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1/3/2/000133.txt b/CCRD/1/3/2/0001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7416199efb4860482bb971d8cc67ad2ddcb8ce --- /dev/null +++ b/CCRD/1/3/2/000133.txt @@ -0,0 +1,37 @@ +# 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和汉语拼音方案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全体会议第六十次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于本日在报上公布，以后还要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一次会议讨论和批准。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是当前文字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　　改革汉字，使其更容易为广大人民所掌握，更便利于表达思想、普及和提高民族文化，是中国人民长久以来的一种愿望。从清朝末年起，当时的先进人物就曾经提出改革汉字的主张，并且作过各种不同的尝试。辛亥革命以后所产生的读音统一和国语运动，后来的国语罗马字运动和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以及从人民群众中间产生的简笔字和手头字，对于改革汉字都起过一定的作用。六十年来的文字改革工作，积累了许多经验和教训，为今后解决文字改革问题开辟了道路。 + +　　全国解放以后，文字改革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项目之一。党和政府对于文字改革工作，采取了积极的稳步前进的方针。必须认识，当前的文字改革工作，不是为了废除汉字而代之以拼音文字，而是为了改良现在通用的汉字，使其更便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学习和使用，同时逐步统一汉民族的口头语言。至于汉字是否改革成拼音文字，需要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内继续研究讨论，但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不是当前文字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 + +　　当前的文字改革工作包含三项主要的任务：（１）简化汉字，就是简化汉字的笔画和字数，以便利教学汉字和应用汉字；（２）推广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以逐渐统一汉民族的共同语言；（３）制定和推行一套拼音字母，为汉字注音和帮助教学普通话，即汉语拼音方案。 + +　　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以后，文字改革工作，在贯彻执行以上三项任务方面，有很大进展。首先说一说汉字简化工作。国务院于１９５６年１月公布汉字简化方案，其中已经报刊正式推行的是汉字简化第一表所列二百三十字和从第二表及第三表类推选出的一百二十五字，合计三百五十五字。简化的字数不多，但因为这些字都是比较常用的，在语文教学方面，大大减少了儿童和成年人认字、写字的困难。除其中个别的简化字还有一些缺点外，绝大部分的字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各方面人士都感到方便。 + +　　另一方面，汉字简化也产生了一些流弊。有些人超出了国务院公布的“汉字简化表”的范围，甚至任意创造新的简字，破坏了书写的规范，例如“舞会”写成“午会”，“书籍”写成“书借”，“乾隆”写成“干隆”。为了克服书写汉字的混乱现象，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必须把已经推行的和已经群众试用而尚未经报刊采用的简化汉字，从新加以审订整理，制成完整的简化汉字表，予以公布。在从新审订整理的时候，对于已经采用但有缺点的简化字，应该改为较恰当的简化字，或者保留原字。简化汉字表制定公布之后，应当规定在全国报刊和出版物上（古籍及其他性质特殊的出版物可以作为例外），一律采用，或者分批采用，以力求汉字形体的规范化。语文教师和出版印刷工作者应当密切注意，避免随意创造简笔字和书写错别字。 + +　　汉字形体的规范化并不会使知识分子，特别是书法家受到限制。书法作为一种艺术，是汉字的一个特点。汉字简化之后，书法家仍然可以依照各人的爱好，书写各种字体。但这究竟只是少数人的事，而文字是要为亿万人民群众所学习和使用的。从极大多数人的实用意义来说，规定简化汉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 +　　第二是推广普通话。１９５６年以后，中央和大部分省市都已经成立了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在过去两年中，全国约有六十万中小学教师，受过北京语音的训练，全国中小学校，很大一部分开始用普通话进行教学。此外，通过广播学习普通话的有几百万人。初步经验证明，在城市中间和在中小学中间推广普通话，教北京语音，困难不大，群众是欢迎的。在农村中特别是在成人中推行，需要较多的时间，不宜要求过急。 + +　　汉语在语音、语法、语汇上，要有一个全民族通行的统一标准，以利于发展生产、普及和提高文化，这是必然的趋势。但是要使近六亿的汉民族，除了讲各人自己的家乡话以外，人人都能掌握标准语音，使用一种共同的口头语，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不能要求在短时期内达到目的。现在这一项工作只是在开端，今后必须作长期的不懈的努力。还必须认识，推广普通话并不是就要废除方言，这是在客观上所不能办到的。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普通话和各地方言可以并行不悖，并且普通话应当尽量吸取方言中的丰富的生动的语汇，使汉民族的共同语言更加充实和发展。 + +　　第三，制定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汉语创制一套拼音字母，以利于学习汉字和汉语，这是六十年以来语文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所一致主张的。在北洋军阀时代由读音统一会制定的国语注意字母，以及后来的国语罗马字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都曾经作过汉语拼音的尝试。其中注音字母，在统一读音和辅助扫盲教育这方面，起过一定的先进作用，至今被用作语文教学和编辑字典的注音工具。注音字母的缺点是字形不易分辨，书写比较困难。解放以后，经语文工作者和全国各界人士的长期研究和讨论，最后才决定了以国际通用的拉丁字母（又称罗马字母）作为汉语拼音字母，以代替原来的注音字母。现在由国务院公布的草案，完全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的声、韵母，拼写规则比较简便，成人和儿童，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教学，就可以掌握这一套拼音字母。有拼音常识的成年人学起来更快一些。 + +　　为什么不用别种字母而用拉丁字母来作为汉语的拼音字母呢？这是因为采用拉丁字母有许多方便。现代极大多数的国家采用了拉丁字母来拼写本国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一般都用拉丁字母作为书写符号；国际电信用拉丁字母作为电码。此外，我国少数民族文字已经有许多种用拉丁字母拼写。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在打字、印刷及其他实用方面都比较便利。拉丁字母事实上是一种国际通用的书写符号，不是某一国家、某一民族所专有的。我们采用拉丁字母来为汉字注音，正象我们用公历、公里、公斤、公尺一样，和民族文化习惯并没有抵触，而对于促进我国和国际的文化交流有很大的便利。 + +　　汉语拼音方案的用途主要是为汉字注音，来帮助识字和统一读音。有了这一套拼音字母，中小学生和初学文化的成年人，可以阅读注音的汉字读物，由认记少数汉字，逐渐认记更多的汉字。在扫盲教学中，可以帮助识字记字和辨音。此外，编辑字典、书目、索引以及电报、速记等方面，有了拼音字母都要方便得多。 + +　　汉字用字形来表达字义，操不同语音的人们可以用同一种汉字作为交际工具，这是汉字的很大的优点。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言演变的结果，读音不统一，人们都用自己的方音来阅读文字，这样就妨碍了各地语音的逐步统一。汉字用了拼音字母来注音之后，不同方言地区的人们，学了汉字以后，就掌握了共同的标准语音。没有学过汉字的人，学了拼音字母，也就容易学会普通话，并容易认识汉字。拼音字母是教学普通话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拼音方案的制定对于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将起极大的推动作用。 + +　　汉语拼音方案是教学汉字和汉语的辅助工具，因此也是为要求学习汉字汉语的国内兄弟民族和国际友人所欢迎的。我国各少数民族创制和改革本民族的文字，可以把汉语拼音字母作为共同的基础，这就有利于各族人民之间的互相学习和沟通。在科学技术上，可以用拼音字母来书写术语和符号；有利于广大人民的提高文化水平和掌握现代科学知识。 + +　　创制拼音字母和规定汉字简化，这两件事的目的相同，都是为汉字服务，为了使更多的人们学会汉字和使用汉字。汉语拼音方案推行以后，学汉字的人是更多而不是更少了。有些人以为文字改革将使已识汉字的人成为文盲，这是极大的误会。当然，研究语文的专家可以使用拼音字母来研究中国文字的进一步改革，但是这是学术性的工作，不属于政府当前所推行的文字改革工作的范围，不应该也不会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混淆起来。 + +　　文字改革和广大人民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文字改革的各种方案必须经过语文专家的反复研究，广大群众的参加讨论，经过若干时期的试行，才能推行全国。现在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是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总结了过去长时期中创制汉语拼音字母的各种经验，制成了原草案，从１９５６年２月起，就提请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地方委员会，组织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并且广泛征询了语文工作者、语文教师和其他有关人士的意见，中间经过数度修改，然后由国务院组织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加以审订，到了上月间才将审订的结果提到国务院全体会议通过。这个草案经过长时间的专家钻研和群众讨论，是比较成熟的，尽管方案本身可能还有一些缺点，日后在实践中仍然可以逐步修正。为了力求审慎起见，国务院全体会议决定，把这个草案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讨论和批准，然后在识字教育、推广普通话、出版工作等方面逐步推行，这是完全正确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34.txt b/CCRD/1/3/2/0001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aa55bedad99b08eedc046aff8aeab20c43a51c --- /dev/null +++ b/CCRD/1/3/2/000134.txt @@ -0,0 +1,37 @@ +# 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程中，党中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１９５６年我国国民经济的跃进的发展，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必需的和行之有效的。 + +　　多快好省方针的提出并不是出于偶然。首先，我们共产党人对于一切前进的事业历来就是促进派，历来就要求一切前进事业按照需要和可能多多地发展，快快地发展。我们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促进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而给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们又集中力量来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使我国尽可能迅速地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任务，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很明显，这不但对于我国本身有极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对于维护全世界的和平，都有极大的意义。其次，还因为我国是一个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的国家。要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建立起强大的社会主义物质基础，使我国的经济水平在几十年内赶上世界上的先进国家，使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建设的步子就必须迈得比较快、比较大，就必须采取勤俭建国的方针，采取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除此以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 +　　实现多快好省的方针，有没有可能呢？回答是完全肯定的。前面所说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经济文化落后、底子很薄，只是我国情况的一个方面，是我们建设的困难的一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即有利的一面，看到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劳动力多、人民勤劳勇敢、幅员广大、自然条件良好、资源丰富的国家。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估算的资料，我国单是水力资源，就有五亿千瓦以上的蕴藏量。铁的远景储量约有一百二十亿吨，煤的远景储量达一万亿吨。因为幅员广大，我们还可以垦荒植林、开发山区，做很多很多的事情。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广大的劳动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性和积极性，提高自己的劳动生产率；同时，我们还有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支援。这就完全能够保证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富裕、强大的国家。而且，就是困难的那一面，也可以转化成为刺激我们前进的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事可以转变成为好事。我国所以能够在１９５５年冬天到１９５６年春天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原因之一就是绝大多数的农民穷，农民看清了只有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摆脱穷困的境遇。这些都说明，我们采取多快好省的方针有很多有利条件，对 + +　　（此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结果，证明了多快好省的方针是切实可行的。按照１９５７年的预计完成数字，同１９５２年比较，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６２％，其中工业增长１３２％，手工业增长６６％，农业和副业增长２４％。以主要产品的年产量说，预计到１９５７年底，发电量达到一百九十亿度以上，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三点二倍；原煤产量达到一亿二千八百三十七万吨，接近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二点一倍；钢产量达到五百二十四万多吨，差不多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五点七倍；粮食达到三千七百亿斤，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九百多亿斤；棉花达到三千二百八十万担，差不多等于解放前最高年产量的二倍。在这五年当中，许多产品的产量超过了解放前几十年的总和。同原订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基本建设、教育事业等方面都超额完成了。 + +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我们的建设事业中就没有问题了。总的说来，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多快好省的方针进行建设的。但是，是不是已经动员了一切积极因素，利用了一切有利条件，发挥了一切潜在力量，想尽了一切办法来贯彻执行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呢？应当说，我们的努力还是很不够的，而且在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的掩盖下，还有少数有保守思想的人实际上在反对这个方针。 + +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１９５６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的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的作用。 + +　　为什么去年秋天以后，在部分干部中间产生了这种保守的倾向呢？这是因为，他们对１９５６年的成绩和缺点作了错误的估计。１９５６年，我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有一个很大的跃进。从一方面说，这是当时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必然产物。从另一方面说，这又是在生产和基本建设上有了前三年的经验积累，有了各方面的大量准备工作之后的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１９５６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为了保证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这一年来个跃进也是必要的。事实上，１９５６年经济战线上的大跃进，确实有力地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在１９５６年的跃进当中，也发生了某些偏差：基本建设投资多了些，企业、机关的人员和高等学校、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招收得多了些，一部分职工的工资增加得多了些，因此引起了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供应的某些紧张。加以１９５６年的农业遭受了比较严重的灾荒，而国家的储备物资又有了减少，对下一年度的经济安排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是，总的说来，１９５６年的主流是经济上的大跃进，是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潮。然而，有些人却不这样看。他们只看到１９５６年跃进中的次要的偏差的一方面，而没有看到主流，因而以为今后再不能讲多和快，只要保守一些，就是“充分可靠”，就好过日子了。他们曲解了“充分可靠”的要求，忘记了它的前提应该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只有从积极方面调动群众的力量，发挥生产和建设中的一切潜力，才能克服我们前进道路上的各种困难。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三大改造高潮以前的阶段，而没有认识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的新形势，没有充分估计在新条件下大大增长了的生产潜力，结果就背离了多快好省的方针，变成了经济战线上的懒汉。 + +　　当然，在某种情况下，局部地、暂时地放慢步子，甚至作适当的后退，是必要的和容许的。拿最近的例子来说，在１９５７年，我们就接受１９５６年的教训，适当减少了一些基本建设投资，削减和削除了一部分基本建设项目，调整了某些部门的发展速度，在劳动工资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样做，正是为了更好地积聚力量，不仅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而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首先是１９５８年的计划作好准备，使今后能够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前进。１９５７年国家计划执行的结果，证明了这样作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 +　　主张促进，提倡多快好省，是不是就一定会盲目冒进呢？不论做什么工作，我们历来反对主观主义的做法；既反对因循旧规的保守主义，也反对急躁盲目的冒险主义。我们所要求的多和快，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情况的多和快。盲目的、主观主义的多和快，并不能真正达到多和快的目的。那种做法，不但不能有效地促进建设事业，反而会给它带来损害。例如去年，由于对南方北方、山地水地的不同需要没有作具体的分析，在中央和地方的布置下一下子制造了一百八十万部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以至积压了差不多一半。象这样的多和快，就带有主观主义成分。那些超过了需要的双轮双铧犁和双轮单铧犁没有起促进农业生产的作用，反而积压了资金和钢材，浪费了人工和设备能力。当然，由于经验不足，对情况不能一下子摸得很清楚，要求在任何具体工作中完全避免盲目冒进或者盲目保守的错误，也是不可能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更好地前进，而不应当借口多和快而冒进，或者借口反对冒进而保守甚至冒退。 + +　　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５５年１２月写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中曾经这样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当然，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地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就有完全的必要了。”这一段话，值得我们再读几遍。 + +　　多、快、好、省，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的勤俭建国的方针。建设必须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合作社、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必须按照需要和可能力求增产，并且在一切方面力求节约资金。为了多、快、好，这就需要勤；为了省，这就需要俭。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对质量（包括品种、规格）和成本的要求。有了好和省，就限制了片面的盲目的多和快，限制了粗制滥造和浪费资金，同时也就使我们有可能用同样的资源和资金，进行更多的生产和建设，使生产和建设发展得更快。只顾追数量，只顾赶时间而不顾质量、品种和成本，是错误的；只顾质量，不顾数量不顾成本，不注意按时完成，也是错误的。我们在建设中，既要有按量按时的增长，也要有质量的提高、品种的适合需要和资金的节约。这两个方面，互相制约，互相推进。因此，我们必须经常坚持完整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坚决反对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的错误倾向。当然，只顾多、快和省，而不顾生产和建设的安全，造成工伤事故和人力物力的损失，同样是错误的，同样也必须坚决反对。 + +　　多快好省这四个要求，是相对的。怎样算做多快好省，要根据整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统一考虑，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例如，有时新建或扩建一个工厂，从一个地区一个部门来看是发展了生产；但是可能因此不合理地影响了其他地区其他部门原有企业的设备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或者影响了更重要的建设工程，从全国来看，反而造成了浪费。因此，我们对每一项生产建设事业，都必须从全局出发，周密考虑需要和可能，原料和市场，各部门各地区的协作配合，以及上一年度和下一年度的衔接，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各个部分在国家统一的计划下按比例地协调地全面地发展。在建设当中，任何脱离整体的本位主义思想，是同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的方针相违背的。 + +　　建设要有重点，要分清轻重缓急，区别对待，不能在同一时期内百废俱兴。孟子说得好，“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意思是说，只有不作那些不该作的事，少作那些可以不作的事，才有力量去做那主要的、必须作的事。同时百废俱兴，结果会俱不能兴。例如水利要着重中小型，只办若干极可能又极必需的大型水利工程。钢铁业第一个五年重点在扩建鞍钢，第二个五年就有可能建设包钢、武钢，同时还要办一些中型的和小型的钢铁厂。各项工作要分期分批办。不分期不分批，就是无重点，就会办坏，也就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的方针。 + +　　人的思想要符合实际是不容易的。我国有六亿几千万人，特别是分成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思想中。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也是以成万计，他们虽然一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但是也各有不同的经历和岗位，各有不同的想法。而且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对于我们大家都还是一件新事，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一个统一的符合实际的计划，当然不容易。但是不容易并不等于不能够，这是能够办到的。我们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不是都在一个统一意志和统一计划之下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吗？由分歧到统一，是经过调查，经过研究，经过辩论，最重要的是经过实践的考验来达到的。反复研究和反复实践，这就是我们的方法。 + +　　现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快要结束。第二个五年计划就要开始了。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已经建立起国家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已经有条件促进工业、农业和其他各种经济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广大群众和干部在各项建设工作中取得了许多经验，国民经济计划水平和管理水平也有了提高，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今后的建设中能够依靠群众的经验把工作做得更好一些，避免犯大的错误。根据国务院最近公布的规定，国家的管理体制已有适当的改变，各地方、各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特别是经过全党整风和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提高了政治觉悟，克服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主观主义将大为减少，就更将直接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目前，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推动下，农村中已经掀起了一个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的高潮，工业方面也正在走向新的高涨，经济战线上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这个时机，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加紧进行准备。当前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把１９５８年的各项计划指标订得尽可能先进些，并且相应地做好原料、市场等各个方面的平衡调度工作。为了更好地发掘企业的潜力和加强企业之间的配合协作，各个地方的党组织要积极领导所在地区各个企业（包括中央各部所管的企业）编好计划。如果我们努力的结果，在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跟上全国规模的工农业生产高潮，贯彻执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那么，我们就可以为第二个五年计划打下良好的基础，从而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地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35.txt b/CCRD/1/3/2/0001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1a95cda99ddeffff12a87c1612a16439db330d --- /dev/null +++ b/CCRD/1/3/2/000135.txt @@ -0,0 +1,19 @@ +# 上海工商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收获 + +　　<《新闻日报》(社论)> + +　　本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六千个学员从十一月八日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胜利地告一段落，从现在起，这些工商界骨干分子的整风运动将转入一般整风的阶段。 + +　　反右派斗争是整个整风运动的关键性的、有决定意义的步骤，而参加这一场反右派斗争的六千个学员，是本市工商界各区、各业的骨干分子，这次斗争的规模，比全面整风开始以前本市工商界领导层一百三十人的一百天的反右派斗争更为宏大。这一场历时一个月的反右派斗争，标志着本市工商界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高潮，对今后全市工商界的全面整风运动和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将有深远的影响。 + +　　这场斗争的胜利是巨大的。胜利的重要标志之一，是通过学员们的集中揭发，穷追猛击，已先后揪出了右派分子二百四十八人，打垮了上海工商界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使大多数右派分子露出了他们的反动原形。这些工商界右派分子分踞各区各业，在公私合营高潮以后，还是坚持反动的资本主义立场，运用各种手法，经常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特别是在党号召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期间，这些右派分子更疯狂地集中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到处放火放毒，阴谋推翻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在中国恢复资本主义。他们中间有的发誓要“生为资产阶级的人，死为资产阶级的鬼”；有的公然叫嚣“破社立资”，“要杀共产党人七万八千人”；有的结成集团，准备闹“大民主”；有的梦想美蒋卷土重来，他们“第一个扯白旗”好在“变天”以后进行“倒算”。在被揭发以后，这些右派分子虽然多方伪装，百般狡赖，甚或顽强抗拒。但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在眼睛愈擦愈亮的学员们面前，他们的层层伪装已被剥掉，他们的各种阴险手法已被揭穿，他们的反动本质和丑恶面目已经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他们在工商界人士中间，已经陷于孤立，并开始分化，有大部分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低头认罪。纵然有少数人还是继续顽抗，但他们已被搞臭，广大的工商界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些右派分子是要把中国和中国工商业者拉回资本主义死胡同的“害群之马”，坚决要和他们划清界线，他们不能再成为广大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 +　　胜利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驳倒了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在斗争中间，六千个学员就前一阶段十万张大字报所揭发出来的右派言行，展开问、答、辩，分清大是大非，许多谬论的反动性质便明显地暴露在大家的面前。这些谬论是形形色色的，有些右派分子一个人就发出几十条以至二百多条的谬论。但是，概括起来，这些右派的反动谬论有如下四大类：(一)美化和宣扬资本主义，污蔑和辱骂社会主义制度，恶毒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二)抗拒和破坏社会主义改造，诅咒五反运动，附和右派分子李康年关于赎买的荒谬主张，否定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三)丑化党员和工人阶级，反对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反对公方代表制度；(四)在国际问题上，崇美反苏，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一切反动论点说明了上海工商界右派分子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有着刻骨的仇恨，而对于资本主义反动立场则死抱着不放。他们中间有些人甘作章乃器的应声虫，以“小章乃器”自命；有些人还狂妄地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散布似是而非的谰言。在全国反右派斗争以前，特别是在大鸣大放期间，工商界右派分子这些荒谬论点不是没有市场的，有不少觉悟不高的工商业者受到迷惑。可是，在此次反右派斗争展开以后，觉悟已经提高的学员们根据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把右派分子的主要反动论点逐条加以批驳；有的人以亲身的经历作为论据，有的人当场拿出实物作为证明，有的人还控诉了曾受这些右派分子迷惑的经过；有些特别顽强的右派分子甚至遭到数以百计的人的驳斥；而右派分子亦被许可进行充分答辩。这样大争大辩的结果，许多右派分子已经被驳得理屈词穷，哑口无言，他们的反动论点已经被粉碎，存在于上海工商界中的一些错误和混乱思想，已得到初步的澄清。 + +　　通过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的揭发、批判和驳斥，参加斗争的广大中间分子受到深刻的教育，左派分子也得到锻炼和提高。在工商界政校整风运动刚开始的时候，有不少学员由于对整风的政策、意义认识不够，不同程度地抱着不正确的态度和怀着不必要的顾虑。但是，通过反右派的说理斗争的实践，他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大课，他们中许多人的态度和认识已有了明显的转变；初时认为整风和反右“与我无关”、抱着“明哲保身”的态度的人，转而积极投入斗争；初时顾虑重重的也已打消顾虑；初时对右派分子抱温情主义的也毅然撕破了面皮，对他们进行斗争。特别要指出，通过问、答、辩的反复过程，不少人对于两条道路的斗争，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敌我矛盾与大是大非问题，对于辨别香花毒草的六项标准有了初步的认识。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确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必须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明确了“共产党是全国人民的带路人，在人民心里生了根”，决不能离开党的领导等根本性问题。同时，从右派分子这些“反面教师”的言行，他们又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自己基本上还是没有放弃这个立场，而这种立场对于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工商业者本身的光明前途都有严重的危害性，非改变立场不可。有的人说，“参加这场反右派斗争的收获，比单纯学习理论大得多”；有的说，“以前对右派恨不起来，现在却真的恨起他们来了”；有的说，“这些右派分子不揭发出来，总有一天，自己也会滚进右派分子的泥坑”；有些曾经受过右派分子迷惑的人更以感激的口吻说，“整风救了我”。这些事例说明了，反右派斗争对于广大的工商界中间分子的教育是深刻而巨大的。因此，在斗争过程中，有不少中间分子已经开始逐步向左转化。 + +　　另一方面，立场问题已经基本上解决的工商界进步分子，积极和带头投入反右派斗争的结果，也学会了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的本领，逐步克服了急躁和简单化的工作作风而学会了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并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这样的收获也是值得重视的。 + +　　总的说来，上海工商界政治学校六千学员的反右派斗争，在党的领导之下，由于工商界整风工作委员会各级干部的不懈的努力，由于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政策的贯彻执行，由于大多数学员的积极投入斗争，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了。 + +　　可是，必须指出，通过这场反右派斗争，许多学员虽已从右派“教师”受到反面的教育，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认识到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进一步接受改造的必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政治立场(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立场)已经完全转变过来。他们虽已能够把右派分子从自己队伍中区别开来，但还未能完全摆脱右派论点和看法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他们在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过程中虽已能够指出右派言行的错误和危害性，但还没有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实际，对自己类似的言行进行检查。右派分子的反动论点一般上虽已被驳倒，但有些主要论点还有待于进一步系统的、深入的批驳。有些中间分子因为过去曾经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在不同程度上表示共鸣和支持，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驳斥右派时觉得许多话也是说中了自己的错误，感到“脚骨发软”，“心头沉重”，他们只求能“过右派的关”，而没有觉悟到非过社会主义的关不可。这些工商界人士更是迫切地需要通过一般整风运动来改变立场。即以工商界中的左派骨干分子来说，他们的社会主义立场还需要进一步巩固，他们脑子中不同程度上存在的资本主义思想还有待于克服，他们的与社会主义不相适应的工作作风和生活习惯还有待于逐步改变。一句话，通过反右派斗争，上海六千位工商界骨干分子的思想认识虽已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并不是大多数人的政治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在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基础之上，进一步展开以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内容的一般整风运动，对于这些工商界骨干分子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了。我们希望，政治觉悟已经提高的工商界六千位学员，发挥更大的积极性，自觉地投入一般整风运动，以正面的真理为标准，以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为借镜，以自己的言行为材料，反复比对，互相帮助，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深刻的检查，以实际的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有这样，工商业者才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在政治上平稳地过社会主义的一关，取得整风运动的完全胜利。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36.txt b/CCRD/1/3/2/0001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9e6ef4f7447c7cb0278de8fcf8d6606c8964a7 --- /dev/null +++ b/CCRD/1/3/2/000136.txt @@ -0,0 +1,19 @@ +# 严肃认真地对待群众的意见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坚决地放，大胆地放，彻底地放”的口号，鼓起了广大群众对领导工作和领导作风提意见的热情，因而在整风转入第三阶段以后，一般单位都先后掀起了鸣放高潮。随着鸣放高潮，不少单位又出现了整改高潮。 + +　　但是，有些单位的领导同志对待群众的意见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一种是：对解决问题不热心，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解决，能够处理的意见不处理。有的是把群众提出的大量问题，“留作参考”，不作处理，唐山机器厂就把群众提出的一千四百三十条意见（约占提出意见数的三分之一）划为“参考”。有的是不认真批复群众提出的意见，甚至连群众的原意都没弄清楚就作答复，如有个单位的行政科长，一个钟头就“处理”了群众提出的一百多条意见，结果有半数问题又被群众退了回来。有的是不管群众提的问题多么实际多么具体，他都用空洞的答复对之。如冶金部钢铁研究所副所长刘茜，对群众提的意见，他都答复说：大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们虚心接受，今后希望继续提意见。有的领导人是口头上表示要坚决改，但不见诸行动。 + +　　这显然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来进行整改。大家热情地向领导上提出批评和意见，大胆地揭露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其目的就是希望领导上能够通过这次整风运动，克服工作、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把革命工作做得更好。而这些领导同志却故步自封，没有决心彻底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 + +　　另一种是：不管群众提出的意见对不对，应不应该改，能不能改，都不加分析研究地接受下来，盲目地加以改变；或者是群众提一点，就只改那一点，相似的问题也不去管。如公安部在鸣放中有人提出星期天不需要烧洗澡水，总务部门没有考虑这个意见只代表了住在部外的一部分人，也没有征求大多数住在部里的人的意见，就贸然决定星期天不烧水。结果引起许多人的不满，又贴大字报要求恢复，后来，又不得不改回来。中央有个单位的干部提出办公大楼某个拐角处电灯坏了，领导干部看见了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叫有关部门去装好了。但是群众还是不满意，因为这个楼的好几处路灯都坏了，而领导上却没有根据那张大字报提出的问题进行一次检查一并加以解决。 + +　　这种态度固然比官僚主义的态度要好一些，但还是不够端正。这些领导同志虽然对群众的意见表现得很虚心，能改的都改，并且改得很迅速，可是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零敲碎打的作法，对从根本上来克服三个坏主义、改进工作无多大好处。要正确处理群众意见，就应该对群众意见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于群众的正确的意见，应该改、能够改的，就应该坚决、大胆、彻底地改。不应改不能改而需要向群众解释的就及时解释清楚。如果不加分析、研究，就稀里糊涂地包下来，错的也改，对的也改，就会是非不分，责任不明。也许今天解决了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明天又会出现一个同样性质的问题；今天改正了这样一个错误，明天又会犯同样的错误；甚至愈改愈错，影响了工作又损害了国家利益。事实上群众提出的意见不完全都是正确的，也不应该要求群众提出的意见都完全正确，问题在于领导上要加以分析，“择其善者而从之”。 + +　　不管是官僚主义还是盲目地整改，都不是正确地对待群众意见的态度。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积极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对群众的意见要作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于群众的正确的意见，领导者就应该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办法，和群众一齐研究，找出产生错误或缺点的原因，找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办法，发动群众一起动手来改。对于群众的错误的意见，就应该向群众说清楚，决不能盲目接受，给工作造成困难。为什么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因为我们整改的目的是要真正改变作风、改进工作，提高领导提高群众，而不是为了哗众取宠，炫耀整改的百分比。积极的态度，就是整改不停留在群众原提意见的水平上，也不局限于群众所提出的某一具体问题，而是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处理。应该加以提高从根本上来考虑改进的，就从根本上来加以改进；应该进行全面检查通盘解决的就通盘解决，主动地改进工作。 + +　　实事求是、认真严肃地处理群众在鸣放中提出的意见，不但可以使领导干部明确认识到自己工作中、思想作风上的缺点和问题，有信心有决心地去加以克服和解决，而且可以提高领导干部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和领导水平。对于群众来说，通过这样认真严肃的处理，也可以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进一步加强主人翁的感觉，从而更加热心地帮助领导、监督领导有效地克服三个坏主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37.txt b/CCRD/1/3/2/0001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427c5a1e42ab975337dc24a519b11ee4900bc7 --- /dev/null +++ b/CCRD/1/3/2/000137.txt @@ -0,0 +1,23 @@ +# 进一步推行勤俭持家的方针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城市和农村里普遍提倡勤俭持家，是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方针的极重要的方面。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在重点地区认真贯彻执行了勤俭持家的方针，取得了成绩，创造了初步的经验。 + +　　但是，在全国提倡勤俭持家，为时尚短，大部分地方只开始了重点宣传，还没有全面铺开；或者，只作了一般的号召，还没有同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因此，还必须在现有的基础上，紧密地结合当前的中心工作，进一步大力推行。 + +　　根据重点地区的经验，要推行勤俭持家的方针，首先必须使干部和群众看到勤俭节约的巨大潜力。近几年来，特别是农业合作化完成之后，农业生产有了迅速的发展，农民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１９５６年农民食用和储备的粮食，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一千一百多亿斤；１９５６年国家供应给农民的布匹比１９５０年增加了两倍。从许多调查材料来看，除去少数富裕中农和“五保”户以外，原来的中农、贫农、雇农的收入，一般都比抗战前有显著的增加。例如河北省获鹿县黄岩村的一百九十八户社员中，家庭成分原是中农的社员，１９５６年平均每人收入七十四元，比１９３６年平均收入四十八元，增加了５４％。原是贫农的社员，１９５６年平均每人收入六十七元，比１９３６年平均收入三十五元增加了９１％。原是雇农的社员，１９５６年平均每人收入六十八元，比１９３６年平均收入三十一元提高了１１９％。现在农村里，真是人人吃饱饭，个个有新衣。 + +　　我国劳动人民从来就有勤劳节俭的优良传统。在旧社会里，因为存在着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即使省吃俭用，绝大多数农民还免不了要贫穷破产，甚至家破人亡。现在勤俭持家，是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生产获得迅速发展、人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改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只要进行深入的宣传教育，广大人民一定更加愿意勤劳节俭。 + +　　根据重点地区的经验，要推行勤俭持家，必须把勤俭持家和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并提，全面宣传。必须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勤俭持家和勤俭办社并提的道理，把爱国、爱社、爱家三件事从思想上统一起来；使大家懂得：真正的爱家，必须首先爱国、爱社；为国家和合作社的利益着想，也就是为家庭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着想。现在有一部分人不重视节约，就是因为爱国、爱社、爱家的思想没有树立起来。有人说：过去省吃俭用，是为了买田置地传后代，现在土地归了合作社，老了可以要求五保，病了可以要求补助，荒年可以要求救济，一切有合作社在。有些人一心讲究吃穿，分红后就滥吃滥用。这种只顾眼前，只顾个人利益的想法和作法显然是不对的。全国有六亿人口，如果一个人一年多拿一块钱去买粮食，国家就需要增加六十亿斤粮食的供应，一个人一年多拿一块钱买布，国家就需要增加两千万匹棉布的供应。一个人多花一块钱是小事，但是国家和合作社就要因此增加大量的物资供应。而且滥吃滥用，把现在生产出来的东西，全部或大部吃光用光，不考虑增加积累，扩大再生产，不仅对国家和合作社的利益，就是对自己也是没有好处。那些滥吃滥用的人过“富三天，穷半月”的生活，就因为没有长远打算的缘故。 + +　　各地应当结合目前社会主义大辩论，有意识地把勤俭持家问题当作辩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充分摆事实，讲道理，分清是非。这是提高男女农民对勤俭持家认识的最主要的方法。为了照顾妇女群众操持家务的实际情况及觉悟水平，除掉发动她们参加辩论会以外，还应该举行小型座谈会、经验交流会、勤俭持家能手代表会、勤俭持家展览会等等，特别要利用在地头、磨边的机会，通过多种多样的适合妇女活动的简便办法，把勤俭持家的意义和经验，随时随地进行宣传。 + +　　各地经验证明，在推行勤俭持家的方针的时候，应该从勤劳生产、厉行节约、有计划地安排家务开支等三方面来努力。有些人以为勤俭持家就是要降低生活水平。这完全是误解。我们所说的勤俭持家，就是既要勤劳，又要节俭，反对游手好闲，反对铺张浪费。农村中勤俭持家的办法首先是保证和支持家庭成员积极参加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劳动，因为只有参加合作社的农副业生产，增加合作社的财富，才是农民家庭富裕幸福的根本源泉。家庭副业生产是最适于妇女参加的劳动，应该根据当时当地条件积极开展，在山区更为重要。这种生产只要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就能为国家、合作社创造财富，为家庭增加收入。厉行节约是勤俭持家最主要的一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已经打下初步基础，但是因为我们原有的家底薄、人口多，在建设的过程中，困难还是很多的，必须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克勤克俭。我们特别要注意节约粮食、饲料、棉布、煤炭等，并且要改变旧的不合理的风俗习惯，逢年过节、红白喜事、人情应酬，一切都应当从简。现在国家生产是有计划进行的，主要物资是有计划供应的，因此每个家庭都应该做长远打算，有计划地安排家庭开支。对主要消费品和其他的开支，都要根据国家供应计划和自己家庭的条件，精打细算，加以安排。 + +　　勤俭持家，人人有责。每一个家庭的男女老少应该一齐努力。而妇女是家务的主持者，掌握着家庭柴米油盐的消费和衣食住行的筹划，所以妇女更是推行勤俭持家的主要力量，责任特别重大。勤俭持家就是妇女勤俭建国的一种实际行动。每个妇女勤俭持家，就可以对国家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从事家务劳动和参加社会劳动同样是光荣的。家务劳动是社会主义建设不可缺少的；任何轻视家务劳动，轻视勤俭持家的思想，都是完全错误的。为了养成勤俭持家的社会风气，对于自己的子女，应该引导他们懂得勤俭持家的意义，学会勤俭持家的本领。青年一代是在新中国长大成人的，几年来都过着有吃有穿的幸福生活，不大懂得生活的艰难，所以要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他们，继承并发扬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优良传统。所有的工作干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应当以身作则，带领群众，把勤劳俭朴的风气，普遍地巩固地树立起来。对于回乡的干部家属、职工家属和军官家属，应该鼓励她们在勤劳生产、艰苦朴素方面作出榜样。 + +　　毛主席指示我们：“为了解决勤俭持家问题，特别要依靠妇女团体做工作。”所以宣传贯彻执行勤俭持家的方针，各地妇联组织有重大责任。现在不少地方妇联正在主动地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这项工作，希望全国各地妇联组织和全体妇女干部，鼓起劲来，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协同共青团、有关人民团体及有关宣传机关共同努力。党委的重视和领导，又是广泛深入开展勤俭持家工作的决定因素。因此，我们希望各地党委进一步加强领导，结合当前的整风运动和中心工作，动员广大男女群众，自觉自愿地、心情愉快地、克勤克俭地料理家务，充分发掘家庭勤劳节俭的潜在力量，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为加强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努力奋斗。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38.txt b/CCRD/1/3/2/0001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77938594a84179b28a0ee36b6f3b9b8e4f1025 --- /dev/null +++ b/CCRD/1/3/2/000138.txt @@ -0,0 +1,39 @@ +# 华南水上居民需要特别加以照顾 + +　　<陈序经> + +　　福建、广西、广东三省一百五十万水上居民。在封建社会里，他们遭受严重的歧视和虐待；解放以后，生活虽有很多改善，但是经济上文化上仍极为落后。 + +　　＊　　　　　　　＊　　　　　　　＊ + +　　我想谈谈关于华南的水上居民的一点意见。 + +　　我在这里所说的水上居民，是以往所称的“蛋民”或“蛋家”。“蛋”又作“蜒”或作“疍”。他们自己并不喜欣这个名称。他们说：他们原来是叫做“大家”。可是这个名词并没有见于志书。我以为现在若用“旦”字去代替“蛋”字，较为合适。否则，就用“大家”这个名称，似也不见得不妥当。 + +　　这种水上居民与钱塘江的九姓渔户，或其他的水上居民，是不同的。现在只在福建、广西、广东才有这种水上居民。他们分布于这三省的河流或沿海各处。其所聚集的地方，多为都市或陆地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广州在抗战前，他们的人数达十余万，现在还有约七万。估计这三省至少有一百五十万，尤以广东为最多。由于他们是水居，而且有很多分布于沿海一带，他们是我们的国防的前哨。 + +　　从历史上看起来，这种水上居民，在唐以前，并不见得是水居。他们和其他的陆地居民一样的住在陆上。据晋常璩的华阳国志记载，在三国与晋的时代，他们多分布于四川各处以及在贵州一些地方。南北朝时，陆腾要用很大的力量始把他们压制，在唐代，他们是李德裕与高骈的劲敌。 + +　　到了宋代，他们才被称为水上居民。为什么他们从陆居而变为水居，还找不出正确的解释。可能是受了汉族的压迫而迁居水上。 + +　　关于这种的水上居民的记载较早而较为详细的，是宋代周去非的岭外代答。在这本书里，有一段是叙述这种水上居民的。他说：“以舟为室，视水如陆，浮生江海者，蜒也。”他又说：“凡蜒极贫，衣皆鹑结。得掬米，妻子共之。夫妇居篷下，生子乃猥多，一舟不下十子。儿能自孩，其母以软帛束之背上，荡桨自如。儿能匍匐，则以长绳系其腰，于绳末系短木焉。儿忽堕水，以缘绳汲出之。儿学行，往来篷脊，殊不惊也。能行则已能浮没。蜒舟泊岸，群儿戏沙中，冬夏身无一缕。” + +　　从宋代到解放以前，虽然经过约有千年之久，但这种水上居民的贫苦生活，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周去非所描写的一切情况与习俗，到今还多少保留着。 + +　　在封建社会的时代，他们曾受了重重的压迫。他们受了苛捐杂税以及各色各样特别严重的歧视和虐待。譬如科举考试，不许他们参加。他们结婚时，不准穿着红裙。此外，又如阻止他们上岸居住，这件事连了封建统治者雍正，也为了他们抱不平，因而下令反对。男的被一些人称为“蛋家贼”，女的被一些叫做“咸水妹”——后一名词，无疑的是帝国主义者入侵以后才出现的。 + +　　解放以后，党与人民政府对于他们十分关怀，数次派专人去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在土改时期，他们之中，也有的分得土地。同时，在其他方面，作了很多改善他们生活的工作。他们以舟为室，萍踪匪定，难得受教育的机会，乃设立水上学校，或在陆上专为他们开办学校，鼓励他们读书。水上文化船，水上医疗船，主要的都是为着他们而设置的。又介绍他们找职业，生活太困难者，给以救济。同时，又帮助他们建筑房舍、移居陆地。 + +　　此外，民族事务委员会还开过会议，讨论他们是否应当为少数民族来看待。根据一些人的意见，他们所聚居的地方，既然往往也是陆地人烟比较稠密的地方，两者长期密切往来，错居杂处，不象其他的好多少数民族，有了集中居住的固定范围，因而不易分为一个自治区域，所以直到现在，他们并不当为少数民族来看待。应该指出，在我们祖国里，好多少数民族中也有一些散居各处，不能按地区去分为自治区域的。 + +　　我个人以为从历史上看起来，这种水上居民，没有问题的是一种少数民族。现在他们虽然与陆上居民有了密切的关系，可是事实上，水居与陆居就是一种很显著的基本差别。因此，我觉得若当他们为一种少数民族来看待，似也没有可以非议的理由。 + +　　然而更重要的，是从经济与文化的生活来看，他们一千年来，以舟为生，经济极为困难。周去非所说：“凡蜒极贫”这句话，还有很大的现实性。因为贫苦而没有机会去受教育，加以一叶扁舟，今日在这个地方，明日可能在别的地方，或是很远的地方，就是有能力去供给其子女入校的，也有好多困难。贫苦而没有教育，贫苦的情况，是不易改善的。怪不得当党与人民政府号召扫除文盲的时候，广州有些这种水上居民，误会以为凡是文盲者，都要被淘汰了。听了人们说要向他们宣传扫盲时，他们有的骇怕起来，避而不见。直等到工作同志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后，他们还是觉得学习文化，对他们自己来说，是存在着极大的困难。 + +　　解放以后，他们的生活虽然有了很多的改善，可是从整个来看，还是较为贫穷的人民。而且，从个别的情形来看，有的生活更加困难。比方，自广州过江的轮渡公司成立之后，过江多有电船，过去成千成万靠着载客渡江为活者，大受影响。以往一家五口，每天入息有一元以上者，现在，很多只能得一二角。虽然人民政府尽量设法去救济，可是救济并不是治本的办法。而且，他们是劳动人民，惯于劳动生活，不只不愿坐待照顾，而且觉得这样做法，是可耻的。 + +　　我的意见是，当他们为少数民族来处理，应该没有问题。但也应该指出，是否这样去做，还是次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文化上，都极为落后，需要特别加以照顾。如果我们不当他们为少数民族来看待，那么在他们全部或绝大部分尚未迁居陆地而同时他们的经济与文化生活还没有显著的改善之前，为着照顾他们这种特殊情况，应该设立一种机构，专为处理或解决他们的问题，使他们的经济与文化的生活，能得到全面与特殊的照顾，逐渐消灭其落后的现象，更快的能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齐走向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 +　　至于具体的机构如何设立和问题如何解决，我觉得应由民族事务委员会与有关方面，加以详细的考虑，然后决定。以上的意见，是否有当，请各委员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39.txt b/CCRD/1/3/2/0001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3a0749fd5b04795c87f8e945093930bc6b0d9b --- /dev/null +++ b/CCRD/1/3/2/000139.txt @@ -0,0 +1,23 @@ +# 全国高等学校加强政治教育工作　许多校院长和党委书记主讲政治课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全国高等学校党委在反右派斗争后，全面地加强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本学年新开设的政治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方面一切重大的问题，包括课程内容，计划步骤，教学方式，教学力量的配备等，都是党委在充分讨论和研究的基础上，安排和部署的。对于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进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党委都随时进行研究和解决。担任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教员和有关工作干部，都由党委统一调配，并在各级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 + +　　党委除了加强对政治教育原则上组织上的领导外，还加强了对政治教育具体的业务上的领导。许多学校的党委书记和校院长都直接领导了政治课教研室的工作，并且亲自主讲政治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第一课动员报告，大都是由各校校院长或党委书记担任的，如中国人民大学胡锡奎副校长、清华大学蒋南翔校长、北京师范大学何锡麟副校长、天津大学李曙森副校长，南京大学郭影秋校长都亲自做了动员报告。 + +　　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进行过程中，不少学校领导同志还担任了专题讲授的工作。例如，中国人民大学决定：关于高等教育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就由副校长兼党委副书记聂真和邹鲁风担任讲授，关于干部政策与干部待遇问题，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两个专题由党委副书记崔耀先担任讲授。南开大学副校长刘披云兼任社会主义教育教研组主任，并担任专题报告与解答问题的工作。 + +　　还有些学校领导同志已经准备今后将长期地兼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课的讲授工作，例如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已经担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一课的教学工作。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胡辛人，党委委员邓旭初等十九名党员都担任了政治课、党课、时事政策课的教员。 + +　　各地高等学校这些措施，将发挥彻底加强党对马列主义教育的领导作用，对于改进理论教育，克服教条主义的缺点，反对修正主义倾向，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 +　　本报特约新华社专稿　南京市九所高等院校党委本学期以来直接领导政治课的教学，南京大学、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师范学院、南京航空学院等院校并由党委副书记兼任或下放为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 +　　各院校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员院校长都参加讲授政治课，华东水利学院的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已作过九次报告和每一阶段的学习小结。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郭影秋除上课做报告外，还参加讨论。南京工学院在党委书记、党员院长参加授课后，党委会又组织了政治课教师和具有一定政治水平的教员一百二十五人深入各系科班级，担任政治课辅导，领导学生讨论漫谈。 + +　　党委书记讲授政治课，密切结合当前每一阶段的政治运动中心和学生思想情况，在党委集中领导下自编教材。华东水利学院二年级学生在社会主义教育导言部分的学习中提出了六十多个问题，经过讨论许多糊涂看法得到澄清；四年级二百七十多个学生在政治课的学习和讨论中还结合前一时期校内政治情况进行了自我思想检查。南京工学院通过政治课进行纪律教育，学生们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破坏学校秩序的坏分子，对一些人不爱护公物、浪费、不尊重师长等不良现象进行批判，多数的班级还根据具体情况订出了班级公约，学校内部秩序大大改善。 + +　　目前，各校政治课还以劳动观点、学风、紧缩机构等问题为内容进行教育，学生们边学习边贴大字报，协助学校进行整改。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0.txt b/CCRD/1/3/2/0001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f25dbd6fa2d1343decd246397d74e8b6425f5f --- /dev/null +++ b/CCRD/1/3/2/000140.txt @@ -0,0 +1,19 @@ +#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既不利于城市，也不利于农村，必须加以有效地制止。从去年秋后到今年夏收，据各地不完全统计，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共达五十七万人之多；从今年秋季到１０月上旬，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又有十一万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各地政府虽曾分别进行过劝阻和遣送返乡的工作，也起了一些作用，但还没有完全扭转这种趋势。现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从各方面规定了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有力措施。对这个指示，各地党政机关和人民团体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争取在较短时间之内使农民盲目外流的现象能够停止。 + +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这将会大大减轻国家对城市的负担。农民流入城市，在城市就食就宿，必然增加城市粮食供应量和调拨费用，增加副食品供应紧张局势和住房拥挤的状况。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目的是寻找工作，但是，由于城市劳动就业是根据建设需要有计划进行的，而且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计划外的盲目外流的人口是难以安置的。有些落后分子特别是流入城市的地主、富农以及劳改释放分子等，就乘机进行投机、聚赌以至偷窃来维持生活，严重地影响着城市的社会治安。另一方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对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也有重要影响。山东省定陶县冉固集区今年秋季外出的男劳动力共一千零三十八名，占全区劳动力总数的１３．７％。山西省长子县绿化农业社第四生产队共有五十名男劳动力，有一个时期走得只剩下六名生产队长和组长。在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地区，甚至发生耕作计划不能完成、作物无人收割的严重现象。如果对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的现象不加以制止，显然是大大不利于迅速发展农业生产和加强农村建设，大大不利于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 + +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根本办法，是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农村人口盲目外流，原因之一是误信传说，认为城市就业容易，羡慕城市生活，轻视和躲避农业劳动。针对这种情况，必须向农民说明，城市就业并非容易，目前机关团体工矿企业人员不是过少，而是有余，不仅不需要增加，而且已经在开始大量向农村输送，以便增加农业生产战线的力量。今后如果需要招用人员，除在城市就地吸收外，在农村召用人员，也将通过农业社进行有计划地调配，而不可能随便录用。同时还应教育农民，要安心于农业生产。农业生产有着广阔的前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工业建设需要农业的大力支援。目前农村生活固然还较艰苦，但是，富裕的生活是艰苦劳动的结果。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的辛勤劳动，农村生活正在提高并将继续提高。在我国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和农村生活费用低廉的条件下，农民收入的水平不要很久就可以逐步赶上工人收入的水平。大批农村人口离开农村，不仅不会改善农村生活，相反，由于劳动力的减少，必然会减低农业收入。这对国家和对农民个人都是不利的。因此，作为新中国的农民，作为农业社社员，每人都应当有这样的坚强意志，这就是用自己的顽强的劳动坚决改善农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的繁荣幸福的新农村。 + +　　在外流的农村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受灾地区的农民。受灾之后，有些农民不愿就地生产自救，而外出谋生，当地乡政府和农业社不仅不予劝阻，有的甚至开写介绍信鼓励农民到城市中去。应该指出，这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是对国家对灾民严重不负责任的表现，而且影响灾区农副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历年来，对于受灾地区，国家都曾拨出大批款项作为救济和生产之用。今后受灾地区的乡政府和农业社，必须对这项资金加以充分运用，组织灾民生产渡荒，而不应推卸责任，纵容农村人口外流。 + +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还必须严格控制城市工矿企业和机关单位的用人，加强城市户口的管理。过去几年来，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有增无减，同用人制度和户口管理不严有重要关系。有些企业单位，由于贪图方便，任意到农村去招收工人，任意雇用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有些住户也留用没有户口或只有临时户口的保姆。这些作法，不仅违反国家制度，刺激农村人口继续盲目外流，而且由于其中往往混有少数不良分子，给国家建设和城市治安带来不良后果。在少数地方，更有人以“包工头”的身分介绍农民参加临时工作，从中牟利，社会上出现了新的剥削者。因此，今后各机关企业以及个人，必须严格执行用人制度，遵守城市户口管理办法，通过动员农村人口还乡的工作，对上述现象加以清除。 + +　　农村人口长期盲目外流，除上述原因外，还与许多地方的民政部门、公安部门以及铁道等部门的工作有关。对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现象，不少地方听之任之，不加过问；或是虽曾进行过劝阻，但也不够坚决有力。特别是铁道部门，对于无票或缺票的乘客，没有进行认真的检查；就是有时查出无票或缺票乘客，也没有按照规章办理补票手续。这就为盲目流动人口打开了方便之门，使他们能够不花路费或是少花路费而自由到处流动。安徽省有人在七个月中往返东北三次，所用路费不足十元，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为了有效地从各方面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除铁路、航运部门必须加强验票制度之外，各地应当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指示，在一些农村人口流动较多的铁路沿线、省与省交界的交通要隘以及车站、港口，设立劝阻机构，对盲目流动的农村人口进行劝说和遣送回乡的工作。这是制止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一项重要措施。根据历年的规律，冬季是农村人口盲目外流较多的时期，因此，各地应该尽速着手进行这一工作。 + +　　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是关系国家建设、关系工农联盟、关系许多人正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任务。由于这项工作牵涉到许多地区、许多部门，因此，各地应该在党委领导下，动员各有关部门，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指示，立即行动起来。目前农村生产正在蓬勃发展，而各级国家机关正在大力紧缩机构，城市中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知识分子、职工家属和军人家属正在纷纷下乡上山，这一切对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造成了极有利的条件。只要我们耐心地细致地进行工作了，向群众充分说明道理，长期以来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现象是完全能够制止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1.txt b/CCRD/1/3/2/0001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2110795a32adcc5596f6f417d1ed591d02ccdd --- /dev/null +++ b/CCRD/1/3/2/000141.txt @@ -0,0 +1,27 @@ +# 政法部门需要彻底的整顿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本报连续揭露了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窃据重要职位的六个党内右派分子。他们是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副庭长朱耀堂，研究室主任鲁明健；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一厅厅长王立中。这些右派分子的共同特点，就是企图把国家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这样重要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武器变成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工具。揭穿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面目，肃清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动影响，是我国政法战线上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胜利，这对巩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将产生积极作用。 + +　　我们的国家机关必须坚决地彻底地维护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我们的国家要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工人阶级通过自己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共产党实现这种领导，这一点在宪法中已经作了庄严的规定，就是右派分子也不敢公开反对。但是，右派分子却挖空心思，找出种种的理由和借口来反对党的领导。 + +　　政法部门中的右派分子为了反对党的领导还特别制造了一种借口，仿佛党只能制定法律，制定政策，不能过问这些机关的“业务”。这就是说党只能作原则上的领导，不能作具体的领导，否则就是“党政不分”“党法不分”。显然，这种理由是十分可笑的。党的领导当然首先应该是方针政策的领导，可是有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不等于就正确地贯彻执行了方针政策。党如果不对各个业务部门贯彻执行政策方针的具体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党如果对这些机关没有具体的领导，如何能够使得方针政策正确地贯彻执行？如何能够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党政不分”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就需要这种“不分”，如果说这样作了，就叫“干涉”的话，社会主义建设就需要这种干涉。因为只有这种“不分”和“干涉”，才能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和核心作用。当然，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的工作，在原则上应该有所区别。但是，党为了贯彻执行自己的方针政策而作的具体领导和右派分子诬蔑的“不分”和“干涉”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既不能因为右派分子的攻击而放弃党的具体领导，我们也不能对某些党组织包办代替和不必要的干预行政的现象加以容忍。 + +　　维护和贯彻党的领导作用是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特别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在一切国家机关中应该有党的组织，应该有共产党员参加领导工作。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国家机关中绝不是以个人的身分在活动，而是代表着党的利益和意志在活动。因此，这些负责的共产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不仅要处处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行事，而且要经常地密切地依靠党的帮助和指导，把自己的工作严格地置于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而党内右派分子则完全相反，他们力求摆脱党的领导，生怕党来“干涉”他们的工作，百般强调所谓“独立思考”和“独立活动”。王翰、刘惠之强调的“垂直领导”和贾潜强调的“独立审判”，实质上就是反对党在这些机关中的领导。因此，他们就完全丧失了党性，成为和共产党员的称号完全不相容的右派分子。而一切企图摆脱党的领导而“独立活动”的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应该从揭露这六个党内右派分子的事实报道中得到一些教益。 + +　　我国人民政法部门的总任务是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右派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制造种种荒谬的言论，提出种种荒谬的主张，其目的就是要改变人民政法部门的性质，就是要把打击敌人的武器反过来对付人民。王翰、刘惠之等主张要有“监督的监督”，要有“最高的监督”，要有“上方宝剑”，其目的就是这样。而为了给自己的阴险目的找寻根据，他们几乎如出一辙地制造了“过渡时期已经结束”，“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谬论。因此，他们主张对反革命分子、对违法犯罪分子应该“从宽”，不应该“严惩”，主张对他们要“爱人以德”，要“无罪推定”。事实证明，我国的阶级斗争远远没有熄灭，而且在党内也有阶级斗争的强烈的尖锐的反映。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就是明证。他们完全站在敌对阶级的立场上，不是去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而是完全相反地在保护敌人、宽容罪犯、打击人民。他们是敌对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应该承认，这种阶级斗争在整个建设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都会存在的，并且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社会主义建成之后，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存在，也就会有反革命分子和反社会主义分子存在，阶级斗争也就会继续存在，国家的专政机构也一定要存在，它的镇压敌人、惩罚罪犯、保护人民的任务也就不能取消。在任何时候，只要有阶级敌对分子存在，无产阶级同阶级敌对分子之间的阶级斗争始终会带着你死我活的性质。对于这些阶级敌对分子只有无情的镇压和严厉的惩罚，专政的武器对他们永远不应该成为仁慈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把阶级敌对分子的有罪设想成“无罪”。对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和性质如果缺乏清醒的估计，我们就会丧失警惕，迷失方向，有利于阶级敌人，而不利于人民。 + +　　政法部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为了加强人民民主专政，首先应该加强政法部门，要加强政法部门，就要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反右派斗争证明，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确有整顿的必要。因为在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要害部门中，揭发了大批反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右派分子，其中有非党干部和一般干部，也有象王翰、贾潜、刘惠之这样负责的党员干部。（⑴⑷）而且问题也不只是在政法部门中有大批的右派分子，问题还在于政法部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党的领导问题上，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如何对待反革命分子和犯罪分子的问题上，在人民民主专政的许多其他具体问题上，政法部门中有一部分干部存在着程度不等的糊涂观念。他们虽然没有主张对敌人实行片面的宽大，但是对实行片面宽大的事实却视而不见。他们对民主和专政的认识不是统一的，不是无产阶级的观点，而是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或者在左右之间摇摆着。现在在政法部门中虽然已经进行了反右派的斗争，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要使政法部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纯洁起来，就必须在一些根本问题上展开大辩论，彻底地克服资产阶级的右倾思想，彻底地整顿政法工作人员的队伍。政法部门是刀把子，这个刀把子必须掌握在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手中。在这里不但不能容许右派分子的存在，而且不能容许右倾思想的传播。我们一定要把政法部门作一番彻底的整顿，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 +　　王翰等党内右派分子的被揭露还说明，任何人都要进行经常的彻底的思想改造，老党员、老干部也不例外。这六个右派分子的党龄最短的也有十五年，最长的将近三十年。他们经过了长期的革命锻炼，他们在国家机关中担负着相当重要的职务，为什么也会堕落成右派分子呢？为什么也会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呢？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中间有的人本来就是拖着剥削阶级的一条尾巴进党来的。有的人则受了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入党之后，他们的立场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思想改造也没有彻底进行，他们的骄傲自满情绪发展了，个人主义发展了，于是在很多问题上经常和党处于对立的地位。这样，在我们国家生活处于急遽变化的时期，当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向我们党疯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地从内部向党发动进攻，终于变成了党内右派分子。 + +　　我们千千万万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党和国家的优秀干部，他们多年来是在党的教育下和革命斗争的环境中把自己的思想彻底改造过来，脱离了本阶级的影响，而脱胎换骨地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的。王翰、贾潜、刘惠之等应该说是和我们千千万万党员和干部处于同一环境之中，同样受着党的教育和革命的锻炼，他们改造思想的环境并不比别的人差些，但是为什么别人能够在十多年，二十多年的过程中逐步成长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而他们却堕落为资产阶级的右派分子呢？这证明要改造思想，不但要有环境，更重要的是还要有自觉。仅仅有改造思想的环境而没有改造思想的自觉，思想是无法彻底改造好的。 + +　　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教育绝非万能，教育只能对那些能接受教育的人发生作用。党对王翰、贾潜、刘惠之的教育不可谓不多，也不可谓不严。十几年、二十几年都在对他们进行教育，甚至长期对他们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想进行斗争，但是，他们还是变成了右派分子。这说明他们根本缺乏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的自觉。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等于给我们上了如何对待思想改造的有意义的一课，促使我们进一步懂得在思想改造中必须发扬每个人的自觉性。那种认为只要参加了党，参加了革命，在党的教育和革命教育的春风化雨之中，一个人的思想一定会自然而然地脱胎换骨，成为新人的观点是危险的。 + +　　这六个右派分子的被揭露也证明党绝不会无原则地庇护自己的党员。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所以坚持自己的错误，固然和他们没有决心改造自己有关，也和他们的居功自傲、认为党奈何他们不得有关。他们以为，自己是这样老的党员，这样老的干部，对党和人民又有过“这样多”的贡献，因此，即使违抗党的指示、拒绝党的领导，宣传同党完全不同的主张，跟党采取完全相反的行动，党也不会把他们怎样，甚至党还会对他们让步，和他们妥协的。事实完全作了相反的回答，党没有对他们让步，也没有同他们妥协，党不但在过去经常同他们的错误作了斗争，而且在这一次反右派斗争中对他们作出了恰当的结论，把他们确定为右派分子。这充分显示了党的大公无私，党的原则性和战斗性。一切犯了错误而又居功自傲、不打算改正错误并且等待着党的让步的共产党员应该彻底地清醒过来。 + +　　王翰等六个右派分子的揭露，对于巩固我们国家作为人民民主专政武器的监察机关、司法机关和检察机关是大有好处的。我们应该从此得到深刻的教训，下决心进一步彻底地整顿政法部门，以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同时，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应该从这里吸取必要的教训，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和实际锻炼，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奋斗到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2.txt b/CCRD/1/3/2/0001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33a84b58804e6e8f9ad3e25fabcc401afdead --- /dev/null +++ b/CCRD/1/3/2/000142.txt @@ -0,0 +1,23 @@ +# 正确地对待个体农户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这是目前农村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项政策措施。认真地贯彻执行这个指示，将大大地有助于我国农业合作化制度的进一步巩固，有助于农业生产和农村中的其他各种建设事业的发展。 + +　　目前在我国农村中，除了还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外，绝大部分地区的９０％以上的农户都参加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有３％左右是个体农户。但是，如何正确地对待这些个体农户，仍然是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由于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的时间还不久，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巩固合作社方面，忽略了对个体农户的领导，而这些个体农户又极为分散，党和政府在他们中间的工作近两年来是大大减弱了。这些个体农户中一部分人资本主义思想本来比较严重，在自由市场开放以后，某些地区又缺乏必要的管理，以致在不少地方出现了个体农户进行投机活动、违反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逃避负担，甚至对合作社进行破坏的现象。这种情况对合作社的巩固和农村秩序的安定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必须给以应有的重视。 + +　　这些个体农户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他们多数是富裕农民，或者是兼营商贩的半商半农户，或者是兼营手工业的半工半农户，或者是散居深山远林一时不便入社的散居户，也还有少数是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另外，还有一些未被批准入社生产的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没有正业的游民。这些个体农户其所以尚未入社，除了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由于政治的原因以外，其中一部分就是由于他们自己还不相信农业合作制度的优越性，甚至抱有抵触情绪的缘故。 + +　　有些工作人员对于这些个体农户缺乏具体分析，以为既然这些个体农户已经为数很少了，因此就可以不加注意，可以不必对他们进行工作了。他们不了解，只要有个体农户存在，我们就必须坚定地和耐心地对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这还是一个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的任务。有些同志似乎忘记了现在的绝大多数集体农民在两三年前也还是个体农民，现在的个体农民也仍然是整个农村居民的一部分，他们对已经加入了合作社的广大农民有着多方面的社会的历史的联系。他们在生产活动及其他的社会活动上的表现，不可能不对合作社社员产生一定的影响。有些资本主义思想特别严重的农民，为了要影响合作社社员，他们也公然声称要和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比赛，要和合作社竞争，他们一心向往资本主义，散播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甚至企图把合作社搞垮。显然的，他们的这些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活动，应该看做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条道路斗争在农村中的一种表现。如果忽视这种斗争情况，就会造成损失。某些个体农户，特别是一些富裕的个体户，他们一看到有机可乘，就进行违法活动。他们甚至编出这样得意的歌谣：“单干单干，赛过知县。公粮不交，购粮尾欠。”有些未被允许入社的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也到处乘机进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合作社内部某些富裕中农出身的社员，曾经一度表现动摇。今年春夏之间部分农村里正气下降、歪风上升，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而来的。 + +　　应该指出，对待个体农户的不正确的自流放任的偏向，是急需纠正的，有些地区已经开始纠正。但是，同时也要继续反对另外一种偏向，这就是在一部分地区有一个时候曾经发生排斥和歧视个体农户的偏向，比如强迫他们入社，或者强迫他们更换耕地等等。这种偏向虽然在目前不是主要的，有些地方也已经有所纠正，但是适当地指出并且防止这种偏向重复发生，也是必要的。 + +　　那末，究竟应该怎样对待个体农户呢？ + +　　由于个体农户，包含的社会成分不同，他们的政治情况不同，因此首先就要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对于个体农民，我们的任务，是要对他们继续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这就是说，一方面对于他们应该加强团结，不加歧视，不加排斥；同时又必须对他们加强思想教育，加强领导，并争取他们在自愿原则下逐步地加入合作社。对于尚未改变社会成份的地主、富农分子和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分别地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依法进行管制，坚持使他们在劳动中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根据这样的原则，今后在农村的各项工作上，对于个体农户，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为了使个体农户能够经常受到政治思想教育，能够及时了解政府法令，遵守政府法令，农村中一切和他们有关的会议，如居民会议、整风会议等应该召集个体农户参加。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更应该吸收他们参加。这对于提高个体农户的社会主义觉悟，批判他们中间某些人的资本主义思想，揭露和打击某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同时，对于个体农户中可能提出的一切有益的意见，也可以从而得到了解。除此以外，还可以召集专门的个体农户的会议，通过这种会议向他们解释政策，纠正他们的错误的思想言行，解除他们对于合作化的顾虑。在今年７月间，江苏宝应县就召开了一次个体农民代表会议，会上进行了阶级教育，启发他们谈心，提出思想问题，让大家进行辩论。在多数人觉悟提高的基础上，批判了富裕中农的错误思想，达到了团结的目的（见９月１９日本报四版）。这是一个重要的经验，值得各地参考。第二，在农业生产上，应该使个体农户的生产，服从国家计划，特别是在种植计划上必须服从国家农产品的征购要求。在市场管理上，也应该对个体农户进行适当的监督。如果他们确实违反国家统购统销的规定，合作社受乡、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就应该加以制止，必要的时候应该报告当地政府依法处理。第三，在国家公粮、税收、民工建勤等负担上，个体农民都应按照政府的法令，同入社的农户一样地负担和缴纳。合作社在接受政府委托分摊个体农户的负担的时候，应该比照合作社农户的负担，公平处理，既不偏重，也不偏轻。受灾的或者贫困的个体农户，也应该依法减免。第四，合作社在进行农业基本建设的时候，只要是对于个体农户在生产上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事情，就都应该动员个体农户参加，并且应该按照他们受益多少、负担多少的原则，相应地出工或出钱。第五，在国家的农村贷款和社会救济方面，对于确实贫困的个体农户，应该给予适当照顾，积极帮他们在生产上实行互助，促使他们的生产能够得到发展。第六，对于尚未被准许入社参加生产的地主、富农、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乡、镇人民政府也应该按照国务院的指示，指定有关的合作社，切实加以监督和管制，加强对他们的改造。 + +　　在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正确对待个体农户的指示”以后，我们希望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按照国务院的指示，参照各地具体情况，有效地把对待个体农户的工作加强起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3.txt b/CCRD/1/3/2/0001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313638bbdccd6149a105482fabcdbe059b164b2 --- /dev/null +++ b/CCRD/1/3/2/000143.txt @@ -0,0 +1,27 @@ +# 在鸣放高潮以后要立即掀起整改高潮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整风进入第三阶段以后，大多数单位已经先后出现了大鸣大放的高潮。鸣放高潮出现以后，应该迅速发动群众掀起整改高潮。 + +　　大鸣大放为的是大整大改。鸣放只是提出问题，整改才是解决问题。熊熊大火已经燃烧起来以后，就要让它迅速地烧掉我们身上的各种坏东西。有些同志并不反对在整风的第三阶段大力进行整改，可是他们对于是否在鸣放高潮之后立即掀起整改高潮，却还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觉得：鸣放高潮虽然已经形成，可是，一般地说，鸣放的深度还不太够，揭发出来的一般问题很多，重大问题较少；因此，还是应该等到鸣放得更深更透，重大问题揭露得更加充分更加明确的时候，再集中力量进行整改，这样，才能迅速地解决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种想法同群众的要求和工作的需要是不一致的。现时群众的千万只眼睛正在注视着领导者的行动，要从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判断领导者对整改的决心到底有多大。领导者大力进行整改，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群众的热情就会受到进一步的鼓舞而更加高涨饱满，群众就会更加大胆地揭露工作中的更多问题。鸣放和整改就应该这样互相交错、互相推动，使运动的发展步步深入。有些整改已经形成高潮的单位，民主空气活跃了，党群关系改善了，上下级之间的接触更多了，群众也比较能畅所欲言，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开始出现了。相反地，如果领导者抛开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大量问题，只是反复动员群众揭露大问题，群众的信心就会低落下来。 + +　　烧掉自己身上的坏东西，这需要决心。而决心并不是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很容易下的。每一个单位中差不多都有一些拖延了三年五载没有解决的老问题。不少单位的领导者一提起这些问题就头疼，觉得就是整风运动也很难使这些老问题得到解决。于是，在这些问题面前就表示出犹豫退缩，决心不大。整风运动真的解决不了这些老问题吗？事实早已证明了这种论调是毫无根据的。几乎每一个单位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事例：一些拖延多年不能解决的老问题，只要大字报一贴，领导者真正来过问这些问题，并且动员群众来想办法，问题很块地就迎刃而解。据有些单位检查，有些问题所以长期不得解决，主要是因为领导干部拖拖拉拉，对群众意见充耳不闻，对自己缺乏严格要求。现在如果仍然怕老问题解决不了，实际上就是既不相信群众又不相信自己。如果用这种精神对待整改，那自然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应该坚定地相信：只要发动群众，只要大家都具有认真负责、互相支援、互相协作的社会主义精神，平时分不清的是非，整风中一定能够分清；平时解决不了的问题，整风中一定能够得到合理的解决。 + +　　目前，正值各机关总结今年工作、制定明年计划、业务工作相当繁忙的时候。有些领导同志感到腾不出手来，因而没有足够的决心大力进行整改。在这种情况下，保证整风业务两不误，当然并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但是，只要领导者善于分清工作的主次和轻重缓急，善于安排时间和人力，善于使整改和工作密切结合，就完全能够做到整改和业务两不误。目前全国农村正在掀起兴修农田水利的高潮，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业务工作的繁忙紧张是可想而知的。但是，这个局在召开全国农田水利会议的同时，大力进行整改，群众所提出的问题很快就解决了７４％。可见只要领导人员心中有数，保证把主要的业务工作做好，次要的工作即使稍受影响也关系不大。因为整改是要解决我们工作中的根本性问题以及许多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只要整改得好，我们的工作面貌就会焕然一新。这收获比起业务上所受到的一些暂时影响是大得多的。 + +　　少数同志思想作风上有比较严重的毛病，或者犯了较大的错误，或者是遇到和个人利益有关的问题，就对整改抱消极态度，甚至有很大的抵触情绪。他们不肯认真地虚心地接受群众批评，不能按照党的原则处理和个人有关的问题。有些人甚至抗拒批评、阻碍鸣放。这样的同志虽然不多，但是，他们对运动的阻碍作用是很大的。各单位的领导小组应该抓紧对这些同志进行批评和教育，帮助他们用正确的态度对待整风运动。 + +　　掀起整改高潮需要决心大，还需要领导具体，方法对头。群众提出的意见成千上万，整改的时间有限，因此，整改工作既要保证质量又要争取时间，做到又快又好。 + +　　保证又快又好的关键在于贯彻群众路线。有些人认为鸣放是群众的事，整改是领导的事，群众只能提出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鸣放是有领导的群众运动，整改同样是有领导的群众运动；应该相信群众不但能提出问题，也能解决问题。有些同志所以有这种错误的想法，是认为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解决一定会拖长时间使问题不能迅速解决；或者是怕群众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多考虑个人利益、少考虑整体利益，使问题不能得到正确解决。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些单位开始没有注意贯彻群众路线，只是少数领导人在那里关门整改，结果是改得又慢，问题解决得也不好。群众说，这是越改越官僚，越改越主观。内务部优抚局开始只是领导干部关门整改，解决了二十个问题，结果有十三个问题群众不满意。而发动群众共同进行整改以后，则问题解决得又快，群众又满意。当然，有时候一部分群众对某些问题也会有错误的看法。但是，我们依靠的是群众中的多数。而且，在群众性的讨论中一定会树立和发扬正确的思想，批判和纠正各种错误思想。在整改过程中，不但要依靠群众解决问题，还要发动群众对整改的情况进行检查，以防止那种只追求进度而不注意质量的偏向。 + +　　群众提出来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是大多属于工作或群众生活中的一般的具体问题；有少数是比较难解决的却是重大的问题，比如方针、政策、体制、机构、干部下放以及生活福利中的某些复杂问题。解决问题的顺序究竟是先难后易，还是先易后难好？就一般单位的情况看，最好还是先易后难，首先集中力量解决那些大量的容易解决的问题，有意识地把难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后一步。中央国家机关的许多单位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经验。从１１月中旬起截至本月中旬为止，中央国家机关已有５３％以上的单位，处理了８０％以上的鸣放意见，２８％以上的单位处理了５０％左右的鸣放意见，初步形成了整改高潮。其中有些单位开始的时候先抓重大问题，整改进度很迟缓，群众情绪不高，后来改用先易后难的办法，十天半月之内，就把鸣放中提出的问题解决了十之七八。这是成功的做法。相反地，另外一些单位一直采取先解决重大问题的办法，结果重大问题迟迟解决不了，一般问题也扔在那里没人认真负责解决，因为看不到整改的效果，群众的情绪很快就低落下来。其实道理是很明显的。我们说鸣放高潮之后必须立即掀起整改高潮，就是因为群众已经揭露出大量问题在那里等着领导解决。而领导上撇开大量的和广大群众有关的问题不顾，只去解决三两个十天半月内不能搞出头绪的大问题，领导就要和群众脱节。大政方针问题本来就不好解决，在整改初期提出更不好办，因为这时无论是领导和群众，对这些问题都还缺乏准备。另一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每一个工作人员都能插上手的。插不上手的同志自然很难保持高涨的情绪。等到领导方面解决了重大问题，即使还有时间来解决那些大量的问题，而群众的 + +　　（热情却已经消沉了。这时候再回过头来发动群众，就要加倍费劲，整改工作就要事倍功半。当然有些单位可能有某些特殊情况，在他们那里可能有某些问题必须首先抓紧解决，否则将会成为运动的障碍，那当然应该首先解决这些问题。工作方法问题本来就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 +　　有些同志看不起小问题。他们觉得整风就要解决大问题，花许多时间解决鸡毛蒜皮的小问题不值得。这想法是很不正确的。所谓小问题，只是和某些难解决的重大问题比较而言，主要是说它们比较容易解决，不需要反复进行辩论和研究，决不是说它们都是鸡毛蒜皮。中央国家机关这一阶段处理的问题中，就有不少有关业务方针政策、工作规章制度以及领导作风方面的重要问题。事实证明，许多小事情和具体问题，正是三个坏主义的具体的突出的表现，它们和某些大问题有着共同的思想根源，甚至是某些大问题的根子。平常，许多领导同志不注意这些小事情，任其日积月累，使问题成堆，成为许多工作中的绊脚石，领导人员养成了拖拉疲沓、不重视群众意见的官僚主义习气。现在整改中一反常规，机关中的领导同志开始用雷厉风行、认真负责的态度来解决这些小问题，这样不但可以大量排除我们工作中的许多障碍，而且一扫机关中的那种因循守旧、对问题充耳不闻的暮气，使人耳目一新，它的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深远的。 + +　　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会不会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呢？有些同志有这样的顾虑。是不是会丢掉西瓜，不在于是否先抓芝麻，而是看怎样去抱西瓜。一开始就去抱西瓜，如前所述，不一定能抱得很好，可是却有丢掉芝麻的危险。我们认为，先易后难，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更好的解决重大问题。具体问题一大堆摆在那里不解决，群众的思想就很难集中到重大问题上来，也没有解决重大问题的经验；领导者也不可能摆脱这些问题的牵扯。先把这些问题解决了，领导者就可以腾出手来解决大问题，群众的注意力也就自然转移过来了。有人怕这样会挤掉解决重大问题的时间。事实证明，很多单位解决一般问题大多只要十天半月的功夫，而且，在解决一般问题的时候，领导者还可以抽出一些力量为解决重大问题作准备，同时适当组织群众进行一些专题鸣放和辩论。当然，如果领导者的头脑不清醒，只满足于解决一般问题，而放松了解决重大问题的准备工作，或者是心中无数，没有很好地掌握时间，以致不能很好地解决重大问题，那么，即令解决了９０％以上的问题，也不能说整改真正解决了问题，也不能取得整风运动的真正胜利。就中央国家机关采用先易后难的方法的情况看，大多在解决一般问题的同时就采取各种措施为解决重大问题作准备，一般问题解决得差不多的单位，已经把解决重大问题提到整改日程上来。可以相信，只要领导思想清醒，在整改阶段就必然会既拣芝麻又抱西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4.txt b/CCRD/1/3/2/0001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fc4a631c9da9a4a0fb95012cc86a6f5801c235 --- /dev/null +++ b/CCRD/1/3/2/000144.txt @@ -0,0 +1,23 @@ +# 手工业劳动者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已于昨天闭幕。这次大会是总结我国手工业由个体经济变为集体经济的经验的大会，也是研究我国手工业如何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的大会。认真地贯彻执行这次大会的决议和精神，我国现有的十万多个手工业合作社（组）就可以进一步巩固和提高，二千多万手工业劳动者的思想改造就可以深入一步，手工业的生产也将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 + +　　我国现在还是一个现代工业比较落后、手工业却很发达的国家。手工业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手工业的生产总值约占全国工业生产总值的１８％左右。尤其重要的是，手工业的行业多、经营方式灵活、产品品种花样多。有制造性的行业，也有修理服务性的行业。有生产生产资料的，也有生产生活资料的，还有生产工艺美术品的。有在固定工场生产的，也有串街游乡修理的。正因为手工业具有这些特点，所以，在适应分散的、复杂的、变化多端的社会需要方面，在支援农业生产和国家建设方面，在供应出口需要方面，在为国家积累资金和扩大社会就业方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不仅现在，就是将来我国现代工业大大发展以后的很长时期中，手工业仍然是近代大工业的不可缺少的助手。现在，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完成，规模更加宏大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即将开始。党和政府提出了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并举的方针，争取在今后十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规定的目标，争取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使我国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又光荣又伟大又艰巨的任务。已经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集体手工业劳动者，是我国六亿四千万人所组成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中的一支重要方面军，是完成这个伟大的艰巨的任务的一支重要力量。手工业劳动者应当积极地担负起自己应尽的一部分任务，和全国人民一起，为实现这个远大的理想而奋斗。 + +　　为了达到这个远大的目标，我国手工业劳动者在今后三、五年内的主要任务是：继续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经济上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现有的手工业合作社（组）；按照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力求每年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低于同期工农业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速度；并在社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 +　　经过去年春天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我国手工业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手工业生产在个体经济时期存在着的缺点，如分散、落后、盲目和保守，以及用料多、出品率低、成本高等等，已经随着所有制的改变而有了初步的克服，为今后进一步发展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手工业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完成。在十万多个合作社（组）中，只有３０％左右是领导力量较强、生产较好、基础比较稳固的。从社员的政治思想状况来看，７０％以上是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劳动者。他们在旧社会里受尽剥削、压迫和失业的痛苦，一般是热烈拥护合作化制度的。但是，他们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在处理个人与集体、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关系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经济主义的思想倾向。至于约占社员总数２５％的小业主和富裕的劳动者，资本主义思想倾向就相当严重，其中一部分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中，向往资本主义的道路，有些人要求退社，有的人还进行破坏活动。在合作社的基层干部中，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的，但由于缺乏经验和锻炼，有些人把家长制作风带到合作社里来；有些人往往从合作社的本位观点出发，不顾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益，追逐利润，采取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以上这些小生产者思想、资本主义思想，是跟合作社的社会主义性质不能相容的。让这些思想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有朝一日，合作社组织就会涣散，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就会失败。我们必须在合作社组织中，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克服社员和干部中的小生产者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把社会主义改造的事业进行到底。这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任务。在目前，主要的是根据党中央关于全民整风的指示，在手工业系统中普遍开展一次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高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提高干部的领导水平，进一步巩固和提高合作社组织。 + +　　在手工业合作社内开展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质上就是使广大手工业劳动者，通过自我教育，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运动中，必须依靠手工业工人和贫苦的独立劳动者，充分发挥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团结比较富裕的有技术的社员，揭露和批判原来的小业主和一部分富裕独立劳动者的资本主义倾向。在大鸣大放大整大改的基础上，对于一些重大的是非问题，特别是两条道路的问题，组织社员进行大辩论。在辩论中，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算细帐的方法，使广大社员从亲身体会中弄清是非，提高觉悟，克服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由于手工业劳动者的思想改造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靠一个运动来完成，所以，在整风以后，还必须加强日常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在三、五年内真正做到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把合作社巩固起来。 + +　　在手工业合作社中，还混进了一些地主、伪军政官吏、反动党团骨干、特务、土匪、流氓、地痞等坏分子。他们之中很多人对新社会心怀不满，不老老实实劳动，甚至进行破坏合作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阴谋活动。因此，在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必须把这些坏分子的问题跟一般社员、干部的缺点和错误严格区别开来，并且依靠群众，彻底揭露和批判他们，对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对那些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有严重破坏行为的坏分子，应该给以法律制裁。这样，才能通过整风运动，进一步纯洁合作社组织。 + +　　党中央教导我们：必须勤俭办一切事业。手工业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的生产企业，手工业劳动者原来就穷，要发展生产，要改善生活，尤其需要贯彻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勤就是勤劳生产，挖掘生产潜力，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扩大再生产。俭就是厉行节约，降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不仅在生产上要勤要俭，在社员的生活福利方面也要勤要俭。社员工资的增长，不仅不能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要和社会工资水平相适应。在城市，社员的工资不应高于当地同行业、同等技术条件和劳动生产率大致相当的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在小城镇和农村，不能过高于农民的劳动收入。在劳保福利方面，当前只能着重解决社员的治病问题，其它福利事业应等到生产发展以后，再分别轻重缓急，逐步地按照节约的原则举办。只有在生产上做到勤和俭，才能利用有限的资金和原料，生产更多更好更便宜的产品，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在生活福利方面做到勤和俭，才能不断地增加合作社的积累，迅速地扩大再生产，社员生活的提高才有可靠的保证。这也就是说，要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要认真贯彻“勤俭办社”的方针，除了在生产管理方面制订一些必要的制度，作为工作和生活准绳以外，还必须在全体社员、干部中进行一次深入的“勤俭办社”的教育，使人人都懂得勤和俭，使人人都想办法做到勤和俭。 + +　　手工业合作社是手工业劳动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它的财产属于全体社员所有，内部的关系是互助合作关系。合作社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实行民主办社，让社员真正当家作主，才能动员社员群众自觉地贯彻多快好省的“勤俭办社”的方针。现在，许多合作社民主生活不健全。有些合作社长期不召开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不向社员报告工作和公布帐目，遇到重大问题没有经过社员认真讨论就作出决定。不少合作社干部不懂得怎样走群众路线，在工作中强迫命令，独断专行，严重脱离群众。不少社员有比较浓厚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的思想，片面地认为民主办社就是只要民主，不要集中；只要自由，不要纪律；讲民主自由，就可以不遵守劳动纪律，可以不服从领导。这些情况说明，深入地进行一次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必须通过教育，使合作社的干部懂得遇事要和群众商量；对社员的缺点和错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而不能采取强迫和压服的办法；对社员提出的要求，应该办又能办的，马上办，不应该办或者暂时不能办的，就要解释清楚。必须通过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教育，使社员懂得：在合作社里，个人一方面享有广泛的民主和自由权利，另一方面必须受社会主义纪律的约束，服从领导的指挥。这样，合作社里就会出现一个有集中又有民主，有纪律又有自由，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新局面。这样的局面更有利于协调干部与社员之间、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关系，加强内部团结，群策群力，办好合作社。 + +　　我国手工业同农业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农村是手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也是手工业产品的主要市场。目前农村所需要的工业品中，有６０％左右是手工业产品。在农业机械化实现以前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手工业是各式小农具、工具和建筑材料的供应者。手工业合作社必须面向农村，树立为农业服务的观点。现在，全国范围的农业生产高潮已经到来，农民们兴修水利、积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摆在手工业合作社面前的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在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下，积极地根据当地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及时地供应各种小农具、工具和建筑材料，积极组织力量下乡上山，修配农具，支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同时，全国工业生产的新高潮也已形成，在零件制造和生产协作方面，对手工业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随着工农业生产的高涨，城乡人民生活水平将会逐步提高，对各种日用品的需要将不断增加和变化，对外贸易也将日益扩大。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应该在整风、整社的基础上，制订发展生产的规划、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高产品质量，节约原材料，增加品种花色，以适应国内外多方面的需要。为了更好地完成今后的任务，正如朱德副主席指示的：“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和各级地方的国家行政机关，必须进一步地加强对于手工业合作社的领导和管理。”我们相信，在各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下，全国手工业劳动者一定能在整风、整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支援农业生产大跃进和国家工业建设的生产战线上，都打胜仗！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5.txt b/CCRD/1/3/2/0001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b490197334c6904df8a3f640b2e8732bb3bf30 --- /dev/null +++ b/CCRD/1/3/2/000145.txt @@ -0,0 +1,7 @@ +# 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关于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的报告（节录） + +　　1957年1至4月四川省办公厅共收到来信1330件，其中央转来469件，占35.3%。各报社和其他单位转来67件，占5%。群众直接寄来794件，占59.7%。 接见来访135人次，比1956年同一时期增加了3.2倍，有关批评，建议和控告揭发坏人坏事的265件，占18.2%。 有关申诉，肃反，党团籍及行政处分的224件，占15.2%，有关复员，安置问题的94件（占6.4%），有关工资福利问题的84件，占5.7%， 其它婚姻询问等问题的350件，占23.9%。 (p. 8)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6.txt b/CCRD/1/3/2/0001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6b470dc1403a186734e257ccf76c35fda51b7d --- /dev/null +++ b/CCRD/1/3/2/000146.txt @@ -0,0 +1,27 @@ +# 清华大学学生展开“红与专”问题大辩论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清华大学近万名学生以“怎样做一个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题展开了社会主义大辩论。广大学生受到了生动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这次辩论的中心目的是要明确在知识青年培养目标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正确认识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践、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关系等问题，批判忽视政治、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立志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为了使这次大辩论能顺利进行，学校党委还反复强调在辩论中必须注意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贯彻“摆事实，讲道理，自由争辩，以理服人”的精神。 + +　　在这一期间，全校召开了数以千计的辩论会。在辩论中，学生提出了许多问题，暴露了形形色色的思想。由于贯彻了“摆事实，讲道理”的精神，目前全校形成生动活泼的辩论风气。 + +　　在这次大辩论中，关于政治与业务即“红与专”的问题是辩论的中心。有些学生主张“先专后红”论，也就是分段论。他们认为：“业务一年不学十年补，政治十年不学一年补”。在学校中，“主要把业务学好就行了”，将来要“红”起来是很“容易”的事。他们往往举出解放以后一些自然科学家的进步的例子，来证明“先专后红”的道路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也是走得通的。有的学生则提出“多专少红”论，认为不“红”不好。但“红”了影响“专”也“吃亏”。所以提出要做个“红皮萝卜”，有点“粉红色”就行了。有人说，“社会主义是只大船，掌握方向的舵手是党，我只要老老实实作个乘客就行了。”这种“多专少红”论也可以称为政治上的“中间道路”论。也有人主张，“专了即红”论，也就是业务即政治论，他们认为“业务好就是政治好，一个人只要业务好，在政治上也就自然而然地红了”。 + +　　大家针对以上思想问题展开热烈辩论。许多人认为，主张走“粉红色”道路的人的错误之一就是否认政治对业务的推动作用。无数事实说明，社会主义觉悟是推动大家前进的动力。只有不断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学习马克思主义，才能使自己更好更快地成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专家。 + +　　主张“先专后红”的人认为要用有限的时间先学好业务。许多学生经过辩论，认识到红与专的关系不是时间上的问题。在学习业务的过程中，思想上不可能是真空的。不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就会接受资本主义思想。不同意走“先专后红”的道路的学生，特别指出“先专后红”是过去时代的特点。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有的学生指出了“先专后红”的危险性，一个没有政治灵魂的专家，就象商品一样，要看价钱，谁出的价钱多，谁就可以买得到。这样的专家如何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在“红与专”问题的辩论中，大家还针对当前党提出十五年左右赶上英国的问题展开讨论。有的学生认为，要赶上英国，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技术，所以要先专。许多人指出，如果有了技术干部就能决定发展速度的话，那么英国、美国的技术干部并不少，又为什么科学水平提高的速度远落后于苏联呢？问题在于，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培养出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远超过美国的专家。这证明我们能赶上英国的重要因素，是我国具有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赶上英国就要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干部，他们是无条件地服从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的。那些主张走“粉红色”中间路线的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服从国家利益，是有条件为人民服务的。依靠这些人是不能赶上英国的。因此，我们的方向很明确，要赶上英国，必须培养又红又专的干部。 + +　　在为科学而科学的人生观的问题上，大家也展开了辩论。许多学生认为这种提法是错误的。这种观点以为从事科学工作才是高贵的工作，而其他革命工作是微不足道的，是一种“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观点。有个学生举例说，如果有个科学家，见到一个小孩快被水淹死了，但他却说，下水救人是“简单的劳动”，而且自己还可能因而牺牲，而致放弃自己从事的“崇高的”科学事业。因此，他就不去做救死扶伤的高贵的事情了。试问，这样的科学家有什么崇高可言呢？ + +　　很多学生在辩论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的问题时，都引用了动力系学生何正的例子。何正早在今年春天就提出了“先专后红”的论调。他认为只有学好业务，当上了科学家，就有了金饭碗，党就会请他入党。由于他坚持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在大放大鸣时，这个平时高唱“不问政治”的人对政治表现得非常“关心”，他赞扬右派分子林希翎、谭天荣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恶毒地向党进攻，成为右派分子。这个事实说明，离开正确的政治方向是不行的，必定走上迷途。 + +　　大家在辩论中，深刻认识到“先专后红”论的本质，正如刘少奇同志“在北京各界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以脱离政治作为号召，要人们拒绝改造自己，拒绝工人阶级的立场，这实际上是引导人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路的口号。我们的知识分子必须懂得，政治是脱离不了的。脱离了革命的政治，就可能走向反动的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立场，就可能陷入反动的政治立场。这样的人即使学到了一些知识和业务，也决不可能真诚可靠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全心全意地为工人农民服务。” + +　　清华大学学生除对“红与专”的问题展开辩论外，还对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问题展开了辩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9日，原题为：“摆事实，讲道理，自由争辩，以理服人 清华大学学生展开“红与专”问题大辩论 大家表示要做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7.txt b/CCRD/1/3/2/0001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c0b65cd7f68f001a5045cf359fee4f6284cc87 --- /dev/null +++ b/CCRD/1/3/2/000147.txt @@ -0,0 +1,23 @@ +# 一次收获巨大的省党代表大会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中国共产党各个省市组织正在陆续召开代表大会。从已经结束的一些省市党代表大会的情况来看，都是开得好的。其中广东省和浙江省的大会我们都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浙江省委的报告全文已在昨天本报发表。现在我们想就浙江省的大会说几句话。 + +　　浙江省党代表大会的特点之一是讨论了当前国内的阶级关系和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关心的一个重大问题。 + +　　１９５５年底、１９５６年初三大改造的高潮，标志着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决定性的胜利。所有制的改变，使我国的阶级斗争状况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使得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严重束缚生产力的矛盾得到了基本的解决。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旧时代的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虽然反对社会主义，但是他们在群众中已经是名誉扫地了。政治上多少还有些资本的是资产阶级，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他们对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的领导地位都还不心服，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时刻准备着要瞅定一个时机跟社会主义较量一下。农村中的富裕中农，虽然由于大势所趋一般地加入了合作社，也有一部分人还是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对他们有利。这说明，即使所有制改变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仍然存在，这一斗争还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即使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富裕中农中，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人究竟只是很少数。因此，他们和无产阶级之间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在很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在我国过渡时期，国内阶级斗争中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并存，而且敌我矛盾有时尖锐起来，有时又缓和下来，这种状况，在过渡时期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是必然的。但是对于这种状况，在我们党内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能有正确的认识。当党今年春天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有些人就否认还有阶级斗争，否认还有必要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改造。当党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今年夏天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有些人又否认人民内部矛盾，否认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必要性，要求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解决，例如农民退社问题这样的人民内部矛盾。浙江省党代表大会对于国内政治形势展开了热烈的争辩，得到了正确的结论，批判了错误的倾向，这是一个重大的收获。 + +　　整风是推动一切工作的动力，是系统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方法，这一点已经被无数事实完全证实了。凡是开展了整风运动的地方，不管是农村，是工厂，是学校，是机关，都出现了崭新的气象：群众的觉悟在提高，劳动纪律在加强，生产在迅速发展，工作在很快改进，多年不能解决的老问题解决了，一向认为难办的事好办了。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反映的情况同样证明了整风运动的伟大作用，证明了通过整风运动集中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迫切需要，也证明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确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发展，是正确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法。 + +　　整风的目的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用整风方法举行的各省市党代表大会，正是达到了这两方面的目的。浙江省党代表大会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和工业建设、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和文化教育工作等问题，都展开了讨论。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会议着重地批判了在发展农业生产方面的右倾保守思想。这个问题对全国各地也有十分重要的普遍意义。在农村工作中，存在着一些对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大跃进表示怀疑和悲观的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他们缺乏作为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缺乏不怕困难、勇敢地向困难进行坚决斗争的革命英雄主义的气概。事实证明这些“怀疑论者”和“悲观论者”都是没有根据的，全国绝大多数合作社是巩固的或者是基本上巩固的，全国已有许多不同地区的县、乡、社已经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指标。浙江省党代会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彻底驳倒了各种各样的保守思想，鼓起了“愚公移山”的革命干劲，订出了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使全省三千一百多万亩耕地都达到八百斤的目标。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 +　　跟广东省的大会一样，浙江省的大会在大大地提高了全省党组织发展社会主义工农业的干劲、驳倒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消极怀疑论调的同时，大大地提高了全省党组织的革命觉悟，大大地巩固了自己的队伍。浙江省大会的最重要收获之一，是揭露了反党分子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省长沙文汉，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彭瑞林，中共浙江省委委员、中共浙江省委财贸部长孙章录。这些反党的个人野心家同党外的右派分子互相呼应，他们不但看不到浙江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伟大成绩，而且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领导浙江人民取得这些成绩的党的浙江省委。代表大会决定把这些叛徒从党内清除出去，这无疑将大大地增强党的战斗力。 + +　　有人不了解，为什么象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这样一些“老”的共产党员竟然会堕落到这种地步呢？为什么他们在党内这样久没有被发现，没有被早一点清除出去呢？大家知道，任何政党包括无产阶级的党在内，都不是孤立在社会之外的。无产阶级的党一方面在改造社会，一方面社会上的坏分子也会混入党内，党内的不坚定分子也会受着剥削阶级的影响而蜕化变质。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由于无产阶级的队伍较小，小资产阶级（他们大量传布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力量十分强大，加以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对我们党发生影响的机会是很多的。我们党经常注意同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作斗争；经常注意保持党的队伍的纯洁，正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能够胜利地领导着我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但是总有一些人不是很快就会把自己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的，为了最后识别这些人往往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反右派斗争是考验每一个党员的好时机。因此，我们党在反右派斗争中才提出对待党内右派分子必须和对待党外右派分子一视同仁的方针，决不能因为他们有共产党员的称号而另眼相看。事实上，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这些党内右派分子暴露了他们的本来面目，证明了他们已经自绝于人民，因而党必须坚决地把他们清除出去。 + +　　浙江省的党内右派分子沙文汉和杨思一的反党活动的一种手法是企图利用地方主义煽动一部分有落后情绪的群众，来抵抗党的正确领导，来满足他们的个人野心。地方主义是封建主义的产物，彻底的民主革命就必须反对地方主义，它和社会主义绝对不相容是显而易见的。地方主义分子常常宣称只有他们才能联系当地群众，才能代表当地群众的利益。这当然完全是一种胡说。只有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者才能最广泛地联系群众，才能真正代表群众利益。如果离开了共产主义，如果走上分裂人民团结和祖国统一的地方主义道路，即使是当地干部，也不可能联系那里的群众，也不可能代表而只能损害那里的群众的利益。这个真理，在广东省党代表大会上已经得到了证明，在浙江省党代表大会上又一次得到了证明。全国所有的党组织都应当从这两个省的斗争中得到教训。 + +　　浙江省党代表大会的收获是巨大的。这是整风运动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祝贺浙江省党组织的成功。全国的党组织都应该象浙江省的党组织一样，紧密地团结起来，反对各种错误倾向，清除各种反党分子，坚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2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8.txt b/CCRD/1/3/2/0001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851309065532bf8895329a8f81afe0e0cda433 --- /dev/null +++ b/CCRD/1/3/2/000148.txt @@ -0,0 +1,23 @@ +# 建立工人阶级作家队伍的道路 + +　　<《文汇报》社论> + +　　党中央在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得到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号召文艺工作者“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参加劳动，参加基层工作，同工农兵共同劳动，同生死、共患难。北京已经有几十位作家响应党的号召，到黑龙江、鞍山、淮河、云南、广东、柴达木、三门峡等地的工农群众中去生活和工作。上海的作家们，近几天也掀起了到农村、到工厂、到基层中去的热潮，八十多位作家和作协分会绝大多数的编辑人员、机关工作者，都表示了到工农群众中去落户的决心。昨天，在上海作协的大厅里，已宣布了第一批下放作家的名单。这是在文学领域内贯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一件重大的事情。 + +　　毛主席在十五年前就曾指出:“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他要求“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求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文艺路线、工农兵的文艺路线的基本精神。 + +　　从1942年以来，在广大的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曾经有不少的作家坚决地执行了这条文艺路线，得到了优越的成绩，并且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自全国解放以来，尽管人民掌握了政权，给文艺工作者创造了深入工农兵群众生活的极有利的条件，而绝大部分作家(包括部分青年作者)却并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其中，一部分反而走上了不同程度的脱离群众、脱离生活的道路，产生了种种脱离政治、违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的思想倾向和创作倾向；发展到最严重的程度的，就成了出现在文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党分子。 + +　　所以，今天，广大的作家们响应党的号召，决心上山下乡，到工厂、到基层中去，这些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最重大的意义，就在于作家们坚决以实际行动来体现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文艺道路。广大作家们的这种决心和行动，必然会在极短的时期内改变我们的文学事业的面貌，为我们的文学创作带来新鲜的收获和新鲜的血液! + +　　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就在于以劳动人民作为它们的主人公，以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作为它们描写的主要对象。这是一切资产阶级文学所做不到的，也是过去任何进步的现实主义作家所做不好的。而今天，革命的文学家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做好这一点，也并不是容易的，首先，必须能够深切地体会劳动的艰辛和快乐，正确地认识劳动的可尊和可贵。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工作者才可能和劳动人民在思想感情上打成一片，才可能和劳动人民建立起血肉相连、乳水交融的联系，才可能真正地和工农兵大众结合起来。因而，文学工作者才可能在作品里表现出劳动的伟大意义和劳动的人的鲜明形象。 + +　　知识分子出身的文学家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也决不是轻而易举的，既不是“闭门读书”所能做到，也不是“静心反省”所能解决。他们，只有亲身参加体力劳动，在劳动中经受锻炼，了解劳动的甘苦，然后才可能使自己的思想感情逐渐发生变化，逐渐把自己的“立足点”移到工农兵方面来。这才是思想改造的真正的开始。即使是过去曾经参加过劳动，曾经和工农兵一起生活过的文学工作者，一旦和劳动生活断绝了联系，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很可能发生变化——很可能滋长起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甚至原来从劳动生活中来、从工人农民中来的作家，如果长期地脱离了劳动，脱离了劳动人民，他们的思想感情也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动摇了自己原来的“立足点”。这一切，在资产阶级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的时日里，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无数生动的实例，值得每一个文学工作者从中吸取教训，引起警惕，把他们当作反面的“教师”。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只有和工农兵群众一起工作、一起生活的时候，才可能摒弃自己旧有的“立足点”，改变自己旧有的思想感情，坚定地和劳动群众站在一起，建立起新的立场、新的思想来，和他们结合在一起，团结共同的朋友，对付共同的敌人。宁可做一个工作在劳动群众之中的业余作家，决不要做一个长期脱离劳动生活的专业作家——这应该是每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学工作者所需要具有的决心。 + +　　到目前为止，还有不少作家在为创作题材的单调或枯竭而忧虑，也有不少作家在为正面人物不易写得生动而烦恼。这些忧虑、烦恼都是有根据的；然而，除了作家到群众中去，参加生产劳动，参加基层工作之外，却恐怕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正掀起沸腾似的生产热潮的农村和工厂中的生活是无限丰富的，无时无刻都在涌现着新鲜的事物，而新鲜、生动的人物形象更是层出不穷。可是，作家为什么会感到写作题材的单调乃至枯竭，感到正面人物不易写得生动呢?这首先必须从作家与劳动群众在生活上的隔绝和在思想感情上的疏远的实际情况中去找原因。作家只有生活和工作在劳动群众之中，参与劳动人民的生产热潮，并且和他们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受、共同的嗅觉、共同的呼吸，然后才可能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之中汲取创作素材，了解劳动中的新人的灵魂，窥透劳动中的新人的面貌。创作的“灵感”和无尽的源泉只有从这里来。脱离了劳动群众，脱离了劳动的人的工作和生活，而要求创作中的题材丰富和人物生动，就无异在砂中求水，是绝不可能得到什么丰盛的收获的!只有作家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劳动生活中去，才可能获得无尽的创作源泉，为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带来无限的繁荣。 + +　　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文学家、艺术家，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邓小平同志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也着重指出:“必须用革命的精神培养新的知识分子”，“加强从工人农民中培养知识分子的工作”。这项工作，除了通过报刊和出版社来做之外，下放的作家也应该担负这样的任务——并且应该把它看作光荣的任务。作家们在农村、在工厂中，一方面固然需要向农民、向工人学习劳动，学习生产上的知识，学习他们正确的思想和优良的品质，同时也应该把文化、艺术带到他们当中去，在他们当中建立业余群众文艺的新据点，培养工人农民出身的文学写作者，恰如毛主席所说:“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这将是一种对双方都有好处的工作，尤其是一种对社会主义文学事业极为有利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村中，这些工作更将有助于缩短城乡的距离。 + +　　自然，对于下放的作家，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及其他有关单位必须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细心地听取每一个人的意见，具体地了解每一个人的情况，以便于细致地分别对待地帮助他们解决有关下农村、下工厂、下基层的具体问题——包括采取不完全相同的下生活的方式。尤其是下去之后，作家协会更需要关心他们，经常地而不是偶然地和他们取得密切的联系，了解他们的生活和写作的情况(包括写作计划)。总之，经常认真地鼓励、推动和组织作家到劳动群众中去，到基层中去，并经常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帮助他们解决各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今后各地作家协会的主要任务之一。因为这是关系于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关系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繁荣的一件大事!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12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49.txt b/CCRD/1/3/2/0001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9c26349fe8c33268eded27a24b0f2bde8a714c --- /dev/null +++ b/CCRD/1/3/2/000149.txt @@ -0,0 +1,49 @@ +# 克服培养地质人材工作中的缺点 + +　　<尹赞勋> + +　　第一个缺点：生产干部和研究干部的配置不合理； + +　　第二个缺点：片面强调地质工程师的重要性，忽视了地质学家的培养。 + +　　＊　　　　　　　　＊　　　　　　　＊ + +　　一年前，我们的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争取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接近世界先进水平”。毫无疑问，地质学是我国最急需的科学部门之一，应该作为一个重点迅速地发展起来。 + +　　地质学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地下资源。这个任务从三方面来完成：一是普查勘探等生产工作，二是地质科学研究工作，三是地质教育工作。建国七年多来，我们在这三方面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地质生产工作成绩最大，地质研究工作成绩较差，地质教育工作一半好，一半未得到重视。这种不平衡的发展，显示着在我们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少的缺点。第一个较大的缺点在于生产干部和研究干部的配置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了。第二个较大的缺点在于片面地强调地质工程师的重要性，忽视了地质学家的培养。 + +　　１９５２年教学改革以后，地质干部应该分别由综合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来培养。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培养“地质学家”，高等工业学校地质勘探类专业培养“地质工程师”。这两类地质干部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可偏废。但是１９５２年以后，地质学家的培养完全中断了。 + +　　培养地质学家的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偏重基础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和基础地质科学（如矿物学、岩石学、古生物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等）的训练，缺乏或者没有地质勘探（如矿山地质学、储量计算法等）和勘探工程（如钻探和掘进）方面的训练。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是偏重理论修养的地质学家。他们的出路是多方面的。科学院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与地质有关的研究机构需要他们。综合大学地质系和有关各系的地质教师、高等工业学校许多专业的地质教师、师范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地质教师等，大多数应该由他们来补充。产业部门的地质研究机构、野外地质测量队和普查队也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综合大学的地质学家。 + +　　在培养地质工程师的高等工业学校地质勘探类专业中，课程比较复杂，基础科学、基础技术科学、基础地质科学、地质勘探课程、勘探工程课程等齐头并重。毕业出来的地质工程师富于地质勘探和勘探工程方面的生产知识和技能。他们是产业部门的生产能手，所以刚毕业的青年地质工程师绝大多数到产业部门去工作是适宜的。另外，高等工业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地质勘探方面的课程也需要少数的地质工程师去担任。不可否认，工程师也要进行研究，而且通过生产实践，积累丰富经验的较老工程师必然有一部分转向科学研究，成为以科学研究为主的地质学家。 + +　　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各旧大学的地质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北京大学、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贵州大学）并入高等工业学校，有的（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唐山工学院）改为高等工业学校而把地质师资完全调出，有的（重庆大学）改为高等工业学校，保留地质师资，培养二年制地质技术员，有的（南京大学、西北大学）虽变为综合大学而却培养工科性质二年制的地质技术员。从１９５２年起，旧大学不存在了，综合大学地质系培养青年地质学家的任务中断了。这一类地质人材的来源完全断绝了。 + +　　１９５４年南京大学首先恢复了综合大学地质专业。１９５５年和１９５６年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也先后恢复了。不过各校每次招生六十—九十名，人数太少，而且毕业太晚，最早的也要到１９５９年才能毕业。１９５９、１９６０和１９６１三年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大约不过三百多人。 + +　　上边说过，１９５２年教学改革以后，两类性质不同的地质干部应该分别由综合大学和高等工业学校来培养。但是从１９５３年起到１９５８年止，整个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和第二个五年计划初期全国没有一个综合大学地质毕业生。１９５９到１９６１三年才出来三百多人。在来源中断六年之后，这个数字如何能满足许多方面的迫切需要呢！这是一个何等严重的问题。 + +　　培养地质工程师的有北京、长春和成都三个地质勘探学院，还有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和昆明工学院，每年毕业数千人。地质学家的培养在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三处，招生名额太少。南京大学地质师资较强，扩大招生，即感不足。西北大学现已有力不胜任之势，增加任务，也需要增加力量。北京大学地质方面只有两位教授，其余都是青年教师，所设地质学和地球化学两个专业有十几种地质课程。最初两年，两位教授艰苦支撑，困难重重。地质人才集中的部门如果不迅速设法支援，则具有优秀传统的北京大学地质系将无法继续办下去。 + +　　拿教学改革以前旧型大学的地质毕业生和新型综合大学毕业的地质学家相比，再和新型高等工业学校培养的地质工程师相比，毫无疑问，他们和新型地质学家很相似，和新型地质工程师差别很大。 + +　　我不掌握统计数字，也没有作过人材调查，发言中所说的人数只能是一些粗略的估计。到１９５２年夏为止，全国旧型大学地质毕业生大约有七百多人。解放前许多人改了行或者去世了。现在地质部系统工作的大约有三百（？）人，担任教学的大约有一百五十（？）人，在科学院工作的大约有六十（？）人，在其他方面工作的还有数十人到百把人。除后者不计外，旧型大学地质毕业生在地质部、学校和科学院三方面的人数比例大致为６∶３∶１。 + +　　１９５３年夏地质毕业生学了一点勘探课程，１９５４年夏毕业的学得多一些，１９５５年夏毕业的更多一些。这三批地质毕业生是旧型大学转变为新型工科教育的过渡时期的产品。从１９５４年起每年另有大量的二年制地质勘探类专修科毕业生。这些人多数都分配到产业部门去了，其中许多都已成为生产队上的骨干。 + +　　１９５６年夏按照新教学计划培养出来的第一批青年地质工程师出世了。１９５７年夏又要有一批毕业了。这两批数以千计的地质勘探生产能手，将是产业部门，首先是地质部的得力干部。地质部在获得这样的干部以后，在１９５３到１９５５三年中进来的地质人员已经开始成长为有经验的骨干以后，从今年下半年起，就有条件在最近三、四年内分批把大部分旧型大学出身的地质学家，从生产岗位上抽调出来，以支援地质科学研究机构和地质师资缺乏的高等学校。 + +　　科学院在地质科学上应该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但是现在距离这个要求还非常遥远。拿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来说，力量非常薄弱，副研究员以上干部只有十七人，其中包括以行政工作为主的三人，在学校兼课的四人，在地质部兼职的一人。用这样薄弱的领导力量，要想在十一年内对于矿物学、结晶学、岩石学、沉积学、变质地质学、古生物学、地层学、动力地质学、构造地质学、地球化学、放射地质学、航空地质学、石油地质学、煤炭地质学、金属矿床学、非金属矿床学、第四纪地质学、水文地质学、工程地质学、新构造学、土质学、冻土学、火山学……等二十多门地质科学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是不可能的。这样将就下去，地质科学一定要变为越来越落后的。 + +　　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有它们自己的特点，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有它们自己的特点。产业部门前六年偏重生产，忽视研究，去年开始扭转，但还不够。单单加强产业部门的研究机构而忽视科学院的研究机构，也要发生偏向，导致实践不能提高理论，理论不能指导实践，影响所及，不但地质科学落后，生产也要受到阻碍。 + +　　生产、研究、教育三方面的力量应有适当的配置，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应有适当的结合。根据这两个原则，提出以下两个建议。 + +　　第一，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到１９６０年下半年止，地质部分四批把大多数旧大学出身的地质学家由生产岗位上调出来，以支援科学院地质研究机构，地质部地质研究机构和缺乏师资的高等学校。 + +　　第二，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和东北地质勘探学院从今年起开始招收综合大学地质类专业学生，连同综合大学，今年和明年各招生七百八十名，１９５９和１９６０两年各招生八百七十名，１９６１和１９６２两年各招生九百六十名。 + +　　我对于有关情况了解不够，所提意见难免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请各位委员、各位同志批评、指教。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4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克服培养地质人材工作中的缺点　尹赞勋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0.txt b/CCRD/1/3/2/0001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ddfd12892e2d54b3fb6e522873389e13ad6cac --- /dev/null +++ b/CCRD/1/3/2/000150.txt @@ -0,0 +1,13 @@ +# 民革委员吴惟平部分同意铁托、卡德尔的论点 + +　　新華社杭州14日訊 在浙江省人民政協最近舉行的民主人士座談會上，曾傳達了鄧小平同志在清華大學的報告，並在傳達後進行了座談。民革委員吳惟平在座談會上發表了如下的感想和意見： + +　　吳惟平說：“聽了報告，知道清華、航空學院等大學發生的事情，使人感到驚奇。我倒不是驚奇會發生匈牙利那樣的事件，我驚奇的是這些事由鄧小平同志講了，我們才知道。其他學校是否也有類似事件，我們還不知道，但恐怕不是個別的，也不應看作是偶然的事情，這是設計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 +　　吳惟平接著說：無產階級專政已有四十年力士，正如一部機器生產了許多產品（如建設社會主義、反法西斯的勝利……），也產生了一些次貨（如斯大林的錯誤、匈牙利事件等等），這究竟是開機器的人有毛病呢？是機器有毛病呢？還是兩方面都有毛病呢？鐵托、卡德爾認為不僅使用機器的人有毛病，主要的是機器有毛病。卡德爾認為如果不是機器有毛病，為什麼工人階級不能通過政黨影響領導呢？蘇聯為什麼不能及時糾正斯大林的錯誤呢？我認為鐵托、卡德爾提出這個問題是有道理的，我贊成他們的看法，是兩方面都有毛病。但我與他們得出的結論是不同的，他們是否定這個機器，我的結論是認為機器是可以繼續生產的，但肯定機器的某些機件是有毛病的，必須家易修理。為什麼機器有毛病呢？我認為最主要的是缺乏“監督”。任何政黨執政，都意味著大權在握，必須有監督。我國歷史上的監督有三種：1、封建專政是君權大夫制；2、資產階級專政是允許反對黨存在，允許公開發表意見；3、無產階級專政是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我並不認為這種制度還不如封建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優越，但我認為光靠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不夠的，特別是在兩個重大方面是不夠的：1、國家的重大政策、措施方面，目前還不允許公開的發表反對意見，光靠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不能發揮監督作用的；2、廣大的基層幹部，特別是農村幹部最需要批評，但農民沒有能力來批評。以我視察的松陽來看，這些基層幹部的脫離群眾傾向已有成為合法化的傾向：如在糧食統購統銷後，有一個幹部因為接近群眾，到農民家裡去揭飯鍋蓋，看看農民是否真的沒有吃，這個幹部就被認為是“尾巴主義”，並因此被調動了工作。 + +　　他又說“關於監督問題，我認為共產黨提出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這是領導上已抓住了問題的中心，但光靠民主黨派監督是不夠的，應更廣泛的允許大家從各方面來監督，使它成為一條鞭子，鞭策著領導；現在這條鞭子雖有，單不解釋，還只是條稻草繩，未能切實的產生影響領導的作用”。 + +　　吳惟平發言以後，沒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見，只有許欽文說了一句：“吳先生認為這部機器的機件還要修理，使人聽了不很舒服”。（摘自統戰部材料）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2期，1957年3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1.txt b/CCRD/1/3/2/0001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6b73d0729c2c109ab701d5af258bd11e0f57ac --- /dev/null +++ b/CCRD/1/3/2/000151.txt @@ -0,0 +1,29 @@ +# 马叙伦谈对怎样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 + +　　<马叙伦> + +　　我完全同意这次会的各项报告。特别是在大会开幕前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指示，使我对于马列主义理论的运用，得到了新的启发。我将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学习并贯彻这些指示。 + +　　中国共产党提出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再一次宣告了同党外人士合作，不仅过去是，现在是，而且今后也是共产党所坚持的一项固定不移和永远不变的基本原则。这个重大方针的明确提出，不但进一步阐明了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极大地鼓舞了民主党派成员前进的信心，推动了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组织的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社会上对民主党派的某些不适当的看法，从而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提出是符合于我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符合于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共同愿望的。毫无疑问，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乃是我们民主党派极其光荣和庄严的任务。 + +　　当前的重要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切切实实做工作来进一步贯彻这一方针的问题。我们一般人往往说得多，做得少，要求别人多，要求自己少。譬如在讨论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时候，我们民主党派就有一些同志，认为这个方针是党提出来的，如何贯彻，其关键在党等等。我认为我们应该反求诸己。不错，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共产党提出的。但是，能否长存，能否发挥更大的作用，主要还是要看民主党派本身的工作。也就是说要靠民主党派多从事有益人民的活动。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事情做得多了，就不会不受到人们的重视，民主党派的活动也就会得到各方面更多的支持。那么，民主党派应如何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呢？我想在这里简单谈一点我的体会。 + +## 帮助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长期进行自我思想改造 + +　　我一向认为密切联系群众，帮助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自我思想改造，是我们民主党派最基本的历史任务。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来后，有些同志提出来问：“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民主党派的成员绝大多数已变成劳动人民，民主党派是否还有必要强调思想改造工作呢？即使目前还需要强调，将来是否还需要长期强调呢？”我认为肯定是需要的。思想改造是长期的，无止境的，对民主党派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民主党派最基本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帮助它的成员和所联系群众逐步地改造自己，消除资产阶级思想残余，这是历史赋予民主党派的最光荣的任务。我们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但是我们所追求的却是祖国的繁荣富强和幸福自由，我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共产党所提出的道路。既然在阶级存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是为了保存阶级的狭隘利益，而是愉快地拥护和接受了共产党所提出的和平消灭阶级的政策，那么在阶级消灭以后，我们更不需要保存阶级的思想残余，而应当更加集中力量为尽快地消灭阶级思想残余而进行工作。所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主党派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仅不应该削弱，而且还要大大地加强。 + +## 认清互相监督的目的，发挥互相监督的作用 + +　　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之所以必要，还在于彼此间实行互相监督。毛主席说监督就是批评，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批评。民主党派中有些同志说长期容易，监督难，怕谈监督。我认为如果我们把监督的目的透彻的认识清楚了，不但不应该怕谈监督，而且要勇于发挥监督作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建立在大家共同为社会主义事业尽职竭能的这一不可动摇的基础上的。监督本身不是目的，所以不应该是为要监督而监督，象旧社会的“学监”“督办”那样，为找岔子而找岔子。实行互相监督的目的是为了分清人民内部的是非，加强我们在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一致性，避免和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因此，民主党派对共产党进行监督，其最积极的目的应该是支持和巩固党的领导。这也就是发挥党的助手作用。 + +## 积极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 + +　　我们的国家的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就是对敌人实行专政，同时，对人民实行广泛的民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从来就是把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作为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关键的。为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我们民主党派参加了政权管理工作，一方面要虚心接受党和广大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也要善于研究和集中所联系的群众的意见，反映给有关部门，积极帮助党和政府及时改进工作，纠正缺点。同时，也必须认识我们国家的民主是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这种社会主义民主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精神，另一方面也要保证必要的集中和统一，保证和维护加强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作用。我们从多年来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深刻认识到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我们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导作用，乃是团结国内外一切力量，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根本保证。我们民主党派各项工作的成就也必须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 + +## 积极代表所联系阶层的正当利益 + +　　民主党派在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工作中，还必须积极代表所联系阶层的正当利益。民主党派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的党派，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将成为代表出身这种阶级的劳动者的党派。为了发挥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积极性，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合理要求，不但在过去，就是在将来也是我们一项重要的工作。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深入了解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在生活、工作中的思想情况，困难和问题，帮助他们合理解决。但是，对于那些不正当的要求或超过现实可能条件的要求，应当负责进行说服解释，而不应当无原则的迁就，或者不负责任的推之于党和政府。我认为注意这一点在现时很有必要，因为在我们这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进行建设的时候，生产力的发展赶不上人民需要的增长，是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这个矛盾将从各方面表现出来。我们如果不能正确对待它，不仅不能发挥积极的因素，而且会扩大矛盾，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 +　　总之，一切为了社会主义，一切服从社会主义利益，这是检查我们民主党派各项工作正确与否的最高尺度，也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对我们民主党派提出的基本要求。为适应这一要求，我们还需要努力再努力，学习再学习。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5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一切服从社会主义利益，马叙伦谈对怎样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体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2.txt b/CCRD/1/3/2/0001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e878751418af45a493b3491152ed512c4fdb82 --- /dev/null +++ b/CCRD/1/3/2/000152.txt @@ -0,0 +1,59 @@ +# 政协全体会议的大会讨论热烈进行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１５日讯政协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上、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四十六位政协委员和列席人员发言。 + +　　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包尔汉在上午的大会上发言说，中近东各国人民在万隆会议精神的鼓舞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正在日益增长。这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他介绍了去年先后带领文化艺术代表团和朝觐团访问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叙利亚、黎巴嫩、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国的情况。 + +　　大连医学院教授简仁南发言说，作为一个台湾人，他特别希望能够早日实现和平解放台湾。他对旅大市疗养院的床位浪费现象和铁道部大连医院的惊人浪费现象提出了批评。 + +　　王家桢就国际关系问题发表意见。 + +　　赵君迈认为，应该提倡好的民族形式的体育运动项目。 + +　　列席会议的左协中说，这次开会以前，他特地调查了他的家乡、西安市坝桥区的十五个农业社，大部分农户增加收入的具体事实，说明了合作化的必要性和优越性。 + +　　高等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说，今年高等学校的招生数虽然比去年少了，但是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内每年平均招生数比较起来，还是正常的；而且连同前四年的实际招生数加在一起，还超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招生数３．７％。 + +　　上海“新民报”副社长陈铭德就“新闻自由”的问题发言。 + +　　全国工商联常务委员温少鹤谈到，四川省工商业者在全业合营后发挥了积极性，但是也有人在全业合营后表现了消极的一面。这就需要工商业者努力改造自己，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树立主人翁思想，热爱合营企业。 + +　　回到祖国才两个月的科学家汪德昭说，回国后所见所闻，使他太感动，太兴奋了。祖国科学研究方面有了惊人的发展，很多科学论文已达到国际水平。但是他感到目前实验方面的论文还不够多。 + +　　上午还有十六人书面发言。他们是：颜福庆、唐午园、石筱山、连瑞琦、冯少山、邓裕志、孟目的、董竹君、李达潮、韩蓬台、王亢之、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赵树屏和秦伯未。 + +　　在下午的会议上，邓初民首先发言说，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政策，就是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最正确的政策。 + +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务长董渭川认为，引导不能升学的青年走向农村，是一条广阔而正确的道路。他说，今后应当注意加强中、小学学生的劳动教育、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和政治思想教育。 + +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康同璧认为要慎重考虑人工流产的问题。 + +　　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筹备委员会委员罗子为在发言中详细地说明目前手工业行业在原料供应、产品加工、收购、包销等方面的问题。 + +　　列席大会的政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副主席木汗买提江·马合苏木，介绍了自治区的政协工作情况。 + +　　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朱学范就工会工作发言。他谈到了去年全国工会工作在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和职工工资福利工作方面的突出成绩。他说，今年，全国职工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先进生产者运动。 + +　　中国曲艺研究会副主任阔如提出：在整理传统曲艺遗产的同时，希望把安排老艺人与培养下一代曲艺艺人的工作结合起来。 + +　　列席会议的江树峰介绍政协扬州市委员会逐步开展工作的情况。 + +　　郭宗汾谈到了他视察农业生产合作社、慰问射阳河闸工地、参观兴建中的武汉长江大桥和武汉钢铁工业基地等的感想和体会。 + +　　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阎迦勒谈到了基督徒的思想改造情况。 + +　　华南农学院副院长李沛文认为，目前存在的各种本位主义作风，妨碍了向科学进军的事业。他希望通过严肃的批评克服这种现象。 + +　　胡兰生、熊瑾玎、浦化人、刘清扬在联合发言中说，应该发展红十字会组织，使它成为政府卫生部门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开展群众卫生活动的助手。 + +　　轻工业部造纸工业管理局工程师于滋潭说，轻工业部造纸局正在采取各种措施增产纸张，还赖各用纸部门共同努力，才能根本解决纸张脱销问题。 + +　　农业部专员王枕心建议，在农业科学院组织专门机构，聘请农业界的老专家，开展对祖国农学遗产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 +　　下午书面发言的是：周祥初、周凤九、冷寅东、王哲贤。 + +　　明天，会议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3.txt b/CCRD/1/3/2/0001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368726ff02b22516eea727199207039ecfec59 --- /dev/null +++ b/CCRD/1/3/2/000153.txt @@ -0,0 +1,21 @@ +# 中学教师质量降低了 + +　　<崔东伯> + +　　我是一个中学的老教师，有机会列席这次大会，并有机会在大会上发言，的确是我一生最荣幸的大喜事。我今就中学教育方面，提出两个问题，同时就我一生的经历，提出一点体会，请诸位先生加以指正。 + +　　一、中学教育质量问题　提高教育质量，是学校教育的中心问题，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应当围绕着这个中心。这个方针提得很正确，现在正确，将来还是正确。因为我们在党的领导下，要把落后贫穷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先进富强的工业国，主要是青年一代负起这个光荣而又艰巨的责任。我们教育工作者，应当培养青年具有社会主义的觉悟，现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坚强的体魄，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因素之一，所以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是提高教师的水平。我国有句名言“青出于蓝”，说明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重要性。上次我国中小学教师访苏代表团，来到了杭州，在传达报告中，分析了苏联中学生学习质量所以很高的最主要原因，是苏联中学教师教学质量很高，所以苏联的先进教育经验也肯定了教师主导作用的重要性。就杭州市中学教师的实际情况来讲，中学教师的水平，还不能达到客观的需要，因此有些学校师生关系，搞得不好。我觉得搞好师生关系，在学生方面，应加强思想教育，而我们教师更应提高自己的水平，上好每一堂的功课，教好学生，关心学生，才能够树立威信，受到学生真正的尊敬，这是我第一点意见。 + +　　解放后，教育发展得很快，而师资的培养，赶不上发展的需要，因而把大部分有教学经验的中学教师提升到高等学校去了。这样一来，中学教师的阵容削弱了，中学教师的质量降低了，在高等学校方面，学生也未必感到满意。杭州师专的学生，对教师有很多的意见。我觉得今后教师的调配，应该遵照毛主席指示“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精神，这是我第二点意见。目前教师质量还不高，是教育发展太快的必然现象，是前进中的困难，党和政府的确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培养新教师，来提高教师的质量，但和客观的需要还有很大的距离，我所以在此着重提出，因为这是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性问题，今后应当更加注意，逐步改进，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 + +　　二、中学毕业生问题　我是根据目前我校高三学生学习的紧张情况，提出这个问题。我校高三，十三个班级，共约七百个学生，他们都已 + +　　（知道今年投考高等学校的困难情况，所以都在拼命的学习，争取考进高等学校，我校于去年１０月，提早对毕业生进行了思想教育，但是很难挽救这种紧张的情况，毛主席也讲过，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提出两点希望：） + +　　⒈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培养共产主义品德； + +　　⒉对未能考取的学生，希望党政工团，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社会人士和家长们，在爱护青年学生的基础上，加以教育和帮助，作出适当的安排。 + +　　三、对知识分子政策的一点体会　我担任中学教师，已有三十四年，其中二十一年是在我现在服务的杭州一中，以前叫杭高。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６年，我担任过杭高的校长，１９４６年春天，我请了马寅初老师来杭高对学生讲话，１９４６年５月，我支持了杭高学生所发动的全杭州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的大游行，因此，我被反动政府撤职，离开了杭高。１９４９年解放后，浙江文教部张孤梅部长首先要请我回杭高，重长校政，当时我因年老体弱，对马列主义又一窍不通，力辞校长重责，蒙张部长俯允，请我到杭高，专任数学教师。去年７月，杭州市委书记和文教部长，要我担任杭一中的副校长，我初力辞，后经市委书记和文教部长的多次教育，我于去年１０月，担任了杭一中的副校长，我深深体会到党对我的教育、团结、关怀和重视，而反动政府对知识分子不是重视，而是轻视，不是关怀，而是迫害，所以我觉得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我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这是我一生经历中的一点体会。最后祝诸位先生身体健康。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5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学教师质量降低了　崔东伯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4.txt b/CCRD/1/3/2/0001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5c6d5f1012f522dedf63aaf3e4130956081d68 --- /dev/null +++ b/CCRD/1/3/2/000154.txt @@ -0,0 +1,43 @@ +# 長江大橋一臨時工隊鬧事情況 + +　　<新華社記者、方、堤> + +　　2月份內，武漢長江大橋工程局第一橋樑工程處綫路中隊的河南石工隊——一個臨時工人的隊伍，因為對工程處要把他們解僱囘鄉不滿而發生了一次有組織的鬧事事件。 + +## 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情況 + +　　2月14日，綫路中隊黨支部召集河南石工隊的黨團員開會，宣佈要把石工隊解僱囘鄉生產，號召黨團員帶頭。在這次會上，把解僱的作法也向大家談了一下，即：15日召開大會動員，18日全部離開武漢，火車票由工程處統一購買，解僱費在車站一次發給等。在會上，黨團員沒有表示什麼。隊領導上以為他們同意帶頭囘鄉了，估計不會出什麼大問題，於是，決定第二天向群眾宣佈。 + +　　可是，黨團員們並不是沒有意見。在群眾大會召開前，全隊工人都已知道解僱的事，並且作了準備。結果，群眾大會開到一半，會場秩序大亂。這時有人高喊：“堅決反對解僱”、“死也不離開大橋”、“不開這個會了”。同時，工人們紛紛退出會場，大會被迫中斷。工人們退出會場後，就集中到工棚開會。他們把全隊的三十二面旗（包括開山放炮的信號旗），都拿出來張掛在門口，表示對建橋有功；並且組織了“糾察隊”，拒絕幹部到工棚去進行個別談話。同時，他們還在家屬中作了工作，要家屬和他們一致行動。 + +　　當天晚上，中隊曾派出幹部到工人和家屬中去了解情況和進行說服，但工人和家屬不是拒絕談話，就是大哭大鬧，說要跳江自殺。這時，中隊領導感到問題嚴重，向工程局黨委作了報告。 + +　　16日，正好省委國營工業部副部長閻鈞同志也在工程局，聽到上述情況後，即和工程局局長彭敏等到工棚，向工人們進行工作。這時，工人情緒仍然很緊張，見到領導幹部們來了，就大吵大鬧；有的當場碰頭撞人；有人把電燈打開說：“世界太黑暗”；還有人謾罵領導是“騙子”。閻鈞同志向他們講話，要他們好好談問題，批評他們這樣亂鬧是錯誤的。這時，工人提出三條要求：一、不離開大橋；二、批准他們轉為正式工；三、如一定要解僱時，每人發五千元解僱費。後來，答應不叫他們囘鄉，情緒才緩和下來。 + +　　伺候，一橋處黨委又派出幹部到隊召開大會小會，進行教育和批判錯誤態度。到18日，隊里絕大部分工人都認識到鬧是錯誤的，承認不應自動組織“糾察隊”等。並且解散了這種組織。但是，工人也批評領導上處理問題太簡單，不了解大家的情況。 + +　　19日，全體工人已正式恢復工作。目前這個隊的工人已決定留在大橋工地，將來修河南漳河橋時，準備把他們調到河南去（漳河橋也是由這裡承建的）。 + +## 從事件中暴露出來的問題 + +　　河南石工隊是一個一百零九人的臨時工人隊伍。從成份上看，絕大多數是失業工人，農民很少。從工作歷史上看，這些人都是從1953年開始在大橋工作的，其中許多人有相當的技術水平。從工作表現上看，這些工人一般表現尚好：隊中有五名先進生產者，一個先進小組，一個青年突擊小組；工作中經常表現積極的有五十六人。 + +　　據上述情況，把這些人作為普通臨時工人看待，通通解僱囘鄉生產是不夠妥當的。因為其中失業工人較多，已經久離農村，不會農業生產。同時，全隊約有一半人已在武漢安家，現在硬要把他們送囘河南農村去，他們不願意，而且也是不合適的。但是，由於領導上事先對上述情況了解得不夠，沒有分別對待，同時，又簡單地靠行政命令的辦法來解決問題，結果引起大家一致不滿；這樣，再加上少數人的活動，就鬧起來了。 + +　　其次，領導上對臨時工的處理工作重視不夠。要把一隊的人解僱囘鄉，不經過反復動員教育，無論如何也是不行的。可是，一橋處黨委對這件事卻幾乎沒有過問（雖然事前曾討論過，但過於簡單）。甚至在開群眾大會時，也沒有派負責人參加，以為由中隊長或支部書記宣佈一下就行了。從中隊看，也很草率，工會主席在事前對有關佈置都不大了解，因此，通過工會來作些工作就談不到了。表現不夠重視的另一事實，是橋處和中隊採取行動時，並未向局黨委請示、報告，局黨委是事情發生後才知道的。另據橋處黨委反映，局黨委對臨時工的問題也重視不夠。局黨委對臨時工問題，一直未向各橋處作過具體的指示，只通知各橋處，臨時工解僱時可以多發半個月工資，和一般地指示各橋處解僱工作要慎重等。 + +　　第三，從這次事件中還可以看出：勞動部門對處理臨時工的問題缺乏正確措施。據一橋處反映，為解決河南石工隊問題，他們曾派幹部到武漢市勞動局去聯繫過，要求幫助安置這批人，勞動局表示不願管；後有要求勞動局派人去幫助動員，勞動局還是不肯。以後，橋處又派人到河南省勞動廳去聯繫，勞動廳也說不管，要橋處通武漢市勞動局研究解決，並給武漢市勞動局寫了信。以後，橋處又派人到武漢市勞動局去，說明如果勞動部門都不管，他們打算把這批人留下來，但勞動局又不同意留，堅持要送囘河南。橋處把河南石工隊期限解僱囘鄉。不幾天，公安派出所也派人到橋處來，催促快解決河南石工隊問題，並說，工人要是不肯走，可先把他們的戶口轉到河南去。這樣，橋處感到時間緊，加以主觀上又認為問題不會很大，就決定用行政命令的辦法。自行處理，以致出了問題。現在看來，解僱臨時工問題，缺乏統一的規定，由各單位各行其是，是有毛病的。勞動部門不能配合支援，也會給有關單位造成困難。 + +　　第四，橋處過去對臨時工進行政治教育不夠，許願過多。據反映，過去橋處幹部向臨時工進行工作時，經常偏重在好好幹，幹好了可以轉為正式工這方面。而對服從國家需要，服從組織調動等紀律教育則常被忽視。因此，工人早就有轉為正式工人的打算，思想上都沒有解僱囘鄉的準備。所以這次宣佈的時候，大家就想不通，認為是領導上騙了他們。這種思想，在黨員中也是比較普遍的。這次事件中，不少黨員帶鬧，和上述情況有很大關係。 + +## 事件帶來的不良後果 + +　　河南石工隊的問題雖然已經解決了，可是這次事件，在臨時工中帶來了不良後果。 + +　　長江大橋共有四千多名臨時工。這些工人中，除有一千人左右要繼續留用外，其餘的人都是要解僱的。因為工程中已不再需要這樣多的人了。但現在臨時工中，都產生了要像河南石工隊那樣來解決自己的問題的想法。認為要想在大橋工作下去，就得鬧事。 + +　　前幾天，提出要把武漢市硚口隊——也是臨時工隊——轉到武鋼工地去的時候，這個隊的工人就表示反對。因為在大橋工作，每人每天有三角四分錢的施工津貼，而武鋼據說沒有這種津貼。 + +　　現在，武漢大橋工程局感到臨時工問題很難處理，也感到過去政治工作是有很多缺點的。大橋黨委決定對臨時工加強教育。但他們很希望市的領導上統一考慮和安排一下拳師臨時工的處理問題。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5期，1957年3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5.txt b/CCRD/1/3/2/0001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cd99741cbeaec3f1824bebdc1fbf8a72b1161e --- /dev/null +++ b/CCRD/1/3/2/000155.txt @@ -0,0 +1,37 @@ +# 地方卫生工作要赶上客观发展的需要 + +　　<姚克方> + +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及各位首长的报告。 + +　　我是一个地方卫生工作者，想就地方卫生工作中目前存在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个发言。 + +　　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使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上的变化。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随之获得了解决。农民已经放弃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了小农经济分散性的生产方式，实行了“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工作日制。由于社会主义所带来的思想觉悟的提高，农民均以无比的热情和积极性从事于劳动。更由于打垮了封建残余势力，妇女已脱离了家庭经济的枷锁，走上了经济自主的道路。从而，劳动力的保护、巩固和增长遂成为每个农民的一项迫切要求。他们要求从疾病的迫害和苦难下得到解放；他们亦要求获得与疾病作斗争的知识，好参加到战斗队伍里来。 + +　　在这种新形势发展下，解决农业增产与劳动力间的矛盾，亦遂成为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农村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农业合作化之后，组织起来的农民和改变了的经济制度已替消灭疾病、改善农村卫生情况，创造了许多有利条件。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在于卫生行政领导与卫生工作者如何正确地认识这种变化，如何来有计划地合理安排卫生工作，使逐步地适应于客观发展的需要。 + +　　１９５６年在合作化高潮推动和各级党政的领导下，发动了群众并组织了地方的一切积极因素，湖北省象全国一样在卫生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战果。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建立了三十六个血吸虫病专业防治站，二百三十二个防治组；还依靠社会医疗力量成立了二百零八个治疗单位，训练了五千四百二十五个血吸虫病防治人员与群众的积极分子，壮大了与疾病作斗争的队伍。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结合生产积肥和兴修农田水利，进行了灭卵灭螺工作。有好些县乡如谷城南障已基本上消灭了血吸虫病的中间宿主——钉螺，保证了农民安全生产。另外，全省中西医互相配合下治疗六万多病人，减少了传染源。自从推行新法接生与新育儿法后，４０％的产妇接受了新法接生，很大多数的社组织了托儿站或组，解放了妇女劳动力。少数地区已开展了节育工作，宣传做得好的地区，妇女已自动地到卫生院或医院申请结扎输卵管，和学习其他避孕方法。 + +　　为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在充分发挥社会医疗潜力的原则下，我们组织了联合诊所五千多所，解决了农村中缺医缺药的现象，便利了农民，使能就地求医。这些社会医生，特别是不少中医，在当地是具有一定的威望，受到群众的信仰。合理的安排和使用，再授予一定的卫生技术知识，他们将起到莫大的作用。这样做是完全符合现实情况的。 + +　　我们卫生工作在农村中的成绩是肯定的，但在检查中发现我们的缺点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亦是不少的。这些缺点须要我们积极地去纠正，存在的困难逐步地克服，问题合理地解决，使我们的卫生工作能赶上客观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 +## 贯彻执行卫生工作中的四大原则 + +　　（一）使卫生工作的四大原则成为我们的行动指针，在思想上还没彻底地认识。因之，未能很好地贯彻到每一项工作中去，工作就形成左右摇摆，不是偏左就是过右。产生这种偏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行政领导对于中央政策的体会不深，加之对全面情况和发展规律缺乏了解，缺乏远见；又对运用调查研究、统计分析的科学资料作为制定计划的依据重视不够，单凭主观片面的想象，或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工作方法，生搬硬套，这样就使计划脱离实际，工作处于被动。 + +　　预防为主的方针——一般卫生干部对预防为主为社会主义卫生工作的基本要素认识很浅，甚至认为做预防工作没有收益，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工作；有的技术干部认为预防工作缺乏科学性，不值得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医师来做；有的医学院卫生系的学生听见卫生系将裁并到医疗系去，就乐得跳起舞来了；有些卫生医师或医士分配到卫生院或企业厂矿中去后，领导上要他们搞治疗，没有体会到只有贯彻了预防才能消灭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的健康，才能提高出勤率，增加生产。 + +　　面向工农兵的方针——由于近一年来对于干部和学生放松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教育，片面地理解“向科学进军”必须在大医院、大学校、研究院学习和工作；必须学文化考大学。在卫生队伍中不安心于专业，不愿意下厂下乡，认为下厂下乡就毁损了他的前途，浪费了他的才能。这些现象从１９５６年起是普遍的，并且日趋严重，若不即时地加以教育和纠正，会使很多青年干部和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日益堕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成长。另一方面，政府亦应主动拟订一套鼓励和进修办法，使每个青年得到精神上的鼓舞和专业上的提高。 + +　　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在批判了轻视歧视中医的思想后，宗派主义情绪基本上已趋肃清，绝大部分西医认识到祖国医学遗产对医学已起和将要起到的作用。在西医学习中医的号召下，大部分西医积极地争取参加学习。但今后如何更好地加强团结，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还值得进一步研究。发扬祖国医学遗产，根据“弃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原则，似应先从总结经验，整理文献着手，似不应“全面接受”，而应从“系统学习”的基础上和中西医配合的原则下来进行。“戴帽子”的方法是有损团结的，会起消极作用的。 + +　　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经验已证明，凡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地方，领导善于发动群众和群众卫生觉悟高的地方，卫生工作的成绩是大的。这虽已是众所熟知的事实，但多数卫生工作者在思想上、工作方法上还是重视不够，“单打一”的旧作法还是很严重的。 + +## 提高中初级干部是解决基层卫生工作质量不高的关键 + +　　（二）卫生工作的质量不高。这是很普遍的现象。目前，一个县没有正式医师不是少数，绝大部分的县乡工作是靠中初级卫生干部与地方原有的非正式医生来担任的。这种情况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还不会有多大的改变。因此，提高中初级干部，是一项解决基层卫生工作“质”低的问题中非常迫切的事项。我们拟在一面举行短期专业训练，一面分层分年提高省、专、县级的医院与卫生预防机构的素质，使能按级的负起指导和培训工作。卫生工作不论数量上与质量上发展必须是“金字塔式”的，不能专门采取“头重脚轻”只顾上不顾下的方式，只顾大城市不顾农村的偏向，必须是城乡兼顾。 + +　　农村情况是复杂的。由于地理情况的不同，生产与生活方式的不同，疾病流行情况的不同，卫生工作就不可能千篇一律，必须是结合实际，因地因时制宜，结合生产，结合生活来展开。因之，党委的统一领导，合理安排和群众的积极支持是做好卫生工作的基本关键。单纯技术、单纯治疗的工作方法必须纠正，否则是不能满足农村需要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地方卫生工作要赶上客观发展的需要　姚克方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6.txt b/CCRD/1/3/2/0001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0eaf1d80c771411f9344ed310ba6fe825bc907 --- /dev/null +++ b/CCRD/1/3/2/000156.txt @@ -0,0 +1,37 @@ +# 重慶、瀋陽等地少數工廠連續發生罷工、怠工和請願事件 + +　　新華社程度7日訊 從1956年6月到年底，四川重慶等地少數工廠連續發生新工人罷工、怠工和請願的事件。 + +　　據調查，發生事件最多的是第二機械工業部所屬的工廠。重慶二六九廠曾經先後發生三次事件，工人們以要求繼續升學，增加工資和提高級別為名，集體向中共重慶市委等有關部門請願。不久前發生的一次事件，他們還包圍了工廠黨委書記和廠長的辦公室，要求立即答應增加他們的工資。當時，情勢十分緊張，人越聚越多，秩序非常混亂，直到工廠警衛連架起機槍以後，才把人群驅散。但是這場風波並未平息，在人群解散以後，有一百多人重新聚集起來前往重慶市委請願。1956年12月20日，他們又派出十多人到成都中共四川省委求見負責同志，經過一再勸說，才肯離去。 + +　　據重慶市有關部門調查，歷次鬧事者絕大部分都是從上海、廣東等地招收來的新工人。全市連續發生的數起事件，先後參加的工人人數在三千人左右，事件已經波及到重慶機床廠、重慶柴油機廠、四九七廠、九一六廠等單位。鬧事者通過同鄉和朋友的關係，利用電話和其他交通工具進行聯繫，有醞釀新事件的可能。 + +　　類似這樣的事件，在成都、樂山等地的個別工廠和工地上，也曾經發生過。但情況沒有重慶嚴重。 + +　　在已經發生的歷次事件中，當地黨和政府部門都採取了說服教育的方法，並且盡一切可能，想法解決問題。重慶二六九廠第一次向重慶市委請願的一百多個青年工人，都按照他們的要求，分別送進學校學習和遣返原籍。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廠最近一批要求增加工資的工人在鬧事中提出了“堅持到底，不鬧不解決問題”的口號。 + +　　據調查，發生時間的原因有下面三點： + +　　（一）四川部分廠礦派到外地招收工人的工作人員，在招收工作中有欺騙、誇大和蒙混的作風。如說四川氣候四季如春；住樓房；每月工資八十五元；工廠有休假制度；每年可以囘家一次；工廠保守進學校等等。但實際情況不是招聘人員所說的那樣美妙，因此激起了新工人的不滿情緒。 + +　　（二）各廠新工人的工資級別評定不統一。同一個技術學校畢業的學生，分配到同性質的兩個工廠裡，有的級別定得高，有的定得低。加以工廠沒有聽取他們提出的意見，特別是個別工廠領導幹部不論是個別人鬧問題還是全部，一開口就是“你們上海人（或廣東人）怎樣怎樣……”，很引起他們的反感和不安。 + +　　（三）鬧事者中絕大部分都是青年工人。他們曾經積極熱情地要求參加工作，但是由於思想不穩定，當願望同實際不能符合的時候，就片面強調個人前途和生活待遇。這部分人主要是從各技工學校畢業以後分配來工作的。他們跟著鬧事者起哄，企圖達到解決個人問題的目的。（李紹伊） + +　　新華社瀋陽7日訊 最近一個時期，瀋陽有十一個國營機械和電器工廠，有工人請願或罷工。這些工廠有瀋陽第一機床廠、第二機床廠、第三機床廠、重型機器廠、風動工具廠、空氣壓縮機廠、扇風機廠、水泵廠、電纜廠、高壓開關廠和低壓開關廠，參加請願、罷工的有復員軍人、代別廠培養的工人、技工學校分配來的技工；其中有一部分是黨員和團員。 + +　　第一機床廠給武漢重型機床廠代為培養的七十三名徒工，認為該廠訂的升級標準過高，對考工升級工作拖拉有意見，要求在一定期限內降低升級標準，公佈考試結果。這個工廠沒有及時解決，他們便在去年11月25日，在少數人控制下全體罷工。 + +　　四四一廠給鄭州四〇二廠代為培養的三百七十六名徒工，不願意做工人，要求當技術員。四〇二廠在瀋陽的班部答復他們，等囘鄭州解決。後來因為四〇二廠投入生產的時間延遲到1958年，他們又波動起來，在去年11月21日，有二十多人到班部請願談判，要求合理使用他們，按期囘本廠，解決工資、獎勵、生活問題。在22日和23日兩天，他們有一百多人不上班，在宿舍裡水餃、打鬧，並提出“向匈牙利青年學習，堅持真理的人站起來！”等口號。 + +　　低壓開關廠有三十三名轉業軍人認為工資不合理，在個別分子操縱下秘密開會，包圍廠長要求增加工資，脅迫廠長立即按照國務院關於復員軍人工資的規定增加工資，少數人態度非常蠻橫，敲桌子、瞪眼睛，甚至謾罵（王殿學） + +　　新華社洛陽7日訊 去年7、8月間由鄭州技工學校分配來的第一拖拉機製造廠一百餘名技工學員，因為至今還沒有正式工作而感到不滿。去年12月8日，他們選出了十一人組成的請願代表團，其中九人已在當天乘火車前往鄭州技工學校請願，要求解決他們的問題，如果得不到解決，還準備到北京向國務院請願。在此以前，他們還召開過幾次秘密會議，進行了一次志願簽名：表示要共同鬥爭的決心。他們還提出：“鬥爭不勝利不罷休、反對中途妥協”等口號，他們還寫信請求分配在其他城市的同學，聲援他們的鬥爭。 + +　　請願代表團的路費，是由這批工人集體捐助的。這個事件發生以後的第二天，第一拖拉機制造廠的領導上才發覺。 + +　　這個事件發生的基本原因，這裡有兩種說法：據工會幹部說：第一拖拉機制造廠在吸收這批技工的時候，許願過多，言過其實，當時有些人已經確定分配到上海、北京等地，但因拖拉機廠的幹部對他們說：我們的待遇好，住樓房，一個人一部機床，而且保證在半年後就能升為四級技術工人。可是他們來了以後，連正式工作也沒有，升級的問題更談不上，因此產生了嚴重的不滿情緒，才釀成了請願事件；但是據黨委會的一位幹部說，主要是因為有些壞分子故意搗亂。鄭州技工學校吸收的學員中，有很多失業的地主惡霸的子弟，成分很壞，他們來到這裡以後，還沒有參加生產，就要求提到五級工人，這當然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因為達不到他們這種無理的要求，才發生了請願事件。 + +　　第一拖拉機制造廠的領導已經開過緊急會議，正在採取說服教育和分化工作。（劉健生）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8期，1957年1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7.txt b/CCRD/1/3/2/0001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63d98f608e30103bfc2e71f5462e19b2b73cb0 --- /dev/null +++ b/CCRD/1/3/2/000157.txt @@ -0,0 +1,51 @@ +# 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 + +　　<冯友兰> + +　　我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里的讲话、周总理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报告和发言。我是一个教育和科学工作者，特别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表示拥护和感谢。 + +## 短时间自然难有伟大著作 + +　　现在有一部分人对于这个政策表示怀疑。他们说：这个政策已经提出来了，为甚么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看见有伟大的作品和著作出现呢？因此，他们怀疑这个政策是不是能发生预期的效果。 + +　　这个怀疑我认为是没有根据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提出的比较早一点。“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来还不到一年，时期还是很短。在短时期内，怎么就会有伟大的著作出来？就是抄也恐怕来不及。这种要求，是太高了一些。 + +　　预防或纠正偏差，也应用“争鸣”办法 + +　　还有一部分人恐怕这个政策在施行中会发生偏差。有人认为已经发生偏差了，他们要求纠正偏差，预防偏差。纠正偏差，预防偏差是必要的，但是预防的措施，总不要跟政策的精神相违反。纠正偏差，也不要“因噎废食”。纠正或预防“百家争鸣”的偏差，最好还是用“争鸣”的办法，那就是：讨论研究，批评说服，证明偏差是偏差。如果用别的办法那就不是纠正或预防“百家争鸣”的偏差，而是取消“百家争鸣”了。 + +## “争鸣”已经开始了 + +　　另有一部分人怀疑，自从“百家争鸣”的政策提出以后，是不是已经有人开始“争鸣”。清朝有位哲学家颜习斋说过：如果先生说：“往东走”，有一部分学生站起来就往东走，另有一部分学生满口赞美“往东走”，可是坐着不动。当然前者是好学生，后者不能算好学生。这个事例在这里引用，不十分恰当，不过可以作个比喻。领导上提出“百家争鸣”的政策，就譬如是发出“往东走”的信号。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有许多人站起来“往东走”，或者大家还都是坐着不动，只是口头上拥护“往东走”呢？就我所知道的，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的人开始“往东走”，虽不成“家”，可是已经开始“争鸣”。 + +　　我是搞中国哲学史工作的。近几年来，我们在工作中遇见了不少的困难，不少的问题。自从“百家争鸣”的口号提出以后，我们把这些问题公开地在人民日报上摊出来了。我们有些同志也对于其中的有些比较有关键性的问题，提出初步解决的意见。在这个基础上，北京大学哲学系于１月间曾召集一个座谈会，参加的人很踊跃，讨论也很热烈。会中的发言，后来写成文章，陆续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其他刊物中发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完。将来还要编成一个四十多万字的专辑。 + +　　这个座谈会着重讨论有关哲学史方法论问题，后来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哲学史对象（主要是对唯心主义评价）的问题，一个是哲学遗产继承性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很重大、很复杂，不是一时所能完全解决的，但是经过讨论，参加的人得了一些初步的共同认识。时间的限制，我不能把这些共同的认识向大会汇报，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这些共同认识的基础上，我们的中国哲学史工作是会提高一步的。 + +## 苏联实际上也在“百家争鸣” + +　　另有一部分人怀疑，苏联为甚么没有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这个怀疑也是不必要的。在苏联的学术界，一个科目中，有不同的学派对于这个科目中的某些问题有不同的见解。在一个大学里，一个科目，可以因有不同的学派而设立不止一个教研室。就是在哲学方面，莫斯科大学的哲学系和列宁格勒大学的哲学系就成为两个学派。这些情况，正是苏联学术界所鼓励的。学派与宗派不同，宗派是少数人为个人利益而组织成的小圈子。学派是因学术上的主张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宗派是不应该有的，学派是应该有，而且在学术发达的情况中，必然会有的。 + +　　苏联的“哲学问题”杂志的最近一期（１９５６年第六期）登载有“全苏哲学家联系会议”的一个讨论会的情况（译文登在“学习译丛”１９５７年第二期）。我们对于这个报道感到很大的兴趣。因为他们的这个会，也是着重讨论哲学史方法论的问题。讨论也是集中在哲学史的对象和哲学思想发展中的继承性的问题，对于哲学史对象问题，有两派主张的争论。争论的焦点，也和我们的座谈会里的争论基本上相同。 + +　　我们有理由相信，苏联虽没有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实际上正是在“百家争鸣”。 + +　　照上面看起来，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各项怀疑，都是不必要的。 + +　　“百家争鸣”在学术界的别的方面，也正在展开。在遗传学方面，摩尔根派和米丘林派已经很好地在争鸣，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在各门学科中，都会有不同的学派“争鸣”起来。 + +　　当然，“百家争鸣”并不等于“百家”“和平共处”。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的见解，可能全都不正确，但不可能全都正确，其间必有争论。争论的结果，对于各种见解，都取其精华（当然有些见解可能没有精华），弃其糟粕，于是这些精华都成为真理的一部分。郭沫若院长在最高国务会议中所说：“百川异流，同归于海”大概就是这个意义。 + +　　能够“同归于海”的，毕竟都是“川”。就是说，必须有一部分正确性的见解，才能有补于真理，若果本来就是完全错误的见解，那就是“断港绝河”，终归自行消灭。但是关于某一问题的不同的见解，特别是牵涉很广、内容复杂的问题，究竟那些是正确的，那些是错误的，还不是可以一望而知的，只有经过讨论争辩，互相批评的过程，正确的才可以逐渐被承认，错误的逐渐被抛弃。这是一个往复曲折的过程，也就是辩证的过程。就是正确的东西，也得经过这个过程，它的发展才会健全，它的内容才会丰富。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保证我国学术正常发展 + +　　在这个过程中，切忌用行政式的命令，或教条式判断，预先决定那些见解一定错误，那些见解一定正确，把那些认为是错误的见解预先加以禁止。这样，可能被禁止的不是错误的。即令是错误的，但正确的东西，没有经过上面所说的辩证的过程，它的发展，就会迟钝，它的内容，也就会贫乏。这样作，对于学术的正常发展，会带来很大的危害。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就是预防这种危害的发生，保证我国学术的正常发展。 + +　　这几天我有机会参加另一个会议，听了毛主席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的更多的指示。 + +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在这种英明的政策的保证和鼓励下，我国一定会有一个文化高潮和经济建设的高潮配合起来，使我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坚决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冯友兰批判对这一政策的各种怀疑论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8.txt b/CCRD/1/3/2/0001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35c034d51a994ec01d573a75f76ea7ed9805f2 --- /dev/null +++ b/CCRD/1/3/2/000158.txt @@ -0,0 +1,25 @@ +# 劳动教育必须经常化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教育学生热爱劳动和热爱劳动人民，应当是学校教育的经常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我们知道，过去劳动人民是被压迫被剥削的阶级，他们的劳动受到轻视。现在，我国劳动人民的联盟已经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人们已经公认劳动是光荣的。这是学校进行劳动教育的根本条件，也是鼓舞学生能够接受劳动教育的重要的社会因素。因此，劳动教育是可以在学校中顺利进行的，而且是为学生所欢迎的。学生不仅在中、小学里要受到劳动教育，就是在高等学校里也要受到劳动教育。 + +　　有的人不重视中、小学的劳动教育。这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我国中、小学教育任务的缘故。今天发表的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指出：“中小学教育属于普通教育的性质，它的任务主要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对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文化教养和健康体质的劳动后备力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要为高等和中等学校输送一定数量的合格的新生。因此，中小学学生毕业后应当是大多数从事工农业生产劳动，而升学的只能是毕业生中的一小部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中、小学毕业后不能升学的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条根本方针，也是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应走的一条根本道路。 + +　　不但这样，我们人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提高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学生升学固然是为了进一步提高政治和文化的水平，以便毕业后更好地参加生产劳动；不能升学而立即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也是直接有助于社会生产事业的发展的。 + +　　为了给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劳动生产打下思想基础，作好准备，学校必须进行经常的劳动教育。这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改造世界的劳动者。这对于正在成长中的青年、儿童的整个道德面貌、意志和性格的形成上，将起重大的作用。劳动教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内容的一部分。中、小学学生即使是升学了，也要继续受到劳动教育。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的观点是剥削阶级的观点，这是最可耻的。而劳动却能够创造人类的物质财富和文明，它是最光荣的。 + +　　为了把劳动教育经常化，学校应当结合日常教学工作，作出合理的安排，具体生动地进行教育，特别是要增加劳动生产的课程。在进行劳动教育中，要注意同爱国主义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纪律教育、勤俭建国的教育结合起来。不仅要使学生在课堂讲授中受到教育，而且要使学生在各种劳动实践中，从思想感情、技能、习惯等方面都受到教育。安徽省合肥县第二中学领导方面和教师在教学中注意结合劳动实践来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三年多以来，学生已经养成劳动的习惯，真正体会到劳动光荣的意义，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就愉快地走上了劳动生产的岗位。这个事实告诉我们，学校经常地进行劳动教育，就会收到良好的效果。 + +　　根据许多学校的经验，向学生进行劳动教育的方法是很多的。组织各种报告和讲座，让学生在实验室、学校园地和各种课外活动中，广泛地从事各种实习；或者通过青年团和少年先锋队，组织学生参加各种富有教育意义的社会劳动，这些办法都可以采用。此外，学校还要鼓励学生参加家庭劳动。学校在安排和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要同学生的学习很好地结合，应当注意不要过分加重学生的负担，不要妨害学生的正常学习和健康。 + +　　学校对于毕业班学生的劳动教育，应当从学生实际情况出发。有的学生为了升学，过分紧张，影响了身体健康。也有的学生怕考不上学校，感到前途渺茫。学校应当使学生认识清楚：不管将来升学或者参加劳动生产，都应该认真地把功课学好，不必过分紧张；但是又应该鼓励学生用正确的学习方法，努力获取知识，满怀信心地走上未来的生活道路。学校应当全面地说明：无论升学或者参加劳动生产，都是为国家所需要的。有的学校只注意对毕业班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而忽视对全体学生进行劳动教育，这是不对的。 + +　　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仅仅学校方面的努力也还不够。学生除了在学校受教育的时间以外，要受到家庭的教育。家长平日对子女的要求和态度，给他们的影响很大。因此，家长对子女应当有正确的态度，从日常生活中给子女以劳动教育，帮助子女避免和克服消极因素的影响。北京市有的中学为了动员家长更好地协助学校教育子女，组织了家长委员会，分别联系学生家长，交流教育子女的经验。这对于巩固学校教育的成果有很大好处。 + +　　劳动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思想工作。要把这个工作做好，并且保持经常，就需要党委的关怀。各级党委在指导学校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中，要重视劳动教育，经常了解劳动教育的进行情况，充分动员教师和家长的力量，参加这项工作，使学生耳濡目染，从各方面受到劳动教育的熏陶。为了保证和提高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工作的水平，取得良好的效果，各级党委有必要加强学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并且指定一些党委委员经常向学生作报告。开展劳动教育的社会宣传，不仅要依靠党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还必须有党委撑腰才能首先解决各级干部的思想问题，坚定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领导人员的信心。许多地方反映，干部思想不通，常常成为开展劳动教育的阻力。各级党委要教育干部，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子女升学和从事劳动生产的问题。所有的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都应该首先对自己的子女进行劳动教育，鼓励子女们准备参加生产的必要知识和技能。 + +　　各地中、小学校在过去几年来，结合教学活动，向广大学生进行了劳动教育，有了一定的成绩，并且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应当总结和交流劳动教育的经验；在这个基础上，把劳动教育提高一步，并且使它经常化。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59.txt b/CCRD/1/3/2/0001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b3b8ff3333f6e757e986f6bfc6caac75a34aa2 --- /dev/null +++ b/CCRD/1/3/2/000159.txt @@ -0,0 +1,23 @@ +# 目前国际关系问题的我见 + +　　<王家桢> + +　　我完全赞成和拥护周恩来主席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我现在想就国际关系问题发表一点我个人的意见。 + +## 世界人民的力量取得新的胜利，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更加巩固 + +　　去年的国际局势在上半年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努力坚持和平政策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愿望的要求，特别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人类进步事业作了明确的指导，对世界人民力量作了正确的估计，对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作了更进一步的改善，对斯大林同志的错误作了毫不掩饰的纠正，国际紧张局势开始有了进一步的缓和，必然成为人类空前浩劫的世界第三次大战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当世界人民松了一口气的时候，英法美帝国主义者们就在中东借口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的正当权利和在匈牙利乘人民的正当的不满要求，利用机会造成冷战，加紧国际紧张局势，终至英法以公开冒险武装侵略埃及，在匈牙利大规模搞起了颠复活动的反革命叛乱。事情一开始的时候，苏联就曾警告过帝国主义者们说，任何违背时代的精神的妄举必定要遭到失败的。所谓时代的精神，简单说就是人类进步思想和人民切身要求加上有了物质力量作后盾的时候，就变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怎奈帝国主义者利令智昏，非到黄河不死心，一定要和世界人民的力量计较一番。于是全世界人民怒吼了。特别是苏联的严厉的武装警告，英法侵略者们才在彻夜开会后，不得不决定马上停战。宣告侵略失败了。匈牙利的叛乱也是由于苏联基于华沙条约的义务和国际主义精神，出兵数小时后完全平定了。 + +　　去年国际局势一弛一紧是以帝国主义者与世界人民力量较量的第一回合，以世界人民力量的彻底胜利而结束了。但是进步的新生力量与腐朽的将要死亡的力量的斗争不是直线的，这表现在国际阶级斗争的外交斗争上也是反复多样的。我们所面临的敌人——帝国主义者——是些老奸巨滑经验丰富的老手，他们善于利用我们的那管是一点点空隙来攻击我们。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适当地纠正了斯大林同志的错误，这本是无产阶级的光明正大的态度。可是敌人决不错过这个机会，就利用它来大事渲染，想尽各种方法造成劳动人民队伍的思想分歧，企图从人民内部攻破我们的和平堡垒。所以这一阶段我们澄清劳动人民思想上的混乱，加强和平阵营间的团结一致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了。在这方面苏联做了一系列的工作。苏联政府去年１０月３０日发表的“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和我国在１１月１日发表的关于支持苏联政府１０月３０日宣言的声明，明确地阐明了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间的真诚友好互不干涉的合作关系。接着苏联又和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分别和共同做了会谈并发表了会谈公报。与此同时，苏联共产党又和各国共产党、劳动党，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内的共产党兄弟党间又举行了一系列的商谈，并将会谈结果全部公报出来，这样就使社会主义阵营间的团结更加巩固和一致了。 + +　　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和我们政府并没有疏忽了他们对无产阶级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所应负的义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经过慎重讨论，发表了两篇有重要意义的文章。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重要文章发表以后，不但在我们的国家内起了全面启发彻底澄清的理论思想上的极大作用，就是在国际范围里也起了积极影响作用。做为一个中国人对此我感到特别的骄傲。 + +## 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又有重大的成就 + +　　去年一年我国政府在外交活动上所收到的显著成绩更是值得我们特别兴奋的。由我国和印度首倡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普遍获得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地区各国的信任和承认。这就大大便利了我国睦邻政策的进行。在去年一年中，我们和老挝、柬埔寨、尼泊尔、阿富汗、巴基斯坦各邻国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关系，增加了文化艺术的交流。至于在去年一年中我国和各国人民和团体互相访问，我国艺术代表团在国外的演出，我国的商品展览会在外国的展出，更是比以前任何一年都获得了更大的影响和收到了更多的良好效果。在这里我不能不特别一提的就是我们的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去年年末到今年年初两个多月的时间抱着真诚友好的精神，怀着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寻求知识的三寻态度访问了十一个友好国家，充分地达到了三寻的目的，载誉归来，可以说创造了国际关系史上的新纪录。总而言之，我国的外交基本政策是以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原则为指针的。那就是我们既不想扩张半寸领土，也不想占人一点便宜；既不需要销售市场，也不需要原料基地，更不用说势力范围了。除此之外，我国的外交政策还有它的特点，就是它还有我国传统的忠恕之道的精神。象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上所说的存异求同的原则与党和政府预先告诫国人克服大国主义思想，就是这种精神的具体表现。因为有这种精神，所以我国的外交使者才能有仁人君子的风度，这些才是我们所以伟大而不可战胜的地方呢。也是资本主义国家新闻记者们所说的“共产党中国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地方”。 + +## 应当密切注视美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变化 + +　　但是，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不仅从理论上论证了，而且从历史实践上我们也证实了阶级斗争不论在国内范围或者在国际范围上，若是不经过战斗，敌人是不会放下武器的。尽管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与帝国主义阵营力量对比我们已占绝对优势，尽管帝国主义者们在侵略埃及和进攻匈牙利事件上已遭到彻底失败，倘若设想他们已经领取教训从而罢手，那就未免太天真了！过去一年来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集团间的总危机表现在美国的霸权日见扩大，美国的经济势力日见伸张，老牌帝国主义的英法殖民地权利逐渐由美帝国主义用一种新的方式取而代之，英法已由小伙伴变成大附庸了。自然啦，英法等西欧帝国主义者们对此也不甘心，由法、西德、意、比、荷、卢等六国纠合一起组织所谓的“西欧共同市场”“原子能联营”，由英国加紧英联邦各国间的经济最惠链带。并与西欧取得连系来对抗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占。由此可以窥见他们之间的关于殖民地的和关于经济上的尖锐矛盾展开如何激烈的斗争了。至于由美帝国主义者一手培殖豢养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西德与日本现在不但羽毛已丰早已恢复了战前水平，甚至超过了战前经济一两倍，但是他们事实上还在美国占领下过着不自由的生活，所以这两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平自由之愿望就不能不高涨。由此他们与美帝国主义者关于民族矛盾就不能不做殊死的斗争。至于美帝国主义者与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特别是中近东与南美各国人民，全存在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美帝国主义者是处于世界上与绝大多数人民的对立地位。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美国国内的情形。就一个国家的整体来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它的生产力是世界第一。它的财富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和的一半以上。它的人民生活水准也是很高的。科学技术也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要分析一下它的内部，就会发现，它是世界上最充满着不可克服的矛盾的一个国家。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从它进入帝国主义阶段时期，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它的垄断组织就特别发达，随之俱来的帝国主义阶段所固有的腐朽性、寄生性也特别显著。在美国国内，除了阶级矛盾日渐深刻化外，种族矛盾也显得特殊，一千几百万黑人遭到了非语言所能形容的歧视和排斥。最近南方各州对黑人迫害事件每天新闻都有登载。美国垄断集团为了达到彻底的阶级统治目的，不惜用一切手段，包括用有组织犯罪方法——控制美国人民的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如所周知，现在的艾森豪威尔政府就是大财主政府，他们一方面制造冷战，加紧国际紧张局势以便扩军备战用财政手段掠夺人民——今年的美国预算七百多亿元，是美国平时空前的大预算——好让军事制造商的大资本家们发财致富。另一方面他们迎合美国人民恐惧经济危机心理，不惜用一切饮鸩止渴方法如大量制造军火，预支购买力，广泛建立赊欠制度等等来虚假地和人为地制造经济繁荣。这样做也正符合他们的利益，同时美帝的御用学者们又大唱其人民资本主义乱调，说什么经济危机不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人民资本主义的时候就可以万古长春了。所以臭名远扬的战争边缘政策和举世责骂的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制造者们在我们看来是和平与正义的敌人，在美帝垄断集团看来正是他们的宠儿，而美帝垄断集团所以能欺骗人民，说什么资本主义可以万古长春，也是因为差不多二十年间除了１９４７、１９５４美国经济有两次小小下降外，并未发生过大的经济危机。这就给人一种错觉，好象因国际局势紧张而扩军备战和对外的帝国主义扩张乃是经济繁荣的源泉似的。事实是这样吗？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所固有的经济危机是可以避免的吗？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不能。美国最近的经济状况表明，大部分已经预支的购买力已见衰退，消费生产品又有积压，国家与人民的负债合计已超过国民总收入的两倍。吃过１９２９年的大恐慌苦头的前总统胡佛已发出了肯定的警告。所有这些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还不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就要发生作用还是什么呢？那么一旦经济恐慌暴风袭到了美国，武装到了牙齿的美帝国主义者会不会狗急跳墙对外公开冒险发动侵略以图转嫁国内灾难于人呢？艾森豪威尔主义的危险性也就在于此。