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1/5/2/000170.txt b/CCRD/1/5/2/0001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f904066cbcf8de9768c6266d3c5d15dc3e2c5d --- /dev/null +++ b/CCRD/1/5/2/000170.txt @@ -0,0 +1,39 @@ +# 章黄李右派集团给农工组织造成的严重危害必须彻底清算 + +　　<刘树勋> + +　　我对右派头目章伯钧及章、黄、李右派集团的情况，本来是不够了解的。但从江苏组织反右派斗争中揭发的情况来看，章、黄、李右派集团给农工江苏组织带来的危害也是极其严重的。 + +　　章伯钧妄想实现他反共、反人民的恶毒阴谋，也和在全国各地一样，在江苏也埋伏下了一个以邓昊明为首的右派集团，他们根据章伯钧的指示，贩卖章伯钧的私货，与章伯钧上下呼应，在江苏翻云复雨，配合进行反共阴谋活动，妄想资本主义复辟。章伯钧也利用邓昊明在江苏农工组织的领导地位和邓昊明一贯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唆使他担任了章、黄、李右派集团驻江苏全权代表的角色，犯下了极大的罪恶，造成了极严重的后果。 + +　　邓昊明在章伯钧的指使纵容下，并在章伯钧封官许愿，以准备在下届中委选举时给他当选中委的诱惑下，首先积极按照章伯钧的意图，和章伯钧亲自传授的一整套反动纲领， 从政治上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了猖狂进攻。 + +　　章师明同志在一次向右派分子邓昊明进行斗争的大会上，曾把章伯钧和邓昊明的反共罪行，作了七对照。从七对照中可以看出邓昊明在江苏是如何忠实地配合章伯钧进行反共、反人民的阴谋活动。 + +　　第一、章伯钧阴谋使民主党派脱离党的领导，说 “今后统战部不管我们了”，“我们对共产党的领导不能百依百顺，阿谀逢迎，要发挥独立、平等、自由作用，今后要独立思考。”邓昊明在江苏也到处宣扬： “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不能与共产党平等”，“不能独立思考” 。他说： “我们今后不能盲从，不能一边倒，不能有‘革命世故’，不能看共产党的眼色办事。” + +　　第二、章伯钧公开主张恢复资本主义，一再宣传资本主义 “优越性”，说资本主义制度有 “生命力”，还说今后政协性质要变，要搞两院制，要搞政治设计院，反对所谓“成品”。邓昊明在江苏也说：中国跳了一个社会，没有经过资产阶级民主，要制订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合作共事关系的所谓 “法制”，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民主制度，即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他也说政协开会是形式主义，并大为宣扬两院制。 + +　　第三、章伯钧为了宣传他的反动言论， 要扩大前进报的发行，要恢复中华论坛，并抓住光明日报、文汇报作为反党的宣传阵地。邓昊明在江苏不仅积极为章伯钧拚凑班底，拉人组稿，与朱偰等密谋“中华论坛”工作，而且还以文汇报驻宁记者，右派分子陆续为打手，打入党的新闻、文化部门，抢夺宣传阵地。向党的文教事业和党的领导进攻。 + +　　第四、章伯钧大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攻击党的领导是 “以党代政”，邓昊明也是这样说，并具体歪曲地说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的表现是：“上下不接头，左右无连系，密件看不到，决策不知道。” 又造谣说以党代政有三大危害：使政府机构瘫痪，使党的领导陷于事务主义，使党政都脱离群众。因而，邓昊明更露骨地攻击人民民主制度说：党与非党矛盾是制度问题。 + +　　第五、章伯钧搞恶性大发展，邓昊明也进行恶性大发展，到处向人传达章伯钧的大发展计划，并搜罗一些对党不满的人，政治历史不清的人，作为反党的政治资本。 由于恶性大发展的结果，江苏组织也和其他各地一样，组织不纯，有的也处于瘫痪解体状态。 + +　　第六、章伯钧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主张自己管人事，邓昊明也和章伯钧一样，调干部不要和统战部商量，主张所谓“内部事务上脱离党的领导” ，人事自己管。邓昊明在自管人事的幌子下，积极贯彻章伯钧打击进步、团结中间，拉拢落后，串通右派的组织路线，企图首先把省、市机关控制在自己手里，他阴谋从省委副主委到省、市委员及主要干部，都按照他的意图来一个彻底换班 (准备换来的人，基本上都是右派)。 章伯钧不仅授意邓昊明这样作，而且多方支持纵容。章伯钧还曾亲自打长途电话给章师明同志要江苏组织的年青人都退出来，让右派分子武思光等去干。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及时反右派，江苏组织将变成右派分子的大本营，其后果将更不堪设想。 + +　　第七、章伯钧利用“二百”方针和帮助党整风机会，向党猖狂进攻，并指使成员向党进攻，派出他的爪牙到处放 火” 。邓昊明也同样在帮助党整风期间，一再向党猖狂进攻，并亲自下基层点火、放毒。邓昊明还和章伯钧一样采取封官许愿的办法，拉人从事反党活动。 + +　　章伯钧除了利用邓昊明作为他在江苏的爪牙，进行反共活动外，还采取挑拨拉拢的办法，抓住了右派分子朱偰。章伯钧早在1954年3月就向朱偰挑拨说：你在旧社会很有文名，新社会把你忘了，要不是你有历史包袱，起码要作文化部副部长。接着又拉拢朱偰及右派分子杨逸棠等人，借编河道志为名，进行小集团的联系活动，章伯钧并向朱偰狂妄地说：我要给共产党看看，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发挥多少力量。直到1957年6月15日(已经是反右派开始以后了)， 邓昊明还遵照章伯钧的指示， 往访朱偰密谈 “中华论坛”工作。右派分子朱偰由于章伯钧的挑拨拉拢，对党的态度越发狂妄，他叫嚣解放后文教事业倒退了，并歪曲污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向党进攻也是相当猖狂的。 + +　　章伯钧对右派分子武思光，也没有放弃挑拨、拉拢的活动。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时,章伯钧来宁仅两天，他找了武思光等人谈话，武思光对安排待遇不满，章伯钧趁机挑拨说：共产党给他吃饭就吃饭，叫你拿多少就拿多少。挑起武思光进一步对党的仇恨，竟在鸣放期间说共产党是“打了你不准还手，骂了你不准回口，杀了你不准流血” 。 + +　　我今天只能举一些点滴事例。从这些点滴事例说明：章伯钧的反共阴谋是恶毒的，活动是狂妄的， 并妄想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对江苏也没有例外，他向江苏右派集团布置了一整套的反动政治纲领和计划，挑起了右派集团分子对党的刻骨仇恨，支持纵容了右派集团在政治上、组织上的反共阴谋活动，使农工江苏组织基本上被右派所把持。从反右斗争中揭发的情况来看，江苏农工组织的右派集团——邓家黑店就有二十多人。到目前为止江苏组织已揭发的右派分子有52人。南京市在1956年一年中发展的成员，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36.7%，在大鸣大放中，有相当一部分基层为右派所操纵，向党进行了猖狂进攻。而江苏组织在以右派分子邓昊明为首及武思光、朱偰、蒋志云、王兰亭、周景濂、李锡敏、陆续、吴调梅等爪牙、帮凶的协助下, 整个组织的政治方向、组织路线均基本上被右派所篡改，把农工组织带上了极为危险的边缘。其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 + +　　现在江苏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取得反右派斗争决定性的胜利，目前正在进行内部的整风。我们要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把右派彻底打垮，把右派路线的影响彻底清算，把我们的组织和成员的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首先端正过来，并进行彻底的根本性的自我改造。使我们的组织改造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使我们的成员改造成为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农知识分子。 + +　　我们江苏地方组织，和各地组织一样，对右派头子章伯钧和以章伯钧为首的右派集团的滔天罪行，表示切齿的痛恨。我们要求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对他们的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和对农工组织造成的严重后果， 进行彻底的斗争和清算，不获全胜、决不收兵。江苏全体成员坚决表示：一定要在党和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的领导下，向右派分子进行斗争到底，一定要获得全胜! + +　　最后我代表江苏组织和全体成员要求中央应该作出决定，首先撤销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等人的党内领导职务，并根据他们的罪恶轻重，交代情况和悔改的表现，对他们进行严肃的组织处理。 + +　　来源：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整风领导委员会宣传工作组编《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罪行的资料汇编》，北京：1958年6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1.txt b/CCRD/1/5/2/0001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ade71d02ac5d8dc029c9eea93916da3cbc3181 --- /dev/null +++ b/CCRD/1/5/2/000171.txt @@ -0,0 +1,17 @@ +# 上影部分演员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 +　　<杨瑛> + +　　新华社上海3日讯　上海电影制片厂部分导演、演员最近在大字报、座谈会上，暴露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 + +　　有些演员接受任务以后，所考虑的不是主题思想，而是看自己担任的角色重要不重要，将来海报上有没有他的名字，留给观众的影响深不深。不管演什么样的人物，都想尽办法打扮得漂亮些，以突出自己，甚至不顾戏的发展情节，不愿拍侧面镜头。 + +　　有些演员演戏依靠所谓看家本领。高博说，他有自然、舒服、吐字清楚、声音爽朗等多年积累起来的条件，演什么角色都能让人看得舒服、听得清楚，这就使自己有恃无恐。韩非说：就凭我一副漂亮面孔、清晰流利的口齿和轻松愉快的表演，就可以吸引观众。苏曼薏过去认为自己身材线条美，会唱黄色歌曲，有从交际花、舞女身上模仿来的一些眼神、媚态作为自己的表演资本，解放后对此一直恋恋不舍。 + +　　不少演员都有自己的崇拜对象，这些对象大都是美国好莱坞的“明星”。刘琼最崇拜贾莱柏，平时一举一动，连抽香烟的姿势也要学他。韩非最崇拜卓别麟，他看了“马兰花芳芳”，非常欢赏，感到有许多东西可学。赵丹(党员)红专规划中提出表演要赶上印度电影“流浪者”中的主角。许多演员认为中国民族的传统戏曲艺术没啥可学，并且流传这样的话：“盖叫天的表演经验是符合史坦尼体系的，因此是可取的”。 + +　　张瑞芳(党员)自我检查说，她在演“凤凰之歌”时，到农村体验生活四十多天，大部分时间蹲在家里打扑克、讲故事、玩，最多学习和她们打成一片，体会她们的思想感情。冯哲(党员)在被批判艺术第一、技巧第一的倾向后，这次讨论中仍认为：“演工农兵不一定要了解工农兵，有技术，刻苦钻研，就能创造出工农兵的形象和性格”。他举例说：“上官云珠政治上落后，又没有参加过海南岛人民抗日斗争，但在“南岛风云”中扮演护士却很成功”。 + +　　上影传达了周总理在电影工作座谈会上的指示后，部分演员对搞纪录片有抵触情绪，片面地认为一搞纪录片，演员就没事干了。有人对总理批评“凤凰之歌”是个人主义的影片，思想也不通。曾导演“女蓝5号”的谢晋说，他是把“凤凰之歌”作为自己学习的道路的，现在这部影片受到批评，使他感到走投无路。 + +　　 ——原载1958年6月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2.txt b/CCRD/1/5/2/0001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b3f19e50449b1fb085fd9cacf653fb4ee4ceea --- /dev/null +++ b/CCRD/1/5/2/000172.txt @@ -0,0 +1,15 @@ +# 伸张正义维护国家法纪，上海法院判处孙大雨徒刑六年 + +　　文汇报讯：一再捏造事实，诬告诽谤我党、政机关负责人及教育界人士为反革命分子的孙大雨，前天被判处徒刑六年。 + +　　被告孙大雨，原是复旦大学的教授。1952年复旦开展三反运动后，孙大雨即污蔑该校前中共党委书记李正文为所谓“CC公馆派”留在复旦的头子，嚷着要将他清除出去。在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继续诬蔑领导该校思想改造运动的李正文为文化系统特务及地主恶霸分子，并污蔑善意帮助他进行思想检查的杨岂深、李振麟、全增嘏等人为反革命“CC公馆派”分子。1954年9月，被告又两次污蔑李正文和章靳以，说章亦为“CC公馆派”分子，诬指李章二人勾结起来进行阴谋破坏活动，领导反动残余复辟。1955年肃反运动开展后，孙大雨更进一步扩展他的诬陷阴谋，无中生有地编写长达八万多字的控告书，向中共中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机关负责人，诬告上海市高教局局长陈其五、复旦大学副校长兼党委书记杨西光、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等人为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在文教单位里的重要分子；诬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志让、上海市高教局处长曹未风、复旦大学教授漆琪生等人为特务分子；诬告复旦大学教授全增嘏、副教授杨岂深等人为反革命“CC公馆派”分子等共达五十余人，而且诬指他们在潘汉年等指挥之下，进行现行的反革命活动，以妄图达到陷害好人，制造我内部混乱的阴谋目的。 + +　　1957年，孙大雨又乘我党整风号召大鸣大放的机会，大肆诽谤章靳以、漆琪生、李正文、杨西光等多人为反革命，同时还诬指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都有反革命集团分子；诬指司法部部长史良为反革命分子。当解放日报社和新闻日报社的职工代表责问他根据什么指控该两报社内有反革命集团分子时，被告除继续诬蔑解放日报社编辑部有反革命集团分子外，更诬蔑上海市副市长、新闻日报社社长金仲华也是反革命分子。 + +　　孙大雨在对上述人员进行诬告和诽谤的同时，还千方百计地用尽各种手段反抗共产党的领导，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三反运动开始，他就攻击领导该校三反运动的党委书记李正文，扬言:要搞好三反，首先要搞掉李正文。在思想改造运动中造谣说:思想改造改糟了。在肃反运动中，又污蔑说:肃反是反肃，是“反革命”肃清“革命”。 + +　　被告上述种种行为，显然已触犯国家刑律。尤其是被告在进行上述罪恶活动的过程中，党政有关部门的负责人等，曾多次对他进行教育，但被告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诬告诽谤好人的活动却更加变本加厉，情节极端恶劣。为维护国家法纪，保障公民合法权利不受侵犯，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孙大雨徒刑六年。 + +　　这个判决宣布以后，出席旁听的复旦大学师生及其他旁听群众，长时间的热烈鼓掌，拥护这个公正的判决。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6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3.txt b/CCRD/1/5/2/0001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1cd4ce69aef5fda21c5bd473479c6b7775336a --- /dev/null +++ b/CCRD/1/5/2/000173.txt @@ -0,0 +1,31 @@ +# “清高自守的中间路线者”原来是个大右派，傅雷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 + +　　<新华社> + +　　【新华社上海6日讯】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书记处从去年10月到今年4月召开了十一次扩大会议，批判右派分子傅雷一贯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十一次会议上，有柯灵、罗稷南、陈西禾、刘思慕和何公超等近百人发言，揭露了傅雷向党进攻的大量事实，彻底粉碎了傅雷散布的污蔑苏联、污蔑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谬论，并且剥下了傅雷一向标榜的“中间路线者”和“清高自守、淡于名利”的伪装，赤裸裸地暴露出这个老右派的凶恶面目。在历时半年多的批判过程中，傅雷一再使用狡赖和避重就轻的手法，态度极为恶劣，但是在铁证如山的事实面前，傅雷不得不在4月30日的会议上承认自己是一个右派分子，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行。 + +## 竟然要“踏死”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 +　　傅雷是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委员。去年春天，他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在文学、出版、美术、音乐、新闻界四出活动，矛头直指着党的领导，向党展开了大举进攻。他在各种会议上大发谬论，在那时被右派分子占据的文汇报上发表一连串反党的文章。傅雷污蔑共产党员是“道貌岸然，令人望而却步”，积极分子是“挑拨离间”、“逢迎拍马”、凶狠地喊出“这种人应该踏死他”!他污蔑党和政府的人事制度，说“人事处像休养所，像养老院，又成为官僚主义的温床，本单位的绊脚石”。右派分子储安平发出了“党天下”的毒箭，傅雷不仅大加赞赏，还引伸一步，说现在如封建王朝的“家天下”。他在看到北京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右派分子庞薰琴的反党文章后，连夜写信给庞，称赞“好，朋友，好得很”，并且赤裸裸地写出了这个右派分子对党的仇恨和向党进攻的狂态:“你我活到如今，几曾看到全国各地揭出这么多不合理的事的?”“我们看到暴露得愈多，愈高兴，愈安慰”，最后还得意洋洋地祝贺庞薰琴“斗争胜利”。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并破坏抗美援朝运动傅雷对于党各个运动和各项政策，几乎无一不加以污蔑和攻击。他攻击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说思想改造是“强迫在大众面前血淋淋地痛骂自己”；他攻击肃反政策，公开为反革命分子喊冤。 + +　　傅雷甚至攻击与破坏中国人民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说中国在美帝“强大武装”之下只能采取“焦土抗战”，而一当美帝占领“焦土”后的上海，美帝强大的舰队就会迅速运来恢复设备。傅雷对新社会的一切都怀着仇恨；他在他写的一篇五百多字的短文中，从节日的游行、观礼、狂欢一直攻击到家庭主妇的清洁卫生工作，说这些活动会损害“延年益寿”，狂呼“让大家心安理得的把纪律暂时忘怀”，以便“逍遥自在”，“彻底松散”。 + +　　不顾事实，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各方面的成就傅雷还不顾事实地否定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的成就，企图用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来改变现状。他说中国学术界是“花果寥落，做学问的人一般的抛弃了很久，世界上的风吹不到，究竟什么是现代国际水平还摸不着头脑”。 + +　　他抹煞出版界几年来的巨大成绩，说什么“书出得再多也是虚假的文化繁荣”，“看书目是花色繁多，品种齐备，究其实很多是滥竽充数，不过完成任务而已”，提出要向过去的私营出版社“学习”。傅雷还大肆攻击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说“只有解放前的大公报才勉强接近国际水平”，但如众所周知，解放前的大公报是一张出名的蒋介石御用的反动报纸。傅雷积极参加了右派分子篡夺文汇报领导权的活动，担任文汇报的“社外编委”，指点这张报纸刊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傅雷还攻击美术界、音乐界都是“今不如昔”，说“新音乐派太浅薄，不能崇拜聂耳和诜星海”。 + +## 幕后指挥，并勾结庞薰琴徐铸成等右派分子 + +　　傅雷一向标榜自己是一个“中间路线者”，“中间立场，不偏不倚”。十一次会议上揭露的大量材料，证明“中间路线”是根本不存在的。傅雷一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在上海解放以前，傅雷就写过不少反苏反共的文章。正当1947年国民党大举进攻解放区，并在新疆制造反苏事件的时候，傅雷在老右派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并与当时在上海的进步作家展开笔战。上海解放前夕，傅雷感到末日将临，匆匆逃往昆明，接着又逃往香港。傅雷的右派立场是何等鲜明!上海解放后，傅雷在党的宽大政策影响下回到上海，他不但不思海改，反而以“闭门译书”的“寓公”生活为幌子，对党怀恨在心，待机而动。他对党和人民给他的良好工作条件和政治上的照顾，不知感激，拒绝自我改造，反而恩将仇报，对各项政治、社会活动，都消极应付，并狂妄地向作协声称一年只参加一次会议，至多不超过两小时，连批判胡风反动文艺思想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另一面却在家中拉拢落后分子，散布破坏抗美援朝和污蔑苏联的种种谬论。到去年大鸣大放初期，他以为时机己到，自称是“空前未有的兴奋”，反党反人民的活动达到了顶点。他不但自己在文学界、出版界放火，同时还作幕后指挥人，布置人向党猛攻。他要在北京的右派分子庞薰琴告诉他文化部的内部情况，指使上海音乐学院右派学生攻击学院的党的领导。他积极地为当时的文汇报写稿组稿，叫徐铸成派“得力记者”去访问某人某人，达到在各方面“放火”的目的。右派分子陆诒在中共上海市委宣传会议上发表反动言论后，傅雷还要陆诒去责问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为什么打断他的发言，并说你当时就停止发言，看柯庆施怎么办?叫他来请你讲你再讲。右派分子鲁莽在政协上海市委员会的会议上的“填平护城河，拆掉桥头堡”的反动发言受到各方面的指责时，傅雷却大加赞赏，认为内容精彩，只是方式不聪明。正如好几位作家在发言中指出:这个挂着“中间派”招牌的傅雷，在那个时期是“运筹于书斋之中，调兵于千里之外，放火于四面八方”，他的右派立场是何等的鲜明。 + +## 专译罗曼罗兰前期作品盗取进攻社会主义武器 + +　　傅雷还恬不知耻地自诩为“清高自守，不问政治”的翻译家。会议上许多人指出:上海解放前，傅雷本身就是一个大地主，他的“清高自守”，就是用农民的血汗在上海过着高等华人的生活。傅雷的鲜明的反动政治立场，不但表现在革命的各个时期所进行的各种与人民为敌的活动，也表现在他的翻译工作上。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只是从作品中盗取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武器，竭力赞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精神和力量，以此来毒害青年。傅言在他译的“贝多芬传”的附录里便说:“第一是:我；然后是:社会”，甚至诅咒社会主义生活是一种“殉难”，崇扬“轻蔑弱者，轻蔑愚昧的人，轻蔑大众”的个人主义至高无上的资本主义思想。许多翻译工作者在会上指出:翻译工作同样有着鲜明的政治立场，需要政治挂帅，傅雷是用资本主义国家作品中的不健康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东西来进攻社会主义，不是用外国的作品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例如翻译罗曼罗兰的作品，傅雷只翻译罗曼罗兰前期的、还没有找到解决资本主义矛盾的道路那个时期的著作，对罗曼罗兰访问了苏联，宣布与地过去的道路告别以后的作品，不去翻译和介绍，这是因为罗曼罗兰后期政治思想上的大转变，傅雷是不欢迎的，不敢加以正视的。傅雷的“不问政治”完全是自欺欺人，借此掩护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真面目。 + +## 从傅雷的丑恶行为看出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重要意义 + +　　在4月30日的最后一次会议上，周而复、王西彦、以群、裘柱常和草婴等先后指出，傅雷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所以对党对人民犯下这样的溺天大罪，是由于他始终顽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在解放以前，他为人民的三大敌人服务；解放以后，先是“闭门不出”，以后因党和政府处处宽大为怀，给他出版他翻译的著作，报酬甚丰，生活优裕，这样，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暂时一致，因而表面上好像也有一点点进步的样子。但是傅雷的反动立场原封未动，到鸣放时期就完全暴露出他的本来面目，他以为时机到来，大举向党进攻。周而复在发言中历举傅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以后，并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真正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首先要彻底改变立场，改造自己，把心交给党，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彻底搞臭、肃清，否则就不可能真正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且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下去，就有成为右派的危险。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和工人阶级的集体主义的思想是敌对的，不相容的。 + +　　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巴金在4月30日会议的最后说:对右派分子傅雷的批判经历了六个多月之久，这样长期的反复的批判，不仅粉碎了傅雷的种种谬论，使上海文学战线上的反右派斗争又一次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而且使大家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认识到把心交给党，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搞臭的必要和重要。 + +　　（来源：《文汇报》1958年6月6日。原题为：“清高自守的中间路线者”原来是个大右派，傅雷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乌云乱翻期间在文学出版美术音乐新闻等界四面纵火，自称“空前未有的兴奋”。）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4.txt b/CCRD/1/5/2/0001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5861c017d58840d1701bf7fdfd061e8afa27d4 --- /dev/null +++ b/CCRD/1/5/2/000174.txt @@ -0,0 +1,17 @@ +# 湖南人代大会揭发程星龄罪行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长沙２日电:湖南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已于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在长沙闭幕。 + +　　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年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一致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四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罢免右派分子程星龄的湖南省副省长职务；补选了胡继宗为湖南省副省长。出席这次会议的湖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人和各自治州、自治县的少数民族代表，在会上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思想。 + +　　代表们在讨论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时，一致认为这个纲要规定的各项增产指标是能够实现的。会议决定把湖南省农业发展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交给全省人民讨论，并要求各地和各个农业社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制订出自己的１９５８年的和长远的农业生产规划。 + +　　大会揭露和批判了右派分子、湖南省副省长、民革湖南省委常委程星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李君九、温汰沫、席楚霖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建议大会顺应全省人民的要求，罢免他的副省长职务。大会还收到六十三位代表提出罢免右派分子程星龄的湖南省副省长职务的提案共十件，另有三百五十三位代表贴出要求罢免程星龄的副省长职务的大字报六十张。代表们指出：程星龄这个凶恶的右派分子，一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诬蔑党的各项政策，包庇反革命分子，攻击肃反运动，破坏人民民主专政。１９５７年４、５月大鸣大放期间，他又组织右派集团，四处点火，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扬言要“打开局面，影响小城市”，妄图一举搞垮党的领导。他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完全违背了全省人民的委托，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代表们坚决要求全省人民的最高权力机关根据宪法第五十九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八条的规定，罢免程星龄的副省长职务。 + +　　大会还揭露和批判了湖南工商界的右派分子向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罪行。大会收到一百八十九位代表提出撤销右派分子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四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资格的提案共三十三件。另有三百七十五位代表贴出要求撤销上述四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大字报六十四张。代表们严正地指出：右派分子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坚决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企图使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这完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作为人民代表的资格。代表们一致要求大会根据宪法第三十八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撤销曾昭抡、向德、谭惕吾、雷天觉等四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大会在１２月２９日下午分别将上述两件提案交大会表决，全体代表一致通过，没有一个弃权或反对的。 + +　　这次会议共开了十天，出席的代表有四百六十人，省级机关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列席了会议。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1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5.txt b/CCRD/1/5/2/0001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3f3c842184501665d0680d654a056799f5354a --- /dev/null +++ b/CCRD/1/5/2/000175.txt @@ -0,0 +1,13 @@ +# 辽宁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向党交心后的思想顾虑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目前我省各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的向党交心运动情况是：少数尚未交完的还继续补交；多数已交完的正由个人将交出来的问题进行分类、梳辫子，为转入下一步分析批判作准备；有少数已转入分析批判阶段。交心后，大多数人由于把长期压在心头里的话讲了出来，因而心情舒畅，精神愉快，在生产和工作上比以前更积极了，和党的关系也觉得近乎了。但是一部分人在交心以后，思想上仍存在顾虑，主要是： + +　　怕当右派。如民革成员陈耀明(中右)说：“我在鸣放中有问题，交心时不摸底，现在梳辫子，梳完之后怎么办呢？”佟庆凯说：“我听人说在梳辫子中不能批判就是放毒，我听了实在害怕。”有的已在翻案。民革成员马骥(中右)说：“交心时我是为了凑数，写出来的是照别人写的，其实我没有那些事”。有的人说：“交出来的东西和右派差不多，今后不好好干是不行的。” + +　　怕麻烦。李显达(中右)交出后就后悔。赵良弼、李新日(中中)反映说：“交心运动没有个完！一个高潮接一个高潮，思想批判完了，还不知又做什么呢？”有的说：“不交心倒没有这些事，交出来还这样麻烦。”金云峰(中右)说：“我交心后又背上了新包袱，我交的国际问题最多，也没有国际知识，批判不好怎么办呢？”有人说：“交心在我，分析批判由你”。也有的表示不满说：“就是分析批判呗！” + +　　此外，民革的某些成员还想从交心中得到“好处”。如说：“我向党交了心，可是我生活还很苦，还是没饭吃”。 + +　　 来源：辽宁省委“资料简报”和1958年6月6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6.txt b/CCRD/1/5/2/0001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ec4d16110e3b4a73f7bfc2b66952c1a292228 --- /dev/null +++ b/CCRD/1/5/2/000176.txt @@ -0,0 +1,23 @@ +# 推动全国工商界加速自我改造，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席会议提出六条经验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７日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６、７两日举行中央常务委员联席（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界加速进行自我改造问题。 + +　　会议在听取了两会派赴各地视察工商界整风运动情况的工作组汇报以后，对目前工商界政治思想状况作了分析研究，会议认为目前工商业者的政治分野大体情况是：左派分子的队伍比以前有了扩大和提高，但是还需要继续自我改造和提高；多数中间分子通过运动开始不同程度地向左转化，但还处在中间过渡状态中，在政治上仍然具有两面性。还有少数人资本主义立场还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对新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对整风运动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些情况说明工商界的政治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教育和斗争过程，目前必须结合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把总路线的精神贯彻到工商界的整风运动中去，动员广大工商业者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速自我改造。 + +　　会议认为，从前一阶段各地的情况看来，今后要继续深入开展这一运动应该吸收以下的经验： + +　　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工商界的自我改造运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关怀与支持下进行的。今后仍然必须积极争取党的领导，正确地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并认真地加以贯彻。 + +　　二、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和各种形象化教育，启发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 +　　三、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挥工商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　　四、领导带头、骨干先行、培养典型、动员家属。 + +　　五、把加速自我改造同参加体力劳动、积极贡献技术才能等实际行动结合起来，通过劳动和生产实践，使工商业者亲身体会到劳动的光荣和剥削可耻，感到自己有脱胎换骨地进行本质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样就可以使整风运动开展得更快更好。 + +　　六、把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和方法运用到政治立场和思想改造中来。通过这种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竞赛，树立先进榜样，带动落后，使落后的赶上先进，先进的更先进。两会４月中旬在天津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七省八市的工商业者签订“五比”竞赛协议书后，己经推动了全国评比竞赛的开展。为了贯彻实现那次会议的倡议，把评比竞赛工作做好，这次会议决定在第三季度召开全国性评比会议，要求各地在全国性评比以前，先开本地区的评比会议，推选先进单位，交流先进经验，及时推广，以促进运动的发展，会议还决定在两会召开全国性评比会议的同时，举办一个自我改造展览会，以便通过形象化教育，巩固思想大跃进的成果，同时推动广大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并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7.txt b/CCRD/1/5/2/0001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4eb00eaa149de14ef4f255ccbb8453714cd9f2 --- /dev/null +++ b/CCRD/1/5/2/000177.txt @@ -0,0 +1,9 @@ +# 湖北人民出版社一工作人员假借思想解放运动大肆攻击党和反右斗争 + +　　新华社武汉12日讯　6月初，湖北人民出版社全体工作人员开始学习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文件。在一次学习漫谈会上，大家兴奋地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谈到如何认识人民内部矛盾性质时，校对科一工作人员张映铃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出版社反右斗争搞错了，右派分子是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或者是在无产阶级内部由于一部分人受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矛盾，而不是敌多矛盾。她还认为出版社的右派分子(包括她丈夫的穆熙在内)“是历次政治运动的积极分子”，因为“提了意见”，遭到“某些领导同志”安上“反对领导的罪名”，而被划为右派，因此“值得重新考虑。”她还用“有阶级斗争存在，就有假积极分子”的话，来攻击反右斗争中的积极分子。 + +　　接着，她写大字报说：“学习了刘少奇同志报告，受到了教育和启发，党教导我们敢想、敢说、敢做、敢于破除迷信，坚持真理，我是一个共青团员，就应该坚持真理，我认为和穆熙等右派分子的划分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在大字报上，她攻击“反右斗争权利操纵在修正主义领导集团手里”，右派分子“由于斗争性强，对某些修正主义的领导不满”，“提了不少意见”，而“修正主义者为了维护他们资产阶级的利益，为了发泄成见和打击报复，在马列主义伪装下，利用周围一些事物和条件，玩弄概念，混淆是非，使这些不应划为右派的人成为残酷阶级斗争的对象。甚至在革命内泛滥成灾，继续起着腐蚀工人阶级内部的作用。”大字报贴出来后，群众十分气愤，贴出了许多张大字报，表示要和她展开争论。不久她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坚持了原来的意见，强调她是从“维护党和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出发”，继续对党的反右派斗争进行攻击和诬蔑。她公开地攻击当时整风领导小组是“长期以来鬼鬼祟祟地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集团活动”，“这个集团极端仇视和排斥江云、王居平等(右派分子)正直人物”，“将反党小集团帽子硬戴在这些人头上”，右派分子和穆熙是“因为不愿作他们资产阶级集团内的乘龙快婿”，“一直是他们欺骗和蒙蔽的对象。”并且诬蔑反右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是“狗腿子”、“恶霸”，“欺压和腐蚀出版社工作人员。”她口口声声说：“为了真理和正义，为了多数人不受他们的灾害和冤屈，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问题。” + +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群情更为激愤。不到几个小时，许多张严词驳斥的大字报出来了，他们列举了右派分子公开在大字报上发表的言论、写的文章和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为等证据，指出张映铃要想为右派分子翻案是不可能的。不少同志都深深感到和资产阶级思想斗争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殷平) + +　　来源：1958年6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8.txt b/CCRD/1/5/2/0001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d35ba4243f4e0d6dadaeac21ca2b5c54dd96fa --- /dev/null +++ b/CCRD/1/5/2/000178.txt @@ -0,0 +1,21 @@ +# 武汉大学师生争先拔白旗插红旗思想解放气象万千 + +　　<刘文华、方臬> + +　　本报讯　武汉大学师生在总路线鼓舞下，个个争先充当拔白旗、插红旗的英雄好汉，人人决心做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战线上的尖兵！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共产主义风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神，批判教学中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封建意识的残余影响，为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新武汉大学奠定巩固的基础。这是全体师生在总路线鼓舞下提出来的行动口号。 + +　　本月4日晚武汉大学举行了共产主义思想解放大会。化学系向全校师生员工报告他们破除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后干出一番巨大的成绩。化学系四年级学生所做的毕业论文90％以上都是联系实际，联系生产的，都是生产单位提出来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如大冶钢厂迫切要求解决的“高速钢中钨的快速测定”问题，要求分析准确度保持0．3％，分析速度达到由原来的30分钟提高到10分钟。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则可加快炼钢的速度。这是全国所有的钢铁厂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化学系师生经过近两个月的日夜苦战，现在已经做成功了，他们采用的是“对苯二酚比色法”，准确度达到0．2％，分析速度达到8分钟。这种速度和准确度，在国际科学文献上是没有的。该系同武汉制药厂协作试制的“安眠药”已经成功，质量已达到国际水平。 + +　　化学系一马当先，物理、生物、数学等系接着跟上来，并提出“学化学系，赶化学系，赶过化学系”！生物系的植物教研组的部分教师和部分学生随科学院植物园的同志到鄂西参加调查野生植物；动物教研组的部分教师和部分学生到东湖养殖场学习鱼民的养殖技术和知识。过去这个系的教师和学生是都不愿下农村的。物理系金属物理教研组主动到武汉热处理研究所挂钩，要求技术合作，互相支援，交换有关资料，定期举行报告会和专题研究讲座。数学系的教师在辩论数学能不能结合实际时，不少的教师认为：数学科学本身有它的特点，按照它的特点很难结合生产实际。但李国平教授坚决反驳这种论调，他首先提出为工农开办数学班的创议；他并且主动地到武汉重型机床厂联系。他在重型机床厂受到该厂的工程师和领导上的热烈欢迎，并且向李国平教授提出了四个需要数学和弹性力学合作才能解决得了的重要问题。李国平教授每星期两次到工厂同工人、工程师共同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 +　　在文科方面，经济系通过总路线学习，解除了思想束缚，已大胆地停开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社会主义部分，根据刘少奇同志报告的体系，拟出了讲义的提纲，整个社会主义部分将包括九个题目。这是经济系教学中一个革命措施。 + +　　中文系已将厚古薄今、教条主义特别严重的“文艺学引论”停开，改为“毛主席的文艺理论讲座”。以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中心教材，以周扬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等为主要参考资料。这个计划受到省委等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第一讲已于5月30日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同志以“文艺的战斗方向”为题开始。第二讲即将由武汉市委书记李尔重同志讲授。党委要求全系师生，通过“文学理论”学习和今后的下乡下厂(每年三个月)及另外一些方式，首先达到改造立场、观点、方法的目的。其次通过“文学理论”的学习，把它作为推动全面教学改革的纲，作为贯彻厚今薄古的有力保证，并以此建立无产阶级的巩固的文艺阵地，以指导全校文艺欣赏。 + +　　历史系则提出要打破以往历史课程的自古至今的讲授方法，而改为由今到古的讲授。在讲授内容中则大大增加现代史的比重，使得学生有能力对古代部分进行有批判的学习。其次，为了使历史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服务，他们决定增设实习课，学生将通过实习课到各地进行地方志的调查，厂矿企业历史资料的整理等工作。 + +　　图书馆学系的教师过去对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从来就未想到过。他们认为，图书馆学本身不能联系生产实际，不能为生产大跃进服务。所以过去大图书馆藏有一百多万册书，但一向借书卡片混乱，分类不清，流通缓慢，一再进行清理总是不能得到彻底解决。图书馆学系与大图书馆只是一间之隔，却互不通气。现在，该系教师已把大图书馆作为实验田。教师们认识到：在这个文化、技术革命的时代，图书馆学系应成为后勤部队，有计划地供应这个大革命所需要的大批粮草。 + +　　党委第一书记刘仰峤同志在六月一日向全校师生作了关于“八大”二次会议的传达报告后，文化革命和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全校掀起，人们争先插红旗，解放思想，扫除自卑感，不再迷信资产阶级教授专家。化学系走在前面成了先进，其他系都举行了宣誓大会要赶化学系，要赶过化学系。武大的形势是一日千里，万马奔腾。 + +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6月14日。原题为：“武汉大学师生争先拔白旗插红旗思想解放气象万千，化学系带头破除迷信，为生产单位解决重要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79.txt b/CCRD/1/5/2/0001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2d5620a37fe6b6f2e0d1d845f8ebe19ecb2784 --- /dev/null +++ b/CCRD/1/5/2/000179.txt @@ -0,0 +1,19 @@ +# 反右派斗争锻炼了文学队伍，上海作协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 + +　　【本报讯】 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本月13日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总结了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会员中的右派分子进行了严肃的处理，成立了新的书记处，并向理事会汇报了整风运动一年来的工作情况。 + +　　会议首先由周而复同志代表中共作协分会党组作关于反右派斗争小结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文学界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整顿了自己的队伍，接受了一次比以前任何一次运动都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揭露和批判了右派，锻炼和扩大了左派，并使广大的文学工作者在大风浪中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和锻炼。在反右派斗争期间，在本市的作协191个会员中，共揭发出右派分子许杰、王若望、孙大雨、傅雷、陈子展、施蛰存、马国亮、徐中玉、黄裳、李洛、洛雨等十八人。周而复同志在报告中，对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方法、论点，以及这次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和经验教训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最后他指出，反右派斗争为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文学界当前的重要任务，是在过去已获得的胜利的基础上，根据缺什么补什么、缺多少补多少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认真进行整改补课，彻底打掉骄气、娇气和官气以及各种庸俗作风，以便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发扬共产主义精神，全面实现跃进规划，使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彻底改变，使运动取得更大的胜利。文艺要为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服务。我们要建立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文艺队伍，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 +　　会上，经过逐项表决，决定撤销右派分子许杰副主席职务，撤销右派分子屈楚、郑伯永、陆侃如、宋云彬、臧云远、王希坚、戴岳等的理事，停止右派分子孙大雨的会籍，建议全国作协开除其会籍。在这以前，作协主席团已撤销许杰、傅雷等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 +　　根据情况的变化和工作需要，主席团在会上宣布成立新的书记处，书记处由下列成员组成:巴金、靳以、郭绍虞、魏金枝、唐弢、以群、刘大杰、罗稷南、孔罗荪、杜宣、任干等十一人。 + +　　作协上海分会主席巴金同志在会上代表书记处汇报了一年来的工作概况，他说，整风运动以来，文学创作发生了巨大变化，特别是群众文艺活动已空前高涨。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号召下，在群众文艺创作热潮的带动之下，会员的创作有了很大进展，仅今年五个月上海的会员作家已发表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达九百篇，出版的单行本三十一本，共计四百多万字，近五千行诗；这个数字几乎等于去年全年的创作数字。更重要的是出现了许多新人新作，在质量上有很大提高。这些创作的特色，是迅速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特写、报告、短篇小说、诗歌等短小作品，出色地反映了我们伟大时代的新面貌，其中如福庚的“新安江春讯”、张英的“上海的浪花”等特写报告，茹志鹃的“百合花”、胡万春的“生长在黄浦江边的人”等短篇小说，都引起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注意和赞扬。同时，上海作家在这个时期中发表了不少有广大群众影响的较大作品，如吴强的长篇小说“红日”，杜宣的剧本“无名英雄”、“难忘的岁月”，艾明之的长篇小说“浮沉”等。在理论批评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创刊了“跃进文学研究丛刊”，并且编印“上海文艺丛书”，已出一种，将出的有四种。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在总路线宣传中出现的新气象，许多作家热情地投入广大群众性的宣传活动中去，还印行了四万八千份街头诗，出版了三种文艺墙报。同时又联合其他协会和新文艺出版社等单位编印了“街头文艺”二日刊。 + +　　在青年文学工作方面，巴金同志说，在作协分会和市工联、市共青团、市妇联共同协作下，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各基层已成立的文学创作组达六百个以上，参加创作活动的人数已经是数以万计了。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群众文艺创作不但数量很大，而且产生了许多相当优秀的作品。 + +　　最后，巴金同志还谈到近一个月来专业作家向党交心、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情况，他说，许多作家都主动地、自觉地结合自己过去许多错误思想和行动，揭露和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各种错误的政治观点。大家思想认识上都有了提高。但是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整风运动还要继续深入开展，今后还必须坚决的在文学事业中继续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 +　　以群、魏金枝、柯灵和胡万春等都在会上讲了话，对今后如何深入生活进行创作和作协如何向广大群众开门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看法和建议。 + +　　（来源：《文汇报》1958月6月17日，原题为：“反右派斗争锻炼了文学队伍，上海作协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总结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教训，成立了新的书记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0.txt b/CCRD/1/5/2/0001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8ea43c4535134d075b97bd12e4eb14ca8405 --- /dev/null +++ b/CCRD/1/5/2/000180.txt @@ -0,0 +1,13 @@ +# 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思想 + +　　<张国宁> + +　　新华社西安17日讯 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极端反动的思想。仅西安市级资产阶级骨干分子九十多人就交出三万多条，百货、五金等十二个行业两千四百多私方人员最近不到一个月时间已交出五十九万四千多条。从已交出的情况看，除一部分(大多是股份较少的小户和小业主)是对党的个别政策个别组织不满，对于某些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外，还有一小部分人(据市委统战部估计约2％左右，大多是股份较多的大户、中户和极少数小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系右派分子。) 是对党和毛主席肆意进行污蔑、漫骂和诽谤，严重不满党的各项政策，特别不满三大改造、五大运动。现将这部分人的反动言论综合如下： + +　　一、对党进行污蔑、漫骂。百货业私方杨清泉交代说：“我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旧企业工人不要脸，吃我的饭，砸我的锅，住我的房戳我的窝。”王连印说，我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还厉害，国名党硬刀子戳人还死个痛快，共产党用软刀子杀人，使人活不了，死不去”。这个资本家还编了一首他认为很得意的反动歌谣：“老蒋作事太莽撞，丢失大陆走一场，我把苦头已吃尽，早就盼你回故乡”。有的资本家幻想美帝国主义给北京扔上一个原子弹。有的资本家穷凶恶极的咒骂我党，如说“共产党和奴隶主一样”，骂我党是“梁山贼寇下凡，”说“新社会拆庙平坟，共产党弄得鬼神不安。”甚至叫嚣说，“五星红旗是鬼旗、贼旗，没有青天白日旗好”。有人咒骂“人民民主政权是共产党的黑权，党是工人阶级的亲妈，资产阶级的后娘。”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现在的处境就似(小姑贤)剧中的小媳妇的处境一样”。 + +　　二、污蔑三大改造、五大运动。资本家魏仲山说，“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土改没收土地，合营没收财产，这是程咬金坐天下，贼性未倒。”有人把“和平改造”叫做“杀人不见血”。有的认为“自己是生活中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中，共产党既不公布民法，也不公布刑法，常常杀鸡给猴子看。”“共产党要怎样就怎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解放前国名党杀人一个布告上只有一两个人，共产党杀人成批，一批就是几十个。而这些被杀的人中有不少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 +　　三、许多资本家对中苏关系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有些人对于“一边倒”政策极端不满，认为中国既然独立自主了，就应当采取多边外交政策。资本家王萼楼说，“苏联既然是援助中国，为什么货款还要利息，还在大连驻过军，派专家来干涉中国内政。”有一个资本家说，他一看见人民大厦(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招待贵宾住所)的苏联专家，心头就感到厌恶，觉得“有伤民族自尊心”。有的资本家认为把伏罗希洛夫称做“伏老”是“拍马屁。”毛主席、金日成访苏是“献媚”、周总理访问欧亚各国是“受苏联的暗示”。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各国，“是收买弱小国家的心”。还有的资本家认为“苏联有侵略别国的野心。”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1.txt b/CCRD/1/5/2/0001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286a0f1efdce0aa78803a79cd643bbb7094ce5 --- /dev/null +++ b/CCRD/1/5/2/000181.txt @@ -0,0 +1,17 @@ +# 在贵阳中八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思想情况 + +　　<肖明> + +　　新华社贵阳6月19日讯 贵阳市内的右派分子，有近二千人集中在中八农场劳动教养。贵州省副省长吴实同志最近在农场召开了约三百名的右派分子的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反映出了一些右派分子目前的思想情况。 + +　　在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普遍认为“劳动教养没期限”个别右派分子说：“劳动教养是无期徒刑，还不如劳改犯人。”有个别右派分子因此故意犯罪，争取审判定罪。这些右派分子虽然多次教育，但有些人仍然觉得劳动教养没有标准和尺度，没有期限，没有奔头。 + +　　大部分右派分子对每人每月给十三元生活费有意见。一种意见是要求按劳动定等级，不应一律给十三元。另一种意见是家庭负担重，衣服鞋袜无法补充。“五一”劳动节时，有个别右派分子煽动向领导要衣服，要求像劳改犯一样待遇。 + +　　这些右派分子开始集中到农场时有40％不服罪，有的恶毒造谣说：“咱们被劳动教养，是因为1956年召收的太多了”。 + +　　这些右派分子对纪律严有意见，对把右派与刑事犯罪分子同样管理、看待有意见。 + +　　会后，吴实同志和场领导同志研究，要加强对这些右派分子的政治思想工作，并提出要在管理方法上与管理劳改犯应有所区别，发给右派分子的十三元也可以稍加提高，使其不低于劳改犯的生活费用。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6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2.txt b/CCRD/1/5/2/0001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cfd249aa35e31c1f77c668f559e80ae009cae6 --- /dev/null +++ b/CCRD/1/5/2/000182.txt @@ -0,0 +1,29 @@ +# 拔白旗投降真理 插红旗思想解放 + +　　<新华社记者、朱彬> + +　　新华社讯 ：集中着大批高级知识分子的首都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在过去两个多月的双反运动中，发扬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批判的精神，在一万二千名教师中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自觉革命运动，拔掉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白旗，插上了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红旗，使大多数教师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立场，树立了又红又专的方向。现在运动正乘胜而下，在教学和科学研究方面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　　首都高等学校的双反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七百多万张大字报以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了学校里的最大浪费和最大的保守是培养出来的许多人才不合规格，或者不红不专，或者只专不红；同时，有限的科学研究力量不能实事求是地和通力合作地为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有效的服务。大字报把教师们这方面的丑恶思想揭发得淋漓尽致。大量的事实指出了大多数教授不但自己走着专而不红的道路，而且力图引导青年跟着他们走。当青年人刚来到学校时，许多教授就捧他们为“出类拔萃的人物”，“未来的专家”，“不是一般的工程师而是未来的总工程师”，而不教育青年人时时记住国家培养他们为六亿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目的。在选择专业时，教授们不是教育学生考虑国家的需要，而是教他们从获取个人名利的观点出发来进行选择。清华大学的一个教师在向新生介绍他所主持的无线电专业时，说毕业后只要穿着白大衣静静地坐在机器旁边按按电纽，不费劲，又安逸，现在这门学问有很多空白点，抓住一两个就可大显身手。进行科学研究时也不必和别人合作。在教学过程中，他们教学生不要关心政治，说“政治是空虚的东西，而业务才是货真价实”，“知识就是人民币”，“有了知识走遍天下”，教学生不要学马列主义，说“人民性、思想性过几十年后就没人看了，只有考据是学问，几百年后也会有人看”；教学生不要理论联系实际，说“理论最高级，是天才的人学的，有指导性，一通百通，而实践是低级的，简单盲目的重复，”他们还向学生介绍利用知识进行投机取巧的办法，教学生“钻冷门”，“赶热货”，用一本书、一篇论文作“跨进专家行列里去的敲门砖”。有位教授对学生说：“你们只要发现一颗牙的化石就可以用你的名字命名”、“研究一套古代服装就可以成学部委员。”有的歪曲历史真实情况向学生鼓吹“天才加偶然等于专家”的公式。有的教授更露骨地引诱学生“你听我的话，多读几本书，包你将来名利都有。”有些教授所宠爱的高足弟子，许多都成为右派分子。 + +　　首都各高等学校的教师，在解放以后，经过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反右派斗争的煅炼，很多人在思想认识上都有了程度不同的进步。但是在根本立场的问题上，是为社会主义服务还是为资本主义服务，对许多人说来，还是一个没有得到解决的问题。运动中揭发出来的材料说明：有些人对社会主义革命抱着三心二意的态度，还没有把自己最后落身在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有些人以“唯心主义为体，马列主义为用”，引用马列主义的某些词句，只是为了伪装和贩卖唯心主义的私货。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于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领导还不服气，有的人甚至认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件怪事，拿锉刀、扛锄头的人居然治起天下来，这是多么反常！”因此，高等学校中长期存在的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马克思列宁主义同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矛盾，它的根源就在于这些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立场还没有根本转变。整风运动一经深入发展，这些矛盾就突出地显露出来。 + +　　解决这种矛盾的严肃的斗争，是在群众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涨的声势下，通过向党交心，自觉革命的形式进行的。在到处都是大字报、在人人被贴大字报的环境里，各校的共产党员首先进行自我检查。在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下，有些党员也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走着所谓多专少红的“粉红色道路”。在熊熊的革命烈火中，这些党员在广大群众的教育下，狠狠地挖掘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严肃地在群众中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同时在所有的群众中，也一齐动手，改造自己，帮助别人。民主党派在各校的基层组织，也联合开门整风。许多学生和青年教师，则翻箱倒柜，查笔记，查讲义，查文章，从四面八方把资产阶级的肮脏思想都抖了出来，亲友批评亲友，学生批评老师，形成了锐不可当的兴无灭资的气势。 + +## 改造自己 帮助别人　自觉革命　锐不可当 + +　　在这种人人革命的情况下，不少教授积极主动地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检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但一般也都经过好几个回合的自我斗争才向真理投降。 + +　　经历了五个斗争回合的北京大学西语系李赋宁教授过去认为自己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清高纯洁”、“不问政治”的学者。人们指出他许多工作不肯负责，一心积累知识创作“留名百世”的大部头书，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他接受了这个批评，但他认为个人名利奋斗即使是自私自利的思想，但是要将来大部头书完成了，总可以对人类知识宝库增加一些财产。人们结合他所完成的论文，指出他停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以马列主义作为治学的指导思想，不联系社会主义建设实际，来批判发展前人留下的知识，而埋在古书堆里搞考证，为个人名利奋斗，不可能对人类知识宝库有所贡献。李赋宁接受了这个意见后，又提出另一个问题和大家辩论，他说：自己已经这样生活了几十年了，今后这样继续下去也没有什么不可。人们又用他所培养的学生多数只专不红或不红不专的大量事实，让他认识他过去给国家带来的损失。最后又结合他在政治上的表现，帮助他分析坚持只专不红的道路必然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而改变立场后可以发挥更大的力量。李赋宁感到所有问题都辩透了，思想上豁然开朗，于是他又去帮助别人。 + +　　北京大学化学系傅鹰教授过去一直反对思想改造。大字报上对他提出大量批评后，他虽承认自己的思想作风有毛病，但不认为自己的主要问题是政治立场没有改变。他以“爱国”“爱护青年”“有知识”“不为名不为利”“正直”等理由来证明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因此不必进行思想改造。化学系民主党派的成员联合组成的整风小组，邀请他参加他们的交心会。多数教授都检查了自己在只专不红思想指导下所发生的一些错误言行，表示要转变立场。化学系主任和民主党派化学系的负责人，请傅鹰也谈谈自己的政治立场，他说：“谈谈体会还可以。但没什么可检查的”。接着系里的教师们写了五百多张大字报，把他对党的领导，对思想改造、对青年人所进行的“教育”等各方面的错误言行全摆出来。同时，全系各教研室的教师也都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傅鹰在小组交心会上承认自己过去不少言行和社会主义不一致。但他又说：“这只是立场站的不稳，而不是立场没有改变。”有些教授列举事实帮助他进一步提高认识。傅鹰就不耐烦地把别人的意见堵回去。但经中共北大党委和化学系党总支负责同志耐心的帮助，傅鹰又和自己的妻子商量，开始觉得自己“脑袋里98％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不相容。接着全系教师又举行汇报会。各教研室的代表汇报了他们在讨论傅鹰的政治立场问题中所得到的看法。对傅鹰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作了有力的批判，每个发言的人都恳切地希望傅鹰勇敢地把自己的命运党握起来，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来。过去极其崇拜傅鹰的一些研究生也在会上发言，表示不再跟傅鹰走只专不红的道路，而是要在新的基础上和傅鹰达到新的师生团结。傅鹰在会议临结束前走到台上表示：“有勇气向真理投降”会后就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检查。 + +## 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还需长期不断努力 + +　　多数人经过党和群众这种耐心的帮助后，有的感到不改变立场也混不下去，迟改不如早改；有的看到社会主义正日跃千里，落身在这个大家庭里也很不错；有的还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将因此得到更多的长进和发挥，对未来充满信心，因此，许多人把双反运动称作伟大的救人运动。到目前为止，各校平均80％以上的教师已表示决心要把自己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知识分子一旦跳出了资产阶级的囚笼，有了投身社会主义的真诚愿望，他们的思想就开始得到解放。在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以后，很多人向党组织进一步靠拢了。他们感谢党爱人以德，请求党对他们加强领导，并且主动地找党的基层组织谈心。他们对劳动也有了新的看法，各校平均半数左右的教师都参加了各种义务劳动。过去从来不大看报的北京医学院王叔咸教授，现在每天阅报一小时，还把有关思想改造的社论、文章剪下来贴在一个本子里。不少的教授还从“方志敏狱中记”“把一切献给党”“共产主义人生观”等小册子中吸取共产主义的思想武装自己。许多教授在准备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同时，有的已着手进行改革教学的工作。北京大学林昌善教授带领学生和青年教师把课堂搬到了农业合作社，一面向农民学习，一面开展研究消灭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上所提出的几种主要害虫。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师根据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承包了几项小型水利工程，指导学生作毕业设计，以便学生毕业后能适应国家的实际需要。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也开始把教学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勇敢地打破旧的教学体系。 + +　　这些教师都是在旧社会里生活了几十年的人，通过这次的思想革命，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大大跃进了一步。但他们也认为这仅仅是革命的开始，还需要长期不断努力。已经制订了红专规划的教师，一般都把思想改造列为第一项，并且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大整大改，是他们进一步改造思想的好机会，也是考验自己改造决心的试金石。 + +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6月20日。原题为：“拔白旗投降真理 插红旗思想解放: 首都高等学校教师向红专方向跃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3.txt b/CCRD/1/5/2/0001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6b393af5014701039212364ceb01dbb5b8083e --- /dev/null +++ b/CCRD/1/5/2/000183.txt @@ -0,0 +1,15 @@ +# 湖南三十个县市右派分子动态调查 + +　　本刊讯　最近浏阳、衡山、杜阳、新邵、益阳、怀化、古丈等三十个县市的检察院，重点调查了三千多名右派分子的情况。根据摸底排队，认为这些人当中，目前表现尚好的有36．3％，表现一般的有43．5％。其中出身历史较好，年纪轻，或过去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右派分子表现尚好的多；机关右派分子表现好的比重要比学校系统大；在改造教育工作抓得紧的地方，右派分子内部已开始分化。表现坏的占20．2％，这一部分右派分子，他们仍然拒不低头认罪，甚至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 +　　(一)到处喊冤叫屈，妄图翻案。如沅陵县供销合作社右派分子温耀鑫在斗争后全盘否定反党罪行，向县委办公室写了一个两万多字的申诉书要求去掉右派帽子。益阳市右派分子沈明生对我积极分子说：“你们说我反党，只有用X光来透视才能看出我是否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现象”。茶陵县右派分子谭近礼最近写信向中央和毛主席“告状”，要求翻案。 + +　　(二)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散布反动谬论。如城步县人委文化科右派分子袁鼎自于3月20日至28日八天中先后向中央、省委、地委拍发六次反动电报，又以“长江后浪催前浪”为题书写长达一万多字的反动文章，分别寄给省委书记周惠同志和县委书记宋名堂同志，谩骂党的领导。芷江县右派分子吴善言公开编唱：“走！走！跟着章伯钧走”、“……起来！右派分子们”等歌词，把刘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政治报告等文件烧掉，却留下有关胡风反革命的一些书籍，并说“留着今后研究”。浏阳县税务局右派张道，交代他做油印工作，他公开抗拒说：“我搞不了，我只有反社会主义之才”。 + +　　(三)消极怠工，抗拒改造。如桂阳县工商联右派分子张泽万挖了五天土，还没有栽二百蔸红薯。县工会右派分子李国庆在运肥料时故意将桶打破。每担只挑二十六斤。 + +　　(四)纵火、行凶、图谋不轨。如永兴县右派分子李延芬在斗争后，身藏小刀，企图谋杀整风小组长。县人民医院右派分子鲍成英乘诊病之机，开有毒性的药给我下放干部吃。溆浦县国药商店右派分子龚逸生暗地拉拢黄逸华，计划烧毁工商联房屋，杀害斗争他的积极分子。永兴县报社右派傅德原在劳动改造中，纠集右派分子宁嗣楚、曹华照等七人成立反革命小集团，企图待机而动。 + +　　(摘自湖南省委“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1958年6月2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4.txt b/CCRD/1/5/2/0001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9df6168f460a98ad83e91afabbdbe00848f301 --- /dev/null +++ b/CCRD/1/5/2/000184.txt @@ -0,0 +1,19 @@ +# 广东省政协下乡参观团中的右派分子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反应 + +　　<陈炳光> + +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广东省政协下乡参观团中的右派分子，在最近交心活动中，暴露了他们对南斯拉夫问题的一些看法。 + +　　有人认为南斯拉夫路线比较折衷缓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殊途同归。而且这样还易于争取西方国家劳动人民的同情。前中山大学教授林孔湘说，南斯拉夫的整套做法也许是错误的，但它没有发生叛乱，而波、匈在苏联领导下却发生了叛乱，是令人费解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在南斯拉夫生活和工作会更愉快些。起义军官、前省民建副秘书长许义宗说，我想南斯拉夫有苏联那样强大，他的观点也许就可成为马列主义的正统。他认为南的做法最适合殖民地独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可适用于已获革命成功的国家，不适用于指导国际运动。 + +　　有些人对我们批判南共后果表示担忧。前省林业厅副厅长李汉冲说，最近各社会主义国家对南共修正主义的围攻，可能迫使南斯拉夫向资本主义阵营投降。 + +　　有人认为南斯拉夫内部会分化。前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梁若尘说，由于各国共产党向南共展开不妥协的斗争，南斯拉夫铁托集团离崩溃之期已经不远。他说，现在很明显地看到修正主义不能再骗人。因此南斯拉夫国内青年人对领导必然会不满，分化就会从这里开始。 + +　　有人为南向美国借款的问题进行辩解。李汉冲认为波兰向美国借款，是失当的，有损社会主义阵营的面子，且所得无多；但南斯拉夫向美国借款，则可以借此来缓和国际局势。 + +　　有些右派分子感到，过去的思想同南共修正主义一模一样，如果没有经过反右派斗争，一定会赞成南共的主张。梁若尘说：南共修正主义者否定工人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作用，而我在机关中强调行政体制办事，并且同情右派分子“党政不分”的谰言，这实际上成了南共修正主义者的徒子徒孙。南共领导人否定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而我自己也提出过党不在机关企业中发号司令，正式修正主义的具体执行人。 + +　　一些疑问：一、南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的，而上层建筑是修正主义的，怎么说明这种矛盾现象？二、对南共观点、路线的斗争是属于社会主义之间的内部矛盾呢？还是已超越此范围？三、社会主义阵营有着南共这样一个异己分子，不怕它从堡垒里面进攻我们吗？每个共产党内部都不许有中间路线，难道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就可以容许有中间路线吗？四、南向两个阵营伸手、社会主义阵营何以不敢鸣鼓而攻？是不是怕它倒向帝国主义呢？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5.txt b/CCRD/1/5/2/0001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cad4c773365361e263cc885ea963db4688b088 --- /dev/null +++ b/CCRD/1/5/2/000185.txt @@ -0,0 +1,27 @@ +# 北大哲学系学生批判马寅初、冯友兰、贺麟、洪谦等 + +　　<金梅、陈闻桐> + +　　本报讯　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向一切资产阶级伪科学宣战。“真虎我们都不怕，纸老虎又何足惧哉!”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学生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展开猛烈进攻的宣战书。它表现了当代青年的共产主义风格。北大哲三学生最近成立了“毛泽东著作学习会”、“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普及会”等组织，并且建立了自己的阵地“新红军”。 + +　　创刊号的“新红军”以大字报的形式张贴在大饭厅的东墙头，最近出版的这一期集中地批判了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和冯友兰、贺麟、洪谦等的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以及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 + +## 马寅初轻视革命农民为资产阶级当“辩护律师” + +　　刘路的“略谈马寅初校长的政治立场”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在‘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一书中，马校长暴露了他的立场是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方法，经济理论表现在人口问题上则是马尔萨斯主义。而这些错误归根结底是一个立场问题。”接着他分析了马寅初的政治立场上的错误。他指出，马寅初的主要错误表现在轻视革命农民和为资产阶级辩护这两点上。他的“新人口论”就主要是针对五亿农民而发的。他认为“在目前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压力之下，要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我们已觉得很吃力，若每年还要生出一千三百万人来，这个问题就日益严重，不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一句话，对于有着这样多人口的我们能建成社会主义是怀疑的。这种悲观看法的实质与美国马尔萨斯主义者威廉福特的“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最可怕的悲剧就是居民死亡率的降低”这种谬论有什么根本区别呢？刘路接着说，毛主席指出，我们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强国，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而马校长却给六亿人民的建设热情兜头泼了几瓢冷水，不能不认为马校长的思想与总路线的精神是背道而驰的。 + +　　刘路的文章还严肃地批判了马寅初在“我国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文中，对限制和改造私人工商业流露出不满情绪，要为资产阶级力争“一视同仁”。刘路说：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马校长公开声称他既不站在公方立场上，也不站在私方立场上，而是“站在科学研究工作者的地位说话”，难道马校长真能站在纯客观的立场上吗？不是的，马校长实质上是打着科学研究的旗号，为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尽“辩护律师”的义务。他的立场是不折不扣地资产阶级立场。 + +　　李存立、韩承璜、桑志达等在他们的文章中也都指出：马寅初的错误，首先是由他的立场决定的，不过认识根源上的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方法也是个原因。 + +## 冯友兰假借百家争鸣高举白旗传播修正主义 + +　　由“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会员集体执笔写的“冯友兰批判”，用大量篇幅系统地批判了冯友兰的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立场。批判文章的前言指出：冯先生在解放后，特别是在双反后，政治上表示愿意进步，这是值得欢迎的，但他在学术上仍旧牢牢抱着旧有的反动观点不放，尤其在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的口号后，冯先生以“百家争鸣”为掩护，高举白旗，自称一家，发表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观点。冯先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修正哲学的阶级性、党性原理，歪曲日丹诺夫关于哲学史的定义，修正关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没有唯物史观的原理等等。接着文章作者以大量的事实和富有说服力的道理——批判了冯友兰在去年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所散布的错误观点，例如他把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和唯物主义混淆起来，说什么唯心主义有其“合理的内核”，又表示不满地说，“我们近年来的哲学史工作，就是把唯心主义看成是毫无意义的东西”，甚至还提出了这样的命题：“没有充分唯心主义观点的唯心主义，没有充分唯物主义观点的唯物主义。”很显然，这一切不正是故意抬高唯心主义的地位吗？不正是故意抹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吗?在批判冯友兰对哲学史的看法时，作者引用了冯友兰的原话：“日丹诺夫的定义指出，哲学史是唯物主义发展的历史。这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犹如我们说：历史是劳动人民的历史。这样的说法并不否认历史中有统治人民的剥削阶级，不过我们讲历史不能以他们为重点。”对此，作者一针见血地批判道：“冯先生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认为哲学史是唯心主义的发展史，历史是“剥削阶级大人物的历史”但在今天，这些都不好公开讲，只好生硬地说：“表明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文章还一一批判了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脱离阶级根源来讲认识论根源”等一系列的错误观点。 + +## 贺麟痛恨哲学的党性原则露骨地为唯心主义招魂 + +　　“唯心主义哲学批判会”的另一篇批判文章：“捍卫哲学的党性原则”，批判了贺麟的错误观点。文章首先说：贺麟先生在“唯心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我们要为提高唯心主义地位而斗争”、“必须集中力量反对教条主义”等叫喊下，露骨地为唯心主义招魂，他所反对的“教条主义”正是马克思主义。贺麟痛恨哲学的党性原则，而这本身正表明他牢牢站在资产阶级哲学党性原则的立场上企图取消马列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贺麟还公开宣称：“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有时师生朋友关系，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不是红与白的关系。”他并且以马克思与黑格尔作为例子证明。同学们对此批判说：“这儿充满了混乱和诡辩，难道师生朋友关系能够排斥或者掩饰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么？黑格尔是普鲁士王国的辩护士，马克思则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与黑格尔、革命与反革命、红与白，贺先生真的一点看不出么?”文章接着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哲学总是为政治服务的，哲学的斗争总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尖锐而日益尖锐化：“解放前胡风、张东荪等人的唯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不就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吗?前者直接为蒋介石的反动政治服务，后者为革命、为人民服务，这是十分明显的。”贺麟又曾认为，“哲学战线远在后方，远在大炮射程之外，也不是飞机轰炸的目标，这里没有杀人和迫害。”可见，贺麟有意夸大哲学斗争形式的特殊性，把它说成好像是饭后的清谈。但是事实如何呢？批判文章问道：“阿那克萨哥拉为什么不能安居雅典？天主教会为什么把布鲁诺活活烧死？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久久要远离祖国、流离他乡？从中世纪教会到现在的美国为什么要编纂大量的焚书目录？这只能证明哲学斗争没有特殊性，决不在阶级斗争之外，有时是极其残酷的，哲学史充满着血和泪的历史。”批判文章最后指出：贺麟在右派进攻时，提出大量的反动观点，成为抗拒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学者的代表人物，这决不是偶然的。因此，希望他和其他资产阶级学者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彻底清算自己的反动观点，拔掉白旗，树立红旗。 + +　　孙方柱和阎韬在“新红军”中还批判了洪谦抬高唯心主义地位等一系列唯心主义观点、修正主义观点和他对哲学史斗争的看法的客观主义态度。 + +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6月26日。原题为：“北大哲学系学生高举革命红旗向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宣战，批判了马寅初、冯友兰、贺麟、洪谦等错误观点和立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6.txt b/CCRD/1/5/2/0001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2ab67324eafde1eb2c0d97aa6f8aa2c891d97a --- /dev/null +++ b/CCRD/1/5/2/000186.txt @@ -0,0 +1,19 @@ +# 合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言论 + +　　<纪和德、高文斌、编> + +　　新华社合肥27日讯　合肥市工商界七十九个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了许多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现将其中十五人暴露出的问题综述如下： + +## 一、仇恨共产党，幻想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 + +　　省工商联副主委孙友樵在交心时说，他不愿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照象时躲在人家后面，是怕蒋介石回来被抓到把柄。合肥市民建会秘书建檀鹤皋说，他曾打听过他熟悉的特务在台湾的情况，并准备路费，企图逃往台湾。合肥市被服装厂门市部主任葛景伯不让子女学政治，他说：国民党下场是这样，将来共产党下场也会是这样。有些言论十分反动。如檀鹤皋骂共产党是“土包子”、“马虎队”、“比土匪还坏一百倍”。合肥市合营日用化工厂副厂长陆耀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苛政猛如虎”“共产党的报纸是虚报数字、与希特勒的宣传部一样。” + +## 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各项政策。 + +　　有些资本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如资本家徐霞云说：“过去豆饼是给猪吃的，现在豆饼做豆腐给人吃，这就证明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资本家梁伯泉说：“工资加一点，生活用品长一点，折子米，小折子稻，解放后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了”。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民主不自由，他说：“国民党时代言论自由，共产党员准群众有讲好话的自由”。陆耀先污蔑提名选举是“乱点鸳鸯”，说宪法是“杜撰一套，强奸民意”。欧阳宗连还把党的税收政策和国民党苛捐杂税相提并论，说“国民党是苛捐杂税，共产党是敲骨吸髓”“税收评议员太狠心，共产党杀人，评议员端盆”。他还污蔑统购统销政策，说“粮食定量太低了，都是那些无知无识的积极分子争功夺宠的结果。”孙友樵污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说：“共产党办法真多，要民主人士参加全国政协，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壳”。檀鹤皋说：“共产党拿民主派来配配数，做给资本主义国家看的，证明不是一党专政，其实谁敢监督共产党呀！”有些资本家对五反、肃反不满。如孙友樵说：“我既无刀又无枪，怎么说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真是太冤枉了”。陆耀先说：“共产党既要钱，又要命，五反运动被搞死不少人”。刘壁城说：“镇反是杀鸡给猴子看的，共产党杀人立威”。有些资本家对反右派斗争表示不满，并为右派鸣不平。欧阳宗连说：“大鸣大放是用圈套套人的，把人套上以后就来整”。又说：“共产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是闻者不戒，反过来斗人家。”刘壁城说：“毛主席说过要保留一个反对派，反右开始后，不仅不能保留反对派，连反面意见也不能保留”。 + +## 三、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上的一些反动观点。 + +　　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徐霞云认为：“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是因为武力还不如人家，只好采用政治宣传，空喊口号的办法”。波匈事件发生时，欧阳宗连说：“匈牙利解放这么多年，还发生这样的事，说明匈牙利政府无能，也说明共产党的团结是不可靠的。檀鹤皋说：”波兰事件是波兰政府一味倒向苏联的结果“。王世惠说：”铁托要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否则，为什么要叛变呢？为什么要弃明投暗呢？”欧阳宗连说：“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是骗人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最富强的国家，怎么会发生经济危机呢！”“苏联卫星上天是真的，但说美国卫星是最可耻的失败，这是压低人家的成绩”。葛景伯认为苏共内部争权夺利，互不团结。他说：“马林科夫上台，枪毙了贝利亚，赫鲁晓夫上台，撤了马林科夫，人人上台都要先立威风”。“斯大林在世，称他为革命导师，去世后，又去批判他，共产党用人则贵，不用则贱”。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7.txt b/CCRD/1/5/2/0001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d53612fd5d359a23f62ce0167ae2e2e4a5bb34 --- /dev/null +++ b/CCRD/1/5/2/000187.txt @@ -0,0 +1,63 @@ +#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彻底打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进攻 + +　　<新华社> + +　　新华社乌鲁木齐２６日电: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在最近时期内举行了有自治区、自治州、专区、县的党员负责干部三百八十一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在会议上经过长时间的充分的讨论，取得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决定性胜利，对于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促进新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 +　　会议在听取自治区党委书记赛福鼎同志“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为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而奋斗”的报告（按：这个报告已在去年１２月２６日人民日报发表）以后，结合这一报告认真学习和讨论了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会议采用大鸣大放和出大字报等方法，对新疆党内当前存在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地方民族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激烈的斗争。在大会上发言的同志们，首先以大量事实驳倒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一切谰言，肯定了党在新疆八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于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自治区文化厅厅长、文化厅党分组书记、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家协会自治区分会主席孜牙·赛买提，自治区民政厅厅长、民政厅党分组书记、作家协会自治区分会副主席依不拉音吐尔的，自治区党委候补委员、伊犁哈萨克族自治州副州长阿不都热依木·艾沙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乌鲁木齐市市长阿·赛德，自治区商业厅副厅长阿不列孜·卡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把他们清除出党；对于一些犯有严重的地方民族主义错误的人，都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并根据各人所犯错误的情节轻重和交代、悔改的表现，分别作了严肃的处理。由于批判和斗争的逐步深入，有些在会议刚开始时抱自由主义、温情主义态度的人也改变了态度，会上涌现出大批的积极分子。 + +## 各族党员负责干部发言 + +## 彻底揭露和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罪行 + +## 坚决反对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 + +　　在这次会议上，先后发言的达一千二百七十八人次。发言的同志大部分都是本地各民族的党员负责干部。他们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破坏祖国统一、分裂民族团结的反动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 +　　自治区公安厅第三处处长安尼瓦尔·沙力江（哈萨克族）说：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披着民族外衣，把自己装扮成民族的代表者和保护者，制造民族之间和本民族各阶层之间的对立仇视。他们为了满足个人贪得无厌的要求，以至有的人不惜把民族的利益出卖给帝国主义。因此，他们和已往民族中的败类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对我国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污蔑，以及所提出的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实质上是想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 +　　自治区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努斯热提（维吾尔族）在发言中说：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阿·赛德等人造谣说，党没有重视提拔和培养民族干部。事实是怎样呢？乌鲁木齐市的民族党员由１９５１年的二十七名到１９５７年已发展到六百零八名，增加了二十二倍。中共乌鲁木齐市委员会二十三个委员中，３９％是少数民族。 + +　　中共博尔塔拉自治州委员会副书记格尔夏（蒙古族）在发言中指出：“民族被同化”的谬论是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煽动落后群众排斥汉族、反对党的领导时放出的毒素。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反对的同化，是在阶级统治下实行民族压迫、民族强制，使一个民族骑在另一个民族头上的那种民族同化。我们党正是反对这种同化，并且领导中国人民永远消灭它的社会根源即剥削阶级。因此，在今天的情况下提出所谓“同化”的问题，其目的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各民族互相接近，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 + +　　新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曹达诺夫（维吾尔族）在发言中说：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别有用心地叫喊“新疆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实质上是企图分裂祖国，把新疆从社会主义社会中分离出来，建立所谓“独立”的“共和国”，说这样才算解决民族问题。 + +　　自治区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禹占林（回族）说：我是一个少数民族干部，也是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一员，我深知旧时代新疆各族人民所经受过的灾难。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企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反动活动，是我们新疆各民族人民所坚决反对的。新疆各族人民是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不能离开祖国，也不能离开汉族人民的。没有共产党、祖国、汉族人民，新疆就不会解放。为了新疆的解放，党的不少忠诚战士，曾和新疆各族人民一道艰苦奋斗，向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央委员陈潭秋，党的优秀党员毛泽民、林基路等同志，在敌人的刑场上流出了最后一滴血，直到１９４９年新疆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解放后几年来又证明：没有党、祖国和汉族人民的帮助，要取得今天自治区这样巨大的建设成就也是不可能的。 + +　　各民族党员干部在发言中，对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各种反动言行逐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彻底打垮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同时，通过这次会议，辩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大是大非，使到会的三百八十一名各民族的党员负责干部，受到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斗争的考验与锻炼，提高了觉悟，从而使自治区全党在马列主义一致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到会的各民族干部普遍反映：“参加这样的会议等于进了一次政治大学”。 + +## 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 + +## 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 +## 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路线 + +　　经过大辩论，会议认为，这次所开展的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路线的斗争；同时也是拥护国家统一和反对国家统一、拥护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团结、拥护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这场斗争能否取得胜利，关系着祖国统一，关系着各民族团结，关系着新疆社会主义建设和五百万各族人民的前途与命运。因而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是自治区当前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严重任务。 + +　　会议指出，自治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方面虽然很广泛，涉及的问题很多，但是在以下五个重大问题上却表现得特别突出和严重： + +　　（一）祖国统一问题。我们党是维护祖国统一和反对分离主义的，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反对祖国统一，主张分离主义。他们组织小集团进行宗派活动，提出反动纲领，要成立“独立的共和国”或“加盟共和国”，要将“自治区”改为“维吾尔斯坦”或“东土耳其斯坦”，有的甚至还盼望国际形势紧张，国内发生匈牙利事件，使新疆得到“独立”。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这种企图把新疆从已经实现了人民民主专政和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反动行为，是有害于无产阶级而有利于资产阶级、有害于社会主义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他们高喊要“独立”，要从社会主义祖国分裂出去，这明明是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反对无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而他们却伪装成马列主义，这就显得更加阴险和恶毒。会议指出，我们伟大的祖国是必须统一的，如果不这样，就是历史的倒退和反动。新疆长期以来就是祖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故意把新疆和祖国对立起来，把新疆作为一个“独立国家”，这是反历史、反现实、反祖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 + +　　（二）民族团结问题。我们党是拥护民族团结和反对民族分裂的，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反对民族团结，主张民族分裂，他们的纲领是排斥汉族。他们说自治区是维吾尔族的自治区，反对其他民族的干部担任党政领导工作，要把汉人赶走或迁走，并想尽方法反对汉族干部和汉族群众到新疆来。有的恶毒地攻击生产建设兵团，抹煞他们对自治区经济建设的巨大贡献，把生产兵团同农民团结友好的关系歪曲为“武装的农民同非武装的农民有矛盾”等等。会议指出，全国解放后，我国在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后，消灭了阶级剥削，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就是我们国家不可能出现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根本原因。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会议指出，马列主义者向来认为民族压迫是来自剥削阶级，各民族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是一致的，他们是亲兄亲弟，他们坚决反对自己民族中的剥削阶级压迫其他的民族。但地方民族主义者却把整个汉族看成是敌人。他们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人民的关系，别有用心地去宣扬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对立的一面，而不愿宣扬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友好合作的一面。他们看不到也不愿看到现在各民族关系的根本变化，不愿宣扬新的民族团结的动人事例，却大喊大叫什么“和所有这些汉族人搞不到一起”。这只能说明他们是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在说话；同时，也暴露了他们是如何寻找一切借口来分裂、破坏民族团结的卑鄙丑恶的面目。 + +　　（三）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我们党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是想尽一切方法削弱和破坏人民民主专政，企图使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复辟。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组织暴乱寄予深厚同情，说是“人民的‘正义’行动”；他们包庇和无原则地释放反革命分子，甚至把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安插到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学校内部。在镇压反革命问题上，攻击党和国家的镇压政策，竭力抹煞成绩，夸大缺点，对破坏社会主义秩序的坏分子多方辩护。这些都说明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反党、反人民立场。 + +　　（四）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自治区党组织几年来正确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了巨大成果，获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却违背各族人民的愿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说新疆合作化与土地问题有矛盾，不可能搞起社会主义经济，说合作化是搬用了汉族地区的经验，没有照顾所谓“民族传统和民族特点”。