已发现的打埋伏公粮数量较大者均已追回，但一定还有未发现的），抢救虫害、霉烂公粮（虫害、烂霉粮最后查出实损失二百余万斤）等方面，对于全盘财粮制度的坚决贯彻，财政纪律的认真执行，并未予以强调，财经工作上的思想政治领导也极为薄弱，特别是对一般违反财经制度的干部很少及时处分（如赣县县长隐瞒公粮用作机关开支，没有处理。湖口县长私用公粮三十余万斤作修建，也拖延很久未处理），以致财粮问题上的许多严重问题未能及时克服。如用事业费做生产投机买卖的很多，省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彭加伦先后动用合计十六亿元事业费作生产，引用了一些有政治问题的人，并也因此断送了某些干部，这就是一个显著的例证。省级和各地不少机关，也有套取国家财物建立小家务，化大公为小公的严重现象。司法、公安部门对罚款和没收的财物不交国库，自行动用者甚多。如省法院以司法罚款到袁州做大米生意，水上公安局长胡子清擅卖废登陆艇两只。在木材经营管理上，部分地方也发生了乱砍乱伐的严重现象（如宁都莲花山地区，军政机关部队在山上进行了剃头式的砍伐），破坏了护林政策，侵犯了群众利益。在土产交流上，曾发生了一些互相封锁违反政策的错误行为。还有吉安等地大肆修建的严重浪费现象。所有上述严重问题，都给了我们财经工作上以重大损失，并在政治上造成了一些很恶劣的影响。七月底接到中南军政委员会发来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江西财粮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检查报告”，当时我们正出席中共江西省第三次党代表会议，会议中曾将此文件印发各代表团，也指出了这一文件中所提出的许多缺点错误，确实反映了我们干部思想作风上与领导思想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值得我们引起警惕，并提出必须彻底纠正。但是在党代表会结束后，我们只是感到上述问题多数已曾分别通知各专署处理，并想在思想检查运动中再彻底解决这些问题（江西省三届党代表会决议以反骄傲松劲脱离阶级斗争与反贪污腐化倾向为主在全省展开一个运动）。因此，省里没有再作进一步的具体检查，一直拖延了三个多月之久，也未向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监察委员会作过报告。虽经中南军政委员会于九、十月间先后三次催促我们办理具报，我们始终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未能亲自负责督促检查，只在公文上兜圈子，批转给有关部门处理。直到十二月二十日才由省财政厅拟了一个处理报告，但只报到中南财政部，未及时呈报中南军政委员会，更没有针对财粮问题上已发现的各项尚未解决的严重问题逐一清查，进一步进行处理，以严格执行财政纪律，以致客观上形成对上级指示和命令的漠视和拒绝的态度，这充分表现了我们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无组织无纪律的极端错误。
+
+　　（三）关于隐瞒假报一九五零年节余民政事业费问题。我们确曾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将一九五零年度节余的民政事业费粮一千零四十余万斤（除干部家属补助粮和工人失业救济粮外，包括后来经中南军政委员会批准，拨给我省烈士子弟学校经费六百万斤粮食在内），全部当作一九五零年的决算浮报中南领导机关。当时的动机是：因为片面地顾虑到一九五一年整个国家要紧缩开支，事业费可能减少；同时又顾虑到本省财政困难，而各种事业的必要开支不可缺少。因此，就发生了这种从局部利益出发，不顾整体利益的本位主义和违反财经纪律的恶劣行为。至四月间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派员前来检查账目，当时省财政厅和民政厅认为上述浮报数字既无单据账目又和实发各专署数字不符，因此，曾企图将浮报数字造假账。后因事实上假账不能造，感到责任严重，怕受处分，乃藉口下面账目尚未报来，竟以浮报之分配表向中南民政部来员敷衍应付。当中南民政部来员要去专署检查时，民政厅即先派干部去南昌、抚州、袁州三专署通知他们按省民政厅浮报分配数字认账，以掩饰漏洞。当时此事虽曾遭到上述三专署之反对，但我们未及时对此极端可憎的违法乱纪的行为作深刻的自我检讨。去年十一月间，邵式平同志到汉口开会时，中南军政委员会邓副主席曾严肃提出我省民政厅有造假账行为，当时邵式平同志仅声明：“这虽是严重错误，但只是有此企图，未成事实”，后又在省里某次会议上作过检讨，但直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后，我们才进一步认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并于一月十五日给中南领导机关和中央毛主席的关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报告中，初步进行了检讨。关于隐瞒的民政事业费节余之处理，由于去年春荒时，省府先后贷出四千余万斤粮食，特别是由于中央及中南领导机关对我省人民关怀，又拨给了我省一部社会事业费，解决了我省去年春夏荒及其他救济事业的困难，故这笔节余粮，去年上半年未曾动用，我们在六月间才将这批浮报隐瞒的节余粮，投资办一机制砖瓦厂，其目的固然是为了社会事业生产作长期打算（并非为了机关生产），然而由于我们从严重的本位主义出发，以致造成瞒骗上级，违反财政纪律的不可容许的严重错误，给了下级政府及工作人员极坏的影响，并且助长了许多干部违法乱纪的行为。追究此事责任，应完全由我们负责。人民日报所指出：“省的最高首长究竟是谁”这就是我们。我们除竭诚请求上级严重处分外，关于该事件详细经过，我们正在和有关人员分别作彻底检讨，并决定限期将各人检讨分呈中南领导机关和中央审查。
+
+## 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
+　　从上述错误事例和我省遂川县党政组织，金溪县多数负责干部堕落蜕化的典型事件，以及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开始以来所发现的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事实看来，我们过去确实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偏向，以及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作风，使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和我省工作受到不少损失。我们的官僚主义错误正如长江日报所指出的不仅是在于我省的许多错误现象未能及时发现，而严重的还在于已发现了的许多问题，未认真及时处理，这说明我们对人民事业，缺乏认真负责的态度。如中南局和中南军政委员会组织的财政检查组已将我省财政工作的若干严重问题于一九五一年四、五月时向我们汇报过，我们也曾因此发过数次命令、指示、布告进行纠正和处理，但是为什么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呢？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工作作风不深入，尤其缺乏检查，了解下情少，常常停留在发布告、命令、指示和批公文、写决议上面，这正是严重的官僚主义的具体表现。斯大林同志曾指出过：“正确组织审查执行情形的工作，这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形式主义的斗争中是有决定意义的。……可以肯定说，我们的缺点与缺陷，十分之九都是由于缺乏组织得正确的审查执行情形的工作。”然而我们正是这样，发了命令，下了指示，作了决定，却很少切实组织检查执行的情形。事实上我们不少的指示和命令早已变成公文或例行公事，形成无限期地公文旅行，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就会令人惊异。如去年九月十三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发来的关于催查我省财粮检查处理结果的电报，限我们于同月二十日前具报，限期只有七天；而我们只是照转省财委，财委又照转财政厅；财政厅竟将这一电示束之高阁（一直到这次检查此电示时才查明），我们也一直没有督促检查。试想：还有比这样更骇人听闻的官僚主义吗？特别是对上级限期催办的事，我们竟然采取了这样的漠视态度，这还能容忍吗？同时在我们的工作上，也缺乏雷厉风行的精神，许多事情拖拖拉拉，例如金溪问题，从整个过程看，我们一直在继续检查处理，但却一直拖延八个月之久，才最后处理。在我们省人民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上，也缺乏应有的配合，许多事情互相等待、旷时废日。上述这种十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是造成我们犯错误的第一个原因。
+
+　　其次，由于我们思想上存在着本位主义偏向，对于全国人民政权建立以后，空前统一集中的新形势认识不足，我们的思想还残留着过去那种分割的农村根据地时期分散经营的一些陈旧观念。因此有时就片面地强调了地方的局部困难，不了解在全国政权统一的新形势和条件下，任何地方的局部困难，只有在坚决贯彻中央统一的决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解决；如果强调了局部利益，违背和妨害了集中统一，不仅局部的困难得不到真正的解决，更重要的是全局利益也必然受到损害。事实证明，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偏向，已在本省许多地方产生了程度不同的严重恶果。不仅使财政制度经济政策不能很好贯彻，政治上产生了一些坏影响，断送了不少干部，松懈了革命的组织和纪律，如果发展下去，则必然会分散和破坏国家统一建设的力量和计划，这是十分危险的。这种本位主义的思想偏向，是造成我们犯错误的第二个原因。
+
+　　最后，我们之所以犯错误，思想上的最基本的根源是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在二中全会上的深刻指示，未能及时领会和掌握。一方面，对于全国革命胜利后由战争到和平，由农村到城市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中，我们的革命队伍内部可能产生的各种错误偏向估计和预防不足；同时，对于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侵袭的危险也缺少足够的认识和警惕；另一方面对于在夺取了全国政权以后，需要更加密切联系和依靠人民群众，需要更加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不够。因此我们在工作中的思想政治领导薄弱，对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改造重视不够。同时由于我们未能充分发扬民主作风，对人民监察工作重视不够，人民监察机构长期处于不健全的状态，以致不能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工作人员，因而我们工作上的许多缺点和错误，也就不易及时发现和纠正。
+
+　　上述各项就是我们产生错误和缺点的主要思想根源，也是我们必须牢牢记取的重大教训。我们相信：只要我们坚决在毛主席、中央、中南领导机关的正确领导下，能切实记取这些重大教训，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彻底努力，我们的错误一定能够迅速改正并取得新的进步，今后的工作也一定会有新的发展。
+
+　　纠正错误的措施
+
+　　我们除了感谢中央、中南领导方面不断给我们的帮助教育及这次人民日报给我们的批评外，我们认为坚决贯彻毛主席号召的增产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对纠正我们过去的严重错误思想和行为，有决定作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不仅我们将会继续犯更严重的错误，而且将会使我们今后的工作遭受更重大的损失。因此，我们十分诚恳接受这次犯错误的沉痛教训并决心采取下列措施，以纠正我们领导方面和工作方面的错误。
+
+　　1、坚决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贯彻到底，决心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自己的领导思想作风作一系统的、全面的、彻底的检查。我们拟在省一级机关“打虎”运动结束后，即召开政府委员会，专员、市、县长联席会，省协商委员会，机关干部等会议，由我们作深刻的检讨，高度发扬民主，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作出书面检讨发至各专、市、县，并责成各专、市、县根据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精神作同样检讨，在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逐级检查中，必须首长带头，层层检讨。其目的除要彻底根绝贪污浪费现象外，还要着重揭露和克服领导方面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以及本位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达到确立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和实际密切联系的民主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廉洁奉公的作风。
+
+　　2、加强思想、政治领导和进行经常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人员中，在一切工作中，必须强调把思想领导当作头等任务。要经常地定期地了解各个时期中干部及人民群众的思想情况，要及时发现和纠正思想偏差，不断提高人民和干部思想水平。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应特别注意以资产阶级向人民事业各方面进攻的丑恶罪行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对于革命的危害性，教育和警惕所有干部，以划清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思想界限，达到从思想上来纯洁和巩固革命队伍。
+
+　　3、要坚决展开和贯彻反对违法乱纪的严肃斗争，加强法纪教育，对一切违法乱纪的人员，必须彻查到底，并根据不同情节坚决迅速处理，以整饬法纪。任何迁就姑息，必须坚决反对。
+
+　　4、尽速限期建立和健全各级人民监察机构和检查机构并迅速配备得力干部，加强其组织和工作以便发挥人民监察制度的重大作用。
+
+　　最后，为了严申纪律，教育我们以及全省干部，我们竭诚请求中央和中南领导机关给我们以严重的处分。
+
+　　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某些领导人员 官僚主义作风十分严重 该省领导机关应认真检查迅速处理
+
+## 1952.02.01
+
+　　【本报讯】江西省人民政府的某些领导工作人员有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助长了某些干部的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行为。这种严重情况虽经下级干部屡次揭发，中南军政委员会和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一再提出意见，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下面是两个突出的例子。
+
+　　（一）一九五一年二月，有人写信给最高人民检察署，揭发江西省抚州专区金溪县的干部违犯政策、贪污浪费、侵犯人权等等行为。三月十九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命令江西省人民政府调查处理，并作报告。后经抚州专署派副专员到金溪县作了调查，并在五月二十九日，由抚州专署专员张立文、副专员聂显书联名报告江西省人民政府及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说明金溪县的某些干部确实存在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应该由县长杨建中负主要责任；并建议给杨建中以撤职处分。报告同时指出，因“专署对该县领导不够，未能及时予以有效处理，也应负相当责任，特请求上级处分”。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收到这个报告以后，乃致函江西人民监察委员会令其会同省人民政府迅速提出处理意见，并作报告。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就在六月间联合中共江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员到金溪县进行检查，发现了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但是检查工作早在六月二十五日结束，拖到八月三十一日才由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报告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而且没有提出处理意见。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长期没有在职的主任和副主任，文件全由省人民政府主席或副主席签发，这些情况省府是完全了解的，但是他们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没有处理。后来又经中南军政委员会再三督促，直到最近，金溪县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
+　　（二）一九五一年三月间，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闻悉江西省公粮霉烂的情况非常严重，乃联合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到江西检查财经粮食情况。检查结果，发现许多县机关用违法方法（如一九五○年超征公粮隐瞒不报，挪用公粮，隐瞒余粮，农贷收回不入库，挪用折征借粮久不清理，公粮田赋尾欠收回不上缴，动用田赋，缴获自敌伪的粮食不上报，公安司法罚款不上报，扣留抗美援朝捐款，盗卖海军铁板等等），套取国家资财，建立所谓“小家务”。而且许多单位违法经营商业，包括省文教厅在内。区乡级则发生摊派、征民工、乱发粮票等侵犯群众利益的行为。
+
+　　这次检查工作在四月底结束，江西省人民政府范式人副主席曾参加了检查组的汇报会，并说“这些材料大体都知道，江西的严重问题很多”。后来，上述问题经中南有关机关的研究，六、七月间，由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提出处理意见：一、江西省人民政府对这些严重的混乱现象应进一步深入检查，采取有效措施，迅予纠正。二、对普通违反纪律和制度的干部，一般可不处分，但应查明责任，教育干部。对情节重大的必须给以应得处分，必要时送人民法院惩办。三、“小家当”应统一领导，集中管理，以发展地方工业。（编者按：“小家当”应坚决取消，而不是集中领导和统一管理的问题。）这些意见，分别经中南军政委员会及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批准。七月二十五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将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和处理意见寄交江西省人民政府，并要求对江西现存若干严重问题分别查明提出处理意见报告中南军政委员会。历时甚久，未见答复。中南军政委员会又在九月十三日电江西省人民政府令其在二十日前具报，江西省人民政府仍无答复。十月，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又打了一次长途电话给江西省人民政府，接电话的是省人民政府方志纯副主席，答应去查问一下，但始终没有下文。中南军政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时，江西省负责同志表示将迅速处理。过了一个月，还没见报告。直到十一月三日，江西省人民政府才发出府监秘字十六号指示，表示要处理那些问题。但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的文件，这一文件决不能作为对中南军政委员会命令的答复。这一文件一面指出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现象“不容继续存在下去”，“必须坚决反对”，“迅速彻底加以肃清”；但另一方面，又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现象，说成只是区乡干部的问题。难道县以上的干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贪污浪费、违法乱纪的现象，省人民政府一概不知道吗？江西省人民政府之所以采取不应有的抗拒态度，其原因大体有以下两点：第一，正如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曾指出的，省人民政府在很长的时间里，曾对干部采取了迁就姑息的态度；第二，就是因领导机关对本身的缺点，不肯作自我批评，改正错误，所以对下边的错误就不敢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加以处理。关于后一点，江西省人民监察委员会几个干部署名于九月二十三日给中南人民监察委员会的报告，曾有所揭发，即一九五○年江西省的民政事业费有一千至两千万斤粮食没有拨用，一九五一年四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派人前来检查时，民政厅手忙脚乱，赶造假账，并嘱某些专员造假账，想隐瞒这批粮食，不再上缴。下级干部对这种措施很为不满。根据江西人民监察委员会干部从民政厅会计部门负责干部所得到的材料，证明这一事情的“决策人为省的最高首长”。这批粮食隐瞒下来以后，要办一个规模巨大的机制砖瓦厂。这件事情经中共中央中南局电令江西彻查，证明上述事实完全是真实的，但所说的“省的最高首长”究竟是谁，还没有查出来。
+
+　　从以上材料看来，江西省的某些领导机关、某些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各种违法乱纪的行为是十分严重的，必须迅速加以处理。
+
+　　1952年2月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5.txt b/CCRD/3/7/3/0002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60c2fa93a43c873c4ce5a22fbf796c066f386e
--- /dev/null
+++ b/CCRD/3/7/3/000225.txt
@@ -0,0 +1,17 @@
+# 民盟广东省支部已决定撤销江会支部委员会并处分文植虞等人
+
+　　【广州分社二十二日讯】民盟广东省支部二月十日第七次干部委员会会议，决定撤销江会支部委员会派人整理组织后再行建立；开除江会分部委员文植虞、刘锦沛盟籍，并建议政府加以逮捕，依法严惩，其余有关人员继续追查，再行决定议处；江会分部主要兼粤中区盟务指导员何巴栖应即停止一切职务，进行反省。
+
+　　该支部所犯错误主要如下：
+
+　　（一）违反盟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文植虞、刘锦沛等这批资产阶级的坐探，篡夺了江会分部的领导权，他们所执行的政治路线，不独完全和盟的政治路线相违背，而正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路线，与工人阶级的领导相抗衡，甚至争夺工人阶级的领导权；这样，民盟江会分部就不再可能对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起一定的作用，相反地，把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统一战线组成部分的民盟作成为资产阶级的御用工具。代表资产阶级的丑恶意图，有计划地向共产党、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人民政权作疯狂的进攻，用种种方式来腐蚀领导党和人民政府的干部，在江会分部的七个委员中，文植虞、刘锦沛分任江门市工商联正副主委，何直、余镡锳分任江门市人民政府工商科和民政科副科长，他们公开假借盟的名义，说盟领导了江门市的工商界，借以对抗党的领导。何直身为工商科长，竟公开对人说，“我是代表工商界的利益的”。这不独是违反了我盟的政治路线，事实上也就是违反了共同纲领。文植虞、刘锦沛窃据了工商联的领导，竟由去年三月起到年底止，向全市工商业户每月照营业额非法抽收千分之三用来建筑“工商界文化宫”。这种非法附加，使江门市的物价比邻近地区为高，严重影响了劳动人民的生活。同时工商联竟滥用职权非法捕人，文植虞出入也要两个警卫员跟着，全市人民对这个工商联均极表憎恶。根据以上这些事实，完全说明了本盟江会分部的领导机构已整个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可耻的御用工具。
+
+　　（二）极端严重的铺张浪费和盗窃国家资财的行为：本盟江会分部的领导人，一贯表现大吃大喝铺张浪费的现象，分部第一次编造一九五二年度预算，竟编列了一亿二千万元，只设备购置费，一次就要三千多万元。文植虞、刘锦沛所操纵的工商联，一方面俘虏了市税务局长，大量偷漏税款，据初步统计：仅一九五零年即偷漏国税五百亿员；另一方面则猖獗地将资产阶级铺张浪费，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扩大发展，只建筑“工商界文化宫”就花了十八亿元，里面有可容千人的大舞厅，仅舞池磨滑工程便费了六千万元，室内家具连席子、椅子都要派人到香港买外国货，文植虞自称这是“华南第一”。一个工商联竟用了三十六个脱产干部。
+
+　　（三）捧场拉拢，腐蚀干部。文植虞等以“工商界文化宫”作他们拉干部下水的罪恶渊薮，使人民干部在那里习染资产阶级荒淫无耻的生活方式，再开“联欢舞会”时，他们使市内舞女改穿干部制服伴舞，以勾引干部。并以阿谀逢迎，请客送礼种种卑鄙手段，向个别的领导干部取媚。他们竟公开喊出“罗市长万岁”的口号，他们时常请个别领导同志跳舞、吃饭，有时并利用职权，从工商界非法敛款给党政机关作“额外支用”，如筹了一亿元给新会县府做招待费，七亿多元给税局建筑等，以博取领导干部的好感。这显然是以糖衣炮弹来腐蚀革命阵营和国家干部。
+
+　　根据上述情况看来，江会分部的问题，已不是个别干部违犯纪律的问题，也不是分部领导思想和作风的错误问题，而是资产阶级不法分子有计划的打进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窃据盟的领导权，使民盟江会分部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完全成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力量所统治，把具有光辉革命传统的民盟变了质，把盟的江会分部组织从工人阶级的进步方向，扭转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道路，这是严重的和政治原则的错误。为了整饬盟的纪律，纯洁盟的队伍，巩固盟的组织，教育全体盟员，本支部特决定对江会分部作出如下的处分：
+
+　　【又讯】中国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工作委员会，以该党粤中区党务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何巴栖在江门市工作期间，有浓厚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严重的官僚主义与脱离群众，并有严重的铺张浪费行为，以致使革命工作招致重大损失，经决定将何巴栖停职反省，并改组粤中区党务整理委员会机构，进行整顿工作。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2年2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6.txt b/CCRD/3/7/3/0002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af06812b2cbd53248b3bd3d4a60ec7e06d94c01
--- /dev/null
+++ b/CCRD/3/7/3/000226.txt
@@ -0,0 +1,17 @@
+# 黄瑞纶：我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
+　　<北京农业大学农业化学系主任、黄瑞纶>
+
+　　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前，在农业大学大家公认我系是团结最好的一系，我也颇以此自豪。在运动中，有人提到宗派主义，我不承认我系有宗派，更不承认我自己有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最近在系里师生学习会上，展开了批评，严厉地指出我的错误，发掘到我的思想根源，经过两夜不能合眼的思想斗争，我才能体会到我确乎是一个宗派主义者。
+
+　　我系的宗派主要表现在我和汤佩松先生之间的关系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北人民大学三农学院合并以后，我是系主任，汤佩松是农业研究所所长，一系里有两个头，两人对事物的看法和观点有基本上的不同，但都是自高自大，都觉着各有一套。对外则标奇立异，各拉关系，各找出路。对内则各立门户、各树势力。见面则嘻嘻哈哈，作些庸俗的应酬，其实各打自己的算盘，每人都有意见，但都不当面说穿。所以就形成了两个势力范围，有“东西半球”之分（办公室各占东西，故有此称呼）。我们看看这两个宗派对系里的影响如何。
+
+　　先生们尤其是助教先生们，处在这环境之中，受了我和汤佩松先生宗派主义的影响，风气所至，都想以旧而庸俗的方式各找出路，各找机会投入到宗派的怀抱里。有的更首尾两端，分身在两个宗派里打圈圈，以追求本身的利益。“东西两半球”里也各有其小宗派，甚而至于两个人之间因为在某一宗派里的地位关系也闹意见。有的鄙视着这种宗派关系而置身于两大势力范围之外。这样人和人之间发生矛盾、不团结，自然会使人心情痛苦，大闹情绪，当然在教学上不能仔细而耐心地为同学考虑问题，在研究上更不能尽量发挥能力，造成严重无形的浪费。试举一、二例来证明这种事实。
+
+　　三院合并以后，汤佩松先生讲授生物化学课程、我对于内容有些意见，可是我当面不提，仅在背后叽咕，袖手旁观，抱着“反正搞坏了与我无干，也许对我更有利”的态度，而从未为同学在这课程学习上着想。农业化学系的学习的方向，根据合并以后的条件决定分为四组，虽然在当前都有需要，但在程度上各有不同。因为顾到表面上的和气，当和同学们谈到学习方向问题时，我总是先把汤佩松先生所领导的生物化学和植物生理的需要强调一些，然后再提到农业分析化学和病虫药剂方面，而不明确地指出当前农业建设的需要，使同学们模糊了学习的方向，发生情绪上的苦闷。同学方面因为受先生们的宗派主义影响，再加上“拉学生”的作风，风气所至也同样地学会了自找出路，走有力教授们的路线，也形成了搞宗派的情绪。有的同学彷徨着无所适从，无人照顾，成了道旁的弃儿，自然大闹情绪，心情苦闷。在二月五日的全系师生学习会上，有的同学因为学习的方向不明确，为了选课的问题闹情绪，不能安心地学习，有的同学因受到“天才教育”的压迫，都当场痛哭着诉说。我曾作了十几年的系主任，从未想到有这样严重的事。我当时感觉到仅知闹宗派，不以国家干部需要为重，不以学生学业为重，造成学生们的心情痛苦，是何等的罪恶！我以前也经常以“误人子弟罪莫大焉”以自勉，虽然我主观上不想误人子弟，而事实上我的作风是引着青年们走入了卑鄙龌龊的宗派主义的途径。宗派主义是以个人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是旧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考虑国家的需要，不考虑青年们的前途，这是何等严重的罪行！
+
+　　宗派主义影响了学生们的学习，宗派主义影响了教师们的教学和研究，耽误了青年人的光阴，浪费了系里的经费，这笔无形的浪费账目，是无法清算的。现在我深自忏悔过去的错误，我要彻底清除我的严重宗派主义思想，重新建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要求和汤佩松先生消除成见，建立新的关系，建立在同一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上，大家密切地靠紧组织，在党的领导下团结起来，把所有的力量发挥出来，为新中国农业建设努力服务。
+
+　　195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7.txt b/CCRD/3/7/3/0002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b5fdb02e94e5b24a511103ce0a52c20a24d9f57
--- /dev/null
+++ b/CCRD/3/7/3/000227.txt
@@ -0,0 +1,17 @@
+# 杨人楩：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最实际的思想改造运动 我认识了我自己
+
+　　<北京大学史学系教授、杨人楩>
+
+　　在前一阶段的教师学习运动中，我认识到：只有作为一个参加者来自愿学习，旧知识分子才能改造自己。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更坚定了我这一认识。
+
+　　因为理解到这个运动的重大意义，每一个热爱祖国的人民都参加进去，我也是如此。除北京大学外，我更一度参加北京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小组工作。这些工作教育了我，同时也考验了我。这些工作使我更深切地明白这个运动的意义，使我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为什么要根绝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我又明白了在根绝这些腐朽思想时，我们要进行一个怎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作为一个要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更要在自己思想上进行更激烈的阶级斗争。
+
+　　这个运动所揭露出来的事实，最初只使我从客观现象上认识到贪污、浪费、官僚主义所造成的严重损害及其必须根除的道理。虽然我已体会到旧知识分子都可能有官僚主义、贪污和浪费的毛病；虽然我参加了此一运动并且相信此一运动必将胜利完成；可是，我不曾在自己思想上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因而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在参观北京大学两次反浪费展览会及反浪费大会以后，我在小组中说明我的感想时，我曾说：有些学理工的人轻视学社会科学的人为空泛、无计划和不讲效率，今日看来学自然科学的人也有同样毛病，学社会科学的人可以出一口气。“出一口气”四个字就暴露出我的思想根源。
+
+　　虽然我在运动中学到不少，但我思想上隐藏着幸灾乐祸的心理。所谓学到不少只是客观事实的体认，而不曾结合自己的思想来检查。结合思想检查以后，我才发现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人之所以有同样毛病，只因我们都不曾站稳人民立场。我们不能摆脱自我中心思想的支配，于是商人所能犯的罪行如垄断、隐瞒、欺诈、投机取巧、假公济私及其他一切，我们都可能有，彼此虽有程度和形式之不同，然而无本质上的区别。这些就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腐蚀的结果，我才认识到我是满身疮疤，我是这么渺小而可耻。
+
+　　这个运动就这么使我深切地认识了两点：第一、我们旧知识分子早已或多或少地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腐蚀，这种思想阻碍我们做一个人民教师，我们必须把这种思想斗争掉，我们才能毫无保留地服从人民的利益。第二、我参加了运动而会犯那么严重的错误，只因我在形式上参加而不曾在思想上参加，要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斗争掉，必须在思想上也始终是一个参加者。
+
+　　195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8.txt b/CCRD/3/7/3/0002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b460cefeb858c8038defea995698dc15cb2f26
--- /dev/null
+++ b/CCRD/3/7/3/000228.txt
@@ -0,0 +1,11 @@
+# 杨石先：我看到了学校中的丑恶的一面
+
+　　<天津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杨石先>
+
+　　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学习的半年过程中，我们已初步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广泛存在。但绝未意料到，在整个教育机构内，它的渗入普遍性及侵蚀破坏性达到如此之严重！从目前已被揭发的不完全的数字来看，贪污现象相当严重，而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表现，特别在教师中，是非常惊人的，数字远比贪污要大！当然，大多数高等学校也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一部分，整个旧社会腐朽业已透顶，高等学校自不能清白。再加上资产阶级两年来的猖狂进攻，要和工人阶级争取领导权，高等学校是大知识分子集中的处所，必然是主要阵地之一。所以我们发现有的教育工作者自身就是资本家，就是商人，而潜伏在学校内作教师作职员，一贯利用职权和地位，来进行假公济私和损人利己的勾当。有的人是被糖衣炮弹所击中，为商人拉过去作董事、顾问，或者当伙友和坐探，卖身投靠，共同来窃盗人民或国家的财产。在私立学校内更有大批投机分子，披着教育的外衣来作“无本万利”的经营。在那样一个组织之内，必然造成一个贪污集团，吸取人民的膏血来肥壮自己，从上到下，使贪污蔚为风气。各种有形的直接的危害在全国高等教育上已达到非常惊人的程度，至于无形的、间接的，那实在难于估计的！
+
+　　这种形形色色极端丑恶的事实，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都被群众彻底地揭露了。阴沟里面的臭泥见到了太阳。贪污分子此后固然需要洗心革面重新为人，其他教育工作者也要严厉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肃清过去的不良作风，洗一个大澡，来更好地从事于培养人民干部的神圣任务！让我在这里预祝中国教育的新生！
+
+　　1952年2月23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29.txt b/CCRD/3/7/3/0002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30151ed2d6b06827da081d925838be9130b977
--- /dev/null
+++ b/CCRD/3/7/3/000229.txt
@@ -0,0 +1,11 @@
+# 搬掉心中的大石头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部2班　普仲运>
+
+　　春节后，三反运动还要继续深入搞下去。但我思想上还是抱着自己不谈，别人不会知道的态度，表面上装得很平静。情况一天比一天紧起来，做贼心虚的我，疑神疑鬼、肉跳心惊，思想上斗争得很厉害。夜间常由睡梦中惊醒过来。
+
+　　15号的大课报告，宿教务长又再度交代政策，指出了贪污分子的唯一出路只有赶快彻底坦白；并谈到有些人认为自己高明，别人不会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早迟总要被查觉。这些话像针一样刺着我的心。当时我眼泪从肚里流，我开始恨我的顽固思想，我恨过去为什么要隐瞒领导及同学，为什么还要为个人利益打算，还要保留资产阶级的剥削思想意识，还不站到人民方面来，这不是自找死路吗？经过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大胆的将我在河口市人民政府秘书室售卖合作社物品，及经手行政经费，移交时多余款项130万元，被我贪污带到昆明，现在还未敢动用的事，在会上坦白出来，我心上的大石头总算搬掉了，感到了轻松愉快，我下定决心再进一步地深入检查自己，把所有问题交代在革大。
+
+　　最后，我希望拒不坦白的贪污分子们，赶快清醒头脑，彻底坦白，不要再顽抗犹豫了。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5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0.txt b/CCRD/3/7/3/0002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22c45369ee2ccc065157e07a342f0d3dedc849
--- /dev/null
+++ b/CCRD/3/7/3/000230.txt
@@ -0,0 +1,67 @@
+# 李健吾：个人历史和创作的检讨
+
+　　<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戏剧文学科主任　李健吾>
+
+## 一、胜利前后
+
+　　抗战以前，我做顺民，把反动政权看成正统，尽管有时候痛骂贪官污吏，并不行动，实际上就是支持反动政权，后来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便走上反人民反革命的道路。
+
+## 甲、从买办行为到汉奸行为
+
+　　抗战后，我辞去上海暨南大学的专任教授，改成兼任，转进孔德研究所做研究员，写法国文学史，主要是投机取巧，以为这是中法文化基金委员会的一个机构，抗战即使长久，我的职业可以不受影响。
+
+　　太平洋战争发生不久，孔德研究所就关门了，我的生活成了问题。这时候我正在改编巴金的“秋”。黄金荣的孙子办了一个荣伟剧团，托人来买“秋”的初演权，我把上演税提高到12%，完全是敲竹杠。从这时候起，唯利是图成了我的中心思想，我觉得这样维持生活也是一个办法。我就开动脑筋，想着怎样迎合小市民，剧本要热闹，要紧张，要场面大。我接着就改编“云彩霞”。
+
+　　有一天，清华同学赵燕生来看我，说他和沈尹默的大少爷沈令年办了一个艺光剧团，租下兰心戏院，头炮戏要我的“云彩霞”，上演税愿意奉送7%，比平常多一分。他们需要演员，当时华艺剧团没有出路，我就介绍双方合作。兰心剧院本来是日本军管理，当时我利欲熏心，不加警惕，随便就把剧本卖给敌人暗中经营的剧团，出卖了话剧的战斗的光荣传统，对民族，对国家，我都有罪。
+
+　　敌伪初期，话剧界朋友多少都有一个错觉，以为光走商业路线不走政治路线，就不会跟敌伪碰头。我当时也有这种想法。其实这就是汉奸想法。商业路线就是投降路线。
+
+　　我不和敌伪直接往来，谢绝汉奸亲戚尤乙照和尤炳照的照顾，只是为个人长远利益打算，并非站在祖国人民的立场。所以日子一久，生活困难，我有一个短时期跑股票公司，经常改编剧本，唯利是图，不做别想。我以为自己只做一趟卖剧本的临时交易，或者帮朋友的剧本做一趟临时交易，谈交易的都是话剧界朋友，不算太辱没立场；其实，给敌伪粉饰门面，点缀太平，根本就丧失了起码的人民立场。
+
+　　汉奸张善琨办联艺剧团，在兰心剧院演出，职业导演有朋友吴天、洪谟等。我为吴天改编过“艳阳天”，为洪谟改译过“梦里京华”。陈麟瑞写成“海葬”，托我约朱端钧做导演，我陪他看朱，我劝朱说：“你怎么这么迂就？眼下就是赚钱嘛。”朱便被我拖下泥坑，给联艺剧团做了一次临时导演。
+
+## 乙、从个人立场到反动立场
+
+　　1945年4月，日本宪兵司令部把我从家里捉去，关了将近廿天，由尤乙照托汉奸郑洪年，孙瑞璜托汉奸李祖莱把我保出。我决定离开了上海。我在屯溪没有职业，非长久之计，我写信给各地朋友，托他们各方面想办法。就在这时候，吴绍澍告诉我日寇投降了，他马上赶往上海，听说我也想尽早回上海，他关照部下，安排我坐第二批官船走。
+
+　　我这时充满了投机取巧的心思。胜利了，以后可以大搞话剧，早回上海抢机会才是上着。我还想，吴绍澍在东南很有势力，将来对我搞话剧一定有帮助。所以，一到上海，我就到伪市党部去拜谢他。我遇见朱君惕、毛子佩和在话剧界混过的吴崇文。他们说：我来的很巧，吴绍澍正要借重我，帮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处处长毛子佩工作，做编审科科长。他们带我去见吴，我说我的志愿在搞话剧，他约我做一个短期，我说：“好罢，我帮一个月。”
+
+　　伪宣传处组织并不健全，除我之外，人员都是毛子佩的亲故，其中只有吴崇文跟我是旧识。有一回吴崇文告诉我，“时代杂志”上头有源生牛奶厂的广告，要我打一个电话过去，别让牛奶厂卷入政治漩涡。我打了这个电话，我这样就削弱人民支持进步刊物的力量。
+
+　　有一回，伪宣传处在大鸿运楼请各家京戏院、电影院的经理茶叙，派我出席主持。胜利头几天，苦干剧团要求上演吴祖光的“凤凰城”，一出早期抗日的话剧，我没有帮剧团争取成功，因为毛子佩请示吴绍澍的结果，顾虑日本军队还没有缴械，怕出乱子，要剧团缓些日子上演。“蜕变”也是这种理由，请苦干剧团不要马上演出。
+
+　　还有“无名氏”电影剧本，或者话剧剧本，有“到西北去”或者“红旗飘飘”的字样，我全同意删掉。我为非作歹，无微不至，堵塞任何接触革命声息的可能，让革命在文字宣传上受到很大的损失。
+
+　　这是（1945年）10月的事，我已经退出伪市党部。就在筹备戏剧学校期间，伪教育局送我一张聘书，约我参加伪教育局和伪社会局合组的接收敌伪剧院的委员会。我很高兴，觉得机会来了，能在北区搞到一个剧院也是好的。剧院接收了4个，分赃之下，海光剧院归我。海光剧院是最小最破旧的一个，我很失望，可是我还是接受了，有一个坏戏院子在手，总比一个也没有的强。
+
+　　海光剧院虽然小，虽然坏，但是在初期放映电影期间，对我有过相当的经济补助。薪水不大，主要收入全靠福利，比薪水大两三倍，此外还有一些贿赂方便。头一年我请影片商人黄中杰（金城大戏院经理）代排影片，他每月送我一部分回扣，一个月平均有四五十万元伪币的样子。这份贿赂我收了约摸一年。印说明书里面有回扣，总务分成3份，一份归我。剧院添凳子，多做十张送我，我也常常利用木匠给我做活。我这期间住在高等华人公寓，享乐至上，把剧院看成供养机构，从中牟利，贪污纳贿，实在无耻。
+
+　　退出伪市党部以后隔了一年光景，忽然有一天，吴崇文陪着毛子佩来看我，说他们办的“铁报”，一份小型报，要我帮“旁敲侧击”一栏每期写一二百字的时事短评。“铁报”送我的酬劳约摸等于一个月的菜钱。我想，大概是吴绍澍这一系统，在1946年后半年，在派系排挤之下全部垮掉，想拿在野的身份寻隙报复。我由于公寓房子开销浩大，便财迷心窍，做了反动派派系斗殴的工具。
+
+　　我就这样无耻地，不顾一切，不择手段，营私舞弊，祸国殃民，做了许多坏事。可是人民把我从旧社会的深渊里救出来。上海解放了，也解放了我。
+
+## 二、我在写作上所犯的主要错误
+
+　　我从小过着自由文化人的卖稿生涯，一脑子的资产阶级思想，主张为艺术而艺术，演变恶化，出卖了作品应有的使命和品格。
+
+　　过去由于不靠拢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我不但没有负起时代上文艺应有的战斗任务，反而在思想意识上散布了不少毒素，为资产阶级服务，为反动统治服务，对劳苦大众和革命事业横添了许多障碍。
+
+　　在“这不过是春天”（1934年）里面，一个革命工作者来到北洋军阀统治着的北京，为北伐做先遣布置的秘密工作。为了他的安全，同志让他住在他的旧情人的大公馆——警察厅厅长的公馆。我把他写成一个多情善感的人物。没有革命生活，我不敢正面写到革命。他的旧情人是一个享乐腐化的少妇，在回光返照中，从虎口救出对她表示决绝的革命工作者。这是浪漫传奇，这是凭空捏造，我拿革命做游戏，侮辱了革命事业和革命人物。
+
+　　在“以身作则”（1935年）里面，有一个叫金娃的年轻农民，我把他歪曲了，写成土头土脑、笨手笨脚的模样。他不是刚强地站在地主面前，而是畏畏缩缩，不敢正视。参加土改以后，想到这个人物，我就难过。我不是站在农民立场写农民，我附会封建社会的传统写法，不也正说明我自己还有着残存的封建思想吗？我歪曲了有高度智慧的农民的形象，十足暴露我的阶级本质里面有些东西和无产阶级根本不对头。
+
+　　在“一个没有登记的同志”（1936年）里面，我更荒唐了，简直是在美化反革命分子。时间和“这不过是春天”相同，张作霖杀害李大钊时代。特务黄天利捉住一个女革命党，发现她是小时候的街坊，把她放了。他觉得自己活着没有意思，拿枪把自己打死。正像我处理堕落的少妇一样，我中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毒，为特务争取观众的同情，松懈人民的战斗意志。
+
+　　在“和平颂”（演出的时候，名字改成“女人与和平”，写在旧政协快要破裂的时候）里面，我痴心妄想争取伪装的和平。我愚昧无知，居然还对蒋匪帮存在幻想，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正确的革命事业看成争权夺利。这种小市民的庸俗的改良主义的思想感情，表现在我身上，就是向往革命，而又畏惧革命。无怪乎当时有一位笔名艾鱼的观众，在报上指出我这出戏“得来的倒是相反的效果”。
+
+　　从以上这些例子看来，由于站在错误的阶级立场，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我模糊了现实的本质，问题的真相，妨害了革命的进行，帮反动阶级延长了不应该延长的寿命。
+
+　　艺术至上论者，自以为置身于现实之外，其实是待在现实紧底下，一有机会就捞一把。我在敌伪时期改编了一些坏剧本，无聊低级的坏东西，只为多弄几个上演税，不惜出卖良心，跟汉奸文人一样，花花绿绿，帮敌伪粉饰门面，丧失祖国人民的尊严立场。
+
+　　解放后，热情所至，我写过几个相声和一些短文章，由于政治学习不够，阶级觉悟不高，错误还是很多。在“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相声“学杜鲁门”，题目本身就有严重的纯技术观点，忽视客观上的群众效果，一个不看内容的读者，真还以为杜鲁门这个战争贩子有什么地方好学。“山东好”那本报告集，不全面，不深入，活活画出（？）一个旧知识分子的面貌。
+
+　　总之，不从阶级看问题，我认不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区别，停在事物的表皮，把浮面现象当做本质问题处理，本末倒置，我就犯了转移革命目标的严重错误。一脑子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风格不通俗，主题不明朗，客观态度其名，支援反动统治其实，无论从那一方面来看，我从前写的那些东西都是恶劣的，要不得的。
+
+　　（李健吾的检讨还有“教学工作”“工会工作”及“总批判”等，这里只摘其历史与创作两段，其余从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1.txt b/CCRD/3/7/3/0002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82268119c7aa1c972951d3553dc49228d3573ce
--- /dev/null
+++ b/CCRD/3/7/3/000231.txt
@@ -0,0 +1,11 @@
+# 三反运动把我救出了火坑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部3班10组　丁质夫>
+
+　　我在旧社会中当了7年多公务员，加上我出身在一个旧职员家庭中，从小见惯了父兄们的贪污行为。而自己走入社会工作时，正是国民党蒋匪帮黑暗统治，遍处都以能找钱（贪污）为荣，不会贪污的人还被人认为是无出息的傻瓜。于是捧上压下，吹牛拍马，交际逢迎，这一连串的“处世哲学”，在我的思想中被确定为升官秘诀，而以贪污腐化，敲诈钱财作为爬上统治地位的本钱。我有了这些坏思想以后，学会了贪污的本领，开初只敢摸一小点，如购买机关文具时揩点油，慢慢的勾通上级，联好商店，实行半公开的贪污行为，甚至想大大的搞一笔，以便自己享受。在旧社会中，我还常常受到亲友们的夸耀，如“你实在是青年有为，少年得志，将来一定鹏程万里”等等。那时我听了这些话，非常舒服，由此更助长了我贪污腐化的思想和行为。
+
+　　解放后，我参加了革命工作，因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又将以前一套坏思想作风，带到革命阵营中，在乡下工作时，集体贪污了伙食节余米200斤，木柴800多斤，接受地主的酒肉来打牙祭，私自调换剿匪获得的棉絮等等。明明的是贪污，但思想上还以为这“不是”贪污，因为是公开干的，并且是小事情，不要紧等等错误的看法，并企图找机会进行大贪污，以达到个人享乐的目的。
+
+　　到革大学习以后，才使我初步的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行为，尤其在这次三反运动中，经过上级的启发，同志们的讨论、检举、坦白等等事实的教育，使我更深入一步的认识到资产阶级对革命的进攻是很猖狂的。行贿、贪污腐化、浪费、官僚主义等等坏思想、坏行为是严重地存在我的思想上的。我现在才清楚的认识到这种坏思想行为是在严重的危害着国家、人民，破坏我们的经济建设，对个人来说，更促使着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的道路。我现在能澄清并批判了这些糊涂的坏思想，坏行为，重新作人，为人民服务；这完全是毛主席、共产党提出的伟大英明的三反运动给我的教育，将我由火坑中救了出来。我感谢毛主席、共产党，我今后保证不再犯这种卑鄙可耻的贪污行为，为争取做到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5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2.txt b/CCRD/3/7/3/0002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a081d7b93b916dbb9ba0f0031eee90b602e786
--- /dev/null
+++ b/CCRD/3/7/3/000232.txt
@@ -0,0 +1,13 @@
+# 三反运动中的我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部4班5组　龙坚>
+
+　　三反运动在我班开展后，我认为我贪污的办法巧妙，别人是不会知道的，若能逃避，以不说为好，谈出来真丢人，以后不再干就行了。思想上采取以攻为守的手段，企图转移视线，滑过关去；以为对别人积极检举，群众一定会放松对我的进攻。后来，我又想：说成没有贪污，同志们不可能相信，还是说出一点去搪塞。就向大家说：我的贪污思想是严重的，不过在财经工作中没有空子可入，大的没有办法，小的又看不起。同志们提了些意见后，我就将不关紧要的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夸大来说，如把已还了的动用过公款10万元说成50万元，以麻痹同志们的思想。写反省报告时，我以为大概可以混过去了，加上过去我的领导现在与我在一起学习，也没有检举我。我想：过去我俩处得很坏，他也不致包庇我，大概是不知道。别的事那更不消说，是没有人会知道的。
+
+　　上级号召继续深入三反运动时，我思想上认为很讨厌，有什么深入的，谁的材料来，送谁到劳改队去好了。有一天，斗争几个顽固分子，我不但没有从中受到教育，反而错误地认为革命对一个犯错误的同志太严厉。甚至埋怨起党来了，我想：共产党就是这一套，刘青山张子善干了那么多年，立了这样多功勋，下场还不是这样凄惨。希望运动很快结束后跑到缅甸找我哥哥去；干革命越干越出鬼，错误越多，问题越大。贪污的事还是隐蔽起来不说为好，反正别人不会知道。
+
+　　经过联组会议上同志们追问那动用的50万公款怎样赔的，是否贪污来赔后，我怕再露马脚，便打了翻悔，说是我伪造的；只有动用过10万，并威胁大家说：你们再问再怀疑，我就要乱编些来交代。企图藉此逃过斗争。但这个可耻的欺骗的野心的幻想，企图逃避斗争滑过关去的阴谋花样，被群众的伟大智慧揭穿了。我思想上便开始了激烈的斗争，几夜睡不着觉。说呢，还是不说？宿教务长的报告，薄一波主任的报告在我脑海中翻腾着。是否愿意进步？是否愿意做一个革命干部，一个新生祖国的人民？自己能否保证自己的问题永远秘密不被别人发觉？能否保证别人不会检举自己？等一连串的问题在我思想中产生。我又想：光明的道路自己不走，而硬要隐瞒不坦白交代，欺骗党和上级，准备潜逃，自寻死路，这又何苦呢？我今年还只有19岁，年轻得很，党和毛主席要挽救我们，我为什么不愿进步，忠诚的永远的做一个革命干部呢？多少先烈为了祖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抛弃了头颅，难道自己还有什么危害祖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思想行为舍不得丢吗？为什么不爱护这用血和汗换来的幸福生活呢？（当然，更幸福的生活还在后面。）那些臭东西丢了对自己有什么害处呢？我要进步，我要改造，我要前途光明，我只有彻底坦白洗手，重新做人。就这样，我选择了坦白的道路，初步坦白出参加革命后贪污人民币242万元、半开465元、英洋130个、黄金2两，其他并隐藏分散运出缅甸13拉3支、小卡柄5支、骡子6匹、子弹1000多发、大烟500两。
+
+　　我还要继续深入检查，决心交代清楚，并深入检查自己的立场观点，从三反运动中求得进一步的改造。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5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3.txt b/CCRD/3/7/3/0002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737a27c97fdb453f9a04fc227f30ca4fbbab8df
--- /dev/null
+++ b/CCRD/3/7/3/000233.txt
@@ -0,0 +1,11 @@
+# 体会了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我坦白了！
+
+　　<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部3班9组陈永锡、述、2组谢汇东、笔记>
+
+　　同学们：我背着一个很严重的包袱到革大来，从开学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得到过半刻的安心，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我背上的负担也就随之加重了。因此，我对革大的生活感到枯燥，把学习看成负担，整天昏头昏脑，不知所措，眼看同学们都进步了，而我却相反地趋向了忧郁、苦闷……的途径。
+
+　　到了思想小结的阶段，我的思想斗争转为剧烈，虽然经过了校、部、班领导同志一再的启发与同学们不断的帮助，但是，我仍守口如瓶，置若罔闻。三反运动开始了，同学们在大小会上给了我不下百来次的帮助，我总是吱唔作答，以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来应付场面，企图混过关卡。在思想斗争最激烈时，产生了服毒、跳海的思想，抱着“一死了之”的态度，来“结束”自己的贪污历史。后来，我这个念头被同学和领导发觉了，又给我不少的劝告。在大课中宿教务长专对意图自死的同学作了重要的报告，我才开始明白了：只有坦白才是出路，自杀是完全错误的。在昨天的联组会上，看见了方致科同学泣述了他的贪污行为，感到了毛主席、共产党和各级干部对我们无微不至的衷心爱护，又听见了高诚同学站在毛主席面前（像前）宣誓的那种动人的挚诚，由于他们内心底感激而涌现出来的泪水，与热爱毛主席的心情感动了我，教育了我，难道我不愿做一个有勇气、有血性的青年吗？难道我不爱毛主席、共产党和新中国吗？不，我要进步，我要大胆坦白我的贪污行为，争取立功赎罪。
+
+　　同学们：我在51年任砚山县粮局会计时有×××（四川人过去我们是把兄弟，他任过伪二十六军特务队长）要返原籍，苦苦的要我送他1000多万元的返乡旅费，当时我对革命的锻炼不够，同情了反革命分子，念及了所谓的当年故交，做出了违反人民利益的重大罪恶行为，拿公款520万元给了他作饯行品，他拿着钱潜往西畴，不知作何秘密的勾当。因此，我一直就感到惶恐不安，但又不敢暴露。现在，我得到了党和政府的教育与培养，体会了毛主席的伟大，对干部无微不至的爱护，我明白了过去的罪恶，我要请求学校电知文山专区转西畴县人民政府将×××侦捕法办。对我的贪污行为还要彻底检查与坦白，以后在工作中，诚意悔过，戴罪立功。
+
+　　来源：《云南革大》第45期，西南人民革命大学云南分校，1952年2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4.txt b/CCRD/3/7/3/0002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11cb7462bcc575b6d8089b4f3e2e3c50287bf6
--- /dev/null
+++ b/CCRD/3/7/3/000234.txt
@@ -0,0 +1,15 @@
+#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徐枫党籍的决定
+
+　　徐枫（原名智仲原），原任河南省煤矿管理局局长，兼新豫煤矿公司经理，中共新豫煤矿公司委员会书记。平原省郓城县人，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本人学生成份。现年三十六岁，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　　自徐枫混入革命队伍十余年来，在党的教育下，对党对人民虽然作了一些工作，但他的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一直没有改变过来。自私自利，生活腐化，流氓作风，吹嘘撞骗，唯我独尊，制造宗派，是他一贯的毛病。他历史上曾多次地犯过严重错误（如乱搞男女关系，包庇地主家庭，分散财产），受过党内撤职、警告等处分，但徐枫不知改悔。来河南工作后，不仅保持和发展了他的原有错误行为，而且进一步与反动分子勾结起来，使党与人民的事业受到了极严重的损害与破坏。
+
+　　徐枫与反革命分子张培尧（已逮捕法办）勾结有三年之久。一九四九年，他在南阳县任县委书记时，即曾欺骗抗拒上级，擅自将公家废铁约二十来吨送与张犯。一九五一年，张犯因盗骗南阳专署巨量财产，畏罪潜逃，为徐枫所包庇，不久借故将观音堂煤矿原机电科副科长撤职（新提拔的工人干部），擅自任命张培尧为观音堂煤矿机电科副科长，此事遭到广大工人和一部分党员干部的不满。但徐枫采取的办法是“谁说张不好，他便打击谁”（观音堂煤矿公安科长曾因收集张犯材料受到停职反省处分）。南阳地委、专署追要张犯，徐枫不独未能引罪自容，反对党的秘密材料与指示信送给张犯抄写，并谩骂南阳地委“有失中国人为人之道”。随后省委责成新豫煤矿公司党委将张犯送回南阳，他不独不让张豫煤矿公司党委知道，反和张犯设谋定计，发动公司及矿上干部和党员向省委请愿挽留张犯，并利用新豫煤矿公司党委副书记王子伟同志名义向省委写信（他起草，王同意），为张犯辩护。这一切都失败了之后，徐枫就为张犯亲自起草向上级控诉状，和“辩答南阳党政书”，更从公司挪用公款二百余万元，作为张犯之反动活动费。这一阴谋又失败了，徐枫更狂妄地令张犯自杀，企图联合张犯之子诬蔑南阳党政机关逼死人命，以图报复。徐枫这种行为完全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一种违法的反革命活动。
+
+　　徐枫自到新豫煤矿公司任职以后，一贯包庇封建把头，引用招揽土匪、恶霸、反动分子。一年之中即引用招揽提升这类反动分子达二十四人之多，且均擅自安置在公司和煤矿的行政要害部门。而对工会、公安以及党务工作干部则经常给以打击。这样就形成了他个人的一套统治机构，对企业实行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管理方法。采购用款、基本建设、销售定价等，主要是由他和几个旧技术人员、反动分子商量决定。有三十余件重大建设均未交党委讨论和请示上级批准。徐枫在工作上表现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他从来不批款不签字，纵容某些不法分子勾结私商，盗购国家资财；汇报通过私人银行，违犯财政纪律，破坏金融政策；在基本建设上偷工减料，贪污浪费；采购上不加验收，买来不能使用的废料即达三、四十亿元之巨。因此生产成本提高数倍，生产率降低。而徐枫还想大大抬高煤价，从中获取暴利，其结果是销路迟滞。徐枫生活腐化，住室及用具均富丽堂皇，挥霍浪费极为严重（贪污问题待追查）。面对工人则毫无群众观点，工人疾病、膳宿、卫生等福利很少解决。他最喜好的是反动分子与资产阶级的专家的捧场拍马。徐枫由公司去矿时，这些分子必远迎远送，奉迎备至。徐枫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因而就便利了不法分子的大胆妄为，造成了国家的严重损失。
+
+　　徐枫在党内和在行政上一样，实行家长领导，宗派拉拢，两面三刀，谁犯错他拉谁，谁软弱他利用谁，谁不满意他，他就打击谁，造成党内严重不团结。同级间互相猜忌，貌合神离。对上级阳奉阴违，对下级吹嘘撞骗，打拉兼施。企图以这种无耻手段在党内外制造他的私人势力。曾借“一长制”要取消党委会，曾一度把党委会并于行政机构。徐枫这种阴谋行为，使得新豫煤矿公司党委会失去了领导作用和原则立场，一部分党员也受到了徐枫错误思想的腐蚀。省委曾数次严重地批评警告过徐枫，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间省委派人参加新豫煤矿公司党的二次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又向他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斗争，但未挽救了他。三反以来，徐枫初则抗拒，继则虚伪应付，压制民主，包庇贪污分子，群众检举他，他说追究责任，给以打击。省委派人检查，反而蛮横抵抗，多方封锁。
+
+　　徐枫上述一系列的反党活动说明，徐枫不是政治上的变质，而纯粹是混进党内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在目前情况下，他则是以地主阶级代理人的身份联合各种反动分子向党向人民进行恶毒的进攻。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纪，省委决定开除徐枫的党籍，并建议省人民政府撤消其一切行政职务。省委号召新豫煤矿公司及所属各矿的全体党员，在思想上作风彻底肃清徐枫的余毒。有类似徐枫错误思想的人，应猛醒改过，严格地划清地主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与工人阶级思想的界限，克服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情绪，提高原则性，加强党的团结，提高党的战斗力；划清国民党的反动的企业管理方式与人民的企业管理方式的界限，抛弃和改革企业管理上旧的反动的不科学不合理的管理方法，学习新的人民企业的科学的民主的管理方法，为建立人民的新企业而奋斗。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5.txt b/CCRD/3/7/3/0002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303a74274638a70fbe6b320e785c5bcf30a72f
--- /dev/null
+++ b/CCRD/3/7/3/000235.txt
@@ -0,0 +1,37 @@
+# 林传鼎: 初步的自我检讨
+
+　　<辅仁大学副教务长、林传鼎>
+
+　　在这个伟大的三反运动中，经过大家热心的帮助，我个人的反省，我发现自己是严重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由于这种思想的支配，也就使我犯了许多错误。今天看来实在对不起祖国和祖国的人民。祖国期待着我培养出大批德才兼备、体魄强健、具有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青年干部，而我却是自私自利，不负责任。不但没有把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贯彻到教学中去，反而处处以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毒害学生，阻碍了工作，在人民的队伍中混了两年多，这不但是可耻的，而且是可恨的。
+
+　　运动过程中我的思想起了很大变化。最初同学们向我提出意见的时候，我不但不能虚心地接受，而且还有一种对立的情绪。其原因有两方面：第一，我虽然认识到过去教材内容有许多错误的地方，但始终没有勇气全部否定它，不肯认为过去所讲的东西一无是处，应当完全推翻；第二，我当时觉得已往的工作态度与方法既然错了，何必追究，反正今后搞好就得了。由于这两种障碍，我就很难接受群众的宝贵的意见，对待别人的批评，不是解释，就是压制。
+
+　　首先对于教学工作我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从小欣赏资产阶级文化，过去所学的心理学全部内容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而定的，今天无法为人民服务。我没有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决不可能有部分的正确教材，所以不可避免地错误百出一无是处。这些东西是有害的，群众不要它，我自己也应该抛弃了它。但是12年的教学工作弄得一无是处，面子也够难堪；出路问题、饭碗问题也是使我发生思想斗争的主要原因。这些都是为着个人的。经过严格检查，我清算了自己，回忆了我在教学过程中曾经向同学灌输过一系列的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虚伪的心理学。我曾讲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怠工，减低生产效率，造成失业危机，于己不利”，“贫穷的人和犯罪者智慧低劣”，“群众是有错觉的”。我强调了人类行为的个别差异，我所介绍的产品推销和心理治疗技术也都是属于欺诈式的，我把青春期的情绪发展叙述成颓废伤感，失去生力，我也曾企图利用个人性格的改造来维持社会秩序和世界和平，因此否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总结起来说，我过去的教材主要的做了五件大坏事：（一）维持资产阶级的剥削地位；（二）提倡脱离人民大众的个人主义思想；（三）传播资产阶级的荒唐和虚伪的“处世奇术”；（四）把资产阶级的下流堕落的情绪发展作为正常的发展；（五）灌输资产阶级反动的改良主义思想。我愿意把这些恶劣的事实，暴露在同学面前。它足以证明那是一无是处的，应当毫无保留地加以推翻。我不可能以腐朽思想去批判腐朽思想，我只有先推翻了旧体系，站在工人阶级立场，然后加以批判，才能分别是非。我愿意从头学起，彻底批判旧东西，并且随时认真检查。这样子做才可能为同学消毒，补偿人民的损失，赎自己的罪过。我心中非常难受，因为半生工作的结果是一无是处。我自从独立生活以来，20多年中没有人真正地批评过我，弄到我只看见别人的错误，看不见自己的毛病。今天三反运动救了我，使我得到改造的机会。
+
+　　我的肮脏思想也可以从教学态度上看。我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清算了自己，我发见那实在等于投机取巧、唯利是图。没有把人民的事业看做同自己事情一样的重要。我过去的教育态度是不负责任。这是值得痛恨的；当我表现负责的时候内中必有个人的利益在驱使着。我应当坦白地说，我三年以来一直没有认真地学习理论，没有真正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和实质。那是千真万确的，在这种情形下绝不可能掌握正确的心理科学，但是也就在这种情形下，投机取巧的丑恶思想充分地暴露出来。例如我把德国完形心理学戴上辩证法的帽子。把“心理测量学”改名为“人材选择与分类”，把美国式的职业指导中安上“为人民服务”的标题，在差不多的地方排布一些教条，整个系统不动，那些地方自己觉得不能用就修改那些，这种不老实的卑鄙作风和一般奸商的偷工减料、以贱报贵、以坏充好、以旧作新等不法行为，本质上没有什么两样。我以前都不觉得。现在认识到祖国把青年交给学校，我是承包教育工程的专业者，我违反共同纲领的规定，用不革命的思想和非爱国主义精神，如何能教育青年，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我延误了国家建设的任务，是国法所不许可的。我身为系主任，而且是学校的主要领导干部之一，人民有理由向我要这一笔债。今天人民允许我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我只有加倍努力，学习忠诚老实，保证做好今后人民交给我的工作。
+
+　　我待人接物之间也暴露了许多严重的思想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不能很好地领导同人、团结同人搞好业务。由于我自己没有从全面看问题，从发展看问题，或者处理问题不是完全从工作出发，所以对于一些职员、年轻的助教、讲师有成见。不敢相信他们。这种心理从态度上表现出来，就打击了对方的工作情绪。例如我对于教务组代理组长周安进先生不够信任。根据估计，我上学期布置处里的工作只有两次是直接交给他的，其中有一次还挑出他的错来。教务组大多数的事情都是通过秘书往下传达。但是对于注册组组长我每周平均要接触五六次来交代工作。这样一来周先生自然要闹情绪，使工作遭受损失。这件事一直到上两周才察觉出来，可以表示我不负责任的程度。另外我对于心理系助教杨日强先生，没有细心地帮助她，对她态度不好，而且放出一种空气，说她工作没有前途，这完全不是培养干部的态度，也不是工作同志之间应有的态度。又如心理系校友杜增贵先生，当我在欧洲的时候曾以讲师名义代我的课程，解放后我回到学校来，前系主任帝国主义分子葛尔慈表示，根据契约要让杜先生回到东北去。这种办法正合乎我的心意，我一面不是善意地向葛尔慈反映同学不欢迎杜，另一方面转托杜任之先生介绍杜增贵到革大学习，籍以减轻执行解聘的阻力。心理系应否停聘杜增贵先生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所要检讨的是我那种卑劣的两面派作风。对系主任、对学生说杜的业务水准不行，对于杜先生又表示怎样谢谢他的帮忙，他的工作有多大的重要意义，而终极的目的是把他挤走。这是资产阶级所惯用的阴险手段，我也学到了。现在想起来，我当时如果能好好地团结杜增贵先生留他在校，对辅仁的反帝力量是有帮助的。杜先生当时虽然不是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但反对坏蛋葛尔慈是不成问题的。不管我能否真留得住他，无论如何事实证明：当时我和敌人（葛尔慈）站在一边，打击自己的学生，忠实的朋友。我想到这件事再痛心不过了。从历史的发展看，那个时候不可能希望我团结杜先生，因为团结他就孤立了葛尔慈。关于我和葛尔慈的关系后面还要仔细检讨，这一段材料已经说明了我一方面敌我不分，为敌人所利用；另一方面从个人的角度处理问题，对年轻有为的教师，因为他个性强，做事不能顺我的意思，我就耍起手腕来。这种堕落到极点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每个人都有责任来打败它，肃清它。我自己争取要在觉悟后的今天，首先消灭这个思想敌人。
+
+　　另外，由于我一贯的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在三反运动以前，我天天想扩充心理系的地盘。1949年秋天教育系想请校外别的先生来教心理学，的确是我所难于忍受的。本来一个学系开设另一个学系所专门的课程，理应彼此协商。但主要的问题在乎提出意见的动机和态度。当时我的目的是不纯洁的，方式是兴风作浪的，而且曾经表示教育系请的心理教员不能用心理系的实验室。我还企图把儿童福利组拉到心理系来。那时教育系处在孤立的状态中，我可以说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这完全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原始的思想是争权夺利来巩固自己的系和自己。那时我所关心的不是崇高和伟大的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幸福，不是青年的前途，而是自己的地位与风头。危险性太大了。这是三年前的事，到现在还有时故态复萌，犯了本位主义的错误，造成了更大的不团结。例如不久以前心理系三、四年级学生参加土改，事前事后都没有和各系主任很好地说明，没有把上级的指示、执行的方法传达给他们，因此引起同事们很大的不满。意见提出了我还不在乎。这说明我的恶劣作风基本无改变。
+
+　　对地位相同的人我时常扩大他们的缺点，一有机会就要说出。例如对赵光贤先生，我当面只说他办事无原则，而背后批评起来就显得刻薄、尖酷、轻挑、别有用心。对谢斯骏先生，我在解放初到处宣扬：“他什么都好，只是太唯心。”又说他有宗教包袱，不容易办好事情。我这样做完全是提高自己，壮大自己的声势，是非常卑劣的。
+
+　　资产阶级心理学中的处世奇术在我的行为中几乎成为一个体系。我为了自己，不惜孤立别人。过去待人接物的一贯方法有几个要点：（一）效率第一，民主第二；（二）分析对方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对待，主要的原则是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三）尽量不得罪别人，时常两面讨好，主要的目的是扩大自己的影响；（四）在自己的行动表现方面我要“以长补短”，主要的用意是好让人接受自己的意见。这一套脏东西是阻碍团结的，实在要不得，但我一直用了12年。它充满了虚伪、掩饰，是欺骗人民的。我过去不知为谁服务，有什么效率可言？在今天只要与人民有益的事，有什么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我还陶醉在腐朽的旧作风中，是非常可耻的事。
+
+　　在总的领导工作方面，我的官僚主义作风也是非常严重的，整个教务部门停留在事务主义上。除开极少数例外，全校没有一个学系不存在着问题，这和我的工作作风是分不开的。图书馆中反动书籍没有及时检查，我也应当负重要责任。
+
+　　我有时为了自己利益往往造成压制民主的恶劣情势。例如生物系同人向我提出意见时，我马上很不正当地加以解释，（不仅解释，那简直是流氓式的报复）。还有心理系同学检查仪器时，我一面会同检查，一面表示抗拒的态度。对于这两件事最初我总是要说明那个人主义的一套大道理，不肯虚心接受群众意见，没有认识到它是一种严重的错误。我认为我的动机上没有压制民主，而是效果如此。事实很清楚，我所谓的动机是个人主义的动机，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主观上就是封建统治，就是压制民主。结果是破坏运动。最恶劣不过的是我找了别人作陪衬，自己不愿意同学检查仪器，就强调说助教先生也不愿意。因此就形成了挑拨离间的局面，为害之大，不堪设想。这说明我当时对运动的意义还不认识，以为三反运动与我无关，对别人实行三反则可，而我则要维持尊严的假面孔。我不但在学校中压制民主，在家庭中也是压制民主的。有一天我的老婆对我说：“隔壁小铺的掌柜故意让自来水管长期滴水，盛在缸中使用，听说这种办法使水表走得很慢。这算不算盗窃国家财产？应不应该加以检举？”我很不耐烦地答覆：“既不了解情况，就不要多管闲事。”我把伟大的三反运动看成“闲事”了，这是一种不可饶恕的过错，同自己贪污浪费一样的可耻。我不愿意老婆积极管事，完全是害怕惹出是非，于己不利。我想到我那6岁的小女孩时常到隔壁铺子里买东西，万一结成仇恨，小孩子都要吃亏的。这绝不是工人阶级的大公无私思想。资产阶级损公利私的腐朽思想成为一条绳子，把我一家的正义行动捆住了。我的作风简直是封建统治的作风，为个人利益着想，不自觉之间压制了民主，伟大运动的意义就完全看不见了。最初群众提意见的时候，我抢着为自己解释，甚至表示某种程度的抗拒态度，为的是“面子”、自尊心和自己的“特权”。但是影响所及，把运动破坏了。事情过后，马上觉得那是大错，虽然经过再三的认错，终于无法挽救一定的损失了。又因为我自己所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太深，一向只有个人情绪而无革命情绪，感情上说不通，等于没有认识错误。消极和暴躁两种情绪都有，心中难受极了，所以不管嘴里怎么说，态度上表现不对劲，只有给人家一种不诚恳的印象。经过尖锐的思想斗争，同志们的耐心帮助，我接近了真理，发现压制民主的恶劣作风和那自作孽的待人接物方法是分不开的。它模糊了真理，实在要不得。我有信心保证：今后要全心全意向人民负责，搞好业务，不再犯这种错误。
+
+　　最后要检讨我的立场问题，我从小受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养成欣赏、崇拜资产阶级反动文化的思想，师范中学毕业后，在上海进了大学，拼命学英文，一心一意要准备出洋留学，1935年降级转入清华大学，埋头读书，可耻地一切为了留学。不久，一二九运动开始，由于进步力量的帮助，加入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为抗日救亡工作。我应当坦白说，当时入党的主要动机是投机、出风头。从某种角度看在学期间革命工作和个人向上爬的打算平时并不冲突，在学生运动走向高潮的时候，二者就不可能兼顾。但我日日夜夜地干，还想有所作为，在很多场合下，我的确把读死书的重量放在工作的上面。记得那时曾经完成了四大盒的心理增注目录卡片，所搞的全是资产阶级那一套害人的东西，也成为我后来留学的资本。工作紧张时，我考虑到自私自利的“前途”，政治上发生动摇。七七事变后不久我就放弃革命脱离了党，这是我一生中最惨痛的一件事。从此以后，我更无耻地专在大学中拼命往上爬，追向留学资本主义国家预备回来当教授的前途。来到辅仁后，更入帝国主义的圈套，也像一般可怜的知识分子一样，我看不起投降日本的汉奸，但是靠近英、美、德、法又觉得光荣，十足表现了我的投机性。出国前在辅仁工作期中，我真够得上“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一个人每学期除担任五门功课、三班实习以外，还在二年中出版了三本宣传资产阶级心理学的极端虚伪的“著作”。前心理系主任披着宗教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葛尔慈赏识我了。他越赏识我，我就越奉承他。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行为连一点中国人的气味也没有。摇尾乞怜地早到晚退，给我多少工作都肯接受下来，甚至于当了讲师还到教务处去排课程表。我工作8年中只告过病假一次。葛尔慈发脾气时我照例是不发一言的。人家说他不好，我总要起来替他辩护，他有病的时候，我也送过水果，表示巴结的意思。虽然因为宗教的关系帝国主义分子对我的信任是有限度的，但我总不灰心，因此处处要表现出比一般教徒更突出的地方。最后我得了辅仁大学研究生的资格，经过一些波折，在1947年秋天，帝国主义分子所把持的教会送走6个留学生中就有了我，我战战兢兢地达到目的了。解放后我得了所谓博士学位回到学校来。由于我一向没有从本质上认识帝国主义，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分子在宗教与教育方面所进行的侵略阴谋，加上受过他们的小恩小惠，我竟然丧失民族立场，在初期工作中忠心耿耿地维护他们在辅仁的统治。最具体的事实是不忍伤害他们这些披着传教士外衣的帝国主义分子。例如解放后我不但没有领导心理系师生向葛尔慈进攻，而且在系务方面还替他担当一些困难，藉以和缓斗争的空气。当时我代理教务长，对帝国主义分子所谓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短兵相接的时候，总是觉得无可奈何，不好意思。最后在斗争最尖锐的时候，我跑到福建去办理招考新生的事情，暂时回避，脱离了战场。后来敌人的狰狞面貌一天比一天明显，罪恶也无法遮盖了。由于进步力量帮助，我渐渐觉悟起来，真正开始认识帝国主义，并且正式告诉他们不要在所施的小恩小惠上抱任何幻想。葛尔慈、芮歌尼见到自己的投资赔了本，无法利用我，因此便用最野蛮的方法（如鼓动工友谩骂殴打）来对待我，这时候我的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取得一致，才把敌人一脚踢开。接着我参加赴朝慰问工作，在朝鲜战场上亲眼见到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凶恶，成千成万的祖国优秀儿女流血牺牲为的就是抵抗侵略。我认识到过去受帝国主义分子的毒害，行动上做了他们的俘虏，不忍下手斗争是没有民族立场的。我开始痛恨他们，体会到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辣，他们让我做了人民的敌人而不自觉，长期伏伏贴贴地为他们服务，一心一意替他们传播杀人放火的文化。我曾经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同情敌人的利益，为的是难忘那小恩小惠，我痛恨自己，对于旧日的我要加以迎头痛击。我过去的工作精神是不能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它的出发点不是什么小恩小惠。我今天觉悟了，除了严责自己以外，要控诉那反动头子帝国主义分子芮歌尼、葛尔慈之流，他们是不拿枪的敌人，披着宗教外衣，以办学为名，向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进攻。这些罪恶滔天的帝国主义分子利用文化侵略，造出不少像我这样的大小知识分子，使他们为国内外的反动派服务，失去民族立场，所做的事从头到尾不利于祖国而有利于侵略者。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所受的坏影响我是应该负责的。我认识到买办知识分子的可耻。但这种悔恨，这种污点也只有在这一次“洗澡”中才能洗刷干净。
+
+　　抗日胜利后，我也曾经为国内的敌人所勾引，两次陷入泥坑：一次是为伪天津“民国日报”编过一年的“心理与教育”副刊，一次是为“青年军夏令营”讲过一次“青年心理学”。在这两个场合中，我不但变本加厉地传播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而且做了蒋匪帮的帮凶。我所以成为人民的大罪人，完全是受了个人利益的指引。那时我还没有出国，一心一意要想挤入名教授之列，写文章演讲就成了投机的工具。在名利双收的鼓舞下，人民的祸福就不加以考虑了。今天想起来实在无地自容。个人主义思想的危害性竟然是这样严重的。这说明了自私自利的人必然要走向反动的路子，我这半生的惨痛历史，年轻的同学们应当引以为戒。
+
+　　事实是这样：我的行动受了自私自利个人思想的支配，从革命到不革命，乃至于为帝国主义服务，接近国内反动派。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对于伟大的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并没有正确的认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因为个人利益能与革命利益相一致，所以也做了一些事。当时我的革命决心是动摇的，对党是不忠实的。我追向留学当教授的前途是受了买办思想的支配，是背叛人民的。今天我愿意接受应有的裁判。回想起旧日同志，有的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中为祖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出生入死地在革命事业中为人民创造了极大的利益。而我却自私自利自鸣得意地毒害了青年，给人民造成很大的损失。同志们，这两条道路是非常清楚的：一条是革命的道路，无条件地服从人民的利益；一条是我所走过的，个人主义的道路，危害了人民。今天我愿意在毛主席面前宣誓，我今后要痛改前非，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向着革命大道前进。
+
+　　以上我从教学、工作作风、立场三方面重点地检查自己，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过去所受教育的关系，我欣赏资产阶级的堕落的文化，中了很深的毒，甚至于敌我不分，没有民族的立场，使我失去人民教师的起码条件。我的罪状是散布毒素，贻害青年，一直投机取巧、唯利是图，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地向上爬。在自己职权范围内压制民主，甚至于不能压制的时候也要挑拨是非。另一方面官僚主义作风不负责任，没有做好学校中的一般领导工作，这都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腐朽思想所造成的，使人民事业遭受了极大损失。我认识到这种思想今天决不能允许它存在，一定要肃清它。
+
+　　我的错误思想的根源和我的阶级出身是分不开的。在我独立生活之前经济来源靠父亲，他当过县长，一生不劳而食，养成我只知有剥削，不知有劳苦的大众，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我独立生活之后，除了知识以外别无资本，加以在教会学校中为帝国主义分子长期服务，因此成了买办知识分子，丧失了民族立场。一方面宣扬资产阶级的反动文化；另一方面养成封建统治的垄断作风。自私自利，患得患失，自高自大，不听取群众意见，自以为是。好教训别人，指挥别人。吃苦的事设法躲开，危难的时候企图逃去。风头要出，荣誉要享受。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时候，个人和本位的利益排在前面，人民的利益排在后面。总之，全身浸透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
+　　通过伟大的三反运动，我清醒了。我今天认识到过去卑鄙行为所发生的恶劣影响，对人民教育事业有极大的危害性，在今天不攻破这个丑陋、污浊的旧思想基础，无法做人民的教师，无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痛恨自己半生的罪孽，我感谢伟大的共产党和亲爱的毛主席，在他的领导下人民给我思想改造的机会。我只有推翻旧的一切，加强新的学习，积极地、彻底地改造自己思想，提高自己理论水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用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去教育青年，培养国家建设人才，来答覆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
+　　来源：原载1952年3月29日上海《大公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6.txt b/CCRD/3/7/3/0002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f62a5cbcce449a9951f6f33475e02f3ef05229
--- /dev/null
+++ b/CCRD/3/7/3/000236.txt
@@ -0,0 +1,13 @@
+# 中共旅大市委关于开除吴一非党籍的决定
+
+　　吴一非，原任北洋区海运管理局副局长，安徽涡阳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本人学生成份，现年46岁，1926年曾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脱离革命，1939年重新入党，曾历任区长、县长、专员、安东航务局长、辽东航务总局副局长等职。
+
+　　吴一非早年在革命高潮时参加革命，但在斗争艰险时脱离革命。1939年重新入党之后，本应积极工作，努力学习，以期对党与人民的事业有所贡献，弥补自己过去的错误；但他在党的教育之下，政治觉悟并未提高，在其担任安东航务局长、辽东航务总局副局长职务以后，更一味发展自己个人主义享受的思想，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头发白了，人老志衰，不应该艰苦工作，以免把身体累坏，看不到社会主义了”。说自己不愿意落后，也不愿意当尖兵”，“事情找我，我不找事情”因此不愿过组织生活，不愿作艰苦工作，党分配其去广州工作，因怕炎热，即加拒绝。自己生活腐化挥霍，亦认为是“生活小节”；其所属人员犯贪污错误，则认为是“由于土包子进城而不是有意识的错误”。
+
+　　吴一非在思想上的蜕化变质，特别表现在他追逐资产阶级的腐烂生活与玩弄妇女方面，他对党的理论，对自己所担任的工作，毫不钻研，却饶有兴致地去搜集和阅读淫秽书籍，错误的对待自己的妻子。1948年和1949年在安东、营口工作时，生活腐化，脱离群众，影响很坏。
+
+　　在“三反”运动中，为教育和挽救吴一非，党责令其当众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他完全无视这一伟大运动的意义，竟采取应付态度，拒不深刻检讨，并以群众的正当批评为“过火”，要求停止会议，严重阻碍运动之进行。
+
+　　市委认为吴一非在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下，革命意志消沉，丧失了共产主义的进取心，生活堕落腐化，思想上已经蜕化变质，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市委决定并经东北局批准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7.txt b/CCRD/3/7/3/0002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1e58b58f38a1b807636fba16ee874efbaef95d
--- /dev/null
+++ b/CCRD/3/7/3/000237.txt
@@ -0,0 +1,3 @@
+# 中央关于南京地质研究所处理俞建章问题的指示
+
+　　据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之妻向科学院同志反映：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委员俞建章，现任东北地质干部学校教务长（校长为李四光），过去曾在地质研究所任无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此次南京地质研究所三反斗争中，由该所将俞从东北调南京交代问题。据说，俞在1947年李四光出国前，曾挪用公款（折合人民币2千余万元），将此款移作李四光养病之用（俞为李的学生）。俞已承认此事。现地质研究所将俞加以隔离反省，迫其承认贪污此款事李四光夫妇均知情。李四光闻此讯后甚为不快。李妻说李四光对俞挪用公款事确不知情。按李四光是最靠近我们的科学家，平日行为是正派的，应坚决予以保护。地质研究所向俞追问李四光夫妇是否知情，此事如果属实，你们即应叫他们停止追问。对于俞建章，如俞之贪污行为系在解放以前，则仅令其交代清楚，作思想问题来解决，不要因此把他隔离反省，亦不要退赃，并应于其交代清楚后，仍令其返回东北工作。三反斗争中对于这类有用的专门科学家和学者的处理，应该以思想改造为主，对于解放以前有贪污行为者，均作为思想问题来解决。对于解放以后有贪污行为者的处理的方法，必须事先经市委批准（有些人须经省委或中央局批准），以免造成偏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8.txt b/CCRD/3/7/3/0002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09b5b8944d5f98d05d93988aa54a00cf950cfc
--- /dev/null
+++ b/CCRD/3/7/3/000238.txt
@@ -0,0 +1,97 @@
+# 赵承信：批判我的“国际学者”思想
+
+　　<燕京大学劳动系教授、赵承信>
+
+　　我的思想检讨大致可以分五部：（一）主导思想与根源；（二）我怎样做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三）从崇美到仇美；（四）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怎样表现在我的工作方面；（五）解放后我的转变。
+
+## 主导思想与根源
+
+　　我的主导思想是什么呢？简单地说，首先就是好名，特别是想作一位「国际学者」，其次就是追求安定舒服的生活。
+
+　　所谓「国际学者」就是在国际资产阶级学术界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里）出个头、露个面，这是为美英资产阶级服务的，反人民的，是世界主义的国际学者，而不是国际主义的为人民服务的学者。为着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要写资产阶级性的学术论文，跟美帝国主义学者来往，培养学生，参加美英学术会。为着达到这个目的，就得要在理论上有些准备，尽量吸收美英资产阶级理论，然后在实际研究中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些一切的推动力是什么呢？简单地说，我的藉口是为祖国争学术地位，同时建设中国社会学，这样对国家建设也有好处，但实质上却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为名、为地位。
+
+　　解放以前，我曾洋洋得意以为这样对国家对自己都有益处。现在看来是出卖了祖国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丧失了民族的立场、人民的立场。
+
+　　我这个错误思想的根源有两个：（一）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往上爬，到了燕京以后就跟美帝国主义结合起来。（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影响——从教会办的中学、大学以至美国留学，以后回到燕京来工作。回到燕京来服务就是为着做「国际学者」过着安定舒服生活。这样一方面我就做了美帝国主义帮閒，另一方面还继续长期受美帝国主义文化教育的腐蚀。
+
+## 我怎样做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
+
+　　（一）司徒雷登看中我。有几位同志给我提意见说我在燕京一帆风顺，步步高升。是的，司徒雷登是看中我了。我还记得一九四一至四二年燕京关门后头半年，司徒的伙伴傅晨光、文国鼎常常给我家送生活补助费。一九四五年对日作战胜利后，司徒又建议纽约那个文化侵略参谋部（燕京托事部）给予那几位坐日本监牢而又没有作过事的同仁一笔生活补助费（一九四二——四五年的生活补助费），我得了500元美金。好像是我替司徒坐监守节似的。现在想起来，我接受了司徒特务的钱是非常可恥的，而司徒特务的手段是非常可恨的。
+
+　　为什么司徒看中我呢？我有什么条件使他看中我呢？这些条件跟燕京文化侵略本质是分不开的。这些条件就是：（1）学生时代我在燕京「大团契」做学生部部长，在社会学会做主席。司徒雷登为着达到他的特务工作目的，专门找些人能做学生工作，操纵学生运动，找学生运动材料，给美国送情报。一九三四年做了不到半年学生干事没有成绩，司徒就答应我辞职。（2）在美国念书有成绩，就是说，我中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素很深。燕京是美帝文化侵略的大本营，不会做学生特务工作，而能做文化侵略帮閒，毒害青年，对这位特务来说，也是一样有利的。（3）我有改良主义气味，对美国对国民党有些小批评，可以掩护他的特务工作。
+
+　　（二）我做了司徒特务的工具。我现在沉痛地揭发事实，并对我过去的错误加以批判。
+
+　　第一、在研究工作方面，由于想作国际学者就得要找材料写文化，办杂志发表论文。为着要美帝国主义的钱（罗氏基金和燕普基金）就得寄杂志给他们。由于不认识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质，就产生了出卖材料（即所谓学术论文）给美帝国主义送情报。我整理过近代中国人口统计材料，写成论文在英文「燕京社会研究」发表。帝国主义学者对我的论文作过好评，我就是这样为他们服务的。
+
+　　第二、将美帝国主义错误理论、错误思想教给学生，鼓励他们做学者，结果学生脱离广大劳动人民，其中一部分到现在还是为反动派服务的。
+
+　　自我入大学起到解放前，浪费了22年的宝贵光阴，有机会不去参加革命，而做的是毒害青年出卖祖国材料的工作。
+
+　　不少学生跟着我走这条路，其中有两位，现在还在美国替美帝国主义服务。这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性是多么大。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原来所谓「爱国」，实际就是出卖祖国的利益。
+
+　　这种危害性是怎样造成的呢？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做「国际学者」是跟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政策分不开的。这样，个人的要求就与帝国主义的要求是一致的：就是供给情报和毒害青年。在这种情况下划分敌我是不易的，因为实际上是站在美帝国主义立场来工作了。因此，国际学者地位越高，给帝国主义服务就越好（反动派胡适之就是这样，燕京旧法学院旧人徐淑希、许仕廉、吴文藻、陈其由就是这样，我在解放以前走的正是他们的路线。）
+
+## 从崇美到仇美
+
+　　从以上事实就可肯定说，我中毒是很深的，在解放前有高度崇美感。我拿美国学术来衡量中国学术，还不是崇美吗？解放前还上美国去一年，不是崇美感很浓厚吗？我怎样从这泥坑中拔出来呢？我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若不是党和毛主席的教育，我就没有办法脱离美帝国主义。是党和毛主席拯救我的。现在分几个阶段来分析我转变的过程。
+
+　　解放前后，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全国各地反内战运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了，我受了这个运动的影响，由于反内战而反对美国支持国民党，这是地下工作同志教育我的。但是我当时并未将美国看做敌人。这是由于我中美帝文化侵略毒素太深了，我当时不了解美帝国主义的本质，也不了解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意义，这是必然的。我要做「国际学者」这得依靠美国，我在燕京工作也得依靠美国。我个人利益阻碍了我对美帝国主义本质作进一步的了解。我在不安心情中决定去美国了，原因很多，但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我的「国际学者」欲，我要跟「国际学者」联系，我要跟美国财阀联系。我又为什么不安呢？原因也是很多，但主要的还是由于祖国客观情况（革命事业）发展与我个人利益矛盾了。
+
+　　在美国期间，我对美国学术界是有点失望的。一般说起来，理论一点没有动，统计技术钻点牛角就是了。但这个失望并未根本动摇我的崇美感，我还寄美国各大学章程回来作参考，我还设法为法学院几位助教找奖金留美。我以为我的学问不够，知道的少，心里想应该多些人去学尽各学派，回国后才能建立自己的体系，这证明我中毒如何深，政治觉悟如何低。但我有机会看纽约华侨日报及香港的群众杂志，几位朋友又教育了我，我对新中国就有了初步认识。锦州解放后，我就决定立刻回国，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
+
+　　解放初期，我对美国还存有幻想。我希望美国能够承认新中国，帮助新中国经济建设。这就说明我对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本质不懂，对美帝国主义整个侵略政策不懂。直到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发表了，我才在理论上初步划分敌我界线，认识到我们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这一面，反对帝国主义。这种幻想是什么思想呢？第一，还未把美国当做敌人看待。第二，认为美国有力量。第三，我要在国际上依靠美国，因而丧失了人民的立场。我的崇美思想实际上阻碍我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性的认识。
+
+　　直到美帝国主义发表白皮书以前，我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仍是不了解的，白皮书提到燕京大学，我开始怀疑美帝国主义办燕京大学的目的。但由于我个人利益与燕京大学有关，我不愿深入了解。这样，解放之后，我虽回到祖国的怀抱来，但我的立场还是动摇的。
+
+　　一九五O年夏，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又占领中国台湾。在此以前又不承认新中国，又反对我们代表进联合国。这一系列事实加深了我对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一九五一年初到开展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燕京的影响运动时，又揭发了许多事实，证明燕京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司徒雷登是一个大特务。旧燕京的丑态显露出来了，我心里感到很沉重。我这时才发现我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我为我自己痛苦，也为中国人民痛恨美帝国主义及特务司徒雷登。
+
+　　在此以前我曾为司徒特务惋惜，认为他是被美帝国主义利用作为侵略的工具，至此才认清了他的面目，但我以为他是小资产阶级往上爬才做特务的。到教师学习运动时，我才认识他是一位阴险的帝国主义者，是带了侵略计划来办燕京的。
+
+　　我这样迟才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我痛恨我自己为了个人打算中了这样深的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毒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在抗美援朝之先还搜集一些照片由范天祥寄给「燕普基金社」。我当时虽然犹豫些时间，拖延了四五个月，但最后还是交给范天祥这个帝国主义分子了。「国际学者」梦虽在解放初期被客观情势的发展打垮，但由于长期没有检查自己错误思想的根源，以致造成一连串立场不稳的事实。这是非常痛心的事。
+
+　　但是毛主席是伟大的，人民是宽大的。在这次「三反」运动中又给予我一次自新的机会。我相信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拖延时间是不能容忍的。新中国要往前发展，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打下基础。我们应加倍努力做好「三反」工作，彻底肃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在燕京的影响，在自己血内和心内的影响。
+
+## 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怎样表现在我的工作方面
+
+　　在这里我分析一下旧法学院几个较大的问题：
+
+　　（一）法学院至尊思想问题：法学院的至尊思想以学系来分，政法系是升官，经济系是发财，社会系是服务（麻痹作用）。这些全是为反动派服务的思想。一九四一年燕京在尚未被日寇封闭前，当时的院长陈其由在几次迎新会上打的就是这三个招牌。旧法学院的毕业生也的确是向这向方面找出路的。
+
+　　但是领导着旧法学院的，还有一个主要思想即是所谓「国际学者」思想。这个思想不是从我开始，从旧法学院一成立就存在了。因为这正是美帝国主义对华文化侵略的策略之一。
+
+　　法学院是怎么成立的呢？在一九二四年以前几个美国普仁斯顿大学毕业生，创办社会、政治、经济三系。其中一个主要人物即是甘博尔。他当时在北京作社会调查工作，他一方面要材料，另一方面要培养替他工作的人，因此燕京的学生就成了他的工具。不久，他离开中国，但为了继续他的工作，他就与其他几个美国人办了旧法学院的三个学系，而燕普基金社就是他的参谋本部。
+
+　　一九二六年供给旧法学际的经费的，除了甘博尔的燕普基金社外，又加上了美国垄断资本家煤油大王罗氏基金的钱。这两个基金社是有血统关系的。罗氏第三是普仁斯顿大学毕业生，因此他与燕普基金社也有关系的。这两个基金社的总目的是一样的，即是怎样通过法学院来训练干部为美帝国主义找有关社会、政治、经济材料，作为计划侵略中国用。法学院旧人物的「国际学者」愿望是在美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中来完成的。我的「国际学者」的「学术」工作也是在美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个企图之下进行的。
+
+　　详细的材料我们正继续揭发，在这里谈谈材料的范围，就足以使我们了解美帝国主义的阴险与毒辣了。以地区论，包括在东北、华北云南、西康、四川等地。以内容论包括农业、工业、人口、政治等。
+
+　　一九四八年，罗氏基金与普仁斯顿大学世界人口研究所正计划调查中国朝鲜两国的人口。若不是解放早，我们对国家的危害就更大了。
+
+　　文化是为政治服务的。有材料就能作侵略中国的计划。训练出干部就有侵略内奸，成功时还有统治爪牙。这是多么毒辣的计划。若是没有党的革命事业，这些侵略计划结果必须使我们亡国。广大劳动人民就要为美帝主义流血流汗。这一切岂不就是为帝国主义反动派服务么？这岂不就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政策吗？为司徒雷登写在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状簿上吗？我们如果对美帝国主义分子司徒雷登还存有丝毫留恋，我们就是人民祖国的罪人。我们痛恨司徒雷登就得痛恨他留下来的思想与制度。我们在这次运动中应当把这些毒害连根拔起。
+
+　　（二）院系团结问题：法学院内部的不团结是有长久历史的，它与旧燕京的腐朽性是分不开的。司徒雷登一贯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来统治法学院，系与系之间的对立也受美帝国主义大学里划分势力范围影响的。国际学者派别之争，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思想也使我中了毒。解放后，我的「国际学者」垮了。对别人的学问不服气、妒忌。我跟林耀华先生关系就受这个腐朽思想的影响，在林先生赴西藏工作前，我们曾作过检讨，但是由于当时检讨不深刻，问题只是表面上解决了。现在想起来是极其痛心的。
+
+　　对职员照顾不够是事实。由于家长制的恶习，职员是在「家属人员」之外的。「家属人员」是骑在职员头上的，在「国际学者」眼中，职员只是工具。
+
+　　要打垮这种反人民的制度，就得要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连根拔起，用火烧尽。在「三反」运动里，这一定是会成功的。
+
+　　（三）教学不负责问题：这个问题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内容问题，一个是方法问题。解放初我认为旧社会学没有用了，就在「当代社会学说」一门课程内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但教学时还是用旧的态度来讲授。当时的心理是想在同学面前表现自己也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但那时根本不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理论更联系不了实际。学期终了时马克思列宁主义专家的梦全打垮了。「人口统计」一课也犯了纯技术观点错误，一点也不结合实际。我自己对新的理论，学都学不过来，又不愿意丢面子，讲书也不起劲。迟到变成常有的事。说是因为开会而迟到，实际上是自己有点心虚了。这样就浪费同学的时间。
+
+　　就在这三点上（领导思想，院系团结，教学工作）由于中毒很深，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以数字计算的。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来检讨自己，检查自己的错误思想。
+
+## 解放后我的转变
+
+　　燕大解放前二十天我回来了。从前我对人民革命事业及解放区情况知道不多，但是由于朋友的帮助我知道一些，我是以极其愉快的心情来欢迎解放的。解放后，我看见人民解放军的自我牺牲精神，我看见了干部同志克苦耐劳精神，我看见了革命的新秩序，整个社会的新气象。通过这一切，我看见中国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看见祖的伟大，人民幸福生活的远景，我内心爆发了对人民祖国的热爱，这一切都是真的。但我追忆起来，这些还不是主要原因。我的愉快心情首先还是由于我得到「进步教授」称号，这个称号给我带来名誉与地位，推动我工作。
+
+　　其次我要说到我是极其要求进步的，极其要求学习新知识、新事物的。这说明我为什么特别要求接近党团员的缘故。至于我要求进步、与党团员亲热的推动力正是为着巩固我「进步教授」的称号。但我要求进步最主要的表现还是在学习新知识方面。记得严景耀、雷洁琼二位从石家庄回来时带来新书多种，我没有多少时间就看完了。我对每日的人民日报必定读得很仔细。但是由于中了帝国主义文化的毒害，我读新书仍然是用旧式方法。到了开始有政治课时期（一九四九年秋），我才发现我的错误，我才初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劳动人民革命经验的总结。毛主席的著作是千百万人民的血汗的结晶。其后我逐渐学着以极其沉重的心情，严肃的态度，来读这些革命经典著作。这里，我要检讨一下为什么在解放初期积极，但这一年半以来又极其消极而至于销声歛跡呢？解放初期，我对学校的事积极，有热情，但由于理论水平低，办法少，就没有巩固这个热情。因此就转回理论学习，而且加上我的业务观点重，对于学校的事也就冷淡了。同时也是由于在解放初期工作过劳，以致脑力不能支持。但主因还是由于「国际学者」梦被打垮了。这种腐朽的世界主义的国际学者梦是要不得的，被打垮了是好的。但一时又未能建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由于身体不好，个人英雄主义也就没有物质基础了。革命英雄主义的人生观也还没有建立起来。
+
+　　因此，我的进步动机是极其不纯的。这还是由于在我心里（灵魂的深处），美帝国主义文化毒害还未清除。解放以来，背上进步包袱，就没有作思想检查工作。这也是我对人民极其不负责任的表现，辜负了人民送给我「进步教授」的光荣称号。
+
+　　由于我犯了一连串的错误，给予国家极其严重的危害，给予人民极其严重的错误。我痛恨美帝国主义，我痛恨特务司徒雷登。
+
+　　但是不应当停止在痛恨上，我要将这个痛恨变为力量，积极参加「三反」工作，自觉地勇敢地暴露自己思想，肃清我自己思想上的毒害，同时积极地参加改造燕京的工作。
+
+　　冬眠了一年半的赴承信活起来了。通过「三反」运动我看清楚我的业务工作与祖国伟大的革命建设专业密切结合起来了。我要为做好人民的教育事业而奋斗。
+
+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三月四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39.txt b/CCRD/3/7/3/0002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b0997004798cf00de6ef6c5aea43ea88afc646
--- /dev/null
+++ b/CCRD/3/7/3/000239.txt
@@ -0,0 +1,23 @@
+# 从我父亲来看资产阶级丑恶的本质
+
+　　<沪江大学学生、许云影>
+
+## 三月五日在上海人民电台的广播词
+
+　　各位同学:我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这次三反运动给了我很大的教育，使我认识了资产阶级卑鄙无耻自私自利，阴险毒辣的面目。
+
+　　首先我想谈一谈在三反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对我家庭的看法，对我资产阶级的父亲的看法，和我当时的思想情况是怎样的。
+
+　　当三反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以后，在每天的报纸上也连续不断地揭露了许多关于资产阶级向革命阵营，向我们的党、政府、企业、机关等猖狂进攻的种种事实。特别是，当我看到奸商王康年等暗害我们最可爱的人——人民志愿军同志的血腥罪行的时候，我的情绪被激动了，我想我是个青年团员，我是个党的宣传员，我要决心积极地投入到三反运动中去，做好三反的宣传工作。但，这样想，是否表示我已经完全站稳了立场呢?不是的，当我遇到实际问题的时候，还是表现了思想界线划不清楚，立场很不稳的情形。我同系有一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女同学发觉了她父亲有可疑的地方，就在收集对父亲的材料；这时，我还一点不怀疑我自己的父亲，当时由于我错误地把不法奸商看作是资产阶级中个别的人，个别的事，没有从资产阶级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本质去认识问题。因此我尽从一些表面现象去观察我的父亲。我回忆起解放以后我父亲怎样“工作积极”、“思想进步”、“学习认真”，我想:我一直与父亲生活在一起；虽然有时候他待人不和气，但是我很了解他，他是主张“勤劳工作”“将本求利”，也是讲“道德”的人，我相信我父亲不会是奸商，而且他从来也不会骗我的，因为他一直待我“很好”，不是吗?解放后我全家都很“进步”，连我的小姆妈也参加妇联工作了，我小弟小妹是少年队员，我两个大妹妹参加了军事干校，我越向这方面想越觉得家里没有问题了。因此我在同志们面前表示很得意地说“我家是个理想的家庭。”同学们:那种片面的，从表面现象来认识问题的，事实证明，一定是错误的。在事实的教育下，在团组织的帮助之下，我终于改变了对我父亲的看法，重新认识了我父亲的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事情是这样的:放寒假了，我回到家里去，一看到父亲，他就愁眉苦脸的向我说:“我做了错误的事，我有不法的行为。我是个同业中的领导人，我要带头坦白，可惜我不知道什么是犯法的。你是个团干部一定知道吧，你要帮助父亲去坦白。”我听了立刻产生两个思想:第一，为什么父亲竟然出我意料是个奸商?他过去是骗我吗?立刻我又产生了另一个思想，就是反正我父亲有进步的基础，他现在已在想自动坦白了，难道我还怀疑他吗?我该帮助他，免得他受到麻烦，这可不是好玩的。所以我就把我所晓得的告诉了他，我用同情的口气说:“比如你天津有经营的事业，香港有朋友时常与你通信，是否有私套外汇，这是顶严重的。”我就这样以我知道的一点两点的告诉了他，他很得意，他照着我说的自动去坦白了。同学们，事后我才知道我是受骗了，他在我面前讨口气就去应付式地坦白了一下，一点也没有彻底、全部地坦白他的不法行为。而我呢?当时劝他去坦白，也是多少站在他的立场，以他的利益来出发的，生怕他不去坦白会受到更严重的处罚。过了一天，在团分支委会中同志们来帮助我了，指出我父亲绝对不会是我想像的那样“进步”“开明”，他是一个具有八大特点的资本家。为什么你会把这样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看得如此简单呢?如果这样，你会受你父亲欺骗的。同志们还要我细细的想想，多联系实际，有疑问提出来大家讨论，大家并且批评了我过去对家庭的不正确的看法，由于同志们的帮助，我开始思想斗争，我检查和批判了我过去对家庭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我发现有很多地方自己是失去了立场的。我开始大胆的怀疑父亲一连串的行为。我又跟厂里的职工同志取得了联系，又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分析，我揭穿了父亲的资产阶级的丑恶面目，我要控诉，我要揭露。
+
+　　我父亲是祥顺机器铁管制造厂的老板，是搞重工业的；但我父亲搞重工业的目的，绝不是为国家人民的利益，而是借此来进行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甚至破坏人民建设事业。我父亲是行贿的能手，他想了各种办法来腐蚀干部，举一个例来说:有一次，闸北自来水公司的采办员来我父亲厂里订立定货合同时，我父亲就送他二百万元，结果把货色价格抬高，获取暴利，其他如送干部西装料，送干部的孩子压岁钱，或派他的走狗到干部家去送钱等行为是说不完，算不清的。我父亲也是偷工减料的老手，一只铁管予照合格的成份是没有漏洞的，可以使用一百年，但我父亲在制造国营企业的定货时，偷工减料，成份不足，质地不良，结果造出来的铁管子只可用十年到廿年。同学们!这样他就大量盗窃了国家财产损害了国家建设。另外，他还私套外汇，偷漏了国家的税收，偷盗国家经济情报，联络其他厂商组织了统一售价来抬高价格。他就是一个用这样种种不法的手段盗窃国家人民财产的奸商。这里我再举个实例来说明我父亲的所谓“勤劳工作”，究竟是怎么回事。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印象，当我父亲的汽车喇叭声在厂门口一响，坐在帐房间的职工全部坐得端端正正，父亲一走进账房间门就查问各人的工作，有做得不好的，他就拉长了脸竖起了眉开口大骂一顿。厂里没有一定的工作制度，工人从早到晚没有休息，他自己早晨起来东西吃得饱饱的，到了中午十二时吃中饭时还不离厂，全部工作人员只好饿着肚子等他，他心血来潮，坐到晚上十点钟还不离开账房间，人家也只好呆坐等着他，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到解放后才稍为纠正了些，他雇了很多十二、三岁的童工，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以上，吃不饱，穿不暖，这就是我父亲一贯教训人的要“勤劳工作”，其实是叫工人、童工拼命工作，替他拼命创造财富，使他尽情享受。
+
+　　但是他对那些被他剥削的工人说:“全靠我养活你们，否则你们都得饿死。”同学们大家想想是谁养活了谁?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要用这许多学徒呢?”他说:“老实告诉你，还不是想多赚些钱，不然怎么来住洋房、坐汽车呢?”这句话是多么露骨地暴露出了他剥削阶级的本质。解放以后，工人阶级当家了，我父亲知道老的一套手段吃不开了，就换了一套新的手法，他伪装进步积极，当了江宁区的工商界人民代表、同业公会的副主任委员，他就在进步的假面具下，干着许多不法的勾当。同志们:你们就听一下我来讲他的卑鄙无耻的手段吧:(一)他用“派进来”的方法操纵了工会，他有二个学徒，一个姓孙，从小就跟着父亲，当工会成立时父亲就想尽了方法说了许多花言巧语的话，蒙蔽了工人同志的眼睛，姓孙的就当选了工会主席，然后父亲就操纵了整个工会，有什么大运动来就想法阻挡开展，有时在工人阶级的强大压力之下，也只好无可奈何的勉强搞一下。他也一贯的打击进步:举几个例来谈，当参干运动的时候有几位青工同志报了名，我父亲一想“平时吵着加薪水，什么劳保福利等事件的领导就是你们这几个小子”，“这次你们去参干报了名那好极了”，他想他可以少几个“敌人”了，他就请他们来虚伪的谈一大套进步的话鼓励他们，最后就要送他们些钱。他把这样一个神圣的爱国运动作为可用金钱来动员的，结果这位青工同志由于组织上没批准留了下来我父亲看到自己的阴谋无法实现，就大发雷霆，在大庭广众当中讽刺工人阶级，讲他们是假爱国、假进步。(二)他也用金钱美人计来收买过职工，厂里有个会计员是个青年团员，他看他家里穷，就想钻空子利用，开始的时候他用嘴捧了那个会计员，说他怎样忠实怎样有出息；后来就暗示他要他在账簿上做花巧。会计员不同意，父亲就骂他是个“没有脑袋的人”，“不懂好坏香臭”。此计不成，又施用了美人计，要把我的堂妹介绍给他，还用金钱引诱他对他说:假如与我堂妹结婚有金戒子、手饰啊，等她嫁过去，你就可以当老板，她父亲有钱有势，有啥不好呢。当会计员站稳阶级立场拒绝他的引诱，他的阴谋诡计又遭破产的时候，他就骂:“不识抬举的笨贼。(三)我父亲还在职工之间故意挑拨离间，使他们不团结，他的两位学徒从小在一起学生意，父亲说:“我只有一个人，假如他们对我不忠诚，他们团结一条心，我的地位就难以巩固。”所以他就多给姓孙的一些钱，说他能干，能办事，比老董好，但是在另一个学徒老董面前却说:“老董做什么事心中都有数，我是最相信你的。老孙有奸相，假如不收买好他，他会与我们捣蛋的，你就在工资上吃亏些吧。我将来不会忘了你的。”他就是这样的让他们不团结，而父亲就可以个别的控制着他们。同学们:资产阶级对国家、人民、对工人阶级是这样恶毒地进攻的，他们对他们的家庭，对他们妻子、儿、女又是怎样呢?同学们:过去我一直认为家里很温暖，很舒服。今天，我才明白，所谓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完全建筑在金钱上的。父亲为了拉拢比他更有钱的大资本家，他遗弃了母亲，娶了个红妓女做姨太太。这样，本来与姨太太有来往的大资本家就全给拉到我家来了。他们经常大吃大喝。宴会时，还要我们姊妹出来，给这些老东西玩弄，什么敬酒、唱小调。这些老东西竟无耻的睁着充满红丝的眼睛，伸出手来摸摸我们面颊。父亲就更加得意的说:“我别的货色不行，但女儿可多着哩。将来我这行饭吃不下去，开家妓院也可以。”大家就哄堂大笑。
+
+　　可恶的父亲，他是确确实实把他的女儿当作商品一样地来做买卖的。我的表姊，因为从小死了父母，所以一直寄养在我家。父亲看上了一家自己要巴结的人家，他就硬要把我表姊嫁过去。表姊不肯，父亲就骂她:“贱货，做老板娘去有啥不好，不答应，你休想在我家住下去。”表姊为着无法偿还我父亲从小的培养教育费；最后，只得被迫结婚了。另一表姊也同样被逼结婚，她本来有肺病，结婚后不到半年就病死了。临死时，她悽惨地叫着:“我不要死，我要离婚，我要活下去!”我大姐原来在大学里就有了爱人，但因为她的爱人家里很穷，父亲就坚决反对，硬要逼她嫁给一个年纪很大的有钱人。我大姐坚决反抗，并逼不得已先与自己爱人同居。父亲没法了，为了顾全面子，就草草地给大姊办了喜事。然而父亲很懊丧。他连着有一个月没睡好，非常气愤地说:“把你的大姊养到这末大，这一笔资本是赚不回来了。”因此他后来对我们就管制得更严了，唯恐再度遭到失败。
+
+　　父亲——这个无耻的资本家，还毒害了我的大弟弟。他把大弟弟从革命的队伍里拉出来，为他，为资产阶级服务。大弟弟很早就接触了进步思想，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前曾被捕过，在牢中他表示得很坚强。解放后，他到北京长辛店铁工厂工作，开始父亲不答应弟弟去北京，后来他想弟弟在国营工厂学习些本领后，再拉他回自己厂里工作，那还是有利的，就答应弟弟去了。但是他强迫着弟弟写“一定回来”保证书。大约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连连去信要弟弟回来。他伪造母亲生病，祖父病死等，二、三天一封挂号信去催，用花言巧语来欺骗逼迫。父亲又另外叫弟弟的爱人去信要求结婚，他自己再亲自到北京去。这样，弟弟终于被糖衣炮弹打中了，他欺骗了组织 跑了回来。回家不到二月，就结了婚。弟弟今年才二十一岁，又患肺病，这样早结婚对他是极为有害的。但是父亲为怕弟弟再会离开上海，就用这办法来俘掳他。我弟弟现在变得非常消极悲观。同志们来看他，他避而不见，觉得没脸见人家。每天用吃香烟、吃酒来刺激自己。他有时痛苦地回忆起在北京的情形，往往会苦笑地说:“革命大家庭是多么温暖，但是我……。”同志们，你们看资产阶级是多么阴险地来毒害我们青年。
+
+　　同志们!从父亲身上我认识了资产阶级腐朽、卑鄙的本质。我一定要站稳立场，坚决划清思想界线，进一步协助职工搜集材料，检举父亲的不法行为，同时我要帮助弟弟跳出这个罪恶的臭泥坑。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3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0.txt b/CCRD/3/7/3/0002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64aec75ab504c1c0312f1f858178bcb400cf67
--- /dev/null
+++ b/CCRD/3/7/3/000240.txt
@@ -0,0 +1,95 @@
+# 陈垣：自我检讨
+
+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
+
+## 一、我与辅仁的关系
+
+　　（一）解放前在辅仁工作的态度
+
+　　辅仁大学是天主教设立的，创办人是马相伯、英歛之，我和他们两人是老朋友，我因研究宗教史的关系，常到英歛之那里找天主教史材料，时有往来。
+
+　　一九二六年英歛之病了，在他临死前，把我介绍到辅仁，有些像托孤的意思，让我作辅仁社社长，后来就改为辅仁大学。
+
+　　我没到辅仁前，在北洋军阀时代曾任国会议员，参加过曹锟贿选，又曾任教育次长，代理过部务，深感到当时政治的污浊，就脱离政治舞台，在北大、燕京教书，但都是兼任，到辅仁才是专任。
+
+　　自一九二六年一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北京解放，我在辅仁整整二十三年。这二十三年里，天主教会由本笃会改为圣言会，虽然经过抗日战争，经过人民解放战争，但是我在辅仁的态度二十三年一直是一样。我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总的基本精神，就是除文史两系和例行公事外，一切校务都不甚过问。
+
+　　当时辅仁是帝国主义分子掌持校政，学校的主要事务，他们自然不愿意我过问，我就作一个傀儡校长，什么事情不告我的，我就不闻不问，只空有一个校长名义而已。
+
+　　即是有名无实，我为什么愿作这个校长呢？主要地是，我那时不晓得帝国主义是在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还错误地以为他们在中国设立大学，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看法。我以为作校长可以教几点钟书，可以拿出大部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可以利用辅仁这个阅书馆读书方便，又清闲。所谓清闲，就是如果作一个当时的国立大学校长，就真正要管事；作一个教会大学校长，他们不让我管事，我正乐得清闲，正好埋头念书。我当时还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读书处所，于是就读起书来。这三十年中我曾发表的论文，大约有86种，其中的74种都是到辅仁以后作的，这并不是夸耀，是说明我在辅仁主要工作就是读书。
+
+　　我当时自以为是一个「清高」的学者，在政治上我已是退隐山林澹泊自守，自以为决不和反动统治同流合污。在学校里，名义是个校长，等于前清的书院山长，又可以不管事，正合凤愿，当时还自以为这是很好的办法。因为抱着这样的态度，就造成我老老实实、俯首贴耳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了22年。
+
+　　（二）解放前对教会的看法
+
+　　我是研究过宗教史的，但并不是只研究天主教，像回回教、道教、基督教、佛教等都研究。因此，从前对于宗教有一个看法，认为在人烦恼的时候，失意的时候，信仰宗教可以得到安慰（当然这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因此对任何宗教都有好感，对天主教也是这样的看法，虽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天主教徒。
+
+　　这里我也简略地说一下，我研究历史的一个大缺点：我研究历史，不但立场、观点、方法是错误的，而且因为我自己想「不问政治」，想「脱离政治」，所以不很研究近代史，因为近代史与当时政治关系密切，牵涉太多，因此对于近百年国际和国内的变化，完全认识不清楚，认不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当然也认不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又加上对于宗教有好感，因此就错误地认为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不多，教会来到中国办大学，可以帮助我们办教育，是对我们有利的。这个错误思想一直影响到解放后，等一会我还要谈。有这样一个错误的看法，所以就「自以为是」地甘心作着帝国主义的傀儡。帝国主义者为了实行他们的侵略，用军舰和枪炮，送来了宗教，以教会为其侵略工具，传教士掩盖在宗教下面，进行其经济上、政治上的侵略阴谋，并披着宗教的外衣开办学校，以进行其文化侵略，企图培养为帝国主义忠心服务的奴仆。而我为了个人的利益，为了个人研究的便利；又因为我认不清帝国主义的本质，看不见中国人民，所以在辅仁作校长，基本上是与帝国主义站在一个立场，对校务不管，让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而我当时实际上是俯首贴耳，惟命是从，因此得到帝国主义者的信任，得到帝国主义者的重视。他们看出我是他们很得力的奴才，所以表面上客客气气，使我面子上过得去，让我心安理得，甘心情愿地为他们服务，以达到他们对中国人民奴役的目的。
+
+　　我为了自己好名，为了自己「清高」，为了不愿沾染当时的政治气氛，就毅然地离开政治舞台，自以为是找到一个理想的棲身之所，而实际毫没有人民立场，丧失了民族气节，驯顺安适地投到帝国主义的怀抱。二十三年来，作了帝国主义者的俘虏，忠实地替帝国主义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国主义者就通过我，稳紮稳打来在学校里作着「太上皇」。
+
+　　二十三年来，通过我给青年们灌输奴化教育，培养出为他们服务的人才，贻误了多少青年子弟，还自以「超阶级」、「超政治」，还自以为「清高」，其实就是做了几十年污浊、卑鄙的买办和帮凶而不自觉。
+
+　　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行为，是比杀人更厉害、更狠毒的。后面操持着的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分子，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人，却是自以为「清高」的我。
+
+　　这二十三年里，尤其是最后三年多，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我的态度更看得明显。当学生运动澎湃，民主力量高涨的时候，我以辅仁是「不罢（不罢课）的大学」而光荣，就拿出我一贯的主张，就是帝国主义者所赞成拥护的主张，告诉同学们「要好好读书，不要参加政治活动」，阻止三青团贴壁报；同时也不造成同学们参加学生运动，表面上好像是走中间路线，当时自以为是不偏不倚，而事实上正是与敌人打成一片，阻碍了争自由，争民主、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使得进步力量在辅仁不能发展。
+
+　　我这样坚定不移地为帝国主义服务，为反动统治服务的立场，一直到临解放前，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北大五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我还准备讲「乱世与学术」，这个讲演虽然出于别的原因没有讲成，但这已充分说明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了。
+
+　　二十三年，我就是以这样「不问政治」的态度，在死心塌地地、忠实地为帝国主义者效劳，替反动统治来维持社会秩序，危害了人民，贻误了青年，丧失了教育主权，背叛了民族利益。
+
+　　我认清了自己在当时所起的作用，认清了我自己所站的立场后，才明瞭临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这样对我不忍放手，一次二次三次地派飞机来接我离开北京的原因是什么了。幸亏我当时稍稍接近了些进步力量，没有离开北京，有了向人民赎罪，为人民服务的机会，不然我就会永远作了人民的罪人，背叛人民到底了。
+
+## 二、反帝斗争中我的思想转变
+
+　　（一）解放后对帝国主义者的看法
+
+　　解放以后，我的思想开始在变化，我的政治学习是毫无基础的，解放后才读《新民主主义论》，才逐渐明瞭中国的社会性质，才开始得到真理的研究，但是非常粗浅，非常幼稚的。
+
+　　学校里成立了临时校政会议来管校务，解放前的校务长帝国主义分子芮歌尼作为教会驻校代表参加校政会，同时成立了临时教务委员会、中国教员会等，我校的大部分教职学工已开始和帝国主义分子作斗争。当时帝国主义分子以芮歌尼为代表，在想尽阴谋处处刁雄，自一九四九年他们就为了课程上添《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为了图书馆买政治理论书；为了我们展览「从猿到人」的图片；为了同学们的暑假实习等，他们屡次用类似警告的信件来提出他们的无理要求。帝国主义者自从解放后，就蓄心积虑地不放松任何事情，处处想钻空子，时时在进攻，以图在辅仁巩固他们的权利。我们全校师生很多人已站在人民立场，用各种不同的办法和他们斗争。
+
+　　但是我自己呢？当时我主观的看法是这样的，我想：中国人民革命，自然是要反帝、反封建，但是教会来中国办学校，尤其是解放以后，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他们出钱我们办理，这样不是对人民有好处吗？因为有这样一个根本错误思想，所以使得我把帝国主义分子当作「外国朋友」，所以在各种事务措施上、在各种会议上，有人提出比较对教会不客气的话来，我就不明白。比如有一次开临时校政会议的时候，出席的人除学校行政负责人及教职学工代表外，还有教会驻校代表芮歌尼、卢修女。他们教会的规矩修女出门必须两人一起，芮歌尼又带了一个翻译，则教会代表本是两人，实际出席的成了四人。有人提出他们出席四人不应该，当时我就想：辅仁既要继续办下去，我们应当合作，应该在互相协商之下才能办下去，我很感到为难，我想教会要那样，大家要这样，学校的事以后怎样办呢？于是就大不高兴，拂袖而去，离开会场。我当时没考虑到，教会代表忽然偷偷地就增加了一倍，是对我们的危害，我却自以为是站在「公正」立场，而实际上是与帝国主义分子思想一致，为他们着想，而感到我自己是束手无策满腹委曲，所以那次回家以后，就写了一封信向校政会辞职，后来经过大家帮助，退还辞职信，我才继续干下去。
+
+　　帝国主义分子是非常狡猾的，这次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神甫孙振之，还把我写的那对辞职信骗到他手里，说字写得好，要作为美术品藏着，我也没注意就给他了，后来他们要改董事会更换校长时，还拿这信给别人看说「你看，校长会要辞职」，这就说明我毫无警惕，毫无防备，没有拿他们看作敌人，因此严重地影响了反帝斗争的展开，影响了反帝斗争的情绪。
+
+　　当解放后不久，芮歌尼不作校务长以后，我怕他们不和我们合作，和我们闹决裂，我还提出来请芮歌尼作理学院的院长。我当时的想法是：理学院院长由他来作，可以安定他们的心情，多筹些款办好辅仁理学院。
+
+　　我就是这样无原则地迁就敌人，事事怕得罪那侵略我们的敌人，为他们想得无微不至，就好像是只怕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来继续侵略一样，委曲求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立场，向帝国主义者妥协、投降。
+
+　　我在抗日战争时期，自以为是有民族立场的。著论骂日本帝国主义，骂汉奸卖国贼，但同时却在帝国主义分子所办的辅仁大学安心服务。这还不算，到了解放后，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时候，我还不知不觉地为帝国主义效劳，现在才使我更清楚地认识我以前的民族立场是资产阶级狭隘的民族立场，如果没有人民立场，没有无产阶级立场，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立场的。
+
+　　（二）在反帝斗争中
+
+　　一九五O年六月初，为一九五O年度的经费问题，我们对帝国主义分子的激烈斗争开始了。但我那时的思想仍是很模糊的，我当时还是想，中国刚刚解放不久，到处需要建设，需要用钱，教会出钱办学校，只要他们遵照我们的章程办事，有什么不可以呢？学校一样办，我们又可以省一笔钱，不是对中国人民有利吗？
+
+　　我的政治觉悟不高，而且对政府的教育政策的精神体会不够，只理论上认识了中国人民革命要反帝、反封建，理论上认识了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犯我们的教育主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政治概念，并没有真正了解。因此，对站在面前的帝国主义分子就认识不清，自己的思想有时又和他们一致，所以就想：既有人民政府教育部给我们作主，当时政府也没有说「外国人」不许办学校，只要遵照我们的章程，还可以继续办下去。我们学校的外国人不一定是帝国主义分子，能够让他拿钱还继续办，是对我们有利。学校的行政已由我们掌握，则政治上没有问题。只要经费问题能解决，使同仁同学不致于失业失学，就是交涉成功，我就抱着一个这样的看法，去同他们交涉。我写了一九五O年度的经费早些解决，曾和芮歌尼谈话至十几次，他总没有确定的回答，并且还时常发牢骚和表示不满。因他总不给肯定的答复，我虽对于他们已有些怀疑，但是对他们还是存在着幻想。
+
+　　直到六月底，经费仍不定，聘书不能发出，我当时很急、很气，我想：为了我们同仁同学的利益，还是去和他们交涉，交涉成功让他们拿出钱来，才算是胜利；闹决裂了学校停办，就不能算是胜利。
+
+　　到了七月十四日，芮歌尼给我一封信，说经费有办法了，每年可拿十四万四千美元，却提出四个条件作为拔给经费的要挟。四个条件里，有一条是「人事聘任教会代表有最后否决权」，并根据这条，提出解聘五位教授。这时我才开始认识到：在我们学校里，在我们的面前的原来就是最狡猾最毒狠的帝国主义分子。他们一手拿着钱，一手拿着条件，来要挟我们，运用否决权来侵犯中国人民的教育主权，这样的无理要求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要坚决反对的。
+
+　　在七月二十二日，我还和他们作了最后的交涉，对他们所提出的四个条件，其中校产与教会财产划分和当时所谓「神甫花园」定时开放两项，认为可以答应。关于新董事会问题，认为由教会与校长选任，即可成立，已经等于四个条件中答应了他两条半。但是帝国主义者仍然坚持最后否决权，作为继续津贴的条件。至七月二十九日，芮歌尼发表了一篇富有煽动性和恐吓性的所谓「告本校同仁同学书」，声明自八月一日起教会不负辅仁经费责任，一切开支应归陈校长负责。一面又鼓动工友索薪。同时又要改组董事会，企图撤换校长。
+
+　　到了这时候，他们不但侵犯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并且危害了我个人的利益，才使我如梦初醒，我才真正的觉得忍无可忍了。这时才使我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者的狰狞面貌。我才把反动派主义的理论与实际斗争渐渐结合起来。才坚决地肯定地站在中国人民立场，在党和教育部领导之下，与我全校教职学工，向侵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的帝国义分子展开斗争。
+
+　　在初起，我看不清楚帝国主义者的面貌，是因为当时帝国主义的要求对我个人利害没有直接的危害和威协。到了危害到个人利益，危害到个人名誉地位的时候，一方面因为有群众的正义要求；一方面又因为有政府的支持，才使我政治认识逐渐提高，才使我斗争意志逐渐坚定。
+
+　　他们要改组董事会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校长不听话，董事会就可以换校长，当然在他们看来，我这个校长一直是唯命是听的，现在已渐渐开始不听话了，由于这个改组董事会的事情，令我深刻地明白以前他们利用我，尤许我作校长是因为我能为他们效忠，是对他们有利的。这一件事不提出，我仍是糊里糊涂立场不明确，而且对帝国主义者还始终存着幻想，虽然这可恥的可怜的幻想，在一次又一次的交涉中已经逐渐减少、消灭，以至于变为仇恨。但这仇恨的巩固，还是结合了个人的利益，个人的名誉地位在内的。
+
+　　今天想起来，我当时以这样的思想去和帝国主义者作斗争，真是危险已极。如果不是共产党在领导，如果不是教育部在支持，如果不是我们全体教职学工正义的斗争，我就很可能作出丧权忍辱的事情，很可能倒在帝国主义的怀抱。
+
+　　总起来说，在反帝斗争开始时，我的立场不稳定，是两面摇摆的，又想站在人民这边，又想拉住帝国主义分子。我当时是想：如果答应他们的要求，钱虽拿出来了，但学校仍然办不下去；如果不答应他们，他们不拿出钱来，是有人民政府支持的。我当时的思想关键就在此。又夹杂上个人利害，个人名誉地位；因此就坚决与他们斗争。
+
+　　不但如此，我当时对于新民主主义教育政策也体会不够。我只有经济观点，没有政治观点，只从经济出发，没有深刻体会到教育政策。所以，后来教育部拔给了十万斤小米，我的胆子就壮了，斗争意志也坚定了，难道说没有这十万斤小米，我们就能丧失中国人民教育主权吗？这思想今日想来真是可恥，基本上是没有站在人民立场考虑问题，没有全面的从人民教育事业着想。
+
+　　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那时思想的错误和自私自利，我这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同仁们的思想，延迟了反帝斗争，阻碍了学校的进步，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
+　　由于这次检查思想，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超政治」的说法，是剥削阶级为了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欺人之谈，并没有任何人能够真正脱离政治，我在辅仁大学二十三年为帝国主义侵略者做前驱，反以为是一尘不染，正是以「超政治」掩盖着自己读书，著书的个人利益来进行的；同时也正结合了帝国主义者们的利益。我所重视的清闲、清高、埋头读书、个人兴趣等等，都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个人主义思想，由于重视个人「特长」，因而脱离群众，轻视群众。
+
+　　解放后对帝国主义者看法仍然错误，是因我对宗教与帝国主义未能分开来看。我以往虽然曾经研究各种宗教史，而研究时也不是站在人民立场去研究，不能把帝国主义者传教到中国来的真正目的正确研究，因此始终认为他们办学校是为教育中国青年，而不能看到他们正是要把青年教育成为他们服务的「人才」。
+
+　　通过对反帝斗争时思想的检查，更深刻体会到集体力量的伟大，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不清除个人主义思想，就不可能真正地为人民服务。我结合了个人利益而仇恨帝国主义的思想是不稳固的，今后必须从整个人民教育事业着想。才能够正确地改造自己的思想和办好人民教育。
+
+　　我十分诚恳地接受这次的经验和教训，并决心改正我思想方面、领导方面、工作方面的种种缺点和错误。今后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在我校全体教职学工的帮助和监督之下，积极地、负责地、认真地作一个人民勤务员，把人民交给我的工作作好，不能再让人民利益受到损失。
+
+　　来源：原载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光明日报》，此文在编入丛书前，原文经作者略有修改补充。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1.txt b/CCRD/3/7/3/0002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6a9b9513254270dbc7a11c9ae6f6b0203755c7
--- /dev/null
+++ b/CCRD/3/7/3/000241.txt
@@ -0,0 +1,55 @@
+# 李锐夫：批判我的爱舒适超政治的个人主义专家思想
+
+　　<复旦大学数理系教授　李锐夫>
+
+## （一）主导思想的形成
+
+　　我生于浙江南部，家庭是封建地主兼士大夫阶层。在这剥削的经济基础上，从幼年起，便不感到生活的困苦，而且家中来往的人都是所谓缙绅之士，大门上一副对联是“文章华国，诗礼传家”。因此，在幼年的思想上，便深受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毒，并轻视劳动，企图孳孳为学而成通儒，以扬名显亲，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在中学时代，翻译一册“近代教育之趋势”，博得师友好评，即沾沾自喜，便坚定了将来可由写作成名的信心。当时有几位亲戚朋友已经从日本留学回国，也有开始任大学教授的，羡慕之余，觉得自己将来应和他们比美。在中学二年级时，一位数学界前辈从美国回来，人皆称彼为天算专家，我去拜访，见他那种文质彬彬的缙绅风度，使我对他有说不出的钦佩。他说，在美国十多年，除由宿舍到学校一条路外，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于是我就觉得，一位大学问家、专家，应当如此；因为我不善奉迎，深以应当像他一样，在学问上做工作，将来也能从外国回来，被人称为专家。我在中学是读文科（当时中学4年制，后2年分文、理两科），一位很受同学爱戴的数学教师说，学文科需要天才，因为写文章非要自己写出来不可，是不容易的；而理科并无须天才，只凭一本教科书就可以终身吃用不尽。我以为他的话有道理，再看到当时毕业生程度好的多半进理科，所以我在中学毕业后，就投考了东南大学的理科。又因在中学时一位地理教师讲太阳系的组织，听了颇觉有味，再回忆在幼年时，每当夏夜，父亲时教我认识天上二十八宿的位置和名称，使我对天文学初步地感到兴趣。中学毕业原想预备读天文学，因国内各大学无天文系，只好读数学和物理，以为将来有机会出国学天文学的准备。在大学课外读了些天文学的书，一年级读完，觉得可以从事天文方面的写作，就东抄西凑地写了一册“日球与月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兴高采烈，以为我已经是天文学家，同时又可以得到酬金，这更鼓励我在读书和著作上的努力。大学期间，不断地写稿子，投到杂志里去登载，到4年级又写了一册“太阳系”。当时认为这一连串的努力对于我个人是名利双收的。
+
+　　大学毕业，一心一意想出国，因家中不能负担留学费用，失望之余，只好到中学教书。1934年起，先后在广西大学和山东大学任讲师，看到不留学不能升教授，于是就一面预备高深课程，一面用英文写论文送到外国去登载，以增加我的学术地位，并等待机会出国。1939年起，开始任重庆大学教授，因为已经爬到教授，对留学的期望就比较淡薄。1944年伪重庆教育部派大学教师出国，重庆大学理学院推荐我。过去所希望的留学目的虽然达到，但心里有些不自然，因为我已经做过6年教授，自居为名教授，不愿到外国去再做一个学生。后来探听到是用大学教授出国研究的名义，才觉得和我的面子无损。当时有人竞争，我就托人向伪教育部为我说情。伪教育部批准我到美国去，我请求改派英国，羡慕剑桥大学的名望，便选定在该校做研究工作。
+
+　　由于我的阶级出身和社会关系，使我在一条直线上爬，爬到做一个专家。专家虽未做成，而专家的包袱却背的很重。我把反动时代的政客和政治混为一谈，以为搞政治就是政客，因看不起当时政客不学无术而专在钻营，对政治就愈离愈远。大学时代的各种群众运动，如：五卅惨案、五三惨案等反对帝国主义对我们的迫害，我对帝国主义者也觉痛恨，游行示威我也随众参加。但过了一个短期，就完全忘去，总以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不应该搞政治，免得妨碍科学工作。
+
+　　另外，我因出身于旧社会中所谓士大夫阶层，家中从来讲究穿衣，注意仪表，再由田地剥削，生活舒适，因此使我从小对生活起居非常讲究。我又以为，专家必须有一个优美和舒适的环境，明窗净几，藏书万卷，无丝竹乱耳，无案牍劳形，我独坐其中，可以安心工作。这种爱舒适的思想，自从到英国以后益加发展。因此我的主导思想是爱舒适、超政治的专家思想。
+
+## （二）主导思想的表现
+
+　　过去我以为科学是支配一切。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如采用科学方法管理，政治、经济就会上轨道。1933年前后，我担任“科学世界”总编辑，便鼓吹科学救国。我又以为数学最伟大，可以领导一切。科学和一切知识为人类谋幸福，数学批判一切，一件事用数学去分析，认为对的就是对的，认为不对的就是不对的。数学知识的多寡成为人类知识的权衡。如伽利里亚所说的，自然界的伟大是用数学文字写成的，除却数学家，他人简直不用希望了解和分析宇宙的根本性质和规律。
+
+　　解放后不久，有人说理学院的教授是抱纯技术观点，听了很不以为然，技术愈纯愈好，只是我们的技术不够纯；至于天天搞运动的是政治家，是“纯政治观点”，没有技术的人，只好去搞政治。我又认为，理学院只有技术至上，十载寒窗埋头苦干，才能有一些成绩，哪里有时间去干政治，游行示威和喊口号，未能使国家强起来。（按：用“纯技术观点”批评科学工作者，这提法不妥。）
+
+　　我是一个教师，主要任务是教书，但总以为个人工作第一，教学第二，而对教学存在着英才教育思想。以为大学应当高高在上，专讲理论，培植专家。当我主持贵阳师范学院数学系时，不满意师范学院数学系课程的开设，觉得不够高深；于是就不顾需要，不依规定，照大学的数学系标准开课，而略去教学法一类的课程，认为这一类课程对培养一个数学家并无用处。在其他大学任教时，对教材内容尽量采取对我自己有兴趣的材料，完全没有考虑到学生能否接受。我曾经主张，大学4年的课程缩短在3年内授完，4年级开研究课程。学生成绩不良，总以为学生没有天才，不够用功，忽略了自己所采取的教材和试题太难。教材一次编成后，因为不愿在此再化时间，少有改动，每年教一遍，好像开留声机。
+
+　　虽然我在工会号召全校教师们改进教学、推行集体教学方法，而以为自己的教授法是最好的，毋须改造，所以我的教学方法原封未动，停留在旧的一套，对所参加的教研组，丝毫未起作用。上课夹了笔记来，下课带了笔记去，从来没有顾问到学生的学习情况。至于辅导，则认为是助教的工作，不关我事。所以在教学方面，我是理论与实际脱节，使学生不能配合国家的需要。
+
+　　因为抱着自己的工作第一，一切事最好不要找到我。心里有一个原则，就是：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无事，无事不求事，有事不怕事。自扫门前雪，个人主义表现到极点。解放后政府发表我做暨南大学教务长，心里好几天不自然，觉得让我“无事此静坐”看看书多么好，何必麻烦我坐办公室，而做我不愿做的事？因为怕多事，一切事情都要退后，显示出对人民不够热爱，而对工作抱任务观点。任何一件事，自己决不主动地去做，如在工会主持业务工作委员会，进行工作是被动的。怕开会，每次接到开会的通知，眉头总是一皱，觉得又要与我为难，不去又恐怕别人说我落后。有时不能不做些事，总是非常勉强，但因为面子，在表面上是负责要把事情做好，为的是怕别人说我不负责。
+
+　　因我的阶级出身，从小待人接物要装起彬彬有礼，家中来往的人都是门当户对的所谓缙绅之士，于是无形中我就成了一个“绅士”式的人。这种“绅士”式和英国式的“绅士”不谋而合，加上从小就开始读英文，中学时代又请了一位英国教士补习英文，他宣传英国如何好，英国人如何有绅士风度，所谓“英国绅士”是典型的士大夫阶层，正合我的口味，于是使我对英国发生崇拜，使我这个绅士式的人，披上了一件半殖民地式的外衣。
+
+　　大学毕业，看见那些到外国去了两三年回国就是教授，不出国可能一辈子爬不上，因此使往上爬的我，进一步崇拜外国。而外国尤以英国为最好，英国货比日本货好，使爱享受的我，对英国发生好感。经度起点的格林聂书天文台，使对天文学有兴趣的我，发生感情。古典式的牛津和剑桥的两大学，是我理想中的学校。这种思想从大学毕业起就盘旋于脑子里，是驱使我到英国去的原动力。
+
+　　1945年，正当日本投降时，到英国去。当我在印度坐上英国的飞机西飞，深佩英国人办事的精明而周密。到达英国以后，一个来自东方的我，并不觉得陌生；伦敦街上行人个个举止大方，从容不迫，使我大大地钦佩。但从另一方面看去，英国战后的情形并不如我在未到英国前的理想；号称执世界经济牛耳的英国，已经5年没有看见过一只香蕉；号称工业发达的国家，买不到一个热水瓶；剑桥大学物理讨论会每次讨论原子能问题时，外国人不能出席；再有英国一个“援华会”的组织，名为援华，实则极尽侮辱中国之能事。这些又使我对英国发生失望。但这是表面的，是狭义的民族主义，内心上还觉得英国好，值得崇拜。我崇拜牛津和剑桥学术空气的浓厚，“大英”博物馆收罗的丰富，战后配给制度的优良等等，甚至于觉得英国人不大和别人说话，是一件省了许多麻烦的事，值得学习。
+
+　　心里的崇英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反映到行动上来，牛津、剑桥每个学生住两间房子，觉得这样贵族化的排场最合于我的要求；又觉得牛津、剑桥的教授们吃饭坐高台子，上课穿特殊的教授礼服，学生去见教授必须预先约妥，最能衬托出专家教授的架子；甚至最无味的英国式西菜，也觉得它对肠胃有益。于是，我的“英国绅士”派头十足，穿衣服要到伦敦最考究的铺子里定做，旅行要坐头等火车，在欧洲大陆旅行还要乘飞机，每天下午4时吃一次茶成了不可省的习惯。其次，房东告诉我说，同街人们都称赞我是一位“绅士”，听了很满意，觉得依照我的身份，应当如此。1947年冬天回到上海，这种“绅士”派头原封不动地带回国来。当我从黄浦滩登陆，看到海关办事如此无秩序，看见上海的房子如此低，流线型汽车队中不调和地夹杂着三轮车，马路上交通混乱拥挤，人民如此穷苦，凡此种种，把我对英国一些表面上恶感又忘到九天云外，深悔不留在英国，而回到中国来。
+
+## （三）我的转变
+
+　　过去我因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且主观甚深，认为党是自私自利的组织，国民党反动派是如此，共产党恐怕也是如此。解放后第一次看到解放军纪律如此优良，使我大吃一惊，使我过去对共产党的怀疑开始动摇。解放不久，军管会发表我做暨南大学教务长，我开始体会到共产党的大公无私，但这是从个人出发的。抗美援朝开始时，我总以为美国的武器比我们的强多了，以劣势的装备抵抗优势的装备，是一定会失败的，所以天天特别盼望报纸早些送到，为的是我担心前方战事的状况，后来报纸一再带来胜利的消息，在欢欣鼓舞之下，更使我对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深感钦佩。去年听到志愿军回国报告，使我感到志愿军只为祖国而不计个人，我体会到只有大公无私的共产党才能培养出这忘我的革命英雄。此外，又接二连三地看到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方面很好地负担着抗美援朝的艰巨任务，另一方面还能从事史无前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建设，例如：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扫除了残余的反动势力与反动思想，从前一直波动的物价能在短时期内得到稳定，历史上所存在的治淮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土地改革是惊天动地解决了几千年来所不能解决的土地根本问题，国防建设亦不断地加强，其他建设工作都是有计划地突飞猛进，这怎样能使我不从内心上佩服共产党呢？
+
+　　由于初步认识了群众、党和政府，我发掘了我的思想存在着丑恶的一面。个人主义专家所表现最突出的是超政治的观点，以技术为商品，不分敌我，谁给我有利就为谁服务。对革命是害怕的，当时以为革命和我的阶级利益发生矛盾，为了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最好采取改良主义。所以过去我认为英国战后的措施是不流血的革命，改良主义是主张用改良主义运动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英国的所谓社会主义，在今天看来，仍旧是替资产阶级维护利益，所以改良主义是破坏极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去从事“革命”事业，是另一种反人民的手段。过去我以为我是超政治，其实是害怕革命，仍旧是站在反动政治的立场，作了他们的俘虏，替他们助长威风。现在我了解，政治贯穿一切，任何人不能脱离政治，好像不能脱离空气一样，一个人不是为了这个阶级服务，就是为了另一个阶级服务，那里真能超政治呢？过去我只是因个人的阶级立场，对反动政府的本质认识不够，反动政府的反动行为和我地主阶级的利益不相矛盾，所以让反动政府搞他们的一套，而我搞我的一套，实际上我并没有超政治。现在我了解：自然科学本身虽然没有阶级性，但当阶级社会存在一天，自然科学工作者是有阶级性的。过去我不问政治是以清高自居，但现在看来是一个脱离现实的个人主义者，只看到自己而没有看到群众，清高的目的是怕转入革命漩涡，损害了自己的利益。我出国的一幕，托人去说情，这说明了要达到名利双收，就不顾清高牌子，而藉助于豪门，如一旦有更大的名利，危害人民的事是照样会做的。
+
+　　因为过去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一切看法都模糊，不知道过去我的崇英思想为丑恶。通过抗美援朝运动，我看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和他们的狰狞面貌。英国是资本主义透顶的老牌帝国主义者，他的毒辣并不亚于美帝。英国的大学教育是向牛津和剑桥看齐，但是牛津剑桥的教育专门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子弟而设，宗旨是训练出高高在上的所谓“领袖人物”，是封建的统治者，是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能手，所谓大英博物馆，其中罗列的珍品都是由世界各国掠夺或偷窃而得的赃物，是一部丑恶而血腥的史实；战后配给制度是英国的反动统治者愚弄英国人民的手段，他们深怕英国人民对他们反抗，特别想出这种配给方法，拿出极少部分的由于压榨和剥削得来的物质，对人民略施小恩小惠，藉以麻木广大的英国人民，使其失去斗争心和革命性，这是英帝所实行的反动的改良主义的本质。
+
+　　与此同时，我还认识了我的“英国绅士”式的架子是丑恶的。所谓缙绅之士，待人接物表面上文质彬彬，那只是对同一阶级是如此；但对广大的劳动人民是摆威风，使他们对我“肃然起敬”，使他们“俯首帖耳，惟命是从”，因而我可以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爱讲究、图安逸的“英国绅士”派头把我变成一个“高等华人”，有无比的危害性；其一，祖国自从辛亥革命以后，先受军阀的破坏，继受国民党反动派勾结帝国主义者所造成的更大灾害，已是千孔百疮，民不聊生，现在全国人民在过去那样水深火热的苦难中解放出来历时仅有3年，一切才逐步稳定，才开始走上建设的道路，广大人民生活还是清苦的，而我如果仍不彻底根绝要做一个所谓“高等华人”的思想，对个人说，思想上不会有转变，停留在旧的腐朽的一面，便不会去接近群众，陷于孤立，而看不到真理的一面，自绝了我的新生；对祖国说，是一个寄生虫，是一个包袱，那里谈得到为人民服务呢？其次，我是一个人民教师，将这种毒素向学生传染，我的学生又向他们的学生传染，一以传十，十以传百，终于使祖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广播了由我所造成的毒素，我的愧罪真是无地自容。
+
+## （四）总结和今后努力方向
+
+　　我毕生精力大部分化在向上爬，爬做一个徒有名而无实际的专家，背了专家包袱，产生了超政治的技术至上观点，以为有了技术就可以有饭吃；外表是假清高，内心是唯利是图；工作随自己的兴趣出发，自由散漫；表现在教学上，采取英才教育的方法，理论与实际脱节；在另一方面，追求英国式的绅士生活，贪图舒适，轻视体力劳动，而演成脱离群众。
+
+　　过去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深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使我对它不但不痛恨，反觉留恋。通过几个月来的学习，我初步地了解资产阶级思想的危害性，这种思想是全国工业化的最大障碍。祖国正在克服一切困难，向建设道路迈进，要依靠教育工作者正确地教育青年，要依靠科学工作者掌握先进的经验和技术，一个超政治的、理论与实际脱节的个人主义专家，为学术而学术，为英才而教育，把整个人民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后，孤芳自赏，追求舒适，那能配合国家的需要，更谈不到为工农兵服务。
+
+　　从今天起，我要依照下列方向去做：（一）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二）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人生观，将自己的技术和国家的前途及人民的需要相结合；（三）在教学方面实事求是，推行集体教学法；（四）热情参加社会工作；（五）生活上力求朴素，免除排场作风；（六）服从组织领导。
+
+　　（据李锐夫的思想检讨总结删节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2.txt b/CCRD/3/7/3/0002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99a5e7638ba7a38ce4a583b29201722de76508
--- /dev/null
+++ b/CCRD/3/7/3/000242.txt
@@ -0,0 +1,23 @@
+# 中央转发关于正确贯彻处理纪凯夫案件精神的两个文件
+
+## 中央批示：
+
+　　（一）中央同意湖北省委2月27日给中南局的报告和中南局3月3日给湖北省委的答复，认为这两个文件都是正确的；
+
+　　（二）应将这两个文件在党刊上发表。
+
+## 中南局批语：
+
+　　我们同意湖北省委这个报告及其所提处理原则。武汉市亦发生类似现象。如某单位找一大贪污分子的家属到分局谈话，先请示公安分局，而总局，而市委，都籍口尚无确证，而不敢批准。这种态度同样是对革命、对人民不负责的官僚主义错误，是对周季方、宋瑛案了解不正确的反映。请各省委组织宣传讨论周季方、宋瑛案，以教育干部，教育群众。如发生类似湖北省委所述现象，望即按这个报告所提原则及时处理。尤其在目前打虎斗争中，必须坚决克服籍口周、宋案讹诈打虎队的现象，坚决克服右倾分子淆乱是非的企图。其逼供信是须同样坚决予以克服的，并请中央指示。
+
+　　 3月
+
+## 湖北省委2月27日给中南局的报告如下：
+
+　　自报纸公布处理武汉市有关纪凯夫问题一案后，群情极为振奋，咸认为毛主席、共产党、人民政府真伟大。广大干部亦受到严重教育，互相警惕，不敢再犯官僚主义。党内党外民主空气大为发扬，正气伸张，敢于更加大胆的揭发某些干部违法乱纪、贪污浪费、压制民主的行为，对我们党在密切联系群众上，在党员、干部思想作风的改造上，起到了极其伟大的作用。
+
+　　但最近在反贪污斗争中，也发现某些贪污分子、特务嫌疑分子乘机反攻。如邮电局一有/有一重大贪污嫌疑分子，于处分吴德峰等决定登报后，买报12份，到处散发，贪污分子争相传阅。如省委行政处负责同志令一前经解雇回家确有贪污行贿行为之工人坦白自己并检举该处管理员之贪污事实，该工人畏罪自杀（行政处负责同志事先未经过工会，又未深入了解该工人思想情况，没有重心的进行思想发动是错误的，已予以严格批评）。特务嫌疑分子及贪污分子即公开叫嚣，认为是侵犯人权，逼死人命。应城县委年关集训中，根据土改中考验，清洗了一贯表现不好曾任伪川鄂湘绥靖公署政务课长，解放后仍曾组织暴动未遂的反革命分子2人。该2人现即到处控告应城县长压制民主，县委甚为恐慌。在此种情况下，右倾分子也就乘机叫嚣，认为上级主观，运动过火。某些领导干部唯恐自己受处分，就不敢对革命事业认真负责。如帆船公司前因失火，公安局捉了一个嫌疑分子，现即慌忙通知帆船公司保释。贪污分子以自杀相威胁，我干部甚为慌张。有些同志主张对反贪污斗争中因火力过猛而发生了某些错误和偏差的单位的负责人，也采取撤职查办、纪律制裁的办法，怕人家告到北京去。
+
+　　在镇压反革命斗争中也发生了类似情事。水关口区会道门暴动（现已扑灭，详情已另报），区委事先早已知悉，当即报县公安局要求逮捕阴谋暴乱分子，县公安局以证据不足为词，怕侵犯人权，不予逮捕，以致酿成暴乱。广济县是全省著名反革命势力强大，豪绅恶霸掌握大量枪支的地方，去春在镇压反革命及收缴匪枪中，曾给反革命分子以严重打击，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但个别错捕错杀及吊打现象也是存在的。现有人匿名控告，经检查后，有的同志主张对有关负责同志严予处分。黄冈地委来电请示，认为广济镇压反革命成绩是主要的伟大的，在运动中产生个别的错误和偏差往往是难免的，因此，而处分有关同志是不妥当的，我们认为黄冈地委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沔阳及黄石市亦均有同样问题发生。
+
+　　因此，为了进一步正确的贯彻中南局处理纪凯夫案件的精神，我们认为必须向广大干部进行教育，在思想上明确划清界限，必须认识武汉市委及有关人员在纪凯夫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错误，不是运动中的偏差，而是在平常情况下，蓄意陷害、坚持错误，抵抗组织的严重错误。因此，必须把蓄意陷害宗派成见的错误与广大群众性的运动中的偏差区别开来，必须把明知故犯违法乱纪官僚主义不负责任所犯的错误，与认真负责积极工作，但由于水平经验所限而犯的错误区别开来。必须把抵抗组织、坚持错误、屡戒不改的与勇于自我批评，勇于改正错误的区别开来，对于前者均应严格予以纪律制裁，而对于后者则主要是教育改正提高的方针。至于群众的反映以及一切控告，不论其是否属实，也不论其动机如何，各级领导机关均应认真重视，深入检查了解，根据实际情况按上述原则认真处理，决不可以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态度和宗派成见从事，违者均应视其情节轻重受到应得的处分。其中确系别有用心乘机反攻、破坏或抵抗运动者，应确实查明实情，公开揭发批判，进一步发动群众，以利运动之开展。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干部既不敢违法乱纪，兢兢业业、密切联系群众、认真工作，又敢于大胆负责，坚持原则，不致产生束手束脚，谨小慎微现象。以上意见，是否有当，望即示覆，以便遵循。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3.txt b/CCRD/3/7/3/0002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6afb3bf470940241106ea6b3264acfeb903506
--- /dev/null
+++ b/CCRD/3/7/3/000243.txt
@@ -0,0 +1,19 @@
+# 周谷城：三反运动中的自我检讨
+
+　　<复旦大学教务长、周谷城>
+
+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这三个东西，在我们大学里样样都有。我在复旦大学负了一部分教学行政上的责任，单就与教学直接有关的浪费来看，出版组印讲义有浪费；教务处用表格有浪费；理、农两院学生做实验在器材上有浪费；图书馆买书无计划有浪费。虽然浪费的数量都不大，但就爱护人民财产而言，应该做到毫无浪费才对。防止浪费人人有责，我身为教务长，而事先没有帮助工作同志好好防止浪费，这是我的一个错误，这个责任是丝毫不能推诿的。至于我的官僚主义作风，更比较严重，这表现在好几方面:如对教务处的工作，没有好好推动，对各院、系的工作，没有好好地帮助；对行政领导，如校委会，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对秘书处有意见，也没有很好提出。
+
+　　我在教务处处于领导地位，顾名思义，应该大力推动教学工作的改进，然而我没有这样做。我的精力，用于改进教学工作的地方很少，用于应付事务的地方却很多。我在思想上始终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一方面想把领导工作多做些，但又怕犯过错，怕人家批评我太突出；另一方面又想少做些，但又怕做的不够，更怕人家批评我不积极。两只耳朵，只听消息，自己却毫无主张。虽然在制度上、职权上有问题，存在这种情况还或者有可商量的地方，但那是另一个问题。我如有坚决而勇敢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就不应如此被动。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从对人民负责出发，敢作敢为，有具体的贡献，然而我没有做到。
+
+　　就对院、系的关系来讲，教务处对院、系的要求很多，帮助却很少。譬如教育部发下的表格，由教务处送到各院、系去填，有些同仁嫌麻烦，甚至有人讥称为“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但我对此，只说“这是教育部发下的，非填不可。”俨然以势压人，却不能好好地解释人民政府的用意，更不能好好地勉励大家工作。这种态度，无论对人民政府、对同仁都是不好的。至于院、系负责同志到教务处有事商量，尤其是商量对聘请教师等较大的问题，我常是采取“推”的办法，不是向校委会推，便是仍向系里推。这种态度也是不正确的。纵然我的较为确定的意见，不一定通得过，不一定有效力，但那是另一回事。只要我能从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出发，就应该很干脆地决定，不应该敷衍了事，支吾其词。两年以来，各院、系负责同志，并没有因我这种态度而埋怨我，对他们，对人民的事业我只感到万分惭愧。
+
+　　对校委会，我的错误更多。校委会副主任陈望道先生负责主持校委会的会议，他因兼职多，事情忙，往往容易动气；而我的气甚至有时比他的更大，我的那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使人不能容忍。这种态度决不是诚心为人民服务的人所应有的，而我却有了。回到家里，我也常常感到难受，睡不着觉。但后来看到别人“聪敏”，在会上不大说话，我于是也由这一极端转到了另一极端，对陈先生就一味敷衍，遇事唯唯否否。陈先生是否不容易相处，或是不易共事的人，那是另一个问题；我是教务长，在这方面竟也抛弃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不耐烦、不委婉，不好好地与陈先生多商量，竟采取敷衍的办法，使学校工作受到损失，如何对得起人民!