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法西斯日本与德国也曾这样做过——英国的进步经济学家伊顿就有这种看法——在我看来，今天的世界的人民力量比那个时候不知要增强了多少倍，而美国国内的具体情况也和当时的日、德国内情况不同，所以不能做出类似的结论。但是做垂死挣扎的人们有时会完全丧失理智的，所以全世界人民必须加强团结，紧握武器随时警惕，坚决地、彻底地扼住帝国主义者的血手，在这同时我们对现阶段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也必须做仔细的研究工作，才能知此知彼百战百胜。以上是我一点肤浅意见，请各同志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7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目前国际关系问题的我见　王家桢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0.txt b/CCRD/1/3/2/0001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f3559890bcc29d93a838d12f9235d9515e365a --- /dev/null +++ b/CCRD/1/3/2/000160.txt @@ -0,0 +1,31 @@ +#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对教条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大约八个月前，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八个月的时间，对于这样一种继往开来、规模远大、取精用宏、生气勃勃的学术、文艺活动说来，实在还是太短，不应该要求它已经会获得茂盛灿烂的果实。然而，尽管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不但已经出现了万象竞新的局面，而且也已经有了值得称道的第一批收获。有害于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得到进一步的克服。 + +　　自然，事情不会象有些人所想象那样轻而易举、通顺无阻。“放”和“鸣”还是未见大畅，而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右倾思想也出现了。这就是不加分析地抹煞过去的成就，这就是懈怠乃至厌恶马列主义的学习，这就是强调了文艺的特殊性，并在文艺特殊性的借口下削弱文艺的思想性，乃至怀疑工农兵方向、怀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于创作的思想指导作用。 + +　　在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为恋爱而写恋爱”的、乃至色情气味相当浓重的作品，也出现了顾影自怜、欣赏“身边琐事”、几乎没有任何思想性的作品。 + +　　也出现过这样的怪论：文艺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之根源，在于工农兵方向云云。 + +　　这些错误的思想，我们所不喜欢的“莠草”，以及有害的“毒草”，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小资产阶级既是客观的存在，它的思想意识一定要顽强地表现出来。我们不应视而不见，亦不必惊惶失措。我们的文艺活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向前发展着的。 + +　　但是，右倾思想既已或多或少地见于文艺各部门，自然要引起普遍的注意乃至忧虑。抱着忧虑甚至惊惶心情的人们恐怕不少。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是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的。我衷心地赞扬他们的保卫工农兵方向、保卫社会主义文化、向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思想斗争的耿耿赤忱。可是他们的文章是缺乏说服力的，批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其结果不但不能对小资产阶级思想作有效的斗争，而且给读者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原来是弊多利少的印象，给广大的、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下鼓舞活跃的知识分子一瓢冷水。 + +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没有把艺术事业中积极的社会主义因素和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因素两者力量的对比，作出正确的估计。他们看到去年６月以来的“百花”中放出了“莠草”或“毒草”，“百家”中鸣出了怪论、糊涂论，就不加分析地说，“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淡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 +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文章中提到了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如题材方面的“家务事、儿女情”，如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如戏剧传统剧目的挖掘与整理的问题，以及对于社会现实主义的讨论等等。但是令人遗憾，四位同志的文章把这些问题简单化了，没有全面分析这些问题的内容，而轻易地否定了和他们意见不合的议论：这是不能说服人的。这样的批评方法不能不说是教条主义的。他们认为今天有些同志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提出的意见是“怀疑论、取消论，是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的产物”，——这一论断，也是使人难以同意的。 + +　　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反对小资产阶级艺术思想。我极端拥护他们这一个主张，而且我以为这应当是我们在文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但我们进行这一思想斗争时，要小心提防回到教条主义的老调，要同时大力反对教条主义；简单地采取禁止“放”和“鸣”的方法，不能解决问题。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肃清，是长期的、复杂而细致的工作，我们的批评态度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我们的工作方法应当是让大家来“放”，来“鸣”，开展自由讨论，从讨论中加强马列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应当鼓励和帮助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投入斗争，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把思想改造得更好。 + +　　现在又有这样的议论：生活经验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本钱，而写真实，则是作品的“灵魂”。看来这话并不错。可是，这样的议论的背后却还有一个“理论”，即认为学习马列主义是无关重要的，认为作家的思想改造是不需要的。换言之，亦即认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作家所必要的。这样的所谓理论，是错误的。因为一个作家当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时候、脑子实在另有一种世界观（资产阶级思想乃至渗杂着封建思想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而当他观照生活、艺术实践的时候，这原来有的世界观就在起“指导”作用。这不是很危险么？ + +　　我以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是我们从事创作的人所必须获得的。我们希望人人都有这法宝。但是我们也要说清楚，这件事如果不在作家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和生活实践，再加上集体的细致而耐心的帮助，就不能做好。如果我们今天就要求我们的作家都应当先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后写作，那就是不切实际，要求过高。并且一个作家如果（即使出于至诚）先来估量一下自己的世界观够不够马克思主义水平，然后下笔写作，那他将不是自信自欺，就会踌躇仿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一种学科，不是读完若干册书，能够说一套，就算毕了业的。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够算是具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要看他是不是能够对社会现实看得远，看得深，抓住关键问题，把握到社会发展的本质。而他的是否具有这个本领，也只有从他的作品来衡量。因此，作家的自己努力的方法，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体验生活、参加斗争，不断地写作。帮助作家的方法，是对他的作品进行科学的批评。另一方面，一个批评家是不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只有从他的批评文章来衡量。批评家自己努力的方法，除了学习和写作，也应当有广泛的生活知识。帮助批评家的方法是对他的文章进行批评之批评。不要怕“放”出不好的东西来，而要及时进行与人为善的细致深刻的科学的批评、不要怕“鸣”出不入耳的声音，而要进行批评之批评，展开自由讨论。 + +　　无论是对作品的批评，或者是对批评的批评，无益而有害的，永远是教条主义的批评。 + +　　反对教条主义，同时要反对右倾思想：这是两条战线的斗争。这是长期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以为一次运动就能够解决问题，而要随时随地，见一点就做一点。但是也应当有全面的长期的规划。个人意见，以为还是应当三方面并进，这就是加强学习马列主义，有计划地进行艺术实践，有计划地体验生活，——向人民学习，向社会学习。这三方面的工作，我们有过不少经验，有成就，也有缺点。最大的缺点，我以为是形式主义（有些而不是大部分的学习和体验生活）、教条主义（主要是学习方面），一般化（布置学习的方法和布置作家下去生活的方法）。现在应当大家来动脑筋，总结经验，改进方法。要改进我们的学习方法和工作方法，应当深深地体会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的精神。我以为我们不但要认真学习“讲话”的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部分，也应当好好地认真地学习“讲话”的全部，这样，对于克服我们的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才会有很大的帮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1.txt b/CCRD/1/3/2/0001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1f38e294dace7cfdfb3e09046c09a390d3687 --- /dev/null +++ b/CCRD/1/3/2/000161.txt @@ -0,0 +1,7 @@ +# 河北省部分地區農業社社員又鬧退社 + +　　新華社保定18日訊 河北省部分地區農業社社員又鬧退社。僅據天津、保定、張家口三個專區的十二個縣的不完全統計，要求退社的有二千八百九十二戶。個別地區發展成為群眾性的退社活動。新城縣鬧退社的有三百六十八戶，已拉囘牲畜一百九十八頭，膠輪車六十五輛，鐵輪車九十一輛。這個縣登莊鄉社有十個隊的牲口、大車全被弄走，並搶分了一萬斤花生秧。任丘縣八方村社有二百多戶鬧退社，有三個隊把隊裡的東西都弄走了。 + +　　退社問題所以發展的比較嚴重，是因為目前到春耕播種時期，原來打算退社的戶，覺得春耕生產就要開始，現在已經到了決定在社或退社的最後關頭。再加上政治宣傳教育工作開展的還不夠廣泛深入，部分上中農活動退社的思想尚未得到克服。有的社由於生產資料入社不合理，在整社時沒有得到妥善解決；對減少收入的戶，沒有採取有效措施加以補救。以致他們感到今年增加收入仍然沒有保證。目前有的縣對於退社問題已引起重視，並派出工作組進行解決。（袁立成據省委農村工作部通報編寫）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5期，1957年3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2.txt b/CCRD/1/3/2/0001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1408cb846e901ad32af5a646b306d1e1ca3043 --- /dev/null +++ b/CCRD/1/3/2/000162.txt @@ -0,0 +1,9 @@ +# 湖南部分地區發生春荒 + +　　新華社長沙18日訊 湖南部分地區發生春荒。 + +　　洞口縣目前無糧無錢的有三千五百八十六戶，佔總農戶3.7%；有糧無錢的五千三百六十八戶，佔總農戶5.7%，有錢無糧的二千九百五十三戶，佔總農戶3.1%。全縣糧銭發生困難的比上一周增加二千五百〇七戶。 + +　　桂陽縣九個重災區春夏荒缺糧農戶佔總農戶20%。春荒問題大於夏荒，在缺糧缺錢的九千二百三十七戶中有五千四百七十三戶是春荒戶。宜章縣的十九個鄉荒情面約佔總農戶10%左右。由於災情繼續發展，有些災區勞力外流。（程坤）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5期，1957年3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3.txt b/CCRD/1/3/2/0001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c10465af4986ee08e7e400f7cf418a8c0ed9b0 --- /dev/null +++ b/CCRD/1/3/2/000163.txt @@ -0,0 +1,23 @@ +# 继续编纂地方志：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联合提出八条实行纲要 + +　　我国的各地方志是一种特有的东西，自“越绝书”创始，将二千年，自后省志、府志、县志以至乡镇往往都有志书；至近二十年为止，所存的尚有数千种。其内容则各该地的山川、建置、气候、物产、人物、风俗、历史、遗闻逸事，无所不包，合之可成一部大书，分之亦各成片段，虽编纂互有优劣，而功用实甚广大，故明清两代均重视此事。著名的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即系汇合方志而成。辛亥以后，尚联绵未断。蒋氏居位，始寂然无闻，这是极可惜的事。我想这种传统的优良纪载办法，是不该令其中断的，因为它以地区为中心，丰富的保存了乡土各种资料，做多种多样的纪载，掌握了那一区的民族、历史、经济、文化各事实，不但提供国家建设和科学研究的参考，而且足以激发人民爱国爱乡的精神。记得上届全国人代大会已有人提议及此。我们想现在来办，尚是及时的。谨撮要拟些实行纲要如下： + +　　⒈编辑地方志暂以各省辖县、市和中央直辖市为限。省辖各县、市，由省督促进行。中央直辖市，由中央督促进行。均应于１９５８年内开始，并列于该省、市和直辖市行政计划预算之内。 + +　　⒉各方志的体例，其大纲由中央规定。亦得由各地方结合实际，增减变通，报由中央核定，然后着手。 + +　　⒊修志经费应由省和中央直辖市筹支；但以精简为准。例如地方耆宿和知识分子，统可延揽分工。采访、缮校，只须酌送津贴。印刷费可由售出价周转。 + +　　⒋地方各项统计图表和档案（如土地、中小型水利、户口、工、农、手工业、商业、赋税、交通、教育、卫生等），均应择要录副送交修志馆。修志馆亦可调取各项统计图表和档案来参考。 + +　　⒌各地行政及文教机关和其职教员，均有协助采访、搜集资料的义务。其工作得力者得给予奖励。 + +　　⒍中央在国务院内设修志指导委员会，专司各地区修志事项。各地区各设修志馆为常设机关。 + +　　⒎凡各地方不易自行办理事项，如地质、地形、生物、大型水利、大型测候、比较语言等可由中央修志指导委员会代觅资料，或商请有关机关协助采访征求。 + +　　⒏各地区有关志乘的图书、档案、稿本、校本、佚本，不论已刊、未刊，各修志馆应采访保存，如有重大发见和必要的处理为一地的力量所不能办者，得报请中央修志指导委员会办理。 + +　　以上八条不过略举大纲，实行时尚须有更详密的规定。是否有当，敬请核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8日，原题为：“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继续编纂地方志，顾颉刚、李培基、叶恭绰联合提出八条实行纲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4.txt b/CCRD/1/3/2/0001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a02a31e161664b9ef739a451f6220080c4a2b5 --- /dev/null +++ b/CCRD/1/3/2/000164.txt @@ -0,0 +1,23 @@ +# 共同协商克服分散现象，黄文熙介绍几个水利科学研究机构合理调整的情况 + +　　<黄文熙> + +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指示，周总理、李副总理及陈叔通副主席的报告。 + +　　作为一个从事水利科学研究工作者，让我来谈一下水利科学研究工作的情况及个人的一些体会。 + +　　水利建设在我国有特殊重大的意义。因为，第一，对洪水斗争任务大：由于我国许多地区暴雨集中，河流的洪水量大，泥沙又多河床泄流能力不足，或因含沙量大，河床淤高，每到汛期，许多地区受到洪水或内涝的威胁；第二，水利资源大：我国河流布满全国，有极丰富的水利与水力资源；第三，对水的需要大：我国在三个五年计划内灌溉面积要从四亿多亩发展到十五亿多亩，许多地区水是决定农作物产量的重要因素，同时大规模的工业建设要求有巨大的电力，交通运输业要求开辟与整治许多运河航道以及工业与城市要有足够的用水，因此需要有效地来开发和利用水利资源。 + +　　解放以来，随着水利建设的巨大发展，水利科学研究工作也有相当的发展。尤其去年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并且制定了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使全体水利技术干部得到极大的鼓舞，工作热情空前的高涨。各个部门由于工作的需要及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视，对设置科学研究机构，积极性也很高。在北京两年内就已建立了水利部的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水工研究室，和电力部的水电科学研究院，并且都准备在今后几年内继续大力扩建，同时交通部也准备建立性质相似的研究机构。这些单位的工作性质、内容及发展方向基本上是相似的，而在另一方面大家又都感到缺乏高级和中级研究领导干部及电讯数理，仪器制造等方面的人才；图书和试验房屋及设备都在开始建置，也都还赶不上工作的需要。这些情况引起了很多领导同志和科学家们的注意，大家都感到有集中和加强合作的必要。 + +　　由于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深入了解，和有关部门的协商，最近两个多月来在规划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已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成立了下列两项协议： + +　　（一）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与水利部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合并成立—由中国科学院与水利部共同领导并与清华大学水利系密切合作的水利科学研究机构。这个机构的发展方向主要为研究水利科学的基本理论及重大水利建设中带普遍性的问题，为水利科学研究的中心，指导全国各水利科学研究单位，为全国各生产部门（水利部、电力部、交通部、铁道部等）服务。 + +　　（二）南京水利科学研究所改由水利部与交通部共同领导，并与华东水利学院密切合作，使成为全国以河港治理为主的科学研究机构。 + +　　此外也取得了今后在全国其他地区建立水利科学研究机构要经过协调，避免重复的协议。经过这次协调纠正了过去遍地开花和各搞一套的分散现象，充分体现了团结合作的精神。这样做不但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使用上可以更经济合理些，并且对于研究任务的完成也将更有保证。我们拥护这次协调所创造的两种新的科学研究机构组织领导形式，这是完全适合于我国水利科学研究部门当前的实际情况的，我们也认为这样做可供其他科学研究部门进行机构协调的参考。 + +　　这些意见是否适当，请予批评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19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共同协商克服分散现象，黄文熙介绍几个水利科学研究机构合理调整的情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5.txt b/CCRD/1/3/2/0001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f477c44975d0b6b06828242133f63d6a620e1b --- /dev/null +++ b/CCRD/1/3/2/000165.txt @@ -0,0 +1,13 @@ +# 廈門市有些資本家和中小業主要求退出合營企業和合作社 + +　　新華社廈門19日訊 廈門市部分資本家和中、小業主，要求退出公私合營企業和合作社。工業方面有無盡製造、機器修理製造（包括電焊）和製革等三個行業十二家；商業方面有糧食加工一戶，旅棧業六戶和交通電料業的四、五個中，小業主；手工業和交通運輸業參加合作社的小業主，情緒更是普遍不安。 + +　　廈門市去年對私改造工作，從黨委到業務部門都很重視，正確的貫徹了黨的政策，有相當的成績。蛋糕超過後，業務部門強調生產經營，忽視和放鬆了對資本家的政治思想教育，特別是忽視了對中、小業主的改造。隨著市場的日益繁榮和自由市場的開放，部分資本家和中、小業主。看到自營戶的收入比合營戶多，覺得掛個“金招牌”不如單幹自由自在好。因此，思想動搖，要求單幹，或者白天幹合營，晚上幹自營，地下工廠也開始出現。 + +　　資本主義工商業中的中、小業主，過去自營時，大多家店不分，食宿於斯，收入不固定，多盈多花，少盈少花；合營後，家店分清，工資又按級評薪的活適當降低的，經濟上一沒有支配權，就大叫其苦。因此，他們便把希望寄託在工資改革上，但工資改革又遲遲沒有進行，他們很不滿意，說：過去，政府說到作到，現在，政府只說不作。機器業要求退出合營的七戶，最高的收入不如一家只做兒童玩具的自營小廠多，交通電料業有技術的小業主和職工，只拿三、四十元，如在外做散工一天有三元收入。另外，對於政府不能全部安排其原有的輔助勞動力，資方也有意見，如製革業的“有記”，一家大小三十餘人，只安排七人工作，收入減少，鬧著要退社。 + +　　參加合作社的小業主和獨立勞動者，思想也動蕩不安，他們很關心還本和收入問題。過去，高級社章規定要還本，去年高潮時，中央也指示可以宣傳還本，當時廈門宣傳了，也還了一部分。後來，中央又指示暫不還本，但對外很難解釋。有些社員借債入社的，他們拿著社章作證據，紛紛向各主管部門要錢。他們生活有困難，有錢放在社裡不能拿，抵觸情緒很大，怨言不少，說我們出爾反爾，以還本騙他們入社。有的受：自己的銭存在社裡，像乞丐似的三跪九叩頭還討不到。有的說：資本家還有定息，我們生產資料和股本入了社，到頭來連一片銭也沒有，政府說我們是勞動者，實際上還不如資本家。、個別戶資金在萬元以上的，主管部門按公私合營辦法付息，他們不滿意地說：合作社不該有資本家參加，還是讓我退出好。外海木帆船運輸社有幾十人聯名蓋手印上述政府要求肯定答復何時可以還本。 + +　　手工業系統對財產既未還本，又未付息，小業主和部分技工的收入大多數比以前減少，減少的原因是：公共積累多、集體拿項目多、脫產幹部多、聯社從中抽取了手續費。主管部門領導方法上也統得太多、管得過死，發揚民主辦社精神不夠，社員經常在會上吵架，有的甚至告到法院去，有很多人白天在社幹，晚上收私活，告長假在外邊單幹的和退社的已有數起。目前，中共廈門市委和人民委員會正準備專門開會研究對資本家的改造問題，加以解決。（粱逸名）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6期，1957年3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6.txt b/CCRD/1/3/2/0001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72608ed4a6d4fc2b230628de9c29cfa7ad4d67 --- /dev/null +++ b/CCRD/1/3/2/000166.txt @@ -0,0 +1,37 @@ +# 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 +　　<吴学周> + +　　我热烈拥护毛主席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同意各位首长的专题报告，并且要认真学习，体会它们的精神实质，把它应用到工作中去。 + +　　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舞了全国科学工作者的热情。接着就制订了科技远景规划，这就使我们更明确地认识了自己工作的目的，增进了向科学进军的信心，加强了产业部门，研究机关和高等学校的团结合作。一年来党和政府帮助科学家减少了行政事务，恢复了研究工作。从此，科学工作者要求在业务上进步的心情也更为迫切了。无疑的，这些都将对我国建设和科学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 +　　但是一年来在向科学进军中并不是没有问题的。我这里只想就我所接触到的几个问题谈谈。这些问题的发生当然是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不够分不开的，但同时也有着其他客观上的原因。 + +　　我国科学领导力量十分薄弱。几年来虽然培养了不少新生力量，担任了中级或甚至高级科学干部的工作。他们在科学研究上有了不少的工作经验，但是对本门科学的内容还缺少系统的了解，如果没有水平更高的科学家的帮助，他们的工作还不是没有困难的。同时，过去有些经验的老科学家也因为研究工作搁置了多年，或因时势所需改做了其他比较生疏的新工作，因此，要适应今日向科学进军的要求，就需要经过一定的准备阶段。但是这个工作要花费很大的劳力和时间。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科学工作者除本行业务而外，还有不少的其他工作：如本单位的组织领导工作，有关单位的兼职和其他社会活动等。这样就使他们更没有充分时间来领导研究工作，因而就加深了下面几种思想的严重性。 + +## 科学研究工作中发生的思想问题及其原因 + +　　（１）急躁情绪：据我所知，大多数的科学工作者，不论老少，工作都十分紧张。每日工作十二小时，星期日不休息，或很少休息，是常有的事。表面看来，大家安心工作，刻苦钻研，对党和政府照顾的周到，毫无意见。但内心却很紧张，深深地感觉到人民期待的殷切而自己赶不上形势的要求。有的人急躁、苦恼，有的人甚至产生了“急不择食”，随便乱抓和见异思迁的思想。 + +　　（２）青老科学工作者的团结问题：青年人在业务上要求进步是符合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需要的。可是他们往往容易有好高鹜远，要求过高过急的缺点，不肯踏实工作、刻苦钻研来锻炼自己，而只愿单纯地多学理论，认为这才是提高的捷径。他们在科学艰苦的道路上没有经验，这种想法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学术领导力量，那末每个领导人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青年所进行的研究的内容和前途，与以耐心的说服，使他们走上正确的道路，自觉自愿地扬弃好高鹜远的思想，而建立起独立思考、刻苦钻研的作风。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没有足够的领导力量。在有些科门中，我们中、高级干部对自己所研究的方向都不够明确。青年要求过高过急而老年既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又没有能力来说服他们，这样就形成了青老团结上的困难。 + +　　（３）关于科学家忽视政治问题：今天，我们科学工作者当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确是很少。但也因为他们工作过多，安排不易，抓了东来忘了西。因此，就有把业务看得太重，造成了忽视政治的倾向。同时，有些政治学习也布置得不够好。没有考虑效果，流于形式。使参加的人费了时间，有得不偿失之感。这也是值得改进的。 + +　　总之，几年来，尤其是在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以来，科学工作者在为国家建设和科学发展上，已发挥了很高的热情。这是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因为他们的思想和业务水平不够以及其他种种客观原因而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今日要求得这些问题的解决，如果不看到他们积极的一面，体谅他们的苦衷，解除他们的困难，而只看到他们的缺点，要求过高过急，对事实是没有多少好处的。 + +　　由上所说，可以看出目前科学工作中所发生的思想问题，主要是因为我们学术领导力量不能满足工作的要求产生的。这些从工作中产生的问题是对科学工作者的思想关系最为直接、最为现实的问题。因此，要求这些问题的解决，除我们科学工作者还应继续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水平而外，在领导方面还必须在加强学术领导力量方面，考虑以下的几个工作。 + +## 加强领导，克服缺点的途径 + +　　（一）克服忙乱，使科学家能集中精力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在这方面自去年提出要保证科学家以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后，已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并作了督促检查，有了很大的改进。但还不是没有问题。例如在老科学家中有十几个兼职的还不在少数。有位老科学家很想多做研究，而且还很有精力来做研究。可是他向兼职单位央求，个个不肯放松，弄得他仆仆风尘，奔走于京津道上。有些人兼了职，挂了名，没有时间去参加工作，去了解情况，造成精神上的很大负担。此外影响科学家的工作的，是上级主意出得太多，摇摆不定。听了好事就要做，做了不久又要改。上级出个主意好象不费气力，我们收了指令却弄得头昏眼花。这样的例子过去不少。今后希望布置工作时，不要专从形式来考虑，而是要结合我们的具体情况，慎重考虑了工作的内容、条件、步骤和效果，比较成熟后才推动执行。 + +　　（二）注意高、中级科学干部的进修与培养。我们过去对此注意不够。派遣留学生在业务上既无一定标准，也无一定计划。所派学生学术水平低，工作经验差。留学时间短了，回国后不能领导工作。长了，远水救不了近火。同时也使高、中级干部感觉到前途茫茫，情绪不安。今后各个机关应可根据实际情况，考虑订出高、中级科学干部的轮流进修制度和计划。这样不但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一批水平更高的领导干部，而且同时也可以提高高、中级人员的积极性。 + +　　（三）关于科学人才的合理使用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记得去年做规划时，一提到调动人员问题，各方情绪便登时紧张起来，以后就无法再提。我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不是机关与机关之间的问题，而是全国科学工作者如何来包干我国科技工作的问题。所以在人才的合理使用上，应从全局观点来考虑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但是这又是一个非常复杂而一时得不到全盘解决的问题。因此在目前情况下，只有采取协商的方式，进行个别调整的办法，或更好的，是互助合作的办法。去年有人建议科学家可在其本行业务范围内实行“三头六臂”式的兼职，解决了几个有关单位的问题。我们（中国科学院应用化学研究所）和东北人民大学化学系，在从１９５４年起合作的基础上，也实行了全面合作。双方研究人员以协商的方式来考虑彼此的需要，与以适当的安排，这样就能取长补短，互助互利，用兼职来解决人少事多的部分困难。当然，我们的合作还只是初步的，在此提出仅供参考。 + +　　（四）增设研究机构问题：这是与人才的合理使用有密切关系的。为满足国家重要科学技术任务的需要，新设研究机构和调整机构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过去设立机构并没有经过审慎的考虑。一般都想设立得很多，而且变动得太快。分了不久又合，合了不久又分。今天认为这里是重点，就把研究所搬到这里。明天认为那里是重点，就又把这里的人才拖到那里。象这样光凭一时感觉来设立机构，调整机构，倒来倒去，还是这点东西。结果必至弄得机构很多，内容空虚，使科学家的精力消耗于播迁和组织。不是新的机构先天不足，就是老的机构被拉垮了。我认为：设立机构要经过审慎的考虑。要从需要与可能来全面打算。要审慎考虑力量的分配和培养。在力量不够时，应该首先去充实已有基础的机构，使科学家能在已有的基础上，集中精力来做些工作，培养出新生力量。等到必要和条件成熟时，再行新设或调整。 + +　　以上的意见是否有当，敬请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0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加强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　吴学周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7.txt b/CCRD/1/3/2/0001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72dd5b608a8e322174bec125df6faf35889a31 --- /dev/null +++ b/CCRD/1/3/2/000167.txt @@ -0,0 +1,37 @@ +# 涼山平息叛亂工作有新進展 + +　　新華社程度8日訊 從去年11月起，涼山各縣相繼召開了三級幹部會議，檢查貫徹中央56年7月份對四川民族工作指示的情況，配合中央慰問團的活動，對叛亂分子展開全區性的政治攻勢。一個多月來，許多地區出現了停戰和談的局面。 + +　　據地委統計，去年11月份，全去爭取囘來的叛亂分子一千三百零三人，動員囘家生產的二百七十五人。（原勞動人民）。目前全區叛亂分子尚有九百四十一股、五千七百二十多人，槍四千七百二十隻。較去年10月份以前減少將近一千人。 + +　　現有五千多叛亂分子中，已經和我談判成功或正在談判的約佔20%，已經表示要和我談判接上頭、掛上鉤的約50%左右，表示頑抗、屢次爭取無效的約佔30%左右。 + +　　在談判中，叛亂分子反映出的主要顧慮和提出的要求是： + +　　（1）罪惡大的怕殺頭、被關，怕群眾不寬大，要求保證不殺。 + +　　（2）怕交槍，要求不交、緩交或自留一部分。 + +　　（3）怕囘家生活無著，要求救濟，要求給以出路。 + +　　（4）怕賠償由於他們叛亂造成的損失，要求寬大。 + +　　（5）要求保證談判中的安全。 + +　　在屢次爭取無效的約30%的分子中，大部分是脅從分子，真正堅決的首惡只佔百分之幾。 + +　　這些人中有的是罪惡大，有的是受反革命控制的（據了解喜德、普格、金陽三縣有漢人反革命七十多人，普雄有一股二百多叛亂分子為二十多漢人控制），另外一些則屬於工作未開展的地區。 + +　　目前這30%的人甚為囂張，據12月上半月四個縣統計，伏擊我過往人員、搶劫物資達詩詞，並殺害農村積極分子和搶劫合作社。 + +　　何談工作以美姑、昭覺、雷波進展較快。普雄較慢，去年11月只爭取囘四十多人，但各縣和我和談的叛亂分子都在日益增多。例如昭覺、喜德交界處的一股五百多人的叛亂分子正在醞釀和我談判；雷波十九股中已有四股談成，十三股掛上了鉤。 + +　　中央慰問團的活動推進了和談。慰問團到各地之前，不少地區的叛亂分子反映：“我們等慰問團來了向慰問團投降，不向你們（指地方政府）投降。”慰問團在美姑、牛牛壩等地開慰問大會和上層座談會時，都有從山上下來的叛亂分子參加。在美姑開會時，一個盤亂的阿盧家頭人下山公開說：“我要聽聽慰問團的話，看看毛主席的寬大是真是假，假的我還要囘去幹。”慰問團在各地召開的上層座談會反復講解了中央的政策，聽取了他們的意見。美姑一個頭人馬五哈在會後就爭取了五個人囘來。 + +　　慰問團到後，一些堅決叛亂分子很恐慌，他們到處造謠：“國民黨打贏了，慰問團是被趕進來的。”“共產黨改革錯了，國民黨派來慰問團檢查的。”“慰問團來要把糧食、豬羊都搶走……”恐嚇群眾不與慰問團接近，準備打慰問團。此外，普雄、喜德等地叛亂分子說：“寬大政策是我們打出來的，慰問團來一定要打死他們幾個，讓他們彙報給毛主席好更寬大。”普雄有的叛亂分子提出，只有不改革才不叛亂。 + +　　有些地區的叛亂分子曾攔擊慰問團，普雄縣在慰問團去之前就有二百多叛亂分子準備伏擊（兩次均未成）。到普雄後叛亂分子又幾次到附近地方搶劫騷擾，12月8日叛亂分子五百多人伏擊由普雄去申果莊慰問團人員，結果搶去糧食二千多斤，布六百多匹和其他物資。我部隊犧牲三人傷六人，民工死二傷二，被搶走十餘人（後大部放囘），慰問團人員因系隨後出發未受損失；同日，叛亂分子二十多人伏擊由美姑去牛牛壩慰問團人員。慰問團在昭覺竹核區和喜德等縣活動時，也有叛亂分子在山頭大槍騷擾。 + +　　去年12月27日，當慰問團總團離開昭覺到西昌時，途中也有一百六十多叛亂分子攜帶炸藥、機槍伏擊，結果被我事先發覺趕跑。（于競祁）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9期，1957年1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8.txt b/CCRD/1/3/2/0001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3572131212ac49ced801fe5ce8e4eecfcbe80 --- /dev/null +++ b/CCRD/1/3/2/000168.txt @@ -0,0 +1,55 @@ +# 目前商业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刘昆水谈个人的意见和体会 + +　　<刘昆水> + +　　我完全同意并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周恩来总理、陈云副总理、李富春副总理与陈叔通副主席在政协会议上的各项报告，并愿在工作岗位上贯彻执行。 + +　　现在，我仅以一个商业工作者的角度，发表一点意见。 + +## 前进中的社会主义商业已经取得巨大成绩，但也不断发现严重缺点 + +　　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期间，我国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由于党、政府和上级商业机构的正确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与支持，以及全体商业工作者的努力，对于扩大和加速商品流转，活跃城乡物资交流，稳定市场物价，满足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因而巩固了社会主义商业的领导地位，取得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并不断地学习、总结和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地降低流转费用，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以及有计划地组织有关物资的出口，以保证国家建设需要的物资进口，从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不断扩大和迅速发展。在这一时间里，社会主义商业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创造了历史性的作用。 + +　　但是商业工作在前进中，也不断发现严重缺点，特别显著的是在１９５６年的下半年，主要是在商品供应的组织工作、经营管理和服务质量不高等。具体情况不在这里多讲，好在是大家所熟悉的。至于市场供应紧张情况，曾引起部分人民的不满，指责国营和合作社商业部门，甚至埋怨党和政府，特别反应在若干地区的人民代表会议中曾列为重要的议题之一。 + +　　毫无疑问，上述情形的发生，是与商业工作者在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钻研和熟悉客观经济规律的变化与发展、调查研究生产与生活的需要等工作做得不够，以及对社会主义商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是分不开的。尤其是对商业工作本身应该克服可以克服的缺点，缺乏急起直追的有效改进精神，增加了某些地区、某些商品的紧张程度。 + +## 商业工作中的问题 + +　　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所产生的问题；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矛盾所产生的问题；计划生产和消费分配的问题。 + +　　但是问题也还有另一方面，诚如陈云副总理所指出的：“这是由于１９５６年社会购买力增长的程度，超过了这些物资增长的程度。”因而给商业工作带来了不能由自身单独克服的困难，我想有分述的必要： + +　　首先，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主要矛盾所产生的问题。在国内主要矛盾的转化过程中，突出的表现在商业工作上，因为在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需要的矛盾，是由广大人民群众的分散感应，透过商业部门就成为集中的反应。１９５６年是在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下，是整个国民经济全面高涨的一年，工业总产值比１９５５年增长２７．７％；农业的粮食生产在大灾荒的情况下仍比１９５５年增加约二百亿斤，足以说明我们国家在生产战线上的进展和增产的成绩是巨大的，是可以满足人民在生产上和生活上的一般需要。但是从人民的经济生活来说，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面，必然会提出有关生产和生活上的许多要求，而且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提出了经济、文化的种种要求，就不能以一般的需要来衡量了。同时，从发展生产力来说，由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已经为发展生产力铺平道路。由于我国的特点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生产力水平还低，特别是占比重还很大的农副业生产，几乎还是手工操作，就使目前农副业生产不能适应日益增长的需要。况且在某些商品上象生猪、植物油等年来还有减产的情况，加上基本建设的扩大，劳动就业的迅速增加，职工工资的较大增长和农民增加了购买力等，就促使某些物资供应呈现暂时的不足和紧张。 + +　　其次，是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问题。１９５６年的国内经济情况是在翻天复地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大量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份，迅速地转变为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的一年，因此在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还不能密切联系和配合，若干环节还有缺陷，正如“八大”会议所指出的十大关系需要全面的协调。在没有达到协调之前，所发生的问题也会集中地反应在商业部门。例如工业的布局，农业和手工业合作社的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安排，各类经济体制　集中与分散的处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交通运输的配合等等，如果协调不够，就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问题。特别是在某些部门和某些地区过分强调了基本建设的齐头并进，就带来了建筑材料的空前紧张，大量劳动力的调配和集中，因而使支出的巨额工资提出了大量生活资料的要求，以及相适应的零售商业网的及时设置等等，说明最终表现在商业部门，并且由它暴露在人民群众的面前。 + +　　第三是计划生产和消费分配的问题。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国民经济计划的正确编制和成为可能才具备了有利条件，才能够按照国民经济有计划的按比例的发展规律进行有节奏的生产和分配。但是我们在目前还不能把所有的生产和分配都纳入计划范围之内，这不仅在生产上有它的自然条件、技术条件等的限制，同时在人民生活方面也随着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高涨，引起了迅速变化。我们回忆前一阶段比较紧张的商品中，除了钢材、煤炭等工业品以外，在农副业产品中都有受自然条件限制和生产不稳定性的特点，例如象牲畜、家禽、蔬菜、水产、中药材等都是如此。同时在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也有很大的出入。例如去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向科学文化进军的高潮，纸张就显得特别紧张，随之而来的是竹子、碎布等原料的紧张，这样就影响了某些地区的土纸生产和手工业布鞋的原料。土纸不足就加大了以卫生纸代用的范围，又响影到城市人民用卫生纸的习惯。布鞋供应不足扩大了胶鞋、皮鞋的销路，橡胶受一定限制，皮鞋受生猪影响，供应工作就有了问题。又例如去年在四川省卫生部门提出扑灭妇女阴道滴虫病，中药的黄连就成为供不应求的商品。在消灭四害运动中，做火药的土硝就脱销。 + +　　经济生活是与政治和文化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今天，人民的生活既要丰富多彩，又是迅速多变，如果某一商品成为共同要求的焦点，那末要或不要，多要或少要，就成了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因此在一个六万万人口的国家里，要使生产计划与消费分配能够吻合无间，是需要一段较长的奋斗过程。 + +## 解决商业中问题的措施 + +　　党和政府正在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逐步获得妥善的解决；适当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配合和协调；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改进商品流转工作。 + +　　综上所述，说明商业工作虽然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一环，又是人民生产和消费者的有力纽带，但它必然会受到客观的多方面的影响，从而涉及到人民生产和生活。那末这样说来，商业上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成为不可克服的呢？我个人的认识是这样：党和政府自从“八大”会议以来，正采取了目前的和长远的各种措施，这些问题已经解决或正在解决，特别是下面几点： + +　　１、党在“八大”会议的政策精神，就是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服务，为解决国内主要矛盾。并决定采取：“必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这两个方面得到适当的结合，也就是使国民收入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得到正确的处理”的方针，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改善的问题逐步获得妥善的解决。 + +　　２、从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可以看到：对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作了全面的适当安排，这一指导原则和前景是符合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的。 + +　　３、全国范围内的增产节约运动正在迅速开展，反对铺张浪费，提倡艰苦朴素作风，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已经收到了显著效果。我们知道，增产节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道路，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前提下，必然使现有物资利用得更为合理，从而保证了生产和生活的必需需要。 + +　　４、在生产战线上，工人和农民群众正响应党中央号召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行动上，必然导致生产的进一步高涨。１９５７年工业总产值预计比１９５６年增长６．２％；１９５７年的农副业生产预计要比１９５６年增长７％左右，其中农业生产的增长是改善人民生活的基本条件。 + +　　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正在总结去年工作的基础上，在适应新的形势下，进一步改进商品流转工作，大力支援农业丰收和促进副食品生产的发展，做好市场供应，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努力降低费用，扩大资金积累，保证国家需要。并以增产节约运动为中心，正在充分发动和依靠千百万商业工作者为社会主义商业前进一步积极努力。 + +　　有了上述的重大措施，必然有助于整个国民经济全面的进一步的高涨，使我们年青而壮健的社会主义商业，获得了最有利的条件，为积极地支援生产和合理地进行消费分配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物质保证，继续为全国六万万人的劳动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光荣任务而前进！ + +## 社会主义商业工作者担负着光荣的任务，应该诚恳接受群众监督和批评，改进并做好商业工作 + +　　请想一想，六万万人的辛勤劳动成果该是多么丰富多彩？他们的生活不断改善和时刻需要的又是如何庞大繁杂？这些生产和生活需要绝大部分是通过商业部门进行收购和分配，这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任务。我们工作在生产和消费者之间，必须遵照有利于双方的原则进行工作，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情况下，社会主义商业及其工作者对全国人民的需要做好商业工作是责无旁贷的；同时还要诚恳地接受来自群众的监督和批评，我们只有在群众不断地监督与批评下才能改进和做好工作。毛主席指示过：批评象人要天天洗脸，我们商业工作者需要天天洗脸，一定会把脸上的肮脏东西搽去，成为光彩。 + +　　我充分相信，全国社会主义商业的工作者，一定和我同一心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的鼓舞下，和全国人民一道，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以无比高涨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满怀信心，为圆满地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为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创造有利条件而奋斗。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0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目前商业工作中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刘昆水谈个人的意见和体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69.txt b/CCRD/1/3/2/0001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52c8e38ce819a8930a30fe31e01fe0237ed67f --- /dev/null +++ b/CCRD/1/3/2/000169.txt @@ -0,0 +1,39 @@ +# 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 + +　　<董爽秋> + +　　我衷心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周总理的报告，并完全同意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和陈叔通副主席的报告。 + +　　现在我想就“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这个问题来表示我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 +　　自从去年“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以后，各地知识分子都积极努力工作，以响应这个号召。可是同时也就表现出有两种不正常的思想情况。 + +　　第一种人思想上看到政府重视科学研究工作，号召向科学进军，因而大、中学校的教员或机关干部，都想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不愿意教书或做其他工作。这样大家都不安心于岗位工作，而形成了专业思想不巩固的现象，尤其是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不愿意当中学教员。他们的志愿第一想考研究生，进科学院为副博士头衔作准备；其次就想留在高等学校里当助教。至于当中学教师，他们认为是最没有前途的事情。为什么他们这样重视研究工作？因为研究论文发表了，既可得到荣誉，又可得到很多稿费，真是名利双收啊！而当中学教员，一生还是一个中学教员，最高的工资也不过百多元而已。 + +　　另一种人思想上虽然也想做点研究，但因教学任务重，忙忙碌碌，零零碎碎，就把时间耗费了。他们没有很好地、有计划地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既然没有时间去做研究，也就马马虎虎，得过且过，不想去做研究了。 + +　　这两种思想，我认为都是不正确的。假使每一个人都只是坐在那里专门做研究工作，那么教书的工作又叫谁去担任呢？反过来，高等学校的教师若只是教教书，不去从事研究工作，教学的质量又将如何提高呢？我以为高等学校的教师，既要教书，也要做研究。拿研究的心得来充实教学的内容，这样才能提高教学的质量，这是高等学校的特征，也只有这样，才能叫作高等学校。所以高等学校的教师，从助教到教授，除了教学的工作以外，任何人都应该从事研究工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把科学研究的工作都推到科学院的少数人身上去，我们以六亿人口的国家，只靠科学院里的少数科学工作者来负起这个重担子，那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动员所有高等学校的教师们，积极发挥他们的潜力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而后我们才有可能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 + +　　当然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做研究工作，不论过去和现在，大家都这样想，这样讲，党和政府也是这样号召，可是实际上，高等学校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很不够，也就是说还有很多潜力没有发挥出来。为什么呢？我认为下面这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 +## 一、减少教师的教学任务 + +　　高等学校的教师必须教书，这是不成问题的。可是在此过渡时期，教书要自编讲义，一般教师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编讲义上，而高教部和教育部规定编讲义的时间不特不算工作量，而且不算工作日。至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只能算工作日，也不能算工作量。因此教师们要教足所规定的工作量，就必须多担任课程，多与学生见面。这样就不可能再有很多时间来从事研究工作了。关于这个问题，教师们不免要发生疑问：为什么高等学校教师的研究工作不能算工作量呢？高等学校教师既已担负了繁重的教学工作，还能在教学之余，挤出一点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这是值得赞许和鼓励的事情，为什么把他们这种辛勤劳动的时间不算作工作量呢？这就是说高等学校只有教学的时间才能算工作量，研究工作不能算工作量，那么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将根据什么来算工作量呢？如果说这是苏联的先进经验，那我们也可不必一定要这样教条式地去学习它。因为在苏联的高等学校里教书，有教科书，有参考书，教师不要自编讲义，而且苏联教师水准高，备课不费很多时间，所以他们除了教学之外，还有多余时间来做研究工作。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教书要编讲义，备课时间也要多些；我们的教师中能看俄文参考书的很少，而翻译本又常常语句不明，不知原意何在，自然要多费一些时间才能备好一堂课。因此我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希望以后招生人数不可太多，应与教师的力量相适应，又在高等学校里应多留助教，多多培养青年教师。教师多了，就可以适当地减少教师们的教学时间，也就可以多挤出一点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并将研究的时间算作工作量。这样就大大地鼓舞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 + +## 二、充实研究工作的设备 + +　　今天各高等学校里科学研究的设备，一般说来，是很差的。当然教师们也应该在增产节约的原则下，为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创造条件，但是必需的、比较精密而不能自制的仪器，不能不作适当的补充。最重要的还有参考资料，是今天向科学进军中最难解决的一件事情。因为研究用的参考资料，常常需要有各国文字的旧杂志。这些资料有的已经绝版，不易购到。这里我想建议国家出版机关，可以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把从国内外搜集来的、比较有价值的丛书、杂志影印多套，以便各高等学校分别购用（听说政府已有此计划，希望能早日实现）。 + +## 三、保证一定的研究费用 + +　　我们在研究工作上每用一个钱，当然也要贯彻增产节约的精神。但是必需的经费，还是不能节省。我们希望在高等学校里也规定有一项研究费用，能够保证所提出的研究计划不致因经费缺乏而不得完成。 + +## 四、希望科学院能与各高等学校多多取得联系 + +　　科学院过去与个别的高等学校也有些联系，那还不够得很。我们知道，很多部门的科学研究，需要有地方性的材料。这些有地方性的材料，如果只靠科学院自身派人去搜集，那就要耗费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还不一定能获得很好的效果。但若由各地高等学校教师们去就近搜集，彼此联系，互相协助，这样，科学院既可从各地获得研究的材料，而各地教师也可因科学院的帮助，而得到研究的方便，以提高自己。此外我们还希望科学院的研究人员也要在高等学校里兼任几点钟课，而科学院还可在各高等学校所在地多设研究室、站，利用各地高等学校的教授来兼任研究工作。这样，研究工作不致脱离实际，而研究心得又马上可以传给学生，当然就会提高教学质量，亦就是说收到了研究的实效。 + +　　上面所提出的这几点意见，是非常不成熟的，具体作法也还有待多方研究，不过我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应该发挥科学研究的潜力，而教学工作应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来提高它的质量，这是必然的道路。否则，教来教去，都是已有的旧材料，如何能提高教学质量？又如何能提高国家文化呢？ + +　　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也是一个教育工作者，所以我在这里仅就高等学校的情况提出这点粗浅意见，请委员们、同志们批评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0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如何发挥高等学校教师在科学研究上应有的潜力　董爽秋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0.txt b/CCRD/1/3/2/0001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0f4500384ff9594fbd53a2e04a209c98e08908 --- /dev/null +++ b/CCRD/1/3/2/000170.txt @@ -0,0 +1,17 @@ +# 发扬民主团结前进 + +　　<《文汇报》社论> + +　　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昨天已经闭幕了。这次会议开了二十多天，在大会发言的达几百人。所有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都充分反映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这可以说明，我国的民主生活是多么丰富，我们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是多么巩固和生气勃勃。 + +　　这次会议是在国际形势从紧张逐步走向新的缓和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我国即将胜利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情况下召开的。会议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说明以及其他政府领导人员的重要发言，经过反复讨论，作出了各项决议。毫无问题，这次会议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以及发展世界和平事业都将发生极其有益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参加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后，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 + +　　去年，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飞跃前进的一年，工农业生产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高潮下，几亿个体农民变成了集体生产者，几百万手工业者组织起来，私营工商业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阶级结构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巨大变化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在这历史性的大变化中，必然会发生许多新的问题，因为个体变为集体，私有变为公有，旧制度推翻，新制度建立的过程中，必然会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在具体问题上反映出来，构成了新的矛盾。我们必需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的具体条件，及时地发现和正视这些矛盾，探讨解决的方法，以调整人民内部的关系，改进各方面的工作，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 +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唯一正确方针，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次会议，经过充分的讨论，对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获得了共同的理解。一致认识这是党和毛主席对马列主义的新的发挥，是巩固人民内部团结、创造新的胜利的极其有力的武器。 + +## 自从去年党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我国的学术和文化领域呈现了空前活泼、繁荣的景象。我们深刻地体会到，这是处理人民内部思想上的分歧和矛盾的唯一正确的方法。马列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结果，必然是真理愈辩愈明，使我们的广大人民和知识分子中有更多的人能掌握这个真理，作为前进的指针。 + +　　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辉煌的胜利，因而使暴风雨般的阶级斗争基本上成为过去，今后前进的关键在于如何正视和解决人民内部的 问题，明辨是非，解决矛盾。在这关头，党和毛主席及时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全面地解答了这个历史课题。这是全国人民的大喜事。这个正确方针，经过这次政协全体会议的讨论，通过所有参加会议的委员和列席人员广泛的传达，必然将在全国人民中掀起学习的高潮，使这个正确的方针，成为指引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前进的明灯。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3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1.txt b/CCRD/1/3/2/0001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310c17aae24762c7961f22f810132120b99d0a --- /dev/null +++ b/CCRD/1/3/2/000171.txt @@ -0,0 +1,15 @@ +# 浙江省有不少地方發生違反宗教政策事件 + +　　新華社杭州21日訊 浙江省有不少地方發生佔用寺庵，搗毀佛像、供器以及干涉宗教生活等違反宗教曾策的事件。 + +　　浙江省統計局舉辦省統計訓練班時，把上天竺寺供香客住的房子“裡雲西房”拆毀了。雁蕩山東部一個較大的寺廟樂清縣大荊區塔山堂被拆去了十九間，改為鄉中心小學。餘姚縣在興建人民委員會辦公大樓時拆除了庵、廟和祠堂九十八間。 + +　　有些機關、學校還長期佔用寺廟。據樂清縣不完全的哦統計，佔用或變相佔用的寺廟有十五處。經常接待國內外來賓的杭州市的佛教寺廟有三分之一被佔用。西湖六十五座寺庵中，被機關、學校、不對無租佔用的有三十四座。有一千六百多年歷史的杭州佛教四大竹林之一的昭慶寺，被市政建築工程處佔用。 + +　　許多單位還粗暴的做法，擠出原來住在寺廟裡的教徒、群眾。平陽縣金鄉鎮高級農業社幹部拆除新庵堂改做牧場，將尼姑擠住到基督教堂裡。縣委幹校問為了利用靜宗寺廟房的木材和瓦料來興建校舍，曾強迫寺內和尚寫“自願贈送書”，並要他在上面蓋章（省監察廳和財政廳監察處正在調查）。 + +　　搗毀佛像、強賣寺廟鐘、罄、供器等現象各地也有發生。據樂清縣初步統計，農業社在鄉幹部支持下曾出賣寺廟五百斤以上的大鐘五隻。大荊鄉人民委員會還出具證明給農業社強迫和尚賣鐘。柳市柳峰農業社特別請了溫州鐵匠將一隻重達一千多斤的古鐘橋隧賣給收購站。 + +　　不少地方還有歧視、侮辱教徒、干涉宗教生活的現象。瑞安縣仙降區新降鄉幹部，當佛教徒過宗教生活時，故意到寺廟開會，用查問他們身份的粗暴做法阻止他們的活動。（浙江省宗教事務處魏紀森）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8期，1957年3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2.txt b/CCRD/1/3/2/0001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2eeab8c48a5ec7f9ad209300023e8cd182d152 --- /dev/null +++ b/CCRD/1/3/2/000172.txt @@ -0,0 +1,33 @@ +# 歌舞艺术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 +　　<吴晓邦> + +　　歌舞团应该企业化；发展民间歌舞艺术；重视古代乐舞的整理和保存工作。 + +　　※　　　　　　※　　　　　　※ + +　　我非常拥护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十二条指示。其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条，我深深感到这是我们今天立国的方针。它是我国人民中各行各业复兴和繁荣的基本政策。它也保障了各行各业上专家们有创造的自由和研究的自由。 + +　　一切人类的创造和研究都需要有自由，但是自由决不凭空会得到的，自由是靠我们向社会和自然伸出手来不断去争取的。 + +　　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将是我们今后冲破困难，走向繁荣、幸福生活的指路标。而人们真正的自由，也只有从困难中去争取得来的。 + +　　我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就根据我粗浅的理解，提出下面几点意见来。 + +　　一、全国国家歌舞团体，已经有八十多个（包括中央、地方、产业和部队系统的）。这种歌舞团是我国表演艺术中新兴的一种艺术形式的团体，它的观众面很广（包括国际人士、国内各民族、各阶层、各行业的人民）。 + +　　我个人的看法，这种新兴歌舞艺术形式在目前我国已有群众的基础，因而可以考虑走企业化的道路。比如有许多老团体，从成立到现在已有六、七年的历史，它们的家底（财产及节目）很多，团员也很多。其中最庞大的团体已经达到了二、三百人，就是最小的也有八十人。对于这些老团体，我国文化当局应该坚决执行企业化的办法。让他们精简机构，深入群众，为人民进行更多的演出，从演出中逐渐提高节目的质量。现在全国较老的歌舞团体，由于依赖国家的经费，在艺术实践中人力和经济上的铺张浪费相当大，在艺术创造上没有独创性和特有风格。我想这和演出团体的机关化和供给制度是有关的。今后必须逐渐取消这种制度。 + +　　二、要大力的为我国群众业余歌舞艺术开辟广阔的园地。过去有些文艺界的同志们和先生们认为中国没有舞蹈，因而提出了必须首先借欧洲的音乐和舞蹈去建设新中国的舞蹈。现在这种理论已经不存在了。可是我国的专业歌舞团人员，对于民间歌舞的重视和提倡还很不够。对民间艺人的帮助和尊重，还流于单纯的利用，或站在代替和包办的情况下。这样，对各地民间歌舞的特色和特点是很难保存，相反破坏了它们的特色和特点。 + +　　我们要大力发展中国人民中业余的歌舞艺术，最重要的方面是尊敬和爱护目前的民间艺人。同时要安排他们的艺术活动，让他们去培养自己的徒弟，互相竞赛。我国过去师徒制度在艺术的继承和发挥上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今天在过渡时期内，不仅在群众业余艺术上需要有师徒制，就是各行各业都需要在社会主义改造中适当的考虑它的优点，从而推陈出新，以符合目前中国广大人民就业和学习上的需要。现在专门为各行各业设立的学校还不可能样样都有，有些特殊性的技术和风格化的艺术，又非学校可以传授。 + +　　今天我们决不能仅仅依靠欧洲学派的艺术形式，开一、二个训练班就可以解决业余群众歌舞艺术方向的。同时也不能用欧洲舞蹈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广大人民喜爱的各种歌舞艺术。 + +　　三、对古代乐舞和民间流传有历史价值的歌舞艺术要重视其保存工作。过去我国的音乐家和舞蹈家，对于这方面注意得很少。老年艺人随着年龄的增加逐渐在消失。党中央及政府在这方面，已经敲过几次警钟，要我们重视民族遗产。可是在音乐学校和舞蹈学校的师生们，几乎大部分人，对我国古代乐舞处于不闻不问的状态中。虽然警钟敲着，可是谁都不太注意。 + +　　我个人的意见，今后应该有一个具体措施，来重视我国古代乐舞的整理和保存工作，以符合广大人民在文化上的要求。首先要有一个研究中国古代乐舞的试奏和试演性的组织，包括歌、乐、舞几方面的人才。这些人才也不必一定要从事欧洲音乐和舞蹈的人中来选择，可以网罗现在许多热心于古乐古舞的人，去进行一种小规模的研究工作，定期试奏试演。我想这样做法比一纸命令要收效大些。 + +　　以上四种不成熟的意见，是我国歌舞艺术发展上的问题，现在我提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2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歌舞艺术发展上的几个问题　吴晓邦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3.txt b/CCRD/1/3/2/0001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8bbe61be988834d800903c370557e516672228 --- /dev/null +++ b/CCRD/1/3/2/000173.txt @@ -0,0 +1,25 @@ +#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 +　　<李蒸> + +　　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听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指示，李富春副总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在大会开幕后又听了周总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和陈云副总理关于市场状况和增产节约的发言，我个人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许多的知识，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了无比的信心，这充分说明了本届大会的重要性。现在我愿就当前教育问题提出几点意见： + +## 各级学校学生成倍增加　数量质量形成严重矛盾 + +　　解放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拿１９４９年同１９５６年比较一下，我国高等学校的学生人数从十一万六千人增加到三十八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从一百二十六万八千人增加到五百八十六万人，小学学生数从二千四百三十九万人增加到五千七百七十多万人，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各级学校都有三倍到五倍的发展，这是解放前不可想象的。去年下半年我到广东视察，了解一些教育情况，仅就广东一省来说，１９５６年比１９５５年小学生增加了六十余万，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１４７％，初中学生增加了八万多人，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１７０％，高中学生增加了二万多人，比１９４９年增加了４４２％，这也说明了去年一年教育事业更是突飞猛进。 + +　　由于学校和学生人数大量增加，产生的困难也是很不少的。因此，在教育上目前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最严重的就是需要与可能的矛盾，和数量与质量的矛盾。另外，我们发现教师和学生的负担还是很重的。由于负担重也就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教师和学生的健康情况，一般来说，都是不很好的。由于学校扩大了招生名额，学生录取的标准降低了。由于师资不足，不得已采取了逐级提升的办法，师资的质量也降低了。再加上校舍和教学设备不能适应教学的要求，教学工作就难免粗枝大叶了。 + +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减轻师生过重的负担，首先要考虑教学上有关的各种具体条件，教师的教学能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只看见需要没有注意到可能，就盲目地追求数量是得不偿失的。所以，提高教学质量是当前教育上的基本问题。怎样才能做到呢？首先就是要具备必要的教学条件，也就是大学一定要具备大学教学的条件，中学要具备中学教学的条件，小学要具备小学教学的条件。这些条件是些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合格的各级学校师资。现在许多大学低年级的教学大都由助教或讲师担任，在这方面就不能算是具备了条件，或者可以说是不合乎规格。中学的教学由小学提升的教师来担任也不能算是合乎规格。当然，其中也有合格的助教能担任大学一年级的某科目的教学，优秀的小学教师提升到初中能胜任个别科目的教学，但这是极个别的。我们希望大学学生初进大学就能够身受教授或副教授的教诲，这不但在知识上给学生一个踏实的基础，而且在人格陶冶方面给学生极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师资条件不具备的学校宁可不多收学生。当然，这是与国家的需要有矛盾的，可是教育是不能够廉价得来的。我们在多次教育座谈会上听到反映，近年来有许多大学毕业生到了工作岗位上还要补习基本课程，这岂不是浪费么？除了合格的师资之外，还要有必要的物质环境和教学设备。在这方面许多学校也是很欠缺的。我们看到很多学校的图书、仪器很不够，教室、宿舍过分的拥挤，课外活动场所没有，生活条件很差。国家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过程中还不能足够地支付教育经费，学校的物质条件还不能很快的得到满足。虽然在这方面是可以用勤俭办学和精打细算的办法维持下去，但是最低限度的物质设备还是必不可少的。 + +## 充实师资加强教学力量　尽量发挥教学设备潜力 + +　　以上所谈的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我知道许多学校是可以具备的。如果能进一步发挥教育界的潜力，现在条件欠缺的学校也可以很快地补充起来。就师资来说，据各方面反映还有很多安排不当的情况，许多有专门学识的老教授几年来都没有开课，许多大学教授和中学教师年龄还不算太老，精力也还充沛，就令其退休了。听说机关里边也还有许多无事可做的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劳动就业登记中和民主党派联系的社会人士中有许多学有专长的人还没有被使用，在他们感觉爱国不落人后但是有心无力无事可做的苦闷，在国家也是很大的损失。许多人可以说是合格的中、小学教师，甚至可以当大学教授，但是还在置诸闲散。这一大批人，如果国家加以培养利用和适当安排，是可以大大发挥潜力的。 + +　　在各级学校现有的物质设备方面，据调查也还有许多使用不当甚至搁置不用的情况，尤其在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之后，很多图书仪器尚未能得到合理的调配使用。如果加以调整，一定也能发掘出很大的一批潜在力量来。同在一个地区的高等学校对于图书仪器是可以订出一种联合使用的办法的。解放后，各大学经过院系调整，已经不是解放前那样派系林立了，在党和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高等学校在教学上分工合作是不会有多大困难的，我相信我们在教育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没有尽量的发挥，如果现有的力量能够发挥出来，教学的质量一定能够大大的提高。教学质量能够逐步提高，师生的负担也就能够逐渐减轻，因为保证教学质量的条件具备之后，许多不必要的工作可以不做了，许多人力、物力的浪费可以减少了，换句话说，所谓减轻负担就是减轻额外的负担，一切都按规格办事，无论大学、中学、小学都有一定的合理的教学要求，只要不超过或者能够满足必要的要求，那末所谓负担就是应有的负担，就不会再有负担过重的问题。 + +　　另外，我也谈一谈今年暑假许多学生不能升学的问题。这的确是一个严重问题。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毫无办法的，只要政府、学校和社会人士大家群策群力想尽一切办法，不能升学的人数是可以大大缩减的，如杨亦周委员谈到的全部实行二部制就是一个办法。师资困难可以由社会知识分子中选拔。也有许多人谈到奖励私人办学，是值得考虑的一个办法。对于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学生也可以酌量多收一点学费，在大学方面我在广州接触过的几个学校大都有条件可以招收超过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名额的学生。在招生方面现在学校还是有很大潜力可以发挥的。希望高教部、教育部和各省市教育厅局再进一步了解各学校的实际情况，同学校当局商酌一下，如果有条件，还是可以多招收些学生，有条件升学的学生，是不应当让他们废学的。当然，照去年那样扩大招生名额是不可以的，主要的方针是实事求是地来解决学生升学的问题。 + +　　以上意见都是很不成熟的，敬请各位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2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李蒸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4.txt b/CCRD/1/3/2/0001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ae98ca2dd28e0ea4b96ae2a7302d01e22b703 --- /dev/null +++ b/CCRD/1/3/2/000174.txt @@ -0,0 +1,9 @@ +# 上海不少工商業者對今年的公債任務表示困難 + +　　新華社上海22日訊 上海工商界今年分配的公債任務是三千四百五十萬元，比去年實際購買數減少27.5%，但仍然有不少人對完成今年公債任務表示困難，原因是往年工商界認購公債，絕大部分是企業出錢的，而今年則全部要由個人掏腰包來認購了。有的人因此把今年當作“定點年”，今年認購多少，明年仍要照此比例計算。 + +　　目前叫任務太大的大戶居多，因這次公債任務中，以定息購買部分是按定息總額平均45%，而大戶就可能動用定息50%以上。因此有人責問：“去年吳波副部長曾說，公債不能超過定息50%，這樣做，豈不違反政策。”有的說：“今年的定息除去買公債，再加上10%的互助金，就拿不到什麼現金了。” + +　　現在工行界正在協商認購指標，在大、小行業和大、小戶之間已出現了矛盾。大戶認為定息一律五厘，要求平均分配，不分高低；小虎則認為“贖大不贖小”，希望大戶多挑，小戶只能“隨意樂助”。個行業之間，也在互相觀望，重工業看輕工業，輕工業看紡織工業，都想先看看苗頭再說。（張家熾）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59期，1957年3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5.txt b/CCRD/1/3/2/0001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7d37ed62ec9f0aca8a0005f29f11b8fbae3c5a --- /dev/null +++ b/CCRD/1/3/2/000175.txt @@ -0,0 +1,23 @@ +# 同群众商量办事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要求农业合作社和它的生产队在布置生产、改进农业技术、改变耕作制度、采用新种子、进行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的时候，都要由干部和群众共同讨论，既要照顾国家的计划和政策，又要因地制宜。就是说，社干部在决定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都应当反复地同群众商量，吸收群众的正确意见，而不应当由少数人草率决定，独断专行。 + +　　党中央的这项倡议，对于继续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争取今年农业大丰收，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 +　　积极而又充分可靠的生产计划，可以鼓舞社员群众的增产热情、信心和积极性。可是计划要订好并不容易。去年有些农业社计划订得太高，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当然就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今年纠正了这种偏向，但有些社又订得太低，当然也只能松懈社员的斗志。怎样克服这种偏高偏低的现象呢？最好的办法就是组织群众讨论。湖南郴县白鹿洞农业社的干部在县里开会时初步制订了今年的增产计划，但没有信心，他们怕社员们嫌高。但在回社后发动社员讨论时，却得到完全意外的反面结果：社员们不是嫌高，而是嫌低。他们拿出充分的理由，说明在原计划的基础上，还可以再提高百分之十以上，比去年的实际收入可以增加百分之五十四还多。种双季稻要多费劳动，第三生产队的原订计划只是把去年的一百零四亩提高到一百三十亩，但群众愿意多劳动，他们把指标提到一百六十六亩。每亩的平均计划产量，则由去年实收的七百一十斤提高到九百五十斤。增产的保证，是根据具体条件而提出的加强水利管理，修好水沟和增施肥料。第八生产队的单季稻，经社员讨论，也由去年实收的四百斤激增至五百八十斤。社员们的理由是去年有旱灾，耕作很毛草；今年实行精耕细作，增施肥料，劳力组织好，当然可以远远超过去年。此外，副业的门路和收入，经过讨论也增加了。社员出工数，原计划每个男劳力全年出工二百三十至二百五十个，经社员自报，一般是二百四十至二百七十个，最高的达到二百九十个。计划修订以后，社员们增产劲头很足，春雨中冒雨出工的人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类似的例子，其他省份也有。 + +　　生产技术改革和耕作制度的改革，是农业增产的最重要措施。可是，这种改革如果不同群众商量，也很容易遭致失败，造成损失。去年许多地方在推广良种、密植和扩大复种面积的时候，忽略了这一问题，没有同群众商量，不顾本地的土地条件、季节条件和其他经济条件，盲目决定去干，结果没有增产，有的甚至还减了产。 + +　　农业合作社要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积极地而又合理地发展多种经济，把劳动组织得更好，采取适当办法把耕畜饲养好，积肥又多又好，开支缩减到最小限度，等等，同样地要求社干部经常与群众商量，征求群众意见。此外并无更好的办法。 + +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提出老农的问题。党中央的通知，要求各地充分注意老农的意见，不要草率地采取多数老农所不同意的某些办法：建议各农业社考虑组织技术顾问委员会，吸收有经验的老农参加；同时建议各生产队考虑请本队一个有经验的老农当顾问，以便充分利用老农的有益的合理的经验。这应该说是各地在农业生产上避免错误以至争取增产的一项重要措施。老农们继承了我国数千年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有很多智慧，他们对当地的土地性能、肥料情况、气候变化规律与各种作物生长规律，以及其他的生产条件，都比较熟悉。如果我们在采取某项增产措施、推广某种新品种和新耕作制度的时候，好好找老农们商量一下，他们总会有一些有益的见解的。我们提倡根据具体情况和不同的时间、地点、条件，采取不同的措施，那就应该十分注意向这些老农来了解当地的具体情况和条件。在精耕细作、细打细收方面，青年农民应该虚心地向老农学习许多有益的经验。 + +　　河南襄城县双庙乡农业社岗常生产队在去年夏季以前，生产一直组织不好，老是落在别的生产队后面。后来队长（青年）向队内老农请教，老农帮助他把社内各类劳动力——妇女、老人、青壮年都组织到适当的农活中去，克服了窝工现象，结果夏收和秋种都搞得又快又好。郑州郊区柳林农业社管理委员会在制定今年包工包产草案之后，专门召开老农座谈会，吸收老农意见，逐条逐项研究修改了定额。最后拿到社员代表大会上讨论，代表们都认为定额不高不低，大家情绪很高。这个社在勤俭办社、节约开支方面，也吸收了老农的正确意见，结果生产费和管理费都降低不少。福建漳浦县象牙乡干部找不出积肥的门路，后来请教于老农，发现了多年没有挖过的塘泥六处，增积了四十万担塘泥，初步解决了春耕用肥。溪仔乡在播种育秧中碰到绵延的春雨，县委工作组的同志向老农蔡田桂求教，蔡介绍了自己温汤浸种、选择秧地、早溶田、下足基肥、合理排灌水的三十多年不烂秧的经验。这经验推广应用到全乡，使全乡秧苗生长良好，没有烂秧。类似这样的事情，各地都有不少。由此可见，要把农业合作社办好和办得更好，就必须认真地、诚诚恳恳地团结老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 +　　对于老农们在社内的生活和劳动，各地应当给以必要的照顾，比如分配他们饲养牲畜、积肥、播秧，或做其他技术性的轻劳动，按照他们的工作质量，多给一点工分，使他们生活有保障，心情愉快，能够经常把他们的生产经验和知识传播给青年人。 + +　　为了巩固农业合作社制度，为了争取农业大丰收，乡社干部同社员群众应当建立起一种亲密的兄弟般的友爱团结的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首先就要求干部有一种民主的作风，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听听群众的意见，把群众的意见当成自己一切智慧和领导经验、领导能力的源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发挥社干部的积极性，社干部也才能受到社员的爱戴。反之，谁不这样，他就往往会把好事办坏，在工作上遭受挫折和失败，引起群众的埋怨。各地党组织应当严格地批判这后一种现象，促使犯这种毛病的同志猛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6.txt b/CCRD/1/3/2/0001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350d8b0fec52ab569d180f60d436fd41f9e74e --- /dev/null +++ b/CCRD/1/3/2/000176.txt @@ -0,0 +1,23 @@ +# 高等师范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 + +　　<余宝笙> + +　　现在我就关于高等师范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几个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 + +## 应当有自己的科学研究方向 + +　　一、在高等师范学校应开展那些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个问题上，目前有二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教师。因此，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师就应该进行关于教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以及与普通教育有关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的认为高等师范学校与其它高等学校一样，可以进行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够全面，对高等师范学校是高等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而高等师范学校又有其特定的任务认识不足。高等师范学校同样担负了高等学校的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是整个文化科学事业的一部分，因此，它与一般高等学校有共同性。但高等师范学校的特定任务是培养中等学校教师，因此，它在高等教育中又有其特殊性。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机械地认为高等师范学校的科学研究只是单纯地研究教育科学的理论和实践，或是与一般高等学校没有区分地同样开展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高等师范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是根据学校的具体情况，看教学的需要，看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需要来订出研究的方向，同时还要看教师的专长，看学校的设备条件，来订出科学研究计划。不能机械地肯定只做那一部门或不做那一部门的科学研究工作，只要是条件许可，而又有需要，我认为是应该做特殊性的，也可以作共同性的问题的科学研究。 + +## 当前需要解决的四个问题 + +　　二、关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的关键问题在那里，我个人认为值得注意的有下面几点： + +　　１．如何发挥老教师的潜在力量问题。一般说老教师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都是有相当水平，能培养比较高级的社会主义建设干部，能从事比较繁重的科学研究工作。自从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提出后，很多老教授都得到极大的鼓舞，想尽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以适应整个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十二年内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水平。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数量不多的老教授，他们有领导做科学研究的能力，但他们大都感到任务繁重，他们既要教学，又要培养青年教师，还要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一部分老教授又要担任行政领导工作，这样把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就搞到几乎没有时间了。学校当局对老教师一般是尊重的，给他们以行政领导地位，如院长、副院长、教务长、系主任等等。但这样给他们负担加重，对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就构成了矛盾。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我认为对这些有领导开展科学研究能力的老教授，应尽量减少他们的负担，让大家感到作为一个教授是光荣的，而在教学上、在科学研究工作上做出成绩那就更光荣，尊重他们应该是尊重他们在事业上的成就，不一定要给他们以许多的职位才算是尊重。同样作为一个教授，也应该认识到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才光荣，不一定担任到什么职位才算是光荣。我想如果各方面都能取得一致的看法，在可能条件下，逐步解除他们的行政工作，减少社会活动，使他们有更多的力量和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这是有好处的。 + +　　２．如何与科学院合作的问题。目前在高等学校或业务部门一些水平较高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教师或工程技术专家，科学院正在设法争取，有些人就认为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应该是集中到科学院去才有条件，因而使一些水平较高的老教师或业务部门中科学技术人员对现有岗位工作就产生不安心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教学和工作。究竟这些有较高水平的科学家是集中在科学院好还是分散在各个高等院校或产业机关更好呢？这是一个矛盾，集中必要的人材在科学院进行重点研究是必要的。但各个高等院校和产业机关是担负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任务，对这些水平较高的教授和科技专家，也是不可缺少的，如何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科学院与各院校和业务部门的合作问题。我认为科学院应该有系统有计划地把各院校的研究项目纳入科学院的研究范围之内，科学院可以选定题目，委托有条件、有可能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的院校进行研究，而不必要把人材都集中到科学院来，这样做，院校进行的科学研究工作，也即是科学院进行的研究工作，而各院校又在科学院的统一规划下，分头进行研究，不致盲目地产生重复选题的现象，以减少人力物力的浪费。同时也使这些教授、专家能安心工作致力于科学研究。这个合作关系搞好了，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开展就有了更大的保证。 + +　　３．关于教授的培养进修问题。一些老教师教学经验比较丰富，进行科学研究较有基础，但他们的共同感觉是，要开展科学研究，没有时间，没有条件。这些老教授，在实际工作上已是忙不过来，因而，致令他们有基础却不能开展研究，不能让他们做出更大的成绩来。大家也都感觉几年来对这些老教师还是使用多、提高少。如何使这些老教师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研究，发挥更大的潜力，我个人认为应该建立休假制度，到相当期间，给他一定时期的休假，让他到有条件的更适当的环境里去进修。我还建议高等教育部与中国科学院订立合约，让这些高等院校的教师在休假期间到科学院去进修，如果对这些有基础的教师给他们一定时期的进修，对开展科学研究会有更大的帮助。 + +　　４．关于青年教师开展科学研究的问题。几年来在高等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队伍最大，但一般说来质量还是不够高，如何提高他们的质量，让他们更好地来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当前一个迫切问题，我认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和提高的方法主要是用“在职进修”的办法，通过教学，做老教授的助手，来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通过科学研究，做老教授的助手，以提高自己的科学技术水平。自从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后，青年教师的积极性是极高的。但也产生了两种思想情况，一种是重视进修，忽视了教学工作，总希望在几年之后达到副博士的要求，产生一种过急、过高的情绪。另一种是在工作中不虚心不肯向老教授学习，只看见老教师的缺点，没有看见老教师的优点，这些思想的存在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青年教师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在青老教师的关系上，青年教师应该尊重老教师，协助老教师。老教师也应该爱护、帮助青年教师。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关于青年教师的在职进修，我建议高教部订出制度，让青年教师在进修中通过专业实践，通过科学研究，取得一定成就，经过写论文、考试、答辩等过程，达到一定程度，应给予一定的学位，以鼓励在职青年安心工作，认真进修。至于目前所实行的四年制的研究生制度，仅依靠教师个人带徒弟的办法，没有一定的标准，规格不一致，因此所达到的水平也不一致。为了长远的计划，应该建立正规的研究院制度，有系统地让研究生进行研究工作，以达到一定的规格。以培养出大量的合乎国际水平的高级专业人材。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高等师范学校中的科学研究工作　余宝笙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7.txt b/CCRD/1/3/2/0001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1afdcbc60098c5ebdbfadaddda2ceda2ea2467 --- /dev/null +++ b/CCRD/1/3/2/000177.txt @@ -0,0 +1,27 @@ +# 上海市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不滿 + +　　新华社上海8日讯 上海市最近舉行的市政協全體會議和市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上，有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對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流露不滿情緒，個別甚至公開表現對抗情緒。他們抓住運動中的缺點和偏差，企圖全部否定運動的必要性和成績。 + +　　復旦大學教授孫大雨、張孟聞，在解放前曾支持過學生的鬥爭，參加過罷課運動和進步集會，有民主教授之稱。解放後他們背上了進步包袱，感到未受重用而心懷不滿；加上思想改造中被當做重點，肅反中又對她們錯誤的思想作風進行了批判，他們更是牢騷滿腹，怨天尤人。張孟聞在上次市人民代表大會會議上就公開表示懷疑有人窜改了他的發言稿。他幾年來一直對黨有成見，他特別懷恨的是在思想改造中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以後學校黨委雖然向他道了歉，但不是公開道歉的。這幾年，孫大雨一直和前復旦大學副校長李正文、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市委高等教育科學工作部部長陳其五、市高等教育局高教處處長曹未風等黨員幹部鬧意氣。陳毅等負責同志曾親自去調解，孫大雨還是不甘心。這次政協會議前，孫、張兩人和其他一些高級知識分子以及人民代表或政協委員的身份視察了高等學校的肅反工作，專門追問：肅反重點是怎樣確定的？有什麼根據？有沒有偏差？如何錯的？死了多少人？等等。 + +　　這次政協全體會議上，市委書記處第一書記柯慶施在談到分清是非敵我，加強人民內部的團結時，曾提到對不起孫大雨的地方，向他道歉。並說，這是人民內部的事，好比牙齒咬舌頭，既不能敲掉牙齒，又不能拔去舌頭，希望孫大雨不要從個人恩怨出發鬧意氣。 + +　　有一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對牙齒舌頭和個人恩怨的說法表示不滿。張孟聞說，過去被罵得狗血噴頭，不能說一聲“運動粗糙”就了事，一定要具體負責人出來檢討道歉，否則毛主席一天到晚向人家作揖也來不及。復旦大學教授陳守實說，牙齒咬舌頭是偶然的，而孫大雨被鬥爭是經常的。復旦另一教授王恆守也被鬥爭過，他表示同意陳守實的看法。和孫大雨一道視察高等學校肅反工作的上海市幹部療養院副院長薛映輝更是在大會上表示對孫大雨的同情。薛映輝在大會發言中說：共產黨不應作為一個特殊階級把非黨人士當作敵人來鬥爭，這樣做對社會主義建設並沒有好處。古語說：“利刀割膚創尤合，惡語傷人恨不消”。孫大雨在人格上受了打擊，內心之恨怎能短期消失？他說，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工作要嚴格慎重。他還在會上建議共產黨員們多學一下劉少奇同志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 +　　孫大雨原來準備作一個十小時的發言，后經各方面勸阻，才發了約半小時的言。在發言中他不但沒有表示願意和解，卻控訴陳其五、楊西光、李正文等黨員負責幹部是潘漢年反革命集團分子。他說自己和其他一些教授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受他們的打擊，因此被弄得身染幾種重病，幾乎送命，他說，七年來，堅決追隨黨的人受到冷淡和打擊，脅肩諂笑的壞分子卻趾高氣揚。可以說是正氣下降，邪氣上升。不要以為匈牙利事件沒有在中國發生，就不以為意了。 + +　　孫大雨和薛映輝的發言在大會上引起了對肅反問題的激烈爭論。大部分人認為薛映輝的發言是片面地，不應因肅反中有偏差而不要肅反；認為孫大雨隨便指責別人反革命這一點很不對。 + +　　但少數人對孫大雨仍抱同情。新聞界民主人士陸詒說，孫大雨說話固然過分，但陳毅同志在上海時說要對孫大雨的問題組織調查，迄今七、八個月，也沒有下落。復旦大學教授王恆守認為，肅反是不應該犯偏差的，憲法從未規定肅反可以犯錯誤，說犯錯誤是不可避免就會原諒錯誤。 + +　　由於還有些人認識不清，政協全體會議後，緊接著舉行了政協常委擴大會議，會上對孫大雨問題進行了討論。市委統戰部長劉述周在會上說明，向孫大雨道歉的原因主要有三點： + +　　第一，上海解放後第二天，上海大專學校教授聯誼會（反對美蔣的進步團體）改選領導人時，孫大雨落選了。孫一直認為這事是黨佈置的，其實黨並沒有。但是，改選大教聯的領導是件很複雜的事，趕來參加會議的兩個黨員幹部李正文、楊西光沒有阻止這個匆促的改選，是不對的。 + +　　第二件是思想改造運動中對孫是有些過火，學生們出了一張墻報：“孫大雨先生的花招”，以後黨組織制止了。 + +　　第三件是思想改造後，孫提出辭去外文系主任職務，黨委不知道他的脾氣，沒有挽留，就讓他辭去了。在肅反運動中，黨委並沒有把他當肅反重點。運動初期談思想劃清界限時，他不檢查自己，反而說別人是這個派，那個派的分子，引起群眾公憤，就追問他為什麼會到中央政治大學外文系教書。後來黨委出來加以制止。因此劉述周說肅反問題上，我們根本不用向他道歉。經過劉述周的說明後，一般人對這個問題的看法已比較清楚了。 + +　　孫大雨本人沒有出席政協常委擴大會議。孫在人民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的高教界小組討論中說：政協、人民代表大會等機構是好的，但我在最近舉行的政協會議上講了一些話，提到幾個人的問題，就受到了壓力，人家說我是造謠誹謗，要我負法律責任。我視察中提了些意見，還有人給我壓力。要不要讓人民代表、政協委員講話？最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裡，議員什麼話都可以講，無論他怎麼批評另一議員，只要有點常識決不會提到法院去控告。我對主席團及其他名單中有許多人是不同意，憑良心，是應該講的。但不便講。我承認由於過去的教訓，我有些膽怯了。（余輝音）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9期，1957年1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8.txt b/CCRD/1/3/2/0001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08ab7231d2da8b7f8125d07607fc7faf7aec5a --- /dev/null +++ b/CCRD/1/3/2/000178.txt @@ -0,0 +1,43 @@ +# 国务院三个办公室联合召开工商座谈会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２３日讯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五办公室和第八办公室在昨天和今天联合召开一个工商座谈会。参加的有六十位工商界和民主建国会人士，还有政府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这些工商界和民主建国会人士都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工商界人士有陈叔通、李烛尘、荣毅仁、巩天民、黄长水、毕鸣岐、乐松生、刘靖基、汤蒂因、陈祖沛、厉＠①咎、王一鸣、张敬礼、温少鹤、刘淑清、邦达养璧十六人。他们反映了目前全国各地增产节约运动开展的情况，并着重就公私合营企业的管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工商业者的工作安排、生活福利、学习以及公私共事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意见和批评。 + +　　关于增产节约问题，他们认为目前私方人员参加增产节约运动的积极性很高，不少人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希望公方人员对他们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多予支持。他们说，有些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是值得参考的，不能一概否定。对有些合营企业存在的机构臃肿、层次太多、多头领导等现象，他们提出了改革的意见。有的建议各地有关部门召集一个有公私双方和职工群众参加的会议，专门研究一下合营企业的增产节约问题。 + +　　对于一年来政府对工商业者的工作安排，许多人表示满意。在座谈中，他们认为目前还有些遗留问题需要解决，如对有些工作安排不够妥当的应加以调整，有少数还没有工作的应该继续安排。 + +　　谈到学习时，他们说一年来工商界人士学习有很大成绩。有的人主张今后私方人员最好能同公方人员和职工在一起学习，这样便于相互帮助、相互督促、共同提高。目前不少合营企业对私方人员的学习领导不够，并且缺少基本教材，他们希望能逐步改进。 + +　　熟悉华侨情况的工商界人士，对于如何争取更多海外华侨投资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问题提了一些意见。从事国药行业的工商界人士对国营药材公司在收购药材工作上存在的缺点提出批评。少数民族地区的工商界人士反映了当地运输上存在的困难以及某些主要商品价格偏高等情况，要求政府帮助解决。内地省份的工商界人士要求政府对中小城市工商业者和广大小商小贩的改造、学习加强领导，还反映了手工业生产上的困难和自由市场中的问题。 + +　　国务院第四办公室主任贾拓夫、第八办公室副主任许涤新、第五办公室副主任程子华以及商业部副部长吴雪之、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对外贸易部副部长雷任民、交通部公路总局局长连柏生、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赵忍安、交通银行张平之、中华全国总工会张立之和王榕等，分别就工商界人士提出的有关问题作了解答。会上还有些问题和意见，将由座谈会转交有关部门研究和解决。 + +　　许涤新着重谈工商界的思想改造和学习等问题。他说，一年来工商界人士有显著进步，表现在：在工商业者中积极地完成其所负担的工作的人有所增加。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也有显著的改进。根据八大城市和河北等二十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年第三季度参加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私方人员约有六十五万人，被选为先进工作者或获得物质奖的达九万七千人。各地的工商界短期讲习班，对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工商业者的这种进步，有利于企业的生产经营。 + +　　许涤新说，在工商界人士的改造中，也存在一些不健康的现象，如有些工商业者，对工作缺乏热情、呈现松劲情绪；有的人只看到自己是“财富”的一面，而忽视了还有消极性的一面，因而骄傲自满。这些人，认为在生产经营方面，公方代表不如他们，技术文化方面，工人群众也不如他们。少数人不但不爱护企业的财富，反而干出盗卖企业财产、挪用企业资金等不正当行为。这些情况证明工人同资本家间阶级关系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的存在。当然，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之下，它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是，我们断不能因为它是没有对抗性的矛盾，就不去重视它。正视工人与资本家间的阶级矛盾，是为了我们妥善地去处理这个矛盾。不承认有这种矛盾，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不利于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的。他建议民主建国会和工商业联合会的地方组织要协助政府做好对资本家的政治工作。 + +　　关于学习问题，许涤新说，在短期学习班结业的私方人员，在方针上，应该以企业为基地，根据自愿原则，同职工、公方一起学习。这种做法，有些城市的合营企业已经实行了，各地可以根据具体条件，逐步展开。 + +　　贾拓夫在发言中说，这样的座谈会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反映很多问题，有助于政府改进工作，各地可以经常召开。 + +　　贾拓夫说，一年来新合营工业生产有很大提高，一般产值比１９５５年提高３０％到７０％，劳动生产率有很大提高。绝大多数产品质量有改进，各地新合营工业都试制了许多新产品，成本也有降低，多数企业由亏损转为盈余，此外，还举办了一些必要的福利设施，私营时期拖欠职工的工资也基本上归还了。但合营企业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逐步解决，才能使合营企业的优越性更加巩固和发展。 + +　　贾拓夫在谈到增产节约问题的时候说，今年因某些原材料缺乏，合营工业生产上有一定困难，希望工商界人士能利用过去私营时期克服困难的一些好的经验，来克服这些困难。许多合营企业节约的潜力还是很大的。他提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合营企业可以通过挖掘原材料潜力、寻找新的生产门路、适当地增加修配业务等办法，来达到增产。 + +　　为了提高合营企业的管理水平，他谈到在合营企业建立企业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大会的种种好处，要求各地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目前合营企业中存在的表报多、会议多、手续繁、编制大等缺点，要积极改正，管理制度要健全起来。另外还要注意发挥私方人员的积极性。在企业改组方面，去年已经合并或实行统一计算盈亏的企业应该总结经验，没有合并的今年一般可以不再并了。 + +　　贾拓夫说，公私共事关系现正在逐渐趋向正常，在这里，政府部门、工会和工商联、民建会都做了许多工作，因而关系好的增加，坏的减少了。据反映：目前有一种情况是：相敬如宾、相对无言、相安无事；当然，这比过去一度发生的某些相互歧视、相互畏惧、相互争吵的情况好得多了，但要看到，这里还带有消极性。他要求今后能进一步真正做到相互尊重、相互协商、相互批评。 + +　　对于私方人员的病假工资问题，他说可向政府建议，暂时可作这样规定，即凡股金在二千元以下的私方人员，可以根据生活困难情况和病假时间的长短，在病假期间向原企业领取５０％到７０％的病假工资。 + +　　贾拓夫还对私方人员参加劳动竞赛、工商界人士的工作安排以及退休等问题，作了说明。 + +　　（字库未存字注释：） + +　　＠①原字既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79.txt b/CCRD/1/3/2/0001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22eba26b9a516d1def03461405a6d43823158b --- /dev/null +++ b/CCRD/1/3/2/000179.txt @@ -0,0 +1,23 @@ +# 李烛尘谈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 + +　　<李烛尘> + +　　我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的扩大会议上听到了毛主席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作的指示。毛主席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作出了正确的估价，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问题也作了透辟的分析。毛主席的指示给我们的启发很大，使我情不自禁地把个人的体会向大家谈谈。作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也借这个机会对工商业者会员同志们谈谈个人的意见。不当的地方，请委员同志们、工商业者同志们、会员同志们批评、指教。 + +## 一年来民族资产阶级起了深刻的变化，应该肯定，进步不少；但也表现出来消极的一面。 + +　　八年来我们工商业者接受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过程中，不断地取得了进步。去年年初，当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我们敲锣打鼓地迎接全行业公私合营；合营以后，我们热烈地参加政治理论的学习，积极地为搞好公私合作共事关系、为搞好企业的生产经营而努力，在我会学习委员会“关于工商业者短期讲习班工作的总结报告”里，提到全国各地这样的班一般已办到二期以上，参加学习的约计已超过五万人，绝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获；去年９月，我在沈阳参加当地市政协主办的“社会主义政治学校”的欢迎会，知道在这个学校里，脱产住校、集中学习的工商业者就有八百一十六人，民建会员一百三十四人组织临时支部起着一定的骨干作用。全体学员的学习情绪很高，叮咛我把他们搞好学习的保证带给毛主席。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部分地方组织的统计资料，工商业者会员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取得先进生产（工作）者的光荣称号和得到奖励的，约占参加竞赛总人数的２０％，这个比率每季均有所上升。这些事例使我兴奋地看到我们工商业者努力学习、努力工作的积极性，正在不断地增长和扩大。去年１月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以后，我和盛丕华委员在我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幕的那一天，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界代表及家属一起，向毛主席和党政领导同志报喜，提出了三项保证：“第一，我们一定加强学习，更好地改造我们的思想；第二，我们一定服从领导，守职尽责，搞好生产经营；第三，我们一定努力学会本领，学会社会主义经营管理方法，改造自己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我们现在正以实际行动来履行我们已提供的保证。 + +　　一年以来，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起了深刻的变化，工商业者进步不小，这是主要的一面，应当肯定的；但是，如果说，没有由于资产阶级的存在和从它反映出来的思想、作风、观点、方法一定程度地阻碍着工商业者的改造和进步，那也是不现实的。目前，值得重视的，就是部分的工商业者只看见自己表现出来的积极的一面，对它作过高的估价；忽视消极落后的另一面，甚至否定了它。有的谈了出来；有的嘴上不说，摆在心里。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反映吗？在一些企业里，公私共事关系不大好，职工群众与私方人员之间有一定的距离，私方人员的积极性不高，企业的生产经营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人分析它的原因为：公方代表与职工群众对私方人员团结、帮助、鼓励、支持、信任不够，他们应负主要的责任。从这些企业的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方面检查起来，当然不是没有值得注意和应当改进的地方，我们应该敢于提出我们的意见、要求和建议。但是，如果从我们工商业者方面严格检查一下，问题是很不少的。我们是否有害怕批评的思想呢？我们是否有不愿听改造，不愿提阶级关系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思想呢？我们是否有以国家的财富自居，但又不肯轻易贡献出来，满足于资本主义经营的老一套，看不起公方代表和职工群众的思想呢？我们是否还有计较名位待遇，相互猜忌，只注意个人利益的思想呢？我们是否有由于阶级没落，自高自大不起来，才怀有自卑的情绪呢？归根结底一句话，我们在进一步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这两方面，是否在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下，还有不同程度的不正确的乃至抵触的思想情绪呢？在我看来，这些思想情况是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一些的。这种根源于不认识或者不愿正视资产阶级今天还有两面性的，其实是反映落后一面的思想情绪，是会伤害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的。 + +## 要当国家的财富，不当包袱，就必须在企业或机关里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正视自己的两面性，不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 + +　　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党和政府把我们工商业者在量才录用、适当照顾的原则下作了妥善的安排，多数人安排在企业里，有的人还参加了政权机关负着领导工作的责任。根据中国民主建国会一百一十六个地方的不完全统计，各省、市民建工商业者会员担任省、市、区级领导工作的有六百余人，其中副省长八人，副市长八十二人，正副厅长三十一人，正副局长一百四十九人。多数的会员同志们能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守职尽责，不辜负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期望。如担任副省长的一位同志说：“我要为社会主义贡献出我的一切力量，我知道的事一定去做，即便不来问我，也要找上去谈出我的意见”；在一个省辖市担任副市长、副局长的同志们认定“不懂、问；不会、学；不对、争；大胆做；虚心改”。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但也有不少会员，对于参加政权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认识不足，对于接受工人阶级领导，进一步接受改造存在着模糊思想，因而有的脱离群众，不愿代表工商界合法利益；有的自以为改造得差不多了，滋长着骄傲自满的情绪。在这样的思想情绪支配下，既不容易很好地为人民服务，对于自己的改造也是没有好处的。这也应当承认是资产阶级消极的一面的具体表现。 + +　　当资产阶级还未消灭，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尚未完成的时候，我们工商业者从思想上明确认识资产阶级今天还有两面性，认真严肃地对待我们消极落后的一面，不稍姑息，也就是承认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区别，承认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承认资产阶级需要进一步接受改造。有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观点和立场，这就使我们工商业者从剥削者向劳动者转变的过程中大大地跨前一步。不少工商业者通过学习和实践提高了思想认识，就自觉耳目一新，看问题也和以前两样了，加强了接受领导，接受改造的信念，道理就在这里。 + +　　去年１１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曾经经过认真地研究和讨论，适当地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两面性和工人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领导关系这两个原则性的问题，作出了肯定的决定。会后在全国一百三十六个地方的二万四千位会员当中，进行了传达，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有些地方经过激烈的争论和详尽的分析，终于在根本性的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从而加强了团结。这次，毛主席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的问题，作出了结论，并指示我们在人民内部解决矛盾和思想问题，需要采取讲清道理的方法；一切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目的。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对于今后如何加强工商界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成为十分巨大的鼓舞和推动的力量。 + +　　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在飞跃地向前进展，全国人民正为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而奋斗。我们工商业者有义务也有责任参加这一个伟大的事业。毛主席说我们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包袱，为的是鼓励我们把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才能、经验和技术，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财富，不然的话，我们假若对于人民的事业，袖手旁观，遇事松劲，那就不配称为财富，而变为国家的包袱。我们工商业者一定要结合着在企业里或者在国家机关里的生产实践和工作实践，树立起热爱劳动人民，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的思想感情，忠诚接受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正视自己的两面性，努力克服消极的一面，发扬积极的一面，进一步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不断地提高我们的思想认识水平，积极地参加以增产节约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对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这样做下去，我相信，当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而消灭的时候，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我们，一定能够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向着一个无限光明美好的目标继续前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发扬积极的一面　克服消极的一面， 李烛尘谈怎样对待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0.txt b/CCRD/1/3/2/0001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ceb32a9ef211014c6549a8a50ed7b121158f1c --- /dev/null +++ b/CCRD/1/3/2/000180.txt @@ -0,0 +1,37 @@ +# 李宗恩谈医学界向科学进军中的几个问题 + +　　<李宗恩> + +　　科学是个集体的事业，每个人都应该热情地、实事求是地作好本岗位的工作，这是向科学进军的首要条件；必须密切各个科学部门、各个单位之间的联系，加强统一领导；注意恰当地安排目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 + +　　＊　　　　　　　　＊　　　　　　　　＊ + +　　党和政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对科学家及青年们是极大的鼓舞。我愿意从一个医务行政工作者的角度，来谈谈对医学界向科学进军中的几个问题的体会，请各位指正。 + +## （一） + +　　首先，我想谈一下科学是个集体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 +　　当科学进军的号召提出以后，青年们踊跃的响应这一号召，科学界表现出蓬勃的气象，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现象。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一号召的认识上的限制，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至少在有的青年医务工作者中，思想上引起了一些混乱。其中比较突出而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就是不安心于现在的工作岗位的现象。例如，有的青年医务工作者，往往不考虑工作需要，个人的条件，争先恐后的投考研究生，向副博士进军。医院中有部分医师，轻视医务工作，而热心于钻图书馆，跑实验室，而对病人的关心及服务态度就不如从前了，以致病人反映医师的态度较以往冷淡。病房的护士们向领导提意见，要求明确护理工作人员向科学进军的方向。化验室的技术员们亦要求提高文化，准备投考大学，认为这是向科学进军的途径。青年们的这种热诚是很可贵的，我也认为各级领导也必须明确在不同岗位上的医务工作者向科学进军的方向。但是在这里我感觉到应当首先解决的是对“科学”这一概念的几点基本认识有澄清的必要，否则会影响当前的业务工作，也达不到向科学进军的要求。 + +　　我们必须认识到，现在的科学工作是一个集体的事业，必须是各种有关的工作人员密切配合才能使科学得到发展。譬如在具体的医疗工作中，医师、护士、药剂师、技术员、营养师、行政干部，政治工作人员及勤杂人员等的密切合作，是完成医疗任务的基本关键，病人的诊疗成绩，是他们集体劳动的结果。一位医学专家的研究成绩中，也必然包括他的青年助手们的勤劳果实。由此可见，必须要求从事医学科学的整体事业中的每一个工作岗位的人员、专家、医师、护士、技术人员、药剂人员、营养师、行政干部、政治工作人员、勤杂人员等，热爱他们自己的工作岗位，不断地提高工作水平，才能使整个的医学水平逐步提高。如果忽视科学必须是个集体事业的这一基本原则，不安心目前的工作岗位，则不但阻碍了医学科学的进展，也会减弱自己在集体中所起的作用。 + +　　也就是因为科学是个集体的事业，个人工作的好坏也就必定会影响整个的科学成果。因此就必须强调在科学工作中要充分发挥每个工作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要求严肃的、老老实实的对待每一件工作；不苟且、不马虎、脚踏实地的完成自己工作岗位上的任务，这样才能谈得到向科学进军。例如我们在进行日本血吸虫病、疟疾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的时候，就必须从疫区中收集大批数字材料，进行分析综合，找到这些传染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制订合理的防治措施。假如在疫区登记这些原始材料的工作人员，对数字不严肃，随便填表，则把这些材料收集在一起，任何第一流的统计学家都无法推算出科学的结论。再如，科学家在进行实验的时候，如果他的助手、技术员们的工作不细致，不准确，则他也无法得到正确的实验结果。 + +　　因此对青年医务工作者说来，热情的、实事求是的作好本岗位的工作，不断求得工作上的改进，是科学进军的首要条件。我认为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责任来进一步研究、分析、以及用实际事例来向青年们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意义。 + +## （二） + +　　其次，我想谈一下在科学的这个集体事业中，各个科学部门单位之间的关系及领导的关系。科学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横的联系，而领导与各单位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纵的联系。 + +　　既然科学是个集体的事业，因此在科学进军中，各个科学部门及单位就必须有协调的步伐，灵活而密切的配合，才能完成这一进军的任务。不论是那一项科学研究工作，必须要有有关部门的协调合作才能很好地进行。例如我们要进行猩红热的防治研究工作，不但医学研究机构要在细菌学、病理学、药物学方面进行，也必须有临床学家从诊断、治疗等方面来协助，更须要防治机构从流行病学等方面来配合，而在进行调查时，还须要有儿童保健机构、居民地段的卫生组织的密切合作。只有在各个单位的紧密配合下，才能摸清猩红热这一传染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制订出合理而可行的防治办法。如果在配合中，有的单位考虑到本身任务比较重，对其他机构提出来的任务不能积极的配合，这样就对整个医学科学队伍的进军不能不有所影响。因此，我认为在我国现有的人力物力的条件下，唯有加强各科学机构间的协调分工合作，互通有无，才能充分发挥现有的力量，符合勤俭办科学的方针。 + +　　为了更好的协调，就必须要有统一的领导，在统一的领导下，不但可以使各科学机构间的步调可以一致，而且还可以使科学家们的工作安排的更为妥善。现在在这问题上是有缺陷的。例如，有些专家，就从多方面接到要求他完成的任务。如有一些医学专家，要求他负责编写医学院的高级教材，要求他完成一定的医疗任务，也要求他负担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工作。这不是说不可以对他们提出这些要求，也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完成这些任务。而问题在于布置这些任务的不同部门之间是不是经过共同的研究，统一的布置安排。我认为这种“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做法，在某种情况下，就不能不损害这些专家有计划、有重点的安排他们自己的工作。这对医学科学的进军不能不说是一种损失。 + +　　因此，我深刻的体会到，党所提出的向科学进军这一号召中，进军的重要意义。进军就意味着有组织地，有纪律地，在统一安排之下的集体行动，而不是单干。这一号召只有在社会主义的集体思想的指导下才能充分发挥它的力量。 + +## （三） + +　　最后，我还想提一下在医学科学进军中所存在着的如何恰当的安排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问题。譬如，群众目前只感觉到医疗迫切的需要，因此单纯的医疗任务就占用了医务工作者的主要力量，而就不能不影响医学科学的研究工作，这是一个矛盾。又例如，各地迫切的需要医药卫生人材，因此各个医学院校不得不付出绝大部分的力量来培养医学生、进修生，这样就使得一些目前为数不多的高级医学专家们的研究工作难于很好的开展，这又是一个矛盾。医疗是为了满足人民的要求，培养和提高新生力量也是我们所需；而从长远利益来讲，科学研究工作也不容有所忽视。因此，如何恰当的来对待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需要我们很好的来研究的。我认为只有在有计划的统一领导下，在分工合作的协调基础上，做好我们当前的工作，不断地提高医学科学水平，就是解决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的关系的基本条件。至于如何在具体工作中来全面体现向科学进军的精神，还须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有计划有组织地向科学进军　李宗恩谈医学界向科学进军中的几个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1.txt b/CCRD/1/3/2/0001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997b59a691231339b889b5a67da8ac6adb94e7 --- /dev/null +++ b/CCRD/1/3/2/000181.txt @@ -0,0 +1,21 @@ +# 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 + +　　<沈从文> + +　　这几天听到毛主席、周总理、李副总理的重要报告，让我加深一层明白祖国六亿人民在党和政府正确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庄严和责任的艰巨。报告中有涉及文化教育民族政策诸问题部分，我是一个文化工作者，又生长在湘西苗族自治州，因此想就目前工作范围和回乡视察印象，谈谈“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方面的百花齐放，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我目下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两机关做研究工作。解放几年来，由于政府和人民对祖国文化遗产的重视，博物馆事业大有一日千里的趋势。１９５６年全国博物馆观众已过一千万人。历博、故宫两个博物馆观众，去年也共同约有二百十一万人。历史博物馆扩大对外服务工作后，和全国文教研究机关、部队和生产单位发生接触，共约二百处，仅供应照像资料、文物模型，去年一年中就达十万元。这些数字共同说明一个新问题，就是在国家发展过程中，向文化科学进军，各个部门都迫切需要彼此帮助。博物馆工作，必然因此日益繁重。为适应这个新的情况，今后研究如何加强，对外服务如何展开，兄弟机关如何相互协调，才能够更好一些完成它的庄严任务，都值得慎重考虑。如善于使用人力物力，“节约增产”在这方面也可以见出显著成效。在这里，个人拟提出四点建议，请各位委员指教： + +　　第一，盼加强全国各省市博物馆的文物研究工作，特别是首都所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的文物研究工作。研究人员工作条件需改善。研究重点可考虑放在历史文物制度和物质文化成就两方面，便于配合国内历史科学研究和新的生产要求而服务。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应当扩大兄弟馆文物研究资料的交换制度。并适当调动部分各地出土文物，和各地收集文物，充实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内容。 + +　　第二，改进历史文物研究工作的方法，促进各方面工作的协调。几年来，全国文物收集发掘的工作，成绩可说空前惊人。收集文物成绩最好的是上海文管会。发掘文物贡献最大的是分布全国各个基建工地五百余年青的考古工作者，他们工作的辛苦和成就，不下于任何生产战线上的优秀战士。在研究工作方面，由于人力配备不足，工作成绩就比较差。国内各地百十万件出土文物和重要收集品，我们知道，这些文物实可 + +　　（丰富人民对于祖国历史文化无限新知识，目前绝大部分还近于冻结在各处库房中。人材不足是事实，应针对现实，考虑利用有条件综合性大学或博物馆，来培养明日合用的人材。总之，目下情况亟需想法改进。因为文物如不能结合文献研究，不免如过去金石文玩的鉴赏，无从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个历史科学工作者，如依旧只会搞文献，不善于运用古文物提出的新证据，来综合进行研究工作，也会形成一种停滞状态，结论且不免转入空洞教条。特别是属于物质文化史、文物制度史、工艺美术史若干部门，离开文物从文献孤立求证，是不会得出正确结论的。如果长此继续下去，新的以马列思想为基础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向文化科学进军，这部门工作会要落后。由于文物保管属文化部系统，文史研究教学属教育部或高教部系统，彼此工作联系不够，因此竟形成如下现象：有在大学教考古学，却对文物不当行的。也有当地仓库冻结文物数万件，甚至于感到无处堆放，学校方面却派人来北京找材料的。若干文管会，发掘报告能罗列材料，却说不出材料解决了些什么问题，启发了些什么问题。诸位委员，这种状态是不宜继续下去的！我建议文教部门及早成立一个机构，共同研究一下，变孤立成协作，在人材上能作些调整，在工作上能有些安排。） + +　　第三，对民族文化的忽视，亟待补救。解放以来，政府对于民族政策的执行，可说十分正确而又无比伟大。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各方面，都作过许多有益人民永久利益的重要措施，基本改善了原来地区落后状况。湘西苗族自治州所属各县与川东黔东接壤，历来是军阀土劣贪官污吏蹂躏摧残的对象。三省过去都大量栽种过鸦片烟，不仅毒化了本地人民，还经常五百石八百石出境外运，毒化过更多中国人民。解放后，经过几次运动，一切腐败人事已全部铲除，社会情形、生产方面面貌大变。近来自治州各乡区都有了电话和广播收音，北京消息当天可得。各县都有汽车通行，把大量油、麻、竹、木、药材以及粮食土产外运，来支援祖国的建设。青年人还普遍意识到“驾驭钢铁征服自然”，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光荣责任。过去数十万苗族，受大学教育的极少，受中等教育的也是些地主子弟。现在已有好几个民族中学，各有上千学生，普通中学有的也另设苗族班。此外中央、中南、民族学院及各种专科技术学校，都有不少学生，中农贫农子弟占比例极大。在自治州政权所在地吉首，还有几千土木工人，和烧砖制瓦工人，在进行学校、医院、文化大楼等基本建设。许多本地和外来青年干部，工作都扎根在乡村，和人民生活打成一片。人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和教育上的提高，证明党的民族政策，在这个地区，已经得到显著的成功。美中不足处是民族文化还来不及注意。文化工作一般近于自上而下。当地音乐歌舞，近年来虽已引起适当的注意，由于外出会演成功，进而有组织六十人左右的民族歌舞团计划。本州新建筑，在装饰上就还见不出任何地方风格和特征。还有民族文化中极其重要一个部门，当地制作精工花纹壮美的编织物、刺绣、挑花等等手工艺美术品，我们关心实在很不够。在中南、西南多民族区域，这些由于生活需要和爱美情感，千百年千万人通过长时期勤劳和智巧的积累，所创造出的东东西西，其实不仅仅是一种普通工艺品，既能代表当地人民的文化成就，同时也是全中国一份重要文化遗产。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研究所，在新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上，都值得把这些材料看得和历史文化中精美遗产同等重要。若干日用轻工业生产，如善于取法，把部分图案反映到新的生产上，建筑部门反映到新的装饰彩绘上，都必然可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但是，由于社会传统习惯，对于民族文化的忽视或轻视，多年来毁去的实在已不少了，目下还在毁坏过程中。各位委员，这是不成的！这里还有无数的好花，远比近三百年官僚文人字画重要得多！我们必须要去掉大汉族主义的意识残余，有一个较新一些也更加正确一些的看法，来对待这个问题。重视这个民族大家庭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遗产，来充实祖国文化的内容，丰富现代人民的生活。这件事情，也盼望文化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共同来切实商讨一下。有些地区中央民族学院或省市民族学院、文化局已做的工作，还待加强和深入，并通过这个工作，来培养兄弟民族地区文化艺术干部。地方文化馆，应当有些优秀热情的专业干部，和当地美术教员协作，参预地方生产和建设，发挥出力量，形成这方面百花齐放。 + +　　第四，扩大博物馆的业务，并加强它和各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全国各高等学校，为便于进行新的文史研究和教学工作，应当取得中央及各省市文物部门大力的协助，为建立或充实有适当文物和丰富图片的参考资料室。有重要手工业生产区，和若干对广大人民生活有密切关系的轻工业生产部门（例如丝绸、刺绣、陶瓷、漆器及玻璃和搪瓷、花砖瓷等），为尊重祖国劳动人民传统的成就，教育鼓励新一代从事这一部门的生产者，提高改进新产品的花纹图案和造形，也应当取得文化部门的全力协助，各就需要，适时的、为建立参考资料室。文物出版部门，并且值得考虑匀出部分印刷力量，针对这两方面需要，来进行出版供应。 + +　　一切好花都需要雨露阳光，更不能缺少从本根吸取肥沃土壤中的养料。几点建议目的只是一个，就是加速祖国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的进展，好让它在新的各部门需要来服务，从这个基础上作成新的百花齐放。 + +　　我说的不对处，片面处，还盼望得到指教和纠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历史文化和民族文化需要些什么雨露阳光　沈从文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2.txt b/CCRD/1/3/2/0001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24bf57e6df2a89ae56f7b4e47c4ca0316e896a --- /dev/null +++ b/CCRD/1/3/2/000182.txt @@ -0,0 +1,19 @@ +# 社干部要参加生产劳动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共中央三月十五日发出的关于民主办社几个事项的通知中强调指出，社干部要参加生产。 + +　　有许多优秀的社干部，受到社员群众的衷心拥护。他们为了集体的事业忙得不可开交。但他们并不愿意离开生产劳动。李顺达、耿长锁、吕鸿宾、饶兴礼等等就都是这样的人。除了这几位大家熟知的人而外，全国各地的合作社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本报在三月二日的社论和通讯中介绍的湖北孝感县长风农业社主任官木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要参加一些会议，参加一些社外的活动；可是，他们一回到社里，就更加劲地参加生产劳动。社员十分信任他们，全社的人同心协力，什么事情都好办，什么困难都能克服。在最近各地农村整党整社当中，也可以看到这样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刚要整社，一些很久不参加或者很少参加生产的社干部就自动地参加生产了。这样，社干部同社员之间的某些不协调的情绪很快就有所改变，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立即大为提高，社干部也摆脱了被动的境况，在领导工作当中也就较顺利了。这些事实都可以说明：社干部只有参加生产才能密切联系群众，而脱离生产就会脱离群众。 + +　　社干部毕竟还有许多公事要办。有些人觉得：要尽力办公事，就要减少参加生产的一些时间；要多参加生产，就可能办不好公事。究竟怎样做才好？不能不承认，这里的确有一些矛盾。只要好好想办法，这矛盾是可以解决的。 + +　　要善于安排时间，要改进工作方法。福建的千斤县之一龙溪县，有一个农业增产模范乡——园溪乡。这个乡办了一个“安心”农业生产合作社（是一个高级社，全乡各户都参加了）。这个乡和社的主要干部，１９５６年都参加了社里的生产劳动，每人平均得了二百多个劳动日；社主任已经是五十岁的老人了，在参加生产中还得了二百五十个劳动日；担负全乡主要领导工作的党支部书记在参加生产中得了二百八十五个二劳动日；团支部书记在参加生产中得了三百零七个劳动日。他们从事了这么多的生产劳动，误了办公事没有？没有。看他们把工作做得多么出色：粮食产量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一，多种经营的总收入比１９５５年增加了百分之四十三，超额完成了国家统购任务，社员们的收入大大增加，农业社办得十分巩固。他们善于安排时间，工作方法也好。这个乡一年来坚持了白天不开会；多在生产队、组开小会，少开群众大会；不开没准备的会，缩短会议时间。干部有明确的分工，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管。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常参加生产，社员对他们亲近，他们也容易了解社员的思想和生产中的问题，许多具体问题在生产中就随时解决了。其实，社里的最重要的公事就是领导生产。脱离了生产，反而难把公事办好；只有参加生产，才能办好公事。 + +　　为了使社干部能更好地参加生产，县、区、乡各级党委应该按照中共中央三月十五日的通知，切实地改进领导方法。不必要的会议不要开，县、区干部要多到社里去，而不要时常调集社干部到县里来。有些地方动不动就召开三级干部会，以至把社干部也“扩大”进去，这种作法应该大大加以节制。这种会最好一年不要超过两次。 + +　　社干部的劳动报酬问题也应当加以合理的解决。原则是：既要能鼓励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又要能鼓励社干部做好领导工作。具体的计酬办法，可以根据各地各社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社的大小不同、生产经营的内容不同；有些社有上级派来的驻社干部，有些社没有；同是大社，有的统一经营，有的分社（或队）各负盈亏；社干部的职务、能力、工作成绩也各不相同。因此，对于付给社干部劳动报酬的办法不能作统一的硬性的规定。一般地说，社干部既要办公事，总要误工。因公误工的部分，是应该由社补贴的。有些社由社员按本社具体情况公议各个干部一年因公误工的必要数目，付给固定数目的劳动日作为报酬，发生了特殊的情况误了太多的工，可以再议；工作做得特别好，全社增加收入很多，年终可以评奖。有些社按月或按季分级评定社干部的报酬。有些社采用“定额补贴（一年给以固定的补贴）、定工生产（一年一定要参加一定数额的生产劳动）和年终奖励相结合”的办法。这些办法各社可以灵活采用，总之，要经过群众公议、社员赞成就好。 + +　　补贴工分的数目和拿固定报酬的人数，都应当力求其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规定，为社务工作付出的劳动日，至多不能超过全社劳动日总数的百分之二；这是一个无论如何不能再高的数目。有些社能够做到不到百分之一，那是很好的。也有些社超出了百分之二，那就太不好了。必须了解，这不只是和社员收入有关，不只是个经济性质的问题，而且影响社员同社干部的关系，影响社干部的思想健康。要知道，办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决不是要造成一批有特殊地位的脱离生产的人物。有一个合作社的生产队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领导千亩田，百家户，哪有时间生产？领导有功，不生产也得分红。”这并不是正确的看法。从上面说到的园溪乡的情况就可以了解，各地许多农业社的事实也都可以证明：社干部有可能参加生产劳动，也只有参加了生产劳动，才能紧密地同群众团结在一起，把集体的生产事情办好，而且也只有这样，自己的生活水平才能和社员群众一同提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3.txt b/CCRD/1/3/2/0001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1a717329bcd3ba7843181443373ab525593983 --- /dev/null +++ b/CCRD/1/3/2/000183.txt @@ -0,0 +1,37 @@ +# 我所见到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 +　　<严希纯> + +　　我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指示以及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之后，深深感动和兴奋。感动的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伟大，兴奋的是在党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之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而新的成功也已在望。从这三个报告，我受了很深的教育。今后一定循着这些报告所指示的方向努力工作。我亦同意陈叔通副主席代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委会所作的工作报告。 + +　　我是在一个科学机关——国家计量局工作的，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亦是在科学技术组工作。因此，我想从我在工作中和视察中所接触到的一些关于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等各方面的问题谈谈。 + +　　解放以后七年多来，我们国家的科学研究工作和高等教育都有了惊人的发展，这是有目共见的事实。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３月１日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对中国科学院所作的介绍，充分地说明了中国的科学研究的发展速度是如何大。我们在视察北京几个高等学校的时候，看到几个成立仅仅二、三年的学校都是动辄几千人，设备亦极丰富，所有视察的人都惊叹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绝对没有的发展速度。 + +　　不过，在这种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 +　　（一）向科学进军所产生的问题。向科学进军的意义，照我看来原是希望一切已从事或想从事科学的人各在本位上脚踏实地努力工作的意思。然而，有关部门却把培养副博士看成是一个向科学进军的好办法。但许多高等学校的当局都反映，从这个办法实施后，不少教师把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对立起来，以为考副博士才是向科学进军，担任教学工作无出路。医院则反映，有些医师减少了临床工作去准备考副博士的功课。有人说，这不是向科学进军而是向副博士进军，实在是事实。这种无形中鼓励青年脱离本位工作去专心于考副博士恐怕不是科学进军的好办法。 + +　　从整个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的情况说，有许多是能安心工作的，但也有不少毕业生到了机关、工厂或研究机构后，不愿做艰苦的而却是基础的科学工作，例如计算、描图、观测等，以为这不是作专家的道路。我曾看见好几个科学机关的青年向教授或领导人要求指示方向，仔细一问，原来他们都把实验室工作看为不是到专家的路。这亦是培养副博士政策的另一副作用。 + +　　（二）尊师重道不够的问题。有些高等学校的领导人（例如校长、副校长）把教授们看成下级，在礼貌上不够尊重，其影响是作人事工作的十几岁的青年也可以随便把一个教授或专家叫到办公地方来谈话。决定课程的工作，教授们无权参与，党外教授的意见很少被重视。尤其不好的是，学生考不及格时，会有所谓辅导委员会之类的组织出面向教授请求准许他一再补考（有至四、五次之多的），并暗示必须及格。这种不尊重学术的行为，是科学家所最不满意的，而且直接助长了学生不尊敬师长的风气，间接使学生不能自力求学，对尊师重道和培养后代的精神都是不符合的。 + +　　另外就是具有专长和经验而年老力衰的科学家有不被人重视的事情。不少学校和机关都只知道用年青力壮的人。而不知道这些老年的科学家的可贵。要知道这样的专家，只要他能提提意见就是很宝贵的。单从他能上多少时间的课，能到办公室办公否来定他的价值是不符合调动一切积极力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政策的。 + +　　（三）高等学校重视基础科学不够，专业分得过细。目前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就业后有不安于位的现象，除上述第一项中所列原因外，另一个原因是高等学校的专业分得太细，学生到工作部门后都感到自己用非所学，甚至可以这个理由控告用人的机关，说没有给他们学用一致。还有一个严重的现象是这些学生所学的专业虽细，但基础课的数学、物理、化学，一般都较低。其实这些情况的产生，不能怪青年，只能说我们的高等教育的制度有问题。 + +　　（四）图书仪器缺乏。仪器困难问题，大家反映很多，这里不谈。国外图书的供应，因为有外汇关系，这里也不谈。只谈国内图书供应吧。因为强调计划，怕积压资金，搞科学出版工作的机构对科学书刊的印数都不肯多，这原是有理由的，但因印得过少，读者买不到，引起读者不满，则也是不对的。当１９５４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工作时，科学家们（这还只是北京的科学家，京外的意见更多）常常抗议科学出版社的期刊（专门的和普及的）他们买不到，因为一出就完。我曾经提议每种多印一百本（实际上需要量决不只此数），但有人说怕销不出，无处堆放，积压资金，此事就不谈了。现在此现象似乎还未改进，因为我还有事实证明。我不明白，不从如何改进发行工作上想法而只是着眼在积压资金上，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当然，这种现象，不能单责备出版社，最主要的还要请出版管理的机构多多注意才行，因为出版的一切问题都要出版管理机构决定的。 + +　　（五）人材设备没有合理使用。目前缺乏科学技术干部和缺乏仪器设备确是事实。但另一方面却又有人材和仪器浪费（特别是仪器）的现象：前一种情况是有许多学非所用的人，不能到他们所想的岗位上去；后一种情况是若干工厂学校拥有它们所不需要的精度的仪器。这种现象，如要加以调整，单以公文去调用或调拨是不能解决的，因为这些机关、工厂或学校可以说他们自己需要，使你无话可驳。至于干部自己提出归队或者要求调到适合自己所喜爱的岗位上去呢，又会马上被认为不安心工作，以后对他就要加以不好的评语，以至这类干部不敢提出自己的要求。所以要做到学用一致，还要想出可行的办法才行。这问题（人与器）应当如何解决，实在是大问题而不是小问题。 + +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外，科学技术界存在的问题，从这几天我们所听到的发言中，还有不少。当然这些问题仅是前进中的缺点。不过为了把国家工作作好，本着春秋责备贤者的道理，我想从我的看法分析一下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 + +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一）党员与非党员之间没有很好的合作，负责的党员，特别是负责有关科学技术工作的党员没有充分听取党外人士的意见自己又不虚心研究；（二）某些领导高等教育的人和某些领导科学工作的人把办高等教育和科学工作看成象带军队或办工厂那样一般化并且要求早日见效；（三）与教育或科学研究有关的其他部门没有取得很好的合作，如对外贸易部、商业部……等没有对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给以供应仪器设备的方便之类；（四）负责高等教育的机关对科学研究工作与教育工作的看法，摇摆不定。以前是只重教学，把教授的工作看成只是教书，从提出科学进军后，又似乎有点重视所谓研究的人而轻视“教书匠”。现在听说更要把研究重心放在高等学校了，原因是苏联也在改。我不是反对改，而是希望最好是一切都仔细考虑后才改，不要只是因为苏联在改我们亦改。 + +　　我觉得这些问题的产生并不始于今天，反映也不是第一次，其所以未能解决，主要原因是大家各顾自己所管部门的便利，不从整体利益出发所致，例如图书仪器供应，如何才办得好，必须各部门高级负责人才能解决，有些甚至不是一部门单独可以解决的。所以需要若干部门共同来协调才行。 + +　　最后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介绍一下国家计量局的工作；因为“计量”一词不为许多人所习见，所以对我们这个局的了解不够。我曾接到一封信，封面上写成“计粮局”；即令在工厂里也还有不一致的解释，例如鞍山钢铁公司的计量车间只管衡器，他们是把“量”字作数量的意思解释的。“计量”即英文的ｍｅｔｅｒｏｌｏｇｙ。计量局是一个科学机关。它的主要工作是保证工业上和科学研究上所使用的量具计器的一致和准确并正确使用。它的工作与苏联的部长会议所属的标准、量具与计器委员会、美国的国家标准局和英国的国家物理实验室所作的科学工作部分相同。因此它是我国工业建设上和科学研究上以及贸易上所迫切需要的。但是我局成立了将近两年，还没有能力为工业和科学服务。主要原因是我们这个工作还没有受到各方面应有的重视。有人说它十分重要，有人又说在中国搞这工作还不够条件，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得到应有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工作；应有的基本建设费用亦还未得到。希望大家支持我们。我敢大胆说一句，只要把计量工作做好，今天工业上和对内对外贸易上由于缺乏精确的量具计器的标准而造成的损失会大大减少。 + +　　我上面反映的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是否正确，尚希大家讨论和指教。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我所见到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严希纯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4.txt b/CCRD/1/3/2/0001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a3c2291683bd30d0e2294426fc3e90b5ce3aee --- /dev/null +++ b/CCRD/1/3/2/000184.txt @@ -0,0 +1,37 @@ +# 制止工厂机关过多征用土地　黄凉尘提出三点建议 + +　　<黄凉尘> + +　　陈云副总理就目前市场状况和今年的增产节约问题作了详细而深刻的发言，他正确地分析了一些物资供应紧张的原因和今后的趋势，以及增产节约的重要性和今年开展这一运动的特殊重大意义。我衷心拥护，并愿意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尽最大的努力。 + +## 我今天想谈谈有关增产节约的点滴意见： + +　　我国是人口多、增殖率高，农民平均土地不到三亩，全国每年还有一定程度的灾害，总的说来，我国现有耕地面积是不够多的，虽然我们还有大量的荒地，但开荒尚须具备若干条件，因此，对现在可能耕种的土地，应该十分加以珍视。 + +　　几年来，我国建设事业的发展，工厂、车站、仓库、学校、机关为了事业需要，征用城效土地，正当的需用是必要的，但也有不少单位征用土地却大大超过实际需要，把许多有用的土地长期荒芜下来。太原市仅检查北郊、西郊十八个工矿单位就长期荒芜土地三千三百三十余亩，李富春副总理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若干问题的说明”中提到重庆电厂用地利用率只达１３％，１９５３年我曾到贵州贵定专署，亦发现该署新建房舍、道路占地过多的情况。估计这种情况从全国范围来说还不是少数。 + +## 为贯彻国家增产节约的精神，我建议： + +　　（１）对今后征用土地申请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严加审核，坚决限制征而不用、征多用少和早征迟用的不良现象。 + +　　（２）征用土地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应仿照太原市对所属或有关单位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一次检查，凡长期荒芜的土地而且在三、五年内都还不能使用的，应即交给农民使用；对不宜或不便交给农民使用的土地应当指定这些单位在闲置土地上种植蔬菜、瓜果和养猪饲料，并开展喂养生猪。 + +　　（３）机关、团体、企业、事业旧有荒芜的土地（指非近年征用的），估计还有一定数量，同样应加以充分利用。 + +　　这里还必须说明的，一些单位长期把土地荒芜起来，不只是影响国家粮食的生产，还会引起农民有意见。因此，对这一问题，不仅要从经济上看，还要从政治上看，也就是从巩固工农联盟上看。 + +## 发挥城市养猪的潜力 + +　　其次我还想谈谈养猪计划问题： + +　　第二个五年计划生猪生产指标为二万五千万头，即是说，从１９５８年起每年平均需要增加二千五百万头至三千万头。 + +　　这一指标如果实现了，对改善目前肉食供应，扩大出口，增加农民收入和加强农村肥料来源，都有很大的好处。但从我国目前可能解决的精饲料与青饲料来看，这是一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 +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为发展养猪生产已作了正确而周详的决定。肯定可以起到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 +　　实现这一指标，当然主要是靠农村，但城市的养猪潜力亦应充分发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中对大、中、小城市的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伙食单位的养猪已区别不同情况，作出指示。我想大、中、小城市和集镇还有很大数量的饮食业（餐馆、饭店），它们每天的剩菜、剩饭、泔水、豆腐渣为数不少，这部分力量应该充分发挥起来，据了解天津市每天即有二十多万斤，可以养猪一万七千头，北京、上海还可大于此数。过去不少是把剩菜、剩饭扔掉，如果充分利用起来，不论是供给郊区农村作养猪饲料或自己养猪，全国每年增加几十万头猪，也是可能的。城市和郊区生猪生产增加了，加上机关、部队、学校、企业伙食单位剩菜、剩饭的充分利用，不仅可以解决当地的供应，增加企业收入，改善机关、部队、学校伙食，还可减少国家远途调运，从而节约运力、运费。此外，以剩饭、豆腐渣喂养鸡鸭来增加肉食，亦是一个办法。 + +　　城市养猪，过去卫生部门为改善城市卫生曾作了一些限制，当然因养猪不照顾环境卫生，影响人民健康是不允许的，但重要的还是采取如何指导群众饲养、防止猪瘟的积极办法，不要只作硬性简单的规定，建议卫生部门对此加以考虑研究。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3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制止工厂机关过多征用土地　黄凉尘提出三点建议”。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5.txt b/CCRD/1/3/2/0001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34b9e68e0e689622bcde6bbf6b99fb30ba89ad --- /dev/null +++ b/CCRD/1/3/2/000185.txt @@ -0,0 +1,25 @@ +# 关于政协工作的几点建议 + +　　<于泽九、徐一贯、梅贻璠、吴鸣岗、刘中和、贾东明、（联合发言）> + +　　我们是本自山东的列席人员，这次能够列席政协全国委员会二届三次会议都感觉分外荣幸。在会议前和会议中听了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首长的报告，澄清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对今后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坚定了信心获得了鼓舞。我们竭诚拥护这些报告，并愿为贯彻这些报告中的精神和指示而努力不懈。 + +　　１９５６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飞跃发展的一年。一年来，山东省、市地方政协不论在组织工商界和社会民主人士学习，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方面，不论在团结各阶层人士调动社会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方面，都作出了一定成绩，摸出了一些经验。诸如组织工商界学习的短期讲习班有的已经办完了三期，已经结业的学员有１６，３００余名。通过学习，不仅在思想上获得了进一步的改造，而且在工作中也有很多生动具体的实际表现，有很多人结业以后博得了有关归口公司和职工群众的好评，基本上达到了“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初步要求。诸如联系社会人士共４，２００余名，通过社会工作组组织他们学习时事政策，并对生活有困难的曾加以补助。不少人认识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并深切感激党和政府对他们的关怀，表示今后要打破疑虑，靠拢人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多为人民服务。当然由于我们作风不艰苦，政策水平不高，工作中还存在着很多的缺点，有待今后大力改进。为了进一步扩大与巩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我们提出以下三点意见来商榷： + +## 政协章程中应增加新任务的规定 + +　　一、政协的任务：两年来，地方政协根据政协章程七项准则和其他有关规定，协商和进行了地方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随着我国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国内阶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特别是自从去年党提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之后，我们认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因此，我们觉得政协章程应根据新的形势，增加新的任务，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似有必要写在政协章程中。同时，应适当增设一些市、县政协，以更好的调动社会力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更具体地规定协商内容 + +　　二、政治协商的内容：地方政协根据政协章程规定的精神，对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重大问题，一般都进行了协商讨论，在沟通政策思想、调动社会力量、协助国家机关宣传贯彻政策法令等方面，起了一定作用。但也由于只是一个原则规定，在工作中也产生了一些困难。因此，我们希望，全国委员会根据几年来地方政协的实际情况，对协商的内容规定的较具体些，如：除中央交议的政策、法令、条例草案之外，地方上的单行法、重大措施、指示等，凡涉及到几个阶级共同的问题，例入协商的内容，这样作不等于任何问题，不拿到政协协商就不能办，但这种重大问题的协商，是政府广泛的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政协协助政府贯彻政策法令的一种重要方法，因此，规定的具体些有好处。 + +## 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不适宜改为领导关系 + +　　三、政协全国委员会和省、市地方政协的关系：有些同志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和省、市地方政协的关系改为领导关系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更为有利，我们却不同意这个意见。理由是：党委加强对地方政协的指导是作好政协工作的关键，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８０％以上都是地方性的，都是要当地党政部门加以解决的。同时，统一战线的工作情况，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当前经验不足情况下，改为领导关系似不必要，这样实际也会减轻了地方党委的责任，很可能产生对地方政协放松领导的现象。 + +　　过去全国委员会对地方政协的指导，对开展政协工作，已经起了相当作用。今后为了把地方政协工作做的更好些，我们希望全国委员会经常发些指示，最好每年单独视察一次地方政协工作，每年召开一次地方工作会议，以交流经验，推动工作。 + +　　以上三点意见，有不当之处，希予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关于政协工作的几点建议”。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6.txt b/CCRD/1/3/2/0001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b58993349e5a7c7e882e36cdc74fb6107beac1 --- /dev/null +++ b/CCRD/1/3/2/000186.txt @@ -0,0 +1,17 @@ +# 加重责任　加强锻炼 + +　　<刘靖基> + +　　刘靖基建议：为了使私方人员更好地接受改造，更多地为国家贡献力量，可以斟酌情况，使他们多担负责任，并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培养。 + +　　＊　　　　　　＊　　　　　　＊ + +　　我完全拥护周恩来主席、陈叔通副主席和陈云、李富春两位副总理的报告，我现在就我们工商业者，在进一步改造中，如何加重责任，加强锻炼的问题，发表一些我个人的意见。 + +　　二届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是我国历史上变化最大的一年。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生产关系起了根本性变化，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工商业者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企业正在逐步向国有化过渡，个人也正在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渡。总的方向明确了，我们工商界积极的一面也更加扩大，一切都向着光明前途蓬勃地发展。但是在前进过程中，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思想和问题，例如，我们工商界中间，有些人把赎买政策鼓励我们“安心学习、安心工作、安心改造”的积极意义，变成了“安于现状、放松改造”的消极对待。在企业工作方面，有这些反映，解放前“很负责”，解放后私营时期“不得不负责”，在企业合营后，“可以不负责”。有些人把企业搞得好不好，完全依赖在公方身上，认为这就是服从领导；把生产搞得好不好，完全推在工人头上，认为这就是依靠工人阶级；过去私营时期，原材料供应不上，成品销不出去，工资发不出来，是急得要命，现在好象一切都有国家负责，安如泰山。如果企业生产经营有了什么错误和损失，要受到批评和处分，也是有公股代表顶在前面，自己好象没有什么关系。对企业不象在私营时期有血肉之感，部分上层分子，更滋长了一些骄傲自满情绪。这些作客思想和松劲现象，虽然属于少数人，但是如果不及时加以批判和克服，不但不利于国家建设，也不利于自己的改造。当然，这些情况的产生，也有一些客观原因，有的工作安排得不甚恰当，有的生活上还有一些困难，有的由于公方代表的支持帮助和信任还有不足，感到缩手缩脚。有的由于私方人员在私营时期老一套的东西已不适用，新的一套本事还没有学会，到底如何做好新的工作，还没有跟得上客观的要求。但是总的来说，还是我们工商业者自己的主动积极性不够，责任感不强，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还没有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而同样提高。这些情况的反映，正是说明了我们工商业者改造的艰巨性。因此，我们现在不但不应该“安于现状，放松改造”，而是更要面对生产，以企业为基地来“加强学习，加紧改造”。 + +　　为了使我们私方人员更好地接受改造，更多地为国家贡献力量，除了加紧理论政策学习，加强私方人员守职尽责教育，认真健全和建立必要的工作制度和奖励处分办法以外。我认为还要对我们私方人员加重责任，加强锻炼。因此，我有个不成熟的建议：在有党委组织的，已建立民主管理委员会的工厂，和具备一定条件的私方人员，帮助他们切实多负起责任来，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进一步的锻炼和培养。使他们在加重责任的基础上，来深入地学习新的行政领导和经营管理方法，即使国家因为要抽调出一部分已投入合营工厂的干部力量到更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而没有新的公股代表派下来的时候，国家就可以把这些正在培养的已有一定条件的私方人员，支持他们在企业党委和上级机关领导下，工会支持和监督下，担当起国家交与他们重大的光荣责任。从边做边学的实际锻炼中，培养他们逐步成为一个名符其实对国家负责的国营企业干部，尤其是要注意提拔有条件的职工充实企业行政领导。这样，可以使我们私方人员，摆脱依赖思想，建立起独立思考，主动积极的精神，把过去对私营企业“很负责”的态度，更好地来关心和热爱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为祖国建设服务。 + +　　这样的提法，我最初觉得早了一些，但是仔细想一想，在定息以后，生产关系已有了根本性变化，企业正在向国有化过渡、个人正在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过渡，方向早已明确。在这个过渡时间，早做一些积极性的准备工作，是有好处的。况且我是建议对具有一定条件的企业和私方人员，作为对象先进行培养。而不是全面铺开。这些已有一定条件的私方人员，在企业党委和上级机关领导下，在工会支持和监督下，能够担当起国家交与的更大责任，就更体现在公方领导下，加重了责任，加强了锻炼，加紧了改造。至于一般还没有派公股代表的工厂，由于情况各有不同，当然要根据具体条件，另行研究。我这些意见是不成熟的，不妥当地方，请各位批评指正。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4日，原题为：“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加重责任　加强锻炼”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7.txt b/CCRD/1/3/2/0001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4edafb22a4957af20bb5679d7b18c1a3e5ca82 --- /dev/null +++ b/CCRD/1/3/2/000187.txt @@ -0,0 +1,57 @@ +# 从民革二中全会看民革內部思想情况 + +　　<新华社記者、余志恒>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員会第三届中央委員会第二次全体会議，从３月２５日到３０日共开了六天。会上比較突出地反映了一些人对肃反問題、“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等問題的意見。 + +## 对肃反不滿 + +　　邵力子对肃反很不滿意，幷且反对再搞肃反。他曾在民革二中全会中三次激烈地公开反对肃反。第一次在李济深的“工作报告”中曾指出“有人怀疑既要爭取和平解放台灣，为什么又要搞肃反，豈不是矛盾嗎？ ＂报告指出这是不对的。而邵力子則反对这样写，因为他認为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够認为不对，因此把这句話删掉了。邵力子説，毛主席曾經在最高国务会議上講过了是人民內部的矛盾，为什么还要搞肃反呢？第二次在討論民革的决議时，决議中曾有对肃反的估計，認为肃反运动有很大成績。邵力子認为不能这样提，肃反不能提“运动”，因为一搞运动就只有偏差，更何尝談到成績。他説，他在政协的决議中就提出过意見。結果把民革决議中对于肃反成績的估計删掉了。第三次在座談民革業务时，談到民革的組織工作要貫徹“有反必肅，有錯必糾”的方針，邵力子也反对这样提，他覚得在决議中已提到“有反必肃，有錯必糾”，就不应在組織工作中再来提。邵力子还說：民主党派絶对不能搞肃反，要向統战部力爭。 + +　　邵力子这种激烈反对肃反的情緒感染了不少人，并且在他發言后立刻就有晏勛甫、李志强等的支持响应，同意他的看法。同时还有一些旧軍政人員在小組提出許多事实説明肃反搞錯了，肃反不能再搞。 + +　　龙云对肃反問題也有意見。他在民革大会發言中説，从三反五反到肃反，各地組織有些成員被傳訊、被逮捕，而我們組織負責人不按一定程序去問清楚，却張惶失措，停止党籍或开除，这是錯誤的。龙云説，民革成員多半来自旧社会，社会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但吸收时是經过一定程序的，情况大概知道，入党后發生問題用不着張惶失措，要弄清楚，証据是否确实。組織对組織事前不通知就不好，互相监督还要互相尊重，才有助于团結。一个普逋公民在宪法公布后違反人身自由也是違反宪法的。 + +　　有些人不仅口头反对肃反，并且准备翻案，积極搞平反。如最近准备下去視察的許宝駒（民革中委）要到江西去搞高鋞案，还有譚惕吾要在北京搞电力工業部一个案子。 + +　　民革中委田竺僧（湖北政协常委）説：“有一民革成員公安部門説此人將被捕，要我們先开除党籍，不料开除了很久还未逮捕，去問肃反部門，檢查此人問題已交代清楚，不逮捕了，使得民革的工作很被动，成員也有意見。 + +　　有人説，鎮反时我們“六亲不認”，旧朋友写信来也不敢囘信，怕引出危險来。人与人之間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有些人認为：肃反运动的方針虽好，但有的地方偏差很大，应該根据毛主席今天提出的“有錯必糾＂，把問題搞清楚。有人説，民革没有搞肃反，这有什么坏处呢？没有搞也没有發現反革命。并説，肃反工作是要做下去的，但肃反运动不能再搞。 + +　　黄紹竑説：“根据兩年来視察司法工作的情况来看，反革命案件中有８０％是与旧国民党軍政人員有关的，其中絶大多数是中上層，有些不是反革命也判成反革命，有些判得过重。＂他説：“民革对反革命根源了解得多一些，談到發揮监督作用，在这个方面也很重要，要使政府判罪按法制办事，恰如其份，没罪的为他們申冤，这样不但能發揮监督作用，对解放台灣也能起好的影响和作用。 + +## 关于“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問題 + +　　不少人覚得民主党派还是須要共产党領导的，但更多的人强調民主党派要組織独立、政治自由。关于监督問題，有以下几种看法： + +　　（一）民革中委晏勛甫認为，“政治自由、組織独立是与接受中共領导有矛盾。”他説：“你也是党，我也是党，我怎么能給你領导。＂他認为共产党領导各民主党派没有法制根据。广州民革宣傳处处長譚明昭説，有的群众反映：長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是否还是領导与被領导的关系？还是核心关系（即兄弟关系）？如果是核心关系，就没有頌导与被領导的关系。他説，比如我們説以苏联为核心的和平陣营，并不等于苏联和和平陣营的国家是領导和被領导关系。 + +　　（二）强調对一方面监督（即监督共产党）。（三）邵力子主張，要互相监督必須定出制度。他認为要真正实行监督，民主党派的組織必須下到区、乡，在区、乡建立民主党派的基層組織。他説，因为問題都是出在下層，如果民主党派没有基層組織，就没有办法实行监督。有不少人要求大量發展組織，多联系社会人士，以扩大政治力量和政治影响。龙云說，为什么要説巩固与發展相結合，难道發展与巩固相結合不更好嗎？他唯恐發展强調得不够。但也有些人認为民主党派人数少，經費不够，干部地位低，主張不向下發展。 + +　　龙云説：“要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是有顧虑的。共产党水平高，学習好，对我們监督容易，我們监督共产党就不容易了。＂ + +　　民革中委袁全章（甘肃司法厅副厅長）説：“長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針，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完全貫徹下去，去年甘肃中共召开过一次厅局長会議檢查思想，很多人搞不通，統战部召开統战会議檢查，也貫徹不下去，到現在机关方面也不是貫徹得很好＂。 + +　　关于有职有权問題。民革中委、副秘書長刘孟純説，在旧社会，在我自己职权范圍内，一紙命令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認为这样才算有职有权。今天，無論做什么事要走群众路綫，要靠集体領导，处处疙疙瘩瘩，人人有权，人人無权。我看就是一个共产党員做了部長也是如此。因为他有組織的領导，不能随意而行。民革候补中委苏从周説，在机关中首腦們决策的会議，民革高級領导不能参加，因此体会政策不深。他建議：在制度上应考虑叫民主党派的副职参加决策的会議。广西民革副主任委員吕体义（广西交通厅副厅長）説：“在机关中，党与非党还是界限分明，檢查了統战工作也还未很好貫徹，民主党派也还有不敢説話的，因此双方有責。＂山西省楊自秀說，党外人士作副厅長的不能看电报。民革中委馮伯恆（广州市体委副主任）說：“过去我在民革机关工作，現在我在行政机关工作。中共党員与我們界限分明，説我是党員，你是非党員，这样叫我积極工作也就要打折扣了。今天誰不想为社会主义發揮积極性，但請纓無路，要見共产党的負責干部一面都十分困难。广州市体委办公室十八級干部，１９４８年入党，很多材料不給我看，对逼死一个青年团員这件大事，到第三天才告訴我，太不尊重党外人士了。所以我对党支部坚决不妥协。过去統战部一个小干部来到民革，指东划西，就会使得你工作無所适从。“他还説：“民主人士没有政治風度，为了名誉地位，唯唯諾諾有意見不敢提，怕説錯了副市長就完蛋了，这就是没有政治風度。 + +　　自从“長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針提出后，民革各地干部思想很混乱。民革候补中委張平江說：“这一方針提出后，有些人趾高气揚，对民革的工作热中起来。有的支部与机关中共党委关系不融洽，借此报复挑剔。＂湖北、江西、广西、广东、四川不少人反映：“这个方針提出后，一方面民革成員强調組織独立、政治自由，否定接受中共的領导，另方面地方統战部对于民革的工作也不如以前那样負責了，使得民革工作遇到很多困难＂。 + +　　蔡廷鍇对于广东統战工作的意見，他說：“很多抗日紀念品“(如銀盾等），我放在广东乡下存着，在土改时当地把这些紀念品卖了，我曾反映給統战部，但統战部不管。还有我建筑一房子留紀念，結果磚被拆来卖了，我老婆的墳墓（在乡政府旁）也被拆卖了，广东統战工作做得不好，我自己是不是統战的一員呢？自己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别人？ + +## 关于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問題 + +　　有些人在这个問題上，敌我不分，把台灣問題看成是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翁文灝在民革大会上發言說：“毛主席英明地指出：敌我之間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現尚存留的矛盾在性質上是根本不同的，因而处理方法也不能相同，敌我矛盾是有对抗性的，人民用專政方法以还击敌人，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是非对抗性的，經过协商説服和其他和平方法，終究会达到团結，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使用專政，而是用有領导的民主政治，所有权利都有宪法保障。这是一个極为偉大的指示。用这个标准来看台灣国民党領袖人員的地位，在未囘国之前是否要当作敌人看待呢？我以为不应当如此想像的。＂所以他説，对于台灣当局“只有友情，毫無敌意。＂翁文灝的發言全文被登在３月２９日香港文匯报和大公报的第一版头条。民革候补中委曾震五也曾在大会上發言說：“解决台灣問題，一定要貫徹毛主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首先要有关怀他們拯救他們的精神，把他們当成是大家庭中的一群没有受好教育、誤入歧途的孩子，我們現在要把他拯救出来。因此要喻之以理，动之以情，曉之以势，叫他們認識到只有和平解放台灣囘到祖国怀抱才是一条唯一的生路。要同情他們的处境，帮助他們解决困难，消除顧虑。 + +　　張治中在大会發言中分析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可能性时談到蔣介石，他説，蔣介石个人主义很强，随机应变，他决不会不顧一切蛮干到底。張治中説，因为蔣介石的家庭覌念很重，他很爱他的兒子、孙子，他如果有一条路可走就一定会走，不会蛮干到底的。他强調説，台灣軍队还是为蔣介石控制，用黄埔来号召黄埔是有作用的。張治中还在大会上強調說：“我听毛主席講話从来未提蔣介石三字，都是称蔣先生、蔣委員長，并且还要出蔣委員長書籍。＂ + +　　民革候补中委陈鉄（貴州政协副主席）說：張治中副主席發言中說台灣官兵蔣介石不能完成控制的看法，与同总理所講的他們內部有矛盾、官兵有爱国心的政策精神不合，要修改一下。蔣在大陆，几百万軍队都垮了，不相信他能控制。 + +　　張治中对于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工作很积極，他主張要加強对台灣的研究工作和宣傳、通訊联絡工作。他建議是否把民革的爭取和平解放台灣的机構放到政协里去？ + +　　黄埔軍人也很积極。民革候补中委舒宗鑒（国务院参事）說，民革应建立一个專門机構，配合軍委敌工部設在港澳，專为做通訊工作。 + +　　还有人反映：梁国强在台任交通部顧問，現囘到喬港。他对人說，台灣控制严，很多人想囘来没有办法。建議民革中央与統战部商量，在港設一机構，由中共領导各党派参加进行对台工作。 + +　　还有人建議，大陆上的旧国民党立法委員是否可联名給台灣的立法委員一封信，广播出去可能發生影响。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91期，1957年4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8.txt b/CCRD/1/3/2/0001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fc068581212e5b3e701b1aeabb0b29ca44d318 --- /dev/null +++ b/CCRD/1/3/2/000188.txt @@ -0,0 +1,127 @@ +# 劉松章向黨中央提出的關於改善農民生活狀況的十項建議 + +　　增加農民實用口糧；在副業問題上，國家應“讓路給農民走”；撤銷對農民的過嚴禁令；調整物價；調整稅率；食品供應應城鄉兼顧；增加中等學校以上的助學金；縣以上黨委設一個政治參謀部，以了解人民生活疾苦，並提出解決辦法；縣以上的黨委負責同志，每年在青黃不接、數九塞天、舊曆年關下鄉訪問農民。 + +　　中共文登縣常委、萊陽地委、省委書記處並轉中央： + +　　此信不申黨的豐功偉績，只述跡象建議。 + +　　我是一個因病久居農村——住富貴村的一個黨員。一年來的農村生活是我印象最深的是：農民生活太苦了。 + +　　現在我就把我的所聞所見反映給黨，並提出關於改善農民生活狀況的一些建議。 + +　　（一） 增加農民實用口糧 + +　　富貴鄉的口糧標準是三百八十斤（地瓜折在內算）。去年富貴村每人實攤口糧是四百斤。可是，今年該村（即1956年）麥收前後，八十四戶社員中就有七十三戶向國家買糧。 + +　　農民口糧不夠吃的原因有三： + +　　1、 統購時他們的家底被挖空了，因此連年吃探頭糧； + +　　2、 合作化後，新的生產關係促進了社員的生產積極性，他們一年三百六十五日除狂風暴雨、大雪封門外，一律幹活。幹的多吃的就多； + +　　3、 吃“單幹”糧的時期過長。過去，不到“天社”時即刨一些地瓜混著苞米吃，但辦起社後就不能如此，一直要等到秋分後分配才能吃，所以有些浪費。 + +　　因此建議： + +　　1、 農民的口糧標準放寬一些； + +　　2、 社裡除大馬外，對一般農戶的牲口不要積樁。少積一個，社裡就可少扣一部分飼料，少扣的糧食可多分給社員。牲口放在私戶餵著，喂主可利用一些代用品，這樣即可節省一部分糧食； + +　　3、 多種早熟糧等。 + +## （二）在副業問題上國家應“讓路給農民走” + +　　為了使農民增加收入和活躍市場經濟，除領導農業社搞一些有利於農業的副業和手工業外，最好支持農民推車荷擔，搞溝通有無式的販賣，例如： + +　　1、 雞子應該讓農業社收買（文登縣有這個禁令不准農業收，只准食品公司買）； + +　　2、 國營公司在小市集的海產攤鋪可以撤銷，把海產批發給農業社副業組； + +　　3、 准許和支持農業社甲乙兩地購通有無。如膠東半島東部出產的海貨西部很喜歡，黃、掖縣的一些特產東部縣又需要，若是他們能夠按照政府規定的手續去販賣的話，是一件一舉百利的事情。 + +## （三）撤銷對農民的過嚴禁令 + +　　1、讓農業社的·1鐵輪大車同性。文登區在1956年春下了禁令：鐵大車不准在公路幹綫和便道上同性，農民對此很不滿。農民不滿的並非禁行，而是官民兩樣。一年來，糧庫運糧，公家蓋房拉腳都可批准通車，而農民的鐵大車就不能通行。他們氣的說：“這真是只准官家放火，不准民家點燈。” + +　　2、農民在自留地裡種的花生和秋田孩子在地裡拾的花生應叫農民自由處理。但入秋以來，文登黨政，蹭三令五申的指示區幹部在集上向農民罷賣，惹得農民紛紛不滿。 + +　　文登全縣95%左右的農戶都加入了合作社。在花生問題上，種、產、銷等方面，都有計劃畝數，產量指標，收購數字。做為集體的農民，他們按國家計劃做事，就盡了農民對國家的應有義務，因此，國家不應再從農民手裡去扣那十八斤花生。對農民過於刻苦有什麼好處呢？ + +　　（四）物價調整 + +　　1、下列物資最好減價 + +　　（1）農民常用各類膠鞋減價15%左右； + +　　（2）農民日用四色布（青、藍、白、灰）減價15%至20%； + +　　（3）農民日用火油、鹽減價10%左右。 + +　　2、因減價使國家收入減少的虧空，用下列辦法補充： + +　　（1）進口手錶提價100%； + +　　（2）呢子、毛綫、一等毛毯等提價50%到70%； + +　　（3）汽、火車及海運的客運票價提高25%左右； + +　　（4）飛機的客運票價提高50%左右； + +　　（5）自行車提價25%左右； + +　　（6）貴重食品類，只要在供應上顯得供不應求的，提價15%到20%； + +　　（7）在公共建築中，除廠房外，一般在原價造的計劃中削扣15%左右，削減後引起的質量問題，從節約和勞動競賽中解決； + +　　（8）壓低國家全年的辦公費。在省和中央兩級，有些盛大的宴會盡量減少。就是須擺大酒宴，盡量少請人。在牟平縣志上有這樣一段民謠：官家一酒席，農民半年糧。此謠雖是對舊官府說的，今天我們重溫此謠時，也不無教益。 + +　　（五）調整稅率 + +　　1、自行車應徵牌照稅； + +　　2、屬於農業社肩挑小販的販賣者，不徵行商稅，最好改為座商稅，稅率為5%。 + +　　（六）食品供應應城鄉兼顧 + +　　1、農民家裡過喜事，不開條就割不著肉。但到像文城這樣的小城市就大不相同； + +　　2、對農村病災戶的細糧供應上應放寬些。 + +　　（七）增加中等學校以上的助學金 + +　　因合作化上半年限制的過死，一般農民手中無錢，有些中學生讀書困難。因此今年國家應增撥助學金。 + +　　（八）普遍做一次政治情況調查 + +　　以像為起點，調查下列兩類情況： + +　　1、 自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始，有多少戶、人被我們打擊過。如殺的、坐牢的、判刑的、鬥爭的、管制的（包括應該打擊的和錯打擊的兩面）。 + +　　2、 偽軍官和舊軍官數。 + +　　調查後，下至鄉村，上到省級機關，一律備出檔案，以便新到的幹部或老幹部參考。 + +　　（九）縣以上的黨委設一個政治參謀部。此部的幹部應把他的戶口常年落在群眾中，他的主要任務是及時視察人民群眾生活上的一些問題，並提出初步的解決辦法。 + +　　（十）黨在關切人民生活上應先做好兩件事情： + +　　1、責成黨刊、報章經常宣傳表彰關心群眾生活疾苦的幹部，樹立學習榜樣； + +　　2、縣以上的黨委書記，最好在每年青黃不接、數九寒天、舊曆年關的三個時期下鄉訪問。下鄉時，要脫下呢子服，換上粗布衣，脫掉皮鞋，換上布鞋。下鄉時不要乘車，最好步行。過去清朝劉同勛化妝私訪的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我寫到此處又聯想起兩句古詩： + +　　朱門酒肉臭， + +　　路由餓死骨。 + +　　當然，在我們共產黨執政的今天，無論如何也不能弄到封建王朝時期的情景。但現實的情況卻有這樣的事實； + +　　畫見管家肬飯飽， + +　　夜聞農民饑寒聲。 + +　　黨，我們雖然過去給人民做了數不盡的耗時，但決不能因此而自滿，一句話，要求當採取有效措施，改善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生活！ + +　　山東省文登縣文城鎮劉松章簽字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0期，1957年1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89.txt b/CCRD/1/3/2/0001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712e2aea78bf7c0e3b92929bff3d8e3c1ed8a2 --- /dev/null +++ b/CCRD/1/3/2/000189.txt @@ -0,0 +1,51 @@ +# 愈辩愈明——记民革三届二中全会关于几个问题的争论 + +　　<《人民日报》记者> + +　　３月２５日到３０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了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到会的委员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周总理在政协的报告，对国内外许多大事的认识都更加明确，对一些问题不完全相同的看法，经过讨论，基本上趋于一致。 + +## 人民内部矛盾为什么今天显得突出？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讨论得很为热烈。 + +　　为什么现在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显得突出呢？看法有多种。 + +　　有人认为：过去，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这些斗争中有偏差，整错了人，他们以前不敢说话，现在敢说话了，内部矛盾因而紧张起来。 + +　　有人认为：过去的工作成绩虽然是主要的，但缺点也是很多很严重的，特别是许多地方的某些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群众的问题得不到及时的、妥善的解决，所以内部矛盾紧张了。 + +　　大多数人认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剥削制度基本消灭以后，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反映出来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就突出了。譬如，过去的学校里多半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子弟，现在工农子弟都可以念书了。制度使大家翻了身，可是经济事业、文教事业都还赶不上来，因此发生矛盾。在思想方面，主观不能和客观适应。在大变动时代，客观形势发展很快，一般人思想赶不上。另一些出身于敌对阶级的人，经过土地改革、肃反斗争，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些人的思想还没有完全改变，旧的敌对阶级的思想还相当浓厚，常用旧眼光看问题，主观和客观距离很大。人民内部矛盾也从这方面表现出来。 + +　　大家也谈到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少人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知道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性质不同。人民内部有矛盾，很自然，并不可怕。只要认识了它，也可以解决它。解决的办法，有人提出：人民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只要能够解决的，就应当解决；应当解决而一时不能解决的，要向人民讲清道理；如果有人提出了不合理的要求，还应当作必要的解释。有的人说：解决内部矛盾，要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要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必须厚责于己，薄责于人。 + +## 台湾问题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 +　　讨论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大家认为，台湾和平解放有可能，都表示愿意在和平解放台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热情很高。但对台湾问题的性质，最初也曾有过不同的看法。这不同的看法是：台湾问题是敌我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　　认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是少数人，他们的主要理由是：既然对台湾提出“爱国一家”的号召，一家人，当然是人民内部问题。所以应当“只有友情，毫无敌意”。 + +　　认为是敌我问题的是多数人，他们的理由是：虽然台湾内部在动摇，相当一部分人倾向祖国，但台湾当局对我们到现在还处在战争状态。蒋介石还投靠美帝国主义，他还打算复辟，特务还在经常派来。所以台湾在解放以前，我们与台湾当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敌我矛盾。 + +　　李济深主席最后发言中也肯定地说：台湾问题是敌我矛盾，但是，这个矛盾是可以转化的。如果台湾当局接受和平解放，敌我矛盾就转化成人民内部问题了。 + +## 怎样对待肃反？ + +　　肃清反革命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肯定了过去肃反的成绩是主要的，并且拥护“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 +　　在讨论中，曾有少数人认为：要肃反，由公安部门“肃”，不要发动群众搞运动。走群众路线，容易过火，造成偏差。 + +　　但大多数人认为：肃反运动必须广泛发动群众来进行，这样既能分清敌我，又能教育群众。只有在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才能彻底肃清反革命，也才能防止或减少偏差。有人在会上还举出了一些现实的生动事例，说明发动群众进行肃反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 +## 民主党派能监督共产党么？ + +　　谈起“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问题，也有所争论。争论是对共产党能不能监督？ + +　　一种意见是说不能。另一种意见是说能。 + +　　认为不能的人说：对共产党批评，有顾虑。为什么？因为：一、共产党水平高，政治强，自己水平低，政治弱，批评有困难。二、共产党员接受意见，爱听的才听。特别是下边的一些共产党员，水平低，不辨是非，提了意见白费。 + +　　认为能的人说：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是领导我们国家的核心力量，政治水平自然是高的，因此，我们必须切实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向共产党学习。但是，民主党派联系着一定的社会阶层，可以代表他们的正当利益，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这有利于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至于对共产党能不能批评，肯定是能的，共产党也一向欢迎人家对它提出批评。我们应当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尽量反映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谈到这个问题，有一位在政府机关担任局长职务的民革中央委员说，他所在单位的中共党支部制订职工学习计划，规定每周学习六次，他认为太多，后来还是照他的意见减少为四次。但是，我们的意见不一定全部是正确的，有时由于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关系，难免有片面和不正确的地方，所以不能要求共产党全部照办。当然，也有个别共产党员对民主人士还不够尊重，听取意见还不够虚心，应该善意地帮助他们。互相监督，不能理解为互相对立。 + +　　在会上，也谈到了如何更好地实现互相监督。许多人都说：归根到底，应该把我们的思想改造放在第一位。没有这一条，就无法作好工作。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0.txt b/CCRD/1/3/2/0001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d25394a7dee3f7cec9dd3b8b4d2e9093284abb --- /dev/null +++ b/CCRD/1/3/2/000190.txt @@ -0,0 +1,15 @@ +# 上海一资本家要求赎买二十年 + +　　新华社上海26日讯 上海原中国国货公司和萃众织造厂（出产四一四毛巾）的资本家李康年，最近向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份长达六、七千字的建议书，要求国务院对资本家实行赎买二十年的政策。 + +　　建议书中提出取消定息办法，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发行额为二十二亿元（据他说，这是根据去年12月31日新民报晚刊的报道，全国资产阶级在合营企业的股本约占二十二亿元）。存单类似公债券，按资本家的股金以无记名方式发行。持有存单的资本家从1958年起，没季兑现一次，共分七十二次，直到1975年第四季度兑讫。 + +　　李康年在提出这一建议时，例举了十九条理由，认为这些都是实行定息政策所引起的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些理由中最主要的，是认为目前实行的按每年5%计算的定息办法，“应嘎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如果只至1962年为止，似觉赎买还未完成。”（理由第七条） + +　　在第十七条中，他有进一步作了阐明。他说：“息着子也，有子必有母，有母斯有子（天下有无子之母没有无母之子）。因为母体有限，子体无穷，故赎买必赎其母，而不必赎其子。”根据这个理论，他认为有人把解放后所得的股息、红利、四馬分肥等等都算作赎买不能折服，必须照顾全部股金来赎买。“赎其母而子自绝，而赎买之目的乃可以完成”。 + +　　他还认为，定息的存在，会被认为“尚留着剥削的残余”，“定息一日不停，争议一日不休，以致不能发挥工商界的积极性。如按照他的建议，只要把存单在1958年内发完，工商界的剥削尾巴就完全断绝了。因为“此时资产阶级手中，只多了一些赎买存单，其性质与国家公债大同小异”，因而资产阶级就立刻会神奇地变为“自食其力”的人，改造和赎买也就神奇地完成了。 + +　　这个荒谬的提议，现在民建会上层分子中正在关起门来讨论，据说拍手叫绝者颇不乏其人。（张家炽）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62期，1957年3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1.txt b/CCRD/1/3/2/0001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8d7b49ea28acd927f86f1ac2f1f5fcca5f8c44 --- /dev/null +++ b/CCRD/1/3/2/000191.txt @@ -0,0 +1,33 @@ +# 积极安排和调整今年的工业生产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各工业部门和各地都在根据国家计划安排和调整今年的工业生产。１９５７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大约比１９５６年增长５．６％；这个增长速度显然低于１９５６年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我们应该怎样安排和调整今年的工业生产呢？ + +　　这里，首先回顾一下１９５６年的情形是很必要的。１９５６年我国在工业生产战线上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轻重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很大的增长，并有载重汽车、一万二千千瓦汽轮发电机等重要新产品试制成功投入生产。多数产品的质量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各地手工业，在合作化之后生产也有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却出现了原材料、燃料、电力供应的紧张状态，各种重要生产资料消费量的扩大，都超过了它们的生产量的增长。因此，在安排和调整１９５７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时候，必须考虑怎样保持基本建设和生产资料供应的平衡，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资料供应的平衡，加工工业扩大再生产和原材料资源之间的平衡。 + +　　１９５７年我国工业主要原材料和燃料的供应状况仍然相当紧张。原煤的产量还不能充分满足需要。生铁、钢材、木材的生产虽有不小的增长，但由于去年耗用库存较多，今年分配作生产经营用的数量也不能高于去年的水平。棉花、油料、麻、甘庶、甜菜等经济作物由于去年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加以农民留用量和农村加工副业的需要增加，相对地减少了国家收购数量，影响纺织工业和食品工业的原料不足。其他轻工业由于农畜产品和进口原料的供应减少，在发展上也有一定的困难。由于原料资源的限制，和国家今年基本建设规模调整以后对机器设备、建筑材料等产品需要的减少，１９５７年我国工业生产总值计划的增长速度不能不相应地放慢，大约只能比１９５６年增长５．６％；部分产品如棉纺织品、大型农具等生产还要比１９５６年下降一些。 + +　　大家知道，工业发展的速度并不决定于我们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我国农业和基本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决定于现有企业潜力的发挥和基本建设的新增能力，而这些因素又要建立在整个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协调的高涨上面。首先，轻工业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大部分轻工业产品和一部分重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在农村，我国出口贸易和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农业；因此，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仅直接关系到工业的原料供应和市场，而且在财政收入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也影响和制约着整个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例如，去年棉花生产和收购计划未能完成，使今年棉纱产量将较去年减少四十万件以上，这就不能不影响到今年工业发展的速度。 + +　　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还决定于重工业，特别是燃料、动力、冶金、机械、建筑材料、基本化学等工业的建设速度，而其中采掘工业（如煤、铁、有色金属、石油、木材）的发展又是一切加工工业（如机械、金属加工、轻工业）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我国采掘原料工业的基础薄弱，除了现有企业发挥潜力以外，新增加的生产能力要有勘探清楚的资源、巨大的投资、较长的建设时间和足够的技术力量等条件，不是一年二年就可以发展起来的。 + +　　虽然今年工业生产的速度要比去年慢一些，但是，全国工业总产值已远远超过五年计划原定的１９５７年水平。如果同１９５５年比较，则已超过３４％以上。１９５６和１９５７两年内，每年平均的增长率达１６％。这样的速度仍是相当快的。而且今年计划中生产资料的增长较多（较去年约增长８％左右）。其中最重要的原材料如：生铁增长１６．６％，商品钢材增长１６％，煤增长１１％，原油增长２９％，木材增长２２％。消费资料的生产因受农业原料的限制，虽然只增长了３％，但是这个增长速度在今年的具体条件下也是积极的。同时，今年计划中对采掘工业和冶炼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等方面的安排也比去年更合理一些。因此，主要的物资供应基本上取得了平衡。虽然这是紧张的平衡，在某些原材料的需要和资源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通过大力的增产节约，就可以缩短这个距离，使它接近平衡。为了做到这一点，在执行国家计划时，一切生产原材料的工业，应该尽最大的努力来增加生产，同时注意它们本身使用原材料的节约；一切加工工业，应该尽最大的可能来节约原材料，并利用节约下来的原材料，生产出更多的产品。（⑴⑵） + +　　为了增加原材料的来源，各个工业部门，特别是地方工业，应该充分发挥增产原材料的积极性。例如，地方工业应该根据资源、技术、设备、资金等可能条件，积极恢复、扩建或新建一些小型的煤矿、金属矿、炼铁厂、建筑材料厂等等。中央有关部门应该从发展方向、技术指导、交通运输等方面予以协助。最近湖南、山西等地发展炼制土铁生产，上海、天津等地利用国产硼镁矿石提炼自制硼酸、硼砂成功，上海、江苏等地工厂着手自制有条件生产的多种化工原料。这种积极主动开辟原料来源的精神是值得提倡的。各级工业部门和企业都应该主动地想办法，来组织和找寻原材料。 + +　　加强农畜产品的采购工作，特别是棉花、油料、麻、羊毛、皮张等重要物资的采购工作，对扩大轻工业原料资源具有重大的意义。商业部门应该积极采取措施，完成和超额完成原定的采购计划。进口原料方面，对外贸易部门也需要及时订购，争取早日运到，以保证工业的正常生产。 + +　　在原材料的节约和合理利用方面，存在着很大的潜力，这已被目前增产节约运动中无数生动的事例所证明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就是许多生活资料的生产，必须利用各种各样的原材料，生产多种多样的产品。例如，黑铁皮和铝壳的热水瓶，在目前金属缺乏的情况下，就可以多用些竹壳、胶木壳或其他材料的外壳来替代。口杯和食具可以多发展些玻璃、陶瓷的产品，而压缩些用金属材料的产品（如铝器、搪瓷），以便把金属用到更重要的地方去。罐头食品的肉类供应不足，还可以多采用禽类、水产、水果、蔬菜等原料。总之，需要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和开辟多种多样的原料资源，增加生产，满足社会的需要。 + +　　在原材料紧张的情况下，各级物资供应的部门，对正确地进行平衡分配工作，及时供应生产和建设的需要，负有重大的责任。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各方面的实际需要，分清轻重缓急，照顾各地区、各部门的特点，做到合理的分配。在物资不足的时候，对于维持生产和生活必需的部分，应该优先供应。对广大手工业生产所必需的原材料，也要加以重视和照顾。 + +　　为了共同防止和消灭人为的原材料紧张现象，各部门、各地区和各企业，必须积极克服从本位主义出发的隐瞒库存、弄虚作假、囤积居奇、相互封锁等不良作风，坚决服从上级的调配，加强协作，互相支援，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统一领导的优越性。 + +　　原材料缺乏或任务不足的企业，应该利用各种办法，积极地维持生产，力求少减产、少停工。例如，轻工业在适合社会需要的原则下，可以改制或试制一些用料不多、费工较大的优质优价的产品；还应该注意利用各种次品和废料，加工成有用的产品。机械工业可以多搅些修配、协作加工或服务性的业务。设备比较落后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如土油坊、土糖坊、轧花厂等），应该加强技术指导，交流先进经验，积极提高原料的成品率，注意利用废料。 + +　　各工业部门和企业在安排和调整季度计划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全年的均衡生产，避免前紧后松或前松后紧的现象。某些企业必须局部停工减产的时候，对于多余的劳动力，要作合理的安排；对职工要正确地解释停工减产的原因，认真地充分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各级劳动机构应注意做好各部门之间劳动力的调剂工作，尽量减少国家和职工在经济上的损失。 + +　　在安排和调整今年的工业生产的时候，某些行业由于原材料供应的限制，是会遇到一些困难的。但是，这是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暂时的局部的困难。一切从事工业生产的同志们，都应该充分估计和运用各项有利的因素，充分发动和依靠职工群众，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想尽一切办法积极地安排生产，千方百计地挖掘增产节约的潜力，同时注意调整各经济部门间的比例关系。这样，我们在今年的工业生产中，就不但可以克服困难，而且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2.txt b/CCRD/1/3/2/0001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d3c7282cd3639e52a8da370fd3a40368bb3d50 --- /dev/null +++ b/CCRD/1/3/2/000192.txt @@ -0,0 +1,11 @@ +# 上海工商界人士纷纷申请去香港 + +　　新华社上海27日讯 随着国家民主生活扩大和对出入港澳手续的放宽，上海工商界与香港有联系的上层分子纷纷申请去港活动。有的人去香港，除了私事外，也做了一些争取外汇等有益的工作。如申新副总经理吴中一去香港后，那边熟悉它的一部分人原来准备在台湾有变化时向国外跑，现在一般都作了向大陆跑的打算。据吴中一自己回来说，他妹夫施龙是在美国研究导弹的工程师，争取回国的可能性较大。吴蕴初之子吴志超此次去港主要是了解香港天厨味精厂的情况，同时也准备弄笔外汇回来以及设法动员他的岳父、颜料房地产大王贝兴楼回来。据吴的妻子说，吴在港争取外汇的任务已完成，并且带了一些半导体收音机等用品，要求准予进口。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简日林反映：全国政协委员劳敬修正在香港对该公司董事周寿臣做工作。周寿臣在岗很有声望，但思想一贯反动，自从劳敬修和他交谈后，已有所转变。 + +　　但也有些人，以公私兼顾的名义去香港作些私事，甚至有人对我不满，一去不回。据刘念礼等反映。原宗德贸易行经理周孝存去年去港争取其父周宗良（颜料大王，有几百万美元的财产）回来，至今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买了新汽车在欧洲到处游历。郭棣活之弟郭棣超去年去港后也不回来了，据说他已在前上海毛绒厂的洋老板高莫叔（译音）所开的信昌洋行任职。上海工商界中反映，郭棣超离滬是我们工作为做好的结果，特别是在他已被安排为国家干部后又到英商企业去工作，影响很坏。据了解郭之去港，主要原因是其妻为英国人，平时邻居时常讽刺她的孩子为“小杂种”，并向他们投石子，出外旅行也受到多方留难，因而心中颇为不满。 + +　　目前还有不少资本家准备去香港。郭琳爽已领到出境证，准备在全国政协会议后立即出发（郭的子女大多在国外）。刘鸿生的儿子刘念礼也已领到出境证，约在秋季赴港与其妻会见。据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丁忱月，刘念礼出去后，回来的可能性很少。此外，简日林、刘清基、郭秀珍等也跃跃欲试，但有的尚在看苗头，有的怕完不成任务而有所顾虑。 + +　　目前工商界中对出入香港问题看法不一。有的主张放手，认为去香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影响。但有人认为不宜提倡去香港，主张多提倡自费去苏联旅行。（张家炽）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63期，1957年3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3.txt b/CCRD/1/3/2/0001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ab8283ca5b70f84e848884e5617834d677a46e --- /dev/null +++ b/CCRD/1/3/2/000193.txt @@ -0,0 +1,13 @@ +# 上海工商界人士纷纷申请去香港 + +　　<张家炽、编> + +　　新华社上海27日讯　随着国家民主生活扩大和对出入港澳手续的放宽，上海工商界与香港有联系的上层分子纷纷申请去港活动。有的人去香港，除了私事外，也做了一些争取外汇等有益的工作。如申新副总经理吴中一去香港后，那边熟悉他的一部分人原来准备在台湾有变化时向国外跑，现在一般都作了向大陆跑的打算。据吴中一自己回来说，他妹夫施龙是在美国研究导弹的工程师，争取回国的可能性较大。吴蕴初之子吴志超此次去港主要是了解香港天厨味精厂的情况，同时也准备弄笔外汇回来以及设法动员他的岳父、颜料房地产大王贝星楼回来。据吴的妻子说，吴在港争取外汇的任务已完成，并且带了一些半导体收音机等用品，要求准予进口。据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经理简日林反映：全国政协委员劳敬修正在香港对该公司董事周寿臣做工作。周寿臣在港很有声望，但思想一贯反动，自从劳敬修和他交谈后，已有所转变。 + +　　但也有些人，以公私兼顾的名义去香港作些私事，甚至有人对我不满，一去不回。据刘念礼等反映。原宗德贸易行经理周孝存去年去港争取其父周宗良(颜料大王，有几百万美元的财产)回来，至今不但没有完成任务，反而买了新汽车在欧洲到处游历。郭棣活之弟郭棣超去年去港后也不回来了，据说他已在前上海毛绒厂的洋老板高莫叔(译音)所开的信昌洋行任职。上海工商界中反映，郭棣超离沪是我们工作未做好的结果，特别是在他已被安排为国家干部后又到英商企业去工作，影响很坏。据了解郭之去港，主要原因是其妻为英国人，平时邻居时常讽刺她的孩子为“小杂种”，并向他们投石子，出外旅行也受到多方留难，因而心中颇为不满。 + +　　目前还有不少资本家准备去香港。郭琳爽已领到出境证，准备在全国政协会议后立即出发(郭的子女大多在国外)。刘鸿生的儿子刘念礼也已领到出境证，约在秋季赴港与其妻会见。据市工商联副秘书长丁忱说，刘念礼出去后，回来的可能性很少。此外，简日林、刘清基、郭秀珍等也跃跃欲试，但有的尚在看苗头，有的怕完不成任务而有所顾虑。 + +　　目前工商界中对出入香港问题看法不一。有的主张放手，认为去香港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有很大影响。但有人认为不宜提倡去香港，主张多提倡自费去苏联旅行。 + +　　来源：1957年3月2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4.txt b/CCRD/1/3/2/0001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528e4106507ac1c93ef8d6b5b5d8d19527b261 --- /dev/null +++ b/CCRD/1/3/2/000194.txt @@ -0,0 +1,21 @@ +# 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加强高等和中等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是目前教育行政部门和共产党、青年团的一项迫切任务。学校中的工会和民主党派组织，也应该同样担负起这个任务。 + +　　学校应当培养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也就是培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体魄健全的、热爱祖国的和具有一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人才。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要求，是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养成共产主义的道德品质，培养学生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思想。青年学生对新鲜事物都很热心，教师和学校的领导者要爱护他们的朝气，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分辨是非的能力。只有青年具有了正确的分析具体事物的能力，才能在复杂的情况下明辨是非，分清敌我，站稳立场。 + +　　我国的学生绝大多数都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但是这并不能使我们认为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已经可以满意了。相反，在目前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还有许多重大的缺点。教育行政部门一般地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领导，认为这是党组织的工作。中等学校中没有适当的政治教育的科目。政治教育的内容往往没有结合各种实际工作和群众的具体思想情况，思想工作往往停留在比较简单的和一般化的方法上。由于这些缺点，学生对于当前时事政策往往不很注意或者不能正确地了解，对于学习的意义有时也认识得不适当，对于毕业以后从事生产劳动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在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上同劳动人民也缺乏联系。 + +　　为了加强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行政部门必须首先担负起责任来。无论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都要设置适合于学生需要的政治课程，并且加强课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必须大力加强政治工作的干部力量。学校的主要负责人，校长、副校长、党委书记以及当地的党和行政的领导干部，要经常向学生作报告，上大课，及时地针对学生的实际思想情况进行教育。教师要同学生打成一片，结合教学，引导学生不但在学业上而且在思想上前进。 + +　　学校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应该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循循善诱，对具体事物要深入研究，作具体分析，全面地看待问题，反对片面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特别要注意运用群众自我教育的方针，积极引导，通过争辩讨论，真理就会愈辩愈明，教育效果就会更大。 + +　　劳动教育是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小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都应该经常地进行劳动教育，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培养学生善于把知识、技能和熟练的技巧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在目前，特别应该努力培养中小学生把在毕业以后参加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和工业的劳动认为光荣的心理，纠正许多中小学生和他们的家长认为中小学生毕了业只应该升学的错误观念。对于高等学校的学生，也要注意培养他们在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能够艰苦劳动、善于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秀品质。 + +　　我们不要忘记，这一代青年学生是在社会主义已经胜利，已经创造了良好的培养青年的条件下成长的。这一代青年学生没有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没有经过前辈所遭遇的那种艰苦和困难。有的青年学生不了解，他们的前辈流了多少血汗，才换来今天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而且就在今天，每一个中学生大学生所享受的学习权利，也还需要很多劳动者付出大量的劳动作为代价。可是，有的青年在学习和生活中却很少考虑到对社会对人民的义务；有的青年学生向国家要求多，而准备为国家作些什么贡献，却想得很少。年青一代是继承革命事业的人，学校怎样才能使他们保持“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斗志呢？怎样才能象前辈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向青年进行革命传统的教育，使他们能够继承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 + +　　目前，我们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旧的矛盾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矛盾。社会主义思想意识是同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从整个社会来说，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还严重地存在，而学生中又有许多出身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家庭，因此，这种思想影响，在学校中必然会有所反映。帮助学生克服不正确的思想影响，培养年青的一代成为共产主义的战士和新社会的建设者，不但是国家的崇高的任务，而且是学生群众的恳切愿望。今天本报第四版刊登的山东师范学院学生吕明灼的文章写道：“我们需要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就象禾苗离不了阳光雨露的滋养一样。我们希望通过经常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把自己培养成祖国需要的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材。”这代表了绝大多数学生的要求。那末，学校应当怎样回答学生的要求呢？毫无疑问，所有学校的领导工作人员和教师，应该用充分的共产主义的阳光和雨露，去培养年青一代的禾苗花卉，使他们健康地成长。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3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5.txt b/CCRD/1/3/2/0001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a1264dcc74df5ed9b157d5ca8f0e9972f8f2fd --- /dev/null +++ b/CCRD/1/3/2/000195.txt @@ -0,0 +1,13 @@ +# 山东部分民主党派成员片面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 +　　<林麟> + +　　新华社济南29日讯 山东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有两种片面看法： + +　　一、过分强调民主党派的作用，看不见自己需要改造的一面，对某些重大问题也不愿再请示统战部。民盟济南市副主委姜子修，当民盟干部提出有重大问题要请示统战部时，他进行阻止。他认为：民主党派既然政治上有自由，组织上是独立的，自己就有权处理一切问题，不必再向党委请示。民革省常委张象冬对主委范予遂经常到统战部谈工作甚表不满。他说，范没有骨气，离了统战部就不能过了。青岛市各民主党派对没有允许民主党派参与肃反工作表示不满，认为肃反工作应该和他们协商，否则就谈不到互相监督。 + +　　二、认为民主党派无法对党进行监督。他们说，民主党派处于被领导地位，与党的地位不平等，不好监督。有的说，民主党派工作如果不能比群众先走一步，不了解党的工作任务，就没法进行监督。党和民主党派好比兄弟关系，能不能监督，全看这位党兄如何看待这些弟弟。有人感到“监督”这个字眼提得太重。有的说，有了相互监督的方针，就更不好向党提意见了，因为时时要考虑自己的意见是否合适。 + +　　另据民盟济南市委最近召开的小型座谈会了解，该盟盟员由于受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的影响，产生了一些思想顾虑。归纳起来有六怕：1、怕讲话。肃反后，高级知识分子之间互不往来，不敢谈心，怕为以后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制造材料；2、怕不信任。他们说，拿党与团、工会的关系相比，民盟是外来户。因此不敢反映相反意见；3、怕记账。不少人反映过去思想改造运动和肃反运动确有“记账”和“算总账”的事，这给高级知识分子影响很深；4、怕戴帽子。有人担心，民盟提出意见时，党委会不会怀疑民盟在闹“小宗派”；5、怕斗争；6、怕报复。(林麟据省委和济南市委统战部情况反映编) + +　　 来源：1957年3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6.txt b/CCRD/1/3/2/0001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afc79c74fd5f8536132599162ddd8b91063836 --- /dev/null +++ b/CCRD/1/3/2/000196.txt @@ -0,0 +1,11 @@ +# 上海宗教界人士对有关宗教问题宣传的意见 + +　　<张风> + +　　新华社上海29日讯 上海宗教界代表人士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宗教小组不久前召开的座谈会上，对最近出版的一些批判宗教的书籍，一致表示不满，并对有关宗教问题的宣传提出了不少意见。 + +　　基督教的周福庆说，新出版的几十种书籍，大部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讲的大多是沙皇时代教会的情况，沙皇时代俄国的教会的确十分反动，但是时代不同，各国教会的情况也有不同，今天在中国出版这些书，是不妥当的。而且这些书的内容，并不是正面宣传无神论，完全是歪曲和污蔑圣经。这样做的后果是很不好的，会影响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团结，同时和宪法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精神也有矛盾。基督教的毛克忠和杨绍唐还认为：近几年来新闻出版界一提到宗教，就是教会内出了反革命分子，但对于宗教界的进步和拥护社会主义的情况宣传得很少。现在又用沙俄时代以至中世纪的教会的反动落后情况，来肯定今天的教会也是反动落后的，使教徒们心怀不平。 + +　　佛教界的明阳和持松说：宗教政策包括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并不包括侮辱宗教的自由。不能以百家争鸣为借口来侮辱宗教。这些出版物和有一些戏剧(指滑稽戏“济公活佛”等)，对宗教加以侮辱，如不制止，是有害于宗教政策的执行和统一战线的贯彻的。他们和天主教的李思德都提出：为了贯彻百家争鸣，宗教界是否也能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关于有神论的文章。 + +　　 来源：1957年3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7.txt b/CCRD/1/3/2/0001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acb1ecee624ecee15cd50f87f791b328e1e3cb --- /dev/null +++ b/CCRD/1/3/2/000197.txt @@ -0,0 +1,13 @@ +# 广东化县公安局一副局长下令拆除国立麻风病院的农民开枪打死打伤十三人 + +　　新华社广州30日讯 广东化县公安局副局长在26日下令向不满在当地建立麻风病院的农民开枪，结果打死五人，打伤八人，造成惨案。 + +　　这一次事件是由建立麻风病院一起你的。化县麻风病委员会在大碰村一带建立了一座麻风病院（麻风病是一种恶性病）。建院前，干部曾征求当地农民意见，农民不同意。但是，县不顾农民意见，还是将麻风病院建立起来，这引起农民不满。 + +　　惨案发生前几天，中共化县县委书记和县公安局长找当地农民谈话，农民还是不同意，县里这两位负责干部就把乡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党员转业军人扣押起来。这进一步激怒了农民群众。3月26日上午八时，又农民羣众四百人，拿着锄头、刀，动手拆国立麻风病院的墙，将病院干部的衣服扯坏，又用锄头驱逐我干部。在场的化县公安局陈副局长惊慌失措，竟命令民警开枪，当场打死一人，打伤十二人，内有四人因重伤四区。 + +　　事发后，湛江专区专员和地委政治部长以及省公安厅厅长都到现场处理。据广东省公安厅消息说，下令开枪的那个县公安局副局长已被扣押。党和政府已向当地农民认错，并答应严肃处理这件事情。 + +　　29日上午的消息说，党和政府工作后，农民情绪安定，说：我们不该拆医院的墙，政府不该开枪，但还是要求不在他们那儿建麻风病院，政府已答应这一要求。（杜导正）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66期，1957年3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8.txt b/CCRD/1/3/2/0001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486c15c10d1d6503343c1708818cdc96a44c24 --- /dev/null +++ b/CCRD/1/3/2/000198.txt @@ -0,0 +1,51 @@ +# 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评朱光潜、蔡仪的美学观 + +　　<李泽厚> + +　　（读了蔡、朱两位先生的文章，有几点不成熟的意见。总的说来，觉得蔡仪对黄药眠的批评、朱光潜对蔡仪的批评，在揭露对方的错误这一方面，都比较准确和有力。但是，他们各自提出来的正面论点，却大都是站不住脚的，错误的。而所以如此，是在于他们总是这样那样地、有意无意地不是否认美的存在的客观性（黄、朱），便是否认美的存在的社会性（蔡）。在他们那里，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的不可统一的对立，以为如果承认了美的社会性就必需否认美的不依存于人类主观条件（意识、情趣等）的客观性；或者是以为承认了美的这种客观性，就必须否认美的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性。但实际并不如此，美一方面既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另一方面却又是能独立于人类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下面想就这个问题简单地谈谈。） + +## （一）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 + +　　我们和朱光潜的美学观的争论，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集中在这个问题上：美在心还是在物？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是美感决定美呢还是美决定美感？在这个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关键问题上，朱光潜在“文艺报”发表的自我批评中，仍是坚持“美不仅在物，亦不仅在心，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面”的主张的。并且“还是认为要解决美的问题，必须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一文中，朱光潜就把这种主张具体地以新的论点和新的方式提出来了： + +　　“……美感的对象是‘物的形象’而不是‘物’本身。‘物的形象’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所以只是一种知识形式”……“这物乙（引者按：即指‘物的形象’，即指美）之所以产生，却不单靠物甲的客观条件，还须加上人的主观条件的影响，所以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重点皆引者所加）。 + +　　这确是朱光潜最基本的思想，它从头到尾贯彻在这篇文章中，类似的提法、说法，文中到处可见。总括朱光潜的意思，是认为，作为美感对象的美，并不能独立于人的主观之外，恰好相反，而是必须依存于“人的主观条件”的。而所谓“人的主观条件”就如朱光潜自己所标明，是指人的“意识形态”、“情趣”等等。所以，这就是说美（“物的形象”）并不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只是人的一种主观的“知识形式”，必须有人的主观意识、情趣“影响”外物才能产生美，美是人的意识、情趣作用于外物的结果。这就是朱光潜这篇文章中所强调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的基本要点所在。 + +　　但是，这种说法与朱光潜过去的说法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不同的。朱光潜过去曾提出“美是心借物的形相来表现情趣……凡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的理论，认为美固然需要客观外界的物质“材料”，但这些“材料”所以是美，则是人的主观直觉“创造”“表现”的结果，是“心”把自己的情趣“抒发”“传达”给“物”的结果。所以，朱光潜在这里的主要错误，过去在于现在就仍然在于取消了美的客观性，而在主观的美感中来建立美，把客观的美等同于、从属于主观的美感，把美看作是美感的结果、美感的产物。在文章中，朱光潜虽然提出了“美”和“美感”的两个概念，但却始终没有区分和论证两者作为反映和被反映者的主、客观性质的根本不同；恰好相反，朱光潜处处混淆了它们，处处把依存于人类意识的美感的主观性看作是美的所谓“主观性”，把美感和作为美感对象的美混为一谈。朱光潜所谓作为产生美的“某些条件”的客观的“物甲”，就实际上只是一种不起任何作用的康德“物自体”式的存在，它之成为“物乙”（美），完全依赖于、被决定于人的主观意识、美感。所以，在这里，美感、主观意识就是基元的，第一性的；美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下面这段话是朱光潜用以说明美感的，但若与文中关于美的说明对照一下，便可以看出，它们并无差别；“美感在反映外物界的过程中，主观条件却有很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由此就当然会得出赤裸裸的美感决定美的逻辑结论：“美感能影响物乙的形成”。“由于……主观条件（美感能力）不够……不能产生美的形象（物乙）”，所以，这与“文艺心理学”中用“美感经验”来代替美、决定美，认为美是“美感经验”的结果和产物完全一样，朱光潜现在希望是“既唯物又辩证”的“主客观的统一”论就实际上仍然是美感决定美，主观决定客观、“心借物以表现情趣”的主观唯心主义。 + +　　但是，朱光潜现在的观点与以前的是不是完全相同呢？那也不是。除了朱光潜主观意图根本不同以外（即现在是希望建立唯物主义的美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区别：那就是过去朱光潜所强调的是美和美感超功利超社会的神秘的个人直觉性质，而现在朱光潜是承认和强调了美（实际上是美感、即意识形态、情趣等）的时代、阶级、民族的社会性质。因此，朱光潜所说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美在心物关系之间”的所谓“主观”，所谓“心”，如果说，在过去主要是指超社会的、神秘的个人的“主观”、个人的“心”；那末，现在则主要是指作为社会的人的“主观”、社会的“心”，是指社会、时代、阶级的意识、情趣了。承认了人的主观意识和美感的社会性质，当然是一大进步。但这并未根本改变问题。因为即使承认了美（美感）的社会性而拒绝承认美是不依赖人类主观意识的客观存在，这就是说，即使承认了美是不依存于个人的直觉情趣，但却认为它依存于社会的意识、社会的情趣，就仍然不是唯物主义。所谓社会意识、社会情趣，对社会存在来说，它仍然是主观的、派生的东西，它只能构成美感的社会性（这就是说，任何个人的美感是一定的社会意识、情趣的表现），而不能构成美的社会性。所以，朱光潜把美的社会性看作是因为它依存于人类社会意识、情趣的原故，把美的社会性看作是美的主观性，这就完全错误了，因为依存于、从属于社会意识（人的主观条件）的只是美感，而不是美。美具有社会性，但不具有如朱光潜说的这种“主观性”。 + +　　由此而来的朱光潜文章中的第二个重要论点也是第二个重要错误，是认为美感能“影响”美：“美可随美感的发展而发展”，“在美感力日渐精锐化的过程中，事物的美不但在范围上而且在程度上都日渐丰富和提高起来”。我们坚决不能够同意这一论点。我们之不能同意美随美感的发展而发展，简单说来，就正如不能同意认为社会存在是随社会意识的发展而发展一样。社会存在的发展是随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的，而不是随社会意识的发展而发展。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只是意味着加速或减慢这种发展。同样，美也并不是随美感的发展而发展，而是随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的。在人类历史行程中，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日益完善，随着人的精神面貌的日益提高，社会生活的美也就日益增长、发展起来。原始公社没有社会主义生活的美，野蛮时代产生不了革命战士人格的美。所以，必须先有生活的发展、美的发展，然后，作为反映生活反映美的美感才有发展的可能，否则，美感的发展就没有它的基础和依据，变成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了。因此，并不是美随美感的发展而发展，恰好要倒过来，是美感随美的发展而发展。至于美感的“反作用”于美，“影响”美，这主要是说美感通过艺术反映了美，而艺术又能反过来丰富和提高人的精神面貌，这就增进了社会生活的美，促进社会生活和美的发展。很清楚，这与朱光潜认为美感可以直接决定美的发展的所谓“反作用”是根本不同的。 + +　　（朱光潜文章中还有一些错误（如对科学对象和艺术对象的割裂，对“艺术反映现实”的“现实”的理解、等等），因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能逐一批评了。黄药眠的错误大体与朱光潜相似，只是表现得隐晦些，蔡仪的文章已详细揭出，这里也不谈了。） + +## （二）美能脱离人类社会而存在吗？ + +　　（如果说，我们与朱光潜的分歧是在美的客观性的问题上；那末，我们与蔡仪的分歧就在美的社会性的问题上。蔡仪的美学观的基本特点在于：强调了美的客观性的存在，但却否认了美的依存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性质。 蔡仪的这一特点，朱光潜已有所指明，这里不复述。但在批评黄药眠的文章中，蔡仪除了笼统地强调“物的形象是不依赖于鉴赏者的人而存在的，物的形象的美也是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以外，并没有进一步正面说明：美究竟是怎样“不依赖于鉴赏的人而存在”的？它究竟是怎样存在在客观的物的本身中？它的这种客观存在与我们日常说的物质世界的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又有甚么不同没有？（这即是说，蔡仪所谓的“物的形象”与“物的形象的美”的这两种客观存在是不是完全一样？）关于这些问题，蔡仪以前写的“新美学”一书中则有相当具体、详细的说明（蔡仪现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讲美学也仍坚持了“新美学”中的这些理论，所以“新美学”基本上仍可以代表蔡仪现在的观点）。） + +　　“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新美学”，群众出版社１９４７年版，第６８页）。 + +　　“总之，美的事物就是典型的事物，就是种类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显现者”（同上书，第８０页。以上重点皆引用者加）。 + +　　这就是说，美是典型，典型是显现了种类的普遍性必然性即物体的普遍一般的自然属性（数学的、机械的、物理的、生物的……属性）的个别事物。劲直的古松为什么美呢？