他们对于自治区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等事业蓬勃发展的巨大成就也一概抹煞，甚至疯狂地进行攻击和诬蔑，其目的显然是要取消社会主义，恢复资本主义。会议认为，成绩是抹煞不了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全国人民早已肯定了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决不可能使自己摆脱落后、贫困的境地，也就不可能使自己的民族真正得到解放。这是历史事实已经证明了的。 + +　　（五）党的领导问题。我们认为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党是团结全国各民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任何削弱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都会对各族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造成严重危害。而地方民族主义分子为了达到分裂党、改变党的性质、篡夺党的领导的目的，竟污蔑：“党成了汉族人的党”、“马克思主义被一个民族来独占了”，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在党的组织内排斥汉族领导同志，打击坚持党的政策的少数民族领导同志，甚至公然反对马列主义的建党的原则，提出党委也要民族化。会议揭穿了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卑鄙阴谋，严厉批判了以民族成分划分党的组织的反动观点，粉碎了反党的宗派活动，捍卫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维护党的统一和团结。 + +## 应该吸取的重要教训 + +## 坚决进行斗争，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 + +## 克服个人主义，建立共产主义干部队伍 + +　　会议还分析了地方民族主义产生的根源和应该吸取的主要教训。地方民族主义分子认为，“没有大民族主义便没有地方民族主义”，好像地方民族主义是大民族主义的产物。他们的结论是：“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就自然而然地克服了地方民族主义”。会议认为，这种说法是十分荒谬的。事实证明，克服了大民族主义并不等于就克服了地方民族主义，没有大汉族主义并不等于就没有地方民族主义。不管是大民族主义还是地方民族主义，其产生的根源是资产阶级，是剥削阶级。因此，在找地方民族主义的根源时，只能从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方面去找，而不能从别的方面去找。 + +　　会议认为，在这次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中得到的主要教训是：（１）不论是反对大民族主义或是反对地方民族主义，都应该在这种倾向还不严重的时候，就坚决进行斗争。否则，本来不是主要的危险的倾向，就有可能发展为主要的危险的倾向。（２）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必须克服，不克服就容易发展成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要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就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特别是那些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干部，更需要抓紧自我思想改造。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常常很不虚心，批评不得；他们不听党的话，而要党听他的话，不以党组织的意见为意见，而以自己的意见为意见。这个毛病要坚决克服。（３）在反对地方民族主义同时，必须反对自由主义。应该事事坚持党的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对于违犯党的原则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的言行，必须坚决进行斗争。（４）经过这次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干部，同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党要建立一支经得起风险的共产主义的干部队伍的严重意义。同时也说明，党的干部一定要绝对忠实于党，忠实于共产主义事业。我们一定要坚持“德才兼备”的党的干部政策，德是第一，才是第二，首先要注意德好。今后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工作中绝不可忽视这一条。（５）地方民族主义其所以严重，不在于一般干部，而在于领导干部。因此，在少数民族的领导干部中，加强思想工作，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 +　　会议提醒所有在新疆工作的汉族干部，在开展反对地方民族主义斗争的时候，绝对不能忽视反对大汉族主义。 + +　　会议结束前，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向会议作了题为“为党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而斗争”的总结报告。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克服地方民族主义的决议和开除党内右派分子孜牙·赛买提、依不拉音吐尔的、阿不都热依木·艾沙、阿·赛德、阿不列孜·卡里等人党籍的决议。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6月27日，原标题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彻底打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进攻，对巩固祖国统一和各民族团结、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促进新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有重大意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8.txt b/CCRD/1/5/2/0001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c32b448de6bc03c0a8086976f5052e1cbacb72 --- /dev/null +++ b/CCRD/1/5/2/000188.txt @@ -0,0 +1,13 @@ +#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十名学生与南使馆有联系 + +　　新华社沈阳6月28日讯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25班李春珊等十名学生与南斯拉夫驻华大使馆有联系，他们常常接到南使馆寄来的小说、诗歌、画报、铁托的报告等邮件。 + +　　李春珊是十人中最早写信给南使馆索取刊物的，当他接到刊物后即向同学们大肆宣扬南大使馆的大方。其他九名学生也就写信去索取。当时，有的学生只是为了无偿地获得一些画报和刊物，因而，他们又和缅甸大使馆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馆联系。有些大使馆寄来了邮件，但很少，苏联大使馆根本没寄来什么。因此他们就评论苏联大使馆太吝啬，只有南大使馆大方。有的学生由于欣赏南的著作和文件，逐渐产生脱离政治的倾向。有的甚至公开诬蔑中国党没有主见，说中国什么都跟着苏联行事。 + +　　这十名学生还对南修正主义作了宣传工作。李春珊不只作了南国的宣传员（正式挂名的），并作了南国的通讯员（提供过什么材料内容不详）。他的宣传工作做得很认真，每逢谈到南斯拉夫，他总是眉飞色舞，赞不绝口。他说，南的经济发展快，铁托如何有才能，报告（演说）作得好，理论高，见解高明。他在和别人辩论时说：“我们（指中国）认为南是修正主义国家，其实铁托声明了，不是修正主义，只是不同见解而已，人家（指铁托）还说我们（指中国）是顽固的斯大林主义呢！” + +　　在对南斯拉夫问题的辩论会上，这十名学生的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南是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会上引经据典，宣扬南国的制度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争论得非常激烈。 + +　　在向党交心的时候，他们的言行受到了同学们的批判，在党团组织帮助下，有的同学已表示今后不再给南大使馆去信，但对修正主义观点还没有认识和批判。（任步芳） + +　　来源：1958年7月1日_第251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89.txt b/CCRD/1/5/2/0001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388a8b3d70fe7ff95a35066be521c9bebcd487 --- /dev/null +++ b/CCRD/1/5/2/000189.txt @@ -0,0 +1,7 @@ +# 盐城镇公私方人员混同交心资产阶级分子气焰重又嚣张 + +　　本刊讯 江苏盐城县盐城镇委在组织发动工商界向党交心中，竟错误地采取了全镇的公私合营和合作行业内的全体从业人员，包括企业内的共产党员、职工和公方代表在内的发动起来和资产阶级分子混在一起向党交心，结果是：削弱了党和工人阶级在企业内部的领导威信，混淆了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界限，某些行业已不是公方代表、工人帮助资产阶级分子向党交心，而是形成了资产阶级分子帮助工人阶级向党交心的情况，甚至连右派分子也是如此。如公私合营茶食业工会主席、加工部主任杨振生同志向全体从业人员大会作了检查交待后，工作组和总店负责人都认为是实事求是的，但该业资产阶级分子陈端祥却在大会上公开指责杨说：“你们工人阶级心交得不深透，你拿企业商品吃，这是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吗？我们资产阶级未替右派说话，你是工人阶级为什么替右派分子陆志祥说话呀！（均无事实）你为什么不交心呀？应该挖老根子呀！”另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也硬说杨未交真心，挑起了企业内其他从业人员处处对杨不信任，目前已发展到不服从杨的领导。新药业门市部公方主任陈启明同志交心笔记中交待用掉企业十四元后未还，资产阶级分子殷洪鼎说：“工人阶级具有大公无私的本质，老陈你不该贪污盗窃国家财富呀！嘿！根据你这个本质，可能你每天都有贪污，为什么不快、真、深、透的交待清楚。“公私合营旅社业共产党员张住方同志把自己的交心笔记向大家谈过后，资产阶级分子张志中对他说：“我们交真心，你还没有交真心，这算个什么共产党员呀！”公私合营茶食业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陆志祥也在全体从业人员大会上对青年工人、共青团员钱正青说：“你贪污盗窃国家财富，还没有交真心，你们是有组织的人，不派这样……。” + +　　（原载新华日报“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1958年7月1日_第251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0.txt b/CCRD/1/5/2/0001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5a1bce24dda2b6e674ed44b9eae9fec836d00a --- /dev/null +++ b/CCRD/1/5/2/000190.txt @@ -0,0 +1,275 @@ +# 整风总结 + +　　<河北省赞皇县中国科学院下放干部县队> + +## 目录 + +　　一、整风的一般情况……………………………………1 + +　　二、思想类型分析………………………………………4 + +　　三、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某些有害论点的批判……19 + +　　四、政治思想批判………………………………………27 + +　　五、整风的主要收获……………………………………35 + +　　六、两点经验……………………………………………42 + +## 一、 整风的一般情况 + +　　从今年三月到五月，我们开展了整风学习的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号召大家努力贯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解放思想，团结跃进的目标下，向党交心，进行重点思想的检查。运动经过了重点突破，传播经验，分头掌握，全面开展，逐步深入的过程，基本上取得了全胜。 + +　　这次整风运动，是在个人革命自觉的基础上所进行的群众性的自我改造运动，是兴无灭资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的进行，采取了阅读整风文件，结合酝酿思想，小组座谈，分片解答，交代政策，进行组织动员(县队和区队分别召开了两次动员会)。个别谈话，典型示范，造成了活泼愉快，团结跃进的气氛，掀起了思想改造的高潮，通过以上的方法和步骤，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包括掌握思想武器，破除思想顾虑，批判错误观点，划清原则界限等)。接着就抓住农忙的空隙，以集中几天的时间，先后召开了思想检查会。会后由各人写出自己的整风思想总结。 + +　　三个多月的整风运动，是结合劳力锻炼，在开展春季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同时进行的。伴随着紧张的体力劳动，组织了深入细致的思想改造运动，做到了劳动、整风两不误。整风的时间，虽然占去了共约二十到二十五个工作日，但因为其中多半是利用的早晚时间，所以劳动出勤，一般未受到影响。 + +　　在下放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在于： + +　　(一)根据我们劳动锻炼队伍的特点。据不完全统计，全县科学院下放干部210人中，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等剥削者家庭的，占总人数40％；出身中农、小生产者家庭的，占30％；出身职工、贫农和城市贫民家族的，也占30％。个人成份：学生占人数82％。文化程度：高等学校占60％；中等学校占37％；小学只占3％。政治情况：共产党员只占17％。参加革命年限：全国解放前约只占8％；1955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就占了64％。可见，我们的队伍基本上是一个未经过改造或没有经过彻底改造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类型的知识份子队伍，绝大多数人，带有大量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许多同志身上没有或者很少革命的政治准备和思想准备。因此，如果不结合劳动锻炼从根本上进行思想改造，那末，我们的革命人生观就不容易建立，红专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 +　　(二)根据对劳动锻炼的保证。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的。体力劳动是脑力劳动的根本，较长时期地进行联系群众的繁重劳动，和较长时期地坚持联系群众的艰苦生活，对我们也就不能不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和考验。进行改造知识分子旧阶级本性的劳动锻炼的严重斗争本身，就要求党的领导对我们进行严格的思想改造工作，这是很明显的道理。而系统、深入的进行整风检查，就是实现这种思想改造工作的中心环节。 + +　　根据这种认识，县委和县队在劳动锻炼开始时，就提出“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相结合”的方针，部署了一系列的思想政治工作，去年冬季，主要针对在劳动锻炼中直接暴露出的一些错误的思想作风，进行了检查和批判，从而提高了大家的革命干劲，巩固了劳动锻炼队伍。今年春季，接着进行了整风运动，并取得了胜利。这对保证劳动锻炼和进行思想革命来说，走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 +　　思想跃进是全面跃进和全面锻炼的发动机和保证；而整风检查又是实现思想跃进的中心环节。因此，抓住这一中心环节，对于每个同志的根本思想特点和锻炼方向，进行具体地分析批判和提高，就能收效于根本，不只收效于部份，有益于长远，不只有益于目前。就能帮助每个同志抓住总的钥匙，撬开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大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兴无灭资，向着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目标大踏步地迈进。这就是在劳动锻炼环境中进行整风运动的重大意义。 + +　　我们这次进行整风的时机，正好遇到全国全民整风的高潮，遇到中央国家机关和高等学校第三、四阶段的整风(交心运动，红专辩论)和农村的社会主义大辩论，上下呼应，多方配合，就使我们各个人的“自觉革命”与“形势逼人”的群众运动互相结合起来，这样便很快地造成了思想改造的热烈气氛和有利环境，从而帮助了我们整风检查的顺利进行。 + +　　在整风中，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特别强调要学习掌握“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学习掌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贯彻了党中央关于整风的方针、政策。同时，并向大家交代了整风的重点和范围：对一般同志来说，除了着重解决兴无灭资的根本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加强组织纪委性之外；对研究人员，还要解决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解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教条主义研究作风；对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还要解决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在作法上，一般采取个人检查，集体分析批判，摆事实，讲道理，打通思想，不乱戴帽子，不强调整态度，因此，很多同志反映：“这次整风学习真正是和风细雨，实事求是，做到思想见面，思想挖根，精神振奋，心情愉快”。有的说：“自己这次思想分析批判，好比吃了顺心药，真是治病救人，心服口服”。有的说“比过去任何一次思想改造都解决问题”。也有的说：“比去年机关反右斗争思想收获还大”。 + +　　我们整风的目的，就是促进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目标的实现，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提出的整风要求是：一方面，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的统一标尺来衡量和鉴别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就是说，用这个标准来进行思想检查；另一方面，各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对待，解决主要问题，在现有的基础上，使思想觉悟提高一步，实现思想跃进。 + +　　根据二百多个同志的个人整风总结的材料，我们作了概略的思想分析研究工作，进行了思想类型分析、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某些有害论点的批判、政治思想批判。 + +## 二、 思想类型分析 + +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泽东)。“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各种分野和变化，正是阶级斗争在知识分子队伍中的反映”(周恩来)。通过这次整风暴露的思想材料来看，又一次获得了生动的证明。 + +　　我们这支下放干部队伍，正如前面所分析的大多数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敏感的大学或高中毕业生，其中大多数人是出身于中等以上有产者阶层，不少还是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条件多是资产阶级式的，因此就决定了他们一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类型。这些知识分子的成长过程，恰恰是中国两大革命胜利墨迹的关键时期，恰恰是新旧中国兴亡交替的焦点，因而，他们的思想经历，就不能不反映着：巨大猛烈的社会震动、经济基础变革、阶级力量改组的影响以及强烈的政治革命、思想革命的影响他们一面具有各种不同的对旧社会不满与寻找正当出路的思想情绪，其中有一部分人在解放前即受到民主运动、学生爱国运动(反美扶日、反饥饿、反迫害运动)的冲洗与锻炼，更具有各种不同的爱国思想，进步要求与正义感，得以沿着各种不同路线参加了各自企求的革命学习与工作，在下放锻炼与整风学习中表现了各种不同的倾向革命或坚定立场的大小思想跃进；但另一方面，他们灵魂深处，都还浸透着形形色色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本质，都还经常纠缠着形形色色自我奋斗、自我选择的个人打算，他们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术思想还在继续生根发芽，有的并与形形色色宗教思想、帮会思想、处世哲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复杂的交错”。事实证明：思想革命仅仅是一个胜利的开端，对于每个同志来说都还要充分估计自我思想革命的长期性，曲折性与艰钜性，尤其因为每个同志思想成长过程的特点，并非直线上升，也非一面扩张，而是在许多“独特的复杂的交错”当中，各有其主导思想辩证运动的规律，各有其精神，风貌的特征。单从阶级成分来衡量，无法理解劳动人民子弟忘本变质思想的严重；单从政治地位来鉴别，无法理解党员、团员中政治思想、学术思想的分歧。因而，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立场，从阶级成分和思想倾向上进行思想类型的基本划分，在各种基本思想类型里面再进行比较深入细致的观察，结合多种情况，分析筥大类型中的小类型，分析各个具体类型或典型人物成长过程的特点，才能对我们的大小类型思想的本质、倾向、发展规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 + +　　从实际出发，我们这次整风暴露的思想类型可概括如下： + +## (甲)以崇美、亲美、反苏、反共、追求资产阶级精神生活，物质生活高级享受为特征的思想类型。其特点是： + +　　㈠严重的崇美、亲美思想、拜金主义、追求大资本家挥霍无度的阔绰生活。——他们崇拜美国精神文明，更崇拜其物质文明，从小就吃美国牛奶、巧克力、窗用泥龙丝袜、玻璃皮带。长大了，穿西服、吃西菜、坐汽车，出放歺厅、午会、欣赏美国黄色电影、音乐、文艺小说。羡慕美国工业繁荣，科学发达，社会制度最理想；称赞美国到处高楼大厦、宽银幕、公共汽车跑得快。有人说“金钱是生活的主宰，生活的动力”；有人说“我的理想是西式洋房、流线型汽车”；有人说“我的理想是：钢琴、网球、无线电”；有人说“我的理想是醇酒妇人，及时行乐”；有人想到国外发一笔大财，有人想到美国去做资本家，总之是崇拜美国到了极点，挥霍无度腐化享乐思想也到了极点。 + +　　㈡强烈的反苏、反共思想、个人至上、权位思想、领袖欲。——有人认为“究竟那个社会制度好，现在还不能做结论”；有人认为“再过十年，历史还要重行做结论”；有人认为“反苏反共是英雄”；有人认为“遗臭万年也出名”；有人认为反苏、反共必须争权夺势；有人认为自己是天生领袖，当不上领袖真屈才；有人要“用种种主观的神通，左右客观的事物”；“终身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研究心理学，与党较量”有人因为伯父是国民党上将，自己也要找个上层地位，自己不行，也要培养弟、妹爬到上层地位，有人还梦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代，谋取自己的登台拜帅，挂印封侯。 + +　　㈢狡猾的资产阶级手法，宗教的欺骗与麻醉。——有人主张唯利是图，不择手段；有人主张采取资产阶级又打又拉的两面手法；有人主张园滑周到，八面玲珑；有人吹嘘自己挑拨离间的军师手法及孙猴子本领，有人惯耍投机取巧的世故聪明，有人欣赏宗教哲学“微笑的价值”。 + +　　㈣庸俗的实用主义，颓废的生活情调。——有人主张“经济万能，实用至上”；有人“把生活当成戏剧”，颓废消遣过一生。 + +　　分析以上这些思想，基本上反映了大资本家，大官僚、大地主及其依附阶层，高级职员，教授家庭出身子女在社会变革中一贯接受反动没落思想的动向。充分说明了这一反动没落的封建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由于思想的极端腐朽，只有沉醉于极端享乐生活，沉醉于拜金主义，沉醉于宗教信仰，沉醉于发财幻想来填补自己精神生活空虚。他们之所以崇美亲美，反苏反共，不过想从美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的存在来证明他们自己也能存在下去；想以反苏反共的政治思想，来证明他们自己还有反对新世界的力量。然而，这个阶级，就中国情况来说，在政治上，实际上早已宣布灭亡。一切反动、没落的哲学思想也不能挽救这个阶级的灭亡，不管具有这种思想的人，也有些出身于民族资本家、高级职员、大学教授甚至一些中上层人士的家庭；而就其思想体系来说，主要是封建买办资本的思想、资产阶级右派的思想和国民党反动残余的思想。其中也有一些属于一般资产阶级的思想，例如唯利是图，投机取巧，实用至上，颓废消遣的思想，处在今天中国兴无灭资的思想大革命浪潮中，也早已被宣布为不合法，当然也要加速其思想的灭亡，问题中心是：恰恰在我们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灵魂深处还保留这些反动没落阶级腐烂到顶的思想；这就绝不能单纯以思想变革落后于实际变革来解释，而要严肃理解为反动没落阶级虽然在政治上实际宣布了灭亡。但他们的思想，仍然可以通过资产阶级右派来发挥其反扑作用。他们不但绝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而且仍在千方百计地企图夺取权位，自封领袖，来实现其死灰复燃的反动复辟。也要严肃理解为从官僚买办资本家到资产阶级右派，在革命高潮彻底摧毁其经济基础的前后，他们依靠国际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力量，采用一切反动，腐朽哲学与政治思想来挽救自己的灭亡，毒害他们可以毒害的青年一代，培养他们政治思想毒素的继承人，梦想作为他们死灰复燃的火种，这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死中求活”的阴险斗争，我们必须为从这样反动腐朽的思想束缚下解放一些青年而奋斗。 + +## (乙)一般的追求个人名位，精神、物质生活享受的形形色色个人主义的思想类型。这一思想类型，在我们队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其特点是： + +　　㈠疯狂突出的个人英雄主义、强烈追求大名大位，发展为政治投机，学术投机思想。——这类人数较少，表现却很突出。他们崇拜“拜伦精神”、“牛虻性格”，欣赏“天才悲壮美”、“天才缺陷美”。有的说“内心充实大于外界存在”，有人说：“一切力量在自身”、“要以自己的精神、意志、痛苦去换取人民的解放”。他们天才自负，特殊自居，强调“个性叛逆”，“个人奋斗”、“光荣的孤军奋战”。有的自认为“两个学术领域内的第一流学者”，“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路线”，有的自认为“精神的贵族”，自己可以开创一个新学派，要对党中央上万言书，申述自己修正主义的纲领和主张；有的自负法律界奇才，必然要成为“法学权威”；有的自负史学天才，必然要成为“世界中古史和近代史权威”；有的还想“在佛学方面做中国当代第一把手”。有的欣尝胡适道路，想以学术上一本书，换得政治上的崇高地位，有的欣尝丁玲的道路，想以文学创作上一本书，“打出自己的江山”。有的自居爱因斯坦第二；有的自居居里夫人第二，都是表现了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老子天下第一、第二的本质。具体方法道路则是眼光向上、高级投机，总想找到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举成名，博得革命领袖的赞扬，亿万人民的喝彩。 + +　　㈡比较隐蔽的个人英雄主义，学习自私，兴趣第一，幻想出头，高人一等。——他们代表性较大，人类较多。他们崇拜老科学家个人钻研，只专不红的道路，主张“业务第一”，个人兴趣第一，“学习自私”、“个人单干”、“无声竞赛”，主张“用功读书，不问政治，业务上大抓一把”；他们主张拜名师、求专家，“附骥尾而名益彰”；找捷径，钻冷门，图奇货而价愈高；追赶浪头，投机取巧，有人要找“费劲最小，收效最大的道路”，“保证自己有最多时间来集中学习，培养自己成为只顾自己鼻子底下一点私利的人物”。有人认为学习互助，增强别人竞争能力，对自己最吃亏，有人认为互助有一定限度，只能帮助他赶上自己，不能让他超过自己。有人干脆采取实利主义，“对我有利就接近，对我无利就不接近”。一心要想“处处占先，事事出头，样样高人一等”，他们都有一些五年成名，十年成家的计划，其具体方法，则一种是死读书、读死书，追求个人的学术上升；一种是观风望色，越级跳高，追求个人的廉价成名。 + +　　㈢虚荣心重、表现性强、动摇性大，经常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他们特点是：欢喜出风头，爱夸奖，有一点成绩，总想给邻居人看见，经不起赞扬，更经不起批评；经不起上升，也经不起下降。一遇表扬，飘飘直上；一有委曲，备加伤感。因而，他们经不起风险，遇到大小台风，都有随风倒状的危险，不是站稳立场，坚定意志；而是“那边风大，跟向那边跑”；他们主要毛病，乃是十分重视个人眼前得失，遇到每一个问题，都要患得患失多少次，完全以个人利害得失为转移，当然谈不上原则立场，表现了极端摇摆不定的或左或右的动摇性。 + +　　㈣爱娇任性，贪图舒适，及时行乐的个人主义。——这些人从小娇生惯养，任性妄为，心胸狭窄，遇事想不开。一般是：“爱虚荣，讲面子，耍聪明，比阔气；贪图清闲安逸，不愿任重负劳。有人认为青春时代是自己黄金时代，不及时行乐，对不起自己的青春”。有人认为，“青春时代丰富多彩，就应该有点浪漫主义的风味”。有人作护士，怕脏怕累；作外勤，怕艰苦；作采购怕人家讽笑；作出纳，又嫌太简单，没意思；挑来挑去，总挑不出一件轻松又很重要的工作。有人在生活上一直挑吃、挑穿、挑住。甚至在下放后，还念念不忘城市生活。 + +　　㈤暮气保守、畏惧困难，怕负责任的个人主义，——有人系统分析自己暮气保守思想是：在工作上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业务上闭关自守，谨小慎微；在政治生活上放松警惕，不敢坚持原则斗争；总之是怕事，怕麻烦，不能敢想、敢说、敢作，有人检查自己在工作中躲避矛盾，害怕斗争，强调调和，寻找平衡，一遇困难，就打退堂鼓。有人检查自己暮气表现是：无方向，无计划，得过且过，敷衍了事。“入不了团不怨我，你不关心我，我不争取你”。一直发展到政治上无所谓和工作、生活上的自由放任态度。 + +　　㈥政治上中间立场，生活上中庸主义，自我保护，稳步上升思想，和不要政治、只讲技术的单纯技术观点与自由竞争观点。——他们认为任何时候中间总是大多数，最安全，最清闲，最稳定。中间立场最能保护个人利益，中庸主义最合乎人情；尤其认为任何紧张情况下，抓两头，抓不住自己，很欣幸自己中间立场的得法。他们主张对党保持中间距离，不远不近，不即不离；遇事表示中间态度，不左不右，不偏不倚；交朋友最好交中间朋友，看书报最好看中间书报。认为“中间”客观公正，样样便利自己，事事不得罪人，在生活上大夸中庸哲学，提倡明哲保身，和平共处，与人无忤，与世无争。他们在这种思想支配下的业务观点自然就是“技术是真本领，铁饭碗”“学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同时也就自然主张自由竞争，自然淘汰，反对干部的统一调配与合理按排(特别表现在劳动就业和选派学生留苏的问题上)。 + +　　㈦阶级偏见，内心怨恨，较为强烈；自我表现，计较自私，也较为强烈；对党的各项政策，总以自己阶级观点，阶级尺寸去衡量，总以为偏信偏听，压富济贫，埋怨自己成份不好，到处倒霉；遇到时机，就想大显身手，两眼只看领导，不看群众，一心一意向上爬，寻找自己光宗耀祖、升官发财的门路。 + +　　分析上述思想，基本上反映了一般资本家、地主、富农、中小职员家庭子女在社会变革中追求名利，左右摇摆的思想动向。一些中小资产阶级在旧中国反动统治下，饱尝过大崩溃，大动乱的患难，他们自身时刻有濒于灭亡的危险。他们也真千方百计地嫁祸工农，以更残酷的剥削来保护自己的生存。但是整个旧社会崩溃的趋势与人民大革命的风暴，都要加速这些阶层的分化与溃灭。尤其是经过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完全或基本摧毁了这些阶层的基础，就使他们在思想意识方面起着极其深刻与激烈的变化，出身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子女，民族意识与个人奋斗思想较为明显；由于中国历史的独特条件，这个阶层掌握了近代文化科学知识。他们当中很多人直接间接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与实际运动的教育，训练；因此，从这个阶层出身的知识分子，便很自然的要以他们拥有文化科学知识，作为向党、向革命对抗的资本。一些民族资本家，教授、工程师都在教育子弟专心学习科学技术，以便在新社会中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中心思想，就是要在任何动乱变化中保持自己稳定地上升，他们大多数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主张中间立场，中庸主义，学习自私，不问政治，都很自然地表露他们的阶级本质。出身于一般中小地主及富农家庭子女，一般具有封建正统观念，封建等级思想，阶级剥削自私立场，少数具有反帝爱国的思想意识。由于帝国主义及官僚买办资本的压迫限制，大地主的吞并，反动政权的强暴勒索，中小地主有兼官僚，买办的转化，也有兼中小工商业资本家的转化；更有兼中小职员，自由职业的转化；其子女当中，有些人能够倾向革命，常常有更多的复杂原因与曲折过程在参加革命后，一般要与其本阶级反动本质作长期严重的斗争。一般商人子弟则大多表现了趋附上层，浮华享受的特性。在中国两大革命当中由于家属受到法律制裁或群众斗争的家庭子女，则常常不免对党的政策怀疑，抵触与不满。有些则发展为严重的怨恨心理。中小职员家庭子女，则大多有找依靠，找门路，专长一技，稳步上升思想。其中有些人高度发挥了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狂妄估计了个人天才与成就，想以政治投机与学术投机的“创举”，采取得超越寻常的大名大位。从阶级根源上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的高级职员特殊身分的优越感，社会大动乱中越级投机思想，从思想根源来说，有的是受了尼采的超人哲学、政治上的虚无主义与唐吉诃德精神的思想影响。其中有些人表现暮气保守与贪图安逸，及时行乐的情况，自然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与没落的封建阶级思想在这些阶层中“揉合的表现”。最足以典型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情况的，当然是毛主席早已指出过的“矛盾惶遽状态”及其阶级本质决定的两面性，动摇性与软弱性。最足以说明中小资产阶级情况的，则是过渡阶级的两面性，由于各种情况变化而产生的左右摇摆，好走极端。中小地主经常表现为更残酷的剥削自私与更隐蔽的反动挣扎心理。富农则常常表现为破坏政策，独立投机的反动自私特性。最反动的地主、富农，则甚至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后，还在闹倒算，闹复辟，首先则以造谣破坏生产合作为其最迫切的中心。没落意识。 + +## (丙)以颓唐心理、庸俗享受、低级趣味为特征的个人主义思想情况。其特征是： + +　　㈠颓唐心理，没落意识，内心自慰的阿Q精神。——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想过去多于想现实，想现实多于想将来，留恋往昔，感伤现在。有人认为“世事浮云，一切不过如此”。有人认为“往事不堪回首，而今无可奈何”。有人在大浪潮中找自己精神生活小天地；“说我落后，我就落后”，“落后朋友在一起，也能谈笑开心”。有人在政治上才得信任，又失信任，也不后悔；说“我从来不吃后悔药”，“得来容易，失掉也不可惜”。有人对于别人正确意见，表面接受，内心不服，“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教训我”？对于别人不正确意见，也不公开反驳，而是心理笑一笑，“你还不懂，何必班门弄斧当场出丑”？充分刻划出没落阶级内心自慰的阿Q精神。 + +　　㈡追求庸俗的生活享受，计较物质待遇，——有人把自己聪明消耗在个人装饰与生活享受上，经常大谈社会生活知识与手表、钢琴、无线电、自行车的学问。讲究一些风度、姿势、语调、表情与掌握别人心理的学问。他的生活世界是剧院、影院、舞场、公园、茶楼、酒馆、吃喝会。甚至在反右斗争紧张时期，还照常举行小吃喝会，发发牢骚，诉诉苦闷。有人自封为“跳舞会，娱乐会的组织家”，在爱好娱乐当中，又经常产生厌烦娱的矛盾，但除了尽情娱乐而外，又觉精神无所寄托，干脆拿娱乐来“填补空虚，消磨寂寞”。有人庸俗享受情况是：“升官发财显名声，地位工资都要争；酒肉吃喝哼几声，……”有人的生活态度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稀稀拉拉，拖拖塌塌。有人感叹自己“大才小用”，“入不了党，得不到提拔”；有人要为“增加八元工资”、“连升三级而奋斗”。 + +　　㈢卖弄世故聪明、市侩眼光、流氓手法。——有人宣扬自己世故聪明，善于察言观色，点头哈腰；有人夸耀自己手法高明，善于指东划西，呼风唤雨。有人是对上一套，对下一套。有人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有人是眼、耳、口、鼻、舌，五官俱巧；有人是吹、捧、打、拉、骗、五艺俱全。 + +　　分析这些来自旧社会破落地主、衰败官僚、帮会人物、流氓、警察没落阶层的意识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见解，乃是旧社会“腐化过程的消极产物”。他们感伤情绪与腐败习染交织，牢牢封锁了自己的精神世界，陷溺太深，因循不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问题是在今日中国，经过两次伟大革命的胜利震荡，居然还有极少数的青年知识分子，一直受到这种精神世界的麻醉，一面说明了死亡阶级没落意识对我们的长远毒害，一面也说明了这些人自己精神状态的腐朽，以至到了长期习染，不能拔除的程度。对于他们最重要的，不只是思想上的消毒与振奋，尤其需要在自己日常生活习惯上，有个立即彻底改造的决心。 + +## (丁)以政治模糊迟疑观望、动摇不定为特征的小私有者的思想倾向，其特点是： + +　　㈠背成分包袱、要政治地位、在政治上的两重性与动摇性。——中农(特别是上中农)家族出身子女，解放后感到自己成分好，领导重视，多伸手要政治地位，但不少人在政治上又抱观望态度，表现出来又想前进，又想退缩；又想斗争，又愿妥协的两重性。计较个人得失，计较社会地位，计较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特点是：瞻前顾后，行动迟缓，大大风浪中容易动摇。 + +　　㈡个人奋斗，精巧计算，追求名位。——也有些中农(一般多是下中农)子弟由于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打掉自卑感，敢于向科学进军，根据自己特长，选择数理逻辑、物理哲学来进行研究。他们精巧计算，先抓自然科学打基础，再抓哲学来研究自然科学，容易出名。抓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冷门。特别是选择哲学研究部门与最新科学技术部门相接近，就可以追求大名大位。这种潜伏待时的个人英雄主义，从阶级根源上说，也是中农政治投机思想的反映。 + +　　㈢虚无保守，平凡贡献思想。——这是一位出身手艺工人家庭的同志思想特点。他自我检讨：“一生愿过平凡的生活，作平凡的贡献”。自己感到思想情况是：“鼓不足干劲，甘居中游、沉醉在虚无中，得过且过。”说明他的精神状态是消极中有积极，积极中有消极。从倾向看，还是消极因素为多。 + +　　分析：上述思想倾向，一般反映了中农、手工业者家庭出身子女在社会变革中的思想倾向，从阶级根源上说，一般中农(尤其是上中农)在旧社会制度压迫下，突出的苦恼是：政治上无地位，无发言权，“在人面前说不起话”，“抬不起头来”。因此，中农节衣缩食，也要培养其子弟入学、为一村一族扬眉吐气。中农子弟读书，一般也有埋头钻石，跃居人上的干劲；但由于旧社会中农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前瞻有后顾之忧，上升有下降之虑，中农也能不满现状而冲破现状，但也能为现状吓倒而与现状妥协，中农又革命又保守的两重性是其阶级根性表现。经过中国两大革命胜利后的中农，已经成为集体化的农民，在政治上当然愈见开朗；但是，中农思想的两重性与动摇性、投机性、在其子女曲折上升过程中，还会有一定的表现，中农子女个人奋发，精巧计算，抓冷门，找捷劲，正是闪避矛盾，独立上升思想的反映。作为中农家庭出身的子女，应该特别注意防止与克服自己政治立场模糊动摇与斗争的软弱性、妥协性，至于反映手艺工人家庭出身的思想情况是虚无保守，平凡贡献，究竟只能反映手艺工人较消极的一面，不能概括其全部特点。主要的还是反映他本人政治思想与宗教思想、进取心与保守性的内在矛盾，需要他本人在思想大跃进中进一步解决。 + +## (戊)一部分受到旧社会思想影响的工人家庭出身，和一些贫农与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思想类型。 + +　　严格说起来，工人不同于贫农，贫农不同于城市贫民，不能放在一起归纳分析，但因为出身这些家庭的人数不多，而且多少参加劳动与懂得劳动的艰苦，故放在一起分析，这些阶层家庭出身所包含的具体思想类型特点是： + +　　㈠靠技术吃饭，计较工资级别生活待遇，占小便宜。——这是一小部分工人(主要是一部分独立劳动的技术工人)家庭出身子女的思想。他们从自己父兄亲身体会中，知道要吃好饭，就要学技术从杂工看技工，从附属车间看主要车间，从小车间看大车间，第一个念头就是学技术；但由于重技术，轻政治，个人主义打算，也很容易接受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计较工资级别，生活待遇，不爱护公共财物，好占小便宜等。 + +　　㈡背成分包袱，背进步包袱，骄傲自大，苦学钻研——解放后，贫农子弟上学，一般由于成分好，受到培养，进步快。但背上“成分好”“进步快”的包袱，就很容易骄傲自大，滋长个人主义，一面是苦学钻石，抱负很大，一面就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结果就容易形成个人主义倾向严重，政治不开展，在大风浪中模糊动摇。 + +　　㈢小打算，小见识，庸俗自安，园滑谋生。——这是一部分城市贫民家庭出身的思想特点。他们由于家庭穷困，很多人自己就做过多年的零工小贩，经常感到旧社会物价飞涨，职业无定，生活不安的痛苦，长期养成他们的小打算、小见识、庸俗自安，园滑谋生的思想，例如有人为生活所迫，到饭店当店员，就学会了“虚情假意，笑脸迎人”的一套，甚至到现在还自我欣尝“说话绕圈子，有艺术性”。 + +　　㈣本位自私，消极疲塌思想。——这在一部分工人、贫农与城市贫民中都有这种思想反映。这些思想表现是：“自己不愿占别人的光，也不愿别人占自己的光”。劳动纪委松懈，生活自由散漫；“学习无精打采，聊天喜笑开怀”。“大错不犯，小错不断”。 + +　　㈤忘本自流，腐化变质思想。——这也是在出身于工人、贫农、城市贫民家庭的个别人中一种思想的反映。他们由于脱离了自己贫苦家庭，脱离了劳动，在学习与工作环境中沾染了资产阶级腐化享乐思想，自己对自己自由放任，甚至发展了一些流氓习气，借钱买衣服、皮鞋，挪用公款买眼镜，经常用八角钱理发，打扮自己，出入高级跳舞厅，追逐自己的恋爱对象。特别是拿自己的腐化享乐思想来与家庭艰苦度日情况相对照，更显得忘本变质的严重。 + +　　分析：中国工人阶级是身受三重压迫，革命性最强的，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但由于他们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下，不断从破产农民与城市失业中吸收成员，因此，这些阶层的落后意识和流氓习惯等缺点，就不可避免地会带到工人阶级中，从而就会影响他们子女的思想。当然，应当看清，从一部分工人家庭出身的子女，由于出身劳动者家庭和在解放后受到社会主义的教育，进步和革命的思想自然是其本质和主流。但无可讳言地，工人子女本身也沾染上许多非无阶级的落后意识。他们之所以靠技术吃饭，计较工资级别，生活待遇；一面是其被腐蚀意识的一种流露，一面也正是工人子女在思想上提出问题。要求实现自己对资产阶级思想的解脱，贫农子女在解放后，背了两个包袱，滋长骄傲自大，影响自己进步，这也有其必然性；但一般来说，凡是亲身参加过劳动，体验过劳动艰苦性，基本上保持劳动人民品质，一经教育下放锻炼，仍然可以较快的开展与进步。当然，如果脱离劳动过久，自己思想变质较多，就较难进步些。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的子女，由于城市贫民所从事的大多为零工、杂工、小商、小贩职业，生产劳动观念不强，个人劳动经营与个人非生产的贩运，必然容易形成一些本位自私的小打算、小见识、庸俗自安，园滑谋生的思想，再加上受到城市资产阶级生活意识的腐蚀，形成一些飘浮的阿飞倾向，其危害就更为危险一些，严格说起来，有些出身城市贫民家庭的子女，不能说是劳动人民的子女，而只能说是一些小市民的后裔。 + +　　综合分析：通过对以上五种思想类型的初步分析，可以获得三点主要认识： + +　　(一)必须从“多样性的统一”方面来抓基本点，从“阶级根性贯串一切”的原则出发来抓一个人的思想本质与主流。我们不能以阶级成份固定看人，而要从阶级斗争发展变化中看人；要以阶级出身为根株，来看每个人成长过程的特点；来看一定家庭出身接受一定学校教育和一定社会影响之间的辩证关系；来看客观环境支配影响与本人主观努力，摆脱阶级影响的情况和程度。即是要把基本点的决定作用与一系列发展链条变化联结起来分析认识。比如有些大资产阶级家族出身的子女，虽然因其生母为人婢妾，家庭地位极其低微，他自己对大家庭也有一定的不满；但因长期奢侈享乐生活，在家内自感低微，在家外又自炫高贵，大资本家的统治剥削思想仍然浸透他的思想，成为本质与主流。又例如出身贫农家庭的子女，即使在进入大城市后，流连享乐，忘本变质。然如果他幼年时确实参加过较多的生产劳动，经过一番教育与锻炼，他仍然能够显示出他自己的劳动品质。 + +　　(二)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具体划分”的原则来深入细致地分析问题，也必须在同一表面问题上具体分析其不同的阶级性与政治性思想界限。我们一面要按照列宁所说的“人的优点总是与缺点相结合”的原则，贯彻着两点论的精神，认真治病救人，使其自觉清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影响，更能兴无灭资，解放思想，发挥敢想、敢说、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另一方面，也须说明，任何脱离革命集体事业，无根据的胡思乱想，只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幻想堕落的深坑，同时，我们要注意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比如我们对出身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与大资本家本人要有区别，参加过剥削的子女要与未参加剥削的子女有区别；家庭亲戚当中有进步力量吸引的与未吸引的要有区别，家庭政治思想反动程度要有区别，本人接受家庭思想影响程度及脱离家庭影响早迟程度也要有区别、本人对大资产阶级思想本质认识深浅，对家庭剥削罪恶认识深浅程度有区别……类此区别还可以举出很多，湏要在实际分析时，具体运用。另外，对同一表面问题，要区别其不同本质与界限；例如“拜金主义”，一般商人子弟与大资本家子弟思想内容就有所不同；同一“单纯技术观点”工程师子弟要靠技术出名赚钱，工人子弟则是靠技术吃饭；同一“享乐思想”，大资本家子弟追求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最高享受，社会渣滓人物，则追求日常生活的吃喝玩乐；同一“颓废情调”，大资本家子弟则在“花天酒地”中颓废，小资产阶级分子则在“吟风弄月”中颓废；同一“动摇性”，小资本家子弟则常表现为政治投机性质的动摇，贫中农子女则常常表现为立场模糊迟疑观望的动摇。 + +　　(三)必须具体分析青年知识分子干部错误思想形成的特点与规律及其墨迹向上的关键，我们很多青年干部可以“经历不复杂，思想很复杂”二语来根据，所谓“经历不复杂”，大都是由家庭到学校，由学校到机关。所谓“思想很复杂”，就是他所经历的恰恰是社会变革最紧张最激烈的时期，各种反动思潮都在为挽救其本阶级而到处泛滥、流毒；解放前后各种政治运动，进步思潮，对于每个人都会有所启发，又都会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抵触。尤其是出身于上层统治剥削阶级家庭子弟或者受反动思想毒害较深的青年，他们在各次政治运动中积累的不满与怨恨，常常就是他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与个人主义本质同社会主义思想、制度根本的对抗。他们在各次个人利益与革命利益矛盾的关头，虽然采取了许多巧妙的个人主义的打算与方法，闪避了矛盾或调和了矛盾，然而，要根本立场问题未得解决，就或迟或早要暴露其本质问题，犯原则错误。另外，正如毛主席所指示“尤以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于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想逃避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逃避自己思想斗争的人，必然要获得加倍的教训。事实证明，恰恰相反，只要积极参加阶级斗争，政治斗争，就会有较大进步。很多同志在参加抗美援朝，参军参干运动，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参加三反五反运动，或者参加某一个地区大规模群众斗争(例如武汉防汛斗争)当中，常常成为他们自我思想墨迹、自我奋发与跃进的重大关键。我们这次整风运动经验也证明：凡能真正深入揭发、暴露自己错误思想本质、根源、进行彻底分析批判、谁就有了显著的思想转变与进步。 + +## 三、 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某些有害论点的批判 + +　　从整风检查的材料来看，有几个防碍我们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有害论点，也必须进行严格的思想批判。 + +　　(一)必须彻底驳倒“个性独立自由”、“个人主义是社会动力”和“个人自私乃人之天性”的荒谬论调。 + +　　“个性独立自由”就是强调绝对自由的个性解放与独立思考，认为一谈集体主义，就会束缚个性，就会完全抹杀个人利益，限制个人才能的发展。当然，主张这种同集体主义根本对立的所谓“个性独立自由”，无论象李××同志的以特殊身分自居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动自由也好，也无论象顾××同志过去的那种“好似门前老柳树，五更风雨不相干”的自由也好，实质都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基础的反映，即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它同真正的集体主义的个性自由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主张的真正的个性自由，乃是理解必然的自由，理解与利用客观规律的自由，全心全意为集体事业服务，在革命大海中游泳自如的自由。人类只有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从必然的王国跃进到自由的王国，才有条件培养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今天还在过渡时期一切意识形态里还反映极其深刻的阶级矛盾，个性的发展也常常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全部矛盾，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和阶级意识的烙印。即使个性完全独立自由发展，也必然表现为不独立与不自由；而真正要求个性的自由发展，则必须首先服从于集体主义革命事业的需要，更快的提高工农业生产水平，使个性发展得到更好的社会基础与条件的保护、培养。在集体事业的创造发展里面，寻求个性的创造自由。所以，那种认为一谈集体主义就会束缚个性和才能的看法，显然是误解。认为一谈集体主义，就会完全抹杀个人利益，更其是误解。斯大林说得好：“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是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的。不应当有这种对立，因为集体主、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结合起来”。“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事实证明：我们党内既有严密的组织与纪委，集体主义的战斗要求；但并不妨碍每个党员批评、建议的自由，任何机关、团体要求加强集体主义的思想自觉，但并不影响每个人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自由。我们国家要求人民严格遵守制度与纪委，但并不影响广大青年、广大人民敢想、敢说、敢为与其在各个方面革新研究，创造发明的自由。如果把个性解放、独立思考置放于集体革命利益之外，而且恰恰是要损伤集体利益来进行极端自私的“解放”与“思考”，那就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那就是脱离组织、脱离革命的个性解放与个人自由，在今天，当然会受到广大人民抵制，无法通行。 + +　　同这个问题有密切关联的另一个见解是“个人主义上升打算恰恰符合社会需要，就能成为社会的动力”。他们认为：“个人加社会，小马达加大马达。动力就会增强与扩大”。他们坚持着：个人主义即使不能成为长期动力，也能成为一时一事的动力。并认为个人主义由于有其思想修养，可以自我制约，在发展中适可而止。这些见解是极端错误的。我们认为强调“个人主义是社会动力”的人，首先在逻辑上犯错误。作为社会的动力，是经常推动社会生产力向上发展的力量，除了矛盾是运动的动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阶级社会里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社会与历史的创造者而外，谁能一般称为社会的动力？！如果作为社会的动力，还要问是什么社会的动力？即以封建社会为例，有些个人苦学上进，自然有个人思想的动力。但是在这所有个人思想动力当中，压迫阶级的个人思想动力就是要控制与压迫被压迫阶级个人思想动力，把所有个人思想动力加起来，也不能成为社会的动力。资产阶级个性解放学，在反封建革命斗争当中确实起了推进革命运动的作用，但能否把每一个资本家的个人主义都称做反封建的社会动力，也显然不合逻辑。而尤其重要的是：今天中国正在深入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恰恰是“万恶之源”，恰恰是我们思想革命的对象，如何能成为一时一事的动力？个人主义打算从本质来说，就与社会主义利益直接对抗，如何能因一时一事符合需要而就成为社会动力？个人小马达与社会大马达根本背道而驰，只能相互抵销动力，如何能更加增强与扩大？个人主义本质就具有损害集体与他人利益的特性，它在思想上的扩张，一定要发展成为疯狂的极端个人主义，如何能够自我制约，适可而止？！如果说：从个人主义出发，恰恰符合社会需要，就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也说不通。因为一个人不肯放弃个人主义，而以符合社会需要为借口，在社会主义事业中发展个人利益，本质上就会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利益。社会主义需要个人全心全意地贡献才能，正是需要他彻底抛弃个人主义，忠诚服务于社会主义集体事业；如果一个人投社会需要之机，谋发展个人主义之实，其出发点已经矛盾，就决定其全盘矛盾不可避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绝不同意没有“为大众的良好动机”，而有“为大众的良好效果”，有这种错乱思想的人，主要是不懂得辩证的分析一些个人思想动机在一定情况下也能产生进步作用的许多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与社会原因，而把一切复杂斗争中的个人主义动机良好作用，不区别其历史、社会情况与性质，总称之为“个人主义动力”，显然是不合逻辑，也不合事实的。基此立论，一切个人奋斗，三十成名的“名位至上”思想和“天才优待论”，都无需批判，而已明确其为荒谬万分了。 + +　　什么叫做“自私是人的天性”呢？他们理论根据就是：“人人都有个人主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从这里出发，他们提倡个人功利主义的“个人享受至上”，提倡“私营经济学家”的“计算自私”，他们甚至诬蔑党所号召的做一个革命的小螺丝钉，乃是教育下级同志安于服从，保持党的领导同志个人统治基础的稳定，显然，这种见解是极端荒谬的。李大钊慷慨就义，刘胡兰视死如归，黄继光见危授命，无数革命先烈的自我牺牲，足以表明，在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中，在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行列里，有着千千万万的人具有大公无私的高尚品德和英勇奋斗的革命气节，他们根本没有什么“个人主义”和“计算自私”，不是十分显明的吗？