+
+　　至于对秘书处，我的错误也不少。我曾因图书馆漏雨，请秘书长赶快设法，但办的太慢，我不耐烦；又曾因宿舍围墙倒了，请秘书长赶快设法，办的太慢，我不耐烦；更因教室污浊不堪，地板破烂，请秘书长赶快设法，办的太慢，又不耐烦；因此，就不想多提意见。有一次，秘书长竟说:大家对大事不负责，专在小事上挑眼。我听了更不舒服，然而口里却不提一词。从那时候起，到今日为止，我几乎就没有对秘书处提意见，以为事务工作与教学工作无关，乐得不过问倒好。这种思想同样是错误的。就教学的需要来说，可以这样吗?就伟大的人民事业来说，可以这样吗?人家偶而说你挑眼，你就应该不提意见了吗?这无非是由于我自己只图清闲，不肯负责。
+
+　　讲到“负责”两字，我实在对不起人民。例如复旦图书馆，原属教务处管，图书馆因事情没有办好，未能为教学工作好好服务。我对这事表现了十足的官僚主义态度。每当开学之初，我请图书馆主任到教务会议上报告一通，如何如何配合教学。这样，讲了一通就了事。等到图书馆召开指导委员会议时，我是指导委员，而且是上级，我不是不出席，便是出席而不管事。改进的意见，半点也不提。至于对自己的具体教学工作上，也表现了不负责任的态度。上一学期以前，常常请假缺课，而事后又不补课。虽说有时因开会事多，缺课出于不得已，但自己教课并不多，缺而不补，却是绝对不能原谅的。
+
+　　总括说来，无勇气，不负责，十足的官僚主义。我的病根只有一个，就是自私自利。我的办公，几乎就是从自私自利出发。例如我对私事，不用公家的信纸信封，人家或者以为这是很好的表现，其实并不是出于爱护公物的观念，而是怕人家说我公私不分。怕人说话于自己不好，这就是自私自利的表现。我每日到校办公，并未想到要为人民好好办几件事，而是怕人家说我不负责任。怕人说不负责，就一定是自己没有好好负责。去年暑期统一招生，我因挂了一个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名子，忙了些日子，从外表上看来，非常负责。实则在思想上是怕犯过错、怕检讨、怕批评，要避免这些，就是出于自私。至于怕事情办不通，不肯勇敢负责，甚至反转来敷衍了事，图一个清闲自在，更是自私自利。所谓怕“错了一着全局皆非”，不仅谈不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事实上完全是从旧社会带来的坏东西。有些“善意”的朋友为我缓和其词地说:“这究竟与资产阶级专门损人利己的自私自利有些不同。”这也许对，但在我全然不必分别。我只要看，我所说的自私自利就是建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障碍。我要坚决而勇敢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思想，就要对我所说的自私自利作坚决而勇敢的斗争。当然，斗争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胜利的，我非坚持斗争不可，非长期斗争不可。
+
+　　来源：《文汇报》1952年3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4.txt b/CCRD/3/7/3/0002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1023dc79de7c07d276bb2b26a2eaf78c40fd36
--- /dev/null
+++ b/CCRD/3/7/3/000244.txt
@@ -0,0 +1,17 @@
+#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开除张金波党籍的决定
+
+　　原贵州省人民政府公安厅副厅长张金波。山东省长清县人。贫农家庭出身，本人成份学生。现年36岁。1935年入党。1937年参加工作。历任县公安局长、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行署公安处长等职。
+
+　　张金波参加革命十多年来，对党对人民确曾做了不少工作，并曾对敌人进行过坚决斗争。但由于他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入党之后，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渡江南下特别进入贵州之后，经不起资产阶级的猛烈侵袭，逐步贪污蜕化，成为盗窃国家财产的盗贼；加之他所曾沾染的城市市侩恶习未能根除，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中，采取一系列的隐瞒错误、拒绝坦白反省、欺骗组织、压制民主等严重的错误，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变成了党和人民的可耻叛徒。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在其任赣东北行署公安处长时，即曾将没收来的20多两鸦片烟违法出售。
+
+　　（二）到贵州之后，更利用职权，有计划的进行贪污，且手段极为卑劣。据已查明证实，在证据确凿无可驳辨的情况下，其本人承认者即有黄金20两，人民币1000余万元。主要的有下列几项：（1）1950年4月间批假条子动用金子20两；（2）1951年6月到8月间先后批假条子多报活动费550万元；（3）到北京开会一趟，即以购置照像器材为名多报150万元，以出差超支为名，多报飞机票180万元，假报送学员学习费150万元；两年来以出差为名、造假条子、虚报冒领等项正在追查中；（4）买水獭皮衣一件用了180万元；（5）1951年11月间又批假条子，报活动费400万元，因三反运动开始，未敢取用。另将没收犯人的物资如皮统、獭皮坎肩、鸭绒被子等据为己有。为了达到贪污目的，还伪造了两个图章，以毛笔写用钢笔批，利用职权，自批自报。
+
+　　（三）欺骗组织，压制群众，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运动一开始即采取抵抗态度，两次反省都是敷衍塞责，只谈假象，避重就轻推拖责任。当群众开始发现其错误的时候，则借题发挥，打击群众情绪，把群众的激昂情绪，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病”，并布置纠偏，说什么：“如不服从组织决议，作群众尾巴，不进行纠偏，过后要受党的纪律处分。”小组提出其具体贪污事实之后，则大发雷霆，对小组长大发脾气，说：“不准大家乱说”，并找积极分子进行欺骗：“我不只是这20两，还有70两，都是正当开支。”同时抗拒省委指令公安厅总支召开大会进行检查的决定，拒绝不到小组会议，公开说：“我就是抵抗运动”。虽经领导和群众反复教育，仍毫无悔改之意。
+
+　　张金波之所以蜕化成为国家的盗贼和在政治上堕落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蜕化分子，绝不是偶然的。其主要根源，是在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在资产阶级的侵蚀下，只顾自己的享受，强调安置个人家庭，置党与人民的利益而不顾，自私自利发展到极点，而采取极端卑鄙恶劣的手段；并在党内实行家长制度，闹个人享受，闹不团结，看不起领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进行宗派活动，已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的品质，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省委决定并经中共中央西南局批准开除张金波的党籍。并建议贵州省人民政府撤消其行政上的一切职务进行查办。
+
+　　张金波发生了这一连串的严重错误，省委本身事前毫无察觉，表现了领导上的严重官僚主义。除省委本身作深刻检查之外，并责成公安厅党的总支部将张金波的一切贪污及错误事实继续彻查清楚，同时望我省各级党委和全体党员接受张金波错误的沉痛教训，号召全体同志为贯彻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而斗争，为彻底肃清蜕化分子而斗争。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5.txt b/CCRD/3/7/3/0002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3163b0c83ff2051862fd448b77a4e1f558a0231
--- /dev/null
+++ b/CCRD/3/7/3/000245.txt
@@ -0,0 +1,55 @@
+# 周谷城：检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
+　　<复旦大学教务长　周谷城>
+
+## （一）从参加革命到退出革命
+
+　　我的曾祖父是木匠，祖父是贫农，父亲初为佃农，后为富裕中农，有田36亩，逝世后由叔辈分耕，至今评为中农。我出身贫家，由“族学”毕业，没有花钱。我自己以为乡村贫富之争太激烈了，不易生存，想继续求学。到省城补习英文数学插入省立第一中学。费用由族中津贴及自己借钱。1917年我由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高等师范，进英文部读书。学校不要钱，4年读完，即到湖南教书。
+
+　　在长沙教书时，有一次代表6个师范学校出席陶行知先生组织的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分组讨论中学国文教材时，廖世承主席，孟宪承，朱经农力图恢复中学文言文，我反对，在会场吵起来。这是进步的主张，但几位湖南老先生劝我莫惹麻烦，我就不出席教材讨论会。
+
+　　1925年冬，陈铭枢、白崇禧代表广东的国民政府到湖南劝唐生智加入北伐。同来的有徐鸣鸿是我的同学，要我到广东去看看，我去了，不久即随军北伐。到衡阳时由中共同志夏曦及何叔衡介绍我进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到长沙时，发表3篇反对地租的文章，加入省农协为顾问，挂了一个农运讲习所教师的名。到武汉时，由易礼容介绍到总政治部，章伯钧先生要我写农运文章。我因体弱，不能参加兵操，只一天就走了。邓演达先生嘱赴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工作，也以体弱不肯前往。最后，毛主席嘱留在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当秘书。在这时期，曾发表农村社会新论，在中央日报连载一周。因此得与黎照宝认识，黎介绍战时经济委员会主席孙科，嘱担任工作，我没有答应。但兼了青年部的事，与李铁民同处。宁汉分裂时，武汉极恐慌，当时我患重病在医院，扶病出来，乘英轮来上海。
+
+　　今日检查起来，我当时之参加农运，就动机来讲，实为图自己个人的翻身，成全个人利益。至于组织问题，何叔衡、夏曦均曾谈过，我均因怕纪律，怕无条件牺牲，以体弱为理由，希望在党外多做宣传工作，搪塞过去。我看到学生昼夜工作之辛苦，及家乡农民夺取民团枪械之受牺牲，总有点怕。但我从不反对或批评纪律与牺牲，我觉得这是革命所必要的，只恨自己受不了而已。自己怕受不了，而让人家作，这是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必然的态度。因为自己只有个人利益的打算，没有坚决的革命主张，故1927年秋，大革命失败，自己怕牺牲，眼看别人往南昌走，继续拼命，为人民事业不屈不挠，我则逃来上海，开始我十余年在反动统治势力下苟且偷生的生活。甚至为着苟且偷生，不惜到处与反动势力妥协。想到出生入死、坚持斗争的前辈和老友，以及无数青年的英勇奋斗，只有惭愧！
+
+## （二）教书与译著的生活
+
+　　1927年秋到上海，为着苟且偷生，只好到劳动大学去找老同学匡互生，并住在他家里。匡以我生计困难，介绍到劳大师范班教两小时书，并嘱翻译克鲁泡特金的“面包掠取”以换生活费用。匡虽是极好的人，但他属于无政府党，我如果有坚决的主张，自始就不应译无政府党的书。后来劳大反动分子诬我指使学生反对他们，说我有秘密活动。朋友因此建议请他们吃一餐便饭加以解释，我竟真的同他们妥协，然而也并无效，终被他们赶走。这是投机取巧自私自利者必然要遭到的结果。此后，我到周予同先生处商量，在教育杂志上投稿，但因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问题，开罪了胡适，投稿也不便了。仍请匡互生介绍到暨南大学附属中学教书。这时生活稍定，开始译作，更与张申府、许德珩、黄凌霜、陈瀚笙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共同译书，颇有名望。暨南附中学生升入大学师范班者，建议学校请我教3小时文化史。同时李青崖请我到中国公学教逻辑学、心理学。我似乎已走上成功之路了。然而检查起来，我的手段是投机取巧，动机是自私自利。企图译社会科学书籍或者写时髦文章，以投合青年心理，自己不革命了，还以不正确的文字欺骗人民，这是应该反省忏悔的，这是应该痛恨的。
+
+　　1930年秋，黄凌霜任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因他的邀请，我得入中山大学。寒假时，邹鲁继许崇清长校，学生乘机拥我为系主任，请张栗原、杨东蓴任教授，对上海因淞沪战争逃来的学生大事收容，引起邹鲁的疑忌，写信威吓我，要以手枪对我。我经不起考验，与张栗原商量，决定向邹鲁解释，后以解释无效，杨东蓴、张栗原与我3人同被辞退。
+
+　　1931年秋，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把我们3人请到暨大，我兼史社系主任。我又以为可以放胆做事了，于是请沈志远教政治经济学、黑格尔逻辑。自己并办一“周报”，名为宣传马列主义，实则自私自利，想借此出风头。我的报纸，因有巡捕来谈，我恐于我不利，就自动停刊。接着郑洪年被黄浦派赶走，黄浦派想要我走，我表示我是教死书的人，希望能留职，结果减40元薪水，勉强留下。不久，C.C.系孟寿椿做文学院长，我又勉强敷衍，放弃了系主任，保全了教授地位。最后何炳松长校，久未得到留职的消息，我竟又托人写信要求维持原职。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被敌伪视为赤色教授，才肯离沪。
+
+　　总括自1927年秋到上海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离沪，十余年间，我早没有什么革命的决心了。退却又退却，妥协又妥协，抱着已有的地位不肯丢，与反动势力周旋鬼混，还要冒充进步，甚至窃以为自己是教育界的战士，不知自己早已污蔑了革命，帮了反动派的忙。
+
+## （三）参加民主运动前后的检讨
+
+　　1939年，休假进修，进修计划是“考察史学教育”。在湖南老家住了一些时候，不想出来了，于是凭国立大学教授资格，竟向伪教育部陈匪立夫写信，要作湖南教育厅长。结果没有人理睬，只好仍回上海教书。教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友人卢涛同志替我筹款，准备离沪，不幸在杭州被捕，关了37天，后以同难的家属——杭州酒商代为付款保释。历时3月到达湖南，我个人随即到重庆，见陈匪立夫，只谈数语，陈即不耐。我知情形不好就辞出了。于是写信给立法院孙科，但仍无回信，我乃找孙之部下梁寒操，果然见了孙。就派了我一个挂名秘书，不久，又改为简任编修，孙说，照例须入国民党。我就托程潜介绍入了党。但没有开过一次会。此后不久孙又下调训的伪命。最后决定拒绝伪命，接着便是撤职。
+
+　　1942年秋，我离开伪立法院入复旦大学，是张志让先生、陈望道先生介绍的。从入复旦到上海解放，我也偶有革命斗争，但都软弱无力。我在拥护联合政府的宣言上签了名，又在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宣言上签了名。章益对此，在大礼堂讲话时说：“搞政治活动的请滚出去！”我毫无表示。我约翦伯赞参加陈望道先生主持的语文座谈会，引起章益在我住的宿舍前大骂。因而在旧政协时，民主同盟请我为代表团顾问。回校后经济系师生邀我参加座谈农村经济，我就怕惹麻烦，坚不出席。反动派策动反苏大游行的前夕，史学系同学告诉我消息，说“明天须准备打”，但我不待打的到来就事先逃走，这是软弱。反内战运动宣言，大家推定我起草，我因怕人说我爱出风头，再三谦让，然后担任。本校国权路上打伤学生后，同学纷纷打听教师的表示。我以为大家都不敢动了，最后因同学的呼吁，我起草了一篇宣言，凑足十几位先生签名发表。在交大公断吴匪国桢时，学生事先约好要我首先发言，不要推却。大会开始，主席请我发言，吴匪起来抢先讲，我竟谦让，结果反让吴匪大骂一顿。解放斗争一天一天加紧，学校迫我解除历史系主任职务，要我莫演讲，莫做文章，我均默认了。学生有大会，请我做指导时，训导处通不过。学生只好拉我临时讲话，我以胆小，到场几分钟就走，他校来请讲，坚不肯去，怕牺牲而已。直到被捕，仍贪生怕死，露出一副软弱无力的相。
+
+　　我为保持己有的地位，步步退却，与反动势力妥协，一度插入反动政府任伪立法院简任编修。1942年秋入复旦直到解放，有些革命斗争，仍出于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主导思想的支配。我这种主导思想也表现在著作、教学、工作及生活各方面。
+
+　　（1）著作的动机，只有以投机取巧的方法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已。在长沙为反对杜威“现代三大哲学家”而写成“生活系统”。为满足我的好胜心，在上海翻译“苏联的和平外交”，写“中国社会之结构”，都换得了稿费，解决了生计，满足了虚荣心。有些书如“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世界通史”等写了使我获得了专家之称。有些文章如评郭沫若先生古文字考释的几篇全是出于消遣。著作的方法，因受投机取巧自私自利思想影响，根本不能严密。我写书，先搭起架子然后找材料；为图速成，把正史上的材料和别人整理的材料圈下抄录，只要适合我的架子，就给塞进去。不是从细心研究中得出的原理而后写著的。像我这样粗枝大叶写出的书，销行愈广，贻误读者的地方就愈多，我曾说它的历史任务已完，一直没有动力修改。
+
+　　（2）我的教学，重点只在个人的成功，讲解起来，说话散漫，教学缺乏计划性，有时竟有许多教不完。
+
+　　（3）我的私生活，染上一些资产阶级的恶习，好吃、好穿、好住好房子、好跳舞等，常于星期带着爱人同小孩到馆子里吃一次，在过去几乎成了习惯。穿也讲究，虽没有钱，却向资产阶级看齐，制较好的西装。喜住犹太人开的小公寓。至于跳舞，在抗日战争前几乎成了习惯，还要诡辩说，为的是恢复疲劳，调剂精神，尚不承认同舞女跳舞是染上了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习气。
+
+## （四）解放后的工作检讨
+
+　　解放以后，我在教务处不主动的推进全校的教学，而只是被动的应付一些教务会议。我主持的教务会议就很少讨论有关教学大计的原则问题，而只是拿些事务性的问题在会上通过。我对各系科不能有所帮助，如经费的分配，人材的调整，教学计划的制定。我总是强调客观困难，而没有积极的主张或作为。例如图书馆待整理，然而我竟无办法。
+
+　　至于官僚主义，我更十足具备，这表现在遇事推诿。如各系提出人事教程等问题，总是向校务委员会推。也表现在失察上，如教务处职员是反革命分子，我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人，熟悉旧规，非常信任他。也表现在粗暴上，只注意到别人对我的态度，而没有注意到我办好人民教育事业应有的态度，有一次在校务委员会议上竟和陈（望道）副主任委员争吵。后来我看到别的同事不甚发言，于是我也学着不发言，对胡（曲园）秘书长也是一样只注意个人对我的态度，而没有注意人民交给我的事业。于是同事之间不能很好的团结。至于关于学校行政方面应提出的意见也不肯正面提出，自己仍是一套雇佣观点、作客思想，影响了人民教育事业。
+
+　　至于对人的态度，最可恨的是不诚恳。不诚恳就不能好好团结大家，废话多，常常委屈其词，仍是不诚恳的表现，仍要影响团结。喜好胜更与此相联，更是对团结的最大阻碍。至于不厚重，轻松幽默，往往把人家的注意力分散，把场合弄得不严肃，我竟常是这样而不能自禁，不知发生了许多坏影响。
+
+　　总之，我的行动是以自私自利为动机，投机取巧为手段。我的家庭出身教我不能不革命，学校教育教我不能坚持革命，一方面有革命要求，另一方面不能坚持革命，一切行动都不能离开个人利益。遇着困难严重或压迫加紧时，即动摇退却。更因自己长期生活在反动势力压迫之下竟养成了一种旧世故的油滑习气。遗留到解放后，使我的工作效率不能不遭受一定的损失。
+
+　　我的学习态度有不正确的地方，最初向全系师生作检查报告有些事情没有主动坦白出来，如企图谋取反动政权的湖南教育厅长及任伪立法院简任编修、在上海廉价租得房子一间欠租米4斗，没有提出来交代清楚。同学们提出批评，不加考虑，连忙说“是的”。但事后并不一定改正。最近对谭其骧先生的批评，一辩再辩，这足以妨碍团结。最近在小组会上闭着眼睛不大说话，这种错误态度，须立刻纠正。
+
+　　今后的努力，分为5项如下：第一，克服投机取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去私忘我，服从领导，养成大公无私的精神。第二，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加强实践，对办事、教课、编书要做到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第三，克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错误态度，以办好人民教育事业为天职。第四，教课方面，必须教好学生，使能担当国家建设工作。第五，著作方面，世界通史第四册必须完成，已出版的3册，必须修订。专门研究工作必适合人民需要，务必做到直接或间接成为人民的精神食粮，而不是自己换取名利的手段。
+
+　　（编者按：周谷城原在华东高等教育界学习会议的检讨，上海大公报于1952年3月7日摘其工作检讨一段发表。此系根据在复旦大学小组通过的原文摘要。小组对他的思想形态，未能着重从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分析他自己的历史，周在检讨中亦有思想未打通之处。）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6.txt b/CCRD/3/7/3/0002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e56751adbaf5977ee791fe20e963cf65e6d0df
--- /dev/null
+++ b/CCRD/3/7/3/000246.txt
@@ -0,0 +1,15 @@
+# 中共广州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张炜枢党籍的决定
+
+　　张炜枢，广东翁源县人，现年30，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8月入党，1942年广东省委被破坏失关系后，参加三青团，又曾任反动军队政治指导员，1946年4月在“中大”为脱嫌分子吴震乾恢复了组织关系（关系来源不明）。现任广州市人民法院民庭庭长，在任职期间，发生严重的贪污腐化、奸淫玩弄女性、并与×××通奸的恶劣行为，又利用职权敲诈勒索包庇反革命分子等违法乱纪、敌我不分的严重现象。其主要的错误事实如下：
+
+　　一、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包庇恶霸地主陈可崇（陈是翁源伪自卫队大队长，恶霸地主），陈被扣押时，张明知陈过去的罪恶，不但不将罪恶向组织报告，竟设法替陈（反革命分子，现已枪毙）讲情担保释放。又恶霸张荣，在解放前做伪乡长及自卫队大队长，张为避免群众斗争清算，介绍他到文教局工作借以隐蔽（后来被翁源公安局法办）。此外又介绍大批反革命分子与政治面目不清的人到法院工作。造成小集团活动。
+
+　　二、贪污舞弊、盗窃国家资财。解放初期，扫荡烟赌犯送法院赃物一批，有许多金、银、美钞、港币由他保管，他利用当时制度不健全，在移交时借口失掉一本登记册，从中贪污舞弊，后来反省中只承认贪污了镶玉金戒指一个，但交出来时又是一个铜戒指。有一次收缴犯人美钞30元，借口交给犯人因而不交会计保管，却将该款收为己有。1949年冬，法院替公家买一部汽车，从中又贪污了港币50元。此外又窃取公物返家使用，经常不经批准私自挪用赃物，当保管同志拒绝时，他竟说：“我取东西要谁批准。”其他如办理成昌猪栏因资方欠债潜逃案，点封家私时，乘机窃取了光管一枝，棉被一条。
+
+　　三、利用职权（庭长职权）敲诈勒索，他处理周本玉与李云秩房屋纠纷案，向周勒索手表一个及金钱衣物等，并叫他爱人搬到周家居住，在1950年初处理张伙与陈国金房屋租赁案时，竟串通外面同乡刘海山向张伙勒索了20多万。营造厂商陈明山与市卫生局因工程纠纷，他教唆陈明山怎样对付卫生局：“如卫生局不与你和解时，可起诉法院，我帮忙你”，从中勒索陈明山50万元。郭金代抢劫案及陈可崇、黄炳才合伙案，以亲戚乡里感情为他们袒护，从中收受他们的礼物，以上敲诈勒索行为，在群众指证无可抵赖下才被迫承认，至于其他的贪污舞弊案十多件，其详细贪污数目还在继续清查中。
+
+　　四、生活腐化堕落、奸淫玩弄女性，张在解放前他经常嫖妓女，一直搞玩弄女性的勾当，解放后仍不接受党的教育，坚持错误，毫无悔改，于1950年5月间以职权地位威胁引诱女法警×××与他发生肉体关系，以后又嫁祸于人，说×闹不正当男女关系，斗争后即把×开除，造成很坏影响。又于去年5月间又发生强奸×××未遂的事件。同年6月又潜入女同志房间强奸一个初参加工作的学生×××。在审干时利用机会假装巡查深夜闯入女宿舍用电筒故意照射女同志的卑鄙行为。由于他一贯是爱玩弄女性，因此在处理案中表现对女性故意挑逗的轻佻态度，其中办理×××房屋案件和×××通奸过多次，又如××婚姻案中就违背常例单独宣判，以致×××（做过女招待）对他说：“法官！我嫁给你要不要呀。”
+
+　　五、从以上的事实证明张炜枢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其主要表现是贪污腐化，徇情舞弊、主谋敲诈勒索、包庇反革命分子、介绍反革命分子和政治不纯分子混入革命阵营，并先后强奸妇女，与女当事人同居通奸，并在法庭审讯中调戏妇女，其一贯的恶劣行为，充分说明了张炜枢是混入我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市委纪检会为纯洁党的组织，特决定开除张炜枢党籍，并建议政府撤销其一切职务依法惩办。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7.txt b/CCRD/3/7/3/0002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a4e13b34ac46d7cf099f105ddda7d7820736e8
--- /dev/null
+++ b/CCRD/3/7/3/000247.txt
@@ -0,0 +1,23 @@
+#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杨奇党籍的决定
+
+　　杨奇，广东中山县人，1941年入党，家庭华侨商人，本人店员出身。1941年春至日本投降期间，在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工作。日本投降后至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前在香港作新闻工作。广州解放后任《南方日报》副社长，1952年2月被撤职。
+
+　　杨奇曾经受过党的10年以上的教育，在广州工作时，并曾因在恶劣情况下坚持工作被选为模范工作者。虽然如此，但杨奇自1945年以后，即生活于资产阶级包围的环境，其亲朋友好，绝大多数均为资产阶级分子。在资产阶级的包围和渲染下，杨奇逐渐忘记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在香港工作时期，生活即超奢侈。当时党内曾给以教育，杨奇当时也曾痛哭，表示改悔。但在大陆全部解放前夕，杨奇的资产阶级思想即逐渐上升，曾用其家庭存款向解放区做生意一次，以谋暴利。广州解放后，杨奇任《南方日报》副社长，主要管理行政经营方面的工作，此时杨奇有权处理经济问题，即趁解放初期工作忙乱，制度不严的机会，挪用公款，私做纸张生意，贪污国家财产人民币3亿元以上，终至变成了党和人民的可耻的叛徒。
+
+　　广州解放初期，当时有一笔为数7万元港币的战犯财产，曾辗转暂存杨奇手中，杨即乘机混水摸鱼，即不将该款交出，也未将该款入机关账目，即勾结私商，避开机关及其本人名义，将此款私营纸张入口生意，共获利约2亿多元，以后杨即将此项利得分成数批化名存入其亲戚处及公私银行（本金再其做一次生意后即交与公家）。此时期报社财政极端困难，纸张尤为缺乏，杨奇身为报社副社长，主管行政、经营工作。竟无视报社困难，相反地，却利用公款，大规模做纸张生意，盗取国家鉅款，实系极端可耻的犯罪行为。而杨奇在此次贪污中反省的初期，竟击言这是他过去认识的错误，未认识这是贪污。由此可见，杨奇的思想早已完全坠入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泥坑，变成了资产阶级损公肥私唯利是图思想的彻头彻尾的俘虏。
+
+　　不仅如此，杨奇平日又极端可耻地，将其所有之港币及人民币经常零星地暂存入报社财务科，在人民币，港币比值变化较大时期，利用差价，盗窃国家财富。在此比价变动中，杨奇毫无理由地从公家窃取款项前后达人民币4千万元之多。
+
+　　杨奇也曾接受回佣，在代江西广播电台介绍赴港购卖器材时，香港某商人曾于事后与杨奇汇来回佣665元港币，杨奇也将其收下。此外，杨曾接受资产阶级的大批礼物，实际变相回佣。以上各种贪污及变相贪污行为，共窃取了国家3亿元以上的财产。
+
+　　除上述贪污行为外，杨奇并积为热心地代资产阶级奔走，资产阶级份子凡有所讲，杨奇总是利用职权以其个人名义（未通过任何人）介绍往对外贸易管理局、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等机关，代资产阶级说情，辩理进出口、减税、歇业等事，而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一边，例如：1951年春夏期期，广州振中烟厂希望逃避资本实行歇业，但却企图少发谴散费，杨奇只听资产阶级一面之词，即几次赴劳动局附和资产阶级叫嚣，并责备劳动局政策有偏差，一味替资产阶级利益着想。杨奇并还有向商人泄露国家经济情报之处。
+
+　　杨奇平日的虚伪与两面作风也极端严重。杨奇极端隐蔽地去做这些犯罪行为，而在表面上则装成积极负责，以欺骗上级和周围的同志。在取得上级的信任后，即利用职权，进行营私舞弊。
+
+　　由于以上的犯罪及错误，杨奇已经成了党和人民利益的叛徒。他已早把共产主义的理想丢得干干净净。在资产阶级的腐蚀引诱下，他的思想里所盘算的，已经不是人民的事业，而是他个人如何唯利是图盗取国家更多的人民财产问题了，因而，杨奇本身也已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一份子。杨奇和资产阶级的关系，以及他那样热心地为资产阶级的不法行为进行辩护与帮助，事实上又使杨奇变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
+　　杨奇虽然入党十年以上，但他并未接受当党的教育，依靠保持其从旧社曾带来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思想，一旦重新遇到资产阶级包围腐蚀的环境，杨奇即把他的坏思想因素发展起来，这是杨奇蜕化堕落的思想根源。使得杨奇深陷泥坑不能自拔的另一个重要根源，是杨奇从资产阶级那里学来的极端虚伪的、两面派的作风。在虚伪的面孔下，杨奇装成积极负责，而把他所干的坏事深藏不露，这样就狡猾地拒绝了上级和同志们对他的帮助。杨奇则因弱点未暴利即自以为得计，越发把自己装饰得好看一些。其结果就使得杨奇越陷越深，终至不可收拾。
+
+　　杨奇的犯罪行为，已使杨奇成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成为党和人民利益的叛徒，并使党和人民遭受了严重的损失。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为了清除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决定将杨奇开除出党。
+
+　　来源：1952年4月29日《南方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8.txt b/CCRD/3/7/3/0002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891ac5cbeff3272d455ed2164752b3cb64384b
--- /dev/null
+++ b/CCRD/3/7/3/000248.txt
@@ -0,0 +1,19 @@
+#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左洪涛党籍的决定
+
+　　左洪涛，男，现年44岁，湖南邵阳人，家庭出身地主兼工商业，本人成分学生。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曾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至广东解放前，始到东江游击区，任粤赣湘纵队政治部主任，撤职前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左洪涛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期间，虽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其质量恶劣，遂逐渐为军阀、官僚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所侵蚀，思想完全蜕化。回到党内工作以后，仍不改正，相反的，还十分完整地把资产阶级的、地主阶级的一切恶劣作风带回党内，入城以来，其所作所为，更表现的淋漓尽致。其主要错误如下：
+
+　　一、敌我不分，严重地丧失立场。如中统特务××，解放后仍继续从事反革命活动，左因和他有过一段私情，竟多方替他辩护，直到××被撤职准备潜逃香港前，向左会谈，左仍对他款款情深，不加制止，又不报告上级，让他跑了。前张匪发奎的司机李禄庭，解放后在广州开设运输公司，1950年这个公司的一辆汽车因负载过重在从化县翻车伤人，从化县人民政府将汽车扣押，左洪涛竟接受李禄庭的请求，写信给从化县长请从轻处理。事后又接受李禄庭的三包“礼物”。左洪涛曾介绍一些政治面目不清甚至是特务分子到我行政机关工作。如介绍前张匪发奎的供给处长华林（后发现系中统特务）到省政府任会计科副科长，并嘱咐行政处副处长王当衡同志“须加重用”。此外，左洪涛又会徇私情，以个人职权邀请市财委和省商业厅“适当照顾”某资产阶级分子，后左托其买手表，雨衣，只给五十万（实际价值不止此数），变相受贿。
+
+　　二、挥霍无度，极其严重的铺张浪费。左洪涛为了发挥资产阶级穷奢极侈的私欲，在工作方面他所依靠的不是党的、工人阶级的路线与作风，而是他自己的一套资产阶级的思想。一切都要讲“美观”，讲“气派”，都要“顶好的”，甚至都要“外国货”。如耗费大批资材去修建漂亮的跳舞厅、游泳池；修建房子，因为“观瞻”不够“堂皇”，竟修了又拆，拆了又修，反工浪费达5千万元。如曾从香港购卖大批的用品，计钢桌子80张，钢椅子600余张，电风扇86把，放影机及游泳衣等就耗费了12亿元以上；又从广州市面购卖为数十亿元的用具。总计全部购卖费连修建费共50亿元，其中仅购卖一项，被商人敲诈暴利便有5亿多元。当有些同志对他的铺张浪费看不过眼而建议节约的时候，他竟这样说：“我们现在已经当权，这样大的省府多用几个钱怕什么？”又骂人说：“你们还是农村观点。”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私欲，他所主持举行的跳舞会，每次只水果、糖、香烟等物平均需200万元。为了要女同志伴舞，有一次正在放电影时中途命令停止放映；为了张罗舞伴，不分昼夜连发“急件”，使通讯员极为不满。他个人生活也很阔绰，每晨得吃牛奶、面包、牛油，最好的生菓，糖要吃“雀子牌”的，香烟也要吸外国烟。去年一年超制度开支在七、八百万元左右（伙食除外）。而对于群众福利的设施，却因陋就简，如图书馆就只有寥寥百数十本图旧书和极少几分杂志，许多办公室没有一个热水壶，成天得喝冷开水，对照之下成两个天地。所有这些，充分暴漏了左洪涛剥削自私、损人利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本质。
+
+　　三、违法乱纪、走私漏税、左洪涛曾以大米200万斤，现款50亿元的资金交给前办公厅行政处处长廖威去搞所谓“机关生产”，但从来没有认真的检查指导，对廖威的工作盲目信任，使得廖威勾结私商。偷漏国家税收近10亿元，又乘机舞弊，挪用公款38亿元（其中有9亿余元是借给其亲友做生意），贪污了1亿元以上；对此左洪涛要负相当责任，最严重的是他在1950年还把香港人民慰问解放军的款项2.5万港元，据为办公厅的“家务”好供其个人支配之用。左洪涛在处理所谓“机关生产”中间，一方面不叫公家动用分文，说是“恐怕丧失元气”；一方面却又把钱让贪污分子与私商任意盗窃，如有一次，他的朋友私商侨生行曾欠办公厅2千余万元，不肯归还，左洪涛也在办公厅报销了。
+
+　　四、一贯的对女性采取侮辱行为。左在省府办公厅工作期间，对女同志不当做同志看待，完全表现流氓恶霸作风，不止一次地调戏和侮辱女同志，甚至有时深夜也要女同志起床陪他跳舞。并有某同志因受其追辱而将脚折坏，左洪涛这种不择手段的胡作乱为，充分暴露其透顶了的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
+　　五、典型的军阀、官僚作风。左洪涛把资产阶级官僚机构的整套作风带进党内和革命机关内部来，对上阳奉阴违；对下级擅作威福。与同志相处间，表现自傲自满，常眩耀自己文章写得好，并常向外夸说省府除他一人外没有一个“行”的干部，甚至背地夸大个别领导同志的缺点，藉以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为建立个人的“威信尊严”，左洪涛把办公厅当做他的“小王国”，对干部单纯以行政命令行事，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稍有差池，便破口谩骂：“工作能力低。”甚至以“禁闭”、“绑起来”来压制干部。与干部的关系，全凭个人爱憎，对善于逢迎吹拍的便结成小宗派，对敢于批评的便排挤打击。如办公厅曾从香港买回一批奶粉，未交税，当时办公厅支部副书记杨申同志认为不对，向行政处查询，后有人向左反映，左便骂杨申同志独自查账，是“无组织无纪律”，要开会斗杨，群众对此敢怒不敢言。杨申同志因此而被调下乡去了。左洪涛为显示自己“能干”，认为“非抓摊子、抓工作、抓钱财不可”，“摊子”揭开了，而实际工作却很少过问。其桌上公文经常堆积如山，多未及时处理，在批审公文时，表现很不老实，常将批审日期提前。而对交际应酬、宴会舞会之类，则借口“怕出乱子”，兴趣百倍，关切仍至！如：有一同志几次找他谈工作，他非常不耐烦，对警卫员说：“我去跳舞，你知道吗？叫他走！”左洪涛不重视政治生活，对党的总支部的事情很少过问，有时5个月才参加一次小组会，有次叫他开小组会，他睡觉，说：“我不参加，不参加！”并且常不依时缴纳党费。因此，在左洪涛的领导下，办公厅政治气氛极为稀薄，取消党内民主生活，群众情绪涣散，致有些意志脆弱的同志暗自饮泣，工作不安心，使革命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
+　　左洪涛上述错误，虽屡经负责同志批评劝告，但仍不见悔改，甚至调其下乡土改给以锻炼机会，仍继续玩弄女性，足见其恶劣质量，根深蒂固。
+
+　　从上述这些错误看来，左洪涛敌我不分；挥霍无度，违法乱纪，腐化堕落，在工作中一贯表现极其严重的官僚作风和在党内不正派地耍用手腕，挑拨是非，其思想和行为，与资产阶级毫无二致，严重地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完全丧失了作为“人民的公务员”的条件，为了保持党的纯洁，严肃党的纪律，决定开除左洪涛的党籍。
+
+　　来源：1952年4月29日《南方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49.txt b/CCRD/3/7/3/0002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22c0cd09d1228f7c9ced1e356eb47c30a6de29
--- /dev/null
+++ b/CCRD/3/7/3/000249.txt
@@ -0,0 +1,33 @@
+# 金克木:消除我们自己的思想污毒
+
+　　<金克木>
+
+　　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在高等学校展开以后，揭发了不少可痛心的不合理现象，而更重要的是现在已进一步显露出产生这些现象的思想。
+
+　　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恶劣的市侩思想，在高等学校教师的头脑中还严重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不过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而已。
+
+　　把学术当商品，用种种商标做广告；个个都自命“世界第一”“独步全球”；而标准又无非是哈佛、耶鲁、剑桥、牛津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洋字招牌“舶来品”；贩卖知识，广求销路。这都和商人行为同出一轨。
+
+　　抢先把英美新书杂志霸在手中，“零趸批发”，大吹大擂，以为独得之秘；介绍参考书独不介绍自己所依靠的秘本；搜罗材料，唯恐人知，当作“家传秘方”。这岂不是“囤积”“独占”？
+
+　　为了争“第一”，当“专家”，就钻冷门，人弃我取，然后“买空卖空”，“物稀为贵”，稳坐第一把交椅，“独占鳌头”。这岂不是怀“奇货可居”思想的大贾？
+
+　　论文以“出口”为荣，揣摩资本主义国家主顾的脾味；或则东抄西袭，多多益善，四处发表，广作宣传；姓名必须显著刊登，稿费不惜斤斤计较；只顾推销，不管读者。
+
+　　学术研究本如积薪，“后来居上”；但是对他人的成果常隐匿不提，而对自己的补充就夸为独创；同一字号便标榜“吾师”、“吾友”，不同字号便声明“谨防假冒”；各种“王麻子”都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
+
+　　不是在对人民的贡献上竞赛，却专爱听“耳报神”刺探别家字号“存底”；于是就有一些“跑合”东奔西走，使别家字号关门，本号扩充，广设分店。
+
+　　对学生夸自己教的课程重要，就一定要指摘别人，而且把学生的职业出路当做重要性的主要证明；把学生看成顾客，把同事看做竞争销路的同业。
+
+　　只顾自己名利，不管教学结果，甚至拿学生当自己研究的实验品或助手，忘了他们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干部。看国家人民利益时都要通过自己利益的眼镜，一旦公私不能兼顾，就不惜损公利私。旧货滞销就长吁短叹，甚或乱贴商标，冒充新货出售。费尽种种心机贩来的学问只作为商品，自己的头脑只作为货栈，“自由竞争”、“倾销”、“惜售”，成了日常生活习惯，却不知世界已经换了面目。
+
+　　这种种情形还不该在工人阶级大喝一声之下猛醒过来么？
+
+　　资产阶级为盗窃国家财产用“糖衣炮弹”攻打我们的革命干部，而我们教师们却被自己头脑中的思想污毒所支配，也不自觉地天天用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去影响未来的国家干部。这是可以容许的么？
+
+　　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珍惜学生，珍惜自己，快些消除我们自己的思想污毒吧
+
+　　1952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50.txt b/CCRD/3/7/3/0002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69a300cb24514d48f00afe89283314c5cb265b
--- /dev/null
+++ b/CCRD/3/7/3/000250.txt
@@ -0,0 +1,35 @@
+# 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
+　　<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兼外科学院院长　黄家驷>
+
+　　我出身于一个封建地主的家庭，是个所谓“书香人家”的子弟。从6岁到13岁，我都在家里请先生教读孔孟之书，后来请了一位小学教员来教英文和算学。但是我看到别人上学校，觉得自己读古书没有出路，于是和几位堂兄弟约好，不告而别地逃出了家庭的樊笼，到远处去投考中学。读了3年的初中，就遇到选科的问题。高中有文、理、商三科，而我选择了理科。当时北洋军阀当政，连年内战，人心不安，我觉得学理科对前途较有保障。后来学医是偶然的，有一年春假，我到北京去玩，我和我哥哥从协和医院门口走过，看到那碧瓦高楼，非常羡慕。我的哥哥问我：要不要考协和医学院？我说要的。到暑假我再去北京的时候，我的哥哥告诉我已替我在“协和”报了名，要我一星期后去考试。我当时莫名其妙，就那样糊里糊涂地去考，也就糊里糊涂地考取了。进了“协和”后，亲友们都说学医是“我不求人人求我”，将来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了，我愈想愈觉得对。毕业后在协和医院工作了两年，因为知道“住院医师”的位置将要被一个同班的同学抢去，于是我就决定离开“协和”来到上海。在上海工作了几年，技术上有了基础，就想再向上爬一步，去美国留学。我曾经多方设法准备借钱自费留美。但事有凑巧，1940年清华大学招考官费留美，于是我积极准备，终于考取了。这一连串的事实，都充分证明我有向上爬的思想。
+
+　　1941年至1945年，我在美国留学，那时美国已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需要医生及其他人员到军队服务，并规定外国人入伍3个月即可做美国公民。当时也有人劝我参加，但我没有参加。我不想在美军工作，不作美国公民，虽然是我具有民族自尊心。但我已很明白，一个黄脸皮的人，在美国是没有地位的，只有在中国才可以“出人头地”。我过去所以表示不开业，并不是我认识了广大人民的需要，而是因为我觉得在公家机关工作，可以使我技术进步，成为一个“专家”。我幻想着有一天我将是“桃李满天下”，中国的胸腔外科医生，大都是我的门徒。
+
+　　解放后，我参加了工会工作，原因是希望人家说我进步。自己既然是个进步分子，群众要我担任这个工作，只好勉为其难。1951年春，我参加了抗美援朝志愿医疗手术队。当时我虽然认识到需要医务工作者去参加抗美援朝的医疗工作，但我决定参加的理由，还是觉得我既是工会的负责人，我就应当有带头的作用。同时，在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以前，我曾号召会员参加下乡为解放军医治血吸虫病。当时我曾说过，如果是外科的工作，我是会参加的。这次我如果不亲自参加志愿医疗队，我将名誉扫地，被认为言行不一致。因此，为了树立我个人的威信，我决定参加。这些都说明了我自认为自我牺牲的行为，都是从个人的名誉出发，这并不是牺牲自己，而正是抬高自己。
+
+　　因为一切为自己打算，我就很自然地表现着个人英雄主义。听见别人叫我专家，我觉得高兴。我自己也认为我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胸腔外科专家，就产生了自满情绪。病人送礼，虽然拒绝了贿赂式的礼物，但病人出院后送礼，我认为是对我工作的评价，感到满意。因为骄傲自满，于是对有关专门性的问题，我就不愿与别人商量，认为别人都没有我懂得多。我时常觉得我的态度很和善，可是下级医生和学生都不亲近我，看见我拘束，我时常觉得苦闷。也有人向我提意见，说我脱离群众，我觉得很不服气。我总认为我愿意接近群众，而群众不接近我。现在分析起来，我既然一切为自己打算，就不会从群众利益出发；我又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还不是远远地脱离群众吗？
+
+　　在对人方面，我表现着一团和气，怕得罪人，不肯对人提出批评。我的上级主观性很强，很多人对他不满意，我和他比较接近，他也比较能接受我的意见，然而我因为怕他不高兴，就不给他提意见。对待下级，我虽然有时候会提出批评，甚至发发脾气，但大多数时候，对他们很客气，不批评，这样虽然和大家相处得来，但没有真诚的团结。我曾看见许多人闹宗派，我很不同意，总以为我是不闹宗派的。有一次一个很好的学生，是青年团员，当他由政府分配工作离开上海的时候，他向我说：“因为我很尊敬你，我临走的时候要向你提个意见，大家说你很公正，只是有些闹宗派，特别照顾‘协和’的人。”我当时觉得这个意见不正确。我不但不特别抬高“协和”的人，我还常常向“协和”的人说：“在这里最好不要常提‘协和’，免得‘上医’的人听了，以为我们在闹小圈子。”现在分析起来，我有这种思想，仍旧是闹小圈子，不过是缺乏“斗争性”的闹法罢了，不闹小圈子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我却并不是这样。
+
+　　在工作方面，我的表现是不深入、不细致，做表面工作，有拖拉作风。因为我工作是为了个人的名誉，只要大家看起来好看就够了，不必追求实际，不必切实负责。我们教书从前是用英文的。解放后我第一个编写中文讲义，看起来对教书很负责，实际上我是为了自己的“名”，让学生说我好。第二年我还修改了一些教材，去年就因为忙不修改了。如果我是切实负责，难道一年中就没有新的东西去补充教材了吗？工会工作我本来不愿意干，认为会妨碍我的业务。后来虽然名义上担负起来，因为有别的同志积极工作，照顾我的业务，我就乐得不管。教务处来了通知，时常是看了一遍就放在一边，不去研究它的内容。有许多要回的信，放在口袋里过了些时候，翻出来一看太久了，不好意思回，就索性不回了。
+
+　　同样，因为我的教学是为了表现个人，希望自己教出来的学生在医学界有地位，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所以，在培养学生时，我只重质而不重量。我回国6、7年来，上医的教学医院曾有过不少的胸腔外科病例，但直到今天才培养出两个专科医生。培养人才是这样的慢，还谈什么大量培养医药卫生干部呢？
+
+　　既然我希望教出来的学生将来有“地位”，对于缩短年限，办医专科我是不感兴趣的。1950年，中央卫生部号召改革学制。对5年专科重点制我并不反对，因为我想缩短一年可以不降低水准；但对办专修科及中级医士学校则采取了抗拒态度，我认为医学有关人民生命，不可粗制滥造。缩短年限后，学习时间短，年纪轻，技术差，判断力不够，也不会得到病家的信仰。经过全国卫生会议中首长的报告和小组讨论，我开始瞭解改革学制的正确性，认为办医专科是符合目前的实际需要的。但我仍旧认为上医应该只办医本科，不办医专科和中级医士学校。表面上我是说上医标准比较高，人材比较整齐，办医本科比办医专科对国家贡献更大，但内心却是想：办医专科或中级医士学校，将来学生不能成为专家，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其实也可以成为专家的），有损自己的身价，至少是不能抬高自己的地位。
+
+　　在胸腔外科的教学时间上，我强调胸部和腹部同等重要。认为腹部仅肠胃这一项，即已超过胸部学习时间是不合理的，何况胸腔外科是一个新发展的专科，上医又有专科教员。因此，尽量争取增加钟点。但是，这不只是为了需要这样多的时间，才争取增加钟点，而是想抬高胸腔外科的地位，也就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
+
+　　总的说来，在教学工作上，我表现了严重的个人主义，一切以自己名誉、地位为前提。教学不是从人民需要出发，而是想使自己成为所谓国内“权威”，培养自己的势力，以达到个人主义的“桃李满天下”的目的。
+
+　　在生活方面，虽然客观条件使我不能铺张浪费，虽然我的自私是图名而不图利，但在思想上是贪图享受的。有一个时期我曾有3个“五年计划”的幻想：第一个“五年”要把厨房电器化；第二个“五年”要买一辆汽车；第三个“五年”要盖一所小洋房。“上医”一向是采用专任制度的。在1939年至1940年间，因为我准备自费出洋，向朋友借了一笔款，买好美金做路费。为了要偿还这笔钱，我曾破坏专任制度，到外边医院去开刀。后来考取官费，把借来的钱还了，才没有再做。回国后，为了名，我没有再去开刀，可是因为生活的困难，我又接受过出诊费，没有交公。这不是表示着：如果我有钱经手，而且有需要的时候，我不是就会贪污吗？
+
+　　在接受知识方面，我有着严重的崇美思想。我觉得一切都是美国的好，医学当然也是美国的好，外科更是美国的好。没有美国杂志，认为文章没有法子写，新的知识从此隔断，在抗美援朝运动的初期，我看不见广大劳动人民的力量，只看见美国的武器，我不相信美国是个纸老虎。我为什么要崇美、亲美、恐美呢？因为我长期地在国内美帝国主义办的学校里读书，又是美国留学生，尊崇美国，不就是抬高自己吗？
+
+　　以上各种表现，绝大部分是反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自高自大的严重个人主义，还夹杂着贪图享受、用不合法的手段取得报酬等资产阶级思想，闹宗派的封建思想，和轻视本国、尊崇外国（特别是美国）的买办思想。这无疑的是由于我出身于地主家庭，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而又受着帝国主义的教育的缘故。我的一切表现都为个人名誉所支配。有了这种思想，凡是可以造成个人名誉的事，就会积极去干，否则就不起劲。这绝对不是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这决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的名誉服务。我今天必须用严肃的态度来批判这种不正确的思想。
+
+　　我不能否认，解放后经过两年多的政治学习，在抗美援朝工作中体会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是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去年10月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时，认识了祖国在3年来的伟大成就，而且有机会看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开始有了进步，但离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还是远得很。但是我有决心在这革命的时代洪炉里锻炼自己，使我批判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树立起无产阶级的思想。在我考虑任何问题、作出任何决定时，我要永远记住：“一切为了人民。”这确实是个艰苦的过程。可是生在这样一个空前伟大的时代，有了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只要我有决心，我相信可以成功。
+
+　　（此检讨系根据1952年3月12日及9月20日解放日报刊载的其本人的两篇检讨剪辑而成）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000251.txt b/CCRD/3/7/3/0002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be3a4ca2705e5916f3f6a62359de268af5f10f
--- /dev/null
+++ b/CCRD/3/7/3/000251.txt
@@ -0,0 +1,29 @@
+# 钱钟韩：克服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
+
+　　<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　钱钟韩>
+
+　　在这次思想改造学习中，我曾作了一次检查，同志们都认为不够诚恳，未曾挖到痛处。在大家帮助之下，我逐渐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个人主义及客观主义的错误。这些错误，贯穿在我的整个思想行为中间，下面所说的，只是其中最突出的表现。
+
+　　（一）自高自大。我的自高自大，已发展到狂妄不自觉的程度。抗拒批评，轻视别人意见，是我工作作风中最恶劣的一方面。和人谈话，不仔细听完，就任意打断；在参加会议时往往自己先说一大套，根本不让别人有发言机会，以致同志们不愿在我面前再表示意见。这样就严重地影响了工学院内部的团结及工作同志的积极性，因此影响了院务的开展。过去有许多同志对我提过意见，在个人保证执行爱国公约计划中亦曾订入，但从未认真改过。因为当初只认为是作风问题，未能正确认识其思想根源及其严重的危害性，有时为了考虑群众印象，表面上不得不加以克制，但事实上是经常复发，极少改变。
+
+　　自高自大的另一表现是缺乏组织性。我过去受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教育，极端重视个人自由。英国反动历史家威尔斯说过这样一句话（大意）：人类社会的最高发展，就是个人自由。又说：人类获得自由最重要的历史因素，就是货币的发明。这些话是露骨的资产阶级反动宣传，但对我却造成很深印象。在解放后虽逐渐认清了组织的重要作用，但由于自高自大，觉得组织纪律对我不一定适用。因此开会有时不到或迟到；参加游行怕吃苦；教学小组中指定工作不及时准备，教育提纲经常拖欠。更严重的就是常将组织内部的事在外面小广播，一方面是谈谈内幕新闻，但主要是在其中夸大了个人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把成绩说成自己的，而把错误的责任则推给别人。这样，就在群众中造成对组织的错误印象，并严重地损害了组织威信（如校委会等）。虽然现在已认识了这些错误的严重性，但其影响是极难挽回的。
+
+　　（二）虚伪自私。由于一切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方法，我对人民的利益固然毫无认识，即对自己朋友的事亦极不关心。只求独善其身；怕交友感情太深，就要牵累自己。因此与朋友谈话，迎合心理，不置可否。如有事向朋友劝说，亦只谈利害，不讲是非。如谈到待遇问题，就说，“目前该放弃经济利益，争取政治待遇”。这种毫无原则的话，完全歪曲了革命工作的推动力，并助长了极不端正的工作动机；对朋友、对人民都是极不负责的。
+
+　　由于对朋友、对同志缺乏真挚的阶级感情，又中了“江山好改，本性难移”，“观人必于其微”这类思想的毒害，因此对周围的人，只分析他们的优缺点及研究如何应付，不想帮助提高，而且早就否定了根本改造的可能性。有时亦对自己进行检查，但毫无改造自己的愿望，只求标榜长处，掩饰弱点；而且宽恕自己，认为个性是改不了的。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极端虚伪的处世态度，对人很少真面目。以致有人在旁就觉得浑身不自然，日常交际亦成为苦事，离群索居，流入怪癖。这种虚伪性乃是旧社会旧教育的必然结果；我读过不少古书，诸子百家之言，都是自欺欺人的法宝。我的家庭最讲究道德文章，因此写家信，记日记，都要作印行出版的准备，其中就很难找到一句不加装点的老实话。习与性成，再要做到工人阶级朴素老实的作风，就是一件艰巨的改造工作。
+
+　　（三）讲话无立场、无原则。我经常好讲怪话，标新立异，卖弄聪明，只求动人听闻，趁一时之快，全不考虑这些话是否符合事实，亦不考虑这些话的政治影响。在解放初期，对政策根本不了解，因此怪话特别多，对自己和朋友的进步，都很有妨碍。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打破了中间路线的幻想，使我决心做一个中国人民。但虽已接受了政府及组织的教育，初步建立了人民的立场，而对政策仍不深入体会。每次运动来了，需要行政带头，就临时应付一下。因此在群众中造成虚伪不诚恳的感觉，延阻了运动的开展。我自己在各次运动中，亦与大家一样受到教育，有所提高，但对运动本身往往是缺乏推动作用的。
+
+　　我在传达政策时经常加以曲解，站在反动派、美帝、地主以及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加注解。有人这样说过：“大字是人民的话，小字是自己的话。”因此在各种运动中非惟没有思想领导，往往造成思想混乱。这种谬论，是由于敌人的思想充满在我的头脑里面，因此随时流露，“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吾道一以贯之。”即在最近“三反”运动开始时，我看到报纸上揭露了掮客取得暴利的事实，就有如下的想法：“收进旧货未必件件都能卖出。因此在一项交易中多赚些钱，总加起来可能还要亏本。”这种替奸商设身处地的想法，充分暴露了自己不劳而获的暴利思想，亦减低了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斗争性。
+
+　　另一方面，由于我缺乏实践，轻视实践，因此有时自己以为坚持原则，站稳立场，其实是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在谈到一些具体问题时，不联系实际，亦不联系自己，只是搬弄教条，凭空就下了结论，当然十九是行不通的。其实自己对政治原则本来就缺乏信心，因此唱完高调，就束之高阁，实际所做的依然是毫无原则。
+
+　　（四）教育工作中的投机取巧心理。我在工作中，一向企图以最少努力取得最大成绩。因此在当学生时就研究教员心理，投机取巧。到了教育岗位上，就迎合学生心理，博取好感。以智识作为商品推销。自己缺乏专长，对所教学课缺少真实兴趣；不钻研，不写作。讲课只求学生容易接受，不考虑实际功用；在课程中避难就易，很少指示克服困难的具体过程及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许多地方则以似是而非的理论混过去。这种不负责任的教学方法，非惟减少了本门学课的收获，而且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态度，养成了贪图省力、不动脑筋的习惯。但在过去混文凭的环境中，反而博得学生好评。到今日用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以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的专门人才，就感到难于应付了。
+
+　　我在解放前曾教过“工业管理”，除了资本主义剥削工人的一套办法外，还加上了“适应通货膨胀，以生产过程作为囤积居奇、取得暴利之掩护”的一套理论。当时还自命得意，认为适合实际需要。现在才觉悟到这是利用教育岗位，来散播资产阶级思想中最腐败的毒素，腐蚀青年，真是罪大恶极。
+
+　　根据以上几点的初步检查，就可看到我在旧社会带来的包袱很沉重，缺点很多，而且与工人阶级的一切优良品质是不相容的。但是由于我一向自满，不肯虚心学习，所以解放后在实质上很少进步，在工作中不断的犯着错误。直到此次学习中，通过许多同志的帮助，痛加针砭，才使我认识到改造自己刻不容缓。希望大家继续帮助，共同前进。
+
+　　（原载1952年3月15日南京新华日报）
+
+　　来源：华东学习委员会办公室编印 《华东高等学校思想改造运动情况· 华东高等学校情况汇编第二分册》（绝密资料）1954年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3/names.txt b/CCRD/3/7/3/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475051d79b684ec6d71666300d44d54d6a0b7c
--- /dev/null
+++ b/CCRD/3/7/3/names.txt
@@ -0,0 +1,252 @@
+蔡尚思： 思想检查（摘要）
+陈铨： 批判我的法西斯的反动思想言行
+凌敬言： 思想检查报告
+张江树： 扫除旧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陈士骅： 我的资产阶级思想阻碍了院系调整
+朱偰： 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俞平伯： 三反运动教育了我
+从相信一贯道到相信共产党
+革大把我从封建迷信思想的重围解救出来
+革大把我由反革命的死路上拉了回来
+革大抢救了我！
+批判我的地主思想
+认识了自己的真面目
+刘馥英： 检查我向上爬的思想
+我的反动思想和罪行
+我的反动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我是怎样忘本的？
+我选择了光明的道路
+我有着严重的超阶级观点和雇佣观点
+中共河南商丘地委关于开除商丘市委书记辛正一党籍的决定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开除代行伍党籍的决定
+在思想改造运动学习中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安徽大学森林系主任吴清泉 检讨对待批评的错误态度保证努力改造思想
+刘咸： 检查我的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专家名位思想
+葛庭燧：“名誉”“地位”给我的毒害——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陈叔陶：初步检讨我的崇拜英美的思想
+群众日报总编辑对错误刊登疫情消息的检讨
+刘淑仪： 我的检讨
+中国科学院支部大会对于乐天宇同志所犯错误及对其处分的决议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关于批准开除左洪涛、杨奇党籍的决定
+黄玉珊： 批判我的“知识商品化”的思想
+黄玉珊： 批判我的“知识商品化”和自高自大的思想作风
+靳自重： 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我
+傅鹰: 我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卢嘉锡： 检查我的买办思想
+周培源： 批判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中共西北军政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艾绳业党籍的决定
+李良庆： 从教学脱离实际来检查思想
+丁绪淮: 检讨我过去的教学态度
+陈洪： 检讨我的错误思想
+李宝震： 我的反动思想危害了人民教育事业
+金岳霖： 批判我的唯心论的资产阶级教学思想
+梁思成： 我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对祖国造成的损失
+钱伟长： 我跳出了帝国主义的陷阱
+欧元怀： 检查我的反动思想行为
+吴于廑： 我认识了自己的虚伪性
+褚圣麟: 我们一定要做好院系调整工作
+蔡翘： 和资产阶级思想划清界限
+中共陕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白步华党籍的决定
+温公颐： 检讨我过去的宗派主义思想
+夏开儒： 批判我的崇美思想
+顾工： 我的检讨
+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机关党委关于开除李蔚然党籍的决定
+刘雪庵： 检查我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川西人民检察署转发关于长沙市公安局局长王丕敏一案的通报
+施蛰存： 检讨我文艺思想上的错误
+中共苏南区委员会关于将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潘遂初开除出党
+孙华： 批判我著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批判我的恶劣的资产阶级体育作风
+黄念田： 批判我的“人生如梦”的错误观点
+金怀鹏档案之一：三反学习思想总结
+喻德渊： 批判我的“名流学者”思想
+张德馨： 澈底清算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李立三： 关于我在全国总工会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李旭旦： 我在思想改造学习中的体会
+苏元复： 检查我的自私自利、投机取巧的资产阶级思想
+赵克东： 批判我的错误教学观点和个人主义思想
+曹禺: 永远向前——一个在改造中的文艺工作者的话
+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郑君里： 我必须痛切地改造自己
+中共贸易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陶宇明党籍的决定
+李方训： 批判我的政治思想
+陈垣： 思想改造在辅仁大学
+从南京鼓楼幼稚工作中检讨我自己
+关于教育思想的自我检讨
+坚决消灭头脑里的肮脏思想
+钱基博的自我检讨书
+痛下决心补偿以前的过失
+我对“活教育”的再认识和自我批评
+在“三反”运动中初步检查我的教学
+中央宣传部关于解放日报未遵守中央规定擅撰时评给华东局宣传部的复示
+钟兴正： 检讨我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高尚荫： 批判我所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
+米谷：检查我在上海美术工作中的错误
+黄祝封： 清算我的名利思想
+天津市委关于陈荣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王国秀： 检查我的教学工作及崇美思想
+陈撷英：控诉资产阶级思想对我的腐蚀和毒害！
+贺绿汀：检查我在工作上和创作上的错误
+柯召： 批判我的纯技术观点
+白刃: 决心改正错误、从头做起
+孙望： 我的诗创作是为谁歌唱的
+致路翎的公开信
+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高峰党籍的决定
+熊佛西： 纠正错误，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中共河南商丘地委关于开除商丘市长王飞霄党籍的决定
+我要以实际行动赎罪
+郭乃安同志关于《歌曲》第一期所犯错误的检讨
+王达时： 关于宗派主义思想的批判
+陈华癸： 我的思想检讨
+朱培寿： 检查我的个人主义思想及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
+西昌地委关于盐源饿死人事件对几个干部的处分的请示（节录）
+陈永龄： 坚决丢掉我的名位思想
+秦牧： 关于我抗拒批评的再检讨
+蓝公武:我的思想改造的一些体验
+我绝不同情因抗拒坦白而被捕的丈夫
+戴松恩: 我对米丘林生物科学采取了错误的态度
+王西彦： 批判我错误的政治认识和创作思想
+“张顺有事件”的处理情况及今后继续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意见
+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应认真抓紧对类似“张顺有事件”的处理以深入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指示
+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惠水县二区邢广厚、潘向斗因干涉他人婚姻自由，造成人命事件的处理通报
+马寅初： 我一年来工作和学习的体验及今后努力的方向
+顾学裘： 检查我的敌我不分思想和名位观念
+原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王建德等九个党员干部违法乱纪的事实及其所受的处分
+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龙里县张光函同志及县委违犯婚姻法处分决定的通报
+高觉敷： 批判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
+罗常培：从三反运动中认识了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黄嘉德： 批判我办“西风”杂志替美帝国主义作宣传工具的反动买办思想
+冯契：批判我的妥协动摇的思想行为
+吴贻芳： 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王毅斋： 思想改造学习中的自我检讨
+徐芝纶： 批判我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中共川东区党委关于开除丁剑萍党籍的决定
+中共川东区委员会关于开除方音党籍的决定
+积极地进行自我改造，随着伟大的祖国前进！
+卢于道：扫除我过去反动的科学思想
+吴于廑： 自我检讨
+平原省温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讨论处理王高陞等贪赃枉法强奸妇女包庇反革命案件
+孙绍谦： 检查我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
+许杰： 检查我的政治动摇性和反动性
+中共吉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韩石涛党籍的决定
+顾德仁： 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纯技术观点
+吕逸卿： 批判我的反动思想
+谈家桢： 彻底清除崇美思想，批判教学工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努力改造自己
+检查我的超阶级、超政治思想
+张发初： 检讨并批判我的“个人名利思想”
+钟心煊： 清算我的亲美崇美思想
+中共湘西区委员会关于开除蜕化变质分子王成文党籍的决定
+中央批转出版总署党组关于査禁书籍错误的检讨报吿
+从检查编辑“西风”杂志等事实中彻底清算我的反动的买办思想
+许旺善： 检查我的唯利是图思想
+胡绳,于光远 等： 我们的检讨
+天津市委关于边伴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天津市委关于蔡公琪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曾承典： 检查我的崇美思想及资本主义的教学态度
+茅以升: 什么是我三十年来的主导思想
+徐丰彦： 检查清高保守思想给我工作中的危害
+周钦祺的思想检查（划清思想界限学习）
+北京市民政局1952年三反运动受处分党员登记表 （原始档案）
+何正森： 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张煦： 检查我的好名向上爬思想
+林兆倧： 批判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齐坚如： 检查批判我的名位思想和教学观点
+潘蒲迁： 检查我的反动思想
+华东国营纺织工业委员会关于工时改革中所犯错误的检讨
+上海市委关于大东烟厂歇业请愿事件的检讨报告
+对写好检查提纲的意见
+黄蕴元： 批判我自私自利向上爬的错误思想
+沈三多： 我初步认清造成教学工作错误的思想根源
+石声淮： 清算我底封建思想
+吴之翰： 名利思想支配了我的大半生
+张一凡： 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青年团中央三中全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冯文彬同志错误的决议（胡耀邦、蒋南翔、李昌同志向中央的报告）
+王起： 批判我的反动思想
+粟寄沧： 揭露和批判我的名利思想
+从检查上海市人民法院工作中批判我的旧法观点
+中共抚顺市委关于开除万鹏党籍的决定
+中共华东工业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胡邦凯党籍的决定
+周炳琳：人民民主政权给了中国人民伟大的创造力以发挥的机会
+冯友兰：  对于三年来新社会的几点认识
+唐仲璋： 检讨我的“超政治”观点
+赵富鑫： 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宁之祥党籍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蒋立党籍的决定
+赵景深： 检查我的追求虚名贪图实利的思想
+赵敏恒： 检查我在新闻工作中的反动政治路线
+赵修鸿： 检查我的买办奴化思想行为
+中共甘肃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贪污蜕化分子折国君党籍的决定
+顾颉刚： 个人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周予同： 批判我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软弱性和动摇性
+周志宏： 思想改造学习总结（摘要）
+朱麟五： 检查我的追求名利、雇佣观点与本位主义
+庄礼庭： 批判我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
+白寿彝： 读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学习在国际上划分敌我
+万源县高县长关於赶场乡农民陈连福自杀问题检查报告
+向丈夫的贪污行为展开斗争——陈佩珩积极鼓励丈夫坦白贪污罪行
+读者樊青华来信报告母亲检举了父亲贪污的经过
+黄药眠： 让我们把智识交回给人民
+黄兰荪： 批判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
+黎锦熙： 读了斯大林“十月革命底国际性质”以后
+云南革大校务处关于本校贪污浪费的初步检查
+新疆骑兵第七师政委于春山铺张浪费已被撤职查办
+李宗恩： 我和协和医学院
+中共甘肃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贪污蜕化分子葛澍生党籍的决定
+金克木: 思想改造学习随笔
+郑昌明： 我的检讨
+北京市民政局1952年三反运动受处分党员登记表 （原始档案）
+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除高朗亭党籍的决定
+何定杰： 读“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后的自我分析
+雷圭元： 我的“图案理论”为什么是错误的
+西北局宣传部关于报纸“三反”“五反”宣传的检查报告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开除张春久党籍的决定
+北京公审大贪污犯大会对七个大贪污犯的控诉
+卢书愚： 批判我盲目崇拜罗斯福的错误思想——学习斯大林“与英国作家威尔斯的谈话”的心得
+欧阳山： 我的检讨
+北京市最近逮捕的六十二名奸商的罪行
+中共松江省委关于开除金子忠党籍的决定
+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开除王正平党籍的决定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开除宋亚民党籍的决定
+李国豪： 思想批判及全面交代（摘要）
+中共军委民航局委员会关于开除沈毅党籍的决定
+中共贸易部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杜郁党籍的决定
+对处理病员张克敬生蛆死亡控告信件的错误的检讨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李陶庭党籍的决定
+马大猷: 检讨我的资产阶级思想
+我受到了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我在三反运动中的思想转变
+我终于检举了贪污分子
+检查我的右倾思想
+李鸿寿： 清算我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思想
+欧阳汉元同学是怎样坦白的
+我的思想是如何转变的
+我选择了坦白的道路
+江西省人民政府主席邵式平，副主席范式人、方志纯 关于官僚主义作风的检讨
+民盟广东省支部已决定撤销江会支部委员会并处分文植虞等人
+黄瑞纶：我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
+杨人楩：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是最实际的思想改造运动 我认识了我自己
+杨石先：我看到了学校中的丑恶的一面
+搬掉心中的大石头
+李健吾： 个人历史和创作的检讨
+三反运动把我救出了火坑
+三反运动中的我
+体会了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我坦白了！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开除徐枫党籍的决定
+林传鼎: 初步的自我检讨
+中共旅大市委关于开除吴一非党籍的决定
+中央关于南京地质研究所处理俞建章问题的指示
+赵承信： 批判我的“国际学者”思想
+从我父亲来看资产阶级丑恶的本质
+陈垣： 自我检讨
+李锐夫： 批判我的爱舒适超政治的个人主义专家思想
+中央转发关于正确贯彻处理纪凯夫案件精神的两个文件
+三反运动中的自我检讨
+中共贵州省委关于开除张金波党籍的决定
+周谷城： 检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中共广州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张炜枢党籍的决定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杨奇党籍的决定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左洪涛党籍的决定
+金克木:消除我们自己的思想污毒
+克服个人英雄主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钱钟韩： 克服个人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0.txt b/CCRD/3/7/4/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100e26eb8f626b7ab1a819c7a657af60d7b8f0
--- /dev/null
+++ b/CCRD/3/7/4/000000.txt
@@ -0,0 +1,17 @@
+# 广西信都“反共救国会”假案件是怎样造成的
+
+　　1951年11月有署名“一民”者向最高人命检察署中南分署控告广西省信都县公安局刑讯逼供制造“反共救国会”案，经该署同广西省署及平乐专区公安处前往调查，证实控告基本属实。
+
+　　反共救国会案发生于1951年4月，先是该县第一小学女教师梁桂芳向公安局秘书李达裔密报该校内有一小学生欧芳年等在教室内喊反动口号，公安局即将该学生扣捕，进行刑讯逼供。并依照该学生的口供到居民邓富成家搜捕，恰有商贩邓日春由八步来信都讨债住于邓富成家，即将邓日春逮捕刑讯。在指名问供下，邓日春点头承认是八步反共救国青年团派来与信都与一打铁工人吴桂元联系的。公安局4月18日即按指供的名单逐一逮捕。
+
+　　在审讯邓日春所供的犯人梁茂生时，公安局长在梁耳旁鸣枪威胁，梁在惊骇下唯唯供认，案情遂发展至工人农民及乡村地主中。其后因坏分子黄祥钺供出县府秘书谢上昭，案情又由外部发展到内部，于5月5日进行二次大逮捕。在审讯过程中，因所供组织名称不同，公安局秘书李达裔即施用集体坦白办法——承认者放、不承认者加刑。在集体坦白中始定名为“反共救国会”，并在李达裔主持下分为：组织武装、暴动计划……等五个“单元”进行讨论，计供出参加人数数百名，枪千余支，经费数亿元，构成了一套完整的反动组织。
+
+　　此案共逮捕了195人（死于狱中8人），其中有干部22人，教员17人，聋哑居民1人。在处理过程中，并实行全镇戒严，派兵起款起枪，拆墙挖壁，人心惶惶。该县县长何日先动员“有枪交枪，有钱交钱”，能出钱者无事，没有钱者加刑，弄得商民无奈，变卖货物交款，全镇共27户商民，交款一亿六千余万元及物资一部。
+
+　　这一事件的发生首先是由于公安干部思想不纯，政策水平低，不调查研究，刑讯逼供，其次是由于信都籍干部与贺县籍干部的宗派矛盾。贺县籍干部李达裔刑讯指供，扩大案情把所有信都籍干部扣押起来。
+
+　　中南分署已协同有关机关对本案做了适当的处理：无罪者释放，恢复工作，给死者抚恤、款物如数退还商民并在群众大会上公开检讨，挽回政治影响。公安局长张德义、秘书李达裔、县长何日先分别给予应得的处分。信都县委、平乐专属应作检讨。（信都县委应受适当处分——高检署）
+
+　　 （最高人民检察署）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5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1.txt b/CCRD/3/7/4/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eb1a4409797321343e1cbc64751258421f0fe1
--- /dev/null
+++ b/CCRD/3/7/4/000001.txt
@@ -0,0 +1,61 @@
+# 《楚辞》研究的自我批判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
+
+## 一
+
+　　我研究《楚辞》是从1923年开始的。那时正是胡适大喊“整理国故”的时候，也是“五四”运动不久以后，胡适已经走进了反动阵营的时候。为了抵抗进步朝流，为了阻止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胡适有意识地转移青年目标，企图从现实社会把他们引到古书堆里，不问世事，以免“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就在胡适提倡“整理国故”、提倡考据这股逆流泛滥的影响下，许多青年都做了他的俘虏，而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
+　　胡适的文章，尤其是谈“国故”的文章和他的治学方法，我都感到很大的兴趣。《努力周报》倒不大爱看，附刊在《努力》的每逢星期日出版的《读书杂志》则非看不可。也曾在那里发表过文章。1924年，我和几个同学办了一个学术性的刊物，名叫《国学月报》，以“整理国故”为目的，专门刊载考据文章。精神面貌完全模仿《读书杂志》。这时候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我几乎是胡适的信徒了。
+
+　　胡适的学术思想，文艺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以“实验主义”为其理论根据的。他认为真理都是“假设”的，人造的，根本否认世界上有客观真理，有独立存在的事物的客观规律。他的文艺观点主要是形式主义观点，他的研究方法是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考据方法。因此他研究任何问题，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只看到事物的片面，而看不到事物的全体。一谈到文学，他总是从文学作品的语言文字、体裁形式、艺术风格或表现方法着眼，文学的思想内容和其他根本问题一概避而不谈。或者只是抽象地谈一下，或者在作品本身以外考证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这些都给了我以很大的影响。胡适曾说过，要努力二十年，“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可见他搞学问本是一个幌子，是政治阴谋。而我在当时只是一个为学问而学问的盲从者，不自觉地跟着他跑，当然有所不同。但我为什么不接受当时进步思想的影响，却偏偏要走胡适的道路呢？此无他，显然是和自己的出身和教养有密切关系，不能完全委之于客观因素，不能过分强调别人的影响，主要的还应该正视自己，从自己的阶级立场挖一挖根。这就是我今天检查和批判自己的学术思想的意义。
+
+## 二
+
+　　我的《楚辞》研究的论著中最突出的一种表现，首先就是形式主义的文学观点。这在我的许多有关《楚辞》的论文里面几乎全部贯串这个错误观点。例如《楚辞》的发生和发展本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它是和当时的社会、文化、国际形势以及楚国的腐朽政治的影响分不开的，也就是说，战国时代的社会经济基础，国际均势的剧烈变化、南方文化的特点和楚国内外的矛盾和斗争都同《楚辞》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而我在《楚辞概论》的《总论》中却看得太简单化了。一开始就是形式主义的论调，仅仅从文学形式出发。在谈到《楚辞》与南北文学的关系时，一方面把《诗经：国风》和古代南方民歌中带有“兮”字的诗歌拿来和《楚辞》比较，一方面又机械地把《楚辞》中各种形式的句法如《天问》、《礼魂》、《橘颂》、《怀沙》、《离骚》分为五级，从短到长，从四言到杂言，好像屈原的作品就是按照这几种形式，同生物一样有机地逐年增长逐年发展似的。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例如《橘颂》和《怀沙》都是屈原在江南时所作，而形式各不相同；《哀郢》、《涉江》、《怀沙》差不多是同时所作，而前二篇与《怀沙》也不相同；《东皇太一》、《云中君》与《山鬼》、《国殇》更是大不相同。可见文学形式的长短及其参差变化是由它的内容来决定的。内容需要某种形式，作者就选择适合于表现它的恰当的形式。正如后人作诗，绝句、律诗或古体，尽可随便。如果说一个诗家少年时一定采用某种形式，老年时又一定采用某种形式，那是不可想像的事。所以把《楚辞》形式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这是荒谬绝伦的形式主义的看法。屈原曾向民歌学习是没有疑问的，但不限于民间文学的形式，而更主要的是学习它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内容，同时更学习它敢于同恶势力作斗争的精神。而我在谈到《楚辞》与南方民歌的关系时，除了文学形式之外，什么也没有提到。至于第一篇《总论》中评论《楚辞》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第三篇评论《离骚》的价值，也不是对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进行深入分析，从作品的形式和内容的统一着眼，更不是研究作品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风格，而仅仅提出极不相干的什么“表现的自由”，辞赋、骈俪文和七言诗之祖，以及什么叙传体、对话体、古今最长的抒情诗、联绵词的音节美，等等，无往而非形式范围，全不接触到文学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象。不仅如此，而且还说：“《楚辞》的价值，不在它能传《诗经》的统，是在它能够革新，能脱离‘三百篇’的旧腔调而独立，为我国文学史上特辟一个新纪元。”在谈到“表现自由”这个问题时，我还引用了苏曼殊和胡适翻译的拜伦的《哀希腊》诗为例，认为骚体优于五言，用骚体译的内容至少可以当得住一个“信”字。这不是彻头彻尾的形式主义观点和形式决定内容的谬论吗？我这种观点是从那里来的呢？我们知道，胡适在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言论中充分表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形式主义者。他主张文学革命，但并不接触革命文学的内容问题，仅仅把文学革命理解为文章形式的改革，把文学革命的全部意义限制在语言形式的问题上面。例如他在《谈新诗》中说：“我尝说，文学革命的运动，不论古今中外，大概都是从‘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他的《尝试集自序》也说：“我们认定文字是文学的基础，故文学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文字问题的解决。……我们也知道新文学必须有新思想做里子。但是我们认定文学革命须有先后的程序：先要做到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作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语言文字只是文学的工具，文学体裁只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运用不得当，可能会限制创作的发展，但并非决定因素。照胡适的说法，非先解决语言文字等问题，就谈不上文学革命；有了解放的文字，体裁，方才可以运输新东西。这显然认为形式是先决问题，思想内容是次要问题，形式决定内容。本末倒置，岂非大谬？无怪乎胡适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只能看到文学的语言文字、体裁形式和篇幅长短等，而根本看不到更重要的东西。而我在这方面恰恰是受了胡适的影响。
+
+　　我的形式主义文学观点不但集中表现在早期的论著中，就是解放后出版的小册子《屈原》和《“楚辞”论文集》也充分地看得出来。例如《屈原考源》的《余论》部分，我想说明辞赋与齐国的关系和它的源流变迁，首先把辞赋中的铺张、夸大的作风同齐国阴阳家邹衍的幻想夸诞联系起来，又把邹衍同志怪的《齐谐》和《晏子春秋》的故事联系起来，再把《晏子春秋》同宋玉的《大言赋》和《小言赋》联系起来，然后又把先秦的隐语、滑稽家同汉代俳谐的赋联系起来。于是得出结论说：“由齐人的夸诞而变为铺张的齐赋，由齐楚的隐语而变为诙谐嫚戏的辞赋，而辞赋家遂与滑稽家合而为一。这个变迁的线索是极清楚的。然而都与齐国有密切关系。”这完全是从文学表现的种种形式看问题，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事物的内部联系。《楚辞》和汉赋是两种又同又不同的文体，其变化发展首先是由它们的内容决定，而内容又是由作家的现实生活和阶级意识决定。照我的说法，辞赋的源流变迁不是由内容来决定；不但由形式决定内容，而且由形式决定形式了，岂不是极端错误的吗？
+
+　　《九辩》的作者为谁，从前虽有不同的说法，但并不难确定。从篇中“贫士失职而志不平”、“愿赐不肖之驱而别离”等语看来，显然不是为祖国为人民、坚持斗争的屈原的思想感情。而我只是片面地从文章的词句字面的抄袭考察，从文学的表现形式与《离骚》、《九章》的异同来考察，不肯先注意思想内容，只注意句法的扩展、自由变化、接近散文和“兮”字变位等等。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无论结论正确与否，都是形式主义的，同时也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
+
+　　又如小册子《屈原》中评价屈原的作品，前半谈到《楚辞》的来源，基本上仍是三十年前《“楚辞”概论》的观点。后半接触到文学本身的问题，不从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进行分析，而仅仅指出屈原作品中十个特点，几乎全是属于文学的语言、形式、结构、文学素材和表现方法等方面的范围。其中第五点还是《“楚辞”女性中心说》的老调。可见解放后我的错误的文艺观点和研究方法并未得到纠正。
+
+　　马克思主义者的文艺观点和形式主义者相反，是首先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而不是从艺术形式着眼。必须把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看，不应当把它们割裂开来。因为真正的艺术总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单独的思想内容或单独的艺术形式都不能给我们提供真正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把二者截然分开并对立起来是毫无意义的。但在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内容是决定性的因素。可见文学的内容和形式不是两种绝对孤立的东西，而是在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条件下辩证地统一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关内容和形式问题的正确理解。我从前不懂得这个道理，在文学的看法上接受了胡适的唯心主义观点，在论述《楚辞》的许多见解中是离开了内容来谈形式，甚至完全抹杀内容，好像形式孤立于内容之外和内容毫不相干，结果不但取消了内容，不但不能说明文学本质的任何问题，而且文学的完整的艺术形象也被破坏了，连形式也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了。单单从句法形式去看《楚辞》，什么也看不见。我这种文学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反科学的。
+
+　　胡适有意识地把文学的形式和内容截然分开，也就是有意识地把文学的思想内容从形式中抽掉，从而一方面取消了文学的阶级斗争和社会意义，使读者忘掉了现实的政治和社会，丧失了革命的意志；一方面教人孤立地注意并欣赏文学作品的形式美，也就是要掩饰资产阶级文学内容的腐朽性和反动性，以达到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目的。从前我认为当时埋头搞学问的人，至多不过是落后的个人主义者而已。现在检查自己的学术思想，才真正认识到曾经不自觉地给胡适牵着鼻子走的人，又拿错误的反动的观点去影响别人，这就在客观上帮助了反动派，而不利于人民革命事业。
+
+## 三
+
+　　我的《楚辞》研究论文另外一种表现就是主观主义的考据方法，同时也是形式主义的研究方法。例如《“楚辞”论文集》中《屈赋考源》一文就突出地表现了这种情况。《屈赋考源》的主要目的是企图从古代学术流别中探求屈原思想的来源，从而论证屈原不但是一个辞赋家，而且还是一个思想家（在我的另一本《屈原》中指明为“杂家”），同战国时期其他诸子相近，具有鲜明的思想体系。我从屈原作品中摘出个别词句和词汇，分类归纳，证明屈原的辞赋有四大观念：（一）宇宙观念，（二）神仙观念，（三）神怪观念，（四）历史观念。又根据《楚辞》中一些表面词句与战国时的阴阳家和道家的学术思想有某些类似之处，就断定屈原的思想与阴阳家邹衍的学说同出一源，而且与道家庄子有极密切的关系。其实这是毫无根据的。这种研究方法正是胡适所惯用的“实验主义”的思想方法。
+
+　　屈原的作品是文学，诸子的著作是哲学，就其认识和说明事物来说，文学借助于形象思维，哲学借助于逻辑思维，两者根本不能混为一谈。所以拿屈原当作思想家来研究，是根本错误的。艺术形象有它的完整性，它所反映的人物性格，思想意识，不能寻章摘句地支支节节去理解，应该从作品的整体作细致的分析。如果说，某几句有什么思想，某些词有什么观念，那就是形式主义地支解作品割裂形象的方法，当然不能正确理解作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比如我们说，屈原有高度爱国主义思想，或者说，屈原有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这一论断是从诗人的全部作品中概括出来的，因为从《离骚》、《九章》等诗篇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为国家培养人材、同腐朽贪婪的妥协投降派作坚决的斗争，以及始终不忍离去祖国宁愿杀身以殉的精神。而这一切都是构成屈原的爱国思想的因素。这一切的总和就是屈原的爱国思想，也就是他的作品的思想性。我们决不能割裂某些词句认为就可以代表屈原的思想。那么屈原在诗篇中用了许多天文地理方面的名词术语和神话传说的故事，乃是作为文学的素材，而不是作家的思想本身。如果认为这些可以代表屈原的什么观念，那显然是错误的。就拿神仙思想来说吧：《离骚》的神游不消说不能理解为什么“神仙观念”，即如《远游》一篇，如果真是屈原所作也只能看作是屈原愤世嫉俗的矛盾心情的反映。因为他同群小作斗争，同时也感到现实环境的污浊，借此抒写愤惫，暂时给自己一点无可奈何的安慰，这是很自然的。试看他一开头就说：“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又说：“遭沉浊而污秽兮，独郁结其谁语？狂耿耿而不寐兮，魂毙茕而至曙”。这是对现实不满，精神极端痛苦的表现，难道真是羡慕神仙之乐的吗？古来多少作家写游仙诗以寄托悲愤，如果只就表面词句上看，那是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歪曲作者的本意的。所以我说屈原有神仙思想，不但错看了他的作品，而且把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看成燕齐的方士，大大地贬低了诗人的地位，这是十分荒谬的。
+
+　　从屈原作品中摘出个别词句或词汇来说明他的思想意识已经是方法的错误，从这些现象来考证屈原的学术思想的来源，因而得出结论论，屈原的《楚辞》是与出于古代羲和之官的阴阳家和出于史官的道家有渊源关系，那更是错中之错。因为文学和哲学虽然都是社会意识形态，彼此之间也可能相互影响，但它们的发生和发展都有各自的客观规律。如果说《楚辞》或屈原的文艺思想是与某家某派的学术思想同出一源，这就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是显然不符事实的。现在再看我这个结论是怎样得出来的。
+
+　　首先，我因章学诚的暗示，说《楚辞》是屈原一家之书，诗赋一百六家，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①于是错误地认为《楚辞》也同九流十家一样，也是一种专门学问。又误信《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之说，就按照形式逻辑的方法推论：既然九流十家之学各有所自出，《楚辞》又岂能例外？殊不知认为诸子出于王官，乃是汉代的唯心主义史学家的谬说，绝对不能作为依据。但我看见屈原作品中有不少关于天文、地理、神话等等奇怪之谈，胸中就有了一个成见，于是大胆地假设屈原与阴阳家和道家的学术思想有关，然后多方去寻找证据，企图证明我所预定的主观的想像（所谓“假设”）。在论证所谓屈原的“宇宙观念”这一问题时，一方面看到《汉志》说：“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而所谓“羲和”在传说中是重黎之后，掌管天文历法的事，这本来是很渺茫的；一方面又发现古代文献中有重黎司天司地的传说，而且重黎还是高阳的后代，楚国的祖先，这样就断定楚国是天文学家的后代，屈原既与楚同姓，就捕风捉影地下了这样一个论断：屈原是帝高阳之苗裔，重黎的后代，他又是个“博闻强记”的人，虽然时代远隔，想必“家学渊源”多少总懂得一点。这里我不管重黎、羲和都是神话传说中的人，司天司地是虚无飘渺的事，而且把这个传说想像为后世学术的传授，目之为“家学渊源”。试问，这对任何人有丝毫的说服力吗？然而为了证实我的主观想像，就在《楚辞》中找到一些词句和词汇，例如“摄提”、“孟陬”、“仲春”、“孟夏”之类，“天津”、“咸池”、“旬始”、“文昌”之属，来“证明”屈原有天文学说常识。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屈原同阴阳家挂上钩。然后又从《天问》中一些有关天体、天象、天算、地理等方面的问题进一步推论屈原的“宇宙观念”。特别是拿《天问》中有关地理、生物的问题同邹衍的学说相比附，即所谓“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这样层层推演，于是乎就得出了预期的结论：“所以我说，屈原的思想是有了古代天文学家的渊源，而与出于羲和之官的阴阳家邹衍同出一源的”。邹衍是齐国人，而屈原又屡次出使齐国，认为“势必直接受其影响”。这样就把屈原同邹衍拉上了关系。以上是说明我在《屈赋考源》一文中所运用的考据方法，其余神仙、神怪、历史等观念的论证基本上是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照我这种方法进行研究，古代作家不知有多少人都可以说是天文历数家，都是与阴阳家同出一源的。陶渊明就是一个，因为他的诗篇不是有很多用甲子为题的吗？不是也有“仲春”、“孟夏”等等纪时序的诗句吗？更可注意的不是还有《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多，充满了“神怪观念”的吗？我这样说，你相信么？我想是决不会相信的。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毫无疑问，我是根据自己偶然想到的“假设”，用形式主义的观点，东拉西扯，似是而非地找出一些所谓“证据”来符合自己主观的“假设”的，表面上好像很有根据，有事实，对唯心主义者来说，或者很会起蒙蔽作用，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眼睛却是蒙不住的。无论如何，其结论是站不住足的。这种主观唯心论的掩眼法，就是胡适所惯用的“实验主义”的考据方法。
+
+　　注：①  见《文史通义：文集》。
+
+## 四
+
+　　在我的《楚辞》研究论文中还表现了一种形式主义和封建思想相结合的文艺观点。这可以拿《“楚辞”论文集》中的《“楚辞”女性中心说》和《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两篇为代表。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我深受封建正统派学术思想的影响。我利用形式主义的考据方法来宣扬反动的封建文艺思想，强调《楚辞》的比兴表现法和《诗经：国风》的讽刺，春秋时公卿大夫的赋诗及战国时文人隐语的关系，企图对《楚辞》建立一个系统的解释，结果不但不能说明屈原全部文艺作风的任何问题，反而破坏了屈原作品的艺术形象，同时也贬低了伟大诗人的地位。
+
+　　在《“楚辞”女性中心说》里，我企图从屈原作品中一些以女性为譬喻的词句和词汇来说明《楚辞》在表现技巧上的大进步，同时又根据这些来推论屈原是以女子象征自己的遭遇，好比一个见弃于男子的妇人，他被楚王放逐，好比封建时代犯了“七出”的弃妇。理由是古代臣子的地位和妻妾相同，所谓“臣道”和“妻道”一样，他这样比是有道理的。证据就是《楚辞》中那些美人、香草、昏期、媒理等词句。说什么女人最爱花，所以常以香草自饰；“荃荪”犹“檀郎”，表示最亲昵；女媭是女傅保姆之类。并且推论说，惟其屈原以女子自比，所以《楚辞》中常有“蛾眉”、“嫉妒”、喜欢哭泣、陈词诉苦、求神问卜、指天誓日的话，这是一个旧时的十足的女性。我们不否认屈原诗篇中常常用一些女性的象征，最显著的如《离骚》的“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等句，但这不过是文学的一种表现手法，只能理解为文章技巧的问题，不能认为作者其以女性自居，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断定屈原承认自己如同一个弃妇的身分。这是十分明显的道理。至于个别词汇的运用，如“美人”、“媒理”、“嫉妒”等等，更是属于语言修辞的范围，不能拿文字的概念代表作家的思想，尤属显然。屈原曾以鸾凤骐骥自比，难道可以说他有甘与鸟兽同群的意思吗？而且文学的语言、风格、表现方法等都是文学的形式，不能离开内容来考察。因为没有形式的内容和没有内容的形式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艺术家在创造艺术作品时，总要寻找某种最恰当最完美、足以表达内容的艺术手段，所以艺术的形式必须完全适合内容并体现内容。屈原诗篇的艺术成就也体现了这一点。它的丰富多采的比喻就是它的完整的艺术形象的一部分，不能用支解割裂的办法去理解。美人香草是诗人描写自己的芳洁的品质和坚贞的志操，反之也用那些“臭禽恶物”来比楚国的谗邪小人。他使用一切艺术手段为自己整个艺术的思想内容服务，因此反映在诗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是多种多样的，同时又是统一完整的。例如说：“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岂不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堂堂男子的形象吗？怎见得只是一个庸俗的爱好什么装饰的女性呢？至于以哭泣、陈诉、求神问卜、发誓愿等等来附会屈原自比女性的荒谬推论，更是不值一驳的。我同意封建文人的错误看法，说什么“国风好色而不淫”的评语是真正懂得《楚辞》的作意，这不但歪曲了诗人的形象，而且也侮辱了女性，除了暴露我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和浓厚的封建意识而外，没有说明任何问题。
+
+　　这篇文章的《余论》部分，我极端荒谬地把我国伟大的文学传统的“风”、“骚”说成代表女性，说它们都是欢喜谈女人的。又错误地认为汉魏诗之所以近乎“风”“骚”，也是因为爱用“比兴”体，爱谈女人，常借女人作为别种意义的象征。并举出一些例子，企图说明中国诗歌中以女子为寄托的传统作风都是发源于屈原的《楚辞》。在这里，我既贬低了《诗经》和《楚辞》的社会意义与艺术价值，也曲解了杜甫的诗意。《诗经》不必说，两汉乐府民歌和建安前后的五言诗，基本上反映了社会生活和阶级矛盾，是现实主义的文学，是直接继承《诗经》、《楚辞》的传统的文学。所以杜甫说汉魏的诗歌近于“风”“骚”，并不是由于什么爱谈女人的缘故。况且我把乐府古辞中以妇女故事为题材的如《陌上桑》、《妇病行》、《焦仲卿妻》等篇，以反对战争为主题的《饮马长城窟》都当作谈女人的诗，那更是荒唐透顶！至于唐宋以来，个别封建诗词作家的作品，有时以女性自况，或者别有寄托，如王维的《西施咏》，反映他们对于统治者一种希荣邀宠的奴隶的卑屈的本质，与屈原的风格毫无共同之处，更谈不上继承“风”“骚”的统绪了。
+
+　　《论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一文是《“楚辞”女性中心说》的进一步发挥。其目的是要说明屈原文学的比兴作风从何而来。据我当时的看法，它一方面来自诗三百篇中风诗的讽刺，一方面又与春秋战国时的“隐语”有关。最后更说明后世许多作家——从宋玉以来的许多赋家和汉魏以后的诗家——一直承袭着这种作风，成为我国文学流派中的一种特殊风格。我们知道，文学中许多新颖的艺术风格都是从民间创造出来的，比兴的表现法也是民间文学的特点。屈原文学的这种作风本是从民间文学学习来的。从这一点意义上看，我们说屈原向诗三百篇——特别是《国风》学习，吸取某些养料，当然是可以的。王逸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也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但任何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总是为了表现内容的。屈原在政治上的斗争是那么尖锐，生活是那么紧张，思想感情是那么矛盾、激动，因此他的诗歌的语言就不是某种简单化、概念化的样式所能胜任。所以屈原作品中特别需要复杂的形象化的语言，其中最突出的也就是比兴的语言。原来屈原这种艺术形式和艺术手法是为其内容服务的，非此则不足以表达诗人的思想情绪，这中间本是和谐的统一。所以屈原对比兴法的大量采用决不能理解为单纯的形式模仿，更不能片面强调夸大文学的继承性而忽略了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及作品产生的社会现实基础。否则就是从形式看问题，就会陷入形式主义的泥坑。
+
+　　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论到屈原比兴作风的来源时，还大量引证封建学者的曲说：硬把《诗经：国风》的“风”说成是“讽刺”、“谲谏”，而“讽刺”就是“谓譬喻，不斥言也”；“谲谏”就是“歌咏依违，不直言也”。认为这是足够说明一部分“风”诗的基本精神。又引用汉人许多错误的说法，既把《楚辞》的讽谏和汉赋的“劝百讽一”等同起来，又把辞赋（包括汉赋）同诗骚（主要是《国风》）等同起来，认为“从文学的性质和技巧上论，辞赋与诗歌根本没有区别”。其实，《诗经》中的《国风》和《小雅》的一部分基本上都是人民的呼声。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社会现实生活，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斗争性，是现实主义的优秀作品。《楚辞》反映了诗人屈原坚持斗争、热爱祖国的精神，是现实主义与积极浪漫主义结合的伟大创作。它们与反现实主义的贵族文学汉赋有本质上的区别。我所征引的不过是封建学者故意尽量贬低《诗经》中民歌（《国风》）的价值，贬低《楚辞》的价值，抬高汉代士大夫帮闲文学汉赋的地位的反动说教。把三者混同起来，把“风”“骚”中的斗争精神和积极意义尽量抹煞，说什么“主文而谲谏，故曰‘风’，”说什么“从容辞令”“婉而多讽”，而屈原的这种作风又是受了春秋时代贵族们在外交辞令上“微言相感”的诗谜游戏的影响。这些都是替封建学者做宣传，宣传儒家的“温柔敦厚”和“怨而不怒”的诗教。我们不是说屈原文学上的成就完全与历史绝缘，但不应该强调它的继承性而忽视它的发展的各种复杂因素。我们并不否认《国风》有些较温和的讽刺诗，也不否认屈原作品中亦有委婉从容的风格，但如果片面强调这一方面，把它们同汉赋混为一谈，不但鱼目混珠，而且显然是取消了文学的战斗性，麻醉人民的斗争意志，结果只会对封建统治者有利。
+
+　　至于本文论到春秋战国时代齐楚二国的隐语与《楚辞》的比兴作风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寓言，故事，隐语、廋辞都是起于民间，春秋战国时的学者文人、知识分子常常喜欢利用它们来论事说理，也是从民间创作学习来的。比兴和隐语虽然性质略有相似之处，但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显然大有区别，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说齐楚二国隐语流行，屈原到过齐国，才会写出这样富有比兴风格的诗篇来，那也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自然也是十分错误的。
+
+　　至于我的《楚辞》论文中征引材料以反封建学者的言论，不加批判，如《论“九歌”山川之神》等篇所在都有。这种材料主义、客观主义的研究态度，事实上也起了宣传迷信，宣传封建思想的作用，对新社会危害尤大，以后拟专文批判，这里暂不涉及。
+
+## 五
+
+　　从来学术总是为政治服务的，也总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五四”以来，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已在指导革命运动，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的学说也正在泛滥流行，同时中国封建主义的遗毒犹深入人心。这时期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接受革命理论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绝大多数都不免双重的影响，特别是胡适所散播的那些影响。这是当时一般情况。但由于我为出身和教养所限，不向进步的方向发展，反而跟着胡适跑。这也是解放后在党的教育下才认识到的。解放以前，我长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为学问而学问，自以为是超政治的。其实这种态度是为反动政权服务，无论你自觉不自觉。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第三种人，政治上也不可能有第三条路线。表面上脱离政治，教学，读书，写文章，与世无争，似乎不过是个人主义的表现而已。事实上这种个人主义的态度正是旧社会所最欢迎的，因为它是旧社会组织的细胞。至于教学，读学，写文章，更是要直接为旧社会的基础服务。你教的是什么学，读的是什么书，写的是什么文章，那都牵涉到学术思想问题，牵涉到阶级的利害问题，更不能不替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政权服务，不过服务的形式各有不同而已。比如我研究古典文学，不消说观点、方法都是资产阶级的，就是研究的态度也是资产阶级的。正因为如此，我过去的研究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无计划无目的的，只从个人兴趣出发，不管题目如何，研究对象如何，有了材料就写文章，为写文章而写文章，为研究而研究，目的为了什么是不明确的，有用没有用，有没有必要，更是不加考虑的。例如我在1946年出版的《屈原》第二章，用了十多页的篇幅叙述屈原时代的国际形势，并且附了一个十四五页的大事表，考证秦孝公至六国灭亡140年间的史实，费了很大的功夫，对于研究屈原并无多大关系。又如同书第四章，不厌繁琐地考证屈原的姓名、里贯及家世，而家世方面又考证了屈原以前姓屈的人二十多个，第五章考证楚国王族三姓中昭、景二氏的人名又是十多个。《“楚辞”论文集》中《论“九歌”山川之神》一文，从各种记载和小说中考证河神、江神和山神的亲属关系。诸如此类，并非必要。然而都是从兴趣出发，为考证而考证，弊精劳神，于事无补。这样就不但自己钻到牛角尖里去，而且引导别人逃避现实，陶醉在故纸堆中，一切不闻不问，非常符合反动统治的要求，不知不觉地替反动政权服务。
+
+　　解放前，我写过一本《读骚论微初集》，1937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书包括1931——1936年我所写的有关《楚辞》的论文九篇，其中荒谬的论点极多。解放后，这书早已绝版，书铺中很难买到。1955年，我又编了一本《“楚辞”论文集》，其中上卷就是《读骚论微》，下卷则收集1943——1953年所写的文章。起初由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后来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出版前曾将其中几篇文章里面几处显著的错误作了一些局部的表面的修改，贴了几条标签，文章的基本论点和主要内容却原封未动。今天检查起来，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我随便将解放前的东西拿出来重印，宣传资产阶级思想、唯心主义的学术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大量散布毒素，迷惑读者，对新社会起了难以估计的恶劣影响和危害作用。这是不能原谅的。我虽然不是有意识地这样做，但一方面由于水平太低，看不出书中的问题，一方面只是想把它作为研究《楚辞》的参考资料，决不敢认为结论正确。但我没有想到，如果真正对人民负责，那本书就根本不该出版，即使出版，就应当全部看作解放后的新著作，就要对读者认真负责，其中许多文章就应该严加去取，而不能敝帚自珍地和盘托出。何况我多年研究《楚辞》，仅管我在书跋中如何声明；对一般水平不高的读者来说，是难保不上当的。从三年来书的发行量来看，客观上的危害性是非常之大的。今天我才真正体会到，归根究底，一切都是立场问题。一切学术观点、思想方法是同人们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没有正确的阶级立场，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学术观点和正确的思想方法。我之所以会在解放后仍然在考据的掩护下宣传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当然和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有关。所以我认为批判自己的学术思想，应该说就是改造自己的阶级立场；而自我批判的过程，也就是自我革命，彻底改造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政治立场的过程，同时也是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政治水平的过程。如果没有正确的立场，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是什么也不会有成就的，就像我研究古典文学一样，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用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当然是一事无成，毫不足怪的。现在体会到唯有兴无灭资，从头学起，以政治为统帅为灵魂，拔掉白旗，竖起红旗，这样再来做科学研究，才会对人民革命事业，对社会主义建设有所贡献。今天，祖国的各方面部在空前跃进，我们的学术思想也必须以跃进的姿态，又快又好地彻底改造，才能赶得上当前形势的发展，适应当前文化建设的需要。这就是我今天自我批判的意义。然而这仅仅是初步的检查，以后还必须在党的领导下，继续深入地彻底地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封建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大破大立，透破透立，努力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科学的方法，来做好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
+
+　　来源：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辑《文学研究与批判专刊》（第一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2.txt b/CCRD/3/7/4/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dafd7abbaab01ca8003c7ea03c30f0282f40b1
--- /dev/null
+++ b/CCRD/3/7/4/000002.txt
@@ -0,0 +1,13 @@
+# 中央关于严格检查与处理类似黄逸峰压制批评事件的通报
+
+　　兹发去华东局关于公布黄逸峰事件的通知，望在报刊发表。中央认为华东局如此处置是正确的，必要的。黄逸峰事件已在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先后公布，两报都写了重要的社论。各地除应告官员注意阅读华东局各项有关文件及人民日报社论外，并且注意检查干部中类似黄逸峰这样违抗中央一九五零年四月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压制批评、压制民主、对上欺骗隐瞒，对下打击报复的事件。对于这些事件均应严格处置，并选择重要者在报上公布（但不必在电台广播），以推动全党对反对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下属组织中的命令主义、恶霸作风，反对一部分干部目无党纪法纪、不服从党的领导、把自己所领导的单位当作独立国为所欲的极端危险的倾向。
+
+　　（附：）
+
+## 华东局关于公布黄逸峰事件的通知
+
+　　华东交通部部长黄逸峰等人反对民主、压制批评、对上隐瞒欺骗、对下打击报复，华东局已根据这种错误的严重性质，决定开除黄逸峰的党籍，并对其他有关人员分别予以应得的处分。该项有关新闻及社论，即在人民日报（已在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 – 编者注）和解放日报发表，望各地党委注意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藉以提高党员党性修养，改善工作作风，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加强党与群众的联系，发动坚决反对压制批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及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写假报告、虚报成绩等反党的恶劣行为和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作风的斗争。
+
+　　各地党报除对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有关黄逸峰事件的社论、文章、新闻及时转载外，并可根据党地实际情况，撰写社论或短论予以配合。各省市负责同志应为解放日报写一篇文章，对这一事件表明态度，并号召与组织党地干部、群众充分揭发类此事件。此类文章如认为必要，亦可在党地报纸同时发表。
+
+　　各地对此学习情况及思想动态望及时具报，并望向解放日报报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3.txt b/CCRD/3/7/4/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fd441d81d2acbe6aee2d4f86fe0ad96255ba29
--- /dev/null
+++ b/CCRD/3/7/4/000003.txt
@@ -0,0 +1,13 @@
+# 山东省第二康复医院关于“张克敬生蛆死亡事件”的错误的检讨
+
+　　病员张克敬同志生蛆死亡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我院领导上存在着严重官僚主义，对人民生命极端不负责任所造成的恶果。张克敬同志于一九五一年六月由原山东第八医院转来我院一分院休养，入院之初，患者一般情况尚好，但由于我们对病员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入院后未给予适当的营养、治疗，致使患者病情逐渐恶化，以至死亡，由于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缺乏深入检查，因之对张克敬同志病情加重，下肢活动不灵，大小便失禁，没有察觉，更没有派专人护理，直到病人生褥疮生蛆死亡后，我们竟不知褥疮生在何处，这说明我们官僚主义的严重，已达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张克敬同志生蛆死亡惨痛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
+　　一、我们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缺乏政治责任感及阶级同情心。具体表现在我们工作布置多，督促检查少，而是坐在机关听汇报、听喜不听忧，工作计划不从具体情况出发，对群众的意见也不是采取虚心听取的态度，而错误地认为是找麻烦。如郭其宾同志提出控告我院三反运动中的问题及医疗事故等，我们不但没有虚心考虑正确的一面，积极采纳改正，反而在党员大会上说郭其宾同志“胡扯”，这说明了我们的民主作风是很差的，以致我院正气不能伸张。在医疗护理上我们本应根据康复医院的性质和上级指示采取“予防为主”的方针，但由于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交待任务简单化，特别缺乏具体指导和亲自动手检查，因此下面在进行工作时敷衍塞责，我们也不了解与漠不关心。
+
+　　二、我们对各分院工作人员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很差，而是单纯的使用观点。对某些工作人员思想上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的倾向，以及违法乱纪的行为未作及时严肃的处理和进行教育，甚至是放任纵容，造成病员不应有的痛苦，以至死亡，给党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同时对干部的使用上没有依照干部政策去办，而是从印象出发，对干部缺乏教育，赏罚不明，所以更助长了某些工作人员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
+　　三、由于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造成渎职犯罪的行为。这一惨痛的死亡事件，事前未有察觉，事后又没有作严肃认真的处理。对此问题只敷衍潦草的处理，在处理中我们竟连检讨都没有作。错误地认为张克敬同志惨痛死亡事件是医务护理人员的责任，领导上只负有教育管理不够的责任；更错误地认为领导上不可能深入到下层了解情况。特别错误的是当王炳东同志发现此问题，向领导上提出控诉揭发时，由于我们的阶级觉悟不高，仍未严肃认真地组织专人调查处理，即交给秘书室办理后便转交分院，分院接到后又交一护士整理这一材料，虽然承认了张克敬同志生蛆致死的责任，但尽量推卸责任和掩饰错误，对王炳东同志的揭发不但不表示竭成的欢迎，反而污蔑控告人有问题，要求医管局调查处理。正由于我们平时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对工作人员缺乏思想教育，在工作中失却控制，故分院将推卸责任的答复报告交本院后，我们即将分院整理的材料原封未动的转交医管局。尤其严重的是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及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派检查组到我院重新调查处理张克敬等死亡事件时，我们由于缺乏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认为“此案件已处理完，只是处理尚不完善，工作组来帮助我们再将情况全面的整理一下就可以结束了。”因此在思想上没能引起重视及积极的参与检查，而是被动的，直到召开代表会，对张克敬死亡事件，仍然不能积极的从领导本身去检查。认为叫医务主任检讨下就可以了，我们已处理完啦，医管局对我们不支持和不重视，因此我们处理的不全面，以这种错误的思想推卸残害伤病员的犯罪行为。
+
+　　以上错误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我们领导上存在着高高在上不关心伤病员疾苦，漠视人民生命，自以为是，不深入群众的恶劣作风所造成的。我们除作此检讨之外，并愿接受领导上给予我们的应得处分。我们有决心以此惨痛事件为戒，在今后的工作中遵照上级指示，克服官僚主义，深入下层，并加强政治业务学习，提高技术，改进工作，树立牢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观点，作好党与人民所交给的光荣任务。
+
+　　来源：1953年2月26日《大众日报》第三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4.txt b/CCRD/3/7/4/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191d326af2b6bb953f6c18f763cbc46dfa5fc9
--- /dev/null
+++ b/CCRD/3/7/4/000004.txt
@@ -0,0 +1,19 @@
+# 山东省康复医院管理局关于“张克敬生蛆死亡事件”的错误的检讨
+
+　　第二康复医院发生病员张克敬生蛆死亡事件，是由于我局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与缺乏政治责任心的结果。这一严重事件使党与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受到极大的损失。前一时期我们对这一事件认识不够，处理不严肃不免责，经领导上的教育，及我局第五次局务扩大会议的检查，我们已认识了这一错误的严重性，现检讨如下：
+
+　　首先是局领导上存在着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严重的官僚主义思想与作风。在张克敬同志生褥疮生蛆的当时，局对全面的工作没有很好地掌握起来，相反却把最重要的工作——加强对重病员的医疗与护理工作放弃了。在工作计划中只提出“加强护理工作”，而没有交代各院（队）具体的作法与要求。在工作计划下达后，只满足一次会议的讨论与布置，没有具体组织执行，也没对这一工作进行监导与检查，盲目地满足各院的执行计划与工作报告，由于这种不负责任的领导，致造成张克敬同志生蛆死亡等事故的发生。
+
+　　其次，我局存在着漠视下情、漠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康复二院是整编不久的医院，内部情况比较混乱，局没有抽出力量，加强二院的领导，对该院的各项工作除了会议上听取汇报外，平时根本没有进行检查与具体指导，解决可能解决的问题（如被、褥等问题）。当张克敬同志死亡事件发生后，局没有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加以处理，竟把二院的处理报告又推交二院“结合三反调查处理”。因对处理的原则、办法与要求等重要问题，均未作详细的交代，也没有具体的组织进行。结果，康复二院一分院由一个护士把材料整理交我局，其报告中虽然承认事实，但情节含糊，尽量掩饰，我们对此报告未作了解与研究，即以卫生厅名义拟稿抄转。其中要求“审查控告者”，局对这一严重的错误行为，也未给予任何批评与处理。这说明我们对群众的意见是漠视的。由于我们对群众的意见漠视，就助长与纵容了下面错误的发展，这种敷衍塞责的态度，实质上是对人民群众事业不关心的恶劣行为。
+
+　　再次，我们漠视政治思想领导，存在着单纯技术观点。我局对全体工作人员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尤其是没有按照上级“面向工农兵”的指示，有系统地进行思想教育，因而未能有效地提高工作人员的爱国主义思想与树立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的观念。
+
+　　以上的错误说明我局领导上政治责任心薄弱，辜负了党与人民对我们的重大委托，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行为。也说明了我们缺乏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我们不能经常主动地进行检查工作，倾听群众意见，发觉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对待人民的来信也不能认真的研究与严肃的处理。我局除对以上错误进行检讨，愿接受上级给以应得的处分外，并决心接受以下教训：
+
+　　（一）坚决克服官僚主义的思想作风。事实教训我们，克服官僚主义的作风，是杜绝医疗事故，办好医院的决定关键。今后一定遵照上级指示，结合实际工作情况，认真计划工作，并作到及时具体指导与实地检查，切实纠正我局的文牍主义与坐机关等报告的恶劣作风。
+
+　　（二）正确地对待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深刻学习与领会上级指示的精神。首先从领导思想上重视起来，负责人亲自动手，真正把这一工作当作我局领导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并设专人办理，同时建立经常制度。
+
+　　（三）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向旧的医学观点，单纯技术观点，进行严肃的斗争，在各康复医院中认真进行“面向工农兵”的政治思想教育。坚决贯彻中央以“予防为主”的方针，防止轻病转重或可能避免的病变，特别加强与改进对重病员的医疗与护理工作。对每个伤病员的病变，不论在什么时候与场合，都应该当作十分重大的事件去处理，纠正那种马马虎虎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
+
+　　来源：1953年2月26日《大众日报》第三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5.txt b/CCRD/3/7/4/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e7a783ffb61c38ccece7dcab397fcb3710026f
--- /dev/null
+++ b/CCRD/3/7/4/000005.txt
@@ -0,0 +1,19 @@
+# 河北省委关于王振海反党罪行事件的检讨
+
+　　华北局批示：
+
+　　同意你们关于王振海反党罪行事件的检讨，我们认为你们的检讨是诚恳的，这一检讨不仅对河北的党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即对华北全党也是富有很深刻的教育意义的。
+
+　　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利用职权、完全从个人利益出发、报复陷害共产党员李小六的严重事件，省委在领导上负有重大责任，而且在处理其问题时又犯了严重的错误。
+
+　　我们在处理这一严重事件上，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从范文与同志向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这一严重事件起，到人民日报发表范文兴同志揭发王振海违法乱纪的检举信止，共历时一年零四个月。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在范文兴检举前盲目地批准王振海所报逮捕反革命分子（包括李小六在内）的数字，而且于事后对问题处理亦不严肃，一拖再拖，越拖越松，最后竟对这一严重事件错误地采取“三反”中曾采取过的“具结了案”的办法，给以当众警告处分，草草结束。由于我们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对这一严重事件的情况和性质弄不清，当时居然相信了定县地委代替王振海向省委写的假报告，并盲目相信王振海“用党籍担保”不是报复陷害的谎言；同时我们还误认为王振海和范文兴“有历史成见”，因而掩盖与冲淡了这一政治原则性问题，就盲目地偏听偏信了王振海的谎话，铸成大错。
+
+　　我们犯严重的官僚主义错误，是与我们平日学习和细心钻研上级党的指示不够所造成的政治敏锐性迟钝分不开的。由于我们政治敏锐性迟钝，主动地自觉地掌握党内思想特别是主要干部思想情况是很差的。对在新的革命胜利形势下，不少干部特别是一部分负责的老干部居功自傲，滋长着特权思想，不民主、怕批评、怕群众监督，以及我们的党是执政的党，与地下党时完全不同了，我们的干部特别是负责的干部，领导上对他们检查教育不严，就有发生严重问题的危险是认识不足的。因为上述问题的存在，看问题就不尖锐，往往将问题性质界限分不清，对待问题不严肃认真，所以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就不及时，或处理得不当，如此，实际上就助长、放纵了干部的错误行为，结果是害了干部，对党也一再造成损失。
+
+　　与上述错误相连而且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认真接受叛徒刘青山、张子善事件的血的教训。在干部政策上右倾，对犯错误的干部特别是对负责干部，迁就他们的斗争历史、功劳多，从而姑息、优柔寡断，对群众和下级干部检举的材料也就重视不足，不从这里边瞭解领导机关和干部执行政策法令的程度，瞭解他们的思想作风，而是偏听偏信主要负责干部的意见，不重视次要干部和群众的意见，这就障碍了党内民主的发扬，使民主的门窗不能大开。如对王振海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问题性质的界限未划清，处理时马马虎虎，充分说明了我们偏职偏信，没有接受刘、张事件的惨痛教训。
+
+　　从过去的严重官僚主义、姑息干部、处理问题软弱等与王振海事件联系起来，对我们的教育是极为深刻的。华北局给省委以指责的处分是非当必要的，我们完全同意并接受这一处分。
+
+　　从此我们不仅随时警惕前犯错误，并痛下决心坚决改正之，着重发扬党内民主；深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同时在全省范围内，坚决开展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的长期斗争，来表明我们接受错误的实际行动。
+
+　　上述检讨妥否，请批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6.txt b/CCRD/3/7/4/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1d40eaad50592640cbff88fa7e3c6df8424b0f
--- /dev/null
+++ b/CCRD/3/7/4/000006.txt
@@ -0,0 +1,63 @@
+#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处理决定
+
+## 中央指示：
+
+　　三月××日电悉。同意你们对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处理决定，并在人民日报上公布。
+
+　　 1953年3月
+
+## 华北局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
+　　为了严肃慎重地处理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报复陷害党员李小六事件，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于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将此案有关人员二十余人先后调来北京。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向有关的一百四十余人进行了调查，并召开了王振海等三十余人的对证会议，充分听取了原告、被告、受害人以及有关证明人的意见。在研究过程中，由于对此案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在作结论以前，曾开过三次激烈的辩论会议。最后，华北局常委会根据确凿证据，始将此报复陷害事件的性质肯定下来。
+
+　　现将“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处理决定”送上，请审查批示。我们同意此决定，并拟经中央批准后在人民日报公布。
+
+　　 1953年3月
+
+　　河北省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为了达到私人报复的目的，利用职权，阴谋陷害党员李小六的严重事件，经过我们长时期多方面的对证和调查之后，真相业已大白，王振海的反党罪行，业已完全证实。
+
+　　李小六（即李英）为河北省无极县东牛村人，共产党员。一九四二年日寇“五一”扫荡后，李小六曾被我派遣至正定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并有一定成绩。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李积极领导本村农民向封建势力作坚决门争，门争锋芒会触及王振海的爱人张英个人的及其家庭的利益，自此即招来张英方面的仇恨，而被张英视为眼中钉。
+
+　　张英（共产党员，前任安国县城开区区委组织委员）的家庭，在过去曾是东牛村拥有二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一九三三年后下降为中农。张英自参加革命后，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并未得到改造，她在一九四六年与其父、嫂分家时，会将两个小孩和王振海都写在她家负担册上，以减少对国家的负担，一九四八年土改时又在王振海家分了五个人（王、张及其小孩）的土地、房屋。张英在土改中不仅不支持农民斗争，反出面干涉土改，包庇家庭。一九四七年土改覆查时，张英听到她的妹妹因怕斗争藏起两个包袱被贫农团查获的消息，即亲自回村将包袱从贫农团手中要回，说包袱是她自己的，还反咬一口说包袱里少了东西，为此贫农团会令其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事后张英表示这比打她几个耳光还要难堪，表示大不甘心。覆查中，群众又将张英的本家叔父（曾在任为保长的秘书时有贪污行为）清算斗争。一九四八年春，因当时群众不明政策，又以“查三代”的办法将张英家划为破落地主，将张英父亲李白雪扣押十余天，并计划拆掉张英在娘家所分的三间砖房。此时张英又回家住了十多天，直接干涉农民的行动，为此引起区村干部的极大不满，并经县委提出意见，张英才被迫离开。但自此以后，张英便对李小六怀恨在心，并开始积极策动其爱人王振海，藉王之职权，并与王串通一气，对李小六实行报复陷害。