照蔡仪的理论，这是因为它“显现了”生物形体上的普遍必然的种类属性——“均衡和对称”。那末，“偃卧的古松”“欹斜的弱柳”又为什么美呢？那是因为它们“虽然不能表现生物形体上的普遍性，却能表现着它们枝叶向荣不屈的不挠的欣欣生意，就是表现了生物的最主要的普遍性了”（同上书，第７９页）。 + +　　（很清楚，这就是把美或典型归结为一种不依存于人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自然属性或条件。这就是说，美的客观存在和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完全一样，是不依赖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的。因此，没有人类或在人类以前，美就客观存在着，存在在自然界的本身中。因此许多人便到自然事物本身中去寻找美的标准，找出了“黄金分割”“形态的均衡统一”……等等。他们总是企图证明美是存在在客观事物的这种简单的机械的数学比例，物理性能，形态式样中，把美归结为这种简单的低级的机械、物理、生物的自然条件或属性，认为客观物体的这种自然属性、条件本身就是美。蔡仪所信奉的就正是这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美学观。显然这种美学观并不能真正解决美的复杂问题而反给唯心主义留下了攻击的借口。树长得直就是直，为什么是美呢？为什么许多别的“均衡和对称”的东西又不美呢？高山大海，春花秋月，这纯粹是一种自然物质现象，如说美就在其本身，那为什么由它引起的人的美感却随时代和环境而有变易呢？如果照蔡仪的理论，那既没表现形体上的普遍种类属性（“均衡统一”），又没表现本性上的普遍种类属性（“枝叶向荣，欣欣生意”）的生物——例如“枯藤老树昏鸦”，那一定是不美了。照蔡仪的理论，一张科学的自然图片和一张风景画，其美学价值就必然是相同的了。因为它们都同样表现了自然对象的“均衡对称”的美的法则……显然这些是相当荒唐的。同时，因为这种理论常常是把物体的某些自然属性如体积、形态、生长等等从各种具体的物体中抽象出来，僵化起来，说这就是美的法则。这实际上，就是把美和美的法则看作是一种一成不变的绝对的自然尺度的抽象的客观存在，这种尺度实际上就已成了一种超脱具体感性事物的抽象的先天的实体的存在了，各个具体物体的美就只是“显现了”这个尺度而已。应该说，这已十分接近于柏拉图、黑格尔认为美是观念（实体）的体现的观点了。所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对黑格尔的批判，也相当适用于蔡仪。车尔尼雪夫斯基曾问：最充分地显现了青蛙这个普遍必然观念的某个具体的青蛙（在蔡仪那里，就是最充分地“显现”了青蛙的普遍必然的种类属性的某个最“典型的”青蛙），到底又美在哪里呢？） + +## （三）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是统一的 + +　　所以，要真正解决美的客观存在问题，就不能否认而要去承认美的社会性。应该看到，美，与善一样，都只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们都只对于人、对于人类社会才有意义。在人类以前，宇宙太空无所谓美丑，就正如当时无所谓善恶一样。美是人类的社会生活，美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包含着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和理想而用感官可以直接感知的具体的社会形象和自然形象。我们所说的社会生活的本质规律和理想，并不是一种可以超脱生活而独存的精神性的概念或实体，恰好相反，它只是生活本身，它是包括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在内的人类蓬蓬勃勃不断发展的革命实践。它与具体、有限的某个生活形象的关系，只是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的统一的关系。宽广的客观社会性和生动的具体形象性是美的两个基本属性的条件。 + +　　所以，我们所承认的美的社会性不但与客观唯心主义所讲的“观念的体现”说（体现了自由、进步观念的事物是美等）不同，而同时也与朱光潜所讲的美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主观性也根本异样。因为我们所讲的美的社会性是指美依存于人类社会生活，是这生活本身，而不是指美依存于人的主观条件的意识形态、情趣，即使这意识这情趣是社会的、阶级的、时代的。所以，就决不能把美的社会性与美感的社会性混为一谈，美感的社会性（社会意识）是派生的，主观的，美的社会性（社会存在）是基元的，客观的。当然，所谓社会存在的客观性，“并不是指有意识的存在物的社会，即人们的社会，能够不依赖于有意识的存在物的存在而存在和发展，而是指社会存在是不依存于人们的社会意识的。”“从人们在进入交往时是作为意识的存在物而进入的这一点之中，决不能得出社会意识是与社会存在等同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３３４、第３３２页）。这一点很重要，许多人犯错误就正因为常常搞不清这点。他们觉得，社会存在既是人的社会存在，而人是有意识、情趣的，因此，依存于社会的存在就好象是依存于人的意识、情感的存在而存在了。这样，就常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混同起来。朱光潜认为美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主观性，其错误就正在这里。但是，美的社会性却并不是美的主观性，而恰恰正是美的客观性，因为美一方面既不能脱离“有意识的存在物的存在而存在”，即不脱离人类而存在，而另一方面又是不依存于“有意识的存在物”的即人类的意识、情趣，亦即不依存于个人的或社会的主观美感的。所以，美的社会性与客观性不但不矛盾，而且是根本不可分割地统一着的。 + +　　社会生活中美的社会性，本来是不会有太多的疑问的。问题常常是发生在自然美的方面。 + +　　表面看来，自然美的确是最麻烦的问题，因为在这里，美的客观性与社会性似乎很难统一。正因为如此，就产生了各持一端的片面的观点：不是认为自然本身无美，美只是人类主观意识加上去的（朱），便是认为自然美在其本身的自然条件，它与人类无关（蔡）。然而事实却是：自然美既不在自然本身，又不是人类主观意识加上去的，而与社会现象的美一样，也是一种客观社会性的存在。“对象的现实处处都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都是人的现实……对于人来说，一切对象都是他本身的对象化”（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手稿”）。自然在人类社会中是作为人的对象而存在着的。自然这时是存在在一种具体社会关系之中，它与人类生活已休戚攸关地存在着一种具体的客观的社会关系。所以这时它本身就已大大不同于人类社会产生前的自然，而已具有了一种社会性质。它本身已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对象化），它已是一种“人化的自然”了。很清楚，这个“人化的自然”、这种自然的社会性，就仍然不是人类意识情趣之类的主观所能决定的或主观意识所加上去的东西，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客观存在着的。这就正如作为货币的金银，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它们可见可触的物理自然性能以外，而且还具有着一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确然存在的客观社会性能一样。这种客观的社会性质是具体地依存于客观的社会存在，社会变了，这种性能当然也跟着变。所以正如机器、金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其自然性能完全一样而其社会性能却大有变异一样，自然美的社会性也是随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尽管它的自然属性或条件并没什么移改。只有深入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许多问题：例如，老鼠、苍蝇与古松、梅花为什么有美有不美呢？这就是因为它们的社会性不同，它们与人类生活的关系，它们在人类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种种的不同而决定的。为什么远古人们不能欣赏自然美而现在能呢？同一山河，为什么在异族入侵时令人起“剩水残山”的感觉而今天则起庄严雄伟的感觉呢？很清楚，这不但表明人们的主观的美感已有了变异，而更表明自然美本身的客观社会性质（亦即它与人们的客观的社会关系），也有了变易的原故。并且，美感之所以产生变易也正因为美本身产生了变易。当然，另一方面我们承认自然美的社会性，并不是否认物体的某些自然属性是构成美的必要条件，如高山大海的巨大体积，月亮星星的黯淡光亮，就是构成壮美或优美的必要自然条件，物体的“均衡对称”也是如此。但是这些条件本身并不是美，它只有处在一定的人类社会中才能作为美的条件。这就正如作为货币的金银必需有重量这样一个自然属性，但重量这个自然属性本身并不能构成货币，它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成为货币的条件一样。 + +　　最后举一个通俗的国旗的例子把整个问题说明一下。我们中国人今天看到五星红旗都起一种庄严自豪的强烈的美感，都感到我们的国旗很美。那末，国旗的美是不是我们主观的美感意识加上去的呢？是不是国旗的美在于我们的主观美感感到它美呢？当然不是，恰好相反，我们主观的美感是由客观存在着的国旗的美引起来的，我们感到国旗美，是因为国旗本来就美的反映。那么，国旗本身又美在哪里呢？是不是因为这块贴着黄色五角星的红布“显现了”什么“普遍种类属性”“均衡对称”之类的法则呢？当然不是。一块红布、黄星本身并没有什么美，它的美是在于它代表了中国，代表了这个独立、自由、幸福、伟大的国家、人民和社会，而这种代表是客观的现实。这也就是说，国旗——这块红布黄星、本身已成了人化的对象，它本身已具有了客观的社会性质、社会意义，它是中国人民“本质力量的现实”，正因为这样，它才美。所以，它的美就仍是一种客观的（不依存于人类主观意识、情趣的）社会的（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存在，是新中国的国家、人民和社会生活的客观存在，而我们的美感（我们感到国旗美）就仍然是这一客观存在的美的主观的反映，是我们对我们今天的国家社会的美的认识。 + +　　因为限于篇幅，许多重要问题（例如认识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对今日艺术工作的意义）都没法谈了，即使谈到的问题也远未能作充分、细致的论证。这些只好以后再补了。此外，拙作“论美感、美和艺术”一文（“哲学研究”１９５６年第５期）则可暂作本文的补充、参考。 + +　　总括我们的意见，是认为：美是社会的，又是客观的，它们是统一的存在。否认其中任何一方面，都是错误的。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199.txt b/CCRD/1/3/2/0001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ccebbcf7da929059dfa306835ffe9cd7c10db2 --- /dev/null +++ b/CCRD/1/3/2/000199.txt @@ -0,0 +1,15 @@ +# 团中央宣传部通知各地团组织开展“怎样作一个共青团员”的教育活动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３１日讯在即将召开的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要通过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决议，通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章程，青年团中央宣传部为此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团组织广泛开展一个“怎样作一个共青团员”的教育活动。 + +　　通知中说，团的名称的更改，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意味着党和国家对青年团提出了更大的期望和要求，也表明了我国青年群众和青年团员的思想觉悟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准备去承担更光荣的义务。无疑地，团的名称的更改，必将在全体青年团员和广大的青年群众中产生巨大的鼓舞力量。 + +　　通知接着谈到当前加强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迫切意义。通知说，在全国青年中树立共产主义思想，清除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青年团员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只有全体青年团员首先用共产主义思想把自己武装起来，并在各个岗位上发挥模范作用，才能使青年团真正成为团结教育青年群众的核心组织，才能影响和教育广大青年，在新的形势下共同前进。 + +　　通知说，为此团中央决定：在召开第三次团代大会前后，结合团的改名，以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在全体青年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中，广泛深入地开展一个“怎样作一个共青团员”的教育活动。通过这次教育活动，要求全体青年团员懂得更改团的名称的重大意义，懂得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光荣任务和作一个共青团员的崇高责任。从而使他们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坚定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伟大理想，忠诚地为人民服务；加强集体主义思想，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加强组织纪律的修养；紧密地联系广大青年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成为吃苦在前、享福在后，只尽义务、不享特权的共产主义战士。 + +　　通知接着在谈到开展这一教育活动的一些步骤和做法之后说，开展“怎样作一个共青团员”的教育活动，是在继革命传统教育之后，为了有效地提高共青团员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又一个重要步骤。在这次教育过程中，要求采取积极引导、正面教育的方针和有领导的群众自我教育的方法，而不要用简单生硬的办法去进行思想批判。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0.txt b/CCRD/1/3/2/0002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c452b1a1937288a18056e5a1bc0ede03532ec9 --- /dev/null +++ b/CCRD/1/3/2/000200.txt @@ -0,0 +1,15 @@ +# 安徽淮北地区灾民外流和动员灾民回乡生产的情况 + +　　新华社合肥1日讯 安徽省淮北災區去年受灾以后陆续外出谋生的灾民有五万多人。经过动员，最近回乡生产的已有三万一千多人。外流在南京、上海的八千五百多人，已回乡生产，逃在西北的灾民正在动员，估计在4月份可以动员回乡。 + +　　灾民外逃的原因，主要是： + +　　（1）去年灾情重，灾区农民生活困难。加之去冬今春雨雪，连续数十天，大部副业生产不能完成预定收入计划，致灾民生活不能维持而外出谋生。据阜阳地区调查，象这样情况逃出的要占到外流人数的30%——55%。 + +　　（2）城市、工矿区好赚钱，有些工矿企业单位随便招收工人。外出找着工作的人，又时常写信和寄钱回家，影响很大，又引起一批人外流。 + +　　（3）工作上有毛病。一、有些地区粮食工作没做好，有的甚至少发、扣发粮票，群众怕吃不饱因而外逃。二、对劝阻农民外流工作做得不够，甚至有个别干部不但不进行劝阻，还给予证明外出。同时由于被动员回家的农民也有少数未作妥善安置有反复外出的现象。三、救济款少，有的发放得不及时。如灵璧县光明农业社2月份断炊三百五十户一千二百八十七人，只发救济款四百元，仅能救济九十一户四百八十二人，因而外套了一百三十三人，还有一百二十四户在家门口讨饭。 + +　　目前，各地正在安置业已回家的灾民。3月份各地又投放了一批粮款。现在，灾民外流现象已经基本停止，但无钱卖粮亚粽球救济的人数较2月份增多。（龚浩） + +　　来源：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67期，1957年4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1.txt b/CCRD/1/3/2/0002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94b539e8cbf565e68249b5e60be88026a9ad92 --- /dev/null +++ b/CCRD/1/3/2/000201.txt @@ -0,0 +1,19 @@ +# 安徽受灾的三个专区死亡耕畜六万多头 + +　　新华社合肥1日讯 安徽省阜阳、蚌埠、六安三专区自去年连续受灾以来，耕畜饲养条件差，死亡不少。据不完全统计，共死亡耕畜六万多头。在死亡的耕畜中老畜较多，壮畜和幼畜较少。如阜阳专区死耕畜二万五千七百三十六头，老畜占56.8%，蚌埠专区死耕畜二万七千七百八十八头，老畜占65%。 + +　　耕畜死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　　（1）灾区牲畜草料严重缺乏，营养不足，体弱多病，以致死亡。 + +　　（2）灾区耕畜负担过重。灾区耕畜原来不足，加之去年灾后多次抢耕抢种。有一千多万亩地二淹三种或三淹四种，只是耕畜疲劳过渡，膘色普遍下跌。如五河双庙区张集社有耕地五百三十亩，只有五头牛，每头平均耕地一百〇六亩。 + +　　（3）有关部门对淘汰老畜控制过紧，应该淘汰的老畜也不准杀，所以在雨雪关死的较多。 + +　　（4）饲养管理差。有的社没有认真贯彻分散喂养专人负责的办法。有的社饲养员不纯，甚至有暗地残害的行为。 + +　　（5）兽医少，灾区购买牲畜防疫药械也有困难，对病畜的治疗不及时。有的地方，在给兽医的报酬上也不尽合理，影响了兽医工作的积极性。 + +　　以上这些问题，已经引起各地的注意。省委已接连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上述问题。特别是饲草不足的问题。（龚 浩）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67期，1957年4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2.txt b/CCRD/1/3/2/0002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d4b0f1dd70f8de3d45ac6eaeb2c0b2e6f0000a --- /dev/null +++ b/CCRD/1/3/2/000202.txt @@ -0,0 +1,21 @@ +# 工农的劳动都是光荣的　工农的生活都有了改善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基本完成，使我国工农联盟建立在更加强大、更加巩固的基础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我国工农联盟基础的这种伟大变革，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工农联盟的新的发展。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同我国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工农联盟的不断巩固和发展分不开的；同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更需要工农联盟进一步地巩固和发展。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保证。 + +　　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是很少有人怀疑的。但是，对于工人和农民的劳动、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国家建设的贡献等等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完全了解，甚至还有某种误解。这对于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是不利的。因此，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和解释。 + +　　有人说，“农业劳动不如工业劳动重要。”“农民劳动重、报酬低，工人劳动轻、报酬高。所以，农民不安心农村工作，自由向城市流动，是有理由的。”这对不对呢？我们认为这是不对的。首先，应当肯定，工人和农民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离不开农业的高涨，离不开同农业密切联系着的轻工业的高涨。没有农业和轻工业的继续高涨，没有农业和轻工业对国家的积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将是不可设想的。目前我国全部工业产值中，用农产品为主要原料的产值约占５０％左右；农副产品和用农业原料制成的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主要商品供应量中约占９０％左右，在出口总额中约占７５％左右。因此，农业的发展，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没有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的速度就会降低下来，人民生活的改善也就会受到不利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农业投资的比重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７．６％，执行结果将达到８％，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准备提高到１０％以上。与此相适应，重工业和轻工业投资的比例，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七点三比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将考虑把轻工业投资再提高些。这样，我国的重工业、农业、轻工业，就将获得全面的高涨。但是，反过来说，农业要更进一步地发展，也不能脱离工业而孤立地发展。否则，农民就得不到价廉物美的肥料、农业机械、水利设备和工业消费品。那样，农业也就不可能最终地进行技术改造，农民的生活也就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所以，农业必须依靠工业的支援，工业也必须依靠农业的帮助。工业和农业的相互支援和帮助，是国民经济全面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社会主义工农业发展的特点。因此，强调农业劳动的重要性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但因此而贬低工业劳动的重要性，则是不正确的。说“农民劳动重、报酬低，工人劳动轻、报酬高”，也是一种误解。如果一定要说工农劳动有什么不同，那么，我们只能够这样说：第一，工人阶级的劳动在现代机器工业的条件下，是跟复杂的机器操作相结合的，因此，他们的工作一般是比较紧张的。农民今天还没有或者很少有机器，因此，农民劳动的紧张程度，要比工人相对地低一些，但是他们也有较重的体力劳动。第二，工人阶级不分昼夜，每年至少要做三百个以上的工作日，每日要跟着机械的转动做八小时的紧张劳动；而农民的劳动，则因农业生产受季节和自然条件的限制，有一定的间歇性。当然，农民并不愿意有这种间歇，因为它减低了农民的收入。但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一时间还难于改变。第三，工人阶级的劳动，因为一般是同现代大生产相结合的，因此，他们的劳动是比较复杂的；而农民的劳动，在目前生产技术还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一般是比较简单的。第四，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工人比农民能够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所以，工人所得的货币收入也较农民略高，这也是合理的。 + +　　有人说，“农民的负担多，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大；工人的负担少，对国家建设的贡献少。几年来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都是用农民的粮食砌起来的。”这种说法也不合乎事实。首先应该指出，我国农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有巨大贡献的。农民每年约把自己净收入的７％左右作为农业税，缴给国家。同时，农民在以自己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进行交换的时候，由于工业品和农产品之间有一定的价差，通过这种价差，农民对国家的资金积累也有一定的贡献。如以１９３６年工农产品比价为基数（应当指出１９３６年工农产品比价也是有剪刀差的），农民通过价差，大约又要给国家积累约相当于自己净收入的５％左右。两项合计占农民净收入的１２％左右。这是我国几年来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另外一种计算方法是，在我国的国家预算收入中，五亿农民所缴的农业税约占１０％左右；由于农业及其副业产品收购、加工、销售、运输等的利润和税收，间接构成国家财政收入约为４０％左右。当然这里也包括了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店员等的加工所追加的价值在内，不容易分清楚农民有多大贡献，工人有多大贡献。由此说明，农业在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具有的特殊重要性。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谁就要犯严重的错误。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我国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净产值的主要部分，是交给国家支配的。同时，工人阶级在以自己的工资购入消费品时，同样也通过商品价格缴纳了商品税。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主要部分是来自工人阶级的。我国工人阶级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卓越的贡献。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那也会犯严重的错误。可见，那种片面地认为农民负担多，国家建设资金都是使用农民的钱的观点，是不合乎事实的。同时，还应当指出：今天农民对国家的负担，如果同解放以前相比，是大大地减轻了。解放以前贫农和雇农一般要将自己净收入的７０％左右交给地主高利贷者及其统治机构，仅地租一项，每年即达六百亿斤粮食；而现在农民只将自己净收入的１２％左右直接或间接地交给自己的政府为自己谋福利。同时，工农产品的差价，也在不断缩小。１９５５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比１９５０年提高了１０％左右，而工业品的价格，则基本上没有变化，仅以１９５５年一年计算，农民即因此增加二十亿元左右的收入。这还没有把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所增加的收入包括在内。大家知道，１９４９年全国的粮食产量是二千二百亿斤，而１９５６年是三千六百八十亿斤。由于人民政府执行了增产不增税的政策，历年所增产的粮食，也都归农民所有。因此，今天农民的负担不能说是过多，而是大大地减少了；农民的收入，不是减少而是显著地增加了。 + +　　也有人说：“国家照顾工人多，帮助农民少。农民生活没有改善，工人生活改善得太多。”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不正确的。事实是党和国家对工人和农民生活的改善都是十分关怀的。解放以来，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根据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调查，１９３６年全国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六十一点二元，（都按１９５２年不变价格计算，下同）全国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一百三十元，职工的消费额为农民的消费额二点一二倍。解放后，到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的１９５２年，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七十二元，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一百五十一元，职工的消费额为农民的消费额二点零九七倍；１９５５年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七十八点九元，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一百六十四点六元，职工的消费额为农民的消费额二点零八六倍；１９５６年农民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八十一元，职工每人的平均消费额是一百七十九点六元，职工的消费额为农民的消费额二点二一七倍。当然，这里所列举的全国农民和职工的平均消费额数字，只是“平均”的，在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但是，通过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解放以来我国工农生活对比的一般情况。现在就让我们来做个比较吧：如果同抗日战争前的１９３６年相比，在人口增殖率很高的条件下，１９５５年工人的生活水平大约提高了２６％左右，农民的生活水平大约提高了２９％左右；到１９５６年前者提高３８％左右，后者提高３２％左右。可见，工人和农民的生活，都比抗日战争前有了显著的提高。前几年农民生活提高的速度快于工人，１９５６年工人生活提高的速度又略快于农民，这主要是由于前两三年中，工人的工资增加较少，而在１９５６年进行工资改革后，职工工资较上年平均提高１３％左右；而在同年农民则因灾情较重，生产较计划减少，收入增加较少。这当然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很快就会改变的。 + +　　如上所说，以货币计算，工人每人的工资收入大约高于农民的收入一倍多一点。但是，以实际消费水平计算，则是另外一种情形。例如，根据对湖南攸县大兴农业合作社社员李裕芳（解放前是雇工，现在是富裕中农）生活情况的调查，１９５５年李裕芳全家六口人全年消费的实物折价是三百零一元，而以同样的实物折为北京的价格则为七百二十八元八角六分，折为上海的价格则为七百四十三元八角六分，相差也是一倍多。这是由于我国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目前还带有很大的自给经济的性质（目前农民自给性消费约占其全部消费额的６０％左右），而工人阶级的消费，则全部是靠货币收入来支付的。在城市生活的职工，无论吃饭、吃菜、喝水、烧柴、住房子等等……一举一动都要花钱；而在农村生活的农民，则不完全是这样。所以，工人按货币计算的收入比农民高一些，也是完全合理的。同时，应当认识，工人和农民消费水平的某些差别，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虽然这种差别将随着我国生产的不断发展、工农生活的不断改善而日益缩小，但是要消灭这种差别，则需要经过长期奋斗，在大大地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条件下，才能达到。 + +　　应该看到，我国农民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之下，在政治上得到了解放，在生活上获得了很大的改善，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同党和政府对农民的一贯关怀和援助分不开的。党和政府曾经领导农民进行了伟大的革命战争、土地改革和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把农民引导到伟大的社会主义道路上来，并且还在继续领导农民进一步巩固合作社和提高农业产量。同时，国家还给了农民一系列的物质援助，例如，从１９５０—１９５６年七年中，国家投入水利建设的经费即达二十六亿余元，发放救灾和救济农民的经费即达十三亿一千万元，用于推广农业的优良品种、新式农具、改良农业技术的经费即达十二亿七千万元，仅此三项共达五十一亿八千万元，等于农民七年中向国家缴纳税款的三分之一左右。除此之外，国家还累计贷给农民八十余亿元的低利贷款，扶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我国农民在以往任何朝代和任何制度之下，都不可能获得这么多的利益。 + +　　自然，由于过去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阶级长期罪恶统治的结果，我国的经济还是十分落后的。解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这种落后状态，已在开始改变。但是，如果和其它一些先进国家相比，我国工人和农民今天的生活水平，都还是很低的。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们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尽一切可能来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而要充分发展我国工业和农业生产，加强工农联盟的教育，消除工农之间的任何错觉，不断地巩固工农联盟，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条件。只有工农联盟不断发展和巩固，工人和农民更加亲密团结、共同劳动，相互支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迅速地发展，我国人民的生活才能不断地改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3.txt b/CCRD/1/3/2/0002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4d97895ba6ee62a8ec6276bf4fde5c36dd150a --- /dev/null +++ b/CCRD/1/3/2/000203.txt @@ -0,0 +1,31 @@ +# 改进翻译工作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翻译是各国人民互通语言的手段。为了密切我国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科学文化的交流以及经济和政治的联系，吸收各国科学文化的优秀遗产和新的成就，了解各国建设的经验，以便提高我国科学文化水平，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翻译工作必须不断地予以加强。 + +　　我国翻译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努力地介绍了世界近代文化和科学思潮，对推动我国社会进步和文化发展作了重大的贡献。我们的党向来重视翻译工作，过去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就大力组织翻译工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作品翻译出版。全国解放后，翻译工作被提到更重要的地位。许多专业性的翻译机构相继成立。翻译工作者的辛勤劳动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的重视，而他们也更加严肃认真地从事自己的工作。翻译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七年来从各国文字译成中文出版的书籍共达一万三千七百多种，印数共达二亿二千五百多万册。其中有很大部分的翻译质量是优良的。在许多基本建设、生产、科学单位译出的设计、产品、学术资料为数更大。在苏联和其他各国专家帮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在出国访问和接待外宾的工作中，翻译人员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 +　　解放后，党和政府对于翻译干部，特别是俄文干部的培养十分重视。除一般外语学校和训练班外，开办了八个外语学院和俄语院校，并在许多综合大学内设立了外语系。近六、七年来培养了好几万外语干部。新培养出来的外语干部和已有相当经验的翻译家一起，分布在全国各地建设事业的不同岗位上，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光荣的劳动。 + +　　国家和人民需要翻译工作，翻译工作者也在尽力完成自己的任务。 + +　　翻译是一项艰巨的工作。一个翻译工作者，不仅要掌握本国和外国语言，而且还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翻译技能。一个优良的或成熟的翻译工作者，还须具备丰富的语文修养和专业知识，并且要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才能胜任愉快地担负起自己的工作。有一些人对于翻译工作缺乏正确的了解，以为懂了外文就可以做翻译，既然是翻译就什么都能翻。不知道懂外文和翻译外文，两者之间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同样是翻译，笔译与口译之间，中译外和外译中之间，又有很大的距离；一种专业与另一种专业之间更有许多差别。也有人以为翻译工作就是依葫芦画瓢很简单，没有什么困难。由于对翻译缺乏了解，往往容易发生轻视翻译工作的现象。有些有翻译工作的单位不注意对翻译业务的领导，不注意翻译干部的培养和进修，有些单位对翻译干部的待遇问题没有适当地加以解决，因而影响某些翻译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有些单位使用翻译干部不合理，造成积压浪费，给国家建设事业带来损失。 + +　　翻译人员中也有人对翻译工作缺乏正确的认识，以为翻译工作不是一种创造性的学术工作，不能象科学工作者那样获得自己研究的成果，因而轻视自己的业务，不安于位，甚至一心想改行，另找出路，这显然也是不正确的。应该指出，翻译和其他任何学术性的工作一样，有很大的创造性可以发挥，并且经过刻苦钻研和长期实践，可以达到很高的造诣。摆在翻译工作者面前的任务是迫切和艰巨的。无数基本建设、生产的资料和图纸，需要继续翻译，有浩如烟海的世界名著没有译成中文，我国有许多重要作品没有译成外文。需要翻译的作品是无穷的，可以钻研的翻译业务是没有止境的，结合翻译研究专门学术的领域更是很广阔的，因此翻译工作者的发展前途是非常宽广的。 + +　　翻译人员应该重视自己的工作，把它看作自己的毕生事业，防止和克服尝试和自满的思想，不断提高语文水平和专业知识，以进一步提高翻译质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 + +　　为了改进翻译工作，目前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　　第一是合理使用现有的翻译干部。为了满足客观需要，对于现有的翻译人员应该进行合理的安排和调整，要尽量使他们能做到学用一致，专材专用。纠正那些把外语毕业生派去做会计、体育教员等不合理的现象。外文修养较高，适于做翻译工作而分配在与语文工作无关的职位上的干部，可考虑适当调整，或分配给他们一定的翻译任务，使他们能发挥专长。拥有翻译干部过多的单位，应该调出一部分，分派到需要这种干部的岗位上去。有关部门应周密调查，仔细研究，作出妥善安排。 + +　　第二是提高现有翻译干部的业务水平。目前各种业务部门的翻译干部，特别是俄文干部，在数量上是一支相当可观的队伍，但是比较成熟的能独立工作的翻译干部并不很多，善于从中文译成外文的更少。为此，各有关单位必须创造条件，使在职的翻译干部一般都能在工作岗位上进修，提高业务水平。有些单位翻译人数较多，可自行成立进修班，培养与专业相结合的翻译家，或采取其他办法使他们有机会获得深造。有些单位可以根据工作需要和翻译人员的个人条件，让他们学习专业知识和技术，或转送专业院校学习。这个问题也需要有关业务部门研究解决。 + +　　第三是加强培养外文干部的工作。今后要培养语种更多的外语干部，每种语文，根据实际需要，定出招生人数。这几年来，西方语文以及应用范围较广的一些东方语文干部培养得太少，应适当增加。语文干部的培养，不仅应注意数量，更重要的是要保证一定的质量。外语院系的学习时间应适当延长，并派一部分外语学生到各国去留学深造。外语院系今后要强调基础外语的教学，重视实际运用语言能力的训练，为培养师资和翻译人材而努力。应逐步提高中等学校外语基础，为大专院校外语专业准备条件。某些业务单位自办的外语学校和训练班，应该适当调整和合并，使外语教学人材得到合理使用，并提高教学质量。 + +　　第四是加强翻译出版工作。除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及与之有关的重要理论著作外，在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方面，应该选择水平较高并对我国经济文化建设极有裨益的外文作品来翻译。决不能不加选择地见到外文作品就翻，也不能不问译文质量好坏，收到了译稿就出版。某些出版社出书较滥、译文质量低劣的现象，必须纠正。现有的专业翻译机构应当加强和适当调整，吸收优秀的外文干部参加翻译，采取必要措施培养新生力量。有关的出版社现在已经注意了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内世界名著的翻译出版，并正在制定较长期的规划，着手广泛地组织各方面的专家来翻译，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仅应该重视有计划地翻译古典的名著，而且应该重视当前世界各国有价值的学术著作的出版，而及时地加以介绍和翻译。应该鼓励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关以及一切能够翻译这些著作的专家担任这种翻译工作。提倡翻译者对自己译文严格认真的风气，做到既忠实于原作，而译文又畅达易晓，使翻译书刊在读者中间获得更高的威信。 + +　　重视和加强翻译工作是我国建设事业中的一项重要任务。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迅速合理地加以解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4.txt b/CCRD/1/3/2/0002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4d78ca8588fc05c3d1722939c8fa22110141f9 --- /dev/null +++ b/CCRD/1/3/2/000204.txt @@ -0,0 +1,11 @@ +# 广东一些基层干部对处理农民入社、退社问题态度粗暴 + +　　新华社广州2日讯 广东省一些农村基层干部，最近在处理农民入射和退社的问题时，往往采取粗暴的办法。 + +　　有些社干对待重新入社的退社户采取歧视、排斥的态度。如有些社干要退社户写“保证书”、交“保证金”才准回社。阴江县有一退社户回来时，各个生产队都不要。 + +　　对于一时还不愿入社的单干农民，有些地方的社干和社员就挖掉他们的田界。有些社干对单干户还多方刁难。如信宜县安东乡庄垌村对单干户规定了：土地一律评产，除“三定”产量外，余下全部交社；耕牛一律折价归社；一律停止供应油盐；不得探亲；死人不得请人抬。有的地方还规定单干户的子弟不许上学。 + +　　对于坚持要退社的农户，有些社干在处理土地、工具等出社问题时也不按政策办事。顺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县在2月22日日至3月14日期间曾有三十二批退社农民到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反映合作社退给他们的田又远又坏，甚至远到要走一天的路程；或者要拖到4、5月份才退给，使他们无法春耕。陆丰县也有一些社因退社户一时无法偿还欠社的款项，就没收他们的家具或耕牛。（潘福擎）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68期，1957年4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5.txt b/CCRD/1/3/2/0002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eddfb5047f44863f88c7ebe723678a2c17f78f --- /dev/null +++ b/CCRD/1/3/2/000205.txt @@ -0,0 +1,39 @@ +# 上海各界代表人物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报告的反应 + +　　新华社上海2日讯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在上海各界代表人士中传达以后，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和上海市工商联曾组织六百余人进行座谈讨论，市委统战部也派员访问了部分上层民主人士。一般的反应是非常满意，同时对人民内部矛盾、肃反问题、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等也提出了不少意见，有的还引起了争论。 + +## 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　　很多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对罢工罢课感到惊奇。提出：为什么工人、学生都是国家主人翁，今天还要罢工罢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面，民主扩大、内部矛盾应该越来越少、为什么现在却越来越多？是否会多到不能解决的程度？” + +　　很多人认为内部矛盾是由于官僚主义造成的。复旦大学校长陈望道说，去年二十多所学校发生学生闹事，据他了解主要原因是学校欺骗了学生。如有的学校没有那个专业，却用那个专业的名称区招生，学生入学后当然有意见，这些都是应该闹的。翻译家傅东华说：以前用处理机器的方法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尊重个性，这边是造成矛盾的原因之一。 + +　　很多人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很难划分。工行界认识那驾白说：好比肚子痛，可能是有细菌，也可能受了点风寒，有细菌是敌我矛盾，受风寒就是官僚主义，两者很难分。工商界人士陈厚础也说：同样贴反动标语，有的确是反革命分子，有的是由于对政府不满，这样一刀看下去，很难划分清楚。也有不少人认为，敌我易分，是非难分。 + +　　在采取“和风细雨”的办法对待内部矛盾方面，大部分人都拥护。也有人提出，必要时也可以吹一阵大风。 + +## 关于肃反问题 + +　　各方面对肃反的意见很多，有的人借机发泄个人的怨气。 + +　　在滬修养的大连海运学院教授曹仲渊反映：有人说现在不是人民民主专政，而是对知识分子专政。他认为过去肃反过左，中共感到失去了部分人心，知识分子对党产生了恐惧心理，才改变政策。他分析产生左的原因是：（1）党采取先打垮你，使你完全贴服，再来扶植你，可是知识分子是经不起打的。（2）党员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农民头脑简单，脑神经是直的，用这些人来对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当然受不了。 + +　　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孙煜峰说：对于肃反中被错斗的人，采取道歉的办法是很便当的，但是人家吃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苦头，只是道歉解决不了问题。天主教人士对拘押中的龚品梅等反革命分子十分关心，希望能把他们释放出来。 + +　　工商界王性尧反映：听说工商界也要素烦了，天津已经成立饿了工商界肃反委员会，上海恐怕也快了。他说今年的日子不好过，大家对肃反、增产节约、自我改造三个问题很关心，认为这是工商界的三个“关”。“三反”、“五反”就是从增产节约搞起来的，今年不知又要搞出什么名堂来。 + +## 关于资产阶级问题 + +　　许多人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说法，还不能完全接受。毛纺业资本家唐君远说：资本家中有人贪污腐化就是两面性，工人中有人犯了同样的错误，为什么只是先进与落后的分别？现在资本家已不能直接支配企业，不少人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如果还是说有两面性，对资产阶级来讲，不是鼓励，而是打击。资方代理人现在一无股息，二无红利可分，也要戴上两面性的帽子，心中实在不服。 + +　　对“五反”也有不少争论。争论的焦点是：“五反”是大民主还是小民主。不少人认为“五反”是用大民主来对付资产阶级。橡胶业同业公会副主委胡柚孙说：资产阶级既是人民的一部分，为什么要用大民主。也有人提出“五反”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斗争的疑问。 + +## 对贯彻毛主席报告的建议 + +　　民主同盟的彭文应建议今后上海应建立关于这些方面的制度：（1）先进的工厂管理制度；（2）更好发挥人代会和政协等民主机构的作用；（3）保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让人民畅快地放和鸣；（4）进一步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5）放宽新闻自由的尺度。 + +　　宗教界顾守熙认为毛主席报告会总没有提到宗教应该与民主党派同样长期存在，甚至存在得还要常。这一点以后应该提到，一边安定宗教界的情绪。 + +　　对于传达毛主席的报告，工商界人士那剑雄要求传达时对工商界多鼓励、少批评，并且对内部矛盾、大民主与小民主、资产阶级两面性等问题讲得详细些。（张风据上海市统战部材料编）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68期，1957年4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6.txt b/CCRD/1/3/2/0002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508a9fed1ea9300c3fa17d2db2f74810135387 --- /dev/null +++ b/CCRD/1/3/2/000206.txt @@ -0,0 +1,5 @@ +# 武汉市部分中级干部对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一些疑问 + +　　新华社武汉2日讯 武汉市一部分中级以上的党员干部在听了毛主席在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少奇同志在湖北省委扩大会上的传达报告后，对有些问题思想认识模糊。有的人呢认为我国没有了阶级斗争，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那么这种内部的思想斗争算不算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呢？也有人提出，领导上对群众闹事看成是内部问题，把闹事的群众当自己人，那么地主、富农是欧服叶酸自己人，也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呢？还有戏人认为对闹事的人只采取说服教育方法来处理，是片面的，如果说服无效时还应该有法纪制裁，因此应强调说服和法纪相结合。特别对少奇同志说的党员经党委批准后可参加群众的闹事活动，模糊认识较多。许多单位反映批准党员或团员参加闹事究竟应由哪一级党委批准？处理时是否要向群众说明党员参加闹事是经过批准的，没有经过批准的党员或团员是否也可以参加群众的闹事活动？参加闹事的党、团员在群众提出反动要求或反动口号时怎么办？有的还提出，去年下半年群众闹事多，是不是由于国家经济情况紧张而引起的。（方元慧）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68期，1957年4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7.txt b/CCRD/1/3/2/0002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53acb77ee2613d03925a4aa5b3e1bc051dd23d --- /dev/null +++ b/CCRD/1/3/2/000207.txt @@ -0,0 +1,15 @@ +# 培养青年美术工作者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我国近数年来的艺术创作方面，最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是新生力量的迅速成长。青年艺术工作者的队伍日趋扩大，他们的创作数量在艺术界占有很大的比重，他们的创作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经常有优秀的作品出现。最近由文化部、青年团和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美术工作者作品展览会，提供了有力的例证。 + +　　在这次展出的九百余件作品的作者中，包括青年作者八百余人，其中有不少是初露头角的新人，并且有一部分是业余的美术工作者和兄弟民族的青年美术工作者。他们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和各种文化工作岗位上，以饱满的情绪和坚强的毅力在美术创作的道路上迈开了大步；无论在美术创作的各种门类方面，无论在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技巧方面，都比全国解放初期的作品有着显著的进步。通过这次展览会，我们可以看到青年美术工作者在创作方面的无穷潜力。 + +　　我们的国家现在正处于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时代，社会生活的面貌和人民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空前未有的变化。艺术家在表现生活的时候，不仅需要创造形象的艺术才能，而且需要一种善于发觉新鲜事物的敏感，否则就很难创造出具有艺术魅力而又能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在这次青年美术工作者的作品展览会中，可以看出作者们是具有这种敏感的。他们的较多的作品都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变化、摆脱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的高涨、突破陈腐观念的精神生活的上升，以及在日新月异的万象中涌现出来的生活的美、劳动的美、思想感情的美，因而令人感受到浓厚的生活意味和时代气息。尽管有不少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还不够深刻和不够成熟，但这是青年美术工作者在创作初期不可避免的缺点，可以在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中逐渐克服的。 + +　　近年来美术界在发扬民族美术的优良传统方面已经有了初步的收获，尤其在运用民间美术形式方面。由于美术普及工作的广泛推行，民间形式的美术作品已经在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树立了比较稳固的基础。这一事实可以从年画、连环图画等等大量出版数字中得到证明。这一方面的成绩，也是和青年美术工作者的巨大努力分不开的。从这次展出的年画和连环图画作品中，可以看出青年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民间美术上所取得的显著收获，而连环图画的成就表现得特别明显。有些作者在创作中显示了出色的才华，有些作品在艺术表现上显示了高度的技巧，而一般作品的水平也都比较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这种情况证明了“艺术必须与广大的人民群众结合”、“艺术家必须从勤修苦炼的艰巨劳动中才能获得优异的成果”乃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要青年美术工作者努力不懈地坚持艺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方针，坚持从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的原则，那么，不仅仅是在连环图画中，而且是在一切美术创作中都可以产生出色的画家的。 + +　　我国的青年美术工作者是分散在全国各种文化艺术工作岗位上面的，有的是专门从事美术创作，有的是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创作。在他们的思想锻炼和艺术修养方面，都需要有关领导部门和美术界先辈的耐心培养和帮助。应该把对青年艺术工作者的思想教育工作摆在首要的地位；不应该只是使用他们而不注意培养他们。特别应该重视培养青年美术工作者的优良的思想品德和作风。在可能情况下，应该多多给予青年艺术工作者以创作条件和学生条件，应该经常帮助他们有积累生活知识和艺术知识的机会。前辈的艺术家们应该以最大的热情来关心和爱护这些美术事业的后备军，使得青年美术工作者在创作上得到正常的发展。青年美术工作者本身也要防止那种稍有成绩就骄傲自满和目空一切的毛病。毛泽东同志说过：“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每个美术工作者应该时刻记住这句话，端正思想作风，努力向生活学习，向劳动人民学习，向前辈的艺术家学习。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8.txt b/CCRD/1/3/2/0002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26ce3e76f5f4afa66e75022f89915e31c42ba --- /dev/null +++ b/CCRD/1/3/2/000208.txt @@ -0,0 +1,11 @@ +# 天津部分资本家对增产节约运动抱消极态度 + +　　新华社天津3日讯 天津市一部分资本家对参加增产节约的运动表现消极。 + +　　有的人呢认为企业公私合营后已经是国家的财产了，增产节约是国家的事，和自己没有多大关系。有人认为增产节约是工人阶级的事，私方人员没有责任。泰东工厂私方姜焕一说：合营前经理赚钱归自己，什么都得管，合营后一切有公方负责，自己得舒服就舒服。目前染织业亏纱现象很严重，在合营前各厂一般还是有余纱的，1955你那各厂盈亏相抵，余纱值十六万元左右，合影后的1956年净亏纱四万六千多磅，值九万余元。亏纱的原因主要是浪费增大有些厂的私方对此漠不关心，认为“亏纱也不是亏自己的”。 + +　　有的人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怕“得罪人”，明明看出生产经营有问题也不管。华龙织布厂车间主任孙良臣认为，私营时资方可以自己做主，说了话谁都得听，合营后真要是负起责任来就会和群众闹对立。裕丰基点厂私方扈宗辙也认为，合营后谁能做好人，谁就是模范，就叫依靠群众，若还是照私营那样搞，就会脱离群众，领导也会不信任。目前许多场原物料浪费很严重，如春华织布厂的三十台织布机，过去每月用润滑油三十斤，到现在用八十斤，过去每月用梭子七、八把，现在用到二十多把。卷扬机制造厂合营前丛钢铸件使用锋钢刀具，现在用钻石刀具，既增加费用又不合用。许多私方人员大手大脚，认为供应原物料是“各取所需”，要什么给什么，只要不得罪工人就行。还有一些资本家怕增产节约后精简机构，自己职务要变动，因而劲头不大。也有的人不敢积极建议改进生产和节约材料，怕将来出了问题“反”到自己头上。机器业铸件厂为生产炉面调拨来〇号铁（好铁）私方人员认为用不着这样好的料，但怕提出来“受不了”，不肯提出。 + +　　此外，公私共事关系存在问题、人事安排不当、对他们的建议不够重视等等，也影响一些资本家积极性的发挥。利中酸厂化验负责人吴宝忻看到保全工焊铝后剩的氢气肥料酸硫溶液扔掉很可惜，就主动试验从中提取硫酸锌，估计全年可提六吨，能节约六千余元，但建议提出已半年未得解决。吴宝忻还提出了该厂生产上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单层矿炉改为双层矿炉，使块矿石和粉状矿石都可燃烧，避免有些矿石粉因不适合在单层矿炉中燃烧而贬值出售或扔掉的损失，每年不但可节约四万多元，还能增产硫酸15%——20%，建议提出也一个多月了，领导方面还没有表示态度。因此，使他“灰心丧气”了。第三玻璃厂私方陈文年说，不叫做就不做，反正节约了钱也不给我。中医药私方人员张安民有三十年的采购经验，合营后被安排到万岑堂作煎药员，因而对增产节约不积极；福利料器工厂私方乔敬波对该业的经营管理有四十多年的经验，现被安排为包装工人，情绪也很消沉。（尹崇敬）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69期，1957年4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09.txt b/CCRD/1/3/2/0002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ceb0363963025fc7a28be83e3cb681d027018f --- /dev/null +++ b/CCRD/1/3/2/000209.txt @@ -0,0 +1,17 @@ +# 排除困难，胜利前进——庆祝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天是匈牙利解放十二周年纪念日。在庆祝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我们十分满意地看到，匈牙利人民在匈牙利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已经胜利地击退了去年１０月的反革命暴乱，继续坚定不移地向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并且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今天，我们在匈牙利人民取得新的胜利的情况下来庆祝匈牙利伟大的解放日，有着重大的意义。 + +　　十二年前的今天，匈牙利人民在苏联军队的帮助下获得了解放。在解放后的十二年中，匈牙利人民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在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建设中，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就。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工业总产值已增加到战前水平的三倍以上，由于工业的迅速增长的结果，使匈牙利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工农业国家。同时，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文化水平都比战前提高了。正如卡达尔总理所指出的，匈牙利“过去的十二年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巨大的胜利阶段”。 + +　　但是，在匈牙利人民从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作的过程中，匈牙利过去的领导者曾经犯了严重的错误，引起了人民的不满。而匈牙利的敌人就利用这一机会，在去年１０月发动了反革命叛乱，企图颠复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匈牙利恢复资本主义和法西斯的黑暗统治。由于这一反革命的叛乱事件，匈牙利的社会主义事业曾一度处在危险中，社会主义建设也遭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敌人的幻想破灭了，他们的阴谋失败了。匈牙利人民在苏联的援助下，扑灭了反革命叛乱的毒焰，保卫住了社会主义制度。 + +　　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在成立以后，曾经面临着重重困难。匈牙利党和政府接受了过去的教训，首先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反革命进行了坚决的镇压，使反革命势力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并且大力进行了建党和建军的工作以加强社会主义制度。目前社会主义工人党已拥有二十三万党员；新的公安部队也已建立起来。匈牙利的党和政府还大力进行了恢复生产的工作，特别是恢复煤的生产。目前煤矿工人已相继复工，努力生产，每日平均煤产量已达到六万四千多吨，已接近十月事件前的水平。同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匈牙利提供了巨大的援助，这对匈牙利经济的恢复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坚持了革命的立场，采取了正确的措施，社会秩序已逐步安定，人民生活也已逐步恢复正常。目前，匈牙利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一切健康的力量，越来越团结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的周围，坚决支持党和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的措施。虽然目前摆在匈牙利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但这是前进中的暂时的困难，在匈牙利全国人民的努力和艰苦奋斗下，这些困难一定能逐渐被克服，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一定能够很好地实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在大力医治反革命叛乱带来的创伤的同时，在加强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间的关系方面，也进行了巨大的努力。匈牙利的党和政府，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列宁主义民族平等原则的基础上，曾先后同苏联、中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兄弟国家的党和政府的代表团进行了友好会谈，这些会谈都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团结，这无论对于匈牙利或是对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都是十分重要的。 + +　　匈牙利人民在对反革命阴谋进行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不仅是保卫了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保卫了匈牙利人民十二年来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而且这一胜利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匈牙利人民的胜利，使帝国主义想在匈牙利打开缺口以破坏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使帝国主义企图把匈牙利变为战争策源地的计划破产了，对于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 +　　社会主义各国人民从匈牙利事件中已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各国团结一致的重要性。目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正在不断地巩固和加强。在社会主义各国伟大的团结面前，帝国主义企图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阴谋，过去已经遭受了可耻的失败，今后必将继续遭受可耻的失败。今天，在庆祝匈牙利人民伟大的解放日的时候，我们衷心祝贺匈牙利人民在他们的党和政府的领导下，顺利地克服前进中的困难，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中取得新的成就。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0.txt b/CCRD/1/3/2/0002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5d3ce7b92f1acd91277b54e06b481504b08b71 --- /dev/null +++ b/CCRD/1/3/2/000210.txt @@ -0,0 +1,9 @@ +# 安徽濉溪、定远等地有些社在社员大会上公开绑打农民 + +　　本刊讯 最近中央办公厅收到安徽濉溪县、定远县的人民来信，反映该地有些社当县、区干部在场召开社员大会时，公开绑打农民。 + +　　濉溪孙町乡拖拉机手耿兆远，3月11日在会场目睹十几个被捆绑着跪在台上的农民，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打瞎了眼，有的被打掉了牙。町西郜花园子一对五十多岁老夫妇，被社干、民兵用枪托、鞋底、巴掌围打多次，打昏后拉起来再打；老妇被王学仁穿着大皮鞋一脚踢破头，满头满脸都是鲜血；老农被民兵照头一枪托，头上登时齐了个大疙瘩。该县秦楼乡三个社，一社和三社说是整社，事前组织好“绑打队”，专打落后社员。会上乡干部宣布“打死一个没事，打死两个两条席”、“谁也不同情，谁掉泪就与被打者同罪”。被打的人，无一不带伤痕，一个饲养员，被打后上吊死去。定远县爱国社也召开大会绑打了复员军人褚玉山和社员单老三的媳妇。 + +　　会上群众舞步长吁短叹，从内心流出同情之泪，孙町乡农民李洪才的叔父，见此情况当场晕倒。据反映被打的最多的是中农、贫农。这些人因灾情恐慌不安，曾为粮食问题和干部吵打过。会上的观众说今后社干把粮食偷光，把我们饿死也不敢给社干提意见了。（摘自中央办公厅“要信请示”）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1期，1957年4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1.txt b/CCRD/1/3/2/0002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dff001b15a9c8adfe869fd049ef43d9ce62182 --- /dev/null +++ b/CCRD/1/3/2/000211.txt @@ -0,0 +1,17 @@ +# 云南部分高等学校中高级知识分子对生活要求过高 + +　　<阎瑾文> + +　　新华社云南5日讯 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三个高等学校过份迁就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享受，放松了对他们的思想教育。题问大致表现在以下的几方面： + +　　一、讲师以上的教员对生活要求过高。 + +　　自从去年提出注意高级知识分子工作后，这三个学校尽管条件还差，但都已尽量设法给予照顾，对教授讲师调整了房子，买好戏票，副食品的供应也远远超过机关干部，但他们却还嫌不足，觉得既然身为高级知识分子，额外的享受是理所当然的，所以除了学校为他们已经做的以外，又有许许多多的要求。譬如学校规定：凡高级知识分子因公外出时，可用小汽车。云大中文系一教授，家离学校有一里左右，他就要车子接他上课。自己请人吃饭也用车子去接客人。历史系的一位教授，借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就自作主张在那里割痔疮，用掉了五百个职工一月的医疗费(约七百元)，竟要学校卫生科全部给他报销(接规定转外医治，需经卫生科据病情批准的)。此外叫学校总务处给办私事，带全家去高级知识分子的小灶食堂吃饭、要求再调好房子等情形更是普遍。 + +　　二、不尊重行政干部。 + +　　三、高级知识分子压力大，行政人员不安心。 + +　　虽然行政人员辛辛苦苦为高级知识分子做了许多事，到头来却落得一身意见，坏的还要挨骂，因此想改行，想离开学校，情绪很不稳定。那些高等学校毕业出来的党团行政干部就要求领导调去做助教。没有条件干教学的就希望出校做行政干部免得受气。 + +　　来源：1957年4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2.txt b/CCRD/1/3/2/0002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239e2f1b3469a4f1d7fd49e21965d72fa8782b --- /dev/null +++ b/CCRD/1/3/2/000212.txt @@ -0,0 +1,13 @@ +# 加强自我改造是全省工商业者的光荣任务 + +　　<《陕西日报》社论> + +　　最近，全省工商联召开了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给全省工商界私方人员提出了继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加强自我改造的任务。这个任务是光荣的，它对工商界私方从业人员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和自我改造的方向。 + +　　自我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来，私营工商业者已经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从私营工商业者接受改造的热情方面来看，说明民族资产阶级随着我国人民革命的不同历史阶段，它的积极性是逐渐增强了。这种积极性不仅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过程中表现的比较明显，也表现在不少工商业者对待政治学习的积极热情上，以及在企业管理中的确发挥了专长，做了不少有利于人民的事情。但是，也还有消极的一面。如在企业管理中，某些私方人员还不够守职尽职，得过且过，在公私共事关系中，某些私方人员不遵重公方领导，遇事不能“反求诸己”；特别是有些私方人员和职工感情仍然是格格不入，对学习抱有抵触情绪。这种两面性从总的趋势看，积极性虽然是主要的，是在增长的，但是，消极性仍然是存在的，对某些人来说还是值得十分注意的。过高估计积极方面，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说，工商业者接受对企业改造，这是好的，是光荣的，也应该看到，企业的改造特别是人的改造只是开始而不是终结。工商业者把自己改造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才是最大的光荣。有人认为谈企业改造还可以，谈个人自我改造很不光荣。我们认为自我改造很光荣，我们许多优秀干部不都是在自我改造中锻炼出来的吗？为什么工商业者自我改造就不光荣呢？要改造，当然要看见积极的一面，更要看到消极的一面。看到自己还有消极的一面是为了能够更客观地估计自己，使自己进一步加强自我改造。样样都好，这是取消改造的说法。所以说，要加强自我改造，就得承认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现实，这是改造的前提。 + +　　工商业者能不能改造好呢？我们说能够的。但是改造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工商业者自觉的努力，以及在实际工作中的锻炼。有人说：“现在我还拿‘定息’，拿了‘定息’就改造不好”。这种说法是片面的。定息是国家对资产阶级的真心赎买，它的积极意义在于鼓励资本家安心工作，安心学习，安心接受改造，以充分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作用，所以不能把放弃定息认作思想改造的终点，不要认为只要放弃定息就可以不再进行思想改造，也不要认为现在不放弃定息就不能进行思想改造。改造的好坏也不取决于原来资本的大小。自从宣布把资金小的工商业者可以不叫资本家以后，有人就说：既然不是资本家，也就不需要改造了。是的，小业主主要是依靠自己体力或脑力劳动来维持其生活的，属于劳动人民，但是按阶层说，它仍然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或上层小资产阶级，从思想体系看，和资产阶级仍是一个思想体系。工人阶级也要进行思想改造，何况小业主呢？ + +　　要改造得好，当然要通过实践看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思想纠正得如何？还要看工商业者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矛盾时抱着什么态度。比如，在国家开放农村自由市场以后，有一些人趁国家对市场管理不严，没有经验，他们投了机，赚了钱，于是另一些人就眼红起来，自己也想捞一把。这就不是向前进而是向后退。向后退，哪还谈得上自我改造？再比如：对工商业者家属的安插问题，这个问题对工商业者来说是个实际问题，是具体的个人利益。但是能不能全都安排下来，还要看国家有没有困难。根据现在情况看，不仅有困难，而且困难还不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让个人小困难服从国家大困难，单只看到家属没有及时安排就消极起来，这就有问题。从国家来说，当然应该尽力安排工商业者的家属，事实上已做了不少工作；从工商业者来说，就是应分担一些国家暂时不能克服的困难。所以，工商业者对待这些问题不能全面地考虑，那就只会增加消极的一面。消极情绪越来越多，自我改造就增加了困难。 + +　　还必须明确，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进行自我改造，就要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些工商业者害怕批评，这是不对的。这也是不了解，我们的批评，是要求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工商业者可以根据这个精神批评别人，也可以批评自己，更可以在工商业者之间展开相互批评。害怕批评，就是害怕暴露缺点。讳疾忌医是不可能改正缺点的，脸不洗是不会干净的。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就得首先加强学习，不学习就没本钱，难于分清是非。学通了还得经过实践的考验。嘴上说的一套，做出来的又是一套，还是不能说改造好了。那么应该通过什么实践来检查进步了或者没有进步呢？我们认为应该表现在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中，表现在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上，表现在对国家政策法令的遵守上，也表现在在日常生活中能不能分清是非，也就是分清什么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什么又是不利于国家、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事。如果更具体、更全面地来说，那就是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决议中所提出的五项准则。只要全省工商业者能够认真贯彻执行这五项准则，必然能进一步发挥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克服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消极性，并在自我改造中，使自己真正变就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3.txt b/CCRD/1/3/2/0002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d12720da8eda7dc1eeff14b8b27aecc9f6eb7d --- /dev/null +++ b/CCRD/1/3/2/000213.txt @@ -0,0 +1,27 @@ +# 教育者必须受教育　谈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人民日报》社论> + +　　马克思在“费尔巴哈论纲”中说，“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必须受教育。”我们正在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在这伟大的事业中，知识分子将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使知识分子能够更好地为社会主义服务，必须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马克思的话给了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 +　　我们的党和政府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对于知识分子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充分注意使用知识分子，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团结、教育、改造旧的知识分子的同时，党用了很大力量培养大量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中已有相当数量从劳动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目前，我国知识界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 +　　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在我国几百万知识分子中，还只有少数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比较熟悉；多数人愿意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学得还很少。这些人都是爱国主义者。还有少数人也爱国，也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除此以外，当然也还有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不很欢迎，甚至保持敌对的情绪。 + +　　一部分知识分子还没有接受或者还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状况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存在。如果不承认这种状况，我们就会要求过高，要求得不合理，而且就会把自己的任务降低甚至取消。如果所有的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了，还有什么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呢？ + +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有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任务的，是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是知识分子的学习只能通过自愿。在人民内部的问题上，在思想性质的问题上，不能采取粗暴的方法。 + +　　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先生。但是，教育人民的人先要受教育，不受教育就无法去教育广大群众。时代变了，并且在迅速地前进着。知识分子如果不丢掉过时的旧东西，不研究新问题，不接受新事物，他就会脱离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找不到共同语言，他就会一事无成，根本谈不到去作人民的什么先生。事实上，知识分子本身，就大多数来说，现在对于这一点也已经有深切的感受了。认为知识分子不需要受教育、不需要改造的人，不但是极少数，而且也难于得到多数人的共鸣。 + +　　知识分子要学些什么呢？要学的东西自然很多；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是不可缺少的。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埸、观点和方法观察事物，处理问题，才能不犯错误，才能扫除思想上资本主义、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影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应当包括党内和党外的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共产党员中能够真正懂得并且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也还很少，甚至还有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比如犯教条主义毛病的人就是。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我们需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另一方面，非党的知识分子，也完全可能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大家所知道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就是一个非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知识分子不但应当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可以学得很好。而且，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灵魂，是我们国家生活中的指导思想，知识分子作为国家公民来说，无论自觉不自觉，无论愿意不愿意，每天都在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性，每天在我们的生活中都在得到证实。因此，即使有的知识分子现在还不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只要他愿意忠于客观真理，我们相信，他也一定会逐步接近和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 + +　　自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能是知识分子在自愿基础上的自我教育。所谓知识分子的改造，乃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我们党的责任，是要在人们愿意的条件下，进行好心的和切实有效的帮助，帮助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而不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强加于人。 + +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学习应当结合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习，实践；再实践，再学习；边做学生，边做先生；逐步学会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分析问题。在学习过程中，要提倡思想见面，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才能清除旧思想，树立新思想。 + +　　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也是树立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重要方法之一。而且，一般地说来，社会生活的教育作用最为直接和广泛。对于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树立往往是不容易的。知识分子要走下心灵深处的“小资产阶级王国”的宝座，到工厂、农村中去，去感受劳动人民的呼吸，观察社会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这样，就有可能从书本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变成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如果大家都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么便有了共同的语言，对于教育人民，顺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起极大的作用。我们已经看到，许多高级知识分子走到工厂和农村去了以后，改变了他们原来片面的看问题的观点，端正了思想认识。有一位知识分子说得好，“交尽天下良友，读尽人间奇书。今天的奇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法。今天的良友，就是工农群众和劳动的知识分子。” + +　　为了便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各地党的组织应当积极准备条件。目前，各地中共党委按照自愿和联系业务的原则，规定一些必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课程，采取自学、上夜大学、函授学校、政治学校、科学讨论会、报告会、学习组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理论。民主党派对于所联系的群众——知识分子，也已经注意运用各种方法，帮助大家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协全国委员会已经创办了社会主义学院，负有教育、改造、团结知识分子任务的各人民团体和政协地方委员会，都要把组织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参加社会生活实践作为自己经常的工作。各地应当继续组织这些学习。学习的指导人应当具有一定的水平，学习的计划和方法要适合各类知识分子的需要。只要我们采取积极的、热诚的和谨慎的态度，我们就一定可以帮助全国几百万知识分子在当前的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光荣使命。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4.txt b/CCRD/1/3/2/0002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6b11440d2735f81f4a4d55b98804e86b25f91b --- /dev/null +++ b/CCRD/1/3/2/000214.txt @@ -0,0 +1,15 @@ +# 西安各高等院校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学生社会主义觉悟普遍提高 + +　　<孔祥光> + +　　本报讯西安各高等院校深入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大学生中的社会主义思想品质正在进一步提高。 + +　　本学期开学以来，各院校普遍通过团员代表大会、学生代表会议、学生干部会，访问革命老前辈或请他们作报告，访问农村，以及举办各种专题讲座、时事政策报告等，向学生进行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教育。陕西师范学院、西安医学院和西北俄专等院校还分别邀请了李敷仁同志和苏联专家尼·依·斯科赛列娃，向学生作了关于延安大学和苏联大学的学习生活情况的报告。许多学校重视了社会主义思想、立场和观点、方法的教育，组织学生学习、讨论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件。西安航空学院最近还由政治课教师向学生作了几次有关民主、自由、纪律等问题的专题报告。西安医学院、西安师范学院和西安动力学院等院校，曾分别邀请了陕西省农业厅厅长赵锦峰、团省委书记惠庶昌等，就学生思想、友谊、恋爱和婚姻问题作了报告。 + +　　通过上述教育，在学生中的一些模糊思想已开始澄清，部分人的极端民主自由、贪图享受的思想作风受到了抵制，关心政治、尊师爱校、勤俭朴素的风尚正在进一步形成。不少学生检查批判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思想。过去学生中不关心时事的情况也已经得到扭转。大多数学生都重视了政治课和时事学习，许多班级的学生都增订了报纸。 + +　　西北大学、西北俄专、交通大学等院校不少学生都批判了认为大学生“应该特殊”、轻视体力劳动、不爱惜公物等思想。西安航空学院学生做到了每人每月平均节约三斤粮食，西北俄专学生作到了每晚节约十度电。不少院校的学生普遍自己动手打扫教室和宿舍的环境卫生，自己修路、种树，美化校园。陕西师范学院学生结合“把一切献给党”的座谈，不少毕业生还检查了自己不愿到边远地区去工作的思想，认识到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才是最光荣的。 + +　　各院校的学习纪律加强了，迟到、旷课等自由散漫现象普遍减少了，学生中钻研学习、团结互助和比学习的风气日益浓厚。劳卫制锻炼和体育锻炼也普遍活跃起来了。现在，绝大多数学生都积极地为争取作一个社会主义的青年大学生而努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5.txt b/CCRD/1/3/2/0002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c42e391d3a525e312ae728228e8a8c394cb88a --- /dev/null +++ b/CCRD/1/3/2/000215.txt @@ -0,0 +1,69 @@ +#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解放以后，我国的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四九年只有小学生二千四百多万，中等学校学生一百二十六万，高等学校学生十一万七千；而目前已经有小学生六千三百多万，中等学校学生约五百九十七万，高等学校学生四十万以上。但是由于我国各种条件的限制，现在还没有可能实行普及中学教育。至于高等教育，本来不属于普及教育的范围，它的发展当然要受更多的限制。因此，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都要有很大的部分转入生产。这是一个现在全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 + +　　有人问：今年有许多高小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是正常现象还是不正常现象？是长期现象还是暂时现象？是好事情还是坏事情？今后不能升学的学生会比今年更多还是更少？他们说教育工作方面犯了错误，他们责备政府今年的教育计划订得过低。 + +　　是的，去年在教育工作上是有缺点和错误的，其中一项重要的错误就是去年多招了一部分学生，给工作带来了不少的困难。但是，不能说，去年不多招一部分学生，今年就可能招更多的学生。我们认为，今年高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初中和高小毕业生小部分升学、大部分不升学的情况，是正常现象。而去年和前几年，高中毕业生几乎全部升学，初中毕业生大部分升学、小部分不升学的情况，却是一种临时性的现象，是中等教育赶不上高等教育发展需要，高中毕业生数量增长未能适应高等学校招生需要的特殊条件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现象。情况的变化，表明我国的教育事业已经开始转入比较正常的状态。因此，今年新出现的这种情况，今后还会有所发展，这种情况将是长期现象，而不是暂时现象。我们今后的任务，是首先逐步普及小学教育，使学龄儿童全部入学。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全国约有一亿小学生，每年就将有一千多万小学毕业生。在逐步普及小学教育的同时，我们将继续发展初中教育、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但是，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在今后，一方面，将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升学；另一方面，又将一年比一年，有越来越多的小学毕业生、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投入生产劳动。这表明什么呢？表明我国的知识分子将愈来愈多，我国人民的文化水平将逐步有所提高。毫无疑问，这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教育事业本身，都是好事情，而不是坏事情。 + +　　现在全国各地今年应届毕业的学生情绪都很紧张，他们正在集中精力准备升学的考试，各校教师也在努力帮助学生准备升学的考试。这种努力是完全正当的。各校当局和党政领导都应当帮助、而不应当妨碍他们的这种努力。但是应届毕业的学生，以及他们的教师，特别是他们的家长，对于他们的出路都应当有升学和不能升学两种打算。能够升学，那很好。而如果不能升学，也应当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要看作是普通的事情，不要看作是“不得了”、“不能见人”的事情。对于不能升学的学生，不应当有任何歧视，而应当积极安排他们的出路。安排不升学的毕业生的出路，在目前是一个比较繁重的任务，各个毕业生的家庭都应当认真同国家合作，国家也应当认真同这些家庭合作。我们的国家对全国所有的人都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因此，各地党政机关和青年组织对于当地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作好统筹安排，是完全必要的。 + +　　问题是：如何安排？安排他们做什么？采用城乡人民集体办学等办法，再办一些小学、中学，或者采用自学小组和补习班等办法，组织学生自学，为日后参加生产劳动或升学准备条件，这是一种安排。但是这究竟只能解决很少数人的问题，而且无论自学，或者进民办的中小学，以后也还是要就业。因此，最主要的办法还是帮助不能升学的学生就业。那末，就什么业呢？大家知道，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企业单位现在都在精简机构，调整人员，一二年内，这些机关和单位虽然可能从复员军人、中等专业学校和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些职工，一部分企业可能招收一些学徒，但是数量不会很多，而是很少。此外，某些城市里的服务行业（例如理发、成衣、饮食等）和某些手工业，还需要增加一小部分学徒和职工。但是，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因此，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准备着重地讨论一下这一方面的问题。 + +　　有人担心我们的农村劳动力过剩，担心学生回到农村无事可做。事实证明，合作化基本实现以后的农村，在地多人少的东北、西北，以及一切还有较多荒地的农村，固然需要劳动力；就是在其他一般地区的农村中，只要那里开始进行了农业的技术改革，开始组织了农村的多种经营，那里就会感到有文化的劳动力的缺乏。有人也许看到过去几年，有大批小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投入工业生产，而投入农业生产的只有大批小学毕业生，很少初中毕业生，甚至没有高中毕业生，因而认为农业方面只需要小学毕业生，不需要中学毕业生。这种看法也是不对的。因为事实上不是农业方面不需要中学毕业生，而是因为当时的中学毕业生数量少，只能首先满足高等学校和工业生产的需要，还不可能给农业方面安排中学毕业生。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学毕业生增加了。我们在安排中学毕业生就业的时候，已经有可能兼顾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需要，并且在一定时期内有可能着重地照顾农业生产的需要了。 + +　　客观上有需要，也有可能，那末，中小学毕业生特别是中学毕业生，下乡种地，参加农业生产，是不是没有问题了呢？不，还是有问题的。问题在于思想，在于学校中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存在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缺点，没有引导学生去切实地充分地认识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可能。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对劳动教育重视不够，对中小学学生毕业后应当参加工农业生产的教育重视不够，１９５３—５４年虽然曾经一度加强，但以后又有些放松。即在一度加强劳动教育的时候，也是一般道理讲得多，具体实际联系少。因而学生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错误观点没有受到批判，正确观点没有真正树立；因而现在相当多数的学生对下乡种地在情绪上是有抵触的，他们的态度是消极的。当然，只要思想教育工作作得好，这些又都是可以改变的。 + +　　首先，有人说，下乡种地“丢人”，“没出息”。有些青年口头上承认劳动光荣，可是让他们去从事种地这种具体劳动的时候，就认为是“丢人”。最近又有人在说“农民生活苦”，可是要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弟下乡，去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的时候，就说是“没出息”。说种地“丢人”，“没出息”，就是说种地“下贱”，“不光荣”。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许多青年学生的父母是种地的，难道能说他们的父母丢了人吗？许多人祖祖辈辈是种地的，难道能说他们祖祖辈辈丢了人吗？全国农业人口共五亿多，难道能说他们丢了人吗？这不是侮辱全国的五亿多农民吗？全国共有六亿人民，说其中五亿多人民的劳动是“丢人”的，“下贱”的，“没出息”的，“不光荣”的，这还了得吗？这是一种什么观点呢？是劳动人民的观点吗？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吗？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吗？都不是。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点，是封建士大夫的观点，是封建贵族的观点，也是资产阶级的观点。 + +　　由于有这种观点，或者受了这种观点的影响，许多青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他们的言行出现了很多不一致的地方。他们口头上重视劳动，实际上却只重视脑力劳动，而不重视体力劳动；口头上说看得起劳动者，实际上却只看得起脑力劳动者，而看不起体力劳动者。他们抽象地背诵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劳动创造人类和人类历史的论点，实际上却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基础，不承认或不了解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活动的东西。他们也把劳动和劳动者分成等级，认为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高一等”，脑力劳动者“应当”站在体力劳动者之上。所以，他们想作脑力劳动者，不愿作体力劳动者。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他们将就着去作大工业的工人，不愿作学徒，不愿作手工业工人，不愿作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尤其不愿作农民。 + +　　大家知道，在不久的将来，我国就要普及小学教育，并且实现扫除文盲的任务。以后，我们还要用更多的时间来普及初中教育，以至高中教育，使全国人民的文化水平普遍地提高到初中以至高中毕业的程度。苏联经过四十年的努力，已经完成相当于我国初中的普及义务教育，现在正在开始实行高中的普及义务教育。东欧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实现了初中的普及义务教育。在这些国家内，比较年青的工人和农民，比较年青的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等等，都是中学毕业生。那末，能不能设想，在我国人民都成了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以后，人人都去作脑力劳动者，不作体力劳动者，不当工人和学徒，不当农民，不当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呢？大概谁也不能这样设想吧。既然苏联现在的中学毕业生，我国将来的中学毕业生，除开一部分人升学以外，都要作工人和农民，那末为什么我国现在的中学毕业生，却只能全部升学，而不能小部分升学，大部分去作工人和学徒，作农民，作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等等呢？ + +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是阶级社会里面长期存在的事实。在苏联，早已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因而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我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也基本上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以及两者之间的对立。苏联、中国和全世界的伟大前途，是共产主义。可以设想，到那个时候，人人都将受到大学教育（将来的大学同现在的大学不会完全一样），人人都将是大学毕业生，人人都将是脑力劳动者同时又是体力劳动者。但是，能不能说，在消灭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基本差别以后，就不再需要劳动的分工，不再需要工人农民，不再需要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等等呢？不能这样说。既然共产主义社会都还需要这些劳动分工，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去作这些事，都不“丢人”；那末，我们现在按照社会所必需的劳动分工，安排中学毕业生去种地，去理发，去缝衣服，去作饭，为什么就认为是“丢人”、“没出息”呢？ + +　　不少青年读书读到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就看不起工人和农民，看不起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就认为自己比工人、学徒和农民“高一等”，比理发工人、缝衣工人、厨师“高一等”。他们读了几句书，不是更谦虚，而是更骄傲；不是更尊重体力劳动者，而是更看不起体力劳动者。有个女同学来信说：“要年轻白嫩的姑娘去种地，去担土、挑大粪，太不象话。”劳动人民用他们的劳动把自己的子女养大起来，送到学校去读书，而子女读了书，就说种地、担土、挑大粪“不象话”。这样去培养青年，对劳动人民有什么用处呢？少教出一些抱这种错误态度的人，对劳动人民的事业不是更有好处吗？这些现象充分说明，由于中国文化落后，知识分子少，特别是由于学校里的政治教育薄弱，脱离实际，现在的青年学生还远没有摆脱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的那种骄傲自大的劣根性的影响，以至他们在新中国的学校里受了多年教育，还不懂得尊重劳动和劳动人民，甚至还在劳动人民面前摆架子。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 + +　　“有许多知识分子，他们自以为很有知识，大摆其知识架子，而不知道这种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碍他们前进的。他们应该知道一个真理，就是许多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工农分子的知识有时倒比他们多一点。” + +　　因此，毛泽东同志“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 +　　因此，现在已经得到了一定书本知识的中小学毕业生，应该毅然决然地、愉快积极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特别是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去，获得生产斗争的实际知识，使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结合起来，促进自己的提高和发展。 + +　　为此目的，就必须首先去掉上述各种错误的观点和想法，改变上述错误的态度和作风。自己有这样的观点，自己首先改正，别人有这样的观点，帮助别人改正，这才是进步青年追求进步的应有态度。自己有这样的观点去向别人宣传，或者听到别人宣传这样的观点而不坚决反驳，这就是思想落后、政治落后的一种表现。学校中的党政领导人员、教师职员和青年工作者，学生的家长，特别是身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学生家长，如果听到这样的观点在青年学生中到处传播，到处泛滥，而不组织辩论，不进行教育和批评，那就表明自己的思想工作薄弱和政治认识不高。最近各地都已经重视劳动教育，当然，这是好的。但是，如果不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着重地解决“种地丢人不丢人，有出息没出息”这个根本性质的问题，如果还是象过去那样抽象地背诵原理原则，而不联系实际，那是肯定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我们的同志常说要加强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常说要使思想教育联系实际，但是，如果不把学生中普遍存在的“种地丢人不丢人，有出息没出息”这样大的实际问题和政治问题，好好地联系起来向学生进行教育，那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 +　　其次，有人说，下乡种地，“没有前途”。这种说法一方面是轻视劳动、轻视农民的另一种表现；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又同他们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着什么地位、对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着什么作用这些问题缺少了解，有很大的关系。 + +　　工业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领导力量，而农业发展则是工业发展的基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农业对于工业化事业有多方面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农业的发展不仅直接地影响着人民生活的水平和轻工业发展的速度，而且也影响着重工业发展的速度。”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地大大地发展农业生产。而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对农业进行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在全国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社会改革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作，但是，这些工作不久就可以作完。今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好，逐步地而又适当地进行技术改革，大大地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懂得，管理一个几百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比管理一个几百人的工厂是不会更容易些的，要把全国几十万个农业合作社管理好，要实现我国农业伟大的技术改革，我们还必须进行很多的艰苦工作。 + +　　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我国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和农村建设的长期规划，它在全国人民面前展示了我国农业发展的第一个伟大的远景，它已经成为全国农民极大的鼓舞力量。这个纲要实现以后，我们将继续实行第二个、第三个类似的纲要，实现我国农业的机械化、电气化、科学化。现在二十岁的青年，是完全有可能看到我国的农村变成真正富裕、真正幸福的农村的。 + +　　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是我国农村两个历史性的根本改革。合作化以后的农村是新的农村，农民是新的农民，但是，现在的农村和农民都还缺少文化。为着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为着逐步地进行农业的技术改革，农村迫切需要文化，农民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当农民。除开大批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以外，如果从今年开始，每年有近百万以至一百多万的中学毕业生下乡，五年以内有四百万至五百万中学毕业生去参加农业生产，并且以后一年比一年有更多的中学毕业生下乡，同农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亲密地结合起来，那么，可以肯定，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和农业的技术改革就将得到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就将促进我国农村实现另一个根本改革——技术改革，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空前地向前大发展。 + +　　有些同学愿意下乡工作，但是要当干部，不愿种地。现在的农村和农业合作社需要一些干部，例如会计、文书等等，这是事实。但是，我们劝告下乡的学生，最好在开始的一个时期不要去作会计、当干部，也不一定去学那些特种农业技术，而要先去种地，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去种地，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经过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学会全国最普遍、最大量的一种农业生产知识——种地知识，真正成为一个光荣的劳动农民，把现在一般农民能做和会做的事情，全部都学会。要知道，刚下去的学生虽然是有文化的，可是他们还不是真正的农民，还没有农民的本领，还没有取得农民的资格。他们真正学会了最大多数农民所知道的农业生产知识，再去学农业特种技术知识，或者去当干部，就要比较好些。否则，他们将缺少一种最基本、最大多数农民都知道的知识，而不利于他们以后的发展。 + +　　同时，我们劝告一切下乡的青年学生，要用心地搞好自己同农民群众的关系。为此，就不要采取对乡村“一切都看不惯”、对一切都乱加指责的傲慢态度。下乡以后，应当处处想到帮助别人，在同别人相处的时候，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使自己真正成为农民的朋友。要采取学习和帮助的态度，去对待乡村干部；对他们的缺点和优点要多看看，要看全面；对那些已经看准了的缺点，要善意地帮助他们克服，使自己成为干部的朋友。 + +　　这样，下乡的学生和原来的农民才会结成一体，打成一片；他们的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才能互相结合，相互为用。到那个时候，讲种地，他们和原来的农民一样；讲文化，他们比原来的农民更高；讲政治，他们和其他农民群众的关系很好。这样，他们自己就会真正成为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农民群众就会信任他们。大家知道，国家机关和合作社的管理机关都是民主选举的。那个时候，只要真正是为人民群众所信任和拥护的并且是有能力的人，他就有可能由人民群众选出来当人民代表，当合作社的干部，当国家机关的干部。而这样的干部才真正是群众中涌现出来的，而不是从上面硬安下去的。当然，我们的劳动是为了整个社会的进步，而不是为了替个人挣得某种地位，例如作干部等等。作干部也同作农民一样，是为人民服务，不过这究竟只是很少数人的工作，而且不是一种可以终身不变的职业。但是无论如何，各级国家机关和事业机关的老一代的人总是要被年轻人代替的。那些真正从工人、农民出身，能吃苦，有文化，有工作能力，又取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的年轻人，就是说，那些德才兼备的年轻人，当然最有可能来接替老一代的人。 + +　　据说在一部分学生中，因为想到不能升学，要下乡种地，已经发生了学习上的消极情绪。他们说：“下乡打土块，学文化有什么用？学几何三角有什么用？”这种情绪是不好的，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前面说过，农村迫切需要有文化的人，文化知识愈多，对农村的用处就愈大。中学教育是普通教育，它使人得到一种普通的知识，谁掌握了这些知识，谁就打下了进一步学习的基础，他以后就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地提高自己的文化技术水平。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这些方面的知识虽然对种地不见得马上就都直接用得上，但是学了这些科学，就比较容易接受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这些科学常识在以后的学习和实际工作、实际生活中，还经常要使用。一般地说，掌握初步的科学常识，不但使人的知识广博，使人的头脑得到锻炼，使人的思维和语言更加准确，更加有条理，而且可以使人养成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脱离对自然现象的迷信状态。因此，一切在校学生，不论毕业的或不毕业的，不论能升学的或不能升学的，都应当继续努力学习，认真学习，学好一切功课，一直学到毕业，拿到文凭，或者升学，或者进工厂，或者加入某种行业学手艺，或者高高兴兴地下乡去。而在参加生产以后，也要利用业余时间和农闲时间，继续进行学习，按照各人的不同兴趣和国家的不同需要，学习不同的科目。可以学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学科学技术，也可以学文学艺术。学习的组织形式，可以多种多样。有的个人自学，有的成立互助小组，有的组织业余学校，有的进夜大学或函授学校，将来有的还可以进训练班，入了党的还可以进党校，生产好、学习好的还可能进大学。因此，青年人在参加工农业生产以后，决不要停止自己的学习。 + +　　有人说，不进大学，下乡种地，再不能当专家了。这也不一定对。问题主要不是在大学或在农村，而是自己的态度是否正确，自己的努力是否顽强。大学毕业生并不每个人都是科学家，科学家也并不每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米丘林是个大农业科学家，但他并没有进过大学；高尔基是个大文豪，他连小学都没有进过。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和政治家佛兰克林，著名的物理学家法拉第，都是学徒出身。著名的发明家爱迪生和诺贝尔，都只进过很短时间的小学。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因此，我们的中学毕业生下乡种地，只要他顽强努力，坚持自学，他还是有可能成为专家或科学家。至于说到政治家或政治工作人员，那么可以说，下乡种地，或者进工厂作工，或者加入不同行业作手艺，只会更有可能锻炼成为优秀的政治家或政治工作人员。例如，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和各级领导人员，只有少数人是大学生，绝大多数人都只进过中学或小学，有些人连小学也没进过。因此，能不能说，中学毕业生进大学的前途一定比下农村的好呢？不能这样说。能不能说，下农村去所能学到的东西一定比进大学少呢？也不能这样说。 + +　　人们知道，我党中央和各级地方党委，除开城市党委和个别省委以外，是把主要力量放在农村的。现在全国各地各级正在精简机构，抽调干部，层层下放，深入农村。成千成万的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有的县长背粪筐，有的县委书记挑大粪。人们也知道，全国五亿多农民正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辛勤劳动，积极生产，为争取今年的大丰收，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而努力奋斗。难道全国从上到下，从领袖到群众，这样重视农村工作和农业经济，都是在做着没有前途的事业么？不，他们都是在做着具有伟大前途的事业。农村既然有伟大的前途，为什么说下乡学生没有前途呢？在新社会里面，每件有益于人民的事业都有前途，每个忠于人民利益的人也都有前途。中国第一代有文化的新式农民，这就是下乡种地的学生的前途，这个前途是光明的、伟大的，然而必须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锻炼，才可能达到。种地是要流汗的，是要吃苦的，它比口头讲劳动光荣困难得多，它给人民带来的好处，却比任何好话大得无法比拟。 + +　　其次，有人说，他们愿意去种地，但必须去外县外乡，不愿回本县本乡。他们说，社会上有一种压力，使他们难于在本乡本地生活下去。他们的父母兄弟，他们的亲戚朋友，他们的老师同学，现在都还在不同程度上带着轻视农业、轻视农民的观点，不愿意要自己的子弟回家种地。他们也认为读了十几年书，还背个锄头，跟在牛屁股后面，是“没出息”。他们的冷言冷语使下乡种地的学生不能忍受。农民自己看不起自己，这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阶级压在他们身上的一个包袱，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解除这个包袱。只要解除了这个包袱，也就解除了学生回乡种地的社会压力。因此，我们在向广大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在城市、在农村，必须着重向学生的家长和师友，向广大的农民和干部，进行广泛的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对农业生产、对农民群众、对学生回乡有正确的认识，使他们采取热情关怀的态度，鼓励学生回乡，欢迎学生回乡，使下乡学生能够安于农村，安于种地。 + +　　这里必须指出：人们的思想可以改变，但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得好的。下乡的青年应当在精神上有所准备，要站稳脚跟，坚定认识。不怕讽刺讥笑，不怕冷言冷语。别人说种地“丢人”，自己就应当理直气壮地说种地不丢人；别人说种地“没出息”，自己就应当说这对国家对人民大有出息，要耐心地向人作解释，讲道理，既不动摇，也不傲慢。用自己的行动来说服人，影响人，长年累月，始终不懈，人们就会信服他们，尊重他们。 + +　　最后，有人说，不能升学，要去种地，这是“吃了亏”。近来确实有一些人过分地热衷于个人名利，追逐着钱多、待遇好和较为轻松的事情干，而不愿干工资较少、待遇较薄或者较为困难的事情，即使这些事情对国家和人民都是十分需要的。这是一股歪风。它确实吹倒了一些人，也还正在吸引着一部分人。国家为了调节社会各部分人民的生活，对某些人的待遇不够合理的地方，应当加以调整。但是，我们希望青年在这股歪风前面，能够站得稳，不要跟着这股歪风跑。 + +　　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振旗鼓，继续战斗。这些具有伟大的革命气魄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在过去，曾经被反动统治者看作“大逆不道”的“叛逆”，也曾经被一些只顾个人利益，不顾人民利益和只问个人前途、不问国家前途的所谓“聪明人”看作“傻子”。但是，历史的结论是公正的。革命依靠这些“傻子”和广大人民的努力在全国胜利了，反革命被推翻了，那时的“聪明人”有的由于事实的教训后来站到人民方面来了，有的被人民抛弃了。而一切在革命中牺牲了的先烈，现在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并将千秋万代地受到人民的景仰。 + +　　那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需要不需要这样的“傻子”呢？我们的理想是美丽的，我们的途程又是艰难的。祖国建设的各方面需要更多的这类“傻子”，需要更加发挥这样的“傻劲”。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青年中，近来渐渐地遗忘了这种优良的传统，在他们中间出现了一些所谓新时代的“聪明人”。这些人在分配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祖国的需要，而是个人的前途；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首先自己想办法克服，而是向国家伸手提要求。他们对工作不负责任，拣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别人，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他们斤斤计较个人地位和个人待遇，不是同别人比艰苦、比工作，而是比高低、比阔气，有的甚至发展到了争名夺利、唯利是图的地步。这些人灵魂深处的六个大字是：贪便宜，怕吃亏。 + +　　我们要劝告一切干部和一切青年，不要向这些“聪明人”学，而要向那些“傻子”学，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自己吃了一点亏。必须懂得，光想占便宜，生怕吃亏的人，是思想上、政治上不健康的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人。而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才是真有理想、能够站得住脚、能够得到人民信任的人。从长远说来，前一种人在最后是要吃大亏的，而后一种人则最后将得到他所应得的待遇。必须懂得：要和群众的关系搞好，就不能占便宜，就不要怕自己吃亏。要完成任何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有吃苦耐劳的精神，都必须有意识地把较为艰苦和困难的工作担当起来。这样作一次二次，人家也许还不注意，作十次八次，人家还可能把他看作“傻子”，十年，二十年，长期地这样做下去，人家就会说他是好人，就会信任他，拥护他。吃苦在前，享福在后，这是取得党和人民群众信任的基本条件。我们希望青年都能够向着这个方向锻炼自己，把自己锻炼成为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美德的人。青年人要有理想，我们希望一切青年人都有这样高尚的理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6.txt b/CCRD/1/3/2/0002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cb102a29de22d78d2f85c4e9821f5c6066634 --- /dev/null +++ b/CCRD/1/3/2/000216.txt @@ -0,0 +1,11 @@ +# 临沂专区还有不少社员鬧退社影响春耕生产 + +　　新华社临沂8日讯 山东省临沂专区目前还有不少农业社社员在闹事，春季生产很受影响。临沂专区有九（？）多个农业社。去冬今春有一千九百多个社有垮台危险，有百五十个社闹事，要求退社的社员三万多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退出了一千九百多户社员之后，现在大部分都巩固下来，投入了春耕。但是，目前还有近一万五千户社员闹事，要求退社。 + +　　闹事的社员大都借口无粮、无钱、无柴向社要，社不能及时解决就传统集体抢粮、抢柴、拉牲口退社，社干部一阻止就一哄而上动武。春节以来，临沂县的区、乡、社干部被打的就有一百多。不少闹事者因没有达到退社或搞垮社的目的，还不断向上告状。 + +　　在社员闹事严重的地区，春季生产受到严重影响。有些地区的领导精力多半集中于处理这些具体问题，放松了对春季生产的领导。有些基层干部则因为闹事问题不能妥善解决，而对工作畏难发愁，思想动荡不安，无心领导生产。据临沂茶山、太平、册山等区的了解，在春播即届的时候，一般社员出勤率仅30%——50%，生产活动仍然很差，还有40%左右的春地没有耕耙，肥料也很缺乏。郑城县的一千多个农业社，目前还有近四分之一的社因闹事而生产秩序混乱。 + +　　据中共临沂地委分析：闹事原因很多，如减产、管理不善、干部不民主、财务混乱和干部贪污等，90%以上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因此，地位在最近下达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指示中，要求各地有组织有领导地向社员进行一次教育，结合处理社内的具体问题；当前着重先搞起生产来，在生产中抓紧处理那些可以马上处理的问题，不能马上处理的问题也应向群众进行耐心的说服、解释，不要因此延误春种。（曹学璞）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3期，1957年4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7.txt b/CCRD/1/3/2/0002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74d02ce77bbce98d388e10e2fa7472af4266fb --- /dev/null +++ b/CCRD/1/3/2/000217.txt @@ -0,0 +1,15 @@ +# 内蒙古狼山县晋北青年垦荒队骚乱滋事 + +　　<秦继仑> + +　　新华社呼和浩特8日讯　内蒙古自治区狼山县第四区的山西省晋北青年垦荒队，曾在最近骚乱滋事，企图聚众殴打当地的党政领导干部。 + +　　在狼山县第四区召开的扩干会议后，青年垦荒队的党支部书记杨玉柱要中共狼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广海到青垦队去作报告，李广海不去，杨玉柱即和青垦队员李八十抢走了李广海的车子。当他们还要抢夺中共狼山县委合作部副部长的乘马时，被群众阻止。事后，杨玉柱即在垦荒队员面前，假称区政府“打”了他，躺在地上大哭大骂，并说李八十被政府“绑”到区上去了。青垦队员李成英闻讯后，大声向队员们呼喊：“你们是山西人，快到区上去救人。”当即有队员五、六十人向区公所拥去。部分队员并对狼山县派驻青垦队的干部包围殴打。第四区的区干部得知杨玉柱要煽动队员前来滋事，便争先躲藏起来。青垦队员们到达区公所后，不见区干部，便拿着第四区区委书记的像片，到学校、供销社、营业所和群众家里寻找，并说区长是“特务”，大喊大骂地闹到半夜。当地群众惶惶不安，对青垦队的无端滋事甚表愤慨。 + +　　肇事的第二天，杨玉柱等即纠合队员企图到狼山县领导机关去威胁。但行至中途，大风突起，天气变冷，于是又折回区公所，搜捕区干部。躲在学校里的区长被搜出后，区委书记也自动地出来。在青垦队员要持械殴打时，被四区新建营乡乡支部书记从中拦住。这个乡的中共支部集合了二、三百名民兵来保护区委书记和区长的安全，并通知附近驻军前来防御。当骑兵营的一个班赶到现场时，青垦队员见势不妙，就各自返队了。 + +　　这次骚乱的主要肇事人，绝大部分都是青垦队党支部的负责人和一部分盲从的党、团员与群众。目前尚难说他们有何政治背景，但队内有一部分人思想不纯。另外，当地政府对他们的教育不够和帮助不及时，也是肇事的原因之一。杨玉柱一向认为：只要向政府取闹一下，就能解决问题。因此他向队员们说：“政府就是怕硬的”。他常常在队员中散布对政府的不满言论，有时甚至造谣说：“狼山县副县长说咱们青垦队是‘四害’，要消灭咱们哩！”企图煽动队员骚乱滋事，以达到解散青垦队，使其遣散回家或迫使政府拨款养活他们的目的。 + +　　现在绝大部分队员都已发觉自己是受了杨玉柱等人欺骗蒙蔽，纷纷要求政府对肇事人予以惩办。中共狼山县委在地委的指示下，正在慎重处理这件事。 + +　　来源：1957年4月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8.txt b/CCRD/1/3/2/0002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10d3ccb6bbccc94722343dc0b4b4b37a826d63 --- /dev/null +++ b/CCRD/1/3/2/000218.txt @@ -0,0 +1,43 @@ +# 一个青年团员的退团声明书 + +　　新华社武汉8日讯 湖北省实验中学高中生、青年团员陈柏华因对党和政府严重不满，声明退出青年团组织。最近，青年团湖北省委员会专门对这件事进行了调查，以便吸取教训。 + +　　陈柏华是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学生，出身于贫农家庭，父亲和叔父是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农民，给了他一些不良影响。1952年，他考入武昌文华中学念初中，在校表现很进步，参加了青年团。在担任读报员、团分支书记工作中一直热情、肯干，受到学校过多的表扬。他读过不少大本书，接受了一些唯心主义观点，如认为精神可以创造物质世界等。他曾接近过两个历史反革命的教师，因而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又有了发展。他曾狂妄地说，他要发明物理定理，要当政委领导全军，并把自己记笔记的方法叫做柏华连记法，寄给了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 + +　　1954年初中毕业后，他考入了湖北省实验中学。不久，因他反对参加文体活动，受到了同学的批评。这是，从未受过批评的陈柏华与同学们拍桌打椅地大闹，说学校规定文体活动是“法西斯统治”。并认为体育锻炼是共产党摧青年早熟，好供它使用的手段；文娱活动是浪费，使青春在欢乐中消失。这些怪论引起同学的不满，开始和他疏远起来。1955年初，他回家一趟，当时正是大水灾以后，农村粮食供应较紧，卫生治疗工作有缺点，他返校后就说：“我去时路旁平摊，回来却添了许多新坟”。以后反动话说得更多了，在团小组日记上写着：“农民公粮负担太重了，民不聊生啊！”还说：“合作化以后，共产党可以搜括更多的粮食，可以牵着农民鼻子走”等等。团组织为了帮助他，组织了一次讨论，他在会上不仅没有检讨，还说共产党变了质，四中全会揭发高饶事件是太平天国杨、韦之乱等等。这年暑假回家返校后，反动观点更加有了发展。不久，就写了一份退团声明书，不再参加团的组织生活。 + +　　陈柏华声明退团以后，就认为在这个学校呆不下去了，不久就私自离开了学校，准备在家自修考大学。但5他父亲要他参加劳动。他不愿意干，就跑到青年团武汉市委办的补习班学习，并向学校要休学证。学校没有发给，他不得已又回到了学校。学校对他私自离校行为给以警告处分，青年团组织开除他的团籍。1956年秋，他以社会青年名义报考高等学校，考取了北京师范学校地理系，因系在校学生，没有准予入学。从此，他就专心学数学，准备投考大学理科，表示要终身献给科学，只有科学才能使人民真正获得解放。直到现在，他一直不愿和人谈政治思想情况，领导同志找他，他推说没有时间，要等高等学校考试后再说。并表示少说话为好，因为他认为“共产党狡猾，会耍手段”。 + +　　陈柏华的退团声明书集中表现在他的各种错误思想，值得引起人们的注意。现抄录如下： + +　　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陈柏华根据团章第七条“团员有随时退出团的组织的自由”的规定，声明退团，自即日（1955年10月6日）起，我和团组织无关。 + +　　我悔恨我的幼稚无知，对团组织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不足而加入青年团。 + +　　我曾经感激过党，我曾经参加过土地改革的斗争，我曾经歌颂过党和人民的解放，我曾经批评过对党对现实不满的同学，和“说落后话的人”斗争过，我曾经宣传过党的政策，但是我错了。 + +　　我曾经主动钻究过作为共产党的理论基础，作为在党内唯一合法的马列主义学说，认为它是真理，但是我错了。 + +　　几年来的显示生活告诉我：人民并没有解放，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但没有提高，而且越来越坏。 + +　　农民的农业税普遍的加重，这是空前未有的。 + +　　农民辛辛苦苦滴血流汗所收到的粮食不能自主，不完粮当然就犯法，然而留着自己吃，不卖，也不能下地。农民的东西卖得便宜，卖了以后，再买就不便宜了，并且卖了以后再买还不容易。我家里喂的猪以前是卖给肉铺里杀，现在不卖了。因为价钱太低，只好自家请人在屋里杀猪卖。虽然政府在收购粮食的时候，标有高低不同价格，但是“顶好的东西都卖不到顶码”，政府要农民卖余粮，但是有余粮的农户是少数，或者所余不多。可是政府却要很多的人卖余粮，并且卖少了还不行。怂恿卖余粮的人，我没有看见，抗拒卖余粮的人我也没有看见，但是想法逃避卖“余粮”的或要尽量少卖的人却很多，不甘心卖的人当然很多。农民粮食不够，怨言百出。政府却公然提出要农民找“代食品”，所谓代食品就是野菜。我吃菱梗、吃麸子所产生的味觉是永远也不会忘记的。“农民比狗子不如”，“真不得了！”这是我从农民口里听到的。农民生活痛苦，差不多到了绝生境地。我的勤劳的婶母叮咐我：“切莫做农人”。还有什么比这更沉痛的呢！政府规定每个农民每天十二两米，甚至少到六两米，每人每月三两多油或二两多油。想想看，这吃得饱吗？这叫做生活水平提高了吗？不说从事繁重劳动的农民吃不饱，就是消耗热量较少的城市居民也不够的。这叫做解放？这叫做平等？这叫做自由？不，只有黑心肝的人才会这样说。更令人愤慨的是一些会说话的人公开谈论‘农民自私自利’、“农民落后”、“农民眼光短浅”。痛苦的农民用自己的血汗养活了别人，还听不到一句好话，这像话吗？我要问这些狼心狗肺的人：要农民怎样对待你们，他们才是不自私自利、不落后、不目光短浅呢？难道你们要农民象对皇帝老爷一样地敬重供养你们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还要厚颜无耻地叫嚷什么“为人民服务”呢？“人民”是什么？难道人民不是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吗？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人民”是谁呢？是你们自己吗？如果人民是农民，那么什么叫做“服务”呢？如果不诡辩的话，如果真讲一点什么“唯物”的话，那么“服务”绝不等于盘剥、等于榨取。如果还不改过的话，你们就要同大叫“为人民服务”的国民党反动派一样，被人民一脚踢开，同中国历史上一些“乐人之乐，忧人之忧”的帝王老爷一样“流芳百世”，“永垂不朽”。 + +　　话说回来，我从报纸上，从电影上，看到了许多新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应有的，是应该发生的。如果不的话，我们的时代就更黑暗了。我看到一些农民生活得很好的文字。但这些是寻觅出来的，这些是特殊的事例。亦即所谓典型，是经过一番培养的功夫的。农民的普遍贫困痛苦的现象却不要寻，只要没有蒙住自己的眼镜的人，到处可以看见。可惜的是：这些现象在报纸、杂志上看不到或很难看到。 + +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经济建设以及在经常建设上的成就是应该有的，这和中国历史上的长城、运河等巨大的工程建筑一样，都是劳苦大众的血汗的结晶，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这丝毫不能鼓起我对君权的热情。 + +　　几年来的现实生活告诉我：马列主义不是劳动人民彻底解放的学说，马列主义对于人民来说，是冰冷的东西，马列主义还是一种统治学说。我不相信阶级学说，我不热心于政权，所谓“工人阶级的领导”和“人民当家作主”，是只能当作概念的东西。谁都知道，工人和农民都是在政府人员的测东西啊忘命的劳动创造社会财富的。因此，马列主义是伪善的东西，能掌握马列主义的人是极少数，它对于少数人有利，也就是说它在少数人的眼里是真理。我认为人类的历史是人类的精神活动的结果，一切社会现象是人类精神，意识活动的结果，没有精神没有意识的人就是死人，死人不能创造历史、不能创造世界。所以说人类的意识创造了人类的历史，创造了世界。 + +　　现在，我反对一切高居统治地位上的人，我不高兴战争贩子艾森豪威尔，我也不高兴因战争罪犯（艾森豪威尔）而深感不安的布尔加宁；我不高兴国民党反动派，我也不高兴共产党。我反对任何人驱使世界上的劳动人民穿上军装拿起杀人利器到战场上自相残杀；我反对剥削者榨取人民；我反对欺骗；我反对不平等，痛恨任何害怕平等思想的人。我痛恨旧社会，我也不满现状。 + +　　在今后，我用自己的劳力去掌握知识，为科学事业的发展努力，只有全体人民都掌握了科学，用科学为自己服务，不要别人来为自己“服务”，并且用科学来惩治坏蛋，那么人民才是真正的解放了，那么人间才有真正的自由和幸福，那么人间也没有所谓不平等了。 + +　　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或许我会受到歧视、斥责，各方面的不变，或更坏的待遇，但是我对于这些予以最大限度的容忍或予以冷静的蔑视。我们青年是新生一代，只有青年团结起来共同为人类的进步而奋斗，才是我们的光荣。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无愧色。我痛恨把青年当做工具的“长者”。 + +　　我想我的学习时间可能不多，我必须充分地利用我所获得的学习时间。在今后，我在行动上守法，遵守纪律，克制自己感情的冲动，学着“循规蹈矩”。但是，我除了歌颂人民永生以外，我永远不再欢呼“毛主席万岁！玩岁！万万岁！” + +　　最后我要质问“大公无私”的老爷们：你们有什么权利生活得比人民好？你们真的能够和农民共甘苦，过人民一样的生活吗？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3期，1957年4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19.txt b/CCRD/1/3/2/0002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be7f2068ca271e1bfe003aa95cb1c142b115fc --- /dev/null +++ b/CCRD/1/3/2/000219.txt @@ -0,0 +1,21 @@ +# 发挥国家监察机关在反官僚主义斗争中的作用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进一步扩大国家的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目前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国家监察机关应当在这个斗争中充分发挥它的应有作用。最近监察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已经根据党的这个指示布置了１９５７年的工作，要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贯彻到今后的一切工作中去。 + +　　在我们的国家里，专门负责对国家机关工作实行监督和检查的机关，就是各级国家监察机关和它们的派出机构。国家监察机关的具体任务，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之下，密切结合国家每一时期的中心工作，对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管理部门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指示和决议的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它们正确地执行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计划；同时还处理人民的申诉和控告，办理违法失职人员的纪律处分案件，以维护国家纪律的尊严，保护人民的利益不受侵犯。为此，各级国家监察机关就应当经常对官僚主义和其他不良行为进行斗争，不断地巩固国家机关，提高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管理机关的工作效率。 + +　　在过去几年间，各级国家监察机关一般地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的。它们同党的监察机关和其他有关机关密切配合，依靠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支持，检查处理了不少违反国家政策法令和损害人民利益的事件，打击了官僚主义。在处理人民的控诉方面，据不完全的统计，１９５６年上半年各级国家监察机关收到人民来信六万三千多件，接见群众来访一万五千多人次。对于这些来信和来访所反映的问题，国家监察机关除督促有关部门认真处理外，还从中选择了比较重要的案件，直接进行调查处理，有的还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处理。这在教育国家工作人员严格遵守法纪，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提高工作人员的责任心和工作效率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有些国家监察机关，还通过检查和人民来信来访的综合研究，系统地反映了一个地区或一项工作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建议，有助于领导机关了解情况和纠正偏差。 + +　　但是必须指出，改进国家机关和事业、企业管理机关的工作，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不深入群众，不认真调查研究，不愿意作艰苦细致的工作；片面地扩大行政的权力，不耐心地向群众和下级工作人员解释国家的政策，不虚心地听取他们的批评和建议，甚至对他们的意见实行压制；机关生活铺张浪费，不爱护国家资财，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个别品质不良的分子为了个人的或本单位的利益，甚至不惜利用职权压制批评，欺压群众，侵犯群众的利益。至于机构臃肿庞大，层次繁多，人浮于事，更是当前国家机关中的普遍现象。这种现象反过来助长了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严重地影响了机关工作的效率，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 +　　因此，国家监察机关必须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工作，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发挥它的应有作用。国家监察机关如果能够很好地协助政府机关和企业部门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消除官僚主义的病害，这就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更加巩固我们的国家机关。 + +　　国家监察机关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一方面，应该深入检查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特别是要检查他们不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就作出决定、指示、命令的不良作风；另一方面，对下级机关和下级工作人员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其他违法乱纪行为，在进行检查的时候，应该追本求源。如果他们的错误同上级领导机关的某些错误和缺点有关，就应当认真地、彻底地检查上级的错误和缺点，求得问题的彻底解决，而不应当马虎了事。１９５６年第二季度，监察部和煤炭工业国家监察局对煤炭工业部所属十六个矿务局煤炭质量低劣的检查，就是一个较好的例子。这次检查，不但揭发了煤炭生产单位工作中的缺点，而且着重检查了煤炭工业领导机关对质量指标的执行情况缺乏经常的检查和考核等问题，对改进工作有很大帮助。 + +　　认真检查上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需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和顽强的斗争精神，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检查相结合，还需要各级监察机关的负责人员亲自动手。但是，许多监察机关却很少检查上级管理部门的工作缺点；很少检查县、专区以至省的领导机关给下级布置的任务是否过高过大，是否有只注意完成任务而不交代工作方法、不管政策执行情况等现象。有时下级监察机关在检查中遇到困难，上级监察机关也没有给予及时的有力的帮助。这就严重地影响到监察工作质量的提高，不能更有效地同官僚主义作斗争。这些现象是不应该长期存在的。各级国家监察机关应该认真纠正这些缺点。 + +　　官僚主义是一种很顽强的习惯势力，绝不是监察机关孤军奋斗所能奏效的。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必须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首先必须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参加。各级国家监察机关必须认真地改善自己的工作，加强政策、业务学习和实际情况的调查，进一步同党的和国家的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动员广大群众开展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0.txt b/CCRD/1/3/2/0002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7a2caab82716e63416202cffb6391ac79c02df --- /dev/null +++ b/CCRD/1/3/2/000220.txt @@ -0,0 +1,17 @@ +# 中共花坪区委在农村开展所谓“评先进、斗落后”运动引起群众极大不满 + +　　新华社武汉8日讯 湖北省建始县中共花坪区委在农村开展“评先进、斗落后”的“群众运动”。这个区委领导者们认为：实现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里没有阶级立场、敌我界限之分了，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革落后分子的命”。因此他们宣布了“落后分子”的“八大罪恶”，并提出了“十大斗争范围”，到处张贴着“先进分子人人爱，落后分子人人恨”、“落后分子是人民的死敌”等标语。于是在许多乡、社展开了对“落后分子”的无情斗争，甚至发展到违法乱纪、非刑拷打等侵犯人权的行为。 + +　　所谓“落后分子”的“八大罪恶”是：一、破坏社会主义，不按时、按计划、按先进技术搞生产；二、讽刺打击干部；三、闹本位主义、破坏团结；四、对国家任务有抵触，不爱国、不爱社；五、投机倒把、唯利是图，不按工种定额做事；六、自搞副业不向社交钱，有劳动力不出工；七、破坏夜校；八、落后干部光说不做，只说成绩，不谈问题。已草拟，他们提出要“挖落后思想，斗争落后表现”。 + +　　区长黄祥辉（区委委员）在落坪乡亲自领导这个“运动”，提出了“十大斗争范围”：养猪不支援的（指卖给国家）要斗，有钱不还贷款或不买公债的也要斗，其他市自搞副业不交钱、有劳动力不积极出工、出工不按定额标准做活、不上夜校、讽刺打击干部、不爱护社内公屋、不注意节约……等等，都被列入斗争范围。 + +　　他们在评划“先进”与“落后”分子时，不从阶级观点分析，不分青红皂白，单凭一时的表现。如唐坪乡唐坪四社第一生产队九十二个社员，就有十三人被划为“落后分子”，这些人大多是生活困难或缺乏劳动力的贫苦农民。这个队的富农李昌隆、地主李昌发，却被评上了“先进分子”。田家社女社员冉启秀一贯劳动积极，只因在月经期内未出工，就被划为“落后分子”。西湖乡妇女郭春芝（预备党员）被划为“落后分子”后，还把她画成漫画张贴；郭为此伤心得两天没吃饭，神经错乱了十几天。 + +　　对“落后分子”不仅限于思想斗争，还使用了各种非刑：如站冷水盆（时为冬天）、跪火炕（床）、用火薰、罚站、罚冻、举木杠以及捆绑、拷打等。唐坪乡女社员卢德香（贫农）平常劳动积极，只是爱说闲话，和周围一些社员相处不大好，在评“落后分子”时，和她有成见的人阶级打击报复，说他去年偷了社里一千斤洋芋（无此事实），在斗争会上逼她承认错误、写保证书。卢因不识字，找一个地主代写了一张保证书，又诬她和地主同期，拉在生产队会上斗争，有两人动手打她，另一人上去撕她的嘴巴，打得她嘴里流血；民兵李国振又端来一盆冷水，强迫卢把鞋袜拖了站冷水盆，达半小时之久。黄木乡光荣社妇女社员黄正香（贫农）也爱说闲话，出工不积极，区卫生所所长张兴中在火炕上面放一条高板凳，叫黄跪在凳上，用火烤她烟熏她，使她双眼流泪。唐坪四社贫农社员李国方、李国先等四人，都因家里孩子多、人手少，出工较迟，也被评为“落后分子”。他们不服出来解释，就说他们搞“小集团”、“破坏运动”，而被罚站；其中一人说得多些，就加重处罚，赶到屋外受冻，直到半夜散会为止。田家乡建国社贫农王启行搞了九个月的副业只交给社里七元，其余的钱给老婆看病用了。区干部朱以林带领二十多人去捉王，王闻讯逃走，就把王妻从床上（有病）拖下来，押到斗争会会场，打了一顿；接着又把王捉到会场，跪倒在地，逼他一个月内交出二十七元副业款。 + +　　这种斗争落后、违法乱纪的行为，引起了群众极大不满。群众纷纷议论说：“共产党的政策是不是变了？”“过去土改斗地主、恶霸，搞社会主义却斗到中贫农头上来了”。金益乡许多社员对乡支部书记说：“如果搞社会主义挨斗争，我们都要退社”。乡中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坏分子则趁机活动，挑拨离间。建始县委发现这一情况，曾两次通知区委书记方永堤立即停止这个“运动”，纠正偏差。但方确认为这是“成功的经验”（曾在全区干部战地会议上推广这个“经验”），抗拒县委纠偏的指示，并埋怨县委没有看到他们开展这个“运动”的“成绩”。方还说：“不管强迫不强迫，只看生产运动搞起来了没有！？” + +　　这件事，已经恩施地监委和建始县监委查证属实，正在处理中。（曲一凡根据县书会议材料编）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3期，1957年4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1.txt b/CCRD/1/3/2/0002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6ff266a68348c65383f6693137c3ed082b9544 --- /dev/null +++ b/CCRD/1/3/2/000221.txt @@ -0,0 +1,29 @@ +# 读周扬同志答本报记者问 + +　　<《文汇报》社论>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发展我国科学文学艺术的全面方针。坚决贯彻这一方针，就必然会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高度繁荣与昌盛。 + +　　自从去年五月党中央正式提出这个方针以后，虽然只是短暂的几个月时间，它的积极影响与作用，已经从学术界文艺界的日趋活跃的创造气氛中反映出来。但是对于这一方针的理解，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领会到它的博大精深和高瞻远瞩的精神，都能认识到它怎样结合中国知识界的实际，开辟了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然途径。反之，来自“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各种议论，却歪曲着或企图取消这一方针，模糊了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并在实际上形成一种阻碍。因此排除这种阻碍，对于贯彻这一方针便成为非常必要和迫不及待的事。 + +　　周扬同志的答本报记者问，有力地批判了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的有害议论，为我们深刻透辟的从各方面阐明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澄清大家的认识，使人耳目一新，鼓舞大家更好的为贯彻这一方针而努力。 + +　　周扬同志的回答，首先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推动了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创造的积极性。因为科学、文学艺术，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因此必须形成一种能够激发他们积极性、主动性，进行自由竞赛、自由辩论的环境，使他们乐于创造，勇于创造。本来，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比起资本主义社会，对于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不知道要优越多少倍；但是由于我们社会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对待科学、文学艺术工作采取官僚主义的行政命令的方法，却压抑了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重要作用，就在于排除这种障碍，并且形成一种有利于科学、文学艺术可以顺畅发展的环境，使我们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本来具有的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和积极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但是对于这一点，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理解；他们并不认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一种符合于科学、文学艺术发展规律的方针。不贯彻这个方针，我国科学、文学艺术就不能繁荣与昌盛。 + +　　同时也有人不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是发展我国科学、文学艺术的必经途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针，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一方针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方针，是促使我们知识界普遍地、逐渐地获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方针。 + +　　从右倾机会主义发出来的议论，说明他们看不到这种过程，也看不到这种远景。因为他们抽去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原则，在文学艺术上认为可以不必坚持工农兵方向，在科学上可以不需要党的领导，对待我们社会主义文学艺术采取虚无主义态度。既然这样，就必然谈不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依照这样的议论，必然会放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精神实质，抽去它的灵魂。应该说，我们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并不深刻理解；或则说，更多的情况，是只看到右倾机会主义“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表面现象，而看不到它的实质恰恰是取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认为周扬同志在答本报记者问中提到的这一点意见极为重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 +　　而从“左”的教条主义发出来的议论，也同样看不到这种过程，也看不到这种远景。他们只是担忧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抬头，只是顾虑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他们只是主观的希望大家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只是焦急的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他们既看不到知识界大多数人愿意学习马克思主义、靠拢党积极的一面；也不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可以通过自由竞赛、自由争鸣的方式、自我教育的方式，逐渐克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更不懂得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正可以传布马克思主义，并且吸收一切合理因素，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们以为采取禁止和压服的方式，就能使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小资产阶级思想情绪从生活中消失；他们以为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就能使大家普遍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他们以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在真空中发展，而不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他们以为社会主义文化依靠少数人就能创造，而不需要动员一切积极因素，并使更多人能够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就能得到发展和繁荣。他们始终不理解，解决复杂的思想问题不能采取简单化的方法；他们始终不明白，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思想问题，只能根据“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的原则加以解决；他们始终不相信人民的辨别能力，也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战斗能力。依照“左”的教条主义的议论，虽然主观愿望是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文化，保卫马克思主义真理，但是其结果必然不能使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使马克思主义发展。 + +　　我们知道，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有些事物，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鉴别清楚它是鲜花，抑是毒草。特别是新事物刚刚长出嫩芽的时候，人们往往不知道它将要开出美丽的奇葩。从人类的历史发展来看，往往因为剥削阶级的压制，保守势力的阻挠，或者根本由于人们认识能力的限制，而把它当作毒草加以摧残，加以忽视。因此周扬同志在答本报记者问中，既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又批判了教条主义，要我们时刻记着，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必须经常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是非常必要的。 + +　　在这里，回想本报所进行的一次有关创作问题的争论，也是有意义的。姚雪垠同志曾经就几年来的文艺界的一些情况写了一篇“创作问题杂谈”，提出了他的看法，其中有很多有益的意见，但在一些有关创作的原则问题上，又有很多错误。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以后，姚文元同志写了一篇“教条与原则”的文章，和姚雪垠同志进行了讨论，批评了他的错误。如果依照“左”的教条主义的意见，因为姚雪垠同志的文章中，对一些原则问题的认识存在错误，就应该采取压制的态度，不准它发表，或采取粗暴的方法，予以打击。这样，姚雪垠同志文章中有益的意见既因此不能提供出来，而且使姚雪垠同志的错误认识，也不能由于别的同志的批评，得以冷静的重新考虑而加以改正；使有同类意见的人，不能因此受到教育。如果依照右倾机会主义的意见，则会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不和姚雪垠同志进行讨论，顾虑对他的错误进行批评，就会妨害了“放”，阻挠了“鸣”，结果姚雪垠同志对于自己文章中的正确部分与错误部分既不能很快的分辨出来；对于别人来说，也不能很好的吸取其有益的部分，批判其无益的部分。显然，这样两种做法都是有碍于对真理的探讨的。我们既欢迎姚雪垠同志把他的意见提出来，又需要姚文元同志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友好的批评。采取这种态度和方法的结果，必然就会形成一种有益和良好的气氛，使人有意见则勇于提供出来，使人有错误则乐于接受批评。使人们在这种自由辩论的过程中，错误的意见得到克服，正确的意见得到发扬。而马克思主义却因此得到锻炼，并因此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这种有益与良好的气氛，这种自我教育的方法，是值得大大提倡与鼓励的。 + +　　当然这只是一个例证，绝不足以概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丰富内容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意义。我们越是探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就越发感到它的深刻性、丰富性。这个方针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在文化领域内一种创造性的运用。它的伟大意义，将会随着时间，在我们社会主义文化的创造过程中表现出来。 + +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确能为我们形成有利于科学、文学艺术创造发展的环境，这是肯定的，但是要创造出伟大作品和科学成果，又需要我们自身经过很大的努力。科学家需要占有材料，具有正确的研究方法；文学艺术家需要深入人民生活，锻炼表现技巧；每个人都需要学习、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真理的本领。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过程中，我们要敢于“放”、勇于“鸣”，把我们的智慧、知识、意见尽量“放”出来，“鸣”出来，同时在“放”和“鸣”的过程中，又要善于学习、肯于学习，使自己逐渐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为了要“放”得好，“鸣”得好，我们知识界必须进行刻苦的自我教育，学习马克思主义，密切与劳动群众的联系。只有这样，才是真正领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化。） + +　　道路是清楚的，目标是明确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勤于学习，勇于自我改造，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社会主义文化高潮的远景早日实现! + +　　 来源：《文汇报》1957年4月9日，为该报记者梅朵所作，后作为右派文章批判。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2.txt b/CCRD/1/3/2/0002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53727a26acc43c6219eea190e8e0ec0220fdf9 --- /dev/null +++ b/CCRD/1/3/2/000222.txt @@ -0,0 +1,11 @@ +# 温州专区不断发生群众哄闹事件 + +　　新华社杭州9日讯 浙江省温州专区近来不断发生群众哄闹事件。据平阳、瑞安、永嘉、温岭等六个县的不完全统计，三个月来共发生打干部、闹粮食、闹退社等事件一百四十八起，参加的农民有五万人左右（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因有些人只提意见也统计在内）。参加闹事的主要是农民，也有不少复员军人、干部家属和青年学生。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因不敢出头露面，很少参加。 + +　　各地哄闹事件，很多是由于粮食不够吃而引起的。温州专区目前有六十四个乡又一百一十八个社粮食紧张，这些乡村不断发生农民特别是妇女抱了小孩到区、乡和县政府要饭吃、抢东西、打干部的事件。龙泉县小梅乡四个干部家中的粮食财物被两百多人全部抢光，有的人还提出“要饭吃就要革命”。 + +　　此外，还有很多事件是因基层干部作风不好引起社员不满而闹起来的。平阳、瑞安、永嘉等县都发现乡、社干部贪污腐化、多得粮食、蛮不讲理，结果引起群众公愤而闹事的。平阳县有一个乡的会计贪污，群众要求处理，而领导上却一再拖延，结果四五百个群众把会计捆起来，乡、社十多个党员、干部害怕了，都跑到县里去。 + +　　哄闹事件发生后，大多数领导干部能用批评教育的方法及时处理，但也有不少干部认为不捕不办问题难解决，有的就逮捕人。平阳县水头区各乡曾押过一百多人。（伊心恬）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4期，1957年4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3.txt b/CCRD/1/3/2/0002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a123793e27380fa179492b75183f00181697ec --- /dev/null +++ b/CCRD/1/3/2/000223.txt @@ -0,0 +1,81 @@ +# 知识分子闻“放”之初 + +　　<徐亦安> + +　　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要组织对象的几个民主党派，从3月下旬到4月初，分别召开了全国性的会议。和各地知识分子有广泛联系的几百位代表，都曾热烈地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中共中央宣传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反映出各方面的意见，内容丰富，发人深省。 + +　　我们旁听了一系列的小组和大会讨论，访问了一些教授专家，仅就见闻所及，分篇加以报道。 + +## “春寒”与“春暖”之争 + +　　有人在小组会上说：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录音之后，知道中央的政策是贯彻“放”的方针，自己的心情“既兴奋又感到心里紧”。感想颇多，当晚未能入寐。 + +　　是不是多数的人都兴奋？“心里紧”又是为了什么？我就这两个问题，向一位相处较久的老教授请教。 + +　　他回答：“说自己兴奋的人很多。但也有人没有这种表示，我就是其中之一。杜工部有两句诗，‘春气晚更生，江流静犹涌’。对我这类的人，是很好的写照。表面静，心里涌。” + +　　“为什么‘心里紧’，各人的心理状态不同。有人说：现在的环境，对老知识分子，还不能畅所欲言。耳闻佳音，眼观现实，中间还有距离，因而，油然而生‘心里紧’的感情。我的想法不同。中央的政策措施，是体贴到做学问人的甘苦。瞻望前程，任重而道远，心中焉得不紧。” + +　　由会议的反映来看，因“任重道远”而“心里紧”的人，占相当的数量。对目前妨碍“放”的障碍，几乎是一致表示不满。然而，是不是因此而“心里紧”，却有两种基本相反的意见，并且展开了争论。 + +　　争论是体现在对具体事例的理解中，举其中的一件事来说明吧。 + +　　在几个会议上，都有人提到费孝通先生最近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这篇文章。认为确实是代表了高级知识分子的心情，摸到了一部分脉搏，有人说，现在的环境，还不能使人畅所欲言，自由论争的风气尚未形成。妨碍扩大民主和妨碍百家争鸣的有形无形障碍，还是重重叠叠。另一面，中央提出“放”的方针，春暖花开的季节又必然会来到。因此，对现在的现实处境，喻之为“早春”。而在早春的环境中，知识分子是春寒的心情。 + +　　早春天气的譬喻，没有人反对，是不是知识分子都感到是“春寒”，却有很大的争论。有人说：春寒仍袭人，不慎会感冒，有人说：早春天气，四肢舒展，春意盎然。 + +　　一位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受过较大震动的教授说：“思想改造的初期，勉强接受改造，不能没有痛苦，当时的感觉，是寒冬的凛冽。经过这一阶段之后，我始终再没有寒冷的感觉了，现在虽然是早春，我有早春喜悦的心情。” + +　　这位教授，提出一个譬喻说：“早春的早晨虽然寒冷，辛勤垦植的园丁会出汗。漫步而沉思，油然而生感，期望早日春暖花开，而便于自己整枝折叶工作的人，当然会有春寒之感。” + +　　早春天气，有“春寒”和“春暖”的两种感觉。这是会议上的争论之一。 + +## “礼贤下士”和“尽其在我” + +　　第二个争论，是对知识分子的估价和安排在什么地位上的问题。 + +　　这些问题，有两个方面。 + +　　由领导工作的角度来看，“放”的关键问题，在于领导的提倡，在于负责领导工作者大力创造环境。要这样做，首先要纠正某些人以“落后”二字概括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错误观点， + +　　对于知识分子的估价，各有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很多人在发言中，都是用对社会主义建设所采取的态度作为衡量的尺度。而不同意某些人仅以爱国主义这一尺度来衡量知识分子。并认为，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采取不同程度的积极态度，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很重要的力量之一。 + +　　为什么要分析这个问题呢？有人说：这是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和解除“放”的障碍的重要出发点之一。有人所以怕“放”、怕出“乱子”，或是和知识分子的团结上存在着隔阂，原因虽多，其中对知识分子的情况和作用，估计不足，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 +　　各地区来的代表，都反映了许多具体事例，证明许多地区对于“放”的方针，贯彻得很不够。敢于“鸣”和敢于“放”者，往往遭受到有形和无形的压力，“包抄”“围剿”和扣帽子的现象，仍然是时有所闻。这就使得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瞻前顾后，不敢“鸣”“放”。很多人同意罗隆基先生在政协发言中所说：“这种现象对国家思想学术的发展是大有妨碍的。这种现象是值得领导干部和党外进步人士认真检查，主动努力，来切实纠正自己的教条主义的。”还有人补充说，不仅是教条主义，可能还有不同程度的宗派情绪。 + +　　这些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没有争论。而由另一角度出发，即是由知识分子本身这一角度出发，却有很多的争论。 + +　　争论的一方说：老知识分子是有许多特点，敏感、多虑。而且一有隔阂，很难消除。他们的基本态度是“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人说：目前知识分子需要的是温暖。因为有些人经过了一系列的风暴之后，体力较弱，若再遇风，容易“倒伏”。 + +　　也有人引用罗隆基先生在政协的发言说：‘老知识分子，有中国旧社会中的‘士’的一套传统观念：“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若能受到‘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知遇，必肯鞠躬尽瘁。罗隆基先生说得明白，不是希望用‘礼贤下士’‘三顾茅庐’的旧方式来团结高级知识分子，而是说：今天批评、斗争和改造的团结方式，同‘士’所期望的‘礼’与‘下’是有矛盾的。如何统一这个矛盾，鼓起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就靠领导干部的主动努力了。” + +　　有人用实际事例证明，老教授的心理是：“校长来看我是礼贤下士，我找校长是向上逢迎。” + +　　争论的另一方是认为这样说，只看到高级知识分子复杂心理状态中自尊的一面，并且是孤立的夸大了这一面。一位化学专家说：“我若仅是如此，岂不是太落后了。” + +　　有人说：高级知识分子，对简单生硬的方式，是很不满意的。对许多不满意的事，习惯于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表达的方式，基本上有两种，一是“漠然而冷眼视之”；一是“直言上达”，敢争敢叫，敢于发牢骚。 + +　　有人解释了“漠然而冷眼视之”的态度说：“在每次运动之后，被刺伤了感情的人，绝大多数是对许多事情漠然而冷眼视之的。但是，多数人的另一面表现，却往往是埋头治学，或是埋头教书，一般说，在工作上、治学上，都比运动前要好些。有人解释说，这只是寄怀遣兴的行为，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埋头治学或是教好学生，就是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采取了不同程度的积极态度。若不是积极态度，他会躺下不干的，或是敷敷衍衍，以度时光。” + +　　“士为知己者死”，高级知识分子的“士”是一方，“知己者”是另一方。现在的问题，“知己者”是指什么。许多人不同意“知己者”是指领导干部，而认为是指祖国和社会主义。今天的知识分子，爱祖国之心是无可怀疑，也无人否认的。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呢？绝大多数是接受社会主义的，并且有些人是已经热爱社会主义。若是承认此点，那么，“士”已有了“知己者”。对个别人的不满，是不牵涉“士”对整个工作的态度。不然，工农知识分子的联盟，就无根据了，至于那一位怀着“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的心情，那只是具体人的问题，而不能因此概括为知识分子的问题。 + +　　因此，有人说：站在知识分子本身的角度，一面要求领导干部主动努力，创造“放”的条件，另一面也要采取主动的态度。既然是工农和知识分子联盟中的一个方面，就必需有主人翁的态度。主人翁是要采取“尽其在我”的积极态度的。 + +## 今天的需要 + +　　今天，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需要什么？ + +　　一种答案是：需要照顾、信任、重视和大天地的温暖。大天地是指家庭这个小天地以外的天地而言。 + +　　再一种答案是：需要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能倾吐对国家建设的各种具体意见。特别着重的是“具体意见”。解释是：一般概括性的意见，知识分子已经听够和说够了；一般性质的争论和学习，知识分子也不满足了。 + +　　还有一种意见是：温暖是需要，单纯温暖也有问题；发表意见很重要，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很重要。 + +　　这三种意见，最后的讨论点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问题。大家都认为应该学。如何理解这一问题，却其说不一了。主要的意见有两种。有人说：“知识分子是要求进步的，对学习政治理论的重要性也知道。但是，上夜校，听报告，一般质量太差，实际上解决不了问题。不如给他一间房子、两本书，为他创造小天地，听其自学。”另一种意见是：“关门读书，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与工农结合，多接触，吸收一些工农的感情。” + +　　“吸收工农的感情”的问题，由表面上看，似乎是大家一致的，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有所不同。举一个例子来说。参加讨论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都了解高级知识分子的心理，也都承认高级知识分子的工作是细致的工作。因为不少的高级知识分子“敏感”而“多疑”。如何对待这“敏感多疑”呢？有人说：“你既知他敏感，就应该小心相待；你既知他多疑，就应该使他不疑。要尊重，要给以温暖，再也冷不得了。” + +　　不同意的人说：“我们既然是高级知识分子，站在本身的立场上又如何办呢？为什么我们要多疑，为什么我们要敏感，不由本身出发来由根本上减少多疑和敏感，异地而处，你是领导干部，想也无法周全地照顾吧!正己而责人，双方要求，才能共同进步。责人而不正己，是舍本逐末。” + +　　 来源： 1957年4月9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4.txt b/CCRD/1/3/2/0002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7c85b75523aa653f6a19107d004a06fe702f97 --- /dev/null +++ b/CCRD/1/3/2/000224.txt @@ -0,0 +1,19 @@ +# 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４月９日，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向所属各盛市委员会和筹委会，中央的直属支部发出“关于学习和贯彻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精神的通知”。 + +　　通知首先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充分地显示着政协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会议的各项重要报告、发言和决议，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顺利地前进。特别是在这次会议之前，毛主席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对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 +　　通知号召民主促进会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深入地认真地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这次政协会议的各项重要文件，并且把它们的精神实质贯彻到今后的工作和行动中去。 + +　　通知中说：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是性质不同的矛盾，因此解决矛盾的方法也不相同。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民主促进会作为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必须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协助党和政府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 +　　通知指出：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就是为工农服务，是教育人民的先生。教育者自己先要受教育。因此，知识分子加强思想改造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民主促进会各级组织必须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帮助会员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国家政策，直接同工农群众接触，向工农群众学习，以加强思想改造。同时，必须帮助会员正确领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除顾虑，畅所欲言，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互相帮助，加强团结。 + +　　通知中并号召各级组织和全体会员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 + +　　通知最后说：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民主促进会当前的头等的政治任务，希望各级领导同志首先要认真地带头学习，并且要根据具体情况，同当地中共党委统战部和政协地方委员会密切联系和配合，动员和帮助会员及所联系的群众认真学习。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4日，原题为：“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常务委员会　确定为当前头等的政治任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5.txt b/CCRD/1/3/2/0002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dd62aefc73c5798c5de8268a90428784e95d3f --- /dev/null +++ b/CCRD/1/3/2/000225.txt @@ -0,0 +1,27 @@ +#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对于执行这个方针的初步效果，应该作怎样的估计呢？ + +　　我们认为：执行这个方针的时间虽然还很短，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的效果是好的。有些人对于这个方针表示怀疑和动摇，认为应该停止“放”，实行“收”，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要看到这个方针在文化建设上产生巨大的收获，当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中，学术文化的各部门已经比过去表现得活跃。在哲学界、文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法学界、生物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自由的论争；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思想有了更多的批判性的研究；大学里开设的课程扩大了范围；在文学创作方面，在电影、戏剧、戏曲、音乐、美术活动方面，在民族文艺遗产的整理和民族文艺传统的发扬方面，也都表现了蓬蓬勃勃的生气。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泼起来了。这些都是好现象。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 +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在文章里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子里光彩暗谈了。” + +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的歪曲。关于这一点，在本报三月一日陈辽同志的文章、三月十八日矛盾先生的文章和四月四日本报第七版所辑录的大多数读者的反应中，都已经指出了。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不了解：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人民内部的不正确的思想，不能够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而只能采取讲道理、开展批评、进行说服教育的办法。而在目前，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坚持这一方针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 +　　我国现在虽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着；虽然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五亿以上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思想还将在一个长期间存在。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现在在思想上离开工人阶级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国学术文化的领域内有所表现，是必然的，完全不足为奇的。党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用讲道理的办法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帮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更快地进步。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对于被压服被禁止的东西说来，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因此，这种作法和想法是不正确的。 + +　　一切真理从来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也就不能有真理的发展，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各家的争鸣中，出现了正确的新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固然有好处；就是出现了不正确的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马克思主义欢迎一切真理的发现，因为一切真理的发现（无论这些发现者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都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党性，但是这种党性同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主义不害怕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因为历史表明，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各种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没有阻止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不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转化为它的反面——教条主义。 + +　　人们问：承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是不是相冲突的呢？ + +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也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客观存在所要求和决定的，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规定或者取消的。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工人阶级既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居领导地位，既然在领导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上居领导地位。事实上，没有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领导，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虽然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但是在思想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于这个思想斗争，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资产阶级思想就要去领导。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中，让资产阶级思想去领导思想领域，这就是说，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号召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不允许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在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去领导。这里首先要认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反动阶级用高压的手段来限制人民的言论，硬要人民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它只剥夺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也采取各种必要的步骤，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人民。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以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不但不依靠强力去“消灭”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允许和要求在人民中间进行不同思想的讨论，以便让人民通过这种讨论自觉地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正确地实现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必要的方法。 + +　　非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也就给了马克思主义者一项认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任务。可以断定，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的科学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不断地取得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者要靠自己的理论的力量，靠自己研究的成果，来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在同非马克思主义者辩论的时候，需要采取讲道理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平等的态度，而不能采取虚声恫吓的态度，片面的、武断的、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在主观上虽然也要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本身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因此，他们的批评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事实上也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某种混乱。应该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正因为这样，就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愿意提出这一点，来与读者共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6.txt b/CCRD/1/3/2/0002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d26807f9a707717bb2c91d1b888255c0122f30 --- /dev/null +++ b/CCRD/1/3/2/000226.txt @@ -0,0 +1,9 @@ +# 沈阳市文艺干部对执行“百花齐放”政策有顾虑 + +　　新华社沈阳10日讯 目前沈阳市许多文艺干部对执行“百花齐放”政策有顾虑，认为这个政策是叫大家尽量暴露思想，好给明年的整风作典型。 + +　　沈阳市文化局副局长王化南和沈阳市文学艺术联合会主任郭墟对记者说：“沈阳市文艺干部对‘百花齐放’政策的误解，和来自领导上的压力是分不开的”。他们觉得党委对“百花齐放”的政策不象对工、农业政策那样关心，而是教条主义的领导和批评。对一篇文艺作品不是从内容上具体分析，而是一下子就考虑到作者的立场、倾向，来个政制鉴定，戴顶大帽子，使作者缩手缩脚。文联主任郭墟说：党委认为“百花齐放”政策是为了团结党外民主人士和旧知识分子，而不是全党文艺工作的方针。这个政策是一种手段，过去是一家独鸣，现在叫他们都放出来后，好进行批判。共产党员一定得站得住阵脚，不能搞“百花齐放”。这样，党委对百花齐放的政策执行后所起的积极作用看得很少，总是问：“出现了那些坏作品？有那些不良倾向？”对刊登讽刺文章比较多些的“芒种”月刊说：“暴露的阴暗面太多了，没有工人阶级观点，发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对新社会能反掉旧势力信心不足等。”一棒子把作品扼杀死了。“芒种”月刊第二期刊载了“辽宁文艺”编辑吓伦写的小说“猴子”，这篇文作品的积极作用是不打，但也不是毒草，党委背后说：“他是才从监狱里（肃反时有点问题）放出来，对共产党不满才写的。”文化局副局长王化南说：“除掉来自领导上的压力外，还有专家们在背后的叽叽喳喳，也使得文艺干部胆小怕事。沈阳市的文艺专家们，不公开写文章讨论，只是背后说：‘某某文章不好’。就使这些作者收兵，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沈阳京剧团演出的‘十二真人斗太子’，辽宁京剧团便道徐汲背后说是‘牛鬼蛇神都出来了’。沈阳京剧团就有些吃不住劲，曾停演了好多天。” + +　　最后王化南和郭墟都说：“说老实话，我们自己也有顾虑，也怕戴帽子，不过我们历史清白，是老党员还好些；有些人的历史刚作结论怎么不胆怯呢？党委不积极支持和领导我们这些具体执行正常作实际工作的就非常为难。”王化南又说：“现在市委有些转变，开始注意了，前几天开了个‘芒种’月刊研究座谈会。我们希望党委认真地抓起来，我们也很担心党委是否能很快的扭转过来。”（刘 敏）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5期，1957年4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7.txt b/CCRD/1/3/2/0002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a9a7c95c39093cda5421975009bffe834f9e33 --- /dev/null +++ b/CCRD/1/3/2/000227.txt @@ -0,0 +1,69 @@ +# 为“放”而争 + +　　<《光明日报》记者> + +　　在几个民主党派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对于为什么要“放”，“放”的范围和步骤等问题，争论很多。有些问题，已获得共同的认识：有些争论，仍悬而未决，有待来日。 + +## 继往开来 + +　　要贯彻执行“放”的方针，就必须了解“放”的意义。 + +　　（为什么“放”？一位搞戏剧工作的人说：“这是为了文学艺术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的百家争鸣。”） + +　　很多人认为这种理解太狭窄了。由边疆来的一位老先生说：“这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大方针。不但有利于现在，而且谋福于子孙。” + +　　（经过两天的讨论，有人综合了许多人的意见，认为正确的贯彻“放”的方针，将产生八个伟大的作用。(1)今后对工作的讨论和争论，必然日渐加多。众人之智，是为上驷之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将会做得更好。(2)人民民主生活，将日渐扩大，并且会活泼而健康的发展。(3)将会有效的培养自由争论的风气和互相批评、互相学习的习惯。(4)在争论中煅炼自己，提高别人。从而促进人的思维活动，发扬人民的聪明才智。(5)对于资产阶级思想，有了深入批判的可能，从而帮助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改造。(6)对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造成了穷途末路的形势。(7)艺术和学术的昌盛繁荣，可期日而待。(8)总结这一工作经验，是又一次丰富革命的理论宝库。） + +　　有人说：“为什么‘放’，是要由积极的意义来看的。不然，就会偏颇。”不少人是闻“放”而心花怒放了。 + +　　但是，估价不足如此，因而争论不少。 + +## 不同的理解 + +　　人总不免从自己的角度来理解问题。一个师范学院的教授，听了一些人的发言之后，慨然而叹：“在北京可以畅所欲言，希望春风能渡玉门关，我们那里也能如此就好了。由此看来，所以要“放”，是因为过去太紧了。也可以说，为了纠偏吧!” + +　　这个意见，引起了不同的争论。一个人说：“理解政策，不能由个人的遭遇出发。境遇不顺利的人，就会有‘春光虽好，终是他乡之色’的感情。正因为有问题，所以中央又一次提出‘放’的方针。‘放’是一种手段，是为了促使春风渡玉门。” + +　　类似这样的意见，引起了“放”是目的，还是手段之争。 + +　　认为“放”是目的人，解释是：“‘放’是为了揭露矛盾，辨别是非，解决矛盾，得到真理。如何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首先是要为‘放’创造条件，再即是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后两者才是手段，用以达到前者的目的。” + +　　认为“放”是手段的人说：“‘放’是手段，是为了达到扩大民主，繁荣学术的目的。若不如此解释，岂不是为‘放’而‘放’了。” + +　　还有人说：“你们这些话都不对。‘放’是手段，争论也是手段，教育也是手段，一切都是手段。若问目的，是‘明辨是非，统一认识’。不如此，不能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 +　　争论深入，得到较多人同意的意见是：“放”既是手段，又是目的。通过“放”，可以达到繁荣学术和发扬民主的目的。“放”是手段了。为了要“放”又必需为“放”创造条件。所以要创造条件，又是为了达到“放”的目的。 + +　　虽然争论告一段落，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对于“为什么要‘放’”的理解，还是存在着分歧的意见。 + +## 何处是边沿 + +　　“要‘放’就应该大放。做到无所不‘放’，才能真正放得开。”这是一种论调。 + +　　（什么叫大放呢？指的是一切问题都可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具体的意见是：“学术的讨论，当然是无所不能谈。政策问题，除了军事、外交之外，其他有关文教、财经、政法等政策，都是可以在报刊上争论的。事实上不是已经有很多的政策问题，在报刊上进行争论吗？”持有这种主张的人，还补充说：“不过，政策的讨论和学术的讨论是有区别的。区别在于：在辩论的过程中，政策还必须执行，不能因有不同的意见而中止。”） + +　　反对的人说：“在报刊上公开讨论，一定会引起一部人的思想混乱，对政策的执行，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消极作用。有意见，可以在政治协商会议上，在人民代表大会上，以及采用个人提意见等等方式来解决。没有必要在报刊上公开讨论。” + +　　这个意见又遭到反问：“任何工作都和政策密切相联，政策不能在报刊上讨论，现实问题都不能在报刊上讨论了。这是和‘放’的精神相违背的。” + +　　在这个问题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如何办？有人提了一个意见：“那些可以在报刊上公开讨论，那些不宜于讨论，无法一一规定。只有以对政治负责的态度，在实际讨论中逐步明确吧！” + +## 为开路设想 + +　　如何为“放”开路，是许多人所关心的问题。 + +　　有人说：“要使大家能迅速的放得开，最好能找出大胆放手的典型事例，用典型推动全局。在这个过程中，不要有任何摆手摇头的表示。” + +　　理论上通了，实行时也不会不发生问题。因此，有这样一种主张：“不要多在理论上讨论了，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动。为‘放’开路，鼓励大家做，是当前第一要着。” + +　　如何鼓励大家去贯彻“放”的方针。有人说，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用一年半载的时间，尽可能发表大家的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言尔志。在这一段期间内，不要“交锋”，不要争论。这样，就可以逐渐畅所欲言。第二步是，在畅所欲言的基础上，再相互讨论。这是培养风气，培养习惯的好办法。 + +　　有人不同意说：“发表的意见，不会都是正确的。一年半载没有争论，没有批评，必然会使一些谬种流传，遗害匪浅。” + +　　主张先“放”后“争”的人说：“现在‘放’的障碍主要是有顾虑，说穿了，即是有人怕。因此，开放之初，一争就放不出来了。不如先造成风气，养成习惯为上策。” + +　　另有一些不同意的人说：“顾虑固然有，更重要的是教条主义和不民主的作风在作祟。要扫除这种障碍，只有把教条主义和不民主的作风都揭露出来，公之于世，才能使它无用武之地。不争论，就揭露不出来，或是揭露得不透底。不争就‘放’不透，争是有助于‘放’，而不是有阻于‘放’的。”也有人说：“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意见不一致时，就是争论，只是在形式上没有正面交锋而已。因此，只‘放’不‘争’，在事实是不存在的。” + +　　争论和批评，批评和反批评，如何运用得恰当，是有待于我们学习的。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4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8.txt b/CCRD/1/3/2/0002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889999e1374da73e6d636ffbdcc5a2e9cd5ae6 --- /dev/null +++ b/CCRD/1/3/2/000228.txt @@ -0,0 +1,65 @@ +# 何所惧，何所不惧 + +　　<《光明日报》记者> + +## “山高路远坑深” + +　　在几个民主党派中央所召开的会议上，小组讨论会里，有几个问题引起了普遍的争论。 + +　　一次小组会议上，一位诗人朗诵四月号“解放军文艺”杂志上的四句诗：“请听，这是1935年彭德怀同志强攻腊子口时，向最高统帅部汇报，毛主席复电的四句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共产党和毛主席现在鼓舞大家，放手努力工作，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好而又要求好，犹如‘山高路远’；工作的进程中，问题夹着问题，问题推着问题，成批而来，犹如进程中的‘深坑’。所以说，现在是一个动荡的时代，需要大家力争上流。而我们说，高级知识分子顾虑多，不敢勇进。怕这怕那，对困难不敢‘横刀立马’，没有无畏的精神。我看，是个人主义在作祟。” + +　　散会后，有人说：诗人由诗人的气质出发，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问题在那里呢？据记者的了解，问题有三个：(1)有那些障碍，主要的障碍是什么？(2)谁来排除障碍，如何排除障碍？(3)有些知识分子为什么缺少无所畏惧的精神？ + +　　对这三个问题的争论是很多的。 + +## 畏惧的由来 + +　　不能无所畏惧，表现在行动上是：既不开朗，更不豪迈。 + +　　“不能这样说，”一位老教授不同意。“高级知识分子，各种积累很多。大河水长漫悠悠，‘小河水长似箭流’。这是自然的道理。畏惧的心理，不能单纯用动作的开朗与否，来衡量的。” + +　　为什么畏惧呢？解释很多。但是，基本上只有两种。一种解释是：有些人的政治和业务水平落后于客观的要求。对某些问题，看不准，不知道应该如何办。畏惧是由知识不够而发生的。另一种解释是：运动的副作用，以及对待高级知识分子的生硬的方式、乱扣帽子所造成的。 + +　　有人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所谓心，是思想活动，是复杂的思想活动。必须细致的体贴人。目前，有些知识分子，好像是一棵刚由其他园地移植到社会主义园地的小树，不习惯，而且信心不高。在这样情况下，只有扶植它，鼓励它，多加肥料。” + +　　“另一位说，即使是批评，也不能教条主义的批评。而要学习毛主席的方法，把批评和鼓励结合在一起。” + +　　从这些意见开始，向一端发展，形成了强调：“要使知识分子无所畏惧，问题在于领导。”并且列举了一些事实，说明对待知识分子的工作，是有偏差的。 + +　　一位曾在某大学担任过理学院院长的老先生，听了这些意见之后，对记者讲了一个故事，提了一个问题。他说：“有一天，我的女儿非常苦恼。原因是组织晚会，漏发了一位先生的请帖。受到领导的批评，并责令去解释致歉。结果，这位先生说：我不是计较这张请帖，而是你们太看不起我了。我对女儿说：谁叫你做事粗心，当然应该批评。女儿说：漏发学生的票，学生也会叫，但是，不会这样难办。你知道别人对高级知识分子的议论吗？高级知识分子有本领，脾气大，刺儿头，真难办。” + +　　这位老先生又说：“我有一位多年的老友，他本身是高级知识分子，很了解高级知识分子。他说笑话：和高级知识分子发生了什么纠缠，很困难解决。好有一比，像似豆腐掉在灰里，吹也吹不得，打也打不得。” + +　　老先生问：“为什么我们要给别人这样难办的印象呢？至少，自己也不能说没有问题吧。一个人，要善于自处，也要善于为别人设想。反过来，一切由自己的角度出发，当然是会不满意，也会患得患失，从而生出畏惧的情绪。这种人，给他戴上一顶个人主义的帽子，想还合适。” + +　　问题摆得比较明确了。在别人是改进工作，在自己是改造思想。两者结合，才能很好的贯彻共产党提出的“放”的方针。 + +　　认为政治和业务水平落后于实际，是产生畏惧原因的人说：“水平不够，必需提高。如何提高，首先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 + +　　改造思想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水平要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但是有人产生了顾虑。 + +　　产生的顾虑是：在“放”的时候，正面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不是妨碍了“放”。理由有三：(1)要循循善诱地劝大家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正面提出，是不策略的。而且学习是各人自觉的事情。等他在治学和工作中，碰了钉子，感到需要，他会自动学习，何烦为他操心。(2)既要提高业务，又要提高思想，时间精力有限，都抓，一样也抓不好。不如分步进行。现在要以提高业务为主，以备争鸣。(3)教条主义是当前的主要障碍。学得不好，很容易只学到一些教条，反而拘束自己。要学得好，又非短时期不能达到。不如等批判了教条主义之后，弄清那是教条，那些非教条，再学可以不走弯路。 + +　　有人对这些意见加以分析说：“不能强迫一个唯心主义者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他的自由。但是，你若是自认是唯物主义者，自认多少知道一些马克思列宁主义，或是愿意学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就须要抓紧时间、挤出时间来学。请由这几点考虑；你既是青年的教师，又拥护或是同意社会主义，有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责任。作为先生，焉能不学。一知半解，或是耳闻的记问之学，更容易犯教条主义，不如潜心学一下为好。即使是谈个人的修养，修养的准绳，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又不能不学。” + +　　直率的人说：要免于畏惧，就要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重要的问题之一。 + +## 箭射向那里 + +　　更多人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但改变了中国的思想界面貌，许多问题，也易于解决。 + +　　以教条主义这个问题来谈吧，有人说：“从今之后，教条主义是吃不开了。但是，为什么教条主义有时能吓唬人呢？被吓唬的人，大部分是因为无知，小部分人是虽知不对，但是没有反抗的武器。在这样的天地里，教条主义就唯我独尊了。它就起了阻塞民主生活、压制百家争鸣的作用。” + +　　参加会议的人，多数是赞同这种意见，并且认为反对教条主义，是铲除“放”的障碍的当务之急。 + +　　从这里，又衍生另一个问题。即是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对民主党派来说，是反对教条主义为主呢？还是以反对机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思想为主？ + +　　答案有三种。有人说：在全国范围内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为主，个别任务服从总任务。第二种意见是：改造思想，是我们的任务，当然是要以反对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为主。第三种意见是：以各地、各个部门、各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主要反对什么。 + +　　（结果，第三个答案，获得多数票。） + +　　有人有这样一种意见：教条主义肯定一切，妨碍争鸣；机会主义否定一切，也同样是妨碍争鸣；资产阶级思想，阻碍人进步，破坏团结，也同样是在各方面起了坏的作用。这些，都要反对。谁来反对呢？谁来扫除这些障碍呢？国家大事，匹夫有责；个人的思想，主要在于自我改造。这样说，并不是把责任平分。要扫除障碍，必需大家动手。 + +　　（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无所畏惧。无所畏惧的人，是永远和障碍作斗争的。无所畏惧的人，是敢说、敢争、敢写，又不乱说，乱争、乱写。）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4月11日1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29.txt b/CCRD/1/3/2/0002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9256cae5454ff8fef250d3a5c66b5a272dff3f --- /dev/null +++ b/CCRD/1/3/2/000229.txt @@ -0,0 +1,11 @@ +# 武汉大学党群关系不好 + +　　<徐奔> + +　　新华社武汉11日讯　武汉大学老教师中有一半以上是民革、民盟、民进、民建、九三、农工等民主党派成员，但是学校党委会没有充分发挥各党派的作用，也没有协助加以领导。学校内没有党派会议制度，有时开会也不讨论，因为事先一切都已安排好。党组织对民主党派采取应付态度。有一次民盟定在星期日开会，请党委参加指导，党委副书记提出星期日不要开会。民盟的领导对此很不高兴，觉得平时没有给安排活动的时间，星期日又不让开会。而这次会党委副书记也没有参加。民盟中有人说：“不是我们不争取领导，而是党不来领导我们”。今年纪念孙中山诞辰时，民革提出要筹备开一次大会，学校党委宣传部委员说没有时间筹备，其实这位委员先一天打了一天的牌。结果大会未开成，只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民主党派成员和群众对这一方针都很关心，但是党委从来没有宣传过。 + +　　武汉大学党与非党人士之间的关系有很大距离。有的教师私下说：“不说话比说话好”；民建成员姚梅镇说：“不敢说话的还不是少数”；有的教师说：“讲什么呵，你讲什么人家就给你记上账去了”。他们怕随便说句话就会由思想认识问题，提到阶级立场问题，然后再提高到反革命。他们看到有些党员过去把人家委屈了，至今还没有向人家表示道歉。教师们感到党委领导很少亲自出马，不关心人，不虚心，对人不是治病救人的态度。 + +　　教师们提出四大要求，要求派领导水平高些的、并且能够联系中老年和知识分子的党委来武大领导；要求党委认真学习统战政策和认真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要求党委设统战部，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组织作用；要求党政领导在重大问题上亲自出马，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 +　　来源：1957年1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0.txt b/CCRD/1/3/2/0002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01aacf9a6213f2e8a9b70eed73105165e4145e4 --- /dev/null +++ b/CCRD/1/3/2/000230.txt @@ -0,0 +1,27 @@ +# 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文汇报》社论> + +　　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来，现在已经半年多了。对于执行这个方针的初步效果，应该作怎样的估计呢? + +　　我们认为:执行这个方针的时间虽然还很短，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初步的效果是好的。有些人对于这个方针表示怀疑和动摇，认为应该停止“放”，实行“收”，这种意见是完全不正确的。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宣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要看到这个方针在文化建设上产生巨大的收获，当然需要比较长的时间。但是，就在过去的半年多的时间中，学术文化的各部门已经比过去表现得活跃。在哲学界、文学界、经济学界、历史学界、法学界、生物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自由的论争；对于我国古代的文化遗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术思想有了更多的批判性的研究；大学里开设的课程扩大了范围；在文学创作方面，在电影、戏剧、戏曲、音乐、美术活动方面，在民族文艺遗产的整理和民族文艺传统的发扬方面，也都表现了蓬蓬勃勃的生气。许多人感觉到他们的眼界开阔起来了，思想活泼起来了。这些都是好现象。目前的问题不是放得太宽而是放得不够。党的任务是要继续放手，坚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有些人对于党的方针抱着不同的想法。照他们看来，这样下去，思想界将会一团混乱，文化科学发展的方向将要模糊，资产阶级思想将要泛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将要动摇——总而言之，前途简直是不堪设想。 + +　　在本报一月七日所发表的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等四同志的文章“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就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他们在文章里对于目前文艺界状况画了一幅吓人的暗淡的图画:“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真正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有些作家不敢写了，也很少有人再提倡了，……因此，使文学艺术的战斗性减弱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时代的声音低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在文学艺术这面镜 子里光彩暗淡了。” + +　　很明显，这种估计是对于事实的一种极端的歪曲。关于这一点，在本报三月一日陈辽同志的文章、三月十八日茅眉先生的文章和四月四日本报第七版所辑录的大多数读者的反应中，都已经指出了。问题是何以会有这种极端歪曲的估计呢?这是由于，到现在为止，党内还有不少同志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际上是不同意的，因此他们就片面地收集了一些消极的现象，加以渲染和夸大，企图由此来证明这一方针的“危害”，由此来“劝告”党赶快改变自己的方针。但是，党不能接受他们的这种“劝告”,因为他们的方针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他们不了解:无论在什么时候，对于人民内部的不正确的思想，不能够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而只能采取讲道理、开展批评、进行说服教育的办法。而在目前，在我国刚刚进入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坚持这一方针尤其具有重大的意义。 + +　　我国现在虽然实现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但是资产阶级还存在着；虽然实现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合作化，5亿以上的原来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以至资产阶级思想还将在一个长期间存在。我国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原来就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范围，现在在思想上离开工人阶级化还有一个相当大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我国学术文化的领城内有所表现，是必然的，完全不足为奇的。党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就是要用讲道理的办法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种种表现进行适当的有说服力的批评，以便帮助知识分子更快地进步，帮助小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更快地进步。如果采取压服和禁止的办法，那么，对于党和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并不是实现自己的任务，只是取消自己的任务；而且这样作的结果，只能是压而不服，禁而不止。因此，这种作法和想法是不正确的。 + +　　一切真理从来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是在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没有这种斗争，也就不能有真理的发展，不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只能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各家的争鸣中，出现了正确的新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固然有好处；就是出现了不正确的论点，对于马克思主义也没有什么可怕。马克思主义欢迎一切真理的发现，因为一切真理的发现(无论这些发现者是否赞成马克思主义)都能够丰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党性，但是这种党性同宗派主义毫无共同之点。马克思主义不害怕各种错误思想的批评，因为历史表明，即使是在资产阶级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各种同马克思主义敌对的理论也没有阻止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不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会停滞不前，就会转化为它的反面——教条主义。 + +　　人们问:承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同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地位，是不是相冲突的呢? + +　　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地位，也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客观存在所要求和决定的，不是什么人可以任意规定或者取消的。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一个根本的历史事实。工人阶级既然在政治上经济上居领导地位，既然在领导着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那么，指导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阶级的思想——马克思主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思想上居领导地位。事实上，没有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领导，也就不会有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领导。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虽然我国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但是在思想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对于这个思想斗争，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领导，资产阶级思想就要去领导。而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中，让资产阶级思想去领导思想领域，这就是说，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去号召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所不允许的。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而在于马克思主义如何去领导。这里首先要认清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完全不同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思想统治。反动阶级用高压的手段来限制人民的言论，硬要人民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工人阶级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所以它只剥夺反动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自由，而充分保障人民群众的言论和信仰的自由。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也采取各种必要的步骤，用先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来教育人民。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是以承认非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存在为前提的；没有了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人民，不但不依靠强力去“消灭”人民内部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且允许和要求在人民中间进行不同思想的讨论，以便让人民通过这种讨论自觉地达到正确的结论。因此，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正确地实现马克思主义领导的必要的方法。 + +　　非马克思主义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这也就给了马克思主义者一项认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巨大任务。可以断定，由于马克思主义是客观的科学真理，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不断地取得胜利，相信马克思主义的人必然会越来越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然会越来越多。马克思主义者要靠自己的理论的力量，靠自己研究的成果，来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马克思主义者在同非马克思主义者辩论的时候，需要采取讲道理的态度，分析的态度，平等的态度，而不能采取虚声恫吓的态度，片面的、武断的、不加分析的、形而上学的态度，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态度。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在主观上虽然也要说服非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本身的态度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因此，他们的批评只能造成思想上的混乱，而事实上也已经造成了思想上的某种混乱。应该承认，本报在发表了他们的文章以后，长期间没有加以评论，是造成这种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宣传马克思主义，正因为这样，就不但应该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而且应该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批判对于教条主义的自由主义态度。我们愿意提出这一点，来与读者共勉。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4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1.txt b/CCRD/1/3/2/0002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4f7f11a7422b985912af889a596ec5362d6202 --- /dev/null +++ b/CCRD/1/3/2/000231.txt @@ -0,0 +1,33 @@ +# 上海文艺界对毛主席报告的反应 + +　　<续磊> + +　　新华社上海11日讯　上海文艺界最近分别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在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对报告提到的许多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反应。党外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过去意见最多的人，大多为报告中的民主团结精神所感动。如电影演员石挥说：“毛主席报告不‘见外’，太好了。过去我们习惯用对敌人的办法对待一些党员，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影响团结。”吴茵原以为这次要挨整，听了报告后，感到自己过去太狭隘，争争吵吵很不好。画家张乐平说：“过去发言看到党员记下来就不敢讲，怕讲错，毛主席报告不仅解决了党派之间的问题，连个人之间的问题也解决了。”话剧演员丹尼说：“听了毛主席报告，国家大事就全通了，马列主义辩证法太重要，希望有机会去学习马列主义”。有些作家表示上海教条主义势力很强，特别是报刊编辑部门，不冲垮，百花相顺利开放是困难的。上海文艺领导小心翼翼不放手，如过去巴金写了“有啥吃啥”、林放写的“不怕片面”等文章刚热闹了一下就给打下去了。 + +　　党内的许多同志则疑虑很大，有些领导干部仍未扭转左的情绪，如文化局一副局长说：“我的思想是左的，但现在还不能完全澄清，不能列入对政策通的十分之一的人中”。美协秘书长沈桑坚说：“心理上总觉得左一点比右一点好，如现在的年画、连环画完全迎合小市民心理，真正有教育意义的很少”。一般干部则感到报告气派很大，但具体执行感到很难掌握，对党员如何争鸣希望中央指示，否则就会乱吵。有的提出通过争鸣达不到团结怎么办？思想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工作又等着做怎么办？ + +　　在讨论中对报告中提到“百花齐放”强调“放”的精神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意见： + +## 一、对批判陈其通等和钟惦棐文章的意见： + +　　文化局所属单位许多党员认为只讲陈其通等文章的缺点不全面。有的说：陈其通等的文章只是一家之鸣而已，怎能讲是教条主义？有的说：他们四人是以个人名义出现不是组织决议，又提出了一些正确意见，不能算泼冷水。有人说：陈其通是党员自然应坚持社会主义，说陈辽批评陈其通的文章只谈缺点没有强调工农兵方向颇有满足现状之感。上影一编辑说：总觉得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好，对批评陈其通等文章感到不过意。作协讨论中也有一些作家对陈其通表示同情。上影李天济说：“批评陈其通文章说动机是捍卫马列主义的，那么钟惦棐的动机是反革命吗？难道左比右好吗？”也有人说：钟惦棐的文章并不是不要工农兵，他对票房价值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有人对传达中说关于电影讨论的文章除了〈电影的锣鼓〉其他都对想不通，因为〈电影的锣鼓〉是根据那许多文章的意见综合写的。 + +## 二、应如何对待“毒草”的问题？ + +　　(1)有人说：放毒草如打防疫针，但不能打得太多，否则会陷入危境。有人说，现在主要反“左”，但必须坚持两条路线，否则将来又要反“右”了。 + +　　(2)有人说：明知是毒草可通过内部说服不要放，如象〈草木篇〉编辑看出是毒草就不应放，免使读者受害。毛主席的意思是毒草既已出现不必惊惶失措。有人认为〈草木篇〉既是毒草为什么要放一百篇？ 〈草木篇〉能放，《武训传》为什么不能拍？《武训传》放到现在是否能放？作协讨论中有人认为《武训传》如创作人员认为是“香花”也可以放，等“放”出来再批评，但批评必须说理。 + +　　(3)对坏戏怎么办？有人感到为难，禁也不好，跟在后面也不好。 + +　　有人说批评“毒草”要等时机，但是等到什么时机才恰当很难掌握。 + +　　有人提出一部未放的作品，有人认为是“香花”，有人认为是“毒草”，谁也说不服谁怎么办？让不让放？ + +　　有的编辑提出：对“放”的毒草是否应加编者按语，这样是否违反“放”的精神？ + +## 三、对“百花齐放”方针的不同理解和疑问： + +　　上影有人说：光写工农兵实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偷懒的办法。有人说：陈荒煤说检验作品的标准就是工农兵方向，这不能说服人。有人提出：只有工农兵题材才有香花，还是其他题材也可以出香花？工人处理恋爱、家庭问题是否工农兵题材。“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百花齐放”方针有什么区别和矛盾？有人认为戏剧现在主要是整旧，现在强调创新是拔苗助长。(续磊) + +　　 来源：1957年4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2.txt b/CCRD/1/3/2/0002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7ba4d66d2edea964d977406ef5a079b28398e6 --- /dev/null +++ b/CCRD/1/3/2/000232.txt @@ -0,0 +1,31 @@ +# 上海文艺界对毛主席报告的反映 + +　　新华社上海11日讯 上海文艺界最近分别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在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对报告提到的许多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和反应。党外的一些文艺工作者，特别是过去意见最多的人，大多为报告中的民主团结精神所感动。如电影演员石挥说：“毛主席报告不‘见外’，太好了。过去我们习惯用对敌人的办法对待一些党员，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影响团结。”吴茵愿意为这次要挨整，听了报告后，感到自己过去太狭隘，争争吵吵很不好。画家张乐平说：“过去发言看到党员记下来就不敢讲，怕讲错，毛主席报告不仅解决了党派之间的问题，连个人之间的问题也解决了。”话剧演员丹尼说：“听了毛主席报告，国家大事就全通了，马列主义辩证法太重要，希望有机会去学习马列主义”。有些作家表示上海教条主义势力很强，特别是报刊编辑部门，不冲垮，百花想顺利开放是困难的。上海文艺领导小心翼翼不放手，如过去巴金写了“有啥吃啥”、林放写的“不怕片面”等文章刚热闹了一下就给打下去了。 + +　　党内许多同志则疑虑很大，有些领导干部仍未扭转左的情绪，如文化局一副局长说：“我的思想是左的，但现在还不能完全澄清，不能列入对政策通的十分之一的人中”。美协秘书长沈桑坚说：“心理上总觉得左一点比右一点好，如现在的年画、连环画完全迎合小市民心里，真正有教育意义的很少”。一般干部则感到报告气派很大，但具体执行感到很难掌握，对党员如何争鸣希望中央指示，否则就会乱吵。有的提出通过争鸣达不到团结怎么办？思想问题一时解决不了，工作又等着做怎么办？ + +　　在讨论中对报告中提到“百花齐放”强调“放”的精神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意见： + +## 一、对批判陈其通等和钟惦棐文章的意见： + +　　文化局所属单位许多党员认为只讲陈其通等文章的缺点不全面。有的说：陈其通等的文章只是一家之鸣而已，怎能讲是教条主义？有的说：他们四人是以个人名义出现不是组织决议，又提出了一些正确意见，不能算泼冷水。有人说：陈其通是党员自然应坚持社会主义，说陈辽批评陈其通的文章只谈缺点没有强调工农兵方向颇有满足现状之感。上影一编辑说：总觉得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好，对批评陈其通等文章感到不过意。作协讨论中也有一些作家对陈其通表示同情。上影李天济说：“批评陈其通文章说动机是捍卫马列主义的，那么钟惦棐的文章并不是不要工农兵，他对票房价值的看法有一定道理。有人对传达中说关于电影讨论的文章除了“电影的锣鼓”其他都对想不同，因为“电影的锣鼓”是根据那许多文章的意见综合写的。 + +## 二、应如何对待“毒草”的问题？ + +　　（1）有人说：放毒草如打防疫针，但不能打得太多，否则会陷入危境。有人说：现在主要反“左”，但必须坚持两条路线，否则将来又要反“右”了。 + +　　（2）有人说：明智是毒草可通过内部说服不要放，如象“草木篇”编辑看出是毒草就不应放，免使读者受害。毛主席的意思是毒草既已出现，不必惊慌失措。有人认为“草木篇”既是毒草为什么要放一百篇？“草木篇”能放，“武训传”为什么不能拍？“武训传”放到现在是否能放？作协讨论中有人认为“武训传”如创作人员认为是“香花”也可以放，等“放”出来再批评，但批评必须说理。 + +　　（3）对坏戏怎么办？有人感到为难，禁也不好，跟在后面也不行。 + +　　有人说批评“毒草”要等时机，但是等到什么时机才恰当很难掌握。 + +　　有人提出一部未放的作品，有人认为是“香花”，有人认为是“毒草”，谁也说不服谁怎么办？让不让放？ + +　　有的编辑提出：对“放”的毒草是否应加编者按语，这样是否违反“放”的精神？ + +## 三、对“百花齐放”方针的不同理解和疑问： + +　　上影有人说：光写工农兵实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偷懒的办法。有人说：陈荒梅说检验作品的标准就是工农兵方向，这不能说服人。有人提出：只有工农兵题材才有香花，还是其他题材也可以出香花？工人处理恋爱、家庭问题是否工农兵题材。“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和“百花齐放”方针有什么区别和矛盾？有人认为戏剧现在主要是整旧，现在强调创新是拔苗助长。（续 磊）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6期，1957年4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3.txt b/CCRD/1/3/2/0002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7c2ae6c8adb33dfbe0e586141251af000048fb --- /dev/null +++ b/CCRD/1/3/2/000233.txt @@ -0,0 +1,27 @@ +# 滥开牧场引起了民族纠纷 + +　　<人民日报记者钦达木尼> + +　　内蒙古有过一项保护牧场的政策，叫做：“禁止开荒，保护牧场，发展畜牧业，兼顾农业。”规定这项政策的根据是：内蒙人民近百年来的为保护牧场进行了顽强不屈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有无数的蒙古人曾流过血，著名的民族英雄嘎达梅林就是在这个斗争中牺牲的。所谓农牧矛盾和民族矛盾，差不多都集中表现在这个斗争中。在斗争中有许多蒙民抛弃了家乡故土往北移，这就形成了搬家的历史。由于牧场不断被开垦的结果，蒙民生活日益下降，从而也就加深了民族间的隔阂。现在保有的一些牧场，除了个别地区而外（特别是蒙汉——或弄牧交错地区的牧场的土地不好，不适合开荒的。），一般能开荒的地方，早已基本上开完了，因此，在这样地方与其开荒种地，还不如发展畜牧业对国家有利。据记者的认识，这就是这项政策的历史根据和限时跟进。正因为如此，这项政策曾得到了内蒙古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 + +　　这项政策的实施情况一般说是好的，特别是东部各盟和锡、察两盟的执行情况是令人满意的，但有些地区问题还是很多，甚至严重的。这里最突出的是伊、乌两盟。乌盟的情况，我们仅以乌拉特前旗为例来谈： + +　　乌拉特前旗是沿宁夏公路从包头到河套地区的一段，是个狭长地带，北面是乌拉山，前面是黄河，曾是个傍山望水的好牧场，开垦起来当然也是好农场，因此，反动军阀统治时代就开始向这里进攻了，内蒙古人民奋起反抗，经过四十多年的激烈斗争，蒙民终于失败，最后就跑到乌拉山里去，过着牛马不如的贫困生活。 + +　　解放后，为了解决这些牧民的困难，内蒙古党委曾派农牧部长高增培同志闭掉了长达二百多华里的农田，使之从新变为牧场，蒙民重新得到已失去的平原地带的好牧场，牲畜也就很快地发展起来了，从解放初的四万多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激增到十二万多头。 + +　　按说，牲畜激增，应当扩大牧场，最低应维持原来的牧场。然而，中共乌拉特前旗委领导上忽然开起荒来了，在1955年和1956年两年之内开了约六万多亩地，解放时闭掉的农田现在又完全恢复原样了。蒙民看到这种情形大为震惊，屡次到旗委请愿，可是旗委根本置之不理。而现在乌拉山又被封山育林，不能随便到乌拉山里去，牧场又骤然缩小，结果就使牲畜大量死亡，去年冬季仅第一努图克就死去一万多头牲畜。 + +　　这种情形在中后联合旗也存在，那里有八十多户蒙民因牧场被开曾被迫搬家。 + +　　现在，再让我们看一看伊盟的情况，这里仅以扎萨克旗为例：扎萨克旗在去年一年内先后开垦了二万多亩荒地，这二万多亩牧场有如下的一段血泪史：1943年国民党就开垦了这二万多亩地，于是激起了蒙民的愤怒，组织了几千人的暴动，国民党动员了一万多名军队来镇压，屠杀了好几百人，但蒙民终未屈服，最后国民党被迫让步，牧场终于保护住了。在鄂尔多斯草原的历史上这次事件被称为“三二六”事件而永远记在人们的脑海里。这段血泪史实在蒙民脑中记忆犹新，但牧场却被垦了。 + +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让事实来说明吧： + +　　中共乌盟盟委统战部曾指示乌拉特前旗委迅速闭掉已开的牧场，但旗委却无动于衷。乌拉特前旗委为什么这样大胆呢？原来是中共乌盟盟委第一书记云北风曾口头指示过的。中后联合旗的开荒也是云北风指示的。云北风后来由于闹严重的宗派主义而被撤职，但开荒的问题并没有当作一回事；开荒的另一个带头人物——中共乌拉特前旗委书记，不但没有追究责任，而且还“加官进禄”，他很早就被提拔为盟委会的委员。 + +　　伊盟扎萨克旗的开荒是该旗旗委书记的意见，为此，盟的领导上首先提出批评，可是他说什么呢？他答道：“我这是社会主义思想！” + +　　这种做法引起了蒙族人民的不满，有的在搬家等等。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7期，1957年4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4.txt b/CCRD/1/3/2/0002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b9bc82651cda124a64ea7d524b860f40dc16b91 --- /dev/null +++ b/CCRD/1/3/2/000234.txt @@ -0,0 +1,11 @@ +# 山东临沂专区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用强迫命令办法处理人民闹事事件 + +　　新华社临沂12日讯 山东省临沂专区部分地区的农村基层干部，用强迫命令办法处理人民闹事事件，严重违反了团结中农的政策。 + +　　（一） 对闹事、要求退社的农民在政治上施加压力。最近，莒南、临沂等县的部分乡、社，组织了“闹事委员会”或“讲理小组”，对闹事和要求退社的社员进行变相斗争。临猗县朱陈乡有一次开了一个三百多名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会议，叫闹事的中农在会上检讨，并发动大家对他们提意见。莒南县南部几个闹事严重的区，农业社普遍订了对闹事和要求退社户的讲理计划。这个县的青云区最近还开了一次全区群众大会，在会上贴标语、放鞭炮和喊“反对资本主义”等口号，威吓闹事和要求退社的农民。经过这次大会，原来要求退社的四百多户社员，除了三户外，都吓得不敢再提退社了，并且还挤了三百多户单干农民进来。临沂县在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以后，有的乡干部在会上说：要闹就闹到底！结果有的退社中农害怕了，牵着牛要回社，社干部不许他们回社，说：“出社容易入社难，再入要两年候补期”。日照西安桃林村上中农张怀正正要退社，村里就不让他的孩子上学，说：“你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孩子也不能上社会主义的小学。” + +　　（二） 对要求退社的社员从经济上加以限制。沂南县有的社对要求退社的社员提出三不准：一不准带走土地，二不准带走牲口，三不准带走种子。