而许多革命领袖一贯以普通的劳动者自居，以小学生自居，实际上也是以小螺丝自居，他们经常发扬集体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党内各级代表大会严格监督制度与各级党委集体领导制度，又经常与个人崇拜作斗争，这些生动事实，不更是彰明较著吗？看来，坚持“自私是人的天性”的见解，不过以资产阶级之心，度无产阶级之腹；以个人主义之心，度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之腹；他们反动观点，也根本无据，一涉事实，就会不攻自破的。 + +　　(二)必须彻底驳倒“中间立场最安全”，“中间路线行得通”和“两面动摇不可避免”的荒谬论调。他们认为：“中间派经常是大多数，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并不孤立”。并认为“慎重观望，保持中间，对自己有百利和无一害”。事实真是如此吗?显然不是，因为“两头小，中间大”，只是过去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特点；今天，中国早已进行过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生产关系的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整风、反右说明了政治战线上间不容发的斗争，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有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而且全党全民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要经常消灭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如何能以“中间派常是大多数”来负隅。而且，中间道路是阻塞进步，自我消亡的道路。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中说：“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道路上，不仅现在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就是过去也没有”。中国资产阶级右派所主张的“中间路线”，只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改装”，在现实生活中，中间力量作为一种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力量是存在的。但是，运动本身是在每日每时改变这种状况与力量。没有任何安定停滞的中间，而只有日日革新、变化、发展的中间，一般中间每日每时都在向西极分化，今天的中间，则大多是每日每时在向上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强调中间立场，毫无任何政治根据与科学根据；实行中间路线完全是一种政治空想，本质上体现资产阶级反动复辟的企图，这是一条根本不通的绝路。 + +　　至于那种“两面动摇不可避免”的说法，更是不从阶级观点和革命观点出发，而是从庸俗的个人主义观点出发的一种无原则的原谅自己的说法。要知道，动摇是客观事实，我们并不怕出现动摇，重要问题在于认识动摇的根源，看到动摇的危险；只有承认动摇，才能克服动摇，只有挖掘动摇的根源，才能彻底清算动摇的本质，从根本上克服动摇。但是，如果借口、“两面动摇不可避免”，就过分强调了客观条件对自己思想支配的力量，而忽视增强自己思想当中的革命坚定性，努力开展自我思想斗争，不断的克服自己动摇性，那就极端错误了。从阶级根源上看，即使某些同志的两面动摇确不可避免，我们也不能客观主义地停止在单纯承认这个“两面动摇不可避免论”上。因为这样就会忽视一个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就会解除自己的思想武装，就可能在更大程度上和更多方面发展动摇性。因此，增强革命坚定性，克服革命动摇性，是对这些同志建立和加强革命人生观的重要问题之一。正如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政治战绩和思想战绩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说，“为了团结中间派，就要坚决反对右派，并且批评中间派的动摇性。思想革命就是要革掉他们的动摇性，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工商业工作者和社会主义的农民”。事情正是如此；我们的思想革命，就是要不断增强无产阶级思想的革命自觉性，革命坚定性，来革资产阶级思想之命，革两面动摇性之命。 + +　　(三)必须彻底驳倒在下放劳动锻炼中的“镀金”、“过渡”、“锻炼无益”，“劳动有害”和“劳动是流放”“劳动不光荣”等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观点。 + +　　什么叫做“镀金”和“过渡”呢？前者是：工分主义，单打一劳动，出力挣地位、苦战两年回大城市的思想；后者是；躲风头，换空气、挽回面子、踏跳板，通过下放来调换工作。或者乘此下放机会，体验生活，发表创作。有人向农民说：“你们挣工分为现在吃饭，我们挣工分为将来吃饭”。这是标本的镀金思想。有人说：“下来正好，我能写一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小说，就可闻名世界，成为中国的普希金”。这是标本的过渡思想。我们认为具有上述两种思想的人是永远锻炼不好的，因为他们根本不认识干部下放锻炼在于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培养马克思主义人才的远大目标，不能全心全意地参加劳动锻炼与实际斗争，不能在紧密联系群众，联系实际当中，彻底进行以整风为中心的自我思想革命。因而，他们就不能很好学习当前革命高潮中活的马克思主义，学习一切革命优良传统和作风，充分认识群众力量的伟大，正确估计个人的作用，解决以普通劳动者、革命者自居的根本问题。其结果必然是下放锻炼当中继续发展个人主义，欣尝自己“镀金”、“过渡”的得计，带着更大的个人主义野心回去，向党向上级讨要更高的位置与代价，犯更大的错误。其次，在这个下放锻炼时期，如果不能抓紧解决兴无灭资，个人与群众的结合，理论与实际的联系，则个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不能获得更好的改造和提高，其结果必然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入宝山，空手而归；在机关干部大跃进的情况下，会更显得自己虚浮落后，成为可悲的历史落伍者。 + +　　什么叫做“锻炼无益”，“劳动有害”和“劳动是流放”“劳动不光荣”呢？这就是曲解和抗拒党的下放锻炼政策，轻视下放锻炼，畏惧艰苦劳动，严重计较个人得失，因而强调个人各种特殊条件，特殊理由，要求党给予他们个人以特殊待遇，这种愿望不能实现，他们就抓住一些下放锻炼中一些困难与不利条件，强调“锻炼无益”和“劳动有害”。一个理由是劳动锻炼妨碍自己业务的钻研，而又无补于政治的提高；一个理由是艰苦生活损害身体健康，不利于个人发展前途；这些都是根本轻视体力劳动，注意个人发展的资产阶级思想。不但有其“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思想根源，也有其自居科学文化名流学者，轻视农村实际，轻视群众实践，对劳动人民跷尾巴，忘本的知识分子骄傲自大的认识根源。从这里就产生了个人与组织的各色对抗；有的发展为临阵脱逃，有的发展为久假不归；有的发展为装疯闹事，有的发展为不经组织准假的擅自自由行动，在我们队伍中，严××、李××、郑××、是第一类情况的可耻逃兵，陆××是第二类情况脱离革命的典型。林××是第三类情况的严重破坏政治影响的标本人物。李××最近所犯错误，则是第四类明知故犯(整风检查后又犯错误)的严重事便。前三类情况均已根据各人犯错误情节的轻重，认识错误的程度，作了严肃的处理。对李××同志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们也将根据其错误情节和本人检讨认识的程度，进行严肃的处理。我们对这些人在下放锻炼中还犯了这类不能容许的严重错误，是极为痛心的。但是，我们认为这些铁的事实，正好说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我们队伍中的极端危害。个人主义是破坏集体主义和葬送个人的万恶之源，值得人人警惕。有些在下放后，拉小圈子，挑拨离间，反抗领导的人，更应该警惕。至于一些怀疑党的干部下放锻炼政策是贬逐流放政策以及认为是“因犯错误而下放”“劳动不光荣”等，这些语言根本就不符合事实，用不着再加批驳了。 + +　　总之，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但是集体主义的对立物，而且是社会主义的对立物。不但是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思想革命的对象，也是每个同志自我思想革命的对象。不破个人主义，就干能立集体主义；不灭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兴无产阶级思想；不拔掉白旗，就不能插上红旗。在目前思想战绩上两军相对，壁垒严明的时期，在两条道路，两个立场尖锐斗争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我们要想彻底改造自己，只有将思想革命坚持到底，坚决地、彻底地，破个人主义、立集体主义、兴无灭资，插红拔白，不能达到红专培养，红透专深的革命要求。柯庆施同志说得好：“正因为把每个人的拿去同伟大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我们共产党人就鄙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我们必须坚定地高举共产主义思想的红旗，才能彻底拔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白旗，更好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建立和强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全身心地投入大跃进，大革命的洪流，锻炼共产主义风格，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斗争，为培养红透专深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奋斗。 + +## 四、政治思想批判 + +　　正如前所述，我们青年知识分子干部成长过程，恰恰遭遇着中国两大革命转变时期空前未有的社会震荡，形形色色个人主义接受与滋长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甚至更反动的封建、法西斯思想，特别在上层剥削阶级家庭子女思想当中，形成一层阴暗的云雾，压抑．他们的精神解放。以至不少青年长期反复咀嚼一些久经批驳的陈词谰调，用一些极其荒唐的论点与薄弱的论据，构成思想防线、堡垒、封闭自己头脑，不敢越“革命”雷池的一步。我们认为，他们一些政治思想的论点，早已过时，早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今天当然不需要再重复那些批判，但是，为了抓“对立面”来说明真理，为了帮助—些青年同志政治思想的革命解放，仍然有必要就其中主要错误论点，进行一次扼要的严肃的批判。 + +## 一、在国内外形势认识与政治倾向上必须彻底驳倒“崇美反共论”。 + +　　什么叫做“崇美反共论”呢？主要表现是：崇拜美国、迷信西风、仇视苏联，怀疑我党政策措施效果，特点是：(1)他们的国际问题观点多还是二次大战前甚至一次大战前的资产阶级观点以及其他过时观点，如说美国工业、科学、技术比苏联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优越，政治民主、生活自由；西方联合力量强大，美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常能控制大多数等。(2)多从狭隘民族主义利益上接受反苏宣传，仇视苏联；如说苏联贷款量太少、专家顾问是干涉内政等。(3)多抓阶级矛盾、家庭利害、个人不满情绪，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特别攻击说肃反成绩小，错误大，攻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有粗暴、急躁、过火斗争的错误。(4)多从个人生活享受、自由、安全上进行自我思想欺骗。如有人想到美国找一个薪金优厚、工作清闲的职业，过一种诗意的幸福的家庭生活。有人想长期住到印度、瑞士中立国家去，避免原子战争的危险。对这些错误的和反动的政治观点要从他们观察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上来进行批判，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先从观点、方法上来批判。(一)他们缺乏唯物观点与实事求是的精神。他们对二次大战以来国际形势、两个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不作系统的观察，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斗、解放战斗的辉煌胜利、苏联，中国及一切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规模，速度的惊人成就，对中国建国以来内外政策的成功与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均缺乏认识。特别是对莫斯科两大会议，两大宣言，苏联三次放射大型人造卫星，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新的转折点，中国人民大跃进以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奇迹缺乏认识，而仅仅抱着一些过时的琐碎的论据来崇美、仇苏、反共，他们的观点根本就脱离了事实。即以那些他们自认为对维护自己见解有利或攻击别人见解有利的琐碎论据来说，也均为历史发展变化的事实所完全驳倒。例如：在今天东风压倒西风的时候，谁还相信西方强大?!在今天美国经济危机日益显著的时候，谁还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优越与长远繁荣？！在苏联援助中国建设成绩显著的时候，谁还相信什么仇苏言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日有辉煌成就的时候，谁还不相信党的总路线和各项政策的正确英明与其高度团结人民的力量？！(一)他们不懂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他们把几十年以前的资产阶级片面观点作为长期不变的事实，在美国法西斯横行的时候，他们还相信美国政治民主；在美国失业人员大量增加的时候；他们还相信美国生产繁荣，社会自由。他们只看到美国两党制虚伪的民主，看不到贯串在两党制当中一个资产阶级的实质与其欺骗人民的手段，他们只看到苏联军队按照协定驻防旅顺、大连的表面事实，而看不到苏军驻防旅大，恰恰防止了日本法西斯的再起，在困难时期保障了中国国防的安全；苏军撤离旅大，恰恰给新中国留下来一个装备优良的海防军港，友谊培养了新中国一枝坚强有力的海防大军。他们只看到党在各次革命运动中一些个别政策偏着与工作缺点，看不到推动中国飞跃前进的革命建设洪流。尤其是他们不懂得从社会制度根本性质上辩别问题，而只是孤立地歪曲一点来认识；不懂得区别主流和浪花，区别九指和一指，而只是以点概面，以一概全；他们不懂得同一问题，绝不能从形势上理解，而一定要从实质上具体分析问题，例如美国允许工人周刊出版，这乃是美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长期英勇斗争的结果，至今每一期出版，都还是在斗争中不断克服迫害与困难的结果。这一事实绝不能看作美国社会制度带来什么真正的新闻自由！新中国不许反动派出报纸，恰恰保证了扩大人民在一切报刊内容上有争鸣和齐放的自由，在大规模政治思想运动中以及日常生活中，均有大鸣、大争、大放、大辩，出千万张大字报的自由。 + +　　这些反动和荒谬论点的根源是什么呢？从现在看来，很多青年同志反动政治思想在全国解放前后的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当中即有所形成。这是因为一些大地主、大资本家等人在其知道本阶级灭亡命运时，就拼命向其后代子孙灌输一些反动政治思想，许多资产阶级教授、职员本身就具有浓厚的崇美、仇苏、反共思想，通过他们的教学和讲话，通过一些资产阶级报刊、书籍的影响，就在上层剥削家庭的子女思想当中，汇合成为一股思想逆流，拉住青年来抗拒革命。从每个青年自己回想，似乎是父兄一时自私的关怀与说教，从一个阶级动向来看，则显然是反动没落阶级长期布置阶级抵抗和思想分裂的行为。从根源来说，这正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抗拒社会主义革命，保留自己思想阵地的阶级顽抗性。一切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与修正主义思想都同这个阶级性有深厚的渊源。 + +## 二．在国内形势认识上必须彻底驳倒“反右无理论”。 + +　　不少青年人发出问题是：“党号召整风为什么又反右”？“党号召言者无罪为什么又反对右派进攻”？“反章罗联盟之右犹有可说，为什么要反青年之右”？……等等，并认为这是经过反右批判后还未彻底解决的问题。 + +　　现在，我们就集中在：“中国要不要展开反右斗争？要不要展开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绩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问题来分析批判。 + +　　我们回答：必须展开反右的革命斗争。因为，资产阶级右派是个客观存在，政治斗争是右派掀起的。因而，反右斗争也是必然的。我们不少青年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迷失方向或犯了错误。一句话概括：就在于不懂得马列主义的革命转变论与不断革命论，用资产阶级政治观点，曲解或抗拒思想战绩上，政治战绩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具体来说，他们不懂得中国过渡时期的社会特点和革命特点，不懂得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急遽转变的特点，决定了两类矛盾性质内容及其相互交错和转化问题均有了根本的深刻变化。他们在这一重要转变关头，既不明了革命已经转入新的阶段，而仍以旧阶段政治观点来衡量一切；又不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发展的规律，必然是所有制的革命，带来了思想政治的革命；整风、反右本来就要体现兴无灭资的思想，政治革命，由于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恰恰就激化起来群众思想、政治革命的热潮。他们更不明了，在新时期内，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大量上升，但究竟是“非对抗性的矛盾”，而右派想煽动人民起来进行中国的“匈牙利事变”，则是同人民根本利益完全相反的“对抗性矛盾”，因而很多人不能从革命转变、矛盾转化和阶级斗争激化的形势方面认识问题，把人民日报大张旗鼓的反右斗争看成是对整风鸣放的粗暴压制，他们完全同意各色右派谬论而毫无感触，唯独对于党所号召的反右斗争则惊呼粗暴，证明这绝不是一个单纯思想认识问题，而是一个最严重政治立场问题，如果不即时展开这一斗争，从党内到党外，从年老到青年，用六项标准来划清敌我，明确是非，把各个角落内右派分子暴露出来，给广大人民一次现实生动的阶级教育，则资产阶级政治思想腐蚀党团内部而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我们就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所以，从革命转变论来看前一革命与后一革命的关系，从不断革命论来看社会主义矛盾运动的规律，我们均必然得出结论：整风遭遇了右派进攻，就必须在整风基础上开展反右斗争；右派超越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攻击我们根本制度，在性质上已是政治进攻而非善意鸣放，“言者无罪”规定就不符合于处理右派。因为一个划时代的革命，敌我界限不容混淆，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必须一样受到批判与斗争，青年右派分子也必须一样受到批判与斗争。在这里，显然是划“大是大非”的界限，一切大小右派分子本身罪恶事实都对此作了有力的证明。反右斗争不但没有妨碍整风的深入发展、民主的发扬和青年们的敢想、敢说、敢为；相反，惊心动白色的整改，双反运动，破除迷信的思想跃进规划，层出不穷的发明创造与震奋全国的技术革新，就给予我们以最有力的回答。正如刘少奇同志报告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是我国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就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的改变了我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反右斗争中出现的大量右倾思想与温情主义，充分说明了我们很多青年在和平建设时期政治、思想上的一定觉悟与认识，仅仅是一些温室培养的革命萌芽，根本就缺乏严格的阶级立场与政治斗争的锻炼，更甚缺乏经受暴风雨的考验，也说明了小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常常成为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俘虏。加强过渡时期阶级斗争观念，克服一些来自资产阶级意识的人道主义与温情主义，还是十分必要的。 + +## 三．在学术研究方针道路上必须彻底驳倒“先专后红论”与“厚古薄今论”。 + +　　坚持“先专后红论”的同志有一个论点，即是：“研究任务重，时间少，红专不能兼顾，跃专就不能跃红”。换一个说法“红和专是常数，红多了，专就少了”。我们认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是个内在的辩证的统一。我们需要的是又红又专、更红更专以至于红透专深。“红加专是常数”这一句话，是形式逻辑。辩证法能够改变这个常数。因为真正红起来，政治挂帅，解决了世界观与方法论，解决了政治立场与跃进方法，就不但可以坚定等的意志，而且可以增强专的效率和进度。另有一种论点：“脱离政治，一样搞好学术研究；搞好学术研究，一样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按照“红专合一论”来看，这些青年同志想法是荒唐的，危险的。在今天中国，不可能设想，不懂得总路线而能来个大跃进；不懂得马列主义而能来个多快好省。事实证明，只有红透的思想革命，才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在客观辩证法运动中，游泳自如，得心应手，达到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的程度。如果在政治上盲目无知，不明方向，在业务上也有摸索前进的困难和陷入迷途的危险。我们必须以虚带实，以实证虚，以政治为统帅，深入钻研业务，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红专结合永无止境，红透专深也永无止境；我们决不做空头政治家，但也不做盲目实际家，一定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在红专道路上不断钻研，不断跃进，培养人人成为完全合格的马克思主义人才。 + +　　坚持“厚古薄今论”有一个论点，即是“厚今不必薄古”，“博古也不可通今”，在我们下放队伍中得到响应，有一位青年同志并有意识地突出“博古通今”口号来同“厚今薄古”方针相对立。这显然是错误的。他不懂得：“厚今薄古论”和“厚古薄今论”乃是一场无产阶级学术路线对资产阶级学术路线的尖锐斗争。我们所谓“厚今薄古”乃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指头的战斗实践的学术研究路线，乃是由今论古，古为今用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资本主义经济为古代经济学提供了钥匙”。因此，他和恩格斯主要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解剖，既通晓了过去一切社会内在矛盾的发展规律，又能以最周密、最完全、最丰富的发展论，瞻望了将来，这种历史研究走现场会议的道路，就是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路，推而广之，所谓“厚今薄古”，不只是要求紧密结合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课题来进行研究，扫除“言必称三代”的烦琐主义的经院学风，而且即是在古代问题的研究上，也是要贯彻“厚今薄古”的精神，要以阶级分析方法与辩证唯物观点来很好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成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财富，就以“博古通今”来说，其精神也很明显，是以博古来通今，重点在于通今，而非为博古而博古，在我们集中力量进行“厚今”研究的时候，当然，我们也要分配一些人力，占领古史研究的阵地，网罗三代得失，洞察古今变革，也在于过晓先民奋斗史迹，鉴往知来，惕励当世。所谓“博古通今”，正是为“厚今薄古”的方针贯彻而服务。如果强调“博古”而不重视“通今”，则其精神思想已与现实背离，可以断言，其“博古”研究成绩也无显著意义。 + +　　总之，从政治思想、学术思想来看，我们青年同志都犯了“厚外薄中”，“厚古薄今”的毛病，其根源乃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自卑感，没落感的思想反映。必须在他们思想深处，彻底廓清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毒害，也要荡除民族资产阶级的陈腐观念，彻底摧毁一切不利于人民成长的传统权威，高度发扬人民群众自觉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才能实现真正的彻底的思想解放，我们青年同志当中在理论上、政治上一知半解，妄发议论，自以为思想解放、敢说敢为；其实仍是一种没落自卑，消极倒退的右倾机会主义与修正主义思想的形形色色表现。正如列宁所说：“他们一味向后退，师承各种落后理论底碎片，不是向无产阶级宣传斗争理论，而是宣传让步理论”。事情正是如此；在他们思想里，不彻底摧毁一切“落后的师承”，坚决清除右倾思想，他们就无法理解马列主义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无法理解广大人民革命创造与他们自己思想革命的力量。 + +## 五、整风的主要收获 + +　　这次整风检查的主要收获，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 + +　　第一个基本方面是：广泛展开了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经过程度不同的揭露与批判，大多数人取得了不同的思想改造的效果。 + +　　(一)一般地全面揭发和深刻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从人生观上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清查。 + +　　通过这次整风，许多同志把自己的个人主义搞臭了，有的把它彻底搞臭了。许多同志认清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对青年的毒害的严重性，因而对它的丑恶面貌产生了无比的憎恨和愤怒，有的是涕泗滂沱地进行自己的思想检查发言，有的是一字一泪地来写自己的思想检查总结。极端沉痛中孕育了个人心情的舒畅，对错误的强烈愤慨启发了革命觉悟的滋长。不少青年人的思想境地里，开始拔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毒草，开始产生了共产主义思想的萌芽。我们许多同志以这次整风思想检查作起点，揭开了建立革命人生观的思想革命的新的一页。 + +　　通过整风检查，不仅批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且从本质上划分了它的思想形态，这对于帮助我们提高革命觉悟、划清原则界限来说，是起了不小作用的。从整风所揭发的材料看：有反映大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的个人主义；有反映中等资产阶级即自由资产阶级中间立场的个人主义；也有反映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个人主义。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所表现的三种不同的思想形态。 + +　　第一种反映反动政治立场的个人主义，是带有反共、反人民思想的反动的个人主义。有这种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怀抱着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野心与反动政治思想，对党对人民有着一定的仇恨和敌意，突出的表现是要同党较量，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它是属于资产阶级右派的思想本质。 + +　　第二种个人主义，又可分为三种形式：(1)是标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的特点是：“政治上的中间立场，业务上的实力政策”。用中间立场的政治态度来保护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和巩固；这是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脱离政治、自命清高的个人主义，就是：“只要不侵犯我个人的利益，天塌下来也不管”的思想。(2)是混世派或者说饭碗主义的人生态度。这种个人主义反映了低级、庸俗、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消极思想的特点。从典型的个人思想总结来看，一种是：“一技之长吃遍天，不问政治只要钱。好逸恶劳求舒适，两条道路徒中间。好似门前老柳树，五更风雨不相干。颓废腐朽真庸俗，逍遥一生乐安然”。另一种是：“升官发财数他强，工资地位要沾光。吃喝酒肉皆朋友，天下大事管他娘。”前者是潇洒的名士派，后者是旧社会唯利是图的小职员的形象。有人中肯地揭发出自己的“为革命而工作，我从来也没想过”这句话，充分体现了这种个人主义人生观。(3)是个人享乐主义。有这种人生观的人，处处把个人享受放在第一位，一切从享受出发，履行“今朝有酒今朝醉”和“有奶便是娘”的人生哲学，以及由这种人生观所派生出来的资产阶级腐化堕落思想：恋爱至上和杯水主义，以及放纵性的淫乱和流氓、阿飞式的作风和影响。 + +　　第三种个人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它的特点是革命性和动摇性同时存在，革命思想和个人主义这样的两重性在他的人生观中并存。但是，“任何没有无产阶级化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在本质上和无产阶级革命性不相同，而且这种差别性往往可能发展成为对抗状态。……他们往往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貌出现的自由主义者、改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布朗基主义者等等”(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种个人主义中，有一种形式，特别突出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疯狂性和反动性的一面，把政治投机思想同盲动冒险行动结合起来，如有的同志所揭发的他去年参加写上党中央万言书(写了但没有发)，就是企图以此为手段去作孤注一掷而猎取大名大位的典型代表者(即把上党中央书作为沽名钓誉的赌注)。有的同志所揭发的过去搞小集团同组织对抗和以非组织手段来进行斗争，显示自己，也是这种思想代表之一。所谓个人英雄主义、极端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都是这种思想表现的特色。在这种个人主义中，另有一种形式，特别突出的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的投机迎合性的一面，把投机取巧同稳步上爬结合起来，如有的同志所揭发的那种个人主义小算盘，无孔不入、患得患失、利用组织、发展个人的思想就是典型代表。总之，这种人生观的两重性，是充满着革命性和动摇性、光明面和黑暗面、进步和落后、坚强和脆弱的一系列的矛盾的。这类典型最大危险是自己伪装欺骗自己，麻痹自己，到一定时候，个人主义本质完全揭露，就会在大风浪中犯大错误，给革命以损害。 + +　　通过整风所揭发和批判的这些个人主义的思想形态，这是一些同志自我思想革命的初步胜利。我们初步掌握了队伍成员的这些思想情况，就便于在今后的政治思想工作上对症下药地进行具体教育和帮助，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继续改造锻炼，实现经常不断的思想跃进。 + +　　(二)通过整风检查，进一步揭发和批判了右派言行，右派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这对于端正我们的政治方向、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来说，也起了一定的作用。通过整风，清算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树立无产阶级的政治观点，是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重要部份。因为人们走向革命，确立为革命而奋斗的主观意志，还要取决于他对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态度(是羡慕或最憎恨)而定。资产阶级类型的知识份子，当他们没有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之前，由於他们的经济地位和资产阶级式的生活条件，以及资产阶级教育的长期影响，决定了他们本能地去羡慕和拥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羡慕和拥护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正如列宁所说：“一般自由资产阶级，尤其是自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能不力求自由和法制，因为没有自由和法制，资产阶级的统治就会是不圆满、不完整，无保证的……。他们定要玩弄民主主义的把戏，以便把群众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列宁：“两种乌托邦”)拥护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对抗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原来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阶级本性，尤其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阶级本性，这一点在去年整风鸣放初期，不早已充分证明了吗？在那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面之一，就是攻击无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复辟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先锋，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起共鸣，或者跟在右派后面摇旗呐喊。在这次思想检查时，大多数同志把整风鸣放初期自己的右派言论，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的政治观点作为思想检查的主要内容之一，正是说明了大家在确立工人阶级立场和端正政治方向方面，非常注意和重视。虽然由于认识水平的限制，不少人并没有针对这些反动的政治观点给予强有力的批判，但是从他们对那些反动政治观点的憎恨的态度来看，就大家对这类问题严格进行了批评的情况来看，表明了这次思想检查，是在过去反右派斗争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有人列举了自己的右派言论三十条和五十条，有人自动交出了反党反领导的秘密诗信，大多数人在个人思想总结中几乎都有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揭发和批判；以及有的右派分子在受到这次整风检查的教育之后，自动的再一次对他的右派言行作了全面的检查和批判，都是证明。 + +　　通过整风检查，同时揭示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右派观点二者之间的内在的联系。个人主义思想是直接或间接通向资产阶级反动政治去的桥梁，个人主义的条条道路可以通向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立场上去；反过来看，右派观点的产生，右倾思想的发展，又助长了个人主义的巩固和发展。个人主义是右派言行、右倾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观点的思想基础，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政治渊源。 + +　　(三)通过整风检查，还揭发和批判了其他一些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例如：有重点地批判了某些同志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宗派主义情绪；和在研究作风上教条主义倾向；以及揭发和批判了某些同志的资产阶级道德观点和生活作风，恋爱至上主义和不正当的男妇关系的错误行为等等，这些都程度不同地有助于我们的思想改造。 + +　　总之，通过整风检查，一方面，揭发和批判了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和作风，同时发扬了无产阶级的正确思想和作风，这是在劳动锻炼的环境中，结合每个同志的思想实际进行的一次深入的共产主义教育运动。从整风运动的效果来看，据初步估计，思想检查比较彻底，对整风态度比较端正，因而思想觉悟提高比较显著的同志，约占全体人员的30％，思想检查一般较好，对整风的态度经过思想检查过程逐渐端正，因而在思想上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的同志，约占60％，思想检查的不够好，或者很不好，对整风态度也不正确，因而没有完全达到“解决主要思想问题，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思想跃进的目的的人，约占10％左右。这就是说，我们的整风检查对大多数同志来说，做得比较深透。这是大家在建立和加强革命人生观的思想改造问题上所走的历史意义的一步。 + +　　第二个基本方面是：由於思想改造的胜利，就在我们一般同志中，进一步加强了劳动观点，组织观点和群众观点，保证了劳动的锻炼和跃进，从而支援了农业生产和地方工业的兴建。 + +　　(一)由於思想改造的胜利，从思想上武装了我们的队伍，使我们多数同志进一步加强了劳动观点，因而能够在生产大跃进的高潮中，顺利的突破各种难关而取得劳动锻炼的胜利。在整风检查之后，同志们端正了劳动态度，鼓足了劳动干劲，在地方党、政部门的正确领导与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思想鼓舞下，在工农业的劳动生产中，出现了比劳动、争先进的新气象。 + +　　(二)由於思想改造的胜利，在大多数同志中端正了个人和党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我们的组织观点，有的同志交待了过去一直向党隐瞒的一些问题，卸下了思想包袱，同党开始由半条心或者两条心变到一条心。有的同志克服了过去与党对立的不正常的思想和情绪，改变了那种与党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少同志通过向党交心，与党的关系更近了，有些过去与党是三心二意的人，而现在却做到了一心一意地拥护党，服从党和为了党与革命的利益而努力奋斗。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不少同志提出了入党的申请和要求。多数同志同党进一步靠拢了。一般的说，通过这次整风检查，解决了在这批知识份子中接受党的领导问题，在下放队伍中插上了共产主义的红旗。 + +　　(三)由於思想改造的胜利，在大多数同志中，端正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了群众观点。这首先表现在同农民群众的关系上，许多同志通过整风检查，已经放下了高人一等的知识份子的臭架子，而以一个普通劳动者自居的姿态在群众面前出现，虚心诚恳地向劳动人民学习，进一步了解了农民群众的思想性格，在思想感情上，已经或者正在发生基本变化。其次表现在下放干部同志间的团结上，也显著加强了，改变了过去分队中政治空气不浓、一团和气的自由主义倾向，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运用在整风检查的基础上已经开始形成风气，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共产主义态度，在人们的关系上逐渐生根发芽了。由此可见，许多同志在个人同党的关系和个人同群众的关系这两个主要方面，有了比较显著的收获和提高，正说明通过整风运动，不少同志的思想已经向前跃进了一步。 + +　　(四)由於通过整风检查，在我们多数同志中，进一步加强了劳动观点、组织观点和群众观点，也就从思想上保证了劳动的锻炼和跃进，从而支援了农业生产和地方工业的兴建。 + +　　在支援农业生产方面的收获。半年内(1957年12月15日——1958年6月15日)210人的劳动成绩是：劳动出勤日23519天，所得工分151590个。参加社会活动的情况是：帮助村社办成的学校43个，入学人数942人。参加社会宣传工作的141人。参加技术革新的73人。创造和改良的工具10件。帮助兴修水利，测量中型水库23个，小型水库8个，渠道8条；设计中型水库已完成4个，将完成的4个，小型水库2个；施工中、小型水库各1个，杨水站、电站各1个。 + +　　在支援地方工业方面，以不足三个月的时间，协助新建地方工业的成绩是：在炼铁方面，协助县工业部门在58年内建炼铁高炉16座，现已动工的六座，争取“八一”出铁的两座。在其他方面，如输配电、有线广播(已配制成功)、空气电池灯(已试装成功)、沼气池、人造棉(七一前已试制成功)、化学分析室等，帮助地方都有程度不同的收获和跃进。到目前为止，经调整投入到地方工业上去的下放干部，已达二分之一以上。 + +　　在整风检查之后，许多同志的思想经过了一度沉痛之后，愉快起来，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不论是参加农业或地方工业生产的单位和各个同志，都踊现出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不少单位和个人相互发起了挑战书和应战书，展开了劳动、思想双跃进的革命竞赛。紧接着思想检查之后，有的单位在农业劳动上就展开了二十天或一个月的苦战，取得了麦收劳动中的胜利。有的单位在工业劳动上，破除迷信，边干边学，改良了设计，为加速地方工业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　　不少同志在积极参加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高潮中，表现了一些敢想、敢说、敢做的精神。具体的事实，证明了整风检查，对于鼓足干劲、巩固队伍和加强劳动的锻炼和跃进，都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保证作用。同时也表明了思想改造和劳动锻炼的辩证关系：一方面，思想改造有力地保证了劳动锻炼，并总结和提高了劳动锻炼中的思想体会；另方面，劳动锻炼本身又反过来帮助了思想改造。劳动锻炼的胜利对继续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和加速思想改造的进程来说，是一个物质力量。 + +## 六、两点经验 + +　　这次整风检查的主要经验，也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第一，这次整风，符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精神。第二，通过这次整风，初步摸到了在劳动锻炼环境中改造知识分子的若干规律性。 + +　　(一)从整风检查的方针和实际收效来看，它符合了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 + +　　首先，在今年春初，关于整风的组织和动员工作，进行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曾经号召了人人自觉学习，思想跃进，力争上游。当时，我们队伍的一部分人，对在劳动锻炼的环境下能否进行整风检查是存在着许多怀疑的。例如：远离机关的领导、骨干缺乏、环境分散啦！较多的占用劳动生产时间会在群众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啦！我们队伍的成员政治质量和思想基础都差，因而害怕在整风要求较高的情况下会出乱子啦等等，真是顾虑重重。但在整风进行中，由于全国掀起了改造思想的高潮，党中央整风方针明确，和县委、县队领导上坚持的关系，经过了对整风检查几次布置动员和强调之后，这些顾虑也就打消了，紧接着思想改造的高潮，就在大多数同志热烈要求进步的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起来，因而当运动开展后，就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姿态，进行了思想检查。 + +　　其次，这次整风运动，一般的也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从收效看：揭发和批判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因而提高和改造了大多数同志的思想，可以叫做多。从进度看，在以劳动锻炼为主的条件下，从布置到结束，时间不足三个月，而整风实际占有的时间加在一起，一般是用了二十个左右的工作日，可以叫做快。从质量看，多数同志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揭发和批判是较深较透的，绝大部分同志经过整风以后都向党进一步靠拢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人生观从根本上开始发生了动摇和决裂，而共产主义的革命人生观在一部分同志中开始建立着，可以叫做好。从条件看，我们在时间少，骨干缺、环境分散等不到的条件下，胜利完成了思想检查，也可以叫做省。因为符合了上述方针，所以从春节以来，我们不仅完成了劳动大跃进，同时实现了思想大跃进。 + +　　在紧张艰苦的劳动锻炼的环境下，胜利完成了规模较大、挖掘思想较深、收效较好的整风检查运动(这在我们的经验范围内完全是新的，也是第一次)，主要原因是：同志们的思想自觉和积极努力，党的正确方针，领导上的决心坚持，和全国思想改造高潮的有利形势。从具体领导整风运动的情况来看，还有以下几点： + +　　(1)这次整风检查，是以个人的革命自觉和“形势逼人”的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和下放劳动锻炼，大家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当整风运动一经发动之后，大多数同志都热烈响应，争先恐后地进行交心，认真严肃地开展批评。有的同志自动要求在分队里当批判的重点。这种群众的积极自觉性，在运动的进行中并不是自流的，它是同形势逼人的全国思想跃进声势、同党的领导和发挥骨干分子的作用分不开的。因此，我们相信，这样就能使群众的积极自觉性，贯彻整风的始终，取得整风检查的胜利。 + +　　(2)这次整风检查，是在劳动锻炼方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的基础上开展的，是在生产大跃进的空气形成之后进行的。这种客观形势就启发了我们的思想：生产能跃进、思想同样能跃进、只有使思想跃进先行一步，才能推动和保证生产大跃进，两者是结合的，可以同时并举。 + +　　(3)由于我们坚持了党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方针和方法，坚持了解决主要思想问题，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一步的具体要求，并且把党的这些政策在群众中进行了多次的交代，使大家在准备和进行思想检查时都有了明确的方针和目的，做到了心中有数，启发了大家的思想革命的要求，因而就能使运动较快地走向高潮，并且深入下去。 + +　　(4)在整风运动的方法方面，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 + +　　1．根据各单位成员的政治思想基础的不同，首先从重点试验开始(如由第三区队先走一步)，让其他单位进行更加充分的准备工作。当重点试验比较顺利结束之后，自然就增强了各级领导的信心，和影响了其他各区队，从而在单位之间，实际上展开了思想跃进的大竞赛。事实证明：在较后一些时间进行整风的第一、二、四区队，其整风收效都是良好的。 + +　　2．采取先作重点试验再去全面开展的办法，除了能够收到突破一点、取得经验、影响和推动一般之外，还容易弥补我们的骨干缺乏这一不利条件。这不仅从领导方面容易集中力量，而且在骨干调配方面，也容易灵活机动地去支援进行整风较晚的单位。 + +　　3．开好思想检查会，是整风收效的重要关键之一。经验证明，哪个单位的整风检查公开得好，他们的思想跃进就好，劳动劲头也就大。为要把整风检查会开得好，除了有充分的准备工作以外，还须注意：㈠头一个进行思想检查的人如果是态度好，检查深刻，那就对深入开展思想检查具有极重要的作用；㈡要帮助作思想检查的同志了解情况，掌握原则，抓住关键，具体的，深入的进行分析和批判，这样做实际帮助就较大。㈢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领导上要注意从群众中寻找和培养骨干力量，并且能及时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他们的战斗作用。㈣在分析批判时，要组织一定的力量，于揭发批判每个同志的缺点错误的同时，应当从正面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有关政策，这种作法比起单纯的指责缺点和错误来讲，更易使被检查者接受。 + +　　(5)在整风运动的组织领导方面，必须掌握从总的方面要抓得紧，使各单位的整风要一步紧接一步地来进行，决不要因受其他事情的影响而中断；从某一段落说，要善于培养气候，利用时机，使准备工作得以充分进行。第一、二区队进行整风，把时间拉得稍长些，以便把思想检查分做暴露问题和分析批判两个阶段，其经验是可取的。 + +## (二)通过整风，初步摸到了在劳动锻炼环境中改造知识分子的若干规律性。 + +　　整风经验证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特点是：(1)依靠论据进行个人斗争，表现自己，出人头地；(2)有一定的现代文化知识，富于敏感，容易接受新鲜事物，但政治上特别软弱，并且容易保持所谓“中间立场”，左右摇摆；(3)大多数同志因为是在和平建设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没有经过革命的锻炼和改造，所以他们参加革命工作同为个人谋生这两条路，在客观上是统一在一起的(他们要寻求个人谋生之道，就必须参加革命)。这就容易形成，一方面，有一定的革命要求，以适应革命的客观环境，另一方面，又不肯放弃个人主义。这就是既要迎合革命、迎合社会主义，又要坚持个人主义的矛盾的两重性。 + +　　在整风检查运动中，根据第一个思想特点，就要在自由论辩中，抓住主要的错误论据，进行系统地分析和批判，使我们同志感到无可反驳而口服心服。根据第二个思想情况，就要教育我们同志如何在劳动锻炼中培养自己的革命性，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改变我们同志中存在的资产阶级折衷主义的庸俗世界观。根据第三个思想特点，就是一方面，抓住个人主义思想要害，指出它同社会主义不相容和对国家及个人的危害性，帮助同志把个人主义搞臭；另一方面，在严肃、尖锐的思想斗争中，鼓励我们同志倾向革命、要求进步和愿意向组织靠拢的优点，以启发和增强革命自觉。 + +　　知识分子之所以具有以上这些思想上的特点与弱点，除了旧社会和资产阶级思想给与他们的影响外，基本原因就是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工作等条件决定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毛泽东：“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唯一正确的标准，完全适用于我们这次整风检查。因为我们整风检查的总目的，就是利用在与工农群众直接相处和共同劳动的有利环境，通过向党交心，通过从人生观的根本问题上进行分析批判的方法来培养知识分子“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思想。 + +　　整风经验证明，结合劳动锻炼，有计划地抓紧和进行整风思想检查运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的必要性是：第一、单是劳动锻炼本身并不能全部解决培养工人阶级知识份子的问题，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思想，工人阶级的立场和共产党员的党性，并不会直接在劳动锻炼中自发地产生。而只有在结合劳动锻炼有目的有计划的进行艰巨细致的共产主义教育工作，逐步提高阶级觉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思想革命与跃进。第二、如果不结合劳动锻炼严肃地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则劳动锻炼也将会失去保证。第三、在我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人需要建立革命人生观，少部分人也需要加强革命人生观和改进工作作风。对我们全体人员普遍进行整风检查是非常必要的。第四，结合劳动锻炼进行整风检查，是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一目标所要求的。因为单纯进行劳动锻炼并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而只有加上思想改造工作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因此，整风思想检查，乃是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必然要求。 + +　　在劳动锻炼环境下进行整风运动的可能性：①是在党领导下的和平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②是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思想革命的高潮中；③是在经过了一个季度的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之后已经打下了进行整风检查基础的条件下；④是在大多数同志都认识到自己思想革命的必要性，产生了进行整风检查的迫切要求。这些可能性也是我们能够胜利完成整风检查的主要条件。 + +　　在劳动锻炼环境中进行整风，虽然还存在着环境分散、骨干很少、时间不够等等不利条件，但这并不是难以克服的障碍。我们所说的上述进行整风检查的可能性的条件才是基本条件。 + +　　同时还需指出，在劳动锻炼环境中，结合体力劳动来进行思想改造和整风运动还有它的更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是：第一，由於劳动锻炼本身是对知识分子的体质和身手将起着根本的严重的变化，这种变化过程同时也就是从劳动性能和劳动方式上改变着旧类型的知识分子阶级性的过程，就是说，通过劳动锻炼将不能不引起我们同志在思想上和感情上的变化。事实证明，很多同志对农村和农民的看法改变了，亲身体会到劳动的光荣，劳动人民的伟大，因此他们的观点、立场将会或正在发生变化。第二，由於劳动锻炼是同农村中劳动农民群众共同进行的，是同他们在劳动战线上经过比较长期的艰苦的共同奋斗，而在生活等各个方面又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也就容易了解农民群众的要求和思想感情，学习他们的长处，树立群众观点。第三，由於劳动锻炼本身是将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改变成为体力劳动者，当我们经过长期的体力劳动，从中不仅体会到它的艰苦，而且体会到它的伟大之后，将会从体质到思想，从身手到感情，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在同时进行思想改造的推动和保证下，就不能不引导我们同志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变化，从而为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的立场、观点打下基础。第四，由于劳动锻炼是补脑力劳动者以体力劳动根本的一课，是培养科学工作者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锻炼，所以通过劳动锻炼就可能从根本上改造知识分子的空谈遍见、主观片面性、教条主义倾向和宗派主义的习气，纠正他们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研究作风。 + +　　劳动锻炼为彻底的思想改造所提供的这些有利条件，是在一般机关工作环境中所不具备的。但是这些有利条件也仅仅为思想改造工作的完成提供可能性。因此，还必须通过艰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进行，通过整风思想检查和其它各种形式的思想斗争，才能把它变为现实。因此，结合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在下放干部整个的锻炼和改造过程中就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　　整风经验证明，在劳动锻炼中通过整风检查所揭示出来的，知识分子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道路，是与解放以前特别在白色恐怖环境下不同的。