+
+　　王振海、张英为了达到报复陷害的目的，并把这一罪恶目的巧妙地掩盖起来，首先被他们利用的便是李小六曾在伪治安军中充任过情报员这一事实，他们由此捏造李小六的种种“罪名”。一九四八年八月，王振海亲赴无极县，向当时县委委员周鸿义、张济世等当面介绍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将被我方派遣至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小六，诬说成是“投敌干部”，说“李在正定伪治安军当情报室主任时，对人民危害很大，我们的工作进不去，并曾杀过我们的区委书记”（意思是指张英的哥哥区委书记李硕彦是李小六所杀，而事实是李硕彦系被当时汉奸王荣贵向敌告密而被敌杀害的，与李小六毫无关系），并造谣说“当时橐无县委会决定将李小六作为‘单打一’的对象”，实际并无此事。张英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一日及一九五O年四月，亦向无极县委“介绍”李小六的情况，把在村积极工作的李小六诬说成是“掌握村中大权，专闹宗派、闹不团结的坏分子”，说李小六“手黑”（黑枪杀人的意思）。王振海竟把东牛村的贫富情况也给颠倒过来；东牛村明明是东头富西头穷，他却向县委硬说是东头穷（他丈人李白雪住东头），西头富（李小六住西头）。根据自己所捏造的这些事实，王振海于一九四八年八月亲自指示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藉，撤销其村长职务，并令迅速处理其问题。当时虽经无极县委盲目地执行王振海个人的错误指示，在一次训练班上宣布开除李小六的党籍，但由于区委和村支部抗不执行，李小六回村后仍过党的组织生活，王振海闻讯后，又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与张英共同嘱咐地委委员晋仰贤，经过晋仰贤再次督促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籍，并于四月地委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无极县委不确实执行他的指示。至此无极县委乃于一九四九年八月派专人赴东牛村开除了李小六的党籍，撤掉了李的村长职务，并于一九五O年三月第一次逮捕了李小六。仅因李小六在被捕前赶赴河北省军区找到当时派他做情报工作的牛臻同志（河北军区侦察科长），并由牛写了证明信给定县专区专员赵树光和分区司令员廖鼎琳，才由地委通知县委将李小六释放。
+
+　　定县地委会于一九五O年三月无极县委第一次逮捕李小六时，才得悉王振海、张英此项罪恶勾当，前定县分区司令员廖鼎琳同志，乃在地委会上提出张英对李小六的行动系出于个人报复，李小六当伪治安军情报员系我所派遣等事实，并指出李小六被我派遣的事实有牛臻写给专员赵树光和他自己的信为证。但当时地委会对于王振海、张英的这种严重的反党行为并不引起义愤，既不报告省委、也不向王振海此种反党行为发展开正确的斗争，而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实际上纵容了王振海的罪恶阴谋。王自地委会提出此问题后，不是放弃其阴谋，而是改变手法，加紧实行其阴谋；一方面对李小六充任伪治安军情报员系的我方派遣并有负责同志证明这一根本事实装聋作哑，故作不信任；另方面在行动上则将其以前公开捏造宣传李小六“罪恶”的手法，改变为对县委欺骗、对地委和省委隐瞒的手法，抓住一九五一年四月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机会，进一步企图置李小六于死地。当时王振海亲到无极县，瞒着地委指示县委将李小六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值得注意的是，王振海此次向无极县委介绍李小六的情形时，对李小六当敌人情报员系我方派遣这一十分重要的事实，依然一字不提。无极县委在王振海此行以前，既未发现李小六有任何血债，又未接到群众任何检举材料，所以在逮捕第一、二批反革命分子名单中均无李小六。在得到王振海的指示后，县委居然盲目地根据王振海介绍的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将李小六列入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罪犯名单，于五月报送地委审批。王振海亲自审阅了李小六的案卷材料，于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亲自携带一批案卷赴省报案（其中有李小六），报案时又同样地隐瞒了李小六当情报员系我方派遣的事实，因而骗得了省的批准（批准逮捕，经审讯证实后再行定案）。于是李小六在同年七月第二次被捕。李小六被捕后，王振海做贼心虚，于七月底又亲赴无极县督促县委继续调查李小六的材料。其后虽经张英嫂子等二人捏词控告，但终未查出李小六任何罪恶事实。运至一九五二年五月，李小六始被讨保释放，冤狱达十个月之久。
+
+　　一九五一年八月，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向河北省委揭发了这一事件，但省委对于这样重大的案件，既不派人调查，也不责令定县地委负责查清，却错误地写信给王振海本人令其作检讨。王振海不但不作任何检讨，反而明目张胆地追查检举人，大骂范文兴，声言“要向中央、华北局打官司”，企图将主持正义的范文兴同志打击下去。当时大多数地委委员对王振海的这种目无党纪国法的行为，采取了毫无原则的态度，地委委员申象山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地委党的小组会上，反公然批评范文兴不经过组织向省委反映问题“会极大的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并极端错误地追问范文兴反映问题的动机“是否有地位观念”，对于这种荒谬的说法，除副专员冀时新表示反对外，其他地委委员如林达宇、赵树光等竟不表示反对意见。十月底，地委派专员赵树光、组织部长李国广到无极县调查这一案件。此次调查虽已证实“李小六无罪，张英对李小六确系挟嫌报复，王振海搞李小六是张英所策动”，但仅因王振海和张英矢口抵赖，地委也就不顾事实；不坚持真理，于十一月向省委写了一个混淆事实、掩盖王振海错误的假报告，而省委也竟相信了这个假报告，未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这就再度纵容了王振海的犯罪行为，使其有坚持错误的徐地，在李小六被宣告无罪释放两个月之后，王振海和张英居然还私自三次写信给原无极县委敌工部长刘学及其他敌工人员，示意他们提供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企图顽抗到底。
+
+　　一九五二年三月，范文兴再次向河北省委揭发了这一事件，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才派人赴定县地委进行调查。虽然此次调查结果更加详尽地证实了王振海和张英的犯罪行为，但地委依然无原则地藉口案情复杂，不敢坚持真理，将此案件推给省委了事。而河北省委在这一问题上亦同样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以案情复杂，一时难以弄清为理由，错误地采取了“具结了案”的办法，认为王振海主要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仅给以当众警告的处分，草草结案，直至此次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调集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定县地委、前无极县委各有关部二十余人，联合进行了反覆的对证和调查之后，王振海的上述反党罪行才得以完全暴露，并一一予以证实。
+
+　　以上全部事事说明：王振海和张英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到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依仗职权，报复陷害革命同志李小六，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王振海和张英才藉口李小六曾充任伪治安军情报员，不惜由此捏造种种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硬加李小六以反革命的罪名。王振海不在土改以前而偏偏要在土改以后来提起李小六的问题，而当李小六的派遣关系已有负责人员证明之后，王振海还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在实际处理时又不敢经过正当的组织手续，而实行瞒上欺下的办法，这一切，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罪恶的目的。由此，王振海已完全堕落到反党反人民的道路上去，而达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定县地委会“除上个别同志外”在处理这一案件中的严重无原则和自由主义错误，以及河北省委在对待这一问题上的官僚态度，放纵了这一事件的发展，因而也应担负一定的政治责任。
+
+　　根据以上事实及该案的严重性质，为了严重党纪，教育全党，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有关人员和有关组织作如下处理：
+
+## （一）对个人的处分：
+
+　　王振海目无党纪国法，完全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利用职权，对革命同志实行报复陷害，并企图坚持错误到底，已证明其伪不可救药的反党反人民的分子，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
+　　张英，现在定县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事，是王振海事件的积极策动者和参加者，并在土改中包庇家庭，干涉土改，非法多占农民斗争果实，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议政府依法处理，并追回非法多占之土地。
+
+　　赵树光、前定县专区事实、地委常委，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粮食厂厂长。在王振海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纵容王振海的错误负有重大责任。赵虽在地委会上听到过廖鼎琳介绍李小六的派遣关系和张英对李小六的报复行为，并会亲自接到过牛臻关于李小六派遣关系的证明信，但仍以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不向王振海展开坚决斗争。一九五一年十月，赵与李国庆（定县地委组织部长）赴无极县调查此事件时，既不理睬县委关于释放李小六的正确意见，调查后又有意向省委作假报告。一九五二年七月地委讨论处理王振海的问题时，更从个人得失出发，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庸俗地看成是“范文兴王振海的私人成见”，主张不给王振海以处分。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给以撤销工作处分。
+
+　　李国庆，前任定县地委组织部长（党委），现任定县地委第一副书记。在此事件中，李毫无原则地把范文兴检举王振海的正义行动，看成是闹私人成见，采取了调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从所谓“维系两人的关系和不影响工作出发”，因而在一九五一年与赵树光到无极县调查后，本来事情已大体弄清，但却仍有意欺骗省委，向省委作了假报告。决定给以撤销工作处分。
+
+　　林达宇，前定县地委秘书长，现任地委第二副书记。在此案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范文兴抱个人成见，为王振海的反党行为作辩护，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至林达宇在工作中的其他错误，由河北省委查清后另行处理。
+
+　　申象山，前定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地委宣传部长。在此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不向反党分子王振海展开斗争，反错误地批评范文兴不经组织反映问题“会极大的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
+
+　　前定县地委副书记李太（现任中央重工业部直属工程公司副经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晋仰贤（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副厅长），在王振海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在事实大体查清后，还不向王振海进行斗争，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
+
+　　冀时新（前定县专区副委员，现任专员）、王树南（前定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现任唐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庆林（前定县专区合作社主任），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均应作深刻检讨。
+
+## （二）对组织的处分
+
+　　定县地委会、在王振海事件中表现了严重丧失党的原则，以极端错误的腐朽的调和主义、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对王振海的反党犯罪行为不开展坚决的斗争，对范文兴的正义行动不积极予以支持，反而肆行压抑；王振海的错误行为经地委会派人查清后，地委会不据实上报，亦不严肃负责地进行处理，竟有意地向省委作假报告，起了包庇纵容反党分子王振海的作用，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给以部分改组处分。
+
+　　河北省委会没有认真接受刘青山、张子善叛党事件的血的教训，仍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事件，对干部的错误特别对某些高级干部的错误采取姑息态度，使干部所犯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以致造成严重的恶果，决定给以指责处分。
+
+　　（原无极县委会盲目执行王振海的错误指示，不听取下级干部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开除李小六党籍并两次错捕李小六，决定给以指责处分，给原无极县委书记周鸿义、组织部长张济世、公安局长张志超以当众警告处分。）
+
+　　另外，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积极向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央揭发了这一严重事件，并对反党分子王振海作坚决斗争，应予表扬。
+
+　　受害人李小六因积极领导土改斗争，为反党犯罪分子王振海、张英所陷害，含冤达四年之久，被无故开除党籍、撤掉村长职务，两次遭逮捕，冤狱十月余。因之，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应在东牛村召开会议，公开宣布李小六当伪治安军情报员是我方的派遣，搞掉其“汉奸”帽子，恢复其党籍，对其积极工作、坚持斗争予以鼓励。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7.txt b/CCRD/3/7/4/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6e3f038f6000858450704f23619fecc6dfd411
--- /dev/null
+++ b/CCRD/3/7/4/000007.txt
@@ -0,0 +1,17 @@
+# 西南局宣传部关于萧赤同志讲授党史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
+　　最近本部教育处协同西南行政委员会直属党委检查了西南公安局第二级业余政治学校讲授党史的情况。据初步了解，2月初萧赤同志（前西南公安部办公室主任）所作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3次报告，也有严重错误。
+
+　　（一）萧赤同志不仅专门讲述了他所谓“乔木同志书上没有的”肃反工作及AB团的情况，并片面地专门讲述“肃反”工作中的错误，引起了听众思想上的混乱。
+
+　　（二）萧赤同志对于红军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同样是将初期的紊乱现象加以夸大和渲染。他罗列了很多片断而零碎的材料和所谓“亲身体验”，来叙述所谓红军的“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流寇作风”、“洋财观念”等等。从而抹杀了我军的光荣传统，使听众怀疑那样的军队怎么会打退蒋介石的反革命围攻，怎么能打胜仗。
+
+　　（三）萧赤同志在讲述机会主义的错误、混乱的现象时，是“生动、具体”的，但在讲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和毛泽东同志与机会主义作斗争时，却是简单的、抽象的，只说毛主席一去，机会主义就纠正了。
+
+　　（四）萧赤同志在讲述党史时，不仅说了许多毫无教育意义的“掌故”，很不严肃地讲了革命领袖的一些生活琐事，并且掺杂了很多的个人“遭遇”、个人情绪。如讲在“肃反”时，自己的性命如何“差一点报销了”，“在抗大……性命虽然没有报销，但老婆被‘整’掉了”。
+
+　　在萧赤同志讲课时及讲课后，均有同志向他提出意见，但未引起他的重视。西南公安局管理干部教育的部门虽也曾向萧赤同志提出批评意见，但却未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而任他讲完，事后亦未及时设法纠正。
+
+　　西南公安局分党委为此已召开过两次座谈会，并根据西南局宣传部批判林蒙同志讲授党史所犯错误的精神，规定了不得传播萧赤同志所讲的那些似是而非、道听途说的错误的东西，和今后审查讲授提纲等具体办法。
+
+　　为了进一步澄清由于林蒙、萧赤两同志的错误所造成的思想混乱，西南局宣传部已请张际春同志给西南局直属机关各单位参加第二级学习的干部补授党史第二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8.txt b/CCRD/3/7/4/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70784728bac11201be6202913d709ef2009d7c
--- /dev/null
+++ b/CCRD/3/7/4/000008.txt
@@ -0,0 +1,7 @@
+#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党组关于官僚主义的检讨报告（摘要）
+
+　　出版总署近一年来的工作虽有一定成绩，但是错误和缺点很多，主要的有下列各项：（一）书刊出版不及时，有些人民群众迫切需要的读物没有保证供应，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现象。教科书的出版经常误时，如1952年秋季中学课本，北京印造的部分8月底只造出定货的47%，其余53%到11月才完全交足。配合政治运动或学习运动的书籍，往往在运动已经开始甚至已经过去以后才出版。这就大大降低了书看的政治作用，并成为书刊积压的根源之一。书刊出版往往不顾及人民的需要。读者迫切需要俄华字典，而国营出版社至今未出版一部俄华字典。全国都感到翻译书籍的缺乏，但我们对已有的编译机构没有很好领导，以致人力和工作受到不少损失。（二）书刊的事后审查放松，书评工作没有很好进行，书刊的进出口缺乏严格的管理。今天出版物中存在的思想性政治性错误仍然很多。有些中学教科书含有资产阶级反科学的观点。许多部队读物对于人民解放军作了歪曲的描写。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民主建政讲话”，提倡反民主观点，认为人民不识字，没有长期的选举锻炼，就不能进行普选。书刊中泄露国家机密的现象不断发生。在去年6月纠正了胡乱查禁书刊的“左”的错误以后，我们没有充分注意防止否定审查书刊和否定批评书刊的右的偏向，加上客观上缺乏审查书刊的干部，因而去年下半年对书刊的审读工作比较放松，书评工作也没有很好地推动和组织。对于书刊进出口的管理，去年在“三反”时期曾一度重视，并作了一些原则性的规定，但以后没有检查和总结执行中的经验和问题。现在除国家书店对书刊的进口有一定的控制外，书刊的出口依然十分混乱。（三）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脱节，书刊的供需失调。出版总署至今还不十分了解读者的真实的需要情况，对于出版、印刷、发行三方面的实际力量和基本建设事业缺乏有系统的调查研究。因此，在工作上缺乏预见，不能有效地把三个环节组织起来，求得供求和产销的平衡。去年曾发现书刊大量积压的现象和严重的强迫摊派书刊的政治性错误。为了消除书刊积压现象，曾发起一个存书推销运动，但若干地方又发生盲目地不加选择地廉价推销书籍的毛病。北京竟把苏联的“近代史教程”“苏联的土地国有”当作滞销书廉价推销。同时许多地方的新华书店因为害怕存货，在进货销货上束手束脚，因之到现在尽管书刊的强迫摊派的错误尚未完全克服，而某些地方，特别是大城市已经发生好的书刊买不到和订不到的现象。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出版力量，恰恰相反，今年第一季度的印刷生产力与去年第一季度一样剩余很多，仅东北区3月份即将有65%左右的生产力闲置。实际上整个出版工作是盲目地听从自由市场支配，陷于一种资本主义式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四）企业经营管理落后，人力物力没有很好利用，资金的积压和浪费很大。去年“三反”中新闻出版单位清查出多积存的纸张一万吨，合一千亿元，其中有些纸因存放过久已经腐烂。某些国营出版社编辑工作效率低，并常有错失和返工。以人民出版社为例，编辑部经常有数十部乃至百多部存稿审校不出。1952年因毁版改版等损失达2亿6000多万元。书刊印刷缺乏组织，厂房和机器利用率低，设备不匀，工序脱节，闲时停工待件，忙时加班加点。省市以上报社印刷厂的机器许多只开工6小时以下，并有后备的机器。新华书店过去常说人员不够，最近按计划定额，发现华东区多了一千人左右。这些都说明我们存在着严重的供给制思想，缺乏经济核算观点。（五）干部管理工作混乱，思想政治教育薄弱。用人不经组织系统，各机关企业混入了很多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领导上思想麻痹，平日不作干部审查工作，“镇反”和“三反”震荡出一些成份复杂的分子，但运动过去后没有继续追查。任用干部一方面太强调资格，包括旧社会的资格，有些在旧社会当老板、经理的，到我们这里要给他们相当于旧日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有只看业务能力不问政治品质的单纯技术观点。有些重要的岗位没有健全的干部负责，领导上对干部中不正确的思想缺乏原则斗争。（六）对下面要得多，给得少。我们自己要办的事急如星火，下面要我们解决的事迟迟不答复。令出多门，前后矛盾。去年下半年发文4225件，要各大区都办的71件，要省市都办的65件，而且往往因为考虑不周，一件事发两三次文，衡量下面人力，是在难以招架。
+
+　　上面这些事实说明我们的官僚主义的确是很严重的。我们的官僚主义从两方面产生。一方面是高高在上，忙于机关行政事务，不关心国家的全盘局势，不注意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调查国家和读者对出版物的要求，不面向全国出版企业，不掌握出版、印刷、发行的基本情况，不检查工作的执行，因而也就不能有系统地解决业务上的主要的关键性的问题，特别是方针政策思想问题，总的方面存在着一种放任自流的倾向，对全国的出版、印刷、发行工作没有真正管理起来。机关内部政治空气薄弱，工作上政策观点模糊，干部力量不能很好发挥，领导者虽很忙却作不好工作。这说明我们思想政治领导薄弱。另一方面是急躁情绪，没有正确地估计主观力量和客观条件，企图把一切缺点都一下子堵住，所有工作都迅速做好，大有百废俱举之势，于是工作抓不住中心，分不出轻重缓急，并且往往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有些重要工作缺乏具体的步骤和方法，不能贯彻到底。这两种因素互相影响，结果使领导上的事务主义程度更加严重。
+
+　　今后我们准备采取下列办法来克服这种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一）加强业务上的思想政治领导。领导上要摆脱一些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务，主义政治局势，了解国家和人民对于出版物的需要，认真地组织出版、印刷、发行工作，克服放任自流倾向。有些事情虽然重要，但因主观力量不及，决心推后处理。注意向干部进行业务上的方针政策思想教育，培养原则空气，把干部的政治觉悟提高一步。（二）克服手工业作风，有系统地有组织地布置和推动工作，具体地检查、帮助和指导业务。（三）建立分工负责制度。明确署一级的领导责任是掌握整个出版工作计划，决定业务大计，解决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相互关系问题，有系统地布置、检查、总结重要工作。一般日常工作，依靠厅、司、局执行。把各厅、司、局的分工也明确起来，使事权分明，不得互相推诿或乱发号令。加强各企业单位的独立负责精神。重新规定请示报告制度，加强上下联系。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09.txt b/CCRD/3/7/4/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d580c23d9f8f6eb4c59297ece7b1f7bef06b60
--- /dev/null
+++ b/CCRD/3/7/4/000009.txt
@@ -0,0 +1,53 @@
+#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於及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决定
+
+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违法乱纪事件，已经处理完毕，於三月四日作出“关於反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决定”，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全文如下：
+
+　　河北省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为了达到私人报复的目的，利用职权，阴谋陷害党员李小六的严重事件，经过我们长时期多方面的对证和调查之后，真相业已大白，王振海的反党罪行，业已完全证实。
+
+　　李小六（即李英）是河北省无极县东牛村人，共产党员。一九四二年日寇“五一”扫荡后，李小六被我方派遣至正定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并有一定成绩。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李积极领导本村农民向封建势力作坚决斗争，斗争锋芒曾触及王振海的爱人张英个人的及其家庭的利益，自此即招来张英方面的仇恨。
+
+　　张英（共产党员，当时任安国县城关区区委组织委员）的家庭，在过去曾是东牛村拥有二百多亩土地的大地主，一九三三年后下降为中农。张英自参加革命后，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并未得到改造。一九四六年张英从她娘家分得一部分土地，并将王振海和两个小孩的名字都写在她娘家的负担册上，以少纳对国家的负担。一九四八年土地改革时又在王振海家分了五个人（王、张及其小孩）的土地、房屋。张英在她本村的土地改革中，不仅不支持农民斗争，反而干涉土地改革，包庇家庭。一九四七年进行土地改革覆查时，张英听到其家庭因怕斗争藏起的两个包袱被贫农团查获的消息后，即藉口这是她的包袱，亲自将包袱从贫农团手中要回，并反咬一口说包袱里短少了东西。为此贫农团曾公其在群众大会上作了公开检讨，事后张英表示这比打她几个耳光还要难堪，大不甘心。覆查中，群众又将张英的本家叔父（在任伪保长的秘书时有贪污行为）清算斗争。一九四八年春，因当时群众不明政策，又以“查三代”的办法将张英家划为破落地主，将张英父亲李白雪扣押十余天，并计划拆掉张英在娘家所分的三间砖房。此时张英又回家住了十多天，直接干涉农民的土地改革覆查工作，由此引起区村干部的极大不满。经县委提出意见后，张英才被迫离开。自此以后，张英便对李小六怀恨在心，积极策动其爱人王振海，藉王之职权，对李小六实行报复陷害。
+
+　　王振海和张英为了达到报复陷害的目的，并把这一罪恶目的巧妙地掩盖起来，首先利用李小六会在伪治安军中充任过情报员这一事实，捏造了李小六种种“罪名”。一九四八年八月，王振海亲赴无极县，向当时县委委员周鸿义、张济世等当面介绍了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将被我方派遣至伪治安军中作情报工作的共产党员李小六，诬说成是“投敌干部”，说“李在正定伪治安军当情报室主任时，对人民危害很大，我们的工作进不去，并杀过我们的区委书记”（意思是指张英的哥哥区委书记李硕彦是李小六所杀，而事实是李硕彦系被当时汉奸王荣贵向敌告密而被杀害的，与李小六毫无关系），又造谣说“当时藁无县委曾决定将李小六作为‘单打一’的对象”。实际并无此事。张英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及一九五○年四月，亦向无极县委介绍了李小六的“情况”，把在村积极工作的李小六诬说成是“掌握村中大权，专闹宗派、闹不团结的坏分子”，说李小六“手黑”（暗杀人的意思）。王振海并把东牛村的贫富情况也给颠倒过来：东牛村明明是东头富西头穷，他却向县委硬说是东头穷（他丈人李白雪住东头）西头富（李小六住西头）。根据自己所捏造的这些事实，王振海於一九四八年八月指示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籍，撤销其村长职务。当时无极县委盲目地执行了王振海的错误指示，宣布开除李小六的党籍，但由於区委和村支部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李小六回村后仍过党的组织生活。王振海闻讯后，又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与张英共同嘱咐定县地委委员晋仰贤办理此事。晋仰贤即督促无极县委开除李小六的党籍。王振海并在地委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公开批评了无极县委不切实执行他的指示。至此无极县委乃於一九四九年八月派专人赴东牛村开除了李小六的党籍，建议政府撤掉了李的村长职务，并於一九五○年三月第一次逮捕了李小六。因李小六被捕前曾到河北省军区找过当时派他做情报工作的牛臻同志（河北军区侦察科长），并由牛写了证明信给定县专区专员赵树光和军分区司令员廖鼎琳，这才通知无极县将李小六释放。
+
+　　这时，定县地委会才了解了王振海和张英的这种罪恶勾当。前定县军分区司令员廖鼎琳同志在地委会上指出：李小六当伪治安军情报员是我方所派遣的，有牛臻写给专员赵树光和他自己的信为证，张英的行动是个人报复。但是地委会既不将王振海、张英的这种严重的反党行为报告省委，也不向王振海展开正确的斗争，而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这实际上是纵容了王振海的罪恶行动。此后，王振海改变其手法，继续其阴谋活动：一方面对李小六充任伪治安军情报员系我方派遣并有负责同志证明这一根本事实，装聋作哑，故作不信任，另方面在行动上则将其以前公开捏造宣传李小六“罪恶”的手法，改变为对县委欺骗、对地委和省委隐瞒的手法，利用一九五一年四月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机会，进一步企图置李小六於死地。当时王振海亲到无极县，蹒着地委指示县委将李小六作为反革命分子处理。值得注意的是，王振海此次向无极县委介绍李小六的“情形”时，对李小六当敌人情报员系我方派遣这一十分重要的事实，依然只字不提。无极县委在王振海此行以前，既未发现李小六有任何血债，又未接到群众任何检举材料，所以在逮捕第一、二批反革命分子名单中均无李小六名字。在王振海指示后，无极县委便盲目地根据王振海所介绍的“罪恶事实”，将李小六列入死刑缓期执行的反革命罪犯的名单中，於五月报送地委审批。王振海亲自审阅了李小六的案卷材料，於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亲自携带一批案卷赴河北省报案（其中有李小六），报案时又同样地隐瞒了李小六当情报员系我方派遣的事实，因而骗得了省的批准（批准逮捕、经审讯证实后再行定案）。於是李小六在同年七月二日第二次被捕。李小六被捕后，王振海即於七月底又亲赴无极县，督促无极县委调查搜集李小六的罪恶材料。其后虽经张英嫂子（李硕彦妻）等人捏词控告，但终未查出李小六任何罪恶事实。迟至一九五二年五月，李小六始被讨保释放，冤狱达十个月之久。
+
+　　一九五一年八月，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向河北省委揭发了这一事件，但河北省委对於这样重大的案件，既不派人彻查，也不责令定县地委负责查清，却错误地写信给王振海本人令其作检讨。王振海不但不作任何检讨，反而明目张胆地追查检举人，大骂范文兴，声言要与范文兴到“中央、华北局打官司”，企图将主持正义的范文兴同志打击下去。当时大多数地委委员对王振海的这种目无党纪国法的行为，采取了毫无原则的态度，甚至地委委员申象山在一九五一年十月地委党的小组会上，批评范文兴不经过组织向省委反映问题“会极大的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并极端错误地追问范文兴反映问题的动机“是否有地位观念”。对於申象山的这种荒谬的说法，除副专员冀时新同志表示反对外，其他地委委员如林达宇、赵树光等竟不表示反对意见。十月底，地委派专员赵树光、组织部长李国庆到无极县调查这一案件。此次调查虽已证实“李小六无罪，张英对李小六挟嫌报复，王振海搞李小六是张英所策动”，但仅因王振海和张英矢口抵赖，地委也就不坚持真理，於十一月向省委写了一个混淆事实、掩盖王振海错误的假报告，而省委也竟相信了这个假报告，未采取任何必要措施。这就再度纵容了王振海的犯罪行为，使其有坚持错误的余地。在李小六被宣告无罪释放两个月之后，王振海和张英居然还私自三次写信给原无极县委敌工部长刘学及其他敌工人员，示意他们提供李小六的所谓“罪恶事实”，企图顽抗到底。
+
+　　一九五二年三月，范文兴同志再次向河北省委揭发了这一事件，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才派人赴定县地委进行调查。虽然此次调查结果更加详尽地证实了王振海和张英的犯罪行为，但地委依然无原则地藉口案情复杂，将此案件推给省委了事，而河北省委在这一问题上亦同样采取了官僚主义态度，以案情复杂，一时难以弄清为理由，错误地采取了“具结了案”的办法，认为王振海主要是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仅给以当众警告的处分，草草结案。直至此次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调集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定县地委、前无极县委各有关干部二十余人，联合进行了反覆的对证和调查之后，王振海的上述反党罪行才得以完全暴露，并一一予以证实。
+
+　　以上全部事实说明：王振海和张英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背叛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完全站到反党反人民的立场上，依仗职权，报复陷害革命同志，为了达到这个罪恶的目的，王振海和张英才藉口李小六曾充任伪治安军情报员，不惜由此捏造种种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硬给李小六加上反革命的罪名。王振海不在土地改革以前而偏偏要在土地改革以后来提起李小六的问题，而当李小六的派遣关系已有负责人员证明之后，王振海还继续在这个问题上装聋作哑，在实际处理时又不敢经过正当的组织手续，而实行瞒上欺下的办法，这一切，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罪恶的目的。由此可见，王振海已完全堕落到反党反人民的地步，已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分子。定县地委会（除了个别同志外）在处理这一案件中的严重无原则和自由主义错误，以及河北省委在对待这一问题上的官僚主义态度，放纵了这一事件的发展，因而也应担负一定的政治责任。
+
+　　根据以上事实及该案的严重性质，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有关人员和有关组织作如下处理：
+
+## 一  对个人和组织的处分
+
+　　王振海目无党纪国法，完全从极端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出发，利用职权，对革命同志实行报复陷害，并企图坚持错误到底，已证明其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反人民的分子，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处理。
+
+　　张英，现任定县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干事，是王振海事件的积极策动者和参加者，并在土地改革中包庇家庭，干涉土地改革，非法多占农民斗争果实，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议政府依法处理，并追回非法多占之土地。
+
+　　赵树光，前定县专区专员、定县地委常委委员，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粮食厅厅长。在王振海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纵容王振海的错误负有重大责任。赵虽在地委会上听到过廖鼎琳介绍李小六的派遣关系和张英对李小六的报复行为，并曾亲自接到过牛臻关於李小六派遣关系的证明信，但仍以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不向王振海展开坚决斗争。一九五一年十月，赵与李国庆（定县地委组织部长）赴无极县调查此事件时，既不理睬县委提出的关於释放李小六的正确意见，调查后又有意向省委作假报告。一九五二年七月地委讨论处理王振海的问题时，更从个人得失出发，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庸俗地看成是“范文兴与王振海的私人成见”，主张不给王振海以处分。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给以撤销工作处分。
+
+　　李国庆，前任定县地委组织部长（常委委员），现任定县地委第一副书记。在此事件中，李毫无原则地把范文兴检举王振海的正义行动，看成是闹私人成见，采取了调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从所谓“维系两人的关系和不影响工作出发”，因而在一九五一年与赵树光到无极县调查后，本来事情已大体弄清，但却仍有意欺骗省委，向省委作了假报告。决定给以撤销工作处分。
+
+　　林达宇，前定县地委秘书长，现任地委第二副书记。在此案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对范文兴抱个人成见，为王振海的反党行为作辩护，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至林达宇在工作中的其他错误，由河北省委查清后，另行处理。
+
+　　申象山，前定县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地委宣传部长。在此事件中，申不坚持党的原则，不向反党分子王振海展开斗争，反错误地批评范文兴不经组织反映问题“会极大的影响干部之间的团结”，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
+
+　　前定县地委副书记李太（现任中央重工业部直属工程公司副经理）、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晋仰贤（现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副厅长）在王振海事件中不坚持党的原则，在事实大体查清后，还不向王振海进行斗争，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
+
+　　冀时新（前定县专区副专员，现任专员）、王树南（前定县军分区政治部主任，现任唐山军分区改治部主任），李庆林（前定县专区合作社主任），在这一事件中表现了麻木不仁的态度，均应作深刻检讨。
+
+　　定县地委会，在王振海事件中表现了严重丧失党的原则，以极端错误的腐朽的调和主义、自由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问题，对王振海的反党犯罪行为不开展坚决的斗争，对范文兴的正义行动不积极予以支持，反而肆行压抑；王振海的错误行为经地委会派人查清后，地委会不据实上报，亦不严肃负责地进行处理，竟有意地向省委作假报告，起了包庇纵容反党分子王振海的作用，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给以部分改组处分。
+
+　　河北省委会未认真接受刘青山、张子善叛党事件的血的教训，仍以官僚主义态度对待这一严重事件，对干部的错误特别对某些高级干部的错误采取姑息态度，使干部所犯的错误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以致造成严重的恶果。决定给以指责处分。
+
+　　原无极县委会盲目地执行王振海的错误指示，不听取下级干部的正确意见，错误地开除李小六党籍并两次错捕李小六，决定给以指责处分；给原无极县委书记周鸿义、组织部长张济世、公安局长张志超以当众警告处分。
+
+## 二  表    扬
+
+　　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积极地向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共中央揭发了这一严重事件，并对反党分子王振海作坚决斗争，应表扬。
+
+　　受害人李小六因积极领导土地改革斗争，为反党犯罪分子王振海、张英所陷害，含冤达四年之久，被无故开除党籍、撤掉村长职务，两次遭逮捕，冤狱十月余。因之，在处理这一事件时，应在东牛村召开会议，公开宣布李小六当伪治安军情报员是我方所派遣，摘掉其汉奸帽子，恢复其党籍，对其积极工作，坚持斗争应予以鼓励。
+
+　　来源：《反对官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0.txt b/CCRD/3/7/4/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a3cc9159c02d9cd7f968e7615edcc251be86b6
--- /dev/null
+++ b/CCRD/3/7/4/000010.txt
@@ -0,0 +1,45 @@
+# 中共邮电部总支关于开除戴孝忠党籍的决定
+
+　　戴孝忠，男，四十七岁，浙江定海人，上海澄衷中学毕业，家庭成份商业资本家，本人出身职员，现任邮电部办公厅副主任（于一九五三年二月调邮政总局邮票处工作）。
+
+## （一）工作简历及入党经过
+
+　　戴于一九二六年考入伪上海邮局历任挂号组翻译、监理员、稽核、公众服务组组长等职，解放后提升为上海邮局总务科长，一九四九年调邮电部提为办公厅副主任。在伪邮局工作期间——一九三七年抗战发生后戴开始在邮局地下党领导下的互助社、邮工补习夜校工作（夜校一九三二年停止，一九四六年恢复不久又停止），一九四九年一月经王关昶同志介绍入党，一九五零年七月转为正式党员。
+
+## （二）家庭经济情况
+
+　　戴父为一进口商人（现养老居家），弟戴孝悌在上海、天津、厦门等地与友人合营烟厂、药材出口及海味杂货店，是一较大的资本家（五反当中查出漏税七、八亿。逃避资金至香港五亿多）。一九三七年戴与弟弟戴孝悌接受岳父（兄弟二人同为一个岳父）遗产白洋各二千五百元。戴孝忠接受遗产后其中一部分投资福义蛋厂、通利商行等厂商。一九四八年退股得黄金二十两贴补家用；另一部分存入银行生息，并曾放高利贷，后于一九四一年折成伪储备票八百元转入其弟经营之大昌兴烟厂入股，大昌兴后改为康乐，资金未动，该厂后有很大扩充（从一台机器增至八台）。
+
+## （三）几个主要问题
+
+　　1、隐瞒资产阶级身份问题：
+
+　　戴不但在上述烟厂内拥有股份并自接受了岳父的遗产后，与戴孝悌的经济生活即未分清，其间戴与其弟曾两度同居，而生活费大部由其弟开支，仅自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戴调邮电部工作以后至三反运动以前只现款一项即接受其弟寄来人民币二千余万元。根据计算其弟寄给他的款项已超过本人工资百分之五十。其他衣物、食物、钢笔、表、及其两个女孩在上海的生活费用尚未计算在内。因此戴孝忠不但身为烟厂的股东并自一九三七年开始十五年以来在经济上与资产阶级即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充分说明戴孝忠一直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
+
+　　戴入党、转党时对本人投资问题始终未向党交代清楚。三反追查此问题时，戴支吾推托，前后所述自相矛盾，开始说三反中已经退了股，只是没有办理正式退股手续。组织上曾派人进行了调查，据调查结果他的股票根本没有退出，只是在解放后把他原有股票的股东姓名改为其子戴可光的姓名。而本人发现组织上对其股票进行调查无可隐瞒时，则于八月向党表示入股退股根本没有手续，本未有退股手续，而诡称这笔股票是戴孝悌以戴可光的名义入的股，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号将股票交出，交出之股票，除有一九四八年以前由本人名义入股并已作废的股票外，还有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其子戴可光的康乐烟厂股票3,430股。
+
+　　查戴与其弟戴孝悌除有上述经济关系之外，兄弟间感情甚好。且康乐厂日益扩大，戴于解放后又亲自参与他弟弟的迁厂工作。因此从各方面的事实证明，戴对党是不老实的，是有意的隐瞒其资产阶级身份。
+
+　　2、坚持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与立场。
+
+　　（1）利用职位之便，给资产阶级办事：一九五一年镇压反革命时期，上海郊区公安部队为工作需要曾欲借住其弟的一部分房子，其弟不同意，写信给戴，戴当即利用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给华东邮电管理局曹局长写信，要曹局长通过上海公安局杨局长解决，后来公安部队再未去借该房子，并曾对其弟提出“为什么把问题反映到中央”；一九五零年美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封锁时海运不通，其弟为了他厦门烟厂的原料运输问题，曾要求上海邮局通福建的邮路给他优先减价运输，因与我们的政策不符，上海局未允，其弟又写信给戴，戴曾找到本部主管单位，同时又写信给华东邮电管理局荣局长要求协助解决（遭到拒绝）。其次为了保持其个人利益，在其他问题上也充分的表现出来，例如为了拒绝驻军借用其老家（定海）的房子，曾以本部办公厅名义写信给定海军管会借口“三楼有危险，不能住人”并要军管会把借去的家具发还，否则就要好好保护他的家具财物。又如为了照顾其儿媳的生活以办公厅副主任身份亲自到外交部要求将其儿媳由南京外国语学校调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
+
+　　（2）同情剥削阶级叫嚣：由于戴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他一贯的表现了同情剥削阶级甚至同情反动分子。例如：对于他资产阶级的弟弟反映的政府公债政策对资本家“过重”和地主亲戚的喊叫农民“过火了”的叫嚣，他都无条件的同情，他非常焦急的关心的向党“反映”；在镇反运动中组织上提出将反动分子王仲闻送新生公校，他在党的会议及群众会议上公开反对，说甚么“处理过重”等等，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他常个人夸赞他弟弟是一个民族资本家，如何进步“捐”公债“捐”的最多（这完全是资产阶级的口气），甚至竟公开在群众大会上宣传他弟弟剥削的“合理”。他把失掉民族气节的弟弟在敌伪时期的剥削发家说成是“在敌伪时期只要一动脑筋就可发财”，说他弟弟的发财是“生产生产再生产”。这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宣扬资产阶级的言论均受到群众的批评与驳斥。
+
+　　3、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拒绝执行党的决议：
+
+　　不参加土改：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政务院号召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土改，党为了给戴以锻炼机会，决定派他参加。但由于戴有浓厚的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竟公开的在小组会上提出党“因为看着他爱讲卫生，故意叫他到脏的地方去脏一脏”。他认为农民“脏”而不接受党给他的任务。经同志们的解释与帮助，他表面上虽接受了，但又借口有病要求人事部把“参加”改为“参观”，因而未去。
+
+　　觉得参加组织生活是个负担：自称对党没有亲切感，对同志们在讨论其转党时所提意见有反感，开小组会觉得是个负担，讨论问题不感兴趣，故对党疏远，对党有距离。
+
+　　党内外不分：向来把党的意见不分场合随意广播，尤其突出地是转党时小组对他提了很多意见他回去就告诉了他的妻子，因此他妻就去质问申光同志，无理吵闹。
+
+　　隐瞒“一社”问题：戴不但始终没有把他和他弟弟的经济关系交代清楚，并且从入党到转党一直隐瞒了加入“一社”问题，直至三反普查交代关系时组织指出之后，才向党作了交代。
+
+　　这些事实不但说明他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并且说明了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
+　　（四）结论
+
+　　戴孝忠为混入我党的阶级异己分子，从他一贯的思想行动来看，从他牢固的资产阶级立场来看，从他爱慕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及对党疏远来看，均可证明这一点。入党后一贯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完全不具备党员的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业经总支委员会议讨论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1.txt b/CCRD/3/7/4/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335d87003d429ad71aac93796ef9b718c66e8a
--- /dev/null
+++ b/CCRD/3/7/4/000011.txt
@@ -0,0 +1,25 @@
+# 反党分子王振海犯罪事件的主要教训
+
+　　<《建设》编辑部>
+
+　　反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的犯罪行为业已被揭穿，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于这个拖延达二年之久的性质十分严重的案件已作了最后的处理，我们党已将王振海这个不可救药的反党分子从党内驱逐出去，并交政府依法处理。
+
+　　我们党驱逐这样一个败类和罪犯（不管他在党内居于何种职位），毫无疑义是完全正确的、公正的。这种败类和罪犯应当是有多少就驱逐出去多少，毫不值得怜惜，也完全不应当怜惜，对于这种败类和罪犯保有感情就是对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丧失感情。王振海之所以在党和人民的面前造下这种罪孽，而这种罪孽又未能及时被发现或在发展以后未能及时予以制止，是有其各方面的深刻原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从追究和分析这些原因中来吸取必要的教训。
+
+　　第一、王振海之所以堕落成为不可救药的反党反人民的犯罪分子，对其本人来说，并不是偶然的，因为他在党内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分子，是一个品质恶劣的分子。刘少奇同志曾经指出在我们党内有少数这种带着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思想的人，这种“在解决各种具体问题时把个人利益摆在前面，而把党的利益摆在后面……或者假公营私，籍着党的工作去达到他私人的某种目的；或者藉口原则问题、藉口党的利益的大帽子去报复他私人对其他同志的仇恨”。王振海正是这种少数人的典型。他之所以堕落成为反党反人民的犯罪分子，正是由于这种浓厚的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思想严重发展的结果。当然，王振海不是一个普通的自私自利分子，而是党的比较高级的干部，他是依仗党和人民所交给他的职权来达到他反党反人民的犯罪的目的，这是一件特别严重的事情，是当我党处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时所特别值得注意的事情。共产党员的最高原则，是使自己私人的利益服从于党和人民公共利益，共产党员的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作人民的勤务员；党和人民所交给自己的职权愈重，就愈应该兢兢业业、谦虚慎重地作好党和人民所交给自己的一切工作，共产党员干部只能运用党和人民交付给我们的职权来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能有任何特权思想和仗势欺人的行为，这是当政的我党区别于其他一切政党的根本之点。但王振海的原则恰与此相反，他是使党与人民的利益服从于他私人的利益，党和人民交给他的职权愈重，他恃权逞私违法乱纪也愈无法无天。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在对待共产党员李小六的问题上，完全背叛党和人民的立场，固执地站到其老婆、家庭与亲戚的立场，依仗其党的地委书记的职权，对于在领导农民门争中触犯其老婆、家庭、亲戚利益的共产党员李小六，藉口原则问题和党的利益的大帽子，而实行私人的残酷的报复，其报复的最高纲领竟是置李小六于死地。一些人对于反党分子王振海的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与自私自利的思想本质认识不足，对于干部中特别是负责干部中这种思想所可能导致的严重恶果警惕不够，因而就使他们在这个斗争中处于解除武装和犹豫动摇的境地。
+
+　　由此应当得出教训：一切党员都不能有私心和个人主义，不能把自己的私人利益摆在党与人民的公共利益之上。必须竭力排除来自一切方面特别是来自自身周围的各种坏影响。共产党员决不能有特权思想和仗权逞私，只能当人民的勤务员，不能作人民的老爷。党和人民托付给自己的责任愈重，就愈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守纪律，守规矩，使自己私人的利益无条件地服从于党和人民的公共利益，忘我地为党为人民进行工作。一切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发展的终极结果，就要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要犯罪，就要身败名裂。而我们党在今天这个时期尤应时刻警惕党员干部中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于党的危害，时刻同各种错误思想和依仗职权违法乱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及时地把那些因严重自私自利违法乱纪而破坏党的原则危害党的事业而又不能改正的分子和不可救药的分子清洗出党去，以保持和不断提高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
+　　第二、王振海之所以在党和人民的面前造下这种罪孽，而未能得到及时的制止，原定县地委会的多数同志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这是因为这个地委会虽然早在一九五O年初，既当王振海刚开始其第一步犯罪行动的时候便已发觉其严重的反党性质，但当时除了少数同志表示抗议并在以后向其进行斗争外，多数同志对于王振海的这种反党行为却不表示义愤，既不对之展开坚决的斗争，也不向上级党委作报告，而一再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听之任之，这就在实际上放纵了王振海的犯罪行为。他们或者麻木不仁地不愿注意这些坏现象，抱“得过且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或者不敢破除情面，不敢得罪别人（尤其是领导者），怕由此招来对自己的不利和引起别人对自己的反批评；或者惧怕党内斗争和自我批评，认为开展党内斗争来征服党内一切坏现象，会妨碍党的“团结”，因而对坏现象敷衍了事，采取调和的折中的态度，有的甚至投党内分歧之机，看风使舵，有意掩饰或冲淡那些权力在握但是做了坏事的人的错误，打击那些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同志。他们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不揭开问题，不坚持真理，不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置党的原则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完全不像是战斗的党的领导干部，最集中的表现，莫过于将事实真相弄清以后，他们竟还在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继续采取调和的、折中的路线，有意地向省委写混淆是非、掩饰王振海错误的假报告。试问这些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员，他们的一点起码的原则精神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可以断言：如果原定县地委会多数同志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调和的、折中的路线——这种在党内原则问题上的“折中”路线，一如斯大林同志所指出，是闭塞头脑的“路线”，抹煞分歧的“路线”，党在思想上腐化下去的“路线”，党在思想上死亡下去的“路线”。——而能及早采取措施，将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并按照党的原则表明态度，加以争论，并将争论中的问题如实地向上级反映，则王振海的反党罪行将不致于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而能得到及时的制止和挽救。
+
+　　由此应当得出教训：我们党的同志间特别是领导同志间彼此负有很大的政治责任，对于任何原则性的错误和各种坏现象，不能采取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或抹煞原则的“折中”路线，不证明知而不过问，不予斗争，或不作明争而搞暗斗。任何一个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之间，对于任何一种违反党的原则的错误现象，对于一切坏人坏事，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应按照党的原则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为了坚持真理，应当毫不计较个人的得失，一切从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从自己个人的“吃得开”和“吃不开”出发——凡是企图以牺牲党的原则来达到自己所谓“吃得开”的人，党对待他们只能是使他们“吃不开”，使他们达不到个人打算，丧失个人利益。党的领导机关则应及时将各种错误问题揭开，将一切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和分歧摆到桌面上来，以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正确的党内斗争（不是无原则的斗争）来克服党内一切坏的现象，不许采取庸俗敷衍的态度；目前在领导干部开的这种庸俗敷衍的态度是不少的，必须坚决反对。不如此，我们的各种错误和分歧不能及时克服，坏人坏事及混乱现象选要增多，我们党的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机关的战斗力将会大大削弱。
+
+　　第三，虽然原定县地委会的多数同志对于反党分子王振海的犯罪事件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但是这个地委会终究还是有人（前定县地委副书记范文兴同志）主持正义并负责向河北省委揭发过这个案件的，如果河北省委及其所属纪律检查委员会能够在事件揭发之后不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而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必要的措施，那末这一错误的发展也可以得到适当的制止，至少可以使这一错误获得及时处理，及早消除坏人坏事和混乱现象，挽回党的影响。但是，河北省委及其纪律检查员会没有能够这样做。河北省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接到范文兴第一次控告后，对于如此重大的案件竟未引起应有的注意，既不派人彻查，亦不责令地委会负责查清，只是写信令王振海本人作检讨。王振海拒不作检讨，定县地委会向省委写来假报告，省委又竟然信以为真，不采取任何措施。及至一九五二年三月范文兴再次向省委揭发了这一案件，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虽派人赴当地调查，证实了王振海和张英的犯罪事实，但省委继续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以案情复杂、一时难以弄清藉口，用所谓“具结了案”的办法草草结束。河北省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刘青山、张子善事件以后；没有接受该事件的血的教训，对于接踵而来的反党分子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处理竟又犯了同样性质的错误。这种错误正如河北省委在自己的检讨中所指出，是由于政治领导与思想领导薄弱的必然结果，是由于对干部的错误特别是高级干部的错误采取姑息态度的必然结果。这种错误的结果，就是严重问题一个接着一个，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高级干部一个一个地倒下去了。这难道不是证明斯大林所说，我们这样做“就不能正确地教育党，教育阶级，教育群众”之千真万确么？这难道不是证明列宁所警告，我们如果采取这种路线，“就不复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而一定陷于灭亡”之十分值得警惕么？
+
+　　由此应当得出教训：领导机关对于干部中的任何一种原则性的错误，都不许可采取官僚主义的态度，都应明确表示自己的原则意见，及时做出正确的结论。必须以加强思想领导和动作检查的办法，和干部中一切违反党的政策原则的错误和对这种错误的姑息态度作斗争，这是教育和挽救犯错误的干部的唯一正确的办法。正因为我们的党在今天已是执政的党，才必须加倍谨慎，严格检点自己的行动和干部。事实一再证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足以害死人、葬送干部，并使党的战斗萎缩下去，放松反对官僚主义就是放任危害党和人民的事业，这当然是不能允许的。
+
+　　反党分子王振海的犯罪事件弃已处理结束，但这一事件所给我们的教训是太沉痛了，是不能被遗忘的，全党同志必须深刻地记取这些教训！
+
+　　来源：《建设》1953年3月23日第208期。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2.txt b/CCRD/3/7/4/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4b234343226356d2f421f0688e48fb00b64e94
--- /dev/null
+++ b/CCRD/3/7/4/000012.txt
@@ -0,0 +1,21 @@
+# 福建省某些高、中级干部违法乱纪情节严重
+
+　　一、龙岩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张玉辉，在今年1月16日晚在龙岩第一中学看电影时，因场小人多，有一部分人无固定座位便挤在放映机周围看，这时龙岩专区农场干部薛友光在挤时踩了张玉辉的脚（据张说薛还挡着了他的小孩子看电影，张叫薛让开，薛不理；据薛说，当时他没听清楚），张顿时骂道：“混蛋，这样顽皮，再不走抓起来”。薛说：“你说话要负责，大家都在看戏，你怎么开口就骂人”。接着，张玉辉便叫他的一些警卫员和在场维持秩序的公安大队战士便把薛拉了出去，扳动枪机把薛架走。
+
+　　薛友光被扣后，当夜干部议论纷纭，对张玉辉这种恶劣作风非常不满。直至次日上午9时军分区派一位参谋来释放了薛。并找薛谈话：“触火的事件，在我们的部队里是经常发生的。当时因为他（即张玉辉）大声，你也性急，他不对，你也有不对，人民的干部应该忍耐一下，这是我们内部的事情，我们加强阶级友爱来解决，昨天晚上算是教育了你一下，你现在不要什么手续就可以回去。”
+
+　　地委领导上在处理这一问题上采取了错误的态度，没有把这事当作违法乱纪来处理，第二天地委开会时（张是地委委员）不加追究。专署和农场大部分干部对此事表示气愤，薛友光等要写信给福建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来揭发此事，但都受到多方阻拦。检察署副署长赖万生为此亲到农场找（薛）解释：“现在是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内部事情，内部解决，千万不要向外声张。”罗专员也认为：“这事情要分清三方面：张扣人不应（该），公安队扣人是错误的；薛友光也有缺点。”华东局开除黄逸峯党籍公布后，各方反映必须严肃处理此事。这时地委决定由罗专员找张谈话要张检讨。张检讨说：“我当天晚上不够冷静，我是以管理部队的办法来对待地方干部，我认为是不对的。”但接着对罗说：“你们对地方干部也要进行纪律教育。”
+
+　　二、省公安厅副厅长郑从政，随便打骂警卫人员。2月10日省公安厅在布置春节警卫工作中曾规定进出机关必须携带“出入证”，11日上午公安厅门岗由刚来不久的战士裘保景值勤，此时郑从政穿便衣从外面回来，裘不认识郑，向他要“出入证”看，郑不理，歪头瞪眼直接往里走，裘力阻，郑责问道：“你是干什么的？”并大骂：“混蛋！”硬往里闯，裘向前抓住他，郑举手狠狠地打了裘一个耳光子，裘要带郑去连部，郑双手夺下裘的枪，大骂；“我把你扣起来，枪毙你！”据反映郑从政作风一贯不好，此次打人不是偶然的。
+
+　　三、前福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吴立批，包庇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吴立批的族弟吴建登是杀死我坚持苏区工作人员和苏区人民共80多人的罪大恶极的凶犯，在吴立批的包庇下该犯未受法办。1951年元月，吴立批同他的爱人王政请假回家，并带警卫人员20多名在家住了20多天。曾接受地主反革命分子轮流请酒，共计十一席，还有很多礼物。此时吴立批丧失立场，为反革命分子讲情，吴立批一再写信给福鼎县、区领导上证明县、区已经处理过的那些反革命分子没有罪过，要求释放，其中大罪犯吴建登由吴立批带到福州后介绍到闽侯军分区后勤生产股工作。吴立批还采用了封建时代的方式来炫耀自己，以拜祖为名，用红绸布捆身，放鞭炮去拜墓，拜祠堂，并制了两个匾额放在祠堂里，一个上面写着“克壮其猷”旁边小字是“立批宗亲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第四分区司令员”；另一个在给老婆的匾上写着“吴王政同志荣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第四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直属协理员”。这两块匾与同族的几块封建头子的匾挂在一起，吴立批引以为荣。
+
+　　四、前中共水吉县委组织部长高怀谨（现松溪县县长）强行释放反革命岳父姜高生，该县中共县委予以纵容包庇，并对批评者施行打击迫害。反革命分子姜高生被水吉县公安局扣押时，高怀瑾起初以不正当的方法介绍了姜高生的女儿姜韵华参加工作，后和姜韵华结婚，结婚时高怀瑾以“缺少岳父不能拜堂”为由，经县委书记池宝云、副书记张雨辰到公安局要求释放了姜高生。释放姜高生后当地群众公开骂公安局。当时，县公安局秘书股副股长(青年团支书)夏溪明坚决反对释放姜高生。去年5、6月“三反”中全面交待阶段，正副县委书记、池宝云、张雨辰便有计划的打击报复夏溪明，夏的检查，本机关已通过，但县委令他再检查两次还未通过，几天以后宣布停止夏溪明团支书的职务。夏不服几次请求处理，最后县委将夏调换了工作，对上述问题至今年一月还未作处理。
+
+　　五、中共周宁县委书记吴健（现提升为福安地委委员兼县委书记）乱搞恋爱，打击陷害好人。他看中周宁县中女生谢冰，要县府教育科长叶先顺（民主人士）做介绍人，谢不从，叶亦拒绝介绍。吴健便在土地改革中暗中指示区委书记，并发动群众把叶乱打乱斗了一顿，“三反”中又圈定叶为“老虎”，乱斗一阵，结果叶无贪污。吴健追求土地改革办公室女干部刘端端又遭拒绝，吴健借故要刘反省了一个月。并说刘是三青团，工作消极，要开除她。吴健又追求土改队女干部徐瑾，亦遭拒绝，这时吴健与追求徐瑾遭拒绝的县公安股长迟桂芳合谋将徐开除团籍，撤销工作着其回家。吴健这样乱搞恋爱据初步统计有6人。其中有和反革命分子的女儿勾勾搭搭。前该县县长刘清源对吴健上述错误提出批评，吴健非常不满。三反中吴健借机发动“积极分子”斗争刘清源的老婆林泽苹，县府支部通过宣布“解放”林泽苹后，吴又召开全机关青年团员斗争林，吴健叫团支书、青委干部说：“斗争林泽苹可以立功赎罪”、“每个都要提，随便提”。这样把一个怀孕7个月的女干部从下午6时斗到午夜1时，直到开除林的团籍。“三反”中刘清源以个人名义向地委书记书面汇报了吴的错误，吴批评刘说：“不通过县委给地委报告是违犯组织原则的错误”，后又设法把刘开除党籍，省委派人追查时，吴健又推脱责任。
+
+　　六、永安分院副院长陈建新因求爱不遂迫害女方王宗惠致死。1951年6月王宗惠（团员）在宁化搞土地改革，当时陈建新是宁化土地改革工作队负责人之一。他为向王讨好，经常买鱼、肉、蛋给她吃，并借口探病向王进行调戏。陈的无耻行动引起了王的不满和不安，她要求离开未获准就自己到别村去工作了。陈建新遂大发雷霆，并曾令土地改革队干部和民兵去抓她，捏造王坚持地主立场（王的家庭是地主）同情反革命，对抗组织等罪状，主张开除王的团籍、队籍，送公安局法办，小组长胡起铭、区书董守泽派4名武装人员将王押到区。后来陈建新又一手布置了斗争大会。陈建新在会上总结王有11条“原则错误”，说王一贯表现不好，对抗组织，不分敌我，住在伪属家里，小姐脾气。并说：“王宗惠有尼姑思想，假装正经”。处理意见是，开除团籍、队籍、送公安局法办。会上并不许王申辩，青年团宁化县工委，团永安地委未经调查即批准了开除王的团籍，并出了通报。王宗惠向上级团委申诉未得受理，因受打击过重得了神经病后死亡。
+
+　　七、前永安中心支行行长郝隆（现在省行工作）于1950年6月诱奸行内女干部刘秀芳，刘怀孕后，郝利用职权嫁祸于李昌玉、陈和、吴仲瑜，并分别给上述同志以警告、记过、开除等处分。郝为达到他和妻子离婚目的，逼迫总务徐之华伪造与其妻有通奸事实。郝为达到强奸行内一工友的老婆的目的，自己放火烧掉防空洞，诬指为工友干的，加以特务罪名，将该工友押送公安局，嗣后郝于夜间入该工友妻室内进行强奸。郝尚有压制民主、官僚主义等错误，三反中郝曾受留党察看处分，近有人要求将其开除党籍。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3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3.txt b/CCRD/3/7/4/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d8107b41d1c75ab6af100de29a27ce64e347fd
--- /dev/null
+++ b/CCRD/3/7/4/000013.txt
@@ -0,0 +1,17 @@
+# 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领导人员处分的决定
+
+　　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共产党员）。压制群众批评，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经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检查组，深入进行检查的结果，完全证明了黄逸峰等反党的罪恶。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出“关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额导人员处分的决定”，予黄逸峰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华东行政委员会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撤销黄逸峰的一切行政职务。与黄逸峰共同作恶的有关人员，也受到党纪处分。以下就是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全文：
+
+## 一  关於开除反党分子黄逸峰党籍的决定
+
+　　原华东军政委员会交通部部长、该部中共党组书记并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黄逸峰，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三日人民日报刊载该校学生薛承凤化名所写“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存在混乱现象”一文后，并未虚心地接受群众批评中真实的合理的部分，用以改进学校工作，相反的，却表示气愤，在该校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上，情绪激动地污蔑投稿者为“破坏分子”，公然声称已去追查投稿人，并指使学校领导干部通过党、政、工、团组织，鼓动一部分师生员工出面要求人民日报更正，以此来抗议并反击党报的批评，随后，又通过该校校长办公室人事秘书蒋震虹盗用学校支部名义给人民日报去信，诈称学校支部同意职工及学生的声明，以骗取人民日报的信任。对写稿者则采取了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在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一再不批准开除薛承凤学籍后，仍坚持己见，违抗上级指示，召开思想改造大会，违犯思想改造的方针，擅自组织群众对写稿者控诉斗争，迫令薛写退学申请书，并两次以学校名义写信告薛的家长，诈称薛的“旧病复发”，“神经失常”，要其将薛领回，以期达到将薛撵走的目的，表现了对投稿者阴险报复的两面手段。在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派检查组前往该校检查及处理此一事件过程中，黄逸峰则表现了瞒上欺下抗拒检查、对党极不忠诚的恶劣品质，初则布置所谓“统一认识”，多方掩盖错误真相，党为了教育黄逸峰曾多次召集会议及对其进行个别谈话，但黄却在会议上公然打击揭发其错误事实的同志，以被检查者身份，狂妄地作总结性的发言，并污蔑党的检查影响了学校的工作，最后在无可否认的事实面前，仍一再到处强词夺理叫嚣狡辩，推卸责任，毫无悔改之意。以上错误，证明黄逸峰对来自群众的批评并非遵照中央指示“采取热烈欢迎和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相反地却采取了对批评者实行打击报复的恶劣态度，以致在学校中窒息了由下而上的批评，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在党检查处理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瞒上欺下、目无组织、对党极不忠实的错误。另经检查证实，黄逸峰这种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批评者的反党恶行，已不止一次，如在三反运动中，黄对勇於公开揭发华东交通部三反运动不彻底的李学民、李利民等同志，即曾藉该部中共党组扩大会议予以打击报复，蛮横地叱责李等是破坏他的“名誉”，是“犯了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并非法地撤销李学民同志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中共党代表会议代表资格，这些事实，都充分地暴露了黄逸峰的本质极为恶劣，并已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并教育全党，特决定给予黄逸峰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
+## 二  对其他有关领导人员的处分决定
+
+　　（一）蒋震虹同志为当时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办公室人事秘书，青年团总分支书记，现任华东交通部人事处人事科副科长。学校方面对投稿人薛承凤一系列的错误措施，蒋均亲身参加布置，并以职工面目同群众一起签名要求人民日报更正。此次蒋被黄逸峰指派参加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组为组员，不仅不主动据实反映情况，且阻止其他同志将有关材料交与检查组；并将检查组已得到的黄逸峰在该校青年团及积极分子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假装阅读，带往另室秘密撕毁，当时虽经检查组发觉向其质问，并有该校其他同志据实指责，竟然态度狂妄，矢口抵赖，直到十多天后核对材料时始勉强承认。以上各点，均严重的违犯了党的纪律与检查工作纪律，经过党的多次教育，直至做了结论，蒋震虹同志仍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虚心进行检讨，并歪曲事实，百般抵赖，推卸责任，表现对党极不忠实，但考虑到其所犯错误主要是在黄逸峰的错误领导下产生的，其本人政治认识比较幼稚；为了给予最后考验的机会，特决定从宽给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
+　　（二）印建强同志为当时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教导副主任，系该校党员中行政职务最高者，该校对薛承凤事件的一系列错误措施，印不仅未曾坚持正确立场，反而无原则地参与其事，并以职工面目同群众一起签名，要求人民日报更正。其错误行为，也是严重的，但在党的屡次启发教育之下，尚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积极反映情况，帮助检查组进行工作，特决定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
+　　（三）鲁训同志为当时华东交通专科学校校长办公室人事工作人员（属蒋震虹同志领导）。党内为支部书记，亦无原则地参与压制投稿人的行动，并以职工面目同群众一起签名要求人民日报更正，其错误亦是严重的，但他在党的帮助教育之下，尚能正视自己的错误，特决定从宽给予党内当众劝告的处分。
+
+　　来源：《反对官僚主义》，人民出版社，1953年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4.txt b/CCRD/3/7/4/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55ec7073c14dbe08d21c9a00c022bd013d0543
--- /dev/null
+++ b/CCRD/3/7/4/000014.txt
@@ -0,0 +1,21 @@
+# 桐庐“清共政治局”案的检查报告
+
+　　浙江省桐庐“清共政治局案”，肇端于1951年4月27日在桐庐中学发现“打倒共匪安定民生”下署“清共政治局宣”的反动字条，由于有关机关在处理这一事件中主观主义，不调查分析，不但未予反革命分子以打击，反株连无辜，由桐庐中学扩大到该省革命大学，临安地委干校和新登中学，先后共牵连干部222人，教员31人，学生125人（牵连到工商业界的尚不在内），其中党员14人，团员10人，被捕押的前后共34人，交群众管制的一人。
+
+　　此案发生后，经浙江省委、省公安厅反复研究，确系搞错，由省委于去年7月下达指示，才终止了这一案件的发展，并由临安地委进行善后处理。
+
+　　1951年8月27日下午，桐庐中学学生金城，在该校图书馆一本“说说唱唱”书内发现一个“打倒共匪安定民生”下署“清共政治局宣”的反动字条，当即交到教导主任刘宝仁处，再经该校副校长王世伟转交县公安局高局长。当时高布置王世伟很好了解情况，但王并未详细了解，即把金城找来，要他照原条写一遍，写后王即认为原字条笔画有些相同，经过威吓指供，金城承认系受该校教员危世琳、杨聪等所指使，共牵连教员七人，学生七人。王世伟即以此情况汇报给高局长，高因对该校教职员情况复杂，早有印象，而所供人员中又确有历史复杂人员，因而即未加以分析研究，便盲目地相信了王的汇报。于是这“清共政治局”案，便进一步发展下去。
+
+　　县公安局将此情况汇报给省，省里便调杨、危等六人到省革大学习，以图搞清此案，王世伟也随到革大，将“清共政治局”情况反映给革大领导，并作了杨聪那组的小组长追逼杨聪，因当时“清共政治局”情况在校里已经泄露，杨便投机假坦白出“清共政治局”一套组织。（据杨在此次甄别中谈，他当时动机是怕失业、怕留训。）
+
+　　县公安局领导上，在杨聪坦白以后，认为此案已证实，便将与此案有牵连尚留在桐中的教职员毛大伦等三人及公安局办事员吴自强（因有泄密情况并在桐中有恋爱对象）扣押反省，并进行逼供，在追吴自强的组织时，高问他是否参加“天目协社”，他因以前在赛球时曾有巩群球队，便胡供一个“巩群协社”，县局即认为这是“清共政治局”的另一番号。但因供不出组织人员，县局便将吴、毛等四人押在一起，让其互相商量，使其串供出一套组织人员，因此又牵连进二十多人。
+
+　　在清理中层时，一批桐庐干部调到临安地委干校去受训。第二期桐庐县干部的班主任系该县县委组织部王明新同志，第三期系县农会主任李云亭同志。当时因“清共政治局”案业已发生，于是在干校中也有意识的追“清共政治局”的事情。在盲目追求成绩追求数字的思想支配下，采取了逼供、诱供、指供等方法，以致在干部中又扩大牵连了200多干部。
+
+　　自杨聪在革大“坦白”后，在桐庐中学也跟着用斗争、吊打、罚跪等方法，强迫学生坦白和检举。其中如黄松云同学被逼得神经失常，至今尚未痊愈，一次跳在江中自杀，被他哥哥捞起。
+
+　　桐中有一班学生并入新登中学，将此情况转到新登，于是又在新登中学蔓延起来，严重情况不下桐中。
+
+　　 最高人民检察署3月20日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3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5.txt b/CCRD/3/7/4/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003c8723f137637897e54e395b54589a8697ba
--- /dev/null
+++ b/CCRD/3/7/4/000015.txt
@@ -0,0 +1,15 @@
+# 中共合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贪污腐化分子吴飞党籍的决定
+
+　　吴飞，现年31岁，中农成份，学生出身，湖北英山县人。1939年入伍，同年入党。曾任县公安局科员、区治安员、治安股长、县公安局副局长、工委书记、县委城工副部长、合肥市区书、合作社、合兴公司经理，以及省总工会干校教导主任、生产工资部副部长等职。（1948年因手枪乱借曾受到党内劝告处分）其进入城市后主要错误事实于后：
+
+　　一、1949年与50年在合肥市合作社及合兴公司工作期间，为了达到个人无尽止的享受，先后曾十余次挪用社内洋纱以及贪污所得进行放高利债，如1949年底将公家两件洋纱交给私商金公元用一个月即得利洋纱6并，同样方式将私商童本一洋纱2件转放给商人陈鑫山得利5并，而从中贪污两并，如是3年来共高利剥削得洋纱折款531万4000元，供其挥霍滥用，俨然成为与资产阶级毫无区别的剥削行为。
+
+　　二、为了满足个人生活上的享受，经常与奸商罗慕周、童本一、卫文章等一块吃吃喝喝，并接受其所馈赠之大駮台、大英等香烟以及衣服和款子等，并以一枝金星钢笔换取上海中国火柴公司陈子仲五一型派克钢笔1枝，其差价40万元由私商沈乐卿偿价，由于吴与私商不分彼此，1950年2月在私商陈鑫山家与奸商赌牌九一夜，输钱达250万元以上。由此看来吴飞已发展到敌我不分，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的立场，为此曾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当时借陈鑫山40万元之赌本后未还）
+
+　　三、在合作社工作时，曾接受童本一贿赂脚踏车1辆及其他物品，在合兴公司盗卖公家脚踏车1辆，桌子1张。总计3年来吴飞高利盘剥、贪污受贿共达747万5100元，（另外尚有怀疑材料586万2000元不在内，以后查出以新贪污论处）。
+
+　　四、吴飞在作风上也是恶劣的，在合肥市工作期间，曾与合作社干部王某发生腐化（前已处理）。同时不服从上级指示，独断独行，虽然合兴公司市委曾决定要自给自足，而吴飞既不经请示又不经报告即擅自决定既自给又赚钱的资本主义经营方针，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
+
+　　事实证明，吴飞虽受党的长期培养教育，对党曾有过供献，但进入城市后竟与奸商拉拢吃喝，从中贪污受贿，以致发展到与奸商一起赌博，并经常以高利债盘剥群众，经党的一再教育而又不能改正，已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完全叛变了党与无产阶级的意志。因此，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市委决定并经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开除吴飞党籍，以资教育全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6.txt b/CCRD/3/7/4/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3ac44cab12b0fb3c86d28bc12757857ca5682f
--- /dev/null
+++ b/CCRD/3/7/4/000016.txt
@@ -0,0 +1,17 @@
+# 广东罗定县“地下军”暴动案
+
+　　广东省人民检察署从1952年底至今年1月中旬，先后接到罗定县中等学校学生来信一百十余件，控告罗定县公安局严重侵犯人权，酷刑逼供等违法乱纪行为。经广东省检察署会同有关机关彻查，证实该县公安局违反政策刑讯逼供，在该县几个中等学校中追出庞大的“地下军暴动案”假案，共计27个反革命组织及27个外国组织，牵涉1,000余人，逮捕56人，并发生了人命事件。这一事件在1952年10月间经广东西江公安处检查，但未解决。
+
+　　1951年1月12日晚，罗定师范学生童居义回宿舍时，发现有人睡在他的床上，即大喊有贼。经校长谭炜基、教育主任梁惠佳等前往检查，发现19岁的学生黎德振在楼下正欲躲藏，从其身上搜出锁钥5条，水笔3支。在恐吓威逼之下黎德振供认“企图爆炸学校……陈文龙（查无此人）是领导人，炸药埋置校园。”公安局闻讯后即将黎逮捕，连夜审问逼出“地下暴动军”组织。
+
+　　据此公安局即主观认为学校是特务的大本营，通令各校进行镇反教育，号召坦白检举，同时根据黎德振的口供逮捕了学生谭旬生，引起各校师生恐慌不安。1月13日在罗定师范教员谭泽基处获得学生凌巨钧开玩笑的一张“公审叶克仁（少年儿童队长）请签名”的纸条、经再三追逼，凌巨钧被迫说出：郁南二中转来的学生都参加过“结社”“花名委员会”，学生吴兴银（年17岁）为“学生总司令”。其后又在罗定师范学生谭登才身上搜出一瓶“哥士的”认为是毒药（实际不是）。即根据吴兴银、谭登才的口供将教员张穗东、朱詠逮捕。因为各校发现有问题的多是郁南二中转校的学生，故在寒假期间，公安局将有“嫌疑”的65名学生集中管训。经过刑讯、假枪毙等恐怖手段，历时59天又逼出反动组织“广州绥靖公署西江指挥所第九路军第九团”。扣押集训学生17名，另逮捕25人。
+
+　　2月5日公安局召开特务家长座谈会。3月2日经县委批准召开“各界人民控诉特务分子罪行大会”，当场逮捕7人。6月7日，又召开一次约七千余人的收音广播大会，又当场逮捕6人，管制3人。公安局侦查股长彭光在会上带头打人，教员吴振球被打后回去跳楼自杀。自此以后，被押者多畏刑认供。仅19个人即供出27个反革命组织和27个外国组织。其名目有所谓“新中国青年救国军总司令部”、“中国青年救国军”等，其下并设有委员会、指挥部、军、师、军分区、团等庞大组织。
+
+　　在这一事件中，公安局干部违法乱纪的情况极为严重。刑讯的种类有：跪砖头、跪扁担、跪碎玻璃、假枪毙等。并有的坏教员强迫在女同学阴户内找炸药。公安局长徐文华说：“不坦白者南门岗上赏风景，义塚（刑场）地下闻臭骨”。公安局将犯人口供、“特务名单”交给历史复杂的校长、教师，任其在校内进行非法斗争。如罗定师范校长谭炜基（三青团区队长）公开宣布：“全校特务教员有60%，特务学生有80%。”并擅自制定“管制学生十六条例”。
+
+　　此案经广东省人民检察署等机关检查后，已对有关责任人员分别提出处理意见。
+
+　　 最高人民检察署4月4日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4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7.txt b/CCRD/3/7/4/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bc1433aa37688f187e432ce26a06127d021786
--- /dev/null
+++ b/CCRD/3/7/4/000017.txt
@@ -0,0 +1,19 @@
+# 贵州晴隆破获所谓“破坏土改同盟军”真象
+
+　　【贵州记者组讯】贵州省晴隆县三区共有马场、中营、鲁打、大田四个乡，是汉、彝、苗、回、倮、喇叭、革老等八个少数民族杂居地区。该区自1951年12月起三次破坏了所谓“破坏土改同盟军”暴动案，这一事件牵延时日很久，迭经西南公安部、省公安厅、专署公安处与兴义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陆续派人深入调查，至1952年冬始肯定是假案。但严重形势业已造成，该案被吊打的地主305人，农民12人（致死的6人），错杀7人，逮捕的269人，自杀的20人（地主13、富农1、农民6）。
+
+　　第一次是1951年12月，该区将鲁打乡乡长龙荣智（喇叭族）调走，派陈谨修（汉族、前大刚报记者、国民党员、历史复杂）接任乡长。陈到后，叫村干部强迫群众拿钱杀猪欢迎，对群众一贯威胁、吊打，曾吊过两个药婆，乱宣传婚姻法，违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引起群众不满。喇叭族乡干事龙荣礼暗暗收集材料，准备向上级反映，以便撤去陈的乡长职务。陈发现后，有意寻衅报复，以1951年秋征该乡少完成14万斤公粮任务为借口，肯定是地主龙荣模主使，龙荣礼从中参与，又假造事实说龙荣礼暗杀他。陈谨修捏造此情况后，就强迫李其昌（乡干事）、龙荣礼在区上“坦白”，龙荣礼除承认曾收集材料，拟向上级反映外，余情无法承认。该区区长罗廷显（彝族，不了解内情）说，不坦白当场逮捕。之后，陈谨修逮捕了喇叭族地主龙荣模，用肉刑逼供出有所谓反共委员会组织，并说中营乡有200人，鲁打乡有100人。随即开始捕人。
+
+　　第二次是陈谨修回乡以后，又用肉刑逼供黄而臣（被地主乱咬的），黄承认是“小队长”，陈说“不行”，黄又被逼承认是“中队长”。总之，凡是被咬的，都经刑讯逼认是这是那。副区长赵姬毅（历史复杂）又到中营乡刑讯地主赵德芳（历史上有较大罪恶），咬出罗元守、龙庭臣等20人。县公安局便派了代理审讯股长梅东园（中统特务）带一个班公安人员赴鲁打乡，普遍开始“技术审讯”（即刑讯，计38种）。梅说：现在快土改，一定是“破坏土改同盟军”，当时大家同意他的说法，于是一件“镇压”“破坏土改同盟军”的假案，就糊里糊涂地更加扩大了。
+
+　　第三次是，1951年古历五月十六日又在马场乡斗争地主陈荣全，陈顽抗，后由民兵8人押陈赴家寻找浮财，途经松林堡，发现陈荣全乱摸身上，当场发现陈身藏镰刀一把。于是，民兵等复将陈捆回继续用刑。硬要陈说想杀谁，谁是后台。陈先咬老实农民，大家不信，复咬出又是“破坏土改同盟军”，以易全达（惯匪）为总司令，陈胜文（地主）为副司令，各村都有司令部，有司令员，参谋长、副参谋长、书记等职，下有大队、中队、分队等并有负责人，又供出在易全达家开会三次，讨论屠杀、宣传、烧房等情况，事件就益发扩大了。在事件发展过程中，特务分子梅东园制造空气，说那里搞不出，那里工作人员有问题，干部害怕就乱搞起来。由于胡说乱咬，真假不分，村村捕人，四处关押，全区群众万分恐慌。如被波及的大田乡，仅新中村就有“匪乡长”5人之多。全区各村都有6个中队长和分队长，共咬出“反革命分子”962人之多。鲁打乡双凤村第七组23户就有21户是“反革命分子”，全家被管制。有的上吊（乡民兵中队长，青年团员路耀正，因杀鸡给工作干部旷明廉吃，被认为麻痹干部，扣上反革命帽子，因而自杀），有的投河（贫农谢德柱赴乡开会，因该村未“破案”，被认为包庇反革命，回家自杀）地主卢开之被逼供后，全家2人上吊，1人自杀，仅剩下二个小孩。陈谨修在逼供时，荒谬地威胁群众，说“鲁打乡材料由我掌握，生死由我！”被错杀的龙荣模、龙荣锡（二人均地主，有罪，但不该死）死时大喊：“我们先死，你们后死，在鬼门关等你们！”
+
+　　事件牵延很久，引起群众恐怖、失望。被逼的双凤村农民邓中章对着毛主席像大哭，说：“毛主席，毛主席，你老人家实事求是，可是下边就乱搞啊！”
+
+　　1952年6月下旬调该区工作的中共区委书记辛天宝（现县委组织部长），起初还比较慎重，陆耀正自杀后，左倾思想上升，又根据所谓“洪化村突破案情”的经验，传达布置，要求向上（指地富）追根，使错误事件继续发展。中共晴隆县委书记靳子明，在这一重大案件发生后，既不下去深入调查研究，又偏信来自陈、梅等人的错误报告，后期批案时个人做主，地委屡次指示不准乱捕人，他仍批准随意乱捕77人。证实是假案后，在思想上、行动上并不积极处理，采取消极抵抗态度，虽曾两次书面检讨，均极不深刻，只给自己扣上一顶“官僚主义”的大帽子，承认负什么“一定的责任”而已。
+
+　　地委在三次检查后，一方面向群众宣布是假案，一方面作了些善后工作，召开干部，农民代表、群众会议，释放错捕的174人，同时进行救济，计全区救济83户，376人，救济大米21,453斤。经过这一措施后，群众反映尚好。
+
+　　对此案有关人员地委亦作了研究处理，并报省委待批准后即宣布。陈谨修处死刑，梅东园20年徒刑。其他有关人员亦根据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处理。（何力夫）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4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8.txt b/CCRD/3/7/4/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63bb54a67b73d8d98f69034d386617e8d63666
--- /dev/null
+++ b/CCRD/3/7/4/000018.txt
@@ -0,0 +1,37 @@
+# 怀来县委关于董全忠特权思想的检查和处理情况
+
+　　（新华通讯社内部参考组：）
+
+　　3月2日寄来“全国著名烈士董存瑞的父亲董全忠特权思想严重”一函，经怀来县委书记调查并做了处理，我们同意其处理办法。
+
+　　 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四月十三日
+
+　　（[附]）
+
+## 怀来县委关于此问题处理情况报告
+
+　　全国著名烈属董全忠，全家4口人，本人54岁身体健壮、农民出身。其妻今年56岁身体也很强壮。次子13岁，女儿16岁都在本县学校读书。有驴一头，绵羊30只（雇了一个羊官是其女婿），土地36亩中等地，平均每亩常年产量一市石，1952年共收粗粮33石，山药3千余斤，葵花7布袋。逢年过节也不低于任何烈军属和一般群众的生活水平。如今年过春节时杀了大猪一口、白羊一只，还买了数袋机粉及其他生活资料一部（分）。群众称董家是“财主”，我们认为他家是年年有余的光景。
+
+　　对董全忠错误事实的检查：（1）自私自利，依赖村里照顾的思想十分严重。如在1952年村里决定给他代耕工126个工，董还嫌少，按每工小米8斤计算，一次发给，用工时自己雇人，但雇人时每工少给一斤小米，从中取利。群众对此问题很不满意。董全忠自己身体很强壮，但不愿参加劳动，如自己连吃水都不担。连洗衣服、饮牲畜的水都是村里派义务工轮流供给（每日3担）。特别是比其年老的董连宝、董顺和、董顺明等5个老头给他家担水，他还认为是“应该的”，因此，造成群众对其不满。（2）依赖政府扶植，强调自己困难的思想也是十分严重的。如在1952年夏季有新华社记者高二贡同志亲自到他家访问，当时他就提出：“无钱、无吃、生活无法维持”等不切实际的困难。因此高同志回到北京后，当下就给其寄来了人民币50万元。1951年春季政府为了纪念董存瑞烈士的光荣伟大的精神，曾给其修建了祠堂和门楼，这样更表示了对董全忠夫妇的尊重，并表扬了他们全家老幼要保持光荣。从此更产生了严重的依赖政府扶助和强调生活困难的不正确思想，并经常在群众面前说：“政府养活起我们来也是应当的，这是我儿子存瑞挣下的功劳”等。（3）居功自傲、自高自大的特权思想也很严重。如整天向村干部和群众讲困难、没办法；向上级领导机关寄信反映当地政府照顾不好，家庭困难没人管等；并经常在大会上说自己“有功，光荣”；批评村干部“不积极、思想落后不进步，对烈、军属代耕工作不关心”；批评群众“对烈军属尊敬不够”等。又如1952年春季给其代耕工126个，秋后又发动了50多个义务工帮助其收秋，其妻还说：“给我代多少工也不领情，这是存瑞拿血肉换来的”。更明显的是去年董全忠参加了董全仁等五人的互助组，在农忙时，别人给其做了活，他不但不还工，也不找价，反而说：“应该不还工，不找价”。因此这个互助组今年也垮了。
+
+　　群众反映：由于存在以上问题，群众对其和政府也造成不满。如群众普遍反映说：“上级对董照顾、慰问多，董全忠夫妇对县、区、村干部意见多，群众不满意见多”。又如有的群众说：“要按生活比起来，董全忠比过去的富农都好，要听他说起来比‘讨饭’的都可怜困难”。烈、军属反映说：“咱们不能和老董比，人家是有功的人”。又如董全仁说：“董全忠全国有名，咱和人家住在一个村子也很光荣，可是有一样村干部受罪、群众受累”。
+
+　　以上问题产生的根源，由于我们对其缺乏经常的政治教育，鼓励、表扬多，批评教育少，再加上其农民意识，致使其居功自傲、自私自利、依赖思想、脱离群众，瞧不起当地党、政领导，造成在群众中的极坏影响。
+
+　　检查中初步解决的问题：
+
+　　(一)首先根据事实，采取了个别谈话与动员，针对董夫妇二人的思想情况，以各地劳模的榜样和杨顺奎脱离群众的教训，揭发了董的错误，基本上扭转了董夫妇二人不正确的思想，初步认识了自己以往的错误事实。如董全忠说：“多亏你（指县书）这回来告诉我，我的自私自利的思想确实严重，如向杨顺奎那样确实危险的很。”又说：“这回可得知过必改啦”。另外还要求县领导上经常来帮助他。
+
+　　（二）为了彻底扭转董的缺点和错误。接着召开了村主要干部和党支委及烈、军属、劳模座谈会议（董全忠夫妇全参加）。在会上互相交换了意见，互相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使董全忠夫妇二人也进行了自我检讨，如董全忠在检讨中说:“如刘政委不给我解释，我真不知好坏，互助组垮了台就是我自私自利的过，群众照顾和帮助我，我老认为是应该的，两个比我老的哥哥来替我担水，这真不对头。”又惭愧地说：“我真成了有名无实的劳模啦，真对不起党和政府对我的培养和教育，今后一定要决心改正，克服一切困难，积极参加生产，还要和村干部加强团结，把村里工作进一步的搞好”。另外，历来不接受意见的董老太太也在这次会上作了检讨说：“这次会开的真顶吃药，刘政委来得好，比给我拿几百万块钱都强”。村干部也表示态度说：“今后一定要把优属工作进一步的搞好，还要帮助老董把生产搞好”等。
+
+　　六、今后的几点意见：
+
+　　（一）为了进一步的巩固这次检查和解决问题的成果，首先要加强县、区委和当地政府对董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领导，使他更进一步认识到自私自利、依赖政府、脱离群众等错误的危害性。
+
+　　（二）并要作到适当照顾，以达到代耕面的平衡，并动员其积极参加劳动生产，使其认真克服以上错误，以收回脱离群众的极坏影响。
+
+　　（三）继续加强村干部及群众的爱国主义的政治教育，不断地提高烈、军属的政治社会地位和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使群众认识到烈、军属的社会地位，同时要教育群众自觉的、多方面的尊重他们。使烈、军属思想上感到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和热爱，以达到干部、烈、军属及群众的团结。
+
+　　（四）县、区委要经常保持与其联系和检查。必须以正确严肃的态度对待其缺点和错误，使其不断地提高觉悟，密切联系群众，如此，才能使其在群众中有威信和起带头骨干作用。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4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19.txt b/CCRD/3/7/4/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3d66b7bbacbce0168e51562d1b9d66acbaf53d
--- /dev/null
+++ b/CCRD/3/7/4/000019.txt
@@ -0,0 +1,19 @@
+#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第二机械工业部长刘鼎所犯错误的通报
+
+　　前中央重工业部副部长现中央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刘鼎，由于缺乏政治责任心和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在前重工业部工作领导兵工工作期间，曾犯有严重错误。经本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检查，已查明其错误事实。兹根据其所犯错误程度，决定给予撤职和降级使用的处分，并将其错误事实通报如下：
+
+　　一、在执行兵工建设方针中，表现有严重消极思想，妨害了兵工建设。一九五零年兵工办公室成立后，强调不集中统一不能工作，消极情绪严重，只是拨款分配任务，没有利用机会深入瞭解各区兵工工厂情况，为兵工总局之成立及以后发展进行充分准备。刘曾不负责任地对干部讲：“兵办兵办，有事就办，无事不办，”造成干部极不安心。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虽研究制定了调整与建设方案，但认为工厂只有经过彻底调整才能解决一切问题，故消极等待调整与建设方案的批准，很多应做与可能做的工作，有意识地放松了。中财委领导同志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兵工会议上曾有若干重要指示，并未切实讨论贯彻。调整前的准备工作，如了解各地工厂情况、机器修理、查定机器、经济核算、训练技术人员，有的做的很差，有的根本没做。一九五二年六月，调整与建设方案批准后，没有及时充实设计机构，因而对各地送来的设计计划审查缓慢，很多机器亦未修理和及时调整，拖延了调整时间，使兵工建设受到严重损失。
+
+　　二、对抗美援朝任务不负责任。在接受生产任务时，满足落后定额，强调困难，不积极发挥企业潜力，讨价还价。例如：在签订一九五三年计划时，军队要求订做两批武器，刘强调困难，只保证完成百分之二十三与百分之三十，但经工人研究，原订任务均可保证完成。另一批弹品任务，刘又强调困难，只接受百分之五十，经领导同志与苏联专家及职工研究，可超额完成百分之十。刘在接受生产任务时，一贯采取投机取巧态度，稍有困难的产品，不去设法克服困难，讨价还价，但容易做的则要求多做。一九五一年有些主要产品未完成任务，却以超过生产总值去搪塞。有时又言过其实，好大喜功，事前对困难估计不足，事后又不积极克服困难。如一九五一年承做一批武器，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材料即轻易接受，而事后又不积极调整购买，拖到了一九五二年夏天始将材料凑齐。又如某种武器只看了看样子即承做，结果只完成了百分之十。
+
+　　在军火质量上，刘同样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工作生产能力本来很高，但刘在订合同时却故意压低质量。生产管理上，则忽视质量，缺乏严格的检验制度，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急谋改进，因而造成很大损失。如某种弹药，由于少烧一次口，形成大批裂口，经抽查严重的竟达百分之九十点五。又如一九五一年生产的某种武器，有许多弹膛不合格，直到同年十二月六日始发现。军械部发现某种武器质量有问题，拒不验收，兵工总局还认为问题小，不积极解决，使验收时间拖延了三、四个月，影响了前方及时使用。
+
+　　三、本位主义，缺乏国家整体观念。军工订货包价，历年虽然有所降低，但刘鼎仍有意抬高，如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成本只为包价的百分之五十三点七，从中获取了超额利润，使国家兵工预算不能发挥应有作用，严重影响了部队装备。客观原因对包价提高固有很大影响，但由于刘鼎的官僚主义与本位主义，使各地区工厂得以讨价还价，抬高成本，则起着重大作用。如某两地区明知国库存的材料调拨价格低，亦按天津市价计算，因而获得了原材料差价两千余亿元。很多厂子不实行退料制，表报的用料数超过实际用料数，甚至有些局、厂不从改进生产上用工夫，而在订合同时，故意伪造成本，对付国家订货。因而从国家预算中取得了大批超额利润。
+
+　　四、在工作领导与工厂管理上表现有严重官僚主义与保守思想。刘对下级报告看得很少，对上级指示也不好好研究。对兵工家务、设备与生产能力了解极差。全部工厂机器长期没有一个正确统计，刘说某厂某种机器很少，而且百分之四十以上是坏的，但经中财委领导同志派人调查，该厂此种机器竟超过刘所说数量的百分之七十，而且全是好的。兵工总局对下级的关系，好像是一个大包工头，只给任务，不交办法，不解决问题，既不检查，亦不总结，将兵工总局变成付款催货的机关，未起到应有的领导作用。生产管理上，骄傲自大，固步自封，满足于过去经验及成绩，不接受先进经验，一些工厂的先进经验在兵工系统中并未推广，对兵工厂的很多老干部，没有培养与提高。兵工系统机器多、技术好、资金雄厚，但由于刘鼎的官僚主义、保守自满，并利用兵工优先、不计工本的条件，以及漠视先进经验的推广和潜在能力的发挥，严重地影响了兵工生产的发展。
+
+　　五、单纯技术观点，不依靠党和群众，忽视政治。刘在干部问题上，重才轻德，忽视思想与政治领导，认为干部政治上、业务上的提高不是领导责任，认为工业部门中的干部主要是靠技术吃饭，因此在兵工系统中，政治空气薄弱，造成不少新知识分子单凭技术吃饭，老干部中也有单纯技术观点、不问政治的倾向。刘谈起技术问题津津有味，谈工作或政治问题往往表现不耐烦。认为工人打百锤不如技术人员打一锤。刘一贯无视党、政工作，说“机关等于汽车，领导人等于司机，汽车中途坏了，是等汽车修理好再走，还是丢掉汽车先走，我是要丢掉汽车先走”。因此兵工总局干部普遍感到无事做，六个处长五个不安心，许多干部每天只是“吸烟、喝水、看报”。一九五二年研究调整与建设方案，三个局长根据落后定额，闭门编制方案，忙忙碌碌几经修改计划，仍很不切实际。对工会和青年团工作既不扶持亦不依靠，对他们的工作从不过问，工作中从未指示如何依靠党和群众力量完成各项任务。认为技术干部是一等干部，党与工会干部是二、三等干部，因此很多党与工会干部工作不安心，对工人福利很不关心，华北不少老干部因劳致病，长期没有具体措施来解决，有些工厂连饭厅也没有，许多工人冬天还在露天吃饭，对此极表不满。兵工生产危险性很大，中央曾一再指示安全生产，各地曾一再发生事故，但兵工系统对此长期忽视，一九五二年冬东北某厂即因此发生重大失火事故。
+
+　　六、骄傲自大，强调特殊，目无组织。对上级采取不正确态度，不按组织办事，认为中财委解决问题不及时，不积极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常常采取消极对立态度。强调兵工保密是对的，但刘常以保密为名，强调兵工特殊，中财委规定的表报制度，兵工总局则以不适合兵工部门为藉口，拖延执行。刘鼎骄傲自大，缺乏民主作风，与同级干部一贯不团结，听取干部意见很不耐烦，因而很多干部有意见不向他反映，有问题也不敢找他解决，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一贯对别人批评很少考虑，刚愎自恃。在去年第二次兵工委员会会议上发言很不虚心，第一次作了检讨，第二次又推翻。
+
+　　综上所述，刘鼎的错误是极严重的，这主要是由于刘鼎政治落后、缺乏政治责任心和严重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所造成的。但刘在被检查之后，尚能听取批评进行检讨，几年来在兵工工作中也作了一些工作，技术上尚肯钻研，曾试制了一些新式武器，同时，过去在重工业部曾兼管其他工作。因此决定给以撤职处分，降级使用，以观后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0.txt b/CCRD/3/7/4/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ff56d98b73d26e27c5958d5b54c9bca88d9914
--- /dev/null
+++ b/CCRD/3/7/4/000020.txt
@@ -0,0 +1,15 @@
+#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开除王绍洛党籍的决定
+
+　　（王绍洛，原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外事处长兼秘书处长，现年43岁，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教员，山东昌邑县人，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其主要错误是：）
+
+　　（一、贪污受贿。1948年王任胶东区东海地委统战部长时，利用职权接受香港私商的贿赂和贪污公款、公物和特别费共达1950余万元。1949年6月调青岛工作后，又继续勾结奸商投机倒把，个人做买卖，出售黄金，牟取暴利，到三反运动时为止又贪污受贿达1240余万元。其在生活上极端腐化，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2年多的时间仅接近贪污性质的挥霍浪费即达2640余万元。）
+
+　　（二、丧失立场。王绍洛自到青岛工作后，曾先后为反革命分子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分子多方设法介绍职业，被其安插在政府机关和学校者即有十余人。）
+
+　　（三、堕落腐化，与有夫之妇通奸，并借去北京开会之际，偷去上海与通奸的妇女相会。）
+
+　　（四、在三反运动中，对抗运动，初则进行欺骗拉拢，企图过关，继则分散隐瞒赃物与同犯订立攻守同盟，企图对抗到底。）
+
+　　（以上错误事实，证明王绍洛虽经过党十几年的教育，但其剥削阶级本质未得到改造，竟目无法纪、贪污受贿、挥霍浪费、严重地腐化堕落，已完全丧失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1.txt b/CCRD/3/7/4/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f16421084d700917be78d76f6d607e503ff5cd
--- /dev/null
+++ b/CCRD/3/7/4/000021.txt
@@ -0,0 +1,11 @@
+# 山西“稷王山游击支队”假案是怎样造成的
+
+　　山西省运城专区于1952年1月24日根据一封匿名检举信，破获匪特“稷王山游击支队”案，牵连万泉、稷山、河津、安邑等七县，共600多人，其中被扣捕61人，农村自首172人，自首中自杀的14人，已死的5人，残废的3人，因威吓而病死的2人。
+
+　　接匿名信后，万泉和安邑县公安局曾进行侦查，并未发现任何活动与线索。但万泉县公安局不根据事实材料而以不真实的血债为名，逮捕了张根禄、雷养科等，企图从审讯中破案。在审讯中实行了残酷的刑讯逼供、指供、串供，有的带上了四副背拷，有的扁拷是用铁锤敲上的，铐子陷在肉内拿不出来。更严重的是实行“犯人小组过关”，把被捕者交给犯人斗争。反革命姚明禄（犯人组长）对张根禄说：“马列主义灵活运用，我在这儿见过四五百人，没新组织就出不了此门，冤枉几个人算不了啥。”犯人组长孙和清对董吉昌说：“政府是赵高指鹿为马，你不承认就是反革命，把你抓来怎样办罪？”这样逼得被捕者胡乱招供，边供边捕，愈搞愈乱。仅四个县就供出“汾南游击纵队”等36个番号，以致真伪难辨，不可收拾。
+
+　　因为被捕者都无材料，愈供愈乱，又企图从自首中取得证据，因而又开始了强迫群众自首的运动。前后经过五六个月的时间，万泉、稷山两县有171人自首为反革命。稷山屯元村53户，自首了68个反革命，全村村干民兵也都成了反革命。该村被称为“反革命村”，村民到处遭受鄙视，甚至连儿女和外村结亲也不敢要，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这次中央人民检察署派去的检查组在群众大会上讲解政策后，群众嚎啕大哭，感到十分伤心。
+
+　　经过40天的检查，证实此案确系假案，除其中有些人因有其他罪行需另案处理外，已将大部分被捕者释放或去掉反革命帽子。对于失职人员已建议省委予以处分。这样处理以后，基本上扭转了群众情绪，挽回了政治影响。群众反映检查组是“救星”、“救命恩人”、“毛主席领导实在好，什么心都操到了。”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5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2.txt b/CCRD/3/7/4/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3ad0a5f7f68b0e9c198f072377999da146e7f4
--- /dev/null
+++ b/CCRD/3/7/4/000022.txt
@@ -0,0 +1,45 @@
+# 广东海南区两件反革命假案的真相
+
+　　【广东分社讯】广东省海南区最近在清理过去的反革命活动案件中，初步已发现76宗的严重的假案。
+
+　　综计因这76件假案而被牵连带上匪特地下军之类帽子的老百姓和干部共达2,604人，其中被逮捕的1,158人，被枪决的52人，在狱中病亡或自杀的50人；被诬者大多数（90%以上）都是贫雇中农和教员、学生，还有共产党员。在发生假案的地区，造成了社会秩序的极大动荡和混乱。现在凡已彻底弄清真相的假案，其影响大者，都先后开了大会加以揭发，摘掉受冤者“匪特”帽子，错捕者予以释放。但目前对有关犯错误干部的处理及对受害者的善后工作，如抚恤死者，医疗伤者，赔偿群众损失等尚未很好进行，应引起有关领导的严重注意。下面是两件造成严重损失假案的情况：
+
+　　昌感县“匪特地下组织”假案发生在1952年2月至5月的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八字运动”期间。解放前，这一地区反动势力较强，解放后也曾发现过一些割电线、写反动标语之类的破坏活动。八字运动开始后，中共昌感县委以第一书记陈武英（海南区党委员、现在海南行署农林处处长）为首，没有具体地分析当地情况，忽视了解放以来，尤其是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敌情的变化，主观地肯定四区各乡村都有敌人的地下组织，并抱着“最大决心”，一定要把敌人的地下组织破获。
+
+　　在这种错误的思想指导下，县委即责令四区八字运动工作队一下乡就逮捕了卢运安、张长义等13名反革命分子（都属于历史性的，无现行活动），意图追出特务组织。未能如愿后，陈武英为达到他的主观愿望，于是对干部强调说：“那里搞不出敌人地下组织，就是那里工作不深入！”给干部思想上加上压力，并提出：“从敌人最薄弱的一环突破”。3月9日，县委第二书记赵郑农和县公安局局长王康宁首先在八龙乡八所村传讯软禁了的小学教师符献宏，符被追问数日，即乱供“曾和卢运安，柳攀岳等在学校开会”，因而随即又传讯柳攀岳（小学教师），柳否认开会。并在当晚自杀，不日符亦自杀。3月12日，八字运动工作队又在名家乡传讯扣押曾任过伪保甲长的唐石忠等（都是中贫农）5人。他们在被吊打和指名问供等情况下，都乱供了一套所谓地下组织和人物。陈武英听了这些汇报后，正符合他的主观愿望，盲目信以为真，他对工作队说：“罗福等乡尚未发现敌人地下组织，不是没有，而是工作不深入！”
+
+　　罗福乡工作队队长为要搞出“特务组织”，便召集紧急干部会议，传达县委指示。并在4月1日传讯贫农陈广开，先以酒肉诱惑，未能如愿后，即将陈捆绑，拳打脚踢，并用假枪毙进行逼供和指名问供，陈被逼无法，便乱供了一份“特务”名单，并说开过几次会，谁负什么责等等。其他被捕者同样受到吊打逼供。并乱供了一套“暗杀”、“宣传”、“破坏”之类的特务组织。
+
+　　4月4日，陈武英又亲自传讯软禁了福堂乡乡长朱深友，并威胁朱供认特务罪行。县府科员林显洲继续审问中对朱说：“罗带村已发现特务组织”，朱便要求林介绍罗带村“破获”特务的情况，林说有：“暗杀队、破坏队、大刀队、放毒组”等，并问朱：“你们那里有没有？”朱即顺口答说：“我们这里有青年特务部，青年军、暗杀队，准备4月8日晚12时一齐动手，杀死工作队后再逃往罗旺岭……”诸如此类的事例不胜枚举。中共昌感县委，不仅没有对这些用逼供方法得来的材料加以怀疑并研究其真伪，反而一面根据这样得来的所谓“特务组织”、“特务名单”布置大逮捕。4月11日，陈武英在布置工作会议上宣布：“敌人的党政军组织是全县性的，而且是统一的，党是青年党，有区分部、支部；政权还摸不清，只知有乡无区；军队有团营连排班，渗入学校及我基层组织是普遍的，群众组织除个别好的外，全是敌人的。我们决定把敌人的军队排级以上，党支部委员以上，正副乡长，宣传、破坏等组队长以上及暗杀队一律逮捕。”在这样错误的布置下，4月间便逮捕了280人，并“缴获”了许多所谓“证件”，其中有武器、毒药等等，事实上这些完全是假的。
+
+　　全面大逮捕后，县委、土改队干部等即普遍用肉刑逼供和指名问供。县委除吉寒冬（县长）同志一人外，全都亲自动手吊人打人，陈武英打了卢运安后，告县委第二书记赵郑农说：“我打得卢运安脱皮！”这样便上行下效，各工作队更放肆吊打。某工作组审讯陈大保时，曾断续吊打四昼夜，吊断三根绳索，陈周身出血，不省人事，群众见状，四处躲避，全村呈现恐怖气氛。群众反映说：“何必这样做呢？不如把他枪毙算啦！”“犯人”集中地的罗带村，经常可听到一片哭声。而被捕的少数真正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这时乘机捣乱，如卢运安竟编造一大套较完整的“党政军特务组织系统”，骗取县委对之十分相信。卢高贤被押在罗带村时，更明目张胆地向在押之无故农民分派“特务职务”，并说：“你们要造假坦白，共产党才会放过你们！”要他们在被讯问时照职认供，许多农民在吊打的威胁下，只好如此供认。
+
+　　全区群众对我们这种做法，都表示极大不满，他们纷纷反映说：“积极分子都抓去啦，今后谁敢做工作！”很多无辜群众被咬后，他们因恐受刑，纷纷上去报伪，此时工作队杨绳苕说：“人多一个一个的报，几天也报不完，你们可派代表来报！”有一个13岁的小学生陈日球（少儿队副中队长、贫农）上台说：“我是反共救国少年儿童先锋队副中队长，代表三年级报上当……”。八所村群众曾派农会主席、民兵队长等赴区请愿，说报上当的“特务”都是假的，但结果县委下令将他们扣押起来了。小岭村工作队，预先布置坏蛋符庆祥在报上当大会上“坦白”谁是特务，谁做什么，被咬的人很多，激起群众的公愤，次日，群众手持棍棒，自动集会要打死乱咬人的坏蛋符庆祥。一工作队员即持抢威胁群众说：“这是谁组织的，你们不报上当，还不准符庆祥讲吗？”当晚，县青年团书记王丹江奉县委命令带武装前往镇压，逮捕了70多人。同类的事情还有很多。
+
+　　全案发展至此，被牵连戴上特务帽子的群众干部共达830人，其成员极其广泛，县级机关和四区各乡基层组织均有“特务”名单，罗带村青年团支部12个团员中有6个“特务”，整个支部被解散；四区14间小学均有“青年党”组织；前后被捕坐牢的169人；被捕审讯后释放的257人；被管制的103人；不堪受冤屈和肉刑而自杀的21人。据调查坐牢的169人中，受吊打等20多种肉刑的达73%。被捕审讯后释放的亦有不少受过严刑，个别甚至被打成残废。因而全区人人自危，成一恐怖世界，并震动全县，影响数县。
+
+　　陈武英在“破案”后期，由于看到用刑讯逼供和指名问供得出的“特务组织”和“特务名单”很多七零八乱，原已知道不合情理，但仍不严肃研究案情，反而坚持错误，指示所属取消一些不合理的“特务组织系统”，研究归纳为一个较“合理”的系统往上报告。
+
+　　海南区党委和海南公安总局在获悉这个案件后，曾一面上报分局、中南和中央，一面派公安总局副局长王文源前往检查。但王文源到昌感后，却采取了极不负责的态度，仅与陈武英及个别干部谈谈，问了几个“犯人”的口供，开了两次简单的会，即与县委总结总结此案，草率地判定这是“真案”。这期间，分局、中南和中央对此案发生怀疑，先后电令停止捕杀。但王文源回来后，因主观上已肯定这是“真案”，所以竟然不顾上级指示，向区党委提意见，而区党委也违背上级指示批准枪决了11人（现经审查，其中4人历史上有过反革命罪行的），助长了下面的错误。
+
+　　直到去年12月中，广东省公安厅派出工作组会同海南公安总局和新的昌感县委再度前往调查，深入群众，反复对证材料，最近才发现这完全是一宗假案（其中仅极少数是过去的反革命分子，并未发现有现行特务）。陈武英在这次调查中间和肯定为假案以后，思想上一直存在着抗拒，认为上级来调查是“有意搞他”，自始至终，他不肯提供任何材料。海南区党委现在正对与此案有关人员及当地的善后工作进行处理中。
+
+　　文昌县“土匪地下军”假案发生在1952年开展农民运动期间。历时七个多月始被揭发，受害农民达数百人。
+
+　　这件假案发生的原因，是由于13区铺东乡乡长韩教元（出身流氓赌棍），一贯包庇地主恶霸，引起农民极大不满，该乡民兵队长韩明等曾指责过他敌我不分，丧失立场，他怀恨在心，寻机报复。1952年2月减租减息、清匪反霸“八字运动”开始，工作队队长潘介民、副队长周洪清、郭诗全率工作队到达该区后，韩教元即向工作队伪报情况说：“韩明作风恶劣，是叛徒，行动可疑。”并诬告农民林洪钊等10余人有特务组织。周洪清（共产党员）原为阶级异已分子，一贯品质恶劣，生活腐化；再加上以他想搞掉韩明，达到与韩明的对象林桂花搞不正当关系的目的，因此他即利用韩教元和韩明不和之机，与韩教元勾结，制造事端，陷害韩明。
+
+　　周洪清等首先收买了一批混入我民兵队伍中的流氓兵痞，伪造匪情（3月间曾伪报发现土匪活动4次），并诬称韩明参加土匪活动，又因韩明曾到过工作队队部两次，更诬称韩明企图袭击工作队部。3月30日，海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黄白天（兼文昌县八字运动指挥部副指挥）、海南区土改委员会委员李又华（兼文昌县委第二书记）和十三区委书记李克更前来检查工作，工作队即向黄白天等报告“匪情”及“韩明参加匪特活动”和该区孺初中学校长周戴伯（周曾在1932年做过国民党第五军政治部主任，以后表现还不错）等数人的历史情况。黄等没有慎重调查，即草率下结论认定韩明为匪不疑，甚至可能是首要分子，一定有地下组织。并批准当天逮捕韩明及林鸿钊等4人。又决定要周洪清担任民兵队长，专负“剿匪”任务。韩明被捕后，黄曾亲自审讯，没有结果，即令绑押于周洪清处，并令绝食两日。后周洪清以刑讯逼供和持枪威胁，韩明被迫乱供了一个所谓以王昌瑚为首的“特务组织”，共23人。接着周洪清又将韩明供出的一些人逮捕。此情况报告到文昌县公安局后，该局不加调查亦信以为真。并派人协助周洪清继续对韩明刑讯逼供和指名问供，韩又乱供出所谓“文昌县指挥部”的庞大“特务组织”。下分农村、城市、学校三个组，以韩明领导农村组，以孺初中学校长周戴伯领导学校组，并有电台经常与台湾联系等等。至此即从农村牵连到学校。
+
+　　中共文昌县委在接获上述情况后，亦不认真研究真伪，即批准由县公安局副局长许国于4月12晚将周戴伯等数人逮捕刑讯。许国和公安局差不多全部人员都动手打人，并采用轮班审讯和指名问供等方法，有些人被连番两三昼夜。继续审讯了一个月。在这样的肉刑逼供下，又得了一部分“特务”材料，扩大了案件。而许国在把这件案情上报海南公安总局时，除报告了这些材料外，又捏造了更严重的“敌情”，说敌人有空降的，有登陆的，有轻重机枪等等。又在整理这些所谓“犯人”的口供时，伪造了材料，加重某些“犯人”的“罪行”，增加了案情的严重性。
+
+　　中共文昌县委第二书记李又华，根据许国等的汇报，错误地批准在孺初中学发动学生坦白检举“特务”运动，文昌县文教科长亲自主持其事。经二周见无人“坦白”后，便将有“重大嫌疑”的青年团员、积极分子和学生会主席黄滋威等10余人实行管制，限期“坦白”。十三区区委书记李克更，更亲率区委和区府全体干部到孺初中学，分住各班，开展所谓“反特运动”。在逼迫下，先有一学生供认参加周戴伯“特务”组织，随以大会典型示范，小会追逼斗争，不“坦白”者立即捆绑，这样胁迫的结果，先后“检举”和“坦白”出学校中有“青年反共救国会”等5个“特务”等组织名称，以及参加这些组织的60多人（包括青年团支书、学生会主席及大部积极分子）。该区八字运动指挥部随又逮捕了孺初中学的7个教师，并召开了万多人参加的“控诉”周戴伯“罪行”大会，会上将周打得死去活来。接着“反特”运动转向农村追“嫌疑”，凡是与孺初中学师生有关者、常外出者以至搞不正当男女关系者皆成为“特嫌”，在吊打追逼下，又追出“特务”200余名，逮捕了40余人。
+
+　　周洪清在与此同时，又利用他担当民兵队长的机会，大肆伪造所谓“匪特地下军”各种活动的假情况假证据。他曾布置民兵十余名化装为匪，袭击我海军通讯员和解放军参谋人员；共伪报发现“匪情”40余次，打假仗27次，假报伤亡“土匪”20余名，以鸡血、猪血、羊血散布于“战场”上作为毙“匪”血迹。又毒打农民黄犹启要他承认为匪扛尸；伪造上面写有农民林道仪、林犹进等20余人为“地下军”的日记簿、信件等作为在“战场”上缴获“土匪地下军”的证据。文昌县公安局的某些人员这期间也协助周洪清伪造假材料。对于上述情况，十三区区委书记李克更并不是毫不知情，但他为了显示在他领导下的干部剿“匪”有功，便盲目加以支持。黄白天听说十三区“匪情”严重，亦曾前往调查，但他只听了周洪清等的假报告，便断定真是有“匪”，并亲自制定“剿匪方案”。中共文昌县委、海南公安总局和海南区党委对如此严重的案件，则采取了极其严重的官僚主义态度。海南公安总局在5月间虽曾派过政治保卫科科长吴作先前往调查，但调查工作非常草率，嗣后公安总局即判定该案是真的，6月在海南区党委土改会议上，该局副局长文度更表扬了文昌县十三区破获“土匪地下军”案的成绩。周洪清也因此在7月海南区土改整队会议上被评为海南区第一名“模范工作者”；海南区党委还发给周100多万元保养费。李克更又以“出色的模范工作者”为题在新海南报上发表了一篇专文，对周的“剿匪肃特”成绩大加表扬。
+
+　　文昌县八字运动指挥部根究周洪清伪造的一切情况和证据，认为“匪特地下军”的气焰嚣张，必须镇压，于是在8月份批准举行大逮捕，先后逮捕了所谓“地下军”50多名。同时，经海南区党委批准枪决了13人。接着文昌县县长李光邦为了彻底肃清“匪特”，又将周洪清伪造的“地下军”名单发下各村，开展群众性的“反特”斗争，又斗出“地下军”人员200余名。该案发展至此，便成了震动全海南的大事件。总计从3月至8月，因此案而被牵连者达574人，其中90%以上系贫雇中农；被扣押者133人（扣押不久即放者不计），贫雇中农占103人，其中受重刑者占58%，一般受刑者达80%以上，刑罚有吊、打、火烧、灌水等10多种，因受刑过重而死在狱中者4人，被逮捕者家属因生活困难或本人不堪受冤屈而自杀者8人。其中有钟衍仁一家四人、杨来祥一家3人全家自杀；被严厉管制者104人；孺初中学学生被开除或记过者30多人。在此情况下，造成了农村的极度恐怖。农民走路不敢抬头，吃饭不敢剩饭（怕民兵查到诬为济匪），太阳未落即关门闭户，人人自危，社会秩序非常不安。
+
+　　八月间大批南下干部到达海南，组成了新的文昌县委，听了汇报后，对此案开始发生怀疑。9月初，海南公安总局局长盛北光从北京开公安会议回来，听说文昌“匪特”活动情况严重，亦到文昌调查了解，听到了许多离奇的汇报和发现了很多假证件后，县派两个科长深入十三区调查，最后才发现这完全是一宗假案。当证实为假案后，县府即把尚被扣押在狱的100多受冤的群众全部释放，当时许多人悲喜交集，感激恸哭。
+
+　　周洪清等坏分子现已被捕，群众一致要求枪决，并要求处分有关干部。海南区党委现已做出初步决定（未公布）：周洪清开除党籍并执行枪决、李克更留党察看两年、许国留党察一年、黄白天和李又华当众劝[警]告。但许多干部都认为黄白天和许国的处分过轻。区党委在关于处理本案有关干部的决定中，对区党委本身对本案应负的责任，亦未作应有的检讨。（方立整理）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3.txt b/CCRD/3/7/4/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03e967078e6cc37724ecccf648f4cdbc92643a
--- /dev/null
+++ b/CCRD/3/7/4/000023.txt
@@ -0,0 +1,23 @@
+# 反动分子金明生阴谋陷害批评者的严重事件
+
+　　《建设》编者注：兹将刘澜涛同志关于河北省大名县二区原区委书记金明生阴谋陷害批评者的严重事件给河北省委第二书记马国瑞同志的信，和金明生阴谋陷害批评者的事实发表于后。对于反党分子金明生此种当意报复陷害批评者的严重罪行，大名县二区区委、大名县委、邯鄣地委等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无一能够向党告发，向党告发此事件从而极大地帮助党的，是在该区任文教助理员的一个非党青年谭盈科。是不是大名县二区区委和大名县委等党组织及其领导干部对此事件均毫无所闻呢？如果不是毫无所闻而是确有些人知道些底细的，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对此引起义愤，不积极地向党告发，帮助党和人民群众努力铲除这种坏人坏事，试问这些党员的党性到什么地方去了呢？难道他们到党内来就是为的和这种坏人坏事和平相处吗？即此一端，这一事件对于我们所有的党员就有重大的教育意义，都应当由此懂得做一个党员的起码责任是向一切坏人坏事作斗争，而不是与一切坏人坏事和平相处；是党内的一切丑人丑事都必须坚决铲除，而不是“家丑不可外扬”。检举人谭盈科在这个问题上对党对人民作了很大的帮助，这是值得我们感谢的，对于这样的好人好事自应予以鼓励与表扬，并由当地党的组织切实保证其不受打击和报复。河北省委与邯鄣地委在复查处理此事件当中，必须做到好坏分明，对好者如实表扬，对坏者依法惩处，而对于那些明知坏人坏事存在而不告发或不与之作门争的官僚主义分子知党性不纯分子，则应分别情况予以批评和教育，以达圆满处理此事件，使全党和全体人民由此受到必要的教育。
+
+## 刘澜涛同志关于河北大名县二区原区委书记金明生陷害批评者的严重事件给马国瑞同志的信
+
+## （1953年1月21日）
+
+　　大名县二区文教助理员谭盈科于去年六月二十二日给我来信，揭发该区原区委书记金明生因小区党委干事崔文生同志公开揭发其受贿皮衣、雁绒等错误行为而怀恨在心，图谋报复，公开宣布崔为“阶级异已分子、勾结特务、惯匪、强奸妇女十四人、挑拨区干部关系”，并将崔扣押七十七天的严重事实。从经邯鄣地委检查调查，证明完全属实。
+
+　　这一恶意报复、诬陷好人、侵犯人权的严重事件，应引起你们高度注意，但拖延至今尚未最后处理，金明生则仍在峰峰矿区作青委工作，而未受到应有的处分，这是不对的。请你们抓紧处理，勿再延误。并望将处理结果告我。
+
+　　为严肃党纪法纪，对金明生必须依法惩处，并将其所犯错误事实及处理结果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检举人谭盈科应受到鼓励表扬，并切实保证其不受打击和报复。
+
+## 河北省大名县二区原区委书记金明生阴谋陷害批评者的事实
+
+　　河北省大名县二区原区委书记金明生，为掩盖自己的错误，采取卑劣手段阴谋陷害批评者崔文生（村干部）的严重事件，从去年四月发生，迄今尚未处理。经过事实如下：
+
+　　金明生和村干部的关系一向是不正常的，感情用事，并有贪污受贿行为。金明生常到皂庄村主席张山和与吴庄村长苗秀桂等人家里吃吃喝喝。张山向政府代两千七百斤麦子私自烧酒的错误，金明生知而不过问，不提出批评，当政府把张山的烧锅没收、县人民银行催要贷粮时，金则强调张山家庭困难，“还不起”（实际上张山家庭是很富裕的），拖到现在尚未归还。吴华庄私宰耕牛的违法事件，也是在金明生的包庇下，直到现在还没有处理。去年四月间，阎桥村主席（小区党委干事）崔文生和区政府文教助理员谭盈科等在一起问谈时，崔揭露了金明生包庇吴华庄宰耕牛、张山不归还麦子及金明生接受苗秀桂的雁绒和私宰耕牛户的皮袄等贪污受贿事实。这些话为金明生所闻，金不虚心检讨自己的错误，反大发脾气，要文教助理员谭盈科到这一片村去解决这个问题（意见是让谭盈科批评提意见的人），谭盈科因忙于别的工作，未去。第二天，金明生就亲去崔文生工作的片村，召开小区党委干事、支部书记会议、会上，金明生指着崔文生说：“你都是说了我些什么，应该好好检查。”崔文生把原来说的事又说了一遍。当时，和金明生一个鼻孔出气的张山和阎桥村支部书记扬光澜等，就批评崔文生反映金明生的错误是“自由主义”。张山怀疑自己过去投机贩运苇子被区干部谭盈科查出来的事，也是崔文生的告发的，在这大会上也质问崔文生：“你为什么卡我的苇子？”这几个人给崔文生提过意见后，金明生竟借口崔文生检讨不深刻要到区反省，派吴银庄两个民兵把崔文生押送到区里问题来。为了达到打击陷害崔文生的目的，第三天，金明生在全体机关干部大会上宣布：崔文生是党内的阶级异已分子，竟说崔是（罪恶滔天，怙恶不俊）的反革命分子；并宣布谭盈科已丧夫革命立场，声称要撤掉谭盈科文教助理员的职务。崔文生在区被扣九天，经县人民法院和公安局催要（因区无扣人权），金将崔文生捆起来，派民兵押送到县人民法院。崔文生在县人民法院被扣期间，金明生捏造事实、盗用区委会的名义、向县人民法院送过三、四次检举崔文生的材料，说崔是惯匪，是勾结特务的反革命分子，强奸妇女，阴谋陷害到底。大名县人民法院偏听偏信，接到金明生的检举材料后，不加调查分析，就把崔文生当作反革命分子进行审讯。在数次审讯中，崔文生对金明生捏造的事实概不承认，经过县人民法院和公安局派人携带材料进行专案调查，才从多方面证实金明生检察的材料都不是事实。可是县人民法院虽然闹清了事实真相，只是马虎地把已被扣押七十七天的崔文生释放完事，对金明生压制批评、阴谋陷害批评者的严重犯罪行为，不去过问。
+
+　　以上金明生严重违法乱纪、压制批评的罪恶行为，邯鄣地委和大名县委未能及时发觉，或在发觉后不及时处理。大名县人民法院和公安局，在这一问题上偏听偏信，致崔文生无幸被押七十七天，在瞭解情况后，又没有对金明生进行认真处理，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应进行认真检查。（摘自二月一日河北日报）。
+
+　　来源：《建设》1953年201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4.txt b/CCRD/3/7/4/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6c222a8d367d8fba3ffd7135197f37ade85b
--- /dev/null
+++ b/CCRD/3/7/4/000024.txt
@@ -0,0 +1,21 @@
+# 贵州省人民法院有关“晴隆事件”　的处理布告
+
+　　晴隆县原三区鲁打乡代理乡长陈谨修，蓄意报复，设计制造假案，蒙蔽领导，陷害乡干部龙荣礼、农民龙荣锡2人于死，并株连捕押大批无辜农民；该县公安局代理审讯股长梅东园无中生有地捏造“破坏土改同盟军”罪名，刑讯逼供，迫使大批农民承认参加其捏造的反动组织，扩大假案；该区副区长姬毅盲目听信并支持陈谨修所捏造的破坏事件，进而直接掌握指挥破获第三期“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乱捕乱押无辜农民，致造成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自由的严重损失，和农村革命秩序严重恐怖与混乱。本案被察觉后，晴隆县人民政府即将陈谨修等3犯逮捕报送本院受理。为了严肃国家法纪，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及人身自由，对陈谨修等严重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予以严惩。本案现经本院审讯终结，特分别判处如下：
+
+　　一、本案主犯陈谨修，男，现年29岁，四川大竹县人，地主成分，大学肄业。解放前担任四川大竹县国良党党部《三日刊》编辑，党务督道团团员，《川中建国日报》记者等伪职。解放后，混入西南革大，1950年分发睛隆县工作，1951年代理鲁打乡乡长。
+
+　　该犯品质恶劣，在工作中一贯违法乱纪，吊打群众，体罚村干，诱欺妇女，逼死人命，并且歪曲、破坏民族政策与土地改革政策。该乡广大群众对其极为不满。1951年中，该乡干事龙荣礼向上级反映该犯作恶情况，被该犯发觉后，即蓄意报复，积极布置设计陷害乡干事龙荣礼。1952年1月乘干部整风的机会，该犯首先指使周兴惠捏造龙荣礼勾结地主，破坏秋征，组织反革命武装叛乱，并诬称龙荣礼曾使用“美人计”勾引其“下水”以作“证明”；将龙荣礼与村干杀鸡吃夜宵诬为“吃生鸡血酒”。整风回乡后，该犯即威胁妇女龙元昌承认“勾引事实”，以坐实龙荣礼等的“阴谋活动”，进而非法逮捕了龙荣礼，进行刑讯逼供，强迫承认组织叛乱，更伪造“谋杀乡长”的谣言作为龙荣礼及其叔兄弟龙荣锡等的“具体罪恶”，陷害了龙荣礼、龙荣锡2人生命，同时株连捕押了大批无辜群众。其危害国家人民利益已达最严重程度，特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二、罪犯梅东园，男，现年30岁，四川乐山县人，地主成分，高中毕业。解放前曾任四川自流井川康监务管理局核计，五通桥监工事务室主任等伪职，中统特务。解放后混入西南革大，1950年分发晴隆县，任县公安局代理审讯股长。该犯于1952年2月5日即直接参加了陈谨修制造的这一陷害事件，对被害人进行诱供、刑讯逼供，并捏造“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通过恶霸赵德方，有意扩大，强迫群众乱咬“赎罪”，诬陷广大无辜群众，造成严重的混乱状态。其罪恶亦极严重，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三、罪犯姬毅，男，现年33岁，河南修武县人，地主成分，大学毕业。解放前历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西南战干团豫北招生处干事，道清铁路特党部干事等伪职。解放后，随南京军大西进至晴隆县工作，1951年任该县第三区副区长。
+
+　　该犯于本案发生之初，即完全听信陈犯谨修的假报告，对其行为听之任之，一贯支持。继在陈犯谨修等的影响下，将鲁打乡的混乱状态扩大及于中营乡，向上级作假报告。最后更直接掌握指挥破获第三期“破坏土改同盟军”，迫害广大人民群众，亲自宣布所谓“破坏土改同盟军”的名单、职务，擅行逮捕大批无辜群众，造成全区群众的恐慌和混乱。在善后工作中，又将上级拨发给无辜受害群众的救济粮抵缴公粮，强迫被救户向欠粮户催缴尾欠以充救济，致被救户不能及时获得救济，再度造成广大群众的不满。其行为亦为国家法纪难容，依法判处徒刑5年。
+
+　　以上判决业经呈奉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批准，于本年5月8日在晴隆县召开公审大会，照判执行。特此布告周知。
+
+　　此布
+
+　　 院  长  陈纯斋副院长  叶谷霖公元一九五三年五月   日
+
+　　来源：1953年5月28日《新黔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5.txt b/CCRD/3/7/4/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8b2dac601af54291687bb6b6170e055a2de37b
--- /dev/null
+++ b/CCRD/3/7/4/000025.txt
@@ -0,0 +1,13 @@
+# 贵州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对睛隆县原三区捏造“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有关人员的处分决定
+
+　　一、该县原三区鲁打乡代理乡长陈谨修，在工作中一贯违法乱纪，吊打群众，体罚村干部，诱欺妇女，歪曲并破坏民族政策与土地改革政策，对批评者打击报复，制造假案，陷害乡干事龙荣礼、农民龙荣锡，以致造成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自由的严重损失和革命秩序的严重混乱，并且欺骗、压制广大群众，抗拒上级检查，其违法乱纪已达极点。为严肃国法政纪，决定予以撤职并送司法机关严惩。