临猗县茶山区已把退社户70%的土地进行了调换，以好换坏，以近换远。许多干部还采取算大账的办法从经济上挤要求退社的中农。郯城县郭嘘乡一户老中农要退社，经过社里算账，土地加工费、农具、牲口折旧、麦田肥料、种子成本等等算下来，不但不能带走什么，还得找给社裏三百八十元。这个县的粮食局长还在处理一户老中农退社问题时，除用股份基金抵除外，还要找给社里七十八元。这户老中农把五十五元买的一头牛给了社里；还剩二十三元没有办法，他又以每亩十元的价格，给了社里二亩地。 + +　　（三） 少数地区在处理人民闹事中，还发生绑人、扣人、达人以至逼死人的严重违法乱纪现象。临猗县茶山区无梁殿村去年减收，秋后社员闹退社，抢了社里的′，牵走了一头牛。后来这个乡的乡干和县委工作组调集了外乡一百五十多个民兵和积极分子，带了枪械到这个村开会，准备对闹事的带头人物进行斗争殴打。这村群众见事不好，也持械对抗。结果全村有六十五人受伤，其中有十一人重伤；外村民兵、积极分子也有三是多人受伤。郯城县在处理人民闹事中，有九十二个干部打人，另外还有二十八个干部鸣枪威胁闹事群众或随便扣人。莒南县玉山区在传达毛主席指示以后，发生了三十二起任意绑人、扣人的事件。（陈雨明）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7期，1957年4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5.txt b/CCRD/1/3/2/0002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d9b6926c730ffe619d75052c1ed9f84d6ce060 --- /dev/null +++ b/CCRD/1/3/2/000235.txt @@ -0,0 +1,17 @@ +# 中国农工民主党举行六届三中全会着重讨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１２日讯今天结束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要求它的成员在新的形势面前，进一步发挥党组织的作用，为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动员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这次会议从８日到１２日举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的精神，着重讨论了今后如何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问题。 + +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通过了政治决议。决议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加重了我们的政治责任。为正确贯彻这一方针，这个决议要求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必须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创造性地发挥作用。各级组织要经常向有关方面反映成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代表和支持他们的正当利益，协助各级领导更好地贯彻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协助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决议要求全体成员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负责的精神，积极地向共产党提出建议和批评，同时，也要主动地、虚心地接受中国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和人民群众对农工民主党的监督。 + +　　决议说，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帮助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进行自我改造，是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途径。应该帮助他们在自觉的基础上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鼓励他们在工作实践、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中，向工人和农民学习，逐步成为完全的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决议强调指出，目前应当着重进行个人利益服从社会主义利益的教育，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思想界限，明辨是非，逐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 + +　　决议还要求今后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号召全体人员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敞开思想，自由辩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劳动热情，向科学文化进军。 + +　　这次会议补选了黄琪翔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 +　　在这以前，中国农工民主党曾在３月２６日到４月４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４月５日到６日又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国农工民主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6.txt b/CCRD/1/3/2/0002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9026727e481c0e9c20a9353ac0bfdeb002f9cc3 --- /dev/null +++ b/CCRD/1/3/2/000236.txt @@ -0,0 +1,19 @@ +# 各地积极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近已成为广大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注意的中心。 + +　　毛主席２月２７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在上海市、武汉市、辽宁省和云南省等地的党内外干部和知识分子中，已经或正在普遍地进行传达，有些地方已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 +　　上海市人民政府、各民主党派、机关团体、工商界人士、文化、科学和艺术界、新闻出版界，都已经组织了一次到数次座谈。在不少座谈会上，展开了面对面的论争。有人形容这是“又一次的思想大解放”。 + +　　中共上海市委也多次讨论了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决定在最近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宣传会议。在会议召开以前，市委负责同志将分别主持十几个小型座谈会，听取各方面对宣传工作的意见。 + +　　武汉市党内外的广大干部，已经听到了毛主席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武昌区委并召集党内外干部举行了座谈会。市委决定：副处长以上干部要结合这次学习，以整风方式检查领导工作；全市干部将以三个月时间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的文件；在５月中旬，市委将召开宣传工作会议，吸收党外干部参加，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中共辽宁省委在３月７日就在各地、市委书记会议上和省级直属机关的负责干部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现在正在普遍地向各机关、厂矿的干部，学校的教职员，大专学校的学生以及农村中区级以上的干部进行传达。辽宁省和沈阳市地方政协也已进行了传达，各民主党派辽宁省地方组织正在按自己的组织系统进行传达和组织讨论。为了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共辽宁省委在４月１１日分别召开工业政治会议和新闻工作会议。在２０日左右，还将召开全省文艺工作会议。党的宣传工作会议，也将在５月份召开。 + +　　云南省从３月下旬到现在，已有六千多人听了毛主席讲话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并以此为中心作了讨论。中共云南省委会从４月１０日起，又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将认真地联系实际进行讨论，提高思想水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3日, 原题为：“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各地积极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7.txt b/CCRD/1/3/2/0002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356e11b7d42d9bc69a98478c0aed847ded0044 --- /dev/null +++ b/CCRD/1/3/2/000237.txt @@ -0,0 +1,19 @@ +# 上海党内外人士学习毛主席讲话后　眼睛明亮了　思想解放了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上海市数以万计的党内外人士，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传达报告后，兴奋地、认真地进行了多次的讨论。 + +　　大家都认为毛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许多人说，学习了这个报告，眼睛更明亮了，思想也得到了解放。在中共各区委会的小组讨论中，不少党员批判了过去认为“打下江山，太平无事”的思想。他们说，矛盾既是客观存在的，不承认矛盾便是自欺欺人，工作必然会碰钉子。市农业局的干部说：用脱离群众的粗暴的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错误的，处在大转变的时代，工作方法、工作作风也应有所改变。各民主党派人士在讨论时，都认为这一报告贯彻了充分发扬民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精神。 + +　　上海各民主党派组织和工商界人士的讨论，大都集中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党的统战政策、赎买政策等问题上。在讨论中，已有比过去更多的人敢于暴露思想，并对党的工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民主建国会上海分会工商小组在讨论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性质时，大多数人都认为阶级矛盾原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由于中国的具体情况，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对抗性的矛盾已转化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橡胶业颜金星说：“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矛盾的转化，不要放松改造，否则腐朽的资产阶级作风又会死灰复燃。” + +　　上海市知识分子在这次讨论中极为活跃，他们讨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工农兵服务，党如何领导科学，以及中小学毕业生的安排等问题。他们对目前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批评，也提出了一些如何解决问题的建议。例如关于中小学毕业生的安排问题，陈望道、张江树教授等人就提出一些很好的办法。 + +　　参加讨论的人，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畅所欲言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新成区委的一个小组就有人提出的“百花齐放，繁荣了艺术，牺牲了群众”的论点，展开热烈的争论，通过争论，对“放”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说：目前，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主要的问题是人民内部问题了。因此，放，可以繁荣艺术创作，可以产生更多更好更富有意义的作品。文化界人士深入讨论了“放”的方针后，都感到兴奋鼓舞。徐平羽、陈山等都认为，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用说服教育的办法比采取简单的粗暴的办法要难得多，因此，要很好地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向群众、向专家学习。 + +　　讨论中，大家都感到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希望和要求是很高的，因此，教育别人的人，自己应该先受教育。袁希洛说：“说实在话，知识分子的知识是有限的，自孔子以后，知识分子就有些自高自大，好为人师，实在是误人子弟。中国有句古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要做先生自己更需要学习。”许多人都说知识分子下乡下厂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和工农兵有共同的思想感情，共同的语言。 + +　　从讨论中也反映出：在一部分人中，也还存在着思想上的混乱、顾虑和怀疑。有人提出他已写了一部数十万字的书，但还不敢出版，要再看看“风头”，有的表示不敢用真姓名发表文章，还怕挨“整”，也有人怀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否是长期的方针。这些，都有待于逐步地澄清。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8.txt b/CCRD/1/3/2/0002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5bda58625632529c9d697131bb0e742914963d --- /dev/null +++ b/CCRD/1/3/2/000238.txt @@ -0,0 +1,21 @@ +# 我们赞成“放” + +　　<解放日报社论> + +　　中国共产党在去年提出的关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已获得知识界广泛的拥护。在不久前的最高国务会议和党中央召开的宣传会议上，毛主席又一再地对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作了重要指示。许多人对它已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许多人都同意中央的意见，赞成“放”，不赞成“收”。可是至今也仍然还有一些人赞成“收”，不赞成“放”，或者口头上赞成“放”，心坎里却赞成“收”。“放”呢?“收”呢?似乎对一部分人来说，是一个苦恼的问题。 + +　　有人不那么赞成“放”，究其原因，是他们怕乱，怕“放”了以后，群众受“野草闲花”、“毒草臭花”的影响，自由散漫起来了，无政府主义起来了，小资产阶级甚至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起来了。有人怕“放”了以后，唯心主义出笼了，唯物主义就要进笼了，天下要被唯心主义思想霸占了，岂不可怕!人们流血流汗，辛辛苦苦地建设着社会主义，怎能允许天下大乱! + +　　自然，担忧不是没有一点缘故的，但这究竟是“杞人忧天”，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客观是第一性的，主观是第二性的。中国资产阶级虽说基本上已经消灭，但却没完全消灭，资产阶级还存在着；中国又确实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不是一个小王国，而是一个大王国。这是客观的存在，不许由这个存在所反映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意识出现，自然是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要求在一个小资产阶级王国里，所有的人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感情和共同语言，自然也是不切合实际的。因此，对于各种错误的思想，不准它出现，宣布为非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对待各种错误思想，靠压的办法是压不服的；只能采取说理的办法，辩明真理的办法，来逐步求得解决。如果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就不能真正认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一方针的伟大的积极意义，就不能了解“放”是客观的必然，任何从主观愿望出发，想“收”也“收”不住的。也就是说不“放”是不行的。 + +　　中国约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虽然只有百分之十左右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但是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知识分子都是爱国者，拥护社会主义，只有极少数的知识分子是不赞成社会主义，希望恢复资本主义。这一客观情况，也是我们过去注意和研究不够的。从这个情况出发来看，“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放出毒草臭花只能是少数，自然也会放出一些似毒非毒的东西和相当一部分野草闲花，而更重要的是有可能“放”出许多香花美草。所以党中央指出，“百花开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发展科学文艺的有力的方针·。我们要贯彻这个方针，就该积极地去作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而不是消极地一味担心“毒草”占上风，当心毒草会蔓延无涯，压倒“香花”。 + +　　中国的资产阶级虽未完全消灭，但已经基本上消灭了；作为一个没有独立根基的阶层，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一社会基础也已经基本上衰亡了。知识分子总是依靠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为这一阶级或那一阶级服务的。剥削阶级的社会基础既已丧夫，知识分子就必然要依靠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服务了。这是客观的存在，是任何主观的“不愿意”所难以改变的趋向。从这种情况出发，只要我们按照中央方针，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积极地作思想工作，不把他们当外人，认真地帮助他们进步，知识分子的政治积极性就会增涨起来，担忧“放”会引起天下大乱，自然是没有根据的。 + +　　作为工人阶级，我们也具有极为有利的因素，这就是中国拥有觉悟了的人民，受过残酷的阶级斗争考验过的人民。中国工人阶级拥有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力量。这一批驳不倒的力量，必将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实践中更加发展起来。每一个革命者都可以回顾一下，我们千千万万的仁人志士，并不是天生下来就革命的，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具有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并不是一出娘胎就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他们都是从旧社会里长大的。他们都与各色各样的“毒草”“臭花”接触过，斗争过。他们都与丑恶、坏人坏事接触过，斗争过。他们是在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污泥里长出来的朵朵红莲。所谓“出污泥而不染”，正是对于革命者的写照。过去，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我们无所顾虑，无所惧怕，为什么今天，情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还那么忧心忡忡呢! + +　　美是在与丑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与一切错误思想作斗争中丰富起来的。孔子尚且这样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可见革命者更应该在矛盾的斗争中锻炼自己。不愿看到一点错误的东西，回避矛盾的斗争，又怎能算得上革命者呢？回避矛盾，掩盖矛盾，想学沙漠中的鸵鸟，把头埋进泥沙里去，以为世界就太平无事了，这自然是荒唐的。不研究具体情况，不提高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不使用辩证法去分析问题，写文章，发表演说不具有说服力，单凭一腔义愤，拿起长矛去搏斗，勇则勇矣，可惜是勇而无谋罢了。这里讲的“谋”，就是要求我们与错误的思想作斗争时，不要采取粗暴的简单的办法，而要采取唯物主义辩证法，要把道理讲得头头是道，具有折服人心的力量。人民内部的意见不一致，看问题的观点不一律，思想意识不一样，是人民内部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就必须做细致、耐心的工作。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就能大大地帮助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在争鸣和齐放之中，充分发挥他们的有益作用，同时又能逐步地在竞赛与辩论中，通过实践，认识真理，克服缺点。 + +　　共产党人和人民政府领导人民群众推翻了共同的敌人，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我国人民已经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团结。党和人民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存在着广泛而又密切的联系。人民群众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各项建树中，认识到党和人民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是人民群众前进的向导，这是毫无疑义的。可是这并不是说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就没有一点矛盾了。不是的，矛盾还是有的，但是矛盾的性质则属于非对抗性的。如果我们的同志能够密切联系群众，随时发现和解决群众中的问题，则这种矛盾愈小；如果我们的同志脱离群众，沾染上官僚主义气息，则矛盾就要变大：有人怕“放”，就是对这一矛盾的统一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 + +　　我们同志应该养成一种善于倾听党外同志意见的习惯。不要怕听意见，怕听批评，怕人家触动自己的缺点。遇事要采取分析态度。“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起来，固然会放出若干毒草毒花，对于“毒花”“毒草”，在经过研究以后，应该进行善意的说理的批评。同时更应看到会“放”出许多忠言，许多忠于马克思，忠于社会主义，忠于国家人民之言，但对于人们的缺点，对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却是“不忠”“不孝”之言。古人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忠言总是逆耳之言，但有利于我们的行动。作为共产党人，尤其要听逆耳之言，才会开扩自己的眼界，正视自己的缺点，从而在广泛的舆论监督之下，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毫无疑问，“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将推动我们共产党人更谦虚，克服骄傲自满，更加努力学习我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这样就更有利于共产党人领导人民进行奠万世基的大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39.txt b/CCRD/1/3/2/0002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574c90f8f9b7bb824c3f83b669104b3505ccb4 --- /dev/null +++ b/CCRD/1/3/2/000239.txt @@ -0,0 +1,37 @@ +# 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从２月２７日到３月１日，有一千八百多人出席的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并且进行了热烈的讨论。随后，在３月５日到２０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会议，和在３月６日到３月１３日举行的、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召集而有党内外思想工作者八百多人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都着重讨论了这个报告。３月１２日，毛泽东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了话，讲话的内容除了关于思想战线的其他方面的问题以外，也同正确地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关。随后，在各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相继召集的会议上，在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地方组织所召集的会议上，也都讨论到这一个题目。因此，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全国各界人士当前普遍关心的问题之一。关于这个问题的广泛讨论，无疑将促进我国目前人民内部的某些矛盾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使我国人民的伟大团结更加巩固，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快地向前发展。 + +　　我们应该怎样来认识和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呢？ + +　　我们认为，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和进步的动力。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事物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现象，相反，如果说，事物内部没有矛盾，倒是绝大的奇谈。 + +　　在阶级社会中，互相敌对的阶级之间经常地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当某一种生产关系严重地妨碍着生产力的发展的时候，代表旧生产关系的反动阶级和要求新生产关系的革命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要变得特别尖锐，直到反动阶级推翻了，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了，这种矛盾和斗争才会基本上结束。而在新的社会制度之下，新的矛盾和斗争又会发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内部矛盾的情况和矛盾的性质虽然有所不同，但是矛盾的存在这一点却是永远不变的。 + +　　我国人民经过英勇的斗争，在１９４９年，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强有力的人民民主专政。接着，经过一系列的巨大的努力，在１９５６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就全国范围来说，敌我之间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也就是说，曾经长期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敌我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我国生产力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下面将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我国人民内部，例如在工人阶级内部，农民阶级内部，在工人和农民之间，在各民族人民之间，都形成了伟大的团结。人民群众根据自己切身的经验，认识到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认识到在人民群众和自己的领导者之间存在着根本上的一致。这种一致是阶级社会中所梦想不到的。 + +　　但是，这并不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就不再有矛盾了。相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上，仍然会产生不完全相适应的情况，也就是说，仍然会产生矛盾。在人民内部，在先进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在抱着正确意见正确态度的人们和抱着错误意见错误态度的人们之间，在这一部分群众和那一部分群众之间，在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也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矛盾。 + +　　我们打算在这里着重地谈一下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具体措施必须通过各级领导者到人民群众中去贯彻执行，人民群众在生产中和生活中的很多方面是受着这些领导者管理的，而且他们的很多要求和需要也要通过这些领导者才能得到满足。因此，我们社会中的许多矛盾，往往通过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而集中地表现出来。 + +　　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为什么会发生矛盾？这是由于他们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不同的地位决定的。人民群众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主要是体力劳动，而一般地难于直接行使管理权力。他们所处的这种地位，使他们比较容易从当时当地的局部情况去观察问题，比较容易重视目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而比较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全部情况和全部困难。而在另一方面，领导者是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一般地难于参加体力劳动的。他们比较能够看到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而比较容易疏忽人民群众的具体情况和切身要求。 + +　　但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跟人民内部的其他矛盾一样，是在根本利益相一致的基础上发生的非对抗性的矛盾，完全不象敌我之间的矛盾那样，是在根本利益相冲突的基础上发生的对抗性的矛盾。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方法，必须从原则上跟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区别开来。为了正确地处理这类矛盾，必须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这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有决定意义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愿望，批评和斗争就难于达到新的团结。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另外的机会再作比较详细的讨论。 + +　　目前我国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主要是由于领导者在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某些领导工作人员自己既不了解下情，又不听取群众意见；许多该办而又能办的事拖着不办，该解决能解决的问题放着不解决；甚至粗暴地压制群众的意见和要求，粗暴地损害群众的权利和利益。这种严重地官僚化的领导工作人员虽然在我们党和人民政府中只占少数，但是只要他们的官僚主义作风没有被发现，被纠正，他们就必然引起广大群众的正当的不满。因此，为了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必须首先严肃地认真地克服领导工作人员中的这种官僚主义现象。（⑴⑷） + +　　为了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必须依靠群众，扩大人民民主生活，以便加强群众对领导者的监督。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国绝大多数群众已经组织起来，他们要求参与管理国家工作和集体事业的积极性也增长了。这是实现国家进一步民主化和扩大人民民主生活的有利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是农业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国营企业、公私合营企业、机关和学校，都必须积极扩大民主生活，健全各种民主制度，发扬高度民主的作风。比如合作社中的社员大会和社员代表大会，企业中的职工代表大会，机关工作人员和学校教职员学生的定期会议，都应该经常化起来，充分发挥这些会议的作用。在所有这些会议中，都要造成一种让群众真正自由发表意见的空气和愿意发表意见的兴趣，广开言路，真正实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要求。领导者对群众的意见不仅要倾听，更要认真处理。不管群众的意见是否正确，能否办到，领导者都必须加以研究，作出答复。凡是正确可行的，应该接受执行；凡是不可行的或者暂时不可行的，也应该公开解释。对群众的意见既不允许置之不理，或者敷衍搪塞，也不能胡乱许愿，哗众取宠。在这里，尤其重要的是群众提出批评的问题如果确是由于领导者的错误，那么，领导者应该坚决地勇敢地向群众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应该向上下左右去推诿。经验证明，向群众实事求是地承认错误，并不会丧失自己的威信；相反，回避自己责任的人，用欺骗和高压办法保护自己“威信”的人，即令成功于一时，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在群众面前破产。在任何一个单位中，只要群众有正常的民主生活，而领导者又能积极接近群众，跟群众同甘共苦，那么，那怕客观的条件再困难些，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也能够顺利地解决。 + +　　为了完满地解决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还需要不断地加强在群众中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地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公民来说，没有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就不会正确地理解生活和劳动的意义，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个人同集体、同国家的关系，就不会正确地理解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对于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近年来在很多地方显然是削弱了。我们有不少的领导者，沾染了一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的旧习气，用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办法来代替对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这种命令主义倾向正是官僚主义作风的一种表现。他们往往只是要群众这样干或那样干，并不告诉群众为什么要这样干或那样干。他们往往只把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简单地交群众去完成，而不教育群众去了解完成这些任务对国家和对群众自己有什么意义。他们长了嘴巴，却不到群众中去作宣传。有些时候，作起宣传来，也是片面地夸大事情的有利方面，而隐瞒事情的困难方面，使群众最后觉得是受了骗；或者夸大事情的困难方面，而不指出事情的光明方面，使群众陷入悲观。无论在工人中间、农民中间和知识分子中间，许多思想上的混乱都是由于领导者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而这种思想上的混乱必然使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复杂化起来。 + +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群众在国家生活中所处的地位，本来难于了解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情况和困难。因此，当领导上放松了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群众中产生一些不良的思想倾向原是极自然的，这个责任不在群众，而在领导。领导者之所以被称为“领导者”，当然不只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行动上指挥群众，更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有责任给群众透彻地指明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使群众了解为什么要向这个方向前进，为什么要沿这条道路前进。要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就要求各单位的领导人经常向群众作报告，跟群众谈话，要正确地讲解世界大事和国家大事，尤其要正确地讲解群众关心的一切切身问题。 + +　　为了加强对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导，各级党委，特别是党委的第一书记，必须把这一工作抓起来，经常了解群众中的思想情况，解决群众中的思想问题。要推动党和国家机关各个部门的领导人都这样作，而不要把这一工作仅仅委托给党委的宣传部门和政府的教育部门。 + +　　事实证明，领导者愈是注意克服官僚主义，愈是注意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内部的矛盾就愈小，愈容易解决；相反，领导者的官僚主义愈严重，或者群众中的思想政治教育愈薄弱，内部矛盾就愈大，愈尖锐。只要我们既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又努力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就会及时地解决，而人民的团结（首先是人民群众和领导者之间的团结）就会不断地巩固。 + +　　我们的党同广大人民群众有血肉一般的联系。这种联系是党在长期同群众在一起进行艰苦斗争的过程中建立和巩固起来的。同时，我们党已经积累了不少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宝贵经验。在过去，党已经领导群众推翻了一切压迫者，胜利地解决了各种敌我矛盾。在今后，只要我们党能够继续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坚决地同官僚主义和其他错误的思想作风作斗争，我们也一定能够领导群众共同克服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障碍，并且采取正确的方法，顺利地解决各种人民内部的矛盾。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0.txt b/CCRD/1/3/2/0002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437e7f82874ee3e8546e2244c686830e5bd09b --- /dev/null +++ b/CCRD/1/3/2/000240.txt @@ -0,0 +1,7 @@ +# 民革成員張舜卿要求政府早日制訂各種法律 + +　　新華社天津3日訊 民革成員張舜卿在天津市第二屆人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言時說：“我很簡單明了地提出：我要法律！”他說，憲法規定的自由，如果沒有具體的法律，自由怎能實現？法官裁判、律師辯護，都無法律作其準繩，錯或不錯，誰能判定？ + +　　張舜卿說，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陳阜在法院工作報告中說：“高、中級人民法院今年上半年審結的全部刑事上訴案件中發囘更審的佔23.0%，改判的佔19.2%，撤銷或糾正了原審人民法院的錯誤判決。”這兩個數字加起來就是40%多。錯判或判處不當的案件這樣多，就是因為我們至今沒有法律。他說，蘇聯十月革命後不多年就有了法律。為此，我要求政府迅速制訂和頒布民法、刑法及其訴訟法。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4期，1957年1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1.txt b/CCRD/1/3/2/0002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fe619a3cbf1978f9e3d112990c23d6bee2d837 --- /dev/null +++ b/CCRD/1/3/2/000241.txt @@ -0,0 +1,23 @@ +# 纪念刘胡兰，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女儿刘胡兰，被野蛮残忍的反革命匪帮杀害已经十年了。今天，她的灵柩将移葬到她家乡新建的墓地。毛泽东同志重新题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八个大字，作为她的墓地的纪念碑的铭文。提起刘胡兰这个光芒万丈的名字，人们都会想到那个气势磅礴地站在敌人的铡刀面前，大声喝问敌人“我怎个死法”的英雄姑娘的形象；同时也都会想到那时候党和革命所处的艰难困苦的环境，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艰苦奋斗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 +　　十年间，革命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现在我国人民已经走进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了。杀害刘胡兰的反革命武装力量早已在中国大陆上被消灭了，阶级剥削制度在基本上也已经不存在了。中国人民正在朝着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道路奋勇前进。刘胡兰付出年轻的生命所要争取的伟大目标，正在一步步实现。 + +　　刘胡兰所热爱的我们的国家，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着活力，更加生气勃勃，更加值得人们歌颂和热爱了。尽管在我们的国家，目前还有许多的困难和不能尽如人意的事情，我们的工作中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是在不断地克服着和改变着它们，而我们的一切成就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曾有的。伟大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将完成，我国数亿人民的幸福前程，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同国家的计划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我国历史上的任何政权，都没有象今天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能够在短短的年代里为人民办这样多的巨大的建设事业。 + +　　刘胡兰烈士的光辉的名字和英雄的形象，应当成为我国人民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的鼓舞力量。它鼓舞着全国人民，特别是千百万的青年男女，不屈不挠地决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而奋斗。 + +　　为了建设伟大的祖国，党的八届二中全会提倡增产节约，号召全体党员和革命同志发扬勤俭朴素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这对于加速社会主义积累，进一步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工农联盟，都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党的这一号召，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广泛的响应。广大的党员和群众都在从各方面努力增产节约，提高效率，一步步地取得实效。但是也还有一些同志，包括一些负有重要领导责任的同志，在这方面还缺乏自觉。他们过多地要求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而对于国家建设资金的积累和生产的发展，对于人民群众的困难和要求，却比较淡漠，甚至于毫不关心。他们在机关和企业中，不注意精打细算，不节约资金，不节约原材料，增加了很多不必要的非生产性开支，浪费了国家有限的财富。 + +　　许多同志都应该记得，在刘胡兰的家乡和其他许多老革命根据地，在刘胡兰英勇牺牲的１９４７年前后，当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企图消灭革命力量的时候，根据地的革命同志们为了战胜敌人，忍受过多少艰难困苦啊！在最困难的时候，一个黑豆窝窝头和一块马铃薯，都是珍贵的食品。穿过几年的棉衣，缝洗一下仍然当新的穿。严冬腊月，弄点柴草在山坡上睡觉。但是，一提到这是为了解放我国灾难深重的几万万人民，谁都会为这崇高伟大的事业而激起沸腾的热情，对一切痛苦都能忍受，对任何困难都能战胜，人们都感觉到自己有无穷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根据地的人民同我们相依为命，他们竭尽一切可能，忍受一切牺牲来支持和参加革命的斗争。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这种血肉的联系，是我们一切胜利的根本保证。 + +　　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似乎忘记了这些。他们以为革命已经胜利，自己已经有功，应该享一点福了。有的普通饭不想吃，要吃很好的饭；普通衣服不想穿，要穿好料子；普通的家具不想用，要用很好的家具。也有住的要好房子，坐的要好汽车。有的看见地板是水泥的就不高兴，必须换成好木板或水磨石的。有的公私不分，薪金加上供给，从各方面沾公家的光。结果就使自己的生活水平远远地离开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试想一想，这和我们当年革命根据地的生活相去何止天壤？这样还不满足，那不是忘本是什么呢？还有一些同志，从来没有经历过艰苦的生活，也不知道艰苦朴素的必要。对于这些同志，需要继续加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教育。 + +　　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中说过：“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的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在今天纪念刘胡兰殉难十周年的时候，我们的每个同志都有必要重温一下毛泽东同志的话，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思想和作风，看是不是有些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玷污和侵蚀了自己，是不是忘记了和放弃了艰苦奋斗、关心群众疾苦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光荣传统。先烈们把自己的最宝贵的生命都付出来了，我们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一点小小的物质享受，使自己在生活上更加接近人民群众，同时为国家节省一些资金呢？如果这样一点东西也不能牺牲，那还谈什么共产党员的伟大自我牺牲精神？ + +　　我们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历史上最壮丽最伟大的事业，也是我们的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所追求的理想事业。现在，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我们还必须继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许多困难，争取更大的胜利。因此，我们在纪念刘胡兰殉难十周年的今天，就应当十倍百倍地发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在一切岗位上，不懈地工作，辛勤地劳动，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贡献给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都应该同我们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相一致。我们要永远不辜负我们革命的先烈，我们要永远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社会主义事业。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2.txt b/CCRD/1/3/2/0002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f0382444bf9fb4a578510859b905f176a14d14 --- /dev/null +++ b/CCRD/1/3/2/000242.txt @@ -0,0 +1,17 @@ +# “文艺报”改版后的新面貌 + +　　<文泊> + +　　原来是半月刊的“文艺报”，从这期起改为周刊，第一号在４月１４日出版。版面是八开，比以前大了一倍。编排也比以前活泼醒目，内容增加了两个版的文艺新闻，报道作家、艺术家的创作和活动，以及出版、演出消息；外国文艺动态也比过去增多。原为“文艺报”主要内容的文艺评论，仍占有较多的篇幅。本期主要论文有社论“争取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高度繁荣”，俞平伯、朱光潜、方纪、韦君宜等作家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意见以及对去年“文艺报”评论员所作“电影的锣鼓”一文的评论等。 + +　　社论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重大意义，认为这个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个范例”，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在文化领域内的一个创造性的发展。正确地坚决地贯彻这个方针，一定会大大提高我国知识界的思想水平，从而把我国的科学、文学、艺术推进到一个高度繁荣的新阶段。”社论还批判了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时的两种错误倾向：右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社论指出：这两种倾向严重地阻碍了这一方针的贯彻执行，因此，“必须解除教条主义的束缚，克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和倒退，必须在思想工作上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社论同时对目前在文艺创作问题上的争论，也提出了意见，认为一方面需要克服“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各种教条式的、宗派主义的理解’；但另一方面，“要实践文艺的‘百花齐放’、要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使我们作品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和丰富多采的风格和形式，主要在于作家的辛勤劳动，在于作家、艺术家和群众生活的结合。”社论对于香花和毒草的关系，以及对香花和毒草齐长的现象应当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也作了分析，说：“对于所谓毒草，不能采取不允许其生长的办法，也不是采取听任自流的办法，应该……使香花在这竞赛、比较和斗争的过程中，获得更强健的生命。”最后社论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厦，这是十分巨大的复杂的工作。必须把一切有利于这个工作的积极因素充分发动起来，大家来出谋画策，大家来搬砖动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要把知识界一切积极力量发动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而进行劳动竞赛，在批评和竞赛中互相地取长补短，求得共同的团结与进步。” + +　　关于如何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方针问题，是当前文艺界所最关心的，这期“文艺报”还发表了几位作家的文章。俞平伯说：“首先必须承认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有矛盾存在着，而且是发展中应该有的现象……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明辨是非，以‘理’来说服人，不用‘力’来压服人。‘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仅为发见真理、发展科学的重要途径，也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过程中，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改造思想的中心环节。”朱光潜在“从切身的经验谈百家争鸣”一文中，则坦率诚恳地表示：“在‘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之前，有五、六年的时间我没有写一篇学术性的文章，没有读一部象样的美学书籍，或是就美学里某个问题认真地作一番思考。其所以如此，并非由于我不愿，而是由于我不敢。”接着他说：“‘百家争鸣’的号召出来了，我就松了一大口气。不但是我一个人如此，凡是我所认识的有唯心主义烙印的旧知识分子一见面谈到这个‘福音’，没有一个不喜形于色的。老实说，从那时起，我们在心理上向共产党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喜形于色，倒不是庆幸唯心主义从此可以抬头，而是庆幸我们的唯心主义的包袱从此可以用最合理最有效的方式放下，我们还可以趁有用的余年在学术上替大家一样心爱的祖国出一把力。” + +　　黎青作“片面性的论断”一文批驳了“电影的锣鼓”一文中的几个有原则性错误的论点，指出这篇文章有很大的片面性。首先，作者指出：“文艺报”评论员的眼光看不到工厂、矿山、农村和部队，他只根据上海、北京影院某些影片上座率不佳的材料，就匆忙的得出了悲观的结论，说什么“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果‘成了抽象’了！”同时，“把‘票房价值’当成了检验问题的唯一标准，根据片面的材料，得出片面性的结论，说什么电影为工农兵服务，岂不成了‘抽象？’跟着又把造成这个‘抽象’的原因归罪于所谓‘尽量地描写工农兵’！这就使他从歧路上越走越远了”。其次，“电影的锣鼓”一文在指责电影领导的时候，也有片面性，黎青说：这篇文章“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对于电影这个影响千百万群众的强大工具，党和政府还是少插手为妙。这自然是极其错误的。”第三，“‘电影的锣鼓’的作者在谈到过去的传统和经验的时候，却丝毫没有运用阶级的分析和历史的观察。……他没有看到两种传统，两种经验的区别，没有看到过去进步电影的经验，最主要的是时代精神、人民精神的反映，即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因此才受到人民的热爱，丢掉了这个，才真是‘丢掉了一切’。”可是，“电影的锣鼓”的作者，“在指责了把过去一脚踢开的宗派主义情绪之后，断言‘过去的一古脑儿都对’”，作者尖锐地指出：这种对于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片面性的虚无主义的批评，“如果说是悲剧，那是片面性的悲剧，失去逻辑能力的悲剧，在困难前面惊惶失措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悲剧。”我认为，这篇批评对于当前电影工作的讨论和对于“电影的锣鼓”一文所引起的一些混乱思想，都将起到有力的廓清的作用。 + +　　今年３月中旬，作家协会召开了“创作规划座谈会”，不少著名作家都出席了这次会议，发表在这期“文艺报”上的“关于创作规划及其它”一文，就是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在这个会上所作的结束语。在讲话中，茅盾对于订规划的好处及有关问题作了说明，同时对于会上谈到的一些创作上的问题，也发表了许多精辟的意见，例如有同志提出作品内容以歌颂为主，还是以批评为主的问题，他的答复是：“现实生活中有我们愿以最高的热情去歌颂的东西，也有需要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去批评的东西；但批评是为了鞭策，为了示戒，为了从中吸取教训，一句话，也就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的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因此，不发生‘何者为主’的问题，但主要的倒是作者的立场和态度的问题。” + +　　“文艺报”编辑部计划在最近一个时期内，还将继续广泛发表文艺界人士对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意见，准备大力展开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短篇小说写作的研究和讨论，将发表陈涌、李长之、茅盾、魏金枝等人的文章；今年５月间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十五周年，届时“文艺报”准备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来阐明这次讲话对文艺运动的深刻影响，进一步宣扬文艺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此外，编辑还准备对如何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反映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进行探讨。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3.txt b/CCRD/1/3/2/0002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145f2ebed739f2bfdca8e61f079e86664d767c --- /dev/null +++ b/CCRD/1/3/2/000243.txt @@ -0,0 +1,19 @@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什么？　北京市文艺界展开热烈讨论 + +　　<孙世恺> + +　　新华社１３日讯新华社记者孙世恺报道：北京市的一些作家和文艺理论家正在探讨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 + +　　这个问题的讨论是从“人民文学”和“文艺报”先后发表何直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的文章以后引起的。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从今年２月开始就组织了这个讨论。 + +　　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质疑，认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和作家的世界观就有社会主义精神，所以在描写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时自然包括了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思想感情的修养和锻炼，作家有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他所写出的作品就有教育意义。如果作家想在形象创造之外另加点“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去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概念，必然导致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这些人认为象“英雄司机”、“幸福的明天”等电影和类似的作品，在思想上百分之百正确，就是缺乏艺术生命。可是，曹雪芹的“红楼梦”、茅盾的“子夜”等，都没有明说要用什么思想教育人民，却由于作品的艺术形象而产生了政治效果。他们认为，这表明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给予优秀作品以思想性和艺术性，而是作家的思想感情。同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教条主义批评家找到借口，致使象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作品遭到那样一些全部否定的批评。教条主义者往往是从概念出发去评判作品的。因之，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不如改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更为确切，这将减少作家在整个艺术实践过程中带来的不必要的顾虑，使作家更加大胆地创作。 + +　　但是有些人不同意上述论调。他们认为目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探讨，是有助于破除教条主义的束缚。但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虽不是唯一的却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不容把社会主义和现实主义分割开，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越性，更不能因为有人用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去理解它就加以取消。主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的人，是把过去的进步文学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等量齐观了。实际上旧现实主义的作品，尽管在艺术上是成熟的，但往往批判旧社会不能彻底，对新社会的憧憬也不够明确。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以集体主义和乐观主义鼓舞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所以，他们不同意有人把近年来产生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归罪于提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缘故。作品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主要是作家缺乏生活经验和艺术水平不高。在批评我们的文艺现状时，不应抹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发展上所显示的优越性，从“五四”以来的作品到“白毛女”、“刘胡兰”，其感人的力量是随着社会主义的成份的加大而发展的。 + +　　文学作品应否配合政治任务？也是这次讨论所涉及的一个问题。有人认为强调文学作品配合政治任务，就易于使创作远离生活的真实，只服从和服务于概念。抱着这样论点的人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形势需要文学作品成为最迅速最直接的宣传武器，要求作家根据政策条文写作品，只要比空口讲白话更形象些就可以，但是全国解放后的形势就不同了，人民生活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欣赏艺术的能力提高了，可是理论指导思想是守旧的，从而产生文学上的教条主义。讨论会上有人不同意这样的意见，主张文学作品要思想性，也要艺术性，不能把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和其他文艺作品对立起来，只能说有些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没有写好，决不能一概否定它。鲁迅的杂文紧密地配合政治任务，谁都承认是好的。在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也出现过象张天翼、曹禺所写的那样好的杂文。 + +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中，还接触到这样一些问题：如写真实、写人物、扩大创作题材和文艺领导思想等问题。也有人认为当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并不很重要，主要是“拿出货色来”（所谓货色是指优秀作品和深刻的批评）。 + +　　目前，这个讨论还只是一个开端。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准备采取大型讨论会、小型座谈会及写文章等方式继续组织讨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4.txt b/CCRD/1/3/2/0002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42c49f0d5baf148d7c1b86c1d6db88c6672689 --- /dev/null +++ b/CCRD/1/3/2/000244.txt @@ -0,0 +1,203 @@ +#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 + +　　<李建勋/钱荣堃/滕维藻> + +　　时间：４月１４日上午九时 + +　　地点：天津市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会议室 + +　　出席者：（以发言先后为序） + +　　李建勋　天津师范学院副院长 + +　　钱荣堃　南开大学教授 + +　　滕维藻　南开大学教授兼副教务长 + +　　胡毅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院长 + +　　郑天挺　南开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 + +　　王赣愚　南开大学教授 + +　　雷海宗　南开大学教授兼世界史教研组主任 + +　　鲍觉民　南开大学教授 + +　　张恒寿　河北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 +　　季陶达　南开大学教授兼经济系主任 + +　　编者按：本报编辑部在天津邀请十位教授座谈关于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这里发表的就是这次座谈的记录。座谈的发言不能象写论文那样严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发言里看出知识界的一些思想动态和他们迫切关心的一些问题。其中雷海宗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我们在他的发言的后面加注了一些意见，希望引起大家的讨论。 + +　　＊　　　　　　　　　　　　　　＊　　　　　　　　　　　　＊ + +## 对于马列主义是否指导思想的一种看法 + +　　李建勋 + +　　我是学教育的，现在负担行政的责任，我想从领导的角度上谈三点： + +　　一、百家争鸣是不是先成家然后鸣呢？有些人说要先成家然后鸣。但家是什么标准呢，很难说。有些人说有长期的学术研究经验，才算是一家，那么，大学毕业不久的年青人就不能算一家。若然，象李希凡、蓝翎那样一鸣惊人的青年又怎样解释呢？我认为“百家争鸣”是一句古语，不管家不家，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可以鸣，说得不对，别人可以批评。 + +　　二、在百家争鸣中是否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若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恐阻止他家的争鸣，若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则又恐招致思想混乱。那么，如之何而后可呢？我认为应以马列主义为争鸣的武器，而不明定为指导标准。争鸣结果，马列主义势必胜利，那就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了。 + +　　三、百家争鸣可以在报纸、杂志、座谈会上进行，课堂讲授是不是可以争鸣呢？如果学生对先生的意见也来争鸣，势必妨碍教学计划的进行。我的意见，教师应该依据教学大纲，个人及他家不同见解均可提出。学生对先生讲课有意见可以说，但在讲课时不要争鸣，最好在课堂讨论时再争鸣。 + +## 克服经济学界教条主义的具体建议 + +　　钱荣堃 + +　　我参加了中共天津市委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和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对于党中央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了这一方针并不是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期的方针。因为各种不同的思想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它是客观存在着的。目前我国阶级斗争虽然基本结束，但代表各种不同阶级利益的思想必然还会长期存在。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认识能力还会有所不同的，学术上还会存在不同的意见，真理和谬误还会永远存在的。这些不同的思想和意见，只能通过争论才能确定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学说也是在同谬误的理论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同时也吸收了别人的正确的意见。这是客观真理发展的规律。如果不让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争论，而是主观地规定某些人的某些意见是不容怀疑的绝对真理，不许别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学术是得不到发展的。那些教条主义者生怕鸣了会乱，是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力量，是轻视了学术界的辨别能力。这种“左”派实际上也是右派。 + +　　如果能这样来理解“百家争鸣”的方针，我想就不会存在任何顾虑了。许多人怕自己的意见不正确不完善，因此不敢或不愿公开发表。实际上自己的意见也不见得一定错误。如果完全错了，让别人指出来，也就更明确了正确的意见。也可能自己的意见之中有某些合理的正确的东西，提出来经过争论吸收就丰富了正确的意见。这样对学术界和对自己的业务能力都只有好处而没有什么害处。 + +　　但目前在思想倾向上，“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确阻碍了“百家争鸣”政策的贯彻。“左”的教条主义者实际上怀疑这一方针，而机会主义者表面上倒是“欢迎”这一方针的，因为他们本来早就讨厌马克思主义，所以现在很欢迎有机会来全盘否定一下马列主义了。但是我认为目前后一种倾向毕竟是极少数，大量存在的还是“左”的教条主义。在我们经济学界，教条主义长期地严重地流行着。在这种情况下，不同的意见遭到了极大的压抑。不同的意见稍有露头，就会遭到许多严厉的压制，用的棍子是从书本上找来的据说是绝对正确的结论。所以我说我们经济学界在相当长期的教条主义的压抑之下，是会普遍欢迎“百家争鸣”这一方针的。而在过去几个月内对这一方针还有所疑虑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次毛主席的报告和中央宣传会议的精神将会有助于肃清这些疑虑，使知识界提高认识解放思想。这对于今后的学术繁荣必将有深远的影响。 + +　　几个月来我们经济学界已经展开了热烈的自由争论。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开始。我认为目前的争论有一种偏向，就是花费在概念和形式的争论上的力量太多，掌握大量材料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有分析有力量的文章还不多见。当然也不能过早地期望太高。积累资料和分析研究都需要有时间。但是我觉得除了解除思想顾虑继续宣传和贯彻这一方针外，还应该为争鸣准备一些条件。我愿意在这方面提出三点具体建议： + +　　一、资料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没有资料就谈不到做什么研究。由于缺乏资料，有许多人对于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感到缺乏信心。我有一个同事，最近还因为资料问题不易解决，打算不再研究国民经济计划这门课程了。我建议目前的保密制度应该重新检查加以修订。在这方面是否也存在着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毛病。过去人民大学的李聿恒先生批评上海财经学院出版的讲义时说基本建设计划和私营工商业的计划没有结合中国特点来写，又说这些材料是不难找到的。但是据我了解李聿恒先生是有某种便利得到这些材料的，而上海财经学院却没有这种便利。因此也不能认为这种批评是公正的。我觉得资料问题如果不解决，是很难使人提出有根据有力量的文章来的，争鸣就会落空。 + +　　二、目前我国经济学术界脱离中国实际的现象很严重。许多文章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很不够。而实际工作部门与学术界的关系也很疏远。因此我建议可否让教师和专家们到实际工作部门参加一个时间工作。最好能参加一个时间的工作，否则可以做顾问去参加会议，阅读文件和检查工作。这对两方面都会有好处的。 + +　　三、经济学界的争论还缺乏必要的组织领导工作。我认为目前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这方面还没有做多少工作。实际上恐怕也存在着困难。为了把自由争论的工作更普遍更深入地开展起来，我认为应逐步组织更为专门性的学会，由参加实际工作的一部分同志和学术界的同志来共同参加，定期组织讨论会并出版专门性的学报以便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这样一来，科学研究工作中的领导问题，分工和协调问题，结合实际问题，也就易于逐步得到解决了。 + +## 怎样开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改变目前的理论落后的状态 + +　　滕维藻 + +　　听了毛主席的报告后，对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对于百家争鸣的长期性，过去认识的比较肤浅。毛主席这次报告是从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来谈百家争鸣的，这使我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认识有很大的提高。在承认人民内部矛盾永远存在的基础上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这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方针。因此我认为不存在“收”或“放”的问题，问题就在于怎样来争鸣。 + +　　其次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问题。目前大家都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因此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如何领导。过去有的同志认为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主张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和平共处，因而今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宣传工作不好做了。有的人强调学校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培养人材的，开展争鸣不好办，必须慎重。还有些同志认为在政治理论课中不宜展开百家争鸣。因此，过去实际上是对百家争鸣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次，毛主席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毛主席说的有三点：一、各种思想认识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禁止不了的。二、在各门科学领域中具体问题上的是与非，是否合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下就能看得出的，只有通过争鸣，才有利于学术文化的发展。我们要创造适合于新思想新理论得以自由发展的环境；在这方面我们的社会虽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但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三、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过去固然也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这一点，但遇到具体问题，在思想上仍不免有些混乱。现在我们明确地认识到：百家争鸣只会帮助而不会妨碍马克思主义的领导。百家争鸣方针不仅要在科学研究中贯彻，在教学中也要贯彻。在政治理论课中，当然要求观点一致，不能任意乱讲，但也不能过分强调一致，否则就会妨碍争鸣。实际上，有些问题在过去是有不同的看法的，如社会主义建成后阶级斗争是否日趋尖锐化的问题，关于打击中间势力的问题，就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些不同的看法也可以完全提出来，提出来也决不是放弃或削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 + +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对百家争鸣也非常重要。毛主席在报告中也提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校对许多事情都有些畏缩情绪，不敢放手，我觉得现在应该在放手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来改进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防止急躁情绪和简单生硬的做法。 + +　　在哲学社会科学方面，对过去几年来的工作的估计，去年有些人有全部否定的倾向，我不同意。成绩是主要的，应该肯定。但同时也发展了一些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倾向。我是搞经济学的，就这方面来说，过去几年在介绍苏联经济建设经验方面有不少成就，但对经济理论的研究做得很差，同国家所进行的建设是不相称的。我们在建设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但很少研究，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更少。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也做得很差，我们没打中敌人的要害。因此，我同意钱荣ｋūｎ＠①先生的估计，目前经济研究方面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我们应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宗派主义在经济学界也不是不存在的，能在理论上提出一些不同意见的还是很少。 + +　　为了更好地开展经济理论的研究，我认为今后可组织一些规模较大的科学讨论会。科学院过去是关起门来研究，对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作得很不够，今后科学院应该担负起这个任务来。 + +　　另外，我也同意钱先生所说的，要创造一种适合于科学研究的环境，要在报刊上展开批评讨论，改善批评的方法，鼓励大家进行理论研究的勇气。最近北京哲学界关于哲学史的讨论比较好。这种讨论如果组织得好，就可发展科学。各民主党派也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过去天津各民主党派对此是注意了，但做得不够。 + +　　关于社会科学的规划问题。过去在制订规划时没有广泛地吸收大家来讨论，规划制订后的宣传组织工作更差。社会科学也需要协调小组，因为各方面空白点很多，而能做研究工作的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有人说，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怕重复，但能统一安排当然更好。如参考材料，现在人们多是从头搞起，很难应用别人现成的材料，因此也需要做些组织工作。关于外国书籍和资料的翻译，也需要有组织的搞。例如资本论这样一种重要的经典著作，目前的译本质量是不高的，不少人读了都摇头，甚至有些老教师也说资本论真象天书一样难懂，但也没有组织力量重新翻译。（编者注：资本论已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着手重译。） + +　　关于资料问题。搞社会科学，需要正确的观点和方法，而材料也很重要。现在大家因为得不到资料，搞研究工作的人只好改行搞史料的研究，所以联系实际的理论文章不多。有许多经济论文很空泛，人们不愿意看。我认为必须把做实际工作的人和搞研究工作的人结合起来，互相交流情况，并开放一些资料。 + +　　最后我想提一个问题。现在有许多学术文化机关尤其是高等学校中搞行政工作的人原来是搞研究的，其中有许多是学者、专家，有些是教学成绩很好的人，他们在业务上有基础。但行政工作也很需要人，就由他们做了行政工作，加上工作繁忙，这些同志搞科学研究的愈来愈少，有的已经在学术上脱了一大截。我接触到不少同志，知道他们内心都很苦恼。培养一个能够教学和研究的人非常不易，再过几年也许他们根本无法追赶了。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很严重的，应该引起有关领导部门的注意。即使就行政领导工作来说，自己不去实践，不搞教学和研究工作，领导工作也很难做好。人民日报不是发了社论介绍官木生的领导方法吗？如何发挥这些人的力量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　　我自己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但对教学和研究是有兴趣的。今年和几个同志开始搞大型民族企业调查，从整理和研究某些典型企业的发展史料，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发生、发展和转变的过程，进行分析，为经济科学研究工作提供具体资料。但因工作情况，时间很难抽出，研究时作时辍。领导上是否可考虑给搞行政的同志一些条件，或者在一定时间内换一换班，或者象给作家的“创作假”一样，给我们一二年研究假。 + +　　 （未完待续）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1日 + +## 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续昨日七版） + +## 胡毅/郑天挺/王赣愚/雷海宗/鲍觉民/张恒寿/季润达 + +## 1957.04.14 + +## 批评和争论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互相尊重，别拿经典著作和大帽子压人。不是要客观事实服从经典著作，而是要经典著作结合客观事实。 + +　　胡毅 + +　　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的一个手段，最终目的在于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百家争鸣是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的一种手段。我相信今后大家对百家争鸣的顾虑会减少，但不见得会很快就全没有。要消除顾虑，也应主要地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过去产生好多顾虑的原因，都是没有能完全从这个愿望出发。争鸣起来了，彼此不交锋，怕互相受不了：这种顾虑也是由于缺乏团结的愿望。如果我们在争论中，先强调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和任何人争鸣，好象和好朋友吵架一样，吵是总得吵的，甚至吵得很凶，但吵完还是好朋友，那就好了。好朋友是争鸣的一个基础。现在有些人的批评，就不象是作为或想作为好朋友来争吵的，如果从好朋友的观点出发，就不会使人接受不了。现在马列主义水平比较高的或自命为水平比较高的，同马列主义水平比较差的，或自命为水平比较差的，两方面都有顾虑，觉得争起来不好。也有人怕理不能服人，怕批评了人家不服，就拿大帽子扣人，自高自大；水平差的人则自卑，怕丢脸，不敢说话，其实这也是一种自高自大。我们学校里有时在系内讨论科学论文时，也有这种情况。一次一个年青的助教对老教师的科学论文批评得一钱不值，说这简直不是科学论文。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也没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进行批评。 + +　　具体表现团结的愿望就在互相尊重，互相平等。文人相轻的作风要去掉是不大容易的目前还是有互相瞧不起的情况。年青的同志中还有人瞧不起老的，说他们的学问过时了，争鸣只是让他们提供材料给年青的利用。也就是说，你拿材料，我来解释，来作结论。年老的同志，有的自卑：叫我拿材料，我就供给材料罢！而不进一步进行研究。我们不希望这样，希望他们也拿出自己的研究来。也有一部分人却认为百家争鸣是旧的翻身了，过去的一套又可以讲了。他讲旧的不是为了科学，为了社会主义建设，而是想标新立异。如果在百家争鸣中滋长了门户之见，这是不合适的。当然大部分同志不是这样想。目前好多人介绍唯心主义，目的是使大家认清楚唯心主义是怎么回事，并不是为了推广它。有些人认为谁介绍旧的谁就代表唯心主义，就是来同唯物主义作斗争，这个看法是不妥当的。 + +　　因此，先要树立团结的愿望，大力提倡互相尊重的作风。在教研组内，每个人都是不可被放弃的力量。我们有时认为某些先生的思想不正确，要等很长时间才能改变，不重视他们的力量。这是不对的。要尊重每一个人，彼此加强团结。这样百家争鸣就展开了。在讨论问题时也还有人从事实上分析少，据理争辩少，而多是用经典著作和大帽子压服人。这就有点象教条主义的做法。因为并不是要客观事实服从经典著作的，而是要经典著作结合客观事实。因此我们要根据事实，以理服人。 + +　　研究工作应该协调组织，同一题目或分别题目，大家分工去研究。教育学和心理学有很多的联系，协调起来是很重要的；但目前这样做得不够。科学院不应关起门来研究，要对全国的科学研究起指导和联系的作用。例如教育学和心理学中的年龄特征问题，现在都是根据外国材料来讲，对中国儿童的发展情况缺乏全面研究。其实现在有好多幼儿园小学都在作记录，也有好多人愿意作这一调查研究工作，但是没有统一的领导。比方对于儿童身长体重、语言、书画能力发展的调查，顶好有统一的计划，用同一步骤，同一记录方法、记录单位，同一整理方法，大家在各地区分途收集材料进行研究。结果解释可以不同，但对广泛积累带全面性的资料上可起很大作用。 + +## 历史学家希望掌握更多的资料，希望报纸多介绍学术情况，希望科学院情报所扩大工作范围。 + +　　郑天挺 + +　　一年来，可以说历史科学界已经争鸣起来了。好多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社论都提到这一点。但照我们的看法，鸣是鸣了，而比起哲学、文艺方面来说，鸣得还不够，差得很多。可以说还有顾虑。说有顾虑，倒不是不愿意接受马列主义，也不是怕受批评。据我知道，在六、七十岁以上的可数的几位老先生，都愿意接受马列主义。过去中国历史学界一些老先生的治学方法，多是接近马列主义的，接受起来比较容易。目前的顾虑主要是与掌握资料不够有关。由于历史科学的性质，争鸣就要有根据，即有史料。好多专家对自己要求高，没有足够的证据，不愿意轻易发表意见；历史科学工具书很少，靠自己掌握的史料又不够，不好说话。 + +　　历史工作者都认识到应“放”，也知道百家争鸣的方针是长期的，但事实上是不是完全放了呢？还没有。问题就在于收集和分析材料方面过于谨慎。谨严是好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片面性，但如果长久是这样，对百家争鸣也有影响。这两方面要并重，一方面要鼓励“放”，一方面要鼓励学习，学习理论和学习业务，掌握史料。 + +　　这样，对人民日报就有一个希望。目前我们需要知道行情，知道各方面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知道各方面有什么成绩和收获。可是要了解这些问题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人民日报担负起介绍情况的工作来。人民日报过去在这方面也作过一些介绍，如关于古史分期问题的介绍，对我们的帮助就很大。知道行情，我们就可以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发展。另外，对于国外的情况，也须要知道，现在知道得太少。去年我们想开唯心主义历史学的课，但开不起来，因为对资产阶级历史学目前的研究情况不了解。我们希望人民日报和其他专业刊物多作些介绍工作。 + +　　人民日报七版登的文章，我们很愿意看，但因为中央负责同志的文章经常登在人民日报上，我们也就认为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是总结性的文章。这就产生两种情况：一种是相信这些文章说的都没有错；一种是不敢给人民日报写文章。这种情况的产生，也由于讨论的文章登得少。如果能将不同意见的文章尽快的先后分别发表出来，大家就会知道这些文章原来是可以讨论的了。 + +　　各个学校过去作了很多资料工作，最好能设法交流一下。科学院情报所只搞自然科学，不搞社会科学，这对社会科学工作者是非常不便的。希望他们能扩大工作范围，把每个学校所有的材料也掌握起来。 + +　　对年老的同志来说，因搞行政工作而耽误他们的研究时间，不仅是他个人的损失，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损失。现在社会上对专家的尊重有些过分：许多事情都要找专家，专家就受不了。现在各种会议都要专家们参加，往往同样问题的会要参加好几次，其实有些会议只要他们参加一个或对他们传达一下就可以了，不需要花很多天的工夫重复的参加讨论。一个专家他能代表多少人的意见也值得考虑；其实不参加他们也不会有意见。目前要保证他们有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确实困难。行政上只管六分之一，六分之五就没有人保证了。这个问题应该设法解决。 + +　　互相尊重也很重要。在我们学校，不提年青的同志要尊重年老的同志，年老的同志也要尊重年青的同志，而提倡尊重劳动。老先生劳动了多少年，当然值得尊重；年青的同志虽然有的是老先生们的几代学生，但他们的劳动也是值得尊重的。 + +　　我认为课堂上也可以争鸣，但不应该只说自己的见解，不介绍各家的意见。如果介绍了各家的意见，再说自己的见解，可使学生容易接受，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我们最近搞了一个小型的讨论班，每次讨论时发言很热烈，但要他们写文章，就不肯了。如何鼓励课堂以外的争鸣，也象在课堂上一样，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 +## 希望能够恢复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希望大量翻译世界重要著作。 + +　　王赣愚 + +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意义。帝国主义者常说我们没有学术自由，知识分子不能自由讲话、写文章，企图阻挠我国留学生回国，尤其研究社会科学的留学生更容易受他们欺骗。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可以启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又可说明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作用才得到充分的发挥。从我们政权的性质来说，采用这种方针也是必然的。 + +　　过去研究社会科学的人，解放后在情绪上受到了一定的打击，因为某些科系解放后都被废除，或不成为独立的学科。政府对这些人作了一定的安排，尤其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很多都转业了，有的改作行政工作。过去好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都取消了。这种做法是否妥当，今天值得重新考虑。比如社会学这一门，范围就很广，科系取消后好多专业没有人管，如人口学、民族学、社会思想都没有人专门研究。外国出版的政治学的书籍相当多，过去都用“反动”一句话来否定。有些书是有关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也被认为是反动的。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等本来都是政治学系的主要课程，但现在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思想的书也很多，一概否定也是不对的。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研究，从继承性的观点来看，继承它们的有用的一面。我们要把世界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应该把我们的知识领域大大的扩大，一概否定，只批评不介绍是不对的。 + +　　介绍和批评是分不开的。今天整理资产阶级的旧东西，不是为了宣扬提倡。一位朋友在大学里讲黑格尔哲学时，恐怕别人误会他是唯心主义者，所以预先声明演花脸的演员本身不一定是坏人。只批评不介绍，只会使人在认识上愈搞愈乱。只有把介绍和批评互相结合，才能对资产阶级思想作正确的估计。总之，介绍工作以后还要放大胆，不要给介绍的人贴上什么“派别”什么“分子”的标签。 + +　　我希望：重新考虑恢复某些被废除的学科，单是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成果，也需要好一些人去做。譬如在美国，凯恩斯学说快要过时了，如果今天我们只批评些已过时的学说，就跟不上历史的发展。 + +　　人民日报最好能就这些问题发表一篇社论，给社会科学工作者指出研究的方向，并予有力的启发。 + +　　科学院应该对研究旧的社会科学的人，按照科学规划给以更明确的任务，告诉他们究竟如何利用过去的材料，更好地发挥原有的专长。现在多少还带有各搞各的情况。 + +　　要扩大翻译工作范围。目前只注意翻译马列主义名著，对资产阶级的经典著作翻译显得太少，这个工作对推动百家争鸣有关系。有些同志马列主义水平虽高，给人提意见时不看原著，只能从思想上提些问题。比如有人批判庞德法学，他们根本没有细读原书，批评就不中肯，就缺少了说服力。把世界重要著作大量介绍，使我们的知识领域扩大，给青年一代介绍丰富的文化遗产，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有好处。最近苏联有些人否定美国有民族文化，这种看法在国内也有，这就是一笔抹杀，一概否定的态度。 + +## 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还停留在１８９５年的地方”。 + +　　雷海宗 + +　　资料不够，使许多人不能争鸣。对百家争鸣，虽然可能有顾虑，但从天津史学界来说，因有顾虑而不敢争鸣的还不多，主要是资料太少无法鸣。我们搞世界史的比其他部门材料更少。 + +　　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有一个根本问题：社会科学是随资本主义产生而产生的，是到资本主义社会才成为一种严格的真正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用新方法和新观点为无产阶级建立了新的社会科学。这里就产生几个问题。一个是中国的社会科学没有资本主义的阶段，因为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解放前虽向外国学了一点，很少，只是点缀性质，也没学透彻，在中国人的社会意识里没有这个东西。即或有少数人比较透彻的接触到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也是从国外留学时接触的，回国后就落后了，接不上去。过去只是为了点缀，今天要求我们继承过去人类的文化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新的社会科学，不研究这些就不行。从这一点来看，资料问题就更大了。有些人认为我们只是在解放后才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科学隔绝，其实过去也并不透彻了解，而今天要求我们比解放前有更多更透彻的了解。 + +　　另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树立的新的社会科学的看法，大家在理论上是一致的，承认马列主义应该发展，可是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还停留在恩格斯死时１８９５年的地方。１８９５年以后，列宁斯大林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但他们主要谈当前革命问题。从了解整理几千年来人类历史经验，建立新的社会科学来说，基本上停留在１８９５年。教条主义者就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也是经常修改他们的学说，他们注意到当时每一个社会科学部门的发展情况，掌握科学研究的材料和成果。可是以后人们就认为他们已解决了一切问题，社会科学不能再发展了。事实上并不如此。１８９５年以后社会科学上新材料很多，对旧材料有很多新的认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１８９５年到今天六十二年的课补上。这不是那一个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工作艰巨得很。解放以前对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已经不是全面掌握，最近新订了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刊物，好多问题就不了解，看不懂。资本主义国家有些社会科学家是反动的，如凯恩斯，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但今天也有许多资本主义社会科学家并不是有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有的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不直接牵涉到立场，只是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不同。当然，分析到最后，任何一个社会科学家都是有立场的。另外历史问题，如希腊史，六十二年来发现了好多材料。１８９０年在埃及发现的雅典宪法，可以说明好多问题。这本书恩格斯未看到，他如果看到，他在“家族、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在有些问题的提法上就会不同。社会科学是需要不断发展的：在理论上大家都这样说，在实践上却认为社会科学是停留在１８９５年的了。 + +　　我和郑天挺先生不大写文章主要是材料不够。过去学的好多东西，现在没有用，今天有用的东西，过去没有学，需要从头学起。过去我们买了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书，但是有用的书没有买。尤其是研究世界史书太缺乏了。目前我们图书馆要买书，经费又受限制。 + +　　对年龄大一点的人来说，他们有他们几十年的习惯，在研究一个问题时，得掌握全面或比较全面的材料才能讲话。今天有许多问题是值得谈的，可是不掌握材料就没法谈。因此不大量地把过去没有买来的书买到，进行研究就很困难。我们要体会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光揣摩他们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是掌握六十二年前的材料做出的结论，如果他们掌握了今天的材料，就会另作结论。如果拿六十二年前马恩研究希腊史时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古代史问题，这当然解决不了问题，而只会把问题搞得越来越糊涂。 + +　　＊　　　　　　　　＊　　　　　　　＊ + +　　编者注：雷先生认为社会科学需要不断发展，而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这就需要反对教条主义，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雷先生认为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新的提法”，马克思主义“基本上停留在１８９５年”，这却是违反了事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这是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而不是说关于个别事实的个别论断。列宁正是在社会科学的一系列基本理论方面，首先是关于帝国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等基本理论方面，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没有这些发展，没有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苏联。各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都有他们的贡献。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克服了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得到了新的发展，因而能够在中国实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而雷先生所说的关于六十二年来古代史的发现，却只是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个别论断。古代史的研究者当然应该根据新发现的事实，去补充以至修正那些个别论断，但是补充和修正这些个别论断，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这是我们的看法，希望大家讨论。 + +## 不同的意见应在说服和讨论的基础上去解决，避免随便扣帽子。 + +　　鲍觉民 + +　　过去这几年，特别是自１９５２年以后，大家写文章说话的确都有些顾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是有部分同志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想用粗暴的简单的方法，来解决思想问题。我是学经济地理的，但我就提心吊胆地怕被扣上“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帽子。又如解放后大家一致要求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和经验，这是好的，但当时为一些教条所束缚，有某些问题虽然对自己没有多大的说服力，也只好勉强地全盘地加以接受。例如苏联教材中有关于批评某些十月革命前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地理学者的材料，这是针对苏联情况而写的，和中国实际就不完全结合，但是自己又怕根据我国的情况多讲一些，就会走样子，犯错误。这样在教学质量的提高上当然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更谈不到在学术思想上的百家争鸣了。这是一个方面。同时，在业务上旧的东西不能讲，新的又搞不来，而且对于自从抗日战争以后将近二十年来的西方学术界的情况也不很了解，形成了青黄不接、空虚彷徨的境地。这样要想争鸣当然也不可能。可是最近一年多来，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以我自己来说，去年夏天的中国地理学会学术讨论会上以及报刊经常报道的一些学术问题争鸣的情况，尤其是在经过最近天津市委的宣传工作会议中所受的生动教育以后，使我在思想认识上也跟着有了变化；目前，顾虑是基本上消除了，只是在想如何积极创造条件参加到百家争鸣的行列中来。 + +　　在争鸣的过程中，我以为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意见不同的应该在说服和讨论的基础上解决，力求避免扣帽子。当然，就全国范围来说，扣帽子的现象是很少有了，但是如果具体到一个小的单位如教研室、研究组里，还不能说是已经完全绝迹。二、百家争鸣和学术工作的推进是长期性的，要防止急躁情绪。三、争鸣的园地应该扩大，可以尽量利用学会等学术团体来开展争鸣。四、希望能在一些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报纸（如人民日报和光明、文汇等报）上，增加学术动态的报道，使大家能够即时地得到启发，并且还可以起一种鼓舞作用。 + +## 批评应该创造一种从团结愿望出发的新风格。 + +　　张恒寿 + +　　对百家争鸣，目前有一种新的顾虑，就是怕自己鸣得不好，达不到要求，因此慎重过度。应该有意见就说出来。 + +　　其次，还有对百家争鸣有不积极鼓励的看法。例如陈其通等对文艺问题的估计，就是只看见坏的方面，看不见好的方面。在学校里也有这种情况。有人说，号召向科学进军以后，好多教师不重视教学工作了，这是不符合事实的。从我们学校来看，大部分教师还是专心于教学工作。这种说法也是受了不赞成百家争鸣的看法的影响。 + +　　正确的东西是在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中产生的。马列主义要发展，必须要经过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反面的东西有时会给人一定的启发，唯心主义在某些方面可以启发我们。批评的态度一定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好多人写批评文章学习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笔法，但经典作家的批评多半是对敌人的。我们似乎应该创造一种风格，使批评文章写得既有争鸣的风趣，又使人容易接受。 + +　　历史和哲学方面的教条主义，有一些不是掌握材料多少问题。例如中国古代史的材料大家掌握得差不多，主要是在分析研究的方法上有问题。老一辈的专家如果多学一些理论，多写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文章可以给年青的同志一个榜样，克服年青的同志的教条主义。在哲学研究上如果要改变教条主义，应该提倡把深入分析和学习历史结合起来。 + +## 研究经济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不要从概念出发。 + +　　季润达 + +　　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我认为是一个思想解放，是一个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解放。这个方针是根据我国具体条件提出来的，并不是如同有些人所说的为着国际宣传。其次，所谓争鸣，当然不是乱鸣。既然不是乱鸣，就应该有一个中心的指导思想，这一个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说百家，到底是那些家呢？我们说百家，若从学术系统来说，实际上不止百家。但在哲学方面概括起来，只是二家，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家。可是唯物主义也有真有假，到底谁真谁假，要经过百家争鸣才知道。所以我认为，目前不存在放和收的问题。 + +　　在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争鸣的文章是很多。从经济学方面说，也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有些问题从前不曾提出来，现在都提出来了。例如，对于社会主义商品的提法，我们现在也讨论起来了。但是，从前斯大林对商品的提法，是在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以后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而我们今天的条件则和苏联不同。百家争鸣以后，文章固然是多起来了，这些文章我看过的并不多，但是从已经看过的文章来说，觉得有这样一个缺点：许多文章都是从概念出发，不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例如，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之价值规律及其作用的研究，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苏联有一位老教授Ｃ．г．ＣＴＰＹＭΝЛИＨ院士，今年八十岁了。他在很久以前就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一直到今天，苏联对于这个问题也还没有彻底解决。我国学者在斯大林的最后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发表以后，在１９５３年起曾讨论这个问题，而从“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提出后，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更为热闹，比起上一次讨论来是已较深入了。但与现实的联系仍不够密切。因为这些讨论只是根据别人已有的结论来讨论，而不是根据我们的具体情况和实际材料出发的。所以说，现在的普遍的缺点是没有实际材料。科学研究能结合实际最好，比如，现在对天津的自由市场作一番调查，那倒是有好处的，这不仅对天津市的自由市场之处理和研究有好处，就是对价值规律的研究也是有好处的。 + +　　其次，我觉得经济理论方面虽然也争鸣，但是其中的空白点也很多。毛主席在十多年前，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就指出我们只知外国，不知道中国，但是那时号召我们研究的问题，有些到“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才开始。例如中国经济史、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研究，都是空白。中国经济史的研究着手得还比较早一点，已露出争鸣的序幕。例如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萌芽问题，已开始发表各种见解了。而中国经济思想史则目前连影子也没有，图书资料的困难更大。我们知道的书，有的就是找不到。比如我现在研究魏沅的经济思想，关于魏沅的四、五部著作都找不着。有些书，图书馆里有，但因管理不善，找不出来。 + +　　此外，人材如何使用也是一个问题，如中国经济思想史，从前很少有人搞过，现在搞起来，更需要有组织地进行。 + +　　人民日报有学术动态，这很好。不过，有些动态最好能指出研究的方向，使研究这门科学的人节约时间，少走弯路，也可以在动态中指出研究中的缺点。 + +　　 （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5.txt b/CCRD/1/3/2/0002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9a36639d33388a84fdb0744a6b0887da26d6fb --- /dev/null +++ b/CCRD/1/3/2/000245.txt @@ -0,0 +1,15 @@ +# 河北省干部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存在许多疑虑 + +　　<大昌> + +　　新华社保定15日讯　河北省各地干部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存在着许多疑虑。 + +　　有些人在总的方面承认阶级矛盾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露出来，但是，对于在这个总的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各个方面引起的新变化是什么？在若干方面还感到模糊。如目前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目前农村主要矛盾是什么？有人认为是个人与集体、社员与社员、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有的人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个人与集体、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还有的人认为是国家与社、生产落后与提高生活、社的规模与管理水平、个体与集体、领导与群众、社与社员的矛盾。 + +　　阶级矛盾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表露出来，这个社会变动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是什么？目前思想战线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有的人认为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的人认为是进步与落后的矛盾；还有的人认为是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人民意识形态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变化赶不上社会变革。有人问：在阶级矛盾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在思想领域中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基本解决？ + +　　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界限问题，比较普遍的问题是划不清党内外的政策界限。一些干部觉得对人民允许大民主，对党员、团员来说，万一闹起大民主来是不是参加？不参加要陷于孤立；参加又怕丧失立场，倒底该怎么办？有些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时划不清违法犯罪和思想问题的界限。如有些政法干部对有些案件自己认为不够逮捕法办的条件，可是不捕起来别人又说自己“右倾”、“立场问题”，两头受气，很伤脑筋。还有些人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政策混淆不清。河北省供销社原棉处和天津专区直属机关的一些干部，在讨论毛主席报告时曾提出：“三反”既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有些这类案件为什么不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在“三反”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是否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肃反”既是敌我矛盾，但为什么没有杀一个？像杜聿明这样罪恶滔天的罪犯为什么不杀？个别干部对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精神，缺乏辩证的理解。如有人发问：游行示威既是大民主，而我们基本上不主张大民主，为什么还在宪法规定人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还有的干部提出：高、饶事件算什么性质的矛盾？还有人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哪一方面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在领导方面还是在被领导方面？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矛盾都有转化为对抗性的可能？在目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等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能相适应了，是否也会转为对抗性的矛盾？此外，一些中、下层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含义和性质还搞不清楚。比如，对人民内部关系和敌我关系问题，不了解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的含义：不知道什么是大民主、小民主。有的人问：大民主大到什么程度？小民主小到什么程度？小民主在什么情况下转变为大民主？ + +　　一般干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倾向，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政策的过程中，表现的也很明显、突出。对人民群众闹事问题，主要思想倾向是一部分干部不承认大民主，认为对闹事必须采取镇压手段。理由是“闹事必有坏人操纵”；还有的说“闹事可以，但是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就得镇压”。他们认为“闹事就叫他闹够”是宽大无边；“罢工、罢课不开除、不法办是无法无天”。另外也还有的干部认为非大民主解决不了问题，一闹大民主领导上就改变了。也有的人开始暴露了一些右倾怀疑，其中有的是认为“闹事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模糊了是非界限和敌我关系；有的是怕闹事，对群众要求百顺百依，不敢进行必要的批评斗争；有的是对毛主席指示的闹事就叫他闹够，消极肤浅地理解为放任不管。在党的领导方面，在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的问题上，有不少干部特别是一些负责干部，存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大昌根据河北省宣传会议的汇报材料整理) + +　　 来源：1957年4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6.txt b/CCRD/1/3/2/0002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47759c24be11c8959881b77cebb03cb39aa246 --- /dev/null +++ b/CCRD/1/3/2/000246.txt @@ -0,0 +1,13 @@ +# 河北省干部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存在许多疑虑 + +　　新华社保定15日讯 河北省各地干部对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存在着许多疑虑。 + +　　有些人在总的方面承认阶级矛盾已经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表露出来，但是，对于在在这个总的社会变动的情况下，各个方面所引起的新变化是什么？在若干方面还感到模糊。如目前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目前农村主要矛盾是什么？有人认为是个体与集体、社员与社员、领导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有的人认为是领导与被领导、个人与集体、先进与落后的矛盾；还有的人认为是国家与社、生产落后与提高生活、社的规模与管理水平、个体与集体、领导与群众、社与社员的矛盾。 + +　　阶级矛盾基本结束，人民内部的矛盾表露出来，这个社会变动在思想战线上的反应是什么？目前思想战线上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有的人认为是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的人认为是进步与落后的矛盾；还有的人认为是变化了的客观形势和人民意识形态的变化两者之间的矛盾——意识形态的变化赶不上社会变革。有人问：在阶级矛盾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在思想领域中社会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是不是也基本解决？ + +　　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政策界限问题，比较普遍地问题是划不清党内外的政策界限。一些干部觉得对人民允许大民主，对党员、团员来说，万一闹起大民主来是不是参加？不参加要陷于孤立；参加又怕失去立场，倒底该怎么办？有些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问题时划不清违法犯罪和思想问题的界限。如有些政法干部对有些案件自己认为不够逮捕法办的条件，可是不捕起来别人又说自己“右倾”、“立场问题”，两头受气，很伤脑筋。还有些人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政策混淆不清。河北省供销社原棉处和天津专区直属机关的一些干部，在讨论毛主席报告时曾提出：“三反”既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有些这类案件为什么不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在“三反”时对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是否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肃反”既是敌我矛盾，但为什么没有杀一个？像杜聿明这样罪恶滔天的罪犯为什么不杀？个别干部对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精神，缺乏辩证的理解，如有人发问：游行示威既是大民主，而我们基本上不主张大民主，为什么还在宪法规定人民有游行示威的自由？还有的干部提出：高、饶事件算什么性质的矛盾？还有人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哪一方面是起主导作用的？是在领导方面还是在被领导方面？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矛盾都有转化为对抗性的可能？在目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等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能相适应了，是否也会转为对抗性矛盾？此外，一些中、下层干部，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含义和性质还搞不清楚。比如，对人民内部关系和敌我关系问题，不了解非对抗性矛盾和对抗性矛盾的含义；不知道什么是大民主、小民主。有的人问：大民主大到什么程度？小民主小到什么程度？小民主在什么情况下将变为大民主？ + +　　一般干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倾向，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大政策的过程中，表现的也很明显、突出。对人民群众闹事问题，主要思想倾向是一部分干部不承认大民主，认为对闹事必须采取镇压手段。理由是“闹事必有坏人操纵”；还有的说“闹事可以，但是影响了社会主义建设就得镇压”。他们认为“闹事就叫他闹够”是宽大无边；“罢工、罢课不开除、不法办是无法无天”。另外也还有的干部认为非大民主解决不了问题，一闹大民主领导上就改变了。也有的人开始暴露了一些右倾情绪，其中有的是认为“闹事就是反对官僚主义”，模糊了是非界限和敌我关系；有的是怕闹事，对群众要求百依百顺，不敢进行必要的批评斗争；有的是对毛主席指示的闹事就叫他闹够，消极肤浅地理解为放任不管。在党的领导方面，在加强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的问题上，有不少干部特别是一些负责干部，存有忽视政治的倾向。（大昌根据河北省宣传会议的汇报材料整理）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79期，1957年4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7.txt b/CCRD/1/3/2/0002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8cf75b28355ab9b6e430f905b8070a12a1c8de --- /dev/null +++ b/CCRD/1/3/2/000247.txt @@ -0,0 +1,11 @@ +# 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不断发生重婚纳妾案 + +　　<黄军> + +　　新华社南宁16日讯　广西省都安瑶族自治县不断发生重婚纳妾现象。据七百弄、江西等七个区不完全统计，到3月底止，已有三十六件重婚纳妾案。其中大多是今年元月以来发生的。 + +　　在这些案件中，除了两件是重婚外，其余都是纳妾案件。江南区纳妾的七个案件中，僮族的四件，瑶族的三件。七百弄区九斤重婚纳妾案件中，汉族的有三件。这些纳妾的人一般的年纪是三十岁到四十岁，最小的只有十九岁，最大的是五十岁。 + +　　纳妾原因有些是因为生活腐化。如江南区副区长卢元英曾有三个孩子，去年到发瑞乡故解农业社领导办社时，见韦秀菊年轻、漂亮、又是中共党员，则利用副区长的地位及金钱利诱，进行通奸，以致怀孕而结婚。已经有五个孩子的有妇之夫覃志生(僮族)，是乡人民委员会调解委员，1955年开始与同多覃妈里通奸，今年见副区长卢元英也纳妾，即带涨的范围更广、幅度更大。 + +　　来源：1957年4月16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8.txt b/CCRD/1/3/2/0002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0c0e8abc77d94cdb45e5d7ec1b90e5241b1a8d --- /dev/null +++ b/CCRD/1/3/2/000248.txt @@ -0,0 +1,25 @@ +# 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大批饿死人的情况 + +　　广西省平乐专区和横县等地，去年1至7月份连续发生了半年多的严重灾荒。灾荒过后，省检查组先后两次派人调查，直到最近才结束。检查材料证明，平乐全区因灾死亡的共一千〇九十五人（饿死的三百二十三人中，与缺粮有关而死的七百七十二人），因缺粮吃“代食品”致身体浮肿的五千八百八十五人，出卖妻子、改嫁的一千三百六十三人，逃荒的八千四百一十五人，卖家产渡荒的一万五千七百七十六户。死人以平乐、荔浦、富钟、贺县最多。 + +　　另，横县因缺粮致死的四百三十四人，自杀的三十八人，因吃“代食品”中毒和偷东西吃被打死的三十八人，卖妻子儿女的一百〇五人，逃荒的三千七百三十四人，患浮肿病的九千三百五十人。 + +　　整个灾情的发展十分严重，不少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人民怨声载道。 + +　　形成灾荒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 +　　一、减产报增产。平乐地区1955年遭受了较为严重的旱、虫灾害，但中共平了地位无视这一情况，只根据全区种植田亩、水利、施肥、小株密植等加上几个增产典型乡算出了全区1955年产量十三亿九千五百六十多万斤，较三定产量增加16.71%。这个数字在地委扩大会上确定后，各县委采用算大账、整思想的办法使下边把减产报成了增产。荔浦县大塘区第一次报减产27%，第二次报减产8%，第三次报保产，县委均未同意，并批评他们右倾，最后报增产7.5%才算了事。平乐县委以增产典型和算大账的办法推算全县产量，仍达不到在地委扩大会议上所报的增产数时，就以南瓜、豆角、柿饼、板栗折成粮食计算。结果，各县委报给地委的数字仍没有达到原确定的增产数，这时地委把各县上报数字加以调整修改，凑够增产16.71%的数字后上报省委。据检查，平乐地区不仅1955年上报的粮食产量是虚假的，而三定产量也偏高。如全区三定产量十一亿九千万斤，1956年各县上报产量八亿二千万斤，较三定低30%还多。 + +　　二、层层加大粮食征购任务。省分配该地1955年征购数三亿五千三百〇八万斤。地委分配各县为三亿七千三百九十一万斤，各县往下分时又增加了任务。由于任务过重，群众思想抵触，因而发生了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秋征时地委书记杨林只是富钟县委对叫苦的区乡干部该撤的撤，该换的换，并特别指出“刷”年老的党支部书记。在杨的指示下，该县撤换了三个区委书记，刷掉了二十多名党支部书记。平乐县大源乡对欠粮者实行捆、弔、脚踢、踩肚子、尖手指、冷冻、饿肚、熬通宵等手段逼迫交粮，仅被捆绑扣押的就有二十七人，全县因征购粮食问题被捕的共九十二人，致死的九人。由于以上原因，普遍购了农民的口粮。平乐县二塘区除交公粮、卖余粮以外，平均每人全年只有口粮二百五十三斤，个别乡每人平均七、八十斤。省分配平了地区1955年年度粮食统销指标一亿二千三百五十三万，地委实分到的是八千零二十万斤。积压数拖了很久才分下去，地委并指示各县：农村处经济作物农户外，1955年底以前一律不供应，1956年6月到1957年3月原则上不供应，3月到6月按定销面和定销量供应。 + +　　三、地、县委压制干部和群众反映灾情，灾情任其发展，是形成这次严重灾害的主要原因。地委书记杨林对严重饿死人的问题不但不正视，反说：我区灾情不大，死人不要背包袱。平乐县民政科写了一个灾情报告，被县委副书记批评为：上报灾情，是想得奖偿么！在一次会议上，曾有人反映下面有饿死人的现象，该县县委书记乔子久当着大家的面说：你们说饿死人，我问你破开肚子看了没有？里面有没有大米？因此，灾情越发展越严重，直到去年7月省委救灾工作组下去后才得到制止。灾荒产生后，地委对灾荒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员不仅不处理，反而进行提拔。对此，干部和群众极表不满。有的说：老虎不打打老鼠；虎越跳越高，拿着老鼠来开刀。 + +　　平乐专区不仅去年灾荒严重，1955、1954年都因缺粮饿死了一些人，仅富钟一个县1955、1954两年，因缺粮断炊病了一千二百九十二人。但是，这种带有历史性的错误，至今地委和某些对灾荒负有主要责任的县委主要干部，仍不检讨认错，强调过去的工作成绩，认为死人不确实。 + +　　13日在省委常委会上，检查组和省监察委员会汇报了检查情况。建议给予地委书记杨林、副书记何庶民、专员段书香和荔浦、平乐县委书记以撤职、降级处分。其他有关人员分别给以记过、警告和书面检讨处分。 + +　　会上，省委书记陈漫远提出，对这一案件要作全面分析。在粮食征购问题上，省规定的是否高了些，卡的过紧，也有责任。在粮食问题上的官僚主义，强迫命令不是很简单的，应重视这个问题，省委对平乐的案件始终是重视的，但处理得慢了些。在错误问题上，那些事是地委决定的，那些事是个人决定的要分开。地委是有责任的。死人问题也要分析一下：为什么死的？怎样死的？能不能分成两三种？数字要符合事实事实，对处理案件有好处，说多了不好，说少了也不好。处分问题决定后，要在当地人民群众中公布。 + +　　因时间关系，会议确定延到下次再讨论。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0期，1957年4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49.txt b/CCRD/1/3/2/0002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968db184f03652ca2e7a02b703f01347bae969 --- /dev/null +++ b/CCRD/1/3/2/000249.txt @@ -0,0 +1,25 @@ +# 经济学界开始争鸣： 许多教授学者认为政策应公开讨论 + +　　<《文汇报》记者、朱继功> + +　　（本报北京17日专电）首都经济学家在16、17两天连续座谈关于经济学界和经济学研究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狄超白是座谈会的召集人。 + +## 对旧经济学和学者采取全部否定态度 + +　　会上经济学家揭露了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它主要表现在对旧经济学和经济学者采取全部的否定的态度。北京大学教授严仁庚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和目的性，是应被否定的，但是它的某些研究方法、材料和成果中，也有许多有用的东西。比如，各种收入水平不同的居民，收入增加后，购买和储蓄的方向就会发生变化，这就是凯恩斯所谓消费倾向的问题，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过去一提心理因素，在市场上的影响，就会被扣上唯心主义帽子，实际上，市场变化对人们思想意识是有影响的。严仁庚还指出当前经济学工作的主要矛盾是落后与国家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林庄说：解放后曾经有过一个新经济学会的组织，但从1953年以后，这个学会无形中就解散了。他问到，是不是领导部门因为学会的成员落后呢？范若一认为，宗派主义它表现在对一些国家大事，业务资料保密得太严了，有的材料主任能看的，处长不能看，处长能看的，科长就不能看，这样使经济研究机构变成了“计算工厂”。经济学家孙毓棠分析经济学界这种消沉的原因。是：一、对旧经济学者知识的积累，估计过低；二、对老经济学家的进步估计不足。有些人嘴里讲辩证法，对人的看法却不辩证。 + +　　由于宗派主义情绪严重的存在，一切老经济学家要发牢骚也就可以理解的了。他还举出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以及“经济研究”编委中几乎一个老科学家也没有的事实，来证明有宗派主义的不良风气。因此，许多人曾经做“和尚”，虽工作努力，但情绪消沉。 + +## 盲目崇拜权威思想近年来有严重发展 + +　　有些经济学家说，近几年来经济学界盲目崇拜权威的思想是极其严重的，对经济著作，即令有一点怀疑，也不敢讲。例如，货币与黄金，到底有什么联系？马克思已经讲过了，就不再深追。有些财经上的重要政策问题，如果首长已经做过报告，学者也就只能作些宣传政策解释工作。 + +　　刚从日本回国的经济学家吴半农说：在国际经济研究上，有两个矛盾，值得研究。一个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某些经济现状与已有的经济著作，理论配合不上。像经济危机已经20多年没有发生了，这个问题如何看待，值得研究。马克思的经济规律要不断地发展，但发展得不好，就成为修正主义，这中间道路很窄。另一个矛盾是：我们对某一国家进行研究这一些成果与该国共产党的看法不尽一致，就使人举棋不定，难下论断。 + +　　金融研究所杨培新也提出理论脱离实际，是严重的教条主义。他列举许多事实说明，无论凯恩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马克思等无产阶级经济学家，他们研究工作是与当时实际相联系的，而我们独独不然。范若一认为，现在国内对抗性的矛盾是不存在了，但是矛盾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人民的工作，甚至吃、穿等许多复杂的问题，都担在政府身上，所以经济学家的任务也就更加重要。 + +## 业务部门对于争鸣如何进行还不明确 + +　　对政府政策能否进行百家争鸣的问题，也是经济学家所关心的。北京大学教授徐毓枬举出轻重工业投资比例一比八时，所有文章都说是“合理的，必要的”，以后，改成一比七时又说：“合理的，必要的”。这些重大政策问题，经济学家该不该讨论呢？可以研究。财经研究所沈经农说：我们业务部门的百家争鸣，怎么进行还不够明确。因为一些重大政策，已定下来了，如果提出相反的意见，就不好，而高等学校所处的地位，不一样，争鸣就无甚关系。曾凌说：物价问题，胡同里的老太大们，天天在讨论，而我们经济学家却很少过问。杨波认为政策问题应该公开讨论，像物价问题，经济学家讨论后，对群众也有益处。 + +　　 ---- 原载1957年5月8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0.txt b/CCRD/1/3/2/0002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f53f2420bf0865fa4b9be7872c7366e8a8a344 --- /dev/null +++ b/CCRD/1/3/2/000250.txt @@ -0,0 +1,53 @@ +# 上海知识界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 +　　<《人民日报》>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已在上海进行了普遍的传达和讨论，它已形成了上海知识界思想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给初春的上海，更增添了蓬蓬勃勃的生气。人们的普遍反映是：毛主席这个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发展，它把我们的思想水平又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听了这个讲话以后，对目前国内生活中的许多矛盾现象，都得到正确的解答了，眼界打开了，对今后的事业也更加充满了信心。 + +　　上海知识界这次对毛主席讲话的讨论，非常热烈，好些过去不肯说话或不多说话的人，这次都解除顾虑，滔滔地畅所欲言。好些座谈会上都有激烈的争论。这些都是过去稀见的现象。座谈中解决了许多思想问题，也暴露了许多思想问题，这都说明讨论是在正常的民主气氛中进行的。这个讨论，现在还没有完全结束。下面，记者只是就几个讨论的主要方面，作一个概略的报道。 + +## “和风细雨”与“下马看花” + +　　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上海人民内部矛盾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毛主席这次的讲话给上海知识分子以很大振奋，讨论得也最热烈。 + +　　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党与上海知识分子的关系大有改善，但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座谈中，人们提出有的问题解决还不彻底，例如有些党员对党外知识分子仍有宗派主义倾向，隔阂并未完全消除。有些人安排得也还不甚恰当，也有些新的问题发生。有些教授提出，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政策提出后，有些放松政治思想教育的倾向。王鹏万教授就说：党对我们批评少了，更客气了，其实，批评还是需要的，我们应当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加强团结和政治思想教育。 + +　　但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应当象毛主席所说的那样，方式要细一些。这点，人们谈得很多。傅雷先生的话有一定代表性。他说：中国的旧知识分子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浪潮，有进步性。对知识分子的改造应该根据这个特点，和风细雨地进行。但过去有些部门的做法却不是那样，常常过分粗暴，这很伤人的感情。他建议对过去已经伤过感情的一些人，可以采取些措施继续团结教育他们。李小峰先生等并分析了过去产生某些粗暴作法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同志把两类矛盾混淆起来了，对自己人错用了对付敌人的方法。现在明确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要用适合于人民内部的说服教育方法，就可能避免再重复过去的某些错误了。 + +　　“知识分子对工人的关系，正如汉族对少数民族一样，以前欠的债太多，现在要归还。”这是农工民主党彭朋先生发自内心深处的一段话。许多知识分子在会上都表明了今后应当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的心愿。要教育人民，自己就首先得受教育，向群众、向实际学习。袁希洛先生说得好：“说实在话，知识分子的知识是有限的，自孔子以后，知识分子就有些自高自大、好为人师，实在是误人子弟。中国有句老话：‘做到老，学到老，还有三分学不到’，要做人民的先生，自己就更得学习。”好些人在会上提出，今后要争取更多机会下工厂，下农村，去接近工农群众，不要只是“走马观花”地走一趟，要认真地“下马看花”，深一步地了解工农兵。社会人士陈长蘅先生建议，今后地方人民政协可以多负责组织一些下乡下厂等参观活动。 + +## “老骨头要当小学生” + +　　在传达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以后，有些干部（也包括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感到思想上压力很大。相当普遍地认为：今后“工作难做了，领导难当了”。“左”了是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右”了又怕犯机会主义，丧失了立场。所以，工作起来缩手缩脚，怕犯错误，总是埋怨领导，埋怨客观。有的人在调查剧目中，不敢发言，怕影响团结。这些干部或多或少把自己置于旁观者的地位，脱离了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共卢湾区区委同志对百家争鸣的方针较普遍的表现是不够关心，认为这是“市里的事”，对究竟如何贯彻也不明确，缩手缩脚，忧虑重重，说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究竟谁对，不好掌握。”榆林区委一个部长怀疑“提高思想提高觉悟是否一定要放唯心主义？放出以后会不会影响马列主义阵地？”有的干部认为目前不是“放”的太多，而是不够，今后还要放。只有这样，才能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许多党员、干部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警惕自己不要在新时代面前落伍。不会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学；自己知识不够了，要赶快补上；工作担子重了，更要很好地担起来。徐平羽、陈山同志在讨论会上都表示：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以后，任务很重，必须好好学习。陈山同志说：现在“说服教育”比过去的“压”，不知难多少倍了，要很好学习“辩证法的书已积满了灰尘了”。徐平羽同志认为要使百家争鸣通过乱而达到统一、提高，必须学习，过去的一套不够了，新的知识缺乏，翻天复地当中老骨头要当小学生了。 + +　　许多干部已经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化忧为福的良药。负责公安工作的干部在讨论中认为：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对公安工作有现实意义。如果了解情况不深，很可能将主要矛盾当次要矛盾；把非对抗性矛盾当作对抗性矛盾。普陀区公安分局局长觉得过去是喜欢用公安局名义压人，现在认识到应有分析。有的干部过去对１９５７年就学就业等矛盾的处理，办法不多，信心不高，听了报告以后，认为用说服教育的办法可以解决。上海京剧院的同志说：过去对领导上的缺点意见多，现在知道这是内部矛盾，应用正确办法解决。 + +　　在这个思想变动中，有些干部还是把握不住的，总觉得“左”比“右”好点。有这样一件事；龙华苗圃职工向领导上提了约二百条意见。经分析的结果，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苗圃领导上召开了群众大会，在会上表示接受大家意见，问题解决了。园林管理处认为这样做很好，要好好总结经验，通报各单位。但是，直接领导这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却严加批评，认为这样做不对，把正确的做法，一棒子打回去了。在新的思想冲击下，虽然还有一些人总想用老办法来对待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但是，许多许多的干部、党员是愿意在这时代的洪流里受到锻炼，主动、积极地参加到斗争中来。上海市委一些比较负责的干部在讨论毛主席报告的时候，深切地感到要学习毛主席处理问题的方法，从不利的方面看出有利的因素，充满信心地进行革命工作。 + +## “从六亿人口出发” + +　　“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是上海市许多座谈会上人们讨论最热烈的中心之一，人们说，中国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处理国家事务都得从六亿人口出发，来进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一条战略方针。在讨论中，人们特别关心到下列几件事：中小学生升学问题，社会就业，节育等等。尤其是升学问题，上海民主同盟、民主促进会的几个小组都集中地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出发来解决升学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过去教育部门在这方面没有安排好。刘哲民、张云澄先生等好些人都批评到过去这方面的工作就仿佛是刮风，一阵风是都可以上学，一阵风又不能全上学了，下阵风说要实行普遍教育了，现在又说４０％的学龄儿童不能上学了，这说明教育工作部门过去没有掌握好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 + +　　现在明确了方针，人们就可以据此想办法来解决矛盾。座谈会上，人们提出了许多解决升学问题的建议。陈望道、张江树先生说：各大学可利用现有师资、设备，设立附属中学（从高一办起）。这种附属中学带有私塾性质，由教授们义务执教，但首先要吸收教职员子弟入学。张锐、程应镠、姜鉴秋等先生都说到：现在可及时在教育界“开放自由市场”，发动社会力量来办民办小学、补习班、进修班，私塾的地点、家具可利用居民委员会原有的扫盲设备。胡厥文先生的夫人沈方成和吴朗西先生建议：初中毕业生和部分家庭知识妇女，可以当私塾教师，还可以争取资本家拿出一些定息来作经费。还有许多人提出了各种建议，例如中学可以实行三部制和七天制，大学也可以实行二部制，学制要作适当改革，中、小学学习时间可适当缩短。政府应鼓励自学，定期考试，考试成绩优良的给予一定名义。还可以吸收一些人到服务性行业去做接班人等等。总之，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案之下，发动社会力量，利用多种方式，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 +　　节育也是当前关系六亿人民的一件大事，讨论中大部分人都拥护实行节育，但也有人提出异议。社会人士袁希洛等先生认为中国人口不是节制问题，而是移民问题，因为有的地方人口过稀。民主建国会雷平一先生提醒说，关于节育的宣传有些小城市和农村里发生误解，以为是“共产党不让人养孩子”，便抢着结婚。有些宗教界的先生反对避孕，尤其反对人工流产。一位基督教长老举圣经中的事说：犹大的儿子坠了胎，神是不降福而给以处罚。天主教的有些先生认为人工流产“违反第六戒”。总之，讨论会上人们都根据自己的观点，无保留地说出了各种不同的意见。 + +## 打倒教条主义，大胆“放”大胆“鸣” + +　　要放而不要收，这是上海绝大部分文化界人士共同的语言。文化出版社许君远说：“现在我敢畅所欲言了，因为心中有了底。过去我对‘放’‘鸣’的政策的怀疑的，大家在反对新民报上林放的片面论，围剿王蒙，这样，我得看看行情。人民出版社有些党员过去觉得陈其通的文章好，我们就怀疑党的政策是否变了。现在这些问题我都解决了。”新民报一位党外朋友说：过去有个朋友把百家争鸣比作捕鼠机，老鼠看见肉，伸出头来，就被捕鼠机扣住。在未到北京开会前，我也同意这个看法，但现在我是信服百家争鸣的政策了。 + +　　上海作家协会小说组讨论中严格地批评了教条主义。有人说，上海的教条主义势力很强，赞成大胆放的１０％也不到。如果不打垮教条主义，“放”“鸣”是有困难的。有人说，过去“放”不出来和编辑部有关，编辑不尊重作者，而是要作者服从编辑部，根据编辑部的意图放花。有人说目前儿童文学中清规戒律还很多，最近有幅漫画，内容是许多兄弟分橘子，把大的分给最小的弟弟吃。教育局一位同志看了画说：“这幅漫画很好，可惜没有把橘子皮丢在字纸篓里。”大家觉得这是教条主义的一个例子。 + +　　上海电影制片厂编辑处许多同志对工农兵的方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包时说：“是否只有工农兵题材才有香花？如李天济写了妓女改造这个题材，是否也能算香花？我不明白。”羽山批评上海电影制片厂领导方面对工农兵方向问题的看法是教条主义的。他说：“过去我们所以接受教条主义，因为自己头脑中也有教条主义。”另一位同志说：“有些作家现在写东西连主题思想都不要了，美其名是反公式化、概念化。反对教条主义不要草木皆兵，什么都是教条。” + +　　戏剧界有些人主张放，但认为同时必须加强领导。陶雄说：“放不是说不要社会主义，而是‘放’出来让大家认识。领导干部不能决定那个要那个不要，但也不能不管。如何加强领导是个大问题。” + +## “两好并一好” + +　　上海工商界争论最热烈的一个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的性质问题。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工商界许多人感到“心定了”。 + +　　水上运输业魏文翰认为过去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总是工人阶级对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听了报告很有启发，明确了自己是在民主之内的，专政仅仅是对敌人。在明确这个问题的同时，工商界人士更深地体会到：本来是对抗性矛盾变成非对抗性的矛盾固然有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但如果没有“三反”、“五反”运动，矛盾的转化是要缓慢一些的。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五反”、“三反”的民主虽然大了一些，还是十分必要。橡胶业颜金星说：“我们要正确认识这个矛盾的转化，不要放松改造，否则又要死灰复燃。”建筑工程业褚荣生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两好并一好！党和政府把民族资产阶级放在第二类矛盾里；资本家也愿意这样做。这不是两好并一好吗！ + +　　工商界在讨论毛主席的讲话的时候，有些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思想不通。认为这样提是打击了资本家的积极性。可是，更多的人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工商界董寅初说：“不要改造的只是少数，主要是放松改造，原因是主观上因定息七年而有‘笃定’思想，客观上是民建和工商联工作没有搞好。”部分工商界人士还要求政协、工商联、同业公会等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克服过去各方面乱抓，但又搞得不深不透的混乱现象。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原题为：“在民主的气氛中展开激烈争论——记上海知识界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1.txt b/CCRD/1/3/2/0002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3a9efb0441fcbcfa7c6d56d8603e3103e41631 --- /dev/null +++ b/CCRD/1/3/2/000251.txt @@ -0,0 +1,17 @@ +# 莆田縣農村幹部群眾關係不行 + +　　新華社福州12日訊 中共莆田縣委員會在1956年12月下旬召開的三級擴大幹部會議上，揭發了許多農村幹部強迫命令、貪污腐化的事實。由於這些現象極為嚴重和普遍（據統計，參加會議的五百零四個區、鄉主要幹部中有70%左右都有這類問題），使黨和群眾關係很緊張。目前，群眾鄉幹部要求民主、要求經濟公開和要求辦事公道。在這些問題沒有解決好之前，群眾有抵觸情緒，對冬季生產工作勁頭不大。 + +　　據會議揭發材料統計，參加會議的區幹部中有貪污行為的佔區幹部總人數的11.4%。農業社社長有貪污行為的佔39、9%，鄉支部書記貪污行為的佔38.1%。忠門區東林鄉支部書記、鄉長等六個主要幹部私自把鄉的公產大廟宇拆掉變賣，用廟宇中的山木大柱作了五具棺材，賣後把錢分掉。新鄉主要幹部集體貪污了1954年群眾交納的公糧一百三十擔，群眾意見很大，從此交公糧很不積極，每年都有尾欠。 + +　　此外，區鄉幹部普遍地有假公濟私、挪用公款、向信用社長期借款不還等行為。農業社內部幹部利用支書、社長特權多記工分等現象也很普遍。例如新縣區張洋鄉鄉長光清早打鑼叫群眾防霜抗凍，就得了八個工分，而社員群眾辛勤勞動一天只得了七個工分，而社員群眾辛勤勞動一天只得了七個工分。常太區長基鄉一個農業社的社員說：“社長是爺，隊長是爹，社員是子孫，上午勞動養爺，下午勞動養爹。” + +　　幹部工作作風不民主，普遍有强迫命令現象。黃石區沙惠鄉幹部認為單幹戶覺悟不高，對單幹戶規定了幾條情況：1、統購要多派；2、肥田粉要少給；3、油、米證少發；4、公債要多完成。去春買公債時，規定社員每戶五角，而單幹戶要五元。黃石區水南鄉對單幹戶採取“管制”生產，把全鄉單幹戶編一個“組”選一個組長，要他們每兩天彙報一次生產情況，美其名是“加強領導”。 + +　　鄉幹部吊打群眾，甚至有逼死人命事件。涵江鎮蒼後街一家老百姓和一個和尚偷了某公司建築房屋的二根杉木。鄉幹部發現後就把這個老百姓吊起來，藉以嚇唬和尚，說是“殺雞儆猴”，和傷害怕，別人又嘲笑他，結果就上吊自殺了。埭頭區森岐鄉支部書記在1955年冬統購時，罰六戶未完成統購的舉凳子，說這是“處理一批”，來達到完成統購任務。 + +　　有些鄉幹部腐化墮落，亂搞男女關係，滿峰鄉支部書記姦污了十四個婦女（已處理），莊邊區龍山鄉團支部八個女團員中，有四個被支部書記姦污。 + +　　在莆田縣農村中，有些群眾說：“相信共產黨，痛恨鄉幹部。”常太區群眾說：“在解放時‘雲開見日’現在是‘有青天（指共產黨）但沒有太陽（指沒有好幹部）’”，前沁區群眾罵社長是“保長”，生產隊長是“甲長”。筍石區西鄉支書說：現在幹部除了不打嗎啡外，達人、吊人、睡人（指腐化）樣樣都有，和國民黨沒有二樣。（戚慧之）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3期，1957年1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2.txt b/CCRD/1/3/2/0002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00feb3e389bd07ee3fb3a317052a0c1b056ecc --- /dev/null +++ b/CCRD/1/3/2/000252.txt @@ -0,0 +1,31 @@ +# 在“争鸣”中求得统一和提高　首都学术界、文艺界人士的意见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引起了首都学术界和文艺界热烈讨论。４月１０日本报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和周扬同志对文汇报记者的谈话以后，大家对毛主席的讲话精神体会更深。近几日来，记者和一些学术界和文艺界人士交谈时，他们都表示热烈拥护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庚说：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大家说话没顾虑了，胆大了。陈其通等同志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发表后，好多人看了心里就怀疑，是不是党的方针又变了，要收缩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才把这些怀疑打消了。 + +　　过去有好些人批评的态度不正确，动不动就给人扣个大帽子，恨不得一棒子把人打死，这样，虽然批评的是少数人，但其他的人看了，也就不敢说话了。有些人不是某一个问题的专家，也没对某一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就随便批评别人的文章。 + +　　现在，没有这种现象了，真正是学术性的讨论了。学校里新开了一些课，同一门课同时由两位观点不同的教师开课，象红楼梦研究就是这样。 + +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朱谦之，最近很忙，他除了教学外，还抽空修改整理他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准备出版。以前写的“中国哲学对日本之影响”和“中国思想对欧洲文化之影响”也准备修改出版。他说，要在过去，这些书他不一定敢拿出来发表，现在没什么顾虑了。他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极了，这说明党的眼光远大。任何思想上的分歧都只有在争论中才能求得统一和提高。 + +　　北京大学哲学系自从提出争鸣的方针后，活跃多了。开了几门新课，象“罗素的哲学”、“黑格尔哲学”。前些时还开了一次讨论会。这个讨论会规模不小，武汉、天津都有人来，会上争论很热烈。朱谦之原来准备发言三次，结果因说话的人太多，自己只发了一次言。经过争论，一些问题有了结论，大家的思想都提高了。那次会虽然讨论了四天，但大家觉得有好多问题还没讨论，他们准备５月４日再讨论一次。１２日已开了预备会，并拟出了讨论提纲。除了讨论胡绳的“中国哲学史问题”和冯友兰的反驳文章外（最近准备发表），还打算讨论一些有趣的题目：如老子、庄子的哲学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我们对道教和佛教如何评价？对王阳明的思想怎样评价？对王道霸道如何解释等等。 + +　　著名的经济学家徐毓楠先生说，在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北京大学经济系这学期正式开了资本主义经济学家凯恩斯的课程（由徐先生负责讲授），并已讲了六讲。不过他认为在讲授这一门课程中有许多困难：一方面是听讲的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感性知识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初步基础知识了解的很少，因此不能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作进一步的研讨。而讲课的教师也因参考书缺少，研究的时间不够，所以对凯恩斯的经济学说的批判也难全面和深刻。同时目前我国经济学者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批判，一般是不够深刻和准确的，徐先生认为今后在批判态度上应该实事求是，准确地击中它的要害，使敌人没有反驳的余地。 + +　　接着他又谈到当前经济学方面的讨论情况。他认为目前在这方面的争鸣还只限于在名词概念上兜圈子。对当前国家重大的经济问题从理论上探讨和研究的工作还没有开始，这种现象在目前刚开始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初期是难免的，但如果长此下去，在经济学方面是难以争鸣起来的。因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实际的科学，要与当前实际情况紧密地联系。我们这些研究经济学的人不接触实际，对实际知识知道的少得几乎等于零，所以在研究国家当前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我们很难以从理论上加以阐述，有时简直是插不上嘴。这是很不好的。而且有许多老经济学家现在都转到搞历史方面去，也是值得注意的情况。如何能从目前名词概念兜圈子中转到对实际问题的探讨，这需要领导上的领导和支援，目前在这方面作的很差。 + +　　在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工地的一间工作室里，记者访问了著名的雕塑家刘开渠先生。刘先生说真理是不怕辩的，而且越辩越明。只有采取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会使大家更大胆更深入去探讨、摸索、创造新的东西。在这些新的东西中必然会有些是不好的，但在广大人民利益面前的考验下，在艺术界中的争论、评论下，我想不仅坏的东西得不到发展，而符合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符合于人民日渐提高的艺术上的新要求的东西，是会更加提高、完整的。刘开渠先生还对美术界今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是尽可能使美术界每一门类都能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二是艺术批评工作不仅要根据今天社会需要，而且还要根据今后发展可能来研究创作中的各种问题，以便给新的发展打开路子。第三是每件作品产生的具体条件和它们怎样到达人民手中都是不同的，如雕塑家在创作雕塑品所需的工作条件就不同于一位画家，更不同于一位小说家，诗人的诗以印出来和群众见面，雕塑品以立在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供人民欣赏，因此，负责做组织领导工作的同志应该考虑到它们的这些特点，采取不同的措施，帮助艺术家进行创作。这样“百花齐放”精神在美术创作实践上就会得到更多的发扬。 + +　　著名的昆曲演员白云生先生以他生平的经历，对记者畅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他说，过去几年，虽然没有人“禁鸣”“禁放”，可是很多人在思想上总是不够明确。老艺人们由于在旧社会一向受压制，顾虑比较多，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逐渐解除。拿昆曲来说，文艺界人士没有不知道中国有这样一个剧种的，但是过去没人敢提倡，因为怕被扣“宫庭士大夫阶级”、“复古思想”、“封建主义”之类的大帽子。昆曲“十五贯”上演以后，很受群众欢迎，中央负责同志也给了鼓励和指示，昆曲才又得到新生。白先生又说发掘旧剧目，让更多的好花开放，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更重要、更困难的是在接受了祖国文化遗产以后，创造出新的花朵。他告诉记者，他同他的同事们，正在加紧排练昆曲，并着手改编一些戏词，尽量作到不失原有风格又通俗化。他说今天对老艺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培养新生力量。 + +　　著名的电影演员赵丹、黄宗英认为在“电影的锣鼓”一文中，作者单纯用“票房价值”来衡量一部电影的好坏，这显然是片面的。他们说：“在解放以前，象‘火烧红莲寺’‘十三号凶宅’等黄色、迎合小市民口味的影片卖座率也很高，难道能说这些片子是好影片吗？难道我们的电影再倒退到解放以前的老路？目前，电影在面向工农兵的同时，有些影片显得概念化、公式化，因此群众不欢迎、卖座率低；这是由于剧作家、导演、演员没有很好地改造自己，不能深入工农兵的内心，因此不能正确表现出他们的形象。真正正确地表现了工农兵形象的‘白毛女’、‘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等影片除了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外，卖座率不也是空前的吗？” + +　　赵丹、黄宗英又谈到了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上已从行政组织上给“百花齐放”提供了保证。不久以前，上影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摄影师等已在适当平均力量的前提下，按照个人的自愿组成了三个厂。 + +　　许多长时期来没有在银幕上露脸的老演员都在拍摄新片。刘琼、秦怡和一些新演员正在拍制“女篮五号”，历史剧“林则徐”、“林冲”将由赵丹、舒适等主演，刘琼和赵丹等将合作“海魂”，舒适将主演“情深意长”，石挥则正在埋头创作电影剧本“海燕号遇难记”。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3.txt b/CCRD/1/3/2/0002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1bcbabdf6d8068152f323c0242075895896530 --- /dev/null +++ b/CCRD/1/3/2/000253.txt @@ -0,0 +1,21 @@ +#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 +　　<《人民日报》社论> + +　　１９４２年整风运动中，我们党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这一进行党内斗争的公式，这就是说，为了解决同志间的意见分歧，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经过整风运动以后特别是最近几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公式不但可以用于党内，而且可以用于党外，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 + +　　人民内部矛盾是是非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是为了明辨是非，增强团结，而不是象进行敌我之间的斗争那样，要消灭或打倒矛盾的一方。因此，在人民内部，例如在人民群众和政府之间、这一部分和那一部分人民群众之间、党和国家机关中的上下级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党和非党之间，都可以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和不同利益的冲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 +　　要使批评成为习惯。在党的生活中，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上，在国家机关内部，在各级党和国家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的日常接触中以及人民群众之间，批评和自我批评都应该更加活跃起来。在人民内部，任何人都可以批评别人，任何人任何机关团体也都要接受正确的批评。我们的任何党组织和国家机关，我们的任何工作人员，不论他们的职位高低、年龄老少、功劳大小、资历深浅、工作成绩好坏，谁都没有任何特权任何理由可以抗拒批评。应该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民主生活，使人人都有机会对自己不满意的事情提出批评。在我们的社会上、国家机关以至党组织中，都需要形成这样一种风气：把批评和自我批评看成象每天洗脸每天打扫卫生一样，是日常生活中不能一日或缺的事情。不要认为只有各方面都很不好的人，或者是坏人坏事才应当受批评，不要一遇到批评特别是公开的批评就过分紧张起来，大家对被批评者侧目而视，被批评者更觉得长期抬不起头见不得人。这种风气不利于开展批评。 + +　　批评是否有利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些同志有不同的看法。他们害怕批评会使内部矛盾尖锐起来复杂起来，会使党和政府或领导方面处于被动地位。事实是不是真的如此？以如何对待官僚主义作风为例。官僚主义常常是形成内部矛盾的一个重要因素。既有官僚主义，必然会引起群众不满。领导机关如果发扬民主，支持群众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在一定的时间内看起来，的确矛盾是紧张尖锐起来了。群众对有官僚主义作风的人非常愤慨，提出了大堆意见，很多很多问题一下摆到领导者的面前，领导工作一时也不免感到一些困难和被动。实际上，矛盾并没有更加尖锐，不过是表面化了。矛盾表面化了，问题都摆出来了，你就非去解决不可，这正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是好事而不是坏事。领导者在被动之后就会取得更大的主动。当然，对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评的时候，某些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威信是可能受到影响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党组织和国家机关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正缺点和错误，群众就会从这里看到党和政府对人民事业的高度的严肃负责态度，这时候党和政府的威信就不是降低而是更加提高和巩固了。相反地，如果不支持群众对官僚主义倾向进行批评，在一定的时间内，问题没有揭开来，大家在表面上似乎可以相安无事。可是，群众长期受到压制不能提出自己的正确意见和合理要求，一旦到了不能容忍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不冷静的过火的行为去反对官僚主义，甚至要求解决某些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这时候，矛盾真正尖锐化复杂化了，领导者也必然处于更被动更困难的境地。应该看到，矛盾和分歧既然在客观上存在，就谁也抹煞和掩盖不了。不正视它们，硬要掩饰它们，其结果必然是矛盾和分歧越来越加深越来越尖锐。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教训。 + +　　并不是任何一种批评都有利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同志式的实事求是的批评，才真正有助于分清是非，增强团结，才真正能够成为我们事业前进的推动力量。 + +　　开展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是非、团结同志，而不是为了整那一个人。因此，无论谁在批评别人的时候，都应该满怀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精神。在我们党内，提倡用正确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提倡向摔了跤的同志伸出手来，不但从旁等待他改正错误，而且要积极地和耐心地帮助他改正错误，欢迎和鼓励他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在人民内部同样应当本着这种精神开展批评。在批评别人的时候，要考虑到怎样为被批评者改正错误准备条件，而不要有意地整得别人下不得台，更不允许用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去批评人民内部的错误，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些同志有时候忽略了这个问题，特别是当他们认为被批评者的缺点和错误比较严重的时候，他们就要给犯错误者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当犯错误的同志表示了悔改的愿望，希望得到帮助和支持的时候，他们也仍然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去帮助这些同志，以致使这些同志失掉改正错误的信心和勇气。这对于人民的事业是很不利的。 + +　　要特别注意防止批评这一武器被宗派主义者利用。批评本来应当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有些宗派主义者却利用批评去打击排斥跟自己持不同见解或者有个人嫌隙的同志。有些人甚至把批评用做个人之间闹无原则纠纷的工具。这些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当然谈不到团结的愿望和同志式的态度，而是唯恐整不倒人，唯恐对方能够很好地改正错误。这样的批评不仅不会弄清是非，增强团结，还要混淆是非，破坏团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不少这样的教训。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也正是党内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同某些宗派主义者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成为反对宗派主义者利用批评破坏团结的有力武器的。这个经验，值得全国人民记取。 + +　　党组织、国家机关和企业的领导者，今天首先需要鼓励和帮助群众充分地使用批评武器。我们提倡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为了正确地发展批评，是为了达到更好的团结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用来作限制批评的挡箭牌。由于种种原因，批评意见中总不免有一些偏激过火的部分，批评者有时也会态度粗暴，方式不好，看起来似乎不合乎从团结出发的标准。但是，只要不是宗派主义者或别有用心的坏分子利用批评进行挑拨和污蔑，领导者对批评者就应该明确地采取保护态度。首先要保护他们提意见的积极性，接受意见中的正确部分。即使有少数偏激过火的意见，也不要马上暴跳如雷。我们应该引导批评向正确的方面发展，教育群众逐渐认识片面性的错误，但是对于那些片面性意见中的合理的成分和积极的作用，也不要一笔抹煞。这就是说，要用全面性去对待片面性，而不要用片面性去对待片面性。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应该是我们的座右铭。领导者愈是采取保护群众积极性的态度，他们就愈能够引导群众走上正确的道路，而领导者和群众也就愈能够巩固地团结一致。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4.txt b/CCRD/1/3/2/0002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fbd334f6211384fac3889c144114bfa12b6901 --- /dev/null +++ b/CCRD/1/3/2/000254.txt @@ -0,0 +1,23 @@ +# 党能领导哪些不能领导哪些 + +　　<何国柱> + +## （南开大学理论物理教研组主任何国柱） + +　　有些科学方面，党能领导，也需要党来领导。有些科学方面党“现在”还不能领导，同时也不必勉强领导。 + +　　党能不能领导自然科学？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不能肯定地回答“能”或是“不能”。我们只能说在“现在情况下”，在科学的某些方面，党能领导，在科学的其他一些方面，党还不能领导。我们必须注意到“现在”党内同志在科学知识上的客观条件；同时也要注意到所要领导的那些科学方面对领导人的科学业务要求如何而定。在这里，我特别注重“现在情况下”或是“现在”这几个字。因为党是在发展的，在进步的，现在党不能领导的某些科学方面，将来都可能领导。（这里必须声明，本文中提到的科学都指自然科学而言，因为党不但已经能领导社会科学，而且已经灵活掌握了社会科学，一般人在这方面都没有异议。） + +　　有些科学方面，党能领导，也需要党来领导。尤其是当科学和其他方面有关联的一些问题中，必须党来领导。例如科学和国家经济的问题，科学与国防，科学与社会需要，科学与国际关系问题等等。因为在这些方面科学家了解的就不全面，需要党作全面的考虑和安排，使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同时，这方面的领导人，一般不需要有某门特殊专业科学的精深知识，而只要求有广泛的一般性知识，而这种知识，党内同志是能够很快地学到，并达到能掌握的地步。一般科学家们，虽然在自己专长的专业内很精通，但对一般的普遍知识则未必就都能通晓。党和科学家在这些问题上的分工就显得很重要。如果党在这些方面多做些领导工作，就可以争取出更多的时间来使科学家们能更多用些精力在他们自己的业务方面。 + +　　在一些比较繁复错综的科学研究方面，例如原子能和平利用方面，不但需要大量的物理学家，也需要化学家、工程师、数学家、生物学家、技师和大量的工人；要有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合作才能顺利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党的统一领导；不但需要专门业务的领导，也需要一般的领导。因为这样庞大的科学研究，就一定会牵扯到国家经济和调动人才等问题，必须要做统一的筹划和处理。党在这些方面将起主要作用。 + +　　在有些科学方面党“现在”还不能领导，同时也不必勉强领导。我们不能也不必否认现在党内科学家数目仍然很少，要想处处都领导，面面都照顾到，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应当实事求是地把党的力量多放些在比较重要的，影响大的一些科学领导方面。至于一般不严重牵涉到国家计划和社会发展的科学部门，暂时应当多放手给科学家们；尤其是有关特殊专业问题，应当尊重科学家的意见。在纯科学技术问题上，只要不影响国家的总规划，应当由科学家自己来领导和解决。例如处理技术上的合理化建议问题，哪些合理化建议可以采纳，哪些建议太冒进等。这些有关技术专业的问题，我认为最好让懂业务的科学家们来研究、判断和决定。党可以采取建议和协助的态度。一方面党自己也应当在业务上争取搞通，培养自己使能渐渐达到能领导的水平。 + +　　同时，党能不能领导某一科学方面或某一科学单位，完全要看客观条件。这里主要的还不是党自己认为能不能领导的问题，而是群众认为某个党员能不能领导的问题，在这方面，党要适当了解科学家们对某个党员的领导服不服。党应该多注重领导人的业务水平和政治水平，不能单纯地看领导人是党员或者不是党员。因为有些科学方面对领导人要求有很高的业务水平，另外一些科学方面对领导人可能要求高度的政治水平。在目前有高度业务水平的党员数目还不够的情况下，在有些方面应当适当考虑让科学家们来领导。 + +　　至于党是不是应该争取将来在科学各个方面都领导，或是将来仍然让科学家在专业技术方面自己领导这问题，我还不能提供成熟的意见。这问题有仔细研究的必要；至少在目前，党还不必在科学每个方面都争取领导。解决问题的方法，在于提高科学家们的政治水平，尊重科学家对专业技术的意见，使他们能充分发挥在工作方面应有的积极性。 + +　　既然有些人对党能不能领导科学抱有怀疑态度，产生这种怀疑态度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个别党员干部在某些科学方面过于强调党的领导而发生偏差所引起的。希望党在这方面予以调查和纠正。另一方面，也希望某些科学家们不要常常自以为是，主观过分地夸张自己的业务知识，不仔细认真明了问题的各个方面就否定党领导的正确性。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5.txt b/CCRD/1/3/2/0002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3b2277eb160af78d8ea361fffaa053534fb9b4 --- /dev/null +++ b/CCRD/1/3/2/000255.txt @@ -0,0 +1,17 @@ +# 多听不同的意见 + +　　<《文汇报》社论> + +　　人民日报十三日的社论“怎样对待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篇重要文章。文中论及广开言路，扩大民主，借以有效地克服官僚主义。报纸负有言责，于广开言路一事，关系特别密切，所以，纵然人民日报对这问题分析已很精辟，还愿说几句话，求教于读者。 + +　　树立广开言路的风气，离不开这两条。其一，在说话的一方，必须有直言无隐的勇气。其次，在听话的一方，必须有听逆耳之言的雅量。现在是“放”和“鸣”的时候，以千金市骏骨，惟恐不至，所以，在听话的一方，养成多听不同意见的民主作风，最为重要。 + +　　人心所见，互有不同。不同的意见，不一定是不正确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分清是非的问题。谁说得对，照谁的办。说对多少，接受多少。意见虽然对，陈义过高，一时办不到，可解释清楚。只要听话的人从善如流，说话的人不哗众以取宠，双方抱着从团结出发的愿望，可以经过讨论取得一致的。目前，禁止他人说与我不同的话的人委实很少，禁止自己听不同的意见的人却有一些。此外还有一些人，听逆耳之言的风度有，虚心接受的勇气微嫌不足。要知道，永远正确和绝对正确的人，历史上从未有过。大禹和子路，尚有短处。所以禹闻善言下拜，子路闻过则喜。虽有短处，但不护短，因此大禹不失为圣，子路不失为贤。由此可见，抛弃自己的不正确的意见，接受正确的意见，并不会丧失“威信”，反而可以增加光采，大禹和子路的故事，千百年来不是作为佳话流传人口么! + +　　不同的意见，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不正确的意见，让不让他说?可不可以不听取?必须让他说，也必须细听。不说出，何以知道它不正确?不细听，何以断定它错误?要求说话务须正确，这岂不是间接的封住人家的嘴巴么?其实，不同的意见，纵令不正确，说出来，毕竟好处多坏处少。第一，它可起清醒头脑的作用。平心而论，有史以来，从未见过一个比人民政府更好的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功。不管多少双手鼓掌，也说不尽它的好处。但是我们不愿鼓掌鼓得太多，同时更不愿党和政府听掌声听得太多。好话听惯了，耳根容易变软，耳根软了，不悦耳之言渐渐听不进。所以，只报喜不报忧，势必蔽聪塞明，爱之适为误之。其次，它可以起肥田作用。以近事为例，陈其通等四同志合写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朱煮竹同志写的“电影的锣鼓”及“为了前进”，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不久，尤须大力贯彻的时候发表出来，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点价值也没有的。它们的发表，无异向我们拉了两声警报。一声是:目前有一些人忧心如焚地怀疑、否定这个方针；一声是，目前有一些人貌似拥护实是取消这个方针。这就催促我们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与他们的论点辩论中，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光采四射，深入人心，得到蓬勃有力的大发展。这岂不是起了肥田作用么? + +　　不同的意见，虽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但是正确与错误往往像一对孪生子连在一起，正确的见解中包含错误成份，错误的议论中包含正确成份。情况既然如此复杂，那末，倾听不同意见，正和披沙拣金一般，最忌心粗气浮。与其失之于严，不正确的一概不听，不如失之于宽，兼收并蓄，什么都听。失之于严，耳朵固然干净，有益的话也随之不来；失之于宽，耳朵固然不胜其“烦”，有益的话也随之而至。做人、做事、做学问，凡是听到不同的意见，均应如此。在这里，不禁令人记起鲁迅先生来。鲁迅先生从信奉进化论转到皈依马克思主义，原因很多，也与受了创造社批评的刺激有关。创造社的批评，错误多于正确，鲁迅先生却不一笔抹煞，反在“三闲集”自序中感谢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纠正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我们应该效法鲁迅先生。所以，对待不同的意见，不问其正确与否，都要听，细心地听。一分可取接受一分，十分可取接受十分。 + +　　我们的党一贯倡导倾听群众意见。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曾经语重心长告诫我们:“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别人说得对的，我们应该欢迎，并要跟别人的长处学习。别人说得不对，也应该让别人说完，然后慢慢加以解释。”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的私事。不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国事就办不好。没有对立，也没有团结；没有不同，也没有同。欲变对立为团结，变不同为同，第一件事就是多听不同的意见。现在国家进入新的时期，迫切需要动员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因此，人民日报社论重申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广开言路的决心。这使我们办报的人又兴奋，又惭愧。兴奋的是，做报的责任更重了，惭愧的是，我们的能力与任务不相称。谨盼读者多加督责!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4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6.txt b/CCRD/1/3/2/0002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bd046e51a6678c19a9780e965a4014faf103dd --- /dev/null +++ b/CCRD/1/3/2/000256.txt @@ -0,0 +1,35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连续举行扩大会广泛讨论和检查政府工作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７日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今日全天举行第六十五次会议扩大会，继续讨论教育、农业、水利、政法等方面的工作。 + +　　这是在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开始今年上半年的视察工作以前最后一次讨论政府工作的扩大会。 + +　　在这以前，常务委员会连续举行了九次扩大会，先后听了高等教育等六个部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并广泛地展开了讨论。在讨论中，代表和委员们充分发表了意见，大家肯定这几方面工作所取得的重大成绩，同时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以及实际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 +　　教育工作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引起了代表们和委员们的注意。许多人批评了教材编写方面的缺点，例如有些教材分量太重、大、中、小学有些课本内容重复、互不衔接、有的选材不适当、课本里的古典文学太多太深。高崇民在会上说，他的孩子现在在初中就已经读起“庄子”、“诗经”了，他要求有关部门很好地研究这个问题。老教育工作者郑芸说，现在小学语文课分量太重，从前要求初级小学一二年级学生学会三百字，现在要求学会一千五百字，许多教师对这样重的教学分量提出意见，但教育部门不肯接受。她建议教育部要统一领导编订教科书的工作。 + +　　钱伟长和陆定一也就教育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钱伟长说，目前教育工作中存在“教什么”和“谁来教”两个重要的问题。他说，在教材方面很多教材的分量都重了，把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教育出版社去完成，是太轻视它了。在教师的问题上，过去注意数量的发展是必要的，今后应该更注意质量的提高，什么样的人应该叫他做什么样的事。他希望教育部门应该很好重视中国已有的教学经验，忽视过去的经验是不对的。 + +　　陆定一在会上说，几年来教育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然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同时也不应抹煞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但是，我们不应隐讳我们的困难和错误。他说，教育部门的领导工作中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他们办事不注意同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育工作者商量，有的人甚至一意孤行，比方编写普通教育教材的问题就有很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他要求今后教育部门应该多依靠老教育工作者，多听取各学校和各地方领导机关的意见，坚决克服官僚主义作风。 + +　　在农业和水利工作方面，代表和委员们特别注意晋、冀、鲁、豫、陕五省农产品产量特别低的情况。竺可桢列举事实说明山西、陕西两省水土流失的严重情况。他说，据估计这两个省一年流失的肥料比我国一年生产和进口的肥料还多。他建议农业部和水利部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钱昌照也就这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华北平原的农田灌溉用水是不够的，即便修建了三门峡水库和引用汉水，也不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他建议农业部、水利部和地质部目前首先应该把华北地下水的情况弄清楚。 + +　　黄绍竑、邵力子、侯德榜、李书城等人也都对农业和水利工作提出了询问、批评和建议。黄绍竑说，据他在广西视察所见，广西几年来都有旱灾，而且很严重，有的地方群众吃水都有困难，他建议有关部门应考虑是否在广西地方也可推行北方打井的办法。黄绍ｈóｎｇ＠①还谈到有的地方有虚报农业产量的情况，他请农业部注意这个问题。 + +　　代表们和委员们对于政法工作发表了很多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１９５６年法院审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的显著下降，说明了社会的巨大进步，特别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生产关系起了根本的变化，这是铲除社会犯罪现象的基础。但是，代表们和委员们认为这种情况不应该使国家机关有丝毫的松懈和麻痹，特别美国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还在不断地向大陆派遣特务分子，国内的残余反革命分子也还没有全部肃清，同时在有些地方由于放松了向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忽视了遵守法律的教育，刑事犯罪现象在一些地方还是非常严重的。 + +　　会上，许多人列举视察工作中所见到的情况，批评了司法机关在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中还不够坚决有力，有些缩手缩脚。大家要求司法机关应该坚决采取措施，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以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黄炎培还建议常务委员会可考虑专门成立一个小组或者吸收有关司法部门来共同研究刑事犯罪的问题。 + +　　有的人建议，要减少和肃清社会犯罪现象，除了采取法律措施以外，还应该对人民群众加强宣传教育，同时对一些无业的人给予适当安排。 + +　　许广平在会上揭发了一些侮辱妇女、摧残幼女的不可容忍的犯罪现象。她要求司法机关对这些犯罪分子严肃地执行法律，同时要在社会上大力加强道德品质的教育。 + +　　黄绍竑在发言中提出，为了肃清刑事犯罪现象，对一少部分国家机关的公务人员、共产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青年团员的犯罪，应该严肃地及早处理，不要拖拖拉拉。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上的人有所警惕。黄绍竑还就视察中所发现的一些严重案件提出了询问，要求有关机关进行调查。 + +　　会上，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答复了代表和委员们提出的将近三十个问题。公安部副部长汪金祥答复了关于劳动教养的问题。水利部副部长李葆华答复了关于调查华北地下水和河北省水利等问题。教育部、高等教育部和农业部的负责人也都在会上逐项答复了有关的问题，有的并根据会上提出的批评作了进一步的检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谈到了学校学生负担过重的情况以及改变这种情况的意见，并特别检查了教育部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作风。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谈到高等教育部领导工作中强调统一限制过死的缺点。他提出，今后要更多地给高等学校一些权力，发挥学校的创造性，允许各学校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在会上答复了华北五省水土保持和在新疆、甘肃河西走廊发展棉花生产，以及动员复员军人、中小学毕业生决心归农等问题。刘瑞龙说，农业部的同志很兴奋，认为常务委员会扩大会的讨论和批评，对农业工作是很大的启发、很大的督促和很大的支持。 + +　　部长们还要求常务委员会今后能够经常检查和批评政府的工作，并希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政协委员到各地视察时，能够更多地发现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督促政府各部门改进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8日，原题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连续举行扩大会　广泛讨论和检查政府工作：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当场答复所提出的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7.txt b/CCRD/1/3/2/0002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7c26b224a7158f7d938228c6e35075ae87ca3f --- /dev/null +++ b/CCRD/1/3/2/000257.txt @@ -0,0 +1,19 @@ +# 武汉民主人士谈统战工作的五个缺点 + +　　新華社武漢１７日訊：民革湖北省委秘書長（民革中央常委）田竺僧曾說中共執行統戰政策有“五統五不統＂的毛病，獲得這裡民主人士的普遍擁護，認為這種提法代表了他們的看法。 + +　　所謂“五統五不統”是指： + +　　一、上統下不統（或統上不統下）。指統戰政策的執行情況有三好三差而言：中央作的好地方作的差；上面作的好下面作的差；領導幹部作的好一般幹部作的差。甚而有人把上面團結多、下面鬥爭多的現象比之為“上統下戰”。他們把這種越往下執行統戰政策越差的情況，形容為：北京老和尚的經是真經，被下面歪嘴和尚念壞了。 + +　　二、統左不統右（即統進步的不統落後的）。在統戰工作中有二喜二厭：喜歡左派和進步分子；討厭右派和落後分子。他們認為誰能和統戰部關係搞好誰就變成好的，否則就是壞的。 + +　　三、統大不統小。統戰工作只停留在高級民主人士中間，對一般民主人士的統戰工作注意不夠。 + +　　四、統政治不統生活。只在政治運動和重大事件中抓民主人士，而平時不過問他們的生活情況；與此相反，也有人（上層民主人士）認為是統戰部只統生活不統思想：生活照顧一般還好，而沒有對他們的真實思想情況作了解，因之，大家相處客客氣氣。 + +　　五、統工商不統黨派。指社會主義改造時只抓對資改造，忽略黨派工作。 + +　　中共武漢市委統戰部經過檢查後，認為上述提法指出了統戰工作中的一些缺點，但不夠確切，太籠統，因為它把統戰工作的好壞絕對化了，而實際情況則是上述五方面工作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每一項工作的好壞也不像民主人士說的那樣絕對，比如市級領導機關統戰工作不僅有好的典型也有壞的，而基層組織統戰工作不僅有壞的典型也有好的，只是上面好的多些，下面好的少些而已。（孫玉昌編）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1期，1957年4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8.txt b/CCRD/1/3/2/0002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ce03bd4814c9be19a06e98ff0bc2b374a822e3 --- /dev/null +++ b/CCRD/1/3/2/000258.txt @@ -0,0 +1,21 @@ +# 新闻记者的苦闷 + +　　<《文汇报》记者> + +　　（本报北京7日专电）4月17日，伏罗希洛夫主席在刘少奇同志陪同下参观农业展览会，首都各报记者跟随着采访，当时在场的外宾和欢迎群众很多，其中也有一些外国记者。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韩德福在人群很挤的情形下把挡在前面的一位高级干部拉了一把。这位高级干部转过脸来大骂：“你重要还是我重要？滚出去！”这位高级干部就是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同志。 + +　　事情并没有就这样了结。后来，外交部新闻司的一位同志又对记者们说：“你们别挤了，方才已经有一位同志有意见了。再挤就叫记者都滚出去！”记者们听到这话以后，当场有好几个人扯下了记者证说：“像这样可以不要我们采访了！”这只是一种抗议，事实上记者们忠实于自己的职务，还是完成了采访任务。可是，事后主管机关却片面地批评了记者，认为记者不遵守秩序。 + +　　像左叶同志这样对待新闻记者的例子当然是个别的、突出的，但是记者在执行采访任务中往往遇到一些障碍。 + +　　有些机关对于记者来说，真是难关重重。你通过了好几“关”，才能见到一位秘书。有时候局长推给处长，处长又往下推。至于首长，很难有机会接见记者。 + +　　有些机关不问事件内容和性质，横也保密，竖也保密。上海西郊公园，有一次到了一只狮子，记者们想发消息，公园的管理人说，这要保密。使人听了，真是啼笑皆非。 + +　　又如，桂林有一次举行晚会，没有给记者发请帖，主持晚会的机关却要当地两家报社报道晚会新闻，两家报纸的记者只好站在窗外看晚会的活动。 + +　　苏联马戏团来京访问的时候，有位首长批评记者说：“我们的记者不知道干什么的？像马戏团里野兽演员的活动是多么有趣的题材，不去采访。”哀，我们这位首长那里知道记者的苦衷呢？我们早把这项题材列入计划了，但是主管单位给了我们种种限制，就不准记者到后台去，要采访也得他们给安排时间，还得集体去。 + +　　现在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我们看到我国的学术界、知识界都开始活跃起来了。新闻事业也是一朵花，要使这朵花开得鲜艳，必须铲除一切压在这朵花上的砖头瓦块为人民的新闻工作创造条件。 + +　　 -- 原载1957年5月8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59.txt b/CCRD/1/3/2/0002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653131e326197817c66318c73630e72edb280 --- /dev/null +++ b/CCRD/1/3/2/000259.txt @@ -0,0 +1,17 @@ +# 政协北京市委员会讨论毛主席讲话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２４日讯政协北京市委员会从１７日到２３日以社会联络、民族宗教、医药卫生、工商、文艺、教育和高教科技等七个组为单位分别举行会议，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 + +　　讨论中，许多委员都说，过去分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之后，如同思想的又一次解放。工商界李贻赞委员说：毛主席把工商界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的地位，我们非常高兴，但矛盾性质是会转化的，工商界应该加强思想教育，很好地学习、改造。天主教北京教区副主教李君武说，有人把无神论者和有神论者的不同看作是对抗性矛盾，这是有害的。李哲生委员说，帝国主义宣传：共产党一定要消灭宗教，宗教徒一定反对共产党，这是一种恶意的挑拨。共产党主张宗教自由，中国的宗教徒热爱祖国并参加祖国建设，因此有着共同的利益基础，能够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起来。当然，这中间也有宇宙观的不同，但这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大家还认为，民族之间，必需克服大汉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意识。景孤血、王梓仲等批评了李六如作的小说“六十年的变迁”中不分满族人民和满族统治者，把满族人一概称为“满鞑子”是不好的。王梓仲对冯定作的“平凡的真理”一书中，肯定中国宗教在半世纪后就要消灭的说法也提出了批评。 + +　　对于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社会联络组和工商工作组都着重进行了讨论，认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徐叔委员说，对这种矛盾不要大惊小怪。一方面要正确地有分析地反映群众意见，防止夸大和缩小，另一方面也要向人民群众宣传、解释党和政府的政策。寿墨卿委员说：领导者与群众的矛盾必须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领导者不能对群众的批评一棍子打死。同样，群众对领导者也不要一棍子打死。 + +　　高教科技组、文艺组的委员们，热烈地讨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景孤血说，“百家争鸣”本身就是解决矛盾的方法之一。北京大学教授魏建功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是发扬民主。因此，它绝不仅限于学术界和文艺界，而是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都应贯彻执行的原则。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闻家驷说，“鲜花”、“毒草”都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往往是生长在一起的；因此，只有在“齐放”之后，通过“争鸣”才能得出结论。讨论中还有人提出，在科学、艺术问题上，“有准备地放”、“有原则地放”、“有条件地放”都是不对的。也有人提出，目前一部分知识分子中还有些顾虑，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只有把自己的意见心口一致地提出来，才能把工作作好。段炳辰委员批评了体育工作中争鸣不够的现象。他以篮球战术为例说，原来我国篮球有许多打法，各地有各地的风格，但经过批判资产阶级打法之后，就剩下一花独放——一种猛冲猛打的快速战术了。他认为，这种打法可以作为战术之一，但如果排斥其他，就不对了；不同的战术，有不同的特点和长处。 + +　　提出工作中许多具体矛盾 + +　　各组委员在讨论中还提出了工作中的许多具体矛盾。医药卫生界委员在讨论中，提出了医务工作方面的一系列矛盾，如中、西医的团结，医务人员和病人的关系，国家医疗事业的发展赶不上人民的需要，医院、医药公司及医疗器械厂的相互配合问题等等，认为对这些问题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按照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逐步地加以解决。教育界委员在讨论中指出，对于部分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的矛盾应该抱正确的态度。有部分学生的家长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错误的。家长们应该采取同国家合作的态度。高等教育科学技术界的委员对新、老教师的关系和教学工作中政治学习和业务研究的矛盾提出了意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原题为：“政协北京市委员会讨论毛主席讲话：许多人认为经过学习如同思想的又一次解放，宗教界人士说宗教徒宇宙观不同仍是人民内部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0.txt b/CCRD/1/3/2/0002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2739c01aa42c163927c532681bb1fb00acb1fd --- /dev/null +++ b/CCRD/1/3/2/000260.txt @@ -0,0 +1,19 @@ +# 祝电影事业日益繁荣 + +　　<《文汇报》社论> + +　　正当千百万观众期待着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既有兴趣又有教育意义的影片的时候，昨天正式成立了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坯成立了故事片、美术片、翻译片等六个厂、演员业余剧团和乐团。这是一项非常及时的措施。 + +　　为了改进电影工作，电影领导部门曾作了不少的努力，而广大的电影工作者和观众，也积极起了督促的作用，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这又一次证明，只要领导部门能和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任何工作都能向前推进。 + +　　解放后的电影事业，成绩很大，但缺点也很严重。缺点表现在审查过严、管理过分集中，影片产量少、部分影片质量低。造成缺点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艺术创作干涉过多，使很大一部分电影工作者的积极性没有发挥。现在电影领导部门采纳各方面的意见，决定改进电影部门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这是完全必要的。 + +　　但在电影工作采取了这一重大措施以后，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就以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厂以后的情况而论，还有一系列的问题，急待解决。在加强团结的基础上，怎样创造出我国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电影是一项新的、艰巨的任务，有待于电影领导部门加强对电影工作的领导，更有待于广大电影工作者进一步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 + +　　电影工作者是教育人民的人。教育人民的人，应该首先受教育。 + +　　我们的电影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电影工作者解决了为谁服务的问题，他就能贡献出更大的力量。按照现在的新办法，以主要创作人员为中心的、自由结合的创作组织，能够自己组织剧本，挑选演员，这样，潜力可以大大发挥，就有可能创造出题材多样、风格不同的影片。但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怎样更好地贯彻电影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这就有待于电影工作者认真地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水平，深入体验生活，和工农兵交上知心朋友。 + +　　一切改革工作是为了前进。电影工作的这一重大措施，对今后创制更多更好的影片必将发生良好的作用，我们预祝我国电影事业的日益繁荣。 + +　　 来源：《文汇报》1957年4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1.txt b/CCRD/1/3/2/0002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79df6565392223fe51b3d5b8a2ba4dc23d58f6 --- /dev/null +++ b/CCRD/1/3/2/000261.txt @@ -0,0 +1,105 @@ +# 座谈新情况下的电影工作 + +　　<《人民日报》编辑部> + +　　４月１７日，本报编辑部邀请白杨、应云卫、严寄洲、孟君谋、郑君里、宣景琳、张骏祥、崔嵬、舒绣文、吴茵、汤晓丹、瞿白音、桑弧等十三位电影工作者举行座谈会。他们发表了许多意见。现在根据不同的问题，将他们的谈话整理发表如后。 + +　　＊　　　　　　　＊　　　　　　＊ + +## 新情况产生新矛盾 + +　　张骏祥：　电影工作有很大成绩也有严重的缺点。年来电影领导方面正力求改革。最近关于电影的讨论更促进了这一改革。目前已采取许多措施，使创作下放，使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得以发挥。但不是一切问题一下子就都可以解决的，譬如女演员的积压问题就始终是一个问题。而分厂以后，又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譬如编剧和导演的矛盾。过去编剧和导演是强迫婚姻。导演对拍什么戏无发言权，这当然不好，现在实行自由结合，编剧又觉得剧本要导演点头，不免要象挑货郎担的到处兜售，要过导演的关了。其次是导演和演员的矛盾。过去领导干涉分派演员，是有缺点的；但如果导演过分强调了个人的喜爱，想找谁演就找谁演（当然他总是找他所见过的、比较熟悉的人来演的，而对他所不熟悉的人就不过问了），这样一来，演员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严重了。同样地，演员过分强调个人兴趣，许多戏无人愿意演，生产任务就受影响。所以，自由结合与任务计划怎样适应，还存在许多问题。还有，过去编剧是按照一定的题材比例写剧本，现在编剧不必过多考虑题材比例，不感到是出题作文了。可是又常常难免一窝蜂处理一类题材。这样，也会影响到电影干部的使用问题。例如上海电影制片厂今年出的剧本都是写青年小伙子、小姑娘的故事的，因此在座的几位女演员如白杨、舒绣文等同志也就没有戏演，而这些小姑娘又没有人演。是否还需要几个快手，能按题目为某个特定演员写戏的编剧呢？这也不无困难。从前有些编剧是不怕出题目做文章的，因为过去写的多半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编剧熟悉得很，可以左右逢源。今天编剧对于工农兵生活就不是那么熟悉了。本钱不大，好比裁缝师父，只有那么大一块料子，勉勉强强裁件褂子还可以，你一定要他做宽幅裙子，那怎么能行呢？以上谈到的这些新问题暴露出来是好的，因为暴露出了，矛盾就可以解决；解决了，电影事业就可以前进一步；但如何解决，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讨论。 + +　　关于“自由市场”问题，我的看法是这样。解放以前编剧、导演之间界限划分得不是那么清楚的，电影工作者和舞台工作者之间也是这样。有些人搞编剧，也搞导演；搞电影，也搞话剧。现在则讲究编制，是编剧，是导演，分得清清楚楚，就象邮局分格插信一样，一丝也错乱不得。过去这样做可能有一些好处，今后则可以不必这样死规定了。可以让大家自由发展，愿编就编，愿导就导。电影局领导方面可能有些顾虑，怕把人放出去了收不回来。其实不会的，譬如我这样的人，就不会放弃电影。电影自有其迷人之处，爱上了电影的人，是不会轻易放弃它的。导演要外找演员，这对本厂的演员来说是不利的；但是如果不允许导演外找演员，那就是干涉创作自由了。同样的编剧和导演之间也有矛盾。这些矛盾是不能靠订条例来解决的，只有在大家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来解决。如果编、导、演互相尊重，那么内部有演员可以担任某个角色时，导演就可去找他来扮演；导演如果外找的角色确实需要，则演员也不会埋怨导演了。另外有些矛盾是否也可以通过“自由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就是说各个厂的编、导、演可以自由结合，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可以和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合作，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演员，也可跟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联系到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戏。 + +　　崔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在电影工作领域内，首先揭开了领导和群众——主要是创作干部之间的矛盾。如果承认电影既是艺术创造又是工业生产，也可以谓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应当承认，电影局和各个制片厂不管在领导思想和领导作风上，都存在着一些缺点，甚至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发生过错误。但我们反对否定解放以来电影工作的成绩的虚无主义的观点，我们也不同意否定领导，抹杀领导的作用和成绩的一些偏激的意见。 + +　　目前领导上已经采取了许多积极的措施，以期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伟大方针能够在电影工作中彻底实现。新的气象已经出现，许多创作人员已经开始发挥自己的潜力。积极性很高，而且已经作出了成绩；但这仅仅是开始，要想使电影之花开的更美更香，还必须坚决清除一切不利于创作的清规戒律，大胆放手，才能使这种美好的愿望实现。 + +　　旧的矛盾解决了，一定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因此我们不能天真地设想，领导放手后，就会万事大吉。 + +　　不断地克服矛盾的过程，也就是我们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过程！ + +　　大胆放手和积极领导应当统一起来。“百花齐放”的方针在电影工作中贯彻，缺少领导的积极因素，也是不可能的。 + +　　个别偏激的想法，不应当影响加强领导的积极性。譬如题材方面，大家反对出题作文是对的，但领导对题材的比重必须明确，然后采取措施，保证人民能够获得最需要的精神食粮。作家描写自己所最熟悉的生活是对的，但目前出现的情况，却也值得注意。许多从事电影剧本创作的人，都写的是揭露旧社会的矛盾的剧本。当然暴露旧社会的黑暗也是必要的，但歌颂新社会的光明则更必要。我们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就必须去理解这个伟大时代的一切，决不能借口我们对旧社会有较深的体验，就不必再投身于建设新社会的斗争。描写推动历史、创造历史的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应当还是最伟大的主题。 + +　　我认为有一定的主题计划并不错误，问题是在于如何与作家的兴趣及其个人的计划密切结合，并引导熟悉各种生活的作家，从事电影剧本的创作。这样就可以保证题材的一定的比例。 + +　　领导放手，还必须研究过去和远瞩未来，对于一切措施采取慎重和坚决的态度。否则还将出现过去的一些情况。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到电影工作中后，更加暴露了创作人员之间的矛盾。我这样说，就是肯定矛盾过去已经存在着的，而目前更加尖锐了。过去编剧和导演有矛盾，演员和导演的矛盾则更加明显。目前我们已经开始了创作下放、自由结合的办法。因此编剧和导演的矛盾已经不仅是对主题、人物不同的理解，以及导演再创造时对于原作增添和减少的争执了。自由结合，以及过去对编剧和导演所付出的劳动估价有偏差，因而虽然有些导演在和自己熟悉的作家合作，而更多的是导演在自己写作剧本。再加上创作自由，导演可以拒绝自己所不喜欢的剧本，这样就形成了编导之间的紧张状态，许多编剧已经开始担心自己的作品没有出路，并考虑到放弃电影剧本的创作。这些矛盾的解决，必须通过领导所采取的措施，如基薪酬劳制度，对导演再创造的正确的估价，以及创作人员相互尊重和信任等。 + +　　导演和演员的矛盾，在自由结合的情况下也出现了更尖锐的情况。当然我们承认导演有选择演员的权利，我们也不应当反对导演到外面借用演员，但我们的导演必须从客观实际出发，进一步地了解和熟悉我们自己的演员，使我们自己的演员有扮演各种角色的优先权。如果我们的演员对于某个角色实在不能胜任，而且外找的演员的确比我们好，我们也应当赞成这种作法。演员应当端正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而导演对于这个问题更需要明确自己在创作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因为目前（将来恐怕也是这样）只有导演可以选择演员，而演员则难以挑选自己所喜欢的导演。 + +　　对于一些有经验的年龄较大的演员（主要是女演员）则必须给以安排，虽然这些演员因为条件的限制不能扮演更年青的角色。但是他们的可贵的生活经验和熟练的演技，一定要珍视并给以充分发挥的机会。这些矛盾的解决，需要领导的积极措施，也需要导演和剧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正确的认识和支持。 + +　　我们决不能忽略电影工作中的第三个矛盾。这就是主观力量和客观需要，也就是电影工作者本身和群众要求的矛盾。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人民的觉悟和文化水平提高了，他们对于最有群众基础的电影艺术，一定会有更高的要求，这是应当的；但我们的修养和能力还远不能赶上他们的需要和愿望。这个矛盾的解决，只有依靠我们的努力。目前我们艺术创作干部，脱离政治、脱离生活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以我个人来讲，作了很多年的行政工作，现在转回艺术创作的阵地，就感到很大的困难。农村生活不熟识了；工厂的生产斗争未曾参加；住在城市，连城市的情况也是不了解的。我们的生活圈子非常狭小，这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必须到生活中去，丰富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才有可能克服这个严重的矛盾。 + +　　上官云珠同志在“南岛风云”中饰演一个人民军队中的坚强的女战士，得到一定的好评，人们称赞她的演技，但是我以为她的成就更重要的却是具备了那个女护士长的革命战士的气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没有这几年的自我改造和思想认识的提高，她是不可能塑造出这样的人物的。 + +　　我们必须重视和克服这个矛盾，因为既然描写新的英雄人物是我们伟大的主题，在演员来讲，扮演新的英雄，创造人民英雄的形象应当是我们最伟大的课题，我们就必须正确地理解他，并和他们具有共同的感受，才有可能克服因为我们本身的条件而形成的矛盾而有所成就。 + +## 如何培养和使用演员？ + +　　白杨：　自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变动机构，演员分散下厂以后，我们演员都觉得自己责任更大了，这是好的。但仅仅这样不等于就解决了演员的使用和培养问题。我看，只有叫演员多拍片子，才能使新演员得到培养，使老演员得到提高。现在的情况是，无论新老演员都很少拍片机会。就说在座的几位演员吧，今年已经过去三分之一的日子了，却都还没有拍片任务。不是厂里不拍片子，而是在选择角色时不够重视现有力量。我们厂拥有不少优秀的有经验的演员和青年演员；但不少导演拍片时总要四处物色新人。当然，不断吸收新鲜的血液到我们的队伍里来是需要的，但总不能无视现有的力量啊！何况，物色来的新人，一般也只拍一部片子就算了，从此不再找人家。结果，现存力量既没有充分使用，新的力量也很少培养出来。 + +　　对待有经验的演员，现在流行着一股“尊老”的风气。把我们三十多岁的人都看作七老八十的，只能演老年人不能演年青人了。去年两位外国电影导演看过“为了和平”和“母亲”后碰到我和张瑞芳时大为惊讶，说你们原来都还年轻，为什么喜欢演老人呢？是啊，人家外国电影演员六十岁了还演小生，五十岁了还演小姑娘。年龄是不能限制艺术生命，是不会妨害再创造的。事实上，我们演老年人并不比演青年人省事，单是为了要在脸上划出皱纹来，就得花好几小时，结果还免不了被观众看出破绽。我想如果能把演员创造的天地放得宽些，演员就不会这样受限制了。 + +　　青年演员应该让他们有更多实践的机会。如果有的演员更适合于舞台演出，那就把他分配到剧院去，这样总比搁在厂里没有戏演要好些；不过这应该按照需要和自愿相结合的原则来办。 + +　　舒绣文：　关于演员的使用和培养问题，我再谈这样一些意见：第一，现有演员的潜力很大，希望充分使用；尤其是女演员，青春易逝，如果不及时地培养和使用，一结婚，一生孩子，就更做不了什么事了。这样对我们整个电影事业并没有好处。其次，上海电影制片厂分厂以后，我们有些演员乘拍片的空隙参加舞台演出。这很好。一个演员，单靠拍片培养是比较困难的，必须同时从舞台上来成长。我想不妨把演员下放到工厂、农村和各省市的业余或专业剧团去，参加演出工作或辅导工作。这样，不但可以发掘人材，培养人材；也可以使自己得到锻炼和改造。还可以把有经验的演员放到专业剧院去，参加剧院演出，排Ａ、Ｂ制，有拍片任务时再回来，也不妨害舞台演出。 + +　　至于“尊老”，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年龄较大的演员，有一些演剧经验，戏路也比较宽，是可以向演老年、中年的道路发展的。因为如果让青年演员扮演老年人更会感到困难；而年龄较大的演员扮演年青人在外形上也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当然，这并不是说有经验的演员不必去演年青人了，只要有合适的角色，还是可以演的。 + +　　吴茵：　我站在老演员、女演员的角度，很同意白杨、舒绣文两位的意见。如今老的快锈了，小的没起来，青黄不接，后继无人，令人着急。不是不在培养新人，但是来一个培养一个，不问他基础，不看他有没有发展前途，这是要不得的。从前资本家培养演员倒不这样。他要看值得不值得，再下本钱。温故而知新，如何使用、培养演员，过去有些办法还是可以考虑的。 + +　　此外，我的体会是“自由市场”就是“互通有无”的办法。各厂相互开门，取长补短，你厂里缺演老人的，我厂里有，给你。这样，可以使各厂编、导熟悉更多的演员，便于今后找角色；演员也可以拍到更多的片子。至于是不是也可以自由结合、自己制片呢？我想这比较困难，因为会发生场地、机器等一连串很难解决的问题。 + +　　宣景琳：　我打十八岁入明星公司拍片子，到现在已经三十二年了。头一年进明星就拍了六部，演了六个不同的角色。我以为，一个电影演员一年只拍一部片，老演一种角色，是很难提高的。我现在五十岁了，仍旧热爱电影事业。可是由于一方面领导上照顾我健康，一方面剧本少，我拍不上片子了。 + +　　汤晓丹：　演员问题，过去有些制度还可吸收。譬如合同制，通过合同把演员和制片厂约制起来，就是一个办法。此外，演员、导演、编剧之间的界限如果打破了，演员可以主动找编剧为自己写剧本，也可以带剧本找导演，这样演员就可能有更多的机会拍戏。过去拍摄反映工农兵的影片时，有些人确有一种偏见，认为只有老区的演员才能演好工农兵，我觉得这不是绝对的，只要能够深入生活，经过思想改造，认识上提高了，那么一般演员也能演工农兵的。比如上官云珠演“南岛风云”中的符若华，孙道临、齐衡演“渡江侦察记”中的李连长、吴老贵演得很好就是例子。这也说明，老区和新区的同志通力合作、取长补短是很必要的。总之，只要排除宗派主义情绪，有些问题就可得到解决。 + +## 重视过去电影生产管理的好经验 + +　　孟君谋：　解放前中国电影事业和其它工业不一样，没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大量投资，因此养成了电影工作者艰苦朴素的作风，在生产管理上有着很多好经验，对摄制影片的成本，也都是精打细算的。“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两集的成本，折合现在人民币约十四万元。在当时这样高的成本已经骇人听闻，而现在我们拍摄一部影片的成本，差不多都在二十万元以上。 + +　　解放以前，上海电影界一年的影片产量约在七十到一百部之间；而现在如上海电影制片厂去年只生产十七部影片就显得非常紧张。我觉得这和生产管理上是有关系的。过去拍片的摄制工作日一般是五十到七十天，现在每部影片的摄制工作日平均约一百三十天。摄制工作日延长，成本就必然相应提高了。 + +　　现在各个部门都积极响应增产节约的号召，可是电影生产部门似乎还没有这样做，因此在电影事业方面，如何增加产量，提高质量，降低成本，都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电影工作者思考和研究的。 + +## 提高科学教育片的水平 + +　　孟君谋：　科学教育片在我国还是一个年轻的、新的片种，但是它所起的教育作用很大。如介绍农业劳动模范陈永康水稻丰收经验的影片“培育壮秧”在各地放映后，农民兄弟学习了这个先进经验，就提高了收成。我国这几年来在工业、农业和其它方面的先进经验很多，如果能够及时介绍，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处很大。 + +　　科学教育片现在存在的缺点是产量不多，水平不高，同时和科学界以及实际业务部门的联系也还不够密切，这些都是我们亟待改善的。 + +　　在科学教育片的编、导方面，我认为应该按照工业、农业、卫生等等的类别进行专业分工，这样才能便于钻研，提高业务水平和影片质量。 + +## 对电影评奖的意见和建议 + +　　崔嵬：　我认为这次优秀影片评奖是有缺点的。影片得一等奖，片中的演员也都是一等奖，至于演员的创作是否和他得到的奖励相称，就不管了。实际上整个影片好，不一定每个演员都好；反之影片不很好，常常有一些演员却有突出的表演。现在是有些有成绩的演员，因为他们的片子得二等或者三等奖，他们也就只能是二等或三等奖的获得者了。这是不合理的，这种作法动机是很好的，但效果却不佳，值得领导上很 + +　　（好的考虑。） + +　　桑弧：　我建议人民日报今后可每年举行一次社会性质的影片评奖，一方面就该年度所上映各种影片的总的质量进行评选，同时分门别类地设立一些奖励的项目，例如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摄影奖、最佳美术设计奖等等，这对电影工作者也将是很大的鼓励。由于人民日报是拥有最广大读者的全国性报纸，我觉得由人民日报来举办这种社会评奖是合适的。 + +## 加强电影评论，密切报刊和电影界的联系 + +　　应云卫：　过去报纸曾经给我们很大的帮助和鼓励，电影工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是从来不离开的朋友，现在彼此的接触少了，希望今后仍能加强联系。报纸不但应该以更大的园地来发表影评，电影消息也应该增多一些。如果报上登了我们拍片的消息，那对我们将是极大的鼓舞。 + +　　张骏祥：　过去有很多青年同志跟上海解放日报写影评，因为报纸不登，写的人就逐渐少了。而报纸呢则总想自己的言论能更正确更完备一些，因此不愿意选登一般的稿件。现在解放日报虽然很想搞影评，却苦于找不到人写，有时即或有人勉强写出来了，质量也很差。我想只要是应该搞的，开头差一点也不妨。先从有人写到慢慢提高质量，扩大队伍。另一方面，也应该找些有经验、有研究的人来写。我有一个这样的 + +　　（建议，报纸是否可以约几位前辈作家负责一个专栏，经常对一些影片发表意见。） + +　　郑君里：　过去新闻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的关系非常密切，现在这种关系似乎中断了，这是很可惜的。今后电影的审查制度取消了，影片的好坏要靠社会舆论来评价，也就是把这个责任交给报纸了，希望报纸能够担负起这个任务。此外有些比较专门的问题，如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也就是电影如何与文学工作者发生联系的问题，希望报纸也能谈谈，因为许多青年文艺工作者很想接近电影，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 +　　吴茵：　报纸也应该为演员作些宣传。演员能够成名，除了领导上对他的正确使用，自己的努力等因素外，报纸对他的宣传也是很重要的。过去也有报纸约我们演员写文章，但是自己写自己总有些不方便；还是希望记者能和我们演员打成一片，息息相通，更多地给我们一些帮助。 + +　　桑弧：　人民日报可以组织一些不同意见的评论文章发表，这样可以使版面活泼，也可以避免被人认为是在做结论。 + +　　汤晓丹：　过去有些报纸有每日电影，现在我们不妨先从每周电影搞起。电影评论增多，对于今后在电影事业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有好处。人联名的形式发表。 + +　　崔嵬：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有人担心会天下大乱，其实大可不必。放手以后，可能会出一些小偏差，但基本情况会是健康的。社会舆论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是非，在这方面，报章杂志可说是个很重要的基地。报纸应该通过影剧评论对电影戏剧进行鞭策。见报的评论不必视为结论，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进行讨论。譬如“虎符”的演出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没有说完的故事”苏联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这些我们都可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现在一般的影评都只谈剧本，不谈导演和演员（或者只在末尾简单说几句）；对于外国电影也是一律说好，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2.txt b/CCRD/1/3/2/0002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b68cf4acc84b00eee2b330116047f16600f3e1 --- /dev/null +++ b/CCRD/1/3/2/000262.txt @@ -0,0 +1,11 @@ +# 上海、無錫、鎮江等地青年職工對贖買政策有抵觸情緒 + +　　本刊訊 據團中央青工部鄭祖英報道：上海、無錫、鎮江等地商業系統的部分青年隊贖買政策有抵觸情緒。 + +　　有些青年對安排私方人員在商店裡工作，不服氣，對他們的工作職權不夠尊重。有的青年說：“私營時是工人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合營後是資產階級領導工人階級”。上海市某糧店中的一個團圓因為受私方人員的領導，工作就消極，後來把他調到國營糧店工作，一個月後即當選為一等先進工作者，當領導上又把他調囘原店時，工作又消沉起來。上海新成區五金電料業有的青年說：“如果我們店中派在資本家當經理，我就不幹了”。區店的私方代表下店了解工作情況找團員說：“我為什麼去找你？你明天來店裡找我談談”。無錫高點公司有的門市部青年勞動紀律不好，資方代表批評他，他說：“你是資產階級，我是工人階級，資產階級怎麼能教育我工人階級？”這個公司批發部當某商店的私方代表來採購商品時，不給熱銷品，公方代表來就給。上海有的合營商店中的青年職工和私方人員不說話，有事都寫在黑板上。有的人在工作上和私方代表故意為難。無錫煤建公司有的青年故意把工作搞錯，看看私方代表懂不懂；上海新成區有的青年反映：搞統戰，發揮私方作用，這是捧私方的場，沒啥道理。 + +　　青年除對按排私方人員有意見外，對私方人員拿定息又拿薪水也有意見。像上海新城區大中百貨店的店團員說：現在作老闆可適意了，本來一個月只能拿七十多塊錢，現在拿到一百二十多元，認定是便宜了資本家。鎮江市小飯店的青年，因看到小業主拿錢很多，就提出意見說：“這個錢如果交給國家當作上繳利潤，我們沒意見，如果老闆裝到自己的口袋裡就得給我們增加工資”。有的青年看看資本家的收入，又看看自己的收入覺得店員過去比產業工人差，現在連資本家也不如，有的說：“榮毅仁一分鐘的收入逼我一天還多”有人說：“資本家有三好：過去好，現在好，將來好，職工有二好，現在好，將來好”，有的認為職工只有將來一好，現在也不行。 + +　　由於青年對贖買政策不了解，所以對國家黨不滿，有的講：“合營不合營一個樣”“新社會到處黑暗”。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3期，1957年1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3.txt b/CCRD/1/3/2/0002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ad98f44eb4a224251be49d550ce46d782ca153 --- /dev/null +++ b/CCRD/1/3/2/000263.txt @@ -0,0 +1,17 @@ +# 貴州省民族地區糧食工作中的問題 + +　　新華社貴陽１８日訊：９日閉幕的貴州省財經工作會議，檢查了幾年來民族地區的糧食購銷工作。到會代表的發言和會議提供的資料，証明少數民族地區的糧食工作存在不少缺點和錯誤。 + +　　最普遍的缺點和錯誤是，單純地執行統購統銷政策，忽視民族地區的特點。少數民族聚居的邊遠山區，一般土地瘠瘦，糧食產量不高。但過去隨征帶購時，採取典型代表一般核定增產指標的辦法，致造成某些地區評產偏高，統購中不該購的購了，該少購的購多了。在政策宣傳中，也是不深不透，如有的幹部說：“凡是少數民族有姑娘的戶都給三斗糧食。”群眾問道：“政府是不是規定叫我的姑娘坐花坡（談戀愛）？”引起了少數民族人民的誤解。個別幹部至今還錯誤地認為，凡是除了口糧、公糧、種籽、飼料外，多餘的應全部賣給國家。更造成了群眾的錯覺。 + +　　購、銷掌握不合理，也是造成留糧量不足的主因之一。各地幾乎都採取了統購任務逐級加派，統銷指標層層扣減的辦法。根據望謨縣、清鎮縣馬場鄉的檢查，望謨縣統購任務１９５４年超過４５％，１９５５年超過４０％，有一個鄉佈置任務一萬斤，結果完成十萬斤，造成農民普遍缺糧；清鎮縣馬場鄉在評議供應數字時，由八萬多斤壓縮到四萬九千多斤，實際留糧量又偏低，群眾普遍不夠用，要求增加供應。 + +　　對少數民族習慣必需的用糧，一般沒有制定切合實際的照顧辦法。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１９５６年統購時，雖有過明確的規定，但購銷任務較緊也就沒有貫徹執行，流於形式。加上有的幹部對少數民族人民的特殊用糧片面地認為是浪費，因而該照顧的也不照顧。鎮寧縣青杠鄉有一戶死了老人，要求供應大米二百斤，拿了証明文件到區裡，區幹部說：“你們馬馬虎虎抬出去埋了算，何必找麻煩。”政府未供應，他們回家就殺了一條大牛出氣。安龍縣八坎鄉一戶布依族也發生了同樣的事，因為無糧食，親友拒不上門，只好臨時請鄰居幫助把棺木抬到屋後埋葬。群眾對此感到非常痛心，說過去有好崽（兒子）能辦好喪事，現在有好崽也不能辦好喪事了。 + +　　習慣用糧沒有解決，同時影響了青年男女的正常社交活動。水城縣塢鉛鄉苗族姑娘坐花房，青年去串月（談戀愛）。因為缺糧不能做飯給他們吃，青年生氣將花房燒掉。這樣引起了青年男女擔心不好找對象，老人怕兒子找不到媳婦，因而對糧食工作極為不滿。 + +　　此外，在供應數量、手續上規定太死太嚴。安龍縣么塘鄉規定每場開倉二次，但距糧倉二十里外的地方來買糧，每次要等兩天。清鎮縣馬場鄉還規定毎次只准購買十斤糧。又如安龍縣永和鄉每人每月供應量偏低（最低十八斤），以致群眾思想抵觸。 + +　　這些缺點引起了會議的極大注意。在檢查的同時，提出了一些相應的措施，糾正偏差，以適合全省民族特點。（魯興倫編）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2期，1957年4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4.txt b/CCRD/1/3/2/0002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91df8409771edcc8524ef27749176c61f12a53 --- /dev/null +++ b/CCRD/1/3/2/000264.txt @@ -0,0 +1,27 @@ +# 天津举行宣传工作会议　云南邀集各界人士座谈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天津１８日电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已在今天结束。这次会议学习并讨论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经过几天的讨论，出席会议的人员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出席了会议，并且讲了话。 + +　　会议着重对如何贯彻执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进行了讨论。 + +　　出席会议的人员联系天津市人民群众当前的思想状况和实际工作中的问题，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尽管人民内部矛盾有多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是往往表现为人民群众和他们的领导者之间的矛盾。为了随时解决这些矛盾，必须克服官僚主义、扩大民主生活，并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会议认为，今后不仅全党和党委的第一书记要做思想工作，并且要和人民政府、群众团体、民主党派、非党知识分子一起来做思想工作。各级领导干部都应经常向群众做报告，和群众谈话，讲解当前为群众所关心的问题。为了加强同群众的团结，各级领导干部要与群众同甘共苦，在艰苦奋斗方面起模范作用。 + +　　出席会议的人员热烈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家认为，目前党内外还有很多人没有真正地领会这个方针的精神。因此，会议指出，要加强学习，打消顾虑，应努力克服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创造一种适合科学艺术发展的环境。同时，党内外知识分子要敢于独立思考，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揭露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许多科学家和文艺家在讨论中指出，重要的是要有“花”、有“家”。过去天津有过一阵关于“百家争鸣”的争鸣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停留在这上面。今后应该进行艰苦的研究工作和创作活动，拿出研究成果来，拿出作品来。为此，会议提出各部门应该制定规划、具体安排，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和补充。 + +　　会议还确定今后要结合自己的工作继续学习，要求从思想上搞透，并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执行。中共天津市委员会决定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传达到全体干部中、大学生中和中、小学的教员中去。报纸、电台应该积极地、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同时，市委各部门、各群众团体、各文教部门、各区要把本部门当前突出的一些问题加以排队，积极研究解决。 + +　　这次会议举行了九天。出席会议的一千多人中，有中共市委、区委和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党内外的宣传干部、科学工作者、教授、工程师、文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会上，有九十四人作了口头或书面的发言，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在会上作了报告。 + +　　本报昆明电　云南省各界人士最近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展开了热烈讨论。连日来，省委书记分别邀请了在昆明的一些科学、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党内外人士举行座谈。 + +　　关于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有人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主要是解决合理分配问题。也有人提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实质是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的人说：为了更好地解决学校领导同学校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否可以通过校务委员会和定期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征集群众对领导的意见，以充分发扬民主。 + +　　关于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有很多剧烈的争论。多数人认为目前云南主要问题是“放”得不够。有人说云南文化比内地落后，就更应该“放”，否则就要更落后。文化艺术界人士及若干著名演员在座谈会上尖锐地批评了省、市文化局对民间职业剧团干涉太多，带给剧团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和困难。 + +　　若干著名的中西医人士，对于中医与西医、中医与中医之间的关系问题及学术思想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1日，原题为：“天津举行宣传工作会议　云南邀集各界人士座谈：讨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5.txt b/CCRD/1/3/2/0002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aa88611db719586452ae21fee5a69b4ce144abd --- /dev/null +++ b/CCRD/1/3/2/000265.txt @@ -0,0 +1,47 @@ +#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８日讯中共北京市委最近召开宣传工作会议，认真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这次会议是在３月２５日开始举行的，一共开了八天。参加会议的党内外干部，结合北京市思想工作的情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六十一人在大会上发了言。 + +　　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市工矿建筑企业、中共各区区委、机关、群众团体、学校、文艺、卫生、体育、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内外干部一千四百多人，其中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二百九十多人。 + +## 正确贯彻执行中央方针　人民内部矛盾不难解决 + +　　参加会议的干部经过这次讨论，感到收获很大，方向更加明确了。他们一致认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了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方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有些干部在讨论中说：过去认为人民内部不能存在矛盾，现在认识到人民内部是存在矛盾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必须从原则上同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区别开来。北京市电车公司、北京市汽车运输公司、北京市自来水公司的党委宣传委员在会前就感到厂里的问题很多，如领导和群众间存在着某些不协调现象，觉得思想工作越来越不好作了；听过毛主席的报告以后，认识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加强了工作的信心。他们认为，目前厂内存在的党群关系、领导和群众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如果能正确贯彻中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工作，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有的还在会上检查了过去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一些粗暴作法。 + +　　大家认为，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提出后，北京市学术界、文艺界更加活跃起来了。有的大学开始组织哲学史、历史的学术争论；在戏曲方面挖掘了一千多出传统剧目，上演了一百多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有些老艺人如小翠花又重登舞台。文学界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在创作题材上也比过去广泛了。