如果说，在我们党没有掌握全国政权，特别是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知识分子之走向革命，建立革命人生观，是直接面对着阶级敌人或民族敌人，并且是同他们进行着尖锐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当那时，如果一个人自愿参加革命，就需要在自己的政治上和思想上作较充分的准备，就需要具有比较坚定的革命意志和战斗决心。因此，在那种紧张危险的阶级斗争中来加强革命的修养和锻炼，提高阶级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是那时建立和加强革命人生观的一条思想革命的道路。 + +　　现在，即在全国解放之后的社会主义和平建设的时期内，并且是在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的环境下，知识分子走向革命化，建立革命人生观的道路，就有所不同了。中央“关于下放干部进行劳动锻炼的指示”中指出：“在现在和平环境中，改造干部思想作风，提高干部政治觉悟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根本措施，应该是有计划地组织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干部到工厂、农村去参加体力劳动，到基层去作实际工作。这是目前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执行党的干部工作路线的一项重要制度。”这一正确指示，它贯彻了马克思所说过的教育者必须首先受教育的原则。我们要培养为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就必须要这些人首先去获得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获得这种意识的最有效的根本办法，是通过同人民中的工农群众共同进行劳动，以便使知识分子原来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通过劳动锻炼，作到从身手到感情，从思想到作风逐渐工农化，而结合这种劳动锻炼所进行的思想改造工作(特别这次整风检查)，就是促进和加速这种工农化的过程，使我们同志变成完全以普通劳动者自居的一个群众。在这样的基础上去建立和加强革命人生观。这就是说，通过根本性的劳动锻炼，使知识分子初步得到了工农群众的思想感情之后，去建立和加强革命人生观。这就是改造知识分子，使他们走向红透专深的另一条思想革命的道路。而我们的整风检查和全部思想改造工作，就是使知识分子革命化的、和劳动锻炼同等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的整风检查和全部思想改造工作要贯串“兴无灭资”这条思想革命的红线。从这次整风检查来看，兴无灭资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彻底否定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树立和加强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第二，彻底否定资产阶级政治观点，树立和加强无产阶级政治观点；第三，彻底否定资产阶级学术道路，坚决走无产阶级学术道路。第四，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道路和作风。学习和发扬无产阶级的道德和作风。从这四个方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一破一立，又破又立的思想斗争，达到改造知识分子的目的，就是这次整风检查的全部实质。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1.txt b/CCRD/1/5/2/0001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6516a4467c30c168113907e76e3975bdbe1ddb --- /dev/null +++ b/CCRD/1/5/2/000191.txt @@ -0,0 +1,11 @@ +# 河北省委将右派分子刘洪涛杜存训清除出党 + +　　《人民日报》讯：在中共河北省委于４月７日到１３日举行的第一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彻底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刘洪涛（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长）、杜存训（省委候补委员、省工会联合会主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远在１月１８日到２月２４日河北省委举行的党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就集中地揭露了刘洪涛、杜存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会议揭发的大量事实说明，刘洪涛和杜存训已经完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在党内的代理人。 + +　　刘洪涛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他从卑鄙的名利观点出发，长期对党不满，以致走上反党的道路。１９５７年夏季，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刘洪涛和右派分子王葆真结成政治上、思想上的联盟，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１９５７年３月间，王葆真借水利问题向党和人民政府发动了攻击，否认党和政府几年来水利工作的巨大成就，污蔑党和政府“虚掷”水利经费，给河北人民造成了严重的灾害。刘洪涛竟给王葆真出谋划策，企图借水利问题混淆视听，制造混乱，以达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在１９５７年８月，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期间以及会后，刘洪涛为了包庇王葆真，掩盖他自己的反党罪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坚决反对在大会上对王葆真的彻底批判；隐瞒王葆真的反党言行材料；以省委统战部长身份，使用威胁手段，玩弄两面手法，阻止对王葆真的批判；和王葆真暗中勾结，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抗到底。 + +　　会议揭发的材料证明，杜存训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也是一个阴险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恶毒地反对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１９５７年夏季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举行猖狂进攻，他对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恶毒进攻。杜存训打着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招牌，公开煽风点火，反对和破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方针路线，妄图分裂党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改变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方向。杜存训为了实现他的反党野心，利用少数人的不合理要求和狭隘的经济利益，来破坏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利益，煽动和欺骗工人群众，把斗争的矛头引向党，利用工人闹事来反对党，以实现其个人野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杜存训还反对与破坏人民民主专政，挑拨工会与政府对立，阻挠和抗拒执行政府的法令，企图把工会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国家工会组织对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的支柱作用。杜存训还歪曲党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组织原则，他背着省委在省工会内部，多次制造所谓“反宗派”斗争，打击敢于向省委反映问题的人，并捏造、散布流言蜚语，分裂和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 +　　河北省委第一届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对刘洪涛、杜存训进行了严肃的斗争。经过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刘洪涛表示低头认罪，愿意悔改。杜存训经过批判斗争，仍然狡赖抗拒，始终毫无悔改之意。会议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刘洪涛、杜存训的党籍，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并向有关方面建议，撤销他们的一切行政职务。会议认为这次会议是河北省党组织在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中的又一次胜利，这个胜利对于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维护党的纪律，提高党的战斗力，有其极为重要的意义。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7月12日，原标题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可耻下场，右派分子刘洪涛杜存训被清除出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2.txt b/CCRD/1/5/2/0001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4cc8ded91864c36fd9fab3db287284a94ef950 --- /dev/null +++ b/CCRD/1/5/2/000192.txt @@ -0,0 +1,27 @@ +#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阳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０日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最近举行多次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党内右派分子、“人民文学”前副主编秦兆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并且彻底粉碎了他在文艺界插起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 + +　　出席和列席会议的有在北京的作家和文学期刊编辑人员等一百多人。在会上先后发言的有张天翼、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申述、康濯、严文井、黄其云、张光年、郭小川、林默涵、刘白羽等二十多人。中共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在最后一次会上作了总结性发言。 + +　　会议指出，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在秦兆阳主编“人民文学”的时期，他抗拒党的领导和监督，利用“人民文学”这一阵地，宣扬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大量刊载和推荐所谓“干预生活”的毒草，肆意地污蔑党，污蔑社会主义制度。他纠结一批右派作者，俨然要自成一个反动的“流派”，同党的文艺路线相对抗。这些行动，实际上是和当时国际上的反共逆流相呼应，目的在于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文艺方向，把文艺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 + +　　会上揭发，在上述时期内，秦兆阳以何直、鉴余、甲乙丙、何又化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党对文艺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基本原则。他用何直的笔名在“人民文学”１９５６年９月号上以头篇地位发表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是一篇修正主义的文艺纲领。在这篇论文中，他以“反教条主义”作幌子，反对作家应当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反对文艺为当前的政治任务服务和为工农兵服务。他把党所领导的文艺事业描绘得“阴风惨惨”、“一片黑暗”，号召作家们从所谓“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绳子下解放出来”，也就是号召作家们向党的领导展开攻击。这篇论文发表后，立即成为文艺界一批右派分子反革命行动的指南。 + +　　秦兆阳严重的右派活动表现在他对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生活的诽谤和污蔑。他攻击思想改造和思想斗争，诬称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到处存在着“拿谩骂代替说理，拿扣帽子当作斗争”的“风气”，甚至连“某些青年团员、少先队员”都已经“被这种风吹得失去其挺拔活泼之气”，还说人们无不是“闻风而起，捕风捉影，看风驶船，望风生畏”。他捏造在当前社会中作家创作“不自由”，说作家在写作时“总是谨防背后有人来抓辫子”，“左顾右盼”“心神不安”。他认为农村生活一片黑暗，党基层组织干部都是喜爱“阿谀”和“奉承”的“市侩”。 + +　　会议指出，秦兆阳在党和作家协会所委托的“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中，一方面抗拒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说成“干涉太多”；一方面就把刊物变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阵地。在秦兆阳主持下，“人民文学”从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曾经刊载了大量的所谓“干预生活”、“揭露生活阴暗面”的作品，毒害青年的心灵，鼓动右派的进攻。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肆意歪曲现实和夸大现实生活中的缺点，丑化社会主义，美化资产阶级，丑化党的领导和党员干部，美化资产阶级分子，挑拨党群关系和新老干部的关系，散布离心离德的言论，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秦兆阳通过“编者按”、“编后记”对这些作品进行大力的吹捧。于是在文艺界形成了一股所谓“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妖风。 + +　　尤其令人气愤的是，秦兆阳为着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采用了极其阴险卑劣的手段。就是肆意修改原稿，把他自己的反动思想强加进别人的作品和文章中去。把别人文章中有积极意义的话删去，而尽量扩大毒素，增添毒素，等到别人文章受批评时，他却佯装不知，也写文章给予批评。耍弄这种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是秦兆阳这一右派分子的特色：他一方面发表文章大肆散播修正主义“理论”，另方面，当这种“理论”在社会上遭受批评时，他马上又撰写文章对这种“理论”进行装腔作势的“驳斥”。 + +　　会议还揭发，秦兆阳为着推行他的反党的、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曾经把一些臭味相投的右派作者如刘宾雁、刘绍棠、林希翎等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其中，右派分子刘宾雁和秦兆阳的关系尤其亲密。当刘宾雁的反党特写“本报内部消息”经过秦兆阳在“人民文学”上刊出以后，秦兆阳就称赞刘宾雁为当前的文学创作开辟了一条“现实主义的新路”，为作家们作出了“榜样”，使得作家们“不仅仅去注意那些工人农民”，他并且打算聘请刘宾雁作为“人民文学”的特约撰稿人。他经常和刘宾雁通信，谈“内心深处”的话，互相发泄对党的仇恨和不满，互相鼓励反党的“勇气”。他在给刘宾雁的信中还说，他要坚持他的反党道路，“感到威胁最大而且烦恼的”，还“不是文艺界”，而是人民日报、青年报等党报团报，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权力机关和舆论的体现者”，“在他们面前谁有中流砥柱的力量？”由此可见他反对的不仅是文艺界，而是整个党、整个社会。 + +　　秦兆阳一贯坚持反党的立场，抗拒党的批评和监督，对党的领导经常表现出一种憎恨和厌恶的情绪。他曾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人民文学’的地位”的主张，也就是企图让“人民文学”完全脱离党的领导。他还说，如果办一个可以由他自己作主的刊物，他可以干十年二十年的编辑，像目前这样（指在党所领导的刊物编辑部中工作），他不想干也不能干了。大鸣大放期间，右派分子正在叫嚣党不能领导这、不能领导那的时候，秦兆阳也写了一篇文章准备发表，这篇题为“提出一个问题”的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暗示党“不能领导文学刊物”。由于他站在反党的立场上，用极其反动、阴暗的眼光来看待党，所以他把反对丁陈反党集团的一场严肃斗争也说成是“未见得没有肮脏的东西”的事，而胁迫党的领导对丁陈反党集团缴械投降。 + +　　会议还指出，秦兆阳自参加革命以来，长期保持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并未得到认真的改造。１９４７年，土地改革时期，他由于拒不接受去参加土改斗争的任务，曾经受过党纪的处分。全国解放初期，他参加“人民文学”的编辑工作，就通过他的手发表了不少篇有政治错误或思想内容不健康的作品，包括他自己的小说“改造”在内，曾受到社会上的批评。但是秦兆阳并未从这些错误中吸取教训，加强对自己的思想改造，反而怀恨在心，他的资产阶级思想因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当前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终于堕落成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党组扩大会议最后着重地指出，以秦兆阳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已经在文艺界和青年中间散播了一定的影响。对修正主义思想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必须给以足够的注意。继续深入地系统地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想，保卫文艺的党性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拔掉白旗，插起红旗，这仍是我国文艺界当前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 +　　 ——原载《人民日报》1957年7月12日，原标题为“拔掉文艺界的一面修正主义白旗，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阳”。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3.txt b/CCRD/1/5/2/0001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20b2749f80e88f3c93b3907b12d426710f70f8 --- /dev/null +++ b/CCRD/1/5/2/000193.txt @@ -0,0 +1,55 @@ +# 山东省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交出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 + +　　新华社济南20日讯 中共山东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梅川报道：山东省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言论，其主要内容如下： + +　　一、污蔑、攻击党的领导 + +　　杨景山（德州工业器材总店）：对共产党有四恨：“恨共产党将私有制改变为公有制；恨共产党合营把我的财产全合进去了；恨共产党还不完蛋；恨不能把共产党杀了恢复私有制”。“大地主没有了，就是共产党一家是大地主，大资本家没有了，就是共产党一家是大资本家”。 + +　　刘海楼（青岛棉织厂）：“老蒋，你走后，大陆随变，好象缺少了太阳；老蒋，你走后，没听到你的声音，所听到的只是鬼哭狼嚎；老蒋，你走后，原来大陆变成了冰霜，苍蝇蚊子不生长，人活也很勉强，吃食之物买不到，人人吃的是定量”。 + +　　孙干臣（三维坊市铁工业）：“中国有三个大汉奸，头一个是毛泽东、亲苏，第二个是蒋介石、亲美，第三个是汪精卫，亲日”。 + +　　二、仇视社会主义 + +　　孙桂清（三维坊市）：“新社会好，人民成了笼中鸟，各样的制度缠上了，生产的枷锁套上了，往前拉的劲小了，后面的鞠棒打上了，终日劳动得不到十足饱”。 + +　　陈天民（济南市）：“选举都是共产党内定的，那里自由选举，人民民主专政，只有专政，没有民主。统治者治于人，不治者，被治于人，我认为解放后仍然如此。” + +　　杨景山（德州市）：“我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资本主义优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好处很多，吃、喝、嫖、赌全有，我生到这个社会里算倒了血霉，早生四十年也好，晩生四十年也好”。 + +　　三、反对历次政治运动及重大政策 + +　　隗都斋（淄博市）：“我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土改，农民斗争地主，是共产党硬造的，共产党比洪水猛兽还厉害”。 + +　　王云泽（淄博市）：“镇反是胜者王侯败者贼”。 + +　　陈洪维（济南市）：“五反运动是政府变相的没收工商业者的财产”。 + +　　丁助民（济南市）：“粮食、棉布、食油等统购统销政策，也就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 + +　　王福堂（三维坊市）：“土改使穷人分到土地，这不错，可是不几年后，就合作化了，这是共产党的手腕”。 + +　　四、反对社会主义改造 + +　　王秀峰（淄博市）：“合营高潮是一系列的手段促成的，变出企业心疼，恨不能点火烧了，自己捞不着，也不能叫国家得着”，“合营后感觉着不是走的光明大道，因而情绪非常低落，认为进厂如进监狱，出厂如出囚笼”。 + +　　刘毓之（济南市）：“定息是政府给的，不是咱硬要的，有什么可耻呢？” + +　　彭秀山（济南市）：“公私合营公家并没出一元钱，拿定息也是拿自己的钱，那能是剥削。” + +　　董子云（淄博市）：“有人说是工人养活资本家，我认为这样说法太片面，工人是依靠资本家来生活，资本家是借工人劳动来生产，这是互相依赖的”。 + +　　张景汤（济南）：“合营后有三不怕和四等：“不怕工资高、地位高、事情少；等下班、吃饭、星期、发工资。” + +　　五、崇美、反苏 + +　　徐永生（济南织布七厂副厂长）：“说苏联科学先进，为啥没见过苏联的航空母舰和五个头的喷气飞机，说苏联的工业发达，为啥钢铁产量不如美国多？” + +　　孙桂清（滩坊市）：“苏联提倡裁减军备，为什么造出的洲际导弹比美国的中程导弹还厉害，这不是军备竞赛吗？” + +　　毕静波（济南市）：“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等的下台我认为苏联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布尔加宁下台，我觉着苏联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 +　　魏子宜（潍坊市信丰染厂副厂长）：“匈牙利解放十三年了，突然出了事件，是共产党统治太紧所造成的”。 + +　　来源：1958年7月14日_第252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4.txt b/CCRD/1/5/2/0001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e8f19990406da06247d34417fc9b342a388bd1 --- /dev/null +++ b/CCRD/1/5/2/000194.txt @@ -0,0 +1,33 @@ +# 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 + +　　<宫敬之> + +　　《人民日报》南宁电：记者宫敬之报道：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历时二十天，已于７月１日闭幕。这次会议彻底揭发与批判了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和右派分子徐江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并把他们清除出党。这是广西党内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伟大的胜利。这一斗争的胜利，对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增强党的战斗力，以及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推动全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面大跃进，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 + +　　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三百六十一人，列席的有五百六十八人。大会听取与讨论了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同志关于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和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大会作的工作报告。会议采取大鸣大放和出大字报的方法，在会上发言的有三百一十八人次。贴出的大字报共有一万零二百四十九张。这些发言和大字报，集中地揭发与批判了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 +　　根据大会以及大会以前所揭发的材料证明，以前广西省委常委、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为首的，包括前省委常委王梦周，前省委委员廖原、骆明、王浩，候补委员廖联原等人的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从１９５６年６月中共广西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始，他们就打着“反冒进”、“反主观主义”的旗帜，极力诋毁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取得的巨大成就，攻击党的领导，进行破坏党的团结的活动。到１９５７年６月，中央宣布处理广西因灾饿死人事件时，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发展到最高峰。在党内检查因灾饿死人事件的会议上，他们直接违反中央对这一事件的正确结论，横生枝节，借题发挥，硬把因灾饿死人事件说成是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所带来的恶果，并进而全盘否定广西的工作成绩，认为党在农村工作上“犯了路线错误”，要求“重新估计农村工作”，要省委“肯定错误”。 + +　　这一右派集团攻击的首要目标，是１９５５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６年上半年的农业合作化和伴随而来的农业生产高潮。他们根本否定广大农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迫切要求，把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说成是“强迫出来的”。他们竭力攻击合作社，把合作社的生产说得一团糟，说合作社“只顾集体，不顾个人”，要求无限制地发展社员家庭副业，借以瓦解合作社的集体生产，使农民从合作化的道路上倒退回去。对一切足以证明农业生产成绩的材料数字，特别是１９５６年上半年粮食增产的数字，他们一律说成是“吹牛”、“虚夸”，是“报喜不报忧”的表现。 + +　　由于党委不接受他们的反动观点，并且对他们进行批判斗争，他们就竭力地攻击党的领导。他们采取极其卑鄙的两面派手法，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歪曲党内生活的真相，大肆攻击“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党内没有民主”，“书记一手遮天”。前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被攻击为“教条主义”、“好大喜功”、“不从实际出发”。他们为了削弱和摆脱党的领导，就极力鼓吹分散主义，反对党对政府工作的领导，抗拒党对各部门工作的统一领导。说党的领导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只听块块，不听条条”。特别恶劣的是，他们进行许多非组织活动，以这个反党集团为中心，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丑化党的领导，企图使党陷于分裂和瘫痪状态。 + +　　为了达到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个右派集团，特别是廖联原，还迷惑和拉拢一些认识不清的同志，极力鼓吹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他无中生有地诬蔑前省委有“宗派主义”和“大汉族主义”。把解放初期党对地下党和游击队所进行的整顿工作，诬为对地方干部和民族干部的无故打击、排斥、刁难。廖联原在去年曾借下乡视察的机会，捏造事实，敌我不分，替一些被清洗出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喊冤，并对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进行欺骗煽动，企图挑拨群众对党不满。陈再励也利用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情绪，来攻击党委不重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抹煞党在民族工作方面的伟大成就，企图挑拨民族关系，分裂广西各族人民的团结。 + +　　去年６月省委召开宣传会议时，作为会议的直接领导的骆明和王浩，竟然歪曲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否认两条道路斗争的存在，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极力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把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称作“宝贵的意见”。 + +　　这一右派集团所刮起的妖风，已经严重地危害了党的事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由于他们的反党活动，使前省委的集中领导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使党的方针路线的贯彻执行受到了极大的障碍，使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并一度造成了干部思想上的混乱，助长了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倾向，削弱了党的战斗力，给全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１９５６年下半年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广西社会主义建设所出现的低潮，就是这股妖风直接造成的恶果。 + +　　会议还揭发和批判了自治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徐江萍的右派言行。在他任职期间，工作一贯表现右倾，特别是当去年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时，他恶毒地攻击肃反成绩，替地主、富农、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伸冤”叫嚣，硬说所谓“冤案”、“错案”占５０％以上，甚至竟把反革命暴乱分子杀害我们干部的事件，也称为人民内部矛盾。他诬蔑广大干部“作风恶劣”、“无法无天”，并滥用职权对干部进行打击。 + +　　这些人堕落成右派分子决不是偶然的。刘建勋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这个右派集团的成员，虽然早就在组织上入了党，但他们在思想上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并没有得到改造，加上他们都有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自然就会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堕落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次大会以前的半年多内，党曾多次地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但都被拒绝了，直到今年２月省委全会向他们开展了斗争，他们才被迫承认了一些错误。由此可见，这些人的反动立场是极其顽固的。这次大会上，他们在无数铁的事实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了。 + +　　最后大会还通过了决议，开除党内右派集团陈再励、王梦周、廖原、骆明、王浩、廖联原的党籍，开除右派分子徐江萍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并建议行政方面撤销他们在行政工作方面所担负的一切职务。 + +　　大会对其他犯有严重右倾思想、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和分散主义倾向的同志，也作了严肃的批判。犯有这些错误的同志都向大会作了检讨。 + +　　大会向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提出，必须认真接受以上经验教训：（１）必须在党内外继续深入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提高全体党员和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２）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提高政治嗅觉和警惕性，才会识别风向，分清大是大非，敢于坚持真理，为真理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３）必须坚持维护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加强党的领导，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的分散主义倾向，反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组织，坚决执行党的统一领导的原则。 + +　　会议还补选了中共广西僮族自治区委员会的委员。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7月15日，原标题为“纯洁党的组织，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彻底扫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垃圾，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5.txt b/CCRD/1/5/2/0001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35b130260c536bdee222495deac74bd26e5434 --- /dev/null +++ b/CCRD/1/5/2/000195.txt @@ -0,0 +1,9 @@ +# 盐城县六个乡错误地采取“刺血宣誓”的方式表示实现四十条的决心 + +　　<徐守璜> + +　　本刊讯 盐城县的区、乡委书记自从省党代会结束回来以后，对保证明年增产大跃进，实现六百斤的决心很大，劲头很足。他们都按乡按社，由内而外，层层召开了会议,从党内到党外搞了决心运动。一般都是以举手表示决心，但也发现有六个乡采取刺血宣誓、杀公鸡饮鸡血酒宣誓等形式，来表示实现四十条的决心。龙口区杨斌乡在三百七十三人的党员大会上，就买了两斤烧酒一只活公鸡，把公鸡的颈项截断，各社党员干部争先恐后抢着饮血酒；葛武乡二十五个社有十八个社搞了杀鸡瞌头宣誓；南洋乡、中心乡部分党员用手指上得血写下了决心书，或在保证书上盖指印，送给区委、乡委作保证。他们的宣誓大致是：“头可断，誓不可违”、“齐心合力，向泥土斗争，干死了干伤了，都要保证实现六百斤、八百斤、一千斤”。东方红农业社队长尹金城说：“如我对实现一千斤亩产有动摇，就要刀六块。”现在有个别乡、社已由党内推广到群众，中心乡东姚社有个社员宣誓说：“我原来每天罱泥六船，现在每天保证罱十三船，如不能完成，把我身上肉割下来弥补。” + +　　这种刺血宣誓的形式虽能带动一些原来思想不进步、有畏难情绪的党员，如有些党员会后反映说：这样大的劲头子，死人也要通了，今后日间要带头生产，晚上要检查进度，夜里睡觉要算日子排任务，决心把生产搞好，如有三心二意就像公鸡一样。但也造成了一些紧张恐怖气氛，有些人虽然参加了宣誓，实际思想不通，杨斌乡一党员在宣誓后反映说过：这次会一开，险乎把我吓死了。 + +　　 来源：原载1957年1月3日《新华日报》 “内部参考资料”和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6.txt b/CCRD/1/5/2/0001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6e88c225a961c90b6f42660c30fff94a208fd4b --- /dev/null +++ b/CCRD/1/5/2/000196.txt @@ -0,0 +1,61 @@ +# 北京、广州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就中东问题造谣惑众进行破坏活动 + +　　本刊讯　美、英帝国主义出发侵略黎巴嫩和约旦的消息，在报纸刊载后，发现少数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表现嚣张。 + +　　刑满释放的反革命分子曹会昌过去从不关心时事，但近几天买报纸看。今天下午(18日)说：“看现在的局势很危险，美国出兵了，英国也随着出兵了，苏联也表示态度了，看这意思是要干起来。”曹边说边笑，表现很得意。 + +　　公私合营宣武区植物油厂资本家杨立生，15日晚上看到美国在黎巴嫩登陆的消息后，拿着报纸跑到党支部，眉飞色舞地对党支书说：“你看，美国在黎巴嫩可登陆了！” + +　　1956年刑满释放犯军统特务分子雷振坤(现在宣武区粉房琉璃街小学代课)，在前几天街道组织生产时，他曾主动向街道积极分子表示愿意把自己的房子腾出让街道上存放给工厂加工的纸盒。但自美国在黎巴嫩登陆的消息发表后，雷又突然改变原来的主意，对街道积极分子说：“房子我不借了。你说什么也不成，借我也不借，租我也不租了。” + +　　地主分子王淑贤(女，基督教徒)曾对我处理反动传教士表示不满，17日下去向同院的几个小学生造谣说：“目前中东在打仗，派出所正在抓人，我的几个朋友都被抓进去了，你们得小心，千万不要出门”。 + +　　基督教反动分子、衡理公会牧师刘赏振借机造谣污蔑说：“政治早有作战准备，现在都动员家庭妇女去当售货员，那些男人都到那里去了？农民也都按军队组织编起来了，这就是为调动方便”。“美国回来了，还不是得先找我们教会的人和曾经留美、留英的人吗！” + +　　天地教反动教徒谢天成说：“共产党搞宣传多少钱也不心痛，不过游行也管不了什么，简直是瞎胡闹、瞎起哄。看吧！这回打起来，热闹可够瞧啦！” + +　　西域区石板房三条1号在逃反革命家属车丕智在院内公开呼喊反动口号“拥护美国，反对共产党”。 + +　　17日一天内，在陶然亭、广安门、十五中等处的厕所内共发现了五起反动标语。 + +　　东四十一条49号伪军官袁永和(现无业)说：“伊拉克人真狠，把国王给烧死了，美国就得干涉！” + +　　宣武区裘家街5号被管制分子涂康对民警说：“美国出兵黎巴嫩当然是必然的”。 + +　　宣外大街基督教堂牧师刘赏振说：“美国出兵黎巴嫩，他没有洲际导弹，假如战争打起来就麻烦了”。 + +　　 (原载“党内参考资料”) + +　　本刊讯　中东事件发生以来，北京市高等学校发现一些反动分子乘机活动。清华团员助教叶立润说：“美帝国主义建立军事集团是有道理的，苏联也在进行思想渗透”。石油学院学生张庆林把“社会主义好”的歌词，改成“帝国主义好”，在落后群众中传唱。民族学院藏族学生尼马万德，在天安门游行时，别人喊“支持伊拉克政府”，他喊“支持帝国主义”。藏族学生罗含枪巴喊：“地主民族主义万岁！”该校藏族学生边巴20日还喊“向莫斯科进攻！”的反动口号。20日在该校预科教室黑板还发现有人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粉碎！”的反动标语。 + +　　 (摘自“党内参考资料”) + +　　本刊讯 北京市高等学校部分右派分子对中东局势的反应。 + +　　师大教授傅种孙：美国是狗急跳墙，没有伊拉克，油就没有吃的，发急了，这样把它的真面目都暴露了，使中国人民都看出它是假仁假义的。打起来，总的讲，胜利是我们的，但是暂时的失败也是可能的。 + +　　清华教授钱伟长：我对形势估计很乐观，美国现在是进退两难，实行战争边缘政策。美国没有联合国的招牌是不敢大打的，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小打。但如果美国进一步侵略伊拉克，苏联一出兵，战争就会全面化。那样主要战场是在欧洲，不要几个月就会结束的。(20日钱伟长参加教研室讨论时，对别人的发言根本不关心，后来还打了盹。) + +　　清华大学教授孟昭英：1939年，苏联要求同芬兰交换领土，芬兰不答应，结果打起来。苏联就是侵略。这次苏联如果出兵，一定要经过土耳其或伊朗，这样去别国打仗不合理。(在讨论会上当即受到群众反驳。) + +　　美术学院江丰：不会发生世界大战，苏联和中国表示态度，英美就不敢打了，最后一定会象在埃及时一样，他们被迫退出。 + +　　美术学院右派王逊：最近国际形势很紧张，打起来就是世界大战，那样我们应该先发射导弹将纽约先炸光。 + +　　美术学院李宗津、冯法祀：波兰为什么不搞抗议示威？南斯拉夫为什么也承认伊拉克共和国？感到很奇怪。 + +　　外交学院学生、极右分子沈以光、石油学院右派学生(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永明，现在大家不信任我，战争可以考验我，我要去当志愿军，就怕组织上不答应。 + +　　林希翎参加全市抗议大会，一次口号都不喊，也不举手，群众责问她，她说：我身体不好。 + +　　 (原载“党内参考资料”) + +　　新华社广州22日电　中东事件发生后，广东省、市民革内部分右派分子暴露出不少反动观点和顾虑。 + +　　一、个别右派分子希望局势更趋紧张、发生世界大战。据他们说，这样可以“加速革命进程”。如右派分子李廷华(民革，原省政协常委)说：“战争打起来，用战争解决问题就更快些，这样，美、英两国就会更快得到解放。”右派分子李蔼棠(省委事室参事)也认为，如果大战打起来，“台湾国民党军队可能会象黎巴嫩陆军总司令那样起来反对美帝”。因此，他认为台湾国民党军官可能会仿效伊拉克军人的榜样，“因为他们(指国民党军人)的良心还未死。” + +　　二、担忧发生战争政府会加强专政。右派分子魏汉新(原政协常委)说：“假如今天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把右派关起来？”他又说：“到那时我要自杀！”右派分子冯也愚(原省参事室研究员)说：“我们右派的处理会受国际局势发展的影响，共产党今天还未处死这批人(指右派)，是因为国内情况稳定”，因此，他担忧战争一起，国内定会加强专政而受到严厉制裁。张显歧说：“国际局势紧张，国内加强对反动阶级专政是自然的。” + +　　 (杨文全)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7.txt b/CCRD/1/5/2/0001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7f5beb814289693b282e481efaf12dd619d30a9 --- /dev/null +++ b/CCRD/1/5/2/000197.txt @@ -0,0 +1,33 @@ +# 上海市右派头面人物对中东局势的反应 + +　　<张蕴秀> + +　　新华社上海22日讯　上海市右派头面人物对当前中东局势的反应如下： + +## (一)对局势的估计： + +　　王造时说：“帝国主义可能有分工：美国侵略黎巴嫩，英国进兵伊拉克；西德阿登纳也可能根据北大西洋公约，参加这一侵略事件”。 + +　　徐铸成说：“美帝直接出头，为了面子，不会轻于缩手，但和平力量空前强大，战争是可以制止的。” + +　　彭文应说：第三次世界大战，苏联是不愿打的，美国是不敢打的，但是，有一种令人不解的事情，就是美国带氢弹的飞机为什么天天在天空飞呢？ + +## (二)表示愿借此机会支援中东去立功赎罪摘掉右派帽子： + +　　彭文应说：我想要我去乡下去劳动改造，倒不如以一个中国人的身份去支援黎巴嫩的意义大。如怕我去做坏事，民盟可以派三个左派监督我；但是对外不能宣称我是右派分子。 + +　　陈仁炳说：去年英帝侵埃时，上海有很多人报名志愿援埃，我也想去效力一下，作一些文人能作的事，如翻译；今年不行了，已失去了这个资格了，如果有组织志愿军的可能，我梦想能有立功赎罪的机会，我虽然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我还是一个中国人。没有资格参加游行，内心里很痛苦。 + +　　王造时对另一右派分子说：我们无论如何是反帝爱国的，现在我的心情好像“九·一八”时一样，急于参加一些抗美援黎工作，如右派分子对美国侵略表示一些态度，同时，检查自己过去的错误，可能对亚非国家有些好的影响。 + +　　陆诒表示：自己堕落成为可耻的右派分子，面对着此刻中东的反帝浪潮，更悔恨自己过去罪行的严重，一定要力争上游，加速改造自己，争取早日回到人民队伍中来，也好为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正义斗争贡献一点微小的力量。 + +## (三)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反应： + +　　陆诒认为：从这次美帝侵略中东事件中，充分证实南共在这一期间充当美帝走卒，恶毒攻击苏联、我国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阴谋活动，南共修正主义必须批判。由此更有深切的体会。 + +　　姜庆湘对另一右派分子说：南共纲领美化帝国主义阵营、丑化社会主义阵营，美帝伊黎事件，很明显的说明南共纲领的荒谬。南共采取中立政策，但从黎巴嫩事件说明中间道路根本是不可能。过去我思想深处认为不参加集团是走得通的，今天事实证明则不然，中立是不可能的。 + +　　彭文应认为南斯拉夫现在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它们的工业是国有化，在外交上还承认伊拉克共和国，不能把它当敌人看待，它所以不反对美国侵略黎巴嫩，是因为它和苏联关系搞坏了，须要美援。 + +　　 来源：1958年7月2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8.txt b/CCRD/1/5/2/0001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afa3876dee7b2d08df6b17777e6fc9d465fdf2 --- /dev/null +++ b/CCRD/1/5/2/000198.txt @@ -0,0 +1,21 @@ +# 一、二、三工区分别举行交心运动动员大会 + +　　<《新生快报》报导> + +　　本月四日晚上，一、二、三工区分别举行交心运动动员大会。 + +　　一、三工区动员大会联合举行，由大队部教育股胡股长作动员讲话。他首先指出，交心运动本来是在人民内部的一种作法，现在在劳教人员和犯人之间采用，主要精神是加速改造，争取增加劳教人员和犯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 + +　　接着说明现在开展交心运动是非常必要而且及时的。因为当前国际形势肯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国内工农业、交通文教事业各个战线不断传出辉煌捷报，形势要求每一个人都跟上时代，齐步前进。但在劳教人员和犯人中，还有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不肯认罪服法，拒绝改造，甚至公开进行破坏活动；部队认识模糊，一遇风吹草动，就彷徨无主。 + +　　开展交心运动，把真心、实心交出来，把一切反动言行交出来，政府就可以对症下药，进行教育，达到加速改造的目的。 + +　　（最后指出交心的内容和方法，说明只有打破顾虑，甩掉包袱，彻底交出真心，才能愉快地接受改造，早日成为新人。） + +　　二工区动员大会由二工区王主任作动员讲话，王主任指出要交心就要交出黑心，换上红心，拔掉白旗，插上红旗。要求全体劳教人员大胆坦白，不要有丝毫隐瞒。政府的政策，历来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一个人都应该作出清醒的抉择。 + +　　最后，王主任提出：为了达到思想改造和劳动生产同时跃进，必须做到交心、生产两不误。既要搞好交心运动，交干净、交彻底，又要完成劳动任务，工效只许提高不许降低。 + +　　会后，各工区立即进行讨论，运动即将轰轰烈烈地展开。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4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199.txt b/CCRD/1/5/2/0001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60a490cdbe9531595bdef1b778a80ae4359fd9 --- /dev/null +++ b/CCRD/1/5/2/000199.txt @@ -0,0 +1,17 @@ +# 昆明师范学院破获了一个由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 + +　　本刊讯　昆明师范学院留校的右派学生共二十七人，交心运动中，通过组织右派分子座谈学习，揭发了以丁光荣为首的十个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早在今年2月间修检槽河时，右派分子丁光荣、彭铁生、吴欲东等三人就秘密集会，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要“推翻共产党”。建立反动政权。会后相继发展了右派分子陈绍炳等七人参加。这些反革命分子极端仇视党和人民，对国内外形势作了荒谬的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很紧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爆发。国内人民在高压政策的压迫下敢怒而不敢言，表面上象水一样的平，但终有一天要象火山一样爆发；农民生活很苦，因而各地都有暴动，将来一定还有一次大暴动。解放军官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一旦农民暴动了，一定会得到军队的支持。”我们认为右派是“被一棍子打死了，很多人心里不服，因而矛盾更加深了”。在密谋中，他们强调吸取反革命组织采取建立“无形”组织的对策。并采取了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活动和手段： + +　　1．进行造谣、诽谤，争取有消极抵触情绪的右派分子，打击接受改造，向党汇报情况的右派分子。散布“共产党把人整得太伤心了”，“反右是宗派斗争”，“右派现在是吃人饭、做牛活”，来加深右派对党的仇恨，从而达到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目的。 + +　　2．在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立功赎罪的幌子下，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采取扩大事实、陷害好人的手法，制造混乱，妄图达到“多搞出几个右派壮大我们的队伍”“分散共产党的注意力，便于今后工作”的目的。 + +　　3．主张“目前不急于决定组织名称，拟制纲领、章程，以防破获。主要是通过各种合法机会，积极培养对象，在思想上形成一个无形的组织，以备是机成熟，一呼即应、一举而起”。这伙反革命分子想对抗到底，还考虑了“失败就逃往缅甸”。 + +　　4．为了不暴露组织，他们采取单线联系和使用代号。 + +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是十分嚣张的，他们散布“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新型的法西斯化”的反共言论。今年五一节还准备在街上散发反革命传单，后因未能参加游行，集团内部思想不统一，而未行动。缅甸学生友好访问团来该院参观，他们企图写信给缅甸学生友好访问团带到联合国安理会上控告“共产党中国的铁幕”。 + +　　(据“学校工作情况简报”编) + +　　来源：1958年8月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0.txt b/CCRD/1/5/2/0002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bddb04ad61a483752c258556262d1e8f52e261 --- /dev/null +++ b/CCRD/1/5/2/000200.txt @@ -0,0 +1,23 @@ +# 华中师范学院一学生为右派辩护主张把出身好的右派学生从右派中“解放”出来 + +　　新华社武汉7月31日讯　华中师范学院一学生为右派分子辩护，主张把出身好的右派学生从右派中“解放”出来。 + +　　这件事是不久前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会接到外文系一个朱署名学生来信中提出的主张，他说这件事是“同学们常常谈及而又不敢在党组织会议上提出的，尤其是犯过错误或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更怕谈自己的这种看法”。鉴于他自己是个“下中农出身的穷孩子，很了解穷人对党的感情，又没有犯过错误，他不谈出来，就没有人谈，党也就不能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 + +　　这个学生在给院党委的信中说：“留校察看、出身较好的右派(除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和留校成分不好的右派外)，似乎不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蒋介石代理人的资格，因之，对这部分右派可以重新考虑，不要让他们当右派了。”他觉得“反右派比肃反的打击面大得多，过份估计了敌人的数目，可能把一些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办法解决问题的人，变成了敌人。”因此他质问：“这些非剥削阶级出身的右派学生，既与党没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又与人民无倾家荡产之冤，而且他们年纪轻轻的，把他们搞成右派干么用？” + +　　他主张“解放”的右派学生是指城市贫民、手工业、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右派学生。所持理由是： + +　　(一)这些人，解放后受了党的恩情很多，“他们所犯错误是出于不自觉、不明确，受社会右派影响、无知、狂妄，当初反党连知道都不知道，如果开几个辩论会，辩清是非，问题就解决了。何必把他们当敌人搞？把一些不是敌人的人当作敌人，到底利了谁？损了谁？还是应该以减少社会阻力为美吧！以一个主人翁的姿态来工作，其作用总比其它方式来得大。” + +　　(二)“出身好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的错误不应等量齐观，非剥削阶级出身的人的错误，只要不是有意识的，自觉的，一贯的，尽管其错误多大，也可不作右派。比如党对忘本回头的刘介梅就是这样处理的，那才真正抓住了问题的本质。”他认为“刘介梅的错误言行就其质其量来说，足足够上右派条件了，但是党没有把他划成右派，因为其错误本质与社会右派不同。刘一旦猛醒，不但不会走蒋介石的道路，而且会为共产党的事业献身。”他写道：“如果院党委是农民出身的话，就一定会和我一样，体会到穷人是怎样爱党的。” + +　　(三)“这些出身好的学生右派和社会上一些党员右派也不同。