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3/6/7/000024.txt b/CCRD/3/6/7/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9b34d40c221f21a8652b8b962780450372dcc1 --- /dev/null +++ b/CCRD/3/6/7/000024.txt @@ -0,0 +1,19 @@ +# 热河省粮食统销工作中的问题 + +　　【热河分社二十二日讯】热河省自一月份基本完成粮食统购任务时起，即全面展开了粮食统销工作。当前粮食统销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如下： + +　　一、迄今为止，除乌丹、滦平等工作进度较快的少数县购粮证差不多发放完了外，其余各县缺粮户一般只有半数左右领到购粮证，部分县甚至只有百分之二、三十的缺粮户才领到购粮证。据十六个县、族的统计：农村缺粮户共达三十七万八千多户(包括缺少马料的农户在内)，领到购粮证的只有十九万一千多户，即只占缺粮户的百分之五十点七。在已发放购粮证的某些地区，由於合理供应政策贯彻得不够好，产生了应少买的多买了、不应买的也买了的现象，造成了粮食供应上的浪费，给今后供应工作增加了困难。其原因： + +　　第一、干部事先摸底不清，心中无数，有些地方在群众提出需要粮食超过国家指标很多的情况下，干部表现束手无策，未积极说服教育群众，只是消极依赖国家供应，单纯地逐级上报。这样，大部分县、旗对销粮面估计较大，消费水平计算得也较高。赤峰、承德、朝阳等县的统销面都在百分之四十以上；青龙县竟达百分之七十九。平泉县对需要常年供应的灾区，每人每日按一点四斤计算，一般农村缺粮户也按这样计算；城市职工按一点六斤计算，矿区职工按二斤计算。致使供应粮食的数字超过了国家指标。各县、旗初步提出要求供应粮食共达二十六万多吨，超过中央给该省指标的百分之十点五(现经研究有所降低)。 + +　　第二、部分干部，特别是区、村干部存在“重购轻销”思想，未把粮食供应工作很好地与当前中心工作结合起来，这也是影响发放购粮证迟缓和供应不够合理的原因之一。 + +　　由於购粮证发放迟缓和供应不够合理，已引起部分农民的不安，主要是担心以后买不到粮，怕自己挨饿。赤峰县李家营子村有的余粮户大喊：购过头了，对购粮入库拒不缴纳，企图长期拖欠。余粮户邹福说：“购粮把我的口粮购去了，现在我欠的那两千斤粮没法缴啦！”自给自足户王瑞环怕露富，本来有粮吃，也藉故说去年受了水灾，要求政府发给购粮证。但该村有的缺粮户却又认为缺粮要自己用钱买，国家不救济，也不贷给，觉得购粮证没啥用处，要把购粮证还给干部。 + +　　二、部分县的干部对完成调剂粮食任务的信心不大。他们认为去年购粮较多，社会储存少，加之部分合作社干部认为活跃国家粮食市场与扩大合作社自由调剂有矛盾，因而怕不能按计划完成调剂粮食的任务。 + +　　三、农村粮食市场不够活跃。全省去年建立二百五十一处国家粮食市场，但目前只有一百四十四处有粮食上市，而且上市量很少。一般每集只上布三百斤至五百斤，个别好的才达三千斤至五千斤。这是因为宣传教育不够，农民对参加市场交易还存在顾虑的缘故。 + +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该省正在研究布置进行粮食统销补课工作。(邓子常) + +　　来源：1955年3月3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25.txt b/CCRD/3/6/7/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f6d12a5d2f3c573fe2a8003bd6e53ebee84263 --- /dev/null +++ b/CCRD/3/6/7/000025.txt @@ -0,0 +1,13 @@ +# 四川省部分山区和丘陵区春荒严重 + +　　【四川分社二十二日电】四川省泸州、南充、万县、涪陵、绵阳、江津、乐山、宜宾等专区八十八个县的许多山区和丘陵区的春荒严重。泸州专区各地缺粮户一般占农业户的百分之十五到三十，个别山区高达百分之四十。各地缺粮户一般缺两个月到三个月的口粮，其中目前已断炊的农户，一般占总缺粮户的百分之三到百分之五。在部分地区，已发生出卖傢具、拆卖房屋、出卖小孩和吃野菜、观音土以及向外地逃荒等情况。南部县今年一至二月共发现出卖小孩的事件十二起，沦为乞丐的农民共有一百三十六人。巫山县新建的永兴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三户社员吃观音土，蓬安县已发现饿死人的事件。 + +　　在有些地区，国家粮食市场的情况日益紧张，上市粮少，买粮人多，发生了黑市及套购现象。如隆昌县石碾乡，三月上旬的米价已较一月上旬上涨了百分之六十二点五。有的地区的群众在阶级敌人的煽动下成群结队逼卖或拦路抢购粮食。合江县釜头乡在三月十日赶集时，有二百多人围住乡政府要求买米，经区委派人赶往登记缺粮户后始散。 + +　　有些农民因缺粮已影响了生产情绪。剑阁县北庙乡江石村一次召集全村互助组组长开会研究兴修水利问题，到会十三个互助组长，有十二个组长说：没有粮食吃，搞不起。 + +　　春荒的原因：一、去年春旱夏涝，山区及丘陵区的玉米普遍减产。二、去冬今春霜雪冷冻特大，去年的秋雨也多，因此红苕霉烂的现象很普遍，南充专区十二个县目前已霉烂红苕两亿多斤，相当於全区每人半个月的粮食。三、一些鳏、寡、孤、独、老、弱、残、废的农民，由於缺乏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去年收入减少。据典型调查：今年的缺粮户中，此类农民占的比重最大。四、有些地方，去年统购摸底不实，统购了农民的口粮，或者忽视了统销工作(有的地方至今还未发下供应证)；或者在供应量和供应面方面，卡得过紧，造成了人为的缺粮现象。 + +　　目前，各地党政部门正全力加强粮食统销和展开救济及组织生产自救等工作，以制止春荒的发展。(宋禾编) + +　　来源：1955年3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26.txt b/CCRD/3/6/7/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7537ae2af666535516e435833648ff03799c7 --- /dev/null +++ b/CCRD/3/6/7/000026.txt @@ -0,0 +1,19 @@ +# 江苏省棉花统购工作中的问题 + +　　【江苏分社八日讯】江苏省棉花统购任务，省委布置的是二百四十三万担，要求在春节前完成百分之八十。根据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统计，累计收购数占统购任务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五。 + +　　各地的收购进度很不平衡，产棉较多的南通专区目前完成收购计划的百分之三十五；松江专区完成了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八五。 + +　　江苏省委曾於十二月二十二日以棉花统购中贯彻评产评售的工作又发出紧急指示，各地都正在贯彻。 + +　　目前各地在棉花统购工作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 +　　一、少数县委和区委没有切实的工作部署，仅是一般的号召和指示。南通专区的启东县委直到目前对棉花的评产评售工作还没有开会具体布置。如东和如皋县委怕棉花评产评售的工作影响到粮食的统购工作，对贯彻棉花评产评售的工作还有些猜疑，没有行动。 + +　　二、有些地区急於完成收购任务，不顾棉花质量的好坏一律收下。 + +　　三、棉花检验工作马虎。唐家闸轧花厂，自十一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十五日的一个月中，因此亏损了两亿一千四百多万元。 + +　　四、有的合作社没有做好棉花统购的业务准备工作，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兴化县华庄合作社由於事先没有主动地和乡里干部联系，有一次乡里动员了很多农民来卖棉花，合作社准备不够，造成拥挤和脱款的混乱情况，使有的棉农又将棉花背了回家。(石煤) + +　　来源：1955年1月1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27.txt b/CCRD/3/6/7/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de792c1166f5526c8f0612d1789c09b30861ef --- /dev/null +++ b/CCRD/3/6/7/000027.txt @@ -0,0 +1,7 @@ +# 山西省沁县部分农民缺口粮 + +　　【本刊讯】据全国妇联会赴山西省沁森的工作组来件反映：该省沁县部分农村目前粮食问题很紧张。据调查全县七十九个乡中有四十六个乡的部分农民缺口粮，其中有二十八个乡缺口粮百分之十三、有十八个乡缺口粮百分之二十五。据唐村的调查，就有二十六户农民缺粮，占全乡户数的百分之十九，需粮五千三百四十斤，最低也需四千七百斤。该村牲口也缺饲料，按驴、牛每天一升半饲料，骡马每天二升半饲料为标准，全村牲口共缺饲料七千斤。全县今春尚需粮食二百三十万斤，(包括饲料一百五十万斤)，才能基本上解决粮食问题。 + +　　造成粮食问题紧张的原因，据该县县委反映：(一)去年全县统购粮食时实产粮的数字确定过高。县委调查全县每亩平均产量一百九十五斤，地委认为低，提高到二百一十二斤，每亩相差十七斤。在购粮中有些村为完成任务降低口粮标准，每人每年口粮都留在三百斤以下，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给社员每人留二百八十斤口粮(当地农民每人每年需粮三百六十斤)，因此，统购粮食本身就购了一部分口粮。(二)留饲料的条件很严格。耕地的牲口留的饲料少，不耕地的牲口与羊不留饲料，实际情况是不耕地的牲口与羊都需要饲料，因此全县各乡普遍缺乏牲口饲料。(完) + +　　来源：1955年3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28.txt b/CCRD/3/6/7/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c9534824cebe3d3c96b41ca21b2174512ff14b --- /dev/null +++ b/CCRD/3/6/7/000028.txt @@ -0,0 +1,9 @@ +# 安徽省断炊人数达六百八十六万人 + +　　【安徽分社三月二十五日讯】安徽省春荒严重地发展了，全省灾区三月份断炊人数有五百八十五万九千多人，占受灾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九，估计四月份断炊的为数将达七百七十八万五千人，占受灾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点八，五月份断炊的人数将达七百八十一万人，占受灾人口的百分之五十一点九（三、四、五月份断炊的人数不包括徽州专区和五个省辖市）。另外，阜阳、芜湖等五个专区的非灾地区，三月份断炊的人数有一百万零八千七百十三人，占非灾区人口的百分之十左右。 + +　　农民逃荒、讨饭、出卖家具、农具、甚至自杀、出卖儿女等事件已不断发生。阜阳专区逃荒的有八百九十八人，讨饭的有一千二百六十二人，发生自杀事件十二起（均被救活），卖小孩的有九户，送给人家的小孩有六十二个。蒙城县大任乡贫农王氏，将一个四岁的小孩换回四十斤胡萝卜和七斤干菜。部分地区的农民吃青苗、杂草。根据宿县的永安、符离两个区的检查，重灾地区有百分之六十的灾民吃麦苗，轻灾地区也有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灾民吃麦苗。湖东县灾民因吃野草发生了六起中毒事件。 + +　　灾区的烧草、牛草也非常缺乏。阜阳县巩店区二百八十七户已烧掉农具、家具四百。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4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29.txt b/CCRD/3/6/7/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d8bcff00b08587c93ce65f8a8c5d97fa549448 --- /dev/null +++ b/CCRD/3/6/7/000029.txt @@ -0,0 +1,23 @@ +# 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检查陕西农民报、延安报批判农村党员资本主义思想讨论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摘要） + +　　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从去年11、12月起，先后开展了“清除资产阶级剥削思想对农村共产党员的影响”和“共产党员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这在目前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逐步深入，农村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和复杂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适时的。 + +　　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通过这一讨论，比较集体中地批判了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提高了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初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界限，并且也教育了农民群众，从而推动了当前农村各项工作，特别是推动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前进。很多农村党员明确了党员雇工、买地、放高利贷、做投机生意等为什么不对，不少有过剥削行为的党员自觉地讨论和改正了错误。如延川县六区所属6个农村支部的298个党员，在参加了批判赵延寿思想的讨论后，不仅原来有剥削行为的49个党员都作了深刻的检讨，放弃了剥削，而且目前除丧失劳动力的党员外，全部都参加了互助合作组织。并且，在他们的带动下，使该区的互助合作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 + +　　这次讨论获得较大成效的主要原因是：报纸编辑部做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和具体措施。比如陕西农民报不仅事先研究了讨论的目的、内容、形式、需要的时间和进行的步骤，订出了具体计划；而且还在讨论开始后，立即派记者下乡，了解农村党员的思想动态和讨论中的问题，并针对某些农村党员和农民群众对报纸批判的抵触情绪，在报纸上进一步作了解释。特别重要的是这一讨论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和支持。省委宣传部为陕西农民报这个讨论向各级党委发了通知；延安地委为延安报的这个讨论发了指示；很多县委、区委都作了具体的布置。在各级党委的具体领导下，全省的特别是延安专区的许多农村干部，都组织农村党员学习和讨论了报纸上的文章。这样就使报纸上的讨论和农村支部的讨论，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不仅丰富和充实了报纸讨论的内容，扩大了报纸讨论的影响，并且进一步加强了党报的思想性和战斗性。 + +　　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的这次讨论，虽然得到了很大的成果，但由于报纸工作人员对理论学习和党的政策的研究不够，对农村党员实际思想情况的调查分析不深，因而报道中还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 + +　　一、报纸对农村党员的剥削行为缺乏具体的分析和明确的界限。延安报在报道农村党员中存在的剥削行为时，不仅没有把党员直接进行的剥削和党员家庭进行的剥削，党员在家庭的剥削中起了一定作用和党员在家庭的剥削中不起作用，丧失劳力的党员为维持生活的雇工和不缺劳力的党员为进行剥削的雇工等情况区别开来；也没有把党员的正当的副业生产活动和商业投机活动，党员的某些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行为，党员的偶然性的或轻微的剥削和经常性的或严重的剥削等情况区别开来。 + +　　比如该报把党员或党员家庭农闲时挑担贩梨、贩炭等副业生产活动，也当做资本主义剥削思想加以批判。并在今年1月2日“认真发动农村党员参加讨论”一文中，就把延长农村党员的剥削情况的比例估计过大，笼统地说该县一区四乡（共产党员90人）党员中有剥削行为的竟估到全乡党员的48.8%。这种不区别具体情况，不阐明问题实质的报道，都会引起读者的某些误解，造成思想上的混乱。报纸对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产生的原因也缺乏分析，或分析的不深刻、不全面。报纸未能从过渡时期农村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和农村党员的阶级出身、当前农村党员所处的小农经济的环境进行具体的分析，陕西农民报在报道和讨论中虽然指出了农村党员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但未能深刻阐明资产阶级思想对农村党员侵蚀的严重性，甚至在有的报道中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 + +　　比如该报去年11月16日“大家讨论赵延寿做得对不对”一文中，就有好几处出现了：“后来他生活富足了，就想雇人专门吆车”，“赵延寿的家底厚了，后来对互助合作不感兴趣”等语句。当然赵延寿若没有一定的经济条件是不能剥削人的，但赵延寿产生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他出身农民，入党后对他的农民思想不仅没有加以彻底改造，反而接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而不是所谓“生活过好了”。 + +　　二、报纸在讨论中，有党内党外不分、政策界限不清的现象。报纸还不善于把党对党员的要求和对群众的要求，不允许党员有剥削行为与目前社会政策上允许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区别开来，因而报纸有时把党对党员的要求，用来要求群众；把只在党内有效，党员必须遵守的规定，说成在社会上有效，群众也必须遵守的规定。比如延安报去年12月16日发表的延安地委关于“在延安报上开展共产党员要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带头走社会主义道路讨论会”的指示中，提出要坚决地向一切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把党对党员的要求和党对农民群众的要求混淆起来，不适当地扩大了报纸这次批判的范围。在报纸上笼统地提出对农民的自发势力作“斗争”，并要求农村党员向周围农民群众的自发势力做斗争，不但容易造成报纸讨论中的混乱，且易助长农村党员和农村干部工作中的强迫命令作风。 + +　　同样道理，延安报在“加强对农村共产党员的政治思想教育，清除一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社论中，把农村党员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行为看作是“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纪律和国家法令”，也是不妥当的。党员买地、雇工进行剥削等是党的纪律所不允许的，但在目前还不能就说是违犯了国家法令。当然，报纸在注意区别党对党员和群众的要求的同时，还要防止另一偏向：即认为农村党员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是不对的；农民群众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就是值得赞扬的。而应该既要指出农村党员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是党纪所不允许的；也要指出农民群众雇工、买地进行剥削等是不好的，主要是教育他们积极参加互助合作，努力发展生产，走大家共同富裕的道路。 + +　　根据目前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和党对农村党员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要求，经常不断地加强对农村党员的教育，批判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是报纸宣传的一项重大任务。因此，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应在这次讨论的基础上，继续加强对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和批判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和剥削行为，采取适当措施，纠正讨论中的缺点和问题，改进报纸关于党的生活和党的领导作用的宣传。其他已经开展这一讨论的（如汉中报、大众报、安康报），和尚未开始这一讨论的报纸，都应当吸取陕西农民报和延安报这次讨论的经验和教训，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切实结合当前党在农村的中心工作和农村党员的思想情况，选择适当的典型，开辟专栏，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下，有准备、有计划地开展加强对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教育和批判农村党员中的资本主义思想的讨论。将农村党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一步，推动以互助合作为中心的农业增产运动的胜利前进。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 10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0.txt b/CCRD/3/6/7/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7758e9164121831b5756aec2d85c5873e92f64 --- /dev/null +++ b/CCRD/3/6/7/000030.txt @@ -0,0 +1,7 @@ +# 宿县专区春荒继续发展已影响春耕生产 + +　　【安徽分社一日讯】安徽省遭受水灾的宿县专区春荒又继续发展。全专区灾区的断炊面由三月初的百分之二十五点六上升到目前的百分之五十；非灾区断炊面最高的达百分之十五，一般的达百分之五到十。中共宿县地委负责同志说，春荒的急剧发展，使目前的工作以春耕生产为中心转不上去。春荒的发展，对农民的生产情绪影响很大。泗县泗河乡农民王玉夫说：“人没有饭吃，牛没有草喂，怎能耕种呢？”该乡有些干部因为没有粮吃，只为自己的生活打算，放松对生产的领导。不少地区农民已外出逃荒。仅萧县逃荒的农民已有一万一千七百多人。每天流浪在津浦铁路沿线的蚌埠市、宿城市和符离集的灾民约有五百多人。在外逃的农民中，有不少是青壮年。目前农民吃麦苗的现象非常普遍，有些地区吃麦苗的农户达到百分之七十。据农民反映：吃一次麦苗要减产一、二成，吃两次，收成要打对折。 + +　　目前，全专区缺乏牛草约近二千万斤，因缺乏草料耕牛死亡和卖出的很多，自去年发生水灾到目前为止，冻死、病死、饿死和被农民出卖的耕牛共达五万多头。耕牛缺乏将影响春耕生产的开展。(龚浩、汪伟民) + +　　来源：1955年4月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1.txt b/CCRD/3/6/7/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993b259081e9437f2cf0294e6b5332e608356e --- /dev/null +++ b/CCRD/3/6/7/000031.txt @@ -0,0 +1,27 @@ +# 辽宁省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和意见 + +　　<辽宁省委宣传部文艺处> + +　　辽宁省文艺界继开展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以后，目前已开始对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省文联于2月上旬已开始组织内部人员学习有关批判胡风思想的文章。2月下旬，作家协会沈阳分会和省文联联合召开了省及省辖市文艺工作者会议，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文艺思想。 + +　　会上反映，自全国展开对胡风的错误文艺思想的批判后，本省文艺干部大部分都很重视，但目前仍有不少人对这一思想斗争的重要意义缺乏认识。如有的只从表面现象看，认为以往长时期内胡风思想未能在东北散布，没有什么影响，因而认为开展这一斗争可有可无，有的认为自己未受胡风思想影响，或将创作生活与当前思想斗争对立起来，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还有些人直接间接受胡风思想影响的，则表现同情胡风甚至为胡风抱不平，认为胡风替我们培养了大批“新生力量”，我们不该从各方面“打倒”他。 + +　　多数青年文艺工作者虽然热情很高，愿积极参加斗争，但限于水平，普遍认为“胡风理论高，有一套，我们批判不了”。有的看了胡风向中央政治局提的建议和林默涵、何其芳等同志的批判文章，认为二方面讲得都有道理，分不出孰是孰非。 + +　　会上大家批判了不重视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认识，指出了胡风思想有其广泛的社会基础。不少文艺工作者虽未直接受胡风思想影响，但还存在不少与胡风相类似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必须通过这一斗争加以批判。如普遍轻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认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解决创作问题，有的甚至向领导提出要求“一年给一、二个月专学政治，学完就算了”；也有不少人否认思想改造的重要，认为“只要有技巧，不管品质好坏都能创作出好作品”，并以孔厥为根据。有的演员说：“我不是党员，还不照样演党委书记，这有什么稀奇”。有些创作干部否认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中迫切题材的意义，认为“契可夫写的尽是小事，仍不失为伟大作品”；至于轻视民族遗产，民间艺术则更为普遍。 + +　　针对本省文艺界的情况，中共辽宁省委对在文艺界开展批判胡风思想作了指示。指示中首先指出批判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重要意义，认为这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思想斗争，同时也是文艺界每个成员更具体、更深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创作水平的重要机会；并分析了目前文艺队伍中存在的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指出在本地区开展这一思想斗争的必要，要求各级党委和文艺团体中党的组织重视这一工作。 + +　　其次，规定批评胡风思想首先在10个省辖市的文艺界及中学、大专学校语文教师中开展。各县暂不开展，将来考虑采取分别召开各县文艺干部会议，中小学教师代表会议等，通过演讲进行教育。根据文艺干部不同情况划分为三类，分别提出不同要求： + +　　第一类：作家、文艺团体领导干部及其他水平较高的文艺干部、大专学校语文教师等，要求他们进行较系统的学习文件（可结合学习全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主要文件）和深入地进行讨论和批判，端正文艺思想，划清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思想界限。并要求他们在斗争中起骨干作用，积极辅导广大文艺干部的学习，作演讲、写文章。 + +　　第二类：一般文艺工作者、中学语文教师及文化机关的一般干部，要求普遍组织学习，以听演讲为主，结合阅读一定文件，适当组织讨论和批判，使能认识胡风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实质，初步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 + +　　第三类：艺术学校学员及缺乏阅读能力的演员和业余文艺工作者，主要是组织他们听演讲，适当地组织漫谈，使能在文艺思想上初步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什么是资产阶级唯心论。 + +　　为保证正常开展这一思想斗争，省委责成省文联以党组为核心建立辽宁省文艺界批判胡风思想工作组，具体掌握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经常工作；并责成省文联党组在沈阳市及省直机关组织有讲演能力的作家、文艺工作领导干部组成报告员小组。此外，并初步拟定了讲演题目，规定省市报刊应配合批判胡风思想，有计划地发表文章，报道动态。 + +　　最后，指示并指出开展这一思想斗争应注意掌握的几点：（1）对与胡风某些观点相同或与胡风有来往的人，不要乱扣胡风派的帽子。应本着团结大多数的方针，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2）防止停留在很多具体问题的讨论下，必须紧紧掌握住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这一武器，来分析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以从根本上提高文艺干部思想水平和创作水平；（3）坚持教育和说理的方针，认真组织学习，提高认识，搞通思想，决不能以粗暴态度及行政命令方式，将这一思想斗争搞成突击运动，普遍检查“过关”。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 10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2.txt b/CCRD/3/6/7/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917234bd0aefa7fed2330ea3387b8f8549bb4b --- /dev/null +++ b/CCRD/3/6/7/000032.txt @@ -0,0 +1,9 @@ +# 安徽省断炊户增加 + +　　【安徽分社十一日讯】二月底以来，安徽省断炊户增加。阜阳、阜南、蒙城、涡阳等特重灾区，断炊户平均占百分之八十七点八，重灾地区平均占百分之七十二点一，轻灾地区平均占百分之三十四点七。阜阳、涡阳两县的非灾地区，断炊户在百分之四十。安庆专区的寿县、霍邱、舒城、肥西、六安等五个县断炊的有三十四万三千七百二十七人，占灾区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一四。滁县专区的炳辉县二月下旬的断炊户是百分之二十三，现在已扩大到百分之五十。望江县有的农民把稻种当口粮吃；还有的农民吃麦苗、油菜。蒙城县农民王学染全家三口人，因未获救济，全部外逃。五河县沱西区和望江县鸭滩区共发生六起卖小孩事件。阜阳县胡集乡有一个姓屠的焊匠，把大小女儿都卖了。另据阜阳、安庆专区的统计，二月份共发生自杀事件十七起（死四人）。 + +　　灾情扩大的原因：一、自二月底以来，全省各地阴雨连绵，有的地区还下过雪，农民不能开展副业生产；二、缺乏副业生产的原料，凤台县古沟区的四百二十户编竹器的居民，因没有原料，生产几乎停顿；三、群众底子越来越空，有些灾民领到救济金以后，就还了债；四、天气冷，群众储存的山芋被冻坏。阜阳专区冻坏的山芋有四百九十七万多斤。 + +　　安徽省党政领导机关采取了如下救灾措施：一、已将三月份的救济粮款一千二百零六万元全部发放到各县；二、安徽省组织的四千个领导开展春耕生产的干部，到达农村以后，将结合春耕生产开展救灾工作。（汪伟民）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4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3.txt b/CCRD/3/6/7/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09ee1ea905ed31213c26f0d8416bd5e5f75ccf --- /dev/null +++ b/CCRD/3/6/7/000033.txt @@ -0,0 +1,11 @@ +# 湖北省春荒日趋严重农村秩序不安定 + +　　【湖北分社十一日讯】湖北省农村的春荒情况近来仍在不断发展、扩大，农村秩序不安定，人心惶惶不安。中共湖北省委於四月五日向各地委、县委发出“大力战胜春荒的紧急指示”，又於七日上午召开的农村工作例会上对目前春荒的严重情况作了分析研完。 + +　　湖北农村今年春荒的特点是春荒来得早，时间长，地区广，灾情的严重为解放几年来所未有。平原地区的缺粮断炊户一般在百分之五左右，严重者达到百分之十到十五左右；大山地区一般达百分之三十左右，严重者达百分之四十左右；水灾地区的救济面有的已达百分之六十、甚至百分之七十左右。 + +　　目前在灾情严重的地区，农民出卖耕牛、农具、傢具、房屋、土地、讨饭、卖孩子、吃种籽、吃野草等现象相当普遍，甚至有少数吃枇杷根、观音土。到目前止，据不完全统计，全省因春荒自杀的二十人(其中九人获救，死十一人)，恩施专区饿死十六人。四月一日，松滋县有三百多人逃荒到宜昌专区的枝江，四月四日晚，从河南省唐县等地逃荒过来七、八十人，挤在枣阳县新寺街。恩施专区建始县有三百多人拥到恩施县红土镇，把镇上可吃的东西都抢买一空。恩施山区农民成群跑到县城里吵供应，有些人竟闯进县政府的院子里挖芭蕉根，他们说：“没有吃的，挖来充饥。” + +　　在这种严重的春荒情况下，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不法分子乘机活动，骚乱农村秩序。据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近来各地出现虚报匪情事件遍及五个专区四十四个县。闹的人心惶惶，群众白天不敢下田，夜晚集体睡觉，甚至小村的人搬往大村住，山上搬到山下住。四月三日，枣阳新阳寺区邢川乡一个互助组的烧炭组白天被抢劫，棉被、斧头、镰刀、粮米、木炭都被抢走。房县各区普遍闹“龙王小姐”、“赵四爷坟”、“娘娘岩”，“树小姐”等迷信活动，群众纷纷前往求取神水治病。(曲一凡) + +　　来源：1955年4月1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4.txt b/CCRD/3/6/7/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84e7dda12240f3240e8a2daff3d937a6c1b4d8 --- /dev/null +++ b/CCRD/3/6/7/000034.txt @@ -0,0 +1,15 @@ +# 山西平顺县山区缺粮农民纷纷外迁 + +　　【山西分社十五日讯】山西省平顺县最贫瘠的山区为六、七区的甘化、石门口、东沟等二十一个乡，一万四千六百多口人。这里地处太行山巅，石多地少。过去所依赖的贩运粮食、牲畜、熟食和旅店等营业现已取消，当前生活很困难。三千一百多户中几乎户户吃糠。许多户吃的糠圪瘩和炒面中粮食很少。去冬雪大，气候寒冷，烧了箱柜和坑沿木或砍了果树烤火的很普遍。移民搬家的已有六百多户，到乡政府开迁移证的络绎不绝。迁移户除部分因迫於饥寒外，其余都对山地建设缺乏信心。他们普遍地说：平地劳动轻，生活高，供应多，用机器耕地早。山地苦头重，出门上山挑担，生活低，供应少，困难克服不了，社会主义工业化无期限。 + +　　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除客观困难外，主要是工作上的缺点所造成的。 + +　　(一)在公粮负担方面：一九五三年收成较好，二十一个乡仅交公粮八万六千二百九十四斤。一九五四年受灾，公粮反加征到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九十斤。比一九五三年增加百分之七十一点八。而且山货果树也征收小米，不要代金。农民很不满意。 + +　　(二)在粮食统购方面：去年二十一个乡共卖余粮二十七万二千七百斤，余粮户一千二百零六户。现在发现有不少户卖了口粮。已给六百二十五户退回九万六千六百五十一斤，占统购余粮数的百分之三十五。但农民要求退的还很多。杏城一在北京工作的干部支持本村农民向中央上告。有的农民说：宁愿到城里卖烧土，不愿在这里当余粮户，给咱留的口粮还没有牛马料多。 + +　　(三)在收购土产、山货方面：现在这里有三百八十五头老牛和老驴，一千四百九十八只老羊和五十多匹小驴驹需要出卖。但各级供销社均因牲畜弱小不合出口规格，既不收购外销，也不组织内销，当地更没人要。这些牲畜因缺少草料，有不少牲畜已饿瘦和倒毙。 + +　　(四)县、区领导深入山区不够。只重视先进的典型村，忽视落后山区，干部长时期不上山，有任务转一趟就走，很少帮助山区人民解决具体问题。(冯健伟根据平顺县委会材料编) + +　　来源：1955年4月2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5.txt b/CCRD/3/6/7/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2166d5d1d0f74c06b3a0ee47c94275b2379665 --- /dev/null +++ b/CCRD/3/6/7/000035.txt @@ -0,0 +1,29 @@ +# 云南省红河区春荒情况和救济中存在的问题 + +　　<黄昌禄> + +　　【云南分社十五日讯】入春以来，红河哈尼族自治区各地普遍发生春荒，灾情并日趋严重。据几个乡的重点调查：过去普遍种植大烟而去年未种的元阳县勐弄乡大山新寨一百零三户中有九十七户缺口粮，目前无吃的四十二户。过去常年遭灾的红河县浪堤乡王家寨与马龙共五百七十四户，缺粮的即达三百六十七户，目前因生活困难而讨饭的已有三十一户。群众生活较好的元阳县勐弄乡勐品寨，目前缺粮户占全寨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三强。金平县黄家寨是去年山区生产改造的重点乡，金乡也有百分之三十的缺粮户。 + +　　因缺口粮，各地农民纷纷出外砍柴或卖工，有的到山里挖野菜吃。元阳县第二区已发生卖儿女的事情。春荒问题已经成为目前春耕生产工作中的一个严重障碍。 + +　　造成今年春荒严重的原因： + +　　第一，灾荒在红河区是历史性的问题，由於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土司的双重压榨剥削，各族人民生活异常贫困。虽然经过解放后几年来生产的恢复，去年全区粮食丰收，但长期遗留下来的贫困状况尚不能根本改变。元阳县团结乡群众说：国民党时吃草根树皮，现在至少可以吃几个月米饭。这说明今年春荒比过去是减轻了，但还没有根本解决，并且仍然是严重的。 + +　　第二，红河区过去大量种植大烟，去年在自治区人民政府大力动员号召下，百分之八十的烟地没有种大烟了，但许多地方并未很好领导群众改种粮食；种下小春作物也因护理不好，部分地区收成很差。 + +　　第三，红河区去年普遍进行了“自发”减租，有的地方不分阶层一律减租，使有些小土地出租者因减租而影响生活。 + +　　第四，红河区去年秋征收购数字比一九五三年增加了一倍，但许多地方由於干部盲目积极性的支持，结果还大大超额。造成余粮不多，互通有无困难。 + +　　各地春荒发生后，已引起红河边工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重视，全区拨发了救济款八万一千五百三十元，并指示各地组织群众生产自救，互相借贷及用以工代赈等办法渡过春荒。但据目前情况看，在生产渡荒工作上还存在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 +　　第一，有些地方渡荒工作还未有领导有组织开展起来。元阳县勐弄乡多萨寨渡荒形成自流，农民普遍出去卖工，作生意，生产情绪低落，该寨今年订出生产计划保证水田要三犁三耙，但到三月下旬，大部分还只一犁一耙，有的犁了未耙，未能把渡荒与生产结合起来。红河县第二区和浪堤等地干部对缺粮户具体情况掌握不住，救济款平均发放。甚至还发生积压救济款现象。 + +　　第二，许多地方在渡荒中对上层工作注意不够，因而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想对上层挤一挤、压一压，“藉此机会削弱一下上层的力量”。元阳县勐弄乡洞浦寨把解决缺粮问题都寄托在上层人士马登云的身上，上层人士又害怕群众借了还不起。团结乡余粮户反映：“上了公粮要卖余粮，卖了余粮还要帮助群众。”生产情绪不高，想分散田地。另一种情况是对上层人士活动放任不管，元阳县团结乡有的上层人士把余粮拿出一部分来分给群众，叫做“救济”、“捐献”，藉此收买群众。该乡上层人士李永安去年拿了几石谷子出来“救济”，大家都说他好，今年建乡时要选他作乡长。对於上层人士这些活动，没有及时进行教育和处理。 + +　　第三，财经工作不能有效地为生产和渡荒服务。银行贷款迟迟不发下来，各地要求贷款十分迫切，银行贷款到三月底还大部分未贷出去。粮食供应工作作得不好，供应点设得太少。元阳大山联防农民要到四十多里外的地方去买粮，还只能买一天的粮，因此缺粮户每天要有一个人专门去买粮，影响生产很大。金平和江河两县也发生这种情况，群众反映：“有钱也买不到粮”，这情况到最近才有改变。 + +　　同时阶级敌人趁春荒严重，群众情绪不安的时机加紧进行破坏活动。最近各地谣言四起，金平猛丁谣言说：“政府收购了余粮，现在要饿死人了。”“国家是过渡时期，群众是饿肚时期。”敌人公开或隐蔽的破坏活动也很猖狂。今年先后发生抢劫案十起，伤五人，凶杀仇杀案九起，死五人，伤八人。元阳县发生坏分子煽动三十多人集体向政府请愿，请发救济款。窜逃到边界的匪首普学文写信到哈马诱骗群众外逃。全区在第一季中共发生火灾十五次，损失民房一六七间，粮食四万多升，其中已查明有五起是敌特纵火。 + +　　来源：1955年4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6.txt b/CCRD/3/6/7/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61e232f0a172c0847bc88c3a8cee3ec142b68a --- /dev/null +++ b/CCRD/3/6/7/000036.txt @@ -0,0 +1,13 @@ +# 河北省通县有不少农民要求政府供应粮食 + +　　【本刊讯】最近河北省通县有些村庄每天有不少农民到乡政府和区公所要求供应粮食，有的农民还到县里或给县里写信要求供应粮食。 + +　　九区长店乡有九十多个农民，到乡政府要求供应粮食。一区郝家府已连续解决了三次粮食问题，全村由原供应一万一千一百斤粮食增到三万零四百八十三斤，现在仍有人叫喊没有粮食吃，要求供应。并发现有十户到通州市买馒头吃。 + +　　一区古城乡每天都有农民找乡干部要求供应粮食，有的户一天就往乡里去三次。古城村有不少农民因为三番五次到乡里要求买粮食，乡干部不能解决，便埋怨乡干部在统购时把口粮给购去了，现在看着人们挨饿不管。有些乡干部也埋怨区干部不给解决问题。一区焦王庄每天有八十多人找乡干部要粮食，乡干部不能解决，军属高旺就把乡支部委员贾殿明打了一顿，乡支部副书记李长珍也被一个中农打了一顿。这村李荣福还鼓动七十多人准备到北京去请愿。 + +　　因很多农民每天找乡干部要粮食，乡干部感到麻烦，认为粮食工作很困难，不好做，有的灰心丧气，产生了“退休”思想，有的乡干部整天藏藏躲躲，不敢和农民见面。还有的乡干部为了清静，便不坚持制度，农民到乡里要求供应粮食，就给他们往区里介绍，结果造成有的不应供应的也供应了。另外有些农业社的干部，也经常到区、乡要求供应牲口饲料。 + +　　农民要求供应粮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部分农民确实是没有粮食吃，才到乡、区要求供应粮食。另一种情况是，有一部分农民自己本来不缺粮食，也叫喊困难，跑到区、乡要求供应粮食。这部分人要粮食的原因：有的是看见别人要求粮食，自己“随大流”也要粮食；有的是因为自己有余粮怕别人借，就故意装穷叫喊没有粮食吃；有的是怕今年闹水灾，打算现在买点粮食存起来备荒；也有的是受地主、富农煽动而要求粮食供应的。（摘自河北日报四月七日“参考资料”）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4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7.txt b/CCRD/3/6/7/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4495c6adfcb2ecc674db5f43703d53c331baf3 --- /dev/null +++ b/CCRD/3/6/7/000037.txt @@ -0,0 +1,7 @@ +# 江苏省去年宰杀耕牛有十万多头 + +　　【江苏分社九日讯】江苏省近降大雪，各地都发生耕牛死亡现象，据不完全统计，灾区耕牛死掉和卖掉的有六千五百多头。全省到去年十二月底止报了屠宰税杀死的耕牛已有十万多头，其中经畜牧兽医部门检验过的只五万多头。按照每年淘汰百分之五的规律，从秋后到春耕前，江苏省耕牛一般应宰十万头左右；而今年距春耕还有几个月就已达到这个数字。 + +　　发生死牛、卖牛、杀牛主要原因是草料不足。吴江县长坂乡二百零七头牛缺草二十万斤。其次是干部忙於统购统销，没有领导农民做好耕牛安全过冬的准备工作。句容县沧头乡全乡共有耕牛一百四十头，雪前冻死饿死的耕牛有七头，雪后到现在又死了十二头。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镇江专署畜牧兽医工作队曾派员在该乡检查保畜情况，发现牛房倒塌，上漏下湿，四面透风，保暖设备很差。严重的问题是单干户尚能自己尽量想办法，而入社的耕牛，大家推给社里，无人关心，有的把牛扣在学校、祠堂里，死活不管。(魏文华) + +　　来源：1955年1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8.txt b/CCRD/3/6/7/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0b2fa3cdd38f46a6dfde386f6a7e7a927f69ea --- /dev/null +++ b/CCRD/3/6/7/000038.txt @@ -0,0 +1,7 @@ +# 广西省耕牛死亡和宰杀情况仍继续发生 + +　　【广西分社二十日讯】广西省耕牛死亡和宰杀情况仍继续发生。浦北县在一星期内死亡二百三十头，容县专区很多农村里，差不多每天都能买到新鲜牛肉。截止目前，全省估计已死亡和宰杀的耕牛约有五万头左右。 + +　　据各地调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耕牛普遍比去年瘦弱，耕作能力急剧下降，耕牛死亡比个体农民的牛死亡的还多。来宾县有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次雨后曾出动十六头耕牛翻田地，当天死了三头，有四头躺在田里站不起来。很多农民说：“去年，那块禾苗好，不用问都是社里的，现在那条耕牛瘦，不用问就知道是农业社里的”。有些称农业社的耕牛像“神牛”“四不相”，走起路来摇摇晃晃；背上长了角（翘起的骨头）。许多地方耕牛瘦了就卖，卖了就杀，很不在乎。（郭纯青采编）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4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39.txt b/CCRD/3/6/7/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dd95df723b84f3f319e7a773916650a04ed584 --- /dev/null +++ b/CCRD/3/6/7/000039.txt @@ -0,0 +1,7 @@ +# 湖南省有不少地区农民逃荒、自杀和卖儿女 + +　　【湖南分社二十日讯】湖南省有不少地区农民逃荒、自杀和卖儿女。据湘南的新田、嘉禾、桂阳三县半月前统计：逃荒的有八百三十六户(二一五四人)；出卖小孩的八户；送儿女的一百七十户；卖房屋傢具的三百八十多户；卖耕牛的一百五十户。据另一材料反映，仅桂阳县在三月下旬便发生卖儿女、送儿女的七十多起，嘉禾县发现卖、送小孩的七十八起。洞庭湖滨去年大水地区的农民亦陆续有出外逃荒的。据汉寿县八、九两区统计共有八百多人逃往外县。湘阴县九个区统计，出外逃荒讨米的有五百二十人。据中共湖南省委生产办公室材料：农民由於生活困难而自杀的，到四月十三日止，全省共有二十一起。 + +　　目前，不少县已注意到这一情况并采取措施。如浏阳县通过家属写信动员出外逃荒的灾民回家生产。宁远、嘉禾、新田等县均分别派干部出去动员逃荒的农民回乡。(罗重璋据各地委内部刊物编写) + +　　来源：1955年4月2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0.txt b/CCRD/3/6/7/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64fbda083ad37556dfaadf5b524dc2d9d8e5f --- /dev/null +++ b/CCRD/3/6/7/000040.txt @@ -0,0 +1,13 @@ +# 上海市部分党员干部中贪污腐化情况 + +　　【上海分社二十二日讯】最近，中共上海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曾向市委分别作了部分党员中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情况和贪污情况两个检查报告，报告中所反映的情况是严重的。仅去年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受理的案件中，党员因乱搞男女关系、嫖妓宿娼和由腐化堕落而杀害人命等违犯国法的就有一百三十六人，其中处长级干部九人，科长级三十九人，一般党员干部八十八人。前检察院第三科科长刘浩杰，四年来连续嫖暗娼、玩舞女，烟毒犯，最后竟堕落成为盗窃机关和同志们财物的罪犯。团市委青工科科长盛金根(已婚)和一个反革命分子的女儿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并向保卫部门替该女人的父亲作辩护，对组织上的教育置之不理，最后决心脱离革命，企图同这女的一起潜逃。中国纺织机械一厂厂长谢墨军，为了达到同另一女的结婚目的，竟不择手段用“山奈”毒死已有四个孩子的妻子(该犯已被判极刑尚未执行)。北四川路区公安分局祥德路派出所第二副所长席凤先奸淫十三岁幼女多次，影响极坏。 + +　　“三反”后到目前为止，据不完全统计，党员中发生的贪污案件共一百五十件，内有集体贪污案四件，严重犯者二十八人，贪污金额达三万五千五百二十六元。 + +　　绝大多数贪污分子是由於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追求享受，嫖妓宿娼，因而走上了贪污盗窃的道路。私营大成橡胶厂党支部代理支书顾承德，丧失立场接受该厂资本家贿赂三千余元，通过对顾承德案件的揭发，证实资本家因而偷工减料盗窃国家财产约值九万元。中国专卖公司上海分公司办事员夏剑锋，去年三月到杭州组织货源时，模仿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坐轿游山，挥霍浪费挪用公款三百五十元。 + +　　从案件发生的单位和贪污分子贪污的方法来看，也反映“三反”后许多单位制度仍不健全、不严格，存在一定程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工厂、企业部门。上海耐火材料厂工会主席、厂党委委员崔朝宗，自一九五二年底起即利用职权由挪用而到侵吞工会福利基金及职工互助储金达一千零九十五元，长期没有被发现。上海市税务印刷厂保卫科长倪修仁，在废税票销毁工作中，还乘隙偷窃了税票一百五十三元。中国百货公司上海分公司人事科隋玉凤，谎称丈夫系包干制，申请保育费、媬姆费，在二十五个月内，共冒领一千余元。 + +　　此外，各级党委对贪污案件的处理，大部分都根据“三反”后处理从严的原则作了严肃的处理。但也有少数支部和党委处理不妥当，个别的甚至同情贪污分子，采取姑息态度。崇信纱厂工资科副科长黄照生贪污了五百余元，支部认为他的贪污是由於家庭困难所造成的，拟不让群众知道，并设法帮他把款子还上，给他轻微的处分，后来因群众意见很多，才被迫“公开处理”，加重其党内处分。(任编自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 + +　　来源：1955年4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1.txt b/CCRD/3/6/7/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61fd72980ef53e9dd1068e2a4a3676746677e0 --- /dev/null +++ b/CCRD/3/6/7/000041.txt @@ -0,0 +1,61 @@ +# 中共庆阳地委转发庆阳县董志区在去年夏购中发生严重强迫命令行为的报告 + +　　中国共产党庆阳地方委员会 + +　　总号 第五三号 秘 字第 四○号 + +　　主送机关　省委，加发庆阳县委 + +　　抄送机关　专署党组、纪委、王、秘书处、存档。 + +　　本件 四 页 共印 七 份 中共庆阳地委秘书处 + +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印发 + +　　（省委、加发庆阳县委：） + +　　兹将省工作团了解庆阳县董志区在去年夏购中发生严重强迫命令行为的报告转呈省委鉴核，并转发庆阳县委，望在进一步进行处理及教育干部时研究执行。 + +　　 中共庆阳地委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 +　　（附：） + +## 省工作团报告于后 + +　　（地委并报省委：） + +　　庆阳县董志区去年夏粮收购工作中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破坏党的粮食统购政策的行为。地委已派人进行了检查，并研究了处理意见发各县（三月十日报省委）。为了进一步吸取这一事件的教训并深入在群众中的纠正工作，兹将我们在区上的了解和亲赴问题突出的第三乡所获得的若干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 +　　董志区五四年夏购任务为二百九十五万八千余斤，最后入仓二百九十六万五千多斤，完成了任务，我们取得了粮食。但在工作中发生了普遍严重的搜查粮食、威吓、捆绑、打骂群众的违法乱纪现象。计全区共搜查三二三户，占统购户百分之八点七，搜粮二十二万七千余斤，二、三乡两乡被搜者均在百户以上，其余各乡少则五至七户，多则数十户。三乡最突出：共搜了一五三户占统购户百分之三十三弱，其中有三十六户搜查二至五次，十村统购四十四户家家搜遍，全乡十四户已完成任务亦被搜。参加搜粮者以区委组织科长芮瑞清、乡长米志中、复员军人赵怀玉为首和乡政府委员、村代表主任、党、团员等共一五四人，他们搜到了群众的牛房马厩、粪堆、野外沟洞、箱柜和坑洞。购粮中全区共捆、打群众十三人，因威吓搜逼而啼哭的有十八人，逃跑了十六人。三乡乡长米志中（共产党员）亲自捆打群众八人，并且极端荒谬的说“绳头底下有粮食”。特别在无理捆打六村群众曲升（本人粮已送清，因别人少缴搜粮，他未报告）和四村妇女王碎梅之后，群众更为气愤不满。我们到三乡时群众提出质问“话是空的，字是实的，为啥不按政务院布告办事”。有些人伤心掉泪，他们说“粮搜的太扎了，糜子不黄就割的吃开了”。有的人则产生了松劲思想，他们说：“还是入合作社好，打多打少公家都知道，反正政府不让饿死一个人，他们总给吃啄”。很多农民反映，去年冬天粪土积攒的不如往年，该回槎的麦田许多沒有补。形成这种严重现象的原因： + +　　（1）干部政策觉悟水平低，他们不了解政策的严肃性，缺乏正确的工作方法。 + +　　（2）计购方法不妥当。董志区没有执行县粮食收购委员会的指示，迅速把以征代购的办法改为按余粮以统购比例结合民主评议办法计购。而仍然采取了以征代购结合民主评议的办法，在执行中民主评议流于形式，形成单纯的根据任务以征代购。因征粮是根据土地、常产累进计征，而购粮是根据实产扣除公粮、留量，购买余粮，因此，负担公粮的农户有些并没有余粮，而有余粮的农户不一定都符合以征代购比例。结果畸轻畸重现象发生，有些户之间悬殊很大，中途虽进行了一些调整，但工作不深入，没有解决问题。 + +　　（3）任务偏高且硬性完成。五四年全区夏田共八四七○九亩，以每亩平均实产一五○斤计共产粮一二，七○六，三五○斤，在扣除夏征公粮、五三年尾欠公粮和籽种、口粮外，余三，五八五，一六八斤，以百分之八十计购为二，八六八，一三四斤，而购粮任务分配二，九五八，九四一斤是偏高的，在执行中各乡又有加派，如三乡即超派三七○○七斤。与此同时且征收了土地证照费一九○，五九七斤，超征夏公粮一八四，八九四斤。以致虽在夏收之后不久，农村的粮食情况呈现紧张。 + +　　（4）县委付书记黄润同志帮助董志区购粮工作，因为自己政策观点模糊，主张“突击”，并亲自逼捆群众，当然不能及时向县委反映情况，进行纠正，以至问题发展到普遍严重的地步。 + +　　董志区去年夏购工作中发生的严重混乱现象，从干部思想上讲，它说明了： + +　　（一）政策观点薄弱，有些同志对粮食紧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不足，只有“粮食生产增长一分，粮食紧张的情况就可以缓和一分”的道理领会不深，对“既取得粮食又取得农民”的精神领会不深，他们行动的许多地方违犯了这些原则。在工作中积极的取得粮食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但脱离实际，脱离政策的加派任务；将任务和政策对立起来，将草地、油籽地也计购余粮；对超支公粮，计购前出卖给国家的粮不折抵购粮；进行搜粮；只要“有粮”——不管口粮或余粮就要卖粮等做法则是错误的。这当然引起农民认为“要粮无底”，影响他们生产粮食的积极性，对增产粮食是极其不利的。 + +　　（二）它还说明了我们有些同志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观点模糊，他们对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复杂性、艰巨性认识不足，没有看到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反映了农民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一致性的觉悟过程，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达到农民自觉自愿的目的，错误的采取不讲道理或只讲大道理不看实际具体情况；少数人决定问题；粗暴蛮横的工作态度；讽刺、谩骂；乱戴帽子（思想落后，政治问题，小台湾，是场血战）；甚至捆、打、搜，自然严重的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造成党和农民之间的裂痕。 + +　　为了端正政策，改善党和群众的关系，必须于“三定”宣传的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对去年夏购工作中发生的问题进行党内和群众中的检查和总结，以纠正偏差，改正错误，发挥“三定”政策的巨大推动作用，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我们意见： + +　　1、结合春耕生产由区到乡，由党内到党外，对去年夏购工作进行检查和总结，根据政策，肯定成绩，检讨错误，划清是非界限，吸收经验教训。在党内取得一致的基础上，然后向群众进行公开公布和检讨，以消除不满，密切党与群众的关系，对干部和党员的处理应本教育为主的方针，错误严重、群众十分不满者予以法纪制裁。 + +　　2、五四年夏、秋购工作应迅速结束，通过群众对欠粮户分别情况进行处理：确无余粮者，不论尾欠大小一律豁免；尚有余粮者根据原定任务及余粮情况分别动员入仓或减、免。以使此一工作在即结束下来；对因搜粮或卖粮过重而伤损口粮者，根据本人意见和需要，发证进行供应，同时对各乡粮食供应工作应进行检查整顿，把群众情绪安定下来。 + +　　3、在此基础上，反复对“三定”工作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认真普遍的宣传和讨论，做到家喻户晓，解除顾虑。并且运用农业社、互助组的修订生产计划、整顿劳动组织，积极下地生产的行动通过互助合作网把单干农民带动起来，积极投入春耕生产。 + +　　4、目前正值春耕生产时期，这一工作进行务须迅速、简短，防止影响生产。 + +　　以上妥否，请核定，并转告庆阳县委。 + +　　 庆阳工作团四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2.txt b/CCRD/3/6/7/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4294996bb630490029b62d357140195ac13ba5 --- /dev/null +++ b/CCRD/3/6/7/000042.txt @@ -0,0 +1,9 @@ +# 德州等专区粮食统销情况紧张 + +　　【山东分社四月二十九日讯】山东省德州、济宁等专区农村粮食统销情况相当紧张。 + +　　德州专区乐陵县有六十个村，德平、长津、恩县共有二十六乡，每天都有许多群众向区、乡、村和驻村干部要求供应粮食。齐河县有三千三百户农民要求发购粮证。同时，抢购和贩卖面食的情况也很严重。齐河县二郎庙有一次集上不足五、六百人，上市面食两千斤，不到中午即被抢购完。有的农民一人买了四十斤馒头；有三户大车店籍机套购七百斤馒头，高价出售，从中取利。武城县已查获四十多个馒头贩子向华北贩运馒头。因买不到馒头而斗殴的现象也不少。 + +　　济宁专区嘉祥、鱼台等县，最近有的农民因没有领到购粮证而自杀的共有十四起，其中已死一人。鱼台县六区谷亭镇农民在夜里带着被子等着挨号买豆饼，有一天夜里曾有四百二十多人排队。驻薛城的归国某军一个排正在吃着饭被外来灾民一拥而上抢走了。嘉祥县六区梁海、王桥两乡群众也在酝酿抢粮。有的区、乡干部甚至怕见群众的面，不少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影响生产很大。最近这个专区有些机关人员家属增加的很多，他们有的公开说：咱们是来吃饱饭的，等麦收后再回家。徽山县县级机关共有六百多人，近来忽然增加七百多名。在这些人中，有的是青壮年，他们不肯回家生产。（摘自大众日报情况通报）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5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3.txt b/CCRD/3/6/7/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d74c37d08fc95d2175344a25e150c4a05bf4f --- /dev/null +++ b/CCRD/3/6/7/000043.txt @@ -0,0 +1,13 @@ +# 广西省粮食统销补课中的两种偏向 + +　　【广西分社四月二十九日讯】广西省粮食统销补课中，有两种错误偏向：一种是“有求必应”，一种是“置之不理。”很多区、乡基层干部把统销补课只简单看成是增加指标和压缩指标的问题。 + +　　以“有求必应”为主导思想的地区，干部认为过去统购多了，所以下乡后盲目发购粮证，放手供应。因此，越补课缺粮户越多，统销面越大。桂平县在补课中，缺粮户由百分之七十增加到百分之九十三，到四月中旬，桂西僮族自治区宾阳等十五个直属县粮食销售量已超过指标两千二百四十二万斤，全省日销粮由九百九十一万斤增加到一千零二十七万斤，有三十一个县计划供应的粮食已全部卖光，大苗山，天峨等少数县粮仓已空，全省剩下的粮食只有一亿两千多万斤。 + +　　“置之不理”主要有这几种表现；一种是以桂平、横县、北流等县为类型。这些县多发了购粮证后，接着又宣布一律收回或注销作废，决定暂时不售粮食，过一个时期再说。一种是若干粮食部门干脆把大门锁上或撤销一批零售店，不和缺粮群众见面(钦州专区)。还有一些粮食店一直拖到下午四点钟才开门，让群众在门外等够了自愿回去(像宜山专区)。 + +　　由於上述偏向，农村中人为的紧张混乱现象仍相当严重。忻城县因多发了购粮证，有些区就召开支部会，要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带头坦白，采取作鉴定的办法，退一个粮证作一个人的结论，作过结论的人好像过了关，没有作结论的人神经非常紧张。邕宁县十四区心南乡宣布购粮证作废后由乡长开“白条子”购粮。群众认为政府真无粮食了，以至购粮的人排了二里多长。五塘区政府见粮食销完，便规定一天吃两顿稀饭，企图感化或引起群众的同情，不购粮或少购粮，结果相反。钦州专区有些区，乡政府也这样作，干部肚子饿了，就纷纷到集镇上买米粉吃，群众更加恐慌，钦县一个供销店由於关上了门，被群众包围起来，坏分子趁机乱开枪射击，当地民兵开枪还击，双方都有伤亡，造成流血事件。容县，平乐专区也发生几起打干部和抢仓库粮食的事件。 + +　　现在，因农村粮食紧张，很多农民有了钱也不存银行，也不投资生产，总是想办法骗购、套购点粮食为安，因此，各地黑市和走私现象正逐日增多。中共郁林县委副书记甚至不主张取缔黑市，他说：“黑市消灭了，农民更加买不到粮食。”另一严重情况是：各地供销合作社的生产资料普遍积压很多。据三十六个县的统计，第一季度商品肥料销售计划只完成了百分之三十四，杂肥完成百分之五十七，旧式农具完成百分之四十二，全省八百部双轮双铧犁，到目前只销售十七部。(郭纯青) + +　　来源：1955年5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4.txt b/CCRD/3/6/7/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1ac49301ce4d3dc5409f590ee18160cdb55267 --- /dev/null +++ b/CCRD/3/6/7/000044.txt @@ -0,0 +1,9 @@ +# 江苏省部分地区乡村干部在粮食统销补课工作中有强迫命令行为 + +　　【江苏分社四月二十九日讯】江苏省部分乡村干部在统销补课中有强迫命令行为。根据南通地委在四月二十日向省委的汇报，该专区已发现二十个区中一百多个乡的乡村干部强行翻查群众粮食，其中海门县有三十个乡，崇明县二十四个乡，南通、海安两县各有二十多个乡。盐城、徐州和松江等专区都有发生。东台县池朗乡一个选区的村干部就查了二十户粮食。东新乡乡干查到中农王子新家有粮，要王拿出粮食调剂，王不肯，乡干部就把他连夜留在乡政府“熬鹰”，直到承认拿出二十五斤粮食才放回家。雎宁县金坛乡支部书记和乡长带头到群众家查粮，共查了五户中农和两户贫农。支部书记郭德胜把中农樊振堂家的十斤花生饼按牌价卖给贫农。副乡长朱品礼查出中农张友川家二十斤小麦，声称要没收，经该户苦苦哀求才没有没收。贫农彭玉刚也被迫拿出五十斤山芋干和二十斤胡萝卜作调剂粮。 + +　　有些乡村干部还采取按户平均增加供度数、限量供应和收回供应证停止供应的粗暴做法。铜山县一区刘兴庄乡长在群众大会上说：“每人每天五两粮食。”川沙县有些乡村干部规定：大人每月供应米二十斤，小孩每月只供应十八斤。松江县有两个区曾向乡发出通知，规定凡未订好四月份供应计划的乡，自四月一日起一律停止供应。青浦县有些乡村干部把控制数向群众公布说：“数字只有这么多，你们自己去修正。”东台县洪浮乡王墩选区干部在公布统销控制数字后，把群众的供应证集中起来，买回全部粮食，按户进行分配。阜宁县双营乡二合村有个党员的购粮证被收去后，有一天半没有开锅。 + +　　各级党组织正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要求基层干部必须耐心地动员和教育群众，深入细致地搞好统销补课工作。(周哲生) + +　　来源：1955年5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5.txt b/CCRD/3/6/7/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0ccba3c9636d73a4ed5b64a71066d058d642dd --- /dev/null +++ b/CCRD/3/6/7/000045.txt @@ -0,0 +1,19 @@ +# 从错判张敬元“诈欺”案中得到的教训 + +　　1953年6月，西安市人民法院收到了一件诈欺案子，原告是桂林市妇女郑子香，被告是西安市旧货业商人张敬元。原告控诉说：“我丈夫刘瑞卿在桂林买了一批旧锅，发运西安，由我来收货款，张敬元却说锅是他买的，并串通收货人不付货价。这锅确是我丈夫买的，有发货票可查，票上开的就是他的名字。”被告辩白说：“我和刘瑞卿在交易中相识，今春他说有货可买，约我到桂林，我到他家住了两个多月，由他帮着买了一亿多元（旧币，下同）的铁货。这批锅也是他帮我买的，共365口，总价912万5000元，并非刘瑞卿所有。”并提出：“郑子香与刘瑞卿不是夫妻关系，不能代理诉讼。” + +　　承办人认为原告所说的发货票是弄清本案的唯一线索，便写信请桂林市法院代为调查，不久，接到回信说：“各卖主都说锅是卖给刘瑞卿的，发货票上开的是刘瑞卿的名字。”承办人又从本案的几个关系人中间了解到，被告张敬元曾经活动过他们，说锅确实是他自己所买，请他们作有利于自己的证明。因此，认为案情已全部弄清，于1953年8月11日将张敬元扣押，9月2日判决：“被告张敬元诈人财物，处徒刑1年。锅归刘瑞卿所有。并由被告赔偿原告损失费300万元。”宣判时，张敬元曾声明不服，表示要上诉，承办人因他没有补送书面上诉状，所以没有向上级法院转案，就把他送劳改所执行。 + +　　1954年4月末，西安市检查署经过初步调查，认为本案判决有问题，向西安市人民法院提出抗议。西安市人民法院决定重新审理这一案件。这次的承办人分析了检查署提出的材料和证据，核对了原卷，发觉原判的几点根据都有问题：（一）发货票上虽然开的是刘瑞卿的名字，但被告张敬元曾提出：“在桂林时因为是由刘瑞卿帮着买货，不仅这批货发货票开的是他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些货发货票上也开的是他的名字。”原承办人对这一点并未详细调查，仅仅根据发货票，并不能就确定锅是谁的。（二）各卖主虽然在发货票上开刘瑞卿的名字，但这并不能证明货物就是刘瑞卿自己所买，而不是帮别人买的。（三）张敬元活动几个关系人、请他们作证明的问题，也不能轻易地认作“串供、情虚”，因为有的人明明有理，但是怕官司打输，向有关人员活动一下，也是一般群众的常情。此外，检查署通过桂林市人民银行查出，原付锅价中有600万元是张敬元开的支票；而在原卷刘瑞卿的供词中，曾说他只有500万元的资金，但是他这批锅价连运费就是一千多万元，另外还发来一千多万元的货物，这些资金的来源何在，值得追究。 + +　　这次的承办人根据以上情况，将刘瑞卿从桂林叫来，与张敬元当庭对质。刘瑞卿说不出资金的来源，所说交付锅价的情况也前后矛盾。承办人即继续搜集证据。最后经桂林市法院将郑子香、刘瑞卿两人的来往函电搜出，证实了他们设谋、收买证人、进行诈骗的犯罪活动。原来刘瑞卿是个无职业的流氓分子，53年开始跑行商，郑子香是他的姘妇，原是个反革命分子，曾被判劳改一年多。两人姘居后，因生活困难，才写信约张敬元来桂林买货，打算从中赚些钱用。后因张敬元所给报酬不多，便起意诈骗，乘经手买锅的机会，故意叫各锅商在发货票上开自己的名字，货物交运后，乘张敬元未返西安，着郑子香先来领取货价。诉讼进行中，郑子香回桂林与刘瑞卿领取了结婚证书（刘已婚），并藉机给各锅商送礼，请他们作伪证。1954年11月底案情大白，刘、郑两犯虽受到了严肃处理，但张敬元已被屈押了9个多月。 + +　　这一案件的错判，直接帮助了犯罪分子的诈欺活动，冤枉了无辜的人民，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在群众中的威信。为了吸取教训，检查一下造成错判的原因，是有教育意义的。 + +　　首先是由于原承办人在审判过程中先入为主，对案情缺乏客观全面的分析研究，片面地听信原告一方的申诉，顺着原告所支使的方向去搜寻证据，对被告方面提出的辩白，根本没有认真考虑，只认为发货票是唯一可靠的证据，而对刘瑞卿的资金来源，张、刘两人以及郑、刘两人之间的关系等却毫不注意，桂林市法院代为调查的材料一到，即不加深入分析，也不再找旁证，便认为案件成熟，草率下判，以致造成错案。今后为了避免错判，必须克服审判人员这种主观主义的倾向，在审判案件中，既要注意原告方面的意见，同时也必须让被告充分行使辩护权，既要分析是的一面，也要分析研究有无非的可能。只有从正反两面研究对证，搜集证据，才能弄清真象，正确地下判。 + +　　第二是由于原承办人采证上的形式主义，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对客观事物缺乏科学细致的分析研究。同时，也表现了对法律上证据理论的毫无了解。原承办人抓住发货票当作唯一的“证据”，只看到上边开的是刘瑞卿的名字，又经向卖主对证，便认为“十分确凿”，却不进一步研究这一证据能否证明问题，可靠程度如何，就形式主义地加以采信，也是造成错判的原因。今后为了避免这种错误的再现，在采证上必须深入研究证据是否真实，有无证明效力，而且要多方面地搜集证据，加以分析鉴别。只有经过多方面鉴别、完全确凿了的证据才可采信。 + +　　第三、原承办人对依法给予诉讼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够尊重，随便剥夺被告的上诉权利，更缺乏群众观点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忽视人民群众对法院的监督。甚至被告张敬元在“劳改”期间向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协委员会提出申诉后，经人民代表会议、市政协委员会几次函催，原承办人还认为“自己经手办的，没错”而置之不理，以致错误未能及时纠正。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表现。要防止与克服这种错误，法院干部就必须好好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审判工作中的唯心主义思想、作风，加强群众观念，虚心听取来自群众和有关机关的意见和批评，发挥自我检查的精神，提高思想，改进工作。任何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拒绝批评自我批评的思想，都是对工作有害的。 + +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3期， 1955年6月15日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6.txt b/CCRD/3/6/7/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980e32ce92f5cd33b49aaf4155bd1c39228db8 --- /dev/null +++ b/CCRD/3/6/7/000046.txt @@ -0,0 +1,17 @@ +# 盱眙县人民法院是怎样平反谢维钢被诬抢劫案的 + +　　<《司法工作通讯》编辑部> + +　　【编者按：盱眙县人民法院对谢维钢被诬抢劫一案的处理，是一个较好的例子。他们根据对这一案件的具体分析，找出解决此案的关键问题后，运用各种机会和方法，多方面地、认真地进行了调查研究，终于使这一含冤数年并已造成妻离子散的严重后果的案件，得到正确的解决。这种对人民负责、实事求是的审判工作作风，是值得发扬的。本文是根据前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关于该案的通报整理而成。】 + +　　1952年3月，安徽省盱眙县人民法院受理了一件控告赵永福、邵在高等诬赖抢劫、要求归还牯牛的案子。原告谢维钢说：“我们倜傥乡小王庄是个小村庄，1948年时庄上只住着赵永福、陈同兴和我3家。1948年7月20日夜里，突然来了十多个土匪，抢走了赵永福、陈同兴两家的两条牛和一条驴。当时赵永福因见土匪没有抢我的耕牛，就怀疑是我勾结土匪抢的。到1949年2月，赵永福利用他表亲邵在高、赵绪林担任倜傥乡正副乡长的关系，向乡政府控告我抢劫。邵在高、赵绪林两人包庇赵永福，不作调查，不问真假，就派民兵把我带到乡政府吊打，逼我赔牛。我被打得满身是伤，昏倒几次，实在熬不过严刑，于是招认了抢劫的事，答应把自己仅有的一条牯牛给赵永福作为赔偿。我被打伤后，病倒了一个多月，因为没了牛，不能生产，田地大部荒芜，因此穷困下来了。1950年春天，盱眙县灾情很重，我家比别人更加困难；妻子被迫带着孩子出外逃荒，一去至今没有音信。请求法院判令赵永福归还我的牯牛！” + +　　盱眙县人民法院传讯了原告和被告。谢维钢说：“我根本没有做过土匪，赔牛是被逼的。”赵永福说：“你与我的屋子只隔20丈，为什么土匪只抢我们而不抢你家呢？你不是在本乡自己承认抢的吗！”谢维钢说：“我承认是因为熬不过拷打。”赵永福说：“如果没抢，吊死打死也不应该承认。”双方争辩不休；在法庭上没有审讯出什么结果来。法院于是到小王庄去调查。小王庄只住着赵永福、陈同兴两家（谢维钢赔牛后已迁往莲塘乡孝悌村），都是被抢的事主，没有旁证可寻。这庄子周围里半路之外才有村庄，据邻村群众说：“1948年秋天这里土匪横行，每到夜间，家家关门闭户。”也有人说：“小王庄被抢那夜，我们只听到土匪打了几枪，谁敢出去救！不知抢劫的究竟是哪些人，更不知道谢维钢参加抢劫没有。”经过两次实地调查，没有得出结果。 + +　　盱眙县法院虽然感到这是一件很难办的案子，但并没有丧失破案的信心；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认为正确解决这案子的关键就是要查出真正抢牛的土匪是哪些人，证实谢维钢是不是参加了抢劫，然后才能决定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处理。然而怎样才能找出抢牛的人呢？法院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研究：第一，群众常说兔子不吃窠边草，意思是说土匪常常不抢本村本乡，那么抢劫小王庄的土匪很可能在邻近的几乡，而不尽在倜傥本乡，同时行劫的人一共有十多个，也未必都在一个乡。因此，调查的范围不能局限于本乡、本村或哪一个乡，应扩大到周围的木店、莲塘、仁仓、七星、车义等几个乡去。第二，根据“镇反”的经验，大凡成伙的土匪，匪首总是少数，大多数是小喽啰；小喽啰大都是罪恶较轻，抢劫次数较少，有的还是初犯偶犯分子。在反匪反霸时的经验，由于我们的宽大政策的影响，许多罪恶不很大的土匪，特别是一些偶犯初犯，为了争取人民宽恕，多曾在群众面前坦白过参加抢劫的事实，乡干、治安主任和民兵干部对这些土匪的坦白材料掌握的较多。因此，应以反匪反霸时的乡干、治安主任、民兵干部为主要调查对象，逐乡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第三，估计调查这件案子可能要花较长的时间，为了不使其它案件因为这件案子受到拖延，应该把对这件案子的调查和巡回就审结合起来进行。 + +　　盱眙县法院结合巡回审判先后到木店、仁仓、七星、莲塘各乡进行调查。在询问了反匪反霸时的乡干、治安主任、民兵干部和村干40多人之后，1952年11月3日，终于在莲塘乡治安主任杨小青处找到了一条线索：莲塘乡八仙村土匪潘成章在反匪反霸时，在乡农会秘书黄国玉的堂屋里坦白过1948年秋与人伙抢倜傥乡耕牛两条和驴一条。黄国玉也证明确有此事，并反映潘成章已被判处徒刑，正在治淮工地劳改。法院翻出潘成章的卷宗，卷内材料很简单，还不能解决谢维钢是否参加抢劫的问题。法院于是写信给治淮劳改法庭，托他们向潘成章讯明：抢劫的同伙究竟是哪些人，各住哪乡哪村，其中有没有谢维钢？治淮劳改法庭转来了潘成章的供词：“抢牛同伙有陈家国、何干臣、江发昌、马步江、刘四章、林学友、王家福、刘玉庭等十多人；其中陈家国是匪首，何干臣、江发昌、马步江、林学友、刘玉庭是惯匪，都已被镇压；只有刘四章、王家福还活着，都住在七星乡；另外还有些被陈家国临时拉来的土匪，不清楚他们的姓名，也不敢肯定是不是有谢维钢……”法院根据潘成章的口供传讯了刘四章和王家福。刘、王两人又供出了同伙陆学仁。刘、王、陆3人都说与谢维钢素不相识，并没有看见谢维钢参加抢劫。但在审讯中，赵永福仍坚持不服，说：“我与谢维钢住在一个村，土匪为什么不抢他呢？要不然，定是他扒的底。”王家福、陆学仁等证明扒底的人是车义乡的严岐山。法院又传讯了严岐山。严岐山供出：“抢牛前两天，我同黄子元经过小王庄，见牛驴拴在外边，黄子元告诉莲塘乡匪首陈家国，陈家国就带了十多个人来湖心，由我和黄子元带领上庄，抢到两条牛和一条驴，牵到汊涧卖掉，赃款被陈家国独吞了。现在黄子元已经伏法。”并指着谢维钢说：“抢劫没有他，与他无关。”到此冤案大白。赵永福、邵在高和赵绪林再也没话可说了。 + +　　这件案子判决后，谢维钢激动地说：“青天！青天！要不是共产党、人民政府，我的冤屈哪年得伸！” + +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2期， 1955年5月5日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7.txt b/CCRD/3/6/7/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b75f7c41b02f6b5ea0ad904652f4a7b5f4b0cb0 --- /dev/null +++ b/CCRD/3/6/7/000047.txt @@ -0,0 +1,13 @@ +# 近两个月来四川省耕牛死亡三万头 + +　　【四川分社一月二十日讯】据省委农村工作部估计：近两个月来，四川省死亡的耕牛约有三万头，占全省现有耕牛数(四百五十万头)的百分之零点六。有的地区死牛比例较高，温江县公平乡死亡的耕牛占全乡现有耕牛数的百分之七点一。 + +　　各地耕牛普遍死亡的原因，有如下两个： + +　　第一是天冷。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四川曾先后下了两次近几十年少有的大雪，室外温度曾降至零下四度。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许多农民没有牛圈，在下雪天耕牛还露宿在屋檐底下，许多耕牛，特别是老牛就被冻死了(这次死的三万头牛，约有二分之一是老牛)。 + +　　第二是有些地区在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对耕牛入社问题处理得不好。如耕牛折价入社，按当地当时市价，但现在是牛的淡季，市价一般比春天低百分之四十左右；再加上规定的付款期过长(一般规定三年付清)，使许多有牛户不满，对耕牛便不加爱护，不给吃饱，任其冻饿。 + +　　针对上述情况，中共四川省委已指示各地，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以遏止耕牛的大量死亡。(宋禾) + +　　来源：1955年2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8.txt b/CCRD/3/6/7/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8833593a854d63a0956eecf175eb18d3af91f1 --- /dev/null +++ b/CCRD/3/6/7/000048.txt @@ -0,0 +1,9 @@ +# 江苏省粮食复制品供应仍很紧张 + +　　【江苏分社八日讯】江苏省粮食复制品供应仍很紧张，特别是苏南地区较为突出。苏州市每天有数十人以至数百人排队抢购烧饼、油条、面条。这些食品往往在早上就卖光了。该市茶食店的面包和饼干，南货店的柿饼和粉条，豆腐店的豆腐和百页也都有农民排队抢购。无锡市茶食糖菜店的饼干和面包等食品大部分卖光。宝应县城镇凡是能吃的东西不问价钱贵贱都被农民抢购一空，连南货店的枣子，职工社食品部卖给小孩吃的奶糕甚至冰糖都卖光。清江市城镇很多面铺和烧饼油条店早晨过了八时就没有货卖。也有些农民跑到火车站旅客食堂吃饭，致使旅客食堂购粮计划突破，影响了对旅客的供应。 + +　　农民抢购粮食复制品的原因，有的是真正的缺粮户；有的并不缺粮，心理却很紧张，购买复制品以节省家中粮食。有的乘机套购熟食品，高价出售。 + +　　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改进供应方法。（周哲生）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5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49.txt b/CCRD/3/6/7/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f8c5bf2e7f5aa151c33429929dbaef488bc27 --- /dev/null +++ b/CCRD/3/6/7/000049.txt @@ -0,0 +1,13 @@ +# 湖北省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 +　　【湖北分社九日讯】湖北省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已於五月五日全部布置到乡，许多县份因粮食而引起的紧张情况开始缓和或稳定下来。目前整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 + +　　一、区、乡干部对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有抵触思想，因为过去一向叫喊“指标太少”，现在不但不增加指标，反而叫“压缩”，认为不好搞，难於向群众说话；有的因为自己虚报供应，多领了粮票不好开口；有的怕麻烦；有的怕闹乱了不好收拾。崇阳县某区委说：“这样搞法，饿死人不负责。”江陵县弥陀市区委副书记徐家新在全区乡干部会议上说：“明天旧粮票作废，换新票买粮”。乡干部陈兆鼎回去就向群众说：“快去买粮，明天就不卖了”。群众又互相传告，结果有六个乡数千人拥到粮食店买粮。该区每日正常销售量为三万多斤，这天销到十二万多斤。 + +　　二、自中央整顿统销工作的指示公布后，风声迅速传遍了全省，而全面的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跟不上去，所以在政策宣传不够的地区群众思想顾虑很多。曾要求供应的余粮户主要怕说“套购”“囤积”，怕批评他“思想落后，统购时卖粮不彻底”；有些人手里存了一些粮票想交又不敢交，怕指名他是余粮户，强迫“互通有无”往外借粮。许多够吃而又要求供应的，主要是不愿吃麦子、吃杂粮，想完全吃大米。缺粮户主要怕不供应，怕借贷无门。浠水县有的农民批评政府说：去年统购是全党动手，突击两个月；今年统销工作谁也不管，现在的办法是好，可惜迟了一点，有钱人把粮食买走了。 + +　　三、各地在整顿统销期间，为了防止抢购，采取了“限购”(即控制销量)的办法。个别地区对此宣传不够，方式生硬，反而助长了群众的恐慌心理，纷纷拥到粮食店去抢购。广济县垅坪乡粮食店关门停止供应，区乡没有及时宣传说明原因，有五、六个农民拥到粮店买粮，粮店不肯卖，他们就要打粮店干部，粮店干部急了说是区长说的，於是群众又去找区长。新州县阳逻区余集供应店，五月四日有四十多农民大吵大闹逼迫该供应店卖粮六百斤，区上临时派出民兵站岗防止抢粮。大悟县五区新城乡三百多群众(大部分是妇女)包围粮店，区干部召集乡干部到场才解了围。个别地区并发现粮食黑市，每斤米卖价四角。 + +　　四、有不少地区对整顿统销工作应付了事，方法过於简单粗糙，造成形式主义，走过场，因此，整顿后，粮食销售量反有上升。武昌县一区六个乡，整顿统销后，反而多销了十二万斤粮。黄州镇停用粮票，改开白条子，日销量由二万斤升至三万斤。少数地区发生强迫命令现象。(曲一凡) + +　　来源：1955年5月1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0.txt b/CCRD/3/6/7/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5de09b908f76fb4329818a236cf5762d082550 --- /dev/null +++ b/CCRD/3/6/7/000050.txt @@ -0,0 +1,7 @@ +# 雅安县对岩乡关于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专题报告 + +　　…有个别户把豌豆，胡豆吃完了开始割麦子来磨粉吃；有的买挂面囤起来吃。如对岩村李文林买几十把挂面。就阳村张刘氏买回半背挂面。甚至五里村邓应昌在城内买回70斤锅巴吃。对岩村魏万清跑到大山上去挖块头来吃。就阳村张尤全已挖芭蕉头吃。这里面群众反映真的没有吃的。…现在黑市米每升（5斤）卖到7角。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反映，感到入合作社恼火，不如互助组，个体农民安逸，麦子可以随便打来吃。统购时合作社的粮食是过秤的实数，互助组，个体农民虚数很大。现在农业社没有吃的，这季度出来后，许多要求退社搞互助组或单干。有的几天没有出工。互助组，个体农民也有个别的放弃生产，上山砍柴卖。转业军人回来后，由于安置不当，粮食供应上不及时，也引起他们不满。加之转业前有的不愿回家生产，因此对乡政府有意见。…加之目前旱象的发展，直接威胁和造成农民中有些恐慌和不安。更有严重就阳村赵光前没有吃的上山烧山，犯法好劳改，去就有粮食供应吃。 + +　　就阳村四组有农民反映，新社会不如旧社会，共产党和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过去是穷人现在还是穷苦。转业军人朱明清说：“六组有农民反映，骂领袖：‘球的毛主席，鸡巴的毛主席，有钱买不到粮吃还是毛主席。’”上葫芦村李有杨说：“过渡时期是饿肚时期”。对岩村牟文全说：“共产党就是共得惨”还说彭家村吊死一个农民是饿死的。理村造谣重庆下面饿死了很多人政府不管。（pp.55-6） + +　　来源：西康省委农工部工作组关于雅安县对岩乡粮食统购统销和粮食“三定”试点情况报告（1954-55）。四川省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1.txt b/CCRD/3/6/7/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9033d812f7a5aff739517d840adaf812949cd9 --- /dev/null +++ b/CCRD/3/6/7/000051.txt @@ -0,0 +1,11 @@ +# 河南省很多农民吃青麦 + +　　【河南分社二十六日讯】河南省很多农民吃青麦。郸城县二区和八区一千零八十七户六千八百四十五口人用青大麦做“碾馔”吃，三天吃了四百四十一亩青大麦，因食量过多胀死四人。武陟县有百分之六十的乡发现农民吃青麦，南开四百七十九户中有四百五十九户吃青麦，张道喜一家十五口人一天吃了一亩半青大麦。此外博爱、商邱、商城、周口等地也都发现农民吃青麦。 + +　　集镇上并有卖“碾馔”的，卖一毛五或两毛钱一斤。商城县一个集镇上一天上市“碾馔”千余斤。 + +　　据河南省农林水办公室估计，农民吃青麦有三个原因：(一)粮食供应工作紧张，有的缺粮农民有钱买不到粮食或无钱买粮；(二)对统购思想上有抵触，认为吃了青麦以后就不算土地中的收购数啦，吃了是赚的；(三)过去有吃“碾馔”的习惯，认为吃“碾馔”新鲜。 + +　　吃青麦是一种严重的浪费粮食现象，河南省各级领导机关发现这种情况后，已注意教育农民尽量的不吃青麦或少吃青麦。(王云祥) + +　　来源：1955年5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2.txt b/CCRD/3/6/7/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fb80df9340eb37c271e1ffdb1b66ffd4f90dc --- /dev/null +++ b/CCRD/3/6/7/000052.txt @@ -0,0 +1,9 @@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物中严重泄漏国家军事机密 + +　　中央宣传部最近发出关于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国防现代化与义务兵役制”一书发生严重泄密国家军事机密的错误的通报。通报中说，据河北省委宣传部报告 ，河北人民出版社在1954年12月出版“国防现代化与义务兵役制”一书，发生了严重的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的错误。原因是该书作者河北省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黄敬梧同志擅自在书中大量引用机密材料，并不顾党的政策，把一些在党内讲的话拿来公开宣传。同时，出版社副总编辑杨烈同志对这样的稿件，竟没有引起警惕，也没有经过任何负责部门和领导同志的审查，即付印出版。 + +　　通报中指出：这一泄密事件可以说是曾经发生过的出版物上泄密事件中的最严重的一种。河北省委除将就这一事件向全省新闻出版机关进行保密教育外，并已决定给予这一泄密事件的主要责任者黄敬梧同志以撤销工作的处分，给予杨烈同志以当众劝告的处分。我们认为这一处分是必要的，因为黄敬梧同志的做法，不仅表现了政治上极端麻痹，而且首先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我们同时希望你们就这一泄密事件向所属出版机构进行一次保密教育（当地如已发生过公开出版物泄密事件，可结合进行）。 + +　　近年来，公开出版物（书籍和期刊）上的泄密事件以迭有发生，迄今为止，还有不少出版机构没有树立严守国家机密的观念，他们以为书籍、期刊的保密问题不如报纸、通讯社那样重要。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书籍、期刊不仅同样可以发生泄密现象，而且事实已经表明，由于书籍、期刊的性质不同于报纸，有时还使泄密的内容带有系统性，即提供了较系统的资料，因而危害更大（“地理知识”的泄密事件便是另一个显著的事例）。我们必须加强警惕，把这个大漏洞堵死。 + +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5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3.txt b/CCRD/3/6/7/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5a4ba34e6842de0169391b49786d496f2762bd --- /dev/null +++ b/CCRD/3/6/7/000053.txt @@ -0,0 +1,15 @@ +# 江苏省委宣传部检查通俗报刊有关粮食统销工作的宣传 + +　　江苏省委宣传部最近检查了当地各通俗报刊有关粮食统销的宣传状况。在检查的通报中说，2月中旬以来，省委曾屡次指示要各地重视做好统销工作，但各地农村报刊对粮食统销的宣传却做得不够。如“淮海报”在2、3月两个月中只登了一篇有关统销的新闻，以农村青年为对象的“江苏青年”半月刊，一直没有发表过有关统销工作的宣传材料。其他农民报宣传得也都很不够。4月上旬以来，各报虽然开始重视了，但产生了不少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 +　　一、在统销补课的开始，各地基层干部和党员认为到处是“统购过头、统销偏紧”，怕做艰苦的思想工作，怕得罪人；而要求上级多供应或坐等麦熟等错误思想是比较普遍的。但大部分报纸很少针对这些思想情况，充分运用当地实例来进行宣传。这就大大削弱了报纸首先打通干部思想，为统销补课工作扫除思想障碍的作用。 + +　　二、许多报纸在节约粮食的宣传中过分强调了“以菜代粮”，并不适当地传播了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事例。据不完全的统计，6个农民报从4月上旬到5月上旬中，宣传以菜代粮的有20处之多。4月11、16、21日的“徐州大众报”上不仅宣传了吃野菜，而且还宣传了吃豆饼、柳树和槐树芽、山芋叶、萝卜缨等食品。这种宣传只会加深人们对农村粮食供应紧张的印象，助长紧张心理，从而增加对党和政府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怀疑和不满，并给敌人污蔑统销工作以可乘之机。 + +　　三、政策思想上存在片面性。很多报纸只强调了减少供应量的一面，看不出对缺粮户保证供应的事实。如4月13日“盐阜大众”介绍城西乡经验时，说经过宣传教育后“许多要供应的（按：此处没有指明到底是该供应的还是闹供应的）不要政府供应了，供应不合理的自动把证退出来了，真正需要供应的也缩减了供应量。”这里所说的“真正需要供应的”，根据统销补课的精神，应切实保证供应，而不是“缩减供应量”，只有原来供应计划多了的才能缩减供应量。其次，该文在宣传党员、干部以身作则时说：乡长韦洪才订出节约计划，自动退出了供应证，党的小组长王玉楼继续卖出余粮50斤，支委凌华借出30斤种子解决缺粮户的困难。文中几次提到要这样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树立“活的榜样”。这样把干部带头退证、继续卖余粮和调剂等作为榜样来单纯宣传，很容易增加群众的顾虑（如怕强迫收回供应证、“二次统购”及强迫调剂等），是不妥当的。 + +　　此外，报纸对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破坏统销行为揭露内容一般化，没有打中要害，不能激起广大人民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破坏统销行为的仇视。有的报纸还有把闹供应的农民指为“自发势力”、“自发倾向”的说法。 + +　　在城市和工人报纸中，有关农村统销工作方面的宣传，“新苏州报”和“工人生活报”做得比较好，除了进行节约粮食的宣传教育外，还发表了“再不上富农当了”、“听信谣言上当不浅”（“新苏州报”）和“访问郊区双车沟村”（“工人生活”）等文章，从积极方面反映了农村粮食供应问题的真实情况，比较有说服力。但也有些工人报没有注意宣传农村的统销工作，是不对的，应该设法补救。 + +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5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4.txt b/CCRD/3/6/7/000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308d4afa8efb11dd9d6664eba81cc8379e6a65 --- /dev/null +++ b/CCRD/3/6/7/000054.txt @@ -0,0 +1,19 @@ +# 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近来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破坏活动情况的通报（节录） + +　　… 仅据山西省禾（？）山和河南省濮阳及陕西省临潼等共15个县统计， 一周左右即发生烧麦事件24起， 烧毁登场或在田小麦共400余亩。其中河南濮阳， 滑县等10个县仅在6月2日，3日的两天内即烧掉小麦约9千余斤。(p. 11) + +　　… + +　　近据菏泽，聊城，济宁，泰安，莱阳，昌潍，胶州，临沂等8个地区的报告，由于旱象持久，小麦减产，秋季作物不能适时种植，以及个别地区遭受雹灾，致群众情绪有些波动 …仅据聊城专区和平阴县的统计，被烧小麦达 66亩之多，其中尤以农业生产合作社损失最严重，如阳谷县一区前为二村农业社于6月5日下午一点被烧小麦30余亩，与该社麦场毗邻的两户单干农民的小麦烧毁14亩。濮县四区18里堡村农民马照明于6月6日晚被烧掉小麦10亩。淄博市张店区小高庄村农民赵宗财于6月6日晚 其堆在场圆屋的6亩麦穗头被纵火，并烧掉房间三间。萋霞县16区东野村农业合作社被纵火烧掉松木棒 2万多斤，松柴万余斤。青苗被破坏和偷盗小麦的事件也屡有发生。仕（？）平县 6区傅庄混入农业社的伪顽分子破坏补苗工作，拔毁地瓜秧子 1亩半。偷盗小麦的现象以菏泽地区为最严重，该区于 5月27日至 6月5日不完全统计共发生偷盗小麦案 113起， 损失小麦近 20余亩。 + +　　… 寿光县罗桥村农业社的牲口槽内于 5月10日被坏分子投上信石，毒死三头牲口。在抗旱工作中坏分子趁机毁坏水车。如益都 11区有一个农业社的水车链子被盗走。昌乐6区东西冢村是抗旱重点，共组织28部水车浇地，于5月 22日被砸坏一部，盗走了4部水车的管子。黄县，全县 于 5月分发生8起破坏和偷盗水车的案件。 + +　　… 仅据济宁，昌潍两地及临沂县的统计，自5月上旬到现在共发生重大盗窃案件15起。临沂5区供销社于5月16日晚被两名匪徒抢走新币55元，各种布 558尺。益都11区朱良村供销社在5月9日被盗去新币110元。微山县邮电局5乐日晚被盗走现款648元，汇票1万元。 + +　　… + +　　神汉，巫婆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利用天旱不雨，群众情绪动荡不安，进行煽动，制造“神水”“神药”的活动。据掖县，临沂，海阳，阳谷，博山，莱芜，临朐，益都，临淄等10余县的统计，共发生“神水”“神药”骚乱事件 32起，博山县 6个区有神水活动。11区王寨乡玉皇庙的神水活动波及到临朐，博山，益都，临淄等四县，每日取“神药”者达千余人左右。掖县14区东南乡妇女刘开堂精神有点失常，装神弄鬼，巫婆唐玉芝借机煽惑，骗取钱财… + +　　写反动黑信，制造谣言的现象不断发生。菏泽县发现诬蔑领袖，破坏夏征，夏购工作的反动黑信。凫山县10区王兆（？）村发现快收购粮证的谣言，以至当晚就引起30户农民到合作社买粮食。 + +　　粮商粮贩预购，截购小麦的活动已揩拭发现。临沐县成马庄庞赞臣黑市预购小麦400斤。该县4区芦家粮贩王怀全也在黑市上买了200斤小麦。聊城地区也发现粮贩有套购和预购小麦的情况。 (pp. 11-4)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5.txt b/CCRD/3/6/7/0000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d70b7b564f2c4285f7ac5ad9cd997d9e0efe43 --- /dev/null +++ b/CCRD/3/6/7/000055.txt @@ -0,0 +1,11 @@ +# 桂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县饿死一百四十八人 + +　　【广西分社十七日讯】广西省桂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县整顿粮食统销后，饿、病、死人的现象不断发生，据五月二十日到六月六日的统计：全县一百四十一个乡有一百三十三个乡死人。其中饿死一百四十八人，病死、自杀、被杀而死的有四百六十四人，因缺粮吃土茯苓、大苗薯及其他野生植物中毒，以致患脸肿、脚肿、拉痢、大便不通等疾病的有四千五百四十九人，其中有二千零八十九人病情严重。全县死、病人共计五千一百六十一人，占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三。 + +　　由於死、病现象不断发生，和坏分子的造谣挑拨，农民思想紊乱，严重影响了生产。龙额乡五十个互助组就垮了四十个。平龙乡农业社第三分社三十二个劳动力只有十二个出工。偷窃玉米等早熟作物的现象，到处都有发生，部分站岗放哨的民兵也乘机偷窃。一区三韦乡的一个农民偷二区的玉米被当地农民打死了。 + +　　发生问题较多、较严重的以水稻产区和粮食统销面较大的地区最多，死、病人以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合作社内的老弱病人居多。原因是：去年减产，而这些地区种早熟作物少，去年农业社、互助组带头卖余粮较多；同时，在今年粮食统销时，许多互助合作组织中的骨干分子为了怕农业社、互助组垮台，把自己在统销中买到的粮食在社内、组内平均分配。因而统销面扩大。全县粮食统销面原来达百分之八十，经过统销补课后，仍达百分之三十六。 + +　　这些现象已引起该县党政领导上的重视，六月初召开了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决定适当放宽粮食供应控制指标，并发放一部分救济款。县区领导干部正深入到问题较严的地区进行处理，并派卫生工作人员到重点地区去治病。(陈蓬生) + +　　来源：1955年6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6.txt b/CCRD/3/6/7/0000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2a3b96909682f9a3a480c43ab99da0c35fc088 --- /dev/null +++ b/CCRD/3/6/7/000056.txt @@ -0,0 +1,19 @@ +# 鞍山市自二月到六月上旬发生职工自杀事件三十四起 + +　　【鞍山分社十八日讯】鞍山市自二月到六月上旬，连续发生职工自杀事件达三十四起之多，平均不到四天就发生一起自杀事件。 + +　　这些自杀的职工，属於鞍山钢铁公司、鞍山钢铁建设公司的共二十四人，属於市内其他企业的共十人。其中自杀已死的十五人，经急救未死的十九人。这三十四人中，除有一个是有反革命罪行在清理基本建设队伍中畏罪自杀外，其他三十三个人大都是一般职工，其中并有共产党员三人，青年团员四人，这些工人的连续自杀的严重事件，尚未引起鞍山市各级领导方面的严重注意。 + +　　职工发生自杀的直接原因，大体上可以分为下述的几种类型： + +　　1．由於怕处分、被开除、或受人打击、诬蔑、排挤、歧视而自杀的人数最多，其中有朱洪三、李胜年、杨玉芳、朱青山等八人。 + +　　2．由於生活困难而自杀的有张春荣、张海林、罗朝发、曲子奇等人，如曲子奇申请救济，但因要经过十几道手续，在各处积压了四十多天，一直到死还没有得到救济。 + +　　3．由於家庭纠纷和婚姻问题而自杀的有牛世珍、张树林、马德海等。 + +　　4．由於工作和生活不随心，受人冷淡而悲观自杀的有孙肇仁、姜敏、谢素娥等。 + +　　(李沉根据市党代表发言稿编) + +　　来源：1955年6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7.txt b/CCRD/3/6/7/0000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0d4566869ac2218e8079da681cc5e738b1ffcb --- /dev/null +++ b/CCRD/3/6/7/000057.txt @@ -0,0 +1,7 @@ +# 内蒙古察哈尔盟开荒面积逐年向牧区扩大 + +　　【内蒙古分社二十日讯】内蒙古察哈尔盟太仆寺左旗与宝昌县、河北省沽源县农牧业生产矛盾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解放后，党在牧区实行“禁止开荒”、“保护牧场”等政策后，宝昌县与沽源县开荒面积仍逐年向牧区扩大。因此，牧民再三向旗政府写信，请求重划边界。 + +　　此外，宝昌县四、五、六区和沽源县五、六区的农民，今年春耕时期牧畜缺草，就有几百辆牛车和上千的农民，到太左旗牧场上用铁耙子搂草把草根都搂走了，有的牧民因阻止农民搂草，还造成几场殴打事件。因此牧民选代表到旗政府请愿。有的农民到牧区去搂草，并组织了站岗放哨队，牧民谁也不敢接近。因此牧民们说：自然灾害我们能解决，人工灾害(指搂草)我们不能解决。(廖由滨) + +　　来源：1955年6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8.txt b/CCRD/3/6/7/0000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e30a4cd6e7f8f87675b7cf78d87dee004ba634 --- /dev/null +++ b/CCRD/3/6/7/000058.txt @@ -0,0 +1,5 @@ +# 湖南省二十天中死亡耕牛二万二千多头 + +　　【湖南分社一月二十九日讯】湖南省据六十四个县不完全统计，自去年十二月下旬至今年一月上旬，共死牛二万二千五百六十头。死亡的原因，除寒冷冻缺饲料外。主要是因部分群众对互助合作运动发生误解和疑虑所致。现在各地卖牛、杀牛和不爱护牛的现象比较普遍。如宁远县二区出卖耕牛三百头。攸县九区十一个乡共死牛一百零一头。因为牛肉价高，活牛出卖价低，入社折价更低，有的农民便把死牛的现象称为“好运气”。据检查有的死牛肚中还有铁钉子。(罗厚仁) + +　　来源：1955年2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59.txt b/CCRD/3/6/7/0000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5a0c925a62bb4bb2f08d0ae4be7960b0244120 --- /dev/null +++ b/CCRD/3/6/7/000059.txt @@ -0,0 +1,55 @@ +# 中共雅安地委转发汉源县不正常死亡现象连续发生情况的报告 + +　　中国共产党西康省雅安地方委员会　机密 + +　　总号一九○ + +　　主送机关：报省委三，发各县委、专署、公安处党组、始阳、八步、地委各部委各一份，存二。 + +　　抄送机关：党刊一份。 + +　　本件四页　共印廿四份 + +　　中共西康省雅安地方委员会　一九五五年六月廿日印发 + +　　（各县委：） + +　　兹将专署党组关于汉源县不正常死亡现象连续发生情况的报告转发你们。 + +　　地委认为报告中所反映的连续发生死亡现象的情况是严重的，希各地应引起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克服。为了杜绝此种现象的发生，除参照专署党组所提的意见外，各县还应组织有关部门选择典型案件进行处理，特别是对发生的自杀事件作适当的处理，以教育干部和群众，并加强各项政策法令和婚姻法及安全生产的宣传教育。 + +　　 中共雅安地委五五年六月十日 + +　　（附：） + +## 专署党组关于汉源县不正常死亡现象连续发生的情况报告 + +　　（地委：） + +　　据五三年一月至五四年十一月我区六县统计，不正常死亡一八三人，其中仅汉源占一〇〇人。省人民法院对群众中非正常死亡已作过调查报告（已刊登在党刊上），监察处也作过全面总结报告，抄送各县监委，但未引起县、区领导的重视。这种现象发生影响到农业生产计划的完成，使我国人口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同时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非常不利的。为了使各级领导重视注意，兹将汉源作十三天了解和意见附后，请地委考虑是否转各县委。 + +　　近来我区不正常死亡现象是连续发生，仅据汉源一、二月份不完全统计就有十五人多，其中：男七人，女八人，因家庭纠纷死者四人（男一人，女三），强迫命令死者男一人，工地塌方打死男二人，疯病致死女二人，庸医致死者二人（男女各一），其他原因死者四人（男二、女二）。从该县死亡数字和案件来看是严重的，已使群众在生产上和生活上受到了影响，造成党和政府在政治上不应有的损失。死亡原因主要是： + +　　1、区、乡政府对群众中不正常死亡严重性认识不足，掌握情况不够，不检查死亡原因以防止类似发生。如二区一、二月死亡五人一直未向县领导上报告过。清黎村妇女李启秀自杀后，区政府也不顾问，错认为自杀一个人没关系，对群众疾苦是不关心的。这次了解不正常死亡现象时，该区领导上还不知道有自杀死亡事件发生。 + +　　2、强迫命令粗糙工作作风所造成的，二区在今年一月民兵冬训时由于工作方法不妥，中队长在讲话时态度生硬，言词恫吓，以法制来代替行政动员，因而相领村民兵曹焕林畏惧自己过去有不正常男女关系，怕揭发后劳改，故上吊自杀，死后其家中卖去耕牛，生产遭到困难。在基建工程上对安全工作也是重视不够，造成打死打伤民工等。 + +　　3、家庭发生纠纷自杀多系妇女，有的妇女气量狭隘，婆媳经常吵闹，互相隔阂，藉事生故。四区料村乡沈开珍（孕妇），因与其父亲小婆争执吵闹，在悲愤气馁下自杀身亡。夫妻间未尽到互敬互爱，彼此不合，经常打骂，而乡村政府则认为“清官难断家务事”，处理也草率马虎以致造成不应死亡而自杀了。 + +　　4、还有少数流动于农村庸医，没有医学常识，乱配置药品和处方，二区双溪乡恭世田跌伤手脚后，去买了杨自林和尚偷神鞋打药，致服多而死亡。江湖医生唐映顺已六十余岁，将患白喉症小孩误服药致死。针对此上情况，为防止不正常死亡现象，提出以下意见： + +　　1、县、区领导应及时引起重视，紧密结合生产工作，配合有关部门有重点的进行调查处理。在有利于生产原则下，对不正常死亡现象作一次慎重处理是有必要的。 + +　　2、加强各项政策法令和婚姻法的宣传教育，政法部门、县、区妇联应将贯彻婚姻法，消除封建恶习建立和睦团结劳动的家庭等工作列为日常事务去进行，以避因婚姻死亡事件发生，从而推动生产建设。在基建工程上应将安全设备和安全教育列为经常工作之一。 + +　　3、健全乡村调解委员会，依靠农村基层组织进行工作，深入关心体贴群众疾苦和要求，以求解决。有关民政、妇联等部门应在当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围绕中心工作去完成和开展业务工作。 + +　　4、关于流动于乡村间庸医现象应采取有效防止，对二流子坏人冒充医生者必须坚决取缔。各级卫生部门应配合乡村政府加强控制和管理，对农民加强其政治思想教育，提高其觉悟，使他们认识到随便乱请庸医治疗是会发生生命危险，同时还要经常组织医疗组进行巡回深入农村去预防和治疗。 + +　　以上妥否，请指示。 + +　　 雅安专署党组一九五五年五月卅一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0.txt b/CCRD/3/6/7/0000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4415760b3a5d279b76651240339180ae4ea293 --- /dev/null +++ b/CCRD/3/6/7/000060.txt @@ -0,0 +1,7 @@ +# 天津市七区群众违反粮食统销政策的情况 + +　　【天津分社二十六日讯】天津市七区人民委员会最近派人到这个区的四十六个粮食门市部检查了粮食统销政策执行情况。在抽查的四百三十九户购粮户中，就发现有一百二十九户有套购粮食、超额购粮外流、串用粮证、买粮积存等违反国家粮食统销政策的情况。 + +　　据检查人员了解，居民中借购粮摺多购粮食的现象很普遍。还有不少私商利用别人购粮摺套购粮食，逃避税收。 + +　　来源：1955年6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1.txt b/CCRD/3/6/7/0000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f569fef29f1001fc6b0850c2fd5dbcb1d69c18 --- /dev/null +++ b/CCRD/3/6/7/000061.txt @@ -0,0 +1,7 @@ +# 山东省公安厅关于在搜捕刑事罪犯准备工作中发生失密泄密与自杀事件的报告（节录） + +　　…… [济宁市]甚至有的小孩在大街上跟着拟捕对象董振英的后面说：“枪毙英！”并说：“派出所同志拿绳子来看是绑谁！”造成董精神失常。更严重的是济宁市已发生两起自杀事件。…… (p. 39) + +　　· 来源： + +　　山东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2.txt b/CCRD/3/6/7/0000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dbb0e1dde3ce178f8db36cb41788db9848561e --- /dev/null +++ b/CCRD/3/6/7/000062.txt @@ -0,0 +1,7 @@ +# 广西省临桂县饿死五百三十一人 + +　　【广西分社十六日讯】广西省桂林专区临桂县，由於粮食统销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在七月二日前，已饿死五百三十一人，身体浮肿的达六千人。 + +　　整顿粮食统销工作后，临桂县领导上麻痹大意，没有进行深入检查，各地统销量太少，每月大人十多斤，小孩几斤，米吃完了，吃野菜，以致中毒浮肿而死。现在当地农民生产情绪很低。中共桂林地委获悉后，已调拨大批粮食进行救济。(郭纯青) + +　　来源：1955年7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3.txt b/CCRD/3/6/7/0000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91d17a776f037dbcb8b67523a7f8a8c07da5e0 --- /dev/null +++ b/CCRD/3/6/7/000063.txt @@ -0,0 +1,13 @@ +# 汉源县1955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节录） + +　　我县今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的情况经雅安专署和县里了解材料共44件，其中自杀43件， 被杀1件。从数目上看是惊人的。从死亡的原因分析有“乡村干部强迫命令”2件，“生产困难”2件，“家庭纠纷”15件，“婚姻问题”4件，“基本建设工程忽视工地安全和交通事故”6件，“疯病致死”2件，“医误而死”2件，其他原因2件，另有三人背米到康定路过泸定县咱里乡地震跨石被打死。非正常死亡的人中大多是青壮年，[…] + +　　造成非正常死亡的原因首先是有些区乡的领导干部对非正常死亡严重性给国家造成政治上经济上的损失认识不足，因此在发生死亡之后不重视善后工作，也不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检查死亡原因[…] 五区红花乡游民武云和全家5人，今年2月就在找草根维生，区乡平时对其真正困难也没有研究解决，所以武云和在3月初染病回家没有吃的，乡村干部刘茂裕叫去开会就死在乡政府，乡村把他乱埋在地下被狗吃了。乡村干部还说：“懒棒死迟了”。四区大树镇刘兴林原系屠宰工人，因有嗜好和年纪大，合作社组织屠宰工人时没有吸收，就只好与屠商宰猪，收入极少，有时甚至10天多没有收入。家里除有一石五斗粮食土地外就靠女人买卖水果贴补生活。 春荒救济时乡上提出救济3元，经村干部了解不同意[…] 在生活困难情况下于5月13日投河自杀。[…]厚丰乡王家村群众发现农民顾成国淹死在塘内向区报告时，该乡党支书曹正华在区开会，听到淹死人的事件就说：“不是洗澡就是没吃的，有啥说头”[…]pp. 3-4 + +　　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修建单位和现场管理人员对工人生命财产关心不够, 忽视工地安全教育, 违反操作工程，以至发生安全事故，打死民工3人。如富林到田坝修道在茶林爆炸岩石时，用绳悬吊工人在半岩头打眼放炮没有检查绳索是否牢固，于6月30日民工孙培坚坠岩跌死。又大树镇修建狮子沟防洪工程，由于领导工人不团结，对民工安全教育不够，组织混乱，在有1丈2尺的悬崖下挖坑去土休息放哨，违反操作规程，导致在2月3日下午民工克仁被塌方打死。 + +　　七区公所事物会计薛光美因患麻疯病经检查证实，动员到泸定麻疯病院治疗时，乘区上无人在家用步枪自杀身亡。P. 5.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4.txt b/CCRD/3/6/7/0000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d31e6a09664140420662c53f41ab564c4c9f47 --- /dev/null +++ b/CCRD/3/6/7/000064.txt @@ -0,0 +1,7 @@ +# 四川省公安厅乐山工作组关于乐山专区打击反革命现行活动的情况报告（节录） + +　　…… 五月至六月十日40天时间内全区逮捕反革命罪犯445名，批杀 58名，判171名，捕后管制7名，并逮捕刑事罪犯278名，已处理152名。…… 五通桥市牛华溪 5月31日至6月4日五天内连续发生三起公开辱骂领袖的事件。…… 青水溪5月连续发生6起反动标语……。(pp. 16-7)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5.txt b/CCRD/3/6/7/0000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4be3c3a990145fc9b7e5610c7eb54164b939ca --- /dev/null +++ b/CCRD/3/6/7/000065.txt @@ -0,0 +1,3 @@ +# 萦经县报告7月份非正常死亡事件由（节录） + +　　我县7月10日，12日在第一三区范围内接连发生不正常死亡事件4起[…]因年老久病无粮无钱而死的姜向荣，佳鹿鹤乡，男性现年61岁，贫农，妻子眼睛不好50岁，共2人。 有田14亩，地35亩。54年实产572斤，统销250斤。[…] 死者姜本身有痨病20年，去年12月起又患糖尿病，在死前一月内靠背铁找副业维持生活。今年正月起就开始缺粮，曾在3月给予过6元救济买粮。缺粮后到处要粮吃， 有时为了要吃久坐别人家里不走。今年6月，7月把自己种的大麦吃了就开始吃菜。7月因没吃而倒床，由邻人给些馍维持。[…] 7月 10日女人上山找野菜找不到就到女儿处去了。 姜1人在家上半天没吃，下午向邻人要吃了豆豆汤三碗后睡了。女人回来后没找到菜粮，在11日早发现姜已断气。P. 28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6.txt b/CCRD/3/6/7/0000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af340f1bede4220a8089da7b67b66c1218a84 --- /dev/null +++ b/CCRD/3/6/7/000066.txt @@ -0,0 +1,11 @@ +# 山东报纸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宣传中的两个缺点 + +　　<《宣传通讯》编辑部> + +　　山东省委宣传部最近检查出山东各报在揭露和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宣传中，有如下几个缺点： + +　　（一）在某些报纸的报道中，没有特别向读者说明胡风集团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仍在着重地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观点。如淄博工人报5月28日三版的一篇题为“为什么要批判胡适、胡风的思想？”的文章，从标题到内容都没有鲜明地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主要的还是批判思想。该文在回答“胡风又是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时说：“胡风是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隐藏在文艺界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特别是该文在揭露胡风反革命活动后，仍然在末尾这样提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这一思想批判运动？”再如青岛日报工人副页5月28日载“胡风的反革命活动”一文中有这样的提法：“胡风却抱着狭隘的宗派观点，反对这个统一战线……”所有这些，出现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之后，都是错误的。 + +　　（二）事实有错误。“青岛日报”工人副页和烟台劳动报，在揭露胡风反革命活动的报道中都提到“胡风是从一个由‘世家’变成农民的家庭里出身的”。事实上胡风的家庭是个反革命的地主恶霸家庭。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19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7.txt b/CCRD/3/6/7/0000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c1e53fcdfa54ca3a19866cacaafc9a4502de94 --- /dev/null +++ b/CCRD/3/6/7/000067.txt @@ -0,0 +1,7 @@ +# 重庆市有少数单位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有违反政策的现象 + +　　【四川分社讯】重庆市有少数单位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如煤管局擅自提出错误的斗争策略：争取同盟军要通过一些中间偏左的人作中间偏右的人的工作。西南煤管局、四区税务局硬性规定肃清本单位反革命分子的百分比。重庆市建筑工程管理局和四区民主妇联，在运动一开始就叫“人人写自传”，“人人交待历史和社会关系”。 + +　　以上这些偏向，市委了解后都已及时着手纠正。 + +　　来源：1955年7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8.txt b/CCRD/3/6/7/0000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802a4130cf33700993074fdaf9369d4321b9295 --- /dev/null +++ b/CCRD/3/6/7/000068.txt @@ -0,0 +1,5 @@ +# 醴陵县有些富农以美人计的方法打入互助合作组织 + +　　【湖南分社讯】醴陵县有些富农以美人计的方法来拉拢干部，混入互助合作组织。醴陵县塘乡富农江得富两个媳妇与二十四个干部、积极分子发生关系，藉以参加了互助组。粮食统购中鼓动集体隐藏粮食。宁乡有个富农将女儿嫁给一个积极分子后，藉此约束积极分子：一不许加入合作社；二不许参加开会；三不许入团入党。据一区的检查，富农打入互助组的有一百六十八户，其中用美人计方法打入的就有三户。(罗厚仁编) + +　　来源：1955年2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69.txt b/CCRD/3/6/7/0000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172a660249e04868702bbfd7295ee57ca7cdef --- /dev/null +++ b/CCRD/3/6/7/000069.txt @@ -0,0 +1,19 @@ +# 前山西省人民法院晋南分院依法惩办“反共抗苏救国总会”案反革命犯（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报告材料整理） + +　　前山西省人民法院晋南分院审理了反革命组织“中国先进革命委员会反共抗苏救国总会”阴谋破坏案件，并于2月5日举行宣判大会，依法对该案中赵梓昌、刘宣中、张金年等11名反革命分子，分别判处了死刑和有期徒刑。 + +　　“中国先进革命委员会反共抗苏救国总会”是潜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用各种隐蔽的手段，长期进行反共、反苏、反人民等罪恶破坏活动的一个现行反革命组织。这个反革命组织的主要分子赵梓昌、刘宣中、杜维英、邱隽璞、白云龙、高志刚、邓墨三、李淑贞、张金年、杨仙洲等，解放前都是蒋介石、阎锡山匪帮的忠实爪牙，曾进行过各种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解放后以伪善的面孔，混入山西省临汾专区和临汾、翼城、寿阳等县中国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以及临汾专署和临汾县粮食局、浮山县农场、洪赵县曲亭小学等单位，披着国家工作人员的外衣，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当1950年10月，美帝国主义从仁川登陆，疯狂地把侵略的战火燃烧到我国边疆的时候，混到我人民银行临汾专区中心支行的反革命分子赵梓昌、刘宣中、杜维英、杨仙洲等4人，便认为时机已到，共同策划组成了“中国先进革命委员会反共抗苏救国总会”反革命组织，制订“会章”、“总纲”作为进行反革命的纲领；并刻制关防大印，印制“委任令”，拉拢地主富农子弟、顽伪分子，思想落后的留用人员和一些意志不坚定的青年学生，发展特务组织。 + +　　为了实现其罪恶阴谋，这个反革命集团采取极其隐蔽的方式，进行了猖狂的破坏活动。 + +　　一、造谣破坏。这些反革命分子除了经常造谣辱骂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外，并针对我们的每一个群众运动，大肆散布谣言，污蔑“抗美援朝”是“侵略朝鲜”，土地改革是“掠夺”，“镇反”运动是“杀人政策”，审干运动是“整新干部”，“三反”“五反”运动是“没钱的办法”，而对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卖国集团则奴颜婢膝地称为“同盟军”、“爱好和平的国家”、“委员长”，甚至把美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细菌战，竟造谣说成是“为了结束战争”，到处散播“三次世界大战快要打起来了，朝鲜快要完蛋，再等几年国民党就要回来”等反动谣言。当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混在临汾专署粮食局的匪徒邓墨三，在收购中故意多算余粮，进行破坏。在农村建立信用合作社时，混在临汾银行的匪徒张金年，故意让富农分子当主任，地主分子当会计，并破坏我们的信用合作政策。 + +　　二、搜集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名单和公安部门的人事、武装情况及其他国家机密，妄图等待蒋匪复辟。自1951年开始，赵匪梓昌等曾先后刺探我前临汾专署公安处和临汾、大宁等4个县的公安局干部人数、枪枝情况及临汾专署粮食局对粮食的存放、调拨情况，写成书面材料，并调查了我3个县的领导干部和15个村的主要干部、积极分子的姓名，企图进行罪恶的暗杀活动。这些反革命匪徒，为了和美蒋特务机关取得联系，并准备了日文、英文翻译，制造假证件，派人到河北、太原等地进行活动。 + +　　三、盗窃国家的公款和公物，收藏武器，妄图组织武装暴乱。混在临汾银行的匪徒赵梓昌，利用担任会计的职务，伪造存单，盗窃国家银行公款计1500万元（旧人民币，下同），作为特务活动的经费，并指挥匪徒刘宣中设法准备盗窃临汾吴村营业所的数千万元公款，还盗窃银行的印台、号码机等供作特务使用，并收藏手枪、子弹、电话机、洋刀等武器，阴谋配合蒋匪进攻大陆，组织武装暴乱，企图颠覆我人民民主政权。 + +　　这个反革命案件的破获，又一次告诉我们，经过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沉重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但残余的反革命分子并没有完全被肃清，其破坏活动是更加隐蔽，更加毒辣。它进一步说明了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是更复杂更尖锐了。如果我们不认清这一点，就会在政治上犯严重的错误。因此，司法工作者绝不可满足于“镇反”的成绩，必须清除轻敌麻痹思想，加强政治嗅觉，千百倍地提高革命警惕，从思想上、业务上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密切配合公安、检察等部门，发挥审判工作的效能，坚决地把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镇压下去，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 + +　　 （根据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报告材料整理） + +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4期， 1955年7月28日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0.txt b/CCRD/3/6/7/0000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a2128c773b8328d6e370fb76a4220aaee4e11ca --- /dev/null +++ b/CCRD/3/6/7/000070.txt @@ -0,0 +1,15 @@ +# 玉山县人民法院判处了一批破坏互助合作的反革命分子（根据玉山县法院报告材料整理） + +　　江西省玉山县最近破获了一件披着宗教外衣利用互助组作掩护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公义党、勇义军”案件，玉山县人民法院于今年3月27日依法进行公开审判，吸收了3500多人参加旁听，对该案首要分子徐云廷、徐云峰两犯判处了死刑；对该案的骨干分子徐志鸿判处了无期徒刑；对被骗参加的农民徐志荣、黄旗禄、舒文山等犯分别判处1年至3年的管制。通过审判，教育群众提高了阶级觉悟和警惕，认清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恶面目，一致表示拥护法院的判决。有的农民还表示：回去一定要整顿互助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 +　　该案首要分子徐云廷，在解放前是伪保安队的文书上士，并曾在福建浦城县蒋匪32集团军工作过，，他与另一首要分子徐云峰在1954年10月19日勾结了蒋匪特务组织“民众党”头子凃仁道（已另案审理），共同策划成立了这个“公义党、勇义军”的反革命组织，徐云廷自任“总司令”，徐云峰任“总书记”，两犯还亲自制订“党章”“党员守则”“警告青年书”等反动文件，并刻置关防大印，印刷“委任书”，“委任”了“副总司令”“副官处长”“军需处长”“大队长”等伪职。 + +　　这个反革命组织组成之后，便采取各种阴谋手段，进行破坏活动。匪首徐云廷、徐云峰首先在村中窃据了互助组的领导地位，直接担任了互助组的组长和副组长，把参加互助组的7户农民用各种欺骗诱惑的办法拉入了他们的组织，使互助组变质，成为反革命活动的依托和“据点”，针对着我们农村的各项中心工作，制造谣言，煽惑人心，进行阻挠破坏；更严重的是秘密调查、登记乡村的干部和党团员及积极分子，阴谋暗害，夺取政权。 + +　　徐云廷、徐云峰及其骨干分子徐志鸿等还多次与蒋匪特务组织“民众党”头子凃仁道秘密联系，阴谋组织武装暴乱，购买炸药，准备炸毁自玉山通往上饶的一座铁道“洋桥”，妄图切断我浙赣铁路的交通运输线。他们活动的一个特点是披上宗教的外衣，利用天主教作掩护，广交“教友”，作为发展对象，组织人员。如徐志鸿、徐志荣被任命为“副总司令”、“军需处长”后，在广丰柴源地方即先后发展了7名“党员”；三区鸾峰乡舒文山受命担任“大队长”后，便接受“任务”回乡拉拢“教友”发展组织等等。 + +　　这个“公义党、勇义军”反革命组织的破获，说明了在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阶级斗争是更加尖锐、更加深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不仅都在实行胡风分子所说的“挖心战”，而且他们有的已经把我们的组织篡夺去变成了敌人的组织，这是必须引起我们特别警惕的。所有司法工作人员都应明确镇压反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斗争任务；必须积极努力，不可松懈麻痹，必须依靠群众严厉惩办一切敢于进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与各种犯罪分子，以保障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顺利发展。 + +　　 （根据玉山县法院报告材料整理） + +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4期， 1955年7月28日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1.txt b/CCRD/3/6/7/0000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022822c36f583baf740f11c7e46c6827a1b0f3 --- /dev/null +++ b/CCRD/3/6/7/000071.txt @@ -0,0 +1,7 @@ +# 安徽省夏粮统购中部分基层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 + +　　【安徽分社七月三十一日讯】安徽省在夏粮统购中，有些地区的基层干部存在着较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有的甚至逼死人命。桐城县桐兴乡区乡干部搜查农民的粮食时，绑、打了十二个人，关押了十六个人（绝大部分是中农）。灵璧县三山乡张运因等五个干部，将余粮户集中起来审问，要把不愿卖粮的人绑起来。濉溪县许庙乡财粮员把不愿卖粮的人罚晒太阳。怀宁县雷山乡中农陈香（女），实应售粮一百六十斤，因为干部没有认真摸底核实，在召开的余粮户评议会上，乡干部江潮指名要她家出售四百斤余粮，并威胁她说：“人民政府不打人，不骂人，但可以关，可以判。”陈的儿子当场磕头要求少买，干部也没有理会，次日晨，陈自缢而死。 + +　　此外，有些地区的干部因为心中无数，统购时怕群众骂，对夏粮统购工作存在抵触思想。据六安专区检查了解的一千三百六十七个乡中，有五百三十个乡的干部思想不通（汪伟民据省委材料编）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8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2.txt b/CCRD/3/6/7/0000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5323057c6225b4b6d2b71a584a4bab0843a00a --- /dev/null +++ b/CCRD/3/6/7/000072.txt @@ -0,0 +1,117 @@ +#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简表 + +## （本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成） + +## 第一表 工业农业总产值计划 + +## （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 +　　计算单位：亿元 + +　　 + +　　 项目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1952年 1957年 总计 827.1 1,249.9 151.1 8.6 100 100 工业 270.1 535.6 198.8 14.7 32.7 42.9 其中：现代工业 220.5 449.9 204.1 15.3 26.7 36.0 工场手工业 49.6 85.7 172.6 11.5 6.0 6.9 手工业 73.1 117.7 160.9 9.9 8.8 6.4 农业及其副业 483.9 596.6 123.3 4.3 58.5 47.7 + +　　注：手工业产值中，包括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供销生产社、手工业生产小组和个体手工业的产值，其中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值1952年为2.5亿元，1957年为31.9亿元，增加11.9倍。 + +## 第二表 工业总产值计划 + +## （按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 + +　　计算单位：亿元 + +　　 + +　　 项目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平均每年增长的百分比 占总计的百分比 1952年 1957年 总计 270.1 535.6 198.3 14.7 100 100 经营 142.6 328.1 230.1 18.1 52.8 61.3 合作经营 8.6 23.6 273.6 22.3 3.2 4.4 公私合营 13.6 118.3 865.9 54.0 5.0 22.1 私营(包括加工定货部分) 105.3 65.6 62.3 -9.0 39.0 12.2 在总计中：生产资料生产 107.3 243.0 226.5 17.8 39.7 45.4 消费资料生产 162.8 292.6 179.7 12.4 60.3 54.0 + +　　注：五年内没有合营的私营工业部分，1957年比1952年增长22%，平均每年增长41%。 + +## 第三表 全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计划 + +　　 + +　　 产品名称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发电量 亿度 72.6 159 219 原 煤 万吨 6,352.8 11,298.5 178 原 油 万吨 43.6 201.2 462 生 铁 万吨 190 467.4 246 钢 万吨 135 412 306 钢 材 万吨 111 304.5 275 焦 炭 万吨 286 668.5 233 烧碱（折合100%） 万吨 7.9 15.4 194 纯 碱 万吨 19.2 47.6 248 硫酸铵 万吨 18.1 50.4 278 硝酸铵 吨 7,486 44,000 588 硫化青 万吨 1.6 1.8 111 青霉素 万并 15.3 2,900 18,929 氯霉素 公斤 — 6,000 — 各种磺胺 公斤 80,617 844,000 1,047 汽车外胎 万条 41.7 76 182 胶 鞋 万双 6,169 10,831 176 蒸汽锅炉（蒸发量） 吨/时 1,222 2,734 224 汽轮机（蒸汽透平） 瓩 — 84,500 — 水轮机（水力透平） 瓩 6,664 79,500 1,193 内燃机 台/万马力 1,528/12.76 10,630/26.02 596/942 发电机 台/万瓩 746/12.97 2,938/22.7 394/765 电动机 台/万瓩 91,147/63.9 135,515/104.8 149/164 变压器 万千伏安 116.7 261 224 金属切削机床① 台/吨 13,784/16,298 12,720/29,297 93/180 双轮带铧犁 万具 0.5 68.9 13,611 谷类播种机 部 344 35,350 10,276 机 车 台 20 200 1,000 客 车 辆 6 300 5,000 货 车 辆 5,792 8,500 147 民用船舶 艘/排水量吨 84/21,435 1,347/179,111 1,604/834 载重汽车 辆 — 4,000 — 自行车 万辆 8 55.5 694 原 木 万立方公尺 1,002 2,000 200 火 柴 万件 911 1,270 139 机制纸 万吨 372 65.5 176 水 泥 万吨 286 600 210 平板玻璃 万平方公尺 2,132 4,000 188 棉 纱 万件 361.8 500 188 棉 布② 万匹 11,168.4 16,372.1 147 麻 袋 万条 6,735 6,800 101 食用植物油 万吨 72.4 155.2 214 糖 万吨 24.9 68.6 276 面 粉 万吨 299 467 156 盐 万吨 346 593.2 171 卷 烟 万箱 265 470 177 + +　　①1957年金属切削机床台数虽少于1952年，但吨数则较1952年增加80%，而且技术提高，种类增加，普通的小型机床少，新式的较大型的机床增多，每台的切削能力也有所提高。 + +　　②1952年和1957年棉布产量中，包括个体手工业和合作化手工业所生产的以机纺纱或部分机纺纱为原料的棉布，除棉布产量以外，其余产品均不包括个体手工业和组织起来的手工业所生产的产量在内。 + +## 第四表 主要农作物生产计划 + +　　 + +　　 项目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播种 面积 (万亩) 每亩 产量 (市斤) 总产量 (亿斤) 播种 面积 (万亩) 每亩 产量 (市斤) 总产量 (亿斤) 播种 面积 (万亩) 每亩 产量 (市斤) 总产量 (亿斤) 粮食作物 185,068.3 176.3 3,278.3 191,479.2 201.4 3,856.2 103.0 114.2 117.6 其中：稻 42,573.4 321.5 1,368.5 44,486.4 367.6 1,635.4 104.5 114.3 119.5 小麦 37,169.8 97.5 362.5 40,025.7 118.6 474.5 107.7 121.6 130.9 大豆 17,519.0 108.7 190.4 19,023.6 118.0 224.4 108.6 108.6 117.9 杂粮 75,674.3 136.2 1,030.4 73,224.0 149.7 1,095.9 96.8 109.9 106.4 菜类 13,034.8 250.5 326.5 14,719.5 289.4 426.0 113.0 115.5 130.5 技术作物 17,844.6 - - 22,685.8 - - 127.1 - - 其中：棉花 8,383.6 31.2 26.1 9,500.0 34.4 32.7 113.6 110.3 125.4 黄麻洋麻 237.2 257.6 6.1 207.8 351.8 7.3 87.6 136.6 119.7 烤烟 279.1 158.8 4.4 418.5 187.0 7.8 150.0 117.8 176.6 甘蔗 273.7 5,200.4 142.3 405.4 6,499.7 263.5 148.1 125.0 185.1 甜莱 52.6 1,819.1 9.6 213.0 2,005.9 42.7 404.9 110.3 446.4 油料作物 8,571.0 - - 11,807.7 - - 137.8 - - 其他 8,070.8 - - 13,212.1 - - 163.7 - - + +## 第五表 牲畜头数增殖计划 + +　　 + +　　 项目 计算单位 1925年实际 1975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马 万匹 613 834 136 牛 万头 5,660 7,361 130 羊 万只 6,178 11,304 183 猪 万头 8,977 13,834 154 + +　　注：牛包括黄牛和水牛，羊包括绵羊和山羊。 + +## 第六表 交通运输计划 + +　　 + +　　 项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货运量 铁路 万吨 13,206.4 24,550 185.5 内河 万吨 934.1 3,686.4 394.6 沿海 万吨 388.4 1,146.1 295.1 汽车 万吨 2,071.8 6,749.3 325.8 航空 万吨 0.2 0.56 275.0 货物周转量 铁路 亿吨公里 601.53 1,209.00 201.0 内河 亿吨公里 36.28 152.92 421.5 沿海 亿吨浬 19.80 57.51 290.5 汽车 亿吨公里 6.78 32.11 473.5 航空 万吨公里 243.00 805.00 331.3 客运量 铁路 万人 16,320.6 24,700 151.3 内河 万人 2,891.6 5,604 193.8 沿海 万人 70.0 147 210 汽车 万人 4,406.2 11,414.6 259.1 航空 万人 2.2 5.44 245.6 旅客周转量 铁路 亿人公里 200.45 319.66 159.5 内河 亿人公里 19.07 34.08 178.7 沿海 亿人浬 1.00 2.37 237 汽车 亿人公里 19.52 57.32 293.7 航空 亿人公里 0.24 0.91 378.5 + +## 第七表 社会商品零售比重计划 + +　　 + +　　 项目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 1952年的百分比 社会零售总额 零售额(亿元) 比重 零售额(亿元) 比重 国营商业 276.6 100 498.3 100 180.1 合作社商业 43.8 15.8 102.2 20.5 233.2 其中：供销合作社 50.5 18.2 171.5 34.4 339.5 私营商业、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 49.7 — 166.9 — 335.5 商业和合作社形式的小商业 182.3 66 224.6 45.1 123.2 + +　　注：在1957年私营商业，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小商业的零售额中，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商业和合作形式的小商业的零售额占53.2%，私营商业的零售额占46.8%。 + +## 第八表 基本建设投资额计划 + +　　 + +　　 项目 五年投资额（亿元） 占总计的百分比 全国投资总额 427.4 100 工业部门合计 248.5 58.2 农业、水利和林业部门合计 32.6 7.6 运输和邮电部门合计 82.1 19.2 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部门合计 12.8 3.0 文化、教育和卫生部门合计 30.8 7.2 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合计 16.0 3.7 其他 4.6 2.2 + +## 第九表 劳动工资计划 + +　　 + +　　 项 目 职工总数（万人） 平均工资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 的百分比 总计 1,012.4 1,548.4 152.9 133 工业 286.4 513.5 179.3 127.1 其中：国营 251.3 383.6 152.6 农业、水利、林业和气象 23.9 61.0 255.5 133.5 建筑业 102.1 176.5 172.9 119.0 运输和邮电 71.6 109.3 152.5 120.4 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 113.4 208.7 184.1 128.0 金属 30.5 37.7 123.4 124.6 国家机关和人民团结 152.3 157.8 103.6 165.7 文化、教育和卫生 228.2 274.4 120.3 138.2 城市公用事业 4.1 9.6 234.7 - + +　　注：1、本表不包括私营工业、私营建筑业、私营商业、私营运输业、私营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手工业、搬运业等方面的工人职员数。 + +　　这些方面的人数估计1952年为1,089.7万人，1957年为975.7万人。 + +　　2、本表所列各部门五年共增加536万人，如减去由私营工业、私营商业等方面转为国营企业，合作社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人职员114万人，实际增加为422万人。 + +　　3、工资中已包括分值变化因素和由包干制改为工资制的因素在内。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和国家机关的工人职员平均工资增长的指标所以比较高，是因为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和国家机关的工人职员的原来平均工资基数比较低；基本建设单位的工人职员平均工资增长的指标所以比较低，是因为这个单位的工人职员的原来平均工资基数比较高。 + +## 第十表 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的计划 + +　　 + +　　 项目 1957年比1952年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百分比 1957年比1952年成本降低的百分比 中央各工业部 22.0 其中：重工业部 67.9 20.7 燃料工业各部 63.6 18.3 机械工业各部 65.2 40.1 纺织工业部 10.4 9.1 轻工业部 75.5 23.0 运输部门 - 24.0 其中：铁道部 77.9 21.1 交通部 - 47.6 其中：河运 163.8 - 海运 100.2 - 国营贸易商品流通费 - 33.0 其中：商业部 - 43.6 粮食部 - 9.3 对外贸易部 - 29.7 + +## 第十一表 教育事业计划 + +　　 + +　　 项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19.11 43.48 227.4 其中：工科 万人 6.66 17.76 266.8 中等专业学校在校学生数 万人 63.56 67.18 105.6 其中：工科 万人 11.14 24.40 219.0 高级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26.02 72.40 278.2 初级中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222.99 398.30 178.6 小学在校学生数 万人 5,109.80 6,023.00 177.9 + +## 第十二表 文化事业计划 + +　　 + +　　 项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报纸全年发行量 万份 160,896 249,671 155.2 杂志全年发行量 万份 20,424 39,423 193.0 图书全年发行量 万册（份） 78,574 121,165 154.2 电影放映队 队 1,110 6,614 595.9 电影院 座 746 896 120.1 摄制影片（年摄制数） 部 46 97 210.9 翻译及配音影片(年译配数) 部 34 102 300.0 文化馆 个 2,448 2,600 106.2 + +## 第十三表 卫生事业计划 + +　　 + +　　 项目 计算单位 1952年实际 1957年计划 1957年为1952年的百分比 医院病床 万张 13.8 24.4 177.2 城市 万张 8.2 16.5 200.0 县镇 万张 5.6 7.9 142.4 疗养院（所）床位 万张 1.6 5.5 337.1 区卫生所、卫生防疫站、保健所和保健站 万个 1.0 1.7 165.1 + +　　注：本表包括全国卫生行政系统，全国总工会和电力、煤炭、石油、重工、机械、纺织、轻工、地质、建筑工程、林业、水利、铁道、邮电等各部的卫生事业。 + +　　来源：原载《计划经济》1955年第8期。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3.txt b/CCRD/3/6/7/0000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551460732ecd933ba79676f7352ef2f53d0583 --- /dev/null +++ b/CCRD/3/6/7/000073.txt @@ -0,0 +1,9 @@ +# 广东省海南区近一月来的工作情况报告 （节录） + +　　…… 海南地区的镇反工作进展较快，现已完成了全年搜捕计划的百分之六十四强，逮捕的罪犯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准确的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可捕可不捕的还有百分之八点三六，完全错捕的还有百分之零点六三，(p. 45) …… + +　　劳改工作的情况：7月18日统计全区在押犯 5137名，已投入劳改的4067名，占79%强，各县看守所内外共能看押2400名，现押1901人，但因各县搜捕任务不一，已有3个县市超过容量，另有7个县达到满额。据行局最近到13个单位1384名犯人的检查，有大小疾病的占四分之一；全区逃跑19名，已捕回17名。(p. 48) …… + +　　· 来源： + +　　广东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4.txt b/CCRD/3/6/7/0000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5938ca3561398accd9392d41e777700ca8ea1 --- /dev/null +++ b/CCRD/3/6/7/000074.txt @@ -0,0 +1,23 @@ +# 雅安专区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情况专题报告 + +　　<雅安西昌地委> + +　　半年来我区非正常死亡连续发生，据不完全统计有一一四人，其中包括自杀和非自杀、被杀三种。主要原因是：家庭纠纷、婚姻关系、民事纠纷、社会庸医、自然事故及工作有关的强迫命令、生活困难和因气候严寒被冻死等方面。现将非正常死亡情况的几种主要类型报告如下： + +　　（一）家庭纠纷未得到和解而自杀的三〇人（多为女性）。一般是家庭不和，经常吵闹，相互隔阂，籍事生非。如汉源前域乡刘赵氏（贫农）经常与丈夫刘育福吵骂，并在三月一日用菜刀砍伤其丈夫，其丈夫到乡政府要求解决，而刘赵氏畏罪上吊致死。名山西城十二村李大明之妻六月十一日和男人打架而上吊致死。汉源料林乡沈开珍（孕妇）喂牛与父亲小婆彭秀珍争吵，被彭秀珍（彭曾与别人发生男女关系，被沈开珍发现，致使彭就怀恨在心）大骂一顿，不敢开腔（虽然沈开珍的丈夫对他好，并未支持），因而悲愤气馁而上吊致死（彭秀珍已判刑三年）。荣经青龙乡王锡太六八岁，身染重病，说话较“酸”，气量狭小，女人儿媳对他关系不好，因此，感到人老无用“久病无孝子”不如死了免得讨人厌，又感到失去家庭温暖等原因，于六月三日投河致死。 + +　　（二）因婚姻问题而自杀的五人和被杀的一人。虽然五三年已在我区汉人地区大张旗鼓地贯彻了婚姻法运动，但未经常化，因此，旧的婚姻制度和旧家庭束缚尚未澈底根除，新的婚姻制度和新家庭尚未完全建立，因而在某些干部和群众存在封建的残余思想，而造成婚姻上的不幸事故。如汉源大田乡农民郝实汉和他女人钱珍莲闹离婚，经法院批准后离婚，为处理财产（趁种玉米时采土地）被男子郝实汉用锄头打死，女方小弟被吓跑，而郝实汉用剃头刀在肚子上拉了一刀（未遂已判刑）其他一般为男女关系的恶果而造成自杀。 + +　　（三）部分地区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在工作中缺乏责任心与全面贯彻政策和耐心教育，加之工作中急躁冒进，不从实际出发，简单粗糙的强迫命令作风而造成自杀的三人。如汉源二区今年元月份民兵冬训工作时，民兵中队长姜以恒在元月十一日总结会上讲话，态度倔强，言词生硬，说民兵作风要正派，尊重妇女。五四年还有六个民兵搞男女关系，动辄以劳改恫吓，以法制代替行政动员，因而使相岭村民兵曹焕林畏惧自己有男女关系被揭发后要劳改，当天晚而上吊自杀。名山太平五村周崇成（贫农）儿子是共产党员（父子已分家），因和供销社订购毛猪合同，买回玉米一一〇斤（家有粮不该供应），社员都有意见，他儿子周德贵向副区长彭启贵商量，要求处理，愿退出粮食并作检讨，彭副区长没有支持这种意见，反而对周德贵批评：“你是党员，又是干部，你违反政策欺哄党，社内反映不好，咋个能推动工作”等。周回家和女人谈了此事并哭起来，夫妻对其父亲埋怨，套购国家粮食劳改都有条件，枪毙也枪毙他，我们到不去；其父周崇成听了，便趁其不备而上吊自杀。 + +　　（四）家庭生活困难未得解决而自杀的六人和因病饿致死的三人。如荣经城关镇程秉康，现年廿岁，小土地出租，家有三人，兄参军后，家里仅母子二人，母亲五九岁，缺乏劳动力，土地全部出租，每年收租五百斤黄谷，仅能解决半年的最低生活，母常帮亲戚做杂工为生；程秉康原为县中学工友，因脚碰坏，于去年底被解雇回家后，生活困难到雅安找他姐处生活，加之他姐的生活也比较困难，以致发生姐弟之间，因生活困难不和争吵而投河自杀。名山永兴乡倪郑氏，孩子得了漏肠病不能干活，加上天旱栽不上秧子，家庭生活有些困难，该女人不大为人，外边的人说他“懒王”，男人对他也不满，并和他分开睡觉，曾想过：“认为没有什么活头，自己死了怕自己的娃娃受罪”，于六月九日晚上先将一岁半的男孩子杀掉，又将十一岁的女孩子杀了一刀未杀死，据说第二刀他心痛杀不下去了，便将自己杀了一刀未杀死，以后惊动了男人，挽救了他的再杀。天全梅岭乡石灰工人张左卿因生活困难上吊致死。另外，天全城关镇三个小商贩因生活困难而上吊跳河等自杀情况发生（未遂）。如小贩高玉珍全家四人以卖凉粉等为生，仅几元钱的本钱，连下了几天雨无生意将本钱吃光了，因而上吊自杀（未遂）。名山永兴乡叶南山（贫农）七十岁，年老孤人，无劳力生活困难上吊自杀。汉源红花乡游民伍云和家里今年元月份起就开始挖野粮吃，乡村干部也不管，直到三月初伍云和在外游荡染病回家，又没有吃的造成病饿致死，乡村干部说：“懒汉死迟了”。乡村把他软埋在地坎下被狗吃了。雅安××乡××因年迈双目不明有粮食不能做，无人照管而被饿死。 + +　　（五）冬季气候严寒，路过雪山而被冻死的四人。如荣经三合乡袁光清（富农）牟开元（贫农）二人木工于今年元月份为了赶回家过年，翻大相岭因当时气候严寒积雪被冻死。 + +　　（六）因警惕性不高，不注意安全保险而发生其他事故和基建工作单位，现场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忽视工地安全设备和安全教育，违犯操作规程而发生死亡事故的共二八人。如汉源富贤乡军属郑银秀在地里生产，被山上滚下大石头打伤而致死。富林小学基建教室挖基脚到一丈余深，基脚上面有一旧水池，因水漏下去，淹松泥土坍方三人中打死一人（农民）。荣经荣河乡王怀林修河道放炮炸死。 + +　　（七）社会庸医，没有医学常识，无技术，乱配制药品和处方医死三人。如汉源双溪乡农民黎世田跌伤手脚，买了九襄镇庸医杨自林和尚偷油鞋打药，服得过多而致死。富庄乡江湖医生唐映顺（六十余岁）有七岁小孩患了白喉症，请他医治，造成孩子误死。 + +　　上述非正常死亡事件连续发生是极其严重的，使人民生命遭受惨痛的损失，给国家建设带来了不应有的损失。主要是由于各级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干部关心群众疾苦不够，救济工作中摸底不实，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逐步深入，城镇小商贩歇业，生活上发生变化，给救济工作带来了新的任务认识不足，加以某些干部工作中不深入实际，简单粗糙的强迫命令作风，加之群众麻痹大意，警惕性不高，以及基层政权组织机构不健全。虽已建立了也没有发挥其作用，流于形式，遇事不解决等原因造成非正常死亡事件严重产生。为了吸取上述严重教训，杜绝类似事件再度发生，特提出下列几点意见： + +　　1、为了改进今后工作，对发生非正常死亡的地区，县区领导除认真检查自己工作外，必须重视其检查和具体领导，督促乡村干部切实做好这一工作。对有关单位或部门应从上而下的认真负责切实追查干部中的官僚主义作风、工作不深入、简单粗糙的强迫命令作风、不关心群众疾苦、明之故犯而造成死亡者，应根据情节轻重，酌情予以适当批评教育或处理。特别是对饿死和冻死人或因生活……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5.txt b/CCRD/3/6/7/0000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11da862451b059dac54c0037dea67e45537b1d9 --- /dev/null +++ b/CCRD/3/6/7/000075.txt @@ -0,0 +1,3 @@ +# 云南公安厅注意打击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通报（节录） + +　　…… 本月6日禄劝县三区的群观众532人到区政府要求供应粮食，并一面包围区委会，一面找区委条子开仓库，有的还骂干部，后开仓供应了12400斤粮食部分群众才返回。虽然捕了为首闹事的人犯14名， 但目前事态还未完全平息。 …… 6月26日晨云龙县县委，县政府以及公安局大门口发现反动传单“太上大仙”千余份。此案尚未侦破，现已捕一贯道坛一位。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6.txt b/CCRD/3/6/7/0000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508dda263199797415ca74140ea444fdc2357c --- /dev/null +++ b/CCRD/3/6/7/000076.txt @@ -0,0 +1,21 @@ +# 西康省公安厅党组五、六月份敌人活动情况综合报告 + +　　（一）各地整顿粮食统销中，敌人制造反动标语、歌谣和谣言很多。仅汉源、西昌、德昌三县即发现“打倒毛泽东”、“坚决消灭解放军”、“实行三定要饿死人”等反动标语十八起；会理、西昌、泸定、芦山、名山、越巂等七县部份乡村流传“海啦啦、海啦啦、家家吃粑粑，农民饿得瘦卡卡”、“正月里来是新春，毛主席来了穷人翻不了身，正月里来是新年，饿得穷人好可怜”、“蒋介石虽然坏，市上有买卖，毛泽东领导好，农民吃草草”等反动歌谣达十四起之多，不少地方发现“饿死人”的谣言。在这些反动标语、歌谣和谣言的煽动、挑拨和反革命分子及阶级敌对分子的策动下，不少地区连续发生哄闹、骚动事件。西昌、沪定、会东、会理等四县即发生十一起，其中沪定一县五月份就发生六起，多者达百人，少者亦二、三十人。会东县茂吉、戛吉、倮左三乡反动富农、迷信职业者策动农民百余人于六月十五日持棍棒、口袋等聚集在高科梁子开会，企图抢劫粮仓；会理七区白果乡惯匪宋兴顺等为首，勾结反动富农、伪保甲人员、反属、烟毒犯等煽动会理、米易自治区相邻乡十个村不满统销的落后农民和少数民族九十余人，阴谋组织骚乱，为首分子曾召开秘密会议六次，阴谋策划先斗争乡干部及劳动模范王仁发等，夺得民兵枪枝进行暴动。敌人还以暗害凶杀等恐吓手段对我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报复。盐边六区反革命分子六月十六日乘群众在区公所闹粮之际，放毒于菜内，我干部十八人食后中毒。汉源四区烟毒犯代本林六月六日在街上竟杀伤评粮时对他提过意见的转业军人万平安。会理云甸乡富农王太锡公开辱骂干部，并教其子记住周围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将来报仇，扬言：“杀死一个共产党员抵一百人，杀死一个青年团员抵五十人”，以此威胁干部和群众。地主、富农等乘机抢购、套购粮食的事件亦很严重。沪定县冷渍、加郡、兴隆、德威等主要乡镇都发现地主、富农、劳改释放犯等拦路抢购粮食；康定瓦斯乡二四户地主有十四户参加了抢购、套购活动；宝兴民治乡富农王殿章套购粮食一石三斗放在亲戚家里，伪装闹没粮吃；德昌地主陈徐氏套购大米二百斤喂猪、喂鸡鸭。合作社及粮食被盗的案件也不断发生。西昌县五月份粮食和生产合作社即被盗五次，盗走粮食一一六○斤。 + +　　此外，芦山太平、双河两乡流传：“盐巴要封井了，再过一、两个月就买不到盐巴”的谣言，太平乡供销社六月二十九日则销售食盐两千斤，超过平日销售量一倍半，有的农民一次买了三十余斤，几乎造成食盐脱销。 + +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地区，匪特乘机煽动上层勾结奸商或利用少数民族抢购，套购囤积粮食，也很突出。凉山区有些上层在匪特煽动下，大量囤积粮食。普格司法科长杀果目弟因听信谣言，囤积了五千余斤粮食。上层囤积二千至三千斤粮食者较为普遍，还发现部份彝民群众在上层支使下，向公家买粮食换大烟卖给藏民再向公家买粮。据布拖调查，上层囤积和反革命、奸商勾结上层套购粮食去换取大烟从中牟取暴利，而真正缺粮户买粮仅占百分之十。目前凉山区粮食供应情况仍很紧张，如昭觉四区每天要卖出万余斤，布拖曾一天销过四万多斤，买粮的群众增至两千人左右。有些彝民还说：“政府不开买粮条子，我们就要在路上抢粮”。盐源盐塘区仓库五月十三日曾被二十余少数民族包围。六月六日晚十二时，盐源长白乡政府被匪抢去大米百余斤。 + +　　（二）敌人针对当前互助合作及防旱抗旱等工作进行破坏，也是严重的。仅西昌、会理等县第二季度破坏互助合作案件即发生九八起，如会东云塘乡地主刘德宽挑拨十户社员退了社；西昌富农马思锐等以赶马赚钱拉垮了张明德互助组。有的是采用毒害牲畜，破坏秧田，捣死禾苗，撒稗子以及挖坏水沟、塘堰等手段来破坏生产。会理鹿厂新隆社的猪被毒死七条；西昌高枧乡第二生产合作社被坏分子勒死马一匹；芦山飞仙乡永星农业社耕牛一头被坏分子打掉大角，打伤脚部。盐源干海乡晨熙农业社十萝种子的秧田，被敌人放水淹了；兴隆乡互助组吴永富的三亩多秧田被撒下稗子；冕宁南河乡富农吴泽容将农民堰沟的阴洞打烂，并用石头把沟填了一丈多高，以堵塞农民放水；名山万古乡九村有血债的土匪刘汉文，先后偷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堰水十余次；雅安县土匪甘明清先后将黄玉清互助组的一条大堰，六条小堰挖了洞，使水漏走。以致三十多亩水田得不到灌溉。有的则乘机制造群众性的迷信活动或从中积极策动。如雅安县水口乡与四川洪雅县交界之马朝口河边，五月份发现群众性的“闹鱼求雨”事件，有一千一百余人参加，涉及十一个村，就是土匪杨清泉等为首策动起来的；又该县上里乡闹“白马泉出现了神鱼”，五月三日至八日每天有二、三百人前往观看，涉及九个乡，并发现反动会道门、迷信职业者积极参与，从中兴风作浪，严重的影响了生产与社会治安。 + +　　（三）反动会道门死灰复燃活动，在西昌、德昌、宁南、沪定、会东、会理、盐边等七县均有发现。仅会东一县自五三年取缔以后，即恢复了一贯道佛坛十一个，新建四个；会理审查二七○名中小道首中，有百分之四十有破坏活动，最近被我捕获的一贯道点传师许瑶仙，曾在宁南大肆发展组织，掌握了该县小田村、杨柳村、新村等四个村子，组织了四个假互助组。新村村主任及民兵分队长等干部也已入道，并积极进行“护道卫道”活动。如民兵分队长金顺才说：“共产党的事要办，道内的事也要办，两边都要办到”。西昌裕隆乡还在反动会道门“致善祥”道首文全武家中搜出联络信件一封，道徒名单二张，共有道徒五四名，其中新发展的九名。并针对统销进行造谣说：“共产党有十六劫，粮食统销买不到米吃就是一劫”。 + +　　（四）教会中的反革命分子利用传教、扩教等方式企图继续巩固与扩大反动阵地，近来有新的发展。西昌基督教牧师洗XX，一月份离康去广州，路过重庆被当地教会负责人马X（侦察目标）劝阻，四月折回西昌、沿途传教，并分别向重庆、内江、成都等地联系，表示“过去一段时期软弱，神的工作大大吃了亏，此次在渝灵修学院蒙恩，愿与‘撒旦’作殊死战，至死忠心，再不临阵逃脱羞辱主名”。现每月接重庆汇款三十元并指使其妻与人合伙做牛肉干生意，他自己集中全力长期与我斗争。康定牧师丁XX与国内各地教会联系，表示“虽处境日艰，但亦不作任何让步”。四月中旬康定地震，基督教住房未倒塌，丁即以“耶苏保佑了他们”，抓紧传教活动，大肆散布所谓“神迹”。五月十二日又派传教士刘XX到雅安市偏僻地带“查经证道”，为新教徒施洗，并藉机污蔑教会中的爱国分子是“披着羊皮的狼”；把圣经十戒中不得崇拜偶像一条解释为“向马克思、列宁敬礼不应该”等。巴塘基督教也在加紧进行活动，由十七户殷食户每户出藏洋一百元作为活动基金，并拟于下半年将流散在该地的五名伪二十四军流散人员施洗入教。天主教仍在加强联系，有的并积极设法使其成员混入机关内部，发展青年入教。如康定“寅○四”（侦察目标）等已与早出境的法籍修道河巨峰联系，派另一修道协助沪定的教会工作。西昌神甫谢XX鼓励其弟参加政府工作，他们采取“当前应尽量把握时机，能安插一个就挤一个进去”的办法，钻入内部进行活动；并授权现在盐源县防疫队工作的圣母军分子周XX（青年团员）代理神甫施洗，以青年为主要对象发展组织。此外。在芦山、汉源等地还发现天主教徒利用儿女婚姻关系拉拢青年参加宗教活动并胁迫领洗入教。 + +　　以上情况表明：当前我省敌情是严重的，特别是农村中现行破坏活动更显得突出，结合整顿粮食统销和整顿互助合作，虽然打击了一批，闹粮情况已有缓和，但还打击得很不够，还有的地方几乎没有触动。必须正确认识当前敌情的严重性，以实例反复向干部进行教育，严格批判“找不到打击对象、看不见敌人”的麻痺情绪和右倾偏向，继续加强深入摸底调查工作，严厉打击敌人破坏活动，保卫各项中心工作顺利进行。 + +　　 西康省公安厅一九五五年八月四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7.txt b/CCRD/3/6/7/0000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2e23d2a5c118a4025ab5acdf6235523bf2488d --- /dev/null +++ b/CCRD/3/6/7/000077.txt @@ -0,0 +1,7 @@ +# 河南省南阳县部分地区乡村干部在夏征中捆打群众 + +　　【河南分社八日讯】河南省南阳县在征收夏季公粮中有六个区发生了打人、捆人现象。十二区被打、被捆的共有四十二人。据初步了解，其中被捆打的贫、中农共有二十八人。这个区打人、捆人的干部共有三十五人，其中有乡长九人、乡民兵中队长四人、乡委员四人、乡党支部书记七人、信用社主任一人、乡村人民代表十人。十三区也发生打人、捆人的事件二十九起。大马营乡乡长王金玉、信用社主任张顺民带领四个民兵把该乡胡营村的欠公粮户王凌宣打的满嘴流血。 + +　　南阳县领导上已令这些区乡的领导人和违法乱纪的人进行检讨，严重者已离职反省，准备严肃处理。（王云祥）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8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8.txt b/CCRD/3/6/7/0000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6ca10bf8b4398ca96baf2a8d06be7a22076c39 --- /dev/null +++ b/CCRD/3/6/7/000078.txt @@ -0,0 +1,7 @@ +# 中共雅安地委关于检查镇反工作的紧急通知（节录） + +　　从6月开始至8月13日，全区已经批准逮捕各种罪犯954名， 批准逮捕771名， 共为1725名，估计划搜捕数 1608名的107.2%，超额完成了任务。但从各县最近送批材料来看，质量已开始降低。 打击重点显得不明确， 如有的地方偏重于纠缠在解放前曾抢过几次人的一般土匪上，……也有的地区由于工作不够深入, 对政策界限不够十分清楚, 以至心中无数, 感到敌人越来越多,不好处理。 …… 个别地方已发生了材料失实现象。 (p. 112)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79.txt b/CCRD/3/6/7/0000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ed3b953848a22fcfe6b9bef40317c40ee540d5 --- /dev/null +++ b/CCRD/3/6/7/000079.txt @@ -0,0 +1,5 @@ +# 安徽省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 + +　　【安徽分社七日讯】安徽省从去年十二月开展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到今年元月二十八日止，共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死人二十九名。其中贫农四人、中农十七人(内党员一人)，富农七人，地主一人。若以工作阶段分：在四定前派购中死四人，四定时宣传动员中死六人，定产中死十一人，售粮中死八人。从死人的原因来看：因统购统销宣传的不深不透，政策交待不清，并向群众胡说乱讲，甚至说些带威胁的话，而促使自杀的有十二人。因干部强迫命令，硬性的派任务，定产量定高了不予核减，甚至挟嫌报复等而促成自杀的有十三人。有些是余粮户，懂政策，但抗拒不卖，并企图破坏统购统销工作，经揭发、检举畏罪而自杀的有四人。(宫敬之据统购统销简报编) + +　　来源：1955年2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0.txt b/CCRD/3/6/7/0000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13b70a9092a4c647303b034d0784336b3e00f87 --- /dev/null +++ b/CCRD/3/6/7/000080.txt @@ -0,0 +1,35 @@ +#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地区农村债务和土地抵押、典当纠纷处理办法 + +　　第一条 为了合理的处理农村债务和土地抵押、典当纠纷，根据我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办法第四、第五条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 +　　第二条 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所欠领主、地主的债务一律废除。 + +　　第三条 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富农的债务，依下列规定处理。 + +　　甲、所付利息达到本的三倍者（例如借本百元已付利三百元者）本利停付。付利达到本之三倍以上者，其超过部份亦不再追回。付利达到本的一倍半以上不足三倍者，停利还本，付利不足的一倍半者继续有效。 + +　　乙、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如确实无力清偿债务时，得由乡人民政府酌情减免或分期缓还。 + +　　丙、凡中途改换新约的债务关系，在另订新约时所欠利息累计在本金之内者，其累计数无效，仍按债权人原借出之本金清理之。 + +　　第四条 领主、地主通过高利贷抵进来之土地，在没收分配时，当尽先分给原债务人。 + +　　第五条 领主、地主典与富农之土地，在没收分配时，可根据富农占有土地多寡的实际情况，酌情留给富农部份土地，以补偿典价。 + +　　第六条 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典给富农的土地发生纠纷时，采取折田抵价办法处理之。 + +　　第七条 富农通过高利贷抵入农民或其他劳动人民的土地，如所收利息已达本之三倍者，其抵押的土地应即退出，并尽先分给原债务人。如所收利息未达本之三倍，而债权债务双方愿折田抵债者，得由乡人民政府依据本办法第三条之规定处理之，其抽出之土地应尽先分给原债务人。 + +　　第八条 一九五四年酝酿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后，农民向领主、地主和富农抽回抵押和典当的土地，一律有效。但如抽回土地过多者，可说服将过多部份调剂给无田少田的贫苦农民。 + +　　第九条 发生连续典当、抵押关系的土地纠纷，原则上采取不计中间处理两头，并根据本办法有关规定处理之。 + +　　第十条 农民内部的债务、土地抵押和土地典当关系，根据自治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办法第五条规定均继续有效。发生纠纷时，应本团结互让的原则，采取折田抵价或互让的办法协商解决。 + +　　第十一条 改革中涉及景颇族或社会经济情况与景颇族相同的其他民族的债务、土地抵押，典当关系一律不动。发生纠纷时按历史习惯处理。 + +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 +　　· 来源： + +　　云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1.txt b/CCRD/3/6/7/0000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31f042c64c8b6f6af21bfcaba1e453e84bcb25 --- /dev/null +++ b/CCRD/3/6/7/000081.txt @@ -0,0 +1,87 @@ +#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关于傣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办法的规定 + +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第五节第七十条的规定和我区情况制定本办法。 + +　　第二条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应本着依靠各族劳动人民，团结其他各阶层人民和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民族公众领袖的精神，采取自上而下和平协商的方法，废除领主、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 + +　　第三条 没收领土、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并废除领主、地主的特权、杂派、高利贷。领主、地主的土地以外的其他财产一律不动。分配土地时，先留给其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土地。 + +　　一九五四年六月提出“调整土地”后，领主、地主如以出卖、出典、赠送或其他方式转移分散的土地，一律无效。 + +　　领主自己经营的果园、菜园、咖啡园、藕池和小块林园等，予以保留。 + +　　解放后，领主、地主自己劳动开垦的荒地不动，并且不计入其应分土地数目内。 + +　　凡依靠官租维持生活的领主和属官，如生活确有困难者，酌予适当补助。 + +　　领主、地主的公民权利一般不予剥夺。 + +　　第四条 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 +　　富农所有出租的小量土地亦予保留不动。但在某些特殊地区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得征收其出租土地的一部或全部。征收后富农占有土地，不得低于当地中农水平。富农租入的土地应与其出租土地相抵计算。 + +　　富农的高利贷、抵押土地和典当土地的处理办法另定之。 + +　　第五条 保护中农自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不得侵犯。 + +　　农民内部的租佃、债务、抵押和典当关系，均继续有效。 + +　　第六条 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小贩、其他职业和鳏、寡、孤、独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者，均不得以地主论。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的200%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若系鳏、寡、孤、独、残废人等依靠该项土地为生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200%，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 +　　第七条 佛寺、教堂占有土地和其他财产一律不动。 + +　　社神地、坟地和“布冒布和田”一律不动。 + +　　第八条 寨公田、族田、学田等一律予以征收分配。 + +　　第九条 大块荒地除酌量分配部分给无田少地的农民耕种外，一律收归公有。山林的处理办法另定之。 + +　　第十条 公路、河道两旁护路护堤的土地和飞机场占用的土地，不得分配。 + +　　第十一条 所有没收征收的土地，均由乡农民代表会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田少田的农民所有。 + +　　所有没收征收的塘、堰等水利，可分配者随田分配，不宜分配者得由乡人民政府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 + +　　第十二条 分配土地以乡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按土地数量、质量和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但县人民政府得根据需要与可能在各乡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乡与乡之间的交错土地，原属何乡农民耕种，即由该乡农民分配。 + +　　第十三条 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农民自有的土地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农民租入应分配的土地抽出分配时，应给原耕农民以适当的照顾。应使原耕农民分得的土地（自有土地者连同其自有土地在内）适当的稍多于当地无田少田农民在分得土地后所有的土地，以使原耕农民保持相当于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的土地为原则。 + +　　第十四条 在分配土地时，对于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而有劳动力的无田少田的贫苦农民，在本乡土地条件允许时，得分给多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 + +　　第十五条 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应酌情分给部分土地，但其职业收入足以经营维持其家庭生活者，得不分给。 + +　　第十六条 家居农村的烈士家属（烈士本人得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荣誉军人、复员军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包括随军家属在内）均应分配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土地。 + +　　第十七条 外逃人员原则上分给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土地，由其家属代管。 + +　　外逃为匪者原则上亦留给土地，由乡人民政府代管，并争取其悔过自新。 + +　　第十八条 景颇族在坝区出租之土地，一律不动，其所获之保头税亦不动。 + +　　政府扶持景颇族就地发展生产。个别地区确无就地发展之条件，而附近之坝区又有大块荒地可开垦者，在坝区土地改革结束后，由政府有计划地组织下坝生产。 + +　　第十九条 领主所有之武器应一律交归政府，并且酌予适当奖励。 + +　　地主、富农、属官、农村头人及司署兵所有之武器，应一律交归政府，不得非法分散和转移。 + +　　第二十条 为保证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在改革期间，各县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于一切违犯、违抗和破坏土地改革法令的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和处分。严禁乱捕。 + +　　第二十一条 划定阶级成份应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O年八月四日所颁布的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的补充办法，由乡农民代表会提出，经过寨农民大会讨论，在乡人民政府领导下，由乡农民代表会邀集本人协商。协商后，由乡人民政府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批准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 +　　第二十二条 在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期间，县、区应组织协商委员会，协商土地改革各项事宜。乡设立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执行土地改革的各项事宜。上述两种机构，均在各该级人民政府领导下进行工作。 + +　　土地改革工作应由县以上人民政府派干部领导进行。 + +　　第二十三条 为保障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一切措施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各级人民政府应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农民和其代表在各种会议上有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 +　　第二十四条 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完成后，由自治区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的权利。土地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 +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不适用于景颇族与景颇族社会经济情况相同的其他民族地区。 + +　　本办法不适用于土地改革已基本完成的地区。 + +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经自治区人民代表会议通过，报请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施行。 + +　　· 来源： + +　　云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2.txt b/CCRD/3/6/7/0000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7489abecb7f342b0e4fa6739501728f6ff2f30 --- /dev/null +++ b/CCRD/3/6/7/000082.txt @@ -0,0 +1,7 @@ +# 山东省费城县五区石湾沟村火光一社发生退社农民抢收玉米事件 + +　　【山东分社十九日讯】山东省费城县五区石湾沟村火光第一农业社，在七月二十八日发生了退社农民抢收玉米事件。该社共五十二户，今年小麦减产，有的社员减少收入，秋季作物除花生外，其他长得不好，有十五亩棉花缺苗百分之八十左右，有的社员生产情绪不高。同时，社里负债过多，账目开支不民主。光羊、果树、水车等三项贷款，就一千六百元，每年要付利息一百二十元，顶两千斤粮食。春天社里领的一百三十斤预售棉花订金，社委会没给社员商议，就私自开支了，社务委员贾学文私用了六元。会计贪污了六十元。引起社员很大顾虑。社长李瑞岚偏听偏信，批评社员李景义，李生气地说：“要饭吃也不在社里啦，出去好好过几年”。 + +　　县委工作组在帮助整社以来，对以上为题，解决的不够妥善。因而在七月二十六日，有十一户社员（其中老中农两户，新中农五户）要求退了社。领导上对退社的农民很歧视，对他们退社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没加以细致的处理。当时退社的农民要求继续在社里干活，等收了大秋以后，他们再单独种麦子，而领导上却对他们说：退社时，大秋作物不能带走，小秋作物可以带走，退社后，也不准再在社里干活，种麦问题，专门研究。退社农民感到：现在小秋已锄完了，如不允许在社里干活，就得闭着，秋后分不着粮食就得挨饿。七月二十八日社内开始收谷子，没有通知退社的社员，并且还是先收的退社社员地里的。这些退社农民更发了慌，在七月二十八日，他们纠集了三、四十人，抢收玉米，并说：“你们收谷子我们收玉米，反正不该饿死。”当时玉米才七成熟，他们共抢收了七百斤。区委发现这个问题后，正在帮助处理。（摘自临沂大众报情况汇报）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8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3.txt b/CCRD/3/6/7/0000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5e77e306516b1836b1f4e32289adb4e6c5ebb6 --- /dev/null +++ b/CCRD/3/6/7/000083.txt @@ -0,0 +1,25 @@ +# 湖北省公安厅党组关于1955年和今后4年处决反革命和其他各类犯罪分子计划（草案） + +　　一、我省在深入开展镇压反革命斗争中，计划1955年处决各类罪犯2100名，占计划逮捕37000名的5.7％，1955年至1958年计划杀6000名，占逮捕计划99000名的6％强。其中1956年计划杀1900名，1957年计划杀1200名，1958年计划杀800名。 + +　　二、在1955年计划杀的2100名中包括反革命分子1700名占2100名的81％，占计划逮捕的反革命罪犯22000名的7.7％。刑事犯罪分子400名占全年计划杀的19％，占计划逮捕的一般刑事犯罪15000名的2.7％。 + +　　三、根据我省各专、市的实际情况，计划杀的数字是：武汉市330名，黄石市30名，黄冈390名，孝感380名，襄阳300名，荆州410名，宜昌130名，恩施130名。 + +　　提出上述计划的根据是： + +　　（一）从我省过去杀人情况看，从1950年到1953年上半年镇反运动中共杀了50733占逮捕总数的30％。1953年下半年杀了438名占同时期逮捕的4.1％，1954年杀了418名占同年逮捕的2％强，1955年上半年杀了111占同一时期逮捕的1.1％。从这个发展情况看来，我们今后计划杀5.7％的比例比过去镇反运动时减少了24.3％，这是因为过去罪恶民愤均甚大该杀必须杀反革命的数量比今天大，同时，本着今后少杀长判的精神这个比例也是比较合适的。在另一方面从这两年多镇反运动转入经常斗争以来特别是最近一年多，杀人比例看来，确实太小，1953年下半年至1955年上半年均是2.3％。这是因为我们产生了严重的麻痹右倾思想，对敌人的打击和惩办非常不足，因此就杀的很少。最近检查发现确实有相当数量该杀未杀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长期拖延，未予处决。如武昌县有个恶霸吴昌波勾结土匪坐地分赃，有血债四条。五四年逮捕后，至今尚未判处死刑，群众到公安局质问：“恶霸，坐地分赃的土匪，比他小的都杀了受他指挥的也杀了，为什么不杀他”。还有一个惯匪王凤祥去年盗窃中凶杀了一个贫农，也未处死，群众到法院质问了三次。新洲县一个特务分子杀我新四军2名，奸淫妇女50余名，解放后窝匪，1951年逮捕判处无期徒刑，在五一、五二、五三年逃跑三次直到今年7月才决定处死。在这次调查摸底和审批材料中确实还有相当大的数量该杀必须杀但是尚未受到应有惩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 + +　　（二）从我省镇压反革命斗争的方面看：全省共有71个县，678个区11810乡，其中估计约有落后乡1970个，预计在农村今年共杀1400个是可能的。另外全省计划追捕外逃反革命分子1500名，因为计划追捕的多数都是罪大恶极人人痛恨的反革命分子，预计其中可杀400名。另外水上也隐藏了一批罪恶深重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今年计划逮捕的1000名中，预计可杀200名。从最近省直和武汉内部肃反情况看来，在逮捕的暗藏反革命分子中约需杀掉6％，预计全省可逮捕1500名左右，即可杀到将近100名。以上合计共为2100名。 + +　　（三）今年上半年已杀111名7月分已经批准处死的有87名，在上半年已捕的10000名罪犯中，已经呈批到省的有112名，各专、市准备呈批的约有300名，经审批后估计可杀300多名连同已杀已批共有500名。此外下半年预计破获各类有组织的反革命案件130起，预计其中约杀150名，下半年还预计破获刑事案件4930起。根据历来的情况，凶杀、暗害、抢劫及其他性质恶劣情节严重的案件约占10％，如此下半年破获此类案件约为493起，预计其中应杀350名。还有今年下半年预计逮捕的27000名罪犯中必然有一批罪大恶极民愤很大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估计要杀1100名左右。以上各项合计共为2100名。 + +　　（四）1956年到1958年的杀人计划，估计其规律大体与今年相类似，在今后几年中虽然逮捕人犯的数字可能逐年减少，但敌人省越打越精，本着“今后从严惩治”的精神，杀的占逮捕比例可能比55年稍大一些。我们1956年到1958年的平均比例是6％强。 + +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央关于今后处决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政策规定，“只杀必要杀和应该杀的要杀得很准”同时对于该杀必须杀的又必须坚决处死，因此必须充分作好调查研究工作，要掌握证据的要取得群众的支持，鉴于今年计划杀的数字绝大部分要在下半年完成，而要杀的很多都是隐蔽很深的敌人，必须认真从各方面努力加强工作才能保证完成。 + +　　（此计划因为尚未占有充分的具体材料，仅是初步的大体的预计。经过省政法党组的研究讨论，并经省委审查同意。请中公部审查批示。） + +　　 湖北省公安厅党组1955年8月21日 + +　　来源：湖北省公安厅编印：《九年来省委有关镇反斗争的指示及历次省公安会议文件汇编》，1958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4.txt b/CCRD/3/6/7/0000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10571fd0d7a14a043d809d6c39c9f966e5228f --- /dev/null +++ b/CCRD/3/6/7/000084.txt @@ -0,0 +1,9 @@ +# 安阳专区在粮食“三定”工作中发生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 + +　　【河南分社二十五日讯】河南省安阳专区在粮食“三定”工作中，发生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 + +　　目前，该专区在粮食“三定”工作，多数乡定产已经结束，进入定购和定销，部分乡并开始售粮，但有些干部却滋长着一种极有害的盲目乐观和简单图快的情绪，错误地采取捆绑、扣压、乱戴帽子、谩骂等非法手段。林县太平庄乡段章其（转业军人，党员），因婚姻问题未得到解决，致使神经有些失常；在七月三十日晚上村里开党员会时，叫他三次没到，到第四次才勉强参加，当时住乡干部（也系转业军人）批评他有个人主义，段不接受，于是他又大加批评，说：“你是专业军人，我也是，有什么了不起！”说着段就离开会场，投井自杀。四五天后，才发现其尸体。浚县中卸村中农陈金良（系评议员），在八月二日进行逐户审定方案时，陈提出自己小麦定产高，当时贫农评议员提出：“今春给你父作周年还磨了三百六十三斤小麦，证明过去没卖透，不但不能减，还得增加二斤”。当时陈放声大哭说：“给俺父办个三周年有短处啦，有粮有罪啦？”说着就往处走，这时工作组干部不是向其讲解政策，而是斥责：“你的自发势力严重，拿哭吓人……坚决不能向你让步。”当时陈投井自杀未遂。浚县王庄村青年团支书王新用因家中母亲、老婆、妹妹对售粮思想不通，定购任务九百七十斤，只卖了六百二十斤，乡干部追问王家还有多少麦子时，王说一石五斗，他妹妹说一石。这时乡干部批评他妹妹：“你这个团员自私，态度不老实。”结果造成家中不和，王受了家中埋怨，思想苦恼，于八月十二日晚自缢，经急救未死。汤阴县小章乡秘书高江在八月五日召开余粮户时，余粮户高永庆历来是尾欠户，叫了两次未到会，结果乡秘书到他家说：“不参加会是违法！”立即捆起送到区上。龙虎乡长张进（党员）八月五日从区里回来，晚上召开群众会，当时有些人在广场上乘凉未到，乡长就拿着鞭子来催，群众见了，便将东西丢掉跑进会场，乡长拿着这些东西到会场说：“这是谁的？”没有敢吭，停了一会，一个农民说：“是我的。”乡长随即狠打了他一顿。在长垣县蔡乡，龙相乡也发生干部绑打群众的非法行为。 + +　　中共安阳地委已指示各地采取措施，以防止类似的现象发生。（陆笑萍根据安阳专区粮食办公室通报编）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8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5.txt b/CCRD/3/6/7/0000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4024e5a87c0708d0debdf3a4832bba81d47259 --- /dev/null +++ b/CCRD/3/6/7/000085.txt @@ -0,0 +1,21 @@ +# 韩耀辉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受到处分（司法部人事司干部管理科根据报告整理） + +　　（天津市第一区人民法院民庭庭长韩耀辉，在审理私营利津房产公司与租户私营源顺合糕点鲜货庄租金纠纷案中，滥用职权，强制租户职工腾房，供自己私人占用。天津市政法办公室和司法局对这一违法事件，进行了认真的检查和处理。） + +　　（韩耀辉为了想将自己的母亲、姑母等从农村接来，早就向该院办理房屋案件的审判人员念叨过要找房。1954年，利津公司为要源顺合补齐全部欠租，先后两次向一区法院提出请求（第一次成立调解，第二次是因有部分欠租未交清，利津公司向法院催请执行）。承办人沈富华，为了迎合韩耀辉的私人意图，在第二次办理该案时，既未研究被告欠租原因，也不考虑原告并未提出腾房要求，一开始就“动员”被告（源顺合经理朱柏年）腾房，被告不同意，就逼他到院子里去“反省”，并威胁说：“三反、五反还没有把你的脑瓜子改造过来，像你这样的就得反省3年！”后被告被迫同意腾出楼下房屋两间，沈即向韩请示。韩对沈的错误行为不仅不加制止，还授意要被告将楼下房屋“全部腾出”，说“咱们可以租吧？如双方同意，叫他们立个手续”；又亲自到法庭上督促沈继续“动员”，直到被告同意“楼下全部房屋腾出交与利津公司另行出租”为止；最后，还指定原告留下，当庭洽商租房问题，说：“把房子租给我们法院作宿舍，我们保证不欠租！”） + +　　（源顺合被迫腾房后，职工普遍表示不满，经开会研究，愿意代店方交清欠租，将房子留下作宿舍用（按：源顺合租利津公司房屋两所，这一所楼上是职工宿舍，楼下是栈房），因而该店又向法院提出继续住房的请求，对补交欠租作了具体保证。职工代表也持区工会介绍信两次来法院要求。而韩耀辉住房心切，对职工们的合理要求根本不理，却急于传讯被告，催促腾房。原来限被告“三天腾房”，但到第二天，韩耀辉就迫不及待地亲自率领沈富华、法警、派出所文书、当地人民陪审员及利津公司的职工等人，声势汹汹，前去强制执行。执行时，不仅没有进行任何动员，甚至当时职工代表要求谈几句话都遭到韩的拒绝，说“有话以后说，现在没时间”；不仅强制楼下腾房，还命令楼上职工把房门打开，要进行检查，说：“不开砸锁”（未砸）。同去的利津公司的职工都对韩的行为感到出乎意料，说：“我们私人房产公司腾房，从来没有这样痛快过。”） + +　　（韩耀辉利用职权，强制租到房屋后，把房子故意装成像个干部宿舍的样子，让该院另外两个干部从农村把家属接来，和自己的家属一同搬进去住；并将租约拿到房产交易所去监证，以取得“合法”手续。） + +　　（韩耀辉违法占用房屋的行为被源顺合的职工向市人民检察院、天津日报社、区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揭发，经一区法院的领导进行了检查，韩仍坚持自己是“合法租房”。党内对韩进行了批评，并指出应立即搬出，将房交还利津公司，韩不但不认真执行党的决定，反将违法占用的房屋交与房产交易所，调换到另外一所房屋居住。甚至当检查组到一区法院时，韩还打电话问利津公司经理：“为什么说我把房交给了房产交易所了呢？”企图串通情况，掩饰错误。） + +　　（源顺合的房屋被强制腾出后，有的职工因为找不到住房，不得不四处“打游击”。他们质问法院：“站在什么立场？”批评法院：“太不关心工人疾苦了！”街道代表、人民陪审员和一区人民委员会的干部，看到法院强制租到房子，纷纷议论，有的说：“法院行，人民委员会不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 +　　（天津市政法办公室和司法局在进行检查后，决定给韩耀辉以撤职降级处分，对其他有关人员也作了适当处理；另外，建议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对原案撤销协议，重新审理。一区法院为了挽回影响，并向源顺合的职工道歉。所有这些处置，都是完全必要的。各地法院干部，都应从韩耀辉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认真进行检查和揭发，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 +　　（（司法部人事司干部管理科根据报告整理）） + +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5期， 1955年） + +　　（8月25日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6.txt b/CCRD/3/6/7/0000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76c55743b198736dbb1af4f686c881715eb47 --- /dev/null +++ b/CCRD/3/6/7/000086.txt @@ -0,0 +1,23 @@ +# 安庆专署举办“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罪证展览会”的收获 + +　　<《宣传通讯》编辑部> + +　　安徽安庆专署公安处为了配合有关县区对“一贯道”、“同善社”的取缔、登记和发动退道工作，举办了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罪证展览会，先后在安庆专区的10余个县城和大集镇、5个会道门基础深厚的重点乡、2个重点堤段以及3个县的三级扩大干部会议、4个县的农业技术训练班等处巡回展出，受到教育的干部和群众约达12万余人。 + +　　在这一展览会上展出的有反动会道门在复辟活动中的有关照片与会道门所用的旗幡、矛刀、印信、假证件、反动经书文件以及会道门分子坦白书等14种反动罪证，还由2名坦白彻底的中层道首“现身说法”。由于运用实物和真人真事向群众进行教育，展览会收效很大。首先，充分揭露了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罪恶内幕，提高了干部、群众对反动会道门反动本质的认识，严重地打击了反动会道门在群众中的影响，一些迷信过深的群众及受骗参加反动会道门组织的道众以至一般中小道首，在活生生的真人实物的面前，也启发了觉悟，有的在看过展览以后，当场就起来控诉反动会道门的罪行。 + +　　其次，扭转了广大干部群众的麻痹情绪，提高了他们的革命警惕性。不少观众在看过展览以后，纷纷检举揭露了反动会道门的现行破坏活动，如宿松县张坂区石潭乡观众熊祥明当场检举了本乡大道首熊德生的罪恶活动，要求政府依法惩办。贵池县第二次全县治安防奸代表会议全体代表参观后，纷纷检查批判了麻痹思想，并反映出原来认为没有问题的7起反动“大刀会”和“一贯道”的首领分子互相联系、烧香拜佛、秘密集会等复辟活动的重要线索，初步检查出混入农业生产合作社、互助组的反动会道门头子29人，道众48人。贵池县乌沙区晏墩乡治安防奸代表桂星高在县里看了展览，回乡后就很注意反动会道门的活动，在不到半月内即发现与捕获了逃亡数年并有现行活动的大道首桂安帮。 + +　　再次，展览会使反动会道门组织进一步在群众中受到孤立，大大震慑了敌人，有效地配合与推动了怀宁、桐城、东流、贵池、湖东等有关地区登记退道工作的开展。怀宁等地在取缔“一贯道”工作开始时，由于宣传不深不透，登记退道工作进展很慢，经参观展览会后，局面就迅速得到扭转，自动登记退道的人数急速增加，许多原来不肯退道的纷纷前来登记，有的并积极地检举与规劝别人坦白、退道。 + +　　安庆专署公安处在举办这个展览会中，体会到要办好展览会应该注意： + +　　一、充分做好展出前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展览物品及宣传内容），这是展览会能否吸引观众、能否为观众接受领会、能否收到预期效果的主要关键。安庆专署公安处在组织这次展览中，曾派专人深入怀宁、桐城等县搜集和整理反动会道门在复辟活动中的物证，并培养了2名坦白彻底的中层道首“现身说法”；对讲解人员充分加以训练，展览物品、图片及讲解词句都尽量做到通俗、具体、实际，在展出过程中，还插上本县本乡的实际内容，因此，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欢迎。 + +　　二、展览工作必须在当地党委领导和宣传、公安部门的支持下，结合中心工作，密切与各有关部门（尤其是文化馆）联系配合，才能顺利开展工作。如在宿松县城展出时，展览工作队首先向县委会、公安局作了汇报，然后由党委通知县区政府作了统一安排，县文化馆大力协助，县公安队还派出武装协助维持秩序，因而使展出始终有组织有秩序。在潜山黄泥岗展出时，由于事先与当地区委及派出所研究计划不够，未能通过行政力量结合中心工作组织群众参观，以致参观者稀少，展览会未充分发挥作用。 + +　　三、展览期间及在一地展出结束时，必须通过召开小型座谈会及观众意见薄等，搜集群众反映，倾听群众意见，才能及时发现工作中的缺点，改进工作方法，不断提高展览效能。 + +　　这次展览会的收获又一次证明了：举办反革命罪证展览会到各地巡回展出，通过图片和实物具体地揭露反动会道门的反革命阴谋活动，是提高干部群众的革命警惕性，推动他们起来同反动会道门作斗争的有效的宣传形式，安徽省委宣传部最近已转发了安庆专署公安处关于举办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罪证巡回展览会的总结报告，要求该省县以上党委宣传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和力量，协同公安部门，搜集反革命分子的罪恶事实和进行破坏活动的典型案件的罪证，举办小型展览会，向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具体生动的宣传。 + +　　来源：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21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7.txt b/CCRD/3/6/7/0000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0935b748160e21fe83666742b8193b3ecbecc7 --- /dev/null +++ b/CCRD/3/6/7/000087.txt @@ -0,0 +1,9 @@ +# 广西部分地区执行“三定”政策发生严重偏差 + +　　【广西分社三日讯】广西省部分地区执行“三定”政策发生严重偏差。 + +　　容县专区郁林县县委副书记张强认为：对增产多的富裕户要不定实产量，对困难户定实产量，对二流子、懒汉、地主、富农的定产要稍高于实际产量，他认为这样作是合适有益的。容县、桂平、岭溪等八个县是先一般宣传“三定”，接着搞一段征购，然后再“三定”到户。陆川县具体提出先完成粮食征购任务百分之五十后再搞“三定”。北流县不宣传“三定”政策，先完成征购任务，再“三定”到户。这个县的粮食征购工作已进行一个多月，任务只完成百分之六十。最近虽被迫转入宣传“三定”政策，但部分地区工作陷入僵局，干部信心不足，发生强迫命令，随便打人、骂人、扣压人。六靖、石窝两个区不经请示扣压十一个农民，打了五个人，有八个人被罚跪，还错误地把农民的历史进行排队，来搞“思想发动”。全县已逼死的两个人，其中新丰区塘屏乡第一行政组中农梁树庆是这样被逼死的：行政组开会时，由区银行营业所副主任辛清进主持，他宣布：“政策是铁的，任务不能改，少一两粮也不行。”又说：“政策是老虎尾，谁踏着就挨咬。”梁树庆未完成统购数字，被辛清进强迫坦白两次，说要劳动改造，还追逼他再到法院坦白。结果，辛树庆便上山服毒自杀。 + +　　桂林专区临桂县宣传“三定”政策不具体，不深入，现在群众还不知道“三定”怎么定法。有些乡干部只要一检讨粮食工作中的缺点，农民就说：“你们政府一九五三年有问题，一九五四年检讨，一九五四年有问题，一九五五年检讨，像家公对媳妇一样。”桂林专区最近落雨很大，农村干部都只顾搞“三定”摸底，不问生产。有些县的早、中稻很多都倒伏在田里，发芽很严重。（郭纯青编）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9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8.txt b/CCRD/3/6/7/0000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460922150fcf85dbd6095b8de447274bba7999 --- /dev/null +++ b/CCRD/3/6/7/000088.txt @@ -0,0 +1,67 @@ +# 金怀鹏档案之二：肃反调查材料 + +## 调查材料 + +　　金怀鹏 + +　　社会关系复杂 + +　　大哥金怀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工队员（特务组织），曾干过伪职等 + +　　表哥杨诚愚，干过商会会长 + +　　舅舅，阎文光，三番（安青帮）收过徒弟 + +## 关于金怀鹏的材料调查报告 + +　　根据多方的了解证明金怀鹏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他大哥金怀禹过去在伪方参加过国民党员、青工队（特务组织），他舅父参加过安庆帮收过学生，他表兄干过保长。金怀鹏那时是与他们是有联系的，在最近还与他哥哥有联系，寄信给家了解统购统销的情况，要他哥哥告诉他家里的粮食供应情况。 + +　　（另外关于金怀鹏是否参加三青团，根据调查了解是没有参加三青团。因那时他在家年龄很小，他在巢县中学时才只有13、4岁，同时那时已经是48年秋天了，入学后3个月的时间巢县就解放了。根据在公安局的调查，公安局也有巢县中学的三青团的材料，从这几方面看来，金怀鹏是没有参加三青团的组织，这是我个人的分析。） + +　　附证明材料3份 + +　　 调查材料人　王鸿斗 09.11 + +## 金怀鹏家庭成份的材料 + +　　（1）家庭成份系小土地出租，计田8亩多的，现已全部出卖，房屋计有7间半。 + +　　（2）社会关系：大哥金怀禹解放前任过伪巢县参议会秘书、司法科录事、秘书科科员，曾参加国民党员、三青团员、青工队员（特务组织。） + +　　表哥杨诚愚干过伪拓皋商会主席。舅舅阎文光干过三番（安庆帮） + +　　（3）金怀鹏在家时常和表兄、大哥、舅父联系，解放后也常有信联系，并于最近期间的来信询问家中粮食统购统销和供应情况，并叫他大哥写信告诉他。 + +　　（4）关于金怀鹏在家没有参加过三青团和反动组织，但在学校内情况不明。 + +　　 调查人　王鸿斗拓皋十一选区　李献珊　郑贵才 09.11 + +　　该材料确实 + +　　 褚长真　中共拓皋镇支部书记 + +　　同意大家意见 + +　　 中国共产党巢县拓皋区委员会 + +## 金怀鹏的亲戚情况 + +　　（一）阎文光是金怀鹏的舅舅，其阎文光本人曾在上海替外国人纱厂看门，一度自己开设炭店，并收了若干帮会学生，胜利后来过拓皋，同时在拓皋买了一座房子，（现在阎文光已死，只有阎的老婆及一个儿子、三个女儿）。 + +　　（二）杨诚愚是金怀鹏的老表，其杨诚愚本人一向做生意，于1940年任伪紫金保保长，并担任过伪拓皋镇商会会长。在解放后51年曾被管制半年。现其本人仍在开店。 + +　　 反映人：张元荣、程国炳、秦忠才亲笔于55年9月11日 + +　　（滁县盐业公司：） + +　　兹证明你司王鸿斗同志于本（9）月9日来我处查对金怀鹏三青团材料，经查找我处无此人材料，特此证明是实。 + +　　致以 + +　　（敬礼） + +　　 巢县人民政府公安局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89.txt b/CCRD/3/6/7/0000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4a78bac39f06aa23b6ae3392d4e9c4cf780df7 --- /dev/null +++ b/CCRD/3/6/7/000089.txt @@ -0,0 +1,5 @@ +# 遂宁专区在转入群众办社阶段时部分地区有强迫命令的现象 + +　　【四川分社十五日讯】遂宁专区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转入大发展和群众办社的阶段时，部分地区有强迫命令的现象。较普遍的是轮番动员“疲劳轰炸”。安岳县互助乡中农李建清顾虑多，不愿入社。于是乡的正、副主任、团员、积极分子便轮流去“动员”，弄得李建清整天没空，只得苦恼地说“入社吧，不然要麻烦死了。”三台县有一个乡长在群众大会上说：“只有地主、二流子、坏家伙才不愿意入社。”一些农民怕说自己是坏家伙，只得写入社申请书。潼南县观音乡贫农唐景富不愿入社，干部们对他说 ：“不入社就是不拥护共产党，以后生活困难，可不再救济你了。”监亭县个别乡建社时把不愿入社的农民弄在大会上排队，评为落后分子。安岳、监亭二县还有用举手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强迫农民入社的。（刘宗棠 喻权域）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2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0.txt b/CCRD/3/6/7/0000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351a5f34a204a437b4e2f2ca667b974214f1bf --- /dev/null +++ b/CCRD/3/6/7/000090.txt @@ -0,0 +1,65 @@ +# 江西省公安厅关于配合上海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斗争计划（初稿） + +　　中央指示：上海发动对披着宗教外衣的、以龚品梅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这是扭转全国对天主教反动势力斗争形势的关键，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斗争。同我们作斗争的敌人有国外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多年来同我们斗争的反革命经验，它的反动势力和反动影响，不仅于上海一地，而是在天主教内反革命分子破坏活动的指挥中心。各有关地区应利用上海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所造成的 有利形势，发动对天主教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以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肃清隐藏在天主教内地反革命分子的斗争高潮。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为配合上海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及开展对本省天主教反动势力的斗争，坚决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彻底摧毁反动骨干及其核心集团，秘密地、细致地、坚决大力的争取 必需争取又能争取为我所用的神职人员，以达到进一步秘密地占领与控制教会领导阵地。为今后侦察工作奠定牢固基础。为此，提出如下计划： + +## 一、江西天主教内地敌情 + +　　本省五个教区（赣州、吉安、南昌、南城、余江）现有天主教神甫七十二名，其中有反革命活动十二名，本年已捕四名（九江神父刘允文曾在河北组织剿共团，鄱阳神父张举善、吴德胜编写反动书籍“你往何处去”、“驳辩证唯物 主义”，南城神父游乐渔放火烧山），还有反动神父八名控制教会的神权、经济权，组织反动核心组织，并与上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有密切联系，他们在龚品梅反革 命集团指挥下，进行了猖狂的破坏活动，对我危害甚大，严重的阻碍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开展。 + +　　余江教区反动代主教邓方肃于一九五五年一月签发一次致各神甫的通知，规定神甫参加爱国者（笔者注：应为“会”），一月内一律退出，否则停止神功；此后各地教堂参加爱国会教徒纷纷退出。严重的破坏了反帝爱国运动的开 展。反动神甫陈惠民、曾景牧、万成在邓方肃指挥下，组织反动“圣母慈爱祈祷团”，歪曲宗教政策，破坏反帝爱国运动；针对我各项中心工作及国际局势，散布谣 言。 + +　　南城教区反动神甫彭子卿，系“圣母军”支会长，在去年取缔“圣母军”反动组织时抗拒登记，今年又复胁迫青年团员涂长容退团，阻止儿童参加少先队。指使教徒吴梅娇造谣说：“参加青年团不独有罪，国民党来了会杀头”， “美国氢弹二十四小时可炸光苏联，美国原子弹可以用无人驾驶飞机去炸苏联”。 + +　　吉安教区代主教唐多墨迹迹破坏反帝爱国运动。一九五五年五月通知神甫、教徒不得参加爱国会，已参加者限期退出，并向神甫告诫悔过，否则以出“通功”，摘“神权”予以处罚，指使教徒纷纷退出反帝爱国会。 + +　　余江、南城、吉安三教区反革命分子为了与上海龚品梅反革命集团 保持密切的联系，三教区均各有派驻上海的联络人员。吉安派驻上海之张清芳（已在上海自杀）、谢云生专司负责吉安、上海间的联络事宜，并通过张清芳由上海转 寄经费。南城教区派驻上海修道院修生吴谷声，专司负责南城上海间、余江上海间谍联络。吴谷声并负责南城与居住香港帝国主义分子爱尔兰籍神甫梅开伍德联络工作，曾向梅报告南城教区情况，并转达帝国主义分子梅开伍迪指示。东乡反动神甫陈惠民派教徒曾昭参（原为陈的帐房）在上海设立经济据点，往来上海余江间进行联络活动，目前往返江西上海间的联络人员已查明者四名。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加强各地间的联系，传递各地情况，如教务开展及我各个时期反帝爱国运动等情况及鼓动神权人员和虔诚教徒同我作斗争，并运转各地教区经费等。 + +　　本省天主教内，尚有反动核心集团三起。东乡反革命分子陈惠民组织“圣母慈爱祈祷团”，已查明者有团员二十九名，其主要活动是集团念经，加强信念，叫嚣原子战争，吹嘘美帝“实力”，宣称“我们要走向末路”，籍以煽惑人 心。吉安教区组织“学习互助组”，已查明者有团员七名，设有组长一名，制有纲领、计划，誓词为：“我们在天主圣三圣体台前头可断，血可流，我们的信仰不可 失”，并制定了简章，“统一教材，分散学习，集中批改”的办法进行非法活动。南昌市以原反动“圣母军”骨干分子为核心，组织“经济互助组”，已查明参加者十余人，其阴谋是筹集生活经费支持反革命分子张举善等反动神甫的活动。近年来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以这些反动核心集团进行各种非法活动，散布谣言，挑拨扩大其非法活动阵地。 + +## 二、斗争的任务 + +　　1、坚决打击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对上饶专区代主教邓方肃、反动神甫陈惠民、曾景牧、抚州专区之彭子卿、吉安专区代主教唐多墨、反动教徒四大金刚谢绍明等再经过查对材料，经批准后予以逮捕法办。 + +　　2、彻底割断余江、吉安、南城与上海的联系，孤立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目前沟通江西与上海间的联系人员主要有上海修道院修生吴谷声、上海医学院张清芳、谢云生，以商业为掩护的曾昭参等四人，对上述的联络人员应与上海联系共同解决之。此项工作由省厅负责进行。 + +　　据了解全省尚有许多秘密联系人员迹象，各地应通过适当工作，注意发现。 + +　　3、摧毁反动核心集团。“学习互助组”、“经济互助组”、“圣 母慈爱祈祷团”是教会反动核心组织，其成员多数系一般青年，极少数骨干分子（有问题），多数群众是盲目参加的。因此，在打击的界线上要争取多数，对帝国主义分子、反动分子、有阶级仇的骨干分子应坚决予以打击。为此，吉安市“学习互助组”组长刘英模（反动教徒）予以逮捕法办。对其他成员应教育，令其退出。对 东乡“圣母慈爱祈祷团”主要应逮捕反革命分子陈惠民，其他成员应教育并令其退出。南昌市“经济互助组”，其成员多在我卫生机关服务，可转告其机关负责给予 适当教育和处理。 + +　　4、加强对教会的侦察工作，控制教会动态，严密防止披着宗教外衣的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活动，来支持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及组织教徒到上海进行捣乱。同时各地对外来神甫必须严密予以控制，侦悉其同台，一边打击其非法活动。 + +　　5、通过特情工作，积极的及时的搜集发现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指挥各地天主教活动的证据，和搜集发现本省各地披着宗教外衣的放革命分子破坏活动事实和证据，及时报告省厅，以便转报中央。 + +　　6、必须籍此肃反运动的下神职人员内部分化的时机，由负责干部 亲自动手，组织力量，采取争取教育和政治压力相结合的方法，秘密争取一批神职人员，建为特情，以适应斗争的需要。余江、南昌、吉安、赣州各专区应作出一定 成绩。各地争取于九月底以前将名单及单行材料报省厅批准后进行。对已有特情应在此次斗争中予以考验，做好巩固工作。 + +　　7、关于宣传问题，由党委宣传部门布置，彻底揭发龚品梅反革命 集团在教徒群众中的反动影响，并根据情况组织进步神职人员与有代表性的教徒发表宣言、文章、控诉等揭发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行，拥护政府措施。公安部门应协 同宣传部门做好这一工作。对秘密神职人员要写宣言、文章等须经省厅批准。 + +## 三、步骤与做法 + +　　九月底以前为斗争的第一阶段。在此期间的主要任务是做好一切打击对象的材料准备工作。 + +　　1、上饶转与应对邓方肃、陈惠民、曾景牧；吉安专处应对唐多墨、四大金刚谢绍明等四人；抚州专处应对彭子卿、方成等人的材料汇集整理，搜集罪证工作。 + +　　2、各地在此期间确定教育争取神职人员为我服务的名单，做好对被争取对象的历史、政治、思想、道德品质、个性特点、生活状况以及其亲属重要社会关系等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完成材料准备工作。 + +　　3、省厅决定本月底再次召开各有关地区的汇报工作会议，研究决定打击对象和打击方法，及决定争取对象的名单和争取对象的手段和方法等项工作。 + +　　在完成上述材料准备工作的做法上应以下列各方面着手进行搜集：（一）通过已有特情；（二）审讯在押反动神职人员和教徒；（三）从有关部门有关方面进行调查；（四）从已有材料中进行整理。 + +　　自十月一日起为第二阶段。在此期间重要任务是有计划有准备的打击反革命分子、反动分子，及进行争取神职人员秘密为我服务，协同宣教部门开展宣教工作，发动教徒开展反帝爱国群众运动。 + +## 四、组织领导 + +　　对天主教的斗争要统一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省厅及各有关专、市、县处（局）长负责，应适当组织坚强力量，按照核定计划布置这项工作，只准做好不准做坏。省厅决定于九月十五日召开各有关重点地区专业会议，研究布置工作。 + +## 五、几个问题 + +　　1、对教会斗争的计划布置，行动时必须教育所有参加斗争的工作同志绝对保守秘密，以免泄密，使斗争处于被动和失败。 + +　　2、认真执行请示报告规定。在工作开始后，各地三天向省厅报告一次，省厅七天向中央报告一次。内容应是工作准备与进行情况，发生的问题，请示处理情况报告等。 + +　　3、材料搜集整理上，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许扩大、虚假。 + +　　本计划报经省委核准后行之。 + +　　 江西省公安厅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三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1.txt b/CCRD/3/6/7/0000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ad47908df8f9f69ba069be5287cfcdce854373 --- /dev/null +++ b/CCRD/3/6/7/000091.txt @@ -0,0 +1,19 @@ +# 宁波地区半年来不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 + +　　新华社杭州17日讯 半年多来，在宁波专区宁海、慈溪、天台、嵘县等县的农村里，陆续发生了群众自杀事件。慈溪县有九十一起，其中致死的二十六人；宁海县有七十八起，其中有四十五起致死。其他县份还没有作全面调查。 + +　　从宁海和慈溪两县的情况看，自杀的面分布得相当广：宁海县有60%的乡、镇，慈溪县83%的乡、镇发生过这类事件。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慈溪县九十一起自杀事件中，贫农有五十九人，中农十二人，富农只有两人。 + +　　宁海县委和慈溪县的监察室对自杀事件作了专门调查。他们认为：造成自杀的原因主要是： + +　　一、部分干部在布置各项任务时，不根据具体情况，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在开展劳动竞赛时，不分对象，一律硬性要求大大提高劳动量，个别劳动力弱的社员因此自杀。宁海县大里乡雷虎岩社，有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团员应德行，劳动力较弱，从事农业生产不到一年。今年上半年社里制定劳动规划时，强调要队长、青年团员带头。他起初报了一千三百分，社里给他加到一千五百分，后来又加了八十五分，并且规定：要是做不到这个分数，要陪产5%。应德行表示做不到，社干部说他“不服从领导，违犯劳动纪律。”应德行觉得实在吃不消，去找乡长，乡长不但不支持他，并且批评他。应德行感到走头无路，便上吊自杀了。 + +　　天台县有八个乡，在今年春花预分中，强调统一预分，发生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扣押、私立“公堂”、吊打等等），有二十四个群众被扣打，五人因此自杀（三人未遂）。 + +　　二、有些农业社没有认真执行自愿互利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自杀事件。宁海县龙浦乡一个社的社主任冯永宽，前年花了七百多元（一部分钱是借来的）造了一只渔船，至今还有一百三十元没有还清。并社以后，他带头将渔船入社，折价五百元，按保本付息办法（全年利息六厘六），一年只得三十三元，还本日期又没有规定，入社的渔船又不能抵股份资金，一家人经常为了这个问题吵架，冯本人常常暗自流泪，最后上吊自杀。 + +　　三、有的社对于社员的经济困难不大关心，对入社的鳏寡孤独没有给予适当的照顾。慈溪县三管乡一个社员陈银康四次请求补助救济，没有结果。断炊后，在6月7日服毒自杀。光明乡一个社的社务委员冯长法（孤独）五十七岁了，入社后感到年老力衰，所做得工分不够维持生活，在7月7日服D、D、T自杀。 + +　　群众自杀事件已经引起宁波地委和有关县委的严重注意。目前正在继续检查。据宁海和慈溪二县给地委的报告说：干部中仍然比较普遍低地存在着“无所谓”思想，认为只要不是违法乱纪，群众自杀不自杀与我无关。报告上说：由于干部的思想问题没有切实解决，这两个县群众自杀事件至今还没有完全制止。（张济生根据宁波地位陈舒兰来稿编写）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9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2.txt b/CCRD/3/6/7/0000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8b354e7fa214271fa9355bf1aabbb5dc8e6335 --- /dev/null +++ b/CCRD/3/6/7/000092.txt @@ -0,0 +1,9 @@ +# 浙江基层干部在“三定”工作中的几个倾向 + +　　【浙江分社二十六日讯】浙江省“三定”工作是有成绩的，部分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政策和任务的统一问题。干部任务观念浓厚，政策观念薄弱，认为“新任务，活产量”。有的干部认为“怕征购任务超额完成，故意压低产量，提高留量，扩大销量。临安县经过群众民主评议后，粮食征购任务超过一百三十万斤，县委决定把超过部分压下去。黄岩县有三十个乡怕任务超过，把社会余粮提高到百分之八到十不等。平阳县征购任务小，产量多，因此不管是否养猪一律留下猪饲料。也有些干部怕任务完不成或单纯为了超额完成任务，就层层加派机动粮，压低留量。余姚县城关区十一个乡就有八个乡增购机动粮。桐乡县新丰乡平均每人留量比原定方案低三十斤。有些地区为了照顾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定产低于单干农民。兰溪县有一个乡合作社定产比单干农民低百分之十一，缙云县有一个乡三个合作社的产量都比单干农民低九十三斤，农民表示不满，而干部则说：如果产量定高了，就没有人参加合作社了。 + +　　定产中有的乱加“成份粮”。据发现，现在有加地主、富农的“政治粮”，加二流子、懒汉的“改造粮”，加退社农民及思想落后农民的“思想粮”，对贫农又强调挖掘生产潜力加“发展粮”，对干部加“带头粮”。 + +　　在“三定”到户政策的宣传中，一般是对“三定”宣传多，去年统购统销成绩宣传少，留量合理宣传多，定产、定购合理宣传少。因此，群众对去年统购统销的不满情绪和部分农民对“三定”政策的顾虑还未能很好解决。（方徨）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9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3.txt b/CCRD/3/6/7/0000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a3ed6875361d94270ff8bba82b0a9086a54499 --- /dev/null +++ b/CCRD/3/6/7/000093.txt @@ -0,0 +1,11 @@ +# 旅大市在肃反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多起 + +　　【辽宁分社九月二十八日讯】旅大市在八月四日到九月七日，全市在肃反斗争中，已发生二十九起自杀事件(死十七人、自杀未遂十二人)，尤其是在逮捕了一批反革命分子以后，自杀事件突然增多，在一个星期内就发生十五起。 + +　　据统计，二十九起自杀事件中有严重罪恶的仅九起，其余二十起是本人历史上有些污点，有些问题，或者是因过去未交代怕此次严惩和过去已交代了怕算老账，有的还是一般的作风问题。 + +　　自杀事件频繁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一)某些有严重罪恶和问题的反革命分子惧怕人民惩处而畏罪自杀。(二)由於宣传工作不够深入、政策交代不够具体而引起一部分有轻微问题的人惊慌自杀。如旅顺二区方家村刘作高，一九五二年曾因偷盗被劳动改造一年，这次听到肃反宣传后怕重新处理而於九月三日投井自杀。(三)由於我们工作方法不当和泄密而引起自杀。如甘井子区南关岭居民王玉奇因其有强奸罪行而终日不安，但西岗公安分局在找他查证反革命分子王文武的材料时，事前既未能了解他本人是有什么问题，事后也未对他进行教育，结果引起他的恐慌，於第二天自缢身死。 + +　　上述情况已引起旅大市公安局的重视，并已采取了措施。(马启智编) + +　　（来源：1955年10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4.txt b/CCRD/3/6/7/0000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82510e69dedf478c47ec1a4640e73ef4a3fa21e --- /dev/null +++ b/CCRD/3/6/7/000094.txt @@ -0,0 +1,23 @@ +# 彻底粉碎反革命分子利用学校讲坛散布思想毒素的罪行 + +　　<《宣传通讯》编辑部> + +　　在彻底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有许多地方已揭露了反革命分子在学校中的罪恶活动。东北财经学院最近揭露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利用我们的讲坛散布反革命思想的罪行，对于提高学校教育工作者的政治警惕性，开展对敌斗争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潜伏在东北财经学院的反革命分子，利用学校讲坛，恶毒地歪曲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贩运各种各样的反革命理论，在讲稿和印发给学生的参考资料中，大量地整章整节地引证托洛斯基匪徒的“著作”。他们用各种办法歪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成就，疯狂地污蔑党在过渡时期的理论与实践，反对党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肆意地破坏工农联盟，说什么“国家实行了统购统销，农民生产情绪大降，所以才采取了三定的办法”。他们极力污蔑苏联和中苏的关系，影射中苏关系式“工业苏联，农业中国”。他们歪曲党的政策，破坏党的威信，污蔑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朱元璋、刘邦的约法三章一样，是为了安定民心”。他们散布反革命思想和在教学上进行破坏活动的手法是十分毒辣的，归纳起来的约有以下几种： + +　　一、破坏一门课程的科学思想体系，在编写讲稿时，故意把这门课的科学体系弄得七零八乱，将一些主要问题故意弄得非常模糊，将有些重要章节故意删去，有的还故意以讲不懂、讲错、将重要部分不讲或少讲的方法，使学生无法懂得和掌握这门科学。 + +　　二、用偷梁换柱的方法，把反革命的“理论”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断章取义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以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 + +　　三、假借批判之名以宣扬反动的人物和思想，整篇整段引用反动的“理论”和材料，详尽地加以宣扬，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一两句他不正确。 + +　　四、借介绍参考书之名，散布反动资料，或大量指定托匪和反动的书籍为学生的参考书。此外，他们还利用学生的弱点，以请吃饭、伪装帮助学生以及考试送分等办法来拉拢学生，迎合学生的心理，借机灌输毒素和进行挑拨活动。 + +　　以上这些事实从分说明，利用教学来进行反革命宣传和破坏教学工作是敌人在学校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特点和重要方式之一。他们知道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大量的各种专业干部，这一任务是非常紧张与迫切的，于是他们便隐藏在这一岗位上，利用学校师资缺乏的困难，利用我们过去学校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和对教学工作生疏的缺点，在教学工作掩盖下面，在专业知识的讲授上想尽办法进行破坏，使学生不能掌握这门知识。更严重的是，他们不仅潜伏在一般的教学岗位上，而且已经钻入到我们各科教学的核心——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教学中来，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进行反革命宣传，以图摧毁党在学校的思想阵地，从根本上破坏党用共产主义世界观教育青年一代的事业。而我们许多作学校工作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头脑是不够清醒的，对敌人利用讲坛进行罪恶活动的阴谋是认识不足的。有的人甚至对一些较明显的反革命宣传和破坏教学的罪恶活动，也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他们以为敌人在学校的罪恶活动只是放火、散播谣言和贴反动标语，而没有看到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已经深入到教学工作中，反革命的思想毒素已经在青年学生的思想中散播，反革命分子的罪恶活动已经损害了我们培养干部的工作。因此，要在学校教师中作好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必须使肃反工作和经常的教学工作相结合，要善于在教学的战线上首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和其他社会科学课程上，肃清一切反动的政治观点，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这是我们从前述所揭露出来的材料中所必须取得的一个重要教训。 + +　　东北财经学院为了接受这一教训，已准备组织力量进行逐科审阅已有讲稿的工作，团结非党教师，彻底肃清讲稿中的反动观点，提高全体教学人员的水平，并清查反革命分子。这一作法是正确的。这是从教学战线上组织队伍搜寻暗藏敌人的一个重要方法。但应同时指出：这是一件很细致很复杂的工作，必须在强有力的领导下和在深入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有计划地逐步进行，首先应集中力量作好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和其他社会科学课程的检查工作。不论是对反革命分子的有意破坏，或因教师思想和业务水平不高所产生的错误，均应认真进行检查，但在检查时要着重在政治问题上，要善于区别是政治上的有意破坏，还是由于学术水平不高、教学经验不足所产生的。目前，我们的许多教师还在“边学边教”，大量的助教都在开课，决不可以将他们因经验不足所产生的一些教学上的错误同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宣传与教学上有意的破坏活动混为一谈，决不可以将学术思想问题和反革命问题混为一谈，否则就会打乱了我们的阵线。只有这样才能既提高广大教学院人员的水平，又彻底清查出反革命分子，不使他们漏网。我们既不能让一个反革命分子利用教学进行反革命宣传和破坏，也不能冤枉一个因学术水平不高、教学经验不足而在教学上发生某些错误的人。 + +　　为了杜绝今后反革命分子利用教学进行破坏活动的漏洞，首先，各校在教学工作中必须加强经常的思想领导，深刻接受这次肃反运动中所吸收的教训，不能只埋头业务，而忽视政治斗争，其次，各校应该充分运用反革命分子利用教学进行破坏活动事实，进行教育，提高广大教师群众的政治警觉性，但不要无批判地大量引用反革命的言论；并应加强教研室对教师所讲课程的监督，对讲稿进行经常的审查。最后，应该大力加强各个系和教研室的党团工作。特别是对政治理论课教研室，学校的党员校（院）长和党组织，应切实加强对他们的领导，定期检查他们的工作，纠正过去对政治理论课教研室缺乏领导和党团工作薄弱的缺点。 + +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23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5.txt b/CCRD/3/6/7/0000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42c5a29624ed4199236f9990cc3c857afdc2d0 --- /dev/null +++ b/CCRD/3/6/7/000095.txt @@ -0,0 +1,15 @@ +# 江苏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情况 + +　　【江苏分社九月二十九日讯】江苏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情况： + +　　一、党员骨干的动态：从传达毛主席关於“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后，各地党员干部欢欣鼓舞，认为：“这样一来，才像社会主义革命的样子了”。六合县竹镇区原计划办社五十个，学习毛主席指示后，增加到一百个。赣榆县八区大葛埠、店子等村支部，过去被人称为“死支部”(支部委员工作不积极或搞不好)，这次在合作化运动中也积极领导群众办社。泗阳县里仁区松张等四个乡，共有党员四百九十五人，已有四百八十七人参加社。 + +　　但运动中也有少数干部不愿办社或不积极领导办社。这些地方的群众反映：“光有风，没有雨，只听上面空喊大发展，打了报告又不批。”干部不愿办社的原因：有的是怕入社后吃亏，或怕当社干。有的表示：“开除党籍也不参加农社。”石洋乡乡长汤光纯说：“不入社找人做工没钱无所谓，入社后要按劳取酬不做不行。”泗阳县王集区张圩乡副乡长说：“我保证入社，就不想当社长，因为社长太麻烦了，做了社长至少要少活好几年。” + +　　二、强迫命令和错误宣传：睢宁县邱洼乡有一乡干在一次群众大会上轰起来报名的一百多户，即认为社已建成，随后到各户搜集牛草、种籽、农具等，弄得好几户夫妻要分家，父子打架。泰兴县大生乡统一印发入社申请书，分发各户，并规定思想通的由当家人盖章，思想犹豫不决的要全家人人填写，个个捺指印。薛徐乡为开会动员群众办社，将迟到的六户贫农、两户中农(妇女)罚跪，群众反映：“现在还没入社就这样，如果入了社命也没有了。”表示坚决不入社。 + +　　宣传不当或乱提口号。有的干部对群众说：“入社是毛泽东思想，不入社是蒋介石思想。”有的中农吓得睡不着觉。灌云县大塔乡有个村长动员办社时说：“如果不入社，重者办罪，轻者坦白。” + +　　三、排挤贫农入社：睢宁县梁集乡十三户中农办了一个合作社，他们不要贫农参加，说：“要贫农入社，把我们的血都吸干了。”官庄乡小塘庄三十户中农组织一个社，并提出三不要的口号：“一不要地主、富农；二不要党、团、干部；三不要贫农。”程楼村十多户贫农反映：“我们真通，没有牲口，先报名，未挂上；中农假通，有牲口，晚报名，都入上了。剩下我们这些困难户，连互助组也成立不起来，无法种田了。”(于生) + +　　来源：1955年10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6.txt b/CCRD/3/6/7/0000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680c39d2d2253401721b4f8e55963a23efd0b3 --- /dev/null +++ b/CCRD/3/6/7/000096.txt @@ -0,0 +1,27 @@ +# 广东省各阶层农民对入社的看法 + +　　【广东分社一日讯】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消息传开后，广东省农民要求入社的情绪很高(主要是贫农和下中农)。在互助合作基础较好的地方，如潮安县一区和梅县白渡乡的典型调查，坚决要求入社和有入社要求但有顾虑的，将占百分之九十(不计地主、富农)；一般的乡如潮安县仙乐乡和潮阳县三堡乡的调查，则占百分之七十左右。顺德县天连乡沙涌坊过去是个落后坊，开甚么会群众都很少到，这次宣传合作社政策时，讲了三个钟头都不愿散会。 + +　　但是，农民对於入社还存在着不少思想顾虑：怕入社后统一收入，统一开支，受限制不自由；穷苦的农民怕没钱投资，富裕的农民怕被“揩油”，劳动力弱的怕以劳动为主分红收入会减少；怕入社后耕作辛苦；怕新建社干部领导不起来，生产搞不好；怕入社后不能搞副业；对处理生产资料有顾虑。 + +## (一)部分贫农存在自卑情绪 + +　　因合作化的宣传还没有广泛深入展开，贫农中有一部分缺乏劳动力的，存在消极的自卑情绪，怕入社后收入一样不够维持生活，他们的论调是：“入社死，不入社也死”。茂名县腾蛟乡有一个劳动力弱的贫农(互助组员)怕入社后比在互助组收入减少，组长曾对他说入社不会减少收入，他仍不相信，后来往电白县米粮乡问过亲戚后(他亲戚也缺乏劳动力，入社后收入增加)，才表示坚决要求入社。海丰县石南乡贫农罗秋田认为入了社，自己劳动力少，生活就更惨了，他最近竟退出了互助组。揭阳县梅联乡贫农魏锡钦一家六人，只有一人劳动，便不敢入社。潮阳县一区三堡乡贫农赛珍原来很想入社，但自己劳动力少，怕提出来“社不让没有劳动力的参加”。揭阳县梅联乡贫农茂音等单干户说：想起入社好是好，但我们不敢说，说了人家也不要。阳江县冈刘乡贫农中的困难户都要求入社，就怕社不要他们。 + +　　也有些地方的农业社把社员个人零星副业挤掉了，社员日常开支有困难，引起了贫农的顾虑。如揭阳县高美乡贫农链聘说：“我这样穷入社，等到秋收分配就饿死了。”该县六区新园村曾老红说：“入社是好的，但是家庭油盐费用和吸烟的钱从那里来呢？” + +## (二)下中农的思想情况 + +　　经济上不甚富裕的中农经过今年严重灾害减产后，见到社能增产，也要求入社，但有顾虑。阳江县良朝乡中农梁瑞平说：“与贫困户建社，等於养活他们，我们落本，他们拿钱。”另外，中农对入社处理生产资料有顾虑。廉江县新屋子乡的中农钟寿富听了大发展的传达后，即将自己一头大水牛卖掉，打算入社时拿出一部分钱投资便算，如果不吸收入社便将水牛买回来单干。另一个中农炳东也说：“地入社人入社都无所谓，只是舍不得大水牛入社。” + +　　一般下中农还怕副业、经济作物入社。朝阳县八区中农陈木成、陈木舜会制肥皂，每天约有一元多的收入，他们说：“入社后副业也要入社的话，我便不入社。”朝阳县南安乡彭大学说：“我种的柑今年刚刚有收成就要入社，糟了！” + +　　有一部分下中农怕入社“太辛苦”、“不自由”。澄海县陇美乡中农林标看到社员挖河泥太辛苦，他说：“这样干，饿死也不敢入社。”紫金县神江乡王凤说：“入社是好的，但看到社员像牛一样，晚上还要开会，我就怕了。”潮汕地区许多妇女都怕入社辛苦。如潮安县宏安乡龙喉村的妇女说：入社的妇女都磨得乌乌瘦瘦，鬼才敢入社！有的认为入社“不自由”。他们说，自留地少，蔬菜、杂粮都要向社领取不方便。如澄海县陈厝合乡社外农民看到社员每天到社领取蕃薯。便说：像求乞一样，太不自由！阳江县良朝乡新中农梁瑞华、梁瑞喜说：“现在不入，将来也要入。”“入社是比单干好，就是不自由。” + +## (三)生活富裕的中农和老中农的思想情况 + +　　这部分农民对入社一般是采取消极态度。茂名县腾蛟乡老中农吴嘉明(互助组员)听要转社，装病不出，连互助组会议都不去参加。阳江县三江乡互助组长林海梅，土改后买入两份田，生活好，听到建社，便搞散了互助组。该县良朝乡有一户老中农听到要全乡合作化，便说：“人人入社，我就搭个寨子到山顶去住。”河东西乡菠园村梁达朝说：“如果准我单干，我一世也愿做单干。”顺德县新石松乡富裕中农苏华说：“有银纸就能搞好生产，不用入社。”普宁县南山乡中农阿丁说：“假如不组织起来就好，让各人去比比本领。” + +　　另一种劳动力多的，如潮阳县三堡乡中农子光，家中有四个劳动力，经常给别人帮工，他觉得入社对自己有好处，因此要求入社。(黎作骥) + +　　来源：1955年10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7.txt b/CCRD/3/6/7/0000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5b715b8486bbffd4c84e381663c93a059ed0e2 --- /dev/null +++ b/CCRD/3/6/7/000097.txt @@ -0,0 +1,13 @@ +# 福建省合作化运动中发现的问题 + +　　【福建分社十二日讯】福建省各级干部对毛主席“关於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热烈拥护，大多数都表示有信心有办法贯彻执行这个指示，工作热情很高。但也出现了以下一些问题： + +　　一、向群众的宣传教育工作做得不广泛、不深入、不全面。有的照搬指示和上级讲的一套，未结合本乡特点和具体事例，致使积极分子和一般农民难於理解。因而个别的已基本合作化的乡认为本乡合作化高潮已经过去，不必再作规划也不打算整顿提高，工作劲头不大。有的只看到有利的一面，对困难认识不足，不估计条件，盲目地赶时间和追求数字，空白乡也提出今年全乡入社农户要占总农户百分之八、九十的计划。 + +　　二、有些乡结合整党、建党工作不够，没有整党只有发展党员计划，党员成份不纯，影响合作化运动的开展。龙溪县各乡在工作开始时曾抽出二天到三天时间整党，但据县委检查，在二十二个支部扩大会或乡扩大干部会开得不好的乡中，有十二个乡就因支部书记、支委大部分是中农和其他非贫苦劳动人民出身，工作劲头不大。南安县济川乡支部扩大会上，有些党员还认为不能依靠贫农建社，因而在订计划时排斥贫农入社。 + +　　三、有的乡在宣传中乱提口号、乱宣传。闽侯专区有的乡在宣传中提出“消灭单干户”的口号。闽侯县瓜山乡有个乡干部在宣传中说：“今年大家都要入社，这是毛主席的指示；不入社的就是不听毛主席的话，就是怕蒋介石还会反攻的思想。”有的乡还采用挑战、送喜报等方式方法来鼓动农民报名入社，形成了变相的强迫命令。 + +　　以上问题已经引起福建省领导上的注意，有些问题已经县以上领导机关及时发现和批判改正。(陈启桐) + +　　来源：1955年10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8.txt b/CCRD/3/6/7/0000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9e76a60f89c098720932e43f3438bbb334a76d --- /dev/null +++ b/CCRD/3/6/7/000098.txt @@ -0,0 +1,13 @@ +# 辽宁省“三定”到户工作中发生违反政策现象 + +　　【辽宁分社十八日讯】辽宁省各县、市“三定”到户工作粗糙，发生许多违反政策现象。据调查，已经“三定”到户的村大约有一半左右都有轻重不同程度的“夹生”现象，需要进行补课。许多县、市对定产、定购、定销三者结合不够。普遍有重定产轻定购、定销的现象，有的错误地认为购、销只是算算数字，有的虽做了定产、定购、但没有同时安排定销。 + +　　在定产方面，许多县、市发生偏高偏低现象。北镇县长辛区大里屯豆子定为每垌两千五百斤，连群众自己都认为低。锦县在定产计算方法上，不执行中央和省委的“分块定产，归户计算”的指示，自己另制定“分块评产，丰产不增购，受灾照减，分块计算”的办法。辽阳县有的区在定灾情时，不根据灾情大小，采取平均分配，各村一律减几成的办法。 + +　　在定购方面，不少地区错误地以任务去套购率和余粮。新宾县统购率只占余粮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八，使农民手中留下过多的余粮。 + +　　在定销方面，贯彻中央和省委指示留粮必须留够的精神很差，甚至有的地方违反了这一原则，错误地采取了市镇“以人定量”的办法。 + +　　上述问题，省人民委员会已发现，并在最近召开了各市、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紧急会议，做了检查和纠正。（杨绍山）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10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099.txt b/CCRD/3/6/7/0000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335a97d7fd2a988ab02a5607fd6380b346abd4 --- /dev/null +++ b/CCRD/3/6/7/000099.txt @@ -0,0 +1,151 @@ +#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 + +　　文本第1份 + +　　1955年12月26日 + +　　第1899/ДВ号 + +　　（致苏共中央И.С.谢尔巴科夫同志：） + +　　同时呈送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大使П.Ф.尤金同志和使馆同志于1955年10月22日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同志的会谈纪要。 + +　　附纪要共13页，仅送收件人。 + +　　 И.库尔久科夫（签名） + +　　（附件：） + +## 与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会谈纪要 + +## 1955.10.22 + +　　（摘自П.Ф.尤金的工作日记） + +　　（1955年12月9日） + +　　（机密） + +　　（文本第2份） + +　　（第968号） + +　　兹因刘少奇同志此前曾提出有关让大使和大使馆参赞们了解一下中国的阶级斗争情况的提议，10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了大使馆并进行了这样的会谈。会谈时作为翻译的是中国公安部的同志。 + +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П.Ф.尤金同志、В.И.利哈乔夫同志、К.А.克鲁季科夫同志、А.Ф.马尔采夫同志、Н.К.安德罗索夫同志、И.А.叶廖明同志、И.В.阿尔希波夫同志、А.В.彼得鲁舍夫斯基同志、П.П.马卡里耶夫同志和Я.И.福缅科同志。 + +　　陆定一说，1955年中国所有战线展开了与资本主义的积极斗争。这场斗争旨在巩固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旨在无论在没有组织的群众之间，还是在各个单位和军队，都要清除反革命势力；粮食战线上进行着斗争；正在实现自己农业合作化计划运动的农村也正进行着尖锐的阶级斗争。陆定一说，今天他想就中国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也就是主要与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从内部方面讲述一下这个问题。 + +　　现在整个中国，除西藏外，在国家单位和军队中，在工商企事业单位中（包括私营和公私合营企业），在高等学院中以及中学教师中正进行干部审查。审查工作涉及工人、职员、军人、科研工作者、学生以及所有城市干部和农村包括乡以下的干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员、工商协会成员、各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免于审查。未进入中央机关的各民主党派成员要进行清洗，如果他们在国家机关工作，则在工作的当地进行。整个审查在全国将涉及120万人。到9月中旬为该项工作的第一阶段：审查已涉及222万人。 + +　　在对上述所说的被审查人数的审查工作过程中揭露出11.8万名反革命分子、叛徒、重大刑事犯。该数字中有85900名为反革命积极分子：间谍、破坏分子和以前曾在警察机关工作过的人员等等。被审查的人员中有5800人有进行破坏活动的嫌疑。因此，到9月份为止审查的222万人中有约17万人不管怎样都与反革命活动有牵连。在整个被审查人员的总数上占7％。陆定一说，也许这个数字有点高，在确定某个人的罪行时不排除出现个别错误。 + +　　在审查过程中，随着反革命分子被揭露的程度而立案研究的有5300宗重大案件，因此逮捕的有1102名罪犯。现在所有这些案件在进行侦查，其中大部分案件中被逮捕的已定罪；有400宗案件暂时没有结果。 + +　　审查运动中被揭露出11000个集团和小集团，共涉及65000人。其中具有反革命性质的集团有2815个（7177人），涉嫌反革命活动的集团1615个（5941人）；揭露出3000多个（7709人）建立在资本主义腐朽生活方式土壤上的酗酒等方面的集团；122个（284人）由乞丐、流氓、小偷等组成的集团。剩下被揭露的集团中没有准确查出政治人物。陆定一说，不排除在集团的分类上可能有错误。在17万确定的反革命分子和涉嫌敌对活动的嫌疑分子中，逮捕了7550人。 + +　　运动过程中有4239人试图自杀，其中1920人因此死亡。清理时曾发生1028起事件，对象因害怕审查而从居住地逃往其他地区。但他们中大部分很快回到了自己的家。运动中有820起事件遭到敌对方激烈的反抗。 + +　　某些地方的审查运动从5月底就开始了，可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是在6月和7月。大家都知道，在这场运动之前发生过3起重大案件，揭露出相当一部分的反革命分子（高岗、饶漱石案件，潘汉年、扬帆案件和胡风案件）。 + +　　中共中央6月10日指示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从组织上肃清暗藏在国内的敌人。在中国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与反革命势力的斗争方式之一是镇压内部的敌人。但是镇压的手段，包括肃清，对党和人民大众具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所以中共中央在强调该项运动对人民大众思想教育的意义时，也指示要深入地研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揭露胡风反党集团的材料。 + +　　谈到肃清运动的组织方面问题时，陆定一说，在省、市成立了名为“五人小组”（他们的人数在4到17人）的领导机构，实际领导这项工作。“五人小组”的组成通常是党委第一或第二书记，公安部代表，检察机关的代表，相应的党委组织干部，宣传部干部（他们在某些方面领导“五人小组”）。各省、市等党委成立的“五人小组”同时领导他们的工作。中共中央就肃清问题成立了10人委员会。 + +　　审查过程中显示出90％以上被审查的都是好人。审查时这些人经常讲述自己过去的错误和缺点，与善良的人们谈话的正面意义就在于此。审查过程中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将所谓的落后分子争取到自己的方面来。因为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比党组织要更多地了解自己反动领导的活动。实际工作表明，哪里的党组织注重争取落后分子，哪里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被揭露。虽然这里也存在危险性，在肃清过程中人们在会议上经常将这些落后分子认为是反革命分子。 + +　　中共中央认为，在被审查的人员中反革命分子和有敌意倾向的人总共大约在5％。如果考虑到延安整风时同样清理出大约5％的异己分子，这显然是正确的。 + +　　正在进行的运动有自己的正反两方面。毫无疑问，正面意义在于极大地提高了广大群众与反革命势力斗争的积极性和阶级觉悟以及政治警惕性。在许多地方存在的“左倾”、殴打无辜的人们、错判都应当归入是运动的负面。有经验的敌人经常在这场广泛的群众运动中伪装自己，对人们进行错判。陆定一说，将在运动第二阶段，也是“五人小组”和公安机关研究从运动中收集到的材料的阶段，肃清这些经过伪装的暗藏敌人。 + +　　在提到在单位里如何组织运动时，陆定一说，所有人员分成组并选出各自的组长。先在组里学习有关胡风的材料，进行教育工作，然后进行问题的讨论，在该组里有没有胡风分子或思想意识形态不正确的人。与这些小组工作同时进行的是单位召开的群众大会，会上作基本理论的报告并号召提高警惕。在这些群众大会上不组织发言揭露某个具体的人或指出他的错误，而是阐明，有过错的或犯有某种罪行的人应该去向“五人小组”说清自己的问题。动员单位员工将有损于某个员工的情况或材料向“五人小组”通报。陆定一说，这样的方式能更好地动员群众投入肃清运动和有助于更严格的监控。以前，当在群众大会上宣读揭发材料时，造成了许多错误并产生了许多困难，因为公开的宣判某人或让某人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会伴随着群众要求逮捕该人，由此导致错误。另一方面，也有这样的情况，他只承认自己部分的严重错误，说的都是假材料，信口开河，而实质性的说得很少，简而言之，是伪装自己。群众只看到他公开的认错，宽宏大量地要求原谅他。这样的人从坏蛋变成了受尊敬的人物了，人们与他打招呼并认为这个人以后就没什么可再研究的了。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群众大会上，好人在群情激奋下说自己有过错，对自己并没有犯过的错进行悔过。在一些大会上，比如发言说自己有过错的达到所有参加大会人数的40％。 + +　　由于这样的群众揭发大会结果是弊大于利，现在决定重大的审查在小范围组成的人员中进行，而召开大会纯粹是起到宣传和动员的作用。 + +　　党委的主要注意力正放在制定单位的肃清计划，何地何时开始进行肃清工作。这对于预防运动的放任自流有重要的意义，经常发生并导致负面结果的是：人们害怕了，忐忑不安，有时还会自杀。比如在四川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在某单位的一次自发性会议上，老工程师被指控曾与国民党共过事。工程师吓坏了，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审查结果表明，他原来是个很优秀的专家，执政机关从未对他有过任何的意见，他是个受人尊敬的人。 + +　　中共中央现在主要关心的是这样一些问题：如何监管检举某人有罪的揭发材料，如何严守秘密，还有的问题是，谁有权研究审理揭发材料，谁来核准逮捕等等。通常揭发检举的材料由“五人小组”研究处理。个别案件只有公安机关来结案。批捕某个人由“五人小组”核准。 + +　　党机关的这种谨慎是因为揭露某个人的罪行必须经过仔细全面的审查。被控犯有严重罪行的人都送集中营、劳改营。当要枪毙罪大恶极的间谍、破坏分子或土匪时，公开的枪毙现在只是在特别的或个别地区进行。也有过公开枪毙在肃清运动过程中进行暗杀的杀人犯的事例。这是为了消除人们对报复的恐惧，放开群众揭发反革命分子的主动性。谈到党的机关十分谨慎地对待枪毙的问题时，陆定一说，“斗争是在深夜进行，所以在黑暗中可能错杀。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我们显得小心谨慎，将嫌疑者送往劳改营。我们一向能够做到经过仔细的审查，确定罪犯的罪行后再枪毙”。 + +　　而后陆定一讲述了肃清运动的4个阶段。 + +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在这一时期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广泛地进行谈话、作报告、学习研究关于阶级斗争和提高警惕性问题的著作。在单位里选拔优秀的党员参与“五人小组”的工作，拟定来自不同部门的人员充当“五人小组”成员的助手。在每个单位里确定各小组的组长，选出大约15％的积极分子在该单位整个运动过程中（大约6个月）参与不同形式的工作。与拟定的人员进行有关党和政府政策的谈话，学习工作所需要的材料。除此以外，对怀疑不可靠的对象预先进行研究，个别小组和集体的成员进行详细的分析，预先对人进行分类。 + +　　第二阶段：各小组的工作。各单位各企业等将员工组成约30人的各个小组。在为期两个月的期间在这样的小组中进行揭露怀疑对象和教育落后者的工作。2个月后基本群众不参加运动，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后的工作在专门的小组中进行。 + +　　第三阶段：专门小组的工作。为了审核各种揭发检举材料，每个单位从上述所说的15％的积极分子中成立3-5人的小组。这些小组对材料进行进一步明确，审讯对象，与对象谈话，必要时联系犯罪人员的家属。这些小组对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他们在公安机关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如果案情重大，则移交公安部进行侦查，但小组成员仍将参加案件工作直至结案。 + +　　第四阶段：对各案件作出判决。单位里通常为此目的仅成立一个小组（比如，每个部下面各成立一个这样的小组）。小组成员仅根据证据，而不是凭某人的意见进行自己的工作。除了单位里成立的小组外，每个省有一个作出判决的小组，所有单位里的小组都服从该小组。省级小组由检察机关、国家监察代表、公安部、党监察委员会和省党委人事部门组成。这些作出判决的省级小组照样也服从该省的“五人小组”。这样一来，单位里宣判小组认为应该对某人的逮捕，就不可能在未经省机关核准的情况下实施了。陆定一说，这样的宣判体系能保障更正确地，避免急躁地处理案件。 + +　　当前，肃清工作正进入第三阶段。 + +　　谈到运动中出现的偏差和歪曲时，陆定一表示，运动开始时主要关注的是与右倾作斗争，当时许多党员干部都认为我们中间没有敌人。党组织中和国家机关中的一些同志不得不被停职。比如就像6月、7月和8月上旬的情况那样。从8月底和9月工作中开始出现了左倾。这些左倾作风表现在一些工作人员采用非法手段进行侦查，容许殴打、辱骂、长时间的审讯和甚至拷问。部分有“左”倾情绪的人们仅指望召开群众大会、群众集会，在专门的小组中对案件不组织仔细的调查。陆定一指出，这两种倾向都将导致无法完成主要的任务，使工作半途而废并遭到群众的痛恨。 + +　　中共中央考虑到这点，责成肃清机关将自己的工作建立在对事实的审核和对证据的研究上，利用群众对此的支持和对情况的熟悉以及人们寄给地方机关用以审核事实真实性的材料，并要研究档案等。 + +　　党既要与左倾也要与右倾作斗争。陆定一说，困难在于不得不劝说许多积极分子要相信对事实仔细调查的必要性。他们表现出一种极大的意愿，就是仅仅依靠广大群众所说的。 + +　　与左倾的斗争并不容易。这里的危险性在于如何不挫伤群众的自发性。党组织进行的教育工作在这里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犯有左倾错误的工作人员可分为4种：1.“头脑发热型”（“我们在教育他们”）；2.被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却不愿改正的领导（“我们将这样的人停职”）；3.想升官发财的人和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对这样的人进行惩罚”）；4.有意识地歪曲党的方针的人（“对这样的人我们也同样进行惩罚”）。陆定一说，第三和第四类的人不多。 + +　　党和政府机关在肃清运动过程中也注意到不要让这项工作对完成国民经济计划产生负面影响。陆定一表示，目前重要的是不能放松税收工作、合作化运动的开展和生产计划的完成。 + +　　今年审查工作将涉及国家最重要的环节：中央机关、各党委、单位领导、高级指战员、科研工作者、高校的学生。对剩下的居民阶层审查将在以后的二三年内进行。中共中央并不急于这项工作。 + +　　对于经过审查和积极参与运动的工作人员将遵照以下原则：“对积极诚实揭发他人的予以表扬和奖励；对诚实交代的宽大处理；继续隐瞒的予以惩罚。” + +　　陆定一说，对待学者、工程师、知识分子，我们将依照以下方针执行：1.如果是伪学者和假冒的工程师，就将他们停职。如果这样的人还犯罪的话，就将他们送往劳改营；2.如果该学者知识渊博有经验，只是思想意识形态落后，也没参加反动组织，这样的人要在工作中使用并教育他们；3.对于在学术上讲过反动观点的，我们以展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对其进行批评，在工作中使用他并进行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4.如果学者或工程师以前加入过反动组织，但现在已经脱离，那就不追究过去，在工作中依然使用他们。 + +　　陆定一说，中共中央在组织现在这场肃清运动时，是以共产党人在这方面的历史经验为根据的。他列举了过去历史上3次相似的运动：1.1931年到1933年的针对党员的肃清运动（苏维埃时期）；2.1942年的延安整风运动；3.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 + +## 此后陆定一对下列问题进行了回答。 + +　　问：对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可又不应逮捕的人是如何处置的？ + +　　答：如果这样的人能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的错误或积极地检举揭发他人，那么单位不会将他们解雇。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将被调往指定的地方，在其他单位接受劳动改造。这不是强制性的，而是按照工会系统组织向行政部门提出解雇这些人的要求。必须有将这些人调往劳动改造地方的法令。这样的话，这些人将不会解雇，而是将他们送往其他地方去。像这样的人，全国总共有400万到600万人。 + +　　问：敌对分子和嫌疑人中有多少是共产党员？ + +　　答：暂时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因为还没有进行计算。如果说的是中央机关组织的话，这样一类人占5％（7％被揭发和有参与反革命活动的嫌疑）。 + +　　问：有没有按省、市、单位规定控制数字？ + +　　答：没有规定控制数字。明确敌对分子的总数占5％的初步计划使党组织和公安机关能够更准确地把握住方向和目标（根据大使馆掌握的情况，党组织和公安机关手中确有进行肃清的计划，其中给出了控制数字）。 + +　　问：军队中的肃清运动如何进行？ + +　　答：军队中只有干部和指战员要通过肃清（共约80万人）。在普通战士中不进行这项工作。 + +　　问：如何对高级科研技术干部进行审查？ + +　　答：在中国科学院里，不管是它的中央机关，还是地方单位，主要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同时，在这些单位中召开大会和分成小组进行工作。通常小组中有个别普通的科研人员，有个别一级科研工作者。高级科研技术人员不与科研单位的人员一起接受审查，而是单独进行。高级科研工作者参加大会，但不必经受公开的审查。 + +　　按照北京科研单位编制的名单，上面有250名国内最有名的学者，他们中许多人享有世界声誉。这些科研干部是按照专门的系统进行审查，而不必参加大会。这些学者中有不少人是有反动倾向的，可因为他们知识渊博，总的来说是带来益处的，对他们是耐心对待。比如，铁道部系统内有一位有名的运输专家苏静（Су Цин），他反对苏联铁路运输的方法。说到意识形态，苏静就宣称：“共产党人不认天地，不敬鬼神。” + +　　问：在相应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会议上是否讨论审查运动的过程？ + +　　答：暂时没有。现在中共中央正在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党员实际上都参加了审查工作，因为积极分子主要就是党员，为了工作由党委和行政部门共同指派他们去参加某个小组。 + +　　问：除了胡风集团之外，运动过程中还发现哪些大的敌对集团？ + +　　答：没有揭露出像胡风这样大的集团。在文艺工作者中认真关注的是丁玲，她不服从党的指示，与许多敌人有往来。当时她被国民党逮捕，而后又去了延安。目前正在审查，她是自己去的延安，还是带有任务的。在作家中间正积极地讨论丁玲的行为和错误。有16次会议都说到她。 + +　　问：目前如何组织党的教育？ + +　　答：审查运动扰乱了计划好的党的教育工作。 + +　　会谈结束时，П.Ф.尤金同志感谢陆定一所提供的非常有意义和重要的信息。尤金说，这次会谈后我们就更清楚了中共中央在揭露敌人方面正进行着多么巨大而又考虑周全的工作。这样的信息极为重要地帮助我们理解国内的形势。 + +　　会谈持续了3个小时。会谈纪要是按照陆定一谈话的顺序记录的。 + +　　记录：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参赞 + +　　В.利哈乔夫（签名） + +　　打印5份，送： + +　　……?、Н.Т.费德林、И.Ф.库尔久科夫、……?，归档 + +　　 1955年12月3日 + +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1955.8—1956.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0.txt b/CCRD/3/6/7/0001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7762cb742e8f8bc512c20c25b24ffad43cebde0 --- /dev/null +++ b/CCRD/3/6/7/000100.txt @@ -0,0 +1,13 @@ +# 辽宁省新宾等地干部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存在严重强迫命令作风 + +　　【辽宁分社十七日讯】辽宁省义县、新宾、康平、法库、辽中、海城、营口、复县等八个县在粮食统购工作中，由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从去年十二月中旬到今年一月中旬已连续发生了十一起农民自杀(已遂)案件。 + +　　这十一起案件中，除两名是地主富农分子外，其余全是基本群众，有一人是中共候补党员。新宾县一个购粮工作组在该县六区石棚村购粮时，在一月八日到十二日的五天中，就逼死了敖殿清、郭春生两名贫苦农民。敖殿清是中共候补党员，贫农成份。在这次购粮中，隐瞒了一小部分粮食。县购粮工作组胡连科等人到该村后，不做细致的宣传解释工作，而是以“反省”等方法来强迫他。敖殿清怕粮食都卖了，老婆要离婚，不卖又怕受处分。他感到走头无路，於一月八日悬梁自杀。郭春生也是贫农成份，在解放前曾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在解放后，曾任石棚村村长、农会主任，死前被选为村人民代表、互助组长。这次仅因为他对组内韩绍英的余粮少报了一些，工作组就连续不断地打击他，他感到“背不了这个包袱”，便於一月十二日服毒自杀。在昌图、北镇、兴城等县还发现了多起因强迫命令而自杀未遂的案件。 + +　　有些地区还强迫购买农民的口粮。北镇县一区烧锅村全村四百九十三户中，这次卖余粮的就有四百一十六户，但根据实际调查，真正有余粮可卖的只有一百一十九户，其余的二百九十七户全部购的是周转粮和口粮。海城县四区祥家村农民沈连芳今年总共打了五千斤粮食，除去征公粮，剩下的三千多斤粮食只能够全家九口人吃的，但该区马区长非让他卖一千九百斤不可。此外，不少区村单纯为了完成任务，故意降低政府规定的消费标准和歪曲党的购粮政策。政府本来规定成年人每人一年消费量为五百三十斤，阜新县十区擅自降到每人九斗(不足四百斤)，该县富士村还规定两岁以下的不给留粮。黑山县某购粮工作组公开向农民讲：“你有需要(指吃粮)，国家也有需要，你要服从国家的需要”。至於基层干部只宣传“多余多购”，不敢向农民宣传“不余不购”的政策更为普遍。 + +　　上述这些错误，已引起农民很大不满。复县一区不少农民因购了口粮对政府不满，有的甚至谩骂政府，生产也没心思搞了。海城县七区前甘沟村有些农民口粮被购出后，成天擦眼抹泪，群众三一伙，两一群，竟日议论购粮问题。据省府粮食厅孙副厅长谈，送粮期间，曾发现农民因对购粮不满，故意以渗水、渗砂子、渗糠等办法来抵抗购粮。盘山县三区三块石村农民马锡盈卖的六百多斤稻子，其中砂子占百分之十点八；七区旺兴仁村供销合作社收的大豆里也发现有渗冰块的。 + +　　目前，各地购粮工作已转入结尾阶段，省委、省府为了做好结尾工作，纠正上述偏差，已发出相应的指示，同时对购了农民口粮的错误正进行研究，拟用加强做好今年统销工作来进行补救。(杨绍山) + +　　来源：1955年2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1.txt b/CCRD/3/6/7/0001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028c33d06ea92e11129960fa02b79f8342a661 --- /dev/null +++ b/CCRD/3/6/7/000101.txt @@ -0,0 +1,5 @@ +# 肃反中天津市大部中上层资本家表现紧张不安 + +　　【天津分社二十六日讯】肃反运动开始以来，天津市的大部分中上层资本家表现紧张不安。他们普遍顾虑的是怕和搞“五反”一样搞到他们头上。如七区工商联副主任委员张钰甡说：“哪次运动都脱不开工商界，因为工商界在国民党时期都认识几个穿红绿马褂的！”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资本家，有的表现消沉，有的伪装积极，摸底试探。如七区工商联主任委员贺川成在五达贸易行监理李芳五被逮捕后，显得格外“积极”，主动向统战部交代同李芳五的经济联系，还在一天内写了两份无关紧要的“检举材料”。也有些人对运动漠不关心，双玉橡胶厂资本家赵玉峰说：“经营生意是我们的本份，对肃反不摸门。”有的认为：特务在国家机关和国营企业中多，钻到这些地方有价值。工商界是被消灭的阶级，特务钻进来还得受改造。(梁一丁编) + +　　来源：1955年10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2.txt b/CCRD/3/6/7/0001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fed5de4c119ef5ccebc3e8c979b2390033f975 --- /dev/null +++ b/CCRD/3/6/7/000102.txt @@ -0,0 +1,11 @@ +# 昌黎县人民法院实行成批审理的审讯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根据昌黎县人民法院报告整理） + +　　【编者按：简化手续，改进工作方法，是使镇反审判工作达到迅速及时的一项重要办法，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的作法证明了这一点，当然这些作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希望各地法院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创造。】 + +　　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在处理有关镇反案件时，为了贯彻“既合法，又及时”的方针，在参加司法部座谈会回去后，即从改进审判方法着手，试行了案件“成批审理”。由副院长郑繁敏任审判长，配合2名陪审员，组成了法庭。在9月30日一天即预审了起诉案件10起，分别作了以下裁定：补充材料的2件；不受理的2件；受理的6件。在开庭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首先由审判长、陪审员共同研究，提出要解决的主要关键问题，拟好审讯提纲，以便有目的地进行审讯。同时将起诉书分别向六案的被告宣读，当面交代被告有找辩护人的权利，告知开庭日期等，使被告有充分时间考虑自己的问题。开庭前一天即贴出公告，宣布何时何地审理何案，让群众自由参加旁听。 + +　　开庭前，先由法警将六案的被告带到法庭一旁候审。开庭时由书记员简要交代旁听纪律，审判长宣布审理××一案，法警即将要审理的被告带上。审判长用被告容易听懂的语言向被告交代一些权利，如被告没有什么申请，即宣读起诉书，正式开庭审理。审讯时主要抓住关键问题讯问核对。如审讯破坏林带案，主要问清破坏的时间、地点、林带的亩数、破坏方法等；审讯无正当职业的偷窃犯，应问清其职业和生活来源；审讯有反动身份的案犯，应问清其任伪职的时间、经历等。既不是“过堂”不问，也不是将侦讯笔录重新问一遍。如主要犯罪事实都已核对清楚，即退庭合议，一方面制作简易判决（写清犯罪主要事实、判刑的依据、判什么刑）当庭宣判。审讯笔录当庭不读（过去当庭宣读笔录，一次要占用半小时至一小时），也无须被告签字。这样只花20分钟结一案，接着审讯另一案的被告，程序与前相同。因为采用了事前集中准备、连续成批审讯的办法，一天就审结6件（简单的复杂的都有），比过去工作效率提高了3倍。 + +　　 （根据昌黎县人民法院报告整理） + +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7期， 1955年10月27日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3.txt b/CCRD/3/6/7/0001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8cfa56873deeb2d79fbfbb12b6fc4b91c7a9cd --- /dev/null +++ b/CCRD/3/6/7/000103.txt @@ -0,0 +1,27 @@ +# 粤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深入检查县的清案工作（根据粤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报告整理） + +　　广东省粤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为了及时有力地投入镇压反革命和打击刑事罪犯的斗争，于7月11日派出检查组，先后到潮阳、惠阳、梅县、龙川、揭阳、陆丰、丰顺、饶平8个县人民法院抽查了各该县院7月1日以后办结的案件卷宗；另到普宁、海丰、河源等3个县人民法院作了一般情况的了解。 + +　　据检查，这些县法院集中主要力量，加上有关部门的配合，清理了大批的案件，较有力地打击了敌人。潮阳县法院7月上旬清理了104案；梅县法院7月中的20天共清理了114案，紧密配合搜捕工作，基本上做到逮捕一批审结一批。 + +　　但是，在这次清案工作中，在执行政策、审判作风以及干部力量的组织上，也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 +　　在执行政策上，依然存在着对反革命活动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缺乏阶级分析的右倾情绪。有的把敌对阶级分子的破坏和反抗看作一般破坏和不满，有的用各种“理由”为反革命减轻罪责，予以轻纵。如反革命分子罗朋，解放后参加匪徒暴乱，将我一民兵打成重伤（曾被扣押过），至1954年又用钱收买煽动某共产党员出卖牲口，企图搞垮互助组，今年5月抗旱紧张时，竟又采取讥讽手段打击乡干部和群众的抗旱情绪。对于这一反革命破坏分子，惠阳县法院主办人员却认为“该犯并非阶级敌对分子（该犯原来成份是中农），打伤民兵又已处理，拉拢党员退组又未遂，破坏抗旱情节又非恶劣”，因而只判处警告释放了事。 + +　　与此相反，由于干部思想上政策界限不清不应打击而打击的，也有发生。如中农萧亚娣的丈夫因思想落后，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说了些怪话，群众开会对之进行说理教育时，萧亚娣硬要进会场，被民兵阻止，就哭闹地咬踢民兵，当被扣押，龙川县法院竟判了她5年徒刑。同类案件量刑出入很大。如龙川县法院处理杨华春与黄运才两案都是惯窃案，杨自1949年以来偷过十多次，今年5月偷合作社人民币100元，判刑5年；黄自1950年以来偷过几次，今年又偷私营商店人民币60多元，却判了15年。这两个惯窃案判刑相差10年，而且对偷私商的反比对偷国家财物的判的重，这显然是错误的。 + +　　在审判作风上，不调查研究、主观臆断、草率判处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如钟火娘（中农）土改时自动坦白说曾在1927年参加过“抗红队”。他被控告的主要罪行是：1936年暴打并活埋其妻；1940年又乘后妻产后病危时抛她玉河内淹死，并将所生女孩活埋；解放后搞垮互助组，1954年私购粮30斤。惠阳县法院不调查就以杀妻罪判他10年徒刑。后因被告上诉，经调查发现杀妻及破坏互助组等主要罪行都不是事实，当“抗红队”是被告自动坦白的，事隔20多年，无人可以查对，只有私购粮食30斤属实，但已经乡政府处理过，被告现无不法行为。调查结果推翻了原判。 + +　　在工作部署和干部力量的使用上，也还存在单打一不照顾全局的现象。如潮阳县法院于清案时，把全体干部集中县院，放弃了对其他案件的处理。梅县法院统计人员经常下乡处理案件，致统计工作无人负责，一百多件案件没有登记成为黑案。 + +　　（粤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检查组以上检查的情况，于8月9日对该地区各县人民法院发出通报指出：） + +　　一、必须继续扭转审判干部的右倾思想。审判干部的右倾麻痹思想能否扭转，决定于领导思想是否明确。事实证明：凡是法院领导人对镇压反革命、打击刑事罪犯的重要性思想明确，认真组织干部检查过去处理的案件、批判右倾麻痹思想，进而制定计划，组织力量，展开清理工作的，结果干部就扭转了右倾思想，工作中也取得了成绩；如果法院领导干部思想不明确，没有很好地组织干部检查工作、批判右倾思想，一般干部的右倾思想就原封不动，执行政策上的偏差就得不到及时纠正，案件就不能清理。因此，领导上必须带头检查过去的工作，组织干部反复讨论，继续彻底批判右倾思想。但在扭转右倾思想的同时，应强调划清政策界限，避免犯罪不分大小、情节不分轻重一律加重判刑的现象。对那些敌对分子造谣惑众、有意破坏等犯罪行为，应严加打击，对部分群众由于思想落后说些怪话或偶而违法的，则应坚持教育方针，从轻处理，以使干部全面地体会“今后从严”的政策精神。 + +　　二、在工作的部署和干部力量的使用上，一方面不能平均部署力量，一方面也要防止单打一的现象。必须认识到镇反和打击刑事犯罪这一任务是紧迫的，特别是运动开头捕的人犯比较多，加上过去积存的未决犯，数字是相当大的，如不抓紧集中主要力量清理案件，则配合搜捕工作将处于被动，任务不能完成。但在集中使用力量时，也必须照顾全局，适当加强刑事庭的力量，同时也不放弃对于民事案件的处理。加强审判工作的同时，也不能放松案件统计、资料保管、校对、收发等行政工作。 + +　　三、各院领导应亲自参加审理案件，以便及时地发现工作上的问题，及时地加以纠正，并总结工作经验，提高工作效率。梅县法院两个副院长亲自参加办案，加强对审判工作的领导，是好的。 + +　　 （根据粤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报告整理） + +　　来源：司法工作通讯编辑委员会编《司法工作通讯》，1955年第7期， 1955年10月27日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4.txt b/CCRD/3/6/7/0001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ac0f6e6dcc845b9c6df2702f05820a2056e5b0 --- /dev/null +++ b/CCRD/3/6/7/000104.txt @@ -0,0 +1,9 @@ +# 山东省泰安专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贫农、中农自杀的事件 + +　　【山东分社五日讯】山东省泰安专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自十月十一日到十八日的三天当中发生自杀事件七起，其中自杀身死六人，自杀未遂一人。在自杀者中四人是贫农，三人是中农。这些自杀事件多是因乡村干部排挤贫农和硬拉中农入社而造成的。 + +　　徂阳县泗旺乡泗旺集村贫农王家根今年二十五岁，是刚参加老社的新社员，在种麦的时候因他交不足麦种，社干部便批评他没有“以社为家”的思想。这个青年因受刺激过甚，在十月十三日晚自杀身死。长清县坦山乡永平村办社积极分子、贫农张树太，在这次办社中被选为新社筹备委员。他串连的四户贫农中，有两户过去曾因贫穷所迫而偷过别人的庄稼，因此，有一部分中农筹备委员就提出要清洗他们出社，由於张树太不同意清洗这两户贫农，便引起了筹备委员之间的争吵。当时张树太入社的种麦地没有耕(因没有牲口)便受到部分筹备委员的批评，有的筹备委员甚至故意破坏他在社里的威信，最后他终於自杀身死。宁阳县张营乡张家园子村老中农张继山，因生活富裕，区、乡干部多次动员他入社，他始终思想不通。后来区干部说他同地主、富农是一夥，在种麦的时候令他三天种完，否则进行处理。这人受到区干部的打击后神经失常，在十月十六日上吊自杀未遂。 + +　　这些自杀事件都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暂时停止发展转向巩固和在突击种麦中发生的。据中共泰安地委分析，这主要是由於大量发展一批社以后，领导干部存在着自满麻痹思想，因而对处理具体问题中的政策没有很好的交代；其次是由於运动发展很快，区、乡干部对毛主席的指示学习不深不透，以及一部分落后乡的干部又存在着急躁情绪。(宋杰) + +　　来源：1955年11月1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5.txt b/CCRD/3/6/7/0001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ba51f71f57a8c1d5c9c0e5e252691d77def3e8 --- /dev/null +++ b/CCRD/3/6/7/000105.txt @@ -0,0 +1,11 @@ +# 苏州专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部分地区违犯政策并且出现假组假社 + +　　【江苏分社八日讯】苏州专区有少数地区由於规划不够，一些干部对党的农业合作化的方针、政策缺乏深刻的领会，因此在进行建社的时候有粗糙草率现象，在贯彻执行自愿互利和阶级政策中存在一些问题： + +　　对社员没有很好进行思想教育，政策宣传不够，有些人是随大流入社的，思想上还存在顾虑。有些中农的思想问题较多，个别的中农卖牛、卖船后才入社。吴江县城东乡塘坊村党员不做宣传教育工作，光叫群众办社，结果引起群众思想波动。中农王金龙怕土地入社报酬低，卖掉了一亩地。马港乡富裕中农朱大宝怕自己船入社吃亏，就卖掉了入社。震泽县采莲乡十三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办社第一步没有经过思想发动，就急於处理四大政策，中农柏茂英本来准备修船入社的，结果船也不修了。 + +　　有的地方政策处理不妥当，引起了社员的不满。吴江县不少地方对耕牛和农具的租金问题的处理，存在着偏低现象。这个县对新扩社的耕牛和农具也一律采取折旧计算、分期偿还的办法处理，有的车和船要十年才能还清。宜兴县郭东村第二社对农船不分大小和折旧，一律确定每条租金九十元。吴县西港乡有些社只准留一分田的自留地。这个县郭港乡有少数社甚至规定土地不准自留，社员很不满意。 + +　　有些地方发生强拉中农排挤贫农的现象。常熟县王泽乡二十二个新老社的周围留下五十户单干农民，其中贫农三十二户，下中农十八户，五十户中有二十三户是鳏寡孤独，而入社的是富裕中农。这个乡有些社实际上是中农在掌握领导。他们为了排斥贫农，提出所谓“三要六不要”的条件才能入社。三要是：要耕牛农具好，要生活好资金多，要人好脾气好。六不要是：一个组有一户不通的不要，一户中有一个人不通的不要，懒的不要，嘴凶的不要，开会不到的不要，鳏寡孤独不要。无锡县后宅乡有一个新社，二十一户中有十三户是中农和富裕中农，七个社务委员中有四个是富裕中农。个别的社也有被坏分子混进去的。现在混入宜兴县徐舍区水西下圩社的吴三保在解放后曾经一度做过特务。这个乡还把他当作积极分子，准备作为建党的对象。无锡县东湖塘乡有六个不纯分子混进了合作社。也有些地方发现坏分子组织“假组”、“假社”的事。常熟县王泽乡新滨村有三个国民党员没有被批准入社，他们就拉拢了六户农民组织互助组。这个乡的中心村有三个国民党员也发起办了一个“自发社”。(石煤) + +　　来源：1955年11月1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6.txt b/CCRD/3/6/7/0001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26d4595c020c7e1d69e3bd64613dbea789b5e0 --- /dev/null +++ b/CCRD/3/6/7/000106.txt @@ -0,0 +1,9 @@ +# 江西省新淦县“三定”办公室擅自拟发违反政策的文章 + +　　<《宣传通讯》编辑部> + +　　据江西省委关于新淦县未经请示擅自编印“关于定产、定购、定销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的通报反映：新淦县“三定”办公室编印的新淦农村第60期刊登的“关于定产、定购、定销几个具体问题的说明”一文（系未经县委研究而由“三定”办公室擅自拟发的），直接违反了江西省人民委员会所颁布的“江西省粮食统购统销实施细则”的规定。突出的如统购率问题，细则第12条规定：“对余粮户统购粮食以只购余粮的90%为原则，对富农余粮的购率应适当提高，但不超过95%”。而“三定”办公室却从单纯任务观点出发，不考虑政策的严肃性，把完成任务同贯彻政策割裂开来，错误地提出“在计算各户统购任务时，仍应统购其所有余粮的全部”，并作了许多歪曲党的政策的错误解释。又如耕牛不给饲料等问题上，也有同样性质的错误。 + +　　这一错误经江西省委指出后，新淦县委除责成该县“三定”办公室将原文收回作废外，已于10月6日的区书会议上初步检查了“三定”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并且决定在“三定”补课工作中，决定执行“江西省粮食统购统销实施细则”，改正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 +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27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7.txt b/CCRD/3/6/7/0001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cda935f34f698e5ba988faea69d1f56c1895605 --- /dev/null +++ b/CCRD/3/6/7/000107.txt @@ -0,0 +1,15 @@ +# 河南省不少地方滥杀耕畜现象非常严重 + +　　【河南分社二十一日讯】十月下旬和十一月上旬，河南日报收到读者反映关於牲畜大量上市，畜价剧降，乱宰耕牛的来信三十件。每个专区都有这种现象，洛阳、许昌专区较严重，不仅私商杀耕牛，连供销合作社、食品公司的屠宰场、群众、机关团体也在宰杀。 + +　　宜阳县韩城镇七月份上市牲口一千二百八十头，九月份增加到二千八百四十四头。红厚第三农业社有一条大牛，在今春还值一百七十元，现在只能卖七十元。花纱布公司用四元五角买了一对牙的壮实耕牛，杀生肉五十斤，值十四元，皮还可卖二元；除报税和一切开支外，净赚八元六角八分。区合作社食堂为了求利，越杀越多，今年一月，这个食堂只杀了两头，二月份增为四头，三月份为八头，十月份为十六头，十一月份一日到三日就杀了八头。私商宰杀得更凶，如韩城杀牛庄赛国伦一天就杀牛十三头，并且偷宰好牛七头。有的私商贩卖耕牛，偷走山路，或在夜间走，十一月五日，就查获偷走小路，赶着三十头牛的一群牛贩子。 + +　　陕县各机关随意宰杀耕牛。近半月来，据不完全统计，宰杀牲口的已有四十个单位。最近陕县三级扩大干部会上，一次就宰杀耕牛七头。有些单位、学校都准备下乡买牛宰杀改善生活。目前，陕县市场上的牛肉终日卖不完。 + +　　新安县兵役局李宣昌反映：新安县财委会竟开会决议：机关团体可以自行宰杀耕畜。 + +　　内黄县有些基层供销合作社竟藉供应群众吃肉为名，大量杀牛。据豆公、北高堤、乜固等七个基层供销社统计，十月份就私宰耕牛七十七头。其中最严重的是豆公基层社，在主任张臣的主持下，从古历九月五日到八日就杀牛三十八头。他们为了获利，派雇员王其夫到外县买牛，王以买耕畜为名，十天内买来四十头，把它们弄成残废，有三十二头被打得掉胯、瘸腿，除验出两头能用外，杀了三十八头，赚纯利四百七十元。有些社竟把怀孕的母牛宰了，如北高堤社杀一母牛的时候曾剥出一个牛犊。 + +　　使卖牲口者激增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一)据宜阳读者反映，是由於牲口入社的政策和办法宣传得不够好，部分农民怕牲口入社吃亏；也有的害怕很快使用拖拉机，牛价会更便宜。(二)据安阳农业技术推广站崔殿元反映，由於农业社扩大了，使上了新式农具和胶轮车，社员嫌使小牲口不排场而出卖耕畜。安阳县瓦店区大韩庄申清臣社里的三个新社员都拉着牲口到会上卖。社员王品富说：“这三个牛在组里时都是唱红脸的，社里却嫌小不要，草都入社啦，没啥喂，只有上会卖。我已赶了三个会啦，没有一个人问。”有些社根本不要小牲口，嫌小牲口光吃草料不干活，还得照顾它；也不要较老的牲口，认为老牲口不大顶活。(三)有些农业社扩大后，牲口用不完，就想把它们卖掉。安阳县冯宿第六农业社原有牲口九头，扩社后又增了十八头，但社内有二十头就够了，剩下的七头就卖了。(四)富裕中农有顾虑，也上会卖牲口。(五)有的是受灾缺草而卖牲口。牲口上市多了价钱就便宜。安阳县郝家小庄郝步月的小牛是去年花五元配的种，今年母牛入了社，小牛不能入社，结果只卖了三元。他说：“这个小牛犊还不够种钱哩！”庞家湾庞景元的小牛，往年起码值三十元，现在牵到会上，三元钱都没人要。(君谦根据河南日报情况摘要编) + +　　来源：1955年11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8.txt b/CCRD/3/6/7/0001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4b70f5a4ac26b2451b0f000a38bd84e0a4277a4 --- /dev/null +++ b/CCRD/3/6/7/000108.txt @@ -0,0 +1,19 @@ +# 北京自杀事件增加 + +　　【北京分社二十四日讯】北京市发生的自杀事件增加。据北京市公安局统计：一九五四年发生的自杀事件有一千零八十六起，死亡三百八十六人；一九五五年十个月有一千二百四十六起，死亡五百一十七人。 + +　　根据今年十个月中发生的自杀事件分析，有如下情况： + +　　（一）自杀者的身份和政治面貌：在工厂企业中有一百八十五人，在机关干部中有三百四十人，在家庭妇女中有三百二十六人，在学生中有七十五人，在军警中有十三人，临时散工、独立劳动者十九人，小商贩、资本家及老弱残病和无业者共一百七十九人；在农村的农民中有一百零九人。其中，党员四十七人，团员五十七人，群众一千一百四十二人。 + +　　（二）自杀原因： + +　　在肃反运动中自杀的四百八十四人，其中大部分是因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杀。如特务分子陈立刚，一九五〇年接受特务机关派遣由越南回国，混入我厦门中山大学学习，一九五一年混进公安干部学校任政治助教，进行反革命活动，在肃反运动中被揭发以后，畏罪自杀。又如混入党内并篡夺村的党支部书记的普及佛教会分子袁永安，一九五〇年参加道首集会，并且以党支部书记的职务掩护道匪活动，吊打群众，也在这次运动中畏罪自杀身死。另外，也有由于个别地区在肃反运动宣传中方式简单、对坦白材料处理不及时而自杀的。如景西矿区潘涧子村大华矿工人郭换景，曾向大台派出所交代出在日伪时期当过兵，参加过一贯道，卖过枪的事实。派出所收到坦白材料后积压一个多月没有处理，郭换景产生了顾虑而自杀身死。 + +　　因婚姻、家务琐事及纠纷问题自杀的三百五十三人，但比去年有了减少。在部分群众中，由于恋爱观点不正确，婚姻基础不稳固，以至失恋、婚后不和、互相怀疑或因小事草率离婚而自杀的仍然不少。如东郊区黄沙木店李连生和西四区前当铺胡同妇女杨桂兰谈恋爱，不到一周李就到杨家同居，后杨见李没有职业而后悔，就提出不再谈恋爱，李失望。二人在公园中划船的时候又提及此事，一个失望，一个后悔，同时投水自杀，遇救没有死。因家庭关系不和睦而自杀的主要是夫妻、婆媳、妯娌、母子等之间因琐事吵嘴而引起的。 + +　　因疾病和生活问题而自杀者二百五十七人。其中以久病不愈和神经病而自杀的最多。如崇文区南吉庙李茂亭，六十三岁，全家九口依靠卖豆腐维持生活，因患半身不遂症不能起床经商，致生活困难而触电自杀（遇救）。 + +　　此外，还有三种原因：第一、在“三定”政策执行中对缺粮户照顾不够，在动员还乡工作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个别地区和一些单位宣传不透，致使个别群众不了解政策而自杀。第二、有些干部、工人因失职受批评或不能完成任务怕处分，对调动工作不满而不安心工作；因功课不好受批评，考学校没有被录取的学生，自感前途无望、没脸见人而自杀。如北京七十二中学初中二年级女生王秀兰，十六岁，十月二十日在课堂上因功课不好受老师批评，课后大哭，不几天就投井自杀身死。第三、因年老丧偶、丧子，因思夫、思子，因生活腐化没钱挥霍的懒汉，因生活苦闷和无依无靠而自杀。（任志樵根据北京市公安局材料写）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5年11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09.txt b/CCRD/3/6/7/0001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e38d498ad3d32d5e66638de27206b1684db4382 --- /dev/null +++ b/CCRD/3/6/7/000109.txt @@ -0,0 +1,9 @@ +# 安阳专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 + +　　【河南分社十一月二十八日讯】安阳专区各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着强迫命令的作风。 + +　　安阳专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迅速，但因规划工作没有及时做好，这就使少数干部产生了强迫命令作风。以安阳一类乡苏村为例：这个乡共有七百一十二户，原有九个老社，共有社员二百九十三户。这次新建五个社，扩大了八个老社，入社农户共六百二十三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五，成绩是很大的。但乡的中共支书陈德伏却对党员说：“要建就建完，省得以后麻烦”。在这种错误思想支配下，缺乏分析各阶层群众的思想，不从群众思想觉悟程度出发，而采取“开会熬鹰”轮战强迫群众入社的方法。这个乡的民兵队长威胁中农赵金福说：“你不入社就得搬家！”晚上，又将赵金福和另一个中农叫到房顶上说：“你们讨论讨论吧！”实际上是叫他们受冻。结果这两户中农还是没有入社。 + +　　入社的农户也存在很多问题。这个乡杨家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二十六户社员里有十四户不参加生产。浚县杨吉屯田春×农业生产合作社四十九户中有三十四户生产消极，对“四评”也不闻不问。内黄县阎庄同样存在这样的强迫命令作风。因而造成群众的抵抗和不满情绪。(君谦根据河南日报情况摘要编) + +　　来源：1955年12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10.txt b/CCRD/3/6/7/0001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6e83c5cf5844c7db743111703b1d9a2f9312ef --- /dev/null +++ b/CCRD/3/6/7/000110.txt @@ -0,0 +1,161 @@ +# 从三个案件看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中央宣传部地方工作室调查报告 + +　　我们从7月26日到9月18日，先后在山西省陵川县原庄乡和解虞县阎家村，调查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状况和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一些问题。原庄乡是一个完全合作化了的乡（属于山区、老解放区），全乡440户包括改变了成份的5户地主和18户老富农全部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此外，尚有供销、信用、手工业合作社各一处。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协同当地党组织揭发和清除了一个公开进行破坏活动的反动富农，和一个混入党内并窃取村、乡领导职务的漏网富农。在阎家村（属于技术作物区、晚解放区）我们根据群众的控告，揭发了一个党内的富农代理人，并且了解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富农及其代理人窃取领导权以后，如何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表现富农倾向。现在这三个案件基本上均已进行了处理。现将这三个案件分别整理报告于下。 + +## 一、 富农反革命分子原德森是怎样公开进行破坏活动的 + +　　山西省陵川县原庄乡原庄村1953年冬扩社的时候，把全村4户老富农都改变成份吸收入社。这些人在社内都有程度不同的破坏事实，特别是原德森的破坏活动极为猖狂。 + +　　原德森一家向来就和我们有着极深刻的阶级仇恨。土地改革前，他家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剥削长工（1人）、忙工（农忙时雇短工若干人）、放高利贷并强迫债户为他家无偿劳动，进行商业投机，依仗权势向农民敲诈勒索以至进行土匪式的抢劫。土地改革的时候，分了他家的一部分土地、房屋。现仍有地9亩半、房7间、驴2头。其父原年贵是本村恶霸，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担任过国民党村干事长，日冠占领陵川县后，做过本乡维持会长，并勾结特务分子杀害革命分子，因而在1945年6月被人民政府法办判处死刑。其兄原德岐是三青团员，1940年参加国民党二十七军便衣队，到处截路抢劫，在1942年6月被人民武装队伍抓住打死。他本人在1947年将蒋匪军大举进攻解放区时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暗杀团，当这个组织被破获判处首犯张小肥等人死刑的时候，也把他绑到刑场陪斩，后经宽大释放。 + +　　1953年冬扩社建社的时候，他假装积极要求入社，但入社后，很快就暴露出他的目的是为了钻到合作社内部来继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他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破坏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 +　　第一，从春耕、夏锄到秋收有计划地破坏生产计划，毁坏庄家，阴谋使合作社不能增产。1954年4月，社里计划担青肥点种玉茭，他为破坏这一计划，故意把乱树枝填到他家粪坑里，阻挠担粪。同年5月锄苗时，社里要求苗留密一些，一步留三棵，他故意一步留两棵，使他锄的地每亩减少了三分之一的苗，并故意留下许多草。他母亲姬松梅在他的支使下，包锄一亩七分玉茭时，故意锄苗留草，锄毁了三分地左右的苗，农业社罚她锄二遍，结果锄得更坏。1955年5月，锄苗正紧张的时候，他家4个劳动力故意好几天不下地，使得他所在的那个小组有18亩谷苗未能锄上。1954年8月，社里组织社员到玉茭地砍荒杆（既不结穗的玉茭），头一天他不参加，第二天天不亮一个人跑到地里乱砍一气，把许多带穗的玉茭也砍了下来，社里发现后，他还抵赖。这一年快秋收时，他把自己的驴放开，毁坏了杨小闹（当时是支部书记兼社长）自留地50多棵玉茭。 + +　　第二，利用某些青年农民不安心农业生产进行煽动，败坏合作社中的劳动纪律和社员们的劳动积极性，并阴谋拉拢社员出社。他经常煽动别人说：“迟入一年社，早就翻身了”，“你们跟我到外边做小工吧，每天吃的好，还能赚一元钱。”“到长治市捣土坯也比干农业强。”甚至拉拢组长原土金（共产党员）：“跟我出去做木匠活吧，有我吃的还没你吃的？”利用青年想找“对象”的心理，通过他的弟弟拉拢青年团员原兴聚说：“长治王坊村有两个闺女招女婿，你一个，我一个，咱两人去吧！”他并且故意在农忙季节经常不请假就到外边去做木匠活，也不向社里交劳动日，致使有些社员很羡慕他，也想出去。 + +　　第三，在社干部之间挑拨是非，破坏团结，他当面奉承生产组长原土金说：“真是好组长，不是你领导，咱可分不上这么多粮食。”背后又向生产队长牛创金（共产党员）说：“在原土金生产小组里囚得慌（既不自由），把我调到别的小组吧。”另外对生产组长原迷掌说原土金领导不了，但对原土金又说原迷掌作风不好，等等。他经常扬言说：“我是属于社长调动的，组长管不了我。”并骂党员干部是“官”，非党干部是“代替官”。 + +　　这个富农分子对党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也极为仇恨，并想尽各种方法进行破坏。他家1954年分粮食2,740斤，每口人平均456斤（和其他社员分的一样）足够吃用。但在今年春耕的时候，他首先喊叫缺粮要求供应，制造粮食紧张空气。为此动员全家人一连二十几天轮流找干部要粮食，他母亲和老婆见着干部就鼻涕眼泪的哭，说是再不给粮食就揭不开锅。他则态度强硬，对副社长原松富说：“不给粮食，就得给开个介绍信，我要去做饭哩。”民政委员原松山派他到红旗光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耕，他躺在炕上说：“我饿了三天了还没吃饭哩，借上些小米我就去，没有小米不去。”但第二天就外出到平城镇去了。 + +　　有一次生产组长原土金到他家借梯子，他母亲诉苦说没粮食，原土金不信，她说：“真的一颗粮食也没有了，不信你就搜搜。”原土金说：“咱们没有这个权利。”她说：“搜吧，咱是自家人，县长来了我也不说。”结果搜出不少粮食。他看事情不好，没等原土金下来，就跑到副社长原松富家去“告状”，倒咬一口说：“你们共产党员和生产组长到人家棚上搜查了，真的没粮食，为什么不给？”另方面他利用农民想多留一些粮食的私有心理进行煽动，叫他母亲到处串通，并且揭开邻居装粮食的柜子说：“怎么这么点粮食还够你们吃吧？要粮食得早下手，我去年下手早，要了900斤粮食。”并散布谣言：“国民党不好，民国32年大灾荒都没吃糠，现在毛主席领导，想吃糠也找不到。”在富农的煽动下，一部分本来不缺粮的农民也来伸手向政府要粮食。有些社干部在富农这样喊叫下，也动摇了，他们错误地认为“原德森真的没粮食了，饿死了人咱们也得负责”，并且不经过群众讨论，就发给了他30斤口粮。 + +　　从原德森的另外一些活动中也可以看出他对翻身农民极为仇视。土地改革刚结束，他就向贫农靳鸿昌倒算，索还土地改革前借他家的5斗粮食。他并经常欺侮住在他隔壁的贫农牛创海，有一次偷了人家10捆草，被人发现经社里干涉才勉强还了8捆；今春修公路时又唆使干部拆毁牛创海土改时分得地主的房子，并说：“他的房子既没有出过钱，又没有费过工。” + +　　反革命分子原德森的罪行被揭发后，县公安局依法逮捕他的时候，还在他家里搜出伪造的原庄乡人民政府印章和印色，和我们乡政府的印章一模一样，从印色看，正在随时使用。这一来，全乡群众都大吃一惊说：“原来咱乡还有两个乡政府，实在可怕！”这也就进一步说明了他的破坏活动是有政治背景的，而且远不止上边所已揭露的那些事实。 + +　　从已揭发的材料来看，原德森破坏活动的特点是公开地明目张胆地与人民为敌，毫不隐讳他地仇视人民的心理，而在粮食问题上，有利用了某些农民的自私心理和我们工作中的弱点兴风作浪，达到了一定的破坏目的。他的破坏活动所以能够得逞并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是由于基层干部和群众丧失了对阶级敌人应有的警惕性，他们错误地认为：“土地改革以后，农村已经没有了阶级斗争。”“参加合作社的都是一家人。”“富农已经改变了成份，老实了。”对他们的造谣惑众和破坏生产等活动，认为是“好说二话”，“一时的过错”，因而就不去驳斥，追究和严肃处理（或者只是当作人民内部的问题来处理），甚至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对其破坏粮食统购统销政策阴谋不仅没有识破，反而上了当，跟着人家跑。 + +　　应该看到，原德森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历史时期内，都是反动的；他是坚决反革命的富农分子。虽然我们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给以沉重的打击，但事实说明他们不仅不甘心于自己阶级的灭亡，并且还要拼命挣扎，阴谋复辟。我们对于这样的阶级敌人必须采取高度警惕、坚决斗争、严厉镇压的立场和态度，而决不能对他们抱有丝毫的幻想，事实同样证明这种敌人不可能同我们“和平走入社会主义”，过早地改变他们的阶级成份和吸收他们入社，只能起麻痹自己和麻痹群众的坏作用。 + +## 二、原昌年——一个混入党内窃取村支部书记、乡总支委员、乡供销社主任职务的漏网的恶霸富农 + +## （一）土地改革以前原昌年是个什么样的人？ + +　　恶霸富农原昌年，今年43岁，土地改革前家庭6口人，18亩地（出租2亩），有60多只羊，6间房子。他本人读过高小，从17岁开始一直到土地改革前20多年来，先后当过旧社会“村社”的管账人，蒋匪地方武装“国民兵团”的分队长，阎匪统治时期的伪副村长。该村群众把他和其他三个恶霸共同称为原庄村的“四家虎”。在他充当伪副村长时期，因为替敌人勒索粮税，曾经封闭了农民原群虎（现为共产党员）的门，原群虎被逼得走投无路，曾想去当兵，后被人劝回，原昌年即胁迫原群虎给他写下字据，要原群虎保证以后不找八路军，并打上手印。 + +　　原昌年不仅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经济上也是长期地向农民群众进行残酷的超经济的剥削。 + +　　根据群众揭发，他从1920年左右开始一直到土地改革以前，一贯进行高利贷盘剥，仅在原庄村西头和南头两个自然村，就有30户左右的农民借过他的粮食，有10余户农民借过他的钱。借钱借粮的利息名义上是3分到5分，实际上远远超过此数。因为他向外出借粮食都是在青黄不接的6、7月间，而且看到当年的收成有保证，或者债务人有房屋土地可以抵押，他才出借。6、7月借，9月间还，这样实际借贷期间一般不过2、3个月，就要按1年的借期付息。他放钱的利息有很多都是“老十分”或叫“驴打滚”。有些农民因还不起高利贷，被他逼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卖儿卖女，出走逃亡。 + +　　例如农民原才的在1940年前后，两次向他借粮食1石3斗，因无力偿还，只得将仅有的2亩地和1个桌子、1口柜子、1个铁锅给他顶账，仍然不够偿还，无奈卖了1个男孩，后来生活无着，即全家逃荒到安泽县，在逃荒的4年中贫病交迫，死了老婆和2个孩子。又如农民原王兴、原存松、原天才等，也由于同样原因被他逼得卖儿卖女、流离失所。他凭借着他的封建统治地位和敌伪势力，动辄以“还不起债就到县里打官司”，或以“下次不借”威胁欠债农民。他在以高利贷出借粮食时，还采取了“大斗进、小斗出”的恶劣办法，出借时用的斗是每斗17斤，还粮时用的斗则是每斗22斤；借出的是瘪谷，收粮则需扇钵干净的好谷。又如农民张高山，5件缎料衣服和1付银耳环，价值8元，当了2元，因无钱赎回衣物，原昌年即以1斗玉茭（仅值3角）将当票买去。他还以“设赌抽头”的办法坑害农民，有的农民为了赌博向他借钱，晚上借8角，天亮就得还1元。 + +　　他并不饲养耕畜，也不雇长工，他的土地除了他的弟弟1个劳动力外，每年欠他粮款的农民要无代价地给他作70多个短工，每到农忙时，他就叫欠债农民或3天或5天给他耕作，只供饭不给工资。 + +　　另外，他还霸占农民王二孩的妻子达10数年之久，不许王二孩的老婆回家，拆散了人家的家庭，王二孩因惹他不起，后来参加我军当炊事员，在军队中病死。 + +## （二）恶霸富农原昌年是怎样在反霸和土改斗争中漏网的？ + +　　1944年陵川县解放后，因为他识字较多并做过伪政权的财粮工作，就混入我们村政权内当上财粮委员。这是他就和当时村干部李全林（先是村文书，后是村长，区委秘书，现在是县工会主席）、原江龙（土改时当村长，现被开除出党 ）勾结在一起，同时利用和拉拢一些立场不坚定、阶级觉悟不高的村干部，把自己包庇起来。另一方面，他又到处扬言，说他的父亲是铁炉匠，弟弟给人家放羊，自己经常出去做短工，竭力把自己装扮成劳动农民。 + +　　在1946年反霸斗争中，受过他剥削和迫害的农民如原存松、原双贵、原群虎等，曾经揭发过他的罪行，提出要斗争他，但是由于当时李全林等人的包庇，同时群众未真正发动起来，对他的斗争未得展开，结果他假装开明，“献”出30只羊，划了个中农成份。就这样，他在这次群众运动中漏了网。在土改中他和李全林等人有进一步互相勾结，包庇当时正被斗争的他的叔父——富农原根松，李全林的岳父——富农张银锁。当斗争正在高涨的时候，群众封了这两户富农的粮食（共有5,000多斤），并正在挖底产。原昌年和李全林等商量为被斗富农转移财产，立即由原昌年、李全林主持请客吃饭，被请吃饭的除村长原江龙外，还有民兵6、7人，吃饭后，原昌年向被拉拢的民兵说，不要把富农斗得太狠了，要给他留些粮食，要照顾富农以后的生活等等。当时并派民兵把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原存松、原群虎等监视起来，刘全林指使民兵徐仁贵从当时农会主席王景山手中把锁粮食房门的钥匙要出来，在当天夜里，他们就把两户富农的绝大部分粮食转移了。 + +## （三）恶霸富农原昌年是怎样混入党内来的？ + +　　阶级敌人原昌年知道，要更稳当地保护自己，继续进行破坏，莫如钻进共产党内部，于是他就处心积虑地向党内钻。他在当财粮委员时，即不时向一些党员干部表示，“支部开会研究什么问题也不让我知道，我工作不便。”后来也正式提过要求入党。当时的支部书记连全保同志和其他一些党员虽然还没有认清他的本来面目，但由于从日常工作中已发现他“和一般人不一样”，认为他对群众的态度恶劣，支部拒绝了他的要求。某次连全保到县开会，已经当了区委秘书的李全林要他做原昌年的入党介绍人，并要他回去召开支委会讨论，连全保仍表示不同意。但奇怪的是：1950年5月，原昌年入党竟得到上级党委“批准”，并把组织关系转下来了。对此，陵川县委正在进行追查。 + +## （四）原昌年在混入党内后，怎样玩弄两面派手法，窃取党内外的领导地位？ + +　　原昌年在入党后，不仅完全隐瞒了他的丑恶历史，而且在入党志愿书上把自己的成份写成“贫农”，同时向人经常吹嘘他如何在抗日战争中参加过“游击小组”（事实是只在游击小组混过几天，情况恶化后马上就妥协不干了），自己怎样在外面当长工、短工，以伪装自己进步和出身于贫苦劳动农民，欺蒙领导，骗取信任。在工作中则是在领导干部面前唯唯诺诺，伪装积极，并经常“反映情况”，实际上是阳奉阴违，别有用心。为了更具体地说明他所要的两面手法，我们且用他自己在1954年底党员鉴定时写的“个人检讨”和实际情况来对照加以说明吧。在这个“个人检讨”中，他自己制造了满篇成绩，6条优点，缺点只有“态度有些不好”和有“片面群众观点”不疼不痒的两条。如果把他自己写的这6条优点与实际情形对照一下，就会发现在这些“优点”的后面掩藏着些卑鄙龌龊不可告人的东西。 + +　　比如“优点”的第一条是：“在清丈土地时对党忠实可靠，把土地全部丈清。”事实是，据人揭发他仅在复庄一个村子所丈量土地就少丈40多亩，全乡共少丈土地700多亩。 + +　　第二条是：“党所给的任务，坚决完成。”事实是他所干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什么完成党的任务，而是去坚决完成他自己的富农破坏的任务（这在后面将用具体事实说明）。 + +　　第三条是：“担任财粮工作积极领导，账目清楚，对工作向党交代的清。”事实是他担任财粮工作时一贯营私舞弊，财粮账目从来没有一次向群众交代过。 + +　　第四条是：“担任互助组长对工作也是积极领导。”事实是在他当互助组长时，不但不参加劳动，而且利用组长地位要组员先替他干活，千方百计地变相剥削组员的劳动。 + +　　第五条是：“在供销合作社工作中手续清楚，账目清楚，日清月结，货钱相碰，作风民主，有事和大家商量。”事实是账目混乱，贪污自肥，明目张胆地剥削群众，他对采购员、售货员完全是摆出私商老板的架子，实行家长式的统治。 + +　　第六条是：“除完成供销社为农业服务的任务外，还把货物给群众送到门上。”事实是不履行结合合同，影响农业生产，对群众态度恶劣。 + +　　这些就是他所谓自己的“优点”的内容和实质。值得严重注意的是，这个乡的总支书记靳秀印同志（原系区委副书记，专门调来这个重点乡加强领导的），却被他的两面手法和满纸谎言所蒙蔽，对他特别信任，把他当成“好干部”，对他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这样，既使自己受了蒙蔽，起了支持原昌年的作用，同时也使自己脱离了党员和农民群众，而原昌年就得以斗胜了我们，钻进“肝脏里面来”进行“挖心战”。并先后窃取了乡供销合作社主任、村支部书记、乡总支委员等重要职务。 + +## （五）原昌年在混入党内以后进行了哪些罪恶活动？ + +　　原昌年在混入党内后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破坏活动，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 +　　原昌平这个阴险毒辣和阶级敌人，他很懂得要进行破坏活动，首先就要从破坏党的组织下手。于是他就用两面手法在乡总支书记靳秀印同志面前表现得百依百顺，奉承讨好，伪装积极，在靳面前编造和吹嘘自己的“光荣”历史，靳秀印到供销社买布可以不要布票。而靳秀印同志在思想作风上又有主观主义和骄傲自满的毛病，愿听成绩不愿听缺点，群众观点不强，作风不深入。原昌年也就抓住他的这些弱点开始进攻。他经常向靳“反映情况”搬弄是非，打击党员积极分子，仿佛只有他是拥护领导积极工作。 + +　　在购粮中装成积极带头的样子，提出卖1,000斤余粮，据调查，他实际只拿出600多斤粮食，其余300多斤是用收购粮食中贪污的粮食交上的。当时群众还不摸底细，但在私下里也议论纷纷，说：“赶是你家有的是存粮！”他的这个花招，还得到靳秀印在大会上的公开表扬，说他带头卖余粮。原昌年知道党员积极分子原群虎（就是曾被他胁迫立字据不找八路军的那个人，在反霸斗争中立场坚定）是他的对头，因此他就在靳秀印面前说原群虎怎样违抗统购政策呀，不服从领导呀，这也不好，那也不好。特别是整党的时候，更有意打击原群虎。明明是原昌年在反霸斗争中请干部、民兵吃“烧馍”，包庇富农，当时原群虎被监视起来并未参与其事，却硬要原群虎几次讨论。原群虎因屡次受打击，看到原昌年一天比一天得意起来，也就有些消极。在1953年统购粮食时又和靳秀印吵过嘴，结果被认为“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受了留党查看半年的处分。这个党员积极分子就被原昌年利用靳秀印的手给打击下去了。由于原昌年的得势，真正的党员积极分子和敢提意见的基本群众遭受打击，因而党与群众的联系大大减弱了，党员的积极性被挫折了，党内的民主空气稀薄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能正确开展了。群众反映：“见着靳秀印就害怕，动不动就在大会上批评一顿。”“靳秀印就听原昌年一个人的话，这村什么事还不是人家说了算！” + +　　原昌年在混入党内后的另一个罪恶活动，就是从他的富农阶级立场出发，严重地破坏了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有意识地包庇富农，打击贫农。支部委员会中的两个主要成员王宝贞（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和王景山，往往也就按照他的指使和意图办事，严重地丧失了阶级立场。原昌年的叔伯弟弟富农原银贵，在1953年本来不缺粮食，按照全村缺粮户的情况是不该评为粮食供应户的，但在原昌年的把持下，把他评为供应户，一年中供应粮600多斤。在评议时，有的党员提出不同意见，立即遭到原昌年的当面申诉。王宝贞则在会上说：“不供应他粮食，怕他不安心生产。”而原银贵不但领到了全部供应粮，而且直到秋收后，还碾陈谷。此外，如富农反革命分子原德森、张启忠，明明不缺粮，为了制造粮食紧张空气，故意哭哭啼啼叫缺粮，1954年就供应了原德森900多斤，今年原德森又在粮食问题上进行更为猖狂的破坏活动，向农业社借粮，王宝贞就批给30斤。 + +　　相反地有的真正缺粮的贫农，却得不到供应，农业社也不借给，群众对此极为不满。富农原银贵打铁搞副业，可以从供销社随便拿到原料，其他人则不予供应。原银贵以先奸后娶的办法，拆散了贫农原王虎的家庭，群众都同情原王虎，说原银贵是挑拨婚姻，原王虎并且两次要到区里告状，都遭到原昌年和王宝贞的阻扰，后来区政府虽然判决了离婚，但并不同意原王虎的女人与原银贵结婚，但是不久原昌年和王宝贞就给原银贵开了介绍信登记结婚，原昌年并扬言这是“自由恋爱，新式结婚”，嘱使当时的小学教员写稿登报，“山西文艺”也以此作为新式婚姻的“典型”加以宣传，在群众中影响极坏。 + +　　原昌年本来只有4口人，已有6间房子，1953年又将贫农原王顺土改时分得原银贵的3间房子以10石米买回去给原银贵住（其中有1石8斗是顶了债）。原银贵为了报答原昌年，将自己的第一个男孩给了他。在原昌年包庇下的富农是处处方便，而有些贫困农民则得不到应有的照顾。在原昌年影响下，王宝贞就曾说过：“穷人是填不满的坑。”有的农民生病，向社借钱，他不但不借，反而说：“中国这样多的人，死了你算不得什么！” + +　　群众反映：“咱这村是越有钱越有势越吃得开，越穷越病越倒霉。”“党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和逐步消灭富农剥削，咱这村是依靠中农，团结富农，打击贫农。”被原昌年蒙蔽利用的靳秀印同志，不仅听不见或不愿听群众的这些呼声，反而错误地认为：这村的工作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有人在“闹宗派纠纷，争权夺势，挑皮捣蛋，不好摆弄。”这些论调，正是富农原昌年有意制造出来的，而靳秀印同志也就跟着这样的论调来观察问题，因而上了敌人的当。 + +　　原昌年的再一个重要罪行，就是在他直接把持的供销合作社中采用资本主义的经营方针，在工作中损人利己，唯利是图，盘剥群众，贪污中饱。供销合作社与农业生产合作社签订的结合合同，他从不认真履行。供销社推销的各式小农具（如锄炳，镢炳等）质量很坏，农民不愿买。特别恶劣的是供销社称粮食的大称有两杆，一杆黑秤，一杆红秤，黑秤每称100斤就要多一斤半。收购土产和零售货物有用的小秤，也有两杆，一杆小秤是专门用来售货的，每称10斤即可少秤分量2两。在收购鸡蛋时，大的按个算，小的按秤称，大鸡蛋本来10个就有一斤重，按个买12个算一斤。在零售食盐、棉花、洋油、粉条及供应面粉时，每斤都要少些，有的农民买5斤盐就少给11两，买3斤半粉条就少给5两，全乡供应面粉1,600斤即少给26斤。 + +　　总之，凡是卖出的东西都要少给分量，收购的东西都要多捞一些。农民群众特别是妇女对此意见最多，有些吃亏的农民，买到商品后回去发现分量不足。找来说理，原昌年的态度极为蛮横，狡辩抵赖，横加申斥，常说：“供销社不是专门为你办事的，爱买不买！”农民原存松弟弟结婚，3次3番向原昌年要求购买3斤粉条，他坚持不卖，而在他自己埋葬父亲的时候，就买了粉条12斤。 + +　　在价格问题上，他也从中捣鬼，比如1953年冬，同样等级的棉花平城镇是1.05元一斤，他这供销社就卖1.23元一斤，群众质问他为什么比平城贵那样多，他塘塞说是加上运费，实际上原庄距平城只有15里路，根本花不了这么多运费。供销社的账目从不公布，每月结账都要多出钱款10元左右，最多的一个月多出40多元，原昌年就这样从中贪污，据供销社会计说，他和原昌年曾平分了30多块钱。由于他把持的供销社损害了农业生产和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该乡桥蒋村的群众，宁肯到壶关县方山乡供销社去出售副业品和购买日用品，而不愿意与原昌平把持的供销社打交道。 + +　　原昌年在当村财粮委员时，即以多收少缴办法进行贪污，财粮账目从不向群众公布。已经查明，在他经手该村财粮工作期间，从1948年到1954年，共贪污粮食1,490斤，此外，1954年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时候，他们原来所属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除存玉茭6,400斤外，尚有公粮购粮结余粮食1,800多斤小米，合并公积金时，由原昌年策划并由王保贞执行，只将玉茭合并，小米则私自留下来，分散存到3户农民家里。理由是多交公积金大家吃亏。当时除原昌年、王保贞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会计原双贵3人知道外，其他党员干部和群众都不知道，保存粮食的3户农民也不知是什么粮食。到今年7月又告诉了王景山，并要王景山保存一部分粮食。在黑夜王景山捣弄粮食时，被人发现，并报告了社副保管委员王玉宝，7月27日（我们到村第二天）由于原昌年等怕露出马脚，即指使王保贞、王景山等召开了一个党团员会议，王保贞说这些粮食还有800多斤（实际上是1,000多斤，一年来由王保贞批准私自发放给若干农户吃了将近800斤），准备给党、团员分的，叫大家不要说出去，会上并批评对这部分存粮有意见的团员徐吉星、徐国兴说：“团是党的后备军，群众都不提意见，就是你们这些团员好瞎乱说话！”很显然，原昌年玩弄这个把戏是有这样的阴谋：自己想从这部分粮食中浑水摸鱼，从中贪污，同时又恶毒地在党、团员中造成混乱和集体贪污。一方面从经济上破坏，一方面又企图从政治上瓦解党和团的组织。 + +　　阶级敌人原昌年，就是这样恶毒地长期地从内部来进行一系列的破坏活动。现在这个阶级敌人的伪装被剥下来了，真相毕露了，群众积极振奋起来，原庄党支部大会已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建议行政上撤销其供销社主任的职务，县上已决定将其逮捕法办。 + +## 三 、阎家村合作化运动的绊脚石——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邵双合 + +　　解虞县阎家村和平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邵双合（又系副乡长、村分支部书记、1951年骗得全国谷子丰产模范），据全村绝大多数农户的控告、揭露，已证明是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变成富农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并成为阎家村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绊脚石。今年9月中旬全乡党员大会已决定开除其党籍，建议行政方面撤销副乡长职务和全国谷子丰产模范的称号，建议农业社撤销社长职务。 + +　　邵双合，原系木匠工人出身，土地改革以前自有房子6间，荒地5亩。1942年前后，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解县时期，曾先后给敌伪县长、宪兵队长修盖房子，当时即染上了吸毒嗜好，由于吸毒成瘾，2年间将房子、木工家具完全卖掉，以后即以贩卖毒品和放羊、卖菜维持生活，直到1947年解县解放。 + +　　解县解放后，邵双合即当了贫雇农团的组长，1949年春土地改革中担任阎家村农会主席，1949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先后担任行政村长、村支部书记、县人民代表等职。 + +　　邵双合在土地改革中就严重地丧失了立场，自私自利，多分斗争果实。土地改革以后不久，他又和两户漏网富农相勾结，吸收一部分富裕中农、中农组成互助组。1953年，这个互助组与该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邵自己当社长。由于他土改时分得的土地多、质量好，同时又与经济实力雄厚的漏网富农勾结在一起，因此经济上升很快。此外，在1953年到1955这3年中共卖出牲口3头，收入930元，现自有羊10余只，新盖房子5间。按其现有经济地位来说，已成为新中农中的上中农。 + +　　邵双合虽然很早就参加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但这不是因为他真正有社会主义觉悟，而是利用互助合作当金字招牌。实际上它本身早就开始了资本主义活动，如土改以后他曾雇过人放羊，自己平时很少参加劳动，并以2石多粮食放过债，同时还充当个别县干部放债的经手人。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中，也表现了严重的自私自利。如多留自留地、卖好牲口买坏牲口入社，土地多评产量，他的儿子劳动不好，硬要多评工分，否则就唆使儿子退社。他本人在未脱产前不参加社内劳动，硬要记工员照常记工分。他的老婆、儿子不守劳动纪律，不服从生产队长领导，他的一家形成了社内的特殊人物。 + +　　在土地改革的时候，邵双合就包庇该村“四大家”之首的富农阎天合（弟弟叫阎天祥）。阎天合在土地改革以前每年雇2个长工和140多个短工，他的经济收入大部分靠剥削雇佣劳动。解县解放后他把3亩水田、5亩旱田送给邵双合，并经常请邵吃饭，给邵送礼，又将自己的女儿认邵的哥哥做干爹。邵双合被他收买腐蚀以后，就为阎天合藏匿财产（4石粮食、1缸食油），并为他假报成份，欺蒙土改工作干部，说阎天合只有一年雇1个长工。这样，阎氏兄弟就被划为富裕中农，在土地改革中漏网。 + +　　此后，富农阎天合、阎天祥继续收买拉拢邵双合。邵双合在给他儿子订婚和结婚时，阎天合先后送给他5石小麦，阎天祥也替他出钱买水车。而这两户富农在1949年就都参加了邵双合领导的互助组，1953年扩社时又都参加了邵双合领导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他们混入社内后，阎天合、阎天祥则先后窃取了社内的重要领导职务。另外，邵双合从土地改革到现在，还不断地接受其他地主、富农的贿赂和请吃饭，邵对他们也有程度不同的包庇和掩护。 + +　　1951年，邵双合以假报丰产的办法，骗取了全国谷子丰产劳动模范的称号，并骗取了1951年前中央人民政府农业部颁发的丰产模范奖状，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模范互助组的奖状。1952年秋收时他又继续弄虚作假，把2亩谷子的每亩实际产量600斤左后报为1,080斤，当省、专农业部门派干部来村核实产量时，他深夜向3户农民借谷500多斤，应付过称，这次花招虽被揭穿，未再骗到劳模称号，但由于他虚报全村棉花产量、夸大互助组的百分比，因此，又骗取了全省一等丰产模范村的荣誉。阎家村许多群众都知道邵双合是“假劳模”这一底细，私下里议论纷纷。 + +　　邵双合平日在该村的许多行为，形同旧社会的恶霸。他曾强占农民杨三义的两间房子，侵占农民李王成的一部分院子。勒索军属赵老太太的一丈土布。买人家石门墩不给钱，要群众给他修房子不给工钱。许多青年农民结婚，都要向他送礼，否则即横加干涉破坏。类此敲诈勒索行为还有许多。 + +　　邵双合在担任村长期间，还曾贪污公粮，贪污群众购买的胜利折实公债。在支援解放运城、修复铁路，群众所出木板、军鞋、枕木和民工，政府均以粮食或实物作酬报，但群众皆未得到，邵双究竟从中贪污多少，尚待查清。他不仅贪污公款，同时还明目张胆地侵占公物，全村公产——雷公庙的20多枝房椽、一部分砖瓦、木料、祭器、布匹等均被他据为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集体出工使用公共材料修建的2间房子，也被他自己侵占。 + +　　特别恶劣的是，他对批评者施行恶毒的打击报复，挟嫌陷害。1952年初“三反”运动时，该村支部书记李荣庭检举了邵双合包庇富农和充当县干部放债的经手人以及其他违法乱纪等事实。邵怀恨在心，后来捏造事实，说李荣庭殴打父亲，将李送到教养所（监狱）住了一个多月，团县委未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只听邵双合的片面之词，就轻率地开除了李荣庭的团籍。在李住教养所期间，邵并两次挑唆李的爱人和李离婚。以后又对李荣庭百般施行打击报复，屡次寻隙要将李送教养所。此外，邵双合对凡是向他提过意见或揭发过他的罪行的人也都施行报复，有的被他诬赖为“搞小集团”、“破坏分子”，有的被他撤换了生产队长的职务。他经常以“送教养所”来威胁压制青年和青年们的家长。 + +　　1952年运城地委即发现了邵双合的一些问题，同年12月陕西省委在“关于正确执行培养农业劳动模范政策的决定”中，也指出过邵双合骄傲自满、命令主义、目无群众、欺骗领导等严重错误，并批评解县县委对邵双合迁就姑息的错误。但由于当时尚未认识到邵双合问题的本质，只当作一般性的思想作风问题看待，未作彻底的处理，而邵双合不仅没有丝毫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胡作非为起来了。 + +　　在蜕化变质分子、富农在党内的代理人邵双合的把持、影响之下，不仅阎家村的党组织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堡垒作用，该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也在一系列政策问题上，表现了富农倾向，实际上代表着富农的利益。这表现在： + +## （一） 社员的阶级成份和社的领导成份问题 + +　　1952年阎家村农民史采贵等建社时，8户社员大部分都是贫农和下中农。但1953年扩社后，阶级状况就起了显著的变化。仅加入的邵双合互助组的8户中，就有2户漏网富农，其他的大都是富裕中农，这一年社内计有漏网富农2户（另一户入社后又退出），新老富裕中农8户，两者即占全社成员的40%。1954年扩社时，又吸收了一户新富农入社。到此，社内共有富农3户，富裕中农19户，两者占全社成员的26.7%。 + +　　富农代理人邵双合入社后，不仅本人一直担任了社长、监察委员会主任等职务，漏网富农分子阎天祥、阎天合两人也历年都担任了副社长、技术股长、副业股长、社务委员等重要领导职务，其他社干部也大都是与他们志同道合的富裕中农，而现有贫农和下中农则几乎没有担任重要职务。这样，社的领导权就落入了富农及其代理人的手里。 + +　　富农的的代理人和富农分子窃夺了社的领导后。不仅在处理社的许多具体问题上处处维护富农、富裕中农的利益，损害贫农和下中农的利益，而且对贫农社员进行打击排挤，对贫农入社多方阻扰，使党的阶级路线受到严重的破坏。社内外不少群众反映：“我们社的阶级路线不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限制和消灭富农剥削，而是依靠富农和富裕中农，打击贫农。”这是该社几年来办不好的最根本的原因。 + +## （二） 土地分红问题 + +　　该社的土地分红中明显地表现出保护富农剥削，损害贫、中农利益的倾向。首先，评产极不合理：水地好地（大部分为富农、富裕中农所有）的评产很高，最高的每亩达3石8斗，平均每亩3石，而旱地远地（贫农、下中农的土地大都是这一种）的评产则很低，最低的每亩5斗甚至1斗5升，平均每亩7斗8升。最好的水地评产比最差的旱地评产竟高25倍，水地每亩比旱地平均高4倍。而实际产量却是：水地棉花只比旱地高一倍多一点。有的土地产量相同的，邵双合等也把自己的评得比别人的高。这样，贫农实际所得的土地报酬比富农低的很多。 + +　　其次，该社建社虽近四年，但土地劳力分红比例一直是四六分红，每个地股（即一石评产）的绝对数值也跟劳动报酬一样逐年水涨船高，因此劳动加工所得的净值每年都有一部分为土地所分掉。由于这两种不合理的情况，土地特别是水地好地的报酬显得非常突出。到去年年底，每个地股报酬达9元，一般水地报酬每亩达27元，而最好的水地报酬每亩竟达34.2元，较解放前的地租还高（本村解放前地租对半分租，最好的水地每亩交小麦、谷子各一石，共值25元）。占有最多水地的富农和富裕中农在这里获得了最多的利益。如富农阎天合、阎天祥一家，解放前每年得雇2个长工和100多短工，但入社后不费一个工资，每亩土地却可以得到几乎同样的收入。阎天祥去年收入为689.79元，其中土地分红即达363.85元，超过了劳动日的分红。富裕中农吕子明全年收入321.08元，其中土地分红201.36元，也大大超过了劳动分红。而贫农郭子玉全年收入141.6元，其中土地分红有2.2元。其悬殊之大是很惊人的。 + +## （三） 牲口、农具作价问题 + +　　首先，牲口、农具作价一般都偏高。1953年扩社的时候，正值牲口市价高涨，但在邵双合等人的影响下，牲口作价比市价还要高10%，当时入社牲口总共作价3,621元，如平均计算每户（当时共41户）负担达140元之多。直到今年社还欠2,500多元的牲口债款，使社员的收入大为减少。其次，牲口农具价款不是按地股分摊或按地多劳少的原则分摊，而是按劳六地四的比例分摊，结果大部分劳多于地的贫农的负担还多于地多劳少的富裕户。这种对贫农和下中农不利的情况，是一些社外群众现在不敢入社的一个重要原因。 + +## （四）自留地问题 + +　　该社对自留地的处理也很混乱，1953年扩社后曾规定自留地可以多达15%到20%，结果农忙时社员光顾自留地，使社的生产受到重大影响。1954年规定园地不入社，自留地每家不超过3分地，并规定留远不留近，留坏不留好。但社长邵双合本人就不服从规定，自留好地一亩多，富农阎天合留水地4亩多，影响所及，还有7、8家的自留地都超过了规定。直到今年，仍有几家自留地在2亩以上。还有的社员赶紧打园。但另一方面，一般服从社的规定的社员却在留远不留近、留坏不留好的不合理规定下没有留一份土地，吃菜等深感不便。 + +## （五）民主管理问题 + +　　由于富农代理人邵双合掌握领导，该社的民主管理受到极大的破坏。从形式上看，该社每月也能召开社员大会一次，社务委员会若干次。但实际上据反映，社员大会上群众很少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即使有意见或批评，不是没有反应，就是遭到邵双合的打击和报复。社务委员共有9人，大部分都跟着邵双合跑，其余的凡是提出与邵不同的意见时，邵或则中途退席或则独断独行，说：“我是社长，事不由我还由你！”有些重大问题（如今用500多元买马2匹），根本就没有交社委会讨论。因此，实际上社委会、社员大会都有名无实。群众反映：“什么事邵不同意就别想办。”“小腿子怎么也扭不过大腿子。”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了很大的挫折。 + +## （六）社与国家的关系 + +　　在社与国家的关系上还有过欺骗国家的事实。去年社的棉花不是由社统一卖给国家，而是分散到各户，结果发生邵双合等人以湿花掺干花的现象。今年社卖棉花1,000多斤给国家时，邵双合又企图蒙混欺骗国家，掺的湿花竟达70%（后发觉未收），邵双合还骂没有替他掩饰的挑棉花的社员为“死熊”。 + +　　此外，该社在社员个人副业问题上，对某些社员商业投机活动，如到河南贩肉、猪油、煤油等，不加限制和进行教育，有些社员在农忙时想出去做买卖，向邵双合请假，邵竟说：“你走了不就算了，说给我听反而使我为难。”在劳动管理上也甚为混乱，包工制很不健全，工分标准不够合理，存在着偏高偏低和平均主义现象，社员劳动纪律松懈。对挖掘土地潜力和改良耕作技术严重忽视，技术推广站屡次向该社提出各种改良耕作技术的建议，都没有实行或没有认真实行，而且往往首先遇到邵双合的抵抗。对公共积累也极不重视，建社已经四年，还只有极少量的公积金和公益金。所有这些，也都是同邵双合和富农把持社的领导分不开的。 + +　　来源：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通讯》1955年第29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11.txt b/CCRD/3/6/7/0001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67f9e187b6e8845a16cf71d62b0348985cad0d --- /dev/null +++ b/CCRD/3/6/7/000111.txt @@ -0,0 +1,147 @@ +# 湖北省公安厅关于五年来公安工作的检查和1955年公安工作任务的报告 + +　　（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依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决议的精神，检查总结了全国四年来的公安工作，系统的分析了当前的敌情，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和任务。我们这次公安会议的任务就是依据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的精神，充分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认真的检查总结我们的工作，查明我省当前的敌情，制定具体贯彻执行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工作计划。） + +## 一 、五年来我省公安工作的检查和总结 + +　　我省公安工作，在党中央、毛主席和上级公安机关的领导下，在省委、省府和各级党委、政府的直接领导与政法部门和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下，依靠着广大人民的支持和全体公安干部的努力，几年来作了很多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自从我省全境解放以来，我们即依据着党中央的正确方针和政策，密切结合着党的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和各个方面的工作与反革命分子进行了艰巨的斗争。特别是自1950年10月以来，开展了巨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五年来我们已经给了各类反革命分子以严重的打击，并通过镇压反革命斗争，广泛深入的发动教育了群众。这就有力的支援了抗美援朝斗争；配合了土地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运动；保障了国民经济顺利的恢复和发展；大大的加强了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有利条件。 + +　　随着全国革命胜利的发展，在我省广大地区解放的初期，配合人民解放军，剿灭了71000多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和土匪；镇压了一时十分猖狂的反革命武装暴乱；在城市和农村重点的搜捕了一批特务分子，缴获了22部电台；登记了反动党团骨干分子8,996名；同时大部分市、县还集训了29,640名反动的蒋伪军政官吏。这就初步的安定了广大新区的社会秩序，并对敌人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 +　　自1950年10月起，根据党中央10月10日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中央公安部的统一部署下，大张旗鼓的开展了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年来，经过三个阶段，通过搜捕五类反革命分子、清理“中内层”、取缔反动会道门、水上镇反、整顿管制、追捕外逃、镇反判定等一系列的工作，全省共杀掉反革命分子48,762名，关押了79,997名，管制了45,597名（其中已经解除管制的13,432名）。这就不仅在极大程度上肃清了反革命残余分子，镇压了一时极为嚣张的反革命复辟活动；同时也大大的缩小了反革命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的基础，为与隐蔽敌人作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在全省大多数企业、机关和学校，共打击和清洗了各类反革命分子3,377名，其中逮捕了1,584名。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等13种主要的反动会道门，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共杀了1,876名，关了3,753名，管制了1,161名，另外还登记、集训了19,298名中小会首，有45万多会众受到了教育，并多已退道，潜藏在水上的反革命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共杀了978名，关了2,008名，管了1,213名。外逃反革命分子有8,859名已经归案法办。全省各地克服了许多困难，组织了56,452名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的劳动改造工作，现在已有沙洋、襄北等6个初具规模的集中的劳改农场，许多罪犯在政治上已经逐渐的得到了改造，并且在经济上为国家节约了开支。 + +　　此外，全省还破获了各种有组织的反革命案件359起。并且还逮捕法办了象沈家桠子天主堂案件那样犯有严重罪恶的帝国主义分子5名，赶走和挤走了其他全部帝国主义分子132名，在襄樊市、潜江等4个县、市取缔了反动的“圣母军”，配合了天主教的反帝爱国运动。 + +　　1952年我们在全省范围有重点的开展了群众性的禁毒运动，打击了制、贩、运送毒品的毒犯4,513名，其中处决了大毒犯45名，关押了2,514名，管制了1,813名，此外还登记了贩、运毒品的一般分子9,226名。这就较为彻底的肃清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毒害。 + +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各项工作，建设和推进了各项业务工作。全省在对敌斗争中涌现出来了大批积极分子，其中有88000人组织了11,165个治安保卫委员会，经过整顿和提高，已经成为团结群众进行反奸斗争的可靠力量。在全省工矿企业内部建立了4个处，28个科的经济保卫组织，配备了492名干部，通过内部清理工作，有1,401名反革命分子分别受到了杀、关、管的打击，还有2,045人分别清洗、转走和调离要害。保卫干部开始学习了一些生产知识，初步摸索到一些保卫生产的门路。机关、学校内部的保卫工作也得到一定的开展。警卫工作在完成专家和首长的保卫工作中锻炼提高了业务水平。 + +　　在镇反运动基本完成以后，主要的是全省九次公安会议以来，经常业务工作的建设引起了各地的重视。打击刑事犯罪和现行反革命破坏的斗争有了很大的加强，今年3、4两月在全省范围集中的开展了打击刑事犯罪的斗争，各类刑事犯罪分子已有2,066名关押劳改，3,824名进行了短期集训，罪恶重大的分子杀了62名，刑事犯罪的气焰受到了很大的打击，破案率也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最近的防汛救灾斗争中，灾区公安机关全力以赴，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深入堤工险地，与灾民长途跋涉转移，不眠不休日以继夜的紧张斗争，胜利的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保卫工作任务，破获了2,301起现行破坏案件，逮捕了2,917名现行罪犯，并大张旗鼓的处决了31名，打击了反革命的公开暴露的破坏活动，并发现了不少隐蔽敌人的活动的线索。治安保卫委员会在实际斗争中进一步得到了锻炼，管制工作也有了很大的加强。全省还在45个城镇、街道进行了重点的调查研究工作，发现了重大线索23起，建立了专案17起；此外，还在220个乡镇、港口进行了反革命社会基础的典型调查，各地还进行了51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保卫工作试点，均深入的了解了情况，取得了不少经验。 + +　　适应着对敌斗争的发展，逐步的建立和充实了各级公安机构，全体公安干部在实际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特别是经过“三反”“五反”和“新三反”斗争，基本上扫除了残余在某些公安机关和某些公安人员中的国民党旧警察作风，大大的克服了官僚主义作风，增强了对资产阶级思想侵袭的抵抗力。几年来我们还轮训了1,864名公安干部，提高了公安干部的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所有上述工作都为经常业务工作的全面开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 +　　几年来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还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归结起来主要有几/以下几点： + +　　1、党委领导是我们的工作能以战胜敌人，并避免错误的最根本的保证。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如果没有党委的统一领导要想全党动员群众动员适时的坚决的纠正“左”右摇摆的偏向，彻底的取得镇压反革命斗争的胜利，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在今后长期与隐蔽敌人作斗争中，必须继续防止和克服脱离党的实际领导和监督的倾向。因此，必须加强公安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党性锻炼，务必使所有干部均充分了解公安工作强调党委领导的重要，并实际的把公安保卫工作严密的置于党委领导监督之下。必须经常的及时的向党委反映情况并报告、请示工作；凡是方针政策原则性的问题和各项重大的业务问题直至专案、特情，均必须取得党委的具体指导，必须严格执行各项党委审查批准制度。如捕人、破案、杀人等。各级公安机关要善于根据上级公安部门的部署，根据本地的敌情，根据当地党的中心工作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请求党委审查批准，并与全党工作作统一的安排。如此就可以与党的中心工作以及其他各项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党对公安工作的经常的实际的领导。 + +　　2、群众路线是几年来镇反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与反革命作斗争，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警惕和支持，同样是不可设想的。第一、我们的干部必须树立明确的群众观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经常不断的和隐蔽斗争中的神秘化思想和孤立主义作斗争。与反革命作斗争是广大群众的切身要求，我们必须发挥群众的智慧，集中群众反奸斗争的经验；第二、必须经常不断的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观点，这就必须经常的作好对敌斗争的宣传教育工作，必须注意选择典型案件，大张旗鼓的开展宣传；第三、还必须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群众，自上而下的层层贯彻，层层发动，把公开的治安保卫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交给群众讨论，使之成为群众自己的要求和行动；第四、还必须进行具体组织工作，实际的依靠群众去进行调查研究，了解社情和敌情，发现和监督敌人的活动，这就要很好的依靠和发挥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的作用。 + +　　3、正确执行贯彻党的对敌斗争的方针政策，是对敌斗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障。首先必须老老实实的学习，务必完整领会方针政策的实质，划清各项具体政策的界限；其次就要结合实际加以具体运用，除应着重解决当时当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外，并须正确的贯彻区别对待，掌握对敌斗争的策略。以便能够孤立分化瓦解敌人；避免在执行政策上发生盲目性和片面机械；第三、必须加强执行政策的请示报告和审查批准制度，贯彻执行各项法律制度的规定，领导机关还必须适时的深入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及时发现纠正错误与偏差。以活的具体事例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政策思想水平。 + +　　4、调查研究是我们工作的基本方法，是进行各项工作和开展对敌斗争的基础，只有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正确的贯彻执行政策，才能防止与克服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一、摸底排队是调查研究工作的一种很好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掌握情况，并有计划有重点的开展工作；二、典型调查可以深入的具体的掌握实际情况，可以作为解决普遍性问题的参考和依据；三、领导机关只有贯彻调查研究才能改善领导方法，这就必须定期的经常的派出检查组、工作组，并建立工作重点系统的考察解决问题，吸取创造工作经验，以便真正使一般号召与具体指导结合起来。 + +　　我们取得了所有上述这些工作成绩和经验，说明了几年来在党中央、中公部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所规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基本上完成了党和国家所给予的任务。但是这只不过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在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必须着重指出这一个方面。我们必须按照罗部长的指示，要“严肃地自觉地揭露、批判和纠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绝对不能“解心于已得的胜利”，否则便不能前进。 + +　　现在我们来检查我们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 + +　　一、在贯彻执行中央的镇压反革命的方针政策中，在若干环节上曾发生了某些错误和偏差，在全国革命胜利的初期，由于我们对长期的反动统治所造成的反革命残余势力的严重认识不足，对“镇压与宽大”的政策有片面理解。因而在对敌斗争中，曾发生了严重的“宽大无边”的偏向，某些地区甚至在中央双十指示下达以后，还捕不起来，杀不下去。在纠正了这种偏向之后，在镇反运动的高潮期中，由于省厅对具体情况了解不足，对政策交待不清，控制不严，某些干部随着群众斗争热情的高涨，又产生了若干“左”倾盲目情绪。对反革命的惩办不完全是根据罪恶和民愤，甚至单纯看职务、看成分，单纯地打开局面，为配合运动，为“斗经济”，所以捕了一些可捕可不捕的，杀了一些可杀可不杀的人。某些地方由于基层组织不纯，加上反革命、坏分子挟嫌诬告，甚至还错捕错杀了个别不该捕不该杀的人。正是因为盲目情绪，在执行中央的收缩方针上，某些地方又产生了束手束脚，该办不办，盲目释放，甚至草率收兵的现象，据各地的检查，在第一、二阶段可捕可不捕的占逮捕总数的6.3％，可杀可不杀的占已杀的2.4％，在镇反运动中，我们还因为缺乏调查研究，甚至违犯政策刑讯逼供，还发生了不少扩大化的假案，据已有的检查全省共有大小假案188起。京山县五峰区一夜破了两个假暴动案，捕了120人，其中就有无辜劳动人民40多人；监利剅口区的假暴动案，竟严重的错杀了9名劳动群众。这虽是个别的突出的例子，但它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在镇反第三阶段，由于审判死刑的条件要求较严，致少数应该杀的反革命，未能及时的杀掉。在镇反运动基本完成以后，由于省厅对敌情更加趋向隐蔽的特点缺乏深刻的了解，并缺乏及时的敌情教育，在干部中较为普遍的滋长了轻敌自满情绪，错误的认为“反革命杀的杀了，关的关了，管的管了”，“搞干净了”，放松了深入的开展对敌的斗争，因而长期打不中潜伏隐蔽的反革命，正是由于这样，反革命现行破坏则很嚣张。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强调了打击现行破坏，但具体政策交待不够，控制不严，某些干部又产生了简单急躁情绪，特别是在最近的紧张的防汛救灾斗争中，乱捕乱押的现象又有增长，对现行犯的惩办某些地方有打击面过宽和量刑偏重的现象，甚至有的捆绑吊打，违法乱纪，这在镇反运动已经转入经常，特别是宪法已经公布的今天是不能容忍的。 + +　　在案犯监管和劳改工作中，由于镇反高潮时期，监狱拥挤，管理不善，曾发生了严重的疾病和死亡；以后由于某些干部思想麻痹，管教不严，甚至敌我不分、又发生了严重的案犯逃亡。从镇反以来直到现在，共逃亡1,566名。某些劳改案犯甚至可以自由行动，回家、喝酒、搞皮绊，为非作歹；有些单位甚至完全靠犯人管理犯人，这就给案犯逃亡和进行破坏活动的空隙。 + +　　在管制工作上，第一、二阶段主要的是管制面过宽，管制方法太乱，很多地方管制面达到人口的10‰以上，个别地方竟达到了10％。全省估计管制了不该管的约有25000人，据26个县统计错管420名。主要原因是管制政策界限不明确，单纯从成分出发，将地主的全家、一般伪人员、反革命家属都管起来；甚至有的还将落后的农民、作风不好的干部也管起来。在管制方法上则有形式主义，限制过死，侮辱人身，违法乱纪等现象。这就不仅不能孤立分化敌人，而且还树立了不少对立不满的人，丧失了若干社会同情。这种偏向纠正以后，又产生了放松管制，甚至“无人过问”的现象，直至今年5月底还有1,542名应予管制的分子没有管制。由于缺乏经常的教育改造工作，至今尚有4,266名被管制分子管制已经期满，但还没有将应解除管制的及时撤销管制。管制工作问题之所以长期没有得到妥善的全面的解决，主要是省厅没有认真的采取有效的措施。 + +　　对于“中内层”的清理，由于我们只强调了慎重的一面，在审批上控制较严，但在实际工作上缺乏积极的具体指导，因而造成了下面某些束手束脚，加上一些反革命潜藏较深，罪恶事实不易搜集，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潜藏在我们的内部。另外还有少数罪恶严重的分子在当时交待了以后，没有据情给以应有处理，仍然遗留下来、致造成以后处理的被动。从目前情况来看，文教、卫生系统问题较多，财经、贸易、粮食、合作部门次之。有些问题则是非常严重的，最近我们从宜昌县逮捕的匪军团长黎长泰，曾亲手枪杀11名革命干部和群众，烧毁桥梁十余座，淹死群众200余人。去年12月在天门县逮捕的匪联保主任、区党部组织委员王治德有7条血债，已经当了我们的县粮食局副局长。 + +　　上述这些主要的错误，虽然大部分已经根据党中央、中公部、中南公安局和省委的及时指示，得到了克服和纠正，但是却都程度不同的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威信，并且很多问题尚待继续克服和解决。虽然不能否认在大规模的群众性运动中，某些缺点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是这丝毫也不能成为借口，如果我们工作作得好些，很多缺点是一定可以避免的。我们必须严肃的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 +　　二、我们的各项业务工作建设都十分薄弱，特别是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如果从全国情况来看，从先进地区的工作来看，整个隐蔽斗争还没有过关，那么我们就相差的更远。从1953年以来到现在已经两年，我们没有破获象样的、有组织的敌特核心案件，就是现有的专案数量和质量也是很少很弱的，特情队伍则更薄弱。因此，就不能打中敌人的要害。在工矿企业内部，自1953年以来发生了32起重大破坏事故或政治嫌疑事故，至今未查清性质者16起，已经查清处理或破案者仅7起，1951年鄂南第一发电厂一次停电5小时，超过历史记录；同年新华水泥工厂3000多吨洋灰变质；1952年羊楼洞茶厂仓库起火全部烧毁，损失达9亿元，直到现在连性质都还没有查清。1953年以前工矿企业内部连一个专案都没有，以后建立了4个专案，但直到现在还没有甚么进展。 + +　　社会上的侦察工作同样也是极其薄弱的。至今反帝斗争没有个象样的专案；宗教方面多只了解一般活动，而且基督教连一般活动都不十分了解，就连社会上一般的反革命破坏或显系政治性的破坏案件都不能迅速破案，秭归县十区在武装部长门口丢一手榴弹，并贴一“赶快交枪”的条子，至今尚未破案。 + +　　我们侦察工作没有开展的原因，主要的有以下几点：（1）经常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不深入，不善于从经常的调查研究工作中去发现线索，主要的是靠上级靠外地介绍线索，再就是单纯依靠一些历史材料，往往是历史身分和历史情况查明以后，就再无法进展。调查研究的重点方向也不明确。黄石市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只停留在反革命残余分子上，而台湾回归中的可疑分子却未注意调查。至于调查与研究脱节，调查研究与侦察脱节，则是普遍的现象。这就是我们的专案线索质量低，立案根据不足的主要原因。如宜昌市在全省九次公安会议以前确定的11起专案，经过甄别只有2起。黄石市在全省九次公安会议前确定的6起专案中有两起是“卖酱油集团”“理发社集团”，实是来往密切的伪军政人员。经保工作上，1953年以前没有专案，中南三次经保会议后，上报中南20个专案，中南只批了4个，其他多是立案根据不足。（2）特情队伍量少质弱，直到现在全省政保系统据53个市、县统计有1,192名特情，但这里有很大一部分是党、团积极分子和治安情报耳目，实是一般的“关系”。能起作用的只有229名，真正能够接近敌人核心的极少。特情建设较好的沙市，也只有27名特情，而用于专案的只有1名，完全不起作用的有6名。全省反帝战线上的特情只有30名。资产阶级上层统战人物中，只有1名特情。在经保方面，全省有352个特情，其中高级技职人员特情极少，专案特情却只有3个，内线特情一个也没有。当前特情建设问题，主要的是束手束脚，有的不懂特情工作，怕掌握不好，怕不起作用，有的怕犯错误，怕说立场不稳。此外，也还有盲目乱建的现象。对特情的领导使用上多是只要情况不作教育，甚至随建随丢，无联系无领导。有的对特情盲目信任；有的甚至逼要情况，致造成特情谎报情况，或迫使个别特情自杀。（3）一直没有建设起一支业务熟练的侦察队伍，侦察干部调动频繁，老骨干已经极少，而新生力量又没有及时的培养起来。业务生疏，情况不熟的现象相当严重，少数人连起码的常识都不知道。有的地方在建党训练班上，建立特情，集合起来布置工作。同时，许多侦察干部也未能很好的使用在侦察工作上，不能从实践中锻炼提高；加上领导缺乏具体指导，很多干部钻不进去，思想苦闷。我省的邮检、审讯、外线等技术建设、业务建设亦很薄弱，且运用、使用的不好，也影响了侦察工作的开展。（4）领导亲自动手具体指导不够，是侦察工作未能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因此，存在的问题就不能发现，也不能解决，更不能总结经验提高干部。现在许多有价值的专案之所以迟迟不前，就是缺乏强有力的指挥和没有专门组织侦察骨干去进行工作。往往在具体案件的侦察上表现决心不强，甚至知难而退。我们对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方针也缺乏完整领会，因而造成某些专案侦察中的拖延不决，该破案的也不及时破案。我们很多处长、科长和局长没有亲自掌管特情工作，有的甚至根本不懂特情。根据最近的了解，孝感专区15个县局长，只有5个掌管特情工作，有两个局长根本不知道特情。省厅对全国侦察工作会议决议的贯彻未能结合本省实际情况采取具体的有效措施，对侦察工作缺乏具体指导，是侦察工作没有开展的重要原因。我们不能系统的掌握新的敌情的变化，没有抓紧侦察业务工作的建设，对实际工作的困难了解得很少，解决得很少，更没有很好的抓住重点亲自掌握与推动专案特情工作的开展。因此，也就不能以具体经验来指导工作。 + +　　紧密的围绕着隐蔽斗争其他各项业务工作亦很差。如在民警治安工作方面，刑事侦察工作尚未很好开展；治安保卫委员会的领导尚不健全，管制工作很多地方至今没有纳入正规，反动会道门在取缔以后普遍缺乏系统的调查侦察工作，所以对反动会道门的隐蔽活动，发现破获的极少，水上公安工作亦未能适时的巩固镇反的成果，立即转入经常业务建设，致潜藏水上的反革命分子积极抬头活动，最近已发现反革命分子伪造户口备查簿，伪造印信，纠集50余外跑反革命和不法地主进行有组织的活动。 + +　　各项业务没有适时的开展是我们对斗争十分被动的基本原因。这主要的是因为省厅领导对业务工作建设抓的不紧，和缺乏具体的指导，特别是在镇反运动的末期和由镇反运动转入经常斗争以后，这方面的缺点就更突出。我们不能拿运动繁忙作为客观困难的理由，如果我们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具体工作安排得很好，那么各项业务工作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开展。 + +　　三、我们在很长时间放松了同一般刑事犯罪作斗争。主要的是因为对刑事犯罪给予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以及对反革命的援助作用认识不足，不了解许多刑事罪犯本身就是反革命分子，不少刑事案件实际上就是反革命现行破坏活动。从我们省厅起对一般刑事犯罪的严重及其犯罪的实质都是认识不足的。好多同志把流氓盗匪这些新社会的人民公敌的破坏活动错误的当作是“人民内部”问题、“社会问题”，从而放松了对他们的惩治和教育改造工作。在社会改革基本结束，全党转向生产建设以后，大约一年的时间，刑事犯罪的活动十分猖狂，1953年仅据39个县统计即发生各类案件3,572起。不论城市和农村，最多的就是盗窃，其次城市诈骗亦较多，农村谋杀、暗害、纵火事件亦很严重。但是，我们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则很差，破案率普遍很低，53年全年破案率仅占35％左右。今年3月我们虽曾在全省范围以城市、工矿地区、交通沿线集镇为重点，经过调查准备，大张旗鼓的逮捕了一批刑事犯罪分子，刑事犯罪的气焰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但是当前刑事犯罪分子的破坏仍很嚣张，各类破坏案件仍在不断的发生。特别需要指出来的，我们在集中的打击了刑事犯罪以后则滋长了自满情绪。实际上刑事侦察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较大的较复杂的案子及时破获的还不多；重要案件如暗杀、割电线、写反动标语案件破获很少，偷盗案件也是小案破的多，大案破的少。今年4月襄樊市月华池澡塘工人白贵被杀，至今还没有破案，黄石市大冶钢厂在防汛救灾中工资被盗2400余万至今尚未破获。今年上半年发生破坏电线案30起，只破获5起，写反动标语案发生77起，只破获21起。在打击现行破坏的斗争中缺乏调查研究的现象很普遍，掌握情况上是不深入实地调查对证，不具体分析性质和情节，破案则是简单急躁，主观臆断，甚至扩大假报，所以也产生了一些扩大化的假案。去年统购统销中有8起股匪活动的情报，结果都是假的。这种结果只能是自相惊扰，分散了精力，反而影响了对真正案件的破获，给敌人以破坏的空隙。 + +　　最近随着解放台湾斗争的发展，治安案件日趋突出。孝感、黄冈、荆州、襄阳等地谣言极为普遍，针对我生产救灾、统购统销、逐步推行义务兵役制，与敌机活动相配合的，大肆破坏。张贴反动标语案件激增。鄂城二区脉岭乡在一里路的电线杆上发现反动标语、传单9种之多，以“反对垄断市场”等为欺骗，叫嚣“拥护反共委员会决议于今年冬至起义”，并恐吓我工作干部。圻春发现反动标语竟在后面署名“我是台湾来的，在空中飞行，在陆地睡觉”，极为狂猖。这就说明与刑事犯罪和反革命现行破坏作斗争是极其复杂的长期的任务。 + +　　四、政治思想领导工作还很薄弱，从省厅一直到专（市）、县政治工作均未能很好的开展。公安干部思想上存在很多的问题，最突出最普遍的就是骄傲情绪。特别表现在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对政法等有关部门的工作配合上，对党委领导虽一般是尊重的，但也有个别同志认为自己资格老、能力强，而不在实际上尊重党委的领导，很少经常的向党委请示、报告工作，只是要求党委“掌腰”，有的只尊重党委书记，而不尊重其他委员，有的甚至以“保密”“党委不懂业务”“免给党委增加负担”等为理由，实际上不去主动的取得党委的领导。少数地方对政府则不尊重，藉口“秘密”，不愿向政府作报告。对法院和检察署则以“主角”自居，不是主动的配合工作，更不愿接受同级政法部门监督。在全党领导、全党动手下所取得的镇反运动的成绩，我们好多同志自觉不自觉的挂在自己的账上，因而居功自傲。甚至有的同志在宪法草案公布后，因为宪法中没有专门提到公安部门的组织机构就不高兴。这些同志不知道我们和政府其他各部门一样，只不过是政府的一个组成部分。还有的藉口“特殊”和“秘密”不让税务局查劳改生产单位账目，不让卫生部门查卫生。严重的如金口派出所第二所长竟发动船民与党的镇委会对抗，称自己是“党委”。原崇阳县公安局长郭兴压制民主，报复批评者，利用职权拉拢宗派，在党内进行分裂性的活动，严重的危害了党的团结（已行政撤职，留党察看）。这种情况是十分严重的，是极端危险的。此外还表现在工作上不愿深刻检查错误和缺点，只愿受表扬，不愿受批评。有些同志在公安部门上下左右之间也表现有骄傲情绪，甚至记成见闹不团结，影响了工作，在“三反”和“新三反”以后，官僚主义、违法乱纪、腐化堕落的现象依然较为严重的存在。有些同志只斤斤计较地位和待遇，而不兢兢业业的去工作。在防汛救灾运动中竟有不少公安干部任意捆人和打人，特别值得指出的其中还有几个局长，原郧阳专署公安处长高继先三反以前就因生活腐化、政治堕落受到了行政撤职处分，可是三反以后并无悔改，反而继续犯了严重的腐化堕落的错误，终于被开除了党籍，就从这些个别的例子已经看出问题的严重。我们省厅抓的不紧有极大的责任。我们对政治工作的建设和开展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因而缺乏对政治工作的具体指导，很少结合布置检查工作了解干部的政治思想状况，更很少严肃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上面所提到的仅是我们在几主要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所有已经提到和没有提到的缺点和错误都是和省厅领导工作的缺点分不开的。这些缺点主要的是： + +　　1、在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上，缺乏预见和主动。这主要的是因为我们对中央的方针政策缺乏认真的学习和钻研，对本省实际情况缺乏深入调查研究。因此，往往抓不住各地存在的重大的迫切问题，不能及时的发现、防止和纠正偏差。我们在镇反中的左右摇摆，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全省隐蔽斗争之所以十分薄弱，主要就是我们不能适时的掌握新的敌情变化特点和规律，很长时期由于我们保卫经济建设的主体思想不明确，强调了“湖北主要是农村”，在调整组织上过分强调了专、县“无经可保”所以全国一、二两次经保会议，我们未专门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实际上放松了经济保卫工作的建设。全省公安编制，水上的领导关系，至今未能妥善解决，突出的反映了我们缺乏工作主动性，我们不是积极的系统的提出实际可行的办法和建议，而是在困难面前单纯的等待和依赖。省厅劳改处与沙洋农场合并，是我们对实际困难估计不足，发觉不妥之后又未决心重建，所以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劳改工作的领导。取缔圣母军最初要求过高过急，主要没有很好考虑我们的客观条件，机械的执行中央的规定，以后又表现决心不强，至今尚未完全取缔。由此可见，我们在工作上之所以常常忙忙碌碌，犯事务主义而抓不到问题的关键，就正是因为有这个缺点的缘故。 + +　　2、我们的具体组织工作很差。本来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中央已明确规定，作为省厅的领导，重要的就是如何结合实际，具体的组织贯彻执行，并具体的督促检查，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作得很差。在组织编制和干部配备上，我们没有很好的贯彻重点加强的原则。侦察工作之所以未开展，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侦察队伍很弱，而又未很好的使用在侦察工作上。在工作领导上往往是布置任务多，交待办法少，要的材料多，给的指示少。我们虽然也下去检查工作，但很少系统的考察解决问题。我们也确定了工作重点，但没有真正依靠重点创造经验。对下面的工作报告和经验，我们也研究总结得不够。如部门工作结合中心的问题，虽然我们也作了原则的解决。但具体创造吸取这方面的经验则很不够，实际上很多地方在这方面有不少好的经验。九次公安会议后我们特别强调了经常业务建设，但是我们的具体组织工作则未跟上，如侦察工作，刑事侦察和保卫互助合作运动的作法等都未能及时的解决。 + +　　3、机关工作制度不健全，工作作风拖拉迟缓，所以工作效率不高，解决问题不及时，有的甚至简单粗糙，不能够及时的很好的解决具体的问题，就给下面实际工作造成很多困难。劳改案犯上调后，老弱残废的生活供给很长时期未明确解决，有些问题应当与有关部门联合下达的，也没有这样作，很多问题批复不及时，特别是对捕杀的批准，有的拖延了几个月，甚至半年多。“三反”以后“五多”现象也没有完全克服，要材料重复，要的多，要的急，有些同志甚至态度很生硬。 + +　　4、集体领导不健全是省厅工作存在缺点的主要原因。省厅的党组会议和厅务会议制度不健全，批评和自我批评很不开展。对上级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对各项重要的业务工作问题都很少组织系统研究和讨论。会议虽讨论通过一些重要工作问题，但多数情况是缺乏事先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我们比较习惯于单独的分散的个别的解决问题，因此，就不能集思广益发挥集体的智慧。就是因为这样，省厅领导也就对业务工作了解不多，安排不够，致不能在抓中心工作的同时推动其它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 + +　　我们所检查到的这些缺点，是很不够的。但就是这些也就可以看出我们省厅领导工作上的缺点的严重了。所有这些缺点的实质就是脱离实际和不了解下情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而产生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重要原因则是因为我们在思想上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我们常常过高的估计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常常不去深入挖掘工作中的缺点，并且在取得了一些成绩之后就自满起来。我们总认为我们的工作“差不多”，是“中等户”、“既不先进，也不落后”。镇反运动是全党动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但我们却因此而盲目的自满起来。我们对镇反的彻底程度估计得是比较高些，对社会治安总认为没出什么“大乱子”，正是因为这样就滋长了某些麻痹轻敌情绪，感觉就不够锐敏，对若干工作问题就抓的不够紧。应该说，敌人的破坏是很严重的，去年一个时期在荆州等四个专区19个普遍闹“赶土匪”，造成77个区328个乡的人心惶惶，难道这还不是大乱子吗，仅仅是敌人针对党的各项中心工作所进行的谣言破坏就大大的动乱了我们的社会秩序。一年来全省乡干部、积极分子、基本群众，就有123人被杀害，在我们的人民民主政权之下能说是可以容忍的吗？至于我们的工作应该说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的，目前连敌情动态就不能很好的掌握，各项业务建设都远远落后于斗争形势的要求，如果这样下去，我们就没有把握从公安保卫工作方面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顺利进行，就要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信托，我们工作的这种现状表明，骄傲情绪和官僚主义所给我们的危害是很大的，是深深值得警惕的。我们要求所有到会的同志都能对省厅的领导工作提出具体的深刻的尖锐的批评，以便鞭策我们改进工作。 + +　　还应指出，我省各级公安机关是否也有程度不同的类似省厅这样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呢？无疑也是有的。我们认为正是我们公安系统自上而下的存在着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所以我们的工作中才产生了并存在着不少严重的错误和偏差。 + +　　（我们工作中所以还存在很多缺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很不开展。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以罗部长和中公部为首树立了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榜样，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极深。应当说我省公安系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很不开展的。我们省厅认真的检查工作缺点，虚心的听取下面批评和建议，就很不够，省厅内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也很差。我们的同志有没有批评不得的现象和事实呢？有没有不重视检查下级工作的现象呢？总结报告中是不是通常成绩说得多，缺点说得少甚至报喜不报忧呢？有没有对上级的批评不虚心检查甚至抵触不满的现象呢？无疑是有的。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开展的根源就是骄傲情绪。但是，从我们初步检查到的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来看，从我们现在对敌斗争十分被动的现状看来，从党的事业对我们的要求和从我们面临的任务日益复杂和繁重看来，我们是丝毫也不能骄傲的，而且无论如何都一定不能容许任何骄傲情绪存在的。同志们！关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罗部长的报告和总结都已讲了很多，现在我们所要作的就是应该结合我们的工作实际，充分发扬民主，认真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对省厅领导工作的批评，我们相信只有这样作才能有希望改进提高我们的工作，我们确信依靠我们大家的力量是一定能够把我们的工作推向前进的。） + +## 二、我省当前的敌情 + +　　对全国当前敌情的变化和特点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已经作了全面的透彻的分析。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明确指出这是“我国的阶级斗争在趋于紧张化、复杂化的时期”，“同我们斗争的敌人，主要的已不再是比较暴露的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而是在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指挥和策动下的隐蔽起来、伪装起来和不断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及其他反革命分子。我们同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更加复杂、更加尖锐了，敌人的活动和斗争方式都更加隐蔽了。这是一场从国内到国外，从城市到乡村，从内部到外部，从低级到高级，从公开到秘密的极端复杂、极端尖锐的斗争。”我省地处全国中心地带，水陆交通方便，是敌人从海外向我国内地潜入的重要经由之地。同时，帝国主义势力侵临较早，又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中心，反革命社会基础相当雄厚。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环境，对敌斗争就显得十分复杂，下面就是我省敌情变化和主要的活动情况： + +　　（1）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集团及其走狗蒋介石卖国集团，为了破坏和阻挠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正在积极的采取各种办法，物色和训练特务间谍分子向我国内部进行派遣活动。据已发现和掌握的材料，向我省进行派遣的计有匪“保密局”“改造委员会”“行动委员会”“大陆工作处”“中委会”“美国新闻处”等七个系统和英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务机关，先后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据已发现的共20名，备准遣入的有4名，另据不完全材料统计，全省尚有186名逃窜到台湾的高级特务头子和高级伪军政官吏，其中象蔡文治、何成清、田贯夫、王维哲、黄藩初、朱其瑞等30名高级特务骨干，至今仍在美蒋特务机关服务（计保密局19，内调局2，第三势力4，行委会1，中委会1，帝特3）。这些匪特分子，不仅有长期的同我们斗争的反革命特务活动经验，而且在内地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这是敌人向我省进行派遣活动的便利条件，目前已经发现两起属于这类性质的派遣。被派遣进来的特务间谍分子，多数是在敌人“广种薄收，以量胜质”的方针下，经过少数威胁、利诱、收买或训练后负有一般情报任务的“细胞性派遣”分子，但也确已发现是敌人“高级派遣，长期潜伏”方针下派遣进来的骨干分子。敌人多采取通过原籍申请持有正式入场手续等合法办法混入。我们并已发现骨干特务分子公开向我政府和负责同志写信，以“立功自首”面貌混入。敌人潜入后活动极为诡密，长期不露行迹，一般多采取伪饰身分，假装进步，争取信任，力求合法，以求先“生存”后活动。有的在进入之前，就作好了应付我公安机关审查、写自传、访问等所谓“三关”准备。有的则利用农村空隙，利用旧有关系，先混入农村，求得暂时隐蔽立足，然后转入城市。敌人在一旦立足之后，即积极进行破坏活动，特别是针对我工矿、企业、机关、学校进行破坏。已发现3名潜特由黄陂转入武汉、广州二市（已破获）。潜入在社会上的敌人亦积极进行活动。汉阳县潜特分子受“美国新闻处”的指使潜入后不到两个月，即向敌特机关通讯8次（已破获）。最近发现匪“保密局”驻港特别组，向企图潜入我省的特务分子搜集我部队编制、调动、驻扎情况及我高级干部在四中全会之后的动态以及审查干部等情报。此外，我省还发现了敌人企图“策反”我民主人士和企图在鄂东大别山区组织所谓“敌后游击武装”与“敌后建党”等阴谋活动。 + +　　敌人为了配合其所谓“敌后建党”和发动“心理战”、近几年来除针对我各项中心工作和各种政策措施经常不断的进行挑拨离间，造谣诬蔑外，52年以来更施以敌机扰乱，在我省境内的43个县、市，投下大批反动传单和漫画，其内容除诬蔑我党和苏联外，并号召潜伏匪特坚持向我斗争。此外，也发现敌人利用邮寄，公然向我机关，报社投寄反动宣传品多起。 + +　　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敌人正在处心积虑的、积极的对我进行阴谋破坏，更值得我们警惕和注意的是预伏下来的敌人，或尚未被我触动的帝国主义代理人，正在积极进行内外联系，据沙市、宜昌、黄石市在4个前领事馆和42家原外企业中的104名华籍职工中调查，其中有高级职员14名，目前仍接受帝国主义津贴的6名，已查实为帝国主义代理人者3名，其中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仍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从事盗窃我国情报活动。某轮船公司在帝国主义操纵下的情报盗窃集团，解放后曾先后窃取我重要情报15起（包括全国航务会议情况、部队调动、军运物资调拨、工业原料运输及长江中游航运情况）。已经出国的帝国主义分子也在利用国内的代理人，寻找旧有关系，积极恢复联系，据悉前某外商公司通过其华籍代理人，藉口补发工资问题与曾在英商及领事馆工作过的职员取得联系。 + +　　帝国主义间谍活动的另一重要方面即是积极的通过天主教和基督教内的反动领导集团利用宗教形式长期把持和操纵教内的生众，一面与我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一面加紧布置秘密的破坏活动。全省11个天主教的主教区和12个基督教的派别，共有神甫和教牧以上的神职人员303名。据五专二市统计，已发现27人仍与帝国主义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的至今仍接受帝国主义津贴，仅恩施、宜昌市、沙市、圻春的统计，接受海外汇款的即有5人。分布在老河口等地的信义公会，1950年以来接受海外汇来的人民币达1亿2000多万元。另外，已被我省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为了力图保持教会的这一阵地，在他们临走之前，均有计划的按双线布置了代理人，仅沙市等5个市、县的统计，已发现17人，沙市一个市即布置到七线。此外已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还有不少已盘踞在我国边境，据已查对证实者，留居香港9，澳门2，他们仍继续以各种方式指挥其在中国大陆代理人的活动。解放前后全省逃亡海外或派到海外受训的50名反动神职人员，近在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正在陆续被派回，现已发现潜回者10人，准备派回者9人。此外，并发现2起公然利用神权向我国内委派代理人，今年以来在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指使下，沙市、老河口、谷城、当阳、远安等地均发现圣母军活动，仅谷城沈家垭子两次的朝圣均在百人以上。在基督教方便，反革命破坏活动也正在加剧，其中尤以小群派和真耶苏教为盛，有的已混入我企业、文化机关及学校内部，公开进行活动。仅据省直医学院等4个单位的调查，1953年以来发展小群分子50人，并提出“3年至5年变医学院为神学院”和“争取归家来”等反动口号，规定每人每年发展3个教徒，企图篡夺领导，阴谋复辟。在敌人的这种有计划的阴谋破坏部署下，一部分反动教牧人员，为了适应环境，正积极的深入农村活动。已在8县1市29个乡发现有反动神职人员阴谋恢复教堂。真耶苏教在2市9县串连组织活动，仅嘉鱼县从53年7至9月两个月的时间就发展教徒千余人。最近更发现基督教“北行道会”公然确定南漳县为其办教的模范县，并企图组织各地教会人员参观。由此可见我们同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表现在城市，而且表现在农村。 + +　　（2）五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虽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已经遭到了严重打击，但并未全部肃清。全省尚有漏网及外逃的反革命分子2,737名。外逃的反革命分子一般的均越隐蔽越深了，不少的已取得合法职业，有的并已混入我工矿、企业、机关、学校内部、有的则在水上、边沿山区流窜潜藏，并组成反革命逃亡集团，如最近在襄阳、荆州、恩施等地均发现和破获了不少的外逃反革命集团。全省大约有1500多个落后乡，其中有的镇反不够彻底，直到现在仍为残余反革命分子、地主、富农分子直接的把持操纵；有的群众发动不够充分，反革命分子极易进行复辟活动。反动会道门自1953年取缔以后近在30个县65个区166个乡10个镇发现恢复组织进行破坏的有11种，在12个县新发现圣喻坛、西乾道、中央门等反动会道门有13种，已取缔的一贯道、同善社、大刀会等也在积极活动。此外，尚有27,377名分散在社会各个角的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13,432名撤销管制和7406名刑满释放反革命分子，他们虽然多数已得到程度不同的改造，但也有少数心怀不满、阴谋报复的分子，仍在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如通山被管制分子在粮食统购中煽动运粮民工抢粮，随县残余土匪持刀杀伤农场场长等事件，均有力的告诉我们对残余敌人绝不能有任何丝毫的麻痹情绪。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反革命还有一定的滋生发展和进行破坏活动的社会基础，全省约有20万地主阶级分子，15万被镇压的反革命家属，26000多尉级以上的蒋伪军官，14000多反动会道门中小会首以及大量流氓、兵痞、惯偷、惯盗等长期不务正业的社会游离分子。虽然不能把这些人统统算成反革命方面的力量，但其中有些人至今仍对我心存仇恨，拒绝改造，已成为敌人勾引煽动的现成对象，这是必须引起我们时刻注意的。尤须引起我们警惕的是有不小数量的反革命分子钻入我工矿、企业、机关、部队、学校，甚至有的已钻入我党团内部，巧妙的隐藏起来，并利用各种机会进行破坏活动。仅据省直文化系统的摸底排队，在623名干部中，参加过各种反动党派团体的102名，参加特务组织的5名，一贯道4名，伪军政警宪人员23名，解放前后从台湾归来的嫌疑分子6名，与台湾有联系的19名，审查结果应列为重点对象的17名。另据省建筑工程局发现以逃亡地主邱福源为首组织恶霸伪军官等19名的反革命集团，制造假证件混入基建队伍，企图长期潜伏。四一四勘察队已混入的6名反革命分子，更利用空隙煽动挑拨工人罢工请愿，阴谋破坏生产。这些隐藏在我机关内部的反革命分子有的已爬上了领导地位。这都说明情况是严重的。此外，残余反革命分子在农村某些地区的破坏活动也很猖狂，仅据孝感专区不完全的统计，54年元月至5月共发生乱骚4起、殴打干部23起、破坏互助合作65起，纵火11起，造谣114起，张贴反动标语7起，割电线3起。上述事件大部分都是残余反革命分子所为。在恩施、襄阳、黄冈等地的山区边沿结合部还经常发现少数散匪和逃亡反革命分子的流窜活动。最近由于敌人利用我区的灾情，并针对我解放台湾的斗争，以飞机向我孝感、黄冈等地进行反动宣传等骚扰活动，残余反革命分子则乘机积极进行猖狂破坏，散布各种谣言、张贴、散发反动标语和传单，威吓干部、积极分子，煽惑挑拨企图制造骚乱。这就进一步的说明要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残余势力，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 + +　　（3）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我们同城乡资产阶级的斗争表现的极端尖锐和复杂，特别是自公布总路线和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发展，不法资产阶级分子和反动富农的抵抗破坏已日趋猖狂坚持顽抗的城乡资本主义分子与反革命分子相勾结利用农民自发势力积极进行各种破坏，特别是针对我粮食、棉花、油料等的计划供应、计划收购和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进行破坏。他们除了在经济上进行各种破坏外，最普遍的就是利用农民的保守自私心理造谣挑拨，使我政策不易贯彻，促成农民恐惧顾虑，更严重的则是利用我政策宣传不够和某些工作上的毛病，煽动各种骚乱事件，仅今年一年来全省即发生了大小骚乱事件70起不法资产阶级分子除消极经营、非法解雇、拦购、套购、抬价、压价等破坏活动外，更施以造谣、纵火甚至暗害等活动，1953年在统购统销中发生奸商造谣75起，奸商纵火4起，汉阳、天门等地发生了奸商暗杀检举人的事件，农村反动富农，主要的则是利用自发势力，收买软化，篡夺领导权、破坏生产、破坏互助合作运动。据恩施县的统计，在破坏互助合作运动的34起案件中，富农破坏占90％。反动富农与反革命分子相勾结从内部和外部，挑拨离间，拉拢收买，从组织上、思想上、生产上、进行破坏，企图搞垮互助合作组织，破坏农具、水利、和生产品。最近长阳县一个反动富农竟用锄头打死贫农父子二人。这些均说明将被消灭的阶级正在作绝望的挣扎，他们是不甘心死亡的。今后随着阶级斗争的逐渐深入，敌人的破坏活动将会加剧，这就更要求我们对城乡资本主义提高警惕。 + +　　（仅从以上这些不够完整的敌情材料，就可以看出我省的敌情严重和斗争形势的尖锐和复杂了，但是在镇压反革命运动转入经常斗争以后，在我们的干部群众中包括相当一部分公安干部却滋长了极端有害的自满轻敌的麻痹情绪，看不到敌情的严重；加之我们侦察工作尚很薄弱，不能很好的系统的发现敌人，掌握敌情，我们对敌情的掌握基本上还处于若明若暗中。这种认识是必须纠正的这种情况是必须改变的。） + +## 三、1955年公安工作任务 + +　　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原则规定，确定了人民公安机关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这就是：“进一步加强人民公安机关，提高人民革命警惕性，严厉镇压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务间谍分子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巩固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政权，以保障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实现。”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并对各项业务建设问题、政策问题作了明确的详尽的规定。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保证正确的组织贯彻执行的问题。对此我们已经草案了一个1955年工作计划（草案），准备提交大会研究讨论并补充修正。因此，计划中所提到的问题不在此一一列举。现在只准备着重就指导思想上的若干问题和1955年的工作任务作一些说明。 + +　　一、首先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明确我们今后的工作方向是什么，根据什么来确定工作的公安工作的中心。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所确定的过渡时期的人民公安工作的基本任务正是反映了党和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要求。罗部长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在今后了/一定的时期内必须确定地以保卫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保障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实施作为自己的中心工作。”同时并指出保卫国家的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胜利完成是决定性的关键。因此，我省在确定具体工作计划时就必须以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为指针，把保卫社会主义工业化，保卫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作为工作中心。 + +　　1955年是全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第三年，这是国家建设事业推向新的高潮的一年，是对五年计划的完成有决定意义的一年，同时我省又是全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的重工业建设的基地之一，三一五钢铁联合公司和其他在我省内的属于“一四一”项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建设工程，对国家工业化都有决定意义。因此，我们必须以保卫这些工程的顺利实施为重点，切实加强经济保卫工作。以保卫经济建设为我们的工作中心，不仅城市、工矿地区的公安机关要明确，就是专、县、农村的公安机关也要明确，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各方面支援和保障经济建设工作的顺利进行。 + +　　正是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要求还必须对农业、手工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更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我省广大农村保卫互助合作运动的顺利开展，就必须作为农村公安工作的中心，我省农业生产合作社在1955年将有极大的发展，全省仅今冬明春即预计从现有的4,665个社发展到16,065个社。能在一开始全面大量建社的时期，就将保卫工作跟上去，这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重要的和艰巨的任务。 + +　　我们必须明确自己的工作中心，才能围绕中心去开展各项业务工作建设。 + +　　二、加强与隐蔽敌人的斗争是我们在新的斗争形势下的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因此，我们各项业务工作的建设和各项业务工作的进行，均必须明确树立长期与隐蔽敌人作斗争的指导思想。因此，首先必须加强各个方面的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我们的经济保卫和政治保卫的现有侦察工作基础是十分薄弱的，文化保卫和交通保卫的工作更为薄弱，不少单位的组织机构尚很不健全，在今后一年内必须下最大的决心予以切实有效的加强。我们应该在现有的工作基础上用最大的努力，力争尽快的在隐蔽斗争工作上过关。首先应从组织建设上着手，根据斗争的需要调整和加强侦察工作的基干队伍；还必须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和清理现有的线索和专案；现有的特情队伍要加以整顿和提高，特别要着重能够接近敌人核心的高级特情的建设；现有专案必须大力的经营和推进，以便有力的打击隐蔽敌人，并在实际斗争中吸取经验。 + +　　正是为了加强对隐蔽敌人的斗争，民警治安工作、警卫工作，群众性的保卫工作均必须相应的加强。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如果没有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和支援，便会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便一定不能有效的打击敌人，而各项其他工作如果脱离开对隐蔽敌人作斗争的中心，也便不会充分发挥它本身应起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深刻领会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指出的发挥总体作战的精神，集中目标打击主要的敌人。 + +　　在强调加强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的同时，还必须切实贯彻群众路线。因此，要加强经常的对广大干部、群众提高革命警惕的教育。在国家建设事业胜利向前发展的同时，轻敌麻痹的情绪是随时可能滋长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在具体斗争中真正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切实加强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工作。 + +　　三、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根据新的敌情变化所确定，在镇反政策上今后从严的精神，我们必须很好的领会并贯彻到对敌斗争中。根据今后从严的精神所确定的若干具体政策问题，既是以镇反运动的基本政策原则为依据，又是在新的具体情况下的补充和发展，我们一定要完满的正确的理解。在经过伟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之后，反革命分子仍然怙恶不悛，或者经过宽大处理之后，仍然继续对我国家建设事业进行破坏，那就必须从严惩办。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的打击特务间谍分子的活动和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才能有效的打击反动会道门和其他反革命残余分子的复辟活动，并大大有助于追捕外逃工作的开展，大大巩固劳动改造罪犯和管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但是，今后从严并不是就再不讲宽大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变的。对此则不能发生任何片面的理解。 + +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政策，还必须特别强调法制的精神。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公布施行，在今后任何违反法律的事情都是不能允许的。所以目前尚存在的乱捕、乱押的现象必须严格制止，必须逐步健全逮捕预审等工作制度，尤其要特别强调调查研究，不得再有错捕、错押甚至破获假案的事情。为此，各级公安机关均必须加强与同级政法部门的工作配合，并接受其监督。 + +　　四、从镇压反革命运动转入长期的对隐蔽敌人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转变，现在我们就要大力组织好这个转变。1953年我省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已经基本完成，随着全党社会主义改革运动的结束和转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我们亦已逐步转向了经常的对敌斗争。特别是今年2月全省第九次公安会议，我们根据中公部、中南公安局和省委的指示，已经强调了经常的业务工作建设，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我们的这种转变还是非常不够的，还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工作对我们公安工作的要求。虽然在当前时我们要想组织全面的系统的转变那是有困难的，特别是紧张的保卫防汛救灾的斗争任务在某些方面打乱了我们经常工作的部署（这种打乱是必须的，只有这样才能保卫与广大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密切关联的党的中心工作，否则反而是错误的）。但是转变不大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的思想认识跟不上形势发展，再就是我们缺乏业务工作建设的经验，镇反运动时期的工作作风还没有彻底克服掉。现在我们是必须迅速的全面的有计划有步骤的转入经常业务工作建设了。因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作风上组织这种转变。 + +　　首先重要的就是要明确树立长期对隐蔽敌人作斗争的思想，明确认识公安工作的方针任务，树立巩固的人民公安工作的事业心。在组织上必须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根据对敌斗争任务的需要，适当的调整机构，充实、配备干部。要加强省厅的领导，加强重点地区，加强经保、政保、文保、交保等作战力量，此次会议上我们准备了一个调整编制方案，请大家研究。在工作中我们必须强调深入细致、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作风，要坚决的将粗枝大叶简单粗糙的工作作风克服掉。为了组织这种巨大的转变的必须加强公安机关的政治工作，并健全机关各种工作制度，同时特别重要的是必须加强党委对公安工作的领导，在公安机关本身必须加强集体领导，领导干部必须亲自掌管业务，并深入实际吸取工作经验以指导工作。 + +　　根据上述精神，我省1955年工作任务应该是：以保卫国家的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为中心，大力开展隐蔽斗争中的侦察工作，并相应的加强民警治安等各项业务建设的继续大力作好灾区的治安保卫工作，结合经常工作，继续解决镇反遗留问题，调整、充实公安组织机构，提高干部思想、政策和业务水平；加强公安保卫工作的宣传教育，提高广大人民的政治警惕性，积极从各方面创造与准备条件，力争尽快在隐蔽斗争上过关，严厉打击帝国主义特务间谍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 +　　（1）经济保卫工作应以保卫重工业建设、特别是属于“一四一”项的重要企业为重点，继续完成基本建设队伍的清理工作，有重点的全面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加强特情、特别是高级特情的建设，开展专案侦察，密切结合行政管理、治安保卫等工作，打击隐蔽敌人的破坏，以保障勘察、设计、计划施工等工作的顺利进行。生产厂矿应以大力开展侦察工作为重点，结合开展其他各项安全保卫工作。 + +　　（2）政治保卫工作应以城镇、工矿、水陆交通沿线及政治情况复杂的地区为重点，以天主教、基督教、帝国主义在华前领事馆、外商、外侨和归国华侨、海外回归人员以及上层资产阶级人物为主要对象，有步骤的系统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大力加强特情建设，开展专案侦察。为此，必须适应对敌斗争的需要，本重点加强的原则调整、配备侦察队伍。 + +　　（3）财经贸易、文化、交通等保卫工作应以领导机关为重点，建立与健全保卫机构，继续清理内部，纯洁要害，并系统的开展调查研究工作，有重点的建设特情和开展专案侦察。 + +　　（4）民警治安工作应大力加强同反革命现行破坏与刑事犯罪的斗争，积极开展刑事侦察工作，并经过充分的调查准备，有计划的继续搜捕一批大流氓、惯盗、惯窃、赌头等刑事犯罪分子，配合有关部门集中收容一批社会游离分子强迫劳动改造。在城市应加强户口、交通、消防等工作。管制工作必须于明年上半年内普遍评审一次，并使之纳入正规。反革命社会基础的教育改造与控制监督的工作应结合各项工作有计划的进行，为此，必须切实有效的加强城镇派出所、区特派员和治安保卫委员会的领导。 + +　　（5）农村公安工作应以保卫互助合作为中心，大力加强治安保卫工作，县公安局应以主要力量加强农村治安工作。目前应即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重点，进行治安保卫组织的建设，审查纯洁内部，并适应生产季节和党的中心工作，加强各项治安保卫工作。 + +　　（6）灾区公安工作必须以保卫生产自救节约渡荒为头等重要的工作任务，保卫粮食供应和堵口复堤与恢复生产的顺利进行，特别要保卫灾民顺利渡过明年春荒。因此，必须及时打击刑事犯罪、反革命现行破坏、揭发谣言，防止与镇压骚乱，打击盗窃和抢劫等破坏活动。 + +　　（7）水上公安工作应以水陆密切配合为原则，调整组织，加强各专、市、县的直接领导，并整顿加强户口和水上治安管理工作，肃清潜藏水上的反革命分子，以保卫水上运输的安全。 + +　　（8）镇反遗留应结合经常斗争积极认真的逐步彻底解决。反动会道门取缔尚不彻底和进行复辟活动的地区，除应随时坚决打击其现行破坏活动外，并应立即部署调查侦察工作，争取明春本查清一案打掉一案、查清一支打掉一支的精神，再进行一次比较集中的打击。对外逃反革命分子应有重点的开展宣传攻势，结合专门的调查缉捕工作，大力追捕。对于混入“中内层”的五类反革命分子应继续积极慎重的清查处理。落后乡的改造工作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之下，积极进行，以打击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的复辟活动。 + +　　（9）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应加强领导，加强劳改罪犯的思想改造，深入开展增产运动，并大力改善经营管理工作。狱政管理必须切实加强，严防罪犯逃跑和进行破坏。 + +　　（10）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加强政治工作，调整机构，充实干部，并经常的结合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克服主观主义，加强训练干部，组织在职干部的业务和文化学习，以提高干部的思想、政策和业务水平。 + +　　以上各项仅系主要的工作任务，其他工作及具体计划请参照执行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的1955年工作计划草案加以研究。这个报告，请大家讨论并补充整正。 + +　　来源：湖北省公安厅编印：《九年来省委有关镇反斗争的指示及历次省公安会议文件汇编》，1958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12.txt b/CCRD/3/6/7/0001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03cae68f6f8d5caefcafa85eae46aed75f6600 --- /dev/null +++ b/CCRD/3/6/7/000112.txt @@ -0,0 +1,7 @@ +# 桂西僮族自治区百色专区旱情、春荒严重 + +　　【广西分社二十一日讯】桂西僮族自治区百色专区自去冬以来，天不下雨，目前各县都有部分群众缺粮，德保县已经发生农民逃荒，也有的农民出卖耕牛来买粮渡荒。前两天田东、田阳县每天有几千农民半夜到仓库外面排队买粮。目前全区已突破省批准百色专区统销一亿零一百一十万斤粮食的指标。估计春荒时期还有两三个月。最近地委专署已组织力量到各县发放救济粮和贷款。 + +　　春耕生产也存在很多困难，一季变二季有困难，现在早糙田无法插秧、耙田。自治区最大水利灌溉工程磺桑江水利，原来可灌溉两万多亩，有两尺多深的水，目前干成几寸水，只能灌溉几千亩。东兰县西山瑶族自治区由於天旱太久，已有二十头耕牛渴死。在正月种的玉米到现在只长三四寸高，枯黄黄的。第二批下种的还没有出土。该区僮、瑶、汉族农民喝水一般都到二、三十里地以外去挑，甚至有的要带了饭到五十里以外去挑水。有些农民只得把香蕉、芭蕉树砍下取水(每株蕉树可流出一盆水)供牛饮。(黄义采写) + +　　来源：1955年4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13.txt b/CCRD/3/6/7/0001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ff3c2ad5e547ea947ee668dc15ddf64d827ad9 --- /dev/null +++ b/CCRD/3/6/7/000113.txt @@ -0,0 +1,59 @@ +# 甘肃省委批转兰州市委关于违犯了征用土地的程序的报告 + +　　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员会 + +　　总号　四○二五三 + +　　主送机关　各党组、分党组（工业厅二份、商业厅十六份，外贸局五份），矿务局，兰州总公司党委，兰州市委。 + +　　抄送机关　张、霍、李、强、高、培福、孙、吴、陈、王、万、张、承华、定军、坤润、迪民、永庆、省级机关党委、玉矿、第一工程局、有色金属公司、建筑工程局党委、罗世英、华西、孟浩、叶滨各一份，办公厅八份、存档二份。 + +　　本件六页 共印九二份 中共甘肃省委 办公厅 一九五五年六月廿八日印发 + +　　（各党组、分党组（商业厅外贸局分党组并转各专业公司党员负责干部）、矿务局党委、兰州总公司党委、兰州市委：） + +　　据兰州市委反映：省工业厅经理处、甘肃省矿务局、西安建筑工程局兰州总公司木材供应公司、兰州市粮食公司、甘肃省贸易公司、甘肃省油脂公司、甘肃省木材公司、甘肃省富强堡石灰厂等单位先后于今年三、四、五月间，不经兰州市建设委员会批准，私自在七里河西车站附近占用群众耕地、坟地和荒地，并肆意践踏和挖掘群众耕地、坟墓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不仅违犯了征用土地的程序，影响了城市规划，更严重的是其中一些单位不顾党的政策，侵犯群众利益的违法乱纪行为，已使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遭受损害。为了及时弥补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省委同意兰州市委提出的处理意见。对各单位已占土地，请兰州市建委重新审查，按需要计算划拨，多余者应收回保留，或暂交给群众，以免浪费土地。此外，各私自占用土地单位除应立即补办申请批准手续外，应主动开会向群众作出检讨，并按规定给群众补偿一定费用。同时，上述各省级占地单位的党组，应对此违法乱纪事件予以彻查，责成有关人员深刻检讨，根据其情节轻重予以适当处理，并将处理结果报省委。 + +　　兹将兰州市委的报告通报于后，希各单位予以重视，以杜绝类似事件发生。 + +　　 甘肃省委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 +　　（省委：） + +　　根据市土地征用委员会第四区分会六月二日报告，目前有不少基建单位和企业部门在七里河西车站等地区事前既未正式办理征购土地手续，又未经群众同意，而随便私自占用土地，侵犯了群众利益，造成不良影响。