+
+　　二、该县公安局代理审讯股长梅东园对被害人直接进行诱供、刑讯逼供，捏造“破坏土改同盟军”罪名，有意制造和扩大假案，陷害广大无辜群众，混乱革命秩序决定予以撤职并送司法机关法办。
+
+　　三、该县第三区副区长姬毅，支持陈谨修的违法乱纪行为，并以“鲁打乡反革命组织又联系到中营”为题，向上级做假报告，扩大了假案基础；最后更直接掌握、指挥破获第三期“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迫害无辜群众，进行诱供、刑讯逼供，擅自逮捕无辜群众69人；在善后工作中，又扣发救济粮，强迫被救户向欠粮户催收尾欠以作救济，使被救户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决定予以撤职并送司法机关法办。
+
+　　四、前任晴隆县县长何祖岳，轻信下级假报告，纵容陈谨修等的违法乱纪行为；在真情揭露后，仍不认真进行检讨，而企图推卸责任于别人，决定予以撤职。
+
+　　五、被害的乡干事龙荣礼、农民龙荣锡等，以及因此案而无辜被捕被押的群众，应予以抚恤、慰问和救济。
+
+　　来源：1953年5月28日《新黔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6.txt b/CCRD/3/7/4/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dfaf84cf9503f0b233bde18da6bd9855806bef
--- /dev/null
+++ b/CCRD/3/7/4/000026.txt
@@ -0,0 +1,15 @@
+# 睛隆县破获“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调查报告
+
+　　晴隆县原三区于1952年重月至9月在该区中营、鲁打、大田、马场等4乡先后3次破获了所谓“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全案牵涉962人，其中共逮捕268人、错杀2人、集训265人、被迫自杀11人，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政治威信。1952年11月，中共贵州省委检查组在中共兴义地委原来检查基础上调查的结果，证实该案是在违法乱纪分子陈谨修的报复陷害以及梅东园的捕风捉影、主观臆断、刑讯逼供下所造成的，现已作初步善后处理。该假案经过如下：
+
+　　违法乱纪分子陈谨修曾任晴隆县原三区鲁打乡作代理乡长，他一到职就强迫群众杀猪欢迎，在工作中打击村干部，责罚群众，称王称霸，诱欺军属龙元昌等人，甚至吊打逼死李妹妹等3人。该乡乡干事龙荣礼（少数民族，中农）看到这种情况，曾与乡农会主席李昌其多次向上级反映，陈谨修便怀恨在心，并萌陷害之意。1952年1月晴隆县召开全县干部整风大会，陈谨修因违法心虚，力谋逃避检查，便事先威胁教唆曾经协助他征粮的社会力量周兴惠（女）在整风时诬告“龙荣礼被地主龙玉谟用一只金杯及一块田收买，破坏秋征”，“龙荣礼借米条给龙玉谟抵粮”，以及“龙荣礼和龙玉谟拿钱收买龙元昌勾引陈乡长下水”等。整风会议龙荣礼未参加，当会议讨论到鲁玎乡降低产量的原因并分析到是地主阶级的破坏时，陈谨修又诬陷是龙荣礼的“有意破坏”，说什么村干部在龙荣礼家杀鸡吃夜宵为吃“生鸡血酒”，是在召开“破坏秋征推翻乡长”的会议，当场还“动员”李昌其坦白。李昌其不承认这一捏造的事实，并且说：“杀鸡吃夜宵有罗延献区长（原三区区长）在，怎么说是吃生鸡血酒呢？”陈谨修又进一步追问哪些人和龙荣礼好，李便说出和龙较好的8个村的村干部和17个农民的名字。陈谨修便肯定了龙荣礼的破坏活动。而该区副区长姬毅竟活灵活现地向中共前县工委作了汇报，并提出要逮捕龙荣礼。前县工委书记靳子明当场虽批评了姬毅的这种主观主义做法，但也说：“要和对李昌其一样动员龙荣礼坦白。”这样，便无形中承认了这一事实，致使陈谨修的阴谋得逞，其本身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因而蒙混过去。经检查证明，完全是陈谨修有意捏造事实企图陷害龙荣礼的罪恶活动。
+
+　　陈谨修回乡后，更为所欲为，首先利用农代会威胁龙荣礼、龙元昌等，斗争地主龙玉谟“收买利诱龙荣礼”，并且逮捕了龙玉谟。接着更抓住中营乡地主赵德方说的“反共委员会”有龙玉谟参加的把柄，说龙荣礼被龙玉谟“收买”也是参加了“反共委员会”的，再三要求逮捕龙荣礼。1月27日，罗区长到县向前县长何祖岳汇报这些情况，并认为三区情况紧急，以中营乡恶霸地主赵德方组织“反共委员会”并牵扯到鲁打乡地主龙玉谟为由，要求加强武装。该县领导上不加调查就片面地认为是“反共委员会”，但反革命有组织的破坏是肯定的，及派县公安局代理审讯股长梅东园到中营乡审理。梅东园一到中营乡，就捕风捉影地捏造出“破坏土改向盟军”的名称及组织成员等，私自以逼供、诱供的方式逼迫赵德方在中营、鲁打两乡农代会上供认了所谓”破坏土改同盟军”，并根据梅东甲捏造的情况，承认自己是司令，又供出有大、中队长及参谋等。会后梅更自吹自擂地介绍了这是所谓“突破薄弱一环，围攻堡垒”的经验，并又吊打中营村村长袁达川，将袁捆送关押在“破坏土改同盟军”“人犯”的狱内“了解思想”，“串联坦白”的所谓“策略”。各村工作干部在其迷惑下，也盲目地采用了他的所谓“审讯学”，相继逼使无辜群众供认了参加“破坏土改同盟军”的组织。梅东园的胡作非为正吻合了陈谨修的阴谋，陈便借风驶舵，把“反共委员会”一变而为“破坏土改同盟军”，召开鲁打乡农代会，强迫龙荣礼坦白“破坏土改同盟军”的事实。龙无从说起，就被加以“有组织、有活动、拒不坦白”的罪名逮捕了，同时逮捕的有龙的朋友邓吉元等3人。陈谨修并提出“一线到底”的口号押带“犯人”到各村对证，指名问供，逼打出一批民兵、小组长也是“反革命”。陈一面假说“不使拉连扯向内部”，一面却狂称“内部爆炸了”，先后牵扯了达273之多。一次即集训一百多人，加以晴隆县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致陈谨修更进一步地捏造“龙荣礼要谋杀他，龙被捕后其叔兄弟龙荣锡又谋杀他，以及龙荣礼解放前杀死48个地下共产党员，被捕前又曾派邓吉昌与水城反革命取得直接联系”等“罪状”。这些罪状又通过梅东园填了复核表，达到了谋害龙荣礼、龙荣锡两人的目的。龙荣礼临死前还说：“罗区长你掌握不住政策。”而当时的罗延献区长，竟因当了陈、梅2人的俘虏，不敢做主，因此陈、梅2人更可以胡作非为，一意孤行，如在进行所谓集训时，前县工委批准召集七十余人座谈六七天，梅东园却集训了265人，20天还不足意，又非法地以惩治反革命条例宣布农民的“死刑”，向农民说什么“不是政府宽大，都要杀头”，提出什么“一个发动一个”的“立功”道路，强迫群众乱咬，致瞎子和死人都成了现行反革命犯。群众不满，向罗区长提出意见，梅却批评罗严单纯相信村干”，新化村农协主席陈克义坚持向错误做了斗争，梅东园指为是“同情反革命”，因此造成十种恐怖气息，没有人再敢起来批驳。至去年于4月上旬此案始告结束。
+
+　　此后。8月中旬马场乡土地改革开始时，发现地主阶级抵抗土改，如地主陈胜文被斗后用板凳打小组长，地主易列国放火烧群众的房子等，该区副区长姬毅便疑神疑鬼，以为又是“破坏土改同盟军”出现，如在新化村刑讯地主陈荣全时，逼其捏造出来了第三期的“破坏土改同盟军”，并且是以易前达（转业军人，地主）为总司令，陈胜女为副司令，各村都有大、中、分队的组织，并说曾秘密开会三次讨论过什么“宣传、烧房、屠杀”等等。姬毅便将这些捏造的情况报请前县工委批准，逮捕了42人，并又擅自捕了69人。与此同时，中营乡洪化村工作组组长旷明廉逼出陆耀正“中农”也是“破坏土改同盟军”，并将陆送至乡政府扣押，当时新任三区工委书记并将陆送至乡政府扣押，当时新任三区工委书记辛天保同志考虑到这种阶级界限问题便释放了，后又被逮捕，辛又放了，如此放了3次，最后1次陆便上山自杀了。这时，辛天保同志并未全面考虑这是一个假案，竟也随波逐流地到处介绍马场的“经验”，很多无辜群众就在这种情况下，蒙受了种种酷刑，使生命、财产及生产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
+　　1952年11月，中共兴义地委书记夏德义同志发现了这一案件的真相后，便亲到晴隆宣布了“破坏土改同盟军”是假案，结合清案通过群众讨论公开释放了受害农民及错捕的其他成分。12月又派专人前往该区进行善后工作，先后发放了救济米2.1452万斤，对死者家属初步作了抚恤。但这一工作还有很多缺点，违法乱纪分子没有得到惩办，官僚主义者还未得到纪律制裁，被陷害的干部与农民还来恢复名誉，以及因此案而受害受伤的群众还需要认真的进行慰问、抚恤和救济。
+
+　　 中  共  贵  州  省  委  员  会贵州省人民政府检察署联合检查组贵 州 省 人 民 政 府 公 安 厅
+
+　　来源：1953年5月28日《新黔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7.txt b/CCRD/3/7/4/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69d8a4f8a06024e29811d785b8164610782df7
--- /dev/null
+++ b/CCRD/3/7/4/000027.txt
@@ -0,0 +1,31 @@
+#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晴隆县原三区破获“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对有关组织及人员的处分决定
+
+　　晴隆县原三区是多民族杂居区，情况复杂，地区辽阔，前中共晴隆县工委未认真分析该区工作基础及干部情况，也未认真研究党的民族政策，土地改革政策和干部政策，因此在该区进行土地改革前，在工作方针上错误地提出以“镇反为主流，逐渐转向清匪反恶霸，贯彻减租退押，结合反违法”的方针，以及领导上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不加分析地听信了违法乱纪分子陈谨修打击报复、捏造事实以至陷害乡干事龙荣礼和农民龙荣锡等的假报告，同样盲目地听信了该县公安局代理审讯股长梅东园采取逼供、诱供以及由梅东园自己所捏造的反革命组织“破获土改同盟军”假案的情况。从1952年1月开始至4月20日止，先后逮捕了78人、集训了265人。对这一严重事件，县工委并未进行认真检查总结，就作出了错误的结论：“县工委对这一事件的估计是正确的，处理是适时的”。因而8月11日又听信了该区副区长姬毅又一次由逼供、刑讯而再度“破获”的“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的情况，造成了又一次的混乱。
+
+　　至9月24日才停止了这一错误的行动。连同以前共逮捕了268名（其中地主171名，富农24名，中、贫农64名，游民7名，旧军官1名，小商1名），由于采取了不能容忍的逼供、诱供、刑讯等错误做法，共牵连了962人。经过甄别，其中由于陈谨修打击报复，捏造罪恶而被陷害致死的有乡干事龙荣礼及农民龙荣锡（均系中农），因此案而自杀的11人（其中有中贫农5人）。这一事件是由于坏分子陈谨修有意识的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所造成的，以至捏造罪恶，借刀杀人，暴露了他的反革命本质。代理审讯股长梅东园捏造“破获土改同盟军”假案，并采取了逼供、诱供、刑讯的错误做法，把镇压反革命的斗争锋芒引向农民内部，因而造成混乱。而县工委对如此重大问题采取了不能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土地改革政策，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对此一事件虽已经检查并已先后进行了处理及善后救济、抚恤工作，但这一血的教训必须引起全党警惕。为了严肃党纪，特作如下决定：
+
+　　一、该县三区鲁打乡代理乡长陈谨修，在工作中吊打、诱欺妇女，一贯违法乱纪，打击少数民族干部，破坏民族政策，对批评者进行打击报复，以至捏造罪恶事实陷害了革命干部龙荣礼及农民龙荣锡，当上级派人前往检查时，又散布反动舆论，欺骗群众，抗拒检查，陈谨修这种严重的违法乱纪行为，暴露了他解放后混入革命阵营从事破获革命事业的反动本质。为了纯洁革命队伍，平息群众义愤，为死者昭雪冤屈，建议政府撤销其职务，并依法严办。
+
+　　二、该县公安局代理审讯股长梅东园，在处理这一案件时采用了逼供、诱供、刑讯的错误做法，捏造“破获土改同盟军”假案，擅自逮捕群众，并有意宣传逼供、诱供中的所谓“技术”和“策略”，造成了农村阶级阵管的极端混乱，把斗争锋芒引向农民内部，破坏了镇压反革命政策，陷害了广大群众，建议政府撤销其职务，并依法处理。
+
+　　三、该区副区长姬毅，初则支持陈谨修滋生事端，要陈注意李昌其等当地干部，继则于去年1月25日以“鲁打乡反革命组织又连（联）系到中营乡”为题向上级报告，扩大了该假案的基础。姬毅又系8月以后第三次破获“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的直接掌握者和指挥者，在逼供、诱供、刑讯下使三区局面再度陷入混乱，并不经批准擅自逮捕群众69人。事后又不作深刻检查，善后工作中不负责，使被救济户不能及时得到粮食，到今年2月底救济粮还未全部发放完。建议政府撤销其职务，并依法处理。
+
+　　四、晴隆县工委书记靳子明，在重大问题上不能掌握党的方针，不了解农村工作情况及干部情况二在处理陈谨修陷害龙荣礼、龙荣锡的问题上及在梅东园所捏造的“破坏土改同盟军这一假案上，表现了阶级路线，政策界限极端模糊。对陈谨修、梅东园、姬毅的报告不加分析，竟盲目地予以表扬，从去年1月到4月这一段虽然靳子明在乡下工作，但对这一事件处理是参加了讨论的。并于8月11日竟又擅自批准逮捕42人，还要“大张旗鼓的处理”，这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是极端严重的。从这一案件的发生到结束，靳子明又采取了不能容忍的官僚主义态度，未曾一次亲往调查。事后虽作了几次检查，但都很不深刻。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半的处分。
+
+　　五、前晴隆县县长何祖岳，从这一事件的发生到去年4月20日止，是直接掌握这一事件的负责人之一，3月间虽曾下乡进行过检查，但并未发现问题。在他3月4日向专署写的报告“破坏土改同盟军”萌生渊源一项中说“反革命萌生是建筑在鲁打乡以地主阶级为主推翻乡长的基础上”的，并认为梅东园的所谓“技术”与“策略”是突破这一案件的关键。在9月8日的另一报告中对这一假案仍然相信。当揭发了这一假案之后，他不仅未进行认真的检查，反而推卸责任，并于1953年3月6日向省委报告说：“三区事件的演变发展是与靳子明同志的压制民主分不开的，……我虽向靳子明同志提过意见，不但不接受，反而掩盖错误”等等。从这一案件的全部过程来对照，证明何祖岳在这一问题上是有责任的，事后又不作深刻检讨反而推卸责任，建议政府撤销其职务。
+
+　　六、该区区工委书记辛天保，在事件发生后，未能迅速向上级反映情况，后来又随波逐流地助长了违法乱纪行为，且未经批准擅自逮捕了22人，也应受到严重处分，但辛系初调三区，不了解全面情况；在发现这一案件牵连到不少基本群众时，曾经主动释放过；事后并向群众承认错误，做了深刻检讨，进行善后工作时亦很认真负责，决定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
+　　七、区长罗廷献等，对这一假案曾发生过怀疑，向梅东园提过意见，如：“60岁的瞎子及坟上长了青草的人也是‘破坏土改同盟军’吗？”但在梅东园“不要单纯相信村干部”的打击下，来能坚持斗争和及时向上级反映意见，这些同志后来虽然也参加了“破获”这一假案的工作，但由于他们在事后作了深刻检讨；并积极地进行了善后工作，故决定免予处分。
+
+　　八、1952年9月底前的晴隆县临时工作委员会，不能贯彻中央、西南局和省委的方针政策，对这一事件认为“这不仅是单纯推翻陈乡长的问题，而必然是一个政治阴谋问题，应在发觉的基础上深入侦察摸底”。对此案件所决定的方针及在执行民族政策、土地改革政策和干部政策上均犯了严重的错误，对上级指示不执行，对工作中的问题不进行检查，对重大问题不经请示就擅自执行，对下级失掉了控制作用，兴义地委曾指示停止逮捕，但县工委延至9月24日才明文下达到区；县工委对逼供信始终不认为是错误，每一次错误行动都有县工委的指示，而县工委对地委的报告则毫不加以分析，把陈谨修、梅东园的信原封照转，甚至由梅东园替县工委向地委作报告，替县工委向区秀发指示。从这一系列的问题看来，县工委已丧失了它的领导作用，决定撤销1952年9月底前的晴隆县临时工作委员会的组织。
+
+　　九、兴义地委在领导上控制不严，在事件发生后又疏于检查，晴隆县工委对此曾经写过报告，但均压在地委研究室，未及时向地委反映，这证明兴义地委领导上及地委机关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但兴义地委在发现这一假案时，曾再三派人前往检查，并迅速确定了善后工作的方针政策，组织干部进行了抚恤、慰问和救济等，他们处理这一问题时是坚决的，严肃的，并已作了深刻的检查，故决定免予处分。
+
+　　十、前新化村政协主席陈克义同志，在“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地主陈荣全等乱供基本群众江心才、陈佩益等，曾积极地向区政府提出意见，并及时召开村干会议，坚持了原则，阻止了假案在一个村的继续发展。群众说他“1万斤的担子担了8千”，这说明了陈克义同志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为了人民利益坚持向错误作斗争的精神，是很好的，决定予以表扬。
+
+　　十一、被陷害的乡干事龙荣礼，曾经积极地向上级反映陈谨修违法乱纪的材料。被捕时，仍然一直坚持真理，向坏分子作斗争，根据梅东园2月3日向县委的报告中说的：“龙荣礼闭口不谈，一再说陈乡长是报私仇。”并且要请罗廷献区长详细调查，向罗区长说：“你不深入了解情况，任意相信，假如我死了你也有罪。”直至临死前仍然提出：“罗区长不深入，不掌握政策。”这证明龙荣礼同志对错误作斗争是坚决的，决定恢复龙荣礼同志的名誉，追认为革命烈土，予以抚恤和褒奖；其家属在政治上，经济上接受革命烈士家属的一切待遇。
+
+　　十二、被陷害的农民龙荣锡及自杀之何显德等，以及因此案而无辜被捕的群众，应予以抚恤、慰问和救济，并一律摘掉“破坏土改同盟军”之反革命帽子。
+
+　　来源：《新黔日报》１９５３年５月２８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8.txt b/CCRD/3/7/4/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facc5bf667087998b6ba88b5b6cba156fc4114
--- /dev/null
+++ b/CCRD/3/7/4/000028.txt
@@ -0,0 +1,17 @@
+# 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关于反官僚主义的检查报告（摘要）
+
+## 华北局批示：
+
+　　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关于及官僚主义的检查报告很好，兹将他们检查出来的问题摘要转发你们参考。
+
+　　（一）关于组织收入问题，在农业税方面，对农村的具体情况认识不足，要求在去年冬今春完成查固定产工作是不合实际的。土地查实、产量定真后农民负担很重，但我们除对原察哈尔者、绥远省提出了调整税率加以照顾外，对其他地区则未积极提出意见，认真解决。在秋前查田定产总结上，虽然也批评了“以高为真，以多为实”的错误思想，但指导思想实际上仍有查出黑地多、产量增加多成绩就大的片面观点。华北查田定产工作虽然还存在某些偏高偏低现象，但是基本上已接近真实，可是我们还主观地认为“大部偏低”。在查田定产方法，过分强调了细致，忽视了农村个体经济的特点，盲目提供“上定下评”的所谓新方式，以致定产过高，脱离群众。依法减免问题，我们去年在指示中会强调提出，但在执行中对下级不够相信，由于掌握情况不够，惟恐减免和照顾的面“过宽”，减少了财政收入。
+
+　　（二）支出管理不严，管钱不管事，管头不管尾。对各种事业的基本情况掌握很差，对各项标准定额很少研究，很少进行现场检查，只坐在办公室内审核预决算，因而解决问题有时就不够切实。有些问题该解决没有解决（如山西劳模会议的开支），有些问题不该解决的也解决了（如华北团体的哺乳设备，房子还没有找到，就批准了设备开支）。由于财政监管不严，各地违反财政制度的现象仍层出不穷，据一百八十二个单位检查，就发现了四百零六件之多。处理问题拖拉迟缓，突出的如具体规定执行中央财政部一九五三年供给标准的问题，拖延了四五十天才发下去，影响了第一季度预算支出及时按新标准执行。
+
+　　（三）对中央的政策法令认真研究不够，对下面情况也缺乏深入瞭解，不能把中央的原则规定与华北的具体情况很好结合，对上边来文向下照转多，具体办法少（特别在企业财政方面）。对中央财政部指示中的某些不合实际情况部分也多盲目执行，未积极提出建议（如限各省市五月底报两个处长以上干部的好坏典型与主管企业二级机构的开支不准摊入成本问题等），结果执行不通，引起下面有意见。在预决算的编报上，表格多（汇编一次预算刻二百张腊纸）、科目繁（仅事业费的科目就有七款、八十九项、一千七百八十目）、限期短，我们明知办不到，也未向中央财政部积极提出简化手续的建议，而盲目照转，致各级预算部门加班加点，忙乱不堪，至今也没有全部编妥。
+
+　　（四）工作布置多，检查少，有些工作虎头蛇尾，未能很好贯彻。如整顿乡镇财政，曾召开过专门会议进行布置，但会后的组织工作很差，没有深入下去进一步解决具体问题（如自筹百分之六的开支范围不明确，收入少的村不够开支的问题没解决等），致中央规定的“保、准、禁”原则未能在各种不同地区具体贯彻。我们对全区整顿乡镇财政的情况始终没有全面掌握起来。
+
+　　（五）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在公粮入库方面，关心群众疾苦不够，对“死一人即家破人亡，死一畜即丢掉半个家当”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在征收中虽然强调了杜绝人畜伤亡，但没有很好总结和推广安全入库的经验，致人畜伤亡事件不断发生，去年全区死四十人，伤一百六十四人，死牲畜三百一十三头。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方面，从建立财政局以来共接到三十三件，已有二十七件作到了“案案有着落，件件有交代”，但有六件转到有关省的财政厅处理后，没有抓紧督促检查，至今尚无回音。这也说明我们对处理群众来信的责任心还不够强。
+
+　　以上仅系初步揭发出来的几个问题，除继续揭发问题外，拟归纳为几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如与群众关系问题，执行上级指示的态度问题，负担政策问题，文牍主义问题等，作系统的分析批判，把问题搞深搞透，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29.txt b/CCRD/3/7/4/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943108ae3206ff4097392b48db53a07948d41f
--- /dev/null
+++ b/CCRD/3/7/4/000029.txt
@@ -0,0 +1,47 @@
+# 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张云才、康定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处分决定
+
+　　（一）中国人民银行山西中阳县支行行长郭士峰同志，于一九五二年六月间向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了中阳县委书记张云才、县长康定等的宗派小集团活动，嗣后经过省委责成榆次地委前后三次的调查与今年四月十日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召集有关人员核实定案的结果，证明了郭士峰同志所揭发的问题基本上是真实的。这个宗派小集团是以张云才、康定为中心而形成的，另有县委宣传部长李彬、组织部副部长保荣、县委秘书傅裕民、县人民政府人事科长白玉山、工商科长高国山、县政府秘书陈希元、县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李有祥、县供销社副主任李振华、县支行副行长邓贵福等亦参与了这种小宗派活动。其错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　　第一、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滥施培植私人力量。张、康等曾将政治上动摇，三起两落一次脱党的白玉山提拔为县人民政府人事科长，对不积极工作的高国山（所谓张云才的老战友）曾提拔为县工商科长，并再三请示提为县委委员及副县长，因上级不批准未形成事实。曾用个别闲谈的方式向县委宣传部长李彬、组织部副部长王保荣等说：“你好好干吧，准备提你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呢。”接着也就确实这样做了。为了达到可耻的不正当的个人要求和目的，张、康竟敢违犯党章，不采纳支部所提的意见，支持李彬假冒支部委员会的名义将一个不具备党员条件、政治上不可靠的女干部拉到党内来。李振华受康定的委托，又将另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女干部接到了党内来，并为她假造工作成绩取得了模范工作的称号。严重地损害了党的严肃性与纯洁性。从此不难了解他们在干部政策方面，不是“用人唯贤”，而是“用人唯亲”；不是从政治思想上不断地提高与鼓励干部前进出发，而是散发私人情感，用工作职位来诱惑与拉拢团结干部，这是党的原则所不能容许的。
+
+　　第二、对提意见者表示不满，一直发展到实行打击报复。县委副书记李敏同志，曾对张、康吸收政治上不可靠的女干部入党，在处理婚姻问题上违反婚姻政策与违背文艺方向，滥行组织旧剧团等问题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他们不惟不接受反而引起不满。张云才说：“李敏来中阳不是上庙喝茶而是专门找老善友的不是来了。”康定说：“李敏只是有一套空洞的理论，就是能俘掳几个幼稚青年。”因而趁去年“三反”运动的机会，在康定的提议与张云才的积极支持下，又把李敏在“镇反”与“救灾”中所犯错误重新翻出来，并将李敏放在该县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连续斗争了四次，康定并鼓动大家说：“斗吧，这是两条战线的原则斗争。”由于斗争的锋芒超出了“三反”运动的范围，且属早已处理了的问题，所以参加会议的人一次比一次少，最后仅仅留下了他们一小伙人在向李敏作斗争。就是在这一小伙人中亦发生了分化，有的觉得这是无理取闹，再无勇气斗争下去了，这样对李敏的斗争才作为罢体。此外，并对毫无任何问题或问题不大，但仅仅因为向李敏接近和反映了张、康等工作中某些缺点的胡邦治、郭光亮、景星、温长春等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和打击。中阳县支行行长郭士峰在“三反”中被错捕后，张云才便利用职权，乘人之危，采用威迫手段，奸污了其爱人郭锐。张云才片面地听信邓贵福所捏造的陷害李毓忠的信说成是北京大奸商来的，因而将李毓忠作为大奸商“派进来”的干部，错误地打成老虎。以后李毓忠向省提起控诉，不仅将控诉书扣压，反而说成“诬告”，在退赃中又借退赃不力宣布开除党籍并予以法办了。
+
+　　第三、故意为难与阻拦地委工作组、对上实行封锁欺骗。张、康对前兴县地委去年派工作组到该县协助“三反”运动是不满意的，他们对于省、地委批评其领导“三反”不力是拒不接受的。康定曾恶意地攻击地委派去的“三反”工作组所提出的正确意见为“轻举妄动”，说工作组是走了李敏路线，并借支部之名，亲自草拟控告工作组与李敏的信。当得悉地委组织部长阎剑来中阳时，康又亲自布置其亲信检举工作组。张云才在地委工作组快离开该县时，采取两面手法：一面积极地发动与纠集干部十余人企图为难与堵挡地委工作组不让好走；另一面却又虚伪地挽留工作组让多帮助一个时期工作，但因工作组走的早，其计未逞。去年省人民政府裴主席去中阳村，张、康为了夸耀工作成绩，取得上级信任和表扬，在汽路两旁的金罗、朱家店、东合等三个行政村，发动党、团员带头，有意地布置了假互助与假红旗竞赛，用以进行欺骗。尤其恶劣的是他们怕群众暴露了该县的工作缺点，竟将该县城关一军属老汉私行扣起，以防止其与裴主席接近。对某些来省开会或受训的干部，走时总要嘱咐一番，到省不要乱说。
+
+　　（二）应当严正指出：这个宗派小集团的错误是严重的，其形成的原因也不是偶然的，这是与张云才、康定等对党早已存在有离心倾向和他们的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情绪分不开的。张、康在过去土改和三查中曾受过某些刺伤，加以过去中阳党内曾发生过宗派影响，未受到应有的批判，因而康定便错误地认为：“作工作要有自己的亲近人，有了亲近人事情就好办了，过去因为没有亲近人吃了亏了。”他们认为中阳的天下是他们打下的，生产是他们恢复的。康定在检讨时说：“过去中阳是荒山遍野，现在变成了良田阡陌。”把工作中所作出的成绩，不认为是党的领导正确与集体努力的结果，而认为这是个人的伟绩，以之作为向党邀功请赏、骄傲自满的资本，只准说好，不许说坏，这是一方面。另方面，由于张、康在中阳时间较久，有不少干部是亲经他们之手而提拔起来的，对他们有感恩怀德、随声附和、盲目服从的思想。因而这就扼杀了党内民主、限制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他们的胡作非为因得不到自下而上的监督，以致能够肆无忌惮地发展起来。
+
+　　（三）根据上述情况与错误的严重性质，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全党，经华北局与省委批准，对有关人员与组织分别给予如下的处分：
+
+## 对个人的处分
+
+　　张云才，违背党的组织原则，进行宗派活动，积极支持斗争李敏与对向李敏反映问题的胡邦治等人。对原兴县地委派去的“三反”工作组不满，在工作组离开该县时，采取两面手段，故意为难与堵挡工作组不让好走。省人民政府裴主席到中阳时，布置假互助组等进行欺骗。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破坏党章，批准有政治怀疑的女干部入党。利用职权，乘人之危，采用威胁利诱方式奸污了郭士峰的爱人郭锐。张云才，骄傲自满、贪图腐化、不求进步，已成为不可救药的分子，故决定开除其党籍。
+
+　　康定，主动地拉拢张云才组织宗派活动，私自主持会议斗争李锐，同时对接近与给李敏反映意见的胡治邦、郭光亮及向上级反映康定意见的景星和对其提意见的温长春等亦进行了斗争和打击，恶意的攻击地委派去的“三反”工作组，把工作组提出的正确意见，说成是“轻举妄动”，说工作组走了李敏路线，借支部的名义私自草拟向兴县地委控告工作组与李敏的信。在省人民政府裴主席到中阳布置假红旗竞赛、进行欺骗。为了培养私人势力，违反党的干部政策，将脱党分子白玉山，提为人事科长，私自介绍有政治怀疑的女干部入党。康定不作工作，贪图享乐，过着没落阶级的腐化生活。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放弃工作，进行恋爱、结婚，门上挂着“闲人免进”牌子，并经营借病吸食毒品。对错误认识不深刻，采取隐瞒抵抗态度，其已蜕化堕落，变成不可救药的分子，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给予应得的处分。
+
+　　（白玉山，为三起两落的脱党分子，一九四九年因在村中赌博，被扣村公所。西调干部后，因干部缺乏，又被拉为干部，并再次混入党内。因能顺从张、康，并积极为张、康宗派小集团活动、进行打击报复，被提为人事科长。为了保持党的纯洁性，决定清除其出党，并建议行政予以撤职处分。）
+
+　　邓贵福，中阳县支行副行长，品质极为恶劣，绰号“哈巴狗”。为取得张、康信任，夺取行长职位，竟捏造是非，陷害李毓忠同志，把山西日报读者来信组给李毓忠的信，说成是北京大奸商来的信。以后发现李毓忠把向上级控诉信送到邮局，即亲到邮局将信取回，交给张云才。在郭士峰被错捕后，采取卑劣的手段奸污了其爱人郭锐。并利用职权，数次企图强奸该行女干部张凤英未遂，以后便有意的对张进行打击。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给予撤职处分。
+
+　　高国山，中阳县政府工商科长，地主出身，流氓成份，为张、康宗派小集团主要成员之一，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对工作敷衍塞责，不负责任，根本不够共产党员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给予撤职处分。
+
+　　李振华，原任中阳县土产公司主任，现任该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积极为张、康宗派小集团进行活动、为了爬结康定，取得对自己的信任，竟不顾党的利益，受康定之委托，将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女干部拉入党内，并进而为其假造工作成绩，取得模范工作者的称号。在社内组织小集团，压制民主，不经组织批准用私人名义往社内乱拉干部。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建议行政给予降职处分。
+
+　　（王保荣，中阳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从个人利益出发，为了向上爬，不惜放弃党的原则，积极协助张、康进行宗派小集团活动。其错误也是相当严重的。但在检查中尚有所悔悟，对张、康的宗派小集团活动作了较为彻底的揭发，同时对自己也作了较为深刻的检讨，并表示决心改正，故决定给予撤销县委委员与组织部副部长工作的处分。）
+
+　　李彬，中阳县委宣传部长，严重的个人主义，为了取得张、康的信任与提拔，竟完全离开党的原则，在县委会议上积极地支持与同情张、康的错误意见。为了培养爱人对象（为有夫之妇），不惜破坏党章，私自介绍不具备党员条件的女干部王玉珍入党，错误亦属严重。决定给予撤销县委委员与宣传部长工作的处分。
+
+　　傅裕民，中阳县委会秘书，严重的个人主义，想往上爬，对张、康阿谀奉迎，积极进行宗派小集团活动，受康定指使在干部中散布说：“张正学与李敏的计划早作好了，推倒张书记、康县长，李敏当书记，张正学当县长等……。”亲自布置发动干部检举、控告地委工作组与李敏。决定给予撤销工作处分。
+
+　　李有祥，原任中阳县政府司法科长，现任该县监委会主任，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积极堵挡地委工作组，并为康定所犯错误进行辩护，竟将郭士峰反映康定门上挂的“闲人免进”牌子是官僚主义，反而美其名为“冷静考虑问题。”违反婚姻法，采取软逼办法强与其身怀有孕的女人离了婚。决定党内给予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给予降职处分。
+
+　　陈希元，原中阳县政府财政科长，现任县政府秘书，积极执行张、康的错误决策，对错误不敢揭发，态度不老实，决定给予当众警告处分，并建议行政给予记过处分。
+
+## 对组织的处分
+
+　　中阳县委对张云才、康定等宗派小集团活动，除李敏同志在坚持原则积极斗争外，其余一部分已跑到张、康方面，另一部分则采取了腐朽的自由主义态度，既不设法制止这种错误行动，亦不积极向上反映，致使他们的无组织无纪律的小宗派活动长期不能发觉，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其中冯元山等虽进行过一些斗争，但因原则性不强，在遭受一些挫折后就又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为此决定给予中阳县委会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的处分。
+
+　　原兴县地委组织部长阎剑同志，在“三反”运动时曾亲到中阳，对此问题已有初步察觉，特别是地委工作组张正学同志对此曾分别向阎剑同志与地委书记黄志刚同志作过汇报，仍未引起注意，予以认真处理，亦属欠妥。黄志刚、阎剑同志应作检讨，以接受经验教训。
+
+　　（四）原中阳县委副书记李敏同志，坚持党的原则，对张云才、康定等的缺点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是正确的，张云才，康定等在“三反”中对其进行报复性的斗争则是错误的。原兴县地委工作组张正学同志，按照党所分配的任务，排除困难，积极工作，并与阻碍完成任务的错误行为进行斗争、也是正确的。原中阳县支行行长郭士峰同志，工作积极负责，敢于大胆提意见，积极地向省委揭发了张云才、康定等的宗派小集团活动，从而帮助省委与地委发现了中阳领导上存在的严重问题。此种对党负责，敢于向不良倾向进行斗争的精神，也是很好的，值得学习的。对于遭受张云才、康定等打击的干部或在“三反”运动中把问题扩大化，因而在党纪方面处理不适当的干部，特责成榆次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分别进行重新审查处理，实事求是地作出正确的结论。
+
+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0.txt b/CCRD/3/7/4/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c4963a44fee7170893aeda35b8f2bd3ea6993d
--- /dev/null
+++ b/CCRD/3/7/4/000030.txt
@@ -0,0 +1,15 @@
+# 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元文自杀事件
+
+　　【山西分社讯】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五月二十七日通报榆次专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股长李元文自杀事件。
+
+　　榆次区企业公司营造厂秘书李元文系左权县人，一九三八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曾任文教助理员、区政府秘书、副区长等职，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上旬调任现职。
+
+　　李元文长期处於农村环境中，初转入经济部门工作时，情绪是饱满的，但因该厂领导上缺乏热情积极的帮助，致使其业务上未能很快熟悉。适遇该同志到厂不久，厂内党支部书记到太原开会，厂长到太原治病。他们临走前对工作都未进行很好的研究与安排，就草率的把领导职责推在李元文一人身上并在群众中宣布学习课程也由李秘书代讲。这时将近年关，一切手续的清结，工程结算，冬季工人训练等工作，都急待进行，工作是繁重的，而讲课讲不好，又受到刺激，李元文便在这种情况下，为困难所包围，极为苦闷。又加该厂领导上平时思想工作领导很差，干部中邪气很盛，普遍忽视政治，存在着单纯文化观点与单纯技术观点。有些干部和股长对这一新来的业务生疏的秘书股长，不是从搞好工作出发，采取热情积极的帮助态度，相反的是进行讽刺打击，甚至有的干部这样说：“看他土眉土眼，甚也不知，还能工作?”甚至说：“领导上为什么叫他负责！”工作中一遇问题，不管自己能否解决，即找李元文解决，有些繁杂的统计表格也故意找他。在言语行动方面对李采取了极不严肃的态度。秘书科干部范礼，对提拔一个工人为干部的事，明知前已请示未经批准，但还要故意再次请示由李元文批准负责盖章。
+
+　　由於以上工作上的困难与同事间的冷淡与排挤，李元文产生了悲观情绪，曾要求调换工作，十二月三十一日夜厂长李维政同志由太原返回厂时，李亲找厂长表示“党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自己是个多年的老干部，对不起党和人民。”但李维政同志对此并未加以分析，只简单催其早睡说：“有什么问题待明天研究吧！”这时李元文感到路程都走到了，没有达到个人的要求，终於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一日早四时，用刀割断气管自杀，笔记本上写着：“我成了革命叛徒，白吃了人民小米，该死，该死！”事件发生后经急救未死，在李元文住院医治的过程中，该厂领导上仍然采取了极冷淡的态度，李曾一再想继续自杀，院方数次催促该厂派人解劝，但厂迟不去人，最后才勉强派人去看过一两次。
+
+　　通报中指出：李元文在困难面前畏缩退却，甚至走了可耻的叛党叛国叛人民的自杀道路，丧失了一个革命工作人员的高贵品质，这是极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与该厂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该厂领导上不但对新到工作岗位上的同志，未能热心的加以帮助，更严重的是平时缺乏对干部的思想领导工作，容忍坏思想坏作风滋长，对有些人排挤打击老干部熟视无睹！而事件发生之后，仍未引起警惕，对这些坏思想坏作风，一一追查清楚，认真的予以处理。直到四月专区人事工作会议后上级追究时，才草率的写了个报告(那些股长或干部有讽刺打击行为都未完全弄清)，这种官僚主义态度，应该进一步深入检查。
+
+　　 (六月二日)
+
+　　来源：1953年6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1.txt b/CCRD/3/7/4/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498f7e9b8ed3f62f39fc17077ddeb07b2f78a7
--- /dev/null
+++ b/CCRD/3/7/4/000031.txt
@@ -0,0 +1,53 @@
+# 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大名县委会以及有关人员犯罪事件的处理决定
+
+　　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凭藉职权，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报复陷害检举人，拉拢包庇坏分子，抗拒党的检查等反党犯罪行为，以及大名县委会在其影响与操纵下帮同作恶的犯罪活动，经过长时间的调查和多方面的对证，业已完全证实。
+
+　　（一）陈子明包庇家庭反攻倒算，侵占农民土改果实，隐瞒和篡改其家庭地主成份。陈子明的家庭自其祖父时即为地主成份，至土改前仍拥有土地一百七十八亩，全家无一人参加劳动。一九四八年土改时，陈子明曾包庇其父亲恶霸地主陈清，逃避了群众的斗争，并依仗职权在该县北李庄为其家庭非法分了土地十二亩，瓦房四间，家具一部。土改后，陈清在陈子明的纵容下，复将被斗出的家具、树木、房屋等全部倒回，并变卖一部，群众敢怒不敢言。在一九五二年“三反”中，大名县干部检举了陈子明家庭的上述罪行后，陈子明为掩盖真相，仍极力设法隐瞒家庭成份，假报家庭情况。县长（县委委员）郭养之、县委副书记孔德林、宋显烈、王成芳、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县委委员）杨光等明知陈子明家庭是地主，竟有意包庇陈子明，将陈子明的家庭划为“乡村贫民”。
+
+　　（二）包庇坏人坏事，打击陷害检举人。他们的“干部政策”是顺我者重用提拔，逆我者打击、排斥。杨良才，流氓，当过土匪，国民党员，杀人犯，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时被开除党籍，但因其能对陈子明等逢迎，于一九四九年竟毫无原则地恢复其党籍，随后又提为县合作社主任、县委委员。王殿卿，富农成份，国民党员，反革命杀人犯，由于善于逢迎，并按陈等罪恶意图陷害检举陈子明等人的原六区区委书记王仲甫“有功”，县委曾两次呈请提王为县委委员，未获批准，改提为副县长（现已逮捕）。史绍先，国民党员，地主，曾两次投敌，任过伪大乡长、蒋匪大名县政府科长及国民党流亡政府的区长，因系陈子明的老师，其投敌叛国罪行不但未受惩处，陈子明还竟数次为之介绍职业，并由县政府聘为县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混进党内的地主恶霸分子任家振（原大名县中学总务主任），经常和陈子明、郭养之等吃吃喝喝，不分彼此。张铁集后庄村公安员霍金池，因任家振奸淫妇女，为非作歹，曾捆绑过任家振，从此，任家振即对霍金池怀恨在心，经郭养之亲自指示，由县政府将霍两次扣押，并判处一年徒刑。一九五二年“三反”中，青年团大名县中学支部书记连殿铎、教导主任刘敬之等对任家振的贪污浪费、强奸妇女等罪行进行了揭发与斗争，县委会以郭养之为主，对任多方包庇，竟污蔑连、刘等对任的正义斗争是“反革命分子在学生中进行‘三反’”，将连殿铎开除团籍，扣押二百余天，被清洗回家。陈子明等为了培植私人势力，有计划地将陈子明、郭养之、孔德林、宋显烈、杨光等人的家属、爱人、亲朋提拔任用。他们竟主张：“要把区委书记、区长、县级党的纪律检查部门、执法部门、经济企业的人事、财务等部门都配备成自己的亲信”。对反对他们罪行的人则设法打击陷害。大名县郭苏庄支部书记郭芳庭等，在“三反”中检举了陈子明的家庭反攻倒算的罪行后，陈即千方百计地陷害郭芳庭。首先让其父陈清捏造材料诬告郭芳庭，随之，又由二区区委书记施洪猷假报了郭的“罪恶”，加郭以“地主、惯匪、伪军、杀人犯”的罪名，经县委批准，开除了郭的党籍。当陈子明调离大名时，还一再指示宋显烈、孔德林、杨光等继续搜集郭芳庭的材料，企图按反革命分子加以镇压。“三反”运动初期，陈子明听到王仲甫在地委机关检举了其家庭侵占土改果实及县委会的挥霍浪费的问题，邯郸地委副书记梁一民同志认为问题严重，在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令陈子明进行检查，因此，陈即怀恨在心，极力设法报复陷害王仲甫。先指示六区区委书记刘文汇发动检举王仲甫，又连续派宋显烈、孔德林、施洪猷、王殿卿等到六区进行布置和“调查”，因找不到王的贪污材料，即采用追逼、捏造、指供等方法，制造了王仲甫等人集体贪污八万多斤粮食的假案，并散布舆论，企图置王仲甫于死地。最后终于将王仲甫等人开除党籍，判处徒刑。
+
+　　（三）陈子明、郭养之等，一贯有组织有计划地作假报告，欺骗领导。他们以这种恶劣的手段，骗得了领导上的信任，并把流氓（土匪）出身、不事生产的张希顺，“培养”成全国的“劳动模范”。在他们的恶劣影响下，区、村作假报告的现象亦相当严重。一九五二年和饶阳县进行丰产挑战后，假报告的邪风更加发展，他们有计划地把每亩小麦平均产量由八、九十斤提髙到一百二十五斤，假报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已达全县农户百分之九十五点二。当华北局宣传部检查组及饶阳县检查组去该县检查和了解互助合作及丰产情况时，郭养之、孔德林亲自布置区、村干部和群众说假话，强迫群众集体到检查组可能路过的大道边做活。当饶阳县检查组到一区西马头村检查时，县、区、村干部对群众实行严密的控制，布置“会说”的人介绍假情况，别人不准“随便乱说”，以免泄露真情。总之，大名县委一贯地用布置假局面、捏造假数字、夸大成绩、隐瞒错误及控制群众等办法对上级进行哄骗，这种恶风，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
+　　（四）有组织有计划地抵抗党的检查。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间，根据“三反”运动中对陈子明的检举和王仲甫的申诉，由华北局、省委、邯郸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联合检查组，前往大名检查。陈子明在地委（此时陈已调地委会工作）闻讯后，即派人转告宋显烈等作准备，并与郭养之、孔德林等在分区密议，指使宋显烈找陈清回村布置。郭养之又指使杨光派副县长李干到二区布置。检查组到大名县后，县委以王成芳为主介绍了假情况。随后陈子明星夜赶赴大名，暗中策划和指挥抵抗党的检查。陈向县委说：“高政委（指地委书记高志学）说了，大名县是华北区的重点县，谁搞垮大名的工作，谁负责任”。因而县委更加肆无忌惮，对检查组采取了封锁、监视、跟踪等卑劣手段，阻碍检查组弄清其罪恶。当检查组到二区郭苏庄调查陈子明的家庭成份时，区委书记施洪猷为陈子明窃抄了检查组的调查材料，得到陈的奖励。孔德林、王成芳等竟污蔑检查组“是抱着陷害的目的而来”。宋显烈、吴健林（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刘文汇（县委宣传部长）蛮横地进行狡辩。孔德林等公然威胁检查组说：“如不从‘工作’出发，即将检查组赶出大名”。检查组走后，陈子明又鼓动县委采取先发制人的手段，捏造材料，歪曲事实，向中央、华北局、省委诬吿联合检查组。春节时，陈子明再次返大名，并把从专员张光第本子上抄下的检查组向地委的汇报材料告知县委，以备再次应付和抵抗检查。又指示县委：告诉有关人员，要始终咬定控告检查组的“事实”。并进行了抵抗检查组的预先演习，分工对县、区、村进行再次欺骗检查组的布置。
+
+　　上述事实完全证明：陈子明一贯坚持其地主阶级的立场，实系敌视党和人民的阶级异己分子。他凭藉大名县党的领导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其他县委委员，由于有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影响未得到改造，有的则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在陈子明的拉拢、诱惑、腐蚀之下，使大名县委会已完全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变质为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以陈子明为首的大名县委会，目无党纪国法，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支持地主反攻，包庇坏人坏事，打击、报复、陷害检举人，压制批评，扼杀党内民主；目无组织，抗拒上级党的检查，竟狂妄地认为“如无上级领导的约束，则大名县的工作会做得更好”。他们已把大名县变成了一个“封建割据”的“独立王国”。陈子明和大名县委会一系列的罪恶活动，给党和人民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
+　　根据上述事实，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组织，并教育全党，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有关人员和有关组织作如下处理：
+
+　　（一）对有关人员的处分：
+
+　　陈子明，大名县人，现年三十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九年二月参加工作，同年九月入党，曾任区委书记、县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等职。由于其地主阶级的思想未得到改造，当阶级斗争的锋芒触及其本阶级利益时，即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包庇其家庭反攻倒算，侵占农民土改果实；一贯作假报告，欺骗领导；利用职权与其父同谋报复，陷害郭芳庭；操纵县委会陷害王仲甫；指挥大名县委会抗拒上级党的检查；包庇反革命分子，培植私人势力；当其罪恶被揭发、调省委反省后，还进行过组织“攻守同盟”的活动；至事实大白，仍狡猾抵赖，坚持错误。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惩办。
+
+　　郭养之，大名县长，县委委员。地主出身，教员成份，抗日战争时期曾因不执行党的决定和不服从组织调动受留党察看处分。一贯制造假报告对党欺骗；包庇地主，隐瞒家庭地主成份，土改中曾放走其兄恶霸地主郭光兴（后投敌）；与陈子明狼狈为奸，明知陈系地主成份，却以县长的名义，积极帮助陈篡改为“乡村贫民”成份，包庇地主陈清及干部陈奇岭之家庭反攻倒算；参与和支持陈子明、陈清陷害郭芳庭；从私人感情出发，包庇地主坏分子任家振，报复陷害张铁集后庄村支部委员霍金池、青年团大名中学支部书记连殿铎；参与陷害王仲甫。以上均为党纪国法所不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给以应得的法律处分。
+
+　　孔德林，大名县委副书记。一贯欺上压下，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作假报告。一九四八年整党时（当时任区委书记）曾因包庇地主及擅自修盖区署楼房并强迫群众出伕等错误，区委会被撤销，孔本人受到撤销工作处分。从极端个人主义的“名誉”“地位”出发，为了得到陈子明对他的提拔，积极支持陈子明篡改地主成份，包庇陈清反攻倒算；参与陷害郭芳庭；与陈子明在“三反”运动中同谋策划陷害王仲甫等，亲自捏造材料并指数逼供；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与罪恶，积极抵抗上级党的检查；与陈子明等共同包庇坏分子，任用“亲信”培植私人势力。孔已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决定开除其党籍。
+
+　　宋显烈，大名县委第三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丧失立场，一贯包庇其本村地主、国民党员宋少亭；两次布置地主陈清回村监视、封锁检查组，积极帮助陈子明隐瞒篡改地主成份；包庇陈之家庭反攻倒算，积极参加了陈、孔陷害郭芳庭、王仲甫等人和抵抗上级党检查的罪恶活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悲痛的日子里，与杨光、杨良才等，违抗中央人民政府停止娱乐三天的命令，在县合作社吃喝行乐。宋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决定开除其党籍。
+
+　　王成芳，大名县委第二副书记兼武装部长。明知陈子明是地主成份，却又积极为其隐瞒，作假证明；参与陷害郭芳庭；在陈、孔陷害王仲甫等人的问题上，当已发觉是陈、孔进行私人报复后，不但不能坚持原则，反而为了迎合陈、孔的意图，向检查组介绍假情况，并在陈子明等支持下积极抵抗检查；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运动中，隐瞒了放债入股等错误。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
+　　杨光，大名县副县长兼公安局长，县委委员。包庇陈子明隐瞒成份，包庇陈清反攻倒算；积极参与了陷害郭芳庭及王仲甫等人的罪恶活动；除和其他县委一起坚持错误抵抗检查外，两次与宋显烈结合派陈清回村布置，以图欺骗检查组；当陈子明的主要罪行揭发后，仍继续坚持错误，企图逃避党纪制裁；在逮捕陈清后，竟密嘱陈清不要坦白与县委有关系的问题，又指示施洪猷隐瞒与县委有关系的问题；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的悲痛日子里，违抗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在县合作社的吃喝行乐。现在仍坚持错误向党对抗。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杨良才，大名县合作社主任，县委委员。中农出身，流氓（土匪）成份。一九三八年参加国民党，曾率领匪伙报复杀害本村农民杨德林，并霸占其全部土地二十亩，房八间，杨德林的妻子被逼改嫁。一九四六年混入我党，一九四八年整党时被开除党籍；一九四九年被陈、郭以“纠偏”名义恢复党籍。任县合作社主任后，对陈、郭、孔等极力阿谀奉承，参与陷害郭芳庭和抵抗上级党的检查。斯大林同志逝世后违抗中央人民政府命令，吃喝行乐。决定清洗出党。建议政府依法惩办。
+
+　　施洪猷，大名二区区委书记。从讨好陈子明出发，按陈的意图亲自捏造材料指数逼供，陷害王仲甫等人；捏造陷害郭芳庭的假报告，擅自以区委会名义开除郭芳庭的党籍；以假调查材料协助郭养之、陈子明等包庇任家振，陷害连殿铎；抵抗上级党的检查，窃抄检查组的材料向陈报告；因抵抗检查“有功”被提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陈子明的忠实走卒，典型的投机分子。在反省中曾三次逃跑回家。已完全丧失共产党员的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
+
+　　刘文汇，大名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委员。为迎合陈、孔意图，竟捏造材料陷害王仲甫等。当上级检查时，刘明知是陈等对王仲甫施行报复陷害，但却积极向区村干部、群众布置捏造材料，颠倒黑白，参与抵抗检查，在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决定给以当众警告处分（刘文汇品质恶劣，应予撤销工作处分——华北局注）。
+
+　　吴健林，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县委委员。从个人的“名誉”“地位”出发，为讨好陈子明，抵抗党对王仲甫申诉案的检查，汇报假情况；积极参加陷害郭芳庭。决定给予撤销工作处分。
+
+　　县委中其他有关人员祖好贤、高占梅、高孟僧、张宝珍等均犯有错误，应进行深刻检讨。与此案有关的其他犯错误人员，责成邯郸地委依据具体情节分别予以适当处理。
+
+　　对坏分子王殿卿、任家振、史绍先等另案处理。
+
+　　（二）对有关组织的处分：
+
+　　以陈子明、郭养之为首的大名县委会的领导权实际上已为地主阶级分子所篡夺，绝大多数县委委员的政治品质是恶劣的，他们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报复陷害好人，包庇坏人坏事；有计划和有组织地作假报告，欺骗上级党和政府；抗拒党的检查，使大名县俨然成为“独立王国”，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已完全离开了党的原则，变质为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决定将该县委会予以撤销。
+
+　　邯郸地委会对陈子明等的为非作恶及大名县委会的变质事件，负有直接的责任；地委委员中有些人对陈子明等的抗拒检查等犯罪行为有所纵容，待进一步查明其具体责任后，另案处理。
+
+　　（三）对被陷害的王仲甫、张书箱（原大名六区区长）、霍金池等均撤销其刑事处分，恢复党籍，给予安慰。恢复郭芳庭的党籍，建议青年团省委恢复连殿铎的团籍，并给予安慰鼓励。
+
+　　（四）对在“大名事件”中曾坚持真理，积极向党揭发检举陈子明等罪行的干部连殿铎、王汝珍及农村党员郭芳庭、霍维民和帮助检查组查明该案真相的县区干部史殿铎、宋兆芳、杨洪祥、徐清明、任景梅、陈启明等同志均予以表扬。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2.txt b/CCRD/3/7/4/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665ea0c84a003bd749e4f1e38b01b04902aea2
--- /dev/null
+++ b/CCRD/3/7/4/000032.txt
@@ -0,0 +1,9 @@
+#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杨金涛党籍的决定
+
+　　杨金涛，男，38岁，哈尔滨市人，资本家家庭出身，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国外贸易司苏联处副处长，于1951年2月被中央公安部逮捕扣押。
+
+　　杨自1944年至1951年期间曾屡犯严重的政治错误：如1944年在延安时，擅经私人介绍与美军观察组某空军少校往来，并接受该少校罐头、手表等礼物；1946年在哈尔滨工作时，曾要求释放特务杨化民（未遂），且企图在蒋匪军进占哈市时请其保护家产；1949年南京解放后，曾资助其兄杨宜中（曾任日伪时代南京下关警察局局长）回哈市，并将其隐藏于中苏木材燃料公司，直至1951年始被我公安局查明逮捕枪决；杨于其家庭被斗时，曾藏匿烟土百余两及布匹麻袋等物；1950年4月杨与哈市奸商邹越千等曾合开木材公司，自任监理；7月调中央贸易部工作后利用职权骗取许可证，自东北贩运豆饼进关，获取暴利达3、4亿元，杨从中分红3000万元；在三反中并发现杨从1948年至1951年2月先后接受奸商贿赂面粉250袋，款2800万元；杨在中央贸易部工作期间，曾结识三星舞厅舞女林枫（在押特务之妻），多次与林发生肉体关系，并在该女面前夸耀自己身份，宣泄工作中的秘密；同年9月于赴天津途中又结识白俄女子代亚（系嫌疑分子）后即经常在一起鬼混。此外并曾吸食鸦片。
+
+　　事实证明杨金涛一贯腐化堕落，敌我不分，其所犯错误极为严重恶劣，已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分子。为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3.txt b/CCRD/3/7/4/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5ee8c68864e08dae31fc6cd3cad360676e8881
--- /dev/null
+++ b/CCRD/3/7/4/000033.txt
@@ -0,0 +1,23 @@
+# 河北省委关于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及大名县委会犯罪事件处理情况向华北局的报告
+
+## （本报告及处理决定均经华北局批准）
+
+　　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及大名县委会犯罪事件，是从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初期大名县干部的检举以及“三反”运动以后王仲甫（原大名县六区区委书记，“三反”中被陈子明等诬陷）的申诉而被领导上发觉的。为了弄清事实真相，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份，由华北局、省委、邯郸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组成联合检查组，赴大名县进行检查。该县县委会在陈子明的策划和指挥下，对检查组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抵抗，最后竟捏造事实，颠倒是非，诬告联合检查组。“新三反”斗争开始后，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又收到检举陈子明包庇其地主家庭反攻倒算的信件，因此，华北局、省委、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重新组织力量，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间再去大名县进行检查，至六月间始结束，前后两次检查历时共四个多月。在检查过程中，省委除听取了检查组的汇报外，并由薛迅同志亲赴大名县进行指导。由于检查组依靠了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冲破了各种障碍，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的调查和反复的对证，最后并与陈子明等当面对证，始将陈子明等的主要罪行彻底弄清。
+
+　　省委为了严肃慎重地处理这一事件，于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十二日召开了省委常委会议，听取了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此案详情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省委认为大名事件的性质是极其严重的：以阶级异己分子陈子明为首的大名县委会，利用职权，包庇支持地主反攻，打击陷害检举人，包庇纵容坏人，抵抗党的检查，实质上已成为反党反人民的小集团。据此，省委同意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大名事件”的处理决定。同时省委决定：将此事件的处理决定在党刊上公布，以教育全党；由地委召开大名县党的代表会议，传达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处理决定，并进一步检查大名县党的工作，肯定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所创造的成绩，批判并肃清陈子明及原大名县委的罪恶影响，使全县干部与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密切党与群众的联系，为全县农业增产及各项任务的实现而奋斗。
+
+　　我们深深感到，大名事件给予我们全党的教训是严重的、深刻的：
+
+　　第一、陈子明所犯的一系列的罪行，是由于其不肯自觉地改造自己，不肯坚决地、完全地背叛原来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反而在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候，故态复萌，坚持其地主阶级的立场，与党和人民为敌。大名县长郭养之所以成了陈子明的重要帮凶，也是由于其地主阶级的思想未得到本质的改造。这就给了所有出身于剥削阶级的党员一个严重的告诫：如果不能勇敢坚决地完全背叛其原来剥削阶级的立场，不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彻底改造自己，在处理一切问题上，特别是与自己家庭亲友有关联的问题上，掺杂任何一点原阶级的思想情感，则必致危害党危害人民，发展下去势将使自己身败名裂。
+
+　　第二、孔德林、宋显烈等人，虽然不是出身于剥削阶级，但由于他们抱有浓厚的名利思想，不接受党的改造，成为只图私利的极端个人主义分子。正由于他们为私欲所蒙蔽，势必走向敌我不分，是非不明，最后甘心作了地主阶级分子的俘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条件。这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共产党员，凡是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人，如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坚决站在党的立场和党的原则方面，发展下去，就会堕入反党反人民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
+　　第三、“大名事件”使我们进一步体验到：发扬党内民主，使每一个党员监督自己的领导机关和批评揭发领导干部的错误，是党的建设的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陈子明等之所以敢于连续为非作歹，欺上压下，而长时期未得到揭发处理，是与党内缺乏民主、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批评分不开的。
+
+　　第四、这个反党的小集团，得以长期欺上压下，其罪恶与错误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而得不到揭发，是和地委、省委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分不开的。在这里又一次告诉我们：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正是滋长资产阶级的腐蚀、违法乱纪的温床，其危害至深且巨。省委由于检查工作的片面性，对大名县委的真实的工作情况不了解，在若干问题上听信了大名县委的假报告，即认为该县在工作上“先进”，看不见他们的错误，只表扬不批评，这样就助长了陈子明等目空一切、狂妄自满、胆大妄为的气焰。同时，由于省委对陈子明未从其政治品质作仔细的审查，只从传说、印象出发，误认为“青年有为”，曾提拔其任地委副书记，后虽对陈的问题有所发觉未曾下达，但已造成相当坏的影响。
+
+　　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及大名县委会犯罪事件对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又是一次严重的警告，给予省委的教训是十分痛苦的。我们准备就此事件继续深入检讨，以认真接受教训，改进我们的领导和工作。
+
+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
+　　 一九五三年七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4.txt b/CCRD/3/7/4/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f2eba0699b4a26d1e41915897780e46e6bc711
--- /dev/null
+++ b/CCRD/3/7/4/000034.txt
@@ -0,0 +1,17 @@
+# 西南局宣传部关于林蒙同志讲授党史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
+## 《宣传通讯》编者按：
+
+　　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林蒙同志讲授党史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西南局宣传部为纠正林蒙同志的错误而采取的办法是必要的。宣传党史的目的，在于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在于阐明中国革命的丰富的经验和教训，以提高党员群众的思想和政治水平。林蒙同志的错误就在于他没有认清宣传党史的目的，迎合某些听众的庸俗的心理，以道听途说的奇闻琐事，代替党史的思想和政治内容。各地讲授党史的同志应当从林蒙同志所犯的错误中得到应有的教训。
+
+　　西南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林蒙同志，于1月30日在为西南局直属机关业余政治学校（一般干部中级组）讲授党史第二章“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一系列带原则性的重大错误，造成很坏的影响。根据西南局的指示，宣传部会同直属党委严肃地进行了检查与批判。重要情况报告如下：
+
+　　林蒙同志没有根据“中国共产党的30年”一书去全面地并且着重正面地讲授党史，而是集中地讲述这一时期党内“左”倾路线的各项错误。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抱定一个教育党员与干部的正确目的，而是由于存在一种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表现个人的错误出发点。按照他自己在讲课时所强调宣布的话来说，这就是“乔木同志是正面突出，我先来个反面突出”。从这一点出发，他就顺着讲授提纲的每一段落和项目，大量地穿插了各种各样道听途说的似是而非的奇闻与琐事，并按自己评人论事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对于历史事件妄加解释，许多中央并未正式公布或无正式结论的事情，也都任意加以叙述和论断。
+
+　　林蒙同志的错误，主要如下：（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与自由主义行为。（二）严重的政治原则性错误、根本歪曲了党的历史、根本违反讲授党史应有的教育目的。首先他没有着重地和认真地去阐述党如何领导人民群众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正义的斗争，只是顺便说到这一方面的事例，当说到这一方面的事例时，又主要地是在渲染党的领导如何“愚蠢”或错误。其次，他错误地讲述了党内斗争，把党内斗争讲成这样一种情形：在这当中人们看不到党是为这一原则或另一原则而斗争，看不到党是为这一路线或另一路线而斗争；相反的，人们所看到的的似乎是一些无原则的纠纷、磨擦与宗派斗争；党内斗争的高度原则性，党的坚强团结与统一，党的光荣、伟大与正确，党的高度威信，在这里完全被淹没了。第三，他的无根据的贬责与乱谈，不仅涉及许多中央委员，而且涉及党的领袖毛主席、少奇同志与恩来同志，涉及共产国际。（三）以极端庸俗的态度讲授党史，讲时如说评书，故意插科打诨，引人哄笑，如自称前言为“打加冠”，然后“书归正传”，讲广州公社用旧戏中之“回马枪”加以比划等等；另对某些犯过“左”倾错误的同志，轻薄地加以讥笑和讽刺。（四）讲授方法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不是根据对于一定历史条件与政治形势之客观全面的分析，进而研究政治路线等之正确或错误，而是罗列现象。这种讲授方法，即令没有上述各项错误，也不可能达到通过党的历史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目的。
+
+　　贺龙同志、宋任穷同志与张子意同志等发觉这一错误后，亲自督促迅速加以纠正。根据他们的指示，西南局宣传部于2月7日召集所有听过这一堂课的同志、党史教员、各直属党委负责干部以及西南局宣传部全体干部，由张子意同志讲话，着重说明讲授党史应有的目的，分析批判了林蒙同志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其思想根源，同时批评了西南局宣传部理论教育处负责干部在这一方面的自由主义倾向（别人提出意见仍未引起重视，亦未报告上级）。最后，张子意同志宣布了纠正这些错误的6项具体规定：（一）各有关单位及理论教育处均应深入进行检查与批判，反对自由主义与官僚主义，并将检查结果报告西南局与中央；（二）林蒙所讲的上述各种传说、臆断与小广播等，西南局认为是带有原则性的政治错误，禁止任何人再行传播；（三）严格执行关于教学内容的集体审查制度，党史讲授与各项理论讲授的提纲与内容，均须经由所属党委讨论与审查批准，未经领导审查与批准者一律不许乱讲；（四）停止林蒙同志讲课工作，责令其严肃检讨；（五）加强讲师团的思想领导，加强对讲师的帮助、督促与检查，使之认真改进讲课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六）加强各单位负责同志对一般干部学习的思想领导与督促检查。
+
+　　春节前，西南局直属机关各单位参加党史学习的同志及西南局宣传部一般干部，都根据张子意同志的讲话作了讨论与检查；理论教育处负责干部当众作了检讨；林蒙同志已经作了书面检讨但极不深刻，仍须继续检讨；理论教育处亦正联系全盘工作着手研究建立和健全业余政治学校教学提纲与内容的集体审查制度与假期训练理论教员等项工作的具体办法。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3年第11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5.txt b/CCRD/3/7/4/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1f1e4710d08171bc3df59d7300a43bc7f712c4
--- /dev/null
+++ b/CCRD/3/7/4/000035.txt
@@ -0,0 +1,11 @@
+# 河北省委关于前邯郸地委高志学等在“三反”运动及“大名事件”中所犯错误处理经过向华北局的报告
+
+　　对高志学、朱介子、张光第等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所犯错误，省委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间曾作出了处理决定，但因在对“大名事件”的检查处理中发现“大名事件”与高志学等有密切关联，他们不但包庇纵容大名县委陈子明等的犯罪行为，且与陈子明等上下结合起来共同打击报复梁一民、张金海、王丕成等人，错误严重，故即决定俟“大名事件”及涉及高等之问题全部查清后再一并处理。经过反复查对，情况业已澄清，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并作出了处理决定。兹将处理经过前后情况报告如下：
+
+　　一九五二年九月间，接到华北局转来赵幼博和邯郸专区合作社干部的控诉信，以及梁一民对邯郸地委“三反”结论的意见后，我们为弄清情况，认真处理，曾由张君同志带领检查组于十一月间赴邯郸调查，历时十一天，除重点审查与对证了地委的“三反”总结，有关“三反”材料及地委会议的有关记录外，并在十一个单位中与一百零九个干部做了谈话。谈话中大家所反映的问题与对问题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即邯郸地委的“三反”总结与某些问题的结论有严重的错误；同时也反映了高志学等对领导“三反”运动的同志及对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实行报复打击，对犯错误的干部包庇纵容，因而造成了广大干部思想混乱与积极分子惶恐不安，致使“三反”成果不能巩固。后经张君同志的帮助，基本上扭转了当时干部中的混乱状态，但某些积极分子的疑惧心理并未完全消除。
+
+　　省委为进一步弄清情况，于一九五三年二月八日将邯郸地委有关委员、原地委“三反”办公室负责人员及赵幼博等八人调省，由省委副书记薛迅同志主持，将事实情况又作了具体对证。对证中，经过大家揭发问题、开展批评和薛迅同志的耐心教育，他们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认识大体趋于一致，明确了责任，最后由省委作出了处理的决定。
+
+　　为教育干部，挽回高志学等给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九五三年三月下旬，省委又专派薛迅同志到邯郸召开了地委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会议（每县有一县委委员参加），将省委的结论与措施作了传达，高志学、张光第在会上作了检讨，经过充分讨论，大家弄清了问题的本质；澄清了思想，绝大部分同志认为省委的结论与措施是正确的。但由于高志学、张光第等虽原则上承认了错误，而在关键性问题的思想活动与本质上并未彻底揭发，因而部分干部对此不满。认为省委对高、朱、张三人的处分偏轻，感到对朱介子的处理尤轻。另外，认为高等的错误是明知故犯，有意识地打击梁一民，报复赵幼博，但在省委结论中并未明确。邯郸地委又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省委又对决定作了修正。
+
+　　一九五三年五月间，根据“大名事件”联合检查组的检查报告，省委认为：高志学等对陈子明等的犯罪行为的包庇纵容，以及支持陈子明等抵抗检查并参与策划，特别对陈子明等所造成的“大名中学事件”修改事实、夸大其辞、认为“政治性的阴谋破坏案”，以打击报复张金海等的错误是严重的。为了查清一并处理，遂即调高志学、张光第、郭俊之先后来省，令作深刻检查。在检查中，张、郭承认若干事实，但检讨极不深刻，高则仅承认个别事实，态度极不老实。为帮助他们端正态度，认识错误，除由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张君、副书记李德、王子玉等对他们反复作了多次谈话教育外，并曾令其与陈子明、郭养之等原大名县委在省反省之五人作了一次初步对证，对证中高、张对许多重要问题仍不肯承认。对朱介子则于一九五三年七月初由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派人持有关材料赴华北局，协同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令其检查，朱承认大部情况属实，但对所有事实一概加以歪曲，否认其错误。至此省委认为：为弄清事实，辩明性质，分清责任，有必要召集有关人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对证，及报请华北局批准，通知朱介子、梁一民，并调邯郸地委郝田役、苏光、宋洪勋来省，吸收原大名县委郭养之等四人与“大名事件”联合检查组有关人员，共二十六人，由张君同志主持，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以五天时间，进行了仔细的对证。经过查对，除一些枝节问题高、朱、张等表示否认，或说“记不清”之外，主要情况及其性质、责任，均已完全证实。高、朱、张等的错误，是一种严重的反党性质的错误，其根源主要是他们存在并发展了极为严重的个人主义，并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袭，因而他们的错误已给了邯郸地区的工作以严重的损失。在整个处理过程中，省委对高志学等采取了极为耐心的教育态度，最后高、朱、张等经过多次检讨，已初步认识了错误性质的严重，并表示决心悔改，经过省委两次讨论，决定采取教育改造方针，给以最后改造的机会。兹将省委已同意了的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处理决定报上，请审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6.txt b/CCRD/3/7/4/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cd378ee4b2a9e8d1b06c720389f769333b0303
--- /dev/null
+++ b/CCRD/3/7/4/000036.txt
@@ -0,0 +1,27 @@
+# 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前邯郸地委书记高志学等在“三反”运动及“大名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业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
+　　前邯郸地委书记高志学，宣传部长朱介子，邯郸专区专员张光第，在“三反”运动及“大名事件”中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他们对伟大的“三反”运动开始抱消极态度，而后走向百般阻挠，恶意攻击。“三反”运动结束后，他们无视邯郸地区“三反”运动的成果，故意夸大“三反”中的某些缺点，诬蔑当时领导“三反”运动的地委副书记梁一民等为“头脑不清”、“个人主义”，甚至说是坏分子兴风作浪，以打击“三反”中的领导人和积极分子。对检举石惠轩（前邯郸专署专员）等人错误的赵幼博同志（专区合作社主任）诬为“个人报复”，施以压制，对犯有错误的干部和坏分子则包庇纵容，以致一度造成了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当省委到邯郸地委解决“三反”运动的问题时，他们有计划地布置孔德林、陈子明、郭养之等向省委散布烟幕，以迷惑领导。后来，当省委几次叫他们修正有关“三反”问题的错误结论时，竟抗不执行。
+
+　　高志学、朱介子、张光第等对以陈子明为首的大名县委会的反党罪行，采取了包庇纵容与支持的态度，甚至在某些问题上与之互相勾结，互为利用。对陈子明篡改其地主成份为贫民、侵夺农民土地和其他胜利果实等反党反人民的行为不加追究。当陈子明等的罪行被揭发后，他们竟对陈等抵抗检查的行为予以同情和支持。对杨良才（大名县供销社干部）、王殿卿等，明知他们历史上有严重问题而批准提拔为县委委员、副县长等。对前武安县委书记武合拴等逼婚犯罪事件，不但不执行省委的指示予以撤职查办，反擅自分配工作，并恢复他们的中灶待遇。
+
+　　高志学、朱介子、张光第为夸大“三反”运动的缺点，报复打击地委积极领导“三反”运动的梁一民、张金海等同志及其他积极分子，竟把大名县委捏造的所谓“坏分子”在大名中学学生中进行“三反”的材料（该校职员参加县机关中的“三反”运动，并未在学生中进行“三反”），故意扩大并使之系统化后向省委报告。在报告中，有意地把向恶霸贪污分子任家振（大名中学总务主任、党支部书记，系大名县委以私人感情任用的）作正义斗争的积极分子连殿铎（大名中学团支部书记）、刘敬之（大名中学教导主任）诬为“反动分子”，把贫农出身、支持连殿铎的地委组织部干事王毅超、积极参加斗争坏分子任家振的大名中学学生王志芳诬为“地主、富农和嫌疑分子的子弟”，把张铁集村反映任家振的共产党员、村干部和群众诬为“地方反动势力”，把这种正义的斗争，颠倒为“带有政治性的阴谋破坏事件”，对积极分子“拟交公安机关认真处理”，并说是地委梁一民、张金海支持着大名中学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
+
+　　高志学、朱介子、张光第上述种种错误行为，是和他们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分不开的。他们为了达到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卑鄙目的，严重地破坏党的政策，违反了党与人民的利益，为党纪所不容。为了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与人民的利益，严肃党的纪律，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对高志学等作如下处理：
+
+　　一、高志学，贫农出身，农民成份，一九三二年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高虽经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但其自私自利的思想并未得到改造。一九四三年高在冀南四地委工作时，乘群众遭受灾荒之危，贱价买入土地三十八亩，开始部分自种，而后由群众全部代耕。对高志学的这种剥削阶级的思想行为，虽在一九四八年整党时进行了批评教育，但高并未改正错误；相反地，在入城以后，其自私自利的思想更有所发展：土地由群众全部代耕，老婆每月由公家领取补助，至一九五○年投资入股营利的财物已达一千四百多万元。由于上述错误，高在“三反”运动中受到党的警告处分。此后，高不但未能接受教训痛改前非，反而对党不满，进而发展到与朱介子、张光第、陈子明等勾结起来攻击“三反”运动。在其主持下，地委会通过了一个抹杀“三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夸大“三反”运动缺点的错误的文字结论，省委指示修改时，竟抗不执行。为了打击积极领导“三反”运动的梁一民、张金海、王丕成、赵幼博等人，在干部中进行挑拨拉拢，颠倒是非。如高志学曾对地委机关干部苏光说：“我有什么大问题，就是那些土地和入股问题，梁一民就故意与我为难，如果某某同志在的话，他们敢那样整我。以前我接触朱介子少是很大损失，过去真不了解老梁的品质。”又说：“好好干吧！已经提拔你当组织部副部长啦，不要紧，有什么事找我。”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王丕成调峰峰矿区工作时，高拍着自己的胸说：“咱不能坏良心，不能叫人家（指王丕成）在矿区打‘虎’，咱在人家后边捉人家的‘虎’”，以挑动王对梁一民的不满，自己卖好。在“大名事件”中，高包庇纵容陈子明等的罪恶行为，支持陈等抵抗党的检查。上述事实说明高志学的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已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决定予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
+　　二、朱介子，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九年入党，历任区党委宣传科长、冀南日报社社长、地委宣传部长等职，现任华北局组织部办公室主任。朱介子有严重的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一贯地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拉拢挑拨，投机取巧，破坏党的团结。在“三反”运动中怀抱当地委书记或专员的个人主义的目的，采取了两面态度：一面表现惧怕，消极退却，一面则伪装积极到处进行个人拉拢。“三反”运动开始时，他拥护地委并支持其他同志检查处理高志学的问题，企图乘机将高志学打下去，自己取而代之；“三反”运动后期他看到高志学仅受警告处分，仍任地委书记，即又和高志学、张光第勾结起来，有意地歪曲事实，捏造材料，抹杀“三反”运动的伟大成绩，向“三反”运动反攻，把大名县委捏造的所谓坏分子在大名中学学生中进行“三反”的材料，有意地扩大并使之系统化后报告省委，以欺骗领导，打击领导“三反”运动的梁一民等同志。“三反”运动后，省委决定调朱介子到峰峰矿区工作，当他得悉省委马国瑞同志去邯郸的消息后，即在地委直属机关一些干部中，多方布置对其挽留，并组织向马国瑞同志作假报告，故意歪曲“三反”运动的真相。如对李庆荣等同志说：“地委会思想斗争不开展，高（志学）、梁（一民）虽是书记，但地委的计划、总结、指示都是我和郝田役搞的，调我到峰峰矿区任主席，在某种意义上说是提拔了，但还是不如留邯郸好，马政委找你们谈话时，可把地委情况谈一下。”又向大名县委孔德林作了布置，说：“大名县的宣传工作是出名的，可是地委梁一民、郝田役等人没说过大名的工作好。另外我快调走了，你可给马政委谈一下情况，能把我留到地委才好。地委会是由两个地委合并的，两股劲，我是从报社来的，就是能说个真理。你回去可把我的意思向陈子明、郭养之谈谈，商量一下向马政委谈那些问题，等马政委来了我给你们打个电话，你可藉到地委研究向中央的报告为名来地委”。孔德林和马国瑞同志谈话后，又向朱介子作了汇报，朱说：“关于地委和我的问题谈的太多，你可再给马政委写个信，主要说明梁一民、张金海、郝田役没有作过中心工作，韩友真（地委秘书长）抓不住工作的中心环节，说明地委离不开我就行了。”为了拉拢孔德林，并说：“提你任县委副书记已报省了，第一次地委通过后组织部给压起来了，我一定把提拔你任副书记的问题解决了再走，我对邯郸地区是留恋的，担心的是怕我走后高志学受孤立。”为了达到互为利用的目的，朱介子竟有意地掩盖包庇陈子明等的反党罪行，一再为陈子明等策划抵抗党的检查，并违背党的组织原则，擅自将华北局负责同志关于大名问题的批示泄露给陈子明。上述错误说明了朱介子的品质是极端恶劣的，决定予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
+　　三、张光第，中农出身，教员成份，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县长、行署人事科长、专署秘书主任、副专员、专员等职。“三反”运动中因违反财经制度、手头不净等错误，对运动采取了消极不满的态度，在干部中散播右倾情绪，极力逃避对“三反”运动的领导责任，多方袒护包庇贪污分子，使专署的“三反”运动陷于停顿状态。对亲自批准专署机关生产挪借大批公粮公款的错误拒不交代，反而嫁祸于财政科长王玮，为此张光第曾多次受到地委梁一民同志的批评及河北日报的揭发。地委会派地委委员郝田役、王丕成等同志帮助专署领导“三反”运动时，张光第反而错误地认为有损自己的尊严，甚为不满，并积极寻隙报复，匿名向毛主席诬告地委领导“三反”运动的梁一民同志；指示大名县长郭养之调查早已解决的王丕成同志的问题；藉大名中学的问题打击报复梁一民、张金海等；唆使贪污分子向党无理取闹；包庇前武安县委书记武合拴逼婚的罪行；有意歪曲党的“三反”运动的政策，拖延处理“三反”案件；支持并帮助陈子明、郭养之抵抗党的检查；拉拢任用坏分子等。其错误是严重的，决定予以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行政撤销其专员职务。
+
+　　四、郭俊之（军分区副政委），身为地委委员，从私人感情及宗派情绪出发，竟同情与支持陈子明等抵抗上级党的检查的恶行，包庇陈子明篡改地主成份为“贫民成份”，并将“大名事件”联合检查组和地委研究大名问题的情况泄露给郭养之，增加了党彻底搞清大名问题的困难，决定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
+
+　　五、郝田役（地委副书记）、韩友真（地委秘书长）在高志学等向“三反”运动反攻的问题上，犯有自由主义错误，均应作深刻检讨。
+
+　　六、原邯郸地委会对高志学等人的严重错误，不但未能坚持党的原则，向其开展斗争，且在高等影响下，通过了错误的结论和决定，对大名县委会的犯罪事件负有重大责任，决定给以指责处分。
+
+　　梁一民、赵幼博、苏光、逢志明等同志对高志学等的错误行为，进行了坚持的斗争，积极地向党反映真实情况，帮助党弄清了是非真相，应予以表扬。
+
+　　 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四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7.txt b/CCRD/3/7/4/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a1abd5b8416b0b5fa67320cb0b1f8c54d6fee9
--- /dev/null
+++ b/CCRD/3/7/4/000037.txt
@@ -0,0 +1,9 @@
+# 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方原党籍的决定
+
+　　前华东军政委员会水产管理局副局长方原（原名赵芳远），地主出身，1938年入党（按：方原过去填表均填1931年入党，1937年恢复关系；1953年11月4日方书面交代1931年入党，1934年失去关系，1938年重新入党，1939年恢复关系；1945年7月3日方又书面交代1938年入党，并申明在北京天坛参加党的一段历史纯是虚构）。曾历任科长、县长、县委书记、师民运部长、华东财委秘书主任等职。
+
+　　方原虽经党的长期教育，但并未抛弃其反动的地主阶级立场，在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中，竟敢公然以共产党员和人民政府高级干部的身份支持其恶霸地主父母，使之恃势打击群众的正义斗争，同时方并蓄意将有血债之重要反革命分子多人（其中有汪伪国民党省党部委员、伪省府秘书长、伪专员等）先后介绍或隐匿于我机关、企业中加以包庇。此外，方原对党是极不忠实的。如：方对参加革命前曾历任伪职多年一事，一直未向党坦白交代；并且伪造入党时间，欺骗组织；1946年方任淮宝县委书记时，因退却逃跑曾受到撤职处分，后又因其他错误，受警告处分两次，对此重要历史情节，方在南下后，亦向党隐瞒，以骗取党的信任。
+
+　　如上所述，方原的犯罪行为是极其严重的。事实证明，方原已成为违反国法的罪犯，特根据党章第64条的规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予以制裁。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8.txt b/CCRD/3/7/4/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2ea3359309d2019e5e108e4d98ba06fdac7125
--- /dev/null
+++ b/CCRD/3/7/4/000038.txt
@@ -0,0 +1,15 @@
+# 中共中国科学院总支关于开除丁瓒党籍的决定
+
+　　丁瓒，男，现年四十四岁，江苏省南通县人。出身于没落官僚家庭，父亲是警官（早死），本人成份系自由职业者。一九二六年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加入国民党。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九月入党。一九三〇年南通县委遭敌破坏，被通缉，逃沪转杭，脱离革命。一九三一年入南京中央大学心理系学习。一九三五年因参加“娜拉”座谈会，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八月被转送至苏州反省院。至一九三六年八月获释，到南京国民党教育部任科员。十二月由国民党卫生署医学教育委员会秘书朱章赓（C·C·分子）介绍到北京协和医学院脑系科作研究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离北京。一九四二年九月到重庆，由朱章赓（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卫生实验院院长）介绍到国民党中央卫生实验院工作，任技师兼心理卫生室主任，并兼任上海医学院、江苏医学院副教授等职。一九四五年六月曾被国民党卫生署秘密派至昆明，为美军OSS挑选为蒋匪训练的降落伞部队，做心理测验工作。一九四七年由朱章赓推荐，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奖金资送赴美入芝加哥大学心理系。一九四八年八月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后又到巴黎、哥本哈根、日内瓦参观。一九四八年年底回香港，由廖沫沙、冯乃超二同志介绍，重新入党，确定候补期一年。后即由组织送入东北，转来北京。一九四九年三月被派出席世界和平大会。九月出席人民政协会议，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后改任计划局副局长。党内参加中国科学院党组，并曾任党组书记、副书记。
+
+　　丁瓒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三：
+
+　　一、向敌人自首叛党，并长期向党隐瞒：丁瓒在一九三五年四月，被捕前，即被特务跟踪追迹，并向敌人填表自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保证以后不再为共产党做事，并托同乡宋仲安到国民党中央党部去疏通关系。敌人曾命他在中央大学了解进步同学情况。五月，因参加“娜拉”座谈会，被国民党南京宪兵司令部逮捕，丁又一次向敌人自首，保证以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八月到苏州反省院后，曾再次填表。院方并指使他注意了解其他政治犯的思想行动，要他每月汇报一次。后又被院方指定为反处院自治会行政院主席，曾根据院方指示，作过演说，并组织过“法币政策与抗日”的辩论会……等活动。此外，还写过“机械论的行为主义”等文章，以附和陈立夫的“唯生论”。而以上自首叛党事实，丁瓒一贯向党隐瞒，直到这次审查他的历史，组织上根据证明材料向他指出后，才被迫承认。
+
+　　二、编造历史，欺骗组织：丁瓒除向党隐瞒了自己的自首叛党的历史以外，还在党籍问题上欺骗了组织。他在整党前所填的党员登记表和所写自传都写他自己“于一九二八——二九年正式入党。一九三〇年失去联系。一九三一年入南京中大，通过左联又发生关系。一九三五年被捕，又失关系。一九三六年至北京，通过杨维，又发生关系。一九三七年杨离北京，又失去联系。一九四二年赴重庆，一九四三年遇廖沫沙，又恢复关系。一九四七年得组织同意赴美，一九四八年年底回香港又恢复关系”。但根据党内党外有关方面的证明材料，证明丁瓒自一九三O年失去党的关系后并未恢复过党的关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香港也不是恢复关系，而是重新入党，候补期一年，至今尚未转正。丁瓒自香港转北京时，冒充老党员，捏造自己的历史，骗取党的信任，窃居了党内、党外的重要职位。
+
+　　三、利用职权，滥用私人和反革命分子：丁瓒在中国科学院任职期间，因私人关系竟直接任用了有政治问题与重大贪污行为的分子即有十三人之多。其中有苏北大汉奸孙永刚，此人血债累累，曾屠杀进步青年五十余人。有国民党“模范镇长”黄山立，此人在中国科学院仍贪污巨款，并强奸女干部。有国民党分子孙岱，此人曾任国民党中央卫生实验院事务主任，美帝罗氏基金社事务主任兼会计，是解放前夕把国民党卫生实验院二百箱仪器药品送往台湾的主谋人之一；解放后，还去过台湾，与朱章赓及帝国主义分子华德生、南国风一直保持联系。（以上孙、黄、孙三人均已逮捕）。此外，尚有重大政治嫌疑分子赫葆源、孙娴媃等人，赫葆源曾在军调部执行部任美方翻译，与国际间谍马新青（炮轰天安门主犯）来往密切，曾为马修理过电讯器材。孙娴媃曾任北京军调处执行部美方高级职员，据说北京解放前夕是由美国军用飞机送来北京的。丁瓒曾把这些人分配在中国科学院院本部的重要工作岗位：如孙永刚是庶务科长、黄山立是修建科长、孙岱是审核科长、赫葆源是联络局副处长、孙娴媃是院长秘书……。这些人的情况，有的丁瓒事前并非完全不知道，如孙永刚是苏北大汉奸，丁瓒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就看到过，黄山立在南通的罪行和在中国科学院的罪迹，也曾有人向他反映，而他均不重视，并为之解释。平时和这些人也常来往，如与黄山立经常互相请客送礼，十分听信黄的意见，黄推荐敌还乡团员伦戴华为庶务科副科长（此人也已逮捕），丁也立即同意。并曾将怀仁堂的戏票送给叛党分子，原国民党县府荐任秘书李钧（此人在解放时混水摸鱼，盗卖大批公粮，也已逮捕），“内部文件参考消息”上的消息也让他知道。对于这些情况，党内外群众均极为不满，有的说中国科学院有“丁派”、“南通邦”，南通群众反映：“中央人民政府的机关怎么成了反革命分子的防空洞”。
+
+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丁瓒是一个变节自首的叛党分子，是在重大情节上对党隐瞒的不忠实分子。虽然，四年来他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中也作出一定的成绩，但他没有严肃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大量引用私人与反革命分子，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在群众中造成异常恶劣的影响，使党在中国科学院的政治威信受到一定的损失。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方面撤销其计划局副局长的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39.txt b/CCRD/3/7/4/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c14ed0618bc87ac79d22a67b1ea6f5159fe3fc
--- /dev/null
+++ b/CCRD/3/7/4/000039.txt
@@ -0,0 +1,17 @@
+#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原华北税务管理局副局长张超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业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
+　　张超同志，河北省深县人，贫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一九三九年入党。历任冀南行政公署科长、总务处长，专区税务局长，冀南区税务局副局长，河北省税务局长等职。一九五二年调任华北税务管理局副局长。
+
+　　张超自参加革命后在党的领导下，工作上虽有过一些成绩，但由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发展，自任华北行政委员会税务管理局副局长以来，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对待工作，完全从个人的“名誉”、“地位”出发，不是老老实实地进行工作，而常常是“哗众取宠”，写报告时不反映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以此来骗取领导上的信任，达到提高自己“地位”的目的。如一九五三年上半年推行新税制时，张超原来对营业税缴纳环节的改变是不赞成的，但以后听说中央财政部某副部长支持这个办法，便立刻改变态度，不加研究就硬向下贯彻，并要把华北区作典型，以便作出经验在领导面前“露一手”。各地在执行中问题愈来愈多，河北省、天津市等地曾数次提出意见，他不仅不研究下面实际情况，不听取各地的意见，反而批评提意见者“思想有问题，不能克服困难”。张超去年四月间曾到山西、河北、绥远等地检查工作，当大同、张家口市税务局干部向其提出税负“工重于商”的问题时，他竟丝毫不加考虑地说：“什么叫做工重于商，根本就不能这样讲。”反驳了正确的意见。在他所到的地方，都是不让下面充分发表意见，拒绝听取真实情况的反映。返回后，即根据自己的意图，向领导作了肯定新税制的假报告。当中央批判了新税制以后，便又立刻顺风转舵，说他对这套办法开始就不同意，并说商品流通税也有问题。张超就是这样不负责任地对待工作。在上述错误思想支配下，在使用和提拔干部中表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观点，对能顺从他的意见办事、迎合他的心理写出报告的，不管政治品质如何，就认为是好干部，并说：“只要配备几个能写的人就能作好工作。”对文化水平低的干部不是教育提高，而是讥笑讽刺，认为他们“无才”，还说甚么“干部不能靠‘德’吃饭，政治条件不算什么。”他喜欢的干部，即偏爱偏信，进行拉拢，对敢于向他提意见的就认为是“坏干部”，采取打击手段，极不正派。
+
+　　（二）骄傲自大，目无组织，目无群众，独断专行。张超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经常在干部中散布破坏领导威信的言论。如说：“税务总局某局长政策水平低，不能领导全国的税务工作”；“财政局某局长不懂业务，大事管不了，小事乱管”；“行政委员会对我们的工作，说不出个鸭子鸡”。还说：“我们这个机关，中央管不着，华北行政委员会管不了，需要我们独立地工作。”对上级不合自己口味的指示、决议抗不执行，有些重大问题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使领导上对税收工作无法监督与检查。如对一九五二年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关于适当紧缩农村税务机构，加强城市管理的指示不贯彻执行。一九五二年税务管理局制订的关于下半年工作方针与重点，未送财政局审批就发了下去。粮食交易税改征货物税后，中央规定仍沿用货物税照，他却标新立异地规定以后货票代替货物税照，致使流入外区的已税粮食发生重复征税的现象，引起群众不满。一九五三年召开的所得税汇算清交会议与小型工业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事先均未请示，会议总结亦未经财政局批准就发往全区执行。一九五三年所得税汇算清交工作报告，本来华北财委决定要将此报告再作一些修改后，由财委报送华北党政领导机关和中央财委，但他为了显示自己，却以税务局名义抢先直接上报了。当中央批转了该项报告以后，张超便得意忘形，沾沾自喜，到处夸张，并在全局干部大会上说：“我们的报告毛主席批准了，这一炮算打响了，照这样再打响几炮，今年的工作就可以了！”张超对局内干部实行家长式的领导，他认为“如不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人的意见就不算是群众意见”，在他领导下的干部没有和他商量问题的余地，不许发表和他相反的意见。局务会议很少讨论重大问题，决定问题也不征求别人的意见。经常训斥干部，大家反映：“工作好作，张超难挡。”
+
+　　（三）张超存在着严重的不问政治的倾向。他厌恶政治、理论和政策的学习，不参加政治活动，不过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组织的批评和监督，政治上、思想上已蜕化堕落到严重地步。在斯大林同志逝世的悲痛日子里，毫无阶级情感，不顾中央停止娱乐的命令，举行了机关“三八”节妇女“茶话会”，并嬉皮笑脸地讲话、照像，表现极为放荡庸俗，影响很坏。张超在对妇女的看法上，存有严重突出的剥削阶级的观点，因而在言论、行动上表现了一系列地侮辱女性的流氓行为。他认为妇女就是被人玩弄的对象，因此，他把跳舞、游泳等凡是男女共同活动的场所，都看作是玩弄妇女的机会。他到处宣传干部找爱人不必讲政治条件，他经常向有“旧式老婆”的干部提倡离婚，认为不离婚就是“落后”。这种挑拨性的言论，增加了某些干部在婚姻问题上的思想负担。他向税局的女干部经常开低级趣味的玩笑，甚至动手动足，并藉教跳舞为名，调戏女干部。所以，机关里的女同志都不愿见他的面，但他总是千方百计地找寻和女同志接触的机会，甚至在办公时间也到有女同志的办公室里逗笑，以发泄他的淫荡兴趣。由于他这种恶劣的言论和行动，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特别是女同志对他非常愤恨，但张超把自己的这种流氓行为说成是“生活小节”。为了掩盖他这种错误行为，竟不惜在干部中一再散布破坏领导干部威信的言论，无耻地诬蔑、诽谤某些领导同志。
+
+　　张超的上述错误，完全是一种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在一九五三年的“新三反”斗争中，经该局党的支部揭发，经党的批评教育，张超开始认识了错误，并表示决心改正。为了严肃党纪，教育张超本人及全体党员，决定给张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予降职处分。
+
+　　 一九五三年十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0.txt b/CCRD/3/7/4/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c982b532797157e5c56b1a0a864c4316bb6b68
--- /dev/null
+++ b/CCRD/3/7/4/000040.txt
@@ -0,0 +1,7 @@
+# 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罪犯的前华东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潘念之党籍的决定
+
+　　潘念之，又名潘公皓，男，51岁，浙江省新昌县人，1925年入党，大革命失败后脱党，自称1938年重新入党。曾任经理、工商联常务委员，1950年起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和华东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
+
+　　潘自1950年起曾利用职权，多次包庇反革命分子。特别严重的是欺骗组织为其反革命分子胞弟潘湘芹辩护，一面隐瞒潘湘芹反革命的政治面目，一面以捏造的方法，把潘湘芹说成是革命干部，借以骗取党和人民政府在政治上对潘湘芹的信任，以掩饰潘犯反革命的罪行，并擅自介绍潘湘芹潜伏在我某国营工厂任副厂长的职务，当潘犯被捕后，潘念之又积极设法营救，并曾冒用机关及首长名义写信，为潘犯开脱罪责。以上事实均说明潘念之的行为已完全离开了党的立场，严重地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为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无产阶级的战斗性，特根据党章第64条的规定，开除潘念之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1.txt b/CCRD/3/7/4/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734a9282d341fb0ddb2d3af368e5a1a383e161
--- /dev/null
+++ b/CCRD/3/7/4/000041.txt
@@ -0,0 +1,41 @@
+# 关于反革命犯邹锦涛的判决书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决定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关于反革命犯邹锦涛的判决书
+
+## 1953.10.08；沪军法判（53）第4193号
+
+　　反革命犯邹锦涛又名学海，男，35岁，福建省福州市人，住本市乍浦路85号
+
+　　右犯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6条比照第7条第4款罪行，处徒刑10年。
+
+　　 处长　汤镛1953年10月8日
+
+　　书记员
+
+　　校对　许毓琪　监印　高彩云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05.14；（81）沪高刑申字第761号
+
+　　申诉人（即原审被告人）：邹锦涛，又名邹学海，邹仲智，男，64岁，福建省福州市人，原系上海市闸北水电公司职工，现在福建省闽侯县甘蔗镇双池大队。
+
+　　邹锦涛因反革命案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于1953年10月8日以沪军法判（53）字第4193号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6条比照第7条第4款处徒刑10年。1957年邹提出申诉，本院以书面通知予以驳回。现本人再次提出申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重申查明：邹于1936年8月至1937年12月在中学读书期间，参加中华复兴社为社员，1938年后又历充禁烟检查员、税务员、科员，查征所主任、税务处主任、税捐处课长等伪职，任职期间有敲诈、受贿行为，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作了坦白交代；1950年因诬告工人李╳╳被我公安机关拘留教育属实。本庭认为：邹参加复兴社时在中学求学，时间较短即脱离，充任伪职期间无重大罪行，解放后曾坦白交代，可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解放后向工厂提出过高经济要求属思想教育问题，对工人李╳╳进行诬告，已经公安机关作过处理，不应再予追究。综上所述，原审对邹锦涛以反革命定罪科刑不妥，应予纠正。据此，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本院1957年度书面通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沪军法判（53）字第4193号判决；
+
+　　二、对邹锦涛不追究刑事责任。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各一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1982年5月1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王祖荫审判员　周虞审判员　陈益平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1982年6月29日书记员　殷玉梅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2.txt b/CCRD/3/7/4/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6f4fe0c4b6c2addb42ae9203dbac0f9c0eee6e
--- /dev/null
+++ b/CCRD/3/7/4/000042.txt
@@ -0,0 +1,11 @@
+# 原天津日报副总编辑李克简敌我不分从私人感情出发引用反动分子多人已受党内撤销工作处分
+
+　　李克简，三十四岁，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曾任记者、特派记者，并做过地下工作。天津解放后，曾任市委宣传部秘书主任，并任知识、读者两书店经理及市府新闻出版处副处长，现任天津日报副总编辑。
+
+　　李克简由于政治麻痹、感情用事、敌我不分，于一九四九年及一九五○年在任知识、读者两书店经理与在市府新闻出版处任职期间，不经组织审查，即利用职权先后介绍和引用私人二十一人，其中经查明有政治问题及其它问题者有以下七人：李仲章，国民党员，曾在伪东北宪兵教练处受过训，任过国民党长芦盐警区区长及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等职，李克简明知其罪恶历史，竟受“亲戚关系”的支配，并怜悯其生活困难，即介绍到知识书店作守夜工作。张宗江，国民党员，曾任蒋匪河北省保安第四团少校军需主任，事前李克简亦知其反动身份，但因张系李的妹夫，即介绍到知识书店工作。后因张贪污，于一九五一年七月被开除。姚茂昌，国民党员，曾在国民党财政部税务警训练班受过训，任过天津海关警队队副，李克简竟以“朋友关系”介绍他到读者书店工作，并在介绍时，将姚的反动身份加以隐瞒，还说姚“忠实可靠，能吃苦，是我过去的好朋友。”此人现已被我管制。张义田，系一反革命分子，曾任伪上海保安特务团上尉参谋及别动军第十四纵队上尉参谋，在上海中美合作所第九训练班受过训，逮捕过我新四军人员及革命群众。此人本与李克简素不相识，但李竟因朋友的转托即介绍他到知识书店工作。此人现已被我管制。庞玉林，国民党员，曾任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议员及国民党中央国术馆总务处长等职，事前李亦了解其反动身份，竟于一九五○年初将其介绍到中国大戏院任食堂经理，后又兼该院秘书，此后，庞即利用职权在干部中播弄是非，进行挑拨、拉拢等宗派活动，现已被逮捕。陈鸿昌，系商业资本家，曾倒卖黄金，参加过一贯道，并在解放初期掩护过国民党特务分子，李亦于一九四九年冬介绍他到中国大戏院工作。周庆年，解放后曾做过街道工作，因有流氓作风居民对之畏惧，后调政治学校学习开了小差，李克简竟以周系“邻居朋友”，即介绍到知识书店工作。后因周作风恶劣，并有贪污行为，于“三反”中被开除。
+
+　　以上事实说明，李克简阶级立场模糊，敌我界限不清，竟毫无原则地从私人感情出发，对那些有罪恶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不但不加痛恨，反而为之谋出路、找工作，致使这些人得以乘机混入革命队伍，实际上起了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的作用，也表现了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使革命工作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但念李克简在整风审干、“三反”等运动中曾向党坦白交代，并在检讨中申请处分，以后在党的帮助下又作了系统交代，对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但又由于其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为教育李克简本人，并使全体党员干部有所警惕，天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给予撤销工作处分，并建议行政上予以降职处分。
+
+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九日
+
+　　来源：《建设》1954年6月18日第292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3.txt b/CCRD/3/7/4/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7a563c98dd42fa4d42ec8682d4081a51f08ade
--- /dev/null
+++ b/CCRD/3/7/4/000043.txt
@@ -0,0 +1,29 @@
+#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宣济民党籍的决定
+
+　　宣济民，安徽肥东县人。家庭中农，本人工人成份。1926年曾加入共产党，后因在上海被捕长期失掉组织关系。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41年重新入党。历任团参谋长、巢湖支队副支队长、汇通公司副经理、济南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副处长、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劳动局副局长等职。宣济民参加党以后，曾为革命做过一些工作，但胜利以后，却完全蜕化变质。在其任职皖北劳动局副局长期间，犯有一系列违犯党纪国法之严重错误。其事实如下：
+
+## 一、制造毒品
+
+　　1951年春，宣济民在上海养病时，与反革命分子何修甫、制毒犯阎丰五策划收购烟土制造海洛英。在同年4月间，宣先派何修甫至蚌埠找原任劳动局调研室主任彭亚英联系购买烟土。何、彭接洽后，何便返沪听信，不久彭去信说，有钱即可买货（烟土）。因当时何手中缺款，未能及时成行（何于5月间因反革命被捕入狱）。同年7月间宣病愈出院，在返合肥前又与阎丰五联系并约定以红茶为代替烟土暗号。同年11月间，宣以治病为名邀阎来合肥制毒，阎便将宣拿出的35两烟土在彭亚英家制造老海约1两，由阎带往上海出卖。当时因烟土质量不好，制毒药料不全不能做出上等老海，因此，宣、彭等便计议集资去蚌埠购买烟土及药料，就地在东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陈韧处制造（陈为该院协理员，彭事前与陈谈过此事），宣并拿出400万元令丁光禄（小商人）、李栋臣（东南医学院洗衣包工）去蚌埠购买药料及帮助制毒。由于当时政府已明令禁毒，陈即拒绝，加之药房也因该等无证明信未敢卖给制毒药品，因而计划未成。
+
+　　阎丰五返上海后，给宣、彭来一信，略谓“有利可图”。因此宣、彭又让李栋臣（会做老海）、丁光禄制造老海1两4钱，由丁送往上海，交阎出卖。路上怕被查获，宣仍亲笔拟稿以赴上海取收音机为名由劳动局出具证明作为掩获。剩下十余两烟土直至“三反”开始时，宣方从彭亚英家取回。1950年11月，彭亚英拿出老海一两（是彭子英给彭亚英的），交宣出售，宣即托商人葛文卿带往上海卖了。
+
+## 二、包庇反革命分子
+
+　　反革命分子赵凤祥与宣系同乡，彼此关系密切。宣与其妻、女儿均在赵家吃过饭，赵妻张云霞曾馈赠宣及其女衣料等物。于赵镇反被捕时，宣适在上海养病，赵妻给宣送水果点心等，要求帮忙。于是宣除亲去上海提蓝桥监狱探望赵犯给其5万元外，并授意丁光禄给上海市公安局写信，捏造5条事实伪称赵犯对革命有功。宣在返合肥后仍与赵妻不断通信，如在1951年8月8日给赵妻信中说：“离沪以来不断接你来信，汪五爷屡次来信都提到凤祥之事，在短期教育后可以解决。这件事只要有点滴办法，我们都会想出。”1952年1月9日，宣给赵妻信中又说：“凤祥之事我当然关心，我马上写两封信，一致凤祥，一致武司令员，如有复信当然立即告诉你”等语。（赵犯已判劳改）杨振华、方发标均是上海大特务方治的部下，1949年秋间，杨、方2人共送宣派克笔3支及衣料等物。宣曾将其妻周逸民安插在杨振华家中住了两月，伙食皆由杨家供给；并陪同方发标到杭州游玩。宣妻有肺病，宣曾托方之子方国泉（反革命分子，已判死缓刑）买20支链霉素，宣至今未给钱。（镇反时，方发标被枪毙，杨振华逃往香港。）
+
+## 三、包庇不法资本家：
+
+　　不法商人杜善之，解放前曾与匪军长李本一、匪团长周雄及匪合肥城防司令部参谋长李志坚等合股开设中亚烟厂，解放时匪军仓惶撤退，股本即为杜隐吞。1950年经原厂股东经理杨静涵、韩歧山告发。因宣与杜有旧交（解放后宣在杜家吃饭十余次，正式请客有3、4次，杜妻送过宣妻15万元，宣母向杜借米1担未还，杜并常赠各种食品与宣等），竟多方替杜奔走，并请皖北军区保卫科长何培写信给皖北法院，要求以民事调解（何未允），和请皖北法院主审该案民事庭副庭长李振球吃饭，送咸肉等方法进行拉拢，企图和解。因和解未成，杜即分散财产，并请示劳动局出卖房屋。宣竟肆无忌惮地在杜案尚在审理中，逾越职权批准杜卖房，杜得支持后乃登报声明出卖房屋。皖北法院认为杜隐匿官僚资本，并在处理中分散财产，故将杜羁押。宣竟亲自带领商人唐贵三、陶正勋前往法院保杜，并对法院陈院长说，杜无官僚资本，被押是冤枉。宣将杜保释后，又亲自率领劳动局科长刘兰茂前往杜家以调查为名（实际在杜家吃喝）写了一个歪曲事实报告，向皖北行署反映杜无官僚资本，以达到包庇的目的。嗣后，又唆使杜去华东告状（杜案于1951年8月22日经皖北法院判决没收）。奸商温作屏于1949年11月间，店中有24盘纸漏税，为合肥市税务局发觉后要罚10％罚金，然而宣竟向该税务局罗所长及皖北税务局替温说情，结果未有罚款。因此，宣济民生日及其女生孩子时，温送其鞋子、糖果、肉、面、茶叶、衣料、银元2块及人民币5万元……。油粮业奸商沈荫丰，与宣系亲戚。1951年冬，沈私购小麦5万斤，为合肥市工商局发觉，决定罚款500万元。宣济民受沈之托，亲自打电话和乘自行车到市工商局替沈说好话，恳求少罚款（结果未允）。此外，1950年6月间，公私合营新光营造厂（皖北劳动局、皖北总工会与王殿伦等9家私商及伪人员方南针合资经营的）因与公营新肥营造厂争做中国粮食公司合肥办事处建库房舍等工程，宣竟指使方南针组织商人去皖北区党委处向华东局负责人曾山同志请愿。私商王殿伦、余华盛等在宣家开会，宣并说：“这次请愿主要对建设科，我住在党委办公室第三门，你们明天到区党委请愿时，见着我就装不认识。你们的报告我看到了，要改为请愿书，后面要写工人代表”等。宣认为请愿书语句不好，又嘱工会秘书林秀古代为修改，尾后并署名为“工人代表”。当商人们走时，宣送到大门口见老板们穿着绸衣服，便嘱咐说：“明天请愿要换一套普通衣服，这样才使首长相信”等语。
+
+## 四、私藏枪枝：
+
+　　解放后，宣济民共有各种短枪9枝，除宣本人携带2枝外，其余7枝隐匿不报。1949年，宣将2枝手枪隐藏在其妻兄周仙海家，因周为半地主式富农，致在土改时农民畏惧，大大影响了群众斗争情绪。宣另将5封手枪1枝交给其子宣鼎华佩带上学，群众称之谓“小流氓”。1951年8月宣将驳壳枪供其妻周逸民邀同朱光芝（反革命分子朱邦棋之子）佩带下乡讨债。中央公安部和皖北行署于1951年4、6两月份相继发布“枪枝管理暂行办法”和“皖北各级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自卫武器佩带办法”，在“镇反”、“三反”期间皖北公安局为了执行自卫武器管理办法，又一再通知各机关将不合规定的枪枝上缴，而宣竟置之不理，隐藏不报。
+
+## 五、做投机生意，敲诈勒索：
+
+　　宣之家属解放后均由政府供给（其妻1946年即供给），宣任劳动局副局长时与其妻生活均在一起。1949年秋，宣拿十担糙米交其妻兄周仙海带往南京出售牟利。1951年，宣之表弟高守全向周仙海借钱贩木，周便替高向宣借300万元作为本钱，赚利48万元，宣分得28万元。同年秋，高又贩了一批竹子，经周介绍售予新光营造厂，得利400万元，宣独分260万元。宣妻周逸民于1943年曾因贩盐被伪军李道传部下劫去，1949年春，宣竟不顾政治影响亲笔以其妻名义写一恐吓信给曾当过伪军的张登熙及傅家银等人；同时又派其警卫员黄昌富下乡催要，并声言如不给则逮捕人，结果傅家银等人共“赔偿”其8石米。1951年8月间，宣竟将自己的手枪、劳动局证章、劳动局证明信，由其妻交与反革命分子朱邦棋的儿子朱光芝佩带陪同下乡讨债。1949年4月，其妻曾带警卫员欧某向农民夏世樵讨烟土账，强令夏世樵除将现有5两烟土交还外，另“赔”大米24石，到赵万俊（因其勾结土匪被判处劳改）家要烟土时亦带去多人以帮声威，除将现有16两烟土要回外，又勒令赵“赔”出大米110石，结果赵因“赔”米而倾家荡产，影响极坏。
+
+　　从上述事实来看，宣济民完全丧失了工人阶级立场，已成为蜕化变质不可救药的分子。其违法乱纪行为，已使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遭到严重损失。在“三反”运动中，他不禁未能坦白自己错误，反与同谋制毒的贪污分子彭亚英订立“攻守同盟”。去年12月间又与彭亚英、李栋臣、丁光禄、葛文卿等人互通声气推翻错误事实；并趁今春开展“新三反”斗争之际，向中央、华东及省委控告某人陷害他。经中央和华东派检查组复查的结果，证据确凿，完全证明其以上所犯错误是事实。宣不但无向党表示悔改之决心，反而至今仍坚持错误。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经本会研究省委决定并经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开除宣济民的党籍。其犯法行为，政府已依法治罪。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4.txt b/CCRD/3/7/4/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791e74e6a947c49c5c75e0aad4f5fb2d54509b
--- /dev/null
+++ b/CCRD/3/7/4/000044.txt
@@ -0,0 +1,9 @@
+# 河北省委关于杨尚志勾结私商套购面粉已被开除党籍的通报
+
+　　保定市郊区杨庄乡总支宣传委员杨尚志，由于有浓厚的农民自私思想，并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袭而违背国家法令，勾结私商套购面粉，破坏市场管理工作，最严重时曾不务农业生产，不作党的工作，不过组织生活，专力勾结奸商作面粉投机生意。
+
+　　杨尚成勾结私商套购面粉破坏市场管理的勾当，于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即“三反”、“五反”运动刚刚过去之后即已开始。他为了服务于奸商并从中取得些小便宜，以四十万元购买了小推车专作套购面粉之用，最严重时杨庄村在杨的发动、影响（杨原任该村支部书记）与私商的收买下，竟至党员的全部、团员的三分之二、群众的百分之七十五的户帮助私商套购麵粉，其中有农民，有工人，有妇女，有小孩，有学生。套购的方法更是多种多样。套购的数额达六百八十三袋又八十斤。杨尚志在今年七、八月间与曾当过特务的私商赵福生等相勾结，一人即直接套购二十九袋。杨此种严重违法行为于今年八月间被察觉后曾对其进行严格教育，但也并未能认识与改正错误，此后，竟又套购面粉四袋又八十斤、白油一百零八斤。
+
+　　杨尚志已完全蜕化变质为投机商人在党内的代理人，为了他个人的利益而目无党纪国法，而且他的唯利是图的投机思想，竟毒害着杨庄村的全体党员和大多数群众，致使这些人也曾一度为私商服务，使私商破坏国家法纪的罪恶行为在该村走向“合法化”。因此，保定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并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处理以教育党员和广大群众是完全正确的。
+
+　　杨尚志所犯错误和杨庄村群众性的代私商套购麵粉的事件，告诉我们在贯彻国家的粮食政策中，特别是在当前开始实行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时，不仅会遇到资产阶级的破坏和捣乱，而且在党员和农民群众还没有明了这个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时，是会在党内和农民中遇到抵抗的。因此，保证粮食政策贯彻实现的关键在于教育党员和教育农民。此项教育工作是个非常艰巨的任务。必须大张旗鼓地向农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在广大党员中、农民中说明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道理，使之认识只有这样做才对农民、对国家建设有利。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密切结合，十分重视和抓紧处理党员干部在实行粮食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中所犯的错误，对其中因不明政策而犯了轻微错误、在讲明道理后诚恳认错并决心改正者则应着重批评教育，纠正错误。对类似杨尚志这样严重的错误则必须严加处分，以保护党的政策的正确实施，保证国家建设任务的胜利完成。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5.txt b/CCRD/3/7/4/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d6523067b81c6fc4b244f709b7ef6bc4c5b3eb
--- /dev/null
+++ b/CCRD/3/7/4/000045.txt
@@ -0,0 +1,27 @@
+# 中共出版总署总支关于开除钟远蕃党籍的决定
+
+　　钟远蕃（又名钟天锡），男，四十一岁，广东五华县人，家庭出身地主，个人成份学生，原任外文出版社“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杂志编辑组长（现合并到“学习杂志社”，正在休养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入党，一九四一年三月在曲江被捕，出狱后失掉组织关系，一九四八年八月重新入党。一九三八年曾在国民党第四路军政治部任科员，一九三九年在第九战区第二政治大队做大队副，一九四四年在广东省行政干部训练班做政治指导员，并兼“新华南”半月刊（我党的刊物）编辑，以后在柳州高中任教员、柳州日报任编辑、重庆商务日报任编辑，一九四六年四月到国民党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任研究员，并于一九四六年十月随赵君迈到长春任国民党的接收专员，南京解放后曾任南京市军管会行政司法部副部长，南京市立商业学校副校长、南京中苏友好协会宣传部副主任等职。一九五一年九月调华东军政委员会联络局，因历史复杂，未分配工作。一九五二年经华东转中央组织部分配到前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工作，后该局改组为外交出版社，在该社工作。
+
+　　根据钟远蕃的全部材料，说明钟远蕃是混入党内的变节分子，并长期隐瞒其参加国民党的问题，直到镇压反革命的时候才做了交代。其主要的问题是：
+
+　　（一）叛党行为。一九四一年三月因携带马列主义书籍在曲江被捕，被捕后向敌人屈膝。承认马列主义是错误的，今后不再做共产党的事情；声明自己是三民主义的信徒，爱戴“蒋总裁”的抗日文章，并写了自传和保证书。还向宪兵团长（共同乡）写信承认错误，请求保释。于同年四月由其堂叔（国民党军医）保释。出狱后失失去组织关系。
+
+　　（二）长期隐瞒参加国民党。一九三九年十月左右在国民党第九战区政治部工作时，自称：“当时政治部主任胡越是个反动家伙要扣押我（钟），记得填过履历表，似乎给过一张入国民党登记表，是否填过记不清了，以后没有过什么关系。”又称：“事后曾和组织上谈过，答复是“为了方便，可以应付，做为集体参加看待。”这次参加国民党的情形究竟怎样，缺少证明。
+
+　　一九四二年九月在柳州日报用钟天锡名字参加了国民党，领得了党证。这段历史在其重新入党时及入党后长期隐瞒，直到镇压反革命时才谈出。
+
+　　（三）一九四六年四月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候，竟到国民党财政部，财政研究委员会做研究员，并随反动头子赵君迈同要去长春，做接收专员兼长春市社会教育科科长。
+
+　　（四）一九四六年春在重庆看到联合政府有成功希望，为了达到个人向上爬的目的，以“萧明”笔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来看到旧政协破裂，国民党到处捕人，而自动脱离。
+
+　　（五）一九四八年在我军胜利南下，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形势下，才装得进步，“积极”找党，混入党内。
+
+　　另外，在重新入党后的表现也是不好的，对其地主家庭被斗争不满，为其地主父亲辩护。
+
+　　以上情况证明了钟远蕃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在其被捕后向敌人屈服、悔过、丧失立场；出狱后消沉、动摇；留恋国民党的腐败生活，参加了国民党，并随赵君迈到长春做接收大员，南京将解放的时候又混入党内。
+
+　　这次整党学习中不是老实交代，认真检讨，而是采取了敷衍搪塞、不老实的态度。甚至说：“我到长春去接收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去的，如果别人去就会更坏……”在党和同志们的耐心帮助下他才做了极不彻底、极不深刻的交代和检讨，而很多关键问题都没有交代清楚。
+
+　　根据第一次全国组织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定中第五、第六两条的原则，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我们同意外文出版社支部开除其党籍的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6.txt b/CCRD/3/7/4/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9d44e4a198a57ec5cb49fa180baed6c1754af8
--- /dev/null
+++ b/CCRD/3/7/4/000046.txt
@@ -0,0 +1,9 @@
+# 中共铁道部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清除王志坚出党的决定
+
+　　王志坚，原名王瀛，现年三十六岁，河北省肥乡县人，中农出身，小学教员成份，一九三五年曾加入我党，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在冀南广平县工作期间被捕，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后被释放，释放后仍回冀南工作，其党籍问题未作结论，到一九四七年三月由本人要求，地委决定，冀南区党委批准重新入党。参加革命以前曾任小学教员，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后历任县政府科长，县战委会民运部长，地委民运部副部长，县委书记，县长等职务，一九四七年调铁路工作，曾任科长，副处长、处长等职。现任铁道部材料供应局副局长。
+
+　　王志坚于一九四四年任冀南广平县委书记时被敌人捕去，自被捕至释放历时一年二个月零九天，曾被押在冀南的广平县、永年县和北京的黄米胡同。北海公园以西禅壇寺等地方。被捕后不是以共产党员和敌人进行不屈不挠英勇斗争的姿态，而是软弱无力，贪生怕死，向敌人自首，背叛了党的组织，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气节，他不仅承认了自己的真实姓名，政治面目，工作职务，更无耻的供出了专区、县、区、村四级党、政、军、群众团体四套组织的机构，编制定员、干部配备，具体干部的姓名，同时还供出了我们当前执行着的中心工作、对敌的政策，我们的群众基础，活动方式等等。他不仅口头上向敌人告密，并且还写了文字的东西替敌人进行反动宣传，曾写过：（1）救国之我见（2）我之思想演变（3）我的人生观（即共产党的四大困难）（4）读救国箴言后的感想等四篇文章，上述反动宣传有的还在敌人的“救国报”上登载。并且还填过敌人发给他的项目很详细的调查登记表。
+
+　　王志坚身为共产党员又系党务工作的领导干部，但他在被捕之后，为了个人生命的安全，在敌人面前表现了贪生怕死毫无斗志，竟而背叛了党，为敌人写文章进行反动宣传，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节操，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这种叛党行为是与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根本不相容的，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根据上述情况和整党处理原则，王志坚确系自首叛党分子。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党委会讨论决定，清除王志坚出党。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7.txt b/CCRD/3/7/4/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5b9753db8a628517cf547a39b041b4e6e12278
--- /dev/null
+++ b/CCRD/3/7/4/000047.txt
@@ -0,0 +1,13 @@
+# 北京市委关于开除泄露党的机密并抢购面粉的庞立名党籍的决定
+
+## （业经华北局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批准）
+
+　　庞立名，现年三十八岁，山西浮山县人，中农成份，店员出身，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区长、科长、华北交通运输公司运输部主任、山西省运输公司经理，现任京津公路运输局副局长。
+
+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京津公路运输局党总支委员会传达市委关于自本年十一月一日起实行面粉计划供应的指示，庞立名在会上发言“拥护党的政策”，并说“党员不得囤积面粉，不得泄密。”但会后他却藉事先知道党的机密的便利，于十月二十六、二十九两日，连续三次抢购面粉七袋，其中一次用吉普车运回家去。同时，将党的机密告给其妻李秀英（非党员），李秀英又告给该局会计科副科长董清泉（非党员），董清泉亦乘机抢购面粉三袋。庞立名这种口是心非的行为，不仅激起党员的气愤，而且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群众反映说：“还是局长知道的早，先买了面用吉普车往家拉。想吃面，就得当党员”。
+
+　　实行面粉计划供应，是党在粮食战胜上和资产阶级进行的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引导我们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步骤，是保证人民生活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措施。庞立名身为国家企业的领导干部，经不起阶级斗争的考验，对党的政策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段，实质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抗拒党和国家的政策。这种恶劣的反党行为是和共产党员光荣称号不相容的，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
+
+　　庞立名这种错误的发生，不是偶然的。他过去即曾包庇地主分了、帮助地主分子卖黄金，因而于一九四八年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虽经过几年来党的教育，特别是“三反”“五反”的教育，仍未得到改造。
+
+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全体党员，市委决定开除庞立名的党籍，并建议其上级行政领导机关给予适当的处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8.txt b/CCRD/3/7/4/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bb50add9a6a0a31e85f8bfdf9b300f56164c10
--- /dev/null
+++ b/CCRD/3/7/4/000048.txt
@@ -0,0 +1,11 @@
+# 保定市逮捕收买干部套购面粉的奸商刘大连
+
+　　【本刊讯】河北省保定市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后，中共市委会发现市郊杨庄的党支部书记买了10袋面粉。该市人民检察署得知此事后，即派人追查，结果发现该村全体党员三人，（他们的生活贫穷）和某些团员以及居民都在家里存有面粉。经河北省人民检察署会同市人民检察署进一步调查后，乃系奸商刘大连等收买了杨庄村的村干部和合作社干部（保定市留守合作社的干部4人），进而掌握了该村党支部书记及全体党员（3人）、团支部书记及全体团员（6人）并组织该村群众有计划地套购面粉。
+