学生无知，他们相信党报，所以当初也就相信了报上登载的右派文章，后来右派言论被戳穿，他们也清醒了，所以不是敌我问题，而是是非问题。同时学生右派也不能与反右阶段的右派相比，前者是毛主席的六项政治标准尚未发表，鸣放初期，系里说什么都可放，领导运动的人还说运动开展的如何如何好，这怎么能不使他们受影响？” + +　　从这些方面来看，他要党“对出身好的右派学生，应从多方面去理解他们，在今天的条件下，把他们从右派中解放出来，于事无损。”快毕业了的也好分配工作，党不会“吃亏”；同时，人民连美帝都不怕，更不怕这些成分好的右派学生。 + +　　最后，他声明“这是个重大问题，院党委当然不能擅作主张，希望把这意见转给党中央。” + +　　(编自华中师范学院党委会宣传部材料，原载省委宣传部“思想动态”) + +　　来源：1958年8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1.txt b/CCRD/1/5/2/0002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c3713014ce45f72c0c2fe602efec1d3fc4b125 --- /dev/null +++ b/CCRD/1/5/2/000201.txt @@ -0,0 +1,27 @@ +# 逃港右派分子周鲸文公开发表反共声明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新华社香港2日讯　去年9月逃来香港的右派分子周鲸文，8月1日在香港首次执行记者公开发表声明，宣布他的反共、反人民立场，以及今后继续在香港出版“时代批评”，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打算。 + +　　香港反动报纸都以通栏标题刊载了周鲸文的谈话。亲美报纸“真报”夜刊还特地在1日深夜出版号外，刊登周的声明全文。并评论说：“周鲸文是从中国大陆逃出来而正式宣布反共的头一位重要人物，所以有着特别的重要性”，又说：“周的宣布对中共失望和要开始反共的声明，必定使海外的亲共人士有感到要对自己的立场重加考虑，和对反共非共人的对反共前途信心有强大的鼓励作用”。 + +　　周鲸文在记者执行会上还回答香港反动报纸记者的问话，他对东北的工业发展情况、中国人民生活作了无耻的诬蔑，叫海外侨胞不要“相信共产党的欺骗宣传”。他并表示“相信”，“只要国际形势配合”，大陆会有“匈牙利式的革命”。对民主党派今天在中国的处境，说成是“许多人都要离开大陆”，说中国“没有民主”。他又说：“中共一连搞了十一个运动，杀了六百万人，有一千万人要受劳改”。他表示要写一本书，定名“风暴十年”，内容是“揭发中共的黑幕”。 + +　　周鲸文去年以“处理私人财产”的欺骗借口跑来香港后，一直没有公开接见过记者。据反动报纸刊载的消息说，他“每周接见一个人，当然那是很关怀周氏的人”。“新闻天地”周刊透露周当时说：“我这次潜来海隅，在北京临行前夕，曾和罗隆基、张东荪、曾昭抡等人会谈过，我告诉他们我想远走的计划，罗张曾都认为只要我有办法走出来，民盟是应该在海外留一着伏棋的。” + +　　周鲸文的“八一声明”全文如下： + +　　“我对香港并不生疏，我曾两次在这里主持‘时代批评’半月刊，前后共六七年之久。这里我有很多老朋友，同时，‘时代批评’过去也有很多热心的读者和支持者，我关心这个社会和这里的人们，正如他们关心我一样。因此，我首先有责任把我过去参加中共政权和脱离这个政权的经过和原因，向关心我的人们略加说明。 + +　　“我是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之一，我的一贯活动是为求得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和幸福，尤其是主张中国政治问题要用政治的和平的方法解决，而反对要军事的战争的方法解决。不幸自从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失败之后，国内的政治局势愈演愈糟，中共完全走上用武力夺取政权的路线。因此，当1948年底毛泽东电邀我们各党派首脑一批八人北上共商国事的时候，我曾一度婉言拒绝。 + +　　“1949年3月下旬，民盟总部决定由香港迁到北京，我为了责任的关系，也一同去了北京，并且在9月以民盟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但事后情势的发展，使我原先所希望的‘国事协商’‘联合政府’，以及民主自由的理想全部落空。这主要是中共彻头彻尾的实行了它的‘一党专政’，它曾经号召的‘联合政府’成了不兑现的谎言，如此，中共不仅欺骗了民主党派，而且更威胁控制民主党派作为它骗人的工具，使民主党派人士成了中共的俘虏。 + +　　“我抱着为国家作事，为人民服务的心情和愿望而去北京，并且在名义上参加了中共政权，但事实上，我对于一切皆莫能为力，八年时间目睹共产党人以特权阶级的资格，作威作福，过着奢侈腐化的生活，而对于广大人民进行了最残暴的剥削，和无人性的镇压屠杀，人民是呻吟于极端暴政之下。我原有的理想和我良心的刺痛，不断的促使我离开这个残暴的政权。最后，托天之幸，我终于在1957年底来到了香港，进入了自由世界的怀抱，我虽然一直为我自己的幸运而欣喜，但一想到民主党派的老朋友们，而今仍在中共的监视掌握之中，说不愿说的话，做不愿做的事那种痛苦无告的情况，是我自己深刻体验领会的，我对他们是一直在怀念和祝福，希望他们有一天能像我一样的脱离苦海。 + +　　“去年5、6月间，在中共一贯的欺骗阴谋之下，许多民主党派的朋友，再度上了中共的当，大鸣大放，不久就在‘反右派斗争’中牺牲了，我对于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等许多受中共迫害的老朋友，寄以无限的同情，但却苦于无法援手。去年10月初民盟还没有被中共公开迫害的朋友们，又在中共的导演之下，开除了我的盟籍，并且用中共的口吻对我谴责，他们这样做法，完全受中共的强制压迫，这是我绝对谅解的。因此，我对于民盟开除我，始终没有表示意见。现在我敢说，民盟的朋友们都和我具有相同的理想，而对于中共也都有相同的看法，我相信如果他们能够自作主张，他们是不会开除我，我也不会离开他们，真正要开除我的，是中共政权，而不是民主同盟。 + +　　“我自己既然回到了自由世界，想到还有许多老朋友，仍在中共的魔掌之下，大陆上的同胞仍陷于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我觉得我不能再沉默下去，我有责任代表他们宣泄内心的苦闷，发表公正的主张。因此，我决定恢复出版‘时代批评’半月刊。今后我将以中国人一分子的身份，同中国各方面的反共力量一起合作，为我们中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幸福而奋斗。同时我也将以实际的经验，揭露共产党政权的残暴黑暗，俾自由世界中未受其害的人们，知所警惕。这是我个人的态度，也是即将出版的‘时代批评’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方针。” + +　　 ——原载1958年8月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2.txt b/CCRD/1/5/2/0002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28e3d9cc280feebf893361258d8e0a870ea416 --- /dev/null +++ b/CCRD/1/5/2/000202.txt @@ -0,0 +1,17 @@ +# 昆明师范学院破获了一个由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昆明师范学院留校的右派学生共二十七人，交心运动中，通过组织右派分子座谈学习，揭发了以丁光荣为首的十个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早在今年2月间修检槽河时，右派分子丁光荣、彭铁生、吴欲东等三人就秘密集会，策划组织反革命集团，要“推翻共产党”。建立反动政权。会后相继发展了右派分子陈绍炳等七人参加。这些反革命分子极端仇视党和人民，对国内外形势作了荒谬的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很紧张，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要爆发。国内人民在高压政策的压迫下敢怒而不敢言，表面上象水一样的平，但终有一天要象火山一样爆发；农民生活很苦，因而各地都有暴动，将来一定还有一次大暴动。解放军官兵大部分都是农民出身，一旦农民暴动了，一定会得到军队的支持。”我们认为右派是“被一棍子打死了，很多人心里不服，因而矛盾更加深了”。在密谋中，他们强调吸取反革命组织采取建立“无形”组织的对策。并采取了阴险毒辣的反革命活动和手段： + +　　1．进行造谣、诽谤，争取有消极抵触情绪的右派分子，打击接受改造，向党汇报情况的右派分子。散布“共产党把人整得太伤心了”，“反右是宗派斗争”，“右派现在是吃人饭、做牛活”，来加深右派对党的仇恨，从而达到发展反革命集团成员的目的。 + +　　2．在检举揭发坏人坏事立功赎罪的幌子下，利用一切机会，特别是在双反、交心运动中，采取扩大事实、陷害好人的手法，制造混乱，妄图达到“多搞也几个右派壮大我们的队伍”“分散共产党的注意力，便于今后工作”的目的。 + +　　3．主张“目前不急于决定组织名称，拟制纲领、章程，以防破获。主要是通过各种合法机会，积极培养对象，在思想上形成一个无形的组织，以备时机成熟，一呼即应、一举而起”。这伙反革命分子想对抗到底，还考虑了“失败就逃往缅甸”。 + +　　4．为了不暴露组织，他们采取单线联系和使用代号。 + +　　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活动是十分嚣张的，他们散布“马列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新型的法西斯化”的反共言论。今年五一节还准备在街上散发反革命传单，后因未能参加游行，集团内部思想不统一，而未行动。缅甸学生友好访问团来该院参观，他们企图写信给缅甸学生友好访问团带到联合国安理会上控告“共产党中国的铁幕”。 + +　　 来源：据“学校工作情况简报”编，原载1958年8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3.txt b/CCRD/1/5/2/0002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207574faed3a1d11b28584a213cad1e4d9ed15 --- /dev/null +++ b/CCRD/1/5/2/000203.txt @@ -0,0 +1,15 @@ +#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右派分子想逃往印度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三年级一班右派分子史滋沁，地主阶级出身，一贯表现恶劣。在大鸣大放时，他恶意攻击苏联和党的领导，支持北京大学的“新九品图”等，在该院第二次反右时被定为右派，受留校察看处分。史滋沁一直不服。曾先后写信给学校党委、市委、中央卫生部及毛主席(未寄出)，企图翻案。 + +　　最近，史滋沁竟写信给印度驻沪领事馆，请求帮助他逃亡印度。这封信已由印度驻沪领事馆转给我市公安局。内容如下： + +　　“我是一个正直的人，由于政治上幼稚，周围人不了解我，都给我硬加罪名，要讲也讲不清楚，曾经想自杀……。 + +　　“我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帮助，愿意在你们国家做任何低微的工作，我曾读过3年医药，到国外后可以做一个最起码的、最低级的医生助手，……热烈的希望能达到愿望……，现在我英文的书写程度不好，但在短时期内，一定能学会英文会话……。” + +　　现在这个右派分子被开除学籍，送去劳动教养。 + +　　 来源：据“学校工作情况简报”编，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8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4.txt b/CCRD/1/5/2/0002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3b1df0c862cb94c24e1320e0a6d9f4f87d47e --- /dev/null +++ b/CCRD/1/5/2/000204.txt @@ -0,0 +1,39 @@ +# 全总整风会议获得巨大胜利，执行委员会选举刘宁一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１日讯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扩大）８月６日在北京举行。 + +　　会议根据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讨论和拟订了今后全国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研究和制订了改进与加强工会工作的若干重要措施。 + +　　会议一致选举刘宁一同志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届执行委员会主席，增选了李颉伯同志为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 + +　　在这次执委会举行之前，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全国总工会召开了有各省市、各产业工会和部分专区工会办事处、县工会及大基层工会负责同志参加的整风会议。这次整风会议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精神，检查和总结了全国几年来的工会工作，彻底揭露和斗争了混入工会内部的右派分子、前工人日报社长陈用文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彻底检查了全国总工会的工作，并且获得了彻底的胜利。 + +　　执委会议听取了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长胜关于全国总工会整风工作的报告，会议结束前刘宁一同志就今后工会继续贯彻整风精神，加强工会的革命性和工会要完全在党的领导之下才能做好工作等问题讲了话。会议一致认为，这次全国总工会的整风会议所解决的问题和取得的胜利，对全国所有的工会工作者都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对改进今后的工会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 + +　　会议一致谴责右派分子陈用文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多年来，他利用党给他的职务，一直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他利用工人日报大量地散布修正主义的毒素，污蔑党、攻击党、丑化党，企图在我国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实现其卑鄙的政治野心。 + +　　会议还揭发和批判了某些工会领导干部向党向政府争夺权力，崇拜工人自发运动，篡改党的工运方针的错误思想。 + +　　刘宁一同志在讲话中强调指出：全体工会干部必须牢牢记住的一条最根本的真理，就是工会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真正的工人运动。工会应该是具有鲜明的革命性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工会组织必须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和统一部署下进行工作，加强对职工群众的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工会各项的业务工作都要紧密同政治任务相结合，为党的政治任务服务。一切在工会工作中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党的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绝不允许自立门户，自成系统、阳奉阴违、标新立异，向党闹独立，要勇于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把坚持马列主义原则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作为指导自己言论和行动的准则。 + +　　刘宁一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由于党中央和省、市党委的正确领导，全国工会工作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正确路线是主流，错误路线是支流。但工会干部必须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个人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大敌，不破个人主义，就不能立共产主义。 + +　　会议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的精神，拟订了今后全国工会工作的方针任务，就是在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团结和教育广大职工群众，为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斗争。 + +　　会议指出，各级工会组织今后必须坚持党中央关于政治挂帅，以发展生产为中心、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职工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方针，继续发扬广大职工群众的大公无私、忘我劳动、不计个人待遇的共产主义的高尚品质，同时也要不断地关怀职工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解决应该而又可能解决的问题，引导职工群众积极建设社会主义。 + +　　会议认为，不断地加强对职工的共产主义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会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正确对待工人队伍中的先进和落后的矛盾，并以老工人和先进工人为核心，切实进行工人队伍中的思想改造工作，经常地向资产阶级思想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以保持和巩固工人阶级队伍的纯洁，使工会真正成为广大职工的共产主义学校。工会还必须十分重视巩固工农联盟的工作，教育职工从六亿人口出发，大力支援农业生产，帮助县、镇、乡、社工业的发展。会议还特别强调要教育职工群众模范地执行政府的政策法令，使工会真正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社会支柱。 + +　　为了进一步改进工会工作，会议确定各级工会组织改变体制，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大量减少脱产干部，修改一切不利生产、妨碍工作和妨碍群众团结的规章制度。 + +　　会议一致通过了两项决议，一项是关于工会体制的决议，另一项是关于改变劳动保险与集体劳动保险事业管理的决议。 + +　　会议一致决议撤销董昕的全国总工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撤销王榕的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并且一致决议开除右派分子、前工人日报社长陈用文的执行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开除右派分子、前河北省工会主席杜存训的执行委员的职务。 + +　　会议认为，经过这次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检查了工作，总结了经验教训。会议认为，工会工作是光荣的，今后工会工作不是更难做，而是更好做，不是无事可做，而是大有可为。会议要求各级工会组织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认真传达和贯彻全国总工会整风会议和执委会议的精神。根据具体情况，继续在工会组织中开展整风运动，以清除工会工作中的各种错误倾向。 + +　　会议最后号召每一个工会工作者都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和政策理论水平，提高识别是非的能力，坚决贯彻和执行党的工运方针，彻底粉碎篡改党的工运方针的投降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克服脱离实际、生搬硬套的教条主义的倾向。在工会工作中必须认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一切工会干部都必须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和群众同劳动、共甘苦，不断克服官僚主义。每一个工会工作者都要认真改造思想，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兴无产阶级思想，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老老实实地为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服务。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8月12日，原标题为“高举无产阶级红旗，拔掉资产阶级白旗，全总整风会议获得巨大胜利，执行委员会选举刘宁一为全国总工会主席，讨论和确定了今后工会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5.txt b/CCRD/1/5/2/0002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7ef77535122fc0c86956a9d44a5a54476c7092 --- /dev/null +++ b/CCRD/1/5/2/000205.txt @@ -0,0 +1,15 @@ +# 天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问题存在不少错误的看法 + +　　<黄军> + +　　新华社天津4日讯 天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的整风运动已转入大辩论阶段，目前正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的问题，进行热烈的争论。在争论中年老的资本家发言少，青年资本家发言多；大资本家不积极，中小户资本家积极；大资本家谈的理论多、空话多，中小资本家摆事实多。 + +　　讨论情况表明，大家一般的能认识到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的反动性，但也有一些错误的认识。 + +　　有些人认为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的问题，要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就是反动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那它就不是反动的了。有些人认为，要说明它反动与否，也要看在那个社会里，有的说“社会主义看资本主义是反动的，而资本主义看社会主义也是反动的。”有些人说，“只要自己认为他是反动的，它就是反动的，我不认为它是反动的，它就不是反动的。解放前谁也不知道资产阶级立场是反动的，要是知道了，谁也不去干。”还有人说“资本主义经济是客观存在，是死东西，没有反动不反动之说。”孙恩亭说：“民族资产阶级不是反动的，原因有四：1、国旗上有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星；2、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有资产阶级代表参加；3、我国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合营后，不是对抗性的矛盾；4、把能接受改造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成是反动的，对社会主义不利的，对世界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是不好的。” + +　　不少人虽肯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立场反动性，但对开始反动的时间，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说从全行业合营以后，消灭了私有制，再要搞资本主义经济，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就是反动的；有的认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资产阶级立场就成了反动的了。边子栋、李景阳说：自建国时起，就标志着社会注意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就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立场和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就成为了反动的了。如果合营前不是反动的，为什么“五反”时，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的口号呢？有的说：“合营前拿钱多不是反动的，合营后，资本家交出了企业，拿钱少了，倒成了反动，干脆说合营前也是反动的”。也有人认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实行了计划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就成反动的了。还有人认为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以后，有了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就都是反动的。 + +　　不少人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很少提出自己肯定的意见，而是从侧面提出疑问，心中不服气。绸布业资本家叶聘之说：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值得考虑，高潮前为什么不提反动，为什么现在提出是反动的了。既是反动，为什么还提出“唱对台戏”。贺川成说“高潮以前的私有制是共产党给的，不是资产阶级争来的，为什么是反动？”。市工商联副主席、仁立毛麻纺织厂资方朱继圣说：“我不同意说剥削是可耻的，如果是可耻的，那么为什么政府还规定了合法的利润，鼓励我们剥削？”王临江说：“如果资产阶级是反动的，那么今天的辩论会，不是成了反动分子会了吗？”李克明说：“华侨在国外经营的企业不是反动的，而在国内的就成了反动的，这又如何解释？”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6.txt b/CCRD/1/5/2/0002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ac0eb7eb7601560958a25f11548fa086780261 --- /dev/null +++ b/CCRD/1/5/2/000206.txt @@ -0,0 +1,39 @@ +# 工商界代表人物对目前工商业者改造问题议论纷纭 + +　　新华社上海4日讯 在上海举行的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汇报会议上，各地工商界代表人物对当前工商业者政治、思想面貌的估价等问题展开了争论。 + +　　（一） + +　　在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以后，工商业者的政治立场是否已经基本解决？ + +　　有些人坚持认为已经基本解决。内蒙工商联主委覃锡树说，内蒙资本家以资金少，年纪轻的占绝大多数，他们的政治立场已基本解决；没有解决的仅是少数资金多、年纪大的人。他认为，经过这样大的运动，就是牲畜也会有变化的。沈阳市副市长卢广绩也说，经过整风反右，工商业者绝大多数已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兰州工商联秘书长张惠民以没有发现走回头路的人为证，说明工商业者的政治立场已基本解决。上海刘念智则认为，已经基本解决了，但还不巩固。另外一些人则迂回曲折地表达了类似的意见。南昌市工商联委员万永福认为，资产阶级改造是“立竿见影，指日可待”了，在三、五年之内，可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认为工商业者政治立场没有解决的人，彼此意见也不同。浙江省民建委员冯梯云举了许多实例，说明工商业者政治立场的改造，现在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而且多数人是“不得不改造，最好不改造”。武汉工商联常委毛炎松基本同意他的论点，但认为估价偏低了一些。李烛尘也表示：冯梯云的发言有些道理。新疆工商联执委杨春庭认为，解放已经七、八年了，怎能说改造还是第一步呢？ + +　　（二） + +　　目前工商业者积极一面是主流，还是消极一面为主流？ + +　　有些人说积极一面是主流，另一些人则认为消极一面是主流，还有些人采取折衷说法，认为工商业者有两面性，积极面与消极面不能分主次，反正他们是在“曲折地前进”。 + +　　坚持积极面是主流的人认为不肯定这一面是主要的，就等于无视党领导的整风、反右的巨大成绩。兰州工商联主委赵承祖以目前工商业者中间、中右分子仅占5％左右的例子来论证他的积极一面是主流的论点。四川李伯年认为说消极一面是主流，必将增加工商业者的无穷忧虑。天津两个代表认为说积极面是主流，似乎估价过高，但说消极面是主流，则思想不通。天津工商联则认为工商业者“整风及积极一面在增长，消极一面在减少。” + +　　认为消极一面是主流的人，一般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后为分界的。他们的理由是，总路线提出后，对工商业者的要求提高了。上海有些资本家说，总路线提出后，工商业者怕紧张，畏惧“不断革命”，消极一面看来是在滋长。这种说法，有的人表示赞同，但也有不少人反对。浙江民建副主委唐巽泽会后激愤地说，难道越改造越差了吗？ + +　　（三） + +　　工商业者当前思想状态是力争上游，甘居中游，还是处于下游？ + +　　主张力争上游或者处于下游的人，意见没有最充分谈出来。讨论较集中的是，是否甘居中游的问题。有些人不直接提出工商业者已力争上游的见解，而在讨论是否甘居中游问题时，却不时透露出他们实际上是赞成工商业者已力争上游的论点。上海工商联主委盛丕华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向不前不后，这是传统。资本家是“中游”，但“甘”字不能摆，所谓慢慢来，稳步而行，还是进步的。上海工商联副主委胡厥文认为，大多数工商业者对处于中游是承认的；但说成“甘居”是不服的。上海王性尧认为，甘居中游是消极的，但中游状态是进步的。他表示不同意力争上游一定先要改变立场的说法。他说，一个人能看到大势所趋，为形势所逼向左转，这是进步的表现，现在工商业者是在向上发展，争取向左，江苏一个代表顶了他一句，说他的论点和章乃器的论点差不多，弄得王很紧张。有些人认为以提“安于中游”较妥当，因为趋势是向上游，只是慢一些，不着急而已；如果说成“甘居”，那就指工商业者不想进步了。有的人则赞成“暂居中游，趋向上游”的说法，有的人赞成“处于中游，有上游倾向”的说法等等。还有些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有些牢骚，认为“甘居”是盖棺论定了。 + +　　（四） + +　　左派在政治上目前是否仍然有两面性？ + +　　认为没有两面性的人，语气较尖刻，使得反对意见的人很难发言。天津工商联副主委王光英（左）肯定地说，左派的立场问题已经解决，政治上的改造已经完成，因此，只有一面性。他对会上有人提出左派在政治上仍需继续改造的意见颇气愤，认为“这是右派的声音”。湛江民建主委魏纪成（中左）也认为，左派已没有立场问题，今后左派的改造是改造思想作风，不涉及改造立场的问题。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中央已有明确的结论，不必再讨论。以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的小组逐渐转到左派的标准是什么的问题上去了。有的人提出左派的标准是，除政治立场基本解决外，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关系上也能基本正确对待。有人反对这个说法，认为这个标准太高了。有些人则要求把左派的标准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让大家感到有奔头。有些人甚至要求明白告诉他们自己是否已经成为左派了。内蒙工商联秘书长郑元命（中左）、内蒙工商联副主委于家田（中右）认为，如果明确说明他们是左派，他们在工商界做事就有力量。 + +　　（五） + +　　各地工商界代表人物在“务虚”中，还提出一些疑问。例如，当前工商界的改造是以立场为主还是以思想为主？以企业为主还是以体力劳动为主？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精神是否适用于工商界的自我改造？干劲鼓而不足是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否一定要改造完成后才能鼓足？居中论是反动的，是否鼓不足干劲也是反动的？有的人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能否算甘居中游？改造到几时为止，标准是什么？（徐寿铿） + +　　来源：1958年8月7日_第2550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7.txt b/CCRD/1/5/2/0002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1891cc8cfc2aa4b079a0a6e8c7debcb1ecf048 --- /dev/null +++ b/CCRD/1/5/2/000207.txt @@ -0,0 +1,29 @@ +# 打破顾虑 改变立场 交出真心　跟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 + +　　<湖南省新生工程队队长、张法勋> + +　　最近国际局势由于美、英帝国主义对黎巴嫩、约旦采取侵略行动而趋于紧张。大家知道，伊拉克人民推翻了反动旧王朝，建立了共和政府，取得了革命的胜利，这就使帝国主义侵略中东的基石遭到粉碎，打断了美、英在中东的殖民主义锁链，摧毁了帝国主义在中东的主要堡垒，并使美、英垄断资本家再不能继续如意地掠夺伊拉克的石油。尤其重要的是，民族独立运动正从亚洲、非洲，直到拉丁美洲扩展着，帝国主义企图从中东截断这一条通路，企图镇压中东，特别是伊拉克的民族解放运动。美、英帝国主义这种行动已经给世界和平带来严重的威胁，这种侵略行动也遭到中东以及全世界人民的强烈的反对。 + +　　国际局势虽然处于紧张状态，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力量是无比地强大，使美帝国主义处于空前孤立的地位，它已不再可能盗用联合国的旗帜如八年前发动侵朝战争时一样进行战争。甚至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美国也已经失去它旧日的伙伴，如美国合众社自己招认：“在大西洋集团各国的首都，官员们对整个事情都采取不插手的态度。” + +　　美国侵略者应该记得，中国人民志愿军曾经在朝鲜战场上，给美国侵略军以严重的教训，当时美国虽然纠集了15个仆从国家，结果是以死伤美军39万多人失败而告终。现在我国的情况已与朝鲜战争时迥然不同，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空前提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阶层、各民族紧密团结有如一家人。中国人民绝对不希望战争，但也不惧怕战争，帝国主义者如果胆敢发动战争，在苏联、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团结一致的条件下，结果肯定不是别的，而是它们彻底地崩溃和死亡。 + +　　我们要在短时期内，超过英国并赶上美国。我们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有六亿人民的冲天干劲，我们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决心在一个短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庶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 +　　形势要求每一个人都能跟上时代，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大部分劳教人员和犯人感到有向党、向政府和人民交出真心，靠拢党、靠拢政府和人民的必要，显然这些人是要求并愿意进步的。 + +　　但是根据最近情况来看，有一部分人是心怀顾虑的，他们怕把自己的问题交出来。错误地认为交出来以后，会延长劳教时间，或加刑，怕政府不再信任或者被别人耻笑。我可以更明确地指出：交心不是为了镇压、打击，而是为了全面地彻底地改造教育，是从加速改造的愿望出发，通过这次运动，澄清混乱思想，消除不必要的思想顾虑，正确地认清形势，奠定安心改造、靠拢政府的思想基础。使那些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变成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使一贯流氓盗窃者，变成拾金不昧、自食其力、善良的劳动者，最后成为光荣的公民。 + +　　其次，也还有这样一部分人，他们对当前轰轰烈烈的交心运动，采取按兵不动态度，企图死守反动阵地，与人民顽抗到底。个别的更是变本加厉，诬蔑政府的劳教和劳改政策，破坏交心运动，说什么“交心就是要交空心、交假心”，这些人不仅自己停止不前，而且破坏和阻止别人前进，甘心做人民的罪人。 + +　　上面所说的这两种人，我劝他们快清醒过来!这些人应该看到，国际形势肯定的是东风压倒西风，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有足够力量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新的战争。祖国人民现在是在跑步，在跃进，在向社会主义大进军。我们号召全体劳教人员和犯人，清醒头脑，积极地跑步赶上去，跟随祖国人民一道建设社会主义。现在已经有许多的劳教人员和犯人，认识了既往过错，积极向光明道路前进；但还有一部分人思想模糊，走得太慢，同政府和人民还不是一条心。属于两条心的人，应当赶快清醒，自觉地拔掉白旗插上红旗。也还有人执迷不悟，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造谣煽动，破坏别人改造，继续组织反动小集团，写反动诗歌、标语等破坏活动。今天我们再一次伸出温暖的手挽救他们，只要彻底交代，仍然宽大处理，坦白得好甚至免予处分，如果仍然执迷不悟，坚持反动立场与人民为敌，一旦查明或被别人检举，就从严惩处。 + +　　交心运动是一次丢包袱运动，对每一个有隐瞒、有包袱、对党和政府不忠诚的人，都是好机会。问题不分大小，全部交代就能轻松愉快，和全国人民一道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 +　　交心是一次伟大的政治思想教育，通过交心铲除了反动思想本质，改变了反动立场，这就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加了一分力量。真心诚意积极投入交心运动的人，政府是伸出了温暖的手欢迎他们的。 + +　　二工区有个过去一贯盗窃的劳教人员，经过教育改造，转变为拾金不昧，得到表扬，这说明只要接受改造，转变原来的反动腐朽立场，都会受到人民的欢迎。 + +　　总的说来，执迷不悟，不交真心以及进行破坏活动，都是自绝于人民。出路只有一条，听党和政府的话，把真心交出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8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8.txt b/CCRD/1/5/2/0002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864f561c7d7f3eaf28a1192d216e34810921a4 --- /dev/null +++ b/CCRD/1/5/2/000208.txt @@ -0,0 +1,29 @@ +# 敦煌人民公社整风运动总结 + +　　<中共敦煌人民公社委员会> + +　　我社71个单位，参加整风的1,464人。其中党员354人，团员339人，民主党派1人，群众720人。运动从1957年8月22日开始至1958年9月底，行经13个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的整风运动已基本结束。它在全国范围内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但击溃了右派分子向党的猖狂进攻，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破除了迷信，摧毁了一切旧的、不合理的、有碍于生产的规章制度，在全体干部中树立敢想、敢说、敢做、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出现了一个人们精神焕发，心情舒畅，胆大包天，干劲十足，工农业生产一日千里飞跃的政治局面。 + +　　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是在思想战线上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斗争。由于这个斗争的胜利，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一个共产主义的思想大解放，从而深刻地改变了阶级力量的对比。 + +　　县级机关（包括乡级）参加反右斗争的共1,464人，排队左派355人，中间派792人，右派160人，搞出右派分子42人，坏分子25人，阶级异己分子5人，占人员总数的6.3％。其中区级骨干12人，占干部总数的0.8％。在斗争中群众揭发出反革命集团1个，反党集团2个，右派集团2个，这些集团长期以来隐藏在革命阵营，暗地里进行着反社会主义的非法活动。如文教界以李森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解放以来便把持了文教界，他们到处拉拢反动势力，反对党的领导。1957年全国整风开始后，他们又认为时机已到，这个集团的骨干分子谌国祥（反革命兼右派）、吴国泰（反革命兼右派）等大肆向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阴谋推翻共产党领导，妄想资本主义复辟…… + +　　反右派（对）我们党内有深刻的意义，我们清除了党内的一批右派分子。这党内的右派分子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他们在党内极端地发展个人主义，进行反社会主义、反共产主义的活动，同党外的右派分子里应外合，共同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前县委财贸部副部长陈兆祥对党心怀不满，到处散布不满言论，向党进攻。他说：“敦煌以党代政很严重，县委黑暗。”并企图在党内制造分裂。又说“河西党和敦煌党不一样”等流言烂语。又如服务局干部朱炳（党员）趁鸣放之机向党进攻。他说：“共产党领导不得见青天。”攻击合作化不如单干好。 + +　　随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展开，出现了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 + +　　“通过整风，特别是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以后，废除了旧的规章制度243条，修改102条，新建467条，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干部的工作责任心加强了，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不敢想的今天敢想了，过去办不到的今天办到了。多年来遗留下来的八小时工作制、星期日，在今天大跃进的新形势下不相适应，因此它已被根本废除了。 + +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已成为我党工作的一种良好方法。我县一年来的整风运动，通过五大形式，解决了很多人民内部矛盾。在13个月里，贴出大字报23万多张，群众提出各种意见25万多条。 + +　　1958年是我县各种事业齐头大跃进的一年，在农业方面，今春以来我县广大干部领导人民群众向大自然开展了搏斗，向雪山、地下要水，向荒滩要粮。在五个多月的斗争中，开荒115,891亩，打井1,563眼，植树造林63,799亩。就这样经过八个多月的日夜苦战，不懈斗争，终于实现了全省第一个小麦千斤县，在历史上记下了光辉的一页。 + +　　在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全民大办地方工业以来，经过七个月的苦战，截止9月底全社建厂887个。由于采取了边建厂边生产，不但投资小，收效大，而且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 + +　　自从中央发出了钢铁生产的动员后，我社第一书记挂帅，临阵督战，很快在全社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全民炼铁运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投入了这个生产高潮。截止9月30日统计，全社建炼铁厂44个，建炼铁炉1,611个，炼铁141,637吨。其中机关建炼铁厂26个，建炼铁炉289个，炼铁17,573吨。由于全体人民和干部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积极性，出现了钢铁的意志，冲天的干劲，使铁水奔流的波涛响彻云霄。目前全社人民和干部正以不断革命的精神，大战苦战，夜以继日地拼命干，为日产百吨铁而奋斗。 + +　　（（http://www.qb5200.com/xiaoshuo/50/50603/4578104.html））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09.txt b/CCRD/1/5/2/0002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f840320dcc19d88c48b70f28cc9a51559c5c22 --- /dev/null +++ b/CCRD/1/5/2/000209.txt @@ -0,0 +1,5 @@ +# 黑龙江省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在交心中交出不少反革命证件和反动历史 + +　　新华社哈尔滨讯　黑龙江省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交心运动中，不但暴露了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而且有些人还交出了反动历史和反革命证件等。据不完全统计，共交出枪支十一支（其中有的枪拿出后就能使用），子弹一百一十发。有四十五人交出了反动历史和参加过一贯道，四十九人交出了为企图复辟倒算而隐藏的清算单和房地执照。七人交出了血债及包庇反革命的罪恶。牡丹江市工商联副主委王子玉除交出了一支手枪和十五粒子弹外，还交代了在“九三”后曾用四万元红军币作为支持国民党活动和收买反革命分子的经费，同时还交出了国民党委任他为牡丹江省民政厅长等反革命历史。萝北县工商界李有得交代了他在“九三”后当土匪时，曾在一次作战中打死三江人民自治军七人的罪恶。民革成员赵国林，交代了在东北解放时，策划哈尔滨工业大学学生反对我们接收的反动组织名单和一些反动文件。（尚思祯编） + +　　来源：1958年8月11日_第255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0.txt b/CCRD/1/5/2/0002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81a03a35a7fd08c7edadb90f6a6db6f412e9b0 --- /dev/null +++ b/CCRD/1/5/2/000210.txt @@ -0,0 +1,13 @@ +# 天津市新华区在工业“抗旱”运动中从资本家手中挖出大批生产资料 + +　　新华社天津9日讯　天津市新华区在开展全民性的工业“抗旱”运动中，动员资本家交出了一批在合营时隐蔽下来的机器设备、工具另件、原材料等生产资料。 + +　　这一工作，是区委统战部和工商联在资本家交心的基础上进行动员的。目前，这个区已从一百四十个资本家手里挖出了马达、发电机、车床、仪表、药品、颜料等物资三百四十多种、九千七百多件。这些物资，大部是资本家在合营时有意隐蔽下来的。天津内燃机厂私方人员杜鸣钧，把一套可供二十多人按装暖气工厂使用的全套设备，寄存在沈阳达十一年之久，这次才“献”出来（现已运津）。志达塑胶厂私方人员张竟贤，在第一次讨论会上拿出了二千多个真空管和几部变压器，听了区委书记的工业“抗旱”动员报告以后，又把他寄存在银行仓库里的七十四桶铸件脱氧脱硫粉（防止铜铁铸件起砂眼的药剂）拿了出来。中天电机厂私方厂长陈宝实，家里有很多摆设是电料和生产电料的工具，这次他共“献”出了漆包线、小型车床等物品七十一种、一千一百多件。天津市工商联副主委朱继圣、新华区工商联副主任李勉之等也拿出了他们存放多年的发电机、精密量角仪、工艺百科全书等。进出口业的资本家徐西明，还把他藏在山东老家的四公斤半钨钢交了出来。 + +　　在这些物资中，也有一部分是生活资料。如李勉之把住宅地下室保存贵重家私用的两个大铁门，作为钢材（二分厚的钢板，有几吨重）拿出来。粮食、饮食行业的一些资本家，还把大花瓶、金属盘子等古董敲锣打鼓地送到了工商联。 + +　　据中共新华区委的同志谈：对待从资本家手中挖出来的这些物资，一般地不予作价，尽量让他们自愿地提出不要代价，对于坚持要价的即准备作为他们在街道民办工业中的投资，对生活困难的可酌情给予补助。如果作了价，一方面会使这些在合营高潮时隐蔽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占了便宜，另一方面也会引起那些比较安分守己没有留后手的资本家感到后悔。但是，天津市其他区在进行这一工作时作法不一，有的是采用作价收买的办法。 + +　　新华区开展这一工作的进度很不平衡，住在这个区的二千八百多户资本家，已经交出物资的只有一百四十多户，占5.5％。现在这一工作正准备进一步地开展。（赵玉昕） + +　　来源：1958年8月11日_第255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1.txt b/CCRD/1/5/2/0002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571699ad0c6aba1d98ab197b6a0d2a4d083300 --- /dev/null +++ b/CCRD/1/5/2/000211.txt @@ -0,0 +1,23 @@ +# 广州市工商界的八种表现 + +　　本刊讯　目前广州市工商界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对自我改造认为“差不多了”，初步归纳有如下八种表现： + +　　一，不少人对接受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还是三心两意，存有距离，口头拥护，心里怀疑。如最近召开的两会会员代表大会上有位代表说：“经过整风，我曾以为自己改造得差不多了，但回想在交心、整改那个时候，我爱人从箱子底下给我找出了战前的香港居留证和伪国民身份证、物资配售证等。当时我准备交给组织，但又想到如果把这批反动证件交出来，人家会不会说自己‘变天’思想严重，党和组织会不会不再信任自己呢，所以迟迟未有交出。”有位代表说：“当公方提出意见，自己总像惊弓鸟、漏网鱼，怕当右派。我常说要向公方汇报，但始终没敢去，觉得向公方摆思想怪难为情，又怕受批评，只好不懂装懂。” + +　　二，有的人对社会主义还是没有建立感情，斩不断资本主义老根，不甘心私有制的消灭，时时幻想重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如广州市果菜出口公司有个私方人员在整风中提出辞职，要去香港。经过调查，原来这人看到职工在生产大跃进中研究出利用荸荠皮、葛蒂等废物可以加工制成荸荠粉、葛粉，发财之念油然而生，于是企图去香港自己开业；如法泡制，重走资本主义回头路。化工业中就有个私方人员在整风结束后，还层层向领导打报告，坚决要求发还合营时已经清产定股的车床，并表示“虽当右派也在所不惜。”又如有人在整风中及整风后仍然多方设法要走去香港。像这样的留恋资本主义，幻想重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情况。在目前工商界中不少人还是不同程度地存在的。 + +　　三、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整天打个人小算盘，追求名誉、地位和享受。如有人在整改阶段的自己检查批判曾被评为“三好”，获得三面红旗，于是，他自以为“大破大立成功了”。但是当他回顾自己整风后的思想言行时，发觉自己在立场思想上仍有不少资本主义的东西。他说：“我厂下放干部，精简机构时，我一方面因厌恶财务工作而报名要求下放，但没被批准，我就抱怨组织不照顾；另方面我又顾虑下放后将来工资职位，可能会比现在降低；生活难过，因而对没批准又暗暗高兴起来。这种追求个人名誉、地位、享受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存在，同立场还未改造好是大有关系的。” + +　　四、不少人还留恋剥削生活，轻视体力劳动，对通过下乡上山等劳动锻炼来加速改造，存在抵触、抗拒情绪，千方百计借口规避。在最近市、区代表大会上人们检查到自己对劳动锻炼的认识和态度时，许多人都发现自己那条好逸恶劳、轻视劳动的根子还没有拔掉。有的人只愿下车间，不愿去农场；只愿短期”体验”，不愿长期劳动；有的人口是心非，表示态度时很“坚决”，发动报名时却“打退堂鼓”，甚至打算申请去香港来“避避风”。如西区米粮等几个行业，在发动同业参加体力劳动时，除了一个六十多岁的报了名参加之外，其他的人都借口“工作忙”，去不得。有位女代表在暴露思想时自我检查到：“前些时两会市级委员要去筲箕窝农场突击劳动两天，别人都高高兴兴，但自己却十分焦急，心想：我生平就最怕这个，但自己是小组长，又不好意思说不去。到了农场，我尽拣轻松的活干，晚上睡在木板床上老合不上眼，第二天下地更觉腰酸腿痛，当我做得最辛苦时，我就想起过去的剥削、享乐生活，心想，如果是在香港，现在该多舒服呀！”有一个人参加义务劳动十天，竟携带十三条衬裤，因为他连衬裤都要留回家叫人洗。 + +　　五、不少人还安于中间，对加速自我改造存在抵触情绪。例如，直至最近，有的人还说，工商界的自我改造为什么提“逐步”，后来提“加强”，而现在提“加速”呢？电筒工业有个私方技术人员说：“我的宗旨是：不落后，不带头，不停留，不着急，慢慢来”。他说：“脱胎换骨的改造既然非一朝一夕之事，就不能要求太快！” + +　　六、有的人面对大跃进的形势而无动于衷，袖手旁观或在贡献技能方面保留一手。例如：有人至今还把技术看作“私有财产”不愿公开，或者宁肯三两个人闭起门来拖延时日来搞，总想“一举成名”，而不愿把一得之见公诸集体。生怕别人分享了他们的“光荣”；有的人有点专长但不肯交出，据说是想等下车间后“大显身手”，让职工们看看自己的“下马威”比一比“到底你行还是我行”。有的人本来懂得技术，如果肯积极干是能够作出成绩的，但看见职工干劲十足地去搞，而自己却袖手旁观说：看他们工人阶级怎样有本领。 + +　　七、对接受公方代表和工人阶级领导仍有抵触情绪，对向工人阶级学习不服气。有的人说：“工人没文化，没技术，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有什么值得学习？”有的人提到向工人阶级学习时，宁肯学习报纸上刊出的工农跃进事迹，而看不见不愿看到本企业职工的先进行动。目前仍有个别的私方人员在搞小集团，打击、排挤企图迫走新派来的公方代表，好让资本家重新统治企业。 + +　　八、不少人满足于已订出自我改造规划，认为这就“差不多了”，有的甚至订了规划迟迟不执行，有的人订规划出发点只是为了应付整风运动，有一个同业当人们推动他修改规划时，他说，整风结束了还修改什么？缺乏加强加速自我改造的决心，最近市两会会员代表大会虽已基本解决了两个“差不多”（指有的人说“自我改造差不多”“改造规划差不多”），但在规划修订后能认真贯彻执行的仍然不是占多数。 + +　　（原载大公报“情况”） + +　　来源：1958年8月16日_第255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2.txt b/CCRD/1/5/2/0002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16681f5698a6bd7945a84178bb268f360021a4 --- /dev/null +++ b/CCRD/1/5/2/000212.txt @@ -0,0 +1,15 @@ +# 工商界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 广大工商业者认清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 +　　<《烟台日报》王立巽> + +　　本市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已经胜利结束。 + +　　去年5月，当党中央发布整风指示以后，本市工商界的右派分子认为时机已到，立刻以帮助党整风为名，在市政协会上张牙舞爪地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全市人民起而反击，揭发了以徐亚东、李大宸、李德臣为首的右派集团。工商界随后通过包括反右派在内的骨干分子的整风，通过整风班学习和各行业的整风，历时一年多，共揪出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五十人。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 +　　从揭发的事实证明，工商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刻骨痛恨中国共产党。他们丧心病狂地叫嚣:“我要坐了天下，先杀共产党员。”右派分子裘子东恶毒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制度，比帝国主义还严重些”。有些右派分子竟谩骂说：“大军阀张作霖时代是土匪时代，现在呢，还不如土匪时代。”这些右派分子无孔不入，千方百计地破坏党的社会主义改造，阻挠党的各项政策的贯彻。