为此我们在六月七日召集有关单位开会并深入现场进行检查和考实，现将检查情况报告于后： + +　　1、甘肃省工业厅经理处于一九五五年四月间在西车站南面野猪湾一带私自占用土地约一六五市亩，其中绝大多数是群众的私有坟地、荒地和部分未耕种的熟地，并在占用地区内修盖了办公室，又修建了两条轻便铁道。 + +　　2、甘肃省矿务局于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在西车站南面野猪湾毗邻经理处一带，私自占用土地约四七点一市亩内多系群众的坟荒地。 + +　　3、西安建筑工程局兰州总公司木材供应公司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下旬在七里河林荫正线路南私自占用公地六四点八市亩，内有坟五○几骨堆均保护未动。 + +　　4、兰州市粮食公司于一九五五年三月及十一月间在西车站附近先后私自占用土地共约四八市亩，据说内无坟地（因地已整平看不出）并已修盖了几间办公室及很多堆放粮食的临时仓库。 + +　　5、甘肃省贸易公司于一九五五年五月七日在西车站附近私自占用公地约一六点三市亩并在该地修盖办公室房子七间及堆货的临时仓库三所，原有坟都已迁走。 + +　　6、甘肃省油脂公司于一九五五年五月间在西车站附近私自占用土地约七点四四市亩，内有部分耕地，其中十二个坟墓均未动。 + +　　7、甘肃省木材公司于一九五四年三月间曾于市房地产管理局联系过并于一九五五年三月间与群众订立租地合同，但未通过市建委会的正式批准划拨手续而私自战用土地共约一○八点三市亩，内有坟几十骨堆均未动。 + +　　8、甘肃省富强堡石灰厂于一九五四年三月间在西车站附近私自占用公地约六市亩内无坟墓。 + +　　以上这些情况其中最严重最突出的是甘肃省工业厅经理处不仅未办手续将土地自用铁丝网圈住，而更严重的是在修轻便铁道时随便将群众坟地的围墙挖平，将有些坟骨堆削去一半有的把原坟骨堆挖平，经提出意见后又从新堆起，有的在坟骨堆上乱插东西，有些坟骨堆因搬运木料而踏平，在所占地区内的坟骨堆中间任意堆放木料，甚至有的坟骨堆全部堆放着木料很难识别坟骨堆的大小及数目，有的坟骨堆前的小石柱因走大车而撞倒，甚至将坟旁的一对小石狮子搬在自己办公室门前涂上红漆用作点缀。有些群众想进去迁坟该处干部不仅阻挡，并推诿叫群众去领导上办手续，甚至讥笑群众迁坟是迷信。另外该处在使用土地上有浪费现象，如木料到处乱放，故部分熟地不能耕种直接影响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 +　　省矿务局也将木料从坟骨堆上滾过，把个别的坟骨堆滾平了，有的群众要迁坟干部不让迁且态度不好，对迁坟群众不满意。 + +　　其余各单位所占用土地虽有大部分是公地和属铁路范围内的用地，但都未正式办理批准划拨用地手续，就将地用铁丝网自行圈住，门口占/站有警卫，不让老乡随便进去看坟，有些群众想迁坟因领不到迁坟费而迁不走。 + +　　另外还有一些单位因栽木杆随便将群众坟骨堆挖开不管，致使坟内尸骨暴露。又电厂因放电线不经群众同意，随便在已种的土地上乱挖洞，乱堆放电杆等现象，群众极为不满。 + +　　以上这些问题的发生和存在，我们是有一定责任的，市委未能及时抓紧督促检查，市征用土地委员会及区上没有及时发现，使问题没有及时的得到处理，以及在办理征用土地手续上的不及时，这都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和急需纠正的。 + +　　各基建、企业单位我们认为，除省油脂公司及贸易公司、石灰厂外，其余五个单位在以前都曾经办理过征用土地手续，而这次不通过一定的组织手续及群众的同意私自占用土地，这确系是明知故犯，并有个别单位强调任务紧急，对非法用地的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态度表现也不够好。特别是省工业厅经理处不尊重群众的旧有风俗习惯，任意损坏，这些情况都是很严重的问题，都是直接违犯了群众纪律和群众利益，都是没有按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办事，因而造成群众中的不满情绪。如七里河群众马志远说：“兰州解放五年多，就是七里河的土地还没得到解放。”给党和政府造成了不可估计的损失，给我们工作上带来了不少困难和被动，为此经研究提出如下几点处理意见： + +　　1、各用地单位即刻作出措施迅速处理，积极主动的按规定补办申请批准手续，并要开会向群众作出检讨，对所占土地按实数该出租的、该补偿的、该发迁坟费的，均应按规定限六月内办妥。由市土地征用委员会通知并抓紧督促检查。 + +　　2、市区土地征用委员会，除积极督促各单位补办手续外，还应组织工作组继续深入检查。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000114.txt b/CCRD/3/6/7/0001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c548ae935abba98a5848049ccb2fe67924153a --- /dev/null +++ b/CCRD/3/6/7/000114.txt @@ -0,0 +1,23 @@ +#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地区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补充办法 + +　　一、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本区的社会经济、阶级结果的特点，制定本补充办法。 + +　　自治区各地在划分阶级成份时，均须按照本办法办理，本办法无具体规定者，按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的一般规定办理之。 + +　　二、划分阶级成份时，只划地主、富农、小土地出租者、小土地经营者及债利剥削者，不划雇工、贫农、中农等其他成份。 + +　　三、划分阶级成份的时间，从1951年以后至改革以前，在连续三年内其家庭成份不变者，即确定其阶级成份。 + +　　四、凡出租或雇工经营小量土地有劳动力不劳动，但生活状况不超过中农水平者，均以小土地出租者或小土地经营者待遇，不以地主论。 + +　　五、计算富农之剥削份量时，其包括官租在内的被剥削部份，应与剥削部份相抵除。但为了计算方便起见，确定：凡经营雇三个长工或有其他剥削（地租、高利贷等），其剥削份量的总和相当于雇请三个长工者，即为富农。 + +　　剥削份量达到两个长工以上，但不到三个长工者，不上官租或抵消官租后，其剥削收入仍然超过其总收入的25%者，仍为富农。 + +　　计算一个长工的被剥削量，各县得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后报请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 +　　童工折算长工的方法，由各县人民政府加以规定。 + +　　· 来源： + +　　云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7/names.txt b/CCRD/3/6/7/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2b748b363043808acac51c10d571b63df45ae2 --- /dev/null +++ b/CCRD/3/6/7/names.txt @@ -0,0 +1,115 @@ +陕西省去年共死耕畜二十万头 +广东省粮食统购工作开始后不少农民毁掉粮食作物改种经济作物 +热河省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发生的问题 +江苏省农村宰杀耕牛现象严重 +上海市工商界上层人物对商业公私合营中许多具体问题的意见 +河北省牲畜上市量大增，宰杀严重 +天津市私营工业资本家对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反应 +长沙市私营工厂的职工对改造的思想反应 +甘肃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北京市司法局局长贺生高给最高人民法院领导同志的一封信 +广州市部分私营企业职工对工商业改造存在许多顾虑 +甘肃临夏专区农村干部对合作化运动顾虑很多 +天津市资本家的思想动态 +湖北省公安厅关于1955年及今后三年捕逮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初步计划的报告 +天津市部分私营工商业发生抽逃资金或变相抽资的现象 +青岛不断发生自杀案件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劳动人民协会关于帮助奴隶安家生产的暂行办法（草案） +山西省改造知识分子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缺点和偏向 +私营商业在全行业合营中有关清产核资存在的问题和处理的意见 +辽宁省公安厅打击刑事犯罪工作情况报告（节录） +山东省棉花统购任务很难完成 +兰州市目前的房荒问题 +湖北省非灾区春荒发展 +晋北部分农村春荒严重 +热河省粮食统销工作中的问题 +四川省部分山区和丘陵区春荒严重 +江苏省棉花统购工作中的问题 +山西省沁县部分农民缺口粮 +安徽省断炊人数达六百八十六万人 +陕西省委宣传部关于检查陕西农民报、延安报批判农村党员资本主义思想讨论的情况和问题的报告（摘要） +宿县专区春荒继续发展已影响春耕生产 +辽宁省开展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情况和意见 +安徽省断炊户增加 +湖北省春荒日趋严重农村秩序不安定 +山西平顺县山区缺粮农民纷纷外迁 +云南省红河区春荒情况和救济中存在的问题 +河北省通县有不少农民要求政府供应粮食 +江苏省去年宰杀耕牛有十万多头 +广西省耕牛死亡和宰杀情况仍继续发生 +湖南省有不少地区农民逃荒、自杀和卖儿女 +上海市部分党员干部中贪污腐化情况 +中共庆阳地委转发庆阳县董志区在去年夏购中发生严重强迫命令行为的报告 +德州等专区粮食统销情况紧张 +广西省粮食统销补课中的两种偏向 +江苏省部分地区乡村干部在粮食统销补课工作中有强迫命令行为 +从错判张敬元“诈欺”案中得到的教训 +盱眙县人民法院是怎样平反谢维钢被诬抢劫案的 +近两个月来四川省耕牛死亡三万头 +江苏省粮食复制品供应仍很紧张 +湖北省整顿粮食统销工作中的几个问题 +雅安县对岩乡关于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专题报告 +河南省很多农民吃青麦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物中严重泄漏国家军事机密 +江苏省委宣传部检查通俗报刊有关粮食统销工作的宣传 +山东省公安厅关于近来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破坏活动情况的通报（节录） +桂西僮族自治区宾阳县饿死一百四十八人 +鞍山市自二月到六月上旬发生职工自杀事件三十四起 +内蒙古察哈尔盟开荒面积逐年向牧区扩大 +湖南省二十天中死亡耕牛二万二千多头 +中共雅安地委转发汉源县不正常死亡现象连续发生情况的报告 +天津市七区群众违反粮食统销政策的情况 +山东省公安厅关于在搜捕刑事罪犯准备工作中发生失密泄密与自杀事件的报告（节录） +广西省临桂县饿死五百三十一人 +汉源县1955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情况的报告（节录） +四川省公安厅乐山工作组关于乐山专区打击反革命现行活动的情况报告（节录） +萦经县报告7月份非正常死亡事件由（节录） +山东报纸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宣传中的两个缺点 +重庆市有少数单位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有违反政策的现象 +醴陵县有些富农以美人计的方法打入互助合作组织 +前山西省人民法院晋南分院依法惩办“反共抗苏救国总会”案反革命犯 +玉山县人民法院判处了一批破坏互助合作的反革命分子 +安徽省夏粮统购中部分基层干部强迫命令作风严重 +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简表 +广东省海南区近一月来的工作情况报告 （节录） +雅安专区一九五五年上半年非正常死亡情况专题报告 +云南公安厅注意打击敌人现行破坏活动的通报（节录） +西康省公安厅党组五、六月份敌人活动情况综合报告 +河南省南阳县部分地区乡村干部在夏征中捆打群众 +中共雅安地委关于检查镇反工作的紧急通知（节录） +安徽省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发生死人事件三十起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地区农村债务和土地抵押、典当纠纷处理办法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关于傣族地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办法的规定 +山东省费城县五区石湾沟村火光一社发生退社农民抢收玉米事件 +湖北省公安厅党组关于1955年和今后4年处决反革命和其他各类犯罪分子计划（草案） +安阳专区在粮食“三定”工作中发生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现象 +韩耀辉侵犯公民合法权益受到处分 +安庆专署举办“反动会道门复辟活动罪证展览会”的收获 +广西部分地区执行“三定”政策发生严重偏差 +金怀鹏档案之二：肃反调查材料 +遂宁专区在转入群众办社阶段时部分地区有强迫命令的现象 +江西省公安厅关于配合上海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斗争计划（初稿） +宁波地区半年来不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 +浙江基层干部在“三定”工作中的几个倾向 +旅大市在肃反斗争中发生自杀事件多起 +彻底粉碎反革命分子利用学校讲坛散布思想毒素的罪行 +江苏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情况 +广东省各阶层农民对入社的看法 +福建省合作化运动中发现的问题 +辽宁省“三定”到户工作中发生违反政策现象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与陆定一会谈纪要：介绍中国政治运动的状况 +辽宁省新宾等地干部在粮食统购工作中存在严重强迫命令作风 +肃反中天津市大部中上层资本家表现紧张不安 +昌黎县人民法院实行成批审理的审讯方法提高了工作效率 +粤东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深入检查县的清案工作 +山东省泰安专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发生贫农、中农自杀的事件 +苏州专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部分地区违犯政策并且出现假组假社 +江西省新淦县“三定”办公室擅自拟发违反政策的文章 +河南省不少地方滥杀耕畜现象非常严重 +北京自杀事件增加 +安阳专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着强迫命令作风 +从三个案件看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中央宣传部地方工作室调查报告 +湖北省公安厅关于五年来公安工作的检查和1955年公安工作任务的报告 +桂西僮族自治区百色专区旱情、春荒严重 +甘肃省委批转兰州市委关于违犯了征用土地的程序的报告 +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傣族地区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补充办法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0.txt b/CCRD/3/6/8/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4963aa856ac70a0d89f515f7c53b057a5c550f --- /dev/null +++ b/CCRD/3/6/8/000000.txt @@ -0,0 +1,19 @@ +# 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告全市工商界家属书 + +　　（亲爱的全市工商界家属姊妹们：） + +　　1955年12月27、28两日，上海市民主妇联召开了本市私营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听取了关于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以及工商界家属在改造私营工商业过程中的责任与前途的报告，并进行了讨论。我们一致拥护国家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方针。我们懂得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国家富强的道路，是人民幸福的道路，是全国人民的愿望；而和平改造的方针是私营工商业者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我们工商界家属姊妹们，也必须看清楚国家的前途，积极接受改造，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样才能与全国人民一道获得幸福美好的生活。 + +　　解放6年以来，我国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和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我们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在恢复经济的基础上，胜利地执行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目前，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正一日千里地前进着，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新阶段也已经到来，在我们面前显示出一幅宏伟美好的图景。全国人民正在做着我们前人从未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把我们的祖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国家。 + +　　回忆解放之前，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官僚资本的搜刮抢劫，民族工商业无法生存。民族工商业者本身之间，也是互相竞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俗语说：“有钱不传三代”，第一代吃盐不吃醋，第二代光穿绸不穿布，第三代有了长衫没有裤。这说明在旧社会里资本家是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的。而我们家属呢，丈夫的企业要是经营失败，我们一起倒霉，要是企业有盈余赚了钱，丈夫吃喝玩乐，腐化堕落，我们也不会幸福，更谈不到掌握自己的前途和命运了。解放以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妇女才能从几千年的压迫下逐步解放出来。我国宪法上规定，妇女有同男子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母亲变国家的保护。我们妇女的政治、经济、家庭地位都有显著提高。我们工商界家属姊妹，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教育以及妇联的具体帮助下，也是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与其他阶层的姊妹共同参加了党所号召的各项政治运动和中心工作，提高了爱国热情和政治觉悟。我们中间很多人参加社会活动，热心为公众服务，在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法令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们的家庭生活也起了变化，比以前过得更和睦更幸福了。我们深深体会到今天工商业者和工商界家属的命运，是与我们祖国的前途分不开的。 + +　　过去我们总认为资本家开厂开店，将本求利，是理所当然的事，不承认资本家剥削工人。经过学习，我们懂得了资本家开厂开店赚到的钱，就是剥削工人而来的。我们依靠剥削所得而生活，这是不光荣的。我们家庭中从事工商业的父兄、丈夫、子弟认识了这点，今天积极争取企业公私合营，他们将随着企业的改造，逐步改造自己，逐步放弃剥削，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事实证明，很多公私合营企业的资方和已改造的批发商，他们的工作和薪水都已得到合理的、适当的安排和照顾。不少人在工作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我们的子女更加认识了这点，他们已不愿继承父母的财产做资本家；他们已不再是养尊处优没有出息的“富贵娇儿”，而是“志在四方”的好儿女；在党和国家的教育培养下，他们各自有了极其光明美好的前途；他们的志愿是忠诚勤劳地为祖国为人民服务，他们有的已经是光荣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少先队员，有的正在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我们家属中也有许多姊妹已经认识到这点，纷纷以实际行动迎接企业的改造。如有的拿出自己私蓄投入企业，有的把自己囤积的贵重的生产资料投入企业，有的劝丈夫把私蓄投入企业，有的开始计划家庭开支，减少奢侈浪费，改变过去的生活方式。我们家属的这些行动，将是推动我们亲人积极接受改造的一个力量。 + +　　全市工商界家属姊妹们，我们已懂得了私营工商业接受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光明前途。我们应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逐步改造自己。首先我们可以从家务劳动着手，改变生活方式，养成热爱劳动，勤俭节约的习惯，培养自己成为勤劳贤良的主妇。有条件的还可学习一技之长，准备根据国家的需要，逐步参加生产和工作，改变自己的依附生活，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还应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和热心为公众服务。有部分家属姊妹，原来参加厂店工作的，是企业中的实职人员，在企业改造时，一定会被量材使用，得到合理的照顾和安排。还有些年老或体弱的姊妹，更可以安心地过真正愉快幸福的家庭生活和晚年生活，因为我们再不要为丈夫企业的前途或子孙的前途但心了。 + +　　亲爱的姊妹们，我们深深体会到，学习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因为只有懂得了道理，明确了是非好坏，才能使我们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愿我们紧紧团结在一起，加强学习，提高认识，积极地愉快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事业中贡献出一分力量，并与全市姊妹一起，为建设社会主义与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而努力奋斗。 + +　　 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1956年1月3日 + +　　来源：1956年1月4日《解放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1.txt b/CCRD/3/6/8/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a94f58960f5c1371636e6c15908b301b951e9a --- /dev/null +++ b/CCRD/3/6/8/000001.txt @@ -0,0 +1,15 @@ +# 从王玉才破坏农业互助合作一案的改判中吸取经验 +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最近我们审理康平县人民法院判处的王玉才破坏互助合作上诉案，发现该院由于政策观点不明确，造成错判。 + +　　王玉才是一个35岁的农民，土改时定为贫农成份、现在家有10口人，2个劳动力，3间房，土地5天（1天一般是10亩——编者注）1亩，马、驴各1匹，还有1头骡驹子，1台花轮车。1954年10月间，王玉才带着这些财产（房子骡驹子除外）自愿参加该屯新建的互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起初很积极，后来见到社主任私花公款，副主任在社占便宜；有的社员不到社内干活而在外边赚现钱，有的社员偷社里的东西；社内生产无计划，地种的不好（有的竟缺苗三成二，四成三）等现象，积极性随之低落。又见到这些问题提出多次也未解决，社里有部分土地因当时雨水连绵有受涝灾的危险，顾虑怕秋后分不着啥，心想自己入社的地好，庄稼长的不错，又能侍弄过来；再加上自己在社内曾因压坏了一个鞭子就被撤掉赶车的职务，而别人有问题也不见处理，觉得别气，就不愿到社内干活。当他的马在社里下了驹子，自己也有点病时，白天没有参加社内劳动，去喂了二次马驹，又受到了批评。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以他在1955年5月间即提出退社的要求。经说服教育无效，社里就给他算出社账。当时决定给他一头驴，2块坏地，王玉才认为不合理，没有接受，因此口角起来。次日王玉才将自己的马、车拉回。该社即到康平县人民法院告发。法院传王玉才进行了批评，叫他把马、车送回，听候判决，但王玉才没有送回。半月后，该社社员孙英才鼓励5户社员退社时曾说：“你看老王家把牲口都牵走啦，你们怎不拉呢？真熊货”，结果这6户（孙英才在内）一起将牲畜拉出，使该社当日下午停止了生产。康平县人民法院知道此事后，即派人赴当地进行调查，对王玉才进行教育，仍叫他把马送回社里，并决定：“除前两块地外，再给王玉才3块地（内2块涝地）和他自己的车”，王玉才又未接受。就把王玉才逮捕了。 + +　　康平县人民法院在处理本案时认为“被告王玉才残存着浓厚的资本主义思想”，“伪装积极钻进了合作社内部”，“入社后，因为他的马生了驹，庄稼长的比较好，抓住社的弱点，寻找了铲鋿最忙的紧要关头要求退社，并抢走社的牲畜、车等，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又错误地将孙英才鼓励5户社员退社问题（孙已逮捕处刑）（编者按：孙英才一案的案情交代的不够清楚）认定为王玉才所煽动。据此，认定王玉才系“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法分子，应予严惩”，以“破坏互助合作”的罪名，判处了被告有期徒刑8年。判决后，被告不服上诉本院。经本院审理，认为： + +　　王玉才是个劳动农民，从他要求退社的本质来看，是由于他的经济情况比较富裕，有较好的土地，又有农具和耕畜，而社在新建期间缺乏组织生产的经验，经营管理上存在缺点，同时社领导上和社员间的一些缺点错误没有得到及时解决，以及当时社里土地有受涝灾的危险等，和王玉才的实际利益发生了矛盾，所以要求退社。这正是反映了小农经济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和农民长期个体经营的偏见与习惯的一种保守力量，这不但与蓄意破坏的行为有着原则区别，而且也不是犯罪行为。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必须一方面建议当地党、政领导积极协助社内改善经营管理，一方面对王玉才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如果经教育他仍坚持退社，也是允许的。在退社时必须按互利的原则，“可以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第15条），而该社在算账时，只给被告1头驴和几块不好的土地，显然违反了这一原则。王玉才因没有算好退社账就私自将牲口拉回去，影响了社的生产和其他社员的情绪也是不对的，应予批评教育。但康平县人民法院竟认为“被告王玉才系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法分子，犯了破坏互助合作的罪行”，同时，又不深入调查，错误认定其他6户农民退社也是王玉才煽动的结果，对该社给王玉才算退社账违反了互利原则的错误也不加指出，判处王玉才8年徒刑，显然是错误的。因此，省院决定对王玉才迅速予以教育释放，并建议互利农业生产合作社对王玉才的退社算账问题根据党的政策和合作社示范章程规定予以从新解决。 + +　　康平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的错判，主要是违背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政策，以对待敌人的方法，错误的对待了农民，和缺乏实事求是的审判作风。同时由于本案的错判不但没有起到保障农业合作化运动顺利发展的作用，相反的发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据了解，在王玉才被判处徒刑后，当地有的群众就说：“王玉才做一辈子庄稼人，那成想有这个事！”还有的说：“你看入社好入，出社那有那么容易呢？”说明在群众中间已造成了对合作化问题上的模糊认识，这就给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带来了不良的影响。这一事实，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从而吸取教训。今后必须认真学习党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政策和文件，提高政策思想水平，改善审判作风，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发生。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1期，1956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2.txt b/CCRD/3/6/8/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b60df79586d04412eebbb39d0ac0ed85790d99 --- /dev/null +++ b/CCRD/3/6/8/000002.txt @@ -0,0 +1,19 @@ +# 农民黄汉中等被诬陷一案得到了正确处理 + +　　<安徽省霍山县人民法院> + +　　1953年冬季国家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广大群众正在出售余粮支援国家工业建设的时候，霍山县大化坪区长岭菴发生了一件惊人事件，余粮户黄汗中、刘大海，万金宏等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抢劫仓库，武装暴动。事情是这样的，该区金区长听到该乡团支部书记、治安会主任许辉煌汇报，余粮户黄汉中、刘大海、万金宏等基于囤积余粮的资本主义思想，对粮食统购不满，并进行阻挠和破坏，首先到处造谣，散布反动言论，煽惑人心，企图制造混乱。接着又以黄汉中、刘大海为首组织小集团，拉拢了落后群众、兵痞方昌运、方敦明、张有信、龙华连等7人，先后在水井弯高兴明家里，黄汉中家的稻场上，刘大海家里和万金宏家里，私下召开5次反动会，阴谋计划以原有7人为基础，每人再发展5个人，扩大力量，策动民兵傅承的枪支，阴谋先杀干部许辉煌，然后捆绑乡护仓民兵，抢长岭菴仓库，举行武装暴动，正在猖狂活动等，金区长立即报告了县公安局。县公安局派员侦查破案，于1954年2月1日逮捕了黄汉中等7人，对显然轻微的从犯农民方敦明、方昌运、张有信、龙华连就地释放了，其余黄汉中、刘大海、万金宏，罪恶重大，并押起来。于2月15日起诉我院。 + +　　我院收案后，认为案情重大，当即进行审理。检查原卷有检举报告，控告等材料，有被告人等的坦白书，也有口供，笔录。提讯时，黄汉中等均供认不讳。于同年2月25日判处黄汉中死刑，刘大海10年徒刑，万金宏教育释放。报请前安徽省人民法院六安分院复核，分院维持原判。呈省人民法院复核，省高级人民法院看出案卷材料矛盾很多，发回更审。我院立即配合有关机关派员深入调查，首先找到金区长，补充了破案经过的书面材料，又找原检举人许辉煌等将被告召开5次反动会议的时间、地点，一一加以对实。证实原材料件件是实外，并调查出黄汉中是小集团团长，刘大海是副团长，万金宏是书记的一个新问题。调查人十分满意他们的调查结果，二次判决黄汉中死刑，刘大海15年徒刑，万金宏（此处原文漏字。编者注）年徒刑，报请六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复核。中级人民法院对案情仍有怀疑，二次又发回更审。 + +　　二次发回更审，出乎我们的意外，材料不是搞好了吗，怎么又发回更审？承办人员有了厌烦情绪，认为再审还不是那个样子。二次又派人去调查，并又请原检举人许辉煌协助调查。在向方敦明调查时，方否认前述反革命活动事实，许便积极地把方叫到屋外去动员说：“你知道他那里来的，他是法院的，你不坦白交代，他就把你带去了，照原来的说吧！”方敦明吓的发抖，就照原供词重说一遍。调查人对此丝毫不加惑疑，调查结果同原来认定的事实毫无差别，决定原拟处刑意见不变，又报请复核了。 + +　　1955年6月六安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次发回更审，这才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决心深入群众，进行彻底调查，这次调查是在干部学习了上级指示，并且在学习与贯彻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基础上进行的，调查中紧密依靠当地党、团组织，对被告人的社会关系进行排队摸底，把原检举人进行排队，审查他们的日常言行以及与被告人之间的关系等，经过14天广泛深入的调查、访问，分析，研究，才将案情彻底查清楚。 + +　　查明这个案件原来是检举人许辉煌挟嫌诬告一手捏造的一个假案。许辉煌于1953年粮食统购期间任团支部书记、乡治保会主任。他与地主分子汪忠甫的妻子通奸，被黄汉中看见过，怕黄揭露他的丑行。许辉煌把救济棉裤给汪忠甫穿了，被刘大海、万金宏提过意见。粮食统购中许辉煌包庇了汪忠甫家，刘大海带民兵搜过汪家的地窑子。因此，许即蓄意寻机陷害，先发制人。另外的几个检举人中王其英、石锡祥、虞邦海等同被告人之间也有意见。王其英与人通奸，被万金宏提过意见，石锡祥生产不积极，被万金宏编小调子讽刺了他。虞邦海与刘大海的妹妹通奸，烧过刘大海家的窗户纸。被告人刘大海、万金宏过去都是干部。那年粮食统购时，黄、刘万都是余粮户，基于资本主义思想，对粮食统购不满，有严重抵抗情绪，在会场上、稻场上、火盆旁，到处乱说，许辉煌就乘机加以渲染扩大，在干部和群众中制造紧张空气，正在这个时候，金区长到了该乡，许辉煌就作了扩大事实的汇报。金区长信以为真，立逼被告人等写坦白书，要求坦白书上写的与许辉煌所汇报的一模一样，经过5、6次的反复斥责，反复写坦白书，最后被告人等在许辉煌授意下才写成了合乎要求的假坦白书。所谓私开5次反动会，完全是被告人等在一起谈家常时流露的一些落后言论。其他每人发展5个人，策动枪支等也完全是许辉煌一手捏造，在最后一次调查中，许承认说：“我估计抢仓库必定要有枪支”。 + +　　至此，这三个劳动人民将近2年的冤狱案件终于彻底查清楚了。我院宣告黄汉中、刘大海、万金宏无罪释放。其中黄汉中年已62岁，于1955年2月因病回家就医，不久病重身死。许辉煌利用职权挟嫌陷害，已经人民检察院逮捕，其他失职人员，已分别作了处理。并派员就地宣判，以挽回影响。宣判后群众反映良好，70多岁的戚德浩听了宣判之后，摇着大母指说：“共产党真伟大，办的对，黑白分明，天下事，非理不足以服人心。”刘大海等感激的说：“不是人民政府，那还有我啊！我今后保证积极生产，感谢人民政府”。我院干部结合本案进行了深刻的检查检讨，以记取经验教训。 + +　　 1956年3月15日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7期，1956年7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3.txt b/CCRD/3/6/8/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e0351f770346ee5442a1ce5bd6728f493a39fd --- /dev/null +++ b/CCRD/3/6/8/000003.txt @@ -0,0 +1,27 @@ +# 山东诸城县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几种办法 + +　　……在清理积压的人民来信中，发现了不少干部违法乱纪的严重事件，惊醒了领导，教育了干部。这几年来，对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一直是比较重视的，工作做得有成绩，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 +　　我们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办法，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 +　　（一）组织力量，办理典型案件。人民来信、来访中，凡是情节复杂，问题重大的案件，就从有关部门统一组织力量，深入调查，专案办理。有时还选择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提到人民代表会议上讨论处理。这种办法，扩大了影响，加强了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密切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有力地宣传了党和政府的政策。 + +　　如1953年1月召开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讨论和处理了中共仁和区盆渠乡乔茂盛因逼奸而迫使复员军人妻离子散的事件；在3月召开的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提出讨论和处理了埠头区魏东村宋金斗因强奸而逼死母女2人的事件，相州区小山西乡王乐宗因挟嫌报复而逼死妇女案。通过大会惩处了坏分子，支持和鼓励了群众向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 + +　　又如台西区反革命杀人犯胡建山、王凤堂混入党内，篡夺了中共乡支书记和武装队长的职务。在本乡耀武扬威，一黑天就宣布“清街”，趁群众不敢出门之际，进行反革命活动。1948年曾将阿乐子村要到政府控告他们罪行的王管氏痛打一顿，逼得王管氏夜逃黑龙江伊春县。王管氏曾于1955年5月、8月，先后2次来信检举，政府责成公安局组织了各部门干部，进行调查，证明反映材料完全属实。于同年8月将胡建山、王凤堂等6个反革命罪犯逮捕，人心大快，群众打消顾虑，政治觉悟提高，积极参加农业合作社。阿乐子村共196户。原来只有一个社，17户，胡、王等犯处理后，全村迅速发展成为3处社，入社农户175户。群众生产情绪高涨，该村过去没有打井习惯，冬季也打井33眼，冬耕冬刨浇麦形成运动。 + +　　还有1955年8月城北区群众匿名检举以于德江为首的反革命盗匪集团专门进行劫路偷盗一案。接到这封来信后，公安局专门成立了５人破案小组，经过4个月的查对，证明检举材料完全属实。该匪伙，以反革命分子于德江为首，自1949年开始，纠合当地一些反革命和惯偷、流氓、兵痞等分子组织了一股30余人的盗匪集团，活动于我县城北、城关、城东、城南、城北、荆山等11个区及五莲、藏马、高密、安丘等县部分村庄，先后作案达400余起。受害村庄群众的情绪极为恐慌，夜间不敢外出，有的村庄连村民会也召集不起来。将该批罪犯逮捕后，在各地大张旗鼓的进行了宣传，因而安定了群众情绪，人民说：“政府给人民除了一大害”。 + +　　（二）布置下乡工作干部，结合工作进行处理。鉴于人民来信来访日益增多，县级各部门又无专人负责的情况下，采用这种办法，是及时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有效方法之一。开始，在干部下乡着其结合处理人民来信时，普遍怕麻烦，有的认为是客外负担。因此，布置干部带案下乡时，除进行思想教育外，并针对每件人民来信内容，分别性质，提出重点，交待政策，研究方法。这样下乡干部熟悉了案情，明确了处理的重点和进行工作的方法，从而解除了他们怕处理错了的思想顾虑，积极愉快的接受了这一工作。如1953年，政府组织科长下乡帮助中心工作时，一次就结合在工作中处理了人民来信10件。各部门也采用这种作法，及时的处理了一批人民来信。如民政科1954年7月一干部到各区检查优抚工作时，一次就结合处理了7件。1955年公安局等4个部门采用此办法处理了69件。 + +　　（三）派干部登门上户，当面处理。几年来在实践中证明了这种方法，不仅使人民来信、来访处理准确及时，群众满意，而更重要的是使党与政府的政策法令直接和群众见面，加强了政府与群众的联系。县人民法院1955年派干部登门上户，当面处理的案件就有23件。城东区范家葛河头王学正和李小村的房屋纠纷，区、乡干部调解一年之久没有解决。王学正去信大众日报和山东省人民法院，县人民法院接到上边转来此信后，便派干部找到双方，进行了教育，按土地改革法讲明了政策。李小村明白政策后，当场表示自动把门给了王学正。王学正感动的说：“现在的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坐在家里就派干部来把事给办了。” + +　　（四）根据来信性质，采用其他办法加以处理。如有些询问、要求、建议事项的信件，可以根据政策进行解释、答复或鼓励。属于县、区干部一般作风问题，可以通过思想鉴定，开展批评，提高认识转变作风。如水利科科长王鹏举，结婚4天，即向女方提出离婚，经过领导一年多的谈话和教育，尚元悔改之意。后女方上诉山东省民主妇女联合会和山东省人民法院，此信转来后，我们在干部鉴定中组织了所有科长级干部对王鹏举的错误思想，进行了分析批判，开展了思想斗争，终于帮助他认识了错误，并进行了自我检讨，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与女方重归合好。 + +　　（1956年4月山东诸城县报告摘要） + +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参考文件，四川档案馆。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4.txt b/CCRD/3/6/8/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a4adb5e1c60fa2b053c54477894f78f94c81ad --- /dev/null +++ b/CCRD/3/6/8/000004.txt @@ -0,0 +1,27 @@ +# 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体会 + +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陈阜> + +　　天津市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是在1955年秋季开始的，半年来我们共处理反革命案件及其他刑事案件????件。对这些案件的审理是根据“既要合法，又要及时”的原则，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公开、辩护、回避、陪审、合议等制度，执行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同时，曾有计划有组织地集中处理了三批案件，全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的政策。通过报纸、广播电台广泛深入地向群众进行宣传，扩大了政策影响，鼓舞了群众对敌斗争的积极性。 + +　　我们于去年9月选择了一批案件，举行了宣判大会。对于罪大恶极、拒不坦白而又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予以严厉镇压。如反革命分子刘玉良，抗战期间参加伪军，扰害人民。解放后在天津第二棉纺厂做工，一直隐瞒了自己的罪恶历史。后来怀疑该厂工会组织委员、共产党员宋志平要检举他，趁宋埋头工作之际持铁棍将宋打死。对这种怙恶不悛行凶杀人的反革命分子，根据抗拒从严的原则判处了死刑。对于虽有严重罪恶，本应从重处理，但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感召之下，能幡然悔悟、真诚坦白的，则从宽处理。如叛变投敌分子王惠民，历史上有两条血债，但在被捕前已自动坦白、彻底交代，确有悔罪表现，故从宽判了10年徒刑。这批案件宣判后，使得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反动立场发生了动摇，纷纷向公安机关自首投案。反革命分子汪培海的投案自首就是其中的一个。汪犯培海曾充日伪警备队小队长等职。任职期间，杀死一个无辜妇女，仗势欺压、勒索人民，罪恶很多。解放后潜逃到齐齐哈尔市隐藏下来。该市开展肃反斗争后，汪犯感觉无法藏身，企图逃回原籍（山东省肥城县）自杀。在火车上看见报载公安部罗瑞卿部长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读到有关彻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一段，就触目惊心，不敢再看下去了。正在心绪不安时，忽然发现报告中还说到天津市有一个有两条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惠民由于彻底坦白受到宽大处理的事实。他反复的思索，自己只有一条血债，比王惠民的罪恶轻，惟有自首投案才是出路，遂下定决心，在天津下了火车，拿着那张报纸向公安机关自首，彻底交代了自己的罪行。我们又于去年11月和12月先后选择了两批案件，举行了宣判大会，也收到了同样的效果。尤其是在12月处理的这一批，效果更为显著。这一批案件中，我们选择了从宽到免予刑事处分，从严到判处死刑的案件共7件。其中如反革命分子袁德福，原是蒋贼“保密局华北特别站”的特务，解放前罪恶很大，解放后曾炸坏军运木船1只，炸伤6人，后来还纠合其他特务分子，准备组织地下武装，制造雷管，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去年秋季天津市开展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后，袁犯选择了自首投案的道路，坦白了潜伏特务的罪行，缴出了美制炸药20余斤，并检举了同案主从犯8名。按其罪恶及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情节应当判处死刑，但由于他自首投案，真诚坦白，并有立功表现。根据“坦白从宽”和“立功折罪”的政策从轻判处该犯5年徒刑。又如反革命分子高明仁、白向禄，均有历史罪恶。高犯解放前充匪国防部二厅北平站灤县情报组组员，多次搜集解放军情报，解放后隐瞒特务身份，伪造历史，混入天津市葛沽中学当教员，并散布反动谣言。白犯解放前任伪保长，抗战胜利后参加了还乡团，三次返乡倒算，抢劫村民财物，解放后以跑行商为掩护到处流窜。两犯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分别自首投案，高犯并检举了匪情报组组长高树滋等5名。按两犯历史罪恶及情节均应依法惩处。但因他们坦白彻底，真诚悔过，高犯并有立功表现，故从宽免予刑事处分，学校并恢复了高明仁的工作。通过这些案件的处理，体现了坦白从宽的政策，给反革命分子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只要他们能够真诚坦白、悔过自新，就是罪恶严重的，也一定会得到国家的宽大处理，并且只要坦白得彻底，立有功劳，不仅可以获得减刑或者免予处刑，而且还给以参加生产或工作的机会。这一批案件中，还有从严处理的。如反革命分子刘毓林，地主成份，三青团员，曾参加匪自卫总队。解放后混入冀东建国学院学习，后又混进水利部北京勘测设计院勘测总队工作。刘犯的地主家庭被斗争后，对人民政府极为仇恨。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展后，刘犯虽被迫交待了长期隐瞒的反动身份，但对肃反运动极端敌对，特别是对积极负责的青年团支部书记王维华更加仇恨。8月22日刘犯手持一把菜刀，潜入王维华宿舍内，趁王熟睡之际用菜刀在王的头部猛砍7刀后即跳楼自杀，未死。被害人王维华经急救，已脱离危险期。对这种反革命分子应予严厉镇压，故依法判处该犯死刑。 + +　　经过以上先后三批案件的处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 +　　一、鼓舞了群众的积极性，有力地支持了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广大群众热烈拥护党和国家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一致认为：国家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真是说到那里办到那里。如在第三批案件宣判后市民何永发等说：“这些反革命分子数袁德福罪过大，炸了船、伤了人，才判刑5年，这就是自动坦白的结果，不然非枪毙不可。”利中酸厂家属委员会主任刘汝敏表示：“我作肃反宣传时，也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但是总认为：无论怎么宽大，杀人也得偿命。现在才认识到，只要反革命分子肯向人民低头认罪，政府一定从宽处理。今后，我一定把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 + +　　二、给反革命分子指出了一条光明道路，促使了敌人的分化、瓦解，坦白自首的分子大大增加。仅据去年10月全市广泛地开展肃反斗争以来，反革命分子和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向公安机关自首投案的截止今年1月20日的统计就有7770人，其中有罪恶比较重大的反革命分子570人，缴出了许多武器弹药及反动证件，有的并缴出了反革命财产。特别是在第三批案件处理后的4天内，据不完全的统计：全市就有120余人向公安机关自首，其中有重大反革命分子18人。如土匪王明文坦白交代了杀死群众3人的罪恶。被管制分子军统特务寇世昌说：“公开宣判教育了我，认识到政府的政策，这回打消了顾虑。”遂坦白了一直隐瞒的解放前报告敌人抓捕我4名采买人员和解放后书写反动标语的罪行。 + +　　许多在押案犯学习了有关公开宣判的报导后，减少或消除了顾虑与敌对情绪，主动地坦白自己的罪行，并积极地检举他人。仅据1956年1月13日1天的统计：反革命未决犯即补充交代了罪恶材料109件，检举他人437件。如恶霸地主杀人犯胡宝章，被捕后拒不供认罪恶，经过学习，先后交代了9条血债的罪行。汉奸杀人犯刘继光，读报后，检举了其弟的三青团区队长和中统特务的身份及抓捕我地下工作人员的罪行。并说：“过去有顾虑，不愿检举他。经过学习，认识到‘回头是岸’。让他早一些受到政府改造，对他也好，对我也好。” + +　　（对于大批尚未处理的自首分子也起到解除顾虑，稳定情绪，防止发生意外的重要作用。如伪军官张兆秉说：“坦白了以后总担心不知怎样处理，今天一看报就放心了。”一贯道坛主尚国璋说：“袁德福要不是自己坦白非枪毙不可，这一来才判了5年，这回我也不害怕了。”） + +　　三、对反革命分子家属也是一次有力的实际教育，给他们以希望，减少或消除了某些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对立情绪。如袁德福的母亲感谢政府对她儿子的宽大处理，邀请了街坊邻居的老太太们吃捞面（天津市老百姓一种庆贺喜事的食品），而袁德福的同案犯甄荣涛的父亲却埋怨其子不坦白，气愤地说：“这小子枪毙了也不冤！”反革命分子家属陈玉娥听完读报后说：“我儿子就是吃了不坦白的亏才被逮捕了。”特别是有些反革命分子家属由于消除了敌对情绪，纷纷写信动员其亲属坦白交代问题。如匪三青团中央干事会组员陈无怀之妻陈谋孝，将1955年12月27日天津日报发表的宣判消息和社论抄寄陈犯，动员其彻底坦白，争取宽大。 + +　　取得上述成绩的原因，首先是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自觉地积极地支持和参加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大力揭发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使反革命分子无处藏身。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形势下，反革命分子内部有所动摇分化，正如董必武院长在“关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分析的：“现在全国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正日益提高，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正迅速地前进，我们正在进行着我们的先人从未作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美好幸福的生活，将要由我们和年青的一代来逐步地实现。不难了解，一切稍有理智的人，都会因我们的祖国日益富强而感到骄傲，都会因自己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而感到光荣。也不难了解，在此形势下，除少数真正死心踏地效忠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反革命分子而外，许多反革命分子，也不能不有所悔悟，他们感到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走投无路，只有弃暗投明，重作新人，才是自己唯一的光明前途。在这次斗争中，大批的反革命分子，甚至包括一部分有严重反革命罪行的要犯，纷纷向政府投案自首，正是这种情势的具体反映。” + +　　其次，正确执行了党和国家关于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通过审判活动，选择典型案件举行公开审理，以体现这一政策，促使不少反革命分子走上了弃暗投明、坦白自首、重作新人的道路。 + +　　虽然取得了上述成绩，但是在我们的思想上不是不存在问题的。这样处理反革命案件对我们来说还是第一次，起初我们总是感觉没有把握，认为：袁德福反革命案应判处死刑，尽管有检举立功表现，只要比较从轻一些就行了。表现对执行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的原则，不够坚决。说明了我们对党和国家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缺乏深刻的全面的理解。同时还反映了我们存在着严重的保守落后思想，跟不上当前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满足于以往的经验，拘泥于常规。经过这几批案件的处理，许多生动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坚决地克服保守思想，才能正确地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从而在思想上、政策水平上提高了一步。因此，今后必须坚决克服保守思想，努力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把人民交付给我们的审判工作做得又快、又好。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4期，1956年4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5.txt b/CCRD/3/6/8/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01eec98bd88292587647de87772e13dacbae9c --- /dev/null +++ b/CCRD/3/6/8/000005.txt @@ -0,0 +1,5 @@ +# 吴忠回族自治州宰杀羔羊十七万只 + +　　【甘肃分社7日讯】甘肃省吴忠回族自治州盐池、同心两县是半农半牧区。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因为政策交待不清，去冬今春就发生了宰杀羔羊十七万只的现象。宰杀羔羊的都是中农和富农。他们怕入社后牲畜归公，不如在入社前宰杀掉“捞些钱”。（马玉平）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4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6.txt b/CCRD/3/6/8/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d2e845e2ec7a90d3d64eacdbaf84ffe56b7b6b --- /dev/null +++ b/CCRD/3/6/8/000006.txt @@ -0,0 +1,7 @@ +# 山东武城等县有些社向社员追索财务引起混乱 + +　　【河北分社17日讯】山东省武城、夏津等县有些农业社干部向社员追索财务。河北省清河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赵廷爵（武城县二区贾庄人）四月初回家，该村群众告诉他说：“咱村十余名社干，以找砖为名，到每户翻箱倒柜，检查物资。”据说是为了找余粮。另外，有些乡干部组织了所谓“贫农团”到各户去找砖，有的甚至揭房顶、掀窗台和扒门台等。这些情况引起群众极大不满。有的人说：“可没法过了，比有炮楼时（指日本侵略中国时）还厉害！”甚至还有的人错误地认为：“现在是斗争富裕户哩！” + +　　由于上述原因，武城、夏津等县有些农业社社员往河北省清河县隐藏衣物等。武城二区王李村社员王振干推着自行车到清河县，找在该县工作的郎敬先，要求将自己的车子放在他那里，并说：“我县可闹乱了，社员所有布匹、银器、好衣服都要入社，农业社干部非叫我将车子也入社，所以我就找到这里来了。”清河县黄金庄区区委副书记庄九志的岳父，在三月二十九日从武城王行仗村用筐背着两个包袱，内有四斤线、七件衣服，让给藏起来。（吴茵）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4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7.txt b/CCRD/3/6/8/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50a6c5fdd12a08cac0449a4dbb29084ba81faf --- /dev/null +++ b/CCRD/3/6/8/000007.txt @@ -0,0 +1,9 @@ +# 公安县农业增产竞赛中的锦标主义 + +　　【湖北分社19日讯】湖北省公安县最近在全面开展农业增产的社会主义竞赛中，发现有少数的乡和农业社盲目追求“千斤乡”、“千斤社”或“百斤（皮棉）乡”、“百斤社”，把单位产量较低的田地抛弃不种；他们怕全乡（社）均单位产量被那些坏田拖下去，完不成“千斤”、“百斤”计划。 + +　　二区高桥乡有三个高级社，在提出今年水田每亩产一千六百斤粮以后，就把二百一十六亩坏田丢掉不种。五区孟溪乡达河一社为了争取完成皮棉“百斤社”，在全社四十四亩棉田中，只挑选了二十七亩好田种棉花，把另外的十七亩土质稍差一些的棉田准备改种杂粮作物，致使棉田面积较去年缩减40%左右。公安县领导机关发现上述情况后，以及时纠正了。 + +　　中共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王延春，曾在最近举行的全省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各地在指导农村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要防止形式主义和锦标主义。（曲一凡）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4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8.txt b/CCRD/3/6/8/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8e05a7a028de2d0e475cef6dfb45711141fa95 --- /dev/null +++ b/CCRD/3/6/8/000008.txt @@ -0,0 +1,13 @@ +# 有些法院审判工作发生了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 + +　　<最高人民法院广西工作组> + +　　我们在这几天工作中，发现有些地区人民法院在推广审判工作先进经验时，发生了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广西省司法厅检查邕宁县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发现该院在学习与运用审判工作的先进经验后，从表面上看，办案效率很高，但是十分粗糙草率。如该法院审判员吴永福合议庭，今年1月2日至4日，从阅卷到宣判，结案15件；王启光合议庭，今年1月13日至18日，共63个小时内（包括加班加点），从阅卷到宣判，结案52件。计阅卷23个小时，预审13个小时，公开审判27个小时，平均办一案只用了73分钟。数量高，质量则是很低的。如贫农方定国破坏水利案，起诉书写他的罪行是：解放前一贯偷窃；先后杀过麻疯老、农民、国民党逃兵各一人；1952年放水淹了农业社麦田2亩多。公安侦讯材料中写，第一次被告人承认杀人是受指使，放水淹田是故意，因为要求入社未被批准；第二次侦讯时，被告人对放水淹田问题又说，是放水到自己的田里，因忘记堵口，故而淹了农业社的田。法院审理时，被告人又承认，放水淹农业社的田是故意的。口供反复。法院没有进行查对，事实还不清楚，就草率的认定被告人“偷窃、一贯杀人、破坏农业社生产”，判处徒刑12年。又如贫农苏建瑞破坏秋征案，犯罪事实是：流氓出身，“搞风流”（男女关系乱），解放后参加当地散匪武装，在匪军与我军打仗两次（已自新），1952年5月偷南瓜一担，1953年至1955年欠交公粮451斤，在粮食三定中打击干部等。审讯中被告人承认“搞风流”、参加土匪武装活动、欠交公粮，但不承认粮食三定中打击干部，说是只和民兵队长吵过一次架。法院并未查对事实，就判处被告人徒刑12年。在这种办案速度快、质量低的情况下，该法院院长仍然认为效率太低，盲目要求每个合议庭每天结案13件至15件。 + +　　类似情况在其他地区人民法院也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今年广西平乐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季度工作计划要点中，要求瑶山、昭平（大山区）两县人民法院每个合议庭每月结案30件以上，其余各县每个合议庭每月结案55件以上。宜山地区有的审判员，在学习与运用其他地区审判工作先进经验中，一面办案，一面看表；有的在审讯过程中希望被告人不要提出新的材料，目的是为了结案快。 + +　　盲目图快的情况在全省司法工作会议上已经反映出来，引起了各级法院领导的重视，并采取措施进行纠正。 + +　　我们认为要求提高工作效率，及时结案是对的。但是盲目追求数量，就必然不能保证质量。在学习先进工作经验中，应首先求得办案正确，在提高审判工作质量的基础上提高数量。办案质量高而没有达到数量上的指标也是允许的。原定的办案指标，可以作为前进的标尺。完全忽视审判质量盲目追求数量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改正。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8期，1956年8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09.txt b/CCRD/3/6/8/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4dc9f1063b4fb3f0da0791dc5c82dc577fdb57 --- /dev/null +++ b/CCRD/3/6/8/000009.txt @@ -0,0 +1,43 @@ +# 关于审判反革命案件和其他重要刑事犯罪案件中若干政策界限问题的资料 + +　　<《法院工作简报》编辑部> + +　　总结1955年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审判工作中执行政策的经验，是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主要内容之一。目前各地正在传达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我们根据河北、浙江、江苏、山东、湖南、湖北、云南、青海、辽宁、黑龙江、吉林、上海等省、市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和重庆市、河北省沧县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及河北省定县、成安县，湖南省新邵县人民法院等共17个单位截至1955年12月25日有关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审判工作执行政策情况的检查报告，以及福建、江苏等省，武汉、青岛等市，江苏杨州地区和山东苍山县、四川彭县、北京市前门区等地高级、中级、基层人民法院的有关报告和资料，选择了一些有关政策界限问题的资料整理如下，供各地学习这次会议文件参考。编者 + +## 第一、关于反革命案件中的政策界限问题 + +　　（一）对自动坦白、有立功表现的反革命分子与证据确凿、但仍坚持抗拒、毫不悔罪的反革命分子区别不清。如福建省邵武县反革命犯徐友文，系伪青年党邵武县党部主席，逮捕时掌握的材料，只是他曾担任伪职及解放后对被管制的分子说过一些反动话。该犯归案后，希望得到宽大处理，因此自动坦白出伪青年党在邵武县的组织机构情形，及所发展的200多名伪党员名单，还坦白自己解放以来的各种反动言行。但该县法院没有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从宽处理，仍判处该犯无期徒刑。该犯不服质问审判员：“政府说坦白从宽，为什么判我这样重？”审判员支吾说：“判你无期徒刑就是宽大处理。”此案判决后，该县许多在押的反革命犯都不愿再坦白检举了（此案正在改判中——编者）。 + +　　（二）对反革命犯经过处理仍不悔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与确已安分守己、再无破坏活动的分子，区别不清。如青海省共和县谭有章在某机关工作，1950年曾秘密参加匪“反共救国军共和独立团”任连长，阴谋内应暴乱谋杀干部，且有纵火烧毁库仓的罪行（及时扑灭无损失）。以上罪行，谭犯在1951年审干时已彻底坦白交代，当时因涉及当地干部不少，且主犯已被处死，因此决定免予刑事处分，以后谭在工作中表现积极，再无犯罪活动。但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又把他逮捕起来，县法院判处死刑，经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批复要该县法院改判劳动教养，剥夺政治权利5年（按：本案过去经过宽大处理，事后谭犯再无犯罪活动，不应再予处刑。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本案时，如果认为原判过重，可以自行改判，如果发回更审，就不应指出具体处理意见，这样批复是违法的）。辽宁省昌图县傅忠炎“九一八”前后当土匪，曾经充任“殃子房当家的”（匪首）20余天，有抢劫、强奸妇女等罪行。1935年被日伪法院拘押2年，此后双目失明，再无犯罪活动，至今已20年。解放后管制2年，此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又被县法院判处死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教育释放。又如湖北省巴东县刘作彪，1946年在汉口伪刑警队当警员时，被派往应城调查中国共产党党员张麻子的情况，1947年12月配合伪警、宪围捕汉口硚口被服厂中国共产党关系人10名，1949年又捕中国共产党关系人韩祥兴等，并加严刑拷打。此外，还有敲诈勒索、侮辱妇女等罪行。解放后逮捕归案，武汉市人民法院根据上述情节，判处刘犯徒刑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52年司法改革时经过复查仍维持原判。1953年刑满释放，刘返回巴东原籍，同年参加我巴东县办的“伪军政人员集训队”学习。在集训中刘把伪刑警职员证，派令和记功状等证件缴出之后，再无活动。此次县法院又以刘犯隐瞒特务证件，直至1953年才交出来为理由，判处刘犯死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认为刘犯历史罪恶已经处理，之后再无犯罪活动，不应再予判刑。 + +　　（三）对经过刑满释放，解除管制或自首登记宽大处理后的反革命分子继续进行破坏活动，与落后言行、牢骚情绪区别不清。如重庆市刑满释放的反革命犯张燊炯在生产组劳动时经常说些牢骚不满的话，例如生活没办法，要是在旧社会我就去抢人！见别人挑东西挑得多，说：“要钱不要命。”同别人吵架时说：“你到派出所反映我吧！顶大劳改，能敲‘沙罐’吗？现在捕人不是那么容易，要经法院批准。”等等。重庆市一区人民法院认为张犯释放后继续进行破坏活动，判了5年徒刑。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改判教育释放。 + +　　（四）对阶级敌对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与一般的偶尔违法行为或一般的抗拒表现区别不清。如湖北省安陆县富农刘希三，1954年拖欠公粮100斤，1955年粮食统购中乡干部叫他开会，他不去，乡政府批评仍不听，安陆县人民法院即判了5年徒刑（已改判释放）。 + +　　（五）对反革命与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区别不清。这类案件被告人员是一般的伪军、政、警宪人员和一般的反动党团员，有轻微罪恶，或没有罪恶，在解放前或解放后就从事劳动生产，其中多数在政治上较落后。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因为他们曾有落后言行，或有轻微违法行为，甚至因为他们在工作生产中一时疏忽大意造成错误，就按反革命犯罪论处。如湖北省随县贫农陈平洲自1939年至1948年先后当过伪保丁3年，伪乡丁10个月，伪副保长40天，伪保干事1个月。1945年当伪丁时，跟随伪乡长刘会平、伪保长张光银等28人在随县唐县镇西门外截击我新四军。在这次战役中，打伤打死我军战士5人，活捉1人，送交匪军，下落不明。解放后，参加互助组，向组员萧云义说过“组内有3户缺乏劳动力，给他们作活还不出工资”的话。1955年有51斤购粮任务没有完成。此次县法院以反革命现行破坏罪判处陈平洲徒刑15年。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认为陈是贫农成份，长期种田，历史上当过伪保丁、伪保长等职务，是一般政治历史问题，不能认为是反革命分子。与我军作战一次，是在伪乡长率领下，属于一般参加的行为。在战场上打死打伤我军战士，不能算作血债，也不应由陈负主要责任。至于在互助合作中说过不满意的话和没有完成征购粮食的任务，是由于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是反革命破坏活动，且未造成重大恶果。因此认为襄阳地区中级法院改判教育释放是正确的。又如河北省定县任永才，于1932年在伪政府当过司书，同年参加国民党，1932年起在国民党军队当司书、连长、副官主任，北京解放后回家，平素无破坏活动。1954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和平签名运动时，村中叫任写“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号召积极参加反对使用原子武器的签名运动”的标语，任因粗心漏掉了“使用”二字，该县人民法院就按反革命有意破坏论罪判处徒刑10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认为应予释放。 + +　　（六）对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与某些群众的落后言行区别不清。其中主要是： + +　　1.对反革命分子的造谣破坏与某些群众落后不满言论区别不清。如黑龙江省克山县贫农李春方，入社后曾因私人成见将生产队长卢德发打伤；推广肇源县丰产经验时说“区里净扯鸡巴蛋”；在推广新技术时说“咱社没有那玩艺”；在放秋垄时又小铲一根垄。克山县人民法院认定李春方“是破坏劳动纪律，反抗技术措施，毒打社内骨干，威胁社的巩固与发展，企图搞垮合作社，仇视和抗拒社会主义改造，破坏人民民主事业”，按反革命罪判处被告徒刑10年。又如江苏省常熟市皮匠田小福历史上曾卖过4次壮丁（都逃回），并无政治问题；在统购统销中说：“这个办法（指粮食供应）毛主席是想不出的，啥人想出这个办法也该绝子绝孙”；过去美国佬来骗东西，现在俄国佬来骗东西”等，该市法院以反革命造谣破坏判处徒刑15年（已改判教育释放）。 + +　　2.对反革命分子，阶级敌对分子破坏瓦解合作社的行为与农民要求退社的行为区别不清。如辽宁省康平县王玉才系土地改革后的新中农，1954年10月自愿入社。起初劳动很积极，后来因为新建社期间缺乏组织生产的经验，生产无计划，地种的不好，有的地竟缺苗三成至四成。同时社正副主任在社内私化公款，占便宜，有的社员不到社里干活，偷社的东西，再加上当时社里土地有受水涝的危险，就于1955年5月提出要退社。经社说服无效，决定只退回他1头驴、2块坏地，不让抽回入社的马、车，因而发生口角。次日，王玉才将入社的车马拉回，康平县人民法院批评了王玉才，还要他把马、车送回社内，听候判决，王玉才回家后没有送去。半月后，该社社员孙英才鼓动5户社员退社，说：“你看老王把牲口都牵走了，你们怎么不拉呢？真熊货。”结果这6户（孙英才在内）一起将牲口拉出，使社当日下午停止了生产。县法院认为王玉才残存着浓厚的资本主义思想，伪装积极钻进了合作社内部，“入社后因其原投资之马下了驹，庄稼比较长得好，抓住社内弱点，寻找了铲鋿最忙的紧要关头要求退社，并抢走社的牲畜、车辆等，严重的破坏生产”又错误地认定5户社员退社是王玉才煽动的，据此认定王玉才是“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不法分子应予严惩”，按“破坏互助合作”罪判了8年徒刑。判决后农民说：“王玉才做了一辈子庄稼人，那想到有这个事！”，“你看入社好入，出社那有那末容易的啊！”影响很坏。（本案已经辽宁省人民法院改判王玉才无罪释放）。 + +## 第二，关于普通刑事案件中的政策界限问题 + +　　（一）对偷盗犯罪的政策界限不清，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 +　　1.对确因生活困难而情节轻微的偷窃罪行不适当的加以惩罚。如河北省定县李东山，贫农成份，全家6口人，1亩多地，生活困难。自1952年至1955年多次偷青，共偷得山药约100斤，白菜8棵，谷穗1口袋，都是全家吃了。1955年因偷谷穗被捕，定县人民法院判徒刑1年半（已改判教育释放）。 + +　　2.对解放前后的一般偷窃罪行与现行的偷窃罪行区别不清。如河北省正定县陈景云，系城市贫民，1942年至1943年曾当过伪军。1948年时趁我部队去野外防空，偷小米8斤，油半斤；1949年与吕纪文偷大寺中木头1根（8尺长1方寸厚），1949年至1950年共偷窃3次，计有水车工厂铁棍130斤（与张福生共偷的，陈是接手），白菜20斤，废电线1束。1950年以后从事劳动生产，再无偷窃行为，正定县人民法院判处陈景云徒刑5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后认为，陈景云在解放前后虽有过偷窃罪行但情节不严重，5年以来已洗手不干，从事劳动生产，不必再予追究。 + +　　（二）对流氓犯罪政策界限不清，主要是： + +　　1.对流氓恶棍奸淫妇女的犯罪行为与一般的流氓作风区别不清。如辽宁省绥中县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郭保敏，未婚，在地里施肥时摸了未婚女社员刘某的屁股一下，以致发生口角。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绥中县人民法院按“诱奸未遂”罪判了1年半徒刑，被告要上诉，又以“强奸未遂”罪改判徒刑2年。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后认为应予释放。（按：绥中县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郭保敏加重定罪和压制上诉是违法的）。 + +　　2.对流氓恶棍破坏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与一般的流氓作风，轻微的违反公共秩序的行为区别不清。如山东济南市陈嘉秋，现年18岁，学生，1954年到建新文化补习学校学习，一贯违反校规，捣乱学习秩序，1955年4月与同伙学生10余人成立“评选委员会”，自己当副主席，专门评论妇女高矮、胖瘦等，上课时用纸团朝着前面座上的女学生掷。济南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年纪尚幼，流氓成性，积极参加流氓组织，充当副主席，严重的败坏社会公德，直接危害了学校秩序，影响了别人的学习情绪”，判处徒刑4年。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后，认为属于违犯校规的行为，应予释放。 + +　　（三）对赌博成性的赌头、赌棍与群众在春节前后的一般赌博行为区别不清。如河北省涿县宋宝令、任鹤龄，过去无赌博行为，只是在1955年春节前后与本村群众20余人赌博，他俩是召集人。涿县人民法院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将宋宝令判处7年徒刑，任鹤龄2年徒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检查后认为应予释放。 + +　　（四）对神汉巫婆以散布迷信为手段进行敲诈勒索的犯罪活动，与一般迷信活动或轻微违法行为区别不清。如河北省定县阴阳先生安银合，中农，有时替人看阴阳宅，骗取财物，曾引起两家农民一度不和，并无其他不法活动，定县人民法院竟判处徒刑3年（已改判无罪释放）。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5期，1956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0.txt b/CCRD/3/6/8/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0b1e5b5e285776543fbf61832f8df31559eb37 --- /dev/null +++ b/CCRD/3/6/8/000010.txt @@ -0,0 +1,53 @@ +# 河北、杭州等地司法机关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报导 + +　　<《法院工作简报》编辑部> + +　　据1956年2、3月份河北日报、浙江日报等报纸上载，吉林省、湖南省、杭州、郑州、开封、重庆、成都、贵阳等市高、中级人民法院和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人民检察院在继续深入开展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与公安、检察部门密切配合、展开了对敌斗争的政治攻势，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政策，处理了一批反革命案件，收到了良好效果。如沈阳市沈河区在3月14日宽大处理一批坦白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后，到3月19日止，这个区就有544个反革命分子和有反动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向政府坦白自首，其中有1个人交出了11支短枪。郑州市从宽处理了几批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后，在3月10日至20日的10天中，到政府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有反动政治历史问题的人就有1100多起，其中不少是有严重历史罪行或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有些人还检举了他们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组织，有的交出了反革命武器和罪证，据郑州市一周的统计，自首分子交出机枪1挺、步枪、手枪20只，各种子弹4000多发和手榴弹，以及“委令”、“派令”、反动证件、敌伪档案材料等等。这种愈来愈多的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的情况，表明了正确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政策的重要意义。现将这些地区处理的案件摘要报导如下： + +## 有关机关肃反方面的案件： + +## 甲、因真诚坦白，或有检举立功表现，而不予起诉或免予刑事处分的： + +　　（1）王化南，现任河北省水利厅技术员。该犯在1947年参加军统特务组织，厉任北洋大学三青团和国民党区党部的负责人。天津解放前夕，他接受上级的指示，潜伏下来，担任小组长。他的主要罪行是：1946年，积极破坏反对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沈崇事件和“反饥饿、反内战”罢课斗争的学生运动；1948年春，向国民党保密局天津站密报了北洋大学全部共产党员和有进步活动的师生名单21人，此外，还向军统特务密报该校自治会及共产党员、民盟盟员名单。解放后，他阻止同伙刘松年（军统特务）等交代问题，并且企图刺探情报。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他坦白了自己的罪行，表示痛改前非。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王化南坦白罪行，决定不予以起诉。王化南仍留原单位工作。 + +　　（2）段维，1945年在辽阳参加国民党地下反革命组织“爱国青年团”，任宣传及组织委员，同年参加国民党。1950年，伪造证件混入我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学习。1954年分配到河北省医药公司工作。他的主要罪行是：参加反革命组织以后，在解放区先后发展5人加入反革命地下组织，经常刺探我辽阳军政情报向特务分子张玉芝汇报。1946年2月与特务分子张玉芝等在辽阳暗杀解放军战士1名，他负责放哨。国民党侵占辽阳后，他和特务分子刘惠等捕捉我地下工作人员1名；向敌人密报朱国章等4名共产党员，致朱国章的父亲被捕（花钱赎命）。在东北药学院和河北省医药公司时仍进行造谣破坏活动，搞小集团，还以匿名信攻击领导。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他主动地交代了全部罪行，并检举出14名反革命分子。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属实，决定不予起诉。段维仍留原单位工作。 + +　　（3）王如龙，1951年北京辅仁大学毕业，现在河北省粮食厅工作。他的罪行是：1946年春参加三青团并任副分队长，1948年参加“中统”，曾先后向2个特务密报过6名进步学生的名单，其中有中共支部书记和党员各1人。解放后，他和同伙特务分子订立攻守同盟、抗拒登记。他潜藏在前华北行政委员会的时候，反抗领导、打击积极分子。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被揭发以后，他散布反动言论，进行破坏。在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中，他主动地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且检举了130多件反革命分子的材料（已有80多件查证属实）。河北省人民检察院认为王如龙主动坦白，并且有立功表现，决定不予起诉。除建议原单位继续留用外，并给予物质奖励。 + +　　（4）郑介甫，在台湾受过专门的特务训练，1949年11月以后，在沿海岛屿解放前，先后在定海、南韮山和大陈岛等地的“保密局”所属特务机构中任报务员。1950年5月与“保密局”宁波潜伏组组长纪文达一同潜伏在宁波，6月间到台湾领到活动经费后，携带电台一部由台湾转大陈潜入宁波。为了达到长期潜伏的目的，郑介甫伪造历史考入宁波私立崇实商校，后又转到宁波市立财经学校，混入浙江省交通厅航运管理局。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他向组织上作了彻底交代，并检举了同案特务分子，使公安部门顺利破案。缴获电台1部。据此，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分，并建议省航运管理局给予继续工作的机会。 + +## 乙、罪行虽属严重，但因真诚坦白，或有立功表现，依法从宽判处的： + +　　（1）刘春荣，自1937年当伪军至日寇投降止，曾担任伪军上尉副官等职。他的主要罪行是：在充当日寇爪牙期间，曾亲手枪杀我工作人员刘权德、奸淫掳掠，仅据1年的统计，就亲自打过无辜群众76人、强奸妇女6人。混入河北省供销合作总社后，于1954年底去衡水油厂搞增油试点工作的时候，企图破坏衡水电厂发电机，使油厂停工。当该厂技工郭树公按操作规程合电闸的时候，刘犯故意同时去合另一电闸，企图制造重大事故，幸被郭树公发觉，才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该犯彻底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并检举了2个反革命分子。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属实，依法提起公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从轻判处该犯徒刑2年。 + +　　（2）于庆级，是一个科学技术人员。在日寇侵占我国东北的时候，积极效忠日寇，曾充任日伪抚顺县公署外事秘书和日本守备队的翻译，经常为日寇守备队、宪兵队蒐集我军情报。1932年8月15日于犯曾同日寇守备队长、宪兵队长，集中300余名匪军在抚顺县厉家沟、东西千斤堡等3个屯，烧毁民房900余间、屠杀一千七、八百居民，造成惨重的平顶山惨案，于犯负有重要罪责。于犯因效忠日寇有功，曾被提升为“安图县长”。东北解放后，于犯又在安图县勾结土豪地主成立地方维持会，组织反动武装，并与长春国民党行辕保持联系。在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于犯坦白交代了他的罪行。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坦白从宽的政策，从轻判处该犯徒刑3年，监外执行。原单位仍给予继续工作的机会。 + +## 丙、因罪行严重，证据确凿，仍拒不认罪，坚持反革命立场，依法从严惩处的： + +　　（1）祖仲元，祖犯于1949年隐瞒其历史罪行，混入河北省计划委员会物资分配处工作。该犯于1946年秋参加三青团，1947年国民党党、团合并后，该犯任唐山赵各庄国民党区分部执行委员兼任情报宣传组长。同年10月参加赵各庄国民党员通讯局，充当了特务。他的主要罪行是：当特务时，于1947年冬和韩宗法等特务分子，在西赵各庄抓捕了与我方有关系的矿工1人，送交灤县，生死不明。该犯由于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曾受到敌人的物质奖励。1947年夏，我军包围赵各庄的时候，该犯参加了敌伪纠察队，积极蒐集我方情报。解放后，和同伙特务分子联系，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该犯混入革命队伍后，在干部中进行挑拨离间，破坏团结。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虽经反复教育，但该犯始终坚持反动立场，拒不交代。上述罪恶，河北省人民检察院侦查属实，提起公诉，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终结，根据抗拒从严的政策，判处该犯徒刑4年。 + +　　（2）王洪富，1947年任青年党华容县筹备处主席时，积极发展组织，先后发展了50余人，并派刘鹤山等9人在各乡镇建立青年党的基层组织。1948年在华容县参加中统特务组织后，与中统特务卢人凤等逮捕了所谓“嫌疑分子”3名。解放后混入华容县税务局，曾勾结青年党党羽曹海珊等盗卖屠税标的，破坏税收。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斗争中，拒不交代罪行，并且辱骂干部，阻止其他反革命分子坦白交代。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从严惩处，判处该犯徒刑8年。 + +　　（3）周六，曾任蒋军参谋、连长等职。1936年加入国民党，1945年加入反动组织“军校研究社”。他的主要罪行是：解放后隐藏手枪1支、子弹50粒，并和伪团长叶子君联系，图谋武装暴乱。在干部业余学校任教员期间，挑拨是非，制造谣言，反对领导。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拒不交代罪行。并且在1955年8月29日下午，将积极分子杜化南骗到厕所，用两手搯住杜化南的脖子向墙壁上猛撞，当杜化南的头被撞伤，晕倒地上的时候，竟企图用石头砸死杜化南后逃跑。对这种顽抗到底，行凶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有关社会肃反方面的案件： + +## 甲、因坦白自首，或有检举立功表现，而免予刑事处分的： + +　　（1）郭同道，在1947年乘蒋匪向我解放区进攻时，曾勾结反动地主郭兰田（已镇压）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1948年1月又向匪特机关告密，将我农会主任郭秀、农会会员郭己俊2人逮捕，开封第一次解放时才被救出。在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他向政府坦白了上述罪行。开封市人民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分。 + +　　（2）赵六妮，1947年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对政府一贯仇视。1949年因进行破坏活动被判刑1年。土地改革时，暗中串连地主分子王孬妮等10余人，组成暗杀集团，阴谋于1951年夏历8月15日杀害我乡干部，因当地民兵控制很严，没敢行动。因他在今年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会上彻底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并检举了他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郑州市人民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分。 + +　　（（3）王炳文，1943年参加匪贵州省党部调查室贵阳区行动大队特务组织当调查员，多次参加特务会议，接受监视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的任务，1945年曾随匪行动队长至新桥捕人。因他自动坦白了罪行，并且检举了“中统”特务4人，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免予刑事处分。） + +## 乙、罪行虽然严重，但能真诚坦白，因而依法从宽判处的： + +　　（1）谢刚，系蒋伪军副连长，国民党安顺县党部录事，贵州省抗敌后援会调查部侦查科“除奸队”队长，并发展10余人参加这个特务组织。从1938年起，就一贯从事监视进步人士、搜集情报的特务活动，曾在大南门一带监视中共地下党员，在华家山监视革命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又协助徐匪世智逮捕革命工作者黄大陆，以致黄大陆遭匪杀害。1940年该犯又参加姚匪颖达在威西门逮捕进步人士饶??。根据以上事实，谢刚是犯有严重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因他投案自首，坦白了罪行，并且检举了其他中统特务分子，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从宽判处谢犯徒刑2年，缓刑2年。 + +　　（2）张临三，1947年在东明县任蒋匪乡长时，曾先后指使匪乡队长朱敬圣将我民兵王金玉、村长王玉东和我军侦察员1名抓捕活埋。根据罪恶，应依法严惩。但由于他投案自首，彻底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开封市人民法院依法从宽判处张临三徒刑5年。 + +## 丙、因罪恶严重，证据确凿，拒不认罪，顽抗到底，依法从严惩处的： + +　　孙洪，自1928年起，一贯从事反革命活动，历任山东莘县国民党县党部组织委员、代理书记长等反动职务。1943年莘县解放后，该犯随匪县党部迁逃济南，1946年召集莘县逃亡济南的地主恶霸分子组织“突击队”，潜回莘县葛庄杀死我民兵班长葛广斌父子，杀伤我农会会长张兰相等人，又到刘炉村将我村长刘杨氏（中共党员）杀害，济南解放前夕，该犯将县党部全部档案烧毁，1949年潜来贵阳，一直隐瞒罪行。审讯中该犯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对于以上罪恶事实，仍拒不认罪，毫无悔改表现，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判处该犯死刑。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5期，1956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1.txt b/CCRD/3/6/8/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994fd6765d10e60f050c03ea08b642cdc0f855 --- /dev/null +++ b/CCRD/3/6/8/000011.txt @@ -0,0 +1,9 @@ +# 复员军人自杀事件二百多起 + +　　【新华社北京26日讯】根据十二个省（市）初步统计，今年1至4月份发生复员军人自杀事件二百零四起，计山东省五十三起，四川省四十起，河南省三十起，河北省十七起，辽宁省十六起，山西省十一起，安徽省十起，陕西省三起，甘肃省九起，吉林省十起，江西省三起，浙江省二起。 + +　　自杀原因较为复杂。其中有因被歧视、打击、报复、陷害而自杀的，因生活困难和疾病问题不得解决而自杀的，因家庭纠纷和婚姻问题而自杀的，也有因政治历史问题、违法乱纪和不可治疗的精神病而自杀的。 + +　　各地对复员军人自杀事件有的虽然作过检查处理，但有些地方对此问题处理的不够认真和严肃，有些地方则没有进行检查处理，致使自杀事件仍然没有停止。最近，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已将安置复员军人工作的情况报告中央，并派出五个由司、局长带领的工作组，分赴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各省，督促各地检查、处理复员军人自杀事件，并就地会同当地党政领导解决复员建设军人的安置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现在，山东、河南、河北、黑龙江等省已经采取措施，进行普遍检查复原军人的安置工作。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5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2.txt b/CCRD/3/6/8/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e292f023f9253635bf5316443332024a8926c6 --- /dev/null +++ b/CCRD/3/6/8/000012.txt @@ -0,0 +1,17 @@ +# 为什么不能改判反革命犯赵秀峰死刑 + +　　（转载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1955年11月18日法行字第464号通报） + +　　新民县人民法院改判反革命犯赵秀峰死刑一案，经我院审核，认为该院对这一案件的处理，无论在执行政策上或审判作风上均存在一些缺点，值得注意。 + +　　反革命犯赵秀峰在伪满时曾结伙行抢3次，并在行抢中与傅匪万德共同用镰刀砍死小贩陈振和；日本投降后曾一度混入我军，携款潜逃；继充蒋匪五二军谍报并加入国民党反动组织，其后1947年冬至1948年2月间先后5次领匪军人员至大民屯等地以“给八路军藏东西”，“分地主土地”，“当村干”等名目抓捕群众张振山等20人左右进行严刑吊打，随后又抢劫、勒索大量财物，并曾几次探听我军情况等。前辽西省人民法院根据赵犯上述犯罪事实，于1952年批准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因赵犯在劳动中积极肯干，曾受两次表扬，故劳改机关在1955年9月8日报请本院改判徒刑。据此本院在1955年10月4日改判了赵犯有期徒刑20年。新民县人民法院在劳改队报送改判期间，将赵犯由劳改队解回，对赵犯在监表现未加了解，虽然劳改队曾说明已报请改判也未引起注意，在1955年9月24日以群众纷纷要求处决的理由仍按原有事实改判赵犯死刑送核。但经审查送核的全部卷宗内容，却无任何新的材料。后经本院向该院指出，该院始派员调查。据调查后补报材料看，除有前胡台、五道沟子两村政府综合性的反映材料外，群众具体反映不多。虽在补报材料中提出这次王文家、王长仁、王文凯、李子润等又检举了赵犯新的罪恶，但查这些检举除李子润检举被打部分（情节轻微并就现有材料不能认定）外，早在原卷内已有记载，并非新的。就上述情节本院根据原判尚无不当，又无新的罪恶，群众反映并未达到非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程度，且在监表现较好等情况，批处不予改判死刑，并按本院1955年10月4日所改判徒刑20年执行。 +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 +　　一、新民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的改判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据该院承办人说：初步改判时本无群众纷纷要求处决材料，仅是根据公安局某同志口头反映的情况。但该院对此未作调查研究，因而未占有任何证据材料，即片面的主观的作为改判理由，并在判决书上写出：“本次肃反运动中群众纷纷要求予以改判”。本院认为这种以无事实基础的理由为理由并写在判决书上，不仅从判决的严肃性来说是不应该的，而且这种缺乏实事求是精神、主观臆断的思想方法，是很危险的。同时该院对这一案件的审理还存在着严重的草率现象。王文家等人的检举本来原卷内已有记载，由于未加审查而当成了新发现的罪恶，这种粗枝大叶的审判作风，必不可免的会造成错误，应切实注意改正。 + +　　二、新民县人民法院对本案的改判在执行政策上也表现出认真研究和全面考虑不够。本院认为对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犯人改判死刑，应主要着眼于：原判决是否失当；是否发现了新的比较严重的或足以改判的罪恶；缓刑期间表现如何；并充分的注意群众要求等，从而正确贯彻中央指示的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和达到有利对敌斗争的目的。就本案来说该院既未发现新的罪恶，对原判决及群众反映也未很好分析研究，对犯人在监改造中的表现也未加以了解和考虑，尤其是提取犯人时劳改队曾介绍已报请改判而仍未引起注意，片面的主观的以群众要求而改判死刑，显然是对政策的贯彻缺乏全面考虑和不慎重的态度。 + +　　（这虽是一个案件，但就上述存在的问题来说是有普遍意义的，特通报望各地人民法院切实注意防止类似现象发生。）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1期，1956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3.txt b/CCRD/3/6/8/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b2a3546e1b56fd285673da360e4599fb75356c --- /dev/null +++ b/CCRD/3/6/8/000013.txt @@ -0,0 +1,15 @@ +# 必须从镇宁县发生的三个假案中吸取教训 + +　　<中共贵州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 +　　贵州省镇宁县从1951年10月到1952年4月先后发生了一区“政统情报部反共覆国军”、二区安西镇“反共自救独立师”、三区锦屏乡“反共救国军第二军”等3个假案，造成了错捕、错判、错关、错杀等十分严重的错误。这3个假案经过省、地两级党政有关部门组织力量进行了认真的检查，作了平反和善后处理工作，并且对造成假案的镇宁县委和有关的县、区党员干部，分别给予各种不同的党的纪律处分，这些措施是十分必要的、正确的。目前，广大群众所遭受的损失虽然已经得到弥补，不良的政治影响已经有所挽回，群众的愤懑情绪已经逐渐平息，但是，镇宁县这3个假案，给我们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应该很好地来吸取这些教训。 + +　　镇宁县的假案，使我们深深地认识到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危害性。造成这3个假案的共同特点，就是县、区领导上和有关干部对案件的情况缺乏认真的分析研究与调查。他们是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按照自己的臆想，指引被捕的人供述符合自己的想像的情况和线索；或者让被捕的人按照自己划的框子和定出的范围进行“坦白”和交代。一区“政统情报部反共覆国军”假案的起源，是听信了一个傻子的“报告”。三区锦屏乡的“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假案的起源，是听了地主分子罗金魁对农民罗廷良的诬告。他们没有用阶级观点去认真地分析研究检举、揭发的是些什么人，被检举、被揭发的又是些什么人，而盲目地相信任何人的“反映”、“报告”、“揭发”和“检举”。这3个假案，只要县、区干部能够认真地进行分析和研究，许多疑问都会很快的暴露出来：一个反革命集团竟有近40％的人是中贫农；一个村共128户；除去14户残废、寡妇以外，其余114户都是“匪属”；绝大多数村干部、积极分子都变成了“匪首”，这些情况难道能够令人相信吗？然而他们却是用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把一些假情况牵强附会地硬凑在一起，硬是将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信以为真。这种唯心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方法，给党的事业、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严重损失。 + +　　镇宁县假案，使我们看出：违反党的各项政策，就会给党和人民群众带来极其严重的损害，甚至会造成沉痛的惨剧。这3个假案的造成，另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某些县、区干部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违背党的政策，致使假案案情由简单到复杂，由小到大。他们事先既不请示，事后又不向上级作真实的反映，有意地向党作假报告。他们既不认真地分析情况，又不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而是采取弄虚作假、刑讯逼供、指名问供、逼诱兼施等违反政策的办法。尤其恶劣的是以镇宁县公安局局长程英为首的犯罪分子采用了暗杀、栽赃陷害、欺骗县委、欺骗群众等为党纪国法所绝对不能容许的犯罪行为。这种严重的违背党的政策的恶劣行为，上行下效，很自然地由县扩展到区，由区扩展到乡村；以致造成广大无辜农民群众受刑、被押、屈死、终身残废或家破人亡。这一血的教训必须记取，必须教育全体干部，在完成任何一件工作任务的时候，都要严格地遵守党的方针、政策，不允许有违法乱纪行为。不仅如此，还必须对那些违法乱纪、破坏党的政策的人进行追究和揭发，给予必要的党纪处分。对于其中为首的而又造成严重恶果的分子，像镇宁县公安局长程英之流，不仅应该坚决开除党籍，而且还必须给予必要的国法制裁。 + +　　镇宁县假案，使我们看出，党的各级组织和干部在任何一项革命斗争面前如果表现了思想右倾或政治上的麻痹，丧失了革命警惕性，就必将给内外敌人造成阴谋破坏活动的空隙。镇宁县错办的这3个假案正是由于县、区领导上的右倾、麻痹，以致被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品质恶劣，或别有用心的坏分子和农村中的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钻了空子。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为了掩护他的违法乱纪行为，竟挟嫌报复、诬告陷害好人，如二区假案中坏分子冯伯华就曾诬陷贫民冯成忠；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也曾采取两面派的手法，假装积极，陷害好人，如三区假案中地主分子罗金魁就曾诬告农民罗廷良；当他们的阴谋被揭发，落入人民法网以后，他们就会乱供乱咬，制造混乱，陷害我农村干部和积极分子；甚至把斗争引向各民族之间，制造民族分裂，破坏民族间的团结。因之，我们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性，肃清一些暗藏在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使革命队伍更加巩固和纯洁，坚决地反对和无情地镇压一切反革命分子。 + +　　（原载“党的监察工作”第23期） + +　　来源：《党的监察工作论文集（第二辑）》，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1956年6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4.txt b/CCRD/3/6/8/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843f91809cf5ab99419155ce2b112c709de4f3 --- /dev/null +++ b/CCRD/3/6/8/000014.txt @@ -0,0 +1,25 @@ +# 上海水上运输法院对处理海事案件的检查报告 + +　　【最高人民法院：上海水上运输法院在总结1955年审判工作时，用案件排队的方法，检查了一年来处理海事案件的情况。通过这次检查，具体地揭露了处理这类案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和缺点，总结了一些经验和体会。这种做法，对提高干部的政策、业务水平，改善今后的审判工作，是很有益的。现在把该院的检查报告在文字上稍作修改，介绍给各地铁路、水上运输法院参考。】 + +　　全年共受理海损责任事故案7件其中有：碰撞3案，机务3案，失火1案。共造成12万零800余元的直接损失和死亡16人的后果。1955年内办结6件。已结的6案10个被告中，有高级船员5人，一般船员2人，民船船工1人，资方2人。处理结果，叛徒刑的2案4人，叛徒刑缓刑与训诫的4案6人。为了提高干部，改进工作，我们把已结的6件海事案件逐件进行排队检查，初步发现以下缺点和错误： + +　　第一、应该判刑的没有判刑：如1955年5月24日晚上，186号煤驳老大李春林，把满装60吨煤炭的驳船，停泊黄浦江边，因为李春林违反港章，把桅灯熄灭，全船人员蒙头大睡，结果，由于锚链较短，受潮水冲击，使船走锚，漂流到深水航道边缘。25日晨1时，王阿伟所驾驶的235号渔轮开来，该轮航速较快，而且也未指派专人探望航道，186号煤驳未点桅灯，所以未被发现，至186号煤驳被235号渔轮撞沉，船员6人一齐落水。235号渔轮当即停车5、6分钟，未听见什么动静，以为是撞上了沉船（该处确系在旧沉船附近），就开车驶离。后虽经其他船只抢救，但仍造成淹死1人，沉毁60吨煤炭的严重损失。审理后，对渔轮船长王阿伟与煤驳资方王筱东判处徒刑缓刑外，只给予被告李春林训诫处分。现在认为：对李春林的训诫处分是错误的，因为造成这次碰撞的主要原因是186号煤驳的走锚，妨碍了航道以及违章熄灭桅灯所致。而这是李春林的违章失职行为所造成的，所以，李春林对这次碰撞应负主要责任。王阿伟所驾驶的235渔轮，航速较快，未探望航道，对碰撞应负一定责任。事故发生后王阿伟又未积极搜寻、抢救，造成了死亡人命的后果，所以，王阿伟对淹死人命应负主要责任。淹死人命和碰撞是密切联系的，因此，李春林对淹死人命也应负一定的责任。186号煤驳资方王筱东不执行自己订立的添置锚链的计划，对这次走锚也有一定的责任。据此，原判主次不分，轻重倒置，论罪科刑，均有不当。拟按监督程序，予以改判。 + +　　第二、可以不判刑的判了刑：如1955年8月1日新宝轮大副郁宝昌，在航行途中，发现船舵操作不灵，即停航检查，查得左舵考不林错开，舵杆向下掉落6寸，当即将所发现的情况向船长报告请示，经船长同意继续航行，准备航至灵甸港再采取措施，到达灵甸港后舵杆叶已掉落江中，造成修理费及停航15天的营业损失共计1万余元。事后检查肯定，失掉舵杆舵叶的原因，是左舵杆的顶缧丝锈烂嵌肖及槽口磨损变形失去作用。审判时认为：该轮大副郁宝昌应负主要责任：1.平时未按章执行检查船舵的职责，以致缧丝锈烂还不晓得；2.1年以前该轮大修出厂时，未好好检查舵的内部装置是否合乎规格；3.在途中，既已发现了舵的毛病，就不应继续航行。所以判处了郁宝昌徒刑1年缓刑1年。现在认为：郁宝昌是可以不判徒刑的，因为原判论述的三点理由中，就有两点不够确切。1.1年以前该轮大修出厂验收是船厂的技术检验科、总工程师、港监船舶检验科以及大副郁宝昌共同负责的，即便验收时有问题也不应由郁宝昌一人来完全负担，同时尚无材料足证大修的质量不合格和验收有问题。因为现在的事实是舵杆的顶缧丝锈烂，而不是“舵的内部装置是否合乎规格”的问题；2.这次航行途中发现了毛病郁宝昌亲自去检查过，并亲自向船长报告请示，船长同意后，才继续航行的，所以，继续航行，即便有错，主要责任也应该在船长而不在郁宝昌。至于原判所认定的第一点理由：“平时未尽到检查职责”确是郁宝昌应负的责任。但这是属于教育问题，他在这次事故发生后，又能正视错误，诚心改正。把这些情况，结合起来研究，郁宝昌是可以不判刑的（本案检查后如何处理，原文未说明——编者注）。 + +　　第三、量刑一般偏轻：如人民10号轮电匠张志明，擅自在该轮理货员房间内新装一个电灯开关，并接错了电路，加以灯头皮线已损坏未及时修理，以致该轮于1955年6月5日在上海港“军用油码头”装运4000桶军用汽油时，大舱电线忽然冒烟走火，工人惊惶奔逃，幸经二管轮丁绍忠冒着生命危险，关闭了总电门。并命令张志明前往机舱关闭开关及切断保险丝，才未酿成大祸，但也造成了1万9000余元的直接损失。这次事故，如不是及早发现和丁绍忠的积极行为，则4000桶军用汽油爆炸，很可能会造成严重灾害。这样的恶性事故，并已造成了1万8000余元的损失，我们审理时单纯的强调了被告张志明的主观动机不算坏，只是工作上一时的疏忽大意，而对于保护国防物资与上海港安全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原判只判处张志明徒刑1年，缓刑1年，是偏轻了一些。又如公私合营上海内河运输公司第6号拖轮老大富龙泉，于1955年3月17日晚间船队避风搁浅在闸港口时，错误的同意了驳船小老板顾洪发的请求，在闸港口南北相对的横拉了一根铅丝缆绳，企图绞拉顾洪发的船脱浅，而绞拉不动，又未及时解掉，把闸港口封锁了几个钟头之久，致使深夜11时许，前来闸港避风的两只木船，撞上了缆绳，船头倒退，一齐倾复在黄浦江中，两船全体人员15名，一起淹死。事后，该6号轮船务员即资方之一的周龙根，又隐匿不报，并唆使驳船上的人隐瞒上述事实，致使本案真象较长时间未能查明。在审理时，我们单纯的强调了当时的客观因素，特别是强调了主要责任者富龙泉为人老实，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较进步，而对淹死15人的严重后果重视不够，所以，原判只判处富龙泉5年、顾洪发3年、周龙根1年的徒刑。也是偏轻了一些。 + +　　通过这次检查，对处理海事案件有如下几点体会： + +　　一、必须掌握中央指示的“严肃慎重”的方针：我们领会严肃慎重的意义在于正确的坚持原则，对于那种已经构成犯罪而又必须受刑事制裁的犯罪分子，决不能迁就姑息，当前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这就给交通运输业带来了繁重而艰巨的任务，而海损事故对国家经济建设和交通运输业的危害就更加显著了，造成海事的责任者，应该受到国家的刑罚制裁。同时，又必须考虑到我国当前的条件和水运企业的实际情况，处理案件必须十分慎重。 + +　　二、必须划清有罪无罪的界限：除了政治破坏与恶意破坏所造成的海事犯罪外，不是所有的海损责任事故都构成犯罪，必须是由于故意或过失的违反劳动纪律、违章作业等行为（作为或不作为），已经造成了或有极大可能造成航运、人身、公共财产等重大危害后果的，才构成犯罪。如果没有违反劳动纪律、违章作业等行为，海事发生，完全出于风灾、水灾等无法避免的原因而引起的，则不能当作犯罪。至于还没有造成重大危害后果，而只是有极大可能造成重大危害后果的恶性海事，必须是那种情节特别恶劣，一般都是必然会造成严重后果，而所以未造成，是由于有其他的偶然原因，这样的事故，也构成了犯罪。这些意见，只是构成海事犯罪的一般要件。但每一海事，都有它复杂的情节，处理时，必须从实际出发，全面分析其发生的原因、后果，和有关情况，明确有关人员的责任，根据国家的政策来确定是否构成犯罪，谁应负刑事责任，应负多大的刑事责任。 + +　　三、我们目前对海事案的惩罚重点应该是：情节恶劣，危害后果严重；或情节虽属一般但危害后果特别严重；或危害后果虽不严重但情节特别恶劣的犯罪分子，而对于情节既不算恶劣、危害后果也不算严重或者还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责任者，可以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由行政上去处理。量刑时必须根据国家的政策法令，结合犯罪的时间、地点、结果、影响、客观条件（如企业的管理制度、技术设备和水平、安全措施等），犯罪者犯罪的动机、手段、平时表现、事后的态度以及处理后可能发生的作用等等情况，全面而细致的研究，这些情况，不仅是量刑轻重的一般条件，有时还成为是否处刑的重要根据。 + +　　四、必须弄清事故的原因，明确责任的主次：海事案常有涉及船、岸、港航各方面的因素，与二人以上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弄清什么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那个是主要原因？为此，就必须把各种作为或不作为与结果联系起来研究，找出行为与结果间的必然联系，这样，才能进一步明确那些人有责任，谁负主要责任，谁负次要责任，谁应刑事制裁，谁不应刑事制裁，解决这些问题，常是复杂困难的，但又必须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案件才能得到正确的处理。 + +　　五、必须分清情节是否恶劣，后果是否严重。因为“恶劣”与“严重”不仅是量刑轻重的重要根据，同时，在当前还应是刑事制裁与否的根据，但什么样的情节才算恶劣？多大的损害才是严重？目前很难定出统一的标准，只有就具体案件具体研究。我们工作中所碰到的情节恶劣的，如：1.一贯违反劳动纪律，违章作业；2.海事发生后，不进行抢救或见死不救；3.隐瞒事故真象；4.违章作业或违犯劳动纪律特别严重。危害后果严重的，如：1.造成船舶碰撞、触毁、焚毁；2.致使船舶需要停航较长时期大修者；3.致使人命死亡，人身重伤；4.致使货物损失较多者；5.有极大可能发生特别严重的恶果者等。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6期，1956年6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5.txt b/CCRD/3/6/8/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06b24b5b1129a392d2f147c603bc8dc4aa0ce9 --- /dev/null +++ b/CCRD/3/6/8/000015.txt @@ -0,0 +1,23 @@ +# 江苏不少社员要求退社公开提出自己收麦 + +　　【新华社南京4日讯】江苏省有的农业社社员最近要求退社，并且公开提出自己收麦。 + +　　海门县新华乡协力农业社的中心大队有60%的社员做好打麦场，准备自己收麦。联合第四农业社社员许玉科对社干说：“那个到我田里收麦，我就跟他拼命。”四甲全区目前要求退社的农民在三百户以上。吴县泥涯乡十一个农业社中有九十多户社员要求退社。 + +　　这些社员要求退社的原因，处理部分生产搞得不好的三类社社员思想不巩固外，主要是： + +　　1、有些去年秋后勉强入社的农民看到自己田里的小麦生长好，丰收有望，想退社自己收割。 + +　　2、怕自己夏季收入比去年减少，分到的麦子不够吃。 + +　　3、去年秋种后入社的农民，觉得麦子生产成本折算不合理，自己吃亏。 + +　　4、生活困难，由信用社贷不到款，向农业社借不到钱，又不准吃麦青。 + +　　5、看到干部有贪污、挪用公款行为，对社不满。 + +　　6、有的受了坏分子的挑拨离间。 + +　　有些社干部没有从具体问题着手解决退社问题，而是不加分析地骂要求退社的农民是落后分子，这就促使这一部分人更加坚决的要求退社。（周哲生）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6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6.txt b/CCRD/3/6/8/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b490e8a43de0a2b51274a8f768393bb0827e5b --- /dev/null +++ b/CCRD/3/6/8/000016.txt @@ -0,0 +1,19 @@ +# 沧县专区小麦丰收在望社员请愿自收 + +　　【新华社保定5日讯】河北省沧县专区的农业社正在进行小麦预分工作。 + +　　据预分试点社的估产情况看，今年全专区的小麦产量一般都比去年高。因此除麦田比较少的社以外，一般社都能保证90%以上的社员增加收入。 + +　　小麦预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 + +　　一、有些县、区干部认为夏季分配是“预分借支”，夏季分配不好还有秋季，忽视对小麦预分的具体领导；还有的觉得现在是高级社了，群众觉悟提高了，什么事都好办了，企图简单从事。在社干部中较普遍地认为夏收前办公、生产费用很块，夏收后应当“方便方便”，主张多扣少分；也有的认为现在是预分，多扣点没关系，等秋后再找齐好了。 + +　　二、由于小麦长的好，丰收在望，各县都有些社员活动小麦自收，个别的要求退社和破坏生产。东光县小刘乡联升社有三十多户社员要求小麦自收，并派代表到地委表示他们已把镰刀备妥，上级不准也要自收。这个县秦村社有四十多户社员到县请愿，要求小麦自收。还有的社员扬言谁割他的麦子他就跟谁拼命。村干部也和群众打成一片，与县、区干部避不见面。河间县有的麦子好的社员故意捣乱，想达到退社自收小麦的目的。 + +　　三、有不少社没有把副业、果园、菜园和小麦一起计算收入，只是分小麦；也有的社扣留开支过大，影响了社员增加收入。庆云县有十个社扣留开支占总收入的37%——55%，因而只有半数社员增加收入，造成社员思想混乱。 + +　　四、有的社对贯彻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原则作的不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 +　　五、有的社干部和会计贪污和多记工分。（邹子常）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6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7.txt b/CCRD/3/6/8/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2f8a9dbf2d5d29ccaf387b485dc1ad8d433489 --- /dev/null +++ b/CCRD/3/6/8/000017.txt @@ -0,0 +1,9 @@ +# 在夏收预分中干部强迫命令引起社员自杀 + +　　【新华社杭州15日讯】浙江省天台、新昌县部分乡村在夏收预分工作中，强迫命令严重，造成社员自杀事件三起。 + +　　天台县本来研究采用多种方法预分，但是上级强调统一预分，县委互助合作部副部长就决定：“不论高级社初级社，一定要统一预分，否则可以退社，但不能退钱。”下面干部就硬性执行。关岭乡召开干部会，通过党支部、团支部、村社干部三个会议的决议，一定要全乡农业社统一预分，干部回社后说：“谁春花自己收，谁就犯法”。关岭社一个副社长思想不通，跑到乡里要求自己收，没被批准，就投河自杀（被救）；这个社其它思想不通的社员也被召开会议打通思想，有八个社员因思想打不通被扣押到乡里，其中五人押了两天，三人押了三天，因此全社有两百多个社员四天不下田生产。三合乡一个初级社有一户手工业社员看到只能分到一百五十斤小麦后，坚持要自己收割，乡干部不批准，又不准他在会上发言，第二天他去收割自己的小麦又被干部阻止，因而上吊自杀。 + +　　新昌县部分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有一户社员因思想不通吃杀虫药自杀（被救）。（伊心恬）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6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8.txt b/CCRD/3/6/8/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312e7eba99a3af358d5fed81ba49c0a7213d7 --- /dev/null +++ b/CCRD/3/6/8/000018.txt @@ -0,0 +1,19 @@ +# 从农民黄汉中等被诬陷案件的审理经过吸取经验教训 + +　　<《法院工作简报》编辑部> + +　　本刊这期发表的“农民黄汉中等被诬陷一案得到了正确处理”一文，提供了深刻的经验教训。 + +　　许辉煌利用职权挟嫌陷害农民黄汉中等事件表明：为了自身私利，不惜诬陷劳动人民的行为，是国家法律所绝不容许的。许辉煌的罪行终于被揭发出来，受到国家的法律制裁，就是有力的证明。 + +　　许辉煌利用职权，挟嫌陷害好人的罪行得以实现，被告人等遭受了将近2年的冤狱，除了由于金区长的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外，正是由于霍山县人民法院审判工作存在着严重缺点和错误所造成。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做出正确公正的判决，最重要的是有真实可靠的事实作根据，也就是必须首先认真查对事实审查证据，充分作好调查研究工作。但并不是说任何一种方法的调查研究，都能够很容易地查明案件真实情况。霍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本案（据了解该县当时尚未设立检察院。），两次派人进行现场调查，两次都没有查明真象，就是由于两次调查都走错路了，调查人只是向检举破案的一方去调查，尤其错误的是把检举人许辉煌等当作了举证人，并且把许辉煌作为调查人，请他来共同调查，没有向被告人及当地群众进行调查，所以虽然是作了调查，还只是形式上的调查，同仅凭检举起诉材料，不作调查对证就下判决一模一样。显然这种不深入、不全面的调查方法是错误的，也是极端危险的，不仅不能查明案情真象，找出真实可靠的事实作为判处的根据，相反地，使有意诬陷好人的坏分子有机会捏造事实，供给伪证，使审判人员完全处于偏重一方的片面性的境地，也便很可能造成错案，冤屈好人。但当着该县人民法院第三次进行审判改变了这种错误的调查方法，进行了全面、深入地调查对证，向检举人一方面去调查，也向被告人一方面去调查，特别是依靠当地党、团组织的协助，向当地群众及与双方有关系的人中去调查，结果，查明了真象，案情大白，由此可见，调查方法正确与否，对于查明案情真象有着很大关系。 + +　　霍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本案过程中，在两次调查之前和调查以后，对检举起诉材料和调查来的材料都缺乏具体分析，也是发生错判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案被告人农民黄汉中等被控诉犯了反革命罪，这就需要首先研究黄汉中等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动机、目的何在，研究他们个人的和家庭的经济、政治情况，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研究分析他们同革命间的利害关系。研究他们的历史情况，有过或没有反革命行为。更重要的是研究检举他们现行活动的具体情节，是什么情形之下的什么活动，这种活动的现实可能性如何，是什么性质的活动。还要研究他们和检举人之间过去和现在的关系如何，是好的还是不好，检举人和被检举人平日为人品性如何，是好的还是不好，也要研究被告人等的坦白检讨书真实性如何，在什么情形之下坦白的，有或是没有被迫情形（特别是法院在第二次调查中，看见了检举人许辉煌“动员”本案关系人方敦明“坦白”的情形，更应该对坦白书的真实性加以研究。）等。所有这些案件中存在着的具体问题，完全应该作出实事求是的，而不是先入为主的，深入具体的分析判断，才不会停留在表面上，为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通过对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就有可能去伪存真，由表及里，步步深入地揭露案件的本来面目，找出主要矛盾所在。也才能够正确适用政策、法律，作出正确公正的恰如其分的判决。恰恰相反，本案审判人员在两次调查和判决中，对于这些具体问题，没有进行具体分析，调查前对案件中存在那些问题必须查对核实，应向那些方面和向什么人去调查，对于了解全面的真实的情况才有帮助，缺乏具体分析研究，表现了调查工作的很大的盲目性，调查后对于调查来的材料同样缺乏具体分析，形成了审判工作流于形式，以致没有通过审判活动，及早揭露许辉煌这种坏人坏事，依法予以制裁，也没有把国家对待劳动农民基于资本主义自发性质的某些落后言行，必须采取说服教育的方针政策，正确的适用于被告人等的身上。正是由于这样，造成了被告人等冤狱将近2年的恶果。直到最后，在当地党委和上级人民法院正确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正确的工作方法，案件平反了，错误纠正了。由此证明，审判人员在审判工作中认真贯彻执行“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的基本原则，克服脱离实际盲目的片面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依照深入地全面地调查研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指导原则进行审判工作，就有可能避免或减少工作中的错误，既或遇到复杂的疑难的案件，也是不难作出正确公正的判决的。 + +　　应该说，像霍山县人民法院审理本案两次调查、两次错判的现象，在各地人民法院虽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也还不是唯一的。正因为是这样，吸取本案审判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就具有普遍意义。 + +　　本案经过上级人民法院三次发还更审三次都更换了审判员，最后得到了正确判决。充分说明一、二审法院审理案件，都是应该对案件的全部事实情节负责任。有了确实可靠的事实作根据，才能正确适用法律法令，贯彻执行政策，也只有这样，才符合正确、合法、及时的原则。 + +　　审理本案的经验教训是丰富的深刻的。霍山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绝不是偶然现象。它是和某些审判人员的政策、业务水平不高、政治责任心不强密切关联的（霍山县人民法院第一、二两次承办本案的审判员，应切实吸取本案的审判经验和教训，以求改进。）这一事件再次证明了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指出的必须提高审判工作质量，和“事实是根据，法律是准绳”原则的正确性。各地人民法院传达学习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文件，进行检查工作时，应结合本案进行讨论，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把第三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精神认真贯彻到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去，切实提高审判工作质量。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7期，1956年7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19.txt b/CCRD/3/6/8/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70ad8800e81615d35cb74c25bfa478397d5dd6 --- /dev/null +++ b/CCRD/3/6/8/000019.txt @@ -0,0 +1,31 @@ +# 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关于对匿名者来信处理情况的报告 + +　　（市委并省委办公厅：） + +　　根据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关于检查总结匿名者来信处理情况”的通知，我们除通知有关单位作了书面检查、总结外，并召集了太原钢铁厂、太原工程局第六工程处、市公安局等8个单位进行了座谈，有重点地深入了解了这方面的情况。兹将我市市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直属厂矿、基建、财贸等21个单位1955年1月至1956年4月的匿名来信处理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 +　　（一）一年多来，据市委办公室、市级机关、直属厂矿、基建、财贸等21个单位不完全的统计，共受理了人民来信5,400件，其中匿名来信有810件，约占来信总数的15％。这些匿名来信中，有上级机关和外地转来的250件，各单位直接收到的560件。从来信者所揭发的问题和字迹上分析、判断，约有17％是来自国家工作人员，约有83％是来自工人和其他群众。从揭发的问题性质上来看，属于揭发领导官僚主义、压制民主、不关心职工疾苦的210件；揭发国家工作人员作风不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220件；检举反革命分子、流氓盗匪的299件；反映工资不合理和其他问题的81件。这些匿名来信所揭发的问题，基本上属实的714件，占匿名来信总数的88％；部分属实的72件，占匿名来信总数的9％；完全失实和捏造、陷害的有24件，占匿名来信总数的3％。大多数单位对这些来信都及时地进行了调查和处理，一般都做到了“件件有交代，案案有着落”。处理的方法大致有：（1）对揭发和反映属实的匿名来信，调查处理后，利用黑板报公开宣布处理结果。如太原水泥厂建立了“人民来信专用黑板报”，主要是用于对匿名来信进行公开答复，以推动工作和教育群众，并能使来信人知道他所反映的问题已得到解决。（2）凡能够辨认出来信者的匿名信，在不暴露来信人姓名的原则下找本人订对事实，征求意见，并在处理后直接答复本人。如二四七厂党委曾接到反映12车间工段长侯克立官僚主义的匿名信，但反映内容不够具体，经分析后，知道是工人曾宪晋的来信，遂找本人谈话，对正了事实，使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来信人非常满意。（3）对反映失实的则不作处理和答复，其中有参考价值的转有关部门参考。如有人匿名向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检举第二联合医院调剂员崔子安有贪污，经调查不是事实，只是崔在历史上曾有过贪污行为。此信已转有关单位参考。（4）对一些有意捏造事实，诬蔑、陷害好人的匿名信，即交保卫部门调查处理。如河北省曲阳县一匿名者向市委办公室来信，检举市零售公司干部张洪珍在去年回河北省曲阳葬埋他父亲时，曾冒充共产党员，向群众散布过“毛主席率领全国人民投降苏联”、“蒋介石有回北京任主席的一天”等反革命谣言。我们将此信转到该公司党组织后，经保卫科再三调查订正，证实检举材料完全是捏造、陷害。后经当地有关部门查清，原是检举人与张洪珍女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存心陷害。问题弄清后，诬告者已受到当地政府的制裁。 + +　　（二）很多匿名来信，经过调查处理，对推动生产，改进干部作风、纯洁党组织，协助政府保护好人和肃清反革命分子，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 + +　　（1）多数匿名来信，揭发了生产中和当前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如匿名者揭发太原钢铁厂驻五台采矿组的领导人阎志英。对工作不负责任。有严重的官僚主义，致使生产管理员张连登不管生产，乱搞两性关系，无故旷工。由于领导者的作风不正，致使工人中违犯劳动纪律的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工人为了多赚工资（计件工），漫山乱找矿石，那里好开在那里开，不仅给有计划开采造成了严重的困难，而且给国家造成了无法计算的损失。经群众匿名揭发后，太原钢铁厂派人作了调查处理，调换了组长阎志英，给了张连登撤职处分，并整顿了机构，恢复了正常生产。又如二四七厂职工医院匿名者来信，揭发了该院长期积压着医疗器械91种、病人用的钢丝床和被褥、衣裤等物1,300多件，共折人民币96,400多元；还多余着医务、勤杂人员25名，按每人每月平均工资40元计算，每月即浪费1,000元。这一长期积压的巨大浪费，经群众匿名揭发后，经检查完全属实，二四七厂领导上遂将积压的医疗设备和多余的医务人员大部调整给各兄弟厂矿。这样不仅克服了该厂医院的积压和浪费现象，而且还帮助某些厂矿克服了医务工作方面人力、物力不足的困难。太原市器材公司与省器材公司在1955年合并时，由于市公司没有接到正式指示就盲目地将铁、木器材等厂与省公司合并，后来又分开，以致造成了大量窝工，损失约达160,000余元。这些问题被揭发后，监察厅即进行了检查和处理。市运输公司领导上对干部吴希文使用不当，在24个月内就调动了6次，调换过12种工作，对其他干部也不能人尽其才地合理使用。经揭发后，该公司领导干部认真地作了检查，纠正了干部政策上的偏向。 + +　　（2）匿名来信还揭发了不少单位的某些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作风不好和违法乱纪的行为。如北城区尖草坪党支部书记王富春，他儿子走后不退户口，多领了五个月的粮食，经群众匿名检举后，王作了检讨，并受到党的纪律处分。又如太原水泥厂福利科干部张谦亨（党员），因与方宝琦有私人成见，就利用职权对对方进行报复，擅自增加了方宝琦的房租，并在方结婚时故意不给方分配房子。经揭发后，才将增加的部分房租退给了方宝琦（但对张谦亨本人直到现在仍未作最后的处理）。万柏林区区干部马佩亭，利用干部职权乱向群众和农业社借钱达50多元，群众再三讨要，他也不还，经群众匿名揭发后，领导上对马进行了批评教育，归还了群众借款，挽回了不良影响。 + +　　（3）匿名来信还检举了反革命分子、流氓盗匪和混入党内的一些坏分子。这些来信给社会镇反工作和纯洁党的组织都提供了极宝贵的材料。如太原市公安局所受理的155件匿名来信中，检举反革命分子和流氓盗匪的就有106件，其中如畏罪潜逃在本市以经营煤炭作掩护而隐匿了数年之久的反革命分子刘胜长、一贯流氓成性民愤极大的坏分子孟增山等四名，都是经群众匿名检举后，逮捕法办的。又如原太原工程局二公司杨建中，曾任阎匪连长，敲诈勒索，欺压人民，解放后隐瞒了过去的罪恶，混进了党内，并骗得了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当杨在天津俄文训练班学习俄文和准备出国的时候，被群众匿名检举出来，该公司领导上及时订正了杨的材料，将杨调回，并清除出党。晋源区杏坪村村主任、治安员武同亨（共产党员），曾包庇血债反革命分子陈根富（阎匪复仇队的便衣），并严重地违犯粮食政策，经群众匿名检举后，被开除了党籍。 + +　　（三）许多事实证明，匿名来信所揭发的问题，大多数都是属实的，多数来信者的出发点也是正确的。但为什么不敢具名呢？主要有以下原因： + +　　（1）某些单位和某些干部还存在着较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民主的作风，不少人害怕报复，这是不敢具名的主要原因。如太原工程局第六工程处榆次第225工段党支部书记刘玉泉，接到党总支转去揭发他不深入工地、旷工等问题的匿名来信后，刘从字迹中看出是团支部书记侯培德写的，即给党总支写信说：“我看到对我的一封无名检举信，我是万分的愤恼”、“这样无缝下蛆，笔尖下的强盗，我是不能容忍的”、“我要求领导上必须对这件丧天害理的事情，作慎重的处理”。该工程处党委对刘的恶劣态度，已进行了批评和教育。太原钢铁厂技术监督站站长王殿英见到匿名揭发该站“人浮于事”的来信后，气愤地说：“这一定是那个赖鬼温天宏（工人）写的”，于是就在群众中进行布置，并指使工人宁玉林给温捏造事实，搜集温的缺点和群众对温的意见，接着就开会斗争，并当场拿出匿名来信质问温天宏，对温施以打击报复。会后又由技术监督科根据会上群众发言的记录，整理了所谓“七条处分根据”，将温天宏由二级技术工降为二级劳力工，工资由185分降为153分。温天宏遭受打击报复后，在1955年9月又向市委控诉王殿英。太原钢铁厂党委正对王殿英等有关人员进行检查处理。对温天宏已恢复了原来的工作。此外，还有些同志认为“来信不具名，拖延积压也无妨”，或者随便把检举信交给被检举人。因而，群众不愿公开具名检举，“怕问题得不到及时的正确的解决，反而遭到报复”，是很自然的。 + +　　（2）有些匿名者来信反映的问题虽是正确的，但因牵连个人在内，怕领导上说他是“闹个人主义”，也不愿具名。如市人民银行有人匿名反映干部集体宿舍设备不好；市粮食局工人匿名反映该局发烤火费不合理等问题，经调查都是事实，但又与来信者个人有关，所以他们不愿具名。也有的怕影响个人名誉，如市立第二人民医院一个女护士向市公安局控诉大流氓王益麟污辱了她，因与本人名誉有关，不具名。还有的是对问题了解不全面，或只是听别人反映和看到一些表面现象，就写信揭发，怕调查处理时找本人订对材料，怕负责任。 + +　　（3）确有些品质恶劣或别有用心的分子，利用匿名信件陷害好人或造谣生事，他们不敢具名也是很自然的。如太原钢铁厂子弟学校教员郭培道（品质恶劣），为了达到其提高自己、打击别人的目的，便捏造是非，指使学生匿名写信，检举该校校长张国梁在校内搞私人拉拢等问题，经调查，完全是捏造。247厂开除了数次偷盗屡教不改的侯整基后，我们曾连接到反映开除侯整基“不合理”的两件匿名信和一件44人的联名信，经调查订正，证实这些信件都是侯亲手捏造，群众并不知道。247厂对侯整基问题的处理也是完全正确的。 + +　　（四）经过对一年多来匿名者来信处理情况的初步检查。我们有以下几点体会和意见： + +　　（1）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和人民群众主人翁责…… + +　　 1956年7月13日 + +　　来源：四川省委办公厅四川省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会议参考文件，四川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0.txt b/CCRD/3/6/8/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9f7a23c2f7fb02db07bc299c5d24f83a032842 --- /dev/null +++ b/CCRD/3/6/8/000020.txt @@ -0,0 +1,167 @@ +#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 + +　　（摘自Н.Г.苏达利科夫的工作日记） + +　　（1956年8月25日） + +　　（第707号） + +　　（机密） + +　　（文本第1份） + +## 同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的会谈记录 + +## 1956.07.26 + +　　平杰三来访，同他就中国统一战线问题和民主党派的工作进行了会谈。在交谈的过程中平杰三说道： + +　　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除了农工党，其他民主党派都是不久前成立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农民主党成立于1927年。最初被称为“第三党”，然后是“革命同盟”。 + +　　现今有8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的党员人数不是很多：1956年5月底它们共计有45987人，各党派党员人数分别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数据是1956年4月底的，其余党派的数据是1956年5月底的）： + +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7803人 + +　　中国民主同盟——18036人 + +　　民主建国会——12921人 + +　　民主促进会——2330人 + +　　农工党——3016人 + +　　致公党——120人 + +　　九三学社——1607人 +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154人。 + +　　尽管人数少，但是这些党派在特定居民阶层中有很大影响，它们很好地反映了他们的观点和利益。主要是，为了这些党派进行合法斗争，就各种问题和我们讨论，并发表他们这一阶层的观点，在那里我们很难施加自己的影响。 + +　　平杰三提出了民主党派党员的特征。民主建国会——这是“典型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超过70％的党员是资本家及其代理人，而余下的是与资本家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代表，包括工程师、技术员和在部分工业商贸企业工作的人。 + +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是由前国民党活动家、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员和国民党军队代表组成，还有其他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人。 + +　　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农工党主要是高素质的老知识分子，这些党派“按照这些人的职业特征进行划分”。比如，民主同盟成员是大学里的教授-教师；民主促进会成员是大学老教师、中小学校长、印刷业工作人员；农工党成员里没有一个农民和工人，他们吸纳的是中西医医生，而且吸收这类专门的人才是中共中央最近向农工党建议的。致公党——这个党主要包括回到祖国的中国侨民。有别于以前的是，该党在国外的中国侨民中进行工作。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创建于台湾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时期，是台湾岛居民的政治组织。 + +　　在解放前，民主党派人数相对很少，当时他们中最大的一个党是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解放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清洗，他们的党员人数还要更少。只是从1952年起出现转折，当时这些党正处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恢复接收新党员工作后，至今都在继续这一工作。 + +　　民主党派人数急剧增长的新阶段始于1955年末，特别是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涨时期。这一时期民主同盟、九三学社、民主建国会和农工党的人数急剧增长。九三学社在最近3个月内增长了700人，目前共计约2000人。民主建国会从今年4月到现在增长了4000人，到7月底共计有17000人。其他党派也适当地增加了。除了致公党和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 +　　中央委员会就统一战线的工作提出，在下半年民主党派将有持续的极大增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8个民主党派的人数增长进程如下： + +　　1950年末——9790人 + +　　1952年6月末——24880人 + +　　1954年4月末——38000人 + +　　1956年4月末——大约45000人 + +　　1956年末——估计8000人 + +　　平杰三表示，中共不担心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相反，希望它增长。这首先是因为，工人阶级拥有很大的力量。它的党——中国共产党——共计有900万人，共青团有1200万人；第二，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形成了坚固的联盟；第三，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增长，现今已在国家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因此民主党派人数的增长不会有任何危险。因此我们帮助他们巩固，他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相互帮助基于深刻的历史根源，即中共和民主党派在统一战线这一框架内早已有之的合作。 + +　　正如上文所指出的，民主党派创建于抗日战争时期。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爱国斗争的基础上，他们参加了中共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总体上，所有的民主党派都遵循和中共一致的立场，表示反对蒋介石独裁。同时他们也存在着和中共政策不一致的地方。在一些党派中部分党员在寻找着第三条、中间道路。但中共的政策和另一方面，即国民党的镇压措施消除了走第三条道路可能性的幻想。解散积极斗争、反对蒋介石的民盟是重大教训。经受了反动派对自己的压迫，民主党派明白了，第三条道路是不可能的，开始转向中共一方。1948年5月1日人民解放军对民主党派公开号召，极大地影响到了民主党派关于第三条道路可能性观点的破产。他们的代表来到中国解放区，并完全转向中共。所谓的民族社会党和中国青年党除外，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买办和助手，至今都在与蒋介石合作。 + +　　1949年后，与中共继续合作的民主党派，迈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时期。 + +　　问题是，为什么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民主党派，会给自己选择了一条中共所走的道路，也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民主党派的绝大多数群众没有考虑走向资本主义。其中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包括它没有力量来实施自己的资产阶级纲领。在革命胜利后，之前被压迫的资产阶级获得了生存的可能性。中共关心资产阶级需要和生存利益的政策——财政援助，保证工作，支付保证利息等，发挥了良好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国际威信的增长，都对资产阶级的立场和学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影响到民主党派的行为。 + +　　民主党派接受了中共的领导，服从它，并和中共走一条道路。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了他们组织的独立性，不仅在政治关系中保持自由，而且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这反映在自愿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有权从中退出，有权自主，没有外来干涉，有权选择自己的组织形式，选择自己的机关等等。参加实践、政治和社会活动，他们有自由表达任何观点并提出任何建议的权利。 + +　　在政治方面，民主党派党员的成分是复杂的。在民主活动家中被分为以下三类：（1）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进步分子；（2）那些只在口头上拥护社会主义和中共措施的人，而在他们心里则是反对的，他们不赞同中共的措施，有时会施加阻力；（3）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是中立派，顺势而为，落后分子。但是在民主党派内部进步分子在增长，落后分子在减少。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本身的社会面貌继续在改变，最终他们将会成为劳动者。经过2-3年，资产阶级将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知识分子也会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所有这些将给民主党派带来一定的影响。中共考虑到最近民主党派的社会成分在发生变化，并在这个基础上建设与它们的相互关系。 + +　　1956年5月，中共在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中提出了新的政治方针，即“中共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中共这一新路线的出发点是民主党派应该存在多久，共产党就存在多久。这一路线使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并得到了民主党派人士的一致赞同。 + +　　平杰三对这一问题作了一些解释。 + +　　关于共存。中共关于几个党共存的新方针的提出，考虑到了一系列因素、主要形式和国内政治。 + +　　第一，存在使这些党生存的客观的社会基础。不可以消灭这些党，只要它们还有自己存在的客观社会基础。关于对待民主党派的态度问题，直接与对待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问题相联系。考虑到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我们不能同时剥夺它的资产，而是要逐渐赎回它；对待资产阶级本身，我们采取了和平改造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基础是对资本家的改造并使他们成为劳动者。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民主党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中国共产党希望民主党派存在，并发挥积极的作用。 + +　　最近很多民主活动家开始认为，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们担心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当今，平杰三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没有区别的），民主党派将很快被消灭。中共提出的新方针消除了这种危险，表示同他们合作，同非中共党员合作，这是共产党不变的方针，只要中共自己存在，就会保持这一方针。 + +　　第二，民主党派的存在也是由于他们与各阶层人民的联系相对广泛，能反映他们的观点和倾向，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确定情况，提供准确制订必要措施的可能性，更快地注意到成功的迹象，因为民主党派首先关注的是我们的缺点。 + +　　第三，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可以说，中国与民主党派的存在一点都没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不同的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形式是很多的，由此每一个国家不同的具体条件，提供了以不同方式解决多党存在问题的基础。苏联在只有一个党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过渡时期，我们提出了和平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因此中共和民主党派走向共存，也就是保持多党制。我们认为，在中国的条件下，在中共的领导下，多党制是必须的。 + +　　从其社会成分的观点出发，平杰三说，民主党派现在也正经历特殊的过渡时期。随着资产阶级社会地位的改变，民主党派的社会面貌和特点也在发生改变：他们正在由资产阶级政党变为劳动人民的党。但是，甚至在这种条件下，民主党派也会保留。我们认为，从觉悟方面来说，社会意识不同阶层的人总是停留在不同的层次，何况，民主党派的存在仍有基础，作为政党，它们反映了政治觉悟处在不同水平上的人的情绪和要求。 + +　　关于相互监督。说到相互监督，我们的意见是，首先，不同的党有提出不同观点，或者采取不同的政治措施的自由。批评中共和政府的行为，指出他们的实践工作中的不足和错误——这是民主党派监督中共和政府的重要形式，以帮助他们及时纠正失误和错误。提出相互监督的方针，首先是监督中共，我们考虑到民主党派支持中共的政策，尽管在实施这一政策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了不同阶层人的地位的独特性。中共干部经常掩盖不足，或者不能适时纠正它，而民主党派则能更早地指出这些不足，更快地提出这些不足进行讨论。平杰三说，通常，对于这个或那个问题，在中共成员内部没有进行特别尖锐的讨论就很顺利地解决了。但是，当问题被拿到政协组织中和民主党派讨论时，就会有很多修正意见、补充、具体的建议等等。比如，根据傅作义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补充了关于接受已转向人民一方的前国民党军人加入合作社，并给他们分配土地的内容。还有一个例子： + +　　在赞成统购统销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指出，比如，农民留给自己很少的粮食，在个别情况下，他们由于这个原因而挨饿。在支持镇压反革命的政策的同时，民主活动家同时也指出存在着破坏法制的事实，如不遵守司法程序就逮捕、跟踪等等。在不久前刚刚结束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上，民主党派代表就司法机关、贸易部和农业部等诸多部门的工作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和建议具有很大的实际价值。 + +　　考虑到这些，中共在施行自己政策的时候变得更加聪明和谨慎。 + +　　长期共存和互相监督——这是一个政策方针的两个方面。共存的意义可以归结为，中共领导民主党派，民主党派监督中共的活动，只有在共存的情况下才可以确保那样的监督。民主党派完全赞同中共中央提出的新方针，同时它消除了之前对民主党派继续存在的担心。应该指出，如果说中共领导干部对中共新方针的正确性已有统一的看法，那么下面的干部暂时对其实质的理解还不够。因此，在对新方针的解释方面有许多工作要做。 + +　　平杰三说，无产阶级专政不仅仅有积极的方面，还有自己不利的一面。中共和一些民主党派的共存可以促进消除一党制度固有的很多不足。一党制显然不一定必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它可以在几个党共存的情况下顺利实施，但要在中共对他们的领导下进行。这就是我们所持的看法，这一看法源于经验和中国的具体条件。 + +　　平杰三指出，中共和民主党派的联盟就其实质来说，会使人想到苏联的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间的联盟。 + +　　平杰三回答了在谈话过程中向他提出的很多问题： + +　　1.关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民主党派成员的数量问题。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总共有代表1226人，其中668人是中共党员，274人是民主党派人士，284人是无党派人士。 + +　　2.关于在中央和地方权力机构和机关中民主党派人士的数量。 + +　　平杰三说，民主党派人士占中央机关领导和部长总人数的1/3。民主党派人士有“16人”，领导以下各部和机关： + +　　史良，民盟，司法部部长 + +　　章伯钧，民盟，交通部部长 + +　　章乃器，民主建国会，粮食部部长 + +　　李德全，无党派人士，卫生部部长 + +　　傅作义，无党派人士，水利部部长 + +　　张奚若，无党派人士，教育部部长 + +　　许德珩，九三学社，水产部部长 + +　　罗隆基，民盟，森林工业部部长 + +　　李烛尘，民主建国会，食品工业部部长 + +　　朱学范，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邮电部部长 + +　　何香凝，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 + +　　蒋光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纺织工业部部长 + +　　梁希，九三学社，林业部部长 + +　　李四光，无党派人士，地质部部长 + +　　沙千里，民主建国会，轻工业部部长 + +　　沈雁冰，无党派人士，文化部部长 + +　　在副部长和机关领导副职中，民主党派人士占18.7％。 + +　　在省级人民委员会的22名省长中有2名（湖南省和广西省）是民主党派（均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将近3000名民主党派代表担任副省长、各省局机关的负责人和副的负责人，中共党员大约有12000人。中共中央的考虑是，地方政权机构和机关的工作人员中，大概25％－30％应当是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人士。 + +　　3.关于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的工作。在民主党派中每一个党里，都有共产党员，它们的数量不是特别多，总共不超过600－700人。出于策略上的目的，中共中央对那些在民主党派中的共产党员的指示是，他们的任务是帮助这些党，而不是在那里“监督”，否则他们将失掉威信并处于隔离状态。 + +　　4.关于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中共。最近一部分民主党派人士加入了中共。从今年2月到5月，大约有50名来自九三学社的成员被接受加入中共，来自民盟的有150人。他们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代表。 + +　　谈话结束时平杰三说，在统一战线过去和现在的工作中有很多不足和错误，中共将逐渐揭露并消除它。 + +　　我们所有人都感谢平杰三同志，约定最近进行下次会面，以便再次谈谈中共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些问题。 + +　　参加谈话的有苏联大使馆人员杜布罗夫斯基和达维多夫同志。 + +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Н.苏达利科夫 + +　　手写批注： + +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对中国的工作。已经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 + +　　 И.谢尔巴科夫1956年10月21日 + +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1955.8—1956.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1.txt b/CCRD/3/6/8/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875df294a323e98ba954bbab8089f288df37fa --- /dev/null +++ b/CCRD/3/6/8/000021.txt @@ -0,0 +1,9 @@ +# 关于修正《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中第六、七条的决议 + +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草案）自今年2月经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批准施行以来，迄今7月已在凉山彝山族自治州实现了三分之二的地区的民主改革任务，并获得了广大彝族劳动人民的衷心拥护和多数民族上层人士的赞助。事实证明这个“实施方法”是正确的，完全符合于广大彝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发展生产、巩固民族团结，进一步发展彝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使凉山彝族得以跻于先进民族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社会的。 + +　　但为了在今后民主改革中采取对奴隶主更为宽大的政策和更为和缓的办法，胜利完成民主改革。经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讨论通过，决定对《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中第六、七条作如下修正： + +　　一、《民主改革实施办法》中第6条“没收奴隶主的土地并征收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但奴隶主的其他财产依法予以保留。”修正为“没收奴隶主的土地，并征购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奴隶主的其他财产依法予以保留。”但为了照顾全区三分之二地区已经实行了民主改革的实际情况，已经完成民主改革的地区和已经过调剂土地的地区，按照原《民主改革实施办法》征收与征购了奴隶主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者，一律不予退还，如奴隶主在生产、生活上有困难者，人民政府应予以适当补助，帮助其解决困难问题。今后进行民主改革的地区，照上述修正之规定执行。 + +　　二、《民主改革实施办法》中第7条“对于已参加主要劳动的黑彝奴隶主及占有3个以上锅庄娃子和3户以上安家娃子，但是参加主要劳动的白彝奴隶主，其多余土地应予征收，对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则予以征购。其他财产保留不动，并给予选举权”的规定取消。今后在实施民主改革中，对上述这部分人即划为劳动者成分，按劳动者对待，不再划为奴隶主。已经完成民主改革的地区改变其成分，但已经征购了的财产不予退还，如其生产中有困难者由政府酌情予以帮助解决。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2.txt b/CCRD/3/6/8/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b795ee3847af4b306149761140e875803b7370 --- /dev/null +++ b/CCRD/3/6/8/000022.txt @@ -0,0 +1,15 @@ +# 不可偏听一面之词（本文根据赵华伯同志来稿改写） + +　　青海省民和县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决书上写着：“被告人马永光，解放后对我政府不满，造谣破坏，辱骂领袖，煽惑群众，进行反革命活动，并破坏棉布供应计划及征集补充兵员工作。关押后，在审讯中狡猾抵赖，抗拒交代，似此坚决的反革命分子，应予从严惩治”。“判处徒刑8年。” + +　　被告人马永光不服这个判决，提起上诉。上诉审法院在审理这个案件时发现被告人没有供认任何罪行；有4份调查证明材料，全是一个人反映的。这个证人就是被告人参加的农业合作社的社长马永德，他与被告人是同宗。马永德最后一次写的证明材料中有这样几段话：“1955年2月间，马永光和我吵过2次架，很长时间不说话，以后我亲自找他说话，才和好了”。接着往下又写道：“我给公安局反映情况时说过，马永光造谣，说八二军马继元（在逃的反革命分子）带100多架飞机去草地，XXX打发班禅和平投降去了。这话不是马永光说的，是我听别人说的，因为马永光在社里把我打击两次，我就给公安局反映是他说的，想叫把他改造几天”。马永德这段证言分明是说，马永光案有诬告情形。上诉审据此交代民和县人民法院再作调查。县法院派了一个书记员去作调查对证，这位书记员和原检举人马永德谈了一次话就回来了，调查报告说：“原判决事实正确”。上诉审疑惑调查不全面，于是派负责同志协同该县人民法院付院长亲自进行调查。经过向社内、外群众了解，据群众反映： + +　　马永光是民和县享堂区马厂塬中庄村人，65岁，下中农。解放前一贯从事农业劳动。解放后，经过农村各项社会改革运动，思想觉悟不断提高，是个积极分子。1954年征集补充兵员时，他领着自己的儿子带头报名参军，在村里积极向群众作宣传。他还在征集补充兵员的动员大会上讲了话，戴了光荣花，1955年2月间，积极参加了农业合作社，对社内生产很关心，并能向社的领导干部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批评。 + +　　调查人又找马永德作了一次调查，据马永德说，事情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了！经他证实事情的经过原来是这样：社员马永光是社的积极分子。1955年2月里，有一天马永光看见一些青年社员没有出工，在村里玩扑克牌，社长马永德也在玩，马永光就当着大家批评马永德说：“你当社长，社员们不好好劳动，你也打扑克玩，娃娃们（指青年）不干活，你怎样领导呢？”马永德对这样善意的正确的批评虽无话可说，可是他却认为马永光不该当着众人的面说他的不是，使他丢了脸，认为马永光思想有问题，便想整一整马永光，于是就捏造了一些事实要想把马永光“改造几天”。但是他却一点也没有料想到马永光会被判处8年徒刑，并且已经关押4个多月还没结果。马永德说在马永光被捕后，心里就觉得不对劲，法院找他对证时，他曾声明说，检举的事实有一部分不真实，是自己对马永光有成见。可是没有敢说全部都是假的，顾虑自己是个社长，怕认了错要受处分，当不成社长，当马永光被判了8年徒刑后，他心里更加恐慌不安，这次调查人找他谈话，他觉得再不能欺骗下去了，便一五一十的把真象吐露出来了。 + +　　上诉审撤销了民和县人民法院的原判决，判决马永光无罪释放。 + +　　这件案件的发生，原来只不过是出于社长马永德“拒绝批评”的一种手法。但是马永光罪状的构成，却远不是马永德一个人的非法行为所能造成的，它是借助于民和县公安人员特别是人民法院承办本案的审判人员工作中所犯错误的结果，这种错误就是“偏听了一面之词”。审判工作“偏听一面”，就有了剥夺被告人辩护权利的违法性质，马永光的人身自由之所以无辜被侵犯，就是审判人员“偏听一面”的直接后果。由此可见，农业社社长马永德由于沾染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狭隘报复思想，发生了诬告好人的非法行为，挫伤了社员积极分子的积极性，也使合作社的生产受到了损失，危害后果是严重的；而审判人员审判案件时偏听偏信，不实事求是的弄清是非轻重，犯了片面性、主观性的错误，以致把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当作了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来镇压，其错误的性质和危害后果就更加严重得多。审判人员必须以此为戒（本文根据赵华伯同志来稿改写）。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9期，1956年9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3.txt b/CCRD/3/6/8/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b5eaabcd778536d70ce4cc8a0cad57e624e37c --- /dev/null +++ b/CCRD/3/6/8/000023.txt @@ -0,0 +1,119 @@ +#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 + +　　为了发展生产，巩固民族团结，进一步发展彝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使凉山彝族得以跻于先进民族行列，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精神和凉山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办法。 + +## 第一章 总则 + +　　第一条 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合作化运动创造有利条件。 + +## 第二章 解放奴隶 + +　　第二条 废除奴隶主的特权，解放奴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保护奴隶、半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人身自由和各种基本权利。 + +　　严禁抓枪、买卖、虐待、残杀娃子，违者依法惩处。 + +　　废除抽调“安家”和“曲诺”的子女当“锅庄”娃子及“陪嫁”等制度。 + +　　废除奴隶主加于奴隶、半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的各种无偿劳役制度。 + +　　废除奴隶主以婚、丧、年节、疾病及其他各种借口加于劳动人民的敲诈勒索和“吃绝业”等制度。 + +　　严禁冤家械斗，并废除奴隶主在冤家械斗中加于劳动人民的权力、物力等负担制度。对于已经调解、尚未交清的冤家械斗赔偿费，一律免交。 + +　　第三条 废除奴隶主的高利贷及其“杂布达”等剥削制度。 + +　　第四条 劳动人民对奴隶主的欠租一律免交。 + +　　第五条 帮助解放了的奴隶安家立业，发展生产。在尚未没收与分配土地以前，奴隶主无力耕种之多余土地，应调剂给奴隶或半奴隶耕种。奴隶主占有的荒地，得由奴隶、半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自由开垦。所有调剂之土地和开垦之荒地，一律免交地租，实行谁种谁收。 + +## 第三章 土地的没收和征收 + +　　第六条 没收奴隶主的土地，并征收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但奴隶主的其他财产依法予以保留。 + +　　第七条 对于已参加主要劳动的黑彝奴隶主及占有三个以上锅庄娃子或三户以上安家娃子，但是参加主要劳动的白彝奴隶主，其多余土地，应予征收，多余的粮食、耕畜、农具、房屋应予征购。 + +　　第八条 本人参加主要劳动，占有两个以上锅庄娃子或两户以上安家姓子的白彝，应按劳动人民对待，采取坚决团结政策，除解放其占有的奴隶外，其所有土地及其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律保护。 + +　　第九条 革命军人、烈士家属、工人、职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因从事其他职业或因缺乏劳动力而出租小量土地，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数百分之二百者（例：如当地每人平均为三亩，本户每人平均土地不超过六亩者）均保留不动。超过此标准者，得征收其超过部分的土地。如该项土地确系以其本人劳动所得购买者或系鳏、寡、孤、独、残疾人等依靠该项土地维生者，其每人平均所有土地数量虽超过百分之二百，亦得酌情予以照顾。 + +　　第十条 劳动人民的土地及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依然加以保护，任何人不得侵犯。劳动人民内部的租佃、债务等关系，一般维持原约定，如发生纠纷时应本团结互让原则，协商调处之。 + +　　第十一条 火葬场以及该场地上的树木，不得没收分配，作为该乡人民集体所有制，由乡人民委员会管理。 + +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规定所有应加以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及征收的耕畜、农具、房屋、粮食等，自一九五六年一月一日起，如以出卖、出典、赠送或其他方式转移分散者，一律无效。此项土地应计入分配土地的数目之内。 + +## 第四章 土地的分配 + +　　第十三条 所有没收、征收的土地及征收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均由乡劳动人民协会接收，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奴隶、半奴隶和贫苦劳动人民所有。对于奴隶主或其他非劳动人民亦应分给同样一份土地，但不得荒芜，不得出卖、出租或转让。 + +　　第十四条 分配土地以乡或乡以下的适当居民区为单位，在原耕基础上，根据数量（习惯面积）、质量及位置远近，用抽补调整的方法按人口统一分配之。但区或县的劳动人民协会得在各乡适当的居民区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乡与乡之间的交错土地，原属何地劳动人民耕种者，原则上仍划给何地分配。 + +　　第十五条 在原耕基础上分配土地时，原耕贫苦劳动人民自有的土地（包括解放后开垦的荒地在内），不得抽出分配。原耕劳动人民租入的土地抽出分配时，应首先给原耕户以适当照顾。 + +　　第十六条 在分配土地时，对于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如下： + +　　（一）只有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奴隶、半奴隶及其他劳动人民得分给多于一口人或两口人的土地。 + +　　（二）兼营农业的手工业工人应酌情分给部分土地。 + +　　（三）烈士家属（烈士本人应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及人民解放军、荣誉军人、复员军人、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包含随军家属在内），均应分给与劳动人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但人民解放军的军官，人民政府、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得视其薪资所得及其他收入的多少与其对于家庭生活所能维持的程度，而酌情少分或不分。 + +　　（四）迷信职业者（毕摩）、游民得分给与劳动人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并应加强监督其生产。 + +　　（五）奴隶的家属来凉山安家者，得分给与当地劳动人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 + +　　（六）业经人民政府确定为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及坚决破坏民主改革的犯罪分子，不得分给土地；其家属未参加犯罪行为者应分给与劳动人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 + +　　第十七条 分配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时，应适当照顾锅庄娃子安家和组织互助合作社的需要。 + +　　第十八条 分配土地时，得以乡为单位，根据本乡土地情况，酌情留出小量土地，以备本乡情况不明的外出户和逃亡户回乡耕种，或作本乡土地调剂之用。此项土地暂由人民政府管理，租给劳动人民耕种。但所留土地最多不能超过本乡土地总数的百分之二。 + +　　第十九条 分配土地时，县以上人民委员会得根据当地土地情况，酌情划出一部分土地，作为县的农业试验场之用。此项土地在未举办农场以前，可租给劳动人民耕种。 + +## 第五章 特殊土地问题的处理 + +　　第二十条 没收和征收的山林、果园、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应按适当比例，折合普通土地统一分配。为利于生产，应尽先分给原从事此项生产的农民。分得此项土地者，可少分或不分普通耕地。其分配不利于经营者，得由当地人民委员会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并合理经营之。 + +　　第二十一条 在分配土地中，原土地上之果木及其他经济林木，应随地分配，不得破坏。没收和征收之小型水利，可以分配者应随地分配，其不宜分配者，得由当地人民委员会根据原有习惯，予以民主管理。 + +　　第二十二条 大森林、大荒地、大荒山、矿山、河流、湖沼等均由国家经营管理。 + +　　第二十三条 名胜古迹、历史文物、应妥为保护，不得破坏。 + +　　第二十四条 公路、河道两旁的护路，护堤土地，不得分配。已划定路线准备修建的城镇市场、兵营、机关，学校等应保留土地者，需经州以上人民委员会批准。 + +　　第二十五条 为维护农村中的修桥、补路、义渡等公益事业，所必要的小量土地，得予以保留，不得分配。 + +## 第六章 民主改革的执行机关和执行方法 + +　　第二十六条 为加强人民委员会对民主改革工作的领导，经人民代表会议推选或上级人民委员会派适当数量的人员，在州、县两级组织民主改革委员会，负责指导和处理有关民主改革的各项事宜。 + +　　第二十七条 乡劳动人民大会、劳动人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劳动人民协会委员会，区、县、州各级劳动人民代表会及其选出的劳动人民协会委员会，为民主改革的法令执行机关。 + +　　第二十八条 采取和缓的方式，经过和平协商，实行民主改革。 + +　　第二十九条 凡爱国守法，积极赞助实行民主革命的奴隶主，予以宽大对待，经县人民委员会批准，可给予选举权。其中同劳动人民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人物积极努力，在民主改革运动中为人民立功者，并可吸收参加机关工作，与解放后已参加机关工作的同劳动人民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人物一样，在政治上给予适当的地位，在生活上加以妥当的照顾。 + +　　第三十条 为保证民主改革的实行，在民主改革期间，得组织人民法庭。对于一切顽抗或破坏民主改革的现行罪犯，依法予以审判及处分。必须严格禁止乱捕、乱打、乱杀及各种肉刑和变相肉刑。 + +　　第三十一条 在民主改革完成以前，为保证民主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严禁一切非法宰杀耕畜、砍伐树木；并严禁荒芜土地，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及其他应没收、征收的财物，违者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制裁。 + +　　第三十二条 划定阶级成份时，按自报公议方法，由村劳动人民大会，乡劳动人民代表会在乡劳召人民协会领导下，民主评定之。其本人未入劳动人民协会者，亦应邀集到会参加评定，并允许其申辩（与人民群众有联系的公众领袖人物可采取缺席评定办法）。评定后，乡劳动人民协会报区劳动人民协会批准予以公布。本人或其他人如有不同意见，得于公布后十五日内向县人民法庭提出申诉，经县人民法庭判决执行。 + +　　第三十三条 民主改革完成后，由县人民委员会发给土地所有证，民主改革以前的各种土地契约，一律作废。 + +　　第三十四条 为保障民主改革的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各级政府机关应负责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劳动人民及其代表有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工作人员的权利。侵犯上述人民权利者，应受法律制裁。 + +## 第七章 附则 + +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适用于凉山彝族地区，散居在本州的其他民族应依本办法同等待遇。 + +　　第三十六条 对地主阶级分子，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对待。 + +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公布后，视工作需要，各县得根据本办法所确定的原则及当地具体情况制定民主改革补充办法，报请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批准施行，并呈报省人民委员会备案。 + +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经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提交自治州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通过，报请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准批后公布执行。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4.txt b/CCRD/3/6/8/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78f32a116c029741b4e67026b193f681d175a7 --- /dev/null +++ b/CCRD/3/6/8/000024.txt @@ -0,0 +1,41 @@ +# 从看“十五贯”回忆王宝兴错案 + +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钱益民> + +　　看过“十五贯”，不禁使我想起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1955年9月受理的钟祥县王宝兴三兄弟杀害星星农业合作社社长杨德江一案。“十五贯”冤狱的造成是由于县太爷过于执主观臆断，轻率判处2个被告人死刑；最后经过知府况钟发觉，几经波折，深入调查才找到真正凶手，把被告人等从钢刀下救了出来。王宝兴案的产生也是由于侦查，审判人员对人民不负责任，凭主观推测把怀疑当作事实，草率判处两个被告人死刑，一个被告人无期徒刑；最后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复核中发觉，和有关部门组织工作组进行深入地调查对证，才弄清真相，找出真正凶手，把王宝兴兄弟从死里挽救过来。古今时代虽已不同，审判案件的情形何其如此相似。在封建帝王时代产生“十五贯”冤狱，不足为奇；在解放了的今天，居然还会发生“王宝兴”错案，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审判工作者严重的警惕。“十五贯”这出戏许多人都看过了，剧情无须再介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王宝兴”案的具体情节。 + +　　1955年4月3日深夜，杨德江在家熟睡，被人拨开房门，连砍5刀，身受重伤，杨狂声呼救，其妻闻声大喊，凶手才仓皇逃逸。 + +　　案发后，钟祥县公安局即报告荆州公安处，公安处派某科长等深入肇事地点侦查，据杨妻杨玉兰反映：当晚她已睡熟，事情发生时，被杨喊醒，见凶犯左手拿刀，右手拿电筒，穿的是蓝色制服，戴的是解放帽，是个古怪脸，上宽下窄。同时，检验现场，发现杨的门口丢下一盒红金牌香烟，烟盒内有烟9支，盒面上有一点红色斑迹；距离杨家不远的邵家坮邵正亮门上有一条带血的刀痕；邵家坮的麦田和沟里有球鞋脚印，是往东北边走的，根据这些线索，经过2个多月的侦查，看看限期将满，而凶犯仍查无踪迹。 + +　　直至7月1日，中农王宝兴的邻居王国廷检举：在杨被杀2天后放早学的时候，约11点钟，王宝兴的外甥陈开金从王宝兴家拿蓝制服一套；又听说王宝兴的弟弟王宝田（中农）鬼鬼祟祟地到王宝兴家去，案发当天天黑时，王宝兴又曾买过一盒红金牌香烟；并且了解到王宝兴、王宝田解放前勾结土匪作恶，解放后被害人杨德江领导群众斗争过他们，入社后，为马入社问题，对杨德江不满，在普选中并曾依法剥夺了王宝田的政治权利。侦查人员据此推定王宝兴与王宝田对杨德江有旧恨新仇，可能作案，并认为王宝志与王宝兴兄弟关系很好，当夜在剧场看戏可能就是在探听杨德江的行动，有同谋杀人的嫌疑，于是先后将王宝兴等3人拘捕。后来以演戏为名借得陈开金蓝制服一套，发现左裤腿内有血迹，几经追问王宝兴的母亲、妻子、女儿，都先后承认王宝兴当晚出去看戏，直至鸡唱两遍才回来，天未亮时，曾叫母亲洗蓝制服，嘱咐要晒在屋内，事前王兄弟等曾开会3次，并从王宝兴家搜出刀子1把，球鞋1双、帽子、电筒各1，就在这些所谓“证据”面前。王宝志3人先后供认，谋杀杨德江确系王宝志探听消息，王宝兴站岗，王宝田进屋杀人，钟祥县人民法院据此判处王宝兴、王宝田死刑、王宝志有期徒刑15年。荆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除改处王宝志无期徒刑外，其余维持原判，报请我院复核。经我院合议庭慎重进行审查，认为破案情节离奇，卷内所列证据，多半是出乎主观猜测，难以认定，裁定发回更审。原承办同志有的再三提出保证，认为证据确凿，三番五次要求批准。今年3月19日经省公安、检察、法院组成联合工作组，会同专、县重新进行调查，查明： + +　　（关于血衣，原来所谓裤腿上有血，经重庆化验所化验根本不是血，且陈开金，只有一套蓝制服，出事前后陈已穿着出发长滩埠，根本没有借衣的事。） + +　　（关于凶刀，原审认定凶刀是王宝兴的，由王宝田左手拿刀去行凶，经查明刀的来源是侦查人员画了三把刀的式样，动员王宝兴家属去找，先找到一把，因一折就断没有要，后经在麦堆底下找出一把生锈的削萝卜的刀子，便认定是凶刀，可是刀口是直口，与弯形的伤口不相符，不能作为证据。） + +　　（关于血帽，原审认定王宝田行凶时戴的是解放帽，行凶后帽沿还沾有血迹，但那个血帽，却是一顶十多岁的小孩戴的帽子，王宝田是戴不下的，也不能作为证件。） + +　　（关于电筒，原审认定是王宝兴的，行凶时由王宝田右手拿着，其实在王宝兴家搜出来的是两只电筒，一只无电泡，一只生锈了，并且都没有电池。） + +　　（关于球鞋，原审认定王宝田行凶时穿着王宝兴的球鞋，行凶后从东北边回家，路过麦田沟里留有球鞋足印。其实王宝田去杀人有什么必要穿他哥哥王宝兴的球鞋，目的何在呢？同时王宝兴的球鞋短，王宝田的脚长穿不进去，因而球鞋也就不能成为罪证。） + +　　关于红金牌香烟，原审认定红金香烟是王宝兴站哨时失落的，并且纸烟盒还有血点。王宝兴既是站在门口放哨，未去行凶，烟盒上怎么会有血点？据证人王正兴证实，当晚天黑时，王宝兴确实买了一盒红金牌香烟，但次日一早同王正兴一路驮肥田粉时，在路上还拿出红金香烟来吸了，盒内还有几支，给王正兴吸了一支，可见红金香烟也不能证明是王宝兴失落的。 + +　　关于证言与口供，原审认定陈开金及被告人家属是有力的证人，但是经查对陈开金是在刑侦组取去衣服后就被拘留反省，经多次动员不承认，后便以抗拒抵赖，带到延年乡开会对质，陈因为害怕开除工作，被迫供承了。王宝兴的女儿王传英说：“薛同志找我谈了3次，我都说不知道，以后又找我说，你不说不行，你的父亲和表哥（指陈开金）都在法院里说了，你还不说，就把桌子一拍，我害怕了，所以我就说他们开了3次会是计划杀杨德江的，其实我都不知道。后来薛同志又要我动员我祖母，我祖母也害怕，也就说王宝兴叫她洗了衣服，衣服上有印子，并叫她晒在屋里”。王宝兴的妻子也反映薛同志威胁她：“你不说将你与王宝兴同样认罪”。这不是很显然，所谓证人的证言是在逼迫的情况下编造出来的？口供又是怎样来的呢？王宝志这样说：“前供是我编造的一套假供，因为我被押解在路途中有个干部对我说：你到公安局今天说清，今天回去，明天说清，明天回去，什么时候说清，什么时候回去。我在号子里（监狱里）猜想这个干部在路上问我有那些亲戚，又想起我姐夫曾对我说过，外甥洪喜（即陈开金）都不准上班了。又听说杀杨德江的人穿的是蓝制服，该不是借的他的衣服吧！所以就编造了一套假供，认为说清了好回去”。由此可见口供也不可作证了。 + +　　更严重的，原审认定杀人凶犯是王宝田，但经查实，王宝田当夜里在家睡觉，根本没有外出，犯罪主体已不成立。这种主观主义的与官僚主义的审判作风达到如何严重的程度。 + +　　究竟杀人的凶手是谁呢？最好让投案人王正明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1956年5月6日王正明拉着杨德江的前胸衣襟说：“杨德江，杨德江，你也要坦白，我也要坦白，我们一道去公安局，杀你的是我。我杀你不是为了反革命的目的，是因为当天夜晚你和我老婆通奸。现在连累了王宝兴兄弟3人造成冤狱，我良心过不过。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法院办事负责任，早就把他三兄弟杀掉了，我了解了政府的政策，我要投案自首，争取从宽处理”。王正明将杀杨德江的凶器镰刀交给公安局了。 + +　　从王宝兴案件中我们应吸取的教训，是什么呢？ + +　　侦查杀害杨德江这一事件的人员不是实事求是去调查研究，而是以主观主义推测臆断的方法进行工作，原审在审判工作中偏听一面之词，二审工作简单草率，以致造成了冤狱。“十五贯”中的那位县太爷过于执专凭“察言观色，揣摩推测”几乎错杀了好人，我们人民审判工作者应该引以为戒。过于执这种主观主义的思想方法是我们当前审判工作中的大敌，因此我们要大力反对主观主义。同时也不要忘掉了“十五贯”中巡抚周忱的可怕的官僚主义，他训诫况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说什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周忱的误国殃民，对人命大事漠不关心，所造成后果也是极为可怕的，不论是过于执也好，周忱也好，在我们审判工作中都还是找得到的，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事。王宝兴案就是由于这种主观臆断、先入为主、偏听偏信、捕风捉影所造成的。 + +　　从“十五贯”的剧本中，我们审判工作者可以得到不少启发和吸取许多教训。我们对每一件大小案件进行审判时，必须严肃认真负责，实事求是，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细密的调查工作，切不可先入为主，把自己想像推测作为根据，草率判处，造成冤狱。 + +　　我们审判工作者要坚持真理，反对庸俗的为了怕影响关系而互相迁就，明知不对，少说为佳，不争论，不调查。甚至于有些审判人员为了追逐自己的荣誉，怕别人立场不稳，而随声附和，任意判决，因而造成了严重的错判。 + +　　我们同时还要坚决反对审判工作中的逼供信的错误作风。这种恶劣作风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在我们审判工作中的具体反映，只信被告人认罪的口供，不听被告人的申辩，只信证言，不重证据，只信检举，不重查对，都是应该反对的，我们必须懂得任何一件案件如果发生错判，轻则影响当事人家庭生活，重则引起当事人家破人亡，这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的。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9期，1956年9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5.txt b/CCRD/3/6/8/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aeeae168b27432b4638d502151cb7901f14dd32 --- /dev/null +++ b/CCRD/3/6/8/000025.txt @@ -0,0 +1,15 @@ +# 宁波地区半年来不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 + +　　新华社杭州17日讯 半年多来，在宁波专区宁海、慈溪、天台、嵘县等县的农村里，陆续发生了群众自杀事件。慈溪县有九十一起，其中致死的二十六人；宁海县有七十八起，其中有四十五起致死。其他县份还没有做全面调查。 + +　　从宁海和慈溪两县的情况看，自杀的面分布得相当广：宁海县有60%的乡、镇，慈溪县有85%的乡镇发生过这类事件。自杀者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慈溪县九十一起自杀事件中，贫农有五十九人，中农十二人，富农只有两人。 + +　　宁海县委和慈溪县的监察室对自杀事件作了专门调查。他们认为：造成自杀的原因主要是： + +　　一、部分干部在布置各项任务时，不根据具体情况，犯了强迫命令的错误。在开展劳动竞赛时，不分对象，一律硬性要求大大提高劳动量，个别劳动力弱的社员因此自杀。宁海县大里乡雷虎岩社，有一个十九岁的青年团员应德行，劳动力较弱，从事农业生产不到一年。今年上半年社里制定劳动规划时，强调要队长、青年团员带头。他起初报了一千三百分，社里给他加到一千五百分，后来又加了八十五分，并且规定：要是做不到这个分数，要陪产5%。应德行表示做不到，社干部就说他“不服从领导，违反劳动纪律。”应德行觉得实在吃不消，去找乡长，乡长不但不支持他，并且批评他，应德行感到走头无路，便上吊自杀了。 + +　　天台县有八个乡，在今年春花预分中，强调统一预分，发生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行为（扣押、私立“公堂”、吊打等等），有二十四个群众被扣打，五人因此自杀（三人未遂）。 + +　　二、有些农业社没有认真执行自愿互利政策，也造成了一些自杀事件。宁海县龙浦乡一个社的社主任冯永宽，前年花了七百多元（一部分钱是借来的）造了一只渔船，至今还有一百三十元没有还清。并社以后，他带头将渔船入社，折价五百元，按保本付息办法（全年利息六厘六），一年只得三十三元，还本日期又没有规定，入社的渔船又不能抵股份。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9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6.txt b/CCRD/3/6/8/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35e9247217d20e228a753c005b495a9ba1faa2 --- /dev/null +++ b/CCRD/3/6/8/000026.txt @@ -0,0 +1,13 @@ +# 历史和成分不能作为是否反革命犯罪的唯一根据 + +　　<邱文辉 詹元夙> + +　　反革命犯罪不同于一般刑事犯罪，它是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的犯罪。犯罪者的历史和成份可以而且应该作为考察他是否有反革命犯罪动机的一种根据。我们在审判反革命破坏案件时，首先就要审查和联系犯罪者的历史和成分，研究他的破坏活动是否出于阶级仇恨，出于仇恨革命的动机和目的，但是，决不能认为有反动历史和敌对阶级成分的人的任何犯罪行为都具有反革命目的，把有反动历史和敌对阶级成分的人的一般犯罪行为都当作反革命犯罪来打击，这样的认识是不对的。例如平和县法院处理的蔡大椿案件就是这样。蔡大椿因为虐待其妻与前夫所生的儿子被逮捕。在审讯中，平和县人民法院认为蔡大椿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和哥哥均在1950年被我政府分别判处死刑和徒刑，当时他曾说过“等国民党来就是我的日子”一句不满的反动话，因此，就以“反革命企图捏死人命”罪名判处蔡大椿20年徒刑。这一判决就是错误地认为既然蔡大椿是地主家庭出身，他的任何违法行为都是反革命行为，实际上，蔡大椿虐待儿子只是一般刑事犯罪，并没有反革命的目的。在这一案件中，地主说一句反动话还不构成反革命罪，虐待儿子也不是反革命行为，两者加起来也还不是反革命犯罪。应该指出，类似这样的判决并不是个别的，如平和县法院在复查的103件反革命案件中，就发现有10件是错误地把成分不好和有一般历史问题的人所犯的一般刑事罪行当作反革命罪犯来处理，由于认定案件的性质有错误，以致造成轻罪重判。 + +　　还有一些审判人员在审判案件中，认为只要有反动历史和是敌对阶级成分，那就不管被控的事实是否确实，是属于那一种性质，就肯定是他干的，而且一定是反革命，不愿多调查分析，这就不仅会轻罪重判，而且易造成根本的错案，其情节比前者更严重。例如龙溪县管制分子卢明卿在1955年10月间一个晚上，将从国营农场走出来的一头“约克夏”猪误当作山猪打伤了。这本来是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但是恰巧当时政府号召农民增产毛猪，龙溪县人民法院为了配合中心任务，就不加调查分析，主观地认为既然是管制分子，打伤农场的猪就一定是故意的，一定是反革命破坏，于是大张旗鼓地进行就地公判，连同卢在管制期间曾有擅自外出的事实，就再加上“不服管制，一贯对我政府不满”的帽子，判处卢明卿徒刑12年。象这一案件，只是因为他是管制分子，误伤了农场的猪，就以反革命治罪，这显然是错误的。 + +　　当然，如果在处理一般刑事罪犯中，发现犯罪者还有反革命历史罪恶而需处理的，可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但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原来的反动历史只是一般政治问题，不需处理，或虽有反革命历史罪恶又已经处理过，那就不能因为以后犯了其他一般罪行而重算老账，或者把原来的一般政治问题夸大为反革命罪行。海澄县小学校长陈联寿贪污华侨寄给学校的汇款208.40元，这本是贪污行为，但因为陈联寿历史上担任过三青团分队副，参加过特务组织，并且有嫖、赌、与妇女通奸等不正当行为，海澄县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分子继续进行其他破坏活动，判处陈联寿12年徒刑。这个判决的错误就在于根据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重算老账，夸大罪行。正由于这样，在这个案件判决后，海澄县的某些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教员和干部就有了顾虑，问法院什么时候才能摘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是否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一犯错误就是反革命分子。当然，这里应该说明，我们决不是将一个人的现行犯罪行为与他的历史和一贯表现割裂开来看，对于一个历史上一贯作坏事和品质恶劣的人的贪污行为，与一个过去未犯过罪、平时表现尚好的人的贪污行为，在认定罪过程度与量刑轻重上是应有所区别，不能一律对待，但也不能脱离实际，乱扣帽子，乱联系，来个盲目长判。两种偏向都是错误的。 + +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从来是联系看问题的，因此，在观察某一犯罪的性质和犯罪者的动机和目的时，我们不能忽视他的历史、成分、一贯表现和过去有无犯罪行为。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反对“唯成分论”的，不能把人看成是固定不变的。将反动历史和阶级成分作为决定是否反革命犯罪的唯一根据的同志，他们在思想上就是存在着唯成分论的观点。因此，为了作到办案正确，审判人员必须加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政策，加强调查研究，和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本文转载“福建司法简报”1956年第6期）。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10期，1956年10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7.txt b/CCRD/3/6/8/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0035de398f56c2389a31da73abd198a48343af --- /dev/null +++ b/CCRD/3/6/8/000027.txt @@ -0,0 +1,11 @@ +# 阳江县用粗暴方法阻止农民经商 + +　　新华社广州28日讯 半个月来，广东省阳江县有些干部在阻止农民经商时单纯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在双捷、程村区管理市场的干部将正在墟集上经商的农民集中起来，不准外出，待墟集散了才放农民走。更严重的是普遍命令农民要将经营的商品一律按照国家牌价卖给国营收购部门。 + +　　阳江县自9月底开放国家领导下的自由市场以来，已有八百七十多户农民弃农经商，影响了农业生产和国家对市场的安排。但是，据阳江财政经济委员会的初步调查，农民经商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有的农民生活有困难，有的是干部把经商当作一种副业收入，鼓励农民经营。有些市场原有的小商贩过少，不能满足自由市场开放后商品交流较前增加的需要，使农民在客观上有从商的可能性。如埠场、南埠等镇有牌照的商贩都不经营鱼鲜，消费者就不得不向从商的农民处购买。 + +　　因此，尽管有些地区采取了行政命令的办法，农民仍然采取“运动战”的方式营商。如有些农民就假称系自产自销，进场交易；或派小孩去进货。有些则流动到乡下经营。 + +　　针对这些情况，阳江县财政经济委员会要求干部纠正单纯依靠行政命令解决问题的不良倾向，要广泛地向农民进行宣传和说服工作，并在市场需要的条件下增加一部分小商贩。目前，县财委会还派出了三个小组分别到三个大市镇进行调查研究，以便制定进一步的全面处理办法。（梁福擎）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11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8.txt b/CCRD/3/6/8/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c90d3ba90b1c6ad0147021b2667d98dee229914 --- /dev/null +++ b/CCRD/3/6/8/000028.txt @@ -0,0 +1,33 @@ +# 改判被告人周建中死刑为免予刑事处分一案的经验教训 + +　　<辽宁省阜新市人民法院、王彪> + +　　1955年11月，我院受理了一件由检察院依法起诉的反革命案件。被告人周建中，原名周治民，男，42岁，历史上：自1934年至1949年历任沈阳、齐齐哈尔、石家庄铁路系统雇员，河南封丘、汤阴县伪新民会班员、部员、科长、翻译，蒋介石国民党冀察绥区特派员办事处办事员，并曾在北京、沈阳、海城营商，1949年4月开始当瓦工，1955年10月25日被捕。 + +　　起诉书认为：被告人周建中于日伪统治时期，在河南封丘县伪新民会（日伪特务组织）充当科长及翻译时，负有两条血债的严重历史罪恶：一是于1939年，封丘县丈八乡农民鲍真妞的妻子被汉奸腿子鲍公（已死）奸污，鲍真妞向伪村公所控告，鲍公见势不好，即到封丘县伪新民会找被告人求援，被告人即率领“皇协军”到丈八乡把鲍真妞抓捕起来，诬以“抗日游击队员”的罪名，并严刑拷打后，迄今下落不明；一是在1941年5月，封丘县仲宫村农民郭树名一家6口被恶霸地主郭树德等杀害后，被告人接受了郭树德贿赂伪币1000多元，于是被告人率领伪军10余名，到仲宫村抓捕无辜群众40余人，诬称农民为杀人凶手，亲自进行审讯拷打，一个名叫郭元妞的人，就是他和日本人石田注射酒精，烧烤而死。 + +　　上述事实，从卷宗材料看，有被害人家属的控诉，有群众的检举及被告人原来的同事张有之等证明材料。此案经预审庭研究后，认为证据材料方面有问题，尤其是群众检举材料，均未进行查对，故裁定发回检察机关补充侦查。检察、公安机关共同对原来搜集的检举和证明材料进行了一次研究，写了一份说明材料，未再进行任何侦查工作，即又行起诉。这次预审庭看了说明材料，感到有道理，决定受理，将被告人交付审判。在审理过程中，虽然被告人对两条血债的罪恶矢口否认，并提出辩护理由。但由于审判人员认为此案已经过多次研究，证据确凿、完备，便对被告人的辩护理由未加考虑，合议庭评议时拟以反革命罪判处周建中死刑。 + +　　此案在宣判以前，被告人在狱中喊冤，并把中指咬破，撕下衣襟，写了“血书”。上写：“毛主席，我死的屈”七个字。看守所及时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法院院长。院长即指令原承办人对本案进行复查，查后，原承办人对证据是否真实可靠没有把握。于是又和检察、公安机关研究，公安机关决定派员（还是派原来调查人）到当地再行调查，结果还是与原来的情况一样。最后将案件提交审判委员会研究。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宣判后，被告人表示：既不要求上诉，也不申请复核，只要求法院予以调查。经过研究，认为再无调查的必要，即备文附卷送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由于在宣判时，被告人表示了上述态度，因此，省院将卷宗发还。同时，并指出问明被告是否要求上诉？于是，法院对被告人又进行一次讯问，但被告人仍表示不上诉，恳切要求法院予以调查。这时，法院院长对被告的态度进行了考虑，并发现被告人的历史年限与原判认定犯罪的时间有矛盾，即1939年2月鲍真妞被抓时，被告人正在东北郭前旗铁路工作。因此，院长按审判监督程序将此案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审判委员会根据上述情况，认为原判认定事实还有不清之处，决定撤销原判决，重新组织合议庭进行再审。 + +　　为了弄清事实真象，法院派一名审判员，根据被告人提出的辩护理由和发现的矛盾，到封丘县丈八乡和仲宫村进行调查。历时半个月，深入群众，依靠群众，对原来的证据进行了直接查对，结果查明：原来认定被告人在封丘县伪新民会当科长期间负有两条血债的罪恶均不能成立，查明鲍真妞被抓时，被告人尚未到封丘，鲍真妞是个孝忠日寇的汉奸腿子，不知何故于1939年2月被河南省长垣县伪军抓去，迄今下落不明。原来检举人鲍天修，是鲍真妞的哥哥，系国民党军官出身，其检举是听别人说的情况，群众的连名检举也都是道听途说的，均无真凭实据；还查明原判决认定的被害人郭元妞，是个土匪分子，而且也不是被告人拷打致死。原证人张有之在此次调查中说了实话，证明郭元妞之死，是翻译官常江民和日本人石田烧死的，与被告无关。说被告人受郭树德贿赂伪币1千多元，亦无其事。 + +　　为什么原来的材料有了这么大的出入呢？是因为侦查员到封丘县调查，由于听不懂话，住在乡里，委托乡干部搜集的材料。乡干部把一些群众道听途说得来的情况写成了证据材料。审判人员在阅卷过程中也没有注意和发现这个问题，尤其是对证据材料审阅的不仔细，因此，产生如此重大的偏差。 + +　　据此，原判被告人死刑的根据已完全否定，其他只是一般的勒索罪行，且早已坦白交待，解放后，安分守己，无任何违法犯罪活动，按“坦白从宽”的政策精神，再予追究判处徒刑，实无必要，故经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对被告人免予刑事处分。 + +　　从此案处理结果看，对被告人周建中由准备判处死刑到免予刑事处分，是会使人感到惊异的。为了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防止今后类似现象再发生，我们对此案曾组织全体审判干部进行了讨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今后在处理案件方面，必须注意做到： + +　　第一、审阅卷宗材料要详尽仔细，审查证据要全面认真。无论在预审庭或审判庭上，审判人员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弄清案情，核对卷内证据的真伪，注意发现矛盾，进行细致的分析。在审查方法上，除传讯证人外，对重大案件，证据确有怀疑的，必要时应当深入下去，就地查对，弄清真实情况，对被害人的身份，也应当查对清楚；对证据的来源应当确实了解，求得真凭实据。本案原判决所以产生错误，主要因为对卷内材料审查的不仔细（如被告的历史年限与犯罪的时间矛盾没有发现）；对证人的证言未认真进行核对，把一些没有经过查对的群众检举当成证据定案。再审的判决结果所以能够正确，是因为对证据进行了直接审查，分清了真伪。因此，纠正了错误，防止了偏差。 + +　　第二，在审判庭上，允许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更重要的是审判人员应当细心倾听被告人的辩护理由，并予以充分的重视，加以分析研究，这样才能体现辩护制度的实质意义。此案原判所以错误，就是因为审判人员对被告人当庭提出的辩护理由，未予重视和加以分析研究，反而先入为主地认为“证据完备”，据以定案。此案所以再审，就是因为被告人屡次提出辩护理由。引起了我们注意的结果。我们全面的考虑了被告人所提出的辩护理由，并进行了认真地分析和切实地查对工作，最后才得到了正确判决。 + +　　第三、在预审庭上，不仅要认真审查所有证据是否真实，而且还要审查侦查工作是否合法和有无根据，弄清每个证据的来源，是间接采取的还是直接采取的；证人的证言是自己写的还是别人代写或代录的，因为这些方面会导致证据不实而产生错判。此案在再审调查中，发现原来的证人大部分未和侦查员见过面。如丈八乡群众的证言，是侦查员委托乡干部代写的。审查侦查工作是否合法的有效方法，是直接传讯证人或必要时就地进行查对。但这不是说，对所有侦查材料都作无根据的怀疑，应当注意的是，对旁人代写或侦查员所写的综合性的证明材料，要进行认真的审查。因为这里往往带有一些主观成分，不进行认真的审查，是容易产生偏差的。 + +　　第四、除必须贯彻执行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回避等项审判制度外，还必须认真执行法院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发挥院长对审判工作的监督作用，并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克服“官不悔判”的观点，发现问题，纠正错误，教育干部，挽回影响。此案原判被告人死刑是经过合议庭合议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但后来发现问题，我们并没有因为是经过审判委员会决定的而有所犹豫，而是坚持了“有错必改”的原则，决定进行再审，结果从原判死刑改为免予刑事处分，使本案得到了正确处理。 + +　　第五、加强法院与看守所的密切联系，特别是加强看守所对未决犯在审判前后思想动态的及时报告，这对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错误也是一个重要方法。如看守所及时的把被告人在监所内写“血书”的情况报告给法院，就引起了法院领导同志的注意，对纠正此案错判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加强与看守所的联系，了解未决犯人的思想活动，对正确办案也很必要。 + +　　此案的整个处理过程，给予我们极其深刻的教育，因此，大家在讨论中都感觉到通过对此案件讨论，对自己上了具有实际意义的一课，从而获得了如上几点有益的教训。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12期，1956年12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29.txt b/CCRD/3/6/8/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2decfdf1484354dbe5fa8cd76f8e43f73cfdff --- /dev/null +++ b/CCRD/3/6/8/000029.txt @@ -0,0 +1,187 @@ +#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 + +　　（摘自А.Ф.尤金的工作日记） + +　　（1956年2月 日） + +　　（第106号） + +　　（机密） + +　　（文本第1份） + +##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商局局长许涤新的会谈纪要 + +## 1956.01.24 + +　　根据苏联使馆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提出的请求，有关方面就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私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组织了会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拜访了苏联使馆，陪同他一同来访的还有中国外交部苏联司司长刘群（Лю Цзюнь）、两个翻译方和柯。 + +　　我方参加此次会谈的有：阿尔希波夫、利哈乔夫、克鲁季科夫、斯克沃尔佐夫、叶廖明、彼得鲁舍夫斯基、安德罗索夫、马尔采夫、马尔里耶夫、福缅科和热尔科夫。 + +　　应我方的请求，许涤新谈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情况。 + +　　中国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速度进展得很快，我们只是基本搞清了事情的总体进程并对其作出了相应的评价。中国对国内私营工商业加速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活动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即当毛泽东与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座谈之后。 + +　　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我们认为，从1949年至1953年底属于第一阶段，主要方式为将私人工商业改造为各种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其职能是加工国家定购的半成品和生产国家指定的产品。 + +　　1950年，资本主义成分在中国工业——主要是轻工业和零售业贸易中占主要地位。例如，当时私营成分在国家重工业中所占比重并不大，而60％的轻工业产品都是由私营企业生产的，在零售业中资本主义成分甚至达到70％。 + +　　首先，我们极力清除批发贸易中的私营者，后者1950年在国家商品流通中比重占到50％。为了使商品批发业服务于国家利益，我们一方面确立了对私营批发业的监督，另一方面——强迫资本主义企业接受国家的订货来组织生产活动。私营企业家所生产的成品由国家包购，从而以此来防止其产品流入私营商业网络——斩断私营商品批发业的源头。 + +　　将资本家的经营活动纳入国家定购范畴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因为后者总是想避免受到国家的监督，而他们手中又往往控制着原料并拥有广大、自由的市场。根据这一情况，国家循序渐进地在两个方向上采取了措施。其一，对原料的源头实施监督；其二，对私营者采取行政强制手段。 + +　　关于这方面的典型实例如下：1951年，上海有一位生产口琴的工厂主千方百计拒绝接受国家定购，不愿意与国营公司代表甚至市人民政府工业部的代表见面和谈话。我们找到了对之实行经济压制的办法。据调查获悉，该企业是从其他私营企业获取金属元件以组装口琴的。于是我们便与后者达成协议，要求其停止向口琴厂供货。这样，那个生产口琴的工厂主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抵抗，并开始完成国营公司的订货任务。 + +　　在落实国家订货的同时，我们还对私营企业的原料来源实施了监督以迫使工厂主首先遵照人民政府的要求去生产（国家急需的）棉布和纱线。实践经验表明，对私营企业采取订购的办法为赢得当前对私营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奠定了基础。通过订购的方式，我们了解了资本家（在生产和经营过程中）获取了哪些利润，从而能够对其利润的规模加以限制。而监督资本家的利润又为我们开展下一阶段的工作——向建立（公私）合营企业模式的转变——提供了可能。对资本家企业经营利润的监督营造了一种社会氛围，这使资本家们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即必须同意将自己原先的私营企业改造为公私合营式的企业。 + +　　对私营企业实行订购方式存在着一系列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例如，私营者从国家手中所得到的原料的价格都是固定和相当便宜的，而他们所生产出的商品的价格却是由其试图参与平分的利润的规模所决定的。资本家们只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对降低所生产商品的成本漠不关心。另外，他们还利用自己掌握着生产手段的便利，盗窃原材料，在财务方面虚报、瞒报和做假账，不按期完成生产任务，为了私利而采用各种方式来欺骗国家，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他们甚至敢于冒着被国家罚款的风险将企业产品拿到黑市上去销售。在那些以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存在的私营企业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劳动的公有性之间的矛盾一直都很尖锐。所有这一切均表明，只有实现私营企业向公私合营企业的转变才能够解决这些矛盾。 + +　　根据中国32座城市的统计数据，截至1955年6月底平均80％以上的私营企业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加工半成品和生产个别种类产品的订购任务。总之，截至去年夏季我们已完成了既定目标，即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模式改造私营企业的基本任务。 + +　　不过，当时实现国家-私人合作经营的企业数量只有近2000家。这种合作经营型的企业模式还在1949年便在中国出现了。它们是由买办资本向一些私营企业注资而形成的。从1949年至1953年底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可以说是属于自发性的。我们并没有计划性地在这方面开展工作。只是当这些有买办资产阶级注资的企业发生倒闭情形时，国家才会将其收归国有。 + +　　1953年末，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将合作经营型企业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主要模式的决议。于是，从1954年起我们才开始有计划地发展这种合作经营型企业，这就是说，从那时起我们的合作经营型企业不仅指那些有买办资本注资的（私营）企业，还包括其他一些由国家注资的（私营）企业。在这一时期，国家所实行的政策可以形象地表述为：“饭要一口一口地吃。”这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各个私营工业领域中只是先扶植2-3个最大的（私营）企业。我们之所以要这样做，原因在于：自己经验不足；担心破坏与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希望通过协商的方式促使资本家自愿地接受改造。这便导致当时国家内部合作经营企业的发展速度相当缓慢。例如，在上海一年内接受改造的私营企业只有500家。而今后如果继续以这种速度来实施对私营企业的改造，那么仅完成对上海范围内私营企业的改造便至少还需要55年。 + +　　从1954年第一季度至1955年末我们共改造了约1000家私营企业，而从1949年至1955年中我们总共建成此类合作经营型企业2068家。 + +　　要进一步对私营企业加以改造尚需解决如下问题： + +　　1.关于干部的问题。1955年国内拥有4名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共计13万家。如果每个企业都被改造为合作经营型的独立经营的企业，那么国家就需要向其派遣大量的干部。这个问题要解决目前还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因为我们已将自己的所有干部都派到社会主义（国营）企业中去了。 + +　　2.关于投资的问题。目前在现有的私营生产企业中已没有买办资产阶级的投资了。这些企业的所有者基本上都不欠国家的债。因此，要将这些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国家就必须向其企业注资。而国家这样做是很困难的。国务院已讨论了关于国家向合作经营企业中注资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很明显，如果国家注资少了，那就不足以应付企业的运转；如果大量注资，那又会对国家的基本建设财政预算造成巨大压力（重大负面影响）。 + +　　我们认为，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如果按如下方法来做将对国家更有利，即不要单独地一个一个地改造私营企业，而是按部门来建立合作经营型企业。比如，在某个部门中私人资本的总量为100万元，而国家在该部门现有合作经营型企业中只需拥有20万元的投资即可。在将该部门全部资本结合在一起的同时，我们在不追加投资的基础上已在该合作经营型部门中拥有了一定比例的国有股份。 + +　　3.关于企业管理及其活动的问题。例如，在纺织业中我们共有50家企业，其中有2家已被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对后者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改进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质量等措施。因而这两家企业的生产状况都很好，而其余48家的生产情况却参差不齐。于是这些私营企业中的工人便向党和国家机关提出了关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要求。这一情形便对我们对该整个部门实施改造提供了有利条件。 + +　　还在1954年末，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便已出现，到了1955年则更趋尖锐。针对这种情况，1954年末中共中央便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各部门合作经营型企业活动的调整工作应当与建立新的合作经营企业的速度相结合。这就是说，在安排好现有合作经营企业的工作的同时，还要加快对各部门内部私营企业的改造速度。 + +　　在上海，各部门私营企业的改造是从1955年8月份开始的。同年9月，经（上海）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决定将如下8个部门的私营企业联合为合作经营型公司：棉纺、毛纺、（黄）麻纺、烟草、造纸、陶瓷、面粉和大米加工，等等。 + +　　1955年第4季度的10月初，在北京市开始对各部门的私营零售业进行改造。这一举措对国家以后针对私营商业所实施的社会主义改造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前，在国内价格水平存在差异（合作经营商业企业的销售价格都低于私营商业企业的销售价格）的情况下，我们对将私营商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是心存疑虑的，担心这样做会引发一系列巨大的困难，另外在对私营商业企业实施公私合营改造的过程中我们也担心私营商人们会撤资。 + +　　经过实践我们得到如下结论：对上海8个部门私营企业和对北京两个私营零售商业部门的改造是成功的；在这方面所积累的经验为我们对国内所有部门的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可能。 + +　　因此，毛泽东同志于（1955年）10月末就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再次举行了与资本家的座谈会（首先是与少数资本家座谈，然后是与更广泛的资产阶级代表举行座谈）。毛泽东同志主持的这两次座谈会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　　1955年，国内广泛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深刻地触动了中国资产阶级，恐慌的情绪在他们中间蔓延。有鉴于此，毛泽东同志认为有必要向资产阶级解释一下中共中央的政策。其解释涉及的问题如下： + +　　1.近6年来，中国资产阶级虽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缺陷，但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的。经过“五反”运动之后，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经营活动已有了明显的改善。 + +　　2.在统一战线的框架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联盟将是一项长期的政策。 + +　　3.资产阶级应当对自己的命运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性具有充分的认识，从而有意识地将自身的命运与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相结合。在旧社会中国资产阶级一直遭受着帝国主义列强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压迫。历史经验证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革命胜利后没有能力凭借自己的力量来决定自身的命运，因而其必须与人民一道前进。 + +　　4.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一些进步分子能够积极地配合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府打算对这样的资产阶级代表给予支持。 + +　　5.国家针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改造将（主要）通过说服和教育的方式进行。 + +　　6.对于被指控为从事反革命活动，资产阶级没有必要过分地担心害怕。因为这样的指控只是针对那些从事反革命破坏活动的资产阶级而言的。 + +　　毛泽东同志在两次座谈会期间所阐述的思想使很多资产阶级代表受到了启发。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在中国当代条件下还是有他们能够接受的前途的。总之，毛泽东同志的一席话使中国资产阶级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和担心。 + +　　1955年11月21日，召开了全国工商业者联合会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例会。随后，中共中央便立即召开了领导干部会议，其间讨论了关于国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并制定了对各部门私营工商业实行改造的具体措施，具体决议如下： + +　　1.在各部门建立合作经营型企业； + +　　2.通过对企业实施改造、安排生产和对资本家进行再教育的方式，组建部门（专业）性公司。 + +　　3.对企业利润进行再分配。从前，合作经营企业的利润共分成4个部分。其中约25％的利润被用于支付股息，即这一部分收入根据私营者和国家在企业中的投资比例来进行分配。其结果常常是：私人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多，而国家所获得的利润少。这无疑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向合作经营企业中投入更多的资本对国家不利；另一方面，（如果国家不更多地投资，那么）企业所取得的大部分红利又都被私人资本拿走了，这对国家也不利。这种状况导致工人和国家工作人员经常这样说，在合作经营企业中资本家们占尽了好处，而国家得到的好处却很少。 + +　　这种状况必须予以纠正，其中矛盾也必须予以解决。于是，中共中央规定，今后合作经营企业中的私人资本所有者根据其股本所取得的收益应当是固定的，而与该合作经营企业的年终利润无关；向合作经营企业投资的资本家平均每1000元投资的月收益应在1-6元之间。不过，即使这样，资产阶级所获得的收益仍是相当可观的。例如，上海一些最大的资本家因此而每月所获得的收益也在1万元以上。 + +　　政府对资本收益比例问题所作出的相关规定，不仅解决了（合作经营企业中）私人和国家之间的利润分配问题——有利于后者，而且促使合作经营企业中的生产关系发生了改变。这样一来，国家不仅将企业的生产资料几乎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使资产阶级与企业的生产资料相分离。 + +　　国家掌握了合作经营企业的管理权，并推行了一系列与合并私营企业有关的组织-技术性举措。一个企业的机器设备可以被安置到另一个企业中，从而割断了资本家与生产资料之间赖以为系的纽带。在这种情形下资本家在合作经营企业中已经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这些措施为今后实施合作经营企业的国有化创造和准备了条件。 + +　　总之，中共中央出台的上述关于将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方针及其落实方法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新条件。 + +　　其效果不久便在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速度上充分体现出来。例如，仅在1955年末的50天内通过使用上述新方法国家便将3700家私营生产企业和12800家商业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截至1955年底以前，国家又对国内企业实行了新的检查办法。从1956年初开始，国内开展了针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规模运动。 + +　　针对私营工商业的大规模群众性运动的展开是由以下因素促成的： + +　　1.私营工商业中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不断提出关于将这些私营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要求。如果资本家不同意这样做，这些私营企业中的工人和公务人员便日复一日地走上街头——敲锣打鼓并提出对企业进行改造的要求。 + +　　2.那些曾出席了毛泽东主持的座谈会的资产阶级代表在私营企业改造方面表现出的积极性。他们主动要求对所属私营企业进行改造，并号召其他资本家以他们为榜样。 + +　　3.资产阶级家庭成员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其中很多人已是国家的领导干部、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和少先队员。这些人在资产阶级家庭内部发挥了积极作用，从而对那些思想仍处于动摇状态和对改造怀有抵制情绪的资本家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 +　　4.中国农村农业合作化的迅猛发展加速了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程。 + +　　5.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揭露了党内一些人头脑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使党的领导干部对这场群众性运动的展开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并与国内在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上所存在的保守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 +　　6.改造私营工商业运动的急速发展促使政府对以前所制定的工商业改造计划作了修正。起初，政府曾预计国内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少得用1-2年时间。然而，实践证明并非如此。例如，在北京，私营工商业企业的工人和公务人员每天都在锣鼓的伴随下到市党委请愿，要求政府加快（本企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由此导致北京市委在一个月内5次修改了自己的改造计划。而当其对自己的第5个改造计划进行讨论之时，北京市范围内几乎所有私营企业主和商店主都已递交了关于将所属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申请书。 + +　　根据截至今天我们所掌握的数据资料，在国内65个城市（其中包括23个大城市）中几乎所有私营工商业主均已递交了关于将其所属企业改造为合作经营型企业的申请书。预计，截至（1956年）2月中以前在全国所有城市，截至今年第一季度末以前在全国范围内所有资本家都会递交这样的申请书。 + +　　而当国家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一阶段结束，即企业主们递交了改造申请，地方各级政府向上级机关提交了相关决议并宣布了关于该企业已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的公告之后，国家将对所有合作经营（公私合营）企业进行资产盘点，人员分配和领导干部配置。而针对这些企业的组织和经济改革预计将于今年（1956年）第二季度开始，并于同年夏季结束。可能，还有少量合作经营型企业将被迁往国家西北部地区。不过，国家在推进这项工作时不会做得太急迫，以便在通过和实施这些决策时能够对各种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作认真考量。 + +　　以上所述便是对私营工商业实施改造的第二阶段，它为中国实现对国内工商业的资本主义资产的国有化准备了条件，其所花费的时间将比第一阶段更长一些。 + +　　实现第二阶段的任务预计将需要2-3年的时间。其间，我们还要利用合作经营企业工作环境中涌现出的一些具体的实例来对资产阶级进行再教育，以便通过直观的事实向其展示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另外还可借助组织专门性的政治学习班和学习小组的方式对资产阶级进行集体主义教育。 + +　　中国的资本家大多数都是小资本家。在其企业被公私合营后，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还是要依靠工资，因为其资本规模都不太大。当然，我们并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今后有一些小资本家会主动宣布放弃因自己在企业中的投资而本应取得的那一部分股息，而一些大资本家也会效仿前者的做法。现在国内已出现了上述迹象的苗头。例如，西安的45个小资本家便向政府递交了关于自己将主动放弃在企业中所投资本利息的申请。然而，我们目前并不鼓励资本家如此作为——放弃获得自己本应获得的股息。国家打算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向在企业中拥有股份的资本家支付股息，虽然有一些小资本家希望把工资作为一种固定、能够维持自身生活的收入，并想加入企业的工会组织。 + +　　预计，再经过几年之后，我们将有可能宣布关于中国工商业资本主义资产的国有化的实现。我们可能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种国有化：其一，在宣布国有化之后便立即停止向资本家支付股息；其二，在宣布国有化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仍继续向其支付股息。不过，目前我们还未最终确定将选择采用哪种方式。 + +　　在许涤新作了上述通报之后，（我们）便向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他均作了相应的答复。这些问题和答复的具体内容如下： + +　　问题：中国国内拥有10名工人以上的和拥有100名工人以上的私营企业在全国私营企业总量中所占比重如何？ + +　　回答：中国国内现有私营企业130000家，其中45000家拥有工人在10人以上，2300家——工人数量超过100人，170家——拥有工人数量超过500人。商业企业共计450万家以上（不包括小摊贩）。 + +　　问题：所有私营工商业企业的资本总量如何？ + +　　回答：私营工商业企业的资本总量估计为33亿元，其中工业企业——25亿元，商业企业——8亿元。 + +　　问题：资本家是否有权从合作经营企业中撤出自己的资本？ + +　　回答：不行，他没有这个权利。 + +　　问题：在中国国内接受了改造的资本家中是否有人在境外还拥有企业和资本？ + +　　回答：的确有这样的资本家。其中一些人还在解放前便已在境外拥有资本，也有一些人在解放后才将自己的资金转移到了香港。我们并没有掌握关于这些资本的规模等情况。我们鼓励资本家将这些资金从境外撤回到中国。 + +　　问题：在改造私营工商业的过程中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如何？ + +　　回答：在我们对私营工商业实施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阶级斗争仍相当尖锐。起先，资产阶级不愿意接受国家的订货；而在接受了国家下达的订购计划之后，他们又开始盗窃国家财物和不按时完成国家订购任务。 + +　　1954年，当我们开始对私营企业实施改造和组建合作经营型企业时，很多企业主不愿意接受改造。即使到了1955年末，仍有一些资本家拒绝接受改造。只是在企业工人和公务人员的斗争压力下他们才表示同意对企业进行改造。我们发现在一些小型企业常常会发生资本家撤资，隐瞒生产资料和机器设备等情况。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些小型企业中工人和公务人员的组织性较差，党和工会组织的工作均弱于中型和大型企业。 + +　　在一些企业中工人对资本家实施了强大的压力，从而促使其向合作经营企业追加资本投入。此类做法往往会导致一些严重事件的发生，如有些资本家因此而自杀。虽然这样极端的事件并不太多。 + +　　我们注意到，一些资本家将大量金钱用于满足个人消费方面。他们认为，在当前国家政策仍然允许的情况下将部分现金用于个人消费方面对自己更划算，因为将来即使企业的资产被国有化了，至少他们现在所购买的消费品不会被国有化。资产阶级自身内部也日渐分化为进步的和落后的两部分。这也加剧了阶级斗争的日趋尖锐。 + +　　问题：截至1955年末，国家在合作经营企业中的投资额有多少？ + +　　回答：截至1955年中以前，合作经营企业的资本比例如下：私人资本——8亿元，国家资本——3亿元。后者包括被国有化了的买办资产阶级资本在内。在最近时期国家尚未向合作经营企业注入新资本。 + +　　问题：含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的私营工商业的比重如何？ + +　　回答：完成国家订购的私营企业在私企总量中所占比重为80％以上。截至1955年末以前合作经营企业共计5700家。属于商品流通的零售业中有25％的私营商店是根据国家的委托从事寄售业务，国营和合作社零售网点比重达到51％，另外还有20％以上属于私营商店和个体摊贩。 + +　　问题：如何对合作经营企业开展领导工作？ + +　　回答：在合作经营企业中都要成立由13-16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其中包括党支部书记，委员会组成的一半——工人阶级代表。以前，合作经营企业都是向人民委员会中的各专业性部委汇报工作，如今其主管部门变为专业性的公司，而后者则从属于地方工业管理局。再往后，这些专业性公司将从属于中央。 + +　　政府将自己的干部派到这些公司去担任经理或副经理职务。 + +　　除了专业性的公司外，还要组建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合作经营企业代表协会。这个协会带有协商性质。资本家们可以在协会里开会和讨论问题。我们认为协会就像是某种类似于老人院的机构，成为协会代表的资本家约有2万人。 + +　　在回答了上述问题之后，许涤新请与会者们谈一下自己的意见。尤金同志首先对许涤新组织这次会谈表示了感谢，并说道，此次会谈中所提供的资料具有很大意义。以前，我们只是对中国所发生的事件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但对其个别和具体的内容不甚了了。但经过此次会谈之后，我们对很多事情的认识变得清楚了。 + +　　尤金同志接着指出，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在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措施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和正确的，并引起了多方的满意和良好反响。其在如何对待资本家问题上所采取的正确做法，实际上是为中国目前正在进行的消灭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运动准备了条件，而且没有在社会上引发动荡、怠工和其他特别的复杂情况。 + +　　我们苏联当年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就相对复杂些。1918年，列宁曾就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利用资产阶级的问题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但我们并没有像以上所述的那样——如此广泛地成功实现国家资本主义。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受到了内战和外国干涉的干扰。 + +　　当前，很多国家都在尝试以不同的方式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能发展到像中国这样的规模。你们（中国）实现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经验对马克思主义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如果中国能够开展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以便对其所实施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加以总结，那就更好了。你们（中国）的实践经验将会对其他亚洲国家具有借鉴意义，因为这些国家内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对本国的民主化变革抱有浓厚的兴趣。 + +　　此次会谈历时3小时，担任会谈翻译工作的是方翻译。 + +　　 苏联驻中国大使П.尤金（签名） + +　　文件共5份，送：谢皮洛夫、费德林、库尔久科夫等同志，情报委员会，档案馆第192号，1956年2月1日 + +　　ЦХСД,ф.5,оп.30,д.164,л.54-69 + +　　来源：沈志华主编：《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第六卷、1955.8—1956.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16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30.txt b/CCRD/3/6/8/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16057009899cdbd90bf2fa4fd54b79cfd148e0 --- /dev/null +++ b/CCRD/3/6/8/000030.txt @@ -0,0 +1,21 @@ +# 怎样造成了王松山反革命杀人一案的错判 + +　　<《法院工作简报》编辑部> + +　　（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洲县人民法院错判王松山案的通报整理） + +　　王松山是湖北新洲县人。贫农成份。兵痞出身。年35岁。1940年参加我新四军，2个月后为日寇俘虏，充当皇伪兵，并曾升任班长。日本投降后给蒋伪镇长汪铁符当勤务兵，于1948年回家，随后又卖本乡壮丁出外，南京解放后回家种田，1951年参加解放军，1952年转业回家生产。1955年10月王松山的哥哥王杏廷控告他有以下罪行：一、任日伪保安队班长时，曾于1942年正月初八的夜晚，在廖家大湾廖波成家里，将我新四军指导员陈幼南同志捕杀；二、在充任伪镇长汪铁符手枪队员和情报员时，曾于1948年2月25日夜，同伪镇政府秘书章吉斋将我贫雇农组长周绍华、王福苟捕杀（苦主周绍华的妻子周张氏亲眼看见的）王松山因而被捕。捕后又脱逃纵火。 + +　　本案起诉到新洲县人民法院后，法院没有认真审查证据材料，即根据侦查材料审理定案，认为王松山犯了反革命杀人罪，判处死刑，送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第一次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发现主要犯罪事实的证据不足，发回再审，新洲县人民法院仍未深入调查对证，判处王松山死刑，再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经深入调查核对证据，查明三条血债都与王松山无关。 + +　　（1）原审认定：王松山原系廖波成的女儿廖风牙的招女婿（未婚），后廖风牙与陈幼南结了婚，因之，王松山挟嫌将陈幼南捕杀。经查实：陈幼南系我新四军税收员，先与廖风牙发生关系，后结婚。廖家士绅廖清波借口败坏廖家宗族名誉，于1942年正月初八的夜晚，指派该湾农民廖春甫等3人给彭犯焱华（当时在我新四军工作，现在押）送信，并以伪法币400元买通彭犯焱华等4人，当夜趁陈幼南同志在廖家大湾廖波成家吃酒时，将陈幼南同志捉到该湾后面田畈里杀害，并且胁迫全湾群众参加。当时一起被捉并被挖去双目的廖风牙，如今尚在。清匪反霸斗争当中，群众斗争廖清波时，廖风牙还去诉了苦。廖犯清波已承认了主谋杀害陈幼南同志的罪行。直接杀害陈幼南同志的凶手彭焱华也供认了此事。当时给彭犯焱华送信人之一的廖春甫和当地群众所谈情况与前述事实完全一致。所有这些都证明陈幼南同志被杀与王松山无关。 + +　　（2）原审认定苦主周张氏亲眼见证王松山捕杀我贫农组长周绍华、王福苟问题，经查实：周绍华曾任我贫农团小组长，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时，斗争过土豪章从仁（地主、伪保长，清匪反霸时已镇压）。王福苟给贫农团烧过火，打土豪时，拿过毛树东（伪保长，现在逃）家的一个钟。我军转移后，章从仁、章吉斋（章从仁的儿子，伪镇公所秘书），毛树东等掌握了伪政权，于1948年旧历2月25日夜带领匪众10余人将周绍华、王福苟捕杀，亦与王松山无关。解放后，清匪反霸中斗争章从仁父子时，周绍华妻周张氏、兄周绍臣均在斗争大会上控诉了章犯父子的罪行，章犯父子已被镇压了。经访问苦主周张氏，她说：“周绍华被捉时，我俩没在一个院住，听张雨香说的”。张雨香证明周绍华被捉的当晚，他和老七（即周绍华）在水家田张洞斌亲戚家，一听到狗叫，两人先后往黄泥塘跑，当老七跑到黄泥塘坡上（调查时测量张说的当时两人距离约一百余步）时，被敌人用电筒照着捉走。当晚没有月亮，看不见是那些人捉的，不过听说没有王松山。毛树东等同晚去捉王福苟时，错捉了王家望。王家望证明说：“这次来的人，我只认识有毛树东、张从仁父子，没有王松山，以后也没有听说有王松山在内。”此外，当地不少群众反映：“老七的血债，章从仁父子早还了，关王松山啥事！” + +　　（3）至于捕后逃跑纵火的罪行，经查实：王松山自幼父母双亡，从小就受他的哥哥王杏廷和嫂嫂的虐待，土改复查后，兄弟分居，因王杏廷想占他的房子，常常发生争吵。1955年6月王杏廷在妻子刁唆下，带着大儿长清到王松山屋里吵闹说：“你是三面红（意指过去吃的开，今天还吃的开）！”，“这不和往日一样，仗汪铁符的势力，带人回来像杀周老七、王福苟等那样把我杀了。”还打了王松山两耳光，然后到政府捏造事实控告王松山有三条血债。王松山被捕后逃跑回家，躲在床底下，正巧听到他的嫂嫂指使儿媳妇去浇王松山种的菜，说：“他被捕了，那还不是我们的。”王松山气愤之下，为了个人报复，便于10月11日夜，放火烧屋（王松山与其兄共住房屋8间），并携铁锹逃跑，途中被捕。被告供词与上述调查事实完全一致。参加救火的群众一致证明确系从王松山的屋起火，然后才烧到他哥哥的屋。 + +　　据此，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王松山一案，原审仅凭检举材料，认定被告有三条血债，不经查对，偏听偏信，判处死刑是错误的，应属错判。王松山逮捕后，逃跑纵火，是出于狭隘的农民落后报复思想，与反革命为目的的纵火有原则区别，但在后果上，已造成人民财产的较大损失，构成了刑事犯罪，应予判处短期徒刑，以张法纪。王杏廷为了图财，不惜捏造事实，陷害亲弟弟，以致造成王松山纵火，情节恶劣，应依法给以刑事处分。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再审（根据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洲县人民法院错判王松山案的通报整理）。 + +　　 1956年2月22日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4期，1956年4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31.txt b/CCRD/3/6/8/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7c1853314e326628230b8229a83bcdd9782899 --- /dev/null +++ b/CCRD/3/6/8/000031.txt @@ -0,0 +1,11 @@ +# 陕西省在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 +　　【陕西分社25日讯】陕西省各地目前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中存在着一下几个主要问题： + +　　（一）有些地区盲目地追求高级形式，愿搞合营、合作，不愿搞经销、代销。汉中专区有的干部认为代销不是合营的一种形式；延安专区也是搞合营合作的多，组织经销代销的少，有的地方将货郎担也组织到合作商店中去。枸邑的四户国药号一户铁业，邠县的三户国药号，太白区的三户棉布一户照像业，麟游的一户照相业，都批准改为合作社门市部，将企业资财交公，不付利息。许多小商小贩也积极要求全业合营合作，不愿意经销代销。宝鸡市最初将小商小贩全部批准全业定息合营，后拟将一部分改为经销、代销，但这些小商小贩认为合营了是铁饭碗，合作小组、经销代销不可靠，抵触情绪很大。 + +　　（二）在清产核资中，干部和职工宁“左”勿右、宁低勿高的思想仍然严重，加之有的资本家为了表现积极及怕受批评，一般自报的较低，因而清产估价偏严偏紧。兴平茂新百货店去年以七十元买的玻璃柜台，资方估为四十元，评议组评为三十五元，最后核定为二十五元；干县一户运输业将胶轮车的全套只估了六百元，工作干部连看都没看就随便核减了一半。有些干部不加区别地把夫妻店连家铺的家具全部登记了。 + +　　（三）不少地区盲目并厂并店的现象还相当严重。宝鸡市将杂货、山货、轮胎、废铁等行业的三百二十五户中的二百〇五户并成为五个核算店和三十二个门市部，其余一百二十户组成合作小组，该市东大街已有九十多户商店因与其他店合并而空着。泾阳将卖豆浆、油条的组织在一起，实行买票制度；又将县城十多户理发业并成三户，形成群众理发时排队拥挤。咸阳市将卖油条的并在食堂里，将工厂门口的回民饭馆搬到城内合并，回民工人吃饭极感不便。在不少地区，由于不适当地、过早地改变了原企业经营管理的习惯和制度，使私商缩短营业时间或对业务表现消极。宝鸡市私营商业前早上7时开门，下午10时关门，现在是上午7时半开门，下午7时半关门，缩短了营业时间约三小时。咸阳市棉布、杂货两业自挂上合营牌子后，每天只营业八小时。洋县文具业王绍文过去自卖钢笔带修理，合营后只卖不修。城固县私商周长天说：“管他卖钱不卖钱，反正少不了我的工资。”宝鸡市有私商说：“货源有国营公司、生活费课借支，生产经营有公方代表，账务有会计，我自己可以休闲了。”有的地区的业务部门在人员安置上，愿要年轻力壮的，不愿要年纪大的，并主张要他们弃商转农。（陈小江）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6年2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32.txt b/CCRD/3/6/8/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44e847f6aed4499ab3c7b5e64b5f3355140db6 --- /dev/null +++ b/CCRD/3/6/8/000032.txt @@ -0,0 +1,23 @@ +# 关于审判反革命及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划清政策界限和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的若干问题和意见 + +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关于召开审判工作会议的情况报告”摘要> + +　　【最高人民法院按：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召开审判工作会议，对审判工作中存在着的某些判刑不当、盲目长判以及不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等问题作了分析研究，从政策上和正确贯彻“既合法，又及时”原则的作法上提出了具体意见，指导与帮助下级人民法院改进工作，这样作费时不多，效果良好。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仿照这种作法，有计划地召开小型审判工作会议，检查、研究审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和具体办法。现将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关于召开审判工作会议情况的报告”摘要发表，供参考。】 + +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厅于1955年11月8日至13日召开了审判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5个中级人民法院院长、5个县人民法院院长及13个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庭长（或审判员）。会议对该省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反革命案件及其他刑事案件仍然存在重罪轻判的右倾偏向，以及较为普遍的不分案件性质，盲目长判的错误倾向作了分析研究，会议上还提出了反革命案件和其他刑事案件的几类案例进行了讨论，会议还讨论了如何正确贯彻“既合法，又及时”的原则。 + +　　这次会议对审判反革命及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划清政策界限和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的若干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 + +　　一、会议首先就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审判工作划清政策界限问题作了研究。会议认为自省6次司法会议及1955年7月公安、司法、检察联席会议以来，各级人民法院克服右倾偏向、正确地执行政策有了显著的转变，基本上贯彻了“今后从严”的方针。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由于对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和随之而来的敌情的发展变化认识不足，因而对某些反革命案件仍判刑失轻；另一方面在批判右倾轻纵之后，不少地区产生了不分案件性质，不区分不同情节，草率从事，盲目长判，甚至发生不应判而判的现象。这种情况在处理一般刑事案件上更为突出。如长山县人民法院将一个偷了几百棵地瓜芽子的农民，判处20年徒刑。禹城县人民法院将贫农李化新为了骗取留用粮，虚报一口人的惜售余粮的落后行为，当作破坏统购统销，判处25年徒刑。夏津县人民法院将一个与人通奸的老寡妇，当作女流氓拟判无期徒刑。福山县人民法院将一个代小偷望哨，分得1角钱的17岁少年，判了3年徒刑（最高人民法院按：以上四案是否纠正原文未交待，如尚未纠正，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应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迅速处理，并报告本院）。类似的问题已发现的为数不少，甚至有的县由于公安预审和法院审判混在一起，加以政策界限不清，以致发生20％的案件主要事实不清即草率判决的严重情况。这些问题的发生，主要是：对毛主席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指示精神领会不够全面；对中央有关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方针政策的文件没有很好学习，或者没有学习。因而将“今后从严”的原则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对立起来，认为“今后从严”就是不分情节，一概从严惩处。加以某些审判人员存在怕别人说右倾的个人主义情绪，以致在定罪量刑上不能坚持原则，草率判处。会议认为今后应继续组织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有关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的方针政策的文件，明确这次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的主要打击对象及区别对待的政策界限，通过学习，批判对于反革命的麻痹倾向，以及不分情节，盲目长判的错误偏向。在审理具体案件上，必须弄清犯罪事实，分清犯罪性质，斟酌不同情节，严格地划清界限。在定罪量刑上，必须严肃地实行国家的政策、法律和法令。对于反革命分子、惯盗、惯窃和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除极少数罪大恶极、民愤很大、证据确凿的罪犯，必须依法判处死刑外，可杀可不杀的则不杀；对其中大多数罪犯应该依法判处长期徒刑，但不是一律判到10年、15年或20年才算长期徒刑；其中少数情节轻微的还可以判5年以下徒刑。有法律规定的要根据罪恶大小，依照法律、条例的规定进行处理；没有法律规定的案件，各地可根据国家的政策，结合过去处理案件的经验，参考这次会议研究的几种刑事案件的案例去处理。对无期徒刑只能用于罪恶不够处死而又应长期监管改造、剥夺自由终身的罪犯，无期徒刑不应轻易滥用。会议还认为各级司法机关应经常研究案例、总结审判实践，及时介绍经验，提高审判人员的政策水平。目前应对已处理的反革命和其他刑事案件，进行一次检查，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应实事求是的妥善纠正。 + +　　二、会议研究了审判工作如何正确贯彻执行“既合法，又及时”原则的作法问题。大家认为自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以来，全省在贯彻执行“既合法，又及时”的原则上取得了一定成绩，因而使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中大批的案犯得到及时处理；法院与检察、公安三个部门进一步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步调，基本上发挥了密切配合、互相制约的作用；对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所规定的公开审理、陪审、合议、辩护各项审判原则和制度，全省除10个单位外，156个单位已全部执行或部分执行。实践证明，正确的贯彻执行“既合法，又及时”原则，是准确及时打击敌人，防止冤枉好人，使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健康发展的一项保证，也是开展业务建设，为今后更好的执行国家所交给的任务的重要前提。但在执行这一原则上，还是有问题的。主要是：（1）目前还有一些司法干部对“既合法，又及时”原则领会不够全面，把合法及时对立起来，或是认为平时可以执行，运动中不能执行。（2）部分法院还继续采用着“一竿子到底”的办案方法。（3）有的法院在运动中采用了不经审判，单凭起诉材料或预审口供即轻易判决，用简单从事，放弃审判职责的错误办法，以追求所谓及时。（4）有的法院至今不按照或不完全按照“依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的原则办案，而是采用“闭门审理不允许群众旁听”的办法办案，审判员独审，不运用人民陪审员，甚至有了人民陪审员也不合议，判决书也无陪审员署名，以及在法庭上压抑以至剥夺被告人的辩护权利等。会议检查批判了以上错误，认为今后审判工作应坚决贯彻“既合法，又及时”原则，为此必须： + +　　1.各级人民法院必须认真的组织干部学习与贯彻这次中央司法座谈会的精神，学习中央司法部陈副部长的报告及有关文件，切实领会报告和文件的精神实质，以解决干部将合法、及时对立起来的错误看法。 + +　　2.必须贯彻既要通力合作，一致对敌，又要各司其职，互相制约的原则。公安部门负责调查侦讯，检察机关负责批捕起诉，法院负责案件的审判。应即纠正法院不经审理单凭起诉材料或公安机关在预审中取得的口供即草率判决的错误作法。应即改变“一竿子到底”的错误作法。至于根据工作进度，干部情况，部门之间相互支援是必要的，不应把部门的职责与互相支援混为一谈。 + +　　3.在处理反革命及其他犯罪分子案件上，应根据宪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其他法律办事：逮捕人犯需要有逮捕证，逮捕前要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后经公安机关侦讯，查明犯罪事实，需要向法院起诉时，应有检察院的起诉书；人民法院判决案件要有判决书，一审案件的判决应有1个审判员2个陪审员署名。审判时必须执行法院组织法规定的审判制度；法院判决后，如当事人不服判决，应允许上诉。这样就能保证一个案犯如果逮捕错了，还可以在起诉这一关不错；如果起诉错了，还可要求判决这一关不错；如果判决错了，还可在上诉这一关纠正错误。这是国家法律的规定，必须认真执行。只有这样才能在工作中不犯或少犯错误；犯了错误能够得到及时察觉和纠正。其中审判与上诉是最后的两个关口，也是案件处理的关键所在，每个审判人员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职责。 + +　　4.各级人民法院在同反革命分子、各种刑事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中，应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应教育每个审判人员使其认识到，只靠好的主观愿望，没有一定的法制监督、就无法达到准确及时地处理案件。在具体要求与作法上，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法院审理案件一律公开进行，要求作到事先公告审理案件的名称、时间、地点，允许群众旁听。在法庭上很好的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允许被告人充分行使其辩护权利，对精神不健全或聋、哑等有生理缺陷的被告人，应允许其近亲属、监护人代为辩护或由法院代为指定辩护人，被告人申请找辩护人时，依法准许。凡起诉的案件，起诉书副本应于开庭前3日送达被告人，以保障被告人充分行使辩护权利。陪审员制度应按法院组织规定立即执行，已有人民陪审员的地方应认真加以运用，未有或很少人民陪审员的地区，应积极设法选举人民陪审员，组织与运用陪审员进行工作。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3期，1956年3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33.txt b/CCRD/3/6/8/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37ae0568c6ae33bfd73ce47c87c8d69d572eae --- /dev/null +++ b/CCRD/3/6/8/000033.txt @@ -0,0 +1,35 @@ +#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运用案例指导下级法院划清政策界限 + +　　为了保证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省司法厅会同有关部门，在1955年下半年先后检查了正定、涿县、饶阳、定兴、通县等5个县法院的审判工作后，又于1955年12月8日至11日召开了各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会议，汇报和检查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的审判工作情况。会议上反映，各该地区人民法院都学习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正定、涿县镇反以来判处案件情况的检查报告”，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用一周左右的时间，采取分类排队、逐案审阅卷宗、集体评议的方法，将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审结的刑事案件作了检查。截至1955年12月份止，全省共抽查已结刑事案件14466件，查出：不应判而判的500件，占抽查总案数的3.5％；可判可不判的29件，占抽查总案数的0.2％；轻罪重判的1001件，占抽查总案数的6.9％；重罪轻判的195件，占抽查总案数的1.3％；案情不清而结案的255件，占抽查总案数的1.8％。表明这次学习与检查的效果是好的。会议对各级法院错判案件的原因及检查工作中的存在对某些案件的处理仍降不下来（应轻判的未轻判）、放不下去（应教育释放的仍判了刑），或转的不对头等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为了进一步划清政策界限，求得量刑适当，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又从下级人民法院的报告中选出各种案件23件，分类排队，提出判处意见，提供会议讨论，收到良好的效果。 + +　　兹就会议讨论的案例选择介绍如下，供各地人民法院参考： + +## 一、反革命案 + +　　地富反攻案犯韩丙仁，富农成份，涉县人。1948年土改时征收其核桃树2棵分给贫农韩四。1950年韩四病亡，该犯于1950年和1951年连收2年核桃（韩四妻已于1951年找村中将核桃退回），1954年该犯偷高梁稭一捆，县法院原判8年徒刑，经检查改判5年徒刑。省院认为该犯乘机夺取胜利果实，实属犯罪行为，但情节不甚严重，且已作处理，可以教育释放。 + +　　反革命犯孟常贵，龙关县人。该犯在村经常偷盗，1947年我军侦察员曾为此对他进行批评追问，该犯怀恨在心，乘给侦察员领路的机会，将侦察员推入山涧摔死，并用手榴弹将尸体炸碎，遂即投敌，又领敌人捉我村干部8名，被敌杀死4名。龙关县法院仅判处该犯20年徒刑。省院认为如果情况确实，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破坏案犯王朝儿，曲阳县人，自幼作长工，后为农。1954年卖了580斤余粮，以此对村主任不满。同年即向村主任要购粮证，村主任说没办法，王即说：“村主任好比国太下山东，苦害良民百姓。”此外，还说过，现在结婚还得登记，好像隋朝“杨广”玩弄妇女一样。曲阳县法院原判3年徒刑，经此次复查改判拘役6个月。省院认为系思想落后问题，应该教育释放。 + +　　反动一贯道徒胡方霞，安次县人，中农成份，小商人出身。1944年加入一贯道。解放后假登记后又进行活动。1951年人民政府明令取缔反动道门时，被政府管押一夜，经教育回家生产。1954年至1955年1月和反动道首胡力钟（已枪决）见面，给该道首旧人民币21万元，并来往传送信件6次，帮助反动道首进行反革命活动。安次县法院原判7年徒刑，此次，复查改判4年徒刑。省院认为该犯虽系道徒，但经管押教育释放后，仍与反动道首保持道务联系，并传递信件，认为原判7年徒刑是可以的。 + +## 二、巫婆神汉案 + +　　巫婆杜金莲，龙关县人。从1953年开始跳神、过阴，曾到3个村给人看病共骗得大烟2两、人民币10元。给本村宋尚库看病时，以神鬼威胁，使病人精神恐慌，病势加重。龙关县法院原判6年徒刑，此次复查后改为4年徒刑。省院认为该犯以神鬼看病诈骗财物，且活动范围较广，后果也较严重，原判6年徒刑可予维持。 + +　　何凤斌，26岁，阳原县人。双目失明，靠算命和治病维持生活，以仁丹和饼干制成药丸，治死5名经医生治疗无效的人。该县人民法院认为该犯责任重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省院同意中级人民法院的分析，认为仁丹和饼干是治不死人的，但这种制造假药的行为是一种欺骗行为也是违法的，可以教育释放。 + +## 三、偷盗案 + +　　偷盗犯杨金堂，灵寿县人。该犯于1949年前与他人共同偷盗南湖村驴1头和本村土布8疋，均已赔偿。同年又偷本村线子1部和小米7升未遂，以后再无偷盗行为。这次镇反运动中该县将其逮捕，以惯偷判处15年徒刑。经此次复查，该县认为是轻罪重判。省院认为所偷的驴及布疋，情节虽属严重，但已作处理，而且该犯自1949年以后再无偷盗行为，不应再追究刑事责任，可以教育释放。 + +　　偷盗犯李小禄，无极县人。该犯早在1946年偷过棉花和粮食。1955年秋天趁给农业合作社喂牲口之机，偷饲料（玉米）27斤。无极县法院原按惯偷判处2年徒刑，此次经复查改判1年徒刑。省院认为不应判刑，可由社内批评教育解决。 + +## 四、赌博案 + +　　赌博犯赵山，中农成份，商都县人。1949年参加伪军9个月，解放后回家已声明登记。只是在1954年正月参加赌博，经村干部批评教育。1955年2月又进行赌博，县法院原判12年徒刑，经复查改判2年徒刑。省院认为赵山历史上虽当过伪军，但未查出罪恶。赌博又都是在春节前后，属于一般群众性的赌博，不应该判刑，可以教育释放。 + +　　赌博犯李炳焕，男，54岁，中农成份，乐亭县人。自幼不务正业，抽大烟，当伪保长，搞女人，敲诈群众。解放后，从1949年开始至今仍以放局招赌为生，每天抽头7、8元，为防止抓赌每天雇工2人望风。该犯并当场高息放债，以致农民陈世勋卖掉土地2亩。该犯并在1954年唆使殷景治偷盗棉花34斤，该犯分赃20斤。县法院仅判处徒刑2年。省院认为可以判5年以上徒刑，以资改造。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2期，1956年2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000034.txt b/CCRD/3/6/8/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90df01a02ef5395df7ae1c40ca328f74520e16a --- /dev/null +++ b/CCRD/3/6/8/000034.txt @@ -0,0 +1,19 @@ +# 邵振甲反革命案是怎样错判的 +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改判了一件反革命案件，案件的被告人叫邵振甲，男，22岁，地主家庭出身，他的父亲在1951年“镇反”时被判处死刑。原审康平县人民法院认定他犯有以下罪行：他的父亲被处死刑后，心怀不满，曾对王君说：“我要是成份好，不会这样大气不敢出”，并说“君子三年报仇不晚”。1953年6月间深夜到范永生家撬窗户，企图强奸范妻未遂。1955年春，把曙光第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毛驴用刀砍伤，养了10多天才好。同年4月间对社员王朝双说：三义号合作社用人拉犁杖。在粮食统购时说：小崴子（地名）饿死2个人。屯主任派他的哥哥作民工时他又说：不去，他能怎样？1955年与王贵妻通奸，妨害他人家庭。根据这些罪行，康平县人民法院认定被告人邵振甲犯了“反革命破坏中心工作罪”，判处无期徒刑，邵振甲不服这一判决，提起上诉。 + +　　邵振甲到底犯了什么罪？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证实的有以下情节：邵振甲于1955年3月间开始与王贵妻通奸，造成王贵家庭不合。此外，在1955年3月间邵振甲预报粮食供应数字后，曾向屯主任说：“我报的少了，恐怕不够吃”屯主任说：“那不怕，还有下次呢”，邵即说：“听说小崴子还饿死2个人呢，连豆饼都不够吃”。春耕时邵问王朝双种了多少玉米，王说没有多种，因为牲口弱，不能多种，邵接着说：比三义号生产合作社强，他们还用人拉犁杖哩！ + +　　（据此，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邵振甲与有丈夫的妇女通奸，造成他人家庭不合，是犯罪行为。但所说的那些话，则是一种无意传谣，属于认识上的问题，不是造谣破坏，不能构成犯罪，所以撤销原判决改判徒刑1年。） + +　　康平县人民法院为什么没有查明真象以致错判呢？ + +　　主要是轻信了证人王君的证言。对王君作证的动机、目的以及和被告人有无利害关系等没有进行了解，甚至连王君写的检举材料与在法庭上的证言有许多矛盾也没有引起注意和查对，直到上诉审法院审理时，王君才当庭供述了如下事实：王君是一个57岁的单身汉，原与他的侄孙王贵住在一起，以后又分居了。当时王君就怀疑分居是邵振甲挑拨的，对邵不满。随后邵振甲和王贵的妻子通奸被发觉，王贵妻又提出要求离婚，更引起了王君对邵的不满。由于这些原因，王君便趁机故意捏造了几项罪恶，诬陷邵振甲，并出庭作证，把1953年6月范永生为试探他妻子作风的好坏而撬开自家窗户并且当时就经屯主任处理过的事说成是邵振甲干的；把1954年12月社员王忠使用社的驴子时，不慎把驴身上划破二指长口子（没影响干活）捏造成1955年3月邵振甲用刀把驴子砍了二指深3寸多长的伤，驴子半个多月没有干活；还捏造邵振甲在他父亲处死后说过：君子三年报仇不晚，在屯主任派他哥哥作民工时说：不去，他能怎样等等（捏造事实诬告他人是犯法的。本案经查明系诬告后，对王君怎样处理的，原文没有交代——编者注）。 + +　　其次，在审理本案过程中，不认真调查对证、主观主义的审判作风也是严重的。据检查在审理当中，本已发现一些材料不实之处，但未认真调查研究。实际上如王君伪证被告人砍伤曙光第二农业生产社的驴的事，只要到社里了解一下有无驴子被砍伤，就会弄清楚了。王君捏造被告人企图强奸范永生妻未遂的事，是否是实，屯里人是知道的，只要去调查一下也可以弄清楚。 + +　　第三、对被告人的辩护权利不重视。在审理时，被告人提出：我与王贵媳妇通奸，王君可能恨我；范永生家的窗户被撬，那时我不在家，在法库等。这些情况是很重要的，应该查对清楚，但是原审法院没有这样作，就草率地定案判决了（根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总结整理）。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3期，1956年3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6/8/names.txt b/CCRD/3/6/8/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cfb644aa8c7165eee5996d1757fd25f5a2aaf7 --- /dev/null +++ b/CCRD/3/6/8/names.txt @@ -0,0 +1,35 @@ +上海市私营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告全市工商界家属书 +从王玉才破坏农业互助合作一案的改判中吸取经验 +农民黄汉中等被诬陷一案得到了正确处理 +山东诸城县处理人民来信来访的几种办法 +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体会 +吴忠回族自治州宰杀羔羊十七万只 +山东武城等县有些社向社员追索财务引起混乱 +公安县农业增产竞赛中的锦标主义 +有些法院审判工作发生了盲目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 +关于审判反革命案件和其他重要刑事犯罪案件中若干政策界限问题的资料 +河北、杭州等地司法机关处理反革命案件的报导 +复员军人自杀事件二百多起 +为什么不能改判反革命犯赵秀峰死刑 +必须从镇宁县发生的三个假案中吸取教训 +上海水上运输法院对处理海事案件的检查报告 +江苏不少社员要求退社公开提出自己收麦 +沧县专区小麦丰收在望社员请愿自收 +在夏收预分中干部强迫命令引起社员自杀 +从农民黄汉中等被诬陷案件的审理经过吸取经验教训 +中共太原市委办公室关于对匿名者来信处理情况的报告 +苏联驻华使馆参赞苏达利科夫与平杰三会谈记录：中共的民主党派工作 +关于修正《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中第六、七条的决议 +不可偏听一面之词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 +从看“十五贯”回忆王宝兴错案 +宁波地区半年来不断发生群众自杀事件 +历史和成分不能作为是否反革命犯罪的唯一根据 +阳江县用粗暴方法阻止农民经商 +改判被告人周建中死刑为免予刑事处分一案的经验教训 +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与许涤新会谈纪要：中国的工商业改造情况 +怎样造成了王松山反革命杀人一案的错判 +陕西省在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中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 +关于审判反革命及其他刑事犯罪案件划清政策界限和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的若干问题和意见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继续运用案例指导下级法院划清政策界限 +邵振甲反革命案是怎样错判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0.txt b/CCRD/3/7/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3f79c2e53e30fe64cd4682d765901632ea77b65 --- /dev/null +++ b/CCRD/3/7/0/000000.txt @@ -0,0 +1,35 @@ +# 王芸生：我到解放区来 + +　　<王芸生> + +　　到解放区来，这在我个人的生命史上是创时代的。 + +　　我到解放区来，曾经几个月时间的准备。我是去年十一月初旬离开上海，经过台湾，到了香港，留居了三个多月。今年二月底离开香港，三月初进入华东解放区，十八日到了解放后的北平。这条路线，对我并不陌生，但在华东解放区，却使我接触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东西。千里迢迢，一路风尘，表面上到处残破，刻划着战争的痕迹，内容里却正在茁长着一个新生的社会。我们一行二十几个人，一路所见，无不赞叹，我个人尤其欣幸此行的收获。我是一行中的唯一的一个北方人。我是在这黄土层中生长出来的，我睡过土炕，吃过馍馍，却难得想像到解放区如今这样的情形，百闻不如一见，我们在华东解放区所见到的一切，非但一一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的一切谣言和诬蔑，而且使我们见到了中国自有历史以来所未有过的新事物。 + +　　第一、在人民政府的政权下，政府的工作人员都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这些工作人员，当然多数是知识份子，但是都已成为农民型的了。他们简单朴素，勤恳和气，没有丝毫的官架子和官僚气，他们是切切实实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中国一向是官世界，而解放区的政府工作人员如此，这就是一个大革命。 + +　　第二、我们看到了人的生活和人民的力量。我们在一个农村里住了两天，这对我们的收获可太大了。是个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当地军民水乳交融的融合在一起。差不多每家村民都让出一间或半间的屋子给我们这一群远来的客人住，本宅或邻舍的农民常常凑和我们来谈话。他们极坦白朴素的述说：国民党的残酷破坏，拆房子，烧门窗，杀牲口，横征暴敛，烧杀淫掠，民不聊生。现在可不同了。经过了土改，这村里只有一个二十五亩田的地主让出了十亩田，公平分配了。全村的农民，人人有地种了，人人有饭吃了，没有不劳而获的剥削者了，大家都满意了。他们述说解放军帮他们耕田，述说缴纳公粮的公平合理，述说曾经遭受国民党迫害的人民自动参军去报仇，述说男女村民自愿增加生产缝做军鞋以支援前线。言谈间，一种旺盛的情（绪），和愉快的神气时时在流露着。从这个小村子，使我们了解了土改这把钥匙的重要。以土改为基础，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地去封建势力的根基，解放了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生活，大大提高了农村的生产力，更合理的改变了人与人间的关系。人的生活是应该如此的。人民力量的伟大，也在这里见到了。 + +　　第三、我们看到了人民解放军政治教育的伟大。在华东解放区，我们有机会看到了解放军官团。团里的学员，都是俘虏过来的国民党军官。其中有一百多名将军，更多的校官。他们过着人的生活，受着比解放军干部还优一级的待遇，人人都是黑黑胖胖的。听了几位上将和中将报告他们的学习生活，忏悔过去，策勉现在，都津津有味，至于下级的尉官，被俘后，只须经过极短期的政治教育，经过一番诉苦运动，大家抱头痛哭一场，有了阶级的觉醒，立刻就参军上前线了。大批的士兵，由于他们的阶级性，多数是阵前转变，立刻就掉转枪口打仇人。由于这点，使我们看到解放军政治教育的伟大。解放战争不单纯是复仇的战争，它有一套哲学作基础，从阶级立场上，去克服一切有形和无形的敌人。谁服从了一 切为人民大众利益的真理，谁就不再是人民大众的敌人了。 + +　　尽管时日很短，走的地方也不算多，但由于上述几点的看到，确实使我得到自我反省的机会。在反省的思绪中，我一路在丢包袱，一路在想学习，现在到了北平，更要痛切反省，加紧学习。 + +　　首先使我反省到：我虽是出身于贫无立锥之地的苦孩子，且在五四以后投身过大革命的洪流，但基本上仍是走的旧知识份子的路，苦读勤修，出人头地。所谓「出人头地」，就是在即成社会中向上爬。结果自己看看爬到反动的上层，沾染上浑身的小资产阶级的气习。在生活与意识上，脱离了人民大众。尽管个人始终固守着一份做人的矜持，也止于旧知识份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想法，不是深入民间的，纵有热情与正义感，却是一种施与式的悲悯，不是与人民大众的疾苦血肉相连的。纵有强烈的爱国心，使我始终站在反帝国主义的阵线上，但未能把握到阶级的立场，笼统的国家观念，是常会被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的。这样，尽管个人在主观上不作恶，在客观上常常会远离了人民，给反动的统治阶级利用了。这是最应该反省警惕的。尤其在生活意识方面，浸沉于都市的享受，是极不应该的。今天看看解放区人民以及工作干部的生活，这种单纯朴素的样子，中国人不正该如此生活吗？到北平后，听到一位教书朋友的痛切话，他说：看了中共人员的生活，彼此一对照，使我痛切感到我们这群人简直不是中国人。从小娇生惯养，长大了上洋学堂，出洋留学，满脑子装了资本主义正统派的学说观念，回来仍在都市里混，由生活到意识都是买办式的，这还行吗？我深以这位朋友的话为然，由生活到意识，都必须由半悬空中爬回来，脚踏实地回到人民大众中来。 + +　　其次使我反省到：我从事了二十多年的新闻工作，时时策动自己要做一个好记者；但自己未曾坚决的把握到阶级的立场，尽管主观上要做好，而实际已脱离了人民大众，甚至给反动统治阶级利用了，离开了人民大众的立场，所谓好，是没有标准的。个人的立场既如此不明确，我所服务的报，其中即有官僚资本，主持人又甚接近反动的统治阶级，其基本的属性是反动的，实际给反动的统治阶级起了掩护作用。我与我的同志们尽管要把它做成独立的报，而事实上是离开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的，相反的却为反动阶级服务了。况且所谓「独立」，实际就是离开了人民。前几天我在新闻工作者座谈会上发言，曾说明了一种认识：「一个新闻记者，在人民与反人民之间没有中立，在帝国主义〔与〕反侵略之间也没有中立。」所谓「独立」，也同样不通。我这次到解放区来，不是来「中立」的，也不是来「独立」的，乃是向革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来投降。 + +　　再其次使我反省到，流行于小资产阶级的国际观念中，笼罩着一种对苏联的误解。他们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理论体系，也不了解工农无产阶级的共同立场，因此也将苏联与美帝国主义等量齐观。用强权政治的眼光看当前的国际关系，以为苏联也是强权政治中纵横捭阖的角逐者。其实，若把握定了阶级立场，就会懂得，奉行马列主义的苏联，它是世界无产阶级的领导者，社会主义的灯塔。它与帝国主义搏斗，是为了挣脱世界大多数人类的枷锁，使人类永无人剥削人的制度，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在民族立场上，也与阶级立场相统一。苏联在民族立场上，它同情一切被压迫的民族，而援助他们获得解放。在此立场上，苏联在世界上是革命势力，决不是侵略势力。 + +　　由于以上几点的反省：在我个人的今后修养上，需要锻炼下面的四句话： + +　　抛弃旧习惯， + +　　丢掉旧成见； + +　　一切重新学， + +　　一切从头干。 + +　　娇生惯养、养尊处优的旧习惯，是知识份子的第一个大包袱，必须首先抛弃，从古老的圣经贤传到近代资本主义哲学，这三千年来中外混合的旧成见，是中国知识份子的第二个大包袱，更要彻底丢掉。此外可能还有许多包袱，也要一齐丢掉。丢掉这些包袱，个人的精神解放了，诚心诚意的归入新民主主义的人民阵营，纠正方向，坚定立场，然后一切重新学习，一切从头干起。以前的错误，应该时加警惕；以前对于人民若有一些微劳，应该一切不算，今后只有虚心学习，忠诚的为人民大众服务。 + +　　来源：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进步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1.txt b/CCRD/3/7/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f7dcbcf44a6d15c14e81736e5b52162acedd4c --- /dev/null +++ b/CCRD/3/7/0/000001.txt @@ -0,0 +1,17 @@ +# 黄炎培：人民革命的信炮——五四运动 + +　　<黄炎培> + +　　遥遥的世宙，在几千万年进化途程中，经过长时期的渐变，来一个突变，突变的程序，有时会分做若干阶段、最后才到达了成功。 + +　　中国人民革命，经中国共产党领导，到今天走上了成功的途径。它的运动，不始于今天， 民十六国民革命军北伐，也曾一度表现它的力量，最早乃是五四运动。它首先把人民的力量， 用突变的方式表现出来。到今天才在完成突变的程序，而人民革命工作，恰等于农家经过春耕夏耘而秋收希望它的使命从此完成。 + +　　用突变的方式，发挥人民力量，这是五四运动所负荷的使命的本质。而打倒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乃是当时军阀送给它的好题目。例如民十五，上海英租界巡捕开枪制止学生游行，有了这个好题目，便有五卅事件发生，五四和五卅，两者范围大小不同，而性质略 同，而五四实是人民革命历史发展初期的一个信炮，恰等于黄花冈一役是辛亥民族革命过程中间的一个信炮。 + +　　为了五四运动，属于人民革命发动的最初期，所以那一回运动的成员特别复杂。极少数是把人民革命做目的来领导运动的，也有并没有了解人民革命意义，仅发于爱国的一念，来参加运动的。中间最大多数，等于戏场里的跑龙套，尽管写出激昂慷慨的文章，尽管擎着白旗，喊着口号，跟着人家跑，当时很象是前进分子，情势一变、紧要关头到了，他们会干出反动行为，人民革命运动成功期的革命对象，不少五四时期轰轰烈烈的人物，就是这个缘故。 + +　　岁寒知松柏，有了百卉的凋零，越显出松柏的珍贵，我们今天站在人民革命完成时期，来纪念五四，要纪念当时的运动领导者，还应该认清人民革命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用新民主主义来领导人民革命，何以会成功？何以成功得这样迅速，彻底？他们用怎样方法来领导人民的？ 革命成功后，人民所得到的是什么？这都是需要我们清清楚楚地认识。认识清楚了，我们每一个人要诚心诚意地做这回运动中间一个成员，不光是跟着人家跑，五四运动，就是给予我们一面很好的镜子。 + +　　 民国三十八年五月 + +　　来源：《人民日报》 1949年5月4日 第 5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2.txt b/CCRD/3/7/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1dc0abd19cf1be4b3f46775f81b9b2d587daf2 --- /dev/null +++ b/CCRD/3/7/0/000002.txt @@ -0,0 +1,21 @@ +# 朱光潜：自我检讨 + +　　<朱光潜> + +　　中国人民革命这个大运动转变了整个世界，也转变了我个人。我个人的转变不过是大海波浪中一点小浪纹，渺小到值不得注意，可是它也是受大潮流的推动，并非出于偶然。 + +　　我的父祖都是清寒的教书人。我从小所受的就是半封建式的教育，形成了一些陈腐的思 想，也养成了一种温和而拘谨的心理习惯。由于机缘的凑合，我在几个英法大学里做了十余年的学生，在资本主义形态的文学，历史学和哲学里兜了一些圈子。就在这个时期的开始，中国文化思想上发生了一个空前的变动—五四运动。我关在一个外国学校里，这样大的一个变动掠我而过，而我却茫然若无其事。这是我生平的大不幸。历史向前走了一长段路，而我还停滞在变动的出发点。我脱离了中国现实时代。 + +　　在学生时代，我受了欧洲经院的“为学问而学问”那个老观念的传染，整天抱着书本子过 活，对于大世界中种种现实问题失去了接触，也就失去了兴趣。实际政治尤其使我望而生畏， 仿佛它是一种污糟的东西。二十二年回国，我就在北大外文系任教。当时我的简单的志愿是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一点，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假如说我有些微政治意识的话，那只是一种模糊的欧美式的民主自由主义。二十六年抗日战事起，我转到四川大学。校长是一位北大哲学系的旧同事，倒是规规矩矩的办学，可是因为不会逢迎教育部长陈立夫，过了一年就被撤了职，换了他的党侣程天放。当时我以一个自由思想者的立场，掀起风潮去反对。反对不成， 我就辞了职离开四川大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反动政治的压迫而起反抗。这消息传出去 了，一位在延安做文化工作的先生曾经写信邀我去延安，我很想趁这个机会去看看我能否参加比较积极的工作。由于认识的不够和意志的薄弱，我终于辜负了这位先生的好意，转到武汉大学去继续教书。 + +　　在武大待了三四年，学校内部发生人事冲突，教务长没有人干，学校硬要拉我去干。干了不过一年，反动政治的压迫又来了！陈立夫责备王星拱校长，说我反对过程天放，思想不稳， 学校不应该让我担任要职。王校长想息事宁人，苦劝我加入国民党，说这只是一个名义，一个幌子，为着学校的安全，为着我和他私人的友谊，我都得帮他这一个忙。当时我也并非留恋这个教务长，可是假如我丢了不干，学校确实难免动摇。因此，我隐忍妥协，加入了国民党。我向王校长的声明是只居名义，不参加任何活动。这是我始终引为内疚的一件事。参加一个政党本身并不是一件坏事，我所感到渐愧的是我以一个主张思想自由者，为了一时的方便，取这种敷衍的态度，参加了我不愿意参加的一个政党。 + +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北大，就怀了一个戒心，想不要再转入党的漩涡，想再抱定十余年前初到北大时那个简单的志愿，谨守岗位，把书教好一点，再多读一些书，多写一些书。可是事与愿违，一则国民党政府越弄越糟，逼得象我这样无心于政治的人也不得不焦虑忧惧；二则我向来胡乱写些文章，报章杂志的朋友们常来拉稿，逼得我写了一些于今看来是见解错误的文章， 甚至签名附和旁人写的反动的文章。在这里我可以约略说一说过去几年中我的政治态度。象每个望中国好的国民一样，我对于国民党政府是极端不满意的；不过它是一个我所接触到的政府，我幻想要中国好，必须要这个政府好；它不好，我们总还要希望它好。我所发表的言论大半是采取这个态度，就当时的毛病加以指责。由于过去的教育，我是一个温和的改良主义者， 当然没有革命的意识。我的错误已经由事实充分证明，这里也无须详说。 + +　　在解放以前，我对于共产党的主张和作风的认识极端模糊隐约，所看到的只是国民党官方的杂志报纸，所接触到的只是和我年龄见解差不多的人物，一向处在恶意宣传的蒙蔽里。自从北京解放以后，我才开始了解共产党。首先使我感动的是共产党干部的刻苦耐劳，认真做事的作风，谦虚谨慎的态度，真正要为人民服务的热忱，以及迎头克服困难那种大无畏的精神。我才恍然大悟从前所听到的共产党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国民党的作风到共产党的作风简直是由黑暗到光明，真正是换了一个世界。这里不再有因循敷衍，贪污腐败，骄奢淫佚，以及种种假公济私卖国便已的罪行。任何人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新兴的气象。从辛亥革命以来，我们绕了许多湾子，总是希望之后继以失望，现在我们才算走上大路，得到生机。这是我最感觉兴奋的景象。 + +　　其次，我跟着同事同学们学习，开始读到一些共产党的书籍，象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毛泽东选集以及关于唯物论辩证法的著作之类。在这方面我还是一个初级小学生，不敢说有完全正确的了解，但在大钢要旨上我已经抓住了共产主义所根据的哲学，苏联革命奋斗的经过， 以及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政策。我认为共产党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论上所应走而在事实上所必走的一条大路。 + +　　从对于共产党的新了解来检讨我自己，我的基本的毛病倒不在我过去是一个国民党员，而在我的过去教育把我养成一个个人自由主义者，一个脱离现实的见解褊狭而意志不坚定的知识分子。我愿意继续努力学习，努力纠正我的毛病，努力赶上时代与群众，使我在新社会中不至成为一个完全无用的人。我的性格中也有一些优点，勤奋，虚心，遇事不悲观，这些优点也许可以做我的新生的萌芽。 + +　　来源：《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3.txt b/CCRD/3/7/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077e61e7a0aafb1655f9f5839900fd12bd0b58 --- /dev/null +++ b/CCRD/3/7/0/000003.txt @@ -0,0 +1,13 @@ +# 为群：检查我的学习 + +　　<为群> + +　　我过去是一个念法律的学生，一向认为法律是最神圣的，与政治无关，超乎一切阶级之 上，作为人类行为最公正的规范，人人在法律面前平等。我以为废除“六法全书”是着重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将来还会制定一部大同小异的“六法全书”来照样应用。现在才明了法律也与国家一样是有阶级性的，法律是政权之一部分而也靠政权来支持，统治阶级为了保护符合于它自己阶级利益的秩序而制定一定的法律，作为一种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先用武力镇压，再写些法律条文要大家遵守。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看到：奴隶时代的法律，杀奴隶没有罪；封建时代的法律，贵族管不着，即所谓“刑不上大夫”；资产阶级时代的法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徒刑可以罚金代替，杀头坐牢的尽是穷人，农民不缴租就是犯了法，超经济的剥削被认为是合法而得到保障的。过去易朝换代一直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法律都是大同小异，一脉相承的， 因为那只是一种剥削方式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种剥削方式另一个剥削阶级。现在是大多数人当了权，人民做了统治者，过去那一束缚人民的枷锁当然不再让它留着来套在自己头上了，而必须另外制定为人民所有为人民所能掌握为人民所用的法律和适合人民需要的司法制度，来保障和巩固人民利益，并无情的镇压一切反动势力，使过去为少数人服务的法律变成为多数人服务。在我对法律的认识的转变中，可见旧法律思想不是一个命令能废得掉的，必须联系政治理论来时加检讨，才能铲除一切过去所受的旧法律的影响。从此我开始认识了法律是服从政治 的，一定的政治水平是学习人民法律的先决条件，我的“为什么要尽搞政治学习”的疑惑戳破 了，今后我将自觉地去学习政治知识了。 + +　　原先我看到或想到民主集中制时，总是以为不如旧的民主制度那样真正民主，经过同学在小组会提出讨论和自己再三研习后，才知道过去观念大错特错；才知道民主集中制是辩证法的一种运用。在民主和集中来回不断的运动中，使群众的意见底结晶变为领导的意见。领导者结合于群众当中，使群众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群众的好意见被搜集无遗，不适合的意见和疑虑可获得明白的解释，大家无猜忌、无隔阂，自然趋于一致、团结无间了，群众的力量得以充分发挥。人民政协运用了民主集中制，所以一切都获得高度的民主和高度的集中。从这一认识的转变，使我动摇了埋首书本的固执性，我深深感到没有深刻的研究，对事物的认识是不会正确的，很平常普通而简单的事物往往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今后我当抓住每一学习的对象，作严密的研究，把理论知识应用到所见所闻的具体事物的了解上去了。 + +　　其次是关于“统一战线”问题。我以前的认识是模糊的，我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国民党领导的，共产党后来因势单力薄，模仿这办法来对付国民党，直到现在，听过谢校长的反复详细的报告后，我才知道“统一战线”必有“敌”“我”之分，即大家齐心一意向共同的敌人作斗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军阀官僚主义就是中国人民的敌人。自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代表了中国人民即提出了这一与三大敌人斗争的“统一战线”的要求。一九二五年孙中山接受这一要求，获得北伐的成功，后来蒋介石叛离了，共产党仍坚持这“统一战线”。到一九三七年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蒋介石始终野心未泯，蓄意分裂，消极抗日，积极防共，惟有共产党才真正领导全民族，在陕北黄河和敌后打击和牵制敌人而获得最后的胜利，可见“统一战线”的任务实际上的领导者还是共产党——这也是共产党一贯的必然的主张，因为共产党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着眼点的。从以上二种认识的转变中，我进一步的认识了共产党的伟大，肯定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的前途必然是辉煌和幸福的，鼓舞了我对人生对生活对学习对工作的高度兴趣，更因由衷的信仰共产党而使我开始盼望着能有一天光荣地加入中国民主青年的先锋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　　还有我以前看到组织法中没有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对那一机关负责、共同纲领中也未规定人民的罢免权和复决权，总认为不完善，认为人民无法掌握自己的权利。现在我才知道是我的旧思想在作崇，以前所学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理是注重形式的民主，而我们是注重实际上的民主，民主不是目的，是要达到对人民有利益，只要合乎大众要求，受人民支持的做法， 内容和形式实际上都已向前发展了一步。拿旧思想来衡量新事物，决不会清楚的了解。今后我必须跳出旧的圈子来批判地认识旧的事情，来看新的事情。以求能主动的正确的估定一切事物的真假，并且要“否定前三斧，从头学起”了。 + +　　來源《人民日报》 1949年11月28日 第 6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4.txt b/CCRD/3/7/0/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480be46fb56b4443bd341bcdac7c02152c56df --- /dev/null +++ b/CCRD/3/7/0/000004.txt @@ -0,0 +1,85 @@ +# 张治中：怎样改造 + +　　<张治中> + +## [本文为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军于1949年12月6日对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的讲话] + +## 一 决心不再回南京 + +　　今天和大家见面，话从哪里说起呢？我想，首先把我这几个月来的经过，就是今年四月一日从南京飞到北平和中共举行和谈，以至和谈破裂后留在北平的将近八个月来的经过报告大家。当然，从报纸上，从广州、台湾中央社发出的消息里，他们都报导了不少说我留在北平这样那样的话，大家大概都看到，这都是一派的胡言乱语。今天在大家同志面前，我应该做一个真实重要的报告。这当然是大家所最关怀的问题之一。 + +　　我从今年一月底回到兰州以后，就决心不再到南京去，并且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的问题了。但是，南京方面两次派飞机来接我，天天来电报和长途电话，非要我到南京去不可，而且非要我参加和平商谈不可。到南京后，经过相当时间的研商，我以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于四月一日由南京飞到了北平。经过二十天的商谈，最后终于决裂了。其中经过，大家从报章上，传说上已经看到听到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南京方面负责人对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对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真诚的谋取和平，并且正式发表了给毛主席的信件，承认以毛主席所提八项为商谈基础；但是反覆折腾的结果，我们所争持的很多，中共方面所让步的也很多，代表团经过多次的研讨之后，决定接受中共最后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回到南京，建议政府接受。可是他们到南京后，南京政府方面的态度和从前对我们所表示的真诚谋取和平的态度完全两样，他们拒绝接受：同时有些顽固派对代表团，特别是对我个人大肆攻击。因此我才看出来，他们过去要我们到北平来参加和谈不是真诚的，根本是一种欺骗——不但对代表团是一种欺骗，对全国人民更是欺骗，今天，人民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就拿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实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主张和平，主张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是正确的。 + +　　和谈破裂以后，代表团当然要回到南京复命，南京方面也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又接到南京的指示，要我们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南京了。当时中共朋友对我们说：「代表团不必回去，请你们还是留在北平，现在南京政府虽然没有接受和平协定，不过随着情势的推移，等到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只要他们愿意签订协定的话，我们还是随时可能签订。」同时还有些朋友另有一种看法，就是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不见得不加害于我们，危险性很大。对于这一点，在代表团，特别是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但是如要真的随着情势的推移，还能重复和谈签订和平协定的话，当然是我们代表团同人所愿意的。这样，我们就在北平留下来了。 + +## 二 三十年来六休息 + +　　在留平期间，我自己常常在想，在考虑一些问题。当然，和谈一停止，我就变得很悠闲了。最少三十年里我没有这样休息过。家里的人还和我说笑话：「老天爷看你这许多来太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个休息的机会。」不久，中共统一战线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新大楼」还要好。这房子过去是一个英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直到上月二十二日我方由北京飞到兰州，二十六日陪同彭副总司令飞兰州酒泉，二十七日飞到这里。 + +　　在留平几个月的生活，本来不足报告，大致地说，在最初三个月里，北平的风景名胜都一一逛过，北平的大鼓，我是常听，平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我也领教过。有一段时期，差不多每天晚上去听大鼓。在这时候，驻新的同志们正在用心思，考虑问题，研究做法了吧？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德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看望我。他们常常表示，唯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 + +## 三 我的苦闷 + +　　往后的两三个月，就不是那么悠闲了。中国人民政府开会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跟着成立，各方面来的朋友也多了。会议多了，应酬也多了，那几个月里大鼓就很少听到，只有偶尔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两三回晚会罢了。 + +　　以上这些生活片断的报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现在要特别报告的，就是我的留平四、五、六三个月内，心情陷于极度的苦闷中。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法解答，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很自然想到的问题，比方第一个问题，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什么一回事？难道在北平天天听大鼓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成吗？这些问题天天在想。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二十多来的朋友，无话不谈，我的苦闷他当然也早看出来。我们两个人常常抬起杠来，他批评我说：「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像这类话他说得很多，我们抬杠也很多。我说：「革命道理我也知道，不过革命也要做人的。」后来我多次周先生提出：「我久住北平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到苏联去吧？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我早就多次想去都没有去成，现在机会正好。」他说：「现在苏联和我们还没有建立邦交，你以什么立场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此外，他还说了好些理由，说明一时还不能让我去苏联的原因。好吧，既然去不成就住下去吧！想下去吧！吃饭在想，睡觉在想，一天到晚在想，非常的苦闷！ + +　　经过整整三个月之久的苦闷，光是想，光是苦闷不是办法，一天到晚想也不是办法，于是看看书吧。毛泽东选集看了，联共历史简明教程也看了，中共干部必读的书也看了几本了，但是脑子里的具体问题并不见得解决，直到六月十五日广州中央社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二十、二十二两日又发出两个电讯，说是我在北平又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唆使」，离开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不久在广州的国民党党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说张某人是叛党，应该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派说张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暂时等一等再说。（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通辑）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不少。我在中央社发出了三个电讯之后，不得已于六月二十六日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大概大家在报上都看了。当然，这篇声明主要部份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讲的，在南京很早就讲过，在重庆抗战时里讲过，而且不仅随便和朋友讲，更是多次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讲，和政府的负责人讲，是我多年来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党，还不应该失败吗？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为革命的，是为实行三民主义的，远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可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怎么样？执行革命政策了吗？不，不革命！反革命！实行了三民主义了吗？政府都一个部门是在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抛弃了三民主义！一个以革命做号召的党，后来变成不革命，反革命。「挂羊头卖狗肉」，不失败还有天理吗？他们说张某人叛了党，究竟谁在叛党？谁在背叛革命？谁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义？这些话，过去我很少机会和一般同志们说过，对高级干部同志们是说过的，今天在座同志也不少听过了。在南京重庆的党的会议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说过，并且很多次数的用书面提供给党的领导人。 + +## 四 国民党怎样垮的 + +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再回头看看我们国民党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看到人家是怎样的为国家为人民而艰苦的奋斗，而我们在过去是干的些什么？还不够我们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渐愧吗？大家知道，我一贯主张和平，对国共两党问题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反对打内仗，但是我的主张不是站在中共立场提出来的，我是站在国民党立场提出来的。我很早就认为国民党这样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这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国民党的本身利害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见，是主张恢复联共政策，由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刺激国民党本身的改造，来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在两党合作之下，来把国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所造成，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没有理解问题症结。其实，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军事的失败，实在骨子里是政治的失败；没有政治的失败那有军事的失败！国民党自广东和中共合作誓师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假使贯彻革命进行三民主义的话，假使坚持第一次全代大会所通过的政策的话，中苏两国的亲善，国共两党的合作，不是很自然的吗？国家的进步不是很自然的吗？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不是很自然的吗？到了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失败，绝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我们自取之咎，自食其果！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党，而变成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当然要被人民所唾弃！当然要被历史所淘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 +## 五 思想初步搞通 + +　　在北平虽然有三个月的极度苦闷，幸而我最后能以自我批评的精谉，严格地反省检讨之后，终于在思想上初步搞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最初，中共朋友们希望我能参加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都多次对我说过，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心里当然很感谢，不过我心里一再在想，在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人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当然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的责任是我们负的，我们失败了，今后的责任是他们负的，我希望他们成功，拥护他们成功；但是要我再来作事负责，我没有这个兴趣了。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那边，有朱总司令和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座，毛主席又提到这个问题，我把上面的话回答了他，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过起！」他的话很幽献，他的态度很使我感动。以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的毛主席，把我这个渺小的张治中看得这样重，这样开导我，安慰我，鼓励我，我实在没有话说。还有其他的朋友来劝我：「张某人是不是革命的？」我当然不能说不革命 + +　　——别的可以放弃，革命是不能放弃的。他又问：「好吧，中共是不是革命的？」我能说中共领导的政权是不革命的吗？不能。我当然在认他们是革命的。他又说：「好了，你承认是革命的，也承认中共是革命的，承认新政权是革命的，你为什么不参加？」对于这一类的话，我当然没有什么可说，最后我接受了，好，参加吧，以后被选举为政协全国委员，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后并被推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三个委员会都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我以过去国民党政府干部之一的地位，应该对国家，对人民负责引咎告休的，而中共和毛主席执行民主统一战线的政策，加以推重，还要使我参加新中国建设的事业。这是我的惭愧，也是我的荣幸！ + +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将和我过去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苦闷，所以特别把我过去如何作自我思想斗争的经过告诉大家，作为大家的参考。大家不会说我这样想这样作是错误的吧？告诉大家，这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对于我这一思想斗争的结论。 + +## 六 和彭德怀合作 + +　　在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之前，毛主席表示将来还要我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作彭副总司令的「副手」。他对他的干部很亲切，一点没有虚文，而且常常流露出他的幽默感。他对高级干部常常当面喊名字。他当时很客气而幽默地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我说：「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的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去作彭老总的顾问。」他说：「你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他这么一说，弄得我很窘。我们革命者是向来不会也不应该计较地位的。他还说：「我已邀请程颂云先生来作林彪的副手，我是觉得他有点委屈。林彪这样年轻，程颂云先生资格那么老，怎能作他的副手？但是你知道，林彪现在指挥一百万大军，程颂云先生能够指挥吗？但是程先生已经满口答应了。」他这样一说，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有诚意接受，表示「听命令，听吩咐」。我这次陪同彭副总司令到新疆来看望大家，算是了却了我在道义上的心愿，不久就回兰州去。今后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希望大家同志们好好地努力，奔向远大的革命前程吧！ + +## 七 绝不是投机 + +　　最后还要说到我对驻新全体袍泽同志的希望，就是对大家提出几点意见，或者说应该注意的事项。 + +　　第一、改造思想。我在上面所说的自我思想斗争，就是一种改造思想的过程。我要说一句自负的话，在基本上我的思想和新民主义就是到社会主义的思想是没有多大距离的，无须乎说到怎样改造的话，但是到底有很多具体的问题是想不通的，所以就发生苦恼。比方说：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虽然我是革命的国民党党员，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人家会不会说我是投机呢？这一问题在我的脑海里盘旋了很久，始终没有想出一个答案。如果单从这点去想，是没法想得通的，但是后来我往外想，从另外一点想起就想通了。我先自问：国民党是一个什么的党？是为党员而有的还是为国家民族而有的？是为了革命为了实行三民主义而有的还是为了那班封建地主阶级官僚买辩阶级（如孔宋）或者把持操从自私自利的反动关系（如CC）而有的？这个问题很要紧。再追问下去：我们做一个革命党员为的什么？那当然很清楚的，国民党原来是一个为了革命，为了实行三民主义的党，是为国家为人民而存在的，我们党员的任务是革命，是实行三民主义。但是，现在的国民党不但不革命，而且反革命了；不但不实行三民主义，而且和三民主义背道而驰了。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所有的政策措施，都是背弃了三民主义，背弃了人民，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国民党再不是为人民、为革命、为实行三民主义的政党，我们对它还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在他们那种法西斯反动控制下，做党员的事实上就不知不觉地做了国家民族的罪人！做了历史的罪人！做了人民的罪人！这还有什么可留恋的？从反革命的环境转移到革命的环境，从反人民的集团转移到为人民的集团，这还不是心安理得吗？还有什么踌躇不安的呢？谁会怀疑我是「投机」呢？（要说是投机想做官，南京政府时代一再要我组阁，我还表示愿为和平奔走而坚辞，我曾是西北省的军政长官，而现在很高兴来做彭将军的副手，当然不会有人怀我是做官。到底为的什么？那是很明白的。）我以前就常对很多同志们说：我真不愿做一个国民党员，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最近国民党民主派在北京举行会议，我就坚决主张更换党名。国民党这个名字实在臭得很，鸭屎臭！人民听见这个名字就头痛！就发生厌恶，大家想想，这个名字放在我们头上是光荣还是耻辱？真是一个耻辱！现在我们觉悟了，我们要毅然决然地由祸国回到爱国，由反革命回到革命，由反人民回到为人民，这是一个革命党员应有的坦白的态度，真诚的信仰。我们信仰的是革命、是主义，我们应该坚持革命的立场，主义的立场。大家都知道，国民党多少年已经变成反动派系CC的党，被他们少数人所把持操纵，稍为民主进步一点的人都遭受到排挤；像这样的一个党，我们对它还能有任何的留恋吗？基于以上的分析所以我就想通了，我今天站到共产党领导政权这边来，仍然为的是革命，仍然坚持一贯的革命党员的立场，绝不是「投机」！ + +## 八 我和蒋介石 + +　　再举一个例，拿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而我则一贯的主张联共，主张和平。四月一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这一问题和上面的问题同时在我的脑海盘旋了很久。我自信是一个革命党人，但又是一个具有中国伦理观念的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就觉得非常苦恼！可是后来我也终于豁然想通了：不错，他是一个党魁，我是一个党员干部，但是我和他的关系，只是党员和党魁的关系，干部和党的领导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既然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就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臣主仆的关系。君臣主仆的关系在过去封建时代是要誓死效忠的，大家当然不会认为我们连大家在内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君臣主仆的关系吧？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既然不是封建的关系，不是君臣主仆的关系，而是革命的关系，那么，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国民党早已解体了，早已反革命了，蒋介石的领导也早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这种话我不是今天才说的，去年他就任总统时，我曾经写了一封一万字的信给他，就率直地提出：我们已经走到反革命反三民主义的道路上来了，即使没有人来革我们的命，我们也要失败的，并建议赶快采取和共联苏的政策）。我们自信是一个革命党人，党魁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为一些私人情谊的原因，而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呢？到了今天，我们如果还看不清是非，看不出民心向背，看不到世界潮流，我们还能算是一个革命党人吗？ + +　　我为什么要特别举出这两个例子？因为在座的和我具有同样情形的也许还大有人在，我愿意把自己搞通思想的经验告诉大家，虽然程度有深浅之别，但是这答案似乎是普通适用的吧？ + +　　（九 黄埔观念要不得） + +　　还有，现在部队存在着一个旧观念，就是「黄埔军校」。今天在座就有很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黄埔观念是不是一个笼统的团体观念呢？不是的。我们说发扬黄埔精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蒋介石是校长。那时候，这个学校从事的是革命教育，蒋介石也说是教育大家参加革命，以革命教育者自命，那料到他后来会这样的演变，演变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就是我们预料所不及的了。陈明仁将军是黄埔一期的学生，这次在程颂云先生领导下起义，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时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蒋介石，你过去和我们讲过：大家都要来革命，假使我蒋某人不革命，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那你现在不能怨我了；你现在既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你了！你只能怪自己了！」（大意如此）这段话当时引得哄堂大笑，黄埔这一观念应该建基在哪里，当然是要建基在革命上面；过去黄埔是教育革命军干部的地方，我们是革命干部，如果丧失了革命立场，还有什么黄埔观念？ + +　　我们要想改造思想，在消极方面，对上述三个例子就要特别注意。在积极方面，我们首先要认清楚今天中共的领导是最正确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 + +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 +　　这就是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必然的是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再进到共产主义的阶段，最后到世界大同。这种说法和我们三民主义的过程有没有距离？据我的看法，我认为三民主义是有它的时代发展性的，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一发展路线，孙先生虽然没有具体指出来，但是他已经指出世界大同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目的。从三民主义到世界大同，当然还有若干阶段的过程，如果孙先生还健在，他当然会指给我们的。我们认为三民主义的时代发展性是有的，最后一定同样要走到世界大同。为什么今天我要这样说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认识：你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信徒，孙先生革命主义忠实的信徒，你就没有理由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拥护由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真理这一正确的革命过程！ + +　　总括一句，今天要说到改造思想，在起码的标准上，消极方面应该把我们过去一切陈旧的、封建的、落伍的思想意识排除净尽，在积极方面，应该毫不犹豫地遵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革命的路线，自己思想上的一切都要能够和这一路线发展相适合。 + +## 十 旧的领导方式太不行 + +　　第二、改变领导方式，你是一个连长，就领导一连人，是一个团长，就领导一团人。各位都是各级干部，也都负了一部分领导的责任。过去我们的领导方式实在太不行！今年初我多次从中共新华社广播中看到关于「军队民主制」问题，说得详细切实。对于这篇东西，我内心完全同意，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值得我们来做的，我就把这些广播交给前政工处长上官业佑，要他赶快邀集各部队官长研究。并命令西北四省各部队实行。我们过去是一种首长制，是一种独裁的方式，不能启发群众，不能鼓舞群众，不能把群众的力量意志发挥出来，团结起来。中共现在实行的是民主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部队里一切都用民主方式来处理，所谓三查四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有人事、经济、教育、纪律等等，都经过大家的讨论，每个人意见都有尽量发表的机会，然后才形成了部队的铁的纪律与铁的团结。人家打胜仗不是偶然的。今天全国性的胜利是有其根据的（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人为的，天然的灾难，由出发时的三十多万人到陕北后只剩了三万五千多人，彭副总司令对我说，他带的一支军出发时是八万三千人，到陕北后只剩了七千二百人——以后陆续发展到现在的四百多万人，以至解放了全国）。这里面固然有其他的种种原因，但是单就军事来说，他们的军队中的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制度是有主要的最大的关系的。没去大家都很怀疑，军队里怎样能谈民主！但是解放军里确是实行民主，而且行得特别有效，这还不值得我们佩服，我们学习吗？各位军官同志们，我们即使不做一个先知先觉者，也应该做一个后知后觉者，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有这样好的制度还是故步自封，墨守过去那一套，那就完了，等于自暴自弃没有办法了。大家看看，我们过去那一套，上下脱节，官兵脱节，像罗恕人这种人，在解放军里就不会有。在民主制度下，谁敢腐化？谁敢贪污？稍为坏一点，你的部属就会批评你，检举你！但是在我们军队里，上下脱节，谁也管不了谁，所谓瞒上不瞒下，甚至上下都瞒。军民也脱节，不但是军队脱节，而且军队所到之处，很多反人民贻害人民的行为，为人民所切齿痛恨！大家想，为人民所痛恨的军队，能得人民爱护帮助吗？再加上军队里的人事问题、派别问题、轻理问题、总是搞不清楚，我们都是曾经身受其苦的。今天解放军里就没有这些情形。他们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谁也不敢为非作恶。我们过去军队里也有小组，也有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完全是形式，甚至连形式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去做。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了改变领导方式的机会了！ + +## 十一 学习革命的新作风 + +　　第三、改变工作作风，不必多讲，过去军队里的毛病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像推诿、拖延、虚伪、贪污、散漫等等。推诿就是不负责任。拖延就是不讲效率，今天应该了的事情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这周拖到下周，这月拖到下月。虚伪就是说假话，做假事，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贪污更不必说，固然部队里也有不少廉洁自持的人，但是贪污风气相当普遍，据说高级军官常常一起赌钱，打麻将，推牌九，拿袋子装了钞票去睹。这些钱从那里来的？这不是吃空额、做生意，拿公家的车子到外面走私贩货，假公济私，一切非法的行为都做出来，否则他的钱从那里来？散漫就是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就如上面所说，形成上下脱节、官兵脱节、军民脱节的结果，军队不复成为军队了。以上这种种的坏现象，当然都是工作作风的错误。而错误的工作作风的形成，在西北说，我当然首先就要负领导无方的责任，我们现在应该承认过去的错误，以后就不能再踏覆辙了！我们要讲责任、讲效率、讲纪律、讲公道、讲人格，一反过去的旧作风、旧行为、旧观念，诚诚恳恳地，切实纠正，努力学习，养成负责的、勤敏的、真实的、廉洁的，有组织的和有纪律的工作作风。 + +## 十二 养成勤劳简朴的生活习惯 + +　　第四、改变生活习惯，现在时代转变了社会风气也要转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应该随着它而转变，你们看看，中共方面的生活习惯，他们是何等的刻苦，何等的简朴，何等的严肃。他们是农村里打游击出来的。向来就养成了这种生活习惯。他们懒惰腐化是不会有的，赌博是不会有的，浪漫是不会有的。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曾听到一种离奇的传说很普遍，说共产党实行共妻。实行妇女配给制，很多人们害怕。后来一个上海六十多岁的老朋友对我说：「共产党来了，我别的都不怕，就怕他们的妇女配给，我六十多岁了，要是配给一个青年的女人，我可受不了！」（哄笑）这固然是一句笑话，但也可以看出这类反宣传的影响。大家当然都明白，中共是尊重妇女的。并着重妇女运动，譬如在北京方面，他们正准备取消「八大胡同」，对妓女进行教育转业的工作。他们对男女的关系也是够严肃的，那会像那些恶意宣传者所说的那样离奇。我在北京时，毛主席和我说：「驻在新疆的二十万军队，今年明年不要说，即便后来开始退役了也不必回到内地来，我们把他们的家眷送去；没有家眷的也从内地号召十万五万妇女去，她们也可以参加新疆的各种建设工作，同时也可以经过自由选择的方式，让他（她）们成家立业。新疆面积广大，大家都可以开垦生产，或是开发矿藏，参加工业，这几十万人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这次到兰州，彭副总司令也同样的和我说过。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预言，将来一定可以有计划地去做的。现在各位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军事干部，将来也是一个矿厂的领工，集体农庄的会员，工业的管理者，…；你现在是一个连长，领导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变成屯垦员时，你就是一部分农业生产的领导者。但是不管是现在或将来，你站在领导的地位，就应该具有领导者的条件，一定要把过去的生活习惯如赌博、浪漫、懒惰、腐化等等完全改正过来，养成刻苦的、勤劳的、简朴的、严肃的生活习惯，不但要云南国家对人民对部属负责任，而且还要对自己负责任！ + +　　以上列举的几点，本来是平淡无奇，想也是大家所已了解的，问题是没去做，或者没有切实去做。我们大家同志都是多年的师生或袍泽关系，所以我愿意满腔热忱，希望大家不要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来改造自己，改造部队，以便将来参加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到了今天，不应该有丝毫的悲观，更不应该有任何的幻想，过去的让他过去吧，我们要重新来做人，重新来做事，重新把握我们革命的立场，恢复我们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中共所领导的民主统一战线，目的就是要集中每一个人民力量；他们说，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对国家有用的人力，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争取？ 这样伟大的建国工程，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绝不想来包办，是要大家来团结合作的。我们一定要接受共产党这一正确而伟大的方针，参加民主统一战线，不分彼此，共同一致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我们以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人力来从事新中国的建国工程，还会不胜利成功么？这就是每一个人民，特别是每一个革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神圣庄严的责任！ + +　　我们要从远大处着眼，从近处小处着手，首先是改造自己，改造部队，虚心地不断向解放军第一兵团学习、看齐！ + +　　来源：一九五○年三月三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5.txt b/CCRD/3/7/0/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be4ca8be08d19d076134bfe55f37ad52cfa935 --- /dev/null +++ b/CCRD/3/7/0/000005.txt @@ -0,0 +1,97 @@ +# 张治中：怎样改造? -- 张治中对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 + +　　<张治中> + +　　（峙岳将军、各位官长同志们:） + +　　今天我来到迪化，和驻新疆的在陶将军领导下参加起义的部队同志们有见面的机会，这是很愉快的一件事。 + +　　这次我陪同彭副总司令到迪化来，不过是来看望大家同志们的。我知道，大家同志们常常在关怀着我，而我也同样的常常在关怀大家同志们；今天有这个机会见面，尤其在这个时代转变之后来和大家见面，这真是一个很难得的幸运的机会，所以我今天首先要向大家同志们表示慰问之意! + +## 一，我留平八月的经过 + +　　今天和大家见面，话从那里说起呢?我想，首先把我这几个月来的经过，就是今年四月一日从南京飞到北平和中共举行和谈，以至和谈破制后留在北平的将近八个月来的经过报告大家。当然，从报纸上，从广州、台湾中央社发出的消息里，他们都报导了不少说我留在北平这样那样的话，大家大概都看到，这都是一派的胡言诳语，今天在大家同志面前，我应该做一个真实扼要的报告。这当然是大家所最关怀的问题之一。 + +　　大家知道，我从今年一月底回到兰州以后，就决心不再到南京去，并且决心不参加国内和平商谈的问题了。但是；南京方面两次派飞机来接我，天天来电报和长途电话，非要我到南京去不可，而且非要我参加和平商谈不可。到南京后，经过相当时间的研商，我以和平商谈代表团首席代表的名义于四月一日由南京飞到了北平。经过二十天的商谈，最后终于决裂了。其中经过，大家从报章上，传说上已经看到听到一些。我可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南京方面负责人对代表团所表示的态度，对全国人民所表示的态度是什么?就是真诚的谋取和平，并且正式发表了给毛主席的信件，承认以毛主席所提八项为商谈基础；但是反复折冲的结果，我们所争持的很多，中共方面所让步的也很多，代表团经过多次郑重的研讨之后，决定接受中共轰后所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派黄绍竑代表和屈武顾问回到南京，建议政府接受。可是他们回到南京后，南京政府方面的态度和从前对我们所表示的真诚谋取和平的态度完全尔样，他们拒绝接受；同时有些顽固派对代表团，特别是对我个人大肆攻击。因此我才看出来，他们过去要我们到北平来参加和谈不是真诚的，根本是一种欺骗——不但对代表团是一种欺骗，对全国人民更是欺骗。今天，人民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事实，已经证明了我们代表团的意见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所希望和要求的:就拿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事实来看，也可以证明我们主张和平，主张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意见是正确的。 + +　　和谈破制以后，代表团当然要回到南京复命，南京方面也派飞机来接我们回去，但是，我们又接到南京的指示，要我们飞到上海——那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放弃南京了。当时中共朋友对我们说:‘代表团不必回去，请你们还是留在北平、现在南京政府虽然没有接受和平协定，不过随着情势的推移，等到解放军渡过长江以后，只要他们愿意签订协定的话，我们还是随时可以签订。’同时还有些朋友另有一种看法，就是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和反动分子，不见得不加害于我们，危险性很大。对于这一点，在代表团，特别是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但是如要真的随着情势的推移，还能恢复和谈签订和平协定的话，当然是我们代表同同人所愿意的。这样，我们就在北平留下来了。 + +　　在留平期间，我自己常常在想，在考虑一些问题。当然，和谈一停止，我就变得很悠闲了。最少三十年来我没有这样休息过。家里的人还和我说笑话:‘老天爷看你这许多年来大辛苦了，所以才特别给你这一个休息的机会。’不久，中共统一战线部为我准备了一所在北平是相当讲究的西式平房，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比这里“新大楼”还要好。这房子过去是一个德国人盖的，后来给一个当交通总裁的日本人住，抗战以后成为孙连仲的公馆，在那里，我住了六个多月，直到上月二十二日我方由北京飞到兰州。二十六日陪同彭副总司令由兰州飞酒泉，二十七日飞到这里。 + +　　在留平几个月的生活，本来不足报告。大致地说，在最初三个月里，北平的风景名胜都一一逛过，北平的大鼓，我是常听，平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我也领教过。有一段时期，差不多每天晚上去听大鼓。(在这时候，驻新的同志们正在用心思，考虑问题，研究做法了吧?)中共朋友们也常常到我家里谈天，像周恩来先生，林伯渠先生诸位，特别像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他们百忙之中，还要亲自来看望我。他们常常表示，唯恐我在北平有什么不方便，有什么招待不到之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实在令我感动! + +　　往后的两三个月，就不是那么悠闲了。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以后，中央人民政府跟着成立，各方面来的朋友也多了。会议多了，应酬也多了，那几个月里大鼓就很少听到，只有偶而在中南海怀仁堂参加两三回晚会罢了。 + +　　以上这些生活片断的报告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现在要特别报告的，就是我留平的四、五、六三个月内，心情陷于极度的苦闷中。脑海里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没法解答，思想上找不到出路。很自然想到的问题，比方第一个问题，我是为和谈来的，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和谈既然破裂，为什么不回去?留在北平干什么?算什么一回事?难道在北平天天听大鼓就可以解决问题不成吗?这些问题天天在想。在中共朋友中，像周恩来先生，我们是二十多年的朋友，无话不谈，我的苦闷他当然也早看出来。我们两个人常常抬起杠来。他批评我说:“你是封建道德，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像这类话他说得很多，我们抬杠也很多。我说:“革命道理我也知道，不过革命也要做人的。”后来我多次向周先生提出:“我久住北平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到苏联去吧?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我早就多次想去都没有去成，现在机会正好。”他说:“现在苏联和我们还没有建立邦交，你以什么立场去?人家不便接待你的，你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此外，他还说了好些理由，说明一时还不能让我去苏联的原因。好吧，既然去不成就住下去吧!想下去吧!吃饭在想，睡觉在想，一天到晚在想，非常的苦闷! + +　　经过整整三个月之久的苦闷，光是想，光是苦闷不是办法，一天到晚想也不是办法，于是看看书吧。毛泽东选集看了，联共党史简明教程也看了，中共干部必读的书也看了几本了，但是脑子里的具体问题并不见得解决。直到六月十五日广州中央社发出一个电讯，标题是“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二十、二十二两日又发出两个电讯，说是我在平又策动和平，受了中共的“嗾使”，离关北平，行踪不明，对我开始攻击了。不久在广州的国民党党部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说张某人是叛党，应该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一派说张某人在北平已失掉自由，可以暂时等一等再说(直到十月初正式宣布开除我的党籍并通缉)。这些地方，给我的启发不少。 + +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我知道有若干同志将和我过去具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苦闷，所以特别把我过去如何作自我思想斗争的经过告诉大家，作为大家的参考。大家不会说我这样想这样做是错误的吧?告诉大家，这是正确的，完全正确的!对於我这一思想斗争的结论。 + +　　在中国人民政协开会之前，毛主席表示将来还要我到西北去‘和彭德怀合作’，做彭副总司令的‘副手’。他对他的干部很亲切，一点没有虚文，而且常常流露出他的幽默感。他对高级干部常常当面喊名字。他当时很客气而幽默地说:‘我们再来一次国共合作吧!’我说:‘今天是你的领导，说不上什么国共合作?不过西北人民和部队袍泽常常怀念我，我也常常怀念他们，你如认为我有到西北去一趟的必要的话，我愿去做彭老总的题问’。他说:‘你去做彭德怀的副手，委屈了吧?你过去是西北四省的军政长官，现在是副手，委屈了吧?’他这么一说，弄得我很窘。我们革命者是向来不会也不么该计较地位的。他还说:‘我已邀请程颂云先生来做林彪的副手，我是觉得他有点委屈。林彪这样年轻，程颂云先生资格那么老，怎能做他的副手?但是你知道，林彪现在指挥一百万大军，程颂云先生能够指挥吗?但是程先生已经满口答应了。’他这样一说，我还有什么话再说呢?只有诚意接受，表示‘听命令，听吩咐’。我这次陪同彭副总司令疆到新来看望大家，算是了却了我在道义上的心愿，不久就回兰州去。今後我们虽然天各一方，希望大家同志们好好地努力，奔向远大的革命前程吧! + +## 二、国内外大势概论 + +　　其次，我要说一说国际国内的情势。在国内，现在人民解放军全国范围的胜利是必然的，肯定了的。继贵阳、重庆、南宁解放之后，整个西南是没有问题的。在兰州我送贺龙将军上飞机的时候，问他什么时候到成都，他说:‘到成都过年吧!’成都解放以后，昆明连西康都是不成问题的。至於西藏和台湾，今后解决的方式；我们还不必作过早的估计，不过都是时间的问题，不管是用军事的或者政治的方式去解决。所以全国范围的胜利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了。这就等於说，今天中国的问题，军事上已经没有问题。 + +　　至於政治上，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天谁不拥护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谁不拥护毛主席的领导? 谁不拥护新民主主义? 新民主主义是什么?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两者的基本要点是相符合的。关于这点，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得很清楚，不过他认为这是中共的最低啊领。今後新中国实行的是新民主主义，拿我们的眼光看，也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至於今后新民主主义推行到什么时候才到社会主义，现在还很难估计。毛主席有一天和我们说:‘我们五十多岁的人，也许看不见社会主义的中国了’。意思就是说，也许是几十年，是三十年?还是二十年?不敢说。在北京时，有人说是预定十 五年。到兰州，彭副总司令说:‘也许二十年，还要中间不发生错误’。当然啦，像我个人今年六十岁了，要再过二十年，就是八十岁了，我能活到八十岁么?我的一生，前期约四十年是奉行三民主义的，今后的二十年，奉行新民主主义，对於我的革命思想和信仰也并没有多大差别吧?今天全中国人民所信仰的、所拥护的是新民主主义，这是没有问题的。老实说，中共所倡导的所推行的政策，就我看来，实在是很稳健、很温和，甚至带有妥协性的地方。(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召开的时候，我曾经提了一个政治纲领的案子，当时中共在重庆的朋友问我:‘通过了没有?’我说:‘修正通过了。’他又问:‘是不是兑现的?’我说:‘希望能兑现。’他说:‘假使真能兑现，那国民党就是左派。而共产党反变成右派了!’虽然，结果我们提的政治纲领，又等於对人民说了一次班话了!)但是，今日新政权所推行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完全适合现阶段中国国情和需要的，所以从政治上说，也是没有问题的。 + +　　军事没有问题，政治没有问题，还有什么问题?财政经济问题。在目前，我们并不讳言，财政经济是有问题。现在全国物价都有波动。拿迪化来说，过去银元券一元换现洋一元，现在要二三十元换一元，人民生活当然受到影响，部队也是一样。怎么办?我从北京来的时候，政府正在缜密地研究这个问题。在明年这一年，也许还是一个不能完全解决的困难。但是大家要知道，这种困难和过去国民党政府时代的困难本质上是不同的。过去的法币金园券把人民拖苦了，这种困难是走下坡路的困难，失败的困难；今天的困难是胜利的困难，是多年内战所遗留下来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失败的困难就没有办法，胜利的困难是可以解决的。当前的困难，明年度也许还不能完全克服，后年开始相信就没有问题了。在中央的财经负责人也说:没有什么，还是有办法解决的。譬如交通方面，几条大铁路津浦、陇海、平汉、粤汉都通了，南北东西的物资都可以交流无阻，生产工作，不管是工厂或农村，都在推行民主管理，工农生产的情绪都大大地提高。再加上明年的军队生产，更可补助军队本身的消耗了。所以说，财经也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的。 + +　　我在中央社发出了三个电讯之后，不得已于六月廿六日发表了一个对时局的声明，原文大概大家在报上都看到了。当然，这篇声明主要部份的意思，我不是在北平才讲的，在南京很早就讲过，在重庆抗战时也讲过，而且不仅随便和朋友们讲，更是多次和国民党的领导人讲，和政府的负责人讲，是我多年来对时局的看法和主张: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党，还不应该失败吗?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创立的，是为革命的，是为实行三民主义的，远在一九二四年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里就通过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可是国民党执政以后怎样?执行革命政策了吗?不，不革命!反革命!实行了三民主义了吗?政府那一个部门是在实行三民主义的政策?完全违反了三民主义!抛弃了三民主义!一面以革命做号召的党，后来变成不革命，反革命，“挂羊头卖狗肉”，不失败还有天理吗?他们说张某人叛了党，究竟谁在叛党?谁在背叛革命?谁在背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策革命主义?这些话，过去我很少机会和一般同志们说过，到高级干部同志们是说过的，今天在座的同志也不少听过了。在南京重庆的党的会议上，我也曾率直而委婉地说过，并且很多次数的用书面提供给党的领导人，将来有机会，我预备把这些文件摘要发表出来。 + +　　我在北平所看到的中共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再回头看看我们国民党的作风和干部、党员的精神，不能不使我们感到惭愧!我是国民党的一个负责干部，看到人家是怎样地为国家为人民而艰苦奋斗，而我们过去是在干的什么?还不够我们由反省而深深地感到惭愧吗?大家知道，我一贯的主张和平，对国共两党问题主张以政治方式解决，反对打内仗，但是我的主张不是站在中共立场提出来的，我是站在国民党的立场提出来的。我很早就认为国民党这样腐化下去，反革命下去，这不仅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利害问题，也是国民党本身的利害问题，都值得我们注意了。所以我的很早的意见，是主张恢复联共政策，由国共两党的合作来刺激国民党本身的改造，来影响国民党的进步；在两党合作之下，来把国家搞好，把革命完成。到了今天，我们彻底地失败了，但是仍然有人看做只是国民党军事的失败所造成。他们只看到问题的一面或者半面，而没有理解问题的症结。其实，国民党的失败，表面上看是军事的失败，实在骨子里是政治的失败；没有政治的失败，那有军事的失败!国民党自广东和中共合作义师北伐，取得全国政权，假使贯彻革命推行三民主义的话，假使坚持第一次全代大会所通过的政策的话，中苏两国的亲善，国共两党的合作，不是很自然的吗?国家的进步不是很自然的吗?中国革命事业的完成不是很自然的吗?到了今天我们国民党的失败，绝不能怨天尤人!这是我们自取之咎，自食其果!一个以革命为号召的党，而变成不革命，假革命，反革命，当然在被人民所放弃!当然要被历史所淘汰!这是很自然的道理。 + +　　在北平虽然有三个月是极度苦闷，幸而我最后能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在精神上得到解后，终于在思想上初步搞通，在精神上得到解放。最初，中共朋友们希望我能够参加政协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都多次对我说过。对于他们的好意我心里当然很感谢，不过我自己一再在想，在过去的阶段，我是负责入之一，这一阶段已经过去了，当然我这个人也就成为过去了:过去的责任是我们负的，我们失败了，今后的责任是他们负的，我希望他们成功，拥护他们成功；但是要我再来做事负责，我没有这个兴趣了。有一天，我在毛主席那边，有朱总司令和几位中共高级干部在座，毛主席又提到这个问题，我把上面的话回答了他。他笑着说:“过去的阶段等于过了年三十，以后还要从大年初一过起!”他的话很幽默，他的态度很使我感动。以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的毛主席，把我这个渺小的张治中看得这样重，这样开导我，安慰我，鼓励我，我实在没有话说。还有其他朋友也来劝我:“张某人是不是革命的?”我当然不能说不革命——别的可以放弃，革命是不能放弃的。他又问:“好吧，中共是不是革命的?”我能说中共此外就是国际问题。中央人民政府宣布成立，首先得到伟大友邦苏联的承认。跟着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也相继承认。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观望中，都暂时抱着一种讨价还价的态度。有人说过:‘他们要承认就是无条件的承认，要不承认就拉倒!’在目前看，英国可能先承认，其余跟在英国後面的各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英国的承认与否，对我们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他们愿意无条件的承认，我们当然也并不拒绝。当前的国际问题还不在此，是在现在世界上分成两大阵营:一个是以美英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的集团，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的集团。这两大集团的对立，在世界人类中造成一种印象，就是战争。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终不免出之一战。反动派方面就持这种看法，认为三次世界大战快要爆发。中国问题等到那时候就会解决，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世界战争上面，以为到那时还可以攫得便宜，还可以卷土重来。这种看法，不仅是幻想、并且是含有罪恶性的幻想，也是愚妄的、欺骗人民的拙劣宣传!对於三次世界大战问题，当有人问我的时候，我一贯的答语是:靠不住，我们希望也许永远不会有，即使有；亦不是最近期间的事。现在国际的大势，不但不是趋向战争的道路，相反的；是走向和平的这路。换言之，世界情势的发展不是主张走向战争之路的人的胜利，而是主张和平的人的胜利。尤其是现在增加了一个强有力的因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巨大无比的力量投到和平民主阵营来了。这一因素，足以促进和保障世界的和平，是值得全世界和平民主人士重视的，亦是当人们估计世界大战问题所不能忽略的一个重要因素。 + +　　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军事没有问题，政治没有问题，财经没有多大问题，国际问题也是没有什么严重和破裂动向的。所以就国内外情势来看，我们都是乐观的。但是不管情势如何，我们最要紧的要有准备，要有充分的准备，就是和平建设。我们太落後了，我们要经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先使中国从农业的国家推进到工业化的国家。今後在全国来说，就是在西北，在新疆来说，我们都需要和平建设，长时期的和平建设；把新疆和整个西北变成大工业区，把全中国变成大工业国；我们一切才有办法，才能使中国由新民主主义推进入社会主义的阶段。我们相信，我们新中国是具有这样各种基本条件的，一定可以稳步地有计划地达到我们全国人民所共同希望的目的。 + +## 三、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 + +　　再次，讲到新疆和平解放的感想，这次新疆所以能够避免流血牺牲和平解放，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人民解放军全国性胜利的影响。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事实，以新疆部队的情形和解放前後的某些文武高级干部以及地方或 民族领袖的人们的思想与观点来说，如果没有解放军全国性的胜利；具体地说，要不是解放大军解放兰州後直逼张掖酒泉，要说是靠了陶峙岳将军及少数高级干部的策动就可以得到和平解放，当然是不可能的。其次是全省人民一致要求和平渴望和平的普遍心理。我到迪化後，听到各族的朋友，特别是苏联朋友们的意见，认为我们过去所推行的和平政策，也放下了这次新疆和平解放的原因，因为它这几年来深深地造成了一般人民需要和平的普遍心理状态，也就是造成了今天和平解放的成熟条件。这倒不是我们的自负或武断的话，而是一般人士客观的批评。 + +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驻新部队中，除了极少数思想顽固的干部不明是非不明革命大义，不顾人民利益，不顾部属生死者外，最大多数的官长们，都认识和平的利益，都需要和平的保障。所以这次新疆和平解放，仍不能不归功於驻在新疆的袍泽们，在陶峙岳将军领导之下，还有一班得力的文武干部，如赵锡光、刘孟纯、屈武、划泽荣、曾震五、陶晋初诸同志和其他各级同志们，都是对和平解放尽了心力冒了危险而有功的。在我个人的立场，我应该向陶峙岳将军和文武干部全体官兵同志们，对於他们的领导和平解放，促成和平解放表示诚恳的敬意与视贺! + +　　新疆的和平解放，原因已如上述，现在我要分析它的利害，亦即它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本来用不着多说。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但对国家对人民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就对我们全体官兵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也就等於从黑暗的深渊走向了光明的大道，从苦恼的环境走向了幸福的前途。再现实地说，解放军是预备开两个兵团到新疆来的，共六个军由东向西。玛纳斯河西岸的民族军自西向东。我们内部怎样?这是大家知道的，在两面作战之下，要死伤多少官兵?牺牲多少人民?毁灭多少财产?糜烂多少地方?就解放军说，从兰州到迪化，二千二百多公里的行军战斗，很快就是冰天雪地，胜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恐怕少不了流血牺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几万官兵往那里跑?钻进沙漠吗?爬上天山吗?当然不可能!不可能就是同归於尽!至於人民，更不用说，这次已经和平解放了还有许多地方发生了不幸事件；如果不是和平解放，牺牲就一定大得多了!我看军队和人民最少避免不了五万至十万的死伤，这是多么重大的代价!所以这次和平解放，是具有异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的!比方北京的解放，事前双方都集中了大量的兵力，傅作义将军准备二十万发炮弹来守城，中共军队也准备二十万发炮弹来攻城，大家试想这四十万发炮弹发出去可能招致多少生命的毁灭，多少财产的损失，连北京几百年的文化古物也恐怕保全不了。所以，和平解放不但为地方，为人民打算应如此，为自己，为部属打算亦应如此!难道到了今天还有人在懊悔码?还有人认为和平解放是不应该的吗?认为应该痛痛快快打一仗的吗?当然不会有这种丧心病狂的人! + +　　这次和平解放，其意义和价值诚如以上所说，不过竟有不幸事件使我们感到美中不足，令人疾首痛心的，就是哈密、焉耆、鄯善、吐鲁番、轮台、库车的烧、杀、抢、奸事件。有人说，这次事件，是少数人想发洋财，是看到局面纷乱，打算混水摸鱼。这是不正确的。这些纯良的士兵，如果没有特务份子顽固反动的份子从中煽动，怎会有计划地做出这件事情来?当我听到这一事件後，我真痛心万状!就如同我自己做出来的一样!我们对不起新疆人民!人家都说这是起义部队干出来的，少数人的罪行，沾污了大多数人的声誉!当然，解放军方面是很客观的，对做了坏事的部队单位都有详确的调查，区别得清清楚楚，并没有笼统说是起义部队干的；但是我们就不能这样看，他们都是我们的部队，都是驻新部队系统下的单位，分不开的啊! + +　　对於这一事件我看到过一个报告，谁做的我不便说，是解放军党委给他们上级的。他们对这次事件有很详确客观的分析。他们把起义部队分成两种:一种是完全没有危害人民的；另一种是严重地危害了人民的。後者指出 了‘哈密178B之538R，鄯善65B194R之第三营(第七连除外)，吐鲁番68B之194R，焉耆128B直属及骑兵团，轮台128B382R直属及第一营，库车65B之骑兵团和供应局的挽马团。’这些部队做些什么罪行，抢劫、杀人、放火、奸淫!大家想想看，我们是革命军人，驻在新疆这些年，新疆人民没有对不起我们的地方，为什么干出这样惨无人道的勾当?这个报告里还特别指出:‘轮台的128B382R直及第一营的行为为最惨酷，该县被杀死人民三十多人，受伤的近一百人。有被杀死的，有被烧死的，有被活埋的，有被用刑死的。从十月五日到二十八日整整抢了二十三天，不休不停；人民损失，无法计算；全城妇女不分老少一律被奸淫；甚至十一二岁的女孩，都被奸污!’大家听到了这个报告，不会承认这些人是革命军人吧?不会承认他们是人吧?这不是人的行为，而是兽的行为! + +　　讲什么革命!讲什么人道!讲什么主义!简直是禽兽!是禽兽我们能把他们当人看待吗?还能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吗? + +　　从这个报告里，这件事不是士兵干起来的，是部队里反动份子和特务份子策动主使干起来的。从这个事件看，使我们确认现在虽然和平解放了，但是部队里还是不免存在着反动顽固份子、特务份子，我们要赶快从事肃清，不要让这些少数的害群之马危害人民，拖累我们的信誉，这是丢脸出丑的事件，你们再不能优容姑息了!你们要勇敢地把他们清查出来检举出来，要紧密地依靠官兵群众来一个本身清洗运动!为了恢复人民的感情，为了巩固和解放军的团结，也为了自己的前途，一定要把部队的本身健全起来!大家要知道，我们很快就要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了，原驻新疆的部队共改编为五个师，三个步兵师编一军，两个独立骑兵师，合成一个兵团，还是由陶将军负责。据彭副总司令的表示，只派政委和政工人员，军官一律不动，军师长人选事前当然有协商，不过多数还是从原有将领中挑选。原来纪律好，调练好，对人民有功的，一定予以重用。像这次迪化和平解放，能够平安渡过，未发生任何事件，就是韩有文师长和全师官兵接受了陶将军命令，维持了迪化秩序的功劳。人民的眼光是公道的，解放军的看法也是客观的，他们对骑一师特别看重，省政府改组时，彭德怀将军还特别推荐韩有文师长当委员。这是骑一师的光荣，也是韩师长的光荣。军队改变为兵团以後，便同王震司令员领导的兵团一样，都是人民解放军，不过，光是改为解放军的名义是不够的，我们要名实相符在实质上不愧为人民解放军，从制度上、思想上、教育上、经济方面、纪律方面，一切的一切，都要彻底加以改造，都要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向人民解放军看齐，一切的一切，都要不愧为人民解放军这一光荣胜利的旗帜。这是要全体官兵同志负责来做的，这个责任是无可推卸的，大家应该不分部队阶级共同努力来达成这一光荣的任务吧! + +## 四、几点意见 + +　　最後还要说到我对驻新全体袍泽同志的希望，就是对大家提出几点意见，或者说应该注意的事项。 + +　　我常常说，我们要有勇气承认错误；有诚意改正错误。我们难道没有错误吗?过去军队的情形，错误太多了。譬如像罗恕人这一类人，他平时的生活怎样，你们在座的很多是他的部属，当然会知道。这种人怎配做一个革命军人，怎样做一个革命军队的将领—他这次为什么出走?主要的是因为平时贪污腐化，怕和平解放後部下找他来算账!大家试想，他还是一个旅长，一个领导一万多人的将领，而行为这样腐败，思想这样顽固，真是出我们意料之外。现在在起义部队里面，像罗恕人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人是不是一个没有呢?不是没有，不过是少数中的少数。大家今後一定要觉悟，我们部队中有很多缺点，有很多不健全不正常的状态:我们要想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解放军，自己就一定要反省，要检讨，要彻底改造!这都不是困难的事。以我们过去的基础，再加上诚心诚意的改造，很快就可以做到的。 + +　　再举一个例，拿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他是国民党的总裁，我是党的干部，而且在一般人看来，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重要干部；而他在反共，在主战，而我则一贯的主张联共，主张和平。四月一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一来就不回去了，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这一问题和上面的问题同时在我的脑海盘旋了很久。我自信是一个革命党人，但是我又是一个具有中国伦理观念的一个人，遇到这个问题就觉得非常苦恼!可是後来我也终於豁然想通了:不错，他是一个党魁，我是一个党员干部，但是我和他的关系，只是党员和党魁的关系，干部和党的领导者的关系；这种关系应该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既然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就不是私人的关系，更绝不是封建的君臣主仆的关系。君臣主仆的关系在过去封建时代是要誓死效忠的，大家当然不会认为我们连大家在内和蒋介石的关系，是君臣主仆的关系吧?我和蒋介石的关系，既然不是封建的关系，不是君臣主仆的关系，而是革命的关系，革命组织的关系，那么，答案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今天的国民党早已解体了，早已反革命了，蒋介石的领导也早已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这种话我不是今天才说的，去年他就任总统时，我曾经写了一封一万字的信给他，就率直地提出:我们已经走到反革命反三民主义的道路上来了，即使没有人来革我们的命，我们也要失败的，并建议赶快采取和共联苏的政策)。我们自信是一个革命党人，党魁不革命，我们如何能够为一些私人情谊的原因，而盲目地跟着走，抛弃了自己的革命立场呢?到了今天，我们如果还看不清是非，看不出民心向背，看不到世界潮流，我们还能算是一个革命党人吗? + +　　我为什么要特别举出这两个例子?因为在座的和我具有同样情形的也许还大有人在，我愿意把自己搞通思想的经验告诉大家，虽然程度有深浅之别，但是这答案似乎是普遍适用的吧? + +　　还有，现在部队存在着一个旧观念，就是‘黄埔军校’。今天在座就有很多是黄埔军校出身的。黄埔观念是不是一个笼统的团体观念呢?不是的。我们说发扬黄埔精神，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蒋介石是校长。那时候，这个学校从事的是革命教育，蒋介石也说是教育大家参加革命，以革命教育者自命，那料到他後来会这样的演变，演变到反革命的路上去，就是我们预料所不及的了。陈明仁将军是黄埔一期学生，这次在程颂云先生领导下起义，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时发表讲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蒋介石，你过去和我们讲过:大家都要来革命，假使我蒋某人不革命，任何人都可以打倒我，那你现在不能怨我了；你现在既不革命，反革命，我就要打倒你了!你只能怪自己了!’(大意如此)这段话当时引得哄堂大笑。黄埔这一观念应该建基在那里，当然是要建基在革命上面，过去黄埔是教育革命军干部的地方，我们是革命干部，如果丧失了革命立场，还有什么黄埔观念? + +　　我们要想改造思想，在消极方面，对上述三个例子就要特别注意。在积极方面，我们首先要认清楚今天中共的领导是最正确的。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 ‘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 +　　这就是说，中国历史的发展，必然的是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然后进到社会主义的阶段，再进到共产主义的阶段，最后到世界大同。这种说法和我们三民主义的过程有没有距离?据我的看法，我认为三民主义是有它的时代发展性的，应该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发展。这一发展路线，孙先生虽然没有具体指出来，但是他已经指出世界大同作为人类最高理想的目的。从三民主义到世界大同，当然还有若干阶段的过程，如果孙先生还健在，他当然曾指给我们的。我们认为三民主义的时代发展性是有的，最後一定同样要走到世界大同。为什么今天我要这样散呢?就是想给大家一个认识:你要是承认自己是一个革命信徒，孙先生革命主义忠实的信徒，你就没有理由不能不承认不能不拥护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真理这一正确的革命过程! + +　　总括一句，今天要说到改造思想，在起码的标准上，消极方面应该把我们过去一切陈旧的、封建的、落伍的思想意识排除净尽。在积极方面，应该毫不犹豫地遵行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到世界大同这一革命的路样，自己思想上的一切都要能够和这一路总发展相适合。 + +　　第二、改变领导方式，你是一个连长，就领导一连人，是一个团长，就领导一团人。各位都是各级干部，也都负了一部份领导的责任。过去我们的领导方式实在太不行!今年初我多次从中共新华社广播中看到关於‘军队民主制’问题，说得详细切实。对于这篇东西，我内心完全同意，认为是一个很好的创作，值得我们来做的，我就把这些广播交给前政工处长上官业佑，要他赶快邀集各部队官长研究。并命令西北四省各部队实行。我们过去是一种首长制，是一种独裁的方式，不能启发群众，不能鼓舞群众，不能把群众的力量意志发挥出来，团结起来。中共现在实行的是民主制，是民主某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的民主，部队里一切都用民主方式来处理，所谓三查四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有人事、经济、教育、纪律等等，都经过大家的讨论，每个人意见都有尽量发表的机会，然后才形成了部队的铁的纪律与铁的团结。人家打胜仗不是偶然的。今天全国性的胜利是有根据的(在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中，他们经过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人为的、天然的灾难，由出发时的三十多万人到陕北後只剩了三万五千多人，彭副总司令对我说，他带的一支军出发时是八万二千人，到陕北後只剩了七千二百人——以后陆续发展到现在的四百多万人，以至解放了全国)。这里面固然有其他的种种原因，但是单就军事来说，他们的军队中的军事民主、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制度是有主要的量大的关系的。过去大家都很体疑，军队里怎样能谈民主!但是解放军里确是实行民主，而且行得特别有效，这还不值得我们佩服，我们学习吗?各位军官同志们，我们即使不做一个先知先觉者，也应该做一个后知后觉者，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有这样好的制度还是故步自封，墨守过去那一套，那就完了，等于自暴自弃没有办法了。大家看看，我们过去的那一套，上下脱节，官兵脱节，像罗恕人这种人，在解放军里就不会有。在民主制度下，谁敢腐化?谁敢贪污?稍为坏一点，你的部属就会批评你，检举你! 但是在我们军队里，上下脱节，谁也管不了谁，所谓瞒上不瞒下，甚至上下都瞒。军民也脱节，在新疆来说，讲公道话，最近几年的军民关系还是相当好的，但是内地就不然了，不但是军民脱节，而且军队所到之处，很多反人民贻害人民的行为，为人民所切齿痛恨!大家想，为人民所痛恨的军队，能得人民爱护帮助吗?再加上军队里的人事问题、派别问题、经理问题，总是搞 不清楚，我们都是曾经身受其 + +　　（苦的。今天解放军里就没有这些情形。他们有严格的批评制度，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谁也不敢为非作恶。我们过去军队里也有小组，也有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完全是形式，甚至连形式都没有，根本就没有去做。好了，我们现在已得到了改变领导方式的机会了!） + +　　第三、改变工作作风，不必多讲，过去军队里的毛病都是大家有目共覩的，像推诿、拖延、虚伪、贪污、散漫等等。推诿就是不负责任。拖延就是不讲效率，今天应该了的事情拖到明天，明天拖到后天；这周拖到下周，这月拖下一月。虚伪就是说假话，做假事，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贪污更不必说，固然部队里也有不少廉洁自持的人，但是贪污风气相当普遍，据说高级军官常常一起赌钱，打麻将，推牌九，拿袋子装了钞票去赌。这些钱从那里来的?这不是吃空额、做生意，拿公家的车子到外面走私贩货，假公济私，一切非法的行为都做出来，否则他的钱从那里来?散漫就是没有组织，没有纪律，就如上面所说，形成上下脱节，官兵脱节，军民脱节的结果，军队不复成为军队了。以上这种种的坏现象，当然都是工作作风的错误。而错误的工作作风的形成，在西北说，当然首先我要负领导无方的责任，我们现在应该承认过去的错误，以后就不能再蹈覆辙了!我们要讲责任、讲效率、讲纪律、讲公德、讲人格，一反过去的旧作风、旧行为、旧观念，诚诚恳恳地，切实纠正，努力学习，养成负责的、勤敏的、真实的、廉洁的，有组织的和有纪律的工作作风。 + +　　第四、改变生活习惯，现在时代转变了，社会风气也要转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也应该随着它而转变。你们看看，中共方面的生活习惯，他们是何等的刻苦，何等的简朴，何等的严肃。他们是农村里打游击出来的，向来就养成了这种生活习惯。他们懒惰腐化是不会有的，赌博是不会有的，浪漫是不会有的。我们在南京的时候，曾听到一种离奇的传说很普遍，说共产党实行公妻，实行妇女配给制，很多人们害怕。后来一个上海六十多岁的老朋友对我说:‘共产党来了，我别的都不怕，就怕他们的妇女配给，我六十多岁了，要是配给一个青年的女人，我可受不了!’(哄笑)这固然是一句笑话，但也可以看出这类反宣传的影响。大家当然都明白，中共是尊重妇女的，并着重妇女运动，譬如在北京方面，他们正准备取消‘八大胡同’，对妓女进行教育转业的工作。他们对男女的关系也是够严肃的，那会像那些恶意宣传者所说的那样离奇。我在北京时，毛主席和我说:‘驻在新疆的二十万军队，今年明年不要说——即使后年开始退役了也不必回到内地来，我们把他们的家眷送去；没有家眷的也从内地号召十万五万妇女去，她们也可以参加新疆的各种建设工作，同时也可以经过自由选择的方式，让他(她)们成家立业。新疆面积广大，大家都可以开垦生产，或是开发矿藏，参加工业，这几十万人的生活没有什么问题。’这次到兰州，彭副总司令也同样的和我说过。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预言，将来一定可以有计划地去做的。现在各位是一个军人，是一个军事干部，将来也许是一个矿厂的领工，集体农庄的会员，工厂的管理者，……你现在是一个连长，领导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变成屯垦员时，你就是一部份农业生产的领导者。但是不管是现在或将来，你站在领导的地位，就应该具有领导者的条件，一定要把过去的生活习惯如赌 博、浪漫、懒惰、腐化等等完全改正过来，养成刻苦的、勤劳的、简朴的、严肃的生活习惯；我们一切生活习惯，不但要对国家对人民对部属负责任，而且还要对自己负责任! + +　　以上列举的几点，本来是平淡无奇，想也是大家所已了解的，问题是没有去做，或者没有切实去做。我们大家同志都是多年的师生或袍泽关系，所以我愿意满腔热忱，希望大家不要放过这个良好的机会，来改造自己，改造部队，以便将来参加伟大的新中国的建设。我们到了今天，不应该有丝毫的悲观，更不应该有任何的幻想，过去的让他过去吧，我们要重新来做人，重新来做事，重新把握我们革命的立场，恢复我们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热情和勇气。中共所倡导的民主统一战线，目的就是要集中每一个人民力量；他们说，每个人都是有用的，对国家有用的人力，我们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不争取?这样伟大的建国工程，我们中国共产党是绝不想来包办，是要大家来团结合作的。我们一定要接受共产党这一正确而伟大的方针，参加民主统一战线，不分彼此，共同一致地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为新中国建设而奋斗!我们以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和人力来从事新中国的建国工程，还会不胜利成功么?这就是每一个人民，特别是每一个革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神圣庄严的责任! + +　　我们要从远处大处着眼，从近处小处着手，首先是改造自己，改造部队，虚心地不断向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学习、看齐! + +　　 (全文完)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2月24日到3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6.txt b/CCRD/3/7/0/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189d4c1cc6e7b79f5f4beb47858fa0ee362577 --- /dev/null +++ b/CCRD/3/7/0/000006.txt @@ -0,0 +1,77 @@ +# 张治中：再谈怎样改造? --对驻迪化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与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 + +　　<张治中> + +　　（彭副总司令、王、陶两将军、各位同志:） + +　　刚才听了彭副总司令的讲话，既庄严又幽默，又有理论根据；并且提出许多具体的事实，反覆譬喻，实在说得太好了；大家听得很高兴满意。我想，大家同志们，尤其是起义部队的官长同志们，一定都能够诚心诚意地接受和拥护彭副总司令的正确的宝贵指示。 + +　　现在要我来说话，说甚么呢?我是从北京来的，说一说北京的故事吧?现在又到了迪化，也愿意顺便说说新疆的故事。 + +　　我从本年四月一日到北京，十一月二十二日离开，在那里住了将近八个月，在这当中，北京最重大的一件事，当然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跟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并且组成了中央人民政府。这是一件大事，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改变历史创造历史的一件大事!在中国人民政协最重要的几件决议，就是通过了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和国旗的制定。这三大文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史上最重要的文献，大家想必看到过，研究过，用不着我再报告了。 + +　　在十天开会当中，当然经过很长，不必详细的琐屑地叙述，最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这几个月来我所看到的，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这一伟大的方针，首先可以从这次中国人民政协所构成的份子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它包括了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各少数民族、海外华侨等，东南西北连海外，包罗殆尽；乃至宗教界也有代表参加。在六百六十多位代表中，充分表现了民主统一战线的实质与内容，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再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的成份看，名单是大家在报上看到的，都经过各方面多次周详的协商，获得一致的协议后推选出来的，也是包括各方面代表性的人物。特别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除了中共党员外，各党派、各方面民主人士、国民党民主派、起义将领，都参加了。像我这样渺小的人物，也被推为委员，推选名单内每个人的名字下都有一个注记，像我的名字下，就注了‘国民党民主派’，程潜、傅作义两将军名字下注‘起义将领’，其他如民革、民联、民促、民盟、民建等等一一加注清楚。这两项人选，在国内外都获得了一致的好评。这些地方是说明了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方针是成功的，而国内对毛主席伟大的领导更表现了空前的拥护与崇敬。 + +　　在民主统一战线方针下所产生的事实很多，比方在湖南，程潜、陈明仁两将军起义后，陈兵团马上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编成八个师。我们新疆起义部队，刚才彭副总司令宣布了，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 二兵团，五个师。三个步兵师，番号是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师，成为一个军——第九军。另外两个独立骑兵师，就是骑七师，骑八师。——这是王震将军和陶峙岳将军推诚协商的结果。此外还有许多事实，都说明了中共的民主统一战线不是口头上的宣传，而是有众多事实证明的。 + +　　在研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各部会名单的时候，毛主席亲自主持座谈会，征询大家的意见。在座谈会上，我曾经向毛主席提出一个问题，使大家感到很突兀。原来在政协召开前，毛主席有一天问我:‘外面传说我们共产党内有几句口头语你听到没有?’我问:‘什么话?’他说:‘有人说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说:“呵!这话我听到了!”他同时还告诉我一个故事，刘少奇先生到天津主持各工厂职工会议时，刘先生对职工们说:‘你们将来都是我们的干部,都是建设新中国的好干部!’就有些共产党员不服气说:“他们原来在官僚资本主义下工作的人，现在才到我们这边来，马上就变成了我们好干部了，那我们呢，都让他们搞好了!”毛主席说:“要照我们这样小器的党员的心理，大概是要把人家当作俘虏看待才好!”在这座谈会上，我就把上面的三句话问毛主席:“你对‘早革命不如迟革命，迟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一种党内呼声，采取怎样态度?”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正在进行教育说服的工作。”我说:“说服了没有?”他说:“唔，还要慢慢说服，慢慢教育，没有那么容易吧!”他这话确是真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民主统一战线政策是早就确定了的，而且有很多事实可以证明是完全兑现了的。特别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政务院各单位的人事配备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里，中共党员只占半数，在政务院三十个单位负责人中，中共党员也不到五分之三(中共占十七个单位，其他占十三个单位)。毛主席有一天当许多人面前说:‘现在还有人主张共产党包办，我们包办得了吗?’大家听了都笑了。他又说:‘不能包办的，大家来合作，应该我们大家合作来包办!’他这种态度使得任何一个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没有不心悦诚服，没有不为这一伟大的方针而感动，没有不诚心诚意地接受他的领导。 + +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了中国人民政协的民主精神，中央人民政府的民主精神，换言之: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民主精神。中共对待一切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民主精神，这不是偶然的。首先是毛主席的民主领导，他不是今天在北京才这样做，他是经过二十八年来的革命奋斗经验，一向在党内就是这样做法。某天中央政府会议席上，他说:“我们无论在那里都要发挥民主精神，他在党内曾提出两句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是还不够，再提两句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要说就说，说错了也没有关系。”这是何等充分的民主精神!即使在军队里，刚才彭副总司令说过，就早已实行了民主制度。他们不但把民主制度在党内推行，在政治上推行，也推行到军队里。这是一个特有的创作，是人民解放军胜利的最大保证。上次我对起义部队干部讲话已经特别提出了。 + +　　再举几个例子，说明毛主席的民主精神。关于国家名号，原来中共主张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但是有些人认为“民主”和“共和”意义相同，是重复了，念起来也有点拗口，所以经过大家研考后，便把“民主”两字省掉了。又如关于国旗的选定，筹备会在几个月前就登报征求图案，据说应征的有二千多种。在大会里单独为国旗国徽国歌成立了一个审查组，事先从二千多种图案中选了三十多种，即发大家参考。小组审查后，提出他们认为最合选的三幅。旗左上方一颗大星，下方一横杠，或二或三横杠。据说明，大星是象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一横杠代表黄河，二横杠代表长江黄河，三横杠是加上珠江，都是象征中国文化发源地。在分组开会时，我曾经列举很多理由表示反对，但是没有结果。过几天便要提大会讨论决定了，刚好有一晚，毛主席请了五六桌客，大都是军方代表。席间我对毛主席说:“有一件事我想请问你，不过你如不便公开使人知道你的意见，我当守秘密”。他说:“你说吧。”我说:“你同意哪一个国旗图案”?他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你怎样?”我说:“我反对这个图案，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的，中间这一杠，不变成分裂了国家分裂了革命吗?同时以一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连想到是一根棍子，像孙猴子金箍棒。”此外我还列举了许多理由来支持我的论据。他说:“这倒是一个问题，有些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过两天，他约了四五十人，我也到了，一看，尽是文化人、画家、艺术家、丘八就只我一人。毛主席首先把问题提出来，说明这个图案的缺点后说:“我知道反对这黄河的，在大会里恐怕要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以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的赞成人数，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样不够圆满，我们一定选一幅让会场一致通过才好，大家想想吧。”说到这里，他把发的参考材料翻出第三十六号给大家看，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问:“这个怎样?”我首先表示赞成，大家同时都说:“好”。只有二三人提出异议:“这四颗小星是代表工、农、小资产、民族资产四个阶级，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就没有后面两个阶级了，国旗不是又要改吗?”我正在想，这也是一个问题，毛主席很敏捷地说:“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就是五星红旗象征‘中国人民革命大团结!’这样一说，大家很高兴报以热烈的鼓掌。到大会里便顺利通过了。”照说，有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赞成便是多数，为什么连少数人的意见也要照顾到?这就是民主精神! + +　　十月一日上午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对中外发表公告，里面有几句话:“选举了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暨委员五十六人”。原文已经印好，一会到天安门庆祝成立大会便宣布发表了。刚好李立三先生坐在我右边，我问他:“这样措词可有问题?”他说:“什么问题?”我说:“委员五十六人”一语太简单 了吧?“是正式公告，何不把全体委员名字都写上?”他说:“对”。我说:“请你说吧”。他说:“你说好。”我站起来一说，毛主席马上表示同意:“好，把五十六个委员名字都写上去，可以表示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强大的阵容”。大家听了都鼓掌。 + +　　我不过随便举一两个例子，其他事实还多。 这些地方完全看出来毛主席和中共领导的民主精神。 在中共朋友们也许觉得很平常，但在我们起义部队中，就应该充分领会到，认识到，一切就可安心了。 + +　　在北京看到的事实很多，不能一一列举，现在简单地说说我到迪化后的见闻。 + +　　在六日，我曾经和起义部队、机关的干部们讲过了一次话，彭副总司令和王司令员认为还得体，应该发表。我也预备整理在报上发表或印成小册子，供大家参考，特别是请中共朋友们批评指正。上次已经说过的今天不说，今天特别提出来的是关于大家的若干旧意识、旧思想、旧观念方面。 首先，我特别提出来的，对于今天国家政权的转移，在国民党系统党员或干部，一定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我们并没有失败!就主义和革命来说，我们还是成功的。比方现在有人在想在说:“当前的两党斗争，共产党胜利了，国民党失败了!”这种看法错了!绝对的错了!在上次讲话我已经约略地说了，如果从国民党本身的利害来说，国民党确实早已失败了；但是要就革命观点来说，我们没有失败，而且是胜利了。为什么?我们要先问:国民党为什么的?为革命，为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但是国民党自取得政权以后，反革命了，反三民主义了，这样我们应该说革命是失败了。今天的转变，我们应该承认中共的领导是革命的，是为人民的，新民主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基本要点相符合的。我们很显然的，已从反革命的道路进入到革命的道路，由反三民主义的阵营，移转到等于实现三民主义的阵营，为什么是失败?我们应该觉悟!这正是我们革命的胜利!也如同三民主义的胜利! + +　　关于中苏两国的关系，还有人有些错误的看法，如认为:“假使新疆战争，苏联援助伊犂，新疆就要被苏联占领了，变为苏联的了；人民解放军到新疆，新疆还是中国的，所以愿意和平解放。”这看法错了!完全错了!苏联对中国绝无领土的意图，而中苏两大国家两大民族的关系是应该密切的，尤其今后两国的利害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新疆，在民族、历史、地理、经济、文化方面，都是构成一种不可分的关系。我们主张中苏亲善不是今日起，是远从苏联十月革命就开始了的。我们伟大的革命导师孙中山先生当时说:中国虽然革命在前，但是仍应“以俄为师”。在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通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先生临去世时致苏联遗书更郑重地申言: + +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未竟之业，移交与后之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成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主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束缚。为达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 + +　　这是何等强烈而诚挚的愿望!在遗嘱上更谆谆嘱咐我们:“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当时的中国，正在帝国主义环伺中，除了苏联外，再没有第二个国家肯“以平等待我”。大家一定要深切认识，中苏的亲善是必然的，应该的，绝不能戴了有色眼睛去观察事物，致有毫厘千里之差!我们和苏联主义相同，利害一致，两大国家应该亲切地共同携手为世界民主和平而奋斗。再退一步说，苏联过去对国民党政府是怀疑应付的态度，今天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是诚恳帮助的态度，这就国家立场来说，我们孙先生所遗留的联苏政策，今天已完全实现收到效果了，我们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 +　　对于国内少数民族特别是新疆的民族问题，有些人始终没有建立正确的观点。就如最近看到三区民族军开到迪化来了，有人说:“他们抖起来了，威风起来了!”心里显出很不舒服。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完全错误的!在过去几年我所发表的言论，就特别指出:历代中央政府的治新政策都是错误的，他们完全以征服者姿态出现，一切出之以高压剥削，所以弄到变乱相寿，民不聊生。我们到新疆来，应该毫不犹豫地纠正历史的错误，尝还历史的罪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能以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态度来看待新疆各民族吗?时代到了今天少数民族还不应该站起来吗?还是要被压迫吗?要是这样想法，那你就是百分之百的大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我们应该扶助他们，使他们站起来，这是站在大哥哥地位的汉族对待他们应有的态度，那种自尊自大看不起少数民族的心理是绝对错误的 + +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还听到一类说话:“我们革命了这些年。还是把黑大爷革来了!”“去了一些伤脑筋，来的还是些伤脑筋!”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观点也是错误的。但是他的错误主要的还是过去的历史错误所构成的，我们做大哥哥的应该原谅他们!过去和平条款规定国军要开到伊、塔、阿三区国境去，以后开去没有?现在彭副总司令、王司令员说要把解放军开进去，他们就无条件的接受了；三区的民族部队也开到迪化来了，还要开到别的区域去，都是没有问题。现在政权本质改变了，过去的基本矛盾不复存在了、新疆各民族都是兄弟手足一样，应该平等团结友好合作，过去一切的误会、隔阂都应该消释净尽，大民族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都是不应该再有的! + +　　这是从一方面看，再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对自己的旧意识应该有一番检讨。比方就国民党这个名字说，臭了!鸨屎臭了!已经被历史所否定，为人民所抛弃!我们对他不应再有所留恋。据说现在还有人在部队作反宣传说:我们还是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员，还是国民党军队。这种思想不但是错误，而且是反动!我们要觉悟，要防止这类反动的宣传。我昨天还和王司令员说到，希望起义部队的官兵好好学习，好好改造，来造成种种条件，将来可能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我为你们预祝，为你们远大的前途预视。现在解放军里指挥员都是共产党党员，战斗员也有百分之三十是党员，你们改编後应该从本质上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只要肯努力学习进步，做共产党员是可能的:做一个共产党员是一件光荣的事情，是有光明远大的前途的! + +　　现在起义部队中，黄埔军校的同学很多。黄埔军校为什么设立的?是孙中山先生为了造就革命干部为了建立革命武力而设立的。它代表了什么?代表了革命，代表了人民革命的武力。但是现在很多人对它笼统看待，看作是一个团体，甚至一个派系。这一种封建意识的残遗!我们今天站到一块来，不是为那一个团体或系统，而是为了革命，为了人民，我们只能有革命的关系，革命的感情!绝不是同学的关系和感情。譬如最近哈密、焉耆、吐鲁番、轮台、库车等地发生可耻的烧、杀、抢、奸事件，这里头指使的就难保没有黄埔军校的同学，你们还能承认他们是同学而宽容他们吗? + +　　再就我个人来说，我和大家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师生同学，一种是长官部属，但是我今天要郑重声明:过去的关系是旧的关系，从此不复存在了；当然今後在新的革命环境里，只有新的革命关系的。 + +　　我这次陪同彭副总司令来看望大家，没有别的意思，是因为这次新疆和平解放总多少受我一点影响，大家在转变的前后，心理上免不掉有些傍徨，我来是了却我在道义上的心愿。我今后惟有以万分热忱希望大家加紧学习，努力改造，使部队在实质上，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使个人足够资格当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 +　　在消极方面，我诚恳地希望起义部队的同志们能够排除一切旧意识、旧思想和旧观念；在积极方面，我却希望人民解放军朋友们一视同仁负起改造起义部队的责任。 + +　　起义部队的改造与进步是可能的，并不那么困难。根据在这里，这是解放军党委同志从他由东疆开到南疆去沿途对起义部队工作的总结报告。在这里面，提供了很多问题，引证很多事实，建议很多意见，都是以客观而真切的态度提出来的。对起义部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评语，但是分得很清楚，绝不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我念几段在下面: + +　　“起义部队中，有许多人羡慕解放军，要求参加解放军。有许多人说:我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把我们当外人看待。我们必须向人民解放军学习，并表现了学习的精神。” + +　　“起义部队在总的方面上看来，是向进步的道路上走，依据我们的工作经验，改造起义部队困难是有的，但并不那么困难”。 + +　　“起义部队中极大多数的军官表示惭愧说:对不住人民，要坚决改过，保证今后再不发生这样的事件!” + +　　“起义部队的内部，确有不少进步份子和积极份子，他们认为起义部队的烧、杀、抢、奸，要彻底改造，才能成为人民解放军。” + +　　这报告里又提出建设性的具体意见: + +　　“依据我们的工作经验，改造起义部队困难是有的，但并不那样困难。在团结工作中，根据我们的经验，并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 + +　　一、要首长负责，亲自领导和参加向起义部队的宣传、并发动部队人人向起义部队做宣传的运动，要克服那一种不愿意接近起义部队和接近没有话说的现象。 + +　　二、我们主要的当然是团结广大的士兵，但同时不可忽略的，也应该团结军官。我们部队中个别的同志看到起义军官开会的时候，仍然坐在上边和讲话，心里则不舒服说:我们革命那么多年，不过如此，他们一下就抖起来了!这种狭隘的妄自尊大的倾向是必须克服的。 + +　　三、带有刺激性的词句，有的是必须讲的，有的是应该避免的。有人说，你们不要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说了有刺激，但是我们还是坚持要说，因为刺激反动派是必需的。但是第四师剧团在拜城给一九三团演剧唱了一个向新疆进军的歌，有一段；上起刺刀，勇猛前进，消灭残暴的胡马匪军!当时一九三团的团是龚名瑾及部份的官兵听了之后，低头掩面，状甚难受。这种刺激的词句是应该避免的。因为这个歌子已经过时，拿到现在来唱，刺激了整个起义部队是要不得的! + +　　四、与起义部队相处，那一种不必要的客气是可以取消的，但一般的人情世故礼貌是应该要懂得的。有的同志不会称呼，如不懂府上、台甫是什么，人家发问，不知回答。人来了，不叫请坐；人走了，亦不送行。十二团有一副营长，到饭馆吃东西，遇到了起义部队两个军官先在馆子里，人家让座让吃，吃完后主动全部会账，该副营长说:你会你的，我会我的。人家说:我们很欢迎你们来到，他说:‘你们既欢迎，为什么不派汽车来接?’” + +　　上面这些话，是起义部队已经向解放军同志们提出诚恳的呼吁了:“我们是一家人，你们不要把我们当外人看待，我们必须向人民解放军学习。”解放军同志也开始对起义部队发出信任的表示了:“起义部队在总的方面看来是向进步的路上走的。依照我们的工作经验，改造起义部队困难是有的，但并不是那么困难。”王震将军在军事小组报告中，也特别表示对於起义部队的改造的信心。一方面愿意改造，一方面认为可以改造，所以团结合作是不成问题的。起义部队对少数反动份子的烧杀抢奸表示极度愤慨，认为对不住人民，非彻底改造，不能成为真正的人民解放军，这是一种良心话，说明极大多数的军官是觉悟的。这些进步份子积极份子正是解放军认为是起义部队可能改造的一种重要因素。现在解放军是第一兵团，起义军快要编为第二十二兵团，不久就并肩成为人民解放军了，都是“一家人”了，我热切地希望解放军同志们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地位给起义部队官兵以全力帮助。至於帮助的方法，上面的报告已经叙述了四个问题，并且引证了若干事实，这都是报告人亲身经历的经验，是值得大家参考的。此外他还提了很多宝贵的意 见，因时间关系，我不多介绍了。 + +　　今后的新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因为基本矛盾已经消除了，这次彭副总司令到迪化后，很多问题都获得了解决了。新疆军区马上就要成立，由彭副总司令统一领导，由王、陶两将军赛福鼎先生三位分任副司令员。当然，王震将军是要起带头作用，也应该负起带头责任的。在三个原来不同系统的部队中，民族部队和起义部队都应该向第一兵团学习、看齐!大家如兄如弟，如手如足般团结起来!团结在人民领袖毛主席和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领导之下，团结在西北五省最高长官彭德怀主席领导之下，加紧学习，努力改造!这次在迪停留不久，很快就要和各位分别了，下次彭主席再来而我又有机会陪同一起来的话，相信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大大改观了，大家都成为名符其实的人民解放军了；将来更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强大的现代的国防军!再会! (完) + +　　来源： 《文汇报》1950年3月15-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7.txt b/CCRD/3/7/0/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d8df48a78751a370f3c1efe54d325d3da19a58 --- /dev/null +++ b/CCRD/3/7/0/000007.txt @@ -0,0 +1,127 @@ +# 叶浅予：从国画到漫画 + +　　<叶浅予>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分散了多年的漫画老战友，又叙〔聚〕集在一起了，大家对于今后的漫画工作，作了几次讨论，并且对我个人的创作问题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我从漫画工作转到国画，放弃了原来的责任，是不应该的，而且认为漫画和国画中间的矛盾可以统一起来，希望我在漫画战线上坚持下去。 + +　　我说：「你们的意见很对，过去我也常常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干吗搞国画呢？干吗不全力搞漫画呢？即使现在，这个问题还占据在我的思想里，北平解放以后，整整半年没有好好的创作了，这说明我还是在矛盾，我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条件来解决它。不过我可以说一说为什么拿起了国画，放松了漫画。」 + +　　「大家知道我的漫画工作有许多弱点和缺点，在我的能力上一时不能补救不能克服的。政治性思想性所赋于漫画艺术的重担，决不是像我这样的能力所能胜任，因此动摇了自己在这方面的信心。我意识到时代的进展，已经把我远远抛在后面了。由于自尊的心理，不愿丢这个脸，只好退下阵来，另觅方向。这是我抓住国画的主要原因。」 + +　　「在藤黄、花青、水墨、宣纸中间钻，几年，有没有什么贡献呢？有，也可以说没有。有就是我始终在努力把我们所生活着的世界搬到中国画面上去，而且企图将现实的内容和传统的形式协调起来。我认为我在捕捉形象上有足够的能力，只要能够掌握国画的特有风格，我自认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不过这只是在形式上追求，在题材上冲破旧有的成规而已；假使从思想内容来检查，那末仍是老一套——小资产阶级的趣味与观点。所以我并没有贡献。」 + +　　「我以为不先打破八股的题材，不可能使中国画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国画是中国土壤里生长和壮大起来的艺术形式，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条件使它更加发扬光大起来。我愿意在这方面努力。」 + +　　这样的解释，好像我对于漫画工作已经失去信心，决定要从国画来充实我的艺术生活了。其实内心仍然是矛盾的，因为我还在等待某些条件，如何使漫画和国画统一起来，消灭这个矛盾。因此必须把过去的工作，深入的检讨一番。看看问题的中心在那里？ + +## 二 我在漫画上的创作态度 + +　　为什么要画漫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创作之先，必须认清楚漫画的基本任务和它的预期的效果，才能建立正确的创作态度。但我开始工作的时间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因此我的创作态度便是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创作动机也是一个问题。 + +　　漫画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最早是受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形态，所以早期的漫画创作很多中开玩笑的东西。后来受了格罗兹，格罗博-叶菲莫夫，库克臬克希等进步作品的影响，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结合了起来，才成为革命斗争的武器。考察早期创作漫画的动机，可分下面几类： + +　　对于某一件事看不惯，要发一发牢骚。 + +　　对于某一个人不顺眼，要挖苦他一顿。 + +　　对于某一个人希望幻灭了，要编套幻想来陶醉自己。 + +　　对于某一种正常现象太厌倦了，要故意颠倒是非，以求刺激。 + +　　除这四种以外，当然还有更坏的动机，那就是卖弄色情等低级趣味的东西了。不过也有比较严肃的动机，譬如： + +　　憎恨某一种黑暗的社会现象，要揭穿它。 + +　　同情某一件不平的事，要提出自己的正义。 + +　　把我的「王先生」那个长篇漫画检查一遍，上面的几种动机都包括得有：尽管在后期的作品中，逐步走向了后二种，但在处理的方法上，还是习惯于迎合小市民的轻松趣味，丧失了应有的严肃效果。这样的创作，如果再继续下去，那就是我精神上毫无意义的负担，所以决心斩断它。 + +　　后来黄茅批评我说：「他对于『王先生』很不满意，谈话之间好像极力避免别人再提到它，那原因，我想是因为『王先生』太不严肃，迎合小市民的胃口到了庸俗的程度的缘故。这里作者在思想上已经跳过了『王先生』时代的具体说明，但这是他和『王先生』绝缘以后的事情，我以为是毫不稀奇，是应该的。但是作为读者的我们，却不能也如他那么轻易忘记『王先生』，因为『王先生』的确多少给我们带来一点东西，虽然那些东西不全都健康。平心而论『王先生』不是没有社会意义的，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一点——只是由于他对现实认识决定了他底社会意义的限度。」 + +　　我同意他的估价。在将近十年的「王先生」创作过程中，我是逐步地在修正我的创作态度的，比较后期的「小陈留京外史」和「王先生到农村去」，以暴露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为出发，想把这两部作品达到应有的社会意识；可是，无论主观上怎么努力，还是挖掘不到现实的真正阴森的一面，更谈不到其根源。 + +　　放弃「王先生」以后，我创造了另一长篇「明日中国」，企图和抗日战争的现实结合起来，给未来的中国描绘一幅美丽的远景。我的想法太天真了，我以为日本的侵略者将为日本的人民所打倒，战争结束以后，所有的苦难便都解除了。乐观是应该的，但不能建筑在幻想上，没有向现实社会作深刻的理解，一切描写都落了空。 + +## 三 现实的考验 + +　　现实的深处从哪里去认识呢？怎么去理解呢？ + +　　我开始摸索，在唯心的社会科学圈子里兜了一下，并无所获，终于摸到了马列主义的邊線。最初是「大众哲学」给了我一些启示，零碎的文章里读到了片断的关于社会发展的规律，试读「资本论」没有读得下去。（对于读书，我有一个坏习惯，没有毅力读完一本书，常常半途而废，而且读了以后，不肯好好咀嚼。）我虽然摸到了马列主义的边缘，却不能进一步建立起新的人生观与世界观，而是仅仅在思想上起了一次激动。但这一次激动，对我的影响是大的。由此而反应出来的事实是：修正了我的创作态度，并且最后一刀斩断了「王先生」。 + +　　在这以前，我的创作态度可以说是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我可以把一个严肃的问题，经过轻描淡写，变成了社会的小插曲；把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当成一个丑角来处理。这一次激动，帮助我修正了这种态度。因此知道，对于现实的情况，需要分析它，批判它，才能够认识它。然而我的社会科学知识太可怜，我的思想武器太差，限制我浮游在现实的表面上。对于一个问题，我无法探索它的根源，也就不能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出来，所以作品显得软弱无力。 + +　　一九四○年，我在重庆的大轰炸之下完成了一百幅「重庆印象」，自己认为这部作品是能够反映当时大后方的战时情况的，而且也颇自负于及时的反映这一个伟大的现实的。但是，这部作品却经不起批评。因为我把那么一个伟大的现实，仅仅从一些微小的事件，冷僻的角落着笔，始终用我的一贯的优闲轻松的感情来处理，冲淡了应有的沉重庄严的气氛。这是为什么呢？我无视于那样残酷悲壮的现实吗？我故意要采取琐事描写来冲淡庄严的气氛吗？或者，我不能处理沉重庄严的气氛？都不是的，我明白这就是对于现实的认识与感觉的问题。这个现实的场面及其内在的感情应该是沉重而庄严的，但我的感情上所接受的，却是那些支离破碎无关宏旨的我所喜欢的小场面。我明明生活在这个活生生的现实当中，由于我的思想感情不健康，（其实是小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所感觉和认识的却是另一个现实。 + +## 四 丑与美的矛盾 + +　　「夸张」和「变形」是漫画表现技术上的重要手法。将一个人物的轮廓，赋予以特征；或是从一个对象的外形，找出他的特征而强调之，就是「夸张」。经过作者主观的分析和比拟，形成一个意识中的对象，这个对象和他的本人的外形有显著的区别；这个是创造的形象，却是真实的，这叫做「变形」。在漫画中出现的人物，多半是否定的，尽量夸张这些人物的特征，使之变形，使之丑化，藉以加强读者的厌恶和憎恨的感情，这是必要的。但一个对社会现实毫无认识或认识不够的漫画家，这两种手法有它们危险性。因为缺少辩别的能力，很容易把一个正面的人物，也用处理否定人物的方法来处理。所以要运用这两种手法必须具有高度的正义感，正确的人生观，才能站稳立场，不使有所偏差。 + +　　我曾对于「夸张」和「变形」下过一番苦功，找到了如何捕捉人物特征的有效方法，我的方法，就是建立我的「丑」的观念，我以为一个人的五官配，凡不合于标准尺度的部分，就是他的特征，也是他的「丑征」。我们这所以能辩别和认识谁是谁，除了在风度上着力之外，主要是靠他的五官特征，也就是他的「丑征」。因此，只要抓住丑征，并加以夸张，对于谁是谁的认识，就更精确了。 + +　　这个观念，使我养成了专找丑征的习惯，即使面对着我的是一位美人，非得要找到她的缺陷，并且夸大她的缺陷来描写她不可。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一个公认的美人，即使我充分传达了她的特征，在表现技术上获得了胜利，但在公共的舆论上我是失败的，因为我画面上的美人，决不是大家心目中的那个美人。虽然，一般的所谓美人，是大家从她的外形来评定的，我可以从她的人格上行为上来评判，而否定她；不过这又关系到我对于现实认识的深度问题了，我不可能这样做。因此，这样的描写，是单纯从形式出发的，所以失败了。 + +　　当我遇到一个对象，无论在外形上或人格上什么缺陷都没有，即这个人物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任何标准来衡量都证明是一个完整的正面人物时，我的丑征观念就用不上了，这时候我发现了「美」的重要性。因此，我修正了「丑」的观念，觉得对象的特征，固然可以由他「丑」的一面来认识他，也可以由他的「美」的一面来认识他。然而夸张「丑征」的习惯，早已养成了，一时无法获得解放，造成我在某一时期的极端痛苦。 + +　　我曾经这样想：一般的所谓美，是俗人所定的标准。一般所谓丑，也未必真正恶劣难看，夸张变形的丑，可以得到美的效果，因为我所创造的丑，在我看来是美的。这样把美和丑统一起来的观念，是我的十足唯心的美学，倒不是为我的丑征习惯辩护，在当时是的确这样主张的。等到创作态度起了变化，这个美的观点才动摇。 + +　　有一位写艺术批评的朋友告诉我：「在美术史上的伟大作品中，美和丑是并存的，画家可以描写天堂，也可以描写地狱，如果能描写天堂，一定也能描写地狱。」我问：「如果写惯了地狱，能不能写天堂呢？」他的答复是肯定的。我知道我的思想感情上并不是没有天堂，为什么我的作品表现不出天堂来呢？后来我明白了，我思想中的天堂是糢糊的，所以作品上表现不出来，甚至我思想中的地狱也是糢糊的，所以作品上的地狱，并不显得血肉淋漓，残酷可怕。 + +## 五 从速写出发 + +　　漫画工作最苦恼的问题是搜索题材的问题，我因为需要定期为报纸杂志供给畵稿，必须定期的生产作品，又因长期工作的结果，逐渐感觉题材来源的枯竭了。我于一九三五年开始了旅行生活，在旅行中作速写，想借此充实漫画题材。但我的旅行，是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觉得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有趣，新鲜有趣的后面有些什么，我没有考虑过。 + +　　由于花花世界的诱惑，由于视觉快感的满足，促进了捕捉形象的技术，速写的兴趣愈来愈高。我曾经以组织了的速写书稿，代替漫画来报导社会现象，有时甚至毫不经过修饰就交给杂志发表。通过这样的工作方式，想把速写的效果提高到超越于它本来的性能，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愿望，无疑是用来掩饰我在漫画上的弱点的。 + +　　速写从绘画部门中独立发展的先例，不是没有，我之走向速写，固然是为了可以从漫画工作中脱逃出来，但那些先趋者的鼓励也是一个因素。我非常憧憬于墨西哥画家珂佛罗皮斯和波兰书家托泡尔斯基的成就，我爱好人文地理的知识，喜欢旅行，我更羡慕他们那样能够到世界任何地区走走看看，而且出版他们的作品。我虽然不可能做到他们那样世界范围的旅行计划，可是在国内跑过的地方也不少，我出版过一本「浅予速写集」和一本「旅行漫画」。 + +　　后来认识到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人类主观愿望促成的结果，对于速写的看法不久就修正了。一九四一年我在桂林看了沈逸千的战地写生画展，对他说过下面的话： + +　　「速写本身无论它完整到什么程度，究竟只能算是创作以前的素材或习作，不能代表创作。把战地的一麟半爪的速写稿来介绍战地，给人家的印象是糢糊的。我们应该把这些素材组织起来，加以补充加以扩大，再运用想像力，使之成为一件或几件比较完整的作品。这样，人家才会被你的作品吸引，好像他也走进了战地。」 + +## 六 陷入了形式主义 + +　　肯定了速写只是创作的素材，那么要把素材组织起来成为一幅完整的作品，就必需采取绘画的某种形式来完成这个任务。 + +　　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的画家，必须在国画和洋画中间任择一种形式；虽然两种形式在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在表现技术上，使用工具上，有着很大的区别。我认为油画在技术上所追求的效果，不合于我的要求；油画也缺少民族风格那样的条件，所以我采取了国画形式。 + +　　刚一跨进国画门槛，就为「怎样掌握国画的特殊风格」这个问题所困惑。我曾细心地从中国画论中找寻国画的传统，一开始就被吸引在技术方法的一些精辟理论上，而忽略了主题和内容的一方面。我虽然在自己的作品上，拒绝形式主义的文人画影响，但不属于文人范畴的画，它们所给我的影响，也不过达到了忠实于自然形象的描写。我这个漫画战线上的逃卒，抱住反映现实生活的愿心，投奔国画，想在国画上发挥我的艺术观，结果是以一种浮面的生活形象，表现在画面上，也就和一般的国画家一样落到了技术和形式的圈套里去了。 + +　　黄茅批评我这一时期的画说：「其实印度正在闹旱灾。被压迫的印度人民长期过着暗淡的日子，为什么我们没有在他的画面上看到他们的真实生活呢？如果说我们看到的那些人物表现了印度人民的风俗习惯，那么，这些不同的风俗习惯个别的陈列是看不到他们之间的互相关系，看不到他们和现实生活密切关连的。他的眼睛第一次看见什么新鲜的东西就画什么，可是没有画他们的生活。当我们连印度人民的表面生活也不能看到或看到太少太少时，就不能不对他到了一个题材这样丰富的地方，而收获如此贫乏表示遗憾了。」 + +　　接着他说如果认为在我的作品上有什么可取的地方，那就是在追求国画的形式和技巧上的一点成就，他说：「我们不能遗忘他在苗区画的素描，这些画幅我很沉醉于他的线条，古拙，苍劲，而含有无穷味道，有『纯粹素描』之感。在技巧上，作者明显的改变是运用大量的墨色线条，而且画在一种属于国画专用的纸张上，这使我们接受了更丰富的趣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种主张是我国绘画遗产影响的技巧和趣味支配了作者近年的全部作品。」这样的批评，正好指出了我在国画上的努力，是以纯技术观点为出发，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 + +## 七 思想检讨 + +　　记得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香港的时期中，我曾被困在机枪的直接威胁下，在火线上渡过紧张恐怖的一夜，目睹了敌人对待同胞们的残暴行为，亲身遭受了敌人的欺凌侮辱，千辛万苦的逃了出来。我面对着这样痛苦的现实，应该对敌人激起多大的愤怒，多大的仇恨。然而在我那部「走出香港」画稿中所表现出来的，虽然是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别人所受的痛苦，把战争看成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如此荒唐地来处理现实，到底是什么思想在支配我呢？ + +　　在前面我曾检讨了对于认识现实的问题，认为我的思想武器太差，限制我浮游在现实的表面上，不可能作深一层的认识。但现在接触到这样严重的问题，如何解释呢？ + +　　这儿不得不检讨我的生活态度了。我提出过在开始创作漫画的时候，是一种游戏人间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幸运的物质生活和半殖民地思想教育的产物。有了这种态度，来看生活的痛苦和幸福，便曾觉得不过是命运中的偶然遭遇而已。所以像那样残酷痛苦的刺激，我的反应只能止于感情上的激动，不可能在理智上觉悟到这是阶级斗争最激烈的现实，不知道自己是站在一个什么立场。因此，这种刺激，一待时过境迁，便把它当成生命中值得炫燿的经历，在画面表现为独奇式的记录了。 + +　　对于现实，从认识糢糊到开始认识，从开始认识到改变创作态度，是一个进步。但我的生活，我的阶级意识仍然没有改变，现实的大门不可能为我打开，于是终至于临阵脱逃，从漫画逃向了国画。因为我对于国画新方向的认识是糢糊的，正好叫自己躺在形式主义的沙发上，玩味生活上的细节。 + +　　有人说我有一个善良的灵魂，却缺少一个坚强的意志。所谓一个善良的灵魂，对于现实是认识不清的，对于是非是分辨不清的。他有一种以人道主义出发的正义感，这种正义感，可以博得其同类者的喝采；对于真理，是无法接近的。这样的一个灵魂，就是自由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可以进步，也可以不进步。他的进步，要靠思想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不断的实践；他的毛病就在于逃避现实，不肯实践。所以，望见了真理，脚步停了下来，抓到了武器，而放走了敌人。 + +　　因此，我的进步，也就只能做到消极地警惕自己不要跌倒资产阶级的泥坑里去，而不能坚决地抛弃自由主义，走向真理。 + +## 八 新观点 + +　　现在我明白了，要建立新的立场、观点、态度，主要是解决思想的问题。就改造国画说吧，形式技巧上的改造，必须以思想内容的改造为前提，才能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 + +　　关于「丑」和「美」的问题，也根本是一个思想意识的问题。必须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才能分清它们的界限。凡是服从劳动人民利益，和表现劳动人民精神的东西，都是「美」的；反之，违反劳动人民利益，和歪曲劳动人民精神的东西，都是「丑」的。天堂和地狱的界限，存在于人们的阶级意识中，在描写天堂和地狱时，我们必有所喜爱，必有所憎恶，以传达我们的阶级意识；否则，若仅仅止于纯粹的描写，可能把丑的东西看成了美，把美的东西转化为丑。那就是犯了形式主义错误。 + +　　漫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一种轻松的游戏；但在我们的社会里，则是一种严肃的艺术。这种艺术，在对付敌人时是攻击的武器，在批评自己时是教育的工具，必须谨慎的使用它。漫画的「夸张」和「变形」，在新的观点下，同样可以使用于描写「美」的形象，因为「丑」既可以扩大，使之更丑，「美」也可以扩大，使之更美，而且不一定只限于漫画才能使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任何形式的艺术，都需要他们来增强效果，因此，我过去认为漫画和国画中间的矛盾，实际上是不存在了。 + +　　思想上打开了一个大结，新的观点可以建立了，我必须紧紧把握这个思想转折点，在实际工作中发挥它，使它提高一步，更接近于真理。在实践中，我知道会碰到许许多多困难，这就要看我能否抓紧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应用到我的实际生活中去，因为只有在实际生活建立了正确的态度以后，才能保证工作的正确性。 + +　　毛主席说：「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长期而痛苦的过程。」在检讨中，我深深体会到这句话的丰富内容。我要用最大的努力，来和自己斗争，来克服困难。 + +　　漫画也好，国画也好。在建立起新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后，并且坚决地根据这个观点来实践，它们是统一的。战友们，请放心吧。 + +## 九 结语 + +　　艺术是铸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个好的工程师能为人类铸造美丽的灵魂，一个坏的工程师就只能铸造丑陋的灵魂，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从事于艺术工作的我们，要时时警惕自己，把责任好好的担负起来，不然我们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我过去以为作品的好坏，是自己的事，不用对别人负责；实在是严重的错误。所以我把自己的工作，做了一番检讨，希望从检讨中认识自己的错误，并且追究它的根源，好准备彻底改造自己。这一次检讨，是读了黄茅那篇「读叶浅予的漫画」的文章所引起的，多谢他给了我很多的启示。「自我批评」不是一件容易掌握的武器，特别是我这样一个马列主义的小学生，更成问题了。在检讨中间一定有许多不正确不深刻的地方，希望读者或朋友指出来，加以纠正或补充。 + +　　来源：原载《人民美术》创刊号，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八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8.txt b/CCRD/3/7/0/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92c9a5e367af1a32b0ea5709b5f66a571b894e --- /dev/null +++ b/CCRD/3/7/0/000008.txt @@ -0,0 +1,19 @@ +# 陈梦家：在胜利迎新中前进 + +　　<陈梦家> + +　　凡是去年此时在北京的人们，对于解放后第一个新年，一定是分外地愉快而兴奋的，也一定有许多的感想。一年前的此时，人们处在围城之中，无不焦急地等待着，希望着快快解放。那时候有少数的人不免恐惧未来，有着种种不安的情绪。就一般知识分子说来，他们只做到了这一点，就是能在大时代的重要关头，知所选择，决然以赴：那就是当“七七”日寇侵略时，大家毫不犹豫的走掉，而当大革命的时代刚刚踏入华北的圈内时，他们也毫不犹豫的留着。那时候大家对于作恶多端，腐败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已属深痛疾恶，对于将要来到的新的革命势力寄以无穷的热望。那时候青年口中流行着“迎接光明”的口号。我们清华园解放于围城之先，在新年除夕的团聚中，我们也曾感到自我批判的必要。我们知识分子过去对于政治抱着何等消极或轻视的态度，对于革命曾有什么积极的建树？试问我们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学里工作的知识分子，有多少曾直接参加革命，曾冒过艰险，流过血汗，有一星半点的贡献？至多也不过作到了“不忧贫”而已，这并不能算作功劳！我们那时也已感觉到，等待与迎接是不够的，应该“走向光明”。这四个字是我在最初进入清华园的解放军士的别针上看到的。 + +　　一年以来，以全体人民为基础的中央人民政府已宣告成立，中国大陆上的解放战争已接近尾声。当时人们所希望的广大的全国的解放已将完全实现，光明的未来已建立了巩固的根基，而我们所应感谢的还是贤明英毅的中国共产党，劳苦勇敢的人民解放军与支援这伟大革命战争的工农大众。我们知识分子仍然没有拿出应有的力量；反之，我们所受的是较优的物质待遇，我们所作的是轻而易举的所谓“脑力劳动”，我们的落后性是如此严重，常常连“脑力劳动”也谈不到。 + +　　毛主席已经在胜利迎新的欢声中，号召全体人民从事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要使这建设的热潮至少和革命的军事热潮一样高腾，一样的气概如云。世界的眼光跟随着毛主席，他现在的一举一动，片言只字，都含有重大的、划时代的、革命的、进取的意义。他的一举一动，也就是中国人民的一举一动；他的片言只字，也就是中国人民的片言只字。最近为全世界所注目的事件就是他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合，联合了世界半壁，东半球两大民族的信仰，意志与事业；这又有何等样重大的意义！我们以人民一分子的资格，接受了这个意义，又是何等可感奋的事！但是从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我们直接报国报民的贡献在那里？在这一年中我们有了什么进步？我们的劳动又有了什么效果？在迎面而来建设的呼声当中发生一种什么力量？ + +　　我们毫无疑义地把自己投进文化建设的漩涡内，认定它是一个改造自己服务人民的机会；抱定实事求是，不取巧，不畏缩，务求洗刷自己过去漠视人民漠视政治的重大错误，焕然一新，从头作人。这正是我们感到最谦卑最抱愧的刹那，以我们过去所背的包袱的沉重，积习的坚牢，所享权利的优沃，自负之深，服役于人民的微渺，更应如何急追直上，求与全国人民步伐一致。 + +　　这是我们在革命的胜利中，迎新的狂欢中，应该保留的一点严肃的自我检讨。 + +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晚 + +　　1950年1月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09.txt b/CCRD/3/7/0/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7f1a72ba5270438f1778a2d01e7eb436de7b4b --- /dev/null +++ b/CCRD/3/7/0/000009.txt @@ -0,0 +1,39 @@ +# 费孝通：我这一年 + +　　<费孝通> + +　　一九四九年在我是一个「学习年」。在这一年中看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看见过的事，听到了多少一生中没有听到过的事。不但如是，就是平素常见常闻的，在这一年中也显示出了以往没有显示的过的意义。一个富于生命的大千世界，庄严的在我眼前展开，一切使我低头。 + +　　去年年初，冬尽春来的时际，北平还没有解放，清华园却已摆脱了反动统治。我有机会追随了几位前辈到石家庄去旅行。卡车在不平的公路上驶去，和我们同一方向，远远近近，进行着的是一个个、一丛丛、一行行，绵延不断的队伍。迎面而来的是一车车老乡们赶着粮队，车上插了一面旗，没有枪兵压着，深夜点了灯笼还在前进，远远望去是一行红星。——这印象打动了我，交织配合成了一个铁流，一股无比的力量。什么东西把他们交织配合的呢？是从每一个人心头发出来的一致目标，革命。 + +　　我曾参观过英国海口军舰的行列，也曾目击过大战时非洲盟国空军基地的规模。那时却没有这次在黄土平原上看粮队时的激动。从前者只能知道力量之巨大，从后者才能明白力量之深厚。这里有着基本的差别，形式和内容的差别。巨大的形式可以僵化不灵，深厚的内容却会发展生长。像我这种没有积极参加革命行列的知识分子对于潜伏着深厚的活力是味〔陌〕生的，不熟悉的，甚至是不易理解的，因之，对于历史的发展没有把握，对于人民的翻身也缺乏信心。就在这一点之差，失之千里，使自己过去对世界局面的估计陷入错误。也就是这一点之差，使自己感觉得了不起，大言不惭，自以为秀才不出门而知天下事了。 + +　　低了头，再看在这华北平原上所发生的过的事迹，以前所不能相信的「奇迹」，现在却可以觉得必然的了。冀中的地道战听来有如神话，但是在不肯屈服的人民却是家常便饭。我以前对中国工业化是没有信心的，因之写过「小康经济」，我这样想，因为觉得中国国民收入的低微，资本累积不起来，人口又多，生产多少吃多少，技术落后，科学不发达，一切都像是手脚上拖着的锁链。这一套想法归根是在对人民的力量没有信心。没有这个信心，必然会缩手缩脚，自甘落后了。因之，这一次旅行给了我一个当头棒喝，知识分子的缺乏信心，其实只是反映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懦弱无能罢了。经过百年来革命斗争锻炼的人们并不是这样的。依靠了这一片黄土，终于把具有飞机大炮的敌人赶走，这只是深厚潜伏着的力量的一个考验，就是这个力量同样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在现代世界的先进的国家。当我看到和接触到这个力量时，我怎能不低头呢？石家庄的旅行我学得了这一点，所以回来之后曾以「人民的力量」为题在清华和师大讲过两次，因为这在我是一件大事。 + +　　我愿意低头了，但是究竟是个旧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旦打击了自大的心理，立刻就惶惑起来，感觉到自己百无是处了，梦想着一种可称为「魔术性」的改造，点石成金似的，一下子变为一个新人。这个不现实的，不唯物的态度，把我又推入苦恼的境地。这也许就是普通所谓「闹情绪」了。我曾打算过加入南下工作团，打算这个，打算那件，结果自然是一事无成，于是便觉得自己百无是处。 + +　　感谢朋友们把我闹情绪的根源给点破了。这还不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肯低头的表现？中国社会革命了，阶级的关系改变了，贯于站在人民头上的人是不甘心承认这天翻天覆的事实而虚心学习的。他们不很容易在内容上求改造，于是又在形式上着眼，换一套衣装，改一套教条，来应付这个新的局面。以前是「塗金」，现在是「挂红」，出发点是相同的，他还是想站在人民头上。为此，心情焦急，行动轻浮，「闹情绪」。 + +　　思想的改造是长期的，像我这样已经靠近四十岁的人，受到旧社会的熏育，过去十多年来更在旧社会里做过事，传统知识分子的性格必然是深入骨髓，要一下子脱胎换骨，岂非奇事？尽管别人用「民主前进等名字加上来，改变不了实际存在的这个内容。这个真理大概是颠扑不破的。 + +　　经朋友们的指点，我发现了心虚和虚心之别。我这一段时期不是虚心而是心虚。自己所谓「百无是处」其实还不是「体面全失」的意思。不甘心也。以往是侃侃而谈，现在是讷讷不能出口。于是随之而来的是「乞灵」心理，不费力的摇身一变了。这不是虚心。虚心才是学习的基础，认识现实，逐步改造。 + +　　经过一番斗争，心定了一些，改造罢。可是知识分子毕竟还是知识份子，传统知识分子是唯心而且是不辩证的。他们在这个转变关头，总是不太肯从历史发展观点来看问题，对于自己的改造也是如此。百无是处的悔恨心理，恨不得把过去历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干干净净，然后重新一笔一笔写过一道。历史这个东西偏偏不能这样的，恨也无用，悔也徒然，口口声声美慕新生的意见，更有什么是处？历史是绵续的，包含着生的一面，死的一面。改造不是重生，而是发展生的，催促死的。从许许多多微小的量改变累积到质的改变，顿悟云云是指质变的那一刻的说法，所以等待顿悟是永远不会到的。要知识分子像农夫一样按照自然规律去耕耘真不容易的，看不到结果，心里就不耐烦。这样有什么用处呢？那样又不是白费时间么？沉不住气。 + +　　这样我又经过了一个时期，最后自己以为解决这问题，情绪上安顿了一些。但是问题又来了。我所接触的都是和我一类型的人物。大家在闹改造，于是发生了「改造竞赛」。改造竞赛并不是争取带头，而是个别争先，自己「进步」得快就觉得比别人强，看不起别人落后。大概是以往在考试制度里考惯了，把思想改造也看成了「考留洋」了。这种改造竞赛必然会闹起人事上的情绪，要进步一面就得靠近更进步的，一面又想和落后的绝缘，一个团体中，绝免不了有所谓先进和落后之分，改造竞赛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圈圈，一层层的分裂。 + +　　所谓前进分子当然有时候不能不和所胃落后分子一起做事，于是又发生了怕落后带累了前进，发生了「一起丢包袱」的口号。「前进应当努力，那是不错，但是落后的如果不同样努力，不是落后的沾光了么？」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在「改造」中也会钻出来变成各式各们的形状，真是像孙悟空一般。 + +　　在闹「竞赛」时看出别人的个人主义根源是不难的，但是接下去却是一种厌恶之感，把「前进」名称看成肉麻。怎么办呢？这时知识分子的幻想又出现了。「要改造就得离开这一群，到部队里去，到华北大学去。」这种想法很有些像修道必须进寺院的意味。四围都是改造了的人，自己也就容易改造了。说得更好听些：「客观条件不适宜于改造。出了大事，到了厂里，接触的都是无产阶级，那时要改造就可以事半功倍。」我也这样想过，总觉得在清华这一类知识分子集团里是没有希望的，爽性去参加土地改革，到农村去，不是学习得可以更快么？这里想法其实和前一种想法是同一根源里出发的。什么根源呢？还是个人主义。改造是为了自己，超度自己。 + +　　我在这种「闹改造」里大概费去了半年，讨论会、学习会都参加了。结果呢？也许除了要求进步之外，还是没有摸着边。个人闹情绪，团体闹情绪，看书看报都没有时间，开会忙。但是另一方面我开始参加校内的各种事务，起初是评薪，接下去是分配房屋，一件件事要办，一个个问题要解决。这样一忙，情绪都改变了，眼睛不再看自己改造了没有，而是问事情办得怎样了？怎样才办得好？岔子出在那里？为什么别人不满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客观条件怎样？这些工作把我在烦心里救了出来。我开始在具体问题上接触了客观存在的事和人，我开始要问怎样做才是对？为什么对？这时才要去说服别人，才感觉到别人的改造和进步是把事情办好的必要条件，不再「改造竞赛」了。做了工作，有了责任，也不能再有「还地为良」的改造环境的想法了。事民表是要办好的。不容你想走开洗手。这一切使自己踏实了不少。从这段经验里我明白了一点，也许只有在「为人民服务」的过程，才真的说得上改造。 + +　　踏实是踏实了，想起了过去这一段过程也觉得可笑了。但是却另外发生了一套问题：就是事情办不通，做不好，摸不出道理来。主观上要做得好，但是做出来不对劲。怪别人不合作，讨厌别人思想搞不通，还是没有用。要摸出一个道理来，就必须对一件事的发展找出一个规律，这却太难了。这时才明白自己理论掌握不够了。有时自己以为明白了，而客观的发展又偏不如此，犯了教条主义。真是扶得东来西又倒，像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一步一偏的摇摆着。 + +　　一年了，时间真是快。把一年前的自己和现在比比似乎有了若干不同。这一点不同也许可以说是学习的结果。这结果那里来的呢？看来还是社会所压在我肩上的责任。我并不是不想逃避责任，每当事情办不通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想逃避的。但是一想起那黑夜里时蠕动着的无数粮车，没有声息地，不断的把他们的血汗所得，自动的在拉上前线，这个印象，照出了自己的懦弱。都是人民，还有什么话？学习吧，活力是潜伏着，这是生的一面。 + +　　知识分子的包袱是重的，传统的思想是深刻的，这个包袱是要一个一个暴露出来，加以清除的。一年，二年，二十年，是这样一个路程指出一个思想根源，抛去一个包袱，是走了一步，这路程就得一步一步的走，没有翅膀，不必想飞。只要是在走，路程还是有走完的一天。「不再想有奇迹了」，这就算是我这一年的收获罢。 + +　　 十二月二十八日于清华园胜因院 + +　　来源：一九五○年一月三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0.txt b/CCRD/3/7/0/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fd932354f841f160401c2d67bfcf54bac331eb --- /dev/null +++ b/CCRD/3/7/0/000010.txt @@ -0,0 +1,31 @@ +# 罗常培：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 +　　<罗常培、谈；北京大学大字报记者、记> + +　　罗常培先生今年五十一岁了，头发都白了，但却热情澎湃像三十多岁的人。他曾一再表示过他最不服「老」的，真的，罗先生是有年青精神的。每次大班讨论会上罗先生常常勇敢的暴露自己的思想，对讨论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在十二月五日学习社会思想意识，每一位同学都要检讨自己，写思想总结，许多同学都有这样一个疑问：思想总结应该如何做法呢？罗先生又一次用行动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勇敢的、坦白的、深入而有系统的作了长达一小时的自我批评，给大家一个示范，他的宏亮而热情的声音，激动了每一个人。 + +　　罗先生一起头就直截了当的说：「我是一个典型。我需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我自己。但今天，我不能把五十一年来的全部生活历史都一下讲完，详细而全面的检讨等到我申请入党时再做吧！这里，我只简单地谈谈这一年来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 +　　「我有两个绰号：其中一个叫罗文直公（另一个我不希望那样，所以也不说了）。的确，我是一个直性情的人，今天我愿意发挥我的「直」精神坦白的谈谈。」接着，他说他虽然也曾参加过五四运动，当时也买过「共产党宣言」一类的书，但是，他却愿意老老实实的承认，他只是一个「不积极的参加者」，他没有接受马列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他一直存在着超阶级的思想，背负着奇重的包袱。 + +　　去年他从美国回来，这里罗先生说：「很不巧，我是在八一九那天跟着金圆券一道回国的（笑）。为什么我要回国呢，在美国吃面包牛油不舒服吗？但我一定要回来，回来的目的呢？说起来一点不堂皇：共有三个：（一）家庭团圆，（二）稿子重圆，（三）完成著作，如此而已。」 + +　　在那时，罗先生对于革命的认识是很糢糊的，对于共产党很不了解，但他也厌恶国民党，因此回到北大后，就闭门家中坐，整天读书、研究，写他语文方面的著作，不参加任何活动，无论谁要他写文章，都一概拒绝，用他自己的话是：「那时我是不左不右，想超然于世界，但由于解放战争的胜利前进，北平的局面日趋严重。」罗先生当时是怎样看法呢？「当时我发生了这样一种心理，「殉节」，可不是为国民党，而是为北大，为我的稿子，在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七七事变后的北大残局」，我是把在抗战时期对付日本人的「殉节」办法，拿来对付共产党了，我以为共产党一进城，中国的文化也就完了，所以我要为北大，为我的稿子「殉节」、「殉道」，校庆那天，炮声隆隆，人心惶惶，但我仍旧在图书馆里照顾展览校史的工作。当时我谢绝了国民党的「招魂」，笑），也曾为了北大的安全而参加了安全理事会的应变工作，但是我也在这时，安安静静的完成了「语言与文化」，我想北平解放后，就怕不会有可能写书了，由此可见，我当时对革命的认识是多么糢糊，多么可笑。」 + +　　北平解放了，整个政权起了天翻地覆的大变化，但思想上的变化比起来就要缓慢许多，罗先生也就表现得更为消沉，他关起门来，不与人来往，有一次，一位共产党的老朋友来看他（本报记者按，罗先生曾对记者表示过，他在这时是不出去拜访朋友的，尤其是对从老解放区来的朋友），两个人谈了许多话，到最后，罗先生还是一个中间路线，他对这位朋友说：「我过去既无革命的成绩，也没有反革命的罪恶，我过去是专门研究学问的，现在，将来也希望如此。」他又说：「记得当我当初出国的时候，有人劝我到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去受训，说这样可以得到一张护照，在轮船上可以乘高等舱位，我当时坚决拒绝了，过去我不愿意受国民党的训，现在，我希望共产党也不要强迫我『学习』。」（笑） + +　　罗先生自我检讨说，当时他不但仍然抱超阶级思想，而且丝毫不懂「发展」的观念，他以为过去研究学问，将来也只能如此，好像一切都固定了，不能改变了，不用说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在他说了这话不久之后，思想就开始动摇了。这位朋友送了他一本「新民主主义论」，他当天一气讲完了九节。他说：「二月二十日，北京饭店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筵会，我参加了，听了很多人讲话……觉得共产党不但并不是那么可怕，同时也很近人情，还很不坏哩！这时我才了解国民党反动宣传都是虚伪的，骗人的。」 + +　　罗先生就这样继续讲下去，他详细的描写了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认真的剖析了自己如何犯了错误，起初如何犯了错误，起初如何不了解民主集中制，在北大接管会上主张校委会「民选」。如何不懂得统一战线，口头上，笔底下不留情的批评人，并且是犯了个人英雄主义的毛病，表现了知识分子的优越感，同时缺乏发展观点的看法，以及后来他又怎样得到了朋友的帮助，认识了并批判了这些错误思想，怎样读了「毛选」、「整风文献」，怎样听了周恩来、艾思奇、周扬、范文澜等人的讲演，思想上逐渐转变了。他特别提到某一次会上，市委书记彭真同志宣布了「凡是从事脑力劳动，依靠薪金生活的人都属于工人阶级，教育工作者也属于工人阶级」。这一句话对他发生了严重的作用，他从此决定了自己的方向，确定了自己的阶级立场，他说：「我觉得我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是革命动力的一部分，我下定了决心，朝向革命，跟着共产党走！」 + +　　给罗先生影响更重大的是他后来参加了群众活动，从脱离群众到接近群众，以至成为群众工作中的积极分子，他参加了教育会、教联、教职联、教育工作者工会筹备会等一连串的工作，在这里，他说：「我跟群众接触了，尤其是跟一班年青人在一起工作，这班年青人以行动影响了我，改造了我。」后来，他说：「感谢群众又给了我机会，我参加了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人民政协、亚澳工会，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其中对我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很凑巧，开会那天正是我五十岁生日，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民，包括政府首长、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少数民族、妇女等，无论那一类人都有代表，大家聚会在一起开会协商，我深深的受了感动，这时我才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民主，我了解什么是民主集中制。」他又说：「参加了亚澳工会，我深感工人阶级的伟大，我第一次觉悟到知识分子的毛病，我觉悟到懂得什么『帮滂并明』、会几个国际音标、写几本书并不值得骄傲，仅仅有这些是无用的，必须依靠工人阶级，为人民服务才有前途，一个工人念错了一个字你不要笑他，他说话的内容比我们知识份子要强几倍，他们讲得「通」，说得准，工人阶级的实际行动，他们的思想意识教育了我。」 + +　　最后，罗先生总结了自己的思想改造过程说：「半年来，我了解了『发展』的观点，我觉得人是可以改造的，吴玉章先生说过鲁迅是有革命的素质的，但他也不是生来就革命而是受了瞿秋白的帮助才加入左翼作家联盟的，因此，我认为人是可以改造的，即使过去有过反动行动的人，也是会发展能改造的。其次，我了解了群众观点，懂得了民主集中制与统一战线等问题，我的意识影响了我的行动，我时时刻刻的都在努力的改造自己，我愿意遵照周恩来先生所说的不骄不躁，努力学习，改造自己。同时，我愿意站在自己的岗位上，和全校同仁同学一起，共同努力，把北大改造成一个人民的大学。」 + +　　罗先生更兴奋的说：「有人认为一个人积极是如何如何，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看法，前面说过，我有一种性格即是『真』，虽然因此得罪了人但也不顾，我对我的地位、名誉毫无所惜，我坚决的要为改造自己，为改造北大而斗争。」 + +　　罗先生讲话完了，面对这位白发青年，尤其是他那认真学习，努力改造的精神，围坐着的年青人都受了极大的感动，大家一致喊起：「向罗常培先生学习！」 + +　　来源：北京大学《大字报》，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1）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1.txt b/CCRD/3/7/0/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32324a7005858abcc10f299f2c34317d30d8ff --- /dev/null +++ b/CCRD/3/7/0/000011.txt @@ -0,0 +1,21 @@ +# 俞平伯：回顾与前瞻 + +　　<俞平伯> + +　　“三十年为一世”，从民八五四到现在，时间不为不久，但我们住在北京的人觉得人民无 恙，城郭依然，回想起来仿佛如同昨日。每逢“五四”，北京大学的同学们总来要我写点纪念文字，但我往往推托着，延宕着不写，因为我虽曾参加了一点儿的五四，却不过一名马前小卒， 实在不配谈这光荣的故事。况且过去的已过去了，又有什么可说的呢。 + +　　今年却不然了。大大的不同了，非但三十年为一世值得纪念，大时代的确已到了。马前小卒还是马前小卒，或者更小了一些，但挨着这大时代的边缘，仿佛亦很有光彩的，老话所 + +　　谓“与有荣焉”，这“五四”的精神也在突变的，雄伟无前的革命中发扬光大起来。这是从民八以来最可纪念，最促人反省的一回。我虽不懂什么，也不得不就想到的说一点儿。 + +　　民国八年的五月四日，这个青年学生的运动，从表面上看，因为抗争辱国的外交以直接行动打击北府的官僚们，是政治性的，但它的根底却非常广泛，是社会家庭的改革，文化的鼎 新，思想的解放等，……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不过在尖端上作一个政治性的爆发而已。所以这个运动发生在北京以后，立刻风靡全国，展开了如火如荼的阵容，在今年全国大解放以前， 这三十年中很少有过这种伟大令人感动的场面，就是民十七的北伐成功，也还差一点。 + +　　再说一句，这两个划时代的转变，实只是一桩事情的延长引申，不妨当作一本戏看。这很有点象做截搭题的文章，但我的确如此想的。例如共产思想已在那时萌芽，李守常先生一面 作“五四”的斗士，一面又是共产主义的先觉和殉道者。鲁迅先生的“呐喊”也大部分在那时候写的。科学和民主可不是还是那科学和民主？就思想的轮廓上看，新民主主义以至于共产主义， 和三十年前的“五四”那时所倡导的没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在它的实行。“五四”当时气势虽然蓬勃，但不久内部在思想上起了分化作用，外面又遭逢反动残余势力的压迫，这些人们虽然想做，要做，预备做，却一直没有认真干，（当然在某一意义上亦已做了一部分）现在被中共同志们坚苦卓绝地给做成了。这大时代之所以大，大在它的实行上，思想领导的正确性当然是根本的，不待言。好比在民国八年五月四日开了一张支票，当时看来很象空头支票，却在三十年后的今天给兑了现，象我在北京约略住了半辈子不曾移动的人，坐着等光明的到来，自然很象奇迹。 + +　　但我信“五四”的根本精神以至口号标语等原都很正确的，至少在那时候是这样。如“内除 国贼”不就是“反封建”“惩办战犯”吗？如“外抗强权”不就是“打倒帝国主义”吗？可有一层，这三十年中却几度迷了路途。尤其在这古城的大学里，虽亦年年纪念“五四”，但很象官样文章，有些朋友逐渐冷却了当时的热情，老实说，我也不免如此。甚于有时候并不能公开热烈地纪念 它。新来的同学们对这佳节，想一例感到欣悦和怀慕罢，但既不曾身历其境，总不太亲切，亦是难免的。再说句老实话，近年来各校同学们这些反抗强力，争取光明的活动，已迈过了“五四”的成绩还甚，只是民八的五月正当时代转捩的关键而已。北大的精神只有一个，何必“五四”，又何必不是“五四”。 + +　　旧路虽迷，忽然找着了，前景更有新开展，惊喜惭愧的心情如何可言，我们总应当好好的走着罢。也正剩得这“开步走”的问题。革命的前途，犹艰难而遥远。俗语不说吗，“路遥知马 力，日久见人心”惟其艰难，惟其遥远，那才更有意思哩。最所欣幸的，光明在前，咱们从今 不怕再迷失路途了。 + +　　 三十八年五月北平北京大学 + +　　來源：《人民日报》 1949年5月4日 第 6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2.txt b/CCRD/3/7/0/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e68e54020e893d00a27d4cedacc603664629fd --- /dev/null +++ b/CCRD/3/7/0/000012.txt @@ -0,0 +1,33 @@ +# 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 + +　　<陈垣> + +　　适之先生： + +　　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今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当我接到这信时，闱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怅惘！ + +　　记得去年我们曾谈过几回，关于北平的将来，中国的将来，你曾对我说：“共产党来了， 决无自由”。并且举克兰钦可的“我选择自由”一书为证，我不懂哲学，不懂英文，凡是关于这两方面的东西，我都请教你。我以为你比我看得远，比我看很多，你这样对我说，必定有事实的根据，所以这个错误的思想，曾在我脑里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我也曾亲眼看见大批的青 年，都已走到解放区，又有多少青年，正在走向这条道路的时候，我想难道这许多青年——酷爱自由的青年们都不知道那里是“决无自由”的吗？况且又有好些旧朋友也在那里，于是你的话在我脑里开始起了疑问，我当时只觉得这问题有应该研究的必要。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是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我知道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我没有理由离开北平，我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 + +　　当北平和南京的报纸上刊载着，我南飞抵京的消息，这就看出南京政府是要用我们来替他们捧场的，那对于我们有什么好处呢？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完全明白了，我留在北平完全是正确的。 + +　　今年一月底，北平解放了。解放后的北平，来了新的军队，那是人民的军队；树立了新的政权，那是人民的政权；来了新的一切，一切都是属于人民的。我活了七十岁的年纪，现在才看到了真正人民的社会，在历史上从不曾有过的新的社会。经过了现实的教育，让我也接受了新的思想，我以前一直不曾知道过。你说“决无自由”吗？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自由的生活 着，青年学生们自由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自由的研究着，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自由。以往我一直是受着蒙蔽，适之先生：是不是你也在蒙蔽着我呢？ + +　　在这样的新社会里生活，怎么能不读新书，不研究新的思想方法？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我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认清了现在中国革命的性 质，认清了现在的时代，读了“论联合政府”，我才晓得共产党八年抗日战争的功劳，这些功劳都是国民党政府所一笔抹煞的。读了“毛泽东选集”内其他的文章，我更深切的了解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从而了解到许多重要的东西，象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我们知识分子的旧的错误的道路。读了史诺的“西行漫记”，我才看到了老解放区十几年前就有了良好的政治，我们那时是一些也不知道的。我深深的受了感动，我深恨反动政府文化封锁得这样严紧，使我们不能早看见这类的书。如果能早看见，我绝不会这样的渡过我最近十几年的生活。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法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注意的。况且，史诺作这书的时候是一九三六年，那时你正在美国，难道你真没有看见过吗？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 不断的改正。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 +　　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 + +　　说到证实，我又该向你说一个我的想法，最近有一天，我去过你住的东厂胡同，房子里现在有别的朋友住着。我和朋友谈天的时候，记忆清楚地告诉我，这屋子从前是怎样的陈设，旧主人是怎样的研究水经注，你搜罗水经注的版本到九类四十种之多，真是尽善尽美了。可是我很奇怪，你对政治的报告，何以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你是和我的从前一样，真不知道吗？我现在明白了毛泽东的政治主张和实际情况，我愿贡献你这种版本，校正你孤证偏见的危险。 + +　　我一直不同意你在政治上的活动，但是我先前并不知道你在服务于反动统政治权，我只是以为学术与政治是可以分开来看的。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最近才被清除，我才知道了“一切文化服从于政治，而又指导了政治。” + +　　你在政治上的努力，直到今日，并未减少。昨天北平人民日报载你二十二日在旧金山发表一段说话，说“中国政府如证明其力能抵抗共产主义，则不待求而美援必自至”。又说“政府仍有良好之海军与强大之空军，如使用得宜，将为阻止共产党进入华南之有力依恃”。你还在做着美国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国民党反动统治政权的桥梁，你还有如此奇特的谈论，这使我不禁惊异！难道你真以为借来的美援和那少数反人民的统治集团的力量可以抵得过人民的武装吗？难道你真看不出中国的应走道路吗？现在和平的谈判，被蒋介石他们拒绝了，战争的责任，从来就该他们担负，他们还应该负下去。南京已经解放了，全国解放为期不远，如果分析一下，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已经团结起来的今日， 任何反人民的武力也要消灭的！ + +　　在三十年前，你是青年的“导师”，你在这是非分明胜败昭然的时候，竟脱离了青年而加入反人民的集团，你为什么不再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呢？ + +　　我以为你不应当再坚持以前的错误成见，应当有敢于否定过去观点错误的勇气，你应该转向人民，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热情。无论你是崇拜美帝也好，效忠国民党也好，是为个人的知恩感遇也好，但总应该明白这是违反人民大众的意思，去支持少数祸国殃民的罪魁！ + +　　我现在很诚挚的告诉你，你应该正视现实，你应该转向人民翻然觉悟，真心真意的向青年们学习，重新用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分析，批判你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再见吧！希望我们将来能在一条路上相见。 + +　　 一九四九，四，二十九。 + +　　來源：《人民日报》 1949年5月11日 第 4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3.txt b/CCRD/3/7/0/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7a1e14a42c467a06006c77200df2fc5f97c2e --- /dev/null +++ b/CCRD/3/7/0/000013.txt @@ -0,0 +1,23 @@ +# 王珍山：我再也没到美国新闻处去 + +　　<王珍山> + +　　国际问题编辑同志： + +　　读过了贵报三日福英同志的“美国新闻处究竟在干些什么？”以后，更加深了我对于美国新闻处的了解，他们除了冠冕堂皇的在替美帝大作其宣传以外，暗地里还干着情报的勾当呢！ + +　　过去由于我对于美国盲目的崇拜，时常到美国新闻处去看看书，由那里我得到了不少关于美国的“知识”。杂志上除了青一色的诱人的大腿戏、银行企业的领袖、矗天的洋楼的照片以外，便是些“民主”文章或报道。处里还印刷着一些新闻资料，内容也不外是美国“权威”报纸的舆论，“伟人”的谈话，和官方发布的消息。偶然也似懂不懂的（因为我的英文程度不好）看些资产阶级的作品等等。临街的墙上，经常的张贴些介绍美国教育、文化和工厂的照片，看过去他们的工人、农民和学生等等，都生活得很安逸似的。 + +　　我入了华大以后，经过了两个月的思想改造，我听过了很多干部同志的讲演，看过了“一千个美国人”（赛德斯作），“萍踪忆语”，我开始抛弃了过去那一套的洋杂碎，对于美国的看法，做了个百八十度的转变。 + +　　美国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吗？实际上还不是梅隆、杜邦、克兰莱、洛克菲尔、摩尔根、昆莱勃等财阀一手操纵的专政！他们不但垄断着全国的经济，而且干涉着建立于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文化、教育和大众喉舌的舆论。新闻处的那些东西可以代表美国人民的舆论吗？实际上稍微进步一点可以代表人民公意的报纸书籍，由于出版业被财阀所独占，很难出版，幸而能出版，销路也少得可怜，更那里可能来到美国官方设立的国外宣传机构里来呢？美国的工业大众都象他们所描写的那样光明愉快吗？大企业大工厂用“赶快”（Ｓｐｅｅｄ ｕｐ）工制来剥削成千百万工人的剩余劳动和生命的事，为什么不介绍一下呢？饿着肚子的失业工人，被压榨的农民为什么不提一提？摩天大厦以外，有没有栉次鳞比的贫民窟？生活在那里的人，终年见不着阳光，度着和资本家相差天地的非人的生活？载歌载舞的另一方面，有没有叫苦连天的人？…… + +　　我们知道普遍的超阶级的“民主”，只有资产阶级才那么样说，别人的生存命脉都操纵在他们手里，仰着他们的鼻息，那里还来的民主？其他的更谈不到了。 + +　　纸里包不住火，走江湖卖野药的人，只能一次欺骗愚昧无知的人。现在西洋景早已拆穿了，赶快收拾了吧！上月中我邮还了最后一次借的杂志，再也不到那里去了。同时我希望，所有的梦想着美国的天堂生活的人，有功夫，去做些正经事，何必到那里去买那百试不灵的狗皮膏呢？ + +　　华大五区队六十二队第一组 王珍山 + +　　1949年6月1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4.txt b/CCRD/3/7/0/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9163d7441c8bf24110fb2a4b17065a8b1063a6d --- /dev/null +++ b/CCRD/3/7/0/000014.txt @@ -0,0 +1,69 @@ +# 俞平伯：七月一日红旗的雨 + +　　<俞平伯> + +　　一个闷热的夏天， + +　　气象预报“有阵雨”的黄昏， 永定门里西偏的广场， + +　　大家庆贺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岁的生辰。 + +　　这里，充满着感激的颜色， 振动着和谐雄壮的歌声， 大幅的红旗，圆圈招飐， 闪烁的银灯，断续照明， 马、恩、列、斯的巨像， 高标半空， + +　　如伟大的导师们亲临。风来啦， + +　　雨来啦， + +　　但风，吹不动期待的真心， 这雨浇不湿鼓舞的热情， 部队的弟兄们说“不怕！” 大家都不怕呵， + +　　我们同在风雨之中， 歌唱，舞蹈，高呼， 整个儿的广场激动起来跟无情的风雨斗争。 + +　　“风云转啦！” + +　　红旗刮得花喇花喇的直响。夕阳反映美丽的长虹， + +　　浓云透出镰刀似的新生月亮。雨快要歇了， + +　　雨反而急了， + +　　滴滴搭搭打在帽沿上水往下直淌。 + +　　更捎带着微微的红色， 洒遍人们浅淡的衣裳， 暴雨才过， + +　　大会初开， 万口欢呼， 万人如海。 + +　　主席台上的扩音器 把这盛大狂欢的晚会指挥到轻松如意， + +　　仿佛在一间屋子里开小组会议。 + +　　都来听听这二十八年奋斗史罢！ 可歌可泣。 + +　　怎么样从艰危里锻炼出坚贞， 怎么样从苦难里孕育着光明， 我们不久将亲眼看到 + +　　这中华人民新国的诞生。电火骤然灭了， + +　　我呆坐在看台的高处， 旁边的伙伴也静悄悄地， 疑惑在深山里，大野中， + +　　抬头——惟有永远寂寞的星空。明儿报上说有三万人， + +　　有的说，“不止，不止！ 有四万，五万！” + +　　这一忽儿，这几万人那里去了？ 原来他们都不则声， + +　　都在耐心等待。 + +　　我深深体认到群众的庄严的秩序和那高度的觉醒。 + +　　虽是沉默呵！ + +　　比呼喊还要响哩。 + +　　确信“大时代”真快到了， 迈开了第一步的万里长征。怎么会到如梦的会场来呢？ + +　　怎么会生活在全新的国度里呢？ 这是一世纪来所没有的， + +　　这是半世纪来所没有经识过的， 我不觉得，我还在这古老的北平。 + +　　 一九四九、七、六、 + +　　來源：《人民日报》 1949年7月11日 第 4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5.txt b/CCRD/3/7/0/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c5642e9fb6044a47ef9de93b713a38983b7e8c --- /dev/null +++ b/CCRD/3/7/0/000015.txt @@ -0,0 +1,9 @@ +# 黄炎培：天安门歌 + +　　<黄炎培> + +　　归队五星旗下 高声义勇军歌 新的国名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大野秧歌四起 红颜白叟黄童 “中华人民领袖 出一个毛泽东”主义推翻帝国 友邦首重苏联 今年“一九四九” 中华采用公元辽金元明清帝 帝京此地千年 是人民的首都今朝还我河山是自己的政府 是人民的武装 画旗夜灯一色天安门外“红场”“红场”三十万众 赤旗象征赤心 赤心保卫祖国 赤心爱护人民“国民”改为“人民” 中间用意深深 “民”众站立起来 堂堂地做个“人”为了革命牺牲是“人民英雄们” 英雄“永垂不朽” 立碑中华之门礼炮五十四发 单位恰符“政协” 震起中华国魂 民主和平统一 +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 + +　　来源：《人民日报》 1949年10月3日 第 2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6.txt b/CCRD/3/7/0/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dbf1eeb0ab4838fc785359f3f924277a6dc755 --- /dev/null +++ b/CCRD/3/7/0/000016.txt @@ -0,0 +1,29 @@ +# 馮友蘭給毛澤東的檢討信 + +　　<馮友蘭> + +　　（毛主席：） + +　　在你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你們爲中國人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爲中國歷史開了一個新紀元。這是關系全人類四分之一的生死榮辱的一件大事，當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 +　　我參加了你在天安門就職的典禮，我感受到幾日來群眾的歡樂。一切的新氣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來的所見所聞，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說的，中國人民不但是站起來了，並且一個文化的高潮即將來臨，使中國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態出現於世界。 + +　　在參加這幾日的慶祝的時候，我於歡喜之中，感覺到十分愧悔，因爲在過去我不但對於革命沒有出過一分力量，並且在對日抗戰時期，與國民黨發生過關係，我以前所講的哲學，有唯心及復古的傾向。這些在客觀的社會影響上說，都於革命有阻礙。各方面對於我的批評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願意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個新的開始，使我能跟著你及中國共產黨，於中國的建設中，盡一份力量。 + +　　我願意在自己的崗位上，以努力工作慶賀新中國的誕生。你們對於中國的改造，不但使中國的將來已經決定，並且使中國的過去，也需要重新解釋。我計畫於五年之內，如政協共同綱領所指示的，以科學的歷史的觀點，將我在二十年前所寫的《中國哲學史》，重新寫 + +　　過，作爲一個新編。誠如你所說的，我們不但要知道中國的今天，還要知道中國的昨日。我願以此項工作迎接將要來臨的文化高潮，並響應你的號召。 + +　　 馮友蘭1949 年 10 月 5 日 + +## 毛澤東給馮友蘭的回信 + +## 1949.10.13 + +　　（友蘭先生：） + +　　十月五日來函已悉。我們是歡迎人們進步的。像你這樣的人，過去犯過錯誤，現在準備改正錯誤，如果能實踐，那是好的。也不必急於求效，可以慢慢地改，總以采取老實態度爲宜。此覆。敬頌教祺！ + +　　 毛澤東 十月十三日 + +　　來源：郭羅基：《“梁效”顧問馮友蘭》，美國華億出版社，202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7.txt b/CCRD/3/7/0/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767f2e503755f1e3580e44c564b0c8b7a67c3a --- /dev/null +++ b/CCRD/3/7/0/000017.txt @@ -0,0 +1,115 @@ +# 裴文中：我学习了什么？ + +　　<裴文中> + +## 一 我怎样学习？ + +　　从北京解放到现在，在短短的半年期中，我曾得到了很多的可宝贵的学习机会，使我的思想在转变中，使我这样一个典型的小资产阶级人物在锐化中。 + +　　我首先要感谢几位年青的朋友，他们在北京围城之前，曾交给了我许多文件，使我先有阅读的机会。北京解放之后，他们又立刻自动地组织起学习会，我也参加，同他们共同学习。我们共同学习了一个月多，我自己所得很少。那时的我，正好像大梦初醒，睡眼朦胧，对于一切，似明白，不明白！ + +　　三月底我参加了世界拥护和平者大会中国代表团，经过了苏联，在捷克京城布拉格开完了会，回到北京，已经是五月底了。 + +　　最初参加这个代表团，我还是糊里糊涂的，而且态度有些高傲；但是过了不久，我立刻就感觉出来，领导方面的诸位先生们，他们对于问题认识的清楚，对于政策把握的准确等等，不能不使我钦佩万分，就是代表中的娃娃们（代表团同人都如此称呼几位年青的朋友），他们的修养、态度、作风以及服务的精神等等，也都值得我学习，而怕非短期间所能学习到的。现在回想起来，这个代表团实在给了我一个最深入的教育，这两个月的代表团生活是我半生以来，最宝贵的学习机会。出国之前，与回国之后，我在思想上改变了许多。经过了这个学习，我好像是睡醒了。豁然开朗了，明白了。明白了什么？明白了我自己在任何一方面都不行，应当加紧学习、赶快学习！ + +　　回到北京之后，六月初我参加了行政人员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后来又参加了一种技术人员的学习会。到了现在，这三个月的正式学习，已经作了初步的结束，我们以后要长期学习业务了。 + +　　除了正式学习之外，我又参加了许多「会」。我是有会必到的，到了必要开完，我的意思是要在「会」中学习。在每一个会上，许多人的讲话，我都用心笔记下来。这个使我在政治上渐渐有些认识。 + +　　此外，我更努力寻找去听大课的机会，只要我知道，而能够入场，我是不肯放弃机会的。 + +　　从北京解放到现在，已经匆匆过了半年多，现当初步学习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应当检讨一下，究竟我学习了什么？ + +　　干脆来说，我学习的环境并不很好，朋友们的看法就很不同。某些朋友的看法有三种：（一）认为我学习自然科学，用不着学习马列主义；（二）认为我是投机；如果我的学习是自动的话；认为对我是一个侮辱；如果我的学习是被动的话，（三）认为我学马列主义是「改了行」。 + +　　再如：有人对于我的开会，批评我是热心的，忠实的「抬轿子者」。我以为这许多说法，都是我学习进展中的或大或小的障碍。我要学会，不但自己要不为障碍所阻止，而且还要把这些大大小小的障碍从朋友面前去掉。 + +　　说起来，我学习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将我现在所学习的理论，用我已有的知识来解释，也可以说是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或者说是学习与业务联系。 + +　　我最初是学习地质学的，后来又专攻古生物学，是无脊椎动物部分的古生物学；赶到作事之后，却是在研究有脊椎动物部分的哺乳动物的古生物学；近若干年来，自己又钻入了牛犄角尖，专门研究第四纪地质和史前考古学。经过了一改再改，所以这许多种专门的东西，都没有搞通。然若总结起来，似乎是对于地质学、古生物学和史前考古学也有些片断的知识。因此我在半年多的学习过程中，尽力地将我现在所学的东西，与我已有的这三种学科的知识综合在一起。换句话说，就是我如果对于辩证唯物论及历史唯物论，有一句或半句的了解的时候，我都要用地质学、古生物学及史前考古学的实例来想一想，这种唯物论的理论，究竟在这三种学科上讲得通讲不通。我自己常为一个问题，在思索半天，也有时用一本古生物学的书作为唯物辩证法的参考书，二者对照着看。更有时将一种理由逐条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再放在一起，互相对照，自己同自己讨论研究，最后自己再下一个评判。 + +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学习时期，我从粗枝大叶地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上的理论，觉得地质学、古生物学及史前考古学完全应该运用这个理论。我想：凡一位不很固执的自然科学家，恐怕与我均有同感。 + +　　我在下边将我学习中所得：择要简略写出来，好作我再进一步学习的基础，并希望先辈诸师友们给我指导及批评。 + +## 二 从理论到实际 + +　　（甲）地质学上的辩证唯物论 + +　　我只拿一个浅明简单的例子，说明地质学上的辩证唯物论，这个例子就是「变」，怎么变？和为什么变？一个高山，一片大海，一条长河，在一个地质学家看来，都在那里「变」。这种变，就是辩证唯物论上所说的变，即由量变而引起质变。一切地质现象，都是在这种自然规律下发展着。地质学就是解释这种自然发展规律的科学。 + +　　例如一条长河，由幼年成年到老年，是慢慢地一步一步的量变，河流到了老年之后，可以变成湖泊，就是突然的质变。但是我们学地质的人必须把河流由幼年成年到老年的变和由河流变为湖泊的变，看作一个连续的现象、看作是一个变，前者的变的结果引起后者的变。这样方不致成为机械的唯物论，而看为河流的变仅仅是一种位置的变。 + +　　再如：古生代海陆的互变，第四纪冰川前进后退的变，我们常常把海陆的互变的变，或者冰川前进后退的变，看作一个孤立的变，而认为是简单循环的变，于是推论地质现象是机械的「还元」。其实古生代每个时期的海，所占的面积、深度、温度，以及海中所含的生物均不同；第四纪冰川的每个冰川期也有着区域和性质的不同，均不是一种现象的简单重复，而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是向着新的方向进展。 + +　　以上是地质现象的变，怎样变？再说一说，为什么变？ + +　　地球从生成之日起，一直到现在，各部分有「矛盾」存在着，有矛盾才有「变」，有变才有发展。每一个发展的阶段，有其揭露出来的主要矛盾，因而有其主要的变，也就是有主要的地质现象。地球中的某种矛盾，永远存在着，但是在某一个发展的阶段中可以特别揭露出来，而许多种矛盾并不一定同时并行地特别揭露出来，所以我们可以将全部的地球发展史，看作地球各部分的矛盾史。 + +　　从地球生成之后，到地球上有了生物之时，地球中主要的矛盾是冷缩的地殻与高热的地球内部（地心）的矛盾，因而常常发生火山爆发的现象。这就是地球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在地质学上是为「无生代」（或「太古代」）。 + +　　古生代之后，一直到现在，地球的主要矛盾是地殻表面「高」与「低」的矛盾，因而高山受浸蚀作用而变低，陆地低处和海洋因堆积而变高。（注：此外尚有许多种局部的「变」，例如：气候的变，河湖的变，冰川的变等）但是地殻与地心的矛盾和地殻各部分的矛盾仍然存在着，因而火山现象也可偶尔在一个角落中发生，因而地殻又有凹入或高出一部分的现象发生。又因为这样，所以地球的「变」永远没有停止，一直在变。一直在发展，而发展到现在我们居住的地球的样子。这个地球发展的最后阶段，包括地质学上的「中生代」、「新生代」及「灵生代」。 + +　　（乙）古生物学与马克斯主义 + +　　当我读联共（布）灵史第四章二节（即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时，读到： + +　　「与形而上学相反，辩证法不是把自然界看作静止不动的状态，停顿不动的状态，而是看作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状态，不断革新、不断发展的状态，其中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发展着，始终都有某种东西在败坏着和衰颓着。」（135页） + +　　当时我在这段的旁边，写了「古生物学基本原则」几个字，后来我想，地质学和史前考古学的基本原则又何尝不是如此哩？ + +　　我当时又针对有某种东西在产生着和有某种东西在衰颓着，写了一个实例：如中国三门系地质中的三趾马和单趾真马。那个时期的三趾马是败坏着和衰颓着的东西，单趾真马是产生着和发展着的东西。现在我还可以补充一句：三门系的单趾真马是由蓬蒂纪一种三趾马演变而来，过了三门系时期之后，即第四纪之时，又演变成另外一种马。虽然我们所发见的这种三门系的真马是「化石」，是死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不看作它是不断的变化中一个阶段的一个个体，正好像是电影片子中的一张像片一样。它不是静止不动的，不是停顿的东西。 + +　　后来又读到：「只有正在产生，正在发展的东西，才是不可战胜的。」使我立刻联想到古生物学上的许多例子，人们最喜欢谈和最显著的例子，是古生代末期的爬行动物。当时它们很小很少，但是正在产生，于是到了此后的中生代，一部分爬行动物还了得，发展成各式各样的，奇形怪状的，庞大无比的动物，占据了世界。 + +　　为什么中生代的爬行动物特别发展起来？研究古生物的人也要有一个解释，就是因为中生代的爬行动物，在「生活资料谋得方式」上，变得了特别发展，例如：身体各部分（如腿、颈、头、口、牙齿等）适合于获得当时丰富的食料（如其他小动物，草、树叶等）。 + +　　我常把爬行动物比作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家，由历史的唯物主者看来，它是在前一个时代的古生物（旧制度）中发生的；它发展到极端，而成了庞大的怪物，就好像资本主义发展或帝国主义一样；但是走入了地质上的新生代，即生物发展的后一阶段，它就完全绝灭了！ + +　　（到后一个时代中绝灭的，并不是爬行动物的全体，只是那些奇形怪状的，庞大的爬行动物。前边已经说过，这一类动物是因为获得了当时生活资料的适宜谋得方式，因而「加速」发展起来。） + +　　与加速发展相反的，是「迟缓」发展。一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有许多种小的爬行动物，因为它们生活物质条件没有重大变化，虽然过了二三千万年，它们的身体还是没有什么重大变化，仍旧保持着它们原始爬行动物的生活方式。 + +　　因为生物界有加速和迟缓发展，且加速的速度与迟缓的程度又各有不同，所以从地球上最古最简单的物（如单细胞生物），发展到现在，而形成了各式各样的生物，共同构成了现在的生物界。 + +　　米邱林底生物学，便是应用生物加速发展的原则，使生物向人类更有用的方面加速发展，为全人类谋生活上的改善。 + +　　（丙）考古学与马列主义 + +　　我自己用马列主义的世界观，来具体地解释史前考古的问题，可以说是由我解释中国史的文化的传播及混合开始的。我会将中国史前三种文化（细石器、彩陶和黑陶文化），全看作了时时在变化的东西，因为时间和地理的关系，这种变动的文化，就有了种种方面的不同。用我这种解释方法，才能解决了许多从前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外考古界的诸前辈师友。在这方面的理论上，曾经给予我许多启示或指引，我才能有这种看问题的方法。我应当特别感谢他们。 + +　　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时期，我曾说过：「我确信，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不久一定有一个大的转变。」我也会一再重复地讲「历史是不会重演的」。我这许多看法，也都是根据诸位考古界的前辈师友所给予我们的人类发展的原则，这也就是说，考古学家看人类文化的发展，与马列主义着看人类社会发展，是有着同样的发展规律的。 + +　　考古学家是要搜集一切地下材料，来作人类历史研究的根据，因此，考古学家看人类底历史，是人民大众底历史，而不是帝王公卿少数人的历史。我在从前会很气愤地说：「中国没有历史。」意思是说，中国旧的历史学家，始终没有写出一部中国人民底历史来，而只是替历代帝王公卿作了许多「年表」。 + +　　再如学考古的人看「发明」，都看得很重，例如：火、陶器、铜器、蒸汽机、及电气等的发明，都是人类文化上划时代的事件；但对于发明人则并不十分重视，因为我们认为发明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经验的累积的结果。例如：当时人类科学知识及一切条件具备之后，有一位不太笨的人，如瓦特者，即可发明蒸汽机。 + +　　以上是我在未学习之前，对于考古学的认识的少数例子。但是那时我至少有两个问题是没有方法解决的。第一是：为什么还有一部分考古学家与我们底看法不同？例如英国芮德穆尔，他硬说天然破碎的石片是人工制作的石器。再如：还有人批评我，在考古学上的说法（例如对中国历史的批评），是我底思想「太偏」。经过了相当时期的学习，我渐渐明白了，原来芮德穆尔是唯心论的考古学家。批评我思想太偏的人，不是个人的关系，而是与我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所以两方面的意见，不会一致的。 + +　　第二是：考古学研究死人的方法，是否与现代活人有关系？经过了学习之后，我有些明白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及马恩列斯所应用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毛泽东在中国领导革命的理论，虽然与考古学由不同的地方出发，但所得的结果相同，因为同是根据科学的、自然发展规律，而研究出来的方法。有人以为考古学没有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 +　　（丁）将我底学习总结成一个「博物馆」 + +　　当我最初听见「劳动创造了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很觉得不舒服，总以为「从猿到人」是「进化」（我自己则叫作「演变」）的结果，与「劳动」何干？有朋友常同我讨论这个问题，我又经过了一个时期的学习，我渐渐明白了，明白了我只看到演变的现象，没有追求演变的本质。 + +　　为什么「古猿」（我以为我们应当加一古字，以免与现代的猿相混）演变成「人」？在人类学家看来，是因为身体直立的缘故。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为什么身体直立起来？理由很简单，就是当森林渐渐消灭之后，古猿不能不由树上四足攀援的生活，改为在平地上行走的生活。又因为平地上的食物，不如森林中的食物大而多了，于是前边两肢的末端（手），不能不多多动作（假如不愿意叫作劳动的话），好摘取平地上小而少的食物。因为前肢有了另一种重大责任，所以把支持全身的责任，完全由后肢担任起来。在浅近的力学上讲，四肢支持全身，身体要横着，若用两条腿支持全身，则身体必要竖起来，也就是直立起来。古猿将身体直立起来，其结果则可将脑量增大，而有了智力；项颈部分有空间可以发达发音的器官，而有了语言。这样就使「猿」演变成人。我们若追本遡源，还不是两双手要动作（劳动）的结果么？ + +　　从此而后，我确信了恩格斯这句话，因而对劳动的观点变了。从前我只能作到不轻视劳动的程度，但并没有把劳动看重了。我经过了这样一个思想上的转变，于是才知道，我们应当有正确的、坚定的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方不致在观察事物上，摇摆不定。 + +　　（我搞通了劳动创造人，接连又搞劳动创造了世界，我觉得这两句简单的话，却对于学习者底劳动观点及阶级观点上有重大关系。我以为人们若能彻底相信这两句话（当然不是教条一样的信法）之后，方能对于社会发展，中国革命等不致半信半疑。因此，我首先在想像着、筹划着如何用图画及实物来说明，「从猿到人」的过程，也就是来具体说明劳动创造了人所经过的发展阶段，有图画，有实物可能使人们容易而透彻地了解。这个就牵连到我平常很感兴趣的博物馆事业了。） + +　　我学习相当时期之后，我再回想我从前所见到的博物馆，这可不得了！我国的博物馆多半是帝国主义者所经营的，从我们底学习会讨论了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之后，我个人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更清楚了些，帝国主义的博物馆，我们应当改造。至于我们中国人自己所办的博物馆，除了「雜货铺」式的博物馆外，可以说，多是替封建社会宣传的机关，是资产阶段及小资产阶级享受或消遣的地方，一般人民大众是不能从中有所得的，我们也应当改造它。此外，我们更知道，博物馆是教育广大的人民最有效的地方，我们更应当使这种事业发展起来。 + +　　总结我所学习的东西，于是我想到把我所知所学统统联系在一起，成一个东西，联贯为一整套的知识，这一个产品就是我想像的一个自然科学博物馆（名称不拘），这个博物馆，包括四部分：（一）地球发展史，用辩证唯物主义来说明地球不发展的现象、阶段及结果；（二）生物发展史，用历史唯物论及辩证唯物论的原则，解释并说明生物的发展过程及阶段；（三）人类发展史，即用实物及图画说明「劳动创造了人」；（四）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即说明人类如何改造自然，也就是「劳动创造了世界」。我们要有阶级立场，要有群众观点，更要结合毛泽东思想，一步一步地办理这样一个博物馆。使人民大众，可以广泛地深入地受到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得到一个有系统的、互相关联的知识。这种知识，不但是从书本中来，而且是从实物及形象中来。中国广大的人民以这种知识为根据，方可充分地发挥他们底智慧，共同改造自然，建设新中国。 + +　　如果我所想像的博物馆能够实现，那就是我所了解的理论，更进一步而能行动起来，不致成了空谈。这样，方不辜负许多帮助我学习的朋友们，而我自己也可在牛犄角尖中站起来，能够真正为人民服务！ + +　　我相信，现在人民底政府已成立，人民底事业就可发展起来。我自己要在毛泽东底旗帜之下，在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底大行列中共同前进！ + +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 +　　写得太多了，不能不就此停止，但是问题仍然存在着许多，最重要的是：以上我对于地质学、古生物学及考古学的解释方法，是否牵强附会，犯了左倾幼稚病？我原想再就这类问题，再写几句，后来一想不必了，不如等待批评。我热烈诚恳地希望：凡学自然科学的人们可以考验唯物辩证法一下，看它在那一种程度之下，可以应用到自己所熟悉的理论上去？我以为：如果只认为自己所知所学是最科学而不加以检讨，则失掉科学家底态度了！……后记 + +　　来源：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 +　　（1）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000018.txt b/CCRD/3/7/0/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ccb4a82a358a68a6ad62704233732bae02286 --- /dev/null +++ b/CCRD/3/7/0/000018.txt @@ -0,0 +1,23 @@ +# 襄阳地委会对乱打乱杀的检讨 + +　　<襄阳地委会办公室> + +　　十月二十五日接到省委立即制止乱打乱杀的指示，於二十八日召开地委会议，出席的有张廷发、杜景云、高如松、梁斌、尹力夫诸同志，并有省委刘部长列席参加，我们根据省委的精神作了检讨，每个同志都表明了态度，兹将检讨意见总结如下： + +　　今年春天在急於征粮的任务中，各地严重的蔓延着乱打乱捆的恶劣作风，结果造成我们严重的脱离群众，给予敌特散布谣言、争取群众鼓动(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乱的一个很大空隙，当时地委曾三令五申坚决的制止和纠正干部的这种恶劣作风，自发动群众至十月会议亦曾明确提出反对乱打乱杀，并再三指示，但由於官僚主义检查不够，所以发生群众斗争会上的乱打，随着运动的开展在日益滋长，其间并发生于达、吕一民不经请示擅自杀人的现象，因在这一段中有明显的发动群众成绩，地委则不自觉的表现了为成绩所蒙蔽，对所发生之偏向虽了解而认识不尖锐，虽有的提出纠正而总是拖泥带水给干部以糊涂观念。因之，虽在八月的整顿干部中对田自忠、于达、吕一民三个犯杀人错误者立即撤职，但直到今天对他们三个还没得出最后结论，通令教育全体干部，虽在几次指示中提出禁止干部打人，但总是留存群众出於义愤之下对斗争对象打(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的空子，这就给予干部认为群众打人合法的借口。跟着运动的发展到现在则出现不少的乱打人捆人押人的事情，甚至还出现逼死人命的事情，偏向就是这样的向扩大处发展以致有的形成错误，在省委的明确政策指示下，在偏向逐渐发展的情况下，地委的思想必须加以严格的检查分析以求改进而利工作之进展： + +　　(一)对党的政策不严肃：表现到对田自忠、于达、吕一民的乱杀人问题虽经立即撤职待查，但并没抓紧处理，直到省委三次电催才手忙脚乱的向县委要材料，做最后处理的打算，对群众的乱打人捆人押人虽不断发现，但并没引起警惕、研究这些现象的实质，提出有效的纠正办法，从领导思想上，总是开着一个“真正出于群众义愤”的合法后门。 + +　　(二)经验主义作祟：不自觉的根据过去老经验，在群众运动当中乱打乱押等破坏政策的偏向在所难免，因此对所发生之偏向不能锐敏的从政策原则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去考虑，而是不自觉的采取了容忍态度。 + +　　(三)没有把党的政策与群众要求从思想上完全一致起来：群众行动当中破坏政策的现象，不自觉的承认其势所难免，却不知这正是没有很好研究政策教育群众掌握政策的结果，最近保康竹砂坪方圆百里，会期六天的大斗争会，运用了人民法庭，允许了斗争对象充分发言，会上除了有两个真正激愤咬了两口外(这也是不好的)，再没有出现一个打人的，群众到这个大会的意见是：“千年来没有的大会”“这真是说理大会”，群众的同情程度则达到(群众说)“生他的不斗他，他生的不斗他”，斗争对象口服心服的即从了处罚与判处徒刑的判决，这说明党的政策，不仅可以与群众意见一致，而且党的政策则正是领导群众起来与镇压匪霸份子的有利武器。 + +　　(四)基於以上三点，对各县已发生之政策偏向地委应负责任，其中最主要的应负贯彻党的政策不严肃，不坚定；没有系统的纠正干部思想偏向，使干部从思想上觉悟到掌握政策这个武器；赏罚不及时，不严明，不能及时拿出活的好坏样子做为干部取舍的标准。 + +　　(五)于达的杀人情况，虽是在经过几次反冲锋的紧张的战场上、逮捕的两个俘虏兵，但这绝不能掩盖他的犯罪行为；对他的处分：决定撤职并处罚劳役三个月；经十几次以上的电话催促，又限定洪山县委於十月二十九日将田自忠的材料与县委处理意见送地委，但至今没有送来，所以对田自忠还没法提出最后的处理意见，对洪山县委这种对问题麻痹不在乎的态度，决定给以书面的批评；对吕一民因材料还未对实，还不能立即最后处理；对最近发生之襄阳城区助理员刘正初酗酒枪伤二人，地委确定立即由县公安局管押，依法治罪，当时区委书记朱震同志竟取袒护态度，亦同时责成县委给以批评。 + +　　(六)决定十一月上半月以县为单位召集整顿干部大会，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检讨过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弄清是非，划清界限，提高政策水平，肯定提出过去的一段剿匪反霸有显著成绩，表现到股匪的被逐渐消灭，枪支的收缴，群众觉悟的提高，部份当权恶霸的被打倒，但必须弄清楚这些成绩的获得是由於执行了省委剿匪反霸的方针，是由於大部份干部同志对匪霸高度的阶级仇恨与艰苦的与群众生活在一起、紧密的联系群众的结果，绝不是由於乱打乱捆乱押得来的。对有成绩的干部或一个干部其有成绩的一面，必须受到表扬；对乱打乱捆乱押等破坏政策的一面，必须受到责备，受到制止；这个表扬什么反对什么的态度，是明确肯定的，这个是非界限要划清楚弄明白，我们对有错误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同志绝不采取乱加打击的态度，而是强弱从事实分析利害相比的方法，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有系统的说明道理的方法打通干部思想，使每一个同志都愉快的接受党的政策，以打下更大胆更放心的去进行发动群众的思想基础。 + +　　(七)以上作为我们对省委表示的态度，倘有不深刻处，望省委再给指示，同时希各县委同志就此问题即做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回报地委。 + +　　 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0/names.txt b/CCRD/3/7/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25f8d2f4043016e2c8bc6191022f0ddd3ce24d --- /dev/null +++ b/CCRD/3/7/0/names.txt @@ -0,0 +1,19 @@ +王芸生： 我到解放区来 +黄炎培：人民革命的信炮——五四运动 +朱光潜：自我检讨 +为群：检查我的学习 +张治中： 怎样改造 +张治中： 怎样改造? -- 张治中对驻迪化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 +张治中： 再谈怎样改造? --对驻迪化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与起义部队机关干部讲话 +叶浅予： 从国画到漫画 +陈梦家：在胜利迎新中前进 +费孝通： 我这一年 +罗常培： 我的思想是怎样转变过来的 +俞平伯：回顾与前瞻 +陈垣：给胡适之一封公开信 +王珍山： 我再也没到美国新闻处去 +俞平伯：七月一日红旗的雨 +黄炎培：天安门歌 +馮友蘭給毛澤東的檢討信和毛澤東的回信 +裴文中： 我学习了什么？ +襄阳地委会对乱打乱杀的检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0.txt b/CCRD/3/7/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b9402530b0f8eb0d6fda5faa021d8de1356c44 --- /dev/null +++ b/CCRD/3/7/1/000000.txt @@ -0,0 +1,83 @@ +# 一个知识分子改造的自述 + +　　<李子英> + +　　北京解放已经一年，在这一年里全中国经过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整个的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全国的胜利，中央政府成立了，开始走上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每一件事都是令人兴奋的，使人民望见了光明的前途。但在这到光明之路上却有种种困难，需要我们克服，我们每个新中国的人民都应该拿出全副的力量，供应给国家建设的伟大工程。作为国家的宝贵财富的知识分子，在建国事业中尤其占重要的地位。但我们这些绝大多数的小资产阶级旧知识分子，在思想意识上仍然充满了旧的一套，在这新的时代是不适用的了。虽说客观环境决定个人的思想意识，但环境可以一下子改变了，而我们的旧意识仍然落在后边，不是一下子就能改变的，因此需要加速改造思想，然后才能为新社会、为人民大众服务。解放已来各种书报刊物上经常有谈思想改造的文章，就是为此。 + +　　我也是一个旧社会中生长的知识分子，在解放后才开始了解革命，渐渐认识了新时代，开始感到自己的思想有改造的必要，于是下了决心入华北大学学习，以求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受了五个月的华大教育，的确洗清了许多过去的错误思想和糊涂观念，使我得到了参加革命工作去为人民服务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近读「观察」上的一些文章，感觉到目前的大学生和一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仍是一个很迫切的问题，因此愿把我的思想改造过程写出，以供「观察」的读者参考。自然，我的思想改造还不能算是彻底，希望读者或和我相识的朋友们多给我批评。 + +　　（自我介绍） + +　　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我入华大以前的略历：我的年龄三十九岁，男性，河南人。小学及中学二年是在冯玉祥办的子弟学校中（校址先在北京西城，后迁南苑团河），初中三年转入天津南开上学，一直到一九三三年在南开大学文学院经济系毕业。毕业后去山东军队里军需处混一年半，一九三五年春考入天津大公报馆担任经济版编辑，到「七七」事变止。八年抗战期间都住在天津，个人从事翻译书籍出版，曾用「李木」作笔名译过「处世奇术」、「林肯逸事」、「邱吉尔自传」等十几本书。胜利后曾出刊「天津自由月报」三个月停刊，去女一中教英文，一九四七年秋季转到南开中学任教，天津解放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辞去教职，考入华大二部师调班，五月七日入学，九月十一日政治学习结束。十月六日出校，被派在贸易部企划室工作，担任翻译国际贸易、经济资料。 + +## 初入华大 + +　　我入华大的动机，是因为在天津解放后看见共产党的作风还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是必然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和旧社会制度是不能存在了，新的大时代来了，我要认识它、迎接它，我要设法适应它，感觉自己学习的效率低，愿彻底改造自己。共产党说明了对旧知识分子的政策是争取团结改造，我甘愿接受改造，遂决心投考华大二部学习。但在入华大的时候，我虽然已读了「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并已有了一些了解，但我仍是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三者的立场去学习，同时对革命战争尚不很认识，对于国共和美苏问题仍存着许多怀疑，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思想情况在五月七日进入了华大，开始我的学习和改造。 + +　　华大二部从三月初开始招生，到五月初已经收了两千学员，分在三处住宿和学习，一处在先农坛算作一分部，一处在拈花寺算是二分部，一处在方家胡同作为三分部，我入的就是三分部的师训班。这一班共有八十多人，分成九小组，由一位干部担任班行政。入校后即先分组，从此几个人吃、住、学习都在一起，睡的是砖地铺草和席，自借被褥。头一天下午就吃着了小米饭和熬菠菜，晚上同组学员互相作自我介绍学历、经历，并开始互称同志。第二天校方号召全体学员作大扫除，清理屋子、院里和校门外的垃圾堆。同学们进去多是公教人员，很少亲自动手扫除过垃圾，在扫除完毕之后，校方又发动同学们出壁报，为的纪念这第一次亲身参加劳动。我也曾轻描淡写地作了一篇稿子，我们的分部主任却特别写了一篇文章赞扬那次的扫除，题目是「从劳动改造环境同时也改造自己」。当时我读了一遍并不曾理解它的重要意义，反认为他有点小题大做。过了几个星期我才更加了解，并且找出他那篇文章抄在我的笔记本上，今天翻开来读仍然不减他的价值。而且就是那一次的劳动和那篇文章使我了解到劳动的重要并认识了劳动，对于我的思想改造发生启蒙作用。 + +## 学习时事 + +　　最初的三个星期是学习时事，我们领到的书籍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什么人应负战争的责任」、「国内时事教材」等几本小册子，同学们有的感到失望，因为没有首先领到大本的马列主义书籍。我们就开始阅读那小册子，听讲师报告国内时事问题，解说国内问题，同学们开始漫谈讨论。我在入华大时心中仍认为国共之争是他们两党的事，却使老百姓遭殃，三年的内战即便应由国民党负大部责任，共产党也该多少负一点。「什么人应负战争的责任」一文曾在四月底发表在平津报上，我当时嫌它太长，因之一句也没有看。这时拿起来细读，从那一条条证据确凿的记载，我才恍然知晓历次的战端都是蒋介石发动的呀！我再三读「将革命进行到底」，「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渐渐明白了人民解放军的战争是一种革命战争，是替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打仗，是替我们的子孙万代的生存和幸福而战。因为若是再容国民党当政下去，全国的老百姓早晚都要饿死的。我再不认为革命战争是和我没有关系了，我决不再抱第三者的旁观态度，我要参加革命工作，并且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比毒蛇更凶恶的蒋介石是姑息不得的。 + +　　对于美苏的看法，我当初以为美国援助中国经济建设是很可感激的，后来看到她不顾中国人民的抗议仍不断的供给蒋介石军火打内战，已开始憎恨；但对于苏联占领旅大拆走东北的机器等行为，我也是愤恨的。进了华大，阅读日丹诺夫「一九四七年在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上的报告」、莫洛托夫的「纪念十月革命三十一周年的报告」，刘少奇的「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听讲师报告关于美苏问题：小组漫谈讨论美苏的政治及经济民主问题。结果使我搞通了过去对美苏的错误认识，明白了苏联人民都有工作有饭吃，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有投票权，政治经济都是真民主。美国工人失业的一千多万人，选举权受种种的限制，怎么会是政治民主呢？同时我也明白了日本急于投降的主要原因不是美国投下那两枚原子弹，因为即便日本国土被毁净，她还准备在东北大陆抵抗，是苏联的大军打溃了几十万关东军才迫使她投降的。苏军占旅大不仅是根据中苏条的，而且恰好防止了美国和国民党利用它进兵东北，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苏联拆走东北机器也是为了防止落在国民党手里制造军火杀害人民，而且机器早晚会归还中国的。 + +　　在五月间，全体同学曾去看了话剧「红旗歌」、「民主青年进行曲」和歌剧「子弟兵与老百姓」。尤其是「子弟兵与老百姓」感动得我几次落泪。因为我八年住在天津城市里看不见战火的影子，敌伪的报纸总以重庆的蒋介石为作战的对方，只见报上登载着「渝军」一败再败的消息，却不知谁在那里抗战。看了那部歌剧，我才明白了游击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是那样英勇地抗日，虽惨遭杀戮而始终不屈。抗日战争的胜利原来是八路军和老百姓的血和头颅换来的！这笔血债是要清算的。 + +　　三个星期的时事学习完毕，同学们作一次总结。我在总结中说道，来华大学习三周的结果，使我：（一）坚定了革命立场，分清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线，今后我要永远站在革命的阵营方面；（二）认清了国共两党本质上的不同，只有共产党和解放军是真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三）认清了美苏两国的真面目，明白了苏联是真心领导全世界爱和平的民族共谋全人类的幸福，而美、英帝国主义却只为少数独占资本家和战争贩子的利益叫嚣战争、挑拨战争。 + +## 放弃了第三者的态度 + +　　时事学习总结后，开始学习社会发展简史，读文件，听报告，漫谈讨论，明白了劳动创造世界也创造了人类本身；人类历史并不是帝王豪杰造成的而是劳苦大众造成的；社会发展的科学规律断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必将灭亡，社会主义社会必然到来。我们明白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之后，就必须顺着这个发展的方向走才有前途，否则必趋灭亡。 + +　　这时同学们入学已经一个多月，大家都已熟识，领导上和班行政介绍我们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我们才知晓了这件新的武器，是为的使同志们团结进步，对革命负责和对同志负责必须展开批评，于是小组开始了检讨会。最初同志间仍存着客气和面子，不肯深刻批评。我在入学时被班行政派作学习班长，我对同志们都能诚恳地批评，但做得过火一些，多不能被接受。小组同志们开始批评我主观、命令、性急，我诚恳接受并自己检讨，立时就得到很大益处。随后小组每两周举行检讨会，同志间随时互相提意见，我回想自入学以来虽愿帮助同学进步，但因不善团结群众，遇事不走群众路线，我对同志们并未起多少作用，我开始请求同学们更不客气地批评。 + +　　六月下旬，听了两次重要的报告，一次是冯文彬同志关于建团工作，使我对于团有了初步的认识。一次是彭真同志报告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他特别提出华大同学毕业后，须能掌握马列主义思想，与工农大众密切结合，老老实实地工作。他又恳切地说希望华大同学在确定了革命人生观，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掌握唯物辩证方法之后，争取入党。他的这番话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使我在感情上接近共产党一步，因为我虽然进华大学习了一个多月，也开始读了中国近代革命史，对于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一些认识，但我仍是抱着第三者态度在接受改造好了，我也恐怕没有入党的资格，也就不准备入党，让我的子女们将来做忠实的共产党员吧。但在听了彭真同志的报告以后，我放弃了第三者的态度，我决心在将来经过相当时期的工作考验之后，一定争取入党。 + +## 挖出自己脑子里的毒素 + +　　六月底开始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方式仍是阅读、听讲、漫谈、讨论，搞通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不同，中国为什么必须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为什么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跟着是庆祝「七一」中共诞生二十八周年，听成仿吾校长报告中共的斗争史和蒋介石历次破坏革命的罪行，同时阅读「人民公敌蒋介石」，我对罪大恶极的蒋介石才彻底认识了。在「七一」纪念晚会上，丁浩川主任讲同学们脑子里存在的种种糊涂观念，不革命的、反革命的、中间路线的、对帝国主义文化崇拜的，这一切都要挖出去，然后才能进步。我在挖掘自己脑子里的糊涂观念，觉悟到过去因为翻译美国书籍，出版赚了一点钱，并还博得一点小名声，所以受美帝文化的麻醉很深，认为美国的一切都是好的，这时我明白了，我要从脑子里挖出这些毒素。 + +　　这时开始学会毛主席的「七一」论文——「论人民民主专政」。听钱俊瑞教务长报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对于苏联的努力保卫世界和平，谋全人类的最大幸福，美英帝国主义的向外侵略和挑拨战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学习毛主席的「七一」论文曾用两星期的时间，阅读漫谈，听报告，小组和联组讨论。联系个人思想，暴露自己并批判自己过去的错误观念。结果同学们搞通了为什么中国要一边倒，而且要倒向社会主义的苏联这边。因为短期间靠英美帮忙是不可能的，而且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会好心地使中国强盛起来的。再有「太刺激」的问题，同学们初入华大时听见骂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以及胡适之的时候，觉得有些不必要；唱那一支「国民党一团糟」的歌时也不好意思张开嘴大声喊。经过了读「中国近代革命史」、「人民公敌蒋介石」、「蒋党真相」并听报告之后，同学们才认为反动派和蒋介石不但是该骂，而且是该杀，骂他们还有什么「太刺激」吗？ + +## 永远忘不了的情景 + +　　「七七」纪念日，同学们全体结队携了「马扎」——华大同学每人一只的座具——在下午三点出发走向天安门参加那十几万人的盛大集会。我的心情是异常的兴奋，感觉到十二年前日本鬼子对中华民族的欺压和威胁，今天才完全给彻底消灭了，今天才算是获得对日的全面的永远的胜利。那天晚间的大会使我体验到如潮涌一般的群众的力量和热情，天上虽落着时急时缓的细雨，每个人的衣帽都被淋湿，但兴奋火热的心却不受半点影响。从扩音筒发出来朱总司令的四川口音，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位身经百战替中国人民打天下的可钦、可敬、可爱的军事领袖的声音，我兴奋地随着群众高呼「朱总司令万岁！」接着听到了聂司令员和董主席的讲演，当叶剑英市长讲到中途，忽听扩音筒报告：「毛主席现在到场」，群众突然发出海啸一般的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这时更是有生以来所未有的尽情尽力地随着群众一同呼喊，并且也和同学们一同高喊「请毛主席讲话」。及至听到毛主席领呼「打倒帝国主义」、「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时，我更是拼了命地随着高喊，直到喊得噪子嘶哑。在过去我对任何口号都是不好意思喊的，入华大后初喊「共产党万岁」和「毛主席万岁」时，我仍是不好意思张嘴大声喊，同学们也多是这样，这意味着我们在理智上虽知应当喊，但在感情上还没有真的能接受。在这次纪念「七七」大会上我才能真诚地从心里乐意高喊「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大会在十一点宣告散会，这时雨下的更急了。全体同学个个兴奋得加紧脚步一路高声唱着歌，队伍整齐地在十二点走到学校，每人的衣服从外到里全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表示沮丧或抱怨。我感觉到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开这样的大会，只有华大才能给我们这样深刻的教育。这次的「七七」大会的情景我一生不会忘记的。 + +## 团和群众教育了我 + +　　七月中旬，青年团在华大二部展开了建团运动，同学们参加几次公开建团大会，申请入团的同志当众受到许多尖锐而诚恳的批评，指出了各人思想意识上的错误，被批评的同志立刻就得到极大的益处。几次旁听建团大会，使我明白了靠近组织对自己的进步和思想改造有更大的帮助，加入组织受到教育将可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华大二部同学多数都是三四十几的年纪，没有做团员的资格了，但他们有些也要求入团，团中央考虑之后允许了可做团友。在领导上宣布发展团友办法之后，我决心开始写申请入团自传。这时我们学习两个极重要的短文件，一是毛主席的「反对自由主义」，一是刘少奇的「论阶级性」。许多同学在读了这两个文件之后，联系个人思想，漫谈讨论，都一致说搞通了什么是阶级和阶级意识，并开始向各人的自由主义作风斗争。 + +　　七月底的一个晚上，我受到团支部的讨论申请入团，支书在讨论了我的自传过后说我在历史上还没有什么问题，但过去翻译的书籍和出的刊物书是美帝文化的毒物，并替美帝和反动派作宣传，对读者是有害的。班行政也诚恳的批评我作风还老实正派，知道求进步，但联系群众很不够，对工作要能主动并发挥创造力。仅在我受批评和被讨论的半小时的工夫，我就得到团给我极大的好处，这是团给我的教育第一课，我今后决心要做一个好团友，在党和团的领导下，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八月初的一天下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欢送华大一部分毕业同学大会，全场都是华大一、二、三部的同学共一万多人。只调动队伍进入会场就用了两小时，场内挤得满满的还有不少人没有座位，我感到华大真是大得到处容不下。开会时吴校长恳切训勉毕业同学，在各界代表致词后，是华中、大西北和全国总工会来欢迎同学们前去工作的党政军代表致欢迎词。这真是在反动派统治时代青年们决得不到的光荣。在国民党时期青年毕业即失业，今天却有人先来迎接同学们上任，这是怎样翻天覆地的改变呀！二三部同学高呼：「请去大江南的同志们站起来受我们致敬！会场东边站起来一两千活泼愉快的青年，受热烈掌声的敬礼；「请去大西北的同志们站起！」会场西边站起来一两千快活的青年；「请去工厂工作的同志们站起来！」会场中央站起来一片青年。热烈不绝的掌声，快乐兴奋的心情，感动得许多人眼中涌出欢欣的泪，我也是其中之一。晚会开始时，那些集体的、雄壮的节目如献诗、献歌、献舞、还有团员们手执火炬集体宣誓，保证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掉队，不拉稀。这些感动人的画面又是我从来不曾看过的，华大又给我一次伟大的教育。 + +## 思想斗争大会 + +　　同学们虽已入学近三个月，但在生活和学习方面仍欠紧张积极，进步的程度还不够理想。校方从七月底发动了三周的学习竞赛，号召同学们针对个人在生活及学习上的缺点，定出竞赛计划加紧学习，克服「混」的思想，加强生活上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小组互相挑战，各组选出检评委员，每天轮流参加各组的生活和学习，了解情况并汲取经验优点。我这次得机会接受全班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他们给了我很多可贵的意见。竞赛结束时全班推选个人模范，我也是当选的三个人中之一，全班同志开大会又对三个人分别提出批评，更是对我极有好处的教育。 + +　　在学习竞赛期间，我们头一次看到思想斗争大会。二分部的一个同学，以前是在东北国民党军队搞政工的科长，入学以来不守纪律，喝酒、夜出、要想自杀，班行政和小组同学劝他不下二十次也不生效。因之召开了一千多同学参加的大会，用群众的力量教育他。在大会上同学们纷纷尖锐地批评他的反动、特务、流氓的思想意识，他起初仍不承认自己意识上有错误。少数同学第一次看见这种斗争大会，私下窃议这样的教育方法会不会生效。事实上经过那次斗争之后，他明白了群众的意见是正确的，群众的力量是不可侮的，他以后觉悟了，也规矩了。另有一位三分部的同学过去在抗战期间是一个无耻的汉奸，日本鬼子初占领天津时，他就下了海，（是）教育科长，强迫当时天津的各学校校长开学受奴化的教育。八年沦陷期间他假开〔借〕日本特务的势力，很发挥他的汉奸威风做了许多危害人民的罪行。胜利后他必是运用了鬼伎俩没有被抓送进监狱；解放后他又投机考进华大混资格。他入校后时时讲些怪话，他说来华大为的休养休养，他轻视组织上的领导，并嘲笑别的同学服从组织，经常散布谣言，讲风凉话，扰乱同志们的学习。他的全班同学帮助他改造进步，毫无效力，校方因此召开了两次斗争他的思想大会，在第一次大会上，他仍轻视群众地侃侃而谈他自己受了旧社会的恶习并为了生活所迫当过汉奸的腿子。同学们严厉地指责他是丧心病狂的大汉奸，还敢在群众面前撒谎，不向真理低头。直到开第二次大会时经过同学们的教育，他才流着泪承认自己的错误和罪恶，他发誓今后用实际行动报答同志们对他的热诚改造。这两个思想斗争大会教育了全体同学，明白了共产党的教育对于任何顽强不驯的分子都能改造过来的。 + +## 总结学习重新做人 + +　　八月中，全二部开始作学习总结。事先召开全体同学的「政治思想学习总结大会」，同学们互相挑战号召：「用自我批评与批评的精神来展开学习总结运动！」「把理论学习当成武器来分析批判自己的思想」。大会上，何幹之主任宣布总结的方式，先作学习测验总结，再作思想总结，一共十天，一气呵成，中国遇星期日也无例假。这十天里，同学们日夜构思和抄写，对自己的历史和思想尽力地挖掘、暴露、分析、批判；自己还有隐瞒未说出来的丑恶历史，都要利用最后的机会在出校前向组织上报告，挖去自己心上的病立刻就轻松了，抛下包袱就能向前跨进一大步。在这十天里，个个同学们真像春蚕脱茧一样，完成最后一次的彻底改造。 + +　　在作总结期间正遇上美国发表「白皮书」，我们特别增加学习这个重要文件。「白皮书」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有极大的教育意义，因为过去许多人都被美国对华「友好」、「亲善」的假面具所矇蔽，这一次却认清了美帝的凶狞面孔。所谓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可以领悟了美国援华的用意何在。我个人过去也会盲目崇拜美帝文化，曾一心幻想得机会去美国留学一趟，混个资格回国来可使自己向上爬高一步，也可能混入所谓学者之流。现在我彻底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丑恶面貌，我庆幸不曾去美国留学受她更深的麻醉，我更庆幸入华大几个月的学习，比获得英美哲学博士的虚头衔，更能使我接近了马列主义的真理。 + +　　在作思想总结时，我深刻批评了过去所受的资本主义教育给我思想上的隐蔽，我以往受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对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认识不清，在沦陷期间翻译了一些充满美帝文化毒素的书籍，尤其后悔翻译了战争贩子邱吉尔的自传。在抗日胜利后，我对国共问题不曾看清因而采取了所谓「中间路线」，认为国共之争只有使老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国民党的腐化、贪污、无能已经是有目皆睹了，共产党到底是好是坏还不曾使我亲眼看见，因此我抱了第三者的超然态度。但国民党政权祸国殃民，压迫知识分子日甚一日，中国的前途和人民的道路究竟有几条呢？这使我苦闷已极，许多知识分子也都在苦闷。在这时的「观察」上曾登载了樊弘先生的一篇文章：「只有两条路！」（按係一九四八年四月十日，第四卷七期）他说道中国在政治上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革命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手里，而叫剥削者階级自动放弃他们的政权，自动限制他们自己的剥削，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所提倡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这一条路在把劳动者的生存权利，交给政治上的狼豺虎豹，叫这些万恶的豺狼自动放弃或限制他们的吃人权利，以保人民的生命。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级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剥削权利，以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自由…… + +　　我读了樊弘先生的这篇文章，在思想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从那时起我觉悟了中间路线和第三者的态度是要不得的，但在当时我却尚未能立刻走上革命的路。是在华大学习的期间才渐渐坚决地站到革命阵营方面。我在批判了自己过去的种种错误之后，心上愉快之至，我今后要重新做人。 + +　　八月底我曾得机会去中山公园看公安展览，看见了国民党蒋介石二十多年来专心一意搞的全国特务组织图表，密如蛛纲，他糟蹋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钱，他杀害了无数爱国的志士！蒋介石等战争贩子的罪恶真是死有余辜。九月初我又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看一部歌剧「刘胡兰」。这一位十几岁的民间女英雄和阎匪军阀的英勇斗争而壮烈牺牲，真是「生之伟大，死之光荣」！许多观众连我也在内，看到她惨被杀害时不禁泪水狂涌，站起来高喊：「打倒反动派，替刘胡兰报仇！」这部戏使我对万恶的军阀阎老西更恨之入骨，同时对抗战的民族英雄也更加敬佩。 + +　　九月初总结完毕，同学们准备出校工作，这时大家发起签名挑战，将来绝对服从组织分配，到工作最需要的地方去，不讲价钱，不挑地点。在几次的签名运动中，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同学都参加了，并向学校提出保证。校方对同学们的政治觉悟如此提高，表示欣慰。九月九日校庆纪念会，听吴、范、成三位校长的报告，并看华大校史展览，对华大的过去得了一个较深的认识。十几年的坚苦斗争校史，十多万革命干部的养成，这的确不是一个平常的大学。九月十一日晚，举行政治学习结业典礼，校方宣布毕业同学中约一千二百人出校工作。下余八百同学留校分系学习业务。 + +　　九月底，大批同学出校工作，校方号召工作最需要的地方是平原省，其次是东北、察、绥、河北，最远的是内蒙，少数同学也有被派在京津工作的。我被派在贸易部工作，十月六日报到上班。 + +　　经过五个月华大的学习，我在思想改造上有了初步的收获，我们开始树立了革命人生观，建立了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不计地位不讲报酬、老老实实地去发挥一个螺丝钉的任务。 + +　　 一九五○年二月五日 + +　　来源： 原载《观察》第六卷第九期。 + +　　（1）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1.txt b/CCRD/3/7/1/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cb17069e7932da681f1597d864175618a353b3 --- /dev/null +++ b/CCRD/3/7/1/000001.txt @@ -0,0 +1,47 @@ +# 中央宣传部关于“华北局宣传部对华北各省委党刊的检查意见”的通报 + +　　（各中央局、各分局、各省委、各大市委宣传部：） + +　　华北局宣传部对于华北五省二市的党内刊物，作了一次检查。这种检查工作，是很必要的，应该经常进行。现在将华北局宣传部来电通报你们，望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对于所属地区的党刊，于两三个月内作一次检查，将结果报告我们。各省委各大市委对于自己所属地区的党刊，亦进行同样的检查。 + +　　 中央宣传部5月9日 + +## 华北局宣传部对华北各省委党刊的检查意见如下： + +　　截至今年2月份为止，我们收到五省二市7种共94期党刊，其中以察哈尔省委党刊出版较早（去年2月），绥远次之，其他各省、市均在建省建市后出版（有的是从各区党委党刊延续下来的，内蒙分局只有东蒙区党委开始出刊）。除京、津两市28本系党内资料性刊物另作研究外，我们仅对各省委党刊作了如下的初步研究： + +　　一、从内容上看，指导及反映农村的稿件多，反映城市的稿件少，全部66期519篇稿件中，反映城市的稿件只有32篇（甚至连合作社和税收的稿件都包括在内）。察哈尔省委从今年一月份开始转变，在“政策研究”27期提出加重城市工业建设的指导篇幅。在全部32篇反映城市的稿件中，察哈尔占27篇，其余四省对城市政策、劳资关系、城市生产等反映稿件仅有6篇。问题还并不在于单从稿件的数量比较看，即从关于城市工作稿件的质量上，从对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上看，一般都较差一些，华北局除京、津两大城市外，各省中小城市很多，有的还是重工业地区，他们的问题在党刊内没有适当的被注意是不妥当的。在农村问题的稿件中，生产稿件奇少，河北、平原两省灾情均较严重，但救灾稿件亦缺，全部519篇稿件中，生产救灾两项合计不超过33篇，仅占全部稿件的6.4％；我们的中心工作是恢复与发展则生产，各省在工作计划和布置中也都提到，但具体的通过党刊把生产工作贯彻下去很不够。党刊反映出各省还不善于运用党刊来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政策领导与思想领导。 + +　　二、从稿件的来源上看，省和省以上的居多，地、县、区的稿件较少。在全部519篇稿件中，省以上（中央、华北局）147篇，省一级233篇，合占73.2％，省以下126篇，占24.2％，转载外区的13篇，占2.5％。指示、决定、通知和一些通报，占党刊篇幅的绝大部分。固然通报内容很多是介绍下面工作情况的，但也仅是省里几个人在那里搞，地委以下的直接来稿不多。除山西省和下面联系较密切，下面稿件较多外，其他各省从下面来的稿件是较少的，主要是下面具体思想情况和生动的典型材料没有被吸收上来。 + +　　三、从编辑工作上看： + +　　1、缺乏必要的连续性的反映情况与指导工作，每期做到了有中心，但期与期必要的衔接则做的不够。一项政策公布后，使/便应坚持，有些问题须要连续贯彻。河北在指导“检查工作”，察哈尔在“表模工作”上是较好的，但各党刊在批评了某地或某人的错误后，总是看不到结果。 + +　　2、各省党刊，均有其一定特点：如“河北建设”较严肃大方，“山西前进”内容多样活泼，但共同的缺点是文章长，文字又欠通俗，致使文化程度低的县、区党员干部看起来很费劲，有些文章不易读懂，除上级指示决定外，其他文章应尽可能通俗，对重要指示如能有说明、解释的文章更好。 + +　　3、各省在发表或转载文章时，为了便于下面掌握文件精神或批判地接受某项经验，根据不同情况加上一定的“按语”是必要的。这点除“河北建设”注意较多，其他则差。比如察哈尔“政策研究”21、23、24期都表扬了阳高县的生产工作成绩，但为了纠正目前各地干部不良作风，又在23期登载了以前阳高县负责干部因不好好领导生产给以处分的决定，没有注明日期，组织部的说明中也没有讲清是什么时候的问题，很容易使人误会阳高评奖工作的真实性。又该刊第8期登载“大同干部学习向省委报告”中测验题“43个战犯为谁？”，“毛主席对时局声明八条是什么？”，这种背诵名单和数目字的测验方法是不妥当的，在刊登同时便应指出。否则便等于提倡这种测验方法。 + +　　在加“按语”问题上也还有不够完善之处，如“河北建设”12期“对如何改进区级领导几个问题的商榷”的“按语”中，有“……里边虽然有些问题的提法以及解决办法上，还不够肯定明确，甚至个别地方欠妥……”，既没有把不明确和欠妥地方具体指出，又没有说明为什么不妥，这样笼统混含的“按语”，对读者補益不大，且易发生误解。 + +　　4、转载上级指示时，有的态度还不够严肃。如华北局“建设”53期发表的“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改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一文，各省刊转载不完全一致；“河北建设”未登载，山西“前进”内容上少有出入，如第一句在“和侵犯中农”前增加了“侵犯工商业”数字，标点符号有些错误。察哈尔“政策研究”内容上出入较多，有些地方并有增删，如“……在生产救灾中强借中农籽种，牲畜等，都是违反党的政策……”把“强”字漏掉，看来仅是一个字，关系甚大。该文末尾“经过教育”之前增加了“明确政策端正掌握政策，如有犯错”14字。标点符号错误更多。此外，察哈尔“政策研究”在转载“华北局对公开发表党内文件向中央所做报告”一文，在“公开发表此类”之前增加了“以党的名义”，之后又增加了“行政性质的”5字，在“应受处分”之前删掉“同时该项文件虽经中央批准，但中央只是批准内容而并没有批准公开发表，未经请示即加发表是无纪律行为”等3句。在“今后华北局如对政府各项工作有所建议”之后删掉“除需要号召性的文件外”一句。标点符号亦错误很多。其他如“西北总分社发表成立‘宁夏省人民政府’消息检讨”，“新华社关于克服以党代政通知”……均与原文有出入。 + +　　5、“校对”和“正误”：有的党刊对校对工作缺乏应有的重视，以致错字很多，以察哈尔“政策研究”为最严重。党刊的文字，政策性较强，错了一字一句，有时关系很大。如察哈尔“政策研究”第5期登载“察哈尔省委关于天主堂土地问题处理办法规定”中有一句“禁止其在教堂内讲经传教”。我们考虑“堂”字恐系“室”字之误。否则在“教堂”内为什么禁止传教呢？ + +　　各地对“正误”工作也注意不够。华北局“建设”53期刊登的“华北局关于重申正确执行土地改革政策中几个具体问题的规定”，其中有一句在“坚决反对乱打、乱扣、扫地出门的作法”，在“扫地出门”之上误印了“一律”二字。“建设”55期曾登了重要更正。各省刊都照样印错，对更正均未注意，各省刊也就都没有更正。 + +　　又“河北建设”5期省委具体执行“华北局‘建立县、区、村三级人代会或各界代表会议决定’几个问题指示”一文中，将许多代表比例数字弄错，只印了一张“正误表”夹于书中，是不够郑重的，这样错误至少应刊登重要更正，或者印在易为大家注意的地方，弄一张纸片夹在书中很容易遗失。 + +　　四、从党刊文章中看到的几个问题： + +　　1、察省“政策研究”9期载杨耕田同志“察哈尔省如何执行二中全会决议”一文中说“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这是就全党说的，具体到各县时，我大部县份工作重点是农村，就不应把重点只放到小的城镇上”。这种说法是与中央的精神不完全一致的。 + +　　2、山西“前进”第5期为了配合介绍各地合作社的情况，转载了狄超白在“学习”上的一篇“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经济”，像这种公开以个人名义发表自己见解的研究性质的文章，不宜于在党刊上登载，否则下面干部会以为是批准了的东西，这会造成工作的混乱和错误。 + +　　3、察省“政策研究”5期杨耕田同志报告1949年任务关于加强城市建设工作一文中说“……在城市提口号要慎重，不要过高，因提得过高，事实办不到，倒不如不提，我们应先做后讲，或只做不讲，这对我们并无害处”。口号不要提得过高，要恰如其分是对的，而且城乡都应如此，至于先做后讲或只做不讲，这要看什么问题，如果是动员千百万群众去做的事，“只做不讲”是不对的，这就否认了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作用。 + +　　最后，从总的方面看，可以肯定的说：各省党刊在传达党的政策，指导实际工作，介绍好的经验和纠正各种偏向，教育与提高党员干部等诸方面，已取得了一定成绩，成绩是基本的。在编辑工作上，关于方针、制度（包括征稿、送稿、改稿、审稿及校对等）方面的情形，我们还没有得到具体的报告（希望各地能简告我们）。为了使各地党刊很好的坚持下去，并加以提高，我们于3月7日会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对党刊加以检查（包括读者反映）。各地检查情形如何，我们尚无所知。兹将我们初步意见录供你们检查改进之参考，并希各地把定期检查自己的党刊成为一种制度。其他党内外刊物之检查，亦望按我们3月7日之通知顺序陆续送来。 + +　　附注：各地对华北局党刊“建设”之反映，将由“建设”编委会检讨答复或公布。 + +　　 华北局宣传部4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2.txt b/CCRD/3/7/1/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43d03317186b0d33cc172d868e7d39aa73149a --- /dev/null +++ b/CCRD/3/7/1/000002.txt @@ -0,0 +1,31 @@ +# 陈国尚：清算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 + +　　<陈国尚> + +　　我自一九三九年起，便参加国民党军队工作，是一个连政治指导员，而且是一个国民党员。许多年来，受着蒋介石国民党法西斯唯心哲学思想的教育，给一系列唯心论思想的毒素麻醉了我，使我相信了人为了求生存是无须要经过阶级斗争；迷信了“战争就是生活”。我愚昧无知，盲从偶像，把蒋介石看成为真正的历史伟人，而且崇拜希特拉这种类型的“英雄人物”，由於这许多反动思想的麻醉 使我在许多年来，就一直在国民党军队中替蒋介石服务，把蒋介石给我的毒素去麻醉更多的士兵和人民，忠实地执行“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干着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工作。 + +　　蒋介石就这样杀人不见血地毒害青年，他以这许多愚民反动的法西斯思想来麻醉青年，使青年投向反动的最黑暗的深渊里，而葬送了一生。 + +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随军北上，到江南驻了一个时期，旧政协决议被国民党反动派撕毁以后，内战普遍打起来。一九四六年七月，我很糊涂盲目地随军渡江。从此，我开始了内战生括，跟着国民党军队一起进攻苏北解放区，拿起美国的枪杆去直接屠杀人民，我丑恶地做了国民党屠杀人民的帮凶。 + +　　我经常的拿蒋介石给我的东西去教育士兵，麻醉士兵，“鼓励士气”，就这样盲动地干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工作，我的罪恶是一天天在加深。后来，一场战役结束，部队被歼灭了，我被俘了，解放军把我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我是从战争中被解放出来。对於这次被俘，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幸运。 + +　　在俘虏当中，我不断的在受教育，政治课、读文件，我读过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其他小册子，了解了一些共产党的政策。在这里，我受着真理的薰陶，人格被尊重，加以在解放区实地观察的教育，我看见解放区的党政军民团结的像一家人；看见土地改革后农民所得到的实际利益；看见共产党的利益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紧紧地结在一起；看见所有的人民都在全力支持着解放战争。我从比较中把过去在国民党军队中所看见的腐败和不平的事实，重新温习一下。在这么强烈的对比下，我开始认清了国民党的腐烂，了解共产党并不像国是党所宣传的那样可怕。於是从这时候开始，我在情感上认为共产党有它可爱的地方。 + +　　四十二天之后，俘虏营中的干部和我谈话，给我两条路：“参加工作或到淮阴去读大学。”我考虑，起初想去，后来又不想去，因为我认为共产党的革命要吃小米，吃馒头，走夜路，太艰苦，太危险了！我没有他们那种艰苦的斗争精神，能够住窑洞，吃小米，嚼树根一直就干了二十多年，所以我还是要求释放回家，结果解放军不勉强我，允许释放我回家。 + +　　这是一个思想问题，是一个立场、观点、人生观的问题。我只从表面上看到共产党的好处，看不见人类的远景，因此不会把握机会投靠革命，投靠人民，思想没有搞通。屁股仍稳稳的坐在国民党反革命的椅子上，虽然自已曾经发誓过再不愿意参加国民党军去进行战争，但如果调我去一个后方机关服务，我还是愿意的。同样是工作，但不干共产党的，而愿干国民党的，这不是蒋介石思想在我的脑子里作怪是什么？ + +　　回家后，三年的教书生活，把我变得有点麻木，常以“超人”、“清高”自称。虽然国民党节节的失败和官僚政治的腐败，使我更清楚的认识了国民党已经面临死亡，蒋介石再不能够令我崇拜他是一个英雄伟人了，但我没有看清楚社会发展必然的道路，妄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作殊死战的今日，逃避现实斗争，站在中间，以等待时机坐享革命福。 + +　　我想投革命之机，但找不到自己应走的正确的道路，这糊涂与幻想，并不能够说明白自己的所谓“清高”，而其实自己依然是在不自觉之间站在反革命的立场，替反动派服务，在教育机关执行着统治阶级反动的教育政策，对天真无邪的小孩子灌输反动毒素，这算得什么“清高”与“超人？” + +　　由於在旧社会家庭生活的顾虑，养成我为家庭服务的人生观，天天在金钱上用精神。我也同情革命，但生活不解决，怎可以革命？我认为如果革命能够先给我解决生活问题，我就可以去革命，我把革命看作一个买卖交易的东西，以讨价还价的方法来苛求革命，这显然是个人主义的思想，我不了解个人家庭的利益是建立在革命的利益上。其实只要革命有前途，个人和家庭才有前途。 + +　　解放后，我怀着满身的肮脏走进革命学校来，我污辱了革命学校的本质是像国民党的黄埔军校一样，它会给我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我就是这样拿蒋介石的思想来看革命学校，这个错误直到现在才觉悟过来。 + +　　当我看见许多同事都比我纯洁，我会感觉自己的历史太肮脏、太罪恶而感到惭愧，像有一个什么东西郁在胆里一样的使我在很长的时间内觉得很不舒服，我有时想把它挖出来，向小组和上级坦白，但我又没有这个勇气。现在，在革命人生观学习之后，多谢校方的教育和鼓励：“只有勇於自我批评、坦白、能够暴露过去、批判过去，那就是一个进步。”我相信组织，相信群众，我澈底的明白，如果没有勇气把旧的东西挖出来，是不能够装进新东西的，我得到这个鼓励，於是我决定鼓起勇气要把过去黑暗丑恶的东西都完全坦白出来，而且加以清算和批判。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勇敢的一次。 + +　　现在，我才真正觉得心情上的愉快，因为藏在我肚里的东西已经挖出来了，而且还继续地在挖。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3.txt b/CCRD/3/7/1/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487f46920bb9c53028a0254c800e1bef1faff9 --- /dev/null +++ b/CCRD/3/7/1/000003.txt @@ -0,0 +1,41 @@ +# 陈静仪：去掉奴化、腐化思想 + +　　<陈静仪> + +　　我有着很浓厚的虚荣享受心理，什么事情、什么东西我都认为外国的好。因为常爱看美国的一些豪华歌舞片，美国生活画报等，觉得很合我的口味，羡慕他们高度的物质生活，逐渐发展为一切东西、一切事物都是美国好的思想，任何东西只要是美国货，我都爱买爱用，个人的生活习惯恨不得整个美国化才好。 + +　　在入革大时，同学常说美国是帝国主义，是侵略者，我当时认为这是有意的侮辱美国，因为我看到他们拿来很多面粉及其他物资来“救济”中国难民，他们运来很多新式武器配备给中国军队，并且帮助中国抗日，所以抗战才能很快地获得胜利，认为美国才真正是我们的好朋友。并且由於国民党及美国新闻处的宣传，知道一些关於美国普选情形，认为美国才“真正”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才是今日人类社会的幸福乐国，大有“美国的月亮比中国圆”之感！ + +　　我曾经在国民党财政部工作好几年，当时对工作“奉公守法”，年终考绩不是加薪就是加奖，在工作上的努力是为了巩固地位，裁员裁不到自己头上，骄傲又得意。 + +　　我是反苏的，国民党组织的反苏游行我是个同情者，我认为苏联占领旅大，搬走机器，简直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入校后同学反驳我的意见时，我认为这些同学都犯左倾幼稚病，对於薄政委的报告，我认为是有意的替苏联隐瞒罪行！ + +　　我来校目的是“镀金”，将来出去牌子硬，职业可以有保障，整个是为了个人打算，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来。 + +　　入校后，对批评会表示不满，认为是打击，没错找错，同学诚心和我为难，硬给我扣帽子，有伤我的自尊心，要我去参加劳动生产，很多次我都借辞推脱，我认为我是来学习，而不是来当工人，觉得拿我和工人相比，简直是有辱我的身份！ + +　　以上是我的错误思想，为什么我有这一些虚荣、亲美、反苏、骄傲、个人主义以及所谓自尊心、身份等错误思想呢？追其根源，是由於我家庭物质生活环境及所受国民党奴化教育，以及我步入社会后的一切物质生活环境所造成，而产生了这些资产阶级、剥削买办阶级的思想意识。 + +　　我家庭是属於小资产阶级类型的，我的父亲是一个科学工作者，曾在国民党中央研究院气象台任职，每月收入颇丰，我是最小的，也是唯一的女儿，父母亲过份的宠爱，致使我养成骄傲，虚荣等个性。我十九岁订婚，我爱人的父亲曾在傅作义将军所属的骑兵师任副师长等职，对我的经济时常有补助，加以我在社会上工作好几年，薪津收入足供个人享受。因有了以上的物质生活条件，使我的欲望日增，而产生了以上的错误思想。 + +　　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马列主义无产阶级思想和我过去的反动错误思想作了一次剧烈斗争，真理终於战胜一切，摧毁了我的剥削买办阶级的思想意识。 + +　　我现在清楚地认识到：我在美帝的电影画报上所看到的美帝的生活，正是少数资产阶级剥削统治者的生活，这里生活的背面，是隐藏着无数人民的血泪与生命的，在今天的美帝国主义国家里，大多数人民都在饥饿、失业、死亡线上挣扎着。我过去的享受，也完全是建筑在劳动人民的痛苦上的，用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而得来的金钱来供我个人享受，这种享受思想是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也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天下之脂膏以奉一人”的剥削思想，是最卑污可耻的！ + +　　我过去把美国帝国主义当作朋友，一切都认为是美国好的奴化思想，是买办阶级反人民的思想。我现在已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真面孔，所谓“民主”只是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是根本没有民主与自由的，他才是一个真正野心勃勃的侵略者，他对中国的所谓“援助”是有代价与企图的，他是要把中国变成他的殖民地，成为他的市场，他存心奴役中国人民，他竭力帮助蒋匪帮进行反对中国人民解放的反革命战争，他阻碍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前进，以达到他侵略的目的。他是帮助蒋匪帮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帮凶，他是帮助蒋匪帮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我们必须坚决彻底的消灭以美帝为首的反革命阵营，全世界的人民才能获得解放！ + +　　我在国民党反动机关工作时，其所以能“加薪加奖”正是因为我有着很巩固的“人事关系”，而并非由於我工作努力的结果。所谓“奉公守法”的精神，正是我做了反动派的工具，替反动阶级“奉公守法”就是帮助反动阶级压迫人民，这是违反人民利益，也是违反了革命事业的。我今后唯有努力学习，将来好好的为人民服务，以赎我过去的罪恶！ + +　　由於我的亲美，我站在以美帝为首的反革命阵营一边，所以我有了反苏思想，今天我确实的认识了苏联，认清了只有苏联才是我们真正伟大的国际友人，他帮助我扪修建铁路、桥梁，捕灭鼠疫，帮助我们开办工厂，训练专门技术人员，是世界上真正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他的驻兵旅大、运走机器，是有利於中国和世界革命的。他是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和平堡垒！ + +　　我来校的目的“镀金”思想，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些强烈的个人主义，是违反人民群众利益的最大错误思想，这些错误思想如果保留，遇到任何事情，就会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是违反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自私自利的思想，我要坚决的把这些错误思想挖出来，抛掉它，好装进新的思想，才能使我很快的进步。 + +　　我更知道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帮助我进一步的武器，它能帮助我认识自己的错误与缺点，可以马上纠正。所谓自尊心与身份等，正是地主阶级向被压迫者所持有的态度，是一种封建残余思想，必须坚决澈底的铲除这些坏思想，我才不脱离群众，才不会为群众所唾弃。 + +　　我更深深的体验到劳动的伟大，劳动人民的伟大。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积累，才有今日世界上一切财富。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我今天所享受的一切，劳动人民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人，我坚决的和劳动人民站在一起，向劳动人民学习，建立我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今天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这胜利不是平空得来的，是我们千千万万人民的血肉换来的，多少人抛家弃子，牺牲生命，才有今天的胜利。我痛恨我自己过去的反动行为和违反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今天在无产阶级共产党的教育下，我觉悟了，我要重新做人，我要用我全副精力去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建设事业奋斗到底！ + +　　在分发工作时，我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分配，人民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去，决不因家庭、孩子等问题而闹情绪。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4.txt b/CCRD/3/7/1/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7dbdb16a41661f0bfd7af363c702fe10571a1d --- /dev/null +++ b/CCRD/3/7/1/000004.txt @@ -0,0 +1,19 @@ +# 李世光：我是大凉山的奴隶主 + +　　<李世光> + +　　在前天的检讨会上，我放下了一个包袱。以前我曾经使用过奴隶，并对他们剥削与迫害。 + +　　大小凉山的夷区里，把人分成两个阶级：贵族和奴隶。我便是那里的一个贵族。荒诞的神话告诉我们：贵族是神安排着来享福的，我们有土地，有房屋，有一切财富。奴隶是生来受苦受压迫的，奴隶的子孙世世代代都是奴隶，永远不能翻身。在我们那里，贵族是黑夷土司，奴隶是白夷。 + +　　除了世袭的奴隶外，氏族间战争的俘虏，被劫掠来的汉人，都是新奴隶的来源，他们受的剥削压迫较世袭奴隶更深。汉人被俘后名为“三层娃子”，地位最低。因此西昌一带的汉族同胞，每以“蛮子来了”恫吓啼哭的儿童。民族间根深蒂固的仇恨，一代一代递传下来。 + +　　奴隶主对奴隶有生杀予夺之权，是奴隶命运的主宰。在平时，对奴隶的剥削大约有两种形式：一是粮贡，另一是劳役。白夷的农产品，约二分之一要献给奴隶主，而奴隶主如有任何服劳役的命令，奴隶决不敢违抗，否则就是鞭打、处死或活活地烧死。奴隶主对自己奴隶，迫害比较轻微，因为奴隶是一种财产，多迫害了无异毁损自己的财富。但对被俘获的其他氏族的奴隶，其酷刑残害，是罄竹难书的。原因是残害对方的奴隶，就是剥削其他氏族的力量，同时亦就巩固了自己的权势。 + +　　我在一九四七年离开夷区，在这以前，曾经受了奴隶们十六年的供养，也就是对他们剥削了这么些岁月。氏族中平常发生争执，每每请我调解，按照习俗，我要装出大怒的样子，命令争执双方宰牛备酒，吃喝以后，再来评事，这是另一种剥削。在离开夷区前一二年内，我前后捉了其他氏族的一二百个奴隶。那个氏族曾经杀死我的几个哥哥，为了报仇，我曾对他们加以最大的残害，白天鞭打，晚上装在二三尺高的柜子里，使他们坐不得也睡不得，只好蹲着，头上还带着沉重的铁链，柜子上盖着板，上面睡着人，防备他们逃走，这种刑罚，叫做“装柜子”。 + +　　我曾经这样迫害过奴隶，这些事迹今天使我内心痛苦。来革大后，马列主义的学习，使我懂得劳动创造世界的真理和阶级剥削的罪恶。我认识了奴隶是创造大小凉山夷区的主人，然而他们却世世代代受着奴隶主的惨重剥削。我了解到这种剥削制度必须要铲除，奴隶必须也必然要得到翻身自由与平等。我认识了夷区的落后愚昧，是国民党反动派反动政策造成的结果。国民党对夷族同胞没有团结，没有扶助，他们的所谓“同化、德化、进化”的政策，是准备消灭夷族的文字、语言、服装、风俗和夷族本身，是一种民族的侵略。夷族同胞自然要弃之不愿，视汉族为敌人，而自己长期停留在奴隶社会里面。我更认识了共产党民族政策的正确，内蒙人民的自治便是一个榜样。只有在这种正确的领导下，才能消除民族间历史的仇恨，夷族同胞才能向前进步，奴隶社会下的人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 +　　我放下了这个包袱，决心要好好地学习，改造自己，根除自己剥削思想的残余。在西康解放后，我要回到夷区去，解放奴隶，参加教育我们的同胞与建设夷区的工作，使夷族成为新中国忠诚有力的一份子。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5.txt b/CCRD/3/7/1/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9ce7faf591131aeb73542b71441490e9844384 --- /dev/null +++ b/CCRD/3/7/1/000005.txt @@ -0,0 +1,17 @@ +# 刘光裕：我不再有超阶级思想了 + +　　<刘光裕> + +　　我父亲是一个一直固守在技术岗位上三十多年的工作人员。他给我的影响是一个超阶级的观点。我从出了学校门以后，一直担任着会计工作。因为会计是一种技术性的工作，於是更加深了我超阶级的观点。在已往，我始终认为会计工作可以不过问政治，可以超脱政治。只要我努力本位工作，谁来可以给谁干，怎么着也能吃饭。 + +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不满意国民党的作风。如贪污、腐化、无能、不务实际、官僚作风，硬把内战叫“戡乱”等等。不过对於蒋介石，还认为他是“领袖”，只不过是他的干部太坏。但对共产党也并不欢迎，因为听说：“穷人翻身打死人”，制造“阶级斗争”，使用“人海战术”，“杀害知识分子”等等。所以我想，国、共两党都是为了本身利益而争。美国帮助国民党打内战，我认为这是侵略，苏联支持共产党，恐怕也有野心。不过美国对中国还有点小好处，如给中国面粉、救济物资，替中国办学校等；苏联则“太可怕”，我认为双方都在依靠外国打仗，结果死的中国人。我常恨，为何我生在这个世界上！因此，我常想，假如我有钱，一定要离开这个污浊世界，去找一个“世外桃源”，隐避起来，不过问尘事。那时，我非常爱读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鲁滨逊飘流记，我幻想找一个没有人的孤岛去过独立，幽静的生活。於是我苦闷，找不到出路——也就是找不到正确的人生观。此后我变更了主张，开始为自己享乐打算，有了钱，吃一点，喝一点，穿一点，既生於乱世，只好混混而已。但是天津解放了，根据我的常识判断，北京的解放，也是必然的。怎么办呢？走吧，没钱！不走吧，有点害怕！怕什么？不知怕些什么！只好“听天由命”。 + +　　北京和平解放了。带有“平警”符号的人民解放军开进了北京，我带着奇怪的心情去看他们。看看他们很和霭，没有什么要杀人的意思。我想这是假面具吧！我又想，他们没有到过城市，城市工作搞不好吧！一天天的过去，人民政府、军管会，逐步有条理地开始了接管工作。我再看看，我过去的看法是完全不对了。与日寇投降后，国民党飞来的接收大员们的作风大不相同。他们刻苦耐劳，勤俭朴实，保护工厂、学校，维持原来机构，很有次序地完成了这个艰巨的工作。这时我开始想：他们不贪污，生活那样俭朴，这比国民党强得多。我这时的思想，开始有了小冲突。这时我看了几本革命理论书，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等。但我不太欢喜看，觉得这些书太枯燥了，后来看一本题名为“基本三年”的书，其中有一篇谈到民社党北方元老梁秋水，给他下了还样一个批评说道：“他（指梁），把国、共两党等量齐观，这使他的认识不能再向前进步”。我想以往不是我认为国、共两党都不好吗？是不是我也不能向前进一步呢？这使我把看到接管工作的印象又想了一遍。我知道了，我完全错了，我想共产党真是有高明的地方。但是对苏、美的看法，仍然不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仍然是超阶级观点的想法，就是你们谁都有好有坏。但不久我又听到这样一个说法：“不革命即是反革命，没有中间路线”，我想真是“岂有此理”！因为我自认是一个无党派的“民主人士”。 + +　　不久，我爱人的哥哥回来了，他在战前参加革命，是抗大二期毕业的，他劝我参加革命队伍。这时，我服务的机关接管了，我要求去深造一下，学习深的理论，於是考入革命大学。我入学的动机是想了解一下共产党的理论，改造一下自己的旧思想。至於“为人民服务”，我很早就听到了这个口号，但是在理论上我还不大清楚，有点渺茫！究是为谁？谁是人民？怎样服务？所以不敢说：“我是要为人民服务而来。” + +　　开学的时候，听了薄一波政委的报告，他说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只是桥梁作用，并不起决定作用，於是，我有点失望。为什么是以工、农为首，而不以士为首呢？回班后，仔细地研读了这个报告，又经过小组的热烈讨论，结果知道劳动创造世界，搞清了谁领导谁的问题。懂得了为什么劳动人民是伟大的。这时才开始初步懂得为什么要为劳动人民服务，初步纠正了一些是的观念。这时我想：这可以算我进步一些了吧！及至听到杨献珍同志“讲世界观”以后，新旧思想在脑子里又斗争了。起先是旧的观念、超阶级的一些想法，仍占上风，但事实摆在面前，共产党的作风确比国民党强，并且超阶级是不可能的。这样经过几次翻来覆去的思索，这时我才知道要一边倒，要站稳阶级立场，去观察一切事物。以往的超阶级和第三条路的想法被否定了。我开始觉得以往等量齐观的看法，是最大的错误。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很严密的政党，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武器作为理论基础，是向着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世界大同的路上迈步的，要达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目的，共产党的道理是真理，这使我在真理的面前低下了头！我认识了，劳动人民翻身是完全合理的。“人海战术”、“杀害知识分子”是反动派用以掩饰自身失败的无耻谎言。我又了解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意义，是为了解放人民大众，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共产党本身的利益；了解人民大众的利益即是共产党的利益。除此以外，共产党没有什么本身利益。而国民党反动派甘心作帝国主义的走狗，出卖人民大众的利益，是应该打倒而必然要被打倒的。关於苏、美的看法，也使我得到一点较深的认识。苏联是爱好和平民主的国家，他一向帮助被压迫的人民求得解放，他是世界和平的堡垒，丝毫没有侵略的成份。他经常扶助弱小的民族，让他们独立、自主，他受全世界真正人民的爱戴，只有反动派才惧怕他。至於美国，则是一个帝国主义，处处要侵略别的国家，他用宗教麻醉中国人民；他用小惠来欺骗、收买中国人民的心。在背后，他却是张着大口，要把中国当作他的殖民地，存心奴役中国人民。他挂了“民主”的招牌，实际上是法西斯蒂。这真是挂羊头卖狗肉。这样能说“苏联可怕吗”？能说“美国可爱吗”？真是太愚蠢了，我觉得我过去思想幼稚极了。 + +　　听到研究室李主任讲“人生观及错误思想的批判”以后，我的思想又提高了一步，认识到阶级斗争是从社会有阶级那天便有的，并非什么人故意制造的。以美帝为首的反动派，是世界腐朽的力量；以苏联为首的人民民主阵营，才是新生的力量。新生的必胜，腐朽的必败。现在我才很清楚的明白了技术不能脱离政治，纯技术观点是要不得的。为人民服务的道路也有了，要忠诚老实，要努力学习，要理论与实际结合，坚持真理，纠正错误，密切与群众联系。经过这一次学习世界观与人生观的总结，使我找到了正确道路，我不再悲观混世了，我今后要努力的学习。听过了大课，就作笔记，尽量地找参考材料，多多发掘问题，使我的思想和理论联系起来。我要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虽然我还有缺点，还不能整个的了解如何去作（怎样服务的方法）？不过我决心要努力克服它！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6.txt b/CCRD/3/7/1/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1f9b52a7ded9a63cf7398baca3bf86d608d294 --- /dev/null +++ b/CCRD/3/7/1/000006.txt @@ -0,0 +1,27 @@ +# 申葆清：根除享乐和奴化思想 + +　　<申葆清> + +　　我出身於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里，除了三个哥哥之外，我是家中唯一的女孩子。所以，特别受到父母亲的宠爱，我靠了父亲的剥削，从小就过着享乐的生活，父母亲看我聪明伶俐，以为日后一定可以做一番大事业，所以特别看重我，鼓励我和三个哥哥比一比高低。从小学到初中，我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书本上，一直考第一名。我很自负，以为自己能出人头地，以后长大了一定能轰轰烈烈做番大事业，符合父母亲的愿望。我在家中过着舒适的生活，在学校里自以为功课好，就爱出风头，爱在人家面前眩耀自己。后来父亲失业，家境日趋贫困，但父母亲在别人面前仍要维持“面子”，装得很优裕的样子。我在朋友面前，也不甘露出自己的寒酸，竭力想维持自己的体面，所以造成了我爱慕虚荣，爱面子的心理。 + +　　当一九四一年的秋天，我在初中二的时候，因为哥哥在上海做事，可以供给我学费，我就从苏州到上海念书，入了培成女中。在学校里我觉得同学都很阔绰，和苏州不同，我怕被人笑我土气，也就竭力打扮得和别人一样。我的虚荣心，好胜心时时刻刻在促使我要“出人头地”。那时我的哥哥当一个小小化学工程师，除了学费之外，只能供给我少许零用钱，我就把零用钱积下买了衣饰穿戴起来，为的是要维持自己的“体面”。 + +　　到高中时就羡慕大学生，尤其羡慕圣约翰大学的学生，我觉得他们洋气十足，非常神气。那时我更用功读书，希望快点中学毕业，早日和他们一样，变成大学生。我喜欢交大学生的朋友，处处向她们学。我更交了很多男朋友，觉得经常有男朋友随在身边，是一件很光荣的事。那时我很怕别人问我在什么学校念书，我觉得自己这么大的人了，还在高中念书，非常泄气。 + +　　高中毕了业，我如愿以偿，考入了圣约翰大学的英文系。进了这个大学之后，更是不可一世起来，觉得自己非常神气。走在路上，就恨不得脸上写着我是“大学生”，让大家都知道才好。在学校里，我觉得自己应该出出风头。大学的同学都非常阔绰，红男绿女看得我眼花缭乱，我自然不甘落於人后，所以又想尽方法，决心要把自己装成和她们一样的“高贵”。当时，我哥哥不能供给我很多钱花，我只得找事做，在课外我当家庭教师，还在一家花边商行中做事，我赚了足够的钱来挥霍，我举止阔绰连那高贵的小姐们也很妒忌我，於是心中暗暗高兴。 + +　　圣约翰大学原是帝国主义企图培养洋奴的学校。我就在这四年的大学教育中，染上了一身洋气，深深向往美国的物质文明。在学校里，说话写文章，不用洋文，不足以表示自己的“身价”。不知道本国情形不要紧，不知道纽约时行的新装就不称时髦。我喜欢和洋奴、洋人交朋友，当我的美国朋友告诉我说，我有美国女孩子的气息时，我就得意忘形，好像自己的眼睛已经发绿，鼻子已经长高，真的变成一个洋人了。 + +　　在学校里，除了上课间以外，就是吃喝玩乐，看电影、跳舞，天天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学会了一套虚伪、敷衍、耍手段，希望男同学时时追随在自己左右，却又伪装得趾高气扬，以为自己在摆布别人，但不知道自己已经做了玩物。 + +　　为了满足我奢侈的生活要求，在快毕业的时候，找到一个英文打字员的工作，一月有四十元美金的薪金，我那时很高兴，我每天下午去打字，工作很轻便。第二个月的时候，就得到了一百二十元美金的薪金，我觉得很惊奇，有一天我的“上司”对我说：“你坐在那里就好像一幅图画”。那时我才知道这样轻便的工作，有这样高薪水的缘故。我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只花瓶而已。 + +　　投入了革命的熔炉，在这四个月的学习中，才初步认识了自己。以前拚命的往上爬，向资产阶级靠拢，企图爬到劳动人民的头上去，为了虚荣，留恋享乐、曾拒绝了同志们好多次指示我走向人民的引导。我不愿参加学生运动，我以为排着队在路上游行是“出丑”，是“有伤体面”。难道为劳动人民说话是出丑吗？是有伤体面吗？像我这样把劳动人民的血汗穿戴起来，搽红抹白，搔首弄姿，才是真正的出丑、有伤体面哩！ + +　　受了几年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加上上海恶劣腐化的风气，把我彻头彻尾地薰淘成一个腐化恶浊的俗物，一个只知道吃喝玩乐，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为了要获得自己的快乐，就不管劳动人民痛苦与否；为了要趁年青时尽量痛快地吃喝玩乐，就可以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在讨论“白皮书”后，我才开始认识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我受了美帝的毒害太深了。我只羡慕他们资产阶级靠剥削得来的舒服生活，没有看到美国劳动人民的苦痛，中国劳动人民的血快给这些吸血鬼们吸干了。在奴化教育下，我竟服服贴贴地甘拜在洋人的脚下，还得意忘形，这是多么无耻！现在我认清了洋奴思想给我的危害，如果继续让它发展下去，在革命阵营中，就可能为帝国主义的物质引诱而脱离革命，甚至反革命，我认清了这是我的思想敌人，我要坚决与它作斗争！ + +　　在学习中和实际体验中，我深深了解：在旧社会里，女子是永远得不到平等的。任她们如何挣扎，女子的最后命运仍旧是男子的附属品。在旧社会里，我自以为处处受人恭维、优待，但却不知正做了男子的玩物，做了花瓶，受了污辱。总之在旧社会里，女子的命运是悲惨的，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女子才能真正得到解放。我现在体验到男女在新社会中以真正平等不再受男人们轻视和恶意的“恭维”，我们以平等、忠诚的态度相处，互相友爱共同进步。革大在选举学代时，在很严肃的互相比较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我当选了学代，又选我当了团内的小组长，大家都互相尊重，男女间的隔阂是澈底消灭了。我生平第一次享受了男女真正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 +　　在旧社会中我受了极端的轻视和污辱，我痛恨它了。我对新社会已产生了无比地热爱，我要以无限热忱和信心，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服从组织的分配。为了我们远大的未来，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彻底完成而奋斗到底！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7.txt b/CCRD/3/7/1/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63bc6e46e309c590e3c03671111a455f38b753 --- /dev/null +++ b/CCRD/3/7/1/000007.txt @@ -0,0 +1,17 @@ +# 宋惠凌：我有浓厚的地主阶级思想 + +　　<宋惠凌> + +　　我生长在地主家庭里，一家人都不参加劳动，全靠地租吃饭。我兄妹五人，我是大女儿，所以父母对我非常喜爱，家中所有的事情我都参加意见，这样更显得我有才干，父母更疼爱我了。於是我就骄傲起来，谁也不能阻止我的意见，我那时上学读书是为了学点知识，将来找一个理想的爱人。 + +　　我在一九四六年结了婚，因为我的家庭是地主，在旧社会里，婚姻要“门当户对”，婆家也是地主，家中用着男女仆人，自己不参加一点劳动，生活仍然是很优裕，没有受过公婆一点虐待，同时又有个理想的爱人。这时我更觉得了不起，在别人面前足以夸耀一番。这时什么也不想，只想着将来我爱人大学毕业后，我怎样跟着他享受。 + +　　一九四七年我的家乡解放了。解放后就实行土改，平分地主的土地。我对土改发生了极端的忿恨，觉得共产党要斗争地主太不讲理。这时我家里的人就东躲西藏，希望国民党赶快把共产党打跨，把地夺回，我们仍然可以过那美满的生活。我现在明白了：国民党代表着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支持着国民党，从我的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关系，找到国民党社会基础和反动根据了。逃到鄂州后，就接到爱人给我的电报，要我赶快到北京。当时我想爱人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将来毕业后到经济部门工作，我还不是同样享受吗？ + +　　到北京后，对爱人的希望就完全成了泡影。我俩的思想不一致，他说共产党怎样怎样好，并且说我们过去所过的完全是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我常和他争辩，我俩因此而时常闹蹩扭，可是他仍然很耐心的教育我，并给我一些新的书籍看，叫我学习学习，参加革命工作，为人民服务。我一听到就恼，什么“为人民服务”！谁为你来服务？我恨他。他虽然没和我说他加入了共产党，可在他的谈话中和行动中，也可以看出一点，尤其是在北京快解放时，不知他忙些什么，整天不见他，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家，同院有钱的人都跑光了，这时他也不管我，我更恨他，真没出息，也不知给共产党作些什么“卑鄙”的工作。并且那时傅作义大批逮捕学生，被逮捕就真太不值得了。从各方面想都与自己没利益，我是处处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解放后，他还是耐心教育我，我的旧思想就开始动摇了。自己也想现在解放了，给自己一个上进的机会，如不努力，一定会被新社会淘汰，这种要求上进的心是好的，但那时不是为劳动人民而是怕自己被淘汰，怕不能适合社会潮流，因此我就毅然决定放弃了孩子和家庭，投入革大了。 + +　　入校后，学习了社会发展史，知道劳动创造了世界，知道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者的历史，世界上所有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明白地主的土地完全是剥削农民的血汗而来的，现在均分地主的土地是应该的。并且知道我家中的人，都是过着不劳而获的剥削生活。自己吃好的穿好的，我结婚买那么多的东西和金首饰等浪费的金钱，都是剥削农民而来的。我们在任意追求享乐浮华，不顾农民的死活，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劳苦大众的痛苦上。我恨过去所过的生活！更痛恨我的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直接剥削者！“白毛女”剧中可以看出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是多么残酷！在那剧中可找到我家的影子，有很多地方是相同的，如把佣人当牛马使用，如祖父有时收租少，就来吓唬农民，不让农民种地，这时农民就赶快送礼哀求，任凭我家剥削，这种类似的情形太多了。粮食是劳动得来的，为什么劳动人民反而无衣无食呢？那就是劳动的果实都被地主剥削去了，由此可见地主的罪恶有多大。因此我也就明白当土改时，我恨共产党就是因为我是站在地主立场的反动思想，土改是人民的要求，几千年来农民就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剥削。农民受压迫太残酷了。现在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和启发，农民都觉悟起来，夺取自己的劳动果实，要求平分土地。这是完全合理的，是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革命行为，而地主阶级企图保持自己的剥削统治，完全是反人民反革命的。 + +　　今天的新社会是大公无私的。我们参加革命更须澈底去掉自私的思想。今天的自由幸福的新社会，还不是由无数革命先烈的生命给我们换来的吗？他们离别了妻子儿女，离别了家乡，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终於获得今天的胜利。我要永远投身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抱定决心，舍己为群，要坚决抛去自己的利益，坚决服从组织的分配。人民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我痛恨过去剥削寄生的罪恶，今天要向人民赎罪，建立无产阶级的人生观，当一个人民的忠实勤务员，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8.txt b/CCRD/3/7/1/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b8c43ed9bb561ff373815c37f3e5ee7bc23b08 --- /dev/null +++ b/CCRD/3/7/1/000008.txt @@ -0,0 +1,37 @@ +# 汪容：我仇恨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 + +　　<汪容> + +　　我祖父从前在家乡做官，剥削很多的田地房产，是当地有钱有势的望族。他有八个儿子，分家时父亲正在外乡读书，因此分的家产最少，气愤之余，他决心自己成家立业，要把儿女个个教养读大学、留学，变成富贵人家，以压倒堂兄弟辈家庭。 + +　　当我幼年时，我就这样想：努力读书，读完小学，读中学、大学、留学，有了学问，不必依赖旁人生活，又可为家庭光耀门面。 + +　　中学，我进了一所美帝所办的教会学校，我受的是基督教教育，我想世界上的穷富苦乐，都是上帝安排的，我们不但要爱朋友，还要爱敌人，我无原则的同情、怜悯穷苦劳动人民，我想世上充满着痛苦和贫穷，欢乐幸福是稀罕的。圣经上说：“虚空的虚空，人世间一切都是虚空”。我也感到人生虚空如梦。我领了洗，做了基督教徒。这时，我读了一套空空洞洞的唯心的资产阶级文学。我欣赏浪漫的爱情故事，个人英雄豪杰传记。我出身於小资产阶级家庭（我父亲是医生）。进这样贵族化的教会学校，不能像大多数伪官僚家庭出身的同学们穿戴富贵，因此，我暗暗地羡慕他们豪华的物质享受。我决心学习能说一口流利英文，像那些女教师一样。把英文学好，将来好到外国欣赏西洋文学与物质文明。我想：人生短暂如梦，不妨及时求欢乐。 + +　　这样，进大学，我选读了外文系。在大学里进一步受了资产阶级的文学教育，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受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影响，文学家认为现实物质世界时时在变，在消灭，现实是虚空的，恍惚的，只有文学是永恒不朽的，崇高的。我读了沙士比亚的悲剧及英国十九世纪超脱现实的浪漫文学，我想人生的确充满苦脑，浮生如梦一切都没有意味。我用功学文学，从英国文学求安慰与快乐。我崇拜文化人，烦厌军人、商人和政客，我妒忌他们的有钱有势，我也轻视他们的世俗庸碌，成天追求钱财势利，连文学也不懂得欣赏。 + +　　对於学运，我不理睬，虽然偶而也自以为正义的参加反饥饿游行。但当我看见进步同学被捕，被开除，我就想：何必呢，人生短短时光，来学校是求学问的，读完书，不如游山玩水，搞政治太“卑下”了。我日夜希望快点毕业，将来到报馆做一二年译稿工作，锻炼好中英文基础，再到英国去学英国文学，做一名清高的欣赏文学的学者。 + +　　大学毕业后，当时因为找不着旁的工作，我进了上海一家商业银行，我极端厌恶这种商业性工作。我继续寻找，进了伪东南日报，担任记者。有一次跑外事新闻，稿子没写好，采访课主任叫我向伪中央社外事记者陈香梅学习。 + +　　陈香梅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得一口流利英文，装饰豪华，风头大，吃得开，我不知不觉羡慕她了。这时，我全心全意想学她。我想把自己装饰得像她一样时髦体面，又能说英文，引起别人注意，男人追求，那么我就要选一个中英文很好的，聪明能干而又有钱的丈夫，陪着我上外国玩玩，欣赏欣赏外国文化。 + +　　我的薪津有限，我不得不向银行预支薪水，来供我挥霍。我设法敷衍总经理，心里不愿意，面子上却甘愿与他谈谈笑笑，不再像从前那样板起面孔。后来，我更进一步利用他喜欢我，重视我，索兴不按时办公。我觉得我真高兴。从此，我便由一个朴素的布衣服、直头发的大学生，摇身一变而为抹红涂白，奇装艳服的都市小姐了。 + +　　我交了一批浪荡朋友，天天与他们吃喝玩乐，我觉得光荣，舒服得很。我学会向男人装腔作势，骚姿弄首，当我肚子饿得空空的时候，我偏装胃口文雅，说“吃不下”。冬天，我穿得单薄稀少，因为这样才算“漂亮”，其实我手脚冻得冰冷。当我处处被尊为“女人第一”，沾着男人小便宜的时候，我引为无限荣誉与骄傲。 + +　　我交了一位英国女朋友，我羡慕她的英国生活方式。我学她一切，甚至连她用的牙膏牌子，我也牢牢记住。当我和她坐了三轮车在马路上逛的时候，我恨不得车子行慢一点儿，好让全马路上的人可以看见我，用羡慕的眼光赞颂我是一位能说英文的，体面的“高贵”小姐。 + +　　这阶段，我的经济地位是出卖脑力劳动的小资产阶级，但我拚命想靠拢资产阶级，追求更高的物质享受。为了找钱化，我又去兼了一个中学英文教员，每星期上三天课，每天四小时。我经常迟睡，很早赶去，连教四小时又赶回银行，累极了，因此后来常常生病。当朋友们劝我不要兼这么多工作，要爱惜身体时，我便赶快声明说：“我不过是消磨时间玩玩而已”。我真怕人看穿我找钱的真面目。 + +　　后来，我经常跑外事新闻，常参加美帝国主义记者招待会。美帝经济合作总署报告援华物资数目，我便写成新闻登在报上，为反动派及帝国主义向中国人民宣传美帝如何援助中国。我自己竟也以为美帝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还觉得自己写成这种外事新闻很能干，碰着有人称赞我聪明、有办法，我心里就暗暗高兴。由於我是家庭中最小女儿，家庭不需我负担，经济上我毫无顾虑。连年来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加上长年长月脱离生产劳动，使我养成彻头彻尾寄生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人生如梦，生活以追求虚荣享乐为目的。 + +　　在华北革命大学经过半年学习，我才明白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决不是一套骗人的唯心的上帝安排的。基督教是反动派、资产阶级用来蒙蔽他们剥削劳动人民的阶级斗争工具。宗教的博爱，正是要我们去爱剥削我们的敌人，它是麻醉劳动人民反抗剥削压迫的鸦片。过去我受了它的欺骗，今后我不再受它的麻醉了。那吃饱饭没事干想入非非的剥削阶级说“人生如梦”真是鬼话。 + +　　在旧社会制度下，不把妇女当着平等的人来看待。我主观上曾要求独立、平等，不要寄生。实际上旧社会根本就没有我的地位，我只被当作玩物与花瓶，把劳动人民的血汗涂在口上脸上。我的前途正像我的母亲，我的女朋友以及其他妇女们一样悲惨，出卖自己独立人格，葬送自由自主的权利，去向男人换取衣食享乐，终身作男人的奴隶。在“女人第一”表面的虚荣蒙蔽下，侮辱自己平等自立的人格。今天，在我生命史上第一次认清自己这样可怜而又耻辱的旧女性的真面目。 + +　　十多年来，反动派资产阶级的教育欺骗了我，毒化了我。他们教给我一点知识，又被他们用来做他们的走狗，为他们的统治享乐效劳，帮凶他们压迫人民，压迫自己。我仇恨蒋匪帮出卖中国主权，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这种麻醉青年的奴化教育，我仇恨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我仇恨那不把我当着平等的人看待，使我受尽轻视、玩弄和欺压的旧社会，我仇恨自己过去为反动派做反革命工作，及寄生剥削、追求虚荣享乐的生活。若不解放，我不是爬不上去，永远受剥削与压迫，就是爬上去做了资产阶级的妇女，永远剥削劳动人民，永远做男人的寄生者。是共产党解放了我！我醒悟了，我站起来了！ + +　　我无比热爱着日渐建设起来的新社会。在新社会内，我是与男人真正平等的，自由自主的，我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在建设新中国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小螺丝钉的力量，与男人担负起共同创造新社会、新世界的任务，这才是真正无上的光荣！ + +　　来源：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思想总结》，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9.txt b/CCRD/3/7/1/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53dc3b075f39412c8f2aa9dd7d417c4203ef53 --- /dev/null +++ b/CCRD/3/7/1/000009.txt @@ -0,0 +1,23 @@ +# 王德琪：揭发我的特务丑恶史 + +　　<王德琪> + +　　我很惭愧，两个多月以来，我内心无时不感受到绝大的痛苦，要不及早将我做过的罪恶行为，向大家真诚坦白地讲出来，那么，我今后不但没有愉快，恐怕我会很痛苦的走上了自杀途径。每当我听见控诉特务的时候，就会心惊胆裂起来，内心总是想：所指的是不是我？我聚精会神地挣大了眼睛去听，而且感到所讲的，正是我的所作所为，每句话都像针似的向我刺着。现在我就将我的丑恶历史，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吧！ + +　　一九四四年，还是敌伪盘踞在广州的时期。我那颗稚弱的心灵，就被特务头子朱惠然强奸了。於是我就开始被反动派利用，以职业学生的身份，混入了敌伪的市一中做特务。一方面监视进步学生；另一面在吸收同夥合流的反动者。一九四五年抗日胜利后，匪特朱惠然在伪市长陈策当政时仍很吃香，於是介绍我入三青团，同时我又渗入了诏青歌咏团，从事煽动工作。继而转入与华中学做了三青团的副区队长，积极地干我的特务活动。那时我还得到买卖文凭的路子，无论什么人，只要他有钱，我都可以做经纪，玉成交易，从中渔利。在这种情形下，我根本不理会什么是学业，读书干啥，一切无非是为了赚钱而已。我记得在胜利的前一天，曾经和几个同党合夥，亲自抢过人家的布疋，并且抢得很顺利，使我分得一笔大的款子，从此更觉得唯有做这种事，才称痛快，才算“英雄”。还有广东善后救济总署，发放给贫民的救济米、救济衣，我们用站长的职务，前后贪污剥削了三百条米票，五大包鬼子的大衣、汗衫，都给变卖了，同时和一帮朋友进行走私。我有了钱，便大赌扑克、抽烟，上大馆子，花天酒地，因为我觉得赚钱既然是这样的容易，何必再麻烦去干其他的事情呢？这是我受了国民党特务政策教育下养成的流氓作风。 + +　　反动头子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我放弃了读书的愿望，全心全意地做个特务。次年“五四”纪念日，我与其他伙伴（特务份子），在特务首长林作民、杨绍元、李国佼指使下，动手捣毁了华商报及兄弟图书公司，在捣毁时又从中劫取了一些值钱的东西。并扫荡一切售卖进步书籍的摊贩。我干了这种罪恶的行为后，毫无懊悔，内心反感兴奋，竟如此丧心病狂！这种浓厚反动的思想意识，在当时是何等顽固不化，无悔改之心！ + +　　在做特务期间，我也经常奉命潜入中山大学及民大工作。有一次，在半夜里，我看见中大有一群进步同学在贴标语，只见人影和白色的标语传单，迅速的贴在墙上，但不易找得着人。我还常在中大看到一堆堆的进步同学，围着在愉快的歌唱，他们团结得像一颗石子，使我感到害怕。 + +　　在工作中，我发觉特务头子林作民、杨绍元，克扣了我的特务活动费，即如捣毁华商报那一次，反动派中央奖赏了八十万元关金，他们袋了五十万元。当时我又发觉在特务的机构里，内部矛盾异常，为名为利，贪污腐化，渐渐的知道特务组织的缺点。同时朋友们纷纷指责我，躲避我，孤立我，使我微微的受了刺激，精神上的痛苦逐渐加深。我知道我的长官开始变了样，发了接收财，洋房、汽车、姨太太都有了。但我还死心塌地的追随他。当时压抑不住内心的疑惑和痛苦，我曾坦白的告诉他们，他们晓得我的思想开始动摇了，便摆出一付可怕的狰狞面孔来教训我，这才使我忆起了母亲的话：“以后不要后悔”。我痛心愤恨被他们利用，终於我脱离了反动派，跑去当教师。在我当教师的过程中，不断的作反省与检讨。但每当暑假的时候，我仍去寻找他们，他们还对我作不断的诱惑，然而我的内心对此已毫不感到兴趣。可是情感上，仍或多或少的留恋他们。这证明我仍有反革命思想在不断作祟。 + +　　我检讨自己的入学动机，是怀着好奇心进南方大学的，看看共产党究竟是怎样有办法（因为我始终不相信共产党有办法）。同时我觉得，目前是共产党的世界，我只是无可奈何进来混混，由於我的思想中毒太深，萧部长最初报告国际与国内形势，讲到苏联与东北问题时，我就感觉这个说法，完全是虚伪的。於是我塞耳掩眼，表示不听，不同意。 + +　　陈副校长报告知识分子的改造及忠诚老实批评与自我批评时，给我启示不少。最初我对三大法宝不晓得是什么东西，以为是三大麻烦。比如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根本没有使用，因为我既然是满身污臭，不愿意暴露，自然更不愿别人来批评我，即使批评我，我也是不予以接受的，相反的，也不愿批评别人，恐怕招是非，所以我是非常悒郁的。每次听了大课，内心总是矛盾痛苦。当我想到不能解决的问题时，我就不敢想下去，索性糊里糊涂盖被睡觉，藉以隐藏我自己的污点。 + +　　但在每次上大课前后，一股嘹亮的、团结的、愉快的歌声，感动得使我流泪。於是我偷偷摸摸的开始抄歌，学唱歌。在国民党法西斯特务奴化教育下的我，根本没有机会听这些雄壮的歌声。仅仅是这种歌声，已使我感到共产党力量的茁壮，其他更不必说了。 + +　　一次一次的听到了副校长诚恳的报告，事实使我清清楚楚的知道国民党反动派以前的歪曲事实。有时我流起泪来，尤其是中苏条约的公布，证明我思想的荒谬。我反省自己过去的确是鬼，不是人！同时组里的同学纷纷进步，也不停的帮助我。他们的恳切使我把污点逐渐地挖了出来。共产党能改造我。在革命人生观的反省中，我大胆的、尽量的揭发自己的丑史。我虽然未能澈底的改造，可是我不怕，有了共产党，我决心要从思想斗争中克服残余的反动思想，接受教育，服从组织，同时组里的同学，尽量的提携我，我更应从现在开始，做一个好学生，做一个新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功赎罪！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0.txt b/CCRD/3/7/1/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1a42fcca2213a7695fd74a49b47c2abf712a5 --- /dev/null +++ b/CCRD/3/7/1/000010.txt @@ -0,0 +1,19 @@ +# 检查我的落后思想 + +　　<王文贵> + +　　学习社会发展史以后，我思想上起了根本的变化，也找到了我的落后根源。过去，我也常常参加学习。但是思想改造上收获不大，思想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原因是自己那时还不了解马列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不懂得社会发展规律，对革命的目的不清楚，所以在思想上不能够根本改变，也就奠定不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 + +　　我的主要思想是农民落后意识：个人主义、自私自利、乡土观念等。这种思想直到来校前还没有完全克服。对这种思想意识，如果不能把它提到原则上去，好像没有多大问题。要提到原则上去分析、认识，那是非常严重的。这个思想敌人是非常可怕的。 + +　　我是贫农出身，父亲很早受封建地主残酷地剥削统治，以致家境贫困，难以维生。我的三个弟弟都被逼迫卖给人家了。一九四三年共产党解放了我的家乡，我在村里参加了工作。抱着高度的革命热情，直到一九四七年减租清债，我的三个弟弟才都回了家，全家才得团圆。我在这个阶级中勇敢地参军、参战、对敌斗争和自卫战争，是不怕牺牲的。在前方并亲自把我的二弟动员去参军。当时那样做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很密切，但是只看见眼前利益看不到将来利益。特别土地改革以后，家里分了十五六亩好地，五、六间好房，牲口、工具和生活资料都有了，自己也结了婚，日本鬼子也打走了，蒋介石也打远了。这时候自己的落后思想就渐渐表现出来了，认为革命成功万事大吉。从此，就时时刻刻顾虑自己远调，顾虑家，怕吃苦，怕牺牲，和初参加革命时比较，简直变了样子，甚至有时候思想落后於群众，自己家里出公粮也只嫌出的多，只想少出点。这些都是落后思想自私的具体表现。我在区上也曾教育别的同志把革命进行到底，可是轮到自已头上就要打折扣。例如这次来北京学习，思想上也是经过反覆斗争的。想到自己当区长，回家吧！群众看见会说我翻身忘本，无可奈何了；又想到自己翻身了，应报共产党的恩。这样才勉强的来学习。但同时，又抱一个老主意，坚持将来不远调。想的办法是找客观条件：身体弱，有病，想提出要求带老婆。总之，要达到一个目的——不远调。 + +　　这种落后的、狭隘的保守思想，是翻身以后才表现出来的，原因就在於分到了土地、房屋、生活资料，这样满足於传统习惯的小农经济的要求。於是就以为“革命成功了”。这时候个人利益就开始摆在第一位，这种思想敌人是小农经济基础产生的。而这种落后思想，限制了自己不能向前看，看不见革命的远大前程，而且翻身忘本，忘了自己的家庭是从那里来的，忘了不是共产党领导劳动人民斗争，自己也不会有土地，全家也不能团圆。这就说明：自己虽曾积极参加革命，但是没有真正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仅仅是为了反封建、分土地、打倒日本、打倒蒋介石就算达到目的，这只能算是“半”革命的人生观，也可叫做革命的“半途而废”的人生观。这也就说明农民革命的不澈底性，只有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 + +　　这种自私的、落后的思想继续发展下去，对人民是非常危险，非常有害的。这个开倒车的思想，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即使单就个人将来的利益来看，这种落后守旧的思想，也是有害无利的。因为今天的小农经济，必将不断地改造，使之逐渐走向集体化，那时自己就会有更大的利益。我这种非无产阶级意识继续发展下去，一定要走向倒退的道路上去的。 + +　　经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和部主任的报告反对个人主义，我思想上得到启示，我要摆脱农民意识和个人主义，树立为劳动人民澈底解放而奋斗到底的人生观。对农民的落后思想加以改造，把自己的思想提高到无产阶级思想水平，才能走向正确的道路。总起来说：我在来校以前，对共产主义前途是模糊的，没有奠定共产主义人生观，所以就没有正确的奋斗目标。在参加革命以来，对共产主义只是抽象的知道些道理，认为平分了土地就满足了自己要求，就“实现”共产主义了。三个月的学习，明确了个人前途所应走的道路和斗争方向。只有在共产党的教育培养下不断改造，才能前进，拿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来粉碎自己的思想敌人，树立为共产主义实现的人生观。 + +　　我本身是农民，必须从思想上来一次脱胎换骨，在党的领导下树立起革命的人生观。要赤心耿耿为劳动人民服务，继续奋斗，把革命进行到底。人民利益和自己利益是一致的，只有向这个方向努力、奋斗，自己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1.txt b/CCRD/3/7/1/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e2a014931ddfdc5fd854ca13f8689b8a5b488b --- /dev/null +++ b/CCRD/3/7/1/000011.txt @@ -0,0 +1,21 @@ +# 伍小娟：清算我的宿命论思想 + +　　<伍小娟> + +　　我生长在旧社会中的小资产阶级家庭里，生活很平淡，一心只顾念书，不知道什么是人生观，混混沌沌过了二十多年，直到听了“革命人生观”的报告，后来又经过小组讨论，使我发觉过去对人生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同时，在封建社会统治下，一般女性亦多存有这种类型，现在我要把旧的错误的人生观来一个清算，从而建立革命的人生观。 + +## 一、宗教主义唯神论的人生观——定命论 + +　　我母亲和我父亲的结合，是在封建礼教强迫下成婚的。那时母亲才十九岁，而父亲已五十多岁了。因此，他俩的感情不能融洽，在旧的社会下，她因得不到家庭的温暖，便把精神寄托於宗教，成了一个佛教信徒，她除了每天念佛诵经外，还到各处听讲佛经，且常带我一道去。他又常对我说：“人生在世，譬如做一场梦，醒来一切都是空的，什么功名，什么富贵，争得身败名裂，到头还是没有，这都是众生罪孽之故。佛是众生之德，我们对於世界上一切的人，都要有怜悯之心，即使是罪人，恶人，也都要一律看待”。在这样长期的薰陶中，我也同她一道信神了。 + +　　“命运”，我以为人的一切行动都是注定的，不容强求。同时在中学念书时，一位老师常把两句话教导我们说：“求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话完全是唯神论的反映，那时我就中它的毒。我初中毕业后，因家境困难，只得入师范读书，我就说这是命注定，不能强求，谁叫我生在贫穷的家庭而没福气生在有钱人家里呢？ + +　　自从上了社会发展史一课，懂得了劳动创造世界，并没有什么神在主宰着，这样便打破了历年来的错误思想。但是对於“定命论”的存在，仍未能完全消除。后听讲述“革命人生观”时，说唯心论的宗教学说，是麻醉人民，使他们把现实生活的痛苦和不幸，归於命运的决定。我母亲就受了封建社会旧礼教的束缚，断送了幸福，受到唯心论宗教的毒，说自己的痛苦是命运的安排，无力反抗。使我过去完全着了迷，这就是统治者奸恶险毒的企图，藉此来掩饰、调和阶级的矛盾。中国二万万多的妇女，长期地就被迫束缚着，不能翻身，养成了懦弱无能，而统治者反说这是女性的“天性”，现在我完全觉醒到了，我不再相信命运了。 + +　　当初，我一听到匪机来时，就吓得手冷足软，母亲嘱我以后遇有警报心念着“阿弥陀佛”，自然可免“灾难”我因为听了报告开始对唯神、定命怀疑。我对自己说，我以后不再相信什么“弥陀”不“弥陀”了。再后听到“如何转变立场，和旧阶级立场”的报告时，陈校长说以防空为例，有些同学对匪机害怕得要命，这就是是否转变了阶级立场的考验。这正刺痛着我。回来后，思想上不断的斗争，我说不再迷信，也决不用害怕，这是我们对敌人不屈服的表现，这样小的事情也害怕，还谈什么革命！到现在，我已改变了，飞机来时，已能镇静应付，至於“弥陀”，我已把它粉碎了。 + +## 二、贤妻良母的典型 + +　　从初中起，六年来都在女校念书，旧教育要把我训练成一个贤妻良母，师长们都以为女子不用念那么多的书，只要能把家庭搞好就行了。那时我也觉得对。女性不可太露锋芒，应该贴服於男子，对於力争男女平等的妇女，当时我说她出风头。同时看到开妇女会时，都是一班“达官贵人”的小姐太太们在台上装腔作势，口里唱着妇女解放，其实她们在家里都是呼奴喝婢，或是供男子作玩物。於是更加深了我对妇女运动的不满。这种不正确的思想，入校后，仍未根除。小组会上我不大发言，认为女同学话太多了，便是爱出风头。直到“三、八”节开会时，我才了解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讲男女平等。前星期听了苏惠同志报告妇女的革命人生观要点，配合着陈校长所讲的，要我们女同学不再受封建思想的沾染，从速去掉劳奴在男人的观念，把爱家，爱儿女的爱，扩大为爱劳动人民爱全人类。今天的妇女不能只躲在家庭的不圈子内，应该锻炼得更坚强，实地参加革命工作。今后，我决以行动来丢掉这旧的东西，希望和我有着同样错误的女同学，和我一起站起来，和男同志并肩前进！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2.txt b/CCRD/3/7/1/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561142d3423bc3f3ee1744d82c4528b635730c --- /dev/null +++ b/CCRD/3/7/1/000012.txt @@ -0,0 +1,85 @@ +# 萧乾：试论买办文化 + +　　<萧乾> + +## 一 尖瘦下巴的人 + +　　朋友故意反驳说，你坐着的沙发也是「洋」的，它比板凳舒服，那算不算「买办文化」，应不应该消灭呢！ + +　　近来环绕着「买办文化」这一问题思索时，脑际时常出现一个尖瘦下巴的人，一个可怜，卑贱的影子。它很糢糊，因为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只五六岁，住在北京的东北角。一天下午，胡同里忽然出现了一辆东洋车——那时北京城马路上走的还多是骡车，东洋车是很新鲜的。那车上堆着一匣匣的东西，为一个头上包了手帕的人拉着。车一边踱着一个黄头发，红脸蛋，高鼻梁的洋人，两手插在他那口袋特别多的衣服里；另一边便是那尖瘦下巴的可怜虫。他鼓着全身的力气吹着一只铜喇叭，腮帮子一凸一凹，骨头都快露出来了。这么呧呧嗒嗒，可就把我们胡同里的大大小小都吹出来了。然后，喇叭止住了，那可怜虫向洋人瞭了一眼，便用嘠哑的嗓子说：「抽洋烟卷儿呵！大英国造的！」一面推销，一面褒贬着水烟的麻烦，旱烟的坏处。等人围多了，那洋人把手往匣里一伸，随之几十包十枝装的香烟便丢到空中了。于是，我们大大小小便抢了起来。抢到的笑笑嘻嘻，没抢到的一脸丧气。 + +　　这个片段在我记忆中特别鲜明，一方面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洋烟卷儿，第一次见到洋人；另一方面，那个尖瘦下巴的人太可怜了，论神气，他远比不上门口卖白薯的。因为尖瘦下巴的人卖的毕竟不是他自己的货，而且，他一路卖，一路得望着洋人的脸色。 + +　　拖拉机是「洋」的，火车头也是「洋」的，仅仅「洋」与「本土」当然不是以区别买办与民族二种文化。真正的文明应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之不能排拒拖拉机，正如美帝之不能垄断原子秘密。 + +　　再回到那个尖瘦下巴的人吧！烟卷儿没有错。它的确比水烟旱烟都现代化，毛病是在那「大英制造的」上。因为那个包含：一、为洋人推销，二、不问客观条件，先抹杀了水烟与旱烟，三、根本不以本国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为了饭碗，甘为那洋货的推销员。 + +　　换到沙发问题上：如果一个人亲身感到板凳又硬又凉的缺陷，看到洋人弹簧沙发的舒坦，终于决心自己坐在板凳上，就本国现有材料，根据大多数中国人民的需要，而大量制造了沙发，决心倾一生精力以沙发代替全国的板凳，使四万万七千万同胞都能享到舒服，他不但不应背负「买办文化」的污名，而且应该成为民族英雄，获得奖牌的。 + +　　然而近代中国史上的洋秀才们有几人会有过那样崇高的抱负呢？又有几人敢确言自己不会间接直接做过那尖瘦下巴的人呢？ + +　　我自己反省，是曾推销过与中国人民需要风马牛不相及的洋货，而且也确曾嚷过：「大英造的。」 + +　　一个很奇怪又很自然的现象是当推销人喊卖「大英」、「大美」时，他心情上不但藐视着本国，同时也藐视着苏联。这个连环性的关键是不难探索的。顾维钧、蒋廷黻在成功湖畔关于原子能的卑鄙讲词是现成的例证。 + +　　三十年前，世界文明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那文明才有了一个新生，茁壮的对手。不仅在政治上，在文化上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也向来采取封锁，污蔑和仇视的态度。迷信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人，很自然地便蒙了那恶果。因为自认为中立的人们看的日报、期刊；听的广播、演讲，赴的酒会，交的朋友，其实都单纯是西方资产阶级一边的，文化上，思想上，也只有向那边倒的一条路。 + +　　记得一九四○年在伦敦一家专演短片的电影院里，看到「红军」的字幕，而影片讲的竟是臭虫！一年以后，以万钧力量把欧洲洪水猛兽堵住了的，正是伟大的红军。资本主义国家在其人民面前挑拨离间的卑鄙无耻，却可见一斑了。 + +　　因此，买办文化除了抹杀民族，奴隶地代理推销资产阶级文化以外，还有一个特色，那便是轻苏或反苏——两者是程度上的不同而已。 + +## 二 不是沙发是针床 + +　　然则「买办文化」包含的都是沙发吗？如果那样，又不需要把它完全粉碎了。问题正在它大半都是还不如吾家板凳的针床。 + +　　过去，「西方文明」与「物质文明」时常被做同义字用，在某一意义上，是有其道理的。为买办文化吞噬下去的人们，往往是学问愈高，精神愈下降。「精神」，这里指的是与人民关系的近疏。添一架冰箱便忘记了溽暑，生了暖气，很自然地便会忘了街上的冻尸。于是，在冬有暖气夏有冰箱的书室里，便会制造出莫明其妙的「文化」。 + +　　清算买办文化的内容原不是本文所能克尽的，但例子不能不举些，才好说明它之不是沙发。 + +　　首先，是民族自卑心理的养成：崇拜西方，依赖西方，以至于自身瘫痪的地步，民族独立自然根本无从谈起了。英文成了卖货的符咒。连切麵铺门楣上都挂起英文招牌，至于国产的工业及半工业品，更都得装得洋气十足，才能畅销。一个姓黄的中国人发明了一种药，然而使他发了一笔财的，还是因为他把黄字译成了英文，再音译为『艾罗氏』。这种心理的养成，主要沾光的并不是假洋人『艾罗氏』，他分的只是一点残羹；它主要是便利真正洋人推销真正洋货。 + +　　与民族自卑心理同样深入，同样有害的，是成功哲学。打开任何一本课本，从林肯、福兰克林，到亨利、福特，本本都告示一个大道理：好好努力，将来自然会有高楼大厦住，有高位，有不朽。马克·吐温是由地窖子爬上高楼的，狄更生也是先受尽了人中苦，终成为人上人的。在凭竞争，无保障的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人生哲学原是极逻辑的发展。然而搬到正在从事斩断内外多重枷锁，需要无量自我牺牲精神的中国，这种自私自利的人生哲学对于革命运动的推进，自然是莫大的障碍了。而半世纪来，多少最初热心革命，终于冷淡起来的人们的发展过程，这可怕的成功哲学的潜伏，何尝不是一个主要因素！这因素绝不会在全国解放以后，便自动消灭的。掘它的根，是需要多方面，长期的教育的。 + +　　对中国学术、思想和文艺，「买办文化」发生了些什么影响呢？ + +　　从一九一一年到最近，除了幸运的解放区，一般中国知识分子受的政治教育（除了陈立夫、朱家华搞的法西斯教育以外），便都是以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为基础的。小学校的公民班上讲的是它，大学政治学班上讲授的也是它，而出洋参观考察还离不开它。不会把握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同时对中国社会未去深究过的知识分子，便错误地把中国政治的远景，放在这个符合十八、十九世纪要求的目标上。这影响是否已经根除了呢？若有人看见「专政」二字就起反感，则证明这扎了半辈子根的毒质仍然存在着。自然，当大家明白过来「谁专政」和究竟「谁专谁」时，这反感便可以消灭了。 + +　　但议会政治的产生，除了资产阶级奴役人民大众的圈套以外，还有一个因素，那便是散漫，厌恶纪律，不服从领导，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只知有自己，不知有人民；只求个人利害得失，不问对大众的贡献。在某一意义上，我们甚而可以说资本主义是个人主义在经济上的表现，议会政治是政治上的表现，而「为艺术而艺术」是个人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这三者是相贯通的。信奉了这里「个人主义」，在写作上很自然地会拒抗任何领导，随着自己的癖好、兴致或版税的需要，信笔来写。「买办文化」发展到了极峰，这种「个人主义」的表现也必愈为露骨，那便是在学习上押「冷门」，在文艺上与现实绝缘，两者都是彻底背弃人民，自钻牛角。 + +## 三 状元心理 + +　　为什么放着活的语言不去研究，而倾三四年大学推敲李商隐诗中的几个字呢？为什么有活的事不写，而偏去写读者不熟练的个人细致感情呢？这里包含资产国家文化界的一个风气，而这风气早已随着留学生传到中国来了，那便是一切研究写作都以夺去博士学位为目的—状元心理。所有西方学府都鼓励学生找冷门研究，愈窄隘，愈隐晦，愈不经见愈好。记得一个埃及青年同我大谈尼罗河流域的旱灾，问起他的论文题目，却是「纪元前埃及诗中的鹰」。三年的萤窗雪夜都花在那只鹰上了。关于埃及诗的全貌，他张口结舌，他懂得的只是鹰！而良心告诉他说，他应该研究尼罗河的水利！ + +　　所谓象牙之塔，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其实就是通过了个人主义的观点，以个人成功为目标而建立的一种防御。它标榜的正是与现实绝缘，与人民绝缘，认为只有那样才能产生艺术品。乔艾思花了十六年写了一本比符咒还难懂的怪书，他被崇拜为绝缘派的大师，而我就花过一年功夫去「研究」他那本怪书。如今回想起来，究竟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学成归国，我可以成为乔艾思大师的怪书的在华权威代理，谁能想得出乔艾思对中国人民有些什么益处？ + +## 四 饭碗带路 + +　　为什么这么多中国人受「买办文化」的影响？为什么它会包办了中国的文化，成为了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特征呢？这个我们不能先诅咒那诅咒不完的鸦片战争。毛主席说：「一定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反映。」（新民主主义论）帝国主义由军事侵略而取得了政治经济特权后，中国社会便由纯封建而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了。整个中国成了他们的附庸，买办文化也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附庸。它反映了中国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的政经大权大部沦到他们手里了。生产以外，连公用事业如海关郵政也为他们抓去。一百年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跟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带路的不是卢梭、杰弗逊或林肯，而主要是捏在帝国主义手里的那只饭碗。 + +　　抓住了中国人的饭碗，又取得了传教、办事的特权，同时，通过好莱坞的电影，帝国主义充分地有了奴役中国文化，麻醉中国人民的机会了。由教堂的讲坛上，他们对中国人民宣传着「如果敌人打你的左脸，就把右脸也给他打」的无抵抗主义；在银幕上，用花花绿绿的幻想，散布着乐天知命、随遇而安的奴隶哲学。学校则利用强迫的宗教课程把青年都变成圣经的叩头虫，培养着民族自卑感。这三种「教育」我都受过的，我知道其毒质的深入，因而也痛切地感到消毒工作的艰难和迫切。 + +　　（五 消毒，输新血） + +　　买办文化的全面破产固是在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也即是在美帝始而伪装调停，继而公然勾结反动派祸害中国人民，终而与蒋介石同时被中国人民踢出之后，但在抗战时期，这个「文化」早已开始崩溃了，因为它的根源——西方资产阶级文化那时已开始崩溃了。苏联人民在保卫祖国，拯救欧洲的苏德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果敢，苏联埃社会主义联邦所表现的雄大国力，整个击破了三十年来英美诬蔑苏联的谎言，而与之强烈对照的，正是越南的法帝怎样无耻地向日帝屈膝，英荷临阵怎样丢下了殖民地抱头鼠窜而去的丑态。 + +　　就中国言，这次和蒋介石一同坍台了的，很有几个特号的国际闻名的「洋学生」。他们接触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不仅是圣经和电影，而且还有那文化的上层。然而当一个文化骨子里只问个人成败，不顾人民利益时，怎样「上」也没有用——也许愈「上」离人民会愈远！ + +　　买办文化的意识无可讳言地还存在着，但做为一股势力，它的经济，社会，政治基础都不存在了。它完了，永远地，根本地完了。买办文化的残余摊子，如教会学校，或者它本着新中国文化方针进行自身改造，或者它就寿终正寝了。这是比什么都更清楚的现实。 + +　　今日主要的问题，不是如何打倒买办文化，而是怎么具体而细微地发掘它潜伏的存在，怎样割治，怎样消毒，怎样输新血。 + +　　为了发掘，为了消毒，中过毒的人们需要很彻底地来一番自我检讨。譬如说，所有研究并教过西方资产阶级文化课目的人们（如「英国文学」），都会更亲切地明了在书本或黑板上，我们曾写过些什么含有毒素的话。新中国的文教事业，特别是为高中及大学预备的读物，除了正面发扬新民民主主义以外，似乎也应当针对着过去散布过的毒素，迎头来批判一下。因为这一代小学程度以上的中国人，都曾多少中过些毒的。不要让那毒素沉浸在心灵的深处！ + +　　输新血，惟有靠认识祖国，认识苏联。 + +　　对于祖国还需要认识吗？过去旅行了许多地方，新旧文学也浏览过一些。但过去的旅行不是为了闲情逸致，便是为了职业。那样的旅行，尽管打过一些路人的不平，是不足以认识祖国的。 + +　　读者也是一样。如果没把握到正确的人生观，如果对中国社会的轮廓没有科学的了解，即使行万里，读万卷，也还是枉然。 + +　　对祖国认识还是比较容易的，认识苏联则更困难了。语言不通，同苏联文化过去的缘少；倾心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人们中，到过苏联的尤其寥寥无几，然而正因此，认识苏联总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事。 + +　　整个国家需要理解的是社会主义先锋——苏联所开辟的道路，所立的模范；因为认识了苏联，即等于认清了我们眼前的路。但污染了买办文化的中国人，除了这个以外，还另有认识苏联的理由在。那便是：用苏联的真相来彻底洗涤英美在我们血液里灌输的反苏毒素；学习璀璨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代替腐朽颓废、脱离群众的资本主义文化。这是铲除买办文化最积极而根本的途径。 + +　　 一九四九年岁暮，于北京。 + +　　来源：一九五○年一月五日《大公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3.txt b/CCRD/3/7/1/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900248e48a77a141a84e15fd6c1c72cfac8c4be --- /dev/null +++ b/CCRD/3/7/1/000013.txt @@ -0,0 +1,19 @@ +# 吴景超：除夕总结 + +　　<清华教授、吴景超> + +　　列宁在《革命的教训》一文中说过：在革命时期中，几百万，几千万人在每星期中所学得的东西，要比平常梦昧生活的一年还多些。这句话的真理，许多中国人在一九四九年都会体验到的。 + +　　的确，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大革命的时期中，学到了许多东西，是以前无法学到的。 + +　　我认识了共产党。这是从学习马列主义的文献，从阅读毛主席及刘副主席的论文及报告，从一年来的实际经验，从与共产党的朋友交谈中得到的结果。以往不但不知道共产党的真相，而且从英美的刊物中，从反动派的宣传中，得到歪曲的解释。因为对于共产党不了解，同时对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厌恶，所以过去对于政治，有时感到彷徨，有时落入改良主义的陷阱，不知道改良主义的结果，会巩固反动统治的。今年对于共产党的新认识，使我扬弃了过去许多错误的观念，使我对于中国的前途，充满了希望与信心，这是理智上与感情上最大的收获。 + +　　其次，我认识了国家的本质。在我当学生的时代，教社会思想史的先生，也曾要我们于课外读共产党宣言及国家与革命。也许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环境中，对于这种著作的了解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两本书没有在我的脑海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今年在北京围城时期，重读国家与革命，才开始了解这本书的意义，才开始热爱这一本书。对于改造我的思想最有力量的，我得承认是这一本书了。从这一本书，我明白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国家，并且学会了以新的观点，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类。我由此而认识苏联与美国在基本上不同之点，因而改正了我过去对于这两个国家的错误的看法。由认识国家到认识国际主义，是一个比较容易的过程，但是国际主义，对于我，也是今年新学到的东西。 + +　　再其次，我也开始认识辩证法。我们学社会学的人，过去也曾讲求严格的科学方法，讲求调查统计，讲求全面的看问题。但是我们所学到的科学方法中，还缺少了一点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从发展的观点，从矛盾斗争的观点，从新兴阶级的观点来看问题。因为缺少了这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我们过去的研究，便容易陷于列宁所说的爱用讨论来代替作事，用空话来代替工作的恶习。我们写了许多文章，但是这些文章，到底是为谁写的、给谁看的、拥护谁的、反对谁的，自己都没有充分考虑，好像文章写出印出之后，自己的责任便算完了。因此，这些文章大部分都变成空谈，对于社会的发展，丝毫也不发生作用。这种毛病，希望以后可以用辩证法来克服他。 + +　　这是今年所学到的几点，此外没有学到的还很多。希望来年勤恳的工作，可以有更多的收获。同时我更希望像我这种从旧式教育中训练出来的人，都踊跃的迎接来年学习的高潮，获得马列主义的洗礼，把自己重新训练为一个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忠诚服务者，以便在即将来到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中，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 +　　1950年1月6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4.txt b/CCRD/3/7/1/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cbf3ddcd74bc43aae5020148773b72164a4871 --- /dev/null +++ b/CCRD/3/7/1/000014.txt @@ -0,0 +1,27 @@ +# 陈克昌：批判我崇拜美国的奴化思想 + +　　<陈克昌> + +　　我在中学时候，是极端崇拜美国的。我羡慕美国的物质生活，觉得一切东西都是美国的好。美国影片、杂志、都是我所喜爱的。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受了当时学校环境的影响和电影的麻痹宣传所致。当时我在北京育英中学念书，副校长是美国人，也有些美国教员，校风趋向浮华，所以我入学后，很快的被这环境薰陶，对美国发生了好感，并且学时髦，学美国味。那时见到育英附近的美国学校学生洋气十足，英语流俐，更是十分羡慕。在高一时，我开始想到自己的出路，我那时想，将来在大学毕业也没有很好的事做，把英文基础打好，高中毕业后，可直接到美国学航空，於是便写信向美国航空学校要简章，而且想着在美国学了航空，要尽可能在美国作事，使我可以长期过美国生活。 + +　　一九四二年高中毕业，考入辅仁大学经济系，由於四年过程中学习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说，所以对美国盲目的崇拜，转变到具体的对美国经济制度的崇拜。认为美国所以有高度的物质文明，是因为它的工业发达，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中国将来一定要走美国人的路才能富强。那时我非常崇拜校中留美的教授，并笃信他们所讲的经济学说。当我那时听到经济危机问题时，我很感兴趣，并在三年级时，就开始以“商业循环之研究”为题，作我的毕业论文。我认为美国的经济危极虽然周期性的产生着，但可用商情预测、政府管理、货币政策、劳工保险等方法来缓和它。资本主义仍不失为一个完美的经济制度，中国是要走这条路的。 + +　　一九四六年在辅大毕业，接着考入上海税务专门学校。一九四七年春，派到天津海关会计课工作。我愿入海关，因为听说海关是采用英美制度的。总税务司是美国人，又听说海关人事制度好。当我入海关以后，我很满意，一切公文都用英文，我认为比中国公文方便得多，此外感到办事有规矩，待遇较好，退休时有养老金。这种环境使我没有什么大抱负，只盼到时候领了薪金可以享受一下。 + +　　天津解放后，海关被接收，当时我认为什么党来也好，海关的外国制度不能改。枓不到海关的公文全改中文了，我感到有些不便。看到报上称美国为美帝，心中不以为然。不久薪津减低了，我更不满共产党，我认为这是破坏了海关的优良传统，那时对逃往上海九龙的海关职员颇为羡慕。去年八月底，调到革大学习，那时我想既然薪津照发，自己也可学些新理论来巩固自己的位置倒也不错。 + +　　开学不久，曾讲到美苏问题，说美国是腐朽死亡力量，苏联是新生力量，我甚不以为然。我想苏联固然是强国之一，但说美国是死亡力量有些过份渲染，我认为这是咒语。由於我对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好感，所以崇拜美国的思想的转变，在我学习过程中，是极尽周折才改变过来的。当我刚到革大时，辅大一位同学告诉我说，从前辅大一位教授，现在已从美国回来，谈及美国国内情形非常恶劣，我当时认为这位素被我崇拜的教授，从美国跑回解放区就够奇怪了。还又说美国的情形这样不好，心中虽不以为然，但总归使我发生了一些怀疑，美国容或有什么小缺点吧？开学后校长做了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报告，说明了美国的黑暗政治，初次听到关於美国假民主的情形及议会中种种限制，竞选总统的卑鄙，使我连想到报纸上登载的民主歌唱家罗伯逊事件及非法逮捕美共领袖，以及签订北大西洋公约，企图吞并我领土台湾等具体事实，我开始怀疑到美国到底是个什么国家。有一次我被选赴中山公园看苏联的建设图片展览，在那里看到了苏联工业的发达，工人生活之美满，文化教育的普遍，以后在学校图书馆中也见到些苏联画报，认识了苏联的飞跃进展，看了“五一”劳动节的影片，见到苏联的实力，在清华听到了苏联友人报告他们国内的情形，还有出席世界青年大会代表的报告等，这些接踵而来的新东西，深深的刻在脑中，使我感到过去的盲目崇拜美国真是坐井观天，实在过於幼稚。加上理论的学习，更摧毁了崇拜美国的基础，认识到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一定要灭亡，认识到今天美国的生产力是怎样被旧生产关系束缚而不得发展。 + +　　综合我的历史及具体表现，是受着崇拜美国的奴化思想所支配。我崇拜美国主要是三个因素：中学时代是盲目的崇拜美国物质生活，大学时代是崇拜美国的经济制度，迷信他们的经济学说；在海关时，是崇拜美国入统治下的海关组织。我现在认识到这是典型的奴化思想，毫无国家民族意识，是反动的。美国人在中国办学校，主要就是为了达到麻痹中国青年的目的，在广大的青年群中，宣传着美国物质文明。美国影片在中国市场上来倾销，都是为它的奴化政策服务的，华尔街的财阀支持着好莱坞影片厂，向世界各角落夸耀他们国家的豪富与他们支持军火商制造枪炮侵略各国正是异曲同功。帝国主义采用着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方面的侵略，但我感到对青年学生毒素最大的，莫过於文化的侵略，这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阴谋，而我过去也正做了帝国主义阴谋下的俘虏。 + +　　在五种社会生产方式的学习过程中，摧毁了我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信仰。过去认为资本主义是最完美的经济制度，但现在明确了阶级观点，懂得了经济总危机的意义，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被剥削的情形，美国的工人并不像自己想象那样富有，实际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各国工人都觉悟了，广泛展开了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英勇斗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已经一次比一次厉害，从报纸上也可见到今天美国危机的开端。美国已是一个腐烂透顶的资本帝国主义，它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美国所以要走向灭亡，就因为这些矛盾的结果，必将冲溃资本主义制度，被剥削阶级压迫的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起来摆脱帝国主义束缚的民族解放斗争，美帝国主义是要被这些斗争所埋葬掉的。 + +　　同时我认识到了过去以为可用种种方法来缓和经济危机的学说，是完全荒谬的。