+　　粮贩刘大连自1951年起，即以倒卖面粉为业。在政府宣布面粉计划供应后，他首先借口为杨庄党支部书记杨尚志设法解决其家庭生活困难，劝杨组织人为他代购面粉，每代买一袋面粉，可得500至1,000元的好处。据杨尚志自认，曾给刘大连套购面粉300余袋。杨下水后，又动员全体党员为刘买面粉，当党员被刘掌握后，又进一步组织居民，杨庄村共有59户居民，仅有11户居民没有被其利用。如该村村干赵福被其利用后，曾组织该村的24户居民，从国营粮店套购面粉。据赵自认曾给刘购过面粉320袋.另外,刘还利用被斗户,如收买了该村被斗富农王洛为（国民党员），通过他又掌握了居民6户，为刘买了面粉81袋。据初步掌握的材料，从今年2月到现在，共套购面粉17,000袋，已调查证实的有7,000多袋。
+
+　　该市留守庙合作社干部因为受了刘的贿赂，在他们购买面粉时，不仅准其提前领买面牌，还可以破格多买，据统计仅留守庙合作社在六、七、八三个月中即售出面粉3,472袋。在九月份拆袋卖后，14天就售出583袋。远远超出当地居民的需用量。
+
+　　据了解刘大达所套购之面粉，是替安新、高阳等系奸商贩卖的。现刘犯已被逮捕法办，其他人的违法情况正在追查中。（最高人民检察署）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11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49.txt b/CCRD/3/7/4/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8a39b37a4f31245e5751815f9245a77216ec81
--- /dev/null
+++ b/CCRD/3/7/4/000049.txt
@@ -0,0 +1,31 @@
+# 中共辽西省委关于开除谷昆党籍的决定
+
+　　谷昆，现年34岁，系河北省固安县，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于1938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同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九三”就任营教导员。1946年来东北后，曾任开原区长、区书、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副书记，1951年5月任县委书记。
+
+　　谷昆参加革命斗争已10多年，在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中对党对人民有一定的贡献，但自1949年入城后，经不起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自私自利思想的侵蚀和引诱，在糖衣炮弹面前放下了革命斗争的武器，开始他的腐化堕落生活，而且是连续的不断的发生与发展，由于他沉溺于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就放弃工作，放弃领导，使革命事业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在政治上造成极坏影响。一直发展到政治上蜕化变质，组织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与组织对抗，以至最后仍自由行动。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沉弱于腐化堕落的生活，放弃工作，放弃领导，使工作受到很大损失，政治上造成极坏影响。
+
+　　谷昆为了追求个人享乐，于1949年进城后与原妻离婚与林燕结婚，而1950年11月竟又与政治上很落后的赵玉筠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以致女方两次怀孕，谷几次非法堕胎，一直发展到利用县委会名义错误的通过与林燕离婚，并在会后正当夏锄紧张工作之际，竟派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去省请求离婚与结婚问题，同时派人动员林燕离婚。于1950年抗美援朝的当时，谷为了达到个人享受，借国家修建之机，修了县委机关的房子，但因部队占了，企图未遂，之后又将国家修建中的一部房子以分给宣传队的名义卖东北币10亿元，另扣用一些公家建筑材料，用此款及材料大部修了县委机关，特别是谷把自己住的房子修的很好，甚至把新铺的地板、火墙拆了重修，造成很大浪费。同时谷又擅自指示把省修委会发给补助群众的民房补助费东北币3亿5千万元，不发给群众，挪给宣传队花用。县政府安置休养员时，节余款不上缴，谷则无原则的予以批准，致使副县长仇鸿钧造假单据扣留东北币12亿8千万元。
+
+　　谷昆对于自己腐化堕落的错误行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如其给赵玉筠的信中说：“如是出于封建意识而来的那叫他们骂吧！只要我们的灵魂是纯洁的，我们什么都不怕”甚至于歪曲恩格斯关于婚姻问题的理论，来吓唬人。谷沉溺于腐化堕落生活，在工作上敷衍了事，放弃思想政治领导：曾屡次去沈阳、鞍山看赵，于1951年借全县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之机，带赵下乡搞试点共3个多月，谈情、打猎、看小说，放弃镇反领导；老城区私商裕民铁工厂资本家混入党内篡夺了领导权，区书、工会主席反映后，谷不处理只说：“资本家入党真是笑话”了事；1952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谷不参加也不领导，“七一”党的纪念日，谷为个人问题往外出走，致使纪念日没人报告，献旗找不到县委，造成极坏的影响；县委会厕所淹死军属小孩，谷知此事后也未亲自主持处理；谷在组织上，压制民主，取消批评与自我批评，使下边干部不敢接近，而对于意志薄弱的犯错误的其他县委委员，采取同流合污的态度，以便于自己胡作非为，施行其家长式的领导。谷于三反运动开始后，不但不领导“三反”运动，反而敌视东北局和省委派去帮助三反的同志，对“三反”运动不积极参加和领导，不接受上线与同志们的教育，一意孤行，与赵结婚的狂妄的企图更加露骨明朗，其态度愈形嚣张蛮横，把与赵玉筠的关系问题，说成“这是为了个人幸福而挣扎”，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一直发展到蜕化变质、滚入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如他说：“（1）批准和林燕离婚和赵玉筠结婚再继续为党工作；（2）如不批准要求脱党脱离革命和赵玉筠回家为农；（3）达不到上述目的和赵玉筠‘自杀’，并要求把赵玉筠接来见最后一面。”以致于最后擅自离开职守，这说明谷昆已完全抛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而发展为严重的自私自利、堕落蜕化分子。
+
+## （二）信任与包庇反革命分子，丧失阶级立场。
+
+　　下肥地村宏保钦是农村三朝元老反革命分子，当1947年2月蒋匪军进攻下肥地时，曾亲自率领地富迎接敌人，并将我政府埋藏的粮食，地雷引信起出，派情报员来刺探我军情况，担任敌伪购枪委员会主任，购到枪后，组织清剿队，曾亲自带领清剿队向我县大队和区政府进攻，向敌人请求抓谷昆，并扬言：“抓住谷昆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 谷当时任该区区长，为此也曾发生抓过宏保钦，在我们形势好转之下，宏为了投机，接近了谷昆，但谷入城后为了达到个人享乐的目的，不但不念前仇，反化敌为友，并成为亲信，谷在与赵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后，向宏借东北币1100万元、人民币150余万元，赵怀孕后找宏给配打胎药，宏威胁中医苏振中说你要不给配打胎药，我和谷政委一说就取缔你的营业，不但给配，还要保密”。宏常说：“我和谷政委好的一个脑袋一样，”在群众面前骂村干说：“这些坏蛋们，我当谷政委一说就叫他们一旁歇着去”还说：“没看邓区委（意思是不随着他，被谷调走）”。1951年镇反建政时，把宏把持的坏村长选掉，宏则大骂，威胁新选村干不敢工作。群众对宏保钦愤恨已极，但慑于谷宏关系，敢怒不敢言，如群众反映说：“共产党政府，国民党当家”“第二开原”等。
+
+　　这样反革命分子，在镇反时本应依法惩办，而由于谷昆包庇逍遥法外。在三反运动谷的错误被揭发后，才暴露宏反革命的面貌，由当地司法机关依据镇压反革命条例判处宏保钦管制3年。而谷昆在其资产阶级的思想支持下，替宏保钦极力辩护，如他几次谬论说：“宏保钦是两面政权，那些坏事情都是敌人作的，他是被迫作的；宏保欠是忠实我们的……我肯定他不是反革命分子”。谷昆为了一个反革命的朋友，污蔑政府对反革命分子的惩处为感情偏激。这一事实就说明谷昆已完全丧失了革命立场，蜕化变质的另一种表现。
+
+## （三）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与组织对抗自由行动。
+
+　　谷昆在“三反”运动的紧张阶段，擅自脱离工作岗位到锦州，当省召开县书联席会，省委再三通知要他参加会议，均被拒绝，要他回县讨论，也予拒绝。
+
+　　党为了挽救他，省委负责同志曾多次耐心教育，谷昆向党做了检讨，表示改正错误。据此省委于1952年11月决定给予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并经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在新三反后，谷昆即否认自我检讨，推翻决定。企图借“新三反”之机翻案，经过再次复查，修改了枝节问题和词句，但错误本质并未变更，自此后谷采取流氓手段，抱定“你就完全不承认，他（指组织）能把你怎样”的抗拒态度，因而谷昆在申诉过程中，虽经过党的组织多次谈话，但仍拒绝教育，坚持错误，并组织重犯错误。在思想上、行动上不但毫无悔悟，痛改前非，以弥补党的损失，反而变本加厉，目无组织，自由行动。如几次分配工作中都予拒绝，请假去沈阳看赵玉筠和小孩，领导上未准，而谷表示强硬态度说：“批准不批准也去”，领导指出此系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但谷置之不理，擅自离走。此后坚持亲自去东北局申诉，省委决定经请示批准后再去不迟，谷又擅自走了。到东北局申诉后，自由脱离组织2个多月，这证明谷昆没有一点组织观念和党性，严重的违背了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
+
+　　谷昆既腐化堕落于前，又无组织无纪律与组织对抗于后，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继续发展以至不堪挽救 。
+
+　　谷昆对自己的错误始终不反省改悔，而把自己错误说成是生活问题加以原谅，反而责备组织不应该限制他，说：“党就一点情理不讲”，“党的宽怀伟大不计较这些生活细节问题”，他是想以生活细节来掩饰他腐化堕落生活的错误本质，他企图蒙蔽组织，让组织放弃原则迁就他个人，本质上是让组织服从他个人，而不是个人服从组织，曲解党的伟大在原谅他的错误上，这充分的代表了谷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反动本质高度的发展。
+
+　　党对谷昆的错误的挽救，已作到仁至义尽，但谷仍坚持错误到底，特别于最后组织上要他参加党员大会进行检讨，以作最后的挽救，他竟拒绝参加，并自由行动。因此，他不论在思想上、在政治上、在组织上已经完全变质，成为党内不可救药的堕落化分子，已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省委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50.txt b/CCRD/3/7/4/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4b3d97e4e34f86dfef9990edb9cc4268e21532
--- /dev/null
+++ b/CCRD/3/7/4/000050.txt
@@ -0,0 +1,13 @@
+#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杜平舟党籍的决定
+
+　　杜平舟，男，39岁，山东沛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山东分局大众商店职员，陇海先遣队支队供给主任，中央财经部科员，山东分局财委秘书，胶东北海工商局副局长，烟台市府财政科长、局长，胶东工商局副局长，省税务局副局长等职。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杜平舟自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不努力学习，其富农阶级的思想本质未能得到彻底改造，且逐渐滋长着功臣自居、腐化堕落的思想。如1945年接收烟台时，杜不仅未能以身作则遵守城市纪律和做好接管工作，反利用职权趁机盗窃接收之敌产金戒指2枚、金表链子等物，并混水摸鱼捞取公家毯子、被褥等物达十余种。革命胜利后，在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下，其享乐腐化思想更加发展。1950年烟酒、税务两局合并时，表现了严重的挥霍浪费。将公款存入银行生息2700余万元，该款因现金管理被迫交库一部，其余约600余万元，除买了部分皮包等物分给其他干部外，余均为其买了手表、铜精壶、五彩化学碗垫、花盆、金鱼缸、玻璃球、玻璃杯、象牙图章等物，供个人挥霍欣赏。杜为了个人的舒适生活，未经领导批准，擅自将青岛啤酒厂美式卧车调来乘坐。当问题发生后，财政厅曾派人前往检查，杜未能诚恳认错检讨自己。杜在养病期间，领导上为了照顾其身体的健康，曾批准买了一只奶羊，但杜仍不满足，后来则直接将在烟台搞来的小皮襖、鸡毛被子等物拿到市场出卖，以供挥霍。杜为了个人享受，原有皮大衣不用，反而请示华东税务局用公款87万元另做了皮大衣一件。另外杜为了个人享受，竟卖掉公家的一部“资本论”以供个人花费。
+
+　　杜平舟在其享乐腐化思想支配下，不顾党的影响乱搞妇女，并与政治上有问题的妇女关系暧昧。杜与其小孩保姆发生肉体关系后又提拔为干部，当机关整编之际，杜不仅不掌握整编原则和党的干部政策，且拒绝人事部门的正确建议，利用职权，将与其通奸的保姆提拔为干部，致在机关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和3个政治面目不清的女职员关系暧昧，曾建议团支部发展政治面目不清的女职员×××为青年团员，并曾对钮极庸俗的说：“叫我干爸爸吧！税局长有的是钱可以解决困难，帮你养家。”表现了严重的敌我不分。
+
+　　1950年烟酒、税务两局合并时，杜自认为税务局是同厅、局、行平级组织，事后组织上公布杜平舟为副局长，并属财政厅领导时，思想上极为不满，曾向山东分局组织部、民政厅干部处写信，牢骚不满。表现了对抗党及无组织无纪律的思想行为。
+
+　　杜平舟由于长期不认真学习，其原属阶级本质未得到彻底改造，革命胜利后功臣自居、享乐腐化思想更加发展，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的糜烂的生活方式，其错误已发展到蜕化变质的地步。三反中对自己所犯错误不做交代，直到从其箱内将金戒指和信件取出后，始被迫勉强承认错误；整党期间组织上为了教育和挽救杜平舟，曾多次召开会议和以个别谈话等方式对其进行教育，但仍无悔悟之意。以上事实说明了杜平舟在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下已完全蜕化变质。为严肃党的纪律，经本委研究，并报山东分局批准，决定开除杜平舟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51.txt b/CCRD/3/7/4/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a26d3596b97a3b3f5b0595ff4eae1eefda786a
--- /dev/null
+++ b/CCRD/3/7/4/000051.txt
@@ -0,0 +1,19 @@
+# 中共广西省桂林市委关于开除刘梦飞党籍的决定
+
+　　刘梦飞，原任桂林市税务局长，于1938年入伍，1942年入党，在人民解放军中任过连、营长，团参谋长、团长等职，1949年12月桂林市解放后转业任市税局局长。二年多以来，在税局工作中有一定的成绩；但由于刘梦飞极端个人主义未得到很好改造，进城后又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以致蜕化变质，严重的违犯了党的组织纪律，主要的错误表现如下：
+
+　　（一）政治上思想上严重的向党闹独立性。1951年与1952年，刘梦飞擅自举行税局成立一、二周年纪念，印制纪念册，第一周年纪念册上把自己与李新（副局长）的相片与毛主席相片印在一起，第二周年纪念册上更狂妄的连毛主席的相片都不要，只印刘梦飞与李新的相片，在他二人相片背面则印邓子恢同志与斯大林的题字，两次纪念册里均印有留用人员题字，其中龙敏功的题字：“一年来在刘梦飞同志的领导下，我感到这个阵营里永远有一种朝气与新鲜的动力鼓励与督促着我们每一个人的要求进步。”所称：“这个阵营里”（按：指税局的阵营）是“在刘梦飞同志领导下”如何进步，这是何等谎谬！还印了一些文章来无原则的对刘梦飞大肆捧场，说大家对刘梦飞的“爱戴”比党“更深切”，把刘梦飞形容到“对每个同志的细心爱护与关怀”就象园丁栽培他心爱的果木一样，文章中大肆宣耀税局成绩，但成绩从何而来，根本未提到党及上级领导作用，在照片中印有陈纳德污辱中国女人的镜头，暴露他毫无立场。
+
+　　其次，税局曾出版“税工生活”，与纪念册一样，事前既未请示，出版后亦未送审，内容上突出的是为刘梦飞个人歌功颂德，把刘梦飞捧得比党还要高。刘梦飞则在“税工生活”上大说男女关系与恋爱问题，并宣扬铺张浪费的生活，如“用公款集体看了近四十场……电影”，在“花絮”“三言两语”栏内报导一些恋爱、订婚的消息，迎合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的情调，李新在上面发表了一篇对“马克思主义的一点体会”，散布一些谎谬错误的理论。“税工生活”破坏了党的组织纪律，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
+　　刘梦飞向党闹独立性还表现在他一直对省税局不满，不尊重市委、市的领导。他曾在支部会上表示没有必要到市委、市府汇报。提拔科长不请示市委、市府。
+
+　　（二）个人生活上追求享受，铺张浪费，破坏财政制度。根据三反检查，刘梦飞住的一个很小的卧室装上了四盏电灯，挪用公款做生意分得利润十八万元，将公家的自行车私自卖得三百万元自己买表及钢笔，他共有手表四块；未经批准用三百多万元买了一辆摩托车。据刘梦飞的三反检讨属于机关浪费的有五千多万元，诸如用公款、集体看了四十场电影、机关常会餐、常用会用茶点、购买专为会餐用的桌椅、碗碟，制的办公桌无处放；为了追求汪德彬而用一千多万元专买一架打字机；没收的东西不向上级缴，任意分给大家吃用；交易费自收自用，市府命令上缴，还曾抵抗。
+
+　　（三）思想上腐化堕落，消极颓废，甚至悲观怨世，咒骂新社会黑暗。从刘梦飞的日记和送给汪德彬的题字赠言中充分暴露他这一反动堕落的思想，他在日记中咒骂革命队伍和新社会“冷酷无情”，把帮助他改正错误的同志视为仇敌，说他自己就象孤岛上已经枯萎的独草，甚至遭受狂风暴雨的摧折，说他象大海中失掉指南针的孤船迷失了方向，日记中满篇充满着苦恼、悲伤、怨世，堕落的说“只有汪德彬不变心，死也不算什么”，并狂妄的称他要“呐喊”，最后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
+　　（四）一直采取欺骗隐瞒和坚决对抗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堕落行为。刘梦飞是有妇之夫，为了满足私欲，竟不顾一切与被军大开除的作风不正派的汪德彬乱搞男女关系。
+
+　　由于其爱人徐达同志和其他同志反映刘梦飞与汪德彬行踪不轨，来往甚密，领导上早在1951年即已向其提出警告，三反中群众又提出批评，但刘梦飞一面对党对群众采取欺骗手段，一面继续发展其错误，去年6月下旬事情发展得更明显，市府为了防止刘与汪的错误继续发展，挽救刘梦飞在税局的威信，下令调汪德彬另行分配工作，刘接到调汪德彬的通知后坚决对抗，表示“头打个眼”也不准调汪，并在党团员及积极分子思想总结的会议上，公开反对市府调汪德彬的决定，第二天又召开党支部大会来对抗市府的决定，煽动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不准调汪德彬的决议，并写了一封威胁的信给王市长要市府“收回成命”。由于市府坚持调汪德彬，才勉强将汪调出。9月间即借口养病未经组织上批准私自离开税局搬到丽君路居住，以便与汪德彬来往，据刘以后的承认经常约汪到丽君路同居。10月间省下令调刘梦飞去省工作，刘梦飞即乘调动工作机会，假意说回北京省亲，事实证明，他利用这个机会达到个人与汪会见的目的，刘到北京后即来信叫汪前往，汪接信后请假未准，即潜往北京，两人住在某旅馆，本来刘企图为汪在北京找工作，以便达到与汪结婚的目的，因中央人事部催促甚急，又找不到工作，才叫汪德彬返桂，刘不久亦回桂，王市长即找刘谈话，但他仍然欺骗抵赖，开始根本不承认给汪写信，将原信拿出后才勉强承认，仍表示与汪无任何关系，仅是同情她而已。为了帮助刘梦飞认识错误，市府总支于12月12日召开总支扩大会议，这时刘梦飞虽已知汪德彬已向组织上坦白了，但刘在会上坚持拒绝检讨，并请求开除党籍。后经大家批评帮助才承认在丽君路与汪德彬发生肉体关系，以前绝对没有，企图抵抗。在这次会议以后，又经过许多同志的帮助才勉强检讨。2月3日市委扩大会议上大家对刘梦飞的错误开展了批评，但刘梦飞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无诚恳悔改之意，并继续与汪德彬暗中来往。刘梦飞的错误不仅是腐化堕落，乱搞男女关系，丧失共产党员的道德，更严重的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向党闹独立，甚至发展到反党的罪恶地步。在刘梦飞这种错误领导下使税局党的支部也遭受严重的腐蚀，为严肃党纪，教育全党，决定开除刘梦飞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消其一切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52.txt b/CCRD/3/7/4/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9353b19d7a1a592185361a2705e0eb4d7bc887
--- /dev/null
+++ b/CCRD/3/7/4/000052.txt
@@ -0,0 +1,9 @@
+# 蜕化分子前武安县委书记武合拴、县长贾筱民违法乱纪无耻逼婚也已清除出党
+
+　　河北省前武安县县委书记武合拴、县长贾筱民早已是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违法乱纪十分严重，仅因武安县委、邯鄣地委对之采取无原则的纵容姑息态度，才使他们的恶行未能得到及时揭发和处理。经被迫害者的多次控告，最近河北省委始作了严重处理，蜕化变质分子武合拴、贾筱民业已被清洗出党，并由政府依法处理。
+
+　　武合拴依仗职权，坠落腐化，由来已久，武会在私人商店投资六百多万元，平日用公款送礼达六百余万元，嫌住房不雅观，用了三千斤米买房子一处作公馆。为了抖威风，骑着马下乡，随带收音员、警卫员、电话员和“私人秘书”。其母死时，曾携公款一百六十万元，随带干部回家办丧事，派民兵站门警卫。一九五一年藉口“治病”到北京、天津游逛，回县后即嫌其爱人（区委级干部）土气离了婚，此后便布置十多个干部给他“挑选”对象，并指定阳邑镇某街长每天用电话向他会报一次，两天书面会报一次。武在离婚后半年多时间内，不干工作，余力找“对象”，从“多头关系中挑选”。武会看中了一个在押反革命犯的女儿，由县长贾筱民介绍，并允许她到监所探父。其又逼令该县原三区区委书记的女儿和自己结婚，贾又以“县长身份”去动员，代写申请订婚书，逼得父女二人抱头大哭，贾又以“照顾武政委情绪”为理由，禁止女方与别人自由恋爱。一九五一年十月，武看中该县百货公司一姓何的女职员，又以贾筱民为首，并组织刘忠选（运输公司经理）、郭密田（百货公司人事股长）等向何“围攻”，多次采取引诱、欺骗、威胁等无耻手段逼婚，说：“武攻委是武安县三十万人民的领导，一个人结婚也就是为名誉享受！！你不同意，是不是有政治问题？！”经何再三拒绝，贾又亲自动员，威胁何与武见面，强迫订婚，并亲手填写订婚证。其后武竟将何奸污，说什么“生米做成熟饭”，多方控制女方“不准翻悔”，以“再反复就犯法”“你有政治问题”等威胁。当县委会停止武与何的关系时，贾仍向何进行欺骗威胁。贾筱民作武合拴的帮凶是有极卑鄙的目的的。贾曾追过该县妇女干部杨光被拒绝，杨调至天津后，武、贾共同给天津市委写去一个“材料”，伪造杨光有政治问题，因而取消了杨的修补党员资格，及于逼使杨光与贾筱民结婚时，武、贾又共同给天津市委写信说上次材料是假的，其目无法纪目无组织竟违如此程度！
+
+　　上述武、贾的罪恶行为已在河北日报公布，河北省委并已责令武安县委、邯鄣地委对此作出深刻检讨，这是完全必要的，邯鄣地委在干部政策上的右倾错误必须坚决纠正。
+
+　　来源:《建设》1953年第201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53.txt b/CCRD/3/7/4/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7a6a37363e43cf1729b48feb0c23d4510671eb
--- /dev/null
+++ b/CCRD/3/7/4/000053.txt
@@ -0,0 +1,21 @@
+#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安竹轩党籍的决定
+
+　　安竹轩，男，现年49岁，山东临城人，中农成份，中农出身，1937年入伍，同年10月入党；曾任抗日游击队中队长，县征牧主任，县工商局长，国营商店副经理，中国粮食公司华东区公司储运室主任等职，现任中国粮食公司上海市公司副经理。
+
+　　错误事实：
+
+　　（一）安竹轩在未参加革命时已结婚，妻子是1938年的党员，但他自1941年起即与品质极端恶劣的女流氓齐乐思姘居，1947年因他零星贪污和乱搞男女关系受行政上撤销工作的处分。1948年后，他继续与齐乐思姘居。1950年又带到上海，并欺骗组织说是自己的老婆，由公家供给生活 。
+
+　　（二）安竹轩在1950年去北京开会时与招待所附近之失业妇女赵丽卿相识（赵政治面目不清，其丈夫在敌伪时代做过看守所长，国民党统治时做过法院推事，解放后被开革），为了达到个人腐化目的，以赵丽卿和他结婚为条件（赵当时未离婚），答应替赵寻找职业，此后安竹轩就和赵不断通信，1951年2月赵丽卿由北京来上海，由安竹轩起草了一封假信，替赵丽卿揑造了一个名叫赵杰的哥哥，说是安竹轩的老战友，现在四野工作，托安替他妹妹介绍职业。此信写好后，交赵丽卿本人照抄。然后再拿到公司找安竹轩介绍工作，安即批交人事科办理，因而赵被任用为公司的化验练习生。后因赵丽卿不愿和他结婚，就借故将赵辞退，由于怕赵丽卿告发，最后又要赵回粮食公司工作。
+
+　　（三）傅成义及其妻傅秀英是安竹卿介绍到粮食公司器材仓库的临时工。工作后，安竹轩经常要傅秀英到他家里洗衣烧饭，在1951年9月到11月间，先后强奸她二次。第一次傅因顾虑失业及个人名誉不敢声张，第二次即向她丈夫哭诉经过，傅成义虽曾数次准备检举，终因顾虑失业未敢进行，直到1952年6月25日才检举出来。
+
+　　（四）安竹轩知道傅成义要检举他后，即企图找寻借口先发制人，当他听到齐乐思说傅成义当过还乡团时（介绍傅工作时齐未反映），就派齐回家乡收集材料，齐为了庇护安竹轩，到乡间后，四出活动，散布傅成义有血债、有罪恶的谣言，并要当地村干写证明材料，动员傅成义的岳母写信伪称傅的祖母有重病，要傅离沪回家，又动员企图来上海找职业的斐鸿珍诬告傅成义有血债。1952年7月齐乐思回上海，向安报告傅成义当过还乡团，如何拉人拉牛，有人并被他们打死等材料，安竹轩意存报复，即不加分析的将一些不能肯定的血债，全部加到傅成义头上，写了二封检举信，一寄平原当地公安局一交公司保卫科。
+
+　　老闸区委及粮食公司支部为慎重起见，曾派调查小组至当地群众中实地调查，并取得当地县委、区委、公安局证明：傅成义仅是一般的自首变节分子，没有血债，群众对他也没有意见。
+
+　　安竹轩上述违法乱纪行为，经群众揭发后，组织上曾几次和他谈话，要他彻底交待，但他采取阳奉阴违隐瞒欺骗的态度，在第一次书面检讨后，仍对诬告傅成义的斐鸿珍说：“有人问你，你说这些事情你知道，你别说不知道。”当组织弄清真实情况再次要他坦白时，他还以头来保证傅成义有血债，并避重就轻的说傅秀英引诱他因此成奸，直到支部大会提出要开除他党籍时，才被迫承认错误。
+
+　　安竹轩伪造信件，欺骗组织、生活腐化、强奸妇女、挟嫌诬告的错误十分恶劣严重，违犯了党纪国法，造成党在群众中极坏的影响，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条件。为了严肃党纪、纯洁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000054.txt b/CCRD/3/7/4/000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52f626d9b3a5adad16fa16a7f5169ef80fc20c
--- /dev/null
+++ b/CCRD/3/7/4/000054.txt
@@ -0,0 +1,11 @@
+# 闽清县官僚主义造成的“反共血军”事件
+
+　　【福建分社电】去年2月“三反”期中福建省闽清县发生的一件所谓“反共血军”事件，至最近才基本上调查清楚。这时间使18个群众被非法拘押，4人死于非命，有10个家庭数10人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
+　　1950年8月闽清县第五区（现在为第六区）农回主人高振华（后任中共第五区委副书记现任闽清县总工会主任）带领区公安干事刘向梅（后任工作组长）等到该区坂茶乡工作，刘向梅利用高振华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和不懂当地语言等弱点，与该乡乡长邻家天（原为乡代表后被刘向梅提拔为乡长）、副乡长詹友纯、乡农村副主任黄志回等欺上压下，大吃大喝，乱搞女人，一年中贪污受贿谷子700多斤，黄金1两3钱，放走地主惯匪和反革命分子共3人，邻家天还挪用抗美援朝捐献100万元。在土地改革中刘向梅包庇邻家天等多分和分好田好房，大骂捆绑敢像刘向梅等提意见的人。该乡船工林种龙被他们开会斗争，且捆绑和扣押两次，官僚主义分子高振华则长期受他们的蒙蔽，对坏干部的违法行动不闻不问。去年1、2月间该乡民主建设时刘向梅林家天等害怕群众检举，密议包办选举，并将群众选出的代表陈阿鉴认为坏分子将其扣押，他们“歃血为盟”，决心镇压对他们有意见的人。2月13日晚上诬告林种龙“破坏民兵普训”，骗取区人民政府将其扣押了起来。以后又胁迫林鈡龙的堂表兄苏裕礼捏造林鈡龙、陈昭康（因病复员的革命军人）等13人秘密开会，阴谋暴动。林家天等又在苏裕礼捏造的名单上增加了两个管制分子和八个曾参加过反动党团或青帮的人，以骗取中共区委会的信任。区委会接到报告后派刘向梅与苏裕礼对证，苏裕礼又在他们的威胁诱骗下伪造了一封林鈡龙与一匪首相勾结的信件，由刘向梅带回区委会作证。此案报告县委后，县委认为“三反”其中反动分子乘机活动的很多，对案情报告确信不疑，经报专署公安处批准后，就命令区委按照名单逮捕，因为有些人外出当时只捉到了18人。林家天等见阴谋实现，到处恐吓群众说“谁敢再刁就叫他像林鈡龙一样”。
+
+　　区委把已逮捕的“人犯”，由区委副书记高振华以捆绑吊打手段逼问口供，刘向梅又将“人犯”的口供改为组织“反共血军”，准备暴动。于2月20日将此案移送县公安局处理后，县公安局将“人犯”下狱两星期后，经侦查对案情有疑，但仍根据原捏造的案情，决定判处徒刑。林钟龙徒刑3年，复原军人陈绍康在下狱21天后因旧病复发，在狱中上吊自杀。其余人犯分批教育释放。闽清县人民法院也依公安局的起诉书照抄照判，连宗卷和案情都未翻看一下。
+
+　　中共闽清县委员会对此案也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当公安局侦讯审问并经人民来信和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与有关部门调查，证明案情不确后，仍未引起重视，直到最近在地委催促下，于2月上旬放弄清此案。现在闽清县委有关部门正在进行检讨和处理中。（陈启桐）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3年2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4/names.txt b/CCRD/3/7/4/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a9e0d13b734054b7ac28a84c942c21040dbf45
--- /dev/null
+++ b/CCRD/3/7/4/names.txt
@@ -0,0 +1,55 @@
+广西信都“反共救国会”假案件是怎样造成的
+《楚辞》研究的自我批判
+中央关于严格检查与处理类似黄逸峰压制批评事件的通报
+山东省第二康复医院关于“张克敬生蛆死亡事件”的错误的检讨
+山东省康复医院管理局关于"张克敬生蛆死亡事件"的错误的检讨
+河北省委关于王振海反党罪行事件的检讨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反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处理决定
+西南局宣传部关于萧赤同志讲授党史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党组关于官僚主义的检讨报告（摘要）
+中共中央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於及党分子前定县地委书记王振海犯罪事件的决定
+中共邮电部总支关于开除戴孝忠党籍的决定
+反党分子王振海犯罪事件的主要教训
+福建省某些高、中级干部违法乱纪情节严重
+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於华东交通专科学校压制学生批评事件对有关领导人员处分的决定
+桐庐“清共政治局”案的检查报告
+中共合肥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贪污腐化分子吴飞党籍的决定
+广东罗定县“地下军”暴动案
+贵州晴隆破获所谓“破坏土改同盟军”真象
+怀来县委关于董全忠特权思想的检查和处理情况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第二机械工业部长刘鼎所犯错误的通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开除王绍洛党籍的决定
+山西“稷王山游击支队”假案是怎样造成的
+广东海南区两件反革命假案的真相
+反动分子金明生阴谋陷害批评者的严重事件
+贵州省人民法院有关“晴隆事件”　的处理布告
+贵州省人民政府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对睛隆县原三区捏造“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有关人员的处分决定
+睛隆县破获“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调查报告
+中国共产党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晴隆县原三区破获“破坏土改同盟军”假案对有关组织及人员的处分决定
+华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局关于反官僚主义的检查报告（摘要）
+中共山西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张云才、康定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处分决定
+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厅通报农村转业干部李元文自杀事件
+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大名县委会以及有关人员犯罪事件的处理决定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杨金涛党籍的决定
+河北省委关于原大名县委书记陈子明及大名县委会犯罪事件处理情况向华北局的报告
+西南局宣传部关于林蒙同志讲授党史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河北省委关于前邯郸地委高志学等在“三反”运动及“大名事件”中所犯错误处理经过向华北局的报告
+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前邯郸地委书记高志学等在“三反”运动及“大名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方原党籍的决定
+中共中国科学院总支关于开除丁瓒党籍的决定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原华北税务管理局副局长张超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中央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罪犯的前华东行政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潘念之党籍的决定
+关于反革命犯邹锦涛的判决书和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复查决定
+原天津日报副总编辑李克简敌我不分从私人感情出发引用反动分子多人已受党内撤销工作处分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宣济民党籍的决定
+河北省委关于杨尚志勾结私商套购面粉已被开除党籍的通报
+中共出版总署总支关于开除钟远蕃党籍的决定
+中共铁道部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清除王志坚出党的决定
+北京市委关于开除泄露党的机密并抢购面粉的庞立名党籍的决定
+保定市逮捕收买干部套购面粉的奸商刘大连
+中共辽西省委关于开除谷昆党籍的决定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杜平舟党籍的决定
+中共广西省桂林市委关于开除刘梦飞党籍的决定
+蜕化分子前武安县委书记武合拴、县长贾筱民违法乱纪无耻逼婚也已清除出党
+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安竹轩党籍的决定
+闽清县官僚主义造成的“反共血军”事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0.txt b/CCRD/3/7/5/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1e2c5c0a23573164d71ab198e474c11d13c601
--- /dev/null
+++ b/CCRD/3/7/5/000000.txt
@@ -0,0 +1,13 @@
+# 中共哈尔滨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李式楷党籍的决定
+
+　　李式楷，男，38岁，山西省赵城县人，家庭出身贫农，个人成份学生，1936年3月入党，同年入伍。先后曾任团政治干事、民运科长、地方支队政委、县级队副政委、团政治处副主任、哈市税务局道外分局长、市税务局副局长、监委会副主任、建设局第一副局长等职。
+
+　　李式楷自1947年来哈工作的几年来，由于意志不坚定，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而滋长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寻求个人享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因此，追逐资产阶级的腐朽堕落生活，其突出表现则是不择手段的搞女人。从1951年到1953年曾找过8、9个对象，其中有6个发展到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据本人承认，已与两名不正派的女人通奸，其中有1名系有夫之妇。平时下去工作时亦是寻找一切机会接近女人，甚至利用职权之便将自己看中了的下层单位的女同志调至局内，以便接近和培养对象。去年10月又与一相识不到5天有严重政治问题的刘祉恒（国民党建军军医处长，家庭出身是汉奸）结了婚。
+
+　　李式楷由于在思想上滋长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寻求个人享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因而在任市监委副主任、建设局第一副局长期间，对党的工作也是消极不负责任的。经常借身体不好，而对工作采取敷衍态度，表示：“干不了！”很多时候是晚来，甚至半日或整日的无故不上班，有些文件长期积压不批不阅，对党的方针指示及各时期中心工作很少认真研究，对上级指示许多是照抄照转，上级指示要领导亲自动手的主要工作，也竟然推给秘书去做。同时，放弃对干部的思想工作，特别是1953年在紧急防讯工作中的不负责任现象，是更属严重的，曾将市长批示修建临时水源地的计划及预算等主要文件丢失；市里分配他负责四方台水源地的修堤抢险工作，李竟擅离职守去5里以外的土方台去，竟住在那里，因吃瓜过多而坏了肚子坐专车回哈休养。
+
+　　李式楷由于滋长了不愿再过艰苦生活，追求个人享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而在政治上，则表现消极厌倦，以至蜕化变质。追求享受清闲自在的生活，经常表示：“愿回乡当个小学教师或种地”，“当个育才校长或公园的园长不错”。对党的各项政治运动采取消极态度，甚至有时起阻碍作用。如在“三反”运动中担任“三反”办公室副主任时，经常不请假无故不上班，新“三反”斗争开始时，群众给李提了一些意见，李则认为批评“过火”“不结合中心工作”而阻碍了这一斗争的深入开展，有时无故不参加组织生活或迟到，同时放弃了本单位的政治思想工作。对来自下面的批评表示厌烦，认为是“和领导过不去”，“小题大作”；对来自上面的批评则认为是：“领导和自己抱成见”，“找小脚”，甚至暴然抗拒说：“局长不当了！”虽然其在工作上不负责任，在生活上乱搞女人，已过着清闲安逸和腐化堕落的生活，然而还自叹：“虚度年华”表示尚不满足。更严重的是这些错误被揭发后虽然经过行政领导、党的组织再三帮助教育，由于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蜕化，而最后竟走上自绝于党的罪恶的自杀道路（经抢救未死）。
+
+　　从上述事实中充分证明，李式楷在政治上已完全蜕化变质，已由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而逐渐的堕落成一个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这种可耻的行为虽经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同志一再耐心教育，他却态度根本不老实，检讨得很不够。因此，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经委员会讨论，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议行政予李式楷以撤职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1.txt b/CCRD/3/7/5/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32826a937b4a72af5e27570d601e13af361c62
--- /dev/null
+++ b/CCRD/3/7/5/000001.txt
@@ -0,0 +1,17 @@
+# 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董武宁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通报
+
+## 华北局批示：
+
+　　华北军区政治部严肃处理董武宁同志的错误，并将此事在报纸上展开讨论，在全军全体党员中进行教育，以批判党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提高党员的共产主义觉悟和政策水平，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特将华北军区政治部的通报原文刊出，请注意。
+
+　　本部干部部助理员董武宁，河北省宁河县人。去年九月正值当地群众响应政府生产救灾的号召，紧张地进行抢打残秋、排水锄草、准备种麦之际，董武宁因其母病故请假回家。在葬母办丧过程中，由于存有“光宗耀祖”的腐朽思想，不愿当地灾情的严重情况及群众疾苦，铺张浪费，借该村存入银行的公款一百一十万元，设席请客十二桌，并召开有一百三十多人参加的“董母追念大会”，影响群众生产，因而造成不良的影响。
+
+　　尤其严重的是：董武宁会于土改时分得土地八亩七分，其母死后家中再无别人，董认为将来要实行农业集体化，留着土地也不能归自己，不如将其卖掉，除了还账还可自己享受，因而将土地估价为一百七十万元，交村干部代卖（已卖出五亩七分）。另有村公地四亩，原让他使用着，现既已不需要，应即归还本村，但他却计划自己买肥料，由别人耕种，其收获由双方分配，图以此不劳而获。
+
+　　此外，他于回队前曾将家中家具卖掉共八十万元，回家后未报告组织，大部花掉，既不及时归还所欠之村中公款，反而要求组织上帮助还账。
+
+　　从上述错误可以看到：董武宁是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与剥削思想，这种资本主义思想是与共产主义思想绝不相容的。该部支部已对董的错误进行了严格的教育，在党内予以留党察看半年处分。
+
+　　现将此事通报，希在全体党员中进行教育，批判城乡资本主义思想，以提高党员共产主义觉悟与政策水平。同时，要求今后对每一个请假或外出执行任务的人员，在准假和外出前必须进行了解与教育，根据具体情况交代政策，明确注意事项，并使之成为一种经常的制度，防止和避免外出人员违犯政策、纪律等事件之发生。
+
+　　来源：《建设》1954年3月30日第277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2.txt b/CCRD/3/7/5/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5de1e887a2c3f978ac25127e5e8533ef051805
--- /dev/null
+++ b/CCRD/3/7/5/000002.txt
@@ -0,0 +1,21 @@
+# 华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地方国营天津罐头厂承制军需罐头中失职问题的处理决定
+
+　　地方国营天津罐头厂在解放前原为敌人之粮秣厂，以制饼干为主。自我接管后，逐步改为食品罐头厂。一九五二年初主要生产牛肉罐头，至七月始完全改做猪肉罐头。原有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至一九五二年底日产能力仅达万罐左右。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由于军需任务骤增一倍以上，该厂即设法增加工人，添置机器，动员全体职工，停止春节、星期日休假，积极生产，至期完成原定任务百分之九十八，对支前工作是有一定成绩的。但因该厂领导干部缺乏政治责任心，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及官僚主义作风，以致在生产中发生很多缺点甚至严重错误。
+
+　　一、质量低劣，重量不足。据一九五三年一、二、三月份五十八罐的检查，每罐都有猪毛与带有猪毛的肉皮，其他如碎骨、煤渣、草刺、树皮、线头等杂质亦发现不少。另据二月十日抽验该厂已检查真空合格之罐头：在十九罐中，即有十一罐真空不足（内无真空者六罐）。且罐头重量短少，据一、二、三月份五十九罐检查，平均每罐短九钱左右（最多者每罐短三两一钱）。更严重的问题，是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下旬，用存放已久并有少部变质的十一万九千余斤冻肉（操作中虽经挑选，但还有少部混入罐头内）制成罐头，虽用前不知肉有问题，发觉后即停止使用，但对已用此肉做成的罐头未向军区后勤部和天津市地方工业局报告，即具保“保证质量”，送往前方。
+
+　　二、浪费严重，成本加高。如该厂所产罐头，次品、废品达全部产品的百分之八点四，使每罐成本加大一千六百九十元；又如购肉价格高出市价，损失十八亿七千余万元；检验不严，混入次肉五万四千余斤，损失一亿四千余万元等等。致该厂所产罐头较上海益民二厂同期产品成本每罐高出三千八百二十八元，全季共高出六十五亿余元。
+
+　　三、因质量低劣，造成很坏的政治影响。该厂一九五二年后半年所产罐头，前方志愿军食后曾发生吐泻致病现象（此段由前任厂长负责，该厂长已撤职）。一九五三年第一季度生产之罐头送往前方后，据个别连队反映，所收到的二百罐中，有十七罐腐坏，不堪食用；且一般脂肪太多，不宜冷食；特别是杂质甚多，重量不足，使志愿军极为不满。其次品罐头，在市场出售者，军民食后，曾发生数起吐泻致病现象，影响亦很坏。
+
+　　总之，该厂在执行这一任务中，虽在客观上存在不少困难，但如有高度的政治热情，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深入细致地进行组织工作与检查工作，上述问题是可以获得解决的。特别对用存放已久并有少部变质冻肉制成缺头送往前方一事，更是严重的错误。
+
+　　基于上述，为使所有干部知所警惕，接受教育，改进工作，经华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批准，决定处理如下：
+
+　　厂长伏文敏未尽到应尽的职责，特别对用存放已久并有少部变质的十一万九千余斤冻肉做成之罐头，未向有关方面报告，即具保送往前方，这是政治上严重不负责任的错误，本应严予惩处。姑念该员当时系新由部队转业，业务生疏；对用此肉情形，事先并不了解，发觉后即停止使用；并在全季生产中，尚属积极努力；且任务大、时间紧，客观上确有一定困难，故从轻予以记过处分。
+
+　　检验科长张鹤高，负保证罐头质量责任，对用存放已久并有少部变质冻肉进行生产，事前疏于检查，事后又亲具保证，将罐头送往前方，错误实属严重。但该员发觉肉有问题，即停止使用，且具保时系与厂长、职工商讨所为，故予以警告处分。
+
+　　兽医刘侠系检验科职员，负责检验猪肉质量，但该员极端缺乏政治责任心，工人一再反映肉有问题，均未引起应有注意，直到第三次反映，始报告科长决定停用。但该员原系兽医，对检验工作缺乏技术，不能胜任，故予以记过处分，并另行分配工作。
+
+　　此外，该厂应接受这一严重教训，继续发动全体职工揭发批判，以提高职工思想觉悟，改善经营管理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3.txt b/CCRD/3/7/5/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9b355857aa40d2f3b424f1f089b85db463e7dc
--- /dev/null
+++ b/CCRD/3/7/5/000003.txt
@@ -0,0 +1,13 @@
+# 前蒙绥公安部队第三副司令员李仲玉杀害农民积极分子的严重罪行已受到党籍国法制裁
+
+　　<《建设》编辑部>
+
+　　前蒙绥公安部队第三副司令员李仲玉，于一九四二年主谋并亲自组织坏分子杀害农民积极分子李九子、李树恒、李保恒等三人的严重的反党反人民罪行，直至一九五三年三月，经河北省安新县委向华北局提出控告，复经中央军委公安部队政治部派人调查对证，业已完全揭露、证实，并已给予应得的党纪国法制裁。
+
+　　李犯仲玉，河北省安新县后屯村人，贫农出身，一九三七年入伍，一九三八年入党，历任司务长、排长、副连长、县大队长、正副团长、绥远省公安总队长、蒙绥公安部队第三副司令员等职。李犯仲玉在对敌斗争中曾经民勇敢的，在战斗中曾四次负伤，因而获得过模范党员和模范连长的奖励。但由于其深受封建统冶阶级的反动影响，并有严重的报复思想，在农民的反封建斗争中，竟至袒护其家庭的恶霸行为，对农民群众的正义行为采取敌视态度，悍然杀害农民积极分子，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事实如下：李犯仲玉之兄李仲斌在抗日战争前是该村恶霸地主李卓子的爪牙，参加过国民党的外团组织“农民协会”，当过八年村长，依仗地主阶级的势力为非作恶，欺压农民群众。被害者李九子、李树恒、李保恒兄弟三人系该村贫苦农民，以他们为首的该村农民群众，于一九三六年曾一度推倒地主阶级的爪牙——村长李仲斌。抗日战争后，他们又积极参加抗日工作，李树恒当过农会主任，李保恒当过工会主任，继续领导该村农民向封建势力和李仲玉之兄李仲斌、李仲福的恶霸行为进行过坚决斗争。全村劳动农民都支持李九子等的正义行为。但李犯仲玉反怀恨在心，险谋杀害李家兄弟。一九四二年农历七月，李犯仲玉趁奉命侦察平汉铁路保定南段的敌情路经安新县的机会，会同其兄李仲福策划此项罪恶行动。同月十二日晚，李犯仲玉亲自带领李仲福、李仲平等坏分子，并欺骗随其执行侦察任务的通讯员李金生、张根等（李犯对他们说是捉特务），携带短枪两支及其它凶器到后屯村，先将李树恒、李保恒兄弟二人绑出，将他们背靠背用绳捆住推到水井里淹死，又到该村南面的瓜地房里将李九子抓出扔到水井里淹死。李犯嘱咐帮凶们严守秘密。
+
+　　事后不久，被害者的母亲因悲愤和无人依养而致死，被害者断门绝户，家破人亡。李犯和他的帮凶们则一直在诬蔑被害者是「特务」、「坏蛋」，借以掩盖其杀人罪行。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时，李犯恐后屯村农民发动起来揭发其罪行，又曾亲自回村阻挠土地改革，殴打领导土地改革的贫农团团长，赶走政府派去的土改工作干部，扶持其职权干涉村中工作，多次吊打村干部，向群众抖威风，助其兄李仲斌。李仲福在村中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一九五二年整党时，李仲斌虽被清除出党，但仍暗中操纵一些干部和党员阻碍村中工作的开展，群众因怕李犯仲玉出头干涉，不敢与他们进行斗争，甚至一些县、区干部对他们也感到头痛。李犯仲玉杀害农民积极分子和以上一系列的罪恶行为，多年来未得揭发处理，曾给我党我军在群众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
+
+　　李犯仲玉的罪恶情节是极其严重的，而该犯在土地改革、三查整党、“镇反”、“三反”运动中不仅不作坦白交代，反伪造历史，设法隐瞒其罪恶，一直发展到公开地阻碍群众门争，破坏土地改革，直到此次被揭发证实、逮捕审讯之际，仍避重就轻、强词夺理。为严肃党纪国法，挽回我党我军影响，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其党籍；行政上则依法判处其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已送交安新县人民政府执刑。
+
+　　来源：《建设》1954年4月16日第278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4.txt b/CCRD/3/7/5/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f993bcff97aa435d1d0e0e5d3aef9eb80a7a47
--- /dev/null
+++ b/CCRD/3/7/5/000004.txt
@@ -0,0 +1,37 @@
+# 云南省委关于对省委委员郑伯克所犯严重的地方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的处理向中央的报告
+
+## 中央批示：
+
+　　关于云南省委委员郑伯克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已阅悉。中央同意云南省委四月二十四日报告中对郑伯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分析。关于郑伯克同志的工作，同意西南局五月十一日的意见，免去其现任省委秘书长的职务，保留省委委员，派到东川矿务局工作，不参加矿务局党委。
+
+　　为了从郑伯克同志所犯错误中吸取教训，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中央决定将云南省委的报告、于一川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和郑伯克同志的检讨，发给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党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解放军和志愿军各军党委阅读并可在党刊上登载。
+
+　　 一九五四年七月
+
+## 西南局批示：
+
+　　西南局五月十一日会议同意云南省委“关于省委委员郑伯克同志的错误的报告”；至于郑伯克同志的工作问题，同意省委意见免去其现任省委秘书长职务，仍保留省委委员，派到东川矿务局工作，但不参加矿务局党委为委员。现将云南省委报告和于一川同志“关于郑伯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初步总结发言”、郑伯克同志“检查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及云南省委对郑伯克同志工作问题的请示电一并转上，请中央批示。
+
+　　 一九五四年五月
+
+　　云南省委向西南局的请示：为了便于郑伯克同志到基层群众中锻炼，我们的意见派他到东川参加矿务局党委为委员，实际担任一个探矿分队分队长的工作；其现任省委秘书长之职应予免去，仍保留省委委员。是否妥当，请批示。
+
+　　 一九五四年四月
+
+## 关于省委委员郑伯克同志的错误
+
+　　自从云南省委成立以来：根据中央的团结第一的正确指示，在中央和西南局的正确领导和直接帮助下，省委对郑伯克同志始终坚持团结教育热情帮助与积极等待其觉悟的方针。由于坚持了团结方针，就不仅达到了省委的团结和领导步调的基本上一致，而且达到全党的基本上团结并使云南的初步整党和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但是四年以来，郑伯克同志本人的进步是极为缓慢的。他在组织上虽然迫于客观形势，在云南整党之后不敢公开对党闹独立，在思想上则始终保持其严重的地方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对党存在极大的距离。在云南的工作必须随着全国进入计划建设和绝大多数干部经过整党及各项改革运动的教育思想有了提高的情况下，郑伯克同志的各种表现已经越来越不利于党的团结，严重地妨害着党的团结的进一步加强。一年多来，他在政治上表示消极，工作极不负责任，利用兼青年团省委书记的职位并利用青年干部的幼稚，在青年团中努力保持地方主义的阵地，生活上则更加腐化堕落，虽经党和群众的一再警告而仍然在男女关系上公开乱搞，特别在他原来的爱人曾秀娟同志（在中央统战部工作）来昆明，他对她采取极为冷酷粗暴的态度，在西南局和省委负责同志对他多次进行恳切耐心的说服而他却仍然表现极端无理的对抗之后，更加引起干部的不满。
+
+　　省委在曾秀娟同志几次书面申诉和干部的多次控告之下，于二月六日召开省委全体会议，对郑伯克同志进行批评和教育，要求他从思想上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但是郑伯克同志不但不认为这是党对他的关怀和教育，反认为这是省委有意与他为难，公开抗拒，不愿作任何认真的检讨。至此，省委认为继续采用少数人帮助的办法已经不能对他起任何有效的教育作用，经西南局同意，召开省委扩大会议（省市机关地委以上干部及一部分来省开宣传会议的地市委宣传部长参加），对郑伯克同志展开严肃的思想斗争。
+
+　　会议共开八天，大部分时间为到会同志向郑伯克同志提意见和帮助他分析批判。会议中揭露出郑伯克同志自到云南工作以来的大量的错误事例，经过对证核实，证明郑伯克同志错误的性质确是严重的和一贯的，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品质，已达到十分恶劣的程度。在会议过程中，虽然郑伯克同志的错误已经铁证如山，无法否认，但是他的第一次检讨却避重就轻毫不正视自己的错误，第二次检讨虽然在群众的压力之下态度有些转变，但是仍然缺乏沉痛的反省，情绪上仍然表现抗拒，以致在他检讨之后干部纷纷提出不满的意见。
+
+　　为了避免过多地影响当前十分繁忙的领导工作，省委决定就此次会议的结果作出初步总结（总结全文附上）之后，结束省委扩大会议，而采取小型座谈会及个别帮助的方式继续帮助郑伯克同志进行检查。经西南局批准，在扩大会议结束时，宣布暂行停止郑伯克同志的工作，进行反省。到会干部一致表示同意省委这一决定。
+
+　　从二月十六日结束省委扩大会议到四月十三日郑伯克同志在第二次全省党的代表会议上发言约两个月的时间内，小型座谈会共举行了十次，省委各同志同时对他进行多次的个别谈话和帮助。在党的严肃督促和同志们诚恳耐心的帮助下，特别是在党的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教育和西南局的正确领导下，郑伯克同志开始逐步改变其错误态度，从坚决抗拒到不敢抗拒，开始承认错误，并且逐渐地对自己的严重错误有了较认真的分析批判。从最近一次的检查（检查原文附上）看来，郑伯克同志对于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是有进步的，并开始表现愿意改造自己（我们认为这种进步的表现是应该欢迎的，但还需要他在今后的实践中加以证明）。
+
+　　在对郑伯克同志进行如上的教育和处理过程中，省委一直密切地注意干部特别原地下党干部的思想反映及会后的影响。至目前为止，党内的反映普遍是好的。不论是本地或外来干部，过去都多少知道郑伯克同志的一些错误，加上郑伯克同志平时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的极不正派，干部对他是有很多不满意见的。仅因为省委成立以后本团结第一的方针，当每次大的党内运动暴露出郑伯克同志的严重错误时，省委总是采取对他保护和教育等待的方针，对控告他的人采取解释说服态度，禁止非组织的批评，干部一般也能够了解党的等待教育的方针，期望郑伯克同志能够觉悟。但这次知道了郑不仅辜负了党与干部群众四年来殷切的期望，而且还在继续不断犯错误之后，干部中普遍表现义愤，表示完全拥护省委用扩大会议的方式对他展开思想斗争，同意省委的初步总结和停止他的工作令其作深刻反省。许多过去受过他的影响或本身有过地方主义思想而经过整党之后有了觉悟的本地干部，表现更加积极，从这次对郑的斗争中受到的教育更深。所有参加会议和听到传达的同志（结合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传达到机关县级以上干部），都认为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政治教育，认为这是云南全党在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侵蚀作斗争中的巨大胜利。从郑伯克的错误教训中，使干部更深刻地体会到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严重意义，提高了干部为贯彻四中全会决议而努力的自觉性。
+
+　　鉴于党内地方主义思想并未根本肃清，不团结的因素仍然存在，而郑伯克同志与许多地方干部是有一定联系的，而他对于自己的错误虽开始有较认真的检讨和愿意改造自己的表示，但是能否真正进步仍待实践的证明（真正的进步需要他作长期的自我努力的党的继续帮助），因此，对于他的错误的处理，我们认为仍应本思想要严、组织从宽的原则，目前不做组织结论，不给予组织处分，而用调动工作的方式，把他放到基层群众中去锻炼为宜（他自己也有要求到基层群众中去改造自己的意见，但还不是真正的自觉，仍然带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动机）。今后应继续根据四中全会的决议，在现有的觉悟基础上，不断教育全党并继续帮助郑伯克同志进步，为达到党的更加巩固团结而努力。
+
+　　以上是否有当，请西南局指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5.txt b/CCRD/3/7/5/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fe3e28746a8c86d3670949c653c894112e34055
--- /dev/null
+++ b/CCRD/3/7/5/000005.txt
@@ -0,0 +1,25 @@
+# 华东军区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贾震同志的错误及处分的决定
+
+　　贾震同志系山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第二副主任，党内为该部党委委员；山东临淄县人，贫农出身；一九三八年一月入伍，一九三九年一月入党，曾任战士、班长、书记、副政治指导员、政治指导员、政治协理员、政治教导员、团政治处副主任、高干疗养院政委、山东军区供给部政治处主任、山东军区后勤部政治处副主任等职。
+
+　　自开展反官僚主义、反违法乱纪斗争以来，山东军委后勤部党委及山东军区党委集中地揭发了贾震同志的突出的反党、反领导的错误活动。贾震同志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在党内进行非组织活动，挑拨离间，破坏党委的统一领导和党的团结。远在山东军区供给部工作时期，贾震就对当时该部的负责同志极不尊重，破坏领导威信，在背后说他们是供给部的「封建割据」。在「三反」运动中，当他被点名「回炉补课」时，不仅不能认真检讨自己，反而认为是对他的莫大污辱，是后勤党委说了他的坏话，就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与党对立，进行各种非组织活动，挑拨离间，造谣中伤。如对该部政治副主任×××说：「你这家伙那边也不靠，叫人家当枪用了。」藉以拉他来反对党委书记。当该部副部长×××被人控告，后勤党委让×××进行检讨时，贾震对他说：「军区很了解你，就是后勤抓得这样紧，可不应该。」「党委很早就认为你不好领导，要把你打下来。」当该部政委（党委书记）×××同志因病去院休养，该部副部长邀贾震同去看望时，他竟说：「我不去，你这家伙宁愿丢掉一个朋友，不愿丢掉一个敌人。」他从第三陆军医院帮助工作回来，一面建议要开除该院政委×××的党籍，另一面却对该院政委说：「×政委趁『三反』报复你。」当××同志去后勤部任党委书记后，贾震身为第二副主任，不但不积极帮助××同志了解情况进行工作，反而多次挑拨××与×××、×××（原该部政委、党委书记）的关系。如说：「×××去医院是装病，想看×政委的笑话。」去年开了处理他的问题的党委扩大会议后，他还通过×××挑拨说：「×政委已经孤立了，大权又被×抓去，他还不知道」等。下级对党委的决议有意见或不满时，他不是根据决议的精神进行解释、教育或反映给党委考虑，而是采取两面态度去助长这种不满情绪。如干部升调下面有意见时，他就说：「我本来不同意，这是某人的意见」；对「三反」中受处分不满的干部，不是依照党的原则去进行说服教育，而是从中挑起纠纷，使他们不断地与组织纠缠。如对××说：「你的处分不修改是×××部长搞的。」对××说：「你的错误打重了，该打十五板子打了你二十板子，这是×××把你送了礼。」「你的处分如果不给减轻，我们就说是×政委对你有私人成见。」结果助长了这些同志的不满情绪。
+
+　　二、严重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目无组织纪律。在工作中经常夸功，认为后勤比个师还大，自己搞了几年政治处的工作，很不简单。在评级中他认为被评低了，牢骚不满，说：后勤对干部评级鉴定不是一视同仁，说：军区对干部的看法是一成不变，说：在党内老实人吃不开。他为了使司令部管理处副处长×××同情他，便说：「听说你评了个团级，我们都不服。」后勤部整编后，组织上派×××同志去任政治处主任，他不满意，不主动介绍工作情况。当×××被评为准师级后，他便当面讽刺说：「有人当个师级干部还巴巴结结呢（意思是很勉强）。」他对该领导同志也极不尊重，甚至因对地位、等级不满而曾对他的孩子说：「你长大了可光当政委，再不要当政治处主任了。」他因工作有缺点受到山东军区首长的批评后，不是虚心检讨，藉以改进工作，而是牢骚不满。
+
+　　三、严重的官僚主义，工作上缺乏政治责任心。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自一九五一年后，他就很少参加各科的会议，对各科的工作也很少进行研究。开会不作准备，夸夸其谈；常在办公时间睡觉或下棋，甚至为了我别人找不到他而锁着门睡。如原某军医院政治处副主任×××同志（系截去一条腿的残废同志）来向他请示工作时，他竟睡在屋里，拒不接谈。下级送来的文件有时不加审查即推给政委。对来自下面的批评，他不能虚心地接受并改正。
+
+　　组织上对贾震同志的错误一直是本着耐心教育的方针，但他却一再坚持错误，狡辩抵赖。在新「三反」斗争中，后勤党委曾经多次召开党委会及党委扩大会对他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山东军区彭副政委、鲍主任及其他负责同志对他曾数次谈话进行教育，但他仍极不虚心，有时承认原则否认事实，有时承认事实否认动机，把原则性的错误说成是「老问题、小问题、星星毛毛」，若将自己的错误推给别人，说：「我有错误，别人的责任也不轻。」山东军区党委也曾专门召开过会议，对他进行耐心的教育，但他仍无悔改之意。着他离职检讨后，他虽勉强承认错误性质是反当、反领导，但对具体事实仍不检查。山东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了进一步揭发批判他的错误，召开了扩大会议，全体到会同志以诚恳、耐心的态度来劝导他认识和改正错误，虽然人证物证俱在，但他却依然采取抵赖的态度。会议开始时，他竟对后勤党委进行恶意的诬蔑和攻击，以混淆是非、推卸自己的责任，并又去××同志处挑拨说：「他们不敢叫你去参加会议，怕你给我作个反证明」（××实系因病未到会）。这些足以说明贾震同志对待错误的态度是极为恶劣的。
+
+　　根据上述贾震同志的种种错误责任，我们认为贾震同志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一种破坏党的团结的反党、反领导的恶劣行为，是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这样他就破坏了后勤党委的团结、统一，一度引起了上下级之间、党委委员之间的怀疑和不满，降低了党委的政治威信，同时打击了机关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助长了某些分散主义和无组织无纪律现象，这是完全违背党的团结的精神的，是党的纪律所不容许的。为严肃党的纪律并教育该同志，给予其最后改正错误的机会，特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自一九五四年五月十一日起至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一日止）的处分。
+
+　　 一九五四年五月××日
+
+　　（附：）
+
+## 华东军区首长关于对贾震的惩戒的通令
+
+　　查山东军区后勤部政治部第二副主任贾震，因存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地位观念，长期对组织怀抱不满，拒绝党的教育；在全国解放后更加发展了功臣自居、骄傲自满情绪，严重地脱离群众，工作消极，进而发展到破坏党的组织原则，进行非组织活动，寻找空隙挑拨离间，破坏了党的团结，其错误实属严重，除前已撤销现在职务外，经军委主席五月三十日批准给予降级（由正团级降为副团级）之惩戒，特此通令。
+
+　　 司 令 员   陈毅副司令员   栗裕许世友副政治委员 谭震林唐  亮一九五四年六月××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6.txt b/CCRD/3/7/5/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843f6a5dfdbf33302a267052975b0b130c8ff3
--- /dev/null
+++ b/CCRD/3/7/5/000006.txt
@@ -0,0 +1,13 @@
+# 上海市邑庙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私营新华鑫电器厂支部正、副书记盲目参加资本家反抗社会主义改造斗争事件的报告
+
+　　私营新华鑫电器厂是制造马达开关的工厂，其产品原由国营中国交通电工器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交电公司）收购，今年第一季度改为包销，第二季度后改为订货。
+
+　　该厂资本家是极其阴险狡猾的，去年下半年曾以6千万元用分红、借款等方式来腐蚀、分化工人，又乘机抽走了资金1亿6千万元，并囤积大批产品，企图高价出售，但阴谋未逞，致积压资金2亿多元，造成今年第一季度资金周转不灵、发不出工资的困难。
+
+　　同时，由于资本家偷工减料，该厂产品质量低劣，交电公司便决定按原定价格6折收购。该厂党支部正、副书记金宝根、欧正明与工会主席徐财银（非党员），因被资方矇蔽，对交电公司改变价格极为不满，甚至连厂内资金周转不灵，发不出工资，也怪是交电公司造成的。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正、副支书、工会主席等6人，便去交电公司交涉，未获解决。回厂后大发牢骚说：“取消包销好啦！我们去年没有包销，也一样有生意做。”资本家就乘机挑拨说：“过去你们讲交电公司好，现在可吃到苦头了吧！他们不是照顾我们，是要吃掉我们！”“包销后，利润少了，你们的福利也少了，现在伙食开不出，你们看怎么办？”“现在工人力量大，你们去交电公司交涉吧！”因而，更加深了工人们对交电公司的不满。副支书、工会主席和很多工人竟嚷着：“交电公司的干部再来，就把他们赶出去！”从这种错误的思想情绪出发，他们召开了劳资协商会议。会议上，工会主席徐财银提出拒绝国家包销的错误意见，正、副支书与大部分党员，竟表示同意。
+
+　　我们发现这一事件后，即配合工业部深入该厂进行调查处理。首先对正、副支书进行个别教育，帮助他们分析厂内生产上的困难和产品质量低劣的原因，揭发了资本家用分红、借款等方式腐蚀工人的阴谋，批判了党员中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使他们知道是上了资本家的圈套，认识到了自己错误的严重。接着召开支部大会，进行如何监督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监督生产的教育；并由正、副支书在会上带头作了检讨，其他党员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在党外，也召开了工人大会，工会正、副主席作了检讨，并向全体工人揭发了资本家的阴谋，提高了全厂工人的觉悟。最后，经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研究，认为该厂正、副支书的错误，主要是由于政治水平和阶级觉悟不高造成的，经教育后，本人已认识了错误，决定免予党纪处分。
+
+　　 1954年5月
+
+　　来源：《纪律检查工作》第十四期，1954年12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7.txt b/CCRD/3/7/5/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98398000cd658410060ae9cd09279321e05376
--- /dev/null
+++ b/CCRD/3/7/5/000007.txt
@@ -0,0 +1,5 @@
+# 河北省天津专署林业局长张永福在办理其父亲丧事中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党内撤销工作处分
+
+　　河北省天津专署林业局长张永福，河北霸县大柏林村人，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张永福虽经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但由于不努力学习，政治思想落后，严重地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的“光宗耀祖”的腐朽思想，因而于去年八月间回家安葬其父亲时犯了严重错误。张永福在其父亲病故后，不顾党的政治影响，不顾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和当地沥水成灾的严重情况，为了“光宗耀祖”、“扬名显亲”，竟动员村干部和群众六十多人为其父办丧事，制办大批纸人、纸马、花盆等布设灵棚，雇了十九名“吹鼓手”接连吹打两天，并广发丧帖，让本村、邻村群众去送礼弔唁，受礼二百二十万元，设宴一百八十席，浪费达一千一百余万元。还派了十一个民兵为其父轮流打更、守灵，出殡时并令民兵鸣枪放炮，一直护送到坟上。对此，群众议论纷纷，有的说：“人家有好儿子，死后也体面！”“张永福在外边混阔了！”有的更直接责备区干部说：“张永福办这么大的丧事，你们也不管管！”连他的亲属也有不满意的。张永福对此次办理丧事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不但不知悔悟，反以为此种作为纯属正当，故在回机关后，又经两次请求领取了棺材费五十万元。张永福这种错误思想与恶劣行为，损害了党与人民的利益，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妨害了当地生产救灾工作的进行，为教育张永福本人并挽回党的政治影响，已给予撤销工作的党纪处分。
+
+　　来源：《建设》1954年5月10日第282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8.txt b/CCRD/3/7/5/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4385c0e150003c496e7049e2ad4ecfb23aef82
--- /dev/null
+++ b/CCRD/3/7/5/000008.txt
@@ -0,0 +1,5 @@
+# 李树元伪造印信提高级别职务受到党内撤销工作处分
+
+　　河北省宣化市建筑公司共产党员、团总支书记李树元，品质恶劣，有严重的个人地位观念，为了达到提高其级别、职务的卑鄙目的，于去年二月乘调动工作之际，私自写介绍信，偷盖公章，将原来的十八级改为十六级，将原任团市委副组织部长的职务改为部长。并将这一可耻的恶劣行为隐瞒了一年之久，直至今年二月被领导上发觉，李仍然进行抵赖，说什么“是团市委给写的介绍信，不知道谁给提的级别！”后经检查对证，事实确凿，才承认错误。这一错误的本质是一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严重表现，为教育本人和其他有类似错误思想的党员干部，宣化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呈经市委批准，决定给李树元以党内撤销工作处分。
+
+　　来源：《建设》1954年5月10日第282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09.txt b/CCRD/3/7/5/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3189483fdbcd149394bf4d6368faf066408ba7
--- /dev/null
+++ b/CCRD/3/7/5/000009.txt
@@ -0,0 +1,5 @@
+# 天津市公安局侦察科员赵伦山严重泄露国家公安工作机密受到党纪处分
+
+　　天津市公安局侦察科员赵伦山，系资本家家庭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五〇年三月入党，同年七月参加工作。赵伦山身为公安侦察人员，但缺乏应有的革命警惕，更由于其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好大吹大擂，为显示自己，竟不惜泄露公安机关的重要机密。于去年七月被派赴湖南省邵阳市公安局调查案犯材料时，竟在该局干部和公勤人员中乱谈天津市局政保处的组织机构、侦察力量、分布地区、侦察设备、对敌斗争的方法以及破获敌特工作的过程等，造成严重的泄密事件。邵阳市局领导上发觉后曾向其提出批评，并令其回本机关后向组织交代；但该同志回机关后始终将此泄密行为隐瞒起来，直到邵阳市局转来材料，领导上令其检查，仍避重就轻不作深刻检讨，经党的小组和支部进行批评、帮助后，始承认错误，作了比较深刻的检讨。天津市公安局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严肃党纪、教育本人和全体党员干部，决定给赵伦山以当众警告处分。
+
+　　来源：《建设》1954年5月10日第282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0.txt b/CCRD/3/7/5/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9b10bffb9cf7024b91504977135d5cad87ef5b
--- /dev/null
+++ b/CCRD/3/7/5/000010.txt
@@ -0,0 +1,19 @@
+# 华东军区炮兵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延久同志的错误及处分的决定
+
+　　炮兵××团政治委员李延久同志，系山东省惠民县第八区屈家庙村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入伍前系学生，现为革命军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入伍，一九三八年五月入党；行政上历任预测队员、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组织干事、政治教导员、独立营副政委、组织科副科长、科长、团政委等职；党内曾任支书书记、总支委员、总支书记、团委书记、师委委员等职。
+
+　　李延久同志于一九五三年六月间请假返籍看望母亲，在此期间，由于其地主本质未得到彻底改造，并在居功骄傲的思想支配下，犯了一系列的丧失立场的错误。他为了维护剥削家庭的利益，而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攻击人民政权，污辱和威胁地方干部，助长了地主分子的反动气焰。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李延久同志的家庭为了私利，而和村长发生了较深的阶级利益的矛盾。李延久回家之后由于听了片面反映，使在第四天召集了他家的代耕户和村干部开会。在会议上他的态度非常蛮横，首先便大言不惭地说：「按你们办的事情，不应叫你们坐下，本想叫你们站着，但为了庄乡之面，才给你们个座位。」接着又质问村长：「你为什么贪污我的救济粮？」（已顶了李延久家的预借粮，并非贪污。）「你为什么砍我家的树？」（是村长与他家的界树，被村长砍用。）「你为什么偷我家的廩条？」（无任何根据。）又说：「我母亲告诉我，只要你认错就行，东西不要了；但我有权利处理我的财产，少一个钱也不行，要全部赔我。」并又威胁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带来了手枪，这不是打人的，但如果狗来咬我，我就打他。」因李延久采取如此恶劣的态度去「整」村干部，结果造成双方僵持不下，李延久同志的态度后来有些缓和，最后却又说：「限你们一个月把村里的帐算清。」由于此次会议未能达到李延久预定的目的，因此他又到了乡政府，声色俱厉地质问乡长：「你们到底是人民的勤务员，还是人民的老爷呢？我很怀疑！」在乡政府干部的一再忍耐下，他的态度才开始缓和下来。同时，李延久同志明知他的地主叔父表现不好，但却提出要政府考虑改变他叔父的地主成份，并恶意地提出要政府撤掉村长的职务与开除其党籍。最后，并警告乡政府在一个月之内将他的救济粮、树、廩条及村长的贪污等问题处理完毕，否则他要上告至毛主席。因此，造成村、乡干部思想情绪极为不妥，影响了正当的工作秩序，并向区委提出今后工作无法进行，要求处理。该区区委书记主动地找李延久同志谈话，此时李延久同志的态度仍很傲慢。
+
+　　李延久同志在返部前又去信乡、区政府威胁说：「你们不讲理，把我的母亲气病了，她如果好了没有问题，如果有个好歹你们要负完全责任。」（本人称是要他们负应负之责）其态度非常狂妄。
+
+　　在李延久同志和村、区干部谈话的同时，其母亲依持儿子是解放军的干部，也仗「势」和地方干部吵闹过两次，态度极为蛮横，并且提出了许多无理的质问，甚至要地方干部向她认「错」，充分暴露了地主、富农分子向人民政权反攻的狂妄态度。
+
+　　上述事实证明，李延久同志虽然经过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但其地主阶级的本质仍未得到彻底改造。他为了维护地主家庭的利益，便自恃解放军干部的荣誉，在功臣自居、骄傲自满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妄自尊大，肆无忌惮地对地方干部进行污辱、威胁，丧失了共产党的立场，破坏了党的政治纪律。其母亲所以敢如此猖狂，也是受了许延久的这种恶劣、态度的影响，并得到他的直接支持的。这样，就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该同志犯错误后，虽经过组织上反复、耐心的教育，但其对所犯的错误仍认识不足，认为其错误仅是方式生硬，不承认是原则性的立场问题，更不承认是为了家庭利益，总之是企图掩饰与歪曲错误的性质，这就证明李延久同志接受教育很差。为了严肃党纪，并给予悔改、挽救的机会，进一步教育其本人，经呈请华东军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自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至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七日）的处分。
+
+　　 一九五四年六月××日
+
+　　来源：《八一杂志》1954年第62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1.txt b/CCRD/3/7/5/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6b429435668aa9a7873fc1cb9b68471e3368bd
--- /dev/null
+++ b/CCRD/3/7/5/000011.txt
@@ -0,0 +1,17 @@
+# 中共旅大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的前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王维章党籍的决定
+
+　　王维章，男，41岁，家庭出身地主兼商人，本人成份学生，1938年入党（1942年至1948年曾失掉党的关系）。现任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党总支书记。其所犯严重错误事实如下：
+
+　　王维章的继父王子范系湖北省江陵、公安等县有名的反动恶霸地主。大革命后王子范曾任伪江陵、公安联合反共团总，1934年至1949年先后任伪弥市区经济主任、监务主任、合作社经理、县参议员等职。王子范曾先后杀害过我革命干部及农民7人。当地人民痛恨入骨，称他为“王爷”、“阎王”，他自称其管辖地区为“王氏天下”。
+
+　　1950年6月王维章来大连工作时从汉口将王子范带来，一直匿藏家中，当地人民政府因不知王子范下落，曾予通缉。1953年8月经旅大市委纪委会转去材料，江陵县公安局始经我市公安机关将王子范逮捕归案，判处死刑。
+
+　　当王子范隐匿在王维章家中，被我干部发现，直接写信给王要其向组织上交代时，王一面答应“交代”，一面仍继续隐瞒包庇。1953年1月王维章的错误被揭发，组织上找其谈话指出其错误时，王不仅没有检讨，反而说王子范“同情革命”、“好名不好利”、“乐于助人”，替反革命分子说话，庇护反革命分子。事后并将组织上对他的谈话告知王子范。
+
+　　在此以前，当武汉解放后，王维章之弟王维臣（曾任伪治安队长并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逃到他家时，王不仅不向组织上报告，反而将其继父王子范存放之600包棉花资助其弟逃走（中途被捕，已枪决）。
+
+　　王维章对包庇反革命分子的严重错误，虽经组织上的长期教育帮助，但他一直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于王子范的罪恶，最初说不了解情况，以后说思想麻痹，直至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始被迫承认。
+
+　　王维章所以长期包庇反革命分子，对党隐瞒，不愿诚恳承认错误，是由于他没有放弃原有反动阶级的立场。为挽回党的影响，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全体党员，决定开除王维章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2.txt b/CCRD/3/7/5/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b8dae1494ce3f295e73bdc1e21a7efb20713ac
--- /dev/null
+++ b/CCRD/3/7/5/000012.txt
@@ -0,0 +1,49 @@
+# 中央对全总党组关于工人日报发表“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一稿所犯错误的报告的批示
+
+　　（一）同意你们对工人日报发表“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一稿问题的处理。
+
+　　（二）应将工人日报编辑委员会的报告及章容同志的检讨两件登载“宣传通讯”此点请中央宣传照办。
+
+## （一）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工人日报社发表“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一稿所犯错误的报告
+
+　　4月2日工人日报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的通讯。这篇通讯是写一个老工人在王玉中奋勇救火牺牲了生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这篇通讯发表后的第二天（4月3日）赖若愚、刘子久同志当时以为在工人群众中产生了这样重大的事情全国总工会也应有所表示，当即向报社打电话询问这篇稿子的来源及事实真相，可是当时报社也不能答复具体的时间和地址，于是即责成工人日报和第二机械工会全国委员会进行调查。经工人日报、哈尔滨市委、市工会联合会和第二机械工会调查结果，认为这篇通讯纯系虚构、捏造，是一篇典型的“客里空”的报道。
+
+　　这篇通讯报道发表以后，在全国各地有很大的反应，据已知道的，西南工人日报、中国少年报、天津日报、沈阳日报、鞍山工人生活、浙江工人报、上海劳动报都转载了这篇稿子。西南工人日报转载时并加上按语，还出了“从王玉中同志的英雄行为得到了什么教育”的讨论题目。许多读者向工人日报来信表示向王玉中学习，并询问王玉中家乡的住址，以便和王的家人通信，并建议在报上发表王玉中生前事迹，登载纪念文章，把王玉中的事迹编成歌剧，以便广泛地教育广大劳动人民。
+
+　　这一事件的发生，我们认为工人日报社处理这篇通讯报道是十分欠妥当的，特别是在报纸上的头版上发表以黄继光式英雄命名的人物的事迹之前，没有与当事的机关和组织取得联系，弄清情况，而仅根据投稿本人之所谓“真人真事”，就轻率地发表了。而且编者并加按语说：“这篇文字完全是真人真事，厂名因保密关系不便公布。王玉中同志这样爱护国家财产，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热爱国家财产，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这种不调查研究，不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不请示上级擅自发表带全国旗帜性的问题，是完全错误的，是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报纸的政治威信。
+
+　　因此，我们即责成工人日报分党组进行检讨，接受这一深刻教训，健全和建立必要的制度。报社分党组和编委会曾进行了三次讨论，报社编委会和值班副总编辑章容同志都写了书面检讨报告，全国总工会党组会在5月18日进行了讨论，我们觉得此事在全国工人群众中的影响甚大，如公开检讨将会损伤工人日报及转载这一文章的其他报纸的威信。因此，我们提议不做公开检讨，但必须在内部进行严肃处理。除工人日报应进一步进行检讨教育干部外，是否可在“宣传通讯”上把这个报告和工人日报编辑委员会及章容同志的书面检讨公布。
+
+　　其次，投稿人彭占山（笔名革新）是哈尔滨□□厂劳动保险委员会的干事。我们建议撤销其劳动保险委员会的干事职务。（1954年6月）
+
+## （二）工人日报编辑委员会关于发表“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一稿所犯错误的检讨报告（摘要）
+
+　　工人日报今年4月2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的通讯。内容是写一个叫王玉中的老工人，奋勇救火牺牲了生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的英雄事迹。后来派记者调查的结果，证明此事纯系虚构、捏造的假报道。
+
+　　此稿是哈尔滨□□厂工会劳保干事彭占山（笔名革新）和该厂业余学校代理教员彭占寰（笔名晓旭）两人合写的。编辑部于去年12月31日收到此稿。两个作者在附信中说：这是真人真事，因保密关系，厂名不便公布。编辑部文化生活组看了来搞后，觉得事实写得简单、不够生动，需要补充材料，便在报上登了代邮，问知作者的通讯地址后，写信让作者补充死者的简历和照片等。3月18日收到作者们重新写过的稿件，除补充一些材料外，未寄来死者的照片，并又在信中说：这是他们亲眼看见的真人真事。但仍未写事情发生在什么厂子，也未写事情发生的时间。文化生活组即将这篇改写过的稿子，略加修改，并把文章的题目“老工人的英雄事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改为“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经主管编委审查后，即行发排。值班副总编辑章容同志看大样时，觉得这篇文章内容生动，有教育意义，问了处理稿件的编辑事情是否真实，调看了写稿者的来信，即信以为“真人真事”，并在发表时加上了“完全是真人真事”和号召工人向王玉中学习的编者按语。
+
+　　此稿发表后，在各地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许多读者来信表示要向王玉中学习，并询问王的家乡住址，以便和王的家人通信；建议报纸发表王的生前事迹，登载王的生前又好写的纪念文章，把王的事迹编成歌剧，以便广泛地教育劳动人民。西南工人日报、中国少年报、天津日报、沈阳日报、鞍山工人生活报、浙江工人报、上海劳动报等都转载了这篇稿子，西南工人日报在转载时并写了同样的编者按语，还出了“我从王玉中同志的英雄行为得到了什么教育？”的讨论题目，发动工人在报上进行讨论。
+
+　　编委会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多次讨论，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处理这一稿件的有关人员，片面地轻信作者自称他们所写的是“真人真事”，而没有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向有关的组织进行调查，直到稿子发表后，还不知道事情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这种对工作不严肃、不负责的态度，就是造成这一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此外，对这样一种带有全国旗帜性的人物的重大问题，值班副总编辑事前没有提交编委会讨论，又没有向全国总工会及中宣传部请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全国总工会本来有过明确的规定，即凡有关具有全国旗帜性质的人物的稿件，一定要取得全国总工会和党中央的同意后才能发表。但工人日报编委会却没有讨论过全国总工会的这一指示。编辑部没有经常对编辑人员进行关于新闻必须真实的教育，没有在编辑部内建立关于检查稿件的严格制度，这些都是造成这次错误的原因。
+
+　　编委会在检讨了这一错误后，认为这一事件给予我们以深刻的教训。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报纸工作是党的一种严肃、负责的工作，在报上发表的批评和表扬的稿件都要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必须经过确实的调查，不但要向作者调查，更重要的是要向有关的组织调查。必须在全编辑部人员中，树立起相信党的组织，依靠党的组织的观念。今后对有关全国旗帜性的人物的报道问题，一定要请示全国总工会和党中央批准后才能发表。未经全国总工会和中央批准，报纸编辑部即无权对任何人加上任何全国旗帜性的头衔。
+
+　　为了接受这一事件的教训，保证今后不再重犯类似的错误，编辑部准备采取以下措施：（1）除编委会进行认真检讨外，并责成有关人员进行认真检讨；并组织编辑部全体人员进行讨论，接受这一错误的教训。（2）结合对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的学习和对苏联真理报经验的学习，经过检查，健全和建立必要的制度，首先是关于来搞来信真实性的调查制度。（3）通过“工人通讯员”刊物，向工人通讯员进行关于新闻必须真实的教育。（1954年5月）
+
+## （三）工人日报副总编辑章容同志的检讨
+
+　　4月2日，本报第一版发表了一篇题为“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的通讯。这篇通讯，经事后调查是不是真实的，是作者虚构的。这篇不真实的稿子的发表，使党的威信和报纸的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
+
+　　这篇虚构的稿子所以能够出现在我们的报上以及它所造成的严重影响，我应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一、稿子是由我最后审定发表的，但我在发表这篇稿子前，没有辨别其真伪，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查；二、“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这个标题是错误的，我在审稿时对这个标题没有进行慎重考虑；三、按语中说“这完全是真人真事”，这句话的根据是不足的，而这个按语是我加的。由于二、三两项的错误，扩大了这篇虚构的稿子的影响。
+
+　　发生这一错误，从我的思想上和作风上来进行检查有如下原因：
+
+　　第一、工作态度不严肃。新闻工作是一种严肃的政治思想工作，新闻工作人员必须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但是，我在处理这篇稿子时，采取了一种不严肃，不负责的态度。“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是人民新闻工作者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我是知道的，也是承认的，但是在处理这篇稿子时，只是考虑到稿子内容的生动，有教育意义，而忽视了“新闻必须完全真实”这一原则。虽然，我在发表这篇通讯前，也曾问过编辑，调查过这篇稿子的真实性。但是这种调查时浮皮潦草的。因此，当编辑回答我是真实的，并看了通讯员的来信（信上说他们亲眼看见的）后，便对稿中的事实确信无疑了，并轻率地根据通讯员的来信加了“完全是真人真事”的按语。这种工作态度的不严肃和政治上的责任心不强，是造成这一错误的根本原因。如果在发表这篇稿子以前，我能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待，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对，那么，这个错误原是可以避免的。
+
+　　第二、缺乏政治观点是造成这一错误的另一个原因。“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这个标题是错误的。黄继光的英雄事迹不但在全国人民中有极大的影响，就是在国际上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所以黄继光式的英雄称号是不能乱用的。但是，编辑同志在处理这篇稿子时，将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随随便便的按在一个老工人的头上（且不说根本没有其人），显然是不妥当的，错误的。我在审稿时由于只考虑到事迹的生动，竟对这个标题没有仔细考虑。没有想到这个标题的政治分量和它所发生的政治影响。如果我在审阅这篇稿子时，能从政治上来考虑这个标题，那么这个标题的不妥也是可以发现的。
+
+　　第三、发生这一错误，与我的组织观念薄弱是有关的。保证稿件中所叙述的事实真实可靠，必须充分利用组织力量，向有关组织进行调查。我在处理这篇虚构的稿子时，由于我轻信了通讯员的来信，竟根本没有想到有向有关组织进行调查的必要，这足以说明我的组织观念的薄弱。
+
+　　第四、发生这一错误，与我的自满情绪也是有关的。一般地说，我并不是狂妄自大的人，但是在处理这一具体问题的时候，觉得自己从事新闻工作有些年了，因而产生了一些自满情绪，往往毫无根据的相信自己，既不善于与同志们商讨研究，也不向领导上报告请示就自己决定问题。这篇虚构的稿子从我看到到发表前，有一天一夜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像这样一篇巨大影响的稿子原应该与其他编委同志商讨并向领导上报告请示后再发表的。但是，在我这种自满情绪的支配下，竟没有想到应将这篇稿子与其他编委同志商讨也没有向领导上请示迳自发表了。
+
+　　报纸发生这一错误，我深感事情的严重与自己责任的重大。我愿意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使今后不再发生类似错误，并请求编委会及全总书记处给我以应得的处分。（1954年5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3.txt b/CCRD/3/7/5/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5ba6a34a75da2c64f1332f7bddf7932ea53fc7
--- /dev/null
+++ b/CCRD/3/7/5/000013.txt
@@ -0,0 +1,17 @@
+#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任一人党籍的决定
+
+　　任一人，男，现年39岁，山东蒙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自由职业，1937年11月入伍，1939年4月入党。历任：部队指导员，秘书，县府科长，区长，县长，专署财政局长；南下后曾任温州市军管会财经部金融处副处长，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行长，市财委副书记，副市长等职。党内为市委委员。
+
+　　任一人自南下进入城市后，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其具体事实如下：
+
+　　（1）贪污国家资财，挥霍浪费。1949年6、7月间，任一人利用职权先后贪污在反金银投机斗争中没收来的黄金16两、金戒指11只、金链子两条（上两项共约重2两3钱）、银元4枚、角子17个。平时在生活上铺张浪费，擅自动用公款修建银行房子、个人寝室、警卫室、洗澡室等等。共计浪费国家资财在千余万元以上。并接受资本家和留用人员的礼物。而任一人认为是自己的场面好，对资本家的奉迎引以为荣。
+
+　　（2）丧失立场，纵容资产阶级的进攻。在工作上无原则的信任、重用留用的伪银行高级职员，偏面的强调“一视同仁”。如该行业务股长石公琰，原为温州私营钱庄及甄实银行董事，又为永康钱庄的股东，伪省银行的副经理兼营业主任。任一人明知其历史情况，不但不提高警惕，反错误的认为石对银行业务熟悉，竟将重大金银案件及放款等工作均交石公琰处理，并曾一度向领导推荐石当该行营业主任。由此，石公琰即乘机进攻，一面将任一人介绍给大资本家往来，拉任下水，另一方面利用职权以编造账册出卖经济情报，勾结奸商投机倒把，盗窃国家资财，致使解放后的2年时间中，该行业务的开展落后于私营行庄，使国家的经济遭受很大的损失。
+
+　　（3）对抗领导，品质恶劣。1950年人民银行省分行派检查组去温州支行检查，任一人抗拒检查，事先召开股长会议进行布置，并连夜赶造假账来蒙蔽上级。检查组离温后，任一人即批评向检查组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说他们思想动机不纯，并在干部大会上公开指责检查不当，更进一步向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控告省分行检查科，企图钻空子将省行检查的事实完全推翻。而平时对下面则家长式的领导，压制批评。对敢于向他提意见的干部加以打击报复，作风极为恶劣。
+
+　　“三反”运动中坚持错误，拒不坦白，虽经党反复教育启发，而任一人坚称“没有问题”，并装佯作假，几次写保证书，甚至以破手指盖血印等无赖手段来欺骗组织与群众，企图混过“关”去。直至市级机关坦白检举大会上将其罪证公开揭发，宣布逮捕法办后，任在无可抵赖的情况下，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认识仍不深刻。
+
+　　任一人虽经党长期教育培养，但南下进入城市以来，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享乐思想严重的发展，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甚至丧失立场，纵容资产阶级的进攻，使国家资财遭受巨大损失，尤其在伟大的“三反”运动中拒不坦白，坚持错误，说明任一人已蜕化变质，无法改造。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经省委研究决定，并报华东局批准，给以开除党籍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4.txt b/CCRD/3/7/5/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2c5a3ecb137e221568de6ed942dc0043700a56
--- /dev/null
+++ b/CCRD/3/7/5/000014.txt
@@ -0,0 +1,9 @@
+# 山东乐陵县委宣传部长林耀荣在粮食统销宣传中的错误
+
+　　<《宣传通讯》编辑部>
+
+　　山东分局宣传部对乐陵县委宣传部长林耀荣同志在该县三区党、团员、积极分子会上报告关于粮食统销问题中所犯的严重错误发出通报。通报中指出：林耀荣同志在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中，违背了党的指示和政策，无组织无纪律，标新立异，自以为是，党性不纯的错误，必须引起全党警惕。他在宣传粮食统购统销意义时，强调灾荒严重是必须统购粮食的原因，并荒谬地编造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在动员农民卖粮给国家时，他在说明了支援工业、支援志愿军（这是对的）后，有错误地去强调要“支援干部”，向群众算了一笔极其错误的糊涂账，他说：“1个乡干部每月15万元，1年得14亩地的出产；1个区干部1年得25亩到30亩的出产，八区1个妇女干部，2个小孩1个保姆，每月领90万元，1年需1千多万元，得85亩地的出产；再说我自己也得5千斤粮食。”
+
+　　上述错误的宣传，不仅歪曲了党的政策，破坏了党群关系，造成群众对党与政府的不满，并且助长了群众思想混乱和对粮食的恐慌心理，增加了当地统销工作中的困难，给党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一事例值得各地宣传工作者引以为戒。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4年第16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5.txt b/CCRD/3/7/5/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6321233d75e3796b239abe5fa6d92587ac58c6
--- /dev/null
+++ b/CCRD/3/7/5/000015.txt
@@ -0,0 +1,9 @@
+# 原太原铁路管理局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马永力道德堕落至极已被开除党籍
+
+　　马永力，河北省易县人，现年三十四岁。一九三九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区委书记、县委敌工部长、铁路分局政治处宣传科长、铁路地区党委书记等职，现任太原铁路管理局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
+
+　　马永力一贯利用职权玩弄妇女。自一九四四年与王建华（党员）结婚至一九五二年期间，曾先后奸淫房东妇女、保姆、女职员、志愿军家属等十余人。马永力常常藉给女职员解决党籍、历史或工作问题，以引诱欺骗等手段进行调戏污辱。并曾在其直接领导下的宣传员训练班和“三反”办公室的青年女干部中，任意挑选所谓“恋爱”对象。更恶劣的是在“三反”运动中藉口谈工作，将“三反”办公室一个姓李的女干部奸污以致怀孕，之后竟又勾结旧医非法打胎。马永力为达到和其爱人王建华离婚的目的，曾造谣说“王建华有精神病，作不了工作”，并经常辱骂王建华，有时甚至加以殴打。王建华怀孕以后，又迫使她去医院做人工流产，遭医院拒绝后，更在其整个怀孕期间及产后施以精神与肉体上的种种摧残。马永力对上述种种错误，一贯对党隐瞒，不作交代，且为了掩盖错误，曾几次给王建华写“悔过书”，要求王勿向组织揭发。一九五二年王向组织揭发后，马不仅不向党承认错误，反将王向组织揭发他的错误的证件从政治处一干部手中抢去，企图毁掉，并与打胎医生等订攻守同盟抵抗检查，经严格批评教育后，始承认错误。
+
+　　上述事实说明，马永力已变质为道德上极其堕落的蜕化分子。为了严肃党纪法纪，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全党，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已决定开除马永力的党籍，并建议政府依法予以处理。
+
+　　来源：《建设》1954年6月18日第292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6.txt b/CCRD/3/7/5/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9ce9c3c31812785358aa557de1c6afb3d4e6e5
--- /dev/null
+++ b/CCRD/3/7/5/000016.txt
@@ -0,0 +1,7 @@
+# 华北军区某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李立居功骄傲为父“报仇”辱骂殴打村干部受行政降职处分
+
+　　华北军区某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李立，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二年入伍，一九四三年入党。其父李恩甲，在土地改革时，因组织军属反对村政权，包庇袒护地主，辱骂贫农团干部，曾被我人民政府扣押。李立身为共产党员和比较负责的干部，对其父这种破坏土地改革的不法行为，不仅未站在党的立场上去正确认识和对待，反而存心为父“申冤”，错误地怀疑是本村支部委员白俊岩和副乡长白玉龙“谋害”其父，于今年二月请假探家时，将白俊岩、白玉龙叫至自己家中，威逼质问系谁主张扣押其父。因该二人不知，李即大发雷霆，态度蛮横，辱骂他们是“混蛋”，并说：“你们是什么共产党员，都是欺压人民的坏蛋，没有良心”等，并用拳打脚踢。当公安局派员前往调查时，李当着公安局干部，仍以蛮横态度对待村干部。
+
+　　李立在学习了总路线之后，对其父阻挠土地改革的行为，不能站在党的立场上处理，竟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居功骄傲情绪的支配下，为父“申冤”，站在政府和人民之上，辱骂殴打村干部，给我党我军造成极坏的影响。对以上不法行为，李归队后并未向组织反映，直到检举材料转来后，才作了交代。为了严饬军纪，教育本人及全军，华北军区决定给予其行政上降职处分。
+
+　　《建设》1954年6月26日第293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7.txt b/CCRD/3/7/5/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a29dc337db4db9de2eef73eb7cbd1e4c12c44
--- /dev/null
+++ b/CCRD/3/7/5/000017.txt
@@ -0,0 +1,11 @@
+# 军委炮兵部队首长关与李延久的行政处分的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
+　　我部所属某团政治委员李延久，由于出身地主阶级家庭，参加革命后，虽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和党的培养教育，但剥削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本质始终未得到彻底改造；在革命胜利的条件下，又滋长了骄傲自满、功臣自居的思想。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当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即违反党的原则，犯了一系列严重的丧失立场的错误。
+
+　　李延久同志的家庭，为了私利，较长时期和该村村长有着较深的阶级利益的矛盾。一九五三年该同志请假返里后，不但不能站稳立场严重处理这一问题，反而一再庇护其地主家庭复位，并自恃个人「权威」、「声势」擅自召集了该村干部及其代耕户的会议，以未领到救济粮以及界树被砍掉、廩条遗失等为词，当众污辱村长贪污和偷盗；并到乡政府申诉乡长，限定村、乡政府在一个月以内将「救济粮、界树、廩条及村长贪污」等问题处理完毕；同时还无理地要求政府撤掉村长的职务、开除村长的党籍、改变其叔父的地主成份。由于上述这些问题没有按照自己的愿望加以解决，在他返部前又写信给区政府，进一步施以压力和威胁，态度表现极为骄横、嚣张。由于该同志这种错误影响，致使其母屡次和地方干部吵闹，甚至竟敢要地方干部向她承认「错误」，因而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李延久同志身为团政治委员，不仅不能维护党的利益，成为执行党的政策、政府法令的表率，反而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肆意予以破坏，并威胁、打击地方政府干部，助长地主分子的反动气焰；尤其是该同志犯错误后，组织上曾再三对他进行教育和帮助，但他对错误的认识仍很肤浅，并企图坚持其错误的立场，掩饰其错误的性质，丧失了一个革命干部的品质与立场。因此，李延久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为了维护军纪，挽回在人民群众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进一步教育该同志，使其能改过自新，经我们研究，除同意华东军区炮兵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曾给予其党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外，并同意华东军区炮兵首长的意见，在行政上给予其降职的处分。
+
+　　 司令员  陈锡联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邱创成一九五四年七月×日
+
+　　来源：《八一杂志》1954年第62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8.txt b/CCRD/3/7/5/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d078647d50526ec6bfe6c5108e4e03a0399d35
--- /dev/null
+++ b/CCRD/3/7/5/000018.txt
@@ -0,0 +1,17 @@
+# 上海市榆林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蜕化变质分子顾承德的报告
+
+　　我区私营大成橡胶厂前代理党支部书记顾承德（该厂会计、兼工会主席）自1952年5月入党以后，该厂资本家王经纹即积极向其进攻，两年来共向顾行贿1600万元。1952年12月区委发现此种情况，曾对顾进行过严格的批评教育，当时他也承认了错误，并写了书面检讨，保证今后不再犯。但事实上他不仅毫未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去年一年接受贿赂的款数即达1550万元，而且还在所经手的账目中，挪用了1482万元，资本家对此明明知道，但不过问，实质上是变相的贿赂。1952年12月，资本家曾要提拔他当综合科长，被区委阻止，他因此对党不满。
+
+　　顾承德竭力包庇资本家的“五毒”行为。该厂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后勤军需部（以下简称三野后勤）、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市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市联社）所签订的加工合同中，明确规定：“专料专用，多余的原料必须交还。”区委和上级工会经常指示要根据合同监督资本家，揭发其不法行为，顾却把合同交给一个政治上不可靠的职员保管，不让工会生产委员（党员）看到。顾还纵容资本家将国家的汽油、橡胶与厂里的汽油、橡胶混在一起使用，使资本家得以乘机盗窃国家大批原料，仅去年第四季度接受中国百货公司、市联社加工的2769疋雨布中，就盗窃了橡胶2036市斤，汽油728加仑。该厂给三野后勤、百货公司、市联社加工的雨布，只刮两次胶，质量很差。后来三野后勤提出要刮三次，资方勉强答应，而顾却维护资本家利益，反对三野后勤的意见，坚持只刮两次，并要求区委工业部支持他的意见。受到工业部批评后，还不心服，亲到一德、华丰橡胶厂去打听，见他们都是刮三次胶，才勉强同意给三野后勤刮三次。可是对百货公司、市联社的雨布却仍只刮两次。直到一个月以后，工人再度提出意见才刮三次。
+
+　　该厂资本家经常挑拨工人与国家的关系，说：“接受加工订货任务是亏本生意，贴了原料，又罚了款。”顾在工人大会上也替资本家散布这个诬蔑言论，使工人对国家加工、订货不满。
+
+　　顾承德还利用代理支部书记职务的便利，将积极帮助资本家施行“五毒”的职员包永年列为积极分子，准备吸收入党。
+
+　　此外，顾承德在生活上也极腐化，经常出入上海各大饭店，结婚时，就花了1600万元。
+
+　　顾承德已完全蜕化变质为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理人。为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区委决定，开除其党籍。
+
+　　 1954年7月
+
+　　来源：《纪律检查工作》第十四期，1954年12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19.txt b/CCRD/3/7/5/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34a4e1e95bc74f5e4a0ef2a86a76818b32b68
--- /dev/null
+++ b/CCRD/3/7/5/000019.txt
@@ -0,0 +1,15 @@
+# 中共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赵通儒党籍的决定
+
+　　赵通儒，男，46岁，陕西子长县人，家庭贫农成份，本人学生出身，1924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担任党的工作，曾历任伊盟工委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等职，现任最高人民检察署西北分署秘书长。
+
+　　赵通儒入党以来，曾为党做了一些工作，但在1949年出狱后（赵在1946年被榆林敌人拘捕），党虽在各方面予以照顾，而他却怀疑党不信任他，对党不满，经常计较个人待遇，打算退休，不愿继续革命，说“革命结果是弄得家败人亡”；且曾4次未经组织批准，私自走到外地，其中一次竟跑到东北闲游数月；近几年来更一直发展到对党进行诽谤谩骂，屡次向党提出要求退党退伍，并不断的向党外人士诉苦要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等，在党内外造成极坏影响，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所应有的品质，而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卑鄙的泥坑中去。
+
+　　赵通儒在给张治中、邓宝珊、左协中等党外人士的信中，诽谤我党是“结党营私，不顾人民疾苦”的“派别组织”。在他所写“至中南海当局的公开信”上，污蔑我党中央的领袖是“站在人民头上的人”；对我党中央的领袖说不要“自以为椅子坐稳了”；又说党中央尽是江南人，没有别处的人参加“点缀门面”，并污蔑党内有派系斗争。
+
+　　赵通儒多次以卑鄙求乞的口吻和流氓要挟的手段向党外人士邓宝珊、左协中、高桂滋等要钱，向他们诉说自己的生活如何穷苦（事实上赵是按九级干部待遇，每月收入百余万元，又别无其他负担，生活是可以过得相当宽裕的），要他们与他“患难与共”、“慷慨帮助”、不能“不认乡亲”。他给邓宝珊要钱的信上说：“我在西安无立锥之地……你既然跟着共产党走，你的也应有我的”。最近在他向左协中要钱的信上竟赌咒说，这是最后一次，以后“如再开口，是王八蛋”。此外，并多次向党的负责同志写信要钱，要手表、钢笔、收音机、自行车等。赵所要来的钱，许多都是花在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用途上。
+
+　　党对赵通儒上述一连串的严重错误，虽曾多次给以批评教育，但因考虑到他在1949年出狱后，当时身体不好，有时神经不很正常，故未彻底处理他的问题。今年3月，鉴于他上述错误又更加发展，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党委特正式邀他面谈，严正指出他错误的严重性，要他能痛改前非，挽救自己光荣的政治生命，但这次谈话以后，赵的思想行为仍无丝毫改变，继续向党写信要求退党退伍（前后共写了7次），并仍不断向人要钱和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等。6月12日，党委会又再一次找他谈话，当即指出他的错误已发展到为党纪所不能容忍的程度，党委将要依照党纪最后处理他的问题。但他仍无悔改之意，在不久前西北行政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期间，又向邓宝珊、左协中等诉苦要钱。至此，党委会乃全面研究分析他的问题，一致认为赵的神经在平常一般状况下是正常的，脑子是清醒的，只有在他认为是受到了特别的刺激时病才发作（1年多来2次犯病，1次为丢了几十万元，1次为他的父亲被人打伤）；对他的生活行为起主导作用的，不是病，而是他的蜕化思想；他的上述错误言行是一贯的经常的，并且一直坚持和发展，无论组织上派人个别规劝或集体批评，他总是无动于衷。
+
+　　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党委会认为赵通儒已由长期对党怀疑对党不满，发展到与党对立和反对党的程度；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发展到顶点，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堕落到不想继续革命，只贪图个人享受的卑鄙境地。赵的上述错误思想行为是党章党纪所不能容许，且已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特决定开除赵通儒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0.txt b/CCRD/3/7/5/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d983242952d493e18351527e688cb8e825bd49
--- /dev/null
+++ b/CCRD/3/7/5/000020.txt
@@ -0,0 +1,13 @@
+#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总结
+
+　　自去年十一月开始实行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以后，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为了保证粮食政策的正确贯彻，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违犯党纪的各种案件进行了严肃的处理。全区（缺内蒙古）共处分党员二千九百九十六人，其中开除党籍者七百四十九人（内有反革命分子十五人，阶级异己分子四十六人，余为错误极端严重及蜕化变质分子），留党察看者五百三十六人，撤销工作者二百九十八人，警告者一千一百五十四人，劝告者二百五十九人。从错误性质上分：匿报机关原存面粉、套购抢购以及煽惑群众抵抗政策执行者一千一百五十七人，囤积居奇、勾结私商投机倒把者二百一十二人，严重强迫命令、官僚主义造成人畜伤亡以及粮食损失者一百一十四人，严重违反政策者三百零六人，失密、泄密者三百一十七人，挟嫌报复者五十二人，其他八百三十八人。上述受处分党员中，不脱离生产者二千五百一十五人，一般干部二百六十八人，区委级干部一百五十一人，县委级干部四十六人，地委级干部五人，其他十一人。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政策的贯彻执行，对全体党员来说，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纪律考验。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正确处理，保证了粮食政策的贯彻执行，打击了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清除了各类坏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加强了党的纪律性，提高了党的战斗力。
+
+　　此次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作法与经验是：（一）正确分析党员思想情况，进行纪律教育，加强思想、业务指导，正确处理案件。经过党的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党员的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但是绝大多数农村党员就其家庭经济状况来说尚是个体农民，即小私有者，因此，在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开始，有些党员有抵触情绪是很自然的。从这种情况出发，分局、省委、市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开始即规定了若干纪律，在全体党员中进行教育；在工作进行中，上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派检查组了解情况，作出各种案件的“判例”，明确政策界限，进行思想、业务指导，使案件得到正确处理，从而正确贯彻了严肃慎重的方针，对犯错误的党员进行了艰苦耐心的教育，清除了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以及蜕化变质分子，处分了少数坚持错误的党员。使绝大多数党员提高了阶级觉悟，积极拥护党的粮食政策；有些在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初期犯了错误的党员也进行了检讨，决心改正错误，积极执行党的粮食政策，因而对他们免除了党纪处分。（二）在处分党员时，应严格控制，有偏即纠。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是个复杂的新的工作，在处理这样带有群众性的大批案件时，为了正确掌握，对党员的处分问题应实行严格控制；同时，由于某些党委忽视对党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党的纪律教育，存在着某些急躁情绪和企图单纯以纪律处分解决问题的观点。据此，华北局及分局、省委、市委及其纪律检查委员会除反复贯彻政策和以具体实例进行教育外，并规定对农村党员开除党籍处分由地委审查，一般处分由县委审查，纠正了某些忽视教育单纯强调处分以及某些地区不经党的组织而由工作组甚至个人乱处分党员的现象。（三）结合此次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善后工作，认真处理申诉案件，进行重点复查，纠正了党纪处分中某些畸轻畸重的现象，进一步提高了党员的阶级觉悟与遵守纪律的自觉性。
+
+　　从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中所发现的问题看，下列几点是值得各级党委及其纪律检查部门加以注意的：
+
+　　一、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和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地侵蚀着我们党的队伍。如河北省沧县五千八百七十三个党员中，有各种剥削行为者六百八十人，占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五七。其中有的购买土地，放高利贷，骗取国家贷款，偷漏国税，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蜕化成为富农分子和投机商人。由于此种侵蚀，严重地影响着农村党组织的战斗力，阻碍着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的贯彻执行。因此，对农村党员必须加强纪律教育，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纠正其错误思想和行为，其中问题严重以及经教育后仍然坚持错误者，应给予适当的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
+　　二、经过“新三反”斗争以后，干部的群众观点有很大加强，工作作风有所改善，但在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工作中，强迫命令作风仍然是严重的。如河北省邯郸专区曾发生农民自杀事件二十四起，已死者十二人，其中不少是因干部的强迫命令所致。其他地区有的干部按成份指派售粮任务，个别地区甚至因干部的强迫命令作风造成混乱局面。这是由于这些干部不了解农民是劳动者又是私有者的特点，不了解粮食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农民固有生活习惯的极大改变，因而忽视艰苦的说服教育工作，不是依靠充分的政治工作和必要的可行的经济工作去执行任务，而采取了简单急躁、硬逼硬挤的强迫办法。其次是有些干部由于工作经验缺乏，政策水平低，存在着单纯任务观点，不了解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因此，我们认为，除各级党委应加强农村干部的理论、政策教育，使之懂得改造小农经济的理论、政策和方法外，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具体处理强迫命令问题时，必须与违法乱纪分清界限，对一般性的强迫命令错误应着重加强教育，对违法乱纪者才予以纪律处分。
+
+　　三、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是贯彻执行党的总路线的重要措施之一，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应随着这一工作的开展，加强纪律检查工作，加强党的纪律性，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在一九五三年冬和一九五四年春的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虽也取得一些经验，但毕竟还是一个新的工作，因此，今后各地应随时注意总结这一方面经验，用以教育纪律检查工作干部，提高其政策思想与业务能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1.txt b/CCRD/3/7/5/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ab6e8d8ee017ca8514d0924111e4eb16cd7ce9
--- /dev/null
+++ b/CCRD/3/7/5/000021.txt
@@ -0,0 +1,73 @@
+# 解放日报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经验教训
+
+　　<解放日报编辑委员会>
+
+　　解放日报在过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有过几个效果好、影响较大、受到欢迎的批评。如：“三反”中的路星元事件、第一仓库事件、华东局处分7个高级干部的事件；新“三反”中的黄逸峰事件。这些都是经过大张旗鼓地连续宣传，宣传得较深、较透的。此外还有些不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只是批评了一次或几次，也收到较好效果的，如新“三反”开始前的对若干单位不顾国家建设整个需要、不愿调出干部的本位主义的批评，1953年对江苏省如东地区农村资本主义经济泛滥的批评，总路线宣传中的“草籽事件”及最近某些小品文的批评等。
+
+　　这些批评对教育群众、改进工作的作用很大，报纸也通过这些批评在群众中提高了威信。也正是“三反”、“五反”以后，解放日报的发行额达到最高峰——16万多份。路星元、黄逸峰事件，对推动“三反”与新“三反”斗争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
+　　凡是起了作用的批评，经验证明都是在党委直接领导、亲自布置下获得的；凡是错误的批评，都是离开党委，自以为是搞出来的。
+
+　　解放日报在过去批评工作中的缺点与错误是：
+
+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不经常，不广泛、不充分。
+
+　　解放日报的批评，经常性很差，上述影响较大的批评，是屈指可数的。很长时候（如新“三反”以后）报上很少批评。当然，这些时候不是没有可批评的，而是我们没有去积极地争取，如资产阶级思想对上海及华东各地工人的侵蚀，是很严重的。在华东地区的党内，如四中全会指出的那些错误的思想行为，如骄傲自满，个人主义等，也是存在的。对这些问题，我们都批评得太少了。我们批评的面也不够广泛，对中心工作以外的重要问题，批评得太少，到最近才略有改变。
+
+　　这种批评不够的现象，应是我们基本的缺点和错误，是我们党性不强的表现，是一种失职行为，按错误的性质说，是一种右倾的错误。
+
+　　（二）少数的批评，主要是新“三反”中的批评，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偏向，即“左”的错误，影响极坏。
+
+　　这种“左”的错误的主要表现，是没有掌握正确的方针。正确的方针应是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针，但我们由于头脑发热，失掉冷静，忘了区别不同情况，分别对待，忘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所应当达到的目的，因而不管错误性质如何，一律戴上一个“官僚主义严重”或“压制批评”的帽子，而要求“严肃处理”。这样不分错误的性质、程度、轻重，“一鞭子赶”的作法，就使有些不应受到批评的同志也被批评了，有些虽应受到批评，但我们批评的太重了，过份了。
+
+　　更严重的是，个别的批评不仅观点错误，而且事实也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如对大鑫机器厂的批评本来不完全真实，因为该厂党委没有完全按照记者的不真实批评作检讨，新“三反”时就有意再去批评一下，使该厂党委受到报纸连续数次批评，削弱了党委威信，形成极端民主的倾向，厂长不敢管工人，而我们却还批评他民主生活不够。这种失实现象，在内部刊物上更为严重。
+
+　　以上是属于政治性的错误。
+
+　　其次是组织上的错误。我们在新“三反”中及其他个别地方，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散主义，首先是某些地方没有遵照党委意图办事，如新“三反”时华东局明确提出以“抓住典型，搞深搞透”作为报道的方针，我们却不分轻重，“一鞭子往下赶”。华东局也曾指示批评要慎重，实事求是，我们也未认真研究，坚决执行。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同志利用内部刊物与党委对立。如陈展事件，谭震林同志已提出批评，我们仍在内部刊物上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错误的相反的意见。
+
+　　错误产生了巨大的危害，那就是：削弱了党委的领导作用（许多党委缩手缩脚不敢领导），影响了党与群众的团结，模糊了党的正确方针，鼓励了分散主义与极端民主倾向（如批评安徽日报不敢批评同级党委等），伤害了好人，造成了应有的紧张局面，并支持少数坏分子得以兴风作浪。
+
+　　检查我们以往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发生上诉错误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
+　　（一）报纸编辑部的领导者党性不纯。如：
+
+　　我们对黄逸峰压制批评事件进行了一系列批评以后，得到了广大读者的支持，读者来信飞速增加，显然当时的工作是有一定的成绩的。但是报社领导干部没有很好地保持清醒的头脑，相反地滋长了骄傲自满和自高自大的情绪。在这种错误情绪的支配下，我们对党委就不够尊重，对华东局关于新“三反”斗争报道的指示，因我们骄傲自满而产生抵触情绪，就没有在实际工作中不折不扣地执行。由于骄傲了，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就主观、片面，不能冷静的考察问题，不同的意见听不入耳。与市委的关系更值得检讨。平素我们对市委就不够尊重，心目中认为解放日报是华东局的机关报，而忽视了同时也是市委的机关报。有时遇到我们的意见与市委的意见有出入时，不是很好的听取市委的指示，而是采取分庭抗礼的态度。甚至认为市委右倾，要批评一下市委的个别委员。由于对党委不尊重，使我们不能很好的依靠党委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我们的工作，发生了许多原可避免的错误。而在新“三反”后期受到党委正确的批评以后，又未坚决执行华东局“不要偃旗息鼓”的指示，放松了对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组织与领导，致报纸长期缺乏批评，也是党性不纯的表现。
+
+　　（我们的原则性不强，不坚定。当新“三反”斗争开始后，批评与自我批评空气空前活跃，随之而来的是四面八方的压力，纷纭的意见。由于我们原则性不强，怕戴“压制批评”的帽子，不敢大胆地根据党的原则来处理问题，因而放松了对稿件的严格控制，允许一部分不健康的批评出现在报纸上。）
+
+　　我们领导作风上存在着分散主义与官僚主义。没有发挥编委会的集体领导作用。在运动开始前，我们没有尽主观力量向编辑部全体同志交代政策，交代办法，做全面的布置，使编辑部全体同志在工作中不至于迷失方向。在工作过程中，我们又没有及时地讨论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及时地分析社内社外的思想情况，防止错误的发生和发展。如编辑部内部的许多不健康情绪，我们不是发现了没有及时制止，就是根本不了解。
+
+　　（二）由于领导上的骄傲自满情绪，影响了编辑部一般同志，不去分清是非的界限，具体表现在我们不能很好地区别对待各种犯错误的同志。如有的组在任务下达后，由于平时没有准备，就乱扑乱抓，把平时了解的那些生活上有缺点的人，不加分析地列入报道计划。又如我们随便给人家扣帽子：如“严重的官僚主义”、“胡作非为”、“杀人凶犯”，或是“非常恶劣”、“十分严重”、“不能容忍”等等。结果，当然帽子扣得不完全适当，甚至扣错了，伤害了一部份同志。当时大家的错误看法是批评只要基本正确，即可发表，被批评对象如有意见，可以在报上申辩，忘记了我们是党的机关报，是代表党委发言的，必须坚持报道完全正确的原则。
+
+　　我们编辑部的部份同志中，还存在着一些个人主义情绪，这些错误情绪，影响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正确开展。如我们有些同志平素对上海市人民法院的领导者不满，就企图在报上“整”它一“整”。个别同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为了进一步促进团结，帮助家人改正缺点，搞好工作，而是为了自己在报道中能一鸣惊人。如原工业组副组长沈涯夫同志在处理工人管有利检举案中，就是从这种错误思想出发，想一鸣惊人，表现自己是最能坚持真理的，从而发展到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有的同志好大喜功，所谓要“抓大牛”（批评高级干部），要打“活老虎”（批评党委没有发现或处理的事情），对“小牛”、“死老虎”不感兴趣。当然，批评对象不论其职位高低，职位高的犯了错误照样要批评，这是对的，能够发现党委所没有发现的恶劣分子，也未始不可，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从好大喜功出发，以致批评失实。如对华东司法部副部长陈时夫同志的批评失实，就是在“抓大牛”思想支配下造成的。为了“打活老虎”，就发展到不择手段。如对大鑫机器厂党委书记高延山的批评，批评他压制批评，打击通讯员，编辑部个别同志明知批评错了，但还是硬要人家检讨，说什么“报纸不能打败仗”。结果党委书记高延山说：“让报社派人来当党委书记吧。”该厂厂长说：“党委书记都撑不住，我们有什么办法。”许多干部怕把党籍搞掉，不敢发言。