他们污蔑党的组织“是一个衙门”。在公私合营以后，党派了干部到公私合营企业工作时，他们就怀恨在心，造谣点火，说“公私合营企业不需要公方代表”，并无中生有地说“有了公方代表，阻碍了生产与工作的进展，使生产完不成任务”，并厚颜无耻地说什么“公方与私方不过是一个‘公’字与‘私’字之分，我戴上了乌纱帽，一样会作官”。这些右派分子对于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好似他的眼中钉。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好”。 + +　　为了达到搞垮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目的，他们不惜用尽心机，打击接受改造、靠拢党的工商业者，挑拨中小工商业者与党的关系，丑化党员干部，谩骂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分子。他们不但对于历次政治运动，如肃反、三反、五反、粮食统购统销，在思想上抱对抗态度，而且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这些运动。 + +　　广大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学习，提高了认识，认清了社会主义道路是今天唯一的光明大道，因而，起而向上述这些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右派分子在现实面前，虽然一再负隅顽抗，狡辩抵赖，到最后，不得不缴械投降，表示低头认罪。 + +　　通过这一次反右派斗争，绝大多数工商业者表示或正在开始抛弃资本主义立场。他们已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这条路已走不通，并且承认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必须彻底进行改造。许多在天空一度乌云乱翻时迷失过方向的工商业者也彻底进行了检查。他们表示了决心，坚决拥护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逐步改变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积极参加劳动，彻底进行自我改造，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劳动者。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3.txt b/CCRD/1/5/2/0002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f3aae003e1a7a49c8a923424d9b025845fad5c --- /dev/null +++ b/CCRD/1/5/2/000213.txt @@ -0,0 +1,11 @@ +# 在党和政府干部正确领导下交心运动胜利结束 + +　　<《新生快报》报导> + +　　全面的轰轰烈烈的交心运动，从本月5日起，到17日止，基本上已经胜利结束。17日下午各工区分别举行总结大会。张大队长、省公安厅范科长、赵干事、贾主任、王主任、常主任，分别在一、二、三工区的大会上作了讲话，指出了运动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全体劳教人员和犯人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 + +　　这次运动的成绩，主要有以下三点：(1)绝大部分劳教人员和犯人，向党向政府和人民交出了真心和实心，挖掉了黑心，拔掉了白旗，换上红心，插上了红旗，思想上有了转变和提高。他们自觉地积极地向党靠拢，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大大有利和加速了自己的改造。(2)经过群众检举揭发，清查出一批隐瞒历史罪恶和重新犯罪拒不坦白的坏分子，使他们在群众面前孤立起来。群众认清了他们的丑恶面貌，识破了他们的阴谋，打垮了他们的气焰，这就使各中队、小组里面，正气上升，邪气下降，出现了一种新鲜纯正的气象，为全体劳教人员和犯人的改造，扫清了一批障碍，使大家能够在党和政府的教育下，认清大是大非，加速了自己的改造步伐。(3)绝大部分人交代了从来没有向党交代的问题以后，丢掉了包袱，轻装走向劳动战场，从而工效不断上升，纪录不断刷新，每个人都在为祖国建设事业积极贡献力量，达到了加速改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目的。 + +　　也指出，有的人交代还不彻底，这些人应该认清形势，继续交待，不要故作镇定，其结果只有妨害自己的改造，同时也号召所有已经向党交了真心实心的人，要继续提高觉悟靠拢政府，在今后仍然应向一切不利于大家改造的反动思想以及反动言行进行不调和的彻底斗争。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11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4.txt b/CCRD/1/5/2/0002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173231efaf42450329d7ce28640df7d790ef00 --- /dev/null +++ b/CCRD/1/5/2/000214.txt @@ -0,0 +1,23 @@ +# 拒绝改造 从事现行破坏活动　代智书等十名坏分子被依法逮捕 + +　　<劳教人员　彭非非> + +　　劳教分子代智书、陈相务、李学闿、余桂樵、周松华、罗秉权、成新民、付仲桃、张益华、胡代林等10人，自投入改造以来，一贯不认罪服法，抗拒改造，隐瞒罪错，从事现行破坏活动，诬蔑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 + +　　例如，大家都知道右派分子是客观存在的，但坏分子代智书却诬蔑反右派斗争是“放长线、钓大鱼，是共产党的阴谋”，又进行造谣恐吓，说什么“反右派斗争没有挨斗的，下次一定有运动会斗他”，企图制造思想上的混乱。 + +　　这次在交心运动中，他对这些反动言行拒不交待，并企图以假自杀进行威胁。 + +　　有的冒充政府干部，在外面招摇撞骗，乱搞男女关系，张益华就是这样一个坏分子。 + +　　根据他们的罪行，株洲市公安局已依法予以逮捕。全体劳教人员都一致拥护政府的正确措施。 + +## 双周竞赛任务 争取十天完成 + +　　二工区一中队二分队劳教人员在双周竞赛中，以实际行动表明加速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心。早上他们出工快；中午为了节省往来时间，改在工地用餐，稍事休息便又投入劳动；晚上披星戴月，还要赶着修路；工间休息时，六组、八组、十组还有人在坚持劳动，不肯放下工具。 + +　　给人印象最深的有六组罗永元，一人挖土供16人运，十组颜述初，一板车装三大篓，合40箢箕左右，相当于平常20个人的劳动量。 + +　　八组提出每人突破三方的口号(运距约560公尺)，18、19日两天，他们完成51立方，平均每人合2．04立方，现在他们正在为突破3方而奋斗。这种空前高涨的劳动热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教导和关怀，工区及中队领导带动鼓舞的结果。到19日，全分队已完成土方256立方，超额完成规定指标的数字。现在他们正争取把两周竞赛的任务在10天内完成。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16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5.txt b/CCRD/1/5/2/0002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e01a3b13c51a2f932d88b46ef85406c087b786 --- /dev/null +++ b/CCRD/1/5/2/000215.txt @@ -0,0 +1,21 @@ +# 北京市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后的表现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讯　右派分子下放劳动改造后的表现如何？据有关部门对四百八十七个右派分子的了解，其中表现好的和表现坏的都约各占20％，其余的人表现一般。这四百八十七个右派分子下放在通用机械厂、北京钢厂、理疗机械厂、玻璃工厂、燕京造纸厂和金星、齐堂等八个乡的农业社；其中大学生二百六十三名，教授、讲师、助教、教员九十二名，一般干部一百二十九名。绝大多数是今年3月间下放劳动。 + +　　为了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监督改造，工厂和乡的党委对这项工作都很重视，抓得紧，一般的做法是：(1)党委领导专人负责、依靠基层，分工包干；(2)向职工和社员公布右派分子，讲明党对右派分子的政策和应注意的问题，发动群众监督改造；(3)组织右派分子参加体力劳动，与职工和下放干部同吃、同住、同劳动、同时让他们订立自我改造计划，每半月或1月进行一次检查，每季一次总结或鉴定，及时鼓励好的，批评坏的。对于表现反动的，有的工厂还组织斗争，有的还在右派分子中开展了交心运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后，各单位都组织他们进行了学习和讨论，通过当前大跃进的新形势进行了深入的社会主义教育，这些作法都是很有成效的。 + +　　经过这一时期的工作，多数右派分子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转变，他们在初到工厂和农业社时，大部分人精神紧张，心有疑惧，悲观失望，怕受工人农民歧视，怕被斗争，认为“一失足千古恨，这一辈子算完了”。另一方面右派分子并不认罪，对参加劳动有抵触，甚至公开对抗，右派分子张金转，工人问他姓什么时，他说：“姓右”，并指着其他右派分子说：“他们也姓右”。根据齐堂等七个乡对右派分子的了解，当时愿意接受改造的只占右派分子总数的6％到7％，迫于形势不得不参加劳动的占80％，消极怠工，软泡硬搞的约占13％到14％。几个月来，由于实际的劳动教育、特别是党的建设总路线和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的深刻影响，右派分子的情况已经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根据调查，这四百八十七个右派分子大体可分为三类： + +　　第一类表现较好的一百名，占20．5％，这些人多是右派情节较轻或原来是共产党员或家庭出身于非剥削阶级，经过反右派斗争和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对自己的反党罪行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表示决心改造自己，能够经常的汇报自己思想情况，反映其他右派分子的情况，对表现不好的右派分子开展斗争，同时劳动积极主动，完成任务较好，有的还主动研究改进工具，如右派分子王景源，到农业社的当天即下地劳动，抗旱时通宵打水，白天还照常干活，并主动向群众说明自己的反党罪行，要求大家对他进行监督改造。右派分子夏振鹏，不仅经常向生产小组长汇报思想情况，定期进行检查，而且一直积极劳动，专挑重活干，他并提出1年内改进工具十二种，现已与工人一起研究改进七种。有一次为改进锅炉涨管器，一夜没睡觉把图纸划出来，第二天仍继续坚持劳动。老师傅都愿要他当辅助工。 + +　　第二类表现一般的二百九十五名，占60．6％，这些人虽表示低头认罪，但没有明显的转变，思想不够稳定，时起波动，有时甚至流露不满情绪，有些人还没有完全放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不主动接近工人、农民，劳动表现平常，不艰苦，劲头不足。这些人实际上处于动摇分化状态，继续反动没有出路，接受改造又经不起劳动的考验，因此情绪不定，时好时坏，从右派分子张永经写的“归途诗”中最能说明这些人的心情，当他“烦闷”的时候写道：“我每天拖着疲乏的步子，从水渠走回桑峪。有时候看见晚霞，有时候星月照地。我一步一步往前走，不想看过去的痕迹。假如有人问，你在想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底细”。当他的情绪好转的时候，又改写道：“我今天迈着愉快的步子，从水渠走回桑峪。看前面红霞满天，不像昨日星云复地。我一步紧跟一步，希望留下深深的痕迹。假如有人问：你这是为什么？我高兴地回答，要脚踏实地向前。” + +　　第三类表现坏的九十二名，占18．9％，这些人一般是反动思想较深，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就坏，下放劳动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拒不认罪，有的继续散布反动言论，甚至进行破坏活动。如右派分子李祖兴，至今不承认他是右派，公开抗拒改造说：“改造我二十年也还是这样。”并在右派分子中散布生活费不够吃，故意卖衣服被子，背地里却吃小馆，抽前门烟。对于表现较好的右派分子进行讽刺打击，说：“你甭积极，国务院不下命令，你的右派帽子也摘不下来”。右派分子王介相，在航空学院时曾企图自杀、逃跑，至今拒不认罪。叫他写思想检查，他说：“没的写”，叫他在会上检查，他公开拒绝，工人给他贴大字报、也不检查，还暗地给航空学院另一个右派分子写信，说他“现在不自由”，约那个右派分子到西郊公园会谈。右派分子史大中(史东山的儿子)，情绪一直对立，认为他父亲死的有问题，劳动态度很坏，在上车床时，故意用力砸，两小时内连续砸坏三个油蛊。右派分子袁振昆，竟冒充北大学生混进北大，偷窃衣服，茶缸、书籍等物，被抓获后，还拒不认罪，声称偷衣服因为没有穿的，偷书是为了红专。 + +　　以上情况说明，虽然右派分子内部已经发生了新的分化，但绝不可估计过高，许多人从表面看来似乎已低头认罪，实际上思想深处却隐藏着十分严重的不满情绪和反动思想，因此对右派分子的改造工作是一个长期艰巨任务。 + +　　据了解，在对右派分子的监督改造工作上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单位只组织右派分子劳动，对思想情况了解不够，对改造工作抓得不紧，甚至对气势嚣张的右派分子没有及时组织斗争。有些单位没有把监督右派分子的工作向群众交代清楚，因此有不少工人、社员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也有的敌我不分，政治界限不清。有些右派分子原工作的单位对下放的右派分子不加过问，使右派分子劳动所在单位感到有些问题不好解决。 + +　　 ——原载1958年9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6.txt b/CCRD/1/5/2/0002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1bc5f3c49abcd8034258272759ac3e451781ea --- /dev/null +++ b/CCRD/1/5/2/000216.txt @@ -0,0 +1,25 @@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对光明日报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 +　　<徐熊> + +　　新华社北京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近展开了对“光明日报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等四个问题的大辩论。在辩论中对今年4月间是否应该撤销光明日报党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 + +　　这次辩论的四个问题是：(一)光明日报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二)光明日报的三篇文章(徐亦安写的“知识分子闻‘放’之初”、“为‘放’而争”、“何所惧、何所不惧”)是鲜花还是毒草？(三)光明日报被改变政治方向的标志是什么？(四)光明日报被改变政治方向的责任由谁负。每一个问题都有许多分歧意见。 + +　　关于党组问题，是在讨论“责任”的时候提出来的。在讨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问题时，许多班提出这类问题：“为什么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撤销光明日报党组？是否有了党组对民主党派报纸的独立自主有了妨碍，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撤了党组又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光明日报被右派篡夺了领导权，这是否与党中央不过问民主党派的事有关？是否是储安平等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客观原因之一？”“中央决定撤除党组，把一切有关民主党派的事全交出去，是否意味着放弃了政治领导？”“撤销党组是否同和平时期被和平现象迷惑了头脑有关，是否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 + +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撤销党组是不对　的。理由是：(1)从实际效果来看撤销党组不好。如果党组不撤销的话，政治方向的改变也不会这样久，在党组领导下可以与右派展开斗争，及时扭转。(2)既然必须在一切部门保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还要在这里撤出党组？这是麻痹。(3)既然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武器就应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4)既然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为什么把光明日报交他们领导，由其独立负责？(5)难道能说不撤销党组就不能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和特色吗？(6)如果说党组的撤销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改变没有关系，那就在客观上否认了党组的作用。 + +　　另一种意见认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撤销党组是正确的。这要辩证地来看，通过光明日报这次事件再次证明建立党组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为了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再考虑到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机关报的特点，在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宜的，这只是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某一特殊部门在党的领导方法上的一个改变。这样做并不等于放弃领导，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同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和党的政治、思想领导方面，同时那里还有社委会、党组织。问题是章罗联盟、储安平否认和反对这种共同基础和党的领导。因此光明日报被篡改政治方向的责任不在党组的撤销。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就否认党组的作用，更不是说有了党组就会影响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贯彻党的领导也要通过民主党派的自觉)，这要根据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 +　　辩论光明日报性质的问题也常常牵涉到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民主党派和其机关报的关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办报方针路线和民主党派机关报的关系等问题。 + +　　争论中几乎一致认为它是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但是它是哪一个阶级的呢？就有分歧了。一种人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的报纸就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报纸，另一种人认为既然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而民主党派又是资产阶级政党，它就应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他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纸，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的，遵循无产阶级办报方针路线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张资产阶级的报纸。第三种人认为，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的报纸。还有一种人认为，它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报纸，但不必提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还有一种人同第一种看法相似，但把它称为：是工人阶级报纸的一种特殊形式。此外还有人说它是“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但还不完全同于无产阶级性质的，也有人说它是资产阶级左派的。此外还有人说它是过渡性的报纸，即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无产阶级过渡。各方的看法都有很多论据，到现在为止，谁也说服不了谁。 + +　　关于光明日报三篇文章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如何区别鲜花和毒草的问题。对这三篇文章也是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是鲜花，有的认为它是毒草，也有认为它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毒草，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好的，可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还有人认为第一篇是毒草，其余两篇不是毒草。 + +　　关于“责任与原因”的讨论，除了前面谈到的关于党组问题外，还涉及到对内因、外因，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等问题的争论。关于报纸政治方向的“标志和标准”问题，大都认为应以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为标准。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是有许多分歧。 + +　　现在这四个问题，都还在热烈辩论中。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7.txt b/CCRD/1/5/2/0002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631813b4006e1d37d94ec56e1a8a8b491abcae --- /dev/null +++ b/CCRD/1/5/2/000217.txt @@ -0,0 +1,47 @@ +# 右派分子姚雪垠阴险狡诈一贯反党 + +　　<《长江日报》> + +　　中国作家协会武汉分会自8月5日起连续召开了七次座谈会，一个阴险狡诈的右派分子姚雪垠，被群众揭露了出来。8月29日，会议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作协武汉分会全体人员外，武汉文艺界的同志们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共百余人。会议由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主席于黑丁主持。参加会议的人对姚雪垠的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严正的彻底的揭发和批判。 + +　　自去年8月以来，姚雪垠即利用党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又利用“帮助党整风”的时机，连续地在“长江文艺”、“文汇报”、“新观察”、“文艺报”、“旅行家”等报刊上，向党射出了大批的毒箭。主要的有：“谈打破清规与戒律”、“创作问题杂谈”、“惠泉吃茶记”、“打开窗户说亮话”、“要广开言路”、“卢沟桥礼赞”等，在这一系列的文章中，姚雪垠疯狂地、全面地否定了党对文学艺术事业的领导，攻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对武汉以及全国文艺界的现状，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疯狂的攻击；并与北京、武汉的右派分子互相勾结，提出了所谓要对“武汉三大主义”“内外夹攻”的口号，企图摧毁党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 +## 一 反对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深入生活、抗拒思想改造 + +　　长期以来，姚雪垠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帜，在一系列问题上，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进行了恶意的歪曲和攻击。 + +　　姚雪垠首先用所谓“发展”的观点，企图从根本上来否定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他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历史条件在不断变化，许多真理也要跟着发展”。并歪曲地说“今天除了提到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外，也提到为知识分子服务，这就是发展”。企图偷天换日地以“为知识分子服务”来代替“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他诬蔑执行毛主席的方针是“原地踏步走，背诵去年的皇历”。姚雪垠攻击毛主席提出的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正确原则为“不仅是简单的，而且是死的”一个“总原则”而已。说“如果有人企图拿着一个总原则认为是找到了万能的钥匙，随便使用，他难免不跌进教条主义的泥坑”。从这一根本的反动前提出发，他把党对文学事业的政治、思想的领导，诬蔑为教条主义的统治。说什么教条主义“上有领导，下有群众，形成了一种巨大的、沉重的社会力量”。认为教条主义已成为“一种时代空气，或者像流行性的感冒，散布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环境中”。因此，“作家在进行创作时，不能不缩手缩脚”，“战战竞竞，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于是，姚雪垠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幌子，进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百无禁忌”的文学自由的主张代替党的文艺方针。 + +　　姚雪垠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鲜明地提出的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和进行思想改造，从理论上是敌视的，从实践上也是抗拒的。姚雪垠特别要求尊重所谓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按即指旧的生活经验)。并把这种生活经验强调到认为这是“没法用金钱购买”的“财富”。认为不应该机械地把生活经验划分新旧，割断生活纵的关系，否则就是不承认生活是“历史运动的过程”。以此来抗拒深入今天的生活斗争和进行思想改造。他认为老作家因为有这种“独具的生活经验”，不但写历史题材，就是写目前的重大题材，都是“特别有利的条件”。可是根据姚雪垠的思想，旧的生活是作家制作的源泉，至于今天新的生活，姚雪垠却从来没承认过对于一个作家有什么重要意义。相反他却通过各种方式顽强地抗拒深入生活进行思想改造，反对反映当前斗争生活。他说“不要把当前生活孤立起来”，因为仅仅“一点当前的生活，往往缺乏真正的深度”。他竭力反对作家下去体验生活进行创作要有什么“指导思想”。因为那就是“教条”，就是“框框”。他又说“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提出来一些创作的指导思想，但那是几个基本原则，可以灵活运用的”，否则就是要求作家下去“按图索骥”。至于针对作家具体情况号召作家在生活中适当担任一些具体工作，建立生活根据地，那就是“划地为牢”，“捆绑”了作家的手脚。而姚雪垠恶毒地认为如此要求作家生活就如“皇帝住在深宫内”指挥在外军队作战一样的是“遥制”。他对毛主席的作家深入工农兵生活进行思想改造的方针如此仇视和反对，那么他所谓的“独具的生活经验”又是什么样的“生活经验”呢?这里有一段姚雪垠旧的生活的短短的记录：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国民党五战区政治部设计委员会担任委员兼秘书，持着五战区长官司令部的“介绍信”。在皖北一带进行“视察”，沿途接受国民党“县长”“绅士”们的“欢迎”。县城里还贴着“欢迎劳苦功高的姚委员”标语。当时，姚雪垠竟把这种钦差大臣式的“视察”，美其名曰“收集有关抗战材料”。这就是姚雪垠所恋恋不忘的所谓“没法用金钱购买”的他的生活的“财富”。 + +## 二　反对党的领导、攻击党的文学事业 + +　　姚雪垠对执行毛主席文艺方针的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他表示了最大的仇恨。当右派分子在各地兴风作浪、全国乌云乱翻之际，姚雪垠兴高采烈地写信给作协右派分子姜弘说：“北京鸣放，逐渐揭盖，不久可能有不少箭头对周扬同志射去”。他攻击党的文学工作领导干部是“大大小小的孔代表”，是“以无知冒充内行”，是“打肿脸充胖子”，称他们为“卫道”者，谩骂武汉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是“典型的庸俗社会学”，“不学无术”。姚雪垠歪曲地说“同领导同志作理论争鸣也会给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对抗领导’的大帽子”。 + +　　姚雪垠借反对宗派主义为名散播了大量的破坏党与非党作家的团结，制造文艺界分裂的反动言论。把作家划分为“国民党统治区域生活的老作家”和“解放区出来的作家”。并煽动说：“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生活的老作家有很多人感到情绪压抑”；说“几年来他们的潜力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姚雪垠还无中生有的造谣说：“有某些作品不好的，却被捧到天上那么高，这些被推崇的大都是党员作家或解放区出来的作家”。会议上，同志们列举事实和具体数字，彻底地驳斥了他的这种恶毒的造谣中伤。指出他的这种阴谋诡计，无非是企图挑动一部分作家起来反对党的领导，分裂党领导的文艺界，破坏党与非党的团结，从而制造所谓“两个文坛”。 + +　　姚雪垠还以反对宗派主义为幌子，反对党培养青年作者的正确方针。他敌视和排斥青年作者，骂农民出身的作家李文元是“被捧起来的”。他还借口党“不重视老作家独具的生活经验”，而轻视青年作家新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成就。他诬蔑党由于“宗派主义作祟，发生了轻视和打击老作家的现象”，企图以此把老作家与青年作家引向对立，破坏新老作家的团结。姚雪垠从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武汉市以至全国的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就，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他诬蔑我们今天的创作情况是“公式化现象很严重”。“解放后几年中文学题材狭隘，作品写得干巴巴的”，“内容千第一律，风格单调，正面人物形象四平八稳，如泥塑木雕”。他攻击“长江文艺”发表的工业特写是“肤浅干枯”，“毫无文学价值”，“都缺乏艺术性”，“其质量连像样的新闻报导还不如”，对通俗作品的成绩，青年作者的成长，都采取了一概抹杀的态度，并进一步诬蔑说“武汉文艺界不成‘界’”，是“一团乌烟瘴气”。 + +　　总之在姚雪垠看来，整个文艺领导工作就是教条主义与宗派主义的封建统治。他认为“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到处布置了绊马索，等着你一万个小心中的一个疏忽”。在他看来文艺界完全变成一个既没有民主，也没有真理，异常阴森凄惨的犹如“臣不能议其君，子不能议其父”的“封建时代”。姚雪垠打着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宗派主义的幌子，他的最终的进攻的目标是向党的文艺方针与党对文艺的领导的。他企图从思想基础上，从政治方向上从组织上全面摧毁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为资产阶级文艺的复辟鸣锣开道。 + +## 三　勾结右派分子，组织“内外夹攻” + +　　姚雪垠不仅通过报纸、刊物和座谈会大肆放毒；还与武汉分会内部右派分子李蕤、姜弘互相勾结，向党进行“内外夹攻”。5月25日，他在北京一面写信给姜弘，打探武汉的鸣放情况；一面写信给李蕤，竟明目张胆地要李蕤改变“长江文艺”的方向。“建议在刊物上辟一专栏”，专门发表攻击党的文章。李蕤接信后，即与姜弘研究“怎样改变刊物的面貌”。并复信对姚的“建议”表示“不成问题”。果然，长江文艺7月号上就辟了一个“文艺笔谈”的专栏，集中地向党投射了一批毒箭，首先在理论批评方面篡改了刊物的政治方向。 + +　　当姚雪垠的“打开窗户说亮话”这支毒箭在“文艺报”射出后，李蕤、姜弘都向姚写信表示“文章写的很好”，要姚继续写文章，要他把话说的再“亮”些，给以支持鼓励。信中还对作协分会及武汉文艺界的情况作了恶毒的诬蔑和攻击。姚接信后，马上给姜弘写信说：“接李蕤信，颇为振奋”。姚雪垠知道姜弘对武汉市委在1952年提出的城市的文艺“为工人、为生产服务”的方针是反对的，于是他又指示姜弘把“几年来武汉流行为生产服务的理论以及如何压制反对者的事实”，及“王淑耘(作协武汉分会党组成员，“长江文艺”副主编)如何打击李蕤及老宋”(李蕤爱人、长江文艺编辑)等情况，写信告诉他，要姜弘为他提供向党进攻的炮弹。他还在信中恶毒地提出了对党进行“内外夹攻”的口号，说这样“力量也许大些”。与此同时，姚雪垠还与北京、河南等地的右派分子彭子冈、姚芳藻、梅朵、徐中玉、唐因、吕剑、苏金伞等过往频繁，与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反党的“内幕新闻”，并大肆传播谣言。据他自己交代：当文汇报记者谢蔚明把“胡风放出来了，但还不能自由”的谣言告诉他后，他即到处传播，还告诉了河南的右派分子苏金伞。而苏金伞回河南后也到处传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徐士年写了一篇攻击党和诬蔑肃反运动的文章，姚雪垠也为他“参谋”，要徐从“宪法的角度”来诬蔑肃反运动，说“提到原则上，才有力量”。这时候，姚雪垠在北京的住处是“门庭若市”，精神上“愉快、振奋”。李蕤在给姚雪垠的信中，就公然称他这时候是“思想感情‘春暖花开的时候’”(这是姚在抗日战争时期政治上走向堕落时写的一部色情小说的名字)。并说姚今天“不为五斗米折腰，实在令人羡慕”。其反党妖焰的猖狂，可见一斑。 + +## 四　丑恶的历史，资产阶级的灵魂 + +　　揭开姚雪垠的“进步”外衣，暴露在人民面前的却是一颗彻头彻尾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原来这(70)位“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早在1929年混进了共产党内后，不久就开了小差；1937年，他又重新混进了共产党内，在抗日战争初期的极端艰苦的年代里，他在河南竹沟不但拒绝接受党分配的工作，还大量地散布了反党的言论，积极主张抗日必须统一服从国民党。反对党办教导队、办小报，认为党这样作是标新立异，不统一于国民党，不利于抗战。这样他就被党清洗出去。此后，姚雪垠就一面打着“进步文化人”的招牌，连续写出了“戎马恋”、“春暖花开的时候”等低级色情的“作品”。在抗日的外衣下，贩卖色情毒素，以麻痹青年人的抗敌意志；一面他又与文化特务头子张道藩勾勾搭搭；并与文化特务陈纪滢合编刊物“微波”，与另一文化特务孙陵保存着“极其温暖的友情”(陈与孙现在都在台湾)。1948年上海解放前夕，姚竟与叛党分子张松和、石小萍以及一些国民党特务分子等纠集在一起，组织伪地下组织“中共中央华东局江南工作委员会”，由姚担任所谓“宣传部长”。在上海解放前夕，进行了一次骇人听闻的大规模的政治投机活动。上海解放后，即被取缔。 + +　　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姚雪垠对国民党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直到解放八年后的今天，还念念不忘。今年6月，他在“旅行家”刊物上发表的一篇“卢沟桥的礼赞”的文章中，竟丧心病狂地对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的蒋介石，进行了肉麻的歌颂，说蒋介石在抗战初期，“毕竟是主张抗战的，所以他在人民中间的声望、威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 + +　　由此可见，姚雪垠在政治上，是一个一贯投机、反动的野心分子；在文学上，也是一个贩卖资产阶级庸俗的颓废的艺术观点的作家。 + +　　正当这一小撮右派分子在那里兴风作浪，反党气焰不可一世的时候，人民日报自6月8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起，连续地发布了社论，向全国忍无可忍的人民，发起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战斗号召。这时候，姚雪垠还继续支持储安平的谬论，并向彭子冈秘密献策，要彭子冈“把意见委婉地提向周总理”，企图为储安平等的罪行进行开脱；同时，他还到处散布诬蔑反右派斗争的言论，说什么“目前斗争较复杂”，“社会反映也不一致”，“不仅党外人士思想不一致，有些老党员也如此”，企图混淆视听。另一方面又假惺惺地写信“批评”姜弘“容易忘掉原则”；并急急拿出一篇所谓“反右派”的小说，去找“人民文学”的负责人，要求发表，争取主动退却。 + +　　在作协武汉分会召开的几次辩论会上，姚雪垠使出了各种花招，对他的反动言行进行了百般地抵赖和狡辩，引起了与会者极大的愤怒，并对他一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揭发和批判。在大量的事实和充分的驳斥下，姚不得不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现在，摆在右派分子姚雪垠面前的是两条道路：究竟是彻底向人民缴械投降，以争取人民的宽恕，还是继续坚持反动立场，进行顽强狡辩，而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需要姚雪垠自己选择。 + +　　目前，对姚雪垠的斗争，正在继续深入进行。 + +　　 ---- 原载1957年8月31日《长江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8.txt b/CCRD/1/5/2/0002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a262352504d1079ba458101a09bd35325b82b1b --- /dev/null +++ b/CCRD/1/5/2/000218.txt @@ -0,0 +1,21 @@ +# 广东部分右派分子气焰嚣张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 +　　<杨文全> + +　　新华社广州1日讯　记者从广东省公安厅获得的材料说明，最近一个时期，部分右派分子气焰嚣张，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 +　　(一)不少右派分子认为时机已到，大肆叫嚣，公开进行反攻倒算，企图翻案。四会县右派分子邵景成(以前是教师)在处理定案后，最近又公开反攻，骂曾斗争过他的学生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人。”当再次组织学生与他进行辩论时，他猖狂地说，他在“暴风雨面前毫不畏惧，头可断，志不可辱。”并恶毒地攻击人民民主专政，他说：“中国的自由是绑着四肢的自由，我今天的处境充分表现了社会主义的所谓民主自由，是绑着人的四肢的自由。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自由，今天几十万、几百万右派分子正是中国式的言论自由所给予的错误。”还攻击毛主席所讲的六项标准“是一个圈套”。又说什么“政权掌握在你们手上，你们想如何就如何，正如一块肥猪肉放在砧板上一样”，但是，“任何做法都不能使我屈服”等等。博罗县铁场小学校右派分子李进超最近也猖狂地进行翻案，叫嚣说他“没有杀过人，又没有在国民党做过事，仅在县的宣传会议上讲几句话就被划为右派。”而且还挑拨其他右派分子也进行翻案和抗拒改造。 + +　　(二)部分右派分子乘机放毒，继续进行反党活动。龙门县粮食局被留用的右派分子宋权看到毛主席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后，在群众中大肆污蔑说：“以前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现在又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这不是个人崇拜吗！”有些右派分子还给海外亲人写信，歪曲和污蔑反右派斗争。琼山县一右派分子在写给香港亲人的信中歪曲说：“他因说了两句话就被两个坏党员扣上右派帽子，进行斗争，自被开除回家监督劳动后，生活很痛苦。”并污蔑说：“现在凡是知识分子，只要有一些错误就被斗争、开除、劳改”。一个省级机关下放海南劳动的右派分子民写给香港亲人说：“一天劳动几小时，如刑法一样”，并表示在监督劳动期满后逃往香港。 + +　　(三)有的右派分子经常纠集一起，互相煽动，阴谋与党对抗到底。紫金县商业局右派分子李超明等五人经常纠集一起，吃饭下棋，蓄谋反攻。广州市得生药材店右派分子李顺溪在劳动时煽动说：“你们不要太偷懒呀，如果遇到捉蛇佬(对我干部的诬称)连命都会没有的。不过不用怕，如果逼到无路可走时，就起来造反。”普宁县华侨农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自国际局势紧张后，生活逍遥自在，唱歌作乐，并暗地进行纠集活动。 + +　　个别右派分子还乘机进行报复活动，殴打干部。潮安县铁铺乡右派分子陈家河因殴打学生被拘留，在进行拘留时又当场拒绝，殴打我民兵队长，用刀割断绳子进行反抗。有的右派分子在暗中收听“美国之音”，阴谋活动。 + +　　(四)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是，最近已陆续发现有些右派分子积极与海外敌特机关进行勾结，企图进行反革命活动。如北海市有一右派分子积极与海外敌特秘密通讯联系，湛江市也发现有右派分子通过逃港的反革命分子与敌特搭线。有的右派分子积极设法越境逃往港澳。如石岐市(靠近港澳)右派分子肖联(原工商联执委，已捕)以金钱女色诱买我公安干部，企图窃取出境通行证，逃往港澳。江门市一右派分子逃至台山县广海，企图偷渡逃港，被我捕获。 + +　　（与此同时，海外特务机关在最近加强了对右派分子的策反和争取活动，不断给内地的右派分子投寄反动传单、小册子和信件、黑函等，并积极派遣特务和通过桥梁潜入内地了解和试探右派分子的动态，相机进行策反和引渡右派分子逃港投敌等活动。广州市已发现这样的活动。） + +　　省公安厅已密切注意到右派分子的猖狂活动，正在采取措施，打击其嚣张气焰和粉碎其反革命阴谋。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9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19.txt b/CCRD/1/5/2/0002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11cdbbc5ec69502d8ad3314dd965ac5b04569cb --- /dev/null +++ b/CCRD/1/5/2/000219.txt @@ -0,0 +1,77 @@ +# 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加速自我改造的竞赛协议书 + +　　<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部分人士> + +　　目前，国际形势是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日益壮大，东风压倒了西风；国内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工农劳动人民正以冲天干劲，在社会生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奇迹，已呈现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全面大跃进的高潮，正进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阶段。 + +　　在新形势的鼓舞和推动下，我们参加了省两会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扩大)，听取了四川省工商界反右、整风运动总结报告和关于两会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工商界自我改造经验汇报会议”精神的传达；特别是参加了四川省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听了党委负责同志的讲话和大会的发言，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启示和鼓舞。我们一致认为整风运动对我们工商界的教育是深刻的，收获是巨大的。但大多数人还没有摆脱中间状态，政治上仍有两面性，革命干劲还未鼓足，这与国家飞跃发展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为了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实现我们工商业者向党提出的“苦战三年、力争两年改造成为名实相符、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诺言，响应这次两会常委会联席会议的决议号召，我们必须在整风胜利的基础上积极转入生产劳动实践，做出显著成绩，以实际行动表现自我改造的决心，做到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为此，我们各地出、列席会议的全体同志，一致同意签订“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加速自我改造的竞赛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 +## 一、忠诚接受党的领导： + +　　1．坚决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特别是要坚决接受企业和所在单位基层党组织的具体领导。 + +　　2．坚决贯彻党的一切方针、政策和措施，紧密结合所在单位的中心工作，主动积极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 +　　3．继续向党交真心、说实话，做到心口如一，言行一致。 + +## 二、积极向工人阶级学习，坚决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 + +　　1．真诚学习工人阶级大公无私、忘我劳动、集体主义和热爱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特别要向本厂、本店职工学习，与职工共同工作，共同劳动，从思想感情上、生活上缩短与职工之间的距离。 + +　　2．主动争取并积极接受工人群众的监督和帮助，公开自我改造规划，虚心诚恳地接受工人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在检查和修订改造规划中，更要主动地征求工人群众的批评和帮助。 + +## 三、积极参加体力劳动： + +　　1．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下车间、到工地、下乡上山等长期的下放劳动，短时间的定期劳动和平时的义务劳动，服从统一调配。 + +　　2．坚决从劳动实践中，树立劳动观点，学习生产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 +## 四、热爱社会主义企业，充分贡献技术才能和业务经验，积极投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 + +　　1．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爱厂爱店如爱家，拿出私营时期搞自己企业的精神，精打细算，千方百计的搞好社会主义企业。 + +　　2．找窍门，挖潜力，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技术才能和业务经验，积极提合理化建议，做到人人献计，个个出力。 + +　　3．破除迷信保守，解放思想，与职工一道，大胆革新技术，大胆创造发明。 + +## 五、加强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 + +　　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毛主席的著作；在学习中，联系思想实际，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改造政治立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　　工商家属，根据上述内容，结合自己的特点，就政治学习、参加劳动锻炼，参加街道工作和生产建设、勤俭持家、帮助亲人加速改造等方面进行竞赛评比。 + +　　为了贯彻上述自我改造的内容和要求，我们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根据本协议书所规定的内容，结合企业和个人具体情况，订立或修订自我改造规划。做到人人有规划，组织有保证，有跃进的指标，有具体的措施，以十足的干劲，坚决贯彻执行，定期检查评比。并展开人与人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以“交流工作经验，树立先进榜样”为主要内容的评比竞赛。认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把自我改造规划变为现实。 + +　　☆　　　　☆　　　　☆ + +　　我们谨以这一竞赛协议书向我省各市县组织和全省工商业者同志们提出倡议，竭诚希望热烈地共同讨论，以实际行动踊跃参加竞赛。大家鼓足干劲，积极投入生产劳动和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一切力量，加速改造自己。让我们在党的英明领导下，积极行动起来，为认真贯彻本协议书而努力! + +　　签订地区和签订人： + +　　重庆市 肖松立 成都市 　李宗坊 + +　　自贡市 侯策名 泸州市 　李华伯 + +　　宜宾市 王惠 　　南充市 　沈伯常 + +　　万县市 凌均如 五通桥市 王树森 + +　　内江市 刘永照 雅安市 　许正国 + +　　乐山 　 黄光第 江津 　　何策襄 + +　　达县 　胡隆平 荣昌 　　吕世荣 + +　　巴县 　杨云祥 涪陵 　　王树颖 + +　　遂宁 　张作郛 　合川 　　罗模祥 + +　　绵阳 　朱道荣 三台 　　赵治华 + +　　温江 　杨伯宁 蓬溪 　　吕应昌 + +　　 1958年9月3日 + +　　（来源：《工作简报》第8期，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编印，1958年9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0.txt b/CCRD/1/5/2/0002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e07d0168cde2ff891c12bab089cbbc92a8989 --- /dev/null +++ b/CCRD/1/5/2/000220.txt @@ -0,0 +1,17 @@ +# 佛教徒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福建省龙溪专区佛教界代表座谈会胜利闭幕 + +　　<柳永真> + +　　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的龙溪专区佛教界代表座谈会，从七月十六日至八月廿三日在漳州市南山寺召开，历时三十八天，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我区各地寺庙的和尚、尼僧、菜姑有教徒代表七十人。 + +　　会议开始时，地委付书记陈文平同志应邀到会，作了关于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动员报告。代表们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就佛教徒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对各大远动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等重大问题的看法，进行大辩论。代表们揭发了隐藏在佛教内的释传允、释传扬二名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的罪行，并对他们的反动言行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 + +　　右派分子释传允是漳州市南山寺和尚，在大鸣大放期间，他曾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和政府政策，无耻的替地主、反革命分子叫冤。另一个右派分子释传扬早在1951年就曾利用宗教名义，擅自组织非法的老人互助组；招摇撞骗，敲榨勒索群众钱财，妨碍社会治安。后被取缔，心怀不满，这次在大鸣大放期间，曾多方散布反动谬论，向党和政府猖狂进攻。在自我检查中，态度极端恶劣，继续放毒。 + +　　两个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激起了代表们的无比愤怒，纷纷与右派分子进行说理斗争。漳州南山寺老方丈释广心以解放后九年来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工农业生产，进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与领导佛教界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爱国主义学习，帮助解决生活费用，修理名胜古迹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证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各方面的领导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代表们回忆出家人过去受尽旧社会反动统治的压迫，无奈才出家，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安居乐业，就是人间的理想中的极乐世界。大家在斥责右派分子的反动谬论后，都指出:正直的佛教徒都应该履行《宪法》，做一个爱国守法的公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并表示坚决与右派分子斗争到底，划清敌我界线，右派分子的谬论经过大会的揭发和批驳之后，理屈词穷，开始低头认罪，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代表们已责令他们作深刻彻底的交代。 + +　　在会议的后阶段，由释广度代表传达华东区和福建省佛教代表座谈会的精神，并参覌了龙溪机器厂、前锋人民公社、院后罐头厂、火车鉄路、电影等，代表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形象化教育。普遍反映，经过一个多月的社会主义教育，政治觉悟提高了，认识了过去思想上存在的厌世、悲覌思想，是中了旧社会的毒，同时认识到佛教界必须认真加速自我改造，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一致表示要和全国六亿人民一道，忠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积极参加劳动生产，逐步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人人争取做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分子。最后代表们还写了学习心得，通过了集体的爱国公约和决心心书。 + +　　闭会期间，中共龙溪地委统战部田庄部长和专署宗教事务处何处长，都应邀到会讲话。 + +　　 ---- 原载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闽南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1.txt b/CCRD/1/5/2/0002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aa64e7de8783edd737e9faf4b25bfb9699928c --- /dev/null +++ b/CCRD/1/5/2/000221.txt @@ -0,0 +1,19 @@ +# 上海市右派头面人物王造时、徐铸成等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反应 + +　　本刊讯　9月8日上午，上海市政协组织的右派分子头面人物小组漫谈了当前局势，情况如下： + +　　王造时说：“我们右派在这个紧张的局面中能做些什么？