因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只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不可能为劳动人民谋福利。因而美国的危机只能愈趋尖锐化，无可挽救的。所谓商情预测、货币政策等方法，至多不过表示资产阶级学者，在总危机面前的捉襟见肘，百无聊赖的饰词与欺骗。 + +　　至於资产阶级者以欲望来解释人类的活动，更是错误的，唯心的学说。现在认识到欲望是建筑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是物质的反映。社会的前进，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基於生产力的进步，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力的活动，并不是欲望促进的。由於明确了以上这些观点，所以我的信仰美国式经济制度的思想被摧毁了。 + +　　过去认为海关一切制度是英美式的。又有美国人来领导行政，海关的公文全用英文，所以感到海关很适合自己的要求，这也是毫无民族意识的奴化思想。岂不知过去的海关是反动派最大的税收机关，反动派把这机关的行政权和领导权交给美国人，这是一种丧权辱国的勾当！这无异把中国财政的收入机构抵押给美帝。在帝国主义者的庇护下，四大家族把剥削人民的税收掠夺过去，供他们挥霍和做投机生意。解放前，我在海关二年过程中，也就帮助了反动派的税收工作，帮助他们征税来支援反人民战争，来增加官僚资产阶级的财富，做了反革命的工具而不自觉。而且感到海关的待遇好，感激着自己的敌人，顺从的听从他们的命令，给他们好好的征税，做他们的奴隶。这都是奴化思想的具体表现。 + +　　今天我分析与批判了过去崇拜美国的三个因素，已使我的奴化思想受到相当澈底的摧毁。我现在更进一步认识到美国的庐山真面目，它是一个金融寡头专政的国家，白宫的后台就是纽约华尔街的财阀，这些人不但绞尽脑汁的在计划着如何剥削国内的劳动人民，如何统治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更策划着如何侵略国外的民族，以实行他们所谓“美国世纪”的幻梦，它是人类当前最凶恶的敌人，全世界和平民主的铁掌终必最后粉碎它！ + +　　来源：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思想总结》，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5.txt b/CCRD/3/7/1/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51673c0f5d4d3748ee8b8481e3810b9328d1c7 --- /dev/null +++ b/CCRD/3/7/1/000015.txt @@ -0,0 +1,9 @@ +# 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开除王秉田党籍的决定 + +　　王秉田（现名王磊然），山西太谷县人，现年三十六岁，中农成份，学生出身，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曾任区政治指导员，牺盟特派员，太谷县长，太行二专署秘书主任，工商二分局局长，一九四三年十月派津作地下工作，经营鼎兴五金电料行，一九四六年增设仁达贸易行，大昌兴货栈，党内任支委。现任华北进口公司经理。 + +　　王在津地下工作时，因政治麻痹，任用被斗户李凤仪，经李向叛徒石立民暴露，于一九四八年五月被捕，后解赴北平炮局子特刑庭扣押，至北平解放后获释。在审讯中承认自己过去为共产党员，与过去工作职务，供认因负伤于一九四四年春被派津作电料行买卖，并承认开设鼎兴行、大昌兴、仁达贸易商行，以致均遭破坏。同时暴露赵有德、曹中枢在津活动。在自白书上供认，一九四五年曾往返太行区把买卖情形告诉郭今吾，一九四六年郭今吾随军调部来津时曾与郭晤面，郭并介绍张之敬（即赵有德）是自己人，要相互帮忙，在上诉书上，有诽谤我党为“共匪”“祸国阴谋”的言词。 + +　　根据其在敌人面前屈服，变节，是一种政治上的叛变行为，暴露组织联系，使工作遭到破坏，革命财产受到损失，为党纪所不许，为严整党纪，教育全党，市委决定给以开除其党籍的处分。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6.txt b/CCRD/3/7/1/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86a7ce898b93034b81d317081ecada7b749148 --- /dev/null +++ b/CCRD/3/7/1/000016.txt @@ -0,0 +1,83 @@ +# 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检讨 + +　　自1948年至49年上半年，各地皆先后进行了加强纪律性的学习，也作出了决议，当时的确也加强了纪律性与组织性，初步建立了请示报告制度，基本上克服了学习前的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但因形势发展的迅速，干部水平的不高，领导上放松等等主客观原因，半年来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仍严重地存在与不断地发生，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　　（一）宣传方面：各地都表现了随便解释有关党的政策、国际与全国性的问题，任意修改中央所规定的标语口号，乱编歌词，随便编领袖故事及悬挂领袖像等无纪律无政府现象。 + +　　一、政策宣传上的错误： + +　　1.片面性的宣传：如渤海在种棉宣传中开始单纯强调一亩棉二亩田，忽略发展工业，城乡交流的宣传；以后又片面强调宣传发展城市工业，忽视种棉农民利益的宣传。 + +　　2.违反政策的宣传：如政府命令禁止晒小盐而报上则在提倡（渤海），又如徐州在解释何谓“高利贷”中提及“人民政府是允许债权人取得一定的利息，但其利息应当合理，普通不得超过一分”。泰山区某副区长在庆祝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讲“三民主义”，高呼“打倒资本家”“打倒资本主义”等违反政策的口号。还有个别干部于政协会后在群众中公开表示对李济深、程潜、傅作义、宋庆龄等参加政府不满。 + +　　二、态度不严肃： + +　　1.乱画与随便修改、悬挂领袖像现象各地都仍存在，如毛主席的像各式各样，也有画得很难看。不管什么地方总喜欢放上毛主席的像，如济南影院每场开始总放映毛主席及总司令，接着就是各种广告，（现已停止）；又如前卫画报画苏联人带着胡子脸色很阴沉，把解放军画成小孩一般；甚至有些地方用低级、淫荡的调子唱“歌颂毛泽东”。 + +　　2.各地标语口号很不统一，甚至敌伪时期的反动的标语都未洗刷。 + +　　（二）新闻报导方面： + +　　一、党政、政群不分： + +　　1.青岛市工商局长王崇石尚未经政府公布，在报导中即称“王局长”；又如青岛分社尚未成立在报导中即称“青岛分社派人参加”等。 + +　　2.大众日报曾收到政府判决罪犯的稿件中有“经党中央批准”字样，也有用党委名义通令禁止某些书刊发行的新闻。又如大众日报登载“工会调解，劳资双方协议解决”等党政、政群不分的报导。 + +　　二、随便登载、转载、解答有关政策性全国性甚至国际性的问题： + +　　1.鲁中南报登载关于国旗解释的文章，与新华社的解释不同。 + +　　2.任意解释什么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张治中、程潜、傅作义等为什么当政协代表（鲁中南报），及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代表会议之区别。 + +　　3.前卫报未经审查转载了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最高之党性，并连续编载了“中共二十八年奋斗史”。 + +　　4. 相当普遍地擅自转载或发表了关于苏联在旅大搬运机器的问题。 + +　　三、随便发表负责人言论： + +　　1.大众日报未经康生同志亲自审阅即发表其在中苏友协济南分会发起人大会上的演讲。 + +　　2.鲁中南前卫报未经高克亭同志亲自审阅即发表其关于国际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并题为“国际主义问题”，事后发现错处甚多，致使将报纸收回。另青岛日报同样未经向明同志亲审即发表其在“中苏友好”号机车落成典礼上的讲话，不符处甚多。 + +　　四、报导中失实、错误及错字： + +　　1.青岛日报在报导中纺生产扩大为“超过解放前水平”，又如将“工人献出在敌伪时期隐藏的物资”误为“我接管时隐藏的物资”。甚至在报导青市某电厂锅房工人减少煤耗消息称“过去受走狗们压迫”等语，引起旧职员的反感，全体联名向军代表抗议。 + +　　2.大众日报不加研究发表了鲁中南错误报导长青平阴黄河决口，三百余村庄被灾的新闻。 + +　　3.各地报纸错字皆很普遍，较严重的将“国防军”错成“国际军”“西藏”错成“台湾”甚至连大标题还有连续发生错误。 + +　　（三）请示报告方面：报告制度虽已建立，但执行都不严格，没有按中央、华东局指示按期向上做各种报告，对二月一次的综合报告则执行更差，表现敷衍变差等现象，故即使做了报告，在内容上也比较空洞，不能达到做综合报告的要求。如分局宣传部向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报告即不能按时做，甚至没有做。青岛市宣至今尚未向上做过一次综合及情况报告。潍坊的综合报告很简单，看不出问题。往往以某一专题报告代替综合报告，不再另写。 + +　　请示与送审制度则执行更差。有关全国性与政策性的问题往往是擅自处理，事先既未请示，事后也不报告。青岛日报连续发表“工人阶级与国际主义”“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结构与前途”等文章，事先既未请示，事后也未报告。即使有请示送审，也限于技术、具体事务性的多，缺乏政策原则性的请示及积极解决的意见。特别是近一时期在出版编审工作中是违反中宣部的规定的，如： + +　　1.徐州市未经请示送审，编印了“中共简史”，及通俗解释毛主席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之“新民主主义讲话”和翻印南京市委宣传部出版的关于解释“外蒙古独立”“苏联进驻旅大”等问题的小册子。 + +　　2.新浦新华支店擅自承印起义伞兵所编之“人民战士政治读物”，鲁中南分店也未经请示擅印刘少奇同志修改党章报告与中原出版之“毛泽东同志”二书。 + +　　3.昌潍地委编印之双减手册，未经分局宣传部审查即印发，内容颇多不妥处，结果将文件收回；同样鲁中南区党委宣传部编印“区干学习二中全会研究提纲”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拥护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宣传提纲”内很多用语不妥处，及个别带原则性之错误。 + +　　产生上述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其原因是： + +　　一、对加强纪律性，严格请示报告制度的严重政治意义认识不足与了解不够。同样对目前形势下更须全国高度统一集中与请示报告制度是保证党统一宣传的有力一环认识模糊，如有些同志认为加强纪律性妨碍工作，怕送审耽误时间，工作不及时即不顾党的影响以争取时间。因此除直接影响了对请示报告的严格执行外，同时对下级要求不严，督促检查不力，致使影响下面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不断产生。 + +　　二、干部理论、政治水平低，知识差，应付不了复杂的工作（特别是城市工作，）而有些干部又自以为是，不懂装懂。 + +　　三、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及尚未克服的在分割的游击环境中所养成的游击习惯，缺乏严格的组织观念及整体观念。 + +　　其中主要的是分局宣传部本身存在着无政府无纪律的现象，向华东局宣传部请示很少，综合报告不能按时，有时甚至没有做；对下领导不力，下面所发生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不能及时发现与纠正，没有定出一定的具体办法来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 + +　　山东宣传工作中仍然严重存在的这些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严重注意，并极应努力纠正克服，否则将会犯更大的错误。去年11月分局宣传会议上，曾遵照华东局宣传部的指示，着重提出了这一问题，并均作了检讨，对存在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有了揭发，对宣传工作的统一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估计今后可能要好些。但为了严格纠正并防止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继续产生，就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宣传部及华东局宣传部的历次指示及规定，并决定： + +　　一、分局宣传部本身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规定要请示的，必须请示；规定要送审的，必须送审；按期做综合报告及其他报告。同时规定一些具体办法责成并督促山东各级宣传部同样执行。 + +　　二、加强对大众日报重要稿件的审查，定期给以编辑方针并检查其编辑工作。同时经常审查各地的报纸刊物。 + +　　三、经常注意宣传工作干部的理论政策学习与业务学习，以提高其政治与业务水平，使其自己能辨别正确与错误，能辨别是否合乎政策。 + +　　四、经常注意宣传工作的统一性与纪律性的教育，不断督促检查，对屡次发生这种错误及犯严重错误者，应给以纪律处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7.txt b/CCRD/3/7/1/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060cd3a21e841530d6616b92f7eba743a476ba --- /dev/null +++ b/CCRD/3/7/1/000017.txt @@ -0,0 +1,21 @@ +# 中共沈阳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张觉党籍的决定 + +　　张觉，47岁，吉林省扶余县人，1937年由旧军队转入我军工作，1946年入党，原在黑龙江省任农业厅副厅长，沈阳解放后来沈任房产处长。在来沈时带来了一些私人，有的分配当了房产处的科长（如私有房产科长朱善之、修建科长朱子丰、秘书主任兼会计科长陈林阁）和股长（如出纳股长孙安，总务股长纪■林），和张觉一起来沈的尚有一个名叫张子函的，因当时无适当工作，张觉便和财政局长贾石同志商谈，以财政局名义成立一个工程公司，2月间正式开始营业。7月，财政局发现该公司内部混乱工程做的也不好，即写信通知张觉决定撤消此公司并登报声明停止营业，派人收回该公司的印信。而张觉又私自将该公司原封不动的改称为“沈阳市公营企业北大工程公司”照常营业。 + +　　张觉在一年的工作中，犯了政治蜕化，立场不稳，任用坏人（市委按：市府民政部门在人事审核制度上应作检讨），违犯党的政策，腐化堕落等严重错误。具体事实如下： + +　　一、经张觉、张子函的引用，“北大工程公司”共有9名在土改中被斗和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员，其中任要职者即有：经理张子函夫妇，冒充老干部，公开吸食大烟，大吃大喝。副经理张国栋，土改时被斗，没有公民权。协理曹雅民，逃亡地主，被剥夺公民权。张觉对这些人不仅是无立场，无原则的信用，包庇，更严重的是公开给这些坏蛋掌腰，滥发狂言，威胁工人，破坏党的威信。 + +　　8月底，张觉和张子函商量，准备把“北大工程公司”赚的二十几亿元到天津去兑（买）一个烟草公司，不用费劲一天能赚一个宝（一两金子），计划以此公司为经济基础来结成“异性大家庭”（有张觉、张子函、张子峰、任秀峰、张国栋等人合居）“成吃坐穿”混下半生。因职工知道此事及时对领导不满，想要清算张子函，张觉曾两次亲去开会。一次是在所谓干部，职员会上，曹雅民提出，张子函想把公司资金捣运天津买烟草公司，结一“异性大家庭”，所以我们要算账，张觉竟毫不知耻的解释：“我和张经理说：革命子弟都快起来了，像我们这样老头老脑的到了‘放庇打榥’的时候了，弄几个钱到山沟找个肃静地方一住，搞些副业生产就算啦”。另一次是张觉在该公司全体职工大会上，大发脾气，吹胡子瞪眼的说：“张子函是军属烈属的代表，是抗战的干部，是建党建政的老干部，你们要斗争干部就是反革命，也就是反对共产党。你们要明白，我是代表军属烈属来说话的，军属烈属在现社会是特权阶级。你们不服，到公安局法院去告，我姓张的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孙悟空一个劲头十万八千里，还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里，你们要不挂上我的牌子，你们能做财政局、教育局的工程？我要关门你们马上在沈阳就没有房子住；我修汽车你们有意见，你们使的汽车那来的？（按：系房产处汽车给了该公司用），你们住的房子那里来的？还不都是我的？别说我修理汽车，就是我拿几亿你们也管不着……等很多狂言滥语，开会时并带去房产处的陈林阁、孙安二人，带着枪支绳子以示威风。 + +　　二、张觉在财政上毫无原则的支持包庇该公司，欺骗国家，违犯法纪，造成国家财政的巨大损失，举其大者即有：（一）前后借公款9个多亿给张子函存放银行做为公司资金，欺骗建设局，领取证明后，方将公款交还房产处。（二）批拨公家房子4幢40余间，给张子函用。（三）2月间张觉叫张子函修理房产处的房子，报预算3亿多元，修完后实用1亿2000余万元，但张觉却给他们按预算批报，使国家损失1亿8000余万元。（四）房产处的国家财产，工程公司张子函等人可以随便动用变卖，初步统计即变卖国家的铁管子，牙粉料子，铁床，沙发……等物品价值5000余万元。 + +　　三、张觉所以这样积极热心的支持张子函等人，是因为“北大工程公司”张子函等人是张觉任意挥霍，腐化堕落的财源地，仅据账簿可查但尚不完整的统计即有张觉买围枪，往家寄钱买马，作衣服，修车库，修理汽车……等用洋1亿3000余万元。 + +　　四、张觉在房产处的一年工作中，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与人事制度上的混乱无原则，所有房产处的重要工作及科，股干部都操纵在自己的心腹人（如来沈时带来的私人关系）或心腹人的心腹人（如会计股长王振一，系伪满多年警察；核算股长王立人，被民政局清洗的；秘书康德懿，系国民党县长；公有科长尤恩明，是国民党时的科长，张觉的同学，）手里，致使房产处的内部工作和沈阳市的房产工作陷于严重混乱。如房产处内部账目是不严格不清楚的，拆了公私房子，可以卖了钱不下账（已查出两笔，其中一笔卖钱4000余万），随意开支（实际是集体贪污挥霍），买美国收音机，海参（张觉自用）及不能报销的杂用费。在房产的调整上是任意胡为，无原则的逼迫老百姓搬家，有的老太太无奈跳楼自杀（未死），对我党与政府的影响极坏。 + +　　五、张觉，旧军人出身，品质恶劣，虽在党的长期培养教育下，思想并未得到彻底改造，1945年任龙江军区供给部长时，即吸食大烟并和一女工袁志（哈市一妓女）发生肉体关系，直到其爱人由关里来后，才被迫将袁志送给部下张子函为妻，来沈后并在一起吸过大烟。 + +　　根据张觉上述错误事实，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严肃党的纪律，市委决定，开除其党籍，并将此决定在党内公布。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二）》（党内文件·注意保存），196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8.txt b/CCRD/3/7/1/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d921e9e5d7c17f07a91cb7d43a4273fc6d48b3 --- /dev/null +++ b/CCRD/3/7/1/000018.txt @@ -0,0 +1,35 @@ +# 冯友兰：一年学习的总结 + +　　<冯友兰> + +　　北京解放已经一年了。在这一年间，中国有了旋乾转坤的变化。社会每天都在改造进步之中。每个人也都在改造进步之中。回头把我自己这一年的学习经验检讨了一下，自觉也有一点进步，就是自己开始觉得以前的不进步。 + +　　在一个月以前，有人从河南来，谈到一个地方还没有实行土改。有人还是什么事不作，而生活相当舒服。我心里很觉得不平。后来我想，这大概就是改变立场的开始。记得我于一九四四年的冬天，因为我母亲的丧事，从昆明回老家一趟。我已经有二十多年没回老家了。看见那些地主间亲戚朋友们的生活方式，与二十年前基本上没有改变。这些方式的意义，有许多推到秦汉以前。我从那个时候认真了解中国乡村的封建性。那些地主的生活标准，虽已因战事而低落，但还是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可是在那时候，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平。可见在那时候，我虽然有二十多年靠教育薪资生活，但是因为出身的关系，情感上还是倾向于地主阶级。 + +　　我在解放以前，并不知道有阶级情感之说。后来才知道，也相信，一个人必须对于某一阶级，有真情实感，他才可以站在那一个阶级的立场。我以前虽然在知识方面，自以为不是怎样的不开明，而且有个时候，自以为是「左倾」，但是真情实感还是倾向于地主方面。这就决定我以前的立场。 + +　　这种立场，就决定我的行动，在对日抗战时期，国民党拉拢我的时候，使我不能断然拒绝，而采取自以为是不即不离的态度，自以为是不谈政治，只为学术而学术，为教育而教育。在现在看起来，这都是自欺欺人的说法。其实「不离」就是「即」了。在抗战以后的革命时期，我极力想改正以前的错误路线，但是没有一种断然决然的处置。这当然也是上边说的立场所决定的。 + +　　一个多月以后，在一个哲学会里，大家谈到，一个社会到了不得不变的时候，不愿意变的人总想抓着一个思想上的什么东西，以为寄托。在美国，天主教的新多马学派，现很流行，就是这一种的表现。当时我忽然觉得以前我在中国思想战线中的地位。在抗战时期，我写的讲新理学的书，不也是相当流行吗？我那几本书，名称上都加一个「新」字。照现在看，所谓新者，只是在中国旧哲学的圈子中说的。我以前所讲的新理学，可以说是中国旧哲学的回光返照。正像西洋新多马学派是西洋的中世纪哲学的回光返照。虽是回光返照，但就其社会影响说，是可以作为不愿意变的人的一种寄托。因此其社会影响是与革命有阻碍的。 + +　　我近来了解真理，作为一个思想系统看，是活的。它也可以随时随地而異其应用，而在其时其地都是真理。它也是发展的。当我真切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一种凌空无所依靠之感。这种感觉证明，我以前的思想习惯，使我总想有一种永恒不变的以为依靠。我虽然承认具体的事务是变的，但我之所以少谈具体的事物，正是不敢正视变。这当然又回到上边所说的立场问题。我之所以能写书为那些不愿意变的人的一种寄托，正因为我在知识上虽然说是不怕变，而在情感上也是一个不愿意变的人。因此我之「著书立说」不仅只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妨碍了有些别人的进步。 + +　　以上的情形，别人必早已看得很清楚，也有人作过这种评论。但以前我总以为我是超阶级，我的思想也是超阶级的，对于这种评论，认为是不值一驳。在今年春天，有一位共产党员的同志向我说：「你是学哲学的，不容易觉得世界是变的。」那时候我心里觉得很不以为然。因为我自以为在我以前的写作中，讲变的地方也很不少。照现在看，这些批评都是对的。在北京解放以前，我本是早已准备不走，而等候变的。既然决定不走，可是也没有多看一点共产党的书籍文件，作为思想上的准备。照现在看，这是很奇怪的。这当然还是不愿意变的心理在那里作崇。 + +　　我以前并不知道共产党有批评及自我批评的办法。初解放时，虽知有此办法，还不了解为什么这个办法会是一个革命的武器。后来参加几次共产党员入党及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会，看见一个党员于入党以前，必先在群众面前，反复的受人批评与自我批评。如是他才可以不把他的「旧染之污」带进党里去。近几个月来，我也试行作一点自我批评，才觉得这种工夫，作下去是无穷尽的。从前人说，校书如扫落叶，扫了一层又一层。人的过错也真像书上的错字一样，什么时候看，总有些在那里。可是扫过一团落叶也就有一回开朗。大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样子。 + +　　暑假前，有两个清华哲学系的同学，参加南下工作团。他们有一天听说我要自我批评。他们非常高兴，一夜没有睡觉，讨论怎样向我提意见。第二天他们来了，一谈，才知道我是要写文章「论」自我批评，并不要「作」自我批评。他们的意见也没有提出，原封带回去了。这是其中一位同学最近写信告诉我的。可见我以前必定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不自觉的态度。虽然自以为很谦虚，实则是很骄傲。照现在看，一个人不「作」自我批评，而专「论」自我批评，是很可笑的。没有用过自我批评的工夫，怎么能把自我批评论得好，更是问题。 + +　　我对于哲学的看法，也有转变，以前我以为哲学是不与政治社会发生直接关系的。它离这种关系越远，它就越「纯粹」。它又必需有一个纯理论的系统。它的理论越「细密」，它就越「专门」。因为有这样看法，所以以前总觉得，马列主义，从哲学的观点看，理论不够「专门」，而且与政治社会关系太密切，不够「纯粹」。现在我觉得这是牛角尖里面的看法。社会的改变，使我钻出牛角尖了。现在我觉得，哲学的主要任务，是改造人及改造世界。因此它必须应用到政治社会上去。它不需有成厚本的理论辩论，以证明他的理论。辩论太多，反可以使人把它当成一种语言文字或知识看，因此「流连忘返」而忽略了实践。 + +　　在今年春天，我曾经打算写几篇文章「发挥」马列主义。照现在看，这种打算也是错误的。凭着书本上的一点皮毛知识，怎么就能写文章？况且马列主义是「行动的指南」，应该把它应用在批判解决社会问题上，应用在自我批评上。在这些应用上，如有所得，就是真正发挥马列主义。不如此而从文字上钻出钻入，都是「可怜无补费精神」。 + +　　我觉得，如果将马列主义改造人与改造社会的理论及方法与中国旧哲学中的讲「修养」及「治国平天下」的一套，作一比较。这一比就好像现代科学医学与中古式的医学之比。马列主义改造人与改造社会，处处都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犹之现代医学处处都根据生理学病理学。中国人前旧哲学家，有些专论「正心诚意」，有些专讲「礼乐兵农」，可是对于社会是怎样发展的，毫无所知。好像一个医生，专凭一片好心及对于甘草柴胡等药性的一丝丝知识，就要治病。这看着有点滑稽。可是中国以前哲学家所讲「内圣外王」之道是类乎此的。 + +　　以批评及自我批评论，现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必与群众联合起来，与以前道学家专在静室中「克已省察」意义就大不相同。而且真是十目所视，十手所指，比以前道学家在静室中所想像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严得多了。以前只要有几个朋友，互相责善，就是很了不得的事。现在共产党有几百万人，都在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且这几百万人，还要率领全中国的几万万人，都用这个武器，以求改造，这真是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事。 + +　　我觉得社会中的道德标准提高了。从前有些看着像是很高的道德标准，现在都成了「为人」的起码条件。从前有些看着像是并不算坏而且值得提倡的事，现在是可以鄙弃的了。就我个人说，回看以前所作的事，其错误的不必说，就是不算错误的，也大多出于个人主义或个人英雄主义，在新社会的道德标准下，都是可以批评的。 + +　　总之，我觉得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中，一切都是向上发展的。我自己觉得我也是在向上发展中，在这一年之中，我虽不能确知我究竟进步了多少。但是已经开始知道以前的不进步，这当然也可以算是一个进步。 + +　　来源：《人民日报》1950年1月22日；《文汇报》1950年1月26日转载。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19.txt b/CCRD/3/7/1/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09111c232b84c60e579e53f287c3bd9bf6d7dc --- /dev/null +++ b/CCRD/3/7/1/000019.txt @@ -0,0 +1,13 @@ +# 知法犯法欺压人民 三法院人员被开除 + +　　【文汇报讯】 从下面这一条命令里，读者们可以看出人民法院是如何名符其实地成为人民的法院! + +## 上海市人民法院命令【(五○)秘人字第一号】: + +　　查建国西路和玫坊房屋，原属私人财产，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强行占用；解放後，人民法院成立，经查明情况发选业主程宜亭君接收，法院贮藏脏物数间则订立租约按期纳租，并通告原住该房屋之职员:如愿住该房屋者应个别直接与房主商订，数月以来均已陆续取得房主同意成立租约。迺查前被遣散近再录用之书记员马绍庭、办理书记员事务郭慧琛、试办审判员事务陈寿陶三人，不向房主直接交涉，未得房主允许，私自破锁启封，强占居住。马绍庭部份虽订租约，但迄未付过租金，今竟以女婿关系又私自拓展一间，经房主查觉则全家皆与房主无理争吵。马之女婿亦参与其中，竟欲打人，以至於闹到卢家湾公安分局；郭慧琛也不向房主直接洽商，自由搬入，并企图以此而交换得后进房屋；陈寿陶亦仅以自己过去曾在该处住过，於复职后竟不与房主交涉强行住入。以上各人於住入之后，经房主几度与之交涉，都一概不予理会。查马绍庭、郭慧琛、陈寿陶等三人，现在身为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竟不改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恶劣作风，欺压人民，知法犯法，破坏人民法院信誉，经决定马绍庭、郭慧琛、陈寿陶等三人，即日开除职务，以肃人民法纪，所担任工作限於今日办理移交後离院，为要。此令! + +　　 院长汤镛 副院长韩述之 叶芳炎 + +　　 一九五○年一月廿八日 + +　　来源： 《文汇报》1950年1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0.txt b/CCRD/3/7/1/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6f36544f9ba9019764fe55fc0d2abeaf9b8909 --- /dev/null +++ b/CCRD/3/7/1/000020.txt @@ -0,0 +1,21 @@ +# 罗常培：我光荣地属于工人阶级了！ + +　　<罗常培> + +　　一九四九年岁初，在蒋介石“通电下野”后的十天内，北京原来的守军虽已和平地放下武器，但是特务散兵还充斥市内，煽惑的谣言还到处传播。半夜里时常听见清脆的响声，很难分辨它是祭灶的爆竹，还是负固的军士们在鸣枪捣乱。一天晚上忽顽传来惊人的谣言说，特务匪徒要屠杀旅京外侨和大学教授，故意要造成血案，好贾祸于共产党。这时候有一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沉不住气了。直到一月三十一日的夜间人民解放军开入北京城，这种不安的情绪才雾散云消；这座古老的城市才随着旧历己丑的新春真正得到解放了。 + +　　自从那一天起，北京随着全国军事和政治的胜利，节节地在发展着：两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唤起了全市人民当家做主的自觉心，选举了市长、副市长和市政委员；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集会，全体通过北京为人民的首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盛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亲自对着三十万群众宣告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那天当五十四响礼炮高鸣的时候，一条狗夹着尾巴从天安门前鼠窜惊逃：这正象征着它的走狗们是怎样发抖了！另外还有两件大快人心的事，就是：二千年来蹂躏妇女的妓院制度在北京已经根本铲除；由辛丑条约遗留下来的外国兵营已经收归中国所有。这一切都使带着浓厚封建色彩的北京焕然改观。更需要咱们大家努力的只是怎样把这个消费的都市不久变成生产的都市。就我自己来说，这一年里顶使我兴奋的事，就是我光荣地属于工人阶级了！ + +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一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向不单不肯劳动，而且轻视劳动。他们嫌工人脏，怕工人粗。有官僚作风的对于工人颐指气使；带洋奴习气的见了工人拳打脚踢！北京解放以后，一班被打倒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不必说了。有些知识分子一方面亲眼看见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解放运动胜利成功，对于工人的看法渐渐跟从前不同；另一方面有些人又有了一个新的疑问：“知识分子是不是革命的对象呢？” + +　　在当时我自己就是对这个问题没想通的一个，北京没解放以前是这样，北京解放的初期这种想法还继续在脑际萦回着。自从六月十一日听到彭真同志说：凡靠月薪收入作主要生活来源的，不论脑力劳动者或体力劳动者都属于工人阶级。学校教职员应该属于工人阶级，我这才消除了从前的怀疑，很高兴地自觉到：我原来属于工人阶级，不单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革命的动力！其实，我从十八岁起就靠着自己的技术独立生活（关于这一点光明日报社的林仲易先生可以证明）；仗着自己的劳动所得完成了学业，赡养了妻子，还帮助了旁人。因为二十年来跟官僚、政客、资产阶级、“高等华人”接触的时候比较多，不由得迷失本性，忘记了自己的阶级出身。一旦经彭真同志提醒，才恢复了阶级意识，确认了阶级立场。及至参加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以后，格外坚定了我的意向，加强了我的自觉。 + +　　在亚澳工会的中国代表团里，以教育工作者的资格参加的，只有三个人：我代表院校教联，张杰代表中小教联，鲍建章代表华大工会：这可以说是中国脑力劳动者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结合的第一声。我们听取了世界工联领袖们的报告，检阅了亚洲工人反帝斗争的力量，通过了大会对于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的指示，的确感觉非常愉快和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深切地体会了“世界工人是一家”的意味。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十四个单位的代表，可是完全化除了种族、国籍、性别、肤色、语言的障碍。大家见了面尽管一句话讲不通，可是从点头微笑里自然流露出兄弟般的阶级友爱。最让我们感动的有两件事：当一月二十日大会的第五天，荷兰职工领袖勃罗克萨尔激动地表示荷兰工人阶级无条件支持印尼人民为独立、自由和民主而进行的斗争；印尼代表马佐诺兴奋地走向讲台前和他紧紧地握了几分钟的手。又当法国总工会总书记勒里普报告法国总工会代表大会严重抗议法国政府在越南所进行的不正义的屠杀战争之后，他跑去和越南代表刘德福热烈地拥吻。这两个镜头的确很动人的。其次让我们兴奋的，就是“毛泽东道路”已经亚洲各被压迫民族公认为他们工人运动和解放斗争的指南针。这条道路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他的先锋队领导之下，进行了二十八年坚苦斗争，由于先烈流血的经验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才找寻出来的。既然亚洲各国的工人代表都一致响应，愿意跟着毛泽东走，咱们自己为什么还徘徊犹豫地舍正路而不由？关于组织教育工作者工会的启示，在大会上我们虽然没学习到什么，但是由于各代表间交流经验，也获得了不少益处。尤其对我们有亲切启发的是墨西哥职工领袖托里达诺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等五个团体欢迎晚会上的演说。他本身是墨西哥工人大学的校长，又作了几十年教授，但始终都和工人在一起合作。他认为：“为科学而科学”，“为艺术而艺术”一类的话，是毫没有意义的。凡是不能改善人类生活的科学和艺术都没有价值。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分别不是阶级的不同，所有的只是分工和特殊化，我们固然可以从书本子或实验室得到知识，但知识的主要来源是靠人民。知识分子不单要认识人民，而且要服务人民。这个以教授兼做工人代表的说话很可以做我们这班教育工作者的一面镜子。 + +　　最后，咱们还得随时警惕着：知识分子并不是一旦划分做工人阶级，马上就可以站稳工人阶级立场。他还得要时时拿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自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要认真养成无产阶级的团结性、互助性、组织性、纪律性、进步性、战斗性、坚韧性，才能医治得了从小资产阶级带来的富于空想和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作风。 + +　　 一九五○，一，二十九 + +　　1950年1月3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1.txt b/CCRD/3/7/1/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de76c1c89f8a283b6d36c10c074c72e5fe11ca --- /dev/null +++ b/CCRD/3/7/1/000021.txt @@ -0,0 +1,65 @@ +# 谢逢我：我的思想总结 + +　　<谢逢我> + +　　我总以为自己没有一点问题，解放不久，有人提出「改造思想」的口号，并说：「每个从旧社会里来的人皆得脱骨换胎。」我很不以为然，因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我就极端咒诅现实，恨腐化、骂贪污，深夜偷听陕北广播，每回民主运动少不了我，难道思想还要改造么？ + +　　思想究竟有没有问题呢？迎头第一声碰在一篇文章上。事情是这样的：在快解放前，我写了一篇通讯寄给某报，里面一段是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看内战，编者批评我的观点和立场不稳，我满不舒服，理直气壮地回答他：「自己人杀自己人总是残酷的！」这种看法与某些「主观上是中立的，客观上是帮凶」的报章杂志的渲染有关——「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就是老百姓不好！」多么「超然」的报道呀！ + +　　当时看内战不过是党与党之间的争权夺利。我对国民党一切深恶痛绝，但对共产党也不怀好感。记得某次作文中我曾写着：「国民党固属死有余辜；共产党恐也不如想像的完美。」先生替我在旁边加几点，并在末端批了一句，「不卑不亢，书生本色。」我颇引为骄傲。徐州解放前后，读到许多「禁书」，依旧半信半疑，由于国民党愈来愈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之下，只望换个共产党出来搞一搞，好比一个家里的两个兄弟，哥哥是个败家子，无妨让弟弟当家试试看。 + +　　当然，我不明了革命是什么？从小到大，看的、听的也够多了，反正，像做戏一样，红脸杀进，黑脸杀出，都是那么一套，因此我抱定明哲保身，决意做个清高之士，社会随它污浊，我不同流合污便得了！至于这个社会病根在那儿？如何治法？我不知道，一个人也无力旋转乾坤，又保苦呢？ + +　　我一直度着学校生活，没染上一点儿社会习气，同时由于母亲的放任，造成一种固执、好强、刚愎自用的性格。乡间有句俗话：「成者自成。」我的母亲管我的哥哥，越管越坏，让我自流，反而很「好」， 不是「成者自成」么？我不懂什么叫世故？什么叫圆滑？恨就恨，爱就爱，直着来，直着去，干净利落。我觉得自己纯洁无比，社会是个大染缸，然而，我始终是我，在赌博的环境中没有学会赌博，在抽烟的风气中没有学会抽烟。国民党在时，我是如此，共产党来时，也应如此，我非常珍贵这一点「纯洁」。在学运中，一旦听说有人「操纵」，我极不满，骂他们是「棍子」，仿佛只有纯洁的人才有正义感，才配反抗似的。 + +　　我不断地碰过钉子。碰一次，硬一分，并不丧气。回头看着自己走的路子是对的，我没有失过足，没有遇过大风暴，从小学升到大学，一帆风顺，二十多年，平平稳稳，这样，我便自满起来，觉得自己一举一动都是不错的，看不起群众，不能接受批评，看到别人忽然由落伍到进步，心中很不痛快，人家有番见解，且听且忘，「这有什么稀奇，我比你懂的多，懒的出这个臭风头！」 + +　　我念书、做工作、都是从个人、从兴趣出发，兴趣对头，热情也有了，兴趣不合，马上转移，尤其不能受到任何障碍或委屈，否则一闹情绪，什么都完蛋了。兴趣建筑在我的主观上—— 我主观得厉害，「绝对」、「根本」、「一定」……是我常用的词汇。譬如吃黄油，我根本就未尝过，就武断得说：「这个绝对不好吃！」后来勉强尝了一点，发觉其味美不可言。 + +　　一年以前，我最不习惯集体生活，喜欢一个人在一块，白天做梦，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我强调个性，并且特别强调个性是牢不可破的，把「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当作真理，附和「任何社会不能抹煞个性发展」的论调。我不轻易接受任何宣传，一件东西非等我自己认识清楚以后，决不盲从。让人家牵着鼻子跑，宁死不干。不过，我是热爱真理的，只要我明白了谁代表真理，我就会毫无条件的接受它，拥护它。「明白」并不容易，教条式的灌输更加使我糢糊，我不相信抽象的理论，有血有肉的事实才能刺激我，鼓舞我。 + +　　譬如说共产党吧！最先我仍以旧眼光看待它，报纸上出现「党、政、军」的字眼，非常刺目。党团进入学校，我百分之百的反对，「从前叫党团退出学校，现在又拉进来，妨碍我们的学术自由！」别人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却不开腔，顶多哼哼而已。以往，我最不爱举手、呼喊口号、叫「万岁」，我常认为这是个性，不好勉强，有时且以「形式主义」作辩护，其实倒不如说没有值得我举手、呼喊口号、叫「万岁」的场合。解放以后几个月，我仍是老态度，旁观人家举手、呼口号、叫「万岁」，自己站着动也不动，反以「年青人不要感情冲动」自慰。对国际主义，更是闭门不纳，正像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般来看美国和苏联，外国人决没有好心眼，报纸上尽管宣传，许多人尽管了解，我的看法还是保留。 + +　　我的看法常常是唯心的，评定人民助学金，我不分析诸同学的实际情况，只要他说「需要」，就能照给，旁的同学再三询问，我怪他们太不「相信」人了。同样，我用这个作为挡箭牌，要求别人，凡事用不着追根究底，相信我就得了！但是「相信」、「不相信」拿什么作标准呢？我自己也解释不了，我的感情不算不丰富，脾气虽有时拗得冒烟，然一软起来，眼泪就忍不住，我是一个十足的温情主义者，人家稍施恩惠，永远不会忘记。 + +　　我家是地主成分，一直依赖土地吃饭，不同的是多年住在城市，管田、收租不关我的事，只管吃、只管穿，压根儿也没考虑过消费的最初来源。过去，我这样想：我待劳动人民客客气气，没有轻视过劳动，而且从未把土地放在眼里。我以为一个人依靠土地过活最无出息，应该用自己的手创造天下，这种思想并非阶级和劳动的观点已经建立所致，而仅是一种单纯的、自负的「英雄」气概罢了。 + +　　由上面思想的分析和现象的罗列，说明我思想上的「问题」可大得很！我怎样认识新社会？怎样批判自己的错误？怎样踏上改造的道路？这是经过一段漫长的过程的！ + +　　清华园比北京早解放一个月，正当西郊地区「真空」的时候，我在颐和园看到了解放军，我抱着好奇的心理，远远眺望，因为心里尚存几分疑惑，不敢走近他们，后来试探几次，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原来解放军这么良善，我出世没有见过这种有纪律的军队。我曾想过：国民党的军队也是中国人，为什么截然不同？有人解释是由于解放军的政治教育作得好，可是，国民党的军队也有「政治部」呀。这些疑惑，无人帮我解答，但我和解放军彼此建立了一个深厚的友谊——只是友谊。 + +　　随解放军同来的是工作干部，不像「官」儿，吃小米饭、粗布服，生活那么苦，干劲却那么大，待人诚恳，说谈直率，见着我们就请批评、要意见，不拿一点架子，但同他们聊聊，却开口人民，闭口人民，感到很不对劲——何必老用名词呢？自然，对「为了人民」这一句话更难理解。我想：人活着总是为吃、为穿，一听他们的薪水不够抽烟，大吃一惊！既是当「官」，为何不多享受一些呢？ + +　　跟着，某军文工团来校上演秧歌剧，第一次看「杨勇立功」，第二次看「血泪仇」，愈看愈要看，一股道不出的情绪塞满整个脑袋，一方面我欣赏这富有民族性的艺术形式；一方面真实的内容——那些形象化了的中国人民的觉醒——更深深地感动了我！同时，我大批的阅读革命理论和解放区的文学作品。几个月来，结合感情和理性的认识，我的心门打开，我的思想起了极大的变化，解放的意义与革命的目的，懂得一点，共产党的确比国民党强。到底强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强？我虽还迷糊，不过，我的思想已经启发了。 + +　　日子一久，眼界宽了，看事物也不像以前那么狭小。其后看到北京一连串的「会」，尤其「人民政协」，共产党表现的谦让、踏实的作风，为人民、为革命的精神感动了我。最先读到有关共产党的书本总要保留几分，因为我把它当宣传品看，现在看到他们所言所行，没有丝毫欺骗，我还有什么怀疑呢？ + +　　由陌生而怀疑，由怀疑而热爱共产党，是在一九四九年的下半年开始：事实摆在面前，铁路迅速修复，物价一般较前平稳，石景山不停电了，电车上不见摇头票，大至国家小至个人都在变化中、进步中、发展中，这是什么缘故呢？如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铁道兵团，津浦路两个月能够接通吗？如果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正确，物价会这样平稳站住吗？我们学校里在学习上和生活上党团不是起很大作用吗？……我怎能不热爱这样一个党呢？这不是宣传，这是铁的事实！解放军为什么会有这样严的纪律？干部为什么会有这样朴实的精神？多时搞不通的思想在这儿找到了答案——那是共产党培养和教育下的军队和干部啊！ + +　　我热受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二十多年坚苦斗争的毛主席更是我所爱戴的了，我是从各个角度——著作、作风、精神、劳动人民的拥护，认识了毛主席的伟大。印象最深的一回是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那一天，游行经过天安门主席台前时，我情不自禁的喊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回答我们：「青年同志们万岁！」我兴奋达到极点，眼泪夺眶而出。以后，任何场合我就非常自然地叫：「毛主席万岁！」我觉得毛主席是中国人民一个光辉的象征，毛主席的光荣也便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 +　　国际主义慢慢地搞通了，我读了刘少奇同志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多少给我一点启示，松江省主席冯仲云某次在清华讲「中苏关系」，深入浅出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使我在思想上更推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论一面倒」，才正式否定过去狭隘的国家观念，尤其最近几月，事实证明：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帮助真是无微不至，修铁路、派专家来；闹鼠疫、派专家来……不像美国人那样讲条件，论斤两，这样衷心地对待我们，苏联人委实够朋友！因此，我更坚信：唯有一面倒！ + +　　有些事根本不能想像，譬如我们人民政府最近发出「不准饿死一人」的命令，财政预算公开，赤字多少，毫不隐讳。「救灾」、「春耕」竟变为报纸头条新闻。各地政府首长民选……沗居新社会的一份子，难道不骄傲吗？世界在变，人也在变，不动的人动起来了，年老的教授提出了「改造」的愿望，年青人更是迫切要求进步。我既热爱解放军，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人民政府，热爱新社会一切事务，那么，有什么理由拒绝改造和进步，永远停留在某一个阶段，只是作为一个喝采的旁观者呢？什么思想能阻止我向前进呢？ + +　　应该归功半年以来的政治学习，给我影响最大的是阶级观点，「社会发展史」告诉我们五种生产方式，每个社会都有它的阶级矛盾——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政治经济学」更具体指明封建社会地主与农民的关系，这无异一面镜子把我原来的面貌照了出来——自己站在地主阶级一直剥削着劳动人民，虽然主观意识上未曾观察，但事实如此，岂容狡辩？ + +　　我渐渐学会了用阶级立场处理问题，检查思想，我的自鸣清高，独善其身，脱离现实飘飘然的思想首先遭到了批评，分析这种思想的根源是由于二十多年在反动派统治之下，客观现实令人灰心，看不顺眼的事太多了，又没有一个正确方向，苦闷之余，只好不闻不问，消极地抗议，在过去倒起不了坏作用，到今日若依样画葫芦，超阶级的立场冷眼旁观，未免有些反动了。 + +　　有了阶级立场，我不像以前那样单凭感情热爱新社会；从阶级立场出发，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极多数人的利益，当然一切为人民打算，而且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毛主席的伟大也是因为站在一个工人阶级的立场，领导被剥削阶级斗争，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一点并不是偶然。苏联的帮助我们，不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朋友关系，而是一种国际主义的友爱，这种友爱是深厚的、最持久的。 + +　　「阶级性决定了人的个性。」「个性要符合进步阶级的利益才能发展。」听了艾思奇同志的报告，我知道以往一味强调个性是错误的，以为共产党来了，「个性休矣」也是错误的——轻视劳动人民，这也是个性吗？忠诚为劳动人民服务，这种个性也会抹煞吗？读了辩证法纠正了我的「个性不变论」，因为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这样，由于个性引起的兴趣问题也就不成为其问题了！个性是有的，兴趣也是有的，但要把它们扩充一点，推远一点，革命干部的个性和兴趣与大众利益一致，所以不闹个性也不闹兴趣了。 + +　　唯物观点对我的帮助很大，「存在决定意识」看来简单，却是我二十多年没有发现的真理，有了「唯物」的武器，我的那一套唯心的看法不攻自破了，同时，由于唯心产生的主观也慢慢儿在肃清，学习了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不再以为自己了不得，「三个臭皮，当得一个诸葛亮」，群众的智慧总比个人高——这是在：大如几次京市大集会，小如班上「互助小组」所体会到的。 + +　　考虑个人的利益是我思想上最大的敌人，当个人利益与大众利益发生矛盾，伴随着痛苦就来了，嘴里满口「为人民服务」，一到实践，个人利益居优势往往压倒大众利益，最后老是找些借口逃避。回想那些冲锋陷阵、舍命牺牲、争取立功的解放军，只有大众没有个人的工作干部，英勇斗争、临死不苟的共产党员……自己实在可耻可卑！这个包袱最重，然而我有信念，擒贼先擒王，一定把它扔下来！ + +　　我一向自由散漫惯了，不愿同大伙儿在一块。我最怕人管，也即是最怕组织，深恐失去了「自由」。经过一个时期，我的看法改变了，苏联五一检阅的影片对我作用不小，一个强健的民族非有高度的组织性不可，而且只有通过集体主义才能表现组织性，我很羡慕有些「系」的集体生活，学生会放映电影总是集体购票，集体入场，最初常发牢骚，后来一方面是习以为常，一方面确比从前有秩序、有纪律，因此——可以说：双管齐下，我开始参加小组的集体生活，虽搞得不够理想，但总比一个人孤零的好。不久，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过组织生活，同志们帮助我改造，并未失掉任何自由，自己暗地好笑。 + +　　我的思想转变是经过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的，我的「问题」当然很大，最显著的是感情跟不上理智，行动跟不上思想。好在我的方向已经明确，改造也肯定了，让我在群众中学习——将来把生命献与劳动人民！ + +　　 作于北京解放一周年 + +　　来源： 原载《观察》第六卷第八期。 + +　　（1）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2.txt b/CCRD/3/7/1/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0ca99e9f1963593dc98f453e9d90b177f3d10b --- /dev/null +++ b/CCRD/3/7/1/000022.txt @@ -0,0 +1,75 @@ +# 游国恩教授在北大工会第二分会第三基层小组的关于思想的转变的报告 + +　　<北京大学、游国恩> + +## 一、家庭出身与思想根源 + +　　我是从小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份子，家里好几辈子是科举时代失意的文人。尤其是祖父——一个老秀才，当他最后在科场失败的时候，已经是五十多岁了。不久以后，就废除了，学校也渐渐兴办了。他自己眼见没有希望了，就下决心教子孙读书。在严厉的督率和多方的鼓励下，亲自教了我六七年，终于把我送到一个乡立小学读书。当然他感到学校是读书人出身唯一的途径，他决心要把我读书读出气来。在他的对我寄于无穷的希望下，我受了他——这位老人的影响很大。 + +　　由于阶级成份和封建教育的影响，无形中就决定了我思想意识，大体说来，不外两种:即(一)努力读书，为祖父争气，光宗耀祖，显亲扬名。(二)接受旧道德的教训，孝顺父母，友爱兄弟。不消说这种思想是以封建道德为基础的个人主义思想，一切从个人出发，整个的家庭就是个人的放大，是建筑在我个人身上。因此，我便不知不觉地成了一个十足的个人主义者和强烈的旧道德拥护者。这就是我的主要思想根源。 + +## 二、那些思想意识的表现 + +　　(甲)学习方面，这又可以分为几点来说: + +　　(1)学习是为达到个人向上爬的目的而学习，不但是对自己获得丰衣足食的手段，而且是帮助家庭，巩固家庭，报答家庭的先决条件。当然也可以为先人吐气，为祖上争光。 + +　　(2)学习是为个人而学习，当然与别人无关，更谈不到群众。虽然有时也想到学成以后，要为社会作点事，但在基本上，其归宿还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和名誉。 + +　　(3)学习与政治无关，只要埋头读书不必关心政治。虽然说“学而优则仕”，但这不过是学习必然的收获，是读书人的余事和能事，说不上与政治有任何关系。 + +　　(4)学习是可以超阶级的，甚至是可以超现实的，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阶级观点；但相反地却认为“劳心”和“劳力”是应该有分别的。读书人之所以可贵，正因为是“劳心”。 + +　　(5)学习方法在主观上虽不拒绝朋友的观摩，也肯定“独学无友”的缺陷；但在实践上总是暗中摸索。闭门造车，不肯轻于领教别人，或接受别人的劝告。 + +　　(乙)生活方面，这也可以分几点来说: + +　　(1)洁身自好，以为清高，所以不大喜欢与人来往。不甚关心别人，“自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就是我的处世哲学——也是我生活态度。我平生痛恨邪曲贪污，寡廉鲜耻之徒，但也总不肯得罪人。 + +　　(2)自高自大，自多自满，外和内介，阳谦阴傲，不肯虚心接受批评，服从别人，反而常常藐视别人，看不起别人。这种态度在做学问上尤其表现得更明显。在工作方面也是如此。 + +　　(3)我对政治根本不感兴趣，虽然当学生时也组织过救亡团体，参加过示威运动，但这只是一时爱国主义的冲动，没有毅力和勇气，更没有什么认识和立场。后来看国家越来越精，对政治更是厌恶。因此任何涉及政治的学生运动，我都采取旁观的态度或中立的态度。 + +　　(4)我教书教了二十五年，虽然很认真，负责，但我的想法，一方面认为是道德上责任上应该如此，另一方面为了个人的前途也应该如此。以为人人能够如此奉公守法，国家也就会好了，并没有考虑到根本问题，更没有发现自己在替谁服务。 + +　　(5)由于我抱着孤立的教学态度，所以除尽职教书外，不愿参加任何活动，我认为那些非我分内的事，当然可以不管。所以有时连开会也不肯出席，这显然是自由散漫的作风。 + +　　(6)我教书向来是过于自信的，自己以为相当成功，因而沾沾自喜，甚至一心只想压倒别人。此次本校师生代表会议上关于我的教学典型报告虽然在理智上明明知道很不够，只是人家想鼓励我；但在感情上却是很高兴，总以为不错。——这需要随时运用理智去克服它。 此外还有许多缺点:例如软弱性，两面性，气量小，好胜，好表现，意气用事，急燥等等，无不应有尽有，但追根究底总是由于个人主义在作祟。由于一切从个人出发，所以在学习和生活两方面便表现自私自利不管别人的本位主义；同时因此又发展为笃守旧道德，报答家庭的温情主义；又由个人主义的发展，养成洁身自好，脱离群众，不预问政治的超阶级观点；再由个人主义放大为自高自大，自满自傲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一连串的毛病，仔细分析一下，实在是旧社会旧教育下所养成的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典型。 + +## 三、现在的思想情况及转变理由。 + +　　由于客观形势的转变，政治理论的学习，参加群众的组织生活，以及由工作中所得到的经验，我对学习的初步了解是: + +　　(1)学习是应该为人民大众，而不是为个人，为一个小圈子的家庭。 + +　　(2)学习绝对不能脱离现实，因此就不能脱离政治。 + +　　(3)学习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改造自己，绝对不能超阶级。 + +　　(4)学习要认识集体的力量，要联系群众，所以不能闭门造车，孤芳自赏。 + +　　在生活方面的转变是: + +　　(1)初步地建立了阶级观点。从前我是不相信任何人都有阶级性的，现在由于对政治有了初步认识，由于种种客观事实的教训，才了解任何人都不能超阶级的，又由於世界形势的变化，更使我了解“国际主义”和“一面倒”的重大意义，使我的斗争性渐次加强。 + +　　(2)初步建立了群众观点。从前我对于什么事都是从个人出发的，并不想到个人以外的事。比如过去，我的孩子在假期中参加工人教育工作，虽然我不去阻挠她，但心里总不大高兴，以为荒废业务；现在却不同了，她最近往门头清工作，我一点也不在乎，认为是应该做的工作。 + +　　(3)初步地克服了温情主义。家乡解放后，我很担心我的兄弟，怕他吃亏，曾写信给他，多方指示；但现在却不然，虽然以放高利贷被罚甚重，我不觉得难过，认为是应该的。 + +　　(4)初步地理解了工作意义。从前我教书虽然负责认真，但动机多半是为吃饭，即如北京解放，我感到客观形势的突变，非学习理论，配合业务，则吃饭将成问题，所以才要求学习；现在的看法则是:(一)要吃饭就得劳动，教书也是劳动。(二)搞好业务，教育青年，也是建设新中国的重要任 务，同时也就是整个革命工作的一环，不能只看作吃饭问题。 + +　　(5)初步地了解唯物辩证法。从前我只是孤立地看问题，因此除教书外，什么事都不肯干，甚至鄙视事务，看不起行政人员；现在对工作的看法已有改变，不是以前那样孤立的教学态度，而认为应该联系实际。一切工作都是互相关联的，比如说参加工会，把工会学好，业务当然也可以推进。 + +## 四、目前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 +　　(1)个人主义或本位主义仍然存在。虽然用理智去镇压，但一有机会就会跑出来。克服方法，我想除时时警惕自己以外，最要紧的还是从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自己，纠正自己。 + +　　(2)个人英雄主义不但存在，而且很严重。我虽然深知这个毛病，但是好表现自己，自高自大，看不起别人，不肯帮助别人的思想和态度不能完全控制。克服方法，我想一面要随时警惕，一方面要从实际工作上去帮助别人。 + +　　(3)劳动观点不够强，自由散漫的作风仍然存在。教书以外的工作，我虽然也参加，但有时不免采应付或敷衍的态度，工作忙时，甚至会抱怨，会偷懒，让它自流。克服方法，要加强理论学习，严密工作计划，随时纠正偏差，警惕情性。 + +　　最后，我感到改造的确不是一件容易事，绝不是一年两年做得到的；需要长期的自我斗争，长期的自我考验和锻炼，从实际上得到了解，才比较地可靠。我学习了一年，不能说没有进步，但是很有限的。这就说明了知识份子改造之难，尤其像我这样的知识份子。但我以为求速效绝对不可能，惟有坚决努力，继续不断地学习才是必要的，才是使我们进步的有力的保证。 + +　　 一九五○，二月，十二日。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3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3.txt b/CCRD/3/7/1/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194230ba5d32193d12ff2142304cb8524f21f2 --- /dev/null +++ b/CCRD/3/7/1/000023.txt @@ -0,0 +1,31 @@ +# 王群：我是怎样开始认识革命的! + +　　<王群> + +　　我的家庭是一个地主的成份，有租田四十亩，但自己从不耕种劳动，甚至连田亩坐落在那里都不晓得，而晓得的只是田户的家和名字，只是到了收租的季节收租。我一家两个人，母亲和我，就靠着这样的剥削行为过活。因为母亲非常“能干”，收租从来不让田户少掉一颗米麦，而且还要不带一点沙灰，还要在“该”收的租以外收一点豆和鸡鸭之题“乡下人送的礼”，因此，家里颇有积蓄，我也就从小学慢慢的升入中学到大学。虽然生活和读书都靠着农民的米麦，但我并不感激他们，相反的愈来愈感到他们的愚蠢和肮脏，我简直觉得他们每一个动作和猪的动作相差无几。 + +　　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加入了一个文艺团体，读了些俄国的文学作品，再那时民主的潮流高涨得非常厉害，每个人莫不以谈一下民主为光荣，于是我也以“民主人士”自居。在学运当中，我虽然也算站在进步的一面，但我很怕谈到共产党和土改清算等等，我觉得左倾有倾都不好，最好是有一个太平的中间路线。 + +　　解放以后，我起初还一直幻想着国民党反动派反攻过来，后来看见人民解放军一路势如破竹，没几天叫个广州都打了下来，这样，我开始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的确无能为力了，“大势已去”，于是我报名考取了一个学习机关。 + +　　在学习机关里，我在干部登记表上大大的谈了一下自己参加学运的功绩，但组织上没有给我做个什么“长”，我觉得自己是很委屈的。对机关里的老解放区来的干部同志，我觉得他们虽跟解放军一样都很能吃苦，但因为有些同志穿了大衣和吃了稍为好一点的东西，因此我认为“美中不足”，并下了一个结论曰:要做到完全平等是不可能的。 + +　　几个月的学习，我晓得了自己过去的动摇性和自高自大以及平均主义等等毛病，但是，我有没真正认识了革命呢?事实证明，我并没有真正认识革命，我虽然晓得了一些自己的毛病；但我没有在思想上解决问题，自己的立场没有由此站定，所以完全经不起一个严格的考验。在这里，我把自己怎样在一个严格的考验中认识革命的过程写在下面: + +　　当我在学习中，学到了土改必需很快进行时，我马上想题了家里的四十亩租田，于是就写了封信给母亲，告诉了她必然的形势，教她早作主张，顶好是立刻卖出，即使便宜一点都没有关系。我写这一封信的行为算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呢?我不是完全站在地主的立场上，帮助地主剥削农民吗?现在谁都晓得土地是只有农民喜欢的了，除了农民还有谁来收买土地呢?但农民一般都被剥削得苦透了，再土地也不能随便移动买卖，最后当然没有出卖成功。 + +　　这件事情过去了不久，家乡的亲戚忽然来了一封快信说:我的母亲因为逃避累进税，少报了十五亩田，再又不承认错误，格果被政府押起来了，现在坐在监牢里饿肚子。我看了这个消息，心上痛苦得不得了，我想这算怎么一回事呢?怎么革命革到我头上来了呢?于是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小组的同志们，希望小组讨论解决。在我的思想上，我是这样想的:革命同志的母亲被押了起来，同志们一定会同情抗议，要求组织上保证释放的。 + +　　小组会开始了，我首先把消息再讲了一遍，并沉痛地说还:“这样把革命同志的母亲押了起来，这个底算革了什么命呢?”我认为革命革到“自己人”头上，这个错误一定会引起大家激烈反对的。但是，小组同志们并没有同情我的表示，他们只是冷静的分析了问题，努力打通我的思想。他们说还:“革命同志有什么特权呢?革命同志的母亲犯了法，假如有特权不办，那真叫做革了什么命呢?而且，我们在这里把地主当作自己人，这是一个失掉立场的严重的错误!”我觉得自己的确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但母亲被押起来了，这怎么办呢?同志们说还:“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我思想上斗争得非常痛苦，当我想到母亲在“饿肚子”的时候，我气愤地说还:“好吧，让我母亲锇死在监牢里吧!”同志们说道:“你在什么地方看见政府的监牢里饿饭的呢?你太相信亲戚的来信，太不相信政府了!假如你母亲会遵守一切法令，政府就会放你母亲出来的。”我觉得自己的话的确又说错了，但事情应该怎么做法呢?是不是一点解救的办法都没有了呢?能不能先放出来再说话呢?在我的思想上，仍旧存着这样一种失掉立场的幻想。同志们叫我不要瞎着急，好好的等候政府的处理，不应该平当学了一大堆道理，一遇到家庭开题就失掉了立场，这样是非常危险的。 + +　　这个小组会给我的教育是巨大的，我拚命的牢记着同志们的话:“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我尽力安心地工作着，等待着事情的发展。 + +　　两个星期过去了，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我在紧张的工作中正要完全忘掉母亲被押这一回事的当儿，忽然通讯员同志来对我说:“有人看你!”我问:“叫什么名字?”他把会客单递给了我，我一看是母亲的名字。“母亲?”我没有想到母亲会来，于是我马上就向着会客室走去。我的心情跟过去完全不同了，虽然母亲是这样的突如其来，但我没有带着一点侥幸的希 + +　　（望，我只是想着母亲是否已完全遵守政府的法今缴了应缴的税钱?是否还有什么错误?） + +　　没错，母亲在会客室里等待着我，当她一看见我的时候，她放声哭起来了，好像委屈得十分厉害的样子。她向我说还:“革命把家都革破了，一点忙都不能帮，你还是回去吧!”我问道:“累进税有没缴清?”她说还:“少一个钱怎会出来呵!”的张着又说道:“这种命不要革了，一点忙都不能帮，你还是回去吧!”我静静地说着同志们说过的话:“这就是革命!这就是一个严格的考验!”母亲被我的态度气得又哭起来了，她说道:“我死了又不把田带到棺材里去，我要田还不是为了你?”我这时思想上已经搞通了，我没有被母亲的眼泪哭昏了头脑，我笑着说还:“我不要田了!”母亲看见我田都不要了，一下变得得如此厉害，于是又向我说了许多“好”话，我当然不会接受的。最后，母亲说还:“我的田是留给你的，你不要，我也不要了!”她讲这句话当然是伤心的，但我觉得这样倒很容易处理了!于是我向她好好解释了一番剥削思想阻碍进步的恶果，并指出了应该走的道路。 + +　　一个严格的考验就这样过去了，在这个考验的过程中，我慢慢的真正的开始认识了革命。 + +　　来源： 《文汇报》1950年2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4.txt b/CCRD/3/7/1/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6848bb447db1e819dbebf1ca626faf0eb59a3b --- /dev/null +++ b/CCRD/3/7/1/000024.txt @@ -0,0 +1,17 @@ +# 傅金璧：清算我的地主报仇思想 + +　　<傅金璧> + +　　我家是占有一百七十亩地的小地主（土改后剩有四十亩）。以前，生活很富裕，父亲祖父都不劳动，依靠雇用长工做活。我祖父对待长工很不好，有一次和牧羊的发了脾气，牧羊工人不服气，我帮助祖父狠狠的把牧羊的骂了一顿。我认为他吃我家熟的，拿我家生的，不听管教简直是想造反！ + +　　那时受的家庭教育是好好念书，将来升官发财。受了这种教育再加上家庭环境，养成我具有浓厚的封建剥削，升官发财，光宗耀祖的思想和人生观。 + +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村里贫农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觉悟、组织起来了。我父亲看到情形不好，为了软化穷人，把家里一部份存粮分给贫民。但由於一部份农民觉悟不高，怕“变天”后我父亲报仇，所以又将粮食送回了，这一次我家庭没吃什么亏！三十六年的春天，农民又起来进行第二次斗争，伯父看情形更严重，赶快杀了两只猪，请农民吃酒席，谁知农民觉悟高了，没上地主这个洋当。结果大部份财产都分了，原有土地给留下四十五亩，剩下两间房子，农会又劝我祖父、父亲老老实实参加劳动。那时我正在滦县县立中学读书，一听到这个消息，对农民非常忿恨。接当的次日，就参加青年军，请求立刻报仇，结果因受训的日期很长，再加上生活很苦，因此不到二十多天就跑回去了，重新回到滦中念书，报仇的心仍然还很浓厚。我常想你们穷小子不用忙啊！我好好念书将来得一官半职，一定报仇。祖母也常偷偷和我说，叫我报仇。我上革大主要目的也是准备当了革命干部后，有了地位，去向我村中穷人报仇的！ + +　　在学习中，特别学了“形势与任务”和唯物史观以后，我知道我的反动思想完全错了。 + +　　我家的财产那里来的呢？我记得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村里很多贫民没有粮食吃，向我家来借粮食，春前借一百斤到春后还二百斤，这样大的利息真是叫人吃惊！又有一个年底，我家杀猪，一个贫农赊了五斤肉，答应五天还钱，结果还不出，祖父就把肉要回来，我们家团团圆圆快快乐乐过年，贫民没吃的没穿的悲悲啼啼的过年。从这里证明，我家庭和农民是两个阶级。世界上的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我的家庭，长期被农民养活着，长期当寄生虫，长期将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农民的痛苦上，农民对我家太好了，斗争是应该的，而且还一样分给了我家一份土地，这是多么大的恩惠！我的家庭过去拿着农民生产的东西去剥削农民，现在农民拿自己的东西赐给我们，对我家庭真够仁至义尽了！那么我报仇的思想是没良心的以德报怨的思想，是反革命反人民的思想，是革命敌人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统治思想，这种思想在革命阵营中，是不能允许的。看！我多无耻，竟想当革命干部去向农民报仇。太无耻了！革命干部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是依照农民的愿望，去首先领导农民打倒地主阶级的。我明白了，我应该站在劳动人民方面，去打倒地主阶级，因为地主剥削农民是不合理的。看吧！苏联更加强大了，世界民主力量大大的占了优势，中国全国解放的日子已经到来！在全世界，全中国，不久将来，都要走向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人民的天下，想报仇，我真要小心我的脑袋！ + +　　两个多月过去了，在我的思想上转了个大弯子，我决心去掉我的反人民思想，建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观点，决心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奋斗到底。毕业后分派工作到何处都可以，只要是有利於人民，为人民服务就行，我决不闹情绪。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5.txt b/CCRD/3/7/1/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11824b8c596aeadc1f153f0e6b4330f80d2cfe4 --- /dev/null +++ b/CCRD/3/7/1/000025.txt @@ -0,0 +1,23 @@ +# 中南局宣传部关于宣教工作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检查报告 + +　　1949年11月，关于克服新闻工作系统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并重新检查和坚持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收到后，我们即引起深刻警惕，布置检查工作，并作了一些具体规定，兹特报告如下，请批示。 + +　　一、中南局进入武汉后，半年以来宣教工作中一个最严重的缺点就是除了临时重大问题曾经请示，及两次关于学校教育及干部训练班的报告外，我们没有向中宣部作过正式的综合报告，各省委宣传部对于中南局宣传部的关系，也表现了同样的不正常状态。我们曾经以为新区接管任务繁忙，支前工作紧迫，宣传机构极不健全，可以暂时不必对各省要求实行这个制度，等各省工作安排就绪了再严格督促。殊不知正是这种环境复杂，任务紧迫的时候，愈容易出乱子，上上下下愈应该坚持请示报告制度，才可以避免错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然不坚持这个保持党和国家在政治和政策宣传上统一的制度，下面的情况当然不十分了解，当然无从向中央作有具体内容的报告，有时想写也苦于无问题可写就拖了下来。这种自由主义的行为，差不多持续了半年多，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现在向中宣部保证，立即纠正这种党性不强的错误行为，今后每逢单月一定向中宣部作正式的综合报告，遇有重大问题一定事先请示，然后执行。我们并且一定要求各省委宣传部坚持这个中央规定的制度。 + +　　二、对于上述错误思想与行为，我们在1949年10月间就开始注意纠正，决定先从中南局宣传部直接领导单位做起，并拟有计划地帮助它们整理内部工作（现在正在整理书店工作），然后再要求各省执行，中宣部指示收到后便更加注意，因鉴于入城以后出版现象比较混乱，因此，首先是制定了中南区直属机关统一编审制度，1月5日即向各省发出坚持请示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他们自本年2月起一律按期作综合报告，1月14日又发布了关于各省新华书店编审工作的决定，同时通知长江日报、新华社总分社、新华书店总分店、武汉人民广播台、华中工人报、中南区一级工、青、妇宣传部、文联、文工团、中原大学、武汉市委及湖北省委宣传部正式作了一次检查，写了书面报告，1月28日又召集他们开了一次会，并且在会上公布了一个具体决定。这种检查一般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一两个单位甚至在接到我们通知后，仍不正式进行检查或者推到2月份再专门检查。但是仅就这次检查，也说明了我们工作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严重程度。长江日报发表“将军与战俘”一文，现经查明事先并未经党委审阅。武汉市青委宣传部长写了“1950年武汉青年要做些什么”一文，其中有关青运方针及城市工商政策都有错误，亦未经审阅，即便发表。中英建立外交关系消息，此间大刚报根据香港广播抢先发表，湖北军区所属之剧院，即根据它制成中英握手的图画幻灯，公开放映。由汉阳至沙洋一带错误标语将近百条，沔阳县甚至有“1950年是负担繁重的一年”的极端荒谬的标语。中南局宣传部领导之文工团创作人员所作“红旗红马红樱枪”诗集，错误的宣传土改政策，竟冒称业经我们审查，私自拿到私营书店出版。工会俱乐部贴着“打破阶级观念”标语无人过问。华中工人报长期无负责人看大样。市工会擅自编写“今日的共产党”谬误之处很多。南洋烟草工厂支部，擅自编印“党员课本”。同一工厂事件，在长江日报上受到表扬，在华中工人报上受到批评。新华书店印1950年日历语录有政治错误，未仔细审查即便付印，等我们发现提出后，书店亦未立即检查，长江日报揭露了才认真注意，单就汉口、湖南分店两处即损失二万余册，当时既不报告亦未检查。以上这些零星材料，就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至于各省的这类情况恐也不会少，如进军广西途中，工作队乱写标语，有“实行共产主义”错误标语；赣州新华书店编印“思想指南”一书，内容错误极多。 + +　　三、这种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产生，推其原因大致有三： + +　　其一、就是长期的分割的农村根据地环境所养成的各自为政的习惯太深了，干部来自各方，各人一套工作作风，一旦面临统一的新环境，旧习仍然不改。 + +　　其二、就是党的纪律教育松弛了，在思想上忽视了统一集中的重要性，正如武汉市委宣传部报告所说“有些错误现象见惯了麻木了，也就放过去了”。 + +　　其三、也是最基本的，就是干部的政策理论水平低，事务主义作风普遍存在，各级宣传机构极不健全，忙于接管和铺开工作，因此一切陷于被动，不能经常保持冷静头脑，坐下来多考虑些问题，这一切都是今后急待克服的现象。 + +　　我们现在努力克服的办法有三： + +　　第一、首先是把中南局宣传部正常工作逐步建立起来，尽力摆脱行政事务，多注意思想与政治问题，并且把主要力量放在定期制定并贯彻宣传方针，检查地方报纸和干部思想教育领导上面。 + +　　第二、是重申各种应该坚持的制度。 + +　　第三、就是学习中央的作风，遇有重大问题即行通报全区，随时向各处敲警钟，提醒他们注意。现在直属单位的报告制度已经建立了。湖北、江西两省已开始向各地委作出请示报告制度决定，开始注意纠正下面的无政府现象。湖北省能按期向我们做报告，江西省也开始作报告，广东文教接管工作也有报告，其他各省尚在督促中。我们希望各省能够严重的注意这个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6.txt b/CCRD/3/7/1/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31a28cac4937c4fb6bfc25d7c0145febb189e8 --- /dev/null +++ b/CCRD/3/7/1/000026.txt @@ -0,0 +1,129 @@ +# 吴晗：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 + +　　<吴晗> + +## 一 + +　　大概是一九四三年，或者是一九四四年，正确的时间已经记不起来了，那时候我是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的教授，住在昆明府甬道小菜市场旁边的一座破楼里。说破楼，其实还是冠冕话，四面都是纸窗，上面瓦缝可以见天，在楼下吃饭时，灰尘经常会从楼上掉在饭碗里。下了课自己买菜、煮饭，还得到门外古井里打水。记得开头几次不会打，水桶放下去无论如何舀不进水，实在急了，死劲拉水绳把水桶向下冲，结果，把水桶底震掉了，拉上来了是一个无底桶，弄得哭笑不得。 + +　　一面教书，一面写书，一面还得干家务，照料病人——我的妻。在闹柴米、油盐、扫地、炒菜、洗碗的时候，还得和学生、和朋友谈话，讨论问题。 + +　　那时候，据专家的估计，教授的每月收入，相当于一九三七年以前的八元银元。我要拿这点钱来支持房租，两口人的生活，加上医药费用。 + +　　就在这个时候，我被强迫学会了劳动，从扫地、炒菜。最难的是生炉子，扇红木炭，经过几次失败，也学会了。 + +　　说实在话，手是在做，心里是万分不愿意的。到不是为了失身份，身份早已经没有了，穿得破破烂烂，除了学生，谁都以为你是个难民。不愿意的实在心理，第一是挤去了休息的时间，第二是挤去了工作的时间，更重要的是对这些体力工作无兴趣，甚至厌恶。 + +　　就在这样的物质生活，这样的心情中，我写了一篇讨论小资产阶级的论文。大意是在激烈的时代变革中，小资产阶级分化了，少数的爬上去成为资产阶级，大多数甚至绝大数被冲掉，日益贫困成为无产阶级。由于这样，思想也起了大变化，前者成为统治者或统治者的帮凶，后者的道路是参加革命。 + +　　这篇论文主要的意思是说明在过去小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是一个中间阶层，最富于可变性，他是依存于统治者的，统治者倒台，他没有饭碗，「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在这方面他是统治阶级的代言人，替他们找出剥削的理论根据。另一面，他是替统治者阶级执行剥削任务的，从剥削的总额中分得一杯羹；但是，他又懂得杀鸡求卵的教训，总是劝主子有个长远看法，留得青山在，慢慢来，这样，就叫做「仁政」。对主子是一副奴才脸，对老百姓又是一副主子脸；一方面替主子刮钱，一方面又有时候替老百姓说一两句好话，在两个对立的阶级中间，起了缓冲作用。 + +　　而现在，这个阶级已经走向分化了，两个阶级便面对面了，斗争更尖锐更激烈了，大变化就要来了，这篇论文就此结束。 + +　　那时候自然以为自己是无产阶级，自以为很进步，对国民党政权怨气冲天，纵然没有勇气上延安，在昆明那山城里，在课堂指桑骂槐说一顿，在群众大会里红着耳根斗一顿，写写宣言，找人签名，也就心安理得了。 + +　　对共产党是同情的，信赖的，而且有点近乎盲目的崇拜。和一些年青朋友搞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大量翻印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朱总司令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其他秘密文件。读了都觉得很对，很痛快，极有理。 + +　　但是对共产主义的理论，却不求甚解。虽然生吞活剥读了一些书，正如猪八戒吃人参果，明明知道是好东西，但没有消化，不知是什么味道。 + +　　虽然那时候，还搞了一个学术团体，借这个团体作掩护，以一个同志作中心，每星期天举行一次座谈会，集体讨论许多思想上的问题，从事学习。但是，可惜得很，自己以为相当进步了，这些问题都懂，因此也就没有什么大进（步）。 + +　　就今天的了解来批评当年的自己，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是清楚的，从没有存过幻想，从文字，从口头，以至用行动来反对，这是好的。对共产党呢？只是主观的了解，以为共产党是对的，好的，中国的救星，只有共产党才能挽救中国。但是理论的接受不够，思想的认识不够，基本上对共产党的了解是糊涂的，不清楚的。 + +　　从阶级的立场来说，当时我虽然深切知道国民党政权所代表的是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是四大家族的利益；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利益的。但是我自己呢？当然不是资产阶级，那么是不是无产阶级呢？在那一篇论文中似乎应该得到结论，应该属于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但是，想想又不像，而且也不清楚到底无产阶级怎么样好，为什么应该来领导革命，左想右想，大概又不是了。于是只好又回到小资产阶级。 + +　　到今天写这篇文字的时候，重新回想几年前的自己，不只是那篇论文的立场不对，为小资产阶级的分化下降而不自觉发出怀古之幽情；说穿了是替自己惋惜。更严重的错误是根本没有立场，自以为是「超阶级」的，不是在广大人民中间，而是凭空挂在半天空的一个什么东西。 + +## 二 + +　　要分析我自己的阶级立场，得要说说我自己的历史。 + +　　我出生于一九○九年，祖父是佃农，兄弟俩勤苦成家，养了五个儿子，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到晚年居然可以温饱了。父亲是小儿子，有福气进蒙童馆，一面念书，一面帮着家里做爆竹。祖父死后分家，分到三亩田，而且是窪田，经常被水淹，因为照农村规矩，小儿子没有在挣家当上出过力气，长兄们劳碌了一辈子，小兄弟不但不上田地做活，还上学念书，已经是父母偏心了，怎么还能分好田地？房子分到两间，一楼一底（三十年前被火烧光了）。 + +　　母亲是中农的女儿，外祖父早死，到我懂事的时候，外祖母住的只有半间房子，煮饭睡觉都在一起，我们去拜年，在门外公众大厅角落里吃饭。 + +　　父亲分家的时候，只有一部书，是白纸本的御批通鉴。伯父们认为是公众的东西，要五家均分，吵得我父亲直哭。四伯父和父亲感情比较好，说我们都不会念书，不是白糟塌，给了小弟算了吧，才免得七马分尸。这部书保存到今天。我自己最初的历史教育，十一岁时念的就是这部史书。 + +　　分家后父亲考入县学，那时叫作秀才，名为县学生，其实是不上学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来请教蒙童馆了，一年有二十串钱。加上三亩田的租，两夫妇勉强可以过日子。 + +　　我就是他们的长子。 + +　　辛亥革命以后，父亲到杭州去进学校。母亲一人在家，领着我和弟弟；家里的田租大部给父亲化用，其实一共怕也不过每年四五百斤榖子，剩下的便是母子三人全部的生活费用了。一个钱豆腐吃一天，剩饭洗了再热了吃，母亲晚年提到这些日子还流泪。 + +　　父亲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大概一个月有几十元银元薪水，一家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寄回家买田地，到我上中学的时候，大概已经有靠近三十亩左右水田了，还盖了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榖子的租子。 + +　　我小学刚毕业，父亲就失业了，很牢骚，成天喝酒。他写得一笔好字，却不会下田地。雇长工种了几年田，不会经理，划不来，又佃给人种，靠租子过日子。这时候又添了两个女儿，一家六口，日子已经不宽裕了，到我上中学的时候，记得一学期交二十八元银元，要合一千四五百斤榖子，一学年的费用要化去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一，每次上学都是赶着卖榖子，虽然如此，父亲还是咬着牙送我上学。 + +　　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家里已经无力让我继续升学了。只好在乡下教书，教半年初小，半年高小。 + +　　和几个同学商量打算到广州进黄埔，筹不出路费走不了。 + +　　想了许多法子，母亲卖了首饰，加上宗祠的补助，到杭州进了之江大学。念了一年大学预科，之江停办，又到上海进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了两年。把母亲的多年积蓄也念光了。 + +　　在中国公学的最后一学期写了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卖给大东书局，得了八十元稿费。这篇论文是在胡适之的中国文化班上写的，他很赏识。这学期结束，胡适之被迫离校，在那时候他是反对蒋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国公学再念下去也无聊，刚巧有了这笔稿费就糊里糊涂跑到北平，不想已经过了考期，只好住公寓，成天上北海图书馆读书。 + +　　呆了一个时期之后，由顾颉刚先生介绍到燕京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作馆员，读了半年线装书，省下一点钱，辞职自修准备考大学。 + +　　一九三一年夏天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二年级。 + +　　还是由胡适之介绍，系主任蒋廷黻给我一个工读生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小时，每月得十五元的报酬。 + +　　从这年起开始经常写文章换稿费。这时弟弟也来北平进高中了，接着大妹妹也进初中了。每月有十元左右稿费，加上学校的工钱，三个人分着用，后来居然在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发表论文了，稿费收入比较多；不过这时父亲又病了，收入中还得支出一笔医药费。 + +　　一九三四年正当毕业的前一个月，父亲去世。家里欠了一大笔债，和人合股开的铺子在父亲死后不久也倒闭了。 + +　　因之毕业后不能再进研究院，留在学校里当助教。费了好几年才把家里的债还清。 + +　　一九三七年到昆明，一住就是十年，到（一九）四六年才回北平。（一九）四八年「8.15」以后，逃亡到解放区，受了过去几十年所没有受到的教育。 + +## 三 + +　　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就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无论是我的第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情况」，那时候还根本不知道有马列学说，以至一九三二年写的「明代的农民」、「明末的仕宦阶级」和（一九）四七年写的「朱元璋传」，对农民痛苦总是详言之而又详言之，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 + +　　在进述中国通史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农民革命，也含含糊糊的暗示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我从七岁就离开农村，三十多来来一直在城市生活，我的生活趣味是纯粹小市民式。虽然早年过的较贫困的日子，但是比起乡村农民优越太多了。养尊处优，甚至分不清蒜麦，走不得远路，做不得重活；自以为是脑力劳动者，厌恶体力劳动，有若干时期非干活不行，心里也只叫委屈。 + +　　我想，我这样的人应该是典型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 + +　　又由于时代的激盪，马列学说多年来广泛地在学校传播，一九三○年以来，我无条件地接受了历史唯物论，企图应用这新观点、新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这二十年写了四五十篇专门论文。但由于思想没有搞通，不会运用辩证法，更由于受了胡适之极深的影响，治学钻到考据的牛角尖里去，也就自然不会有什么好的成绩了。 + +　　由于这样的生活和思想，在行动方面说，十年来是跟着进步力量走的，在紧要关头也没有吝惜过自己，但是立场呢？既不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也没有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一句话是，自以为是「超阶级」的。 + +　　索性举一例子吧！我曾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所写的「哭闻一多」的几篇文字里说过，我和一多曾相约等到民主政治实现，便立刻退回书斋，去充实自己，专心著作。 + +　　这是一种什么想法呢？现在分析起来，很明显的，当时的我们认为中国的惟一问题是打倒蒋介石反动政权，由于他压迫剥削我们太惨了，实在受不了，只好起来打倒之；只要这个反动派倒下去了，有了共产党领导，中国有了办法了，我们自认为可以功成身退了，天下事不与我相干了，可以退回书房，随心所欲去钻牛角尖、翻古书，自得其乐了。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想法，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想法，是自以为是的英雄主义的想法，是消极的有毒的黄老学派的想法，是不对人民服务的想法，是自居于人民之外，「超阶级」的想法。 + +　　我和一多都具有知识份子的洁癖，孤高自赏，脱离群众。自以为清高，其实是逃避，自以为超阶级，其实并不如此。 + +　　在我的「朱元璋传」里也浓厚的透露出这样的思想。 + +　　我写一个元朝末年的革命组织者、领导者彭和尚，一辈子作宣传、组织工作，是两系红军的领导人，他坚强不屈，领导人民斗争，跌倒了舐舐血爬起来又前进。但是到徐寿辉起义成功以后，他突然不见了。我对这个人赞赏不已，认为功成不居，不是为了作大官而革命，真是了不得的人物。 + +　　当然我很中了《史记》的毒，吃了张良的亏。但是，司马迁、张良不能替我负责，我得对我自己负责任。 + +## 四 + +　　于此，我应该说明，不是毛主席教育了我，一直到今天，我还会是糊涂的、不清楚的、自以为是的，「超阶级」的。 + +　　毛主席在万分繁忙的工作中，看了我的原稿。特别的谈了一个晚上，除掉指示出书中许多不正确的观点以外，特别指出彭和尚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 + +　　挖了根，除了毒，想了几天，依毛主席的指示，细读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认识了国家的意义，阶级的意义，熟读了毛主席的选集，明白了马列主义如何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明白了毛泽东思想。听了关于土地改革，关于中共历史的报告，明白了土地改革是支持解放战争的基本环节，是消灭封建的必要步骤；明白了共产党二十八年来的成长壮大和发展，曾经犯过「左」倾、右倾的错误；但是由于有了正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才能得到胜利，才能解放几万万人民。也明白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个歌的意义，更明白了到处都喊「毛泽东万岁」的道理。 + +　　我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懂得了辩证法的运用，也从解放区一切部门工作中和生活中了解了辩证法的意义，我初次知道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法宝：也初次明白民主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道理。 + +　　我不但用耳朵听，用心记，而且用眼睛看。我看了老解放区，也看见了老解放区的人民，武装部队和夜以继日不停地在工作在学习的各级工作人员，他们是如何在为人民服务。 + +　　我看见理论掌握了群众的力量，这样的力量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 +　　我也懂得了为什么无产阶级应该领导中国革命，为什么无产阶级是最进步的最坚强的最革命的最有力量的道理。 + +　　（我选择了自己的阶级立场，我愿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 + +　　（这一年来我继续在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在书本上学习，在工作中学习。） + +　　我不再赞叹彭和尚了，我已经应人民的征调，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服务。 + +　　最后我还要讲讲彭和尚，毛主席当时对我说，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果然，在回到北京以后，再细翻「明实录」，居然查出，又过了多少年，彭和尚被明朝军队所擒杀。这样看来，他并没有逃避，一直革命到底，斗争到底，在我的书里面，不但看法是错误的，连史料也是不完全的。虽然现在还没有其他史书来证明为什么当时他会离开起义根据地。 + +　　在用了一个晚上，重新清理自己过去的思想，写出这篇文字的时候，我要大声喊出：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 +　　来源：一九五○年二月二十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7.txt b/CCRD/3/7/1/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9194270e4424889a0230b8c756504200ce530c1 --- /dev/null +++ b/CCRD/3/7/1/000027.txt @@ -0,0 +1,59 @@ +# 杨榆：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转变 + +　　<杨榆> + +　　我生长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父亲是一个百货公司的高级职员，幼时家庭环境很优裕，我在学校里功课很好，每学期总是考第一名，父母、师长、亲友都经常的夸奖我，老师说我听明、有天才、鼓励我将来干一番伟大事业，那时我看了好些伟大传记，自己立下志愿将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人物。一心用功读书，从来不问书外事。 + +　　“八一三”的炮火冲破了我那温暖的家，父亲死了，家里顿时贫困下来，母亲是个知识份子，东托西托在一个学校里找到了职业，勉强养活我和弟弟。和弟弟考上贷学，生活突然艰难了，母亲每天愁米愁柴，我仍旧继继求学，挤在一个小灶披间里，白天没人给我们烧饭就买几个烧饼啃，我们一个个变得又黄又瘦，母亲心疼的扑着我们流泪，我开始难受的想:“就是那日本鬼子给我们带来了战争，毁了我们美满的生活。以後怎么样呢?当亡国奴吗? 这是怎样去战胜这凶恶的敌人呢?” + +　　生活给我的压迫逼使我去思索课本以外的事情了，我发现这世界原来这么复杂。我怀疑，课本能给我们多少智识呢?我每天思索着许多问题，例如:“为什么有战争?”“日本为什么打中国?”“为什么世界上有穷人和富人?”“人是为什么活着的?”“社会是不是永远这样子呢?”………这些疑问我从来也不可能在课本上找到解答，于是我想:“我读书的目的是为什么呢?”“这样的读书能教我将来成为伟大人物吗?” + +　　我们住屋附近有个工厂，那里有许多跟我差不多大小的女孩子在当养成工，也有些人住在我们一个弄堂里，我有时也找她们玩，慢慢的熟起来了。我不懂为什么她们的父母不给她们唸书?她们小小年纪又怎么能吃得消那样繁重的工作的呢?跟我很熟的养成工阿林告诉我，她每天要做十二小时工，还要当夜工，打瞌睡就要给工头抽鞭子，阿林身上就是好几块红印子，她每月拿很少的工钱，爸爸失了业，一家只能喝苞米汤过日子。那工厂老板是个大胖子，汽车出汽身进。我想不通: 为什么胖老板搧搧电风扇烤烤火炉就这样有钱，而阿林她们终年辛劳还吃不饱呢?老板的钱打那儿来的?人受苦享福是不是命里注定了的呢? + +　　直到我进高中的那一年，这些闷葫芦才辖的一下子打开了! + +　　我们班也组织了读书会，专斗找些课外书籍学习，看过了还分小组讨论。这学习可真紧张啦，我吃力地读完了社会科学通俗讲话、什么叫帝国主义、江南的新生、萍踪寄语、西行漫记这些书。那些书里都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新鲜的内容，这一下子什么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抗日游击队、共产党、红军、阶级、剥削都有个初步印象了，几年来累积起来的无数疑问也都找到清楚的答案了。我像饿久了的人一样贪馋地想把许许多多书本一口气吞下肚去，我兴奋地得到了这样的结论:“有了共产党，有了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日本帝国主义一定会赶 + +　　出中国去，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同时，我又得到了这样一个信念:“剥削人的制度终要被打倒，将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新社会，那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 +　　这些新智识来得这样突兀，过去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事情都装进我的脑袋来了，我觉得自己每天在成长。 + +　　慢慢的，我能帮助其他同学学习了。我们一班都浸在学习热潮中，同学们像兄弟姊妹般亲热。那时，上海虽然早已沦陷，但还是租界，没有人来干涉我们校内的活动，我们热烈地遥望着大後方，相信我们的队伍终于会回来的! + +　　一年半後，太平洋事变爆发了!学校解散，同学们有的回乡，有的走到游击区去了，有的转了学。我正在重病中，好朋友都一个个分散了。 + +　　我与老同学们失去了联络，不知怎么办好。谁也找不到，书也没有了，进步杂志一律停刊，我沉闷地想:坚持下去，但是我能做些什么对抗战有功的事呢? + +　　没有人来指导我，我试图在新的学校中团结几个同学，灌满一些我所知道的新智识给他们，但是老打不开，只搞了三、四个人。功课压得很重，我感到苦闷。 + +　　这半年过去，我不得不因经济窘迫而失学了，当了小学教员，事多繁忙得使我没有时同思想任何事，我企图在课堂上讲一点救亡意识，校长就把我辞了，生活的担子沉重的压在我身上。 + +　　一九五○年，日本投降了，我兴奋得若狂，以为这下子可好了，我们可以建设一个人民民主的新中国了。又想，照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做去，慢慢的贫困、失业就要一去不复返了，这该是多么好呢? + +　　那时，我对蒋介石的卖国本质是认识不足的，对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也同样是认识不足的。 + +　　不久，蒋介石违背了全国人民的意志撕毁了政协决议，在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指挥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 +　　靠着贷学金，我又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这时我进了大学，重新接触到进步同学，接触到紧张活泼的学校生活，我的情绪又顿时高涨起来了。 + +　　我被吸收到积极分子的核心组织中，从交朋友做起，组织兴教育本班同学，同时又在不断的学习和总结经验中提高自己我知道我们需要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点滴工作，不断的提高广群众的觉悟，壮大我们的力量，准备对敌人进行斗争。 + +　　在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的压迫剥削下，人民的生活一天天贫困，我们抓住一切有利条件发动了历次生活性的和政治性的斗争，像助学运动，爱用国货运动，反内战要和平运动!反饥饿争生存运动，救饥救寒运动，反美扶日运动，抗暴运动，这些运动给了我极其深刻的教育和锻炼，我亲身体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统治，美帝国主义卑劣的侵略阴谋，同时明确地认识了，只为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中国人民才能得到民主和平自由幸福。我看到许多中间落后的群众一天天觉悟起来，我们的队伍也一天比一天雄壮了。 + +　　我们冲破了敌人无数次血腥镇压，铁尺、木棍、机枪、手榴弹、马队、大刀、飞行堡垒都没有屈服了我们，却使我更积极地靠拢了革命，誓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到底，抛头颅洒热血亦在所不惜 + +　　我愿把我的全部生命贡献给人类解放事业! + +　　终于，我们消灭了国民党反动武装，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五月，上海解放了!我们盼望了那么多年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 +　　我离开学校，参加了革命工作。我以狂热的情绪来迎接我们伟大的胜利和从事光荣的革命工作。 + +　　我觉得自己的智识太狭隘了，许多东西都得从头学起。 + +　　同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毛病还存在在我身上，这许多年的锻炼难然多少克服了一些，但是个人英雄主义，自由主义，或多或少，仍旧存在着，因此工作有成绩时就容易沾沾自喜，工作遇到困难时也会影响情绪，自己的思想斗争不能经常坚持，对同志的错误不进行斗争，往往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同志的缺点不能很好的帮助纠正。这些毛病如果不克服，就必然会严重地妨碍了我的进步。 + +　　今後，我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努力克服自己的缺点，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 + +　　我从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同情被压迫者，要求改革不合理的社会到认识革命，参加历次学生运动，最後成为一个革命干部，是与共产党的教育和领导分不开的，我相信许多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都曾经走过我这样的路，我们的思想改造是一个艰苦的长期的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议斗争的过程，这中间也犯过许多错误走过许多弯路，但我们是跟着革命运动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能不断地克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来武装自己，我们就一定能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让我们永远在毛泽东旗帜下前进!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2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8.txt b/CCRD/3/7/1/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145b15065ca675ba42f86136bdfe8dce1650b5 --- /dev/null +++ b/CCRD/3/7/1/000028.txt @@ -0,0 +1,127 @@ +# 李由义: 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 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心得和感想 + +　　自从京郊土改工作展开以来，我和很多人一样，盼望着有个机会参加这一伟大的运动。 + +　　这一回，理想总算得到了实现，我跟北大法律系一百多位同学一起，参加了京郊第二批土改村的工作。 + +　　正月五日下乡，二月六日回来，时间不算长，恰恰一个月。可是在这一个月中，我见到了许多生平所未见、闻到了许多生平所未闻的事情，增长了不少实际知识，解决了不少思想问题。自我上学以来，这恐怕是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了。遗憾的是：我还没有能力把这一课的内容写成文字，让大家看了如同身历其境，我只能说一说上了这一课后的一些心得和感想，让大家知道：参加土改对于一个知识分子究竟起了什么作用？ + +　　最明显的，恐怕是对于几个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有了进一步的体会。 + +　　首先，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劳动观点》，知道了《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劳动人民的活动创造了历史》。然而曾经有人问我：“农民重要还是知识分子重要？”我的回答是：“很难说，各有各的重要。”曾经有人问我：“你每月拿四百斤小米，算不算多？”我的回答是：“不算多，这是起码薪水。” + +　　到了乡下，刚碰上交公粮。 + +　　“你们交公粮心疼不？”我找了一个老乡问。 + +　　“我们不交公粮你们吃啥？”他笑了笑说。 + +　　“你们种一亩地每年可打多少粮？”我又问。 + +　　“往年收成好，每亩可打一石多，今年地涝啦，每亩才收四、五斗。”他回答。 + +　　我默默计算：今年四个农民，种一百亩地，辛苦一年，全部收成才够养活一个助教（然而京郊农民每人平均分不到三亩地！），想起以前的回答，我有点汗颜了。 + +　　在家里，高兴的时候扫一回地或打一壶水，得意洋洋地问太太：“我的劳动观点怎么样？”太太说：“顶好，算得上劳动英雄。” + +　　在乡下，开大会划阶级。 + +　　一个农民指着地主的鼻子问：“你说自己不是地主，你劳动了没有？” + +　　地主肯定地回答：“当然劳动。” + +　　“你劳动些什么？”农民瞪着大眼。 + +　　“我挑水、拾粪、放羊，那样都干。”地主似乎理直气壮。 + +　　“耪三遍、拔麦子你干不？”农民冷笑着问。 + +　　“这个有长工干。”地主有点狼狈。 + +　　“呸！那你还算得上什么劳动！”农民胜利地微笑。 + +　　我想起在家里的“劳动”又不禁汗颜。 + +　　其次，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群众观点》，承认每个人都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向人民群众学习。”可是下乡时，抱着什么思想呢——我是毛主席派来的钦差大臣，我是为农民打抱不平来的英雄好汉。 + +　　因为感到使命重大，所以工作情绪并不算低，整天舌敝唇焦地向农民宣传政策，晚上躺在炕上还要动半天脑筋，希望想出个好办法早点把农民解放。可是三天、五天、一个礼拜过去了，从何着手？还是丈二金刚摸不到头。有的同志开始闹情绪了，我这个“钦差大臣”、“英雄好汉”也有点苦恼。 + +　　跑到农会去瞧瞧，村干部早已把地主富农的土地、财产调查得一清二楚，准备跟地主“开火”了。见了我们焦急地问：“同志！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划阶级呀？”这时候，才真正感到做工作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善于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否则，将一事无成。 + +　　下乡不久，我们就找地主谈话，苦口婆心地劝他们老老实实向农民低头，可是事实证明：地主把我们的话当成耳边风——隐瞒的依然隐瞒，捣鬼的依然捣鬼。只有在群众的怒吼声下，地主老差才肯向农民低头。 + +　　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农会干部黄永和揭发了甲长张洪祥一连串的罪行。张的妹妹好几次站起来想为乃兄辩护，我们一再制止，毫无效果。最后是群众一阵“今天只许你规规矩矩，没有你说话权利！”的呼声把她压下去。 + +　　这时候，才真正感到解放群众的，确是群众自己，人民的敌人只有人民起来才能打得倒。 + +　　正式划阶级的前一天，张洪祥怕群众斗他，给农会干部马贵东送了一袋白薯，希望马贵东帮他一点忙；可是这位年青的干部回答道：“你送我十条棒子（十担玉米）都没用，莫要说这一点白薯。”说罢，把白薯统通送到农会去，将这件事报告了工作组。 + +　　这时候，我看到了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而觉得以前“农民自私”、“农民贪小便宜”的想法只是剥削阶级的偏见。 + +　　听说我是学法律的，一个老乡诚心诚意地向我请教：“我有一个妹子嫁给板桥宋文生，婆婆太凶狠了，逼得我妹子跑回家来三四个月不敢回去，你说这事怎办？” + +　　“假如男方同意就离婚吧！”我想了半天这么回答，但又觉得不妥当，再补充一句：“待我研究研究再给你肯定答复。” + +　　几天以后，宋文生和几个老乡来找我们。 + +　　“听说你媳妇要跟你离婚啦！你觉得怎么样？”同志们乘机询问。 + +　　“我们俩感情并不坏，我没意见，这件事要看我妈的意思怎样。”他回答。 + +　　这可使我为难了，想遍婚姻法令找不到一条用得上的条文。 + +　　“照我的意见不如开个座谈会，让婆媳双方都检讨检讨，大伙儿也给他们提提意见，怎样把家庭生活搞得一团和气。”没有学过法律的郭继同志想出了这么一个办法。 + +　　“郭同志的主意好，咱们就照着办吧！”他们心满意足地走了。 + +　　这时候，我遇到了革命群众丰富的创造能力，感到旧世界的知识之无能为力而觉得自己有从头学起的必要。 + +　　我们在农民家里派饭，一进门他们就热烈招待，满屋子是“请上炕！请上炕！”的声音。吃完饭，给他们开饭票，他们总是坚决不收，说：“你们为着我们农民翻身受累，我们没有好饭让你们吃，已经很过意不去，那能收饭票？”一定要我们说：“这是共产党、人民政府、解放军的纪律，我们不能违背。”他们才肯接受。 + +　　农民白天很忙，为了避免耽误生产，开会总在晚上。黑夜里，乡下的路实在不好走，特别像我这样近视的人，晚上眼镜似乎失去效用，完全变成了瞎子。每次散会总是老乡送我回去，一只手扶着我走，怕我摔交，一只手握着木棍，怕我挨揍。 + +　　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了劳动人民深厚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只有当我们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的时候才能巩固与发展。 + +　　虽然，我更深切地体验到：农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农民群众的创造能力、农民群众的高贵品质、农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只有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启发、教育、领导之下才能得到高度的发挥。 + +　　最后，在学校里，我们学习过“阶级观点”，理论上也承认“人的阶级性”，“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人都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与别的阶级进行斗争。”“应该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可是实际上，阶级观点还是很模糊的。 + +　　到乡下不久，有几位同学为了对付地主、富农的态度问题，与老干部发生小小的争论。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一个富农欠长工几石工资，抵赖不给，长工向工作组诉苦，一位老干部勃然大怒，把富农找了来，声色俱厉地训斥一顿，要他马上将工钱还清。几位同学在旁看了，有点不习惯，向老干部提意见：“为什么不先好好跟他说理，一开头就发脾气呢？”老干部则认为：对地主富农根本不必考究什么态度和蔼不和蔼的问题，只要重重压他们一下问题就解决了。 + +　　我听到这件事，有点踌躇，到底谁对呢？老是想不通。 + +　　后来，看到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过分》的问题”一段，才恍然大悟。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农民群众，形成这个大的力量。上面所述那些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在农村中由大的革命热潮鼓动出来的力量。………所有一切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革命时期——作者注）都有革命的意义。………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 +　　当然，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允许捆人、打人、杀人，然而至少可以说，对敌人是用不着客气的。特别是我们工作组，一举一动都给农民很大暗示，如果“一视同仁”，就无异给敌人打了气。 + +　　在往后的日子里，几乎每天都听到农民的诉苦，每天都听到地主恶霸的罪行，每天和不同阶级的人接触，观其言、察其行，深深地体会了：在农村中，由于人们对生产资料（土地、耕畜、农具）的关系不同，的确分成了很多阶级，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欲望、要求、处世方针，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在这种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正如一位同学所说：“我们只有一边倒，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 +　　这样，我的阶级观点才真正建立起来。 + +　　这是参加土改工作心得和感想的一方面。 + +　　另一方面，对于工作方法、学习方法也有巨大的改进。 + +　　下乡后一天，副组长王勋同志给我一项任务——宣传土改政策。心里想：我在学校里口才总算不错，“政策与法令”也研究了半年多。这项任务总可以胜任愉快吧。 + +　　吃过早饭，参考了好几种文件，写成一个演讲稿。召集农会干部，足足讲了一个多钟头，末了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大家都说：“听懂了！”王勋同志抓住一个小组长问：“刚才李同志讲了些什么？你说说看。”他瞪着眼想了半天，说：“我的脑子不行，全给忘啦！”问另一个，回答得牛头不对马嘴。可是王勋同志给他们讲话，他们都聚精会神地听，还没讲完，有些老太太就涕泪交流诉起苦来，会场情绪，高涨百倍。 + +　　相形之下，我真有点灰心。回来后我问老王这是什么道理？他说：“最主要的原因是：你不了解农民的思想情况，生硬地把一些教条往他们脑子里塞，他们听都听不进去，那能记得你说什么？！” + +　　这时候，我才感到做事情必须看对象、看情况，闭着眼睛捉麻雀是一辈子也不会见效果的。记取了这个教训，嗣后每次讲话总先研究群众思想情况，不到半个月，老乡们都喜欢听我的讲话了。到了一处老乡们就要求：“李同志，给我们讲讲吧！” + +　　我对老干部什么事都佩服，独有一件事不佩服——总觉得老干部做事情没条理、没计划，定了计划又不照着做。有一次我特地给马文云组长提意见，他不慌不忙，说：“如果说一般计划，那区委会早已定好，用不着我们再定，如果说具体计划，那就要根据工作发展的情况随时修正，决不能刻舟求剑一成不变，因为土改是一场最激烈的战斗，随时要估计敌我形势的变化而重新配备力量。你恐怕太注重工作的计划性而忽略了灵活性。”我仿佛听了一课“辩证法唯物论”，而感到自己的脑子十分机械、呆板。 + +　　刚参加土改时，我总认为土改是阕独奏，它歌唱出农村土地所有关系、使用关系的变更。可是搞了一阵子，就觉得问题不那么简单——我们在同一个时期内，要宣传政策、提高农民阶级觉悟，要整顿农民队伍、巩固农村政权，要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准备随时建党建团，要发动农民群众起来打倒封建势力，改变农村的生产关系……。同时，这些工作又互相关联、互相依赖、互相影响，不可能彼此孤立，也不能机械地划分阶段。这时候，才感到土改不是一阕独奏，而是一支交响乐，这里当然有一种主要乐器，然而没有其他乐器的配合是不成的。 + +　　在土改工作中，我们真真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而使以前所学的东西在脑子里生了根。最明显的例子是：在学校里学习一九三三年的两个文件时，怎么记也记不住，即使记住了碰到具体户也划不来，经过这一个月的反复运用，不但觉得这两个文件好记而且觉得内容无比生动，不再是以前枯燥的条文了。 + +　　末了，对我学法学的人说来，参加土改无异上了启蒙的一课，至今我才体验到新法学具体内容的一部分。因为正如何思敬同志所说：“至今的书本是向来不谈农村土地所有权关系和权利关系的大变革的。” + +　　总而言之，参加土改是知识分子改造自己的好办法，是知识分子为农民服务的好机会，是知识分子与农民结合具体的表现。 + +　　我这里所谈的只是个人一鳞半爪的心得和感想而已。 + +　　1950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29.txt b/CCRD/3/7/1/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6b5d800e515cfe5e0c870c7af8824ebe36e993 --- /dev/null +++ b/CCRD/3/7/1/000029.txt @@ -0,0 +1,63 @@ +# 萧乾：我认清了阶级——上岸村斗争会归来 + +　　<萧乾> + +　　年前，一个刮大风的下午，我参加了北京郊外的一个农民斗争会。那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一个下午。因为它曾用最明晰的语言，最真切的情景，使我明白了许多我一向不懂的道理。如同什么是阶级？为什么要专政？它使我这个在城市中长大，没有过土地租给佃户，也没给人耕过土地的小市民，明白了没有人能跳出历史，超出阶级的，也鲜明地暴露出过去我那种“跳出”“超出”的想法是如何错误。 + +　　整个下午，我都站在一张破八仙桌的旁边，我的注意集中在一张破八仙桌的周围。 + +　　朝南：也即是八仙桌的正面，蓆棚搭的台上，严正地坐着人民法院的审判员。他背后，蓆棚正中挂着一幅毛主席的炭画像，两边贴着“消灭封建”，“打倒地主”的标语。北风越过西山的脊背，把标语刮得哗哗响。 + +　　台下是人哪，人哪，说是6600人，其实已不止那数目了。一面面红旗在人们的头上飘扬。会场外，有背了步枪的农民在放哨。 + +　　八仙桌的右首：面无表情地站着恶霸地主刘洪瑞，皮帽大氅。玳瑁眼镜后面挤着一对三角眼睛的地主。和他一排站着的，是三个短打扮、一脸杀气的狗腿子。 + +　　（台上，一位公安同志用铅皮喇叭嚷：有—诉—苦—的—到—台—上—来！） + +　　一个老妪由人丛中挤到八仙桌的左首。在开会以前，她一直在哭啼着“我的儿哟！”她恐怕有70了，嘴里已没有了牙。满脸的皱纹和裹着沙土的泪水，写的是中国农民几千年来受的剥削和压迫。风吹着她头上那几根稀疏苍白的头发，伸出枯黄的手，她颤颤地指了八仙桌那边的刘洪瑞骂：“你这杀人的魔王！你厉害，你霸道！你凭什么把我儿子在狼尾巴沟给活埋了？” + +　　一个40来岁的妇人，拖了个刚会走的孩子，站到八仙桌的左首，指了狗腿子于六说：“三儿，往你爸爸嘴里灌凉水，拔了他三颗牙，回家来他就嚥了气的就是他！他……”说着，她呜咽起来了。 + +　　（台底下口号像浪涛般起伏着：“打倒恶霸！”“打倒地主！”红旗像抗议着的巨大胳臂，随了口号在风中哗哗挥动着。） + +　　一个头上包了羊肚手巾的中年农民叼了烟袋走到八仙桌的左首来说：“俺叫杨思立，俺是石门营村的农会主任。于六这王八蛋前年冬天把俺五花大绑绑到洪山寺。他烧了俺6间房，说俺参加了八路，俺跑了。俺72岁的爸爸也因为给八路送饭，给活埋了。俺要他的命，喝他的血！俺要求把他交给俺村儿来办！” + +　　又上来一个60多岁的农民。他必恭必敬地摘下毡帽给观众鞠完躬后，一只手撑在八仙桌边，脸却望着地，半晌说不出话来。一粒粒的眼泪落下来。好半天，他才自己嘟嚷说：“儿子么，给活埋了，孙女儿，刚11岁的姑娘，给糟塌了。如今，媳妇带着3个孩子，寡妇失业的，怎么活呀？”他脖子底下痉挛着。 + +　　这老实农民始终没敢望刘洪瑞一眼，抹着眼泪，戴上毡帽，又挤回人群中去了。 + +　　口号在激昂地嚷着：“打倒地主！”“消灭封建势力！”然而，那已不仅是“口号”了，而成为现实的注脚，最真切，最有内容的注脚。 + +　　恶霸，我是曾在明清小说中读过的。包公案，彭公案，施公案，济公传，儿女英雄传，以至金瓶梅里的西门庆，在我记忆里，有一连串书本上的恶霸，然而看到了刘洪瑞，我才明白封建势力的真实，毒辣，我才明白几千年来它在中国社会里的扎了怎样深的根，才明白它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会怎样如鱼得水般滋长。它支持了国民党，国民党也培养了它。 + +　　烧、杀、淫、掠，刘洪瑞全做了。他的数不清顷数的土地，是想尽了明抢暗夺的方法霸占来的。明明是用办学的名义把村学公产霸占过来，反动分子朱家骅却通令嘉奖他的“毁家兴学。”为了扩大他的王国，他勾结庙里的和尚，村学的校董，以至国民党的建设厅长。门头沟有的是煤，他一占占了410个窑坑。他有3座盖有堡垒的庄子。他借钱给人，隔月要还本，还不上就像白毛女里那个地主那样抢人夺地；他收租子讲究双斗加二。他向赶骡子的要买路钱，和国民党政权既是相依为命，他索性认老蒋嫡系某某的日籍老婆做干妈。于是，他成为自卫团、还乡团的团长，他成为商会主席，他成为参议员、设计专员、戡乱委员，他成为堂哉皇哉的伪国大代表——他不愁没人选他，因为选票他可以到琉璃河一家印刷厂去自由翻印，从刘洪瑞的“成功史”可以看出蒋政权是怎样一个细菌，蠢虫、疥癞的集团。刘洪瑞是个农村里小型的四大家族，蒋政权的栋樑基石正是几千几万个刘洪瑞。只有刘洪瑞才会效忠蒋介石，只有蒋介石才会容许刘洪瑞在门头沟山下建立他的王国。因为蒋介石的王国正是集这么些刘洪瑞王国而成的。 + +　　刘洪瑞和那个站在被欺压的农民方面的“八路”，自然是势不两立的。所以，在沦陷期间，他活埋游击队；在胜利以后，他组织了白箍子，组织还乡团，利用他那些穿反羊皮袄的流氓来扑灭革命势力。 + +　　活现在那张八仙桌的周围的赤祼祼的现实教育了我。 + +　　聊斋里充满了荒唐无稽，然而，其中比那些狐狸妖精再荒唐不真实的莫如那篇赵城虎了。天下可有好心肠的老虎？可有把打柴的吃掉了，事后知道他家有个老母，因而掉泪抱歉，然后天天检柴拾肉来奉养那老母，她死后还把她埋了，并且大哭一场的老虎吗？蒲松龄可真是地主最心爱的作家了。 + +　　刘洪瑞，这个恶势力的代表，说明身为老虎，必然吃人。面对老虎，不容再讲求词藻的温雅，也不许可在老虎的意识里去找慈祥。只有儿子给他活埋了的爸爸，孙女给他强奸了的爷爷才知道老虎的可恨可恶，才不能不咬牙切齿。 + +　　吃人的刘洪瑞和被吃的农民间，阶级是再分明没有了。在场外背了枪放哨的农民是曾经被吃过的。他们如临大敌般在防守，生怕老虎逃跑了。这中间，不可能有妥协，有仁慈，有饶恕的。 + +　　记得自命为进步份子的一个英国主教曾对我说：共产党都好，就是不懂得饶恕，意思是，基督教究竟比共产主义高了一着。这话乍听来，其美丽正如蒲松龄的赵城虎。 + +　　克莱顿和麦克阿瑟的确懂得饶恕之道了。他们在纽仑堡和东京把老虎笼子都打开了。然而，果然是因为他们心肠慈悲吗？还是因为在审判中途，他们发现自己和笼子里关起的原来阶级相同，利害相同呢？ + +　　站在那张破八仙桌前，我曾摹想如果国民党的统治还没被推倒，刘洪瑞这王八蛋还逍遥法外，这个有着一帮狗腿子来替他收租收债活埋人的地主恶霸，以他那中国大学文学士的身份，可能满肚子的风雅，一嘴的“文化”。我不会晓得他半夜里在万人坑指导埋活人。我很可能坐在刘洪瑞的庄子里，喝杯清茶，玩赏一下他收藏的明清字画，而嗅不出那些字画古玩上的血腥味道的。 + +　　帝国主义一样是讲究风雅的，讲求伊利莎伯时代的风格，18世纪的幽默的。我一样可以陶醉在那里面而忘形的。我也不会知道他们那些风雅蘸着印度，印尼，南菲，多少殖民地人民的血。 + +　　这是说，我虽然不是只老虎，而且，对显露出原形的老虎也懂得恨恶，但在阶级利害上，老虎与我并不是直接冲突的。也即是说，我虽未直接吃人，却曾间接吃过人。 + +　　在那个刮大风的下午，环绕着那张破八仙桌的一切情景和语言，明晰地，难忘地昭示给我：吃人与被吃者间的关系，是你死我活的。对于老虎，不能去欣赏它脊背的花纹，而必须捉拿，看押，消灭；对还没捉到的，必须放哨警戒。 + +　　把老虎关在笼子里，看来像是件容易事。然而捉它，尤其起初是徒手去捉它，却需要无比的眼光，决心和勇敢。确定那个是老虎，本身便需要科学的认识力。倾20多年的精力领导广大的中国人民去捉那老虎，把它押在笼子里，不让它吃人，并且带到黑压压一群农民面前受审判的，正是毛主席（蓆棚里正挂着他的炭画像）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那是最早认出老虎，并且29年来始终围击着老虎，同时确保今后老虎再不能祸害人民的革命领导。 + +　　所以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才是灯塔，才是舵手，才是安全幸福的保障。 + +　　 1950年3月1日于北京 + +　　来源：萧乾：《土地回老家》，上海：平明出版社， 1951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0.txt b/CCRD/3/7/1/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e163ab8f3d0d9a53ee458b301ec6aec82da9fc --- /dev/null +++ b/CCRD/3/7/1/000030.txt @@ -0,0 +1,35 @@ +# 江西省人民政府为抄发顾清田反省书通令 + +　　（赣西南行署、各专署、市、县政府、各厅、院、局、行：） + +　　根据丰城县二区区长顾清田，对于虚报人数，多领供给物品的自我检讨，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很好，但他在领导上是有缺陷有错误的，此种现象以后必需保证克服，省府本应给该同志应得之处分，但姑念初犯，并对错误认识比较深刻，多领的物品尚未用掉，除决定对他从轻处分，给以书面批评外，并责令将多领的东西一律退交公家，兹将该同志反省书随令附发，望根据这一具体事实，切实检查各级各部门贪污浪费现象，以教育干部为要。此令。 + +　　（附抄发顾清田反省书一份。） + +　　 主席 邵式平副主席 范式人 方志纯 + +## 反省书 + +## 丰城县第二区政府 顾清田 + +　　我是东北辽西省彰武县第五区爱林村人，家庭贫农，出身木匠，从八一五参加工作，至1949年2月调南下以来，1949年7月18日到丰城，分配到剑南区工作，1949年7月19调丰城县第二区，自来到江西工作，自己悲观，主要是区政府，工作团到处工作，都是知识分子，一看自己是大老粗，结果工作就被动。 + +　　这次经过的情形简述谈一下： + +　　从10月上半月，工作团来后，开展双减运动，县委指示大量提拔本地新干部，团委召开各队长会议，共提出18个新干部，当时就把名单报上来，就报县，预算报县就有十余天，就把东西领来，上边光见到人名字，不知道下边有人没有人，在发东西时，要盖每个同志私章子，他们没有章子，上级不许可，叫区长代理行，把章子交给会计，也未有检查，到月底造决算，又按预算数字造上去了，完全用我的章子盖上，但是下边提出来的干部有干10天，有半月的，还五六天的，就回家不能脱离家庭，发衣服时就余19套衣服，正在天气冷时，县干训班未有发衣服，不能坚持工作，区委商讨就给县干班发3套，其余发给勤杂员发下去，我检查两次账目也不知多少人数，主要是大部章子是区长代理，章子在会计手里，有时不在家把章子交给会计就到县财政科，写完盖章子就报上去，11月分多8个人，12月分多6个人，也不知道多。后省财政厅杨科长到来第二区检查说多报人了，那时我还不承认，没有多，杨科长问我为什么多报人呢，我没多报人我没有贪污，和杨科长发了态度，因为会计不在家，我想一定不能多，结果会计回来一看帐人多了，思想上才知道这是错误，也不知有什么错误多领来也未有浪费，但是经过数日来反省，才知道这是违反严重的错误，（说贪污吧领来东西一点也未动，说不是贪污吧东西多领来了），主要原因章子在会计手里放着，会计还是学生也不会干，经过就是这样，多领的物资全部在区政府，柴米在县未领来，详细数目字附月报表一份。 + +## 主观检讨如下 + +　　（一）对以上经过反省认识到是严重的错误，站在党的立场来检讨，对党不负责任，对于工作不负责任，无政府无纪律的状态，领导被动，全区有11个职员全是新的，在工作被动，会受到大的损失，领导不检查，不督促，不研究，也不了解实际情况，瞎干一气，接收不了新的东西，犯事务主义，一天忙到晚工作抓不住中心。 + +　　（二）违犯党的精简节约的政策，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态度，对党不忠实，如要全省每个区都像这样作，就等于反革命，我认识到这是严重犯了错误，应当当受到党的严重处罚，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能要求减轻处罚，对我自己错误也不能宽大自己。 + +　　（（三）要上级省委、地委、县委、团委、给我一个严格处罚，我今天站在党的立场犯错只能一次，不能再犯，所领的供给物品全部在区丝毫未有动，除柴米未领来在县，其余领来在区存，各项东西附表格可以看清，只要上级了解情况给我处罚要严格，最希上级迅速给我处罚，好对我工作有帮助，对大家也有帮助，来到江西，恐怕全省就出这一个大错误，我现思想在这几天工作不安心，撤职、或者留党察看、罚徒刑，现在我的反省，再多也谈不出来了。） + +　　此致 + +　　敬礼 + +　　 顾清田 + +　　 [1950年]2月14日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1.txt b/CCRD/3/7/1/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179ba5a5e2b93bf088c7be1bef577513da8143 --- /dev/null +++ b/CCRD/3/7/1/000031.txt @@ -0,0 +1,91 @@ +# 冯友兰：参加土改的收获 + +　　<冯友兰> + +　　我自一月二十七日起，参加北京郊区土改工作。先到丰台西北的张仪村。其时那村的土改已到分胜利果实的阶段。于二月三日，我们那一组转移到芦沟桥镇，从新开始工作。于三月十日，工作大致结束，返校。在这约一个半月的时间中，学得的东西，真是不少。我向来没有在这样短的时间中，学得了这样多的东西。 + +　　在我决定参加土改的时候，在清华同学办的大字报上，我发表过一篇谈话。我说我参加土改的动机有三点： + +　　第一点，土改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件最基本的事情。帝国主义在中国不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官僚资本主义不过有几十年的历史。可是封建主义有二千多的历史。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基础。传统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文艺哲学思想，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摧毁这种土地制度，不能使中国社会变质。参加这种使中国社会变质的工作，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虽然为时很短，也是不可放弃的。 + +　　第二点，自从北京解放后，我听见党中的人的报告讲演，所讲的道理，有些是我以前已经知道的。但是同是一个道理，由他们讲出，与由我们在学校中的人讲出，意味大不相同。其原因就是我们在学校中的人所讲的话，背后不过是几本书，而有革命经验的人所讲的话，背后有他们的全部革命经验。我很想得一点革命经验，以充实我从书本上所得到的知识。参加土改，可以得到一点这种经验。虽然一个多月的时间，所得的一定是有限的。但有一点总比没有好些。 + +　　第三点，我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里。虽然从一九一八年我在北大毕业时起，就靠自己的工作生活，但是小时候所有的对于地主阶级的情感，仍然潜伏在心里。在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中，我一向只听过些逃亡地主的报告。这些报告很能助长这些潜伏的情感。而这些情感于不自觉中牵引着我，使我不能早到革命这边来，使我不能向革命这边「一面倒」。参加土改，在客观方面，与地主斗争，在主观方面，也就是与我自己的潜伏的情感斗争，如是可以加速我的进步。 + +　　以上三点动机可以说都是由个人出发的。同时我也想到在改造自己中，还可以对整个革命事业直接尽一点力，可以多多少少做一点对社会对人民有直接帮助的事，于是我便决定参加土改。 + +　　经过一个半月的工作，我对社会对人民尽力虽然很少，但是我自己所希望得到的三点上，并且在另外许多点上，是有了很大的收获。当然这里所谓的「很大」是相对于「很短」的时间说的。 + +　　关于上面所说的第一点，参加土改的经过使我觉得我参加了革命。在土改的过程中，经过开大会，划阶级，斗争地主，至没收地主的农具而达到最高峰。我们土改工作组有三枝大枪。开大会时，若需要地主出席，就派农民带着大枪去传。在大会外也有农民持枪守卫。到没收农具的那一天，农会的干部及评议员及工作组的人，带着枪，浩浩荡荡，到地主家里，先由持枪的农民把守住大门，然后进去，将地主叫出，喝问（真是喝问）农具在什么地方。去的人一齐动手，搬出摆在院中，登记以后，即套上地主的大车，将农具拉回工作组。当然在现在的情形下，地主决没有反抗的可能。没收农具要带枪，是象征的意义多。但是我们于此，可以看见他所象征的事实。这事实就是：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武装了农民，打倒了二千多来的封建土地制度。这是近二十年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一部分。 + +　　在这一部分中，我参加了一点很微小的力量。我们这一组的工作又大部分是在芦沟桥做的。在这个有历史性的地方，作有历史性的工作，虽然时间很短，但在我的一生中，是有很大的意义的。 + +　　我参加了这样的工作，才真正觉得中国是革命了。专在北京城里，只看见些政治上的变动，很容易将这些变动与「改朝换帝」以及普通的「宦海升沉」相混。所恨者就是自己没有参加革命。张仪村有一个人问我：「同志，你这样大的岁数，一定参加革命多年了。」这话使我感到惭愧。在过去的有一个时期，我曾有「左倾」之名，并且因此而被捕过，带过刑具，可是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参加革命呢？这是我过去生活中以及思想中的一个矛盾。 + +　　从土改工作回到学校后，我在我的书桌上发现了冯至先生要在哲学讨论会中所讲的一篇「歌德批判提纲」。他说：「歌德常常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不满现实，又要维持现实，承认革命的意义，又恐惧革命的爆发。追求明朗，有时又被所谓不可知的神秘所束缚。所以他的著作中，积极性的英雄都是悲剧的，他的处世哲学则以和谐节制为标准。」这几句话使我有很大的感触。我没研究过歌德，我不敢断定这几句批判对于他是否合适。但是我觉得，若拿这几句话作为对于我的批判，倒是很合适的。 + +　　在过去我的思想中，确有这种矛盾。照我现在的分析，这种矛盾的来源，大概是这样的。我对于中国，确有热爱。近一二十年来，我总想，也总说，不拘什么党派，只要他能把中国搞好，我总是拥护的。可是后来日益显著，能把中国搞好的，只有共产党了。可是上面所说的潜伏的情感，暗中拖着我，使我不能向革命「一面倒」。因此就有上面所说的矛盾。因此自北京解放后，在有一个时期中，我的情感是混乱的。有的时候，觉得喜欢，有的时候，又觉得凄凉。觉得喜欢，是眼看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站起来了」。觉得凄凉，是上面所说的潜伏的情感在那儿作崇。 + +　　因为有上面所说的矛盾，所以在北京解放前一二年，我采取了「坐以待变」的态度。自以为我是超阶级的，我的学问也是超阶级的。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到来，我可以随时加入，而我还是我。如同我可以随时换一套新衣服，而我还是我。在解放的时候，听见说旧知识份子，必需改造。改造是长期的而且是痛苦的。我心中很不以此说为然。 + +　　第一，我不觉得有什么改造的必要。第二，即使要改造，我只要一转念间，就可以改造了。看不出为什么需要长期而且是痛苦的。 + +　　后来我看马克思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了解在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来是在某一阶级中的。既然是生来都是在某一阶级中，他当然都有阶级性。不过对于这种说法，还只有一种抽象的了解。在土改工作中，每个人都要给他一个阶级成份。所谓「给」并不是随便硬给，其实是指出他本来有的东西而已。这样就看出人确是有阶级性。本来有某一阶级性的人，要想改变他的阶级性，实在是把他脱胎换骨，而不仅止是像换衣服那种换法。 + +　　人既然不是超阶级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什么阶级成份呢？我自己为我自己划的是：个人成分，教育工作者；家庭成份，封建地主。在一九一八年以前，我的生活来源，还靠着家庭。在那时候，对于地主的权利，如向佃户分粮食，家里有事，征佃户服役，都视为当然，一九一八年以后，我虽不靠家庭生活，在五四运动时代，也常说劳工神圣，但是总没有从佃农的观点来看这种生产关系。 + +　　在芦沟桥，跟一位农民谈话。讲到种花生，他说花生苗出来是一堆一堆的。耪地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耪去一棵花生。如果有这种事，心疼极了。他说：在耪地的时候，如果听见一个人哎呀一声，就知道他耪去了一棵花生苗。对于一棵花生，农民就如此爱护。等到收成的时候，要分一半给地主，你可想他的心里作何感想，所以若从佃农的观点来看租佃的生产关系，与从地主的观点看，当然是有天地之隔的不同。这次参加土改，既是帮助农民，当然是站在农民观点来看这里生产关系。看法不同，自然情感也不同了。 + +　　不过也不是没有不稳定的时候。在芦沟桥先到一家地主没收农具的时候，看见这个地主的父亲，大概有七十来岁，跑来跑去。我心里想，他这些东西大概也是许多年积累的。这样一想，心里就有一种凄凉之感。可是同时也就觉得这就是站在地主的立场了。我为什么不为得农具的农民欢欣，而为失农具的地主悲哀呢？后来又到一家地主家里没收农具，看见他所住的房子，与他的长工所住的，俨然两个世界。他的长工穿的衣服，好像叫花子。这样一看，又看他的农具都装上大车拉走，心里就感觉痛快了。后来又看到只没收了三家地主的农具，就有六百二十二件之多。后来一分，分到二百零九家手中。这样一比。就看出没收农具是公平合理的了。 + +　　工作组的老干部，对于地主总是呼来喝去。又要叫他们挑水扫院子，我起先感觉这未免太过。可是后来又一想，这是一个斗争。不如此不足以杀地主过去的威风，并表示农民的翻身，一个农民这样说：过去是他们当大爷，现在是咱们当大爷了。既然当大爷，就得当出个样儿。这几句话很能表示出人民专政的精神。 + +　　因此我了解，一个人的思想，是从他的生活来的。改造思想，必需从改造生活着手。以前我以为只要一转念，就可以改造思想，是非唯物的看法。以前我自以为我很了解而且相信历史唯物论，但是论到自己，就持非唯物的看法。这当然是由于对唯物论了解不彻底的缘故。 + +　　由于以上所说，我相信我在阶级立场及阶级情感上是有进步了。虽未必敢说已经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至少是已经向这里立场一面倒了。 + +　　我在整风文献中，看见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中央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其中第一条说：「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必需采用。一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在看的时候，也不觉得这几句话有怎样了不得的意义。经过这次土改，学了些共产党办事的方法，才知道这几句实在是了不得。照我在现阶段所有的了解，这几句话实在是包括共产党全部的办事方法及思想方法。 + +　　北京郊区的土改政策，一方面是根据中共土改的一般政策，一方面又结合北京郊区的特殊情况。北京郊区中每一区的土改，又是一方面根据郊区的一般土改政策，一方面与每一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一方面以一般的政策指导怎样应付实际的情况，一方面又根据实际的情况来执行政策。有过这些经验，我开始了解怎么样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 + +　　土改工作组在土改工作中的作用，主要的是发动及组织农民，提拔积极分子为农会的骨干。用我们在工作中的术语，这就是「整顿队伍，检阅队伍」，等到队伍整顿以后一切事情，就由队伍去办了。在开群众大会划分阶级的时候，我们的组长叫我们分散在会场各角落里。我们的任务是：遇见地主狡辩，农民说不过他的时候，就要替农民出主意，告诉他怎样说。遇见农民情绪太高，要打人的时候，就要劝阻，叫他们别生气。工作组的任务，就是把稳政策，农民有不及的时候，就要设法推动，有太过的时候，就要设法拉回。有过这种经验，我就开始了解怎么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 +　　一般与个别相结合，领导与群义相结合，是理论。有理论指导实践，又从实践中了解理论。这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理论必需于实践中了解，还有一个例。在参加土改工作以前，我也听了些关于划阶级的讲演，又读到这一类的文件，当时总觉得阶级的名目繁多，记不住，分不清。经过这次划阶级的经过，觉得划阶级完全是以有无劳动及有无剥削为标准，非常合理公平。所有名目，不必记而自然记住了，也分清楚了。可是到实际的例子上，往往也有很难决定的。在过阴历年的时候，我回清华，有人问一个问题：一个人，开一个小饭铺。有二十亩地租出，应该怎么办，是否没收他的土地。当时我不知怎么回答。后来在芦沟桥，遇见这些例很多。很有人在土地而又兼作别的事，例如小贩、工人等。这类人的成分，初看很难决定。后来知道，一个人如果是有劳动，虽然他的劳动不在农业上，但是如果他的土地占有不算太多，仍然是以中农或贫农看待。这样的例子，每决定一个，对于理论的了解，就深一层。 + +　　从文字上了解理论，与从经验上了解理论，确切是不同。我现在有这个感觉，一个人若专从文字上了解理论，愈是了解的不错，讲出来愈叫人觉得不是味。好像小孩子学大人讲话，愈说得不错，愈叫人听着可笑。 + +　　就以上所说，原来我参加土改时所希望得到的，都已得了相当的收获。此外还有许多别的收获。 + +　　在参加土改以前，有些学文学的人说，下乡可以学一些农民的语言。哲学系有一位同学问我，学文学的人下乡除了改造思想之外，在他们的业务上还可以希望有所收获。我们学哲学的人下乡，在我们的业务上，可以希望有什么收获呢？当时我不知怎样回答。在一个多月的工作中，我了解了一个哲学名词：「具体的共相」这个名词。这是海格尔哲学系统中的一个名词，表示辩证法中的一个要义。照我向来的思想习惯看，这一个名词是自相矛盾的。是共相就不可能是具体，是具体就不可能是共相的。在土改工作划分阶级的时候，每一个与土地有关的人都给他一个阶级成份。或是地主，或是贫农等等。有些人是地主，可是每一个地主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有许多人是贫农，可是每一个贫农的特殊情形都不相同。这样看，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具体的共相，就是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也就是一般与个别的结合。了解了这个名词，我开始了解我以前的哲学思想的偏差。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则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 + +　　在工作中，我看见文艺普及工作的重要。在土改中，有许多歌，土改的理论及政策，都在歌中表示出来，开会的时候，教农民唱。有些理论政策，抽象的讲，很难讲通。可是一唱歌就通了。不但通了，而且唱的人情绪也高涨了。在张仪村，还有农民自己编的歌词。 + +　　在工作中，我看见大众的语言，有时候真能表达意思。有一个歌词中说：「共产党领导把身翻，毛主席是个领头人。」我觉得「领头人」这个名词很能表示出来领袖与群众的关系。领袖一方面是群众中的一员，一方面也是领导群众的，可是领袖这个名词，只能表示领导群众这方面的意思，不能表示出两方面的意思。而领头人则恰好正表示这两方面的意思。 + +　　经过土改后，乡下的价值标准也跟着变了，在张仪村，遇见一个女人骂他的丈夫说：「你是个地主，你是个富农，你是个恶霸！」地主本来是个恭维人的名词，现在变成一个骂人的名词了。 + +　　与农民谈话中，谈到什么时候种什么农作物，怎样种，怎样收，其中有很多样的特别技术，因此我了解农民不但是特别辛苦的劳动者，而且是技术人员，并不是照我们所想像的，农民只是下力的人。 + +　　以前我以为土改只是一种经济政策，现在我知道，土改也是一种群众教育。我到张仪村，在开会时，看见农民都会唱，很活泼。农民当主席，把握会场，挺有办法。及至到芦沟桥，初几次开会，农会的干部，会员，都是缩手缩脚，说话半吞半吐。我心里想，芦沟桥与张仪村，相距不过几里，何以此地的农民如此落后？可是过了一个星期，芦沟桥的农会干部会员，也是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什么事都可以做，与张仪村的人一样能干了。 + +　　我们要从张仪村到芦沟桥时，先派两个人到芦沟桥找房子。他们到芦沟桥，吃饭就发生问题。派来派去，把他们二位派到地主家去，吃了一顿。他们回来说，芦沟桥情况特殊，不能吃派饭。所以我们到芦沟桥时，先自行起火。起了半个月的火，觉得麻烦，又试行吃派饭。可是这一派非常顺利。到大多数农家吃饭，都很受欢迎，有好东西尽量拿出来吃。有时我们吃完留下每人一斤小米的饭票，实在觉得惭愧。可是一派到商家，情形就不同。有人真是拿秤秤小米作饭。这可见经过土改，农民思想大有改变，渐与我们成为「一家人」，而商人则不然。这也难怪他们，因为我们的工作，本来与他们联系较少。 + +　　在我们工作组里，有五个老干部。其中只有一个是学生出身，其余都是农民出身。有的原来没上过学，有的小时念过一二年书，可是现在都能写能说，能看报。他们都是立场稳定，性情直爽。我想这样的人，在文化上提高了，就是新型知识份子。我于是了解怎样叫新型知识份子。 + +　　以上就是我在各方面的收获。以下再对此次工作成绩作一检讨。 + +　　我在乡下与农民一起住，一起吃，一起开会讨论，都觉得很自然。但这只能算是开始接近群众，而不是深入群众。因此总起来说，工作的成绩很差。在农村中，不知怎样找事去作，觉得无从插手，只能听组织分配，叫做什么就作什么。在芦沟桥工作将结束的时候，有作统计及填表格的工作，我想这是我所能做的，就担任下来。一担任下来，就觉得先要整理材料。费了好几天的工夫，到走时还没有完成任务。后来发现错误在没有走群众路线。这事是应该动员农会干部一起做的。有些材料一问他们就可以知道，无需乎专在纸堆里去找。以前专坐在办公室办公的坏习惯，现在又出来了。 + +　　不过在整理材料时，也发现一些问题，如果继续追下去，就可以深入群众。但是回校日期已经由学校规定了，没有继续做下去。因此于统计的时候，我有两点感想：一是要深入群众必需要心中有问题，就问题追下去，就愈追愈深。以前我所以不能自己找事作，就是因为心中没有问题的缘故。二是整理统计材料，是一种麻烦的工作。人名数字颠来倒去，叫人头昏眼花，可是一想到这是为人民服务，就不觉其干枯无味，而觉得很有意思了。 + +　　我到农民家里吃饭几天，大概老年人及中年人喜欢与我谈的时候多。他们总喜欢谈过去的事，这是老年人的常态，也许是他们看见我在此方面也表示兴趣。因此我对于芦沟桥一带的历史，也多知道了些。但是谈话不常反映农民对现在的意见，而常谈过去的情形，也是工作上的缺点。恐怕也还有思想上的问题，就是对于过去的兴趣太深。 + +　　初到张仪村时，刚一下车，到一农民家中，房东看见了我，就说：「哎呀！这么大的岁数都来啦！」后来有许多人看见我，都说这一类的话。我觉得我也就是有这一点可以自豪，就是年纪虽比青年人大一点，但是还想学习，也不怕从头学起。 + +　　这一个多月的经验，作为一个学习者，是相当成功的。但做为一个工作者，就很难说有什么成绩。当然工作愈好，所学的就愈多。我工作没有什么成绩，而学习已有所获；工作好的人，自然所获就更多了。 + +　　 一九五○年三月十五日 + +　　（《学习》第二卷第二期） + +　　（1）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2.txt b/CCRD/3/7/1/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96072d1c52a6fcb1ad6aafd735ca70f7bb4799 --- /dev/null +++ b/CCRD/3/7/1/000032.txt @@ -0,0 +1,67 @@ +# 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濮阳专署运粮事件检查及对失职干部处理的报告 + +　　平原省人民政府主席晁哲甫，副主席贾心斋、韩哲一在3月15日联名致函人民日报，称：“兹送去本省关于濮阳专署运粮事件检查及对失职干部处理的报告一份。该件系向政务院之报告，内有本府对干部处理，请示处分的意见，和对该事件的检讨。烦公诸报端，教育全体同志”。按濮阳专区运粮工作中的错误和人民损失情况载3月9日人民日报。晁主席和贾、韩副主席的报告原文如下： + +　　（政务院周总理、董、陈、郭、黄副总理并财经委员会陈主任、薄、马副主任） + +　　（人民监察委员会谭主任、刘、潘副主任：） + +　　兹将本省濮阳专署运粮事件检查及对于失职干部处理情形报告如下： + +　　濮阳专署秋征前，即依省府布置将中财部批拨之贸易粮食交付粮食公司，故在秋屯中结合粮库共同进行运粮收粮工作，经由专署与粮食分公司双方协议，该专区共设道口、元村、楚旺3个收粮站，濮阳、仙庄两收粮站。楚旺站下辖沿卫河4个收粮点，运量总数为4,000万斤。粮站建立以政府为主，并派人任站长，公司派人任副站长，具体领导收粮工作，更具体决定两县向一点送粮者，由区库派人任站长，一县向一点送粮者，由县派人任站长，收粮站于12月30号建立起来，1号正式接收，15号完成任务。但由于布置上粗枝大叶，事后又未深入检查，具体进行此工作的同志又犯了官僚主义，致车辆积压，使群众在雪天冰地里遭受莫大痛苦及巨大损失。 + +## 一、 根据了解，各站积压车辆、粮食及群众损失情况： + +　　一、车辆粮食积压情况：元村收粮站：因濮阳县不按规定时间提早送粮，从8号到10号积压粮88万斤，至11号收清；积压车辆，从元村南至清石滚村（18里），每村均停有送粮车辆，事后了解仅濮阳五区即积压百余辆（共6个区向此送粮）。道口粮站：所属申庄收粮点30号到大车108辆，1号、2号卸下后返回，1号到车170辆，卸车后当日返回，至3号收清。大武庄30号至3号积压30余辆，至4号收清。楚旺收粮站积压大车30辆，小车18辆，从8号至14号始收清。 + +　　二、群众损失：群众在粮站过磅中，因出汗过多，我们无茶水准备，致喝冷水病死者1人，中途因雪阻而吃冷馍雪蛋致病死者3人。牲口冻病死者据初步不完全统计牛56头，驴39头，共95头，伤牛2头，驴3头，共5头。另车辆亦有损失正调查统计中。 + +## 二、造成损失的原因： + +　　一、首先省府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没有足够的重视，对客观困难估计不足，因之产生了麻痹思想。对此工作没有统一的指导，故布置时仅由粮食部门干部进行了讨论，没有在财政会议上由专员县长加以研究，即在粮食局研究中，也没有具体研究如何组织力量，粮食局与粮食公司协议时，亦仅限于手续数字问题。发现牲口冻死现象，尚未引起高度注意，而推之于客观情况。下去检查工作的同志，亦仅限于入库数字，粮食种类质量的了解，没有去发现问题注意群众困难。直至濮阳专区运粮损失形成后，省府才组织检查组前往检查，这说明省府对粮食工作的领导是官僚主义的，严重的缺乏群众观念，对此已深刻检查引为教训。 + +　　二、濮阳专署对收粮运粮工作未能重视，专员刘镜西事前未作布置，出发检查其他工作，事后亦未过问，副专员李立格亦未能亲自领导掌握，而委托给区库秘书王际云。在会议上仅由财科副科长刁松山简单谈了一下防止偷盗、防止冻死牲口、冻死人，和注意在收粮中进行秋征宣传与组织带领车辆，但具体办法没有研究，就笼统的布置下去，既无核心领导，后又没有检查，甚至专署对驻地濮阳城内屯收工作都不了解，粮库亦未能结合各有关方面力量进行此一工作，形成仓库干部孤立的进行；而在县里对这一工作亦同样的没有重视，如滑县仓库主任在专署开会返回后没有向县长汇报，濮阳县仓库正副主任根本没有到一块共同研究，因之意见不能一致。在对区布置时，不明确具体，如濮阳只说按秋征分配任务，分配运送，既无一定数量，亦没明确时间，这样便形成自上而下一系列的麻痹忽视，缺乏具体的组织领导，对群众不负责的严重错误，这是造成此一重大损失的基本原因。 + +　　三、具体进行这一工作的干部犯了官僚主义，对群众疾苦漠不关心。首先区库秘书王际云被派任道口粮站站长时，私自返家3天，迟至开始过磅期间始去粮站，而实际粮食已形成积压，时间迫促，难能全部迅速过磅。该站副站长王朝印，滑县仓库主任王雁序（第二副站长），在王际云未到职前，不去积极设法解决粮食积压问题，采取消极等待态度。另如楚旺粮站副站长赵洪魁，本应8号到站，因怕雪冷未到职，经清丰县仓库主任冯凌云同志亲自冒雪催促，迟至12号方去开始过磅，这就使群众在雪天里等他数天之久。再如元村站既已积压了车辆，但区库副主任谢林生，不去考虑如何解决提高过磅效率，使群众减少痛苦，反仍机械执行“作息时间”。道口站干部魏永久（粮食支公司股长），虽经干部与群众屡次催促，仍不去积极领导建站过磅，而影响了过磅时间，使群众等待一昼夜之久。在布置收粮点时，将地址搞错，甚而滑县十一区财助错指了群众送粮点，致10余村30余大车雪天里往返30余里，群众冻昏1人（后用火熏苏醒）。濮阳八区李家屯，因雪后泥洼阻隔不能通车（距收粮点40余里），向区里要求缓送，区则坚不允许，严令速送，村干没法，开会动员亲自带头带领群众背粮，参加者96人，每人背40斤，使群众十分不满，甚而骂政府，这些严重问题现象的发生，是具体执行这一任务的同志官僚主义所产生的恶果。 + +　　四、不能坚决执行决议，甚而随便变更决议，此点尤以内黄为甚。其与清丰协议由其在卫河架设浮桥，并具体协议了两县送粮时间，因秋征任务未完成，故电请区库转令清丰缓送（实际清丰粮食已装车起程），待他的秋粮送完后再收清丰粮食。不照顾邻县，单从本位出发，而区库股长靳文卿接电话后，未明确答复，致清丰粮食送到无人接收，内黄浮桥亦未搭起。再如原决定南乐县负责在元村设柴草站，而南乐县以困难故，电请区库请求不设柴草站，而区库靳股长亦未明确答复，致南乐未设柴草站，车辆拥挤时，柴草贵与米等，牲畜死、病此为重要原因之一。濮阳县提前送粮，也难能使粮食迅速过磅，区里也未执行分批送粮的指示。如濮阳县有的区尽所有人力畜力进行运送，以完成任务为了事，不估计粮站收粮情况，有的区提前数日运到。这种马虎潦草随便变更决议也是造成车辆拥挤粮食积压的重要原因之一。 + +　　另外运粮收粮没有很好结合，没有布置专车送专粮（一种粮食），而收粮时，则以专磅过专粮，使一车粮食数处过磅，也延误了过磅时间。 + +## 三、 几个干部问题的处理： + +　　一、濮阳专署专员刘镜西，身为专员对如此重要工作事前布置时竟未过问，事后错误发生时又未积极检查处理，对运粮任务不加重视，采取放任态度，造成对群众损失。虽因彼时曾数次到县检查其他工作，不无可原，但对造成此一巨大损失应负相当责任。拟给予该员记大过处分，报请政务院批核。 + +　　二、濮阳专署副专员李立格，身负财政任务，却轻视财政工作。在长垣坏粮事件发生之后，仍未引起注意。对此次运粮不亲自领导与掌握，把这一重大任务交给区库秘书去负责，布置草率。问题发生后又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推却责任，又未积极检查迅速处理。此种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是造成损失的根本原因，已不能胜任副专员之责。拟给予撤职处分，报请政务院批核。 + +　　三、濮阳专署财政科长兼区库主任刘雪程，当运粮会议刚结束尚未开始起运之际，即回到机关。该员对此任务不积极督促，不主动检查，始终抱着消极被动态度，有失职责。给予记大过处分。 + +　　四、濮阳专署区库副主任谢林生（在运粮布置中该员因病请假），1月8日到达元村站，斯时大批车辆云集，该员未积极处理，使群众遭受风雪中冻馁之苦，对专区布置卸粮车回去的决定未普遍传达，有失其职责。给予记过处分。 + +　　五、濮阳专署区库秘书王际云，任道口收粮站站长，12月30日以前设站，31日接收粮食。本应事前到职准备组织力量，但该员于26日接受任务后，擅离职守，私自于27日回家，30日始达道口，车辆已经到站，又未积极分配力量进行接收。这种严重的怠工，造成车辆积压，招致损失。给予撤职处分。 + +　　六、濮阳专署区库股长靳文卿，当时负责区库工作，对楚旺站要求清丰缓运意见却置若罔闻，对南乐县府要求不设粮车站的片面意见不表示任何态度。这种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造成元村、楚旺两站车辆积压缺乏粮草的现象而招致损失。该员工作一贯不积极负责。给予撤职处分。 + +　　七、平原省粮食分公司业务科科长赵洪奎，任楚旺收粮站副站长，掌握接收工具，住该站以南9里之范庄，对清丰9号运到楚旺站之粮食，虽经该站请催数次，仍藉口天冷雪厚，不便行动，12日用杆秤接收一部。13日正式接收。这种怕艰苦、拖延怠工、没有群众观念的表现，为害群众甚大。给予撤职处分。 + +　　又该员在濮县运粮中，怕艰苦不负责任，因而丢失公粮9包计1,800斤。因此决定从其每月340斤的薪金中，除去必要的生活费用150斤外，其余全部扣留，连续6个月，以赔偿国家的损失。 + +　　八、平原省道口粮食支公司副经理王朝印，任道口站副站长，当站长王际云未到职前，应负起全部责任，但该员只是消极等待不进行准备工作。这种怠工现象实不应有。给予记大过处分。 + +　　九、道口粮站干部，粮食支公司股长魏永久，对群众要求接收粮食，以便早日回村的正确意见，不加采纳，一意孤行的找房子安置住处，使群众等一日夜之久，受些不应有的痛苦。给予警告处分。 + +　　十、濮阳专署应责成濮阳县长检查反省不按上级决议送粮的错误，责成南乐县长检查反省不愿设柴草站的不正确的推却态度，这是造成元村站大批车辆积压主要原因，将检查结果报告省府。粮食分公司亦有责任，亦应检查报告。 + +　　十一、省府粮食局局长王兆祥，派往湖西工作未回。副局长刘培岑，满足过去运粮成果，麻痹疏忽，在布置中只限于数目字及手续问题，对运输力量的组织，和群众困难及可能发生的问题未做应有指示，甚至对濮阳区库秘书王际云，不能将会议精神带回未加注意，亦未做到及时帮助与检查。问题发生之后，发出之通报，群众损失强调客观理由，不做具体的主观检查。此种官僚主义乃是造成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粮局副局长刘培岑，拟给予记大过处分，报请政务院批核。局长王兆祥免予议处。 + +　　十二、濮阳八区区干部采取单纯任务观点，不照顾客观情况，严令群众送粮，致李家屯村干部带头群众雪地里背负，（不单增加群众不应有之痛苦，且造成不良影响，降低政府威信。）该县应做检查，适当处理报告省府。滑县十一区财政助理员粗鲁的错指群众收粮点，致30余辆大车于雪地中往返30余里，且冻昏1人。此种粗枝大叶的作风亦应深自反省。 + +　　十三、省府对此工作同样认识不够，对情况估计不足，忽视困难的一面，故在省财政会议上未专作研究，只交粮食部门去做，事后未组织力量帮助和检查。问题发生后才引起警惕，派员前往检查之后，虽在省府开会做了检查及批评了粮食局粮食分公司，但对该事件之失职人员处分则未迅速议定。此均为未尽到领导责任的表现。除做检讨外，并报政务院请求处分。 + +　　此外，清丰县仓库主任冯凌云同志，带领送粮车辆到达楚旺，当时因雪天浮桥未搭，该员当即用船摆运。到站后无人接收，积极将粮卸下，指挥车辆回去。副站长赵洪奎因怕冷不去接收，冯又亲自踏雪寻找赵副站长催其到职工作。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精神殊堪嘉奖，给予通令表扬。 + +　　濮阳八区李家屯村干部，在困难条件下，领导群众亲自背粮40余里，以此完成送粮任务。这种不怕困难，不畏艰苦，为群众服务的精神，亦予表扬。 + +　　 主席 晁哲甫副主席 贾心斋　韩哲一1950年3月15日 + +　　来源：1950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3.txt b/CCRD/3/7/1/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c588b227b0f2fcf7f7faca2200d64ad552f0e1 --- /dev/null +++ b/CCRD/3/7/1/000033.txt @@ -0,0 +1,41 @@ +# 一个犯罪青年的自白 + +　　<奚锡忠> + +　　七个月来，共产党给我的种种思想教育，真太伟大，太深刻了。就像一次大扫除，把我残留在脑子里的一堆垃圾，统统扫了出去。她，共产党还慈母般的爱护我，教育我帮助医治我被旧社会制度毒害了的严重病症，挽救我跳出罪恶的污泥坑，又指引我走向光明的大道，使我不再投进那自取毁灭的死亡道路。共产党救了我，但又是谁害了我呢？这一点，在今天我不能再怕羞耻，我要清算、了结这一笔二十年来的旧账！ + +　　我的祖父父亲都干的是营造业，家庭一直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五岁时，我在一所美帝办的教会小学读书，那时幼小纯洁的心灵，被充满了“神”、“命”思想。那时，先生告诉我，人类是上帝的儿子，只要我们诚意信仰，“主”就可以替我们解除一切危难。加上父母是佛教信徒，益发使我相信，人的命运是上帝安排的。“八、一三”抗日战争爆发，父亲一生事业、财产都毁了。我想，这是命运的安排。 + +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了书将来可以作大官，发大财，光耀门楣，过着适舒的生活，这是我读书的目的。当时我拚命的死读书，读死书，几乎把每一课程，背得烂熟，记得死牢，每到学期结业的时候，我始终是“名列前茅”。先生嘉许我，同学嫉妒我，亲戚朋友都称赞我，父母当然爱我，我可乐啦！走起路来，把头抬得高高的，看天涯的彩霞多美呀！ + +　　初中毕业，我才十五岁，经济发生困难，我辍学了。当时有位亲戚把我带到离上海不远的城市里，他在那儿当一个衔头不小的官，出进是汽车，卫兵五六个，相当威风。人家时常摆筵请客，有时也带我同去，场面当然阔得很，人家都奉承他，我也沾了光，受到恭维。这一来“当官”在我脑子里根植了很深的印象。有时我心中稍有点不舒服，便拿小勤务兵做出气筒，给他一顿臭骂，但那勤务兵挨了骂之后，却说我官腔打得不差，很有点官架子。这一下子，我可更乐啊，我竟然有点官架子呢！ + +　　自己拿自己看大了，凭着一点小聪明，就不肯安份起来。要我读书，我觉得麻烦，按步就班的简直有些头痛。一样走一条路，我想法寻到一条捷径，那多好呢！又省力又省时间，一举两得。人生么？一定有个秘诀，只要找到，那我的理想何患不成，所以我脑子里充满了个人幸福的幻想。有时我想，假使我能得到一千○一夜里的神灯，那多美呀！ + +　　前年冬季，我靠了“排头”毫不费力地到无锡地整处当一个登记员，派在离城不远的一个乡镇上办理土地登记，这是一件接触农民的工作，我起先有点踌躇，不知道怎样应付这种环境，况且我第一次在社会上做事。但一开始经历后，太容易了，那些土里土气的农民太老实了。一来就弯腰曲背“先生”喊个不停，拿着所有“权状”、“田契”请求审查登记，我高兴时，就马马虎虎的给他们尽个义务办一办，不高兴时，就找他个麻烦，叫他多跑几次。再不然就像骂那个勤务兵似的一顿官腔，他们还不是弯着腰口里连连的是，是，先生吗？碰到坐了铃铃响的包车的大地主们来时，我虽然不愿恭维他们，免得失掉自己的尊严，但总给他一个笑脸，审查时偶然有些差缺也算了，省得他们多走一次。能得到大地主们的一声称谢，也是觉得光荣的。 + +　　到了春天，在这江南的风景胜地，我还不是游山玩水乐个痛快。人生短促如梦，应该及时行乐，莫负青春。不去办公无所谓，反正一个小主任“排头”没有我来得硬，他是不敢说我的，到了月底，我还不是照样领薪水？ + +　　回到上海一次，我就不愿再回到这死气沉沉的乡村里干这种每天和土包子在一起的乏味工作，在乡村没有好的享乐，有的只是青草，泥土的气味。那里及得到上海的繁华？人欲的横流，好莱坞电影的大腿，纱笼作品，抢劫、打杀，多够刺激，舞厅里兴奋的音乐，莺语的歌声，蛇样的细腰，樱桃般的小红嘴唇……怎不使人陶醉、留恋？咖啡馆中的密谈，或看些冯玉奇，大侦探，蓝白黑……等的小说，够闲情取乐了。事业前途我根本不想，连印象最深的“做官”也忘了，脑子里只有享乐。有次我遇到学生的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我投以轻蔑的目光，这些人真有点神经病，不去享受，还闹这些，万一弄出事情，政治犯的罪名加在头上，太划不来了。在反帝运动中，要美国人滚出中国去，嘿！上海要不是美国人在撑市面，不是要坍了吗？这些人真是疯啦！越闹越不成话。我撕了他们贴在墙上的几条很大的标语，憎恨极了。 + +　　上海解放了，给我一个很大的顾虑，共产党来了可要收骨头了。和大鼻子苏联人的国家为伍，还弄得出什么好事情吗？有些同学很热烈的劝我一起去投考军大，参加北上、南下工作，哼！我可没有这么儍，没出息，乘现在可享乐的时候，我还得尽情的享乐。终於我为了爱虚荣，设法填塞挥霍的漏洞，来学一次亚森罗苹吧！但法网难逃，我案发被捕下狱了。 + +　　坐牢吃官司这多么可怕呀！暗无天日地狱般的生活怎能过？虽然血溅虎头门可以大闹牢狱脱逃，但我可没这勇敢的胆量呀！也没有大侠翻山虎这般狠呀！怎么办？我懊悔了，我求上天保佑我，来替我解除危难，但不中用。法官叫我写自白书，我说了许多好话，要求给我自新机会，记得还有这么一句“古有看破红尘削发为僧者，我今削发被囚，我亦看破孽海之尘俗矣！”（脑子还如此顽固，如此封建，以为削了发，脑子就会清楚了）。为了我这件事情母亲气得害了病，父亲更足不出户，来信说，叫他今后如何做人。加上法院说我受了旧社会和美国黄色电影、小说的毒太深，须要长时期的教育改造，遂判了我三年的徒刑。唉！我命运竟如此坏，做人还有何味，消极了，在写给家中及朋友的信里曾说过：“我堕落在深渊里，身败名裂，这污点任凭那流不尽黄河长江的水也洗不清的了，你们忘了我吧！” + +　　但几个月来现实教育了我。我们这一群旧社会的渣滓，应该扔在阴暗的角落里，让人们遗忘！但共产党并不这样看待我们，共产党把阳光也照到我们的身上。过去被视为“朽木不可雕”的一堆废物，共产党却要把我们炼成钢铁。以往沉重的镣铐声，和受了酷刑的呻吟声……再也听不到了。相反，工场积极生产的机器声和各监房的秧歌、腰鼓、锣鼓声及雄壮的解放歌声充满了每一角落，又热烈的展开坦白、斗争、学习……的运动。这些事情谁想得到会在监狱里出现，但事实上共产党给我们做到了。还才使我认识共产党是实事求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 + +　　教育当局为了澈底改造我们，本着“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原则，以说服代替打骂。这一点我总有点怀疑恐怕做不到，就是有些旧工作人员开始也不相信，他们认为犯人不打骂还行吗？但事实打破了我们的怀疑。有一位性格倔强暴戾的监友，为了不愿剪掉他盖了几年的头发，和一位解放军指导员争吵起来，并动手打了指导员，犯人打工作同志这不是造反吗？但指导员并不动声色，反而更和霭地劝导并指出他的错误，他除了向指导员道歉外，还在会上坦白悔过。由於这种教育，使我连想到我过去那种官僚作风，还帮助反动阶级压迫和歧视农民，是多卑鄙呀！ + +　　监狱当局采取通过劳动来改造我们的思想，是一个极贤明的教育方针，但在我们这一个小社会里能够获得劳动机会的只不过六分之一的自新人，这不是又使我们怀疑到共产党的政策也是有点空口说白话，不实际、不透澈吗？但晴天一个霹雳把我们惊呆了，共产党办事竟如此实际、透澈，如此大胆，他了解我们这一群旧社会的渣滓，毛病的根源都是游手好闲，贪吃懒做，不劳而获的剥削人民，没有劳动观念。所以这次对症下药的发动一部份自新人到苏北东台开垦去，要我们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劳动的伟大，认识自己过去不劳动的错误，澈底的改造自己。这不但是像华陀再世的救了我们，并且还配合了当前反轰炸、反封锁、生产救灾的中心任务，让我们也有一个机会立功赎罪。你想，共产党多伟大，说得到做得到，决不虚伪欺骗，连我们这一群犯了罪的人还照顾爱护得这样周到，亲生的父母也不过如此吧！ + +　　过去我轻视劳动，瞧不起劳动阶级，现在觉悟到这些思想是错误的。我已经初步认识了劳动的意义，体验劳动的伟大，所以，当我被派在自新人俱乐部出版组服役，虽然做的是一些抄写杂务和脑力劳动，有时忙得精疲力竭，但我觉得很愉快。在日常生活中我亲自扛饭、扛水、扫地、揩碗，甚至於倒马桶，我过去认为最卑贱的劳动工作，现在做起来也觉得非常光荣的。 + +　　在学习好社会发展史第一章又经过小组讨论，我知道了人类，世界，历史都是劳动创造的，决不是甚么上帝佛祖之类创造的，所有一切宗教迷信，全是资产阶级为了维持他们的统治，利用这些荒谬的宣传来蒙蔽劳动群众，削减被剥削者对统治剥削阶级的反抗力量。同时我更明白的认识到自己过去是受了这种毒害的一个，使我发生一种“乐天安命，狂妄无度”，尽情享乐的错误思想。今后我要新生，就非站在历史科学观点上，建立一个革命的人生观不可。 + +　　学习中苏友好关系后，我很惭愧，我过分受了反动宣传的蒙蔽，怀着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反对苏联，轻信了什么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者，侵占我国东北，劫走东北所有重工业机器，物资及美国的两颗原子弹吓倒了日本鬼子等鬼话。我们认识苏联十月革命以来，出了不少力量帮助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这次签订的新条约和协定，更明澈地了解苏联这样伟大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无条件和兄弟般的帮助我国。反过来又认识了美帝国主义以前用尽种种方法想来统治，毒害奴化我们中华儿女的罪恶，现在还极力援助反革命的残余匪帮，用美制飞机炸弹到处轰炸屠杀中国人民。这一个鲜明的对比。使我深深的反省过去崇拜美帝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的错误，认识了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非常伟大的！ + +　　旧社会害了我，制造我犯罪，新社会来改造我，给我新生。我今后为了感谢共产党的恩惠，要澈底改造自己的思想，确立劳动观点和新的人生观，站在广大人民中间，尽我最后的一点力来为人民服务，赎取我以前的罪恶。用我劳动血汗来洗掉那黄河长江的水也洗不清的污点！ + +　　 一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写於上海人民法院监狱 + +　　来源：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思想总结》，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4.txt b/CCRD/3/7/1/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4bc9139d2f1e2ee7f2a1c2b653f44a5803b870 --- /dev/null +++ b/CCRD/3/7/1/000034.txt @@ -0,0 +1,11 @@ +# 中共平原省委员会关于濮阳、聊城专区运粮事件错误的检讨报告 + +　　去年冬季平原省濮阳、聊城等地区所发生的运粮事件错误，主要是由于我们平原省委员会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对运粮工作重视不够的结果。濮阳、聊城等地区的运粮事件，使党和人民遭受重大损失，据清查结果，共死4人，死牲口355头，伤病牲口59头。这个重大损失是极堪痛心的。 + +　　去年秋征时，虽然平原省委会与平原省政府曾共同研究和布置了秋征办法，并发了指示，但对粮食入仓工作则未注意，根本未讨论布置。省委会在思想上简单地认为粮食入仓工作是省政府的业务工作，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工作，而未认识到粮食入仓是完成秋征任务的最重要关键，未认识到由分存农村到集中入仓是关系到全省1,600万人民的一个重大的群众性行动。因此，省委会就未关心和注意这一工作，也未协助省政府布置这一工作，以致使运粮工作完全陷于自流，产生极大的混乱现象，使群众遭到不应有的损失。 + +　　省委会发现这一严重错误后，虽曾督促省政府党组及濮阳、聊城地委检查和处理这一错误事件，但由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故未能采取真正严肃认真的态度，予以彻底追究和处理，亦未向华北局及时报告。这表现了我们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现象。直至华北局一再督促批评，我们才逐渐认识这一错误事件的严重性，才开始以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处理它。 + +　　平原省运粮事件错误，已造成了党和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为纠正这一错误，除省委已开会深入检查反省，在各界代表会向人民公开承认错误，并建议省政府赔偿群众损失（现已赔偿）外，特请华北局给我们处分。 + +　　来源：转载于1950年3月24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5.txt b/CCRD/3/7/1/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ec85a0334b651bfa3621a9260f717315547d88 --- /dev/null +++ b/CCRD/3/7/1/000035.txt @@ -0,0 +1,23 @@ +# 高德胜：放下功臣自满的包袱 + +　　<高德胜> + +　　经过三个月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拿辩证法发展的观点来分析自己小资产阶级的个人英雄主义，发现有以下几个主要缺点： + +　　（一）过去工作虽然算得上积极负责，对敌斗争时也能吃苦，但并不完全出於阶级觉悟，而存在着不少的任务观点。为讨好上级，使上级看得起自己，提拔自己，向上爬，好名誉，争地位。 + +　　（二）无组织、无纪律。今年七月，没有通过上级就发动群众慰劳民兵；庆祝平津解放，开群众大会。没经过上级批准，开支了民兵节余粮三百斤，领导民兵打敌人缴获的一匹洋布，擅作主张分配。 + +　　（三）工作态度上以功臣自居。认为自己的工作做得有成绩，因而表现了在领导方法上包办代替，自己意见第一的作风；自己亲自审问伪人员，怕公安员问不出口供来。实质上是轻视其他干部。 + +　　事务主义的领导、强迫命令，对逃跑的民工禁闭起来。表现在执行政策上“左”倾盲干；土改中不论大、中、小地富一律扫地出门，侵犯了中农利益。 + +　　（四）在群众观点上，不相信群体，轻视劳动，认为敌占区的老百姓不可靠；回家时我女人要我挑一担水都不愿挑，认为自己是干部，比劳动人民高一级。 + +　　（五）在学习上好高骛远，虚荣，不肯认真学习。 + +　　三个多月的学习，知道世界上一切事物是发展的、变化的，新生的力量一定要胜利，腐朽的东西一定要死亡，这是社会发展必然的结果。从历史上证明：世界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什么英雄创造的。个人英雄主义，不但百事无成，而且对革命事业，对自己前途，都有极大危害。共产主义社会是必然要实现的，但是这种个人英雄主义表现在执行政策上的盲目性，包办代替，脱离群众，不能发挥人民的力量，这就大大的阻碍了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群众观点是劳动创造世界，一切物质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但是我却轻视劳动，不相信群众，认为自己比群众高一级，发展的结果，就会被人民所遗弃。一个领导者应有全心全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思想。发扬民主，发扬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但自己却是“左”倾盲干，阻碍了生产的发展，脱离了广大劳苦群众，遭到人民的反对。无产阶级是有组织性、纪律性的。但自己在一些事情上不通过上级，自作主张，表现了自高自大，目无组织；发展的结果，是自成局面，自成系统，轻视上级。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闹名誉、争地位，如在革命阵营中碰到打击，就会悲观失望，甚至可能动摇，成为一个可耻的政治逃兵！ + +　　以上的个人英雄主义错误思想，使人民的利益受到很大损失。今后应该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的领导及教育下，决心改造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决心放下自己功臣自满，名誉地位的“包袱”！这次思想总结，认识了自己错误思想的危险性，及其在工作和学习中，阻碍了自己的进步，阻碍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人生观的建立。因此，决心放下“包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6.txt b/CCRD/3/7/1/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c33c3556963d1a3c0a6935e4a27714148c2319 --- /dev/null +++ b/CCRD/3/7/1/000036.txt @@ -0,0 +1,29 @@ +# 东北局各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关于韩进错误问题的决议 + +　　东北局宣传部前任宣传科长韩进，自1948年8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以来，一贯对东北党的正确领导抱着不满与反对的态度。他于1949年7月，正式写了“论东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意见书，其中特别强调自1948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后，所谓“党内又迅速滋长着一种违犯中央路线的、企图过早消灭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并认为在这以前，党内已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向，“只有在城工会议之后才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而获得普遍的发展，成为一个最严重的危险”。因此韩进正式要求东北“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对‘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东北局城工会议的方针，进行深刻的思想检讨，开展自我批评。”且未经组织许可，韩进事先曾私自将上述反对东北局领导的意见书在若干同志中传阅和商讨。 + +　　为了弄清是非，教育干部，去年秋东北局决定将该意见书印发给一部分负责同志研究，并责成组织部、宣传部准备组织讨论。随后又决定停止韩进的对外讲演，及解除其宣传科长的职务，要他参加东北文代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认真考虑他自己的错误见解，听候组织讨论。在这以后，韩进即籍口无工作可做，散布各种不满言论。 + +　　1950年1月上旬，东北局组织部、宣传部又将韩进的上述意见书及他自己1946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材料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印发给东北一级机关高级学习组的同志研究，并召开了东北一级及沈阳市一级机关干部高级学习组的会议，对韩进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批判，历时一月。在此以前和会议中间，东北局宣传部领导同志及支部同志曾数次找韩进谈话，并召开两次支部会议，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以期他能有所检讨改正。但韩进本人不但坚持其错误观点和立场，不虚心老实的考虑同志们对他的批评，反而否认事实，硬说会议不是为了搞通什么思想问题，而只是为的“斗争韩进”，说领导上只许他承认错误，不许他申辩，而实际上他的每次冗长的发言都是毫无自我批评的狡辩和撒谎。 + +　　会议对韩进的这种错误态度，表示极不满意，认为必须继续彻底清算韩进的错误，并作出结论，以教育东北全体同志。为此特通过如下决议。 + +　　会议首先指出：韩进自1948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到现在，坚持认为东北党的领导机关存在所谓“‘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东北党领导上的“违反中央路线的原则错误”和“严重危险”，把东北局1948年11月23日所作“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经中央批准后已在“党的工作”上发表）看作是在“思想上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说东北局1949年1、2月份和3、4月份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都是助长了实际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以及认为“东北局关于1949年7、8两月工作向毛主席的报告”也是“对历史情况分析不完整”，“可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东北局缺乏自我批评，因而影响领导机关的威信。”等等说法，都是完全不合事实和根本错误的。因为，1948年8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总结，明确的指出了城市的重要性，提出了城乡并重，城乡结合，城市领导乡村的问题；强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其方针是发展公营经济并保护私人工商业；确定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青年知识分子，联合中小资产阶级（包括开明士绅），反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和美帝国主义。城工会议批判了实际工作中的“左”倾与右倾，并提出了城市生产建设中的正确政策是依靠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扶助与引导小商品经济向合作经济发展。总结中还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私人资本在今天，还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私人资本，要分别对待，有利于我的要奖励，不利的要限制，如重税罚款等，但不是没收。”城工会议总结认为：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反对私资投机倒把和破坏国计民生的行为，但同时肯定了私人资本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此东北局城工会议总结中所规定的政策方针，同党中央在目前革命阶段上的总路线、总方针，同1949年党的二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发展城市生产，必须主要依靠国营经济，而不是其他，才能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必须是“节制资本”的政策，而不是任其自由泛滥。从城工会议迄今的事实也证明了，城工会议的总结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韩进所说城工会议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根本错误的。 + +　　但韩进为什么要坚持认为东北党的领导机关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原则错误”，而又特别强调反对东北局城工会议的上述正确方针呢？韩进到底反对什么路线，而他自己又主张什么呢？ + +　　从韩进1946年起所写的许多文章或材料上看，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东北局的正确方针。韩进认为：“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故提出：“对于中小资本必须促进其普遍繁荣的过程，帮助其发展，这不仅由于中小资本在解放区工商业中占优势，中小资本倘一衰落，立刻就会造成解放区一般的经济萧条”，而且认为：“小资本……可能成为合作经济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解放区的合作经济中将演较重要的角色”。“对于大资本家，我们并不阻碍他的经营，并不怕大资本的发展，并不是如何去限制他，排斥他……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温和的控制政策……合理的竞争。”此外，在1947年哈尔滨职工运动时期中，韩进公开主张要给私人资本以“四大自由”，即经营自由、解雇自由、竞争自由、财产自由。 + +　　由此可见，韩进是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出发，从他认为城市发展生产是依靠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来反对上述东北局城工会议的及其他文件所规定的正确方针和路线的。因此，党和韩进在城市工作上的分歧，绝不是枝节的或次要的问题，而是极重要的基本政策上的、路线上的分歧，亦即是有限制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还是无限制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分歧。在今天全党的领导工作以城市为重点的情况下，分析批判韩进的错误实具有极现实的教育意义。 + +　　其次，会议认为必须指出韩进在几年来由于对党的正确领导不满，其错误主张未得到党的领导机关的支持，以至在党内外采取各种不正派的方法，进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他惯于颠倒是非，制造是非，扩大事实，捏造事实，乱发牢骚，散布其对东北局的不满情绪和错误主张。他曾于1949年2月26日在“生活报”上用寇成祜的笔名，发表“一个知识分子的私见”一文说：“……无产阶级亦需知识分子之领导，倘以共产党之领导人观之、史传所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先生均为著名之知识分子，即中国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诸先生亦均系知识分子，尤属显明例证……”发表这篇文章事前既未经组织允许，刊出后又未予任何解答。他诬蔑东北局有“宗派”，有“山头”，实行“西北局搬家”，“造成党内关系不正常”，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说东北局领导上的“‘左’倾冒险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投机心理”和“流氓阶层破坏性的表现”，“官僚主义……依靠自己的统治力量来贯彻主观主义与蛮干精神”等等。 + +　　韩进在日常言论和文章中，又凭空捏造说东北局领导上有一个所谓“东北特殊论”，“要在干部中造成一种幻想，以为东北特殊，可以比全国提前消灭资产阶级和进入社会主义”；又说：东北局“城工会议总结始终没有中央十六字（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建方针，而华北仍在执行”等等。在东北局宣传部的学习讨论会及个别谈话中，韩进说东北党内有所谓“老虎”，并有“大老虎、小老虎”之别，而东北局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但又不敢举出任何事实。在日常工作中，韩进是惯于煽动个别对领导或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起来攻击领导，他曾公开对在他下面的工作的同志说：“某某、某某都应该提拔，就是部长不答应”；对于个别同志不正确的意见，韩进多是采取支持助长的态度。在讨论高岗同志“荣誉是属于谁的？”报告时，韩进竟然说高岗同志是“用物质享受，地位荣誉作号召，来推动党员前进……有阻碍干部前进的作用。”韩进在此次检讨过程，及在他写给中央组织部的许多函件中，仍采用很不老实的态度，完全抹煞事实，说“讨论中不让他发言”，“事先未找他个别谈话”，“领导不民主”等等，企图抵赖他的错误。 + +　　根据以上事实，其他地区一些同志所供提的材料，完全证明韩进的反党反领导是一贯的。他对领导上所提出的所谓“批评意见”，不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任何积极性和建设性的内容，更不是我党所一贯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而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夸大和捏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来诋毁党的正确领导。 + +　　再次、会议认为：上述韩进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除了其极端恶劣的个人主义品质而外，是和他思想方法上的混乱与反马列主义的唯心的形式逻辑及其超阶级的思想方法分不开的，在他的日常工作和发言中，韩进常是片面的形式的提问题，对别人的正确批评总是拒绝，借口思想上不能接受，以采取“保留”态度了之。1949年初，他在“生活报”上发表的“论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9篇）“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4篇）等论文中，对社会关系，笼统的讲解为“集体与个人，人与己的关系”，没有说明社会的关系基本是阶级间的关系；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只解释为“长期个人式的生活方式与劳动过程所形成”，而没有说明个人主义乃是一种剥削阶级意识的反映；他认为：“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个人。每个人都得向天下取一些儿才能生存……每个人也就必须给天下为一些儿才能给大家有可取之物……这一取一为，是每个人对社会的权利与义务”。显然，这些观点的本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范畴以内的超阶级的谬论。 + +　　最后，会议认为东北局组织部、宣传部这次所组织的检讨与研究韩进错误思想言行的学习讨论，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而韩进完全采取抗拒和不老实的态度，来反对对他错误的批判，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是非常错误的。韩进所犯错误及其对党的不忠实态度是共产党内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建议东北局审查他的工作历史，并将他开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 + +　　清算韩进错误的思想和言行，对东北全党都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会议提议此一决议请东北局批准后发至各地党的组织，进行适当的传达讨论，以具体提高党员干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同时，进一步的正确开展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把理论、政策的学习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结合起来，并加强支部生活，肃清自由主义与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使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和不良倾向能随时得到揭发纠正，把我们的工作更加提高一步，以完成我们目前所担负的伟大而又艰巨的建设任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7.txt b/CCRD/3/7/1/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01a83e0bf3752362d61625b046a32a28d05b9d --- /dev/null +++ b/CCRD/3/7/1/000037.txt @@ -0,0 +1,41 @@ +# 东北局关于开除韩进党籍的决定 + +## （经中央批准） + +　　一、东北局认为组织部、宣传部今年一月所组织的关于检讨东北局宣传部宣传科前科长韩进错误思想言行的干部会议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此次检讨中，不仅揭发了韩进各种极端错误的反党反领导的思想言行，更重要的是教育了到会干部，在思想和政治水平上提高了一步。 + +　　二、东北局批准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关于韩进错误问题的决议”这一文件，并决定开除韩进的党籍。 + +　　三、各地党的组织，应将此一决定和东北一级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关于韩进错误问题的决议”这两个文件，首先在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东北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应参照东北局印发的参考材料，组织干部进行讨论，并适当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党在城市工作方面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密切联系群众，以完成毛主席和党中央所给予我们的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把东北建设成为全国的工业基地。 + +## 东北局各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关于韩进错误问题的决议 + +## （1950.03.28） + +　　东北局宣传部前任宣传科长韩进，自1948年8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以来，一贯对东北党的正确领导抱着不满与反对的态度。他于1949年7月，正式写了“论东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意见书，其中特别强调自1948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后，所谓“党内又迅速滋长着一种违犯中央路线的、企图过早消灭资产阶级的‘左’倾冒险主义”，并认为在这以前，党内已存在着“左”倾冒险主义的偏向，“只有在城工会议之后才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而获得普遍的发展，成为一个最严重的危险”。因此韩进正式要求东北“党的领导机关，必须对‘左’倾冒险主义特别是东北局城工会议的方针，进行深刻的思想检讨，开展自我批评。”且未经组织许可，韩进事先曾私自将上述反对东北局领导的意见书在若干同志中传阅和商讨。 + +　　为了弄清是非，教育干部，去年秋东北局决定将该意见书印发给一部分负责同志研究，并责成组织部、宣传部准备组织讨论。随后又决定停止韩进的对外讲演，及解除其宣传科长的职务，要他参加东北文代大会的筹备工作，并认真考虑他自己的错误见解，听候组织讨论。在这以后，韩进即籍口无工作可做，散布各种不满言论。 + +　　1950年1月上旬，东北局组织部、宣传部又将韩进的上述意见书及他自己1946年以来所写的一些材料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印发给东北一级机关高级学习组的同志研究，并召开了东北一级及沈阳市一级机关干部高级学习组的会议，对韩进的思想言行进行了反复的研究批判，历时一月。在此以前和会议中间，东北局宣传部领导同志及支部同志曾数次找韩进谈话，并召开两次支部会议，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错误，以期他能有所检讨改正。但韩进本人不但坚持其错误观点和立场，不虚心老实的考虑同志们对他的批评，反而否认事实，硬说会议不是为了搞通什么思想问题，而只是为的“斗争韩进”，说领导上只许他承认错误，不许他申辩，而实际上他的每次冗长的发言都是毫无自我批评的狡辩和撒谎。 + +　　会议对韩进的这种错误态度，表示极不满意，认为必须继续彻底清算韩进的错误，并作出结论，以教育东北全体同志。为此特通过如下决议。 + +　　会议首先指出：韩进自1948年东北局城工会议到现在，坚持认为东北党的领导机关存在所谓“‘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东北党领导上的“违反中央路线的原则错误”和“严重危险”，把东北局1948年11月23日所作“关于全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经中央批准后已在“党的工作”上发表）看作是在“思想上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说东北局1949年1、2月份和3、4月份向毛主席的综合报告，“都是助长了实际工作中‘左’倾冒险主义的发展”，以及认为“东北局关于1949年7、8两月工作向毛主席的报告”也是“对历史情况分析不完整”，“可能在党内造成一种印象，以为东北局缺乏自我批评，因而影响领导机关的威信。”等等说法，都是完全不合事实和根本错误的。因为，1948年8月东北局城市工作会议总结，明确的指出了城市的重要性，提出了城乡并重，城乡结合，城市领导乡村的问题；强调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其方针是发展公营经济并保护私人工商业；确定城市工作中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工人阶级，团结独立劳动者、青年知识分子，联合中小资产阶级（包括开明士绅），反对国民党、官僚资本主义残余和美帝国主义。城工会议批判了实际工作中的“左”倾与右倾，并提出了城市生产建设中的正确政策是依靠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和发展，以及扶助与引导小商品经济向合作经济发展。总结中还指出：“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必然的……私人资本在今天，还是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对于私人资本，要分别对待，有利于我的要奖励，不利的要限制，如重税罚款等，但不是没收。”城工会议总结认为：为了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必须反对私资投机倒把和破坏国计民生的行为，但同时肯定了私人资本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因此东北局城工会议总结中所规定的政策方针，同党中央在目前革命阶段上的总路线、总方针，同1949年党的二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这就是说，发展城市生产，必须主要依靠国营经济，而不是其他，才能保证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必须是“节制资本”的政策，而不是任其自由泛滥。从城工会议迄今的事实也证明了，城工会议的总结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证明了韩进所说城工会议发展了“‘左’倾冒险主义”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是根本错误的。 + +　　但韩进为什么要坚持认为东北党的领导机关有“‘左’倾冒险主义的原则错误”，而又特别强调反对东北局城工会议的上述正确方针呢？韩进到底反对什么路线，而他自己又主张什么呢？ + +　　从韩进1946年起所写的许多文章或材料上看，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东北局的正确方针。韩进认为：“城市的主要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故提出：“对于中小资本必须促进其普遍繁荣的过程，帮助其发展，这不仅由于中小资本在解放区工商业中占优势，中小资本倘一衰落，立刻就会造成解放区一般的经济萧条”，而且认为：“小资本……可能成为合作经济中重要的构成部分……在解放区的合作经济中将演较重要的角色”。“对于大资本家，我们并不阻碍他的经营，并不怕大资本的发展，并不是如何去限制他，排斥他……我们必须采取一种温和的控制政策……合理的竞争。”此外，在1947年哈尔滨职工运动时期中，韩进公开主张要给私人资本以“四大自由”，即经营自由、解雇自由、竞争自由、财产自由。 + +　　由此可见，韩进是从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出发，从他认为城市发展生产是依靠资产阶级的观点出发，来反对上述东北局城工会议的及其他文件所规定的正确方针和路线的。因此，党和韩进在城市工作上的分歧，绝不是枝节的或次要的问题，而是极重要的基本政策上的、路线上的分歧，亦即是有限制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还是无限制的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分歧。在今天全党的领导工作以城市为重点的情况下，分析批判韩进的错误实具有极现实的教育意义。 + +　　其次，会议认为必须指出韩进在几年来由于对党的正确领导不满，其错误主张未得到党的领导机关的支持，以至在党内外采取各种不正派的方法，进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他惯于颠倒是非，制造是非，扩大事实，捏造事实，乱发牢骚，散布其对东北局的不满情绪和错误主张。他曾于1949年2月26日在“生活报”上用寇成祜的笔名，发表“一个知识分子的私见”一文说：“……无产阶级亦需知识分子之领导，倘以共产党之领导人观之、史传所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诸先生均为著名之知识分子，即中国之毛泽东、周恩来、林彪诸先生亦均系知识分子，尤属显明例证……”发表这篇文章事前既未经组织允许，刊出后又未予任何解答。他诬蔑东北局有“宗派”，有“山头”，实行“西北局搬家”，“造成党内关系不正常”，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说东北局领导上的“‘左’倾冒险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对革命不负责任的投机心理”和“流氓阶层破坏性的表现”，“官僚主义……依靠自己的统治力量来贯彻主观主义与蛮干精神”等等。 + +　　韩进在日常言论和文章中，又凭空捏造说东北局领导上有一个所谓“东北特殊论”，“要在干部中造成一种幻想，以为东北特殊，可以比全国提前消灭资产阶级和进入社会主义”；又说：东北局“城工会议总结始终没有中央十六字（即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经建方针，而华北仍在执行”等等。在东北局宣传部的学习讨论会及个别谈话中，韩进说东北党内有所谓“老虎”，并有“大老虎、小老虎”之别，而东北局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但又不敢举出任何事实。在日常工作中，韩进是惯于煽动个别对领导或工作有意见的同志起来攻击领导，他曾公开对在他下面的工作的同志说：“某某、某某都应该提拔，就是部长不答应”；对于个别同志不正确的意见，韩进多是采取支持助长的态度。在讨论高岗同志“荣誉是属于谁的？”报告时，韩进竟然说高岗同志是“用物质享受，地位荣誉作号召，来推动党员前进……有阻碍干部前进的作用。”韩进在此次检讨过程，及在他写给中央组织部的许多函件中，仍采用很不老实的态度，完全抹煞事实，说“讨论中不让他发言”，“事先未找他个别谈话”，“领导不民主”等等，企图抵赖他的错误。 + +　　根据以上事实，其他地区一些同志所供提的材料，完全证明韩进的反党反领导是一贯的。