+
+　　个人主义情绪还表现在批评稿写好后没有通过即表示不满，把人家自我批评稿件斩头去尾变成揭发性的稿件；为了稿件“生动有力”，在原稿上添上许多编辑的意见，歪曲了事实；对组织处理特别感兴趣等等，甚至以华东局自居（尽管口头上没有这样讲），随便要人家写检讨等。个人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是当受到党委批评或舆论指责后，患得患失，不积极地进行批评。这些，都或多或少地造成了工作上的损失，造成了不应有的紧张局面。
+
+　　（三）我们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环境没有做正确的估计，对今天中国社会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我们通讯员和读者的复杂性估计不足。对报纸编辑部成份不纯、思想不纯、水平不高的情况也估计不足。由于中国现在尚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很复杂，很尖锐，即使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也有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情况。这一情况，必然反映到我们的通讯工作上。每次大的政治运动，如“镇反”、“三反”、“五反”等，我们的通讯员总要被抓一批。但我们的警惕性是很不够的，相反，我们编辑部有这样一种论调，即所谓“不因人废言”，即不管批评者本人品质如何，都要听取甚至信任他们的意见，这种看法是很危险的。这种对社会情况估计不足，以及“不因人废言”的思想发展的结果，就是偏听偏信，进而与党委对立。如我们过去认为上钢三厂通讯员贺敏华很积极，能够大胆地揭露党委的“错误”，是个好通讯员，不断地给以鼓励和支持，其实这个人劳动纪律不好，是一个作风品质都很恶劣的工人，而且敌我不分，将一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认为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直到新“三反”后期我们才取消了他的通讯员资格。
+
+　　我们不仅对通讯员偏听偏信，而且有时对读者来信也是如此，以致被坏人钻了空子，或引起党委的被动。最典型的如批评吴淞区人民法院田金坤的读者来信。来信的作者原是个二流子，为了打击被批评者，请黑讼师撰写来信，而我们居然不经调查，冒失发表，引起了很不好的后果。又如无锡读者韦俊批评无锡煤建公司经理景明礼压制批评的来信，批评虽然属实，但事后知道韦俊系政治面目不清的人，我们发表了他的来信后，使他身价百倍，俨然成为反官僚主义的“英雄”，引起党委处理上的被动，这样的例子不止几个。
+
+　　从上述错误中我们应该接受一些什么教训呢？主要的教训是：
+
+　　（一）要加强党性锻炼，坚决服从党的领导，争取党委的领导，不得闹独立性，不得滥用职权。对党委指示必须认真的研究，坚决的贯彻。使报纸的每一批评，都与党的政策、意图相吻合。重要稿件事前必须送党委审查。使报纸成为党委最驯服因而也是最有力的工具。对各级党委和各业务部门党的组织也应主动的尊重他们的意见，征询他们的意见，越是上级党委的报纸，越应尊重下级党委与党报的意见，越应谦虚。但对自己正确的意见，亦需坚持，不得无原则的迁就。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斗争中，必须冷静坚定，具有高度的原则性。
+
+　　（二）必须研究干部与群众的思想情况，加以分析，必须明确批评的目的，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批评态度，因为错误的性质、背景、程度以及人们对错误的认识，都有很多差别，像黄逸峰那样恶劣的行为是不多的。当然，如果认为只有像黄逸峰那样的错误才值得批评，一般的缺点和错误一律“内部解决”，当然是不对的；但是必须将一般的缺点和错误与黄逸峰之类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后者应作为特殊事件作特殊处理。对一般缺点与错误，必须采取“与人为善”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这些同志的批评，就不是热中于他的组织处理，而应是满怀热情地欢迎他改正错误的决心与行动。为此，必须时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各种错误进行客观的分析，得出正确的结论。
+
+　　（三）必须认真进行调查工作，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认识社会的复杂性和通讯员不纯情况的存在。任何稿件（包括读者来信在内）必须深入调查，核对事实，查清作者政治面目，方可发表。据过去的统计，我们的读者来信，有将近一半是不真实或不完全真实的，所以，我们应当比苏联的报纸工作同志更为谨慎，更要发扬调查研究的作风。
+
+　　（四）为了保证事实的正确，必须整顿编辑部的队伍，纯洁组织，学好政策，端正思想，克服各色各样的骄傲情绪与个人主义的情绪，深入领导，克服官僚主义，这样才能指挥作战。“己不正焉能正人”，批评的武器是不能也不应该掌握在组织不纯、党性不纯、思想不纯、骄傲自满者的手里的。
+
+　　（五）必须按照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的时机进行有分寸的适当的批评。在批评中，不应轻率的下结论，给家人戴帽子，或者向各级党委乱下命令，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处理”、“彻查处理”等。批评的形式也应是多样的，我们对黄逸峰等的批评，是采取大张旗鼓地发动群众连续揭露、控诉、批判等形式，搞的比较深、比较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很大，这种好的经验应当发扬。但这不是批评的唯一的形式，也不应是通常的形式，这只是对待特殊事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对一般错误的批评，应更多采取社论、专论、短论、小品文等文章形式，因为这些形式更易于说理，易于从具体到原则把道理说透，以扩大对群众教育的作用。
+
+　　（六）对中央关于在报纸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要进行系统地、反复地、深入地宣传，我们在这方面的宣传是不够的，因而不仅群众，就是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不理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
+
+　　过去的批评只集中的进行揭发，揭发后必加以处分，造成好人有错误有缺点不能登报，怕受处分的错觉。今后除了在报纸进行批评时注意避免产生这种副作用之外，还应将中央决定的精神多向干部和群众进行教育。但对三种不同的人应有三种不同的教育：对群众应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勇敢揭露，不要有顾虑；对被批评者应宣传批评5%的正确也应接受；对编辑部应强调批评必须完全正确。
+
+　　（七）批评要防止“左”的情绪，也要防止右的倾向。报纸在批评中遇到困难就采取自由主义态度是不对的。新“三反”后，对待揭发缺点的读者来信，不很热情，记者对工作的缺点也不感兴趣，订计划也没有批评的内容，对报纸上长期没有批评，似乎也可以过得下去。报纸工作人员进行批评时感到调查困难、通过困难、掌握分寸困难，有不愿意得罪人与怕受批评的情绪，另外，有些同志批评时以人为中心，要搞人就是坏人；不是经常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及其产生的原因，展开对工作中缺点的经常斗争。对典型的理解也有片面性，以为典型就是恶劣的、严重的，而不是理解为有代表性的，因而认为要搞典型就只有少数，就不能经常。应当认识：像新“三反”时那样批评的不真实，不正确，固是严重的错误；报纸长期不批评或很少批评，同样是严重的错误。
+
+　　必须认识，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本身，就是一个艰苦复杂的斗争，想一帆风顺地、不触怒任何人，不受任何阻碍，批评与自我批评就自然而然的展开了，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应该受得起考验，经得起风浪，不但批评工作顺利时应当积极地、正确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即使因批评出了错误，受到严厉的指责时，也不应当就因之偃旗息鼓，放下武器；而应当是改正错误，更积极地正确地去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批评即使是正确的，也可能有人不满，对此，更应看成是前进中的暂时的现象而处之泰然，并积极地进行宣传教育，消除批评与自我批评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关键仍然是一个：只要我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的，我们就能够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我们自己的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
+　　我们从亲身的经验中体会到这次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的规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一决议规定了批评的事实必须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批评的态度和观点必须正确，严格按照党的原则、中央的决议和党委的意图办事，做到实事求是；规定了进行批评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不同的时机，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方法，这就防止了来自“左”的错误；规定了要热烈欢迎与保护自下而上的批评，这就防止了来自右的错误；规定报纸编辑部必须严格地在党委的领导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就保证了报纸能克服一切困难，经常地、健康地、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有决心和信心将中央决议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
+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4年第26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2.txt b/CCRD/3/7/5/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1817925e846f4c1b96f8a71afc2f52671a42c3
--- /dev/null
+++ b/CCRD/3/7/5/000022.txt
@@ -0,0 +1,45 @@
+#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开除蜕化变质分子赵浩波党籍的决定
+
+　　赵浩波，37岁，中共党员，原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秘书长，1951年派赴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卫生保健学院作研究生，任列宁格勒我国留学生党总支书记。
+
+　　赵浩波在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后，滋长了严重的骄傲情绪，伪造自己的革命历史，功臣自居，闹特殊，闹待遇，迷恋资产阶级的腐化堕落生活，以至蜕化变质。几年来所犯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闹特殊，闹待遇，贪污浪费
+
+　　赵浩波的贪污行为是一贯的，1946年兼任牡丹江医学院院长时，就贪污过该学院募集的经费；1950年回家接家眷时，所领路费、补助费中有3500万元（东北币）即未向公家报账，也未交公。
+
+　　1953年我国驻苏大使馆拨给列宁格勒我国留学生党总支2000卢布办公费，由赵经手开支，其中有1700余卢布（折合人民币855万元）无账可查。
+
+　　更恶劣的是利用职权敲诈勒索。1946年，他曾保释一政治嫌疑分子刘镇南，之后，就向刘借用洋服一套，据为己有，并借托刘买手饰为名，敲诈其金镯子2个。1950年要医药公司经理给他买了2块“西马牌”的手表，共值1700万元东北币，由该公司报销。
+
+　　赵浩波为了满足个人享受，处处要求特殊照顾，供其挥霍浪费。
+
+　　1951年赴苏学习时，超制度的大肆装备自己，共买了各种绸布579尺，袜子、祙套35双，衬衣、汗褂之类21件，各种衣服（大衣、西服）14件。在苏联学习期间也经常请客、送礼，一次即要花费200卢布，足够一个同学半个月的伙食费。
+
+　　到苏后，曾假借几个同志的名义向大使馆要求特殊照顾老干部，遭到拒绝；即向大使馆写信发牢骚说：“在苏联比长征时的生活还苦”。
+
+　　1952年暑假期间，赵浩波不顾苏联的规定与我党的影响，以学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学校当局要求发给他到南俄休养的减价旅行票，为此奔走了一个多月，弄到手后，因工作需要及该校教授到南俄的休养票不够分配，学校当局不同意他去。赵大为不满，到处向苏联同学发牢骚，并要去苏共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处告状。
+
+　　赵浩波自视特殊，不愿和苏联同学住在一起，托人向宿舍管理员说情，并采取不正当手段拉拢管理员，没有达到目的，就说宿舍管理员的坏话。后又以学生会无地方办公为借口，多次向共青团列宁格勒市委提出住单独房间的无理要求，影响很坏。
+
+## 二、生活腐化堕落，一贯玩弄女性
+
+　　赵浩波在1946年任牡丹江卫生部长时，利用职务方便，诱奸了(医院护士张XX；1950年又以送书籍、毛巾被、裤衩、小镜子等纪念品以及谈论风花雪月的诗歌小说为手段，诱奸了东北卫生部女职员于XX；最卑鄙恶劣的是1950年赵到北京开会时，为了玩弄一个无亲无故尚未成年（14周岁）的女孩子祁XX，把她从私人医院里带回东北，冒称他爱人的姪女，改名换姓，骗取公家的给养，送到干部子弟中学念书，长期供其奸污。
+
+　　赵在苏联留学期间，也多次发生侮辱、诱奸妇女的卑鄙行为。
+
+## 三、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蜕化变质
+
+　　赵浩波留苏期间，为了炫耀自己，经常在党的会议上或个别谈话中，向留苏学生乱讲一些曲解党的生活和诬蔑苏联、朝鲜、越南等兄弟国家的言论，以致引起列宁格勒某些留学生的思想混乱，损害了党和各兄弟国家的威信。
+
+　　我驻苏大使馆规定：留学生不许拍卖东西。赵浩波身为党总支书记，却故意违犯纪律，在列宁格勒拍卖了大批公家发的东西。有据可查者即有夹大衣、西服、大皮箱、皮鞋等物，总计卖得4413个卢布。并公然违犯苏联宪法和我国大使馆的规定（苏联宪法原规定苏联妇女不得和外国人结婚，这条宪法最近才取消），欺骗和诱奸一苏联女学生。
+
+　　赵浩波到苏联后，对于党和国家交给他的学习任务采取玩忽、敷衍的态度，两年来从不安心学习。并不惜采用极其庸俗的资产阶级手段，拉拢教员，请客送礼，吹嘘自己经过长征，是卫生部的高级干部等，向苏联学校当局提出不写论文，不学统计学，不参加考试，只到各处参观一下即取得硕士学位的荒谬要求。遭到学校当局拒绝后，便满腹牢骚，后悔不该到苏联留学，想不学回国。并对另一留苏同学说：“就凭我20多年革命历史，我回去照样有好的工作岗位，还怕这一辈子……。”这样，两年来赵浩波竟未参加过一次考试。
+
+　　赵浩波在留苏学习期间，每天仍迷恋于腐化堕落生活，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到其厌恶学习而流露出的那种资产阶级颓废思想：“今天无聊之甚，又读了旧诗词来消遣。”“何日渡过这夜长梦多、昼长愁不尽的日子啊！这么长此以往，我很难不把老命丢在这里。”1951年10月革命节时竟在日记中写着：“这么隆重的节日，对我简直是不能忍受的寂寞……，省下钱以后多喝酒，酒真能解寂寞……，人生我已看得非常淡薄，酒啊！酒啊！酒真有无尽之用，我决心以后多利用酒。”在给廖((的信中居然表示：“休感慨，浇醹醁，人易老，欢难足”，“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这就充分说明了赵浩波已经腐朽变质，成为一个极端卑鄙的蜕化分子。
+
+　　赵浩波对上述一系列严重错误，始终坚持不改，向党隐瞒欺骗，并仇视给他提意见的人。“三反”时同志们揭发了他的许多错误，他怨恨说：“祖国，对我再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并骂揭发他错误的某些负责同志“是品质坏透了的人”，还在日记中悍然写着：“管它三七二十一，流氓手段是值得学习一、二的。”
+
+　　根据赵浩波以上罪行，经东北局决定，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职法办。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3.txt b/CCRD/3/7/5/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8226af655ecc54ee88034cc544863ef61964d5
--- /dev/null
+++ b/CCRD/3/7/5/000023.txt
@@ -0,0 +1,19 @@
+# 河北省委工作组关于撤销坏分子张希顺的劳模称号并将其清洗出党出社的报告
+
+## 河北省委指示
+
+　　据省委工作组调查，大名县“农业劳动模范”张希顺，确为流氓出身，品质恶劣，并且未得到丝毫改造，自从将其树立为省农业劳动模范后，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引起了某些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为了挽回政治影响，正确贯彻培养劳动模范的政策，邯郸地委应即速通过适当方式取消张希顺的“农业劳动模范”称号，收回奖给其个人的奖章和奖状。为了使张希顺所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巩固与发展，并应通过社员大会或代表会的形式清除其出社。
+
+　　张希顺这样一个品质恶劣分子，所以被树立为“省劳动模范旗帜”，主要是由于过去我们在选拔该劳动模范时存在官僚主义，不深知下情，加上有片面的思想，只注意了生产成绩（实际上张又是假冒别人的生产成绩），忽略了政治条件，审查不严肃认真。因此，今后各地在选拔劳动模范特别是树立劳动模范旗帜时，必须深刻接受张希顺问题的教训，注意认真地从多方面加以审查。劳动模范的条件，必须是：历史清白，勤劳生产，政治进步，作风正派，在生产上有显著成绩，为广大群众所拥护。同时，各级党委要经常注意对劳动模范的政治教育，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时刻与广大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
+
+　　为了保持劳动模范队伍的纯洁，各地应对本地劳模在工作中随时注意审查，凡出身很坏、品质恶劣者，应经过地委批准停止其劳模待遇，虽然出身不好而现在生产勤劳、作风已有转变而群众也不反对者，可仍保持其劳模称号，但决不应不经长期考验即作为树立旗帜的对象。
+
+　　 一九五四年二月
+
+　　一、张希顺的家庭情况及本人历史。张希顺的大哥张希岳是惯匪，一九三六年被国民党政府枪毙。其大姐张爱芝也是土匪，一九四四年被我人民政府枪毙。其四弟张希增，现任该村党支部委员，是个流氓，作风恶劣，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不劳动，经常喝酒，骂人，男女关系很乱。群众称张希顺的家庭为：“土匪窝”、“流氓家庭”。张希顺从小不务农业：十八岁时经本村地主郝金印介绍参加了阎锡山部队，二十岁时回村，以炸油条、摇签、守赌场、看坡、放猪、当“担头”（催银粮）为业。二十七岁时曾参加地主反动武装并任第一队长，曾抢过群众的东西。三十岁时给我方跑秘密交通，仍与敌伪情报人员保持密切联系。三十四岁时，由当时的区委书记郭马林同志指派担任本村民兵指导员，是年又担任贫农代表。一九五〇年顶替贾光和到县、省参加劳模大会，成为“省劳模”。此后，也很少参加农业劳动。群众对其当劳模均表示不满，如七十余岁的张聚说：“张希顺当劳模！问他农活五大件（耕、耩、锄、耪、割）那一样他懂得？”张希顺和周围村某些有名的土匪头子交情很深，在一九三四年灾荒时，曾进行打刼，还给七、八户地主、富农存放麦子，并在第一次群众运动时包庇过数户地主、富农。至今还不断给地主郝洪策送礼或粮食。党员向他提出质问，他说：“过去沾过人家的光”。
+
+　　二、张希顺被选劳模的经过及其当劳模后的恶劣行为。一九五〇年张希顺、贾光和等数人组成了互助组。是年，大名县政府农建科长王博亚同志在该组试验培养丰产谷子，贾光和、张希顺等三户共同种丰产谷子二点三亩，当年秋，王博亚同志按棵计算估计每亩产一千六百斤（实收六百五十斤），全村群众推选贾光和为劳模。当出席县劳模大会时，因贾光和“口吃”，区委孙建臣见张希顺胆大，能说会道，即改派张希顺参加了县劳模大会，并当选为“省劳模”。张希顺被选为“省劳模”后，一贯虚报成绩，一九五〇年丰产谷每亩实收六百五十斤，报成一千斤；一九五一年他把四块丰产谷凑够一亩，实产一千〇四十五斤，报成一千二百零五斤（县委孔德林又报成一千三百斤）；一九五二年三亩丰产地，每亩实收谷子六百斤，他报成八百四十六斤（县又报成九百五十五斤）；在一九五二年秋收时，张希顺看到丰产谷子不能实现计划，就找了几个党员晚上从其他地里扛了二十二谷子个（能打谷一百五十多斤）放在自己的丰产地里。因而群众说：“张希顺是吹来的模范。”张希顺并私自挪用组、社贷款，贪污代耕粮，经常压制批评，打人绑人。一九五〇年，贾思源因向互助组提意见，被张希顺开除出组。一九五二年张希孔的儿子张贯中（在柳林中学上学）因向“河北日报”投稿批评张希顺社有问题不解决，张希顺发觉后马上予以报复，在社员大会上宣布“张希孔父子是坏家伙，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动社员孤立张希孔，并以自己“省劳模”的名义给柳林中学去信，说“张贯中是破坏分子，应开除出校”。一九五三年四月间，社务委员张连科因点种花生与生产队长发生纠纷，张希顺去后不问清红皂白，就打了张连科一个耳光。一九五二年贾成信因开会到得晚，曾被张希顺捆绑数小时。张希顺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内制度混乱，副业长期不分红、不结账，社员吃亏很大，群众称其社为“阎王殿”、“老虎口”。
+
+　　三、张希顺的党员称号是怎样取得的。一九五〇年张希顺出席全省劳模大会前，不是党员。大名县委竟于出席大会时向区委会去信要张希顺党的关系，区委也就按县委来信内容给村支部去信要张希顺党的关系，村支部接信后，孙建臣（区委组织委员）、贾文洋（总支书记）、贾金山三人商议共同写了假介绍信说：“张希顺一九五〇年三月入党，候补期六个月，因工作积级，提前转党”。就这样，张希顺成了共产党员。
+
+　　根据以上调查事实，应取消其劳模称号，开除其党籍，社内民主选举社长，由社员公议，清洗其出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4.txt b/CCRD/3/7/5/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5111dde0066344ecc137d7fe8d349444b7df6a
--- /dev/null
+++ b/CCRD/3/7/5/000024.txt
@@ -0,0 +1,9 @@
+# 中共中央华北局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腐化堕落分子曹裕民党籍的决定
+
+　　曹裕民，男，现年40岁，黑龙江省人，经营地主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入党，历任：连指导员、地委宣传部长、石家庄市委委员兼宣传部长、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局副局长、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干事等职。
+
+　　曹在1952年春任华北行政委员会文教局副局长的时候，因为利用职权强制奸污一个青年女干部受到留党察看1年的处分，受处分后调到中共中央华北局农村工作部任干事。1953年下乡的时候曹裕民企图奸污一个村干部的妻子，还无耻地亲吻一个十三、四岁的幼女。党为了教育他，曾再次给予改造的机会，1953年10月经华北局常委批准延长留党察看处分1年。但曹裕民在实际行动上完全辜负了党对他的再次教育和希望，在1954年6月21日由山西返回华北局机关途中，在火车上竟又用尽流氓手段百般调戏同车的军属刘桂花，这个女同志在不甘侮辱无可忍受的情况下，向列车员申诉，曹无法抵赖，只好认错。曹裕民回机关后虽将此事作了交代，但又说组织上对他过去的处分是“罚不当罪”，还极其荒谬地诡辩说：“这次错误，对今后彻底改正错误也许还有好处”，“这次没有造成严重错误，比以前是有进步了”，他辩解说这次错误是“有好处”的和“不严重”的。
+
+　　曹裕民自参加革命以来，虽然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但他资产阶级荒淫无耻的思想作风却顽固地存在着。他每次犯错误后，党对他总是苦心教育，甚至处分，希望他有所警惕和改正，而他却总认为淫荡腐化、败坏道德是与党无关的“生活小节”，“比之路线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问题还不算重大”，因而就拒绝了党对他的教育。曹裕民这种道德败坏、流氓成性、屡教不改、自绝于党的坏分子，与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不能相容的，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和纯洁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委员会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5.txt b/CCRD/3/7/5/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c85b34e56b349e650a1e82bab620c60ca2406a
--- /dev/null
+++ b/CCRD/3/7/5/000025.txt
@@ -0,0 +1,9 @@
+# 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阶级异己分子沈东党籍的决定
+
+　　沈东，原名沈家修、沈静安，四十二岁，山东省新泰县人，本人地主成份，恶霸地主出身。一九三八年混入革命队伍，同年五月混入党内。先后骗取了我八路军连、营文书、南进支队司令部秘书、供给部政治委员、苏皖纵队三支队供给处长、新四军九、四旅和淮北军区供给部长、黑龙江省工矿管理处长、企业局副局长、吉林省金矿局长、中长、哈尔滨铁路管理局财务处长等职位。
+
+　　沈东及其父母都是乡里有名的恶霸地主，其父外号“胎里坏”，母外号“野鹊王”（意思爱吵爱骂不讲理）。本人于一九三八年曾直接参与掌管家务，并因土地纠纷问题亲手枪杀了农民沈之敬。同年为逃避杀人罪行，隐身埋名，假报成份，捏造全部历史，混入革命队伍。之后，一百伪装积极进步；一面坚持反动立场，有意包庇曾参与蒋匪还乡团谋杀我村干部、家庭、农民六人的反革命二弟沈家伟的罪行，并对曾在日伪县政府的特务营任职的反革命分子三弟知而不报，更于一九五二年伪造户口将其三弟与被管制的妹妹（地主成分）接来哈市。为帮助他母亲逃避管制，骗得管理局总务处出具证明，落户同居，又将他五弟（蒋伪青年基干队员）送入铁路中学读书，沈并以其妻或他五弟的名义与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二弟经常书信往来，关系密切。
+
+　　上述事实，完全证明了沈东确系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依法给予刑事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6.txt b/CCRD/3/7/5/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8d4fcff77854e5e68976b63f7fe9e2d5b9c00d
--- /dev/null
+++ b/CCRD/3/7/5/000026.txt
@@ -0,0 +1,17 @@
+# 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马浩天党籍的决定
+
+##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批示：
+
+　　同意你们开除马浩天的党籍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处分的意见。此件可登党刊。
+
+　　 1954年12月
+
+　　马浩天，山西省曲沃县人，现年34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川北党校教育长、地委副书记、云南省农林厅副厅长等职。1947年“三查”时因任用叛徒、汉奸和生活上的腐化墮落等错误，受过当众警告处分。
+
+　　全国解放后，马浩天更发展了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曾采用各种卑劣手段，从精神上虐待其爱人丁自立同志（党员）。南下时，欺骗丁留在北方，随即提出离婚，未遂。丁自立同志南来后，马更对她进行一系列的欺骗、打击，最恶劣的是马常在警卫员朱发才面前诬蔑丁自立，宣传必须和丁离婚，当朱与保姆通奸受到丁自立同志批评后，马对朱的错误不但不批评制止，反支使朱污蔑丁自立同志与前警卫员王安祥通奸，多次故意问朱“小王为什么都是我不在家时来？”“我向法院告她，你敢不敢作证？”等等。在马这样多次有意的暗示及收买之下，朱发才即向支部写了诬蔑、陷害丁自立同志的“检举信”。马浩天在千方百计欺骗、打击、陷害丁自立的同时，又利用职权以极其卑鄙的手段，和某县文化馆女工作员刘淑珍（地主女儿）乱搞男女关系，指使刘脱离工作，把刘带到重庆、昆明姘居。当党的组织进行追查时，马则采取欺骗手段，多次保证说：“绝没有和任何人恋爱”、“如敢乱搞男女关系，请党立即开除我的党籍”，并利用私人关系，拉拉扯扯，活动一部分同志包庇他的错误。1953年12月马浩天出席全国农林工作会议时，得知刘淑珍在重庆生了孩子，为了继续向党隐瞒错误，竟欺骗会议的领导同志说：“昆明来信、来电，要我立即回去开全省农林工作会议”。连邓子恢同志的总结也不听，即匆忙赶到重庆进行布置。还写信给农林厅办公室主任，叫他扣压一切来信，以防党的组织来信了解他的情况。回到云南后，为了掩盖自己中途逃会进行无耻勾当的行为，又在党内外群众中散布“中央的会议拖的太长，不解决问题”的谰言。
+
+　　在上述种种错误被揭发后，马浩天不但不老实检讨，反而多次耍无赖，埋怨党不该干涉他的“生活小节”。在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党组织对他进行了几次严肃的批评斗争之后，被迫在表面上承认了某些错误事实，应付过关，会后却给刘淑珍写信说：“我已对组织交代，你也主动地交代，你好好等待着我，离婚后，我再和你结婚。”并给刘想了假名字，准备秘密通讯，同时继续威胁丁自立和他离婚。至此，马浩天坚持错误，拒绝党的教育，欺骗党的行为，已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
+　　马浩天为了追逐腐化生活，不惜以阴险的手段陷害多年共同生活和共同参加革命工作的伴侣，一贯欺骗组织，其错误给党造成的政治损失是极为严重的，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全党，经讨论通过予马浩天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处分。
+
+　　来源：《纪律检查工作》第十五期，1955年2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7.txt b/CCRD/3/7/5/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36afab0e17f0172c213779733b21c31fcef829
--- /dev/null
+++ b/CCRD/3/7/5/000027.txt
@@ -0,0 +1,11 @@
+# 中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马浩天党籍的决定
+
+　　马浩天，山西省曲沃县人，现年34岁，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川北党校教育长、地委副书记、云南省农林厅副厅长等职。1947年“三查”时因任用叛徒、汉奸和生活上的腐化堕落等错误，受过当众警告处分。
+
+　　全国解放后，马浩天更发展了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损人利己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曾采取各种卑劣手段，从精神上虐待其爱人丁自立同志（党员）。南下时，欺骗丁留在北方，随即提出离婚，未遂。丁自立同志南来后，马更对她进行一系列的欺骗、打击，最恶劣的是马常在警卫员朱发才面前诬蔑丁自立，宣传必须和丁离婚，当朱与保姆通奸受到丁自立同志批评后，马对朱的错误不但不批评制止，反支使朱污蔑丁自立同志与前警卫员王安祥通奸，多次故意问朱“小王为什么都是我不在家时来？”“我向法院告她，你敢不敢作证？”等等。在马这样多次有意的暗示及收买之下，朱发才即向支部写了诬蔑、陷害丁自立同志的“检举信”。 马浩天在千方百计欺骗、打击、陷害丁自立的同时，又利用职权以极其卑鄙的手段，和某县文化馆女工作员刘淑珍（地主女儿）乱搞男妇关系，指使刘脱离工作，把刘带到重庆、昆明姘居。当党的组织进行追查时，马则采取欺骗手段，多次保证说：“绝没有和任何人恋爱”，“如敢乱搞男女关系，请党立即开除我的党籍”，并利用私人关系，拉拉扯扯，活动一部分同志包庇他的错误。1953年12月马浩天出席全国农林工作会议时，得知刘淑珍在重庆生了孩子，为了继续向党隐瞒错误，竟欺骗会议的领导同志说：“昆明来信、来电，要我立即回去开全省农林工作会议”。连邓子恢同志的总结也不听，即匆忙赶到重庆进行布置。还写信给农林厅办公室主任，叫他扣压一切来信，以防党的组织来信了解他的情况。回到云南后，为了掩盖自己中途逃会进行无耻勾当的行为，又在党内外群众中散布“中央的会议拖的太长，不解决问题”的谰言。
+
+　　在上述种种错误被揭发后，马浩天不但不老实检讨，反而多次耍无赖，埋怨党不该干涉他的“生活小节”。在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四中全会决议，党组织对他进行了几次严肃的批评斗争之后，被迫在表面上承认了某些错误事实，应付过关，会后却给刘淑珍写信说：“我已对组织交代，你也主动地交代，你好好等待着我，离婚后，我再和你结婚。”并给刘想了假名字，准备秘密通讯，同时继续威胁丁自立和他离婚。至此，马浩天坚持错误，拒绝党的教育，欺骗党的行为，已发展到不可救药的地步。
+
+　　马浩天为了追逐腐化生活，不惜以阴险的手段陷害多年共同生活和共同参加革命工作的伴侣，一贯欺骗组织，其错误给党造成的政治损失是极为严重的，为了严肃党的纪律，教育全党，经讨论通过给予马浩天以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上给予撤职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8.txt b/CCRD/3/7/5/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2f1770c514d7a49e5b6b363adc911615599846
--- /dev/null
+++ b/CCRD/3/7/5/000028.txt
@@ -0,0 +1,9 @@
+#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除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罪犯的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吕镇中党籍的决定
+
+　　吕镇中，男，江苏省沐阳县人，45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曾于1928年入党，1930年被捕，1932年出狱后消极家居，过了将近6年的地主生活，1938年重新入党，曾任县长、县委书记、副专员、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处长、副秘书长兼民政局长和政法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
+　　吕镇中于1950年2月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处处长期间，为包庇其潜伏在句容县的有血债的胞兄恶霸地主反革命分子吕德懋（化名吕君谟），以个人名义写信给句容县长城乡严乡长，隐瞒了吕犯的真名及罪行，谎称吕德懋因家乡连年水患，无以为生，要求准予在该乡落户。同时，以上海市人民政府名义，写了证明他自己身份的证明书一式三份，证明书上的受文机关和月、日，均有计划地留成空白，并利用职权，逐一盗盖上海市人民政府印信和市长、副市长的签名章。其中一份交给了吕犯，由吕犯在受文机关的空白处，填上了“军属吕君谟”字样，特向句容县区、乡政府骗得了土地代耕、挂光荣灯、光荣匾等军属待遇。另外两份证明书的下落，吕镇中至今不肯真诚交代。1950年9月，正当句容县登记户口准备分配土改果实时，吕镇中又以上海市人民政府名义，分别向句容县长、区、乡长发出证明信，说吕犯是“工属”，要求准予户口登记。而吕犯又乘机将另一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吕静涵（吕镇中的族姪）也登记在户口内，一起分到了土地、房屋和农具。吕镇中对上述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在镇压反革命与“三反”运动中均未向党交代，直到1953年8月，当他知道句容县政府已经发觉了吕犯的罪恶，并通知沐阳县政府前去逮捕的消息后，才投机取巧的用“检举”名义写信给沐阳县县长，以此来掩盖自己包庇反革命的罪行。
+
+　　吕镇中对上述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行，长期对党隐瞒，当其罪行被揭发后，党曾对他进行过多次谈话，启发其坦白交代，但他多次在口头和书面的检讨中均对主要问题拒不交代，最后在确证面前，仍避重就轻，抵赖包庇反革命分子的罪行。为严肃党纪，纯洁组织，决定开除吕镇中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29.txt b/CCRD/3/7/5/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382c51138e9bf1a43d1488fe59cc4bc72beb13
--- /dev/null
+++ b/CCRD/3/7/5/000029.txt
@@ -0,0 +1,9 @@
+# 中共河南省委员会严肃处理前郾城县委书记周刚、副书记焦光亮压制批评陷害王兆钧
+
+　　【新华社北京十一日电】 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共河南省委会严肃地处理了王兆钧被陷害事件。王兆钧是前中共郾城县委会宣传部部长，在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开始时，因检举该县委机关的铺张浪费及县委书记周刚擅自动用党费，贱价收买公共物资等错误，遭到了以周刚、焦光亮(前县委副书记)为首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打击和陷害。当时王兆钧向中共许昌地方委员会揭发了县委机关铺张浪费和周刚的错误后，许昌地委对这一揭发未能予以坚决保护和严肃处理。却将王兆钧的检举信交回了前郾城县委会，让他们进行检讨。县委书记周刚、副书记焦光亮，不但不检讨，反而召开县委会议，追问王兆钧的检举动机，并侮蔑王兆钧是“三反”对象，在党内挑拨离间，打击积极分子，要流氓手段。其他县委委员对周刚这些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恶劣行为，不但没有加以批判和制止，反而共同向王兆钧进行斗争，强迫王兆钧收回自己的意见。后来许昌地委接到了中共河南省委员会转来的王兆钧的检举材料才指派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员张思学到前郾城县委会查对材料。这时，周刚、焦光亮仍不虚心检讨自己，并向王兆钧进行斗争。当时，张思学向他们提出了批评，回机关后，又将王兆钧检举属实的材料及周刚、焦光亮打击报复王兆钧的情况，向地委作了报告。但是这并没有引起许昌地委的注意。问题拖延了下去。这就使周刚、焦光亮获得了进一步打击王兆钧的机会。他们派人到处搜集王兆钧在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又到王兆钧原籍山东郯城县搜集王兆钧的历史材料，最后终于给王兆钧凭空捏造了“投敌自首，敲诈群众，杀害农民，打击村干部，隐瞒地主成分”等五大罪状。周、焦又派县委组织部部长王希旺带领牛培法、任学恕等人，向许昌地委副书记赵天锡作假报告，一再强调“王兆钧问题严重”，要求地委赶快处理。许昌地委听信了他们的假报告，便对王兆钧做出了“停职反省”、“建议政府扣押”、甚至“开除党籍”等一连串的错误决定，使王兆钧被扣押达半年之久。王兆钧向上级党委提出申诉。一九五三年四月三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河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和许昌地委，共同组成检查组前往郾城进行检查，周刚、焦光亮又操纵县委会层层布置防线，抵抗检查。到四月十四日，检查组终于突破了周刚、焦光亮的“封销线”，揭露
+
+　　了他们的全部罪恶事实。这时，周刚仍然坚持不承认错误，焦光亮则畏罪潜逃(后又返回)。为了严肃党纪，河南省委于一九五四年二月作出了决定，将前郾城县委会撤销，另组新的县委会，将周刚、焦光亮开除出党，并建议政府依法惩办，对其他有关人员，均根据其所犯错误的程度，分别给予了开除党籍、撤销工作、警告、劝告等处分。许昌地委在处理王兆钧被害事件中，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河南省委决定给以指责处分，并给地委书记纪登奎、副书记赵天锡等人以当众警告处分。王兆钧因检举违法乱纪分子竟被开除党籍是冤枉的，许昌地委已恢复其党籍。对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检查员张思学，因他坚持真理向上级揭发了前郾城县委的全部错误，河南省委决定予以表扬。
+
+　　河南省委在一九五四年七月三日公布了“关于王兆钧同志被陷害事件的处理决定”和有关文件。同时，并号召河南党组织全体党员结合对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立即组织对这一事件的学习和讨论，认真吸取这一事件的教训，克服党内所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影响和骄傲自满情绪。
+
+　　来源：《文汇报》1954年9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0.txt b/CCRD/3/7/5/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35b4550157b094adf27952c1df187f23ddf52a
--- /dev/null
+++ b/CCRD/3/7/5/000030.txt
@@ -0,0 +1,57 @@
+# 中国共产党某军委员会关于开除朱庆云党籍并在部队进行反对朱庆云反党思想的教育的决定
+
+　　原××团干部处副处长朱庆云，江苏省扬中县人。一九四0年五月入伍，同年八月入党。入伍后历任战士、班长、副排长、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组织干事、组织股副股长、保卫股股长、政治教导员、团干部处副处长等职。在过去有一段时间，朱庆云表现尚可，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个「不错的干部」；近两年来，由于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极端严重地发展，拼命计较个人地位、名誉和待遇的结束，在政治上已完全堕落到站在反党的立场，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和党的路线、政策。半年多来，朱庆云先后散布了许多极端荒谬的、公开反党的言论，并在今年五月二十二日非组织地脱离工作岗位，跑到军部，以无赖手段向党要挟，妄想党向他让步，以达到他个人主义的目的。党为了挽救他，曾对他进行了十多次的教育，耐心等待他的觉悟；党一开始就指出他思想的反动性和发展下去将有叛变党和毁灭自己的危险性，要其迅速悔悟。但是，朱庆云不仅坚持错误，毫无悔改之心，相反的更加对党仇恨，甘愿自绝于党。为维护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和组织上的纯洁，严肃党的纪律，经报请华东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决定开除朱庆云的党籍。
+
+　　同时，为了教育全党，决定在本军区全体党员中，首先是党员干部中，由各师、团党委负责进行一次反对朱庆云反党思想的教育，以提高党员的政治警惕性、原则性，进一步划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动员全体党员为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坚决拥护和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各项具体政策而努力。
+
+　　朱庆云的反党言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　　第一，朱庆云在党内和军内散布荒谬言论，夸大和曲解工人和农民在生活方面的某些差别，挑拨农民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团结，破坏工农联盟，反对工人阶级和党的领导，污蔑党「不能代表多数人，只能代表少数人」。同时，朱庆云又用恶意诽谤的手段，反对党对农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他故意抹煞农民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的和主要的一面，把农民实现社会主义的愿望说成是「农民的空想社会主义」；他虚心积极地到处收集甚至捏造对党的政策不满的某些片面的、虚假的材料，并作为「事实」根据，发出了许多荒谬言论和恶毒咒骂，来攻击党的路线、政策，以图欺骗不了解农村现状的同志和争取某些落后分子的同情，便于造成他反党的后盾。此外，他又故意歪曲革命现状，对旧的剥削制度表示留恋，而对新的社会制度却极度不满；他大叫「什么都统制起来，没有自由」，说什么「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苦过」，「目前社会制度是黑暗的」等等。他仇视党的宣传工作，偷听台湾蒋介石卖国集团的广播，认为在敌人的反动宣传中还有「百分之一的真理」。他不仅反对中国共产党，而且对苏联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工人阶级政党也不信任，不满意；更严重的是他对高岗、饶漱石的反党罪行也抱同情态度，并说：「如果党内还有陈独秀、张国焘或其它反党派别，我是可能参加的」。由此可见，朱庆云对党是抱着怎样的誓不两立的敌对态度！
+
+　　第二，朱庆云在党内生活中，一贯以极端个人主义的态度来对待党的事业，他极端计较个人地位、名誉和待遇，完全拿个人的利害得失来衡量党内的一切，他把自己的个人主义的利益当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满足个人私人他不惜向党「宣战」。这些是他思想中最本质、最丑恶的东西。他自以为「历史长、影响好、有贡献」，就要党给他做「有权有威」的团的领导工作，轻视和不愿做干部工作，埋怨党对他是「废物利用」，不器重他。他在对待个人婚姻、待遇等问题上，也反映了他卑鄙的观点。从前他为了要求回家结婚，曾发展到公开对抗领导和企图脱离革命；进入城市后，却又嫌爱人水平低、年纪大、农民出身、不漂亮，说他的爱人葬送了他一生的幸福。其它如生病到什么地方休养，开会时座位的上下，发言的先后，向他请示工作的人的多少等等，事无大小，他都要掂斤论两，锱铢必较。由于在党内不能满足他个人主义贪得无厌的欲望，他就处处怀疑，事事不满，对周围一切的先进的事物都抱着极端妒忌和仇恨的态度。他污蔑积极工作的同志说：你们就是为了几十万块钱穷积极，真下流」，「你再积极还不是统治的爪牙」。当他的积极个人主义四处碰壁走投无路时，就要出流氓手段，扬言要参加农民暴动和自杀杀人来向党进行无耻敲诈，企图自绝于革命。尤其是当××师党委召开全体营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对他进行最后的挽救时，他不但依旧没有悔悟之意，反而在会后写信给师党委，对过去领导上和同志们对他的错误的揭发、批判进行讽刺、挖苦，证明他已经决心拒绝改造。
+
+　　综上所述，朱庆云反党思想最卑污、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由于这种极端的贪欲在党内得不到满足，因而发展到仇恨党、仇恨工人阶级领导，最后完全站在反党的立场上来公开反对党的纲领、路线、政策，而使他实际上由一个共产党员蜕化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言人。
+
+　　（朱庆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他在民主革命阶段即曾先后企图脱离革命达五次之多，进入城市后更有严重的发展。）
+
+　　朱庆云反党思想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他善于伪装自己，平时在群众面前装成奉公守法的「老实人」，并投机取巧地打起「平均主义」、「农民代表」、「替大家说话」等幌子，作为麻痹领导、笼络群众和骗取同情的法宝，企图藉此来向党斗争，达到他个人主义的目的。所以朱庆云又是一个卑鄙的伪君子。
+
+　　为了使全军党员、干部同志从揭发和批判朱庆云的反党思想中吸取应有的教训，责成各级党委即根据本决定精神进行有关朱庆云问题的传达教育。全军党员、干部同志必须：
+
+　　第一，深刻认识我国过渡时期存在着的极复杂、极尖锐的阶级斗争必然反映到我们党内、军内来的这一事实的严重意义（朱庆云反党错误正是这种反映的明显实例之一），提高政治警惕性，随时警惕和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努力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思想意识的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忠诚的共产党员。
+
+　　第二，提高政治原则性。坚决拥护和模范地执行党的总路线与各项具体及一切措施，并应随时与一切违反、歪曲和污蔑党的路线、政策的言论作不调和斗争，反对自由主义。
+
+　　第三，努力克服居功骄傲情绪和其他一切个人主义思想。朱庆云所以犯了如此严重的反党错误，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他在全国胜利后滋长了严重的居功骄傲情绪，自以为历史长、成份好、工作有成绩，在群众中有威信，就毫不知耻地向党伸手，狂妄地要求党给他特殊的待遇，这样，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就发展到极端严重的地步。全体党员同志，必须认识居功骄傲情绪乃是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温床；尤其要看到居功骄傲情绪在目前已成为部队思想中最主要的不良倾向之一。因此，我们决不可放任任何「微小」的个人主义，那怕是这方面的一个思想活动，也要引起警惕和有意识地去克服它。
+
+　　第四，经常地和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朱庆云所以会犯如此严重的反党错误，其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一贯拒绝批评和自我批评。而拒绝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就是拒绝进步，拒绝改造，甘愿落后。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党和群众的帮助与监督，否则最好的干部也有变坏的可能，只有开展经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能使我们不断进步，使党的事业不断胜利。
+
+　　 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一日
+
+## 追求个人地位名利的恶果
+
+## —— 朱庆云犯错误的教训
+
+　　最近，某军党委决定开除朱庆云的党籍，并决定在该军进行反对朱庆云错误思想的教育；华东军区政治部已通知所属部队，在全体党员干部中，深入批判朱庆云的错误思想。
+
+　　（朱庆云曾经是一个十多年的党员，某团干部处副处长，他曾经为人民做了一些工作，并被认为是「不错」的干部。但是，在这十多年的悠长的日子里，朱庆云的思想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改造，以致终于蜕化变质，完全陷进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淖里。）
+
+　　朱庆云对个人的地位和权力，是斤斤计较，念念不忘的。他甚至对于日常开会的座位、发言的先后，都要计较。近几年来，朱庆云追求个人地位名利的欲望，更加强烈了，他自以为「历史长、有贡献」，公开向党闹地位；他认为干部工作是「渺小的，没有出息的」，说「当把没有用的干部、废物，才塞到干部处去。」认为当所分配他的工作，是「废物利用」。因而他就消极怠工，对工作不管不问。当着上级提拔了其他的干部而没有提拔他的时候，他的个人主义思想更加露骨地爆发了，他使用种种卑鄙手段威胁组织，企图用此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当这种卑鄙的欲望不能得逞，他就对党大肆攻击，散布种种的反党言论。至此，朱庆云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质，亦裸裸的暴露出来。
+
+　　朱庆云对待私生活的观点，是与其对待地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观点一派相通的。还在一九四四年战争频繁的日子里，朱庆云就闹着结婚，几乎为此脱离革命。进入城市以后，他嫌爱人不好，说是「一生完了」，于是又大闹离婚。朱庆云对待自己的待遇，是贪婪无厌的，生活上的一些细微小事，都会引起他的牢骚，例如他从家中带来的儿子没有被批准进托儿所，就说「社会制度黑暗」；认为「革命是争了少数人」。由于他醉心追求物质、地位的享受没有得到满足，他对他在革命阵营中的生活作了下述结论：「革命对我最大的鼓励就是三十四万五千元，旁的什么也没有。」
+
+　　朱庆云既然一心一意地追求个人的地位和名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污秽的毒雾，必然伤害直至蒙蔽他的良知。他对党对阶级对革命专业原有的一点淡薄的观念，最后完全被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冲走了。他在走投无路时，不仅不悬崖勒马，翻然悔改，相反地，却由对党不满发展到仇恨党，咒骂党，攻击党，从党的领导，工农联盟等根本问题到党的每一具体政策，到处进行恶毒攻击，散布了种种反党的荒谬言论。朱庆云竟诬蔑党的农村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他造谣说：「国家完成了收购计划，农民已饿得面黄肌瘦。」他模仿资本家的口吻说：「谁说统购统销好，谁就没有良心。」他狂妄地歪曲我们党的性质，歪曲工农联盟，说我们的党「不能代表多数人，只能代表少数人。」说当「对工人好，忘了农民。」他把农民在党的教育下生长起来的社会主义愿望说成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他诬蔑党的宣传是「虚伪的欺骗」，他宣传敌人的宣传中「有百分之一的真理」。他无耻地诽谤人民革命的胜利，把人民革命的胜利说成「改朝换代」。他甚至扬言要去当土匪。这些事实说明，朱庆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经发展到最恶劣的地步，他已由共产党员的立场，完全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
+
+　　朱庆云的错误之所以如此严重，是有他的历史根源的。他参加革命时就带有不纯的动机；为了「获得一些名利，回家过安乐生活。」这种思想，时常支配着他的行动。一九四一年七月他当了支部书记，就感到「个人希望很大」，自誉为「上进时期」；而当他犯了错误降为副支部书记，就消极怠工。一九四七年十月他升任团政治处组织股副股长，就积极起来，一九四九年一月调他任保卫股长，他又认为组织上不器重，后来调他任营教导员，情绪又随之转高。自然，一个人参加革命时具有不纯的思想动机，并不意味着这种不纯的思想动机不可改变。我们知道，不少的同志在参加革命时，思想上也是带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烙印，但他们只要听从党的教导，坚决实行思想改造，经受得起阶级斗争烈火的锻炼，紧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向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勇敢的战斗，他们就能逐步锻炼成为政治坚强思想健康的优秀的无产阶级战士。但是，朱庆云并不是这样。既然党教育他十多年，同志们帮助他十多年，他却骄傲自满，拒绝自我批评，迷恋着极端自私的名利和享受，他那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仅没有改造，而且终于占了上风，统治了他的头脑，使他变质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拒绝接受思想改和喜宴，这就是朱庆云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
+　　朱庆云从来没有认真学习过，他认为政治理论学习「关系不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由于他政治上落后，很早以来，他对工人阶级领导和党的路线政策，就存有若干低触。他因怕苦、想家动摇过，他曾经犯过腐化及全国拐带民女潜逃的错误，他也曾经为婚姻问题而消极、对抗过组织。他的这些错误虽受到党的多次教育，但并没有醒悟过来，他对学习一直没有发生过兴趣。朱庆云对党对同志的批评也是敌视的，可以用他的话来说明：「我从来没有接受过别人的批评。」事实也正是如此。他从来没有老老实实把思想上最本质的东西拿出来与群众见面，当别人向他提出批评时，他就拿「大道理那个不会说，你凭凭良心看」这类的话作挡箭牌。即在整风运动中，他的自我批评也只不过是夹杂着牢骚的轻微的暴露。他有这样一个极端错误的观念：认为谁批准了他，便会损害他的「声誉」和「威望」。伴随着这一观念而来的，就是对批评采取仇视态度，上级批评他，他就用流氓手段来对抗，并以此自鸣得意，以「我就是不向你低头」当作「英雄壮举」。「我不通就是不通，你再大的官儿和我谈，我也不接受。」朱庆云对此批评的错误态度，是一直没有改进的。这次他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组织上虽然进行了反复教育，耐心地挽救他，但他仍不悔改，坚持错误。
+
+　　朱庆云的错误事实又一次证明了，思想改造对于共产党员有着极其巨大的意义。大家知道，我们的党不断地告诫我们要十分重视思想意识的修养，经常清除思想中的非无产阶级的杂质，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当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级，阶级斗争更加激烈的时候，党曾经向我们敲起警钟，警戒全体干部：严防由满腔热忱、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方面去。但是，有些人对于思想改造，采取了一种极其错误的态度，以为只要具有革命的愿望和热情就够了，至于一点小小的个人主义，那是无关大体的。这些人实际上企图让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和平共居，企图躲过艰苦的思想斗争，过「安乐平静」的生活。然而现实生活的逻辑，决定了这种念头必然破产。因为，我们的思想阵地，无产阶级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去占领；谁容许资产阶级思想在他头脑中般据生息，那末，资产阶级思想必然由小到大，泛滥成灾，直到使他蜕化。这种下场正是朱庆云的下场。朱庆云由于没有严肃、老实地对待思想斗争，他脑子里的思想主人就逐渐改变了，他的革命愿望就被升官的欲望代替了，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带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色彩，他把个人的地位、权力、享受，看成至上的东西。为了夺取这些东西，他不惜采用一切办法，即便是公开伸手，威胁讹诈，咒骂、背离养育了他十多年的党和人民。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我们共产党员的思想死敌。它阻碍我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瓦解我们的战斗力，它腐蚀我们的政治生命。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胜利，首先要在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首先要以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为此，特别要求共产党员严肃进行自己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我们应该切实记取朱庆云的教训，坚决地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进行斗争。当然，像朱庆云这种典型的人在部队中是不多的，但是具有一定程度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人，却是不少的。例如，不正是有人斤斤计较自己的地位而终日患得患失吗？不正是有人存在着：「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的雇佣观点吗？不正是有人「遇事先打小算盘，有利就干无利就算」吗？不正是有人模仿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违法犯罪，乱搞女人吗？诸如此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行动，是多种多样，时闻时见的。现在，朱庆云的错误事实向这些人提出了警告：如果不决然摆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迷惑，发展下去，是危险的，不仅会给党和革命的事业造成损失，而且有葬送自己的危害。
+
+　　朱庆云对我党的路线政策，特别是统销统销政策，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诽谤，所散布的种种荒谬言论，是不攻自破的。因为那都不合乎客观现实。朱庆云之所以睁着眼睛说瞎话，是因为他自己陷入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同时，也因为他企图骗取一些人对他的同情，掩盖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实质。朱庆云发现，原来部队中有人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具有一种抵触情绪，于是他就装成「农民代表」的模样，攻击统购统销政策，企图让别人觉得，朱庆云对党攻击，好像是因为党「错」了。现在，我们就应揭露出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本质，让他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同时，也应当教育对统购统销政策存有抵触情绪的人警觉起来。这些人对统购统销政策的错误态度，虽然与朱庆云有区别，但毕竟是错误的。这些同志应当进一步学习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克服抵触情绪。要是同情和偏信某些带有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话，或因某些地方在执行这一政策时曾经发生缺点，就歪曲这一政策的正确，那末，他就不能保卫党的路线，他就会为朱庆云之类的思想所俘虏。
+
+　　朱庆云已经从我们党内清除出去。清除这样一个完全丧失了党员品质而又自绝于党的人，并不值得人们惋惜。但是，我们必须从朱庆云的事件中记取教训，坚决清除朱庆云的思想，坚决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　　来源：《八一杂志》1954年4月第75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1.txt b/CCRD/3/7/5/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a6c471f588b26e50b1e7cc6b9fdfd7418f201
--- /dev/null
+++ b/CCRD/3/7/5/000031.txt
@@ -0,0 +1,17 @@
+# 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安次县委纪委会开除杨万全党籍的通报
+
+　　杨万全，男，27岁，安次县一区西孟各庄村人，中农成份，曾任村主席、公安员、农协会主席等职，1952年入党，1953年起，任本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
+
+　　杨万全在土改中及土改后曾大量贪污、挥霍农民斗争的胜利果实，并帮助地主、富农向农民反攻倒算，私自给地主、富农改变成份。1953年以来，又依仗社长职权，大量侵占公共财产，并拉拢富农入社，在社内剥削社员。具体错误事实是：
+
+　　土改中贪污农民斗争果实麻袋25条、大树两棵，并带头吃喝，浪费230万元。土改结束后不久又利用职权接受地主张云成100万元贿赂，帮助张扒掉农会公房断壁墙3垛，夺回门3个，窗子6个以及便门、梯子等。并帮助地主刘凤岐夺回已分给军属王治廷的敞棚一间。此外，还籍口地主纪书贤生活困难，企图改变纪的成份，区未批准，杨竟擅作主张将村里留的军田3亩半、军房3间给了该地主，并明目张胆地在农民大会上说：“纪书贤不够地主成份，斗错了，没收他的东西得退回。”又给地主刘凤明作主，将已分给农民的房顶上的花墙子扒掉，夺回砖1300块。还私自将土改中划定为富农成份的刘凤如改为中农成份。杨万全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村干部、群众皆敢怒而不敢言，称杨是全村的“活爷爷”。
+
+　　1953年，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成立，就在杨万全的主持下，占用军房27间、军地9亩半及一部分胜利果实。1953年7月因社内副业款项不足，杨即提出谁有粮、钱可放给社里。他自己先放出小麦1石，在他的带动下有5户社员放出小麦5石，以每月每石一斗的高利剥削社员。当社员王汉青生活困难时，杨不是想法救济，而是自作主张地将社内3辆车卖了，买下该社员的3亩地（80余万元），作为公共财产。在社内以杨为首的3个干部（副社长、会计）很少参加劳动，却每日记工10分，高出一般劳动一分半。1953年杨自己盖房子5间，社员给他助工不记工，反籍口说：“我是人在家中心在社”，每日仍在社内记工10分。又私自抽出社内农具所折的款230万元自用，社员发觉后，便把自己的自行车折价70万元入在社里作补偿（实际社里不需要自行车）。更严重的是，违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私自将富农分子刘凤如拉进社内，至今不清除出去。杨万全对社的领导，更是违背“以农业生产为主”和“民主办社”的原则，独断专行，包办一切，骗取国家扶助，挪用农业贷款，将一半以上的物力、人力用于副业生产，致使社内土地产量大大低于一般农民，并荒芜土地400亩，给农业生产合作社造成极大损失。杨万全的种种恶劣行为，引起了社员极大的不满。如社员宋国瑞说：“他们是掌柜的，我们是扛活的”；马德顺说：“毛主席给我们的土地不要了也得退社……”；马纪明说“过去地主喝穷人的血，他们（指杨和副社长及二个会计）连穷人的骨头都嚼了”。
+
+　　杨万全一贯抗拒检查，拒绝党的教育，并打击报复检举人。土改中，民兵中队长王汉忠、分队长马纪民即因向区控告杨万全贪污斗争果实的行为，被杨反咬一口，说王、马“不是好人，破坏工作”，因此王、马被撤职，王汉忠并被非法的管制一年，杨万全却逃避了应有的惩罚。1953年杨的错误行为再次被揭发后，县委曾派专人帮助其工作，纠正错误，但杨认为是找他的毛病，拒绝检查、教育，公开在社员大会上说“今后你们谁再向县、区干部反映问题，我知道了一定处理”等来压制社员对他的检举控告，并把检查工作的县、区干部视为敌特，如说：“×××同志这次知道咱们社内一些问题，准向县委反映，他就是特务”。最后县委书记亲自把杨叫到县委会进行教育，指出缺点和工作方向，明确的指出应退回所侵占的公共财产，杨仍拒不执行，继续其错误，并采取了更卑鄙的流氓手段向省委写信，编造县、区委对他不领导等来欺骗党。
+
+　　根据以上事实，安次县委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决定开除其党籍，清洗出社，建议政府依法惩办，追回其多占的全部胜利果实，对反攻倒算的地主应视罪恶大小，由政府和法院给予应得的法律制裁；对被拉进社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应立即清洗出社；对该社的组织，县委应立即派得力干部进行整顿，以便于社的发展与巩固。
+
+　　各地、县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在互助合作大发展中，对此类问题应注意检查处理。
+
+　　来源：《纪律检查工作》第十六期，1955年2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2.txt b/CCRD/3/7/5/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3d66f677135e9db7b49c2655216bcb6f399a97
--- /dev/null
+++ b/CCRD/3/7/5/000032.txt
@@ -0,0 +1,21 @@
+# 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
+　　<冯雪峰>
+
+　　在十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上袁水拍同志严厉地批评了“文艺报”在关於“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中所采取的错误态度。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是把“文艺报”的这个错误的实质和严重性完全揭露出来了。
+
+　　这个错误完全由我负责，因为我是“文艺报”的主编，而且那个错误的编者按语是我写的。
+
+　　我犯了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直到今天，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仍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泛滥着、发展着，在阻碍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发展和胜利，——这现象，我也完全不认识。对於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一些著作，我仅只简单地把它们看成是一些考据的东西，而完全不去注意其中所宣扬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例如袁水拍同志已经指出，在去年第九期“文艺报”“新书刊”栏中，就曾经发表了向读者推荐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文字，在发稿时我也只是把这本书当作单纯考据的作品的。
+
+　　这完全说明我对於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失去了锐敏的感觉，把自己麻痹起来，事实上做了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的俘虏。同时也说明我在这方面完全没有认识自己的责任，竟至玩忽自己的工作，离开了自己的岗位，因为“文艺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
+
+　　但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决不止此；同时所以产生这个错误，还有我自己的思想根源。问题的严重不仅在於我平日对於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在泛滥的现象熟视无睹，问题的严重更是在於当李希凡、蓝翎两同志向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唯心论开火的时候，我仍然没有认识到这开火的意义重大，因而贬低了李、蓝两同志的文章的重要性，同时也就贬低了他们文章中的生气勃勃的战斗性和尖锐性，贬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种新生力量。这错误的最深刻的原因在哪里呢？检查起来，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平日安於无斗争状态，也就甘於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平共处”。特别严重的是我长期地脱离群众，失去对於新事物的新鲜感觉，而对於文艺战线上的新生力量，确实是重视不够，并且存有轻视的倾向的。我平日当然也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例如替他们看原稿，设法把他们的作品发表或出版。但虽然如此，仍然可以不自觉地在心底里存在着轻视新生力量的意识。当我受到说我轻视新生力量的严厉批评时，我最初心里还迷惑，以为们永远是‘正确’的，而许多正确的新鲜的思想、力量，则受到各种各样的阻拦和压制，冒不出头；万一冒出头来，也必挨打，受到这个不够那个不够的老爷式的挑剔。”我觉得这个批评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我在“文艺报”犯了轻视新生力量的错误，特别应该引起文艺界的注意和得出深刻的教训。
+
+　　我所犯的这个错误，也是和“文艺报”平日工作上许多错误和缺点有联系的。在我的一些错误的思想和一些不好的作风的影响下，“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上就产生了许多如“人民日报”所批评的现象。比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细心倾听群众的意见，极少发表反驳“文艺报”上的文章的文章，没有去展开自由讨论，在偶有自由讨论时也表示了偏见，以及编辑部在作风上的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狭隘观念、认为自己“正确”、老大的态度、“权威”感，等等。这样，就必然不会很积极地去扶植新生力量，以致日渐养成轻视新生力量的倾向。
+
+　　现在我们必须有决心，在党的领导和严厉批评之下，来迅速地彻底地改正我们的错误，革除陈旧的作风，使“文艺报”名符其实地成为一个具有思想性与战斗性的刊物。
+
+　　这次的误错，我的责任特别重大，我完全接受党报给我的完全正确的严厉批抨，我决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我的错误并改造我的思想。同时我也代表整个“文艺报”编辑部表示接受这个批评，并根据这个批评来彻底整顿“文艺报”的工作。
+
+　　来源：1954年11月4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3.txt b/CCRD/3/7/5/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4fe18f2ea127c71cd5f893ddfffd652d3d1d4a
--- /dev/null
+++ b/CCRD/3/7/5/000033.txt
@@ -0,0 +1,13 @@
+# 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呼向民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
+　　呼向民，男，现年三十七岁，陕西吴堡县人，农民出身，家庭成份贫农。一九三四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曾任少共青年团吴堡北区区委书记、县团委少战部部长及书记等职；一九三六年八月自动投敌并在敌联保处作事，两月后讨保回家。一九三七年秋末重新参加革命，由刘雷山恢复其党籍。一九三八年经边区党委对其历史作了审查并停止其党籍。一九四二年七月又由高朗山、田澍二同志介绍重新入党。此后曾任陕甘宁边区青救会总务科长、生产科长、绥德吉镇联合纺织工厂厂长、陕甘宁边区抗联会秘书处长、工业局纺织科代理科长、游击大队指导员、边区总工会文教科科长、西北总工会副秘书长等职。
+
+　　呼向民之历史问题由于有人曾匿名检举其投敌叛变行为及高、田不承认介绍其入党（经向高朗山、田澍、崔田夫、李兴旺等有关同志反复查对，虽未确切肯定，据估计呼混入党内的可能性是不大的。）兼之呼对自己投敌经过之交代含糊不清，因而又再次作了审查。截止目前审查时间已有年余，证明材料共收到三十七件，因材料中之情况有若干出入，故又派专人去兰州、吴堡等地作了实地调查和与呼向民去东北作了当面对证。结果如下：
+
+　　（一）呼向民之投敌经过：一九三六年春在敌人进攻吴堡苏区，使我军陷入重围之情况下，吴堡县委决定改组县委为工委，留少数人坚持地下工作，其余突围南下。呼向民当时是由组织决定坚持地下工作者，并由惠中权同志将共青团县委的工作交其负责（郭文华等证明呼因家庭观念不愿离开不合事实）。当吴堡全县被敌人占领后（据调查当时情况虽很紧张，但坚持工作还是可以的），呼先在本村附近隐藏，后因敌人将其父逮捕，遂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动摇了革命意志，带手枪一支、子弹三粒、文件一包去联保处投敌自首（文件在途中烧毁）。呼投敌后承认自己是共青团员，团县委儿童书记。在敌联保处作饭并随铲共义勇队下乡巡查数次，有时还携带武器（呼文忠、呼忠康等同志证明）。十月间讨保回家至一九三七年秋从事种地务农（惠中权证明在我利用黑军暴动中呼做了很多积极工作不符事实）。
+
+　　（二）呼向民第二次参加革命后工作表现一贯是好的，有一定成绩的，解放战争中对敌斗争也是坚决的，但对党在交代自己问题中一直是不老实的。例如他曾将自动投敌一节交代成：被捕后被迫自首；将亲自向敌交了手枪、子弹，交代成：只有一支手枪是由他母亲交给敌人的；投敌后随敌铲共义勇队下乡巡查数次，只交代了：在敌联保处做饭并给地主收秋种麦；更恶劣的是：呼向民为了掩饰其投敌情节，竟将同他一起去联保处保他的一个农民呼忠信（其父被敌人所杀）编造成反革命分子并说在其要挟下向敌自首。呼向民对这些事实最后虽已承认，但在其问题的审查过程中表现了不彻底不老实和避重就轻。
+
+　　（三）综上所述：呼向民在对敌斗争中未坚持斗争，自动投敌，交出武器，并随敌铲共义勇队携带武器下乡巡查。因此，其问题性质则是严重的变节投敌背叛革命。这种行为在当地曾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二次参加革命后，又隐瞒重要情节未彻底交代。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叛变自首分子规定的第一条第四款：“凡共产党员被捕被俘后，即使叛变情节轻微，出狱后一直坚持革命斗争，但长期对党隐瞒其变节行为，采取欺骗手段而恢复党籍者，亦应开除其党籍；”的精神，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严肃性，应开除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4.txt b/CCRD/3/7/5/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f1637b407133cc46d376af84064a55686a75fd
--- /dev/null
+++ b/CCRD/3/7/5/000034.txt
@@ -0,0 +1,83 @@
+# 郑伯克同志关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的自我检查
+
+　　<郑伯克>
+
+## 第一部分：我所犯的严重错误
+
+## 一、犯严重错误的开始——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
+
+　　一九四四年、四五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党中央代表在重庆公开提出了这个号召，在南方局领导之下，党员干部执行了党的方针，蒋管区工作克服消极隐蔽倾向，民主运动有新的高涨，云南工作因此有所转变。我当时没有体会党长期埋伏、深入群众的方针，从个人主义出发，学生运动没有和工农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作中好搞铺张表面的热闹场面；这些缺点和错误没有检查，反而贪“天”之功以为己功，生长骄傲自满情绪，犯错误由此开始。
+
+## 二、严重的地方主义发展顶点——滇桂黔区党委成立前后
+
+　　一九四八年全国胜利形势之下，我更骄傲自满，好大喜功，对当时云南仍处于敌强我弱情况及敌人最后挣扎、残酷性均缺乏认识，对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矛盾估计过高，因此不是十分谨慎地根据党在敌人统治区斗争方针并从有理、有利、有节的观点出发，而是以左倾冒进形式发动六月十八日“反美扶日”游行，以致造成“七、一五”学生运动的失败。以党当时给与我的工作任务，一旦犯错误，涉及全省，一千多干部与进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昆明被捕，惨重的失败，不啻重重地向我敲了警钟，理应痛定思痛地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但我犹掩饰错误，不承认失败，以致继续错误，给党与人民事业造成更为严重的痛心的损失！
+
+　　由于我骄傲自满，对胜利形势下阶级敌人可能以隐蔽方式从革命内部进攻，失去警惕；思想上放下武器，更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在农村斗争中开始曾经考虑过利用阶级敌人矛盾，但由于麻痹轻敌，再加以我以投机商人的想法，政治上进行投机赌博，想一旦机投准了，就可成为暴发户；因此敌我不分地和投机官僚地主妥协以扩充武装，利用变成依靠；在城市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中，满足于资产阶级分子阿谀逢迎，不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与资产阶级不分彼此；这样不依靠工人和农民，违反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总路线，政治路线上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建军建党等工作均犯了原则性的错误。我只满足于游击区域的扩大，游击队番号的增加，党员数目的增多，而这些政权武装及党的组织，在党的手里还是在敌人手里，那些在党的手里那些在敌人手里，就未去研究和仔细考虑。并以错误思想来指导工作，不少阶级敌人因此混进来篡夺领导，错误已很严重，我反而认为功劳，背上包袱，向党要求权位。
+
+　　思想上既向阶级敌人缴械，和阶级敌人不分彼此，感情上和党和无产阶级就日益疏远，并以资产阶级思想带进党内争权夺利。
+
+　　一九四八年秋，曾在两广坚持游击战争的边纵准备进入云南；云南地下党及游击队组织不纯，党的领导不能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工作经验又极其缺乏；边纵进入云南正加强了党的工作；而我把党的工作没有看成党中央领导的一部分，而看成我争权夺利的资本，对边纵不是欢迎态度。一九四八年上级对云南工作提出三个方案要省工委考虑，我对第一、二个滇工委与桂滇边工委合并，归华南分局领导的方案，认为我个人就不能独霸党的功劳，地位也不会高，因此不愿接受。从利害关系出发，经南方局指示，被迫接受第三个方案，即把滇东南游击队及工作交边工委领导；而在这个方案中也还有损人利己的打算。党的任何一部分工作之发展，皆是党的整体中之一部分的发展，这发展有利于党的整体事业；但我只要我发展，而不愿党的其他工作之发展，想把边工委及边纵工作局限在滇东南难于发展，在云南其他一百二十市县地区，我仍可大大地发展。
+
+　　一九四九年七月中央批准分局决定成立滇桂黔边区党委，对统一领导云南工作，团结全党展开对敌斗争以迎接解放来说是完全正确与必要的。站在党的立场，我应热忱拥护这个决定，并率领原滇工委领导的干部坚决团结在区党委之下工作；但我却采取相反的立场与态度，当时云南游击队数量更大了，实质上我错误也更严重了，我把错误当成功劳，把党分配我做的工作当成争权夺利的资本，对党更加骄横跋扈，不听招呼；我不把区党委看成执行中央与分局决定的唯一合法领导机关，反抗区党委就是反抗中央反抗党，而是把中央统一领导的整体的党看成有广东党与云南党之分，把区党委的成立看成广东党夺取云南党的领导；这样对待组织，已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看法，而和卢汉看法一致，卢汉就这样讲的：李明、庄田都是广人，还是云南人办云南的事才好。李明同志是分局派来负责领导工作的，服从党应具体体现在服从代表党的负责干部的领导上，而我却把李明同志看成广东党的代表，我向党比本钱，比力量，认为云南游击队人数多，区党委就应该以我为主，党不会迁就个人主义，我想副书记也可，到滇东南去看看行情，如果能争取更多的干部支持我，事实上地位高就可满足，因此才到滇东南参加区党委成立扩大会。区党委成立后，我认为我权利有限，兼组织部长也不便在干部中拉拉扯扯，为满足个人权位野心，便不惜破坏党的团结，实行分裂党的罪恶活动。我受过党多年教育培养，一九三七年在延安参加过反国焘路线斗争，我当时没有联系到自己组织观念不强，反省自己，警惕自己，而是认为我的工作岗位低，没有条件犯那么大的错误；但我个人主义不克服，小个人主义就发展到大个人主义，到一定条件时，我所犯错误，其严重性和国焘路线分裂党罪恶活动已有类似之处。我在东南分局工作过，项英、袁国平的错误我曾听过党的传达，但也未联系到自己思想进行检查。破坏党的团结，就是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的生命，我利禄熏心，竟见利忘义地抛弃党的根本利益，在政治上我认为前桂滇边工委在广西边境依靠和发动贫雇农路线不适合于云南，在云南应以主要和地主搞统一战线来开展工作，而我所谓统一战线实质上是和地主妥协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组织上我以个人名义代替区党委发号施令，不经请示报告，擅自任免干部，建立地县机关，擅自设电台。以对待敌人方法来对待党，夸大区党委某些领导干部的缺点在干部中广播，以削弱党的威信来抬高自己，以隔绝区党委和广大干部间之联系，除区党委直接领导的文山、宜良地区外，已把云南党的组织从中央统一领导之下分裂出来。由于党中央号召，全国胜利形势的影响以及人民解放军逼境，卢汉才被迫起义投降，我却贪污这笔账算在我功劳簿上，更目中无党，和党的距离日远，和敌人距离就日近，军事上想把游击支队主力直接指挥以个人代替区党委；组织上不愿甚至拒绝与区党委联系，实质上是割断与中央的联系。当时亟须游击队配合解放军消灭残敌之际，卢汉找地下党负责人联系，我还考虑一下，区党委有同志打电话来找我，我竟毫不犹豫地置之不理，以致游击队与解放军发生误会自己打自己，残敌因此钻了空子逃窜国外，在国防上留下长期祸患，在全省到处接收，甚至还想过接收昆明，心目中已没有中央，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一九四九年末在昆明举行一次游击队会师仪式，经区党委通知后才撤出昆明；昆明这样大城市，竟有两次入城式（一次解放军正式入城，一次游击队入城），反党反中央已到极其严重地步，从敌人心目中看来有两个共产党，有两个解放军，敌人正乘机钻空子，拍掌欢迎共产党内的分裂，卢汉送游击队枪，资产阶级分子送钱，卢汉想邀游击队负责人参加其临时军政委员会，以此来抵抗宋、陈进入云南，我已为敌人利用而犹不自觉，还得意忘形地擅自出版“云南人民日报”，在发刊词中宣传大云南主义，把云南看成中央统一领导的化外之地。当一九四九年九月骗取了区党委的批准到昆明以后，还有过这样的想法，只要我行我是，工作做出成绩，将来应以功过定是非。回头来看，很明显，组织上既分裂党，根本破坏了党的纪律，政治上既离开了党的路线，实际上就帮助敌人来危害党，做了资产阶级代理人，不是有功于党，而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
+　　我权位思想也表现在生活上堕落腐化，当“七、一五”斗争到危急关头时，我束手无策，政治上右倾与动摇，利用党的关系，损人利己地派干部冒万分危险把温宗姜接出来，利用干部对党的威信，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
+　　我给党的严重危害是从组织上根本破坏了党的团结就帮助了敌人来危害党，我思想上既向阶级敌人缴械，亦以此教育干部，不少干部因此对敌人失去警惕，或敌我不分。我以搞好投机地主上层关系，教育地富家庭出身的干部，所谓搞好，是放弃原则的妥协，我一再交代楚雄区干部要和投机恶霸李鉴舟的关系妥协好，虽遭干部反对，我仍坚持错误。在和资产阶级合作并分化地主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我不明确，授敌以柄，重用仅有旧的军事技术与行政能力的不纯分子，以未经改造的国民党军官负责游击队指挥，以国民党守法官吏做专员，敌人就利用这空子打进来，并从这些组织与思想不纯分子中挪些人出去。以我当时工作岗位，其为害之深之广就涉及全省，解放以前及以后，剿匪征粮中一千多干部惨痛牺牲，其中不少牺牲在对敌人失去警惕或敌人从内部来破坏的；以我直接领导过的玉溪区及新平县受害最深，损失尤为严重。由于党中央完整无缺的领导，全国胜利形势的决定作用，人民解放军及时进军云南，以及广大干部群众在党教育与影响之下努力，这就使得云南工作获得成绩，我严重错误没有使党的事业遭受失败与根本破坏；而我给党的危害是极端使人痛心的，这段时间工作，说明我不忠于党，不忠于革命，是革命事业的罪人。
+
+## 三、解放以后
+
+　　（一）初步整党前
+
+　　当解放军兼程进军云南之际，我到处铺摊子，搭架子，抢地盘，卢汉已从反动阵营分化出来表示投降，蒋匪军准备和正向国外逃窜，我向谁抢地盘？实质上是向中央抢地盘；是抵抗中央解放云南。对区党委会师指示中地方干部任副职或降级使用这点我有抵触情绪，因此对这一正确的及时的很重要的指示，我不愿执行；我认为仅游击队即可解放云南（当然游击队永久也不能解放云南）。当宋、陈率领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后，我才被迫退步，为保持权位，表面上服从中央及执行中央路线的省委，但在组织上仍然抵抗中央，集中在干部问题上。党对本地干部的培养与选拔，一向是重视的，外来干部经过中央直接教育，对中央路线在思想上体会得多；只有以外来为主，云南工作才能顺利进行，不致走弯路，只有以外来为主，地方干部在带动之下才能获得提高；因此地方干部必须向外来干部学习，欢迎与尊重外来干部，是欢迎与尊重中央路线的问题。省委贯彻中央路线，在外来干部带动之下耐心热情培养教育地方干部；我却采取相反立场，由于我不把地方干部当着党的干部，而是当着我争权夺利的工具，因此满足于干部的落后与盲目，脱离群众，不正派的甚至资产阶级分子如李勃生、韩进之等人也挪来占领阵地，我抵抗中央对新区以外来干部为主的方针，抵抗中央整党以提高干部的方针，对整党以拖延办法进行抵抗，同时包庇干部地富立场与敌我不分的错误，也包庇混入党内阶级敌人。利用省委团结第一方针，以打击坚持党的原则的外来干部，藉口这些干部不讲方式，破坏团结，我到处宣传河西事件说陈博文同志不讲团结，其实陈博文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基本上是对的，我向西南局汇报工作，对昭通有地方干部包庇地富，我不认为是问题，反而怪四十三师张显扬同志不讲究方式，曾经西南局严格指出连立场与方式都分不清楚的错误；当刘有光、张子明同志向省委反映地方组织严重不纯后，我文过饰非地认为仅个别现象。到不能掩饰，不能包庇，西南局一再指示，整党已刻不容缓的时候，为逃避整党，藉口参加减租退押，对组织工作采取推出去的态度。这段时间为巩固与争夺权位，对省委甚至有些骄横跋扈。
+
+　　总结这段时期：客观条件比区党委时有了不利于地方主义发展的变化，我为了退守地方主义阵地与保持“股票”，不愿及时提高本地干部，不惜损害地方干部，抵抗中央新区以外来为主及整党方针，以致本地干部在镇反减退征粮等工作犯错误；我包庇混入党内阶级敌人，以致许多干部在剿匪征粮中惨痛牺牲。由于这样，我对当时云南正在和亟须进行的社会民主改革，起了破坏、妨碍和延误的罪恶作用；但由于省委坚持和贯彻了中央路线，云南解放以后，剿匪征粮镇反等工作皆取得胜利，这是基本的主要方面，我对党的危害就只能起一定限度的破坏作用，这种破坏作用是够严重的。
+
+　　（二）初步整党
+
+　　我严重的地方主义所造成的恶果表现在镇反混乱，到处先斩后奏，斩而不奏，边斩边奏，中央政策不能贯彻，省委无法控制，土改被迫推迟的严重地步。一九五一年全国组工会议中央对云南整党问题直接指示，少奇同志讲了话以后，整党势在必行，我才被迫参加整党工作。整党为了克服地方主义，为了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我对自己严重错误，却讳疾忌医，不愿检讨，错误思想就继续活动，实质上且退且战地对中央整党方针有抵抗，在整党中我有过利用整党来保持我地方主义“股票”的想法，大小山头都消灭后，只要干部对我个人还有好感，权位仍可保持的想法。再加以从我的错误上集中地高度地表现了地方主义的罪恶及其对党的严重危害性，而不少地方干部的错误或由于有一定的盲目性，或与我错误有关，由于我既不深刻地沉痛地反省自己，地方主义思想还在活动，这就影响到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时，对错误有顾虑，不敢大胆揭发与暴露，因此对地方主义克服就有局限性。自己对待错误既不敢坚持原则，帮助他人也就轻弱无力，也怕他人挖我的疮疤，对我个人特别有意见的就用了些挪挪扯扯的办法，例如思想斗争上有意放松对其帮助来缓和之，甚至对个别长期地对我有意见的也想挪，也想打击一下，因此采取消极放任态度。所有这些都影响到干部地方主义个人主义的打滥整透，损害了干部。其次，对有些或与我不分彼此，或对我阿谀逢迎的阶级敌人，不愿按照党的原则进行严肃的实事求是的组织处理，总不愿处分面宽，这在一定程度上包庇了坏分子。
+
+　　由于省委坚决贯彻中央和西南局指示，直接掌握与领导整党，因此才基本上克服了地方主义，初步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干部，保证了土改的顺利进行，使全党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央路线之下；然而我以不纯动机参加这一工作，就损害着中央整党精神，使地方主义不能彻底肃清。
+
+　　“三反”中关于地下党经费处理贪污问题，向中央报告后，对中央宽大处理，我仅从个人主义出发有过感动，但对中央提醒我并促使我自觉地认识错误的对干部关切爱护，我却未体会，对中央不老实，仍未沉痛地深自反省。
+
+　　（三）整党以后
+
+　　初步整党后，我把省委领导整党所取得的成绩窃为己功，并夸大整党成绩，有些得意忘形，在第一次全省组织工作会议上利用盐兴事件、泸西事件打击一些干部，挪拢一些干部，干部普遍有意见，连党校参加整党干部在内，我个人主义碰了这次钉子后，日益感到孤立。事实上整党以后，干部提高了，整个土壤气候更不利于我地方主义的发展了，由于我思想未解决，活动就未停止，有空子可钻仍钻空子，在少数干部中散布地方主义情绪，同情和支持有些干部地方主义情绪，例如有个地方干部在党委内部搞不团结，我和他谈话中，不能不讲几句任务繁重搞好团结的话，因为破坏团结是组织问题，我不能不冠冕堂皇地讲几句，但谈到具体问题时，我却同情他地方主义情绪，我叫他忍耐，现在闹起不好，弦外之音，将来有条件时还可闹一下。其次，以青年团为我最后阵地，四年来我对团一直抓得很紧，尤以一九五〇年为最，但在当时团的问题并不突出，整党以后就突出了，我利用省委反分散主义打击团的负责干部田桐生同志，田感到受限制，不安心，要求调工作，我就一举两得地（第一掌握阵地，第二做个顺手人情）向省委建议把他调走，从此以后，团省委干部对我便战战兢兢，唯命是从。省委曾经指示：工厂团的口号贯彻总路线要依靠青年工人是错误的，我为了讨好干部，没有坚决支持省委指示，而是向团省委干部说：这种提法不策略，不要在公开口号上提。我为制造个人威信，在讲话中哗众取宠地以迎合团员中小资产阶级情调；省委在互助合作代表会议上报告，团的干部就不好生学习，我怕涉及组织问题和我有关，因此不能不讲几句不好生体会党委指示不对头，而团的干部为什么这样，显然是我制造个人威信的结果，凡有尖锐批评盲目崇拜个人的错误，才能树立党的威信，但我对这点只字不提，讲几句尊重党的话，也不过洗清卖白的手法而已。为要保持这块阵地，我不愿调走干部，也不愿派干部来，团西南工委准备调个老区干部换团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干部，我不好正面拒绝，却提出另一方案，最好调个地级干部来，才好安排。我活动结果，就使党的领导不能在团内完全贯彻，隔绝和削弱了党对团的领导。但由于省委坚持和贯彻了中央路线，团内还不能为所欲为，有关全省政策方针以及编制经费、干部配备调动等均须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地方主义愈受限制，我愈感到孤立。
+
+　　初步整党后，为保持权位，对党在组织上不能不服从，但我思想上并未解决，因此这种服从，就只是在方式上和手法上用功夫，实质上阳奉而阴违，我还想盗窃党领导整党所得成绩为己功，向党要求无原则的迁就，当其党的关怀表现在尖锐的批评时，我就有抵触情绪，感情上对党更有距离，甚至怀疑党对我不信任，更加以地方主义发展受到限制，对个人权位便患得患失，因此怕负责任，犯错误，政治上消极，工作上敷衍，处理日常工作尽量推出去，有的公事甚至只看题目不看内容就送给省委批，有的内容不看也签个字，有的草率地看一遍就表示同意然后送省委批，这就损害了省委办公厅的工作。
+
+　　政治上消极，在生活上从个人享乐腐化中去追求“安慰”。
+
+　　和温宗姜的不正当的关系，已经在政治上受到很大损失，初步整党中在省委领导下，迫于党内舆论的压力，断决了这个关系，当时也想过和曾恢复夫妻关系，对党写过报告；整党以后，政治上消极，从资产阶级腐朽的人生观出发，对曾的关系又动摇起来，对党写过报告，属于组织问题，我从个人主义利益出发，竟不惜破坏党的纪律，不愿恢复曾的关系。一九五三年二月以后，经常和一个和曾结婚前曾经有过恋爱关系的姓常的通信，九、十月间西南局组织部表示不同意，这以后，就经常带些女人去游山玩水，我忘记自己不仅是一个共产党员，而且相当负责的干部，置党的政治影响于不顾，有群众说：国民党的官带女人坐吉普车兜风，共产党的官也有带女人坐汽车玩的。我给党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失是极为痛心的。
+
+　　总结初步整党后，干部更团结在党的周围，而我的思想仍未解决，有空子可钻仍钻空子，但地方主义发展已受到极大限制，我还要求党无原则地迁就我，这种想法，不符合党的原则，个人主义目的未遂，因此患得患失，感到没落，政治上消极悲观，组织上对党感情疏远，生活上没落颓废，再往下发展就不堪设想，或给党以更严重的危害，或个人因此毁灭，都很难讲。党为了挽救我，及时地找我谈话，进行诚恳热情耐心的关怀教育，我拒绝党的帮助，当省委召集会议对我进行教育时，我讳疾忌医，顾虑重重，怕对自己思想算次总账，因此有抵触情绪，甚至有过孤注一掷的想法，抵触是仇视党的教育，孤注是想反正个人垮台了，要吗通通包下来，实际仍把严重错误当成功劳进行顽抗，孤注垮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站在党的立场，垮台的是个人主义，对自己思想来一次总清算，把个人主义彻底打滥，重新建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为什么要抵触呢，我身临危境而不自觉，已经是继续给党以更多的危害，还是起个螺丝钉作用，为党做好工作。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党员，还是不做党员的问题，回愬已往，不寒而栗，衷心感激党对我的挽救，从错误的泥坑中爬出来获得新生。
+
+## 第二部分：我犯错误思想本质及其形成社会根源
+
+## 一、思想本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　　我犯错误主导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权位思想，我唯权位之利是图，利禄熏心，见有利于权位者，即忘去无产阶级之大义。如在紧要关头时不惜破坏党的团结，为争权夺利，不惜损害党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干部的利益。资产阶级“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条条的利害关系之外，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之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别的联系了。”（共产党宣言）我斤斤计较的是个人权位，缺乏对党的感情，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缺乏真正的人类同情心。党与个人关系、干部关系、群众关系以至家庭关系，都看成冰水无情的利害关系，因此，我忍人之所不能忍，作人之所不能作的事。
+
+　　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表现在政治上：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表现在组织上：反党反中央、严重恶劣的地方主义，党与个人关系常常摆错了位置；表现在生活作风上：玩弄资产阶级聪明，看人看势力看行情说话，对党极不老实，作风极不正派；生活上腐化堕落。
+
+　　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还表现在：骄傲自满，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当发展顺利时，飞扬跋扈，不听党的约束；当发展受到党的限制并经党不断纠正时，消极悲观；思想本质始终不变，和党的距离就越来越远。其发展前途一步步地离开党，甚至可能叛党，以至身败名裂！
+
+## 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社会根源
+
+　　我出身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凭着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革命热情，一九二九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一九三五年入党，共产主义人生观均未确立。因此白色恐怖高涨时，政治上严重动摇，自动脱离组织（一九三三年）；因此不了解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缺乏共产主义伟大胸怀，往往不适当地强调个人作用；一九三七年五月初因嫌疑被捕，抗战后由于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才被释放出狱，不是从一个共产党员立场要求自己，认为我比自首变节分子坚强，反因此自满，在中央党校不老实接受党的改造；一九四一年到云南工作后，没有从党不断警惕自己及热切关怀之下自觉地克服缺点与错误，反引以自满，一九四五年以后，更贪党之功以为己功，骄傲情绪更加发展。由于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目的性不明确，一九三三年起在党领导下社联、教联等工作中就接受了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影响，随着个人主义骄傲自大的发展，一九四七年以后全国胜利形势下，和资产阶级统一战线工作中及地下工作掩护中，就接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以至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思想上日益居于统治地位。
+
+　　由于我共产主义人生观未确立，思想上还保留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尾巴，常常有投机取巧的做法，在思想改造的重要关头上滑过去。由小资产阶级思想发展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后，更把资产阶级政客投机权术带进党内来，在思想上玩弄资产阶级聪明手法，解放后四年来党长期地热情教育，耐心等待，而我总以取巧来滑过去，不老实地接受党的改造。四年来，中国社会处伟大的历史转变时期，思想不提高，已远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何况我思想上有很严重的错误，四年来经过许多社会民主改革及各种斗争，我也未投身到运动中去锻炼，却在思想上取巧滑过去，置身于斗争之外，这是我长期没有得到改造，一直走着歪路的主要原因。
+
+## 第三部分：错误中教训和今后努力方向
+
+　　一、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看到工作中有一点成就便窃为己有，殊不知这点成就是党中央正确领导，同志们努力所得来的。而我在工作中还不断犯错误，甚至极其严重的错误，就使得党领导所得的成就受到严重损害；如果换其他党性较强的同志易地而处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会取得更大成就，而不致使党的事业遭受损害。由于骄傲自满，党与个人关系就摆错了位置，就一步步地在党内计较名誉地位，堕落为卑鄙的争权夺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共产党员应该是满腔热忱、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一旦对权位伸手，患得患失，就永无满足之一日，我为权利、地位，严重地危害着党的团结，以致帮助敌人来危害党，牺牲了许多同志的生命，给党的事业以极其痛心的损失！我必须重新决定共产主义人生观，一切从党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任何个人得失都不去想，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做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
+　　二、思想问题不能欠债，“有债即还，快还早还”；而我多年来一直存心欠债，思想问题愈来愈严重，为什么要欠债，由于对党不老实，玩资产阶级聪明，在党内投机取巧，在思想改造关头上滑过去，这是对我的改造致命之伤，为要彻底抛弃对党不老实，玩聪明耍手法的恶劣做法，从下列几方面着手：
+
+　　（一）思想上老实：任何时间，个人主义只要一冒头，就立即警惕，加以纠正；并及时向党反映，不对党隐瞒任何一点个人问题。
+
+　　（二）组织上老实：严格遵守党章、党的纪律，不再在组织上犯错误。
+
+　　（三）作风上老实：谦虚谨慎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艰苦朴素的作风。
+
+　　三、为了彻底改造我自己，彻底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观点与作风，培养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我愿意虚心到实际斗争中去锻炼，老实地接受党与群众的教育与监督，以使自己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泥坑中爬起来，做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5.txt b/CCRD/3/7/5/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ebc1427e33a74b88911fc9026d6c765ee7a49a
--- /dev/null
+++ b/CCRD/3/7/5/000035.txt
@@ -0,0 +1,15 @@
+# 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关于邢之舟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
+　　邢之舟（原名邢崇道），男，四十二岁，陕西高陵县人，初中毕业，家庭中农成份，一九三七年入党，无候补期。曾历任区委书记、关中分区税务局局长、地委供给科长、陕西高陵县长、西北交通部办公室主任兼人事处长以及西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
+　　邢之舟一九三二年底毕业于西安中山中学，一九三〇年在该校加入国民党。一九三一年经李赋言、张维新、陈培基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春由省团委派赴三原、澄县、蓝田、南郑等地巡视工作，八月返西安。不久（阴历八月十五日）因杜衡叛变，陕西党遭到破坏，邢亦被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逮捕入狱；羁押约两月，供出组织，接受了敌人任务，讨保出狱。一九三四年春到高陵县高小教书，同年暑假后至北平住间。一九三五年初又回县教书。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前，在本县经师受命（现为民主人士）介绍加入“人民协社”（比较进步的组织，其中有革命者，有自首分子，也有个别的反动分子）。一九三七年初曾到延安抗大学习八个月。十月在三原经许宗岳（现任西北地质局办公室副主任，系叛变自首分子）周芝轩（已死）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在三原、临潼一带任区委书记。一九四〇年到延安，经中央组织部停止党籍七个月对其历史问题进行了审查，于一九四一年恢复了党籍。一九四三年关中地委又作了审查。两次审查结论因限于材料，均确定其问题性质为自首变节，此次经我们再次审查的结果，认为：
+
+　　一、邢在被捕后不仅向敌自首，而且有严重的叛变行为。主要情节是：邢被捕后除填了自首表，公开发表了“脱离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宣言”外，还供出组织十七人，其中已经被捕的有张新发、雷振东、杨声、樊德音等五人（另一人名字未查出），未被捕的有林之萍、徐国琏、张静文、杨文章、李楷、李继善、王国保、樊振杰、王立、刘侠生、郗德仁、张庆珠等十二人。据邢称：当时未被捕的十二人中部分已为别人供出，部分已逃跑，以后被捕自首的有林之萍、刘侠生等人。另外邢出狱时，国民党省党部常委、特务头子宋志先亲自找邢谈话，着其写信向敌省党部汇报共产党的活动，并为邢规定化名为邢云程，省党部的化名为徐日新。一九三四年春邢向敌省党部执行了这一任务，写信汇报“自己已到学校教书，未见有共产党的活动”等（据查高陵县高小当时确无我党活动，敌人对叛徒的控制也不甚严格，一般是出狱后如不继续活动，敌人就不再追究）。以上情节，说明了邢之舟由于经不起严重斗争的考验，因而在敌人面前表现临危屈服，丧失革命气节的行为，对党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
+
+　　二、邢入党后对上述自首叛变情节，在过去两次审查中一直未向党彻底交代。据邢之入党介绍人许宗岳称：“邢自首登报，并供出人，在邢入党前曾听说过，但对其接受敌人任务，作过汇报等并不清楚；接收入党时未见交代，组织上也未查问”。一九四O年中央组织部审查时，邢隐瞒其叛变行为，申明出狱是因病保出，别人在张宏博（叛徒，已当特务）的“脱党宣言”上给他签了名，未破坏组织。至于接受省党部任务，规定化名，作过汇报等根本未谈（见前两次结论）。一九四三年审查中邢虽交代了自首叛变行为，但经此次审查看来仍有某些出入。如过去交代在狱中只供出十人，其中少数已被捕，多数并未被捕；过去交代出狱后给省党部仅作了一次生活问题的汇报，这次交代汇报内容则为共产党的活动情况；过去交代在自首宣言上签名是别人代办的，这次查明“宣言”是他和雷振东（渭南专员）、冯振善（已死）亲自草拟的。因此，邢之舟在一九四〇年审查中是采取了欺骗手段隐瞒历史，重新混入党内的，在一九四三年仍未彻底交代，这次又是吞吞吐吐。邢之舟这种不惜牺牲党的利益，保全个人，为了个人得失，在政治上一再欺骗党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
+　　三、邢之舟曾否参加CC或托派的怀疑可予撤销。邢于一九四三年审干中曾自动交代；一九三五年在高陵小学教书时由该县国民党书记长张健民（系CC分子）强迫加入CC，一九四〇年复经师受命（据陕西省委统战部办公室主任刘钢民同志称：师有托派嫌疑，是否加入过CC尚未查清）介绍二次加入CC。邢后来否认了这一点。但关中地委因无材料根据仍予保留。这次经调查结果：张健民虽系CC分子，但又为地方派，原搞教育工作，不甚活动，与邢是师生关系，其国民党书记长之职务，是由杨虎城委派的；师受命还不能肯定为CC或托派；已往和邢往来之社会关系中也再未查出其他CC分子或国民党员。另据丁志明、魏光波同志证明：邢出狱后在西安、北平等地俱未发现有什么破坏行为。聂景德、张桂林同志亦证明：“邢在高陵一段表现还不错。”邢入党后在三原一带工作和在关中边界上做生产工作时（主要担负对外联络的据点任务）曾掩护过一些同志出入边区，均未发生什么问题。据此，邢加入CC或托派的根据不大，原关中地委结论中保留之怀疑可予撤销。
+
+　　综上所述，邢之舟在狱中所犯错误之问题性质是严重的自首叛变，并在重要情节上向党长期隐瞒。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叛变自首分子的规定”中第一项第三、四条的精神，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应开除邢之舟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6.txt b/CCRD/3/7/5/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ace7df1354d2917102e9f5a8b07802c3572c49
--- /dev/null
+++ b/CCRD/3/7/5/000036.txt
@@ -0,0 +1,31 @@
+# 贵州省委关于开除王俊德党籍的通报
+
+　　省委同意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王俊德党籍的决定”。王俊德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恶劣的，由于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和平胜利的革命形势下，他一贯追逐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采取最卑鄙的流氓手段，玩弄和侮辱妇女。他的错误虽经党多次揭发斗争和耐心教育，但仍屡教不改，不知悔悟，终于墮落成为一个最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为了教育全体党员和干部从王俊德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提高革命警惕，抑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和引诱，反对追逐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各级党的组织必须认真组织党员和干部学习这个文件，藉以提高党员和干部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
+
+　　（此件及附件应登党刊）
+
+　　 1954年11月20日
+
+　　（附：）
+
+## 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王俊德党籍的决定
+
+　　王俊德，男，31岁，山东省定陶县人，贫农出身，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1939年入党，1949年由部队转业到地方，曾任中共惠水县委、贵定县委书记，省总工会组织部长等职。1951年8月王俊德在惠水工作时，乱搞男女关系，受到党内当众警告处分。1953年，任省总工会组织部长期间，因其在贵定县工作时再次玩弄妇女的错误被揭发，受到党内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调至省工会联合会工人训练班工作不久，处分尚未取消，又犯了同样的错误。主要事实如下：
+
+　　王俊德到工人训练班以后，即对训练班中仅有的两个女同志王XX、左XX进行勾引，利用其领导职务，和女方接近，不到一年，先后与王XX、左XX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后因与王XX闹矛盾，王XX当他的面服安眠药自杀（急求未死），错误事实才暴露出来。
+
+　　王俊德为了掩饰其可耻勾当，蓄意散布荒谬的资产阶级论调，耍流氓手段，对女方进行欺骗、威胁。如说：“生活不健康的干部，不见得政治上不坚强。”开始引诱女方时，以称赞女方的聪明才干，夸耀自己的功劳，宣传自己与爱人关系不好等去博取女方的爱慕与同情。继以“我很痛苦，你再不答应我就哭了”的下流相向女方乞怜。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之后，即要挟女方说：“生米已做成熟饭，你如揭发，我爱人决不干休，判我一年徒刑，你也得半年。”以此控制女方。更恶劣的是，为了取得女方欢心，竟不惜暴露党内秘密。如对王XX说：“我们支部某两个党员政治上有问题，要审查清洗。”
+
+　　王俊德对自己的错误一贯隐瞒抵赖，毫无悔悟的表示。初期，工人训练班有同志向他提出意见，他反诬陷提意见的人是“破坏领导威信，有政治问题”。王XX自杀被救后，同志们向王XX、左XX进行批评，王俊德却说：“王XX自杀原因是党员与群众联系不够，党员要检查党群关系”，企图转移群众视线，将责任推在党员身上。当错误已被工会党的领导上发觉进行调查时，王俊德仍千方百计设法掩盖。如给王XX写信说：“在必要时还要说谎，要考虑后果，否则干部受损失，工作受损失”；对左XX说：“一切都掌握在你手里，关键问题在你！”当党组织追问时，则以“我要有此事，可开除我的党籍，依法惩办”来搪塞，当面扯谎，欺骗组织。当组织上决定停止他的工作，令与王XX、左XX断绝联系，进行反省时，又利用一切方法与女方通信两次（信末注有“烧掉”）、会面两次，进行活动，替女方拟定“反省检查”提纲，商定欺骗组织的办法。10月6日省工会联合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对他的错误事实进行对证与分析批判时，会议中他竟两次退席（被制止）。王俊德对这次所犯错误丝毫不向党作交代。经过组织上详细调查，在可靠的人证物证和王XX、左XX的揭发下，才被迫承认了某些错误，但仍不承认与王XX发生过不正当关系，避重就轻。
+
+　　王俊德到贵州后三、四年来，屡犯错误，屡教不改。党的组织每次处理其错误时，都给以耐心的教育，王俊德在每次犯错误后也写过不少的书面检查，并痛哭流涕，向党一再表示“保证不再犯”。事实上却完全相反。这充分证明王俊德对党阳奉阴违，坚持错误，拒绝教育，已由一个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的具有高贵品质的共产党员，墮落成为一个腐朽不堪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
+
+　　王俊德出身于贫农家庭，十七八岁即已入伍入党，曾在军队中立过功，当选过模范，对党的事业有过一定的贡献，而现在却蜕化变质，这不能不引起全党的警惕。他的错误所以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是因为他在和平胜利的革命形势下，受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功臣自居，滋长了骄傲自满的个人主义思想，追求资产阶级的糜烂的生活方式，不惜采取最卑鄙的流氓手段，玩弄和侮辱妇女，全体党员和干部都必须从王俊德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提高革命警惕性，经常防止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对自己的引诱和侵蚀。
+
+　　近三年来，王俊德虽然形式上还有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实质上已经成为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虽然形式上似乎是在为党工作，实质上却是窃居领导地位，为满足个人私欲进行卑鄙无耻的勾当。党对王俊德这种蜕化行为，是进行过多次严肃、尖锐的斗争的，但他不仅没有决心纠正错误，反而变本加厉。这说明其极端的个人主义的发展，必然漠视党的组织和纪律。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议行政上撤除其一切职务。
+
+　　此决定请省委审查批示，并希准予登党刊、发通报，组织全党讨论，籍以教育全体党员干部。
+
+　　 1954年10月21日
+
+　　来源：《纪律检查工作》第十五期，1955年2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7.txt b/CCRD/3/7/5/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bec9f1fa884d38bcc685eef273f0808948d1ae
--- /dev/null
+++ b/CCRD/3/7/5/000037.txt
@@ -0,0 +1,25 @@
+# 甘肃省委关于撤销袁力刚同志现任党内外一切工作职务向中央的报告
+
+　　[编者注：中央已同意甘肃省委关于袁力刚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
+
+　　兹将省级机关党委关于撤销袁力刚同志党内党外一切工作职务的处分决定及调查报告和袁力刚同志的检讨一并报上。省委经过再三调查并和袁力刚同志多次谈话，常委会两次认真的讨论，认为省级机关党委的报告完全属实。袁力刚同志在男女关系上的行为是很恶劣的，对党和政府威信的破坏是很严重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已严重的腐蚀了袁力刚同志，最近两年来他逐渐把主要精力花费在模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追逐和玩弄女性上边，因而工作没有作好，政治上、思想上日渐墮落。为了挽救袁力刚同志，省委同意省级机关党委的意见，给予袁力刚同志以撤销现任党内党外一切工作的处分，并通报全党，以教育全体党员，共同注意反对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工作的顺利进行。妥否，请中央批示。
+
+　　（附：）
+
+## 中共甘肃省级机关委员会关于袁力刚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1954年11月25日
+
+　　袁力刚同志，男，现年33岁，陕西省延川县人，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35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转党。曾任县书、县长、团省工委书记等职，现任省农林厅副厅长，并任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省农林厅党组小组副组长、省青委委员、省妇委委员。1953年8月4日曾因打他的爱人龙宛君同志和警卫员，给予党内当众警告处分（尚未取消）。
+
+　　袁力刚同志过去为党做了不少工作，但进入城市以来，却不能继续保持共产党员应有的优良作风，逐渐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羡慕并模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对于妇女表现出极其粗鄙的下流作风。自1950年到1954年9月仅据女方控告和他本人检讨出的就曾对10个妇女进行过恶劣的调戏。被调戏者有些是省级机关负责的妇女干部，有些是与自己相处很久的负责同志的爱人，有些是自己领导下的干部和青年学生，甚至有的是素不相识的妇女群众。
+
+　　袁力刚同志把妇女当作玩弄品，接触之间即加调戏，乘车时藉着人挤故意靠压、探摸，跳舞时趁机戏弄，室内无人时则以轻佻举动猛抱接吻。最严重的是屡次在电影院中，发生调戏妇女的行为，前两次被调戏的都是女干部，女方为照顾袁的威信和自己的名誉，仅作躲避防御，未当场嚷出，但袁力刚同志并没有因此注意约束自己，竟于今年9月21日晚在解放电影院看电影时，调戏一个素不相识的妇女群众。电影放映中，袁藉与该妇女同座之便，几次探摸女方，均被拒绝，电影完时，袁又拉女方手，致激怒女方，大闹起来，抓住袁的衣领，找寻证章，追问袁是什么干部，要拉往公安局去。一时全影院观众都围着看热闹，其中绝大多数是省市两级的干部，不少人纷纷议论，说：“一定又是摸人家了，真恶劣。”“这家伙是一贯的”、“这一下碰到钉子上了”。当时李景林、高健君等负责同志也在场，经健君同志前去解围，并指示兰州市第一区区长张平同志劝说女方，答应查处，女方才把袁放掉。此事影响十分恶劣，严重地破坏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政治威信。袁力刚同志这种玩弄妇女的恶劣行为，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犯再犯，屡教不改，并且愈来愈放肆，上述10件调戏妇女的行为，即有3件是发生在今年2月以后，这说明七届四中全会文件的学习，并没有引起袁力刚同志的警惕。
+
+　　袁力刚同志产生以上错误的主要原因是：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不能在和平环境中继续保持共产党员的优良品质，不能从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反而将自己过去由于党的培养教育，在工作中获得的某些成绩和党的信任，当成自己可以不遵守党纪、国法的资本，居功骄傲，不求进步，耗费其主要精力于追逐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最近两年来，尤其是到农林厅以来，袁力刚同志工作表现不好，自己没有进步，与这是有直接关系的。特别是1952年组织上决定调他去苏联学习时，他竟表示不愿去（以后未去是组织上改变了决定），这充分说明袁力刚同志贪图个人享乐，政治上不求进步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
+
+　　袁力刚同志犯了错误后，态度一贯不老实，蓄意对组织欺骗、隐瞒，玩弄手腕。1952年12月他跑到省妇联公开打了自己的爱人后，不但不深刻认识与改正错误，反而教唆其爱人3次向省委负责同志写信，诬赖刘杰同志（省妇联主任）“挑拨他们的夫妇关系”。今年9月21日的错误发生后，经省委各负责同志多次诚恳的个别谈话、启示和会议帮助，历时2月余，但他仍无悔悟的表示，在主要关节上狡猾抵赖，避重就轻，不愿深刻检讨，企图蒙混过关，待机翻案。直至11月19日省委常委会议后，看到无法继续顽抗时，才作了比较具体的检讨。
+
+　　中共甘肃省级机关委员会认为：袁力刚同志这种资产阶级的腐朽行为，已发展到严重的地步，沾污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他的思想已在蜕化，日趋墮落。他对待错误的态度极不老实。为了严肃党纪，挽回党和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影响，并进一步教育袁力刚本人和全体党员，根据中国共产党甘肃省级机关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决定提请省委撤销袁力刚同志现任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农林厅党组小组副组长、省委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共甘肃省委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并建议行政上撤销袁力刚同志甘肃省农林厅副厅长、省合作监事会监事等职务。以上意见请省委批准，并请向全省党组织通报，以资教育所有党员。
+
+　　来源：《纪律检查工作》第十五期，1955年2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8.txt b/CCRD/3/7/5/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f6367018c76ec5e32abfc5c8e626b8d3679db1
--- /dev/null
+++ b/CCRD/3/7/5/000038.txt
@@ -0,0 +1,15 @@
+# 中共辽宁省委决定开除薛绍庚的党籍
+
+　　薛绍庚，山东章历县人，富农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三七年入伍，同年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地委委员、抚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矿山部部长、工业部部长、市委第二副书记兼秘书长等职。在抚顺市委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的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严肃地揭发、批判了他破坏党的团结、包庇反革命分子以及私生活腐化堕落等严重错误。
+
+　　薛绍庚进入城市之后，滋长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几年来在市委工作中一贯反对领导，并在领导同志之间进行挑拨离间，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如他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时，以流言蜚语攻击市委书记王新三同志。对副书记漆克昌同志有意见，就到处“小广播”，破坏漆的威信。并乘副书记XXX与XXX有意见时，从中“添油加醋”，加深了领导同志之间的不团结。对其他市委委员则是比长短、论资格，肆无忌惮地议论谁是谁非，拉拢一些人，打击一些人。喻屏同志担任市委书记后，薛又在背后乱加议论，甚至诽谤喻“闹情绪”。在喻屏同志面前却又说：“别的同志对你有意见。”杜黎同志调任市委组织部长，薛因自己未被提拔担任部长职务而怀疑组织上信任他，对杜黎同志也极为不满。他经常向下级干部散布对市委书记、某些市委委员及其他部门的不满言论。还利用下级干部对领导上有某些意见，乘机进行议论与诽谤，破坏领导同志的威信。在东北局为了贯彻四中全会决议而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薛仍在市委书记、副书记及委员之间进行挑拨，把小组交换的意见和杜黎同志代表小组在高干会议上的发言，加以歪曲捏造，私自告诉赵石，向赵讨好，造成委员之间的隔阂。
+
+　　薛绍庚凭借职权，几年来在国家企业、厂矿和机关、学校内大量安插私人，其中有的是反革命分子。如薛的胞弟薛绍曾（国民党员），曾任蒋匪连长、少校参谋、伪县自卫队总队副等职，是一个积极反革命，罪恶多端的蒋匪骨干分子，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畏罪逃来薛处，当时薛身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是审批反革命案件负责人之一，明知其弟是反革命分子，竟不顾党纪国法，将其匿藏在家，并涂改其履历表，安插在露天矿工作（现已法办）。它还安插薛绍曾介绍来的田玉山、魏庆宣等反革命分子（现均已法办），介绍其族兄薛绍宪（国民党县党部秘书）、妹夫马桂馨（地主、国民党员、伪镇长）以及同乡马兆咏（伪军警处秘书）等到学校中工作。此外，薛曾资助主谋杀害我农会干部的恶霸地主宋绍山（薛的姑丈）逃避法网，至今尚未归案。上述严重错误，薛三“三反”、民主补课、交待关系时，均未向党彻底交待。且在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进行检查处理时，多方辩护、抵赖，直至这次市委扩大会议上，在同志们严肃的揭发批判下，才不得不承认以上错误事实。
+
+　　由于薛绍庚发展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政治上堕落蜕化，几年来工作表现消极，甚至在执行市委重要决议时，采取阳奉阴违的恶劣态度。如他对一九五三年第二季度市委关于召开基本建设政治工作会议的决定，迄不执行，严重地影响了基本建设中政治工作的开展。一九五三年市委决定他兼管城工部的工作，实际上他不管不问。他对待党的政策，同样抱着极其错误的态度，“三反”运动时，他直接领导的胜利矿发生严重违反党的政策的现象，他不加处理，最高人民检察署东北分署前去检查时，且表示抗拒。
+
+　　薛绍庚的私人生活也极其糜烂腐化。他在一九四九年曾与某保姆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九五一年调戏过另一保姆，“三反”民主补课之后，竟又与另一保姆长期通奸，对党欺骗隐瞒，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
+　　上述事实，说明了薛绍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已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为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并经辽宁省委决定，中央批准，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39.txt b/CCRD/3/7/5/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a5ef3300875b5364f8566fc27f3226a22657cd
--- /dev/null
+++ b/CCRD/3/7/5/000039.txt
@@ -0,0 +1,23 @@
+# 山西省太原市委关于太原钢铁厂抛弃烈士遗体的严重事件对郭奇应、马继德的处分决定
+
+## 华北局批覆山西省委：
+
+　　同意你们对太原钢铁厂抛弃烈士遗体事件中给予郭奇应开除党籍并建议行政给予撤职处分，给予马继德开除党籍并建议行政惩职和给予法律处分的意见。
+
+　　 一九五四年三月
+
+## 山西省委向华北局的请示：
+
+　　太原钢铁厂所发生的抛弃烈士遗体事件，其错误性质确实严重恶劣，在政治上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群众中和部队中的影响极坏。我们同意太原市委对此案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郭奇应与马继德的处理意见，妥否请华北局指示。
+
+　　 一九五四年三月
+
+　　太原钢铁厂一九五零年新建电炉、修造机工厂房时，事先就发现该地基下葬埋着我解放军烈士（墓上有烈士姓名及部队番号），但由于该厂前基建副厂长郭奇应及现任基建副处长马继德等，对烈士遗体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致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下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失。郭奇应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单纯地考虑迁移费用，竟不管烈士的迁移安葬即命令开工，致使七十余个烈士的墓的标志全部被砖石等工料压毁。更严重的是在施工中挖出的二十位烈士遗体，亦不负责任很好葬埋，有的随便丢弃，至今尚未找见；有的因标志混淆，无法识别。这是烈士遗骨被抛弃的开始。
+
+　　特别严重的是当时负直接领导责任的基建处副处长马继德（郭奇应不久即调走），对市政府民政局三次催促该厂检查并妥善迁移安葬烈士的公函，每次均采取了不负责的欺骗隐瞒的态度。在已经迁移的十二名烈士中因有一名找不着下落，而马继德不但不积极寻找，反以 “确是十一名 ”来欺骗应付民政局。明知工料下压着七十余位烈士，马竟欺骗政府说： “工料下根本没有烈士 ”。直至市政府民政局长  同该厂党、政负责同志及马继德本人亲赴工地检查，并当场挖出烈士遗体时，马才表示 “我们负责迁移 ”。但事后为仍然根本未管，结果将七十余具烈士遗骨随土乱抛在道沟里，过路群众目睹惨状，莫不痛心；特别是烈士家属找来时更是悲愤交加、痛哭不已，在群众和部队中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经部队方面提出严重抗议，该厂领导上才发觉问题严重，决定重翻沟土，找寻遗骨。截至一九五三年四月，共找见零骨一万二千七百七十三件，除十六具完整外，余均残缺支离；对不在一块了。这一事件的发生，影响到部队的情绪，引起群众特别是烈属的极大的不满，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极大的损失，这是党纪和国法不能容许的一种政治性的严重错误。
+
+　　造成以上错误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郭奇应、马继德等思想堕落（ “三反 ”中均因贪污腐化受到处分）、不问政治、傲慢自大、目无法纪，他们既不倾听群众意见，又不尊重政府通告，甚至用欺骗手段，对抗政府的检查，完全丧失了党的立场，因而对如此影响重大的问题竟以粗暴无理的不负责任的恶劣态度，漠然视之，以致造成大批抛弃烈士遗骨的严重恶果，为严肃处理这一事件，特作如下决定：
+
+　　郭奇应（ “三反 ”中国贪污受贿，党内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不管烈士的迁移安葬，即令开工，致引起烈士遗骨被抛弃的严重后果。根据其所犯错误情节及本人的思想品质，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给以撤职处分。
+
+　　马继德（ “三反 ”中因贪污，党内受当众警告处分），知错犯错，独断专行，蔑视党纪国法，抵抗政府检查，对烈士毫不负责，对政府欺骗隐瞒，七十余烈士遗体被抛弃的严重事件，他在领导上应负主要责任。事后他不但不作检查，反采取了狡猾抵赖的态度（自该厂开了对烈士的追悼会后，其态度才有些转变）。为了严肃党纪及维护国家法纪，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撤销其行政职务，给予法律处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40.txt b/CCRD/3/7/5/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5c8b6d26b3b0183f3161d9e599790c926faf3f
--- /dev/null
+++ b/CCRD/3/7/5/000040.txt
@@ -0,0 +1,23 @@
+# 浙江省委关于遂昌县粮食局长李振奎等破坏粮食计划供应政策的通报
+
+## [此报告为华东局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转发各地]
+