经过这次会议，尤其是听了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后，很多人思想上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消除了一些不必要的思想顾虑，进一步理解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正确性，对今后科学文艺的繁荣充满了信心。 + +## 接触实际，接触工农　知识分子要求改造思想 + +　　参加会议的干部衷心地拥护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指示。不少学校、厂矿、医院党委负责人在发言中说：团结改造知识分子是一件长期艰巨的工作，党组织要努力帮助他们树立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很多党内外知识分子在发言中表现了他们迫切要求接触实际、接触工农，更好地进行思想改造的心情。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在大会发言时说：“我们整天在书本上学习，这是很不够的；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要下乡下厂，去向群众学习，这个办法太好了！因为只有这样，知识分子的知识才能是实际有用的知识。” + +　　他接着说：“毛主席在讲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常常‘反求诸己’，要首先要求自己，就是说，遇到有些事情办不好或者行不通的时候，就要反问自己是否有错误。我觉得在知识分子本身来说，似乎也应当用党所掌握的精神，也要有‘反求诸己’的精神，应当首先要求自己。”青年作家王蒙针对这一时期文艺界对他作品的讨论，谈到自己的体会。他认为这次讨论中，绝大多数的意见是正确的，真是“胜读十年书”，对自己的思想改造提出了新的课题，要改造自己就必须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有些大学教授还列举了一些亲身的经历和见闻，说明接触实际进行调查研究对于了解党的政策、改进教学内容以及改造思想的重要意义。 + +## 只能说服，不能压服　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 +　　对于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参加会议的干部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大家认为去年以来，群众思想主流是健康的。但是由于在宣传工作上曾经存在某些片面性，如过分宣传生活的改善，忽视了艰苦奋斗传统的教育；加上思想工作一度放松，群众中不健康的思想如追求个人名利、忽视政治倾向等有某些程度的滋长。大家认识到：今后人民内部的矛盾更加突出了，思想工作的任务是更加艰巨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只能采取说服的办法而不能压服，因此，必须要切实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党委第一书记必须要亲自动手做思想工作。有的党外人士提出建议说，可以动员党外人士的力量协助党进行思想教育工作。 + +　　大家对这次党内外一起开会的方式感觉很好，认为这样不但可以集思广益，而且可以消除隔阂，密切党群关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许梦熊对参加这次会很受感动，他说：“过去我不知道党内到底做些什么事，现在参加这个会，好象看了一次展览会一样，深刻认识到党是在为人民谋福利。”不少党内外干部建议把这种开会方式加以推广。 + +　　在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中，充分体现了百家争鸣的精神，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问题和不同的意见。 + +## 不要怕“放”出毒草　批评要和风细雨 + +　　对于怎样具体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这个问题，大家赞成“放”，认为目前北京“放”得不够。 + +　　有些人对“放”还有顾虑，怕“放”出毒草使群众中毒，怕造成思想混乱；怕不好领导等等。也有的人把不是毒草的作品也当成毒草而加以反对，如有人甚至认为“夜半歌声”、“马路天使”也是毒草。也有些人还顾虑自己“放”了唯心主义以后，遭到打击。他们认为“放”就不要批评，批评是妨碍着“放”的。多数人的意见认为，“百家争鸣”，“鸣”就要争，就有批评。但是，批评要有说服力，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教条主义的粗暴的批评是妨碍着“放”的。 + +## 艺人演员对文化部门提出批评 + +　　会上有些人揭发了一些工作中的缺点，对文化工作的领导部门提出了一些意见。木雕艺人高荣礼反映，艺人陆竟达作了一个瓶，上面画了“夜战马超”的场景，结果受到领导的批评，说“国家的政策是和平，不应该弄战争的题材”。牙刻艺人杨士惠说：“我们搞象牙雕刻的人十分苦恼，搞老的不对，搞新的也不行。搞大件吧，说那是过去供皇帝欣赏的；作小的吧，说那是士大夫过去所玩弄的奇特的东西。作旧的仕女吧，被人讽刺为捧腹仕女；作龙凤吧，说是封建的；作佛像吧，说是迷信的。到底应该如何搞呢？很少人指出明确的方向。”曲艺界曹宝禄和京剧演员李万春反映有些领导部门在剧团工作上“重公轻私、重大轻小”。对国营剧团补助多，民间职业剧团补助少；把民间职业剧团的好角都挖走了。 + +## 党员和党外知识分子不要互相“敬而远之” + +　　有些高等学校小组在讨论中认为，目前在高等学校中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基本上是好的，比过去有进步；但是还存在问题，一些党员和党外知识分子之间还有隔膜，表面上客客气气，思想见面不够，互相“敬而远之”。他们建议以后通过多种方式密切接触，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有些党外人士批评有些单位党组织发扬民主不够，重大事情和他们商量不够。有的民主党派的干部提出目前有一些高等学校中民主党派的作用发挥得也还不够。 + +　　会议期间，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还分别召开了有党内外干部八十人参加的高等学校校长、教授，中小学校长、教师，文艺工作者和医务界、体育界的五次座谈会，征求了他们对各方面工作的意见。 + +　　对于上述不同的意见和问题，市委正在讨论研究，准备作大会总结。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6.txt b/CCRD/1/3/2/0002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70f04eddce9bd78f0de3853a313dbcf39d49f2 --- /dev/null +++ b/CCRD/1/3/2/000266.txt @@ -0,0 +1,19 @@ +# 沈陽市委統戰部副部長孫毅夫婦虐待孫母致死 + +　　新華社沈陽１９日訊：近來，中共遼寧省、沈陽市監察委員會，先後收到一些黨員幹部的信，他們認為中共沈陽市監察委員會對孫毅（中共沈陽市委員會統戰部副部長）、高茜（沈陽市人民委員會計劃委員會綜合處處長）夫婦精神虐待孫母致死，只予嚴重警告的處分太輕。這一處分決定，刊於３月２２日出刊的第一０四期“黨的生活”（中共遼寧省委黨刊）上。中共沈陽市委曾把這一決定批轉各級黨的組織和黨員幹部閱讀，並希望每個黨員和黨的組織都必須對這種錯誤行為進行批判和鬥爭，以便帶動廣大群眾樹立起敬重老人、關心老人的良好的社會風氣。 + +　　在處分決定公佈以前，記者曾了解沈陽市人民委員會一些幹部反映，他們認為：報上僅批判小幹部，負責幹部有了這樣錯誤卻沒人過問。 + +　　孫毅的母親已六十五歲，自二十六歲（孫毅兩歲）起守寡，她在困苦生活中將孫毅兄妹三人扶養成人。孫在十八歲參加革命後，孫母即等待兒子歸來。１９４８年沈陽解放，孫回沈陽，由市郊家鄉把母親接進城裡，高茜對待婆母尚好。１９５２年，高茜也由哈爾濱把他母親（是個小學教員）接到沈陽。開始吋，兩位老人按月輪流管理家務，不數月高就提出：誰管家誰記賬，孫母是文盲，只得不管。家中財政大權統由高母掌握。高母管理家務後把買來的東西鎖在小倉庫裡，孫母感到在生活上受很多約束，經常流淚苦惱。自此，高對婆母就有些看不上眼。孫母雖有關節炎病，仍然照管孫子，家中雖有媬姆，但是只管做飯洗衣。高茜常說孩子瘦了、髒了，對婆母怨言不絕。 + +　　初期、孫、高和兩位老人是同桌吃飯，但孫母卻有餵孩子的任務，等餵完孩子，桌上的菜沒有了，飯涼了，孫母只得吃冷飯。孫家的媬姆對此不滿，曾幫助孫母先把小孩的飯作好，餵完。孫、高回家吃飯時，又可同桌同時吃飯了。這樣不久，高茜母女又想出辦法：孫、高、高母坐在一邊，好菜好飯擺在跟前；孫母坐對面，鹹菜、湯等擺在孫母跟前，這樣孫母不便站起取好菜，只得胡亂對付一頓。這樣的不同待遇，孫母非常生氣，就不再與他們同桌用飯，等他們吃完再吃。有一次因飯菜已涼，孫母正想用油炒一炒，高茜看到後又當面責備了婆婆。 + +　　幾年來，孫母心情特別沉重，常常把過去撫育兒子、等待兒子的苦心和現在的處境對比，因此產生了自殺的念頭。孫母對媬姆說：我像牛馬一樣，他們（指孫、高、高母）三人是貴族，我是奴隸，不如當媬姆自由，我有病還要看孩子，不如死了好。曾幾次穿上好衣服，戴上耳環想自殺。有次孫毅對他母親說：“你想造反怎麼的？你要死，你的東西都給你帶去，我們一點都不要。＂曾有一次，孫母走出一日未歸，原想自殺，但又想到死要死得明白，晚上又回到家裡，先和高母談話，後又找孫毅談話，述說過去撫養他的苦情以及守寡多年盼望兒子養活自己的心願。但孫說：不要再談過去的事吧！孫又批評了母親的封建思想，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地要求兒媳侍奉婆婆了。孫母認為自己的親生兒子也不同情母親的處境，才決定了自殺的念頭。在去年６月７日晚上，在屋中吊死。孫、高二人囑咐公務員、媬姆，不准向外人講家中情況，就說是病死的。孫、高送殯到市郊（孫之家鄉）埋葬，鄉親們詢問老太太死的原因時，孫卻說是睡覺睡死的。 + +　　以上只是公務員、媬姆們反映出來的情況的一部分，內部是否有更多的情況很難了解。 + +　　去年８月間，沈陽日報根據讀者的揭發才開始調查這一事件，並請示中共沈陽市監察委員會如何處理。監委會早已知道這件事，但認為不夠紀律處分而未作調查。報社記者提出調查意圖以後，監委表示同意，並派出一名幹部參加。他們訪問過幾位孫母的親屬；又在派出所協助下，找到幾名在孫家服過務的媬姆，進行了多方面了解。沈陽日報稿件寫好後，送交市委審查，市委委員會開會研究過一次，去年１１月間市委書記處又研究了對孫、高二人的處分問題。確定孫、高的錯誤性質只是對待老人冷淡、關心不夠。決定給予嚴重警告處分。並令孫、高檢討。孫、高在檢討中說：“老人之死，是因為不能忍受疾病的折磨而自殺。我們對老人關心不夠，是有缺點的。”但是，記者又對病情進行了深入調查。據市立第三醫院常給老人看病的醫生找到的病歷表証明，孫母在１９５２、１９５３年時，關節炎比較重，近兩年已經基本痊癒，並且還胖了。附近的居民也說孫老太太死前，天天領著孫子到街上去玩，看不出有疾病的痛苦。 + +　　市委不同意報紙發表這件事，怕引起群眾義憤，怕市委給孫毅、高茜的處分拿不下去。在市委給予處分之前，市計劃委員會的黨支部曾打算在支部會上提岀來，幫助高茜認識自己的錯誤，但是，市委不同意這樣做，讓他們等市委確定處分後再進行此項工作。（任步芳）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3期，1957年4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7.txt b/CCRD/1/3/2/0002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8e7fbf21988238014e39c1327b6af7e04d8138 --- /dev/null +++ b/CCRD/1/3/2/000267.txt @@ -0,0 +1,25 @@ +# 中共广东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　党内外干部一起研究党的方针 + +　　<李子明> + +　　本报广州电中共广东省委最近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 + +　　参加会议的代表们都有一个新鲜的印象：党内党外的干部一起开会研究党的方针政策，这在广东来说还是第一次。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民盟广东省委员梁若尘说：过去贯彻政策是先党内后党外，很多党外人士有自卑感，觉得自己比人低了一等，工作就不够积极；这次会议党内外的干部一起参加，讨论党的方针政策，使非党干部增强工作的信心，也使党员干部更加明确执行党的政策必须和党外干部一起行动，对党外同志一视同仁，平等相待。他希望今后各部门各县市能够多开一些这种形式的会议。 + +## 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代表们感到象春风拂面，心胸豁然开朗。 + +　　在学习讨论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指示后，代表们感到象春风拂面，心胸豁然开朗，思想又一次得到了大解放。广州中山医学院副院长周寿恺说：时代大转变了，我们的思想也要来一个大转变。有些党外干部，原来只打算来听听会议传达的，学习过文件后，也解除了顾虑，畅所欲言了。 + +　　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在小组中引起热烈的争论；开始有不少的干部思想转不过来，对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划分不清。代表们举出了一些具体例子：１９５３年间汕头金山中学教师刘声慕等五人因为平时常向领导提意见，学校的领导认为他们是“反党集团”，斗争后将其中四人调动工作，二人被开除团籍，致使其他教师顾虑重重。经过调查，才弄清真象，重新处理。灵山县代表讲了一件事实，很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灵山县有个地方，群众迷信很严重，拜石头，影响生产，经过说服教育，有些群众已不拜了。但是有一个干部认为把石头炸毁就可以“破除迷信”，结果把石头炸毁了，群众迷信思想不但没有破除，反而招致群众的更大不满。最后还是通过说服教育的方法问题才获得解决。 + +## 争论最多的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的代表说：目前的情况是又放又怕“放”，有关部门抓得太紧太死。 + +　　争论得最多的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大多数代表衷心拥护这个方针，党外的干部格外兴奋。他们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我国科学和艺术的长期的根本的政策。从广东戏曲方面来看，贯彻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后，剧目比前丰富多采，许多传统剧目被发掘整理出来了，过去不敢演的戏也上演了。如粤剧“苦凤莺怜”受到群众欢迎。全国政协委员、粤剧著名演员马师曾说：在“百花齐放”中我们不怕毒草，因为我们着重栽培的是香花。我们应该相信人民有辨别毒草的能力，即使毒草出来也是不长久的。粤剧名演员文觉非说：必须把多种剧目都放出来。不放是不可能把一切好的东西都放出来的。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又“放”又怕“放”，有关部门抓得太紧太死。“百家争鸣”也一样，只有“争鸣”才争得出真理。 + +## 许多代表认为：过去对文学艺术的批评采取了粗暴的方法，不是治病救人的态度。 + +　　对于批评问题，许多代表都有意见。认为过去对待文学艺术的批评是采取粗暴的方法，不是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作家韩萌指出对小说“老油条”的批评就是这样，一下子就给扣上“反现实主义”的大帽子。这不符合党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政策，必须予以改变。粤剧名演员文觉非说：有些粤剧传统剧目，刚露出芽就给开水当头淹下去了。他相信经过这次会议，戏曲方面会出现更繁荣的局面。 + +　　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现在还只是一个开端，如何坚持贯彻这一方针，还有待多方面的努力。在这次会议中，有一部分党员干部对于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还没有很好领会，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还有抵触情绪。有些没有县委书记来参加会议的县干部，担心回去难以贯彻，或者会象“一阵风”吹过以后又沉寂起来。这些问题，都必须在今后工作中继续加以解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8.txt b/CCRD/1/3/2/0002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a66baf530af4c48913d86d687e29d99f7993f3 --- /dev/null +++ b/CCRD/1/3/2/000268.txt @@ -0,0 +1,15 @@ +# “不平则鸣”　政协江苏省委员会讨论“百家争鸣”方针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南京２３日电政协江苏省第一届委员会从２０日起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首先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２１日起开始分小组讨论。 + +　　这一次小组讨论非常热烈。委员唐君远在讨论中谈到“百家争鸣”的方针时说：争鸣有各种各样的鸣法，一种是“不平则鸣”的“鸣”，这是“发牢骚”，这不好，我们不要这种“鸣”。中共江苏省委书记许家屯则认为“不平就要鸣”。江苏省工会联合会主席谢克西也说：“不平就是有矛盾。”许家屯说：“鸣出来就能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就能得到平。”委员们认为肯定这一点很重要，这样思想就能敞开。 + +　　在有二十多个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参加的小组会上，有的揭露了视察中所发现的矛盾，但也有人提出不要随便什么都“鸣”，怕“鸣”乱了。委员李文定说：“想把矛盾盖起来不等于矛盾就不存在。要加快建设我们的祖国，就要把矛盾摊开来，正确地处理。” + +　　南京工学院副院长吴大榕教授在小组会上回忆解放初期知识分子的心情说：那时大家对党只歌颂一番，但心里是信疑参半。现在不同了，成了自己人，表面对党的歌颂少了，对工作与领导提些意见，但他们的心里充满了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 + +　　委员刘云昭在会上举出历史上齐威王纳邹忌之谏，大开言路，对言者有赏的故事作为例子，认为除言者无罪外，还应该言者有赏。他还建议政府对打击报复者制定一个惩治条例，并广泛宣传这种条例，使群众勇于揭露问题。会议还在继续进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69.txt b/CCRD/1/3/2/0002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a195fc1817e35f8720f6cb35bd40954edbcb6d --- /dev/null +++ b/CCRD/1/3/2/000269.txt @@ -0,0 +1,63 @@ +# 參加中共廣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的宣傳工作幹部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疑慮和分歧意見 + +　　新華社廣州２０日訊 + +　　中共廣東省委宣傳工作會議在１７日結束。參加會議的一千六百多個黨內外宣傳工作者，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下面一些疑慮和分歧意見： + +## 一、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存在的疑慮： + +　　有人說，目前社會主義制度還未鞏固，人民內部矛盾還很突出，提出這個方針，是否為時過早？蘇聯沒有提出這個方針，不是一樣建成社會主義嗎？ + +　　有的說，貫徹這一方針，只有使矛盾更加突出，怎麼能解決人民內部矛盾呢？既然在高級幹部中有９０％的人思想不通，那末中央提出這個方針是否脫離群眾？ + +　　科學界有人認為，科學研究是要有基礎的，今天基礎還不鞏固就提出來“爭”，會不會“冒”？ + +　　有人說，“放”和“鳴”最低限度應以憲法為標準，否則將天下大亂。有人擔心在目前的五百萬知識分子中，只有１０％的人比較熟悉馬克思列寧主義，提出“放”，馬克思列寧主義是否站得住腳？香花會不會為“毒草”毒死？ + +　　有人對貫徹這一方針有六怕：怕“圍剿＂；怕升級（即思想問題變成敵我問題）；怕丟臉；怕撤職；怕檢討；怕人心大亂。 + +　　有人怕一“鳴＂起來，敵人也有言論自由。過去說一百朵花都可放，只有一百零一朵花即反革命的花不能放，為什麼現在又說可以出蔣介石選集？ + +## 二、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理解，還存在若干分岐意見： + +　　“放”和“鳴”是否要有一定的條件？有人認為，必須要有一定的條件。花開有季節，鳥鳴也有時候，“放”和“鳴”如果沒有一定的條件，就會引起大亂；但也有人認為，不應該有什麼條件，一篇“草木篇”毒不了幾個人，反使大多數人受到教育，沒有什麼可怕。 + +　　爭鳴應否公開提出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思想？有三種意見：“（一）不應公開提，人民內部既然有宣傳唯心主義的自由，公開提了，反増加思想顧慮，只要由領導掌握即可；（二）應該公開提，旗幟鮮明，有不同意見，可以大家來爭；（三）可以提，但不必經常說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只要在爭鳴過程中貫徹就行了。 + +　　對於黨的方針、政策，是否可以爭鳴？有三種意見：（一）黨的方針政策是完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制定出來的，不能爭鳴。特別是涉及到軍事、外交、經濟建設計劃等，更不能爭；（二）經過爭鳴才能使幹部思想更趨明確，更好貫徹執行。有錯誤，也可以在爭鳴中不斷修正；（三）原則上可以爭，但方針政策制定出來是要馬上付之實施的，爭來爭去，會影響它的貫徹，如何具體做，還應研究。 + +　　對黨內如何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問，黨內有組織性紀律性，因此在貫徹這方針時是否另有一套規定？有人認為，共產黨員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問題的看法也絕不可能毫無分歧，因此有不同意見也可以爭鳴一番。但也有人認為黨內不應提什麼“爭鳴”，而是接受真理、提高認識的問題。 + +　　“百家爭鳴”方針應否在黨校中貫徹？有的說要看學校的領導力量和學員的對象；有的認為在教員中可以，在學員中則不行；有的說黨校中心工作是貫徹理論聯系實際的方針，正確宣傳馬克思列寧主義，什麼東西可以爭鳴，如何爭鳴，都要看是否符合這一原則；也有人說，理論聯系實際方針本身就包括著“百家爭鳴”的精神，因為正確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是要經過爭論、辯論、思想交鋒的過程的。 + +　　有人問，報紙是否可以作為爭鳴的場地，特別是縣報？報紙是黨報，要貫徹黨的意圖；它又是群眾的報紙，要照顧讀者的興趣，因此應否和如何在報上“放”和“鳴”，黨委應給予明確的指示。 + +　　學校裡（特別是中、小學）教師與教師、教師與學生之間是否可以“爭鳴”？是否允許教師傳播唯心主義觀點？有人認為學術上的爭論是可以的，但講課還是要根據教學大綱進行；而有些人則認為教學大綱並非法律，決不能迷信。有人說，兒童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在兒童文學園地裡不能貫徹“百花齊放”方針；根據同樣的理由，在小學裡不能貫徹“百家爭鳴”方針。 + +　　農村裡是否也可以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有的認為農民文化水平低，抗毒力差，並且忙於生產，因此不應“放”和“鳴”；有人認為農村也可以“放”和“鳴”，問題在於領導，如過去討論棄農就商、合作化優越性等就曾“放”過，“鳴”過，而且農民的技術改革問題也要很好的“爭鳴＂。 + +　　許多人對“馬”家何時出馬，很難掌握。太早會限制“放＂和“鳴”，太遲又使人心混亂，無所適從。 + +　　有人要求明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與民主集中制的區別和關係。這方針提出後，紀律有些鬆弛，一些個人問題鬧得很凶，都以“放”、“鳴”為藉口。 + +　　有人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看作是適用於國家一切工作和整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方針，因為它的精神是充分發揚民主，暢所欲言，追求真理；但也有人不同意，認為這僅是發展繁榮科學、藝術的方針，不能到處亂套，否則會造成思想混亂。 + +## 三、對於廣東貫徹執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估計，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 +　　一種看法認為廣東還沒有真正“放”、“鳴”起來，原因是：（一）領導上抓得不緊，態度不明確，有怕亂的思想；（二）地盤少，有些教授說“英雄無用武之地”。中山大學過去有自己的出版社，有許多刊物，現在卻只有一個學報。其次資料也缺乏；（三）有些人思想上有顧慮，懷疑這一方針是“誘敵深入”，講錯了將來要挨“整”；（四）科學家本身拿不出東西來；（五）編輯水平低。一次有一篇“琵琶行＂詩畫的評論，把“琵琶行”誤認為古詩十九首。且往往把好的稿子退了，不好的登出來。 + +　　另一種看法認為廣東的“放”“鳴”已開展起來。許多久沒動筆的作家也動起來了；文藝批評也較前活躍了；戲劇方面也出現了新氣象。 + +　　文藝批評方面，有人認為廣東也開展得較差，好的東西沒有表揚，壞的也未受到批評。 + +　　四、繼續“放”，還是“收”？ + +　　對“放＂有不同的理解：一種認為“放”應該有領導，不能自由泛濫地亂擺攤子，什麼都大量出版；一種認為既然“放”，則什麼都可以拿出來，你有放的自由，我也有批評的自由，經過交鋒，才能分勝負。 + +　　怎樣才算是有領導的“放”呢？有人認為主要抓兩條：一是加強對人民群眾政治思想教育，擴大社會主義思想陣地；一是加強對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以縮小非無產階級思想影響。也有人認為所謂有領導的“放”，就是要有原則，不能無原則的遷就，許多亂子往往就是從遷就中來的。 + +　　有的認為，只“放”不“收”，則香花、毒草就沒個結論。但是，什麼時候才是收的時機，不好掌握。毛主席批評陳其通等人，是否因為他們的文章發表得不是時候（過早）？ + +　　有人認為，“放”是長期的、永遠的，“收”是一時的，或根據需要收一下。好像一個問題提出後，經過反復的充分的討論後，就要做結論。有開花，有結果；隨後又會開花，又會結果，這原是很自然的。因此，對“放”和“收”，不能理解為先放後收。毛主席提出“放”，是針對９０％的高級幹部對這個政策認識不清而言，並不是表示現在先“放”，只有“放”，到某個時候才“收”，只有“收”。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0.txt b/CCRD/1/3/2/0002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e8b773ab0f4859302da74d26ab78c26b042f64 --- /dev/null +++ b/CCRD/1/3/2/000270.txt @@ -0,0 +1,63 @@ +# 广东宣传工作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疑虑和分歧意见 + +　　<新华社> + +## 参加中共广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宣传工作干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疑虑和分歧意见 + +　　新华社广州20日讯 中共广东省委宣传工作会议在17日结束。参加会议的一千六百多个党内外宣传工作者，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下面一些疑虑和分歧意见： + +## 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存在的疑虑： + +　　有人说，目前社会主义制度还未巩固，人民内部矛盾还很突出，提出这个方针，是否为时过早？苏联没有提出这个方针，不是一样建成社会主义吗？ + +　　有的说，贯彻这一方针，只有使矛盾更加突出，怎么能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呢？既然在高级干部中有90％的人思想不通，那末中央提出这个方针是否脱离群众？ + +## 科学界有人认为，科学研究是要有基础的，今天基础还不巩固就提出来“争”，会不会“冒”？ + +　　有人说，“放”和“鸣”最低限度应以宪法为标准，否则将天下大乱。有人担心在目前的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只有10％的人比较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放”，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站得住脚？香花会不会为“毒草”毒死？ + +　　有人对贯彻这一方针有六怕：怕“围剿”；怕升级(即思想问题变成敌我问题)；怕丢脸；怕撤职；怕检讨；怕人心大乱。 + +　　有人怕一“鸣”起来，敌人也有言论自由。过去说一百朵花都可放，只有一百零一朵花即反革命的花不能放，为什么现在又说可以出蒋介石选集？ + +## 二、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解，还存在若干分歧意见： + +　　“放”和“鸣”是否要有一定的条件？有人认为，必须要有一定的条件。花开有季节，鸟鸣也有时候，“放”和“鸣”如果没有一定的条件，就会引起大乱；但也有人认为，不应该有什么条件，一篇“草木篇”毒不了几个人，反使大多数人受到教育，没有什么可怕。 + +　　争鸣应否公开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有三种意见：“(一)不应公开提，人民内部既然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公开提了，反增加思想顾虑，只要由领导掌握即可；(二)应该公开提，旗帜鲜明，有不同意见，可以大家来争；(三)可以提，但不必经常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只要在争鸣过程中贯彻就行了。 + +　　对于党的方针、政策，是否可以争鸣？有三种意见：(一)党的方针政策是完全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出来的，不能争鸣。特别是涉及到军事、外交、经济建设计划等，更不能争；(二)经过争鸣才能使干部思想更趋明确，更好贯彻执行。有错误，也可以在争鸣中不断修正；(三)原则上可以争，但方针政策制定出来是要马上付之实施的，争来争去，会影响它的贯彻，如何具体做，还应研究。 + +　　对党内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问，党内有组织性纪律性，因此在贯彻这方针时是否另有一套规定？有人认为，共产党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问题的看法也绝不可能毫无分歧，因此有不同意见也可以争鸣一番，但也有人认为党内不应提什么“争鸣”，而是接受真理、提高认识的问题。 + +　　“百家争鸣”方针应否在党校中贯彻？有的说要看学校的领导力量和学员的对象；有的认为在教员中可以，在学员中则不行；有的说党校中心工作是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正确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什么东西可以争鸣，如何争鸣，都要看是否符合这一原则；也有人说，理论联系实际方针本身就包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因为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要经过争论、辩论、思想交锋的过程的。 + +　　有人问，报纸是否可以作为争鸣的场地，特别是县报？报纸是党报，要贯彻党的意图；它又是群众的报纸，要照顾读者的兴趣，因此应否和如何在报上“放”和“鸣”，党委应给予明确的指示。 + +　　学校里(特别是中、小学)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是否可以“争鸣”？是否允许教师传播唯心主义观点？有人认为学术上的争论是可以的，但讲课还是要根据教学大纲进行；而有些人则认为教学大纲并非法律，决不能迷信。有人说，儿童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在儿童文学园地里不能贯彻“百花齐放”方针；根据同样的理由，在小学里不能贯彻“百家争鸣”方针。 + +　　农村里是否也可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的认为农民文化水平低，抗毒力差，并且忙于生产，因此不应“放”和“鸣”；有人认为农村也可以“放”和“鸣”，问题在于领导，如过去讨论弃农就商、合作化优越性等就曾“放”过，“鸣”过，而且农民的技术改革问题也要很好的“争鸣”。 + +　　许多人对“马”家何时出马，很难掌握。太早会限制“放”和“鸣”，太迟又使人心混乱，无所适从。 + +　　有人要求明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民主集中制的区别和关系。这方针提出后，纪律有些松弛，一些个人问题闹得很凶，都以“放”、“鸣”为借口。 + +　　有人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看作是适用于国家一切工作和整个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方针，因为它的精神是充分发扬民主，畅所欲言，追求真理；但也有人不同意，认为这仅是发展繁荣科学、艺术的方针，不能到处乱套，否则会造成思想混乱。 + +## 三、对于广东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估计，也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 + +　　一种看法认为广东还没有真正“放”、“鸣”起来，原因是：(一)领导上抓得不紧，态度不明确，有怕乱的思想；(二)地盘少，有些教授说“英雄无用武之地”。中山大学过去有自己的出版社，有许多刊物，现在却只有一个学报。其次资料也缺乏；(三)有些人思想上有顾虑，怀疑这一方针是“诱敌深入”，讲错了将来要挨“整”；(四)科学家本身拿不出东西来；(五)编辑水平低。一次有一篇“琵琶行”诗画的评论，把“琵琶行”误认为古诗十九首。且往往把好的稿子退了，不好的登出来。 + +　　另一种看法认为广东的“放”、“鸣”已开展起来。许多久没动笔的作家也动起来了；文艺批评也较前活跃了；戏剧方面也出现了新气象。 + +　　文艺批评方面，有人认为广东也开展得较差，好的东西没有表扬，坏的也未受到批评。 + +## 四、继续“放”，还是“收”？ + +　　对“放”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放”应该有领导，不能自由泛滥地乱摆摊子，什么都大量出版；一种认为既然“放”，则什么都可以拿出来，你有放的自由，我也有批评的自由，经过交锋，才能分胜负。 + +　　怎样才算是有领导的“放”呢？有人认为主要抓两条：一是加强对人民群众政治思想教育，扩大社会主义思想阵地；一是加强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以缩小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有人认为所谓领导的“放”，就是要有原则，不能无原则的迁就，许多乱子往往就是从迁就中来的。 + +　　有的认为，只“放”不“收”，则香花、毒草就没个结论。但是，什么时候才是收的时机，不好掌握。毛主席批评陈其通等人，是否因为他们的文章发表得不是时候(过早)？有人认为，“放”是长期的、永远的，“收”是一时的，或根据需要收一下。好像一个问题提出后，经过反复的充分的讨论后，就要做结论。有开花，有结果；随后又会开花，又会结果，这原是很自然的。因此对“放”和“收”，不能理解为先放后收。毛主席提出“放”，是针对90％的高级干部对这个政策认识不清而言，并不是表示现在先“放”，只有“放”，到某个时候才“收”，只有“收”。 + +　　 来源：1957年4月2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1.txt b/CCRD/1/3/2/0002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faae1d234df927b2e48a61ef850246895e732b --- /dev/null +++ b/CCRD/1/3/2/000271.txt @@ -0,0 +1,61 @@ +# 河南部分干部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讲话的思想反映 + +　　<新华社《内部参考》编者> + +　　编者按：“政治学习”编辑部于4月上旬曾派人到河南去了解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报告传达后干部的反应。下面发表的就是这个调查材料，这个材料是调查者从河南省委宣传部、党校，河南省公安厅、工业厅，新乡市委办公室，新乡地委宣传部，讲师团、直属党委等机关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其中有的是摘录各地的汇报，有的是访谈记录，有的是座谈会上搜集。 + +　　河南省已向全省党内外全体干部普遍地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听到传达的同志普遍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是英明、及时的，给干部指出了一条明路、思想清醒了。但是同时也感到报告的分量重、弯子大、疑问多，特别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方针，干部多多少少都有些搞不通甚至有些抵触。 + +　　干部对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提出比较普遍的感到突然，奇怪。他们提出：“为什么人民内部还有矛盾？”他们认为“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的利益一致，内部不应有什么矛盾。”(矛盾这两个字，在一部分同志当中，理解为是很严重的事情，有的同志甚至认为“矛盾”比“斗争”还要严重些，矛盾就是闹事。)正是因为“人民内部矛盾”这个课题在他们思想里是如此生疏，因此，对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根源就依他们自己所了解的事物作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概括起来有五条： + +　　(1)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由于领导机关的缺点造成的，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宣传福利、宣传大建设，大量吸收和提拔干部，大量招考工人；今年又宣传增产节约，艰苦朴素，稳定提高干部。去年总工会一个宣传提纲宣布第二个五年计划增资比例，还叫向职工普遍宣传，今年一律停止进行。去年周总理说干部薪级每年评定一次，今年就提出基本不动。过去组织不来货源上级批评，今年物资多了，积压资金，上级还是批评。因此，他们认为：上级(包括中央在内)决定问题“太草率”，“上边不刮风，下边不下雨”、“上级说的多，变的多，怎说怎有理，下级怎说怎也要检查”，因此“不能光怨下边”。人民内部矛盾是自己招来的。埋怨上边的另一种论调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上学的人少，上不起学活该，也没有听说学生闹事，现在我们统筹兼顾包了下来，上不了学就归咎于政府，又不能很快解决，学生闹事由此而起。也有的认为物资出口过多，所以引起人民内部矛盾。另外，有个别同志(由部队上转业到地方的，现在河南省委党校初级班学习，相当于区委级干部)反映：农民闹事是因为生活太苦种粮食吃不上粮食，必然要闹，党不及早解决，可能从个别闹到普遍，跟旧社会闹革命差不多；工人闹事，是因为国家照顾不够，集中力量搞重工业，工人只能忍受，但是不能长期忍受(如房子问题)，所以闹事。个别同志认为“八大”一总结，“矛盾掉过来了”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主要的了。 + +　　(2)认为闹事是群众落后。新乡市委开扩干会时，一些干部强调职工中的消积因素，如闹情绪，闹老婆，个人目的满足不了因而闹事，他们认为最不应该的是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为什么还要闹事？农民闹事情有可原，因为生活苦，学生闹事也还可以，因为上不了学。工人为什么还闹。但也有的同志说：工人闹事情有可原，(原因不详，因系别人反映)，农民太不该闹事，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救济、贷款、政府花了多大力量。因此，他们说这是工人、农民、学生“忘本”。认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严重的个人主义要求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 + +　　(3)埋怨波兰、匈牙利，认为是受波匈影响。新乡专区有的同志说：“外国事情就是不好，党内问题为什么要到大街上去说呢！叫敌人利用就好了，结果是利用了，怎么我们有人也闹起来了，是想学波匈吧！” + +　　(4)比较普遍的是，不愿意承认“人民闹事大部分不是由于反革命捣鬼”，不愿承认人民闹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领导人员的官僚主义，他们的理由是：阶级敌人还没有完全消灭，若主要原因归于人民内部矛盾，就会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或者说，别的部门可以这样看，公安部门不可以这样看，否则应付放松自己的工作：或者说，强调克服官僚主义，作好工作是对的，但绝不能说是没有反革命捣鬼。把人民闹事原因完全归之于领导上官僚主义是不公平的，他们还认为人民闹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目前生产力发展赶不上人民要求这一客观原因。洛阳市个别科长说“什么都怪官僚主义，以后闹起来我们先闹，把责任层层上推，叫毛主席去解决，不然我们也是官僚主义！”(另外，也有另一种极端论调，省公安厅一个同志认为：只要克服官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就解决了。) + +　　(5)也有少数同志认为农民闹事是由于自然灾害，减产减少收入引起的，个别同志认为是合作化太快了。 + +　　（......） + +　　四、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界限，还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诸如： + +　　(1)我国还有台湾未解放，蒋介石还存在，为什么说人民内部矛盾成为主要的呢？ + +　　(2)帝国主义国家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是否也是人民内部矛盾。我国目前的罢工、罢课现象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罢工罢课没有区别？ + +## (3)既然资产阶级包括在人民内部，人民内部矛盾就该含有阶级性，所以人民内部矛盾也包括对抗性的。省公安厅有的同志问：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为何是人民内部矛盾？是否阶级调和了呢？假若说，是由对抗性矛盾转化为非对抗性矛盾，什么时候转化的，有人说三反五反开始转化，有人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转化，有人说高潮开始转化，还有人认为根本不是对抗性的，有人认为本质上是对抗的，形式上不对抗。 + +　　(4)把人民闹事与党员、团员、干部的思想毛病混为一谈，洛阳日报社把一个副组长的“太骄傲自满”，“善于抓住一个事煽动大家闹”说成是“有闹事的趋势”，说他是“闹事的组织者”，又举出七人“自私自利”，但这七人特点是“在机关闹，不会上大街上去闹！”新乡市委扩干会议的不少同志普遍划不清人民闹事的界限，他们提出三种意见：(1)不管人数多少，只要提意见影响工作，就叫闹事；(2)只要不越“轨”(具体轨是什么，没有交代)宪法有规定，游行示威也不算闹事；(3)向市委写检举信，也算闹事。他们还提出：既然派代表请愿谈判不算闹事，那么闹事和请愿的界线在那里。新乡专署引黄济卫局有的同志把流氓活动也叫作人民闹事，因此他们对处理方针就更感到不合理了。 + +　　(5)人民内部矛盾既然是非对抗性的，为什么不是反革命的人民犯罪也要关监狱，河南省公安厅有的同志把这种事命名为“人民内部的敌我矛盾”！劳改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肃反是否人民内部矛盾与刑事犯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公安机关今后是处理敌我矛盾为主，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有人说，人民内部矛盾也是对抗性的，因为是人民群众和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官僚主义在实质上是资产阶级范畴，所以是对抗性的。 + +　　(6)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否表现在闹事方面，突出的表现是什么？ + +　　(7)对人民闹事的两面性认识不足，他们认为闹事就是坏事。河南省工业厅一个党员副科长说“分析匈牙利事件，认为一方面是锻炼了队伍，纯洁了党。我认为这种锻炼大可不要，这样说，只不过是自我安慰罢了。” + +　　(8)关于大小民主的区别，干部的疑问是：是否罢工罢课游行示威都叫大民主？是否带有政治性的问题(不管人数多少)都叫大民主？人民代表大会、政协是否是大民主？对领导有意见，下边开会，是否是大民主？既然大民主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办法，那么为什么把人民闹事也叫大民主？ + +　　 (9)关于国际矛盾与国内矛盾问题，洛阳有的同志认为“帝国主义和我们的矛盾削弱，敌我矛盾基本解决，所以今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 + +　　五、对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人民闹事的基本方针，据我们接触到的绝大部分负领导责任的同志都有某些怀疑、担心、甚至抵触。总的他们认为是太宽了，比如新乡一一六厂事件，原来的处理方法，许多同志都认为是正确的，经少奇同志指示返工重作，才醒悟过来，但思想上并未完全解决问题。 + +　　(1)强调团结，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是否会影响开展批评？河南在八大文件公布后，曾整过一段风，一些同志对“和风细雨”认为“这还叫整风？！”他们认为，只有像“三反”“五反”“肃反”的那种阵势，才称得起是整风。 + +## (2)对于说服，一般是缺乏信心，“说不服怎么办？”洛阳市一些干部说：“少奇同志对学生讲话，学生接受了，如果基层干部去讲，叫学生回家生产，就会闹起事来。 + +　　(3)他们认为我们的民主太宽了，“过去国民党统治时期，那个老百姓也不敢向当官的说话，现在老百姓公开当着干部批评工作缺点，发牢骚，将来还要宽，有些无原则了。”“旧社会闹事的头子一闹就失踪，现在我们不但不捕，还叫当活教员，真是无原则的民主了。”“八大提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因素，闹事的头子有什么可以团结的呀！？”“想不通的是，坏家伙还不叫开除，还叫当教员，留下他也没法工作下去，谁也得另眼看待他，离开这个单位，还可能转变转变！” + +　　（(4)对于“闹够”，主要是“什么叫闹够”“为什么要闹够”感到不好理解。有人理解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闹够就是闹起来不要管，什么时候不闹就算够了，否则，就是压制，就是草率收兵。新乡市委扩干会上，许多同志都反映，“对人民闹事老办法没用了，新办法就是从后门溜，溜不了就挨打”。对闹够，不少同志认为是容忍过火了，会助长闹事者肆无忌惮地闹，洛阳有的单位建议不要把这个处理方针向下传达，“交给领导掌握就可以了”。闹起来打人也不能压一下，思想上实在难接受，有的同志说，打人，还得制止，制止后再说理。郑州市有的同志提出：既然闹事，闹共产党，就是忘了本，那就非整他几个，起码也得镇压闹事头子。有的基层企业提出：对闹事头子不能打不能骂，罚工资没这个制度，希望禁闭这些人几天，才能出气。有的同志认为，迅速解决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还非闹够呢？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闹起来还不叫压一下，这还有个完呀：“这一点上，认识与毛主席不一样”。） + +　　(5)人民闹事，党团员参加，许多同志想不通。他们认为党团员一是不应该参加，参加了就是失掉立场；再一个是参加进去，不知道闹事是反动的还是正确的，公开反党的不多，多是抓住群众要求，以群众利益面目出现，也有被敌人利用的。参加吧！最后落个尾巴主义，同情敌人；不参加又脱离群众，真是左右为难。“闹事即是对抗形式，党团员就不应参加，如果开始是经济问题，发展成政治问题，党团员参加进去就会分不清责任，拔不出腿来，犯错误！”另外，他们感到既然是闹起事来，和领导上就是对立起来了，党团员参加进去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人家不和党团员讲真话；二是被赶出来。人民闹起事来，党团员参加进去也不好办，要是相信党团员就不上大街了，早提意见解决了。“办法好是好，就是不好办。” + +　　(6)人民闹起事来，公安部门应不应过问，河南省公安厅有的同志认为，过去一提闹事，公安部门就要忙起来，今后要不要问。有两种意见：1、不能参与，如人民闹事要抢合作社，就叫他抢，抢前作说服工作，说不服就叫他抢，抢了之后再作工作回交；2、不能压，不能出面，但不能不过问。新乡市有的同志主张，人民闹起事来，不用法律也要用纪律，突出的闹事人员，要狠狠处理，开除一两个教育群众。 + +　　六、对苏联及兄弟国家关系问题。我们在省级及新乡地委均听到这种说法：“中国对成绩强调太多了，如说苏联二十一年增加一千四百万吨钢，我们二十年二十万吨；苏联重轻工业比例为九：一，我为七：一；肃反比苏、匈好等，是不考虑苏联当时处在什么环境；这样强调是否会影响兄弟国家团结”“批评苏联和其它国家，批评斯大林不懂辩证法，是否太过火了，苏联当初没经验可找，没有苏联帮助，我们也快不了(指建设)，是否我们骄傲了？！”“中央负责同志几次报告中提到苏联的缺点，有时口气太大，如说人民内部矛盾马克思没提出，列宁只是提出，斯大林未能解决……等，这国是教条主义，那国是修正主义，这是否反映了中国党有自满情绪？！”新乡地委宣传部教育科长在谈到为什么一般干部只传达新华社摘要，而不传达报告全文时说：“本来干部就对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米高扬有意见，认为二十大对斯大林批语的太过火了，认为上述三位同志有宗派主义情绪，打击斯大林的威信，树立他们自己的威信，认为匈、波事件是二十大引起的；因此，假若一传达‘一马棒把斯大林打臭了’，就会更加深一般干部对苏联现在领袖的不正确认识，他们一定会说‘还是我们猜得对吧！’，所以不全文传达。”但有的干部也反映：过去不知斯大林错误的程度，三分错误在什么地方，肃反扩大化在什么地方，因此认为没有什么。这回一听报告，斯大林错误的确是严重的。河南省公安厅有的同志提出：南斯拉夫说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我们不也是和平过渡吗？有什么不可以呢？洛阳市有的知识分子说：“光说党的领导正确，为什么还发生人民闹事？说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但没听说人家闹事！” + +　　七、对肃反问题。河南公安厅有的同志听主席说“留一个两个反革命没啥”后，反映：“这话也就是毛主席说，要是另外一个人说，我非审查审查他的政治背景，审查审查他的历史不可！”新乡专署公安处有的同志反映：“毛主席说：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这就是说，公安部门还有事情可作；但是，活动的不叫捕，作典型；已经关起来的，又要明放一个，暗放一个”，意思岂不没事可作了吗？他还说：“幸亏毛主席不同意放康泽，康泽是个大特务头子，康泽要是放了，下边就不要再捕什么人了，公安工作也就没法干了！”他还说：“反动标语不叫扯下去，还要保存起来起宣传作用，敌人投下来的反动传单也不叫毁掉，把这些连自己工作同志都不能普遍看到的东西叫人民群众看，这不正是达到了敌人宣传活动的目的吗？”新乡地委讲师团负责同志对“阳放一个，阴放一个”的实际意义感到不可理解。 + +　　 来源：1957年4月2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2.txt b/CCRD/1/3/2/0002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b31d623466837772aee4dd593196152ffa8aa9 --- /dev/null +++ b/CCRD/1/3/2/000272.txt @@ -0,0 +1,15 @@ +# 一批黨員來信揭發杭州部分高級幹部在吃中藥上的嚴重浪費情況 + +　　新華社杭州12日訊 下面是浙江省人民委員會劉新、蘇中模、楊炳等二十一個黨員幹部寫給新華社浙江分社的一封信，揭發杭州地區部分高級幹部在吃中藥上的嚴重浪費情況。 + +　　杭州地區公費醫療預防經費歷年來都有超支，但以1956年度最為嚴重，預計可能超支二十九萬餘元。超值的原因除有些醫生不能嚴格掌握制度和部分幹部不自覺遵守制度，無理要求打針、吃貴重藥以及小病大治，無病吃補藥等外，最突出的原因就是中醫開中藥方面的重大浪費，個別醫生處方不考慮是否必要，只是一味開貴重藥品，如人參、鹿茸等（這些極貴重的處方多係山東名醫劉惠民、錢濟生和浙江中醫史沛棠等開的），以至超支達到驚人的程度。更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貴重的藥品多係用於我們機關中較負責的幹部身上。 + +　　1956年春天山東省衛生廳副廳長劉惠民（據說是有名的中醫）來到杭州，省委組織部吃呢該同志廳局以上的患病幹部請劉看病，看病的人擁擠一時。這位劉副廳長所開的處方多是一些既貴重又稀奇的藥品。如給浙江省防疫站站長蔣養民同志開的一貼藥方要一百二十只雄雞心，這使衛生部門很為難，不得不買了大批雄雞殺了取雞心吃，影響很不好。聽說連龍爪等這種稀聞罕見的東西也開到藥方裡。一百元道五百元一貼的藥，在我們一般人看來是會大吃一驚，但這在劉醫師的藥單中僅是“普通”的處方，更使人吃驚的是劉惠民副廳長為浙江省糧食廳郝香齊副廳長所開的二貼藥方，其中一貼五千元，一貼竟達一萬餘元（據說此藥方現在中藥院，因領導上不敢決定，沒有批准配方），一貼中藥等於我們一個普通幹部或工人十幾年的工資，這真是奇談。這種只有封建帝王身旁的“御大夫”才能做出來的事情，竟然也在我們今天社會中出現了。 + +　　另外，一部分幹部由於長期吃貴重藥，用的藥費也很可觀，據不完全的統計，56年1至12月二十八個人共開支中藥費一萬二千四百三十五元，如前面所談的郝副廳長僅3至11月九個月中所持的中藥費即達三千多元。吃這樣貴重重要的效果是不是很好呢？據了解蔣養民同志那貼一百二十隻雄雞心的藥共花了四百多元，但吃了沒有一點效果。省委某副秘書長患高血壓，吃了劉惠民的一貼五百元的藥，不僅血壓沒有下降，反而當晚鼻孔流血，身體更不好受。 + +　　近來杭州地區機關中出現了吃中藥的風氣，大病小病都吃中藥，據說杭州中醫藥最高一天看病者竟達一千多人，一貼中藥起碼一元多，最不能容忍的是有的人煎了藥不吃，浪費掉。這也是目前造成杭州地區許多中藥緊張、斷檔的原因之一（據說有一百多種常用藥常缺貨），使真正有疾病的病人配不到藥。 + +　　希望有關方面對以上問題引起重視，我們想：如果不是公費醫療而在舊社會裡，山東省衛生廳副廳長，恐怕不會開出這樣“大方”的藥方來的。我們不能容許這樣不負責任的態度來揮霍人民的財產。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3期，1957年1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3.txt b/CCRD/1/3/2/0002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7d7837633eda16e37b35c872c0fdf6c55d88f3 --- /dev/null +++ b/CCRD/1/3/2/000273.txt @@ -0,0 +1,59 @@ +# 河南省省級及專市級部分幹部對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話的思想反映 + +　　<“政治學習”編輯部辛拓整理> + +　　【編者按：“政治學習”編輯部於４月上旬曾派人到河南去了解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報告傳達後幹部的反應。下面發表的就是這個調查材料。這個材料是調查者從河南省委宣傳部、黨校，河南省公安廳、工業廳，新鄉市委辦公室，新鄉地委宣傳部，講師團、直屬黨委等機關了解到的一些情況。其中有的是摘錄各地的彙報，有的是訪談記錄，有的是座談會上搜集。】 + +　　河南省已向全省黨內外全體幹部普遍地傳達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聽到傳達的同志普遍認為毛主席的報告是英明、及時的，給幹部指岀了一條明路、思想清醒了。但是同時也感到報告的分量重、彎子大、疑問多，特別是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處理方針，幹部多多少少都有些搞不通甚至有些抵觸。 + +　　幹部對怎樣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提出比較普遍的感到突然，奇怪。他們提出：“為什麼人民內部還有矛盾？”他們認為“國家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的利益一致，內部不應有什麼矛盾。”（矛盾這兩個字，在一部分同志當中，理解為是很嚴重的事情，有的同志甚至認為“矛盾”比“鬥爭”還要嚴重些，矛盾就是鬧事。）正是因為“人民內部矛盾”這個課題在他們思想裡是如此生疏，因此，對人民內部矛盾的產生根源就依他們自己所了解的事物作了各種不同的解釋，概括起來有五條： + +　　（１）認為人民內部矛盾是由於領導機關的缺點造成的，如去年提倡穿花衣服、宣傳福利、宣傳大建設，大量吸收和提拔幹部，大量招考工人；今年又宣傳增產節約，艱苦樸素，穩定提高幹部。去年總工會一個宣傳提綱宣佈第二個五年計劃増資比例，還叫向職工普遍宣傳，今年一律停止進行。去年周總理說幹部薪級每年評定一次，今年就提出基本不動。過去組織不來貨源上級批評，今年物資多了，積壓資金，上級還是批評。因此，他們認為：上級（包括中央在內）決定問題“太草率”，“上邊不刮風，下邊不下雨”、“上級說的多，變的多，怎說怎有理，下級怎說怎也要檢查＂，因此“不能光怨下邊＂。人民內部矛盾是自己招來的。埋怨上邊的另一種論調是：國民黨統治時期，上學的人少，上不起學活該，也沒有聽說學生鬧事，現在我們統籌兼顧包了下來，上不了學就歸咎於政府，又不能很快解決，學生鬧事由此而起。也有的認為物資出口過多，所以引起人民內部矛盾。另外，有個別同志（由部隊上轉業到地方的，現在河南省委黨校初級班學習，相當於區委級幹部）反映：農民鬧事是因為生活太苦，種糧食吃不上糧食，必然要鬧，黨不及早解決，可能從個別鬧到普遍，跟舊社會鬧革命差不多；工人鬧事，是因為國家照顧不夠，集中力量搞重工業，工人只能忍受，但是不能長期忍受（如房子問題），所以鬧事。個別同志認為“八大”一總結，“矛盾掉過來了”，人民內部矛盾變成主要的了。 + +　　（２）認為鬧事是群眾落後。新鄉市委開擴幹會時，一些幹部強調職工中的消積因素，如鬧情緒，鬧老婆，個人目的滿足不了因而鬧事，他們認為最不應該的是工人階級是領導階級，為什麼還要鬧事？農民鬧事情有可原，因為生活苦，學生鬧事也還可以，因為上不了學。工人為什麼還鬧。但也有的同志說：工人鬧事情有可原，（原因不詳，因系別人反映），農民太不該鬧事，土地改革分到了土地，救濟、貸款、政府花了多大力量。因此，他們說這是工人、農民、學生“忘本”。認為人民內部的矛盾是嚴重的個人主義要求和集體主義之間的矛盾。 + +　　（３）埋怨波蘭、匈牙利，認為是受波匈影響。新鄉專區有的同志說：“外國事情就是不好，黨內問題為什麼要到大街上去說呢！叫敵人利用就好了，結果是利用了，怎麼我們有人也鬧起來了，是想學波匈吧！＂ + +　　（４）比較普遍的是，不願意承認“人民鬧事大部分不是由於反革命搗鬼”，不願承認人民鬧事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領導人員的官僚主義，他們的理由是：階級敵人還沒有完全消滅，若主要原因歸於人民內部矛盾，就會放鬆了對敵人的警惕；或者說，別的部門可以這樣看，公安部門不可以這樣看，否則就會放鬆自己的工作；或者說，強調克服官僚主義，作好工作是對的，但絕不能說是沒有反革命搗鬼。把人民鬧事原因完全歸之於領導上官僚主義是不公平的，他們還認為人民鬧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目前生產力發展趕不上人民要求這一客觀原因。洛陽市個別科長說“什麼都怪官僚主義，以後鬧起來我們先鬧，把責任層層上推，叫毛主席去解決，不然我們也是官僚主義！”（另外，也有另一種極端論調，省公安廳一個同志認為：只要克服官僚主義，人民內部矛盾就解決了。） + +　　（５）也有少數同志認為農民鬧事是由於自然災害，減產減少收入引起的，個別同志認為是合作化太快了。 + +　　四、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內容、界限，還存在著許多模糊認識，諸如： + +　　（１）我國還有台灣未解放，蔣介石還存在，為什麼說人民內部矛盾成為主要的呢？ + +　　（２）帝國主義國家工人罷工、學生罷課，是否也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國目前的罷工、罷課現象與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罷工罷課有沒有區別？ + +　　（３）既然資產階級包括在人民內部，人民內部矛盾就該含有階級性，所以人民內部矛盾也包括對抗性的。省公安廳有的同志問：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之間為何是人民內部矛盾？是否階級調和了呢？假若說，是由對抗性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什麼時候轉化的，有人說三反五反開始轉化，有人說新中國成立後開始轉化，有人說高潮開始轉化，還有人認為根本不是對抗性的，有人認為本質上是對抗的，形式上不對抗。 + +　　（４）把人民鬧事與黨員、團員、幹部的思想毛病混為一談，洛陽日報社把一個副組長的“太驕傲自滿¨，“善於抓住一個事煽動大家鬧”說成是“有鬧事的趨勢”，說他是“鬧事的組織者”，又舉出七人“自私自利”，但這七人特點是“在機關鬧，不會上大街上去鬧！”新鄉市委擴幹會議的不少同志普遍劃不清人民鬧事的界限，他們提出三種意見：（１）不管人數多少，只要提意見影響工作，就叫鬧事；（２）只要不越“軌＂（具體軌是什麼，沒有交代）憲法有規定，游行示威也不算鬧事；（３）向市委寫檢舉信，也算鬧事。他們還提出：既然派代表請願談判不算鬧事，那麼鬧事和請願的界線在那裡。新鄉專署引黃濟衛局有的同志把流氓活動也叫作人民鬧事，因此他們對處理方針就更感到不合理了。 + +　　（５）人民內部矛盾既然是非對抗性的，為什麼不是反革命的人民犯罪也要關監獄，河南省公安廳有的同志把這種事命名為“人民內部的敵我矛盾”！勞改分子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肅反是否人民內部矛盾與刑事犯是什麼性質的矛盾？公安機關今後是處理敵我矛盾為主，還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有人說，人民內部矛盾也是對抗性的，因為是人民群眾和官僚主義之間的矛盾而官僚主義在實質上是資產階級範疇，所以是對抗性的。 + +　　（６）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否表現在鬧事方面，突出的表現是什麼？ + +　　（７）對人民鬧事的兩面性認識不足，他們認為鬧事就是壞事。河南省工業廳一個黨員副科長說“分析匈牙利事件，認為一方面是鍛煉了隊伍，純潔了黨。我認為這種鍛煉大可不要，這樣說，只不過是自我安慰罷了。＂ + +　　（８）關於大小民主的區別，幹部的疑問是：是否罷工罷課游行示威都叫大民主？是否帶有政治性的問題（不管人數多少）都叫大民主？人民代表大會、政協是否是大民主？對領導有意見，下邊開會，是否是大民主？既然大民主是解決對抗性矛盾的辦法，那麼為什麼把人民鬧事也叫大民主？ + +　　（９）關於國際矛盾與國內矛盾問題，洛陽有的同志認為“帝國主義和我們的矛盾削弱，敵我矛盾基本解決，所以今後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內部的矛盾。 + +　　五、對於解決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人民鬧事的基本方針，據我們接觸到的絕大部分負領導責任的同志都有某些懷疑、擔心、甚至抵觸。總的他們認為是太寬了，比如新鄉一一六廠事件，原來的處理方法，許多同志都認為是正確的，經少奇同志指示返工重作，才醒悟過來，但思想上並未完全解決問題。 + +　　（１）強調團結，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是否會影響開展批評？河南在八大文件公佈後，曾整過一段風，一些同志對“和風細雨”認為“這還叫整風？！”他們認為，只有像“三反”“五反”“肅反”的那種陣勢，才稱得起是整風。 + +　　（２）對於說服，一般是缺乏信心，“說不服怎麼辦？＂洛陽市一些幹部說：“少奇同志對學生講話，學生接受了，如果基層幹部去講，叫學生回家生產，就會鬧起事來。 + +　　（３）他們認為我們的民主太寬了，“過去國民黨統治時期，那個老百姓也不敢向當官的說話，現在老百姓公開當著幹部批評工作缺點，發牢騷，將來還要寬，有些無原則了。＂“舊社會鬧事的頭子一鬧就失蹤，現在我們不但不捕，還叫當活教員，真是無原則的民主了。”“八大提出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因素，鬧事的頭子有什麼可以團結的呀！？＂“想不通的是，壞傢伙還不叫開除，還叫當教員，留下他也沒法工作下去，誰也得另眼看待他，離開這個單位，還可能轉變轉變！＂ + +　　（４）對於“鬧夠”，主要是“什麼叫鬧夠”“為什麼要鬧夠”感到不好理解。有人理解為，不管在什麼情況下，鬧夠就是鬧起來不要管，什麼時候不鬧就算夠了，否則，就是壓制，就是草率收兵。新鄉市委擴幹會上，許多同志都反映，“對人民鬧事老辦法沒用了，新辦法就是從後門溜，溜不了就挨打”。對鬧夠，不少同志認為是容忍過火了，會助長鬧事者肆無忌憚地鬧，洛陽有的單位建議不要把這個處理方針向下傳達，“交給領導掌握就可以了”。鬧起來打人也不能壓一下，思想上實在難接受。有的同志說，打人，還得制止，制止後再說理。鄭州市有的同志提出：既然鬧事，鬧共產黨，就是忘了本，那就非整他幾個，起碼也得鎮壓鬧事頭子。有的基層企業提出：對鬧事頭子不能打不能罵，罰工資沒這個制度，希望禁閉這些人幾天，才能出氣。有的同志認為，迅速解決不是更好嗎？為什麼還非鬧夠呢？有什麼實際意義呢？鬧起來還不叫壓一下，這還有個完呀：“這一點上，認識與毛主席不一樣＂。 + +　　（５）人民鬧事，黨團員參加，許多同志想不通。他們認為黨團員一是不應該參加，參加了就是失掉立場；再一個是參加進去，不知道鬧事是反動的還是正確的，公開反黨的不多，多是抓住群眾要求，以群眾利益面目出現，也有被敵人利用的。參加吧！最後落個尾巴主義，同情敵人；不參加又脫離群眾，真是左右為難。“鬧事即是對抗形式，黨團員就不應參加，如果開始是經濟問題，發展成政治問題，黨團員參加進去就會分不清責任，拔不出腿來，犯錯誤！”另外，他們感到既然是鬧起事來，和領導上就是對立起來了，黨團員參加進去可能有兩種結果：一是人家不和黨團員講真話；二是被趕出來。人民鬧起事來，黨團員參加進去也不好辦，要是相信黨團員就不上大街了，早提意見解決了。“辦法好是好，就是不好辦。” + +　　（６）人民鬧起事來，公安部門應不應過問，河南省公安廳有的同志認為，過去一提鬧事，公安部門就要忙起來，今後要不要問。有兩種意見：１、不能參與，如人民鬧事要搶合作社，就叫他搶，搶前作說服工作，說不服就叫他搶，搶了之後再作工作往回交；２、不能壓，不能出面，但不能不過問。新鄉市有的同志主張，人民鬧起事來，不用法律也要用紀律，突出的鬧事人員，要狠狠處理，開除一兩個教育群眾。 + +　　六、對蘇聯及兄弟國家關係問題。我們在省級及新鄉地委均聽到這種說法：“中國對成績強調太多了，如說蘇聯二十一年增加一千四百萬噸鋼，我們二十年二千萬噸；蘇聯重輕工業比例為九：一，我為七：一；肅反比蘇、匈好等，是不考慮蘇聯當時處在什麼環境；這樣強調是否會影響兄弟國家團結”“批評蘇聯和其它國家，批評斯大林不懂辯証法，是否太過火了，蘇聯當初沒經驗可找，沒有蘇聯幫助，我們也快不了（指建設），是否我們驕傲了？！”“中央負責同志幾次報告中提到蘇聯的缺點，有時口氣太大，如說人民內部矛盾馬克思沒提出，列寧只是提出，斯大林未能解決……等，這國是教條主義，那國是修正主義，這是否反映了中國黨有自滿情緒？！＂新鄉地委宣傳部教育科長在談到為什麼一般幹部只傳達新華社摘要，而不傳達報告全文時說：“本來幹部就對赫魯曉夫、布爾加寧、米高揚有意見，認為二十大對斯大林批評的太過火了，認為上述三位同志有宗派主義情緒，打擊斯大林的威信，樹立他們自己的威信，認為匈、波事件是二十大引起的；因此，假若一傳達‘一馬棒把斯大林打臭了’，就會更加深一般幹部對蘇聯現在領袖的不正確認識，他們一定會說‘還是我們猜得對吧！’，所以不全文傳達。＂但有的幹部也反映：過去不知斯大林錯誤的程度，三分錯誤在什麼地方，肅反擴大化在什麼地方，因此認為沒有什麼。這回一聽報告，斯大林錯誤的確是嚴重的。河南省公安廳有的同志提出：南斯拉夫說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我們不也是和平過渡嗎？有什麼不可以呢？洛陽市有的知識分子說：“光說黨的領導正確，為什麼還發生人民鬧事？說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但沒聽說人家鬧事！” + +　　七、對肅反問題。河南公安廳有的同志聽主席說“留一個兩個反革命沒啥”後，反映：“這話也就是毛主席說，要是另外一個人說，我非審查審查他的政治背景，審查審查他的歷史不可！”新鄉專署公安處有的同志反映：“毛主席說：還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這就是說，公安部門還有事情可作；但是，活動的不叫捕，作典型；已經關起來的，又要明放一個，暗放一個”，意思豈不沒事可作了嗎？他還說：“幸虧毛主席不同意放康澤，康澤是個大特務頭子，康澤要是放了，下邊就不要再捕什麼人了，公安工作也就沒法幹了！”他還說：“反動標語不叫扯下去，還要保存起來起宣傳作用，敵人投下來的反動傳單也不叫毀掉，把這些連自己工作同志都不能普遍看到的東西叫人民群眾看，這不正是達到了敵人宣傳活動的目的嗎？”新鄉地委講師團負責同志對“陽放一個，陰放一個”的實際意義感到不可理解。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4期，1957年4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4.txt b/CCRD/1/3/2/0002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55157e621433ac8ad40ce4d3e20c3e99cedbbc --- /dev/null +++ b/CCRD/1/3/2/000274.txt @@ -0,0 +1,11 @@ +# 民建中常会召开宣教工作座谈会　讨论今后宣教工作的方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会为了总结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各地方组织宣教工作的经验，并讨论今后宣教工作的方针和具体内容，特于本月５日到１７日，召集四川、江苏、浙江、广东、河北、山东等省工作委员会和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杭州、重庆、西安、兰州、广州、沈阳、济南等市委会宣教部门的负责同志和部分工商业者会员举行宣教工作座谈会。 + +　　会议根据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精神，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当前我国工商业者的基本情况。会议认为，宣教工作的主要依据是工商界的思想动态，今后必须订出制度经常进行了解和分析，分别其主流、细流和暗流，掌握其变化和动向。会议确定今后宣教内容的重点在：（１）加强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２）继续贯彻民建二中全会关于当前几个主要原则问题决议的教育；（３）鼓励和帮助会员重视政治理论学习；（４）大力宣传和学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５）加强会章教育。 + +　　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三个文件——关于今后宣教工作的意见，关于协助国家贯彻以企业为团结、教育和改造私方人员的主要基地的方针的初步经验和意见，关于推动工商业者会员进行理论时事政策学习方面的经验和意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5.txt b/CCRD/1/3/2/0002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00fe426921828ee0e8d6189fb9053b794ea828 --- /dev/null +++ b/CCRD/1/3/2/000275.txt @@ -0,0 +1,11 @@ +# 民盟通知各级组织深入学习毛主席的讲话 要求明辨是非加速改造协调各方关系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宣传、学习委员会于４月２０日发出联合通知，号召各地盟的组织积极推动盟员深入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 +　　通知指出：毛主席最近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提出了调整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方针，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大发展。通知并说明盟的全国工作会议时，曾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和讨论，并以毛主席讲话的精神作为会议决议的总的指导思想。 + +　　通知最后说：在学习讨论时，要求：（一）明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及其解决的办法，从而明确在目前新形势下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重要意义。（二）明确对于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应该用讨论、批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从而正确地领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盟员应在各单位内发挥独立思考的精神，敞开思想，自由辩论，明辨是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期在这些讨论中逐步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进一步发挥知识分子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深刻体会毛主席说的教育者须先受教育的指示，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经常在实践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来作为检查自己行动的指针；并应虚心向工农学习，争取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和工农接触以加速自我改造。（四）明确盟作为一政治团体，必须协助党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同时也必须遵循毛主席所指示的办法，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然后又在新的基础上取得更好的团结。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6.txt b/CCRD/1/3/2/0002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80f1e260898b7ffcb3bd44b05f0d00987ad8fc --- /dev/null +++ b/CCRD/1/3/2/000276.txt @@ -0,0 +1,17 @@ +# 第一书记紧紧抓着思想工作　上海市委同知识界代表倾心畅谈 + +　　<《人民日报》> + +　　柯庆施向上海知识界表示：党的既定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有些党员思想上还有抵触是由于对新形势认识不足，希望大家帮助他们学会一套新的办法来处理新的任务。 + +　　＊　　　　　　　　　＊　　　　　　　　　＊ + +　　本报上海２１日电　中共上海市委采取同知识界代表面对面倾谈的方式，自１６日至１９日，先后举行了工程技术、新闻、卫生、高等教育、科学等五个座谈会，听取这几方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各种意见。这些座谈会是在上海市委直接掌握下进行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主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全体成员都出席了会议。在讨论到有关问题的时候，还邀集市委有关部长参加。 + +　　几天来的座谈，都是围绕着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而进行的。大家围桌而坐，各抒所见，直率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几天来的会议一直开得很活跃，很亲切。人们在座谈会中，反映了许多问题，勇敢地揭发了各项工作的缺点和错误。有的人说，毛主席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使他们有了敢说敢言的勇气，好些话在他们心头已积了多年，现在全吐出来了。如科学家朱洗、上海财经学院副院长李炳焕批评了书店、出版界过去对著作物“一棒子打死”的粗暴作风。著作遭到批评后，书店不分青红皂白就停止出售，甚至退回未售出的旧书，向作者索回稿费。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汪猷批评了过去在挑选到国外去培养的青年科学工作者的时候，过分偏重政治条件，忽略业务条件。一些技术人员批评了企业中不重视技术人员等缺点。 + +　　在座谈会上，上海市委负责人对人们提出的各种意见，都采取了虚心倾听的态度，有些可能解决的问题和有益的建议，当场即明白表示接受，在会后立即督促有关部门去解决。如有位高级知识分子对如何解决过去思想改造和“三反”时的一些悬案，提出了一项正确建议，柯庆施同志当场即表示同意，并责成有关部门立即拟出书面通知，建议有关机关去处理。现在，上海市委正将座谈会上的意见加以逐条整理，有些是在上海本市可能解决的，将逐条加以解决；有些是需要中央有关部门处理的，将建议中央有关部门去处理。这种可能解决的问题迅速加以解决的做法，鼓励了人们在座谈会上发言的热忱和勇气，解除了人们的一些疑虑。柯庆施同志对各界知识分子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都表示欢迎和支持。在工程技术人员参加的一次座谈会上，柯庆施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中央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其他方针，上海市委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现在，这些方针的执行在某些基层组织的党员中还有思想上的抵触，这主要是这些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足，他们习惯了过去面对面的与敌人进行阶级斗争，还没有学会在今天的新情况下用新的工作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们学会这些新方法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既定的方针一定要贯彻，也一定能贯彻。希望大家也来帮助基层组织的领导同志改进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学会一套新的办法来处理新的任务。 + +　　上海市委召开的各界知识分子座谈会，是为迎接即将召开的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而举行的，这类座谈会预定将召开十四个，不久将继续举行文学艺术、电影戏剧、出版等等座谈会。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原题为：“广泛传达和深入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第一书记紧紧抓着思想工作　上海市委同知识界代表倾心畅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7.txt b/CCRD/1/3/2/0002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04e09602a22637c5627f6a83a13e672b7b7eba --- /dev/null +++ b/CCRD/1/3/2/000277.txt @@ -0,0 +1,25 @@ +# 江苏省经过学习的干部提高了认识　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不可怕 + +　　<《人民日报》> + +　　省委认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必须贯彻“思想解放，民主开放，财权下放”的“三放”精神。目前党内还有不少同志怕“放”，党外也有认为“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混乱思想，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 + +　　＊　　　　　　　＊　　　　　　　　　＊ + +　　本报南京２１日电　中共江苏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采取边学习、边改进工作的办法，积极贯彻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精神。 + +　　毛主席的指示，在江苏省成千上万的干部和党外人士中，已进行了普遍的传达和学习。省委书记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许家屯等同志在４月中旬，先后分别同各部、委的负责同志、民主党派的负责人、高级知识分子、中级党校各班代表、新闻出版界的党内外工作人员进行了座谈。有些市、县党委组织了区委书记、科长以上干部进行集中学习。省政协和各市政协也分别向所有成员进行了传达。 + +　　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干部普遍感到思想水平提高了，工作办法增多了，党外人士增强了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信心。在学习讨论中，也澄清了一些干部的糊涂思想。起初有人对人民内部有矛盾的提法是害怕，认为它是不祥之物，不敢正视和承认，后来在探讨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根源和表现形式时，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人民内部矛盾不仅现在存在，在国内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也存在，不过在现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内阶级斗争已基本上结束，人民内部矛盾已上升到主要矛盾的地位。大家又分析了两种矛盾的不同性质和不同的处理方法，因而肯定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并不可怕，并不需要隐讳，只要正确处理，矛盾是会解决的。 + +　　省委对动员党内外力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 + +　　３月中旬召开的全省组织工作会议认为：进一步贯彻整编机构、干部下放和稳定提高干部等措施，是改进领导、解决矛盾的有效方法。 + +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城乡经济工作中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党委已不可能以抓工农业生产为满足。为了加强城乡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中共江苏省委４月上旬召开的第三次全体委员会议（扩大）上，着重讨论了这一个问题。会议根据“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对全省人民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迫切问题——大力发展副业生产，手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物价、负担、多余劳力和困难户的安排，加强统一领导等，作了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并找到了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 + +　　４月１５日，省委召开了各部、委负责同志会议，会上检查了各单位的学习情况。省委书记江渭清、刘顺元等同志在会上的发言，都强调要采取各项措施，认真搞好这次学习和宣传，首先要求各部、委负责同志亲自领导好这次学习；同时，省委准备派出数十名负责干部到某些市、县，帮助各单位学习；并通过协助成立各种群众性的科学学会，开辟争鸣园地，组织知识界学术界人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知识界广开言路创造条件。 + +　　省委认为：解决全省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必须贯彻“思想解放、民主开放、财权下放”等“三放”的精神。目前党内尚有不少同志怕“放”，党外也有争鸣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等类的混乱思想。４月２０日省政协召开的一届三次全体会议和省委即将召开的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宣传、文教工作会议，将着重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原题为：“广泛传达和深入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正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江苏省经过学习的干部提高了认识　人民内部有矛盾并不可怕”。）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8.txt b/CCRD/1/3/2/0002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9bedf8f0c28dd6fef89c18418b85594806a26d3 --- /dev/null +++ b/CCRD/1/3/2/000278.txt @@ -0,0 +1,17 @@ +# 解放军文艺工作者座谈“鸣”“放”方针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２１日讯解放军文艺社最近邀请在北京的部队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举行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如何在部队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 + +　　到会的作家和文艺工作者首先就陈其通等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和陈沂的“文艺杂谈”两篇文章发表了意见。大家认为，这两篇文章的论点是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相违背的。作家周洁夫说：“陈其通等同志开头承认百花齐放，但谈到具体问题时，仍然是主张一花独放。‘鸣’、‘放’是和为工农兵服务相辅而成的，而陈其通等同志却把二者对立起来了。他们好象认为只有党员才坚持为工农兵服务，把党员和群众分开，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情绪。陈沂的文章在态度上就更粗暴，他把历史题材和现代题材也对立起来了。”作家虞棘说：“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思想，并且是由来已久的。我同意这样的说法，这篇文章是‘认识错误，态度粗暴，不合事实，后果不好’。但是对他们的批评，也不应当一棍子打死，而是要分清是非，实事求是。” + +　　有些人还在会上检查自己曾经赞成过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深感自己的思想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以致对新事物的认识模糊不清。 + +　　大家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繁荣的方针。部队不但应该坚决贯彻这一方针，而且完全可以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因为部队向来就有优良的民主传统。作家虞棘说，部队要求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这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不矛盾。我们既承认部队的觉悟高，组织性强，“放”出来“鸣”出来又怕什么？是香花大家欢迎，是毒草大家反对。作家杜烽说：“香花和毒草只有‘放’和‘鸣’了才能鉴别。当然，提倡‘鸣’不是不要领导，而是如何去领导的问题。” + +　　许多作家和文艺工作者在发言中，还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上用行政方式干涉文艺工作等许多问题和教条主义给部队文艺工作带来的损害，提出了意见。大家认为，教条主义在文艺工作上的主要表现，是把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把创作上的写“重大题材”、“正面人物”等问题，作了机械的、简单的、片面的理解，有些问题的提法是和党的“百花齐放”方针相抵触的。这样就给部队文艺创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 +　　大家一致认为，必须努力学习，扭转思想，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部队里切实地得到贯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原题为：“文艺创作不要受教条主义的束缚 解放军文艺工作者座谈“鸣”“放”方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79.txt b/CCRD/1/3/2/0002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73fd524ea48a287a793edc0f9fe0fef44657b5 --- /dev/null +++ b/CCRD/1/3/2/000279.txt @@ -0,0 +1,21 @@ +# 心心相印 无话不谈 + +　　听话要有度量，说话要有勇气。 + +　　说话吞吞吐吐，欲言还止，有两个原因。一是风气尚未推开，这是外因；一是本身顾虑太多，这是内因。没有蔚成自由发表意见的风气，社会人士自易失去发表意见的兴趣。所以，如果撇开外因一字不提，单单责备说话的人胆子太小，这不公道。但是，外因总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花不敢放，家不敢鸣，也同说话的人作茧自缚有关，如果撇开内因一字不提，单单归咎于风气，这也不公道。 + +　　本报在十七日社论“多听不同的意见”中，就树立广开言路的风气问题提了意见，今天又不揣浅陋，愿对说话要有勇气这一点，说几句话。所言虽出于至诚，但不见得至当，欢迎读者纠正之。 + +　　说话的人，大约有三种顾虑。 + +　　其一是怕讲错。有的人出于责任感，生怕看错了病情，开错了方子。用以医人，送人性命；用以医国，误尽苍生。这种郑重考虑问题的态度，令人生敬。我们并不提倡讲错话，只主张不怕讲错话。诚然，做结论万万不能以片面代替全面分析，但是，提意见往往从片面性开始。抛砖可以引玉，片面性意见多了，可以引出辩证法来。何况，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们说的话不见得句句正确，也不见得句句错误。如果大家因怕说错话而不说话，百家争鸣就鸣不起来。不鸣固然一点不错，然而，鸣不起来岂非大错!此外，有的人怕讲错了话，丢面子。金口玉言的人，世不多见。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所以，说错话，原是极普通的事，不会丢面子。只有说错了话而又硬绷面子、坚持错误，才丢面子。知识分子的特点之一是爱面子。应该适当照顾这个特点，不过，责己从严，知识分子本身对保护面子占保护错误的界限，也应有个划分。 + +　　其次是怕得罪人。一怕得罪朋友，二怕得罪领导。朋友总是越多越好，越老越好，一语不投，伤了感情，有所不忍。领导辛辛苦苦，席不暇暖，一言不合，伤了他的威信，也非工作之福，有所不愿。这种敦厚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爱朋友、爱领导，有两种方式。一是爱人以德，一是爱人以姑息。批评朋友的缺点，进攻领导的错误，就友谊说，看是无情，实是有情；就工作说，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袒护朋友的缺点，姑息领导的过失，就友谊说，看是帮他，实是害他。就工作说，无异以私废公，有违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精神了。果因此，得罪了朋友与领导，隔阂纵有，也是一时的，是非终有论定之日，感情总有恢复的一天。 + +　　再次是怕“钓鱼”，疑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的手段。这种顾虑，看情况已经消除，否则，许多的话就不会在这次中共上海市委召集的座谈会上公开说出来。不过，我们不嫌词费，还愿作几句解释。根据我们初步体会，没有比“放”和“鸣”的方针更能生动无比的体现出社会主义的民主。这是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阶级能像工人阶级这么恢宏大度，没有一家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这末欢迎真理，而且这个方针也正是从中国民族文化优秀传统中，提炼精华而成。孔夫子早就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百家争鸣就是君子之争，光明磊落，无不可告人之处，我们大可放心。历史不会走回头路，人民民主制度存在一日，这个方针也存在一天，它不仅与人民民主制度共寿，且与人民民主制度共发展。所以，怕“钓鱼”的顾虑实是多余的。 + +　　知识分子昀可爱之处是那股生死以之的追求真理和保护真理的书呆气。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近代中国的章太炎写过“谢本师”。当代日本的河上肇原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到后来一步一步接近马克思，他曾在“经济学大纲”自序中，如此诚恳地说:“回顾起来，我向马克思学说的推移，实在经了多年的踌蹰和折衷的态度之后，才能实现出来。虽然有点惭愧，然而惟其因为是经了许久的思索研究才得到的结论，所以，在今日我倒觉得，纵然有人照中世纪的野蛮习惯，拿烈火焚身之刑来吓唬我，我也不能够把我在学问上的所信，丢了去的。”我们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不妨三复河上肇之言! + +　　在毛主席讲话传达后，从北京到各地，雨露所及，万木向荣。仅以上海来说，中共上海市委从十六日起举行多次座谈会，有气魄有决心地创造了畅所欲言的环境，而与会的上海知识分子也多能说出久未说出的话。这种气象，令人振奋无已。需要巩固，需要发扬。我们希望从此以后，我们知识分子和领导能够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社会主义建设，实利赖之。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4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0.txt b/CCRD/1/3/2/0002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ec338f102e896be69ba5b2a04cc5968fb028345 --- /dev/null +++ b/CCRD/1/3/2/000280.txt @@ -0,0 +1,35 @@ +# 只能“放”不能“收” + +　　<《解放日报》社论> + +　　在最近讨论毛泽东同志关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讨论得很热烈。其中有一个争论：“放”，还是“收”?我们很多同志，经过讨论，认识提高了，懂得了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切合时宜的，是繁荣艺术的方法，是发展科学的方法，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赞成放，不赞成收。但是，也还有一部分同志仍然没有消除自己的顾虑，怕放，不敢放。有的同志甚至唯恐放了以后，毒草遍地，盖过香花，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这种意见，党内有，党外也有；不过，党内多一些。这是很值得注意的。 + +　　判断一个问题，人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经验，或者自己相信了的别人的经验。糖是甜的，这个引不起争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放，还是收，这里面是甜、是酸、是苦、是辣、是咸，还是五味俱全，在没有亲口尝一尝的人看来，是很难说的。但是，对这个问题，我们上海也并不是一点经验也没有的。我们懂得了中间的一些味道。回味一下，对于我们探讨这个问题，对于决定放还是收，对于理解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应当说是有好处的。 + +　　我们还是从“百花齐放”说起。因为这方面的情况，不论是戏曲界，还是各界人民，都比较熟习些。我们在各个剧场里都看到过毛泽东同志写的八个字：“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我们也看过很多戏，也有过各种不同的议论。从这里，我们比较容易找到共同的经验。 + +　　我们还记得几年前的一些情况。那时，人民革命战争刚刚胜利，它把几万万人带进了一个新天地，人民要过新生活，不但在政治上翻了身，文化生活也要换换样子。要看新戏，要看表现新生活的戏，打腰鼓，扭秧歌，也是这种革命风气的一种表现。我们且不说那些对民族戏曲抱虚无主义态度的人，我们只说当时一般观众，确实有这么一种喜欢新东西的风气，这自然是好事，不是坏事。革命胜利了，我们的戏剧艺术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人们要求它能够鼓舞人民前进，使人民得到美好的感受和愉快的休息，这自然是应当的。但是，那时人们对于哪些是香花，哪些是毒草，也还没有来得及分辨清楚，因而也发生了一些过分的情况。在戏曲团体、文化机关里，有些人对待戏曲艺术，采取了粗暴的办法，盲目地否定了许多不应当否定的东西，“改革’了一些不需要“改革”、或者不能够用简单方式“改革”的东西，有的人甚至于认为某个剧种没有前途，某个剧种应当抛弃，等等。这些做法曾经造成了一些损失。党中央自然没有听从这种劝告，党是反对这种粗暴的做法的，党决定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让各个剧种在自由创造、互相竞赛的条件下向前发展。这个政策执行的结果，不但消除了许多混乱现象，而且把戏曲工作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他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把许多长期被埋没的优秀的剧种、剧目发掘出来了，并且进行了许多加工和整理，创造出一些新的剧目，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推动了戏曲事业的发展。 + +　　但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央的这个政策，在认识上是不深刻的，在执行上是不放手的。有的人还是凭着自己的好恶，决定“扶植”什么，不“扶植”什么；有的人急于“推陈出新”，用简单粗暴的方法对待艺术创造；有一个时期，“一棍子打死”式的戏曲批评相当流行，形成了许多“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清规戒律，影响了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政策在执行中受到了限制。 + +　　这种情况，到了1955年下半年以后，特别是到了1956年上半年，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问题就显得突出了。这时，人民群众受到革命高潮的鼓舞，他们要求更加丰富多采的生活。他们要求从舞台上看到各式各样的、多种多样的表演，当时各个剧场上演的剧目，已经不能满足需要了，戏曲工作者也表示不能满足了。我们记得很清楚，那时人们经常讲的是这么三个“没有”：观众没有戏看，剧团没有戏演，演员没有饭吃。当然，这是有些夸张的说法，不过，它确实尖锐地表明当时上演剧目贫乏、演员生活困难，已经达到很严重的程度了。这是同我们国家的蓬蓬勃勃发展的情况很不适应的。对戏曲艺术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当时，我们到处可以听到不满的意见，要求解决这个问题。 + +　　怎么办呢?那时也有过同现在差不多的争论：是放，还是收?显然，继续受清规戒律的束缚，也就是继续“收”，是只能阻碍戏曲艺术的发展的；观众不满，艺人不满。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百花齐放”的方针，也就是坚决地大胆地“放”，才能够把三个“没有”变为三个“有”：有戏看，有戏演，有饭吃。并且逐步地作到好戏越来越多，“百花齐放”，戏剧繁荣。 + +　　从去年上海市第一次剧目会议决定“开放剧目”到现在，虽然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了明显的效果。这就是：戏曲艺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大大发扬起来了，许多久已不演的剧目上演了，观众有戏看了，艺人的生活改善了。 + +　　不错，人们耽心过，今天仍然有人耽心：放的结果是不是弄得不见百花齐放，只见毒草丛生了呢?为了答复这个问题，不久以前，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组织他们的会员，到各个剧场普遍看戏，比较多数人的意见是：牛鬼蛇神是出来了，但毒草并不那么多，只能说多了一些野草闲花，还有一些是似毒非毒的东西，一时分辨不清，还要下一番功夫，仔细看一看，研究分析一番，才能弄清楚。我们还可以从观众方面看，一年来，也并没有发生严重的“中毒”现象。 + +　　这样看来，我们是放对了，它给我们带来的是好处，是甜果，并不是苦果。这里说的好处，是包括出现了一部分不好的戏在内的。因为，有了这一部分坏的或不好的戏，好戏才有了对立物，人们才可以比较，才可以选择，才可以锻炼自己的辨别力，才可以促使戏曲工作者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水平，用美好的艺术作品去战胜丑恶的东西。它也促使艺术批评家忙起来，去看那些他们从来不看的戏，去分析那些似毒非毒的戏。这样，就会帮助我们发现香花，识别毒草，并在识别清楚以后，用分析批评的方法，清除毒草，把它变成肥料。 + +　　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是有缺点的。这就是，由于我们对党的政策领会不深刻，不透彻，我们放得还是不够。这表现在，我们总还有些不放心，又放，又怕放，心里没个“底”。特别当舞台上出现了一些不对头的东西的时候，总是有些沉不住气，有些同志手发痒，想着立刻动手，用简单的方法，把它一刀砍掉。还不了解，要百花齐放，就会出现毒草。连草也不长的地方，花也长不起来。出现一两棵毒草，并不可怕。毒草多了，观众也不答应。对待毒草，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我们应当作得好一些，把毒草变成肥料，变成防疫药物。我们应当看到，广大观众的政治水平和艺术欣赏水平是不断提高的，戏曲工作者的政治觉悟也是不断提高的。明明知道是坏戏，还一定要演、一定要看的人，并不那么多。为了清除毒草，也只有让它出来。禁止它出来，是没有用的。香花总是在和毒草竞赛中发展起来的，新生事物总是在和腐朽的力量作斗争中生长起来的，美好的艺术总是在战胜丑恶东西的过程中繁荣起来的。我们越是坚决地执行“百花齐放’的方针，越是可以把社会主义的艺术繁荣起来。 + +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规律：凡是我们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好处，尝到甜头；凡是我们执行得不坚决以至违反了这个政策的时候，就吃苦头。这个教训，不能不说是深刻的了。 + +　　那么，我们就容易答复这个问题了。是放，还是收?只能放，不能收。艺术上是这样，学术上是这样，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问题，都应当是这样。如果我们把去年一年各方面的情况回顾一下，一定可以得出同戏曲艺术的发展类似的情况，得出正确的结论。 + +　　只是因为我们在“放”这个问题上还没有很多经验，还没有在各方面吃到“放”的甜头，“放”的劲头也就没有那么足。那么，就让我们试一试吧，尝一尝吧。实践是会给我们增加前进的勇气的。要学会游泳，就要下水，下了水，就知道并不那么容易淹死人。放了，也就懂得其中的乐趣，不想收了。 + +　　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他才能彻底解放自己。在解放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失去什么东西，因为我们原来就没有东西，除了奴隶的锁链以外。因此，我们就不怕放，我们就敢于在自由竞赛中发展共产主义的事业。到了今天，当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人民生活中已经处于指导地位，当我们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以后，我们更可以大胆放手地去进行竞赛。当然，有困难。远在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著名的论文中就曾指示我们：“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当时，我们对这一点还体会不深。现在，当国内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我们就比较深刻地领会到这两句话的分量了。我们必须用学习搞阶级斗争的那种热情和毅力，去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去学会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许许多多不懂的东西。而这也如同学习搞阶级斗争一样，是靠在实践中、在战斗中才能逐步学到一些东西的。“收”是不能锻炼群众，锻炼阶级，锻炼干部的；只有“放”，只有在放的过程中，谦虚谨慎，勤勤恳恳，我们才能够受到锻炼，学到处理新问题的经验。 + +　　 ---- 原载1957年4月21日《解放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1.txt b/CCRD/1/3/2/0002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e9a6fd511cbfac8e2c1b343a5529e31033cc2b --- /dev/null +++ b/CCRD/1/3/2/000281.txt @@ -0,0 +1,17 @@ +# 工商业者要继续改造，积极工作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来，全国私营工商业者在工作和学习上，都出现了新气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一年里，全国的工商业者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万人参加了短期讲习班和业余政治理论学习，受到了“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启蒙教育。这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和工作，都起了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在这一年里，工商业者中积极完成工作任务的有所增加，企业中的公私共事关系，也有显著的改进。根据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沈阳八大城市和河北等二十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去年第三季度参加社会主义竞赛的工商业者约有六十五万人，其中被评选为先进工作者或者得到物质奖励的达九万七千人。这说明一年来，工商业者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影响下，又已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党对于工商业者采取“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是完全正确和有效的。 + +　　但是，我们在看到工商业者积极的、进步的一面的时候，也要看到他们还有消极的、保守的一面。不少的人对资本主义还有留恋。有些人说：“定息五厘七年，少不了什么；人事安排停当，变不了什么。现在是河水望到底了，大局就是如此这般。”于是，产生了“定了”、“算了”的思想。“定了”就是心思笃定，不再想改造。“算了”就是得过且过，不积极工作，不象合营以前那样关心企业了。有的人甚至认为对企业“毫无牵挂”了。有一位私方厂长在家吃饭的时候，工人跑来告诉他说，工厂发生火警，叫他赶快去。但他却毫不在意，仍慢吞吞地吃完饭才去。有些人说自己在企业里是“老二”，该自己负责解决的事也不解决，事无论大小，都推给“老大”（公方代表）。有些人则以“财富”自居，认为搞生产，非我不可，于是就瞧不起公方代表，瞧不起职工群众。在不少企业里，私方人员之间彼此猜忌，勾心斗角。能力强的看不起能力弱的，进步的瞧不起落后的，职位低的对职位高的不服气，大有三国演义上周瑜对诸葛亮所抱的“既生瑜，何生亮”的偏狭忌妒思想。尤其严重的是有些私方人员，企图离间工人同公方代表的关系。私方人员利用职权打击工人，涂改帐册发票，私收帐款，挪用公款，弄虚作假等等事情，在各省市里都发生过。上述这些情况，都是跟社会主义国家利益相矛盾的，有些甚至是国家法律所不能容许的。这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两面性中消极性的具体表现。它反映了在合营企业里，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仍然有阶级矛盾。这种阶级矛盾的存在是完全不奇怪的，合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的。问题并不在于这种矛盾的存在，而在于对这种矛盾必须有正确的态度。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种阶级矛盾虽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非对抗性的矛盾，但是，绝不能因为它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就忽视它。应该以推动工商业者继续改造的办法来克服这种矛盾。 + +　　现在，有某些工商业者不承认有两面性。他们一听到“阶级关系”、“接受改造”就不高兴，说是给他们的积极性泼冷水。有些人说：“论技术，论文化，公方代表和职工的没我高，今天企业里存在着的已经不是谁领导谁的问题，不是谁接受改造的问题，而只是师傅带徒弟的问题。”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资本家放弃了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在企业里担负一定职务，从这一点上说，他们已经是企业的公职人员。他们之中，不少的人具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公方代表和职工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还没有最后被废除，资本家还拿定息（仍是一种剥削），所以在他们和工人之间仍然存在着阶级关系。在实际行动中，资产阶级分子一方面有进步的表现，一方面又确实还有比较严重的落后的表现，所以就必须继续改造。这是不能模糊的。我们指出阶级关系的存在，指出工商业者改造的必要性，绝不是给工商业者的积极性泼冷水，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让他们更好地认识继续前进的方向，更好地发挥积极性。况且在我们国家里，思想改造对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的。因为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空前未有的伟大变革的时代，新事物天天在成长着，旧事物天天在衰亡着；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出现。在这样的时代里，每一个真诚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又不甘落后的人，包括工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都要时时进行自我改造，才能使自己的思想认识、作风，适合于社会发展的要求。现在还拿着定息、思想作风跟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还有很大距离的工商业者，为什么就不要进行改造了呢？ + +　　工商业者必须明确认识：以企业为基地、通过工作的实践，是改造自己的主要方法。工商业者应该守职尽责，努力工作，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把自己的一切才能贡献给祖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并且使自己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逐步地树立劳动的观点和习惯，培养和提高劳动的技能，把自己改造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在企业里工作的私方人员，对于企业的工作，应该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大胆地提出意见，勇敢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便在共事关系中实现公私双方相互的监督。但是，在另一方面，私方人员又必须服从公方代表的领导，积极靠拢职工群众，从进一步改善公私共事关系中来改造自己。 + +　　有些工商业者，特别是在短期讲习班结业的人，不知道在哪里继续学习才好。在短期讲习班结业的私方人员，最好以企业为基地，同职工和公方代表一起学习。这样可以通过学习讨论，互相帮助，把政治理论学习和工作实践结合起来，把学习和改善公私共事关系、私私共事关系结合起来，这更有利于私方人员的改造。不过，目前有些私方人员对于同职工和公方代表在一起学习还有顾虑，担心不易敞开思想；有些私方人员的水平还跟不上，中小企业中领导学习的力量一般还比较薄弱。因此，私方人员同职工、公方代表在一起学习，必须采取逐步开展、分批扩大的办法。在实行的时候，必须根据私方人员自愿的原则。 + +　　从一个资本家变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不象孙悟空要变就变那样轻而易举，而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需要从实践和理论中学习，尤其需要向职工群众学习。这里有困难，而且是艰巨的，骄傲不得，急躁不得。毛主席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对每一个工商业者来说，也都是需要好好领会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2.txt b/CCRD/1/3/2/0002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2d25df0f09343cf63d71816c0876297f0a3f49 --- /dev/null +++ b/CCRD/1/3/2/000282.txt @@ -0,0 +1,11 @@ +# 农工民主党通知所属组织学习毛主席讲话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２２日讯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最近通知所属各级组织，要求组织全体成员认真学习毛泽东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以及毛泽东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　　通知说，这两个讲话对民主党派的工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 +　　通知指出，这次学习是为了获得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观点和方法，从而达到增强团结改进工作的目的。通知要求农工民主党的成员通过这次学习，要进一步明确认识人民内部矛盾的社会根源，从而为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奠定思想基础。通知还要求各级组织有意识地去鼓励党的成员在增强党内团结问题上，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升学问题上，首先响应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号召。通知还规定学习时间一般为两个月。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原题为：“农工民主党通知所属组织学习毛主席讲话 为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奠定思想基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3.txt b/CCRD/1/3/2/0002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9e8cb4798be389bec1f334b372d6ea208128f --- /dev/null +++ b/CCRD/1/3/2/000283.txt @@ -0,0 +1,33 @@ +# “部长”与“抄写” + +　　<谢觉哉> + +　　去年１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改变头重脚轻的现象”文中有这么几句：黑龙江省安达县“县委组织部一共只有七个工作人员，就有四个部长。有一次要抄写一份急用的材料，恰好三个干事都不在家，四个部长因为都是部里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愿意做这个具体的抄写工作。” + +　　奇怪的固然是“七个工作人员中，就有四个部长”，官多兵少；但更奇怪的，是“四个部长因为都是部里的领导干部，谁也不愿意做这个具体的抄写工作”。 + +　　把一个人提拔到领导地位，绝不是为着“抄写”；但也没有任何规定或习惯，说领导干部自己“抄写”是失了身份，失了身份就意味着“失职”。 + +　　不能不使我想起一个故事：从前有个官太太，朝见皇后，皇后握了她的手，以后这只手就成了“御手”，不能拿东西、做事。那位官太太的手本来是健全的，被皇后一握，残废了；这四位部长的手也是健全的，做了“部长”就不能“写字”了。甚矣哉被提升之害人也！ + +　　我希望这四位部长的想法并不是这样，而只是把干部堆积到上级机关里的一种“头重到发昏”的偶然病态。 + +　　“领导干部”之所以称为“领导”，在于他能负责、能多做事。当然他可以指使别人做，也应该指使别人做，但不是自己不屑做而是做不嬴。有时即使别人可以做的事而因为不放心，要去检查，或者拿过来自己做。比如重要文件的起草，估计干事们没有掌握全盘，不能写好的，就得自己动手，或者把内容向写的人交代清楚，要他写个初稿出来，自己再来修改；修改不论改多少，总比起草省力。 + +　　起草和修改的稿件，要人抄写，也叫誊清；假如涂改得太多，别人看不清楚的，那就只有自己动手抄写。 + +　　“抄写”或“打印”，是办理文件一个重要过程。写文件的目的，是向别的机关或别的人员交代工作，要他们知道是什么事，应该怎样做。错一个字，遗落一个字，或模糊看不清楚，常常使文件失去作用，甚至出乱子。所以必须要重视文件的校对；重要文件，领导人须要亲自校对。 + +　　抄写，不论用毛笔或钢笔，都要写正楷，笔画分明，要写得大一些，使人看起来不费力。有些写字的人，把字有的写得很高有的写的很矮，看去象一排排的宝塔；或者前后字联在一起，常使人误会前一个字的右边和后一个字的左边是一个字；还有人创造一些他个人独有的笔法。 + +　　这比毛主席曾经批判过的把工人的“工”字第二笔不是写的一直而是转了两个弯子，写成了“＠”字；人字呢，在右边脚上加了三撇写成了“辵”字，“是发誓不要老百姓看”，还要糟糕。也许有人要说：你太顽固了，汉字不正在改革吗？我说：汉字改革我是赞成的；但你敢保证看你写的字的人，都和你的“改革”的程度一样吗？如不一样，那你的文件在看不懂你的写法的人的面前就成为废纸。 + +　　文件多如牛毛，领导干部不可能都看，那能管得上“抄写”？但那是清除文牍主义方面的事。至于重要文件，领导干部必须自己动手（包括出主意、起草或修改）甚至抄写。 + +　　话得说回来：“你也是个部长，你现在还自己抄写吗？”回答要老实：我好久不自己做抄写工作了。但自己写的东西，自己总要做最后的校对，怕印错、写错字及标点符号。不看看总不放心。而且可以在校对时发现写得不妥当之处加以修改。 + +　　字库未存字注释： + +　　＠②原字ㄎ下加一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4.txt b/CCRD/1/3/2/0002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addeef3bd79f302c49c8e77f64f0cf7a27ebcf --- /dev/null +++ b/CCRD/1/3/2/000284.txt @@ -0,0 +1,33 @@ +# 文艺刊物如何贯彻“放”的方针？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自从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以后，全国知识界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文艺刊物是实现这个方针的重要阵地，编辑部关于如何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提出了许多问题。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在４月２０日召开了北京文艺报刊编辑座谈会的第一次会议，出席的有茅盾、周扬、老舍、邵荃麟和“人民文学”、“文艺报”等刊物编辑部的主要人员等。茅盾等在会上讲了话。 + +## 反“左”和反右，重点是什么？ + +　　根据党的方针，刊物编辑部认识到在思想战线上应该进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但是他们希望进一步认识，批评的主要锋芒应该针对什么。茅盾等同志在讲话中都表示，根据目前情况，主要是要克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因为目前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还存在着各种顾虑，例如：教条主义常和某些“领导思想”有关系；不少人对教条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还不能区别清楚；很多人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批判不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不克服，就批评不倒资产阶级思想。周扬指出我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形势的发展，有些同志同中央方针的精神，在思想上有距离甚至抵触。荃麟指出，现在全国文艺编辑正在注意北京文艺刊物的动向，这些刊物必须充分体现“放”和“鸣”的方针。 + +## 大放？小放？香花毒草齐放？ + +　　有些编辑部怕放毒草，怕放了毒草后“挨整”，写检讨；有的怕放出毒草后难以批评，因为很难担保批评中没有教条主义。而这种缩手缩脚、稿子发不出的情形：毒草不敢放，教条主义不敢碰，香花不容易争取到，已经受到了人们的责问：“你们编辑部解冻了没有？”“编辑部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周扬说，不要怕毒草。毒草是客观存在，避免不了，提出“避免毒草”的口号是主观主义的。而且香花和毒草在一个时期内常常不容易辨别清楚，常常是香中有毒，毒中有香，或者似毒非毒，提出避免毒草，实际还是不肯大放，要求一律放香花，这是不可能的。茅盾说，要求先鉴别了香花毒草之后才放，就是“半开门”，而不是“大开门”，“我看还是先大开了再说”。周扬也说现在不是要小放，要大放，更不是要收。要香花毒草齐放，让毒草放出来，有好处，一方面让大家认识一下毒草，另方面，好使香花和毒草竞赛，并对毒草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不批评，是右倾；批评不等于收，也决不是“围剿”。 + +　　老舍也认为毒草可以放，但是诲淫诲盗的东西不能放，这是毒蛇。在反对色情和低级趣味的文艺的同时，要注意把它们和描写爱情的文艺区别开来。他说，现在有“清教徒式”的风气，如把芭蕾舞看成色情的就是。不能把“美”和“黄色”混淆起来。 + +　　有的刊物提出“站得稳才能放得开”，荃麟说，只能在“放”和“鸣”的过程中才能站得稳，不能先等站稳了再放。 + +## 片面和全面的问题 + +　　老舍说，许多片面可以合成全面，立刻要求全面可能一时办不到，对事物的全面认识需要通过逐步实践才能得到。我们应该养成民主生活。民主的方法就是许多片面凑成全面。目前关于小品文的讨论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有人看了小品文批评到他那一行，就懊恼，说是小品文有片面性。实则哪一行都不可能全部是好的，这种懊恼，表明了缺乏民主生活精神。荃麟认为应该力求全面。有片面性，犯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要把对错误的批评搞得很紧张，应该让矛盾充分暴露出来。 + +## 反对宗派主义 + +　　在有些党和非党的知识分子中间还存在着隔阂或者紧张状态，有人说好象有一道墙。周扬认为这是某些党员知识分子身上的宗派主义作祟。党和非党之间应该有区别，但不应该有墙。党员应该工作得更多些，态度更谦逊些，而不应当有甚么党员优越感。文艺界还存在着宗派主义，在有的文化艺术部门中比较厉害，应该坚决予以克服。不尊重老艺人，老作家，老画家，老报人，老教授，老演员就是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周扬强调指出，团结一切有用的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决定作用。 + +## 编辑部改不改原稿？ + +　　不少作家不满意刊物编辑部不适当地修改稿件，这是合理的。茅盾说编辑工作是任劳任怨的工作，编辑工作有缺点，但对原稿的修改还是需要的，修改要商得作者同意。荃麟说，目前有些编辑部不尊重作家的劳动，不经作者同意，任意修改稿件，甚至改变了原作的思想内容，这是不好的。编辑部的动机不能说不好，有些修改也是必要，如文字的润饰等，但是也有改坏了的。编辑应严肃对待修改工作。 + +　　在这一次座谈会结束前，荃麟希望各文艺刊物编辑部继续进行讨论，大力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使北京和全国的文艺刊物在近期内有新的面貌出现。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5.txt b/CCRD/1/3/2/0002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1d6c2c4a138310a7b364b3216dd6488777f24d --- /dev/null +++ b/CCRD/1/3/2/000285.txt @@ -0,0 +1,11 @@ +# 辽宁文艺工作者对省委提出批评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要管钢铁、煤炭和机器，但也不应该不管或很少管文艺，这是最近辽宁地区党内外文艺工作者在省委召开的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很多人提出来的对省委的批评。不少人在发言中认为：省委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很不够，党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也很薄弱。有的人说，辽宁省委成立两年多来，对于全省的文艺工作一直很少讨论，因此希望省委今后每年对于文艺工作至少能进行一次或两次的研究和讨论。党的组织对于文艺工作的情况了解很少，因而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缺乏统筹安排。有人在会上反映：全省话剧团、歌剧团数量虽然不少，仅沈阳市就有十个话剧团；但剧团多，剧本少，人力分散，常常唱对台戏，家家叫苦。工会、企业和部队占有了很多设备较好的俱乐部、剧场，但利用率很低，很多专业的艺术单位却苦于没有适当的演出、展览的场所。这些都需要适当地安排。文艺工作者的愿望和声音没有地方倾诉，他们的实际困难有的也长时期得不到适当地解决。沈阳市的民间歌舞团终年在工厂农村巡回演出，但他们的吃饭却成问题。对于辽宁地区文艺工作中的教条主义问题，也是这次座谈会上很多人发生兴趣的问题之一。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洞箫横吹”，作家协会一个负责人在报纸上发表了批评这个剧本的文章，但这个剧院有人写了不同的意见，当地的报纸却拒绝刊载。人们说：有权有势的教条主义是最可怕的，它束缚人的思想，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主要阻力。 + +　　整个座谈会的思想很活跃，人们都能毫无顾虑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也发了言。他说：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省委虽然也作了传达，也作了些讨论，但没有认真发动全党讨论，更没有根据这个方针采取具体措施。官僚主义是省委领导上的致命伤，这虽然在很久就意识到了，但在文艺工作的领导上表现得更为严重。黄欧东欢迎文艺界的同志们今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或写信告诉省委，以便随时解决。 + +　　辽宁省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是在４月２３日开始的，参加座谈会的有文艺界各方面人士一百七十余名，辽宁省委书记李荒、副省长王梓木，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都出席了这个会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原题为：“不应该不管或很少管文艺工作 辽宁文艺工作者对省委提出批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6.txt b/CCRD/1/3/2/0002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5f88868640e3643ccb81bb1c65e3bedcfd03d5 --- /dev/null +++ b/CCRD/1/3/2/000286.txt @@ -0,0 +1,33 @@ +# 全党必须认真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认真地研究和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这是当前党的每一个组织、特别是党的高级组织和它们的负责人员的迫切任务。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员会，政府部门和人民团体的党组，必须积极地、认真地领导党内外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深入地检查这一讨论的进行状况，通过这些讨论了解各社会阶层的思想动向，并且迅速地加强党对于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这对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政治水平，巩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 +　　自从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党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报告，这些报告在党内外进行了传达以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已经成为现时全党和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全国各地各阶层社会人士对于这些报告的热烈的讨论，使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发生了新的生动活泼的变化。由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错误所造成的人民内部的某些纠纷，因此而得到了正确的解决。由党的工作人员的宗派主义错误所造成的党和非党群众特别是非党的知识界之间的某种紧张关系，因此而转向缓和。许多党组织的领导方法得到了改进，许多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 +　　但是，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很快地了解的。不仅有许多群众，而且有许多领导人员，还不善于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还不善于用正确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尤其需要警惕的是，党的某些工作人员，在居于各种范围的领导地位以后，在不同程度上沾染了旧社会统治阶级的作风，沾染了国民党的脱离群众的作风，沾染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他们开始忘记了党关于人民民主和群众路线的教导，开始忘记了党关于为人民服务、同群众打成一片、关心群众疾苦的教导。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再一次大规模地、有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展开正确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使全党善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目的。在目前，如果能够深入地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纠正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克服在这个问题上的抵抗情绪，就将为全党整顿作风运动造成一个良好的开端。相反，如果采取简单的敷衍的作法，不去触动党内许多同志的思想方法上和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满足于表面的和局部的效果，就认为万事大吉，那末，对于事情是不会有什么帮助的。 + +　　事情的困难还在于，许多党组织的领导者因为埋头于近几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繁忙事务，往往忽视了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在思想战线上干部力量很弱，迫切地需要加强；而许多党委对于思想工作部门的领导又常交给二三把手去管，很少加以过问，使这些部门的工作往往陷于无人负责的状态。很明显，不改变这种情况，就很难领导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习和讨论，更难要求把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 +　　为了同全国人民在一起，彻底了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真正在实际生活中贯彻实现党关于这个问题的指示，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必须全力以赴。各级党委的第一书记和其他负责人员必须把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亲自领导起来，必须把思想工作亲自领导起来。 + +　　现在有许多党组织已经这样作了，但是也还有不少党组织的动作还很迟缓，劲头不足。党的报刊（从本报起）在这一方面也是落后的，现在也还有不少报刊没有重视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这是因为，党内除了有一些同志对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有怀疑以外，有更多的同志还没有认识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今天的国内生活中，究竟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 +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既然如此，为什么现在要特别地加以强调呢？这是因为，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我国内部的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刚才结束，作为最近时期的阶级斗争发展的结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群众占我国人口的六分之五以上）正在经历着空前未有的物质变化和精神变化。国内阶级斗争的基本结束，本来就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历史舞台上上升到比较显著的地位，加上绝大多数人口所经历的这种深刻的历史性的变化，更使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带有特别重要的性质。而我们的许多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社会大变动的全部意义。他们还没有觉悟到，时代已经变了。在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绝大部分已经被我们推翻了，扫除了，剩下的只是些残余；对于这些残余虽然还需要保持警惕性和严肃性，还需要继续给以打击，但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是过去了。现在，在我们周围的是广大的成了主人的人民，是我们曾经为之而出生入死、英勇奋斗的人民。人民是支持我们的，这没有问题。问题是人民同我们中间也逐渐产生一些矛盾，产生一些我们所不熟悉的、我们所不大想到和不大愿意想到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要求我们必须加以正视，必须谨慎地、妥善地加以处理。但是许多同志对于客观形势的这个根本变化熟视无睹，他们还习惯于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这样，他们就有误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严重危险。因此，党必须向他们大喝一声，让他们注意这个社会大变动是当前国内生活的基本形势，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国内生活中的新的重大的现象，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当前国内生活中的新的重大的课题。 + +　　我们的社会很久以来就处在大变动中间了。抗日战争时期是大变动，解放战争时期也是大变动。但是现在的大变动要比过去的大变动深刻得多。现在我们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几千年来的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迅速地转变为公有制，个体经营迅速地转变为集体经营。工人阶级的队伍在短短的七年里由七百多万人扩大到两千多万人。许多农民、青年学生以及其他阶层的成员成为工人阶级的新的组成部分。原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界现在丧失了原有的社会基础，正在转变为工人阶级的知识界。在这样巨大的复杂的变化中，人们一方面兴奋地看到了新时代的光明的前景，另一方面又不可免地会感到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不协调，生疏，不摸底，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存在决定意识，这样深刻的社会大变动当然要深刻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上来。思想又指挥行动，各种不同的思想当然也要表现为各种不同的行动。 + +　　我们国家这个时期的社会大变动，是一场伟大的、用和平的方法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这个斗争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是任何新出现的东西都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新的社会制度也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例如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大约需要五年的时间才能巩固；不能设想合作社一建立起来就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个大变动的时期，新的社会制度一定会巩固，但还需要有一个时间去巩固。人们心理上的七上八下，正是这种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党的任务，就是着重地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用耐心的、说服教育的方法而不是用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去帮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人们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帮助较多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一个长时期内，逐步地自愿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新的社会制度稳步地走向巩固。在这个重要关头，特别需要领导人员的善于调理，谨慎将事，目光远大，胸怀宽广。因此，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问题具有充分的自觉，及时地指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道路，就成为一个具有根本原则性的问题。 + +　　有些同志虽然听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在表面上似乎也懂得了报告的内容，但是并没有联系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来研究这个报告，好象他们那儿并不存在什么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情况决不会是这样的。不可能想象哪一个部门的领导和群众之间会完全没有矛盾，尤其不可能想象这样大的社会变动在哪一个部门会没有任何反映。没有这样的具体矛盾，会有那样的具体矛盾；没有表面化的矛盾，会有潜伏着的矛盾。你说没有，那是因为你的嗅觉不灵，还没有发现。如果我们不研究本部门人民内部有些什么矛盾，看不见人民内部的矛盾，我们的工作就会带着很大的盲目性，就会在矛盾爆发的时候陷于被动，甚至会由于惊慌失措而犯严重的政治错误。 + +　　有些同志承认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也承认必须用说服教育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用自由讨论的方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他们还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或者还没有获得能够以理服人、能够进行有分析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能够参加百家争鸣的本领，因而感觉困难。这种困难是会有的，但是也象过去我们所遇到过的困难一样，是完全可以克服的。克服这个困难的唯一出路，就是学习和实践。要使大家立下学习的决心，首先必须提出任务。只要大家的确懂得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就会找到克服困难的道路。 + +　　领导工作人员看不到人民内部的矛盾，或者虽然看到了而没有能力加以正确的处理，在政治上无疑是一种危险。危险不仅是由于他们落到了历史的后面，而且是由于革命的胜利把他们拥上了人民领导者的行列，他们的地位还可能冲昏他们的头脑。新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任务对于领导工作人员虽然也是生疏的，但是他们中间有少数人却不懂得因此而必须特别谨慎，特别谦虚。他们不再深入群众之中，密切地联系群众，向群众学习自己所不懂得的一切，却反而站在群众之上，企图把自己变为一个享有特权的小集团、小宗派。这样，他们就不但决不会正确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决不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会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复杂化，紧张化。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虽然只是少数，但是他们在国内生活中的影响，在人民内部矛盾发展中的影响，却不容我们忽视。 + +　　总之，只有及时地认识社会大变动的历史意义，及时地认识人民内部矛盾在新形势下发展的必然性，只有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引导不同的社会阶层继续前进，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见巩固，只有在领导工作人员中进行充分的工作，使他们坚持深入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的优良作风，坚决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恶劣作风，我们才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快地把我们的国家建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生动活泼的、先进的、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由此可见，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全党当前的迫切任务。我们希望各个党组织的负责人都把这个问题的宣传教育工作抓起来，希望各个宣传机关都来宣传人民内部为什么会有矛盾和应该怎样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道理。我们相信，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就一定可以更容易地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就一定可以更充分地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可以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获得更顺利的发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7.txt b/CCRD/1/3/2/0002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ac4c8407eb4d14cfa942ad7dcc1f9ff0e4b104 --- /dev/null +++ b/CCRD/1/3/2/000287.txt @@ -0,0 +1,11 @@ +# “旧花新放” + +　　<《光明日报》报导> + +　　社会科学中的一朵旧花——社会学，重新开放了! + +　　这门解放以后在大学里停开了的学科，在今天经济文化建设迅速发展的新形势下，许多社会问题，如人口问题、劳动问题、家庭婚姻问题等等，都迫切需要让它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开放。社会学家们的这个意见，获得了党和政府的积极支持。4月23日。中国科学院哲社会科学部邀请近二十位专家，对社会学研究工作的安排问题，作了讨论。座谈会讨论决定，正式成立社会学工作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由陈达负责召集，委员有：费孝通、吴景超、吴文藻、李景汉、雷洁琼、袁方、胡庆钧等七人。 + +　　专家们就目前即须开展的社会调查研究工作交换了意见。陈达教授说，社会学研究工作的特点之一是注重实地调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积极展开各类社会问题的调查研究，例如人口问题、生活费的指数问题等等，所有这些调查研究工作，对于帮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有很大帮助的。李景汉教授在发言里，列举了目前应着手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如地区综合性的社会经济的调查(这个工作旧中国从来没有人做过)；人口、家庭、儿童、妇女等问题的调查等等。社会学家吴文藻、雷洁琼、林耀华等也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范围等等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 + +　　 来源：1957年4月24日《光明日报》第一版，选自《揭露和批判章罗联盟的军师-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整风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8.txt b/CCRD/1/3/2/0002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5b230dbf7f9c3e934934698161cc0f8444fad5 --- /dev/null +++ b/CCRD/1/3/2/000288.txt @@ -0,0 +1,19 @@ +# 大胆地“放” 大胆地“鸣” + +　　<《甘肃日报》社论> + +　　最近，中共甘肃省委召集文化科学界各方面的代表人士，开了一次“百家争鸣”的大会，党内党外，彼此谈心，畅所欲言，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本着这一方针的精神，检查和揭露了思想战线和科学文化战线上各方面的矛盾，提出了今后改进工作的宝贵意见。并从研究工作出发，有理有据、实事求是地对各种问题展开了论争。这次会议，为今后共同争鸣和互相监督打下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为今后大胆地“放”、大胆的“鸣”、互相监督、共同进步，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 +　　从这次会议反映的情况看，党中央提出“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后，一向较为沉寂的甘肃文化科学界，也活跃起来了。广大业余作者创作了或正在创作着各种题材各种形式的作品；搁笔很长时间的老画家又提起笔来了；各个剧团曲艺社也挖掘和整理了许多具有丰富内容和优美形式的民间、民族遗产，科学教育界的研究空气，也逐步高涨起来。各方面都出现了新的气象，获得了许多的成绩。但是，由于各方面还存在着一些思想障碍，以致放得还不够茂盛，鸣得还不够响亮，正如一位教授所形容的，还只是羞羞答答地放，吞吞吐吐地鸣。要很好地“放”、很好地“鸣”，就必须扫清这些思想障碍。 + +　　首先，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开动脑筋，搞通思想。根据这次会议反映，好多领导干部对“百家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深远意义，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他们只是在口头上承认这一政策，而在思想上却不太拥护，只愿看香花，就怕出毒草，只愿唯物主义独鸣，不愿与唯心主义争鸣。在执行这一方针时，缩手缩脚，前怕龙，后怕虎，怕放出牛鬼蛇神毒害人民；怕鸣出唯心主义，造成思想混乱。其实，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因为对于各种错误思想不能采取简单的禁止和压服的办法，只能采取自由辩论的方法，通过群众的自我教育，提高认识，发展真理，逐步克服不正确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本身是科学的真理，是和错误的思想斗争中发挥起来的，应该把思想斗争看作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动力。同时，我们必须相信群众在他自己的切身经验中，对真理与谬误、香花与毒草，是能在辩论中认识清楚的。必须明确认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客观事物存在复杂性的反映，是我们发展艺术、发展科学的长期方针，要使这一方针贯彻执行，就不是一花独放，而是百花齐放，在思想战线和科学文化战线上提倡独立思考，自由辩论，去伪存真，推陈出新，使科学文化事业日益繁荣和不断发展。只有执行这一方针，才能建设起社会主义新文化，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 + +　　其次，在知识界中，也有不少人存在着思想顾虑，怕放错了整思想、查历史；怕鸣错了丢面子、受打击；瞻前顾后，怕这怕那，不敢提出自己的见解，不愿拿出自己的东西。这些顾虑也是不必要的。“放”和“鸣”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是响应党的号召，即使放错了、鸣错了也不要紧，其实也很难免。把自己的东西放出来，见解鸣出来，经过大家评价和分析，互相吸收精华，充实学术研究，推动科学文化的迅速发展，这不但对国家好处无穷，而且自己会得到许多帮助，也能提高大家认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这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方针，而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解决矛盾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仍然必须紧紧抓住团结这一精神，反对简单、粗暴的态度，并容许被批评者进行辩护，容许坚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有这样好的方针的支持和保护，是满可以不必担惊受怕的，应该打消各种顾虑，言所欲言，放所欲放。 + +　　还有些人认为甘肃文化落后，没有“花”，没有“家”，放不起来，鸣不起来。是的，甘肃的文化和科学工作基础是差一些，但是不是就差到“没有”了呢？必须看到，甘肃曾经还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民间文艺也是很丰富的，有许多民族文化遗产在等待着我们去挖掘。拿近代文化来说，高等学校已经不少，科学研究机构也在逐步建立，随着工农业建设的发展，科学技术人员纷纷来临，文学艺术的力量也在不断增长。这怎么能说没有“花”、没有“家”呢。事实上我们的科学技术界和文化教育界已经作出了显著的成绩，而且有相当一批专家，问题是在于有关领导部门要把这些力量很好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同文化发达的地区比较起来，我们“放”和“鸣”的力量还不是很雄厚的。但这种情况只会促进我们加紧学习，努力钻研，在放和鸣的过程中逐步提高。只要大家虚心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认真研究问题，细心创作，艰苦治学，就能放出更肥硕更香艳的花朵，就更能成为胸有成竹的“行家”。我们要有信心，在“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 + +　　还有人认为：没有“园地”，无处放，无处鸣。我们认为，只要大家想办法，园地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首先，应把现有的文娱场所和报纸刊物很好地利用起来，让这些园地里放出来的东西内容丰富而精练，形式活泼而有趣。另外，还可大量组织座谈会、辩论会、讲演会、展览会、表演会等等，让大家“放”和“鸣”。园地，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特别是在目前纸张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更不能单纯着眼于增设报刊和出版书籍上，应该从多方面去想办法。当然这方面的问题还是要进一步研究，更好的解决。 + +　　综上所述，有关领导部门及工作干部，广大科学和文化工作者，各方面的知识分子及工作干部，都应解除各种思想顾虑，纠正各种错误认识，满怀信心和热情，大胆的放，大胆的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和文化的长期的方针，不能把它作为一个临时性运动，轰一个时期就算完了。有人主张“不要放了，不要鸣了”，或“放一个时期，收一个时期”，这种看法是极端错误的。另外，还有人主张“只放不评，只鸣不争”，误认为讨论批评就是要“收”了，这也是错误的。这样，就会停止了思想斗争，停止了自由辩论，实质上是取消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两种错误思想，也是“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反映，我们必须同这两种阻碍方针执行的错误思想做斗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甘肃的科学文化日益繁荣起来，更好地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甘肃日报》1957年4月24日社论） + +　　 ---- 原载《甘肃日报》1957年4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89.txt b/CCRD/1/3/2/0002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e59db038f3cd7defb20904506861affe221be8 --- /dev/null +++ b/CCRD/1/3/2/000289.txt @@ -0,0 +1,21 @@ +# 开始改进工作作风　四川各级党委抓紧思想工作 + +　　<《人民日报》> + +　　本报成都２４日电四川党内外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听了毛主席报告的传达后，结合实际工作，采用边学习、边检查、边改进的方法，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推动工作前进的伟大动力。 + +　　毛主席的报告已在全省各级机关、厂矿、学校相当于县级以上的党内外干部和各界代表人物中普遍进行了传达。四川省委、省人民委员会、省政协并召开专门会议进行了讨论。重庆、成都市委还特别召开了市委扩大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报告。为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深入贯彻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３月下旬，四川省先后召开了工业、公安、交通及财经专业会议；４月１９日又召开了有地、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宣传工作会议。通过一系列的传达和讨论，党内外干部已初步领会了毛主席报告的精神，开始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 + +　　在学习中，各级党委普遍加强了对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及其他书记、常委根据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分别向各大、专学校作了报告。全省各地委、市委、县委书记，也都普遍向所在地学校作了报告。重庆市委三个书记，先后以二十多天的时间深入重庆大学调查了解教师、学生的思想情况，广泛听取意见；对于思想工作中的粗暴作法，及时加以防止和纠正。成都市委为加强职工政治教育，普遍恢复了各厂每周二小时的政治教育制度，由党委负责人亲自讲授。为有效地改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市委工业会议确定：各厂在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的同时，实行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制，扩大工厂民主生活。 + +　　在省委统一布置下，省级各机关、团体和地方党委，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普遍进行了检查：同时，还同各民主党派分别举行座谈，广泛征求意见。在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有的已及时得到解决。民主党派反映：过去因为对党的政策方针和全省情况不能及时了解，致使自己的活动不能和党的中心工作配合起来。省委为帮助他们了解情况，先后把两次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向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进行传达，他们普遍感到兴奋愉快。个别平日总认为党对党外人士在政策上保守着特别秘密的人，现在开始消除了疑虑和误会。和党外人士的合作共事关系，也有了改进。省人民委员会各厅、局召开的重大会议，都吸收政协及有关民主党派人士参加，各厅、局的主要文件，也抄送政协及有关民主党派人士。 + +　　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过去许多干部存在着片面观点。主观上认为不好的东西，就不准“放”和“鸣”。同时，对群众觉悟程度估计不足，怕“毒草”影响“香花”，因之顾虑重重，束手束脚。前一时期，四川文艺界对“草木篇”的批评，虽然是正确的，但批评方法和态度却有简单急躁的毛病。４月１５日，四川和成都市文艺界召开座谈会，讨论在贯彻执行这一方针中的情况和问题。学术界也进行了讨论和检查。一致认为今后必须继续大“放”大“鸣”；在“齐放”“争鸣”中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 + +　　许多干部认为，应把“放”的精神扩大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中去，改变一些管得过多过死的办法。 + +　　为了动员不能升学的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４月间，各专区普遍召开中小学教师、学生、家长代表会议，讨论如何正确对待升学、就业问题。四川省教育厅并派出工作组，对农村需要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生产的情况进行调查，据以向学生进行教育。 + +　　四川省委鉴于目前对毛主席的报告学习的还不普遍、不深入，４月２４日发出通知，指示暂停理论学习，用一月时间，集中全力，在全体干部中组织传达、学习毛主席的报告和有关的文件。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原题为：“边学习、边检查、开始改进工作作风　四川各级党委抓紧思想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0.txt b/CCRD/1/3/2/0002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d28fc91aef009474028c15d7e2ea0fdd319352 --- /dev/null +++ b/CCRD/1/3/2/000290.txt @@ -0,0 +1,9 @@ +# 陕西省委迅速掀起一个学习高潮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西安２４日电中共陕西省委２２日举行常委会议，决定迅速广泛地组织全省县以上干部学习、讨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 +　　中共陕西省委在四月上旬曾经召开了有党内党外人士五百多人参加的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的讲话。省级各机关和各高等学校最近也开始进行传达和讨论。在讨论中，大家普遍认为学习过毛主席的讲话，思想豁然开朗了，对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开始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是省委常委会议认为，陕西地区在传达、学习和讨论毛主席讲话方面只是刚开始注意，行动的劲头不足，还没有形成一个学习高潮。这主要是由于省委对广泛、深入地开展讨论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抓紧领导。省委认为组织好这次学习讨论的关键，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充分认识毛主席讲话的基本精神，认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重大意义，克服怕揭露矛盾、怕乱、怕麻烦等错误思想，积极地领导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学习，放手地展开讨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原题为：“迅速掀起一个学习高潮，陕西省委认为：目前学习劲头不足，是由于省委认识不足，没有抓紧领导。”。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1.txt b/CCRD/1/3/2/0002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95e843959b677b620199fbf8a6f86b174c7b6b --- /dev/null +++ b/CCRD/1/3/2/000291.txt @@ -0,0 +1,23 @@ +# 上海知识界的新气象 + +　　<《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 + +　　本报上海２４日电本报驻上海记者综合报道：从３月中旬开始，上海市在党内外干部中普遍传达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报告和在全国宣传会议上的讲话。随即广泛地展开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讨论。上海市委在集中初步讨论情况以后，于本月１６日开始召开了上海市的宣传工作会议预备会，进一步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现在会议虽然还没有开完，但是，上海知识界已开始出现了一种新的形势。 + +　　综观一个月来上海市大讨论的情况，可以说是空前的热烈。在广泛民主的空气中，大多数人都是争先恐后地发表自己的意见，许多人说出了过去多少年都没有说出的意见。人们认为这次大讨论是三个字：好！好！好！毫无顾虑地提意见，这是一好；各种意见充分交流，这是二好；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有利，这是三好。这可以用财经学院教授王唯中的话来解释。他说：已经活了五十多年了，总想把自己一点点力量贡献给国家、给党。可是过去总把我们当外人，心里很难过，但是自己有些意见，又不敢提出来。这次座谈，有机会对党说出真心话，觉得人生有希望，生活有味道。 + +　　上海市最近出现的新形势，具体表现是什么呢？党群关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一般都认为周总理报告以后，党群关系有很大的改进，但是，现在还有一条小小的“沟”。为了消除这条“沟”，大家进一步分析了“沟”的产生原因。有人说是“三反”、“五反”、“肃反”、“思想改造”造成的；更多的人认为由于党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过程中，有些党员对于知识分子的特点认识不足，采取了一些过于粗暴的方法，形成了党与知识分子的某些隔阂；也有的认为党对知识分子一贯是尊重的，有些党员在执行政策中间，由于自己思想作风的毛病，使党群关系更加复杂化。采取粗暴的方式的例子是很多的。有些干部说服不了别人，动辄加以“反动”、“反党”的帽子，增加了非党同志的顾虑。有些领导者使人难于讲话，当被领导者提出工作困难时，领导者就说：什么事都有困难的。没有困难，社会主义还要建设吗！这样原来是小小的隔阂，越来越深，变成了一条“沟”。第二医学院副院长倪葆春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说：现在党群关系还没有完全打成一片，原因是很复杂的，有些党员干部是农村出身，对知识分子特点不了解；有些知识分子也不愿主动谈出自己心里话，在日常接触当中，免不了发生误会。如果当时用小小民主的办法就解决了，可是搁了一年、两年……，结果就变成大问题。有的知识分子没入党以前，同大家顶谈得来；入党以后，就同群众不大接触，更不同群众畅所欲言了。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系主任李春芬也说到这个问题。他认为同党的政策一接触，就深深地体会到党的温暖，但是，一接触到某些党员，又觉得干巴巴的，好象除掉工作和原则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他进一步提出，党员要同知识分子交朋友，要造成一种气氛，使党员与非党员能融洽起来。有了思想感情的交融，工作就好做了。 + +## 普遍要求学习理论　党群关系更加密切 + +　　在讨论中，相当普遍的呼声，就是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思想。这也是新形势的一种表现。许多人提出：虽然自己年纪已经不小，但是不甘落后，愿意同年青一代竞赛，急切地要求跟上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脚步。上海市第一重工业局副局长胡汝鼎说：他们局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感到很亲切，认为是说出了心里的话。毛主席提出了一个解除顾虑的好方法，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解决。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在提出各种意见的同时，自己作了检查：一、过去只看到国家政治大变动，没有看到祖国经济面貌的变化；二、思想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三、自由散漫习惯；四、不主动同党员、同领导接触，怕暴露自己思想，别人对自己客气和生硬一点都受不了；五、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低。许多工程技术人员听了毛主席报告后，觉得自己空虚了，非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可，否则就要落伍了。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说，思想改造以后，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有进步，但是，自高自大、不团结等等思想，在新的问题上又有表现，如在分配房子、评级中，相互之间有意见。解放军医学院副院长沈克非也认为目前有些高级知识分子，自大和骄傲似乎又有些新的抬头，忽视政治的自由主义也有些萌芽，有人还以“国宝”自居。有些参加座谈会的人，要求党和领导上不只从生活上关心他们，更要从思想上加以改造。 + +## 坐下来谈坐下来听　扫除了人为的紧张 + +　　上海市委采取了完全相信知识分子的态度，反复召开座谈会，听取多方面的各种意见，在这样的气氛中，高级知识分子对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取采了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各种座谈会中，高级知识分子不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也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有人提出党员和非党员应多谈心。此外，对理论学习、高等教育改革工作、科学研究工作，也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复旦大学副教务长周予同说到科学研究工作的缺点的时候说：清官犯错误比贪官犯错误还要厉害。贪官做贼心虚，不敢过于一意孤行，清官因为相信自己动机是好的，一股子劲儿干到底，一下扭不转来。这样的批评和意见正是说明党和群众的关系不是疏远，而是更加靠拢。 + +　　一方面是“坐下来谈”；另方面是“坐下来听，不管什么意见都听”。这种面对面地交谈，扫除了一切人为的紧张，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便于有效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上海市近一月来大讨论的结果怎样呢？许多人的顾虑消除了。有的人甚至这样说：“过去觉得满腹牢骚，真有千言万语”。真正谈起来又觉得没有什么了。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各项工作，提出许多要求，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出力。事实证明了毛主席所说“中国知识分子９０％以上是爱国的”的话，是十分正确的。事实也驳斥了“惟恐天下大乱”的思想。上海市最近出现的这种新的形势和空气就是在广泛的民主讨论中得来的。 + +　　 来源：《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2.txt b/CCRD/1/3/2/0002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0bffe3461a6e7bc15c68128037d97e441c708 --- /dev/null +++ b/CCRD/1/3/2/000292.txt @@ -0,0 +1,11 @@ +# 湖南高等学校负责人在座谈会上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长沙２５日电中共湖南省委员会召集全省六所高等学校的负责人和一部分教授，座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际春，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省委书记处书记周礼等分别参加了小组讨论会。座谈会进行了十一天，到２２日结束。 + +　　参加座谈会的三十八位党外人士都开诚布公，倾心畅谈了自己的意见，比较集中地批评了湖南省党政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湖南医学院院长凌敏猷，湖南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邓一韪等人士对目前高等学校领导多、职责不明形成“老子多、妈妈少、管的多、关心少”等现象提出批评。 + +　　参加会的人认为这几年来在学院里，由于一些党员领导干部存在宗派主义情绪和个别党员工作方法生硬、粗暴，以致同某些非党人士合作时还有些误会和隔阂。中南土木建筑学院教授李吟秋恳切地提出，希望共产党员不要光象吸铁石，只能吸住钢铁，要象士敏土（水泥）一样，把灰尘土屑也通通凝结在一起。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在听取教授们意见时，随时对个别党员和非党人士合作共事中的简单粗暴行为进行了严格批评，并要求非党人士多提意见，帮助党内整顿工作作风。中南土木建筑学院副院长魏东明（共产党员）检查了过去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表示今后努力改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3.txt b/CCRD/1/3/2/0002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c329249cffa2ba80811b2f39a11992f41d2ed0 --- /dev/null +++ b/CCRD/1/3/2/000293.txt @@ -0,0 +1,27 @@ +# 订好今年的农业计划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目前许多农业合作社正在总结去年的生产成绩，研究今年的生产计划。怎样正确地接受去年农业计划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结合整社、备耕工作，把今年的生产计划作好，使它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是当前农业生产领导上的一个重要任务。 + +　　去年年初，在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各个地区都根据生产关系变化以后的新情况和农民群众进一步发展生产的要求，制定了农业生产计划（有的还制定了远景规划），规定了增产指标、种植计划和实现计划的措施。这对于打破保守思想，鼓舞干部和群众的增产热情，发掘农业生产潜力，保证增产任务的完成，起了巨大的作用。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 +　　但是，由于我国农业计划工作的基础还很薄弱，领导经验不足，农业社也还缺乏计划生产的习惯，不少地区在编制和执行计划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些毛病。比如，有的增产指标过高，计划项目过多，领导控制过死。有些地方的粮棉增产指标不切实际地高出现有水平好几倍，并且硬性地要求农业社执行这种计划。这就限制了农业社的机动性和农民的主动性。有些农业社为了实现过高的指标，就过多过急地推行某项技术改革措施，违背了因地制宜的原则。有些农业社根据不切实际的计划组织劳动力，制定预算，以致造成劳动过度紧张和财务计划混乱的现象。 + +　　农业生产的计划化，是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从上而下地提出农业生产发展指标是必要的。但是，这种指标如果不同自下而上的计划相结合，不给下面留出适当的机动余地，就很难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如果勉强执行过高的计划指标，就会助长下级的命令主义作风的滋长。尤其是各个地区的自然条件很复杂，农民的要求多种多样，如果不征求下级干部和农民的意见，不经过社员讨论，就把播种面积、生产数量定的死死板板，那一定行不通。去年不少地方所以发生盲目改革耕作制度因而减产的现象，和这种自上而下地分配播种面积、计划太过于死板的作法是分不开的。 + +　　正确的计划应该是先进的和充分可靠的。先进而不可靠的计划，必然失去指导生产的作用；可靠而不先进的计划，也不能发掘生产潜力和促进生产的发展。因此，在编制计划的时候，对实际情况必须有客观、全面的分析。既要估计到有利条件，也要估计到困难条件；既要看到当前的情况，也要估计到可能发生的新情况；同时还要考虑到各种条件和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去年有些农业社的计划订的不切实际，并不是因为完全没有根据，而是因为这些根据不全面和不完全可靠。 + +　　为了编好农业社的生产计划，社干部必须走群众路线，发动社员总结经验教训，使生产计划完全符合因地制宜的原则。县、乡党政领导干部要给农业社以具体的帮助，使农业社的计划既能服从国家计划的需要，又能充分发挥当地的生产潜力。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具体条件不同，它们的生产计划也应有所不同，绝不应该提出千篇一律的要求。 + +　　有些地方因为去年春季订的计划指标过高，今年也就不敢提出先进的指标，以致新的计划又过于保守了。这种偏差虽然只是萌芽状态，但是非常值得注意。党和人民要求把计划定得既不保守又不过高，要使不积极生产的不容易达到定额，而积极生产的能够达到或超过定额。这样的计划才会刺激社员的劳动积极性，真正发挥指导生产的作用。 + +　　国家的农业计划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计划必须按照各地的具体情况，使它们互相结合起来。湖北有些地方在国家计划下达的时候，采取了这样的作法：对农业社只下达农产品的征购和收购任务，农业社在完成农业税和农产品统购任务、履行同国家采购部门和商业部门订立的合同义务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当地的情况和自己的需要安排生产。生产计划下达到县和区乡，由区乡掌握，不下达到社。乡把上下计划“碰头”之后，如果大致相符，就可以照此执行；如果不能保证执行，再行协商调整。社干部很欢迎这个办法，他们说：“这才能因地制宜。”这种作法可供各地参考。 + +　　从去年各地执行计划的情况来看，要把国家计划和农业社的计划适当地结合，中心环节在于县。因为国家的计划和要求，要经过省和专区下达到县，农业社的计划要汇合到县，由县掌握，综合平衡。县级领导机关有责任也有可能按照国家的要求和当地的情况，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保证合作社经营的独立性，上下结合起来，把农业社的生产逐步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 + +　　县是直接掌握基层组织的，它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上级计划和本地情况相结合的原则，积极负责地向上级反映情况和提供意见，修改不适当的计划，就可以避免错误，减少损失。 + +　　各地农业社经过一年的实践，已经积累了制定和执行农业生产计划的不少经验。各级计划部门和农业领导部门也提出了一些改善农业计划工作的措施。今年国务院下达的各省农业生产的控制数字，也大大简化了。这将给下边更大的灵活性。只要各地充分运用这些有利条件，就能把今年的农业生产计划订的更好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4.txt b/CCRD/1/3/2/0002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80d9fbad35d6a62ef77dcd9229f8776f5b3d2a --- /dev/null +++ b/CCRD/1/3/2/000294.txt @@ -0,0 +1,25 @@ +# 上海党员干部讨论毛主席讲话时流露出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 +　　<杨瑛> + +　　新华社上海25日讯　上海市机关科、处长级党员干部在讨论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流露出相当大的抵触情绪。 + +　　一、对毛主席这次报告没有先党内后党外，而是党内外一起来，大有意见。有人认为这是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表现，民主党派成员反比党员早听到报告，是否因为知识分子会闹所以才这样做。上海电影制片厂一个党员处长说，我们现在是靠小广播过日子，象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报告，民主人士都知道了，党员还不晓得。 + +　　交通部门有的党员认为毛主席的报告批评了古今中外的人物，批评了斯大林、赫鲁晓夫，又批评了匈牙利，会影响国际关系和苏联的国际威望。怀疑毛主席有骄傲自满情绪。 + +　　二、对“放”有三怕，一怕放了会出乱子；三怕放了以后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吃不开，事情不好办，又怕反官僚主义反到自己头上，下不了台；三怕自己水平低，跟不上去。有人要求提高一下再“放”。青年团的干部提出放要有五个条件：有领导、有准备，有计划，有控制，有范围。 + +　　有的要求领导给个底，这次“放”，下一步干什么，否则明年整起风来吃不消。 + +　　最近有一个区召开政协会，大家发表意见很热烈，区委书记着急了，怕无法收场，于是出了个“点子”，请大家发言要有事实根据，结果第二天会场上冷冷清清，大家不讲话了。 + +　　三、有人感慨现在老干部不如新干部，老革命不如新革命，说井岗山时代的驴子现在还要喂喂粮食，老干部也要照顾照顾。 + +　　有人提出党内也要“放”，希望党内办一张报纸，什么意见都可以在上面发表。 + +　　目前干部讨论中情况比较好的是少数。 + +　　党内干部这种抵触情绪，党外人士也已觉察到，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对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说：“光开我们的会还不行，你们党内也要谈谈”。 + +　　 来源：1957年4月2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5.txt b/CCRD/1/3/2/0002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af88e92104c5e8de5e02145dd7902740b35dc --- /dev/null +++ b/CCRD/1/3/2/000295.txt @@ -0,0 +1,23 @@ +# 上海黨員幹部討論毛主席講話時流露出相當大的抵觸情緒 + +　　新華社上海２５日訊：上海市機關科、處長級黨員幹部在討論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講話中，流露出相當大的抵觸情緒。 + +　　一、對毛主席這次報告沒有先黨內後黨外，而是黨內外一起來，大有意見。有人認為這是黨內政治生活不正常的表現，民主黨派成員反比黨員早聽到報告，是否因知識分子會鬧所以才這樣做的。上海電影製片廠一個黨員處長說，我們現在是靠小廣播過日子，像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的報告，民主人士都知道了，黨員還不曉得。 + +　　交通部門有的黨員認為毛主席的報告批評了古今中外的人物，批評了斯大林、赫魯曉夫，又批評了匈牙利，會影響國際關係和蘇聯的國際威望。懷疑毛主席有驕傲自滿情緒。 + +　　二、對“放”有三怕，一怕放了會出亂子；二怕放了以後老一套的工作方法吃不開，事情不好辦，又怕反官僚主義反到自己頭上，下不了台；三怕自己水平低，跟不上去。有人要求提高一下再“放”。青年團的幹部提出放要有五個條件：有領導、有準備，有計劃，有控制，有範圍。 + +　　有的要求領導給個底，這次“放”，下一步幹什麼，否則明年整起風來吃不消。 + +　　最近有一個區召開政協會，大家發表意見很熱烈，區委書記著急了，怕無法收場，於是出了個“點子”，請大家發言要有事實根據，結果第二天會場上冷冷清清，大家不講話了。 + +　　三、有人感慨現在老幹部不如新幹部，老革命不如新革命，說井崗山時代的驢子現在還要喂喂糧食，老幹部也要照顧照顧。 + +　　有人提出黨內也要“放”，希望黨內辦一張報紙，什麼意見都可以在上面發表。 + +　　目前幹部討論中情況比較好的是少數。 + +　　黨內幹部這種抵觸情緒，黨外人士也已覺察到，復旦大學教授張孟聞對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魏文伯說：“光開我們的會還不行，你們黨內也要談談”。（楊瑛）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8期，1957年4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6.txt b/CCRD/1/3/2/0002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c207cd9154004d30e7d46c5ef91ee66af74548 --- /dev/null +++ b/CCRD/1/3/2/000296.txt @@ -0,0 +1,19 @@ +# 提高高等学校新生质量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高等学校的可能条件，目前高等教育部已初步拟定１９５７年度高等学校共计招生十万七千人的指标。 + +　　有人认为今年只招生十万七千人的计划指标是“冒退”，或者说“太保守”了。其实不然，决定今年高等学校招生人数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国家建设的实际需要，一是高等学校本身的可能条件。从国家建设需要情况来看，我国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加上今年招生人数，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第二个五年计划工农业生产和科学研究的要求。从学校可能条件来说，由于过去几年发展速度较快，自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学年到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学年，在校学生共计增长２５４．６％，平均每年增长速度为１９．４％。为了巩固过去几年来数量发展很快的成果，和解决１９５６年大发展所遗留下来的问题，１９５７年度放慢发展速度是必要的。即使放慢发展速度，在校学生数仍将增长１２％强。由此可知，无论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学校可能条件来看，１９５７年度招生十万七千人的计划基本上还是妥当的，并不是“冒退”和“保守”。今天的问题就在于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大力提高新生的质量。 + +　　从国家建设的需要方面来看，过去几年我国正处在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国家各项建设事业迫切需要高等学校培养大批的科学技术人才和管理干部。为了适应当时的迫切需要，高等学校除了办四、五年制的本科以外，还开办了大量的专修科，而且在高中毕业生很少、需要从其他方面扩大学生来源的情况下，有时不得不降低对新生的质量要求。今后随着重点工程陆续建成投入生产，我国科学研究事业争取尽可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这就要求高等学校今后应该更多地注意提高培养干部的质量。同时，从高等学校本身发展的情况来看，由于过去几年来的迅速发展，目前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数和今年招生人数，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第二个五年计划国家建设的需要。当前和今后主要的问题是进一步提高质量。而提高新生质量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条件之一。要提高高等学校新生质量，首先就要有数量较多的高中毕业生来加以选择。 + +　　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是三个以上高中毕业生才有一个人能考上大学。以往几年，由于我国高中的发展落后于高等学校招生的需要，录取新生选择余地很少，提高新生的质量是比较困难的事。直到今年，才开始转入高中毕业生基本上能够满足高等学校招生需要的这种比较正常的情况。今年的高等学校平均从一点八个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个学生，这显然还是录取得很宽，但是对于提高新生质量来说，究竟是有了比过去有利的条件。从高等学校的教学效果上来看，过去由于招收的新生质量不高，一方面造成程度过差的学生跟不上班而中途退学，对国家对学生个人都很不利；另一方面，有些勉强能跟班学习的学生，往往也由于原来的基础不够，而感到很吃力，这是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而学习成绩不够好的原因之一。假如能够招收质量较好的新生，既可以减少或避免中途退学和学习负担过重的现象，又能够培养质量较好的人才，他们对国家建设将会起更大的作用。 + +　　今年高等学校招生的办法也比过去有所改进。根据以往几年来招生工作的经验和今年的具体情况，统一招生便于全国考生投考各类学校，有计划地进行地区调配，保证各类学校完成招生计划，而招生工作负担不致过重，节省人力物力，符合精简节约原则，对于考生也有一定的便利。但是，统一招生也有缺点：学生志愿有时照顾不够；学校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地区调配也难免有缺点。今年接受了以往几年统一招生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仍要采取统一招生的办法，同时也允许部分学校单独或联合招生。在地区调配上，由于大部分地区高中毕业生都能满足本省市高等学校的招生需要，因此，凡是为本省市培养干部的学校（如师范、医药、农林等），原则上采取就地招生、就地培养、将来就地分配工作的办法；凡是为全国培养干部性质的学校（如工科、综合大学等），原则上应先在过去大区范围内招生，不足时再到外区招生，其中北京、天津和西北部分学校，可到华东、中南地区招收部分学生。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地减少地区之间的调配人数，既能使学生习惯于当地的生活，又能替国家节省人力物力。为着照顾考生的入学志愿，今年在填写入学志愿和进行录取分配的办法上，也得尽可能地满足新生的要求，以便更容易激发学生在学习上的积极性，减少专业思想教育的困难。 + +　　今年的招生工作仍然需要各省市党委加强领导。要克服“今年招生任务少，高中毕业生多，问题不大”的松劲思想。今年招生任务虽然比去年少，但对新生质量的要求却要高些。今年高等学校招生要求严格做到从政治、健康、学业三方面来选择录取质量比较好的新生入学。同时，高中毕业生多，虽然新生选择余地多些，但考前考后各种思想教育的任务，特别是实事求是地按个人所长选择专业的教育，应该作得更深入细致一些。今年招生的办法也要比往年有所改进，因此，也就要求各有关部门做更多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政府、学校、青年团等有关方面，要迅速建立比较精干的招生机构，挑选对招生工作经验较多质量较高的干部来参加今年的招生工作。现在离开暑假招生考试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各项工作应及早积极准备。 + +　　今年约有八、九万高中毕业生升不了学。为了作好他们参加农业、手工业和工业的生产劳动以及自学等方面的安排，需要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一系列的思想组织工作。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一般地不再动员报考大学，应先工作几年有了经验以后再升学。各地在这一方面也要进行适当的宣传教育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7.txt b/CCRD/1/3/2/0002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27e257927b3de901d0eea5e430f0b6893a622d --- /dev/null +++ b/CCRD/1/3/2/000297.txt @@ -0,0 +1,9 @@ +# 浙江一鄉支部書記因吊打群眾被群眾打死 + +　　新華社杭州２５日訊：４月９日晚上，浙江省永嘉縣狸溪鄉黨支部第二書記鄭炳權為糧食問題扣押並吊打了一個富裕農民，引起當地群眾不滿，聚集了六、七十人鬧到鄉人民委員會，趁勢將鄭炳權打成重傷，當夜死去。群眾見打死了支部書記，非常恐慌，十三個積極參與毆打的群眾當即逃上山去。 + +　　鄭炳權平日強迫命令，作風不民主。群眾早就對他有意見，並有一些人要想打死他。而鄭本人卻沒有發覺。這次他吊打農民事件更引起群眾公憤，加上兇手中的為首分子周啟順，在１９５０年曾參加過土匪組織，平日受過鄭的訓斥，懷恨在心，這次用鋤頭擊中鄭的頭部，使鄭受重傷致死。 + +　　事情發生後，中共永嘉縣委員會已組織幹部在當地群眾中進行了宣傳教育和處理工作。現在逃上山去的人有六個回來了，回來後有四人由縣委批准扣押起來，其他七人（包括周啟順）還躲在山中。（特約通訊員　孫明津）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88期，1957年4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8.txt b/CCRD/1/3/2/0002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3d27d125fd136edd72b626164300b28d1faefb --- /dev/null +++ b/CCRD/1/3/2/000298.txt @@ -0,0 +1,29 @@ +# 从各民主党派的会议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紧接着最高国务会议和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之后，各个民主党派的中央机构先后召开了会议。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召开了三届二中全会，中国民主同盟召开了全国工作会议，中国民主建国会召开了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也召开了座谈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中国致公党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九三学社召开了四届二中全会。这些会议都讨论了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和政协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尤其成为各民主党派中央召开的这些会议讨论的中心。 + +　　这些会议，由于各民主党派领导上采取了更加民主更加放手的方针，因而开得比较活跃，比较热烈。不少参加会议的人已经作到畅所欲言，坦率地进行批评，并且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展开了争论。比如，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肃清反革命分子问题的争论，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的争论；在中国民主同盟全国工作会议上，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的争论，关于知识分子继续进行思想改造问题的争论；在民主建国会宣传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关于资产阶级有没有两面性问题的争论，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继续进行改造问题的争论；等等。这许多问题的认真讨论，使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思想更加一致。同时，在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会议上，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有些地方组织对各民主党派的独立平等的地位不够尊重，有些共产党员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以致不少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也都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这些批评从基本上看是正确的，中肯的。我们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实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重要方法。 + +　　可以断定，经过这些会议，各民主党派在协助资产阶级分子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方面，在对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监督方面，都将更为积极，而各民主党派本身的组织也将更见活跃。我们为这些会议开得成功而感到高兴。我们预祝各民主党派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调节人民内部矛盾作出更多的贡献。 + +　　我们的党从来就重视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并且在很长期间认真地保持了和发展了同这些党派的统一战线。各民主党派都曾对人民革命事业有所贡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土地改革运动中，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三反”和“五反”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各民主党派都积极地参加了，都起一定的作用。去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改变了我们国家的整个面貌，也加速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在这种新的形势下面，我们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这个方针对于各民主党派给了莫大的鼓舞，因而它们的工作更加积极起来，作用也更加显著起来。从去年以来，各民主党派不仅在组织上有了发展，同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群众的联系也大大地加强了。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例，在去年一年中联系了社会人士两万多名，其中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国民党的上层军政人员。经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组织他们参观、座谈、学习以后，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 + +　　此外，很多参加国家机关领导工作的、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和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在工作中、在视察中所表现的那种深入了解情况、努力研究问题、积极提出批评建议的认真负责的态度，也说明各民主党派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正在不断增强。当然，各民主党派是不会满足于这些进步和成就的。在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人士的过程中，在逐步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它们还会不断求得更多的进步。 +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既然已经得到各民主党派的热烈拥护，推动了各民主党派的进步，并且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积极影响，那么，这个方针毫无疑问地应该长期贯彻执行下去。为了贯彻执行这个方针，各党派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首先，我们共产党就有重大的责任。现在我们党的各地组织正在对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状况进行检查。 + +　　从初步检查的情况来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的提出，对改善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对克服党内的宗派主义倾向，已经发生了作用。但是还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并没有真正了解这个方针，或者在实际上不同意这个方针。他们想：“民主党派有什么必要和我们长期共存呢？”“民主党派有什么资格对我们进行监督呢？”因此，关于这个方针，我们还需要在党内作许多宣传解释的工作，让所有的共产党员，首先是那些负责的共产党员，都懂得这个方针，都去积极地坚决地执行这个方针。 +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我们党在新的形势下提出的长期的根本的方针，而不是什么权宜的手段。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我国的文化科学更繁荣起来的话，那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团结和帮助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使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发展。这样，也就更便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实现，更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方针的实现。 + +　　各民主党派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随着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些社会成分正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将来都要变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将来也要变成这部分劳动人民的政党。但是各民主党派并不是消极地反映这些阶级和阶层的变化，它们力求站在这些阶级和阶层的前面，依照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方向积极地促进它们的变化。这些社会成分就在完全变成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之后，还会有一个很长时间保存资产阶级的思想残余，他们和原来的工农劳动群众之间，无论在习惯上、作风上、心理上的区别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因而同这部分人相联系的各民主党派，也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继续联系和代表他们，继续帮助他们进行自我改造。我们党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是正确地反映了这种客观形势的结果。那些怀疑各民主党派有必要同我们党长期共存的人，如果不是对于中国民主党派在中国历史上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所发生的变化根本无知，就是对于各民主党派抱有狭隘的宗派主义的情绪。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都应该对这些同志加以教育，对他们的错误认识加以纠正。 + +　　我们的党是一个伟大的党，这是没有人怀疑的。但是我们的党在工作中还有缺点和错误，这也是不容掩饰的。为了及时地发现和克服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我们就不能不要求人们对我们党进行监督。当然，我们首先需要党内广大党员群众的监督，需要来自广大劳动群众的监督；但是在同时，我们也需要来自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因为他们代表了社会上一个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并且他们有一定的政治经验和业务专长，往往能够提出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几年来的事实证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通过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以及通过其他方式对我们党进行的批评和监督，对我们的工作很有好处。这对于调节人民内部的矛盾和调节我们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也大有帮助。这种监督的必要性，远在１９４１年毛泽东同志在陕甘宁边区的参议会上的演说中已经指出来了。他说：“我们不怕说出自己的毛病，我们一定要改正自己的毛病。我们要加强党内教育来清除这些毛病，我们还要经过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来清除这些毛病。这样的内外夹攻，才能把我们的毛病治好，才能把国事真正办好起来。”我们的党是彻底的战斗的唯物主义的党，我们是无所畏惧的。我们欢迎各方面的批评和监督，因为这只能使我们减少缺点和错误，只能使我们得到更大的成就。那种自以为别人没有资格批评和监督自己的共产党员，只是一些目光短浅的宗派主义者，是与我们党的性格不相容的。 + +　　为了真正作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我们更要充分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凡是各民主党派内部的事务，应该由各民主党派独立的自由的去处理，我们党不应该加以任何干涉。当然，不应该把对各民主党派独立平等地位的尊重，同我们党在全国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对立起来。我们党的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同民主党派进行了协商。几年来的事实表明，通过我们党的宣传解释，通过政治协商，各民主党派是能够接受我们党的方针政策的。至于各民主党派根据这些方针政策如何进行工作，那是各民主党派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可以作到既不妨碍工人阶级的领导，又能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积极性。 + +　　我们愿意同各民主党派共勉，进一步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努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299.txt b/CCRD/1/3/2/0002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99c53918896691a73521a2f1fadd2afe714b1 --- /dev/null +++ b/CCRD/1/3/2/000299.txt @@ -0,0 +1,17 @@ +# 为剧目的“大放手”欢呼 + +　　去年六月，文化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议的精神，着重一个“放”字，因而打破了清规戒律，反映到戏曲舞台上，面貌为之一变。最近，文化部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对于第一次会议以来的工作作了回顾，提出了“大放手”的方针。这个方针的提出，意义重大，令人感奋无已。 + +　　回顾第一次剧目工作会议以前，在好几年的时间之内，一般地说来，戏曲艺术领域充其量只是一个小康的局面。谈不上大发展。在解放初期，为了巩固革命秩序，不给敌人以可乘之隙，文化部门禁演了一些在当时看来确有不良影响的剧目，这在敌我矛盾还很尖锐的时期，当然是正确的。几年来，戏曲改革工作也做了不少好事，不容一笔抹煞。但同时，戏曲工作当中的清规戒律，确也很多，陈陈相因，造成上演剧目贫乏，剧场上座率较低的现象。现在阶级矛盾基本上已经解决，中国历史走向了新的途程，人民内部矛盾跟着提到日程上丁。因而，戏曲艺术中的若干措施，就得重新审订，重新估价。例如过去禁演的戏，能不能全部算作毒草?纵使是毒草，今天可以作为人民内部的问题处理，如果继续冻结，就显得太消极。舞台上拒绝了毒草，群众心头的毒草是无法禁止也无法压服的。如果让所有的剧目上演，展开戏曲中的鲜花和毒草竞赛，竞赛的好处，可以为鲜花提供广阔的园地，自由生长；越放越多，越放越艳丽。真理总是在对立物斗争中得到丰富的，鲜花也要在竞赛中成长。消极地对毒草设防，有连鲜花一同葬送掉的可能。鲜花能丰富人的情操，毒草也可以通过讨论和批判给人以教育。第二次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主张“大放手”的方针，对戏曲艺术事业的大发展肯定地说是有积极指导意义的。 + +　　发掘和整理以及开放剧目工作，就现实意义说，是为了扩大丰富上演剧目，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但这样看还不够，应该看得更远些。文化部刘芝明副部长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群众性的文化革命工作，明永乐皇帝的修“永乐大典”，清乾隆皇帝的修“四库全书”恐怕也难比拟。这个譬喻很好。确实，我国这样大规模地发掘和整理、开放剧目工作，比起前人有过之而无不及。参加这个文化工作的，是二十余万戏曲艺人、好几万戏曲干部以及社会人士的总动员!以祖国戏曲遗产蕴藏之深厚，幅员之广，人口之众，茫茫天壤，那里没有芳草鲜花。从市井到农村，从山陬到水涯，把一花一叶积累起来，就会蔚为戏曲艺术宝库中的百科全书、百花大典。做好这个工作，如果把它的意义局限于戏曲艺术范畴以内，还估计得低了一些；影响所及，将在整个文化艺术事业里起着尚难衡量的重大作用。而这正是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一块重要的奠基石。有些人对这一点还别有想法。例如陈其通等四位同志就不赞成“翻箱底”，主张“创造”“新花为主”，“开放新花为主”，尽管动机很好，但片面性很大，这种不从实际出发的理论用于指导戏曲传统剧目工作，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开放传统剧目是“倒退”，“想过封建生活”，这也是不认识开放传统剧目对于建设新文化的意义，把问题看得太狭隘、太死。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首先要从优秀的传统剧目上加以继承，推陈出新，成为新文化。离开了这个前提，新文化则无从附丽。这本是普通的道理，毋需多说。有些人口头上虽也懂得这个道理，但一涉及到具体问题，就表现为对待民族遗产虚无主义的倾向。这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倾向性问题，值得警惕。 + +　　当然，在发扬传统剧目的同时，不等于说把新编剧目工作丢开不管，相反，应该给予扶持、鼓励。正好像尊重传统不能走国粹论者的路，以为传统什么都好，一点也不能动一样，如果是这样，这也是不对的。 + +　　戏曲剧目开放以后，确有少数思想内容和艺术性很低的剧目出现，这本来是自然的现象。对于这种剧目，作为负有言论之责的报纸，有必要进行有说服力的批评，这对于提高戏曲艺术工作者和我们广大观众的水平，都是有好处的。这种讨论，必须是说理的、有分析的、商量的口气，不能出语伤人。就是对于很坏的戏，这种讨论批评，也不能形成压力，限制剧团上演。过去，一般地说，报刊上的戏曲批评就比较急躁、粗暴。去年十二月六日，本报发表的社论“反对上演坏戏”和与此有关的新闻报道，就是这种例子。并且对于某些精华糟粕并存的剧目，没有进行很细致的分析研究，便笼统地轻率予以否定，这是很不好的。 + +　　（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现在已经圆满闭幕。参加会议的代表将要纷纷踏上归程，回到各地去，继续开展挖掘或整理、改编剧目的工作，这个工作很细致，而又艰辛复杂，想到全国戏曲工作者自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会议以后的努力和取得的重大成绩，我们相信在今天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新形势下，戏曲的花将更放得万紫千红。在新阶段的工作中，为了挖出更多更多的珍宝，我们作如下建议:(一)尽力之所及，把挖掘剧目和挖掘表演结合起来，演出和整理结合起来，变剧本文学为舞台艺术，有些老艺人身怀绝技，如不及时抢救，将给大家留下“人亡物化”的遗憾；(二)请注意社会力量。据我们所知，社会上不少知识分子是戏曲的爱好者、批评家，有的很有素养，希望以“礼贤下士”的态度，争取这分力量；我们同时希望社会上的戏曲爱好者、批评家本着爱护祖国遗产的精神，主动地和政府合作，不要学姜太公等待周文王“渭水访贤”；(三)有些剧目不是书面的，以往代代相传，都是口头文学，在纪录的时候，最好不要增删改动，把原始素材保留下来；整理加工，也不要使原材料受到损伤。） + +　　用史无前例的群众性的规模挖掘清理群众性最强的戏曲遗产，对于传统的音乐、舞蹈、美术等大规模挖掘清理工作，必将发生刺激与推动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戏曲工作者是先锋，非常光荣，责任更大，相信戏曲工作者必能把这光荣重大的任务完成。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4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0.txt b/CCRD/1/3/2/0003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634ec47512ac5da5afb39a3d5be9321ca82520 --- /dev/null +++ b/CCRD/1/3/2/000300.txt @@ -0,0 +1,23 @@ +# 冲破“齐放”和“争鸣”的障碍——记九三学社的两次座谈会 + +　　<《人民日报》> + +　　４月２７日和２９日，九三学社中央和北京市分社的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召集在京的部分社员举行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如何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希望到会的学者专家们畅所欲言，结合自己所在单位的情况，谈谈个人学习毛主席最近两次讲话的心得和体会；同时大胆地揭露当前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上的种种障碍，以便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来冲破它们。 + +　　到会的许多位著名的学者专家认为，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已经引起了党内外知识分子、干部和群众的普遍重视，许多人已经敢于起来大胆地争鸣。但是，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这些方针上，仍然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障碍，而其中最大的障碍是来自党内和领导机关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 +　　会上的许多发言，集中地批评了高等教育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中国药学会理事长、北京医学院药学系主任薛愚说：由于几年来在医学教育中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妨害了中国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在苏联六年学完的医学课程，在我国五年就要学完，因而许多门基础科学课程统共只有一年的学习时间。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由于理论科学的基础差，只能作技术员，不可能很好地从事医学科学的研究工作，把我国的医学向前推进一步。他对于药学教育中不重视中药的研究很有意见。他说：中药是我国特有的东西，可是卫生部门只重视培养配药人材，而不重视培养化学合成人材，理由是苏联的药学教育中没有这一门课。在新药的研究创制方面，英、美和西德等国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我们却学习得很少。对于这些问题，在贺诚同志担任卫生部副部长的期间，他曾经十多次地提出意见，但是都没有受到重视，甚至根本置之不理。 + +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等，从文学和语文等方面，揭露了大学课程改革和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游国恩教授说：在苏联的大学文学系里，先讲“人民口头创作”，再讲文学史是对的，符合苏联的情况。但是在我国就不应当这样，因为我国古代的人民口头创作已经有了文字的东西；可是教育领导部门却不愿意考虑专家的意见，硬要机械搬用苏联的经验，结果使得我们的工作很忙乱。在对待古典文学遗产方面，教条主义的习气也很严重。只要教师讲课的内容有一点不符合教条主义者的胃口，他们就发出无理的批评以至指责。例如，我认为汉赋受荀卿的影响很大，在讲文学史时，就把荀卿和汉赋一起讲，有人就批评这是形式主义，并且到处了解情况，弄得很紧张。直到有人写了一篇文章，说是苏联的文学史也是这样讲的，教条主义者才闭口无言。 + +　　许多发言的人还认为：目前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这对于“齐放”和“争鸣”有很大的影响。科学情报研究所代所长袁翰青说：有一个时期他很不爱看学习杂志，因为教条主义习气太重，看了几无所得。国务院参事李祖荫说：“政法研究”和“政法半月刊”中，虽然不无好文章，但教条主义也表现得十足，令人生厌。游国恩说：许多编辑部请人写稿，不但“命题”，而且“命意”；有时甚至照着“命意”写出来的稿子，编辑部也不肯接受出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把这种既“命题”又“命意”的作法，比作是拿着小孩扣泥人的模子，或者是叫菜吃饭，凡是合乎模子和口味的东西，编辑部才要。 + +　　在对卫生部的宗派主义作风的批评方面，除了薛愚等人在会上作了发言以外，北京医学院公共卫生系主任金宝善送来了书面发言，并且附来了一个卫生工作人员给他的一封信。薛愚认为卫生部的人事安排不够妥当，司局长以上的绝大多数是党员。机关福利补助费的使用也有问题，不是党员请求补助费比较困难，而一个党员局长，一次就得到六百元的补助费。薛愚还在会上谈了这样一件事：去年９月，波兰举行药学代表大会，来信邀请我国药学界派代表参加。卫生部不但没有把此事通知中国药学会，而且不同药学会商量，就派出了三个代表，其中有一个人还不是药学会会员。 + +　　金宝善在书面发言中表示，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卫生医疗机构中，虽然几年来党与非党的关系有了显著的改进；但是党与非党在业务上、工作方法上以至人事安排上，都还有相当多的问题。他说：全国解放已经七、八年了，应当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专业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参与实际工作的领导，这样必然会把实际工作作得更好些。他附来的那封信，是一个在边疆工作的卫生工作者写的。信中说：他在大学的公共卫生系毕业以后，被分配到一个边疆防疫站工作，上级要他搞劳动卫生，给他配备了两个防疫员当助手。但是当领导上宣布成立劳动卫生股时，股长不是他，而是他的一个助手，因为这个人是团员，他是群众。可是实际上股里的业务工作完全由他来作，甚至连总结计划也是他的事。 + +　　到会的学者专家们举出许多事实，说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无人负责的现象也是很严重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说：现在是用办工厂、农村和军队的办法来办学校，拿出一个办法来，就得贯彻，没有商量。北大中文系教授周祖谟说：高等教育部曾经发下来一个苏联教学计划供参考，我问高教部的同志是那一年的，他们答复说不知道。他还批评了学校领导人的工作作风不深入，工作缺乏统一的计划和安排，往往临时通知教师开新课，教师只好开夜车赶写讲义。他自己就是这样，从解放以后，年年开新课，有一年因为冬夜赶写讲义，得了关节炎。 + +　　在座谈会上，学者专家们还对怎样才能放得好和鸣得好发表了意见。金宝善认为：在医学领域内，目前还缺乏争鸣的基本条件。解放以后，卫生事业上的成就是很大的，史无前例的；但是在医学科学的创造发明和能够独树一帜的专家是极少的。因此医学科学工作者应当埋头苦干，不必急于争鸣。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副所长朱弘复说：现在还是鸣之初，谈方针方法多，鸣的内容较少。如果李森科和摩尔根生长在中国，就会有大鸣。他认为鸣要有内容，不能仅仅关在屋子里鸣，要通过实践或实验来证明鸣的正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锦熙也认为，鸣不仅要言之成理，而且要言之有物。所以科学家们都要努力向科学进军。许多人都谈到“六分之五”的问题还是没有保证，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以解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今后能不能鸣得好，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宁嘉风说：如果只有党外人士鸣，党员都不鸣，是鸣不起来的。他希望党员解除顾虑，内外上下都鸣起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1.txt b/CCRD/1/3/2/0003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16f9334c4456bf283b7bee0014b4a3a186c748 --- /dev/null +++ b/CCRD/1/3/2/000301.txt @@ -0,0 +1,47 @@ +# 錯誤的辦法帶來了不良的後果：新疆自治區農業廳農業訓練班學生罷課、絕食事件的處理經過 + +　　<青年團新疆自治區委員會學校工作部> + +　　今年１月４日到６日，新疆自治區農業廳農業訓練班二百一十八名學生，因對學校生活條件差、變更培養計劃和延長學習年限不滿，曾罷課、絕食兩天。這一事件的前後經過如下。 + +　　滿懷著熱情和幻想來到新疆 + +　　農業訓練班於去年１１月成立。全班現有學生八百０八名，其中漢族學生三百０二名。漢族學生中除一部分是新彊各地農技站輪訓幹部外，大部分是去年由廣東、浙江、江蘇等地招來的新生（共二百一十八人，其中團員九十三人、華僑子弟十二人）。這些新生都是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６年的歷屆初中畢業生，多數人曾參加過農業生產，有的還擔任過農業社主任、會計員、鄉政府宣教委員等工作。招收這批學生時，自治區黨委制訂的招生提綱曾明文規定：學習駕駛和修理拖拉機，學習期限半年至一年。為了“完成”招生任務，去廣東招生的農業廳人事科劉科長誇大宣傳說：“學習期間津貼費十五元”，“新疆的大米、豬肉吃不完”，“在新疆吃牛奶像喝茶一樣”；去江蘇、浙江招生的張志明還說：“新疆的風景美麗如畫，西公園的鑒湖比南京的玄武湖好得多，烏魯木齊的景致比杭州的西湖還好”。聽到這些誇大的宣傳後，滿懷著建設邊疆熱情的學生更帶著美妙的幻想，離鄉背井，於去年１１月內陸續來到新疆，參加學習。 + +　　領導漠不關心，引起學生不滿 + +　　但是，學生入學後，學習期限延長為兩年，原來規定的學習駕駛和修理拖拉機的培養目標改為學習農業技術，學習期間的津貼只有三元五角，既沒有牛奶喝，又沒有優美的風景；加之開學時，適值農業、畜牧兩校分家，各項準備工作都很差，學生睡在地板上，喝不到開水，洗臉用冷水，室內沒火爐，吃飯也不習慣，六十多人生了病，原來想像得如天堂一樣的新疆使他們大失所望。對於生活上的一些問題，學生曾多次建議學校行政改進，但訓練班樊副主任卻回答說：“你們愛吃就吃，愛洗就洗，不吃不洗活該！”學生無奈，只得跑到離校三華里的老滿城去找開水喝。領導上的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引起了學生們極大的不滿，他們感到失望、懊悔。有的說“黨和政府把我們騙來了”。有的同學寫信給學校負責人、自治區黨、政領導機關、國務院、小平同志和周總理，要求：恢復原定的培養目標和學習期限，津貼増加到十五元，發皮鞋、氈筒、褥子，改善伙食；如這些辦不到就回家。 + +　　沒有抓緊思想教育 + +　　學校與農業廳研究後，給這些學生發了被褥和氈筒，津貼提高到七元，生活上作了一些改善，不能解決的問題也向學生作了解釋。這時，學校雖然解決了一些實際問題，但沒有抓緊學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少學生還是想回家。學生流傳著這樣一首打油詩：“新疆好地方，大雪紛紛飛，路上行人稀，樹木全枯死，性命難保全，還是回家好”。許多學生裝病，加上確因生病不能上課的六十人在內，一度曾有分之二的學生不上課。 + +　　廣東籍學生請願 + +　　去年１２月下旬，在少數學生的鼓動下，一百五十二名廣東籍學生三、五成群地去農業廳請願，要求仍按招生時規定的培養目標學習駕駛和修理拖拉機，縮短學習期限，毎月津貼十五元。農業廳負責同志當即勸說請願學生先回學校，對他們提出的要求研究後答覆。１月３日早飯後，這些學生圍住訓練班邵副主任，要求迅速答覆，邵答應次日下午４時給學生回音。１月４日中午１２時，這批學生就團團圍住邵副主任的辦公室，邵讓學生代表談話，學生喊道：“我們都是代表”。當時，訓練班哈斯木主任向他們說明了領導上的意見，但學生認為領導屢次不能徹底解決問題，不歡而散。 + +　　“罷課、罷食、罷會＂ + +　　４日下午，學生范金波（罷課總司令、團員）、（郭志龍（罷課參謀長）等人召集會議，確定絕食和罷課，並討論了罷課的策略，提出“罷課、罷食、罷會”、“堅決打回家去”，並規定：“誰去吃飯，開會就打誰”“誰不參加，鬥爭果實就不給誰”“誰妥協就在回家的路上打死誰”。學校得知這一消息後，曾想召集班長、小組長開會，但已沒有人參加；學校團的組織召開團員大會也無人來，甚至團支委會也開不成。 + +　　宣佈罷課、絕食後，這些學生就睡在床上，並派人和一起來新疆的農業學校的廣東藉學生聯系，爭取支援。罷課的積極分子打擊和威脅那些“動搖”的學生，少數學生打人、罵人。最初學校領導上錯誤地採用了“逼學生吃飯”的辦法，佈置幹部輪訓班的學生和民族班學生站崗、放哨，不讓這些學生出去買東西吃，也不讓農校廣東學生送吃的東西來。１月６日，不少絕食的學生餓極了，很想去吃飯，但怕挨人打，不敢進飯廳。這時，學校領導上才用說服的方法動員學生不要絕食。７日這些學生才陸續去飯廳吃了飯。 + +　　錯誤的鎮壓辦法 + +　　學生鬧事後，學校領導上與農業廳負責同志硏究確定，於１月７日中午召開全體學生大會，處理罷課學生。屆時，罷課的學生都沒有來參加，學校就派幹部輪訓班學生和民族學生去拉他們，大部分罷課學生被連拉帶推地趕進了會場，個別睡在床上的堅決罷課的學生也被拖起來，他們只穿著襯衣襯褲就被拉進會埸。會議開始後，領導上要求大家揭發堅決罷課的學生，這時少數調幹學生喊道：“壞分子站出來”，廣東學生就大喊：“不站出去”，會議的氣氛極為緊張。接著有些學生（多為調幹生）就揭發了堅決罷課的笵金波、郭志龍等八人（其中團員三人，華僑子弟二人），批判了他們的錯誤思想和行為；同時，有人高呼：“他們破壞我們學校名譽”、“把這些壞分子清洗出去”、“要求學校嚴厲處理他們”。學校領導當即宣佈“接受意見”，馬上派汽車將這八名學生送去農業廳處理。當他們回寢室捆行李時，學生葉德昭還喊道：“同學們，我們要團結起來，鬥爭到底！”他們被送到農業廳後，該廳領導上決定將這八名學生送到南疆墨玉縣昆侖農場，“參加勞動生產”。 + +　　１月８日，在農業廳辦公室主任馮樹楨參加下，學校又召開了全體學生大會，再一次地要大家揭發堅決罷課的學生。會上，許煥茂（家在新加坡）等八人（其中團員四人、華僑子弟一人）又被揭發出來，挨了鬥爭；有人要求給予紀律處分，領導又接受了“意見”，當場即宣佈開除一個女學生，其他七人受到留校察看的處分。會後，領導上將這七名學生交給各調幹班學生分別看管起來，隔離反省，規定他們自１月８日到２月１８日四十天內不得自由行動，不准與同學接近、講話，不准離開學校，亦不讓他們學習，甚至他們大、小便時也要受到監視。團支部也分別給予其中四名團員以開除團籍（一人）、留團察看（二人）和嚴重警告（一人）的團紀處分。 + +　　學生鬧事後，農業廳郝豐田副廳長曾到校三次，並在一次學生大會上說：“要求回家不可能，要回去就要把來校時所花的國家的路費、伙食費都拿出來”。農業廳人事科劉科長在會上以及和學生個別談話中，曾說學生罷課、絕食是“反黨、反人民的行為”，辱罵學生是“土匪”，並說：“你們廣東學生害的是想錢的相思病，錢來了，病就好了，真是財迷！＂ + +　　不良的後果 + +　　受到鬥爭和處分的學生，感到非常痛苦和不滿。如受到留校察看處分的學生林棉利在寫給國務院的信上說：“我被鬥爭前，學校沒有任何人找我談過話；被鬥爭後編到幹部輪訓班，處處受到監視和打擊，不能和同學談話，真痛苦極了”。其他學生也都惶惶不安。會計班學生以全體廣東學生名義寫給周總理的信上說：“劉科長把純潔的青年學生當成土匪，屢次罵我們是財迷的做法對嗎？我們廣東學生不是沒飯吃、沒事做才來新疆的！”學生們紛紛給家裡寫信，要家裡寄錢來，準備回家。有的華僑子弟分別寫信給在馬來亞、泰國、印尼的親友，說：“被共產黨和政府騙到新疆受苦，要求親友設法把自己調回去”。這些去信引起了一些國外華僑的不滿。如二班學生劉長興、許崇慎的父親都從新加坡寫信給廣東省華僑事務委員會說“你們招生為啥不取得家長同意，我們在國外通過報紙知道祖國愛民如子，保護僑胞、僑眷，希望急速設法把兒子送回原籍，以符合保護僑胞的宗旨，而慰僑胞之所望”。三班學生唐定偉寫信給在印尼的岳父和叔父，告訴在新疆的情況，要求趕快匯款來，印尼親友陸續匯來了二百四十元。 + +　　普遍進行政治審查，學生思想非常緊張 + +　　此後，農業廳和訓練班領導還決定漢族學生停課三個月，集中進行政治學習，除向學生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勞動光榮、自覺遵守紀律、培養良好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等教育外，還普遍地進行了政治審查。要學生寫自傳，自傳提綱有九大問題共九十多項，主要的有個人經曆（自七歲開始）、家庭狀況、解放前後的社會關係（包括國內的和國外的）、思想轉變過程、來新疆動機、入學後的表現和優缺點等等；號召學生忠誠老實地交代自己的全部經歷和一切重大問題，否則一經查出，由本人負責；自傳和自我鑒定要在小組會上通過。學校採取這項措施後，學生思想非常緊張，參加罷課的學生怕挨批評和鬥爭；平常有些小缺點的學生，怕被大家褐發出來；尤其是一些處理戀愛問題有些缺點的女同學更害怕在大家面前交代。有的班級在通過自傳時，產生了追查歷史年代和偷竊行為等等現象。我們發現這一問題後，及時向自治區黨委作了彙報，制止了這一錯誤作法。 + +　　（轉載自青年團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有關學習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參考材料）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90期，1957年4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2.txt b/CCRD/1/3/2/0003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d39c6140d30da6879d516d0cb5a5ffd6b19bf3 --- /dev/null +++ b/CCRD/1/3/2/000302.txt @@ -0,0 +1,29 @@ +# 大胆放手，开放剧目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去年６月间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以来，各地进行了大量的挖掘整理戏曲剧目的工作，使得戏曲舞台的演出状况为之一变。数以万计的剧目重新复活到舞台上，打破了上演节目贫乏的局面，活跃了艺术创造，适当满足了群众的文化娱乐需要，大多数剧场的上座率也得以普遍提高，艺人的生活也因之有所改善。此外，从挖掘剧目中发现了许多被遗忘的剧种；也从发掘中组织成了一支包括职业和业余戏曲作家的队伍。所有这些，都是在戏曲工作中，大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得到的可喜的收获。 + +　　在不过几个月的短时期内，就取得了这样巨大的成果，完全证明我国的戏曲遗产实在是非常丰富。这一份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宝贵财富，我们是有责任把它继承下来加以发扬的，我们这一辈的戏曲艺术家和戏剧工作者们是负有这个戏曲上继往开来的历史任务的。 + +　　最近，中央文化部为了总结这一阶段的工作成绩，交流经验，克服缺点，进一步把戏曲剧目工作做好，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会上根据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热烈讨论戏曲工作中所发生的各种问题，确定了必须在大力贯彻中央方针和巩固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继续大胆放手，开放剧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 +　　在去年开放剧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少数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剧目，于是有人惊慌了，要求“收”，要求“禁”。他们害怕剧场混乱起来。其实，根据各地的调查统计，含有毒素的坏剧目是极少数，不及上演剧目的１％。目前的问题，不是戏曲剧目开放已经够了，而是“放”的还很不够。对挖掘整理传统剧目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估计不够，仍是目前相当普遍的现象。 + +　　我们认为对传统剧目采取大胆放手的方针，是利多弊少的。我们存在着有利的条件：一、绝大多数观众鉴别的能力提高了。二、广大艺人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了。三、戏曲基本上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人民性。四、各级文化领导部门，对戏曲工作有了一定的经验。有这四条，那些善意的人们，应当不必再害怕了，应当相信在戏曲这块园地内让“百花齐放”，是不会“天下大乱”的了。 + +　　开放剧目的意义究竟何在呢？目前表现新生活的剧目还少，为什么偏要这样重视传统剧目呢？如果把创造新艺术和继承传统对立起来看，就会越想越不通。但是一旦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民族新艺术，必须建立在民族艺术遗产的基础上，它只能是民族艺术遗产继承和发展的产物，那就不会怀疑了。传统的戏曲艺术中虽然会被淘汰一部分即糟粕的部分，但对其中优良的部分必然要继承下来，加以发展。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的民族新艺术，这乃是必然的趋势，但这决不是直线地、毫无困难地发展的；而是要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曲折的道路，才能完成。所以急于求成是不行的。教条主义者便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总希图在一个早晨，来个“突变”，“全新”的戏曲就出现了。他们总是把“陈”与“新”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划一道鸿沟，不晓得推陈出新是辩证的发展关系。更因为近二三十年来，特别是抗日战争以后，戏曲文化遭到了很大的破坏：许多剧种失传，剧团流散，老艺人息影，后继缺人，青黄不接。解放后，虽有很大的恢复，但是还不够得很，因此，在现阶段对于戏曲的传统剧目，传统的表演艺术和音乐唱腔等，应予特别重视，全面挖掘，这才能使得戏曲艺术的发展，建立在稳固和雄厚的基础上。 + +　　为了做好这个工作，现在就戏曲工作中的几个较重要的问题提出意见，供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文化主管部门和艺术工作者考虑。 + +　　一、现在有些人问：“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是否改变了呢？“推陈出新”这一条是否可以不讲了呢？我们的回答是：决不可以。这个戏曲发展的根本方针是不能割裂的。在百花齐放、争妍斗盛的当中，出现一些毒草是难免的。鲜花与毒草争长，好戏与坏戏竞赛，正是“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合乎艺术发展规律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决不能忽视“推陈出新”的这一面。正是要经过“推陈出新”才能使鲜花战胜毒草。当我们正确掌握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去进行工作之后，可以乐观地预料，在若干年后，成千上万的优秀传统剧目，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辛勤劳动，会成为社会主义的民族新文化中的一笔大财富。 + +　　二、现在提倡挖掘整理传统剧目，是不是忽视新编剧目呢？我们的回答是：决不是。“百花齐放”一面把老剧目放出来，一面也必须帮助把新剧目生长发展起来。新编的历史剧和现代剧，无疑是非常需要的。问题是目前戏曲剧作者的队伍还很不大而面临着挖掘、整理、改编、创作这一系列的繁重任务时我们如何统筹安排。我们现在首先面临的是数以万计的传统剧目，如何整理它、上演它，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很难设想，我们可以抛开这样大量的现成剧目不管，不去整理，不去研究，只管关门创作。应当认识，对于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是可以为我们的创作打下基础。同时改编得好，也就是好的创作。轻视这方面工作的人，实质上还是对民族艺术的一种虚无主义的思想表现。但是，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工作，是一个相当长期的工作，不可能先把传统剧目都整理完了然后再去创作，因此，在整理传统剧目的同时，必须对新剧本的创作做适当的安排。这一点希望各地文化主管部门，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作妥善的考虑。就一个戏曲作家来说，他应该是既有兴趣整理和改编老剧目，也努力采用新题材（包括现代的和历史的）创作新剧目，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可以结合起来进行的。 + +　　三、戏曲是集体性很强的一种艺术，单靠一方面的艺术家去努力，工作是做不好的。因此特别需要加强多方面的团结与合作。比如剧种之间，剧团之间，艺人之间，艺人与新文艺工作者之间，青年演员和老艺人之间，戏曲和其他姊妹艺术之间的合作等等。特别是艺人与新文艺工作者的合作，关系着戏曲发展的前途。老艺人和新文艺工作者在发展戏曲工作中都有重大的作用。在今天，新文艺工作者首先要向艺人虚心学习，努力掌握传统戏曲艺术的知识和规律，力戒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作风。艺人们也要向新文艺工作者学习，取得现代的文化科学知识，才有助于在艺术上的提高；彼此如能取长补短，互助合作，对于戏曲艺术的发展，是能起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的。还有青年演员们，更要辛勤刻苦地向老艺人学习，把丰富的表演艺术，尽量掌握起来，必须认识到自己是老艺人的接班人，戏曲中千锤百炼的优秀技术，是需要靠自己来继承、发展和传授下去的。轻视技术的观点和不尊重老师傅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 + +　　四、戏曲是群众性很强的一种艺术，每天的演出，联系着千百万观众，影响着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党和人民政府教育人民的一项重要工具。因此，各地党委、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应当足够地重视这项事业，指导戏曲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帮助戏曲工作者跟工农兵和知识分子这一广大的新的观众建立多方面的、新的、密切的联系。那种认为戏曲落后不屑一顾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至于随意禁演剧目，蛮不讲理地刁难剧团，这种事如果发生在任何机关或任何领导人身上，都是违法乱纪的行为，尤其必须坚决制止。 + +　　七年来，戏曲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可以相信，在目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新方针的指导下，有着群众基础的戏曲，定会更加迅速地发展；相信这戏曲花园中的鲜花，定会更加争妍斗盛地开放起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3.txt b/CCRD/1/3/2/0003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15b41de92724c0ec18144ef3c7d20b72ee1607 --- /dev/null +++ b/CCRD/1/3/2/000303.txt @@ -0,0 +1,37 @@ +# 发扬民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毛礼锐> + +　　社会主义的社会，人民内部还是有矛盾的，矛盾是永远存在的。