他对领导上所提出的所谓“批评意见”，不是实事求是的。没有任何积极性和建设性的内容，更不是我党所一贯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态度，而是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上，夸大和捏造实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来诋毁党的正确领导。 + +　　再次、会议认为：上述韩进反对党的正确路线和反党反领导的活动，除了其极端恶劣的个人主义品质而外，是和他思想方法上的混乱与反马列主义的唯心的形式逻辑及其超阶级的思想方法分不开的，在他的日常工作和发言中，韩进常是片面的形式的提问题，对别人的正确批评总是拒绝，借口思想上不能接受，以采取“保留”态度了之。1949年初，他在“生活报”上发表的“论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9篇）“论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4篇）等论文中，对社会关系，笼统的讲解为“集体与个人，人与己的关系”，没的/有说明社会的关系基本是阶级间的关系；对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只解释为“长期个人式的生活方式与劳动过程所形成”，而没有说明个人主义乃是一种剥削阶级意识的反映；他认为：“世界上有着许许多多的个人。每个人都得向天下取一些儿才能生存……每个人也就必须给天下为一些儿才能给大家有可取之物……这一取一为，是每个人对社会的权利与义务”。显然，这些观点的本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范畴以内的超阶级的谬论。 + +　　最后，会议认为东北局组织部、宣传部这次所组织的检讨与研究韩进错误思想言行的学习讨论，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而韩进完全采取抗拒和不老实的态度，来反对对他错误的批判，对同志们提出的问题，避而不答，是非常错误的。韩进所犯错误及其对党的不忠实态度是共产党内所不能允许的，因此，建议东北局审查他的工作历史，并将他开除出党，以保持党的纯洁。 + +　　清算韩进错误的思想和言行，对东北全党都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会议提议此一决议请东北局批准后发至各地党的组织，进行适当的传达讨论，以具体提高党员干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同时，进一步的正确开展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把理论、政策的学习与党内反倾向斗争结合起来，并加强支部生活，肃清自由主义与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使一切错误的思想言行和不良倾向能随时得到揭发纠正，把我们的工作更加提高一步，以完成我们目前所担负的伟大而又艰巨的建设任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8.txt b/CCRD/3/7/1/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00291841517a5d0db2014917e2227f5568770b --- /dev/null +++ b/CCRD/3/7/1/000038.txt @@ -0,0 +1,67 @@ +#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严格检查贪污浪费严惩贪污分子的训令 + +　　（赣西南行署主任、南昌市市长、各专员、县（市）长、各级税务局局长：） + +　　关于税工人员贪污问题，自去年12月二届税务会议提出后，经过两个月检查的结果，已有48个县查出贪污分子177人，其中16人判处徒刑，30人已送法院依法惩办，51人追回贪污物款撤职开除，还有罚苦工的3人，送受训的3人，经过斗争大会彻底坦白给予警告记过等处分留职改造的49人。现在正在清查尚未作最后处理的还有33件。总计贪污公款什物折米约30万斤，银元1,178元，等于我全省两个月的税务事业费开支。贪污的花样：用税款作生意、收税不开票、造假税票、受贿、买卖银元、敲诈等，无奇不有。最严重的如南昌县××所主任魏国珊（曾任吉水临川伪田粮处会计）动用税款1,755万余元，折合米37,750斤。此人已判徒刑2年。再如九江姑塘税所副主任王铁魂（曾任国民党党部委员伪稽征处主任）串通全所以量木排少收税不裁票之方式，贪污128万元（现判徒刑6个月），大庾县徐致炎（伪浙赣路材料员解放后混入八一大学毕业后分配下去）不但自己贪污公款（折米1,226斤），并且还告诉别人舞弊方法，以传授贪污经验，从中取利，油印伪造屠宰税票，曾企图组织人员逃跑（此人现已送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省局训练班学员徐吉生还未毕业藉帮助市局调查房产税敲诈群众26万余元（现已开除）九江县的王正华介绍土匪来税局工作，替土匪改名换姓等严重事情发生。 + +　　大家应认识到在我们财经部门发生这样严重之贪污现象，若不从速设法杜绝，则将大大影向/响我人民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使我们与群众关系脱离，并直接影响工作之推进，造成极坏的恶果，给国家收入以严重的损失，故特将现有材料，随令附发，要求各级领导加以深刻研究，把贪污的思想根源，对国家人民的危害性及贪污分子的可耻黑暗前途，及如何养成保持廉洁奉公的新作风等，向全体税收人员进行深入传达，展开反贪污浪费运动（应该指出的，直到现在仍有些部门还未报来应迅速清查上报）今后应把这一工作当成经常工作制度之一，除了加强工作人员的学习改造思想外，应及时检查贪污浪费行为，及时揭发，及时处理，把处理经过情形，向上级报告，向党报写稿，严重者应依法严惩。勇于揭发他人者，应给予奖励，贪污分子本人自动坦白并交出全部赃物，愿真心改过者，可给予自新机会。以上几点，系各地税收机关研究，切实执行为要！ + +　　此令。 + +　　附贪污统计材料两种。 + +　　 主席 邵式平副主席 范式人　方志纯 + +## 九江县税务局姑塘税务所贪污经过情形如下： + +　　姑塘税务所于1949年10月14日成立的，该所成立时，先有4人，由县局派去2人，张寿松、王铁魂在姑塘本镇，又吸收两个人，高政嵩、黄祥信，在10月与11月份，姑塘重点税收主要是查补偷漏货物税，姑塘镇紧沿着长江与鄱阳湖的西岸，但在去年涨水时，姑塘镇的四外都被水围，对查船收税上大有妨碍，因此又雇了两个划夫曹明福叶长发，找木船1只，配合在水面收税，一共是6个人。张寿松为主任、王铁魂为副主任。在11月县局缺人，把张寿松调回县局工作，由南昌八一大学介绍九江县一名干部郭橒。此人过去曾在九江税务稽征处搞过税收工作，因他在解放后经过两个多月的学习，就把他派到姑塘税务所为主任，他到姑塘后，当时工作还算积极，把姑塘各种税都管理起来了，只有一种木税，郭橒不会量，王铁魂会量，也不熟练，只有高政嵩一人会量较熟练（因他过去在姑塘海关税局专量木排）但此人历史不纯，参加过土匪苏成三的帮会，关系还未断绝。县局了解后，应即把他撤职。高离职后，由王铁魂负责量排计算。这时候由吴城来的木排很多，就给了他们贪污的机会。 + +　　第一次、在12月上旬由吴城来一个木排，拖排的管理员是和王铁魂认识，同时王的族姪是在排上工作。他族姪向王说：这木排未上足税，当时王就去量，量完就算，因王技术不强没算出来补税。后由王就把撤职的高政嵩请来计算，高用一八见码的方法一算，应该补税180万元（是夜晚算的）。但木排第二天一早就开动了，当时由黄祥信坐着小划子去追，结果把他追回来了，就叫他补税。木商问多少钱，王说180万元。这时木商要求少补。王的族姪说，少补一点，不裁票也行。并说现在船上只有32万元，你们拿去吧。当时就把这32万元没给裁票就收下了。当天晚上，到黄家把钱分了，黄祥信与王铁魂2人共得14万元，王、黄以高政嵩算排有功，就分给高、曹、叶3人18万元。 + +　　第二次不几天又来一个木排，是黄祥信去量的，除补税款3万元外，又额外索木商34万元。王、黄两人各得8万元，其余高、曹、叶各得6万元。 + +　　第三次、又同样的由黄弄到30万元，这次是5股平分，王、黄、高、曹、叶各得6万元。 + +　　第四次、黄又弄到21万元，王一看不能只这几个人分，也应该分给郭一点，这时正赶上县局召集各所长会议，王说：不分，等着郭回来再处理吧。因此，这次没分。 + +　　第五次、又来了一个木排，黄去接洽，并带回了70万元，叫王铁魂裁给27万余元的票。其余的40多万元，王还要等着郭橒回来一起分。大家说：分了吧，给郭留10万元。王、黄2人各得7万元，高、曹、叶各得6万元。 + +　　第六次、郭橒从县开会回来，王把第四次21万元，第五次留的10万元叫郭处理，正在处理这钱的时候，凑巧又来了一个木排，仍由黄去查，带回40万元，除应补13万的税票外，还多余27万元。与上两次31万元共计58万元，交给郭。王并问郭，你对黄说过什么。郭说木排上的钱不好搞，不如做小生意贴补贴补。王说大家都主张把这钱分了，你看行不行。郭说黄把一个分配单子给我看啦，我不同意分。郭不负责的说，你们分你们就分，我不敢负责任。王看郭不敢负责，并说我也不敢负责。郭又说把钱每人做一套制服穿吧。大家说不行，将来穿上衣服，县局问怎么办，我们的每月薪俸都从县局发，县局都知道我们这几个钱，这样做不妙。七说八说，最后没办法。郭、黄等提出裁假票，就把这58万的款子全开成补木税的票，把第二联在大家面前用火烧掉。 + +　　以上姑塘税务所贪污经过情形。 + +　　根据其每个人贪污行为，交政府依法处理。 + +## 附 + +## 贪污表一份 + +　　（贪污款项统计表） + +　　 + +　　 次数 贪污总数 分配数量 备考 王铁魂 黄祥信 曹明福 叶长发 高政嵩 第一次 320,000元 70,000元 7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这笔款子是在黄祥信家 第二次 340,000元 80,000元 8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分家的这款子由黄分的 第三次 30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 第五次 320,000元 70,000元 7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60,000元 -- 合计 1280,000元 280,000元 280,000元 240,000元 240,000元 240,000元 -- + +　　说明：第四次弄得的21万元没分等郭所长由县开会回来再分暂由王铁魂保存。 + +　　第五次弄到的42万元可等到分32万元给郭云/橒留10万也由王保存等郭回来处理。 + +　　第六次又弄到27万元合计一起58万元完全等着郭云/橒回来处理这58万元结果没分成裁造的假票子报在税收一起。 + +## 对于王铁魂黄祥信胡稚儒等6人贪污行为处理决定： + +　　王铁魂现年43岁，九江人，在反动政府时，历充县党部委员，救济署九江办事处处员，九江县稽征处姑塘分处主任。在职时，以贪污称著。及至县人民政府成立时，因税收缺人，暂时留用，因为姑塘税收建立，派其为姑塘税务所副主任。到职后，工作不到一两个月，贪污成性照常并主使该所原税务人员进行集体贪污。有黄祥信、高政嵩、曹明福、叶长发等5人，计贪污4次，共128万元。 + +　　黄祥信现年39岁，九江姑塘人，曾在伪政府江西上饶营业税局充当征收员，与九江镇公所警察局警长。在反动政府时，卖过壮丁。九江解放后，于10月到姑塘税所工作，与王计划集体贪污。每次贪污均由其先出头去搞，并勾结被撤职的高政嵩与曹叶2人进行贪污。 + +　　胡稚儒又名胡克臣，现年51岁，九江沙河东林乡人，在反动政府田粮处充当柜书管拨粮与负责管湖泊鱼税银子，曾因贪污被撤过职，人民政府成立后，建立税局开辟鱼税，用其负征收鱼税，派其到乡下调查，每个鱼湖长年产量时并便利他的贪污机会，作起了旧勾当。在乡下调查产量时，向群众多估产量，向政府少报产量，勒索中饱共勒4个湖，计勒贪银洋24、5块。 + +　　郭橒现为姑塘税所主任，眼见王铁魂等贪污行为，也不制止不向上级报告，两面混，不负责态度，疏忽职务。 + +　　根据这些材料，王、黄、胡、叶、高、曹等6人撤职，缴回贪勒款项外，判王铁魂处6个月，黄祥信、高政嵩、叶长发、曹明福等4人各处3个月，胡稚儒5个月的徒刑。 + +　　并在徒刑期间，限两个月内，允许群众告发。其未发现贪污事实的郭橒，给以警告处分。附表二：（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39.txt b/CCRD/3/7/1/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8157336b3dc817b7f1fde27d710d2981412a7c8 --- /dev/null +++ b/CCRD/3/7/1/000039.txt @@ -0,0 +1,19 @@ +# 路岗：检查我的学习观点! + +　　<路岗> + +　　我是由地主阶级出身的。在家中我是老二，父亲母亲喜欢我的哥哥弟弟，最不喜欢我，老打老骂。比起读书来，我不比他们差，因此那时候心里很恨:‘哼!他们现在有什么可以值得神气，将来我们比一下吧!’另外一方面，我的父亲是一个相当软弱的人，当时我村中有一批地主，他们是国民党员，掌握了乡政府，贪污、舞弊无所不为，摊派捐税我家特别重，同他们又没有理由可说，父亲于是和他们展开了‘斗争’，和他们竞选伪‘县参议员’，结果我父亲惨败，气得一病不起。这样我和他们之间就有了“不共戴天”之仇，看到他们的子女没有一个会念书，心中暗暗高兴:‘现在你们凶，将来比一下吧!’为了自己、为了家庭争一口气，我觉得一个人只有读好书、做大事才有‘出息’。罪恶的、封建社会的残酷的剥削意识，为个人‘前途’打算，非高人一等的念头就这样在我幼年的心中栽下了根。 + +　　到中学后，由于上述原因以及为了实现那些‘志愿’，使我养成了很深的个人主义。我不遗余力地死看书，成绩‘卓越’，可是又妒忌别人，他们找我讨论问题，我就装做不懂推托了之。我觉得世事与我无关，自己幻想着好好地念一点书，将来搞一个‘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去和别人比一下；万一不行，做不上‘大人物’，退一步说亦得做一个‘清高’的大学教授，因此也曾替自己幻想了一套‘留学、做博士、回国当教授、住洋房、搞一个温暖的家庭’的出路。 + +　　到大学念书，我还是背着这套幻想。可是问题来了，我的成绩不再像在中学里那样比别人好了，考起来总是名居‘榜末’；自己不懂的地方越来越多，但是叫我去问别人，我可不干，生怕别人瞧不起，于是我又学会了在行动上装洋蒜，让别人看起来好像我全是懂了。总之，解放前，我的学习目的是完全为了自己、为了创造‘美满’的前途、为了向上爬。 + +　　解放后，许多活生生的教育使我开始认识到过去所幻想的一套是非法的，那时候，似乎也忍痛地下了决心要把它割弃了。另外一方面，在理论上，我也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结合才是光明的出路，读书的目的是为了很好地为他们服务。然而这些空里空洞的认识，在我根本没有批判我的阶级意识，没有从思想上挖出旧根来以前，是绝无‘用武之地’的。以后的事实说明我的旧思想还没有从脑子连根拔除。 + +　　这表现在以后我对学习的态度从一个极端变到另外一个极端——完全敷衍的态度。有些时候，同学们找到参加小组讨论会，我就冠冕堂皇地说:‘啊!我不行，我的功课太没有基础了，让我赶一下功课吧!不然功课不好，没有掌握一点技术，那怎么为人民服务呢?’可是我心中想的却是另外一件事:过去读书起劲，因为我有一个很高的理想，不管书念得如何，只要能够用功，总有一天会达到目的；然而今天，那种幻想已经打垮，为人民服务又是多么渺茫，这样死念书已失去目的，何况我反正念不好书，比起别人来还差远着，就干脆不念多玩一下不是更好吗?因此在上学期中，我的学习态度是投机取巧，做习题自己不动脑子，偷抄别人的，对集体学习不愿参加，即使参加了，可是希望从别人那里偷偷地学一点东西。我心中想:‘书只要一个人念得好就行了，那样别人追不上你，你将来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地位，各大学请教授首先会请到你。如果你念得不好，不要暴露出来，那是会影响你的前途的。’现在想想，这是何等荒谬的思想。 + +　　旧社会中，少数人掌握的政权是建筑在剥削大多劳动人民的基础上的。统治者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权，可以毫无顾忌地、血腥地、继续统治人民，于是就拿出一点‘小惠’，引诱着知识分子，给他们做事。于是许多知识分子，为了自己可以分享剥削来的果实，他们就不得不想尽一切卑鄙龌龊的方法压倒别人，扫除向上爬的障碍。为了为自己、为家庭吐一口气，在过去我不自觉地也陷入了这个圈套，我的阶级出身给了我这么大的思想包袱，说起来是何其痛心。今天旧中国完全垮台了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社会发展史与中国革命经验告诉我们，历史是由劳动人民用一滴血一滴汗堆积成的，决不是少数帝王将相可以‘一手创天下。’过去劳动人民，终日劳动，得到的是衣食不能暖饱，受着别人残酷的剥削；但是少数剥削阶级却终日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难道我们愿意为这一批剥削者巩固他的垂死的政权而向人民长期进行进攻吗?我们除了衷心为劳动人民服务到底还有第二条路吗? + +　　劳动人民需要的是大批优秀的、愿为祖国建设事业忠诚服务到底的人民干部，并不是只要一两个为追求名利的‘天才专家’。为了将来能为人民服务，给人民带来更大的利益，我们现在求学就有把正课(包括政治课)搞好的必要。学习的方法是要脚踏实地，自己能够念得什么地步就念到什么地步，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把知识当做‘专有品’，认为这门学问学的人很少，我搞通了，将来为人民服务就可大献身手；也不要以为自己基础差，念不好，将来不能很‘伟大’地为人民服务，甘愿自暴自弃，找些理由作为不念书的藉口。真正的态度是自己老老实实，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求进步。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4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0.txt b/CCRD/3/7/1/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6247af1cd24992e02e0d4cf47bd1b7632553b28 --- /dev/null +++ b/CCRD/3/7/1/000040.txt @@ -0,0 +1,19 @@ +# 怎样看中苏三个协定?——北大学生吴杨圃自我检讨 + +　　<吴杨圃> + +　　报上前后发表了中苏三个经济合作协定，我最初对这些协定有些错觉，因为我看见三个公司“均按平权合股原则组成”、“两公司(石油、有色金属两公司)之产品由中苏双方平分之”、“公司之开支及其所得之利润亦由双方平分之”等规定，认为这是有利苏联而有损中国利益的规定，甚至觉得“和国民党与英美所订的条约没有什么分别”。可是等到我读了五日人民日报社论“欢迎有利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中苏经济合作”以后，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一个实际的爱国者! + +　　我最初的错觉，是由于“平权合股”、“利润平分”这些字样所引起的。所以造成我这个错误认识的原因有二:(一)不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帮助，和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帮助”(侵略)有本质的不同；(二)存在着一种潜伏的剥削意识:我们需要什么，苏联都该白送给我们，这完全是损人利己的懒汉思想。 + +　　有了这种糊涂观念，就很容易中帝国主义者宣传的毒。帝国主义者，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说:“如果苏联做了一件显然有利于旁人的事，——‘你为什么这样好呢?你有阴谋。”如果苏联做了一件既有利于苏联又有利于旁人的事，——“你为什么也顾到自己呢?你自私自利。’”现在苏联做了既有利于自身，更有利于旁人的事，我们如果不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不站在真正爱国主义的立场上来看它，那就很容易被帝国主义的欺骗宣传所俘虏。 + +　　我最初不了解:苏联帮助我们开发经济的物质资料(人和机器)，是苏联人民劳动的成果，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因此，它是应该得到一份“所值”的。这才是真正的兄弟关系。 + +　　在这样个认识下，我又重新读了报导中苏三个经济合作协定的电讯，和五日人民日报社论。经过自我反省，我才得到如下的了解: + +　　中苏三大经济合作协定，是首先为了在不损害双方主权的原则下，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而订定的。站在苏联方面说，是既为了朋友，而又能顾全自己正当利益的一种协定；站在中国方面说，是既为了自己巨大利益，而又能照顾友邦的正当利益的一种协定。中苏两国有共同的敌友，和共同的最后目标，我们从这三个经济合作协定和不久前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可以明确看出一种伟大的国际主义友爱互助精神。 + +　　人民日报社论说得好:“每一个实际的爱国者都知道，这些协定对于我国在完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利用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经济建设这一件大事，是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于帝国主义者当然是一种严重的打击，而对于一些对真正爱国主义还不够了解的人们(如我自己)，则是一种实际的教育材料。(转载报)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4月15日转载。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1.txt b/CCRD/3/7/1/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fec240e6d143455ab27f32c33edd4415881337 --- /dev/null +++ b/CCRD/3/7/1/000041.txt @@ -0,0 +1,19 @@ +# 吴江干部开枪击伤群众案：李宗文处徒刑五年 + +## 原判无期徒刑经群众要求予以减刑 + +　　【本报讯】 苏南吴江县黎里区区干李宗文违反法纪，于本年二月十八日(旧层正月初二)在该区春节联欢大会上打骂群众并开枪击伤群众一案，经华东军政委员会调查团督同苏南行政公署调查团与吴江县人民政府负责人员亲赴肇事地点进行周密调查，并经吴江县临时人民法庭在各界代表陪审团的参与下，举行公开审判后，呈请苏南行署司法处申请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院覆核。华东分院根据李宗文的犯罪性质，危害程度，及事后李本人深自忏悔之态度，并参酌公审时各界代表陪审团及一般群众之意见，核处李宗文五年有期徒刑。 + +　　【本报讯】 李宗文今年二十四岁，原中共吴江县黎里分区委员会副宣传委员，黎里区春节文娱活动委员会主任。该区人民政府决定于二月十八日(旧层年初二)召开庆祝春节群众大会，责成李宗文配合各界代表进行筹备。但旧层新年时，群众不惯开会，李宗文一味采用强迫命令方式，不听群众建议，亦未作深入动员，故当日上午开会时到会人数很少。李认为到会人少，是因为群众都到戏院看戏，就建议改到下午开会，并亲赴戏院，以蛮横态度，强迫停演。下午一时开会时，到会群众六百余人，但由于该会不是出于群众自愿自觉，故群众情绪远不如公层新年群众庆祝大会之热烈。李宗文领导呼口号时，因风大，李的山东口音群众又听不懂，故应和者很少。李因而大怒，从台上跳下，到处青问，并打踢孟雅臣等五人。这时到会群众柳伯龙对李提出劝告，请他不要打人，李更加恼羞成怒，认为“老百姓竟敢管起咱来”，遂向柳开枪射击，幸为旁人牵掣其臂，弹出未中，当场伤及沈庆官(4月21日1版更正为“凌天生”)及女学生王雪英等二人。 + +　　事件发生后，黎里区人民政府及中共黎里区分委立即将受伤群众妥送医院，并一面将李宗文扣押，一面向上级报告请示。吴江县委得报后，立即呈准苏州地委开除李宗文党籍，次晨派员会同吴江县长亲往黎里进行调查慰问与救济，并召开各界代表座谈会，征询处理意见。苏南行政公署于接得报告后，亦立即派公安局长司法处副处长等前往调查，并与中共苏南区党委会会同决定在吴江县迅速召开全县区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深入检讨。华东军政委员会接获报告后，即派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华东分署副署长周碧泉、华东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陈已生及民政部副部长李步新等三人组织调查团，亲往黎里，严加查究，并进行慰问。 + +　　从吴江区以上干部的会议中，干部都认识了李宗文罪行对当前工作的严重危害性。黎里区书记姜日性说:“我们辛辛苦苦工作了八九个月，给李宗文一枪打坏了”。从检讨中，大家体会到了强迫命令的危险；体会到了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恶劣作风的危险；体会到了领导干查。很多干部自动查出了自己的毛病，如办事不与群众商量，一味强迫命令，不如意便随便骂人、打人、抓人，以感想代替政策，不研究上级指示和不调查下层群众实际情况等等。最后决这种精神贯彻到生产救灾工作中去。部展开深入检讨，向上级写保证书，不再犯此错误，并把五日下午，华东军政委员会调查团由苏南行署刘副主任陪同到黎里后，当晚即亲去慰问受伤群众，并召集被打群众及有关人士举行会议。刘副主任并连夜召集县区主要干部，决定了“严办李宗文，检查领导，提高干部，团结群众”的处理方针与工作步骤。六日即筹组临时人民法庭，下午，华东调查团在黎里各界欢迎会上，报告了李宗文犯罪行为的严重性，说明了人民政府对这案件的严正态度，号召各界人民发扬民主，加强团结，运用人民法庭的权力，严办李宗文。各方情绪至为融洽。 + +　　七日上午，黎里区长和中共黎里区委书记经深刻自我检讨后，以对此严重事件事前未能防止发生、事后又未能及时正确处理解决，特自动请求上级予以处分。经吴江县人民政府决定给黎里区区长卞玉香记大过一次，中共吴江县委会决定给黎里区委书记姜日性以撤职之处分。 + +　　七日下午，临时人民法庭正式开庭。王检察员认为李宗文罪行重大，坚请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李宗文本人亦当庭服罪。自称:“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务员，犯了打骂枪伤人民的滔天大罪，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自己的父母，愿接受人民任何处分。”但黎里人民一致强调对李宗文应进行教育改造，坚决请求不应判处死刑与无期徒刑。大多数审判委员，全体陪审员和大多数旁听群众代表、均主张判处三年至五年有期徒刑，甚至有主张判处一年或六个月徒刑者。自下午二时争持至六时，最后临时人民法庭仍决定判处了无期徒刑。 + +　　八日下午，由临时人民法庭主持，在黎里镇召开了宣判大会，到会各界群众约三千人。会场情绪极为紧张，不少到会的人感动得流下泪来。轮到群众代表讲话时，一向不大管闲事的医生朱莲芳先生和中学校长朱剑芒先生都非常兴奋。朱先生说:“今天的事，使我们亲眼看到了政府真是人民的政府，我们一定要向政府靠拢”。会后各界群众纷纷请求对李宗文减刑，并纷纷写信给苏南行政公署请求覆核时予以减刑。经苏南公署司法处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华东分院覆核后，决将临时人民法庭原判决撤消，改判以有期徒刑五年。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4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2.txt b/CCRD/3/7/1/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87039f972aca195dac8689652db0fafc7e7794 --- /dev/null +++ b/CCRD/3/7/1/000042.txt @@ -0,0 +1,19 @@ +# 温江县四区警卫队及县区武装在清匪中严重违犯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 + +　　<川西军区> + +　　（西南军区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四月二十六日电：） + +　　（各军区军及炮兵工兵空军并抄高级步校后勤公安重庆警备直属队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 +　　（甲）兹将川西军区报来关于温江县四区警卫队长李宾金以及绵阳分区某些县区武装在清匪工作上严重的违犯政策纪律情形通报如下： + +　　（一）温江县四区警卫队长李宾金于三月十一日驻春安乡为追缴匪枪听信惯匪卢登会之伪供不经调查是否属实即将该乡十一分会刘树山（农民代表治安委员）吊打考问刘因受刑不过被追乱供后又据实称“枪早已卖掉”李宾金认为刘翻供施以毒打刘因受刑过重又恐再追打乘机喝冷水不久即毙命。 + +　　（二）绵阳分区前一时期某些县区武装在清剿工作上界限不明将小偷流氓兵痞烟贩党派会门伪退职军官以及一些为匪不久叶已自新之农民一概列为清匪对象打击面过宽而对反革命首恶份子未予及时镇压造成不良的后果如绵阳县六区一贫苦工人曾当过土匪自新后无再为匪事实（该人已自新过八次）也要查捕引起某些曾当过匪的贫苦农民恐惧甚至自尽该县塘汛乡工作队吴斌赵禄喜严重失掉立场吊打基本群众仅六区即发生十三次之多五区还错误的组织自新土匪催押使其得以造谣破坏之机会更有因私仇诬为土匪领导上也未调查即行吊打等现象。 + +　　（乙）以严重的违犯政策纪律现象若不加以纠正将造成我们工作中极大的损失及脱离群众应引起各级密切注意认真检查纠正此通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3.txt b/CCRD/3/7/1/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89c3e9850413697896780bc81ebcf7c947e7f8f --- /dev/null +++ b/CCRD/3/7/1/000043.txt @@ -0,0 +1,11 @@ +# 吴承庸背叛革命判处徒刑十五年 + +　　【本报讯】 上海市人民法院于四月廿九日判决一反革命案，被告吴承庸、宓其昌于抗战时期，勾结敌伪出卖革命工作同志，破坏组织，本市解放后，被难烈士家属钦章兴等分别告诉，由公安局起诉到法院。其判决主文如下:吴承庸背叛革命，危害抗战，出卖革命工作同志，破坏组织，处徒刑十五年，宓其昌勾结敌伪建立情报组织，危害抗战，破坏工运，处徒刑五年。 + +## 事实 + +　　被告吴承庸原为印刷工人，于“八一三”後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印刷业业余联谊会工作，动员和组织工人力量，支持抗战。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事前夕，上海租界环境恶化，革命工作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吴承庸奉命参加宓其昌所领导的黄色工会——书版业工会，以资掩护。宓其昌原来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排字工人，“一二八”后失业改行，后在工商印刷制版所工作，以“商务”失业工人身份，承包该馆排字业务，有“贵族工人”气质，与劳资只方均甚接近，因而听任印刷业资方意见，组织黄色的书版业工会。又得夏焕新者介绍，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至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夏焕新首先投敌。一九四二年三、四月间宓其昌经夏焕新的介绍，依附沪西敌宪情报组，甘供驱策。敌谍张权威、李国华令其建立外国情报组织，调查革命活动，破坏工人运动，租屋于爱多亚路荣康里某号灶披间，为工作地点。宓其昌以结交兄弟方式，拉拢毛人为、黄乃耕、陶厚乡、陆仲平及吴承庸等人。当时吴承庸与宓其昌共营制造复写纸生意，较他人更为接近。宓其昌即进一步向吴煽惑，於同年五月间介绍吴承庸至静安寺荣康酒店与敌谍李国华的爪牙张权威见面，当日又由张权威领同他们去大西路美丽园七号见了李国华本人，要吴调查抗日活动，据吴自称因贪图已利，接受任务，隔日吴应约再去，领到车马费二千元伪币，而隐瞒此种卑鄙行为，不向组织报告。不久，李国华亲至吴寓访问，在吴桌屉内发现“各业工会概况”一书，指吴为左倾及中共份子，仅稍受恫吓吴竟即变节直供，出卖了组织和同志，供出同志储竹书的住址及其领导关系，又说出徐文蔚将於星期日前住接洽工作的秘密。并与之计议，预先书就向组织报告的报告书一件，以便作为诬陷徐的实证。六月七日徐文蔚依期前往，吴交与报告书，才出吴之家门，就被预伏的敌宪牧村等所逮捕，而储竹书也于同月十号左右被捕。因此牵连关系，陆续被捕的党员同志又有钦家俊、姜士雄、朱惠清、严同宇、顾松、上官石生、董因辰、金尚俭、侯相鳌及非党员同志孙桂和等十人，先后共达十二人。这些同志被捕之后，惨遭毒刑，终使钦家俊、姜士雄、朱惠清、严同宇孙桂和等因伤重牺牲，孙桂和烈士之屍身，且迄无下落。在此案发生之后，宓其昌的敌谍组织，无形解体，吴、宓二人也因彼此经营复写纸利害冲突，各自分手。去年，本市解放以后，上述被难烈士的家属钦章兴，姜余淑敏、朱黄桂泉、孙薄阿彩，严维恭及被害人徐文蔚同志等分别告诉，由公安总局起诉来 理由 + +　　根据被告等前後供词、自白书、和告诉人的陈诉及公安局的调查报告，互相参证，被告等的犯罪事实经已确切证明。虽宓其昌在其自白书中并未将如何勾结敌伪特工，建立情报组织，如何介绍吴承庸参与其事等的重要关键，加以叙述，在本院审理中也只承认介绍吴承庸给敌伪特工辩称不过认识认识而已，显见避重就轻，殊难容其狡赖。吴承庸在革命情势困难之时丧失立场，背叛革命，勾结敌伪特工，出卖同志，危害了抗战革命事业，情节至为可恶原局罪不容恕，唯念其变节出徐文蔚等同志以后，即与敌伪丧失联系，尚无其他犯罪行为，这次审讯中亦颇坦白，承认自己错误，酌处徒刑十五年，予以教育改进，宓其昌勾结敌伪，甘供利用，为虎作很，建立情报机构，调查抗战活动，并煽惑他人犯罪，危害了抗战，破坏了工运，虽于徐文蔚等被捕无具体证据证明与有关系，但其行为之构成罪责，原无可置疑，乃被捕之后，不知坦白悔过，反多方掩饰，足见其对于自己的错误，并无丝毫认识，自应处以适当徒刑，以便教育改造，特为判决如主文。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5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4.txt b/CCRD/3/7/1/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eef117caafda4156f51c4a09d3f8d087173138 --- /dev/null +++ b/CCRD/3/7/1/000044.txt @@ -0,0 +1,17 @@ +# 鄞县党政当局严格检讨灾民自杀事件的教训 + +　　【本报鄞县讯】 鄞县樟水区，因领导上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对人民负责心不够，发生灾民自杀事件；鄞县县委、县人民政府要求上级处分，宁波地委与专署作成检讨彚报省府，并给予樟水区畏以处分，各节曾志五月三日本报。兹鄞县人民政府和中共鄞县县委进行自我批评，接受樟水区灾民自杀事件的教训，深入检讨，定出生产渡荒补充办法，及时贯彻，收到初步效果。 + +　　该县委和县府检讨中提出:“由于县级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对人民责任心不够，放松对干部思想领导。以及对当前口粮困难认识不足，布置生产渡荒工作一般化，没有将山区，平原区分别情况具体布置，没有将以生产自救互助互济为主结合急救鳏寡孤独困难户的任务细密研究定出办法，也未创造介绍典型，以致生产渡荒仅停留在一般号召上，干部作风漂浮不深入，以致樟水区政府驻地发生灾民因继饿逼迫而自杀的严重事件，造成政治上的重大损失。县府县委诚恳接受专署批评，将该事件引为惨痛教训，并已通报全县，县委县府并已在五月二日根据专署指示:检讨了领导，并传达各级干部检查端正思想作风，再次布置生产渡荒，要求各区严加警惕，深入检查，掌握真实灾情，按级负责，及时报告，县府并随时派人检查，以发动生产自救为主，对个别困难户问题，一经发觉立即召开村民会紧急助济，每人一碗米运动，十家帮一家十人帮一人，亲帮亲邻帮邻，政府则应掌握急救粮在必要时迅即进行急赈，务使类似事件不再发生。”自该县该项布置下达后，现已有初步效果，如茅山乡八村有三十一人断炊，村干雇工即行带头(雇工并省下理发费等)迅速献出粮食三石一斗米，三十一人的口粮及生产资本困难初步得到解决(渡过阴层四月，早熟作物就接上了。)丰乐乡廿五村也有七户人家生活无着，也以互救粮一石九斗九升，生活也得到解决，十八村木匠阿子，失业后生活问题也依靠互助得到了解决。八村则共解决了三十二人的生活困难。这一切事实，更证明了即使在生产渡荒最紧张的现在，只要深入领导转变作风，群众是有力量克服灾荒的。 + +　　樟水区委及区长李延祚，亦在报上作公开检讨，原文说: + +　　“关于这次我在生产渡荒中所犯错误的原因，自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生产渡荒提出保证不荒一亩田不饿死一个人的指示后，上级政府为了贯彻这一指示，在布置任务时再三强调提出。特别是山区因土产多不能运销，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上级特别照顾到山区灾民的生产生活困难，先后拨发榖子五万斤大米三万斤作为茶贷笋贷放给灾民，另又拨发救济粮大米二千斤，并有县政府专派干部二次来区帮助贷放，另有县委为打通干部思想亲自来区召开二次干部会议。在以上人力物力来区帮助之下仍未引起对山区的灾荒重视，以致使住村灾民周姣娣因生活逼迫自杀痛苦而死，该灾民在自杀前早就依靠讨饭度日服毒三次折卖家具等情事，区政府住在该村不了解。该事发生后有乡干部崔永银、汤庭芳同志来区政府当面向我报告，在这时我仍把原因推到客观上，认为他是因双目失明自杀的，不是因生活困难逼迫而死，在思想上仍麻木不仁，抱着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更加证明对人民严重的漠不关心，违反政务院指示中所提出的‘不饿死一个人’的指示。我犯错误的根源，主要是我家庭出身较好，自己从小没有吃到苦处，因此没有体贴贫苦人民的真正苦处，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工作作风上漂浮不深入，不调查，不走群众路线，不从实际出发际困难。在认识上对山区特产不能运销的困难认识不足，对人民政府是人民自己的政府，人民政府的干部应日日夜夜不懈地为人民服务，做个好人民勤务员的认为很差，加上严重的无纪律现象，对上级指示不研究不贯彻，以至招致如此严重的后果。 + +　　我认为上级给我这一处分是很恰当的，我诚恳的接受，并决心在今后工作中时常检讨，时刻警惕，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不走群众路线的不良倾向，求得今后在工作中领导群众，帮助人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具体实际困难，并立即向乡村干部及全区人民作检讨，接受教训，学习天然乡同志的负责精神和深入及时处理问题的作风，努力作到不重犯类似错误。” + +　　 区长 李延祚 + +　　 五月一日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5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5.txt b/CCRD/3/7/1/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98ab2e7eb051cf77352289fc2e9d31fc3749c6 --- /dev/null +++ b/CCRD/3/7/1/000045.txt @@ -0,0 +1,13 @@ +# 关庸元：要为人民立功赎罪 + +　　<关庸元> + +　　我的家庭是个官僚家庭，父亲做过北洋军阀张作霖时代的陆军部少将司令，国民党反动派北平军分会的第十二组少将副组长等职，每天过着极奢侈的剥削的寄生生活。我是个独生子，父母特别钟爱和骄纵，又深受统治阶级的影响，养成我自私自利，贪图享受，不管别人死活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当时认为如果我能努力，就可作英雄，就可升官发财，光宗耀祖，保持家风。 + +　　这种极端自私自利和统治阶级思想的发展，使我由民国大学新闻系修业期满，步入社会后愈形严重，先后在北京“小实报”、“新北平报”任记者和编辑。“七七”抗日战争开始，我为了自己享受，不惜背叛民族，在石家庄作日寇统治下的伪石门日报采访主任，编辑主任，当了民族败类的文化汉奸，仰日寇的鼻息，在文字上麻醉人民，宣传所谓“日本必胜，中国必败”极端荒谬的言论，捏造事实，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欺骗麻醉人民的抗日意识。这样还不满足，为了更高的物质享受和向上爬的卑鄙思想，便作了伪河北省冀南道公署宣传主任，并任伪“剿共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我的罪恶更大，野心愈炽，除作反动宣传外，并相信日寇武力的强大，轻视当时抗日的主力军——八路军的实力。荒谬的认为日寇侵略势力可以永久维持，而我也永久可以享受，真的要死心塌地依附日寇与人民为敌了，我曾经为了扩大日寇占领区，不惜率领伪宣传队，随同伪军在解放区扰乱抗日人民的家乡，散发很多反动传单，所带的伪宣传队员，更有抢掠人员财富、拷打人民的罪恶行为。 + +　　“八一五”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后，石家庄伪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战区先遣军第六旅缺少秘书，当时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是吃得开的。为了再度找升官发财的机会，我加入了蒋匪军，后因薪津太少，加上不愿打仗怕死的心理，又转入石家庄电信局任秘书，在那里我犯了卑鄙可耻的贪污行为。一九四七年石家庄解放时，为了保持个人利益，想在反动派面前讨好，曾与局长、科长、报务员们共同守护大电台，替当时伪军师长刘英拟电报要求增派反动军队，并要求派反动飞机来轰炸解放军。那时我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认识，虽然明明知道解放区日益扩大，但我不希望国民党失败，因为给国民党作事可以发财，可以享乐。石家庄解放时，我被俘了，一星期后获释，仍返电信局工作。当时解放军的干部希望我继续留下来，为人民服务，但是我因为仍有浓厚的依赖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於是请解放军开了一张路条到了北京。一九四八年春到天津任伪“工商日报”采访主任，想藉机会往上爬，升官享乐。天津解放后，伪“工商日报”被接管，我被派赴天津新华印刷厂作校对工作。因为常怀恋昔日可耻的享乐生活，不满共产党的勤朴作风，因此工作不努力，又不守纪律，终被资遣。入革大的目的是为了自己找前途，找地位。并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所以一直留恋过去的错误想法。对学校的工作干部表示不满，轻视组织。遇事能推就推，得拖就拖，在表现上是不负责任，不愿劳动，自由散漫，一切事都取敷衍应付态度，不愿接受同学批评。在学习上自以为有点小聪明，可以应付，轻视同学的文化程度，表现自以为了不起的高傲态度，只愿与一、二个理论高的同学接近。对组织怀疑，当时我认为历史复杂的同学，组织上一定不相信，怀疑有人监视我，反动思想使我对什么都抱着一种鬼胎，它一直在影响着我的学习。 + +　　三个月的学习，使我逐渐地认识到我那些登峰造极的罪恶行为；认识到我的反人民反革命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严重和可怕！我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爪牙，是日寇的走狗，为了极端的自私自利，不惜出卖国家，背叛民族，这种极端反动思想的发展，曾丧心病狂地扰害抗日根据地和抗日人民，企图“扑灭”抗日人民力量，为了维持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不惜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拚命参加反革命活动，维持反动派统治。这真够顽固不化，罪大恶极了！共产党对我的教育，使我从思想上得到改造，我现在已经基本上有了觉悟或在开始觉悟。人民对我这个自私自利作恶多端的罪人，又给了最大宽恕。从此我要下决心，痛改前非，改造自己，为人民立功赎罪！我现在再没有任何理由来保留我那卑鄙可耻的思想了，我要坚决澈底根除它！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6.txt b/CCRD/3/7/1/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7d3305d6d51b788cf6bb9e045cc0d208e2e3a3 --- /dev/null +++ b/CCRD/3/7/1/000046.txt @@ -0,0 +1,11 @@ +# 川北行署关于住地大楼被匪特烧毁的检讨报告 + +　　（一）七日特务放火焚烧职署大楼一事，前已简报。现清理损失结果，除楼房家俱及少数人中员的行李外，财政处损失夏衣五一六套，单帽四六顶，人民币五二万元，缝衣机一九架（另二十架稍有损坏尚可修理）。教育处损失绸子三一疋，人民币九八万元，特货五零两，图书和理化仪器一部。秘书处损失人民币七九万元，锅一口，步枪三支。以上公私损失约值一亿元、加楼房家俱共损失四亿元以上。 + +　　（二）此次事件已查明系匪特营救匪首XXX计划的，一部份匪原定六日行动先烧公园为号，然後分三路进城，破监劫狱，後随时改在七日黄昏烧职署大楼为号，当值星期，青年团组织青年晚会，机关青年干部和警卫部队多去参加，致放火者漏网。 + +　　（三）此次事件虽为匪特有计划的行动，但主要是由於我们领导思想的麻木不仁，虽然中央和西方南局多次通报匪特的破坏活动；职署内部的成员也非常复杂，百分之五十以上是由成都派来的旧人员和革大的学生，政治面目很复杂，不但我们未引起足够注意，进一步加强机关保卫工作，特别是财政处错误的决定将三万套单衣集中於署内缝制，二百馀工人的进出更增加了秩序的紊乱，给匪特以可乘之机，是这次损失的直接原因。 + +　　（四）九日我们已根据上述情况作了检讨，并布置善後。关于责任问题除财政处长含祥令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因领导上曾不同意集中缝衣工人的行署做夏衣，他坚持要这样做），大家同意他自请处分的要求外，我认为总的责任应由我负，由於我自己的警觉性不高，对干部的防特教育抓的不紧，对机关的保卫工作检查不严，特别对集中工人缝夏衣的错误主张未坚持自己的意见（我愿意由分区来行署领布自制），致造成国家财产的重大损失与人民政府在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教育自己与警惕大家，请给我以严厉的处分。 + +　　来源：《西南工作》 第5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 （党内刊物发至县团）， 1950年5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7.txt b/CCRD/3/7/1/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7f7c53af68a7dea0db20fb6e8a794da6b7364e --- /dev/null +++ b/CCRD/3/7/1/000047.txt @@ -0,0 +1,27 @@ +# 杨光明：我向组织坦白了! + +　　<杨光明> + +　　我出身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富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爱面子的缺点。近一年来，因为这个缺点，使我在思想上担负了一个大包袱，苦痛了好久。现在，我已经毅然地丢开了这个包袱，像吐出了喉咙里的骨头一样痛快了。 + +　　事情是这样的，抗日战争中，我在湖南的一个中学里读初中三年级，因为平常不说话，只知道埋头读书，所以学业成绩在三年中都得到第一名，同学们固然很羡慕我，先生们也把我当作一个好学生看待。这样，当那时的三青团伸手到学校里，学校当局下令要高中全部同学都加入三青团，并且在初中里也选一些“优秀的高材生”加入时，我便被命令莫名其妙地加入了。老实说，那时候我才十四岁，除了啃课本以外，平常老实得看到女同学也会脸红，政治认识是根本谈不到的。因此，加入以后，除了开什么纪念会时要挂上一个臂章以外，一切都与没有加入前没有什么两样，很少会记得这件事。高中毕业后，考入了大学，一开头就碰到了一些进步的同学，他们经常地与我接近，拉我去参加歌咏队和讨论会，介绍进步的书刊给我看，使我得到了许多益处，也慢慢地改变了过去的个人主义生活方式，扩大了生活圈子，初步地改变了漠不关心政治的态度。在“五·二○”及于子三惨案及许多次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中，我也跟着同学们去宣传、游行，为伟大的正义的群众运动感到十分兴奋。不久，我被系中的一个秘密地经常学习革命理论的小组织吸收进去了，由于同学们的帮助，我忘寝废食地丢开一切功课研读进步的书籍，在小组里立即成了一个积极分子。接着，我就被同学们选去参加学生会的工作。在工作和学习中，过去漠不关心一切的态度是改正了，但由于进步是突跃而没有什么基础的，由于没有经过较大的锻炼和考验，因此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变得很浓厚，非常爱好面子，处处以“进步分子”自居。解放后，我出校协助城市的接收工作，一些同学们称我是去做“接收大员”，我也自以为是参加过“地下斗争”的人，“一向就进步得很”。这样，当机关里的青年团小组来吸收我入团时，我就扬扬得意地写了许多自己的“进步传统”和“光荣历史”，而在申请表上“曾否加入其它社团”一栏里，则一字不提地交上了。 + +　　与我同样做的还有一个与我同在一起协助做接收工作的同学，他过去也是学校里的进步同学之一，出身于地主阶级，比我更加赞成“略去过去这个莫明其妙地被加上的污点”。 + +　　虽然我们都一样地确是被莫明其妙的命令加入三青团，而且漠不关心的做过三青团员，按我们那时的情况，填上表也极可能不要当作“加入反动党团”处理的，但我们却怕“要被批上候补期”，怕“沾污了自己解放前的光荣历史”，怕同志们会改变了信任自己的态度，怕其它人瞧不起自己。无可否认的，我们没有认清自己的组织，没有对组织坦白过过去的历史。由于好虚荣、爱面子，就这样地造下了过失，造下了自己的思想包袱和苦痛。这个思想上的包袱一直背着，直到我干完了三处的接收工作回到学校里来仍然如此。 + +　　回到学校后，我被选上了当系里的团支部的支委，每当看到团员的申请入团表，每当在小组或支部讨论一个新申请入团的同学的历史时，我就感到十分苦痛，脸孔红起来，心跳起来。夜里睡在床上，脑子里总是反复地想着这个问题，常常自问“我有资格要人坦白自己的历史吗?”“我这样地不忠实还配当团员吗?”想着，自歉着，有时整夜睡不着。 + +　　但由于“爱面子”这个恶魔仍统治着我的思想，虽然感到十分痛苦，但总力求逃避，没勇气去向组织坦白。 + +　　有一次，一个申请入团的同学在支部讨论会上非常坦白地说出了他自己经过思想斗争后写出了曾经参加反动党派的经过的情形，我听了脸孔红到了耳根，心里决定:“这一次非丢了这个包袱不可了”。会开完，我立刻去找那个过去与我一道去协助接收和一样没有坦白的同学，谈出了自己的苦闷和不安，叫他一道坦白了。他说他也为此苦闷，但因为他在当小组长，“需有一点威信才能做事”，认为“说出来便威信扫地，什么工作也无法做了。”他还说了许多理由，什么“反正我们又根本没做过半点反动的事情，解放以前即参加了地下斗争，比解放后才进步的团员还怕不够资格?”“初中的事情了，时间这样久，地方又这样远，有谁会知道?过去了即算了吧!”“说出来还不是丢自己的脸?有几个是真正能坦白的，坦白了还不是给那些落后分子笑?”等等，听了也觉得有点“道理”，“面子”这个恶魔又在我面前出现了，我即又苦痛地压抑下千该万该坦白的事。 + +　　最近，为了加强组织生活，团里都建立了很好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每当开一次会，我就感到十分苦痛。其它同志都能十分爽直地运用批评的武器，真诚地检讨自己、批评别人，我则因为自己感到头上有烂疮疤，处处畏手畏脚，说话也不敢响亮，尤其怕提到过去的历史，如同偷过东西一样。因此，同志们都以为我“温情义”、“不坦白”、“卖关子”。弄得支书同志也以为是我在工作上碰到了困难，因此畏而不前。我却装得很镇定，也不说出自己在思想上的波动。但是，也正因此，自己却益加苦痛。因此，心里也就决定:“我迟早总要说出来的，一个人说出来也好，不管人家怎样笑我。” + +　　最近，我相继地看了“红旗歌”和“思想问题”，我又进一步地了解了无产阶级的伟大，深一层地体会了自己过去受旧社会影响的深刻。看完“思想问题”后，我十分赞同“向真理低头决不是耻辱”这句话。我去找支书同志说出了自己思想上苦痛的重负，他给我许多启发和帮助，并且叫我再去看看在解放前即出版的考验社的“思想与工作”一书和“整风文献”，看完这两本书后，我又详细地看了最近报纸上登的有关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文章。我更加发现了自己过去是多么无知、多么空虚和多么不切实际。我一向总以为学校里的政治学习是改造落后同学的，自己则已经够了。有时甚至是以“改造者”自居。却不知道自己实在十分不够。我向自己的错误领悔，并毅然地说服了与我同样做的那位同学，在最近的思想总结会上，我勇敢地丢下了“爱面子”这个包袱，将自己过去的历史说清楚了。 + +　　同志们非但没有耻笑我，而且为我的进步鼓掌。丢下了这个包袱后，我便不要再处处提心吊胆，随时随地可以同同志们谈天讨论，同志们因为我比从前虚心多了，也更加喜欢接近我了。 + +　　“失去的是思想上的包袱和苦痛，得到的是进步和快活。”我多么地高兴呀!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5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8.txt b/CCRD/3/7/1/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722fb27743339e455abd445d69176318cd7c26 --- /dev/null +++ b/CCRD/3/7/1/000048.txt @@ -0,0 +1,11 @@ +# 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川北安岳县龙台等地公粮遭匪抢劫事件对县书赵自力等处分的通报 + +　　（一）自二月中旬至四月一日，安岳之龙如、镇子等八处，公粮迭遭匪特抢劫焚烧，损失公粮一百六十馀万斤。这主要由於该县县委领导上，对国家人民的巨量财富，缺乏政治责任心和胜利冲昏头脑，对残存反动势力的阴谋破坏，缺乏应有的认识与警惕。因而对粮仓之设置与保护，既未预为慎重研究，和深入动员布置，以防止於事前，几遭抢劫之後，又未立即采取紧急措置，以补救於事後。开始征粮时，只顾运输方便，好多仓库设於边远地带，几次遭动後，虽决定集中边远仓库於区公所驻地，仍未确实作护仓布置，致抢劫连续发生，损失愈来愈大。 + +　　（二）该县区某些领导同志，对保护国家财富表现了极不负责的轻忽麻痹态度。如镇子抢劫，事先已得情报。县书赵自力同志虽供给部队以情况面示，未坚决提出保仓意见。龙台仓被抢前二天，已发现匪情。县组织部长段正文同志，虽两次向县告急求援；但次日匪情仍严重，即再未向县府及石羊驻军说明情况，要求增援。该区区长李庆丰同志给县大队打电话，还认为情况不至於紧，即未确实布置侦察、警戒；又未亲自掌握武装，且脱衣而睡。枪声一响，张皇失措仓粮遭抢，就此还未警惕，致该仓二次遭焚烧。副县长李青同志当龙台告急後，虽两次告驻军派后传闻援，但未指示防御办法。 + +　　（三）安岳驻军对护仓责任认识不够，因而部队剿匪与护仓脱节，亦给匪特抢劫留下空子。遂宁地委虽对仓库设置与保仓有几次指示，但认真检查不够。安岳粮食遭劫後未派人彻查，采取具体紧急处置，致粮仓仍继续遭到损失。 + +　　（四）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安岳县委对国家公粮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招致如此重大损失，是一种对国家财富漠不关心的严重错误。安岳县委、遂宁地委虽已初步检讨，并请处分，但还不深刻，须进一步检讨。当地驻军也应深刻检讨，以教育党、政、军全体干部、战士。同时为严肃党纪，警惕全党，决定给安岳县委以指责；并予县书赵自力同志当面警告处分，予组织部长段正文同志当众警告处分，予龙台区长李庆丰同志以当众劝告处分，并在党内公布以教育全党。 + +　　来源：《西南工作》 第6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 （党内刊物发至县团）， 1950年6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49.txt b/CCRD/3/7/1/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b147b39352040e589a62ed0b395cf166e79c0e --- /dev/null +++ b/CCRD/3/7/1/000049.txt @@ -0,0 +1,75 @@ +# 郁风：思想战场、革命熔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介绍 + +　　<郁风> + +## 郁风 + +　　今天的革大是有它光荣的历史传统的，是积累了中国共产党二十余年的群众教育的经验而建立的学校，它的前身就是党校。解放北京后为了大批知识份子要求改造要求学习，同时新中国需要大批为人民服务的干部，所以便扩大招收青年知识份子而成为现在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直属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从去年五月开始第一期，到九月结束，毕业学员约一万二千人，第二期学习了六个月，到今年三月结束，毕业学员约六千人，这一万八千人已经大部分分发到华北、西北、少部分到华中、华东、华南的各个工作岗位上去了。目前第三期已经开始，全校分为四部和政治研究院。第一部仍为党校，学员多数是从老解放区调来的工农干部，政治研究院学员多数是年龄较大有社会工作经验的知识份子，包括各党派民主人士，最近华大的政治研究所也合并过来了，本文所述是侧重第二期中二、三、四部一般的学习情况。 + +## 一、它的面貌——革大一日 + +　　这里，生活和学习是打成一片的，每天清晨，天还不十分亮，打了起床钟，便开始活动了。在朦胧的晓色中一队一队的年青人跑步出来，往大操场，往野外的大路去，有的班敲锣鼓扭秧歌，有的班做团体操，值日同学在打扫校园大道，担水的，倒垃圾的穿梭而过。七点开始学习，在学习时间内是安静的，这里没有叫做教室的房间，十几人廿几人一个小组，住在里面，看书，讨论也在里面。有人贪图冬天的太阳，七八个男女同学在墙角边围坐，你偶然经过可以听到他们在谈论着中间路线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谈论着什么是团体什么是政体。九点钟排队往灶房吃早饭，饭后有时上大课，(听专题报告)全校同学连干部带医生着护炊事员及职工同志等从各部整队向大操场集中，这些队伍的特点是每人都扛着椅子或条凳。大家都习惯于这种扛法:把头伸进椅子的单边扶手圈中，扛起来走很远的路都不觉费力，两手可以拿笔记本或轻松的背在背后。他们一路唱着歌，或当遇着别班的队伍时就齐声啦起来:“来一——个呀!二十——班哪!”意思是叫他们唱个歌，啦来啦去如果对方还不唱，花样又来了:“叫你唱，你不唱，扭扭捏捏，是个封建大姑娘!”宣布讲课之后，一切歌声喧笑立刻停止，台下是鸦雀无声的记笔记。在休息时间主席台上会收到无数张条子，提出问题。譬如在听讲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课时，有人就问:‘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否先改变生产关系再发展生产力?(如土改)这是否违背社会发展规律?’又如:‘在原始共产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无矛盾?’这样的问题多数得到解答，或者在同学间展开讨论，更深入的思考。也有些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如果照唯物主义的说法没有灵魂存在的话，是否可以用物质造人?”‘到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所需是否有限度?如每人需要坐飞机游地球可能吗?’各色各样的问题表现出同学接受大课的不同程度。 + +　　大课之后各班各小组进行‘对笔记’和酝酿提出在听课后思想上还存在着的问题，然後班部根据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针对同学的思想情况拟定讨论题目，在讨论会上大家是会争得面红耳赤的。甚至在吃饭时散步时三三两两还在继续争辩。如有意存客气或对别人意见漠不关心，和抱着‘各不相犯’的态度是要受批评的。‘真理只有一个，不是你错，就是我错!’这儿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忠诚坦白，不怕暴露错误，包括个人生活历史，以集体的力量来帮助分析思想根源。在晚饭后四点半到六点半的休息时间，三三五五去冷食部喝一杯红茶，去合作社买些花生米，或到西苑小镇上去溜缝，当你经过他们身旁就可以听到谈论中都是同学间的思想问题。甚至在厕所中，在熄灯后的睡梦呓语中都在热烈的发言。然而当打排球、篮球、几十人大拔河，或扭秧歌时是抛开一切尽情欢笑的。学习紧张时连休息时间都要派用场，小组长，班学委会，互助小组的会议，布置工作，都要利用休息时间。所以直到晚上九点半打钟之后，每个人伸直了身体睡下时是格外甜蜜的。 + +## 二、学员的成份和入学时间政治水平 + +　　也许你要问:这些学生在没有入革大前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至少都是些左倾青年吧?下面的数字可以给你解答: + +　　据第二期学员成份统计，百分之五十三是国民党统治教育下的学生，高中最多，大学次之。百分之三十六是旧公教人员，其他少数是工人，商人，地主等，家庭成份百分比最高的是地主，占百分之廿二，其他有职员、中农、资本家、官僚、自由职业者和富农等。从这些阶级成份来看，几乎是一个旧社会的缩影，反映出旧社会的各种思想情况，一般的政治水平可以从入学考试的试卷中看出，在两处试场录取的四百七十五名学生的国文试卷中，及格者只有二百八十七人，即占百分之六十，‘我的人生观’一题答卷中，大多数不懂得人生观是什么东西。答‘知识份子应如何为人民服务’一题写得比较好的不到十分之一，绝大多数是夸大知识份子们的作用，如说:‘没有知识份子参加，任何一次革命事业的前途是不可想像的’。在‘中国革命要想胜利须要谁领导’一题中，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只占百分之四十，连知道苏联是社会主义性质国家的也只有二分之一左右，中外史地考试成绩也很差，百分之八十以上都不及格，大多数人不知道什么是产业革命，甚至有人这样写:‘产业革命是赚钱买财产，以备子女及自己老了享用。’‘产业革命是帝国主义向外侵略。’‘人民为保存其财产，参加人民解放军。’些外如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等是什么朝代人，答完全的也很少。一般高中程度以上的青年连起码的政治常识都是贫乏的，这说明了国民党反动教育的破产。 + +　　再从入学动机来看，真正诚意求学习改造的只占百分之十五·五三，为谋职业找出路的占百分之卅二·二，混饭吃的(因学校供给生活)占百分之十，还有百分之十·四一是来自地主之家为逃避家中土改斗争，希望入了革命学校就可以受保护的，其他有受别人影响而来，有为追求或跟随爱人而来的，甚至有为进行政治特务活动的。这些都是根据后来经过学习觉悟提高之后的思想总结的材料统计。 + +　　然而尽管受反动教育的蒙蔽和旧社会的毒害，尽管入学时还没有真正求改造的愿望，客观的存在和群众的力量推动了每一个人，党的组织和教育在知识份子改造这一任务中创造了奇迹。 + +## 三、课程和教学方法 + +　　这样一大堆份子复杂的青年，在短短的几个月中是怎样教育和提高他们 的思想觉悟的呢?说起来并没有什么秘诀，就是党的领导，以马列主义结合同学思想实际，揭发思想中的矛盾，把学校作为‘思想战场’或‘政治工场’。战斗的目的就是有步骤的从理论上思想上摧毁非无产阶级的不革命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无组织无纪律的个人主义思想，从而打下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奋斗到底的思想基础，贯穿着整个教学内容的是五个观点:劳动观点、唯物观点、阶级观点、群众观点、和组织观点。通过这五个观点去看一切问题，去分析自己的思想实际，贯穿着整个教学方法和制度的是五条原则:群众路线的教学原则，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教学原则，自学与集体学习相结合的教学原则，发挥自由思想，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教学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教学原则。掌握这种特殊的教育精神，执行工作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多数是经过革命锻炼的布尔什维克，从校到部到班到小组，深入群众，集中领导，同时与同学结合，共同学习。他们的朴实诚恳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做了同学改造自己的生动的榜样。 + +　　理论学习的全部课程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以社会发展史为基本教材，其中又以劳动创造世界，阶级斗争，和国家学说为三个重点，配合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党史、党纲、党章的教育。基本课程完了之后，进行各种目前政策的学习，如土改与诚市生产政策，使学员进入工作岗位后不但有坚定立场，而且要热通政策，正确的掌握政策。 + +　　在上述五个教学原则的基础上所采取的具体方式，就是讲授，阅读，讨论三者相结合的方式。讲授即大课，请专人担任，讲授时抓住重点，深入浅出，而且最注重联系实际，关于阅读，提倡精心钻研，领会问题实质，结合思想检讨，反对好高鹜远，走马看花，贪多嚼不烂和啃名词背教条的读书方法，有些同学起初看不起小册子，终于领会了小册子的好处。关于讨论，强调打开脑筋自由思想，大胆怀疑，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反对学习中的盲目盲从与投机取巧，提倡一切要通过自己的真实思想，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 +　　开始时先学习教育计划和教学方法，介绍学校情况，认识学校的优良校风: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艰苦朴素，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这一学习，使学员安定学习情绪，端正学习态度，克服自私自利个人主义的学习动机，树立自觉自愿，自我改造的思想革命的战斗精神。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随着同学思想进步的程度，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动学习总结运动，造成比平时更加集中有力的理论学习与思想斗争的高潮。如理论测验与民主评卷，联组讨论与全班大论战，思想总结和民主鉴定等。这些都是高度发挥群众集体力量互相推动影响的最有效的运动。 + +　　民主评卷是过去任何学校教育所没有的一种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也是学习与锻炼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最好方法。在开始时，各班中批评与自我批评都不能很好的展开，同学们还不习惯运用这个武器，但是多数经过民主评卷之后，不但对所测验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批判、严密的分析矫正某些错误观点，在理论上提高一步，而且学习了打开面子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评卷的进行是这样的:在小组中每个同学根据自己的试卷答案，对照教务处发的答案重点，作自我批判、分析。那些是错误观点，那些是模糊观点。同学们就其答案及自我批判再来讨论批判。最后以自报公议的方式定一个等级。甲、乙、丙、丁，各有一定的标准，答白卷的就是戊了，在进行的期间中，同学们是特别紧张的，因为各班各组都可能暴露出有单纯评分争等，怕丢面子，动感情，互相包庇，抬高分数或压低别人分数等偏向，这是最好的机会来运用批评武器和这些偏向作斗争。而且锻炼了同学们的客观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譬如有些同学自己客气，故意报低了等级，不能实事求是，也同样被批评为小实产阶级的虚伪心理。 + +　　在讨论中鼓励大胆怀疑，对于反面的意见，如果有人乱扣帽子，说这是立场不稳，唯心论的看法或反动派的看法，都要遭受批评的。因为光扣帽子不能解决思想问题。发现了分歧就展开争论，并在适当的时机和重要的问题上举行全班大论战。布置一次战役先开始动员，明确问题焦点，然后划分阵营，经过酝酿准备，找参考书，写提纲，各自推选中心发言人，组织参谋部。到了论战开始，激烈交锋之后，便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时候了，这里和资产阶级教育中的为辩论而辩论是有着根本不同之处的，这里不是用尽一切诡辩方法只求驳倒对方，而是要求每一个人虚心考虑对方意见，向真理低头。在结论正确的一方不能骄傲，他们的态度成为他们的思想品质的考验。因为论战而能深入的揭发和弄明确一些问题就是在这思想战场上全体的共同胜利。 + +　　这许多学习方法都是从经验中创造出来的。所谓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就是靠群众自己的力量推动学习，创造经验，干部的任务只是掌握党的教育方针。在这里强调这样一种认识:不是谁改造谁，而是自己改造自己。 + +　　经过一个短期的学习，同学互相有了认识之后，便由各小组选举学习代表(其中一人为组长)，由学代会产生班学委会，这是一个领导全班学习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同时它又受班行政的领导，成为行政与同学间的桥梁和推动学习的骨干与核心。它的工作是繁重的，如出版墙报，举办文娱活动，组织生产劳动，照顾伙食、生活、卫生等。而最中心的工作还是根据每一时期的思想进度来提高学习，创造方法，总结经验。如掀起竞赛热潮:个人之 间，小组之间进行各种挑战，应战，保证作讨论发言提纲，保证严守休息时间，保证改正自己那些具体缺点等等。又如‘点将回令’，张三提出一个问题贴出来点名要李四回答，李四能如期回答分析正确便算是回令。还有评模，争红旗等运动都是在学委会领导之下鼓动学习热潮的有效方法。 + +　　勤劳在这里是特别被重视的，这是革大的宝贵传统之一，凡是革大的同学一般的都以劳动为光荣，也有个别初来的同学不屑劳动，还说:‘爱劳动的也是假进步，争虚荣爱面子，……我就不干。’但长久一些他便自己检讨了这个错误，而以不劳动为可耻了。去年冬天的几次大雪之后，各班出动扫雪，用木床翻过来装起一堆堆的雪抬出校外倒入河里。使全校的广大地面没有积雪结冰。去年秋季曾展开全校的垦荒生产运动，一百四十亩荒地变成了良田。垦荒之后又修筑了围墙，一条沿着河霸的八尺高的围墙，每一部分到二百丈到三百丈，同学们体验了劳动创造世界，不怕艰苦的克服了工具缺少和技术不熟练的困难，在不到一星期之内全部修建完成了。现在又是垦地生产的时候，下了课，就可看见学校土地上无数青年，唱着歌，抡动着锄头铁铲，愉快地干着活，这其中有过去没有离开过高跟皮鞋，和从未步行过三里路的‘千金小姐’和现在还是百万金的富翁的少爷，但是革命的作风使他们改变了生活改变了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新生。 + +　　这里要求自觉的纪律，这里没有普通学校的舍监或训育长，然而在严密的组织中，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下，树立了自我改造的优良校风。 + +## 四、思想改造的收获 + +　　毕业前的最后一课是思想总结和民主鉴定。这是把学习所得联系自己，并清算过去错误思想的总结。民主鉴定是经过同学们根据日常生活中的认识再加分析批判，作成鉴定。 + +　　最显著的收获就是阶级观点的确立，在思想上能够划清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界限。有很多同学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如某同学在总结中说明他全家过去怎样享受直接剥削而来的生活，解放后实行土改，他就对土改和共产党极端忿恨，全家东躲西藏盼望国民党把共产党打垮。他写道:‘我现在明白了:国民党代表着地主阶级，地主阶级支持着国民党，从我身上找到了他们的关系，找到国民党的社会基础和反动根据了。’又如十七班刘国材同学未入革大前已接受了进步教育，懂得了地主阶级依靠土地剥削农民，因而同情农民应该翻身，拥护共产党。他带着这样的思想回到地主家庭，想到土改不久要实行，自己的地主之家一定要被斗争，他就向家中建议卖掉土地搬到北京，然而家里不听，还挨了责备，他便很生气:‘真顽固，不采纳我的意见有你们后悔的一天!’来革大后读了社会发展史懂得了几千年来封建的生产关系就是建筑在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上面，更感到生在地主家里的可耻。思想总结时他只强调了他的个人英雄主义，向上爬和自私的思想，但他将全部历史事实暴露之后，经同学分析批判才知道他有地主思想。后来他写道:‘过去我赞扬农民翻身斗争地主，那只是理论上接受，但事情到了我头上就动摇了，我仍坐在地主的椅子上，替地主说话，袒护地主家庭。我家的土地是由农民手里抢来的，交还给农民是应该的，为什么我还要家里向他们作最后一次掠夺呢?经过这次教育，我的阶级觉悟提高了，要同家庭分清界限，背叛我的地主阶级，向劳动人民投降。’ + +　　又如出身民族资产阶级的某同学过去在学校也曾参加革命运动自以为是轰轰烈烈不可一世的人物。但被捕之后，在敌人的威胁下就软弱动摇了，经不起考验。另一个曾参加学生运动的，后来看见同学被捕就吓得做了超然派的‘好学生’。入革大后经过社会思想意识和人的阶级性的学习，才检查出自己的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真的是软弱的、动摇的，和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有本质的不同。他如对于“中国只是大贫小贫”等“普遍的人类之爱”、“人之初性本善”等、超阶级观点都有了明确的批判，对于中间路线有人只以为那是错误的不应该的，经过学习才知道中间路线事实上是并不存在的，并认识了这种幻想的阶级根源。 + +　　思想改造的成果从一般同学对共产党的认识的转变也可看出。未入学前多数对共产党是抱怀疑态度的，以为共产党能够成功还是由于国民党太不争气。如二期十八班周可路在校刊中写道:‘我以为共产党是一群想把国家搞好而遭受到国民党压迫的人，为他们的团结奋斗牺牲精神而感动，因而无条件的拥护他的主张，但另方面却害怕共产党单独上台，因为知道自己的阶级是革命的对象，而且担心革命之门是关得非常紧的，自己恐不能立足。’ + +　　经过了学习，已普遍的了解了共产党不只是要推翻腐败的国民党统治，而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理想人类的远景，——共产主义社会，而且为了这远景的实现，配合每一时期的需要而有每一时期的政策和主张，由于初期学员对党团缺乏正确认识，所以经过了第一个学习小结之后党团才公开，在思想总结中造成了争取入团入党的高潮。从学习中涌现出的进步积极份子壮大了团和党，同时在同学们热情的争取入团入党的过程中，经过支部大会的检查批评，也使同学们在思想斗争中提高一步。目前全部团员占青年总数百分之五十五，占学员总数百分之三十六。党员还是少数，而绝大多数的党团员都是群众选出的学习代表。 + +　　过去曾参加反动组织的，经过思想总结也都暴露了，有一个同学曾参加反动空军打内战，在检讨会上激动的说‘我做了十年的反革命，加入了国民党，作了蒋介石的儿子，拿了蒋介石的刀杀害人民，现在我要反过来杀蒋介石，作人民的儿子!’另一个同学曾在日寇统治下当过文化汉奸剿共委员，参加过国民党反动军队，贪污过最后在石家庄解放时被俘，又被释放，解放军干部们劝他继续为人民工作，他坚决不肯，解放军开路条放他到了北京，后来北京解放后，他为了混饭吃来入革大，而在思想上仍留恋过去的错误，遇事得推就推，得拖就拖，他自己在思想总结中写道:‘当时我认为历史复杂的同学，组织上一定不信任，怀疑有人监视我，反动思想使我对什么事都怀着鬼胎，一直影响我的学习，然而终于使我逐渐认识到我的反人民反革命 的剥削阶级思想的严重和可怕。’对于曾经直接参加特务组织和破坏行动的同学也同样宽大的帮助他改造。革大是不轻易开除学生的，思想总结时最顽固的，隐瞒历史的，都自动的打开了包袱，上一期曾缴出枪支武器六十多件。 + +　　还有很多同学清算了他的享乐奴化思想，这些多数是在都市中长大尤其是在教会学校念过书的，崇拜美国的‘物质文明，’爱看美国电影，也有些迷信美国的经济制度和学说，在思想总结中得到解决、如二期十三班陈克昌所写:‘在五种生产方式的学习过程中我摧毁了对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信仰。同时我认识到了过去以为可用种种方法缓和经济危机的学说是完全荒谬的，因为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中，无论用什么方法都只能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所谓商情预测货币政策等方法，不过是表现资产阶级学者在总危机面前捉襟见肘百无聊赖的饰词与欺骗，至于以欲望来解释人类活动更是错误的，现在认识到欲望是建筑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是物质的反映，社会的前进是由于劳动人民发展生产力的活动，并不是欲望促进的。’ + +　　革大的教育是在从生活中改变着每个人的思想和感情。这种资产阶级的享乐思想在女同学中也占一个不小的数量。其中有不少是从上海招考来的‘上海小姐’，出身于银行家买办或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习惯于绅士社会的虚伪礼貌。当她们初来革大时，这里的集体生活和她们原来的闺房生活相差天大的距离，于是怨天怨地吃不了苦，如十八班李伊丽在她给父亲的家信中就曾诉说游行受不了，但不去又害怕同学批评。她的姐姐也同时在革大，她甚至劝过姐姐开小差。后来经过一段学习大体在理论上了解了寄生生活是可耻的，但她还不能摆脱爬在人民头上的优裕的生活习惯。她在日记中写道:‘与工农结合在我还不能够，譬如在革大看戏时，他们抽烟，随地吐痰，乱杂无秩序，我就不高兴挤得臭汗一身，看那听不见看不清楚的戏。’然而，终于在集体的帮助和生活的改造中她逐渐克服了自己，她能愉快的接近群众，在思想总结以前她写给哥哥的信:‘我坦白的说从前的环境造就我对政治不感兴趣，对工农不能合群，但是我现在把这些困难都能克服了，如劳动观点，拔草打扫我从不叫累，人家不高兴做的事我高高兴兴去做，群众观点我也有，我和一小组混得很熟，而且很关心别人的困难，一切都好，就是本身比较缺少主观，比较懦弱，这是因为刚脱离母体的婴儿尚未生长完全之故，我想以后我一定要能坚决的判断解决每一件事。’就在不断的进步中逐渐改变了面貌，到了将近毕业时，她已从一个沉醉于装饰打扮的小姐变成一个光荣的青年团员了。 + +　　各种各样的思想敌人在这思想战场上的剧烈斗争中被揭露了，被击败了。但是正如十四班王绍仁同学在思想总结之后所写的:“我认清了过去，而且决心要完完全全为人民服务，但我的具体思想活动，还是有些肮脏的个人主义东西!我深深的感觉到思想总结仅仅是我们思想改造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还要天天严格检查自己的思想，否则就要揩上‘进步’的包袱。”知识份子的改造正是天翻地复脱胎换骨的事。这个初步改造的成果还要靠在工作中群众中去巩固和贯彻。 + +　　不管入学时是抱着如何不同的动机，出去的时候也尽管有能力与品质高低的差别，然而经过了熔炉的锻炼，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步调是一致的。他们有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克服了自由散漫的习气。今年三月当二期毕业时全校洋溢着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的挑战高潮，‘人民要我们到那里，就到那里!’来迎接他们的不再是自己的父亲母亲，而是各地工作岗位上派来的干部同志。那些天在整日的锣鼓声中，一卡车一卡车的装载了新中国革命建设的队伍，投向了人民。 + +　　这样一所学校，这样一种学习制度，有什么好处?解决了什么问题?一句话，解决了大批青年的思想问题，为他们打开了认识世界认识真理的大门，使他们有可能全心全意为人民办事，不单只是主观愿望，而且可以把事情办 好，少犯错误。过去知识份子也有不少学过马列主义的理论，但只是当作一种学术思想，学了些条文，而不是为了改造自己成为指导行动的方针来为革命为人民服务。事实上过去在反动派政权之下要像现在这样学习是不可能的，不但没有人帮助而且要遭受迫害。如今，历史改变了方向，人民掌握了政权，人民需要大批的知识份子来为革命的建设而服务，这种大规模的集体的学习就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迫切的需要了。在知识份子本身，他们的知识如果不用来为人民服务，就再也没有别的用处了。正如对澜涛校长在第二期和第三期的开学典礼中所一再引用的毛主席的话: + +　　“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曾经留恋过别的东西的人们，有些倒下去了，有些觉悟过来了，有些正在换脑筋，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人们的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欢迎这种善良的要求重新学习的态度。” + +　　【作者附注:本文所引资料及数字都是根据革大展览室和校刊所发表的，如有错误，应由作者负责。】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5月17-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0.txt b/CCRD/3/7/1/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2a5bfe6d76d182c6555e019e6ecfe047edd90f --- /dev/null +++ b/CCRD/3/7/1/000050.txt @@ -0,0 +1,31 @@ +# 川西区党委关於彰明县治安委员会存在原则错误与处理的意见 + +　　绵阳这一检查很好，希各地依据西南军区关於一元化剿匪指示亦加检查。绵阳对彰明县治安委员会处置意见是对的，但在组织上必须清洗青年党、民社党、袍哥头子、反共份子，使我党领导骨干及进步份子占多数，开明士绅及地方爱国份子须吸收参加，但不能乱拉反共份子和反革命政党份子进来溱数。有些敌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可被我利用的，可在治安委员会下各种工作组织内使用，不应当委员。这点彰明县领导上是有原则错误，需严格检查纠正。 + +　　 区党委五月二十日 + +　　（附：） + +## 绵阳地委报告： + +　　该县於三月四日成立了县治安委员会，经过两个月来的工作，从表面上看是有一些成绩的，通过聘委员、争取土匪自新五三名，缴长短枪四二枝，据地委XX同志检查，发现该治安委员会存在着严重的违犯党的原则问题，应立即慎重处理，不然是会出乱子的。 + +　　甲、 问题的严重及原因： + +　　（一）该县三十七名治安委员中，贫农二、中农八、富农五、地主一四，馀三名成份不明，从政治上看我干部党员占五名（县长、公安副局长各一，地下党员三名），国民党员九名（内县党部执行委员一，分部书记一），青年党员一，民社党头子一，袍哥舵把了大爷一五名，伪乡长二，防共救国军营长二，伪山防大队长一，受过游干班训者一，很显然的包括了多数反动份子在内，是不合我党统一战线原则的。 + +　　（二）该县领导上把争取土匪自新的权交与这些所谓治安委员，他们带着自新表随便活动，因之土匪不是向治安委员会或公安局自新，而是向治安委员自新。该县一三个乡镇，三、四两月来，据不完全的统计，共自新土匪一九七名，到公安局履行手续的、不及一半，余均为（治安委员）个人处理了。因此发生下边自新土匪先请治安委员吃饭而後自新（治安委员舵把子富农XXX就是这样做的），也有殴打自新土匪的（治安委员会委员并任国民党区分书记，防共救国军营长，袍哥汉昌公社负责人XXX就是这样做的），这些治安委员中不少的就是土匪头子，并将土匪自新权交给了们，很显然的，会使其非法活动而变为合法的。 + +　　（三）有些治安委员在下边搞了武装小组，使这些人合法的掌握了武装，但该县领导上只知他们搞了武装小组，不知道内容上很显然是对枪换肩的意义了解糊涂，可能把非法敌人的枪换到合法敌人的肩上。 + +　　（四）该县领导上还给治安委员开了携枪证据。 + +　　以上事实说明该县县委对治安委员会的性质与作用认识模糊，不了解统一战线的组织形成内是不能包括反动份子的。同时地委没有具体检查及时纠正，直到现在才发现问题严重也是原因之一。 + +　　乙、 处理意见 + +　　（一）该县县委应深刻的进行思想检讨，根据统一战线的原则讨论，对治安委员会的性质与作用求得认识明确。 + +　　（二）县委对目前治安委员会存在严重问题必须有计划有步骤的认真处理，首先召开治安委员会以检讨工作、加强领导、明确职责的精神，使各委员认清不能私自接收土匪自新，与成立武装小组，已经接收的自新土匪，应即交县公安局处理，武装小组应交县指挥部处理，已发枪证及自新证均需收回（任何人都不能发枪证，治安委员不得例外）。县委要认真审查了解其接收自新土匪与武装小组详情，并对有政治背景的治安委员。将以历史上及解放前後表现上作深刻了解、分析、研究掌握具体材料，如发现有破坏事，即可依照证据分别处置（经地委批准後再执行），稳步的进行改组该治安委员会的组织。希以上问题引起各县注意，加强对统一战线政策学习，并进行检查，将检查结果报告地委。所提处理意见妥否，请示，以便印发各县。 + +　　来源：《西南工作》 第6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 （党内刊物发至县团）， 1950年6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1.txt b/CCRD/3/7/1/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dd4869b0ef72ace328fdfa7afa10d7d95aa2d1 --- /dev/null +++ b/CCRD/3/7/1/000051.txt @@ -0,0 +1,11 @@ +# 方纪:我的检讨 + +　　<方纪> + +　　编者按：三月十二日本报人民园地对方纪同志的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罢》进行批评后，方纪同志在四月十日来信有所检讨。下面是方纪同志来信的摘录。 + +　　我现在认为，我在这篇小说中所犯的错误，除了由于马列主义水平低，思想上还残留着不健康的因素外，还因为题材和主题不一致。最初我写这篇小说的意图，是想表现土改后农村中的反封建思想问题，而这种思想最突出的便表现在婚姻问题上。因此我选择了现在的主题，并且创造了“小环”的性格。在我的认识里，我是把她当做一种有缺点的革命的思想来表现的，然后在党的领导下才得到正确的发展。开始我确乎没有想到用参军的题材来表现这一主题，写到中间，才为了加强她的“作用”，同时也为了避免和前面几篇“不连续的故事”（前面尚有四篇）写法雷同，才使她在参军问题上突出出来。这样一来，就产生了女人的力量超过党的力量，爱情超过政治的歪曲的描写。假如我不是使用参军的题材，而是按照我原来的意图，让小环在斗争地主的大会上去暴露封建统治所加于她身上的坏影响——如我开始所写在她身上的——去反对直接的敌人，那么情形就会两样了。我没有首先从内容出发，而从形式出发（避免雷同），不使自己的主人公去正面的反对封建敌人，而去反对地主阶级所加于群众身上的封建思想的影响，而且不正确地使用了参军的题材，这样，我就使自己陷于困难中了。当我抛开了直接的革命敌人，处理同时具有革命意义的两种事件，而把政治动员和自由恋爱并列，并为了“加强”主人公的性格，完成其“发展”（关于这一点，最近我在修改作品时，已完全体会到那样的主题和性格是不能在这一题材里表现的：或者完全不涉及参军的故事，或者以参军为主题，就必须改变主人公的现有性格。因为自由变爱问题在反封建斗争中才能构成矛盾和发展，在参军运动中当然就降为附属的、次要的了）时，便颠倒了现实，使重要的服从了次要的，使政治服从了爱情，而表现为党的领导不足，以及夸大爱情在生活中的作用超过政治了。这样，结果，不但没有完成主人公的性格，而且削弱了它；不但妨碍了政治效果，而且妨碍了艺术效果。这使我进一步认识了：题材和主题，形式和内容，艺术和政治的必然统一和前者必须服从后者。 + +　　1950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2.txt b/CCRD/3/7/1/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8ea19c8a33d7f312c90ca365cdd0f2d09f501a --- /dev/null +++ b/CCRD/3/7/1/000052.txt @@ -0,0 +1,17 @@ +# 沈从文：我的感想——我的检讨 + +　　<沈从文> + +　　在北京市文代发起人大会上，听到许多报告，大家对于首都文艺工作者团结与合作，扩大五四文学运动的优秀传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学习为人民服务，表示的希望、意见都极恳切。工人作家代表林士良同志，致辞简单直率，更有深刻印象。 + +　　从国家全面发展看问题，人民文化的普及，奋的改造，新的创始，需要实在特别迫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把文学极素朴的引归本色，使文艺面向人民，面向工农兵，由普及而提高，这个伟大文件不仅影响了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便对共同纲领的执行，也打下了文化的基础。因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如不建立于全中国广大人民思想观念情绪精力的解放上，是不会坚固的。社会主义的基础，如不建立于领导阶级中的劳动人民政治意识的高度觉醒，促进国家生产达到工业化程度，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希望实现的。国内文艺工作者，能结束了一切过去宗派主义作成的不健全的隔离，和自由主义反人民的倾向，共同守住这个新原则，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用工作推进国家建设和进步，是分所当然。首都文艺工作者，更应当站在第一线上，严肃的把握工作，担当起这个新任务。 + +　　至于检讨个人工作，二十年来用笔，实和人民的要求与社会发展日益游离，越来越远，笔下越写也就越零乱空疏，失去本来的健康。小说文字由明朗转成晦涩，体裁格局虽作过些不同试验，内容和现实社会既脱离，自然无助无益于时代。且由负气目大而孤立，在好些问题上，如对土改问题，对民族形式问题，都有过些似是而非的抽象意见，或见小失大，或持一概全，错误是显然的。因感觉有重新学习必要，目前在革大，凡事就完全如一个小学生。过些日子还希望能够到生产工厂去，好好向劳动工人同志学习。 + +　　也可能因体力限制，学习虽不落后，进步究竟不多。因头脑和身体，多年在工作上的孤立消耗现象，已见出不大济事。一场大病之后更难回复本来。不过想想近三十年万千革命者反帝反封建，为国家争自由，为人民争民主，通过了多少困难，不辞任何牺牲，才把一个新国家基础奠定。个人即再不中用，也应当来重新锻炼自己，好好的学做一个人民的勤务员。 + +　　如有人问我，到革大学了些什么?我应当说，由于本人政治水平不高，进步实看不出。但学明白人在群体生活中方能健康。从人和人的新的关系上，和学习马恩列斯及毛泽东思想有发展性的学习方式上，也从各级干部同志生活严肃工作刻苦表现上，已稍稍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重要性，用一个单纯老实的态度，来检讨自己，认为过去工作脱离人民，有错误，待从学习中改正，方宜重新用笔，十分自然。国家真正的新生，是由万万千千劳动人民，沉默无言的工作着，充满虔敬的信仰，无私忘我、不断学习、不断修正错误，各在分工合作意义上，克服迎面而来的种种困难，完成工作任务的。这个推动人类历史的工作行列，其中有工农兵，也有科学家和技术家，和一切企业中在岗位上尽职的无名英雄。学习靠拢人民，我首先得把工作态度向他们看齐，学会沉默归队。 + +　　 五月廿六日北京西苑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6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3.txt b/CCRD/3/7/1/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1b838bc1de1ac0b495cb5ef5f6cb2ae06168a5 --- /dev/null +++ b/CCRD/3/7/1/000053.txt @@ -0,0 +1,31 @@ +# 萧承慎：我的思想被解放了 + +　　<复旦大学教育系教授、萧承慎> + +　　在上海解放后，我从这一年的学习中逐渐地深深感觉到我的思想被解放了，这就是由于初步认识到立场、观点、方法在思想中的重要性。 + +　　过去，我认为有了立场，思想就要被束缚。这样，我对于政治也就没有认识。我认为一搞政治，就有了立场，就不清高，所以从未参加任何党派，亦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我虽然自认是超政治的，不管实际政治，但是实际政治可管着了我。我因为没有立场，在行动方面，有时就无异成了帮闲或帮凶。 + +　　在旧政协开会的时候，反动政府方面发动文化界人士在一个宣言上签名，被找到的人如果拒绝了，就要引起不满，当时我为了避免这种误会，终于在第二次被找到的时候就签了名。老实说，我当时不但没有研究那个宣言的本质，也没有仔细地读一遍，认为反正在“政府”发动的宣言上签名，顶多不过叫人说不清高，是不会有什么“危险”的。现在连那篇宣言的名称与内容都记不得了。这种糊里糊涂，就是由于当时不问政治的态度所造成的。 + +　　再举一个例子:一九四六年五月间，复旦学生自治会改选，对于理监事的人选，“右派”份子与进步同学竞争很激烈，“右派”学生虽然用尽威胁利诱的方法来竞选，仍然全盘惨败了。于是反动政府就发动大批军警黑夜包围学校，由蒙面的特务学生带领军警搜捕进步的同学。这样，引起了全体教员的愤怒，立即罢教，并发布宣言，向反动政府抗议，同时筹备组织教授会；在成立时，大约因为那学期伪教育部长战犯朱家骅来校视察时，在茶话会上我曾当面指摘过政府的措施不对，我也就被选为理事之一了。理监事一选出，伪市长战犯吴国桢就邀请去谈话。那天，我因为痛恨特务学生及反动政府一串的暴行，抢着发言，说话很多，也很激烈。特务头子方治曾几次对我怒目而视，我也乾脆地说明:“今天来赴会，就没有打算回去。”回来后大家认为我有胆识、肯说话，在互推常务理事时，我就被推上了，又被推为召集人。可是我是激于一时的义愤，并没有斗争的经验。后来，除了随着潘震亚先生深夜访战犯吴国桢，激烈地辩论一番，等到大家推我去南京请愿时，我就不敢去了。在十天的罢教期间，我受到特务份子的种种威胁，以及自己对政治没有认识，本心上不愿参加实际政治的斗争，听到反动政府要解散复旦、大批逮捕民主的师生，我真地吓倒了，我不敢积极斗争，我赞助校友会的请求复教、再行交涉释放被捕的学生。我当时被吓得的那副可怜相，就是因为没有立场，斗争的行动失了原动力，我对个人负责的事，不怕挺身而出；对于大家的事，我不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我也就不敢相信群众的力量。凡我把握不着的，我就胆小如鼠。有人说我胆子大，有人说我胆子小，现在我自己想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故。 + +　　我自己不赞成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同时我认为教师要爱自己的学生如父兄之于子弟，要保护他们，要指导他们“明哲保身”，所以我常常劝同学多 读书、少参加活动，并且曾经不赞成本系的同学请民主人士来校作含有政治性的学术演讲，大有要他们“两耳不问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之概。当时固然出于爱护学生、免祸避害的意思；现在想来，这不仅阻碍了学生的前进，同时实际上也就无异做了反动政府的帮凶。 + +　　我既不认识政治，没有立场，所以对于国际间的事件看不清楚，也就形成了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因此我在重庆时曾参加过反动政府所导演的反苏大游行。后来听到朋友中的民主人士藉参加游行的同事曾拿旅费而又坐免费的车子到重庆的这一点来取笑，我很气愤，我说这是对爱国人士的侮辱。复员到上海后，在民主人士反对美帝扶日及因沈崇事件反对美帝暴行的宣言书上，我也曾争着签过名。当时朋友中的反动党团份子曾讥笑我做了“共产党的尾巴”。我说:“我只知道爱国，不知道什么‘左派’、‘右派’。”老实说，在我没有读过刘少奇先生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前，我对于共产党的“联苏”，我非常不了解，我是很反对的。现在想来，我的爱国主义是天真的、朴素的、狭隘的，那时我的反苏固是如此，我的反美也并非由于真正认识了美帝底穷凶极恶的、侵略的面目。 + +　　因为我想超脱政治的束缚，对于书坊所出的、反动政府蓄意禁止的进步的新书报，我都盲目地当作政治宣传品，不主动地去研究，涉猎到时，也不细心阅读，所以在上海解放前，我对于历史唯物论、辩证唯物论都缺乏了解。这样，我在思想上不但没有超脱现实政治，反成了反动学术的俘虏。 + +　　过去我在讲教育目的时，涉及到社会的理想，我追求大同的理想，可是只知道谈一些儒家的道学、理学、与杜威的“民本主义”，我不知道社会发展的规律。我要同学读“民本主义与教育”，读大学、中庸，读冯友兰、余家菊所著关于这一类道理的书。有些同学对读这些书暗中表示没有兴趣而且有反感，甚至误会我有什么其他的用意。我认为他们对读古书有成见、不虚心；我认为他们是因蒋匪提倡所谓“科学的学庸”而迁怒到了学问本身，蒋匪是挂羊头卖狗肉，我们可是为寻求真理呀!现在想来，我当时是多么愚蠢，我没有觉察到我的落后性。我糊涂地把阶级调和的学说，如絜矩之道，当作“王道”，把阶级斗争的学说当作“霸道”；我赞成“王道”，反对“霸道”。我还狂妄地想切实提倡这种空想的“王道”来“挽狂澜于既倒、作砥柱于中流”呢!在我读过社会发展史、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著作之后，我看见我过去教过的同学，我就想起我曾要他们读过这些含有毒素的书，感觉到说不出的难过。 + +　　过去我讲普通教学法，编有讲义，曾特别强调民族本位文化，东拉西扯引了一大堆学记、宋明理学家论教学的话，来配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教学理论。当时我很得意这是一本“民族化”的著作。我引用朱熹的诗来标榜:“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只愁说到无言处，不信人间有古今。”不信人间有古今，也不信人间有中外，从这种没有时、空观念的观点也就只能搬运一些教条；这样，也就成了空话、废话。何况这些教条的正确性，也还大有问题。解放后我感觉到这种强调狭隘民族本位文化是有毒素的，于是就将我解放后所讲的教学原理与技术的稿子在中华教育界发表了两讲，这不过想藉此传达给过去的同学，我已经在力求改造。我素来对于发表文字是审慎的，这次忽促地发表，一方面是由于对自己的改造求表现，一方面在想通过发表来向大家学习。现在想来，急于求表现，以及自己还没有搞通就发表文章，也是不大妥当的。 + +　　过去我在参加学校行政方面，是一个条文主义者。在各种会议上，我常常墨守“教育部”法令的条文、校规的条文来发言，主张“守法”。当时我不了解法律、规章都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有一位民主人士，著名的法学家曾开玩笑地给我两个绰号:“条文专家”、“条座”。在当时的学校会议席上，这个绰号是常被提及的。现在我才了解、这个绰号对我是 一个教育的启示。 + +　　在上海解放前，我只看见了当时国民党所表现的黑暗面，我不能看到、了解到共产党所表现的光明面，我对于中国社会感到失望，因为悲观的结果，我很少买书读书。同时也还是因为穷，更因为在抗战期间曾经为着换取生活费出卖过自己多年辛辛苦苦、花费心血所搜藏的、设法运到后方的好几千册教育书报。在解放后，我的第一件显明的改变，就是恢复搜集书报的嗜好。我买了不少我从前所不看的书。可是我仍然没有能改革我喜欢买书而不能细心阅读的老脾气。我每月总要设法在薪水中抽出一部份钱来买新书，这也就表明我的物质生活是较解放前改善多了。我希望我能更多地抽出钱来买新书报，尤其希望能挤出更多的时间来仔细地读新书报、加紧学习新理论。 + +　　在解放前，我最不喜欢参加集会，也缺乏对新鲜事物的感觉。解放后，我特别强调这两点来求自我改造。从参加各种集会中，的确得到了不少宝贵的启示、学到了不少有用的东西。可是有时仍然因忙碌而感觉麻烦；对新鲜事物的追求，也仍然不够。可见丢包袱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需要着长期的实践。 + +　　过去，我以为我的思想是自由的、不受束缚的，现在我通过学习，明白了我那时候的思想完全是被伪民主、伪科学、残余的封建意识、狭隘的民族观念等等，一条条地紧密地束缚着。现在，我的思想已被解放了，我已光荣地回到了工人阶级，再通过继续的努力学习，我相信我能够全心全意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而努力!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5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4.txt b/CCRD/3/7/1/000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88ef8cf2dccadfd94b3c9ffa578e1ff9e197a6 --- /dev/null +++ b/CCRD/3/7/1/000054.txt @@ -0,0 +1,15 @@ +# 川东区党委关于大竹县石桥区王克俭擅自减租的通报 + +## 西南局批示： + +　　减租工作必须有准备，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任何一个地方的减租都必须将计划呈交上级批准才能施行，避免紊乱。请各地严格检查有无类似大竹县的无纪律现象发生，并通令所属严予防止。 + +　　 六月二十日 + +　　兹将大竹地委关于大竹石桥区分区书记王克俭同志不遵守请示报告制度、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擅自进行减租的通报转发参考。 + +　　 川东区党委 六月十七日 + +　　据大竹县委六月六日报告：该县石桥区在掌握我党减租政策上，发生事前不请示而事後又未报告的严重的无纪律无政府现象；该县石桥区分区书记兼区长王克俭同志在各乡干部到区开会时，永兴乡提出地主为了缴公粮而向佃农要土租（大竹的租分土租、田租二种，土租每年佃农向地主交两次租），并追，因此，群众迫切要求进行减租，群众并反映：“伪罗广文在时，曾提出实行二五减租是伪骗的，今天人民政府也张贴出减租布告，是不是和以往伪政府一样光说不真办呢？”王克俭同志当听到此反映後，未慎重考虑和集体研究，即在会上乾脆答覆：“按六五、三五减吧！”事後有人询问王克俭同志：“县是否已了解？报告了没有？”王克俭同志讲：“怎么不同意，只要发动起群众就行。”因之永兴乡干部回去後；即广为宣传，并登出黑板报，题目为：“好消息！真正实行减租；”在各种会议上进行减租的宣传。县委发觉後，即令该区马上纠正，但纠正时又不坚决，这是严重的无纪律无组织现象，如不严肃纠正，会造成整个工作上的不良影响。各县区应切实检查是否有类似情事发生。为此，地委特再提出各县应具体切实贯彻地委四月十日及区党委四月四日发下之严格请示与报告的指示，并将这一精神再次传达到各级领导，以克服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发生。 + +　　来源：《西南工作》 第8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 （党内刊物发至县团）， 1950年7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5.txt b/CCRD/3/7/1/0000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3b1ea5398dc042be055b7e119ad8b203822c3b --- /dev/null +++ b/CCRD/3/7/1/000055.txt @@ -0,0 +1,29 @@ +# 郑自宜：我的转变—感谢共产党 + +　　<郑自宜> + +　　谈到我为什么能参加革命工作，和今天在改造中的某些收获，是和共产党给我的教育与帮助分不开的。它不仅解放了我的肉体、思想，并使满身肮脏的我，得有光荣的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不能不使我衷心地感谢共产党的恩情。在迎接“七一”这个伟大的日子到来时，我更满怀有这样的心情。 + +　　我参加革命工作的道路，是异常曲折的。就思想发展的过程说，大约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阶段是糊里糊涂时期，对政治的认识是模糊的；第二个阶段是反动时期，旧政协破裂之后，反动意识达到顶点、当时我认为共产党是“好动刀兵”，“祖国殃民”(?)；紧接来的就是第三个时期，这时已逐渐从事实上认识到(以前已有部份认识，但觉得它的“中央”还是好的)国民党的反动、腐化，但对人民的革命仍是茫无所知。于是倾心“第三条道路”，对于当时流行的所谓“新的革命运动”，所谓“温和的社会主义”，寄以无限希望；最后，才是参加革命工作。 + +　　这种思想的转变，据我自己的分析，主要有两个原因—— + +　　首先是受环境的左右，那时毫无阶级观点(如果说有，也是极不正确的)，对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看法，只认为是某些个人的“坏”，没有认识到它整个阶级的反动本质。我所受的环境又是异常落后、反动的，从没有见到过进步书刊，和听到过进步的言论(顶多是揭党性的东西，但这一点“进步”性也是被认为“违法”的)，再加上反动的欺骗宣传和蒙蔽。把我和共产党和人民远远地隔离开来!尽管不满当时现状——而且那种不满，也是认识不足的，自己坐在一个中等城市的反动机关的办公室里，只是亲眼看到反动官僚的贪污、腐化，和本身感受物价威胁，生活困难而已；对于广大人民所受烧杀、劫掠……的痛苦的了解，还是极其有限，说得老实点是一无所知的——因而思想上找不到正确方向。至于参加革命工作则是解放以后，接受了革命教育的结果。 + +　　其次，是阶级出身限制了我的行动，具有小资产阶级“两重性格”的我，初次踏上社会是在抗战期间，当时的动机，一方面是打鬼子，同时也是以“救国救民”的“救世主”的姿态出现的。当时也的确有很大“抱负”，但等碰了钉子，却又软了劲；以至“害怕真理，逃避现实，脱离群众，等待、观望、犹豫、动摇、妥协、屈辱”(新人生观对小资产阶级的批判)，不敢挺身而出，面向斗争。比如过去曾和几个朋友办过一种小型刊物，当这刊物被反动当局强迫停刊的时候，便表现消极，以至厌世，但不敢大胆的走向革命。而且屁股仍然坐在反动阵营的椅子上。 + +　　解放后，我投到人民的怀抱，参加到革命的行列里来，这首先感谢共产党和现实给我的教育——我亲眼看到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的溃灭，认识到第三条道路走不通，不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空喊吓不倒敌人，只有劳动人民的力量，是伟大而不可抗拒的。 解放初期我在行政上由反革命转向革命，然而，我从思想上和共产党的靠拢，却是有一段过程的。 + +　　1、由“你们”到“我们”，由不惯到习惯——最初参加革命工作认识方面还是极幼稚的，是以“我”的身份，参加工作的，对于党不够了解，反动的欺骗宣传在思想上还有若干影响，表现在行动上，便是和老同志间的相当距离，谈话时，常用“我”“你们”来代替“彼”“此”的关系，这显然是一个立场问题。后来慢慢地才统一到“我们”上来。以前我不了解共产党的干部，为什么生活那样艰苦，还会那样努力工作、学习；为什么留用人员拿薪金还在叫苦；不晓得“毫无个人目的”是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对于老同志有些生活作风看不惯，比如办公和宿舍在一起，没有固定的办公时间，农村的拖拉习气重……这些在共同的实际生活、工作中，我有了新的认识，在生活上的小节之外，老同志有他们更纯真的进步的革命作风:待人亲切，对事负责，讲老实话，做实在事。这正是我在参加革命工作前久所憧憬而从未见到过的“为政不在多言”的作风，至于那些小节，也不断的在“适应城市生活环境”的号召下，得到了统一，很自然地由不惯而到习惯了。 + +　　2、逐渐了解到革命的性质，和认识到革命工作的整体性，到服从组织分配—— 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在一次检查领导中，给我很大的教育，当时我觉得我们的负责同志已经不错了，但在本部门检查领导的会议上，同志们却提了那末多的意见，而且非常尖锐。领导同志又是那末虚心地听取意见，井一一纪录下来。使我更深一层的体会到: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会迅速的从强大的敌人手中取得胜利。更认识到共产党是在的的确确为人民负责，而且这种负责，不是口头的而且是表现在实际行动上；不是对党外人员要求高，而是对自己党内的干部要求更高。在实际工作中，在不断地学习中，和在不断地批判自己的历史中，逐渐认识到革命的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的人民救星；认识到只有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才能纠正过去的错误，才有自己的前途。并进而认识到革命工作的整体，初步地达立了比较正确的工作态度，无条件的服从组织分配。这时给我的第一个考验，就是响应上级号召，参加南下工作。 + +　　3、正确处理旧的社会关系，进一步的坚定立场，从思想上更靠拢了党—— 参加工作之初，仍然还在“旧的地区”里，旧的政治关系虽早割断，旧的同事、朋友和同学，却有时见面。因为我比他们先走了一步，并接受了革命的教育，在认识上一般的要比他们前进一些。就因此时常招来一些冷讽热嘲，如“你真进步!”“你已经共产党化了!”……以至有些人觉得我“投机”，“气节”、“人格”都有了“问题”，对我“敬而远之”。当时我曾为这些一事苦恼过，及后终于认识了按事物发展的规律，这是必然的现象，这本身就是新的和旧的、进步的和落后的斗争。因而找到对待旧事物旧关系的正确态度。在参加了南下工作以后，更帮助我割断了一切旧思想中绊脚的线索，我自己认为这是我一个飞跃进步的时期。我看到新区的人民从反动统治的火坑里跳出来，以欢迎亲人的心情来欢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那种无比亲切而热烈的场面，给我极大的启示和教育，使我更深一层的认识到为人民服务的光荣，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立场，思想上也更靠近了党。 + +　　我的这一转变，完全感谢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给我的帮助。 + +　　同时，从自己的转变中，也深入地认识到:为什么一个老同志会那么坚定、顽强；为什么一个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必须要在较长时期的工作中锻链和考验。 + +　　我过去的历史是丑恶的，而到现在本身还有很多缺点。但我相信，在党的教育帮助下，这些缺点是可以慢慢克服的。并在主观上下定决心、加强学习、提高工作，我要学习共产党人的高贵品质和顽强精神。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7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6.txt b/CCRD/3/7/1/0000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7467054bf4d38442814e728784905368f55c47 --- /dev/null +++ b/CCRD/3/7/1/000056.txt @@ -0,0 +1,17 @@ +# 何祚康：批判“高人”、“隐士”思想 + +　　<何祚康> + +　　我的家庭除父亲教书以外，其他的人都靠地租和股票利息过活。幼时家庭对旧礼教很重视，常以孔融让梨的事来教导。我初二时随刘夷甫读国文，接受了儒家、道家之思想。信任王道，而非霸道，反对用武力。认为凡事都不必走极端，只要走中间，总不会错。合则留，不合则去。不必钻营，但也不必死硬。只要做到与人无争，视富贵如浮云。欣赏名士派，高人、隐士是我极向住的，对孜孜为名利的人很看不起。当时对敌伪统治虽极痛恨，但不想参加抗战，只想等待胜利的到来。不想飞黄腾达，只想能平稳的过下去。 + +　　在大学的三年半里，学运正是轰轰烈烈的时候，但我始终是一个同情者，只旁观从不亲身参加。怕参加学运，书不能念好。思想上认为只要自己能吃饱有书读就行了。假若因参加学运而受伤，那真太不值得。在校中我总是装聋作哑，不闻不问，一到有事发生，就往图书馆里一钻。平时只读些功课，或诗词歌赋。 + +　　幼时受“发乎情，止於礼”的教育，对校中的花花公子有反感，从不交往。对进步同学则认为太激烈，也不敢深交。因此朋友很少，只与一、二位同学来往，他们也多是老学究，钻图书馆，不问政治的。我们之间的友谊，是建筑在学问与性格上的（性格大致相同）。这种友谊，是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的。 + +　　由於中了儒家的毒，认为中庸之道是处理事物最好的方法。因此对国民党主为是太反动，对共产党则又认为太激烈，不合乎中庸之道，故对中间路线有极大的幻想。 + +　　上海解放后，考入外国语学校，在交大集中，重行编队时，好些同学情绪都波动，而我则“无所谓”。这并不是因为我已认识到革命须服从组织，而是以“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来处理这问题的。从外国语学校调到革大时，我又是以“既来之则安之”来解决问题。由上可见我一向是有一种自命“清高”，安於现实的“无所谓”思想。它的养成是由於破落的封建家庭经济和受封建儒教思想影响的结果，是封建剥削阶级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被剥削阶级是不可能走中庸之道的，因为被剥削阶级是必须起来斗争才能生活。 + +　　“安於现实”、“无所谓”都不是革命者的立场。如果事事都“安於现实”、“无所谓”，则决不能有强烈的阶级仇恨和阶级友爱，立场根本无法站稳。在学习时抱着“无所谓”的心情。思想就无法改造好。更进一步分析，我的“无所谓”并不是真的“无所谓”，例如在学校里很看重分数，足见我的所谓“无所谓”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在这限度内，我是可以“安於现实”的，可以“无所谓”的，但在这限度以外，就不能“安於现实”，不能“无所谓”了。就要很自私的保护我的利益了。当革命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不矛盾时，是可以服从组织的，但当革命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相矛盾时，就不肯放弃自己的利益了。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7.txt b/CCRD/3/7/1/0000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6853340ed1f4924c6bff646e5854867f4945c --- /dev/null +++ b/CCRD/3/7/1/000057.txt @@ -0,0 +1,75 @@ +# 复旦大学同学的思想总结 + +## 一、思想总结的意义与目的 + +　　这次思想总结是作为我校期末总结的一部份来进行的，它的目的在于把一年来所学得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环绕“学习”这一中心，就学习观点、生活态度及对形势认识几方面，对自己作一总的检查与批评，总结出一年来克服困难发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中的经验教训、成绩与缺点，认清整个形势发展情况，扫除阻碍我们学习的错误思想，树立起高度的学习热忱和信心，从而使每个同学在思想上提高一步，巩固一年来政治学习所收到的效果，为下学期的学习创造出新的条件。 + +## 二、思想总结提纲 + +　　(一)从你一年来对困难(包括经济、家庭、工作与学习等方面)的认识和在克服困难的行动表现中来检查你对形势的认识。 + +　　(二)从师生关系、学习纪律、政治学习与业务学习、个人钻研与集体互助来检查你的学习观点。 + +　　(三)从群众关系、学生运动、爱护公共财物和平时服务精神来检查你的生活态度。 + +　　提纲要求达到下列三点: + +　　(1)总结出一年来形势教育的主要经验与收获。 + +　　(2)暴露并检查个人在思想意识中主要的错误思想根源，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 + +　　(3)认识学习是一个政治斗争和是群众性的运动。 写的时候应注意: + +　　(1)抓住重点，每条不必逐一叙述，也不要为提纲所限制。 + +　　(2)把过去的看法及行动和今天的作一比较，并说明转变过程。 + +　　(3)从具体事实中作深入的分析，找出自己的思想根源。 + +## 三、怎样写思想总结 + +　　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思想总结的要求，以一年来政治学习所学得的理论为基础，参照提纲，紧紧围绕在开展新民主主义学习运动中，你个人所有的成绩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你可以全面回忆一下，解放后一年来的形势发展和你所得的新的认识，尤其是“二、六”大轰炸以后，三、四月间我们所面临的新生中的困难特别厉害，当时你是怎样认识这些困难的?是怎样认识开展学习的?你又是怎样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的?你所以获得了在学习上的成绩，主要的是从那里来的?今天你对于形势的认识又是怎样的?从这几方面来检查你一年来思想发展的过程，以及对你的生活态度和学习观点，加以分析与批判，说明你解决了那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那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不能解决? + +　　写思想总结是一个自觉的自我斗争过程，因而在写的时候，检查了过去，巩固了已有的进步，就会在思想上提高一步的。同时思想总结本身也是一个群众性的运动，假若自己关起门来摘就一定作不好。单恁个人的觉悟还不够，也需要别人的帮助，同时专门依靠别人的批评和帮助也不够，必须不断的提高自己的觉悟和认识，所以在写之前要听启发报告和典型报告，要学习运用和掌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要参考必要的资料。在写的满程中除了自己先拟提纲之外，还必须在互助组中漫谈和征求意见，写好之后还需要在小组内报告总结，让大家作检查，写得不充分的地方需要再补充。 + +　　在互助小组或小组内漫谈讨论时，要注意两方面:一是比较，一是分析。两方面要同时运用。比较是看自己现在的思想和过去的思想有什么不同?起了什么变化?再看自己和别人在思想上有什么不同?再进一步要进行分析，为什么有以往那一套思想?为什么会起变化?是什么促进了这些变化?为什么我这样想而别人不这样想?在分析时我们就要运用已经学得的理论作武器。通过了深入的分析，我仍可以把这一年来的思想变化找出一个道理来，自己搞明白了，也就可以使自己在理论上踏稳一步，把已有的进步巩固起来了。根据这番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写下自己的思想总结。 + +　　在写总结的时候要有忠诚老实的态度与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写好思想总结，不只是单纯的技术问题 ，而是要对思想总结有正确的认识与态度，要自觉自愿的决心改造自己。思想总结过程就是一个思想斗争最剧烈的过程，是新思想与旧思想，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尖锐斗争，并且是用前者克服后者的斗争过程，是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同学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重要学习步骤和方法。所以写思想总结要自觉自愿的，实事求是的写，要打破一切思想顾虑克服怕人耻笑，怕丢面子，不敢说出自己错误，暴露自己真实思想的现象。要真正尽到忠诚老实，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一致，是什么写什么，有什么写什么，有多少写多少，既不无中生有，也不隐恶扬善，对自己的错误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能避重就轻，自欺欺人。这是唯一正确的态度，是写思想总结容易与否、写好与否的基本关键。大家应该很好的深入检查自己写思想总结的态度与方法，以便使写思想总结写得更好。写总结时应着重写自己某种思想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关键，但要从具体事实出发，用事实来说明思想的变化，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思想?表现在什么行动上?以后怎样转变了?表现在什么具体事实上?为什么能转变?写时要简明扼要而具体，以实际例子来说明，不是笼统的罗列现象、不加批判，或空洞无物、避重就轻、只扣帽子、没有内容；同时在写前必须要对自己的思想先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不要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多少就写多少，随想随写。所以写时必须根据提纲(但不要受提纲所限)联系本身思想行动反复思考，然后尽可能的比较有系统(反对颠倒零乱)，有重点(重要关节多写，次要的少写，不关重要的不写)有事实(要具体，反对空洞)，有分析(提高到思想原则)的写出来。 + +　　我们还要防止几个偏向: + +　　(1)感到东西太多，抓不住重点无法下笔，因而就胡乱下笔千言、不知所云的大作文章，尽量求美，结果却不能说明问题。 + +　　(2)写理论，而不联系自己思想，只说对某些问题 认识清楚了，思想转变了，但是什么认识清楚?是怎样转变的?却没有写。 + +　　(3)罗列现象，找不出自己的主要思想根源，或只是对于生活小节加以轻描谈写，根本不去触及实际问题。 + +　　(4)按照提纲有问必答，不动脑筋，想早早“交卷”回家。 + +## 四、怎样讨论思想总结 + +　　上面已经说明了思想总结的意义和目的，以及怎样写等问题，但每个同 学 的总结写好之后，在小组中展开讨论与批评仍然是总结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级，因此我们必须要谈谈怎样进行讨论思想总结，以供参考。 + +　　(一)讨论时应采取的态度 + +　　讨论时每个同学首先必须要真识相待，用友爱的精神来互相帮助；批评别人时一定要从帮助人家纠正错误的观点出发，并以诚恳严肃的态度来进行批评，对别人的错误思想或错误事实，应当是友爱诚恳的来帮助他分析批判，决不能借批评别人来显露自己，或采取尖酸刻薄的辞句来挖苦人家。至于对自己思想的检查更应当老老实实的进行深刻的分析，对自己在生活、学习问题上所暴露出的不正确的态度与观点，应当透过表面现象来挖出它的思想根源，不应该害怕别人批评，或对别人善意友爱的批评，采取反批评的报复办法。相反地而是应当虚心的根据别人的意见来检查自己。 + +　　(二)讨论时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 +　　(1)首先应当注意到我们此次思想总结，是环绕着生活态度，学习观点以及对形势认识这三个重心来自我检查一年来在学习上的成绩与缺点，经验与教训，以及在克服困难开展学习当中思想发展的过程的。因此，在小组讨论与批评时不能把问题 扯出去。 + +　　(2)讨论时应抓住问题的关键即妨碍学习的主要思想和对学习的不正确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加以解决，避免把讨论与批评放在细枝小节方面。 + +　　(3)在听取别人报告时要集中精力认真负责的听，听到重要的关节及有问题的地方，可以记下来等报告完后提出意见。为了防止讨论时提不出意见来，听完报告后，也可以不马上讨论，先将小组分成二三个互助小组进行酝酿，研究与分析，然后再提出意见展开批评。 + +　　(4)当讨论进行不下去时(开会时间过长感到疲倦，大家提不出问题，或问题不能解决时)，可休息一下，使大家充分酝酿考虑成热再来讨论。 + +　　(5)个人向小组报告总结时，要抓住重点关键问题，向大家报告(不一定要把所写的完全念出来)，报告时要针对自己克服困难坚持学习的思想每个发展阶段进行分析批判，然后再由同学提出意见，展开讨论，这样既避免浪费时间，又可深入讨论。 + +　　(6)讨论时要反对三种偏向:一种是专扣帽子，不耐心帮助别人；第二种是不用脑筋考虑别人的问题，随便说，不思索东扯西拉；第三种是穷追苦迫，不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进行批评，以致引起被批评者内心的反感。 + +　　(7)为了更好的启发思想与深入分析批判，可在小组内选择出一份能代表一般的思想总结先行讨论，这样对大家可起带头作用。 + +　　(8)讨论完毕以后要将小组的意见写在每个人的总结后面。(放)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7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8.txt b/CCRD/3/7/1/0000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e6e42a7d83bc59163177239b4caa8c222904b3 --- /dev/null +++ b/CCRD/3/7/1/000058.txt @@ -0,0 +1,31 @@ +# 在讨论思想总结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 +　　<《文汇报》“熔炉”> + +　　讨论思想总结现已开始，兹提出有关于讨论思想总结中几个具体方法，以作参考: + +　　(一)在讨论思想总结以前，将每个人写好的思想总结在组内相互传阅，预先大家大致上有一个底细，即有那些内容?有那些优缺点?或者有那些地方有矛盾点，这样以促成彼此间更多的了解与将来正确的提意见，使大家在讨论时抓紧中心，发言中肯。 + +　　(二)个人向小组报告思想总结时，要根据自己的思想总结，抓住重点关键问题，向大家报告(不要照写的思想总结来念)，报告时首先要针对自己思想主要问题，进行批评，而后再由同学提出意见，展开讨论，这样既免浪费时间，又可使讨论深入。 + +　　(三)讨论思想总结时，暴露与批判应结合起来，使暴露的过程就是分析批判的过程，避免只暴露不分析批判的现象，只有分析批判才能深刻认识问题，思想才能提高。 + +　　(四)讨论会最好以大组进行，这样人多意见广，能多发现问题，使讨论的更广泛深入；分组易使讨论进展不开，发言少，情绪低，限制了讨论。 + +　　(五)讨论思想总结与一般生活检讨不同，生活检讨是检讨一些日常生活上枝节问题，片断问题；而思想总结则是系统而深刻的对思想加以分析批判，求得系统的解决思想问题。 + +　　(六)讨论时应相互负责的发现历史或思想上的矛盾，找出根源和发展过程，求得解决。发现问题以后应针对着基本思想进行批判，突破一点来解决整个思想问题。 + +　　(七)讨论时反对两种情况:一种是扣帽子不耐心的帮助别人，不找出问题的根源进行分析批判，以为扣帽子就解决了问题；第二种是不用脑子考虑别人问题，随便说，不思索，不管是不是主要问题，即行提出，使讨论会形成问答式的情形，影响了对主要问题的讨论。 + +　　(八)在讨论时要防止扣字眼，挑词句，胡说乱扯，或扯的很远，把讨论会引上偏向，甚至故意捣乱，扰乱讨论会的进行等错误态度。 + +　　(九)讨论先可采用小组典型示范，在组中抽一份写的比较成熟能代表一般性的思想总结来示范大家讨论一次，这样有几种好处:一、彼此可以知道写的思想总结内容合适否、妥当否?和自己认识批判一致否?是否合于思想改造的要求；二、可使大家知道发言应采取的态度和提问题，看问题的方法，使讨论深刻而顺利；三、对小组讨论有很大启示作用，给大家开门引路，了解如何讨论、怎样发言、怎样认识问题、怎样批评与自我批评。 + +　　(十)讨论时应对自己总结进行反复不断的补充修改，不要怕麻烦，不要一次搞不成就灰心丧气，只有彼此间多提意见，不断的补充修改，思想总结才可以搞好。 + +　　(十一)每天讨论完了时，晚上可抽出一些时间来检讨这一天的讨论会情形，与研究改善的办法，使思想总结的讨论可以更顺利的进行和更有收获。 + +　　(转载“熔炉”) + +　　来源： 《文汇报》1950年 7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59.txt b/CCRD/3/7/1/0000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79086642fde9b78437de2874dad5470ccb7bed --- /dev/null +++ b/CCRD/3/7/1/000059.txt @@ -0,0 +1,33 @@ +# 吴自强：共产党改造了我：一年来的学习总结 + +　　<吴自强> + +　　南昌解放，快一周年了，这一年间，中国社会真有运转乾坤之变化，每个知识份子的思想，也都在进步改造之中，回头把我自己这将近一年的学习经验检讨一下，自觉也得了一点改造，并且自己觉得以前确是太落后了。 + +　　我是一个生长於农村的人，父亲是一个贫雇农出身，我兄弟五人，除我做了将近二十年的中学校长及幼弟在外求学外，其他三人都在家耕种，我一家住於黄姓大族，兼之贫苦、人力单薄，自然难免不受封建地主的压迫。我父因为本身未读书，自己兼做长工，送我入塾读书，想我多识几个字，免受人欺侮，我从小就受着半封建式的教育，所以虽出身贫苦，而仍具有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总想自己个人找前途，来光耀门楣、扬眉吐气。由於师友们的鼓励和资助，使我有机缘在国内学习普通师范五年，再留学日本，专攻师范教育又六年；这十一年间，都是公费，吃人民、用人民，毕业后一贯服务于教育界，先后也已二十二年了，在读书和做工作期间，并曾编译了些书籍和写了一些文字，有时对过去反动政府，亦尝表示示不满；但今日检查起来，真觉百无一是，负昝于人民。 + +　　我有一段极不光荣的历史，一九三七年我参加过国民党，一九四二年又加入了三青团，一九四七年并帮助了一些月友们竞选伪立委和国代，替官僚政客客捧，运动选举票。凡此种种，都是立场观点的错误，今日批判起来，是彻底反动的；又如在我任校长期内，每见贫苦青年没法缴费，总设法帮助，当时还很自命得意，但究其实这也不过是一个最蠢的改良主义者，这种思想，还是帮助资产阶级巩固政权，决然是反马列主义的思想，是彻头彻尾的错误思想! + +　　解放后，南昌各校改组，我参加八一革大研究部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学习改造，从革命的理论书籍，及工作同志的工作作风中，使我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彻悟到以前的所想所为，都是站在人民头上的向上爬的思想和行为，一年来由于社会上一切客观存在的事实，抚今今昔，不能不使我由怀疑而敬佩而低头了! + +　　否定了‘超阶级’‘超党派’思想转向无产阶级靠拢:我虽曾参加过国民党和三青团，但除填表和参加过一二次替人拉选票外，没有其他活动，我是主张‘超阶级’‘超党派性’的，过去对于马克思所主张的‘阶级斗争’，不但厌恶，而且觉得中国是农业生产落后的国家，只有大贫小贫，没有什么阶级可言，所以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总认为是全民政治的主张，是最好没有的:而且自己认为:‘只有无立场看问题，才能客观，一有了立场看问题，就不能客观，就有偏私……’所以自己认为教育是神圣事业，不偏不倚，可以不和政治发生什么关系，而不知自己本身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讲话，来自吹自擂，自己把把乍描写为‘大公无私’的‘公正人物’，学习 社会发展史以後，才晓得这是愚蠢的想法，反动的论调。 + +　　马克思告诉我们:‘……一切人类社会，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我以胶的那种‘超阶级’‘超党派性’的自大自高的思想，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意认，软弱的怕斗争的表示，毛主席说:‘知识份子往往有一种主观的个人主义的自大性，这种缺点，只有在长期群众斗争中，才能洗刷干净’，这是对我一个起死回生的好教训。 + +　　在否定了超政治思想后，我认清了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过去我们干教育工作的人，自命是清高的，教育是离开政治而独立的，任何党派不参加，或纵参加，也是教育自教育，政治自政治，任何政治活动不过问，声心埋头于自己教育事来，究人实怎样呢?有的钻进国民党小圈子内，醉心利禄，甘当工具，甚至当刽子手，陷害青年；有的自以为超越政治的教育者，眼看着自己培植的优秀青年，大批的被开除，或被逮捕时，袖手旁观，吞声叹气，这是清高吗?在革命和反革命二者中间，教育工作者想采取中立态度，是可能吗?这种中立态度，恐怕还是助长反革命，而变做帮凶方式之一了。我过去教育青年，虽在理论上承认教育为政治的工具，而实际上却始终站在‘中立’态度看问题的，不自觉的，自己已成了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了。 + +　　时代展进到今天，教育工作者，应该认清当前的教育，是为谁服务的，今日的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今日的革命，是为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恶霸……的，是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从前一意义说，今日之教育，必须以工农为主要对象，我们应该、放下架子，诚心诚意当他们的勤务员，启发他拉的阶级觉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从后一意义说，今日之教育，必须在内容上和方式上，密切结合革命战争与生产建设，总括一句话，就是要以新的教育，为人民服务。 + +　　我们学习了共同纲领，更知道教育是要和政治配合一致的，‘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教育是为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服务的，因此要重视政治学习，否则，虽是长期埋头读书，也会变成‘一不会种田，二不会作工，三不会打伏，四不会办事’的十足书呆子，对人民有什么用处呢? + +　　我过去办学期间，一切思想行动，多少也是由个人人利出发，站在群众头上，或到群众前面，所谓‘唤起民众’，‘教化青年’，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想把自己造成一个伟大人物，既不走群众路线，更不晓得向群众学习，斯大林说:‘布尔什维克之所以强有力 ，是因为它没有一分钟离开生育它、扶养它、和教育它的母亲——群众’，到现在想起来，我真是错误多端了!南昌解放后，这一年来，我们看到许多解放军同志，自上至下都是实事求是的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计名义，不计地位，不计待遇，甚至不计生死，只要是于人民有利的工作，就勇往直前，一心一意地去干；他们唯一注意的，是如何把工作搞好，此外一切在所不计，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具有这咱精神，就是在于站稳了阶级立场，只晓得为人民效力，完成人民所付托给他的任务。 + +　　因此，我明白了在今日的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社会里，不能再存在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的思想，个人的利害得失，绝无足计较，若拿来和共产主义比较，还不是‘沧海的一粟’，这又有什么值得计较与夸耀的呢?所以我们教育工作者，一方面要善于掌握政策，很好的学习政策业务，深刻的研究工作中各方面的经验，把学校的事，学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好好去做；另一方面还要具有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作风，能够同群众联系一起，根据群众的需要，创造生动的办法，解决帮众的问题，才算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教师。 + +　　此外我也否定了陷恶扬善的态度认识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意义。我们在旧社会生长时日较久的人，所受的教育，是封建意识的教育，士大夫习气和剥削阶级意识，甚为农厚，尤其是像我这种中年以上的人，过去所学所做， 都是倾向于旧道德旧伦理的唯心思想，过去我们所崇尚的，是‘隐恶扬善’，‘毋道人的短，毋说己的长’，‘心欲言而呐于口’……要我们当众批评别人，实在说不出口，诚如毛主席所说:‘当面不说，背後乱说，开会不说，会后乱说，心目中没有集体生活的原则，只有自由放任主义……’‘事非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有哲保身，但求无过……’(毛泽东:反自由主义)。这真是对旧知识份子，尤其是对我个人一个很好的写照，可是目前社会本质已变，一切作风恰巧相反，说什么‘批评与自我批评’、‘提意见’、‘帮助进步’……我初参加学习检讨会时，实在不习惯，后来慢慢明白了这是‘治病救人’的良药，才觉得以前的思想作风，是虚伪的，是‘瞒病即死’的不可救药的自杀政策，慢慢的我也学会了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 +　　以上是我这一年来的学习所得，经过初步整理而成的一点不成熟的心得，像我这种在过去旧社会里面，从事教育工作时间较久的人，在今日这个新时代，非重新检查自己，认识自己不可，自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造就成的‘教育者’，自己受的教育和办的教育，都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决定的，不论教育的立场、观点、方法，那一件不和今日新民主主义的新时代相卫突呢?我们还能自夸自大，以为自己过去没有做违反人民的工作吗?目前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蜕变的过程，在这社会里的任何一个人，非跟着同时蜕变不可，蜕变就是新生，但要经过一番痛苦。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自己赶快觉悟，丢掉旧包袱，虚心学习，不傲慢、不自大，虚心当小学生，学习如何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如何把握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劳动创造世界；如何联系实际，认识教育服务于政治的重要性；如何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何依靠群众，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言以蔽之，就是学习如何在自己的思想行动上，服膺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使自己成为新人。能如是，则假以时日，也许不难成为新民主主义下胜任愉快的教育工作者，我在今日这个新时代中，每日所见所阅的，这种无产阶级的思想行动，和自己的老一套思想作风相斗争的时候，精神上感觉异常痛苦，越想越觉得自己过去的不对，总想把自己的重重束缚，早日解脱出来，思想改造不是一个短期间的工作，我愿从今天开始，长期受考验，彻底改造自己。 + +　　 一九五○、五、十七於南昌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7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0.txt b/CCRD/3/7/1/0000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29b61dfc328b024e2c1ec3100025565447abc0 --- /dev/null +++ b/CCRD/3/7/1/000060.txt @@ -0,0 +1,27 @@ +# 严恺：我对技术与政治看法的转变 + +　　<严恺、讲/华田、记录> + +　　这是交大水利系严恺教授在交大学习总结时做的启发报告，这报告里说明了他是怎样通过实际事实而转变过来的:这对读者们在进行思想总结时可能有些帮助—— + +## 记录者附志 + +　　解放以来，通过政治学习和在外面耳闻目睹的种种情况，使我感觉到过去在思想上存在着很多偏差，现在到了总结的时候又反省了一遍，更觉得问题太多了，真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现在祗能抓住主要三点来谈谈。 + +　　首先，我要检查一下我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是学水利的，过去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总认为自已是想为人民服务的，只是因为统治阶层的贪污腐化，漠视建设，才使我没有用武之地!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对于到底怎样才是为人民服务，意识上实在还是很模糊。负责的态度也嫌不够，往往经不起事实的考验。例如，当一九四四年，我在黄河水利委员会工作的时候，有一次会里接到了一项任务，要在一年之内，赶完宁夏灌溉工程的准备工作，宁夏灌溉区范围很大而且当时宁夏是在最反动的军阀马鸿达统治下，对于外面去的工作人员排斥得很厉害。这一项艰巨的任务，会里要我去担任，我马上就接受了。分析那时候的心理，果真是为了这件工作对于国计民生有益才毅然的接受下来了吗?自然不能说没有这种心理，不过至少那时思想上没有很明确的认识到这点。只以为这是件有意义的技术工作，同时还多少存在着些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要在这项工作上有所表现，因此在遇到波折时，就很容易趋于消极，克服困难的决心显得不够坚强，后来所以能够始终坚持到底，并不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而是很空洞的责任心在督促着我，说得坦自些，那时所谓责任心，多少还是掺杂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意识，怕失掉了面子。由于思想意识的不正确，就很容易流于为完成任务而工作的心理，尤其是当我知道了反动政府并没有存心举办这项工程的时候，就只求将所负的测量和计划的任务赶完就算了，而没能够结合当地的迫切需要，帮助地方上老百姓解决一些具体而且可能解决的问题，正如同过去一部份同学应付考试一样，祗要答得出问题，有些地方不懂也就不管它了，这种态度拿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来批判是不够负责的。 + +　　最近我参加了沭河考察团，查勘导沭工程，在工地逗留了几天，深深地体验到那里工作干部的负责苦干，才可以说得上真正为人民服务，在那里局长的妻子穿着破衣服，小孩子还在家乡拾类，自已吃的是和民佚一样的杂粮，遇到了任何困难，还是坚持下去，工作中发现了错误，毫不犹豫地马上设法改正，惟恐浪费了人民一颗粮食，个人的得失在所不计，为的是什么?就是要解除鲁南苏北一带的水灾，使老百姓能过着较好的生活，国家的经济可以快些好转。我以前所认为的负责态度与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他们比较起 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 +　　现在可以分析一下:过去为什麽不容易建立起正确的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呢?我想主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在反动政府时期统治阶层是不要你为人民服务的，他们所要求你的最好是能替他们压榨人民大众来养肥他们自己。我们技术入员大部份在生观上是不肯这样做的，但是无形中有时还是破他们利用了，其次是替他们来做点缀品，数些表面工作，表示他们是在从事建设，在这种环境下技术人员是感觉到相当苦闷的，一方面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一方面又没有反抗的决心，就只有抱着妥协的态度，抱着纯技术的观点了，同时我过去还觉得技术是我自己的本领，我拿技术去换得我的报酬是应当的，不仅觉得应当，而且还认为所换得的报酬太少了些，从没有想到我的技术是经过剥削得来的，应得是属于人民大众的，应当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因此去服务时总要计较个人的得失。实际上我们既然是人民大众所培植起来的，因此才能受到高深的教育，学到了些技术，难道就不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使大家的生活水准提高到和我们一样吗?在苏北每个灾民每天只能得到四两到半斤粮食来维持生命，在甘肃有些地方，十九二十岁的大姑娘还没有一条裤子穿，我们有甚麽理由来推卸我们的责任?这话说起来像是唱高调，但也确是真理，当然我们不能希望摇身一变，马上将思想搞通，至少我自己离开这标准还很远，不过经过不断的反省，可以使我们在思想上不断的提高，却是毫无疑义的。 + +　　其次我要检查一下我的群众观点，朱总司令在去年北京召开的水利会议上曾说:‘要依靠技术建设国家，要依靠群众完成工程’，在过去我只了解上半段，对于下半段总难完全接受，觉得群众只要完全接受我们技术的指示去做就没有问题了，何必强调依靠群众?后来参加了几次水利会议，听到了各地负责干部测验工程实际情形的报告，又到沭河工地去跑了一赵，才体验到依靠群众的真正意义，它是成功的必要条件，拿沭河工程来讲，它是解决鲁南苏北二地水灾极关重要的工程，这项工程最艰难的部份是开关一条引河，将沫河四五○○秒立方公尺的最大洪水流量，分引三五○○秒立方公尺到另一条河——大沙河里去，这条引河长约十公里，其中约有四公里穿过岭腰，全部土方共约六百万公方，最深的地方要控下去十五公尺，挖到后来遇到了石层，估计石方约达三百万公方，那时候大家都认为在目前机械设备缺乏的条件下，工程很难进行，但这次我们去看的时候，工程却进行得很顺利，原因在那里呢?就是依靠了群众，引河上一共动员了民工六万人，集中在六公里河段上工作，平均每公尺有十个人，远看过去真是人山人海，好像蚂蚁一般，同去的人都认为没有见到过这样伟大的场面，民工组织得很好，他们去引河里工作，秩序井然，用人工打眼爆炸，效率也还不差，这次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认识了群众力量的伟大，要不依靠他们齐心协力，进行这朴艰巨的工程是不可能的，同时又使我体验到要依靠群众，必须要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创造性。 + +　　怎样教育群众呢?就是要在思想上加以动员，使他们了解工程的意义，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能够自发自动的工作，这样才罢发挥他们最大的力量，否则有时不仅不能发挥力量，甚至还要遭受到很大的困难，例如方才讲的3500秒立方公尺的流量引到大沙河，当然在大沙河两岸要建筑堤防，领导上也发动了沿河群众来筑堤，但是因为太急了些，事先没有向群众解释利害，结果群众非但不来做工，而且还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反对，要打行政和技术干部，连两万根木椿也被拔掉了，理由很简单，群众是被水灾吓怕了的，在没有向他们解释清楚、说服教育以前，将这样大的流量引到他们地区里，怎能不引起纠纷，后来领导上知道犯了错误，马上进行思想动员，说服了他们，工程才又得以顺利推进，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教训。 + +　　怎样组织群众呢?就是要将分散的群众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起来，采用民主管理的方法，而不能用强泊管理的方式，才能发挥最大的效用，我们可以想像到如导沭工程这样的伟大，集中了六万民工工作，如果我们不将他们有计划的组织起来，要他们自己管理自己，而用强迫的方式自上而下的管理下去，根本是无法推进工作的。 + +　　怎样发扬群众的创造性呢?就是要使技术与群众结合，用技术来指导群众，并且鼓励他们的创造。过去我很怀疑群众有创造能力，现在觉得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一般说来，任保人都有创造能力，群众的知识水平低，他们的创造力有时可能是粗糙的，但是我们应当用技术来加以提高和改进。我可以举出不少阅于群众有创造能力的实例，例如导洒工程的开石方，群众根据钻眼爆炸的经验，想出种种方法提高工作效率，他们知道在炸方的时候如何将石头孤立起来爆炸，这件事说出来很简单，但由群众想出来而且的确的增加了工作效率确是事实。另外一个例子是关于黄河方面的:我们都知道黄河的为害主要原因是泥沙太多，而泥沙的主要来源是出陕黄土高原因为雨水冲洗的结果，地面的土壤被带到河里，所以治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防止这区域里的土壤冲刷，推行水土保持工作。研究治黄的人，提出了不少水土保持的方法，有的主张开潢洫，使泥沙聚集在潢洫里；也有主张在黄河沟壑里造土坝蓄水搁淤，实际上，这些方法农民都知道，尤其是最后一种方法，我们认为是比较偏于工程技术方面的，而且也是比较有效的。在山西湫河一带，民众早已在做了，而且做得恨有成效。湫河民众并没有看过水土保持的书，更没有很高深的技术修养，也没有知道黄河水利委员会研究过这个问题，而能有这样的创造，这不是群众有创造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明证吗?当然他们在技术上还存在着缺点，但这是需要我们用现代科学技术去提高的啊!这不但证明了群众有创造能力，而且还告诉我们应当向群众学习。 + +　　这是我对于群众观点方面的转变。 我觉得自已在政治学习上还是一个小学生，这些转变不过是一个开始而已，以后我还要好好地学习。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7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1.txt b/CCRD/3/7/1/0000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c33b5d0ee58f62868445686fb5172248a10ae6 --- /dev/null +++ b/CCRD/3/7/1/000061.txt @@ -0,0 +1,25 @@ +# 韩中杰：我在改造中 + +　　<韩中杰> + +　　六月廿五日我参加了上海音协分会召开的音乐界新音乐工作者和学院派的团结座谈会，当时由于许多同志热烈而坦白的发言，解释了过去许多音乐界的误会。这种团结亲热友爱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使我想起了一段往事。 + +　　一九四二年，我在国立音专毕业之后，因为受不了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对祖国人民的压迫，更不甘心在敌人的铁蹄下做一个乖乖的顺民；所以我决定了离开上海投奔自由中国的想法。不过由于家庭的阻难，耽搁了我很多时间，经过好几次的努力，终于在一九四四年四月成行。迂回曲折的赶了四个多月的路，抵达了我的目的地重庆；并且很顺利的我获得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教书的职位。因为平时对学校若干施政不能满意的地方喜欢发言批评，所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同人们选为教员代表，出席院务会议。在那里我经常的凭藉了自己的正义感来行使职权；因此很遭受到学校当局的注意，同时更因为我在学校里订阅了一份新华日报，所以我就被提名在伪警备司令部的黑名单上。 + +　　在那时，表面上看来，我好像一直就是一个进步份子；但事实却不然，从前我在国立音专念书的时候，因为平时学校和学生都埋头在技术里，所以对于政治可说是毫无认识。虽然在青木关当了一阵教员代表，接触了学校行政；但对于所谓学校行政，亦只是在业务上提供意见而已。例如教务处帮助某些教员在招考新生及学期结束时，代学生在分数上舞弊，那我就要竭力纠正，但这也无涉于政治。即使学校阻止学生办壁报，而我也不过在发言时赞助学生的言论自由，却并不重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不是我的事。而我的订阅新华日报，在事先也并不知道这是共产党办的，更不是为了想接触或了解共党而订的，我只是对于当时几份别的报纸的消息言论不能满意，所以我订了新华日报来换换口味。当然，在我看报的时候，也没有人会在旁边向我解释，所以我对新华日报也并不重视。有一次冯玉祥将军来青木关演说，我听了他的话，觉得很生动，却并不去体味它的意义。我看过相当多的杂志，但也并不去细辨它是站在什么政治立场的。学生们在音乐院大礼堂演唱“朱大嫂送蛋”我看了只觉得演得不错，而并未体味到这是面向群众的表示，在政治上是具有一种重大意义的。总之，那时候我只知道贡献我所有的力量，希望能使学校办好音乐教育事业，只要国民党不侵犯到我所认为神圣的超政治的教育事业就好了。 + +　　一九四六年，学校复员南京。在政治上我并没有改变我以前的一切想法，直到有一次学校当局开除了大批在学业上并不落后而他们认为在思想有问题的学生时，这才激动了我，在我原有的思想上起了变化，我发觉国民党“真”的有了特务，而他们也不肯放松教育事业的。在我原来想法的小天地里，因此也掩盖了一片乌云，使我觉到是被压迫了、被摧残了，因此我不得 不对政治的问题开始注意起来了。我用不同的角度来观察问题，竟然使我的思想扭过头来，积极的同情了革命；但还是由于我的懦弱和没有正确认识共产党革命的真义，所以那时候对于革命除了热诚的同情外，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积极的行动，只是在暗地里探索着真理。 + +　　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千万人民都热烈的欢呼:但相反地，由于我以往一段的转变，我对革命在思想情绪上已经有了相当时期的酝酿；因此上海的解放，在我却也并不如一般的感到突然的冲动。以后，我经过了种种学习，使我对革命的认识更加清楚，更加熟悉起来了。 + +　　以上就是历年来我的政治思想发展的大概过程，自己想来真是十分幼稚和可笑的，希望今后在许多同志的帮助之下使我得到更多的进步。 + +　　在我过去的回忆里，我可以说我并没有附和了反动政府，却在有意无意之间产生了反抗的情绪；所以我的被选为教员代表，亦可以说不是无因的。不过至今使我想来觉得很遗憾的是那时候没有一位革命份子来争取和帮助我认识革命真义，这主要的当然要归咎于我自己没有主动的去认识政治，但如果有革命份子很亲热地拉拢我、团结我的话，那我也不至于那样长期的徬徨歧途了，说不定我也已经为革命效过一些劳呢!相反地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因为那时候居然也没有一个国民党特务份子来对我表示接近，否则的话我的后果说不定是不堪设想的。 + +　　因此，我相信现在还有不少像我过去那样徬徨歧途的人，虽然他们对于反动的政治是十分厌恶；但对于革命理论却又一知半解，或者觉得可有可无，那末我希望我的朋友们不要再徬徨了，坚定意志，虚心学习，摒除中间路线的想法。同时，我更希望老革命同志们热烈的来争取和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更亲密的团结在一起。 + +　　现在，我有一些关于思想与业务的意见想贡献给大家，我觉得人生活在世界上，就好像一条船航行在海洋上一样。业务搞得精通的人就好像一条机件完整速率很高的船，而思想就像是船上的罗盘针，指示着航行的方向。如果一条十分现代化的巡洋舰失落了罗盘针时，他的速率虽然还是很高，但是他的方向却是掌握不住的。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目标，那末他在海洋上的航行有什么意义呢?他最多是被称为一艘‘游艇’而已。但思想脱离了业务，那也犹如把一只很好的罗盘针放在一条没有高度动力的船里一样，船的方向虽然掌握住了，但速率未免太慢了一点，需要十分长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 + +　　最后，希望我们大家纠正自己的偏向，相互照顾、相互学习，祝我们在努力建设新中国音乐的共同方向上一帆风顺!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7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2.txt b/CCRD/3/7/1/0000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bc5d127779f1d4d9ec8fc882716092336bfd498 --- /dev/null +++ b/CCRD/3/7/1/000062.txt @@ -0,0 +1,57 @@ +# 青浦县政府予以驳斥地主女儿为父掩饰罪迹 + +　　编者按:接到青浦县人民政府的复信后，即通知孙振英女士来本报面谈，针对她的思想情况予以教育，在谈话中发现她是青年团员，基本上是要求进步的，只是剥削思想的遗毒尚未涤清；已嘱咐她把这问题提到组织上去进行讨论，作为对她的思想教育。 + +　　至于问题的事实部份，孙女士认为青浦县政府的调查答复与事实有些出入，我们也给她再提意见的机会，希望把问题搞个明白。在这华东区广泛展开整风运动的时候，澄清思想和坚持批评都是必要的。 + +　　（编者先生:） + +　　我去年在中国女中读书，原籍是青浦县章练塘镇；父亲孙泰安是个忠厚地主，解放前因为受不了敌伪反动派的压榨，所以在解放前半年就离开本乡迁居上海，另谋生活。解放后因为要完成借粮献粮的支前任务，嘱我的母亲回乡办理。后来夏征与秋征开始，我们也尽力设法借贷完成缴纳累进税任务，因此经济困难，遭受失学的痛苦。家中所住房屋，也曾拨借几间供镇政府使用，但父亲在解放前一、二年因为受损友怂恿，一时糊涂，与贪图虚荣的女佣沈全英发生关系，生一男孩。母亲是个旧式妇人，为免除夫妇不睦，委曲求全，予以承认。秋征结束后，母亲因为经济困难，生活无着，且因父亲在上海生病，所以母亲匆匆到上海护治，不料沈全英见解放后家境日非，受人诱惑，顿变前态，日不在家，夜不归宿，对父亲以及委托照顾的人需索无厌，并先后卖去家中的东西，收取了房屋仅有的租金，赌博看戏，以及添制毛质新衣，尽量挥霍。在六月廿六日我和母亲还乡，在下午五、六时到家，相隔一时许，忽有区政府派武装的同志来说，奉区长命令，要拘传家母去，母亲就被押赴区政府，我也就随同前往。 + +　　区长说:“你到上海去为什么不领迁出证?” + +　　母亲回答说:“因为不明手续，请原谅!” + +　　区长说:“今天传你来是因为沈全英提出离婚，要我来调停，你能全权代表你的丈夫么?” + +　　母亲说:“这我不能。” + +　　区长说:“你既不是全权代表，那末限你的丈夫在十天之内回来调解，否则你就留在这里不许回去!”这时我便插嘴说:“我们又不犯法，关于婚姻纠纷的调解，也没有拘留在这里的必要。” + +　　区长就面孔一板说:“你们不听我的话，就是违反我的命令，也就是犯法，你现在一定要找人担保你丈夫回来，否则定留你在这里!”接着又严厉的说:“假使你再到上海去的话，作弃权论，所有一切房屋家具财产得由沈 全英全权处理。”(对于沈全英则一句问话也没有，当时有许多旁听者目睹区长严厉失当)。母亲是没有多大知识的人，从未见官，只得被逼着找了一个在当地的聚泰南货店任职的表兄闵纪云做保人，写了保单，我们总算回家了。对于这件事我有几点疑问:一、我们刚才到家，区长就派武装同志拘传我们去，结果为的是调停家庭纠纷，是否合法?二、不听区长的不合理话是不是就是犯法?他有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三、区长说是调解，结果都是偏面的威迫，甚至对沈全英一句问话也没有，是否有失公平? 四、假使父亲不依限回乡，区长能否把母亲拘押?能否把保人拘押?假如拘留该怎么办?五、假使母亲到上海，乡下一切财产是否可由区长片面判决交由沈全英全权处理?假如区长这样做了我们该怎么办?六、父亲因为有鉴于此，不预备回乡，可否请移送上海或青浦法院调解，以免偏差(父亲的户籍是在上海)。七、可否请把这封信登在贵报上，请区长检查检查有没有偏差?八、可否请贵报调查请区长立场公正些或请区长移送法院调解? + +　　此致 敬礼 + +　　 读者孙振英敬上 + +## 青浦县政府复信 + +　　（文汇报:） + +　　承转来读者孙振英君的信，对她父亲孙泰安问题，经我们深入检查后，发见很多不符实际的地方，甚至歪曲了事实，兹分别答复于后: + +　　一、孙泰安的成份:孙泰安系本县练塘区的逃亡地主，患有嗜好，解放前在形势急转直下的期间逃到上海，解放后，在群众的检举下缴了第一支藏枪(六寸)，一面将三号木壳一支隐匿着，企图不明，后经多方调查证实此一情况，孙泰安才继续交出的。根据这些情况，孙振英信上所说的:“孙泰安是个忠厚地主，解放前因受不了敌伪反动派欺压，因此解放前半年就脱离本乡”这种抹煞事实，蒙蔽听闻颠倒是非的说法，我们完全不敢相信的。 + +　　二、关于孙振英失学问题:孙振英信上说:他家为“完成缴纳累进税任务，因此经济困难，遭受失学的痛苦”，这种带有埋怨政府的观点，我们认为不应有的，是错误的。缴粮本是地主合理负担，因此没理由抗粮，所以缴纳粮和你失学应该完全不相关的，你求学的经济就不能够想像到抗缴公粮上便能解决，而应该认识你过去求学经济基础，是建立在旧社会不合理的地主剥削制度上。在这个制度，一旦推翻，对你的丧失求学是可能和必然的趋向。你对你失学的认识，应该站在同情千百万在旧社会的青年被剥夺了求学机会，不像你一样能得到中等教育，或继续中等教育，而是连小学也没有进过，成为一个愚昧的文盲，请把胸襟放阔些，目光放远些吧。如果你真要求进步，以你现有文化水平在过去和现在报上政府机关仅有很多学习机会，等你去选择。 + +　　三、孙泰安和沈全英的婚姻纠纷，根据沈全英给司法科的报告，这里摘录如下，“我十二岁跟母亲到练塘孙泰安家为婢女，我母死后我仍旧住在孙家，到十九岁我姊姊为我订婚，对象为本镇曹宗廉，翌年孙泰安要讨小老婆，他妻子闵氏不允外面讨来，她就骗我做孙家少爷小老婆，甜言蜜语” + +　　“我腹内已有身孕，闵氏知道后即嘱我去打胎，我年青无知又处于淫威之下连服行军散五瓶，在她监视竟然无效，乃由閔氏伴至上海医院设法堕胎，经外国医生诊断说已有五月不能攻胎，否则危险，乃出院住居上海，她说产女不要，生男留之，产果男儿”“去年解放后孙泰安住上海他妻子往来申练之间，我欲一见孙泰安不可得，今年正月闵氏亦避居上海，我母子二人之吃饭都不顾，虽有房租，她关照房客不能付我，她有一女在中学读书在外婆家吃饭”，再根据练塘区对沈全英的讯问笔录上“沈全英肯定了被强奸被欺骗同曹家廉离婚”，再经我们调查，孙泰安对沈全英中断生活费遗弃，完全事实。从以上这些材料与孙振英信上所谓“父亲在解放前一二年，因为受朋友 怂恿一时糊涂与贪图虚荣的女佣沈全英发生关系，生一男孩，母亲是个旧式妇人为免除夫妇不睦委曲求全。”这看法完全没有脱离本阶级立场，是完全违背了理性，绝没有一点同情，不顾数千年受封建束缚受苦的妇女，是纯粹在血缘关系上感情用事的掩饰罪迹行为。 + +　　四、孙振英信上毫无根据的侮辱她说她另一个母亲沈全英“日不在家，夜不归宿，对父亲以及委托的接济者需索无厌，并先后卖去家中的东西收取了房屋仅有的租金”，根据我们数日前调查，简直没有一些像他所说的沈全英的这般的严重堕落迹象，对接济者在后来一二月根本丝毫没有，向不穷奢极侈，为了生活可能卖去些家中零碎东西的，所说房屋仅有租金，这根本不对，孙泰安在练塘有很多房屋，在避居上海后就嘱房客不准将房租付给沈全英，最近在沈全英母子生活过得实在无法时，政府曾帮助过劝告房客将给予沈全英，以每月最低限度生活费用以维持活命。 + +　　她信上说:区长要扣押他们，又说假使你再到上海去的话，作弃权论，所有一切房屋家俱财产得由沈全英全权处理等，都是凭空捏造，一些没有根据，当然在讯问孙闵氏在作风上的生硬我们应予承认的。 + +　　五、对孙振英的几点疑问我们答复: + +　　(一)区政府在得到一方面提出离婚要求时，有权传询另一方；(二)你们不听我的话就是违反我的命令，也就是犯法，这些话是你自己捏造的，区长不可能这样说也根本没有说；(三)你说区长调解是偏面的，甚至对沈全英一句也没有问，这个是你太主观的缘故，我们不但问过沈全英，并且问过几遍，也作过调查；(四)决不拘押；(五)在这件纠纷没有获得解决前，沈全英母子既是孙泰安全家的一份子，就可以得到孙泰安房租一部份，以维持最低限度生活；(六)区政府调解不成再交给司法科处理，孙泰安如果抗传，我们就有权进行拘押；(七)区长没有检讨必要。 + +　　六、对孙振英写这封信的动机无非在掩盖他父亲的罪迹，打击我干部，使我干部在这个问题上不敢放手处理，因此我们意见请贵报社将上面这些材料来教育孙振英是有她的价值与必要的。 + +　　此致 + +　　敬礼 + +　　 青浦县人民政府启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8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3.txt b/CCRD/3/7/1/0000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d375ea6111019a9e8bc5acaba178abe4fe8a8a --- /dev/null +++ b/CCRD/3/7/1/000063.txt @@ -0,0 +1,15 @@ +# 处理森昌木作劳资纠纷案失当：劳动局受到市府处分 + +　　<沪市新闻处> + +## 对资方实际困难未能适当照顾解决 违背维持生产的政策造成意外事件 + +　　【沪市新闻处讯】本市人民政府于八月十七日发出市人二(五○)字第六一五号命令，其中对本市劳动局错误处理森昌木作劳资纠纷案件，作了处分决定。该令首先指出:“劳动局处理森昌木作劳资纠纷一案是存在错误的，表现在:对客观实际情况未能充分了解，对资方实际困难，未能适当照顾解决，不符合政府维持生产克服困难的方针，以致造成意外事件。”为死，对劳动局处理此案的有关干部，作了如下的处分: + +　　“(一)查本案调处员洪良志于接管绿用后，平日学习工作均不虚心，缺乏为人民服务观点。在此案调处过程中不根据客观情况，不从实际出发按照上级的指示处理案件，发生困难又不请示汇报。李大昌临死之前来局申诉，无力履行协议时，该员既不从客观情况仔细分析，检查其不能履行协议是不是真的不堪负担，出于不得已的情况，也未向上级反映，却生硬的加以拒绝，充分显出对人民不负责任，严重的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给予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 +　　(二)调处科科长许克端，对案情不加研究，轻率的签字了案，先后两次协议内容颇有出入，该科长卻一一签字不加追究，存在着严重的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作风，给予批评一次的处分。 + +　　(三)副局长兼处长徐周良，事前对于此案虽然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处理意见，但事后不加检查，未能纠正案件错误，以致造成恶果。这种粗枝大叶的作风，该副局长尚能深刻检讨并自请处分，且平素一贯工作积极负责，特免予处分。”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8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4.txt b/CCRD/3/7/1/0000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3bc11907f52b46e1019e3a30b711cc726bc098 --- /dev/null +++ b/CCRD/3/7/1/000064.txt @@ -0,0 +1,23 @@ +# 上海市劳动局为处理森昌木作劳资纠纷案的错误的检讨 + +　　<沪市新闻处> + +　　“一九四九年九月，航运处委托私营厂商，定造船只，森昌木作老板李大昌及其弟李大友，系造船工人出身的承包工，同年九月二+七日，即由同益机器厂转包到T—拖轮二艘木作工程，李大昌与同益厂素有交往，信用很好，这次完全凭信用承包，议定一千五百七十个工，并言明不点工，不包工，做多少算多少工。李雇用了十余工人，本人及弟也参加工作。同益厂答应李氏兄弟俩工资照给，并有其他照顾。” + +　　“这次建造新船工作，直接关系到支前任务，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全市造船木工约有一千四百人左右，由于任务的紧迫，形成了造船木工一时奇缺的现象，当时各方面竞雇工人，李于同益厂领到预收工资一百石米时，即以半数购进洋松，另发三十石米，用车船费名义(造船地点在浦东，工人多住浦西)暗地里分别贴予工人，每人各得五万元、十万元、廿万元不等(当时米价每石三万余元)，以此企图鼓励工人工作情绪使不致中途他去，达到如期交贷的目的。正如工人唐永福所说:‘希望上台做到下台’，要工人做工作巴结些。” + +　　“工人的工资原来是照同业的规定计算的，每人每天二斗米，承包工不供车钱伙食，但正因当时造船工人奇缺，李大昌给工人的工资一般的都超过二斗米，增加了二升到五升米，(其他承包工当时也有此现象)还贴补了一餐中饭，这样一来，李从同益厂领到的工资是每工二斗米，付出的工资是二斗多米，预先又发了三十石米的车船费，李大昌自然无利可图，相反的大蚀其本了，同时高价购进洋松，又在低价中卖出，也蚀了本。一九五○年二月份起李大昌付不出工资，要求扣还已发之车船费，工人不肯，双方时起争论，因此工人工作更不积极了。到二月五日止，只完成全部承包工程的五分之三，超过一般估计约二十天，这时同益厂感到无限止点包下去，不是办法，就打破了彼此之间的情面与惯例，与李大昌订立包工合同，规定建造工费除原用一五七○工外，再补贴六一○工，双方言明取消每周付款的惯例，按合同所指定的工程完成后付款，但其中一部余款十二石米须俟船舶验后付清，这也增加了李大昌的困难。” + +　　“四月十九日李大昌解雇船工十人，未了的工程，由李大昌兄弟自己负责完成，工人解雇后，即向李索取欠薪，李则坚持扣还工人所预借的车船费，争议不得解决，工人曾到李的家中及同益厂内吵闹，要李向同益厂索款付薪，工人并将同益厂的资方包围，未获结果。四月二十七日劳资双方在建筑工会造船分会协商，获致了工人复工，欠薪三十石米分三期照发的协议，但是李未履行协议，复经造船分会协助处理，仍未有结果，五月十五日本案即由造船分会转来本局调解。” + +　　“本局调处科调处员洪良志承办本案，先后调解七次，但并未能找出案 情的症结。五月廿七日成立第一次协议:一、所欠工资知数照发；二、车船费问题视资方赚钱与否再行决定，并经调处科科长许克端签字暂予存案。六月二日再度调处，重订协议，工人让步，欠薪少发四石半，余数二十二石一斗米，分二期发清，第一期六月十八日发拾五石五斗，第二期六月三十日以前发六石六斗，并经调处科科长许克端，第一处兼处长徐周良签字结案。” + +　　“我们处理这个案件，事前对资方的实际情况未能深刻了解，对车船费问题只根据同益厂江友根、同业公会金秘书反映，同业百分之八十有此津贴习惯，不再加以考虑。且在欠薪方面未根据资方实际困难的情况，适当予以照顾，主动提出不发欠薪、少发欠薪、或扣还一部份车船费等办法，求得问题的适当解决，相反的两次成立协议，都是一欠薪如数照发”或几乎如数照发，同时没有考虑到同益厂欠李之工薪十五石五斗米，一时收不回来，而李欠工人的工薪却要定期付清，李大昌是负担不了的。第二次协议签订不久，李又到本局申诉，到期无力付出欠薪，调处员洪良志不加体察，主观地表示既经协议，双方必须遵守，任何一方不得故达，李大昌于四面碰壁的情势下，感到无路可走，竟在同益厂服毒自杀身死。” + +　　“一、查本案调处员洪良志在调处过程中不根据客观情况从事实出发，按照上级的指示，处理案件，发生了困难，又不请示汇报，求得问题的合理解决，李大昌临死之前来局申诉，无力复行协议时，该员既不从客观情况仔细分析，检查其不能复行协议是不是真的不堪负担，出于不得已的情况，也未向上级反映，却生硬的加以拒绝，充分显出对人民不负责任，无政府、无纪律的严重错误现象，给予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 +　　“二、调处科科长许克端，对案情不加详细研究，轻率的签字了案，先后两次协议，内容颇有出入，该科长却一一签字不加深究，存在着严重的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作风，给予批评一次的处分。” + +　　“三、副局长兼处长徐周良，事前对于于案虽然提出了比较正确的处理意见，事后却不加检查，未能纠正案件的错误，同样存在着粗枝大叶的官僚主义作风，自请处分。”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8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5.txt b/CCRD/3/7/1/0000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8b0011d8d760d113d4008249cc20319fc870fa --- /dev/null +++ b/CCRD/3/7/1/000065.txt @@ -0,0 +1,25 @@ +# 慕容素：从母亲的死检查我的思想 + +　　<慕容素> + +　　上月因为母亲病得利害，家里除了十二岁的小弟妹之外没有人照应，组织上允许我请假回家一次；我家在浙江的一个乡下，父亲解放前是教员，现在六十多岁了，已经不能继续工作，就在家里。 + +　　家里有二十多亩田，自从去年缴了农业税和退了租之后，生活就远不如从前；我赶到家的时候，家里还有一百多斤谷子和几十斤麦，吃到秋收已成问题，医药费就更加不必讲起。母亲躺在床上，病势已很沉重，解放后因为工作我一直没有回家过，这次到家，就像天上掉下一颗星星，凡是母亲神志清的时候总絮絮的告诉我一些家乡解放后的情形；母亲伸出一双粗糙的手，告诉我这一年在怎样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叫我到菜园里去看看她亲手种的菜蔬，是为了准备渡荒用的。园子里的菜的确从来没有这么茂盛过，一片碧绿差不多没有空了的地方。看到一园子的菜，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缅念着童年的生活，联想到母亲因劳作过度、营养不良而旧病复发的现实，摸着母亲粗糙的手不禁掉下眼泪；但母亲却说:“你们都不在家，这样做做，倒也觉得很有兴。”母亲是农夫的女儿，这话也不知是她真的这样说还是安慰我。 + +　　八天后，母亲终于在医药两缺无可挽回之中去世了，我也抱着无限的悲痛回到工作岗位上来!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我在二野从军的弟弟写信；我记得我是这样写的:“……母亲去世了，她是因为生活问题、操劳过度、营养不良、旧病复发而死的……”同时我又告诉他家里因为交农业税和退租已经不成样子，某某对我家态度很不好，地主的儿子某某在村政府做事欺侮我家，言下很有不平之感! + +　　上星期弟弟的回信来了，首先他说母亲一生是爱劳动的，自从我们懂事之后，就没有看见她放弃过劳动，现在她在尽力的劳动中死去，这是她的光荣；其次他说乡下医药缺、生活苦是暂时的现象，革命的方向正朝改善人民大众的生活走去。他又说明革命对一部份人是痛苦的，部份农村干部的不健全是不可避免的，应该帮助他们改正，不应该悲观失望；最后他说我们是革命姊弟，希望能在长姊若母的帮助下一同进步。 + +　　读完了信，我惭愧无地，我发现我是完全落在弟弟的后面了，我检查我所以不进步的原因是；因为平时的学习只在文件上打圈子，不能接触思想、批判思想，于是我决心加紧改造，以下是我学习社会发展史后的反省笔记，从此我打开了回家后带回来的疙瘩: + +　　一、既然我认识了劳动的伟大，我为什么对母亲的劳动却认为是不应该的，差不多是一种刑罚呢?难道千万个母亲都在劳动，而我的母亲却要别人侍候吗?应该受别人供养吗?这不是剥削是什么? 我显然还在依恋过去那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没有放弃原来的立场。 + +　　二、我只知道母亲的生活是降低了，却没有看到灾胞在吃草根树皮，饥饿疾病接踵而来，比母亲不知道苦千万倍，同时想到自己过去的生活还是不够俭朴；我没有把自己与群众联系起来，依旧在个人的小圈子里打滚，没有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结合，我的方向应该是为广大人民谋幸福，而不是求个人或一家的舒适。 + +　　三、革命是艰巨的，不应该看到一点小事就悲观失望，同时我是一个革命的工作人员，就应该爱护革命事业同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应该漠不关心甚至抱怨起来。尤其是和个人利益相矛盾的时候更应克服个人主义的思想、站稳立场。 + +　　现在，在记起母亲的时候，我虽然仍会觉得难过，但那不过是一种母女的感情，除此之外我是轻松愉快的。 + +　　整风运动全面展开了，我正预备在这次整风学习中好好的从实际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使自己提高一步，同时寄语远在西南的弟弟，我一定不辜负他的期望。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8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6.txt b/CCRD/3/7/1/0000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543dac519a25bbb32d91f3178a7fa2de8d75d4 --- /dev/null +++ b/CCRD/3/7/1/000066.txt @@ -0,0 +1,19 @@ +# 清算我的地主阶级思想 + +　　<肖戊> + +　　最近，在思想上很起了一些波动。 + +　　接大哥自家乡来信，知道家中经济情况不好，信上说:“……父母年逾五旬，母亲终日操劳，家用不敷，口粮不足，我等已长，不能丝毫补助，于相生相养之道，有负德耳。”又说:“均妹今年初中毕业，急欲求学高中，而家中经济困难，势必辍学，我等为兄，或有责耳。”看完了信后，烦恼的情绪就钻进了脑子里，办公、休息、吃饭、睡觉，…………一直为这件事在苦闷着，得不到片刻的安宁。想起了家里的生活情况，真是一年比一年坏了，妹妹靠亲戚们帮忙，才免强读完了初中。最感到可惜的，而又常常在情绪上不安的，是我有那样一位聪明超人的弟弟，现在也因为家中的财力不能负担已不能继续在小学读书，而留在家中种田了，真是一件憾事! + +　　几天来，表面上我虽然仍保持了过去的镇定态度，但是内心的苦闷是怪难受的。心想:假使家里仍然能像过去的那样收到租子，那生活不就不成问题了吗?假使我今天的工作，是一个薪给制的待遇，那妹妹弟弟的升学，当然也就没有了问题，我也可以尽了“为人之子”“为人兄长”的责任；可是我又想到:“我不是说要为人民服务吗?”“我不是站在革命工作的岗位上吗?”那为什么又要为自己打算；为了个人主义的私欲而迷惑；自然，为人民服务就不该计较待遇，那为什么又要强调小困难的严重性，这不是仍然还有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吗?新思想与旧意识，就这样无情的斗争着，终于苦闷暴发了；思想上经过了几度的激战，终于地主阶级的残余剥削意识被打退了。 + +　　首先，说到家里的生活比以前差得很多，这是事实，往年家里的米仓年年是装满的，祖父在世时，每天每餐总少不了鱼肉，手拿着长烟袋到处是老太爷的架子，家里的一家大小不愁穿吃，真是好日子呀!可是这几年变了，租收不到，家里的生活靠有限的自耕田地来维持，那当然是不够的，因此就有了今天生活困难的局面。起初我还不自觉的想到:假使现在仍能收到租子，那不就没有这些问题了吗?还盲目的憧憬着过去的剥削岁月；可是，今天正因为是人民当家的时代，多数的人民在过去都过着被地主剥削压迫的生活，今天当然应该翻过身来，所以今天的政府要实行土改。同时，土改了，地主也同样的可得到一份土地，并不是绝对的没有生活资料；因此，你要生活，就必须改造自己，亲自劳动去换取你应得的果实。再说，父母虽已年过五十，但还有相当的劳动力，这是用不着顾虑的。因此，我解开了思想上的第一个纽结。 + +　　其次，妹妹弟弟不能升学，这也不成问题；地主们的子女就该升学，穷人们的子女就该下地，这是根据了什么?又为什么?今天要改变旧社会、建设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读书固然好，可是生产更重要；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人走向生产的园地，增加社会的生产力，提高生活水准，然后一个富强康 乐的新的人民中国才会到来。 + +　　因此，我又很愉快地感到:妹妹弟弟放下笔杆拿起锄头，完全没有什么不好。第二个纽结又解开了。 + +　　问题解决了，于是办公、休息再也不会有烦恼的情绪出现，心境是愉快的，我感到无比的兴奋，祝贺我在思想斗争中打下了一个胜仗。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9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7.txt b/CCRD/3/7/1/0000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cd4e6f7c97f99798f95b1a2355f8130dd7a6cb --- /dev/null +++ b/CCRD/3/7/1/000067.txt @@ -0,0 +1,7 @@ +# 李金香：批判我的贤妻良母主义 + +　　<李金香> + +　　我生长在东北极南部一个封建富农的家庭里，父母具有极刻苦、吝啬、检朴的性格，对於子女的教育，极为重视。我的母亲善於处理家务，把家庭整理得有条不紊，所以我从幼就养成对天伦之乐胜於一切的思想。以后我所受的教育，完全是帝国主义日本的教育。在当时，我并不感到这种教育是错误的，而一向认为它是对的。以前我认为男人无论在办事能力方面，智力方面，远远的高於女人，什么事情，女人都是做不好的。同时，女人侍奉男人也是应该的。因为女人的天性，是适合那些事情。又认为女人不应该读许多书，因为无论才智如何高出，在社会上也不能得到和男人同一的地位。女人惟一的道路，就是选择一个好丈夫，依靠自己的丈夫安分的过活，作一个贤妻良母就可以啦！我因此承认“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的话是对的。我更认为女子在社会上的活动，只能在生小孩以前，如果生了孩子，就应该回到家里，好好的照顾孩子，不然在社会上又要工作，又要顾及家庭，弄得两方面都作不好。所以当我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马上就离开了我的教书工作，回到家庭里。我特别崇拜希特勒，因为他主张女人回到厨房里去，男女不应该平等。我的这些不正确的认识，完全是受封建的法西斯教育的影响。我入革大以后，我的思想是翻天覆地的起了变化。我知道了以前那些轻视妇女的观点，同样是统治阶级压迫劳动人民的手段。因为劳动妇女占劳动人民中的一半呀！就拿三从四德来说吧！它叫妇女一切要服从男子，不参加政治活动，减少被压迫的一半人民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更容易造成剥削阶级的统治。叫妇女回到厨房，是怕人民的力量增强起来，这就是统治阶级剥夺妇女权利的真面目。从前我对妇女错误的看法，是受了统治阶级的欺骗。原来男人和女人除了生理构造不同以外，其他如办事能力、智力等，根本就没有不同的地方。男人可以做的事情，女人同样可以去做。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男女是平等的。只有在阶级社会里，男女才不平等，这是统治阶级造成的。阶级消灭了，男女不平等也就消灭了。中国今天的革命，是我们妇女翻身的时候，看吧！在解放区，由於封建阶级的消灭，女人有平分土地权。由於她们积极参加劳动，参加政治斗争，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经济上、政治上已有和男子一样的地位，而且她们也和男子一样涌现了很多战斗、支前的劳动英雄。妇女占人口中的一半，妇女不参加人民解放战争及新中国的一切建设事业，人类就不能澈底解放。同时妇女解放的问题，和劳动人民的解放是一致的。只有消灭了统治阶级，劳动人民都解放了，妇女也就解放了。我们应当和劳动男子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澈底打倒三个敌人，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那么现在我们参加了革命阵营，要作一个革命战士，就要克服过去盲目服从的奴隶思想。我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用历史唯物主义、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大胆来批判一切，自觉的服从人民群众利益，服从组织纪律。坚持真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坚强的进行斗争！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8.txt b/CCRD/3/7/1/0000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3678ebf9334dfe80d1de4a1132126d9c4fa3e --- /dev/null +++ b/CCRD/3/7/1/000068.txt @@ -0,0 +1,27 @@ +# 胡思杜：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 +　　<胡思杜> + +## 编者按:胡思杜在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阮学习，最近毕业。本文是节录他思想总结的第二部份。 + +　　在旧社会中，我看我的父亲是个“清高的”“纯洁的”好人。解放后，有批评他的地方，自己就有反感；周总理到北大讲话说:“胡适之根本不认识什么是帝国主义”。心中反感已极；以为以我父亲的渊博，竟不知什么是帝国主义，宁非侮辱。在华大时，仍以为父亲“作恶无多”。学社会发展史以后，想法稍有转变。经过学代选举前两次检讨会，使我了解在这问题上自己仍是站在反动的臭虫立场。结合社会发展史、国家的革命、中国革命简史的学习，邓拓、何干之等同志的著作，自己斗争的结果，试行分析一下我父亲在历史上作用。 + +　　我的父亲出身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在一九0四年到一九一0年时，他还是一个学生，一九一0年去美国(年二十岁)，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一个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来的人迅速的被征服，他的长期的教育环境使他的立场涿潮转移到资产阶级。在国外所写的文章如“文学改良刍议”等，当时在中国名噪一时，是因为他在反封建(为资本主义开避道路)的一点上，和当时人民的要求相符合；在反对死文学、旧礼教和守法观念上，他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 +　　一九一七年回国时，正是袁、段窃国的时期，他眼望着横暴的政权，不知是否容许自己“置啄”，于是“抱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在思想文艺中、整理国故中逃避政治。“五四”时代，自己不能再逃避政治了，他发表了“问题与主义”，用庸俗的点滴改良主义对抗中国新兴的社会主义学说，以为只有在不“根本解决”的基础上，中国社会才有进步。说明一个中国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面壁着惊天动地的“五四”“六三”运动的必然看法。他所反对的“根本解决”，也就是打碎军阀官僚地主买办国家机器的革命，也就是震撼他本阶级利益的革命。 + +　　一九一九年以后，日益走入歧途。提倡易卜生主义，以充实他的“问题论”；介绍实验主义来对抗唯物主义。自己徬徨於统治者之间，期望着在段祺瑞政府的基础上进行“改良主义”，他参加下善后会议。在革命低潮中，他以教育为第一性，政治经济是第二性，幻想在蒋政权下办好一个学校——中国公学。以为在教育办好了时，造就了人材，社会就好了(一九二七——三0)；但在南京反动政府的威胁下，他的迷梦被击破，被逼离开中公。无比软弱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是不敢反抗既有的“正统政府”的，他和当时他的阶级一样，在反动政权面前低了头，转过来要求在蒋光头的政府中实践他的改良主义；在被逼走的那年，自愿的就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职。在这个位置上，他明确的奠定了他的文化政治统治者的基础，一方面和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利益进行密切的结合，如罗瓦基金、中美文化基金董事会、庚款委员会 中，他都是重要的支柱；展开“全盘西化”的口号，甘做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方面创办独立评论，望着南京政府的眼色行事，用委婉的口气说“抗战不易”。 + +　　更反动的是在围剿苏区时他高呼“好人政府”，翁文灏、蒋廷潋等在他的鼓励下，一一迈进仕途，使一般小资产阶级在不能忍受政府的强暴的时节，忽然看见“开明”的教授们“脱却了蓝衫换紫袍”，以为中国前途有望。反动政府的国家机器有了这批“好人”、新“能吏”，也更能发挥它的压迫人民的作用。至于我的父亲这时所以拒绝了蒋匪的邀请做教育部长，是既维持自己的“清高”，又在“举荐诸贤”以后，可以在圈外发生更大的作用，何乐而不为。他当时要求过“学术独立”，也反对“法西斯”，那不过是他认为学术的依附政治，会使匪帮政府“好景不常”，而他的“改良路线”则是他认为的“万世之业”的打算。 + +　　但是，一九三七年日寇侵略到华东华南，深入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心脏，英美派大资产阶级被泊不得不战时，在他的阶级利益受到了威胁，他的阶级代表蒋政权威信低落时，他在一九三八年终于做蒋匪帮驻美大使，做了一个蒋匪帮得力的官吏。他在任中签定了种种的商约，使美帝可以廉价取得四大家族从人民手中掠夺来的“专卖品”，签定多次借款，这些借款使蒋政权可以增强“威信”，可以购买更多弹药来防共灭共，并可以使四大家族又多一项资本，在更广的范围内盘剥人民的血汗。他严肃不苟地为他的阶级服着务。 + +　　一九四六年，全国人民要求解放，统治阶级受了全面的威胁，他觉得是他的神圣的责任，他就回国为他的阶级效忠，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巩固蒋匪帮政府，尽量争取落后的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人民。他回来以后，一方面在北京大学执行反动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技巧的维持着校当局和学生的矛盾。时常发表中间言论，蒙蔽着人民，他在小资产阶级的落后往上发挥了最大的力量混淆是非，多少人给“世界学者”的言论蒙蔽了。 + +　　他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做了“白华”，他还盛赞“白俄居留异土精神之可佩。” + +　　今天，受了党的教育，我再不怕那座历史上的“大中”，敢於认识它，也敢于推倒它，也敢于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天秤来衡量他对人民的作用。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什么进步性的。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发表以后，他徬徨于改良的路上，和他软弱的资产阶级一样，摸索了十一年。在一九三0年，做北大文学院长以後，更积极地参加巩固加强蒋匪帮的工作，始终在蒙蔽人民，使人民不能早日认识蒋匪帮的黑幕，不能早日发现美帝狠毒的真相；并替蒋匪帮在美国筹计借款，出卖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巩固蒋匪帮政府。这次出走，并在美国进行第三党活动，替美国国务院掌管维持中国留学生的巨款(四百万美金 ，收受这笔款的人大都是反动份子，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资助和养成费)，甘心为美国服务。这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恶和他的有限的(动机在于在中国开开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封建的进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不足道。 + +　　我以前受了长期奴化教育，对于人民政策不了解，又未学辩证法，了解人也不是从发展的和变化的观点出发；所以在学习一个多月以後，一个朋友从香港来北京公干，回港时问我:“你对你父亲将来取如何态度?”我错误的回答:“他恐怕永远不会习惯集体主义，还是住在美国罢。”今天了解政府的宽大政策，对于一切违犯人民利益的人，只要他们承认自己的错误，向人民低头，回到人民的怀抱里来，人民是会原谅他的错误，并给以自新之路的；我的想法因此有了转变。 在他没有回到人民的怀抱来以前，他总是人民的敌人，也是我自己的敌人。在决心背叛自己阶级的今日，我感受了在父亲问题上有划分敌我的必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以为在认识上大致划分了敌我；但是在感情上仍有许多不能明确割开的地方，除了自己随时警惕这种感情的危害性以外，我并要求自己树立起对工农大众的感情来。在了解工农的伟大，自己胜利的参加土改后，我想一定会决绝这种狭隘的、非无产阶级的毒性感情的。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9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69.txt b/CCRD/3/7/1/0000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22b2541d0be9717412d980540be1f0d37e8bf0 --- /dev/null +++ b/CCRD/3/7/1/000069.txt @@ -0,0 +1,21 @@ +# 翁延龄：在劳动中我清除了地主阶级思想 + +　　<翁延龄> + +　　我出身在一个地主的家庭里，祖父在世时，家中生活是很富裕的。到我父亲当家以于，由于父亲生活的腐化，家庭经济渐走下坡，已成为一个破落地主的门第。母亲很宠爱我，她常常勉励我用功读书，将来可以升官发财、钱势双收。母亲又常常对我说:“若要富，子强父，荣宗耀祖，扬名显亲，这都是最光荣的事迹。”于是我的脑海中，就充满了怎样读好书、升官发财、重振祖风……等这一套念头，尤其是看到富人的享乐，更引起了我向上爬的思想。 + +　　去年四月，解放军渡过了长江，五月，我的家乡就解放了，下半年家中经济就很困难了。那时我的思想极不安稳，觉得地主对农民收租，是从古以来“天经地义”的事，以我家来说吧，地是祖父遗留给我们的，祖父也是用自己赚来的钱买来的，这怎么可以叫做剥削呢?他们农民所以穷，这完全是他们的祖宗没有把田地遗留下来的缘故。 + +　　由于家庭被清算斗争，使我要遭受到失学了，于是我向学校申请工读。但是我对劳动是很不愿意的，一向轻视劳动人民为下等人。为了要解决自己的失学问题，我又不得不勉强参加劳动。后来学校方面为了要打下工读的长久基础，决定下乡发展农垦。当确定秋二年级必须去一班参加，而且凡是秋二年级的工读生必须参加的消息传到我的耳中之后，我的心极端的不安，思想上更激烈的把着波动、紊乱。终于，我是秋二年级的工读生之一，是不可逃避被迫的参加下乡农垦队了。 + +　　在乡下一面劳动、一面读书，足足经过了四个月的时间。在劳动中，我的手起了泡，我的脚流过了血，在猛烈的太阳下，开荒锄地，因身体的不能支持也生过病；从这些痛苦的教训中，我才真正体验到劳动的不容易。虽然我也曾因受了这些痛苦而影响到劳动情绪，但在同学和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解决了我很多的思想顾虑，所以我并没有被这些痛苦所俘虏，我觉得自己从这些生活中锻练得更强壮、更英勇，劳动也愈积极了。当荒山变成了绿色的园圃，我才开始认识到劳动的伟大，觉得劳动人民是可爱又可敬的。 + +　　有一天，我们拿山上割来的野草，预备烧灰做肥料用的，被人家偷去了，当时我的心像怒火一团，很不得马上把偷草的人捉来，打他二记耳光；因为自己用劳动力换取得来的东西，轻易地被别人拿去了，心中是最痛恨的。晚上睡在床上，我又想起了这件事，同时又连想到过去自己剥削农民的地主生活，我恍然大悟；农民自己劳动生产出来的成果，被地主不劳而获的抢夺去了，这叫他们怎么不痛很呢?想到这里，我的心太难受了，好像有千百个农民，在我的周围向我清算，打我的耳光，我翻来覆去不能入睡。以后我又看了“谁剥削谁”和“谁养活谁”二篇文章，我是心更明朗了，我开始向自己反革命的阶级叛变，坚决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对共产党领导农民翻身也有了正确的认识，知道土地改革是完全合理的、应该的；因为农民之所 以穷和没有土地，这完全是数千年来封建地主凶狠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决不是靠祖先遗留的问题。 + +　　做思想总结时，我检讨了自己过去地主阶级的人生观，升官发财、钱势双收的向上爬思想，这完全是只顾自己的享乐，不管劳苦大众的死活，把个人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的极端自私自利的思想。按照社会进化规律，资本主义社会是必须要完蛋的，地主阶级也应该要消灭的，所以我一定要清除这些反革命的思想，做一个忠诚的劳动人民的儿子。 + +　　暑假里的劳动生产中，我受到了同学们的表扬，这更促进我劳动的热情，对劳动表现得更积极，劳动观点也建立得愈巩固。常鸟缸豆、蕃茄等大景收获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了自己劳动生产的成果，才也明确的知道了劳动创造了财富、创造了世界。我的心中只有觉得参加劳动是最愉快的、最光荣的。 + +　　在劳动锻练中，我好像痛快的洗了一次澡。黑漆的皮肤，不但发着健康的光彩，尤其是思想上的污点，也洗涤得干净多了。 + +　　来源:《文汇报》1950年9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70.txt b/CCRD/3/7/1/0000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369ae71a12b293ab7a4d16f7b5168575b31e7a --- /dev/null +++ b/CCRD/3/7/1/000070.txt @@ -0,0 +1,9 @@ +# 川北区党委关于处理白明清违法乱纪事件的通报 + +　　（一）苍溪县武装部长白明清、酒醉闯入伏回乡的群众唱戏台上，勒令停唱，并胡说八道，引起群众逃路，遂拿枪威胁，至打伤群众两名，内重伤一名。事後不检讨，反说系特务打枪。我们认为这是一件无法无天的犯法行为。你们提议令其向群众道歉，党内警告撤职。这种轻微处置，不仅不能挽回严重的政治损失，而且将因是非不明，党纪不严，造成党内、党外的恶果。 + +　　（二）区党委决定：应由饶及分校校委负责立即明令撤职，并将白逮捕，带至该乡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并征求群众意见，判处徒刑，党内开除党籍。受伤群众应予以妥善的抚恤。此案办理後还须在干部中进行教育，川北日报、党刊并予以发表，以教育广大干部与群众。 + +　　（三）整风後，我们连续发现不少地方，对颇多严重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采取姑息放任态度，特别是对老干部和党员，往往以其“资格老”、“有功劳”去原谅或宽宥其违法乱纪的行为。这是一种原则的错误思想，不仅糊涂了是非，造成混乱，而且客观上助长了某些老干部和党员的堕落情绪，削弱广大干部的上进心；并足以引导某些老干部与党员在广大人民和广大干部中形成小团体、小宗派，各地应坚决克服和切实防止。 + +　　来源：《川西工作》第十四期，1950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71.txt b/CCRD/3/7/1/0000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2eccbfc258d7c672a7891833ad39d06527c510 --- /dev/null +++ b/CCRD/3/7/1/000071.txt @@ -0,0 +1,83 @@ +# 冯友兰：《新理学》的自我检讨 + +　　<冯友兰> + +　　在我的“一年学习总结”中，我曾经说：“我过去的哲学思想，阻碍了我自己的进步，并阻碍了有些别人的进步”；这篇文章发表之后，接了些各地方朋友的来信，证实了，我过去的哲学思想，确曾阻碍了有些人的进步 + +　　其中有一位未曾见过面的朋友，就是茅冥家先生。他的信上写：“我之想与你通信，是因为我曾经与你有过一段历史渊源。因为我曾经热中于你的“新理学”，至于一切思想，言论，行动， 都受你的影响……我做过一番自我批评而且做得很严格。我检查我的过去而且检查得很仔细。在检查与批评中，我连带检查到了《新理学》与你，也批评了你的过去。因此有许多地方，我对于你的转变，看成了我的转变；对于你改造，看成我的改造。” + +　　茅先生的信使我很受感动。不过对于他所提的关于《新理学》的三点，我没来得及很详细地讨论。一则因为我近来的注意力，集中在学习新哲学。对于以前旧哲学的问题的讨论，很有厌倦之感。再则茅先生所提的那三点，是他受《新理学》的一般影响而发生的错误。专就那三点 说，与《新理学》的说法，还有相当的出入。若仔细讨论起来，并非三言两语，所能完结。 + +　　现在茅先生所提的那三点，已在报上发表了（见八月六日光明日报）。我似乎应该对于那几点写一篇讨论的文章，但是上面所说的那两点困难，仍然存在。我想，与其枝枝节节的讨论，倒不如就《新理学》作一个一般的检讨，或者对于自己有更大的益处。 + +　　自从五四运动后，我很留意当时所谓中西文化问题。我一直认为，中西文化的不同，是由于中西哲学的不同。一九三三年，我在英国住了半年，看了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历史唯物论帮助我解决了中西文化问题。在抗战时期，我所写的新事论，那本书，就是这时期的思想的结晶。照现在看起来，当时对于历史唯物论的了解，是很不够的。但是自从一九三三年起，我一直相信马恩的历史唯物论是正确的。不过一直到解放前，我一直相信我可以在历史研究方面持唯物 论。而在本体论方面不必持唯物论。 + +　　虽然如此，我的《新理学》，在开始却是受我所了解的历史唯物论的影响，或者可以说是启 示。以前我像很多人一样，于谈到文化问题时，分别文化，都是以国别或民族为标准的，而历史唯物论分别文化，则是以社会发展的阶段为标准的。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凡国家或民 族，属于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它们在文化上是一类的，这就是说，如对于它们所有的文化作判断，以它们为主词，可以同一的客词形容它们。例如说，美国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文化； 英国的文化是资产阶级的文化，在这两命题中，英国文化及美国文化是“个别”。资产阶级的文化是“一般”。在这些命题中，我们看见个别与一般的对立与统一。 + +　　从对于各国别的文化的判断，推广到对于最普通事物的最普通的判断。例如我们说：这个桌子是方的；这个桌子是“个别”，方的是“一般”。在这个命题中，我们也看见个别与一般的对立与统一。新理学那本书，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样的分析是不错的。不过在新理学那本书中，我所注重的，不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而是它们的对立。在一方面说，它们是对立的，不过专强调它们的对立，这就犯了列宁所说的“直线性与片面性”的错误。列宁在“谈辩证法问题”一文里 说：“直线性与片面性，死板与僵化，主观主义与主观盲目病，这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 +　　人的知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事物中有两方面：在一方面中可以看到个别，在又一方面中可以看到一般。不知道此两方面可以分别观之，这是知识对于事物没有分析，这是知识上的原始统一，也可说就是混沌。经过分析，知道事物有此两方面，但同时须要知道这两方面在客观事物中是分不开的。具体的事物是两方面的对立的统一。这在知识上是经过分析而又回到统一。这就是知识的提高一步。这样就是知识的辩证的发展。 + +　　但是知识很可能就停留在分析那一阶段上。由此而来的理论，就专强调个别与一般的对立，而忽略了它们的在客观事物中的统一。新理学那本书的理论就是知识停留在这一阶段的理论。 + +　　因为有这一方面的强调，所以在解放以前，我所最不了解一个海格尔的哲学名词，就是“具体的共相”（就是特殊的一般）。照我以前的看法，这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名词。现在我的看法是：当成名词看，这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名词。但从事实看，每一个东西都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了解了它是怎样的一个具体的共相，我们就可以知道怎样处理它。 + +　　对于具体的共相的了解，是我参加土改的一个主要的收获。在土改中，一件主要的工作是划成份。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阶级成份；他是一个富农，或是一个贫农，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有个什么成份，就得到什么待遇。每一个人都不仅只是张三或李四，而是一个富农或贫农等。由这一方面说，他都是一个现实的共相。现实的共相，就是个体。因此它不是空洞的抽象的，而是有血有肉的。它是个具体的共相。 + +　　我们现在反对美国，我们不是反对美国，而是反对一个帝国主义者。我们不是反对一个空洞 的，抽象的，一般的，帝国主义者，而是美国那个帝国主义者。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者。美国是个别，帝国主义者是一般。除了美国外，还有许多别的帝国主义者。每一帝国主义者，都与美国不尽相同，而都是帝国主义者，这就是说，每一个具体的帝国主义者，其内容都比抽象的帝国主义内容丰富。美国那个帝国主义者，就是一个具体的共相，一个特殊的一般。知道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比只知道美国是美国，好得多，因为若知道它是个帝国主义者，就知怎样处理它。从美国这个帝国主义者去了解帝国主义者，也比专从“帝国主义者”的定义去了解帝国主义者好得多，因为定义是抽象的，一个具体的帝国主义者比一个抽象的定义，内容丰富得 多。 + +　　我的思想这样中止在分析这一阶段上，与我研究哲学的态度，是有关系的。我以前一向认为哲学家的任务是观察世界。宋朝的邵雍作有观物篇。以前我很喜欢“观物”两个字。程颢有“静观万物皆自得”一句诗，以前我很喜欢这“静观”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哲学家的任务，就是“静观”万物，在自己的思想中，将其加以分析。哲学家是一个宇宙的旁观者。这种态度，与新哲学的哲学家的态度完全相反。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实践不是与知识对立的，而是知识的一部分。在新哲学中，理论必需与实践合一。所以新哲学不能停留在分析那一阶段。它不仅注重一般与个别在思想中的对立，而且注重它们在实际上的统一。 + +　　在解放以前，我本已不喜欢“唯心论”这个名词。我自以为我的哲学思想不是“唯心论”。我所以这样的“以为”，有两点理由。第一点，我的哲学思想承认有独立于心的外界。第二，我的哲学思想不承认心是宇宙的本质或根源。我承认心必有其物质的根据，始能存在。就第一点说，我的哲学思想不是旧哲学中所谓主观的唯心论。就第二点说，我的哲学思想也不是旧哲家中所谓客观的唯心论。有此两点理由，我一向不承认我的哲学思想是“唯心论的”。 + +　　近来我才发现：因为我强调个别与一般的对立，这种过分的强调，后来演绎为一般可脱离了物质与自然独立而自有。这也是唯心论的一种。在某一方面我躲开了唯心论；但在另一方面，我又陷入了唯心论的窠臼。 + +　　以前我以为《新理学》方法是对于事物作形式的分析。以前我很喜欢形式的这三个字。这是从形式逻辑来的。形式逻辑论到概念的联系时，不管概念与推论的内容，而只管其间的形式的关系。《新理学》中所谓形式的分析，亦是不管事物的具体的性质，而只对于事物，作形式的肯定。以为事物必都是某种事物，有某种事物必有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某种事物之所以为某种事物者，《新理学》称之为理或共相（即一般）。这样只肯定有理。而对于理的内 容，并不要知道。以为知道理的内容，是科学的任务。不是哲学的任务。 + +　　可是这样的哲学是空的。以前我承认它是空的。并且以为哲学越空越好。它越空它就越纯粹。但是这样的哲学，有什么用处呢？我以前的回答是：这样哲学的用处，不在于增加人的知识， 而在于提高人的“境界”。 + +　　我在新原人那本书中提出的关于人的境界的说法。照现在看，那种提法及说法，是有害的。但是其中的主要意思，我现在还觉得是代表中国旧哲学的优良传统，在新社会中还是有用的。我觉得，新社会供给那个意思，以更多的例证。在新社会中有些事情，在形式上看，与旧社会中有些事情好像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工厂中的社会主义竞赛，在形式上看，好像就是资本主义的工厂中哄骗工人多出劳力的办法。可是觉悟的人知道，此二者在形式上虽有点相像，但是其意义是完全不同的。“红旗歌”以戏剧的方法，说明其间的不同，并说明觉悟了这样不同的人不仅工作对于他有了新的意义，生活对于他也有了新的意义。在新社会中，任何事都有了新意义， 所以人的生活也有了新意义，这种新意义就构成了人的新的境界。 + +　　在新社会中，道德标准提高了。实际上是要把每一个人的境界都提高到“道德境界”。这是新社会的一个极大的进步。有些人以为共产主义，只提倡“斗争”，不提倡“合作”，所以它是提倡自私自利。又以为共产主义注重“唯物”，所以只注重物质的享受，不注重精神的提高。这些论 调，若非出于有意诽谤，就是出于完全无知。 + +　　就我现在所觉到的，新原人那本书关于“天地境界”的说法，是有问题的。若说一个人应有他的宇宙观。他不仅要了解社会。还要了解宇宙。有了对于宇宙的了解，他的作为对于他就另有一种意义。例如：一个人了解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另一个人了解劳动可以增加社会生产。另一个人了解劳动可以得到上级的奖赏。这三个人对于劳动的了解不同，他们去劳动的时候，劳动的意义不同，他们的境界也就不同了。照新原人的说法，了解劳动有创造世界的意义的人，本著这个意义去劳动，在这样的劳动中，他的境界是天地境界。这样的说法似乎没有什么害处。 + +　　不过所谓天地境界很可能成为僧侣主义的逃避主义的渊薮。对于没有勇气为社会正义而奋斗的人，不能够把他自己提高到道德境界，他即躲到自以为是天地境界中去了。照新原人的理论 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逃避，是出于自私自利，作这样逃避的人的境界，实在是“功利境界”。我在理论上虽不以逃避为然，可是在行动上却是总在逃避。新原人对于别人也可能有这种影响。这种影响是有害的。 + +　　不过提高人的境界并不必靠我所谓空的哲学。在以前我以为提高境界，是人人都需要的，而以前所谓“技术的”哲学，即烦琐哲学，则不是每个人所需要的（照现在看，它并不是任何人所需要的）。所以我有意将哲学精简到几个观念。这几个观念可以提高人的境界。这是新知言那本书的主要意思。可是现在看，这样空的观念，与实际脱离了联系。它所能提高的境界，大概是上面所说的逃避主义的。其实像劳动创造人类，及劳动创造世界，这一类的与实际联系的道 理，一样可以提高人的境界。而且可以在实际的工作中提高人的境界。 + +　　在新原道那本书里，我指出在中国哲学中，有两个倾向的对立；中国哲学的发展，是趋于将这个对立统一起来。这个讲法有辩证法的意思。有个英国人读了这本书，就问：“冯某人是不是个共产党？”当然这个问题证明他对于共产主义并不了解。那本书从辩证的观点指出了中国哲学发展，但不是从唯物论的观点。那两个倾向的对立所隐藏的，其实就是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对立与矛盾。我应该将这种隐藏的实质揭露出来，并由此说明辩证唯物论的使命。辩证唯物论一方面对于以往的唯心论及机械唯物论，作“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又把它们优点统一起来。这是它的“继往开来”的历史使命。这种历史的使命，在历史中早已孕育起来，即在中国哲学的发展中，亦可见其端倪。 + +　　我说新原人提出关于人的境界的说法，那种提法是有害的。因为它是就个人立论，从个人出发的。新世训那本书中，讲修养方法，也是就个人立论，从个人出发。至于新哲学则无论讲什 么，都是就群众立论，从群众出发。这是旧哲学与新哲学中间的一个主要的分捩点。照中国旧哲学的说法，一个不甘于庸俗的人，要希圣希贤，这就是说，要想把他自己成为圣人。宋儒以为成为圣人的人，不是离开社会的人。他要在社会的活动中，提高他自己，完成他自己。这与佛家比起来，是进了一步，但是他总还是就个人立论，从个人出发。 + +　　在新哲学中，一切都是从群众出发。“为人民服务”是对于每一个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不但 为“人民服务”，还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为人民服务，不能有一丝一毫自私自利的动机。新社会又要求每个人都以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随时检讨，看他自己是否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样的出发点就不同。这不是因为要使自己成为圣人，所以为人民服务， 而是要为人民服务，所以必先完全忘我。 + +　　王阳明解释大学的三纲领，以亲民为明德的工夫。他说：“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明德也。”新哲学对于人在道德方面的要求正与这个相反。借用旧名词说，它是以明德为亲民的工夫。这样就把宋明道学整个地翻过来，如同马克思把海格尔整个地翻过来。 + +　　在阶级社会里，私有财产的制度，使每个人都有一种习惯，就是遇事都先想到自己。无产阶级的哲学，就是无产阶级社会的哲学。在这种社会里，没有私有财产，因此也没有个人主义。一个人不但不想使他自己成为富人贵人，也不想使他自己成为圣人。可是他要为人民服务，他必须完全忘我。完全忘我是旧日所谓圣人的主要的成分。但是照旧日所讲成为圣人的方法，实在不能使人成为圣人。因为假使一个人老想着使他自己成为圣人，他还是老想着他自己。老想着他自己就是不能忘我。宋明道学家常以为，佛家的人想叫自己成佛，是自私的。照现在看，道学家想叫自己成圣人，又何尝不是自私的。在新世训那本书中，我有一篇讨论情感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虽不主张如道家哲学所说“以理化情”的办法，但是我主张宋儒所说“情顺万物而无情”的理论。这种理论，现在无需细说，有一点可以说的，就是这种理论的实际的效果，是把情感冲淡了。它不能成为行为的推动力，而只是行为的一种无害的附属品。这样的理论，表现在我的态度及言语上。光明日报上有一篇通讯说我有一种异常的冷静。还有一位现在作乡村工作的清华同学给我的信上说：“抓住过我的，曾有两种语言。一种是《新理学》式的，一种是农民式的。但前者使我恬静，以至于冷酷，是沉醉。而后者则使我激奋到要流泪，要战斗。”当然冷静与冷酷，所差是很有限的。 + +　　与革命队伍这方面的人接触以后，我觉得无论是他们的行事或言论，都是充满了热情。我想关于革命的发展，大概有这一种的情形。在革命的初期，革命的人，大多专靠天真的，自发的， 热情，而缺乏理智的组织与计划。我所见过的辛亥革命及五四运动，都有这种情形。现在革 命，则是有整套的理论与计划，而又推动之以最高的热情。在革命的行动中，理智领导了感 情，好像领袖领导了群众。这样理智与情感统一的人生，才是现实的丰富的人生。以前我以为我的那种办法也是已经得到理智与情感的统一，但是照那种办法，情感在实际上不能起积极作用。所以那种办法仍是偏向于消灭情感那一方面。这就是僧侣主义的偏向。 + +　　总结起来说，我近来发现，我以前的哲学思想，不合于辩证唯物论的根本之点，在于辩证唯物论的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对立及对立的统一，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的精神与方法，注重在事物中的对立的对立。因此与实践结合的时候，辩证唯物论的精神与方法所得到的，到处都是统一，理论与实际统一，个人与群众统一，理智与情感统一。我以前的哲学思想的精神与方法所得到的，到处都是脱节。理论与实际脱节。个人与群众脱节。理智与情感脱节。 + +　　对于茅先生的对于新理学的评价，我有一些修正与补充。 + +　　第一，有些人以为我是主张复古开倒车的。这个我觉得不完全合乎事实。我的新事论。现在看起来，虽有许多的缺点，但总不能说是主张复古或开倒车。我也不相信不经革命的流血斗争即可使新社会来临。不过我害怕流血。害怕自己流血，也害怕别人流血。《新理学》是以发挥“理学”开始，可是后来道家及禅宗的气味，越来越重。它确是“代表着旧知识分子在现社会的失望悲观中而又没有力量求改革”，如茅先生所说的。 + +　　第二，茅先生说《新理学》是被压迫阶级的哲学。这大概是他的客气之辞。在以前，我以为我是超阶级的，我的哲学思想也是超阶级的，它是对于任何阶级的社会都可以用的。近来我了解，自以为是超阶级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当然所谓统治阶级，其中又有许多阶层。我与以前的绝大多数的哲学家一样，都是属于所谓士大夫阶层的。它在旧社会中，“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过去有个时候，我对于新哲学有相当的爱好。它几乎要把我吸引到革命这边来。但是我害怕改变我的“正常”生活。这种“正常”生活，当然就是旧社会中一般士大夫的生活。这种生活决定我的思想向传统的哲学中钻牛角尖与打圈子。 + +　　抗日战争激发了我的民族主义的情感。这种情感，使我的哲学思想以总结旧哲学的方式表现出来。我近来觉得，总结旧哲学的工作，有两种作法：一种是对以前哲学思想作一个批评的总批判；一种是对于以前哲学思想作一个同情的总了解。我以前所作的是后一种的总结。在旧社会将要崩溃之际，我要对于以前的思想，作“同情”的了解，在客观的作用上说，岂不是等于要挽救它的崩溃。而挽救旧社会的崩溃，正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我近来觉得：同是一句 话，在不同的时候说，对不同的人说，用不同的方式说，都会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一点我以前并没有注意到。 + +　　茅先生说：在解放以前，《新理学》曾经是一个思想的支柱。假若真是一个支柱，问题就在这里了。无论我在主观上是怎样想法，可是在客观的影响上，这个支柱是旧社会的支柱。在旧社会是革命的对象的时候，这个思想的支柱，当然也成为革命的对象了。 + +　　在客观方面有这样的情形。在主观方面，则有如有一位同学与我的信上说的。他说：“吾师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为王’太久，受害可真大，现在可要常敲警钟。个人要有所发现，完全必 要，用功的精神，更须发扬。但绝不许‘称孤道寡’连此思想及其相关的情感，都不许有。…… 这点上正如你自己所说：‘必须努力克服。’” + +　　第三，茅先生说：新理学的流行，是一幕悲剧。从一方面看，可以这样说。在以前我不会有阶级观点，但是民族观点确是有的。上面说过，在抗日战争中，民族主义予我以很大的激发。我有意发挥我认为是民族思想的优良传统，以为这是与民族有利的。可是后来革命的发展，使我的工作成为革命的阻碍，也成为民族利益的阻碍。从这一方面说，可以说，是悲剧。 + +　　若从别的方面说，无所谓悲剧。中国近代史变化得太剧烈，太快了。往往一个时期，在时间 上，不过是几年的工夫，可是在内容上，可以相当于普通历史中一个很长的时代。《新理学》在开始的时候，是有它的进步性的。我不相信一个完全没有进步性的东西，会在某一时能有相当的流行。就“新理学”说，它反对当时的实验主义的不可知论。它反对当时直觉主义的非理性主义。它提倡逻辑的分析与清楚的思想。它试从唯物史观的观点，解决中国文化问题。它的民族主义的色彩在对日抗战时期，在某方面相当地起了鼓动的作用。可是中国变得太快。不久它就失掉了进步性，而成为进步的障碍，“为历史所清算”。这是“势所必至”，无所为悲剧。 + +　　在我们习惯于旧哲学的人，社会的转变，是我们的幸运。新哲学的成立，已竟有一百年的历史，但我们对于它，或是浅尝辄止，或是熟视无睹。直到全社会的改变，才使我们开始了解新哲学的真理。这等于以全社会的转变，为我们作了一个科学的实验。我们能遇到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实验场面，岂非千载一时的机会。 + +　　生在新社会中的人，回看旧社会中的生活习惯，以及思想情感，好像是游山的人，上在一个更高的山峰；回看以前所以为是最高的山峰，已经是在脚的下，而它的全貌，以前所看不见的， 现在已经看清楚了，它的缺点，以前不显露的，现在已经显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形下，人能知道他的以前的偏见与错误，这实在是非常幸运的。 + +　　来源：原载十月八日《光明日报》195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1日转载。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72.txt b/CCRD/3/7/1/0000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3b35b283f0af73a5c5da0f12673b1f4c32aa47 --- /dev/null +++ b/CCRD/3/7/1/000072.txt @@ -0,0 +1,23 @@ +# 西南局统战部关于吴宇同同志在宗教座谈会上发表无原则谈话的检查报告 + +　　十月十五日本部吴宇同、颜矗二同志出席重庆市各教会团体座谈会。事後新华日报社记者同志反映：吴宇同同志在会上曾发表无原则的错误谈话。当接到新华日报社记者同志的反映材料後，我部负责同志即找吴宇同志谈话，指出其错误，吴宇同同志当即接受批评，写出反省报告。为了帮助教育吴宇同同志，也为了检查领导，吸取此次的错误经验教训，并遵照刘政委、张副政委指示，在十月二十五日的部务会议上（科级以上干部出席），又曾作了一次比较深刻的讨论。 + +　　我们一致认为吴宇同同志在宗教团体座谈会上的发言，思想上迎合宗教，政治上失掉立场，组织上没有纪律，犯了严重的原则错误。事後检讨自己亦不彻底；同时，我都对吴宇同同志出席宗教座谈会议，事前领导上亦犯了自流错误。 + +　　（一）共产党与宗教，不仅在立场观点上绝不相同，并且在方法上亦不一样，因为方法虽不开立场观点。我们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亦就是站在人民大众利益的立场上，根据唯物观点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进步武器，以推动革命前进；而宗教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立场上，根据唯神论观点要教徒们在上帝面前忏悔，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作奴隶式的容忍。对统治阶级反抗，对上帝不满的思想，要作麻醉自己的忏悔。以天国幻想来安慰现实痛苦，阻碍革命前进。两个方法包含的立场观点是完全不相同的。而吴宇同同志认为我们进步的批评、自我批评与宗教的反动忏悔是一样的能改正错误，或使人轻松愉快，这就承认了站在统治阶级立场有神论观点的宗教忏悔是正确的。给宗教宣传有力的武器（宗教极力找这种武器，自己亦要假造），放下了我们反宗教宣传的武器。由小资产阶级迎合思想变成了投降宗教。直到部务会议检讨时，吴宇同同志还认为他亦知道宗教是鸦片；批评、自我批评与宗教忏悔，只是说都能使人轻松愉快，并未说忏悔亦能改正思想。主要错误在讲话二者相同之後，有意的未加说明两种事情本质的区别，以便争取宗教人士靠拢我们。这是小资产阶级迎合性思想，错误的把宗教立场观点与方法分开的恶果。不知道宗教既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忏悔祷告便是吃精神鸦片的方法。如果忏悔的教徒愈是轻松愉快，他愈是中毒太深。 + +　　（二）国家基督教三自运动（按即自治、自传、自养——编者），是割断基督教与帝国主义联系，是一个紧张复杂的政治斗争。由於宗教存在有其政治经济客观原因，固然不能因为反对帝国主义而对宗教采取粗暴急燥办法，引起教徒群众反感；但亦不能如吴宇同同志那样迎合宗教去“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这是放弃对宗教改革运动思想的领导，这不能教育他们，分化他们，团结他们当中进步份子、争取中间份子以反对帝国主义忠实奴才，领导他们逐渐走上真正反对帝国主义道路。而吴宇同同志在部务会议检查自己错误时，认为不如新华日报记者同志所讲那样：“他的讲话是完全错误。”他说，他亦讲过宗教要反对帝国主义，这点是对的，自我批评与忏悔方法看成一样是不对的。吴宇同同志尚不认识基督教要真正走上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立场，在其宗教的思想和方法，是需要逐渐加以改革的，将来有些觉悟教徒亦会采取批评与自我批评代替忏悔，如果承认他们忏悔那一套方法好，是会阻止他们真正反帝国主义的运动的前进。 + +　　（三）由於吴宇同同志政治水平差，平时他出席文教等会议曾告诉他：不要讲话，听听各方面意见，回来汇报。这次他出席宗教座谈会，亦未要他讲话，他亦无准备，临时主席陈崇桂请他讲话，他便讲了，这是对外发言毫不慎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更暴露了吴宇同同志个人主义自高自大思想，经不起党外人士捧场而头脑发昏，发言失掉立场。 + +　　（四）这次统战部於他出席宗教座谈会，虽然把廖副部长对国家基督教运动的意见由罗副处长向他传达，但未再告诉他切勿讲话。并对中央指示，人民日报社论，统战部未加讨论，使吴宇同同志能够真正了解中央指示精神。因此，我们对吴宇同同志在政治上组织上领导均有自流毛病，亦是这次造成吴宇同同志错误发言重要原因。这次，新华日报记者同志指出，提起我们很大警惕，今後当随时注意政治和组织领导。 + +　　（附：） + +## 新华日报社记者对吴宇同同志发表无原则谈话的来信 + +　　昨日（十五日）本市各教会团体在青年大厦四楼，由陈崇桂等召集了一个座谈会，有一百五十多人出席，内容是拥护北京、上海教会界人士发出来的宣言，并讨论了今後如何加强学习。我们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被聘出席采访。他们的开会形式照例是，首先唱赞美诗祷告後，然後陈崇桂讲话，吴宇同讲话是否是组织要他出席讲话，或者事先经过组织允许讲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觉得吴同志的讲话从头至尾是没有原则性的，而且是错误的。首先他讲，他过去在学校里讲书时，也有许多教会的同学，而且是较好的朋友（大意如此）。解放後他说他同到一些教会的先生，谈起说：“你们共产党的许多方法和我们教会的一些方法（指改造人们错误的方法）可完全相同。”因此吴同志说：“是的，在某些精神上是相同的，如我们有同志有错误时，就用批评、反省、改造来使同志们的错误改正。你们都会同样用祷告静思来启发人们对错误得到觉悟。”最後吴同志说：“诸位先生都是先进人士，比我懂得多，我以後还要多向各先生请教。” + +　　最後还要补充一点，在请吴同志讲话时，主席陈崇桂几次反覆的介绍吴是统战部的“职员”，并且解释统战部是“政府与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桥梁”。因此特请吴同志指示，为此，我们吴同志在这样的会上讲话，很明显的是代表统战部的，他的这一篇没有立场的错误演讲，对党的政策及威信有很大的影响。因此，我们特将此情况报告上……（未完） + +　　来源：《西南工作》 第33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编印（党内刊物发至县团），1950年12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73.txt b/CCRD/3/7/1/0000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0b742cbc85d060957c1f270aeda076430ccaf4 --- /dev/null +++ b/CCRD/3/7/1/000073.txt @@ -0,0 +1,65 @@ +# 中共泰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吴桥区委郭厚禄、张建年、王佩秋三同志违反土地改革纪律的处分决定 + +## 中共苏北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批语： + +　　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完全同意泰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江都县吴桥区委书记郭厚禄和委员张建平、王佩秋等三同志违反土地改革纪律的处分决定。 + +　　苏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工作，现在已面临着“全面展开”的新阶段，在广大人民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各级党与人民政府以及工作队和各人民团体的干部，绝大多数均能站稳阶级立场，发扬忘我的工作热忱，密切联系群众，积极支持群众翻身斗争，因而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爱戴与尊敬，并使土地改革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 +　　但当广大群众向地主阶级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时，在我们的队伍中，仍有个别同志经不起严重的阶级斗争考验，暴露出阶级立场不稳和直接包庇地主的违反纪律行为，郭厚禄、张建年、王佩秋等同志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 + +　　郭厚禄同志等直接包庇地主的行动是严重的。然而，更严重的是以郭厚禄、张建年同志为首的地主思想和被这种思想所侵蚀的吴桥区委员会和区人民政府的组织。 + +　　郭厚禄同志是本地干部，又曾长期的在进化乡任支部书记，因而对地主张崇瑞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当张崇瑞被划为地主成分后，张兰芬（该乡副乡长）三番二次的个别的向郭厚禄同志提意见，郭厚禄同志因而三番二次的肯定后又否定，表面上似乎是听信下面的意见，而实际上是郭厚禄同志严重的地主阶级思想本质的暴露，这从其他很多的问题上，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如当群众运动已展开之际，区人民政府仍经常的与地主来往，郭厚禄同志在这次检讨中承认了这个事实。群众把一个痛恨的地主在斗争后送区看押时，区里派这个地主送信给郭厚禄同志，郭当时正在主持另一个群众斗争会，群众看地主送区后逍遥自在的情形，愤恨异常，而郭厚禄同志熟视无睹毫不警惕。所有这些事实均证明了郭厚禄同志的思想已严重的为地主阶级思想所腐蚀。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表现不强，群众观点更异常薄弱，因而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就产生了直接包庇地主的行动与思想斗争不开展，因而，助长了区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的各种妨碍发动群众和包庇地主的严重行为发生。 + +　　张建年同志的思想本质与郭厚禄同志是一致的，在对地主李根余问题处理时，数度思想不通，群众把李之老婆送交区政府看押，他替她写信到区委会去申辩。对所有被看押的地主均看押不严，敌我不分，并个人同意释放地主张崇瑞，对区委会所批准的新干部，借口行政任免制度，而打击积极分子。由于张建年同志有这种思想和行动，以致影响到秘书和民政区员包庇地主和阻碍群众发动。所有这些丧失阶级立场的表现，均是由于张建年同志的地主思想根源所产生的，并且张建年同志对区人民政府机构领导土地改革不力，是应该直接负责的。 + +　　群众大翻身的、大革命的、伟大的土地改革运动，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坚决的站在农民一边，积极的拥护与支持群众翻身运动，在这一斗争中包庇地主的，就是在战场上包庇敌人，就是反对土地改革，就是对农民利益的叛变，因而任何一级组织有此严重行为者，应予改组。任何个人有违反土地改革纪律者，应予以应得的纪律制裁。 + +　　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求各级组织，对此必须高度的引起警惕，对那些立场坚定、态度明确、作风深入的同志予以表扬。对这种违反阶级利益的思想行为，予以严肃的批判并及时处理。同时鼓励那些个别的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转变立场，改正自己错误，党对这些个别同志，本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其进步，以便更好为人民服务。 + +　　各级党委对泰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这一决定和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语，在党内深入的传达，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区党委。 + +　　 中共苏北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1951年1月8日 + +## 一、错误经过： + +　　郭厚禄同志现任吴桥区委书记，张建年同志现任吴桥区委委员，行政上任区长，王佩秋同志现任吴桥区委委员，行政上任区人民政府秘书。 + +　　该郭同志等，于11月中旬，正当土地改革运动热烈开展，群众积极斗争之际，竟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犯了包庇地主的错误行为，阻碍了该地土地改革运动顺利开展，与影响了群众斗争积极性，给地主以可乘之机，使党与人民政府的政治影响，遭受了严重损失，兹将犯错误事实概述如下： + +　　区委书记郭厚禄同志对该区进化乡地主张崇瑞的成分确定，轻信该乡副乡长张兰芬的错误反映（张兰芬是非党员，系郭之妻妹，为地主张崇瑞感情影响）。认为张崇瑞家有3个全劳动力，初次确定为半地主式富农，出榜后引起群众不满，经群众斗争，揭发了张崇瑞家中全无劳动力，有田近60亩（30亩出租，近30亩雇人耕种），以及过去曾依仗匪乡长势力，压榨农民，土地改革期中曾到外村联络其他地主，企图有组织地狡赖成份，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为地主成分无疑，经农村工作团同志在当地重新研究肯定张崇瑞为地主成份，并报请郭同志同意，而事后郭同志又复听信张兰芬同志蓄意包庇张姓地主的意见，表现摇摆，非但未及时警惕，严斥张之错误，且对农村工作团同志这一决定表示不满，精神上否定原来自己同意的决定。 + +　　在此种指导思想影响下，该区区人民政府亦发生支持群众斗争不力，并连续发生一系列的阻碍土地改革运动的错误措施，未能得到及时纠正。如区长张建年同志强调地主李根余家有劳力，当李妻被群众检举送区政府关押时，要秘书王佩秋根据李妻片面自诉“讲什么，写什么”写信给区委书记，要求重新改定成份，事实上起了支持地主狡辩的恶果，当王秘书被区委书记批评后，张同志之意气用事，责问“区政府可有发言权，要批评王秘书，就批评我。”同时区政府关押地主亦极为不严，例如张姓地主在看守所中当案犯班长要他们出去送信，和为仓库做工时要地主当“督工”等，增加群众顾虑。对被富农引诱酿私酒的积极分子张正余，为乡干部送区处理，错押多日，未立即教育释放。又押犯入夜规定须相互具连环保，无保即将案犯自行捆绑过夜，而积极分子张崇诗无保被绑，反由不法地主张崇瑞担保，使之达成软化积极分子的阴谋。进化乡土地改革运动中新产生乡长张正余，经过积极分子会议通过，与区委同意（但当时区委未通知区长），区政府不从支持群众斗争的具体需要出发，而强调任免制度（这是需要的，但区政府须主动呈报才对，）采取既承认又不承认的态度，派助理庄文生同志前往处理，庄实际上是抱着否定的态度去的，因此召开当地群众开会时，竟邀集对积极分子张正余等不满的人，听信其诬蔑反映。对于张兰芬同志授意下的有8人具保要求释放张崇瑞事，亦未严正处理；而区政府秘书王佩秋曾6次接见大贤乡地主陈中流，听他狡赖成份，致群众反映：“地主有办法走门路”。兹后王又要乡里多加照顾留房屋。区政府这些错误，均未及时予以批评纠正。 + +## 二、对错误的分析及处分： + +　　吴桥区委所犯上述一系列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其较严重的地主阶级思想根源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中丧失阶级警惕性、不能站稳立场、积极支持群众斗争，严格对待不法地主，听信不纯干部的错误意见，不信任群众正确反映与坚决执行区委决议，事实上是犯了包庇地主的错误行为，起了阻碍土地改革的恶果，其错误是严重的。为了纠正此种错误，保证土地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教育全党并教育其本人，经过江都县委初步检查和地委讨论，决定处分如下： + +　　1.整个吴桥区委不能有力领导土地改革，应予改组，个别表现较好之区委同志如夏明同志等应予保留区委委员一职，对于在这次错误事件中曾提出正确意见的同志应予适当表扬。 + +　　2.郭厚禄同志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 + +　　3.张建年、王佩秋二同志撤销区委委员职务，行政上建议专员公署党组讨论，亦予撤职处分。 + +　　4.进化乡副乡长张兰芬同志（非党员）建议县人民政府，予以行政上撤职处分，并向群众检讨。 + +　　5.区政府助理庄文生同志在这次事件中亦有错误，由县予以批评教育。 + +　　6.曾在进化乡之农村工作团顾惠庆同志（已他调），查有包庇地主，多留4亩田，并据反映有腐化行为可能，建议苏北区党委追查予以应得之处分。 + +## 三、几点经验教训： + +　　1.江都党/县自解放以来，工作上是有成绩的，完成了许多繁重的任务，不少同志忘我的积极为党工作，要求进步。但由于领导上有计划的抓紧思想领导不够，党内仍严重存在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就这次吴桥区委所犯错误的事件看来，应该引起领导上的警惕，为了保证土地改革任务的顺利完成，和整顿党内思想作风，树立坚强的无产阶级思想，必须加强党内思想教育，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积极提高干部党员无产阶级的思想水平，贯彻阶级路线，大胆提拔工人、农民成份的优秀分子，充实和健全各级领导，从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的领导和政治上的纯洁。 + +　　2.吴桥区委这次犯错误的事件，深刻的教育了全党，使我们认识到处于当前千百万群众翻身斗争之际，地主阶级正以千方百计的手段顽抗，梦想保持其罪恶的统治，全党应站稳阶级立场，处处为农民利益着想，与反抗的地主阶级势不两立，分清敌我，并充分认识到任何包庇地主的行为，却是反对农民正义行动的严重错误，对不法地主的惩处，应按党的阶级政策办事，不应有丝毫怜惜的态度，不允许有任何给地主阶级丝毫的空隙可钻，更不允许有支持包庇地主的行为，坚决的支持农民的正义斗争，必须引起全党认识，此次事件的严重教训，在党员干部中深入贯彻反地主思想，要时时警惕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要顽强坚持无产阶级立场。 + +　　3.郭、张、王三同志对错误的认识，经江都县委初步检查之后，确实有了些转变，而过去在坚持斗争中，和一贯来工作上，还是积极的，但此次错误是严重的，为了严明党纪，分清功过，错误是不能容忍的，故决定作上述处分，这正是为了达到教育全党及其本人的目的，以求今后不再有类此事件发生，地委希望该三同志不再坚持错误，思想上不再作地主阶级的俘虏，继续深刻检讨，从思想上痛切纠正，锻炼阶级意识，站稳立场，积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还是会有进步的。 + +　　4.必须严格请示报告制度，江都县委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是重视的，杜文白同志曾与金求真同志，亲自去处理过，并作出了此事件的结论，向区委指出，要其克服，并已在工作中有了不少改进，这是好的。但江都县委未能及时作出组织结论是不对的。更未能及时报告地委，请示处理办法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应该引以为戒。 + +　　此决定已经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特公布到区，并向各支部传达。 + +　　 1950年12月31日 + +　　来源：《苏北土地政策文献》中共苏北区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北人民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印，1952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74.txt b/CCRD/3/7/1/0000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9347efb532224e86d47d5b5d65e1da3ae274ad --- /dev/null +++ b/CCRD/3/7/1/000074.txt @@ -0,0 +1,37 @@ +# 李曼：一个青年“绅士”的改造 + +　　<李曼> + +　　一年前的今天，我是在一所“贵族化”的高等学府里受着“神圣”的教育。这所学府里，有着完美的设备，演讲厅，图书馆，地下室。同时，还有电梯，但这座电梯，不是每个人都能乘的，学生不能，工友更不能，只有那“神圣”的院长与教务长等的“长”字号，才有权利，才够资格。中国人，黄脸鬼，虽然名义上是他们的“高足”，是不要想有这福份的。 + +　　教授，大部份是穿黑袍，挂着十字的。他们除了传教之外，读者，研究，“发展科学”，当然，他们自称是他们的本分。他们到中国来，就是为了“救”中国人。中国的科学多么落后，他们来到中国，是为中国好，“救”中国人，使用他们的言语，他们的文字，他扪的文化，使中国成为同他们一样的“强国”，这就是他们的任务。他们的目的——“完全”为了中国，为了这样“又可怜又可欺”的中国。他们是看了“主”的面才来“救”我们中国人的，他们做了好事，他们的心，他们的灵魂，受到“主”的安慰与颂赞。所以虽然他们在中国的生活是那么“苦”，但他们是要留在中国，永不离开，永远为中国“服务”下去的。 + +　　课本，当然是别国文字的。中国那有这样“进步”的科学。於是，讲的话，不是中国话，写的字，不是中国字。当然，由此可见，这座学府是多么“高贵”，多么“贵族”？ + +　　同学，大部份是三不管的。组织活动，简直可以说没有。死读书，读死书，不管有用无用，吞下去再说。不然，那能跟得上？政治，当然不能跑进学校。革命运动，斗争经验这座学府里是没有史迹的。好吗？好的，当然好的。学生好学，安分守己。学校，当然也高兴，於是在某一年的结业典礼上，蒙一位“首长”——反动头子吴国桢的夸奖称赞：“这是一所最富有学术性，是安份守己，最最好的学校……”。於是，校长笑了，教务长笑了，黑衣教授们笑了。当然，他们办学校，那会有错儿。同学也笑了，但是有一部份，当然不会一个都没有，也笑了，但不是同样的笑，不是满意的笑，高兴的笑，而是在苦笑，在惭愧，在苦恼！ + +　　上课，代到，考试，作弊，并不希奇，有什么难为情？相反地，倒有些出风头。 + +　　课余的消遣，不是派对，便是桥牌。难道还有别的游戏比这还高尚的吗？革命，前进，难道为了“出风头”，就把性命做代价吗？太笨了，做人总得“乖”点儿。…… + +　　我就在这所高等学府里，受了二年的“华贵”教育，於是我成了一个头光足亮，衬衫必须白而挺，领带必须一色的“绅士”。“高贵”，“庄严”，自以为不能再Genter的了。讲起话来，夹些汉语。小裤脚管是不穿的，三角领带是不打的，因为那是Cow boy。政治，也偶而谈谈，发发牢骚，骂骂山门，接着就扭开无线电欣赏Classic了。 + +　　九个月前的今天，上海解放了。父亲的证券号倒闭了，收入没有了。经济境况起了骤变，下学期的学费成了问题，好吧！只有自己想办法，我不依赖家庭了，自力更生。个人英雄主义怂恿了我，反正革命大学不要学费，跑进去试试再说。合则留，不合则去，就在这样的动机下进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 +　　刚报到，班主任刚午睡起来。脸也没洗，朦胧着眼，满口山东话，写的字七歪八倒。后听同学说，他小学也没读完。这就使我第一个感到不满意。铺盖搬到寝室里，没有床，睡地铺，十几人睡一间，第二个不满意。吃饭了，要立着吃，菜只一样，南瓜洋山芋，怎能吃得下，第三个不满意。部主任报告了，吐痰，抽烟，第四个不满意……第五个不满意……第六个不满意，简直没有满意的地方。回去吧！怕给人笑，爱面子，宁可打肿脸充胖子，决定不回去。於是吃饭时，溜出去吃客饭，讨论时，假装肚子痛，不参加。一组里的同学，看见了，就讨厌。他们大概没有地方吃饭，失业、失学或家中接济断了才到这儿的，都是穷光蛋，他们主动地来接近我，我翻了翻眼不理睬。於是，我孤独了，寂寞了。整天，吊儿郎当。 + +　　晚饭后，是康乐活动。偶然间听到一位同学唱歌声音特别好，特别远。啊！原来这里还有这种人才，我连忙跑过去跟他接近，他以前原是一位大学助教。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劝我参加学习。好，看在他面上，我明天参加吧！ + +　　翌日，参加了讨论。小组讨论竟如此的热烈，我竟然有这么许多东西不知道。班主任，小学都没读完，分析问题竟那么清楚细腻。一组中不但有助教，更有教授。这样比起来，我是多么渺小，於是我终究也踊跃地跟着发掘问题参加讨论了。 + +　　学习了“改造我们的学习”，学习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学习了“社会发展史”，我认识了以往的错误！虚伪，自大，虚荣，自私……我在检讨会上坦白了与检讨了以往的错误思想，我感到痛快，舒服。我对我的人生观有了认识，不再如以前醉生梦死，对人生感到彷徨与徘徊了。 + +　　宿舍周围须要清洁大扫除了，大家立刻动员起来。拔野草，通阴沟，这工作我想也没想到。但到底我也参加了。不到半天，草拔除了，一条泥路成了一条砖路，工作完毕，大家面对着面，相视微笑。那是会心的微笑。劳动的神圣，劳动创造世界，劳动的快乐，大家领会到了。 + +　　这新的环境，我渐渐习惯了。不但习惯，而且爱好了。工作，学习，游戏，吃，睡，都在一块儿。相互帮助，相互合作。你生了病，我搬饭，我生了病，你照顾。学校成了家庭，同学有如手足。人在这里，感到友爱的伟大，友情的温暖。没有团体，就没有自己，没有大我，就没有小我。在这儿，感到了自己的小，群众的伟大；自私的苦痛，博爱的愉快。 + +　　我在这所学校里，没有得到文凭。得到的，是一颗信心——永远靠群众，永远为群众！ + +　　我相信，这就是我改造的第一步，我还要继续努力地学习，努力地改造！ + +　　来源：《思想总结》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75.txt b/CCRD/3/7/1/0000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7d6d3043fc70645d7e58796f83dadbe8965f3d --- /dev/null +++ b/CCRD/3/7/1/000075.txt @@ -0,0 +1,17 @@ +# 李起龙：批判我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 + +　　<李起龙> + +　　为了清除我思想中残存的垃圾，为了改正我那站在封建地主与资产阶级的立场而产生的错误见解。这里，我不可宽恕地在大家的面前，指出我过去在思想与行为上所犯的毛病——“超阶级”人生观与享乐主义。具体的说，前者是犯了错误的政治思想——“中间路线”，以及思想脱离实际，后者表现在恋爱至上主义的无聊生活上。然而，无论如何，这两种错误，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孪生子，它是受我的家庭和社会生活教育诸环境所造成的。 + +　　我的出身是一个地主的家庭，家里有百多亩田，还有几亩漏水盐田，全家都住在县城内，没有旁的系族，全家的生活就靠地租来维持。父亲念过法律，但自我有认识以来，却不见他做过怎么“官”，一向就只见他呆在家里，靠地租剥削而来的物质条件去维持他那常以此而“孤芳自赏”的“清高”生活。从小，父亲就教训我，走官场是非吹牛拍马不可的，这种行为有损“品格”，千万干不得。为了“明哲保身”，免惹是非，所以还是不要过问政治为佳。因此他对我的希望是要我长大后，学他那样“超然”的态度，而最好就是作一个自我陶醉，且为一班地主资产阶级所赞赏的文学家。我因从小受了这种思想的薰陶，所以一向对做官的心总是看不起的，觉得他们为五斗米而折腰，真是俗气薰天。因之，我不自觉地踏上了“超阶级”人生观的错误道路，以一种自以为“超然”的态度，把世界看成一个舞台，心里总是这样想：人生如舞台吧了，何必去闹甚么“政治”、“党派”等等俗务来徒增烦恼。那一套东西，还不是一班野心的政治家，为统治天下而弄出来的鬼计吗？沾染了这些，清清白白的人就要弄污浊了。所以在中学时，我读红楼梦，看到宝玉嘲笑那些官吏作“禄贼”，心里仿佛出了一口气。又读历史，看到魏晋六朝时那些士大夫清谈的风气，过着一种寄情诗酒、谈玄说道的生活，我心里真是无限的神往，以为只有这样才算“清高”，才能保持自己的“高贵品格”。由於这种人生观的影响，我犯了“中间路线”的错误见解。我总以为旁观者清，任你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我全都不理，只要我的利益不受损害，我那富於闲情逸致的生活不受侵犯，随便谁的天下，我一样“我行我素”，听其自然。至於谈到甚么“阶级”、“斗争”，恕我敬谢不敏了。而另一方面，对世界上千万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我却站在自己压迫剥削的阶级立场上，作着伪君子那种“猫哭老鼠”的同情，总以为我对他们说说好话，这就合乎“道德”了。我没有想到，在我这“道德”的后面，却掩蔽着我的罪恶，掩蔽着我是站在压迫剥削者的立场。据我现在的认识批判起来，我这种对被剥削者伪装“道德”的思想，那是不会比巴金的“家”里的觉慧对在他的大门口求乞的高升丢几个钱那种“人道主义”高明多少。由於我在政治思想上犯了如上所述的“中间路线”的错误见解，对被压迫被剥削阶级怀着那种“人道主义”的幻想，所以当反动统治日益残酷，旧社会日益腐化的时候，虽然我这时很清楚地认识这些终要被新的革命力量所摧毁的，但我却没有勇气以行动参加到革命阵营中去，向反动的统治进行斗争。相反的，我却不敢正视现实，在行动上尽是找寻刺激、麻醉，屈服在反动统治下，过着那里奢侈的都市生活，走上享乐主义的道路。 + +　　当然，我这种享乐主义的思想，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它的成长在我的生活历史上是有着长远根源的。小时候，我家庭生活很温暖，当我十三岁那年开始离开家庭，独个儿到当时法国统治下的租界——广州湾去念书，那就是现在的湛江市，那时正是抗战中期，广州湾一时成了沦陷区中人口荟集的地方。几年来，那里一直保持着纸醉金迷的“世外桃源”的生活。在帝国主义麻醉中国人民的政策下，嫖、赌、饮、著，造成整个广州湾的畸形繁荣，而我就在这种丑恶的环境中度过三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我家里正作着当时被视为“天之骄子”的盐生意，金钱来源很容易，於是我借着钱的便利，结识了一班帝国主义的走狗大买办阶级的儿子，这一班被当地人称为“地猫仔”的朋友，依靠他们父亲的优越的经济地位，整天的生活，除了挂名上课外，真是畅所欲为，看戏、溜冰、上餐厅固是日常的例事，而酒店中开房间搓麻将、玩扑克也是司空见惯。我这时不自觉地为这种生活所迷惑，天天跟着他们鬼混，加以我家里常有成船的盐运到湛江转口，一些跟货的伙计在交易办理清楚后，照例要经过花天酒地胡闹一番才回去的，我当时因常向他们要钱用，所以便找机会和他们接近，而他们因我是少东的缘故，特别奉承我，遇到他们花天酒地胡闹的时候，总要请我去参加的。就在这种生活环境中，逐渐养成了我的享乐、颓废、堕落的生活。当时虽是小小的年纪，但却有许多享乐的经验。后来，父亲发现我在那环境中变坏了，在我十六岁那年，要我离开广州湾到曲江去。曲江离开家庭较远，加以怕战时汇兑困难，所以给我一笔在普通的情况足够我到达曲江后应用一年的款子，但我带着这些钱在路经广州湾的时候，就在那里最堂皇的酒店住下来，整天和那班“人细鬼大”的朋友吃喝玩乐。这样鬼混了两个多月，给父亲知道了，来信把我痛骂一顿。但那时钱已用尽了，想动身又不能，好在后来父亲请他的一位朋友带给我一笔钱，并监督着我离开广州湾。这样，我才脱离了那延续三年的腐化、享乐生活。然而在这三年里面，许多坏的事情都在我的思想里生根了。 + +　　我的生活很荒唐，从小就在一个有利於读书的环境里长大，我一向喜欢阅读小说。祖父和父亲都有很多的书，我和哥哥姐姐们在未离开家庭的时候，有大部份时间阅读他们的旧书，我记得那时我也一知半解的跟着哥哥姐姐们读红楼梦，沈三白的浮生六记，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之类的作品。后来长大了，对新文艺也很喜欢，特别喜欢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等类著作，对於像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一类进步书籍，虽然也很想读，但拿到手里总是读不下去的。所以这些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作品给我的影响很大，它使我整天幻想自己怎样变成书中的主人翁，过着像他们那样的爱情生活，於是在我享乐主义的生活上就是出了“恋爱至上主义”的枝叶来。不过，由於年龄及各种条件的限制，在当时还未明显地表现出来。 + +　　抗战胜利后，我到广州，因为经过二年战时生活的锻炼，我的享乐思想逐渐的平淡下去，当时生活还算朴素。就在这时，我有机会接近胜利后出版的一些进步书刊，我同情革命，憎恨反动统治。这时政治思想上已开始有了觉悟。可是就因为我对阶级立场没有认识清楚，所以在最初的二年，由於广州在反动统治下日益形成奢侈风气，这把我潜在着的享乐思想又诱导出来，经不起物质的诱惑，在生活上我又开始腐化了，而且因为这时年龄较长，生活圈子较大，而接触的环境也日益复杂。这时，我对物质的要求并不似从前小时那么单纯和易於满足了，因之更学会了爱虚荣，讲面子的坏作风。在这种情形下，我没有勇气把行动和思想结合起来，而是让行动背叛了思想，整天把身体躺在杨柳岸上作革命的梦，企图慢慢的找刺激，麻醉自己，自以为世界只是冷酷和黑暗，还有甚么真理可找寻，或者唯有爱情可能给人一点温暖和安慰吧！於是，罗米欧与维特的生活在我心底活动起来。我想，只要能找到一个真正爱自己的人，那我就是为她而像罗米欧或维特那样殉情也是愿意的。就这样，在二年时间里，我借着念大学的名义，天天就为一些无聊的事而苦恼和烦闷！ + +　　现在，我来给上述的错误思想与行为作一次自我批判。我羡慕魏晋六朝时的士大夫的生活，我追求罗米欧或维特的爱情生活，这些错误全是由於我当时站在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立场所产生的。当时我看不到他们这些生活，是建筑在他们那以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身份向劳动人民剥削而来的物质基础上，他们的清谈，他们的爱情的后面，就是他们那血淋淋的剥削，这在他们的历史阶段上或许是被视为合理的。但现在，历史的进展已到达一个新的阶段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消灭世界上这种人剥削人的制度，而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正确地掌握和完成的。所以在今天，我这种追求闲情逸趣的享乐思想自不应存在。在这里，我坚决地说：我以前一切荒谬无聊的思想，都要在今天判决死刑！让旧的死去，建立起革命的人生观。 + +　　来源：大公报青年群编辑室辑《思想总结》，棠棣出版社，195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names.txt b/CCRD/3/7/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76286988f74088929b09be392286a4d7c8098f --- /dev/null +++ b/CCRD/3/7/1/names.txt @@ -0,0 +1,76 @@ +李子英： 一个知识分子改造的自述 +中央宣传部关于“华北局宣传部对华北各省委党刊的检查意见”的通报 +陈国尚： 清算国民党反动派的思想 +陈静仪： 去掉奴化、腐化思想 +李世光： 我是大凉山的奴隶主 +刘光裕： 我不再有超阶级思想了 +申葆清： 根除享乐和奴化思想 +宋惠凌： 我有浓厚的地主阶级思想 +汪容： 我仇恨帝国主义和封建社会 +王德琪：揭发我的特务丑恶史 +王文贵： 检查我的落后思想 +伍小娟： 清算我的宿命论思想 +萧乾： 试论买办文化 +吴景超：除夕总结 +陈克昌： 批判我崇拜美国的奴化思想 +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开除王秉田党籍的决定 +山东分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检讨 +中共沈阳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开除张觉党籍的决定 +冯友兰： 一年学习的总结 +知法犯法欺压人民 三法院人员被开除 +罗常培：我光荣地属于工人阶级了！ +谢逢我： 我的思想总结 +游国恩教授在北大工会第二分会第三基层小组的关于思想的转变的报告 +王群：我是怎样开始认识革命的! +傅金璧： 清算我的地主报仇思想 +中南局宣传部关于宣教工作中无政府无纪律现象的检查报告 +吴晗： 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 +杨榆： 一个小资产阶级智识份子的转变 +李由义: 最丰富最生动的一课 参加京郊土改工作的心得和感想 +萧乾：我认清了阶级——上岸村斗争会归来 +江西省人民政府为抄发顾清田反省书通令 +冯友兰： 参加土改的收获 +平原省人民政府关于濮阳专署运粮事件检查及对失职干部处理的报告 +奚锡忠： 一个犯罪青年的自白 +中共平原省委员会关于濮阳、聊城专区运粮事件错误的检讨报告 +高德胜： 放下功臣自满的包袱 +东北局各机关党员干部会议关于韩进错误问题的决议 +东北局关于开除韩进党籍的决定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严格检查贪污浪费严惩贪污分子的训令 +路岗： 检查我的学习观点! +怎样看中苏三个协定?——北大学生吴杨圃自我检讨 +吴江干部开枪击伤群众案：李宗文处徒刑五年 +温江县四区警卫队及县区武装在清匪中严重违犯政策纪律情况的通报 +吴承庸背叛革命判处徒刑十五年 +鄞县党政当局严格检讨灾民自杀事件的教训 +关庸元： 要为人民立功赎罪 +川北行署关于住地大楼被匪特烧毁的检讨报告 +杨光明： 我向组织坦白了! +西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川北安岳县龙台等地公粮遭匪抢劫事件对县书赵自力等处分的通报 +郁风： 思想战场、革命熔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介绍 +川西区党委关於彰明县治安委员会存在原则错误与处理的意见 +方纪: 我的检讨 +沈从文： 我的感想——我的检讨 +萧承慎 ： 我的思想被解放了 +川东区党委关于大竹县石桥区王克俭擅自减租的通报 +郑自宜： 我的转变—感谢共产党 +何祚康： 批判“高人”、“隐士”思想 +复旦大学同学的思想总结 +在讨论思想总结中应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 +吴自强： 共产党改造了我：一年来的学习总结 +严恺： 我对技术与政治看法的转变 +我在改造中 +青浦县政府予以驳斥地主女儿为父掩饰罪迹 +处理森昌木作劳资纠纷案失当：劳动局受到市府处分 +上海市劳动局为处理森昌木作劳资纠纷案的错误的检讨 +慕容素： 从母亲的死检查我的思想 +肖戊： 清算我的地主阶级思想 +李金香： 批判我的贤妻良母主义 +胡思杜： 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 +翁延龄：在劳动中我清除了地主阶级思想 +川北区党委关于处理白明清违法乱纪事件的通报 +冯友兰：《新理学》的自我检讨 +西南局统战部关于吴宇同同志在宗教座谈会上发表无原则谈话的检查报告 +中共泰州地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吴桥区委郭厚禄、张建年、王佩秋三同志违反土地改革纪律的处分决定 +李曼： 一个青年“绅士”的改造 +李起龙： 批判我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000000.txt b/CCRD/3/7/1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4d3cf921831118ef94c43abf83e0b4e6701874 --- /dev/null +++ b/CCRD/3/7/10/000000.txt @@ -0,0 +1,21 @@ +#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张整军案重新审理的刑事判决书 + +　　[张整军，湖北孝感人，黄埔四期学员，与林彪同属步兵科二团，林彪在3连，张整军在8连。抗战时期曾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第一处少将科长，国共内战后期被调回家乡任职，后被编入第三兵团。张整军与许多同僚相比还是比较幸运的，至少在镇反中没有被杀，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度过了十一年之后，在1964 年底与暂编二十五师师长宋少华、少将参谋李国齐一同被特赦，特赦后没有被安排到家乡孝感而是到了鄂西的利川县，1966年去世。] + +　　申诉人张度男，现年五十岁，现任利川县忠路区城池中学教师。系原审被告人张整军之长子。 + +　　原审被告人张整军，男，1903年3月生，汉族，湖北省孝 感市人，因反革命一案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经本院判处无期徒刑，投入抚顺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经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回湖北省利川县。一九六六年六月病故。其长子张度以其父是起义人员为由，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理。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查明： + +　　原审被告人张整军曾任位排、连长、中队长、主任副官、少校团长、伪军委会主任参谋、中训团少将队长、少将参议，伪国防部少将部员、伪武汉行辕高参、参谋长、旅长、师长等职属实。但张整军在任伪三兵团暂二十四师少将师长期间，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四川省新都率部起义。根据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既往不咎”的政策，原判对张整军定罪不当。据此，特判决如下： + +　　撤销本院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53）特刑字第44好刑事判决，对张整军按起义人员政策既往不咎。 + +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 + +　　 审判长张立树审判员罗立影审判员许立奎 + +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 +　　书记员 程 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0/names.txt b/CCRD/3/7/1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f576b6e9c51077399203253f4469f2892e3d59 --- /dev/null +++ b/CCRD/3/7/10/names.txt @@ -0,0 +1 @@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张整军案重新审理的刑事判决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1/000000.txt b/CCRD/3/7/1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322e9b8e99df04534be5d1af2783e8097cbb05 --- /dev/null +++ b/CCRD/3/7/11/000000.txt @@ -0,0 +1,21 @@ +# 利川县人民法院对赵济华政治土匪一案的重新审理刑事判决书 + +　　[根据判决书所述，赵济华以前至少是个乡绅，他是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于1949年7月迁到恩施后才加入国民党军队的，他可能没有想到短短的五个月的国民党军队生涯，却给自己惹下了杀身之祸。赵济华只是第三兵团中下级军官的一个代表。] + +　　原审被告人：赵济华（又名赵学载），男，时年三十二岁，汉族，湖北省利川县人，家住利川县谋道区长坪乡蚂蟥村十三组。 + +　　原审被告人赵济华，一九五二年四月因政治土匪一案，利川县人民政府以法刑字第52009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死刑。因赵系起义人员，本院对此进行了重新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 +　　查明：原审被告人赵济华，解放前历任伪联队副、区员、乡长、县参议员等职。任职期间，犯有强奸妇女，杀人等罪行。一九四九年七月参加为三兵团独一旅一团一营，在任少校副营长期间，于同年十二月随部在四川省新都 参加起义，并被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教二团十三连。一九五一年七月复员回家。原判认定破坏五一年秋征不能成立。 + +　　本院确认：原审被告人赵济华，起义前有历史罪行属实，起义后，破坏秋征的事实不能成立。根据“既往不咎”的政策精神，判决如下： + +　　一、撤销一九五二年利川县人民政府法刑字第52009号刑事判决书； + +　　二、对赵济华宣告无罪。 + +　　 利川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二庭 + +　　 审判长冉广德审判员李宗蔚审判员陈绍荣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 + +　　书记员毛万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1/names.txt b/CCRD/3/7/1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2c0cbfd0625c3b25d9c9f386d93bc21077e417 --- /dev/null +++ b/CCRD/3/7/11/names.txt @@ -0,0 +1 @@ +利川县人民法院对赵济华政治土匪一案的重新审理刑事判决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2/000000.txt b/CCRD/3/7/1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be07be3dfa4fb99a67634fda034c71ddaaac24 --- /dev/null +++ b/CCRD/3/7/12/000000.txt @@ -0,0 +1,15 @@ +# 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复查谢德堪“恶霸罪”的刑事判决书 + +　　原判被告人谢德堪（又名谢田），男，判刑时56岁，汉族，四川省富顺县人。 + +　　富顺县人民法庭于1951年3月14日作出第11号刑事判决，认定谢德堪犯恶霸罪，判处死刑。 + +　　经本院复查查明：原判认定谢德堪犯恶霸罪证据不充分，判处其死刑属错杀，应予纠正。据此，改判如下： + +　　撤销原富顺县人民法庭1951年3月14日第11号刑事判决中对谢德堪以恶霸罪处以死刑的判决。 + +　　 1994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12/names.txt b/CCRD/3/7/12/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5e22eb53902e99a1b4030c0f5ce66f20789f63 --- /dev/null +++ b/CCRD/3/7/12/names.txt @@ -0,0 +1 @@ +四川省富顺县人民法院复查谢德堪“恶霸罪”的刑事判决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0.txt b/CCRD/3/7/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b8da945dc950976f120341d713eccbaff27393 --- /dev/null +++ b/CCRD/3/7/2/000000.txt @@ -0,0 +1,59 @@ +# 柴德赓——从参观土改中我认识了地主阶级 + +　　我这次到中南区参观土改，从实践中得到很多教育。我出生地主家庭，虽然二十多年来和家庭没有经济关系，北京解放以来，经过不断地政治学习，我也要求站在农民这一边，可是，对于地主阶级本质的认识还是模糊的。就是说，在理性上，我反对地主阶级，在感情上我没有痛恨地主阶级。直到参观土改以后，我才真正认识了地主阶级，真正痛恨了地主阶级。 + +## 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 + +　　地主是一个压迫阶级，剥削阶级，这点我是知道的，究竟压迫到什么程度？剥削到什么程度？我以前是了解得不具体的。到了湖南衡山县，知道白沙乡土改完成后，全乡七四一户中地主占四十九户，半地主富农三户，富农八户，中农一四四户，贫农三二四户，贫民雇农一八二户，小地主出租者三十一户。全乡土地六六二七亩，地主占有百分之五十六，祠堂、公田占百分之二十二，总数为百分之七十八。听到这样高度集中土地的数目字，简直有些怕人。 + +　　进入松坳乡，区长程五云同志介绍这乡情况，说经济剥削有七种方式：⑴高租和押租，⑵高利贷，⑶抓丁勒索，⑷请工不给钱，⑸逼租夺佃，⑹管理公堂义谷，⑺仗势处罚农民。这些剥削是在地主的政治统治和经济统治下进行的，两千多年来，农民被压迫在最底层，为地主阶级做牛马，过着最悲惨的生活，连喘气都不能，何况翻身。在参观过程中，我们访贫问苦，有更深的了解。 + +　　地主以剥削农民起家，将田地租给农民，租额很高，那是可以想到的，居然高到十七担谷收入的土地，地主要收十四担租，农民只有三担生活，真是岂有此理，无怪农民说地主是吃血虫。租田要押金，湖南很普遍，也很复杂，总而言之，是一种额外剥削。衡山农民除交田租外，普遍租十亩地要先交现洋一百至一百五十元作押金，高的到二百五十元。像松坳乡刘长泽佃种地主谭庆元六担租，交不起押金，就得交九担租，他母亲每年交租时在家里哭，有一回少了四两谷子，地主还去要，说四两谷子要喂鸡吃。这样，逼得农民为要租得土地，必需先借一笔债付押金，地主累积押金，又买土地，地主越富，农民越穷。这种押金，应该退还农民，是天公地道的！因此，湖南土改期间退押金是个相当严重的问题，也是斗争尖锐的问题。 + +　　高利贷是地主最方便的剥削方式，如松坳乡萧心云上半年借了地主谭承文银洋一〇七元，谭承文以谷子折成银洋，秋后谷贱，又以银洋折成谷子，一年以后，搞成五百元。四六年饥荒的时候，上半年谷子贵到银洋二十几元一担，秋收后只值三元。顾彦生借了地主聂岳魁两担谷，两个月后要还八担。也有人说：“地主放债这样利害，农民不会不借么？”不知地主控制了农村经济和生活资料，农民不借，就得饿死，我们只能对农民“剜肉补疮”、“饮鸩止渴”的悲惨生活，予以同情和支援。 + +　　地主是这样一个凶恶的阶级，良善的农民，多少年来，在地主阶层压迫之下，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我们有一天和贫雇农积极分子唐文修谈话，他解开旧棉袄给我们看，里面没有小褂，又告诉我们早上出来开会，家里妻子儿女六口盼望他带来回去吃晚饭，因为开会时间长乐，得马上设法回家去，我们就立刻觉得这问题严重，这样办呢？有人提出马上替他解决困难，老干部却很冷静，让他先回去，说正月没有饭米的情形很普遍，他们已经挨了很多年，个别解决不了问题，我们要帮助农民翻身，就是为了这个。这又使我们深深体会土改工作的刻不容缓。事实上，农民有活到三十岁没穿过棉裤的，也有已经四十岁了，还和母亲盖着一条被子的，城市知识分子不深入农村，怎能相信天下有这等事！ + +　　我们参加几次斗争大会，听到农民诉苦，哭成一团，增加我们队地主的仇恨。尤其谭庆元这个地主，可以说集封建剥削之大成，农民斗争他的时候，全场不断喊出怒吼般的口号： + +　　恶霸地主谭庆元呀！剥削农民多少年呀！ + +　　算出来的血汗谷呀！滴滴斑斑要归原呀！ + +　　地主是个吃血虫呀！欺压我等贫雇农呀！ + +　　不还我们血汗谷呀！坚决斗争不留情呀！ + +　　这种用七言四句叫口号的方法，我们觉得很特别，这个“呀“字，大概就是屈原《离骚》那个“兮”字。当地农民的斗争形式中，这样的口号，是很自然的，是有雄厚的力量的。农民们在控诉中怒吼，我们的血管也在紧张，我们完全融化在农民的队伍里了。 + +　　农民从前在地主压迫之下，连正眼都不敢看地主，现在，面对地主，在几千个拳头高举，全场一致支持的正义斗争之下，向地主要债，对地主说理，有时愤怒到了极点，打地主一两个嘴巴，这是一场非同小可的斗争。在衡山石山乡，划阶级的时候，地主刘大成说自己参加劳动，只肯承认富农，农民和他激烈辩论，他承认是半地主式富农。农民又和他说理斗争，指出他放水种菜等不算主要劳动，最后刘大成才承认自己只有附带劳动，是地主。这一场划阶级的斗争以后，我们跟随农民到刘家去查封，我看到刘大成所住的房屋和室内用具，比起谭庆元来，差得很远，可是比起没吃没穿的贫雇农，是强得多。农民们在划阶级中，分清敌友，根据政策坚持有主要劳动力才算农民这一点，是正确的。这是农民和地主的分界线，这是最公平合理的标准，这是坚决不能让步的斗争。 + +　　在这些场合中，我也时常联系到我的老家，想起我的老兄 ，他有一肚子封建思想，他希望我做官，希望我发财，我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很不满意。虽然我和他思想距离很远，但我对他还是有感情的。到了一九四九年秋天，他被管制，失去自由，写信、打电报要我设法，我抱定宗旨不能因革命革到我家而动摇，只写信回去，相信人民政府不会冤枉好人。不过，我对他也还有些宽恕的想法，觉得他土地不多，并没有出租，也没钱放高利贷，只是雇工种田，剥削大概不算重，可能不算地主。现在经过了参观反霸斗争，划阶级，征收没收之后，我纠正从前那些错误的想法，清楚地认识专靠雇工，自己不劳动，就是剥削寄生，应该打到，何况我家从前在农村是有些政治统治地位，怎样不压迫农民，怎样不算是地主？最可笑的，我以前填表遇到家庭出身时，总要考虑一下，究竟自己算不算地主成分？有时看见别人填个小资产阶级，我也填个小资产阶级，这种糊里糊涂不了了之的办法，迹近隐瞒成分。今后再遇到这样情形，我可以毫不犹疑地填上地主成分。我反对地主，痛恨地主阶级，我愿意和农民一起斗争地主，和自己出身地主家庭有什么关系！ + +## 二、地主阶级的顽抗和消灭 + +　　土改的目的，基本上是反封建的，农民的主要敌人是地主阶级，主要的工作，要消灭地主阶级。但是，要从地主手里取出有封建剥削而来的土地，交还农民，要地主阶级放弃剥削，好好劳动，马上向农民低头，不是一件容易事。只要有一条可能的希望，有一些可能存在的幻想，地主阶级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要抵抗，要破坏，不论他用什么方式。 + +　　湖南地主阶级中，有很多伪军官和帮会中人，是一种带枪的人。又因为有了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的“马日事变”，无数农民被屠杀，农民有斗争经验，地主也有斗争经验。因此，在湖南这两个阶级的斗争就格外激烈，换句话说，地主的顽抗，也格外厉害。地主阶级熟读政策书，知道要退押，要没收，早作准备，能远走高飞的就捆载所有而走了，中间也有被农民发现，抓了回来，最远的有从上海抓回来的。不走的大都卖家具，砍伐树木，拆卖房屋，分散财产。我们在衡山、在长沙，参观地主住宅，都是破坏一空，有的连灶上的铁锅和汤罐也取走。衡山第五区地主赵高明把炸药搁在抽屉内，炸伤两个农民。十二区地主唐闢衡组织一百多人暴动，经破获步枪十来支，机关枪三挺。松坳乡地主也组织三百多人的暴动，在天桥乡岩荣庵开会，龙义方、聂岳魁做队长，谭庆元、谭辑珪以酒坛抬现洋去发饷，每人三元，那是我们下乡以前不久的事。 + +　　地主阶级究竟依仗了什么，敢于抵抗、破坏？难道那个躲在台湾的棺材里的殭尸蒋介石还能有所作为？是的，我们看那个殭尸是复活不了的。但是，地主们对这个僵尸是寄以幻想的。尤其抱着僵尸跳舞的美帝国主义，是支持和利用蒋匪来侵略中国的，而地主阶级则当作垂死的救星。美帝登陆仁川以后，地主阶级宣传国民党快回来了，美国原子弹快下来了，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打起来了，地主阶级有些摇摇摆摆，得意忘形。南昌、长沙地主有把文契照相后才交出来，宁都县干部登记地主财产，地主登记干部名字。常德县贫雇农开会，地主请神打锣放鞭炮。有的地主看家见了五架人民机，以为是美帝的飞机，叩头欢迎。有的地主对土地告别，说：“地呀！我们暂时分别吧！明年再见。”有的地主威赫农民：“留心马日事变！”到平壤失守以后，地主一时疯狂，到处活动，有些地方竟在调查贸易公司货物，准备接受。真是昏天黑地，邪气冲天。直到十一月我志愿军部队和朝鲜人民军把美帝打得落花流水，地主才泄了气，老实一些，却改变办法，暗中阻挠土改，破坏、分散。地主阶级和美帝是这样血肉相连，造谣生事，妄想变天，以美帝胜败消息当寒暑表，坚决和人民为敌，我们只有坚决镇压反革命，才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才能保证农民翻身斗争的迅速完成。 + +　　从这里我又认识到，地主阶级的顽抗是到处一样的。去年十月，我的老兄从浙江原籍来北京看我，我问他土改怎样了？他说：“听他去好了，反正分了也不算。”我问他为什么这样想，他说：“我从诸暨到杭州，经过上海，大家都这样说。”这真使我惊讶，觉得自己有责任纠正他的错误想法，曾给他详细分析形势，说明土改的意义，指出他所遇见的，都是地主阶级，有反动思想，对人民不怀好意，不要相信这些谣言。我又请了一位曾在老区参加土改工作的同志来和他谈谈土改的问题，我还陪他看《中国人民的胜利》的电影片，和《王贵和李香香》的歌剧，他比较认识清楚一些，很高兴，要回乡下去，我再三劝告他不要听信谣言，不要随声附和，不要与群众作对。以后亲戚来信说他思想有了转变，我正在高兴，到我出发参观前，他又被管制了，我也不再过问。[1]在参观土改中结合到实际情况，我又开始纠正我自己的错误思想。当我的老兄和我讲一些反革命的言论时，我总以为是他听信谣言，没有想到他本身是地主阶级，这些是他自己的话也好，是谣言也好，反正是和他自己的思想相结合，是和他主观愿望相结合的。阶级利益对于地主思想是有一定限制的，地主对于土改从心里不会不反对的，这一点我以前认识得很不够，在参观土改中才明确的认识了。 + +　　我在参观土改中，还没有听说和见到真正开明的地主，相反的只听到许多顽固抵抗的地主。因此对于刘少奇副主席报告中说土改是一场系统的激烈的斗争，更有深刻的体会。 + +　　在长沙九田乡，我们参观了没收地主黄其瑞家的斗争，一路上少年团、民兵队，排队放哨，农民整个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除了留给地主食用的一部分外，一起没收，男男女女，抬的抬，挑的挑，编号的编号，登记的登记，集中到一个祠堂里，手续清清楚楚。一方面许多妇女在责问地主，为什么从前那样压迫我们？为什么现在还不退押？地主兄弟俩个和妻妾都哭丧着脸，一语不发。这个时候，如果不能认真了解地主阶级的罪恶，很可能要同情地主。我想起来宋朝范仲淹的话：“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这句话应用到土改上来，就是为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的欢喜，不能顾惜百分之五的地主的苦恼，也就是不能为了百分之五的地主阶级的幸福，忘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的痛苦。今天，地主阶级被打倒了，农民都站起来了，这还不是一件可高兴的事吗？ + +　　我是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人，在参观土改中时时警惕着，今后更要警惕着，地主的思想意识时时可以阻碍自己的进步，到一定的时候，可以动摇革命的意志，甚至做出违反人民利益的事情。这些事情在土改中是最好的考验，连个别土改干部也有经不起考验的，最基本的原因是家庭利益和国家利益相矛盾，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相矛盾，口头革命和实际行动相矛盾，理智认识和感情认识作用相矛盾。要克服这些困难，解除这些矛盾，最好踏踏实实的去参加土改工作，亲自去访贫问苦，亲自看看百分之九十的农民是如何受压迫剥削，是如何消灭地主阶级，他们是如何庆祝彻底翻身，是如何准备提高生产，土改干部是如何为农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是如何为中国人民长期利益打算，明白了这些道理，就会斩断与地主阶级的一切联系，坚决拥护土改，拥护毛主席、共产党。 + +　　还有一些自以为是公正无私的土改批评家，实际上是受一些地主思想影响的人，有意无意之间，攻击土改干部，为地主喊冤枉，对农民泼凉水，也应该亲自去农村看看，参加斗争会、诉苦会，及农民翻身胜利庆祝大会。究竟是地主对不起农民？还是农民对不起地主？究竟土改干部是农民自己坚决要求的群众运动呢？还是干部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的事情？这些，只要一与实际相结合，是会得到正确的认识的，是会受到很大的教育的。 + +　　我参观土改，深入农村，一方面觉得农民的可爱，一方面更感觉到祖国的伟大。衡山县有一八四个乡，我们只去了两个乡；长沙县有一八二个乡，我们只去了六个乡。照湖南省今春进行土改的三十五个县，有六四三〇个乡；照中南区这期进行土改的地区，共有二万四千个乡，我们所去的地方只有沧海一粟。在长沙锦绣乡、和平乡，我们亲自看到农民分田、分房以后那种兴奋，和感谢毛主席那种心情。在黄花区，我们看见农民自动要求参军的热烈场面。在樊塘、百祥、金坨三乡农民翻身胜利庆祝大会上，看见四面八方来的翻身农民，耍着龙灯，打着腰鼓，全场扭起秧歌，从内心里透露着喜欢，当场把多年剥削的文契一起烧了，群众欢呼雷动，我觉得这不止是三个乡，两万多农民的欢呼声，也代表着全中国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欢呼声，真的地主阶级消灭了，农民彻底翻身了。在土改完成的地区，人民民主的政权巩固起来，反革命分子根本不能存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普遍开展。农村中呈现一片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标识着新中国前途的光辉灿烂。 + +　　我从北京出发时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看着两旁山河大地，还不十分觉得怎样。及至参观土改以后，对广大农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就对农民有了深刻的感情，尤其松坳乡的老乡们一路放鞭炮欢送我们那种依依不舍之清，每一念及，令人感奋。回来是在隆隆的火车声中，对祖国无边的原野，时时注目凝视，对两旁劳动的人民，对土地上每一颗树都觉得可爱，更觉得我们祖国的前途是无比的光明，我们生在毛泽东时代是无比的光荣。我们应以全力支持和完成全国土改工作，彻底消灭地主阶级。尤其是出身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应该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斩断与地主阶级在思想上、感情上的一切联系，参加到热火朝天的土改工作中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和广大农民一道，把封建剥削制度送进坟墓里去。 + +　　 五一年四月廿八日 + +　　· 来源： + +　　来自网络文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1.txt b/CCRD/3/7/2/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ceeb24a1a0f80fa3725aae511ecc9048a2b51a --- /dev/null +++ b/CCRD/3/7/2/000001.txt @@ -0,0 +1,25 @@ +# 左协中：土地改革教育了我 + +　　<左协中> + +　　我是一个旧军人，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当过伪第二十二军军长。伪第二十二军驻陕北榆林三十多年，跟共产党和人民作对几十年，打过多次仗。那时候我是反共反人民的，是站在反动派一边的。当时我为什么要反共、反人民呢？就是要保护反动阶级的利益，要保护自己的利益，要骑在人民头上。 + +　　1949年我率领伪第二十二军官兵，投到人民方面来。老实说，那时人民的力量太大了，蒋介石也快垮台了。我开始看到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不走人民的路是无路可走的。当时，虽然在政治上我是起义了，但思想上是不是起义了呢？实在说还没有。比方我对土地改革就不赞成。为什么不赞成土地改革呢？因为我家就是个地主，要分我的地，我就不赞成。起义以后，我在陕西军区当副司令员，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当委员。学习了半年多，对土地改革了解的还是不够深刻，思想上还不能很好的接受。这是我第一个时期的思想情况。 + +　　从去年秋季到今年2月，陕西省关中各县实行土地改革。这个时期，我看了土地改革文件，也听到各地土地改革的一些传说，并且参加了各种有关土地改革的会议，参加了对于各种问题的研究和学习，逐渐地改变了我的认识，开始认为可以实行土地改革。但是，对于斗争地主，我还是不赞成的。我错误地认为：地主中不完全是坏人。地主也有辛辛苦苦、省吃省穿发了家的。有地的地主，土地财产是他祖先留下的，并不是抢夺得来的。现在要分地可以，但应和和气气地分，不应强调什么“激烈的斗争”，强调农民和地主间的“仇恨”。这是我第二阶段的思想情况。 + +　　因为我不赞成斗争，所以对作土地改革工作的干部，也就有些不谅解。我错误地认为他们是有意打击地主，有意挑拨农民跟地主闹事。同时有些地主也在到处造谣，说干部“怎样不好”，“怎样做得过火”等。在西安我所来往的一些旧社会的朋友，大都有这种错误的思想。因此我想到乡村去看一看，就参加了土地改革视察组。 + +　　我首先到宝鸡分区去视察了一次，来回共五十多天。出发以前，我还抱着怀疑的态度，对干部在土地改革中的作法不完全赞同。视察过程中，我参加了五个斗争会，参加了二期土地改革乡的三个工作阶段，还参加了许多农民代表会、妇女代表会、青年代表会等。这些群众性的会议，使我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许多地主的罪恶，才使我不得不承认地主阶级的罪孽深重，才明白了不论是什么类型的地主，都是靠剥削发家的。有的靠剥削地租，有的靠剥削雇工，也有的靠放高利贷。地主对农民不只剥削，还要压迫。乾县注甘区地主屈重典，专门制了一条打雇工的大鞭子。给屈重典做活的雇工杜跟成，黑明不得歇，以至喂猪时倒在猪圈里睡着了。屈重典看见后，还把杜跟成毒打了一顿，打得杜跟成走不动路，是他父亲用小车子子把他推回去的。这样，屈重典还藉此把杜跟成开除了，也没给一个工钱。大家想想：这把雇工当做什么看待？还有扶风县地主刘印武，放“驴打滚”高利贷。农民还不起账，他就向农民要地，没地的要老婆。他公开无耻地向欠债的农民说：“你舍不得你老婆，你就给我为奴，我把你拴在马槽上，跟牲口一样的喂草吃料。再不然叫你儿子给我装20年水烟，然后我把你这一窝贱骨头，一脚踢出去。”你看，地主恶不恶？像这样的家伙，难道不应该斗吗？ + +　　有的地主是当土匪或勾结土匪从抢人起家的，有的是靠当税局局长、当联保主任、当乡长、保长苛诈剥削起家的等等。种种地主，起家不外是这些原因，我个人就是从上述的第一个原因起家的。凡是地主都不愿放弃自己的利益，解放后有百分之九十的地主，都转移过土地财产。有些地主还造谣生事，梦想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再回来。扶风县除张村地主张江河，绰号“小蒋介石”，群众把他住的村子叫“小台湾”，可见其厉害。 + +　　经过五十多天的视察，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了斗争地主和镇压反革命的真实意义。不这样作就不能打垮地主阶级，就不能消灭封建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也就不能打垮美帝国主义。我也才知道了过去我的和平分地的思想是完全错误的。错误的根源，是为自己本阶级的利益打算。这一次视察比住一次大学还好。群众教育了我，使我彻底地认识了地主阶级的罪恶。所以我在扶风绛账镇时，就给家里写信，叫他们好好的承认自己是地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地把全部土地和农具，一点也不隐瞒地交给人民。那是人民的东西，不是我的东西。 + +　　同时，这次视察中，我还看见了我们人民的无穷的力量和热情。各地都广泛组织了变工互助，大闹生产。许多青年农民都热烈地参加民兵，妇女也背着大刀，扛着红缨枪，放哨巡查。在乾县薛禄镇，我还看见几大包的慰问袋，准备送往朝鲜，给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妇女们在慰问袋上扎了花，扎了自己的姓名。这是她们的一片真心啊！还有些老汉老婆送自己的儿子去参军，沿途的老百姓敲着锣鼓欢送。这些，这些，在旧社会都是没有的。 + +　　土地改革以后，人民大众的觉悟提高了，力量更大了，谁再要背叛人民，那就只有死路一条。我曾多次给各地的地主及过去的敌伪人员讲话，要他们靠拢人民，一步一步的改造自己。我们这些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人，现在要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消除个人利益的打算，向人民赎罪。 + +　　在人民欢庆翻身的同时，也有不高兴的人，那就是一些心怀不满的地主。他们怨恨人民政府，怨恨共产党，有的甚至盼望国民党反动派回来。我要直告这些人：不要这样傻想吧！盼国民党反动派回来简直是“痴人说梦”。国民党以前那样大的势力，结果被解放军打垮了。今天人民的力量更大了，国民党那一小撮人马在台湾，还是靠美帝国主义保护，才能勉强延长短时间的残命，那里有力量再回来？凡是有良心的人也应该平心静气的想想：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把中国搞成什么样子了？拿现在的交通、物价、治安，政府干部以及我们的外交，国际地位等方面跟过去比一比，只要稍有一点良心的中国人，谁还能盼望国民党回来？我们纵然不为自己打算，也该为我们的儿孙打算啊！国民党回来要我们的儿孙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永远翻不了身。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儿孙才会有出路。我诚恳地奉劝地主成份的人及所有在旧社会做过事的人，不要认为土地改革期中对自己不利，就恼羞成怒，失去理智，作出犯法的事情；应下决心守法，决心从劳动中改造自己，立功赎罪。只要我们能向人民接近，人民是会给我们路走的。 + +　　来源：吴景超等《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报社，1951年8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2.txt b/CCRD/3/7/2/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2adf2070b6327b69a4dd83aa173a3996973e02 --- /dev/null +++ b/CCRD/3/7/2/000002.txt @@ -0,0 +1,35 @@ +# 刘启民同志对自己错误的检讨 + +　　<刘启民> + +　　去年十月在观桥乡结合征粮实验减租，没有把封建势力打垮，反而坠入封建地主圈子，走了地主路线，做了地主的俘虏，失掉了革命的立场，打击了群众情绪，受了大地主罗鉴以伪装投机假开明的欺骗。他以仓库工作人员、特邀代表的资格抵抗征粮，用森林木材顶交公粮，把金银转移到成都，不肯退清农民的押金，是广大农民最仇恨的罪魁。而我竟到罗鉴家中吃过十多次饭、住宿三次，并接受了他底枕头两个、蚊帐一个，觉得他是地下党员，一切依靠他、信任他，并在群众中到处宣传他开明，压制了群众。 + +　　继後，又为“八虎”的罗湛清所迷惑，以为他带头交粮。後来，群众斗争他老婆时，我还写信劝不要斗争，并将他女人放回，其结果是为地主恶霸撑腰，打击群众斗争情绪。後又介绍他参加征粮工作，这样更助长了地主的威风。罗湛清第一次送我红果，接受了，二次送我水壶、三次送被面子，虽未接受，亦未严厉拒绝，没认识到这是地主阶级对共产党的侮辱，对革命干部的贿赂腐蚀，是毒药、是炸药。在这种情况下，我变成了恶霸地主“八虎”罗湛清的保护人、辩护者，在政治上犯了严重的错误。 + +　　由於我存在着享乐腐化思想，窃取了群众斗争果实，罗又曾送来一只游泳手表，我也拿回来了，以致造成那里的村干部纷纷窃取斗争果实，集体贪污，并藉口刘部长还拿手表，我们还算什么。在训练班吸收地主少爷（钻进地下党，已被开除），得水壶一、表一、脸盆一并和他经常进饭馆，拉拢伪保长涂泽荣（是地主，群众要求斗争的对象），在县委作事务长，替我做生意， 交涂四十万元，买丝四一二两，後又卖了一百两，买成花生八斗，与涂建立了经济关系。群众要求斗争他我不愿，以致群众说县委会包庇坏人。後经群众斗争，还以为认了错还可以用，这完全是包庇了地主。对旧保甲人员本质认识不清，大量用伪保甲人员，充当代表主任，在乡村掌权，全乡农协中有两个地主、十个保长、五十多个甲长。我亲自领导的二分会，主席是个袍哥大爷，富农成份。全乡农协有二八个富农，乡农协副主席兼副乡长是罗鉴的狗腿子。八分会主席是“八虎”的管事，农协严重的不纯，群众不敢抬头。大林乡农协会在观桥催地主罗锋端公粮，地主逃跑拖赖，农协在地主家搜查後，听伪保长说：“自卫队打烂了东西”，我即严厉的惩办了自卫队，收了自卫队的枪并扣起来，助长了地主的凶焰。 + +　　我犯了以上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并没有及时向党作勇敢真实的反映，是由於我虚荣心与个人主义的自私心，怕别人说为什么要犯这样的错误，企图隐瞒，偷偷改就算了，别人不知道想马虎过去。从以上严重（看不清数字）根源，主要是党性不纯，思想麻痹，享乐腐化，贪污受贿，做生意，摆老资格，求享受，是极端的个人主义。在抗日战争时期思想上存有乱抓东西的游击作风，入川後又复活起来，怕艰苦，对革命是半条心，没有认识这种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的发展，必然走到脱离群众、丧失立场、脱离革命、身败名裂的绝境。 + +　　经过这一段痛苦思想斗争之後，认识到了错误的严重性及历史根源。我愿诚恳愉快接受党对我的教育与撤职的处分。今後努力学习，改正错误，力求在今後实际斗争中，弥补党和人民所受的损失。在土改中与地主进行坚决的斗争，挽回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 +## 川北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语： + +　　刘启民同志身为党的县委宣传部长，由於存在着严重的腐化堕落思想，因此工作中犯了严重的立场和路线的原则错误，使党的工作和群众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失，使党在群众中种下了不好的影响。为了严肃党的纪律，除批准遂北工委对其撤销职务的处分决定外，并在党内公布，以教育全党。 + +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日 + +## 遂北工委对刘启民同志错误处分的决定 + +## [此决定地委同意，并经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批准。] + +　　刘启民同志，山西沁源人，现年二十八岁，中农出身。一九三七年入党，一九三八年参加工作。曾任区村儿童团长、区青救会主席、区青委书记、县青救会常委、县农会常委、区委书记等职。一九四九年南下入川，现任三台县委宣传部长。 + +　　入川前满怀个人打算，计划如何建设自己家务。入川後，负责办青年训练班时，与大地主出身的学生成来苏（刚要解放前投机钻进我地下党，已被开除）相处很好，送他水壶、挂表，经常吃零食、进饭馆。另又与事务长涂正荣（地主成份，曾任保长），建立深厚感情，并令涂搞私人生产，交涂四十万元，卖生丝四百多两，花生八斗。训练班结束後，又介绍涂到县委当事务长，并介绍涂是中农成份，後被群众检举，有贪污恶霸行为，还不愿清洗，怕清洗了对自己经济上有损失。 + +　　一九五零年在观桥乡征粮时，与该乡大地主罗鉴（曾投机钻进地下党，已被开除），建立感情，接受罗送的枕头、蚊帐、雨伞、衬衣，居住罗家招待很好。并宣传罗鉴是开明士绅，但实际则违法预收租、夺佃、破坏森林，减租退押抵赖不退，群众要求斗争，刘不同意。并说罗退不起。又该乡著名八虎（恶霸）之首的大地主罗湛清，征粮时假装开明，罗曾三次给他送礼，共接受黄果三十个，两次送水壶、被面，因自己不需要，（整行看不行），罗抵赖不退，（两字不清）五分会要斗争罗的女人，（数字不清），五分会写信，说罗湛清是开明士绅，将罗女人释放。由於刘启民同志一贯站在地主方面，给地主撑腰，致地主押未退清，政治上未低头，群众敢怒不敢言。 + +　　一九五零年十月在观桥实验减租退押时，窃取群众果实游泳表一个，在刘的影响下，各村干部纷纷贱买窃取斗争果实，集体贪污。在乡村政权与乡农协中大量使用伪保甲人员，并允许佃富农参加农协。据工作团巡视组调查，该乡农协中有两个地主，十个保长，五十多个甲长，刘启民同志亲自领导的实验保，村长是多年的保长，主席是袍哥大爷，富农成份。农协会有二十八个富农，乡农协是地主罗鉴的狗腿子，八村主席是八虎的管事。一九五零年征粮时，太林乡农协会在去观桥催地主公粮，刘听信保甲长地主反映说，自卫队打烂了地主的东西，即将自卫队枪下了，人扣起来，给地主撑腰。观桥实验租退押，群众没有发动，地主恶霸气焰高涨，减租退押极不彻底，地主的公粮未完清，走了地主路线，给党留下了极恶劣的影响。 + +　　上述一系列的错误根源是极端个人主义的享乐腐化思想发展的结果。思想上走上蜕化，政治上走向堕落，丧失了党员的立场，完全站在地主方面，帮助地主做事，受地主贿赂。由於这种错误，使工作遭受极大损失，严重的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下级工作同志说：“只准官家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刘启民同志开始思想上有抵抗，企图隐瞒，避重就轻，後经县委两次开会，帮助其检讨，负责同志几次谈话，虽对错误有了些揭发和认识，但仍不够深刻，除希望刘启民同志继续反省、改正错误、积极主动、补偿党的损失而外，决定给刘启民同志以撤销县委职务的处分，在一定时期内，其思想立场未有显著转变以前，不能担任党的重要工作，并在党内公布，以教育全党。 + +　　来源：《川北工作》第三十九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3.txt b/CCRD/3/7/2/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c56b953d097de66289333f40224d81dfbbf384 --- /dev/null +++ b/CCRD/3/7/2/000003.txt @@ -0,0 +1,29 @@ +# 马寅初：北京大学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 + +　　<马寅初> + +　　我今年六月一日就北京大学校长职。北京大学是我的娘家（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七年曾在北京大学教书）。到了娘家之后见了红楼，心中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想，北京大学到底是北京大学，学生与大部分教员思想都很有进步，大家都愿意使北京大学不断进步，成为新中国人民的大学。 + +　　但是，北京大学不是没有缺点的，自由散漫就是我们的缺点。这和我们的教职员工居所分散也有关系，但这种自由散漫的作风却有更重要的思想根源，必须加以克服。其中最明显的是职员思想水准和主人翁的自觉都不高，因此在暑假中发动职员学习了四十余天，成效甚好，开学后工作效率提高不少。从这里取得了一些经验，在同仁中也明确了学习的重要性。 + +　　北京大学五十三年的历史是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分不开的。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占了极重要的地位，中国最早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在北京大学成立起来的。中国先进的共产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当时是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领导了许多青年在这里研究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伟大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当时亦在北京大学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革命工作。北京大学和中国革命历史的关系如此密切，不但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各大学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这是北京大学最大的光荣和骄傲。 + +　　北京大学教师们保持了这样一个光荣的革命传统，自然愿意接受一切新的思潮。故能将一所旧型的大学改造成为新的人民的大学。解放后二年多来我们一直向新的方向努力。为了这个目的，必须按照国家的需要，彻底的调整院系，改革课程，改进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而要达到这一目的，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师生都能真正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了思想改造，使我们自己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二年多来北京大学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改革工作，但对于国家的需要和我们的任务来说，这些成绩离开我们的理想还远得很。因此我们决定在全校教职员中间发动一次有计划有系统的学习运动。还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来加强思想改造，配合业务水平，来负担新的任务。 + +　　我们这一次学习的目标，就是希望经过思想改造来推进学校的改造。学习的方法，是听报告、学文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使我们能够以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然而， 我们应该怎样来武装自己呢？ + +　　（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大批的才德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精神的优良干部。换言之，教员的责任就是要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革命青年。未有自己没有革命思想而能培养出大批革命干部的。教员政治学习之所以重要这是一个理由。 + +　　（二）若把教员的政治水准逐渐提高以与他们的业务水准相配合，则此后对于国家的种种建设，必有更大的贡献。因为如此方可使“从个人立场出发”，一变而为“从人民立场出发”，把中国的面貌完全改观。 + +　　（三）思想改造不仅可以培养出大批的革命干部，而且也可以加强教员们的团结。北京大学学习运动是教员们自己发动的，甲教员本互助的精神来帮助改造乙教员的思想一定是受欢迎的。思想上有一致的见解，做起事来，就能更推动一步。 + +　　（四）高等教育在这两年多来虽然也有不少进步，但就人民对我们的要求来说，高等学校的改进是嫌不够的。各项建设工作正在开展，建设工作的决定因素之一是人，是干部，而目前干部却普遍缺乏。国家正需要大量建设人才，高等学校的任务原是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国家建设的主要干部，但今天的高等学校能否完成国家人民所交给的这个任务呢？首先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高级技术干部是这样多，而高等学校所能培养出来的人才却那么少，这里虽然有客观条件的限制，但主观努力是否已够？譬如说，如果我们能克服本位主义思想，将现有的人力物力作合理的配备和调整，牺牲个人自由，尊重集体利益，可以避免浪费，发挥潜在力量，一定可以用少数教师为国家培养出大批的人才。 + +　　（五）国家需要的是既掌握技术、掌握科学，又能站稳立场，真正能为人民服务的干部。高等学校的教育方针是理论联系实际，但今天高等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才就能掌握与中国实际情况相联系的科学技术吗？我知道某某等大学还有个别的教授到今天还在讲美国的亲属法和资本主义的银行制度呢！这虽是极少数特殊的例子，但确有一些大学毕业生回来告诉我：学校里学到的一套理论与外面实际情况还是有许多脱节，出去工作时往往会觉得联系不上。在校学生更常常向学校反映意见，提出某门课程的内容需要改革，某位先生的教学有些问题。若干工作部门直接就提出来：今天大学培养出来的人才离他们的理想还相当遥远。总起来说，从国家建设和人民的需要来看，今天的高等学校还需要进一步彻底的改造。 + +　　我们认定了学习的重要，并且提出了学习的请求，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同意。中央教育部为了组织北京天津其他各高等学校的同仁参加，并为了避免首长轮流到各大学作报告的困 难，决定扩大这次学习的范围。在九月二十九日下午请周总理作了第一次的报告。并请北京天津各大学教授同仁共同参加听报告。周总理讲了五小时之久，时间虽长而听者不觉得疲倦。周总理的报告分作七个问题来讲，即：（一）立场（二）态度（三）为谁服务（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愈深入，愈动人听闻，讲到最后一段时，周总理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说出自己的社会关系，听者莫不感动。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过程。 + +　　在周总理报告后，还有若干位政府首长的报告，统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布置与领导学 习。我希望我们全国大学同仁下定决心在这次学习中进一步改造自己，使我们真正能够成为新中国人民革命的教师。 + +　　来源：《人民日报》 1951年10月23日 第 3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4.txt b/CCRD/3/7/2/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86887b954cd64553cfe4ea18f3999453d3fd6a --- /dev/null +++ b/CCRD/3/7/2/000004.txt @@ -0,0 +1,21 @@ +# 陈垣：祝教师学习成功 + +　　<辅仁大学校长 陈垣> + +　　这次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有组织有计划地展开政治学习，是新中国的一种新气象。解放以来，大家重视学习，要求学习，各个单位都不断举行过学习和讨论，但是整个高等学校教师组织起来，共同学习，这还是第一次。这对于改造我们的思想，办好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有很重大的意义的。我们不仅要重视这一学习，同时我们必须下决心好好去学习。 + +　　这次学习，和刚解放时候的学习，很显然的有些不同。我们已从不了解政治到参预政治， 从不明白共产党到热爱共产党和毛主席，从自高自大到虚心学习、自我批评。比起以前，确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今天我们来谈学习是从原有的进步基础上希望更进一步，更彻底一些。从前我们是一年级，现在我们应该是三年级了。实际也只能上三年级，因为我们受旧社会旧思想的影响很深，条件上受了限制；虽然有些进步，还不能达到应有的标准，也还不能赶上新中国伟大的飞跃进步，也还不能够马上满足和符合人民对我们的要求。这还是就大部分肯努力有进步的人而言，至于有些人的思想还是模模糊糊的，根本和从前没有多少分别，那样问题就更严重了。 + +　　作为一个新中国的人民教师，尤其是高等学校的教师，负担起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中国建设人才的任务，是光荣的，但是责任很重大，工作很艰巨。祖国要求青年一代具备坚决的工人阶级立场，有高度共产主义思想，我们这些做人民教师的，自己没有这样的立场，这样的思想，怎么能够负担起教育新中国青年的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用革命的精神，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来改造自己，把旧思想、旧作风一起送进坟墓里去。 + +　　有人说，小学教师容易改造，中学教师比较难，大学教师尤难。这说明年岁愈大，包袱愈重，思想愈不容易改造。年轻人的包袱比年纪大的人轻，职工的包袱又比教授们轻，所以大知识分子的改造比小知识分子难，老知识分子的改造又比少知识分子难。但正因为难，我们更得加倍努力。我们眼看着学校里的青年同学和职工们都一天一天迅速地进步。如果我们作教师的不进步，或进步很慢，怎样改进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怎样来领导同学的学习呢？不但个人受到影响，而且对学校制度的改善，也不能推动，甚或成为障碍。 + +　　我们知识分子的通病，就是自高自大，觉得自己了不得，架子搭起半天高，平日看不起广大的工人农民，拿起笔来就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之流”不识字。其实多识几个字，多念几部书，有什么了不得。况且所谓知识分子，知识并不见得完全，毛主席说只有书本知识的人，至多算得一个半知识分子，最是恰当。从前能有机会上学的总是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工农阶级绝少。一部明儒学案六十多卷，只有樵夫、田夫、陶匠各一人。现在大学的教师中要找出真正工人农民出身的，一定也极少。正因为出身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不论在国内培养出来的，或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总多少有些封建意识、买办思想，处处表现优越感，在社会里成为一种特殊人物。虽然解放二年多，也经过一些学习，大家都向前进的路上走，可是仍然有极少数的 人，经常不出席开会讨论，对政治学习无兴趣，对时事不关心，上课便来，下课便走，尽管你怎么动员，怎么宣传，我反正有我的主意。又有一些人认为自己有一定的知识，有自己的一 套，旧社会要用我，新社会也离不了我。甚至个别的人想，学政治也得要我教书，不学政治也得要我教书，反正我不是镇压对象。这些人不但不热心学习，而且还有反感，认为是一种额外负担；又都看不起学习，觉得这些理论，我早已听见过，没有什么新鲜。这些人的知识分子架子太大了，如果不转变，希望他们对革命有清楚的认识，对新中国建设有很大的贡献，是不可能的，就是要他教好他自命不凡的课业，也是不可能的；追根溯源，总由于旧思想、旧作风作祟，自高自大，不肯虚心。因此，虽然生活在翻天覆地的伟大时代，仍然不能认清新中国社会的性质，改变不了旧的人生观，建立不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像这样的作风，怎么能负担起教育青年一代的光荣任务呢？老实说，祖国是不会允许教师们再抱这种态度的，青年同学们也不需要这样的人来做教师的。 + +　　另有一些人，学习时也学习，他们想既然教我学习，这是政府的命令，大家都学习，我也学习。他学习是为了应付号召，为了完成任务，不联系自己的思想。当然学习久，思想也会得到进步，但是这种学习态度，不够端正，进步一定很迟缓，对于我们改造思想有阻碍，也是应该纠正的。 + +　　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又是一个老知识分子，受旧社会的熏陶很久。这二年多，虽然不断的学习，总是进步很慢。究竟岁数大了，接受新鲜事物，比年青人差得多，耳目精神，更不用说。可是，我相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面对着祖国的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我欢欣鼓舞地下决心要加强学习。我这次到四川参加土地改革以后，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深感从前那些在书本上得来的知识，都要从新估定。又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有好些话正中我的毛病， 真是搔着痒处，我更觉得要彻底清理自己的思想，老老实实，从头学起。关于这些问题，我预备另写文章检讨，不在这里絮述了。 + +　　总之，新中国天天在飞跃前进，作为人民教师的我们，应该快步追上去为新中国服务。我希望我们大学教师团结起来，人人下决心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培养德才兼备、体魄强健的新中国建设人才而努力！预祝我们学习的胜利成功！ + +　　來源：《人民日报》 1951年10月27日 第 3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5.txt b/CCRD/3/7/2/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1fb13b703c618fddc578b2d940110648d8fded --- /dev/null +++ b/CCRD/3/7/2/000005.txt @@ -0,0 +1,19 @@ +# 张景钺：我对政治学习看法的改变 + +　　<北京大学教务长、张景钺> + +　　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会词中提到目前知识分子的政治学习，并且说“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从前决未想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关系是这样大。下面我所说的对政治学习看法的改变，只不过是一个旧知识分子在黑暗中向着光明摸索时的初期状况。 + +　　解放以后，学生开始政治学习，我也旁听过几次报告，看过社会发展史一类的小册子。这个初步的学习完全是学院式的，我以好奇的心情，旁观的态度，去看看这对我还是新奇的理论究竟说些什么。我记得我那时只在词句上着眼，强调小册子上从猿到人的说法太粗放了，而对于社会发展的趋势，它的不可动摇的规律，却毫不重视。在这个阶段中，我不过学到几个新名词，其他一无所获。 + +　　此后我参加了学校工会工作，在工作中接触一些比我年轻而政治水准远比我高的同志。我发觉他们会分析问题，也会处理事情，他们有一套本领。所以我觉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有些用处。同时，解放以来，在人民政权下各方面的惊人进步，也使我意识到共产党所服膺的革命理论，必是一种很强的原动力，应当学习。不过我仍旧浅尝辄止，并未深入。 + +　　在抗美援朝的运动发动以后，我们的志愿军做出惊天动地的事迹，他们是那样的英勇，那样的忘我，那样的圣洁，只有具有最崇高理想的人们，才可能有那种表现。学生宣传的热烈，青年从军的踊跃，都使我深深感动。我才认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一切行动的指南。这两年来祖国的成就，光辉灿烂，使得举世瞩目。这是全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集体努力的结果。在各地各行业都涌现出许多模范，而我自己只是躬逢其盛，是一个旁观者，看看别人精彩的表演，只在一旁叫好，这个地位使我对自己不满足，动了我改造自己的念头。周总理为我们作报告时一开头就指出：要求学习就是要求改造。他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我明白我们的学习就是为了改造。我们学习收获的多少，要用改造的深浅去衡量。若是在思想上原封不动，学习就等于白学。我一定要开动脑筋，将学习与个人的思想联系起来以求达到改造思想的目的。 + +　　在最近三星期的学习过程中，我还认识一点，那就是要想改造必得十分努力，必得大下工夫，不是听了几次报告，阅读了几篇文件，事后搁置不问就可以收到改造的效果的。思想改造是革命工作，革命的事业没有轻易成功的。我们要把思想改造的学习当作压倒一切的重要事，要使它在日常工作中占第一位，要很紧张的去作。稳步前进不是缓步前进，不急躁不等于拖延！ + +　　我也初步地认识到改造要依靠群众，要借群众的力量。相互批评当然不能一个人做，自己批评一人关起门来也做不好。我诚恳地欢迎同志们对我的意见分析和批评。 + +　　来源：1951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6.txt b/CCRD/3/7/2/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0716b40090937ddd4dd6051bc799959204f1d9 --- /dev/null +++ b/CCRD/3/7/2/000006.txt @@ -0,0 +1,43 @@ +# 金克木：政治学习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 +　　<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教授、金克木> + +　　现在我们高等这校教师开始了自我改造的政治学习运动。我想我们首先要学习做一个革命干部，做一个工人，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工会会员，教育工作者，这也就是学习做国家的主人。我们都是从旧社会中来，如果不在思想上翻个身，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不把自己完全交给国家，怎能亲切感觉到国家是自己的？如果不坚决倒向工农兵一边，不坚决粉碎旧社会给我们的思想镣铐，而采取旁观革命的态度，怎能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人民的一分子？在思想上翻身就是澈底改变立场，坚决站进工人的队伍，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做人民的革命干部。拿什么来考验我们的立场，来考验我们学习改造的程度？我想就是在个人利益、本位利益乃至小集团利益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有了矛盾的关头上，在这样的实际问题上考验。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人民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全体利益。我们首先要检查自己的思想言论行动是否都遵照这个原则。 + +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自我改造的武器。我们能不能破除情面，破除个人顾虑，而大胆指摘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思想上的问题？这就是一个考验。能够这样，我们的学习就可以前进；不能这样，就是过不了这一关，学习就要成为空谈。为了工作的改进，也就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们必须敢於批评自己，批评别人，批评一切应该批评的现象。 + +　　北京大学是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的。我们常常提到这个光荣传统。但是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忘起了北京大学同样也有不光荣不革命的历史一面？北京大学的革命传统之所以为革命。就是因为它不断对旧的黑暗势力进攻。革命的力量不断对反动的力量斗争而最后革命力量胜利，这就是北京大学的发展规律。在“五四”运动时代，北京大学里面也有新旧两种势力：有“新潮”，也有“国故”，有李大钊教授，也有辜鸿铭教授。蔡孑民校长当时的“兼容并包”之所以有进步意义，是因为他容了进步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因为他容了保皇党。我们今天引以为光荣并且要承继和发扬的只是革命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对恶势力不断斗争的传统。如果我们竟以为北京大学有一个笼统的传统，竟以过去的光荣自满而隐讳缺点逗留不进，那么，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人，不论是前辈先生或是我这样的末学后进，就是背弃了北京大学的革命传统。 + +　　今天的北京大学有没有缺点？我想任何人也不会说我们的工作已经尽善尽美毫无缺陷。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我们就要指摘出我们的缺点并且追究其所以发生的思想原因。这样，我们才可以前进。这样才符合国家人民的利益。 + +　　就我所见到的说，北京大学今天还没有消除的一个严重的缺点，就是缺少明确的思想领导，因而也表现出并不真正重视政治思想教育。 + +　　解放以来，北京大学当局还没有宣布过学校工作的具体方针路线。这就是说，一直还没有把人民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结合到本校具体情况中来贯彻执行，因而也不能确切规定出一个时期中的工作任务和中心环节。这样使大家都不能明白认识工作的方向和道路，这样也不能树立公是公非的标准，不能展开正确的表扬和批评以推进工作。行政负责人的确是忙碌工作，但请让我大胆地说一句，可惜这种工作往往还是被动的枝枝节节的工作，还不是有目标有方针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没有思想领导，只剩下行政系统的组织关系来推动工作，一切工作就缺乏思想性，就难得从解放前的行政工作的老作风中实现澈底的转变。大家往往只知道工作，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工作，这样，许多工作就会成为盲目的事务性的纯技术性的工作。即使领导人心中有数，但是若不贯彻到群众的思想中来，也还是等於没有，大家就免不了还是盲目。 + +　　没有政治思想领导的结果之一，就是应该贯串在所有课程之中的政治思想教育的不被重视。尽管爱国主义教育的口号高唱入云，但是学校当局和院系负责人什么时候认真讨论过如何把这个口号变为事实？什么时候检查过课程内容是否合乎爱国主义？尽管大家都说我们的教学内容要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是什么时候学校当局注意过大家的了解是否一致，是否正确，究竟符合到什么程度？ + +　　一般的政治思想教育不受重视，全校性的一年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教育课程又何能独受重视？每一学期都是到了开学才拚凑“社会发展史”或“新民主主义论”的教员。课程内容和学生要求一年比一年提高，教学工作一学期比一学期困难，教学组织本学期也开始由教学委员会改为教学研究指导组，但是教员不断流动，不断减少。从没有一系的负责人过问本系一年级学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课程的学习情况，彷佛这种公共必修课程并不同时是本系最重要的课程。因此有的学生不及格，甚至连续两学期，两门都不及格，也不补修，系主任并不去考虑怎样处理，似乎他们所管的只是所谓业务，决不过问政治思想。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如何能使学生改变单纯技术观点？政治思想教育从课程方面说就难於避免“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的危险。至於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时事学习的教员的培养更未受注意。到本学期由於教育部指示才留下这一方面的助教，才调一位助教去人民大学学习。以后学生人数增加，这两项课程也更加繁重，如何进行，教育行政当局似乎还没有考虑及此。 + +　　既然没有统一的思想领导，也就自然会出现各自为政的本位主义。我在这里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一个例子是图书馆的情形。几乎每一系都有自己的图书馆。各系的书自己买，自己管。各系常从校图书馆提出书籍，对外系人借阅则加以限制。校图书馆只为各系的书盖章编目，其他不能过问。由於没有统一领导，买书就没有计划，往往重复；由於没有统一管理，系图书馆没有严密制度，系图书馆情况就无人过问，甚至大批丢书；由於图书经费照各系学生人数分配到各系去，校图书馆就除了定几份报纸杂志之外，每月只能买极少的书点缀一下。校阅书馆房屋不够，分散固然有必要，也有方便，但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是否应该？ + +　　又如法学院有“新法学研究室”，“行政研究室”，“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都有室，有人，有书，当然也有经费，但是做些什么工作？有了什么成绩，是否合乎国家人民的需要？ + +　　又如经济系主任樊弘教授是以前的校务委员会委员，但是他在主持全校行政的前校务委员会的会议中却曾一再为他的经济系争教授名额，坚持通过他所聘任的教授，甚至当场“掼纱帽”，完全忘记他是全校负责人之一在参加处理全校性问题的会议。当时像这样的缺乏全面观点的校务委员或者还不止他一位，不过樊弘教授是共产党员，而共产党员是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所以我在这里指出他的名字罢了。 + +　　只顾本位甚至只顾个人而不顾全体的思想，也表现在学校对学校的关系上。这是了解北京高等教能情形的人们所都知道的。 + +　　举一件小事作例子。北京大学东方语文学系有藏文科。民族学院另办一个同样的藏文科，没有教员，把北京大学的藏文教员和学生一齐拉过去上课。北京大学并不因此取消藏文科。於是这位教员在民族学院工作，却在北京大学领薪和参加工会，参加学习，两头不配合。北京大学的两个学生在民族学院上课，有的成绩送到北京大学，有的成绩送到民族学院。为什么两个学校不能协商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领导两个学校的上级也对这样的现象不管？ + +　　在缺少思想领导的地方，庸俗的自由主义习气就自然蔓延起来了。 + +　　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表现首先是对於反动思想的容忍。东方语文学系有一个学生曾公然在教室里当众唱国民党党歌，居然无人过问。其次是互不关心思想，政治嗅觉迟钝，这正是庸俗自由主义的当然产物。 + +　　庸俗自由主义也表现在教课方面。例如中国语文学系的“文艺学”是一门主要课程，全国各大学都有人教，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就未必一致。大家都说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但谁真谁假？孰短孰长？纵使全国范围内不便商讨，同在北京的几位教课先生总应该经常共同研究以取得一致见解来教罢？总应该提出些困难问题和不同见解来讨论罢？却也没有听说有这样的事。这是旧学风还是新学风？ + +　　系主任对待本系的课程和教员也是采取自由主义态度。各系并没有以严肃的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规定下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材。教育部召开课程改革会议，规定了各系任务。这些规定没有在学校中通过群众的实践来考验，也就没有为每一位教员学生所掌握。方针任务不明确，就说不出学生毕业后究竟能够在什么岗位上担当什么工作。系主任只是安排课程，分配教员，至於课程内容是否互相配合，某人教某课是否适当，更重要的是教学的实际内容是否与课程的堂皇名目相副，这样的教学能不能保证培养学生到预定的人材标准，这些似乎并不在系主任的考虑之列。他们从没有去检查教学内容，提出批评或表扬公诸大众。我相信，如果系主任真正检查一下许多课程的内容，他至少能发现不少挂着马克思主义招牌的课程中贩卖着非马克思主义的货色。因为不检查，不从实际培养人材的需要上考虑，自然真伪莫辨，优劣不分。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级建设人材重任的系主任，对学生学业的关心不如对同事面子的关心，这难道不是一种庸俗习气？课程内容不符合实际需要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见得有教授想过：如果自己今天做自己的学生，学了自己教的这一套，除了当教授之外还能做什么实际工作？系主任对本系课程采取自由主义态度，不严格检查本系任务是否能够完成，这止是整个盲目教学中的一个现象，是理论与实际脱节的表现。 + +　　总之，共同纲领的文化教育政策似乎还没有在北京大学澈底实现。我们的教学内容还不一定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而教学方法也不是理论实际一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应该在这次学习中深刻检讨的地方。 + +　　我对於北京大学和高等教育问题所知很少，以上所说的意见，或者并不正确；但是我既然看到这些问题，就有责任提出来要求加以澄清。无论如何，我相信，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国家干部，承认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这一类的问题就不难在我们的改造思想过程中得到解决，我们的思想也可由解决实际问题而提高。否则，脱离实际而空谈改造思想，我们的学习就一定不能达到目的。 + +　　来源：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7.txt b/CCRD/3/7/2/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322390a7b849e3ce1c801dcd7ccd667d2fa4e3 --- /dev/null +++ b/CCRD/3/7/2/000007.txt @@ -0,0 +1,13 @@ +#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开除唐韵超党籍的决议 + +　　唐韵超，原名唐宏经，旅大金县人，铁路工人出身，一九二五年入党，曾任大连工会副委员长，一九二八年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参加满洲省委做工运工作，一九三一年一月代表满州省委出席四中全会，旋因参加罗章龙派进行反党活动，被开除党籍。同年四月被捕入狱，一九三二年出狱后在金县经商，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于大连组织工会，一九四六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当时并经东北局批准重新入党，一九四八年调任东北政委会劳动总局局长兼东北总工会劳保部部长，后又转任劳动部长至今年八月撤职。其所犯错误如下： + +　　一、唐韵超于一九三一年至上海出席四中全会，因迟到未正式与会而参加罗章龙右派，并接受了任务，回东北后即进行反党活动。据当时党及团的满洲省委负责同志赵毅敏、王鹤涛、韩光等同志证明：唐韵超是满洲罗章龙派的负责人，并于哈尔滨另行组织“涨满特委”鼓动一些党员不和党员见面，才保持了党的组织未发生分裂，但唐韵超和XXX（当时系罗章龙从上海派到哈尔滨的代表）等仍进行单独活动并发出通知开除当时省委委员的党籍。满洲省委遂正式开除其党籍。在一九四六年唐韵超重新入党时，欺骗组织，隐瞒了因反党被开除党籍的这一段真实历史。 + +　　二、唐韵超自一九三二年出狱直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的十三年的长时期内，由于其政治上悲观失望，思想上蜕化，变质，在一心一意想发财的思想支配下，于金县三十里堡经营苹果庄，雇用长短工四五十人，并任敌伪青果组合长（组合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实行殖民地经济统治的一种组织，凡出卖水果必须经过青果组合）及三十里堡道德会生产部长（道德会是敌人借以麻痹中国人民的反动组织）任务是联络地方上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缴收给道德会活动的经费，并经常到道德会学校去训语，苹果庄停业后又开砖瓦窑，仍雇用二十多名工人。他与三十里堡的大商店关系很密切，常在一起吃喝玩乐，抽大烟，花天酒地，无所不为，当地群众对他的反映是：“食用富足，穿戴阔绰，交际很广，名声也大的上层人物”。以上历史唐韵超在一九四六年重新入党时也未向党交待清楚。由此可见唐韵超不仅丧失阶级立场变为一个剥削者，并且在政治上丧失了民族气节为敌伪服务。 + +　　三、八一五后唐韵超见到革命胜利，遂又投机，欺骗组织，混入党内，并任政府部长，但在工作中成就极少，且毫无原则立场，敌我不分。一九四六年任大连总工会主席时期，经常散布对苏联不满的言论，曾因此引起苏联同志对他政治上的怀疑，而提议把他调离大连。在劳动部任部长时，执行人事制度及经济制度上，更表现了极端的无原则，他曾以私人关系，先后采用了十六名自己的亲戚朋友做干部，其中叛党分子四人，反动党团及有严重特务嫌疑分子三人，逃亡地主二人，原在旅大地区工作因品质不好被洗刷者三人，对这些在政治和思想品质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唐韵超不仅未能严肃的处理，反而向党保证这些人“没有政治问题”。在执行财经制度方面，利用个人职权，不遵守制度，随便批借公款给干部私用，因此，劳动部曾一度形成干部借钱的风气，由处长到一般干部（有的是供给制有的是薪金制）都向公家借钱，借了也不还，给公家造成损失和浪费，据统计达东北币两亿多元。 + +　　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唐韵超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不仅是因反党活动被开除党籍后，欺骗组织，重新混入党内，而且，在被开除党籍以后，又丧失民族气节，为敌伪服务，帮助了敌伪在经济上和思想上对人民的统治。但当组织指出其错误让其反省时，唐韵超不但不深刻检讨，反而为其错误辩护，态度极不老实，根据以上表现，唐韵超是不具备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决定开除其党籍。 + +　　来源：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编《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受到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8.txt b/CCRD/3/7/2/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34923a5550088ee4edc9b0e849d430b22efd78 --- /dev/null +++ b/CCRD/3/7/2/000008.txt @@ -0,0 +1,15 @@ +# 平原省委关于在党报上发表反动文章的检讨 + +　　《建设》编者按：平原日报九月十五日发表堂邑县郝瑞琛所作“我对武训与别人相反的认识”一文，以毛主席和武训相比，极端荒谬。平原日报发表这种反动文章，是犯了客观主义的错误。经中央宣传部指出这种错误后，平原省委已作了检讨。类此情形亦望各地加以注意。 + +　　接到中央宣传部关于我们在党报上发表郝瑞琛反动文章所犯客观主义倾向错误的批评，给我们很大帮助。兹将我们开展郝瑞琛反动思想批判情况及所犯错误检讨报告如下： + +　　在武训问题批判运动深入开展中，我们遇到这么一小部分站在反动立场上的人，如郝瑞琛者流，继续散布荒谬言论，进行顽抗，并影响着一部分群众。为了彻底粉碎这些反动言论，揭露他们的立场本质，使认识到所谓武训支持者是一撮别有用心的人，就以郝瑞琛为典型展开公开批判。经批判后，一般都已认清这些人的反动本质。从批判中，进一步划清了革命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封建保守主义的界限，提高了干部政治思想水平，使武训问题思想批判运动更深一步。 + +　　虽然对郝瑞琛这类思想批判进行了这些工作，取得不小收获，但检讨起来，在党报上公布郝瑞琛的反动文章是错误的，是起了一定的副作用。郝瑞琛的文章极端反动，向革命领袖、国营经济、工农干部等展开一连串的污蔑，带有与很大挑动是非的性质。我们也觉察到这点，于公布同时，发表文章予以严格批判，指出反动本质，免得迷惑一些觉悟不高的人，引起思想混乱。但把这种极端反动的荒谬文章在党报上公布，使之有机会与群众见面是错误的。把“武训传”电影批判性的演出与郝瑞琛文章的批判发表同样看待，这是很不妥当的。 + +　　关于对革命领袖的污蔑，我们意识到发表时把它删去，但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觉得“不修改其原信”，就以×××代替。没有注意以×××代替毛主席是极不妥当的，而且这样并未能把污蔑革命领袖的言论删去（当然根本不应在党报上发表）。 + +　　总之，在郝瑞琛反动思想批判中，虽然我们是要粉碎敌人的反动思想，但由于我们的思想不高，政治警惕性差，给予敌人以散布反动毒素的空隙，起了一些副作用。对敌斗争中，竟使反动言论在党报上占有位置，与我们言论并存，这是一种客观主义倾向的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应由省委负责；并已责成报社编辑展开检查与学习，从中取得经验教训，进一步加强阵线工作。以上检查是否有当，请予指示。 + +　　来源：《建设》1951年11月8日第125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09.txt b/CCRD/3/7/2/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346f3d1788a3a42b9b1138ccabf704a0f082163 --- /dev/null +++ b/CCRD/3/7/2/000009.txt @@ -0,0 +1,97 @@ +# 胡为柏： 我迫切需要学习和改造 + +　　<华北大学工学院教授、胡为柏> + +## （一）向上爬与专家思想 + +　　在这次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运动刚开始时，我只觉得周总理的报告很亲切动人，但要联系批判自己思想时，总觉得过去只是读书、研究、教书，好像提不出问题。 + +　　经过一段时期的自学、启发、讨论，我才逐渐将千丝万缕过去认为“想当然”的思想意识抽出点头绪，认识了过去的错误，警觉到如不及早学习改造，让错误发展下去是很危险的。 + +　　我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父亲是个中学教员。因为家庭经济总是入不敷出，又亲历和目睹农民的痛苦，从小就决心要“振兴家业、显亲扬名”；要逃脱种田或做小学徒的生活，往上爬；并且还有等自己爬到他们头上去之后再去“同情”“帮助”他们的“雄心”。 + +　　我的父亲常常谈什么曾国藩，也谈梁启超，我爱读“曾文正公家书”，也爱读“饮冰室文集”等书，心中常常在忖度他们的“成功之道”。所以我勤心苦读，而也时常参加学生活动。 + +　　我之参加学生活动，除了想出风头及出出自己穷气之外，心中常想起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以及罗家伦、傅斯年等利用“五四”运动往上爬的故事的。我在群众面前有时也颇慷慨激昂，但到紧要关头就温文尔雅；所以出风头有我，但学校不会开除我。在北方念初中，当时正值“一二九”运动；在浙江念高中，当时新四军正在皖南大发展；有的同学坚决地走向革命，而我是热烈座谈，含泪送行，恕不追随。因为我要个人“丰衣足食，光宗耀祖”。我觉得“学而优则仕”的路比参加革命稳当得多。 + +　　“学而优则仕”的路，到我在陈立夫收买麻痹青年的贷金政策下进了大学时，逐渐明确了，那就是我要做“冶金专家”！有专门技术不仅可丰衣足食，还可待机而动，得到名利。在“专家”思想下，我一反过去积极参加学生活动的投机办法，而专心读书，对于什么左右党团会社，一概看不起，只觉得“技术救国”“工业救国”才是根本之图，其他都是舍本逐末。 + +　　大学毕业后进了研究机关，我的努力目标就是要自己“更专家”些，附带的目标就是随时准备投考留学。 + +　　总之，我是以个人名利为出发点，以求学研究作为手段而已。“工业救国”和“专家”思想已发芽生根了。 + +## （二）由改良主义到中间立场 + +　　抗战胜利后，我到北京，生活逼得我惊觉到当“专家”很有被饿死的可能，于是由个人前途出发，关心起科学的社会效果以至政治来。 + +　　我一面借阅新华日报及进步书籍，一面又看国民党反动派办的报纸，自己以为很“科学”、很“客观”地在分析时局。 + +　　觉得比较合意的就是当时对国民党又捧又骂、小骂大捧的“大公报”和“观察”杂志。在伪国大未召开前，我的想法是：国民党是不好，但要推翻它不是太费力而易引起大乱吗，还是加以改良来得好。 + +　　怎么改良呢？“好人政府”“乡村建设”“教育救国”“工业救国”……都有道理，都比武装斗争好。 + +　　我当时觉得根本问题是“科学建设和工业化”，为什么呢？要富强安定就先要老百姓丰衣足食，要丰衣足食就要工业化，要工业化就要技术人员，要技术人员就要请我出来，这就是我的救国逻辑。 + +　　当时胡适在燕京大学讲演，叫青年做梦；晏阳初在喊“农村复兴”。北京教授中有谈全般欧化的，有谈访美、访英、“乡土重建”的，有向魏德迈写信的。我当时很受迷惑，我还希望许多工业技术人员组织起来共同讨论建国大计，并且就我所知战争对于工业的损坏情形，“客观地”写成文章投向当时我所钦仰的“大公报”和“观察”，鼓吹反内战。当时有人以为我有进步的一面，实际上我只是糊涂而反动的改良主义者。我仅是反内战，但并未指出人民解放斗争的意义；对反动政府也未深恶痛绝，我完全毫不负责，为稿费为出名而写文章，我痛恨自己这种作法。 + +　　后来内战扩大了，到一九四七年末，愈看国民党愈是摇摇欲坠，朽木不可雕了；我觉得在这基础上改良不容易，很悲观；悲观之余，当时寄希望如下： + +　　（一）依靠以美国人司徒雷登等为中心的一些“学者”出来实行民主。 + +　　（二）如某些教授所宣传的英国工党路线那样，不费力不流血地将中国推向“社会主义”。 + +　　当时某哲学教授发表“资本主义无经济自由，共产主义无意志自由”的理论，我认为是真正的哲理。觉得只有走中间路线，退可明哲保身，进可混水摸鱼往上爬。 + +　　过去我总以为改良主义中间路线虽是失败，但也有其进步的一面。解放两年后经过“武训传”问题的讨论和学习，我才明确认识这些思想的反动本质和我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妥协性。 + +　　我附带要求当时为我所钦佩、宣扬这些观点的教授们作检讨，因为他们有责任来解除许多受迷惑者的思想上的糊涂观念。 + +## （三）崇美与“爱国” + +　　我考得伪教育部留学资格，一九四八年就出国赴美。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乱纷纷愁米愁柴之际，一见美国的表面，崇美之念油然而起。留美，我那“专家”思想的客观条件成熟了，于是我又万事不管心安理得地读起书来，目标是先“硕士”后“博士”再荣返中国。 + +　　虽然我心底羡慕美国的文明，但因为我初抵美国时经济很窘迫，不能适应那种豪华生活，就由苦闷而起反感，说美国这样不好，那样我不欣赏……同时随时随地说中国好。当时自己以为是爱国，是民族立场，现在分析起来，实际上与鲁迅描写的“阿Q心理”差得不多。 + +　　当时我也注意在美国的中外“学者”所研究的救国之道：如“中国人口过剩要节制生育”，“中国人道德心差，要加强宣传基督教和多办青年会”，“中国老百姓贫、病、愚，要提倡乡村建设”，“中国缺乏美国一样的民主和科学，所以要多派留学生，使留学生回去后领导改革”……等等。当然留美同学中亦有进步分子指出“反封建反帝解放斗争”的大路的。 + +　　初到美国，我专心读书，有进步同学来谈，我用反动“学者”的一套理论去辩驳；有反动“学者”来谈，我又用进步同学的理论去辩驳，结论是：还是切切实实念书好。 + +　　经过了辽沈淮海战役，国民党反动政府对留学生的费用停发了，在暑假期内就不得不去餐馆洗碗，到农场摘水果，赚点钱来维持生活和学费。对于反动派既没有希望，胜利的曙光又已明朗，小资产阶级没有摇摆余地了。我自己没有多大的“既得利益”，又亲眼看到苹果在树上腐烂，马铃薯被喷上毒药，而街上失业者在挨饿的情景，对美国也失去留恋，自己觉得非向进步力量靠拢不可，于是向国内要书报看，与进步同学讨论。是有些转变了，是进步了一些；心里热烘烘地，觉得中国有转机，共产党有办法。然而一方面是想积极进步，另一方面又怕人家骂投机，有损我的清高。这种心理到现在还表现在我是否参加民主党派和是否应靠拢组织的矛盾上，充分显示我小资产阶级的惶遽状态。 + +　　由于祖国革命的胜利，我在主观上有了要求回国服务的思想，并呼吁其他同学回国，然而当美国加省大学给我一笔奖学金和小职位时，我就在“国内还很乱，现在回去帮不上忙，我家庭要负担，我在此赚点美金，再多学点技术”的伪装下，毫无立场地接受了“恩赐”，直至朝鲜战事发生，怕形势对我不利，才束装归国。 + +　　“留美”一段的收获，除了学得一些不甚切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和求得我向人民要更多小米的资格之外，就是使我的“专家”思想更根深蒂固，并有了浓厚的崇美观点。 + +## （四）这一年来 + +　　回国一年多，在许多进步朋友的帮助下，我虽然有了某些进步，但在思想上还有不少严重的缺陷。例如： + +　　（一）口头说要牺牲一切为人民服务；但实际上计较着名利，计较工作岗位的好坏，不安心工作，并且还有将技术“恩赐”给祖国的观点。例如我到东北各选矿厂参观，人家客气地称我“教授”“专家”，我也就自高自大以“专家”自居、不知虚心学习。在学校对同事对同行亦是自命不凡。 + +　　（二）口头上批判美国，但实际上时常想着美国对我的“待遇”、实验室等等，对苏联先进经验不肯虚心服气地去学习。 + +　　（三）口头上说要虚心搞好业务，但实际上我有着一种优越感，觉得我自己有一套新东西。我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是脱离实际的，可是还强调“不晓得怎样联系法”。 + +　　（四）口头上说要学习政治，但实际上我总觉得政治学习妨碍我的业务，将政治和业务严重地对立起来。 + +　　（五）回顾和瞻望 + +　　我愈仔细检查，愈感不寒而栗。 + +　　因为我是小资产阶级中较有地位的，我的自私自利向上爬的思想要是继续发展，一有机会，就会以个人立场去代替民族及人民立场。 + +　　因为我已是所谓“高级知识分子”，我的优越感和纯技术观点如果继续发展，一有机会，就会不分敌我地做反动派的帮凶或帮闲。 + +　　因为我是留美学生，我的崇美思想要是不根除，一有机会，就会不自觉地做了买办阶级或帝国主义的走狗。 + +　　何况我现在是站在教育岗位上，负有为人民祖国训练建设干部的任务！ + +　　我过去虽未爬到人民头上，但也已骑在人民颈上了。现在要爬下来同人民站平，并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 + +　　自我改造的方法就是学习，就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我要学习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要使理论结合实际，业务结合政治，要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今后工作的指南。 + +　　摆在我面前的抗美援朝，增产节约工作；改革学制，改革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具体工作都将给我以考验。 + +　　两年来祖国建设的辉煌成就，英勇的志愿军的感召，使我体验到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使我消除了旧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悲观和伤感。我要改造自己，充满信心地随着共产党前进。 + +　　来源：195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0.txt b/CCRD/3/7/2/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607c773bbf0fd59e9cc7e7fcf62e2d362f26ab --- /dev/null +++ b/CCRD/3/7/2/000010.txt @@ -0,0 +1,33 @@ +# 金岳霖：分析我解放以前的思想 + +　　<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金岳霖> + +　　我在十九岁的时候到美国去读书，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已经在大学研究院读了两年书。这时，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的心已经养成了。凭个人的兴趣，我已陷入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底泥坑。回国后，我又介绍这一类的形而上的、概念图案式的哲学，并且还努力创造了这一类的个人哲学体系。这样的体系本来是离开现实的：教书是为教书而教书，研究是为研究而研究。按照社会底需要而研究，而教书，而努力的宗旨根本谈不上。一方面在业务上我误人子弟，另一方面我也助长了清华大学那种强调个人兴趣的学风。 + +　　我有非常浓厚的纯技术观点，我特别着重抽象的分析方法，也着重训练分析技术。我从前是一个实在论者，就我个人说，我的确坚持实在论中的唯物成分，我的确和唯心论者作了近三十年的斗争。但是，我的注意点并不在唯物与唯心在观点上的分别，并不在唯心论出发点的错误，而只是在唯心论底说不通。我认为一个人有相信唯心论的自由，但是我要指出他的思想说不通，我不管别人底思想方向，只管别人的思想技术，在这一点上我又助长了清华大学的纯技术观点的学风。 + +　　因为我根本不愿意问政治，我有一套表面上看来实在是莫名其妙的糊涂思想。我赞成共产主义，可是又反对共产党。在昆明谈到共产党有解放北京底可能时，我表示我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可是在北京解放前我又表示动摇。 + +　　大约是在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之间，我开始“反对”蒋介石。我那反对只是口头上的反对，不但行动上我没有反对，连文字上的反对都没有。我逃不出一种随随便便的妥协性。在反动政府特别不像样的时候，我有时也有拔剑而起的情绪，但是这情绪维持不了五分钟，五分钟之后，我又回到我那自由散漫的生活中去了。在这一点上，我又助长了清华大学教师不问政治底风气。 + +　　我是要抗日的，但是我不认识帝国主义。我所要抗的是日本，我所反对的是日本来占中国的土地、杀中国的人；更反对的是日本人来统治中国。抗日军兴，我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觉得松了一口气。但是对于抗日底前途没有信心，所以我总想外国来帮助，尤其是英美。我相信“民主的力量”可以打败君主专制的力量。 + +　　因为不懂得帝国主义，我在国际与民族底关系上也有一套糊涂思想。我崇拜英美底政治军事力量，可是我反对他们的政治、军事的侵略，我根本看不起美国的文化，可是我实在早已成为美国文化侵略底工具。我想，我和清华大学许多教师一样是爱国的，但是照我这样的爱法行不行呢？ + +　　以上大致说来是我个人在解放前教师生活中的具体的思想情况。这样的思想似乎只是混乱而已，表面上看来似乎毫无一致的地方，似乎根本就没有立场。现在回想一下，这种思想是相当一致的，是有立场的。 + +　　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中派知识分子。就经济地位说，我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可是同时我又属于知识分子这一阶层。这一阶层在中国很特别。它没有统治阶级的权力，可是它享受一部分统治阶级的利益，它的前身可以是士，也可以是大夫。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底主要思想是一种特别的保守主义，一种“骑驴”主义。我个人固然不十分想做在我前面骑马的人，但是更不要做在我后面推车的人。我的主要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的统治。 + +　　可是，我的确讨厌法西斯主义，所以我会摇摆于反动与进步之间。我不会彻底反动，也不容易彻底进步。我从前的哲学是理论与实际脱了节的哲学，我反对蒋介石，赞成共产主义。但这个“反对”与“赞成”都只是口头上的反对与赞成，我根本不愿意有政治上的行动。其余的糊涂思想也是有它的一致性的。 + +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的确是有民族立场的，但是这个立场的内容只是小资产阶级中派知识分子的意识。我的确反对日本人来杀我们中国人、侵占我们的土地，但是我最关心的也许依然是我所怕要失去的社会上的地位、教书的职业、个人自由兴趣底维持。无论如何，我没有从人民的利益着想，根本谈不上人民立场。不然的话，我不至于对抗日没有信心。 + +　　在教学上，我只是帮助了清华大学强调个人兴趣，加强了清华大学的纯技术观点，助长了清华大学不问政治的学风。可是我在清华大学教书已经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在“五四”之后的几年中，进步的思想已经生了根，进步力量和反动力量底斗争已经激烈起来。在这样的时代，我所帮助了的学风不能没有阻碍进步的作用。在这时期中，起进步作用的是学生运动，可是对于学生运动我的确毫无积极的帮助。 + +　　回想起来，我那一直到解放时的糊涂思想是一致的糊涂思想，是要维持原来社会秩序而产生的东摇西摆的妥协思想。有这样思想的人当然是一个起了阻碍进步作用的人。 + +　　清华大学的解放，一个月零几天之后，就要三年了，我的思想确有一些改变，但要不得的思想依然很多，不过在现在这一学习阶段上没有暴露而已。我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些，但是这显然是不够的，以后还是要小组同仁在学习中继续帮助我发掘，帮助我改造。我是一个倾向于慢慢改的人，但是时机迫切，不能老是慢慢的了。 + +　　来源：1951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电子版 +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1.txt b/CCRD/3/7/2/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6f93357f1127676e97e5bb8594b4e915d9c938 --- /dev/null +++ b/CCRD/3/7/2/000011.txt @@ -0,0 +1,13 @@ +# 华北军区党委会关于王长江同志包庇反革命分子的错误的处分决定 + +　　第六高级步校副校长、校党委委员王长江同志，包庇反革命分子，犯了十分严重的政治错误。 + +　　今年一月三十一日，反革命分子张树桥（系王长江同志1930年在国民党军队任营长时的副官）以旧部下关系，找到王长江同志，托其介绍职业。王长江同志对其毫无警惕，亦不报告组织，热情相待，留住四十余日，并任其在校内乱串及出入自己的办公室。当秘书郑鸿陞同志报告张偷抄学校组织系统表后，王仍不警觉进行追究，且向郑解释：“这是旧军队习惯，旧军队对此不重视，还印出来买呢！”为使张树桥易于找到工作，曾在给北京市卫生工程局的介绍信中毫无原则地担保：“其品质道德有相当修养，我了解甚详，当由我负完全责任。”更将张树桥所写自传逐字句加以修改：张成份本为富农，张写为富裕中农，王则改为中农；张年龄实系四十六岁，张写为四十岁，王则改为三十八岁；张曾任蒋匪军上校新闻室主任，张只写任过中校兵役课长，王则连此亦予删掉，只留“任副官参谋至解放”；除此，王尚为张添写“未参加过任何会道门及组织”、“曾随军参加过长城冷口战役，家庭享受抗属优待”、“随波逐流迫不得已卷入了非革命工作”、“解放后二年来从亲身参加生产中体验到劳动创造世界的伟大”等词句，为张粉饰，有意欺骗组织。当张树桥买好车票准备赴北京时，王长江同志又不让去，说“政界做事年纪大了不行，不如在这里找个工厂或经济部门有前途”，后于三月十八日经再三保证张政治上没有问题，介绍张到石家庄中海炼油厂工作。 + +　　据查明张树桥曾任蒋匪一四二旅上校新闻室主任，济南战役被解放，因张隐瞒了新闻室主任职务，被蒙混过去，释放回家，在家即表现对我党仇视，拉拢和打击村干部，接近嫌疑分子，到高级步校和炼油厂后，积极进行活动，多方接近各种人员，搜集学校、机关、商店组织情况，多次与外面秘密通信。经检查其日记本上摘记有冀中区党委关于土改的指示及土改划阶级中发生的问题，高级步校组织系统表等材料，从其箱子里查出华北军区司令部和陆军官学校（高级步校的前身）的信封信笺，中海炼油厂建设计划等密件。以上事实说明张树桥显系反革命分子，当于四月二十八日经石家庄市公安局将其逮捕。 + +　　王长江同志这一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对于一个反动军官，仅仅因系自己十五年前在反动军队的旧部下，即不加丝毫考察，反为之多方粉饰，不惜欺骗组织，为之找出路，实属敌我观念模糊，严重地丧失阶级立场，客观上起了包庇反革命分子活动的作用。特别是正当全国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分子，学校亦在展开镇压反革命学习之际，以学校的领导同志之一竟发生这样的错误，是尤为严重的。 + +　　王长江同志的错误，是其长期在旧军队养成的浓厚的军阀主义思想作风和出身于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未得到彻底改造的结果。王长江同志参加革命部队后，即居于领导工作岗位，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生活的锻炼，不好学习，虽入党多年，思想上进步不快，政治上仍极脆弱和幼稚，对反党军队和自己参加革命前的历史，缺乏严格的批判，仍以旧社会的“处世态度”来对待党的组织，平时表现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存在特权思想，工作上则表现了严重的脱离群众的作风。当错误被揭发之后，仍受着以上思想的支配，斤斤于个人的荣辱得失，认为自己是“栽了跟头”，怀疑党会把自己看作反革命，另一方面又原谅自己，希冀张树桥没有严重问题，侥幸减轻自己的责任，不敢正视错误，认真检讨。经校党委再三帮助教育，并调来军区离职反省，才做了较深刻的揭发与认识，表示决心改正错误。根据王长江同志的错误，为严肃党纪军纪，教育王长江同志本人，教育全党全军，军区党委会决定并经中央军委、军委总政治部、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之批准，给王长江同志以党内留党察看二年、行政降职降级（由副军级降为正师级）之处分。 + +　　来源：《建设》1952年第166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2.txt b/CCRD/3/7/2/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5ebbfc0ab764cf781dd14b5642cb02d8dda2a59 --- /dev/null +++ b/CCRD/3/7/2/000012.txt @@ -0,0 +1,9 @@ +# 前冀东十四专署副专员袁子润凶杀女同志业经人民政府处以极刑 + +　　<《建设》编辑部> + +　　河北省前冀东十四专署副专员袁子润，因恋爱未遂，枪杀原恋人苏明（党员）案，业经中央人民政府最高法院判处死刑，并于今年三月间执行枪决。党内早于去年十一月间开除其党籍。 + +　　袁子润，男，年四十三岁，河北定县人，出身没落地主。初中毕业后任小学教师。一九三八年入党，曾任区助理员、区长、县政府科长、县合作社主任、专署秘书主任等职。一九四八年调任冀东十四专署副专员。该犯于一九四八年一月间在密云县领导土改时，与该县商店一妇女干部苏明相识，进行恋爱，不久订婚，并提出结婚请求。因当时苏为非党员，地委未即批准其请求。袁乃设法使苏入党。同年六月，因受人挑拨，苏对袁不满，双方关系破裂，谈判无效，袁遂于六月九日晚在密云县墙子路苏明住室枪杀苏明，事后逃逸，至第三日为群众捕获归案，经审讯后伏法。当宣判死刑后，该犯说：“我罪大恶极应该死，党对得起我”。执刑后群众反映：“人民政府执法公正，无论什么人犯，都要依法治罪。有功说功，有罪治罪，这样办对”。 + +　　来源：《建设》1951年11月12日第126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3.txt b/CCRD/3/7/2/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3b7ec2f12549123c2e3b3e26fc9f0a158d37d9 --- /dev/null +++ b/CCRD/3/7/2/000013.txt @@ -0,0 +1,17 @@ +# 吴景超：参加土地改革工作的心得 + +　　<清华大学教授 吴景超> + +　　我所参加的西北区士改参观团，于2月8日离开北京，在陕西长安县参观土改约一个月，并在参观的过程中，参加了一些工作。参观团已于3月15日返京。这一个多月学习所得，参观团已经写了一个总结，这儿不再赘述。我现在要说的，就是这一次的学习，对于我个人思想上及感情上的影响。 + +　　马明方主席说：“整个土地改革过程，就是一个发动群众的过程，就是广大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不断地提高自己阶级觉悟的一个过程。”这一句话，我在以前是不十分了解的。一直到我在长安五星区的东大村住了一个星期，并把自己编在农民的队伍之中，我才了解土改是一场激烈的斗争，而在斗争中的确可以提高自己的觉悟。在解放以后，我们也学过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但两年的学习，其所得似不如一个月的实践为深刻。在学校的环境中，没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没有热烈的群众运动。想在这样的环境中获得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进行土改的农村环境，与此大不相同。土改的第一步，就是要组织广大的反封建统一战线，与地主阶级作斗争。此时乡村中每一农民的立场不许模糊。在两个阵营里，在封建阵营与反封建阵营里，你是站在那一边？你是拥护谁、反对谁？这些问题，每一个人都需要作一决定性的答案，连地主的儿子，在中学读书的，也在追求这个答案而致几晚的失眠。在这种斗争的气氛之下，我们每一个人都更明确地学会了阶级观点，与农民打成一片，把农民的问题看成自己的问题，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随同农民与地主进行斗争，并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得到与农民在感情上与道义上一致的感觉。也在同样的斗争中，我们更体会到群众观点。在学校中，教学与研究的工作，大部份还是以小手工业的孤立方式进行的。这种散漫的、闭门自修的工作方式、也是不易养成群众观点的。但在进行土改的农村中，不问那一件事，那一步骤，如离开群众，必然是办不通。单枪匹马的搞土改，可以说是不可想像的事。自整顿农会，以至开诉苦会，反恶霸斗争，清查田亩，评定成份等一系列的工作，都要集合群众的力量，与群众反复商量讨论，才可以圆满完成。群众的智慧，高于个人的智慧，也在各种斗争的场合中，表现得非常透澈而明显，因此小资产阶级那种自高自大的心理，在群众的伟大力量之前，也就由减低以至于消失了。一方面认识个人能力之有限，一方面在群众的身上，发现了取之不尽的智慧泉源，便会诚心诚意的学习走群众路线了。 + +　　在此以前，我们在学校中也常谈土改，甚至在大课中也讲过土改。经过一个月的实践，认识有何不同呢？我想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以前谈土改，只有理智的内容，而现在谈土改，则添了一些感情的内容。以前只是冷静的分析，条文的推敲，现在则充满了对于农民的爱，对于地主的恨，把土改看作与自己血肉相关的一件事情。这点感情的内容，是由于与农民共同参加反地主的斗争而获得的。理性与感情相融洽的认识，根据这一次的经验，证明只有在实践中才可获得。因此，我们得到一个教训，就是做教书及研究工作的人，应当争取一切的机会，参加群众运动，从群众运动中教育自己、提高自己的思想，锻炼自己的感情。闭门读书，最多只能做得一个半知识分子，而在新民主主义时代，半知识份子的用处是很少的。 + +　　北京解放了两年多，我们在这个时期内，对于中央的干部，增加了许多认识。但是地方干部的素质如何，我们知道得不多。这次在长安县，得到一个机会，听到六次大报告，都是与长安县第一期土改有关的。作报告的人，都是县级干部。我们对于他们分析的清楚，叙述的生动，感到无限的钦佩。在谈话的时候，我曾请一位县委书记，供给我关于长安县级干部教育程度的材料。很令我们吃惊的，就是这些干部，没有一个是进过大学的。但是我们都觉得，如请那些作大报告的任何一人到大学来教大课，其成绩都会超过大学中念过许多马列名著的任何一位教授。后来我们到东大村去进行土改，工作组的领导者，是一位年方二十五岁的区委书记。他那种谦虚和蔼的态度，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握政策，是那样正确而坚定，处理问题，是那样周到而全面，都令我们这些中年的人，感到“向青年学习”这句话的亲切。记得有一次在检讨旧农会主任的许多过失之后，我们都主张撤消这位主任的职务，并开除他的会籍。这位年青的工作组长，却主张保留他的会籍，留在农会中改造他，教育他，在同我们作了一点钟的说理之后，我们都为他的道理所说服了。他一天从早忙到晚，把整个的生命，投在土改的工作中。他对群众，对农会，对干部，每天都要讲几次话，从他那么多的谈话次数中，我们找不到他有一次犯原则性的错误。在短短的时期中，我们对于这年轻的区委书记，发生了诚挚的敬爱。我们想，像这样的干部，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当以千万计。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奇迹。这种奇迹的所以造成，当然要归功于毛主席的领导及中国共产党的教育。这些干部的存在，使我们一方面对于毛主席及共产党加增了爱戴，一方面对于中国的光明而伟大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 +　　我们到东大村的那一天，农民排队到五里之外来迎接我们。在由东大村析回西安的时候，全村的农民，和我们依依不舍。我的房东，那位73岁的忠厚长者，一直送我出了北门。其余的农民，不但送我们出村，而且还送我们出乡，直到我们都坐上了马车，才摇手告别而返。我们的感情都起了波动，心中都在想，我们过去所吃的小米，都是这些农民辛苦耕耘得来的，我们对于他们过去曾有何功何德，值得他们如此的深情厚谊？主要的原因，这是因为农民觉得我们是由北京去的。而北京，在农民的心目中，是与毛主席分不开的。从毛主席那儿去的人，必会带给他们以幸福，农民都这样直觉地深信着。我们要珍重农民这点情谊与信任，要以行动来报答他们，正如他们在给毛主席的信中，说是要以行动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一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更要向人民靠拢，要与人民的事业打成一片。过去我们对于研究工作，常从兴趣出发，以后应当从人民的需要出发。人民的需要，在现阶段，是巩固国防，发展生产，提高生活。我们的工作，就应当配合这些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从今以后，我们将更踊跃的投入人民的队伍，与人民齐一步伐，在毛泽东伟大的旗帜之下，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而奋斗。 + +　　3月17日 + +　　来源：《人民日报》1951年4月1日；吴景超等《土地改革与思想改造》，北京光明日报社，1951年8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4.txt b/CCRD/3/7/2/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b80d1acdeafeaa9c5b220dc112bf8178583f74 --- /dev/null +++ b/CCRD/3/7/2/000014.txt @@ -0,0 +1,25 @@ +# 蒋荫恩：我要澈底改造我的思想 + +　　<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蒋荫恩> + +　　听了周总理关於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感到万分的惭愧。解放以来，我看了不少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毛泽东思想的书，也参加过校内的政治课，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新理论吸收了一些，思想也提高了一步，当时就以为有了这一点“本钱”，以后再继续“补充”，对於应付教书这件工作大概不致有问题。当时所以这样想，主要由於下面两种思想：一是对於自己的学习有了自满的心理；一是把学习狭义地看作只是为了应付教书。这两种思想，对於我的进步无疑是起了相当的阻碍作用的。最近一年来，我从实际工作中逐渐认识到澈底改造思想的必要，因此也或多或少地改变过去对学习的不正确态度和看法；可是由於认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刻，因而进步也是很有限的。自从听了周总理亲切、感人的报告以后，我获得了极大的启发。我认识到今天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民教师，不澈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是不行的。所谓思想改造，首先要对自己过去的旧思想进行坚决而不妥协的斗争；把那些不正确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批判了、清算了以后，才能逐渐建立起新的思想体系，才能逐渐站稳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逐渐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我深深地认识到：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在新中国一切建设事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如果还不诚心诚意来改造我们的思想，结果我们的教育工作就会变成“误人子弟”的工作，这对国家来说，是一种不可补偿的损失；对自己来说，更是不可宽恕的错误行为。 + +　　我以身於小资产阶级的家庭。父亲十六岁的时候，祖父就死了。为了负起赡养家庭的责任，父亲就放弃读书的机会，进了店里学生意，以后就自己经商。经过二十年的时光，他终於撑起了一份小小的产业，使家庭可以温饱。当他回忆他年青时白手成家的艰苦情形，就常常告诉我们弟兄要发奋读书，以求自立。他要我们洁身自好，更要我们力图上进。他终身从事商业，那些人心不古、世途险巇的旧社会情形，他知道的很多，因此他常常把自己立身处世之道讲给我们听，要我们敬上厚下，与人无侮。我的阶级出身以及我父亲这套人生哲学，就形成我严重的个人主义和往上爬的思想。出了学校，参加新闻工作以后，脑子里所想的，是怎样才能做一个名记者？怎样才能当一个总编辑，过去我虽然厌恶政治，可是如果有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放在我面前，我不敢说我会无动於中的。 + +　　我长期受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教育（中学、大学共十年），因此对於美国的民主和自由是心向往之的。在燕京新闻学系读书的时候，当时系里的教员大半是美国人和只说英语的中国人；所有课程，都是由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搬过来的。我在燕京受了四年这样的新闻教育，结果我的脑子里装满了这样的东西：美国新闻事业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美国新闻是最自由的；美国报纸是最好的。因此我参加新闻工作以后，就认为中国新闻事业要发达，必须“以美为师”，把美国人办报的那一套完全搬过来。尤其美国式的新闻自由，最使我心醉。当时我觉得：苏联是根本没有新闻自由的；真正的新闻自由，只有美国才有。解放区也是没有新闻自由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除掉政治性的新闻以外，其他新闻是自由的。这种错误的看法，固然由有我不知道从本质上来认识苏联和美国、人民政权和反动政权的区别；但更其重要的，则是由於我的阶级出身关系，往往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来看问题的。 + +　　由於我过去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不但不知道从本质上去认识问题，而且还存在着很严重的超政治、超阶级思想。我当时对国内政治的看法是这样：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贪污腐败，把中国弄得一团糟，是令人痛恨的；但对远在延安的共产党，虽然听到一些政治上廉洁、生活上刻苦的零星事实，同时也听到不少杀人放火、流血斗争的成套故事，因此对共产党是抱着怀疑和疏远的态度的。由於存在着这种思想，我觉得我在政治上应该超然，应该不偏不倚；对问题的看法应该中立，应该不站在任何立场说话。我在这方面，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还沾沾以自己能够“中立”为喜。其实，过去我对政治是不是真的超然了呢？我对问题的看法是不是真的中立了呢？今天我的答案肯定是反面的。 + +　　关於立场问题，解放前我是完全不了解的。解放前，我自以为没有立场，而且很痛恨别人说我有立场。我参加新闻工作的时候，对报纸的看法是这样：报纸应该是自由的，中立的，超然的。报纸在政治问题上应该采取不偏不倚的态度。甲党有好的地方报纸应该赞扬它，有坏的地方报纸应该批评它；乙党有好的地方报纸应该同样赞扬它，有坏的地方报纸应该同样批评它。我觉得报纸必须如此，言论才算得上自由，态度才算得上公正。同时我认为报纸不应该和政治直接发生关系。报纸应该离开政治愈远愈好；否则，报纸就不易维持它的中立和超然的地位。我在成都燕京主持新闻学系的时候，曾出版一个四开六版的中英文实习周刊“燕京新闻”，专门报道国内学运消息。当时系里有两种思想不同的学生，斗争得很厉害。我为了表示“公正”起见，编辑部人员每年由同学自己选举。当时思想进步的同学人数较多，所以常常掌握“燕京新闻”的编采实权。那些反动党团的学生藉口“内容问题”，常常向我提出质问。我当时的处理方法是两面劝解，不肯定说出那一方面不对。当时我自以为不帮助任何一方面说话，我的态度就是超然、中立；其实，我不积极支持进步学生，反而和反动分子妥协，今天回想起来，不是已经丧失我的起码的人民立场了吗？ + +　　过去我做过七年新闻工作（除掉一年在上海大美早报，其他六年都在大公报），编过报，也写过社论。当时我自以为我的态度是超然、中立，而实际却和反动统治阶级站在一个立场。最近在小组会上讨论周总理报告中的立场问题时，我曾经提出下面这样一个例子（其他的例子多得很），来批判我自己的思想。 + +　　在太平洋战事爆发，香港九龙形势十分危急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飞机，曾扔下争先恐后的乘客，把四大家族之一的孔家的箱笼和爱犬等抢运到重庆。当时这个“飞机带狗”事件曾引起大后方广大人民的不满。昆明学生首先发动倒孔运动，声势很盛；其他各地学生，也纷纷起来响应。我当时对於四大家族是没有好感的，对於“飞机带狗”这件事尤其表示愤恨，因此很同情当时的学生运动；但是我为了这件事在桂林大公报上所写的社论，却劝告青年学生不要“不择手段，逾越常轨；”并且希望他们“先坚强自己，充实自己，使自己能成为转移时势开拓国运的人物，然后再凭自己的努力，使政治新生，国家健存。”我当时这样写，自以为出於爱护青年学生的至诚。并且希望他们不致由於“一时的感情冲动”而遭受意外的损失；可是我当时绝对没有想到，我这篇文章，恰恰帮了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的忙，因为当时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正使用种种手段来压制学运，唯恐学运扩大；而我这篇文章正是要青年学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今天我重读这篇社评，仔细分析为甚么我同情学运，而又写出有害学运的文章？今天回想起来，我当时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虽然情感上同情学运，但是我的立场并没有站在革命的一方面，因此我所说的话，固然不会有革命立场，也不会有中间立场，结果就必然倒向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方面去了。 + +　　一九四二年我回到燕京主持新闻系。由於我过去和新闻界的关系，我虽然离开了新闻工作岗位，可是还不时被约替报纸写文章，其中包括当时的伪成都中央日报和以后的伪华北日报。我当时替伪报写文章，虽然避免谈国内政治问题，多写国际问题的文章，但是今天想起来，当时我的立场是很成问题的。虽然我可以替自己辩护，说我当时碍於情面（我和伪成都中央日报及伪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很熟识），不得不敷衍一下；或者说为了燕京新闻系的关系，不得不和张明炜这种人物周旋；但是我替反动报纸写文章，绝不会站在人民的立场说话，并且损害了人民的利益，这是可以断言的。 + +　　直到北京解放前夕，我还是用美国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教我的学生，并且把美国式的所谓新闻自由当作世界上最好的制度向学生讲解。当时我不觉得这样做是错误。一九四八年秋我去美国，经过实际的观察和研究（正赶上美国大选），我才逐渐认识美国伪民主和假自由的真面目，因而对於美国资产阶级的新闻理论起了怀疑。一九四九年秋回国后，在学习中逐渐认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希望加以改造。过去我曾经写文章批判过我的思想，但是批判得不够深刻，也没有找到错误思想的根源。这次听了周总理的报告，首先我认识了立场问题的重要，也仔细分析了我过去的立场，才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我自以为是超然、中立的立场，实际是和当时反动统治阶级的立场一个鼻孔出气的。 + +　　解放以来，我虽然参加了校内的各种学习，可是我思想上的旧包袱还没有完全去掉，立场也是很模糊的。由於周总理报告对我的启发和鼓励，我决心在这次有领导有系统的学习中，彻底批判我的旧思想，正确建立人民的以至工人阶极的立场，我把自己改造为名副其实的人民教师。 + +　　来源：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5.txt b/CCRD/3/7/2/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7bfc8bd25600ae5c79adcfefce47b1338c8f18 --- /dev/null +++ b/CCRD/3/7/2/000015.txt @@ -0,0 +1,41 @@ +# 华罗庚：我们只应当有一个传统——为人民服务的传统 + +　　<清华大学数学系、华罗庚> + +　　在严寒的冬季里，谁也不会在田野里寻求苗芽花果，偶尔看到了一两株翠柏苍松，就觉得十分欣然，因为在残酷的冰雪里，它还是那样地傲霜耐寒。但在春天到来的时候，心情就大大地不同了。谁都想欣欣向荣，心急的人更恨不得一阵春风便把大地吹拂得花开遍野绿叶满枝。如在几阵透雨之后依然有些枯枝，那就立刻会使人失望而发生疑问：这株树难道是衰老了吗？地肥不够吗？总之，到春天的时候，我们总是那样地渴望着新生命的来临。 + +　　这是我写这一篇文章时候的心情。在残暴反动的蒋政权之下，“清华”虽然不是完全可以满意的机构，但由於那时正如严冬的天气，郁郁的茂林本非所望。而一般所求於“清华”的是有苍松翠柏在那里傲寒挺立。关於这一点，它并没有使人失望，它是有过一些贡献的。但到了今天——新民民主义时代的今天，却有些不足之感了！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春雨已经深深地浸透了土壤，但我们还未能见到一片青葱。有时在幼苗嫩芽之间，还夹杂了不少衰草，甚且还有些田园没有耕耘。耕耘者是否发挥出最大的力量？我们觉得有检查一下的必要！ + +　　在去年我刚投入祖国怀抱之后不久，我那时仅有一颗投向光明的心。我是一个澈头澈尾的幻想者，“从一次春风就想到花果”的不切合实际的人。在开高等教育会议之前，光明日报的记者来征求意见。那时我便把十余年来所了解的“清华”缺点之一，原则性地提出来了，大意是：“所谓各学校的传统等等现在都应当放弃了！而我们所应当建立的传统只应当有一个，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传统。一切山头主义、小圈子、小宗派都应当不再起任何作用。”但我这谈话发表后第三天，进城参加高等教育会议的车上，就有一位朋友拍了我的肩膀警告我说：“老兄放炮得小心，不要打了自己人。”我为之瞠目结舌。幻想者是经不起考验的，何况我那时对新事物是有生疏之感的。因之，在整个的会议中我就只能“听”而不敢“说”了！这使我深深地体会到时代虽然变了，但旧社会所带来的小宗派依然残存。 + +　　“清华一家”，“清华精神”，这些口号原都是旧社会里的产物、在旧社会里为了向上爬，为了混饭碗，都必须有“帮口”、拉“关系”。而这些口号不过是帮口中的“术语”而已。但这术语却有时引起了对立。例如，如果把“清华”和“教育部”对立起来，就会产生不服从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也就会和人民利益对立起来，搞出与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一些工作，我将在下面提到的半殖民地式的研究就属於此类。 + +　　虽然人家都常提到“清华精神”，但我对於这一名词涵义的了解还不十分明确。其中也许有很多的光明面，但无可讳言的也包括了以下几个黑暗面。它至少有些买办思想在内。较近的例子，有一位清华大学老师去天津参观工厂，在工厂中看见工人们正在聚精会神地研究，因为那时他们翻砂出来的成品中夹有气泡。这位先生看了之后立刻就提了意见：这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你只要用美国所出的某一号砂就行了！工人们瞪了他一眼，见了他的徽章，就说：“喔，原来你是清华的！”这充分地反映了“清华精神”。这种“精神”把我们长期毒害了还不自知。 + +　　又如沈元同志有一次提起，他说：“我们那一班学航空的十人，除掉死亡了一位外，其他九位中三个在台湾，四个在美国，而在祖国服务的仅仅是他和屠守锷同志而已。”这是十分沉痛的话。使人发生“清华”究竟在为谁造就人才的疑问。一贯的崇美的教育作风使若干人不自觉地中上了毒素，忘掉了祖国，更忘掉了祖国的人民。 + +　　有时甚至“清华”有人以百依百顺的态度对待和美国有些沾染的人。最具体的例证，就是解放以前很多人对於陈福田的尊敬。他是一个不学无术的火奴鲁鲁华侨，但他和其他侨胞不一样，他把美国的利益看在祖国的利益之上。这次在外国语文系里曾经讨论他的过去，大家一致地痛恨他的横凶霸道。会后有一位新来参加清华工作的同志对我说，他既然如此横凶霸道，为什么在解放前不和他斗争。这是一针见血的话，在解放前对这美帝国主义的干儿子，谁敢和它斗争！ + +　　总之，在我看来“清华精神”中颇有些不干不净的糟粕，它缺乏斗争性，更缺乏火一般的热爱祖国的热忱。更坦白地说：“清华精神”的传统根本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如果原封不动地保存它，这会影响到革命事业的推进的。 + +　　过去的“清华”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所培育的对象仅是些所谓优秀的“选民”。为反映这种思想的表现之一，就是所谓“天才教育”。在“清华”过去的教育里，很多系是走了“天才教育”的路线；只注意少数“天才”，而不注意一般人才的培养。就以我所熟知的数学系来做例证：系是成立了快二十年了，但从有系以来仅仅毕业了六十一个大学生和七个研究生。而这些毕业生中，受到特别关心的，更是少数中的少数。就设备说，难道我们只能培育这些吗？不，完全不！就需要说，难道社会上需要得并不殷切吗？也不然。但是由於传统的“天才教育”的错误看法，使自己未能发挥所有的力量。在蒋政权之下，我们且不去管它。但在今天，国家需要人才十分殷切的今天，我们就不能坦然置之不顾了！如果我们还是拘守着错误的“天才教育”政策，那我们就只能造就较少的人民干部，这就违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了。 + +　　这种“天才教育”、“选民教育”的方针，就引起了自高自大的错误想法。有一位朋友谈得好，在刚考上“清华”的一刹那，看见榜上有名的时候，自高自大之心便油然而生。因为投考“清华”是困难的，十中取一，百中选一，因之考取了就觉得高人一等了！并且在旧社会里，出洋是一切升官发财的阶梯，而“清华”毕业，便是出洋，所以在考取了的一刹那，就早已为未来的留洋梦所陶醉了，也就不自觉地走上了“清华第一，自高自大”的途径。“水木清华”的高楼大厦是举国无双的，玻璃书库，软木地板也是值得骗人的！老师们很少不是洋博士——因之也就是所谓的大师、大学问家。留洋回来那更不消说了！高高地在人民头上，青云得路！ + +　　这种精神运用在工作岗位上，就觉得“清华”的毕业生是最好的。因之在用人行政的当儿，也就不自觉地补充了“清华人”。而反映在“清华”本身的就是不易广泛地吸收人才，并且偶被吸收进来的人才，虽然在“清华”工作多年，也时有作客之感！ + +　　在今天，这种自高自大的精神，妨碍进步就显得十分严重。有些人怕为工农开门而降低素质，有些人怕大批招生而请不到“合格”的教员；更有些人反对办短期训练班，认为这将损害“清华”的金字招牌等等。总之，在今天“清华”自高自大的精神，已经和为人民服务的传统相违背，因而它完全是悖谬的了！如果我们不痛自悔改，就永远不会看到群众，更不必说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了！ + +　　现在再检查一下我们是如何教给我们的研究生及助教的。那可以说教给他们的完全是半殖民地式的研究。例如，我们所做的研究是取材於外国杂志的，方法也是因袭外人的，工作完成之后也寄往外国杂志，如能发表便沾沾自喜。这种作风影响之下，忘掉祖国，也忘掉人民建立自生自长的科学底要求。无怪乎在敌人封锁我们以后，有以下的这些怪论：“美国杂志不来，不能写东西了。”“没有外国杂志，如何做专题研究呢？”总之，我们所夸耀的所谓的“研究”是洋人头上的一朵花，它是既无根，又是旁人的装饰品（也许太推崇了）。 + +　　以上这些是固有的病症，但到了今天，还未断根。在这次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热潮里，我们又暴露了不少的思想问题；例如，在某重要会议席上，讨论签订爱国公约的时候，曾经有人提出检举藏在“清华”的反动地主一条，但结果竟被反对掉了！我们的政治学习——三大运动的学习，学到那儿去了！这一点起码的考验都不愿意接受，我们还能算做革命的干部，人民的教师吗？ + +　　同时领导方面也有不少问题存在着：缺乏明确的思想领导，从来不对群众报告学校工作的具体方针路线，相反地，有时反而把没有成熟的计划，提到群众中来，搅动群众的情绪，浪费群众的时间，来讨论些纸上空谈。最具体的例证，就是今春所谓的“清华院系调整方案”——一个缺乏群众基础的方案，缺乏领导上热烈支持的方案。竟开了很多次会，把群众搅得天昏地暗，但结果是揠旗息鼓，无影无踪而逝。反而把搞好教研组的准备工作耽误下来了！这种志大才疏的计划，这类从“清华”本位出发的计划，又一度表现了“诚心诚意地，把‘清华’完全地献给人民”的愿望是不够真诚的。 + +　　当然“清华”并不是没有过光荣的。但是如果在改造期间仍念念不忘过去的光荣，那进步无疑地是较缓慢的。在现阶段——我们大家学习改造的阶段，还是先把过去的光荣的夸耀暂且收起吧！我们应当尽可能地发现自己的短处，而对症下药地校正自己的缺点。唯有如此，我们的改造才能澈底，我们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 +　　近几周来整个的清华园已经卷入了学习高潮，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如饥如渴地要求进步，这种气氛已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之中，近来我们的谈论中心也都集中到“怎样才可以把‘清华’现有的力量，更有效地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来。这无疑地是我们值得自慰的现象，对“清华”说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并且一般都认识了，我们学校的进步，远远地落在各种建设之后。认识到我们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式——牛车的轮子，去配上飞速的经济建设——奔驰的列车。这种认识无疑地会促成政府合理化调整院系的。无怪乎在政府这一次宣布了“北大”和“清华”院系调整方案之后，获得了我们一致的热烈拥护。但在将来实际执行这一计划的时候，以上所提的缺点，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计划的完善地完成。为了使我们的工作更有保证——实则将来的一切工作都在内，所以我大胆地提出了一些我们所具有的缺点，来就正於诸先进之前。 + +　　感谢共产党，不但领导我们翻了身，而且介绍给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武器——批评与自我批评。虽然我还是小学生，在这儿第一次运用这武器来写作，但我学习运用这武器的决心是坚定的。因为初用，所以错误是不可免的，因为有决心，所以希望同志们用同样的武器来批评我。我真心诚意地等待着批评！ + +　　来源：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6.txt b/CCRD/3/7/2/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f6142488808562f8cc90217088d8042f1fbe8 --- /dev/null +++ b/CCRD/3/7/2/000016.txt @@ -0,0 +1,23 @@ +# 邓家栋：我们要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 +　　<中国协和医学院内科主任医师、邓家栋> + +　　自从教师学习运动在北京、天津各大学展开以来，中国协和医学院的教师们也热烈地进行了学习。一般都认识到应该联系自己，结合实际，才能得到思想改造的效果。在“协和”，值得我们检讨的实际问题是很多的，“协和”的需要改革和“协和”教师们的需要改造，比之其他学校的教师们，应有过而无不及。因为“协和”在过去无疑地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堡垒，而许多教师们又都曾经是这文化侵略的工具。自从全国大陆解放以来，尤以自“协和”投归人民的怀抱以来，教师们一般地是有进步的。但是，我们进步得太慢了！太不够了！许多实际问题，我们似乎还不敢正视，更谈不到检讨。我认为这种局面必须突破，然后我们的学习才能前进一步。 + +　　自我批评，谈何容易！但这一武器我们必须学习掌握。我是“协和”的毕业生，又在本校工作多年，因为学习得不够，现在就要来批评“协和”的各方面，当然不可能很透澈的。但至少我愿意先提出一些问题来为我们的思想斗争作一个开端。 + +　　过去的“协和”是特殊的。它是美国大资本家拿他剥削所得的九牛一毛来设立的。若不是因为它的建筑是在我们的国土之上，它所收容的病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是我们的同胞，它尽可以说是一个纯粹的美国机构。它的建筑特殊，制度特殊，教育特殊，风气特殊，……一切都是特殊。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中经过至少五年以上的薰陶之后，自以为特殊，也确实是特殊。当他们在各教会大学辛辛苦苦读完医学预科而考上了“协和”之时，私自庆幸与内心羡慕之余，往往就以为“协和”是“伟大”的，因而看不见祖国的伟大。这不过是第一课。此后五载暖窗（不是寒窗）换取一张美帝国主义商标的博士文凭，於是无往而不特殊；自命有特殊的学问，抱特殊的眼光，愿做特殊的事业而为特殊的人物。 + +　　被“协和”的人们认为可以骄傲的第一个特殊之点就是它的“标准”。因为骄傲，故死守而不肯改。这个特殊标准的内容是什么？首先谈一谈它的教育和行政制度。当初订定这些制度的人们是曾深思熟虑的。但可以肯定地说，他们所根据的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需要，不是中国的而是美国的环境条件，更不是中国的政策法令。这制度有没有“优点”呢？有的。在美国人的立场，拿美国人的眼光来看，优点多得很，它代表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的侵略以及奴化的殖民地政策，充满了毒素；这正是帝国主义者所要求的。在这种制度之下，种族的歧视，劳动的剥削，经济的压迫，以至於人与人间的明争暗斗、虚伪奸诈，是经常滋育着的。设立“协和”的人们想拿这种的标准制度来夸耀於中国人民之前，并进一步要在我们的国土上推广，这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毒辣阴谋。 + +　　其次，看它的课程。“协和”是在美国纽约州大学院注册立案的，所以它的课程一定得合乎纽约的标准。任何更改必须得到批准，否则不仅博士文凭要成问题，毕业生不够“标准”将如何得了！因为合乎“标准”，所以毕业生能直入美国的医学研究院。凭这个“国际标准”，他们在国内可以“目无余子”而以特殊人物自居。他们有很多的机会在卫生行政或医学教育机关之中得到重要的位置。这些毕业生可以把美国的学问连同美国的思想与作风任情地在我们国土上传布。他们是亲美、崇美思想和美国生活方式的义务推销员。他们在技术知识方面的贡献有多少，而这些文化毒害的罪恶又多少？协和的人们！我们不该在自己的脸上贴金了。现在该是大胆地承认罪过的时候了。 + +　　与课程标准同样被认为可以“骄傲”的是研究工作。协和的研究工作有成绩吗？有的。他们的研究报告大多数是在外国（特别是美国）发麦的，只有一部分是在国内发表的（用英文的多！）这些研究报古竟能与外国的相抗衡，该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但是，这些研究解决了多少有关於我国人民健康卫生的问题呢？这问题曾否被考虑过呢？他们强调兴趣与自由。越是偏僻的牛角尖式的问题，越常被认为有研究的价值。这是完全合乎美帝国主义者的口胃的。这种研究工作的主要作用是使研究者的身价“提高”了。有几篇研究报告是确确实实帮助提高了我国医药科学的水平的？有几篇曾帮助增进了我国广大人民的幸福的？少得很！ + +　　最后，谈一谈“协和”的学风。以往“协和”的学生是以用功读书、紧张工作出名的。这是不是好的学风呢？表面看来是很好。但是，要追究一下我们的动机。我们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假如我说：大多数为的是自己可以往上爬、成专家、派出洋，将来可以居於特殊阶级的地位，不见得过於冤枉吧？！是的，我们当中曾有些人自始立志献身於医学教育及医学研究，这些人是不是也在个人的事业上着想得多些，而在服务的对象上着想得少呢？在我们的个人事业发展过程中，我们所考虑的是不是仍然以个人的名与利为主要问题？同学们用了五年以上的时间从领导者耳濡目染到的是美国个人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领导者经常鼓励学生们闭户用功，各奔前程；因而同学们就多成为典型的旧社会眼光中的好学生，超社会、超政治，甚至於超国家。我校三十年来培养了三百一十个毕业生，其中有五十四人到现在仍眷恋着帝国主义的“文明”而逍遥在敌人的国土上；最近有一个毕业生藉口出国深造，竟偕妻挈子投向帝国主义的怀抱里去。这是值得骄傲的吗？ + +　　今天，“协和”的行政领导同志必须及早放下这个包袱，改革领导工作。但到今天为止，“协和”还存在着各自为政的现象；领导方面从来没有好好地作一个通盘的计划，更没有认真地响应人民政府的号召，为广大人民的许多迫切的医药健康问题寻求解决的方法。“组织疗法”至今还没有引起教授们的重视，负责行政领导工作的同志竟不知道谁在负责做“组织疗法”的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召开会议时随便派几个人去应差。 + +　　（以上所提到的不过是许多实际问题中的一小部份。在今天，我认为“协和”的教师们应当在学习中联系着这些和其他问题来检讨我们自己的思想。两年前在教授餐叙会中我自己就曾强调维持“协和”的课程标准，保持“协和”的特殊教育制度。解放前我也曾自以为颇有医学“道德”而暗自骄傲。两年余后的今日，我不敢再陶醉於既往，我清楚地认识到我需要大大的改造。我要在这次学习运动中深刻地批评我自己的思想，更愿与“协和”所有的教师们进一步来批判过去“协和”的一切！） + +　　来源：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7.txt b/CCRD/3/7/2/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4424803ed068270f46f45d6251e4ae6b4b44ec --- /dev/null +++ b/CCRD/3/7/2/000017.txt @@ -0,0 +1,21 @@ +# 马大猷：从我的思想谈到北京大学的工作 + +　　<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马大猷> + +　　祖国在短短的两年中，通过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伟大的三大运动，在国防、政治、经济、文化各项建设上都获得了辉煌的成就，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深切地感到兴奋和骄傲。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领导！我们祖国已战胜困难，战胜敌人，成为亚洲和平以及全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她已空前地壮大和巩固了。在这些伟大成就的前面，全国人民（包括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和认识都自然地有了很大的转变，很多自然科学工作者，以前不关心政治的，现在也对政治学习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 +　　我个人就是一个例子。我受的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教育”，一直从事应用科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思想中存在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庸俗的自由主义。在抗战期中，受爱国思想的驱使，从美国回到国内来，不肯在外国混饭吃。在国民党统治区域，见到政治腐败的情形，渐渐灰心，就采取了“管不了的事，不管”的态度，不问政治了。那时正是民主运动高涨的时候，但是因为政治认识不够，对它也没有信心，那时，除了教书外，就是作些脱离实际的研究工作，每年写一两篇论文寄给外国杂志发表，觉得也就“对得起”祖国了。在工学院工作几年，看到多数教师只是把外国学来的或者在外国书籍上学来的智识原封不动地传授给学生，做做“知识贩子”，对科学技术的进步很少贡献，训练出来的学生也只能代代公式，拉拉算尺，觉得很不对，并且认为这就是祖国科学和工业不发达的原因。因此提出了创办五年制工学院的主张，以为提高了工学院的学术空气，国家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事实证明，在反动统治下，这种改良主义的尝试也得不到鼓励，几年的工作没有任何成绩——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任何成绩。自己实际是不自觉地做了反动统治的帮凶，用“科学救国”的思想麻醉了青年。解放前，自己思想非常混乱，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失去了任何幻想，但对共产党也没有认识。解放初期，常常有些工业部门的同志来征求对缩短工程教育年限的意见，思想也很受波动。对於东北许多工厂“过分地”重视工人，忽略技术人员是非常不满意的。对院系调整的讨论尤其有反感，以为这是领导上对自己工作不满意的表示。两年的工作和学习使我的思想有很大转变，尤其是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中的经验使我更加认识了人民政府一切政策的正确性，对阶级立场，群众路线等也有进一步的体会。要想巩固这些收获并且纠正自己的错误，非加强学习不可，因此对这次的学习运动是抱有极大希望的。在学习中，初步进行批评自我批评的结果，我们已经检查一些缺点和错误。 + +　　北京大学自蔡孑民先生提倡“兼容并蓄”政策以来，就形成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的自由散漫校风，几十年来如一日。如金克木教授所说，解放后学校还是没有领导的，因而有时更是紊乱了。校务委员会中樊弘主任为经济系争不到一个教授名额而掼纱帽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已。事实上，校务委员会等於院系协商会议（但并不是各系都有代表），每位委员只是代表他的院或者他的系说话，遇到相持不下的时候，则希望同学代表讲一句话，以为这就是走群众路线。校务委员会没有听过各院系的报告，对各院系的工作也很少检查或指导。没有一个委员是了解全校情况的。汤用彤先生作了二年多的校务委员会主席，从来也没有到过工学院，恐怕理学院也很少去。行政负责人都是辛辛苦苦的事务主义者，系主任只是管排功课表，掌握经费，对教员的工作，同学的学习差不多都没有领导。院长管的是承上启下，转转公文，甚至於有时公文都用不着管，教务处和各系都已直接联系好了。因为工作缺乏计划没有原则，搞得大家都非常忙。有的系主任为了照顾系中某先生，使他工作安心，就向院长提出给这先生升级或加薪。院长为了不得罪这位系主任，不管是不是该升该加就提到校务委员会，并且替他力争。校务委员会开会时也不谈原则，所考虑的是“升”了这一个或“加”了这一个，还有那些人也要提出，怎么样对付，一开开到半夜，没有结论。我们的时间就是这样用去的。因为没有很好的领导，学校中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很严重，前些时还有职员集体舞弊的事，教员自由在外兼任工作或课程的很多，同学甚至於有不少在外面兼课到八九小时的，严重地影响了教学工作的进行，使为祖国培养建设干部的工作受到了损失。我一直是校务委员，并且领导工学院，对这些现象我应负的责任是很重的。 + +　　因为缺乏正确的思想领导，系与系间，院与院间无原则的争执和不团结在过去也很严重。法学院与理工学院的经费争执很久才得到解决，结果还是都不满意。个别的系还有浪费经费的情形，引起他系的不满。全校的制度很久没有建立起来，各系教师名额到现在还没有确定，很多争执都是从这里来的。教师间的不团结更是普遍，机械系的一位教师对系主任有意见，一年多也没有提，这次学习中因为别人都直率地提了意见，他才提出，像这样的事别的系也都有。某系两位教授因为对系务的见解不同，无原则的互相攻击，每个人都把对方糟踏得不成样子，使系中工作受了很大的损失。和这个相反的是，有的系作无原则的“团结”，形成小宗派，甚至於在学校内成了独立集团。某系的主任在上课期间为了私事跑到上海去两三个月，课程系务都没有交代，系中的教师和同学也只发发牢骚，学校征求他们对处理这事的意见时，竟提不出来。 + +　　很多教师的思想是保守自满的。少数人觉得自己是够进步的了。但是在工学院多数教师觉得我们搞的是自然科学，与政治无关，只要党团员们能和我们“相安无事”，让我们“安安静静”工作就於愿已足了，没有要求进步的动力。事实上，我们任何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无法脱离政治；这且不提，就是自然科学的讲授又何尝能丝毫不受政治的影响呢？我们教学的目的是为培养才德兼备、体魄健全、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水平的优秀干部。为达到这个目的，各种课程（包括业务课程）中就必须具有丰富的政治内容，爱国主义内容。但是有的教师作的恰好相反，有时简直是宣扬资本主义文化。管理实验的先生告诉同学说美国货可靠。讲电子学或无线电时，一讲就是马可尼试验，爱逖生效应，对於最早作无线电通信试验的伟大苏联科学家波波夫的贡献却一字不提，本国的就更没有可说的了，理由是：这都是美国教科书上没有的。有的教师讲授美国英国的机器怎样设计，德国的怎样设计……，至於我国的机器怎么样呢，却没有讨论。像这种“崇拜英美，迷信德国，夸张日本，怀疑苏联，不相信自己”的思想虽然不是人人都有，但仍是相当普遍的。难道这不是受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么？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宣传的影响太大，崇美思想还没有完全肃清。我们的教学工作与祖国的实际脱节，就是这种余毒的恶果。 + +　　在工作上强调个人兴趣的情形很多。甚至於有的教授强调个人对研究的兴趣，要求不教书的“自由”，对培养干部的重要任务毫不考虑。讲书有时也从个人兴趣出发，不考虑实际需要。遇事常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有时为个人利益不惜破坏学校制度。学校中的讲师、助教都是一些青年，人民政府对他们期望很高，希望在短期内把他们培养成优良的师资，并成为高等学校中的新兴骨干。但少数教师却不顾学校的规定，私自在外兼课，妨碍了工作；尤其重要的，妨碍了业务的改进，影响了高等教育的改革。也许每个人都有一些理由，但是基本上还是目前的个人利益。这种个人主义和庸俗的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使多数教师对学校漠不关心，只搞自己的工作，系中的事情只有系主任管，他作的什么，大家也不问，甚至校务委员会作了些什么事，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学校的自由散漫是自然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教师间也是相当普遍，部份教师的工作动力是完全靠个人英雄主义的。作一篇研究论文，目的是要在上面印上自己的名字；讲一句话也希望一鸣惊人；即使是真理也不愿人云亦云。工作有时遇到挫折，就没有动力了。 + +　　在工作作风上，学校中各部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封建家长主义。以我个人而论，我在学校中只能算是少壮派，可是系中教师半数以上都是我的学生。在历史长的系里，三代同堂、五代同堂是常有的事。因此系里的事几乎完全是主任说话，大家同意，没有多少讨论，更没有批评。在校务委员会里也是大委员讲话，小委员听。 + +　　上面所述当然不够全面，其他缺点还不少。在两年中已有了一些进步，尤其是马寅初校长到校后，许多缺点已经加以纠正，使北京大学逐渐走向有组织、有制度、有领导的方向。但是问题还是很多的，因此学校中普遍地要求有计划有系统地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听了周总理的报告后，又经过了六个星期的讨论学习，已普遍地展开了自我批评，得到了一些收获。当我们读到毛主席在人民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澈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指示后，我们深深地感觉到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切。我们已认识到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是祖国建设的一部份。我们对祖国对自己都有责任加紧努力把这次学习运动搞好。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指示，用最大万量，以批评自我批评的武器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解决实际问题，努力把自己改造为祖国所迫切需要的人民教师。 + +　　（原载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7/2/000018.txt b/CCRD/3/7/2/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99c635680434433ca2fa216d278646db8bb7ea4 --- /dev/null +++ b/CCRD/3/7/2/000018.txt @@ -0,0 +1,21 @@ +# 杨士达：上海高等学校教师也需要思想改造 + +　　<震旦大学教务长、杨士达> + +　　京津高等学校教师轰轰烈烈的展开了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而且已经获得很好的成绩。我想不久上海地区也一定会展开这种学习运动，我们应当热烈参加。 + +　　过去上海是长期被帝国主义侵占的地方，人们的生活奢侈腐化，终日碌碌唯利是图。街头巷尾充满了为帝国主义效力的买办阶级，他们为图个人的享受，不惜出卖民族的利益，普遍造成崇外的思想。这种生活环境大大的影响了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 + +　　自解放以后整个上海是逐渐在转变中，投机倒把消灭之后，奢侈的风气也被转移。社会人心与前大不相同，宗教家也认为是奇迹。在这种革旧更新的潮流中，教育工作者自然也跟着前进。两年以来在政治的学习中不断自我改造，有了相当的成绩，但在某些高等学校里这些学习并没有深入和普遍，因此许多教师还是对政治不感兴趣，还是认为科学是超政治，超阶级的。什么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不了解。他们认为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既然尊重科学技术，那么我有了学术，政府一定会争取我，一定到处受欢迎，无需学习政治。有些教师的政治态度更成问题，他们教学不积极，或者强调困难，消极抵抗。 + +　　新中国两年来虽已在各方面获得了光辉灿烂的成就，但有些教师的思想仍然是模糊的，敌我不分的，甚至还没有和帝国主义切断关系，因此反帝爱国运动，抗美援朝运动，政治大报告等等，即使偶而参加也是勉强。对于帝国主义分子不但不仇视，还留恋不舍。这种教师已经失了人民的立场了。 + +　　其次还有不少教师抱着个人主义思想，争地位，争等级，争待遇，不问自己能力如何，经验如何，非得到某种等级，某种待遇不愿屈就。这是旧社会的残余思想，相当的普遍的存在着。 + +　　上面不过列举出某些高等学校里知识分子的严重的思想情况。这些思想的存在，妨碍了教学的改革。旧式的高等学校不能好好培植出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无疑的，就必须改革，向着为祖国建设服务的方向去做，培养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要达到这目的必须从教师本身改造做起，在教学上及行动上，以身作则的领导学生。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加紧学习，加紧思想改造。 + +　　拿我个人来说，在解放前就或多或少地犯有上面一系列的思想毛病。依靠自己学到一点技术知识，总想向上攀举，钻营地位，谋求私人利益，遇到有与私人利益冲突的时候，就互相倾轧。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为了对罪恶的蒋匪帮统治没有深刻的认识，没有得到正确的领导，因之没有勇气，也没有方法去斗争，做了旧社会，旧思想的俘虏。自解放以来，我找到了真理，我开始向光明走去。我希望能够和许多同仁一样，加速步伐，走向光明，拥抱光明。 + +　　所以我们热烈要求更切实，更深入的学习，更彻底的思想改造，以便能够更好的为祖国服务，为人民服务。 + +　　来源：《文汇报》1951年11月 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