+　　兹将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在粮食计划供应工作中某些财经企业部门发生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行为的报告发给你们。报告中反映的情况是严重的，经济工作上的每一措施，都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活和切身利益，任何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都将损害党、政府与群众之间的关系，造成政治上的严重损失。一切经济组织中的共产党员必须坚决执行党和国家对经济工作的一切指示和法令。各级党委必须加强经济工作部门中党的工作，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向一切破坏党的政策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此件应在所有财经企业单位的党的组织中进行传达讨论，并结合进行检查。
+
+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
+
+　　（附：）
+
+## 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
+
+　　（省委并报华东局纪律检查委员会：）
+
+　　在贯彻粮食的计划供应中，暴露出财经企业部门中某些党员干部不服从党委指示，擅自决定重大问题等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是严重的，兹将其中影响较大问题严重的事例报告如下：
+
+　　（一）遂昌县粮食局长李振奎，在贯彻统销任务时，未按照“从宽到严，由逐渐压缩到计划供应”的规定，在该县实行计划供应之前，就擅自采取少供应、不供应的办法，致造成该地在粮食问题上曾一度发生严重的混乱情况。李在参加全省第四次党代会议听了粮食问题的决议传达之后，不请示县委擅自两次写信指示该局股长，暂时停止粮食供应；李回县后即实行了停止拨粮，并布置各门市部缩短营业时间，限制群众每人只准购粮二十斤（如将该县王村口区十二月份的供应量减低到十月份的四十三分之一），购买时还要凭粮食局的批准证明。又擅自停止供应小麦和面粉，及规定农民粮食加工以每人每天一斤计算，以半月为限，加工时还须经过粮食局的批准。县委、县府发觉上述情况，曾先后以书面、电话、口头等指示了十五次要李纠正，李则阳奉阴违，表面上以电话指示各地迅速供应，而实际上自己不批准拨粮。由于李这一连串的措施，因而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首先是市场脱销，造成抢购，使全县七个区有六个区发生买不到粮食的严重情况。如王村口区市上五十二天买不到米，新路湾镇亦中断了二十余天，以致发生群众连夜抢购。新路湾区的焦川乡在几天之内就被抢购十三万斤，使该乡的粮食收购工作增加了困难。新溪乡米价黑市一度涨到每百斤十四万元（原市价每百斤九万五仟元），蕃茄亦从每百斤八千元涨至二万二千元。其次干部及缺粮群众吃不上饭。如卫生所正在召开的接生婆会议因此而受到影响。区乡干部亦都吃不上饭，区委、区政府等单位都用蕃茄充饥。甚至如新路湾村有的缺粮户二十天未吃到米；该村烧炭工人为此而停工失业。再次因无粮食供应，有些食品商店因此歇业。如妙高镇二十一家熟食业全部关门；大饼油条摊贩亦都停工。新路湾一村群众买不到米时，撕掉社员证，搜查合作社。私商亦乘机钻空子，挑拨政府与群众的关系，说：“干部宣传总路线，是叫我们集体去死”，“共产党来了要饿死人，国民党亦没有这样厉害”等等。
+
+　　（二）杭州市零售公司经理徐华民在统销前期，仍旧向私商兜销面粉、粮食，经市商业局向其再三指出批评，都未纠正，在市委第五次党代表会议中受到批评后，他仍表不满。在计划供应面粉时，徐未将“三包以上由市粮食公司供应，三包以下由零售公司凭证发售”的规定传达到各零售商店，致发生某些零售商店在计划供应时，仍无限制的让私商购买（如南星桥零售商店一次被私商套购面粉三十袋）和继续向私商兜销面粉的严重情况。经商业局发现通报批评后，徐不仅不接受批评，反在二十一个零售商店的经理与业务课长会议上，擅自决定从十一月二十八日起停止对商贩的面粉供应，待领导发觉，已停供应三天，使当时的市场曾一度发生紧张。
+
+　　以上这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都是直接违犯了党的政策，并在一定地区和一定程度上防碍了党的总路线的贯彻与执行。给党与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间造成了极不良的政治影响，使工作遭受一定的损失。这说明了在进入经济建设时期，任何一种分散主义及无组织、无纪律行为，都将造成党的工作上的损失。同时亦说明了进一步加强党对政府系统工作的领导的重要性。对上述事件我们已检查处理（二人均受行政撤职和党内警告处分），为了进一步防止这些错误倾向的产生，请省委将此材料审查批准后通报各地，以资警戒。
+
+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41.txt b/CCRD/3/7/5/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2416b2eb103f01356ee1fff34c918296fead42
--- /dev/null
+++ b/CCRD/3/7/5/000041.txt
@@ -0,0 +1,17 @@
+#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筱峰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李筱峰，男，四十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一九三四年入党，曾任区委、中队长、保卫科长、政委、参谋长、新华社记者、编辑、保卫部副部长，广州纠察总队副总队长等职，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任高雷公安处处长兼湛江市公安局长，党内任高雷地委委员、湛江市委委员，一九五二年一月至三月任广东省公安厅第三处处长。
+
+　　李筱峰在任湛江市公安局长期间，所犯错误如下：
+
+　　（一）反领导、闹独立性：李一贯个人英雄自大，平日对市府领导不够尊重，认为公安局与市府是同级，强调公安部门双重领导，少向市府请示报告。一九五一年市委书记方华向分局反映湛江镇反有偏差后，李即怀恨在心，对市委书记方华的领导不满，认为方华有意打击他，损害他的威信，背后发牢骚，在公安干部中公开散布对市委和方华的不满空气，造成湛江公安系统与市委之间的隔阂，拉拢对方华有意见的市委委员林其材、建设局长伦永谦等，搜集方华的材料，企图孤立方华，打击方华，甚而使用党外手段写匿名信，向中央、中南告方华有政治问题，严重的破坏了党的团结统一。
+
+　　（二）敌我不分，李身为公安负责干部，去丧失阶级警惕，引用坏人：一、解放后介绍其表弟黄民（系国民党政工队员及连队指导员）来市工作，初任事务股长，后调任南天酒店（我侦察据点）经理。黄乘机隐藏托匪姜鸣渭，进行反革命活动，姜匪被捕后，李仍认为黄与姜系一般社会关系问题，拟送黄回乡，以便于照顾其姨母的生活，后在证据确凿下，才将黄逮捕处理。二、任用潘子健，潘系十余年的伪军下级军官，伪县警察局督察长，系李筱峰的老师的弟弟。李任其为代理警政股长和负责教练工作。三、陆耕华、系一在押犯人，敌特中统电台台长，李利用其修理电台，并认为其技术高，工作有成绩，报成干部名额，给以中灶待遇，使陆得以乘机混进我干部晚会和学习会中，敌我不分，影响极坏。
+
+　　在干部关系上，对适合自己情调的，则是不适当地信任和提拔，而对市委派去之两个副局长秦芳斋、黎江，则不采取团结帮助态度，工作上不予交代，并公开打击其威信，增加其工作上的困难。对一般工农干部，文化低，看不起，更缺乏培养教育，甚至动辄斥骂，这种以敌为友，以我为仇的态度和做法，完全是丧失阶级立场的行为。
+
+　　（三）贪污腐化：由于李在工作中居功骄傲和特权思想，所以在生活上严重的铺张和腐化。李除在一九四九年到高雷时贪污旅费款八百多万元外，属于个人挥霍性的开支两年来共计二千多万元，此外还随便把缴获的汽车、没收犯人的表、笔、单车、收音机、照像机等大量分送各机关负责人和局内干部，以进行贿赂性的送礼或供个人享用，任意挥霍国家财产，破坏财经制度。
+
+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说明李筱锋虽经过党二十年的培养教育，但他严重的个人主义品质，完全没有得到改造，反而在进城以后，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居功自傲，享乐腐化思想更加发展，把个人利益驾乎党的利益之上，当领导上与个人意见有所出入或不能达到个人利益时，竟不惜在党内拉拢小集团，破坏领导威信，破坏党的团结统一；在对敌斗争上，严重丧失立场，敌我不分；生活上贪污浪费，随便挥霍国家财产；在掌握政策上，有些也是多从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出发，缺乏群众观点，粗率片面，像在执行禁止白银流通时，单纯强调多搞奖金，致造成群众反感和工作上的损失。三反运动以来，在群众中虽不断揭发李的错误事实，并经组织上不断帮助教育，但李对自己错误仍采取不老实态度，不但对所犯错误诸多辩护，而且企图把责任推在市委书记方华身上。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公安分党委再次讨论对李的处分问题时，李还不承认错误，毫无悔改表现。为严肃党纪，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决定给予李筱锋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
+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42.txt b/CCRD/3/7/5/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1ec65c8fc2ca4f4ce3d40949720c6839dbfe90
--- /dev/null
+++ b/CCRD/3/7/5/000042.txt
@@ -0,0 +1,89 @@
+# “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 饶漱石在中共中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的检讨发言
+
+　　在党的四中全会之后，特别是在前几天的座谈会上，经过小平、陈毅、震林、子恢诸同志及其他各同志的帮助，使我进一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感到我在四中全会上所作的检讨，在若干重大问题上，是不够深刻，不够彻底的，观在有深入进行检讨的必要。以下我就先从四个主要事件来集中地进行检讨：
+
+## 第一，关于一九四三年我在淮南黄花塘处理和陈毅同志的关系问题上所犯的错误：
+
+　　我在回忆这一事件的经过及反复研读了当时有关的往返电报之后，深深感觉惭愧。我现在痛切地认识到，当时我对于这一事件的处理，无论在政治上组织上和作风上，都犯了严重的错误。
+
+　　现在，我将我当时所犯的几个主要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
+　　（一）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内历史最老的领导同志之一，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绩，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从未犯过路线错误。当时他在华东威信很高，同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联系，而我则刚到解放区不久，不仅没有革命战争经验和地方工作经验，而且在人事上和工作上也都很生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能从党的科益和人民利益出发，我就应当很好地遵照刘少奇同志临走前的指示，在党内应以陈毅同志为领导核心，虚心向陈毅同志学习，以求得团结华东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同志，和谐一致地来执行中央路线，争取战争的胜利；而如果我是这样做了，黄花塘事件就可能避免发生。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样去做，而是违背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利用陈毅同志当时的个别缺点，冒（贸）然对他展开斗争，形成当时以陈饶不协调为基础的华中局及军分委内部的不团结，这点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
+　　（二）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不协调之后，如果我能本着毛主席的“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的方针，把我们两人之间的不同意见，以同志的、诚恳的态度，正面向陈毅同志谈清楚，则陈毅同志是一定能够接受的，问题也是可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可是当时我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把陈对党史上某些问题的误会，夸大为原则性的错误，而对之进行斗争。因此，一方面使得一些坚决拥护中央路线、拥护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干部，对陈发生错觉，逐渐与陈疏远而靠到我这一边；另一方面，个别了解党内历史的同志（例如潘汉年同志），则同情陈的处境，而对我极为不满，并进行了小广播。这时，如果我能根据党内斗争的正确原则行事，召集各方面有意见的同志，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加以冷静分析，找出不团结的根源和弄清责任所在，然后以同志互相帮助的方法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那么原来对陈毅同志有误会的同志，也可能消除了误会；原来散布小广播的人也可能停止了广播；我同陈毅同志不协调的问题，也可能得到圆满解决。可是，当时我没有这样做，反而使事态扩大了。因此，如果当时有些同志由
+
+　　（于受到我的错误的影响，而多少犯了一点错误的话，其责任完全在我，今天不能责备他们，我更不能藉口当时他们帮过我的腔，而把一部分错误责任加到他们身上。）
+
+　　（三）在处理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还曾经采用了某些党外斗争的方法到党内来。当我与陈毅同志的关系已经发生不协调之后，我却离开机关，下乡作调查研究工作。表面上看，我是避开这个斗争，实际上变成有意听任由于我和陈毅同志的不协调而产生的混乱状态发展和扩大，然后我才从乡下回来，并采取一些不正确的、打击的方法来对付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使他们两人陷于孤立。
+
+　　（四）在斗争陈毅同志的过程中，我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态度也是不老实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主要表现在：我为此事写给毛主席的电报上，有夸大和歪曲事实的地方（不过电报中有一句所谓“陈脱离军部到四十里外地方玩三个月”，我怀疑电文有误，现在还正在查核发报原文中）；在给中央的电报里我不仅对自己没有只字的自我批评，而且把事件的责任全部推在陈毅同志和潘汉年同志的身上；同时，在电报中又向中央暗示，陈毅同志有调离华东之必要。我对中央不老实的态度又表现在：当着华中局、军分委的几个负责同志，由于受到我的影响而发电报给中央控告陈毅同志的时候，我本来对他们这些电报是同意他们照原文发出的，但我又在另外一份给中央的电报中说“赖等电文有些过火的地方，我也不便禁阻和修改他。”我的这种做法，在客观上造成双重的错误：第一就是增加了中央当时对陈毅同志的误会；第二是由于我的这种不老实态度，使得一些当时受我影响而对陈毅同志不满的同志，跟我一起犯了错误。
+
+　　（五）我在这件事情上犯的错误发展到最高峰，是在陈毅同志到了延安之后。陈毅同志见到毛主席并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和解释之后，立即作了正确的、诚恳的、彻底的自我批评，并发电报向我们进行自我检讨，其中对他自己批评很严，而对我和华中各同志并无只字批评。当时毛主席也曾来电指出，这次争论“仅属于工作关系性质，现已不成问题”。主席并特别指出，陈毅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都有功劳，并未犯过路线错误。主席来电中也无只字批评我和华中的同志。很显然的，陈毅同志和主席的来电，完全是从加强党的团结出发的。我当时如果能够站在党的立场来看这两个电报，就应当有所感动而反躬自省。可是，我却丝毫没有从中得到启发，来虚心检讨和改正自己的错误，以达到继续与陈毅同志团结共事，不负中央的期望。相反地还对陈的自我批评表示不满，复电内容与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完全相反，实际上是把主席和陈毅同志的来电顶了回去，从而使自己的错误由对陈毅同志进行斗争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这说明我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从团结出发，和胆大妄为已发展到如何严重的地步！
+
+　　综上所述，黄花塘事件本身，并不是党内正常的政治、组织问题或路线问题的争论，而是我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出发，为了建立个人威信和巩固个人的领导地位，而不顾党内团结，不顾革命战争的利益，采用了不正确的斗争方法，抓住陈毅同志的个别缺点来打击他，并在事实上造成了赶走他的结果。这种斗争，完全不是从党的利益出发的，而是从个人的野心出发的；这种斗争绝不能加强党的团结，而只有破坏了党的团结；绝不能起到正确的教育自己，教育同志，锻炼和提高党的战斗力的作用，而只有造成党内是非不分，思想混乱，并使许多被我的错误所影响的同志也跟着犯了错误。幸得有党中央毛主席正确的方针、路线的领导，幸得有华东广大干部忠实地执行党的方针路线，在各方面努力进行工作，这样，才使得华东的工作，在陈毅同志离开之后，没有因我的这一错误而遭受更大的损失。
+
+　　我现在回忆起十年前这一历史事件，痛切地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我辜负了当时党中央对我的信任和委托，做出了损害革命事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并使陈毅同志在精神上、威信上遭受莫大打击。我对陈毅同志犯下了这样的罪行，我深深地感到对不起陈毅同志。十年来党中央和毛主席始终对我宽容，陈毅同志也始终不记旧怨，对我委曲求全，耐心地等待我的觉悟。而我则不仅在事件过去后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教训，反而一直执迷不悟，并且在十年来我还在个别次要生活作风问题上，一直对陈毅同志存有偏见，看不到他的优点，看不到他的为党的事业而忘我工作、不记私怨的高尚品质，如果不是这次党的四中全会向我敲了警钟，我对自己的这一错误还毫无觉悟。这只能证明我的党性不纯，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如何严重地蒙蔽了我的共产主义的良知。这是值得我特别严重警惕的。
+
+## 第二，关于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人选问题：
+
+　　一九四九年陈毅、粟裕、刘晓三同志由北京开完人民政协返沪后，华东局常委曾讨论过成立华东军政委员舍的问题。当时陈毅同志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并讲到他在北京时，毛主席主张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以陈毅同志担任为宜，因陈表示谦让，主席即要他回华东局商量后再作决定。当时我如果没有任何个人主义的打算，就应当坚决拥护陈毅同志当军政委员会主席，可是当时我并未这样做。在华东局常委就此问题交换意见时，并未根据毛主席的主张来进行研究；事后，组织部所提出的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安排名单，也未再提到华东局正式会议上讨论通过，而仅由在家的几个常委传阅了一下，即算作华东局的建议，由我带到中央。当我见到毛主席时，主席又当面
+
+　　（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但我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此职的建议外，并未有任何诚恳和坚决拥护曲陈担任此职的表示。这样，就不能不造成主席和中央在处理这个问题时的顾虑和困难。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了由我当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公布之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一时揣测纷纷，曾造成不良影响和损失。）
+
+　　这件事说明，我在处理有关个人地位的问题时，完全是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作出发点，而不是以党的要求和人民的利益作出发点，所以，在处理过程中表现出：（一）我在党内外斤斤计较个人地位；（二）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对党对同志不是采取老实诚恳的态度，而是采取了虚伪的、极不老实的态度；（三）为了达到个人地位的目的和要求，我甚
+
+　　（至发展到对毛主席和党中央不尊重、不老实。这个错误，严重地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并且说明这种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
+
+## 第三，关于我来北京休养的问题：
+
+　　一九五二年一月，华东局各负责同志发现我疲劳过度，颜面痉挛，无法工作，乃决定要我休息一个时期。因我不肯完全丢开工作去休息，他们很不放心，又经过粟裕同志将我的病况电告中央。中央立即复电决定我来京休养，并要粟裕同志陪我来京。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局各同志上述这些措施，完全出于对我的爱护之忱，他们期望我离开原地安心休养，以便早日恢复健康。我在整个休养时间内，中央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是无微不至的。现在回想起来，对于这点我是衷心感谢的。但在我来京休养的这一段时间内，我的思想行动却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期望，犯了很多的错误。
+
+　　我一到北京，就参加了中央的会议，在会上了解全国各地“三反”、“五反”的进展很快，成绩很大，各地领导决心很强，相形之下，我就深感华东特别是上诲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我过去在华东对“三反”、“五反”的领导决心也是较差的；加以在我到京之后，知道中央拟派彭真同志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因此，第二天进医院之后，我从个人主义出发，产生了很多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和作了种种不应有的揣测，例如：
+
+　　（一）我已感觉到华东和上海的“三反”、“五反”比各地落后了一步，而中央当时对各方面批评都比较严，却对我没有正面提出批评，是否因为我没有自我批评精神，所以使中央有顾虑而没有批评我呢？
+
+　　（二）由于我已感到上海的“三反”、“五反”和镇反、城市工厂工作都比各地落后了一步，我在领导这些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错误，顾虑彭真同志到上海去之后，这些错误可能被反映到牛央来，因此，内心深感不安；
+
+　　（三）后来中央决定不要我回华东去休养，我又猜想是否因为中央已发觉我在华东的工作有错误，而我又不能接受正面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回华东休养，这些错误就不易揭发，所以才在我生病期间要彭真或薄一波去上海指导“三反”、“五反”和检查我的错误，而不让我回去？总之在养病期间由于自己已感觉到过去的工作有些错误，但自己又没有勇气向中央去承认和检讨，所以当时这样或那样的患得患失想法是很多的。
+
+　　上面所说的这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想法，当然都是错误的。但在进行睡眠疗法之前，这些想法都隐藏在我的内心，未曾暴露。这是第一阶段的情况。
+
+　　第二阶段，到了睡眠疗法过后，我暂时搬到新北京，住在主席隔壁。搬去的第二个晚上，睡眠疗法后的反应达到高潮：神经紧张到难以控制，情绪十分烦躁。在这个情况下，我十分害怕病势发展，立刻要变成神经病，顾虑一旦神经控制不住，我会在胡言乱语中，把自己内心那些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错误心理，统统暴露出来，使党误会我的神经病是由于我对党不满而引起的。因此，我迫不及待地想趁自以为还能够控制自己的神经的时候找毛主席谈一下，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一下，并试探中央对我的态度。那时已经到了半夜，主席已经睡眠，但我还是硬请他起来长谈了三个钟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完全反常的、不顾主席健康的行为，实在感到惭愧。
+
+　　第三阶段，我同主席谈话之后，自己发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的一些想法都暴露了，心里十分懊悔，又害怕继续暴露出来，所以，在以后一段休养过程中，我一方面迁怒于苏联医生，怪睡眠疗法把我的神经弄坏了；同时又迁怒于陆璀同志和艾丁同志，顾虑他们会将我病中种种想法向党反映；另方面，又对来访的中央和各地负责同志表示冷淡，甚至拒不见面，害怕在谈话中又暴露了我的那些错误思想。
+
+　　总之，我在养病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说明了我的党性是多么不纯，个人主义是多么严重，我是如何的辜负了中央、主席和华东各同志对我的爱护和期望。今天想起来，非常惭愧，非常难过。
+
+## 第四，关于我在组织部斗争安子文同志及在处理此事过程中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
+
+　　去年七八月间，我在组织部与安子文同志一度发生过严重的争吵。在争吵的发展和处理过程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当时，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在三月间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加以在七月间财经会议上又受到某些同志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说安子文同志敌我不分，组织部用人不当等）的影响，我就开始对安子文同志存在一种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并从个人主义和异派主义的情绪出发，产生了一种政治性的投机心理，即：企图在没有足够的材料根据下，通过一场争吵来发现和证明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揣测的正确，藉以向中央、向少奇同志显示我的政治警觉性高和能够迅速发现问题；即使通过争吵得不出预期的结果，也可以在中央及若干对安子文同志的
+
+　　看法与我一致的同志面前，表示我与安子文同志早已划清了界限，并可以表明在名单问题上，我与安子文同志是无牵扯的。为达到这个政治性的投机目的，但当时又不便在组织部内提出名单问题，故我于七月中旬开始就有意抓住组织部工作上的某些问题和安子文同志的个别缺点；同安子文同志发生争吵，并采取了极端蛮横的态度和许多不正派的方法（实际上是党外斗争的方法），来斗争安子文同志。特别在七月二十二日子文同志向少奇同志报告说我把他们四人划成一个圈圈，企图在财经会议上斗争他并想把他赶出组织部之后，我没有遵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劝告和制止，及时地停止争吵，反而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并因在这个问题上少奇同志不支持我和一再制止着我，而公开对少奇同志本人和私下向个别同志，并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解决此问题的过程中，均表示过对他的不满。这件事情的发生和发展，彻底地暴露了我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为严重，党性极为不纯，作风极为恶劣，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我在组织部争吵的错误发展的结果，不仅是打击了安子文同志，破坏了党的团结，使组织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而且因为少奇同志是中央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是代表中央来直接领导中央组织部和我的工作的同志，我在处理自己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这个问题上，不服从少奇同志的领导，不执行他的指示，不听从他的劝告和制止，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不尊重。这在事实上就是不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就是不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和对抗党中央的行为。在组织部与组织工作会议中，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正在于此。
+
+　　以上是就我所犯的错误的总的方面及其根本性质来说的。现在我再把这件事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在每一过程中我所犯的错误，分别说明和检讨如下：
+
+　　一、若干年来，我由于个别次要的工作关系，对彭真同志和薄一波同志怀着一种宗派主义的错误成见。在去年财经会议期间，由于某些同志对薄的批评与我过去对薄的看法相吻合，就更加深了我对他的成见。因此，我在财经会议期间，不仅未发现某些同志对薄一波的批评过分的那一面，相反地，还一再把这些过分的批评意见当做正确意见去向少奇同志反映；有时我甚至极错误地、胆大妄为地怪少奇同志不倾听别人对薄一波的意见。也就是说，过去在这点上我对少奇同志是有些不满的。经过四中全会彭真、薄一波的自我检讨后，事实证明：过去我是从宗派主义情绪出发来向少奇同志反映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意见，因此我过去的意见是片面的，是错误的；而少奇同志对薄一波、彭真两同志的看法是全面的，正确的。
+
+　　二、在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同志在会议休息时间内，不止一次地同我谈到安子文同志“用人不当，敌我不分”。七月中旬，财经会议转入对薄一波同志展开批评之后，陈正人同志发现安子文同志有几天未到会，也向我谈起安子文同志有用人不当的错误；并说：“我和计划委员会都怀疑如果组织部的工作不加改进，能否从党的组织上保证国家计划的执行。”本来，我自去年三月以后，对安子文周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已有错觉，听了高、陈等人这些话之后，更增加了我对安子文同志的错误认识。因而，我就在七月二十二日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对安子文同志表示极为不满，并且不问情由和不择手段地加以严厉指责。其目的一方面是促使安子文同志到财经会议表明他对薄一波同志的态度，一方面也是藉此在高、陈等同志面前表明，我与安子文同志并不一致，以求得他们对我的谅解。现在事实证明：安子文同志并未袒护薄一波同志，也无宗派活动。组织部工作的同志都是好的，并无用人不当的事实。至于所谓他使用的某个干部有政治嫌疑，直到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和证据。相反，正由于我对安子文同志存有宗派主义的成见，所以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意见容易被我接受。所以，这种错误是应当完全由我负责的，而丝毫也不应当推到高岗、陈正人等同志的身上。
+
+　　三、正由于我在七月二十二日采取极端错误的反常的做法斗争了安子文同志，所以引起了安子文同志极大的反感。他估计我如果不是神经失常，就是把他同薄一波等四个人划了一个圈圈，并存心要把他从组织部赶走。因此，他在当天晚上就把他的这个估计报告了少奇同志，又在七月二十三日晨告诉了高岗同志。在七月二十三日晚上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高岗同志又把安子文同志的话告诉了我。我当时很生气，并丝毫未加考虑，立即在核心小组会上讲开来，使周总理感到为难。同时，我又错误地猜测安子文同志所以会想到我可能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及他所以会把自己的推测告诉高岗同志，可能与三月间某种名单问题有关（因为当时安子文同志告诉我，某种名单他是同高岗同志商量过的），所以在七月二十四日晚另一次财经会议领导核心小组会上，我又向高岗同志质问“名单”的事。可是这时正是毛主席发现财经会议对薄一波的斗争已经发展到有些偏差，因而开始提出应当从加强党内团结出发来收缩和结束财经会议的时候，而我在此时却在财经会议的领导核心小组会上两次提出这个与主席当时所采取的方针恰恰相反的“圈圈”问题与“名单”问题，实际上是火上加油，起了破坏党的团结的作用，并使周总理对财经会议的掌握增加了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来负责。
+
+　　四、在少奇同志告诉我安子文同志对我的上述误会之后即一再劝告我要冷静从事，不要向安去追问，也不要为此事再在组织部进行争吵。但我不仅未听从少奇同志的劝告和指示，反而对少奇同志说：“安说我有宗派我可以不管，但他说我把他们四个人划成一个圈圈，我一定要在组织部内弄清楚”。接着，我就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借题发挥”，以组织部检查官僚主义不彻底为题，要求开会专门检讨组织部工作，实标上就是逼着安子文同志作检讨。这个检讨会在八月冲旬接连开了两天，不仅会议的召开是违背少奇同志指示的错误行动，就是会议上我对安子文同志的指责，也充满了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情绪。本来他检讨得很好，我却有意吹毛求疵，强辞夺理，把他的优点硬说成是他的缺点，对我自己的错误，则毫无自我批评；也不接受别人的批评。结果；不仅把本来已经可以解决的问题弄得复杂化了，而且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张，其他同志更加惶惶不安，造成工作上的很大损失，从而使少奇同志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的关系问题上发生了很大困难。这种错误，也应当完全由我负责。
+
+　　五、从组织部两天检讨会之后，由于安子文同志休假，特别是由于少奇同志坚决禁止我们再争吵下去，这才使得这场争吵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幕之前，在表面上停止下来。在此期间，我们集中精力准备组织工作会议。我向中央所提出的组织工作会议建议，只主张就中央已经批准的文件进行讨论，而坚决不主张检查组织部过去几年来的工作。因此，关于组织部过去几年来工作的检讨报告，只由安子文同志个人仓促进行准备，事先未经集体研究和讨论。所以，各地同志对此报告提出许多批评，我是要负责的。同时，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避免与安子文同志再发生误会起见，始终与各地到会同志未作任何单独接触。这也是使得当时组织工作会议开的不好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这点，同样是应由我负责的。
+
+　　六、在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我为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名单的事又同安子文同志发生过争吵。当时对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是否应参加领导小组的问题，在少奇同志处研究时，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应参加，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最后少奇同志根据我的意见批准了领导小组的名单。在名单宣布后，因有同志对此发生疑问，安子文同志即在组织邵正副部长接头会上向我反映。我听后即责备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我是不主张李、龚两同志参加领导小组的，反说我也赞成他们两人参加；同时，并把责任推到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另外，在某次我同安子文、赵汉同志去翠明庄看各地同志时，曾同安子文同志谈起谭震林同志的特点，就是说谭震林同志容易走火。当时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  的话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的团结的教育。我这样毫无根据地、极不严肃的说法，不仅是表现我对党对同志不老实，而且在客观上是造谣，歪曲了毛主席的正确做法，损害了毛主席的威信，并可能产生对党的团结极为不利的结果。这个错误的性质也是极为严重的。
+
+　　七、据安子文同志最近对我说，张秀山在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其内容多数是针对刘少奇向志，而以批评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现的。对于这一点，我在事先却无所知。反之，他发言中列举若干具体事例批评安子文、薄一波两同志，则恰与我的宗派主义情绪相投。加以他的发言中首先声明，他的发言内容事先已同毛主席、少奇同志谈过，故在他的发言稿印出之后，我未再行阅读过（因为在第一天大会发言之后，第二天就转到领导小组检查组织部内部的不团结问题去了，检查组织部内部不团结问题之后，就紧接着要我准备总结报告，因为我的眼睛不好，不能写，不能多看，因此，这些东西拿到我秘书那里我都没有看）。反之，在当天张秀山及其他各大区同志发言之后，我还感觉这些发言有事实，有分析，有建议，不像财经会议上那样乱套大帽子，因而感觉满意，并认为这个会议比财经会议有进步。今天来检查，当时我的这种想法，说明我在对安子文、薄一波等同志的宗派主义情绪之下，政治嗅觉已经麻木到如何严重的程度。正由于在这方面丧失了辨别是非真伪的能力，所以，我对张秀山的发言，始终未加批驳，客观上形成我是在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刘少奇同志。这是我自己章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极为痛心。
+
+　　八、关于我对少奇同志不尊重的问题，在前面我已经检讨了错误的性质及其严重性。至于说我在什么问题上用什么方法反对少奇同志，以及反对到什么程度，有什么目的，事实也就是上面各点中所涉及的这一些。因此，我不再重复说明。我过去同少奇同志的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领导，我一向是真诚拥护的。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少奇同志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的意见。而只有当着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少奇同志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不同的意见。这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对彭真、薄一波同志及去年七八月以来对安子文同志的看法上，我与少奇同志有过不同的意见，并在处理我同安子文同志争吵的问题上，  我因少奇同志不支持我而对他表示过不尊重。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甚至错误地认为，对安子文同志争吵不能解决的关键不在安子文同志，而在少奇同志对我有误会。在张秀山发言这个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同志的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同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同志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少奇同志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同志的反对少奇同志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了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不是没有理由的。在此次座谈会上，有的同志以为我是全面的反对少奇同志；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待少奇同志的态度与高岗同志的反刘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岗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同志们对我的这种种猜测，我现在无法申辩。我只有请求党中央在这一点上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我愿在这个问题上将一切有关材料向党中央作专门的报告和交代。
+
+　　这次座谈会上，同志们提出的十七个问题，在我对上述四个主要问题的检讨中绝大部分均已涉及；余下的两三个问题，因时间所限，我不再逐一检讨；当于会后向中央写书面检讨时补充进去。另外，有的问题虽然在这次座谈会上没有提出，而我已在四中全会上作了检讨的，现在也不再重复检讨。
+
+　　总起来说，我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作风上所犯错误都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不惜采取政治性的投机行为，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甚至由此发展到严重地自行其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损害党的团结。
+
+　　我在党内团结问题及其它有关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了我的党性不纯，表现了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入党多年来并没有得到克服，近年来反而得到了发展。我所犯的几次错误，虽然是发生于不同的问题上和不同的情况中，但错误的性质，有其共同性；犯错误时的想法和作法，有其历史的连贯性。因此，我的错误不是出于偶然，而是有着一定的思想根步，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和党中央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就愈是深感我辜负了许多同志和战友对我的爱护和期望，就愈是深感我玷污了伟大而光荣的共产党员的称号。
+
+　　因此，在我痛心地检讨我自己的错误时候，我衷心地感激党中央对我的及时挽救，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所犯错误的揭发、批评和帮助，并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同志们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我必将彻底进行思想改造和改正我的错误。
+
+　　我的检讨有不够深刻的地方，希望同志们继续严格提出批评。我准备在会后作进一步的挖掘和更深入的反省。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撤消我现在一切职务，派我到下层工作中去，使我在下层工作中能够更好地锻炼自己和迅速地改正错误，并为党为人民作更多有益的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000043.txt b/CCRD/3/7/5/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83be12d1d5a829fb4def87bb8912a067d58c8e
--- /dev/null
+++ b/CCRD/3/7/5/000043.txt
@@ -0,0 +1,33 @@
+# “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 饶漱石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
+
+　　我完全同意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四中全会作的报告，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所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
+
+　　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中央这个决议（草案）的精神和原则来检查我的思想行动，我是有很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的。
+
+　　首先，在党的团结方面，我曾经不止一次地犯过错误。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党内不少同志都发生过争吵和彼此关系搞得不好。发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在我这方面来说，有些是由于个人主义的感情用事，有些是由于思想方法的错误。因此，我在处理同志关系问题上，没有紧紧掌握毛主席指示的正确方针，即“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而往往将个别的、局部的问题，不适当地提到原则的高度，采取生硬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和斗争，造成了对党的团结不利的结果。
+
+　　（在这里，我想着重检讨下面两件事情：）
+
+　　其一是1943年我与陈毅同志在华东敌后共事时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当时我刘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有严重错误的。这个问题的发生，首先虽然是由于我对陈毅同志不熟悉，主要还由于我对客观情况估计不足。因为那时我们是处在敌后游击战争的严重环境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扩大敌后根据地是党和人民最高利益之所在。陈毅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战争经验，且与华东部队及各方面的干部都有密切的联系，而我则初到解放区不久，既无革命战争经验，在人事和工作上又都很生疏。所以，当我和陈毅同志在一起工作时，如果自己能清醒地估计到上述情况，并严格的从当时战争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那么，我就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证我和陈毅同志团结共事；即在双方关系已经发生问题之后，我也应当主动地向陈毅同志把问题说清楚，以求得继续和他团结共事；甚至在陈毅同志已经到了延安之后，我还可以而且应当采取各种办法来争取和欢迎他返回华东工作。可是，我在当时恰恰没有这样做，反以为陈毅同志在中央能把他自己的问题搞清楚为好，致使陈毅同志终于离开了华东，使华东工作受了损失。这是应当由我负责的。
+
+　　其二是去年七八月问我与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共事时也曾一度关系搞得不好。这次我所犯的错误尤为严重。虽然，这一关系问题在去年十月刘少奇同志所主持的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作了处理，我在那次会议上对自己的错误也有所检讨。但现在看起来，我在当时的检讨显然是很不够的，还必须作下面三点补充：
+
+　　一、在争吵发生之前，我既未向中央报告和请示，争吵发生之后，我又自行其是，不尊重刘少奇同志的意见，未遵照他的指示及时停止这场争吵。结果不仅造成中央组织部工作上的损失，而且使刘少奇同志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发生了困难。在我认识错误以前，我甚至向刘少奇同志本人和在私下向个别同志表示过对刘少奇同志的不满。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
+　　二、我对安子文同志所提出的某种名单发生过错觉。因此，我对安子文同志产生一种宗派主义的思想和做法。
+
+　　三、在争吵过程中，我对党、对同志的态度也有不老实的地方。例如：当时我本想以毛主席深知谭震林同志为例来告诉安子文同志对谭震林同志所说的“收回三权”的话不必加以深究，却说成看见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说“权、权、权”之后只是笑了一笑。事实上毛主席在听到谭震林同志的这句话之后，曾立即对谭进行过严格的批评，并在财经会议后为此分别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谈话，反复进行加强党内团结的教育。又例如，关于李楚离、龚子荣两同志未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的问题，事实是安子文同志提议李、龚两同志要参加，而我则认为他们可以不必参加，刘少奇同志正是根据我的意见而批准领导小组名单的。但当安子文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正副部长接头会上说明这一点时，我反怪安子文同志说话不择场合，并极力否认这一点，说我也赞成李、龚两同志参加；同时反把责任推到刘少奇同志身上，说名单是刘少奇同志宣布和批准的。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
+
+　　在这里，我还应当检讨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与某些同志虽未发生过争吵，但彼此关系也不正常。例如，我在东北执行小组时期，因到过东北局，故对彭真同志处理东北问题也有过意见，但过去从未向他本人谈过，却曾多次在其他同志面前谈起。在我和彭真同志直接接触时，也曾经表现对他不尊重，甚至向他发过脾气。这些都是错误的。这反映我对彭真同志有一种宗派主义的情绪。
+
+　　其次，在服从整体利益方面，我也曾经犯过错误。例如：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财力和干部的调配上，我往往从华东本身考虑得多，而对中央和其它地区的困难和需要考虑得少。因此，当时我曾经在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对薄一波同志和杨立三同志提出过批评。现在检查起来，那些批评是有错误的；特别有一次我曾对周恩来同志发脾气，更是一种严重的错误行为。这严重地反映了我是如何过分地强调局部利益，而当它和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我又是如何地意气用事。又如：我在华东工作时，对中央各部门和他们派到华东来指导工作的同志，尊重和支持不够；因而有时使他们在指导和处理华东工作上发生某些困难和顾虑。这是我的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表现。
+
+　　第三，在计较个人地位方面，尤其严重地暴露了我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例如：在1949年，我对由谁来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等侯中央的决定，而是采取了由华东局建议由我来担任的方式。当我见到毛主席时，毛主席曾告诉我，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职，本拟以陈毅同志担任。可是我在听了毛主席这话之后，除了仅仅以虚伪的态度要求改变由我来担任的意见外，并未作任何诚恳的坚决的表示。因此，最后中央还是决定由我担任了。俟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名单同时公布后，党内外发现除华东外，其他各大区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均由军区司令员兼任，曾引起猜测和造成不良影响。
+
+　　总起来说，我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这种错误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在个别问题上甚至发展到野心家的程度。在另外的个别问题上，对党对同志采取不老实的态度，和对个别同志怀有宗派主义的成见。
+
+　　以上这些错误，说明了我对于党的团结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集体领导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对于巩固和提高中央威信的重要性是如何的认识不足；同时它又说明了，我由于工作中的若干成绩和党中央对我的信任而冲昏了头脑，滋长了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了个人作用，强调了个人威信，忘记了共产党员所必须具有的谦虚态度和自我批评精神，甚至发展到严重的自以为是，不服从领导，不受党的纪律约束，不按党的章程办事，终于堕落到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里。
+
+　　我的这些错误，在过去之所以没有被同志们所发现和所以能够发展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其主要原因就是它们是被深深隐蔽在我严肃与谨慎的表相里。在我初到解放区的时候，对于战争和根据地工作全无经验，与根据地部队和地方干部也无联系，而一到根据地就担负起了主要的责任。当时自己的确深感责任重大，力不胜任，常常产生自卑心理（当时项英及若干同志曾讥笑我为外国回来的“洋学生”）。因此，我在对待日常工作问题和处理同志普遍关系问题上，特别兢兢业业，一般表现了谦虚、谨慎和遵守党的组织原则；对于个人的生活作风，更特别注意克己；这两方面甚至发展到“谨小慎微”的程度，想从这些方面来取得同志们的好感，来掩盖自己能力与职责不能胜任设想的。
+
+　　现在我已开始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及其对党的危害性。因此，今天我有决心向全党彻底揭发我的错误，并向全会保证在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彻底改正我的错误。我所作的检讨还是不深刻的。我要求大家对我严格进行批评，并要求中央给我以严格的处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5/names.txt b/CCRD/3/7/5/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9fe3ad42872626cc6e44ba7e76ff187116aa3
--- /dev/null
+++ b/CCRD/3/7/5/names.txt
@@ -0,0 +1,44 @@
+中共哈尔滨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李式楷党籍的决定
+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董武宁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通报
+华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关于地方国营天津罐头厂承制军需罐头中失职问题的处理决定
+前蒙绥公安部队第三副司令员李仲玉杀害农民积极分子的严重罪行已受到党籍国法制裁
+云南省委关于对省委委员郑伯克所犯严重的地方主义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的处理向中央的报告
+华东军区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贾震同志的错误及处分的决定
+上海市邑庙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私营新华鑫电器厂支部正、副书记盲目参加资本家反抗社会主义改造斗争事件的报告
+河北省天津专署林业局长张永福在办理其父亲丧事中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党内撤销工作处分
+李树元伪造印信提高级别职务受到党内撤销工作处分
+天津市公安局侦察科员赵伦山严重泄露国家公安工作机密受到党纪处分
+华东军区炮兵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延久同志的错误及处分的决定
+中共旅大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的前中国科学院工业化学研究所副所长王维章党籍的决定
+中央对全总党组关于工人日报发表“生产战线上的黄继光”一稿所犯错误的报告的批示
+中共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任一人党籍的决定
+山东乐陵县委宣传部长林耀荣在粮食统销宣传中的错误
+原太原铁路管理局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马永力道德堕落至极已被开除党籍
+华北军区某军政治部保卫处副处长李立居功骄傲为父“报仇”辱骂殴打村干部受行政降职处分
+军委炮兵部队首长关于李延久的行政处分的给总政治部的报告
+上海市榆林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处理蜕化变质分子顾承德的报告
+中共西北行政委员会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赵通儒党籍的决定
+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中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总结
+解放日报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经验教训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开除蜕化变质分子赵浩波党籍的决定
+河北省委工作组关于撤销坏分子张希顺的劳模称号并将其清洗出党出社的报告
+中共中央华北局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腐化堕落分子曹裕民党籍的决定
+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阶级异己分子沈东党籍的决定
+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马浩天党籍的决定
+中共云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马浩天党籍的决定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开除利用职权包庇反革命罪犯的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吕镇中党籍的决定
+中共河南省委员会严肃处理前郾城县委书记周刚、副书记焦光亮压制批评陷害王兆钧
+中国共产党某军委员会关于开除朱庆云党籍并在部队进行反对朱庆云反党思想的教育的决定
+河北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安次县委纪委会开除杨万全党籍的通报
+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
+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关于呼向民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郑伯克同志关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错误的自我检查
+中共西北局组织部关于邢之舟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贵州省委关于开除王俊德党籍的通报
+甘肃省委关于撤销袁力刚同志现任党内外一切工作职务向中央的报告
+中共辽宁省委决定开除薛绍庚的党籍
+山西省太原市委关于太原钢铁厂抛弃烈士遗体的严重事件对郭奇应、马继德的处分决定
+浙江省委关于遂昌县粮食局长李振奎等破坏粮食计划供应政策的通报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筱峰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关于我的错误的进一步自我检讨”: 饶漱石在中共中央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的检讨发言
+“关于我的错误的自我检讨”: 饶漱石在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检讨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0.txt b/CCRD/3/7/6/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ea8cd2e45cde52b85a9e9288f34461bd65f807e
--- /dev/null
+++ b/CCRD/3/7/6/000000.txt
@@ -0,0 +1,103 @@
+# 我的自我批判
+
+　　<胡风>
+
+　　在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中，我开始认识到我的严重错误。我的错误底根源是，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当作了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混淆了它们中间的原则的区别。这种错误在理论上表现为，局限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不能从政治原则看问题，歪曲以至抹煞工人阶级立场，在几个根本问题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毛主席底文艺方针。在作风和态度上表现为长期及拒绝思想改造，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狭隘的宗派情绪，严重地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以及脱离群众，轻视集体。长期以来，我自以为是的态度坚持错误，忽视了同志们的批评和期待，以至这些错误不但得不到改正，反而继续有了恶性的发展。
+
+　　在一九四O年写的‘论民族形式问题’里面，我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领导思想作了错误的论断：“以市民为盟主的中国人民大众的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正式市民社会突起了以后的，积累了几百年的、世界进步文学传统底一个新拓的支流。”我当时没有认识到“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错误地以为，一直到一九二七年以后，才全面地建立了以无产阶级底世界观为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这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分析和结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
+　　虽然我当时也说明了：“那不是笼统的‘西欧文艺’，而是：在民主要求底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以及浪漫主义）文艺；在民族解放底观点上，争求独立解放的弱小民族文艺，在肯定劳动人民底观点上，想挣脱工钱奴隶底命运的，自然生长的新兴文艺。”但这种说明，也仅仅止于“肯定劳动人民的观点”。把这种说明和错误论断联系起来，就混淆了当时无产阶级领导思想和被领导的实践的具体内容，实际上也就抹煞了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区别。
+
+　　虽然一九四O年在国民党统治下没有可能学习到毛主席底著作，但严重的是，以后一直没有检查和改正这个错误，更严重的是，一九五二年我检查出了这个错误，但对这个错误性质及其他的错误依然不能够认识。当时，一直到这以前不久，我认为这个错误论断只是个别的，我的其他的论点如果有错误也只是个别的。但情形恰恰相反。
+
+　　事实上，这不简单是一个对五四运动当时的领导思想的判断的个别错误。在我的文字里，这种错误以后一直在不同的形式上出现着。
+
+　　这是对于中国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的性质的认识问题。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是中国工人阶级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具体纲领，但只是工人阶级底最低纲领。这在理论上我是认识的，但在理解政治纲领下面的文艺实践底广泛基础的时候，却陷入了错误。因为我只是从文艺实践底广泛的现实基础，只是从这个纲领底下面去提出要求和区别各种实践底内容和发展程度，企图在那里面追求先进的东西。而不能从指导这个纲领的最高原则上把握住实践内容，于是就把符合这个纲领要求的东西和工人阶级的立场混淆了起来，把“人民大众”的内容和“工人阶级”的内容混淆了起来，把领导的与被领导的混淆了起来，结果必然是，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混淆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这种严重错误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底反映。这是从对党的思想原则缺乏追求的精神而来的错误，这是仅仅从局部实践观点而不从政治看问题而来的错误，但根本上，是从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而来的错误。这是根本上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由于这种错误，我就产生了严重的偏向，仅仅强调共产党领导下的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而忽略了工人阶级立场，仅仅强调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要求下随处都可以进入实践，通过实践过程去解决问题，而陷进了狭隘的实践观点，贬低了革命理论对于文艺实践的指导作用，仅仅强调实践态度而模糊了阶级观点，并且回避着立场改造的问题，有时麦现为‘左’的教条主义，但实质上是右倾的思想。多年以来，我只是注重在对文艺创作实践的探求，因而，在作家与政治的关系上，我的理解仅仅停留在作家应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下面从事实践这一点上，而不能对领导这一斗争的政治原则作进一步的追求，根本问题就在这里，由于长期没有把这当作—个根本问题，我就在有关文艺实践的具体问题上犯了与工人阶级立场游离甚至背道而驰的严重错误。
+
+　　我的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是从斯大林这个说法得来的：
+
+　　写真实：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以高度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真实，他就一定会达到马克思主义。
+
+　　在解放前的十多年中间，我在当时的条件下面从事文字工作，企图探求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和现实主义的实践过程，要求作家反映“生活真实”，在人民解放、人类解放的远景下面为反帝反封建斗争服务。我认为，作家底思想认识须得变成他自己的血肉要求，否则在创作实践里会产生用概念代替真实的后果。但我多年来却局限于这样的实践观点，产生贬低理论底指导作用的偏向，贬低了理论底指导作用，我所要求的“作家底思想认识”以及“人民解放、人类解放的远景”等，就必定是模糊的。因而，作家应该写出走向未来的真实这一要求，就不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得到保证。
+
+　　斯大林底说法，应该是这样理解的：作为一个前提要求看，社会主义作家应该掌握马克思主义，但不能像“拉普派”那样武断和粗暴的要求，而是应该帮助他们从实践去解决，同时，对于作家来说，如果他一时还不能掌握马克思主义，但通过向生活学习和“写真实’的创作道路，在实践中认识真理，他也就会达到马克思主义的。
+
+　　同时，在理解斯大林这一说法所强调的实践观点的时候，应该和斯大林底另一原则，即“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联系起来看。这就是说，作家通过生活和创作的实践，固然有可能写出真实，认识真理，在这一意义上达到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对于文艺实践却是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的。正如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所指出：“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八五四页）
+
+　　然而，我过去对斯大林说法却作了片面的简单的理解，虽然也提到过现论底指导作用，但却经常抛开这一点，强调“在生活中学习”和在创作实践中达到真理。片面强调的结果，我就把“写真实”这一说法和“离开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这—原则分离开来，犯了忽视以至贬低马克思主义对于创作实践的指导作用的错误。我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态度，是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
+
+　　我年轻的时候痛切地感到过庸俗机械论底危害。在苏联清算“拉普”的影响之下，我反对对于文学创作的简单的理解，但由于来能很好改造自己，就更被狭隘的实践观点所限制，助长了贬低理论指导作用的这种错误，并且对一般的理论宣传工作采取了严重的轻视态度。
+
+　　在我的对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理解里，第二个要点是，作家必须有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在现实斗争中对于敌、友、我的爱爱仇仇的态度，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我认为，这种精神（下缺）
+
+　　去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区别。过去的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当然都是反映现实的，但是，作家底阶级区别以及这种区别（世界观、立场）在作品中的反映却是不容忽视的，而且，产生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现实，作家的党性立场是有别于过去一切时代的，这就产生了它的方法上的强大的力量。虽然我只说了过去的现实主义者们所受到的阶级立场的限制，但更多地是结合着自己当时感到的实践要求，赞扬了那忠于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方法，作为我们的借鉴，而没有把他们的现实主义的到达点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作出明确的比较和区别开来。
+
+　　虽然我也一般地说到了社会主义观实主义的传统（高尔基和鲁迅的道路）和实践内容（表现“先进人民”等），并且知道他和过去的现实主义的区别是在于“从现实的革命的发展中”去描写现实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教育和改造劳动人民”，但我对这两个任务的理解是不明确的。西藏解放后，我仍然只强调作家从拥护党的政治纲领的创作实践出发，就可以吸取社会主义精神，“在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并能够在写出真实来这一意义上“达到”马克思主义，而严重的轻视了作家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底指导之下，才能深刻地充分地达到“在革命的发展中”描写现实，和充分地站在党性立场上具有社会主义精神。在我的文字里，一直强调现实主义的创造方法的作用而忽视了世界观的作用。
+
+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一般是不明确的，有的是根本没有认识的。他们从实践出发，在党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反映出当时的现实斗争的，而且也可能在革命思想底影响下从忠于现实的态度和创作方法争取克服自己的思想里的错误，在向生活学习和“写真实”的过程中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同前面所分析的，我的错误仍然在于我仅仅强调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作用，而严重地忽略了从实践出发和争取马克思主义指导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当时的现实里，从实践出发固然有可能争取到现实主义的成就，但同时，作家如果不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马克思主义指导，仅仅凭着反帝反封建的思想认识，创作实践（认识现实）的过程是会更困难的，作家主观上的错误的思想感情是更难得到克服的。至于在今天的现实里，马克思主义起着领导国家建设的根本作用，因此，仅仅强调从生活学习和创作实践去解决问题，而贬低了马克思主义对于指导作家的重要作用，就会使作家不可能清楚地认识现实生活的变革和发展，有迷失方向的危险。
+
+　　我的其他论点的偏向和错误，分析起来也是类似的。
+
+　　关于“发现并反映自发性”的问题和“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一论点。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在文艺作品里反映劳动人民底自发的反抗要求，应该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在思想上和政治上是为了反帝反封建的总的要求服务的。当时的处在黑暗统治下的作家，在他们的实践条件下，能够在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上把这描写出来，已经必须付出相当的努力，需要一定的革命立场。我的错误是在于，我在肯定这些努力的时候，没有强调地指出这些作品的局限性，并且，我虽然屡次说到作家在生活中锻炼，但由于把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要求和工人阶级立场混淆了起来，实际上就抹煞了改造立场问题。而在后来我和香港的同志们辩论的时候，反而把这些作品的局限性说成似乎绝对不可克服的，因而实际上是不认为它们有局限性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倾向于革命的作家的努力的方向，当在于不断地克服自己的局限性，改造立场，争取在革命的发展中历史地具体地写出真实来，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思想上教育人民。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一般作家，当然是受着客观条件和主观情况的限制的，很难做到这—点。可是，由于我的错误立场，又带着严重的错误情绪，我在辩论问题的时候，虽然在认识上是一般地接触到了作家应在革命的发展中写出真实来的各种主题内容，认为描写革命斗争的正面人物和胜利是一个首要任务，但在情绪上却用当时的限制来替自己辩护，迦避改造立场的问题，于是在对文艺创作的要求上，就更多地着眼于现实主义底一般内容，而没有突现出描写在革命斗争中的正面人物和胜利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首要内容。我的这种态度和观点，对当时革命的现实斗争向进步作家所提出的改造立场和深入有组织有领导的群众斗争这—努力目标，带来了有害的影响。这是和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严重抵触的。
+
+　　“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同样地，是当时片面地脱离政治地从狭隘的实践看问题的。这个论点本身，一般说来，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当时革命斗争正在发展，我这提法是直接违反了党在当时号召进步青年进入解放区并投入工农兵实际斗争中去得到思想改造，为进一步的革命需要准备力量这一政治要求。而且，就是从文艺实践本身说，这个论点如果不在改造立场的前提要求下面去提，那是也会引到对待生活和斗争的非政治倾向，模糊了政治对于文艺的领导作用的。更严重的是，当我和在香港的同志们辩论的时候，为了迥避自己的观点，带着严重的对抗情绪以致于把国民党统治区说成“此岸”，把香港的同志们所代表的党的政治要求说成“彼岸”，加以嘲笑，产生了极有害的政治影响。同志们责备我，说有的青年在我的这种见解的迴护下拒绝到实际斗争中去，对这个，我是有严重责任的。在我的文字里，也曾提到过到实际斗争中去，但由于我的错误立场，那内容是不明确的，而且，长期的沉重的反动统治，使我的感情不能发展为比反抗具体环境的压迫更为积极的东西。这种思想情绪是以忠于此时此地的实践的面目出现的，以至于使我长期地不能认识自己，长期地违反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反而以毛主席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这一指示来辩护自己，这充分暴露了我的立场错误。
+
+　　在关于选择文学创作的题材问题上，我的错误也是类似的。为了使作家能在当时所能有的条件下进入实践，为了说明当时作家生活周围的社会斗争和劳动人民的反抗要求的意义，我认为，对于具有革命要求的现实主义作家说来，从当时的民主斗争的广泛的客观基础（题材）里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取出相应的，通向斗争全体的、具有社会典型意义的主题和形象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误正是和在反映自发的反抗要求那个问题上的错误关联着的。问题不在于肯定作家实践基础的广泛性，问题不在于从社会生活和斗争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选择题材，问题仍然在：于我在说明当时社会斗争和一般的劳动人民的反抗要求的意义时，带着安于现状的情绪，回避着深入革命群众的实际斗争的问题，没有凸现出描写正面人物和胜利是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首要内容。虽然一直在说深入生活，却不曾认识到深入革命群众的实际斗争的决定性的意义，反而用一般的生活斗争代替了革命群众的实际斗争，因而违反了毛主席的关于深入工农兵群众斗争的原则指示。
+
+　　在关于民族文学遗产的问题上，我也犯过虽然表现得不一样，但却实质相同的错误。在强凋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的斗争传统的时候，我错误地对待了民族的文学遗产。在当时的国民党统治区，总的来说，反动派正用民族文学遗产里的糟粕为武器向人民进攻，因而对这种情况的反抗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论民族形式问题》的论点里，我却从教条主义出发，错误地对待了民族文学遗产里的民主的、现实主义的内容。当时虽然我也肯定了民族文学遗产里有民主主义成分，但却从它们并未能“发展成为认识现实改造现实的、群众性的、科学性的、实践的思想体系或生活态度”，这一点看问题，严重地贬低了民族文学遗产的价值，不从作品历史内容的人民性的观点，而从抽象的原则出发去要求，这本身就是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是带着“左”的情绪出现的。而且，由于我的错误立场，又被这种“左”的情绪所膨胀，对一些同志们采取了自以为是的个人主义态度，客观上对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给了损害。除了理论本身错误以外，这个带政治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原谅的。
+
+　　在我的文字里，除了不少用语没有科学性以外，还从资产阶级启蒙文化里借用了一些概念和同句，例如“人格力量”，“主观精神”，等等。我使用这些概念和词句，是因为我感到它们曾经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革命里发生过积极作用，能够对当时苦闷的压迫和虚浮的颓废气氛做一些反抗，但是，这些原来属于唯心论的概念和词句，多半的塌台在全文当中并未被我提出的实践内容和思想要求以及附与它们的含义所占领，却使我反而成了它们的俘虏了。这也反映了我的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
+
+　　由于从我的这种错误立场而来的对于当时反动的沉重压迫的脱离政治的，盲目的反抗情绪，实质上在许多观点上把个人主义思想也当作了武器，那看来好象是反抗了黑暗，但同时也抵抗了集体主义。由于这种思想和其他情况，我在我后期主编的刊物上发表过“论主观”等实质上是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文章，在读者中间造成了有害的影响。对于这，我长期地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发表的责任看，不能认识到这是从立场错误而来的，一个违反了党的思想原则的带政治性的严重错误。
+
+　　回顾我二十多年来的文学工作，由于我长期在具体工作上脱离领导，不靠拢领导，没有能得到改造，以至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更严重的问题是，我长期地不能认识错误，并且解放后一直坚持错误，以至于我的错误倾向有了恶性的发展。不改正错误，自以为是，轻视集体，业且用局部的实践观点和过去狭隘经验来看新的现实，就必然愈陷愈深。由于这一次思想运动，由于同志们的批评，我才逐渐地开始认识到了我的问题。
+
+　　这些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呢？它们是什么一种性质？
+
+　　前面说过，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没有得到改造，把自己追随革命事业的革命性和立场当做工人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模糊了这中间的区别，这就是我前面简单地分析了的错误的阶级根源。
+
+　　解放五年来，我没有正视业发现自己的错误，更没有努力从政治原则上认识错误，因而这种错误就恶性地发展了。
+
+　　“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九九三页）
+
+　　问题还可以在具体内容上前进一步。
+
+　　从我的情况说来，多年以来，我凭着从古典作家和苏联作家得到一些关于创作实践的体会，和我白己在文学工作中所积累的一些实践经验来看问题，又被局部的实践所限制，因而往往“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践情况”（同上，九九O页）。这是由于：“联系生产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虽具有一定感情知识，但是受着小生产阶级的狭隘性、散漫性、孤立性和保守性的限制，他们的思想方法就比较容易表现为我前面所说的经验主义”。（同上，九九四页）这就是我前面所简单分析了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
+　　因此，我的错误还向着一个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了。这就是，长期以来，由于脱离集体，个人奋斗，滋长了宗派情绪，不肯倾听同志们的批评和发展自我批评。这就在解放前的一些辩论中发展成不顾政治影响以及目无大局的严重情况，例如在‘论现实主义的路’里所表现出来的。
+
+　　在《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九四八年）里面，为了辩护我的一些文艺理解，被强烈的宗派情绪所鼓舞，我就把我的一些关于文艺创作的狭隘的实践要求和理解推广至一般的重大的问题上去，用这去看、其实是“套”客观现实，自以为是地解释了党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要求，今天看来，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曲解即反对了党的思想原则和政治要求的。在这些问题上，在上面偏重于平列叙述的论点里面还不能明确看出的，我的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性和它的危险倾向，就鲜明地暴露了出来。
+
+　　由于在文艺创作问题上强调作家的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强调通过实践去达到真理，我就主观主义地、片面地强调了“理论或原则，应该是从‘具体历史或现实’提升出来”，强调了“理论或原则，只能从历史要求或实践性质来衡量”。但我所说的“历史要求”，虽然在理性上是指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走向未来的斗争方向，但在实际感受上业没有能够取得比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立场所能感受的一般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更进一步的思想内容，我所说的“实践性质”，又指的是例如知识分子作家们的“在自己的处境里面寻求有效的实践方式去开拓人民的道路”这刊狭隘的实践途经。那末，这必然的逻辑的结果是，“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所感受不到的，对自己说来就是“无效的”，因而也就是空洞的“一般性的原则”了。
+
+　　不用说，作家的思想，应该像血液似地疏贯在作品里的形象的运动过程里面，这是要在创作过程中来实现的，但我却把这个理解推广到一般问题上去，说：“思想（意识），不能是逻辑公式平面上的‘思想’，非得成为‘意识的存在’，即从现实要求来的主观的要求不可。”就创作过程中的形象的思维说，就作家的创作成果说，思想当然不能是逻辑公式平面上的，但我推广了这一点，丢掉了思想原则在生活实践和研究过程中对于作家的巨大的指导作用，由这逐渐成为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内在要求，以至改造作家的不正确的内在要求。而且还进一步就创作过程以外的一般问题这样说：“实践性的真实的思想（‘理性’），决不能不是感性的活动的内容，不能不成为热情的实践态度，所以，被压迫者的代言人所表现的仇恨是‘一切智慧之母’。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把指导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变为自发性的“感性的活动”的内容、“实践态度”、“仇恨”，也就是我所说的“主观战斗精神”了。这实质上是会达到取消作为客观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是会达到取消没有被感性接触到的，但为革命理论所反映的客观现实的发展规律的。从狭隘的创作实践要求所产生的片面性的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就这样曲曲折折地通向了主观唯心论。
+
+　　这也表现在其他的论点和问题上面。
+
+　　为了辩护狭隘的实践要求，我强调了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真诚的思想要求”等。离开了立场问题的前提要求，这“真诚”应该是很难说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认为自己的
+
+　　是真诚的，并以这为武器来证明别人是不真诚的。这就丧失了客观标准，要引向主观随意性，结果。事实上正是这样，我自己和我影响下的人们，被宗派情绪所膨胀，觉得自己是真诚的，主观主义地攻击了革命阵营里的一些作家是不真诚的。因而，我的真诚就落到了一个主观标准上面，即，以“自己的处境”里的具体的实践为武器的，对于实际上是小资产阶级的感受的真诚底完全肯定上面。
+
+　　从这进一步，我曲解了思想革命，即根据地的整风运动。我没有理解到党的整风运动是以反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中的反映为主要内容，而认为整风运动里所提出的反教条主义就是和我自己的反主观公式主义相符合的，这就把反教条主义的伟大的革命任务庸俗化了。我正是用整风运动所反对的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狭隘的实践要求去曲解了反教条主义。因此，我就仅仅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这个一般的说法上面，说整风运动对于国民党统治区作家的意义的“中心点是争取主观的思想立场或思想要求的加强”，这所谓“加强”，是直接的从根本上面曲解了“从一个阶级改变到另一个阶级”的改造立场的原则意义的。而且，不从思想实质上，而仅仅从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幻想”、“虚浮的精神状态”等去说明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也是从这种对于思想改造的主观主义的曲解而来的。这也就当然不能够真正理解作家和人民结合的问题。五四以来，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倾向革命的作家，在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斗争的影响下面，和人民是有着一定程度的联系以至血缘关系的；我为了鼓励实践努力而肯定了这—点，但却把这个一定程度的对人民的同情和感受当做了就是和人民的结合。把存在着的和人民的距离不当作严重问题，而不把不存在的和人民的真正结合当作艰苦的斗争方向。这是我的实践的感受，我的“自己的处境”。我的对原则的轻视结果，一方面是我的立场问题，一方面是从我的立场所产生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的结果。
+
+　　从狭隘的实践要求去看客观的革命现实，那就必然要犯更严更的错误。我用这一类的说法叙述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文艺斗争的任务：“被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所照明，被先进人民的英勇战绩所招引，在这个灰色战场上的文艺斗争，它的中心目标是要体现人民的负担，觉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坚强的主观思想要求，也就是为了反映人民的负担，党醒、潜力、愿望和夺取生路这个火热而丰富的客观的历史内容的，说这是“无处不在的历史现实”。这里所要求的第二种真实，即通向未来的真实，在理性上虽然是指的在党的领导下的革命斗争中的现实，但在实际感受上却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斗争里面模糊了主导性的内容，即工人阶级先锋队的领导作用和领导力量，因而这里所叙述的人民的觉醒和夺取生路等历史现实，实质上只能是指自发的反抗要求说的，而这里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思想要求”，虽然在理性上是指的工人阶级所领导的走向未来的斗争方向，但在实际感受上并不能够取得比我的立场、“处境”所能感受到的一般地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更高一步的思想内容。这就夸大了自发性，其逻辑的必然结果是排斥了领导。
+
+　　既然不能够站在‘自己的处境里面’所未能感受到的革命现实的高度去看问题，从“自己的处境”出发，因而常常把感情集中到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上面，感觉特别鲜明，把我所在的“泥塘”夸大成庞大得挡住一切的现实内容，在对人民感受上夸大了“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更进一步，在对于人民力量的叙述里面，把人民作为历史的伟大的创造者这一面看得轻，反而把人作为阶级压迫的受难者这一面看得重了，在对于敌对思想给与革命的损害的叙述里面，就直接用自己的主观感受代替了客观现实，把革命内部的偏向和错误，即敌对阶级的思想在革命内部的反映和危害，也归到人民的“精神奴役创伤”上面，说成是“虐杀千万生灵可怕的屠刀”，达到了歪曲革命内部斗争的不可原谅的错误。这样地理解革命现实，是直接地跌进了主观唯心论的。
+
+　　（由于“自己的处境”和“狭隘的实践要求”表现在对于现实的理解上，就片面地解释了、实质上是割裂了列宁的关于辩证法的原则。强调了从个别的事物通到一般的事物，而丢掉了一般的事物对于理解个别事物的指导作用；强调了“从—粒砂看世界”，而丢掉了“从世界看一粒砂”，强调了“阶级是在活的个别的阶级成员里面，或通过他而存在的，离开了具体的活的阶级成员就没有阶级”，而丢掉了原性则的阶级概念和阶级这一集体的历史内容对于理解阶级成员的指导作用。这种从狭隘的实践观点而来的片面化的理解，实际上是重个人而轻视集体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反映。）
+
+　　但在这些错误以外，“论现实主义的路”在关于文艺运动的现实问题上更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
+
+　　第一，在关于抗战期间文艺发展叙述里面，我表现了强烈的宗派情绪，对现实文艺情况下了一些不可容忍的错误的判断。我把自己叙述成了现实主义的保卫者，把我所肯定的作品以至在我影响下的作家们说成了现实主义的坚持者。这就造成了和整个文艺运动，实际上是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对抗的结果，使我进一步地陷进了小资产阶级的立场里面。
+
+　　第二，再加上对于一些党的作家们所采取的目中无人的强烈的对立态度，造成了实质上是和党对抗的结果，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其有害的影响。
+
+　　在检查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更是深深感到了惭愧和痛苦的。
+
+　　而且，更不可原谅的是，到解放以后，我的这种有害的、狭隘的宗派情绪以及自以为是的个人英雄主义根本没有克服，对解放后的人民文艺运动采取了冷拢的态度，对文艺运动的实践情况不了解，确又自以为是。近年来，这种错误更加发展了，从个人的对立情绪出发，我凭感想和零碎的事实对文艺运动作出了主观的粗暴的论断，终于发展成为和党所领导的文艺运动直接采取反对态度的严重错误，在文联及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
+　　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一些牺牲了的先烈们和一直忠贞战斗着的同志们引导过我，教导过我，有些同志长期以来规劝过我，期待着我。正因为我个人的一点微小的工作是从伟大的革命事业而来，所以我的错误就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应该有的损失。解放前许多年，我在群众眼睛中不仅是一个单纯的作家，而且是一个站在党的周围的文学工作的组织者，这就使我的错误在性质上更为严重。我对于应该从我得到较好的帮助的青年同志们感到了悔恨性的内疚。我沉痛地感到辜负了人民，辜负了党和阶级事业，辜负了伟大的时代。
+
+　　这次思想运动才使我觉醒过来，帮助我前进了一步。现在把我的初步认识提供同志们作为讨论的参考；希望得到同志们的继续帮助。在同志们的批判和帮助之下，我将对我自己的思想继续进行深入的全面的柱查，在党的领导下面改造自己，努力学习，并争取努力工作，以求逐渐解除我过去的错误所带来的负债的痛苦。
+
+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一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1.txt b/CCRD/3/7/6/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3cbfa4b0963b278b31fcbc044fe23d1bde0419
--- /dev/null
+++ b/CCRD/3/7/6/000001.txt
@@ -0,0 +1,37 @@
+# 中共中央对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政治学校韩子毅、 张学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的批示
+
+　　你们送来“关于天津市政治学校前校长韩子毅、教务长张学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阅悉。韩子毅和张学林把政治学校看作个人的独立王国，欺上压下、拉拉扯扯、培植个人势力，进行小集团活动，对逢迎称颂他们的人，随便封官许愿，对敢于批评他们错误的人，则予以压制打击、报复陷害。他们为了个人享乐腐化，进行投机商业，违犯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当他们的错误被揭发后，不但不作检讨，反而捏造材料嫁祸于吕克、陷害赵四兰，致使吕遭到冤狱，赵精神失常。以上种种事实，说明韩子毅、张学林二人品质恶劣，错误极其严重。中央认为应开除韩子毅和张学林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在政府机关所担任的各项职务。
+
+　　（附：）
+
+## 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政治学校前校长韩子毅、教务长张学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1954.08.23
+
+　　韩子毅，现年44岁，学生成份，地主出身，1932年入党，历任县长、专员、天津市民政局长兼政治学校副校长、校长等职，1953年调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
+　　韩子毅1949年进入天津后，因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在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上即逐渐蜕化堕落。为了满足物质私欲，生活上铺张浪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侮辱其女秘书魏景如，使魏一度精神失常，和几年来的恋爱对象（海军干部）断绝了关系。为了追求名誉地位竟丧失党的立场，发展宗派活动，打击报复陷害同志。
+
+　　张学林，现年38岁，山西崞县人，贫农出身，学生身份，1937年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敌工部长、天津市区委书记、市店员工会副主任、政治学校教务长等职，现任天津市委农委副主任兼市府农委副主任、农田水利局局长。
+
+　　张学林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进入天津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个人主义又有所发展。1946年由崞县县委书记调晋绥六地委任城工部部长时，因未参加地委，对组织不满，藉病回家休养，不久即作起买卖来。病好后仍不出来工作。1947年土改当中，因袒护犯错误的村干部，被贫农团扣押起来。张学林对其思想蜕化等错误不作检讨，反认为晋绥干部闹宗派支持村干部打击他，将其在被扣押时所生小孩起名为“蒙难”，以示记恨。1949年3月由天津市四区区委书记调任市店员工会副主任后，认为领导上对他不重用，因而大吃大喝，藉病不作工作。到政治学校后，在个人主义特权思想支配下，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对别人则冷酷无情。如干部韩培荣的爱人将临盆时，张藉口不合制度不让住房子，竟立逼将其撵出去。而张学林自己的小孩患了病，却派干部、工友到医院轮流看守了半年多。张学林还克扣保姆费，致其保姆在校外大哭大闹，影响很坏。
+
+　　韩子毅、张学林把政治学校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培植私人势力，极力发展宗派小集团活动，以个人的好恶和对个人的忠诚来识别和挑选干部。如贾宗毅，因善于拍马逢迎，为其掩饰错误，就很快被提拔为校部办公室副主任。干部科长袁振兴本是一个无原则、有错误的干部，韩子毅、张学林便利用袁的这些弱点，先后委任为校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身兼12职。尤其严重的是与反党、反苏分子林子明（前天津市教育局长，已被开除党籍）称兄唤弟，让其参加党内会议，写党内材料。因此，林子明曾公开的讲：“我从来没见过像韩校长、张主任这样‘英明’的领导干部。”中统特务、留用职员周士泽（现被管制），因善于投领导所好，颇为韩子毅、张学林喜爱，被提拔为副科长。韩子毅对上善于逢迎拍马，互相推荐，对下善于拉拉扯扯，为了拉拢某一个人，就随便封官许愿，加以奉承，作风极不正派。对敢于揭发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的人，就予以压制、打击，甚至报复陷害。如原研究室主任戴尧天两次到中央控告政治学校错误的管制其弟戴东（现已纠正）和韩子毅、张学林的一些恶劣行为以后。张学林即威胁说：“你直接向中央告状，不单是对韩校长有意见，对市委也有意见。”动员戴尧天去中央收回原议，戴拒绝后，张学林即布置贾宗毅、田枫（干部科副科长）、袁振兴等人对其施行斗争，说戴不通过组织去中央控告是“无组织无纪律，捏造事实欺骗毛主席，诬陷领导，替反革命分子申辩”等，将戴降为副科长，并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最后以总支名义向中央作了歪曲事实的假报告。原二部秘书主任王治州，在校务会议上曾批评韩子毅不关心干部疾苦，工作不深入等。韩子毅当场表示不能接受，并责成张学林发动全校干部进行反驳，令王作检讨。在“三反”运动中王治州又给领导上提出批评，张学林、贾宗毅等以王“整上整下，不整自己”为名，令其反省了一个星期。像这样受到韩子毅、张学林压制、打击报复者前后达十余人。
+
+　　韩子毅、张学林在个人享受思想支配下，进行非法经营，错误被揭发后，韩子毅为推卸责任，张学林从私人成见出发，互相结合起来，对生产科长吕克、秘书处长赵四兰施行打击陷害。1950年9月韩子毅亲自主持搞海外贸易，指示赵四兰完成5亿至10亿的利润任务，并嘱咐吕克说：“你们要隐蔽着点搞，不要闹的满城风雨。”后与石家庄市委商妥，两家共投资12亿元，交由赵四兰所介绍的私商大威贸易行代办。11月间，抗美援朝开始，10亿多的资金被美国冻结，此时赵四兰很害怕，惟恐受到损失，韩子毅则鼓励他说：“这是天灾人祸，党不会叫你负责任。”令赵另想门路捞回损失。1951年1月，韩子毅为了到东北贩买木材，以盖礼堂名义除骗取了市财政局资金8亿元外，又骗得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逢时给东北林务局局长杨枫写的协助购买木材介绍信。吕克持信到东北发觉了中央有不准公家购买木材的禁令，私商可买次等木材的情况后，即同赵四兰向韩子毅作了汇报，并提出不愿再搞。而韩子毅竟继续无视政府法令说：“钱已到手，不搞可惜，搞一次就算了。”此时又经赵四兰委托大威贸易行代购，与石家庄市委共同经营。运回第三批木材时，因违犯政府法令，木材被铁路局扣押。在木材被扣期间，韩子毅惟恐错误毕露，追问赵四兰木材是由谁代买的，赵告知其是由私营大威贸易行代买，韩认为这样可以将自己的错误掩盖过去，即不再追问了。结果政治学校从贩买木材中得包干利润9000万元。当出售木材时，偷漏行商税7000万元。
+
+　　张学林对赵四兰抱有私人成见，积极寻隙打击报复。1951年3月，听到有人反映吕克在部队工作时回家殴打村干部及其参加革命前的一些流氓行为的消息后，认为吕克是赵四兰的亲信，即从检查处理吕克的问题入手打击赵四兰。于是责成该校保卫科进行专案调查，并写信向吕克原籍搜集材料。建国县委仅根据与吕克有成见的村干部的反映，给政治学校写了证明吕克是“流氓出身，在部队工作时，曾回村倒算、殴打村干，以马拉死人”的材料，同时亦证明吕克是从部队复员回家，并有党的关系。在整风审干运动中，当吕克交出了复员证件，并书面说明党的关系是由县转到天津的情况以后，张竟置之不理。至6月间，由于发现了木材被扣和偷漏税问题，韩子毅怀疑赵四兰、吕克有贪污行为，即责令赵四兰、吕克汇报经营木材的经过和书面报告买卖木材收支情况。大威贸易行因在买卖木材中的利润与政校系包干关系，就给吕克、赵四兰伪造了一个购买木材收支明细表。随后韩即指示成立专门检查组，张学林任组长，结合吕克历史问题进行检查。7月份，韩子毅因听到有人反映私营金城银行有政校存款户头，就更加怀疑吕克、赵四兰有贪污行为。
+
+　　整风审干后期，张学林亲自执笔，将已否定的材料，仍以假作真或加以夸大，说吕克是混入革命阵营的反动地主；霸占民产、陷害农民；土改时回家帮助地主家庭反攻倒算；1948年被部队开除回家，1949年到天津后混入党内，并亲自捏造了吕克勾结奸商企图吞并政治学校机关生产永明化学工厂。材料写出后，保卫科长王敏等提出内容与事实不符，应加考虑，张不理睬，乃于9月2日报市整风审干委员会要求“将吕克逮捕法办，判处长期徒刑，送回原籍处理”，此时建国县委又来信证明：“吕克是复员回家，并有党的关系”，张仍不纠正。随后韩子毅、张学林就亲自征得市整风审干委员会张逢时个人批准，由市公安局将吕克密捕。张学林对证明吕克的有关真实材料在呈请批准时未向张逢时交代，逮捕吕克后亦未同时交公安局审查处理。
+
+　　赵四兰进入天津后因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与奸商张威侯关系甚为密切，韩子毅怀疑他有贪污行为。逮捕吕克后，赵四兰曾提出反对意见，因此韩对赵更加怀疑。1951年10月15日天津日报揭发了政校套购木材的违法乱纪行为，韩子毅为了掩饰错误，即让赵四兰和贾宗毅向市委写假报告，企图将非法套购的木材说成为盖大礼堂所用，赵四兰不同意，主张如实报告。贾宗毅按韩之意图写好报告后，韩为推卸责任，令赵四兰签字发出，赵不签名，韩对赵更加不满。以后，贾宗毅为在韩子毅面前讨好，多次反映了赵四兰谩骂韩子毅的情况，韩对赵愈加仇恨，从个人主义出发，和张学林结合起来打击陷害赵四兰。12月底，“三反”运动开始后，张学林向市委机关党委汇报时，假报吕克贪污达2亿2000余万元。当韩子毅调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时对张学林说：“你不要有顾虑，买卖木材决策由我负责，我直接向市委交代（实未交待），只让赵四兰交代贪污问题。”1月16日经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将赵四兰撤职。1月26日韩子毅为了推卸责任，竟捏造情况再次欺骗市委，把政校套购木材等违法乱纪的错误完全嫁祸与赵四兰，并诬赵四兰是“军统特务分子、奸商大威贸易行经理张威侯驻政校的代办，勾结一起，欺诈盗窃国家资财达5亿多元。”建议“将赵四兰开除党籍，严加法办”。3月13日市委发现了计算赵四兰贪污数字上有问题，需进一步查对，决定暂缓处理。此时，韩子毅、张学林并未放弃陷害赵四兰的企图，向市委报告时，明知买卖木材收支明细表是大威贸易行伪造的，但仍作为根据，编造赵四兰盗窃国家资财13亿3000万元，提议开除赵四兰的党籍，判处徒刑10年；吕克判徒刑5年。6月间市委专案检查组否定了赵四兰的贪污。但在市委“三反”处理委员会7月5日研究处理赵四兰的问题时，韩子毅仍坚持开除赵四兰的党籍。此时法院根据审讯结果，提出将吕克免刑释放，张学林则坚持判5年徒刑，以后又提出只要判刑即可。市法院未坚持原则，判吕克徒刑一年。在斗争赵四兰当中，赵四兰的爱人王维新惟恐赵母发生意外，将其送回原籍。临走时张学林又派人百般刁难，遍身搜查，致赵母回家后卧病3月。此后，韩子毅认为张学林能按他的意图办事，搞赵四兰有功，提拔张为政治学校教务长，并积极推荐张学林任市法院副院长。
+
+　　根据上述事实，决定对韩子毅、张学林给予如下处分：
+
+　　韩子毅在入城后，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缺乏共产主义道德；政治上蜕化堕落，只许说好，不许批评，把政治学校视为独立王国，欺上压下，拉拉扯扯，发展宗派小集团活动，主持非法经营，错误被揭发后，不作检讨，反从个人主义出发，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打击陷害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韩子毅在工作上是积极的，对此次所犯错误尚能作较深刻检讨，为了给以最后改造机会，决定予以留党察看2年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予以撤职处分。
+
+　　张学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稍有矛盾时，即躺倒不干，一贯与党对抗；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对别人则冷酷无情，群众对其极为不满；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从私人成见出发，和韩子毅结合起来，打击陷害吕克、赵四兰；对此次所犯错误，始终不认真检讨，故决定开除党籍，建议行政给以撤职处分。
+
+　　对在此案中犯错误的贾宗毅连同其他错误已作处理（撤销工作处分）。田枫等有关人员视其检讨程度分别处理。
+
+　　来源：《纪律检查工作》第十七期，1955年3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2.txt b/CCRD/3/7/6/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e6bfd1e226a9133904763927444693cc5bb7a6
--- /dev/null
+++ b/CCRD/3/7/6/000002.txt
@@ -0,0 +1,73 @@
+# 中共黑龙江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阶级异己分子虎林县委书记高军、副书记线德璧党籍给予虎林县委部分改组其领导机关处分的决定
+
+　　一九五四年八月省纪委接到原虎林县妇联主任毕秀莲和三区区委书记李云捷两同志检举信后，于九月即派人进行检查，十二月省纪委向省委汇报后，省委认为虎林县问题严重，即决定组织联合检查组，再进一步做全面检查。根据省委会议精神，检查组抵虎林县后，依靠当地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一方面把原检查的事实进行了对证；另一方面对虎林县委主要工作和各项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前后经过了十五个座谈会和九个村的重点调查，以及各方面的了解对证，经过四个多月的时间，已将问题全部查清。事实已完全证明了高军、線德壁是阶级异己分子，篡夺了县委领导权。虎林县委在高、路的把持之下，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进行拉拢，提拔重用，拉入党内；而对工农干部则仇视、排斥、打击；为了掩盖错误对检举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报复，窒息批评，扼杀民主，并破坏党在农村的阶段政策；县委的政治生活中充满歪风邪气，互相包庇错误，互相吹嘘捧场，致使虎林县委严重的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腐蚀。
+
+## 第一、主要错误事实
+
+　　（一）对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进行拉拢，提拔重用，对工农干部则仇视、排斥、打击，甚至使之退职回家。
+
+　　对有政治历史问题者提拔重用：龙恩甲系国民党员，并有虎林县国民党部组织科长之嫌，一九五零年反动党、团登记时被押三个月，仅承认是国民党员，释放后仍继续留用为农业科员，一九五二年九月在高军主持下提为农业科副科长。高文清系伪村司计，曾任伪虎林县公安局警务主任、代理区长，土改时被押八个月，于一九五三年拟提为文教科长，省委因其有政治历史问题未批准，指示令其做教员工作，高军不仅未执行省委的指地，反而将高文清提为理论教员，并在一九五四年提为文教科长。当高文清被提拔之后，群众即反映：“过去干啥现在还干啥，喝老百姓血的人，今天又当上科长啦！”邵洪良的父亲系日为特务，经过“清理中内层”“三反”“整党”，邵始终未向组织上交代，一九五三年六月被公安局查明，邵至今仍未承认，一九五四年七月由高军提议将邵由县政府秘书提为办公室主任；并列为副县长的候备名单。吕丰泽的父亲是中统特务，伪公安局长，本人是三青团员，一贯道徒，历史问题尚未查清，于一九五四年经線德壁提议由文化学校教导主任提为理论教员。李文全系党训班主任，家庭系富农兼资本家，却伪报为贫农，高军明知李是富农，家庭被斗，不仅不追查，反而在一九五O年将其介绍入党，李在日常工作中一贯的强迫命令，报喜不报优，群众反映：“像伪宪兵”，線德壁却在干部中讲：“李文全是县头一份的好干部”。在一九五四年县委组织部对李的问题查清后，高、線仍准备把李文全提为宣传部副部长。
+
+　　排斥、打击工农干部，无理由的降工农干部的职，直至令其回家；高、線及县委会主要成员经常在干部中散布谬论，如学习马林科夫报告时，高军曾在学习会上讲：“新民主主义革命阶级有阶级斗争，有土改时工农干部吃得开，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是经济建设时期，工农干部吃不开啦”，高军、線德壁、杜春堂、张彬等经常在干部中说：“工农干部不拉屎别占茅坑”。在实际行动中对工农干部施行逐步降职直至回家的错误做法。如前任副组织部长于文林系虎林县第一批入党的农民干部，常被線、杜讽刺、排斥，一九五二年整党时于已患病一年，杜春堂（当时是组织部长）借整党之机向前任县书刘永普提出于有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即：出租一垧二亩地（因无劳力，并经县书允许）；出租一面鱼网；买一千捆烧柴（自用）；以土改时分的大车与人合伙拉脚分利十万元（旧币）。把于有病也说是资本主义思想支配，即当作典型，进行了批判，于感到无路，在整党时未登记，县委即做出错误决定，骗取省委批准，开除了于文林的党籍。孙长良自一九五零年即任区长，一九五四年整编时，高等借口孙文化低不称职（实际称职），三次动员其回家，本人不同意，最后强制回家。周吉春，一九四八年任区长，于一九五四年整编时，以周文化低为借口，降为县联社铁木工厂不脱产的车间主任（实际是木工）。因此虎林县工农干部普遍悲观，不安心工作，县监委副主任徐本太（木匠出身）连续两年准备了麦种，保存了木匠工具，准备被清洗回家。很多工农干部反映：“干部政策变了，早回家，晚回家，早晚得回家。地富上了台（指高、線），哪有咱们好”。
+
+　　利用职权，任用亲人。如富农線德翠，系線德壁胞弟，一九五四年七月间任虎头村供销社副主任，同年九月線德壁授意张彬提为县联社人事股长。線德翠任职期间不服从领导，并动用公款三百余万元（旧币）。张德武是张彬之弟，因品质不好，曾被密山中学开除学籍，線德壁在一九五三年春先后介绍他到卫生院和宣传队工作，均表现不好，后又介绍他到县联社工作，张在任职期间偷公家铜丝。群众舆论称：“朝中有人好做官，官子官娘都上台了”。
+
+　　（二）拉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入党，企图改变虎林县党的面貌。
+
+　　从高、線把持县委领导以来，在县直属机关、学校发展的五十一名党员中，有问题的计十六名，内有国民党员一名，三青团员二名，日伪特务二名，伪官吏一名，政治历史不清的二名，隐瞒地富成份的四名，隐瞒家庭政治问题的四名。在三十二名培养对象中，由高、線个人指定的六名均有问题，其中国民党员三名，三青团员二名，地主成份一名。曾任伪官吏的高文清，土改时被斗并押八个月，在一九五二年六月担任师范学校教导主任时，由高、線介绍入党。一九五二年四月县府支部提出发展新党员名单时，因不符合高、線的意图，受到線的批评。線对支书柴守玉指出：“像吕丰泽（政治上有重大的问题）、龙恩甲（国民党员并有国民党组织科长之嫌）为什么不可入党？”支书柴守玉说：“这些人政治历史不清，不能发展”， 線说：“这些人都是过去的问题，还能总算老帐吗？过去的问题，还能总算老帐吗？过去的问题谁还没有点？”于是政府支部又先后两次讨论龙恩甲、吕丰泽入党，但绝大多数党员均不同意。高、線为了多方设法拉吕入党，在县委会议上声严色厉的责成公安局长，限期把吕丰泽的问题弄清。一九五二年十一月，高、線又亲自指示文、卫支书书记于天瑞说：“吕丰泽、车长良（系国民党员）应是发展党员中的主要对象”，此后高、線又授意总支副书记刘俊宝亲自掌握召开支部大会，把政府支部两次未通过入党的吕丰泽在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终于吸收入党。随后在高、線授意下，文、卫支部又吸收了张呆（地主成份、历史不清）张维庆（亲叔父是日伪特务未交代）等入了党。
+
+　　龙恩甲、文化馆长张超（国民党员）、董志（三青团员，并有国民党员之嫌）、洪敏（农村工作部长张传耀的爱人，家系大地主，思想一贯落后）等也列入“积极分子”名单，准备拉入党内。
+
+　　（三）为了掩盖错误对检举者施以明目张胆的有计划的打击报复，一九五三年以来已构成案件的即有三件：
+
+　　王志华系转业军人，原土产公司代理秘书股长。王志华根据职员王成钧、崔新维、隋秀英等反映，于一九五二年冬检举该公司经理赫英奎与文书高桂云（军属）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因县长杜春堂未予适当处理，王志华于一九五三年三月间给松江日报社两次写信，检举县长官僚主义。四月由省监委将检举信转回该县，杜怀恨在心，令王停职反省，县书高军对王的控告亦怀不满，对王批评说：“你一贯不受组织约束，遇事就越级控告。”高、杜并召开了四个支部的党员联合大会，对王进行斗争。王于斗争会前检举县书、书长压制批评的稿件，于一九五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松江日报内部参考上登出后，更引起高、杜不满，组织了以组织部长张彬为领导的包括纪委、监委参加的联合检查组，搜集王的缺点，扩大与捏造错误事实，给王加上派别活动的罪名，由股东降为一般干部，并将对王志华的错误处分决定强迫土产公司干部签名盖章，分别上报省级有关部门，以此掩盖了高、杜等人打击报复的错误，又借口整编将检举人崔新维、隋秀英解雇回家。
+
+　　李明鑫系荣军，县卫生院政治院长，于一九五三年八月，乘省府李延禄副主席到虎林县之际，写信要求面谈，县书高军与组织部长张彬进行阻挠，在李向李副主席谈话时，高又派人记录监听，因而李只检举了副书记線德壁、县长杜春堂任人唯亲等问题，未敢检举高军的问题。谈后李副主席亲自指示高军负责处理，而高军不仅不加处理，反而乘李请病假时大加训斥：“你在李主席面前乱反映情况，无组织无纪律，我不承认你这个党员。”并要将李解职回家，随即在县增产节约大会上叫李公开检讨，并在大会上针对李曾批评高军等人排斥工农干部而讽刺李说：“我是富农出身，上级提我当县书，你出身好，没提你当县书”。十一月间借口李副主席指示改进卫生院工作，经过县委会议，决定由副县长孙新友等去卫生院检查李的工作，县书高军并强调病院工作不好应由李负责，高、線又授意孙新友等对李“要狠狠的整”，扩大李的个别缺点，捏造错误，并提出对李的处分意见。李本为抗联家属，有人证明，任卫生院长本为县委决定，而在处分决定中歪曲李为冒充抗联家属，自称政治院长，给李加上一贯不忠诚不老实的帽子，给予李明鑫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县委怕上告，后改为警告，行政职务降为一般干部。
+
+　　张明一系商业总支代理书记，一九五三年末因县长杜春堂作年终总结报告时间过长，重点不明，“听者厌倦”，张曾写一小品文进行批评，松江日报登出后引起杜春堂不满，为此县委副书记線德壁找张谈话两次，批评张写稿不利于团结，引起别人乱写批评稿件，副书记線德壁、组织部长张彬在商业总支党员大会上将批评领导人列为党员一种不良倾向进行批判。从此虎林全县的党员干部再不敢对领导进行公开批评。
+
+　　（四）破坏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公开提出团结富农，致使地主、富农十分嚣张。
+
+　　虎林县委一九五三年二月在县、区干部会议上公开的提出：“凡不是反革命分子的新富农即可团结”；在一九五三年农村治安会议上将地、富参加农业社当成便于管制的经验传播。一九五四年七月县委明文规定：“地、富已恢复公民权、经济上没有剥削者，可以入社”。一九五四年春节时高带着通讯员到富农焉云生家拜年，后动员焉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并选为计划委员，焉经常在群众中宣扬“小高（高军）常来我家”。致地主、富农嚣张起来，进行造谣破坏，有的公开向群众要斗争果实，有的已混入村政权。
+
+　　（五）县委的政治生活与私人生活，充满了歪风邪气，互相吹嘘排场，互相包庇错误，强调个人作用，宣传个人崇拜。
+
+　　線德壁竭力为高军吹嘘，一九五三年全县丰收，線在干部大会上总结时讲：“这是高军书记领导的英明伟大的结果”。高军与作风恶劣的张玉洁结婚，本系“先有后婚”，结婚时张已怀孕，但在结婚典礼时線德壁、杜春堂对干部讲“他俩结婚是洁白的”，为高粉饰。高军为了出风头，成立县委青年球队，组织部长张彬由别处调些打球好的青年到党群部门，而将原称职的干部调到区上工作，引起很多干部不满。高、線、张等五人常在一起吃喝拉扯，酗酒作乐，农村工作部长张传耀醉酒后用日本话在街上骂人，并要砸落子园。一九五三年春节时副县长孙新友醉酒后将一女同志叫到县长室诱奸未遂。
+
+## 第二、处理意见：
+
+　　（一）对有关人员的处分：
+
+　　高军，现任县委书记，虎林县人，现年二十八岁，富农出身，他的祖父在伪满时很有势力，本人学生成份，做过伪满教员，结交警察特务，一九四六年初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土改时被押并停止党籍，一九四八年又混入党内，曾任工作员、科员、文教科长、宣传部长，于一九五二年九月任县委副书记，一九五三年一月任县委书记。高入党后从未改变原富农阶级本质，自篡夺县委领导权以来，即原形毕露，以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党内进行投机，施行资产阶级的派别性干部政策，对政治历史有问题的人进行拉拢、提拔重用，设法拉入党内；对工农干部采取仇视、排斥、打击，使其逐步降职回家；为了掩盖错误，对检举人施以明目张胆的打击报复；并破坏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私人生活庸俗腐化，是虎林县委所犯一系列的严重错误的主谋者。事实已证明高军是阶级异己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線德壁，现任县委副书记，虎林县人，现年二十九岁。恶霸富农出身，其伯父土改时被打死，却伪报为贫农出身，線德壁在伪满时曾任兴农合作社副系长，一九四六年参加工作，土改时被清洗，一九四八年重新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混入党内，曾任小学教员、小报编辑、县委秘书、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一九五三年九月任县委副书记。線德壁与高军共同破坏党章、党纪，是虎林县委所犯严重错误的主谋者之一，长期隐瞒恶霸富农出身，事实已完全证明線德壁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杜春堂，现任县长，虎林县人，二十九人，贫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八年入党，曾任县委秘书、区书、县委组织部长、县长。杜由于存在浓厚的个人主义，又受到资产阶级的严重侵蚀，对高、線的错误不仅不进行揭发斗争，反而离开了党的原则，在施行资产阶级派别性干部政策上与高、線思想观点一致，并压制民主，亲自参加对检举人的打击报复。对虎林县委所犯的错误应负重要责任。在检查过程中表现消极，最后对错误仍认识不够。因此为了教育全党及其本人，决定予以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并建议行政撤销其县长的职务。
+
+　　张彬，现任组织部长兼纪委会书记，辽宁省安东县人，三十四岁，贫农出身，店员成份，一九四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区委宣传委员、区书、县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县委委员等职。张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无原则，对高、線等人的错误不仅不予检举，反而帮助高、線等对检举人进行打击报复，积极执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在发展党的问题上，为取得高、線的欢心，执行高、線的错误意图。对虎林县委所犯的错误负有重要责任。在检查过程中消极抵抗，并企图不干革命，但后来有所转变，对错误有了一定的认识。决定予以党内撤销工作处分。
+
+　　张传耀，现任农村工作部长，山东省蓬莱县人，二十七岁，店员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八年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入党。曾任教员、宣传干事、党训班主任、农村工作部长。张存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为了个人往上爬，竭力为高、線吹嘘，拥护高、線错误主张。经常与高、線在一起吃喝拉扯，酗酒后用日本话在大街上骂人，并要砸落子园，个人生活庸俗，有流氓作风，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对虎林县委所犯的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决定予以当众警告处分。此人不适于做党的工作，应予调动。
+
+　　孙新友，现任副县长，县委委员，虎林县人，三十一岁 ，贫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四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区农会主任、区委委员、县府副科长、科长、副县长。孙由于个人主义，无原则，虽在某些问题上遭高、線、杜排斥，不但不揭发他们的错误，反而执行高、線等错误指示，对批评者打击报复。本人生活腐化，酒醉后对一女同志诱奸未遂（此次检查前已做检讨），对虎林县委所犯错误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检查过程中尚能积极揭发问题，认识与检讨较好。决定给予当众警告处分。
+
+　　武装部长王长智，财贸部长马云峰，公安局长王攸贵均是县委委员，由于阶级觉悟较低，存在不同程度的个人主义，原则性不强，对高、線等错误盲目服从，不能开展斗争，特别是王长智常与高、線吃喝拉扯，并为高、線隐瞒错误。但在此次检查中，该三同志对错误均有不同程度的认识和检讨，尤其是王攸贵能积极揭发错误，因此对该三同志可免予处分，但均应做深刻的检讨。
+
+　　（二）对县委组织的处分：
+
+　　虎林县委从阶级异己分子高军、線德壁骗取正副书记以来，其他县委成员均直接受到资产阶级的严重侵蚀，因而县委在高、線的把持下，以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破坏党章、党纪，所犯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大部是通过县委畅行无阻，即或个别问题未正式通过县委会议，也都得到大家默认同意，这些严重错误县委内部竟无一人揭发制止，证明县委已不能起其应有的作用，决定给予虎林县委会“部分改组”的处分。
+
+　　（三）对有关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
+　　对此案检举人毕秀莲和在检查工作中积极揭发问题的李明鑫、潘延儒等同志，予以表扬。
+
+　　原虎林县委给李明鑫当众警告处分是错误的，应撤销原处分决定。对于文林的问题应适当处理。
+
+　　对高、線篡夺县委领导以来所发展的有问题的党员应进行严格审查，对其中坏分子应坚决清除出党，对存在一般缺点或错误者，应进行教育改造。
+
+　　对提拔使用不当的干部应进行适当的调整；对被排斥、打击已降职回家的工农干部应进行教育和安置，扭转工农干部的悲观情绪。
+
+　　原虎林县委在贯彻党的各项政策上，已发生的问题，应引为教训，并应在今后工作中切实加以检查和纠正。
+
+　　为接受此次事件的严重教训，应在虎林全县党与非党干部中宣布高、線等人错误事实和处分决定。责成有关人员公开检讨，并进行深入的阶级教育，以划清阶级界线，挽回原虎林县委在思想上、政治上给党造成的重大损失。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3.txt b/CCRD/3/7/6/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26b080a28a4b09a78b2bba339c9700590aaa63
--- /dev/null
+++ b/CCRD/3/7/6/000003.txt
@@ -0,0 +1,283 @@
+# 关於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
+
+　　<舒芜>
+
+　　胡风文艺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外衣掩盖之下的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多年来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活动，是从个人野心出发的宗派集团的活动，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於文艺运动的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反共文艺集团争夺领导地位的活动。
+
+　　我在解放以前，是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在胡风主编的“希望”以及其他胡风文艺集团的刊物上，发表了“论主观”等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狂热地宣传着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直到解放后，在共产党的教育之下，在参加实际斗争当中，我才初步认识到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但是，胡风在解放后不仅是对於他的错误没有认识，反而对抗着文艺界和广大读者对他的批评，以至使他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发展到更加严重的程度。在这里，我要提供一些有关的材料，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胡风思想和他的反共活动的实质。
+
+　　我所要提供的材料，就是胡风在解放前后写给我的一批信。下面就将信中较重要的有关材料分成四类，依写信时间先后摘录出来，附加必要的说明。
+
+　　第一、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
+## 一、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信（重庆）
+
+　　来此日期，顶好过了十六日。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还有，他们说是要和我细谈，其实已谈过了两次，但还是要细谈。好像要谈出我底“私房话”，但又不指明，我又怎样猜得着。这一回，我预备谈时请他们出题，我做答案。这是他们特选的机会。所以，你如这时来，我们就得不到偶语的时间，等於空跑。过了十六日，就空了。
+
+　　【两位马褂】指何其芳、刘白羽两同志。他们当时刚由延安到重庆，是中国共产党派遣到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豪绅们】指当时重庆的进步作家们。
+
+## 二、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信（重庆）
+
+　　二十五日进城，当天发一信后复接一信。当天下车后即参加一个几个人的谈话会后半会。抬头的市侩首先向“主观”开炮，说作者是卖野人头，抬脚的作家接上，胡说几句，蔡某想接上，但语不成声而止。也有辩解的人，但也不过用心是好的，但论点甚危险之类。最后我还了几闷棍，但抬头的已走，只由抬脚的独受而已。但问题正在开展，他们在动员人，已晓得是古典社会史的那个政客哲学家。今天遇见，说是有人送刊物请他看，他看了四节，觉得有均衡论的倾向云。
+
+　　那末，我底估计完全对了（抬脚的也当场恭维了杂文），后记里的伏线也完全下对了。看情形，一是想闷死你，一是想藉闷死你而闷死刊物。哲学家们和官们属於前者，文学家们属於后者。我底回答是：要他们写出文章来！
+
+　　你现在，一要预备杂文，一要加紧对这问题作更进一步的研究，准备迎战。……要再接再历！（旁点是原有的。下同。——舒芜）
+
+　　现在考虑中庸是否即发表，多给他们找缺口。你意见？望即告。
+
+　　【一个几个人的谈话会】指当时在重庆由冯乃超同志主持的一次座谈会。在这个会上，茅盾同志等对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第一集第一期上发表的舒芜的论文“论主观”提出了批评，这篇文章是宣传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抬头的市侩】指茅盾同志。【蔡某】指蔡仪同志。【也有辩解的人】指冯雪峰同志。【古典社会史的那个政客哲学家】指侯外庐同志。【官们】是指一些共产党员，出席那次座谈会的当然不会有国民党官员。【中庸】指舒芜的文章“论中庸”，该文后来登在“希望”第一集第二期上面。
+
+## 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信（重庆）
+
+　　本来可走的路是很多的。不过，我们虽从来没有希望得到批准（准）之心，但无奈他们总要来审定，因而从此多事了。而时代又是这样的时代，所以要考虑作法，而且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考虑作法。而其次，要加强实力，非大大地加强实力不可。这一点就有些感到痛苦了。
+
+　　那第二天，我说了几句话，用意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甚么旗号。看他们怎样了解罢。还有，另一位何爷，攻击嗣兴是宣传盲动主义的云。天下就有这样可笑的法官。
+
+　　【他们总要来审定】这里的“他们”指当时重庆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负责同志。【那第二天】指一位共产党的负责同志和胡风、舒芜谈话，批评“论主观”的错误之后的第二天。【何爷】指何其芳同志。【嗣兴】即路翎。
+
+## 四、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信（重庆）
+
+　　弄到这样，当然有些无聊，但问题不仅在老爷们，而在於老爷们也是一大群读者底代表。我想，以后得在下笔前先变成老爷们，再来和变成了老爷们的自己作战，一面妨（防）止他们不懂，一面妨（防）止他们构成罪案。这当然也无聊，但也只好做做能和无聊作战的大勇者。
+
+　　【老爷们】指中国共产党内文艺工作中的负责同志。胡风把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中的负责岗位说成是“小官地位”，所以把负责同志称为“官们”“老爷们”。后面所引的材料中还有称为“权贵”的。后画还把中国共产党称为“官方”。
+
+## 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信（重庆）
+
+　　两信都收到。我想，还是要沉着一点的好。我说变换方法，只是说的要在战略上加些防卫而已。没有甚么飘渺迷茫的。他们底战法不是已经领教过了么？而你却想根本不要生活唯物论的稿子，这却使我糊涂了。如果在你主观的要求上觉得非改写不可，那是应该的，否则，只要站得坚实，又怕甚么呢？
+
+　　两次信都提到乔胡二位。其实，胡早走了，乔则那次后没有单独见面谈过话。我不知道要告诉他扪甚么。你还不觉得他们是权贵么？不过，乔君好作微服出行而已。我觉得暂时沉着一点的好。
+
+　　【他们底战法不是已经领教过了么】指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七日信中所涉及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位负责同志和胡风、舒芜谈话，批评“论主观”的错误那件事。【生活唯物论】舒芜当时所写的一部稿子，更系统地宣传唯心论和个人主义的，后来没有出版。
+
+　　【乔】指乔冠华同志。【胡】指胡乔木同志。
+
+## 六、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信（重庆）
+
+　　对於官方，我想，也妥协不来。他们只就左右人士底说话中取平均数，这就难得说通了。但当然，敷衍总是要敷衍的。
+
+　　【官方】指中国共产党，参看前引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八日信的说明。
+
+## 七、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七日信（上海）
+
+　　现在，已经成了全面攻来之势，由那些公子们一直联到姚、端木之流。主要对象就是几个人心。……看情形，还要愈加猖獗下去。
+
+　　战争已经发动了，做得好，可以推进一步，否则只好丢开不管，做自己的事情。……
+
+　　【全面攻来】指当时在香港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作家邵荃麟同志等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和斗争，下面的一封信也是谈这件事的。【那些公子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判胡风的几位作家。【姚、端木】指作家姚雪垠、端木蕻良。【几个人】指胡风及其集团中几个主要成员。