但是有了矛盾便需要解决，在矛盾的不断发生和解决的过程中，社会便不断前进。 + +　　人民内部的矛盾应该怎样正确地处理，毛主席已作了英明伟大的指示。我个人的体会，认为发扬民主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途径。 + +　　老实说，我是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很深的一个人，经过学习，逐步明确了资产阶级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区别。但是讲到民主，必须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第二，民主和集中应当怎样结合？ + +　　在学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我参加学习的那个小组，似乎比较多数同志认为民主是手段，而对于一位同志认为民主是目的的观点则几乎一致加以否认了。但是我心中总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没有圆满解决。我拥护“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的说法。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不禁发生“深合我心”之感。我觉得这句话的意义很重大。因为如果仅仅把民主当做目的，就会盲目追求民主，以致走向极端民主化的道路；但是如果反过来仅仅把民主当做手段，那就可能会产生漠视人民民主权利的思想。这两种看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合起来说才是全面的，才是对人民、对共产主义事业有利的。 + +　　民主集中制也是不易正确理解的。这点和前面说的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问题有关系，民主目的论者易于偏向民主，而忽略集中，甚至对集中有反感；民主手段论者易于偏向集中而忽略民主，甚至可能变成专断。我认为集中，一面应该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一面还应该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指导下的集中。这就是说，在集中时应根据群众的意见；但同时又必须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样就可以克服主观主义的毛病。我感觉到有些领导同志，在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时，往往不能恰如其分，有时在发扬民主时，为群众的分歧意见所迷惑，只是把群众的意见凑合起来做成结论，不能坚持原则，而成为群众的尾巴；但有时又对民主重视不足，先决定了一个主观的方案，只是征求征求群众的意见罢了。这样的结果，并没有真正解决矛盾。 + +　　我说发扬民主，所指的就是“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的民主，就是合乎“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民主。 + +　　怎样发扬民主呢？我要说的，就是坚决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两个伟大的方针。这两个方针鼓励了各个民主党派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我个人的心情是觉得“畅快”、“责任重”！这两个方针的提出的本身，就起了加强团结的作用。如果能很好地贯彻这两个方针，那末，人民内部的矛盾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 + +　　要贯彻这两大方针，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必须对这两大方针深信不疑，如果一见到民主就害怕，就想“收起来”，那就贯彻不好，那就会陷于形式，或竟淹没了民主。如果说“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那就只有创造条件，逐步扩大民主，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要求，才能动员一切力量来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放”的道理就在于此。 + +　　有矛盾便要揭露，只有揭露了矛盾，才能解决矛盾。矛盾的揭露与解决，都有赖于充分发扬民主。我们应该承认，努力克服官僚主义可以减少和克服矛盾，但克服官僚主义也必须依靠民主，没有民主的客观力量，官僚主义是不容易克服的。 + +　　高级知识分子特别关心“百家争鸣”的问题。我对于“百家争鸣”寄了很大的期望，事实上也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对于这个方针的执行上是不够满意的。主张“收”固然不对，即使在执行中缩手缩脚，甚至发生妨害“百家争鸣”的错误，这些都应该认真检查和改进，否则徒然喊了一阵，而实际却并没有展开“争鸣”。 + +　　“争鸣”必须有地盘，讲坛和报刊杂志就是“争鸣”的地方。“争鸣”当然首先是“争鸣”者本人要有问题，有独立见解，然后才可争可鸣，要展开研究工作才争得起来；但是负责报刊杂志的同志，也应该极力设法来鼓励和争取大家起来争鸣。然而事实并不完全如此。有些报刊杂志要求作者根据编辑部的愿望提出问题来讨论，而不是根据作者研究的成果来提出问题。结果，编者与作者之间发生了矛盾。编者的主观计划不能实现，而作者的文章又找不到发表的地方。有人写过一篇关于“我们应该怎样对待陶行知的教育遗产”的文章，送给一个报纸去发表。从去年７月到现在还没有发表出来。这个例子引起了不少高级知识分子的关怀，朋友们常问到这篇文章的下落如何？作者只有说不知道。有人做了一篇争论性的文章，经过科学讨论会讨论过，把它送到一个教育刊物上去发表，回答说：“我们现在还不打算开展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无怪有些高级知识分子仍然抱着“清高”的态度，不愿意写文章，以免自讨“没趣”。也有人慨然地说：“百家争鸣”很难！ + +　　由于编者和作者之间有矛盾，而这个矛盾又没有很好地解决，所以“百家争鸣”的局面并没有真正开展起来。当这个方针初提出时，争论了一番什么是“家”，什么是“争”，什么是“鸣”等等问题而外，实际上争的问题并不多。现在似乎又在谈“放”的问题，我希望紧接着便应该拿出一些实际问题来争一争。我更希望“百家争鸣”不要一阵风就过去了，而要经常化。不要由报刊来决定争论什么问题，而要从作者提出问题，也不一定在一个时期集中争论某一个问题，有什么问题就争论什么问题。只有长期贯彻这个方针，学术问题上的矛盾才能统一起来，学术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以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　　矛盾是发生在各个方面的，在思想上、学术上以及具体工作上，都不可免地会有矛盾。然而这些矛盾只有让大家讲出来，让大家提出自己的见解和解决的办法来。有些问题，在争论后，可以由领导方面根据群众的意见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加以集中；但有些学术方面的不同意见却不能由领导上来集中，作出结论，只有经过长期、充分的自由讨论，从科学研究过程中来逐渐统一认识，获得解决。争论久了，真理自然会出来。有一些学术问题，限于目前的条件和水平，不能解决的，也就不一定要急于解决。 + +　　有些领导同志，对于某些重大问题，例如教育方针问题，采取比较简单的办法就很快地作出结论，这样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新的矛盾，而旧矛盾又并没有解决。有些同志似乎不大相信科学，把民主集中制简单化，在民主方面以为开几个座谈会就够了，不去组织科学家做科学的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而只是根据群众的常识或者感性认识，就作出重大的决定。为什么有些决定贯彻不下去，就是因为这些决定没有科学的根据。不是迁就了群众的意见，便是偏重了主观的意见。我以为民主集中制要行得好，有时还需要科学的帮助。 + +　　一谈到民主就难免有批评，怎样培养正确的批评态度，开展健康的批评风气，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当然首先应该注意团结，一切批评都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但是如果采取的批评方法不合式，那就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有些人对这个说法不一定同意，认为只要愿望好，方法问题不重要。这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看法的错误。高级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特点，如果批评的方法不合适，结果是沉默、不说话，是表面的团结。过去在批评的方法上是有缺点的，有时几乎把斗争和批评混淆起来了。在人民内部，应该采取和风细雨的批评方式，而且这种批评方式对于知识分子也是比较合式的，收效更大的。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任何一方打倒另外一方，而是“是”的一方说服“非”的一方，因此，“讲理”就成为主要的批评方式了。讲理就需要“治病救人”的和气与耐心，不要火气太大，不能急躁。高级知识分子对过去的批评，犹有戒心，所以缺乏争鸣的勇气和劲头。为了真正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如果不注意到这些方面，是会发生困难的。当然，被批评的应有“反求诸己”“闻过则喜”的精神，应迫切要求进步，一面能接受批评，一面还要能够自我批评。凡是坚持错误，不愿接受批评的人，都会引起群众的不满，都可能遭遇狂风暴雨。高级知识分子固然是国家的财富，值得尊重；但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己首先应该自尊尊人，否则老是要别人尊重自己，愈受尊重反而愈拉起架子来了，这样的架子终于是会倒下去的。 + +　　毛主席的讲话，使我深受感动。我对于民主是有信心的，为了使民主得到更健全的发展，全国人民的力量都能发挥出来，一心一德地来迅=速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所以我愿意把我要说的话说出来。但是我愿意向所有享受民主权利的公民，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提出忠告，就是个个人都要珍重自己的民主权利，并且要善于运用这个权利，为六亿人民服务，不是专为自己服务。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4.txt b/CCRD/1/3/2/0003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d09172c91e34d929dcd338e9d25c2dd95fc595 --- /dev/null +++ b/CCRD/1/3/2/000304.txt @@ -0,0 +1,61 @@ +# 堅持說服教育，解決實際問題：昆明市各中等專業學校廣東籍學生集體請願事件的處理經過 + +　　<青年團雲南省委學校和少先隊工作部> + +　　去年秋季，我省各中等專業學校在廣東招收了三千五百名新生，在湖南招收了五百名新生。８月下旬，這批新生到昆明，被分配到地質、工業、有色金屬工業、農業、林業、水利、公路工程、醫士、衛生、護士、航空工業等中等專業學校學習。９月４日，部分廣東籍學生因對專業分配和生活待遇等不滿，曾發動了昆明市各中等專業學校一千餘名廣東籍學生向雲南省人民委員會集體請願。 + +## 一、集體請願的經過 + +　　不滿情緒在傳播 + +　　廣東籍學生來到昆明後，生活上碰到了很多問題。他們想像中的昆明是“四季如春”，來的時候，有的學生衣著很單薄，沒有帶棉衣、棉被，有的腳上還穿著木板鞋。但這裡９月初的雨後和晚上，天氣很涼，完全像深秋一樣，他們感到很不適應。在廣東的時候，他們每天都要“沖涼”（即沐浴），但到昆明後，用涼水洗澡已經太冷，又沒有熱水澡可洗；加之，有的學校宿舍沒有修好，大家睡在地板上，蚊子多，咬得睡不著覺；入學初期教師和老同學雖然很熱情地接待他們，但因口音不通，交談也很困難。這些生活上的問題都使他們感到不習慣、不方便，覺得昆明不如廣東好。 + +　　這時，來到昆明後才分配學校和專業的一部分學生，對自己所分配的專業不滿。有的學生聽說“廣州的助學金每月比昆明多五元＂，覺得這裡的助學金標準太低。這些人便以“專業不合志願，待遇不合標準”為理由，到省教育廳和有關業務部門糾纏，要求轉業和提高生活待遇。在願望不能實現時，他們便和學校領導吵鬧，聚集在一起議論、謾罵領導，相互傳播不滿的情緒。少數學生更是帶頭哄鬧不止。９月３日，醫士學校的一些學生到衛生學校找人開會時，動手打了勸說和阻攔他們的衛生學校的教師和工友；他們回校以後，反而在各校廣東學生中傳言：“雲南老師打了廣東學生”。這時，各校部分廣東籍學生曠課和違犯紀律的現象也很嚴重，有的在飯廳裡打碗、倒菜，各校老師、雲南籍學生和少數廣東籍學生對他們也很厭煩，不斷發生爭吵。“雲南老師打廣東學生”的傳言，更挑起了部分廣東籍學生的不滿情緒。 + +　　千餘學生集體請願 + +　　4日上午，在地質學校學生侯敏和其他學校少數學生的鼓動下，有些學生去省人民委員會請願，堅持不散，到了下午聚集在省人民委員會的達一千多人。這一千多人中，有的是來請願的，有的是打算來開會的，有的則聽說是教育廳長和省委文教部長作報告，來聽報告的。但是，來到省人民委員會的大禮堂後，經過來自一縣、一校的學生分頭醞釀，和聽到“我們來這裡學習建設祖國的本領，可是到了這裡，飯吃不飽，挨蚊子咬，雲南老師還打我們”等煽動性的話以後，大多數學生也都“上火了”，覺得應該鬧下去。要求懲辦打廣東同學的老師，要求發棉衣、零用錢、蚊帳，要求增加伙食費等，成了這一千多個廣東籍學生的共同口號。 + +　　這時，省委文教部長和教育廳長接見了這批集體請願的學生，他們本想向大家講話，因部分人哄鬧不止，講不下去，便要學生推選代表出來談話。他們耐心地向代表們講了道理，並答應：本省能解決的問題（如衣物補助等），可儘快解決；本省不能解決的問題（如助學金標準等），需請示中央後再行答覆；雲南教師打廣東學生的問題，需查清事實後再行處理。代表們同意了領導上提出的處理辦法，但當他們回到同學中傳達時，大家不同意，又另選代表交涉，如是往返三、四次。最後領導上宣佈：次日下午召開廣東學生代表會議，充分聽取和討論大家的意見和要求；並要大家回校後，以學校為單位，在每十個廣東籍學生中推選一個代表，參加會議。這些學生才陸續散去。 + +## 二、廣東學生代表會議 + +　　解決實際困難，耐心進行教育 + +　　４日晚上，省委書記處討論和硏究了這一事件，認為：多數學生年幼無知，初離家鄉，生活不習慣，加上我們的工作上的缺點，因而引起了這一事件。會上明確地提出：應解決學生的實際困難；對請願的學生要耐心教育，提高他們的思想認識，在事件過程中，對少數煽動鬧事的學生，一個不處分；個別學生如有政治問題，事後查實，個別處理。 + +　　“跟自己鬥爭，也跟別人鬥爭，結果是勝利了、進步了！” + +　　５日下午３時，由教育廳和團省委聯合召開的廣東學生代表會議正式開會，出席會議的有各校廣東籍學生代表四百二十人。會議開始時，產生了會議的領導小組，由各校派代表一人和省教育廳、團省委負責同志各一人組成。由於會議開始前，林業學校學生李宜雍曾帶了三十個同學，以“意見一大堆，代表不能代表我們”，“我們是廣東學生，就是要一齊來提意見”為理由，不聽勸阻，沖進了會場，會議首先著手處理了這一問題。經過商量後，參加領導小組的學生同意由這三十人中再產生三名代表參加會議，李宜雍也當上了代表。其他學生認識到不應無組織地亂哄，退出了會場。 + +　　在５日下午和晚間的會議上，除省教育廳負責同志講了話以外，全部由代表發言。來自十個學校的十四個代表講了七個鐘頭。公路工程學校的代表肖學義（團員）對生活上的實際困難提出了意見，並批評大家不應提出過高的要求。有色金屬工業學校代表、潮州籍學生沈成書在發言中談到：來到雲南以後受到老師和同學的熱情接待，學校在伙食上也照顧了廣東同學的特點，希望大家要體會國家對學生的關懷和期望，好好學習，不應無理取鬧。在沈發言的時候，有的鼓掌，有的哄鬧，會場秩序很不好。其他十二人則提出了很多不合理的要求，如要求每天吃兩盤肉、吃甜食；要求將伙食標準提高到十六元（當時為十元，較普通中學已高出二元）；要求每年由國家出錢送他們回廣東過假期；要求允許完全按興趣轉學專業，畢業後一律回廣東工作；要求公審打廣東同學的雲南老師等等。有的說：“老師打我們，這不是奴化教育嗎？我們要成立廣東同學會反對奴化教育，為生活而鬥爭！”對這十二個人的發言，很多人鼓掌、支持，有的人則氣得跺腳，但又不敢公開反駁，只是向台上遞條子表明態度說：“這不能代表廣東學生的意見”。為了保証會議健康的進行，５日晚上散會前，會議領導小組向全體代表提出並經大家一致通過了三條紀律：一、代表之間不得打罵或使用其他威脅手段；二、不能強迫別人接受自己的意見；三、對會議如有意見應向會議領導小組提出，不得破壞會議的進行。會後，根據會議進行的情況，領導上決定仍應繼續耐心而又嚴肅地說服廣大同學，組織群眾的自我教育。 + +　　６日上午會議開始時，領導小組的成員、堅決主張鬧事的學生侯敏拿著偽造代表遞來的條子上台宣讀：“我是潮州人，我不同意沈成書的發言”。主持會議的同志當即揭露了侯敏這一偽造代表意見、企圖破壞會議進行的行為，宣佈他違反了大家一致通過的三條規則，建議會議撤銷他作為領導小組成員的資格，如他還不承認錯誤，就撤銷他的代表資格。會上多數代表通過了這一建議，侯敏也當眾承認了自己的錯誤。自此，會議的情緒開始有了轉變，積極分子逐漸活躍起來。在這種情況下，為了引導會議進一步向健康的方向發展，教育廳和團省委的負責同志向大家講了話，省教育廳方副廳長在講話中接受了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承認過去學校行政工作上存在的缺點；對不合理的意見和要求進行了分析、教育；揭穿了“雲南老師打廣東同學”的謠言。團省委書記在發言中向大家介紹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情況、祖國建設的成就和困難、黨和勞動人民對青年的殷切期望；批評了學生集體請願的行動，並指名批評了侯敏、李宜雍等人的錯誤行為。接著，又召開了到會代表中的黨、團員會議（黨員二人、團員二百多人），省委文教部長向大家耐心地作了解釋，號召全體團員明辨是非，協助領導開好會議，回校後團結同學好好學習；宣讀了醫士學校團支部的來信（信中批評了醫士學校參加集體請願的團員和同學，鼓勵代表們聽黨的話，開好代表會），表楊了堅決與錯誤行為作鬥爭的優秀團員廖汗宏、肖學義等人。會後，有些參加鬧事的團員檢討了自己的錯誤，各校團員並分頭研究了在下午召開的小組討論會上如何說服群眾的問題。 + +　　在６日下午的小組會和晚上的大會發言中，大家開始進行了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的人檢討“自己辜負了黨的培養”，“忘記了家庭和合作社對自己的要求＂。李宜雍也主動要求發言，說：“現在我已認識到我是錯了。我忘了家裡人和廣大勞動人民的生活和勞動，忘了祖國對我的要求，錯誤地不服從專業分配，又錯誤地發動大家向自己的黨和政府提出無理的要求。希望大家原諒我，希望黨和領導相信我能改正錯誤，我一定安心專業，努力學習。這一次的錯誤是嚴重的，我永遠也不會忘記（他回校後學習確較努力，工作也很積極）。”地質學校的一些同學作了自我檢討後，批評同校的侯敏說：“我們僅僅要求學校用Ｄ.Ｄ.Ｔ.打蚊子、増加開水桶，這和侯敏的要求是不相同的。他要求天天吃糖包子、喝涼咖啡，這簡直是追求少爺式的生活享受。我們學校新開辦，有困難，但我們能夠克服它”。這一天，用團員們自己的話來說，是“思想鬥爭最激烈的一天”，“跟自己鬥爭，也跟旁人鬥爭，結果是勝利了、進步了”。絕大多數人接受了教育，提高了認識，紛紛收回了所提出的不合理要求。 + +　　７日上午，省委文教部長作了總結報告，全面地、親切地講了許多道理，鼓勵大家回校後安心學習。這時有些帶頭鬧事的學生，怕回去“下不了台”，被別人瞧不起。據此，會議領導小組宣佈：“所有團員和同學，只要承認自己的錯誤，一律免予處分”，許多人都鬆了一口氣，臉上露出了笑容，在“團結就是力量”的歌聲中高高興興地散了會。 + +　　親切的關懷，珍貴的友情 + +　　在代表會議期間，各校領導根據省委指示，立即改善了行政工作，如早餐增加饅頭、增設開水桶、打Ｄ.Ｄ.Ｔ.或六六六藥粉殺蚊蟲等等。另一方面組織了新同學的團支部和班會，幫助團組織和學生會在課外組織大家討論如何對待和改進學習和生活中的問題；如何正確地認識集體請願的行動。通過討論，安心學習的同學認識到對參加集體請願的人不應歧視，而應熱情幫助、團結友愛。７日中午代表會議結束時，各校都有雲南同學來接自己學校的代表，為他們背東西，熱情地把這幾天學校裡的情況告訴他們。回校後，學校領導上也鼓勵他們接受教訓，努力進步，報告學校改進工作的打算，積極為缺少衣服的同學準備棉衣，要求他們共同克服困難。這樣，代表們都愉快地“下了台”，詳盡地向同學們傳達了在會議中受到的教育。本地同學還在日常學習生活中注意了發揚團結友愛的精神，有的雲南同學合鋪睡，勻出被子借給廣東籍學生，有的幫助他們補抄筆記等等。參加鬧事的廣東學生深為感動，說：“雲南不僅氣候好，風景美，更可貴的是人太好了。為了報答大家的友情，我一定要好好學習”。 + +## 三、經驗和教訓 + +　　要說老實話，要關心學生 + +　　首先招生工作不能依靠片面誇大的宣傳去吸引學生，應該講清實際情況。這次我省的招生工作，由於過分地宣傳了雲南的氣候“四季如春”和生活美好，對不利和困難的條件講的過少，給學生造成一種錯覺，以為昆明氣候好、環境好、待遇好，克服困難的精神準備很差，有的沒帶棉衣、棉被，到昆明後領導上又沒有及時幫助解決，就更感到失望。在專業的介紹上也有這個缺點，如招收護士學校新生時，因怕學生不願學，就含糊其詞地說“進衛生系統的專業學校”，沒有從做護士工作的意義上教育學生，因而很多人來校後不安心學習，堅持要求轉學。 + +　　新生入學後，各校都抓緊了開迎新會，介紹專業情況和組織新生熟悉環境等迎新活動。但是，深入地了解和解決他們的特殊要求和實際困難不夠，對於學生過高的要求或學校正在辦的事情交代得不清楚，引起了學生的不滿。如開學時，醫士學校領導上沒有向學生講清睡地鋪是暫時的，學校正在趕制木床，引起學生不滿；後來，學校向學生說清楚了，學生們說：“早知如此，我們根本不會埋怨學校不關心我們了”。最初，有些學校的領導上關心群眾是很不夠的，如林業學校生病的學生沒有開水喝、廁所擠；衛生學校的女同學沒有熱水用等等。後來作了改進，學生就比較滿意了。 + +　　堅持耐心說服的思想教育工作 + +　　由於青年學生缺乏實際經驗，對舊社會人民的痛苦生活了解很少，對祖國建設需要艱苦鬥爭體會不深，他們往往會提出一些過高的、不合理的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對此，領導上決不能遷就，要堅持原則；但是必須誠懇耐心地進行說服解釋，並從他們的實際思想和行動中，就地取材，組織自我教育，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公路工程學校有廣東籍學生一百餘人，他們原來的志願都不是學公路工程的，學校生活上也有一些困難，但是由於學校的思想工作抓得較緊，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參加集體請願，在代表會議上這個學校的十個代表一直團結一致，向會議中各種不正確的思想作了鬥爭。這個事例說明了只要我們關心學生，加強思想教育，是可以動員學生共同來克服困難的。召開學生代表會議的經驗也充分地說明了必須堅持說服教育的方針。在９月４日集體請願和５日的代表會議上，起初鬧事的學生哄鬧不止，有些同志認為“不能再說服教育了”，曾想採用“壓服”的辦法；但是在省委的指示下，主持會議的同志們相信絕大多數學生是可以教育的，堅持了說服教育的方針，首先讓他們把意見講完，再耐心地向他們說道理，並組織他們討論自己的錯誤要求和行動，結果達到了提高思想、加強團結的目的。 + +　　必須緊密地依靠黨、團員和積極分子 + +　　９月５日以前，新生中的黨、團組織沒有及時建立起來，因此學生由哄鬧發展到集體請願時，領導上抓不住真實情況；有的團員跟著鬧事，不贊成鬧事的團員和積極分子的作用也沒有充分地發揮出來，整個團的組織陷於癱瘓無力的態中。及至４日、５日，領導上注意了聯系各校的一些積極分子，表示相信他們，向他們提出要求，並召開黨團員會，對參加鬧事的同學進行了教育。在提高覺悟的基礎上，團員們在事件平息的過程中，一般地都能注意發揮自己的模範、帶頭作用。此外，由於在沒有參加鬧事的團員和積極分子中進行了團結教育工作，這些同學一般也都能積極帶動其他同學正確地、熱情地對侍參加鬧事的廣東籍學生，使他們解除了“下不了台”的思想顧慮，在鞏固已有的進步的基礎上，更有信心地繼續前進。 + +　　（轉載自青年團中央辦公廳印發的有關學習關於人民內部矛盾的參考材料） + +　　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攷》，第2190期，1957年4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5.txt b/CCRD/1/3/2/0003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57ce669547fb14c054a2d55644a2dfdcb2ba2b8 --- /dev/null +++ b/CCRD/1/3/2/000305.txt @@ -0,0 +1,13 @@ +# 天津作协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在昨天下午举行了理事会扩大会议，结合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讨论如何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出席会议的有：方纪、李何林、王达津、朱以书、张学新、高熙曾、邢公畹、雷石榆、袁静、朱维之、杨润身、章嫈、蓝澄、鲍昌等二十余人。 + +　　会议围绕学习问题、创作与批评问题、创作环境问题、“作协”和“新港”的工作问题等，展开了讨论。 + +　　在讨论中，有许多人在谈到自己的学习心得的时候，联系到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邢公畹说有一定艺术水平、有一定新的看法的作品，都应该有发表的机会，对某些作品不应该忙于下结论。他也谈到在批评家与作家之间，作家与作家之间，以及编辑与作家之间，建立互相信赖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过去是存在不信赖作者的现象的。王达津和高熙曾都谈到在文艺创作和理论研究中，都存在着模拟别人，缺乏独立思考，或揣想领导意图，不够大胆的倾向。他们认为这主要是有些人先设定了一个模子，去衡量作品所造成的。关于这一问题，袁静指出编辑虽然应该享有选择稿件的权利，但也应该尽量避免个人的爱憎。同时她又从另一个角度提出：应该反对盲目崇拜权威的思想，有批评也应该有反批评。韩文佑的书面发言，对“新港”的选刊稿件提出了意见，他认为刊物上发表的某些文章质量低，产生了不良影响，是编辑的责任。袁静的看法是不同的，她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一方面说是要大胆的放，而出现了大家看法不一致的文章又要指责编辑，编辑的工作就更不好做了。在会上也有人联系具体工作检查了在思想上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和某些党员作家在日常生活中表现的宗派主义情绪。 + +　　最后方纪发言，他说，目前主要应该注意两方面，即要做到真正的思想解放、大胆放手；并要创造适应贯彻这一方针的创作环境。他强调指出作家协会应该真正成为作家自己的团体，要大家放手，互相监督，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同意李何林的建议，今后不但要利用文字来“鸣”、来“放”，也可以通过座谈会专题讨论的方式，扩大“鸣”和“放”的活动环境。 + +　　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在这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之后，还将继续举行座谈会，深入贯彻推行这一文艺方针。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4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6.txt b/CCRD/1/3/2/0003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4695dc4669098b2b517135ca991e1ed66da348 --- /dev/null +++ b/CCRD/1/3/2/000306.txt @@ -0,0 +1,21 @@ +# 西北大学民主人士以主人翁态度展开“鸣”“放” + +　　<西安日报记者朱智、孔祥光> + +　　本报讯 本报记者朱智、孔祥光报道：西北大学的民盟、九三、民革等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干部，在四月二十七日座谈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下面是他们座谈的主要内容。 + +## “互相监督”与“敬而远之” + +　　会上，好些人都谈到怎样起互相监督作用的这一问题。九三一位社员教师说，过去我们民主党派的作用起得太少了。特别是在“互相监督”这方面，缺乏真正主人翁的态度，总感到党员不征求意见，自己也想主动搞些事情，但又觉得很不好意思。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说民主党派也想发挥发挥自己的积极性，起一点作用，也感到有些工作民主党派做比较合适，但学校党组织不常分给他们工作做，致使他们没法发挥作用。这位社员教师感到该校党组织过去在工作上征求九三社员的意见也太少了。他说，他是一九五三年入社的，在近五年中只记得党组织仅向他征求过一次意见。同时，他深感领导深入下层不够，他打比喻说：学校好比工厂，校长、教务长好比厂长、总工程师，教研组好比车间，但他这个车间工人却很少看见厂长、总工程师下到车间来，厂长、总工程师不下车间，生产怎么能搞好呢? + +　　在谈到党群关系时，一位盟员教师说，在学生中不少党、团员和群众都有隔阂，甚至闹对立。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某些党、团员有宗派主义情绪，解决群众的某些思想问题时有粗暴对待的现象，他们不认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懂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这就削弱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和作用。在教师中，有些党、团员对有缺点的教师平时很少关心，运动一来，思想批判往往又过火，以致某些人长期消极苦恼，对党发生怀疑。本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不容置疑的正确方针，但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怀疑这个方针是“钓大鱼”的“长线肥饵”。座谈会上还反映不少人有这样一种思想：认为党是伟大正确的，但某些党员却不是使人望而可亲，而是使人“见而避之”，或“敬而远之”。不少人认为，要正确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党和非党人士都应该好好学习毛主席讲话，检查自己，改造自己。 + +## “言无不尽”和“少说为佳” + +　　“放”和“鸣”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参加座谈的人都认为，“放”和“鸣”是发动大家揭露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先决条件。从最近学校几次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和报纸上反映的情况来看，党也的确是诚心诚意让大家讲话的。一位盟员说，几年来学校不少人害怕打击报复，有很多意见没有谈，但是当面不谈，背后却乱谈，影响了团结，也影响了大家工作的积极性。比如，有些教师讲课，明明自己有独到的见解，但是害怕讲错了别人给自己扣帽子，明知道教材中有些问题不适合学校的具体情况，但也宁愿照本宣科，不敢灵活运用而稍作改变。有人说，在听到毛主席讲话的传达以前，有些人对别人不同的意见动辄当作“牛鬼蛇神”，因而不少人过去抱的态度都是“少说比多说好，不说比少说好”。有的还劝说自己的朋友“少说为佳”。这次听了传达以后，觉得有党和毛主席撑腰，这回一定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一位讲师过去有许多建设性的意见不敢讲，他说这次要全部讲出来。比如在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上，他主张实行兼职教师的制度，他认为这样既可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还可以鼓励教师的积极性。他还主张把目前学校实行的助学金全部改为奖学金，来鼓励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怎样放呢？不少人认为首先领导人要有一个能撑得下船的肚子。有人说，由于过去民主不足，放的过程中可能有牢骚，甚至也可能有谩骂，但是作为领导，就应该有耐心，对群众提出的任何问题都应该有思想准备，用官僚主义的或粗暴的态度对待群众的那怕是不正确的意见，都将损害群众的积极性。会上反映：现在仍然有对“放”和“鸣”的方针表示怀疑，有人说这是“策略”，怕谈出自己的意见又被“记下一笔账”，怕“报复”；怕“放”出来别人说自己“落后”；有些人有缺点，觉得别人“放”可以，自己则不可以。有的人认为“放”是可以，但是要有个界限，不然放乱了咋办?有些人不安心工作，不遵守劳动纪律了咋办？对这些问题，大家没有进行争论，但是有一点意见是共同的：就是要“放”，大大地“放”，关键是领导和被领导都要打破顾虑。 + +## 共同的语言——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应有的作用 + +　　座谈会上，不少人都共同感到：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成员，过去起作用很不够，现在应该认真地深刻地体会毛主席的讲话，在这大转变的新形势下，努力改造自己，发挥更大的作用。学校一位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说，据他了解，不少人对“鸣”和“放”还顾虑重重，一下子要打开这个局面不是个简单的事情，他表示要决心帮助党来消除这些顾虑和障碍，充分发挥助手作用。一位盟员说，过去也常说“为人民服务”这句话，在听了毛主席讲话的传达以后，对这句话好象格外感到亲切。还说，中国知识分子太少了，如何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民主党派的成员责任很大。据有些与会同志会后谈，上述这些话，是所有民主党派成员的共同语言。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5月1日。原题为：“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助手作用/西北大学民主人士以主人翁态度展开“鸣”“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7.txt b/CCRD/1/3/2/0003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2c69316da9f6e606787433af9455125a4bfd7a --- /dev/null +++ b/CCRD/1/3/2/000307.txt @@ -0,0 +1,57 @@ +# 从民革二中全会看民革内部思想情况 + +　　<新华社记者　余志恒>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从3月25日到30日共开了六天。会上比较突出地反映了一些人对肃反问题、“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等问题的意见。 + +## 对肃反不满 + +　　邵力子对肃反很不满意，并且反对再搞肃反。他曾在民革二中全会中三次激烈地公开反对肃反。第一次在李济深的“工作报告”中曾指出“有人怀疑既要争取和平解放台湾，为什么又要搞肃反，岂不是矛盾吗？”报告指出这是不对的。而邵力子则反对这样写，因为他认为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不能够认为不对，因此把这句话删掉了。邵力子说，毛主席曾经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过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为什么还要搞肃反呢？第二次在讨论民革的决议时，决议中曾有对肃反的估计，认为肃反运动有很大成绩。邵力子认为不能这样提，肃反不能提“运动”，因为一搞运动就只有偏差，更何尝谈到成绩。他说，他在政协的决议中就提出过意见。结果把民革决议中对于肃反成绩的估计删掉了。第三次在座谈民革业务时，谈到民革的组织工作要贯彻“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邵力子也反对这样提，他觉得在决议中已提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就不应在组织工作中再来(23)提。邵力子还说：民主党派绝对不能搞肃反，要向统战部力争。 + +　　邵力子这种激烈反对肃反的情绪感染了不少了，并且在他发言后立刻就有晏勋甫、李志强等的支持响应，同意他的看法。同时还有一些旧军政人员在小组提出许多事实说明肃反搞错了，肃反不能再搞。 + +　　龙云对肃反问题也有意见。他在民革大会发言中说，从三反五反到肃反，各地组织有些成员被传讯、被逮捕，而我们组织负责人不按一定程序去问清楚，却张惶失措，停止党籍或开除，这是错误的。龙云说，民革成员多半来自旧社会，社会关系是相当复杂的，但吸收时是经过一定程序的，情况大概知道，入党后发生问题用不着张惶失措，要开清楚，证据是否确实。组织对组织事前不通知就不好，互相监督还要互相尊重，才有助于团结。一个普通公民在宪法公布后违反人身自由也是违反宪法的。 + +　　有些人不仅口头反对肃反，并且准备翻案，积极稿平反。如最近准备下去视察的许宝驹(民革中委)要到江西去搞高经案，还有谭惕吾要在北京搞电力工业部一个案子。 + +　　民革中委田竺僧(湖北政协常委)说：“有一民革成员公安部门说些人将被捕，要我们先开除党籍，不料开除了很久还未逮捕，去问肃反部门，检查此人问题已交代清楚，不逮捕了，使得民革的工作很被动，成员也有意见。” + +　　有人说，镇反时我们“六亲不认”，旧朋友写信来也不敢回信，怕引出危险来。人与人之间没有温暖，没有人情。有些人认为：肃反运动的方针虽好，但有的地方偏差很大，应该根据毛主席今天提出的“有错必纠”，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民革没有搞肃反，这有什么坏处呢？没有搞也没有发现反革命。并说，肃反工作是要做下去的，但肃反运动不能再搞。 + +　　黄绍竑说：“根据两年来视察司法工作的情况来看，反革命案件中有80％是与旧国民党军政人员有关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中上层，有些不是反革命也判成反革命，有些判得过重。”他说：“民革对反革命根源了解得多一些，谈到发挥监督作用，在这个方面也很重要，要使政府判罪按法制办事，恰如其份，没罪的为他们申冤，这样不但能发挥监督作用，对解放台湾也能起好的影响和作用。” + +##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问题 + +　　不少人觉得民主党派还是须要共产党领导的，但更多的人强调民主党派要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关于监督问题，有以下几种看法： + +　　(一)民革中委晏勋甫认为，“政治自由、组织独立是与接受中共领导有矛盾。”他说：“你也是党，我也是党，我怎么能给你领导。”他认为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没有法制根据。广州民革宣传处处长谭明昭说，有的群众反映：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提出后，民主党派与共产党是否还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还是核心关系(即兄弟关系)？如果是核心关系，就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他说，比如我们说以苏联为核心的和平阵营，并不等于苏联和和平阵营的国家是领导和被领导关系。 + +　　(二)强调对一方面监督(即监督共产党)。(三)邵力子主张，要互相监督必须定出制度。他认为要真正实行监(24)督，民主党派的组织必须下到区、乡，在区、乡建立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他说，因为问题都是出在下层，如果民主党派没有基层组织，就没有办法实行监督。有不少人要求大量发展组织，多联系社会人士，以扩大政治力量和政治影响。龙云说，为什么要说巩固与发展相结合，难道发展与巩固相结合不更好吗？他唯恐发展强调得不够。但也有些人认为民主党派人数少，经费不够，干部地位低，主张不向下发展。 + +　　龙云说：“要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是有顾虑的。共产党水平高，学习好，对我们监督容易，我们监督共产党就不容易了。” + +　　民革中委袁全章(甘肃司法厅副厅长)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共产党内也没有完全贯彻下去，去年甘肃中共召开过一次厅局长会议检查思想，很多人搞不通，统战部召开统战会议检查，也贯彻不下去，到现在机关方面也不是贯彻得很好”。 + +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民革中委、副秘书长刘孟纯说，在旧社会，在我自己职权范围内，一纸命令要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认为这样才算有职有权。今天，无论做什么事要走群众路线，要靠集体领导，处处疙疙瘩瘩，人人有权，人人无权。我看就是一个共产党员做了部长也是如此。因为他有组织的领导，不能随意而行。民革候补中委苏从周说，在机关中首脑们决策的会议，民革高级领导不能参加，因此体会政策不深。他建议：在制度上应考虑叫民主党派的副职参加决策的会议。广西民革副主任委员吕体义(广西交通厅副厅长)说：“在机关中，党与非党还是界限分明，检查了统战工作也还来很好贯彻，民主党派也还有不敢说话的，因此双方有责。”山西省杨自秀说，党外人士作副厅长的不能看电报。民革中委冯伯恒(广州市体委副主任)说：“过去我在民革机关工作，现在我在行政机关工作。中共党同与我们界限分明，说我是党员，你是非党员，这样叫我积极工作也就要打折扣了。今天谁不想为社会主义发挥积极性，但请缨无路，要见共产党的负责干部一面都十分困难。广州市体委办公室十八级干部，1948年入党，很多材料不给我看，对逼死一个青年团员这件大事，到第三天才告诉我，太不尊重党外人士了。所以我对党支部坚决不妥协。过去统战部一个小干部来到民革，指东划西，就会使得你工作无所适从。”他还说：“民主人士没有政治风度，为了名誉地位，唯唯诺诺有意见不敢提，怕说错了副市长就完蛋了，这就是没有政治风度。” + +　　自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民革各地干部思想很混乱。民革候补中委张平江说：“这一方针提出后，有些人趾高气扬，对民革的工作热中起来。有的支部与机关中共党委关系不融洽，借此报复挑剔。”湖北、江西、广西、广东、四川不少人反映：“这个方针提出后，一方面民革成员强调组织独立、政治自由，否定接受中共的领导，另方面地方统战部对于民革的工作也不如以前那样负责了，使得民革工作遇到很多困难”。 + +　　蔡廷锴对于广东统战工作的意见，他说：“很多抗日纪念品”(如银盾等)，我放在广东乡下存着，在土改时当地把这些纪念品卖了，我曾反映给统战部，但统战部不管。还有我建筑一房子留纪念，结果砖被拆来卖了，我老婆的坟墓(在乡政府旁)也被拆卖了，广东统战工作做得不好，我自己是不是统战的一员呢？自己都保护不好，还能保护别人？ + +## 关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问题 + +　　有些人在这个问题上，敌我不分，把台湾问题看成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翁文灏在民革大会上发言说：“毛主席英明地指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现尚存留的矛盾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因而处理方法也不能相同，敌我矛盾是有对抗性的，人民用专政方法以还击教人，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是非对抗性的，经过协商说服和其他和平方法，终究会达到团结，人民自己不向自己使用专政，而是用有领导的民主政治，所有权利都有宪法保障。这是一个极为伟大的指示。用这个标准来看台湾国民党领袖人员的地位，在未回国之前是否要当作敌人看待呢？我以为不应当如此想像的。”所以他说，对于台湾当局“只有友情，毫无敌意。”翁文灏的发言全文被登在3月29日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的第一版头条。民革候补中委曾震五也曾在大会上发言说：“解决台湾问题，一定要贯彻毛主席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首先要有关怀他们拯救他们的精神，把他们当成是大家庭中的一群没有受好教育、误入歧途的孩子，我们现在要把他拯救出来。因此要喻之以理，动之以情，晓之以势，叫他们认识到只有和平解放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才是一条唯一的生路。要同情他们的处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消除顾虑。” + +　　张治中在大会发言中分析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时谈到蒋介石，他说，蒋介石个人主义很强，随机应变，他决不会不顾一切蛮干到底。张治中说，因为蒋介石的家庭观念很重，他很爱他的儿子、孙子，他如果有一条路可走就一定会走，不会蛮干到底的。他强调说，台湾军队还是为蒋介石控制，用黄埔来号召黄博是有作用的。张治中还在大会上强调说：“我听毛主席讲话从来未提蒋介石三字，都是称蒋先生、蒋委员长，并且还要出蒋委员长书籍。” + +　　民革候补中委陈铁(贵州政协副主席)说：张治中副主席发言中说台湾官兵蒋介石不能完全控制的看法，与周总理所讲的他们内部有矛盾、官兵有爱国心的政策精神不合，要修改一下。蒋在大陆，几百万军队都垮了，不相信他能控制。 + +　　张治中对于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很积极，他主张要加强对台湾的研究工作和宣传、通讯联络工作。他建议是否把民革的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机构放到政协里去？ + +　　黄埔军人也很积极。民革候补中委舒宗鉴(国务院参事)说，民革应建立一个专门机构，配合军委敌工部设在港澳，专为做通讯工作。 + +　　还有人反映：梁国强在台任交通部顾问，现回到香港。他对人说，台湾控制严，很多人想回来没有办法。建议民革中央与统战部商量，在港设一机构，由中共领导各党派参加进行对台工作。 + +　　还有人建议，大陆上的旧国民党立法委员是否可联名给台湾的立法委员一封信，广播出去可能发生影响。 + +　　 来源：1957年4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8.txt b/CCRD/1/3/2/0003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fa96f038f8ae7cf033a98e2eeabd2c9c29b851 --- /dev/null +++ b/CCRD/1/3/2/000308.txt @@ -0,0 +1,19 @@ +# 京津教授对人民日报的〈按语〉表示不满 + +　　<新华社> + +## 京津教授对人民日报在发表“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记录时对雷海宗的发言加的按语表示不满 + +　　新华社天津28日讯　人民日报在21日、22日发表的“天津的教授们关于‘百家争鸣’的座谈”记录中，对雷海宗的发言加了编者按语以后，引起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部分教师和学生的很多议论。 + +　　最近到天津来的北京大学罗常培和游国恩教授都去看望雷海宗，对他表示慰问。游国恩还以俞平伯的经历来宽慰雷海宗。罗常培发表意见时说：现在有些领导干部，对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体会得很不够，这是非常不幸的。人民日报发表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对雷的意见加按语，都说明了体会政策不够。雷先生研究世界史年头很长，算不得权威也可以说是个专家，这些年他对马克思主义做过一些历史上的研究，占有一定的资料，作为学术研究来说还是不可多得的。他觉得现在党、科学院、南开大学、人民日报，都可以让雷海宗来发表他的论述，更可以组织一些人来研究他所掌握的材料以及他分析这些材料的情况和问题。他说：人民日报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姿态对待雷海宗的争鸣，是会阻碍争鸣的，同时这样也糟蹋了一次好机会，要不然在学术界很可能暴露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来。游国恩也说：人民日报的按语用的“我们”两字，十分刺眼，是代表报纸编辑部呢？还是代表党？他认为加按语可以说“雷先生提出马克思主义停留在1895年水平的问题，是值得十分注意的，希望大家提出意见”就行了，用不着下断语。 + +　　天津大学教务长潘承考和土木系主任张湘琳(预备党员)都认为，人民日报这种做法影响争鸣的开展。南开大学科学研究处副处长吴延璆教授说：人民日报的按语加得太早了，这样一来，是否又会打了回去。历史系杨志玖教授认为：雷海宗的发言提的是历史问题，而人民日报按的是革命问题。报纸是应该保卫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必须弄清事实。他还说：苏联的历史科学近几年来是没有什么发展的。 + +　　李何林教授说：现在党报的水平不高。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发表了，挨了主席的批评；对雷海宗的发言便赶紧加个“不同意”的按语。陈、马是党员、是领导干部，他们出来反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雷海宗这样无党派的人发表自己的学术论点是完全不同的，而人民日报却是“一视同仁”。邢公啘认为中国学术界的水平很低。目前争的、鸣(27)的都很浮浅，真正形成学术流派的东西很少。雷先生是“一家”，但是，他和马克思主义不是“一家”，因此问题也就出来了。他把现在的人们分成三类：一类是没有多少“本钱”成不了家的人，他们只有“随大流”，讲的话都是报纸上或领导方面来的；一类是自己有些见解，但是不多、不深，经不住风雨，别人一说他的论点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改变主见；一类是下过工夫，掌握了材料的人，而这类人想做些事情往往却要遇到些困难，因为懂得他们的和尊重他们的人还不是很普遍。 + +　　曾经参加上次座谈会的郑天挺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背教条的现象少得多了，但是谨小慎微，怕扣帽子挨“剿”的情形还是不少。毛主席的讲话起了积极作用，但是人民日报来这一下又坏了。 + +　　此外，物理系主任江安才教授等(包括一些党团员)也认为目前领导机关和报纸最好少出面，别急于斩草除根。应该相信群众是能够辨别香花毒草的。 + +　　 来源：1957年4月2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09.txt b/CCRD/1/3/2/0003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1b1771b8b613cd6c628d8e9dee9b8a478d4c08 --- /dev/null +++ b/CCRD/1/3/2/000309.txt @@ -0,0 +1,15 @@ +# 替教师撑腰 + +　　从前天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看到，中小学教师们的内心，确有很多话要说。现在，终于开始说出来了。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还给了中小学教师们以积极的支持，号召他们勇敢地提意见。这个情况，使我们和全市中小学教师们同样感到兴奋。 + +　　几年来中小学教师们的工作是辛苦的。但教育的质量却没有显著地提高。究竟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当然很多，比如中小学教育发展快，新的中小学教师增加很多等等；但是，从各方面的情况来看，教育部门所存在的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是有着严重的影响的。 + +　　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很多工作的用意原来极好，但往往从主观愿望出发，生搬硬套，如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的实施，汉语文学的分科，古典文学的编选，以及劳卫制的推行等等，这些措施的制订和贯彻，既不顾到当前学校的实际情况、又不看到教师的现有水平，而一味的“灌”下去。遇到下面有意见的时候，也不倾听群众的意见，反而生硬地采用“我说你服”而且非“服”不可的办法，甚至予以粗暴的批评和斥责，务使奉命照办而后已。教育行政领导部门以这样的办法对待区教育科或者学校行政领导，而学校行政领导又以这样的办法对待教师。结果，只得照办。但民主生活却受到压抑，工作上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也必然削弱。当前教育工作的缺乏生气，是和教育行政领导部门这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做法密切相关的。 + +　　从前天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还看到这样的事实:几位发言的教师是经过了思想斗争而后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的。因为过去很多事实证明，不少中小学教师在原单位里，如果对领导提了意见，或者向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提了意见，常常会受到特殊的待遇。有些领导同志，只能听甜言蜜语，不能听不同意见；只相信少数积极分子，不相信广大教师群众。这也就使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筑起了一垛墙，划上了一条鸿沟，并且严重地影响了党与非党的关系。 + +　　我们这样说，丝毫也不否认几年来中小学教育事业所取得的成绩，但是，当前中小学教育部门中突出地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这一点也决不能不予以密切的注意。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只要我们抱着团结的愿望，经过批评，就能达到新的团结，就有利于矛盾的解决，有利于中小学教育工作的改进和发展，而目前，首要的任务，就必须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把中共上海市委的精神贯彻到中小学教育的各个基层单位，让中小学教师们都能够说出心里的话，大胆地提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是片面的，但也有利于中小学教育各级行政领导全面地来考虑工作中的问题，积极来改进工作。对提意见的人如有任何报复打击的行为，也必须分别情况予以严厉的批评，甚至制裁。 + +　　中小学教师们，为了我们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今天是扫除顾虑、充分发扬民主的时候了。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4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0.txt b/CCRD/1/3/2/0003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f9b807da076b8111db704ec969d360147e1c96 --- /dev/null +++ b/CCRD/1/3/2/000310.txt @@ -0,0 +1,11 @@ +# 田汉与西大中文系师生座谈 + +　　<贺永谦> + +　　来本市视察工作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文化部艺术事业管理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四月二十八日，应西北大学的邀请，与中文系师生进行了座谈。 + +　　根据同学们的要求，田汉首先谈了中国话剧的发展史。他说，中国话剧产生在一九零七年，距现在已有半个世纪了。有人说中国话剧只有十余年历史，意思是说应该由我国老解放区的文工团那时算起，这是不合事实的宗派主义说法。他接着叙说我国戏剧艺术的价值。他说，我国在戏剧艺术上的遗产是十分丰富的，急待我们去挖掘、整理、发展和提高。过去曾有人认为“京剧”已经是快要凝固了的艺术形式，但事实上这个驰名世界的剧种，在外国得到很高的评价，是了不起的一种艺术形式。如在法国巴黎演出时，剧终观众还久久不散，掌声如雷，谢幕达四五次之多。巴黎艺术界人士这样评价说：中法两国在政治上虽未建交，但通过这次演出，中法两国在艺术上已经建立了深厚的交情，在艺术上中国征服了巴黎，是巴黎五十余年来文化艺术事业上鼓动人心的大事情。 + +　　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理论联系实际是密切不可分离的。他说，从事艺术实践的戏剧工作同志，要提高文化理论水平；大学里学习文学艺术理论的中文系同学要深入实际。“关门提高”是办不到的妄想。剧院应通过“赠票”、“座谈”等与同学广泛地联系和接触，以达到互相提高的目的。他还说，在创作和戏剧改革事业上，应充分进行“放”和“鸣”，把门开大，让风把各个角落的各种意见带进来商榷。田汉的谈话，对大家教育很大，正如同学们所说的，是上了一堂有意义的课。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4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1.txt b/CCRD/1/3/2/0003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842a8be645845e0fd2e3df4d06918685eddc97 --- /dev/null +++ b/CCRD/1/3/2/000311.txt @@ -0,0 +1,27 @@ +# 天津各界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反应 + +　　新华社天津29日讯　天津市各界人士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反应。 + +## 对方针的认识种种 + +　　林必锦大夫认为，香花和毒草一时很难分清，所以不能一下子“杀掉”，毒草香花，不是绝对的，要随时代变化。中医赵寄凡认为，争鸣是为了暴露错误思想、唯心思想，暴露出来好批评、好解决。天津大学教授丁绪淮说：“百家争鸣”是目的，不是手段，经过争鸣会达到一定的效果，会“春光明媚”。张朵山教授不同意，他认为争鸣是手段，目的在于找“凤凰”。天津大学杨景春教授认为，争鸣是目的，也是手段，都是为了找社会主义、找“凤凰”。 + +## 怎样放？ + +　　有些人主张有限制的“放”。天津图书馆馆长黄钰生说：图书馆藏书八十万册，其中一定有毒草，在普通阅览室的读者中就不能“放”，在专门阅览室则毒草香花可齐放。橡胶试验所工程师王乃惠认为，放出来的东西如果确定是毒草，就应该一棍子打死。青年团干部王树鹗认为黄色的、反动的不能在报上发表，也不能在戏台演出，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传阅一下，大家一批评就算了。“放”要看时机、看条件，“四郎探母”已经放了就不必禁止，可是像“纺棉花”、“大劈棺”等就不要继续放了。 + +　　还有些人主张有领导的“放”。南开大学教授陈仁烈说：限制太多了不好，但也不能自由主义的乱放。我们是让他们闹，闹乱了再从中取得教训呢，还是用积极的办法不让闹起来呢？我主张后者。 + +　　也有些人主张各放各的，互不干扰，避免混乱。 + +　　有些人提出争鸣是否有时间性？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屈鸿钧说：放的政策是长期的，但对某一具体问题不会长的。让他放出来，不等于不能动他。他“放”，我“拔”，还允许他反“拔”。在这个过程中就会拔掉一些毒草。民进宣传处副处长余国琮认为，不要说“拔”，说“拔”就影响“放”。最好是让毒草自己枯萎。 + +　　有些文化局行政干部　、青年团、工会干部感到“百花齐放”的方针不好具体掌握。文化局有的干部提出：对“三侠剑”、“济公传”、“爱”、“吻”之类，从政府角度应该怎么对待？是表示态度还是不表示态度？有的说：无论如何把“刁刘氏”之类也放出来，有顾虑。 + +## 何为香花，何为毒草？ + +　　有些人认为毒草和香花是相对的。林崧大夫说，邵力子提出避孕问题，过去是毒草，现在变成了香花。张纪正大夫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这是认识问题，不是转变问题。有说蒋介石过去是香花，后来成了毒草。他认为蒋介石开始就不大香，愈转愈臭了。关颂凯说：思想立场改变了，看法就不一样。我看随机应变，随潮流走没错。 + +　　 (孟帆根据天津市宣传会议情况编写) + +　　来源：1957年4月2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2.txt b/CCRD/1/3/2/0003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1a832aea6554582d39fc608e5dcf179db3cc56 --- /dev/null +++ b/CCRD/1/3/2/000312.txt @@ -0,0 +1,99 @@ +# 天津市文艺界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孟XX (此处二字辨认不出): 有人自信心不强，理论水平差，怕考虑问题不全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怕遭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政策提出后，我个人的看法是，天津市“鸣”是“鸣”了，“放”是“放”了，从报刊上，从学校课堂讲授方面，已体现了这种精神。但是鸣得不够响亮，放得也不够全面。不够响亮的原因很多，从主观方面来看，许多同志(包括我自己在内)对政策体会得还不够深刻透澈。听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传达报告，对知识分子的看法非常正确。我们南大教研组的同志在讨论中，你说你这点正确，我说我那点正确，谈得非常亲切，也有收获。如果能够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容易接受意见。但这不等于说就没有思想障碍了。听说有人怕一放一收，当然，我联系的面很窄，不敢说没有这种人。但据我所知，以下的几种思想情况似乎更普遍一些：有人自信心不强，理论水平差，怕考虑问题不全面，提出自己的看法，怕遭到一棍子打死的批评。另外也有人愿意别人提意见，希望得到亲切关怀的批评。还有些人觉得自己人微言轻，“鸣”也不起作用。我觉得编辑和写稿人相互了解不够深。写稿的人工作重，编辑不了解，认为写稿人不积极写稿；写稿人不能完成，感到别扭，也认为组织稿的人不了解写稿人的情况。如果能够由互相埋怨，作到互相帮助，问题就解决了，关键还在于相见以诚，有意见当面提出。应该多提意见，认真研究，正确的就应接受，不正确或虽正确而目前尚办不到的，应有交代。组织稿件要扩大联系面，不要只组织几个人。 + +　　目前在贯彻“百家争鸣”中，我觉得有一些客观方面的原因，是需要加以解决的： + +　　客观方面的原因之一是资料问题。片面强调资料的重要是不对的，但是要“鸣”，就得言之有物，持之有故。目前由于材料缺乏，影响研究工作的有节奏的进展，确也是个事实。关于研究资料的问题，报纸上可以呼吁一下，各方面应有步骤地逐步加以解决。购置是必要的，但不完全在于购置。市人民图书馆有一部“唐音戊签”，我借了出来，河北师范学院一位教授也研究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合看。解决资料问题关键在于设法加强馆际交流，提高图书的使用率；还在于加强全局观点，把有些单位自己无用的书拿出来，给别人用。目前存在的问题是：编目和采购存在不相适应的情况。市人民图书馆采购工作加强了，但编目工作跟不上，结果出现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现象。这是个问题。另外，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放宽借书尺度问题。北京图书馆的善本书不出借，我拥护这个办法，真借的话，我也不敢借，万一丢了我没办法。但是有些书可算善本也可不算善本，都算成善本，结果造成有本皆善的情况，为了避免损失，让书在那里睡觉。对善本书的划分范围，是否可以重新考虑，消除有本皆善，无本不孤的偏差。此外，翻刻古典书定价太贵，使一般读者自己买不起。如杜少陵的诗，仇兆鳌的注，他们都不要稿费，为什么定价这么高？ + +　　客观方面的第二个原因是时间问题。去年提出把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教学研究工作，有改善，但没有彻底解决，不是都能得到保证。忙的太忙，影响研究工作。系主任以上的干部如郑天挺、李何林可以写些东西，可考虑减轻他们的负担。各杂志报社联系面不够大，不够广，而且彼此之间分工也不明确。要求被联系的对象所写的东西，有时不合口径。而且说要就要，不给编写者以时间。希望扩大联系面，组织稿件的时候多给些时间。 + +　　（客观方面的第三个原因是阵地问题。天津的阵地和研究力量不算少，如天津日报、天津工人日报、新晚报、新港、电台等。争鸣的阵地是够的，问题是要有明确的分工与密切的配合联系，避免总是这几个人写。各报有编辑方向，有的不十分明确。报刊应该容纳小文章，但也不能把稿件的篇幅限制在一千五百字以内。我写过的一篇文章，有人看了说怎么没完，我说就是没完，我的概括能力太差了。有些文章长些，也可以分期登。） + +　　最后我还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每个报刊可以研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可从文章性质或人数方面研究，这样可以发挥力量，也避免写文章多了，教书工作受影响。第二、报刊的编辑方向是否再明确一些。第三、加强审稿工作，一个稿子不要只叫一个人审，最好多找几个专家审核，避免主观片面。有的文章被编辑删去一部分，有时写稿人不虚心，但也有时很难令人心服，这也是争鸣的问题。当然，最后取决于编辑部。第四、应加强采访记录工作。天津日报培养工人作家有成绩。有些老艺人写不了，如工作需要，可以抽出力量帮助他们写。第五、多登反映当地生活或记录当地历史文献的作品。如“新港”名义上是天津的刊物，但反映天津的事情少一些，是否发动人多写一些。 + +## 赵X(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解除话剧演出中的清规戒律。……宗派情绪和缺乏对待批评的健康态度是妨害争鸣的重要原因。 + +　　一般的人认为清规戒律只在戏曲方面有，似乎话剧方面好些，其实不然，虽然话剧方面没公布过禁演剧目，也没有清规戒律的条文，但是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束缚着我们。比如，在上演剧目中一定要求现代剧目占60％的比重，反映工人生活的有多少，农村的有多少，士兵的有多少，“五四”以来的只能占多少，外国戏不能超过多少。而当一个政治运动来时，话剧就必须配合，不配合就是不为政治服务等等。虽然这些情况自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后有一定的改变，但是，并不彻底。我个人认为，所有的演出团体应根据它自己对党的文艺方针的理解，根据当地群众的需要，自由地选择上演剧目，适当地安排现代剧目和“五四”以来的剧目以及外国戏的比重，不必作什么规定。事实证明，过去的规定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也不会导致像陈其通等同志文章所写的“时代的声音低沉了!时代的面貌模糊了！”那样的后果。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放手的“放”给演出单位最大的自由。 + +　　其次，我也想谈谈“放”和“鸣”的问题，我认为为了“放”得好，必须同时也“鸣”得好。如果说过去天津还“放”得不够，那么“鸣”的就更落后。文学艺术没有批评，是很难前进的。因此，我主张在“放”的同时应大力组织“争鸣”。目前我们的文艺批评的情况，主要的不是产生了什么偏向，而是批评文章太少了！即使是一棍打死的文章，也太少见了，因此我认为在文艺批评上也首先应是“放”。大力的组织对文学艺术创作的批评，即使是一棍打死的文章也应发表，因为端正批评态度，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而应通过实践去进行。开展文艺批评，进行文学艺术创作问题上的学术争鸣，它不仅可以推动文艺创作，同时也可以教育广大观众和读者的，正确的美学观点，和健康的美学趣味，对提高广大读者和观众的欣赏水平都是有积极作用的。在戏剧方面，目前妨害着“争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宗派情绪，和各个演出团体缺乏对待批评的健康态度。比如我们天津各剧种有许多成功的和存在着问题的演出，但组织一次座谈会就很困难，大家并非没有意见，但不能摆到桌面上来，进行探讨。即使有时硬凑在一起，也不能畅所欲言，“文人相轻”和“门户之见”的习气还残存着，这种情况必须改变。我们话剧团在这方面也是存在着问题的，在批评的面前不冷静、不谦逊同样存在着，但我相信，我们会在这方面有所转变，希望那些关心话剧事业的批评家们能进一步的同我们合作，同时我们也愿同各兄弟团体共同合作，扭转这种文艺批评不景气的现象。因为这不仅是某个团体或某个个人的事情，也是关连到整个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的。 + +　　。 + +## 蓝澄:创作的环境，应该是民主的、自由的。对创作的领导应该是社会的领导，而不是行政的领导 + +　　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让大家思想解放，让大家睁开眼睛看生活，独立思考，大胆地说话。我现在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后，给一个搞文学创作者带来的心情和看法，我们说思想解放，其实不只是思想解放，而且也是性格解放，就是说心里话，不要人云亦云。在这里我想我谈一谈它对作家认识生活、解释生活上起的积极作用。其次是谈创作环境问题。 + +　　先谈认识生活问题。作者必须全面的观察生活，作品必须真实地反映生活，生活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不能只看一面。我有一个熟朋友，他要写最可爱的人，思想上先有一个框框，就是最可爱的人一切都是好的。下去以后便专门找先进事物，对可爱的人的缺点及有缺点的人和事却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最后就用许多可爱的故事写出许多可爱的人物。先进人物一个又一个，作品里没有矛盾，没有冲突，作品内的人物都是齐步前进的，好像一颗颗的珍珠，没有用线串起来。结果这个作品垮台了。 + +　　有的人怕写有冲突的东西，怕遭到像批评王蒙那样的批评，甚至以为一受批评往往身败名裂，所以宁可作品失败，也不让身败名裂。这样他只好闭上眼睛，不说实话。我看王蒙那篇小说所反映的问题，是真实的。到生活中去，应该从正面、反面、侧面去观察生活，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生活。我们认识了生活，才能正确地解释生活。如西蒙诺夫说：苏联有的作家避免写卫国战争第一阶段的情况，因为那实际不像有些作品里写的诱敌深入，胜利进军。我们的作家也有这样的情况。写东西常常有顾虑，怕提出问题，学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我的思想得到了相当的解放，但不彻底，在说明生活时，也还是有点顾虑。在处理素材时，总喜欢从习惯上看，总是觉得缺点什么东西。如果大胆地写，怕写出毛病来。我们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明确方向，明确为谁服务。站稳了立场还得解放思想，不解放就谈不到艺术风格的创造。 + +　　关于创作环境问题。党大胆地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文艺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还要有适于放的环境，如果具体的环境并不如此，这对创作热情，会产生泼冷水的作用。科学家要求研究条件，搞创作的同志要求的是创作环境，有了好的创作环境，对搞创作的同志来说是最大的幸福。创作环境应该是民主的、自由的。对创作的领导应该是社会的领导，而不是行政的领导。对文艺的批评不能采取党内批评的方式，而应该是自由交谈，可以三两个人自由结合，可以找相同意见的人结合，也可以找不同意见的人结合，友好地和风细雨地交谈、讨论，最后也不需要做结论。文学艺术是万年的事业，不一定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匆忙地下结论。文艺创作不像工厂、也不像军队，不要要求思想行动完全一致，它是独立的劳动，需要独立思考。对文艺创作的批评，可以有批评的自由，也可以有反批评的自由，也可以表示沉默不作检讨。有人长期拿不出作品来，可以不提名或具体地点他的名，但不应给他开审判会，追问他为什么没有创作，是什么思想问题。如果是文艺思想上有问题，我想开会批评，效果也不一定好。比如有一个同志曾经被认为创作上有问题，受到很多人的批评，领导上又召开会议研究他的文艺思想，给他做鉴定；甚至有人建议他考虑今后是否还继续搞创作，是否搞搞别的会更好些。和他谈话的人对他确很关心，热情很高，但这个有多年的创作历史的同志就这样被否定了。这对他并没有什么帮助，反倒使他情绪低落，甚至产生了对抗情绪。直到很久以后，还是发表了作品后，情绪才慢慢好起来了。另外有一位同志产生了与他类似的情况，负责领导创作的同志接受了上次的经验，采取了相反的措施，结果效果良好。这说明那位同志如果创作上发生了问题，应该用耐心关怀的态度对待他，对他过去的创作给予鼓励，帮助他研究改进创作。这种经验说明，所以产生那样的后果，往往只是由于所采取的方法不对头。 + +　　另一点我认为政治问题和艺术问题应该分清楚，用不同方式来对待，如政治思想的问题，解决的办法是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文学上的问题却应该用自由探讨的方式解决，不应该艺术上有了问题就提到政治问题上去，解决的方法也应该有所不同。有些事情虽然动机好，往往不一定起好的作用，在对待文艺问题上也是如此。由于习惯和经验我们在对待这个问题的看法上，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我们不能说现在的创作环境已经好了，还需要改进，不改进就会影响创作。作家的感受、灵感需要和别人交谈，需要别人的帮助，在同志们的交谈、帮助、关怀下许多作品就诞生了，如果遇到的是相反的情况，许多作品也就会夭折了，创作环境应该有助于婴儿的成长，有助于母亲的安全。希望行政领导方面和关心创作的同志们共同努力，来改进创作环境。要求改善创作环境，不是说不要思想领导，相反的应该大力加强，作家协会是创作思想领导的指挥部，应该起到战斗指挥部的作用。我们的作家协会应更好地团结，交流经验，互相启发。总之，创作环境的改进非常重要，是迫不及待的一项工作。 + +## 黄廷贵: 有一点地方不大同意李何林同志的意见，目前提出争鸣的方法问题，可能会影响争鸣。 + +　　从党、政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对自己思想是个解放。解放前，我也写过一些东西，但解放后就不大敢写。不敢写的原因一方面是觉得自己马列主义水平低；另一方面和客观环境也有关系。我觉得过去只是一家独鸣，不是百家争鸣，这就束缚了自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据我所接触的人的反映，都是十分拥护的。当然，解放初期，在阶级斗争极尖锐的环境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不可能的。今天党提出了这样的方针，是十分适时的。但方针的提出，并不是今后就万事大吉了。过去的文艺方面也有些争论，但我觉得没有“百家争鸣”的争论，有些人有意见，就没有真心谈出来。知识分子愿意接受批评，改造自己；但他又不愿意接受批评，因为他们自尊心较强。过去的批评方式是有问题的，多少有点一棍打死的劲头。这样是不容易收到好效果的。另外，我有一点地方不大同意刚才李何林同志的意见。我认为现在仅是有了“争鸣”、“齐放”的气氛，实际并没有真正争鸣起来。因此在目前就提出争鸣的方法问题，可能会影响争鸣。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刚才顾老先生说的对，过去文人相轻，争起来就非把对方一棍打死不可。今天我们不应该这样，而应该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我们大家水平有高有低，在争鸣的时候，最好能平等相待。尽管批评的主观的愿望很好，如果方法粗暴，对别人采取压的办法，这样不但起不到好效果，还会起相反的效果。“争鸣”的某些问题，我看是需要有结论的，没有结论就不太好；但也不必过早做出结论，也不必勉强做出结论。 + +　　我是音乐工作者，但是我想，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都有密切的联系，所以只要对某一方面的问题有兴趣，哪怕不是本行，也可以参加争鸣，提供意见。 + +　　目前文学、艺术的各个部门，都存在着一些等待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有关部门、团体，加以适当组织，把问题提出来，展开争鸣，求得解决。 + +　　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初期，应该更多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因为知识分子的顾虑是较多的，要真正做到畅所欲言不是很容易的。只有口号，没有真正的争鸣环境，“争鸣”还是开展不起来的。 + +## 火(此处一字辨认不出): 有些所谓“软绵绵”的东西，也还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受到观众的欢迎，似也不能一概否定。 + +　　音乐界的“鸣”和“放”展开得还非常不够。音乐工作方面存在着不少问题，需在“争鸣”中求得解决。如我国发展民族的新音乐的道路问题，声乐、器乐、歌剧的发展方向方面都存在问题。声乐方面，如何来继承民族遗产，如何来培养民歌独唱家，西洋传统发声法在中国如何具体运用。器乐方面，交响乐队在我国的地位和如何充分的应用，民族乐队又如何发展，中国乐器怎么样改进，所谓中西合璧乐队搞法是否可以，民族特点又如何去建立。歌剧方面问题也不少：怎么样发展所谓“新歌剧”，又怎么去继承民族传统；有的人认为西洋歌剧形式不适合我国不能搬用，有的人则认为不然。目前我国音乐界的力量不是很强，水平也不是很高，专家当然也不是很多。像这样许许多多的问题只依靠少数几个人来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发动全国音乐界来共同探讨，求得解决。 + +　　过去，音乐界对有些问题也开展过争鸣，但因为争论方法不好，或者因为其他的原因，争来争去，谁也没有说服谁，有时反而闹得大家不愉快。 + +　　关于创作的环境问题，过去音乐创作少，质量低，远不能满足人民的要求。这和音乐工作者的政治、业务水平低，生活不丰富有很大关系，但也不能单纯强调这一方面，妨碍音乐的创作，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技术修养和磨练不够，如有些音乐创作干部会议多、事务多、兼职多，使得整日疲于应付，没有多余的精力和时间来安心从事创作。我个人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一点，我知道许多音乐工作者也有同感，是有意见的。 + +　　我们还时常听到有些同志(有的是领导干部)对我们的歌舞团提出批评，说歌舞团尽演些“软绵绵”的东西，缺乏战斗性。这些意见应该说是对的。但谁给我们创作有战斗性的东西呢?况且，有些所谓“软绵绵”的东西，也还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受到观众的欢迎，似也不能一概否定。最近，“拉兹之歌”、“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旧歌曲曾流行一时，是有一定原因的，不能说是毒草。问题是我们目前还不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 + +　　天津有很大一部分民间音乐遗产(包括戏曲)，这笔宝贵的遗产应该很好地把它继承下来。但目前戏曲界的老艺人和我们派去工作的文艺干部关系搞得不大好。原因主要是我们有些干部缺乏修养，方式简单，不能拜人为师和艺人真诚的合作，易站人之上硬性改革，因此引起老艺人们很大的反感。但是有些人的意见也值得研究。如有的人说，戏曲中的锣鼓敲法，只能口头传授，不能记谱。我想，恐怕也不是绝对的。至于民族音乐方面是不是完全没有应该改进的地方呢？我想也不是的。 + +## 鲍昌: 作家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里多多交换意见，不要都端到会上去解决。自由讨论的空气在天津是比较薄弱的。 + +　　过去自己曾写过几篇文艺理论批评的文章，结合学习，主要联系一下理论批评工作当中的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谈谈自己的初步体会： + +　　首先是做为一个党员文艺工作者，如何为党的方针战斗的问题。以前，我认为党员文艺工作者都应当是党在文艺战线上的尖刀连战士。只要有党的号召来了(甚至不是党的号召，如陈其通等这样貌似代表党的言论)立刻就应拔刀而起，不管是否已经把党的方针、号召研究得透彻，只是觉得大敌当前，就要宣誓出征。这次学习，经过仔细思考，才认识到党要求的是独立思考，而不是李逵抡板斧式的战士。今后对党的方针，一定要先研究一下：党是为什么、和在什么形势下提出来的，贯彻这个方针应当采用什么策略方式，而不能再盲动了。 + +　　二、“敌情观念”问题：从武训传、红楼梦的讨论开始，到由党内发展到党外的巨大思想斗争，都是由文艺思想斗争引起的，由于文艺界思想斗争的尖锐，对于青年文艺工作者来说，具备“敌情观念”，我以为还是有必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时过于敏感，发现有一点不对头的言论就紧张起来，以为又要天下大乱，或又有毒草出现了，因而采取了简单的行动。实际上，今日在思想界内的许多矛盾，都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在我们用过去眼光发现的“敌情”里，还有未来将要开放的鲜花。所以，“敌情观念”虽有必要，但必须与冷静的思考和分析结合起来，分清毛主席所说的两类矛盾。 + +　　三、考虑思想斗争的效果问题。过去在思想斗争上，不考虑批评所引起的后果，把自己的话说完就算了。本来是彼此有所了解的同志，但是发现了他的一个缺点，就忘记了全面，专门挑这一点进行批评，也不考虑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种做法，正如毛主席说的是缺乏党性的表现。党员的话有时会引起党外人士的许多“连锁反应”，今后应注意这一点。 + +　　四、批评中的教条主义问题。思想界的情况是复杂的，过去采取的方法简单了。我们很少按列宁说的“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的方法办事，而是来回应用几条简单的公式。 + +　　五、对于反面意见的态度问题，联系到党员文艺工作者的优越感，老实说，优越感在我们当中是有的。作协有一个党员作家说：“我坐到这个会议室，就是比别人感到舒服。”好像到了一次解放区就比别人进步十年似的。特别是对党外人士的意见，很少虚心听取，即使表面上装得谦虚，内心里却还保留着自己的一套。不知道党外的老同志不仅知识广博，甚至在革命性上有的也是比我们强的。 + +　　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真正领会问题。过去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领会是很不够的，以为是“放一批，收一下”，像列宁说的“螺旋上升”一样。现在感到自己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要长期贯彻的一项根本性方针。 + +　　总结以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问题。我们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是教育人民的人，因此应该首先受到教育。现在需要的不是抡板斧的李逵式的斗士，而是要求独立思想和虚心学习。 + +　　最后再提三点建议： + +　　一、关于文艺界进行思想斗争的方法。思想斗争不只过去和现在有，将来也不会少。但是首先要区别和善于区别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不要轻率地把两种矛盾联系在一起。有些思想上的问题如果轻率地联系到政治上去考虑，就会引起被批评者的无端苦恼和紧张，真正的思想问题反而得不到解决。其次还要避免简单的批评方式，做结论也要特别慎重。文艺界有些问题要让我们青年一代下结论是不可能的，文艺学上许多基本的东西还没有学好，因此就更要虚心，避免轻率地下结论。 + +　　二、在培养自由讨论空气方面，作家之间有什么问题，可以私下里多多交换意见，不要都端到会上去解决。在比较没有拘束的环境下进行自由讨论或闲谈，会更好一些。而这种自由讨论的空气在天津是比较薄弱的。北京、上海等地都在搞“文艺茶馆”“文艺俱乐部”，作家们利用空闲时间聊聊谈谈还是有好处的。小小的自由主义无关大体，主要是要说出真心话来；不要因为怕说一句话而封住了口。这样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 +　　在宣传“百家争鸣”当中，报纸每天来电话要表态，不写不行，我觉得也是比较自由些更好。 + +　　三、大家不要为如何“争鸣”谈个不休，要“鸣”起来。现在有很多实际的问题，如典型问题、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等等需要细致讨论，我愿提出一个口号，要：“戒惊宜争”。不要一听到什么就惊起来，而应冷静思考，大胆力争。 + +　　“人民日报”发表的对雷海宗教授的按语，我也觉得是不必要的。对雷海宗偏偏加上按语，难道不加按语的意见都是可以同意的吗？但是现在既然已经加了按语，我也希望不要以为是又像对陈其通那样，要按下去，而应进一步大胆地“争”下去。 + +## (此处二字辨认不出): 通过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几个月的学习讨论，我感到，教条主义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 + +　　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后，收获不小，今后还要继续学习。去年夏天学习了陆定一同志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后，很兴奋，感到没有任何东西束缚创作了。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可以大胆地写自己想要写的了。不料冬天发表了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文章。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引起了人们思想上一定程度的混乱，天津市作家协会在今年春天曾陆续讨论过不少次，当时，拥护陈其通等人文章的占绝大多数，我虽然一直不赞同那篇文章，但由于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并不很强，因而没有起到说服作用；相反的，曾经在一个很短促的时间里，思想上也有些模糊和怀疑，经过这次再学习党中央的方针以后，对陈其通等人的教条主义的批判，使得这种思想上的混乱情况得到了澄清，有力地推动了今后的文艺创作事业。通过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几个月的学习讨论，我感到，教条主义的倾向是相当严重的，有些同志当时非常赞同陈其通等人的文章，在这次学习中，开始对毛主席的讲话接受不了，虽经过这次学习对方针政策的精神实质领会可以说也并不够，当然，思想认识是有一定过程的，不能强求某个同志一下子就能够把思想搞通，因而，必须认识到，今后与教条主义斗争还须要下更大的决心和努力。教条主义在文艺创作上的影响是较深的，比如过去我们有些翻译过来的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教条主义的。大家读了这样的文艺理论，自然就会觉得这样写不成，那样写也不对。这些翻译文章，在我们许多大型的文艺刊物上都登过，因而一般搞文艺工作的同志受的影响是不浅的。我这样说并不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好，只是说有些译过来的文艺理论本身就是教条主义的，以致我们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能摆脱它的影响。曾经有一个时期对待作品中的英雄人物、正面形象的问题，就有些人理解得很机械，仿佛一篇作品中总必须有个正面人物，如果作者原意并没有这样安排，看稿子的同志却总这么要求。因而就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你这篇文章中正面人物的力量写得不够，或者是正面人物怎么还有这样的缺点啊，等等，不是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作品中，正面人物总是声势汹汹的和反面人物吵架或者说道理吗？甚至因而把整个作品也推翻了。其实，作品中为什么非要写正面人物呢？不写也可以，就是写了作者喜欢的人物，也绝不是都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每个正面人物都是那么一个样子，那么我们的作品还有谁喜欢看呢？要克服在文艺上的教条主义影响，是一个长时期的思想斗争。 + +　　今天从事创作，我感到很幸福，过去的时代里，一个作家对于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要花多少努力去摸索、去认识社会生活啊，而今天，毛主席的报告对于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说得是这样的清楚，就使得我们易于去认识今天的生活。今天党中央的方针是让大家“放”和“鸣”，国家给我们从事文学工作的同志以这样有利的环境，如果写不好东西，那就只有埋怨自己努力不够了。我在工厂里呆了两年，这次回到文学工作的岗位上，原想着大胆地写一写我们的建设事业中的矛盾，可是看了陈其通等人的文章，曾胆小起来，踌躇不决，不敢下笔，现在好了，现在的问题是要加强学习，如果不努力学习不能提高自己的思想和艺术修养，只是空谈是没有用处的。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今后加倍学习，争取开花的问题。我同意鲍昌同志提的，搞创作的同志之间应该树立一种友谊的自由讨论的作法。几个人在一起，无所不谈，不必勉强所有的人都在一起谈，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有领导有组织的开会，但如果能有几个互相谈得来的人经常在一起互相启发交换创作上的意见，会对创作有很大帮助的。 + +　　 (未完待续)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4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3.txt b/CCRD/1/3/2/0003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e1279b715c9e914629aa311697c18701f751e4 --- /dev/null +++ b/CCRD/1/3/2/000313.txt @@ -0,0 +1,37 @@ +# 作家曹禺老舍臧克家漫谈“齐放”与“争鸣” + +　　<姚芳藻> + +　　作家们都非常忙。他们忙于创作，也忙于参加社会活动。对他们说来，每一分钟时间都是宝贵的，但是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个话题，他们却愿意同你谈上半天。无论是曹禺、老舍或臧克家，都是这样热情的和我谈着与这个方针有关的各种事情。 + +## 黑发与白发 + +　　“毒草好比白头发，渗杂在黑头发(鲜花)里面，为了要去掉白头发，用剪刀去剪，就会把黑头发也一起剪掉。剪得厉害一点，甚至会变成一个光头。白头发固然没有了，而黑头发也没有了，这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何况某些毒草初生的时候，往往类似鲜花，而某些鲜花初生的时候，也有人把它看成毒草一样地可畏。在有些情况下，是‘毒’是‘花’，也需要一段时间才分辨得出来。”曹禺说:“我总认为人民有辨别的能力，毒草可能一时冒出来，但早晚会被淘汰的。在解放前那种恶劣环境里，进步的东西也一直最受欢迎。如果进步文艺界里，出现一些毒草，也会很快被铲除掉。” 多说无坏处 + +　　老舍很肯定的说:“要放，要看得远一点。20年没写的老作家，才写一篇，难免思想不正确，不要就‘打’他一顿。还有许多人心中有委曲，不敢讲话，让他们多说说，没什么坏处。我认为毒草在我们社会里不会太多，成为作家而有反动思想，我看也是少数。毒草问题不大，不要太害怕。作家如果写了一篇错误的文章，也没什么，还是很会写的人嚒，以后会好的。” 心中有顾虑 + +　　臧克家向我分析为什么还放不大放、鸣而不响的原因说:有些作家心中还有顾虑。他们只作适当的放，而且不愿放在大庭广众之中。为什么还有顾虑呢?臧克家认为过去的舆论要负一些责任。他说:“过去社会风气往往如此:某作家发表一篇文章，一受批评，就仿佛犯了错误，大家便另眼看待他了。批评老是一根子打死，而不是采取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说理态度。也许人家有五分错五分对，却说成人家十分错。真理是不能从这样评论里得出来的。这种风气是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 + +## 迎风户半开 + +　　作为“诗刊”的主编，臧克家更深切的感觉到，现在刊物是“迎风户半开”，这十分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贯彻执行。“诗刊不敢大放，其他刊物也都不敢彻底放。”他说:“当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我们的方向，可是如果说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不要，又怎么放呢?当然要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主题，但是描写爱情、风景的就不要了吗?(即使是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刊物要放，不生毒草，眼中固然干净，但又怎么能够引起讨论、研究、批评，以达到共同进步提高的目的呢?我觉得应该看得远一点，放得宽一点，‘草木篇’虽然对新社会表现了一种孤傲抗拒的情绪，不好；‘吻’的趣味也低级庸俗了，但登‘草木篇’和‘吻’，算得了什么?可是……这事情又与社会舆论有关了，正因为登了‘草木篇’和‘吻’，好像‘星星’这刊物也要不得了。可是我觉得，‘星星’里也有较好的诗，而它大胆的放出了‘草木篇’和‘吻’，正是符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一种开风气的精神，是可贵的。” + +　　臧克家说得对，的确目前在我们社会里，存在着一种讲一面话的风气，仿佛一个人有一点错误，就什么都不行了。这种教条主义的舆论使很多人缩手缩足，裹足不前。 + +　　（教条主义不但存在在社会舆论中，也存在在作家的思想意识之中。作家一面知道它不对，一面却又被它束缚，因而大大的影响了创作。） + +## 三者有矛盾 + +　　在这几年的创作生活中，曹禺说，他深深的为“实际怎么样、感觉怎么样和应该怎么样”这一个问题所苦恼着。“假如三者是统一的，写作就会十分顺利，可是事情往往不是这样，三者常常发生矛盾。”曹禺以“明朗的天”为例，向我解释着。他熟悉知识分子，本来可以把剧中某些人物的灵魂挖掘得更深一点，揭露得更多一点，可是，这会不会与“应该怎么样”相违背呢?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改造的政策，过分的揭露，会不会引起这样的非难:“我们社会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曹禺选择了“丝毫不错”的“应该怎么样”的道路，而把矛盾冲淡了，把剧中人的稜角磨光了，把“戏”的成份减少了。 + +## 清规与戒律 + +　　老舍最近提出了悲剧这个问题，它引起了文艺界广泛的兴趣。不过大家对他为什么提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不是一致的。曾经有人就悲剧本身的含义来同他讨论，但事实上这是有关教条主义妨碍作家去揭露人民生活中尖锐矛盾的问题。老舍说:“并不是我要写悲剧，而是因为我感觉到，这是几年来文学艺术各方面共同存在着的问题。悲剧，为什么没有人去写，也没有人去讨论了呢?追究下去，是可以看出一些原因来的。一定是悲剧的某些地方与清规戒律有不符合的地方。昨天晚上我看了陈其通的‘同志间’的演出，戏很好，思想性也高。写老革命干部慢慢变了质，个人主义，争名夺利，越变越坏。如果写得再过一点，就可能形成悲剧。这个戏在内部演了好多场，却一直没有拿出来。为什么不拿出来呢?一定有压力在那儿。这不是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不写悲剧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它的教育意义很大。事实上悲剧是存在的，干部干涉婚姻自由，把人家逼死了，这就是悲剧。写生活中的这些悲剧，也不意味着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好，这只是说明我们生活中还存在着缺点，这有什么不可写的理由呢?我认为不写悲剧是与教条主义有关系的，教条主义不敢把我们最厉害的毛病挖得深一点，揭露得尖锐一点。” + +## 尝过了闷棍 + +　　臧克家也尝过教条主义的棍子。每每谈起这件事情，他总禁不住笑了起来。事情是可笑的, 但笑里蕴藏着不少辛辣。二年以前，他为自己编选的“1919—1955年中国新诗选”写了篇序言。在序言中正确的对徐志摩作了评价，肯定了他进步的一面，也批判了他反动的一面。可是这种全面的历史的评价并不合教条主义者的口味，有的人就说了:“这不改，不能发表。”他心里不以为然，但不敢“争”，顺从了别人意见，把对的改成错误的了。于是在初版的“中国新诗选”中出现的臧姚克家的序言，完全否定了徐志摩，甚至连徐志摩的诗也抽掉了。 “ 我1929年就看徐志摩的诗，很熟悉他。自己明明知道写的是真理，可是却也不得不收回来改掉。你看今年再版的诗选，我又按照我的初稿改过来了……”臧克家把初版和再版的“中国新诗选”递给我看，对照之下，果然大不相同。再版把徐志摩的诗也选上了。臧克家笑着说:“没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那里会这样做”。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大大的解放了作家们的思想，他们都开始在摆脱教条义的束缚。曹禺正准备写一个关于资本家改造的剧本，在这个剧本里，他将写的，不再是“应该怎么样”，而是“感觉怎么样。”臧克家这几年来一直认为诗必须表现重大的政治主题，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以后，他写了青岛风光的“海滨杂诗”，他坦率的说:“在两、三个星期以前，我对爱情诗还是有点轻看，最近讨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如何具体地体现在刊物的编辑工作中，我才把它重视起来。好的爱情诗还是太少，而不是太多。”至于他主编的“诗刊”，他说:“过去放是放了一点，那是在顾虑情况下试放，现在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经有了比较深切的了解，今后可要放手了。”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4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4.txt b/CCRD/1/3/2/0003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c1d83afe6fd7aa8911f12658146676888e97bd --- /dev/null +++ b/CCRD/1/3/2/000314.txt @@ -0,0 +1,7 @@ +# 拉薩發生武裝騷亂事故 + +　　新華社拉薩14日訊 10日晚上，拉薩市發生了西藏地區和平解放以來第一次武裝騷亂流血事件，結果被打死藏民兩人，囘民一人，打傷藏民三人。 + +　　這天晚上，中共拉薩分工委給拉薩市群眾放電影，武裝壞分子藉此機會，有計劃地進行破壞活動。在電影放映中間，壞分子向前去看電影的我藏族幹部進行挑釁，並拔刀鳴槍，結果造成流血事件。騷亂只有十多分鐘即告平息，我公安人員當即捕獲壞分子一人和嫌疑分子數名，先正在審訊。（宗子度）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4期，1957年1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5.txt b/CCRD/1/3/2/0003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7087cdc893593fd646a4b45b6d02b4a6017e67 --- /dev/null +++ b/CCRD/1/3/2/000315.txt @@ -0,0 +1,37 @@ +# “东风到处百花开” 科学院邀请科学家座谈科学工作中的矛盾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郭沫若院长在中国科学院４月３０日召开的座谈会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已使我国学术界呈现了一片“东风到处百花开”的壮丽景色。他说，希望大家本着这个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针，无顾忌地对科学院工作中存在的错误和缺点，以及如何改进的意见，都尽量提出来，好使我们的工作尽量做得好，尽量少犯错误。” + +　　到会的科学家们在畅所欲言的气氛下，指出了科学院工作中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等问题，并提出了不少积极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见。 + +## “科学院的官僚主义不算第一，也可以算第二” + +　　谈起科学院的官僚主义，实验生物学家秉志首先提到１９５６年招考研究生时，考卷评好送给科学院干部培养局，半年没结果。他说：“我认为这就是官僚主义，请问干部培养局是不是？”哲学家冯友兰说：“科学院的官僚主义不算第一，也可以算第二。”他并举哲学研究所的具体例子作了说明。植物学家胡先ｓù＠①说，他过去做过二十多年的领导工作，现在是被领导，所以他对领导上有什么意见总愿意提出来，可是许多意见提了以后就得不到什么反应。考古学家夏鼐提出，科学院是领导各研究所的，实际上所里得不到具体的领导，以致很难开展工作，如考古研究所就是这样的。哲学家金岳霖说，院与所之间是有矛盾的，这首先就表现在院与所的不接头，因而院推不动所的工作。历史学家翦伯赞认为科学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表现在用似乎是搞运动的方法来搞科学，并且只停留在喊口号的状态，以致有的大学一年级的学生不好好学习基础课，而要忙“写论文”了。微生物学家方心芳特别提到院里生物学地学学部的官僚主义，如关于防止电线发霉的研究，同许多单位协作进行了两年多，现在突然接到通知叫不要搞了，另外搞“杀菌药物的研究”，这是什么理由，使人莫名其妙。他说还有许多事，也都使人感到“莫名其妙”。语言学家传懋绩提到，院与所之间有隔膜，以致下面连院里领导者之间的分工都不清楚。领导上应该设法使所同院挂上钩，学部应该主动推动所的工作。学部可以考虑分设若干组，深入有关所了解情况，及时研究所里问题。地质学家侯德封谈到科学院领导上忙于铺摊子的情况，以致机构纷纷建立了，数目很可观，可是实际做了研究工作没有，似乎无人过问。方俊、钟朴求等科学家也提到了官僚主义问题。 + +## 反对教条主义，必须以理服人 + +　　许多科学家都谈到了科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植物学家胡先骕举了他们学习业务中的情况，一次学习“进化论”，因为大家讨论的结果不符某一学派的观点，就说学习没领导好。大家很听不进去。又一次学习，也是只能“一家独鸣”，有人对苏联李森科学说表示了不同意见，就要“检讨”。经济学家巫宝山说，经济学界在学术上的讨论就很少，大家有什么意见都不愿说。现在有的学校开了凯恩斯的经济学，目的似乎是为了批判，但也可以考虑到它里面有没有我们可以吸取的地方。翦伯赞提到，一位青年想批判郭老的一篇文章，只搬用了几句空话就加以否定，而拿不出切实的论据，这如何使人信服。又如“工作量”制度的搬用，科学研究工作那能同工厂车间比呢？这也就是教条主义的表现。 + +## 拆除宗派主义“墙壁”，共产党员要先动手 + +　　翦伯赞说，宗派主义问题还应该提出来。宗派主义的确好象一堵墙立于党员与非党员之间。目前墙是矮了一些，但还没有成一条线。要把墙拆除，得双方动手，共产党员要先动手。问题在于许多旧知识分子还受到歧视，党对他们的信任还不够。他希望“墙”拆得越快越好，最好完全拆除。生物学家施履吉感到，党内党外隔膜的原因是互不了解。他说大家要开诚布公地见面，情况就会好转。巫宝山谈到经济学界的宗派主义也很严重。在经济学中，有着一座墙，不是低墙，而是两边听不见声音的墙，它把新旧经济学家划分得很清楚。即如一些会议，旧经济学家们没有参加，不是他们不愿来，而是根本不请他们来。其他科学家也谈到了党与非党之间有隔膜的一些情况。 + +## 科学院和高等学校打成一片，双方有利 + +　　关于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如何合作的问题，很多人发表了意见。秉志说，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应该打成一片，这样学校可以得到师资，科学研究也可得到生力军。冯友兰说：院和校的界限不要划得太清，科学院、生产部门和高等学校应该三位一体，这不但可以解决人力不足的困难，而且过去学校方面在教学中发现的问题无时间研究、科学研究者有时间却又抓不到问题的情况就可得以改变。翦伯赞并认为，也可以允许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自己办研究所，科学院不必把所有的工作都揽下来。 + +## “科学家的时间比什么都重要” + +　　会上大家都认为目前党和国家对高级知识分子生活上的照顾已很多很好，但对科学工作最紧要的研究时间、图书资料和科学情报，却还注意得不够。不少与会者对于科学研究的时间得不到保证感触极深。侯外庐说：科学家的时间比什么都重要，科学界的增产节约主要是时间，过去曾提出过保证六分之五的研究时间，但思想上还不重视，许多时间被会议占去，科学研究工作被打乱了。夏鼐说，现在有许多同志得不到六分之五的保证，他建议会议应该少开。侯学煜说，这个问题青年同志也同样存在，有时为了开工会的会议便中断了实验。有些人对于科学院不注意出版社会科学方面的情报深感遗憾。会上要求放宽保密的范围的意见也比较普遍，如巫宝山说：研究中国经济主要在于研究当前的经济，但研究工作者没法取得资料，这样教条主义就代替了实际材料，研究工作就必然落后于现实了。 + +## 科学研究是艰巨的工作 + +　　侯外庐对于科学工作者的作风和青年对科学研究的艰巨性认识不足很有感触。他说：搞科学不能象搞武装斗争那样，采取冲锋陷阵的办法，何况我们的武装革命也是先经过二、三十年的积累经验的过程。如果认为科学可以速成，这是轻视了科学。 + +　　座谈会在下午六时结束，５月３日将继续举行。应邀参加座谈会的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生物学地学学部、编译出版部门的科学工作者和其它科学工作者五十多人。 + +　　国务院聂荣臻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等也参加了座谈会。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6.txt b/CCRD/1/3/2/0003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52da555044d337cbbb16ca77918ddb1190da7a --- /dev/null +++ b/CCRD/1/3/2/000316.txt @@ -0,0 +1,55 @@ +# 北京市医学界开怀畅谈矛盾 + +　　本报讯　中国农工民主党北京市委员会，在4月28日下午邀请北京市各界专家三十余人，座谈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会上，一些医学界人士，热烈、畅快地谈出了己见。 + +## 为了解决矛盾就要展开批评 + +　　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副主任陈邦贤说：发扬祖国医学遗产，西医学习中医问题上存在着矛盾，中医与中医之间也存在着矛盾。例如，学说不同，理论不一，但这是是非问题，而不是敌我问题。在反动统治时期，是混淆是非，现在是明辨是非，问题只有愈辨愈明，一切美的与丑的，光明的与黑暗的，都会通过批评、争论，使人看得更清楚。 + +　　解决人民内部的各种矛盾不可能一朝一夕就全解决了。为了解决矛盾，我们就要展开批评，为团结而批评，为批评而团结。因之，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要以同志式的方法，而不能采用处理敌我问题的态度。 + +　　过去，我很少写文章，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我怕犯错误，今天看来，这是不对的。因为无论著书也好，写文章也好，都应当欢迎批评，以求改进，这就叫“百家争鸣”，“怕”，不是正确的办法。 + +　　梅兰芳先生的医务顾问郑河先认为：人民内部矛盾是个是非问题，因此，正确的处理办法是以批评的方式求得解决，而不能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打倒一方的办法来解决。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去贯彻得还不够，有些人还是怕，通过这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讨论，对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大有好处的。 + +　　我国人口生长过多，而物资生产赶不上需要，我看这确是个矛盾。如不能解决这个矛盾，50年后中国人口将生长到60亿，这是个相当大的问题，所以，中华医学会成立了节育技术指导委员会是很必要的。 + +　　另外，“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党员高级负责干部还不赞成，要不是毛主席对贯彻这个方针重视，要想贯彻得好，是困难的。 + +## 医学界学术争鸣开展得迟缓是因为拿不出东西来 + +　　中国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说：共产党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一直是采取民主的方式。比如，先提出了“百花齐放”，去年又提出“百家争鸣”，今年毛主席又总的作了指示，讲得更清楚了。过去我们不敢说，是缺乏主人翁思想，是作客思想在作怪，这次毛主席讲话以后，大家有话就敢说了，在政协会议上大家就是畅所欲言，并有争论。 + +　　但是，我感到目前的争鸣还只限于反映意见，没有展开学术上的争鸣。比如，在医学学术上的争鸣就开展得特别迟缓，没有别的学界热闹。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学术上的争鸣不是随便讲，需要真刀真枪，拿出东西来。解放后几年来，经过各种翻天覆地的事件、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思想上是有了进步，但在学术上确实落后了一步。这倒不是因为学习忙，而是在工作安排和发展速度上有问题。例如，北京医学院的任务是医疗、教学和研究工作，但实际上教授们的95％以上的时间都用于医疗和教学，很少有时间做研究工作。中国协和医学院也是如此。党提出向科学进军，就是要把当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结合起来。如果只顾当前的医疗、教学，而忽略了研究工作，医学就要落后。另一方面，我觉得学医的人可能有些保守，他习惯于运用自己熟练的和有把握的方法来进行医疗工作。假如他随便把一些新的方法在病人身上试用就可能对病人不够负责了。 + +　　（我觉得科学的发展需要有一个相对的稳定时期，给科学家思考和研究的时间，才能拿出真正的东西来“争鸣”。最近，国家制定了科学规划，并要求科学机关间，进行充分协调，就是为了统筹安排。但协调问题也有矛盾，那就是本位责任感。机关与机关的协调还比较容易，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协调就比较困难。有些人作风、看法都不同，在某些情况下，不一定都要硬拉在一起。但是集体主义思想的树立还是必要的，因为现代科学就是一个集体事业。） + +　　在向科学进军上也有矛盾，党提出向科学进军后，就有些辅助技术人员不安心工作，要考大学，要求进修，这个矛盾也需要解决。因为，向科学进军首先就要求每个人做好本岗位工作，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军，有兵有将，否则就不是进军。 + +　　关于中医政策，我们是拥护的。但是有时也觉得不舒服，管我们叫“西医”，我们又不是外国人。都是为人民服务，何必有中西医之分。 + +　　在学习中医方面，希望能把古书语言化，这样，谁都可以看得懂。另外，也希望有中医书籍索引，需要找材料时可以查。这样，需要什么就可学什么。组织一个班，像小学生似的来学不一定合适。 + +## 大胆提出批评，不要有所顾虑 + +　　北京中医医院顾问张菊人说：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使我恍然大悟。我过去自以为我国已由旧社会进入新社会，前途顺利，没有矛盾，现在才知道旧社会带来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等资产阶级思想并未十分除掉。我觉得我们近几年来，好像乘坐大舰，这大舰中掌舵的技术非常之高，舰中设备非常精美，眼看比舰直向社会主义大港驶去。我们坐在大舰中欢欣鼓舞，乐不可支。另一方面，因为习惯的关系，遇有问题则不免各人有多少不同的看法，有多少不同的言语。同时，对舰上的问题，如供应问题、秩序问题、预防风险问题，预防触礁问题，舰中执事人以其职责及责任关系，对于坐舰群众的行动，不能不加以限制。对这种限制，有的是乐从的，有的是原谅的，有的是隐忍的，有的是抱怨的，有的甚至于发怒的。但是纵然有种种现象，并无碍于大舰前进。我们坐在大舰中，往往自以为系知识分子比一般群众高一点，然而问题到了自己身上，也不免有时发生困难。我们既经毛主席指示，应当认识矛盾在哪，发生矛盾的原因，如何处理。我们业医的人甚多，有居于领导地位的，有居于被领导地位的。居于领导地位的人，遇有矛盾，应该虚心接受下级的建议或批评，不应当压制；居于被领导地位的人，遇有矛盾，应当大胆提出建议或批评，不应当畏缩和有所顾虑。 + +## 放宽人工流产不能推动节育问题 + +　　中华护士学会总干事杨友凤说：听说人工流产的限制要放松，用这个办法来达到节育的目的是不合适的，而且只能造成更加紧张的局势。同时，在手术中也不可能不出事故，而且也会造成医院床位的紧张，对医务人员也是一种浪费。另外，这种办法即不能赶上要求，也损害国民体质，从得失上来看，人工流产是“无底洞”。 + +　　还有几个具体意见： + +　　第一，现在，有些医院住院病人不分男女老少放在一块，有的男病房有小孩病床，当然也有了母亲照护；有的在男病房过道加病床，住女病人，男女病人成了“对台戏”，这很不好。我并不是封建，但这种作法总是考虑一下为好。 + +　　第二，卫生领导机关对下面情况了解很不够，结果是官僚主义。以医院编制来说，从中央在编制上就卡得很紧，结果下面工作很困难，甚至有些人紧张得病了，缺勤很多。 + +　　第三，一些医务人员积极性很难发挥，平凡的劳动得不到重视。就以护士来说，护士为什么有意见呢?例如，一位护士与专家做了许多次手术，结果专家出了名，而对护士则只字未提，这是不对的。 + +　　第四，对公家人享受公费医疗，我看是预支了社会主义的物资条件，而思想上尚未达到时候。有些人患感冒要不吃点链霉素都不行。有人提出：在享受公费医疗者本人工资中扣出一点保健费，如没用仍旧归还本人，用了不够时再由公家补助，这个办法可考虑。至于由单位包干的办法，却是消极的办法，不能解决公费医疗中的浪费问题。 + +　　第五，我们的报刊宣传工作往往不适当，去年，报刊大力号召穿花衣服，好像要不倾家荡产买两件花衣服穿就不行似的；报纸上说青果能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这下就用飞机将广州的青果大批运到武汉，结果青果成了奇缺。健康报去年转载了一篇文章说蝌蚪可以避孕，这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负责任的，作为卫生部机关报到底对这个问题是怎么个看法呢？ + +　　（来源：《健康报》1957年4月30日。原题为：“解除顾虑 大胆批评：北京市医学界开怀畅谈矛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7.txt b/CCRD/1/3/2/0003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db6e3810c77d235046c7fc7caae7bef273269b --- /dev/null +++ b/CCRD/1/3/2/000317.txt @@ -0,0 +1,117 @@ +# 大胆地放　热烈地鸣 + +　　4月30日，本报编辑部邀请了武汉地区学术界、工程界和文化艺术界的十四位同志，举行了关于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根据个人的体会对党的方针发表了感想，并且针对各单位过去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存有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和建议。现将他们的意见摘要分两次发表。 + +　　应邀出席座谈会的有(依发言顺序排列)： + +　　关啸彬　武汉市楚剧团名演员 + +　　徐人极　华中农学院教授 + +　　章导　中南政法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 + +　　王度　中南工业建筑设计院总工程师 + +　　鲍鼎　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 + +　　胡善恒　中南财经学院财政教研室主任 + +　　刘建康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 +　　李蕤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副主席 + +　　杨端六 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 + +　　梁之彦 武汉医学院教授 + +　　叶雪安 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教授 + +　　燕树棠 武汉大学法律系教授 + +　　刘光华 中南财经学院教务长 + +　　万毓琦 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总工程师 + +## 李蕤：扫除妨碍“放”和“鸣”的消极因素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像一阵温暖的春风和及时的春雨，全国各地，卷起“继续放”、“继续鸣”的热潮。人们期待着这阵春风春雨，也迅速吹到武汉来。由于盼望的殷切，于是就有人埋怨脚步太慢了，甚且有的人叹息着说：“春风不渡武胜关！” + +　　要说“春风不渡武胜关”，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春风早已到了江南，去年陆定一同志的文章，就是一阵春风，在这春风吹拂下，许多多年辍笔的老作家又拿起武器，自己深心里感到是“枯树逢春”。许多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也掀起了讨论的热潮。在创作上，题材千篇一律，主题狭隘单调的现象开始有了改变，题材主题渐渐广阔了，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也渐渐出现了。 + +　　但是，为什么人们会感到“春风不渡武胜关”呢?这就是说，“乍暖还寒”的低气压还是有的，不利于“继续放”、“继续鸣”的无形障碍还是有的，天气还不是万里无云，还不是风和日丽，人们心上述笼罩着一层虽然很薄但却驱散不开的湿雾。 + +　　陈其通等四人怕天下大乱，要“压住阵脚”的文章，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文章，由于“草木篇”对星星月刊大张挞伐的文章，……虽然炮火已经停歇，但是，它留下的火药气息，还没有完全消散。而这些，显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作为思想说，这些思想是有代表性的。尽管这一思想表现出来的形式不同，但它却同样是“百花齐放”中的一阵霜冻，百鸟啾啾中的一阵枪声。在这一时期，有些人就为了“怕头上落下七顶帽子”忧心忡忡，有人为写过一篇理论探讨文章担心到自己的“下场”。在这种情形下，有人发出“但愿春常住”的疑虑，也是并不奇怪的。 + +　　因此，要贯彻“大放”、“大鸣”，我觉得首先是扫除妨碍放和鸣的消极因素，创造春光融融的环境。 + +　　要创造这样的环境，我觉得关键在于领导。第一个是，真正认识现实情况的变化，阶级情况的变化，思想上转过弯子来。而这弯子并不是那么容易转的。有人提出“放社会主义之花，争马列主义之鸣”，“力争鲜花，避免毒草”，表面看来，是何等正确，但经过批评之后，才明白这说法本身就是“毒草”，因为说来说去，仍是一家独放，一家独鸣，而今天的“放”和“鸣”却远远比这宽阔，就是除了反动思想以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容许放，在放中竞赛，分析，批评。而仅仅这一点，许多人的思想便转不过弯子来，但是不准自己认为不健康的东西露头，不准许它出现，又如何算是“齐放”呢?又如何能细致加以分析呢?如何保证不把本是香花的东西误认为“毒草”铲掉呢?第二，就是要从思想上，和大家站在一个平等的立脚点上，面对真理，这也并不容易，许多同志，特别是位居领导，习惯于发号施令的同志，往往不是站在群众的中间，而是自以为凌驾于别人之上，把自己看成“改造者”，别人看成“被改造者”，把自己预先封为“无产阶级战士”，把和自己看法不一致的看为“思想有问题”，这思想如果不扭转，就很难考虑到在争鸣中自己也有和别人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的好处。鲁迅曾说：“自己到底是什么思想，什么意识，最好一一说出，使人了了分明，不要先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唯我是无产阶级。”这话很深刻，在今天，就特别重要。最近在各地的讨论中，许多人都提出“拆墙留线”的口号，我是十分赞成的，因为“墙”对墙里墙外的人，都没有好处，而线(是非的线，真理的线)如果成为大家共同注意的目标，那就会促使大家细致地探索、研究，谁也不甘心把自己停滞在线外。 + +　　当然，以上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同时，更重要的，还须要我们每一个人有信心，有勇气。信心和勇气，也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产生于对现实的认识，对文艺工作者的时代责任感。一个真正的作家，真正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是没有什么可以使自己恐惧的，一切的犹豫和顾虑，多半由于我们自己心里没有“底”。认识不清，自然稍有风吹草动，就惶惶不安。因此，在目前，认真地读一读毛主席的两个文件，认真的考虑一下，我们文艺工作上的许多问题，对每一个文艺工作者都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 +## 梁之彦：有些党员缺乏知识而又一味蛮干，浪费了我们很多时间和精力 + +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很不寻常的，这个时代本身就带有许许多多矛盾。例如，我们要建设，就要积累资金，而要积累资金，就和改善人民生活有矛盾。又如，国家建设需要广大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种田，而中、小学毕业生大都希望升学，这里又发生了矛盾。再如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需要改造思想，这就要有过去的一系列的政治运动，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我们的思想上发生许多矛盾。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总之，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发生许多矛盾；要做事情，总要发生问题。 + +　　在肯定矛盾不可避免，问题必然发生的同时，我们认为共产党员如果对矛盾处理得好些，问题也就会少些。当然，也不能要求这样多的党员每个人德、才都好，那也是不可能的。使我最感痛心的是一些党员无知无识而又一味蛮干，这种无知在学校里真不知道浪费了多少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就拿采用教科书来说吧：照道理说，教科书好不好是应当由教师来判断的，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是不管是否适合我国高等学校，硬搬苏联教科书，结果学生接受不了，于是在采用苏联教科书的同时，还得由教师另编一套讲义，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在学习苏联科学方面，盲目性也是很大的，例如，勒柏辛斯卡哑的学说根本就没有实验的基础，而我们也要学习，直到苏联批判以后，我们才不学了，照这样下去，还谈得上什么学术！正因为有这样一些严重的情况，所以我们“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实在是很及时、很必要的，如果还像过去那样，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 +　　最近，我看了人民日报的几篇社论，觉得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都谈得很好；我也认为，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首先就要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毛主席说得很好，要真正学到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工作中、实践中，才能真正了解。因此，要提高干部的思想觉悟，就不仅仅是通过学习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还要通过工作实践。 + +## 叶雪安：我们目前“鸣”不起来，主要是时间问题 + +　　刚才梁之彦先生谈到浪费时间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们学校目前“鸣”不起来，主要是时间问题。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还是要靠科学研究的，而要进行科学研究就需要时间。目前我们学校的教师们都感到时间不够，特别是老教授忙于日常工作，弄得课都不能上。因此，怎样把时间安排好，实在是很重要的。 + +　　另外，解放以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出外参观社会主义建设，感到很遗憾；我认为，看看国家建设是很必要的，我们是教测量的，看看建设工程对教学也有好处。 + +　　再就是过去高等学校招生太多，难以保证质量，学生多了，仪器也不够了，像我们学校的仪器就差得很远，像这样下去，在教学上理论如何结合实际呢?当然，这样一些困难，我们是要逐步加以解决的，但是，适当限制招生人数，提高大学生的质量，我认为是值得注意的。 + +## 王度：争鸣的武器就是政治与技术相结合 + +　　现在政府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在于我们是否鸣得好。要争鸣必须有武器，争鸣的武器就是政治与技术相结合。鸣出来的东西要有目的，合理的根据和丰富的内容。我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对人对己都要常作争鸣、不断的提高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作好政府对于我们的要求。 + +　　有一次我听到一位十余年党龄的同志羡慕四十年党龄的苏联同志，苏联同志说，只要能为人民服务，不在乎党龄的长短。我想只要同样的为人民服务也不在乎党员与非党员。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人人有责。我们的争鸣是为作好工作而不是反对任何个人。我们应该将为工作而争鸣看成是我们的责任，可以设想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对于国家的建设是没有好处的。不肯争鸣与不让争鸣都是有害的事。 + +　　现在我们武汉建筑界太不争鸣了，你看武汉市有些地方的建筑物不是很单调吗?难道这些单调的东西不要批评吗?汉口中山大道四维路口武汉市城市建筑设计院的办公楼就是用一些次砖拼成若干图案和花纹，既经济又不单调，我看很好，这种作法是值得提倡的。 + +## 燕树棠：实现“放”的方针需要两个条件 + +　　就高级知识分子一方面来说：“放”的方针的实现需要具备两个物质条件：一是图书仪器的设备；一是发表写作的便利。一般说来，这两个条件在现在是作得不够的。现在图书仪器的添置，在数量上赶不上需要，在质量上更有问题，高级知识分子缺乏图书仪器，等于吃饭没有吃饱，没有力气，不能正常地作工作。此外，高级知识分子的写作，由于报刊的要求太高，没有地方发表，这是影响他们的积极性的。这两个物质条件，特别是第一个条件，需要经费，困难是有的。假设这两个条件在短期之内不能得到适当的解决，就可能影响十二年内争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科学进军这一伟大运动的圆满实现。(书面发言) + +## 关啸彬：让楚剧的花开得更鲜艳 + +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各地文艺学术界的“花”和“家”都在“开放”与“争鸣”。楚剧是湖北省地方剧种之一，也是百花里面的一朵，毫不例外地应该“齐放”与“争鸣”，我认为“放”得不够和“鸣”得不响的原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 +## 1、对艺术事业企业化的方针政策理解得不够： + +　　自全国实行艺术事业企业化以后，在干部与艺人的思想上如负重担。企业化的方针是要求在提高演出质量的基础上来保证完成企业化，两相配合，本来应该是没有矛盾的。而我们只偏重于营业收入这一方面，忽视了节目的质量提高。每一个上演的节目原是有规定的日期，可是现在一见营业不好，就赶忙换戏。换演的节目因时间仓促，排练较少，质量达不到要求。为了应付营业，不得不提前上演。演过之后，又没有进行座谈讨论，修改整理，时间过久了，再想演出就很困难。过去有些较好的节目，是经过不断地修改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得来的，现在是演过之后丢下不过问，那怎么谈得上提高戏曲的质量呢。 + +　　我团演员实际只有一百人左右，为了保证完成企业化的收入，就划分成了三个演出队，每队不超过三四十个演员，加上队形有时变动(如去年和今年就大调动二次，个别调动还不在此例)，人事分散，力量不够集中，每调动一次，各队就忙于排戏。过去的原有节目，因演员各人的表演方法不同，所以就得从头排起，刚刚合作了一段时期，工作和演出差不多取得一致，就又调动了，使得演员们天天排戏、月月排戏，结果呢还是不能拿出较好的保留节目。过去有一些优秀的大型戏，如“太平天国”、“棠棣之花”、“文天祥”、“鱼腹山”等就因人员不足，不能继续上演。 + +## 2、领导对演出传统节目支持不够： + +　　去年剧目“开禁”以后，我团即进行着手挖掘传统节目，并将许多节目试演过一段时期，但演过之后，领导上没有及时动手组织人力来对传统节目进行整理和改编工作。 + +　　“乌金记”就是一个例子。因为确定以“乌金记”参加湖北省会演，领导上是花了很大的力量来组织演员和文艺干部共同进行整理和加工的，演出后获得好评，所以“乌金记”也就成为较好的保留节目。这说明化了一定的劳动代价，就有它一定的收获。 + +　　我们还有很多具有独特风格的楚剧的传统节目没有演出，如果领导上从思想上重视和立即着手投入力量的话，那么就能消除楚剧节目的贫乏现象。 + +## 3、连台本戏的争论： + +　　“薛仁贵”是我国历史传说故事，我团此次上演，是以两本拼为一本演出，删掉了其中庸俗的和无关紧要的部分。为了演出精彩，在头二本“薛仁贵”内加了一些布景(如夜梦贤臣和飞龙等)。经“长江日报”发表了对连台本戏的剧评后，引起了团内人员的一些议论，有的认为：连台本戏毫无艺术价值，我们不能长久地演它。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薛仁贵”也是传统节目，它既能卖座，同时也是开放了一朵花，一举两全，为什么不能上演呢?这个争论，到今天还在继续中。 + +## 4、演员与干部之间的团结关系： + +　　剧团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艺人与干部之间的不团结。比如：我们在演出传统节目时，干部不闻不问，看见剧中有缺点，不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只站在旁边看笑话似的。所以演员就对干部不满。 + +　　干部对艺人也有他的看法，认为艺人文化水平低、自由散漫习气重。这也不能说完全不是事实。由于双方互不尊重，隔阂就越深，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解决，那怎么能搞好工作呢。 + +　　上述问题，只要上层领导从思想上重视，发挥大家的潜力，艺人与干部亲密合作起来，我相信楚剧这朵花将会开得更鲜艳。 + +## 杨端六：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加强党员的思想改造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必多说。现在鸣得不够，放得不够，什么原因?就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主要在哪里?有人说是党群关系不好，这个提法有些笼统。实际上，解放以来，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大家是拥护的，并没有人说党不好。为什么还有问题呢?问题在于个别党员与非党员的群众关系不够好，个别党员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有时有偏差，以致使一般群众感到困难，思想上有顾虑。 + +　　这个现象虽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但值得注意。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两方面的原因都有：一方面是个别党员的思想作风不好；另一方面也由于群众的觉悟提高得慢。但是，这两方面，主要的还在于个别的党员方面。个别的党员认为自己政治上没问题，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以往的历次运动，好像都是对非党员群众来搞的，党员可以例外。实际上有些党员的思想作风是不大好的，也要参加思想改造。 + +　　现在要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就首先要从个别党员的思想改造着手，因为党员是一般人观瞻所系，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但是，既然矛盾是双方的，那就应该从双方解决，非党员也不能观望不动。因此，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非党群众，都要好好学习，改造思想。这样个别党员和群众的关系才能改善，人民内部矛盾才能得到正确解决。 + +　　 来源：《长江日报》1957年5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8.txt b/CCRD/1/3/2/0003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4eabe154c75671abe2ae4edd240d55dd7b853e --- /dev/null +++ b/CCRD/1/3/2/000318.txt @@ -0,0 +1,9 @@ +# 关于“定息廿年”的建议引起各界很大兴趣 + +　　【本报讯】昨天本报发表了私方人员李康年提出的“定息廿年”的建议和民建会讨论的情况，引起各界人士很大的兴趣和注意。工商界政治学校市校学员昨天下午临时决定把时事学习的时间，改为讨论李康年建议的座谈。许多读者来信和打电话到编辑部，提出自己的看法；有一位工人同志更亲自到报社来，热烈地发表了他的反对意见。 + +　　有位读者并提出：报纸为甚么要刊登这样的建议?是否报社编辑部同意李康年的意见? + +　　编者按：报纸报道这个新闻，并不等于编辑部同意李康年的建议。根据昨天我们所听到读者的反映，有对建议表示不同意的，也有表示同意的，说明对待这个问题的认识上的确存在着分歧。为了使大家在思想认识上通过辩论趋于一致，我们欢迎大家就李康年这一建议踊跃发表自己的意见，写成稿子，寄给我们。 + +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19.txt b/CCRD/1/3/2/0003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885b26ea07bc411bd67340ed1a5b402fb512e8 --- /dev/null +++ b/CCRD/1/3/2/000319.txt @@ -0,0 +1,19 @@ +# 李康年建议定息廿年　民建市委会热烈讨论 + +　　【本报讯】公私合营萃众织造厂总经理、民建会员李康年提出了一个建议——实行定息二十年。这个建议已经在民建会上海市委的一个委员会中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 +　　李康年的建议有三个部份：其一，建议发行一种“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把定息改名“赎金”，按全国私营工商企业清产核资总值二十二亿元的数字发行。像公债券一样，作为“对资本家的赎买”，“对资方代理人(包括董监事在内)的酬奖”，“对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给予一次的慰籍金”。期限为二十年，每一季度兑现一次，以“赎买到底”。其二，建议交通银行增辟信托部，代资产阶级分子管理股票，出席股东会，代为储蓄投资等工作。其三，建议交通银行增加代领股息业务。 + +　　人们最有兴趣的是他的第一个建议。很多人持有和他不同的看法。杨松涛认为：赎买不是购买，生产资料虽为资本家占有，而不应为资本家所有，资本家是没有本的。他由剥削起家，从定息来源来看，不是资本家的本。赎买是工人阶级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其多少不是决定于资产数字而付给全部代价——虽然在计算上是以资产多少为基础的。所以付给一部分钱，是在于帮助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不能说七年不够，一定要“还本”，而是应以能完成改造为条件。如不从理论上解决，二十年定息也不够，付了本还要付息的。赵体润也说：国家的赎买政策有两个目的，一，把资本家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二，消灭剥削。因而付以定息。定息不是目的，而是方法。赎买到资本家愿意放弃定息，有条件放弃定息，使他们思想和行动上确实可以成为劳动人民，这正是“赎买到底”。李康年的建议从二十二亿元的赎买代价出发，这个所谓改造，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存单到手，改造完成”。这样的“改造”是建立在交易行为上的，不论客观条件和主观努力如何，不论他是否成为一个劳动人民，难道钱货两讫，企业就变成国营，资本家就变成工人了么? + +　　他们联系实际生活中的体会，不同意这个建议。张春申说：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今天需要定息，明天就不需要了。二十年后，这笔钱会后继无人的，我们的子女是不要的。拿了，工人意见更多，增加矛盾；拿七年，还可以心安理得些。吴明然认为：定息七年为帮助我们安心改造，如果二十年，就会造成大家思想上麻痹，放松改造，对我们改造有损害。如果认为一拿到“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就算改造完成了，这是形式主义的。他们认为赎买时间从建国之日就开始了，内容包括了合法利润、四马分肥、定息、原职、高薪等等。唐志尧把这些算了一笔账，说：退而从数字上讲，也已经“全赎买”，甚至已经过头了。 + +## 大多数人不表同志　认为赎买不是购买 + +　　是不是应该把赎买对象扩大到资方代理人和所谓“需要照顾的资产阶级分子”呢?也有人认为不应该。杨少振说：资方代理人今天已成为国家干部，不是为资本家服务了，这不可以“赎买”。如有困难需要帮助，那是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之间的事，两方同意，酌予帮助，想来政府也会赞成的。唐志尧说：对清产核资时的资产倒挂户，政府已经以“宽”“了”政策处理，还留给一些资金，这已经照顾了。如果照本算，那应该拿钱给政府呢! + +　　在这个委员会的三次讨论里，也有人对李康年建议采用“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的办法表示赞同，认为“可以简化手续”。林炳炜说李康年的建议，“颇有优点”，他列举了十一条。其中说：以现在的五厘七年计算只为35％，毛主席说七年后可以有个“尾巴”，但不知多少。政府宽大可能加个几年，到60—80％，与李康年建议的100％也相去不远。这样符合“赎买到底”，不是半赎买半没收了。一次赎清，便于资本家今后为社会主义服务，便于共事。 + +　　李康年这个建议，是在今年一月八日向市人代第二届第一次会议提出的。民建会上海市委讨论研究了这个建议。在讨论过程中，李康年又写了一份“补充理由”，说明自己的论点。在前天，再写了一份“从我学习哲学以后来看政府用和平方针改造工商企业采取赎买政策实施定息办法的问题”，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 + +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4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0.txt b/CCRD/1/3/2/0003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a78a2c935212adac2026531a133b8f73c34142 --- /dev/null +++ b/CCRD/1/3/2/000320.txt @@ -0,0 +1,31 @@ +# 什么是学校的主要矛盾，如何来处理？ + +　　<西安日报记者　袁鹏> + +　　自从各大专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师生听了毛主席讲话的传达以后，“放”出了许多心里话，给学校工作提了不少意见。这便使学校的领导面临着以下两个问题：什么是学校里的主要矛盾?“放”了以后怎么办？这也是各大专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的党与非党负责人，在四月三十日市委文教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言比较集中的两个问题。会上发言热烈，不同意见之间展开了争论。 + +## 学校里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 +　　如何来认识学校内部的矛盾？各学校的看法不一样。在西北大学、西安航空学院、西安建筑工程学院、西安医学院都共同提到的矛盾有三个：一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一是提高教学质量与教学现状之间的矛盾；这里面也包括了教学工作与科学研究工作的矛盾。一是物质供应不能满足生活需要的矛盾。 + +　　其中，那一种是主要的？也有两种看法： + +　　一种意见认为：提高教学质量是个主要矛盾。因为学校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搞好教学工作。至于要提高教学质量，也就牵连到教师的教学工作如何与科学研究工作相结合的问题。如果教师光教不学，自己业务水平不能继续提高，教学质量也难于提高。解放以来，过多地批判了通才教育，也使好些人想要多作些科学研究工作，深入一项专业。至于一般工科大学教基础课的青年教师，更要求能进行专业进修。而目前人们感到矛盾的，一是光忙于教学而无时间进修，一是只注意科学研究而放松了教学。甚至有些青年教师想在科学研究上有了成就之后，才愿很好执行教学工作。除了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矛盾之外，在提高教学质量上，如课程的分量、现行的考试制度、学习苏联的方法，以及教材的选择……等，也都存在着急待解决的问题。这一切，都构成了目前学校里教学质量不高的一个主要矛盾。他们不同意把领导与被领导当作学校内的主要矛盾。他们认为：要是这样，好象责任就全在领导身上了。实际要由领导全部包下来是不可能的。 + +　　另一种意见认为：主要矛盾是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而改进教学工作，是其中的一个主要环节。提高教学质量是学校里的一个根本任务，也是一个长期奋斗目标，但不能列为当前所要解决的一项主要矛盾。要说成是主要矛盾，似乎就有些把责任推之于客观教学问题。但是，如果领导上能对教学与科研工作作好安排，密切新老教师之间的关系，改善党群关系，注意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生活问题……，总之，由领导来调整各环节之间的关系，将一切消极因素转化成为积极因素，正确地贯彻“百家争鸣”方针，动员各方面力量集中于提高学术水平，那么，教学质量上的问题是可以逐步得到解决。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不克服，积极因素是调动不起来的。不但教学质量问题难于解决，其他校内问题也难于解决。 + +## “放”了以后怎么办? + +　　既要认清矛盾，又如何来处理矛盾？也有两种意见： + +　　目前，学校的领导上是肯“放”。但有的也有些顾虑，是怕“放”乱了，抓不过来。“放”了以后，群众都在等待着领导解决问题。第一种意见便认为：领导上不可能全部包下来，因此，责任并不全在领导。正象西安航空学院说的：包下来，看来是虚心，实则是心虚。因此，会上有人认为：领导有不对的地方，群众也有不对的地方。群众“放”了，领导也要“放”一下。但和群众同时“放”吧，唱对台戏也不好。所以准备让群众先“放”，领导后“放”。领导先冷静而耐心地听完群众意见，然后再集中依次回答。群众不同意时，再提上来，再答复下去。可是，这样你来我去，是不是会使有些人原来就已顾虑的“先放后整”，“放长线、钓大鱼”，成为现实中的问题呢?会上也有人这样怀疑。 + +　　另一种处理矛盾的意见和上述不同，他们认为：在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上，矛盾的两个方面，即领导与被领导，那一方面是矛盾的主导面呢？西安师范学院认为：领导工作上有问题，固然是领导上的责任；群众认识上有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领导对群众教育不够，也是领导上的责任。因此，领导是矛盾的主导方向。有无信心来解决呢？他们认为是有的，就是走群众路线，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和领导一块来解决。领导不应该等群众放完了以后才发言，“放”既不是压，也不是自流，而是民主讨论的意思，领导就不能先坐在一旁光听而不加领导。应该是通过互相讨论，自由争辩，培养起一种民主批评的风气，发扬积极因素，不但有利于当前矛盾的缓和，也可以更好地开展“百家争鸣”，有利于学术的繁荣。为此，也要善于发挥各个组织各民主党派、工会、青年团、学生会的作用，作好分工，各自联系自己的群众，定期反映群众意见，汇集到党委，来克服和减少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从而更好地调整各环节之间关系，将大大有利于矛盾的解决。目前，虽然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矛盾，但首先解决突出的矛盾，这是必需的。 + +　　边学习，边改进，这一点是大家的一致意见。不能是光讨论而不解决具体问题，象目前西安师范学院的教职员伙食问题，西安航空学院的小学、幼儿园的问题等等，能解决的，就应该先解决，无需再等。其他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把真实情况告诉群众，也是十分必要的。 + +　　以上这些意见，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 +　　座谈结束前，市委文教部朱茂青部长和市委常委丛一平同志也都先后发了言。朱茂青部长认为学校里应解决领导与被领导矛盾，从领导上作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力量。领导间应先求得认识一致，并应发扬民主，放手发动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相信并依靠群众来解决矛盾。也应该边学习边改进，和注意作好团结工作。他认为只要解决当前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这一主要矛盾，也才能逐步地实现提高教学质量的这一根本任务。丛一平同志最后发言中说：内部矛盾在今天所以显得比较紧张，一，是由于在社会大变革的转变关头上，私有制度消灭了，人们的思想也在随着变化，但新制度尚未完全巩固。原有各阶级都在经历改造。他们对新制度也还不习惯，对一些新问题的认识也还很不一致。二，是领导上也缺乏经验。但也不能完全推之于无经验。因为，第三，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也在助长了这些矛盾。所以必须改变领导作风。否则，思想教育工作不能深入，积极因素调动不起来，经验不能更快积累，党有脱离群众的严重危险。因此，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解决得好，就便于解决其他矛盾。矛盾的主导方面在领导，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没作好，也是领导的责任。所谓“放”，就是走群众路线，引导群众展开平心静气、和风细雨的民主讨论，就是群众自我教育的过程。他要求各单位要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来研究这些问题。 + +　　（来源：《西安日报》1957年5月4日。原题为：“什么是学校的主要矛盾，如何来处理？——市委文教部召开的座谈会讨论旁听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1.txt b/CCRD/1/3/2/0003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fb9437b175f75bf25b1ade7e0d9ec5cb08c29f --- /dev/null +++ b/CCRD/1/3/2/000321.txt @@ -0,0 +1,17 @@ +# 天津市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在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中暴露出许多糊涂思想 + +　　<方凌> + +　　新华社天津30日讯　天津市处长以上的党员干部，在学习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暴露出许多糊涂思想。 + +　　什么是对抗性矛盾、什么是非对抗性矛盾，有些人还分不清。市百货公司经理、党支部书记齐敬三认为：凡是矛盾就都是对抗性的，他还举例说：搞大民主、闹事、因贪污被捕等这都是对抗性矛盾。并说：矛盾是不会转化的，只有消灭了之后，再产生新的矛盾。1932年就入党的市纺织品公司经理马旷行也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资本家拿定息也是对抗性的矛盾，因为拿定息就是剥削。所以他自己也不敢将钱存入银行，免得因生利息而把自己卷到对抗性矛盾里去。 + +　　人民内部怎么还会有矛盾呢？红桥区委会统战部长想不通这一点，他还说：既然人民内部也有矛盾，我们就得随时提高警惕。这个区委的统战部还有人认为阶级斗争就是敌我斗争，当然也是对抗性矛盾；现在资产阶级还存在，所以阶级斗争就不可能消除。因此，我们怎能把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呢？何况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本身消灭了，不存在了，那么为何还有这么多民主党派来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呢？今后还应不应该用阶级观点来处理问题呢？法院的同志认为这样下去就越发难以从案件中分清敌我了。另一些人认为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里，还会有内部矛盾是怪事，既然有内部矛盾，怎么又老是提“我们是团结一致”的呢？还有人说唯物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也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既然说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怎么能说现在已经结束了阶级斗争呢？ + +　　有些人感到团结——批评——团结不如用“压服”的办法干脆痛快。批评教育不是万能的，说服不了还得干(指压服)。还有人认为这种方法不适用对待学生，对学生讲说服那等于是迁就，结果非弄出匈牙利事件不行。更多的人感到说服困难，压服又是错误的，以后的工作越发难做了。 + +　　有的人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得太早，再晚两三年提它才比较适宜；因为目前不是个时候，特别是在批判了斯大林的错误所引起的思想混乱及波匈事件以后。中共红桥区委会的一些干部认为最好是唱对台戏，以免毒草害人。区委文教部的干部认为“争鸣”与“齐放”主要是对领导干部开火，很耽心今后工作如何做？ + +　　在学习中还暴露出许多怀疑。和平区检察院检察长李克达怀疑中央对高岗、饶漱石的处理是否有错？是否把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副区长刘涛怀疑赫鲁晓夫是否把斯大林问题当作了敌我矛盾？贝利亚被杀得这么快，是否对头？说他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为什么在卫国战争中担任重要工作，而且很出色？还有些人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处理上受到严厉批判而叫冤！ + +　　来源：1957年4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2.txt b/CCRD/1/3/2/0003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c268b8de77f558def919b216d674bc374232b3 --- /dev/null +++ b/CCRD/1/3/2/000322.txt @@ -0,0 +1,97 @@ +# 天津市文艺界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 +　　(续昨日本报第四版) + +## 方纪: 现在要放，要鸣；同时创造放和鸣的环境，培养民主团结的空气，自由讨论的空气。 + +　　我没有什么可“鸣”的，倒是很想“放”。语云：不平则鸣。这说明我个人没有什么不平，很满意党的方针，所以想放，要求给时间，到生活中去，写作，写作。本来计划在二十日到武汉去迎接长江大桥合龙，但没有去成。 + +　　我刚在开始学习，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实质，体会得一定不十分深切，举行这样一个座谈会，进行关于争鸣的争鸣，也是有必要的、有好处的。本来最近会太多，开得有点苦，反而不能写文章了。但敞开确也有个过程，过去有不敢讲的，有顾虑的，今天都可以先摆出来。我想在为争鸣而争鸣的进行当中，会逐渐展开真正的“争”，真正的“鸣”。 + +　　我对于党的方针的态度有我去年的作品为证。我去年出去旅行，写了一些东西，也写过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章。但我还得学习，去年的认识是只就方针本身，就文艺创作本身去理解党的方针。今年听了主席的报告，才进一步体会到这样的方针政策标志着国内客观形势的一个大变化，也就是在承认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的客观形势之下提出来的。思想是客观实际的反映，思想要跟上去。不久以前，自己在各地走了一遭，到处看到感动人的变革，觉得工人铲一锨土、铆一个钉子，都在改变世界。这些都是生活中重要方面，文艺应该反映这些东西，假如不表现这些，真觉得有点对不起他们。因此如果说到鸣，我倒想鸣一个革命浪漫主义的问题——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在一篇文章里说有些作家“犹抱琵琶半遮面”，就是指的有些作家看不到这些。 + +　　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主席批判了两种思想倾向，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机会主义。我的体会是陈其通四位同志是没有认识到客观实际的变化，文艺报评论员是不承认客观实际的变化，看不见这个变化就还是老一套，教条主义，大惊小怪；不承认这个变化，以为一切本来早就应该如此，就会要“退回去”，是机会主义。这不仅是几个人的问题，在有些干部的思想中，也是如此。只有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一致起来，才会做到心中有底，真正认识党的方针。才能解除对这一方针的怀疑和顾虑。 + +　　我觉得现在没有话不可讲，只要是人民内部的，没有什么题材不可以写，也没有什么创作方法不可以用。(编者注：这时鲍昌同志插了一句：“还值得研究吧？”)是呀，可以研究。只要能真实地反映现实，对社会主义有利。总之，我这样说的意思是现在要放手敞开，先把心里的话摆出来，香花毒草都摆出来，让群众鉴别，选择，批评，有问题进行讨论。这里就产生了报刊编辑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作家有“放”的自由，编辑也应该有选择稿件的自由，批评家有批评的自由，作者也还有保留自己的意见和反批评的自由。当然，编辑应该尊重作者，批评家也不要再抡板斧，同样，作家也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周围的人。 + +　　如果说天津的创作环境不好，作协的领导，干部的作风，有问题都可以提出批评。同时作家也可以自己创造环境。在真理面前，无论是谁，应该是一律平等的。即便领导同志讲错了话，大家批评就是了，不要认为这是一种压力才好。我们要养成这样一种风气。报刊也是一样，可以发表这样的意见，也可以发表那样的意见，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党报上的文章，也不一定就代表党的意见。 + +　　（总之，现在要放，要鸣；同时创造放和鸣的环境，培养民主团结的空气，自由讨论的空气。文艺创作和科学研究是一种精神劳动，因此作家应该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就是勇气，也就是强烈的责任感和深厚的生活基础，同时要有尽可能好的环境，创作应该受到关怀和鼓励。革命，不就正是为了解放人，创造这种适于人的发展的环境吗？） + +　　最近一期的“新观察”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幸福感”，作者说听了毛主席的报告有一种“幸福感”，我觉得这说出了许多人心里的话。在这样的时代里，尤其是作家，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应该是感觉到幸福的。如果还有不够幸福的地方，就去创造，去斗争，只要不总是“委屈感”才好。无论什么事，总要往前看，从积极方面着想，才会有创造；作家更应该如此。 + +## 何迟: 先把弃井都打出些水来，然后另开新井。我的井里想多给人喝一些使人发笑的甜水。 + +　　我觉得这一方针的提出，是长期的扩大民主的运动，是宣传辩证唯物主义的运动，也是一个长期的思想改造运动；这个方针是个长期的战略的方针，是一条只会发展不会改变的方针。我们要承认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人，各种不同的趣味，各种不同的喜爱，各种不同的意见。由于各人的生活历史不同，自然就会产生各种区别，各种差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是适应了“爱吃萝卜的不吃梨”这样一个生活实际的。我以为首先要用足了劲来放和鸣，是大敞口不是小敞口。只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就可以畅所欲言。因之放出来的东西有香花，也会有毒草。我们说胡风如果不搞秘密集团的话，不进行阴谋活动的话，那么，他的那些言论，虽然是错误的，但还是可以说的。如果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来鸣，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鸣，大家都鸣，自然会变片面为全面，把各种思想看法都摆出来，就容易摸透情况解决矛盾。这个方针政策，给“鸣”和“放”创造了好的环境，使每个人都有勇气鸣，鸣出来之后，在各种言论中自然会有正确的，有错误的，也会有香花，有毒草，这就会引起广泛的思想斗争。经过和风细雨的思想斗争大家在辩论中就会取长补短，那么就会普遍得到进步，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可以克服了教条主义、修正主义，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提高了思想认识，逐渐承认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这样就会扩大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 + +　　关于批评的时机的问题，我以为在提倡放的阶段，不要见到一些“毒草”就沉不住气而急于批评他们。毛主席的报告分析了知识分子的情况，分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就使我们心中有底，应该能够沉住气了。如果自己沉不住气，那是由于不了解群众思想情况的原故。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们就应该相信群众，不然就会形成我们把住闸门，放多少是多少。 + +　　天津的剧目工作，大体说起来是没有什么毛病的。有些外埠来的剧团演出了像“济公传”、“怪陕欧阳德”一类的戏。要把这些戏打下去是不准的；但更重要的是把“百花齐放”的方针真正贯彻下去，了解群众的情况，让群众去选择自己所喜爱的戏剧，放在群众中去鉴定。我们说那些戏不好，可是有那么多观众爱看，我们就要了解群众是为了看热闹去看呢，还是真的迷信了其中哪些东西。今天文化局和戏剧家协会当然不能说不让那些戏上演，那么就要依靠拿出好的东西来和他们争。从美学观点上来看，那些戏当然是不好的，这要让群众自己去选择。对群众的思想问题不能采取粗暴态度，不能要求立竿见影，不然把戏打下去不演了，群众的思想还是没解决问题。 + +　　关于创作，我以为几个朋友聊聊天是会有好处的，因为有时脑子里有一点东西，朋友们一聊就会得到启发，也许因此就写成了作品，不然在脑子里一晃就完了。最近我就和萧也牧这样聊了两个半天。自由结合的、艺术趣味相投的朋友彼此谈谈心，对创作会有很大好处。在文艺界内部是存在着矛盾的，有正确的思想、有不正确的思想，有进步的、有不进步的；在文艺趣味上也有喜欢诗、散文的，也有喜欢电影、戏剧的；有喜欢民族形式的，也有喜欢西欧形式的；有的喜欢泼辣的讽刺，有的喜欢淡淡的哀愁，当然不能要求勉强结合。但在互相鼓励、互相督促、互相批评、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希望协会能够从工作上使某些人交朋友，大家交流经验、交换意见，以便能开出更好的具有特殊风格的花来。因之我也想到，像在一个总团之下有若干分团的作法，不一定是妥当的，戏剧是艺术，和百货公司不一样，一个总店下边分几个门市部是不行的。这种作法应该改变。要提倡导演与演员合作。现在有些文艺干部和演员实际形成了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应该改变为艺术合作的关系，才能对戏剧工作有利。另外文化局对剧团的事也不要管得太多，保存一部机动干部就可以了。(编者注：这时方纪同志插了一句：“准备提倡剧团自治”。) + +　　我是“曲协”的理事，在这里我还要替曲艺呼吁一下。最近几年来，确实过分忽视曲艺了。曲艺还是为群众所欢迎的形式，据了解天津有一千多相声业余演员，有些演曲艺的园子，每天都有观众将近一千人次。比如六合市场这个地方，吸引了很多劳动人民，所以那里的工作应该是很重要的。解放以后许多曲艺艺人有很大进步，在许多社会运动中，他们也起了一些作用，对这个队伍我们应该管起来。 + +　　有些同志对天津日报发表文章有些意见，我自己同天津日报是倒相处融洽，没有什么意见的。只是希望关于戏剧评介工作能有一个经常的计划，不一定有一个剧种来就搞一阵，有些剧也不一定评介，但总的要有个计划，要搞得扎实些。 + +　　几年来天津戏剧界的争论，主要是在艺术处理方法上。京剧团还保持了我国戏曲的传统表现方法，评剧和梆子就对某几出戏进行了许多“革新”和改变。戏剧和戏曲各有其特点，脱离了特点也就必然脱离了它的基础。过去每一个剧种都有它自己的一批观众。培养了自己的戏迷，但现在能培养出戏迷的剧目就比较少了。这是因为对戏曲的传统接受得不够的原故。特定的剧种应该走特定的道路。顾随同志说应该学习古典文学，历史知识，戏剧理论等等，我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的研究工作如果跟不上去，是不成的。 + +　　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对我自己今后的创作，有这样一些想法，过去我搞得太杂了，真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也样样稀松，成了万金油状态。最近看到了这样几句话：“据井九仞不及泉。又从而之它，用力虽勤，终弃井也。”今年我打算先把弃井都打出一点水来，明年再开始打新井。今后我预备专搞使人发笑的艺术，使人愉快的艺术，并且作为终身事业来搞它。讽刺的作品是最受群众欢迎的，也是最容易犯错误的，稍一不慎就会出偏差，比如最近我就从一个报刊编辑部抽回一篇讽刺作品，内容是讽刺一个百万人口的市长的，但我考虑市长有些事不能自己作主，要听人民委员会的，这一点是不现实的，所以我就抽回来了。我觉得讽刺作品必须保卫我们社会主义的基础，应该分清敌我。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对这一点就觉得更具体些，更有底了。我今后打算多写喜剧的，民族形式的，有广泛群众性的东西。就是写近代的艺术形式如电影等也要采用民族形式的表现手法。我要大胆的写，不为少数人的我不同意的意见所左右，要经得起批评，受得住打击。要这样就需要深入生活，提高思想水平。 + +　　我的理论水平很差，今后不想多写理论文字，我是演员出身的，所以很想得到舞台。 + +## 袁静: 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肯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不肯从错误中，得到锻炼和进步。 + +　　教条主义是一顶很难看的帽子，谁也不喜欢戴，谁也不愿意戴。但仔细地检查一下，不幸的是：许多人思想里都有教条主义，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 +　　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以前是看过的，虽然没有表示热烈拥护，可是也没有看出问题，更没有想到它是毒草。“坚持和宣传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还有错吗？鼓吹作家多写些“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也是对的，“社会主义艺术之花”、“新花”更是大家都欢迎的。作为一个老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共产党员的我，对于这些名词和概念是熟悉的，听起来就入耳，就觉得熨贴。学习了毛主席的报告以后，再把陈文拿出来看几遍，越看越觉得不对头了。它在表面上也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这只不过是个“幌子”，实际上是只许“一花独放、一家独鸣”：只有反映当前重大政治斗争的主题是好的，你们那些家务事、儿女情、惊险故事都要不得；只有我们这社会主义艺术的新花是好花，你们那些老花都要不得！……这难道不是宗派主义，不是教条主义，不是在实质上抗拒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吗？ + +　　我想，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和“文艺报”评论员的文章，虽然是毒草，但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利用它，把它当成一面镜子，每一个人都照照，看看自己身上是否也有教条主义或机会主义。 + +　　当我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报告说，在不少干部中，有不赞成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或者半不赞成，或者不甚通的时候，老实说，我心里暗暗吃惊。拿我一个普通人来说，我觉得我自己就是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但是经过学习和钻研，特别是拿起陈文这面镜子照照，那就只好道一声“惭愧”了！对于我国是个小资产阶级“大王国”的形势估计不足，对于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无知，对于香花野草难分，香花只有在同野草、毒草的竞争中才能得到成长，认识不清，如何能说在实际上——不是在口头上——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呢？ + +　　按照毛主席大胆的、然而又是正确的估计，我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多数人是欢迎马克思主义，想学马克思主义，但还不是那么熟悉，也就是说在一接触实际问题时，还不能正确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上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教条主义或者别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有什么可奇怪的？相反，如果说多数人是“白玉无瑕”，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那才是怪事呢！ + +　　我这样讲，并不是想拿多数人都有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来“聊以自慰”，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正视现实，应该勇敢地、虚心地检查自己的思想。教条主义、机会主义和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都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不肯老老实实地虚心学习，不肯从错误中，得到锻炼和进步。 + +　　×　　　　×　　　　× + +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编辑工作应当怎么作呢？我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愿意把我初步想到的不成熟的意见讲出来，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纠正。 + +　　有的同志提出：“有问题的文章是不是可以登？”我想是可以登的，因为“有问题”“没问题”，仅凭编辑的判断，不一定正确。也许编辑同志认为有问题的文章，其实并没有问题；反之，也可能编辑同志看来没有问题的，恰恰出了问题。这样的例子，我们已经屡次遇到了。另一方面，即便真有问题，登出去，引起争辩，从争辩中得出真理，用以教育广大群众，大家提高思想水平，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 +　　然而，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是不是所有有问题的文章都得登，所有有毒的草都叫它放，“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呢？我想，这样也不对。编辑同志可以、而且应该根据报刊的篇幅、性质，根据这一文章是否够得上一定水平，是否有代表性(不论它是代表哪一阶层的)，决定他的取舍。如果编辑没有这个权利，他就不成为一个编辑了。 + +　　编辑有审查稿件，决定取舍的权利，这是不容怀疑的。但是，我想，当编辑的要尽量避免主观，不从个人的爱憎出发，因为他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党、为人民办报刊。 + +　　×　　　　×　　　　× + +　　我想简单谈谈关于“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 + +　　一、这一公式党中央老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执行、运用的时候，能够做到恰到好处，却是很难的。有些同志，由于资产阶级“文人相轻”的思想在作怪，对于别人的作品不作具体的分析，深入的研究，只是蛮横地、粗暴地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这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同志和朋友，对于作者、读者和批评者本人都是有害无益的。 + +　　二、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还没有形成一种风气，有些同志一受到批评，特别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批评，就觉得大事不好了。哪怕这一批评是善意的，温和的，也认为是受了打击，丢人败兴，抬不起头。这种想法，显然是不对的。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我们要大大提倡自由讨论，自由批评的空气，要使它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别人受了批评，不必大惊小怪；自己受了批评，也不要垂头丧气。 + +　　三、我们要一反过去盲目崇拜权威的风气。有权威的理论批评家说怎么就是怎么，有些同志(连我自己在内)心里明明不服、不同意，但没有人敢出来反驳。在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下，我们要提倡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为了追求真理，坚持不懈——一直到我说服了别人，或是别人说服了我。 + +　　（四、任何人有批评任何人的权利，任何被批评的人也有反批评的权利。过去，为什么有时候“争”不起来，“辩”不起来呢？其原因之一就是被批评的人不敢出来讲话，一讲了反面的话，人家就可能说他“不虚心”、“骄傲自满”！这样，纵然批评者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但是终于没有能够达到团结的目的。） + +　　五、理论家、批评家也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这是理论家、批评家克服主观主义最好的办法之一。 + +　　六、理论家、批评家和作家之间，要建立正常的友谊关系。过去，这两方面的关系，有时似乎是处在“敌对状态”，这是不好的。毛主席主张把批评作品的文章，在发表之前先拿给作者本人看看，我是非常拥护的。因为这对于批评和被批评的双方面都有很大好处，容易使双方意见趋向一致，纵然不一致，也可以减少由于彼此之间的不了解和误解而产生的隔阂。 + +## 韩文佑: 放和鸣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个早晨就万紫千红、众鸟齐唱。 + +　　“孟子”上记了一个郑子产使校人放鱼的故事。校人把鱼被放后的神气，编得很真实。他说：鱼刚刚被放的时候，困而未纾，圉圉焉；过一会儿有点舒服了，洋洋焉；最后则是攸然而逝。解放之初，我在兴奋热狂之中，还杂有圉圉焉的感觉，因为在旧社会里被捆束得太久了，一时好像缓不过气来；不久就生出洋洋心情。但是总达不到攸然的境界。这一方面由于自己思想上有毛病，一方面和我所接触到的一部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风气也有关系。而现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快到一年了；最近“人民日报”社论又明确申说这“并不是什么一时的、权宜的手段，而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这样，我开始真正觉得“攸然”，就是说，全部积极因素才真正抬起头来，要放心大胆地说话了。 + +　　知识分子对于这个方针有一个共同的认识：正确，英明，正是时候，为文化建设高潮增加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但同时也有一个感觉：放得不够，鸣得不够。放和鸣是要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一个早晨就万紫千红、众鸟齐唱。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一个是部分领导者有顾虑，怕造成“混乱”，不敢放手，远处如昨天“光明日报”载西安鸣放不够不必说，以天津为例，似乎中小学教师还没有放、没有鸣，是不是领导者还在考虑之中呢？中小教师人数很多，他们不放不鸣，只让高等学校教师们放鸣，气象就小，波澜就不够壮阔，对于这个方针就不能说是贯彻得够。这是一。另一个原因是知识分子本身有顾虑。有的是原有的顾虑，要“摸摸底”再说，这种情形将愈来愈少；有的则是新产生的顾虑，这大半是由于领导者慢放、不放所造成的。因此我的第一个希望是要放得普遍，放得彻底。让中小学教师、中下级行政人员等等都有放和鸣的机会。 + +　　这样会不会出现一些噪音和莠草呢？偶尔出现恐怕也是难免的。但用不着怕。一则莠草本不多，二则一般人总具有一定的鉴别能力。以文艺界为例，“星星”上的坏诗和陈登科的色情性很重的小说，都立刻有人加以批评，表示反对。它们因之不会产生多大的消极作用。问题是在于判断力不强的青年，他们比较容易中毒。这就需要教师、编辑同志、批评家和健康的读者们随时加以教育和防护了。 + +　　“天津日报”组织过关于孔子思想问题的笔谈，“新港”最近发起“天津一日”的征文，这对于天津市的放和鸣是会起一些好作用的。我的第二个希望是本市报刊继续敞开大门，随时采用各种方式诱发大家鸣和放的兴致与热情；同时平日也注意使刊载的文章更加活泼和多样化。 + +　　临了，我们有过一些“一阵风”的经验，这是一种不愉快的经验。我希望这次大家特别看重“是为发展文化和科学所必要的长时期的方针”这一句话，不要，也深信不会，使这个方针在任何地区、任何部门产生“一阵风”的倾向。这需要所有知识分子(包括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这个方针的重要和必要性，用实际行动，用有内容的文字来持久不懈地贯彻这个意义重大的方针。 + +　　 (完) + +　　 来源：《天津日报》1957年4月3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3.txt b/CCRD/1/3/2/0003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592aaddc6406573da6e570ad84b9997ed56888 --- /dev/null +++ b/CCRD/1/3/2/000323.txt @@ -0,0 +1,25 @@ +# 云南省知识分子对毛主席的讲话提出了不少具体问题 + +　　<张廷干> + +　　新华社昆明30日讯　云南省许多知识分子和宣传干部对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提出了不少具体问题。 + +　　关于两类矛盾问题：对地主富农属于那一类矛盾问题，认识各不相同。有的说是对抗性矛盾，应划入第一类。有的认为应属于第二类矛盾。还有一种说法，就是处在从对抗性到非对抗性的过渡中。 + +　　对于民族之间的矛盾，有的认为是非对抗性的。有的认为两类矛盾都有。关于民族内部阶级矛盾，有人认为是对抗性矛盾，但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解决。另一种认识是，不能把民族内部的剥削阶级当作敌人。 + +　　对于人民闹事应属于第几类矛盾的问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但其中没有一种意见能够形成多数派，一般在对方的反驳下都不能自园其说。结果没有一种意见能够坚持下去，总之对于地主富农问题，人民闹事问题的矛盾性质，认识上还相当混乱。 + +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人提出，主席讲话中只讲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对于法制问题一字未提，但目前社会上、机关、学校中都有一些屡教不改的“老油条”，说服了怎么办？单纯强调说服教育，是否有“教育万能论”的倾向？有人认为：两类矛盾有时是交织在一起的，阶级矛盾往往通过人民内部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打击一下敌人，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有人反对这种说法，认为这样做只能做到压服。有人还提出，农村中还要不要阶级路线？有两种意见，一种说还要，但认为只是用来分析情况，实际工作中则不必要了。另一种意见认为，关于阶级路线的前两句话还适用，后两句过时了。 + +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出席宣传会议的五百多人，一般都表示拥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一部分人反映说：领导干部对这一方针的顾虑是怕被打倒，怕受了批评以后工作不好办，怕群众没有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而一般干部中，则有人怕“诱敌深入”，怕“在适当的时机挨整”，因而觉得“独善其身”才是“保平安”的办法。云南日报有些同志认为毒草不应该在党报上放，应该在“边疆文艺”上放，而“边疆文艺”上来放，让党报来批评么？一些地委报纸的编辑人员怕毒草放出来了，找不到人写批评文章，写批评文章的人觉得，批评早了、过火了，要戴“左”的帽子，不批评要戴右的帽子，很难掌握。 + +　　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许多民主人士和工程技术人员都说了真心话。有的提出，有些党员对他们进步一面看得少，动不动就是有问题，历史复杂，感到压力很大。有人感到公私共事关系中，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有的党员要他们签发文件或盖章时把数字盖起来不让看见，对他们极不信任。有人说他们和公方代表是“相安无事，相敬如宾、相对无言”。有的朋友之间本来很有感情，但一方入了党，双方就疏远起来。有些人对党员称他们“朋友”很不满意。有的对“长期共存”没有信心，他们认为，理论学习对党内要求天，对他们宽，这并非党外人士的真正愿望。因为这样会使民主人士越来越赶不上，这就很难长期共存下去，而要自生自灭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说领导上老认为他们保守落后，只听工人意见，不听他们的意见，要他们设计一项工程时，强调保密，不给全部资料看，出了事故，不弄清事非，一味怀疑他们破坏，开会时也是只准说好，不准说坏。造成知识分子谨小慎微，言不由衷。有的民主党派还提出，农村有些同志对民主党派到下面挂牌子发展成员很想不通。这些同志认为农村只有共产党就行了，尤其看到民主党派发展了一些历史有问题的人，更感到民主党派在农村中起不了什么作用。 + +　　还有人提出：资产阶级现在是否还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领导与互相监督是否有矛盾？还有人说，目前又是阶级关系，又是共事关系，那个为主？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清楚，有些人就“不能发挥积极性”。对这个问题有的说，只要监督，就不要什么领导了。有的则说，工人阶级也有两面性。还有人认为：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什么两面性了。理由是：实行定息以后，具有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逝了。 + +　　文艺、卫生方面的一些人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老艺人认为年轻人提拔得太快，工资太高，瞧不起老艺人，他们现在是“行不让路”、“座不让位”。弄得一些老艺人去倒痰盂、扫地，部分中年艺人则感到自己无人管了。埋怨说：“早生二十年，现在可以祝寿了，晚生二十年，现在也可以成为领导培养的对象了”。一些高级医务人员反映，过去医院一出事故，法院、检察院和公安部门就来追查，翻医生的档案。所以，医生是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简直是等着劳改了。谈到“百家争鸣”问题时，他们说：“背后有法院，旁也有检查院，我们同样开刀做手术。对争鸣问题，我们倒不怕，过去是有话无处说，想鸣无处鸣”。 + +　　这次开会，也有人提出了理论上的问题，有人说，我国把资产阶级的问题当作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这是否是修正主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总结了五条经验，说不定这五条就是修正主义。但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所说的有些国家可以通过议会斗争达到社会主义，正是在五条以外，是不是修正主义？对于过去一年是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不能说有发展，因为许多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等早就讲过的，不过是被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闲置起来了。同时，毛主席报告中所提的问题，未被国际上承认以前，是否可说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一种认为是有发展，如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新发展。还有人提出，现在国际上出现了许多论调，空间那些是马克思主义？那些是修正主义？很难分辨。有人说，轻工业比重越来越大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承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也是有些道理的？还有人说，提倡节育是否会使马尔萨斯人口论抬头？主席报道中好象肯定了生产力的发展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这是否会使人感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前一半还是说得对的。 + +　　 1957年4月30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4.txt b/CCRD/1/3/2/0003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b1c16f20a33fd63ad2286718890d84991d2e52 --- /dev/null +++ b/CCRD/1/3/2/000324.txt @@ -0,0 +1,121 @@ +# 平息阿壩藏區武裝叛亂前後 + +　　<新华社、王世晋> + +　　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的黑水、松潘、若爾蓋、馬爾康和綽斯甲等五個縣，56年3月以後，先後發生叛亂，叛亂武裝共約一萬五千多人。當地黨、政、軍根據中央“以政治爭取為主、軍事打擊相結合”的方針採取措施後，到56年8月底止，已將大部分武裝叛亂平息。56年11月中旬中央慰問團第三分團進入阿壩藏族自治州時，只有以若爾蓋縣的唐克和松潘縣的毛兒蓋兩地為主的叛亂武裝共約八百多人，集結在墨窪，經常四出搶劫我物資，攻打我小部隊和零星人員。 + +　　另一股是甘孜藏族自治州爐霍四區的充旺郎甲，約六十多人，經常出沒在爐霍和綽斯甲之間。 + +## 一、墨窪問題 + +　　墨窪是阿壩的一個區。56年曾準備建縣，設有中共墨窪工委。同年6月，阿壩地區緊張，中共自治州黨委和成都軍區前指黨委指令墨窪工委“帶全部國家工作人員和部隊撤退”後，唐克、毛兒蓋等地區武裝叛亂，都竄集到墨窪。 + +　　墨窪工委等連夜撤退時，墨窪土官曾派騎兵七十多人尾隨跟來，被部隊發覺打死敵人，部隊亦有一人受傷。次日搜山，又發現一群藏族騎兵坐地燒茶，用機槍射殺了數人，後來才知道這數人是墨窪老民。墨窪情況因此更趨緊張複雜。 + +　　對解決墨窪問題和爭取集結墨窪的武裝叛亂，自治州黨委、自治州人民委員會、軍分區先後都做了許多工作。 + +　　墨窪土官澤郎華爾德（現自治州貿易公司經理）和華爾功臣烈（先自治州副州長）是連襟。花兒公里而出從西藏囘來後，當地抓緊了對他做工作。56年11月初，通過花兒公里而出把澤郎華爾德邀到阿壩談判。 + +　　澤郎華爾德承認，別的地區叛亂時，他作過戰鬥準備，作戰鬥準備的原因是，墨窪工委未撤前，軍分區政委李啟堂到墨窪請客，他因老民阻撓未赴宴，派人送了一頭牦牛和一斤酥油，李啟堂未收，並說：“沒有關係，要打就打。” + +　　澤郎華爾德說，他在叛亂中採取了中立態度，對政府部隊人員和叛亂武裝都加以保護。他承認墨窪叛亂分子有七百多人，可以投降，但不繳槍。 + +　　澤郎華爾德說：“松潘解放後，我們是第一個向松潘政府接頭的部落，但政府不信任。”他指責墨窪工委的撤退，撤退時也不通知他。 + +　　他說，工委等撤走後留下貿易公司數萬元的物資已分給窮人。銀行的約三萬大洋現尚保存。 + +　　澤郎華爾德拓詞拒絕我們再次進入墨窪工作。他側面表示，對貿易公司經理沒有興趣，願意當自治州副州長。 + +　　對慰問團去墨窪，他表示歡迎，但要多帶人馬。他說墨窪有很多壞人，他控制不了。 + +　　和澤郎華爾德同來的老民，在談判中強調：“別地叛亂，我們沒打過政府，墨窪工委撤走，完全是工委自己的錯誤。”政府打死了我們的人，拿走了我們的東西，政府要賠命價（藏族習慣打死人要賠命價），退囘東西。 + +　　當時因華爾功臣烈沒有表示態度，澤郎華爾德返囘墨窪時，具體問題仍然沒有解決。 + +　　慰問團56年11月下旬到阿壩後，繼續做華爾功臣烈的工作，華爾功臣烈才表示願意積極參與解決墨窪問題，並派人提前去墨窪，邀澤郎華爾德在56年12月9日在龍（日）唐（克）公路上的龍壤溝口會見。 + +　　56年12月9日到11日，慰問團同華爾功臣烈一道，和澤郎華爾德舉行談判，結果圓滿。對打死墨窪的人，政府救濟其家屬三千斤青果，一千四百元，打死的馬每匹賠償二百五十元，戰鬥中繳獲的槍支和馬匹已指令由該部隊在龍壤溝清出退還，缺數屬實的，也由政府賠償，貿易公司留在墨窪物資，就已分給群眾使用，原則上不再退囘，即作為政府救濟；不適合於群眾使用的，由澤郎華爾德負責退給政府，銀行款項也由澤郎華爾德令人運送給政府。 + +## 二、和華爾謙的談判 + +　　澤郎華爾德在談墨窪問題時，受唐克土官華爾謙（聚在墨窪的叛亂武裝頭子）之托提出：因不滿四川政府某些措施，要求准予移居甘南，以及叛亂武裝的槍支不繳等條件。 + +　　對這些條件經過與華爾功臣烈、澤郎華爾德協商研究，分別予以解釋、批判和答復，並派澤郎華爾德囘墨窪，約華爾謙率眾於56年12月14日到15日到唐克會見，具體解決。 + +　　但到14日，華爾謙本人未來，只差其帶兵官扎西甲窪同澤郎華爾德到唐克，又向我提出十一條新的更無理的條件： + +　　1、 叛亂前，唐克被部隊打死的十三個老民沒有錯誤，政府要賠命價，給死者唸大經，給其家屬做衣服（據唐克駐軍反映，唐克部落十三個老民集會，陰謀叛亂，被我部隊發現，上前查問，老民等即抽出腰刀砍傷我班長，並即上馬，準備射擊，不對就用衝鋒槍將他們打死。） + +　　2、 唐克部落百姓，願住那裡，政府不得干涉。 + +　　3、 政府現有的藏族積極分子、幹部，要交給他們嚴厲處理。 + +　　4、 叛亂中搶走的物資一律不退。 + +　　5、 他們現有三股武裝，在談判中，不管發生什麼問題，不負責任。 + +　　6、 凡參加叛亂的不再外出參觀。 + +　　7、 唐克農場不再開荒地。（按：唐克農場56年3月建場，已開荒地一萬多畝） + +　　8、 對保護宗教要做出切實可行的規定。 + +　　9、 投降時間，還要推遲一個月，在這期間如有一人不願投降，就全不投降。 + +　　10、 現有槍支，一律不交。 + +　　11、 要和華爾功臣烈、澤郎華爾德和阿莽倉（黃正清弟、甘南藏族自治州瑪曲縣縣長）喝血酒盟誓，如發現政府再有錯誤，必須聯合起來共同反抗政府。 + +　　從華爾謙妻子口中透露，華爾謙之所以如此驕橫，是因為華爾功臣烈和黃正清雙方都拉攏華爾謙，加上華爾功臣烈的暗示所致。 + +　　慰問團仍本中央“百擒百縱”和民族團結的精神，可讓步的讓了步，對其無理要求加以批判，並指出其前途，再約在56年12月23日在唐克和華爾謙談判。 + +　　56年12月24日到27日，慰問團和叛亂武裝進行了會談。以華爾謙為首的一百五十多個大小叛亂頭目都來了。開始他們氣焰很高，根本不承認他們有錯誤，全部錯誤都在政府。他們思想上認為多搶一點，多打死幾個人，反正政府要寬大的。慰問團知道這與華爾功臣烈有關，故意在華爾功臣烈面前表示，無法再談，華爾功臣烈和華爾謙談後，氣焰稍斂。最後達成“對唐克土官華爾謙為首的八百四十七名叛亂武裝分子囘家生產的處理辦法”如下： + +　　1、 對華爾謙等八百四十七名叛亂武裝在外期間所犯罪惡（如搶劫、襲擊、偷盜），本中央“既往不咎”的既定政策，一律不追究，從寬處理。該等如原在各級人民政府和政協機關擔任職務者，原則上予以保留，如本人對其原職有意見，還可協商解決。 + +　　2、 華爾謙等叛亂武裝自即日起，應服從人民政府領導，遵守國家政策、法令，安心生產，不得有偷盜、搶劫、持凶、行惡、造謠、生事、製造糾紛、威脅群眾等危害社會治安、妄圖破壞民族團結的行為，否則依法制裁。 + +　　3、 對叛亂初期在唐克打死的十三個老民，除將已收繳槍支退還外，並對其家庭困難的給予適當照顧。 + +　　4、 華爾謙等叛亂武裝內屬於松潘毛兒蓋地區的五百九十一人交給若爾蓋縣長聶旺索和縣人民委員會，根據他們的意願和實情，給予適當處理，他們家庭有困難者，由若爾蓋與松潘聯繫，酌情給予適當救濟，部分人在叛亂中向群眾搶劫而倒算囘的東西，原則上可不退還，願返囘松潘者，經若爾蓋縣與松潘聯繫後，酌情給予路費，遣返囘家。 + +　　5、 現隨從華爾謙的叛亂武裝分子，屬於若爾蓋各部落的，亦應根據他們的意願，交由若爾蓋人民委員會分別安插。 + +　　6、 國營唐克農場根據當地發展農牧業的需要，除現已開墾土地繼續耕作外，擬不再開墾新地。 + +　　華爾謙等要求不參加學習、開會，可以隨其自願、政府亦不加強迫。 + +　　唐克部落可以在其原有牧場範圍內自行搬遷，地點自定、政府不加干涉，但應當和當地政府協商。 + +　　7、 上述各條屬於政府方面的，由張承武（慰問團副團長、川甘青三省邊境工作副團長）李啟堂（阿壩分區政委）華爾功臣烈、阿莽倉、聶旺索納、澤郎華爾德負責，屬於叛亂武裝方面的，由華爾謙負責。 + +## 三、叛亂武裝為何不易平息 + +　　慰問團副團張承武對爭取叛亂武裝的幾點看法：叛亂武裝9.10月份開始集結初時不多，11月份達七、八百人。分部面很廣，包括阿壩藏族自治州的黑水、松潘、南坪、若爾蓋和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碌曲和瑪曲。對叛亂武裝的爭取工作所以不易，因為叛亂武裝的組成，是在軍事上打擊基本結束之後，各部落比較堅決反對政府的上層分子，特別是松潘的一百十六個土改後的地主分子作了骨幹，他們互相設誓，要投降都投降，否則都不投降。 + +　　其次，他們有靠山。墨窪土官澤郎華爾德也準備叛亂。華爾功臣烈趁機保護草地和他的階級利益，使社會治安混亂，政府處於被動。 + +　　第三，56年8月以來一直未受到我軍事打擊，相反地佔了很多便宜，因此氣焰特別囂張。 + +　　第四，他們所處的地區是我們工作最薄弱的邊境地區，我們進不去。 + +　　第五，他們一直了解到，不管他們作了多少惡，政府遲早是要寬大他們的。 + +## 四、平息叛亂的經驗教訓 + +　　慰問團副團長張承武談平息叛亂武裝的經驗教訓時說：這次爭取叛亂武裝的成功，除了當地黨、政軍過去作了不少工作外，主要的是中央慰問團的旗幟鮮明：中央號召力大，政策明確。叛亂分子說：“中央拍了這樣大的漢官，這是不解決，何時解決。”慰問團在慰問同時，有意識地作了華爾功臣烈。澤郎華爾德和甘南的工作，盡量叫華爾功臣烈和澤郎華爾德同性，也促成了叛亂分子的投降。 + +　　其次，了解叛亂武裝的內幕後，首先作好了叛亂武裝的靠山的工作，使叛亂武裝感到墨窪問題解決後，他們不能再公開隱藏，不投降不行；使澤郎華爾德也不好再窩藏叛亂武裝。 + +　　第三，根據民族特點和叛亂武裝組成情況，根據中央政策，不咎既往，能讓步就讓步。因為叛亂武裝中的頭人，老民都是華爾功臣烈和澤郎華爾德一夥，投降又處軍事包圍下進行的。 + +　　第四，叛亂武裝是否因冬天行動不便，假投降，把公開的敵對形式轉為隱蔽的形式，這尚有待於今後的繼續工作，不能麻痺。 + +　　叛亂分子氣焰很大，囘去後，可能還有報復行動（如暗算幹部和積極分子）特別是若爾蓋的叛亂分子，他們的家屬大都在平息叛亂中被打死一些。他們不會甘心。幹部和積極分子也可能對這些人進行報復，各地黨委必須加意防止。 + +　　他們是向中央慰問團投降的，他們囘去後和地方的關係可能一下不會好，慰問團要求地委和州人民委員會派人下去協助處理一些具體問題，投降只是開始。 + +　　盡量把這些囘家的叛亂分子分散到各地安置，政治上、生活上、和他們的家庭都加以安排，做到使他們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瓦解。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4期，1957年1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5.txt b/CCRD/1/3/2/0003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120a3f44492f34bc122e35f0d1d804e64ae44 --- /dev/null +++ b/CCRD/1/3/2/000325.txt @@ -0,0 +1,25 @@ +# 浙江省领导仍未揭开盖子，文联举行座谈会提出批评意见 + +　　<《文汇报》记者乌鹏廷> + +　　（本报杭州专讯） 本报报道：当北京、上海等地热热闹闹地“放”起来、“鸣”起来的时候，浙江省却是万籁俱寂。4月30日和5月1日上午，浙江文联召开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座谈会，总算在寂寞中响起了几下更鼓声。 + +## 鸟犹如此 何况是人 + +　　座谈会上最先发言的是浙江文联主席宋云彬。他说：最近这一个时期，北京和上海许多报纸都长篇累牍地登载了“百家争鸣”的消息和文章，尤其是上海，由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亲自领导，让大家无所顾虑地发表意见和批评。就党方面来讲，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应该由各地领导同志亲自来贯彻执行。他接着说：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必须有个好的环境。打个北方，我最近养了一只金丝雀，逢到好天气，它鸣得高兴，天气沉闷或者阴雨，它就不鸣。鸟犹如此，何况是人！就“放”和“鸣”的环境来讲，浙江简直可以说是不好的。最近省委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我是文联主席，却没有接到会议的通知。我想这决不是领导上看不起那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不重视省文联这个机构。 + +## 土壤虽好但有“盖子” + +　　作家陈学昭说：“浙江的土壤，想象起来应该是很好的，但实际上是不好的。最近四、五年里，我曾两次想离开浙江——迁地为良，浙江也有些人希望我离开浙江，但我恋恋不舍的还是留了下来，因为浙江是我的家乡。浙江文艺界所以不繁荣，是有个盖子重重地盖住。我从事创作，在浙江是孤掌难鸣，有时甚至区、乡干部看得到的文件，我还看不到”。她说：“黄源同志（前省委文教部部长）说他自己是坚决贯彻百花齐放派，我觉得只有言语是不够的，要的是行动”。 + +　　越剧名演员姚水娟说：省的文化部门对剧团工作不够大胆放手，干涉也太多。如在华东地区戏曲会演获奖最多的浙江甬剧，回到浙江后就默默无闻。又像浙江越剧团是男女合演的，但我们一直没有机会到外面去露脸，别人也不知道我们实行了男女合演。她对有关领导不实事求是批评浙江越剧团很有意见。她说：最近有关领导部门的一位副部长在报告中把浙江越剧团当作典型，说别的剧团都有上缴利润，只有浙江越剧团未上缴，还补助了七万多元。我们所以未上缴，主要是为了领导上要我们去北京汇报演出，结果北京还是未去成，因为领导上认为我们水平太低，停顿了半年未公演，那里来上缴利润？这样的批评，挫折了演员们的工作积极性。 + +## 不说好坏 只是笑笑 + +　　浙江越剧团导演、曾参加“十五贯”整理工作的陈静说：过去我们团里演出一出戏，要文化局批准，后来不要批准了，但我们总感到仍有什么压着似的。如春节我们演出“闹元宵”，曾请示领导对这出戏有什么意见，领导上不说好，也不说坏，只是笑笑，这一笑，演员心里就凉了一半。又如我们今年演第一个传统剧目“沉香扇”，文化局领导上就说：浙江越剧团如果这样演下去，很危险。他说：浙江并不是没有好剧目，而是由于文化部门某些同志这种粗暴态度，任意否定了一些比较好的剧目。因此二年过去了，浙江似乎仍只有一出“十五贯”。 + +## 迟迟不前 重视不够 + +　　浙江省文联秘书长郑伯永、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处长王参如也在会上发了言。他们说：浙江的文艺工作所以像老牛破车，迟迟不前，关键在于省领导上重视不够。郑伯永说：批判教条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工作，而繁荣浙江文学艺术事业的主要障碍是某些负责同志的特权思想很严重，只有对这种特权思想加以揭发和批判，“放”和“鸣”才能蓬勃地开展。他还批评前省委文教部的领导同志在浙江省“放”、“鸣”方针还未普遍贯彻时，不首先研究如何贯彻这个方针，却本末倒置地研究文艺界存在哪些偏差和倾向，他要求省委领导同志改变“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的这种对“放”、“鸣”方针不积极贯彻的态度。 + +　　 ---- 原载1957年5月5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6.txt b/CCRD/1/3/2/0003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5a4a9157f3add4d2137ee77aae047b4e32ca16 --- /dev/null +++ b/CCRD/1/3/2/000326.txt @@ -0,0 +1,17 @@ +# 广西师范学院鸣放空前活跃 + +　　【本报消息】 自5月中旬以来，广西师范学院的政治空气空前活跃。由领导召开的各种会议上，教职员工对学院各项工作，特别是领导作风，提出了许多批评和建议。 + +　　大多数人的批评都集中在领导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方面，并且认为有些情况是严重和恶劣的。首先是长时期来，领导没有深入教学，有的同志说院领导整天忙于开会、听汇报，坐在办公室里。由于领导作风不够民主，许多重大问题没有交给群众讨论就作决定，因此在贯彻执行上时常遭遇困难、半途而废。王永华教授列举了学院在提高教学质量、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向科学进军等几个重大工作的进行上几乎件件都存在先紧后松、只有一般号召没有具体作法的缺点。虽然下面提了不少意见，但由于领导不够虚心，很少被采纳；系科和教研组决定的事，往往不被重视甚至有的受到种种限制。同时，有人批评领导对“依靠谁来办校”这一点模糊不清。徐儒教授说：过去依靠学生多、依靠少数年轻的积极分子多，老教师的作用却没有很好发挥起来。罗锦泰教授还谈到过去学院中有所谓三重三轻的说法，即重学生、重青年、重首长；轻教师、轻老年、轻群众。总务长万仲文认为这是一种宗派主义情绪。他说：几年来，党委对我们也作了些工作，表面上也很客气、尊重。但是学校党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老教授的态度上，却有着宗派主义情绪。我总有一个感觉，领导上对一个知识分子，没有从他实在的知识水平去对待他，好像有了下列六种情况之一就对他不尊重：一是历史复杂的；二是政治思想所谓后进的；三是教学观点上稍有些问题的；四是教学效果不大好的；五是生活上和工作作风上稍有点人情味的；六是跟领导上的意见不一致的。只要有这六条之一，就得不到尊重，我院只有二十多个教授，看来大家都有这六点中的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对我们知识分子便变成政治上不够信任、工作上不够尊重、生活上不够照顾、感情上不能接近了。 + +　　另外有不少人还从其他方面指责了宗派主义。如在人事安排上“用人唯亲”，在干部提拔上大部分是提拔党员，工资待遇党员高于群众。陈学宽(财务科长，民革支委)认为学院对干部质量重视不够。他说：干部的质量就是德才，但现在对于干部的德才比重关系，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了。现在应该强调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了，不要再强调德了，要强调真才实学。黄现璠教授说：“医学院要高中毕业生作院长”，“某些农村中用不识字的人当校长”。“农村中和县委机关中的党员像皇帝一样”。他说：“把共产党员当作万能论是不对的”。“初中水平的县委书记，怎么能领导大学毕业生呢?” + +　　有人认为，由于领导上和某些党员的宗派主义情绪，加上有些党员又有特权思想，以及对非党干部的歧视和不信任、有职无权，所以严重的影响了党群关系的融洽。毛赐麟(教务处科员)说：从历次运动的结果来看，使人感到党员实在有点可怕，起码也是“敬而远之”了。黄现璠教授在提到非党人士职权问题时还认为：现在一般说非党人士作负责人的都是傀儡，全国都是如此。他说：我们应做到有职有权有责。 + +　　关于学校的领导问题，也有人提出了意见，他们认为学校里也有以党代政的现象。龙明勋副总务长认为：学校里的线，主要应该是行政系统的线，学院工作不应该是党委作决定，应该由校委会作决定。陈学宽还说：“去年党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但是许多关系很不明确；究竟什么叫互相监督，共同负责?没有制度、没有办法。我认为应该从设计到施工都由民主党派参加，这才叫共同负责。” + +　　冯振教授说：我是拥护党、爱护党的。但是拥护党和爱护党是相对而言，而不是绝对的。假如党变了质，它与群众利益相违背的时候，它就必定会失去人们的热爱和拥护。因此，希望共产党能以国民党为什么失败作为自己的一面镜子，这样人民对党的拥护和热爱才不会减少。他举出汉高祖的例子，劝共产党要“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要“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或“祖宗得之、子孙失之”。 + +　　目前，中共广西师范学院党委已就大家所提出的许多意见，分别进行研究处理，有些可以立即改进的，便立即予以改进。据悉，院领导还决定在学期结束前后，专门利用一段时间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同时就某些不同意见进行争鸣，以便划清界限、辨明是非。 + +　　（来源：《广西日报》1957年7月5日。原题为：“广西师范学院鸣放空前活跃：黄现璠说非党人士做负责人都是傀儡/万仲文列举六条党对知识分子不信任不尊重的‘标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7.txt b/CCRD/1/3/2/0003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b7a558ed41db907cac4d758c9a64f3764b8572 --- /dev/null +++ b/CCRD/1/3/2/000327.txt @@ -0,0 +1,75 @@ +# 上海作协讨论毛主席报告中的意见综合 + +　　<上海市委宣传部文艺处> + +## 一、对领导的意见 + +　　（一）有人认为教条主义上下都有，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如“中国建设”转载“卖猴儿”，梅益同志就有意见；如人民日报一幅反对建设中铺张浪费的漫画，慈禧太后拍拍建设人员的肩，说他用琉璃瓦盖厨房，比自己还会用钱，中宣部认为这样讽刺不妥当。 + +　　（二）上海教条主义很强，赞成大胆放的，连10％也不到，要打通教条主义，党委领导也是一关，党委支持得少，批评得多，清规戒律很多。比如电影问题的讨论不敢搞透，主张大胆争鸣的（林放）受到围剿。有啥吃啥的争论后，理论、什文、创作都受拘束了。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需要领导上表示态度，介除文艺界思想顾虑。 + +　　（三）对于繁荣创作，上海只停留在口头号召上。虽然口头号召，但领导决心不大，对于上海如何作法，没有具体打算。有人提出武汉党委和作协，对于作家创作、体验生活、反映重大题材和培养新生力量等，有统一计划和安排，上海应学习。 + +　　（四）出版社同志反映：领导上样样事情要党员带头，就是搞创作不让党员带头。 + +　　（五）文艺领导对戏曲、电影抓得紧，对文学不够重视。 + +## 二、对作家协会的意见 + +　　（一）认为作家协会工作机关化，脱离群众。只是发通知开会和填表格，对于推动创作，如规划、帮助作家专业化、安排业余作家的假期、和介决作家创作中的困难，很不够。有人认为创委会无人负责，平时对组织创作不作工作，但在总结时却把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发表的优秀作品都算在作协的工作成绩中，把文艺月报的优点、毛病也写上，这不符合作协的实际工作情况。 + +　　（二）关于业余创作问题。有些单位的业余作家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受到讽刺，感到环境压力很大，如“展望”修孟千同志，党委部委员说他业余创作是搞地下工厂，有名利思想，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人拿了稿费，别人讽刺他可以自费到苏联旅行。业余作家的创作假期，普遍要求赶快贯彻实行，希望作协机关的作家首先带头，树立榜样。许多单位请假不发薪水（如“展望”、少年儿童出版社等，少年儿童出版社有人说创作假是留职停薪），希望能加以介/解决。关于假期的时间，有人认为三个月太短，不能介/解决问题，希望能够一、两年、至少半年一轮换。有人提议可以比较机动一些，如两年假期合在一起，或一次十天，一次半个月。■一次一、二天（全年不超过3个月）以作家的需要来具体安排。 + +　　（三）关于专业作家停止供给，实行创作贷金的办法，有人认为这是对作家的■。有人认为有点矫枉过正，许多老作家，长期脱离生活，长期不动笔，一下子成为国家债务人，不能安心写作。有一位老作家本来积极要求专业创作，现在就不敢要求了。青年作家，也没有自给的把握。有人■给作家最低生活费用，将来“成龙”后，再捐助贷金。有人■搞得紧张，希望能按照具体情况订个办法，■而影响创作。 + +　　（四）对青年作家■培养问题，有人认为放在编辑部不适当，应放到生活中去，■青年作家（如唐克斯、福庚）也想较长期地回到生活中去，担任一部分工作。有人认为放在编辑部里容易提高，如胡万■等。希望留在编辑部。编辑部人手多些，轮流下去，有人认为不必走两种极端，可依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安排。 + +　　（五）■收一批有一定水平的会员，扩大队伍，并把具有全国水平的■给全国作协。 + +　　（六）有人提出作协工作应由全体会员轮班来作，这样全体会员都有责任作作协工作，作协机关中的作家也可以有机会写作。 + +　　（七）有人建议作协工作要社会方式一些。作协领导多和会员接触，多召开些诗歌朗诵会，请作家分析古典作品，帮助新作家学习古典传统等等。 + +## 三、对报、刊、出版社编辑部的意见 + +　　（一）对解放日报编辑部有意见，认为解放日报编辑部教条主义势力很大。 + +　　（二）编辑部不尊重作者，要作者根据编辑部意图开花，认为现在“放”不出来，“鸣”不起来，编辑部关系很大，编辑部的教条主义打不垮，“放”、“鸣”要打折扣。 + +　　（三）报刊和出版社的标准问题。过去新作家都是先在报刊发表文章，后出书，而现在，刊物要求高，出版社要求低，刊物不用的稿件反而能出书，这很不正常。 + +　　（四）报刊有崇拜权威现象，如叶圣陶的“干杯”和臧克家的“在毛主席那里作客”，写得不好，都发表了，后者还放在“诗刊”第一篇。 + +　　（五）有人建议上海办一诗刊，有人建议上海办一个少年儿童文学的同人什■，有人建议扩充翻译园地，报刊多发表一些翻译作品，各省出版社多出些翻译书，上海办一个翻译什志（有人认为纸张紧张，可不办）。 + +　　（六）书籍■掌握在新华书店手中，该多出的少出，不必多出的多出，建议改变这种不合理情况。对稿费问题，有人提出，现在稿费标准即使每年写十万字，也无法自给。 + +　　（七）刊物编辑有人提出，认为现在要求越来越高，而自己知识少，很难胜任，有人提出希望作家能轮流作编辑，以加强编辑部；有人提出作家当编辑不一定每天坐编辑部，可以只研究文学问题，而不管其他行政事务；有人建议编辑部人员最好少而精，建立责任编辑制，减少层次。 + +　　（八）报刊编辑部同志对如何贯彻“百花齐放”感到苦恼，究竟如何才算花？有些把党的工作写得一团糟，发不发表？有人提出一个刊物，无法容纳“百花”，建议最好刊物能够分工。 + +　　（九）关于纸张问题，上海出版部门分配不合理，如美术出版社分配5万令，用不了，新文艺出版社只分到3万令，不够，许多初版书、再版书都不能出，会影响到出版社与作家关系，希望合理介决。 + +## 四、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见 + +　　（一）关于思想斗争问题，有人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武装革命，没有经过应有的思想斗争，现在“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补思想斗争的课，有人认为思想斗争过去也有的，但没有充分展开。有人认为从五四以来就开始了思想斗争。有人认为过去在国统区对敌人思想斗争激烈，但人民内部展开思想斗争较少。 + +　　（二）对如何贯彻“百花齐放”，都感到具体掌握困难，掌握得太紧，一花独放，不对，太开放，也不对。对于毒草问题，有的明知是毒草，就不该放，而有人认为有些作品，即便知道是毒草，它不暴露就不能批评，而且，有些创作，起初很难断定是香花还是毒草，如王蒙的小说。有人提出不要顾虑太多，即使是■，■也会发生副作用，如闹事的学生，很多喜欢看“约翰·克里斯朵夫”，约翰是鲜花，而这些学生却只要他的个人主义，再如斯大林本以为是鲜花，却还有一分■，所以应该大胆放，不要怕被敌人利用。 + +　　（三）有人认为“百花齐放”中的毒草，理论方面容易分辨批判，创作上比较难。有人认为写人民内部矛盾，小品文容易写，而小说要求全面、典型，比较难。 + +　　（四）理论方面。争鸣的勇气还不够，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典型等问题文章很少，而何值文章，就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帽子，对开展争鸣不利。 + +　　（五）批评方面，有一窝蜂现象。比如对“吻”和“爱”，群起围剿，不好。有人认为“吻”等如果不这样及早打下去，也许“星星”会形成一个流派，如徐志摩的“新月派”，并且认为你如果认为“吻”写得不好，不要光批评，要自己拿出货色来，拿出写得好的“吻”来。对伍买“风格”的批评，有人提出批评者和拥护者都没有抓到主要问题，认为批评文章应该考虑周到。现在的争论有许多是人为的矛盾，把力量放到不必争的方面去，如什文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谈作品的思想性，或只谈作品的艺术性，不能就说是片面；如研究国画，中国画■，有很多玄妙用语，用了就被批评唯心论，如解放日报批评一位作家的作品的介绍，说是文理都不通，令人啼笑皆非。解放日报对■的批评，形成一种祸害，虽说党报批评也可分辩或反批评，但很困难的。 + +　　（六）有人以为把现在爱情作品、抒情诗泛滥作为一种偏向，太偏激，因为过去对这类作品是压下去，现在多了一些，不足为奇，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好的太少。 + +　　（七）儿童文学中应如何贯彻“百花齐放”，有人认为儿童缺乏辨别能力，不能分辨鲜花毒草，是否应该在一定范围。有人提出目前儿童文学清规戒律多，很多从教育观点来要求，而脱离了文学的特点。 + +　　（八）关于翻译作品，有人认为把力量放在主流上；有人认为如除主流外还可以放一些其他，以扩展读者知识，如厨州白村、尼采的作品，一些不上不下的作品可不放；有人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作品要求严些，对资本主义国家作品可宽些。 + +　　（九）有人认为生活中教条主义势力很大，不赞成就是反革命，就是小集团，这公式太可怕，如果不反掉，不能消除顾虑。（文艺处） + +　　此件发：本部部长各1分，文艺处1分，办公室2分，存档2分。 + +　　来源：A22-2-585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8.txt b/CCRD/1/3/2/0003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71f8b093efd82aba5463d3ae731e73651b60552 --- /dev/null +++ b/CCRD/1/3/2/000328.txt @@ -0,0 +1,29 @@ +# 首都各大学大字报的综合报道 + +　　<潘文彬> + +　　《光明日报》讯：　近一周来，首都各高等学校的民主空气非常活跃，学生们在不耽误功课的原则下，以受教育者的亲身的感受，通过各种形式，对学校教育工作提出了不少意见，帮助学校党组织进行整风。 + +　　（北京大学学生开辟“民主墙”，针对“三害”提出尖锐批评的情况，本报已于26日报道了。在最近两天中，北京大学大饭厅前的“民主墙”，继续张贴了许多大字报。中文系研究生和学生的大字报“任林内尖”，揭举具体事实，就毕业生分配工作、选派留苏学生等等，对高教部和学校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三个坏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27日大饭厅前的墙壁上，贴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上边写着毛主席的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 +　　从5月24日起，清华大学学生也贴出了近千张大字报。很多大字报对去年讨论教学计划时，该校领导对钱伟长副校长所提应当加强理论基础课的态度，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围剿”，是该校领导宗派主义情绪的突出表现。许多大字报表示支持钱伟长先生的意见，有的大字报要求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有些大字报表示欢迎老教师讲课，希望改变过去的作法，使他们学得更多的知识。有些大字报还提出了“理工合校”的问题，赞成华罗庚先生所提出的意见，希望高教部试办理工大学，有些教授也同意这个意见。对政治辅导员制度，提出的意见更多，很多大字报希望取消这个制度。 + +　　表扬“先进集体”的作法，当年在清华大学是搞得最热火，而且学校一向坚持这种作法的“积极作用”。这次，不少大字报批评了这种作法，连被表扬为先进集体的水利系95班，也提出了反对这种作法的意见。 + +　　清华大学学生除了张贴大字报外，还出版了油印的刊物，并且已经开始举行座谈会，给学校领导提意见。(以上为潘文彬执笔) + +　　这几天，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的民主空气空前活跃。大字报像雨后春笋，许多教室的门前和墙壁上都张贴着各种名称的大字报，课余时间，前往观看的人络绎不绝。25日和26日两天的晚上，还先后开设了五个“自由论坛”。很多班级的学生则在课余举行了座谈会，发表意见。 + +　　大字报对教育部和学校中的官僚主义提出了批评和指摘。制图专业四年级的学生对教育部盲目开设制图专业，非常不满，有一张大字报写着一首诗：“苏联专家一句话，教条主义连声夸，图画制图便成系，目的不明就起家，误人子弟知多少，前途渺茫往何方。”另外一张贴在教育楼门前的大字报，揭发了一个平时人们不了解的秘密。教育部某司长的爱人左企霞是教育系学前教研室副主任，她和另一个姓张的副主任是同职，评薪时，教育系主任彭承说：左不在组内评。发表后左的工资竟比张的高一级，既未开课，又不懂业务，是凭关系和资格来充当副主任的，而工薪反比懂业务的副主任高，认为这不是‘按劳取酬’而是凭资格吃饭。同时，学生们还访问了黄药眠，李长之、萧璋等教授，用大字报形式发表了他们对学校整风工作的意见。 + +　　有的学生在大字报上提出，要求学校停止考试帮助整风。这种意见遭到很多学生的反对。地理系二年级一群学生签名的大字报上写出：整风是长期的，争鸣是党的政策，这决不是三两天一股风能突击成的，我们坚决反对停止考试。现在北京师大的学生都在一边帮助整风，一边紧张地学习，准备迎接学年考试。(以上徐颕执笔) + +　　北京航空学院的大字报，表现了众采纷陈的景象。有的大字报要求学校领导把整风工作好好地领导起来，采取措施，针对该校的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解除群众的顾虑，不要落在群众的后面。3306班的学生在一张大字报上说，他们听了报告之后，相信党委会有决心把整风工作做好，但是领导上接受批评、承认错误的空气还不够，有些青年教师也出了大字报，他们希望大家大胆揭发“三害”在教学工作上所造成的恶果。政治课教研室在一张大字报上，还提出在整风中要及时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为着解除群众的顾虑，还要注意从思想上来解决问题。 + +　　自上周开始，北京石油学院学生也张贴了许多大字报。大字报的名称有“窗边草”、“矛盾”等等。有的大字报对学生实习负担过重提出了意见。学生会也编出大字报“大学生论坛”，并且通知每天下午六点半以后，在学生会办公室接待学生来访，以便在“大学生论坛”上把学生的意见发表出去。北京钢铁工业学院学生的大字报，比较集中地对学校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提出了意见，同时，在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上也提出了许多意见。北京俄语学院学生的大字报则集中地对该院领导上的宗派主义进行了批评。有的大字报指出，连各班班长都是由人事科指定党员担任，而这些班长实际上成了各班的“小皇帝”，他们自视为“上级特派员”，以说明该院的宗派主义情绪已侵蚀到了学生生活中，说明该院缺乏民主空气。北京电影学院学生从25日起，也编出了“野花”、“和风”、“扬声器”、“镜子”等四种黑板报和大字报。北京地质勘探学院的党委会，则已接受建议，对近千张大字报上所提出的一些问题，开始进行检查。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除编出了许多大字报外，许多班级的学生还开了座谈会。同时，共青团还召开了团员大会，号召大家一边努力学习，一边帮助学院整风。 + +　　根据记者连日的接触，首都的大学生都在努力准备功课，迎接即将到来的学年考试。但是，他们是非常关怀学校的整风工作的。他们希望自己更好地成长起来，希望学校的工作在这次整风中克服缺点，大大地跃进一步，他们怀着这样的心情热烈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希望帮助学校做好整风工作。(以上潘文彬执笔) + +　　注：这篇综合消息，在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同志极力反对下才未发表。 + +　　（来源：　《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29.txt b/CCRD/1/3/2/0003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7102d1ea5daf80406c8f65bdc908ff1bf58c72 --- /dev/null +++ b/CCRD/1/3/2/000329.txt @@ -0,0 +1,39 @@ +# 中国作协讨论毛主席报告中的意见综合 + +　　<中宣部文艺处整理> + +## 一、对领导的意见 + +　　（一）有人认为教条主义上下都有，包括中宣部的一些同志。如“中国建设”转载“卖猴儿”，梅益同志就有意见；如人民日报一幅反对建设中铺张浪费的漫画，慈祥太后拍拍建设人员的肩，说他用琉璃瓦盖厨房，比自己还会用钱，中宣部认为这样讽刺不妥当。 + +　　（二）上海教条主义很强，赞成大胆放的，连10%也不到，要打通教条主义，党委领导也是一关，党委支持得少，批评得多，清规戒律很多，比如电影问题的讨论不敢搞透，主张大胆争鸣的（林放）受到围剿，有啥吃啥的争论后，理论、杂文、创作都受拘束了。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需要领导上表示态度，解除文艺界思想顾虑。 + +　　（三）对于繁荣创作，上海只停留在口头号召上。虽然口头号。但领导决心不大，对于上海如何作法，没有具体打算。有人提出武汉党委和作协，对于作家创作、体验生活、反映重大题材和培养新生力量等，有统一计划和安排，上海应学习。…… + +## 三、对报、刊、出版社编辑部的意见 + +　　（一）对解放日报编辑部有意见，认为解放日报编辑部教条主义势力很大。 + +　　（二）编辑部不尊重作者，要作者根据编辑部意图开花，认为现在“放”不出来，“鸣”不起来，编辑部关系很大，编辑部的教条主义不打垮，“放”、“鸣”要打折扣。…… + +　　（八）报刊编辑部同志对如何贯彻“百花齐放”感到苦恼，究竟如何算花？有些把党的工作写得一团糟，发不发表？有人提出一个刊物，无法容纳“百花”，建议最好刊物能够分工。 + +## 四、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意见 + +　　（一）关于思想斗争问题，有人认为中国革命一开始就是武装革命，没有经过应有的思想斗争，现在“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补思想斗争的课，有人认为思想斗争过去也有的，但没有充分展开。有人认为从五四以来就开始了思想斗争。有人认为过去在国统区对敌人思想斗争激烈，但人民内部展开思想斗争较少。 + +　　（二）对如何贯彻“百花齐放”，感到具体掌握困难，掌握得太紧，就会一花独放，不对；太宽。毒草多放，也不对。对于毒草问题，有人认为明知是毒草，就不该放，而有人认为有些作品，即使知道是毒草，也应该放，不暴露就不能批评，而且，有些创作，起初很难断定，是鲜花还是毒草，如王蒙的小说。有人提出不要顾虑太多，即使是鲜花。有时也会发生副作用，如闹事的学生，很多喜欢看“约翰·克利斯朵夫”，约翰是鲜花，而这些学生却只要他的个人主义，再加斯大林本以为是鲜花，却还有三分毒。所以应该大胆放，不要怕被敌人利用等等。 + +　　（三）有人认为“百花齐放”中的毒草，理论方法容易分辨批判，创作上比较难。有人认为写人民内部矛盾，小品文容易写，而小说要求全面、典型，比较难。 + +　　（四）理论方面，争鸣的勇气还不够，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典型等问题文章很少，而何直文章，就扣上小资产阶级思想帽子，对开展争鸣不利。…… + +　　（六）有人认为把现在爱情作品、抒情诗泛滥作为一种偏向，太偏激，因为过去对这类作品是压下去，现在多了一些，不足为奇，现在不是太多，而是好的太少。 + +　　（七）儿童文学中法如何贯彻“百花齐放”，有人认为儿童缺乏辨别能力，不能分辨鲜花毒草，是否应该在一定范围。有人提出目前儿童文学清规戒律多，很多人教育观点来要求。而脱离了文学的特点。 + +　　（八）关于翻译作品，有人认为翻译应把力量放在主流上；有人认为如除主流外还可以放一些毒草，以增加读者知识，如厨川白村、尼采的作品一些不上不下的作品可不放；有人认为对社会主义国家作品要求严些，对资本主义国家作品可宽些。 + +　　（九）有人认为生活中教条主义势力很大，不赞成就是反革命、就是小集团，这公式太可怕，如果不反掉，不能消除顾虑。（文艺处） + +　　来源：上海市档案馆，A22-2-585，第1-6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0.txt b/CCRD/1/3/2/0003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d70269f1f2373a7f6a8cf5a1ccdc0d4e1edc1c --- /dev/null +++ b/CCRD/1/3/2/000330.txt @@ -0,0 +1,23 @@ +#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 +　　<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 + +　　本报编者按　这篇文章载在４月２９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 +　　＊　　　　　　　＊　　　　　　＊ + +　　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百家争鸣的方针，从遗传学上来看，对于鼓励独立思考、促进科学家的团结以及推动科学研究等，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而也就难于理解为什么现在还有人提出“放”与“收”的问题。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说：“百家争鸣是发展科学，发展真理的方法。”我个人体会，毛主席的这样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在学术方面，是非曲直，惟有通过争辩才能搞得清清楚楚，所以真理愈辩愈明就是这个道理。 + +　　既然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的最为突出，其后果如何是大家所熟习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 + +　　百家争鸣也应该认为是使科学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从遗传学方面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８月的青岛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争了一场，鸣了一番，对目前存在的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学派间的互不了解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的看法，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接近。在研究及教学方面，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也初步找到了共同的基础。这样一来，两个学派多少作到了互相尊重、互相团结。本来，科学的客观真理，只能有一个，而科学家的共同愿望就是寻找这个真理。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通过具体的研究工作，遗传学中目前存在的两个学派，会逐渐融合为一，那就是说只有“家”而没有“派”。我希望所有的中国遗传学工作者都能以此为奋斗的目标和努力的方向，因为到了那个时期，我们就会作到真诚的团结。 + +　　青岛会议在遗传学上的另外一个收获，是使大家一致认识到要争得热烈、鸣得响亮，就必须拿出自己的资料，在自己的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因此，在会议之后大家都动起手来，开始进行研究工作。在这里也应该指出，遗传学的研究工作可能与其他科学有些不同，因为必须有一定的设备和充分的时间，才能够使所研究的生物能够繁殖和传代。而且就摩尔根学派的工作者来说，他们对这方面的需要尤为迫切，因为我们过去的基础就比较薄弱，近来又被放弃了一个较长的时期。现在纵然有一些人已经恢复工作，但毕竟还是一个新的开端。这就是说，为了更好地推动遗传学的研究，问题绝不是“放”的过多而是如何“放”得更多一些，使它真正能够得到百家争鸣方针的阳光和甘霖。 + +　　过去有人主张要争鸣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之内来争鸣；现在又有人担心，好容易在中国建立起来的唯物主义，又要被抬起头来的唯心主义给压下去了。这样对待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态度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是这种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百家争鸣的方针对立起来的看法，我觉得是不恰当的。因为照我个人粗浅的体会，为了坚定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建立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我们一定要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无可争论的。但是如果不把所学的政治理论当作教条来看待，而把它当作我们行动的指南，那就有必要把它贯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每一个细节之中，贯彻到我们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之中。实际上，真正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而实事求是就是唯物主义的。真正的科学方法就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兢兢业业，对每个小问题都加以仔细的分析。好的科学方法当然是从普遍联系与历史发展看问题；一句话，好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辩证的方法。我认为辩证唯物主义是由科学的成就中抽出来的客观真理，然后再用它反转过来指导科学研究的。因此，真正的科学，它本身就是唯物的；正确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辩证的。科学家为了更好地推动自己的研究工作，为了使自己研究的成果经得起实践的考验，就一定会自觉地、主动地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钻研他们的思想方法。科学研究和辩证唯物主义是自然和必然的结合，而不是偶然和勉强的结合。我记得列宁好象这样说过，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必须通过他自己的工作。可能就是这个道理。由此可见，政治学习与科学研究是可以很好地统一起来的；而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促进科学家的思想改造和推动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可以起到很大的积极作用。 + +　　最后，为了在遗传学方面进行更热烈的争鸣，让我提出两点希望和要求。第一，我们迫切需要时间。这里的“时间”有两个略为不同的含义：首先，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更多人的时间来进行研究工作，至少保证每周的六分之五。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因为近来大家好象忘记了我们确实而且经常有这种需要，因而各种会又渐渐开的多起来，时间又拖的长起来了。“时间”的另一个含义是搞好研究工作要靠大量资料的积累，要靠长期的、艰苦的、但极其平凡的工作。这样就不能要求在很短的时间内，拿出一定质量的成品。 + +　　我们的第二个要求是扩大空间，容许我们在国内进行更多的联系和协调工作，在国际多建立专家之间的交往。由于过去强调保密工作的重要性，不能不使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在个人直接通讯上存在着一些顾虑，因而长期下来也就失掉联系。最近我们提出赶上国际水平的口号，但是遗传学方面的某些部门，目前的国际水平究竟是什么，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摸清。长此下去，势必闭门造车，要浪费很多摸索的时间。当然，我们有一个专管对外文化联络的机构，这样的事可以通过他们去搞。但是这里积压情况甚至丢失事件，是在所难免，而且手续繁琐，不能给我们多少鼓励。因此，我很希望能够得到明确的指示和充分的条件向国外专家进行个人联系。这与发展我们的科学是有好处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1.txt b/CCRD/1/3/2/0003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57e57b837ef1a77d2ffe73892a3f2f6edc251bb --- /dev/null +++ b/CCRD/1/3/2/000331.txt @@ -0,0 +1,17 @@ +# 没有大“放”的原因何在？ 上海文艺界巴金等人对领导提出批评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上海作家们最近围坐一堂，座谈“怎样大‘放’”问题。 + +　　上海作家的队伍是强大的，从全国来说，仅次于北京。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后，上海文艺界的状况虽然有所进展，但总的情况，是没有大“放”起来。 + +　　问题在哪里呢？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创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二是需要大“放”的广阔的园地。文艺领导对作家生活的照顾，是做了工作的。但是，对于作品怎样产生，对作品怎样看法，却没有人研究。上海有话剧传统，有全国最好的演员，话剧又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很好的工具，但是，剧本不能出版，话剧上演的场所又很少。话剧剧场与越剧、地方剧和滑稽剧的剧场相比，是一比四、五十。对这样的不正常情况，一直没有引起领导上的重视。 + +　　如果仅仅是不管，问题还简单一些，可是，有时管得过严，又不恰当。主要表现是批评多，鼓励少。许多作家都对批评感到压力。巴金写了“有啥吃啥”的杂文，遭到了批评。靳以为了一篇五百字的短文，也引起了风波。许杰谈到他解放后写东西少的原因，他列举了所写的诗、小说和鲁迅研究，几乎都挨了批评。因此，他写起东西来就胆小了。反正少写一点没有错，错了挨批评不大舒服。问题还不在怕错、怕挨批评。正当的批评对于一个作家永远是一个推动的力量。问题是许多批评，使人心里不服。巴金举了一件事，说明领导上对创作问题，是不大同作家研究的。他的小说“家”改成电影，有一些地方，他是不同意的，等把他叫去看的时候，他提了意见，也没法改了。上海作家协会应当管创作，却做了许多一般机关所做的事，把本身的事丢在一边。许多担负工作的作家，没有写作生活。读者要求很多，没有时间写作，作家心里很苦恼。今年开始作家要靠稿费生活，这更是个大问题。靳以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副主席，他以自己多年的体会，谈出作家需要怎样的领导。他说：领导作家是一件难事！多过问，作家紧张；不过问，作家又说不关心。靳以说：过去到中央开会，总是很兴奋，回来以后，许多事情办不通，热情就慢慢冷下来了。究竟怎样领导作家呢？他提出五多：多管、多关心、多批评、多听取大家意见、多了解文艺工作的特点。 + +　　要放出奇花异朵来，没有广阔的园地怎行呢？花是要百花齐“放”，但是，出版社却是一花独放。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是由原来的五家出版社合并成的。一年出五百多种书，这个数目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种类差不多，可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全年有十万吨纸，新文艺出版社只是三万三千吨纸，最近才增加了一千吨。目前出版界的混乱现象，是与中央出版局的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傅雷、巴金都说：出版工作的许多章程制度，都是太死太板，不符合实际情况。重版的书，不管质量如何，也不管读者需要，一律按照章程办事，很多书就出不来。我们要学习鲁迅，可是买不到鲁迅的书。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巴金的一些作品，都脱销了一年以上。更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出版书根据运动办事。农业合作化高潮，有关农业合作化的书多得了不得，一阵风过去了，书积压起来了，有的积压过几百万册。巴金说他视察出版工作时，看见成堆卖不出的书，心里很难过。他说：这不能光指责下面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啊！罗稷南说：出版的书品种要多些，印数要少些。要多走群众路线，不要由几个人决定。罗稷南认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过去出版的工具书、科学技术书和古典著作，有很多是好的，即使有些不好，也可修改整理出版，不必要重新做起。前人的劳动，是应当尊重的。 + +　　此外，傅雷还提到了稿费制度不合理，影响创作，也影响作家生活，希望中央有关部门尽快解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2.txt b/CCRD/1/3/2/0003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0d57b99ea7884a85d9a0c3a34e36908672e4bb --- /dev/null +++ b/CCRD/1/3/2/000332.txt @@ -0,0 +1,23 @@ +# 勤俭建国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天是全世界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伟大节日——五一国际劳动节。经过了长期牺牲奋斗而得到胜利的中国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同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一起欢庆这个光荣的斗争的节日。 + +　　在欢庆这个节日的时候，在检阅我们自己的力量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清醒地认识我国人民当前的中心任务：勤俭建国，学会建设的本领，把我国尽快地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 + +　　中共中央今天发表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关于整风运动，我们将在另外的机会去作比较详细的讨论。整风运动的目的，如中央的指示所说，是为了进一步地更好地领导全社会的改造和新社会的建设，是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以便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指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干部的要求之一，就是检查对于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的执行情况。我们想利用今天的机会，着重对这个问题说一些意见。 + +　　今年是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我们要在今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为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好准备。在过去四年多的时间中，我们获得的成就是巨大的。试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中心，工业的基本建设，四年多以来，开始施工的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累计达到七百五十个左右（包括非工业部门的建设项目），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达到八百二十多个，其中竣工的将有四百多个。这就大大改变了我国落后的经济面貌。钢铁的年产量，已经由解放以前最高的九十多万吨增加到四百多万吨。机器制造工业，已经能够制造过去我国根本不能制造的飞机，汽车，若干大型和精密的工作母机、冶金设备、矿山机械、发电设备，精密仪器，等等。其它电力、煤炭、石油、化学工业，也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轻工业部门的投资，逐年有所增加，单是纺织工业，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限额以上的项目由三十六个增加到四十六个，只是棉布的年产量，已从五千多万匹提高到一亿七千多万匹。到今年第一季度，五年计划规定的工业部门基本建设投资二百五十四亿元（包括原计划以外的新的工业部门的投资），已经完成了二百亿元左右，预计到今年年底将超额完成４．５％。从东北到海南岛，从祖国的心脏北京到边远的柴达木盆地，到处一派兴旺气象。这样建设的规模和速度，引起了所有来我国参观的外国朋友们的惊讶，就连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深远意义。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鼓舞着我们继续前进。所有这些成绩的获得，是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集中人力、物力、财力、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得来的；也是在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帮助下得来的。 + +　　经济建设上的巨大成就，当然是令人兴奋的，当然是值得我国人民骄傲的。但是这些成就能否说明我们已经学会了建设呢？还不能这样说。在几年的建设过程中，证明了我们的力量，但是也暴露了我们在领导经济建设中还有不少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使我们在许多方面离开了勤俭建国的方针。比如：新的工业基地偏大，事事求新求全；工厂设计标准过高，常常要求都是全能厂，不善于组织厂际协作；城市规划上的大城市思想，脱离实际地强调远景规划，只求美观，不讲经济；对于原有的企业和城市建筑，常常看成是“烂摊子”，想统统换掉才称心；认为新的建设，一定要是大型的、现代化的、自动化的、富丽堂皇的才象个样子；希望“别人有的，我们也有”，“别人有什么最好的，我们也有”。而在基本建设的体制和基本制度上，由于缺乏经验，形成各个工业部门互不通气，互不协作，在同一个地区各干各的；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矛盾百出，不是亲密团结、互相帮助、克服困难、共同搞好建设，而是互相扯皮，抵消力量，耽误工程建设。在施工过程中，准备工作不够，设计赶不上施工，不等图纸到来就开工，材料不足，调度不灵，经常是冬季赶工，春季窝工。此外，防空、防火、卫生等方面的要求，不合实际，定额过死过高。总之，这等等造成了建设中种种的不合理现象和巨大的浪费。许多负责建设的同志，在建设中不惜工本，追求豪华的思想，相当普遍，以致在建设中，我们确实办了不少傻事，多花了钱。当然，这种不合理的建设和浪费现象，绝大部分是由于过去我们没有搞过建设，不会不懂而来的。这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看到这些傻事，不急起直追地取得教训，纠正错误，彻底坚持和贯彻实行勤俭建国的方针，那么，今后就会犯更大的错误，造成更大的损失。 + +　　我国是一个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但又是一个经济落后的穷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是我们的优越条件。依靠勤劳勇敢的广大人民，是保证我国克服困难，进行建设的重要条件。不过人多，也带来了人多的困难。六亿人口每人每天多吃一两米，一年就要一百三十五亿斤米，这个数字比日本１９５５年的粮食总产量一百一十一亿多斤还要多。六亿人口每人每年多穿一身衣服，用布七尺半，全国就需要棉布四千五百万匹，只略少于英国１９５５年的棉布总产量约四千八百万匹。穷，曾经逼迫着我们革命。为了追求幸福的生活，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中国人民吃够了苦中苦。现在，革命成功了，但是穷的现状，却不可能在一个早上改变。百废待举，在我们努力工业化的长途中，不能不遇到重重困难。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历史，比起资本主义国家来，落后了一百多年。七年多来，我国建设的发展虽然以惊人的速度前进，但是以这些工业数字来计算六亿人口平均的工业水平，仍然是很低很低。我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自然灾害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计划。这样，在一方面，国家大而穷，只有发展工业，才能改变我国的落后和贫穷状态；而另一方面，要搞工业，就得有资金，而我们的资金又不可能是很充裕的。