+
+## 八、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信
+
+　　今天这一斗争，意义能够提得很高，对手又特剧恶劣，……看情形，他们一面在发动各种卑鄙的手段（包括文字上的武断宣传）来抵抗、反攻，一方面尽力想逼我去“谈谈”，谋得一个有利的休战。……但由於我们处境的不利，就应该特别谨慎，不能轻敌的。……
+
+　　我们是要动摇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多花一点力气是必要的。……
+
+　　现在的武器是想把我马上“请”走，也是公子们底最后一着。现在是在逼与请的双攻之中了。
+
+　　【今天这一斗争】指胡风集团反对在香港的中国共产党作家批评他们的文艺思想的斗争。当时在香港的中共党员为了担心胡风住在环境恶劣的上海有危险，劝他到香港转解放区，同时可以进一步面谈文艺思想问题，胡风则把这种好意解释为“逼我去‘谈谈’”、“想把我马上‘请’走”。
+
+## 九、一九五○年三月十五日信（解放后的北京）
+
+　　一、那里，在文化上是新区，可以摆脱一切人事关系，从事开辟工作，恐怕比任何地方都好。
+
+　　…………………………
+
+　　三、上海文坛被几个猛人驰骋着，我们出书出刊物都不可能。北京太挤。武汉、湖南似乎茫无头楮，是以香港余风为指针的。东北没有这个压力（或者很薄），且与天津接近。天津文运很活泼，鲁藜等主持，很有前途。
+
+　　【那里】指东北。解放初期胡风要介绍舒芜到东北去开辟工作。【香港余风】胡风始终把在香港的共产党作家对他进行的思想斗争，形容成为宗派性的东西，“香港余风”及下面所引信中所谓“港派”，则此意。
+
+## 一○、一九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信（解放后的北京）
+
+　　大文坛，实在乱得很，几乎非装死不可。港派还不放手，上海新华（港派主持）不卖“挂剑集”，北京在讨伐阿垅，何理论家在打你和我，可想而知。……
+
+　　经港派一闹，书店看见你的名字就摇头的。
+
+　　诗，发表了后，在读者里面引起了热潮，但文坛却想抹煞它，压下它。许多地方朗诵，广播。……有人愿意，可以朗诵看看。
+
+　　【挂剑集】舒芜的杂文集。【北京在讨伐阿垅】指当时“人民日报”、“文艺报”对阿垅的“略论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论倾向性”等文的批评。【何理论家】指何其芳同志。【诗】指胡风自己的长诗“时间开始了”。
+
+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近十年来，胡风在文艺战线上的活动，主要就是有意识地、一贯地、日益顽强和狡猾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进行斗争。他把这种思想领导称为“机械论的统治势力”，号召他的集团中的人要“费点力气”把它从根“动摇”。他在一九四八年写的信中，认为文艺方面二十年来都是机械论的统治，这就是说，他把一九二八年以来“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左翼作家联盟关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思想的宣传，以至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都包括在“二十年的机械论的统治势力”里面去，对它们加以反对和进攻。
+
+　　胡风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思想领导，必然也就要反对和抵制藉以贯彻这个思想领导的组织领导。胡风恶意地、挑拨性地把中国共产党说成“官方”，把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工作同志说成“官们”、“钦差”、“权贵”、“老爷们”、“公子们”，这里充分表现了胡风对於中国共产党在文艺方面的领导是如何反感与仇视。胡风明白说出，他对於中国共产党（即他所说的“官方”）是表面敷衍，实际上决不“妥协”的。
+
+　　这里也可看到，胡风对於当时文艺界的一些同志批评“论主观”等文的错误思想，是采取十分顽强的抗拒态度的。他用了最恶毒的字眼来咒骂那些同志们。
+
+　　第二、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怎样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
+
+## 一一、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信（重庆）
+
+　　我后天下乡，但来月十三、四又得来。这中间，得挤出一篇八股文。人生短促，这不晓得是命运开的甚么玩笑。然而，只得“忍受”。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道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
+
+　　……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跳它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
+
+　　【跳加官】指参加当时进步文艺界的活动；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一日信把参加农历端午节纪念屈原的活动称作“为诗人们跳加官”，可证。这里，胡风竟恶毒地把进步文艺界的人们称为“蛆虫”。
+
+## 一二、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信（重庆）
+
+　　前一信早几天想回的，但因为心绪有些阴暗，搁下了。这阴暗，我也不想去分析它了，总之，好像置身在大家无端得意忘形地欢乐，但自己感受的正是相反，因而不但落莫不欢，反被当作异端仇视的那一种处境下的心绪。总之，好像和世界离开了。
+
+　　……所幸的，这种享受也常有，正如俗话所说的，一根草有一粒露水养，只不过这绝对又绝对地不会从那些各种各样的市侩们得来。警戒他们，肯定他们，用微笑包着侮蔑和他们握手言欢都可以，但如果对他们发生了一丝的希望，那就是自己污辱了自己。
+
+　　【市侩们】指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内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和文化工作者们。上节所引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八日信称茅盾同志为“抬头的市侩”，又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信中说到马哲民同志时说：“马也是熟人，一个小市侩。”均可证。
+
+## 一三、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信（重庆）
+
+　　君不见那些只把自己当作宝贝，视别人为蒭狗或猪仔的市侩们，是怎样的卑贱！……
+
+　　闻一多当然是投机，但他投中了，只好奉承他。这里还有比他更丑的角色。
+
+## 一四、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信（重庆）
+
+　　连书店老爷都以为刊物犯了宗派主义（没有广约文坛大亭），托词说四期起不能出了。你看，这是甚么世界。但一定要出下去，设法出下去。而且要出得更有光，更有力，用这来打他们底耳光子。
+
+　　【刊物】指“希望”。
+
+## 一五、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信（重庆）
+
+　　关心“坛”上么？——狗打架而已。当然，并不真打。
+
+　　刊，二期已寄，收到否？困难，一言难尽。一些文人在设法谋杀它。
+
+　　【坛】指文坛。
+
+## 一六、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九日信（重庆）
+
+　　关於答文，有几点意见。（一）对於大师们的回敬，太斗鸡式的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丝打囚徒的鞭子，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以为是好方法。所提及的都可以提及，但可以简单一点，口气冷一点，也就是更轻蔑一点。（二）如果前面轻带几笔就进到回答正文，临了再回转头来回敬一下，也许更神气一点？（三）招供之处，似应提及教条主义，强调地规定它为主观主义，着重地指出它底灾祸的实情，这不但是为了把大旗抓到手里，而且不如此就难得招供或控诉底重量。……
+
+　　【大师们】指当时批评了舒芜的“论主观”的人们，这封信中所谈的，就是如何回答他们的方法。
+
+## 一七、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信（重庆）
+
+　　坛上，几乎无一有人气者，真是如履荆棘。
+
+　　【坛上】指文坛上。
+
+## 一八、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六日信（重庆）
+
+　　我告诉了你杜老头子的事，后来听到别人攻击主观，最近知道他也许为了表白自己罢，也到处攻击，说是在青年中间会引起不好的影响云。前几天因事来此，对中庸一字不提，倒是向我大赞美其新出的厚杂志。由这些可以类推其余。……对人犹如对己，不能存幻想的，更何况是坛上的人。
+
+　　你说我们过去只是孤独地作战云。这话怎么说？对读者说，在主观立场上说，是孤独作战么？至於对坛上说，如果不孤独作战，就（一）联络人，（二）争取人。那末，你以为有哪一些对象呢？
+
+　　【杜老头子】指杜国庠同志。【主观】【中庸】指发表在“希望”第一、二期的舒芜的两篇文章“论主观”和“论中庸”。
+
+## 一九、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信（重庆）
+
+　　后天有纪念会，但这照例对我是灾难，与那些诸公合夥纪念死人，无聊之至。
+
+　　【纪念会】指鲁迅先生逝世九周年纪念会。
+
+## 二○、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信（上海）
+
+　　现在，有过锻炼而又诚实思考的人们对他们很反感，但无数投机家们坦（祖）护他们（大半暗地地），浮华的或天真的青年们还对他们多少有迷惑。
+
+　　……我那篇，给“中国作家”，但被龙兄刺过的一小棍子在此当权，怀恨在心，发动杨晦、陈白尘等破坏，不让刊出。还在暗斗中。
+
+　　【他们】指当时在香港写文章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邵荃麟同志等。（我那篇）指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一文，这篇文章是反驳香港的中共同志对於他的批评的。（龙兄）指阿垅。
+
+　　【一小棍子】指叶以群同志。
+
+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表面上虚伪地站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中，实际上，对这个文学队伍却十分仇视和鄙视。他把所有党和非党进步作家，一律骂作“蛆虫”、“市侩”等等，甚至对闻一多先生加以侮蔑，把他的进步也骂为“投机”。
+
+　　第三、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十多年来胡风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文学队伍，怎样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
+
+## 二一、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五日信（重庆）
+
+　　希望实现了。……
+
+　　脱难后的两年多，我一直在等着这个希望，虽然理智上晓得是一个吃力的重负，但心情却是旺的。但一旦实现了，忽然感到意料外的沉重。忽然感到非和无穷多的东西甚至我自己仇人相见不可了。借用一个夸大点的比方，好像一个军人，接受了重大的危险的任务，但却没有准备，没有武器，没有自信，对於必要的条件没有认清，而敌人却是非常强大的。……
+
+　　……也只有迎上去，而且非袍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不可。
+
+　　【希望实现了】指“希望”杂志能够出版了。【脱难】指太平洋战争中香港沦陷，胡风从香港回重庆来。
+
+## 二二、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九日信（重庆）
+
+　　杂文，甚有趣。……更好的是每篇一名，使我布得成疑阵，使他们看来遍山旗帜，不敢轻易来犯，快何如之。成集之前，望勿与外人道及。
+
+　　【杂文】指舒芜投寄“希望”的一些杂文。
+
+## 二三、一九四五年一月十八日信（重庆）
+
+　　刊，看到后，望给意见。……据我看，在坛上，它是绝对孤立的。……
+
+　　……多年来，我用的是集束手榴弹的战术，这是从守梅兄听来的（在武汉时）。各种对手是懂得的，但有些朋友却不懂，不上一两个回合，就自以为是千磅重弹，结果是小花一散，对超重坦克，连一个齿轮也炸不断。所以有时想，不如放弃这—套，免得自己吃苦，招人误会，完全独个儿玩自己的火箭，向无论甚么毛厕或渣滓堆随时放一支去罢。近日来，这心情又强烈起来了。
+
+　　【刊】指“希望”第一集第一期。【守梅】即阿垅。
+
+## 二四、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四日信（重庆）
+
+　　我积了太多的愤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但一到使用这战法的时候，自己就只有做一条没有爆炸力的绳子而已。所以顶怕朋友们底消沉。……
+
+　　一面流血一面走罢，泄气不得！
+
+　　……松不得劲，我们要决心打一年冲锋。
+
+## 二五、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信（重庆）
+
+　　主要问题是刊，给密密地封锁住了。……为这刊，受气受苦不小，但想来想去，打散兵战也效力太小，被淹没。真不知如何是好。问题还是一个：要能妥协，刊就可出。但如果妥协，又何必出它呢！
+
+## 二六、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信（重庆）
+
+　　这信刚写完（早上），他就来了。新蜀报副刊已说妥，——每周三天。要稿子，而且要我非写不可。一来那个报坏得很，二来不知道他会弄出甚么花头来，但无法谢绝，只好答应写一点，但请他允许换一个名字。他说，不行！你看，这如何得了！这又怪我多事，不但不能在战略上得一配合的小据点，反而弄出了麻烦，弄得不好就要增加攻击者们底材料。
+
+　　【他】指何剑薰。当时胡风介绍他编“新蜀报”的副刊“蜀道”。
+
+## 二七、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信（上海）
+
+　　有一个报要出一个周刊，我答应了，用别人的名去编（报纸立场不好之故），几百字到二三千字的短文望能继续寄些来。
+
+　　【有一个报】指“时事新报”，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周刊】指“青光”。【别人】指贾植芳。
+
+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在近十年如何苦心弧诣地培植他的集团。他主编的“希望”杂志，是他的集团作战的主要阵地。他一再向他的集团的成员进行鼓动，鼓动他们“冲锋”，鼓动他们“与阵地共存亡”，并且虚张声势，故布疑阵，矛头则是指向中国共产党对文艺运动的领导，指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进步文学队伍。他还介绍别人在反动报纸上编副刊，为他建立“配合的小据点”。
+
+　　第四、从这一类的材料当中，可以看出胡风十多年来在文艺界所进行的这一切反共的宗派活动，究竟是以怎样一种思想、怎样一种世界观作基础
+
+## 二八、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六日信（重庆）
+
+　　（这封信是写给路翎的。当时路翎和我住在一起，所以胡风给他的这封信和另外几封信混在我这里留存下来。——舒芜）
+
+　　……人是总得“拿别人养活自己的”，不过，须得互“养”而已。……热情是可爱的，谁也不顾它失去天然的状态，但在这社会里，有的人不得不把它凝成冰，热得发冷的热情之所以神圣，那不外说明了这人世的悲哀。……“侮辱”也是人底养料，忍受一时罢。……把“侮辱”也当作乳汁，把作品完成罢。
+
+## 二九、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信（重庆）
+
+　　我虽不配称为猛兽，但却宛如被琐（锁）在栏中，即偶有喊声，看客们也觉得与己无关，哀哉！而另一些人们，却觉得这喊声也可厌可恶，还想镶上不通风的铁板。
+
+## 三○、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七日信（重庆）
+
+　　处此时会，我想，恐怕非得“以天下为己任”不可。这不是那阔气的英雄主义，而是要自己负责，更强一些，更多一些，连那些最脏最混蛋的东西都算在自己的账上。在这意义上说，“万物皆备於我”这句话也许并不是不可以说的。
+
+## 三一、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信（重庆）
+
+　　我写了一则短论，为了配样子。本想打击创作上的客观主义，后来发现了好像和你呼应似的。但枯涩之至，很不满意。一涉及这理论问题，我就吃苦。
+
+　　（一则短论）指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当时发表在“希望”第一集第一期上面。
+
+## 三二、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一日信（重庆）
+
+　　昨天匆匆续读完了“人的哲学”，觉得也算一个不小的仗，并非毫无“新意”的。……关於个人主义，似说得太少，而且，这一定要和集团主义结合起来说，这不仅由於顾虑，而且，非如此不足以见它底真价值和如何批判地接受了。……应有一章论精神底高扬或升华，从这里理解意识形态底独立性，由此以见理想底力量和牺牲精神。而且我觉得这么是全书底最高峰，给市侩底唯物主义一个致命的打击。
+
+　　（“人的哲学”）是当时舒芜写的一部稿子，后改名为“生活唯物论”，未出版。
+
+## 三三、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信（重庆）
+
+　　感到了真的主观在运行，一个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这只能说你把认识（？）化成了实感。以前，何尝不是肯定了它的？所以，主观、中庸二文没有被这实感所充溢，恐怕这才是缺点。权威之类不必说了，而有的老实人也总觉得有点异样者，未非不是由於这一点。
+
+## 三四、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信（重庆）
+
+　　……像“主观”，对抽象的意识形态作战也就是一种。且战且走，且打滚且作战，也只好算是一种生活方式或实践罢。
+
+　　以上材料清楚地表明，胡风在文艺界所进行的反共的宗派活动，正是他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具体表现。
+
+　　胡风把个人力量看得那样大，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和“万物皆备於我”，简直以救世主和造物主自命，因而轻蔑世界，轻蔑人民，轻蔑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轻蔑这个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的集体力量，妄想要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学队伍服从他个人和他的集团的意志，按照他个人和他的集团的面貌来改造它们。他在文艺界所进行的宗派活动，就是为了实现他这种狂妄的个人野心。
+
+　　在这些信里，胡风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是比在他的公开的文章中表现得更加露骨的。他认为意识形态是独立存在的，还感到甚么“主观在运行”，甚么“大的意志贯穿了中国”，他在“唯物主义”上面加上“市侩”两字，以表示他对唯物主义的轻蔑和反感。在这里，也表明了胡风对於我当时所发表的许多宣传唯心主义、个人主义思想的错误文章是全力支持的，决不是像他后来所抵赖，说他是不赞成那些文章的。
+
+　　极端疯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极端顽固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这就是胡风反共集团的思想基础。
+
+　　※　　※　　※
+
+　　整理胡风给我的信中这许多材料之后，不禁触目惊心。这些材料，现在摆在面前，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气息，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是这样地强烈。可是当时，却把这些信当作经常指导自己整个生活、工作和思想的宝贵文献，从来没有看出甚么不对的地方。这就是—个镜子，可以照见自己当时思想的面貌是何等的丑恶！
+
+　　我在这里提供这些材料，主要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胡风文艺思想错误的实质，同时也为了促使自己更进一步检查过去的错误。
+
+　　来源：1955年5月13 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4.txt b/CCRD/3/7/6/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b1c812302c895a362df6de2af4822a3ac51aa4
--- /dev/null
+++ b/CCRD/3/7/6/000004.txt
@@ -0,0 +1,43 @@
+# 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开除傅文坛党籍的决定
+
+　　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组织部的帮助下，市委对市委候补委员、一区区委书记傅文坛的问题作了全面的检查。从已经证实的材料看，足以判明傅文坛是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长期以欺骗手段，进行包庇反革命、贩毒吸毒、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罪恶活动。
+
+　　傅文坛自混入革命队伍后，一贯工作消极。1942年他从冀鲁边区一地委被调往二地委工作时，因斗争环境残酷，贪生怕死，动摇逃跑回家，虽经组织再三劝导，仍坚持不归。后来也只是由于他的敌伪关系已调离，在家有被捕的危险，才又混入革命队伍。当时区党委曾对他给予警告处分，并减去党龄2年。当革命胜利后，他更胆大妄为，作出了许多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的事情。他的罪行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
+
+## （一）包庇反革命，勾结坏分子，严重危害革命利益
+
+　　傅文坛包庇过汉奸还乡团暗杀队长庞振东。庞振东曾杀害过我村干部5人，沧县解放时逃津，天津解放后经人介绍与傅文坛相识，来往密切。1949年沧县人民法院逮捕了庞振东以后，傅文坛曾写信给沧县人民法院，捏造事实，说庞振东是我地下关系，为之求情。但终因庞振东之罪恶严重而于1950年被处死。他遂即将庞妻杨淑英安置在津，往来频繁，关系暧昧，曾替她筹款600万元（旧币）开办手工业社。
+
+　　傅文坛还包庇了叛徒吕鉴，并以蒙蔽组织的手段达到与其结婚的目的。吕鉴在1938年参加革命，1942年与其前夫邢朝兴一道，随邢仁甫叛变投敌。吕鉴投敌后，作了许多污蔑我党、瓦解革命干部等反革命活动。1945年被我俘虏，混入我部队工作，48年被清洗。傅文坛明知其罪恶，却与其姘居，并在天津解放后，把她介绍到华北革大学习。吕鉴毕业后被分配至天津女一中工作。在此期间傅曾申请与吕结婚，被市委组织部批驳。1950年吕鉴申请入党，女一中支部向她了解她的历史问题时，傅文坛隐瞒了吕鉴的主要罪行，说她投敌“是受骗不是有意的，没给敌人作过具体工作”，使她混入党内（后又被清洗），在吕鉴混入党内后，傅文坛骗取组织批准于1950年与她结婚。
+
+　　傅文坛还包庇了另一个叛徒——吕鉴之弟吕君然。吕君然在抗战时期携枪投敌，曾带领日伪破坏我沧县印刷股与交通站，逮捕我交通站长；日本投降后参加了国民党，在伪大乡当文书，后潜伏于津。傅文坛知其罪恶，不但未予检举，且时常给以经济援助。并于1949年给吕君然及另一反革命分子仝鸣岐开具空白证明信，至使吕、仝二犯冒充民政局干部外出诈骗。
+
+　　傅文坛并且还包庇他的父亲——恶霸地主傅寿亭。1950年傅寿亭被捕后，傅文坛即给宁津县委书记写信，大意是：村中有仇人，所反映傅寿亭的罪恶是否真实，应加考虑。
+
+　　傅文坛一贯以特务、流氓等坏分子为自己的亲信，互相勾结，互相利用。在沧县时，即将三青团分子、流氓韩杏村视为“最可靠的人”，与其经营投机生意，跟吕鉴姘居其家；并将“渤海公安”等许多机密文件存于韩杏村家中。天津解放后，经庞振东介绍，傅文坛结识了大特务、中国新佛教会会长王紫泉（已处决）。王紫泉对他百般拉拢，不断请他吃饭，并行贿一块手表。当时王紫泉想利用傅文坛的关系逃往香港，傅文坛想利用王紫泉的资本搞投机经营，后因故均未成。不仅如此，他还勾结了恶霸。青帮头子张慧生，伪称表兄弟，把张家作为进行罪恶活动的场所，并将一箱子入市前的党内秘密文件存于张家达6年之久，直至最近逮捕张慧生时，方被我查获。
+
+　　傅文坛还利用职权把国民党军官、三青团分子及资本家的小老婆等多人，介绍在一区合作社，市百货公司等部门工作。
+
+## （二）贩毒吸毒，腐化堕落，淫乱放荡
+
+　　傅文坛多次贩毒，经常吸毒，并且成为一个贩毒吸毒集团的主犯。1949年他与何树德、赵振寰（特务、毒贩，现劳改）、赵云生（远东行经理，已逃往香港）合伙买得烟土一批，一部运往香港销售，傅文坛从中分得利润5桶柴油；另一部经何树德手内销，卖钱由傅、何瓜分。1950年郭浩（原一区人民银行办事处干部、党员）、托他出售烟土40余两，他转托奸商侯宝珩代卖一部，被查获，18两半烟土亦被没收，侯被判徒刑。在侯宝珩服刑期间，他唯恐暴露自己，积极设法保释，并亲自给法院秘书处长边作山写信，将侯宝珩保出10余天，并订立了攻守同盟。其余20余两则又经孙炳衡（给张慧生管帐的）和赵淑珍（妓女）转托张寿臣（日本特务，大烟鬼）售出，卖得200余万元（旧币），傅文坛并经常和这些人一起吸食毒品。
+
+　　傅文坛在私生活方面的腐化堕落，不仅表现在吸食毒品上，而且嗜酒成癖，极为淫乱放荡。他曾与何氏姘居，又与张慧生之弟媳骆淑华及妓女赵淑珍不断通奸，并且与岳淑君（资本家的小老婆）、高氏（已处死的反革命分子的妻子）、邢贵华（国民党军官之妹）等妇女关系暧昧。
+
+## （三）贪污受贿，勾结奸商，投机倒把
+
+　　入城前，傅文坛担任渤海区天津工委书记时，即从机关生产中贪污北海币100多元。后又将天津工委的结余及变卖“家底”款项共北海币200多万元全部贪污。来津后将此款交何树德为其购买布疋、面粉等物，囤积于张慧生家等处，倒卖获利。1949年傅文坛曾委托金城贷栈沈茂轩代卖灯塔牌纸烟3箱（来历不明）。傅文坛在清管局工作时，闻知该局要拍卖皮革，立即告诉奸商侯宝珩去买，并算傅一股，从中分得人民币10万元。傅文坛还帮助奸商王竹轩（日华皮革联合会会长）以祖产名义，经法院判决发还房屋213间，借此，他数次向王索要人民币70万元。
+
+## （四）一贯欺骗组织，施行资产阶级的政治手段，掩盖其罪恶活动
+
+　　傅文坛为了掩盖其罪行，骗取组织上对他的信任，一贯对上级蒙哄欺骗、看风使舵；对同级拉拉扯扯，从不批评，以换得别人对他的姑息；对下级则吹嘘自己，有时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面孔，以讨好别人，树立自己的威信。他一方面勾结坏分子，过着腐朽透顶的生活；一方面极力伪装自己。他把区委的许多重要工作推给别人，美其名曰“放手”，实则为了在发生问题时推卸责任。
+
+　　对上述罪恶活动，傅文坛一直向党隐瞒，“三反”运动中亦因其订立了攻守同盟，混过关去。最近当他得悉中央及市委检查他的问题后，就更加紧暗中活动，准备对策，与有关者订立攻守同盟，并曾亲自赴沧县找沧县地委书记探问他给庞振东所写的求情信的下落。离职反省时，仍主使其妻吕鉴四出活动，分散脏物。在反省期间，经组织再三教育，虽然不得不交代一些无法掩盖的事实，但在关键问题上，仍避重就轻，企图蒙混抵赖，不肯彻底交代，毫无悔悟之意。
+
+　　傅文坛之所以如此卑鄙无耻，自有其历史根源。他在参加革命以前就是无赖，自幼即随其恶霸地主的父亲为非作歹，而混入革命队伍后，虽经党的长期教育，仍未改变其剥削阶级本质，当革命胜利后，他爬到较高的地位时，则更能依仗其权势，为所欲为。
+
+　　傅文坛的罪行虽然尚未全部彻底弄清，但仅从上述已经查实的问题，就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傅文坛是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他披着革命的外衣，勾结了一些反革命分子，长期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在他身上已经找不到丝毫共产党员的气味。
+
+　　为纯洁组织，市委决定：将傅文坛清洗出党，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对其违反国法的一切罪行，建议人民政府继续追查，依法惩办。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5.txt b/CCRD/3/7/6/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f80e11b5c0b5c25742be4146dc423c9286c2fe
--- /dev/null
+++ b/CCRD/3/7/6/000005.txt
@@ -0,0 +1,19 @@
+# 中共抚顺市委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马达党籍的决定
+
+　　马达（原名马宝玉），男，30岁，家庭出身小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山东省临沐县禹王城人，1939年8月在鲁南参加工作，1939年9月入党，1941年被俘，1945年11月重新入党。历任：文书、科长、主任、秘书、区长、团市委秘书长、发电厂党委副书记等职。马达几年以来政治上已完全蜕化，借口有病长期休养不做工作，不参加重要的政治生活，思想极端堕落，腐败到迷信巫医喝符求神的地步。
+
+　　马达在“患病”、“休养”时，中、西医都治疗无效之后，竟信起神来，于去年夏天将一贯迷惑群众的反动巫医王贵武，请到家中焚香拜佛画符唸咒喝符治病。事后，并积极宣传其功效说：“这个大夫真有两下子，像我这样的病已治好一个了！”这是一种违反科学、违反马列主义、违反党的原则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证明：马达堕落得已经为资产阶级反动唯心主义所俘虏了。马达这种错误行为给党在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
+
+　　马达借口有病躲在休养院里逃避工作逃避政治生活，已有两年多之久。两年以前以患“神经衰弱”和“心脏病”为名，要求找一个“好地方”休养。组织上受了他的蒙蔽，为了照顾干部便将他介绍到汤岗子疗养院休养。入院后经医生诊断证明：“并非像本人所说的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而是一般的神经衰弱，同时心脏并没有病。”但马达不相信医生的诊断，又养了一年“病”还不见有什么“好转”。后经疗养院大夫会诊也没检查出什么病来，虽然有些“神经衰弱”，但经医生诊断还能睡眠6、7小时。组织上对他一直是很关怀的，为了进一步弄清病状，又派了两个人接他到沈阳医大检查。由于马达在疗养院过得甚为悠闲自在，便不愿检查，而采取了种种手段难为去接他的人。要上火车时，他捂着肚子喊痛，说啥也不走了。接他的同志苦苦哀求才上了车。上车一看是硬席，不满意的说：“这样的车我怎么能坐得了”，后来给换了个寝台座，算是坐下了。经车上的医务人员检查并没有病。到了沈阳，突然又犯了“病”要挂急诊。经大夫检查不需要挂急诊。后来在医大检查的结果证明：“并没有心脏病和胃病。”马达不相信又找中医摸脉，也没摸出啥病来。在医大检查过程中故意不遵守约定的检查时间，到时间不去，医师不让吃东西，偏吃东西。
+
+　　“病”检查完了，证实没有病；马达仍不想工作。组织上叫他回抚顺休养，他却向组织上提出要到“空气好，风景好，老干部多的休养所去休养。”以此，拒绝回抚顺。传达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时，市委决定要马达参加会议，马达提出：“我参加会议，得有汽车接送！”因为没有汽车，马达即时而参加，时而不参加，有时中途擅自退会。
+
+　　马达在“休养”期间夸大病情，为“病”所困惑，据马达自己讲，有时觉得：病势严重有死去的危险，有时自己也想死去。可是又一想：自己参加革命十多年，挨冷受冻担惊受怕，打游击什么都经过了，现在社会主义好日子就在眼前，要是死去了太可惜！况且家中又有老小需要养活，才决心活下去，继续“休养”下去，在这些混乱污浊的思想中，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马达早已把它抛出九宵云外了。
+
+　　马达在休养所时和女护士摸摸索索，晚间留下女护士不让走，给讲生理和婚姻法，每当疗养院的护士从他门口走过时，他就钻出来拉着护士的手说：“你给我查查脉吧！”或者是喊“头痛”。半夜三更人们都睡着了，马达穿着睡衣去叫值宿的护士：“你来给我盖盖被吧”，护士说：“你能走到这里为什么自己还不能盖被呢”，可是，马达却厚颜无耻地仍坚持要叫护士给盖好被。马达过去在团市委作秘书长工作时，也有这种流氓态度。“三反”时，女同志到他宿舍汇报工作，他不注意听，反而嘻皮笑脸去搂抱女同志，和女同志贴脸。跳舞时，就动手动脚摸摸索索。还叫女同志给他唱黄色歌曲，有时还叫女同志教他唱。在团市委还搞过三角恋爱。这种流氓作风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马达在休养院还表现处处特殊，不遵守休养院的制度，到公园散步要护士陪同。生活上处处讲究舒适排场，回抚顺时为了要个卧车（怕去吉普）曾打过三次电话，到沈阳后下火车坐三轮他也大为不满。
+
+　　当组织上指出其错误令其进行检讨时，态度极端蛮横，并以指责的态度抱怨市委不该让报社发表揭露他的“小品文”，认为是损坏了他的“名誉”要市委给予纠正。后来经组织上多次耐心教育和支部大会的再三帮助，在态度上看来虽然有些老实，但对错误认识仍不深刻，并且写一首“竹本无心节外横生枝叶，藕虽有孔心中不染尘泥”的诗句来表示不满和对抗。为严肃党纪，教育马达及全体党员，为了挽回党的影响，决定开除马达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6.txt b/CCRD/3/7/6/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53d2b03fc27d232c9e5d70fc2b5cc1c61445c0
--- /dev/null
+++ b/CCRD/3/7/6/000006.txt
@@ -0,0 +1,9 @@
+# 中共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堕落犯罪分子杨常修的党籍
+
+　　杨常修，河南省清丰县人，现年33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1938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报社科长、记者、组长、编委等职，现任贵州农民报社副社长。
+
+　　杨常修1951年在平坝县作土改工作的时候，曾逼奸过一个女干部，被当时县委书记刘剑包庇，他的错误没有得到处理。杨常修任贵州省农民报社副社长期间，见报社女收音员邬((年轻貌美，即发生不良企图，经常借工作名义和跳舞机会深夜与邬接近，用金钱和党内文件进行引诱。杨向邬提出通奸要求被拒绝后，恰遇报社查账中发现邬有贪污行为（多报稿费20万元，旧币），杨即利用职权将邬的爱人胡((（报社干部）调下乡去。在1954年5月的一天晚上，杨拿了邬的贪污账单，逼奸了邬，奸后并告诉邬说：“你不揭发我与你的关系，我不处理你的贪污”。1954年8月某日半夜以后杨常修趁另一女收音员胡((收音没回，不穿鞋子悄悄进入胡的宿舍，躲在蚊帐后面，胡收音结束后回到宿舍，忽见账子后面一个人影，惊叫一声，吓得昏倒在楼板上。醒来后，杨又利用同样无耻手段逼奸，被拒绝。杨常修的爱人段炳奇怀疑杨常修与邬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趁邬有贪污错误，便以办公室主任身份，领导干部向邬进行斗争。杨常修最初怕邬揭发他的错误，态度暧昧，企图包庇，但段炳奇连续向杨质问，杨常修无奈，向段炳奇承认逼奸过邬，段炳奇听说以后对邬就更加仇视，从此杨、段二人就下定决心，加重邬的处分，二人便揑造、扩大邬的贪污数字，报告省人民法院，把邬逮捕。当法院判处邬1年半徒刑时，杨、段又提出不同意见，要求判处徒刑5年，法院在杨、段的欺骗蒙蔽下将邬加判3年徒刑。邬的爱人胡((1954年向省委揭发了杨的错误后，杨一面向检查组应付，一面在党内外布置，对胡进行排斥、打击，几次要求组织上将胡调走，同时威胁青年团员不准与胡接近，指示团员王运乾对胡监视钉哨。农民报社搬家时，胡不愿先走，杨便借口胡不服从组织，召开组长会议，要给胡以处分。胡被调至新黔日报社后，杨又揑造材料，说胡政治面貌不清，不能担任报社发行工作。省人民政府直属党委指示支部处理杨常修的错误的时候，杨常修受到省委副书记申云浦、省委秘书长刘剑的包庇，拒绝检讨交代。不久，申云浦的大哥申景璋强奸幼女的罪行发生后，杨常修便积极为申云浦效劳，要医院写申景璋没有奸污幼女的假证明，并将幼女的父亲调离农民报社，至申景璋的犯罪行为没有及时受到法律制裁。
+
+　　根据以上错误，贵州省委纪委会决定开除杨常修的党籍，并建议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7.txt b/CCRD/3/7/6/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ecd4e21ef3887bdaa3b0c9b736875a0450666a
--- /dev/null
+++ b/CCRD/3/7/6/000007.txt
@@ -0,0 +1,17 @@
+# 中共天津市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五区区委书记王郁文党籍的决定
+
+　　王郁文，原名张林川，36岁，河北省安平县人，1932年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叛变自首，1937年混入党内。曾任县委书记、天津市店员工会主席、五区区委书记等职。
+
+　　王郁文在党内一贯地采取流氓手段，进行宗派活动。他与原市委组织部长杨英同志的关系极不正常，他利用杨英同志的“地位”，到处进行破坏党的团结，树立个人威信，培植个人势力的活动。他为了制服别人，到处施展权术，打击中伤同志。例如在八区区委会工作的时候，曾打击李诚同志；到市店员工会以后，又打击刘亚同志等。1950年调任十一区区委书记以后，他认为区长刘建民同志不“尊重”他，乘区政府党群干部座谈会上群众提出有的党员作风不好，污蔑刘建民同志发动群众骂党，事后又向杨英同志屡进发言，说刘无立场、思想右倾、不称职，多次活动，企图将刘撤职或调走。王郁文对当时的区委副书记开始是拉拢，说是他的“好伙伴”；后来因为副书记对他的不正派行为提出了批评，他就翻了脸，到处说副书记的坏话。1952年春，市委调王郁文到八区帮助开展“五反”运动，王去后不是和八区区委的同志团结一致搞好工作，而是一脚踢开，独断专行，擅自改变与否定原区委的决议。当领导上确定他兼任八区区委书记以后，便更加狂妄，污蔑原八区区委书记是“屎蛋”，说“八区乱七八糟”，公开辱骂“混蛋处处有，不如八区多”。在干部中说：“你们区委书记什么也不行，十一区连区秘书也能指挥全区。”
+
+　　王郁文对敢于批评他的人，是仇视打击，而对恭维奉迎他的人，则封官许愿，提拔重用，甚至包庇、纵容他们的错误。如公安分局局长白云起，科长刘化一、马冠先等人，善于吹拍奉承，经常与王一起吃吃喝喝，在“三反”运动中，许多人写信检举白云起等人贪污公款、焚毁帐目，王对这些人不但不处理，反而召开所谓“正义会”斗争检举人，骂提意见的人是“精神病”“打冷战”。“三反”后又提拔马冠先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化一为区政府办公室主任。
+
+　　王郁文对不满意自己的人不仅是压制打击，当他认为别人损害到他个人利益的时候，甚至不惜采用报复陷害的手段。例如他在恋爱的时候，怀疑刘××同志挖他的“墙脚”，便对刘进行打击，到处散布刘“缺德无才”、“人性坏”、“有政治问题”。这时恰遇原由刘××介绍到区委工作的修补党员杨××（女）发生丢失入场券和党员数字统计表的事情，王又听说有一个地下党员被一个叫杨××（同名）的女学生腐蚀变质，他就借题发挥，说杨××是“女特务”，将杨禁闭起来，私立公堂，亲自诱供逼供，问杨：“刘××在一区搞的什么鬼，说出来对你有好处！”后又恐吓说：“已掌握了你的材料，目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向党坦白，一条是自杀！”同时对刘施加压力说：“杨已承认搞反动集团，拉拢地下党员叛党，你介绍他入党会不知道？”以此来威吓打击刘××。杨××被禁闭22天始终不承认有这个问题，王为了掩盖自己的错误，经杨英同志批准，将杨××送到市公安局一面工作，一面审查（现已查实杨并无问题）。
+
+　　王郁文思想蜕化，屡次接受资本家的贿赂，丧失立场。解放初期，他曾不断向原地下工作时的站脚点私商成顺号索要财物，并且曾利用职权，派警卫员携带武器伴同成顺号经理去讨要旧债，王家嘱咐警卫员：“有钱要钱，没钱拉东西！”结果拉回车轮、家具等物，影响极坏。成顺号偷漏国税，被税务局查获，王又极力说情庇护，企图使成顺号逃脱处罚。王郁文还曾接受隆顺榕资本家贿赂的人参、鹿茸等贵重药品，价值250多元。1950年初，国药业部分资本家秘密集会阴谋解雇工人，决定由聚兴和隆顺榕等号的资本家到市店员工会找王郁文诉苦，伪称经营困难，要求解雇工人。王郁文竟听信资本家的诡计，帮助他们解雇了大批工人。以后王郁文又曾帮助私营大华染厂解雇了83名工人，并且降低了工人的解雇费。为此，大华染厂经理李兴远送给王郁文贵重药针两打，做为酬谢。此外，他还为其他资本家效劳，资本家也不断送他东西。如东方橡胶厂资本家送给他手表、怀表、自行车内胎等物。
+
+　　由于王郁文对资本家效劳，许多资本家颂扬“王书记英明、伟大”。当他调离十一区的时候，资本家贺川成、翟先洲等人去送行，除奉承歌颂以外，还对王郁文表示“伤离惜别”，竟至痛哭流涕。
+
+　　以上错误说明，王郁文已经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品质，为严肃党的纪律，决定开除他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8.txt b/CCRD/3/7/6/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c611f054e11ca84703d30ce77cb0685e2dcd40
--- /dev/null
+++ b/CCRD/3/7/6/000008.txt
@@ -0,0 +1,19 @@
+# 中共广州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关洪心党籍的决定
+
+　　关洪心，男，现年31岁，广东省广州市人，1938年参加工作，1939年入党，曾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文教师，建国学校教师，工专学校部主任，文法专科学校文科主任，鞍钢总厂秘书，地委宣教科长，中央教育部工作教育司编译科长，1951年调广州教育局工作，现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
+
+　　关洪心主要错误是长期以来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并宣传、散播唯心主义思想，生活上一贯腐化堕落，玩弄女性，并对错误采取抗拒批评、对抗组织的态度，他已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的蜕化分子，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长期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不关心政治学习，很少参加各种报告会，严重的是四中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也不愿听，虽经支部书记督促，仍借故推诿终未参加，至学习讨论四中全会决议时，也是在支部的强制下才参加了一次讨论，但在讨论中不仅对自己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未能进行检查和批判，反而在会上发牢骚讲怪话说：“个人主义谁都有，陆军的坏干部调到海军和空军中工作，就可能变成好干部，还得到提拔。”直到学习的最后阶段才泛泛的作了一次很不深刻的自我检讨。由于他对政治生活不感兴趣，因此经常不参加组织生活，一年来关洪心只参加过4次支部大会，无故缺席支部大会8次，小组会缺席次数则更多，关曾公开说：“党的小组生活我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意参加就不参加。”不按时主动缴纳党费，多是小组长代缴或催促后才勉强续交，有一次小组长向其催缴时，表现很不耐烦，小组长见其未按薪金收入的百分比缴党费，故向其提出意见，他不但不接受意见，反而发脾气说：“共产党又不是资产阶级的党，收那样多的钱干甚么！”这充分说明该同志是毫无组织观念的。
+
+　　二、关洪心的革命人生观是很不巩固的，并在群众中散播唯心主义思想，他不是以人生的幸福建筑在共产主义的事业上，而是建筑在个人主义的享乐基础上，因此他经常说：“我搞上已死去的那个爱人是我一生最大的一次幸福，后又搞上你（指另一女子）是我一生第二次幸福”，“我以前那个爱人死了，我一生就完了”。 关洪心身为共产党员，并在行政上担任校长职务，在学校里竟替群众“看相”“论命”，如对团员XX（女）说：“我已给赵XX（他的老婆）相过命，她很快就要死的……”如给一个家属看相时说：“你的命很好，但由你手上的纹路看来将来还会受贫，但这条纹露生得不好，拿不住钱”等等，影响极坏。
+
+　　三、生活腐化堕落，一贯玩弄女性，关洪心在大连市工作时，因与孙XX乱搞而使女方怀孕，不得已而结婚，孙死后在广州又与媬姆赵XX乱搞又因怀孕而被迫结婚，婚后不久又用欺骗手段，与该校政治辅导员黄XX发生肉体关系，为了达到与黄结婚的目的，竟对原爱人进行种种欺凌甚至当作奴隶看待，企图迫使爱人主动提出离婚，并扬言待爱人生出小孩后将小孩扼死，这说明了关洪心已完全失去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
+
+　　四、关洪心对待错误一贯采取了抗拒批评、对抗组织的态度。当以上错误经组织上发觉对其多次谈话教育，并责成其进行检讨后，不但不接受教育，反而向党示威说：“我参加工作15年，政治上没有问题，历史清楚，工作又有能力，这里不能干，到那里都有革命饭吃，有甚么可怕。”支部负责同志找他谈话时根本不接见，认为支部不能处理他的问题，完全采取了抵抗批评、对抗组织的态度。关洪心平时也是只喜人奉承，不喜人批评，并凭借校长职权压制批评，如有同志向其提意见或反映群众的意见给他时，便严厉驳斥，如同志们反映他乱搞男女关系问题，他便对人怀恨不满，并曾公开威胁说：“如果你们不满意我，我就会给你颜色看，使你吃苦头而怕我……”。
+
+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经支部大会讨论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但关洪心对支部决定满不在乎，不但未能痛改前非，反而一犯再犯，在上级党委尚未批准该处分前，又再次犯了玩弄女性的错误，从去年8月至今年2月间关洪心先后约了该校3个女工去郊外田基边的黑暗处谈话进行引诱欺骗，如对女工张XX说：“我十分钟意你，你喜欢我吗？我帮助你，保证一年之后给你找个好工作，赵（关的爱人）自愿和我离婚，离婚后，我们将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并动手动脚，行动不轨，但因遭到张的拒绝，故未能达到其可耻的企图，对其他两个女工亦以类似的方法进行引诱欺骗，致3个女工同时向党委提出控告，但关洪心对控告材料一概否认，经反复进行调查研究证实了3个女工控告完全属实，并由党委负责同志与其进行6次谈话后，关洪心仍抗拒检讨，直至最后由于事实确凿无可抵赖，才初步承认了错误。但认识很不深刻。
+
+　　关洪心由于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严重侵蚀，因此产生了严重的功臣自居，自高自大的思想，并由此而发展到长期不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不参加组织生活，且长期以来对自己的错误既不愿进行自我批评，又不愿接受群众批评与组织督促，这样就使他无可挽救地堕落成为一个贪图个人享受，对政治毫无兴趣的蜕化堕落分子，完全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故决定予以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行政撤销其职务。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09.txt b/CCRD/3/7/6/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47237e9a3c7070475fd929d148d7139705855c
--- /dev/null
+++ b/CCRD/3/7/6/000009.txt
@@ -0,0 +1,19 @@
+# 中共鹤岗市委关于开除王步云党籍的决定
+
+　　王步云，男，28岁，工人成份，1946年入伍，1948年7月入党，历任工会干事、司机、市委干事，兴山矿委副书记、总支书记、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
+　　王步云在任市委宣传部长期间，所犯错误是极严重的，贪污堕落、违法乱纪、蜕化变质，给党造成极坏影响，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道德堕落、生活糜烂：王乃有妇之夫，且有4个孩子，但在龌龊的资产阶级思想支配下，为追求糜烂生活，竟以所谓“帮助进步”“照顾干部”及无原则的提拔奖励（评为模范，提为副组长）等卑鄙手段，饵诱文工团员徐((与其发生不正当男女关系，并已怀孕。远在1952年“三反”结束后，除以养病为名，在其家居住半月有余，此后，王常借口“帮助进步”，邀徐来家厮混，深夜不归。1954年7月王借开会机会，徐以治病为由同去北京游逛，并在会议进行期间，向会议领导伪称家里事急提前离会，私自与徐转赴上海，有徐家住数日，大肆挥霍送礼，过其淫逸放荡生活。王为掩盖其错误，给市委拍电诈言“因病误期，四日返鹤”，欺骗组织，更严重的是组织发觉其错误，令其深刻检讨，断绝关系，王仍暗中与徐保持联系，并给徐寄款上海（徐是在问题揭发后本人要求退职回上海的），接徐隐住佳市又擅离职守多次去佳市与徐同居。并向徐表示：坚决“爱”到底，“宁愿再做司机也要和她过美满生活”。王的腐化行为除引起文工团同志们的反对和舆论外，而且在上海和佳木斯市亦有的群众检举揭发其错误，给党在群众中造成极恶劣的影响。
+
+　　（二）大量贪污，任意挥霍：王为对徐进行金钱引诱，过腐朽堕落的生活，竟不顾党纪国法，自1952年冬至1954年6月止，利用职权，以办公事为名，采取长期支欠，蓄意不还的办法，多次贪污竟达新币1125元。问题揭发后，被迫退还400元，其余700余元至今未还。这些贪污款项，绝大多数被其用于腐化生活上挥霍净尽，仅去上海一次即挥霍新币350余元，完全丧失了革命干部的廉洁朴素的本质。
+
+　　（三）压制批评，打击报复：王和徐的不正当男女关系被群众提出批评后，王不但不知改悔，反而对批评者进行威胁压制，公开宣扬：“小徐在我家住，我愿意，我老婆愿意，谁也干涉不了”，更进一步威胁群众说：“如果小徐到法院去控告你们怎么办？”并对揭发和批评其错误的同志加以蛮横的打击，曾以“反对自由主义”为名斗争批评者，污蔑批评者“思想埋汰”，给扣上“破坏领导威信”的帽子，并给代天凤同志以团的警告处分，张静、刘光等同志均作了书面检讨（写3次）。对揭发其错误的于漫珍同志，派人监视她的行动，并授意团的领导，搜集材料，企图借故将于调走。
+
+　　（四）放弃工作职责，追逐个人私欲：为与徐接近方便，长期放弃宣传工作的全面领导，借口重点领导文艺工作以达私欲。工作不负责任，贪图安逸享受，长期不深入下层，丧失革命热情。1954年春某日，市委动员全市职工、市民扑打山火，王竟对国家财产损失无动于衷，避不参加，与徐逛街，影响很坏。
+
+　　此外，王在思想作风上的骄傲情绪和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也是很严重的。工作中忽视党的领导和群众监督，对群众的批评以所谓“百分之八十的意见都不正确”拒绝批评，并常在干部面前夸耀自己“才华”、地位，并在经济上施以笼络偏惠，树立个人威信。更严重的是强调文工团特殊，不按市委规定进行活动，甚至布置团的领导同志在市委召开的干部会上：“只能互相交换团结问题的意见，其余问题不要讲”，把文工团视为个人的资本，拒绝党的领导监督。
+
+　　上述事实证明，王步云为追求资产阶级糜烂生活，竟莫视法纪，肆意贪污挥霍，乱搞女人，扼杀民主，玩忽职守，严重的道德堕落，失去了革命进取心与责任感，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和起码条件。在王的心目中，革命事业，共产主义道德，组织纪律观念已经完全消失，其所关心和追求的是金钱女人和淫逸糜烂的生活，已被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堕落为一个严重违法犯罪分子。特别是，当组织发觉其错误后，为挽回党的影响及教育本人，市委曾决定给予留党察看2年处分，令其深刻检讨，断绝关系，但王不仅无改悔之意，反而避开组织监督，更密切与徐的关系，进一步安排长期隐蔽同居；且在表面上装做承认错误，作假检讨，欺骗组织，决心坚持错误，此即说明王步云已完全蜕化变质，因此，为严肃党纪，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市委决定撒消原处分意见，改为给王步云开除党籍处分。并建议以法惩办。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0.txt b/CCRD/3/7/6/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44d33a40f29c616f4235d1556add15d273d589
--- /dev/null
+++ b/CCRD/3/7/6/000010.txt
@@ -0,0 +1,11 @@
+# 中共中国青年出版社总支关于开除腐化堕落分子王文琪党籍的决定
+
+　　王文琪，曾用名王温溪，男，34岁，江苏省吴江县人，家庭成份和个人出身都是店员。曾在1938年5月参加过国民党军队第二○○师工兵营和“中华青年急进救亡协会”。1938年8月参加工作，到陕北公学学习，同年10月入党。历任专置巡视员、新华书店分店经理、党地委机关报的主编，中学校长，东北团委宣传部长等职，现任中国青年出版社党组组员、编委委员兼第三编辑室主任。
+
+　　王文琪入党以后，十几年来，不仅没有真正接受党的教育，而且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他经常向党闹名誉地位，对抗领导，在同志间闹不团结，生活腐化，一再乱搞男女关系。最近更发展到政治上完全蜕化变质，出卖党的机密，背叛党的事业的不可挽救的地步。
+
+　　王文琪到出版社不久，就同一个政治上可疑的女人XXX搞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在这一次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当中，王身为出版社肃反5人小组成员之一，不但不积极参加斗争，反而在工作时间和XXX谈情说爱，并且将他利用职权所获得的党的机密、党所掌握的关于XXX的全部材料，以及开展这次斗争的步骤和肃反5人小组名单出卖给XXX，并且暗示XXX应该如何蒙骗党、如何来与党作斗争。事实经过是这样的：1955年6月23日肃反5人小组开会时，王文琪看到了组织上所掌握的政治可疑分子(((的材料。他25日清晨就找XXX谈话，XXX到医院看病去了，他就急忙赶到医院找XXX，随后又跟着(((到银行去取款，告诉(((说：“有件十分要紧的事情告诉你”，“是关于你个人的问题”，“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并且说这些地方谈话不方便，约定中午去北海公园。中午到了北海公园，为了避人耳目特地租了一只小船，上船后王文琪问“你究竟是什么人？”XXX说“我是‘13号’‘26号’，你看像吗？”（13号指某苏联影片中的一个女特务）接着告诉XXX说：“为了这件事情我思想上斗争很久，把这件事告诉你是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但是又希望你知道了可以注意一下，不要人家疑上加疑……团中央要反革命材料，其中有你的一份，谈到好些问题，一是你与香港有联系，曾寄给你2000元港币，二是你有个哥哥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三是你有个哥哥因贪污降了级，四是你的爱人在人民大学表现不好，五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XXX是伪县长的女儿，父母死后，流浪于福建、昆明、桂林、重庆等地，曾与国民党军官、特务十余人往来甚密并且发生过肉体关系），六是你在运动中散布过谣言，平时爱小广播，七是你有一个哥哥在台湾”，“在备注栏还写有该人与出版社某负责同志关系甚密，好像指我，也可能是指张XX”（张与XXX也有不正当的关系，并且生过一个孩子）。当日晚上他们又去北海游泳，王又告诉XXX他自己在陕北时候的一次遭遇，他说“在那次运动中吃了很大的苦头，被关了半年”，并且说：“这样的锻炼你是没有的”。王文琪也知道这种行为是党纪所不容的，当时就对XXX说：“这是犯政治上的错误，可能为了这件事要栽跟头，并且再也爬不起来，但我栽跟头就是栽在你的身上。”
+
+　　王文琪对XXX这个政治上可疑的女人，是这么忠心耿耿，对党却极不老实。当组织上发觉他这种可疑的行为，便召开了党组会议，严肃地展开思想批判，教育他，要他坦白交代。事先找他谈话，他就矢口抵赖，坚决否认，而且态度甚为蛮横，竟声言党如果不信任他，可以不让他参加XX小组，可以把他调离出版社，直到第一次党组会开会的时候他仍极不老实，并积极为(((辩护，说组织上所掌握的材料有许多不符事实的地方，把自己与XXX肮脏的关系说成是最纯洁、高尚的同志间的友谊，把群众的正确反映说成“诽议揣测”“捕风捉影”并声言“如果我侮辱了XXX就是侮辱了我自己”。同志们追问他是否在政治上被XXX所利用，他竟蛮横的说“我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被他利用我还不知道”，拒绝同志们对他的批评。第二次党组会议上，被迫承认有泄密情况，但仍是含糊其词，不老实，不坦白，并且还想把他的错误根源归咎于夫妻感情不和，要求党帮助解决他的家庭问题（离婚），最后在组织上几经追查，并取得了XXX供认材料的情况下，王文琪才向党交代了一些出卖党的机密的事实。王文琪的事实被揭露后，出版社总支曾先后召开了总支扩大会议，总支党员大会，对王文琪的错误开展批判，进行讨论，并且从中吸取教训，大家一致认为：王文琪所犯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是一贯的，早在反胡风学习开始的时候，他就在电车上把中国青年出版社胡风分子刘合蒙的情况泄露给XXX，并且把刘的材料放在XXX的手提包内，当时XXX就说“你不怀疑我是‘13号’吗？”但这并未引起王的警惕。斗争进入紧张阶段，王文琪为了进一步满足个人的卑鄙的私欲，更不惜又一次出卖党的重要机密，向敌人献策，事实证明他已由生活腐化走上政治上完全堕落，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而且，当他的这种背叛党的犯罪行为被党揭发后，王文琪对党的态度仍极不老实，最后不得已进行了检讨，但很不深刻。因此编辑部支部全体同志一致通过：为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开除王文琪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1.txt b/CCRD/3/7/6/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14a7c7a9976f78a18bbc6e1c2acc704472dbd0
--- /dev/null
+++ b/CCRD/3/7/6/000011.txt
@@ -0,0 +1,35 @@
+# 中共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维的党籍
+
+　　王维，河北省安平县人，贫农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参加工作，1939年入党，曾任科员、工作队长、专署民政科长、秘书主任、行署财务处长、省财政厅副厅长、厅长等职。王维虽然为党作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他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极深，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没有得到改造，所以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严重的违法乱纪，威胁莫春山致死，使党的威信受到极大损失。
+
+　　王维腐化堕落，品质恶劣是有历史性的，特别是进入贵州以后，一直追逐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不顾党纪国法，喜新厌旧，见保姆冯秀兰“年轻貌美，性情温柔”，便利用职权，百般引诱，从1951年9月到1954年9月奸污冯秀兰达三年之久。
+
+　　王维为了长期奸污霸占冯秀兰，曾挑拨、破坏冯秀兰与她丈夫的关系。对冯说：“将来给你找工作、当干部，找个好爱人还不容易吗！”“你只要愿意离婚，到法院一说就批准了。”冯在王维的支持诱惑下终于与她丈夫离了婚。王维诱奸冯秀兰得逞后，不分昼夜，不顾工作，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三年之中冯两次怀孕。王维怕暴露他的丑恶面目，在冯第二次流产后，流血达50天之久，也不许冯入医院诊治（最后经别人帮助冯才得以住院治疗）。同时，王维为了长期霸占冯秀兰，发现谁与冯发生恋爱关系，就进行破坏。如王维的警卫员曹景立、徐义存都因为与冯恋爱而被调走。冯曾主动与姜增辉同志恋爱，也为王维、高敏（王维的妻子）一手破坏。财政厅油印员莫春山于1952年9月与冯秀兰恋爱，王维发觉后，便一面威胁冯秀兰，一面打击莫春山说：“你在国民党那里干了这么多年，现在不好好工作，想啥，你忘本啦！反正你们这些从国民党接收过来的人都这样胡造蛋。”从此莫春山认为犯了错误，非常恐惧。有一次莫春山战战兢兢的去找王维赔罪，却被王维骗逐出来。一天晚间，王维又找莫春山谈了一次话。从此莫春山更加恐惧，终于在1953年1月22日自杀。
+
+　　莫春山死后，干部不满，群众不平（河东路居民曾联名控告），王维为了平息风波，曾授意办公室主任冀民、副厅长孙承廉宣布莫春山贪污失密，政治上有问题（据查莫春山虽是留用工友，但工作老实，政治上没有问题），畏罪自杀，以转移群众视线。王维当时还嘱咐冀民同志“啥都不要管，专作莫死后的善后工作”，并与冯秀兰订立攻守同盟，嘱咐通讯员杨忠福不准乱讲，企图永远掩蔽他的罪恶。
+
+## 二、狂妄自大，目无组织，破坏领导威信，破坏党的团结。
+
+　　王维的傲慢自大、目无组织，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王维对中央财政部和前西南财政局的领导极不尊重。他对中央的指示和规定，不仅不认真研究，反而经常否认中央财务部和前西南财政局若干政策、业务规定的正确性，抗拒执行或拖延执行。王维曾不止一次的说：“中央也有官僚主义，财政部也有资产阶级，这些科目表格都是那些资产阶级的专家搞的，不能盲目执行……”。有时强令干部修改中央的规定（如1955年的会计科目），并斥责干部说：“你对中央这一套可以欺负中央的官僚主义，对我得听我的”。中央决定大行政区撤销的时候，王维曾说：“我早就有这个意见，这些人在那里不办事，光耽误事”等。
+
+　　王维无视组织原则，玩弄两面手法，破坏党的团结，也是一贯的。1951年前他任财政厅第二副厅长的时候，对厅长边裕昆同志作了不少拆台的活动。他对省的某些领导同志表面上表示尊重，背后却攻击诽谤，如说：“×××、×××充能，我说看不惯”，“×主席片面群众观点，我就不赞成”，“×××糊涂蛋，无原则”等。
+
+　　虽然经过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学习，但是王维对党的各极领导的威信仍旧经常加以破坏，从省委和他的直属上级领导同志到毛主席，几乎没有一个不遭到他的污蔑和诽谤。王维破坏党的团结，污蔑领导同志，已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
+
+## 三、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批评者，把财政厅当成他的独立王国。
+
+　　王维经常念念不忘的是个人的名誉地位。为了这个目的王维在自己所领导的单位中根本不接受群众的监督，只准说好，不准说坏，谁批评了他的缺点，那怕是非常轻微的批评，也要遭到压制或报复。王维衡量干部的标准是：“能与我撑门挡户，能完成我的任务，特别是对我完全忠顺、老老实实受我的摆弄的就是好干部。”反之都将受到打击，有机会还要调走。如前财政厅监察室主任朱增运同志，对王维的家长式的领导作风提过一些意见，王便怀恨在心，背后攻击，说“朱增运品质恶劣，想搞垮我王维”。以后便借省委调干的机会，将朱增运同志搞走了。副厅长张萍同志向王维提了意见，王就大发脾气。这样，王维就根本堵塞了自己的耳目，成了闭目塞听的聋子瞎子。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发展也就变本加厉。
+
+　　王维对干部完全采取高压政策，把干部都看作他的奴才，任意摆布，任意批评，脑子一热就提出许多脱离实际的题目，要干部连夜突击。但是搞出来的东西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有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用途。因此造成人力物力的损失，使干部的健康也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有人讲“财政厅的党组会如法庭，厅长个别谈话如审判”。
+
+## 四、利用职权，蒙上欺下，把党的工作作为谋求个人名誉地位的工具。
+
+　　王维一贯的追逐个人权利地位，计较个人得失。在工作上对中央、对省委一贯报喜不报优，夸大成绩，隐瞒或缩小缺点。如果某一工作受到表扬，就到处吹嘘；如果某一工作受到了批评或出了问题，就向下推，洗白自己。他对于本来经过自己反复修改过的文件，有的时候也注上“未经本人审查，有问题由整理者负责”，以推卸责任。谁公开批评了他或他领导的部门工作的缺点，他就给谁记仇恨。
+
+　　王维在掌握和执行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上也贯串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如收支计划的确定，他总要留一手。每年在接受中央收入任务的时候，再三讨价还价，越少越好，支出则越多赵好。但是对下收入就尽量多要，支出就尽量少给，多留机动，因此，形成了对上、对下的两套计划。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对中央就强调“这是省委的意见”；对省委就强调“这是中央的规定”，自己却站在旁边落“好人”。在执行财政制度上，看人行事，从个人意气和好恶出发，凡是遇到自己情投意合的人，问题就解决得快、放得宽，美其名曰“灵活”。凡是遇到自己不满意的人，问题就解决得慢、扣得紧，甚至多方为难，美其名曰“原则性”。
+
+　　王维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绝不是偶然的。他的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有其思想根源、历史根源的。他从入党以来就毫无组织观念，一贯的腐化堕落，追逐个人权力。1943年被捕后向敌人自首；在和平环境里就违法乱纪，丧失党的立场。党为了挽救王维曾对他进行了很多次的教育和帮助，但是王维仍不悔悟，在某些问题上还拒不检查，歪曲抵赖。根据以上事实，王维已经蜕化成为一个破坏党纪国法，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犯罪分子，为了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全党，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王维党籍，并且建议行政上撤销他的一切职务，犯罪部分由法院依法处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2.txt b/CCRD/3/7/6/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5238eb86030c3ca7fea7fd1428a3fa96286ac3
--- /dev/null
+++ b/CCRD/3/7/6/000012.txt
@@ -0,0 +1,37 @@
+# 中共中央对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政治学校韩子毅、张学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的批示
+
+　　你们送来“关于天津市政治学校前校长韩子毅、教务长张学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阅悉。韩子毅和张学林把政治学校看作个人的独立王国，欺上压下、拉拉扯扯、培植个人势力，进行小集团活动，对逢迎称颂他们的人，随便封官许愿，对敢于批评他们错误的人，则予以压制打击、报复陷害。他们为了个人享乐腐化，进行投机商业，违犯党的政策和政府法令。当他们的错误被揭发后，不但不作检讨，反而捏造材料嫁祸于吕克、陷害赵四兰，致使吕遭到冤狱，赵精神失常。以上种种事实，说明韩子毅、张学林二人品质恶劣，错误极其严重。中央认为应开除韩子毅和张学林的党籍，并撤销他们在政府机关所担任的各项职务。
+
+　　（附：）
+
+## 天津市委关于天津市政治学校前校长韩子毅、教务长张学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三日）
+
+　　韩子毅，现年四十四岁，学生成份，地主出身，一九三二年入党，历任县长、专员、天津市民政局长兼政治学校副校长、校长等职，一九五三年调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
+
+　　韩子毅一九四九年进入天津后，因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在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上即逐渐蜕化堕落。为了满足物质私欲，生活上铺张浪费，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侮辱其女秘书魏××，使魏一度精神失常，和几年来的恋爱对象（海军干部）断绝了关系。为了追求名誉地位竟丧失党的立场，发展宗派活动，打击报复陷害同志。
+
+　　张学林，现年三十八岁，山西崞县人，贫农出身，学生成份，一九三七年入党，历任县委书记、地委敌工部分、天津市区委书记、市店员工会副主任、政治学校教务长等职，现任天津市委农委副主任兼市府农委副主任、农田水利局局长。
+
+　　张学林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进入天津后，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腐蚀，个人主义又有所发展。一九四六年去崞县县委书记调晋绥六地委任城工部部长时，因未参加地委，对组织不满，借病回家休养，不久即作起买卖来。病好后仍不出来工作。一九四七年土改当中，因袒护犯错误的村干部，被贫农团扣押起来。张学林对其思想蜕化等错误不作检讨，反认为晋绥干部闹宗派支持村干部打击他，将其在被扣押时所生小孩起名为“蒙难”，以示记恨。一九四九年三月由天津市四区区委书记调任市店员工会副主任后，认为领导上对他不重用，因而大吃大喝，借病不作工作。到政治学校后，在个人主义特权思想支配下，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对别人则冷酷无情。如干部韩培荣的爱人将临盆时，张借口不合制度不让住房子，竟立逼将其挥出去。而张学林自己的小孩患了病，去派干部、工友到医院轮流看守了半年多。张学林还克扣保姆说，致其保姆在校外大哭大闹，影响很坏。
+
+　　韩子毅、张学林把政治学校视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培植私人势力，极力发展宗派小集团活动，以个人的好恶和对个人的忠诚来识别和挑选干部。如贾宗毅，因善于拍马逢迎，为其掩饰错误，就很快被提拔为校部办公室副主任。干部科长袁振兴本是一个无原则、有错误的干部，韩子毅、张学林便利用袁的这些弱点，先后委任为校部办公室副主任等身兼十二职。尤其严重的是与反党、反苏分子林子明（前天津市教育局长，已被开除党籍）称兄唤弟，让其参加党内会议，写党内材料。因此，林子明曾公开的讲：“我从来没见过像韩增长、张主任这样‘英明’的领导干部。”中统特务、留用职员周士泽（现被管制），因善于投领导所好，颇为韩子毅、张学林喜爱，被提拔为副科长。韩子毅对上善于逢迎拍马，互相推荐，对下善于拉拉扯扯，为了拉拢某一个人，就随便封官许愿，加以奉承，作风极不正派。对敢于揭发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的人，就予以压制、打击，甚至报复陷害。如原研究室主任戴尧天两次到中央控告政治学校错误的管制其弟戴东（现已纠正）和韩子毅、张学林的一些恶劣行为以后，张学林即威胁说：“你直接向中央告状，不单是对韩校长有意见，对市委也有意见。”动员戴尧天去中央收回原议，戴拒绝后，张学林即布置贾宗毅、田枫（干部科副科长）、袁振兴等人对其施行斗争，说戴不通过组织去中央控告是“无组织无纪律，捏造事实欺骗毛主席，诬陷领导，替反革命分子申诉”等，将戴降为副科长，并给予留党察看处分。最后以总支名义向中央作了歪曲事实的假报告。原二部秘书主任王治州，在校务会议上曾批评韩子毅不关心干部疾苦，工作不深入等。韩子毅当场表示不能接受，并责成张学林发动全校干部进行反驳，令王作检讨。在“三反”运动中王治州又给领导提出批评，张学林、贾宗毅等以王“整上整下，不整自己”为名，令其反省了一个星期。像这样受到韩子毅、张学林压制、打击报复者前后达十余人。
+
+　　韩子毅、张学林在个人享受思想支配下，进行非法经营，错误被揭发后，韩子毅为推卸责任，张学林从私人成见出发，互相结合起来，对生产科长吕克、秘书处长赵四兰施行打击陷害。一九五〇年九月韩子毅亲自主持搞海外贸易，指示赵四兰完成五亿至十亿的利润任务，并嘱咐吕克说：“你们要隐蔽着点搞，不要闹的满城风雨。”后与石家庄市委商妥，两家共投资十二亿元，交由赵四兰所介绍的私商大威贸易行代办。十一月间，抗美援朝开始，十亿多的资金被美国冻结，此时赵四兰很害怕，惟恐受到损失，韩子毅则鼓励他说：“这是天灾人祸，党不会叫你负责任。”令赵另想门路捞回损失。一九五一年一月，韩子毅为了到东北贩买木材，以盖礼堂名义除骗取了市财政局资金八亿元外，又骗得了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逢时给东北林务局局长杨枫写的协助购买木材介绍信。吕克持信到东北发觉了中央有不准公安购买木材的禁令，私商可买次等木材的情况后，即同赵四兰向韩子毅作了汇报，并提出不愿再搞。而韩子毅竟继续无视政府法令说：“钱已到手，不搞可惜，搞一次就算了。”此时又经赵四兰委托大威贸易行代购，与石家庄市委共同经营。运回第三批木材时，因违犯政府法令，木材被铁路局扣押。在木材被扣期间，韩子毅惟恐错误暴露，追问赵四兰木材是由谁代买的，赵告知其是由私营大威贸易行代买，韩认为这样可以将自己的错误掩盖过去，即不再追问了。结果政治学校从贩买木材中得包干利润九千万元。当出售木材时，偷漏行商税七千万元。
+
+　　张学林对赵四兰抱有私人成见，积极寻隙打击报复。一九五一年三月，听到有人反映吕克在部队工作时回家殴打村干部及其参加革命前的一些流氓行为的消息后，认为吕克是赵四兰的亲信，即从检查处理吕克的问题入手打击赵四兰。于是责成该校保卫科进行专案调查，并写信向吕克原籍搜集材料。建国县委仅根据与吕克有成见的村干部的反映，给政治学校写了证明吕克是“流氓出身，在部队工作时，曾回村倒算、殴打村干，以马拉死人”的材料，同时亦证明吕克是从部队复员回家，并有党的关系。在整风审干运动中，当吕克交出了复员证件，并书面说明党的关系是由县转到天津的情况以后，张竟置之不理。至六月间，由于发现了木材被扣和偷漏税问题，韩子毅怀疑赵四兰、吕克有贪污行为，即责令赵四兰、吕克汇报经营木材的经过和书面报告买卖木材收支情况。大威贸易因在买卖木材中的利润与政校系包干关系，就给吕克、赵四兰伪造了一个购买木材收支明细表。随后转即指示成立专门检查组，张学林任组长，结合吕克历史问题进行检查。七月份，韩子毅因听到有人反映私营金城银行有政校存款户头，就更加怀疑吕克、赵四兰有贪污行为。
+
+　　整风审干后期，张学林亲自执笔，将已否定的材料，仍以假作真或加以夸大，说吕克是混入革命阵营的反动地主，霸占民产、陷害农民；土改时回家帮助地主家庭反攻倒算；一九四八年被部队开除回家，一九四九年到天津后混入党内，并亲自捏造了吕克勾结奸商企图吞并政治学校机关生产永明化学工厂。材料写出后，保卫科长王敏等提出内容与事实不符，应加考虑，张不理睬，乃于九月二日报市整风审干委员会要求“将吕克逮捕法办，判处长期徒刑，送回原籍处理”，此时建国县委又来信证明：“吕克是复员回家，并有党的关系”，张仍不纠正。随后韩子毅、张学林就亲自征得市整风审干委员会张逢时个人批准，由市公安局将吕克密捕。张学林对证明吕克的有关真实材料在呈请批准时未向张逢时交代，逮捕吕克后亦未同时交公安局审查处理。
+
+　　赵四兰进入天津后因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与奸商张威侯关系甚为密切，韩子毅怀疑他有贪污行为。逮捕吕克后，赵四兰曾提出反对意见，因此韩对赵更加怀疑。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五日天津日报揭发了政校套购木材的违法乱纪行为，韩子毅为了掩饰错误，即让赵四兰和贾宗毅向市委写假报告，企图将非法套购的木材说成为盖大礼堂所用，赵四兰不同意，主张如实报告。贾宗毅按韩之意图写好报告后，韩为推卸责任，令赵四兰签字发出，赵不签名，韩对赵更加不满。以后，贾宗毅为在韩子毅面前讨好，多次反映了赵四兰谩骂韩子毅的情况，韩对赵愈加仇恨，从个人主义出发，和张学林结合起来打击陷害赵四兰。十二月底，“三反”运动开始后，张学林向市委机关党委汇报时，假报吕克贪污达两亿两千余万元。当韩子毅调市节约检查委员会工作时对张学林说：“你不要有顾虑，买卖木材决策由我负责，我直接向市委交代（实未交代），只让赵四兰交代贪污问题。”一月十六日经市节约检查委员会批准将赵四兰撤职。一月二十六日韩子毅为了推卸责任，竟捏造情况再次欺骗市委，把政校套购木材等违法乱纪的错误完全嫁祸于赵四兰，并诬赵四兰是“军统特务分子、奸商大威贸易行经理张威侯驻政校的代办，勾结一起，欺诈盗窃国家资财达五亿多元。”建议“将赵四兰开除党籍，严加法办”。三月十三日市委发现了计算赵四兰贪污数字上有问题，需进一步查对，决定暂缓处理。此时，韩子毅、张学林并未放弃陷害赵四兰的企图，向市委报告时，明知买卖木材收支明细表是大威贸易行伪造的，但仍作为根据，编造赵四兰盗窃国家资财十三亿三千万元，提议开除赵四兰的党籍，判判徒刑十年；吕克判徒刑五年。六月间市委专案检查组否定了赵四兰的贪污。但在市委“三反”处理委员会七月五日研究处理赵四兰的问题时，韩子毅仍坚持开除赵四兰的党籍。此时法院根据审讯结果，提出将吕克免刑释放，张学林则坚持判五年徒刑，以后又提出只要判刑即可。市法院未坚持原则，判吕克徒刑一年。在斗争赵四兰当中，赵四兰的爱人王维新惟恐赵母发生意外，将其送回原籍。临走时张学林又派人百般刁难，遍身搜查，致赵母回家后卧病三月。此后，韩子毅认为张学林能按他的意图办事，搞赵四兰有功，提拔张为政治学校教务长，并积极推荐张学林任市法院副院长。
+
+　　根据上述事实，决定对韩子毅、张学林给予如下处分：
+
+　　韩子毅在入城后，发展了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缺乏共产主义道德；政治上蜕化堕落，只许说好，不许批评，把政治学校视为独立王国，欺上压下，拉拉扯扯，发展宗派小集团活动；主持非法经营，错误被揭发后，不作检讨，反从个人主义出发，推卸责任，嫁祸于人，打击陷害同志，错误是严重的。但韩子毅在工作上是积极的，对此次所犯错误尚能作较深刻检讨，为了给以最后改造机会，决定予以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并建议行政予以撤职处分。
+
+　　张学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有矛盾时，即躺倒不干，一贯与党对抗；对自己照顾的无微不至，对别人则冷酷无情，群众对其极为不满；压制批评，打击报复，从私人成见出发，和韩子毅结合起来，打击陷害吕克、赵四兰；对此次所犯错误，始终不认真检讨，故决定开除党籍，建议行政给以撤职处分。
+
+　　对在此案中犯错误的贾宗毅连同其他错误已作处理（撤销工作处分）。田枫等有关人员视其检讨程度分别处理。
+
+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3.txt b/CCRD/3/7/6/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8fac47af93433b4623b0c1edde429dae8ceec7
--- /dev/null
+++ b/CCRD/3/7/6/000013.txt
@@ -0,0 +1,17 @@
+# 中共楚雄地委关于开除罗克党籍的决定
+
+　　罗克，男，38岁，安徽繁昌县人，贫农出身，流氓成份，1938年6月入伍，1939年8月因贪生怕死从部队逃跑回家，回家后即冒充党员混入党内，1943年又重新入伍，1947年转到地方工作，窃取了指导员、副科长、县长、县委书记等重要职务。
+
+　　罗系一流氓分子，从14岁就一贯玩弄奸污妇女，其前妻杨传珍就是被他奸污后霸占为妻的。罗混入革命队伍后，因拒绝改造，流氓本质不仅毫无改变，反而更加变本加厉。他利用领导职权和以金钱物质为引诱等卑劣手段，不分时间、地点，到处进行诱奸、强奸妇女，嫖娼宿妓，仅其到云南工作的5年中，先后奸污妇女竟达20余人，凡是他到过的地方都有奸污妇女的事件发生。如1951年罗在富民县任县长时，得知某干部之妹因生活困难想迁入城内织布，他即以县长职权批准她的要求，借此而进行奸污。同年10月罗出席省扩干会议时，以购物为名，外出嫖妓，深夜未归。1953年罗在罗次县当县长时，以送水笔、日记本等东西诱奸了西营乡副乡长李××。同年11月趁其爱人不在家时，强奸了一个15岁的保姆。1953年11月罗在武定担任县委书记时，他到插甸乡插甸村工作，仅10天内又奸污了妇女4人，工属房××因遭乡长强奸，向罗控告，他借处理为名，又强奸了房。该村妇女知其恶劣行为者，均见而躲避，她们反映：“国民党的官下乡是农民遭殃，罗县委下乡是妇女遭殃”。罗的错误被揭露后，在调地委反省期间，仍无悔改之意，继续违法乱纪，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又在楚雄奸污了妇女5人。直到“肃反”运动前几天他还在城内奸污了一个40多岁的妇女，影响恶劣之至。
+
+　　由于罗本身一贯违法乱纪，又怕别人揭发，因而，对所属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也采取包庇和纵容的态度，不作处理，松驰了党的纪律。
+
+　　罗为了满足其腐化生活，还利用职权，贪污干部医药补助费、保姆工资人民币92元，盗窃政府没收地霸的财产。
+
+　　此外，罗在工作上也一贯伪装积极，阳奉阴违，欺上压下，专横独裁，并在县委之间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
+
+　　罗所犯的上述严重错误，在贯彻四中全会决议时被揭发后，还企图蒙混过关，并企图逃跑。
+
+　　根据以上事实，罗克实属一混入党内严重违法乱纪、罪恶昭著、屡教不改的坏分子，为了挽回其给党在群众中造下的严重后果，纯洁党的队伍，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4.txt b/CCRD/3/7/6/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c43cdd00aa629a235802c24285d133d027426d
--- /dev/null
+++ b/CCRD/3/7/6/000014.txt
@@ -0,0 +1,13 @@
+# 中共辽宁省委关于开除反党分子前抚顺市委书记赵石党籍的决定
+
+　　赵石，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分，一九三七年入党，同年参加工作。历任：清华大学留校学生会主席、中心县委书记、盟工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抚顺市委书记等职。根据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抚顺市委扩大会议和辽西省委扩大会议所揭发的材料，赵石的反党反中央的活动，是日益发展和日益猖狂的，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和活动手法上和高岗反党宗派相一致，特别是与高岗反党宗派分子郭峰有密切的联系。几年以来，赵石对中央领导同志不断进行污蔑攻击，使用卑鄙的手法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一九四八年辽吉省委检查总结改革土地制度的干部会议上，批评“左”的偏差，赵石竟恶意地指责中央领导同志对此应首先负责。此后，他更不断地搜集、夸大和捏造中央领导同志的所谓“错误”，遇到机会就和人议论或在会议上若明若暗地提出，用以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进行反党反中央的活动。一九五三年八月底，东北局传达全国财经会议的时候，赵石的反党活动比以前更进了一步，在一次领导小组会上，他向张明远追问中央领导同志有无发言。张明远乘机散布了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污蔑。这实际上是他们之间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互相响应。而赵石在会后又同别人大肆议论，并认为中央领导同志“没有检讨”，表示极为不满。在党的七届全会之前，赵石幸灾乐祸地认为高岗窃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时机已到，于是在一九五四年一月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发下征求意见的时候，赵石即迫不及待地向高岗反党宗派进行政治投机，一夜之间给中央写了两份报告，名为“意见”和“检讨”，真实的用意则是向中央领导同志展开系统的、全面的、恶毒而猖狂的攻击，其所持的观点与所假借的口实，都和高岗反党宗派完全相同，毫无二致。这是赵石反党活动的最高峰。
+
+　　除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之外，赵石还有引用和包庇反革命罪犯的行为。当他在辽西省委任组织部长的时候，在镇压反革命运动前后，连续利用职权向我工厂、矿山、机关、学校介绍了五个政治面目不清、历史情况复杂的亲友，其中有重大的反革命分子。赵石的表弟赵志舜是亲手杀害六名革命群众的反革命罪犯，为了逃避本地人民政府逮捕前来投奔赵石，赵石就以“他的学历与工作经历是真实的”亲笔信介绍赵志舜经过学习后参加工作，使这个反革命罪犯逍遥法外数年，直到一九五四年才归案法办；赵石的党侄赵竹安是大地主，曾任蒋匪潢川等六县审判官，现已判明属于五方面的反革命分子，也是赵石给介绍的工作。这些事实说明，赵石严重地丧失了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引用和包庇了反革命罪犯。但是，赵石在这种错误被揭发后，不是诚恳地进行检讨，接受教训，而是百般狡辩抵赖。
+
+　　从东北高干会议揭发出赵石的反党反中央的错误，经过抚顺市委扩大会议，直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赵石对于自己的严重错误毫无检讨，再三抗拒党的批评和教育，在党的面前无理取闹，反复无常，当大家摆开事实使他无法抵赖的时候，就轻描淡写地承认一些错误，而过后又把自己已经承认了的错误事实全部推翻。他得到机会就向党的组织进攻，企图把党的组织对他所犯错误的批判，曲解为个人之间的无原则纠纷。在抚顺市委扩大会议后，省委为了照顾他的健康批准他到大连休养。他在休养期间，仍不断散布对党的不满的言论，并且堕落到对几个女护理员进行调戏和侮辱。
+
+　　赵石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的。他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受了地主、资产阶级很深的影响，入党以来他的极端个人主义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长期对党不满，近几年来，他又受到高岗反党宗派的影响，他的反党观念在高岗反党宗派的支持下更日益发展和严重起来。
+
+　　赵石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包庇反革命罪犯，道德堕落，并且长期坚持错误，这些都证明他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作，为了保持党的纪律的严肃性，纯洁党的组织，辽宁省委决定开除赵石的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5.txt b/CCRD/3/7/6/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e6d56edcdf60822a935f9dc0917968ee383ba9
--- /dev/null
+++ b/CCRD/3/7/6/000015.txt
@@ -0,0 +1,21 @@
+# 我跳出了反革命泥坑
+
+　　<上海第二医学院学生、王守逵>
+
+　　我是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学生，是一个“公青”的核心分子,也做过反动组织“教理小组”的小组长。我在龚品梅反革命黑帮的毒害和利用下，曾经进行过一些背叛祖国、不利於人民的活动。通过这次肃清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我在共产党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下，认清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本质和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终於跳出了反革命的泥坑。
+
+　　我衷心拥护人民政府逮捕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的措施，这是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纯洁我们教会、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挽救我们受毒害的青年教友的正确措施。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曾经用“宗教活动”来掩盖他们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从我和很多被毒害的青年教友所看到的事实，铁一般地证实这个反革命集团所进行的活动完全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叛国殃民的反革命活动。
+
+　　一九五一年九月，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帝国主义的指使和资助下，组织了在上海各大专学校内的徐州青年天主教友的反动组织，每两星期集会一次。反革命分子用请吃饭等小恩小惠来收买参加集会的青年教友，并且阻止他们参加爱国活动。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在集会上挑拨我们说：“目前我们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一九五一年十月八日，政府取缔反动组织“圣母军”后，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阻止“圣母军”分子去登记退团，并叫教友不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组织，如果谁敢去登记退团或者承认“圣母军”是反动组织，谁就被诬为背教，而被停领圣体。以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就在帝王堂召开了前震旦大学“圣母军”分子的秘密会议，决定用“神修”、“传教”等形式来逐渐恢复“圣母军”的反革命活动。所谓“神修”就是参加这个秘密会议的“圣母军”分子，在每星期五下午上课前半小时，在伯多禄堂集体拜苦路，来纪念这次被捕的反革命分子；而所谓“传教”就是大肆造谣、污蔑人民政府的宗教政策。
+
+　　自一九五一年以来，龚品梅反革命集团一直利用“教理小组”、“教理大组”、“教理大课”等反动组织来毒害青年教友，唆使他们破坏政府所号召的各项政治运动。“三反”、“五反”运动时，反革命分子陈云棠、朱树德指使“公青”核心分子紧急布置全校“公青”，要他们藉口震旦大学是教会学校而反对做“三反”的清查工作。思想改造时，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指使“公青”分子在思想改造学习的小组会上如何和进步同学争吵，而在反动的“教理小组”会上则互相交流对抗思想改造的“斗争经验”。
+
+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上海第二医学院建院以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通过反动的“教理小组”、“教理大组”向原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和原同德医学院的“公青”分子介绍在原震旦大学的“公青”分子破坏政治运动的经验，还介绍班级里党员、团员、团支书、团支部委员、积极分子、爱国教友等人情况。一九五三年五月，本市展开反帝爱国运动前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朱树德秘密地召集了第二医学院的“公青”“教理小组”小组长以上的联席会议，叫嚣“教难”来了，唆使“公青”分子到政府破获帝国主义间谍的现场去捣乱，向政府无理取闹，要“公青”分子“不投降、不妥协、不出卖”。龚品梅亲自主持为帝国主义间谍拜大苦路。
+
+　　一九五三年三月，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导师斯大林逝世的时候，龚品梅集团的反革命分子朱树德等竟得意忘形，并阻止“公青”分子带黑纱和参加追悼会。但是当反革命分子张伯达病死狱中的时候，他们却叫“公青”分子参加“光荣弥撒”，并且分发黑纱。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一批黑帮是恨什么人，爱什么人了！
+
+　　普选的时候，反革命分子陈云棠的小修院内有一个破坏普选的反革命分子被市公安机关逮捕了，陈云棠就说：“我们修院里有一位弟兄响应了基督的号召，这是我们修院的光荣。”原来陈云棠所谓的“响应基督号召”就是要青年教友进行反革命活动而被关进监狱。
+
+　　铁的事实证明，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唆使“公青”分子所进行的活动，不是什么宗教活动，而是反革命活动。龚品梅等根本不是什么“主教”、“神甫”等神长，而是面目狰狞、黑良心的祖国的叛徒，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我因为过去受毒害太深，所以在这次肃反运动开始的时候，还不肯彻底交代，错误地想做“致命圣人”。但是经过共产党和学校行政上耐心地帮助，用事实说明政府的政策，才使我打破顾虑，彻底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我交代以后，党和政府表示欢迎，把我分配到医院进行生产实习，还把人民医师的荣誉给了我。通过我亲身的经历，我深深地感到共产党的政策是伟大的，是真理。我也很庆幸我的新生。裁希望过去像我一样被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所毒害和利用而误入歧途的青年教友们，快快觉悟过来，认清是非，站稳爱国立场，大胆地揭发和检举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将这批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清除出我们纯洁的圣教会！
+
+　　来源：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解放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6.txt b/CCRD/3/7/6/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3a3f851ca68278132bb4735c93b73cae60d111
--- /dev/null
+++ b/CCRD/3/7/6/000016.txt
@@ -0,0 +1,23 @@
+# 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开除前贵州省委秘书长刘釗的党籍
+
+　　刘钊，男，36岁，山东省肥城县人，地主家庭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参加工作，1938年9月入党。历任区委书记、县抗联会主任、县委部长、书记；1950年任贵州省宣传部科长、处长、副部长等职；1954年4月任贵州省委秘书长兼省委办公厅主任。
+
+　　1955年6月，贵州省委扩大会议上揭发批判了申云浦、刘钊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后，刘钊拒不交代自己的错误。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组织了检查组，对刘钊的错误（包括其他方面）继续进行了深入的检查。检查结果，不仅证实刘钊是一个坚决的反党分子，而且证实他是一个贪污腐化、挥霍浪费国家财产，道德败坏的无耻之徒。他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刘钊为前贵州省委副书记申云浦进行夺取贵州党的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效劳，是坚决的反党分子。刘钊为了达到他卑鄙的“往上爬”的野心，和申云浦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平时常为申云浦吹牛、撑门挡户。在1955年3月曾有意的放走申云浦的大哥申景璋这个强奸幼儿的罪犯（现已追捕归案），并且与犯罪分子杨常修（前农民报社副社长）合谋要医院写“不是强奸”的证明书，要苦主写“心愿从宽处理”的报告，伪称这个案件由省委处理，禁止外传，不许苦主诉苦告发。
+
+　　当申云浦的错误被中央指出，要贵州省委以解决申云浦的错误为重点来贯彻全国党代会议精神的时候，刘钊曾进行抵抗中央指示的活动。首先在贵州省委会议上狂妄地为申云浦辩护，对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传达中央指示的精神竟不相信，污蔑说：“省委会议进行得很不正常，不从工作出发，只从个人方面出发”。会后又与申云浦生计献策，密谈数次，说贵州省委会议是“以宗派反宗派，以骄傲反骄傲”，说申上了“贼船”。并将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与北京电话联系的次数、情况向申作密报，又将中央转发罗瑞卿同志“关于饶漱石、杨帆将大批特务收容在上海市公安局的案情报告”拿着匆匆跑到申处（申不在家），并且告诉申的秘书李菁同志说：“××过去是在上海工作，他是否与这个案情有联系，值得怀疑”，嘱李等申回来后把这一密件立即交给申云浦。在检查和处理申云浦所犯错误的过程中，贵州省委曾规定了一条纪律：“不准把省委会议的情况向外传播”，当时刘钊曾以党籍作保证，表示：“绝不外传”。但是，事实上刘钊不仅仍暗自四处奔走，宣传自己的宗派主义观点，对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进行污蔑中伤，同时还组织了秘密材料组，暗地收集整理材料。如1955年5月12日密派李菁到邮电局查对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与北京来往电话的次数；打探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宿舍中的情况，观察来往人员和停放车辆的情况；指使齐玉恩同志调查省委主要负责同志的家庭状况，企图混乱是非，转移斗争方向，达到保护申云浦“过关”的目的。直至宋任穷同志讲清楚中央对申云浦错误的处理精神后，刘钊不但毫无悔改，反而在省委扩大会议前，向一些地委书记和厅、局长进行活动，妄图再一次把水搞浑，将申云浦拖出水来。
+
+　　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虽然与会同志严肃的揭发和批判，但刘钊仍没有悔改之意，对自己的错误不作交代。同时在扩大会议期间和会后，又积极封锁消息，到处探听情况，以抗拒省委对自己错误的继续检查。以上事实说明了，刘钊是抗拒中央指示，坚决与党为敌的反党分子。
+
+　　刘钊破坏财政制度，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并且从中进行贪污。刘钊在三反运动前，担任贵州省委平坝县土改工作队负责人的时候，就曾批准以公款数千元（新币，以下同）购置大量物品，分发给队员，破坏财政制度，造成严重浪费，他自己用公款购置照像机、手表、五一型派克钢笔等物，价值约三、四百元。自从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秘书长以来，这种破坏制度、挥霍浪费国家财产和贪污腐化、公私不分等行为，更趋严重。刘钊在掌管第三届赴朝慰问团的经费开支和省委机关行政经费的开支方面违反制度的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如赴朝慰问团代表人员服装补助一项，上级规定干部每人补助40元，他竟批准做皮大衣、棉大衣、呢子制服、棉衣、皮帽、皮鞋等每人都在二、三套以上，平均每人超过上级规定的补助费三、四倍，刘钊个人竟超过十八倍之多（其中大部属于贪污），造成国家财产的巨大浪费；另外不论在机关，或在赴朝慰问期间，干部不应该享受的，国家不应该开支的，以及不能向机关报销的，他都可以擅自批准开支和报销。一年来刘钊在上述两项经费开支中挥霍浪费了国家财产36,000余元。刘钊不仅在上述两项经费开支中大肆铺张浪费，同时他还从中进行贪污和取得个人特殊的享受。例如刘钊担任贵州省委秘书长一年多来，利用职权，利用工作便利条件，以假公肥私、侵吞、盗窃、套取、骗取及长期拖欠公款等办法，贪污公共财物总值据初步计算达1,421元。
+
+　　刘钊的党性、政治责任感已完全丧失。他担任贵州省委秘书长以来，15个月不缴党费，很少过党的生活，身为支部委员，常常不参加支委会议。工作上不艰苦、不实际、不深入，自任省委秘书长以来，亲自动手起草文件只有两次，他的谬论是“偶尔动手一次，是为了叫干部服气”。贵州省委委托他代审党刊稿件，他却把这一任务交给他的秘书代办，并说：“没有关系，你审查我签字”。把这种懒惰行为说成是“为了发挥干部的积极性”。
+
+　　道德败坏。自1951年刘钊就同一个青年干部史××形成的极不正常的关系，互相狎亵直到现在。并将党内重要文件交史保管，曾遗失中央一绝密文件而不加追究，还利用职权，硬要支部、总支吸收史××入党（未批准），对反对史入党的干部进行打击。
+
+　　刘钊对待干部经常玩弄两面手腕，封官许愿，收买拉拢；对于臭气相投、违法乱纪的坏人极力包庇。
+
+　　从刘钊一系列的错误事实看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他完全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一向以伪善的面目和两面手法进行投机取巧，他是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当其丑恶事实被揭露后，又伪装糊涂，拒不交代。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开除刘钊的党籍（中央已经批准），并且建议国家司法机关给予刘钊以必要的国法制裁。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7.txt b/CCRD/3/7/6/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7817052c5a911d0681c4367225e1a941d8393
--- /dev/null
+++ b/CCRD/3/7/6/000017.txt
@@ -0,0 +1,9 @@
+# 中共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直属机关委员会关于开除反革命分子王耀先党籍的决定
+
+　　王耀先，原名王祥，男，三十八岁，吉林省农安县人。城市贫民出身，职员成分。一九三六年于齐齐哈尔工业学校毕业后，就职于伪龙江省财政厅税务监督署财产科测绘技术员。“九三”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并于一九四九年混进党内。曾骗得过龙江县人民自卫军支队队副、甘南县长山堡区公安队长、昂昂溪区区长兼公安分局长、泰康县司法科长、嫩江军区独立二团供给处主任、教导大队测绘技术员、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技术员、工务员、副股长、科长、工程队副队长、铁道部第十基建分局副局长、齐铁管理局基本建设处副处长等职。
+
+　　王耀先早在一九四四年五月于伪龙江省税务监督署任职期间，就秘密的充当了日寇关东军齐齐哈尔宪兵本部的密侦（即特务），效忠日寇，积极搜集与供给日寇“反满抗日”的情报，并仗持敌伪势力，到处欺压勒索群众。“九三”解放后，隐瞒特务历史，并持以红布包着的一把尖刀作为证件，冒充参加过抗日地下组织——“铁血青年团”，骗得当时民主大同盟的信任，于一九四五年九月混入革命队伍。当其爬到龙江县昂昂溪区长兼公安分局长领导岗位时，便开始了破坏活动，利用职权积极搜罗、任用伪满警特分子，任用日本特务张玉书作区政府翻译、伪警察滕志勋作区政府财粮助理、奉仕队长于百川作区政府民政会计。同时又腐蚀、陷害党员干部，利用坏分子给区委书记介绍政治面目不清的女人作老婆，然后又攻击区委书记。组织上察觉其历史不清，解除其职务，后调泰康县司法科工作，于一九四八年九月转到齐铁管理局。王为了再度骗得信任，伪装积极，对同志装得和蔼可亲，骗得“经过艰苦环境考验，证明忠实可靠，可解决他的组织问题”的假鉴定，并伪造“参加过十二次大的战斗曾流血负伤”的自传，冒充荣军，又一次蒙蔽了组织，骗得信任，于一九四九年钻到党内，一九五一年骗得省特等荣军模范，并由技术员、工务员、副股长直爬到基建分局副局长、基建处副处长等重要领导职务。至此，王为取得更大的政治资本，于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又伪造了“省特等荣军劳模王耀先在五三年工作中成绩介绍”，并偷盖公章上报，此后于一九五四年骗得省人民代表的光荣称号。这个阶段，他以这些伪招牌，破坏活动更加猖狂，拉拢并介绍参加反苏同盟的×××入党，并以小恩小惠、封官许愿方式，欺骗拉拢落后干部和党员，进行反对党的组织、反对领导的活动。挑拨破坏处与处之间、处的领导之间、上下级之间以至党与群众的关系。于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晚，又制造假敌情，伪装自己被打，企图将此事诬陷为基建处处长邢文英同志所做，想进一步夺取正局长的职务。
+
+　　以上事实说明王耀先是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且几年来均有严重的现行反革命活动。因此，决定清除出党，并建议撤销其一切行政职务，立即逮捕，由公安部门继续追查其反革命罪恶，依法严惩。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8.txt b/CCRD/3/7/6/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2b62371aab47491f1e90c862a83916191e6877
--- /dev/null
+++ b/CCRD/3/7/6/000018.txt
@@ -0,0 +1,21 @@
+# 中共安徽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反革命分子刘秀山党籍的决定
+
+　　前治淮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刘秀山（又名刘力行）的反革命罪恶事实如下：
+
+　　（一）刘秀山曾在一九三零年三月参加原籍湖北省英山县我党领导的农民暴动，在英山革命工作委员会任文书。后来暴动失利，刘秀山随同参加暴动的群众转移到霍山。同年四月，红军打开英山城，刘回任原职。同年七月国民党匪军来“清剿”，刘随红军撤到英山二区西河，不久，他就向敌“清乡团”队长刘焕文投降，在“清乡团”任书记。
+
+　　刘投敌后，除为“清乡团”写反动标语、写杀人布告外，还积极帮助刘焕文杀害我革命同志。红军第二次占领英山城后，刘秀山和刘焕文替白匪带路进攻英山城。刘还写过反动文章，咒骂我党。
+
+　　（二）刘秀山在叛变革命以后，在一九三七年八月加入了国民党和反革命组织“忠义救国会”，随后又加入了反革命组织“蓝衣社”，并且接受了反革命任务，在英山建立“同学会”，为“蓝衣社”大力发展外围组织。一九三八年冬刘混进了革命阵营，一九三九年五月混进了党内。
+
+　　刘秀山明知道马野林是国民党中统调查室派来的特务，不仅和她恋爱结婚，而且让她掌管机要工作，并且多方设法使她混入党内。刘和特务马耀武（马野林的二哥）的关系也很密切，马耀武曾将特务洪胤介绍到刘秀山处，刘竟把洪吸收到治淮委员会人事部门工作，把洪胤当作“亲信”使用。朱锡良是一个和许多特务有密切来往的人，刘秀山在战争环境中就和朱锡良姘居，以后，又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
+
+　　（三）刘秀山混进党内以后，一贯地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这些罪恶活动综合起来有以下两点：
+
+　　第一，一贯地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破坏人民的利益，甚至还屠杀人民。他曾经指使他所领导的干部不向地主收公粮或少收公粮；他曾经不要他们发动农民实行减租减息；他曾经借口反“左”来反对土改；他曾经用“土匪”的罪名来屠杀农民（他从来没有杀过一个恶霸）；他曾经容忍恶霸屠杀我们的干部，包庇大批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和地主恶霸分子。
+
+　　第二，一贯地反党反领导，破坏党的组织。他曾经帮助大批阶级异己分子，打进革命组织内部和混入党内来腐蚀党和革命的组织；他曾经安插许多特务分子到各个方面进行各种破坏；他曾经以上述阶级异己分子、特务分子作为基础，并且拉拢大批坏分子和落后分子，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反党联盟来反对党的正确领导和正确措施；他曾经采用敌特所采用的一切手段，利用党内的一切弱点来进行疯狂的反党活动，如以拥甲反乙、拥乙反甲的手法来造成党内的混乱。
+
+　　刘秀山的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是严重的，对党对人民的危害是很大的。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特决定开除反革命分子刘秀山的党籍，撤销他担任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且交由公安和司法机关依法惩办。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19.txt b/CCRD/3/7/6/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c8860b6ae5fb4d0a6893f53958857d48812b66
--- /dev/null
+++ b/CCRD/3/7/6/000019.txt
@@ -0,0 +1,35 @@
+# 中共卫生部机关委员会决定开除王斌党籍的决定
+
+　　王斌，男，现年五十岁，四川省古宋县人。地主家庭出身，曾任国民党军队少校军医官。一九三三年在江西被中国工农红军俘虏后参加工作，一九三六年混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过红军卫生学校教员、教务主任、校长、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中国医科大学校长兼政委、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等职务。一九五四年冬因违法重婚及违反党的政策等错误受到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后来调任新疆医学院筹备处副主任。
+
+　　王斌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虽然经过长期的革命教育，但是并没有改变他的反动阶级的本质。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发生过贪污腐化、违反政策等错误。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更加明目张胆地为非作恶，一直发展到违法乱纪，破坏党的政策，诬蔑党的领导，进行反党反人民的破坏活动。一九五O年王斌违反外交事项的规定，没有经过组织许可，擅自邀请联防疫队到东北地区，因此东北人民政府曾给过他严格的批评；以后，王斌又因为犯本位主义，化大公为小公，生活极端铺张浪费，挥霍公款和工作上严重的官僚主义等错误，在“三反”运动时期受到撤销东北卫生部分党组书记和党委书记职务的处分。一九五三年他在中央卫生部工作期间，不仅没有改正错误，而且变本加厉，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散布流言蜚语，并且违法重婚。一九五四年经中央批准撤销了他的党内外一切工作职务，调任新疆医学院筹备处副主任。王斌对于党的历次教育，始终采取对抗的态度，到新疆医学院筹备处工作以后，不仅不痛改前非，而且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破坏党的领导，诽谤党的组织，公开进行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动阶段的丑恶本质。王斌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第一，到处散布反党，反革命言论，破坏党的政策，诽谤党的粗糙，污蔑中央负责同志
+
+　　王斌在一九五〇年发表他所著的“在一定政治经济基础上产生一定的医药卫生组织形式与思想作风”的文章中，大肆散布资产阶级的反动谬论，破坏党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否认祖国的医学遗产，诬蔑中医为“封建医”，应该随着封建社会而消灭。当他反动的资产阶级谬论受到揭发批判以后，不但毫无悔改，反而诬蔑中央领导同志，蓄意歪曲党的政策，继续撰写诡辩文章，私自打印，到处散发，以混淆视听，与党的团结中西医政策对抗。一九四八年王斌为了迎合贺诚同志所提出的错误的“专科重点制”提出了所谓“形象教学法”，故意曲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提出“实践重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象教学法是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在医学教育中的具体表现”。事实证明这种拿病人当“形象教材”给学生做手术试验的“教学法”是严重的罪恶行为。由于王斌这种消灭中医的反动理论和“形象教学法”，给人民的卫生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危害。
+
+　　王斌常向人夸耀美国如何“先进”，“物质生活”如何好，宣传美国的“生活方式”；相反的，对苏联则采取仇视的态度，诬蔑苏联专家是“雇佣来的”，一贯不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如新疆医学院的设计计划，是由苏联专家亲自帮助制订的，而王斌批评专家的计划不大方，不好看，并且竟不顾专家的意见，指使设计公司，按照他在青岛疗养院的楼房式样进行设计，指使采购人员要购买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仪器。王斌在青岛和新疆的时候，经常收听台湾的广播，为敌人散布谣言；一九五〇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时候，王斌公开宣传说：“要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沈阳、大连要吃原子弹”；王斌在听到军委要调学生参加抗美援朝战勤工作的时候，曾指使中国医科大学将第四十期学生提前分批“毕业”，疏散学生，阻碍他们参加抗美援朝；在反对原子武器签名运动的时候，王斌一直不签名；在全国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时候，王斌无耻的说：“什么唯心主义，唯物主义，真是无聊”。
+
+　　王斌肆意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威信。凡是对他进行过批评教育的同志，没有一个不遭到他的诬蔑。一九五三年，中央文委党组检查卫生部领导工作的时候，王斌在干部中实行打击拉拢，宣扬“贺老头（贺诚）在中央有威信，是打不倒的”，并且写信给贺诚同志，挑拨贺诚同志与苏井观同志的关系。在党的四中全会后，乘机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诬蔑中央文委负责同志。当他在青岛违法重婚的错误被揭发后，更加对党仇恨，谩骂卫生部的党组织是“枷锁”，卫生部的党组织的负责人是“纣王”“秦桧”，诬蔑我们的社会是“新封建”，并且造谣诬蔑中央负责同志。直到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工作职务被分配到新疆工作以后，仍然继续散布反党言论，纠合他的六弟王立夫等以匿名信诬告卫生部党组是“宗派”，是“小集团”，蓄意颠倒是非以掩盖他的罪恶行为。王斌对党的教育和批评是异常仇恨的，但对反动国民党集团则是羡慕留恋。早在一九四六年他就曾对别人说：“如果在国民党那里我至少是少将了”，一九五四年底到新疆后也曾和他的姘妇议论过“要到台湾去”。以上的事实，完全说明王斌在政治上思想上是极端反动的。他对党是极端不满意和仇恨的，希望帝国主义和反动国民党集团在我国复辟。
+
+## 第二，引进、重用与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
+　　王斌重用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给党的事业造成巨大的损失。一九五〇年王斌不顾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意见，私自决定将国营东北化学制药厂与私营上海生化制药厂合并，不顾干部的反对将上海私营生化制药厂董事长、基督教小群派的创始人倪敬夫任用为国营东北化学制药厂管理委员会主任，并且使不法资本家担任了厂长和厂内其他重要职务。结果使倪敬夫等盗窃了国家财产四十四万余元（新币），窃取了国家的技术秘密和经济情报，乘机进行反动的政治运动（倪在“五反”的时候，已经被逮捕法办）。王斌曾将一个政治上有重大嫌疑的分子裘露不加审查就任用为东北电化教育所所长（裘已经在一九五四年春被逮捕法办）。王斌个人决定将伪“国防部二厅”特务安天佑任用为中国医科大学放射线科主任（安匪在“镇反”当中已经被法办）。王斌将从上海招聘来的蒋匪“少将军医”蓝彝任用为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
+
+　　王斌引进与包庇了他的亲属中的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一九五〇年春王斌派人到四川将家属亲朋十一人接到东北，其中有反革命分子三人，反动党、团员三人，反革命分子的子女一人。王斌将有重大反革命行为的六弟王立夫送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并且将七届四中全会的机密泄露给他，给他看党内文件。王斌把他五妹夫的弟弟周永林（反革命分子，曾任伪警察局第二科长，伪“特委会”及“清共委员会”审讯组干事），引起革命阵营，让他混入哈尔滨医科大学工作。王斌把他的亲戚阮轶群（曾任国民党古宋县二区第一区分部书记，义和乡三青团的负责人）送入中国医科大学学习。王斌还将他的二妹夫、反革命分子（已经被处死刑）的女儿陶群德接到东北，送入干部子弟学校学习，并且享受革命干部子弟待遇。王斌不仅引进与包庇了这些反革命分子，而且在进行每次政治运动的时候，都多方指使他们伪造历史，	隐瞒罪恶。
+
+　　王斌在干部政策上违背党的“德才兼备”的政策，实行“任人唯亲”的宗派性的政策。王斌对于阿谀奉迎的人，当做“亲信”提拔重用，如廖由洁（原大连卫生局长，“三反”中被判刑，后来在狱中自杀），赵浩波（原东北卫生部秘书长，已经被开除党籍法办），罗惠春（原中华医药公司总经理，“三反”中已经被法办）等都是王斌的“得力干部”。王斌对于坚持真理的干部是多方面打击排斥，如东北药学院院长助理胡振凯，政委刘子瑜等同志因反对王斌的“形象教学法”都多次受到他的打击和排斥。
+
+## 第三，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生活极端腐化堕落
+
+　　王斌在中国医科大学从延安迁往东北的时候，曾利用各种办法，大量盗窃国家资财，以供个人享受。在他担任晋察冀卫生建设委员会主任的时候，他指使秘书和管理人员做投机生意，并且从中贪污。王斌担任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长期间，更加目无法纪，曾指使前中华医药公司经理罗惠春，从该公司提出东北币十二亿元，使用军用护照到上海给他购买贵重的享乐用品，并且接受大贪污犯王培安从香港买回的贵重礼物。王斌还指使下级用打埋伏、造假发票等办法，化大公为小公，破坏国家的财政制度；王斌还指使大贪污犯李廷林把苏联援助我国的麻醉药品，私自转卖给私商，私商到香港、广州一带推销，使英帝国主义乘机造谣，诬蔑苏联。
+
+　　王斌一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淫乱腐化，违法乱纪。他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任校长的时候，就曾对女生有玩弄行为；在东北工作期间，曾强奸日籍保姆；以认“乾女儿”和治病为名，奸污了中国医科大学女学生张某。王斌被提拔为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以后，随着就将张叫来北京，供他玩弄，曾经带张到天津旅馆同居，被派出所查获，以后又欺骗组织与张在青岛违法重婚。一九五四年王斌因违法乱纪行为受到撤职处分，调到新疆医学院筹备处工作以后，就更加目无党纪和国法，把张非法带到新疆，并且介绍到省人民医院工作，帮助张伪造历史，冒充党员。王斌的贪污腐化，道德堕落，已经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
+
+　　王斌个人历史上还有许多重要关节问题，长期对党隐瞒。
+
+　　在组织上检查王斌的上述错误的过程中，王斌态度极不老实，和他的姘妇订立攻守同盟，烧毁信件，当他的错误无法抵赖的时候，才敷衍搪塞、避重就轻地承认了一些事实，但是随后就又否认，多方狡辩，百般抵赖，玩弄两面手法，要流氓态度，企图蒙混过关。
+
+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王斌的品质极端恶劣，思想上、政治上极为反动，是混入党内的阶级敌对分子。他给党、人民和卫生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且早已引起许多党员和干部的义愤，但是由于前中央卫生部副部长贺诚同志对他的支持、包庇和纵容以致王斌的错误没有能够及时地反映到中央予以严肃地处理。甚至在“三反”运动中王斌被撤销党内工作以后，贺诚同志用种种不老实的办法，坚决提拔王斌为中央卫生部副部长。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为了严肃党纪国法，决定开除王斌的党籍，并且建议政府将王斌逮捕法办，借以教育卫生部门全体人员。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20.txt b/CCRD/3/7/6/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aeb9eb30b7e6db3b6c827829a50e52fb980c6e
--- /dev/null
+++ b/CCRD/3/7/6/000020.txt
@@ -0,0 +1,13 @@
+# 中共鞍山市监察委员会关于关于清除混入党内的坏分子陆茜出党的决定
+
+　　陆茜，女，原名刘淑贞，曾用名刘琳、黄正勉，现年三十七岁，原籍阿城县人，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九年入党，历任医生、代理协理员、副科长、防疫站站长、市卫生局副局长等职。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陆茜是欺骗组织，伪造出身历史，而投机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同时采取两面派的手段，骗取组织信任，爬上了卫生局的领导职位。如：陆茜原名刘淑贞，从来未向组织交待；现年三十七岁，虚报为三十一岁；原籍阿城县，说是哈尔滨；家庭是剥削劳动人民血汗的资本家，说是自由职业者；学龄是高中一年，说是高中三年。更严重的是：她自称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曾在高级助产士学校毕业，并在唐山私人助产士学校任过教员；她前夫王逸仙是我地下工作者，为作地下工作被日寇杀害；本人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对革命有很大贡献等等，经调查证实完全是捏造。事实她前夫王逸仙是伪满时的铁路警，在哈尔滨医大念书时曾去日本东京，于一九四二年“一二、三零”事件（系日寇捕进步学生、左翼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地下人员的事件）翌日，同陆茜逃往唐山，不久又考录日伪军医去北京，进关时是由一个特务给办的证明，后又在唐山日伪治安军前防陆军医院任军医少校，于一九四四年因分赃不均被日本特务杀害（另一说法是在唐山叶家[土+虎]子与我游击部队作战而死），并非我地下工作者。陆茜本人从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八月一段，无正当职业（究竟干什么，未查清），同时社会关系很复杂，她和一个汉奸特务头子白绶天，一个有政治嫌疑的王蕴华（至今仍与香港保持联系）等关系甚密切，她曾想开业做助产士，找过国民党南京大员给办过证明。一九四六年初，陆茜到张家口与张××（我地下情报工作人员）相识后，二人关系很不正常，后又一同到天津，以做地下工作为名，去过奢侈生活。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因张××担保，使陆茜混入了我党。入党以后，善于伪装积极，逢迎领导，吹嘘自己，因而取得了领导信任，能以去中国医大学习。毕业后调来鞍山，即充任了防疫站长，很快又被提拔为卫生局副局长。
+
+　　二、陆茜在鞍山工作期间，一贯用资产阶级思想作风，来对待党的组织和同志。计较个人荣誉地位，拒绝党的批评监督，拉拉扯扯，挑拨同志关系，破坏党的团结，反对党的领导，甚至包庇利用坏人，捏造罪名来打击报复陷害同志。陆茜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去人事局了解防疫站站长任命情况，发现她是第二站长，即对党不满，认为卫生局人事科对她的任命鉴定是非法捏造，要挟支部书记李林同志重新给她鉴定，并擅自布置防疫站给她鉴定，不经支部讨论，即直接送到人事局。李林同志批评了她，又诬称李林同志包庇人事科，大哭大闹，提出向党辞职。陆茜为了打击李林同志，积极主张提拔非后备干部张欣（卫生局长王仪享受人）为人事科副科长，对王仪亭说：李林故意拖延不给张欣做鉴定，并把张欣福利委员也给勾掉了。以拉拢王仪亭，破坏党政关系；又私自封官许愿，拉拢化验科长高万举同志，高未接受其拉拢，并对陆茜提出了批评意见，即说高是李林的代言人，更无中生有的捏造高万举同志在抗美援朝时开过小差，历史性的搞小宗派打击领导，为此曾受过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为了打击李林，陷害高万举，竟明目张胆的包庇利用或唆使违法乱纪分子刘玉（防疫站第一站长，陷害妻子违反共产主义道德，已被开除党籍法办）向市委写信，诬告李林和高万举同志搞小集团。在卫生局总支扩大会上又和刘玉订立同盟向党组织和同志进行攻击反抗。企图使刘玉和她一道把李林和高万举同志反掉。至于逢张说李，逢李说王，用两面三刀手法拨弄是非，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的事实还很多。
+
+　　三、陆茜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是极端恶劣的。在党委召开总支扩大会议，处理她的问题时，在会议上不但不接受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批评，不承认错误，相反的谁批评她就对谁讽刺谩骂，会上一套，会后一套，反复无常，无理取闹。特别在肃反开始后，组织上发现她出身历史有问题，派人进行调查时，她不但不向党坦白交待，反而采取了一系列的非法活动，来抗拒组织的调查。给其亲友、旧同事发信，打长途电话，并亲自去沈阳。派专人去哈尔滨送信串通，不让向调查人说真实话。如说：“这次审干很严，人家还调查出身历史，你（指我们去了解的人）对我很了解，我是如何说的，你可和我说一致，说个大概情况就行，不要详细，这样对我有好处，对你也有好处……”企图掩盖她出身历史的真实情况。
+
+　　上述事实，说明陆茜是投机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入党以后，一贯以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对待党的组织和同志，当组织发现其错误，进行调查处理时，又采取狡猾抵赖的态度，坚持错误，抗拒检查，其思想品质是极端恶劣的。为此，市监委决定将陆茜清除出党，并建议行政撤消其副局长职务。至于她有五年历史尚未查清，是有重大政治嫌疑的，决定由市直肃反办公室继续追查清楚，另做处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6/000021.txt b/CCRD/3/7/6/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a55d91c1b331624908986b76392e25820a6f3c
--- /dev/null
+++ b/CCRD/3/7/6/000021.txt
@@ -0,0 +1,17 @@
+# 中共山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开除阎家德党籍的决定
+
+　　阎家德，山西省闻喜县人，一九三三年入党，一九三六年参加工作，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太原钢铁厂（以下称太钢）党委副书记等职。
+
+　　阎家德在太钢炼焦部事件中，曾因支持王自生弄虚作假对张宝桐进行打击报复，受到党内撤销工作的处分。他在受处分之后，并未认识自己的错误，决心痛改前非，反而对党更加不满，到处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的团结。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太钢召集干部党员大会，处理第一书记郭钦安、第二书记卜虹云、厂长曹普等在执行中央关于炼焦部事件指示中所犯的错误的过程中，又有许多同志揭发出阎家德一些新的材料，并且有些同志怀疑经中央转回的借用职工名义，向中央进行匿名控告的六封信的口气和笔体可能是阎家德写的，因而要求重新处理阎家德的问题。阎家德开始对其所犯错误，仍狡猾抵赖不肯承认。后在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下，才被迫作了交代，检讨了向中央写的六封匿名信的具体情况。应当指出：阎家德假借职工名义进行匿名控告，捏造与歪曲事实，陷害同志，污蔑领导，有意制造党内不和，破坏党的团结，其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现将其错误事实分述如下：
+
+　　1、污蔑党组织和领导同志。阎家德在太钢炼焦部事件中犯错误后，他为了推卸自己的错误，转移别人的视线，始则竟无中生有地散播流言蜚语，说什么：“华北局、钢铁局原来想在山西抓几个大头头，想整一下省、市委，结果没有抓住上边，只好把我整一下，否则，不好下场！”进而假借职工名义，给毛主席写了六封匿名信，一方面恶意地攻击和诽谤领导同志和党的组织，一方面为其自己和王自生等鸣不平，如在匿名信中说：“阎书记（指他自己）是毛口袋的老鼠上了套，他替红干部做了陪衬，替曹普送了个礼，是替别人受处分的可怜虫！”“市委有×书记，省委有×书记，他们是一伙子，反映白搭了。”说什么：“曲（炳瑞）工程师是好人，工作还好，还不该当模范？为什么要把他推倒？”甚至攻击前华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同志和中央钢铁局局长××同志是“害曲炳瑞，硬要把曲炳瑞搞成特务！”因而他要为反革命“维护宪法”，要求毛主席“制裁”那些在炼焦事件中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领导同志！一九五四年太钢炼焦部事件处理之后，随着对干部进行了一些组织调整，这是非常必要的。而阎家德却谩骂地说：“×书记讲过‘组织革新’，以上就是‘组织革新’‘主观战斗精神’的结果”！特别恶劣的是他还秘密地在省委机关办公楼的厕所上写着“悬空办公，以空写空，越写越空；首长不管，处长难交，反攻、反攻”的标语。所有这一切，更加暴露出阎家德的品质是十分恶劣的。他不但坚持错误不改，而且对党离心离德，竟至发展到运用敌对阶级的手法，散布流言蜚语，假借别人名义写匿名信，偷写反动标语等手段，无中生有地制造与挑拨上下级间的关系，污蔑领导同志。
+
+　　2、阎家德的作风也是极不正派的。他功则于己，过则诱于人，喜欢拉拉扯扯，吹嘘自己，并且找寻空隙，进行挑拨离间。他到太钢不久，即对某同志说：“我刚来时就准备让你到某部工作，可是其他党委认为你不行”。又如对该厂职工学校校长说：“你在钢厂处境不好，以后工作要注意，一样的问题发生在别人头上不大，发生在你头上就受不了”。他在受处分之后，这种卑鄙手段就更加发展了。他曾三次动员在炼焦部事件中犯有一些轻微错误的某同志，离开省委工业部。并且说：“上下里外对你均有意见，环境对你十分不利，如不及早离开，必将发生后患，越快越好，不要麻木不仁，要知道你已经是政治上破产的人了！”他逢甲说乙，逢乙就甲，挑拨同志之间的关系，制造同志之间的互相不信任的事实是层出不穷的。此外，阎家德在太钢任职期间，还利用职权，培植个人势力，他认为好的可以信任的干部，不管品质如何则加提拔重用，到处进行吹嘘。他认为不顺眼的干部，则用调出去，压下来的办法，加以排斥打击，骂这样干部是“茅坑里边的石头，又臭又硬”！
+
+　　3、颠倒是非，嫁祸于人。阎家德假借职工名义给毛主席写了六封匿名信中，控告太钢党政领导上的一些问题经查对的结果，证明有些是根本没有的事，有些则是把事情的性质给歪曲了。如太钢前任厂长李菲萍、白浩、副厂长马树岗，都是经上级组织决定调走的。前厂长郭奇应，在三反期间因贪污而受到了开除党籍的处分，这些情况阎家德本来是知道的，但他却颠倒是非，故意地说成是曹普把他们“排挤走了”！卡虹云同志号召工人青年团员，参加义务劳动，修了一个体育运动场，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他偏偏要说成是卜虹云“不关心职工生活，大官僚，玩快乐享受主义”！一九五四年十月太钢党代表大会上，关于党委委员产生是符合于民主精神和合法手续的，阎家德因为自己没有被选上，就诬告新选的党委会是“联合会”“技术研究会”，是“给党种下不团结的根子，谁相信他们又搞啥鬼”等。王贵英本来是全国知名的劳动模范，但他给毛主席的信上则硬说王是假劳模。曲炳瑞已经查清是假劳模，他却一再地替他辩护，说是真劳模，他的品质本来是最恶劣的，他竟毫不知羞耻地假借职工名义告毛主席说：“阎书记没错，只不过作风生硬，是替别人受处分的可怜虫”！他的丑恶面目，已由此彻底地暴露出来了。
+
+　　4、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居功自傲，名誉地位思想十分严重。阎家德时常吹嘘自己是“白区地下老党员，老革命”，讥讽青年党员说：“当我参加革命时，还没有你哩！”因为他政治上不求进步背上了这个老功臣思想的包袱，伸起手来向党要名誉要地位，当然，党是不会满足他这种卑鄙的欲望的。这时他便心怀不满，闹情绪，说二话，消极怠工。如太钢原党委书记曹普同志调为厂长时，阎家德满以为接替曹普担任党委书记的是他，于是马上工作表现“特别积极”，甚至星期日“也不休息”。但当听说卜虹云同志担任了党委书记之后，便马上情绪低落消极起来，借口下车间，整日离开办公室，在某些问题上故意刁难卜虹云同志。给中央的几封信上，对虹云同志恶毒的故意陷害，明显地暴露了他对于虹云同志担任党委书记的不满和仇恨。阎家德认为自己的本领特别大，就是山西党的领导上不重用他，“屈了他的才”，因此，一再地要求调离山西，他给毛主席的信上说：“出了娘子关比啥也好，山西改朝不换帝，当然我们是愿意离开山西，因被排挤的人到了北京……中央并不排挤，就名誉在山西难落，现在最吃香的帽子是资产阶级骄傲自满，个人主义，这样谁受的了这一下”！这些事实活画出阎家德在党内闹名誉地位的思想发展到何等的严重程度！
+
+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阎家德的品质是极其恶劣的，在他的身上已经嗅不到一点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了。他竟不惜破坏党内斗争的原则，而采取敌对阶段的斗争手法，来发泄其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的情绪。阎家德为什么要这样无理取闹呢？正如他自己在检讨中所讲的那样，是要“把事情搞乱哩，我干不成，叫你们也干不成”。这就是阎家德之所以如此恶毒的向党进攻的真实目的。他认为“党内无真理，真理是人为的。只要控告的次数多，没理也能变成有理。”因而他就连续不断地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匿名控告信，歪曲事实，制造混乱，破坏党的事业。阎家德参加党的时间虽然很长了，但由于他骄傲自满，摆老资格，存在有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宗派情绪，这就障碍了他的进步，因而他的思想意识也就不可能得到彻底地改造。他向来喜人奉承，惧怕批评，谁要揭发和批判他的错误和缺点，他就对谁不满，怀恨在心。一九四一年在北方局党校学习时，因为表现不好，受到了批评，他就对领导上不满；一九四三年在太岳区党委党校参加整风审干的时候，因为追问了他的一段历史，他就对党不满，似乎他可以特殊，不必受到党的审查；一九四七年整党时，他因在土改中丧失阶级立场，违反政策，受到了撤销工作的处分，他便对党更加不满起来，忽明忽暗地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某些领导同志；尤其是在炼焦部事件中受到处分之后，他更进一步地对党、对某些同志仇视起来，称自己是“战犯”，污蔑党是“封建集团”！“官官相衡”。同时，他的作风极不正派，无是非，无原则。在他给毛主席的六封匿名信上，开始说曹普、王景生如何好，不应当受到处分，但是后来又说曹普、王景生如何坏，曹普没有受到处分，王景生处分的太轻，是由于山西省、市委的“宗派包庇”。为什么前后这样自相矛盾呢？因为他本来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是非界限、固定的原则，完全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阎家德对于自己的缺点错误，不是虚心的检讨改正，而是一贯地狡猾抵赖，拒绝批评，已经失去了共产党员所应有的高贵品质。他在每次犯错误之后，在事实俱在的面前，虽然表面上痛哭流涕，好像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但实际上是一种坚持错误的方式，转眼之间，就又“怨天尤人”坚不认帐。这已在他过去所犯的两次错误中完全证明了。此次在人证物证俱在的面前，虽然被迫地承认了错误，但检讨仍是肤浅的不深刻的。为了教育全党，维护党的纪律，故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