这个矛盾，就是我国进行建设所面临的难题。因之，我们只有依靠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辛勤劳动，只有依靠在建设中，精打细算，少花钱，多办事，发挥每一元资金最大的作用，认真执行党的勤俭建国的方针，才能把全国人民的愿望——尽快地建成先进的工业国，变成现实。 + +　　要把六亿人口的贫穷的落后的中国，建设成富强的先进的工业国，是一个艰巨的事业。我们能不能实现勤俭建国的方针，能不能学会建设的本领，并且避免犯大错误呢？关键在于党的领导，在于全党是否能够虚心学习，不断从错误中学到本领；在于克服党的队伍中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紧紧地同全国人民在一起，艰苦奋斗。 + +　　可是，值得警惕的一种情况，是近几年来，党内发展起来的一股歪风。有的党员，滋长起骄傲自大的情绪，站到群众头上，总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很少倾听群众的意见，发展了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有的同志，发展了官僚主义作风，安于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摆出一副“官”架子，不顾群众利益，工作中实行强迫命令的办法，靠党的威信吃饭。有的同志甚至思想上开始蜕化，斤斤计较名誉地位，一味追求生活上的享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种情况，是同全国广大人民勤俭建国的要求不相容的。不彻底纠正这种恶劣的倾向，勤俭建国方针的实现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党中央的整风指示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真正同群众同甘共苦，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目前，有不少地区，县区乡各级干部，已经开始改变领导作风，脱鞋下田，参加生产，领导生产。他们的这种正确的工作方法，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不但大大推动了争取今年大丰收的生产运动，而且大大改进了党同群众的关系。在全国普遍地推广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乃是实现勤俭建国方针的最有力的保证。 + +　　我们国家的建设尽管还有困难，但是，我们有勤劳勇敢的六亿人民，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有苏联和兄弟国家的援助，只要我们善于学习，善于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已经取得巨大的成就，也已经取得重要的教训，而目前的整风运动，正是我们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准备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的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毫无疑问，经过全党的整风运动，认真贯彻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我们一定能够尽快地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加速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力量，也就是进一步加强世界和平的力量。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3.txt b/CCRD/1/3/2/0003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4c0b03b03420d53695ea8288a0a0d8681097b8 --- /dev/null +++ b/CCRD/1/3/2/000333.txt @@ -0,0 +1,169 @@ +# 上海知识界谈贯彻“百家争鸣”问题 + +　　编者按：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上海地区传达以后，本报驻上海记者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问题，访问了在上海高等学校任教的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请他们发表了谈话。其名单如下(依姓氏笔划为序)： + +　　王造时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无党派民主人士 + +　　刘咸　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 +　　朱元鼎　华东水产学院海洋渔业研究室主任　无党派民主人士 + +　　朱有瓛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 +　　陈家庆　上海中医学院教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 +　　周谷城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 + +　　范日新　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学总论教研组主任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 +　　徐澄宇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 + +　　冯纪忠　同济大学建筑系主任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 +　　杨兆龙　复旦大学法律系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 +　　谈家桢　复旦大学生物系主任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 +　　谢循初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研究班主任指导教师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 +## 王造时 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发表一个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提出，我认为是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它的重大的历史意义，可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相比拟。 + +　　不用讳言，“放”和“鸣”还没有广泛深入地展开，顾虑仍然是普遍地存在着。就是在“放”和“鸣”的时候，也有人流露出顾虑：如怕“钓鱼”怕“放长线钓大鱼”怕先“放”后“整”，怕“记一笔账”，怕欲“擒先纵”等等。还有在思想改造、肃反运动中受了创伤的人，要他一下子消除顾虑也是不可能的。 + +　　我以为，中央负责同志可以考虑再发表一个比较具体的声明：保证除现行反革命分子外，一切思想问题概不在追究之列。这个声明是将会发生很大的作用的。经验证明：1956年周恩来总理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以后，知识分子和党就接近了一大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以后，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如果再发表一个我上面所建议的声明，无疑是能够消除许许多多人瞻前顾后的顾虑的。 + +　　至于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产生一些副作用的问题应该尽快地、分别地、细致地加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对于“放”和“鸣”都将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光靠党去解决，还是不够的，党外人士也应该帮助党，起个桥梁作用。 + +　　近几年来，在科学、高教界，无形中有一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对社会科学工作者重视不够，这表现在学部委员人选、评级、评奖等等方面。在过去搞自然科学的可以“超政治”，但是，搞社会科学就很容易与政治发生关系。因此，自然科学家所背的政治思想包袱一般要比社会科学家轻。而且自然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自然现象，与实际政治距离得比较远些，所得到的结论是硬碰硬的，牵涉到符合马列主义的问题比较少些。反之，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现象，是人与人的关系，对政治容易发生影响，并且是否符合马列主义，是唯心是唯物，有时也难下最后的判断。因此，一般说来在“放”和“鸣”中，自然科学家要比社会科学家顾虑少得多，容易“鸣”些。 + +　　很多科学家反映：争鸣所具备的条件还差，如研究科学的时间、设备、图书资料的缺乏。没有本钱是争鸣不起来的，我觉得：一些愿意埋头研究工作的人，不必勉强他们去担任行政业务工作，不必硬要他们参加多种社会活动。有人说，不给他一个人民代表或者是政协委员他会闹情绪；给了他人民代表或政协委员又说开会太多，妨碍他的科学研究工作，知识分子就是这么难服侍，我看这不是有代表性的意见。至于图书资料，固然嫌不够，但不是没有，而是已有的没有加以利用，要经过一番专人整理，先摸一摸家底，编成书目，互相交流运用。 + +　　“放”和“鸣”需要有园地，我看也可以鼓励私人办刊物，因为有些人不愿意替趣味不相投的刊物写稿。办一些同人性的刊物，不仅自己能“放”和“鸣”，还可以彼此“争放”“争鸣”。这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有好处的。 + +　　我想，加紧建立社会主义的法制与“放”“鸣”也不无关系。人民知道他的权利和义务的所在，明了自由的界限，就可增加他的安全感。因此，颁布刑法、民法及民刑诉讼法等等也是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 +　　现在有人主张恢复社会学，我是很赞成的，因为新社会也有新的社会问题。同时，我想是不是要恢复政治学也到了值得考虑的时候了，其实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也有新的政治问题，如市政，行政管理，选举制度等等。并且为着“知己知彼”，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也不能不加以了解和研究。 + +## 刘咸　过去在学术批评中缺乏自由争辩的风气，用压服代替了说服，要贯彻争鸣的方针，非扭转这种风气不可。 + +　　我还是从一件具体的事情，来谈谈我对“百家争鸣”的感想吧。1950年，我写过一本书：“从猿到人发展史”。发行以后，有读者在“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简评，说这本书有唯心主义思想，书店马上把发出去的书收回销毁。我写信给“人民日报”提出对那篇书评的一些不同意见，希望发表，引起讨论，但报社退回了信稿，说我写的书是达尔文老生物学的观点，要多多学习米丘林新生物学的观点，把生物学分为什么老生物学、新生物学，实在叫人不能心服。1955年9月，中国科学院召开会议批判唯心主义思想，对我写的这本书进行了“判决式”的批判。会后，“科学通报”约我写一篇文章，希望我进行自我检查，写些心得体会。我在文中对某些批判表示接受，对不能接受的某些意见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但是，“科学通报”的编辑对这篇文章不中意，说我写的书错误已经肯定，批判已成定论，再没有可以讨论的，便把稿件退回了。 + +　　在中国科学院开会批判以后，复旦大学研究部、生物系、马列主义教研组紧接着又在1956年上学期，以一个学期的时间，每两周开一次讨论会，对我的书逐章逐节进行批判。我并不认为这种批判是不必要的，学科学的人，有了错误，总是愿意改正的；使我遗憾的是这种批判不是为了发扬学术，寻找真理，而只是为批判而批判。在批判过程中，乱带帽子，说我是唯心论、拟人论，甚至说我这本书传播了反动的政治思想，危害了学习运动。帽子扣得多，说理则不够。这不仅不能解决思想问题，而且引起抵触情绪。有些参加批判的同志对我写的书也没有好好研究，提了一些不中肯的意见。参加批评的某些同志，搬的是一些教条主义，凡书中不合恩格斯的说法的地方，一概加以否定。总之，把这本书批判得一塌糊涂。在批判中，有的意见是正确的，我是接受的。有些意见我有保留，有些意见则不能接受，但批判形成了一种空气，使人感到精神上的压力，不能顺畅表达自己的意见。否则，就有人以抗拒思想改造来看待。在这种风气之下，一个人的唯心主义思想既遭到批判，而这种思想又是反动的，连熟朋友也少往来了。 + +　　自从党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学术空气开始活跃。党和行政方面的负责同志，都鼓励我把这本书修改出版。由于市上缺少学习社会发展史的辅助读物，也有不少读者来信要求购买这本书。 + +　　我用自己经历的这段事情，主要是说明过去在学术批评中缺乏自由争辩的风气，用压服代替了说服，这种粗暴的批评，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正是影响开展争鸣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要贯彻争鸣的方针，非扭转这种风气不可。 + +## 朱元鼎 我国水产科学基础薄弱，科学技术不高，人才缺乏。发展我国渔业，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不容忽视。 + +　　中国的水产资源丰富非凡，但是中国的水产科学基础很薄弱，科学技术不高，人才缺乏。因此，如何结合中国的特点来开展水产科学研究工作，就成为很重要的问题了。 + +　　中国的水产科学研究工作应当首先从基础工作着手。我们必须要作好资源调查工作；同时，要从事生理、生态的研究工作；还要大力开展人工养殖工作。现在淡水养殖工作已经有了，需要大力扩充；海水养殖刚开始，需要大力推广；还要提高人工授精、人工孵化等工作。 + +　　这里，我想着重提一提繁殖保护的问题。目前，中国的一些重要经济鱼类，如鲐鱼、小黄鱼等，都相继减产，这是渔业资源枯竭的现象，值得引起重视。我认为，国家最好能建立一些繁殖保护的条例，如确定禁鱼期、禁鱼区等，对经济鱼类加以保护。 + +　　有些人热衷于研究声、电、光等新颕的捕鱼方法，这对中国目前情况看来还不大适用，现在虽然可以开始研究，但是可以慢慢来。 + +　　苏联近年来在渔业方面成就很大，我们是应该向他们学习的。但是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也不容忽视，如日本渔业占世界第一位，积累了几十年的经验了，美国和加拿大的渔业也相当发达，他如英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都是靠海的，都各有一套经验，我们应当以公开的态度，尽量吸收他们的好经验。 + +## 朱有瓛　繁荣科学的工作不能采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目前迫切需要为科学研究创造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保证有时间。 + +　　在学术上开展“百家争鸣”，需要长期的努力工作，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就教育学的范围而言，是更加迫切需要贯彻这个方针。中国的教育学历史很短，一般教师都在解放后才开始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建立系统的教育科学体系。过去几年基本上却是机械地搬运苏联的经验，教条主义的色彩很浓。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高等学校里只有苏联的教育学课本，还没有出版过一本自己编的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教育学教科书。因此，要在中国的教育科学园地上展开百家争鸣，所需的时间就更多了。 + +　　“百家争鸣”的本钱是那样少，本钱从何而来呢?来源却很多。我们应当批判吸收中国丰富的、悠久的民族遗产，好好总结解放以来(包括老解放区的)优秀教育工作者的经验，研究整理中共中央关于文教方针的材料以及心理学面向教学的有关问题，应当从这些方面着手来进行研究并展开争鸣，建立一套结合中国实际的教育学。 + +　　繁荣科学的工作不能采用搞运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目前迫切需要为科学研究创设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保证时间这个问题。就华东师范大学情况看来，老教师对于日新月异的新气象很振奋，他们都愿意一面教好学生，一面在学术上有些贡献。但是他们普遍感到科学研究时间不够。有人说：教师们是否可以分分工，一部分人负责教学，另外一部分人进行科学研究。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教学和科学研究是密切结合的，一个教师进了大学的门必须进行科学研究，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因此，我认为在规定的六分之五的业务时间中，对于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时间可以有一个适当比例的安排。我们必须保证高等学校教师的科学研究时间，特别要保证在学术上有一定的成就、具有一定的工作经验、教学任务又很繁重的中坚骨干教师的科学研究时间。 + +## 陈家庆　历史上凡能广开言路的，就能集思广益，就能长治久安。 + +　　现在海内人士都在放兴的“鸣”，正是如火如荼，热闹异常，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好现象。历史上凡能广开言路的，就能够集思广益，长治久安。如果上下壅蔽，下情不能上达，对国家是不利的。 + +　　有人顾虑鸣了之后，既怕教条主义的批评，又怕官僚主义的不睬，那不是等于自鸣了吗?我说不然，如果你真有惊人之鸣，能利国福民，自然会被采纳、会被接受的。即使小“鸣”小“放”，只要有贡献，也是一样。只要我们能够大胆的鸣，鸣得响，有党的支持，自然能克服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尽管放，尽管鸣好了。我曾赋诗一首，其中有“百年留谠论，一室有兰言，珍重平心意，朝宗共溯源。”之句，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言路既开，各方面呈现蓬蓬勃勃、雨后春笋之象，我们真是生逢盛世。 + +## 周谷成　对争鸣的顾虑是怕扣帽子。——切忌判决书式的批评。——形容词不能堆砌成真理。——要把道理说清楚，以理服人。 + +　　思想界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欢声雷动。这个号召，可以推动学术研究，促进团结，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但是，争鸣不是一下子就惯了的事情，要有一个培养争鸣习惯的时期。 + +　　培养争鸣。一方面领导上要不断的号召，领着大家向前迈进；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动起来：多说话，多写文章，多著书。 + +　　有些人对争鸣是有顾虑的。唯一的顾虑是怕扣帽子。报刊的编辑在接到文章的时候，最好先看一看标题，有些文章，有一种“判决书式”的标题，如“评某人唯心主义观点”“批判某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等等。这种标题，是一种判决书式的，最要不得。然后，再看看文章的内容。如果只是引经据典的引证“马克思怎么说”“恩格斯怎么说”，再加上一大堆形容词，如“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等等。这都不好，因为形容词不能堆砌成真理也。 + +　　我们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思想的，谁也不会有意去宣传唯心主义，你给他扣上这么一顶“唯心的”帽子，他怕违反国家的主导思想，就连“鸣”也不敢“鸣”，更不用说“争鸣”了。 + +　　其实，有些批评别人“唯心的”人，他自己并不见得是“唯物的”。试想“判决书式”的标题，加上一大堆形容词，有什么用呢? + +　　（抛掉这顶“唯心的”帽子，尽量让别人“鸣”起来，“鸣”到最后，一定是马克思主义胜利。） + +　　“唯心的”三字可用“错误的”来代替。因为“唯心的”总是“错误的”，但是，“错误的”倒不一定是“唯心的”。只要能够把道理说清楚，以理服人，就好了。 + +## 范日新　要“放”要“鸣”，就必须去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障碍。 + +　　并不是算旧账，为了举出“争鸣”的障碍，我不能不作一些回忆：大概在1948年底或1949年初，有一部分痛恨蒋政权的医学专家千里迢迢地间道投奔东北解放区。那里有人说这些专家“你们是蒋管区来的人!”这句话，像针一样刺入倾向共产党的专家们的心灵深处。当时领导东北解放区医学卫生工作的是谁呢?就是贺诚同志。 + +　　贺诚同志终于被撤职了。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上决心反对宗派主义的表现，但是，在医药卫生方面由于宗派主义领导的根深蒂固，不仅对人民医药卫生事业带来无可补偿的损失，连对贺诚错误的批判，都没有能够在全国范围内认真地展开。因为在贺诚培养下的一批唯唯诺诺的医药卫生领导干部，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个批判贺诚错误思想一展开了，那些人都有干系。我不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从批判贺诚错误思想这一件事实看来，阴暗面也是存在的。 + +　　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一双孪生姊妹，在宗派主义者领导下，许多宗派主义是用教条形式表现出来的，例如“保密制度”问题，教条式地运用这一制度，什么东西都可以贴上“保密”封条，不让别人知道。结果是从事医药卫生工作的人摸不清一点实际情况。使专家们的研究工作脱离实际，使他们产生自卑感，产生消极情绪，因此，而对党有了距离产生隔阂。一涉及到有关所谓“保密”的课题，就干脆矢口不谈，不再研究。这种所谓“保密”，如果说是由于水平低，不懂，也不像话。实际上是对医学卫生科学研究工作者不信任。 + +　　卫生工作以预防为主的方针，苏联是非常重视的。可是，我们学习苏联，就没有很好地理解这一精神。因此，预防为主在全国各级医药卫生机关中仍然停留在口号阶段。我和一些卫生防疫工作者和医学教育工作者曾经直接间接地提请中央考虑开展对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的学习运动。可是这些呼吁没有被采纳，据说，卫生部某些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这个意见，只是把预防为主这一精神实质理解为一般性的群众爱国卫生运动。 + +　　关于各级各种医药卫生人员的培养训练方面，现在的情况是各不相关互不联系。就以上海来说，上海第一医学院有卫生系，同济大学又有卫生工程系，这两个系在教学内容上如何配合和联系，中央高教部、卫生部没有底，上海高教局不了解，也不去了解。这是典型的官僚主义式的领导。我认为：医学教育工作应作全面规划，像过去的医学教育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有考虑设立的必要。 + +　　总之，要“放”要“鸣”就必须去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这些障碍。 + +## 徐澄宇　开展百家争鸣、要做到“四要”、“三消”、“两开”和“一成”。 + +　　我认为开展“百家争鸣”，要做到“四要”、“三消”、“两开”和“一成”。 + +　　“四要”：要大胆的鸣，要不怕乱鸣，要有鉴定力，要有斗争性。现在许多人讲话还有顾虑，主要是怕暴露了思想以后挨整，政府现在开放言论，要大胆的鸣。有人怕乱，其实真金不怕火烧，是非曲直经过讨论，经过争辩才弄得清楚。有意见而不能公开发表，那是会发酵的。在“百家争鸣”当中，必须很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才能培养我们的鉴定力，嗅出那是香花，那是毒草。开展“百家争鸣”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有坚定的坚持真理的精神。 + +　　“三消”：消灭宗派主义，消灭偶像观念，消灭积非成是。现在学术界宗派主义情绪强烈存在，一个刊物形成一个集团，你要批评，他不接受，如“历史研究”，给它捧场可以，批判它的文章则不易刊登。偶像崇拜也是争鸣中的一大障碍，这种风气使人不敢对著名学者的学术论著提出批评。几年前“历史研究”发表了郭沫若先生的“侈廉篇的研究”，我认为他对于作者时代断定是西汉惠帝五年，证据不足，应是战国前期作品，当下写了一篇文章提出来商榷，可是“历史研究”的编辑却说我没有新的发现，退回了原稿。我认为，许多史学问题是应该由大家公开讨论的。学术界还有一种积非成是的现象，这种事例很多，这是由于宗派主义和权威思想产生的。 + +　　“两开”：开放争鸣地盘，开放出版事业。争鸣不能光是用咀讲，开了会就算了，要使更多人知道，使争鸣及时发挥更大的作用，报刊上要大力反映争鸣的情况，出版界要为争鸣开放地盘。出版社目前都有出书计划，作者必须根据计划所订范围来写，出版常为计划所限制。出版事业开放了，有价值的著作就不会湮没了。 + +　　“一成”：百家都起来争鸣，我国将建成丰富多采、饱满充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学术界对此具有无比坚强的信心。 + +## 冯纪忠　鸣，首先要有鸣的园地，但是在建筑学术上争鸣的园地还未开放。——放，必须具备放的条件，但是现在这方面也是障碍重重。 + +　　建筑是一门艺术和科技相结合的学问，涉及“百家争鸣”，也涉及“百花齐放”。需要鸣。也需要放。但是目前仍然处于两头不着实的境地。 + +　　鸣，首先要有鸣的园地，但是在建筑学术上争鸣的园地还未开放。建筑有三个主要原则：即实用、经济和美观，这三者具有辩证的关系，但是三者的关系究属如何，建筑学者的看法各各不同，在创作上的体现也各各不同，各种“主义”也可说就是围绕此而产生的。建筑科学争鸣的主题即在于此。政府提出了中国目前的建筑需要实用、经济，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适当照顾美观这个方针政策，是根据过去在建筑上所犯的错误，以及中国目前建筑师水平不高的情况下提出来的。这是必要的。目前进行基本建设的时候，应当掌握和贯彻这个方针政策，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探讨学术，和体会这个方针政策混为一谈，必然大大阻碍争鸣。在有人提出不同意见的时候，就强调再学习学习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对正确地理解建筑，对建筑科学的发展，是都不能起积极的作用的。 + +　　放，必须具备放的条件，但是现在这方面也是障碍重重。建筑设计是建筑的中心工作，它上面受到国家计划、定额指标的限制，下面受到具体实施的约束，建筑设计必须在这种约束性中求得充分发挥。但在目前，这种约束性中的不合理现象很多。第一、设计的指标、定额太死板。第二、施工单位的某些组织制度不够健全，如劳动竞赛重量不重质。第三、设计机构过于集中，设计竞赛开展不起来。我认为今后应当多设几个同类型的设计院，使能起互相推动的作用，但同时又要防止向专业设计院发展的偏向。第四、计划、设计、施工、监督、检查等的职责权限不明。第五、教学机构和设计机构人员应当互相交流，使教学和实际工作密切结合。 + +　　目前，已号召开展建筑设计竞赛，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要在建筑学中真正打开“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首先必须创设“鸣”的园地及“放”的条件。同时，即使是鸣了，是放了，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鉴别真理，不宜过早下结论。 + +## 杨兆龙　要发挥老法律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在学校要让他们教书，在科学研究机关要让他们参加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在政法部门要让他们参加工作担任适当职务。 + +　　高等学校教师的特点之一，是喜欢发表意见，一个原因是，一般教师都是比较有专门研究的，遇到与他研究的业务有关的问题就要发言；另一个原因是，高等学校是讲真理的地方，作为为人师表的教师，感到有追求真理的责任。提出不同的意见，当然决不等于反对政府和反对党，可是过去有人爱用这样的逻辑。不平则鸣，过去没有“鸣”的地方，于是，知识分子和党与行政之间产生了距离。现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再一次鼓励大家“放”，什么意见都能说出来，我想以前的距离是会缩短以至于消弭的。 + +　　因为大家不大习惯争鸣，开始“放”的时候，免不了有“放”过头的现象，但决不能因此而怀疑“放”的方针。我认为只能放不能收的提法很对。事实上，收也收不了。争鸣要很自然地养成习惯，随时随地有人提意见，对方听了也没有不愉快的表现。争鸣发展到这样的水平，民主空气将会大大发扬起来，对各种工作都会产生很大的好处。否则，争鸣不是真鸣而是假鸣。贯彻这个方针，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 +　　达到这样的要求，要做许多工作，主要是党和行政要从各种行动中使人看出欢迎争鸣，不把教师当外人，大家以诚相见，互相信任，这才能做到随便讲话，随时可鸣。话虽简单，做到却不容易，这就需要人们有肚量、有耐心、有决心。 + +　　目前在法律科学方面开展百家争鸣还很困难，主要是这门科学不被重视，这几年对法律问题的看法，定出了许多清规戒律。人们只强调法律科学的政治性，而很少理解法律科学的专门性。因此，对研究这门科学的老年教师重视不够。目前领导法律科学的部门和从事法律科学教育的，不一定真正懂得法律科学，而搞法律工作的人，也有不少人不懂法律。要发挥老法律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在学校里要让他们教书，在科学研究机关要让他们参加科学研究的领导工作，在政法部门要让他们参加工作担任适当职务。现在，法律科学研究机构还没建立，许多老法律科学工作者还没能够回到学校教书，在政法部门中老的法律工作者很少，并且不都是有职有权。 + +　　法律科学著作发表的园地很少，专著出版更成问题。解放以来，我国学者编著的两百页以上的法律科学专著，我还没有见过。应该鼓励法学家多做科学研究工作，更重要的是给以发表的园地。 + +　　在百家争鸣中，还希望领导方面注意法律教学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法律系课程、法律学科的教学方法等，都还没有经过很好的讨论研究。我们应该一方面向苏联学习，一方面根据本国各学校的情况总结出一套经验来，进行一些有效的改革。 + +## 谈家桢　希望把高级知识分子从行政工作中拔出来。让他们在学术上、实验中刻苦钻研。——真正要在学术上展开争鸣，必须摘掉唯心主义的帽子。 + +　　对如何具体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问题，我谈谈个人的看法。 + +　　其一，我认为目前必须研究一下如何充分使用高级知识分子这一问题。中国现在知识分子的队伍只有五百万，为数不多，其中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为数更少。就在这样一批为数很少的高级知识分子中，还有不少人的工作是安排不当的。我称之为“不务正业”。据了解，中央现在有四、五十个部。每个部都设立了一些学校、出版社、研究院。每个单位都需要一些高级知识分子来领导。因此，有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就陷于一大堆行政事务的圈子里，实际上做研究工作就很少。这是很大的浪费。我希望党和政府应当具有“伯乐识千里马”的精神，对于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进行具体分析，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把他们从行政工作中拔出来，使能各得其所。今天我们不应当单用政治地位、物质待遇等来鼓励高级知识分子，更重要的是，应当为他们创设一种学术气氛，使每一个高级知识分子都从学术上、实验室中来进行刻苦钻研。使他们充分发挥工作母机的作用，切实负起培养后一代的责任来。这才是繁荣学术文化的基础。 + +　　其二，我认为真正要在学术上展开争鸣，必须摘掉唯心主义的帽子。听说，有人把百家争鸣理解为允许开放唯心主义，我很不同意这样的提法。试想：唯心主义是有害的东西，有那一个学者自愿挂上唯心主义的招牌来争鸣呢?这样鸣是鸣不起来的，这样争又何从争呢?这里，我认为有必要再重复提一下，科学和政治二者是有区别的。一个科学家不应该脱离政治，但是他所钻研的科学的本身特别是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因而也不能用政治的手段来取舍或决定科学理论。今天在学术上开展“百家争鸣”，就是要让科学家从实践中来自由讨论，从不同见解中，逐步得出比较接近真理的结论。现在，有些学科的唯心主义帽子已经摘了(如青岛会议摘了生物学的帽子)，有些学科的帽子还没有摘(如文法财经的部分学科中)，各种学科之间，各个学校之间的情况还有不同。我建议党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 + +## 谢循初　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增加了教学上的“负担”。——给我们指出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方法。——对于旧心理学有了重新的认识。 + +　　我对于“百家争鸣”有三点体会。 + +　　首先，“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增加了教学上的“负担”。这话怎么说呢？过去，教学上只需要引经据典、教条一番，问题就解决了。例如讲到什么是心理，只要一句话：心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对于唯心主义的批判，只需要扣上政治反动，思想唯心等几顶帽子就行了。那时候，大家只敢根据苏联专家的话来说，不想到也不要求有什么学术上的论争。现在情况不同了，即使是学生也不满意于单纯的书本介绍或者扣几顶帽子的空洞内容。有一次，我在研究班课堂教学中介绍了苏联某心理学家的意见。下课后，研究生问我：老师，你的意见如何呢?可见教师也好，学生也好，大家都迫切要求打破圈套，获得学术上的解放。这虽然会增加一些教学上的“负担”，但是谁也乐意肩起这个“负担”来的。 + +　　其次，它给我们指出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过去几年，大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初步的掌握，对苏联心理学也摸了一摸。因此，在谈论或讲课的时候，往往不知不觉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身份出现。结果你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究竟谁真谁假，反而很难辨别了。最近，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一次科学讨论会。这次讨论会上，大家不敢轻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居，也不敢轻易给别人扣上非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帽子；大家只敢就事论事，从事实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展开论争，争论到后来，那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些是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自然而然就得出结论了。 + +　　第三，“百家争鸣”方针促使我对于旧心理学有了重新的认识。解放前，我们对于旧心理学只是单纯的吸收，解放后又采取了全部否定的态度，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是不够全面的。对于旧心理学应该有所取舍，何取?何舍?我认为旧心理学中的某些实验结果加以具体分析，是可以利用的，但是资本主义心理学者对于这些实验提出的理论根据以及对实验结果所作的解说是唯心的，应当加以否定。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态度：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学者的实验结果，来反驳他们的唯心学说，就更具有说服力了。巴甫洛夫的学说中有很多这样的典型事例。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4.txt b/CCRD/1/3/2/0003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79f797d3d4be6ab1df6bcd927140b47c5de43c --- /dev/null +++ b/CCRD/1/3/2/000334.txt @@ -0,0 +1,15 @@ +# 上海中小学教职员的呼吁：拆除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高墙”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让我们中小学教职员也来讲讲吧！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会议了。”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教员刘非在４月２６日上海市委召集的中小学和体育界人士座谈会上，用异常激动的语调这样说。毛主席的讲话深深地激动了上海中小学教职员的心。刘非说，昨天晚上，有许多教员来找我，要我把意见带到这个会上来，大家要放，要鸣，大家要把心中的话都掏出来。现在学校中还没有讨论这个讲话，有些人怕毛主席的话贯彻不到基层去，因此我们要求市委支持。柯庆施同志立即回答他：“市委支持你们，你们大胆地放吧！” + +　　近二十位的中小学校长和教职员怀着热烈的心情参加了这次座谈会。发言的人都指出，在中小学中，领导和被领导之间还隔着一道高墙。有的学校的校长除了在大会上向教职员训话外，从来没有和教职员个别说一句话。有些教员痛苦地说，“只要和校长说几句话，就能解决我的问题，可是我没有机会。”党员和群众距离也很远。刘非说：“有些党员一年前还是同学，那时他们对老师很亲近，一年后担任了领导工作，就摆出党员架子不理人了。”在党员校长和非党员校长共事关系中，党员校长往往表示不够虚心，有的甚至盛气凌人，对教员采取粗暴的态度。上海体育学校副校长蒋湘青认为他们学校中就是这种情形。 + +　　市教育局过去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作风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评。许多教员都怕到教育局去，特别怕到教育局人事室去。人事室找职员不是训话就是调职，因此有人说“听得人事室一声唤，不由人心惊胆怕”。建南中学教员余若南气愤地说：“这几年来，不要说教育局局长、处长没有和我们见过一次面，就是科员和我们打交道的也不多。”正因为教育局长期不接近群众，因此偏听偏信，往往只从学校少数负责人那里来了解学校的情况，不能不是片面的。大家要求迅速改变这种情况。 + +　　有人发言中驳斥那种认为中小学教员水平低不能参加“百家争鸣”的错误说法。上海女中校长徐甫认为中学教员是知识分子，他们需要鸣，也可以鸣。譬如说，中学教材从质量到数量就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这就需要争鸣。 + +　　到会的体育界人士发言也很踊跃。发言中着重指出目前体育人员中锦标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思想有了发展，这是和体育工作领导上重技术、好大喜功、看轻思想工作的领导作风分不开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5.txt b/CCRD/1/3/2/0003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3785cbfded709f54c475e004d8e93fc72002e9 --- /dev/null +++ b/CCRD/1/3/2/000335.txt @@ -0,0 +1,15 @@ +# 畢鳴岐被安排作天津市副市長後的思想動態 + +　　新華社天津15日訊 天津市工商聯代理主任委員、大資本家畢鳴岐當選為天津市副市長後，認為“這是自己爭出來的，理當如此。”他斷言：“當初（在工商界中）爭‘頭牌’是必要的。否則，他們（共產黨）還是不重視我的。”他說：“咱受大家擁護，是咱從工作中得來的，是敢於大膽發言、代表大家的合理意見和合法利益換來的。” + +　　他被認為安排為副市長與黨中央和民建中央對他的：“重視”也有關。他說：“這次在北京和陳雲副總理談話後，陳雲必定告訴毛主席，所以毛主席在開會時才對我很註意。毛主席去過也知道我，但這次對我的印象會更深刻。所以黃炎培說我真是一鳴再鳴。沒有這個基礎，也沒有今天。”“天津不給我這樣的安排，中央那裡也交代不下去。” + +　　談起他在工商界的地位時，他認為“現在‘頭牌’已定下來了。王光英（市工商聯秘書長）算服了我了，朱繼聖（市工商聯副主委民建天津市分會主委）將來可能調走。這一來，工商聯和民建的領導就一致起來了（畢很早就主張工商聯和民建領導一元化）。”他還說：“當初外貿部副部長李哲人讓我去外貿部，我沒答應；我說我要服從地方。今天看來我作對了，不然不會有今天。”他聯想到另一個大資本家譚志清去北京救人民建中央副秘書長時，帶有輕蔑的口吻說：“譚志清頭腦不清、作的不聰明，以為離開天津到北京就好了，結果落個上下摸不著。他不走，將來更有利，等到實現全民所有制時，無論如何也得安排他當個局長，絕不止是一個專業公司的經理。” + +　　畢鳴岐是副市長選舉中的票最少的一個。他對投票作這樣的分析：工商界裡的中小戶支持他，大戶和他有矛盾。他說：“這次我得票少，準是朱繼聖、李光英他們沒投我的票。大戶有矛盾，今後的事也好辦，比如買公債、李勉之不帶頭就有困難。”他還認為在這次選舉中，恐怕有些機關幹部和歐美派的大夫們沒投我的票，這是因為他們對我不了解。即使幹部中有投我票的，這裡面還不定作了多少工作呢！” + +　　畢當選後表現很積極，在舉行市長聯合會辦公室會議和市人民委員行政會議時，他來得最早。在市長聯合辦公室會議討論分配1957年公債時，他主動提出工商界潛力很大，可以多分配一些。 + +　　他在欣喜的同時，流露出慾望無窮。有人當面說他現在的地位只不過是“小結”，他說：“現在是‘小結’，將來‘總結’時還怕不來個部長嗎？”他想找個私人秘書，條件是青年、理論水平高，並且還要是了解他的。（方 凌）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5期，1957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6.txt b/CCRD/1/3/2/0003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3f8dc0b990dd3e8e781f81fb47f0093b8f44a2 --- /dev/null +++ b/CCRD/1/3/2/000336.txt @@ -0,0 +1,43 @@ +# 艺术上的问题更要大胆争大胆鸣 首都戏剧界座谈妨碍戏剧发展的原因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首都戏剧界人士开始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第一次座谈会在４月２９日举行，由梅兰芳主持。 + +## 新剧目最怕遭受冷淡 + +　　吴雪在会上为话剧的新创作剧目受到冷淡而呼吁。他说：口头上，大家都在说要扶持和重视新创作剧目，实际上，这朵幼嫩花朵的成长，遇到很大的阻力，困难很多。他说，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最近彩排“洞箫横吹”，招待文艺界，恰好那天有一位著名京剧演员收一位电影演员的女儿做徒弟，那里很热闹，剧场里可空了不少座位。吴雪说：最可怕的是冷淡。一个无名的新作家写的剧目上演，批评家、报纸、刊物都不说话。 + +## 报刊有崇拜权威思想 + +　　欧阳山尊同意吴雪的意见。他批评报纸、刊物的编辑有权威崇拜思想。其实，观众中间常常有很宝贵、新鲜的意见，他们写了观感、批评、来信，送到编辑部，从来得不到发表。编辑部要请专家写结论性的文章。连人民日报也是如此。 + +　　欧阳山尊认为，学习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学习优秀的民族传统，并不矛盾，两者应有交流，可以结合。这对于话剧的发展有好处。有人把两者对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希望话剧界就这个问题展开争鸣。 + +　　焦菊隐说：作为导演，我感到作家和导演如何合作，存在着很多矛盾。希望在学习毛主席的报告中，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 + +## 剧本的稿费太低 + +　　凤子提出了目前剧作家职业化中的问题。她说：现在一个新剧本的稿费只六百元，上演税也是六百元，一共才一千二百元。可是，剧作家从酝酿到写出一个新剧本，前后得两年；这一千二百元怎么能够维持一个有负担的人两年的生活费？所以，有的人虽然有了材料，就先考虑写小说，或是电影剧本（一个电影剧本有三千元稿费），最后才想到写剧本。她认为这是目前新创作不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 +　　夏淳谈到剧作家和导演之间对于剧本的修改也存在着矛盾，如果双方面采取合作的态度，这个问题还是能够很好解决的。他举出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一些合作得很好的例子。 + +## 究竟谁在领导 + +　　陈白尘问：话剧运动到底是谁在具体领导？是文化部，还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好象二者都在领导，但是以谁为主呢？我看，话剧界的总的矛盾就在这里。他又说：现在出版物的印数都比过去增加几倍到十倍，唯有剧本反而比过去印得少了；为什么剧本就只能印三千或五千呢？他讲到剧作家和剧院的关系时，认为剧院应包括剧作家；现在总觉得剧作家是站在剧院外边，不是一家。过去，许多剧本都是剧作家和导演、演员一起来搞的，这个几十年的经验为什么不继续下去呢？ + +　　演员戴涯在会上说：“我们演员之间也有矛盾。譬如有经验的演员和青年演员就有矛盾。”他特别觉得青年演员的培养和老演员的提高，都是目前值得重视的问题。 + +　　李汉辉和张颖都提出了戏剧批评缺乏自由讨论的空气。李汉辉并认为话剧如何争取广大观众的喜爱，仍是个严重的问题。 + +## 为什么“放”不出来 + +　　裘盛戎和李和曾就发掘传统剧目发表了意见。裘盛戎说，目前民间职业剧团的阵容薄弱，“放”不出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国营剧团阵容虽然强大，因为制度不灵活，演员挑戏，使得著名演员不能同台合作，也“放”不出更多更好的传统剧目。他提议对于演员阵容作必要的调整。 + +## 文化部太不公平 + +　　戏曲界到处在叫“后继无人”，“要培养第二代”。这几年，李桂云在自己领导的新中华河北梆子剧团里办了两期学习班，培养了八十来个学生，都已能登台演出。李桂云在会上说：“可是，政府对我们的帮助很不够。我们的学习班，没有房子。孩子练功，枪也举不直；翻跟斗，在床上；走脚步，在转不开身的过道里。有时借老百姓的院子练功。这几年，我们为工人演出，为农民演出，为解放军演出，可是在北京我们却没有地盘，终年在外跑。在外巡回演出，我们常住在很潮湿的地方，还住过猪圈。政府帮助不够不说，最近，又听说要把我们剧团送出北京去！”谈到这里她声泪俱下。她说：“京梆子，在北京有二百多年历史了。政府里有些干部不喜欢，群众可喜欢它。我们不走！咬紧牙关我们也要在北京呆下来！” + +　　马少波接着发言，他听说，文化部就有同志要把河北梆子送出京去。他说，这是宗派主义思想，对于这样一个古老的剧种，这是太不公平了。谈到“百花齐放”，解放思想束缚，他说，目前的问题还是要领导上支持。领导上不要有固定的看法。艺术上的问题，更应大胆争，大胆鸣。比如连台本戏，比如京剧用布景，先要允许存在，然后再来争好不好，要不要。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7.txt b/CCRD/1/3/2/0003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701e9e12dc019fd9f57693b22b46253764f206 --- /dev/null +++ b/CCRD/1/3/2/000337.txt @@ -0,0 +1,17 @@ +# 出版界的内部矛盾需要解决　上海市委召开文化、出版界座谈会 + +　　<《人民日报》> + +　　本报上海专电上海市二十八位出版、社会文化界人士，在２日上海市委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出版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 + +　　出版界人士批评了目前出版过分强调专业分工，“只此一家，别无分设”的做法。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副总编辑赵家璧说：现在出版社作了专业分工，只此一家，不利于作家的“鸣”“放”，也不能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要求。作家的稿件，一家不出，就没有第二家好投。只此一家，对出版社也不利，容易养成编辑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反正得罪了作家，作家还是会找上门的。大家不用负经济责任，出版社也保险不会关门。上海可以多办几家出版社，作家可以选择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出版社之间，也可以互相竞赛、竞争，形成自己的特点。过去的“开明”、“生活”等书店，就都有自己的特点。新文艺出版社编辑秦鹤皋还谈到他们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分工上的矛盾。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二年规划把所有外国文学名著都列入计划，并且网罗了所有知名的翻译家。经过协商以后，才确定北京出版世界古典文学，上海出版世界近代文学，但是优秀的还是让他们出。 + +　　组织庞大，冗员过多，也是目前出版界的一大问题。很多人在发言中指出现在编辑人员和行政人员的比例是一比四到五，非常不合理。上海文化出版社编辑部副主任李小峰说：过去的北新书店编辑、出版、发行人员最少时只有十多人，每个人都精通业务，因此一年也出一百多种书，现在文化出版社却有一百六十人左右，很多人是其他部门转来的，他们不熟悉业务，还要熟悉的人去帮助，抵消了力量。秦鹤皋说：过去编辑和作者直接联系，现在作者来信要经过收发、文书再转给编辑，拟稿后还要经过核稿等手续，弄得大家整天忙于事务。新知识出版社副社长尚丁说，他曾经直接复了作者一封信，人事科批评他无组织无纪律。很多人都批评人事科滥用职权，不尊重编辑部门的意见，需要的人调不到，不需要的人不断调进来。赵家璧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也是由于公私合营时，把所有的人都包了下来，现在有三百多人。有许多人不适于做编辑，也由人事部门安排在编辑部。编辑部很需要有个党员干部，结果，调来的一位党员同志不起积极作用，反起消极作用。出版社要办得短小精悍。有些编辑工作，可以邀请大学教授、作家等社会人士来担任。过去的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都这样做过。 + +　　目前出版社编辑人员质量不高，如何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大家在发言中也提出了不少意见。舒新城说，要培养一个能独立工作的编辑，以一个大学毕业生来说，需要经过五年的努力，甚至十年，但是目前有些编辑水平很低，许多是转业来的，这个问题要解决。秦鹤皋并谈到出版社实际能做编辑工作的人不多，而领导上没有重视对他们的培养，政治待遇上又低，编辑很苦闷。上海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姜彬提出，目前党政工团的领导方法都是按照机关、工厂的一套方式，如买公债也要开会讨论意义，使编辑工作人员常常忙于开会，工作、创作、学习条件都很差。 + +　　目前出版物质量为何不高？出版工作为何存在这样多矛盾？人们认为上级领导有责任，作家也有责任，不能单责备出版部门。中华书局舒新城在首先肯定出版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之后，接着用十二个字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重视不够、了解不够、领导不强”。他说，领导上没有把出版工作看做是学术性的事业，而看成是单纯的商业，追求数字和指标；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已经七年未开。上海画片出版社编辑应野苹提出，领导上每年都要下面订全年计划，并且规定体裁、比重，事实上常常不能完成。他希望领导上不要限得太死，盲目追求数字。上海文化出版社社长胡炎谈到他们调查二十六个工厂、学校，读者都喜爱阅读古典文学，主要原因是故事性强；而反映现实的通俗文艺作品受读者欢迎的就不多，主要原因是作品公式化、概念化。他希望作家多多创作近代的通俗的文艺作品。少年儿童出版社副社长陈向明说，去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作家多为儿童创作，许多作家订了计划都没有兑现，多不愿意为儿童写稿。 + +　　新华书店、图书馆、博物馆等方面的人士，在会上也发了言。新华书店方面认为社会上对他们的批评有些不公允，对他们的困难体谅不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会议最后说：出版界批评领导上不重视，这是对的，市委过去没有很好抓出版问题。从今天开始，可会同有关部门仔细研究一下，看看首先解决哪几个问题；有些问题比较复杂，要好好研究。他并勉励大家不要怕批评，有批评总是好的，有缺点就应该纠正，如果确实不对的，你们也可以申诉。经过争鸣，大家可搞清事实，改进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8.txt b/CCRD/1/3/2/0003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2c288f22273cde2507f88888f3a3e0607e41d08 --- /dev/null +++ b/CCRD/1/3/2/000338.txt @@ -0,0 +1,35 @@ +# 为什么要整风？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无产阶级革命，如马克思所说，经常自己批判自己。自己批判自己，是为了从过去的错误缺点中取得教训，为将来的胜利准备条件。事实上，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常常是随着彻底的自我批判而来。俄国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共产党人对于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的结果。中国１９４９年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的结果——这个批判的群众性运动，就是１９４２年的整风运动。 + +　　现在我们党决定进行一次新的整风，新的自我批判。什么情况促使我们进行这个新的自我批判？我们是为着争取什么样的新胜利？ + +　　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实质上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继续。第八次大会的决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因此，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显然，党是面对着一种无论从党的历史上说来或是从我们整个国家的历史上说来都是完全新的形势和任务。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既不复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在国内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成为团结全体人民来发展生产，也可以说，来同自然界作斗争。但是这并不是说，在新形势下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同自然界的矛盾。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因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仍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罢了。所谓团结全体人民，所谓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将消极力量转化为积极力量，无非就是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这次整风运动的目的，也就是要全党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便完满地完成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任务。 + +　　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然并不是现在才发生的问题。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团结无产阶级本身、团结劳动农民和团结劳动知识分子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团结、关于工农联盟、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关于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官僚主义等等问题上的理论，都是我们今天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指针。在中国，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我们的革命斗争的发展，同我们团结农民的工作，同我们团结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同我们为调整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而采取的各项政策，有特别密切的关系。在我们党领导革命人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和革命武装力量以后，我们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上又增加了新的任务：正确地处理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政府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正确地处理军民关系和军队中的官兵关系，等等。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我们党发展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并且确立了“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原则。我们的国家是一个长时期被压迫的国家，我们的党是一个长时期被压迫的党。曲折的艰辛的斗争经验，迫使我们党不能不特别谨慎地对待我们的唯一依靠——人民群众，迫使我们党不能不特别注意严格地区别对敌人的关系和对人民的关系。还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向党政工作人员和解放军官兵提出了通俗的口号：“对己要和，对敌要狠”。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胜利了，毛泽东同志随即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明确地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同志在这本书里还着重指出了在人民内部采用说服方法而不是强迫方法的必要： + +　　“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 + +　　“我们在这方面使用的方法，是民主的即说服的方法，而不是强迫的方法。人民犯了法，也要处罚，也要坐班房，也有死刑，但这是若干个别的情形，和对于反动阶级当作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说，有原则的区别。” + +　　大家知道，毛泽东同志今年２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观点，同这里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成功以后，把这个观点特别加以发展和发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教育，却有新的、伟大的历史意义。（⑴⑵） + +　　我们已经说过，社会形势现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的反动统治阶级已经被推翻，原来同工人阶级有对抗性矛盾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已经转入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这个阶级的成员虽然还没有完全放弃剥削，但是正在向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转化。这样，在整个国内政治生活中，虽然还有反革命的残余，因而敌我矛盾还存在（忽视这种存在是非常危险的），但是由于敌我矛盾退居次要地位，人民内部矛盾就转到舞台的主要方面来了。这当然不是说，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目前已经有什么尖锐化。社会主义制度在人类史上还是年青的，在我国尤其年青，它只在开始表现它的强大的生命力。人民内部的许多由于剥削制度和生产资料私有制度而产生的矛盾现在正在消灭，人民的团结是大大巩固和扩大了。但是历史总是不断地在矛盾的发展中前进的。我国的社会生活，虽然刚刚转入社会主义的轨道，也不会没有矛盾。在一方面，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它们的知识界，在目前整个社会生活的大改组中间，还不能适应或者还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环境，还需要一段很长的继续自我改造的时间。在另一方面，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共产党和以共产党为核心的人民政府，在领导社会主义的建设方面还缺乏经验，还免不了要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曾经指出，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而且，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会在人民内部表现为各种形式的矛盾，特别是领导者同群众之间的矛盾。既然我们还缺乏经验，显然就不能不在这些方面遇着更多的问题，更复杂的任务。 + +　　对于这种形势，对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发展，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盲目的、不自觉的、绝对的态度，就是片面地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一致，片面地强调领导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否认或者不重视人民内部的客观存在着的矛盾，否认或者不重视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另一种是自觉的、分析的、自我批判的态度，就是既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统一和一致，又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的矛盾，既肯定领导工作的成就，肯定一定范围的集中的必要，又肯定领导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的存在，肯定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必要。前一种态度是形而上学的态度，后一种态度是辩证法的态度。采取前一种态度，就会在领导工作中发展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甚至在特殊情况下发展为贵族化和专制主义的倾向，使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发生某种停滞、硬化的现象，就会使我们在人民内部的矛盾表面化的时候惊慌失措，把它误认为敌我之间的矛盾，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去对待人民，从而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具有发展为对抗性矛盾的危险。采取后一种态度，就要求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进行经常的斗争，使社会主义社会经常保持生动活泼的发展，就要求我们对人民内部的矛盾经常保持清醒的、客观的、富有预见性的态度，要求严格地区别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让人民有不同的意见敢于自由发表，能够自由讨论，使人民内部的矛盾容易经常得到及时的、正确的解决，而不至发展为对抗性的矛盾。 + +　　党中央决定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的条件下进行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就是要全党学会用第二种态度来对待新的社会形势，对待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自己的工作，就是要全党自觉地把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把我国的政治生活、把我们整个国家引导到生动活泼的发展道路上去。 + +　　我们党的工作已经得到伟大的光荣的成就，这是不能怀疑的。从整个来说，我们党是密切联系群众的，这也是人们所不能否认的事实。但是领导者的任务，不是陶醉于已得成绩的歌颂，而是随时发现地平线上的新事物，并且及时采取相应的步骤。我们面前有很多很多积极的新事物，但是也有消极的新事物。这些消极的新事物，就是党内许多同志对于新的社会形势不自觉，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在我国历史舞台上代替敌我矛盾而居于主要地位的事实不自觉，他们不懂得或者不善于严格地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因而不能够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倾向有了新的滋长，许多同志喜欢采取单纯的行政命令的办法去处理问题，对于名誉地位和形形色色的特权表现了很大的兴趣，而不愿意深入群众，同群众同甘共苦，坚持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其中有少数人竟至沾染国民党作风的残余，不把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知识分子、民主党派、少数民族的群众看作自己人，不让他们有说话的机会，如果他们说了不满意的话就对他们采取打击办法。这种恶劣的情况虽然是少数，但是如果不坚决地加以改变，那末，人民的利益和社会主义的利益就要受到损害，我们党和群众之间的联系就要受到损害，我们就不能把一切积极的力量都调动起来，甚至某些积极的力量还要变成消极的力量，而我们的国家也就无从走上生动活泼的发展道路。很明显，我们党决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 +　　我们不但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克服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倾向，而且要使全党对于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新的社会形势获得自觉，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规律获得自觉，要使全党进一步加强同广大群众的联系，发扬同群众同甘共苦的优良传统，要在全国采取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使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变得容易发现和容易顺利解决，使全体人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感觉到有充分的自由、平等和主人翁的感觉，这样，他们就会更容易地脱离旧时代的影响，更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 + +　　领导者脱离群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脱离体力劳动。要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同工人农民的体力劳动完全互相结合起来，在目前的社会发展水平下还不能够做到。但是这决不是说，现在不能够或者不应该把他们的脑力劳动同工人农民的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打破。党中央的指示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人员，首先是党内的少数领导人员，凡能多少从事体力劳动的，都用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体力劳动。如中央的指示所说，这将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 +　　大家都可以看到，彻底实现党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不但将使我们党同全国人民群众的联系大大巩固起来，而且将使我们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大大地巩固起来，使我们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大地巩固起来。 + +　　因此，跟１９４２年的整风运动保证了我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胜利一样，目前的整风运动将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保证我们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富强的、先进的、生动活泼地不断向前发展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39.txt b/CCRD/1/3/2/0003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9dd587188be23de310b323c3e57d3c31ea714e --- /dev/null +++ b/CCRD/1/3/2/000339.txt @@ -0,0 +1,15 @@ +# 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密云不雨, 许多知识分子希望领导大胆放手 + +　　<《光明日报》> + +　　《光明日报》武汉2日专电 武汉知识界的“鸣”“放”尚在密云未雨中。最近中共湖北省委已检查了全省学习毛主席的讲话的情况。4月28日中共武汉市委书记、市政协主席李尔重在政协会上的报告中，又着重指出了“鸣”“放”不够的问题。但据记者连日在采访中了解，知识界以及有些领导同志仍然顾虑很多。很多知识分子希望领导方面大胆放手，打破此种沉闷空气。 + +　　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民盟武汉市主委马哲民谈到这个问题时，对李尔重的讲话表示非常欢迎，认为武汉知识界的“鸣”“放”不开，主要是领导方面存有顾虑。有一位不愿发表姓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告诉记者，他曾和一位负责同志谈及推动“鸣”“放”问题，那位负责同志顾虑重重说，他正在考虑到底要放到什么程度，放后大家会有一些怎样的意见，以及放后又如何收等等问题。他们学校的党委书记则认为，党组织过去在工作上也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一旦鸣放让大家抖出来，深恐由此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损害，因而不敢放手。 + +　　武汉大学教授唐长孺说，要想“鸣”“放”得以开展，必须领导方面表示有此决心，否则知识分子顾虑很多。一时很难消除，他说，知识分子顾虑不是怕批评，而是怕有组织的粗暴的批评。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蓴认为领导方面和知识界双方对学术上的争论和政治上的争论还没有分清，因此对于“鸣”“放”不仅知识界有顾虑，领导方面也感到有压力。华中师范学院教授、作曲家陆华柏说此间音乐界鸣放不开，重要原因是领导上不肯放手，甚至起到了阻挠作用。他说，在武汉，西洋音乐的演奏会就得不到支持，甚至受到白眼和冷淡。这次中央乐团有几位同志来武汉演奏，就有一个署名职级为部长的人写信斥责他们演奏节目单上西洋乐曲太多。陆华柏认为这种情况存在下去是永远也鸣放不开的。 + +　　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认为民主党派在“鸣”“放”问题上应当负起责任。过去武汉各民主党派组织在这方面工作做得不多，现在如果再踌躇不前，那就不对了。 + +　　目前，武汉大学、湖北医学院等校已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讲话，准备组织座谈讨论。中共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准备在5月间举行宣传工作会议，许多知识分子对这个会议寄予很大的期望，切盼雨过天晴早见开朗。 + +　　（来源：1957年5月3日《光明日报》第一版，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0.txt b/CCRD/1/3/2/0003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612e5f45b644891dd6bb90cc30f966d84f1dae --- /dev/null +++ b/CCRD/1/3/2/000340.txt @@ -0,0 +1,13 @@ +# 浙江省政协代表对党和政府的意见 + +　　<张济生> + +　　新华社杭州11日讯 浙江省在5月2日举行政协的全体会议上，代表们对党和政府提了许多意见。 + +　　民革代表吴惟平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发表意见说：感到无花可“放”的人，主要是因为没有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样的人有两类：一类是由于对党中央十二万分的信任，认为党总不会错，所以脑子里不大去想。这种人就党内说，是积极分子，在党外是进步分子，这种情形使人觉得很可惜。另一种人是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吴惟平说：放不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两种性质不同的资料，亦即正面的和反面的资料。他说，他过去喜欢研究国际问题，觉得还有点把握，判断事情：“虽不中，亦不远”。现在却觉得没有把握，原因是只知道正面的材料，对反面的材料知道得太少了。 + +　　镇海县的代表提出：县的人民委员会会议没有实际权力，只是一个形式。有些问题，刚刚交给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下面就已经贯彻了。张伯锐说：县长是县人代会选举产生的，而县长被调走往往人民代表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应该经过法定的手续。 + +　　（不少代表对干部的违法乱纪作风提出批评。凌独见说：农村干部打人骂人吊人是家常便饭，这是什么原因呢？一句话，就是忘掉了自己的责任是为人民服务。整风是好的，但是我担心日子一长便忘了。我主张，由于干部不负责任给人民造成的损失，要干部赔偿，我建议对这一条特别制定法律。） + +　　 来源：1957年5月1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1.txt b/CCRD/1/3/2/0003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43038385a8481b2bee3736f2d7ee502c02356a --- /dev/null +++ b/CCRD/1/3/2/000341.txt @@ -0,0 +1,37 @@ +# “赎买存单”的优点何在？ + +　　<私方人员　林炳炜> + +　　(编者按) 本报接到许多读者来稿，讨论李康年提出的“二十年定息”的问题。有人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也有人表示部分赞同的。今天起，将把这些不同意见的来稿，陆续发表一些，供读者讨论研究。 + +　　和平改造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过渡时期所采取的方针，而赎买政策只是和平改造方针的具体化。如何赎买呢?刘少奇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说：“为了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这种和平过渡的办法来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采取了逐步赎买的政策。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前，赎买的形式采取分配利润的制度，即按企业盈余多少，分配一定利润(例如四分之一)给资本家；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之后，赎买形式采取定息的制度，即在一定时期内，由国家经过专业公司支付资本家以一定的利息。此外，私方人员凡能工作的都由国家有关部门分配工作，不能工作的也酌量给以安置，或者予以救济，保障他们的生活。这也是一种必要的赎买办法”。这里可见：“赎买”是既对“物”也对“人”的。但在去年底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上，政府宣布了定息七年，如有困难，再“拖个尾巴”。会上并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工商界人士在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余，一部分人却产生了一种思想情况，即毛主席所说要全赎买，不要半赎买，半没收。(这句话可能传达的人传错，或我自己听错，顺便声明)但现在是七年，五厘计算。五七三十五，以为是仅仅赎买了全部生产资料的35％，是“赎买不足”，而忘记了定息前的利润分配。因此，就有一部分人钻研到赎买到底几时开始的问题上去了。依我个人粗浅的见解，以为是从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员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通过时算起比较妥当和合理。因为在这一时期之前是属于共同纲领时期，在共同纲领中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定条文。那时的口号还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对五种经济还是“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因此，实际为全国各阶层人民所同意和接受的时期，是在宪法通过之日。这样，各阶层的人民都不能再有意见了。因为这都是自己的代表举手通过的。 + +　　最近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虽不是“家”，但为了响应号召，也想接下来对赎买的范围，发表些主观意见。现在有一些“进步”的人，竟说高薪也是赎买，我不同意。那末今日职工中也有很多高额保留薪的，怎样解释呢?相反那些定息较少，薪水也低的私方人员就会说：“赎买对我无关，所以毋需改造”。再如：把对私方人员人事安排也作为赎买，我也有疑问。政府的政策是“量才使用，辅以适当照顾”。我以为“量材使用”部分，不能算是赎买。“而辅以适当照顾”部分则是赎买。如果把政府正确的“用人唯贤”人事政策看成为录用一批才德不相称的庸人到领导岗位上去工作，你想会对么?并且对于私方人员多数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包袱”的说法，也就很难解释了。此外，现在还有一些“进步”的人士，专门在政府的正确的政策上加油加酱。说什么赎买政策是连资产阶级家属与子女都是赎买在内的。这样说法我看太“左”了。因为在今日政府大公无私的政策下，很多资产阶级子女被批准入党入团了，难道也向这些人赎买么?我有些惘然了。 + +　　李康年同志主张发行“工商企业改造赎买存单”的建议全文，我是看过的。我觉得这个建议有其优点，也有错误。在错误方面，例如，他认为赎买是单纯对生产资料；以及赎买时期从1956年算起。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没有把实行定息之前的利润分配算在赎买范围之内。正因为他把赎买的开始时期弄错了，所以他所谓“全赎买”的二十二亿元数字，也是不正确的。这是他的建议中最大的谬误所在。至于他所提出的用“赎买存单”来代替定息的办法，我认为确有其较定息为优之处。 + +　　(一)革命的根本目的是改变所有制。在定息办法下，企业虽已基本上受国家支配了，但其性质还是公私合营，这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还有私股的成份在内。如果采用“赎买存单”办法，所有制就可立即转变了。 + +　　(二)可以澄清有些学习不够的小型工商业者以为现在是在拿利息，将来再还本的错误想法。 + +　　(三)“赎买存单”办法并不改变国家每年一亿一千万元本来要支出的定息，而能解决中小户的思想疙瘩。(全国工商联代表大会时已有中小户代表提出还本要求) + +　　(四)根据现在办法，定息七年，五厘计算，已有35％，而再拖一条尾巴，不知又要加百分之几，如果现在将定息以前之利润分配在二十二亿元数字中如数扣除，恐怕与“全赎买”，也就相差无几了。不如发行存单，一次予以赎清，既较简洁，又可解决目前大中小工商户间的矛盾。 + +　　(五)陈云副总理说：“如果七年后工商业者生活上还有困难，还可以拖一个尾巴，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工商界的生活，另一方面是为了促使工商业者更加安心地接受改造，积极为国家建设服务”。从这样的宽大的精神看，如果七年后确有困难，看来，政府是一定会照顾下去的。因此，相反如果那时已无困难，或大部分已无困难的话，在大家都在积极要求加入光荣的劳动人民队伍的形势下，我想对已提高了认识的工商业者说来，是不会再要这种剥削收入的。李康年同志办法中有随时可以放弃存单的规定。这是符合陈云副总理所说：“有些小型工商业者表示愿意放弃定息，我们是欢迎的，但不要来一个运动，要逐步地、个别地解决”的原则的。同时，对准备放弃的人说来，也可以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逐步放弃，并将“赎买存单”交还国家，“赎金”划归国库。 + +　　(六)现在，有许多中小合营企业私方人员，对企业合营后性质已根本改变一点，认识不清，以为企业既称公私合营，自己尚有股份在内，所以仍在合营企业内宕用款项，不知在私营时期是宕用，合营后是要变成挪用公款的。挪用公款是犯法的。如果采用“赎买存单”一次赎清，企业已不是公私合营，而是国营，就不会再发生这种错觉了。 + +　　(七)对于目前暂时还有困难的工商业者说，手中虽有股票，但无法解决问题，只能申请救济。因为股票是无人受让的。资产阶级不会再要，其他阶级更怕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更不会要。如果变为无记名“赎买存单”，那末，那些有困难的人就可向无论那一阶级的、有钱的至亲好友，商量通融掉现了。因此，就可以在人民内部自行相互调剂。这样，也可以减轻工商联互助金的救济。 + +　　(八)也符合全国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上传达毛主席说的“要赎买到底，不要半赎买半没收。”的精神。(这一点会不会是我领会错误) + +　　(九)国家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办法，不采取剥夺办法，可说是认可了他们过去所已经剥削去的剩余价值，而不许其今后再进行剥削的意思。这样，“赎买存单”的好处是一刀两断、既往不追的办法。而定息却使资本家和工人群众双方都会产生社会主义革命虽已胜利，而剥削却还是要继续下去的感觉。在工人群众方面终觉这条尾巴可厌，在部分资本家方面却常担心尾巴几时要断。 + +　　(十)“赎买存单”一次发清，表示“往者已矣”，今后在企业之内，公私双方要同心协力，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这一角度看，是有利于共事关系，有利于生产的。 + +　　(十一)采取“赎买存单”全赎买办法，对资本主义体系国家或民族主义国家的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影响，将为更大，无疑对全世界社会主义前途是有好处的。 + +　　此外，对于私方人员的人的思想改造问题，我以为无论采取定息也好，“赎买存单”也好，都是必须继续进行改造的。我个人不同意发存单后“资产阶级基本消灭”的说法。 + +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5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2.txt b/CCRD/1/3/2/0003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749f700565c8647a22186066b39cda1f8cc064 --- /dev/null +++ b/CCRD/1/3/2/000342.txt @@ -0,0 +1,17 @@ +# 关键在于改变领导作风 + +　　<《文汇报》社论> + +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长期存在的问题，巴经由院内一些同志在中共上海市委举行的座谈会上，以及本报邀请的部分导演、演员座谈会上揭露出来了，这是好现象，很好的现象。我们支持这种对事业负责的精神，勇于提出问题、揭露矛盾的精神。只有把矛盾充分揭露出来，对错误的思想、作风进行彻底的批判，同时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才能有利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这也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必由之路。 + +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是上海唯一的一家话剧院，是一个有成绩的和演出水平较高的单位。在推动上海话剧运动中，负有一定的使命。这家剧院一向被认为风平浪静，群众的觉悟程度较高，领导干部也能够诚诚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但是，问题终究是掩盖不住的。长时期以来，该院党与非党关系不正常，领导与被领导之间存在很大的隔阂，矛盾一直被掩盖着。现在应该是揭开矛盾，解决矛盾的时候了。 + +　　著名的演员丹尼同志说得好，院内的基本情况是:群众说领导主观，领导说群众落后。而剧院的领导就是怕，胆小，唯恐出事，经常关在小屋里，愈关，天地愈小，愈关，愈觉得什么都可怕。这里有洞这里塞一下，那里有口那里封一下，结果矛盾依然存在，无法解决。这对我们的领导者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领导者的任务就在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前进。而回避问题、掩盖矛盾的做法，是只有对工作不利的。 + +　　怎样领导好一个艺术团体，确是一件新事情。在艺术家们成堆的地方，怎样按照他们的特点来进行领导，来进行工作，这是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其他类似性质的艺术团体也程度不等地存在着这个问题。例如，在这些艺术团体里如何进行思想教育工作，如何领导业务学习，组织机构应该怎样才合适，……一连串问题都需要妥善的加以研究和解决。这几年来，包括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在内，有些艺术团体机关化了，把本来可以成为积极的力量，没有很好地加以调动，反而变成消极因素。这种情况决不应该让它继续存在，需要改变。 + +　　关键问题在于改变领导作风，放下架子，认真地倾听意见，既肯定工作中的成绩，也必需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及时地予以改正。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领导干部，应该扩大民主生活，扩大批评与自我批评，多听各种不同的意见。即使有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提出批评，有片面的地方，这也是可贵的。根据提出的意见，能解决的马上就解决，不能马上解决的定出方案，逐步的予以解决。只有勇敢地面对现实，在过去错误中得出教训，这样一定能为全体同志所谅解，为共同搞好事业而努力。 + +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是一个有基础的艺术团体，几年来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为了在现有基础上向前迈进，我们希望全院同志勇于揭露矛盾。揭露矛盾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矛盾，提出批评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团结。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加强团结的基础上进改工作，演出更多更好的戏，为繁荣上海的话剧事业提供有利的条件。 + +　　 ---- 原载《文汇报》1957年5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3.txt b/CCRD/1/3/2/0003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9dbbe7c52748a8abeaba9501a7af39009adfad --- /dev/null +++ b/CCRD/1/3/2/000343.txt @@ -0,0 +1,13 @@ +# 江苏美术界 + +　　<新华日报内部参考资料> + +## 很多画家认为美术界的“放”和“鸣”需要省文化行政领导重视，更切实地为美术方面创造“放”和“鸣”的条件。 + +　　著名国画家、南师美术系教授傅抱石说：“省文化部门不重视美术。国画院是空架子，长期来没有干部，也没有房子，找了一座藏经楼，地处偏僻，水电全无，既不能办公，又不能作画；向文化局提了意见，遥遥无期；写信请示俞部长，回信还是叫到文化局去解决，究竟拖到何时呢？”傅抱石教授还说：“建省前，党政领导同志对美术家很重视，柯市长、石西民、赖少其同志都常常同画家们交换意见；陈毅副总理住在南京时，对文艺界也很关心，常有接触。建省后，觉得领导同志忙了，接触少了，以致美术界有不少人连宣传部长、文艺处长是谁都搞不清楚。”很多画家认为今后要加强联系，说北京、天津、上海都做得很好，常有晚会、茶会，天津还有文艺沙龙。南京文联过去有俱乐部，建省后也没有了。画家们除了开会都不愿到文联去。大家认为省美协筹委会对贯彻“齐放”缺乏措施，主要是领导部门对美协不重视：(一)美协干部太少，编制只四人，有时还拉去招待外宾，机关常常关门；而文化局的美术陈列馆却人浮于事，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增加美协的干部；(二)美协没有画室，专业画家创作条件太差，如戈韦住在美术陈列馆的厕所底下，一到下午光线阴暗，不能作画，希望最好让画家们有一个作画的场所。张子生也说要给画家们必要的创作和生活条件，他说：“要‘放’得好，首先要使画家有饭吃，现在单靠绘画养活自己的人还太少，绘油画的稿酬低，出路少，就没法吃饭，因此要给画家开辟作品的出路。苏联今天的雕刻家、油画家，国家如不收购他们的作品，也是难以生活的。”南师美术系秦宣夫教授还反映南京领导上对南师美术系重视不够，系里气氛低沉。无锡的华东艺专将要迁校，江苏应该设有一个美术学院来培养青年。 + +## 新闻出版单位应给予“放”的园地 + +　　美术家们反映“放”要有园地，如开展览会、出版等，但江苏的园地太少。陈之佛、傅抱石反映江苏出版社的美术作品发行数量，比武汉、天津、上海等地少得太多了：新华书店很保守，有的书店不卖画。大家认为江苏的画家很多，群众文化水平也较高，购买美术复制品的力量也很强，因此，要求成立一个专业的美术出版机构。画家们对新华日报也颇有意见。他们说，报社对美术工作者的“放”和“鸣”是不够关心和重视的，有关南京画家们的创作情况，如这次全国性的军史画创作，都没有发表过消息；江苏省第一届国画展览会，寄去了稿子，也不发表。他们还反映新华日报对画家的劳动不够尊重，发表的画稿版面很小，而且，常常发现未经画者同意而任意修改涂毁，剪贴挖补；甚至对匈牙利一画家的作品也乱加涂改，使画面受到污损，外国朋友很生气。南京有一批专业的画家，过去新华日报同他们太疏远了。因此，很多人把画稿寄到上海、天津、北京去出版发表。金志远说：“我对新华日报早已不存一点希望了。”画家们对南京日报、“雨花”也都提出了相似的批评。(转载自新华日报内部参考资料第一期) + +　　 来源： 1957年5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4.txt b/CCRD/1/3/2/0003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7c3b5d2a8526af774ef6eaee8e1b788142e2cbe --- /dev/null +++ b/CCRD/1/3/2/000344.txt @@ -0,0 +1,19 @@ +# 江苏省美术界对“齐放＂和“爭鳴＂的一些意見 + +　　本刊訊 最近，江苏省美协分会筹委会訪問了在南京的部分美术工作者，召开了几次小型座談会。美术界对“齐放＂和“爭鳴＂提了一些意見。 + +## “放”得不够 + +　　談到“百花齐放＂，大家反映戏曲是花中之冠，而美术这朵花还没有放开来，至多不过是“含苞待放＂。有人說，自从貫徹“百花齐放，百家爭鳴＂以来，文学、戏曲虽放出了几朵毒花莠草，但“放＂得很热鬧；美术界并没有毒花莠草，但鑼鼓敲不响，是温吞水。国画放了一些，还不能說夠了。省美协筹备委員多为国画界人士，美协的干部都在搞采墨画，他們接触的人也多为国画家，令人有国画一花独放之感。樊彬、汪国澄等説，国画应該“放＂，但不能忽略其他画种，像木刻、版画、漫画、插画、連环画、兒童画、雕刻、民間工艺等也要“放＂；不但要开国画展覽会，还应給不同的画种开展覽会和出版。有些画家反映創作題材狹隘，風格不够多样。二年来，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年画和單幅画，除了陈之佛和傅抱石的花鳥山水外，仅出版过古裝的梁紅玉四條屏，和一些門飾与胖娃娃之类的画，今年的出版計划中，也沒有一張反映現买生活的年画和單幅画。这就不是鼓励“百花竞艳＂。戈宝榕說：“民間艺术也应該‘放’，剪紙在今天不被重視，只得做些小書籤；至于建筑美术和实用美术如磚刻等更乏人关心，發展下去，后繼無人，真有失傳之虑。＂ + +## 要創造“放＂和“鳴＂的条件 + +　　很多画家認为美术界的“放＂和“鳴＂需要省文化行政領导重視，更切实地为美术方面創造“放＂和“鳴＂的条件。 + +　　著名国画家、南师美术系教授傅抱石説：“省文化部門不重視美术。国画院是空架子，長期来没有干部，也没有房子，找了一座藏經楼，地处偏僻，水电全無，既不能办公，又不能作画；向文化局提了意見，遙遙無期；写信請示俞部長，囘信还是叫到文化局去解决，究竟拖到何时呢？＂傅抱石教授还說：“建省前，党政領导同志对美术家很重視，柯市長、石西民、賴少其同志都常常同画家們交換意見；陈毅副总理住在南京时，对文艺界也很关心，常有接触。建省后，覚得領导同志忙了，接触少了，以致美术界有不少人連宣傳部長、文艺处長是誰都搞不清楚。＂很多画家認为今后要加強联系，說北京、天津、上海都做得很好，常有晚会、茶会，天津还有文艺沙龙。南京文联过去有俱乐部，建省后也沒有了。画家們除了开会都不願到文联去。大家認为省美协筹委会对貫徹“齐放＂缺乏措施，主要是領导部門对美协不重視：（一）美协干部太少，編制只四人，有时还拉去招待外宾，机关常常关門；而文化局的美术陈列館却人浮于事，这是不合理的。要求增加美协的干部；（二）美协沒有画室，專業画家創作条件太差，如戈韋住在美术陈列館的廁所底下，一到下午光綫陰暗，不能作画，希望最好讓画家們有一个作画的場所。張子生也說要給画家們必要的創作和生話条件，他說：“要‘放’得好，首先要使画家有飯吃，現在單靠繪画养活自己的人还太少，繪油画的犒酬低，出路少，就没法吃飯，因此要給画家开辟作品的出路。苏联今天的雕刻家、油画家，国家如不收購他們的作品，也是难以生活的。＂南师美术系秦宣夫教授还反映南京領导上对南师美术系重視不够，系里气氛低沉。無錫的华东艺專將要迁校，江苏应該設有一个美术学院来培养青年。 + +## 新聞出版單位应給予“放”的园地 + +　　美术家們反映“放”要有园地，如开展覽会、出版等，但江苏的园地太少。陈之佛、傅抱石反映江苏出版社的美术作品發行数量，比武汉、天津、上海等地少得太多了；新华書店很保守，有的書店不卖画。大家認为江苏的画家很多，群众文化水平也較高，購买美术复制品的力量也很强，因此，要求成立一个專業的美术出版机構。画家們对新华日报也頗有意見。他們說，报社对美术工作者的“放＂和“鳴＂是不够关心和重視的，有关南京画家們的創作情况，如这次全国性的軍史画創作，都没有發表过消息；江蘇省第一届国画展覽会，寄去了稿子，也不發表。他們还反映新华日报对画家的劳动不够尊重，發表的画犒版面很小，而且，常常發現未經画者同意而任意修改塗毁，剪貼挖补；甚至对匈牙利一画家的作品也乱加塗改，使画面受到污損，外国朋友很生气。南京有一批專業的画家，过去新华日报同他們太疏远了。因此，很多人把画犒寄到上海、天津、北京去出版發表。金志远説：“我对新华日报早已不存一点希望了。＂画家們对南京日报、“雨花”也都提出了相似的批評。（轉載自新华日报內部参考資料第一期）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4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三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5.txt b/CCRD/1/3/2/0003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8d032169e8bef5926bb6139aa48f40f99b68f3a --- /dev/null +++ b/CCRD/1/3/2/000345.txt @@ -0,0 +1,63 @@ +# 農村來信摘要 + +　　<人民日報農業商業部> + +　　編者按：近來人民日報轉來了一批讀者反映農村情況的來信。來信主要內容多是說農民生活太苦、留糧少吃不飽、幹部和農民生活太懸殊等。這些來信所反映的地區以河南、河北最多，其次有浙江、江蘇、安徽、山東等地。現將部分來信摘編如下，供有關方面參考。 + +　　上海公私合營公用電機場公方代表徐鴻恩來信： + +　　56年11月份，我曾囘家（河北省蛟河縣徐官屯雙廟東）一次，在短短的一天時間裡，有近三十個農民向我反映了當前農村的情況。他們有土改前的貧、僱農，有上中農和富農，也有老共產黨員。他們說：“政府宣傳農業合作化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其實是走挨餓的道路。在舊社會是大口、小口每月三斗（一斗折十五斤），現在卻不管我們死活，每人都是三十斤。”“叫我們幹活時應該的；吃得差一點也沒意見，可是總得讓我們有得吃啊！”有的農民甚至這樣講：“上級現在對莊稼人根本不當人看待，今後只有餓死拉倒。這個年頭只有三條路，第一條：往城裡跑；第二條：自己想辦法弄吃的；第三條：既沒有地方去，也弄不到吃的，只好等著餓死。”有一個農民告訴我，有一家人家，已經準備好了砒霜，想弄點麵粉包一頓餃子，全家一道死。結果孩子們知道了，亂哭亂鬧，這個慘事才算沒有發生。他們又說，現在徐官屯已有四百來人進城去了。有個農民說：“現在還不如舊社會好，民國六年鬧災荒，每家還救濟六塊大洋，我也沒有苦到這樣。” + +　　農民對幹部很不滿。農民說：“區幹部是因為在谷糠（指農民自己裡擠油受到了表揚，他們吃私貪污有糧吃，還能升官。）上級叫挖井，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要挖，沒有磚就將各家的磚地、屋簷都拆光。” + +　　一個老黨員說：“黨領導窮人走幸福道路，我不懷疑，可是我這幾年來，日子一年不如一年了，拿不出黨費（每月兩角），幹部逼著我把一直老母雞賣了繳黨費。農民對這些情況不敢往上反映，有個農民叫陳佔山就因為反映幹部不好，被抓住了一個毛病，扣了三四年。” + +　　據我了解，老百姓的反感很大，處在敢怒不敢言的情況下。因我逗留的時間段，真是的情況肯定是沒弄清楚，，但我看到他們吃的、住的可以說是困苦非常，在一個村子裡看不到一所完整的院落，都是東倒西歪，東支西撐。有些老年人彷徨街頭，唉聲歎氣，實在不像已經組織起來走上合作化道路的農村。 + +　　江蘇金壇縣社頭稅務所幹部徐堅來信： + +　　今年（56年）金壇縣的一些農業社，秋收後決算分配，除去各種開支（銀行貸款不全部歸還），實際分到社員手裏的，除口糧一戶只分到幾十塊錢。最近氣溫常在零度以下，有些農家的孩子仍舊穿著單薄的衣服。 + +　　現在再看來幹部的生活水平。由於幹部的掙錢多，享樂腐化的思想也就隨之而產生。有的幹部在1950——1951年都穿著土布幹部服，現在從裡到外全是毛的、呢的、綢的，還大吃大喝，還給群眾的影響極壞。 + +　　目前國家的行政開支是很大的，這不僅是因為幹部工資高，而且是因為幹部過多。機構重疊、人浮於事的現象非常嚴重。我看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大量精簡機構、人員，而且對幹部的工資也可以加以考慮。 + +　　河南第二中學學生來信： + +　　河南新鄉縣今年（56年）生活顯著下降，不少農民因此流露出埋怨和不滿情緒。 + +　　過去我們鄉裡的青年、壯年以及老年人，大家常聚在一起愉快地攤銷，而且冬天還大全，正月還有玩獅子。……現在，大家一見面就發政府的牢騷，冬天天一黑就各自關門睡覺，誰也沒有興致再去打拳、玩獅子了，大家都以疲乏、煩惱代替了從前的活躍、愉快。 + +　　今年我莊每人按一年留口糧三百六十斤分配了糧食。其中包括麥子、雜糧以及代替這些的紅薯、蔬菜之類。國慶節的時候，我在家鄉看到好多人家吃不上饃。有的人家只有男勞力和老年人才能吃一點玉米粉做的饃，婦女、小孩根本吃不上。 + +　　天津市立中醫醫院工作人員楊玉珠來信： + +　　山陰縣水頭鄉的農民，今年連豆類、馬鈴薯在內，每人只分得粗糧三百六十斤，根本不夠吃。有些人家窮得沒有坑席鋪，沒有錢買燈油，甚至有的婦女連褲子也穿不上。 + +　　二七四〇部隊郭興文來信： + +　　山西武強縣的農民反映吃不飽。黨員王春中說：社會主義好是好，可是路遠糧食少，每天吃不飽，還是去不了。有的老百姓說，還不如叫我“老敗興”好。甚至有人講：毛主席的江山坐不長。 + +　　一二七三部隊朱尚廷來信： + +　　浙江金華、義烏等縣農村由於對糧食和豬肉統購統銷政策不了解，有的農民說：聽說俄國天氣冷糧食少，咱們糧食一火車、一火車都運到餓過去了，咱們自己反而不夠吃。有的農民公然說：現在還不如國民黨的時候好，那時還可以買到糧食。 + +　　河南長葛縣×叔鄉吳景榮來信： + +　　我們這裏農民生活真苦，鄉間有幾句流言：第一年有飯吃，第二年有限制，第三年購糧食，第四年分著吃，第五年吃飯難。“毛主席真是好，人人吃不飽”。 + +　　過去宣傳單幹不如互助組，互助組不如初級社，初級社不如集體農莊，事實卻不是如此。農民說，上級也不派個人來調查調查，光聽幹部彙報假情況，這樣下去人民怎麼受得了。 + +　　包頭市鐵路職工李景貴來信： + +　　我們家鄉（河南渑池縣）給農民留糧很少。農民是體力勞動者，每天下地生產，每月僅給留二十四斤雜糧，確實不夠吃。我叔叔說：“一月給二十四斤雜糧我一天吃三頓稀飯，到地裡幹活直出慌汗，渾身沒有一點力氣，要這樣下去的話我要退社的。”我哥哥說：“我們要求並不高，只要能吃飽，穿破一點也沒什麼。” + +　　解放軍四五支隊莊錫林（預備黨員）來信： + +　　我沉痛的給你們反映一下我家鄉的情況： + +　　我家是在河北省阜城縣五區施家坊，最近我請假囘家探望了一下，所見所聞的情況，竟是那麼糟糕。我玩沒有想到群眾的生活水平是這樣的低，老百姓對黨是那樣的不擁護，農民生產情緒是這樣的低。從前，他們都是天不亮就下地，滿天星才囘家；現在是早晨太陽升得老高才下地，太陽沒落就囘家，在幹活時也不賣力氣，幹不大一會就休息，幹活時間反不如休息時間多，各家分得糧食很少，大家都很恐慌。現在全村沒有一個餵豬的（從前餵豬的不少），到處都是貧窮的景象，大人小孩都是沒精打采的，他們反映：從來沒過過這樣的窮日子。最近常有一些婦女到社長家罵街，什麼難聽的話都罵。有的向社長大吵大鬧，要糧食，要退社等，鬧得社長不願在家呆著。 + +　　這個地方的群眾和幹部都有了一條明顯的紅狗。羣眾對上邊幹部甚至抱著仇視態度，當面不說背後亂罵。村幹部對來百姓的態度也很生硬，使老百姓不敢提意見，誰提意見如果觸犯了村幹部，就會給扣上“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我只舉幾局說的人比較多的不滿的話：“村幹部說的挺漂亮，實際做是另一套”“從前八路軍（指黨和政府）很好，現在越來越壞了。”“不論誰領導國家，反正莊稼人沒有好日子過”。還有不少人說：“共產黨不得人心，長不了”。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094期，1957年1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6.txt b/CCRD/1/3/2/0003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864effc3e9db7129bcd08058e5fe673f6f6ec5 --- /dev/null +++ b/CCRD/1/3/2/000346.txt @@ -0,0 +1,13 @@ +# 我省公私合营企业一年来获巨大成就 + +　　<《辽宁日报》社论> + +　　今天是我省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一周年。一年来，全省新公私合营企业在生产和供销战线上获得了巨大成就。1956年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加了1．1倍，并且提前71天完成全年产值计划；每个工人平均产值较1955年增加80％左右。公私合营商业和合作商店的商品流转额较1955年扩大50％左右，经营品种普遍增加。 + +　　一年来，公私合营企业工人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努力学习新技术和先进经验，使产量增加，产品质量提高，成本降低，全省20余种主要产品的产量较1955年增加1—8倍，有40余种主要产品质量提高，其中有些品种已达到国内先进质量水平。沈阳东和、和平、洪洋公私合营水泵厂全体技术员和技师研究改进五吋农田泵成功，除提高流水外，还可节省电力25％，每台还能节省钢铁250公斤，全年可节约钢铁400余吨。抚顺公私合营机械一厂作水车铜套，由于工人改进工具工作效率提高5倍。在其他地区的公私合营企业里，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以及降低成本节约原料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 +　　社会主义的企业管理方法，被灵活地运用在这些企业里，大大改进了公私合营以前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大部分企业都开始有了较完整地生产作业计划、核算制度、新的管理制度。一些新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方法，改进了企业的经营也促进了生产的发展。 + +　　私方人员经过多方面的教育改造，现已提高觉悟。全省有3万多名私方人员经常地参加时事政策和理论学习，并有一部分进入政治补习班、马列主义夜大学和社会主义政治学校学习。在公私共事中，许多公方人员都注意到帮助私方人员学习政治理论，提高管理企业的能力。抚顺市公私合营东捷造纸厂私方副厂长李云东分工负责厂内生产，但因文化低，组织能力差，召集生产会议不能提出总结性的意见。以后，公方厂长就具体帮助他做会前准备工作和总结提纲，以后，这位副厂长就逐渐能够独立工作了。 + +　　一年来，公私合营企业在满足广大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需要上起了很大作用。一年中生产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供应农业生产需要，生产双轮双铧犁5万余台，水车2万余台，不仅供应本省，还支援了湖南、河南等省的需要。我省向农村供应的其它农具和器械也有50％左右是公私合营企业生产的。公私合营企业还生产了许多大机械的部件、配件，供应工业生产的需要。公私合营商业和合作商店积极调查人民需要，有很多单位扩大经营品种1倍左右，商品花色、规格、样式都增加很多。沈阳市公私合营小百货批发商店增加了1000多种适合广大群众需要的零星商品，供应城乡人民需要。全年公私合营工商业向国家上缴了3000多万元的利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7.txt b/CCRD/1/3/2/0003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035f5300f8fb25d14c25b80f90f072fab6eb85 --- /dev/null +++ b/CCRD/1/3/2/000347.txt @@ -0,0 +1,17 @@ +# 如何理解“赎买到底”？市工商联常委座谈“定息廿年” + +## 有人说赎买已经“足尺加三”　大家都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 + +　　【本报讯】上海市工商联常务委员昨晚举行座谈会，讨论李康年“定息二十年”的建议。主持座谈会的魏如说，李康年的意见，也有人同意。因此，这个问题是值得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的。 + +　　在会上发言的常委们，大家都表示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他们分别从自己对赎买政策的认识出发，批判了李康年的建议。吴振珊说，所谓“赎买到底”，就是把资产阶级改造为劳动人民。国家宣布定息七年不变，是使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生活不受影响，安心接受改造。这就是“赎买到底”的道理。假使把“赎买到底”看做“十足付款”，那就不对了。他说，按照资本主义的买卖关系，工厂卖掉就算，资本家就得卷铺盖跑路。现在资本家的职位没有卖掉，仍旧当经理。国家把人包下来，这就是“赎买到底”。朱鸿仪认为，“赎买存单”的说法，实质上是要“还本”。既然要“还本”，就应该把“本”弄清楚。其实，这个所谓“本”是剥削得来的，根本说不上“还”。朱鸿仪说，赎买不是容许剥削。社会主义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剥削，这一点大家都明确了。国家对民族资产阶级不采取剥夺的办法，而是通过和平改造，使他们进入社会主义。要“还本”，那就不对了。姜鉴秋认为李康年的提法，实际上是说剥削不可耻。这是从经济观点出发。朱企章说，解放后大家生活稳定，资本家得到安排。政府不但是“赎买到底”，而且是“足尺加三”了。如果把定息改为二十年，那就是等到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资本家仍旧享受劳动人民的血汗。陈铭珊认为，如果说“存单发下，改造完成”，那就把改造看得太简单了。改造，就是要逐步建立工人阶级的思想，改造成为劳动者。 + +　　很多人在发言中分析了李康年的具体建议，指出了这个建议的不利作用。毛啸岑说，发“赎买存单”，就会造成信用膨胀；如果发无记名的“赎买存单”，更会造成黑市买卖，这样做就会扰乱金融，其后果不堪设想。宋保林认为李康年的建议有四不利：第一，不利于统一战线，其他阶级看到这个消息也不服。第二，不利于大、中、小户的团结；第三，不利于资本家的改造；第四，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 + +　　会上，也有些常委反映了各方面对这个建议的看法。曹金水说，机器业过去小户多，定息七年，许多人已经认为期间太长。他们已经去车间参加劳动，急于摘掉帽子；李康年的建议发表后，有些小厂要求同业公会开会，研究这个道理，加以驳斥。周浚说，我看工商界群众中并没有“定息二十年”的要求。同意李康年的看法的人，即使有，也只是少数。上海工商界80％是小户，他们对“定息廿年”没有兴趣。以我接触的大户来说，他们也不同意这个建议。至于资方代理人，人数很少，而且也有人表示不要定息。袁丕烈说，本来我以为李康年的建议中有一点可以采取，那就是“集中发股息”，手续简单。后来张善章同我谈，到企业中去领定息，还有些改造的意义。拿了“存单”，连这一点也没有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 +　　许多委员认为报纸发表李康年的建议是好的。问题既然存在，而且李康年的建议也有人同意，那末摊开来让大家讨论，就有好处。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毛啸岑说，把这个问题到工商界基层去谈有好处。广州工商界谈“马前白雪”，得出了结论。上海既然有人发表这个意见，让大家谈谈，也可以得出结论。 + +　　在昨天会议上发言的，还有虞贤法、唐志尧、张爱国、赵体润。他们都表示不同意李康年的建议。 + +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5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8.txt b/CCRD/1/3/2/0003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f267c76d4305bb936602b877a14b15266fc2d9 --- /dev/null +++ b/CCRD/1/3/2/000348.txt @@ -0,0 +1,45 @@ +# 上海市工商界知识分子讨论毛主席报告时畅谈工商界为什么会有松劲思想？ + +　　本刊讯　上海市工商界知识分子此次讨论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时，小组发言十分踊跃。(4月20日)中心小组开会，以“工商界是否存在着松劲思想”为主题展开了讨论。大多数人都承认松劲思想是存在的，但均强调客观原因，很少从主观上检查。 + +　　（姚梓良分析工商界松劲原因） + +　　姚梓良分析工商界松劲原因，他说：“解放前是非常积极，解放后是不得不积极，合营后是可以不积极。解放前为了赚钱，在唯利是图的本质推动下当然非常积极。解放后加工订货，上级限制交成品，税局要税款，工人要工资，你能不积极吗？合营以后，笃定拿定息，就可以不积极了”。胡子婴、盛康年都同意这分析。 + +## 董寅初说种种制度限制了私方的积极性 + +　　董寅初说：“全行业合营后，同业公会无事可做；增产节约运动开会，私方人员被邀请列席而不作为一个正式出席者，当然负不起责任来。这说明私方人员的松劲思想，不是主观原因而是受了制度的限制。工商界普遍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也是这个原因。以国际贸易业为例，私方人员绝大多数工作都很积极，但怕负责任。他们提了很多有益意见，总是没有下文，只好默然而息。例如我们把许多可以控制世界市场的商品(如桐油之类)卖给东欧各国。这些国家转手抛出去，使市场价格下降，中国受到很大损失，为什么不直接在欧洲市场交易？领导上对小事抓得紧，对这样大的问题，反而不管，真是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 +　　他又说：“资本家很爱面子，给了他适当的安排，他为了要表现自己有才干，可以称职，是不会发生松劲思想的。例如每年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时候；很多人都要春游，但是今年还没有听见资本家有些打算，(指国际贸易业)难道有了定息反而节约吗？爽气点说：“非不欲也，怕受批评。”“党的领导，我们认为是好的，必要的，但层次太多，党员自己意见有时也不一致。这就影响到私方人员的积极性。” + +## 丁佐臣感慨万分谈童养媳的遭遇 + +　　丁佐臣是一位专家，他听了董的话，感慨万分地说：“私方人员本来好像童养媳；受歧视是可以理解的。全行业合营后，阶级关系起了变化，养媳圆房成为正式的儿媳妇，仍然得不到阿婆的信任。原因是小姑小叔太多，稍不如意，就在阿婆前飞短流长，这样私方人员怎么积极起来呢？” + +## 孙鼎痛恨教条主义，主张私方人员要有哭秦庭的精神 + +　　孙鼎说：“计划管理，基本建设都是好名词，但落在某些公方人手中都教条化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当然是正确的。某些人却把它作为拒绝改进技术的挡箭牌，作为避免改进操作方法的防空洞。我认为要发扬工商业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把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与个人独立思考结合起来。党号召要依靠群众，这也是对的，但应该同时重视发扬个人智慧。我建议私方技术人员本着爱国热情，要有哭秦庭的精神，主张不贯彻决不罢休。(指申包胥哭秦庭求援，意思是要下决心，对不合理的意见斗争到底。) + +## 金学成畅谈改善党群关系 + +　　金学成也附和大家意见说：“什么公私关系，阶级关系，共事关系，一切都是党群关系。近来党群关系有所改善是肯定的，但还没有完全改善，要努力，改善了这个关系，大家积极性就提高了。” + +## 荣毅仁、王子建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荣毅仁、王子建两人先后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发表了一些意见。荣认为监督作用是两方面的，相互发挥做得不够。王子建认为监督的含义不仅是批评，而且建议也应在内。 + +## 胡厥文谈松劲与不松劲的界线 + +　　胡厥文说：“克服松劲情绪，首先在于提高思想认识。提高到什么程度呢？大家还没有一致的意见。我认为松劲不松劲的界线是这样的：对企业的关心，同对合营以前一样的关心，就不算松劲，但公方必须使私方有职有权，否则他要关心也不可得。” + +## 胡子婴等谈阿婆与小姑 + +　　胡子婴说：“松劲不松劲用什么尺度来量呢？我同意厥老看法，今天对企业的关心与私营时代一样的关心，就不是松劲，这样衡量是公平的。合营前工商业者接受改造，进步较快，都是由于有外力推动。现在不同了，没有税局来查账，没有人来催交货，工人也不会伸手向你要工资。这些不太勉强接受改造的人，自然就落得松一松劲。不过客观原因我也认为是有的。第一是上级抓得过紧，权力不肯下放，使得下面缩手缩脚，积极性很难发挥。其次是要提高领导的修养，一个公正无私的阿婆，是不会听小姑小叔的谗言的，小姑、小叔的话自然也就不起作用了。偏偏今天做阿婆的最喜欢搜集这一套，引得小姑小叔走弯路。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私方固然要加强学习，公方同样也要重视学习。松劲情绪的产生，就是意识落后于形势，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早一点跟上去，不使它落后于形势，那就是提高思想，加强学习。” + +## 盛丕华吟诗话团结 + +　　盛丕华说：“古诗说得好：‘三日入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我们要发挥积极性，克服松劲思想，不要怕小姑小叔，要团结小姑小叔，一致搞好工作。” + +　　(转载自新闻日报情况汇报三百八十七期) + +　　来源：1957年5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49.txt b/CCRD/1/3/2/0003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f66050e147d7cffacfa4d8c20af1064c1c1aa2 --- /dev/null +++ b/CCRD/1/3/2/000349.txt @@ -0,0 +1,31 @@ +# 上海市工商联举行小型座谈会中上层工商界谈放松改造问题 + +　　本刊讯　上海市工商联4月19日召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谈工商界在“三定”之后是否有放松改造的问题。 + +## 主流在那里？ + +　　大多数人的发言都举出一些情况和事实说明在工商界中有放松改造的情况，但不是主流，主流仍然是和积极继续改造这一面。但也有个别的如纺织业吴赞廷说：放松改造只是个别的。他说：工商界人士报名政治学习很踊跃，说明工商界要求改造；在生活上，和过去比较起来都是向健康方向发展的；在工作上也是在向劳动靠拢，所以说工商界还是继续要求改造。他分析工商界之所以继续改造有三个原因：(一)和平改造政策正确；(二)社会舆论和家庭关系都不允许你放松改造；(三)国际条件不允许你走资本主义道路。 + +## 为什么他们会放松改造？ + +　　认为放松改造这一事实是存在的，现分析放松改造的原因如下： + +　　(一)鞭策的力量没有了。政校教员平文谦说：“有人说，过去有三条鞭子在抽，所以不得不负责。这三条鞭是工会的监督、税局的税收工作、国营公司的‘三按’。但是现在工会客气了，特别是在‘八大’指出国内矛盾转变了之后。税收现在是与我无关了。至于质量问题，现在打屁股是打公方，私方挨着也不过稍为一点点，不痛。 + +　　(二)积极性没有得到及时的支持与鼓励。长宁区工商联副主委郑昌明说：“有一个机器厂的私方在增产节约中搞了一个方案交给公方。公方放在抽屉里积压了两个月。这就影响了积极性。有一个橡胶厂的私方改进了布匹上浆的方法，使厂里不但不缺三十吨布，反而有余。但厂里只在黑板报表扬一下，公方和行政又没有很好的支持。 + +　　(三)一些具体问题上的利害矛盾而引起的，如安排、待遇上的问题。 + +　　(四)“三定”带来的副作用。平文谦说：“有人说积极与消极都是那么多工钱。做到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就可以了。”平文谦说，准时上班的意思是不愿受批评，准时下班的意思是不愿多负责任。但在私营时期则不同，有人说，那时是“鸟叫做起做到鬼叫。”郏其庚(化工副主委)说：“有人说：‘三定’是上半世修行得来的，我不懂马列主义，只懂得命运主义。”意思是，以前是怎样，现在就是怎样，命运已经决定，没有什么苗头了。这些人以为今后个人没有什么奔头了，所以劲头不足。 + +## 应该怎样来看待放松改造？ + +　　对放松改造的情况是怎样看待的呢？忻彭令说：“是有人在放松改造，但不能就说他不要改造，因为改造是曲线进行的，要经过一个反复斗争，反复认识的过程。因此不能把这情况看作很奇怪。”平文谦和郑昌明都认为对这一情况要加以注意，要加强工作，不然会发展得严重起来。 + +##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情况？ + +　　怎样加强工作呢？郑昌明说：“有人认为加一些压力，加一些鞭策的力量总比等待好一些。我觉得主要是要加强私方改造的自觉性，加压力是不大妥当的。我认为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思想教育，一是采取措施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同时还可以加一些刺激因素，不一定是加压力。在加强思想教育上，方式要和过去大大不同，要和高潮以前扣帽子的方法有所改变，应该采用自我教育，群众教育，采用批评与表扬，鼓励与表扬的方法。总之，方法要很好研究。另外就是要改进工作，改进关系，采取措施，解放一些具体问题。工商联和民建会应该成立一些机构来研究与解决一些具体问题。 + +　　(转载自新闻日报情况汇报三百八十七期) + +　　来源：1957年5月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0.txt b/CCRD/1/3/2/0003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e0fee72a201d1c374578605406b17090fca503 --- /dev/null +++ b/CCRD/1/3/2/000350.txt @@ -0,0 +1,27 @@ +# 同群众共甘苦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们的党从来是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密切的联系的，从来是同群众共甘苦的。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但是近几年来，革命胜利了，党领导了全国的人民政权，有许多同志却滋长了骄傲的情绪，沾染了旧社会的恶习，逐渐脱离了群众，损害了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因此，党中央最近发表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指出：“目前党的任务，除了进行整风学习，提高党内思想认识、改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以外，还要在实际生活中完全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并且着手进一步建立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制度，使领导者同群众打成一片，使人民内部的关系面貌一新，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老爷架子，大大减少。” + +　　保持和发扬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决定的意义。我们记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任何的艰苦困难都没有能够使我们屈服。在那些艰苦斗争的年月里，干部和群众，上级和下级，军队和人民，军官和士兵，同生死，共患难，凝结成了打不烂压不碎的钢铁一般的整体。在抗日游击战争时期，我们的革命军队和革命干部，一面要在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对敌斗争，一面还同群众一起参加了生产。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５年４月写的“论军队生产自给，兼论整风和生产两大运动的重要性”一文中指出：“１９４２和１９４３两年先后开始的带普遍性的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曾经分别在精神生活方面和物质生活方面起了和正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时的整风运动在广大干部中解决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之间的矛盾。当时的生产运动解决了当时存在着的粮食、油盐、被服、经费不足的严重矛盾；并且使军官和士兵，上级和下级，军队、干部和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中更加亲如兄弟，使革命队伍里的每一个成员进一步增强了劳动观念，并且促进了全体人民的大生产运动。这两大运动，成为其他各项战斗任务的基础，成为中国人民彻底解放的保证。 + +　　我国广大乡村的人民，都记得在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中，我们党的干部同群众共甘苦的优良作风。当时活跃在农村中的“土改干部”到处跟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在斗争中，工作人员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群众也提高了工作人员的阶级觉悟。许多工作人员同农民交成了好朋友。只是因为这样，推翻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才得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全面的彻底的胜利，并且使接踵而至的爱国丰产运动蓬蓬勃勃地发展了起来。 + +　　最近一个时期，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各级领导机关的工作人员实行“层层下放”。下放到农村去的干部，许多人已经在农村“安家落户”，许多人又同群众一起参加了生产劳动。于是，各地开始流传着这样的话：“老八路又来了！”“土改时候的干部又来了！”群众为什么这样说呢？很值得我们深思。这是称赞，也是批评。称赞的是干部又同群众共甘苦了，批评的是曾经有许多人离开了这个光荣传统。 + +　　当然，离开了这个光荣传统的只是一部分人。有许多老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着艰苦朴素作风，他们的思想并没有生锈。这里姑且随便举几个例来说。甘肃省和政县委书记霍世仁，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生活在乡村里。他能背得出全县每个村落的名字，熟悉每个村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情况，知道哪个村子适合种哪种庄稼，了解全县每个社主任和大部分生产队长以上干部的家庭情况和工作情况、性格和特长。他在哪个村子出现，哪个村子的人们就围上来跟他谈话。他习惯在地里和打谷场上，一边干活，一边同群众说笑谈心。山西省平定县长李连城，也是每年总有半数时间在农业社里。他下乡总是背着铺盖步行，而且时常深入田间、户内跟农民谈心。（⑴⑵）昆明航空工业学校的校长和教师帮学生搬行李，同学生一起在“露天食堂”吃饭，想尽一切办法给学生解决缺被子缺衣服的困难，随时为远离家乡的学生着想。兰州第二航空工业技术学校师生共同劳动建筑校舍。这两个刚创办的、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都十分困难的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充满了团结友爱、热心学习的空气。在工矿企业里，保持着同群众共甘苦的作风的人也不少。今天本报发表的湖北襄樊市棉织厂支部书记梁彦斌等的事迹就很值得大家仿效。他们住在厂里，熟悉工人的家庭状况、健康状况和思想动态。他们同工人蹲在一起吃饭，经常参加工人的业余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工人真正把工厂当成了自己的家，全体职工互相关心成了风气。象这样的县委书记、县长、校长、工厂党委书记，全国各地都有很多。既然有这么多同志能够坚持和发扬这种作风，为什么有些同志就偏偏做不到呢？这不能推到客观环境，只能要求这些同志反躬自问，“三省吾身”。 + +　　每个革命工作者，都不可以认为自己比“普通老百姓”高一等，或者认为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高一等。这些都是过去剥削阶级的旧观念，对我们来说，是极其腐朽极端荒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是：人人平等——这平等是建立在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的基础上的。我们主张人人都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而不侵占别人的劳动成果。我们的国家机关跟剥削者的国家机关不同。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关是维持剥削制度的工具；而我们的国家机关是保护劳动者利益的工具。我们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都是同工农劳动人民站在同等地位的，他们同别的劳动人民做着不同的工作，这只是必要的社会分工。由于工作任务、工作繁简、工作条件的不同，他们的劳动报酬和生活情况，在社会主义的目前发展阶段，同其他劳动人民会有一些差别，这也正如同工人同工人之间的劳动报酬有所差别一样。只要这种差别是合情合理的，那么，这种差别也是正常的，能为群众接受的。可是，如果把这种差别扩大化，扩大到不合理的程度，那就会发生危险的后果。我们必须预见这种危险的倾向，及早加以防止。我们要使各级党政领导人员同群众共甘苦，用事实证明自己同群众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主动地自觉地从各方面调节领导者和群众之间的矛盾。 + +　　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就因为这样做可以从根本上改变领导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很多领导人员和管理人员，并不是除了做领导工作、管理工作就再也没有时间可以直接参加生产劳动了。如果有时间，有机会，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能直接参加生产劳动呢？很难找出真正成为理由的理由来。有些人不愿意这样做，只不过是因为在他们身上已经多了一种同革命者无关的东西——“官架子”。他们似乎忘了自己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是人民的勤务员，忘了劳动是最光荣的事情。 + +　　任何一个革命工作人员都应该拒绝享受任何特权，反对使自己的生活特殊化。这并不是提倡平均主义。领导人员应该经常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并不是说每个干部都要常年在农村里、在车间里。那是不可能也不必要的。但是，只要有可能到群众中去，就应该到群众中去。有可能去几天就去几天，有可能去几小时就去几小时，总是有好处的。 + +　　在实际行动上同群众共甘苦，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政治教育工作——对群众，对干部自己，都是这样。向群众讲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怎么好，将来会比现在又怎么好，过去在革命中经历过怎样的艰险困难，目前应该怎样忍受困难、同困难搏斗，群众是会相信的。可是，如果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去同困难作斗争，那么，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就要大许多倍。 + +　　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有一段话，我们应该牢记心头，身体力行：“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 + +　　每个领导人员一定要做到关心群众痛痒，同群众共甘苦，并且尽一切努力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把自己同群众中间的一切人为的障碍都打破吧！把阶级社会遗留的影响尽快地象清除垃圾那样扫除掉吧！放下“官架子”，走到群众中间去吧！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1.txt b/CCRD/1/3/2/0003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ebcfd77e7c43b0bd475cb11db85e48fded4fde --- /dev/null +++ b/CCRD/1/3/2/000351.txt @@ -0,0 +1,9 @@ +# 争辩讨论是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 + +　　<周谷城> + +　　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推进学术。经验证明，真理是发展的：常从模糊到清楚，从不甚正确到十分正确。“到”的过程，即是发展过程，必包括争辩讨论。否则便须承认真理不是发展的，而是第一次发见就等于最后的确定。第一次发见就等于最后的确定，这究竟不多。就算多吧，而充实、丰富、具体化、使人信服，仍须争辩讨论。唯有争辩讨论，是阐明真理、推进学术的最好办法。其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加强团结。一些道理，不让人讲，而要人信，是很不容易的。人们就是信了，常常口服心不服，阳奉阴违。阳奉阴违，最不利于团结。让人讲了，经过争辩讨论，免不了有个胜败。败了的可能心服口不服，阳违阴奉。然而阳违阴奉，离团结却不远了。再其次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巩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大家常怕马克思主义在争鸣中受到不利的影响。其实马克思主义自身就是在争鸣中站起来的；在中国尤其特别，简直是在反动统治高压之下站起来的。在高压之下且能站起来，难道在百家争鸣的自由气氛中，反而会倒下去吗？最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使文化、教育、学术界大大活跃起来。这一点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 +　　但贯彻这一方针，也要花些气力。我们过惯了封建生活，争鸣的气氛向来不甚浓厚。就是在资本主义先进国，例如英国，自由争辩讨论的习惯，单是在资产阶级的那个小圈子里，也经过两百余年的培养。我们要越过资本主义，使自由争辩讨论的气氛弥漫于全国，而不是限于某一个阶级的小圈子里，使各方面热爱真理的精神到处活跃，这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怎么办呢？领导方面多多号召，并把过去某些具体问题妥善处理，这是有力的办法；文化、教育、学术界人士自己动起来，树立信心，打破顾虑，这是有力的办法；主持报章、杂志、书籍编审的人采取一些措施，更是有力的办法。采取哪些措施呢？第一，看见文章上装了一个判决式的题目，如批判某人的唯心思想，批判某人的形而上学观点，批判某人的资产阶级理论，等等，最好送请原作者改一改。因为道理还没有讲，笔墨官司还没有打，判决书的主文就出来了，这自然会阻止人家打笔墨官司。至于文章中的加添语，可以请原作者减少些。例如道理已经讲明了，人人都看得懂；而要在已明之理的后面加添些话曰：这简直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等等。这样的加添语，并不增加道理的说服力，而只令人生厌。第二，不要欢迎唯心主义；欢迎唯心主义，反使争鸣展不开。假如我办一种报纸，第一天作一篇社论曰，我们也欢迎唯心主义。我想这是很无效的。因为读者对此容易误解，认为报馆里的人自封为标准的唯物主义者，所以也欢迎唯心主义。否则自己还难免有唯心的地方，为什么要向外欢迎唯心主义呢？而且欢迎之义也极不明确。欢迎唯心主义者暴露思想然后加以围剿？则唯心主义者一个都不会来。欢迎唯心主义本身在社会上流行，则又违反了自己的愿望。因此我建议不要欢迎唯心主义。不欢迎唯心主义，欢迎什么呢？曰，欢迎提出问题，加以争辩讨论，希望获得真理。第三，见到文章中的形容词如“唯心的”、“唯物的”等等用得太多了。真理不是形容词所能堆砌成的，而是说理透彻的结果。道理说得透彻，虽无“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等等形容词，亦可能完全合乎马克思主义。所以我常想，万一要用形容词，最好减少一些或稍稍变动一下。例如“唯心的”三字我便想改用“错误的”三字。因为唯心的固然一定是错误的，但错误的不一定是唯心的也。当编辑颇为难，推动百家争鸣，方法也不一律，我所讲的，并不需花多少本钱，无妨试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2.txt b/CCRD/1/3/2/0003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ea20bdd304037a3a49c3b1f7b17bb615418cc7 --- /dev/null +++ b/CCRD/1/3/2/000352.txt @@ -0,0 +1,55 @@ +# 整风会，学习会，团结会——记辽宁省文艺工作座谈会 + +　　<辽宁日报记者> + +## 对省委的批评 + +　　在辽宁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文艺界对省委领导提出了批评。到会的文学、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文学艺术界的同志，都用具体事实说明省委在近几年来不重视文艺工作，没有把文艺工作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讨论；对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缺乏了解。一位音乐家说：辽宁省钢铁多，是好事，但文化少了点。他要求：今后省委不仅要注重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而且也加强领导文艺工作。 + +　　提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问题，文艺界批评省委领导过去对于贯彻执行这个方针缺乏研究缺乏应有的重视；没能大胆放手，也没有进行具体领导。有人认为：省委过去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上，是半开门、或者是门还关的很紧，是两头热，中间凉——中央和文艺界热烈拥护，省委则比较冷淡。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不了解情况，但一旦发生什么问题，却用简单化的、而不是用说服工作情况，使得一些长久存在的不合理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文艺工作者的苦衷也没有地方去倾诉。 + +## 对整个文艺事业缺乏统筹安排 + +　　不少发言人认为：辽宁省文艺事业的规模和条件比较优厚，但安排得不合理。在沈阳市有三个文学刊物，而旅大市虽然条件较好，但一个刊物也没有。辽宁地区没有专业的文艺出版社，许多作品不能得到出版的机会。特别是当前剧目贫乏，剧本荒的现象又出现了。人们建议：文化部和省的领导应该尽快地改变剧本稿酬的不合理现象，吸引那些已经改行的剧作家们再从事剧本创作。此外，沈阳市许多剧团都苦于没有演出场所。全省有十个话剧团，都集中在几个交通方便的大城市里，由于人力分散，条件不好，演员不能很快提高，演出质量低下，演员苦恼，观众也不满足，经费也有困难，又由于剧本少，各剧团演出的剧目经常碰头，但又不能到外地巡回演出。沈阳民间歌舞队成立几年来由于方针不明、条件不够、没有编制，目前甚至连吃饭都成问题。音乐家和美术家们因为没有演出场所和展览馆，他们的作品就不能跟群众见面，当然也就影响了齐放和争鸣。 + +　　对我省文艺界的“各行各业”的发展，由于领导缺乏统一安排和照顾，因而有些“行业”的苦处就更多、更大。搞戏曲艺术的同志说：民间职业剧团不仅在上演剧目上遭受无理的限制、而且在物质条件和经费问题上也有比国营剧团大得不可比拟的困难，根本就谈不到艺术创作上的提高，而演员在社会上还经常受到歧视，相声演员在会上说：他们的旧段子不敢拿出来、而新段子又没人创作，长此下去，相声这朵花就会枯萎。舞蹈家们提出：辽宁民间舞蹈很丰富，政府应该支持舞蹈工作者把这份宝贵的民间遗产接过来，他们要求成立“舞蹈之家”搞歌剧的同志提出，过去东北大区时期歌剧很发展，基础也较好，而近几年这一行却冷落下去了，他们提议考虑成立歌剧院。希望这些“行业”能跟文学创作一样，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同样重视，发展起来。总之，这些批评意见归结起来，就是要求合理地调整使用。对文艺事业进行统一安排，使人尽其能、物尽其力，让文艺中的各类事业都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 +## 现在艺术团体通行的一套管理制度妨碍“百家争鸣” + +　　一位剧院的同志说：“我们剧院既是机关，又是学校、工厂和商店，院长要管行政工作，要管干部学习，还要过问剧场的经营管理。什么事都得管，但就是很少管艺术。”一些负责领导工作的音乐家、美术家和戏剧家们都要求把自己从行政事务中解脱出来，把精力放在对艺术的领导上，人们对现在通行于各文艺事业单位和团体的一套管理制度，如人事制度、财经制度等等，也提出了批评，认为它们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有矛盾。应该根据文艺工作的特点和文艺工作者的实际情况来加以相应地改变。比如政治理论学习，有人认为这是必需的，但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的学习对于文艺工作者来说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现在按党校或一般政府机关那样搞，就很不必要。搞美术工作的同志提出：过去，由于业务上的需要，他们到北京去参观画展，但是财政部门认为人去多了是个浪费，应该派代表去，他们问道：欣赏艺术作品怎能由别人代替? + +## 要扩大业务民主，改变一般化的行政领导方式 + +　　有人也批评了过去文化行政领导部门，在业务上发扬民主不够，有些文化行政领导干部凭自己兴趣和爱好来代替党的政策。人们要求今后领导和艺术工作者之间在业务问题上见解不一致的时候，领导应该放手，让下面同志实践一个时期再作定论。人们的意见是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方式应该改变。 + +## 两个争论 + +## (1) 由教条主义引起的…… + +　　这次会上，人们对教条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有人说：教条主义者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面孔出现，态度粗暴的来扼杀创作。但是过去一些人却认为“左”比右好。而教条主义又往往是从领导方面来的多，有权有势，不让对方说话。有人说：文艺批评中教条主义跟行政领导方法结合在一起，就更令人可怕。 + +　　对于当前要着重反对教条主义这点，会上的意见是一致的，但在具体分析文艺批评中的教条主义倾向时，出现了分歧意见。 + +　　一部分同志认为必须对于教条主义作历史的回顾，不如此就看不出它的严重的危害性。他们说：近两年多以来，辽宁省文艺界曾展开了对短篇小说：“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和“姻缘”的两次规模比较大的批评。这两次文艺批评中间，教条主义是占主导地位的，它严重地伤害了青年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引导广大读者对艺术产生了不正确的理解。而在“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的批评中，又没有表现了合理的公允的态度，有一些批评教条主义，批评不正确意见的文章，没有得到充分发表的机会，这次讨论是草草结束的。正因为那次对教条主义批判得不彻底，所以以后在讨论“姻缘”的时候又出现了教条主义。因此，必须对教条主义进行严厉的、一点也不容情的批判，不打倒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不能贯彻执行。对过去在文艺批评文章中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同志，应毫不留情的批判，愈狠愈好，影响他们的积极性也没关系，因为教条主义者应当休息。因为不如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就不能出现。他们认为，第二种意见实际上是为教条主义寻找借口，有开脱和袒护之嫌。 + +　　第二种意见是：反对教条主义同样也不能简单粗暴，应该作具体分析，既不能用教条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也不能用否定一切的右倾机会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比如对于过去我省文艺批评中的两次大“事件”：关于“一个女报务员的日记”和“姻缘”的讨论，就不应该采取一笔抹杀、全盘否定的态度。这两次批评虽然开始时出现了教条主义，但后来也发表了观点公允、正确的文章；就是那些教条主义的文章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正确的意见。而且在讨论中也反对了文学批评中忽视政治的缺点。通过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认识到什么是教条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危害，这是有其积极的一面。他们认为：教条主义有其深远的影响，产生教条主义的原因是复杂的，有历史的、社会的、思想的种种因素，反掉教条主义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以后还可能出现。因此反对教条主义是一个长期的斗争过程。同时，教条主义做为一种思想方法也是一种客观存在。既然创作中可以让毒草出现，为什么就不让文艺批评中的毒草——教条主义出现呢?百家争鸣，对教条主义也应允许其鸣。 + +　　第三种意见是：认为以上双方面的意见都有片面性。因为反对教条主义就不要文艺批评，不对；但让教条主义参加争鸣，也不对，因为教条主义不能成为一家，如果把它放出来，就会阻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至于让教条主义者休息，这提法也不正确，教条主义的批评应当休息，但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人却不必休息，应该努力写出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文章来。 + +　　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应该把教条主义思想和人分开来，不要对人施加压力，有人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教条主义，但是在另一个问题上也可能没有教条主义。提出这样问题的同志认为，会上有人在反对教条主义的同日似乎连文艺批评也不要了。不能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拒绝或者反对别人的批评；不能把有缺点的文艺批评文章都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因为这样就没有人再敢写文艺批评了。 + +　　在对文艺批评和教条主义的争论中间，有的同志提出文艺界应该注意团结，在文艺批评中也应该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特别是从团结愿望出发这点更重要。过去在文艺团体、报刊之间，在搞创作和搞批评的同志之间，积存了不少意见，甚至有些传闻造成了无原则的纠纷。在会上，他们之间互相展开了批评，把“在高粱地里”的私议，摆到桌面上来谈。经过互相批评，有些意见接近了，有些问题澄清了；但也还有“保留意见”。 + +## (2)由戏曲改革引起的 + +　　几位在评剧团从事戏曲改革工作的同志，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这样一个情况：几年来，他们工作困难很多，心情苦闷，创作出来的剧本得不到上演的机会。原因是领导不关心，一些新的尝试常常遭到老艺人的反对。过去他们创作了一个新歌剧“刘胡兰”，排演了很长时间，仍然不准拿到舞台上去演出。歌剧“草原之歌”在排演时，也遭到很大责难。有人批评他们是老祖宗的败家子，领导斥责他们糟踏了评剧。这样他们就感到戏改工作困难很大，没有方向，新生力量遭到了压制。 + +　　而评剧演员们则认为歌剧“刘胡兰”和“草原之歌”行不通，他们说：演员文化水平很低，连识谱能力都没有，就学大合唱，把嗓子都喊哑了，也学不会，而且把锣鼓也取消了，这是脱离开了评剧的传统风格，脱离了演员的实际情况。演员们说搞戏改工作的同志应该经常接近艺人，了解艺人的情况，懂得评戏特点，否则是不能有成就的。他们说不同意戏改工作者对他们的指责。他们是支持戏改的，“刘胡兰”没上演并不是他们决定的。一位评剧团的导演说：搞戏改不是很简单的事，搞戏改工作的同志应该很好学习评戏，并且应该尊重评戏的传统。 + +　　一位音乐家发表意见说：戏改也应该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保守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不能强人所难，要双方自愿。他说：首先向老艺人学习，然后才能作好戏改工作。既不能不照顾评戏的传统风格，又不能指责所有新的尝试是粗暴或教条主义。 + +　　省委对这次座谈会十分重视，省委第一书记黄欧东来参加了，并且在会上讲了话。省委书记李荒、副省长王梓木、省委宣传部代理部长刘异云都从头到尾参加了这个会。并且鼓励大家以诚相见，畅所欲言。省委领导的重视、充分的发扬民主和参加座谈会的人的大胆、坦率的发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　　这是我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次会将成为我省文艺工作的一个转折点。 + +　　 来源：《辽宁日报》1957年5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3.txt b/CCRD/1/3/2/0003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442938644557ffd1e4ee3d0ec4a48f43eaf036 --- /dev/null +++ b/CCRD/1/3/2/000353.txt @@ -0,0 +1,27 @@ +# 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纪念五四运动三十八周年 + +　　<《光明日报》社论> + +　　在三十八年前的今天，觉醒的中国人民酝酿积蓄，以反帝反封建的“五四”文化革命开始，展开了新型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时光并没有空过，回顾三十八年前后的情况，中国人民的脚步是迈得多远了！人民民主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基本上完成了，全国人民正在热情高涨地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迈进。 + +　　今年的“五四”，正是全国知识界听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后，在广泛地热烈地讨论着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问题。到处都听到知识界的声音，到处都看到知识界的活跃，到处都可以感到知识界的脉搏的跳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成了当前知识界思想和生活的主题。这是“五四”而后，较之五四运动波澜更为壮阔、规模更为宏伟的文化革命运动，是反对教条主义思想，反对机会主义思想，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伟大的思想革命运动。 + +　　知识界纪念“五四”，应当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大力推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贯彻。拿出比“五四”而后反对帝国主义的买办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更加大无畏的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来反对教条主义思想，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对教条主义进行斗争；来反对机会主义思想，清除自己头脑中的机会主义思想残余，对机会主义进行斗争。应当以宏伟的气魄，清醒的头脑，知所识别的兼容并包的精神，批判应当批判的，肯定应当肯定的，学习可以学习的，消化可以消化的，进而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以之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开花结实，大放光采。把这一较之五四运动更为宏伟的文化革命运动推向前进。 + +　　不要有所顾虑，不要有所犹豫，不要由于怕犯错误而趦趄不前。我们批判，我们肯定，是为着学习、为着消化、为着创造，为着建设、为着推动和完成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运动，为着建立我们的社会主义的崭新的文化。一句话，为着社会主义，为着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所以，一定要大胆地贯彻这个方针，要大胆也放、要大胆地鸣。这样，才能反掉自己头脑中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才能反掉整个知识界的教条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才能扫清社会主义思想建设上的障碍，才能使知识界头脑清醒，眼界开阔，有所兴起。歌德在一首诗中说过—— + +　　善良的人在自己的朦胧的憧憬里， + +　　也常常会认出一条康庄大道来。 + +　　我们的知识界不是在朦胧的憧憬里，我们有着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几年来已经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的空气的薰陶，康庄大道——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被指引出来了，而且已经走上了这条大道。只要去其顾虑和犹豫，切实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能使知识界面貌一新，更加有力，在这条康庄大道上健步驰驱。 + +　　现在有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还有顾虑。他们的顾虑是怕方针政策掌握不住。既怕“左”，把事情搞坏；又怕右，会要受到上下两方的批评和责难。怕走得太前、太突出；又怕落在后面，赶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在目前的情况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于领导。如果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有着这种怕“左”怕右、怕前怕后的思想，是不足以言成事的。他们本来是怕犯错误才采取这种态度，却不知道这样已经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开展不起来。我们希望有着这种思想顾虑的同志，赶快丢掉这种思想顾虑。只有使知识界放起来，鸣起来，才能谈得上放得好，鸣得好。未有把蓓蕾捆绑起来而能开花结实者也。我们希望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为天下倡，把知识界鼓舞起来。 + +　　现在还有些知识分子有顾虑。他们的顾虑是怕自己放起来，鸣起来，以后挨整。这种顾虑实在是多余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目的很明确，并不是为着要整人，而是为着要批判教条主义思想和机会主义思想，而批判的目的，又是为着进行一个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为着发挥知识界的力量，为着学习，为着创造。如果知识界存在着这种怕挨整的多余的毫无必要的顾虑，那就是自己用一条绳子把自己的思想束缚起来了，那就只有使自身的力量衰退以至萎谢。我们希望有着这种怕挨整的思想顾虑的同志，赶快把这种既跃跃欲试而又瞻前顾后的书生气味丢掉，切实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讲话，体会中央的方针政策的精神，不要作寒虫，而要鼓起力量，迎接春天。 + +　　我们认为，要放得好，鸣得好，达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目的，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是要大胆放手，把知识界的力量和勇气鼓舞起来，然后顺其流而加以导致。使百川汇于海，大家为着一个目的，清除思想上的障碍，创造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使我国的文化科学事业繁荣起来。而知识界则应当实事求是，不要有所顾虑，也不要情绪波动，各抒所见，各尽其力，要求自己，帮助别人，使学有所进，事有所成，毋负于这个方针，毋负于我们所处的伟大时代，毋负于自己肩头上的责任。 + +　　纪念“五四”，我们希望知识界继承“五四”的精神，来推动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使异采纷陈，知识有所附丽，附丽于社会主义事业而在世界上大放光采。 + +　　（来源：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4日，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4.txt b/CCRD/1/3/2/0003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14aa400c4269861919e05fe3cb0d67245c0549 --- /dev/null +++ b/CCRD/1/3/2/000354.txt @@ -0,0 +1,249 @@ +# 加强互相监督 开展民主生活 改进党群关系 + +　　<《光明日报》编辑部> + +　　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5月4日在西安邀请部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发言记录，以发言先后为序。 + +　　王捷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陕西省委员会常务委员 西安师范学院教授 + +　　李述礼 中国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西北大学教授 + +　　刘不同 政协西安市委员会委员 西北大学教授 + +　　张锡华 九三学社社员 西安市第四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 +　　张世恩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交通大学讲师 + +　　毕仲翰 九三学社社员 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 + +　　李萃麟 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委员 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教授 + +　　刘蔚同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西安医学院教授 + +　　王子云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西安美术专科学校教授 + +　　钱祝钧 九三学社社员 西北大学副教授 + +## 认真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 + +　　王捷三 人民内部矛盾发生的根源，毛主席指示的很明确。怎样处理呢？我想似乎非认真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不可。我认为，民主集中制在各个机构中还没有制度化和具体化，大家体现民主集中制的精神也不够，似乎是群众要求民主，领导则爱集中，因此，应该没有矛盾的事情有了矛盾，小矛盾变成了大矛盾。最近，党的整风运动提倡各级党政军有劳动力的主要领导人员，以一部分时间同工人农民一起参加劳个办法太伟大了。解决矛盾莫善于此。我希望定为制度，不分党与非党成员，普遍实行。 + +　　目前，较突出的矛盾的表现是官僚主义，在文教机关则是教条主义。 + +　　官僚主义者的思想方法不对头，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它将矛盾绝对化了。我觉得这几年有些领导干部，动辄把自己的威信同共产党的威信等同起来，这样就不能虚心。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还由于偏听偏信。偏听偏信那些接近自己或恭维自己的人，因而发生偏差，造成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矛盾。 + +　　在我们机关中，民主生活是有的，但我觉得有些流于形式，甚至在学术研究机构中也是如此。拿我参加的教研组就是这样。有些民主党派召开的会议也是这样。在学校中，领导与群众有些隔阂。我觉得历史上有“学东”尊重“西席”的好习惯，应该吸取，然而今天校院长访问教员的事很少见了， + +　　我奇怪的是，党提出反对官僚主义，原应将官僚主义看成是大问题是莫大的耻辱；但是有些人看的很轻松，还爱戴官僚主义的帽子，在报告和谈话中，往往说自己有官僚主义。我觉得把这个严厉谴责的名词庸俗化了很不好，满不在乎，如何反对。因此，反对官僚主义应先端正这个认识。 + +　　文教界在业务上提出过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不见得不好，教条“主义”就要不得。不克服教条主义就“放”、“鸣”不起来。有人担心大放大鸣会妨碍马列主义的领导地位，主张还是在马列主义范围中“放”“鸣”吧！我认为这些人忘记了马列主义之所以取得领导地位，正是由于争鸣的胜利。传播马列主义用不着左手执资本论，右手执宝剑，而且辩证法正是反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的。教条主义者把思想教育工作看成土木建筑，筑墙垒砖一样，按时计工，照图式办事，课堂授业，只是照本宣读，不许多说一点，也不许多发挥几句。不许说教本上或权威者没说过的话。你如果作个比喻，说个新见解，他们就大惊小怪，乱扣帽子。高等校院中的学术研究空气就这样被窒息了。 + +　　教条主义者有时还杜撰教条，强人遵守。这样就在科学研究上、教学上造出不少的清规戒律，也就难免枯燥无味、千篇一律了。 + +　　生搬硬套的作风，在各级学校中都有。譬如：口试制度使师生痛苦不堪；工作量制将脑力劳动当成车间生产。不管科目和工作性质，死板地照抄，结果如何，值得研究了。 + +　　在戏剧界，教条主义也很严重。就西安来讲，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以后，剧种剧目都挖掘了很多，这是好的一面。但是，截至现在，在秦腔改革上，教条主义的流弊还很大。如“易俗社”是西安的一个大剧社，历史较久，辛亥时有不少爱国的老先生创作了三百多个剧目，当然其中有些是需要修改的，但教条主义者，却将三百多个剧目在解放后只留下三种。他们原先认为神话戏是迷信，后来听说高尔基说神话不算作迷信，于是又形成只演“张羽煮海”“劈山救母”之类的戏。他们固执地想拿新教条打倒旧传统，拿洋规矩否定民族形式，把许多人民所喜闻乐见的剧目都“一言以毙之”。现在虽有改善，但据说仍不让老艺人担任实际的导演工作。 + +　　我希望以上所提到的“窥豹一斑”的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学习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后，有所改变。 + +　　再谈“互相监督”问题。西安的共产党领导上，几年来带动民主人士参加革命工作、改造自己思想，已取得显著成绩。民主党派之所以能有今天，都是共产党扶植的结果。今后应在这个基础上，多多展开同志式的批评。但从检查统战工作会议上看，提出批评的还很少。我认为，既是朋友就要“劝善规过”，但认真规劝惟有好朋友才能做到。目前共产党和非共产党人士的关系，应改善“敬而远之”的现状。我建议，在不妨碍工作的情况下，在不流于庸俗应酬的情况下做两件事：（1）个人往还；（2）社会活动。联系亲密了，情感就融洽了，批评监督也就容易了。本来，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内，应该是生动活泼，喜气洋溢的。这样一来，假使说有宗派主义的墙壁，便也不推自而倒了。 + +## 西大党委怕放，大家自然不敢放 系主任有职无权很难做人 + +　　李述礼 现在大家都说要“放”，但我的印象，还有些领导人是想“收”，或者不敢“放”。就在中共中央提出“放”的政策之后，今年4月1日，西安市高等教育局曾召集各高等院校政治课教研组主任的座谈会，在会上，有的人是主张“放”的，以“放”来克服教条主义，可是这个座谈会的主持人在开场白和总结发言里居然说，由于政治课教师90%以上是年青同志，他们的毛病是钻研经典著作不够，生活煆炼不够，意思是说，不是教条主义太多了，而是教条主义太少了。这个座谈会的主持人的思想意识上，实际就是一个“怕”字。其实，现阶段的政治课教学，例如政治经济学的总危机与社会主义部分，由于长期养成的教条主义习惯，已使教师在学生中失去信用，不论新考教师都要在克服教条主义与“争鸣”中找出路。 + +　　我们西北大学呢，也曾经召开过两次有系主任参加的行政扩大会议，但在大会上谁也不敢讲话，很少有人对中共党委领导提意见，即使提了意见，也是不痛不痒的，根本没有敢接触到痛处，对中共党委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碰都不敢碰。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西北大学中共党委怕放，大家自然就不敢放了。 + +　　我认为，要“放”，就要有具体的措施，我们老教师们，老实说，由于积了几年的经验，现在是害怕得很，有“惊弓之鸟，漏网之鱼”之感。老教师们在学校里威信一时还恢复不起来，这样的处境，要想开那么两次会，就妄言“放”和“鸣”，那当然是办不到的事。 + +　　老教师们为什么这么消沉？这和以往各次运动中留下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有关。有些问题没有及时解决，有些问题的解决方式不对。过去各项运动里有没有错打了人呢，肯定是有的，但打错了却没有看见领导者作公开检讨，或者在检讨时躲躲闪闪，企图以全国的成绩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说什么“成绩是很大的，错误是不免的……”等等，一点也不具体更不联系自己的实际，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种检讨，对于错打击了人的所谓“积极分子”有什么教育意义？这样一来，共产党的领导的威信，自然而然在群众里受到损害，至少在老教师里受到损害。照这样下去，共产党的威信不会给个别党的领导与个别党员蚀光吗？每一个对共产党爱护的人都是很耽心的！ + +　　这次中共中央号召大家“放”，但是人们累积了数年的经验，顾虑重重，实在有点不敢放，怕的是别人把材料收集起来，到时来一个“整”。所以，应该以事实来证明，“放”决不是为了“整”，那么，大家才能够畅所欲言，从各方面提供意见，帮助共产党把整风运动搞好。 + +　　大家不敢说话，或者不说真话，是一个十分令人忧虑的事情。我这些话，在这个座谈会上敢说，回到西北大学，我就不敢说。有一股无形的压力，迫得人们不愿说话。民主党派中，据我所知道的，现在也已经很难了解群众的真实思想情况了。每逢我们去搜集反映的时候，被访问者要吗就是点头说：“好！好！好！”，要吗就摇头不则声。 + +　　人与人之间也少来往了，“六亲不认”的感觉，人皆有之。因为根据过去的经验，凡是几个人常常在一起的，往往被目为是搞小集团，谁还敢接近呢？ + +　　西北大学里共产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不好的。我们学校有一批所谓积极分子，专门偷听别人的话，记在小本本上，作为将来“整”人的材料，经济系秘书就是这样的人，他偷听了某教授说了“这个年头说话要当心。这么一句话，就在运动中大加渲染，问某教授是不是要造反？我们学校里有些追求入共产党的人，为了表现“党”性，就向党奉承阿谀，并且专门以打击“落后”分子作为他个人表现“党”性的机会。共产党与“落后”分子之间的这堵摸不到的墙就是这些积极分子造成的。现在的问题是教育这些积极分子，使他们变成群众中的一个分子。反映情况要真实，不要专门反映某人的缺点，以造成群众与共产党的隔阂。 + +　　照理说，要搞好学校工作，应该发动老教师的积极性，可是过去每次运动里，打击的尽是老教师，伤了自尊心，大家意态消沉，所以无论中共党委如何号召加强领导，大家都鼓不起劲来，因为系主任、教研组主任都是老教师。西大中共党委某些领导人对教授的态度是十分粗暴的，像业余政治学校，应该是自愿参加的，但党委亲自点名，说今天有几个人未到，有时表扬某些人时，同时也伤害了另些人的自尊心，有点像对待小学生的派头。西大中共党委向群众报告关于匈牙利事件时，说到中共也有叛党分子的时候特别强调说，他认识某一个叛党分子，现在却变为民主人士了。这些话使到场听讲的某些民主人士寒心。 + +　　关于有职有权问题，我认为，西北大学有些系的领导等于傀儡，有职无权。职权都操之于教务处的某些共产党员以及系秘书或秘书助理的手上，系主任不过画押而已。系主任很难做人，责任上不得不管，管起来，又无实权。这种情况平常是“搜集”不到的，只有在熟人聊天的时候，才露出来。我认为，检查工作时，应该检查那些有职有权的人，检查尸位素餐的人，是没有用处的。加之，过去教务处的工作是形式主义，是个制造表格和收集表格的机关，使得西大流传着“临表涕泣，不知所云”的话。1955年春召开教学会议，在教务处做的总结报告中，列举了十四大项，每项又分为若干点，共有问题不下二三百个，听起来，就像开中药铺一样。及到这种形式主义的办法行不通，问题转到提高教学质量时，形式主义表面上是垮台了，但教务处的领导也跟着垮了台，变为无领导。现在西大的教学领导是三不管，系主任是无权管，系秘书无能管，教务处高高在上无法管。 + +　　至于怎样改变这种情况，我认为，现阶段是“放”揭露矛盾：下阶段是群众与领导相结合，逐渐想办法，改进工作。 + +## 为什么会有两种改造思想方式 学生教导先生，先生处境也就苦了 + +　　刘不同 我谈一下个人的感想，古人告诉我们，处世之道“话到舌尖留三分”：又说：“祸从口里出”。可是由于我热爱这个国家，热爱这个经济制度，热爱中国共产党，实在是没有力量克制住这已到舌尖的话，说些某些朋友不愿听的话罢。 + +　　1951年8月间，我进了西大，现计之，快六年了，在这六年中在经历了许多的狂风暴雨。在狂风暴雨中脑子里积累了许多问题，有的竟在大脑皮质上形成了顽固的条件，每一提起，神经就为之紧张，因而血压日高，神经日衰弱，去年几乎离开了这个可爱的祖国，进了鬼门关。从哪里说起呢？好罢，先从思想改造说起。 + +　　一、马克思说，教育者本身必须先受教育，我为了继续我的教育工作，1949年我进了革大。在革大，我看见共产党员是那样的朴素，诚恳、亲切，实事求是，那样的不骄傲，不居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些感动得我五体投地，使我想到过去就惭愧，瞻望将来就愉快。这是我毕生不能忘的一段珍贵生活。 + +　　1951年到西北，作为一个干部参加土改，和共产党同志接触中，他们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使我感得离开他们，就会孤寂。他们一切事和群众商量，与群众共甘苦。他们亲切地告诉我，对农民间的问题，要说服教育，调解：对敌人才进行无情的打击。这些给我印象太深了。我学着、做着、我交了若干农民朋友，直到现在他们遇见我，还叫我“老刘”。我感到共产党太伟大了，我钦佩共产党人万分，我自己想，我虽不是共产党人，作个共产党的朋友也光荣。这是我永久不忘的一段珍贵经历。 + +　　1951年进到了西大，首先遇着的狂风暴雨是“三反”。我看见某先生在工作组和学生面前跪着，更有的被打了耳光子，并且一味的追逼。我心里想：文化教育机关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什么这样的粗暴，为什么对自己人这样凶狠。事后又听人说打错了。我又想，他们为什么不先调查然后再干。为什么和我在土改中共事的共产党员的做法不同呢？为什么也和北京我所接触的共产党员的做法不同呢？ + +　　接着就是思想改造。改造的方式是：喊，叫，斗，与革大太不同了。学生在共产党、青年团组织领导下来改造人的，而我是被改造的。我感到不是革大那个情况了，不是分析说理而是申斥了。我当时想这又是怎么一会事，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下，会有两种改造思想的方式？据说不如此，不能表现出党性强，立场稳，我想那么革大的那些共产党同志为什么不这样对待我呢？我可不承认他们党性不强，立场不稳。 + +　　有的先生过了关，可是仍未脱却落后的帽子；有的未过关也当了“长”。这使我更迷惘了。啊！经过这一个风暴后，师生关系变了。 + +　　二、学生成了先生的先生，并且是个严师，当然不愿接近先生了。可是其中也有的学生知道他们不是先生的先生，也想和先生来往。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我想到你家来玩，别人不叫我来。”我问谁？他四顾一下说：“有个团员不叫我来。”据说从旧社会来的先生有一种魔力，他们能把旧社会的坏东西在最短时间传染给学生。 + +　　学生既然是改造先生的先生，在堂上就专注意先生的立场、观点。可是学生究竟也是从旧社会来的，他们自己也未必把立场，观点搞好，甚或比先生更糟。因此他们的一副好心肠也就在客观上变成了有意为难。然而，学校某些领导人每每将他们反映的一些错误意见，作为考核先生进步与落后的标准，教学好坏的标准。师生关系反过来了，是学生教导先生。于是先生的处境也就苦了。 + +　　三、有一个时期，讲稿中堆积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词句。以后有了人民大学的翻译教材，先生感到如获至宝，即从人大教材上抄到自己讲稿上，又从讲稿上抄到黑板上，学生再从黑板上抄到自己的笔记上。有个先生说：这是“三抄教学法”。我也认为这个名词是恰当的。在1955年以前，人大教材翻译的质量并不高，再加上先生对苏联经济情况并不很熟悉，因此也有些看不懂。但没有关系。学生若提出疑问时，先生就当头一棒；这是人大的教材。有一位教了二十余年会计的老教授，认为这样做对不起国家，根据自己教学的经验，自编了讲稿讲。这就受到了打击，在每次运动中都把他作为“进步的绊脚石”。教条主义也影响了新老教师的关系。新教师往往把教书看得很容易，认为拿一本教材照本宣读就可以了。因此，他们看不起老教师，说老教师没有什么不得了。 + +　　四、我再谈谈党群关系问题。思想改造后，冷冰沉默代替了活泼热烈。这大概就是“进步”。有一个先生说，某人进步，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不讲话了。六年来，我也曾主动去靠拢领导同志，但没有人来和我谈心，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这好比剃头匠的担子，一头热。 + +　　狂风暴雨过去了，是春暖花开的季节了。我是惊弓之鸟，我热烈希望上面所说的都随着春风而逝。 + +## 三个大老虎变成大妖魔 奇特逻辑给人打上烙印 + +　　张锡华 解放几年来，祖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经济文化建设以及各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惊人的成就，使每一个有知觉的人都感到无比的兴奋。这说明在我们革命事业中成绩是主要的，也是巨大的。今天是要大家谈一下人民内部的矛盾，所以关于成就方面，个人的感受就不多费时间。这不等于说我对它没有认识。 + +　　自从各地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以后，大家对于“鸣”和“放”都有了初步的体会，但是应该承认，大家在思想上还存在着顾虑，或者说有些“怕”的心理。在这同时，人们也激于对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热爱，又想响应大胆“放”和“鸣”的号召，因此在不少人的内心产生了矛盾。 + +　　“齐放”与“争鸣”既是国家长期的政策方针，那么为什么人们还要有顾虑呢？这是因为过去几年，有些人在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争鸣的过程中，遇受过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打击和报复，至今没有合理的解决，因此不能不自己问自己，再一次的“鸣”和“放”会收到怎样的后果？对人民事业会不会起点好的作用？ + +　　回忆过去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运动，如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我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都取得了肯定而又巨大的成就，但是对于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不但没有发生什么大影响，个别领导人反而因为职权过大，民主不够，加上执行过火的保密制度等因素而更滋长起来，这三个为害的大老虎，现在变成一个三头六臂的大妖魔了。以反官僚主义为例，在三反和新三反中都是主要的题目，以后在党和报纸的文件中也不止一次对它开过火，结果对它一无损伤或者效果不大。敢直言的人，每经过一次运动就少一批，因而官僚主义者越来越气焰万丈。本来，作为一个人民的勤务员，若犯了害人的官僚主义是十分可耻的事，但是常常见到一些领导人把“官僚主义”等名词变成了一种庸俗的口头禅，在群众面前常常轻松愉快的嘻皮笑脸的说：“嗯，我是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似乎心里在说，谁敢把我怎么样呢？”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是中央提出的新政策，可是过去，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词句，大家都很熟悉。我觉得，毛主席对我们的这些教导，都是十分正确的，也是永久的至理名言。不过在个别基层单位领导的执行中确有偏差，甚至造成不良的后果。他们常把有些刺痛自己毛病的正确批评和意见，积存起来，借下一次运动，来一个大报复，像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付。因此不少平时敢于向不合理的事发言的人，被扣上犯了反领导或反革命罪行的帽子，他们的逻辑是，“不同意我的意见，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对领导不满，不满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革命”。这种奇特的逻辑不光是在个别机构中存在，而且据一位老同志说，有过这样一回事，一个老同志的外甥，因为别的孩子，不愿同他一起玩，就很不高兴地说，“你不跟我玩，就是反对我，反对我就是反对我舅（他的舅舅是党员），反对我舅就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反革命”。个别有执法之权的人利用这一逻辑，曾给人们心理上打下了不易磨灭的烙印。而且在一些机关里，应用这种“幼稚逻辑”的例子并不少见，因此不首先揭发和根除它和它所造成的影响，就会给“鸣”与“放”的前途上，留下很大阻碍。 + +　　上述由个人好与恶出发，利用“幼稚逻辑”违犯中央政策的事例，在肃反运动中，并不是个别或少见的。人们鉴于“是非皆因多开口”，于是，有人矢志把嘴上加个无形的封条，来个“守口如瓶”，甚至来个“六亲不认”，免得找麻烦。也有些所谓“脑筋灵活”的人，体会到别人由于“歌功颂德”而“获益不浅”，于是想到“不识时务”、不具体考虑“上者所好”而冒昧发言，是不好的，所以索性倒向只有歌颂的一面，作一个“顺风倒”。我觉得这股歪风的滋长，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危害很大的。 + +　　1956年，毛主席指示在肃反斗争中应“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说明共产党和国家对于纠正缺点和错误的严肃态度。但是某些部门纠正错误的行动却有些不严肃，某些领导人不但没有承认错误，还对斗错了的人说“这是党给你一个考验”，或者说“你总有点缺点吧，至少态度方式方法不能令人满意。”就这样来一个“平分秋色”。在这些情形影响下，不少的人不敢说话，也不愿意说话，因为说了没有用。 + +　　其次，犯过错误的个别领导的思想中，还可能有“怕放”的意识。但是大势所趋，不放吧又怕受中央批评，于是来个“旁移重心”的作法。尽量避开不谈由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所造成的重要事件，把本单位许多类似婆婆大娘互相说闲话的矛盾拉出来，“从长讨论”，以此作护身盔甲，掩盖自己的过失。倘若“不得已”涉及自己，就用些口头技巧，庸俗的自我检讨（当面检讨事后不改），当作过关护照。据群众们谈西安市上有的医院就是这样在肃反和八大文件学习以后，群众们提出相当严重的问题，领导上只是轻描淡写的、肤浅的检讨一下，然后就被调换一个工作岗位。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在作祟？这样的作法，会不会叫群众觉得，上级的处理脱离实标？ + +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问题。而且主要在领导方面。谈到领导又主要是个别党员，领导作风问题。这些个别的党员忘记了党和毛主席的谆谆告诫，他们在工作中产生了特权思想。例如一位专职干部曾叫公家的裁缝，给他私人加工作一条裤叉，作好之后，他不满意，怒责裁缝说：“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为什么不作好？”在评工资的时候，党员之间也有互相抬高的现象：在调干升大学时，不但有优先报名之权，有位同志考试时并不懂得题目的意思，结果也保送入了学。医院是不许随便加添职工的，可是院长的爱人，只要一张条子就上了班，当时骗群众说是“自费学习”，后来证明每月照领薪金。 + +　　有一位高级医务人员几年来作了很多种科学性的研究工作，因为得不到本单位党领导的支持，曾提过尖锐的意见。于是在肃反中，这个单位专门组织了大会斗争他。肃反以后，这位医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不久以前被作为罪状的许多行为，却一变而为工作成绩，总结为先进事迹。此外有些领导者对某些平常印象不好的人，常夸大其缺点，利用幼稚的逻辑，借运动的机会，大事斗争。 + +　　总之，从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看，主要的还是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这三种主义，一般说是普遍存在的，但是个别地方则发展到极严重的程度。我赞成主要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但是对有特别严重的情节者，应当予以特别处理或法律制裁，有的朋友警告我：“不应当这样提法，以免将来遇受报复”。我觉得只要谈出来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利，而且合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大家应当把个人得失问题置之不顾。 + +　　我建议，在这次整风运动中，（1）对于一般的和严重的情节，应分别对待。（2）设立接待室，使群众能尽其所言。（3）不给官僚、宗派和主观主义者以领导运动之权。（4）为了彻底作好这一工作，应当特别着重群众路线的作法。 + +## 交大迁西安是草率从事 利弊问题应交群众讨论 + +　　张世恩 交大（西安部分）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已经开始了，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到交大应不应该从上海搬西安这一问题上。有位教师说：“交大搬来西安是错了”，他提出很多具有有说服力的理由，大家认为“言之有理，把我们心中的话都说出了。”交大搬来西安究竟对与不对，大家应该尽可能的把利弊得失的因素全部“放”出来，最后综合所有的因素，看看交大迁西安究竟利多弊少？还是利少弊多？这样才可找出一个较合理的结论。 + +　　关于这次迁校，领导上是草率从事的。记得前年在上海交大校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校长根据高教部的迁校意见，曾征求大家意见。当时除了三位或四位教师同意迁校，发表了一些意见之外，其他几十位教师都没有表示，在这个扩大会议上既未详细讨论和研究，后来也没有在会外征求群众的意见，可是就决定了迁校。 + +　　交大在上海部分也在讨论这个迁校问题，据说很大部分的人都反对迁校，装箱工作也已经停止了。这更引起我们先来西安的一些人的思想动荡。是不是就把我们这些先来西安的一些人丢在西安了呢？“一刀两段”了呢？抑或是交大上海部分迁来，或者是我们回去？大家思想上乱得很。教学工作不免要受影响，假如不迅速的解决，不好好的解决，可能影响更要扩大了。 + +　　目前，有些人对“放”还有顾虑，怕“记账”，这是很自然的。我过去在另外一个学校工作的时候，是亲身体验到的。我曾看到把某人的一言一语记下来，把某人的行为记下来，而且居然记账记错了，记到别人的户头上，结果弄得别人莫名奇妙，认为是“天落棒”来了，真是吃不消。因此，一下子“放”是不容易的。希望领导上采取具体措施，解除群众的顾虑。 + +## 为了正确彻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要采取具体措施和办法解除顾虑 + +　　毕仲翰 高等学校存在着很多矛盾。但从表面上看起来又发现不了有什么了不起的突出的矛盾，特别是在解放的三五年来，在这个时期假使你有机会到一个高等学校中去看一看，你很可能会感觉到一切都很正常，一切都很满意。因为你会看到全校教职员工都在那紧张的工作着，按时上班按时下班，领导上的意图，随时获得贯彻，领导的号召到处得到影响，一切都很顺利。当然例外是有的，但这种例外总是很个别的。 + +　　当然领导者的正确领导博得群众的一致拥护是应该的，但这不等说无论何时何地领导者就没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因此，上述现象，我认为是不太健康、不正常的。 + +　　当然最近两年来，由于知识分子政策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宣布以后，群众那种只有拥护，没有批评，只有附和没有争论的现象，是有了一些转变，但是这种转变还依然停留在初春萌芽时期，要大放，要成长茁壮乃至满园春色，恐尚须经历今后的除草施肥灌溉等一系列的培养过程。 + +　　造成群众只说好的不说坏的；只知歌功颂德，不知争论批评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呢？我认为有以下几点： + +　　1、共产党在群众中享有极高威信，群众对共产党的个别成员，认为他们就是代表共产党而执行共产党的政策的，由于相信共产党，因而就相信每一具体共产党员，这样就使得每一共产党员在群众中享有无比的威望，由于信仰太深，就模糊了他的缺点，纵令偶尔感到一些不尽满意的地方，总以为自己的看法可能是错误的。这样就加紧了对自己的约束，不敢多提意见，怕自己提错了不好。 + +　　2、在共产党员中一般都经过长期的革命煅炼，掌握了阶级斗争经验，习惯于敌我斗争的方式方法。胜利后部分同志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混淆起来，这样就使他们在处理问题时，易于用敌我斗争方式来对待人民内部问题，就造成了态度粗暴，不肯虚心分析问题，不愿倾听他人意见，动辄就会替你扣上一顶不尽合适的帽子，什么唯心主义啦，思想反动啦，破坏政策啦等等。这样就使得群众提高了“多言必祸”的警惕。 + +　　3、几年来全国规模的大运动对转变社会风气，提高群众觉悟确有不可比拟的伟大成就。但在另一方面也起了一些副作用，对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感到自尊心受到伤害，因而遇事多自甘缄默。有一位老教授患严重神经衰弱症，却把自己关在房里，每天感到苦闷，我曾劝他无事时可各处跑跑，同别人聊聊天，他回答说聊天是愿意的，要聊也得聊个痛快，但谁能保证聊天不聊出问题因而在未来一次运动中不算总账？ + +　　4、我们都是旧社会出身，理论水平低，看问题不全面。这种自卑心理也造成很多人不愿多说话。 + +　　由于上述原因，使得很多人不愿多说话，不愿多提意见。这样就隐蔽了很多的内在矛盾，使得有些领导人就看不出自己单位所存在的问题，长此下去，就会滋长了某些领导人员的骄傲自满情绪，滋长了他们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滋长了他们滥用共产党的威信的作风。中共中央提出了整风的指示，是及时的，是必要的。 + +　　广开言路，打破沉默，从而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最后改进领导作风，改善共产党和群众关系，加强团结，齐一步伐，共同肩起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在今天说起来应该是没比它再重要的工作了。 + +　　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揭露矛盾，使得大家能看到矛盾所在。然后根据毛主席指示正确的予以处理。问题在于如何能使群众敢于揭露矛盾。揭露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却真不容易。从最近几天学习看来，群众有了一些揭露，但究竟还是不深不透，都是一些鸡毛蒜皮，为什么是这样呢？主要是大家有顾虑这道关没有打破的关系。站在领导地位的，怕放了不好收拾，怕打到自己的疼处，丧失了领导的威信。这样就使得他们对于放虽然不公开反对，但不热心提倡，虽然在今天大势所趋不得不放的情况下，不放吧怕中央批评，放吧内心顾虑重重，这也影响了群众的放。在群众方面也有顾虑，深恐放了以后，不利于自己的前途。有的人认为放多了，纵不会给你弄个政治问题，但最低限度对于自己的评定工资、评定级别、安排工作也会发生不良影响。领导人的报复一个人是很容易的。这样就使得群众不敢放，或不敢大放，有的还怀疑到放了是不是能解决问题。不解决问题，既得罪领导又于己不利，那又何必呢？这些问题如不解决，是很难放的。因为有些人还会怀疑到现在不报复，将来遇到别的问题，是不是就能避免报复呢？ + +　　在这些情况下，站在领导地位的不敢提倡；站在被领导地位的，怕报复，最后结果，就形成今天的也放也不放放的不深不透的局面，所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先揭发矛盾，但揭发矛盾就要研究如何打破领导和群众双方面的顾虑。怎样解除这些顾虑，恐怕需要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来，必须解除顾虑，人民内部矛盾才能被认识，才能正确而彻底地获得解决。 + +## 官僚主义者是教学工作的“绊脚石” + +　　李萃麟 我想集中谈一谈关于我校第二副校长兼教务处主任、兼前统战委员王敦瑛作风粗暴的问题。近两年多来，他经常闹病住医院，进疗养院休养。但他给学校工作所留下的损失和人们对他的印象，却并没有被忘记。而且，这一问题一直到今天未得解决。 + +　　人们为什么认为他对学校工作有损失，给人以极不良的印象呢？ + +　　首先是他缺乏民主作风，他不仅保有一种森严的面孔，“衙门作风”的架子，而且他最不爱听反面意见。有一次民盟支部给中共党委汇报了一份教师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其中有关于对教学领导的意见，他却要一条一条地追问。在学校会议上，如果有人意见与他不同，会后他就来一个批评，以压制别人的发言：有一次教务处和校长办公室的秘书一起向领导上写了一份汇报，他立即把教务处秘书训了一顿，认为未经他审阅，不应随便写材料。有关教学法问题，不管教师的不同意见，他有时就行政命令式地决定如何改进。他对学校统一设置群众意见箱这一民主措施不同意，认为教务处应有自己的意见箱，口头上说是为了处理方便及时，实质上他认为有关教学意见只归他管，不许别人管。由于他缺乏民主作风，群众关系当然就谈不上了。在干部政策上，更严重的是他对一些人的成见很深，有些教师在教学上或在对人态度有某些缺点，有的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但他死抱住这些不放，安排工作或者研究课程时，只要一提起这几位教师的名字，他就说不行。对教师们眼前的进步，他很少考虑，有几位教师还因此调出去了。王敦瑛一贯的作风，是坐办公室，不到下层去，根本不与教师和学生群众接近，教师也很少主动与他接近，结果上下不通气，处理问题哪有不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因此，有教师说，这是教学工作上的“绊脚石”。 + +　　最近两年来西北俄专进步很大，这是有来由的，坦率地说，是因为王敦瑛休养去了。但这件事到底怎么办？现在还不知道，反正还未解决。我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地解决这一问题。 + +## 师资水平和教学要求不相适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也有矛盾 + +　　刘蔚同 西安医学院在解放以来，无论在思想认识、医疗教学、科学研究和培养干部方面，都有很大的成绩，应当肯定成绩是主要的。但假如说不存在什么矛盾，那就错了。 + +　　首先，科学研究现状和国家在这方面的要求就存在着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以来，在我们西北的科学园地上显得格外荒凉，不用说“百家”，就是一家也鸣的不多，真是文风不盛。以西安医学院来说，老教师有三十多人，整天忙碌，但在中华医学杂志很少发表他们的论著。在学习苏联方面，往往人云亦云，生搬硬套“唯神经论”，把什么病源都归纳为中枢神经有问题。这是教条主义的典型。 + +　　为什么鸣不起来呢？不可否认许多科学工作者有思想顾虑。他们不敢发表自己的见解，怕“犯错误”。但这里也不能不涉及向科学进军的条件问题。周总理曾说，要保证知识分子六分之五从事业务的时间。但事实上，西安医学院1956年的会议，反比1955年多。西安医学院一向把各科病历混在一起编号。二年来我们要求实行分科病历制度，始终没有引起领导上的重视。因为管理不善，病历经常遗失。这就大大阻碍了科学研究工作的进行。我们为了统计湿疹、化脓性皮肤性、寄生虫性皮肤病、皮肤结核，性病、麻风等等疾病的发病率，就花了两年半的时间整理病历，假如实行分科病历制度，我想用不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完成这一工作。 + +　　在教学质量方面，主要矛盾是师资水平和教学要求不相适应。解放以来，青年师资成长很快是事实，可是水平不高也是事实。在青年师资中，绝大部分有工作热情，对新鲜事物敏感，可是他们的基础还不结实，特别是外文基础知识很差，不能看原文书籍。我们可以说，外文水平高的不一定都是科学专家，但是一个科学家必须精通一种或几种外文，否则就会和欧美文化隔绝。 + +　　在教学工作中还有一个突出的矛盾是现行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不合适。高教部、卫生部一方面要求减轻学生负担，要求教师提高质量；可是另一方面，以我们的五年学制，却搬用了苏联的六年制的教学计划，还加了其它课程。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又年年变更，使学校和教师无所适从，形成一片忙乱，也就无法积累经验。目前招收的学生中，外文的水平低，也给教学工作带来许多困难。这样学生的负担如何能不重呢？但领导机关只看到学生负担重，岂不知教师在这种情况下，负担也 + +　　（不轻。） + +　　卫生部不考虑西安医学院的各种条件，年年增加学生，年年增加教学任务。因而产生了实习场地不足的矛盾。教务处每年忙于接洽实习基地，教研组每年要在人力不足的情况下抽人带领实习。甚至像我院耳鼻喉教研组主任也不能不亲自领导实习。 + +　　现在，我建议：第一，我们知识分子要认识“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的深刻意义，要更好地钻研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自我改造。这也是一个盟员应有的要求。第二，我们要打消顾虑，大胆的“放”，大胆的“鸣”，在此基础上努力提高业务。第三，在争鸣过程中，必须坚持真理。我们今后不仅要学习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也要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有益的科学文化成果。并且要注意密切结合我国实际。第四，建议卫生部按学校的发展给任务，并通令省市立人民医院，有义务作为当地医学院的实习基地。 + +## 陕西有些单位互相监督还是一片空白 + +　　王子云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分不开的。那里有这些落后思想和不良倾向，那里就有矛盾。因此，共产党所提出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中国目前来说，是完全必要的措施。在陕西省，据我所知，有些机关、学校，对这一方面的工作就做的很不够，有的学校甚至到今天还是一片空白。我想陕西省中共和行政领导上对于这种情况并不是不知道，但知道而不加以重视与纠正，这就令人很遗憾了。比如在西安美专，由于没有建立民主党派组织，谈不到互相监督，因而内部矛盾，特别是领导与被领导间的矛盾很大，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都相当严重，共产党和群众间的关系搞得很不好。这样就枯萎了“花”的成长，更难以望它“盛开”。 + +　　西安美专的前身是西北艺专，艺专的民主生活很不够，党组织包办一切。艺专有一个“共产党、青年团、工会联合办公室”，但实际上工会主席没有权，由共产党、青年团里的几个年青小伙子垄断代替所有的工作。西安美专所以陷于这种地步，我认为这与轻视、排除民主党派或民主人士互相监督的作用是有直接关系的。 + +　　有许多人说：有些机关、学校，在共产党与群众之间，好像筑了一堵很厚的墙。现在要把墙拆除，得先由共产党党员动手，因为很多旧的知识分子，还受到不应有的歧视，共产党对他们信任不够。而且，过去往往是这样，对共产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对共产党，就是反对人民，就是反革命。这样，谁还敢提意见？！如能把这堵墙很快的拆掉，使得大家能互相了解并开诫布公的相处，则共产党与群众间的关系就会好转，工作也就会很快的能做得出色。 + +　　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陕西省或西安市来说，更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首先，大家知道，目前西北是全国文化较落后的地区，学术文化，及待提高。其次，西北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中心地，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丰富，对于“放”和“鸣”——特别在艺术方面，有着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原料。可是西北的领导部门，对这些瑰宝重视不够，放松了这一方面的领导工作，或者是轻估了这一方面的潜在力量，以致仅仅止于作大会号召，而不作深入调查，对于有研究能力和热情的人，却不给以实际的支持，（这也可能是由于对旧知识分子信任不够）。这样就大大阻碍了西北地区的“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同时也就阻碍了西北地区古代文化艺术的发扬和新的学术文化的成长、提高。 + +　　举例来说，我于一年前曾将西北地区较为突出的美术遗产——古代石刻线画汇成专集，交美术出版社出版。为了编写这本专集，曾向陕西省文物保管委员会索取一张唐代石棺的拓片，以丰富该书的内容，可是索取了一年，公私信件写了很多，迄今一无结果，想到领导上热情的号召和看看这不可理解的现实只有闷坐叹气。像这样号召进行科学研究，号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连一张拓片都不肯给，岂不是一个空口号么？ + +　　最后，我还要揭发一件事，这是我数年来一直压在心里的沉痛心事。我于解放前在西北大学任教期间，曾陆续收集了几百件文物小品，这些东西都是我最近正在进行编写“中国美术史”和“中国雕塑史”的重要材料，却早在1952年“三反”时期，被“大胆怀疑”为公物。后来“三反”结束，照说提不出证据来的仅属“怀疑”的案子应当可以搞清楚了，但被前西北文化部用不合法的手段，骗我爱人在捐献册上签了字。我完全同意将文物捐献国家，但签字后却不承认是捐献的，却如同没收似的拿走。令我们几年来在精神上异常痛苦。这本来是一件可以按照情理办好的事，然而被层层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所压制、所歪曲。使我心情沉郁，一度并曾为此丧失工作能力。虽然因为自己热爱新社会，近年来埋头写作，想把一切力量贡献出来。可是，为什么要我在抑郁的心情下来工作呢？为什么不可以把事情弄明白，使我精神愉快的更积极的工作呢？我诚恳地希望有关领导部门，能本着毛主席的指示，为我解除这一痛苦，从此消除我与共产党之间的隔阂，并进一步发挥我在教学工作和研究工作上更大的积极性。 + +## 民主党派在西大的情况和问题 + +　　钱祝钧 关于毛主席的讲话的重要意义，我不多谈了，今天主要谈一些民主党派在西大的情况，几年来，民主党派在西大有它一定的成绩，今天不谈成绩，只提一些问题，不谈成绩不等于全盘否定论者。 + +　　民盟方面，有一个小组，听说长时期不开会。领导上问这个组开过会没有，组长不好意思说没开，只说开过了。 + +　　我对民盟了解的少，这个组的情况当然不能代表民盟。 + +　　我是九三学社社员，对九三知道得多一些，开会的情况是这样；参开会的人，并不踊跃，据我估计平时参加开会的人约占60％。但可肯所定的，有一部分同志长期不参加组织生活。组织生活的内容是空泛的，加大致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一是谈计划，二是谈总结，三是响应号召。以使人感到空泛无味干巴巴的，既不能提高思想，也无补于业务。这样一来使得许多人觉得社的组织生活与自己的精力与时间有矛盾，成了精神上的负担。 + +　　总的情况是，社员的向心力不强，组织涣散。 + +　　1、缺乏强有力的骨干领导；领导人必须是在学术上有地位的，在学校中是有威信的。西大九三领导人不能说没有威信的，但不很理想。一位领导同志说：上级叫咱干，是瞧得起，不干是不行的。叫干就努力去干，不叫就不勉强，这说明他是被动的。另一个民主党派负责人之一告我，他一直不知道自己是领导人，直到肃反时才知道。民主党派的司令部是如此，怎能搞好？ + +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与中共西大党组织的领导为关系的，委员、干部、是上级决定好的，别人问为什么预先不经社员提名呢？答以：这些人都是和统战部几经研究好的。这样一来，群众就只好画圈圈了。不圈也不好意思。对于干部来说，他们也觉得组织下叫干，不干不行，处于被动地位。 + +　　2、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工作不协调；（1）西大中共组织是“垄断”一切，“包办”一切，民主党派没有活动阵地，如在学习上、教学上、科研上等等。他们是能够做些工作的，但却无用武之地。这样，不仅共产党内部份人看不起，连民主党派成员也难以看得起自己。（2）1953年以来，西大党组织一直没请民主党派提过一次意见。平时不必谈，共产党在西大开党员大会以前也没有普遍征集大家意见，也没有请较多的人去参加旁听。所谓研究问题只是找民主党派负责人去听一下。共产党包办了学校一切工作，事先既不见充分协商与讨论，事后也不向大家报告请求批评。 + +　　3、共产党员与社员不能促膝谈心或交朋友，个人之间的关系冷冰冰的。过去见面点头都有困难，自从周总理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稍有改变。有不少人很愿与共产党员交朋友，但无从交起。共产党员找上门来，不是谈安排功课就是调动工作。 + +　　4、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不是向心力而是离心力：有些共产党员在民主党派中，似乎享有某种特殊地位，他的话要比一般成员“吃香”些。社员参加共产党后，也就成为“优秀”分子，在社内形成了特殊身份。他们经常不参加组织生活，好像不是社的普通成员。这种情况对大家的影响是不好的。有人认为；共产党员都不重视我们的组织生活，我们还参加它干什么呢？ + +　　5、统上不统下，统少数不统多数；据一个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说：听大报告没有他，到宝鸡工地慰问没有他，有什么戏票没有他，挨到批评却有他。 + +　　6、共产党对民主党派成员不信任，积极性何从谈起。 + +　　我的意见： + +　　1、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必须是有威信的同志来担任，同时还要培养新生力量。否则老是几个人“爬在”上边也不大合适，民主党派领导人的产生不应由统战部决定。应让他们自己成员去选择。 + +　　2、将学校一部分工作交与民主党派来执行，党组织不要包办一切。号召领导同志将社的工作与自己的业务结合起来。 + +　　3、发动共产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和广大群众交朋友，平时多联系谈心。 + +　　4、共产党的某些会议可邀请民主党派成员和民主人士参加。 + +　　5、中共市委统战部成立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指导委员会，具体地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指导工作。 + +　　6、学校应成立教工代表大会。行政每年向该会报告工作。听取批评与意见，受它的监督。 + +　　教工代表大会要有广泛的民主、应尽量征求民主党派成员与职工群众参加，共产党员不能占比例太大。 + +　　总之，民主党派在学校工作能否开展，关键在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11日12日第2、3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5.txt b/CCRD/1/3/2/0003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54c65f1fd9aabaa78df4b56c7f9ca51f1072a9 --- /dev/null +++ b/CCRD/1/3/2/000355.txt @@ -0,0 +1,13 @@ +# 李康年敢“鸣”的精神很好 + +　　【本报讯】民建会上海市委会的委员，昨天座谈了李康年提出的“二十年定息”的建议。该会副主委史慕康说：民建上海会员，将在下星期全面展开对这个建议的讨论。 + +　　在昨天的座谈会上，很多委员认为李康年敢于“鸣”的精神很好。但是，对赎买政策的看法，和李康年并不一致。孙煜峰说，赎买政策是和改造相结合的，目的在使工商业者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赎买的标准根据清产核资，现在估计七年可以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就是全赎买，不是什么没收。 + +　　他们从工商业者个人的改造上分析，认为二十年定息是不利于改造的。高事恒说：政府定息由三年改为七年，工商业者在思想上多少有些放松，人是有惰性的，需要有一种力量经常鞭策，听说定息三年，巴巴结结地工作，因为七年就松了些，二十年还得了?刘念义认为按李康年的建议，正是加深了大中小、劳资、公私之间的矛盾。二十年定息，有了这个物质基础，将使工商业者放松改造。他说，我不要二十年，我们不能认为这个思想也有市场就说它对。这说明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是艰苦的、长期的、又是必要的。他们都认为，如果把二十二亿元“存单”一换就变成工人的想法，那是否定了改造的必要性。 + +　　朱润生认为李康年建议中的“赎买存单”的办法，是个好办法。他说，这样可以把小数目的定息集中起来，领息便利，是可以采取的。王哉非也谈了有些工商业者对李康年建议的反映，有人认为，定息的名称是不是确当?值得考虑。定息，就使人思想模糊，无母之子何来?还有，赎买是不是要等价?究竟如何赎买?说安排也是赎买，而实际赎买的为多数人，安排的为少数人等等。他认为这些都应该用事实具体分析，共同提高对和平改造方针与赎买政策的认识。 + +　　编者按：关于“定息二十年”的建议，本报陆续收到许多读者来稿。我们认为，不论肯定的意见也好，否定的意见也好，对于明确这个问题都是有帮助的。因此，我们除了发表有关方面讨论这个问题的消息以外，同时也将继续发表一些各种不同的意见的文章，我们欢迎各方面继续来稿发表意见。 + +　　（来源：《新闻日报》1957年5月5日。原题为： “民建市委会很多委员认为李康年敢“鸣”的精神很好\对赎买政策看法同他不一致\也有人认为“赎买存单”可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6.txt b/CCRD/1/3/2/0003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95f014c82fa782b082a9963abb44fad9340e56 --- /dev/null +++ b/CCRD/1/3/2/000356.txt @@ -0,0 +1,13 @@ +# 沈阳文教部门“鸣”“放”空气比较稀薄，问题在于党群关系不正常 + +　　<《光明日报》> + +　　《光明日报》沈阳4日专电 从北京来的人，特别感到沈阳“鸣”和“放”的空气是比较稀薄的。记者不止一次提出“为什么”的问题向这里的高级知识分子询问。有一位教授这样回答：“你不能从北京来看沈阳，而要从沈阳来看北京”。这句意味深长的话，直到接触较多才理解到。所谓要从沈阳看北京，就是要了解在沈阳文教部门的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是不同于北京的情况的，而且还有它的历史根源。因此，和高级知识分子晤谈中，首先触及的总是党群关系问题。 + +　　在一次座谈会上听到一位教师发言，他用非肯定语气说：我们学校里总务科(指党员)分给党员教师的房子一律朝南，非党教师就不一定是朝南的。又一次和一位老教授闲谈：学校要他搬到三层楼的宿舍去住，搬家那天，许多书箱卸在楼下，他年老体弱，请总务科的一位同志帮忙把箱子搬上去。这位同志说：“你把箱子打开，把书化整为零，几本几本拿，不就拿得动了吗？”这些看来是小事，而且是过去了的事，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问题是在党群关系没有搞好，在他们想，只能用一滴水来反映太阳了。 + +　　党群关系不正常具体表现在那里呢？许多人认为，主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尊重不够，理解不够。东北工学院老教授许冶同说：有些党员看到我们这些老教授，总认为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只有“敬而远之”。如果真能敬也吧了，实际是“敬则未必”，“远却有之”。东北财经学院老教授赵鸿翥说：古话说：“士别三日，刮目相待”。难道旧知识分子经过历次运动煅炼，能说没有或多或少的进步吗？可是有些方面的党的领导看不到这些，始终认为旧知识分子是定了“型”的。沈阳医学院老教授李佩琳更说了耐人寻味的话：“难道人的进步只有从头发上来看吗？” + +　　这里大专学校流行着一首打油诗：“党群谁使隔高墙，民主原来未发扬，深坐室内听汇报，偏听偏信事堪伤。”这当然不是多数人的心情。绝大部分的高级知识分子听了毛主席的讲话，都是兴奋感动。但对基层贯彻得怎样，尚在犹豫、观望。在目前说、基础是放手不够的，主要是顾虑怕放出乱子来：知识界的看法恰恰相反，认为放会更团结，放的过程，也就是把隔在党和非党之间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这堵墙拆除的过程。可是，这里大专学校虽然学习了毛主席的讲话，都还未展开深入讨论，有的学校还没有作这种布置，还是顾虑重重。人们认为，学校党领导已到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的时候了。 + +　　（来源：原载1957年5月5日第一版，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7.txt b/CCRD/1/3/2/0003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e1a1d56bca76c0c296d7bf69fa7c76d8b97658 --- /dev/null +++ b/CCRD/1/3/2/000357.txt @@ -0,0 +1,19 @@ +# 浙南許多老區沒有被承認，不少堅持地下鬥爭的黨員幹部被攻擊 + +　　新華社杭州15日訊 據去年12月訪問浙南老區歸來的鄭伯永同志（現任浙江文聯秘書長、黨員）談：浙南老區存在著不少嚴重問題，突出的是：許多老區解放以來一直沒有被承認。例如平陽縣五岱山是第二次國內戰爭時期的主要根據地之一，解放以來確沒有把它當做老區。不承認這些地方是老區的理由是：解放以後，這些鄉的個別村中有武裝土匪活動，有一個村的村長有通匪行為。 + +　　由於許多老區不被承認，其中的烈、軍屬絕大部分也沒有被承認。例如平陽縣五鳳鄉有八十六個幹部和群眾為革命犧牲，其中有二十九萬人可以肯定是幹部。但只有二人的家屬被承認是烈屬，發了一百五十元救濟金。肅反隊長潘士雅的妻子王玉英，受敵人酷刑逼供，為了不說出任何革命情況，當場把自己舌頭咬爛，事跡可歌可泣，但當地政府一直不承認她是烈屬。去年，她一連餓了五頓飯，向村幹部求救，村幹部沒有理睬。 + +　　解放以後，在土改和鎮反時，由於幹部處理案件時犯了主觀、草率的毛病，造成不少冤獄案件，其中有許多至今沒有平反。由於當時地下鬥爭環境複雜，浙南有不少地區派出黨員和可靠群眾去擔任偽鄉長、偽保長，偽裝反動。，替敵人帶路，欺騙敵人，去的情報（其中也有壞人）。在土改和鎮反期間，這些同志幾乎一律被鬥，甚至被判徒刑送去勞改。平陽縣在土改、真煩期間，縣委提出“翻不出土匪，不算徹底”的口號，造成了涉及四千人的大冤案，善後工作沒有作，群眾影響很壞。對地下黨員黨籍的處理粗暴、草率。成批黨員在土改期間被開除。例如瑞安縣順太鄉的一個漁民，解放以前七八年，一直替我們划船，是江上一大功臣。解放以後，受打新幹部的打擊，情緒消沉，被認為是“落後分子”，在整黨時被開除，現在貧病交迫，生活十分困難。 + +　　許多老幹部受到打擊、排擠。平陽縣五鳳鄉十二個農業社中，社長以上的幹部中只有三個是老幹部。鄉幹部中，幾乎全部是1952年以後參加革命的。有的老幹部因為被打擊而發瘋，有的鬱憤而死。 + +　　鄭伯永分析產生以上問題的原因是： + +　　1、 各級黨委對於浙南老區的認識有錯誤，片面強調其“複雜性”； + +　　2、 新幹部和外來幹部對於浙南地區過去的鬥爭環境，情況太不了解； + +　　3、 解放後，南北會師沒有會好，黨內沒有發揚民主，從而斷絕了言路，使本地幹部不敢反映情況。（張濟生）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05期，1957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8.txt b/CCRD/1/3/2/0003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e1ad042c02eb3916c465deb6b80ae62433f421 --- /dev/null +++ b/CCRD/1/3/2/000358.txt @@ -0,0 +1,19 @@ +# 为何“放”得不好，“鸣”得不够？ + +　　【本报消息】“五四”青年节下午，省会文艺工作者三十余人在省文化局会议室聚会，座谈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的情况和问题。到会的有演员、作家、美术工作者、曲艺工作者等。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意见和建议。这是我省文艺界在今年四月全省宣传工作会议以来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先声。 + +　　“党内外团结不好，如何能演好戏?”河北省豫剧团演员宋淑云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该团副团长(演员)赵鑫亭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剧团党内外基本上是团结的，但也有不少问题。我们剧团有一个团长，两个副团长。我虽说名义上是个副团长，可是因为不是党员，有职无权，剧团里的重大问题都不找我商量，正团长一手包办，剧团每年的工作总结，都盖有我的手章，可是我根本不知道里头写些什么。党的领导不培养，不支持，非党干部哪能有威信?时间一长，大家有什么事也就不找我了。宋淑云接着说：我们剧团里党员跟非党员好像隔了一道墙，我到那个屋里去，一看见有两个党员在说话，就马上退出来，不然人家不是停止说下去，就是把你哄出来，何必自讨没趣?党领导上了解什么问题时，也是光找党员。实际上，有些问题党员不一定比群众了解的多。 + +　　在戏曲改革方面，大家也提出了不少意见。河北省豫剧团演员陈素真说：过去，有些领导干部曾经叫我丢掉行头，演时装戏。我说，时装戏我演不了。他们就说：演不了你改行。有一个时期，逼的我真想回到开封摆纸烟摊。我本是二本腔，又有些领导干部叫我改真嗓；我不改，就说我落后保守。有一些艺人改了，不但不好听，有的还把嗓子改坏了，只得脱离了舞台。改来改去，河南梆子改成了歌舞剧，非驴非马，观众听了直叫倒好。 + +　　许多人在发言中，还谈到了对演员的培养和提高问题。陈素真感慨地说：京戏有四大名旦，直到现在没有人能赶上他们。豫剧界，有名的几个演员都在三十岁以上，新演员好的很少，真可以说是后继无人。原因是什么?许多青年演员骄傲自满，不尊敬老演员，能当个小丫鬤，就觉得自己了不起，和老演员顶嘴，老演员气得直哭，也不敢说，这是老艺人和青年演员之间的矛盾。许多青年演员也不好好练功，一叫他练就装病，这就白白葬送了自己的前途。 + +　　保定市评剧团演员新艳琴说：“百花齐放”怎样“放”?“百家争鸣”怎样“鸣”?我们心里都没底。主要是领导上不组织我们学习。党和政府应当重视培养演员。她建议河北省成立演员训练班，抽调各剧团演员轮训，从政治上和业务上提高他们，这样才能更好地发展戏曲艺术。 + +　　美术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提出了“放”和“鸣”的阵地问题。河北画报社田辛甫说：我省有许多美术作品，但没有发表阵地，只能开，不能放。他建议我省报纸刊物多登些美术作品。省文化局艺术处蔡晨说：评论文章没有阵地，属于文学方面的还好些，如有“蜜蜂”、“布谷”等，关于戏曲方面的那就少得可怜。他希望我省能很快出版戏曲刊物。 +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艺术处刘春风、河北画报社阎素、省文化局曲艺组组长李国春、保定市京剧团老艺人张如庭、省人民委员会李泽严等。 + +　　这次座谈会是省文联主持召集的。由于会议准备的不足，一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作家没有参加，同时时间仓促，许多人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省文联决定最近再开一次这样的座谈会。 + +　　 来源：《河北日报》1957年5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59.txt b/CCRD/1/3/2/0003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01d3fc3b28a6081ad28e444600984bedd90ed9 --- /dev/null +++ b/CCRD/1/3/2/000359.txt @@ -0,0 +1,21 @@ +# 为着社会主义而劳动——纪念“五四”青年节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国青年光荣的战斗的“五四”青年节，在全国青年的欢庆声中又到来了。三十八年来，中国人民实现了革命前辈的愿望，安排了前进的里程，不仅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而且已经基本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全国人民正在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最后的一年。在这个重要的年头，来纪念“五四”青年节，将更加鼓舞我国广大青年进一步为着建设社会主义的祖国而进行伟大的劳动！ + +　　建设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全国人民，包括广大青年的英勇劳动。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一部分。青年在任何时候都站在斗争的前哨。我国广大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战线上，已经以高度的热情，英勇的劳动，表现为一支生气勃勃的突击力量。在工业生产战线上，出现了许多青年先进班，大批的青年先进人物也在迅速成长起来，投入社会主义生产竞赛，走在时间的前边，在学习上掀起了向文化、科学进军的热潮。农村中的青年，也以高度热情投入了农业生产的高潮，广泛地建立了青年突击队，发挥了青年的突击作用，提高农业生产。在学校里，广大青年学生努力学习，不断提高政治和文化水平，学好本领，为参加祖国建设作好准备。许多中、小学毕业生参加了工农业生产，进行了光荣的体力劳动，成为优秀的工人和有文化的农民。 + +　　但是，当我们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里来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时候，我们决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成就。我国广大青年应该进一步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用更大的努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而斗争。 + +　　继承革命传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行动的口号。谁是真正继承了革命的传统，这要从实践中去证明。我们应该在实践中反对那种轻视劳动，希图安逸，追求个人生活享受，计较名誉地位的思想倾向，学习革命前辈的艰苦朴素、克勤克俭的作风，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学习他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天津市第一机床厂一百二十四名青年机工，在受到革命传统教育以后，对国家和个人的关系有了明确的认识，生产热情普遍高涨，提出“立志做一个干活最漂亮的机工”，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瑞金县青年开展了学习革命长辈优良传统的活动，懂得必须经过艰苦的劳动，才有幸福的生活，积极准备在农业战线上打胜仗。我国各个战线上的优秀青年，都应该学这种榜样，用实际行动来继承伟大的革命传统。 + +　　在工业生产战线上，广大青年要进行顽强的创造性的劳动，克服浪费，努力增产，积极参加先进生产者运动，同全体工人一道，把工业建设高潮向前推进一步。在先进生产者运动中，青年要学习和掌握新的技术，推广先进经验，带动别人，共同前进。在农业生产战线上的青年，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反对轻视劳动的观点，积极参加各种农事活动，刻苦钻研农业科学技术，学习老农的先进经验，积极而又稳妥地推广新技术和先进经验，踊跃献计献策，全力争取今年的大丰收。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农业战线上，首先是农业战线上，迫切需要知识青年去参加建设。在学校中学习的青年学生，应当立志到农村，到矿山，到边疆，到祖国需要的一切地方去，发扬我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同工人、农民同甘共苦，一道去进行体力劳动。 + +　　党中央最近发布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着重提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党中央的这个指示，不仅对于加强党同广大劳动人民的联系，彻底改变许多领导人员脱离群众的现象有重大意义；对于广大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来说，在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结合方面，在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放下知识分子的架子方面，也是极其重要的启示。从共产主义的原则来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应该结合，而且在青年中也已经开始出现了结合得很好的事例。河北省定县元光村二十三名高小毕业生组织了农业技术研究小组，一方面积极钻研和推广农业技术，一方面又在试验田里进行实际操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就是一个证明。 + +　　无论是过去也好，现在也好，将来也好，体力劳动都是创造社会财富的必不可少的劳动。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和壮大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工农业中的生产劳动，首先是体力劳动。没有这种劳动，人类就不能得到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学生学习科学技术知识，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去进行劳动，提高劳动的技能，把生产率不高的劳动，改变为生产率较高的劳动。那种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知识青年到劳动中去，同劳动结下美好的姻缘，就会开出幸福的花，结成幸福的果。青年人都憧憬未来美好的生活，但是为了美好的未来，就得先吃些苦，就得不怕吃苦。“苦尽甘来”，这是我国一句古老的格言，是有它的丰富而深刻的实践意义的。知识青年如果不能升学，就应该愉快地去参加生产劳动，首先是农业生产劳动。广大的人民群众应当赞助青年参加劳动的高尚行为，包括学生的家长在内。 + +　　动员全国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参加生产劳动，引导全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这是青年团的崇高任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即将通过它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在青年团已经成为党的一支可靠的后备队，已经成为吸引全国青年蓬勃向上的一个巨大的力量的时候，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这样做是完全符合广大青年的愿望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名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不仅是名称的更换，它说明了祖国向广大青年提出了更崇高的任务，党付给广大青年更重大的委托。青年团员应该加强学习，努力工作，提高共产主义自觉性，准备着做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的青年战士。青年团员要不断教育青年群众，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加强劳动观点，并且同广大青年群众在一道，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首先是参加农业的体力劳动，争取提前完成和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让我们祝贺光荣的青年团员和光荣的劳动青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英勇劳动中取得伟大的胜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0.txt b/CCRD/1/3/2/0003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81823c060ffa3828be908d9572ce0207399f15 --- /dev/null +++ b/CCRD/1/3/2/000360.txt @@ -0,0 +1,27 @@ +# 卫生部工作缺点颇多，既有官僚主义又犯上冷热病 + +　　<《文汇报》> + +　　（本报北京4日专电）卫生部在昨今两天邀请北京医学专家举行座谈会，讨论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 +　　专家们首先批评卫生部工作中的缺点。马铁兴以他的亲身遭过批评卫生部存在官僚主义。他曾经写过一份意见书给卫生部，提到朱琏同志的针灸疗法那本书有四分之一以上是抄袭日本高等针灸学讲义。为了这件事，他在肃反运动中被斗争了几次，强迫他承认对朱琏同志的批评是错误的。 + +　　刘思职说，卫生部工作犯冷热病，如推广无痛分娩、组织疗法，开始轰轰烈烈，现在无声无息。从下面抽调人员，也不和有关单位联系，一纸调令下来，毫无商量余地。 + +## 只有医疗没有预防 + +　　金宝善、叶恭绍、严镜清等在发言中都提到卫生部不重视预防工作。金宝善说，卫生事业没有贯彻社会主义医学原则，只有医疗没有预防，而且医疗质量也不高。北京鼓楼医院设备很差，没有显微镜，连临床诊断简单的常规制度也未建立，影响了医疗效果。这个医院就在卫生部附近，部里的同志一次也没有去检查过。叶恭绍说，北京医疗人员有3万2千多人，而做预防工作的只有1千人，很多卫生防疫站工作无法开展。 + +　　杨恩孚说，卫生部的医学科学委员会从1955年改组以来，没有开过一次会，领导流于形式。黄鼎臣说，卫生部不重视学术团体。拿中华医学会来说，虽有一位副部长亲自领导，但学会的今年研究计划尚未确定，他希望卫生部在布置科学研究工作时能和学会取得协作。张晓楼说，砂眼危害严重，建议卫生部应有计划的消灭砂眼疾病，把过去停办的防治所恢复起来。 + +## 营养师成了伙食管理员 + +　　专家们在讨论中还反映了目前医务界存在的其他问题。杨恩孚说，医院的营养师由总务科领导，每天只管了买菜，成了伙食房的管理员，对病人的饮食反而不了解，他们中间有不少人不安心工作。他“认为除了合理使用营养师外，还应该在医学院恢复营养系，专门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否则将会后继无人。”他说营养卫生不仅是综合医疗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于预防工作有很大作用，在苏联每个公共食堂都有营养师，而我国连整个鞍山亦无一个。这对工人的健康会有影响。 + +　　林斯馨、王绣瑛说，护士工作仍未引起足够重视。护士学校谁亦不领导。 + +## 写了文章要挨整 + +　　马铁兴说，中医研究院领导作风不民主，该院的龙伯经医师写了一篇关于中医研究工作的文章，在健康报上发表后，院的党委组织像搞运动那样来整他。沈谦在发言中也提到，中医研究院设备差，研究工作开展得很不好，中西医间不够团结等。（原载1957年5月5日文汇报） + +　　（来源：《批判文汇报的参考资料（二）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解放军报社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1.txt b/CCRD/1/3/2/0003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cbcde1fd2006f73a20093671d24eb667f025da --- /dev/null +++ b/CCRD/1/3/2/000361.txt @@ -0,0 +1,33 @@ +# 西安有些高等学校没有贯彻“放”的精神、教师顾虑重重不敢畅所欲言 + +　　本报西安5日专电 西安市部分高等院校教师，在本报4日召开的座谈会上，对有关领导的宗派主义，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妨碍民主生活的开展、造成党群关系失常的症结所在。他们指出，目前有些高等院校的领导还没有很好地贯彻“放”的精神，因而教师们顾虑重重，不敢畅所欲言。他们迫切希望他们在座谈会上所揭发的矛盾，能得到及时和正确的处理。 + +## 领导束手束脚放得不够　教师有意见不敢大胆提 + +　　许多人都觉得，知识分子所以有顾虑，原因在于领导缩手缩脚，放得不够。西北大学教授、促进会陕西副主委李述礼说：西大党委害怕“放”，致教师们在学习毛主席讲话并联系实际时，很少敢对中共领导提意见，就是提了，也不敢触及痛处。全国卫生先进工作者、西市第四医院眼科主任，九三社员张锡华教授说：由于群众的力量，迫使领导非“放”不可，但是领导上却想把“放”和“鸣”引向庸俗化，谈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他遮掩当前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 + +## 一肚皮的意见不愿说　党员犯错误反而提拔 + +　　每一位参加座谈会的人都说：现在大家还不敢说真话。造成不敢说真话的原因很多。西安师范学院教授、民革陕西常委王捷三说：宪法上规定的民主集中制精神，没有具体贯彻到基层，大家觉得民主不够。李述礼说：有一种压力，使人不敢畅所欲言，深恐“偶语者弃市”。促进会向群众搜集反映时，大家总是点头称好，其实一肚皮意见不愿说，目前促进会已很难了解到真实的思想情况。张锡华说：大家对历次运动的记忆犹新，平日说话比较直爽的，被一笔笔记起来，到时像银行存款一样，零存整付，算笔总账。虽然官僚主义年年反，但越反越重，因为敢言者越来越少了。某些党员犯了错误，可是由于上级护短，不但不予处理，反而提升，这样自然会使人觉得，提意见是白提。西北俄文专科学校教授，民盟西安委员李萃麟曾好几次向上级反映该校第二副校长王敦瑛(党员)的作风粗暴恶劣，不能掌握政策法令，但一年多了，未见处理。西安动力学院副院长，九三毕仲翰、西安美术专科学校教授、民盟王子云和张锡华等都提到，解放以来，盛行这么一种公式，那就是反对领导反对党员者就是反对共产党，因而就是反革命。这种奇异的逻辑也是使人噤若寒蝉的重要因素。 + +## 互相监督流于形式　党组织包办了一切 + +　　西北大学副教授、九三钱祝钧以具体事例，批判了校内的互相监督流于形式。他说：西大民主党派缺乏有力的领导骨干，组织涣散，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有的小组长期不开会，而会议的内容，不是作计划、总结，就是响应领导号召，这和党的宗派主义有关。而且有些社员入了党，便有特殊地位，可以任意不过组织生活，或以领导自居。党包办垄断一切，甚至如教学、科研等工作，也不例外。他沉痛地说，在西大，长期共存，是名存实亡；互相监督，是自欺欺人。为了真正贯彻这项方针，他建议党组织迅速改变这种宗派主义作风，让给民主党派一些工作阵地。王子云说：西安美专的领导上根本没有考虑互相监督，一向由党团包办一切。 + +　　要互相监督、劝善规过，还得要使党员和民主人士之间感情融洽起来。许多人说，目前双方之间有一堵墙，有些党员每次采访，不是谈工作，就是摸思想问题。而某些教师对党员存有戒心，敬而远之，不敢谈、也不愿谈知心话。 + +## 新老教师间有一堵墙师生之间也有一堵墙 + +　　西北大学教授刘不同认为，目前学校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冰冷沉默，不是活泼热烈。除了上面说的这一堵墙，还有另外两堵墙造成了彼此的隔阂。一堵是新老教师之间的墙。现在，有些新教师看不起老教师，以为反正手里有教本，照本宣读就可以了。一堵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墙。学生已成为老师的先生，以改造老师者自居。 + +　　有些教授在会上感慨地说：应当多多来往，增加一些人情味，不要继续“六亲不认”了。 + +## “三抄”的教学法一律生搬硬套 + +　　教条主义束缚了人的思想。刘不同对这方面体会颇深。他说，现在有了教条主义，教学实在太方便了。有一个时期，西北大学盛行“三抄”教学法：教师的讲稿抄自苏联教材；讲课时一字不易地抄在黑板上；学生依此抄在笔记本里。学生有的地方听不懂，教师就迎头一棒：“这是来自苏联的教材。”刘不同、李述礼等尖锐地指出，过去高等学校实行的工作量制、六节一贯制、五分制和口试制、不管是否适合我国习惯，也不问应否分别对待，一律生搬硬套。 + +　　教条主义在西安戏剧界最严重。王捷三说，秦腔剧本在辛亥年时有三百多种，解放后由于采取：“一书以毙之”的态度，上演的仅存三种。 + +　　西安医学院教授、民盟刘蔚同谈到：由于领导上偏重政治，忽视业务，科学研究开展得不好。他对中央卫生部提出批评。他说，卫生部单纯追求数量，年年增加教学任务，年年增加学生、而不顾师资和教学设备等条件。交通大学讲师、民盟张世恩说，交大最主要的矛盾是迁校问题，有些教师在交大的大会上曾列举各种理由，批评高教部和学校领导草率从事，贸然把学校由上海迁往西安。目前，交大师生思想混乱。他希望领导上要集合所有意见，权衡得失，决定是否需要再度搬迁。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2.txt b/CCRD/1/3/2/0003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3e8b0002cd2c4b1a9a77893a0fc9d61b51f626 --- /dev/null +++ b/CCRD/1/3/2/000362.txt @@ -0,0 +1,151 @@ +# 《光明日报》编辑部在上海邀请民主党派成员座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善党群关系 + +　　编者按：5月5日，本报编辑部在上海邀请了部分民主党派成员举行座谈会，讨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他们的发言纪录，除徐中玉教授是书面意见外；其余纪录未经原发言人过目，如有错误由本报负责。排列以发言先后为序。次序如下： + +　　潘世兹　中国民主同盟盟员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 + +　　瞿承方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上海公立瞿直甫医院院长 + +　　张公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劳动局支部主任委员 + +　　汪育春　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　上海财经学院会计系教授 + +　　顾诗灵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上海市第十二女子中学副校长 + +　　孙鼎　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　国营旋转电器制造公司副经理 + +　　李季开　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　上海体育学院教育学教研组主任 + +　　史慕康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会副主任委员　公私合营上联电工器材厂经理 + +　　胡次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委会委员　社会人士 + +　　戴岂心　九三学社社员　上海水产学院水产加工系教授 + +　　胡世俊　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委会常务委员　上海市长宁区人民委员会副区长 + +　　谭其骧　九三学社社员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 +　　徐中玉　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会委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主任 + +## (今日未登载部分，明日刊完) + +## 潘世兹　一点顾虑。——希望百家争鸣不是一阵风。——建议成立一个机构处理这些意见。 + +　　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百家争鸣，我有以下三点意见。 + +　　第一，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再一次提出鸣放的方针，大家都很兴奋。不过还有这样的疑虑：今天我把什么话都讲出来，过一个时期，一年或许两年，我讲过的话是不是要算账?不光我一个人有这种想法，我所接触的一部分人也有这种想法。有的朋友谈起整风，不知道我们是否要弄在里头？还有人怀疑现在整风是整党内，过一个时期，是否要轮到我们？ + +　　第二，我希望百家争鸣不是“一阵风”。过去强调组织纪律，不好乱讲话；现在百家争鸣，能够有啥说啥。这种风气要永远继续下去，千万不要过一个时期又收兵。如果放了又收，那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对学术上也没有帮助。 + +　　第三，最近从报上看到，中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各单位，开了很多会，人们在会上，提了许多意见，这些意见下文怎样，大家都很关心。是否可以成立一个组织机构，研究分析一下这些意见。凡是能够采纳的马上实行，符合事实的马上改正，这样，对调节人民内部关系，一定有很大作用。 + +　　最近知识界开的座谈会比较多，在工人群众中好像没有开过。据我了解，工人也有不少意见，领导上也应和工人开开座谈会。我感到，有些领导同志对于民间疾苦还不大了解。人民生活解放以后当然有一定的提高，但是，究竟提高得怎样？是不是普遍有了提高？领导上在这方面考虑得不够。我每天上班下班，在乘车时常能听到一些群众的意见，我觉得领导上要采取一种方式，去听听广大群众的意见。 + +## 瞿承方　关于党群关系，大部分党员是好的，但有个别党员把自己当特殊阶级看待。实行互相监督，能促进我们各方面工作的进步。 + +　　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当然民间还有疾苦，上面也不能说不知道，或许知道得不够透彻。有些问题没有解决，人民内部所以存在矛盾。在党与政府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上，我认为有一个问题值得提出来研究。毛主席在讲话中提到轻重工业的合理比重的问题，我认为，国计民生是不能分开的，人民的长远利益和目前利益应该协商起来。今年物价有些提高，某些物资不足，是不是由于轻工业发展不够，因此不能满足人民需要，必须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大道理大家都懂，但同时也必须相应发展轻工业，如果重工业投资过多，轻工业产量不够，物资不足，物价就要上涨。希望中央在制订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能够考虑到如何更好地使人民的眼前利益和国家的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 +　　关于党群关系，大部分党员是好的，但有个别党员把自己当特殊阶级看待。共产党肯定是领导党，但不是说每个党员都是领导别人的人。有些人一入党，就好像高人一等，不肯和群众多接触，群众见了他们害怕。有些民主党派成员相形之下，产生了自卑感。我认为，不论你是什么党派，你都应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不能说你是党员，对于非党上级的话就不接受。目前有的单位，党和民主党派还是各不相关，联系很不够，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到互相监督是很困难的。 + +　　我认为提倡鸣放，实行互相监督，能促进我们各方面工作的进步。帝国主义国家希望中国一党独裁，不讲民主，不求进步。一听说中国提倡百家争鸣，他们怕起来了，有外国记者反映了他们害怕的心情。这说明鸣放对敌人不利，对我们有利。现在鸣放不久，大家已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一定能促成各项事业的进步。在党和民主党派之间，也只有鼓励各民主党派成员敢于提意见，互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达到互相监督的目的。害怕批评是人之常情，要在社会上培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空气，首先鼓励大家多提意见。只有在开展批评中，党和非党的同志才能得到进一步的了解，才能互相提高。 + +## 张公义　有人认为机关里无成立民主党派组织的必要。——有关肃反问题的意见。——不是有职有权，而是无职无权。——希望报纸多介绍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 + +　　我们劳动局在1956年上半年以前的情况是：民主空气稀薄，民主生活不正常。群众不同程度存在雇佣观点，大多不敢讲话，顾虑是怕报复，抱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虽然通过历次运动，群众觉悟有所提高，但顾虑存在，认为安分守己为上。因此，发挥群众积极因素是不够的。在群众的眼中：机关是党团员的天下。“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劳动局的党政领导很重视也支持民主党派工作。去年8月我们民革在劳动局筹备建立支部。在支部筹备会上，党委书记、局长都出席。第二天党委写黑板报祝贺我们组织成立并介绍我们民革的任务和历史，还建议我一人脱产专搞民革支部工作。在成立大会上，四个局长和劳动局所属的各级负责同志都出席。出席大会的有一千多人，群众认为这样的盛况是空前的。以后局里的一系列大事，都邀请了我们民革的人参加。如出席局务会议，有关资料也发给我们。 + +　　然而，这并不是没有问题。 + +　　第一个问题，部分党团员(包括个别领导同志在内)，还认为机关里没有成立民主党派组织的必要。理由是：机关里有党团，还要民主党派干什么。甚至还有这样看法：民主党派的成员，过去大多是被斗对象，一向都是比较低头的人，现在是抬头了，认为是骄傲自满。我认为这些想法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民主党派存在，还要发展，这是客观趋势。至于是否骄傲自满呢？我们应分析一下，我们的成员主流是什么?事实是：过去多是被斗对象，肃反更是。到现在为止，民革成员的主流是自卑，有顾虑。但，也要求进步，也能主动工作，也能提意见。这样情况，说他们骄傲是不符事实，是有些个别党团员的不服气。当前民革成员能积极工作，能提意见，这还只是萌芽，这样的萌芽是可贵的。但再也经受不住暴风雨，一场台风更是吃不消。也不可否认，个别成员是能有骄傲自满现象，这应该我们对他多作思想工作。 + +　　第二个问题，肃反问题。民革成员过去与国民党都有关系，因此，在肃反中，百分之九十以上被审查。审查是应该的。但是，审查的方法，有的采用人民内部的方法，有的却是采用单纯的斗争方法，结果是斗错了，机关中党群关系的有裂痕，我体会这是一个关键。有人认为：过去你们统治人民，现在该斗一下。还认为：现在给你们有工作，有工资可拿，还要怎样？这种看法，实质上就是恩赐观点。因此希望有些党团员要克服这种恩赐观点。其次，要能够改善党群关系，应该讲清楚的要向群众讲清楚，应该承认错误的要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只有这样，更能建立领导党的威信。 + +　　第三个问题，有人说是有职有权，而我们是无职无权问题。我们成员讲：今天你要做科长处长，你首先要获得的是党团员的身份。客观事实基本上是如此。提级提职，一般是党团员，没有能力也提。民主党派成员，不管能力怎样，还是不提。 + +　　最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任务、历史，不仅我们有些成员搞不清楚，就是领导党的成员也搞不清楚，更别说群众了。因此，光明日报，作为我们民主党派的报纸，希望能多多介绍民主党派的作用。 + +## 汪育春　学校领导三重三轻：重视青年教师，轻视老年教师；重视主任，轻视群众；重视学生，轻视教师。 + +　　我想先谈谈党群关系，这些方面的事情，有些是亲身经历的，有的是从朋友之间传来的。在一些高等学校里，表面上党员和群众很融洽，实际上有一条鸿沟。党内亲亲热热，互相是老王老张，一旦遇见党外人士，马上脸色改变。 + +　　知识分子有自尊心也有自卑心，他们觉得自己有一套经验和知识，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没有参加革命斗争，也没有马列主义，就有自卑心。人总有感情，看事情各人主张不一，偶而说错一句话，竟变成了恶语，被人记在账上，在肃反时大结账。党员也同样怕与人交往，万一交往者被整，自己受到牵连，因此看见党外人士远避还不及，根本无联系之心。这样一块块砖砌起了无形的高墙。其实旧知识分子，不论文化的高低，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只是他们有一个传统性的习惯，常存此心：“士为知己者死”。但他们又有顾虑，接近领导，就会听到流言蜚语，说是在向领导献殷勤。 + +　　肃反给人一种错觉，凡是挨整的，都是对学校提意见的；而被视为积极分子者，是不提意见的，说得重些，他们根本没有是非观念。自然，这些事情已经成为历史，但是领导上并不能以为时过境迁，也就不了了之。这样，使人直到现在还存戒心，颤颤巍巍，再也不敢提什么意见了。因为大家都默认这一规律：开大炮者必挨整。 + +　　学校领导对教师，有三重三轻： + +　　一是重视青年教师，轻视老年教师。解放初期，速成之风盛行，连社会科学也可以速成。据说有一个学校的政治经济学教研组主任，就是一个初中生，是速成的人。所以学校里，当时请人作报告，不考究此人有否学问，只要是青年，又是党员就行。我认为学问是从劳动中来，社会科学并不能一学就会，等于一个人，不能一跳就三丈高。可是我们这些老人，领导上要我们做小学生，从头学起，去听青年娃娃做的报告。事实上，他们对社会科学还是个丈二和尚，只能照本宣读，倒真像是老朽入木的人了。 + +　　二是重视主任，轻视群众。学校机关化衙门化，教师借一只普通的木床，哀求也讨不到。教务长搬家，总务科马上送上一整套沙发。最可笑的事情是，看昙花也发请柬，系主任人手一份，教职员一律没有。试问，看昙花也按政治待遇的那一条那一项标准。 + +　　三是重视学生，轻视教师。有的领导认为学生是群众，他们领导是为群众服务的。某教师上课，秩序有点乱，有个学生在乱走动，教师轻声叱责，请他坐上位子。学生下课到教务处去“诉苦”，教务处居然下令叫那位教师写检讨书。学校没有教员休息室，冬天教师站在走廊上吃西北风，三番四次请求拨一房间，没有成功。不知是谁，想出一条妙计，说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也有教员休息室，学校领导才恍然大悟，辟了一间教员休息室。 + +　　还有一个附带的问题，订出的制度，机械执行。眷属宿舍进出要凭出入证是对的，但是有一位教师的夫人，送客出门，未带出入证，离门几步想进门，却被挡住，说没有出入证就不准进。教师夫人只能在外面等。直到教师在家里发觉来看她，问，为什么不回家，夫人窘急地说：“制度不准我进门。”还有学生宿舍的灯火开关，周末晚上是学生洗澡时间，到规定时间就开灯等学生回寝室。结果是宿舍内灯火通明，家家室内空无一人。有一学生赶去请工友关灯，以免浪费。工友摆摆头回答：这不能关，是制度规定。 + +## 顾诗灵　教育局官僚主义，学校领导也跟着官僚主义。——校长升迁，教师松气想翻身。——党群关系有问题，党员领导同志作风粗暴。 + +　　还是去年的事情，上海学生的纪律很差，报上也揭发了一个典型的学校。教育局闻风而动，局长亲自带人出马，居然不同凡响，不到两个月，就搞出了一套经验。当时有人就怀疑，事实也是如此，最近这个学校的学生又乱起来了，竟有学生还持刀扎人。教师去说服，学生还强硬地表示：要开除就开除。这件事仅仅是个小例子，但说明教育局只是浮在上面，要做什么，搞上一个运动，真是快刀斩乱麻，干脆俐落。其实是乱麻斩不断，只是粉刷虚饰，纸糊的表面，不实事求是。把教育当成政治运动，五级分、学生守则，一阵风轰轰烈烈吹过，风过，连声音都没有留下。 + +　　教育局官僚主义，学校领导也跟着官僚主义。我最近调到女十二中，因为原来的校长提升上区了。按照人之常情，校长升迁，教师总会有喜色。可是不然，校长离开，教师松了一口气，认为是翻身。但又有愁色，因为校长仍在区里，是顶头上司，还得倒霉。学校里问题很多，特别是工资改革中，毛病百出，工资高低几乎没有一个准则。校长不懂教学，却是神气活现，指指点点。 + +　　中学里的党群关系，也是错综复杂。在1951年，我在市立育才中学工作。当时运动很多，后来上级指示运动转入经常。党支部开会，邀我列席。支书说一切运动转入经常，学校拟开的体育运动大会也得停止。我起而争辩，政治运动与体育运动不能混为一谈。他马上气势昂然，一挥手，向我关起门来：“这是我们党内的事情。”又在另一个学校，校长是一位女党员，她用惩罚来维持学生的秩序，我向她提意见，她不理睬。我向教育局反映，他们仿佛觉得事情太棘手，不置可否。从此校长对我恨之入骨，学校轮流买菜，有次适逢她和我，她把篮子一摔，狠狠地说：“不和你去!”不久，教育局调我走了，而且还叮咛再三，不必让她知道调到那个学校，因为她会不高兴的。这难道不是故意偏袒党员吗？讲到人事调动，教育局一不征求人同意，二不调党员。独断独行，把党员抬上天，把群众压入地。 + +　　直到现在，教师还是忙乱不堪，大会加小会，一个接一个。会议要开，当然是晚上，晚上一开会，备课时间就没有，业务无法提高。可是教育局责怪大家，不求进步，真是“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教师的大部分会议，是政治学习。中学教师算得上是中级知识分子，请信任他们吧，不要像对待小学生似的，一个个大会报告，小组要集中阅读。难道他们不能自己掌握吗?这些方式，充分显示对群众的不信任。 + +## 孙鼎　有些公方干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牌号，外表威风，实际是教条主义。——生产中六个问题。 + +　　我是干技术工作的，总说本行话，但是今天我姑且不说好的一面，在这里偏一偏，只是“争鸣”而已。 + +　　今天的生产有大进步，但是中间还隐有障碍重重，难于突破。有些公方干部打着马克思主义的牌号，外表威风，实际上是教条主义，他们的底牌是彻底的不负责任。 + +　　我们要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我想逐一地谈谈生产中的一些矛盾。 + +　　一、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和独立思考的矛盾。学习苏联，是一条阳关大道，但是干部不理解，以为照搬就行。我说如果这样做，会使中国工程师瘫痪。中国工程师完全可以在实践中，把苏联先进经验更向前推进一步。过去有人讲话总是嘴上挂一句：苏联第一。我就不服气，因为这不是实事求是。苏联有不少是第一，也有不少及不上美国。但是苏联与美国根本不同，苏联百分之百地告诉我们，美国对我们封锁。我搞电器有二十年，苏联的有些经验，我就是不服贴的。自然，在五反时，我曾经为了说这些话，大吃苦头。 + +　　二、依靠群众和重视个人意见的矛盾。依靠群众是第一位，发挥群众的智慧。可是有些干部，却是这样去依靠群众，只带耳朵，不用行动。爱听小耳朵。因此有些人就不敢说话，怕传出去被记上账簿。黄敬部长来上海，曾问起上海工业生产为什么有人积极性不大，有人就表示不敢讲话。 + +　　试制新产品，如是私方人员，最好别栽跟斗。在五反对，我的罪名之一，是试制新产品，太冒进。新产品试制是一个复杂艰苦的过程，往往要重视个人，不能以“必须依靠群众”这句话来压倒一切。科学技术不能大呼隆，空喊不顶用。 + +　　再举一例，厂里铸钢，发现一个小砂眼，我说可以补。马上有人送来一顶顶大帽子：我们要对社会主义建设负责，要对得起六亿人民……。好，我怕，终于重又回炉。教条主义真是法宝多，其中最厉害的是法海的鉢，把白蛇娘娘困在里面，一切都完了。 + +　　厂的领导干部本领真大，疑难问题依靠群众，召集一个会，大家签上名字，将来出了毛病，“百无禁忌”，因为曾经“依靠群众”。 + +　　三、保密与经验交流的矛盾。我们有人到苏联去参观，向苏联同志要资料，苏联同志马上就给了。可是在国内要资料反不给。有时部内给，部与部间简直是相隔一座喜马拉雅山。一个专业公司的私方负责人去参观一工厂，被挡驾，非要介绍信不放，结果他回去，在自己桌上拿起印章一盖，才带了介绍信进去。最近，我参加有关方面的科学技术的十二年规划会议，会上什么都谈，独缺原子能。我想不通，为什么要保密呢？美国看见苏联对原子能的研究超过他们，原子能委员会就把原来保密的资料，发给二、三十个单位。处处保密，会使研究工作枯萎。 + +　　四、计划管理和独立经营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应该有计划。不过计划管理要灵活，不能连开一扇窗户，也得计划管理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充分发挥基层生产单位的积极性。我还想对中央提一个意见，听说1957年有些东西要缩减，有些厂竟然只能改做钢精锅，真是遗憾。 + +　　五、德与才的矛盾。选拔干部，应以德为主，反之不重才也不合理。合营的一些工厂，选拔公方代表中有问题，昨天还在车间，第二天就当上了厂长，他们没有企业管理的经验。对老年和青年工人，评工资时完全不考虑年资，青工一升两三级，老年工人不升，还说是保留工资。这大概又是谁搞的德才标准。波匈事件时，有些青工思想浮动，倒是老年工人立场坚定，把住了舵，这难道又是老年工人没有“德”吗? + +　　六、说服教育和具体处理的矛盾。光是说服教育，有时不解决问题。说服教育不行，又怎么办。我们要“放”，不要畏畏缩缩。醉汉睡倒在路上妨碍交通，就罚他二十五卢布。这是苏联的办法。我们难道不能对那些不遵守劳动纪律而又屡教不改的工人，也罚他一下。我想，未尝不可。 + +　　最后，让我再重复声明，今天我只谈一面，不是好坏都提，面面俱到。 + +## 李季开　党员和群众接触面不大，——领导干部不尊重教师。——群众提意见遭遇到挡箭牌。 + +　　在上海体育学院，党群关系从总的方面来说，还算正常，然而问题也还很多。 + +　　党员和群众的接触面不大，和他们谈心的，寥寥可数。这批人对党的领导干部很尊敬，但很少向他们提意见。因此领导干部不和群众接近，从接近的人那里又难于听到群众的声音。这样的情况下，党员和群众之间，怎么会没有墙，所不同的，只是有厚有薄。党员和群众见面，能避则避，万一碰巧，也只是点头寒喧：“吃过饭没有?”“今天天气好。” + +　　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和作风，大有问题。他们只知道坐镇办公室，听汇报，看总结，然后发号施令。学院里领导教学的副院长，一换再换，但是前后三位副院长都有一个通病——屁股粘住办公桌。他们脱离群众，闹出了不少笑话。有位掌管总务的副院长，对学校的房子也心中无底。有次外宾要来院参观，副院长亲自出马张罗，跑到助教宿舍，以为是学生宿舍，高喊“同学们，快收拾收拾。”弄得助教们摸不着头脑。有一个时期，学生在体育煅炼中发生伤害事故较多，他在报告中大骂为什么不向他汇报。但是大家心里比他还明白，不是没有向他汇报，而是他没有听。诸如此类，他在自打耳巴子，破坏自己的威信。 + +　　领导干部不尊重教师。解剖学教研组有一次来了一位苏联专家，约他谈组的发展方向和任务。陪苏联专家去的人，是教研组副主任。但是当开会时，副院长下逐客令，这里开会，你出去干别的事吧。副主任很生气，为这问题有很长一个时期想不通。领导对教师信任不够，以为老教师历史复杂，不让他们开课，一年两年，他们像“古董”一样地搁在那里。 + +　　群众提意见，会遭遇到很多挡箭牌。现在最新式的也是最陈旧的一块挡箭牌是：“成绩是应该肯定的，缺点是难免的次要的。”在学习毛主席的讲话时，有人希望大家勇于批评和揭发官僚主义。但是副院长反应灵敏，马上说，批评必须和自我批评相结合。大家一听，立刻哑口无言，相对默坐。官僚主义有时解释缺点错误，使人听了啼笑皆非，说根据当时具体情况那样做是对的，现在也是对的，说这是根据辩证法。实在是大大地歪曲了它。想不到辩证法也成了他们的挡箭牌。 + +　　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过去是许多党员不熟悉民主党派的性质和任务，自从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后，领导干部是明确了，但是群众还没有领会。有不少群众以为如果要加入党派，唯有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发展成员，中间也有矛盾，这都值得研究。 + +## 史慕康　党对党外人士的批评，一种太凶，使人受不了；一种太客气，不批评，这都不好。 + +　　民建上海市委在各区建立支部的时候，得到了党区委的大力帮助，使民建的组织工作有了很大发展。这种关心和帮助，我们不会忘怀。但是有些地方管得多了一点，像对民建组织内部的人事就管得多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在民建机关内部参加工作的党员已撤走，统战部除管路线、方向外，对各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宜很少过问了，这使民建组织消除依赖思想，发挥独立思考，有问题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从而受到一些煅炼。新的关系是好的。 + +　　现在新的问题是，交叉党员很少参加民建会的组织生活了，支部各项活动很少参加，即使参加一些活动，也很少发言和提意见了，原先参加支部领导工作的也不大参加了。这样做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作为民建的一个成员，也有民建成员的责任。既然参加民建的组织，就应该关心民建的工作，积极帮助大家，不能含糊和马虎。有次我问一个同志，开会为什么不讲话，他说：“来听听，我没有什么意见”。我觉得交叉的党员同志对民建组织的活动应参加的仍应参加，有意见的仍应讲话。这也体现了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 + +　　为了适应民主党派长期存在的工作需要，民主党派的有些负责同志将不吸收入党。在统战部研究过这一问题。但是，民建机关内部的一般干部只要够条件，当然是可以入党的。现在党员撤走了，各区支部的组织都没有党员，那末申请入党的人和谁联系？这是一个问题。 + +　　党对民主党派的成员，各方面的安排、照顾都很周到。在政权机关，局长、处长不少是民主党派成员，但是科长一级，民主党派成员担任的极少。我所在的普陀区人民委员会，在十多个科级干部中，大都是党团员，民主党派成员只有一个，非党的一个也没有。在我的思想上就有一个问号，是不是因为科长直接做工作，一定要有什么政治条件。如果真像我所想的，那末这是宗派主义情绪在作祟。 + +　　党员和非党人士之间，的确有些隔阂。我是区工商联的主任委员，秘书是党员。我平时对他提意见，他却从不向我提意见。他不上我家，我也不敢到他的家里去。去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时，因为工作关系，常在一起吃饭。有时他付账，有时我请客。可是高潮过后，遇上吃饭时间，他就推三托四。我不清楚党内是不是有明文规定，党员不吃别人的饭。要不，是否怕受资产阶级侵蚀，但这不是一种“隔离”的好办法。在区人民委员会就不同，我们还是互相来往，他们也并没有受到任何侵蚀。没有人和我们作生活上的往来，不来积极影响我们，也是不好的。至少，同志间不亲切。造成隔阂的另一种原因，是党只听党员的话，不听党外人士的话。 + +　　党对党外人士的批评，有两种现象：一种太凶，使人受不了，这种方式值得考虑；一种太客气，不批评非党人士，这也不对。今后必须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我们工商界在这方面愿意学习，要求煅炼。 + +　　 来源：《光明日报》1957年5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3.txt b/CCRD/1/3/2/0003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7326a3004e109aadefd6a38047ad9c18c5906c --- /dev/null +++ b/CCRD/1/3/2/000363.txt @@ -0,0 +1,285 @@ +# 春风度过武胜关　东湖畔畅叙衷肠 + +　　5月5日，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处在东湖客舍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应邀参加的二十余位高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省委负责同志一起畅谈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会上发言的有华中师范学院院长杨东莼、武汉水利学院教授揭曾祐、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华中工学院院长查谦、湖北医学院院长朱裕璧、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王家楫、中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岑家梧、武汉测量制图学院副院长夏坚白、中南财经学院院长马哲民、中南美术专科学校副校长阳太阳、中南音乐专科学校副校长巫一舟、政协常委湖北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参事余觉、政协副主席耿伯钊、湖北省文史馆馆长沈肇年、政协副主席民盟副主任委员周杰、人委参事室参事政协常委皮宗石、政协常委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胡忠民、民革副主任委员田竺僧、政协副秘书长郑南宣、政协常委民盟副主任委员刘俊。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张平化也在会上发了言。这些发言，我们摘要分期发表。 + +## 王任重同志在会议开始时的发言 + +　　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传达以后，现在中央又指示全党整风。省委正根据中央指示布置整风，主题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和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提高马列主义水平，使各党派，各阶层，全体人民团结得更好，共同建设社会主义。 + +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对于我们是新的一课。在文化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过一些成绩，但很不够。花开有季节性，有一定条件，所以要放得好，鸣得好，必须创造一些条件。现在要打破顾虑，扫除障碍，提倡大胆放和大胆鸣。对于科学艺术方面的鸣、放问题，我是个外行，订靠大家来鸣来放，我们只能听鸣看放，并向大家学习。希望大家多提些积极的意见，研究一下为什么放不出来，鸣不起来？如何能放得多，鸣得响?如何促进我们国家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有什么问题、困难和要求？ + +　　我和武大的一些教授座谈过一次，他们反映我们党员和群众关系不好，我看不仅武大，其他学校也有类似情况。党和非党同志之间是存在一堵墙的，不管是土墙还是纸墙，一律要推倒。要党与非党的同志一齐来推倒，大家研究一下，看怎样才能推倒这堵墙。 + +　　有的同志不敢大胆放、鸣，据说是害怕批评。这是不必要的。因为鸣并不是各鸣各的，也不是只准你鸣，不准我鸣。既然大家都要鸣，在一块就必然有争论，有批评。问题在于批评的方式方法。批评的方法不对头，对放、鸣是有害的。因此批评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应该抱着实事求是与人为善的态度，而不是用扣帽子和打棍子的方法。同时也应该敢于批评别人，反驳别人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反复辩论。 + +## 揭曾祐：肃反中弄错了的要认错 + +　　现在的情况和旧社会是根本不同的。我们在旧社会不敢说话，以前有文字狱，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杀头、坐监狱，所以那时我们多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反动统治阶级不敢让人民说话，因为要让人民说话，他们就要垮台。现在的政府敢于让人民说话，因为现在的党和政府是为人民的，所办的事都是从六亿人民的利益出发的。因此，我们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在旧社会说一句话杀脑袋，我相信我今天在这里随便说多少话也决不会杀脑袋。 + +　　我想谈谈肃反问题。肃反运动是做了很多好事的，但也有缺点。据我了解水利学院有个教师说：我说错两句话，又不是反革命分子，却把我斗得不亦乐乎。这是事实，在这次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中，这个问题应不应该解决一下？我认为应该解决。怎样解决?弄错了的应该认错。当然对于被弄错了的人说来，只要说开了，赔礼了，也就完事了。 + +　　再谈一个问题。很多学生不愿搞水利土壤改良这个专业，很多家长写信给学校，请求允许学生不学这个专业。这个专业所学的是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水利工程，农业增产四字是形容词，水利工程是事业的本身，这个专业是属于工科的而不是属于农科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是非常需要的。为什么遭到这种冷淡的待遇呢?是因为它没有被人所理解。例如关于东西湖围垦工程，本是陶厅长同我们合作搞的，工作已搞了一个段落，但在一次会议上，湖北省农林水办公室的夏主任，听说是一位游击干部，他说：“你们搞啥子工程设计哟，我们打游击时，还不是挖一条沟就行了。”这位夏同志在同高级知识分子共事时很有些问题。固然我们欠缺马列主义修养，而夏同志不懂科学也是不可讳言的事实。我们希望在这方面湖北省委支持我们。 + +## 杨东蓴：主中有客，客中有主 + +　　解放八年来，我接触的多是知识分子，大家都有这样一个感觉：一个运动又一个运动，把大家弄糊涂了。问题在于客观情况的发展的确有个规律，但这个规律我们还没有掌握。在六亿人民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新东西，一定会产生许多新问题，我们掌握不住这规律，因此反映在思想上就有矛盾。而毛主席就会抓新问题。 + +　　现在新问题临到我们头上，也临到共产党头上。我们知识分子特别要了解：不管“二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好，“二万”(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即长期共存之意)也好，都和自己有切身的关系。中国有两句老话：“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局者”所以“迷”，正因为他是“当局者”，户上负有重任，所以需要批评监督。对于执政党讲，应是“主中有客”，多听取别人意见；在非执政党讲，应是客中有主，但并非局外人，还是应抱着当家作的态度，不是绝对的客。两方面都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 +　　一个石头丢在水里，水面才能起波纹；如果丢在墙上，则没有波纹，用若干万倍显微镜看有没有波纹我不知道，至少肉眼看来是没有波纹的。现在百家争鸣鸣不起来，就是因为石头是打在墙上，而不是打在水上。放、鸣与争是两个步骤，先放、先鸣然后才能争。鸣不起来，或是有顾虑，或是缺乏一些物质方面的条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真正有好多人想鸣，但拿不出东西来，虽然平常有些看法，但也是片断的，零碎的，支离破碎不成系统的，我认为现在要想法帮助那些学有根底可以鸣得起来的人，给他们一些保障，除了时间、物质条件的保障外，还要有精神上的鼓舞。为什么知识分子缺乏精神上的鼓舞呢?原因在于党员干部无事不登三宝殿。今年春节我在报上看到党委负责同志要到各学校同群众一齐欢渡春节，就问我院党委书记刘介愚同志：“怎样度法？”他说听报告，我说这怎样是欢渡春节哩，赶快莫搞。 + +## 程千帆：总结对知识分子改造的经验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来，一是为了繁荣科学艺术，二是为了扩大民主生活，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这个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领导与群众的矛盾表现出来的。又由于许多党员从中央到地方都站在负责岗位上，这个矛盾也就很自然地表现在党群关系上，因此许多意见都是对党员提出来的。但同时，领导同志不全是党员，也有民主党派人士，所以民主党派也是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这种东西很多人都有，只是党员多一些，是主要矛盾面。要克服它们，其他方面也应检查。 + +　　整风运动是否深透，第一要看党员是否能起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因为往往有这种情况：党内原是有争论的，到运动来了时，党内就团结一致对外，反而为官僚主义者辩护。上海有些学校教员在一块谈话，听说党委书记来了，就说红灯开了，不吭声。这就是宗派主义的结果。第二要看低级人员是否敢起来向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斗争。在武大教员中有一种是大喊大叫的，有一种是以沉默代替抗议的，另一种是问多少说多少。这一次应当都发动起来。学校有个总务长，是党员，他的爱人薪水提高得不合理，有人反对，在肃反时，就说他反对总务长爱人就是反对党员，反对党员就是反对党。对许多事，比较低级的人员是敢怒而不敢言。 + +　　党群矛盾的一个基本原因，是许多非党知识分子还拖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尾巴，一下难以去掉，而在运动中党员性急，对他们是恨铁不成纲，然而群众思想一时确是扭不过来，这中间往往发生矛盾。1952年武大思想改造运动时，徐懋庸说：“思想改造是长期的，但决不意味着一个月内不能提高一大步。”我就因为两星期内思想不能提高一大步，把我撤职了。其次，党群之间彼此不了解，党员功臣自居，自高自大。几个月前，听说农学院一位教授讲了摩尔根学说，被责令检讨。检讨如不通过，就不许讲课了。有的老教授上课迟到五分钟，也通报。解放后，党员有些特权。听说刘真同志原在省委是有多吃一点肉的特权的，到武大做党委书记后，自动放弃了这个特权，大家很欢迎。这种特权不仅对干部不利，而且对青年思想产生毒害。我有一次在德明饭店招待外宾，进房间去休息，但警卫员说：“今天是首长的孩子在洗澡，你过一下来。”我只有在会客室等待。我还亲耳听到某部长一个九岁的孩子说：“××电影只有我们能看。”这把孩子们养成了一个小贵族。党员应该都像刘真同志那样，以身作则，很多矛盾就能容易解决。 + +　　再谈谈政治上人为的不平等待遇问题。当然，对于某些具体问题，党内外是可以有区别的。群众没有必要，而且也不应当知道党内一切问题。但有些事不仅不合理，也不策略，不聪明。如传达一个报告，传达的内容完全一样，却分为党内外两次传达。又如我校留助教，选留学生，差不多是党团员包干，群众连5％也没有。是不是说群众政治水平都很低，低到连当留学生、助教也不行呢？其实过去所选的留学生和助教水平并不是最高的，往往倒是很差的。在这一点上至少不是大公无私的，最近已有人提出留学生应当公开考试。 + +　　有人说，斯大林也这样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反过来说，群众就是普通材料制成的啰！当然，党员是无产阶级中的先进分子，但也不能说个个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说大多数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还差不多。反过来看，群众水平一般低于党员，但也不能说不是党员的人就没有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如高尔基，鲁迅，郭沫若，他们都不是党员，但都是杰出的革命作家。再一种是所谓“红色专家”，“红色”这个概念显然不是一个美学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有红色专家也即有白色专家，如果说红色专家即党员专家；非党专家就是白色专家了，像我们辛辛苦苦搞了这多年，还是一个白色专家，这像什么话!我认为这种说法有排他性。 + +　　我记得在思想改造时，有三个党员到我家中去，叫我不要出门，在家反省，我就不能出门，后来又说你可以出门了，于是我出门了，这像什么话！我对这抗议，但一个积极分子说我是“李寅庭思想”。 + +　　我写过一篇文章，论点与丁玲一样，但有个同志在“文艺报”只批评我，而不批评丁玲。党内很有威望的文艺批评家陈涌同志，在一个报告中批评了我，也批评了其他很多党员作家，包括柳青同志，但在发表这个报告时，其他人的名字都去了，只剩下我程千帆一个人。这，只能从宗派主义获得解释。 + +　　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我建议：一、在全国范围内把对知识分子的改造经验总结一下，总结出一些规律。我认为改造知识分子，用粗暴的那一套是不能解决问题的，1952年把我整了一下，整得我抬不起头来，只问业务，不问政治，对我来说，结果并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加强，而倒是资产阶级思想加强了。我觉得还可以经常总结一下大学校长、院长对待知识分子有那些战功的地方，那些不成功的地方，在我看来，中山大学副校长冯乃超同志的办法是成功的，徐懋庸的办法是不成功的。二、党应当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规律，掌握住这个思想规律，对他们改造就容易了。如清高，好发议论都是知识分子的特点。我们搞古典文学的，喜欢尊师重道，正因为如此，在运动中叫学生骂老师，我们受不了，非常抵触。再一种是爱面子，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我们要求党内同志对待我们，像党对待党员一样细致。 + +　　在教育工作方面，我认为高教部存在相当严重的官僚主义，我们这几年很吃他的亏，如机械学习苏联，改五分制，改笔试为口试，等都是。特别奇怪的是，高等教育部有个时期竟认为不需要文字学，原因是苏联没有文字学，殊不知苏联文字是拼音字母，没有设文字学的必要，而中国汉字是须要设文字学的。原来还取消了社会学、最近才准备恢复。对这种机械学习的情况，我们也曾提过意见，但他们说：“一切以时间、条件为转移。”这不正确，这个规律的应用只有同对人民有利这一原则结合起来才能解决问题。高教部除了机械学习苏联，还对中国专家不够信任，总觉得是唯心主义的，靠不住，殊不知中国的学术有自己的传统，新式教育也有半个世纪以上的传统。这些传统是应当受到一定的重视的。 + +　　总之，要争鸣得好，一是要贯彻群众路线，一是要克服官僚主义。 + +## 查谦：创造性地学习苏联 + +　　应不应当学习苏联？应当学。“欲知山中路，去问过来人。”苏联是走过这段路的人，我们不学习苏联，学习谁?高等学校全面学习苏联是绝对正确的。但这不等于说，我们在学习苏联中没有缺点，特别是教条主义。 + +　　一、要学得好，首先要调查研究，看学习的东西适用不适用。但高教部对许多问题，就根本没有调查研究，甚至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现在已经了解：过去学习的东西，有些是苏联成功的经验，有些是苏联失败的不要了的经验，有些根本就不是苏联的经验。过去几年学习苏联，肯定不是都经过调查研究的。 + +　　要知道，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具体的特殊的情况。因此苏联的成功经验并非都能在我国用得上的。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位农学家写：有人随便号召我们向苏联学习种苹果的方法，但我国的苹果其实比苏联的好，怎样去学习呢?再如学习“六节一贯制”的经验，也是教条主义的。要学生连上六节的课，再吃饭，怎么受得了。可能这个经验在苏联行得通，或者因为他们身体好些，或是能够适应苏联人的生活习惯。但在我国，我看肯定是吃不消的。这个经验直到1954年中宣部开会，陆定一部长大加批评后才算解决。 + +　　这就说明我们向苏联学习的态度是不完全正确的。我们没有仔细考虑，学习了这个经验，能不能使我国高等学校提高一大步?我们多半是形式主义地去学习，而不是创造性地去学习。今后学习苏联经验，不应随随便便，道听途说，而应细加研究。 + +　　二、对于外国的经验，如要采用，应该先试验一下，看对不对，可以先指定几个地区，比较小规模小范围地来试行，不应一开始就在全国推广。1950年在全国提出学校中设立教研组，那时我们连这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我问教育部的一些人，他们也不太清楚。这样做是不好的。同时，对于采用的经验，也不必照着模仿，可以吸收其精神实质，甚至可以修改。 + +## 朱裕璧：反对宗派主义，争取有职有权 + +　　一、关于宗派主义问题。宗派主义肯定是存在的，各个部门都有，只量深浅不一致，有的到很严重的地步。应该有“天下为公”的精神。过去说：“天下非一人之天下。”现在也可以说：“天下非一党之天下。”毛主席也说过，党员在全国人民中只占很少数目，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团结全国人民一齐动手。而宗派主义就表现在：有些党员不承认这一点，总认为这些事非我们办不可，你们要干，也只是被利用的。 + +　　知识分子对祖国是热爱的，党对知识分子的爱国思想应估计得更高一些。“以马上得天下，并不能以马上治天下”，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治国家，未免把这个工作看得太简单了。党的负责同志要对各方面的问题作细致的研究，深刻的分析。湖北党的领导力量大部放在农村，今后对高等教育工作也应该加强具体领导。在学校中党的工作做得很好的，恐怕是在50％以内，而不是以外。从本院看，历次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对于医学科学对祖国建设的作用，医学的发展，医学教育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在认识上是不够明确的，最近我在院内一次大会上作了关于这几个问题的发言，这是我八年来较为系统的一次发言，我的希望是很大的，但这个发言在党内所引起的重视是不够的。党内同志们自信过高，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和党员能不能领导科学是有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前些时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小品文，表扬某校党的工作人员熟悉科学领导得很好，当别人称赞他对生物学很有研究时，他谦虚说：“我不过是程咬金的三斧头。”但我们高等学校做党的工作的人，有这三斧头的比例数还是不很高的。 + +　　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还存在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我们还要不要?周总理认为是可以学习的。但在具体问题上，这点还做得不够，我们还不敢大胆正视人家的东西。在医学中已出现一种看法，认为苏联医学在某些部门赶不上资本主义国家。我是一个搞外科的，我认为苏联的外科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苏联喜欢把不同学派的学说戴上反动的帽子，这是一个偏差，例如说什么威尔啸的反动细胞学说等等，事实上苏联今天仍然在用这个学说进行工作。我们对苏联的教科书在理论上的错误，过去也没有采取批判态度。如苏联有一种细胞经消毒后转化为活质的学说，开头大家都说很对，直到苏联批判了这种学说之后，我们才又来批判，自己不敢独立大胆地来分析批判，因为对这类学说的批判分析，往往牵涉到两大阵营问题，大家怕戴帽子，因而不敢讲。 + +　　宗派主义的另一表现是，有些党员见非党人士提意见，就以为这会影响党的威信，而片面地加以袒护，实际上无论我们的意见正确与否，决不会损害党的威信。还要反对一些利用党的职权来推行个人意图的行为。据我了解，很多人都对汉字拉丁化有意见，我也是有意见的，据我看来，汉字是一种特殊语言，要把它拉丁化将会影响我国的文化，如果只是为了注音，注音字母较拉丁字母的优越性要大得多。我同时对这几批汉字简化也不满意，一点不成逻辑，不成系统，“木着一个“又”就是，“权”(權)，“三点水”着“又”就是“汉”(漢)，而“力”着“又”又成了“劝”(勸)，这怎么个讲法？我们是有意见的，但中央文字改革委员会利用职权，对提意见的人往往是围剿一番。 + +　　还有一个意见：我认为我们的教育中加强了政治教育，但忽视了公民教育，忽视了教学生如何做人，因而文明的水准是低的，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教育。 + +　　二，关于党外负责人如何有职有权的问题。我是党外负责人，有职有权。但有的人并不如此。省卫生厅姚克方厅长，照我看，没有发挥他的作用。姚厅长现在在搞什么呢?他主要是在寄生虫病研究所搞研究工作，兼所长，这个所的设备人力非常薄弱，谈不上搞什么研究工作。姚厅长对于把全省卫生工作怎样做好，是有非常丰富的知识和经验的，而如今竟然没有能使他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湖北卫生工作是非常可惜的。 + +　　我是要争权的，我不消极。我是用斗争的方式来工作的。既然还把我留在职位上，就说明党信任我，我就要行使我应有的职权。我很赞成武汉房地产管理局局长的话：要就撤我的职，否则，我必须按照我的职权作事。 + +## 王家楫：要“敬”而不“远之” + +　　我们研究所虽然人数不多，可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或多或少还是有的。有些党员对年轻的非党干部比较粗暴，对老科学家往往“敬而远之”。我自己一向是很靠拢党的，党也信任我，党员同志对于我当然并不“敬而远之”。但不尊重我的职权的事情也有的。科学院派我们研究所出席芬兰国际湖沼会议的代表，就是由北京科学院一个电报直接给被派的代表，事前和事后，根本没有同我谈过。这件事我是很不痛快的。宗派主义多少也是有的。例如，几年来评选的先进工作者，没有经过群众讨论，主要派的是党团员。照我看，如果工作和政治认识一样好，对干部的提拔，首先要选群众，其次是民主党派成员，其次是团员、党员，这样才能鼓舞群众的工作积极性，而我们研究所过去的情况刚好相反。而且，有些地方做得很不漂亮。例如，我们研究所提出的出席北京先进工作者会议的代表，本来是很好的，让大家推选，我想大家也会推选他，可是由于没有让群众讨论推选，结果引起了群众不满。 + +　　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我们非党人士自己也有，很可能还要严重，也应该检查。几个月以前我们研究所用带有整风性质的方式总结了1956年工作，就检查出我们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严重，对我是一个深刻的教育。我认为我们民主党派成员也应当自觉地参加这次党的整风。 + +　　大家谈到高教部在学习苏联上存在着盲目性，我认为中国科学院也有类似情况，例如，1956年我们的苏联顾问临别以前提出许多建议，虽然这些建议都是很好的，但在目前有些还是行不通的。可是中国科学院却不加考虑地全部接受下来，而实际上到现在还是不可能办的。我觉得盲目学习苏联不能怪年轻人，上级领导尚且如此，怎么能不影响年轻人呢?要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不能对任何学派乱扣帽子。例如，说孟德尔、莫尔根的学说是唯心的，这是毫无问题的。可是加上一个反动，就未免过分了。我在解放前也相信过孟德尔、莫尔根的学说，不能由此就说我有什么反动思想。 + +## 岑家梧：认清形势转变改善党群关系 + +　　民族教育是一项新的工作。几年来中南民族学院培养了一千多少数民族干部，成绩是很大的，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主要是缺乏领导，方针任务不明确，和教育部门几乎脱节，形成关门办学。 + +　　中南民族学院在创办的过程中，不断地产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因为民族工作是复杂而艰巨的，我们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很多对学校教育是外行，对民族工作更是生疏，加上各方面对这个学院重视不够，上级领导不具体，大家对学校方针任务以至工作上的意见很多，认识上不完全一致，原是不足为怪的。在这样情况下，学院党的负责人最好的办法应该是团结干部，多集中大家的意见，反复研究，摸索经验，把问题逐步解决。但几年来学院党的负责同志的作风十分粗暴，不惯于听取相反的意见，唯唯诺诺，歌功颂德的被认为是好干部，对有意见的动不动就扣上“对党不满”、“反党”、“反领导”、“闹独立”的大帽子。结果问题不特不能解决，领导和群众关系也很不正常。 + +　　作为领导人之一，我是有相当责任的，但我觉得党群间平时是那样的隔阂。学院里的较重大的事情大都是党组决定了才征求意见，主要是为了打通思想。究竟那些问题已经决定，那些正在研究？那些是党的意见，那些是个人的意见？我都分别不清楚，总觉得工作有些盲目。我的工作能力和水平都有限，但平时很少听到什么意见，前年突然向我提出所谓“企图篡夺领导权”的问题，我觉得用简单幼稚的推理逻辑，用粗暴的“一棍子打死”的办法，都不令人心悦诚服，几年来我在思想上很不愉快。去年中央暂调我到民族地区调查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情况，我去后曾三次写信给党组负责人，希望把问题摊开来谈清楚，但得不到只字答复。我想这些人为的隔阂，人为的紧张，必须尽一切力量加以消除，现在正是时候了。 + +　　为了办好这个学院，我提出几点建议： + +　　一、要求省委加强领导。几年来上级领导对中南民族学院几乎没有过问。1955年教育部来检查一次，却不解决问题。民族学院固然不像一般高等学校，有它的特点，但它不能脱离学校的总轨道。一般学校里发生的问题，民族学院也会发生。“关门办学”是办不好的。希望省委正视这个“存在”，不要再放任不管。 + +　　二、党群关系要改善，对知识分子予以应有的信任、支持和帮助。解放了七年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应该可以解决了。如果对某些知识分子的情况不清楚，那就应该赶快进行了解。我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愿意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但由于能力和水平的限制，往往办不好事情，也是会有的，这就必须大力支持和帮助。我们学院里的知识分子过去首先被看为是改造的对象，另一部分人却以改造他人的人自居，不特工作安排有些不得当，正确的意见也不被尊重，往往以人废言，个别还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这都应加以纠正。对知识分子，物质照顾是必要的，但精神上的愉快却更加重要。大胆放手信任，他就可以不顾一切为人民工作。当然，改善党群关系不只是领导方面的责任，群众也应该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提出意见。如果说党群隔阂的是一道墙，就必须大家动手把这道墙拆掉。 + +　　三、如何搞好这次学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我认为还要花很大的力量。因为第一，大家对当前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一重大转变，仍然认识不足，就是有了新的认识，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容易扭转过来，因而放和鸣不论在领导或群众中都难免有顾虑。第二，某些领导同志的思想作风和长期以来的习惯是不容易改变的。例如，惯于以个人代替组织，反对他个人即认为“反党”等思想方法，以及自己认为人家是“落后分子”，就要“鸣鼓而攻之”，进行“围剿”，采用对敌斗争的办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等，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改变过来的。所以阻力仍然很大，我建议省委要经常检查督促，自然大家都有责任推动。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10日。 + +　　春风度过武胜关　东湖畔畅叙衷肠(续) + +## 夏坚白：谈出意见　拿出东西 + +　　关于高教部主观主义，盲目学习苏联，我和大家有同感，就不谈了。这里我想谈谈，在这方面，作为高等学校的负责人，我们也有责任。例如，大家谈到“六节一贯制”，在上海是由同济大学首先搞起来的，事前并没有向部请示。那是1952年的事，当时我也在同济，大家思想上都想搞新的东西，到处打听苏联有什么新的东西好推行，结果道听途说，搞了个“六节一贯制”。别的学校看我们搞了，也不甘落后，跟着推行。这个例子说明，我们是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的，我们很少根据实际情况来研究问题，这种情况是需要改变的。 + +　　谈到“百家争鸣”，我认为有两种意义：一是发表意见，一是拿出东西来。 + +　　对学校的事情，我们有意见，是不是都讲呢?我们学校还不是这样，在校务委员会上发言的不很多，总认为反正什么事党内都商量好了，没有什么可谈的。有一位教研组主任做了半年主任了，还问党是不是相信他；他有很好的意见，就是怕发表。因此，党与非党要很好地接触，不一定要登门拜访，最好也像同济大学那样，搞一个俱乐部，党的负责同志经常和大家在一起，随便玩玩，聊聊，这个方式证明是很好的。 + +　　要拿出东西来，目前还有许多困难，希望党和政府多多帮助。首先是仪器，零星小件买不到，修理也困难，是否考虑专门成立一个机构来解决仪器方面的问题。再就是助手问题，高教部要我们自己想办法，这很困难，还是希望今年暑期高教部能安排一下，解决一部分问题。目前管理图书的大都是外行，连外国字的书名也看不懂，要找本书，还得自己动手；武汉地区高等学校不少，是否设法把管理图书的同志训练一下。目前学校留助教，也不同教授商量商量，这也是很不合理的，从今年暑期起，是否考虑留助教先由教研组主任提名，人事科等协助了解情况。我认为到兄弟国家留学的不经过考试，而由人事科决定，也不妥当，应当公开考试。 + +　　在政治学习方面，我想提一点意见：我感到我们国家正在经历惊天动地的大革变，可是过去很少组织大家去看看，因此不少人心胸狭窄，在工资改革等方面，为了一点小事情就哇哇叫，应该让大家有机会看看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一个同学过去思想并不开展，可是自从他到秦岭实习以后，伟大的建设工程深深地打动了他，回来后他就表示毕业分配，随便到什么艰苦的地方去都行，总之，他决定要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效力！ + +　　最近，我要告一状。在我们学校，设了个公共汽车站，可是这个站在上个月取消了一半：可以从这个站上车开出去，却不可以搭车子回到学校，而只能回到武汉大学，再走回来。据说是为了“节约”，还说我们离街道口很近，几分钟就可以走回来，可是我们测量了一下，离街道口有三华里，几分钟是走不到的；又说我们学校的坡度比武大的坡度大，费汽油，我们又测量了一下，坡处只是零点五，并不大，找公用汽车公司经理交涉，一直见不到，这件事大家意见很多。我要反映一下。 + +## 马哲民：正确对待知识分子 + +　　谈谈最近我在视察中所碰到的一些问题。 + +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我感到主要的缺点是不结合实际，照本宣科，讲得质量很低，我就听不下去，有些老先生能坚持听下去，他们那种虚心的态度实在值得佩服。希望党注意这个问题，加以改进。 + +　　有许多问题，如果政治思想教育能够结合实际讲清楚，就能使知识分子看清前途，掌握自己的命运。例如，有人感到解放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看不到这中间的联系，感到以前搞肃反，现在又要“放”，这两者不仅联系不起来，还似乎是矛盾的。又如，有人看不到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还在怀疑将来会搞个运动来“整一整”。也有人认为党对知识分子的安排，还不如对民族资产阶级安排得好等等。这些问题是需要向知识分子讲清楚的。 + +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觉得从各方面看，目前主导的矛盾还是工人阶级与非工人阶级的矛盾。至于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我看这两者是相反相成的。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党内外都有，不过党内比较容易产生教条主义，有的党员对党外讲话很不客气，认为自己就是代表真理的，认为自己运用的是最进步的理论，又是代表最进步的阶级，这就很容易肯定一切。但由此就产生了与他针锋相对的机会主义：你要肯定一切，我就偏要否定一切。看起来，这两个主义彼此一斗，问题就解决了。 + +　　关于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我感到过去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做得很不够，是存在着宗派主义的。 + +　　几年来知识分子是有进步的，但是与党还有距离。知识分子是有苦水的。武汉地区高等学校在肃反中是有过火的地方，当时我就有意见。今后要注意不要伤害知识分子的自尊心。由于知识分子与党还有距离，我们民盟组织也左右为难，不靠拢党，是“宗派”，靠拢党吧，群众又说我们是“进步的宗派”。我认为对知识分子的进步要有正确的估计，要改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 + +　　我体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方面是扩大民主生活，一方面是促进向科学文化进军，我们要敢放敢鸣。目前知识分子不敢大胆放，大胆鸣，有许多原因，但最要紧的还是有顾虑，一是怕争，认为百家齐鸣可以，百家争鸣就有点胆怯了；二是怕斗，怕今天是百家争鸣的积极分子，明天就成为斗争的对象。我认为放与鸣的关键在于党的领导，要善于安排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有保障，敢于放和鸣，这也是搞好党群关系的关键。 + +## 阳太阳：把问题敞开来谈 + +　　我列席全国政协，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感到豁然贯通，受到深刻的教育，受到极大的鼓舞。特别是党指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我觉得提出来非常好，受到知识界的欢迎，尤其是非党群众很欢迎。但是，要深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有些领导干部中还有思想障碍。有人就说，毛主席讲得很好，可是我们这里还是“春寒”。这也反映了一种情况。 + +　　这里我想谈谈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问题。在我前往北京列席政协时，我们学校党总支正在展开整风，据说群众提了很多意见。一个月以后，我回到学校，党总支作了一个整风总结报告，群众听了很不满足，认为这个报告不痛不痒，有人说：“绣花鞋子也没有打湿一点”。就在这天晚上，有好些群众，包括老教授在内，和我谈了一夜，从官僚主义谈起，一直谈到天快亮。群众意见这样多，可是很多干部并不了解群众思想，个别党员严重地脱离群众。有人说：有些党员的面孔看不得，最好请他们多修几条路，让他们走中间，群众走边上，免得碰头。 + +　　有些党员表现得盛气凌人，骄傲自大，党员与党员有说有笑，不善于联系群众，我觉得这样不好。 + +　　有人说：我们学校的情况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领导思想落后于形势，某些党员落后于群众。总结时只强调今后如何教育群众，如何监督群众做好工作，而没有强调深入群众与群众同甘共苦，互相学习，互相监督。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说主要是放香花。群众听了不满意，不能说服人。 + +　　有个党员对我们说：国画系有了党员可以安心了，油画系没有党员，我要管，要加强。大家对这种说法颇有意见。 + +　　上面的例子，说明我们学校的党群关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这种关系虽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坏，但是群众能积极提意见，把问题敞开来谈，对拆除隔在党群之间的那道墙是有好处的。 + +## 巫一舟：要解决信任问题 + +　　听了毛主席关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我感到眼明心亮，有说不出的舒服。 + +　　今天大家谈了许多党群关系问题，看来各校的情况都差不多。我想，这主要是由于过去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没有认识，自然不能很好地处理。问题是：今后怎么办? + +　　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有人采取鸵鸟的办法——不看，让矛盾存在，化脓。还有人用简单粗暴的办法，将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过去主要是对敌斗争，把这两类矛盾混淆起来，往往是难免的，可是也有些是可以避免的。知识分子就是好议论，而过去的民主生活又不大正常，知识分子就很容易发牢骚。可是有些同志不加区别，认为发牢骚就是反领导，反领导就是反党，反党就是反人民……将两类矛盾混淆起来。 + +　　不少同志马列主义水平不高，党内有些同志水平也不高，说又说不服人家，但又要执行上级交下的任务，没有办法，就只好压，日子长了，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横说有理，竖说也有理；今年这样办有理，明年那样办也有理，总之，理总是在他们那一面，特别是动不动就是立场问题，高级知识分子是愿意做点事情的，谁愿意有两个立场呢?这样就有了顾虑，许多人的意见就越来越少了。 + +　　现在大会小会、报告、讨论、拥护，成了公式，实际上是个形式，讨论的并不多。发言时，总是想方设法去符合领导意图，独立思考就差了，怎么说就怎么办，形成了风气，都不愿动脑筋了。而敢于独立思考提意见的，总给人家一个印象，好像你这人总是顽固的落后。 + +　　我觉得，要打破知识分子放和鸣的顾虑，首先要解决信任的问题。如果不把许多问题都牵涉到立场、政治问题等等上面去，我想大家是愿意谈的。因此，要消除政治运动的副作用。要花些功夫树立党与非党、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彼此信任。 + +　　这几年私人来往差不多绝迹了：一方面是工作忙，一方面还是思想问题，一谈话就怕出乱子。生活得很忙碌是好的，生活得很枯燥就值得考虑。现在大家彼此间戒心重、疑心重，要消除这种戒心或疑心，至少要彼此在政治上有起码的信任，至少要相信彼此都是拥护社会主义，想把工作搞好的。我这样说，还不是笼统地认为这就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我感到党的上级领导好谈，教条少，而经常和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是下面的党员，他们每天跟群众接触，如果私人交谈都有所畏惧，还谈得上彼此有所了解吗?不能彼此了解，又怎样能帮助教育群众提高思想认识呢？ + +　　我觉得人是动物中最复杂的，而知识分子又是人当中最复杂的。要开动机器，先要了解机器；要运用知识分子，同样要了解知识分子。 + +　　目前知识分子从整个国家看，事实摆得很清楚，思想也容易搞通。我们往往有这样的体会：听了一个大报告，思想很通；可是一回到下面工作，接触到实际问题，在听报告时所受到的鼓舞和兴奋，就消掉了一半。所以我希望党能在下面多做细致的工作。几年来，我感到有些党员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是很矛盾的：要么，就把知识分子看得非常顽固，非斗争不可；要么，就把知识分子看得非常脆弱，碰也碰不得，结果不是开会斗争，就是放任自流。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把知识分子看成自己人，应该是有教育也有批评，有帮助也有责备。 + +　　话得说回来，不管在党和知识分子之间有多少矛盾，这毕竟是内部问题。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感到非常之鼓舞和安慰，我相信过去的缺点和错误一定会消除，将来，缺点和错误也一定会减少。过去党和知识分子有隔阂，双方都有责任，这也像恋爱一样，单相思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大家同时开步走，才能拆掉党群关系中的一道墙。 + +## 余觉：学习不要扣帽子 干部去掉官架子 + +　　贯彻“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我觉得现在还是要放、要鸣。就是我们学习时也要争鸣、讨论，才能深入。去年高干班学习的时候，讨论“目前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我发表自己的看法，认为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并且谈了我这样说的理由和根据，可是我那么一谈，有人就说：“你这句话资产阶级是喜欢的。”以后我写了论文，也听了报告，到最后讨论时我还是坚持这一说，就有人说：“这是立场问题呀！”我觉得对待学习不能这样，学习也要百家争鸣，不然不能深入。 + +　　我到广济县视察回来，我感觉现在领导干部脱离群众，是因为有一个做官的观念在，列宁说在苏维埃政权下工作，先要去掉做官的观念，这很对，不然就会摆官架子。我到广济县，县委和县长以及大多数干部都到乡下去了，他们住在农民家里同农民一齐下田操作，与农民打成一片，只有陈志胜县长在家，他夹一个日记本子忙到这里那里，见了群众谈话很随便，说说笑笑，没有官架子，很好。 + +　　我主张党外人士在自愿原则下积极参加整风学习。学习是思想教育，参加学习的人愈多愈好。“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我们对学习，如大旱望雨一样，大旱下了雨，山林丘泽虽说受雨多少不同，但是总润泽了一下。我平日主张男女老幼不论有文化没有文化都参加学习。中共中央整风指示说的很明白：“这次整风运动，应该是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党外人士就是年老的参加又有什么不好呢。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我愿意参加整风学习。 + +## 耿伯钊：勿做盛锡福帽店的股东 + +　　我是最爱说话的人，在旧社会我到处讲话，解放初期我也讲得很积极，那时候李先念主席鼓励我们讲，他说多讲，把会开的活跃些。但是后来有一个时期我沉默了，不讲话了，这也有个客观原因，共产党与非党之间有一道墙，墙又高又大，墙的门口还贴了条子，上边写着“机要重地、禁止闲人”。我只好不说话了。 + +　　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以后，这道墙垮了半截，毛主席提出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这道墙倒了，这很好。但是现在墙基还存在，大家还不能像是自己家中人一样来谈话，要谈也多半是一些应酬话，最多问一问“身体好不好”，党的领导同志只是这样来安慰我们一下。当然，目前党已经看到这些问题，提出来纠正，我很赞同，这是一件大喜事。 + +　　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充分发扬民主。过去民主是有界线的，有人主张民主是目的，便来个绝对民主，这样不好，有人说民主是手段，便不尊重群众来个专制，这也不好，我觉得民主是目的，也是手段，民主要发扬，要放手，但不是绝对，要集中，是在民主基础上集中。有些会上，主持会议的人事先心中无数，要大家发言，最后一综合；或是事先有一个方案，拿到会上只是通过，这两种作法都不很好。既然发发扬民主，就要让人讲话，不要怕民主，怕民主就不民主了。 + +　　奇怪，有些领导干部，竟作了盛锡福帽店的股东，他们的生意很好。这话怎么讲呢?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遇事总爱给人扣帽子，不管大事、小事，他便来一帽子，参事室都是老人，老人也可以批评的，但是他们每个人也都戴了几顶帽子。有些一般干部，也入股，买来一些帽子，到处乱扣，这种粗暴的行为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如果大家不讲话，那才不好，只有讲了才知道正确与不正确。 + +　　领导方面应该照顾知识分子的特点。知识分子爱面子，死都可以，面子必要；知识分子自高自大，看不起人；知识分子清高，不求人；知识分子好占小便宜。这些是知识分子的毛病。都不是用粗暴、狂风暴雨的办法来解决得了的。很需要和风细雨，慢慢来，照顾他们，用治病救人的办法，只要他们能分清是非也就行了。我是个知识分子，解放以后经过学习，学懂了一些，最近在政协大会上我作了检讨，承认错误，胡金魁部长和我谈话，我很心服，我错了，就承认，我绝不把错误带到棺材中去。人都是这样，受教育时间长了，必然会觉悟，问题在于慢慢来。 + +　　我接触的党员大部是好的，也有个别人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对党内尚不服气，对党外更看不起，盛气凌人。有些党员我看不惯，他们比吃比穿，比住房好，讲排场，把戴手表，穿呢子衣服当作光荣。我是没有呢子衣服的，我不以为不好。 + +## 沈肇年：有错必纠 + +　　听了毛主席的讲话，我感觉到很幸运。关于肃反问题总是免不了有些错误，有错是肯定的，并不奇怪，问题是有错就应纠正。现在是对错捕的检查了，纠正了，有的还给他安慰。但是，我觉得对错判的好像没有提出纠正，错判不纠正是不对的，要大家知道，这样才是彻底地执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 + +　　我在文史馆工作，关于今天座谈的内容，我想不起什么要谈，我们那里党的负责同志很好，党和非党彼此相信。只有一件事我也有些怀疑，比如从前在水陆街时有一天党员同志告诉我，馆长办公室不要了，没有事可以到家中去坐，这话我有些怀疑。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了。 + +## 周杰: 不要把矛盾放错了位置 + +　　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恐怕这是一个事实，这是什么墙？我考虑的结果，应该说“墙”就是思想障碍。比如说平时党有一个号召下来了，有些单位的党召集党员开会，团召集团员开会，民主党派便放在外边没有人管，工作任务只交得党员团员，其实交给民主党派还不是一样。这样，党与民主党派由工作上隔离了，思想感情也隔离了，“墙”也就形成了。我建议党和非党要沟通思想感情，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的领导同志应该参与党外人士接触，不仅在工作上打成一片，还要抽出时候来多谈心，彼此发生感情，互助、互爱、互谅，像在战场上打仗的士兵一样，目标只有一个，共同建设社会主义。这样有问题也可以摆开来谈，问题也就解决了。 + +　　人民生活里矛盾很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到处都存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我们能够生活下去就在于善于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就是发现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现在有些人不敢鸣，不敢放，更谈不上监督。他们联想到“三反”、“五反”中有些人挨了整，受了处分，一直到现在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不敢鸣和放，不敢监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过去是有些粗暴。这次，毛主席作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才给大家壮了胆子，党应该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指示，比如肃反问题，过去工作中出了一些毛病，现在应来一次大检查，将毛病纠正过来，希望能认真检查一次。我知道有些是搞错了，第十中学有个姓张的老师，肃反中判了八年徒刑，现在检查是判错了，法院宣布他无罪，还补发了一年的薪水，这样事情也就过去了，这个工作应该确实做好，真正作到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 +　　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人民自己的事，人民自己的事应该自己来解决。如何解决呢?我认为首先要自己端正态度，提高认识，把自己放在矛盾的适当地位上，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要放错了位置，放在外部矛盾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人民内部矛盾地位上来解决就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如果弄错了放在敌我问题的地位来解决，那就坏事了，那就一定要一棒子打死，不是你打死我，就是我打死你。目前，我们的根本矛盾是生产赶不上需要，如果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看，那就共同努力，加速建设，尽量满足需要。反过来，那就到处不满意，油盐涨价不满意，布票少了不满意，一个月只吃三次肉不满意，这也不满，那也不满，如果这样看问题下去，久而久之，便会不自觉的把问题放到敌我界限上去。这是我个人的认识，也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警觉。问题在于要正确的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首先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适当的地位上来看待。 + +　　某些领导上的硬化的官僚主义，顽固的宗派主义，严重的主观主义，尽管问题严重，仍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如果反过来看成是敌我问题，那样，结果会是很坏的。现在党中央提出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这是英明的，及时的，是有效的办法。这虽然是对共产党提出来的，我们这个民主党派的成员也应该整一整，整一次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只有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才能保证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我有二点建议。第一，像今天这样的座谈会以后多开，过去开过的应该总结一下经验。第二，这样的会应该推广，推广到各单位、学校、机关、工厂、企业中党与各民主党派成员都应经常开这种座谈会。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11日。 + +　　春风度过武胜关　东湖畔畅叙衷肠(续) + +## 胡忠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只会放，不会收 + +　　我们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肯定了政府和人民的政治上的一致性，我对宪法充分信任，如果我们根据宪法来办事，就会团结一致，减少矛盾。 + +　　解放以后，我每天总要看看马列主义的著作，宪法公布后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内部的矛盾一天会多一天。读了八次文件，上边说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我有些怀疑，革命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什么今天这里还有矛盾呢?解放以后说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有矛盾了，这是不是说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了呢?事实上是农业生产增加了，工业生产也增加了，为什么还说有矛盾呢?我对这个矛盾的提法还没有充分了解清楚。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曾提到领导和人民的矛盾问题，那么为什么政府和人民有矛盾呢?这个问题是新问题，要着重研究。我觉得这问题很重要。如果说有矛盾，我们的任务就是如何帮助政府研究解决这些矛盾，特别这是民主党派的任务，如果问题解决的不好，那就是我们的帮助太少了。 + +　　听了毛主席报告以后，大家都在到处找矛盾。我认为第一要由主要方面来找，不然就找不到中心，不然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中就忙乱了，应从大处着想，不要在鸡毛蒜皮上着想。第二寻求主要方法来解决矛盾。这要注意三点，一点是提高思想教育，不然便将不是矛盾的说成是矛盾，就忙乱了；二点是提高文化知识，因为真理只有一个，文化知识水平提高了，认识就容易一致，矛盾也就少些，认识不一致，矛盾就多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解决矛盾很重要的方法。三点是法制观念，宪法公布之前有些人对我们国家走什么道路是认识不清的。宪法公布了，解决了当时很多矛盾，判断是非，解决矛盾，有了宪法为标准。由法制出发，合法就是是，违法就是非，法制是解决内部矛盾的具体东西，如经费开支有毛病，人事安排不当，都牵涉到法制问题。大家是需要有个法制作标准来解决矛盾的。比如民主党派的成员在国家机关里是不是有职有权，这个矛盾的发生，往往是因为机关里没有这方面的办事规程，凭个人意见办事，凭交情深浅来办事，只由感情出发，不是严肃的为国家办事，有的还残存着旧社会的作风，走私人路子，这是不应该的，应该按照法律办事，何职何权，应该有个规程，明白规定。有规程就好办事了，不按规程办事的人便是失职，如果按规程办事，别人来干涉，便是违法，这样，职权上的矛盾就易解决，人尽其才的目的就易达到。 + +　　谈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目前还有“放”和“收”两个字的提法，这便把我搞胡涂了，以往历史上阻碍人类知识的是三种权，即神权，特权，财权，这三个东西障碍了人类的发展。神权是迷信；特权是分等级，是非是以宗教信仰和等级尊卑来作标准；资本主义社会的末期财权垄断，妨碍了科学的发展，因为他们用钱来收买人的身体和灵魂，有些学者就替他们服务，这些用金钱买来的知识，就不免歪曲良心，歪曲事实。我们共产主义革命是为了消灭神权，特权和财权的罪恶，这便为发展人类智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认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科学文化事业是不会收的，只有放，放是放不够和放不完的，不存在收的问题，收的提法不免是错误的。共产党领导下的人类思想只会放，不会收，一切为了文化为了科学的发展，没有人打算不发展科学文化，我体会毛主席主张放，没有主张收，这个问题在目前应该引起注意。 + +　　我们国家的基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谁不重视这个制度，就是违背了宪法，可是我听到有人说，“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比干部大会还不如呢”?听了这话我很受刺激，我想他是不是话出有因呢?我是人民代表，但是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中的提案如何处理的决议内容我还不知道，因为大会时不印发提案原文和决议内容，这倒是个问题，因为在代表大会决议时提案的代表不知道他的提案是如何处理，他的举手是无力的。我希望主持人民代表大会的同志考虑这一问题，因为这也是我们国家基本制度中的一个环节。 + +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来以后，有人说：我们没有准备，第一材料不够，第二难于着笔。有一位老教授对我说：“我有一个学生在屡次思想改造中他总是骂我，我想他骂我是对的，可是我考虑不出来为什么是对的。我做了几十年的教授，我现在不能写东西，一写就怕错”。由这里我联想到，为什么解放后七、八年来老教授们很少写出长篇著作呢，他们搞了几十年，为什么现在不写，我们到处喊挖潜力，是否可以向这些老教授们多挖一挖? + +## 皮宗石：武大的一些问题 + +　　武汉大学教授中对学校当局是很有意见的，前几月武大有些教授和我说：“现在我们在校内朋友见面，只说不相干的话，关于时事绝口不谈，甚至连业务也都不谈了。因为谈起来话多了，将来说不定再搞运动就在你的话中找毛病扣帽子，如非马列主义、甚至于有反动思想等等。”一个教授说：“目前向科学进军也很困难，助教中不懂外文的很多，业务不熟，要教授自己一个人进军是不好办的。此外外文资料不够，而且中间有长期的中断，也是进军的阻碍。同时，高教部关于学校科系的设置也变动非常多。”教育行政部门，对所属学校的教学计划，经常变更，不独学者苦于应付，即教者亦无所适从，甚且如武大原有外文系，几年前把它废掉，现在又正在恢复，湖南大学裁撤了几年，现在听说也要恢复，在这一废一复之间不知道制造许多麻烦，招致多少的损失，希望教育部门领导人以后对此要多多慎重动作才好。 + +　　刚才耿老说出领导上处理问题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自己不拿主张，先听对方的意见，然后将对方的反正各方综合起来，作为自己的主张；一个是自己提出一个方案，交对方讨论，但不管对方的意见如何，自己的方案始终不作变更。后一个方式，我可以举出最近就阅马厂大楼的支配事例，作为证明。阅马厂的大楼是辛亥武昌首义时(即阴历8月19日阳历10月10日)军政府所在地，当时革命政府一切发号施令以及一切布署组织均集中于此，辛亥首义老人提议作为武昌辛亥革命首义纪念馆(在目前房屋缺少不够分配的情形下，指定楼下一层或再少拨几间)，是极其自然而合理的，但是省人委会提出的方案，只允拨两间小房，虽经辛亥首义老人多方提出不同意见，仍然未有改变。因此提案的老人对此很不满意，这在统战工作上是不免有一定的影响的。 + +## 郑南宣：“士为知己者用”还要改变“知”的方法 + +　　据我了解有些大专学校的教授的积极性还没有完全发挥出来，都是因为在几个运动后，没有做结论或没有做适当的结论。他们说：“士为知己者用”，党员不了解党外知识分子，不知道他们。今天，党对知识分子大部分都知道了，但是在“知”的过程中，是不是每个知识分子都那么愉快呢?思想通了呢?今后党对知识分子还要“知”，但方法应该变动一些，应该采取党内同志与党外人士交朋友的办法。生活打成一片，还有个过程，不过，党内同志可以与工作有关的非党同志多交朋友。今天来的多是非党领导同志，还有些党员同志是被领导，非党同志领导党员，有些还有顾虑，党委也可以经常向非党的做领导工作的同志，询问被领导的党员的工作情况。 + +## 田竺僧：这堵新墙也要拆掉 + +　　有些人与人的关系搞的好，有些搞的不好。比如我见有些老人生活苦，街道说他有儿女，其实儿女都靠不住。儿女可以帮助父母，但是还要社会救济。有一个老人，我问他：“你的生活过的好吧?”他说：“照说应该好，儿女不养老。”在学校里，有的师生关系也不好。工厂里还讲尊师爱徒，可是有的学校里，学生把老师批评得不像样。建议党的负责同志注意在这方面进行教育。 + +　　党和民主党派之间过去有一堵旧墙。因为民主党派一些人从旧社会带来许多旧思想作风，经过多年的教育改造，现在旧墙没有了，但还有一堵新墙。有少数机关布置工作首先是向党团，有时是向党团工会，就是没有民主党派。学习八大文件后，有些机关改变了，但是还不平衡。我看新墙里恐怕三个主义多一点。 + +　　解放以后，党很相信我，以后我对个别党员提了点意见，那意见现在认识当然不正确，但是我们组织里有一个同志当时说我：“你是反党思想。”以后统战部同志找我谈话说：“你是不是家丑不可外扬”，而且在组织里把我整了一下。我由中南调到武汉，七年来，我没和统战部长秘书长谈过一次话。我觉得党和民主党派人士之间的墙不是突然出现的，这堵墙也不光是党的同志造成，民主人士也动了很多手，特别是我们组织中，正如程先生所说的还有假积极分子向党乱反映情况，他们砌这一堵墙，也动了手。积极分子当然起了不小作用，但是也有的人，党一认为他是积极分子，依靠他，他就脱离群众。 + +## 刘俊: 我对“整”和“墙”的看法 + +　　有人说不敢放不敢鸣更不敢监督，我看，我们今天就是监督的体现，对省委提出批评，也没有顾虑。当然，我们是领导同志，是不是还有其他同志不敢讲，我想是可能有的。有人说放、收、整，我就是挨过整的一个。我当时思想就是不通，以后我想，我从旧社会带来一些不良作风，整一下也好。大家怕整，我认为今天不会再有那种整了，过去是两种矛盾分不清，今天就是整，也不会像过去一样。这几年我体会到做一个好的革命干部，要有相当锻炼，党又是慈母又是严师，我这个人就是整的有点进步，当然，进步的不够，我赞成民主党派人士自愿参加党的这次整风。 + +　　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构成一堵墙，原因也不是一方面的。知识分子片面看问题也是有的，因此取消这堵墙要靠各方面共同努力。比如我做民政工作，我觉得许多墙是我造成的，我曾提过一个意见，但不成熟，如果接受我的意见，就会使安排干部成问题，结果党的领导同志没有同意我的意见，可是墙就来了。三反当中，群众对我有意见，我认为是许厅长掌握群众整我。以后许厅长调走，余厅长来，我慢慢体会到以前我有个人英雄主义，要就不提意见，一提就要人非接受不可。现在我觉得大家考虑问题比自己考虑全面。 + +## 张平化同志的发言 + +　　我感到大家谈得很好，有许多话打中了要害，大家给我们上了一次整风课。 + +　　在我们党内某些领导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和老爷架子等类毛病。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完全符合湖北省的情况的，不认真整风就不能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 + +　　当然，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丝毫也不意味着否定一切，否认党的光荣、正确、伟大，而正是由于我们党在政治上的成熟和组织上的壮大，今天才有这样充分的条件，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开展这种全党规模的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自我批判的运动。 + +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不少人的思想跟不上客观形势的发展。首先是领导思想和各级领导环节跟不上，因而往往拿旧的观点和作风，来观察和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为了要从思想作风上进一步提高，实现一个巨大转变，不下一番功夫是不行的。 + +　　为了搞好整风运动，一方面要依靠党内同志的努力，另一方面还希望党外人士，对我们积极进行批评和监督。今天大家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对我们敲起警钟，这就很好，希望大家继续敲警钟。 + +## 王任重同志在会议结束时的发言 + +　　今天算是我们整风学习的开始。省委决定把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听取非党人士的批评建议结合起来进行整风运动。准备过一些时候省委邀请大家共同讨论一次问题。我们的方针是一面学习、一面整风、一面改正，不是学完以后再改。 + +　　我们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一般是好的，但是也存在某些隔阂。耿伯钊先生说过去高墙变成了矮墙，现在矮墙也倒了。我看各个单位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有的单位墙还没有倒，需要努力去打倒。有的先生说，墙有两面，造成隔阂有各种原因，民主党派也有责任。但是我看主要原因由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负责。我们党内确实存在着宗派主义，宗派主义当然不好，可是有宗派主义的人也不要害怕承认。我们多数同志并不是自觉的闹什么宗派，多数人是不自觉的。有些党员与非党员相处得不够好，有的人是自高自大、目空一切、盛气凌人；有的人是不懂得应该怎么相处，害怕在非党员面前讲错了话。譬如批判斯大林问题，物价问题，党员在一起还不是议论纷纷，但是和非党人员在一起就觉得不好讲了。他们不了解，一个党员不等于党的组织，党员与非党员在一起，什么都可以谈论，从国家大事到个人生活，都可以谈古论今。如果说错了就改。在不违反党章和党的决议的原则下，每个党员都有充分的言论和行动的自由。我们党员应当和非党员交朋友。由于党员的个人出身、爱好、环境等的关系，有时也影响党员与非党同志的密切联系，同时，党内上下级干部之间也有互不来往的现象，这些都是要设法改进的。 + +　　我们党内有的干部确实有认为民主党派无足轻重的错误观点。是不是“天生”的党员就比非党干部强呢?不是的。无数事实可以说明。有些党员自高自大，总觉得自己行，别人不行，应该清除这种思想和作风。为数很少的共产党人只能和广大的非党群众一起努力，才会有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大家批评的很对，批评就是斗争，有斗争才能推动前进。我们需要党内斗争，也须要民主党派的朋友们对我们监督批评和帮助。我们欢迎非党人士做我们的知心朋友，我们欢迎批评。朋友们应该知无不言，说错了话没有关系。 + +　　过去运动中有些遗留问题，在思想改造、肃反斗争中，形成疙瘩，障碍我们更好地团结。有些事情我们不了解，有些事情甚至当事人也可能忘记了，受过冤屈的人记得最清楚。向那些受过冤屈的人承认错误，把疙瘩解开，就团结了；如果不把疙瘩解开，那就不能加强团结。 + +　　分清是非，不是光分清被领导者的是非，不分清领导者的是非，不是光分清非党同志的是非，不分清党员的是非，也不是相反。这次整风，着重要分清领导干部的是非，党员的是非。不能认为领导者就一切都是对的，党员就一切都是对的，过去不是这样，今后也不会这样。有些党员总认为自己都是对的，其实，就是老子和儿子之间，也并不是老子总是有理。我们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党与非党同志之间的关系，当然和老子与儿子的关系不同，我们是社会主义同志朋友的关系，应当平等相待，互助合作。 + +　　我们解疙瘩也好，分清是非也好，态度都应该是与人为善，治病救人，不应该“嫉恶如仇”，一棍子打死。所以我们整风是和风细雨，开小组会，个别谈，不开大会斗争。不要开大会你斗我，我整你。就在报纸上争鸣也是一样，你的意见我不同意，可以声辩，保留自己意见。不论和什么人争论都不要扣上一顶反党反领导的帽子。在决定政策问题和工作上，要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而思想认识问题不能简单用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的办法来解决。党章规定党员有执行党的决议的义务又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对于群众的思想认识和信仰问题更不能采取粗暴办法。比如有的群众迷信，要允许他迷信。你又说不服，他又要迷信，你又不允许，矛盾不就尖锐化了吗?我们有的干部干涉群众敬神，挨了打还要向群众承认错误。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缺点，如果要求一下都改掉，又改不掉，因而要有耐心说服和等待的精神。一切愿意进步的人我们都要诚恳的帮助他。 + +　　我们的整风要逐步深入。现在的情况开始有些好转。比如已经有许多干部参加农业生产，不摆官架子了。我们党和民主党派的合作关系，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可以得到改进的，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要共同努力来提高认识，增强团结，把我们的建设事业向前推进一大步。 + +　　 来源：《湖北日报》1957年5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4.txt b/CCRD/1/3/2/0003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176d1824738895a675e348fbe10e3ec4e84572 --- /dev/null +++ b/CCRD/1/3/2/000364.txt @@ -0,0 +1,13 @@ +# 马寅初对揭露内部矛盾有顾虑 + +　　<雷朋> + +　　新华社北京18日讯:　5日晚，记者按照约定的时间到马寅初家里去访问他，请他谈工作上的意见。他在接见记者时说：“我约你来，只谈大矛盾，不谈小矛盾”。他接着解释：所谓大矛盾就是我国的人口问题，小矛盾即他在北京大学工作上的意见。谈了一会关于人口问题，我即把话题转到他在北大工作职务上的意见。 + +　　他说：“我对党没有啥，我与江校长的关系，我不能说，说了不但不能解决矛盾还要增加矛盾。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是要有厚道。今后我还要与他共事，要为北大着想”。 + +　　我当时问他：“听说北大试行党委制，那么过去与你如何来决定学校行政？其中有否矛盾？如何解决”？他说：“如何解决我拿不出办法，但是我觉得在高等学校中不要民主人士不行，抽调党员副校长也不行”。接着他给我讲了他曾三次要求辞职，毛主席和总理没答应的事。并说在大学里要有党委会才能工工作。他说：“要掌握教师和学生的思想材料非党不行，三反五反要我搞我搞不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不是党的力量根本办不到”。他接着说：“北大这几年全靠江校长，好的方面是主要的”。我当时就问：“那么你对江校长在与你共事中有些甚么意见没有”？他说：“有，我不能谈”。我说，“毛主席提出的解决内部矛盾，就是要把这些在工作上的意见谈出来”。他说：“人并不是那么单纯，谈了好象就没事了，其实只有增加矛盾。如果毛主席要找我个人谈，我可以说，但也只能适可而止。总之，我不给你谈，还不能发表”。我当时即表示说：“我尊重马老的意见”。 + +　　5月8日，我到北大参加座谈会后的休息时间，又碰到马寅初。他把我拉到墙角边对我说：“意见这么多，再搞下去，他们(意即江校长和党委员)怎么下台，应该适可而止，你可以反映一下”。接着他又对我说：“我同江校长的关系如果由我来讲了，将来保险会有人从我们俩人中间来挑是非”。 + +　　 来源： 1957年5月18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5.txt b/CCRD/1/3/2/0003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c221c90662edbba0ca10132af562012da008b8 --- /dev/null +++ b/CCRD/1/3/2/000365.txt @@ -0,0 +1,43 @@ +# 矛盾摊开了——记西北农学院教师对学校领导工作的意见 + +　　<叶浓> + +　　最近，西北农学院党政领导，采取开座谈会、个别访问等一系列活动，从各方面征求对领导工作的意见。 + +　　在5月5日相继召开的两个座谈会上，教师们发言很踊跃。他们热诚地肯定了几年来学校领导工作的成绩，尖锐地提出了缺点和错识。并认为有些缺点和错误高教部也要负一定责任。 + +## 向上看的多，向下看的少 + +　　有好多位教师觉得，领导上向上看的多，向下看的少；考虑上级指示多，考虑下边情况少。闻洪汉教授说，我们花几年工夫搞出来点东西，领导上往往一句话就把它否定了。他举出例子：从1952年起，他们教研组就摸索对学生的辅导方法问题，直到1955年才得出个较好的经验：“个别问题，个别解答；普遍问题，集体(自愿参加)解答”。但领导上没了解、没研究，听说“集体”解答，就以为有“强迫”，不了解情况，就否定了；花了几年工夫，根据学生要求，搞出来个“复习提纲”，不知那来一股风，说这个提纲不好，于是领导不加研究就要把它取销；统一的教学大纲，有些并不很好，仅是一些逻辑性不强的材料堆积，但领导上却硬要照那样讲。叶志刚教授认为，领导上贯彻高教部的指示，缺乏研究，也不虚心考虑群众的意见。结果弄得又忙又乱，效果不好，有人说是“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还有几位教师说，学校有些单位订的制度，并不是为了便利教学、便利群众，而只是为了自己工作方便。群众提出意见，领导还指责为“习惯问题”。他们说，这样意见没人敢提了，而矛盾却存在着。教师们希望领导干部也兼些课。 + +## 积极性为什么未发挥 + +　　王韶唐副教授认为，当前群众的积极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关键问题是上下不太通气。他说，我在教研组四年，没见领导同志来过(除了领专家参观，检查清洁)；领导上不爱听反面意见，对所谓“落后分子”的意见更不爱听；对群众要求严、批评多甚至过分，而具体帮助却很少；提了意见不顶事。 + +　　吴中禄教授说，领导同志的办公室，虽然不是“侯门”，但找领导同志谈问题，总有“侯门深似海”的感觉。黄毓甲教授说，对学校好多决定、号召，表面上看，大家都是“一致拥护”，其实是有意见的，只是不讲。为什么不讲呢?原因是领导不太信任群众，像选拔留苏预备生、留助教和人事调配，不但不和有关教师商量，有时教师去问，还不给说。这怎能发挥大家积极性呢? + +## 一会“左”了，一会又右了 + +　　教师们认为，几年来搞了些运动，成绩都很大，但有一个偏向：运动初来很“左”，运动一过又很右。黄毓甲教授说，知识分子问题一来，就花几千元修澡塘，修得太好了；运动一过，休息室连开水也没有了，教师下课后连些开水也喝不上了。赵云梦教授也有同感。他说，好多事情，都是先紧后松，虎头蛇尾，一来就是急风暴雨，而且抓住芝麻，不抓西瓜。好多人都举出增产节约运动为例子：上级一号召节约，就把必要的报章杂志都减掉了，一些玻璃试管也扣住不买了。另一方面却花几万元买一套不一定是十分必要的仪器；对人力的浪费，领导也很少注意。这里，黄毓甲、赵云梦等，都觉得学校的行政管理干部太多。他们说，过去的金陵大学，有三个院、十八个系，一千多学生。而教务人员、事务人员，都没超过十个人，事情还办得很好。而我们现在只有八个系，两千多学生，却设有教务处、总务处等等，处下面还有好多科。有处长、副处长、科长、副科长、科员……。人员多好几倍，而工作却是漏洞百出，效率很不高。 + +## 虽不高，但有“墙” + +　　在党群关系上，有人认为没有“墙”，党员和非党同志能融洽无间，只是有些党员有优越感罢了。有人则认为“墙”是存在的，只是不高，彼此可以看见。陈世杰教授说，党员和党员谈话很热火，和群众就谈不热，一谈就是工作问题。而且有些党员和非党同志谈话时，老把自己当主人，而把对方当客人，给人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还指出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在群众中划了等级，对一些人很尊重，对一些人看不起。他曾找一位党员负责同志谈话，对方很不耐烦，简直是想理不想理。 + +## 劳动报酬应合理 + +　　有的教授提出，兼职兼薪、稿费作者独得、教学上发超额工资等制度，不大合理。黄毓甲教授说，教师的劳动性质，不比工人或农民，因此，教师的“超额收入”应很好考虑。牛联星副教授等指出目前的情况是：教学任务重，终日忙于备课，教学的人，得不到精神鼓励，更得不到物质奖励；相反，教学任务轻，甚至没担任教学任务的人，因为有充分时间进行科学研究，结果得到了稿费，又得到领导上表扬、鼓励，去年还订了条例要发科学奖金(未实行)。他们认为这也是好多人不愿搞教学，只愿搞研究的原因之一。 + +## 专业设置考虑不周 + +　　蒋咏秋教授等都认为，领导上在设置专业时，考虑不太全面。钮溥讲师说，把农业机械化专业，设在农学院，是值得研究的。因为它是个工科性质，设这样一个专业，就要设一系列的实习工厂，花费很大。如果把它设在有关的工科院校，是可避免很多浪费的。 + +## 大“开”才能大“放” + +　　对于“放”的方针，教师们是衷心拥护的。黄毓甲教授说，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个重要的特点：讲话很谨慎，往往是试探性的，和蜗牛的触角一样，稍一碰，就收回去了。要下边“放”，就要上边“开”，大“开”则大“放”，小“开”则小“放”，不“开”就不“放”。而要大“开”，并不是号召一下就行了，领导者必须用实际行动，创造条件。 + +　　几位教授都提出，经常开的院务会议是形式，五六十人出席，讨论几个议题，而时间只有两小时；看起来让大家讨论，实际上是“宣布执行”。黄毓甲说，在这样的院委会上，我很少发言，特别是反面意见。他说知识分子有个规律，“人越多，反面意见越少；人越少，反面意见越多”。吴中禄教授也认为要畅所欲言领导上必须采取具体措施。最好是坐在草地上，或到家里泡一壶茶，三两个人交谈。 + +　　会上，党委书记陈吾愚表示，对大家所提意见，领导上将结合这次学习和整风，迅速处理，并作出交代。他希望大家开诚相见揭露矛盾，同时和衷共济解决矛盾。他说领导人员将继续到有些同志家里，泡一壶茶，个别畅谈。 + +　　 来源：《陕西日报》1957年5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6.txt b/CCRD/1/3/2/0003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0bc89595f4bf94cbe0a0dd123bbcdd29ad35b2 --- /dev/null +++ b/CCRD/1/3/2/000366.txt @@ -0,0 +1,33 @@ +# 让内蒙文艺百花齐放——访纳·赛音朝克图同志 + +　　<文艺报特派记者、贺兰> + +　　到呼和浩特的第二天清早，在内蒙文联积雪半尺深的院子里，我看到了纳·赛音朝克图同志。他推着辆自行车，穿着淡褐色的蒙古服，头上戴着工人便帽。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朴实、谦虚。多次接触以后，这印象就更深。这里的许多同志和我谈到纳·赛(大家都这样叫他)的时候，都带着亲切的尊敬。我看到，人们是喜欢他的。 + +　　人们对纳·赛同志的尊敬，不只是因为他的为人，或者由于他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理事和内蒙古作协分会的主席，同时也因为他认真不苟的创作态度以及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可惜我不懂蒙文，懂得蒙文的同志都对我说，纳·赛的诗的意境和语言真美！我看过他那本译成汉文的诗集“幸福和友谊”，从他1938年写的“压在笘笆的小草”，以及“窗口”这两首诗里，我感到诗人对旧社会的憎恶和仇恨，还有那对新的时代的渴望。他把旧社会比作一块压在他身上的厚重而腐朽的笘笆，他说：“我虽然弱小却是新的生命，看吧，我将怎样穿透你的胸膛！”解放以后，诗人就热烈地歌颂新生活，歌颂党，用深的感情歌颂毛主席；广阔的生活斗争的题材，就更多地进入了他的诗歌的园圃。 + +　　纳·赛同志的作品，能够在群众中流传，牧区的人们熟悉他的诗歌。人民已经承认纳·赛是他们自己的诗人。蒙古人民共和国也早就出版了他的作品。但因为过去他的诗被译为汉文的很少，经过翻译，原作语言的美以及音乐感又很难不受损失，所以关内不少人也许只知道纳·赛音朝克图的名字，而不知道他的诗。对这样一位作家，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十分遗憾的事。 + +　　在一次座谈会上，我听到纳·赛谈到发展蒙古民族文学的问题(为了使在座不懂蒙文的同志能听懂，他用不十分流利的汉语讲话)。他讲了一个很好的譬喻——一定要从蒙古民族传统文学以及民间文学的母体的血管中输送血液，蒙古民族的新文学才能够成长。后来又有两个晚上，纳·赛对我再谈到他对发展民族文学的意见。他的话，使我看到了内蒙文学发展的特殊条件，同时也使我迫切地感到，必须根据这些特殊条件做一系列踏实有效的工作，来弥补过去工作中的某些缺陷。 + +　　他谈的主要是蒙文作品这一部分的问题，我现在把他的话大致按原样记在下面。 + +　　他说：“在内蒙文学作者的队伍里，几乎绝大部分是青年。他们大多数是在解放后才开始写作的。在内蒙，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一九四八年就译为蒙文出版了。所以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桌子上放着“讲话”，在它的指导下进行写作的。因为过去翻译成蒙文的外族文艺作品不多，很多蒙文作者只能看到中国古典名著以及西欧现实主义古典著作的蒙文译本，这样就使得他们的视野不够广阔，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就少受现代没落的资产阶级文艺的影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我看不到有什么坏处，好处却很多。第一，评论古典作品和现代创作的文章多起来了。第二，作品的题材的范围也较为广阔了。蒙文作品中没有出现过像“星星”发表的“吻”那样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像陈其通同志他们那种忧虑，这也许是因为作者们都比较年轻单纯的缘故。 + +　　“蒙文作品中存在着问题。这就是接受传统的东西少，作品反映生活不够深刻。现在的蒙文作者很少读蒙族古典著作，例如十一世纪时的名著“格色尔传”，是古文，他们就很难看懂。我们一定要吸取别的民族文学中的精华，来丰富我们自己，我们也要用汉文来写作品，但是，用汉文来表现蒙族人民的生活，总受到一定的限制。我们目前的作品，包括用汉、蒙文写的，都很少吸取蒙族传统文学中的表现手法。例如，在“格色尔传”中写这位无敌英雄，说他想起茶就像想起姐姐一样，想起奶酒就像想起爱人一样。这种譬喻手法就是纯粹蒙族的，蒙族人民看起来特别亲切。我们蒙文作者都应该更多地学习传统文学，现在用汉文写作的蒙族同志，他们也都有决心学好蒙文，向传统文学学习。事实上，这才是发展民族文学的正确方向。” + +　　谈到公式化、概念化的问题，纳·赛同志说：“这是目前蒙文作品中的一大缺点。很多作品中是空喊政治口号。反映生活就是看见什么写什么，把事件从头到尾老老实实地给你摆出来，也不加选择。你说这样写不好，他说，我看见的就这个样子，我写的人还活着呢！我们有不少写爱情的作品，就是写爱人长得怎样，怎样会面，说些什么，看了没有很多味道，缺乏毛主席所说的艺术加工。 + +　　“自然这不是说蒙文创作没有成绩，如果从我们过去的基础来看，蒙文创作是发展得很快的。譬如说，内蒙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十周年时，评了一次奖。那时蒙文创作只有一个剧本得奖，小说还没有(汉文写的不算在内)。但今年评奖，在应征的五十多篇小说中，大概有六、七篇可以得奖，至于剧本、诗歌就更不用说了，其中蒙文诗歌创作最能说明十年来民族文学发展的成绩。不过目前有一些作者，创作态度不严肃，作品的质量不高，千篇一律，似乎停顿下来了。读者过去看他们的作品觉得新鲜，爱看，现在觉得总是这个样子，也就不喜欢看了。 + +　　“要发展民族文学，就要正确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像上面所说的这些作者，他们很需要有人给他们的作品指出优缺点，使他们能够看到提高的方向。他们也需要有人为他们注释古典著作，并多写文章评介，使他们能够学习。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之后，内蒙古地区才有人出来写文章谈古典作品。过去这方面是一纸空白，据说是因为过去的东西没做结论，怕犯错误，所以都不敢写。现在敢写了，没有顾虑了，今年开始，已有十来篇这类的文章，这就是“百家争鸣”以后的一大收获。 + +　　“内蒙古的文学评论工作一直是薄弱的，用蒙文写的评论创作的文章就更少，到现在为止，内蒙没有出版过一本理论批评文章的集子。在报刊上零星发表的文章，其中有些有简单化与粗暴的毛病。例如拿某人的作品作为衡量所有作品的标准，喜欢“好力宝”的人说：毛依罕的“铁牤牛”很好，又整齐又押韵，你为什么不像毛依罕那样写？就这样从形式上否定了人家。怎样才是真实地反映了生活，这也还是个问题。上面曾说有些作者是照抄生活中的事实情节，而评论中也常常拿真人真事来和作品对证，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或者说某地根本就没有柳树林子，等等，而不知道生活中即使没有阿Q，作品中却可以有阿Q出现。因为掌握正确理论知识不多，就很难分辨作品的优点和缺点，往往说错。为了改变这种理论落后的情况，蒙文刊物“花的原野”已开始译载一些理论文章，如老舍在青年文学工作者会议上的发言等。六月份还准备登载“华威先生”以及评论它的文章。今后作协还准备抽出几个人来专门研究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让他们整理出研究心得，辅导青年作者。 + +　　“发展民族文学，翻译工作是一个关。出来，进去，都得经过这个关口。现在将汉文文艺作品译为蒙文的人不算少，但都是业余的，没有把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因此不懂汉文的同志就很吃亏，很多东西看不到，或者很迟才能看到。将蒙文翻译成汉文的人也很少，所以很多蒙文作品不为内地所知，听不到批评意见。北京和其他地区经常要我们推荐作品，我们因为写的东西不多，也不够好，还要经过翻译这道关，这就很难满足各地要求。因此，一定要努力培养翻译人才，改变过去翻译工作中的缺点，我还希望有关部门更有计划地组织人力来做这个工作。 + +　　“至今研究民族文学的工作还做得不多。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还没有研究兄弟民族的部门，中国作家协会现在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准备成立研究兄弟民族文学的机构，并加强评介兄弟民族文学的工作，这是可以弥补过去工作的缺陷的。因为要指导，就一定要研究，不研究就无法具体地解决内蒙文艺工作中的问题。” + +　　最后，纳·赛同志再强调地说：“到目前为止，以前想要成立一个各方面比较齐全的文艺工作者的队伍的愿望已经实现了。现在走第二步，就是要提出建立民族文艺的问题，并进一步组织力量。在“百花齐放”方针指导之下，我们目前就是要蒙族文学的花朵更多地开放，希望蒙族的作者们更多地学习，多读书，放宽眼界，深入生活。现在是刚刚长芽，还谈不到分辨鲜花毒草，所以先要它长起来，多做培植工作。” + +　　（来源：《文艺报》1957年5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7.txt b/CCRD/1/3/2/0003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edc9a805a95e749ee653d50e530c6d1954f9b5 --- /dev/null +++ b/CCRD/1/3/2/000367.txt @@ -0,0 +1,21 @@ +#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区委书记会议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南京１６日电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区委书记会议，决定加强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 +　　这次会议历时十天，已经在１５日结束。 + +　　江苏省现在参加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有八百一十六万多户，占总农户的９０％以上。１９５６年全省遭受了比１９５４年还重的自然灾害，而主要的农业、副业生产却比１９５４年有所增长。但是，全省实现合作化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有些党的组织和干部在春季合作化运动高潮中，过高地估计了合作化后工作上的“方便”，放松了政治思想工作。秋收以后，合作社新的问题和矛盾逐步暴露出来时，有些干部又对合作化的优越性认识不足。 + +　　会议一致认为，加强党对合作社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巩固和提高合作社的首要环节。要使干部、党员正确地认识合作化的优越性，团结和教育农民一起来解决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 +　　各地区委书记在会议上交流了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巩固和提高农业合作社的经验。松江专区各县通过总结全年生产，用算细帐的方法向社员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他们对生产成绩逐项排队，对自然灾害作了具体分析，并且和过去受灾情况比较，使干部和群众明确地认识到合作化的优越性。他们又算一算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援，使大家正确认识工农联盟和国家援助对农业生产的重大作用。松江县联幸农业社主任郭志成算了一笔帐：全社三千多亩水稻去年遭受了比１９４９年还大的台风和内涝灾害，但全社平均每亩产量超过１９４９年五百斤。他说：不算帐糊里糊涂，一算帐清清楚楚。松江专区经过算帐对比，干部和群众逐步克服了只看丰收年景、不看通常年景，只看春天的规划、不看客观情况，只看单产、不看总产，只看眼前困难、不看以后远景等片面观点，大家的积极性普遍提高，冬季生产就蓬勃地开展起来。 + +　　会议认为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必须坚持贯彻执行民主办社的方针，要培养社务管理委员会在经营管理上的独立能力。管理委员会应该在国家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制定合作社的生产、财务经营管理计划。上级组织对社的内部事务不要干涉过多。管理委员会由社员代表大会直接产生，任何一个社员都可以被选为社长，社长应该接受社员的监督，并在必要时进行改选。社员代表大会应该建立常任制度，每季至少召开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一次，检查和部署每季度的生产和财务工作。在管理委员会成员中要注意吸收老农参加。江苏省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去年开展“民主办社”大讨论以后，普遍召开了社员代表大会。很多社出现了生产好、管理好、关系好的新气象和社员爱社如家的动人事例。这些民主办社获得显著效果的地区的干部，在会上交流了他们的经验。 + +　　参加区委书记会议的各县县委委员认为，改进农村工作的关键在于改进县委的领导。县委必须坚持以领导生产和巩固、提高合作社作为工作的中心，并且执行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方针，县委领导必须面向基层，依靠基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讨论中，各县都大体作出了抽调干部充实基层的规划。 + +　　江苏省交通比较方便，干部易于集中，省委在最近几年都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各县县委和地委负责干部也参加这种会议，成为大会的领导骨干。这种会议实际上是个短期训练班，省委领导上可以充分了解实际工作中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可以统一政策思想，并且在部署工作时避免了层层传达层层打折扣的缺点。这次区委书记会议的中心是研究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提高农业社的问题。各地委和县委也在会议上具体地研究了今后的工作部署。会议以后，全省各项农村工作将迅速展开。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7日，原题为：“加强党对农业社的政治思想工作 中共江苏省委员会召开第四次区委书记会议”。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8.txt b/CCRD/1/3/2/0003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9c662cc53a2be3af814a37a1fe4e2f45965dee --- /dev/null +++ b/CCRD/1/3/2/000368.txt @@ -0,0 +1,83 @@ +# 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 + +　　<《人民日报》> + +　　４月３０日、５月６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召开了北京文学期刊编辑工作座谈会，讨论怎样改进文学刊物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且讨论了“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原稿的修改问题，一致认为严肃对待作家的创作劳动，广泛地团结更多的作家，是在文学领域内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关键性的问题。从今天起，我们陆续发表这次座谈会的纪录，以及王蒙“关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文和“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原稿的情况一文。 + +　　＊　　　　　　　　＊　　　　　　　　＊ + +## 编辑部要办好刊物，主要是依靠作家；编辑部是为作家服务的，编辑部要虚心，细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 + +　　茅盾　今天是第二次的编辑工作座谈会（关于第一次座谈会的报道见４月２２日本报——编者）。今天要讨论作家和编辑部的关系问题，亦就是编辑部和作家之间加强团结的问题。 + +　　作家和刊物的编辑部是共同事业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编辑部要办好刊物，主要是要依靠作家；编辑部是为作家服务的，编辑部要虚心，细心，要尊重作家的劳动。这样，才能够加强编辑部和作家之间的团结。 + +　　各刊物编辑部都能任劳任怨，努力想把工作做好。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于编辑部同志们的辛勤劳动，表示极大的敬意。但是，也应当承认，编辑部和作家们有矛盾，而且有很多矛盾。编辑工作上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就是造成矛盾的主要原因。 + +　　作家们对于编辑工作提出了不少尖锐的批评，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个问题是：稿件的取舍和稿件的修改，编辑部既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因此，编辑部对于来稿不能不选择和修改。对于稿件的取舍，需要在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把工作做好，我以为，除了水平低的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算在内），教条主义的“一棍子打死”的理论和批评文章而外都应当给它“放”出来，“鸣”起来。对于稿件的修改，问题比较复杂，需要看具体情况，分别处理。有人说“一定不能改动一字一句”，有人说“可以改”；在我看来，编辑部可以改的，只能是别字和显然不通的文句，而不可以轻率修改的，是原作的内容。内容的修改，即使只是一句两句，也应当征求原作者的同意。例如，对于“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牵动到原作的人物形象而没有征求原作者王蒙同志的同意，是不对的。 + +　　今天的座谈会，就希望各编辑部的同志们就工作中的经验（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和问题，透彻地发表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使得作家和编辑部更好地团结起来，共同把刊物办好。现在就请同志们发言。 + +## 老作家很少发表文章，是因为对他们还缺乏足够的关心和鼓励，创作的劲头就鼓不起来。 + +　　臧克家　编辑部和作家搞好关系，这是办好刊物的主要条件，可是，我们的许多杂志和作家的关系都没有搞得很好，有的甚而搞得很不好。凭我个人在有关会议上听到的、朋友之间交谈时透露出来的，以及个人的一些感受，综合起来，作家对我们刊物编辑部不满意，大概由以下几点原因构成： + +　　首先是对作家的创作劳动不够尊重。在修改作家稿子（特别是老作家）这一点上表现得最突出。有一位在大学里教书的老作家，写了一篇八千字的谈古典名著的文章，被我们编辑部删削得剩了两千字登了出来，作者在一个会议上气愤地大叫道：“以后叫人家怎么写文章！”一位老诗人，在我们的刊物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发表出来之后，他认为最得意的句子却变了样，弄得他啼笑皆非，写信提抗议。一般年轻的编辑同志，给老作家改文章，去一个“的”字，添一个“了”字，自以为更合“文法”些，更通顺些，实际上是把一个作家的风格破坏了。 + +　　再就是拉稿、转稿、退稿问题，许多作家对我们刊物的这三方面，表示很大的不满。有的说“你们拉稿是有季节性的，‘三八’是要有关妇女的；‘六一’是‘儿童文学’……；每个节令到来的时候，真是门庭若市，热闹非常，而季节一过则门前冷落车马稀了。”有的说：“你们老是出了‘题目’，叫我们做文章，我们处处被动。我不希望你们这样来‘拉稿’，倒喜欢自己写了稿子投了去，那样主动些。”我们刊物编辑部拉稿，确有这种现象。有的刊物，为了一个什么纪念、什么目的出去约文章，把来意说明，然后提出“几点意见”供“参考”，实际上就是叫作家照这样的框子去“填”。刊物本来预计用三篇文章，怕约的文章不一定全有把握，便加倍约稿，一旦稿子全数到手，则主动在我，七选八择，把自己认为好的留下，其他的转给他处，有的经过作者同意（你想他能痛快吗？），有的并没有征求意见，便转给别处发表了。作者处于被动地位，自尊心受到损害，心里的不满，可想而知了。 + +　　我觉得，我们刊物编辑部，只为自己便利不大肯替作者设想，拉稿时，三请五催，稿子不用时，迟迟不退，或随便置处（转别处），这都是开罪作家之处。 + +　　我们刊物编辑部对作家来稿，总希望按自己的看法把它弄得更“正确”些。结果，许多文章刊出来的样子和原稿已大不相同（王蒙的小说不过是典型例子之一），不但作者的风格受到损害，作家的思想、见解也不能真正的表达出来。我们的刊物，过去一直是半掩着门，派头大，对老作家不尊重，或不够尊重。对他们的稿子挑剔多，鼓舞和关心少。有不少老作家，解放后这七八年来，还没见到过他们发表文章。难道他们真的不想写、不能写了？没有鼓舞催生的力量，创作的劲头就鼓不起来。 + +　　上面这些问题，都是老问题，但这些问题，谈了又谈，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提出以后，我们刊物的编辑部，责任更加重了，更要好好团结作家把刊物办好。 + +　　怎样搞好刊物编辑部和作家的关系？ + +　　我觉得，应该和作家交朋友，了解他们的创作情况。过去拉搞子，多半凭“公函”，编辑同志也各处跑跑。而主编、副主编、编委，大半坐在办公室里。我认为这种情况应该改变一下。刊物的重要负责人，应该腾出一部分时间去和作家们谈谈（特别对一般老作家和久不提笔的作家），了解一下他们的创作计划，这对作家和刊物都有好处。 + +　　对老作家的稿子，采取“文责自负”的办法，决不改动（笔误除外）。这是一句箴言，但过去只是贴在座右备看。 + +　　联系各种流派的作家，发动多年不动笔的作家，鼓舞他们写，按照他们作品的原样刊登出来。使他们感觉到我们的刊物不是宗派的，而是作家们自己的园地。这样的风气一开，某些有顾虑的作家，才敢才会真实地表现自家。 + +　　约稿，不要给作家出“题目”，叫人家按编辑部的“几点意见”作文章。让作家写自己愿意写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写。 + +　　对于水平太低，实在不能用的稿子，顶好能及时退还，不要半推半就，迁延时间。上面列举的条文并不多，如果切实的办到了，我们刊物和作家的关系会弄得好的。我们的刊物也会办得更有生气，真正成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花园。 + +## 应当充分地尊重作者的劳动，不应对作品原稿作粗率的、有害的修改。 + +　　秦兆阳　文学刊物的编辑部和作家本来是有着相互依靠的关系，但也有着相互矛盾的情况。编辑部跟某些作家的关系搞得不好，常常是编辑部应该负更多的责任，因为这常常是反映了编辑部工作上有些缺点。而编辑工作上的缺点，更多地是表现在对于来稿的处理上。或者是退了不应该退的稿子，或者是把稿件积压得时间太长，或者是退稿时方式过于简单生硬，或者是退稿以后没有再去作一些善后的团结工作，尤其是对于老作家表现了不够尊重。除此以外，对于稿件的修改，也常常是作家们有意见的重要原因之一。 + +　　所有上述这些缺点，我个人在工作中都是有的。但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想就我个人在长期的编辑工作当中，在修改稿子的问题上，谈一些情况、缺点和错误，以作为我个人的教训，并供大家参考。 + +　　在１９４９年“人民文学”创刊以来，到１９５２年底，我在“人民文学”工作。刚开始时我并不愿意修改稿子，但不久就开始修改了。在这将近三年半的期间中，“人民文学”上所发表的小说、散文、特写，大部分都经我作了或多或少的修改。我为什么要修改稿子呢？回想起来，有以下的一些原因： + +　　第一，当时“人民文学”的方针是，发表示范性的作品，指导性的理论，并且要树立良好的文风。本来，象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刊物，它应该代表我国文学创作的水平，对它要求得高一些是应该的。但是，实际情况怎么样呢？由于是解放初期，老作家的稿子比较少，较优秀的新作家也出现得不多，所以来稿很多，可用的很少，刊物经常有出不来的危险。当时我们因为人手少，看稿退稿忙，尤其是没有进行组稿活动的经验和习惯（基本上是根据地时代办刊物的作风）；因此只好主要依靠来稿来解决问题。而来稿的绝对多数都是业余作者的作品，在各方面都是不成熟的。于是，对那些有一定基础，但有缺点的稿子，就提意见寄回请作者修改，但最后常常还是要由编者来给他修改。而不少的情况是，等着送主编审阅和发稿，寄回作者修改已来不及，就自己动手来帮他修改了（否则刊物就出不来）。 + +　　第二，在这三年半的期间中，“人民文学”因为发表了一些有缺点有错误的作品，多次受到报刊的批评，多次作了公开的检讨。再加上经常来自上面下面和左右前后的责备，就形成了对于刊物的极其不利的形势。形势愈不利，工作上“挽回影响”的劲头反而愈高。于是，对那些可以用但内容上有缺点的稿子，如果发稿时间紧迫，就帮他弥补、删改，使刊物少出错误；对那些基础较好但不完整的作品，就把它修改得完整一些好一些——以提高刊物的质量（对“质量”的看法，当然免不了有主观偏见的成分）。 + +　　第三，自己主观上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刊物上出现一些文字不通、标点错乱、内容杂乱拖沓的作品。而不少青年作者和业余作者又最容易犯这些毛病（当时对老作家的稿子我是不修改的）。此外，自己主观上也有着帮助青年作家发表作品的热情。但是却忽略了另外一方面的不好的效果。 + +　　象这样去修改稿子辛苦不辛苦呢？不能说不辛苦。熬了若干个夜，忍受着头晕，加重了胃病。有没有成绩呢？当然也不无成绩。刊物总算按期出版了，刊物在文字上比较干净了，一些新作者的好作品受到欢迎了。有没有缺点呢？有，很多。难免有不妥当的修改，对作者表现了不够尊重，形成了发表出来的作品和原来的状态不相符合的不自然的情况，使得个别作者养成了在写作上不注意文字加工和艺术加工的习惯，等等。但是当时我并没有考虑到这些缺点，反倒以为自己作了工作而心安理得。甚至，我周围的一些同志和领导上也把我的这种工作方式看成是优点。因此，我并没有从这一时期的工作中接受到教训。 + +　　从１９５６年１月开始，我又在“人民文学”工作了。我发现，在我离开了的这三年中，改稿的作法一直在继续着。原来过去的某些情况仍然存在，例如：客观环境对于刊物的质量和文字水平的要求；来稿可用者少，好作品更少（虽然组稿活动比过去大大加强了，但因刊物篇幅增多了，全国文学刊物多了，所以仍然不能做到存下一个月的稿子，有时仍有编不出来的危险）；新作者的稿子仍占多数；怕作品有内容上的错误；总希望发表出去的文章精练一些；等等。我们也注意到尽可能让作者自己修改，或取得作者同意后再进行修改，例如，找作者去或请作者到编辑部来面谈意见；路远者由编辑部出旅费请作者来住在编辑部修改；如时间来不及，则通长途电话取得作者同意后再行修改。但是，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仍然免不了要自己动手替作者修改，改了后有的告诉了作者，有的就没有告诉。 + +　　去年年初开青年作者会议之前，我曾在作家协会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过改稿问题，平常也跟一些领导同志谈到过修改稿子给工作所增加的负担，但也许是因为没有从尊重作家的劳动的角度及其他不良后果去提，因而没有引起注意。以后，由于忙，赶时间，自己的水平低，特别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应有的认识，对改稿问题未重新作认真的考虑。再加上日益形成的对于修改稿子的自信心和自满情绪，于是，终于在改稿的问题上出了毛病。 + +　　这毛病突出地表现在对于王蒙同志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修改上。由于这篇作品曾经引起了较大的争论，所以我必须把修改的过程和修改中主要的缺点和错误简略地说明一下。 + +　　我们是６月中旬收到这篇稿子的。小说组里看了后，提了些意见，交给我。我看过后对组里的同志谈了些意见，以后小说组请王蒙同志来谈了一次，回去以后他作了较大的修改，又重新寄来。７月１７日，第二天就要发８月号的最后一批稿子了，恰巧有一位作者临时抽走了一篇待发的四万字的稿子，就决定发王蒙同志的这篇。于是连夜赶着修改。由于赶时间，特别是由于自己思想水平低，对于小说的缺点缺乏认识，对于作者某些描写的用意没有领会（甚至连在第一次稿上看出了的问题这次也忽略了），就作了一些不妥当的修改——主要是结尾处的修改：第一是原作结尾时林震多少有些觉悟，想到在这样充满了矛盾斗争的环境里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行的，这段文字被删去了；第二是原作并未明确区委书记是好是坏，结尾处曾点出他派通讯员找过林震三次（在前面赵慧文曾说过区委书记是个“可尊敬的同志”），由于把这几句话删去了，区委书记就可能给人以官僚主义者的印象了。这显然是对林震和区委书记的形象，以及对作者的原意有所损害，因而加重了作品的缺点。另外，当时由于考虑到林震对赵慧文表现了朦胧的感情而被拒绝以后，作者和林震对此都无表示，林震心里竟是无所波动，未免显得不合理（甚至会显得他有些轻佻），所以就给加了一小段。不管当时这样的想法对不对，代替作者来作这样的修改总是不妥当的。而且，由于删去了前面那两条较为重要的内容，就使得结尾处的精神情调起了变化，对原作有了损害。 + +　　小说发表以后，编辑部曾收到王蒙同志的来信，对其中个别字句的修改和误排提出了技术性的意见，小说组没有把这信交给我看，就送秘书组，准备在刊物上登一更正，后来由于秘书组工作上的疏忽，这封信丢了，终于没有登出更正来，这事我一直不知道。 + +　　所有这些情形，大都是在问题发现以后，查对原稿，并与编辑部的同志们共同回忆当时的过程，才弄清楚了的。 + +　　在小说引起了讨论以后，我因为并不记得删掉了上述那样重要的情节及其他某些修改；并且，象前面所说的，对自己所修改的稿子非常自信；再加上工作忙，有很多批评文章我都没有看；就一直没有想到要去查对一下原稿。在小说讨论的后期，有一次，王蒙同志来找我谈别的事情，顺便提到他对小说结尾处的修改有点意见（当时他很客气，并未指出具体内容），由于上述原因，我还自信自己改得对（实际上我只记得后边给加添的那一段），对他简单解释了一下，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 + +　　这说明了我在长期的改稿工作中，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严重的不尊重作家的作风和骄傲自满的情绪。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这错误一方面表现在对原稿作了粗率的、有害的修改，一方面表现在改过以后未告诉王蒙同志，再一方面表现在小说引起讨论以后没有及时地正视这一问题，发现这一问题，作出公开的声明，以分担王蒙同志的责任。 + +　　修改王蒙同志的稿子的错误，不过是一个突出的错误，至于修改其他同志的稿子的缺点和错误，以及工作中其他方面的问题，当然还很多，这里不谈。 + +　　我想，各个编辑部恐怕都存在着修改稿子的问题。我提议我们以后对稿件实行“文责自负”，除请作者自己修改外，编者一律不作修改。我以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地尊重作者的劳动，才符合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8日，原题为：“加强编辑部同作家的团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69.txt b/CCRD/1/3/2/0003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8c017ad7a49488a66d399baf4178e9adbe1621 --- /dev/null +++ b/CCRD/1/3/2/000369.txt @@ -0,0 +1,27 @@ +# 文化艺术界人士畅抒心里话:民盟市委会邀文化艺术界盟员座谈 + +　　<定保> + +　　本报讯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郑可，在六日晚民盟北京市委员会召集的文化艺术界盟员座谈会上，尖锐地揭露了他们学校里的矛盾。 + +## 郑可揭露他们学校的矛盾 + +　　郑可批评文化部不重视工艺美术。他说，文化部把我们从中央美术学院“推”出来以后，说是业务仍旧由文化部领导，可是从来没有管过；而现在的五个系，由于业务不同，分别由几个部来领导。在谈到学校里的矛盾的时候，他说，领导学校行政的手工业管理局，在学校发展方向的问题上，同一部分老教授意见不一致，但是这个局不是用磋商的办法，而是用压制的粗暴的做法来解决问题。在讨论学术草案的时候，青年共产党员都不敢发言；手工业管理局的同志还在外面宣传，说一部分有不同意见的老教授是吃洋饭的，不重视民族遗产。在学校里，我们连话都不敢讲，到处有人在偷听。 + +　　郑可还谈到学校机构庞大的问题。他说，我们学校只有八十多个学生，是全国最小的一个学院，可是有四个院长、两个人事科长。 + +## “我又鼓起勇气来” + +　　北京大学教授高名凯激动地说：“党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真是救了我。”他说，几年前他曾经提出过，汉语的某些虚词不像外国的那样，中国语言有自己的特点，不一定要按西洋的语言学分成词类。这问题提出以后，一大堆帽子来了。有人认为他说汉语没有词类，就等于说汉语是低级语言，这是侮辱了祖国的语冒；有人骂他是“帝国主义学者”，是“资产阶级学者的典型”。他写文章申辩，文章寄到“中国语文”，并且请他们就这问题展开讨论，但是“中国语文”的编辑说这个问题不再讨论了。在中学里，甚至还把他过去写的书当作“禁书”。五十年代出版社本来打算出版他的“汉语语法论”，也不肯出了。一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来以后，科学出版社才答应出版这本书。高名凯说：“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当然也不一定对，不对可以讨论，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只是压。”他兴奋地说：“现在我又鼓起勇气来，开始写文章了。” + +## 学术界的“墙” + +　　周辅成在谈到党与非党间的关系的时候，认为党与非党在学术方面也有一堵墙。他说，在哲学的教学方面，正门的像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是党员搞的，非党员只能教教像哲学史一类的东西，最多也只能教逻辑学等，政治课更是要党员才能教。在北大，一直到今天还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伦理学、美学这两门学科到现正还无法开展，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这只会给学术带来很大的损失。 + +## 民间剧团要求帮助 + +　　北京市评剧联合会主任张永田，在座谈会上谈到评剧界的问题。他说，李万春在“北京日报”上提出的“重大轻小、重公轻私”的问题，我们更有深刻的体会。北京市有十个评剧团，只有一个北京市评剧团是民办公助的。市文化局对他们大力辅导，派了七个辅导员，而别的民营职业剧团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他说，他在市政协开会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以后，市文化局派了两个辅导员，每人辅导三个剧团，这能起什么作用呢?他说，民间职业剧团的要求只有一个，那就是市文化局多帮助。在谈到艺人生活的时候，他说，北京只有十几个中、小型剧场，但是有二十多个中小型剧团，因此，一部分剧团要轮流到郊区演出。在郊区演出的时候，演员不分大小，一天只能分三角钱，连演员自己的生活都顾不了，更不用谈顾家了。这个问题，反映到市文化局，也得不到解决。 + +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徐梦兰、曹宝禄、赵桐珊、陈玄等人。 + +　　 来源：《北京日报》1957年4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0.txt b/CCRD/1/3/2/0003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05da056aa52594046c46318296bf3b211bd9ec --- /dev/null +++ b/CCRD/1/3/2/000370.txt @@ -0,0 +1,63 @@ +# 中共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　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 + +　　<《光明日报》记者> + +　　《光明日报》记者报道 中共中央统战部昨天(6日)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研究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和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关系。在座谈会上，提出了有关今后高等学校重大改革的三个问题：(1)改变高等学校的共产党党委负责制度的问题。(2)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在高等学校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要求参与学校领导工作的问题。(3)教授在高等学校里如何参与领导工作的问题。 + +　　在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共中央统战部，清华大学共产党党委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和市级组织、九三学社中央和市级组织，以及有关方面，共同组织了一个十个人的检查组，在清华大学进行约两周的检查，广泛地和各方面，特别是和民主党派成员以及无党派的教授们交换了意见。座谈会由中共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主持。出席的有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蒋南翔，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刚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李翼，民盟清华支部负责人，清华大学副校长陈士骅，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负责人张守仪，以及中共中央宣传部、高校党委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高等教育部的负责同志和代表等人。 + +　　关于改变高等学校共产党党委负责制的问题。参加检查小组的、九三学社副秘书长李翼，认为清华大学党委会管的事情过多，行政系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老教授的力量发挥得不够，有“党政不分”的倾向。因此，必需切实加强行政领导。参加检查小组的、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闵刚侯除同意李翼的这一个意见外，并提出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代表要参加校务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参加检查小组的、清华大学共产党党委会书记、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则认为最好是在党委制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清华大学副校长、民盟支部负责人陈士骅，认为现在校务委员会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 +## 李翼说要改变以党代政的情况 + +## 主张加强行政领导系统的职权 + +　　李翼首先发言，认为清华大学在党群关系问题上虽然作了许多努力，但是党与民主党派、党与非党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座墙。老教授的政治积极性不高，不敢或不愿说话。“总起来说，党群关系是紧张的。” + +　　李翼认为：学校的组织领导有五条线，即是党的系统，行政系统，工会系统，团的系统，民主党派系统。党的这条线，起了很大作用。今天看来，事情管得多了一点，对行政工作干涉过多，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行政这条线，因为党委管事过多，因而有人说是“虚线”。党由党的系统向下布置工作时，系主任都不是党员，系秘书多是党员，就只能直接布置到系秘书，实际上有一部分工作，形成了系秘书领导系主任的情况。系主任有不受尊重和未被信任的感觉。因而加强行政这条线是很有必要。而民主党派这条线，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因为民主党派组织在学校领导工作上没有起作用。他说：团和工会这两条线的情况，不甚清楚。他认为前三条线是有问题的。他建议：“今后要安排得恰当，要各得其所：(1)党内这条线，很重要，是一条粗线，但要党政分开；(2)行政这条线要大大加强，应该是一粗线；(3)民主党派这条线，也是办好学校的重要因素，今后应该划上去，适当地参加领导工作”。他并说：“五条线平行是不对的，党和行政是两条主线。” + +## 陈士骅提出两点尖锐的批评 + +## 民盟中央领导工作是“带病延年” + +## 党外人士对工作只起了“保证作用” + +　　陈士骅接着发言。他婉转而尖锐地对民盟的中央和市级组织以及学校领导提出批评，他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后，民盟中央一直没有具体办法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也只是由刘少奇同志报告中摘录了几句而已，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没有一点具体办法。基层组织不知如何做，感不到组织领导。盟员们在学校基本上是以个人的地位起作用的。他说：这样的情况，是带病延年，焉能“长期共存。”他说：民盟中央必须改进领导工作， + +　　接着，他认为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学校里只是响应党的号召，起“保证”作用而已。没有参预学校的工作。他说：只叫大家起一种“保证作用”，在今天是不够了。必需扩大民主，使大家知道工作的前因后果。这样，是会使人们感到他的工作不是盲目的。 + +　　陈士骅的第二个意见，显然是针对着党的领导而提出的。 + +## 张守仪提出：要依靠教授来办高等学校 + +## 清华教授有被动工作之感 + +　　九三学社清华支社负责人张守仪，是一位女教授。她提出“主要依靠什么人办好高等学校”的问题。她说：“教好书，首是依靠老教授。但是清华的老教授，有些人有被动之感。近年来被动之感虽然减轻了，但还存在。” + +　　她认为，必须设法改变这种状态 + +## 闵刚侯提出：①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应和党组织地位平等，并参加学校领导工作②党群关系问题多，教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 +　　闵刚侯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说：“清华大学四位副校长，有三个盟员，八个系主任有五个盟员、二位九三学社社员，总务长也是盟员，讲师以上，盟员占了半数还多。党与非党关系，存在的问题是：(1)互相间的感情没有建立起来，非党同志感到党员高不可攀。大家有格格不入之感。(2)党群之间是显然存在着一座墙。(3)学校教授，认为在校务委员会上不好发言，因为拿出来讨论的，是党委认为成熟的意见。系主任有‘只能体会领导意图办事’之感。有人说：我们没有参与实际的排戏工作，而只是戏上场时，临时被拉来扮一个角色而已。(4)对党外人士的行政职权重视不够，系主任决定的事，若党尚未决定时，就办不通。(5)民盟组织没有地位，没有起作用。” + +　　（他对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学校的地位与作用问题，提出的具体意见是：(1)今后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和党的组织处于平等地位。(2)任务有三条：对学校工作起保证作用；实行“互相监督”；对高级知识分子起‘团结教育’的作用。(3)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要参加校务委员会。因为现在校务委员会的条例，只是规定党、政、工、团参加，就是没有民主党派。这是不合理的。） + +## 蒋南翔主张：在党委领导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 + +　　蒋南翔发言，说了四个问题：(1)学校统战工作的情况；(2)工作上的缺点；(3)如何解决问题；(4)工作中的体会。 + +　　他认为党群关系，是存在着一些问题，总的情况，几年来是党群的距离缩短了。问题是进度慢了一些。 + +　　他说了工作上的缺点之后，着重的谈了学校的领导体制问题。他说：综合各方面的意见，有五种提法：(1)实行工会委员会的领导制度；(2)党派联席会来领导；(3)教授治校；(4)校长负责制；(5)党委领导制。 + +　　他认为，任何片面的提法，都要发生不好的作用。他主张在党委集体领导的基础上，加强校务委员会。并在这个基础上来顾到各方面的要求。后来他又说：“校务委员会是采取多数决定问题的办法。若是不叫党委制，也可以。” + +　　他又说：过去的校务委员会有形式的统一、机械的统一的情况，这是不好的。今后要改变这种情况。 + +　　对工作的体会，他提出了三点：(1)今后工作，要注意使大家各得其所，要注意发挥老教授的作用，也要注意培养年青教师；(2)要加强民主党派的作用，也要加强党的作用；(3)要求领导上对工作的规定，不要强求一律，各校根据不同的情况在一定范围内，有灵活运用的余地较好。 + +　　（最后，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也就党委制的问题发了言。） + +　　（[注：章罗联盟中的一项阴谋，是鼓动高等学校的教授起来反对党委负责制。储安平在光明日报执行了这个阴谋，发表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在这条消息中，就强调了对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不满的片面意见。并标出了“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的大字标题，做了第一版的头条新闻。人民日报对这个座谈会也有报道(人民日报的报道附后)，但在编排处理上和整个报道的基本精神上与光明日报完全不同。]） + +　　（来源：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7日，选自《批判光明日报参考资料》，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合编，1957年9月。原题为：“中共统战部，清华大学党委会、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　讨论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问题; 民主党派提出要确定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1.txt b/CCRD/1/3/2/0003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75eb1d92d86b80edfb6cb36f242e5128e4526c --- /dev/null +++ b/CCRD/1/3/2/000371.txt @@ -0,0 +1,27 @@ +# 安徽有些农業社因統購粮食过多加重了春荒 + +　　新华社北京7日訊据安徽省十个农業社的調查，年多征購了群众的粮食，从而加重了今年的春荒。十社情况如下： + +　　桐城县天成社，去年估产为三百万斤，据此征購了十五万斤，而該社实产只二百去十五万斤，应征購五万斤，多征了十六一万斤。加之，群众卖粮后，按估产入用錢，結果造成生活上的严重难。1月底，該社缺粮即占总戶数的87% + +　　贵池县同心社，去年实产二百O七万斤，征粮四十八斤，占23.1%；購粮二十四万斤，占11.5%。这个社除“五保户”外，別的戶都缺粮。 + +　　泗县光明社，六百七十四户，三千O六十五人。去产粮食一百四十九万斤。按三定計算，全社需口粮一百一十万斤，飼料十一万斤，种子三十三万斤，公粮九万○五百八十三斤，共一百去十三万O五百八十三斤。收的粮食还不够用。但却統購了二十二万四千九百O九斤(社員自卖一万千二百四十四斤不在内)。现全社普遍缺粮，已决定供应三十七万斤。 + +　　泗县綠化三社，五百九十二戶，二千去百五十六人，去年实收一百六十万斤。征粮二十二万斤，占13.7%。按三定計算，应卖余粮十二万斤，实卖三十四万斤(社员自卖二万多斤不在内)，占21.6%，因統購过多，现已供应二十七万斤。 + +　　泗县协力社，八百九十二戶，三千八百去十九人。去年收粮食一百八十二万斤(有稻四十三万斤)。按三定計算，共需留口粮一有三十九万斤，料七万一千五百五十斤，种子十八万斤，公粮十三万斤，共一百七十七万一千五百五十斤。收入仅够维持。但却统購二十八万斤。到6月份抉人口占51.5%，現已定銷二十四万斤。 + +　　蒙城县金明社，一千百九十二戶，五千二百二十七人。去年中晚秋原估产二百八十九万斤，实收一百三十三万斤。共中須开支种子四万去千一百四十三斤、牛料十三万斤、公粮十三万斤，共三十万O六千一百四三万斤。尚剩一百○二万斤，每人單均一百九十斤。統購二十九万斤(社員自卖十三万斤不在内)，只余七十三万多斤，每人只合一百四十斤。現定銷二十八万斤。 + +　　蒙城县双北社，一千O五十二戶，四五百五十九人1956年秋季，第一次估产一百八十三万斤，第二次估产一百四十四万斤。实收一百O去万斤。需开支种子十二万斤、牛料六万七千斤、公粮十三万斤、公积公益金三万五千斤，共三十五万二千斤。剩粮七十万余斤，統購二十八万斤，結果每人只剩粮九十五斤。現銷三十万斤。 + +　　無为县田桥社，一千二百八十五戶，五千三百四十六人。1956年实产三百八十四万斤，交公粮八十二万斤，占21.8%；購粮十八万斤，占4.9%，現退回公粮五十七万斤。 + +　　和县五星社，一百二十四戶，四百一十人。1956实收三十万斤，交公粮四万斤，占13.7%，購粮一万斤，占5%現退公粮二万○五而七十斤。 + +　　和县保山社，九百六十六户，三千四百八十人。1956年实收粮食一百八十五万斤，交公粮三十一万斤，占27%退公粮二十四万斤。 + +　　蕪湖县大社，一千一百去十四尸，五千O一十七人。1956年实产三百八十四万斤，交公粮八十二万斤，占21.8%，賻粮十八万斤，占4.0%。現退公粮五十七万斤。(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7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2.txt b/CCRD/1/3/2/0003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98650d3ff95a08317a845ab429b637d7ab87e2 --- /dev/null +++ b/CCRD/1/3/2/000372.txt @@ -0,0 +1,13 @@ +# 高等教育部：解决领导学校工作中的问题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８日讯中共高等教育部党组７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整风问题。 + +　　党组扩大会议上很多人表示，高教部不能关门整风，要面向全国，充分利用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对整风的有利条件。 + +　　高等教育工作中到底存在一些什么问题？高教部整风整什么？会议以前，有人认为高教部的矛盾有的是高等教育工作中长远存在的矛盾，有的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也有的是机关内部的矛盾。长远的矛盾，例如数量和质量的矛盾，对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认识问题，这两方面虽然不能和当前矛盾绝然分开，但都是不能一下子解决透彻的。 + +　　这次整风，结合着总结几年来高等教育工作，主要是解决高等教育部过去对学校工作的领导上，学习苏联经验结合中国实际不够，有生搬硬套的缺点，对中国原有的传统和高等教育遗产否定过多；依靠学校、依靠教师不够，统一过多，管得过死；对学校中非党教授团结得不够。这都和高教部领导思想、作风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没有深刻了解中国高等教育特点有关。这次整风的目的，是要从提高思想，改正缺点和解决上述矛盾中，总结一些党如何领导高等教育，以及党如何来领导高级知识分子的经验。有人提出，关于党如何领导高等教育的问题，目前主要的有两个具体内容：一是创造条件，如何有效地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一是如何改变过去管得过多、过死的做法，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充分发挥学校和教师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也有人说：关于总结党如何领导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主要在于了解掌握中国高等教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3.txt b/CCRD/1/3/2/0003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2ff9c10c00d5bbf3f4b5cd4e9c3941f7e92676 --- /dev/null +++ b/CCRD/1/3/2/000373.txt @@ -0,0 +1,13 @@ +# 海南行署副主任、黎族自治州州长王国兴对政府不满 + +　　<《人民日报》记者、林里> + +　　编者按：这是人民日报记者林里自海南岛写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海南行署副主任、黎族自治州州长王国兴回家不干的情况，现将来信摘发如下，供参考。 + +　　……我来海南，原计划就民族问题做些研究。但到这里后，第一天就听说王国兴回家了。这使我大吃一惊。王国兴是黎族领袖，1945年秋天领导黎族暴动，经过年余苦战，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并把他的全部武装改变成党所领导的军队。十多年来王国兴所领导的这支部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王国兴参加了党，被选为地委委员、又是海南行署副主任、自治州州长，在黎族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王回家不干的真实原因现在还不知道，区党委负责人找他谈话，也不说、甚至不见。但有一点是明显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有职无权。据说州长是他，管事的是副州长——汉人，副州长不在家的时候，就由秘书长负责，而他什么也管不了。他是州长，但进出人委都要受到盘问，有一次，他没有带身份证，警卫员就不让他上班。听说，他对我们的生产改革和技术改革也不满意。比如黎族的“合亩制”原有“亩头”，我们一下把它合作化了，把亩头取消了，同时派去汉人会计。他们就接受不了，以为一个会计月薪三十元是剥削，是“黎养汉”。再如，过去收稻谷是手捻穗，很落后。我们提倡割，进步了。可是没有随着这项改革替他们准备粮仓，结果割了后没地方收藏，去年曾因此烂了许多稻谷，因此今年再叫割就不行了。据说连当时的模范社，也不用割稻的方式了，过去他们是刀耕火种、烧山撒种，现在我们要改变，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王国兴就不同意禁止烧山的方法。苗族原是住在山上，现在我们要“苗人”下山，但下山后没有给他们准备下必要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结果是烧山撒种方法废除了，播种插秧的一套新方法又不会，耕牛农具支配不了，这就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也不满意。……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看来是我们走得太快了一点，黎、苗人民跟不上。据说，苗人居山，是国民党逼上去的，因此对国民党仇恨极深。现在硬叫他们下山，他们的仇恨的目标，也就从而转化过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党委还没有从中吸取经验。据4月20日从黎区回来的国务院副秘书长陶希晋同志谈，自治州地委还在一股脑儿“反右”呢？他们把春节烧香、玩龙灯，都当做“右倾”来反。 + +　　过去，我们的报纸上，总喜欢把海南黎族、苗族，由原始社会跳到社会主义社会当做主题报道。4月14日新华社还发了一条消息：“海南黎族地区最后一批农业社建成”、“由原始合亩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南方日报标题)。消息固然动人，但实际效果看来并不好。光明日报的民族生活、学习杂志、新观察等，都发表了不少关于“合亩制”的文章，学者和专家们，总在“合亩制”上寻找合作化的根据，总说黎、苗族私有观念不强。现在看来，这些观点很不全面。比如说，人们总喜欢引用：某人没有牛，黎族人民可怜他，会说，把我的牛给你吧！这是实事，但终究是个别的、偶然的。学者们以此得出黎族人民私有观念不强的结论，并用以指导工作，把“合亩制”一下推向“合作化”的高峰。“化”是固然“化”得痛快，但许多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一系列的生产改革的技术改革，据说是黎族领袖不满意的一个方面。自治州的另一位副州长——苗族领袖陈斯德，对“苗族下山”也很不满。 + +　　听说，王国兴回家主要是对冯白驹同志有意见。可是冯离海南已数载，为甚么还会发生这样的事，就不清楚了。 + +　　 来源： 1957年5月7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4.txt b/CCRD/1/3/2/0003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bf9353513efdc633b8c820ba7fe1428d401be20 --- /dev/null +++ b/CCRD/1/3/2/000374.txt @@ -0,0 +1,9 @@ +# 海南行署副主任、黎族自治州州長王国兴对政府不滿 + +　　编者按：这是人民日报記者林里自海南島写給人民日报編輯部的一封信。信中反映了海南行署副主任、黎族自治州州長王国兴回冢不干的情况，现將来信摘發如下，供参考。......我来海南，願計划就民族問题些研究。但到这后，第一天就听說王国兴冋家了。这使我大吃一惊。王国兴是黎族領袖,1943年秋天领导黎族暴动，經过年余苦战，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并把他的全部式装改变成党所领导的軍队。十多年来王国兴所领导的这支部队一直在党的领导下，王国兴参加了党，被选为地委委员、又是海南行暑副主任、自治州州長，在黎族人民中具有很高的威信。王回家不干的真实原因現在还不知道，区党委負責人找他谈話，也不說、甚至不見。但有一点是明显的，他一直觉得自己有职無权。据說州長是他，管事的是副州長—一汉人，副州長不在家时候，就由秘書長員責，而他什么也管不了。他是州長，但进出人委都要受到盤問，有一次，他沒有带身份証，警街員就不讓他上班。听說，他对我們的生产改苹和技术改革也不满意。比如黎族的“合亩制”原有“亩头”，我們一下把它合作化了，把亩头取消了，回时派去汉人会計。他們就接受不了，以为一个会計月薪三十元是剝削，是“黎养汉”。再如，过去牧稻谷是手捻穗，很落后。我們提倡割，进步了可是沒有随着这項改革替他們准备粮倉，結果割了后沒地方收藏，去年曾因此爛了許多稻谷，因此今年再叫割就不行了。据說連当时的模范社，也不用割稻的方式了，过去他们是刀耕火种、燒山撒种，現在我們要改变，也引起了他們的不满，王国兴就不回意禁止燒山的方法。茴族原是住在叫上，現在我們要“苗人”下山，但下山后沒有給他們准备下还要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结果是燒山种方法廢除了，器种插秧的一套新方法又不会，耕牛农具支配不了，这就严地影响了他們的生活，因此也不滿意。......类似这样的事很多，看来是我們走得太快了一点，黎、苗人民跟不上。据说，苗人居山，是国民党逼上去的，因此对国民党仇恨極深。現在硬叫他們下山，他們的仇恨目标，也就从而轉化过来。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地党委还没有从中吸取經验。据4月20日从黎区回来的国务院副秘書長陶希晋同志谈，自治州地委还在一股腦兒“反右”呢?他们把春节燒香、玩龙灯，都当做“右傾?来反。 + +　　过去，我們的报紙上，总喜欢把海南黎族、苗族，由原始社会跳到社会主义社会当做主题报道。4月14日新华社还發了一条消息：“海南黎族地区最后一抽农業社建成”、“原始合亩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南方日报标题)。消息固然动人，但实际效果看来并不好。光明日报的民族生活、学習杂志、新观察等，都發表了不少关于“合亩制”的文章，学者和專家們，总在“合亩制上寻找合作化的根据，总說黎、苗族私有观念不强。現在看来，这些观点很不全面。比如說；人們总喜欢引用：某人沒有牛，黎族人民可憐他，会說，把我的牛給你吧！这是实事，但終究是个別的、偶然的。学者們以此得出黎族人民私有观念不强的結論，并用以指导工作，把“合亩制”一下推向“合作化”的高峰。“化是固然“化”得痛快，但許多問题也就随之而来，一系列的生产改革和技术改革，据說是黎族領袖不满意的一个方面。自治州的另一位副州長—一苗族領袖陈斯德，对“笛族下山”也很不滿。 + +　　听說，王国兴回家主要是对馮白駒回志有意見。可是馮离海南已数载，为甚么还会發生这铧的事，就不清楚了。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7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5.txt b/CCRD/1/3/2/0003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72ccd05b15ff7dc93025c36c956a8f2ffc50e9 --- /dev/null +++ b/CCRD/1/3/2/000375.txt @@ -0,0 +1,13 @@ +# 民族事务委员会：联系民族工作检查领导作风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７日讯民族事务委员会党组织开始整风。７日下午，刘春在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党员大会上作了动员整风的报告。 + +　　刘春说，近几年来，少数民族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条件建立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已经有９０％以上建立了自治地方；８５％以上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基本上解决了阶级矛盾；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全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国内的民族关系在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地区已经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也就是劳动人民内部的关系了。但是，由于我们对这种新情况认识不足，思想作风上存在一些问题，我们的工作中出现了不少缺点，很多工作跟不上形势发展，因此整风是必需的。 + +　　刘春说，民族事务委员会系统的整风，主要是要联系全国民族工作来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和领导作风，提高思想。他说，从全国来看，民族工作方面的主要问题是：（１）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没有充分实现，杂居区和散居的民族成分的民族平等权利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２）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对民族特点照顾不够；（３）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作得不够，对生活很困苦的少数民族帮助不够；（４）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地方民族主义思想还存在，大汉族主义是民族关系中的主要危害；（５）领导机关有脱离少数民族群众、脱离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情况；（６）对民族政策、民族工作的宣传不够。 + +　　刘春说，这次整风应当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着重对上述问题进行检查，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提高认识，改进工作。另一方面，还需要检查民族事务委员会和所属单位内部的民族关系；党与非党人士的关系；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等等。刘春说，我们欢迎各民族的非党同志提出批评。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6.txt b/CCRD/1/3/2/0003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5106462b17d7781c65730187efbf9da80444a2 --- /dev/null +++ b/CCRD/1/3/2/000376.txt @@ -0,0 +1,109 @@ +# 上海第二次作家座谈会 + +　　<《解放日报》> + +　　五月七日上午，中共上海市委召开了第二次作家座谈会，到会作家二十余人。座谈会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魏文伯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康生同志也参加了座谈会。 + +　　会上，作家们除了继续对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贯彻的种种现象进行揭露以外，王若望同志着重提出了目前存在于文艺界党内的严重的宗派主义问题。下面是座谈会的发言摘要(未经发言者看过)。 + +　　王西彦 目前住在上海的作家很多，然而作品很少。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太机关化，表面上工作很热闹，实际上只是使作家忙于送往迎来的所谓社会活动，而对于作家们的创作生活则不很关心。希望市委的领导同志能够和作家个别接触，使作家可以从这些接触里得到鼓舞。出版社太少，现在，每一种性质的出版社都只有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因为权力太大，就不免自高自大。如果出版社增加，可能改变目前作家与出版社之间的关系。此外，谈到作家专业化的前途问题，不能不连系到目前出版社对稿费的规定很不合理。社会上现在流行着一种“作家有钱”的论调，是因为出版社对一两本重点作品一印就是几十万册，因而这些少数作家有了钱，而大多数作家却担了“有钱”的空名。由于纸张供应困难，很多书印少了，可是“限额”却依旧。现在粗制滥造的通俗小册子稿费的确很高，而需要长期辛勤劳动的作品的稿费却很少，这就是鼓励粗制滥造。我曾经出了一本书，十六万字，拿到一千六百元，以上海的生活水平，过半年也困难，可是像这样的书一年却无法写两部。因为纸张少，出版一本书印数少，无法再版。于是作家的作品就无法在群众中受到考验和正确的估价。 + +　　顾仲彝　话剧是最容易反映现实生活的，可是目前剧目、剧团、剧场都很少。由于上演税、稿费太少，无人敢专业搞话剧。我提三点建议： + +　　(一)话剧创作仍由作家协会领导，因为戏剧家协会的主要任务是搞戏曲，并且没有创作基金。 + +　　(二)作家协会以收买的办法买创作剧本，一次付二千多元，以后上演税，版税即由作协领取一直到付满二千多元为止。 + +　　(三)增加剧场。各区工人俱乐部、友谊电影院都可开放。剧团太少，但不必再由国家办，可以让有兴趣的人自己搞业余剧团或民间剧团。剧团里可以设专业的编剧。 + +　　严独鹤　我是一个打问号的作家，毛主席说，老年人可以跑跑龙套，我听了很兴奋，也打算跑龙套。可是，业余作家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问题，希望能规定一个相当的创作假期。 + +　　通俗文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领导上和各方面的重视。它处在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大家都瞧不起它，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或者认为是落后的东西，可是广大群众和工农兵都很需要通俗读物。 + +　　在纸张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反对滥出书是需要的，但是不要乱砍，该出的还是应该出。 + +　　郭绍虞 目前党群、领导被领导之间互不通气，这种情况应该改变。 + +　　今年中小学毕业生的问题提得早，这就好了一些。可是劳动教育不应该仅仅在学生将要毕业的时候才做，这已经晚了，应该经常做。 + +　　中学课本里面的古典文学分量太重，并且排列的次序不对头，应该从现代的东西开始，由浅入深。中学里主要是灌输语文知识，而不是讲授文学史的概念。 + +　　章靳以 最近教育部又通知各地增加几篇文章做教材，高中四篇，初中三篇，说是要在最近贯彻劳动教育，力求功效。文学作品的功能在于潜移默化，不能像打针一样“力求功效”。这个命令也是官僚主义的。 + +　　谷斯范 目前纸张问题很紧张。我觉得在五年计划中不应该把纸张当做一般的工业品看待。这是人民的精神食粮，应该特别考虑。 + +　　人们对上海文艺界的批评是作家多，作品少。作品中很多公式化、概念化。主要原因是作家没有深入生活，技巧修养太差。可是，也不能否认客观原因，这就是清规戒律。要求作品符合普遍规律、反映主要矛盾，而不允许人物有自己特殊的命运。写农村一定要有贫农、中农、富农，写工厂一定是厂长和党委书记……于是千篇一律。又例如对乐观主义的理解非常庸俗，作品中有一点叹息都会被编辑删掉，或者就把乐观主义理解为笑，人物无缘无故地哈哈大笑，像电影“葡葡熟了的时候”就是这样。又如我写过一个朝鲜老大娘被美国侵略军弄得家破人亡的故事，编辑退稿的意见是：“调子灰暗，结尾悲惨”；又如我写的一本“新桃花扇”，新文艺出版社的意见是“正面人物软弱”，而这却是三百年前的故事。因此，写电影剧本，首先考虑到的不是人物的性格，而是这个剧本要通过几道关：什么厂，什么局，什么部，结果免不了是一个“公式化，概念化”，成为废品。 + +　　罗稷南　在学术上我们应该有一些长远计划和根本打算。例如现在没有一部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或文学辞典，很多青年学生无所适从。应该把各方面专家组织起来做这些事。 + +　　关于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我觉得最好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革命作家应该用作品来推动革命，而不是借革命而推销作品。现在却有借革命推销作品的情况，不能起先驱的作用，作家成了报喜队。 + +　　作家协会应该成为思想领导或学术研究的机关，现在却是不务正业，发发票子和开会通知。作协受各方面牵制太多，这种情况也应该改变。 + +　　巴金　上次我在会上的发言并没有顾虑，报纸发表我的发言摘要倒像是有顾虑似的：不是没有把我的主要意思登出来，就是把我的意思搞错了。我想这样做对“百家争鸣”不会有好处。 + +　　一　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 + +　　我说市委领导上对文艺工作不重视，不是对作家的安排不够、照顾不够，也许对有些人还照顾太多了。对作家来说，主要的不是受照顾，而是能用自己的创作为人民服务。过去有些作家穷困一生，可是他的作品却流传万世。我说领导上不重视文艺工作，是说领导上对文艺上的问题没有认真研究，认真讨论，却常常匆匆作出决定，甚至发出粗暴的批评。我们常常谈领导，可是我作为作协分会的主席，就感觉到作协的工作好像没有人在领导。就是在作协里面也没有人专门研究创作上的问题；对怎样发展创作、组织创作等等问题，也没有人认真考虑。究竟谁在领导作协，我也始终搞不清楚，只有在党支部通知我写某人某人的材料的时候，我才感觉到我在被领导，因为什么时候要，我就得在什么时候写。 + +　　文汇报在四月二十一日刊载作协召集剧作家座谈会的消息中，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作协领导的新文艺出版社，今年这方面的选题就很少。”我就不知道，作协分会怎样在领导新文艺出版社，它连自己本身的工作都做不好。 + +　　总之需要领导的时候看不见领导，不需要批评的时候，批评倒偏偏来了。我现在举两个例子： + +　　一，关于文艺俱乐部的问题，赵丹同志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某一次会上的发言中，提到希望有一个文艺俱乐部的话。后来在全国作协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上，作协总会提出在北京、上海两地举办为全体文艺工作者服务的文艺俱乐部的计划。周总理找作家们谈话时，看到这个计划，答应把上海某处房屋给我们，并说我们的要求不高。可是我们回到上海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办文艺俱乐部还有许多困难，我们也就放弃了这个计划。过了几个月，提倡精简节约了，解放日报的社论倒记得这件事，还批评要“什么家”是铺张浪费，我读了就不服。其实，有个文艺俱乐部，全上海文艺工作者在那里可以交换意见，作观摩演出，对文艺工作有好处，并不违背艰苦朴素精神的。 + +　　二，关于杂文问题，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人代会的时候，遇见乔木同志，他鼓励我们写点杂文。七八月间，茅盾同志、夏衍同志都用笔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好几篇杂文，我也写了几篇。解放日报找我写，不好不写，就写了“有啥吃啥”几篇。听人家说，解放日报社里有人化名在报纸上写文章反驳。后来，解放日报开座谈会，有位负责同志说，写杂文要学习鲁迅，抓主流，还要求我们向群众解释商业部门的困难。我当时听了就不大满意。我想，谈鲁迅杂文，应该拿出书来研究。鲁迅的杂文是对敌人的，他否定了当时整个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他认为制度不变更，缺点就没法改正。我们现在写的杂文是针对着人民内部矛盾的，指出缺点，而且要纠正缺点。难道批评缺点，批评官僚主义，扫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障碍就不是主流吗? + +　　后来，我从四川回来又听到林放同志写了关于片面性的杂文，引起很多人的不满，遭到所谓“围剿”。领导上希望我们写文章全面，事实上提意见的人就不可能全面，因为他们没有搞实际工作，没法了解许多内部情况，难免片面；可是搞领导工作的人倒应该全面，而事实上却常有并不全面的时候。比如照顾高级知识分子，要大家搬上十八层楼，在报纸上也大事宣传，甚至拍照，写访问记，好让人家知道领导上在照顾高级知识分子。实际上，把他们集中在一起，高高乎在上，脱离群众。等到群众有意见了，领导上又不出来讲话，替他们分担责任。 + +　　又，近两年来，报纸上拼命宣传我们今天的生活怎样美满，举办时装展览会、没发的式样都登报了，还拍成了电影，使人们向往享乐、奢侈的生活。当时鼓励人们吃好穿好，唯恐别人艰苦朴素，现在又批评别人不艰苦朴素了。这些工作都是做得不全面的。 + +　　再谈谈作协分会本身的问题。我觉得作协分会对文艺上的问题也从没有很好地研究过。要搞好作协的工作，得有人认真研究问题。我是专业作家，也只能做个挂名主席，有些问题我和作协的看法也不相同，有时我代表作协在会上讲话，也不是讲自己的意见。 + +## 我曾当过三年多文艺月报的挂名主编。曾经有人批评文艺月报编委只注意艺术水平，把政治放在第二，这是不公平的。其实文艺月报的艺术水平本来就不高，而且艺术和政治应结合在一起，作品没有艺术性，就不能感染读者，不能起政治作用。又如在检查文艺月报工作时，批评文艺月报压制新生力量，优待老作家。当时文艺月报副主编黄源同志也曾在理事会上代表编委检讨，但我自己并不同意这样做法。 + +　　解放日报曾经批评文艺月报没有刊载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是犯了很大的政治错误。因此，文艺月报的销路从二十多万份跌到二三万份。其实“人民文学’就没有刊载这份材料。倘使市委宣传部认为这是错误，对这个问题也可以在党内进行批评，甚至严厉的批评，不必要公开批评，使读者莫名其妙。批评文章发表后，文艺月报编辑部许多同志心里都不满意。这本来是出于爱工作爱事业的热情，可是这些表示过不满的人在反胡风材料的学习中，都给整得哑口无言了。我当时还是个挂名的主编，不便讲话，但我在私人谈话时，不断表示我不同意这种做法。把热爱自己工作的人整成了应声虫，等于损害作家的独立思考。单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上海的文艺工作中存在着好多的问题了。 + +　　（二　出版工作混乱） + +　　跟创作有关的是出版。从现在出版工作又缺又滥的混乱现象看来，好像这方面并没有领导似的。一方面有很多书堆在栈房里卖不出去，另一方面我们要买书却什么都买不到。有些人认为这是必然的现象，说读书的人多，纸张不够，非缺不可，那么对“滥”的现象又怎样解释呢?比如书的积压，就是发行人心中无数。有些书全国积压几十万册甚至几百万册，而在号召大家研究鲁迅学习鲁迅的时候，鲁迅全集一次只印二万本，很多人都买不到书，如何向鲁迅学习?印刷、出版、发行三方面脱节，各管各，互相推诿责任，有助于“缺”与“滥”现象的造成。四川有个县人民银行批评新华书店支店说：像你们这样开书店要饿饭，人家要买的没有，有的卖不出！ + +　　文艺出版社上游只有一家，因为“只此一家”，就没有社会主义竞赛；而且繁荣创作需要多出书，但是编辑同志的看法各有不同。假使只有一家出版社，它不出，那么作品就见不得天日了。例如曹禺同志的“原野”和“蜕变”，一九五四年下半年由文化生活出版社把版权转给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初，我又向新文艺出版社领导人介绍，并且把修正本送去，可是新文艺出版社认为这两本书“没有重版的必要”，就不出了。今年才商得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在北京出版。再如平明出版社转给新文艺出版社的“白求恩大夫”译本，新文艺出版社认为这本书“提倡个人崇拜”就不要。我向“新文艺”表示，这是一本好书(书前还有宋庆龄同志写的序文)，绝非提倡个人崇拜的。究竟是不是个人崇拜，这个问题还可以讨论，但不能由领导随便决定。 + +　　出版发行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也很厉害。去年五月，我视察出版发行工作，向出版处提出一些问题，其中有两个是：一，重复的书是不是由出版处通知出版社或新华书店不要印?二，关于公私合营的出版社吸收私营出版社参加合营后，原单位的图书的重版问题。出版处给了我书面答复。对第一个问题的答复是：“重复的书由出版社自动停印，出版处从不干涉出版。”事实并不是这样。如“第一个女拖拉机手的故事”，当时平明出版社打好纸型，新华书店已同意印若干册，而出版处认为过去有译本，不让这个译本印行。其实这本书是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多印一些对读者只有好处。后来我去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视察，查过卡片，那边负责人也承认不印这本书并不是他们决定的。 + +　　关于第二个问题，出版处曾交给我一份表，我曾向平明出版社了解了一下情况。我看到“新文艺”给平明出版社的一张表上，有好些书下面都注明“未定”，我写的“谈契诃夫”，被列入翻译书，下面也有“未定”的字样。我当时还不明白“未定”二字的意义。出版处给我的表上写着：“未决定者主要对译者情况尚未了解，一经了解，即可决定。”我便笑着问“新文艺”负责同志：“是否我的情况你们还不了解？”他自然说“不是。”出版处的同志马上说，这个表是新文艺出版社送给他们的。我说我很清楚，这是官僚主义者闭门造的表，社长交给主任办，主任交给科长办，科长交给科员办。因此，这样的书面材料往往不符合事实。 + +　　其实这也难怪，新文艺出版社的两位社长外面事情多，整天在外面开会，当然没法了解社内的情况。要把工作搞好，就要有个人专门在社内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并且认真地负责领导工作。 + +　　王若望 刚刚巴金同志谈到“文艺月报”因没有刊登“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受到解放日报批评的事情，过去我没有敢讲。这件事情就说明了“墙内有墙”，党内也有宗派主义。有人通过在“解放日报”写文章对“文艺月报”进行打击，在我编“文艺月报”的一年中就处在夹攻之中。只要北京一有风吹草动，“文艺月报”就成了靶子。那些人在解放日报上批评了一次又一次，好像“文艺月报”里有胡风分子一样，一定要检讨，否则就要挨整。 + +　　后来北京又开会提出培养新生力量问题。上海作家协会理事会开会，于是又来整“文艺月报”，还举了好几个例子。我们一再说明这些不是压制新生力量，有一位当事人自己也否认，可是没有用，还是写在总结里面。我当时觉得“文艺月报”很难搞。 + +　　可是“萌芽”出来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好像“萌芽”是“我们”的，“文艺月报”是“他们”的。最近四五个月来态度才有些改变。 + +　　党内如此，党外呢，就对一些非党同志加以排斥，有点毛病就背后到处叽咕。我对这种现象是不满意的，被看做和这些人“同伙”。最突出的是魏金枝同志的遭遇：他在“文艺月报”一直是在踏踏实实地工作，曾经回到农乡搜集了些材料写了一个短篇小说。一位老作家肯深入生活创作，从这一点来说就是应该鼓励的。但这篇小说却一再做为典型例子批评，这不是从文章出发，而是从人出发。魏金枝离开“文艺月报”的时候一肚子气，说某些党员有特权思想。又比如分配房子问题，原来魏金枝同志也有一份，可是他到茂名公寓一看，觉得房子太好，不愿意住，不肯搬进去，这一点他表现很好，值得我们党员学习，可是，我却亲自听到一位党员说他“像小孩子一样难侍候”，这真是不凭良心。这些同志压人家有一个理论，就是“我们来自工农兵，写工农兵”，好像别人一无是处。这些我过去不敢谈，因为是在孤军奋斗之中，现在我觉得谈的时机成熟了。 + +　　市委和作家协会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于创作表现的热情很少，最近两三个月来好些。如果市委委员们在茶余酒后能找几本上海作家的创作看看，作家就会感到十分荣幸了。 + +　　市委宣传部对创作过去有些不必要的干涉。像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的剧本“双喜临门”，新文艺出版社就以违反政策为理由停止出版，其实即使有个别错误，也应该修改出版。 + +　　〔石西民插话：这件事应该由宣传部负责。〕 + +　　师陀 目前翻译作品很多，其中固然有很多好作品，但也有一些不好的。应该节省一些纸张出来印自己的创作。 + +　　柯灵　王若望同志谈到的问题，我也接触到一些。这就是作家的团结问题、党群关系问题，在这上面党员应负更多的责任。例如，有一位党员作家说过这样的话：“谁知道你们在国民党统治区干些什么！”这是指魏金枝同志讲的。这种态度，正如人民日报社论里所讲的：沾染上了国民党作风。 + +　　文学事业应该无党内外之分，读者都是通过作品接受影响的。但某些地方却有一些人为的区别。例如对党员称同志，非党员称先生。给读者的感觉是，称为同志的党员作家的作品更可靠一些。 + +　　目前电影界编剧和导演之间的矛盾很大，有一种对编剧很不利的空气，好像过去的教条主义除了领导就是编剧的责任。社会上误解了，强调以导演为中心，忽视了编剧的作用。例如在公布上海各电影厂分厂名单的时候，报纸上只有导演的名字，编剧都不提，作为党报的解放日报也是这样。这或者由于成见，或者就是缺乏常识。 + +　　萆婴　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二三百个会员，我看大部分都不知道作家协会过去做过些什么，现在做什么，将来做什么，主要的好像就是开了几次全体大会。 + +　　目前关于文学方面的出版社，全国只有两家，这对于作者和出版社都不利。出版社一大，官僚主义也就多起来。像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作家的普通信件来往，最快的三个月我才收到回信，最多的十一个月后才收到回信。 + +　　有些搞翻译的作家居住条件很不好，一家五六口住一间房子，而有些作家一家就住了五六间，很不合理。 + +　　邵荃麟　解放前领导文艺运动的主要是三件东西：文艺团体、出版社和刊物。现在这三样都有问题。作家协会衙门化，领导事务主义。党组代替了作家协会书记处，包而不办。刊物办得不好，有些党外同志就办得比党员好。出版社太集中，可以分掉。 + +　　 ---- 原载1957年5月8日《解放日报》,原题为：“上海作家座谈会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7.txt b/CCRD/1/3/2/0003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dbc46efd089e9228e1c260bb039f1e7780ce1 --- /dev/null +++ b/CCRD/1/3/2/000377.txt @@ -0,0 +1,31 @@ +# 为什么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来整风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们的党中央最近决定在全党重新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宗派主义、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这是我们党又一次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运动。通过这次整风运动，我们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以便能够适应当前我国巨大发展的形势，承当我们的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从而把全党和全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 +　　正是基于运动的这种性质和目的，所以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中规定：这次整风运动应当采取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对于在整风运动中检查出来犯了错误的人，不论错误大小，除严重违法乱纪者外，一概不给以组织上的处分，并且要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这样来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 + +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和方法来整风呢？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如果我们党对于在新的形势下产生的党内不良作风，也就是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作风熟视无睹，不及时地、严肃认真地加以整顿，这就不但不可能使沾染了这些作风的党员受到教育，不可能把他们从错误的泥坑中挽救出来；而且会严重地损害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会使我们党不可能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有效地担负起领导人民建设国家的艰巨任务。这对于一人以服务于人民为自己的天职的工人阶级政党来说，自然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党为要整顿自己的作风，就片面地强调给予所有犯错误的同志以纪律处分，甚至用纪律处分代替了思想教育，形成了惩办主义，这对于我们党也是极其危险的。 + +　　我们的党已经是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我们能不能正确地处理党内的错误，这不仅仅是党内的问题，而且是会影响国家生活的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不是用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用压服的方法来整顿党内的作风，来对待犯了错误的党员，那就会使工作遭受损失。大家知道，在封建帝王统治的时期，经常是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这是反动阶级内部利害不同的派别、集团互相倾轧和排斥所必然造成的结果。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党内没有也不容许有利害不同的互相对立的派别和集团，当然不应该走反动阶级所走过的道路，而完全有可能按照正确的原则来处理党内的错误。 + +　　许多年来，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不论是在整风运动中或者在日常处理党内错误中，我们的党都坚决地排斥了上述的错误的做法，而坚持了正确的方针。这就是在对待党内错误上采取分别对待的方针，也就是区别党内错误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对于凡属混进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在党内坚持进行分裂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其他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党都采取了坚决的态度把他们清除出党。而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他所犯的错误属于党内错误的性质，只要他所犯的错误还可以留在党内改正，并且本人也愿意改正的话，那末，党都坚决地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原则，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 + +　　为什么我们党对于党内错误要采取这样的处理原则呢？这是因为党内的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在一般情况下属于通常所说的是非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的矛盾。我们党处理党内错误的目的，是要尽可能使错误不至重犯。为了教育犯错误的同志，也为了教育其他的同志，使大家都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提高思想认识水平，不再重复已经犯过的错误。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采取以教育为主的原则，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对于犯错误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并且找出改正错误的方法和途径。否则，就会造成新的错误。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说道：“对于犯错误的同志给以严厉的处罚，以至把他们驱逐出党，这是很容易的。但是如果没有解决为什么造成错误的思想问题，那末，严厉的处罚不但不能保证党不再重犯同样的错误，甚至还会造成更大的错误。”（⑴⑵） + +　　我们在处理党内错误的时候，固然应该看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同志在思想上有消极的因素，但同时不能忽视这样的同志在思想上也还有积极的因素，绝不应当采取一概抹杀的态度。指出这一点，对于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处理党内错误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优良品质，为党和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所以在工作中犯了错误，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认识上还有一部分错误的东西，特别是由于他们还不善于把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自觉地用来指导自己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他们的动机往往是好的，只是由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不对头（所谓不对头，就是同客观世界的运动规律不符合，就是违反了唯物辩证法），才把事情办坏了，发生了错误。因此，在受到党的适当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他们一般地是愿意改正、也能够改正错误的。但是思想认识的提高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愿意改正错误不等于不再犯错误。这就需要不断的再实践，再教育。任何人也只能在正确和错误、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中逐步地接近真理，不犯任何错误的人是不可能有的。正是从这样的情况出发，党对于犯了错误的党员，不仅要及时地指出和处理他们的错误，更重要的还是要分析错误的思想根源，使错误变为它的对立物——医治错误的药方，并且热情地、耐心地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要他们愿意改正错误，一般就不需要给予组织处分，尤其不应该给以过重的组织处分。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教育同志改正错误并且继续团结同志在一起工作的目的。只有这样，才不会因为党处理了党员的错误而削弱了党的团结，反而会更加巩固党的团结。反之，如果以为犯错误的同志一无可取，对他们的革命愿望和工作成就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这就不但不能教育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而且会引起他们的不满，甚至严重地破坏党的团结，使党的组织处于死气沉沉、离心离德的状态。 + +　　事实证明，我们党对犯错误的同志着重思想的教育，而不轻易采取纪律处分的做法，是正确的。历年来，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同志犯了各种各样的错误，其中只有少数人受到纪律处分。但是由于党对他们的处理是实事求是的，是从团结和教育同志的愿望出发的，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没有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反而促使他们迅速地改正错误，继续为党努力工作。 + +　　应当说明，由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它所担负的任务，党内是需要有高度的集中，需要有必要的严格的纪律的。但同样清楚的是，党内的集中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党的纪律必须建立在党员自觉的基础之上。因此，不论在平时或者在整风运动中，有领导地发扬民主，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提倡用和风细雨的说服教育的方法来解决党内的思想问题，这不但不会妨害而且会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不但不会削弱而且会加强党的纪律。当然，对于极少数由于违法乱纪而犯了严重错误的党员，给他们以必要的纪律处分，这是完全应当的。但是这样作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地为了惩罚他们，而是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认识和改正错误。只要对他们的处理是正确的，没有夸大了他们的错误，没有加重对他们的处分，他们也会愿意接受，并且会努力改正错误。这就和惩办主义有原则上的不同。 + +　　党中央对于犯过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同志的处理，就为我们正确地对待党内错误树立了一个良好的典范，这是大家都熟悉的。我们党从１９３５年１月遵义会议以后，就确立了对待党内错误的正确方针。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间，又不断地用新的经验加以补充。特别是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最近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又对这个方针作了进一步的和更加完善的规定，强调地说明了处理党内错误以教育为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过去每个党的组织都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这个方针。除了一些党的组织对于犯错误的党员、特别是对于担负领导职务的犯错误的党员有姑息迁就的自由主义情绪以外，更加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党的组织，往往对于犯错误的党员处分过多和过重。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不严格区别错误的性质，把一般性的错误当成原则性的重大错误，把思想作风上的错误当成政治立场上的错误。第二，夸大了犯错误的情节和程度，把不严重的错误说成严重的错误，把个别的和局部的错误说成系统的全面的错误，把偶然的错误说成一贯的错误。这样，有些党组织就加重了对犯错误同志的处分，甚至不该处分的也处分了，不该开除党籍的也开除了。这些现象的发生，有的是由于党组织对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缺乏深刻的了解，有宗派主义和惩办主义的情绪；但也有许多是由于党组织不严格按照党章办事，不尊重党员的民主权利，弄错了党员所犯错误的事实而造成的。 + +　　整风运动是一个提高思想觉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尤其需要着重依靠教育说服的方法，尤其需要限制使用组织处分的方法。因此，中央在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规定只开人数不多的座谈会和小组会，或者采取同志间个别谈心的方式。每个人都应该虚心地听取别人的意见，积极地向别人提意见，但是不得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对于一些带原则性的争论，可能的时候应该作出必要的结论，但是必须容许保留不同的意见。这一切，也就是所谓和风细雨的方法的内容。只有采取这样的方式方法来整风，才能使同志们毫无顾虑地敞开思想，冷静地分析问题，进行充分的说理和细致的批评，真正作到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反之，如果采取批评大会或者斗争大会的方式，如果许可强迫被批评者接受他所不同意的批评，那末，即令批评者的目的和动机是好的，也常常不能把道理说得很充分、很清楚，并且非常容易产生过火的行动，以至违反提高觉悟、治病救人的原则。对于在整风中检查出来犯了违法乱纪错误、需要给以组织处分的人，也应该按照党章慎重地加以处理。这就是要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并且同犯错误的本人进行核对，切实弄清发生错误的原因和具体情节；要在小组会或者支部大会上听取犯错误的本人的意见，容许他对自己的错误进行辩护；要根据他所犯错误的事实，对他作出恰如其分的结论和处分决定，并且报经一定的领导机关批准。如果犯错误的本人对结论和处分有不同意见，应该容许他提出申诉，不应该把它当做不老实的表现，因而加重对他的处分。 + +　　给予犯错误的同志热情的关怀和诚恳的帮助，这是贯彻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会使犯错误的同志感到党的温暖，从而更加努力克服自己的错误，更好地为党为人民工作。过去，许多党的组织是这样作的，因而帮助了犯错误的同志迅速改正错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更应当这样作。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不论他们是否受到组织上的处分，都应给以积极的、耐心的帮助，在政治上信任他们，在工作上帮助他们，使他们能够尽快地改正错误，作出成绩。过去，有些党的组织对犯错误的同志冷眼相待，甚至加以歧视和打击，或者对他们采取消极旁观的态度，不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疑虑。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应当坚决避免。 + +　　在过去一个长时期中，我们党在整顿党内的作风、对待党内的错误上，已经确立了一条完全正确的方针，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次整风运动中，我们要十分珍视党在这方面的经验，充分地发扬它，并且用新的更好的经验来丰富它。只要采取这种正确的态度，我们就一定能够不断地端正党的作风，不断地修正错误，经常保持和加强全党的团结，顺利地完成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所面临的新的任务——学会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5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8.txt b/CCRD/1/3/2/0003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815ec01517e5882eee55a9a802b13c3cc3af222 --- /dev/null +++ b/CCRD/1/3/2/000378.txt @@ -0,0 +1,23 @@ +# 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安全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全国的工厂矿山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时候，我们必须着重注意在生产劳动中安全的问题。几年来，各工矿企业中的劳动条件，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善，职工的健康水平已经有所提高。企业中的领导人员和职工群众，为了防止事故的发生，也作了重大的努力。然而，如果以为所有企业领导者都已经很重视安全问题，那是不合事实的。 + +　　毫无疑问，增加生产，提高质量，试制更多的新产品，主要是依靠工厂、矿山全体职工发挥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职工的生命，是国家最宝贵的财产。可是，有些企业的领导者却不是这样认识的。他们为了赶进度，随便加班加点，甚至干部带头违反操作规程。郑州煤矿管理局鹤壁一矿工程处处长王国安和技师赵矗清，本来知道这个矿的周围老窑多，积水大，可是他们为了搞“红旗竞赛”，不仅让工人单巷掘进，不留安全通道，而且发现透水迹象的时候，仍不停工探水，冒险操作，结果造成了巨大损失。这是严重的教训。 + +　　应该认识，在日常生产中，冒险和蛮干是绝对错误的。一个好的领导者，应当善于依靠和发动群众，推广先进经验，绝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冒险和突击上。万一发现再继续作业就有生命危险的情况，那就应当采取坚决果断的措施，以保障工人的生命安全。在增产节约运动中，有些企业随意削减了安全技术措施费用，特别是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在新建或改建的工程中，不恰当地削减了必要的通风、排尘、降温、保暖等设备，使生产和工人健康都受到严重影响。有些单位的领导人员认为安全措施费用是“冤枉钱”，到了发生事故以后，才去“亡羊补牢”。有的企业认为安全技术检查人员是“白吃饭”的，因而加以不恰当的裁减，使安全工作处于无人负责的状态。这些都是错误的做法，必须防止和纠正。 + +　　安全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一时一处不注意就可能招致重大的损失。因此，当生产越是紧张的时候，越应当注意安全；就是在安全情况好转的时候，也仍然必须提高警惕。安全工作是带有技术性的工作，必须长期努力，摸索情况，积累经验，交流经验。因此，每一个企业必须有一定的安全技术检查人员才能把安全工作作好。 + +　　当然，如果片面地强调安全设备条件，认为没有各种各样现代化的安全设备，就不能保证安全，这种想法也是不对的。应该肯定，随着国民经济技术改造有步骤地进行，安全设备也应当适当增加和改善。近几年来，国家用于安全技术措施上的费用在逐年增加，正是向这个方向努力。但是，要想在短时间内把全部厂矿，特别是地方国营厂矿的劳动条件根本改变，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投资有一定的限制，不可能一下拨出大量的经费用于安全措施。同时，现代化安全设备的生产是与工业生产水平分不开的。目前有的安全设备我们已能生产，但是数量不足，有的还在试制中。所以即便有了钱，马上也不能充分供应。因此，劳动条件只能逐步改善。在过去的事故中，有一部分固然是由于设备不够或不好而造成的，但是绝大部分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却是违反安全技术规程，或者原有设备没有充分利用。鹤壁一矿的透水事故并不是因为没有探水钻，而是有了透水迹象仍然不去探水。反之，不少工厂或矿山设备条件并不好，事故却很少。由此可见，安全设备虽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但是并不是保障不出事故的唯一条件。在目前设备不足的情况下，我们更应当尽一切主观的努力，克服困难，保障安全。 + +　　为了作好安全工作，除了树立安全生产的思想，逐步增加必要的设备之外，还应注意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 +　　从已发生的事故分析中表明，有一半以上的事故是由于缺乏安全技术常识造成的。如有的企业对新工人根本不进行安全技术教育即开始生产；有的企业对原有工人长期不进行安全规程的测验；有许多工种还没有切合实际的操作规程；甚至有的单位准备把工人技术学校的安全技术课程也取消。因此，加强全体职工（包括厂长、矿长、经理）的安全技术教育，已经成为企业中迫切的任务之一。我们希望各企业单位，认真总结过去的经验，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订出切实可行的规划，解决教员、教材和时间问题，把安全技术教育经常化起来。此外，安全卫生工作上有许多专门性的问题，迫切要求科学工作者帮助解决，希望有关的科学家们加强工矿安全卫生科学的研究。 + +　　加强群众性的监督工作，是作好安全卫生工作的重要保证。几年来，全国已经训练了工会和行政劳动保护干部七万多名，他们已经成为劳动保护工作的骨干；但是，如果没有广大群众参加，安全卫生工作仍然是不可能作好的。安全检查人员、国家监察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都应该同企业中的广大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受到企业内所有人员的支持。同时，安全检查、国家监察人员和工会工作人员，也应该从实际出发，主动帮助有关部门解决各种实际困难，避免工作中的主观性和片面性。 + +　　一般说来，过去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故的处理是适当的。但是，有些事故发生以后，处理得不及时，对某些失职人员姑息，把责任错误地推到伤亡者身上。还有些单位发生隐瞒事故，特别是重大的未遂事故根本不向上级报告。也有些对事故的分析不是实事求是的，往往把责任一律推到厂长矿长身上，给了过重的处分，因而使得有的企业干部情绪不安。这些都是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调查和处理事故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教训，保证安全生产。因此，在每一次事故（包括未遂事故）发生以后，必须实事求是地作客观的分析和适当的处理。把责任一律推到受伤者身上当然是不对的，但是一律推到企业领导者身上，也是不公正的。对责任事故给犯错误的人员以教育、批评和必要的处分是完全应该的。对于避免事故有功的人员，也应该及时奖励和表扬。只有这样，增产节约运动才能顺利进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1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79.txt b/CCRD/1/3/2/0003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1c33adbcb211d2f88dd83ccc13b286948b4576 --- /dev/null +++ b/CCRD/1/3/2/000379.txt @@ -0,0 +1,69 @@ +# 西安大、中学校领导人和教师在学習毛主席講話中存在的問題 + +　　新华社西安7日訊西安地区的高等院校和中等專業学校已經普遍开始学習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議上的講話。从各校的反应来看，有不少问题。 + +　　最先开始学習的西安航空学院的經聆說明，如何解决人内部矛盾的学習材論在学校中不是一下子就能放开的，要有一个从不肯放到放，从小放到大放的过程。是否放手搞呢?开始时这个学校的党內有爭执；回时，党外的系主任、教硏紐主任等領导人和單时埋头業务不問政治的人們也不贊成放手搞。贊成放的是“牢騷客”(校方領导語)——單日意見多的人們。在材論深入后，事实証明，不只是“牢騷客”有意见，金校人人都有意見。 + +　　学習讨論中的主要阻力是领导。西安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校長認为人民内部矛盾就不能这样提。西安地質学校校長说：“校方领导过去有官像主义，学过“八大”大文件已經沒有了，这次学習可以不必講联系实际！”事实上，他本身就存在着官撩主义。这个学校的党委副記認为：毛主席講话对担員領导工作的人受求太严了，特別是把夤任都推到基層领导的头上，因为基層领导是首当其冲。这样工作就难作了。 + +　　在領导人中怕乱、怕难收拾的思想是普遍存在的。西北大学副校長刘端禁戚到目前准备不足，一下放开，不好收拾。有些人怕將問題翻腾出来，無法解决。有些領导人認为领导从全面看問題，被領导者往往看問题比戟片面，二者之间的矛盾無諭如何解决不了！ + +　　教师中思想动向更复杂。高牧学校有些敬师說：为什在这个时候提出人民内部予质閭题，又要和整風逵起来，怕是为整風准备材料。有人对“教有人者必先受救育”有意見，他們談：从解放到現在还未受够嗎?这次恐怕不是受一般的教育，而是给整風搜集材料。有些教师頠處現在放了，将来会被一網打尽。西北大学有人議論：这次是诱敌深入，以备一网打尽，咱們談問题很难全面，容易抓住小辯子。 + +　　在高等学校中，有些教师这次学習领导人的辜；党外人士說这是党内的事。中等学校教师宁中有人認为从强調“百家驴鸣”等来看，这次学習是大專學校的事。些教师認为目前学校政治学習太多了；最好按个人自願参加学習。又有一部分人缺之信心，觉得过去反过几次官僚主义了，也沒有解决多大問题，这回恐怕又是一阵风！ + +　　各学校共回存在的一个問題是肃反中被鬥爭過的重點分子意见很多，要求领导上大力开放，特别要求公开恢复他的的名誉。西北大学經济系教授、民苹西北大学小組組長程元斟主張妥算肃反的賬，并要求檢查从延安整風到現在肃反中 + +　　的問题，他怕算賬的人就是欠債的人！ + +　　对知識分子改造的問题，西安航空学院有人說：自古以来当政者都礼賢下士，刘备三顧茅廬就是一例，对知識分子于不应該弑評，更不应該搞运动。(任毓琪） + +　　高等学棱应届畢業生的一些思想情况 + +　　一、对服从国家分配的看法 + +　　南开大学有的学生就：“早業后还是要服从分配的，愉快不愉快是另外一回事。”“如果分配我到理想的地方去，一定好好势力工作”。有的說：“过去要我們树立理想，現在理想树立了，如不按我的志願分配，怎么能不鬧情緒呢?” + +　　有的認为服从分配就会助長官像主义。南开大学有的学生說：“苏联共青团员有这样的口号：‘我們的党从教育我们不我輕松的生活’，只要党号召青年团，回答就只有一个‘是’。这些口号会变成官僚主义者的擋箭牌。”有的認为：“分配工作都是一些官僚主义者在搞，要服从分配，先得反掉官僚主义。” + +　　有的学生表示如果不合志願就不服从。江西师范学院有的学生說：“專業分配不能合我的志願我就不高校，学校也不能赶我。”“不合我的志願就住招待所，每月还有三十元生活费呢！(“中国青年”曾有一篇文章提到，广东有些学生不服从分配一直住在招待所，每月拿三十元生活费。)”只要把我的人寧材料給我，我就不要国家分配工作，反正大学畢裳生不怕找不到工作。”有的学生“总結”过去不服从分配的經驗說：“坚持就是胜利”。 + +　　落后学生情緒不高。南开大学一学生說：“反正妤的地方沒有我的分。”江西医学院有的学生說：“党、团員一定会照顿到大医院、科学研究机关，我們只有下乡”。 + +　　二、挑选工作單位 + +　　清华大学应届畢業生50%願到科学院,20%願留校当助教,10%願到設計部門，願到現場的很少。陝西省十三所高等学校有三前專業生，他們的願望是：第一进科学院，第二到設备妤的大工厂、大医院等單位，第三是当助教。西北学院流傳这样說法：一进科学院；二留学校当助敏；三去技术推广站；实在沒法去中专。 + +　　他們認为学院、名牌大学和大工厂、医院等单位“进修条件好，指导力量强，圖書、仪器設备多，进步快”。南开大学有的学生說：“青年人都响往美好的將来，想到好的地方去是天經地义的，設备好、指导强，因难就少一点，作可以做得更妤，給祖国的贡献更大，为什么不到好的地去呢?”有的說“名师出高徒，有个好环境一定能搞出个名堂来。”有的說：“宁願在南开大学当助教，也不願在内蒙当講师。”有的說：“綜合大学当助教，有專門教师指导，工科大学当助教，教課任务重’沒有进修时闆。”“硏究生有更多的时間用来学習，当助教还要用不少时間去搞教学。”陝西有的工科畢業生說：“工厂条件差，好几个人才有一套仪器”。江西医学院有的学生說：“在大医院工作比在县衔生所工作进步快，大医院上級医师多，接受新鮮事物快。回班畢業生分在这两处工作，过了几年程度就悬殊了。在大医院工作的可做主治医师，做县衛生所醫生的进修指导教师”有的说：“大医院分工明确，可以鑽研，有上级医师可依靠，大一点的手术也敢干，进步快；在县衛生所什么都得搞搞，大一点的手术不敢做，怕收不了場，不能得到更多發鍛煉，进步慢。 + +　　願搞科学硏不願搞实际工诈的人比往年増多。清华大学畢業生很响往“科学家”这个称号；对工程师这个称号不太感兴趣，参加实际的工程建設对他們吸引力不大。江西医学院有不少畢業生不願搞临床工作，願搞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他們認为：“临床工作复杂瑣碎，有些奇特的病也解决了，还不如去搞搞教学和科学研究”有的因为医生不受尊重而不願临床(他們反映，有的病人罵匠生，有些高级干部和高級干部家屬住医院不遵守制度，拿地位压人等)。西北俄專有的学生不願当翻譯，說：“当助教可升講师、教授，当翻譯整天跟家跑，提皮包，沒出息”。 + +　　但也有相反的情形：有的学生不願到科学机关和設計部門，認为到設计院是“当孙子”，到工地是“王爷”，可以“独当一面”。 + +　　畢業生中不願到中学教畜的也很普遍。南开大学有的学生說：“綜合大学培养的人才水單高，沒有必要去教書。”“师范学院是門培养中学师資的，綜合大学畢業生去教中学是浪费。”有的說：“如果我願去教中学，何必当初不考师范，上师范学院还可不交飯费呢！”陕西师范学院今年二百八十三名罪崇生中有二十二名不願做教师，要求做行政工作。 + +　　三、計轅工薪待遇、竺活条件，选工作地区 + +　　南开大学有的学生說：“大学畢業生担任的是复杂劳动，不是間單劳动，一月拿五十几元太少了。”江西医学院有的学生說：“大学畢業生和机干一些事务工作干部一样，待遇太低了。”“大学畢業生还沒有一个少尉待遇多。”西北工学院有些願到工厂的学生說：“工厂工資高，增加得快，当助教工資低，提得慢。”有的說：“要我到中專教書也行，就是工黄要八十元，否則不干。”有的調于学生說“調干学生舉業后的待遇还不如願来在机关高。”西北有些願到新疆的学生說：“那里工資高、待遇好、提拔快。” + +　　有的学生追求舒适的生活。西安动力学院一学生說：要我服从分配三个条件：一有大来吃、二有鱼鸭肉，三清水河。”有的不願到筹建的工業基地說：“筹建单位啥也没有，吃飯在露天，居住是帳篷。”陕西师范学院一些願改行搞机关工作的学生說：“机关工作一天只八小时，可免夜备課之苦。 + +　　在挑选地区上，一般願在内地，不願在边疆；願在大城市，不願云小地方；願在铁路沿线，不願在偏僻乡村；願在离家近的地方，不願在离家远的地方。西安动力学院金切班三百三十二畢業生(大部分是南方学生),70%左右要求回到上海、南京一帶。有的說：“分在西北，就不服从，回家擦皮鞋去。”蔚州大学学声乐的学生把“北方气侯不好影响嗓子”作为要求回南方的理由。有的学生說：“在边疆地区不好找爱人，不能和少數民族女孩子談恋爱。”陝西师范学院有的学生要求在“以西安为中心，咸陽、三願、临潼为徑的圈子”内工作。江西师范学院的学生說：“一生一世縮在一个蛋壳中(指小地方)誰也不願意。”“誰都想外画跑跑、见見世面，开开眼界。”“分到小城市一生就完了。北京有的学生說：“放弃东北，死守华北，爭取京津。 + +　　四、对“走向垒活有些胆快 + +　　江西医学院有的学生說：“学的东西很不够，到县衛生所就要独立負責工作，心里很恐惧。搞匿院工作是一只脚在医院，一只脚在法院。”陝西师院有的学生說：“两年大学，两袖清鳳，一無所得。”“离畢業只几个月了，再努力也没希望了。”有的学生怕接触实际生治，怕到工作岗位上，怕到官僚主义者，怕与领导和回志搞不好关系。 + +　　五、对领导上分配工作的希望 + +　　1、希望分配方案早些下来，领导上应尽可能根据每个人的志願分配工作，如本人不能回意时，可找他話，了解他的第二志願，最好不要突如其来地公布名罩。 + +　　2、希望在暑假前分配好工作，以便回家亲或者去旅行。(有許多学生进大学几年沒有回过家。) + +　　3、医学院、工学院学生認为不少回学不願到小地方、小單位不能一桄說是思想問题，也有实际問题，小地方提高技术的条件差。他們建議采取一些办法弥补这个缺陷：实行輪换制，三几年换一次；你証有进修的机会；到大医院大工厂实習几年，再分配到小地方，这样才能独立担任工作。 + +　　4、最妤就地取材，不必你来我往，調动过大就造成浪费 + +　　5、对少数民族学生，不要簡單地一律送回原地了事，如果有的少数民地区一时还用不到高等学校畢業的技术人材时，应該给他們机会继續學習、参加科学研工作或到内地大学参加工作，进一步提高他們。(轉載自团中央大学工作部編印的“学校工作情况簡报”第五十期）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7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0.txt b/CCRD/1/3/2/0003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907985e71070c0b0172c4f874a6f625995a90e8 --- /dev/null +++ b/CCRD/1/3/2/000380.txt @@ -0,0 +1,23 @@ +# 浙江省粮食黑市活动情况严重 + +　　新华社杭州7日訊据粮食部門調查，目前浙江省农村中的粮食黑市投机，花样很多，情況严重。首先是不少投机分子利用地区之间粮食丰歉、余缺不單衡的情況，进行粮食贩卖。乐清县虹桥乡一个叫阿二老婆的粮食投机分子，自从春节汉來，在当地收購大米、米粉干等販到溫州、玉环一帶高价卖掉，又在溫州、玉环等地廉价收賻魚干、棉花、糖果等运回虹桥高价卖出。她这样販来販去，不到两个月就賺了一百三十多元。蘭谿县游埠鎮是个粮食集散市場，現在成了粮販的投机場所，据該鎮五个有宿店半个月的統計，宿客三百五十七人当中，有一百三十二人是做粮食投机买卖的小贩。余姚县临山乡粮食投机小販金胶腑、方茂林二人合伙出本錢，專門顧了两个人帮助他們販卖粮食三千一百入十五斤，賺了二百多元。 + +　　其次今年农村中买卖粮票的投机活动也是相当普遍，目前浙江莉許多地方周特粮票和临时流动粮票都有黑市价格，一般可以卖三分至五分一斤，高的要一角多线一斤。慈谿县自沙乡太平农庄和中汗乡灯塔农庄各卖了五百斤周轉粮票，赚了四十元錢。嘉兴县有的农業社用周轉粮票向苏北来的船民購买河泥，有的民甚至把粮票折价当成纱票进行赌博。 + +　　今年狡村中进行年糕、面条、米粉干等粮食制成品的投机买卖也非常音遍。余姚县明德、赫山、妙山、新桥、獅章等五个乡，就有去十一个农案社到处收購粮食，大量的做成年糕运到宁波和紹兴等地高价出售。浦江县墩头、黃宅潘宅三个小集鎮上’未經工商行政部門批准，开設的熟食攤贩，就有七十三家，他們的粮食源料都是向黑市收購的。 + +　　比外，不少投机分子，还大量的套購国家供应点和国家粮食市場的粮食，去进行投机。临海县連畔区楊先保等九人在社桃国家粮食市場，以一角錢一斤的价格套購了大米九百O三斤，敗运到海門；以二角三分一斤的高价卖出。杭县獐山乡中农刘子义汉十元另九分一担的价格向国家供应点买去了周轉粮二千另八十七斤，再以十七元、十八元一担的价格买給缺粮农民，一轉手就赚了一百四十八元。 + +　　由于粮食投机分子的套赙、搶收，轟抬粮价，使粮食供求紧張起来，粮食黑市价格不断上漲。目前温州、金华、宁波等專区有許多地方的粮食黑市价格，都超过国家統銷价格一、二倍以上。 + +　　浙江省农村中今年的粮食黑市投机活动所以特別严重，主要是干部普遍产生了右倾思想，忽視了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的教育，特别是不少干部对农村中正当的粮食互通有無与粮食买卖投机，以及农業社开展多种經营与做粮食生意的界线沒有划清、加以分别对待所致，另一方面，今年本省的国家粮食市場工作开展很差，到目前所建立起的四百多个市場，少了一半光景，許多地区因为沒国家领导的粮食草場，使群众之間的粮食調剂为投机分子所操緃。(楼侠文) + +　　湖北各城鍈对布票对折使用的反应 + +　　新华社武汉7日訊布票对折使用后湖北省农民心里紧張，棉市銷售量图而上升，也有人搶購其他日用商品。近两天来，棉布市場虽稳定了一些，但群众(包括不少干部在内)仍未弄清布票打折的必要性，少数交通不便的地区甚至还不知道有这回事。 + +　　绝大部分县因为部分干部事前听了关于布票对折使用的傳达后，保密不严，棉布銷量自4月19日晚开始上升，上升幅度一般相当于單日零售額的四分之一，有些地区如宜昌、沙市等市4月19日较18日上升一倍至二倍,21日后渐趋稳定。群众对这个措施一般都反映不好，其中产粮区较产棉区好些，收区較丰收区妤些；干部、工人反映少些，农民、城市居民、职工家屬反映多些。有的拿着幾和布票去买布，听說要打折，意見很大。沙市有人当街叫罵，把布票撕掉，說政府不講信用。沙市有人說：“被共产党打了一闷棍”，“回去叫社員把棉花都拔掉”。有个和尚拿十二尺布票，想做一件袈裟，听說对折后說：“我曉得你們把布都弄出去了(意思是出口了)”。黃石、沔陽、沙市等地都有人反映：“搞来搞去，搞了穷人，干部布票多，冷天穿呢，热天穿绸” + +　　群众还在怀疑，布票还打不打折?会不会作廢?下半还發不發布票，怀疑其他商品是否也会实行憑票限量供应等等。如市的針織品銷售量4月20日后突然上升很大,4月20至23日百货公司零售部門市部针織品的銷额占总銷售额的一半左右。黄石市21日的汗衫、背心销量较前上升两陪多，毛錢上升近二十倍。孝威、应城等县市場上出現了从未有过的卖煤油站队的现象。嘉魚县城关鎮原食品日銷去千斤，布票打折后几天内，平均日銷二万多斤。天門县許多群众拿著油票去买油，汉陽县则有人慌蒲拿粮票买米，害怕粮票、油票往后都打折。(陶錦) + +　　來源：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攷》第2197期,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1.txt b/CCRD/1/3/2/0003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5fcd69053550d9ec354fc157b375d333e6dea1 --- /dev/null +++ b/CCRD/1/3/2/000381.txt @@ -0,0 +1,19 @@ +# 官僚主义在中山大学: 教工学生初步揭发校内存在的问题 + +　　《南方日报》讯 中山大学的教工和学生停课5天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件，并初步揭露了学校里目前存在的问题。 + +## 教工、学生们在发言中首先接触到的是党与非党关系问题，他们对学校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　　大家认为造成党群关系的紧张，首先表现在一些党员的自高自大，好像是有特权的人。中文系副教授楼栖说，党员架子大，使人不敢接近，党联系群众的面不广，只到系主任一层，同教研组主任一层也没有普遍联系，许多教师连党委书记也不认识。中文系原来有些教师担当指导学生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的工作，这些教师在业务方面是胜任的，但是，后来学校通知不用这些教师担任该项工作，知识分子是敏感的，他们就联想到自己的政治历史上面去，于是形成隔阂，影响团结。历史系副教授钟一均说，学校领导联系的积极分子面很狭，在什么会议上都只看到这几副熟悉的面孔，他们本来是有代表性的人，但由于开会忙，变成了不了解群众情况，不能反映群众要求了。俄文教研室主任钟建鼎认为他有职无权，许多事情都由党支部书记代办了。如有一位西语系助教答应帮俄文教研室担任三班课，但党支部书记不同意，结果只担任两班。钟建鼎说，既然一切由党支部决定，又何必虚设我这个主任呢?有些学生反映党团领导人不深入下层，光听会报，不是“开诚布公”，造成许多“人为的神秘”。有些教工感到党员好像高人一等，以改造者自居，要人向他们讲知心话，而自己却不同别人讲知心话。党委书记在报告中也口口声声说“改造你们”。在肃反当中搞错了的，恢复名誉的工作也做得不周到。为了改进党群关系，许多教工和学生都建议要建立党委接见群众制度，深入下层；要加强对党团员的教育，使他们在政治上多关心群众。 + +## 在讨论中，很多教师认为学校对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没有好好的领导，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贯彻流于形式主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 +　　中文系副教授楼栖说，学校对各系的情况，特别是对业务情况不了解，有一位教师已经担任两门课了，而学校领导还老问他有没有开课。过去公布了校长在“教师之家”定期接见教师，我按时去了两趟，均未获见校长，订了制度而又不执行，这是不好的。学校对于教师科学研究工作，只是催交计划，一个学期要填好几次表。生物系主任戴辛皆说，领导对我系的情况了解不够，帮助很少，拿科学研究工作来说，学校领导上是学期开头要计划、开科学讨论会时要论文、学年结束要总结而已。许多教师认为学校在执行高等教育部的指示时，只是生吞活剥，没有考虑到结合学校的具体情况。教授们认为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重要的不在于设立高级知识分子饭堂和听报告、坐车、买票排在先，而在于让高级知识分子有足够的学术参考资料和助手、有争鸣的园地等。可是他们对这些方面的情况都表示很不满足。历史系教授金应熙认为学校应该加强对科学研究的工作，编学报要有专职干部，科学研究科要执行编委会的决定，不要擅自改动。有的教授认为作为争鸣园地的校刊没有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没有好好利用有限的篇幅来多登一些文章，而是登了不少讨论“逾期还书罚款”、申请福利补助等稿件，十分浪费纸张。有一次，校刊编辑部约请西语系副教授钟日新写文章，发表出来时两个主要论点给删去了，事前也没有征得作者同意。有些教授对这样做法表示不满，他们说“人民日报”登载别人发言时，虽然有明显错误也是只字不改的。 + +## 领导人不深入下层造成人为的神秘　校刊用来登记事不起争鸣园地作用 + +　　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讨论时，还提出了许多有关房子分配、评薪、文娱体育等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都是由于民主作风不够产生的。 + +　　中山大学领导对这次学习讨论提出的意见和问题表示欢迎，认为这对于学校民主生活进一步的扩大，密切党和非党，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加强团结，改进工作等都起着极其积极的作用。表示将对这些意见认真仔细地研究分析，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对于一些同实际情况有出入的意见，或一时尚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也将向大家解释清楚。 + +　　 来源：《南方日报》1957年5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2/000382.txt b/CCRD/1/3/2/0003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f99dd3884e4e573ff08c925660faa1c66e43d9 --- /dev/null +++ b/CCRD/1/3/2/000382.txt @@ -0,0 +1,199 @@ +# 贯彻“鸣”和“放”的方针，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 + +　　<《光明日报》编辑部> + +　　光明日报编者按：本报编辑部于5月8日在沈阳邀请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举行座谈会，讨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这里发表的是座谈会的发言纪录。以发言先后为序。 + +　　郭厚德 中学教师进修学院研究员 民主促进会会员 + +　　谭其猛 沈阳农学院教授 九三学社社员 + +　　李贤瑗 东北财经学院讲师 民主同盟盟员 + +　　陈建侯 沈阳化工研究院工程师 九三学社社员 + +　　顾学裘 沈阳药学院教授 民主同盟盟员 + +　　左耀先 东北工学院教授 无党派人士 + +　　彭清源 东北财经学院副教授 民革党员 + +　　时昭涵 沈阳化工研究院工程师 九三学社社员 + +　　赵鸿翥 东北财经学院教授 民革党员 + +　　万籁天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导演 无党派人士 + +　　徐公振 沈阳师范学院讲师 民主同盟盟员 + +　　陈彦之 民盟沈阳市委会主任委员 + +　　郭厚德 + +　　有些党员有一种三段论法“你们既然接受党的颌导，我是党员，你就得受我的领导。” + +　　一、 党与非党的关系 + +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来，有良心的人，都能认识到党的政策是正确的。大多数党员是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但是也有少数党员在执行政策时发生了偏差和错误。发生了偏差或错误后，基层干部往往不作解释，更不肯认错，过去对，现在也对，以致造成了党群间的隔阂。 + +　　这种隔阂，在群众方面的表现是：作工中老是怕犯错误，因为错了一点，就有被扣大帽子的可能。以致顾虑重重，失掉了主人翁态度，产生了作客思想。于是沉默寡言，学“金人三缄其口”生活上寡交游，少来往，以致“六亲不认”，如有些人对客来不敢留饭，怕人说在搞小集团。在党员方面的情况是：以功臣自居，“老子天下第一”，态度矜持，谦虚不够，喜欢恭维，厌恶批评。高视阔步，见人似睬非睬，气势逼人。还有些新入党的党员，入党前，尚能和群众有说有笑，入党后就拿起架子来，前后判若两人。群众说，“究竟党员不同于凡人”！ + +　　知识分子的特点是穷酸，碰到有些党员的高傲自大，于是来一个“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党员的想法是，知识分子应该向党员靠拢，不靠拢是落后。这样，彼此的距离，只有越来越远。 + +　　二、 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 +　　有的党员把党和党员的关系搞不清楚，往往把自己代替了党。他们有一种三段论法；“你们既然是接受党的领导，我是党员，你就得受我的领导。”逻辑的推论无疑是“你不服从我，就是不服从党。”在这种宗派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在某些基层单位变成了“独立王国”。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十分不正常。如某些领导，对不能“体会领导意图”的干部，往往以“异己分子”的态度对待，对善于阿谀的干部则加以提拔。 + +　　三、 新老教师间的矛盾 + +　　老教师，一般是喜欢别人对他谦虚、和霭，也希望别人尊敬他。张良圮桥三纳履，才博得一句‘孺子可教”。青年教师如能对老教师诚诚恳恳，虚心学习，老教师是愿意把自己的本事传授给青年的。老教师没有一个愿意把自己的学识、技能带到坟墓中去殉葬的。可是有些青年教师不肯虚心求教。他们说这些“老古董”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知道的那些旧东西没有什么用了。还有一种想法是，向老教师求教未免贬低自己的威信，于是强不知为知，“胡弄”学生。学校号召老师要“带徒弟”，可是“徒弟不认老师”，谁又肯“强为人师，自讨没趣”呢？ + +　　谭其猛 + +　　高教部对学校政治理论教育，和选送留苏学生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 + +　　要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得先解决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 + +　　我首先对高教部提些意见。高教部修改教学计划时，强调政治理论课要占总学时的10%。但是对于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却很少考虑。几年来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是非常差的。从学生的思想情况可以看得出来。许多学生在背后谈论的净是什么职位、名义、工分和爱情问题，最严重的是灰色情绪。他们问“人生究竟为了什么？他们说：“集体利益我体会不了，个人利益呢，在从前教授的地位是很高的，可是现在和一个普通职员差不多了，人生还有什么意思呢”？青年学生中间的灰色情绪正在滋长着。这种不健康的情绪我们的政治理论教育却看不见，只是干“经典注释”的玩意儿。理论学习的实验室就是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理论教员就是辅导员。高教部对这些问题不注意，单纯强调应占总学时百分之几。教职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也是何此。解放初期，大家没听过政治课，觉得新鲜。后来觉得总是那一套，没有新东西，等于照本宣读，许多人不感兴趣，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理论学习呢？ + +　　有人问：“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可以‘放’吗”？这个问题提的很可笑，说明是有顾虑的，怕扣帽子。我举一个例子：李森科自以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硬把量变到质变的公式往生物发展上套。可是过去几年来成为生物科学中的经典。当然，把李森科一棍子打死也是不对的。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合乎实际的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 +　　还有高教部在指定研究生不和有关部门商量，选送留苏学生不按照专长，这都说明教条主义和官僚主义是非常严重的。 + +　　克服这些矛盾，双方都有责任。党中央最近提出了整风运动，是最及时的。它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办法。 + +　　李贤缓 + +　　“你揑了一个泥善萨，自己把它打碎了，与我何干！”大家对不从实际出发的批评有反感。 + +　　党与非党知识分子之间所以有隔阂，两方面都有问题。知识分子主要是有顾虑，肃反的副作用还未消除，大家有戒心，就怕有朝一日又被拿出来整，算笔总账。从党方面说，主要由于许多小问题的累积从而影响了党群关系的正常化，真可说是“冰生于水，非一日之寒”。我个人回顾了一下，问题确实不少。比如有一次我们系讨论教师安排问题，有一位助教大多数与会的人认为留在教研组合适，认为他适宜于作教学工作，只因为这个助教在大学毕业那学期曾参加过“青年军”（肃反的结论并不是反革命）。当时院的一位领导就不同意，认为应当调到图书馆去工作，但其他教师仍然坚持称此人有培养前途、应留在教研组。一位院领导乃说：国家培养的人才乃是德才兼备的。他不具备这条件。这一棍子打下来，没人敢说话了。这件事传出后，影响很不好，大家都认为“只要历史有问题的，就不培养”。 + +　　最近学校选先进工作者，有人反对由上面提出候选人，主张由基层组织提出。据说院长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结果，大家按上面提出的名单投票了，投票后当然就意见纷纷。 + +　　房子问题，有少数教师的居住条件太差，有一讲师祖孙三代、六口人，才住十五平方米的房子；教务长夫妇二人却住三间房子，据说教务长本人曾表示愿意让出一间，但总务科不同意“让”。 + +　　党员领导干部和群众接触不够，教师们反映说：“只有开会、个别谈话才能见到面。”领导上在进行批评时，有时也不够慎重，未调查清楚事实就乱批评、乱戴帽子。大家对这种批评很反感，有人冷冷地说：“你捏了一个泥菩萨，你自己又把它打碎了，与我何干！” + +　　就是由于上面这一系列的情况，于是造成了党群之间的隔阂，及须进一步改善。 + +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我认为一方面要在学术上争鸣，一方面要尽量的“放”。但要做到这点，还需要创造条件，需要耐心等待一个时期。因为财经学院的教师们都是解放后才开始向苏联学习，要想一下子就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还不容易，所以要耐心等待。此外，对若干值得争鸣的问题，领导上应当善于抓，及时提出来，组织大家讨论、争鸣。 + +　　财经这门科学没有实验室，研究的对象是数字。今天，一牵涉到数字，就往往牵涉到“机密”。这个问题在周总理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后，有很大改善，但也还有不少问题及须解决。比如有些企业单位不把全套材料给你，把生产实习当作“负担”，有些文件就不给你看等。希望光明日报能代我们作进一步的呼吁。 + +　　陈建侯 + +　　科学院不要将院墙筑得太高了，产业部门也不要将自己的科学研究压得太低了。 + +　　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目前分在中国科学院、高等院校和产业部门三个系统中进行。过去几年，它们对国民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有很大贡献。但是由于各自为政，互不相关，也抵销了不少力量。郭院长在全国政协的报告中提出科学协调工作，我觉得这样做很对，希望快做。否则像今天大家争着挂牌子的作风，要想达到国际水平，恐怕有点“痴人说梦”。 + +## “科学奖金”本意很好，不过科学进军的高潮没有掀起，倒掀起了“人心向院”的高潮。科学研究必须理论结合实际，大家都知道这样说，究竟如何结合，恐怕还值得考虑。有人说，做理论题目，可能得到科学奖金，名利双收；有人说，复制国外配方，可以结合新产品试制，虽无名，利还不少。我不反对奖励，不过我认为一个真正对人民，对国家有点用处的科学研究，还是理论结合实际，实际结合理论的好。 + +　　我觉得近年来的科学研究报告水平，须要多多提高。为此，应把科学研究看作是全国人民的公事，不是那个单位的“私事”。科学院不要将院墙修筑得太高了，产业部门也不要将自己研究所压得太低了。我非常拥护袁翰青先生“科学基金”的倡议，科学院应当是全国科学家的科学院，各方面在科学基金补助下，可以结合生产、结合教学，展开研究工作，自成一家之言，真正做到百家争鸣。 + +　　其次，我想谈谈高等院校培养人才的问题。几年来，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成绩。不过，在“专业培养”、“学用一致”问题上，我认为大家还可以商讨。目前，专业是否分得过细了一些，忽视了基础课程？过去训练通才不好，因为太通了，一无所长；现在训练专才好，这又觉得太专，只知道一点儿，也不见得好。比如桐油罐子，装桐油当然很好，但是有时没有桐油装，装香油就用不上了。现在，年年都在闹毕业同学改行问题，真是公私交困，各有苦处。我觉得太专学校应当减少院系，集中教学力量教好基础课程。例如，化学方面，教好普通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就算培养到70%的程度。至于什么工艺专业，造纸、制革、橡皮、油漆、塑料等等，放在四年级教。这样，国家建设什么，在四年级就多开什么；国家不要什么，就少开什么。既灵活，又方便，学生无改行之忧，国家有得人之实。橘逾淮为枳，在外国先进的，在国内不一定先进，不能生搬硬套的学习。 + +　　还有，选送青年出国培养是国家的大事，既然肃反运动已基本完成，不应当再由内部决定，选拔人员就不能限于党员团员，只要成绩达到标准，就有被选送资格。选拔应举行公开考试，宗派主义是阻塞贤路的。 + +　　顾学裘 + +　　中央卫生部重医轻药的宗派主义思想很严重；药学人员所处地位，像“童养媳”一样；沈阳药学院院长，挂名六年不到职 + +　　我们药学专业的问题很大。在医药卫生部门，药工人员不安心工作，学生不安心学习，觉得没有什么前途。其实，中国的药学在古代就很繁荣，李时珍（明朝）集药学之大成，当时中国药学超过了世界水平。但是到现在为什么这样落后呢？我认为这与中央卫生部领导上的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分不开的。希望光明日报替我们呼吁一下，我对健康报的希望不大。在健康报上，一年也看不到几篇有关药学问题的文章。 + +　　我现在对中央卫生部提几点意见： + +　　1、重医轻药的思想很严重。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从中央一直贯串到各个基层单位（医院）。药学人员在这些单位所处的地位像“童养媳”一样。过去卫生部门曾批判过王斌、贺诚的宗派主义思想，但重医轻药的宗派主义在目前仍严重存在。现在，对中医与护士工作比较重视了。但是对药学工作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例如，某地有一个新建医院，在将要开幕的时候才发现没有安置药房，草草地找了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对付了事。至于药房设备简陋、技术低下，药工人员没有得到像同级医务人员的待遇等情况，在各地医疗单位中普遍存在。我们教学部门也不例外。在沈阳医学院，院长挂名六年不到职，可是学校出布告，却总是由此院长具名。 + +　　2、1954年的医学院校调整，原来是要达到集中力量办好学校的目的，可是结果不是这样。沈阳药学院是由东北、浙江药学院和山东医学院的药学系合并起来的，合并起来，招生数量不是增加而是减少了，学生的质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了，有的院校还因调整而积压了人力。这些问题希望卫生部研究，到底毛病在什么地方。 + +　　3、在全国医学教育会议中，讨论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时，卫生部领导上不能倾听大家的意见，摆了许多大框框、小框框：这也不能动，那也不能动。总之限制重重。使许多参加会议的老教师不能充分发挥意见，因此，这些计划和大纲不能不脱离实际，在具体执行中发生了很多困难，各校不能不加修改，造成了现在一班一个计划、一个大纲的混乱现象。 + +　　左耀先 + +　　一个专业分设三处没有必要；工业学校应特别重视理论结合实际 + +　　设新专业应该统筹兼顾。有色金属压力加工专业在东北工学院、中南矿业学院、北京航空学院都有。一个专业分设在三处有没有必要，很值得研究。如果放在一个学校里，人力物力都可以节省。如一个专业分设三校，招生数与国家需要数不相适应，对毕业生的分配也有问题。 + +　　工业学校应特别重视理论结合实际，可是在这方面却有些问题：1、学校与科学研究机关的关系不明确。我认为学校与研究所不仅是配合的关系，根本就应该把研究所设到学校里边去。研究员可以教课，教师可以做研究工作。2、学校与工厂的关系问题。冶金工业部给学校和工厂都有通知，要求学校与工厂共同负责培养学生。可是一到实习的时候，工厂就觉得麻烦，认为照顾学生实习是个负担。属于第二机械工业部的带番号的厂子，根本不许可学生去实习，毕业生却要分配到那里去工作。学生对这些厂的实际知识缺乏，分配到那里去是否能适合生产上的需要，我们就完全不了解。 + +　　彭清源 + +　　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开大会挂着红条条，在实际工作上起不了作用。 + +　　财经学院向科学进军的最大困难是得不到实际资料。我们曾和中央财政部联系，要求把我校作为一个发文单位，给一些资料，始终没有结果。在沈阳，财务工作做得较好的厂矿，不欢迎我们去，怕我们打扰他们的工作。财务工作有问题的厂矿欢迎我们去，为的是要我们帮他们解决困难，但我们在那里不可能获得先进的资料。最可笑的是，连本校财务科都拒绝供给资料。我校有位教师准备研究高等学校的财务工作，向财务科索取资料，财务科答称如果不是检查工作，我们没有时间提供资料，之后又说账目不能看。 + +　　有人说：“向科学进军，不要光吹号，不上马。”这话对的。但是，资料问题解决不了，叫我们怎么“上马”？有的教师反映：财经科学的研究已面临严重的危机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高教部应支持学校和更多的有关业务部门跟它建立关系。 + +　　其次我想谈一谈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的地位和工作关系问题。有人说：“民主党派组织在高等学校里像‘花瓶’，是摆样子的。每逢开什么大会，总看见民主党派的人挂着红条条，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在实际工作上却起不了作用。”我看这种反映是符合实际的。拿我们学校说，一些场面上都少不了我们，就是实际工作插不上手。例如评薪定级，领导上都最后确定了，才召集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开会，名为讨论，实际上是走形式。 + +　　有些民主党派成员已经有这样呼声：我们不愿意当花瓶了！ + +　　怎样真正发挥民主党派的作使，怎样在基层里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我认为这是很值得加以考虑的问题。 + +　　关于工作职权，目前有一些不协调的现象。我是做系的领导工作的，系内决定一个问题，常常因干部科不同意，行不通。例如系资料室有位留学生，能够做研究工作，系里决定把他调出来，教务长也同意了，但干部科通不过。现在肃反已经结束，问题基本搞清，再单纯的从“政治”出发，不仅不能使人信服，恐怕也不符合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 +　　时昭涵 + +　　人事调配不当，有如“乔太守乱点鸳鸯谱”；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属的场所，恐不恰当。 + +　　目前人事工作方面存在着一些混乱现象，而且相当普遍。我建议中央加强全国的人事工作。 + +　　拿我们单位说，人事科的干部文化水平很低，有的还是半文盲，勉强能阅读人事材料，对科学技术更是一窍不通，可是他们做的却是调配技术人员的工作。调配不得当的当然就不会少。有人讽喻这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例如我们单位是搞化学工程研究的，可是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却是学肥料的，学药物的。 + +　　人事工作干部不了解干部情况，但又掌握着分配、使用的大权，这是一个矛盾。因此，我希望中央考虑：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干部来做人事工作？目前有些单位把人事科室当作安置老干部的爱人、眷属的场所，恐怕是不恰当的。 + +　　我还想谈这么一个问题：科学研究工作依靠外行来搞，还是依靠内行来搞？我是研究化学工程的。据我知道，“化工”作为专门的学系，最早是在美国发展起来的，苏联近年来才在大学里设化工系。当初我们学习苏联，一些行政领导同志自己不懂业务，又不接受内行的意见，简单地认在苏联化工不成为独立系统，我们也应该学样。于是大批的化工研究人员改行了。现在发现这样做不对，才开始在大学里设化工系，可是已经走了几年冤枉路。其实，当初能听一听内行的意见，这种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 +　　再说我们单位的化工研究室，工作方向一直不能确定下来。这倒不是我们研究人员不知道化工应该研究什么，而是行政领导上不采纳内行的意见。他们只知道科学研究要配合生产，但不知道化工研究应该配合什么生产，于是各种任务都下来了，至于这些是否属于化工研究的范围，或是否是化工研究中的中心问题，却不予考虑。其结果，当然研究方向就确定不了。 + +　　再举一例子：我们单位早前修建一间试验室，正赶上增产节约运动，领导上要削减修建费用以贯彻节约精神。当时内行人提出意见，认为实验室要求有一定规格和标准，不然要出毛病。领导上不听。后来房子草草盖好，外边火车经过时震动，使精密仪器受到损失。于是又加固修补，所耗费用竟比节约的钱大得多。 + +　　赵鸿翦 + +　　有事向领导上接头还得先挂号。领导脱离群众是严重的。 + +　　关于“团结、批评、团结”的问题。这个公式始于团结，终于团结。但是团结总要有一个过程，至少也得先认识，才能团结。我们学校的教师们彼此不认识，老大贵姓不知道，历史情况不知道，团结何从谈起。我联想到旧社会的学校有职员录，印着各人的职务、简历。新社会的学校没有这东西，可能是保密，只有领导干部才能知道。肃反运动时，又要我们对不相识的人进行斗争，实在令人为难。 + +　　关于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领导同志日理万机，很忙。只有少数人因工作关系才能接触；大多数人只有在听报告的时候才与领导同志发生关系。在旧社会学校负责人与教师常常接触；新社会，即使在路上遇见，彼此也不打招呼。你不理我，我也不理你，一点感情也没有。有事想和领导上接头，还得先挂号，甚至等多少天谈不上话。领导脱离群众是严重的。 + +　　万籁天 + +　　要使戏剧繁荣，非打倒教条主义不可。 + +　　目前文艺创作赶不上建设高潮的发展。就剧本说，不是写不出来，就是写出来不上座，好的极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教条主义则是其中主要的。按教条主义要求，这个写不得，那个写不得，写得的便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我们过去搞戏，有“没有斗争，没有戏剧”的说法，用现在的话说便是“生活就是斗争”，可是教条主义者硬是回避斗争，不正视生活。 + +　　最近上演的“洞箫横吹”是一个较好的剧本，但教条主义的批评家却左一鞭、右一鞭的打它。说什么“党委书记和群众打扑克，是不对的”；“军属有困难是不符合实际”等等。这种教条主义不打倒，戏剧能繁荣吗？ + +　　从今年起，作家要靠写作以维持生活了，这是推动创作的好办法。但是，要做起来，恐怕也不容易。辽宁有的作家怕饿饭，改行了。写一部作品不容易，不是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成的。特别是话剧剧本，写出来，上演税制度不健全，作家生活仍不能保证。如“双婚记”，现在全国都在演，作者到今天为止才拿到四百元上演税。 + +　　这几年话剧演出质量老提不高。有些好京剧观众百看不厌；话剧演过一次，再演就没有观众了。原因何在？据我看，台上台下生活一样，观众又何必花钱进剧院呢？现在演员的基本训练太缺乏了，说话听不见，咬字不清楚，形象不鲜明，性格不突出。听说北京戏剧界已经开始注意基本训练，这是很好的。过去，我在鲁艺教演员基本训练，有人给我扣了一顶“单纯技术观点”的帽子，弄得几年不敢啃声。现在看来，当一个演员，基本技术还是非常重要的。 + +　　徐公振 + +　　沈阳师范学院领导用人只凭个人好恶，把尚未学俄文的党员，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叫不懂历史的人作历史系主任。 + +　　我今天只谈一个问题，就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我觉得在患难时期，党与非党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抗战时以至于解放战争的年代，特别是东北在解放初期正处于尖锐的对敌斗争的环境中，真能同甘共苦，团结合作，体现了毛主席的统战政策的实质。 + +　　全国胜利后，情况就有了改变。好像有人在高高的拆墙，使多年的患难老友，也在宫墙外望，于是造成了严重的隔阂。这次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后，这一墙将开始拆撤。我们希望党员同志们要拆就把它拆到底吧！恢复大平原，恢复过去的真挚友谊吧！共同的建设我们美丽的庭园。 + +　　我过去曾听到一个旧及门说，他说：“老师：我看党与非党之间，好像是少东家之与柜伙。”当时被我批判了，其后我也觉得有些值得寻味。 + +　　沈阳师范学院的矛盾，基本上也是党和非党间的矛盾。突出的表现在领导与被领导间的关系上。拿对知识分子的安排使用来说，领导上是我行我是，既不采纳比较负责人的意见，甚至党委书记都不共作商量。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仍旧没有变化，领导上的用人仍只凭个人的好恶和驯顺与否为标准。过去并不考虑其政治文化的修养和专业与学识的成就，常提拔一些不懂学术的党员为领导。有人反映尚未学俄文的党员，领导上硬派他作俄文系主任；自己的老婆并不懂历史，叫她作历史系主任，甚至两年不检查她的工作，只管搞的乱七糟八，他还啧啧称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至于对丧品败德的亲近，他武断的替他掩护，毫不考虑问题已经昭昭在人耳目了；对于有建议和反对的表示的，领导上则大肆打击，突出的表现在肃反运动和每次讲话中。压迫教师与学生的气焰，和权威自居的思想作风，使科学研究，受到一定影响。这还和领导上本身的好大喜功思想存在着矛盾哪。当然党外人士也有严重的缺点，作为揭发主要矛盾来看，兹只谈其一面。 + +　　陈彦之 + +　　为什样有些党员和知识分子团结得不好，建议党在整风中从思想上进行检查。 + +　　为什么有些党员和知识分子团结得不好？为什么这些矛盾长期未得解决？我建议党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彻底检查一下，特别应该从思想上来动，这进行检查。 + +　　党和非党知识分子所以造成隔阂，原因很多，从思想上说，还有一个对知识问题的看法问题。那就是有些党员认为：“知识分子的知识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只要突击一下就能掌握了。”他们完全不了解知识积累之不易和学习过程中的艰辛。 + +　　在这一思想的支配下，就生产了两种情况： + +　　一种是在教学设置上的速成思想。过去曾出现过许多速成教学，如识字速成法、数学速成法、俄文速成法等等。尽管这些速成法曾风行一时，结果都行不通，还带来一些副作用。如有些人原只有小学文化水平，却进了夜大学以求速成。在学习中跟不上去，他却不想到自己的文化基础差，反怪老师不照顾工农子弟，还给老师扣帽子。可是在夜大学耽了几个月回机关后，在填学历表时，却把原来的“小学程度”改填成“大学程度”了。这是一种不朴实的作风。从这里也说明，学习是没有什么捷径可寻的。苏联有些工人出身的科学家，并不是速成或突击而来的，仍然是经过多年的辛勤学习，多年的苦苦钻研才得来的。 + +　　另一种情况是不重视知识分子的思想。做事情就不是从五百万知识分子的利益出发，当然就不能够很好的团结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下才获得解放的。解放之后，党中央仍然是重视知识分子，团结知识分子的。可是有些党员不能体会党的政策，他们搞宗派，排斥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大学里，校长对教授都是十分恭敬，罗致教授，或是重金礼聘，或是登门邀请。今天有些大学里，甚至总务科科员也可以申斥教授。知识分子就不免有今昔之感。 + +　　希望通过这次整风，能引起全党从思想上对知识分子的重视。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7年5月14日第3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