是否可以让我们公开发表些意见？什么人，在什么场合、时机发表，都可以考虑。表示的内容是：1、我们在真理面前已经低头认罪；2、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3、警告美帝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力量；4、警告蒋集团弃暗投明；5、劝告台湾全体人民团结起来；6、呼吁全世界人民支持我们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让他们知道虽然我们犯了错误，但已经认识错误，而且还是反帝反蒋，对党还是热爱的，不被他们(指蒋集团)利用，也可让国内人民了解我们。” + +　　徐铸成说：“有人说这下子就要解放金门、马祖和台湾，我想，解放是一定的，不过就是总理讲的‘适当时机……’，我们不必去猜测。” + +　　对王造时的主张作一个声明问题，他说：“我们现在的身份还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不参加游行，不是不许我们爱国，我们的问题还不是发表个宣言，而是如何加速自我改造。这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动，可使自己再受一次爱国主义的教育，进一步认识自己罪行，并加速改造自己。” + +　　陈诒说：“战争是否打得起来？决定的是我们，我们尽一切力量寻求和平。对金、马一定要收复，什么时候解放，虽由中央决定，但我们在精神上、物质上要做好战争的准备。在联大开会前，我们要做好有利于和平的准备工作，周总理声明后，全民动员的工作已在开始。” + +　　王恒守说：“六亿人民已表示态度。我们右派还是敌我问题，如我们现在表示态度，会造成混乱。敌我不分。不过，我们还是争取做人民，希望贡献力量。我建议是否向党表示态度，内容是：1、在此时更觉得要加强自我改造，过去错了，今后不再错了，不愿再做帝国主义的代理人；2、六亿人民加强团结，我们要尽量和党团结；3、党要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不然，不表态，把我们关在门外置之不理，我们也不能自暴自弃。” + +　　陈仁炳说：“去江苏参观时在火车上看到正在不断运大炮，我就想很快要解放台湾了。我们是有足够力量的。第二次大战以来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海军较量还不多，而我们中国还是敢和他碰的。”“对王造时的建议，我认为今天我们更重要的是改造，向党靠拢，从这方面来作出实际表现。我同意王恒守的意见。” + +　　(摘自上海市“内部参考资料”) + +　　来源：1958年9月1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2.txt b/CCRD/1/5/2/0002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07454f4cbc12e3c82808284e600fee6c86c3bd --- /dev/null +++ b/CCRD/1/5/2/000222.txt @@ -0,0 +1,7 @@ +# 右派分子彭文应对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反应 + +　　新华社上海8日讯　右派分子彭文应对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反应。 + +　　彭文应说：“解放台湾看来条件已经成熟。如果打起来，美国使用原子弹，我们有苏联支持，中苏两国加起来打得过美国；要和平谈判也可，但大使级谈判没有用，最好举行更高级谈判，如陈毅和杜勒斯谈判，或举行特使级谈判”。彭文应主张：由我国发表声明：如美国在北京丢原子弹，我们就到华盛顿去丢，如美国在厦门、福州丢，我们就到旧金山、费城丢。他认为美国的威胁主要是原子威胁，我们发表这种以牙还牙的声明，就可阻止美国的狂妄野心。 + +　　来源：1958年9月9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3.txt b/CCRD/1/5/2/0002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063be895e70f5e3b2e2665ad20f8444613c790 --- /dev/null +++ b/CCRD/1/5/2/000223.txt @@ -0,0 +1,49 @@ +# 四川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民主人士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速自我改造的协议书 + +　　目前形势是：国际方面，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和平民主阵营的力量日益壮大，东风继续压倒西风；国内方面，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已呈现出“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全面大跃进的高潮，并进入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阶段。 + +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四川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政协四川省第一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扩大)，听了省政协关于“努力劳动实践，加速自我改造，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报告，各个组织关于反右、整风的收获和体会的汇报以及不少同志的发言，充分说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政治情况起了巨大的变化。右派分子被打垮了，彻底孤立了；中间派基本上划清了敌我界限，辨明了大是大非，已不同程度地向左转化；左派得到提高和扩大，从而提高了各界民主人士力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开始出现了新气象。但多数人还没有摆脱中间状态，政治上仍有两面性，革命干劲还未鼓足，这与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是远远不相适应的。 + +　　为了符合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要求，我们必须在巩固反右、整风成绩的基础上，以政治为统帅、以劳动实践为基础、以工作岗位为基地，全力投入祖国社会主义大建设；在劳动和实践中，认真向工农学习，并按照“六项政治标准”，加速自我改造，争取尽快地成为坚定不移的左派、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名实相符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我们一致同意订立“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速自我改造的协议书”。具体内容如下： + +　　第一、忠诚接受共产党的全面领导： + +　　1．坚决接受各级党委的领导，在机关、学校、企业的工作岗位上，必须坚决接受基层党组织的具体领导。 + +　　2．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紧密围绕所在单位的中心工作，主动积极地、创造性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 +　　3．经常向党交真心、说老实话，做到言行一致；对一切不利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行作坚决斗争。 + +　　第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中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　　1．积极投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坚决贯彻政治挂帅，在各自工作岗位上，把政治与业务、理论与实际、技术与群众、教育与劳动、个人与集体紧密结合起来，做到人人献计，个个出力，发挥一切智慧，充分贡献自己的技术、文化和力量。 + +　　2．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破陈规，与群众一道，大胆地革新创造。 + +　　3．在工作业务实践中，不断进行“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 + +　　第三、积极参加劳动锻炼，向工农学习： + +　　1．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参加较长期的下放劳动、短时间的定期劳动、平时的义务劳动，尽可能做到下工地、下农村、下车间，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劳动锻炼，树立劳动观点，养成劳动习惯，学习生产技能，培养劳动人民所具有的思想感情。 + +　　2．积极参加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的参观、访问，在实践中，学习劳动人民的高贵品质，增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从而加速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改造。 + +　　第四、加强政治理论学习： + +　　1．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 +　　2．学习和宣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学习时事政策。 + +　　3．在学习中要联系实际，改造政治立场和思想，彻底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以及残余的封建传统观点。 + +　　第五、接受群众的监督，进一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 +　　1．放下架子，相信群众，虚心诚恳接受群众的批评和意见，向群众学习。 + +　　2．坚持以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社会主义民主方法，进一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相互帮助，共同提高，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改进工作，加强团结。 + +　　基于上述的内容和要求，我们应结合组织和个人的具体情况，订立或修订改造规划，做到人人有规划，组织有保证。规划必须有指标、有措施、有干劲，要坚决贯彻执行；定期检查评比：比忠诚接受党的领导，比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改造、比社会主义干劲、比劳动锻炼、比政治理论学习，并交流经验，互相促进，认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把改造规划变为现实。为加速自我改造、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奋斗。 + +　　（来源：《工作简报》第8期，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编印，1958年9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4.txt b/CCRD/1/5/2/0002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743a2506c9da90e5290f1094bee6628b55bd06 --- /dev/null +++ b/CCRD/1/5/2/000224.txt @@ -0,0 +1,127 @@ +# 四川省工商界反右、整风运动总结报告 + +　　<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整风工作委员会> + +## (一) + +　　从去年6月到现在，我两会在中共四川省委和两会中央的领导下，进行了一次规模巨大的以反右派斗争、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为教育内容的整风运动。这个运动是工商界继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改变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后，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它是在国际上东风压倒了西风、社会主义力量已超过了帝国主义力量，国内社会主义各个战线上全面大跃进、工农劳动群众干劲冲天、祖国建设发展一日万里的新形势下进行的。整个运动历时14个月，经过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和风细雨而又严肃认真的一般整风、资本主义自我大暴露的交心运动和制订个人改造规划等几个主要阶段，许多人并在企业或机关中经历了“双反”运动，使我两会成员受了一次极其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在自我改造的途程中，跨进了决定性的一步。 + +　　各地两会组织进行整风运动的步骤和方法，一般是先骨干、后一般，小部分人(主要是工商界骨干分子)集中，多数分散在企业进行，基本上贯彻了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在反右斗争阶段，彻底揭露并狠狠地斗争了右派；在整风中根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用大鸣大放、大争辩、大字报的社会主义民主形式进行。各地工商联还配合有关方面对小商贩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两会根据各个时期的发展情况，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指导各市县组织顺利开展工作，主要是结合运动发展的重要阶段，及时召开了各种会议，统一领导骨干层的思想认识。如去年11月为了布署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运动，我们以整风的精神召开了为时20余天包括每个市县整风领导机构都有人参加的委员联席(扩大)会议，传达了两会中央去年9月间所举行的中委、执委联席会议的精神、决议，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省省长李大章同志莅会讲话，详细阐明了工商界反右、整风的必要，反复交代了方针政策，使与会人员明确了方向和作法，为全面开展整风作了较好的开端，并训练了骨干；今年3月初，我们召开了两会常委联席会议，研究了当前的工作，并向省内工商界发出了“苦战三年、力争两年改造成为名实相符、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号召，推动两会成员以跃进的姿态改造自己，同时，处理了我两会委员中的右派分子；当工商界交心运动逐渐深入的阶段，正值四川省二届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我们在会后约集了出、列席会议的两会成员及在蓉的两会负责同志举行了座谈会，对前一阶段的工作和工商界的情况作了估价，并提出了关于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意见。我们在运动过程中还先后派出工作组分赴各地进行视察，以深入基层，推动工作；并编印了两会“工作简报”，及时指导各地工作，沟通情况，交流经验，密切了与各级组织间的联系。这些措施，对运动的广泛开展和逐步深入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 +　　我省工商界640，000多人中，资产阶级分子27，000多人，民建会员2，275人，两会各级组织干部5，800多人，以及小商贩中的代表人物和部分工商界家属都先后投入了运动。民建省内13个市县组织，工商联3个省辖市、7个专辖市和166个县组织中，除个别边远县分及少数民族地区没有进行反右派斗争外，都投入了运动。一般小商贩也普遍进行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截至目前，运动已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就反右派斗争来说，根据147个市县不完全的统计，共揭发出右派分子1，900人(包括民建会员304人)，其中属省两会委员的37人，属市县级委员的465人，并粉碎了大小右派集团。就交心运动来说，根据106个市县不完全的统计，参加集中交心的工商界骨干共有20，226人，其中36个市县共交心5，566，339条，个人最高的交到2，000多条，一般的200多条。总的说来，运动的成绩是巨大的。这就为工商界今后在生产建设的实践中继续深入改造自己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 +## (二) + +　　我省工商界在全面整风运动中取得了如下的主要收获： + +## 一、工商界的政治面貌，起了显著的变化。 + +　　工商界中的右派分子被揭发出来，并彻底打垮、打臭、陷于孤立了，右派本身已开始分化： + +　　本省工商界的右派分子，在去年五、六月全国右派分子猖狂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时，上下配合、互相呼应地公开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认剥削，否认两面性，反对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要取消公方代表制度，要党团员干部退出民建、工商联，企图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为了回击右派的进攻，工商界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我们两会各级组织在斗争中，紧密地依靠了各级党委的领导，反复交代政策，着重指明右派分子和全国人民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使工商界多数人头脑清醒过来，认识了这是一场你死我活两条道路的斗争；从而发动了群众，深入彻底地揭露了右派分子的罪恶事实，驳倒了他们的反动谬论，粉碎了他们的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和对工商界的影响。右派分子经过斗争和处理以后，已经完全陷于孤立，本身并已开始分化。有的右派分子反映：“真真感到自己完全孤立了，在城市里，好象只有自己一个人一样”；有的右派分子反映：“自己遭到了全体人民的唾弃，吃饭、解便都低着头走背街”；有些右派分子在大跃进影响下和在群众的监督改造下，已开始有悔罪的表现。 + +　　广大的中间派一般在政治、思想上与右派基本上划清了界限，承认自己有两面性，表示坚决要继续进行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 + +　　在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的时候，工商界广大的中间派对于大是大非问题认识不清，不少人在右派分子的影响和煽惑下，政治态度曾经发生显著的动摇和右倾。许多人对右派的谬论同情附和，产生“共鸣”；有些人认为右派是自己的“代言人”、“知心者”，有些人认为右派“是说错了几句话”，“反右斗争是小题大做”。由于中间分子基本上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动摇于两条道路之间，存在两面性，对于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并不心服，对资本主义还留恋不舍；特别是对全业合营所有制改变后，不能再发财致富，任所欲为，很多人存在着“今不如昔”之感；对接受公方代表的领导和工人的监督，不满不服，内心抵触；很多人不承认自己有两面性；不愿听继续接受改造的话，认为资本主义立场已经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不存在了；或者以为只有右派才是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中间派没有资本主义立场；甚至有的公开为资本主义立场辩护说：“资本主义立场也有积极的一面，改造政治立场是多此一举，是共产党制造阶级斗争”。经过反右派斗争的深刻教育，多数人在思想上看清了右派的罪恶本质，认识到跟右派走是死路一条，是自绝于人民。原来同情右派的，在提高认识后，很多人同右派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不少人沉痛地悔恨自己认不清大是大非，受了右派的煽惑。如有人填词说：“虽仅三旬反右，有胜十年读书，是非不辨总模糊，今日豁然醒悟；土改同情过火，纵囚深感不诛，谈情说理使人服，回首自愧当初”，可以代表工商界一部分人在反右斗争中的思想变化情况。因此，反右斗争不仅打垮了右派，同时也给中间分子敲起了警钟，促使中间分子的大多数认清大是大非问题，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基本和右派划清了敌我界限。 + +　　随着整风、交心的深入，中间分子进一步暴露出大量的资本主义的东西，交出了对党的领导，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对各项政策、运动的怀疑抵触，甚至反对、仇视的思想言行；有的人还交出了自己严重的变天思想、隐藏起来幻想国民党复辟时向工人、农民倒算的红契分关和股票以及留作身分证明的反动证件；不少人交出了对“五反”运动的仇恨心情，如有人因“五反”被斗争，暗自取名“陈恨”，以志不忘；还有不少人交出了形形色色的反动诗词，如“不堪回首思往事”，“明月何时照我还”等，充分反映出留恋过去、不满现实的思想感情。交出了这些有关大是大非问题的反动东西，经过了分析批判，很多人进一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感到由于自己的资本主义立场作祟，对同一件事情，好事被看成坏事，光明被说成黑暗，应该诅咒的却给以讴歌，应该鄙视的却加以颂扬，真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因此，在思想上大为震动，警觉到如不改造政治立场，确是非常危险；不少的人表示感谢党又一次的挽救了自己。多数人面对着自己暴露出来的大量的资本主义东西，承认了自己有两面性，表示坚决要继续进行脱胎换骨的本质改造。这就说明经过伟大的反右、整风运动，大多数中间分子要求进步，愿意改造自己，政治思想上不同程度地向左转化。 + +　　左派得到了锻炼和提高，并有一定的扩大： + +　　左派通过反右、整风运动的锻炼和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巩固和提高，队伍也有所扩大，逐步成为工商界中坚决接受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力量。不少的人在运动中暴露并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和缺点，对骄傲自满、脱离群众的不良倾向进行了批判，改善了同中间群众的关系，更有利于发挥积极作用，并要求继续改造和提高自己。 + +　　此外，小商贩经过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何去何从、孰劣孰优的大辩论后，受圳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敌肖，各种不利子社会主义的言行，特别是资本主义自发厌向，受到了有力的批判，从而提高了小商贩的社会主义觉悟和坚定走互助合作道路的决心，在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上都不同程度地有了改善。 + +## 二、由于政治、思想不同程度地向左转化，在行动上开始有了积极表现。 + +　　在接受企业党组织和公方代表的领导方面：越来越多的人改变或正在改变过去那种口服心不服、消极被动和所谓“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态度和观点，能够较主动地靠拢党组织、靠拢公方代表；有的把自己所订的自我改造规划向党支部和公方代表征求意见；有的继续向党交心或定期向党汇报思想情况；有的在工作上能主动负责，并开始认识到必须在党和公方代表的领导、帮助下，才能使经营管理、生产业务不致迷失方向，更好地贡献技术才能，搞好社会主义企业。 + +　　在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本厂、本店职工群众监督和帮助方面：不少人批判了过去反对工人阶级的监督，轻视工人“缺乏文化”，或认为“技术不如自己，没有学头”等等资产阶级立场、观点，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本厂、本店的工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同样具有大公无私、勤劳智慧的高贵品质；尤其是在生产大跃进中，工人的冲天干劲和无穷无尽的智慧与创造发明，使人敬仰和折服，因而不少人有了一些转变：有的向工人公开了自己的个人改造规划，请工人提意见并监督执行；有的同职工订立了互助合同，交流生产经验；有的拜工人为师，同工人订师徒合同，学习生产技能；有的在工作中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些人开始在缩短与工人之间的距离。 + +　　在劳动锻炼方面：不少工商业者响应党的号召，下车间、到工地、上山下乡、送货到户、办农场，参加各种方式的短期、定期或长期的体力劳动，由于资产阶级分子历来是养尊处优，好逸恶劳，在参加劳动之初，思想上顾虑重重，怕这怕那，正如有些人反映说：“出太阳晒起老火，下点雨又怕伤风，走田坎怕溜滑，下水田怕蚂蝗，上坡怕累，下坡怕栽”。经过一段时间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才逐步得到一些克服。在劳动实践中，有些人开始认识到衣、食、住、行以及一切财富，都是劳动人民在具体劳动中创造的。过去认为“将本求利，有钱才能赚钱”，现在才懂得“劳动创造一切，资本、利润都是剥削而来的”。有些人说：“过去就知道，‘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它的深刻意义”，从而承认“劳动光荣，剥削可耻”。不少人感受到工人、农民热爱劳动、热爱社会主义的高贵品质，承认自己和劳动人民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只有通过劳动，才能逐步树立劳动观点，养成劳动习惯，加速改造自己，缩短直到消除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因而不少人初步认识了参加体力劳动是自我改造的重要途径。 + +　　在贡献技术才能方面：有的开始改变把技术当作私有财产、要“待价而沽”的态度，公开了历来不愿拿出来的一些技术；有的初步克服了迷信、保守的思想，与工人一道大胆创造，试制成功了不少的新产品；有些提出了合理化建议，改进生产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提高了工效；有些改进了经营管理制度，使之适合于技术革命的要求；有些提高服务质量，改善服务态度，以适应工农业生产和消费者的需要。上述情况正在发展中，这就说明工商业者经过整风的教育，提高了认识，在行动上已经有了好的表现。 + +## 三、不少人初步认识和接受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促进自我改造的有效武器。 + +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人民内部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的基本方法。但工商业者一般是虚伪应付、“心口不一”、掩过饰非，不愿批评别人，也不愿别人批评自己，更不愿自我批评。在整风中很多人感到分析批判这一关不好过，很紧张，怕互相展开批评，把问题提到原则上，会“水涨船高”，因而敷衍应付，存在着“过关”思想，总想对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庇护和掩饰。经过整风运动的各个阶段，采取了大鸣大放、大争辩、大字报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方式，贯穿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了互相帮助、互相促进的作用；从而不少人认识到自欺欺人的危害性，认识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确是提高认识、促进自我改造的有效武器，克服了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的许多敷衍应付的假象，逐步由半真半假到接近真实。如有的说：“我交出的东西，都是些右派货色，如果不狠狠地分析批判，今后不仅不能为国家贡献才能，也会葬送自己”。有的人反映：“虽然是向别人提意见，也启发教育了我，既讲清了道理，又解决了问题，这种办法很好，过去我怕当批判的典型，那是不对的”。有的人讲：“自我检查时挖得痛，批判时又振得火辣辣的，感到很老火，但当认识了这些问题，找出病根以后，感到头脑清醒了，包袱卸掉了”。不少人表示今后要在组织生活中、学习中、工作中继续运用这一武器，以促进自己的改造。 + +## 四、我们两会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向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组织的历程中跨进了决定性的一步。 + +　　在整风以前，我省两会的各级领导层中，暗藏着不少的右派分子，他们采取两面派手法，甚至组织右派集团，企图篡夺领导权，利用两会组织作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资本主义复辟的基地；而另一方面，两会领导层中的许多中间分子也表现出严重的右倾，不同程度的同情甚至支持右派。因此，这段时间里，右派的政治路线在两会的不少组织中或多或少发生了坏的影响。特别是在帮助党整风的时期，他们四出煽风点火，从各方面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恶意攻击，阴谋把两会成员带到资本主义的死亡道路上去。在右派分子的阴谋和影响下，民建会省内有些地方组织的组织路线也不同程度的离开了正确的方向，搞大发展，向落后开门，作为与党平分秋色，分庭抗礼的资本。在这样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受到歪曲的情况下，就大大影响了我们两会应起的作用。 + +　　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两会组织经历了反右斗争和整风运动，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许多组织基本上都清算了右派的组织路线，形成了进步骨干的领导力量，逐步端正了政治方向。此外，我们两会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整风运动，资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受到了严肃的批判，都表示要坚决拔白旗、插红旗，加速自我改造。两会在“双反”运动中，揭露和批判了三风五气，特别是官气、暮气和阔气，很多领导人和工作干部开始改变和正在改变深居高拱、脱离群众，工作“画大字”、“浮面跑”，因循拖沓，暮气沉沉，以及讲排场等歪气邪气，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研究问题，出现了新的气象。同时各地两会相互间在工作中的协作关系，也更加紧密地配合起来。这就说明，在向改造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组织的历程中跨进了决定性的一步。 + +　　经过整风运动，虽然有了以上的收获，但工商界中大多数人还没有摆脱中间状态，两面性仍然存在，不少人甘居“中游”不求上进的思想还较严重。目前工商业者在对待接受党的领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态度等根本性的问题上，消极一面的表现是：有些人自以为改造得“差不多”了，不少人对自我改造想“歇歇气、慢慢来”；多数人对资本主义所有制问题在思想上还未消除，“今不如昔”的思想还不同程度的时起时伏、时隐时现；有些人对公方和职工还不满不服，“尊而不亲”，“故而远之”，处处“谨小慎微”，“守口如瓶”，在工作上消极被动，所谓“听鼓下桡”，“你点头我办事”的态度并未完全转变；在技术人员中，不少人仍把技术当成“私有财产”，要“待价而沽”；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观点和迷信、保守思想仍很严重；有些工商业者对劳动锻炼的意义认识不足，存在“镀金”思想或怕脏怕苦，畏缩不前；在骨干层中不少人还有严重脱离政治的倾向，不愿搞政治活动；有些人错误的认为“多快就不能好省”，甚至有的人反对大跃进说：“跃进一年，少活几年”。所有这些，都是工商业者消极一面在目前条件下的具体反映，而本身所具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更普遍地从各方面表现出来，这与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的形势显然是不相适应的，对自我改造也是十分不利的。因此，我们两会成员，必须要正确的认识自己，正确的估计自己的进步，绝不可因为自我改造有了一些进步，忽视了自己还存在着资本主义的一面，必须要下定更大的决心，在党的领导下尽快地彻底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积极作用。此外，有些右派分子还没有诚心悔罪，有的还顽固不变，我们一方面应该加强对他们的监督、教育、改造，另一方面还应该提高警惕，对他们的狡诈、反扑，随时准备予以严肃的批判和坚决的斗争。 + +## (三) + +　　我们在整风运动中取得如下几点体会： + +## 一、彻底深透地暴露和批判，就能加深认识，促进自觉，下决心加速自我改造。 + +　　资产阶级分子自我改造，向劳动人民转化，必须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资本主义破得愈彻底、愈深透，社会主义就立得更快更好。由于资产阶级本质的根深蒂固，多数人虽有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面，但另一面仍然留恋资本主义。因此，自我根本改造，必须进行大破，才能逐步加深认识，正视自己，促进自觉下决心，走向大立，加速改造。一年多来整风运动的事实证明：在反右派斗争中，彻底揭发和深入批判了右派的罪行，资本主义立场的反动性和危害性暴露出来，使大多数工商业者认识了右派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狰狞面貌和罪恶本质，在这一尖锐的敌我矛盾斗争中受到两条道路何去何从的教育，从而自己得出了“共产党反不得，资本主义道路走不得，右派当不得”的结论。但不少的人是从“知所畏惧”的思想出发，当时，很多人还不能正视自己、也不愿正视自己的资本主义立场，少数人还自以为改造得差不多了，这是自我改造的重大障碍。由于整风、交心运动的深入发展，才逐步扫除这些障碍。交心中，经过反复曲折的自我斗争，不少人终于把自己资本主义的货色进行了大暴露；在自我暴露过程中，揭穿了有些人采取的“分瓜截片、避实就虚”、“说半截留半截”和互相包庇、自己掩饰资本主义的种种虚假行为，在这些活生生的事实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存在两面性，必须继续进行本质改造。正如有的人说：“我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有人在分类归纳问题时感到越归纳越骇人；有的说：“我这个脸谱竟成了一面性了”。这就是说我们工商业者从不能和不愿正视自己，半遮半掩地逐步走向正视自己。 + +　　心交了，不等于认识了，特别重要的是要经过系统地分析批判。分析批判愈深透，认识就愈深刻。问题交出之后，有的能够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有些则尚不认识或认识不那么清楚，经过以右派的言行为借镜，以自己的问题为材料，以毛主席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来衡量，进行自我批判，并以“个人求医、集体会诊”的方法，进行自己检查，互相帮助，才进一步认识到自己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及其危害性。在分析批判时，有些人感到悔恨，有的识为“自己的东西太反动了，不改造不得了”；不少人反映：“这一下找到了自己的病根和努力的方向了”；有的人在交心批判后说：“在整风中我丢掉的是资本主义脏臭的东西，换来的将是光荣劳动者的前途”。这就说明，必须彻底、深透的暴露和批判，才能加深认识，正视自己资本主义的丑恶本质。从而知道“不改造，非常危险”，“只有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前途”。在这样“破中求立”找到自己病根和努力方向的条件下，制订或修订个人改造规划，作为行动指南，就为促进自觉，今后在工作、劳动实践中加速自我改造奠定了基础。 + +　　重要的是在整风运动实践中证明，工商业者改造政治立场的关键还在于“下决心”。有些人在反右斗争中，真正受到了教育的，不仅懂得“共产党反不得，资本主义道路走不得，右派当不得”，还认为“必须改造自己，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尽快地转变为劳动人民”。有了这样的初步认识，因而在交心中，就不太困难的下决心暴露自己的资本主义立场、思想；在分析批判中，下决心要求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是非，较主动的自我批判，并请求别人帮助，虚心接受意见，就加深了认识；在参加劳动中，下决心从劳动实践来锻炼和改造自己，就能较自觉地不断克服动摇和“镀金”思想。这些人在向党、向劳动人民、向社会主义靠近一步的情况下，在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和工农冲天干劲的影响、推动下，更感到党的和平改造政策的伟大和正确，从而进一步领会到“下决心”的重要性。正如有人说：“万事具备，只欠东风，东风就是自己下决心；决心就是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说明，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后，就会有加速自我改造的要求；如果在实践中继续坚持下去，进行自我改造，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必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从量变走向质变，达成政治立场根本改造的目的。整风中的事实证明，凡是能下决心的人进步就快，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也有好的表现；反之，决心不大或未下决心的人，进步就慢或者改变很小。目前，尚在犹豫徘徊、决心不大和未下决心的工商业者，必须吸取整风运动中的经验教训，下定决心，才能加速自我改造。 + +## 二、只有充分发动群众，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掀起群众性的自我改造热潮。 + +　　工商界的整风运动是政治上、思想上“破资立社”的群众运动，必须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但工商业者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一般规律是由不自觉到半自觉，逐步走向自觉；虽然大多数人愿意接受改造，但真正接触实际，又徘徊犹豫，半信半疑，有的不仅掩饰自己的资本主义，而且还相互庇护。事实证明，一般在整风、交心、批判各个阶段以及在劳动实践中，都不断发生顾虑、动摇，经过启发教育和自我斗争，才逐步解决，旧的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总是反复、曲折前进的。因此，必须注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紧密依靠党的领导，相信群众的多数，抓着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情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促进相互推动、相互影响，才能逐步把群众发动起来，掀起群众性的自我改造热潮。 + +　　发动群众还必须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争辩，大字报和评比竞赛等方式。鸣放、争辩、大字报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方式，贯穿在我们的整个整风运动中。在鸣放、交心开展后，大字报竟相张贴，逐步形成高潮，互相“送礼”时，大字报有力的促进了运动的深入，而在分析批判中，争辩、鸣放、大字报都发挥了教育群众、形成必须改造的声势，对发动群众相互启发、相互促进有其重大的作用。运动中，采用评比竞赛的方式，抓住两头，带动中间，造成气氛，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抛弃资本主义，正是要求进步的表现，知道学习什么，反对什么，这样，就有利于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各地在运动中，一般采取了竞赛的方式，发动人与人间、组与组间、业与业间、地区与地区间、甚至夫妻间、父子间展开挑战应战，掀起了竞赛的热潮。如酝酿交心指标时，互相挑战竞赛，指标就不断上升。劳动锻炼中进行评比竞赛，不仅鼓励热情，还克服了动摇思想。群众性的竞赛热潮掀起以后，许多徘徊观望落后的人，就被带动起来了。如交心中有人反映：“有些问题本来正在考虑交与不交，开展竞赛后，看见别人跑在前面，自己落后了，就赶快交了”。为了把运动推向深入，有的地区还采取了现场会议的方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有的对“态度真诚、行动迅速”的人，进行了及时鼓励；有的市县举行了参观、展览；都有力地推动了交心的深入。事实证明，运用鸣放、争辩、大字报和采用评比竞赛，抓两头、带中间，开现场会议等，确实是发动群众的有效方式。发动群众，就必须骨干与群众相结合。各地实践证明，运动各阶段开展之初，群众总是观望领导骨干的，因此，在运动开展和各个转折点上，先要采取各种方法，使领导骨干层明确政策，统一思想，才能以自己的认识“以身作则”，发挥带头作用，从而解除群众顾虑，把更多的群众带动起来。如群众反映：“某主委都去得，我们还怕啥?”同时，多数群众起来后，又反过来推动领导骨干前进。这样骨干与群众结合，领导置身群众之中，不仅发动了群众，更互相推动，有利于运动的向前发展。 + +## 三、做好家属和工商青年工作，是促进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重要环节。 + +　　工商家属是工商界的一部分，需要帮助他们进行改造。同时他们在推动亲人接受改造方面，有其特殊作用。因此，必须搞好家属工作。在整风运动中，不少的家属参加了反右、整风和交心运动，有些在劳动锻炼或街道工作、勤俭持家、改变生活习惯等方面还做出一定的成绩，个别的更有显著表现。但有些家属与工商业者一样对整风运动的意义认识不清，曾产生了若干怀疑顾虑、抵触情绪，表现在对亲人的交心、下放劳动等问题上的不予支持，甚至发生阻碍。不少地方组织都与妇联配合作了许多工作：有些地方召开了学习会、代表会、各种座谈会；有的还发动家属骨干组织访问小组，采取：“亲访亲，邻访邻，熟人访熟人”的登门拜访办法，以启发家属的思想，对促进运动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通过了这些工作，不少的人转变了态度，有些劝阻爱人不要交真心的，后来鼓励交了，个别的还帮助回忆问题；有的过去为爱人“编方打条”交假心的，自己作了检讨，帮助爱人交真心了；有些不让爱人申请下放的，后来同意申请了。总之，过去是“阻力”的，通过了工作，不少的人变成“助力”了。这说明了她们朝夕相处，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相互影响是很大的，也证明了作好工商家属工作对于工商业者的改造是有促进作用的。 + +　　在整风运动中，不少地区都有一些工商青年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如在反右派斗争中，在交心运动、劳动锻炼、技术革新中，他们都有一些较好的表现。这说明我们今后应与青联继续密切地联系配合，搞好工商青年这一环的工作。 + +## 四、紧密联系配合企业党组织和辅导成员到农村、工地参加劳动时必须接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是推动工商业者加速自我改造的重要条件。 + +　　企业是工商业者改造的基地，私方人员和两会基层组织，必须坚决接受基层党组织的领导。私方人员在企业中的思想、言行，企业党组织、公方代表和职工了解最直接，因此，在工作中必须紧密联系企业党组织、公方代表，并与工会密切配合．交换意见，了解情况，教育和帮助私方人员进行自我改造。事实证明，有些地区在交心之前，分别向企业了解私方的思想情况，在交心结束后，又深入厂、店了解回企业后的表现，根据情况，进行工作，取得好的效果；同时，各地在整风运动中，得到了企业党组织、公方代表、工会的大力支持，妥善安排了工作，让私方安心学习，有的还用大字报、写信、经常到现场参观交心大字报……等方式给予鼓励。有些私方人员感动地说：“交心是我们自己革自己的命，党组织、公方代表和职工对我们这样关怀，如果我们不彻底交心，真是无脸见人”。这些支持和鼓励，对工商业者的改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 +　　各地组织工商业者到农村、到工地参加生产劳动，必须接受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事实上，一般下去的人都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得到农业社、工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工农群众对来参加劳动的工商业者表示热忱的欢迎，在劳动中不断帮助其学习生产技能，经常给以鼓励。有些工商业者反映，当自己在劳动中思想发生动摇的时候，一想到工人、农民对自己的帮助和鼓励，思想又重新坚定下来。有个地区的工商业者在农村边劳动、边交心时，听到农业社员在地里唱赠给他们的山歌：“太阳出来红东东，队长敲锣喊上工，劳动整风两不误，交心事儿记心中”，“一把锄头角角叉，城里老乡帮我们种庄家，再隔五天回家去，挖了土巴又挖资本主义老疙瘩”，使他们深受感动，促进了交心的深入。 + +　　我们工商界的反右、整风运动能够健康发展并取得巨大成绩，最主要的是由于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一切事业的灵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我国革命历史所证明、是六亿人民所公认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自我改造，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从根本上否定自己，走向与自己阶级本性和愿望完全相反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去，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是绝对不可能的。1956年工商界之所以能够鼓锣喧天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一年多来工商界整风运动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收获，正是由于接受了党的领导和接受了和平改造政策的结果。历年来在各项工作中，尤其是在这次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工商界自我革命、自我改造的艰巨复杂性，使我们有更深刻的体会。如果不紧密依靠党的领导，遵循党的方针、政策，就必定迷失方向。如反右和一般整风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区别和对待，在运动中资产阶级分子顾虑重重、反复曲折等问题，党都及时交代政策，解除顾虑，使运动正常开展。又如在反右斗争中发生的温情主义，鸣放和交心中“差不多了”的右倾思想，分析批判时的“草率收兵”倾向等等，党都及时严正的指出，亲切的耐心帮助，使我们能够辨明方向，改正错误，克服缺点，促使运动逐步深入，我们两会才发挥了作用。 + +　　目前，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我们两会总的讲，仍旧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组织，我们的多数成员两条道路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两面性仍然存在，在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程中，政治上必然还有摇摆。为此，我们两会成员，必须真诚地坚决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彻底把对党的三心二意改变为一心一意，才能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继续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向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迈进。我们两会各级组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制定工作规划。在执行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向党请示，坚决地按照党的指示切实贯彻执行。至于日常的工作会务，则应该积极的、主动的自己处理。只有坚决接受党的领导，而又积极负责，才不会迷失方向，犯政治上的错误；又可以发挥应起的积极作用，胜利地完成协助党对工商界和平改造这一伟大、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 + +## (四) + +　　为了巩固整风伟大的成绩，进一步调动工商界的积极因素，以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形势的需要。我两会各地组织今后必须在整风胜利的基础上，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遵循不断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迅速地号召并组织和推动两会成员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投入社会主义大建设的生产劳动中去，以实际行动积极为社会主义贡献一切技术才能和力量，在实践中加速进行自我改造，把个人的改造规划变为现实，并按照“六项政治标准”，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名实相符、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为此，提出当前如下几项主要工作意见： + +## 一、积极推动工商业者投入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热爱社会主义企业，充分贡献技术才能。 + +　　整风以来，工商界不少人已经在贡献技术才能方面有了好的表现。 + +　　我们两会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广大工商业者拿出私营时期千方百计搞自己企业的精神来热爱和搞好社会主义企业，在技术革命中以实际行动来表现自我改造的决心。在此工作中，必须注意政治思想工作，要使工商业者做到“政治与业务相结合”，“政治挂帅”，拔白旗、插红旗，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技术观点，克服资产阶级的科学技术观点和经营思想；有技术的要毫无保留地把技术贡献出来，缺乏技术的要努力学习技术，搞行政管理的要积极钻研业务知识，改进管理工作，使之适合企业发展的需要；要做到技术与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提高技术；更重要的必须向工人学习，学习他们的忘我劳动的精神和冲天干劲，学习他们大胆创造发明，大胆革新技术。各地组织应对工商界的技术才能情况，进行调查了解，做到心中有数；并应根据不同情况，配合企业和有关方面，大力组织工商业者献计献策，交流先进技术，推动工商界在技术革命中贡献出一切力量，并在实践中加速自我改造。 + +## 二、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有计划地积极组织工商业者参加劳动锻炼。 + +　　在整风中，我省内地方组织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已开始有计划地组织工商业者参加了各种不同的劳动锻炼，不少人已在实践中初步认识到劳动锻炼是自我改造的重要途径。我们两会各地组织，必须在现有基础上，根据私方人员的不同情况和条件，联系企业和有关方面，分别组织参加各种各样方式的长期的、定期的或短期的劳动锻炼。在工作中，经常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把劳动锻炼和思想教育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要使工商业者认识从一个剥削者转化为劳动者必须参加劳动的重要性，认识社会主义建成人人有分，建设社会主义人人有责的深刻意义，在劳动锻炼中，既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又加速自己立场、思想的改造。从而下定决心，在劳动实践中，树立劳动观点，养成劳动习惯，努力学习劳动技能，在思想感情和生活习惯上逐步缩短直到消除与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尽快把自己改造成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 + +## 三、加强政治理论和时事政策学习。 + +　　我两会各级组织，应在当地党委统一安排下，密切与企业配合，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各项有效方式，如座谈会、报告会、讲习班等，组织和推动成员加强学习。当前主要应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毛主席的著作，深刻领会总路线的精神实质。在学习中，应注意结合各人在忠诚接受党的领导、向工人阶级学习、接受改造、对总路线的态度和参加生产劳动实践等重要方面的问题，以整风的精神，联系实际，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从而在实践中更快、更好地改造自己。 + +## 四、大力推动工商业者开展社会主义竞赛评比。 + +　　为了促进工商业者检查和执行个人改造规划，两会各地组织应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积极推动工商业者开展个人之间、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社会主义竞赛评比。根据不同情况，采用经验交流会、展览会、现场会议、组织相互检查、相互观摩等方式进行竞赛评比。竞赛评比的内容，主要应围绕忠诚接受党的领导、接受工人群众监督、向工人阶级学习；积极参加劳动锻炼；热爱社会主义企业，贡献技术才能和业务经验；加强学习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提出评比的具体项目和指标。在竞赛评比中，必须本着“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廾四分干劲”的精神，采取“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培养先进，树立榜样，帮助落后，推动中间，并应注意发挥家属和工商青年的积极作用，在生产建设和自我改造中不断跃进。 + +## 五、积极配合妇联搞好家属工作。 + +　　各级组织必须与妇联紧密配合，加强对工商业者家属的政治思想教育，帮助她们改造立场、思想，发挥特殊作用，做到勤俭持家，帮助亲人认真执行规划，加速改造；同时还要推动她们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把工商界的家属工作向前推进一步，同整个改造工作相适应。 + +## 六、积极配合做好小商贩的工作。 + +　　各级组织应积极配合有关方面加强对小商贩的社会主义教育，不断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更好地为工农业生产和消费者服务，并经常注意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作斗争。 + +## 七、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发挥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尤其是要发挥民建支部的组织作用。 + +　　健全或改建基层组织的原则，必须适应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才能发挥作用。民建会的支部应即在上述原则下健全起来，立即加强会员的组织生活，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经常检查自我改造规划的执行情况，交流经验，交流心得体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相互帮助、相互评比。工商联方面：在全国工商联没有作决定之前，各地在上述原则下，根据当地的具体条件进行研究，提供意见，考虑改建与目前社会主义改造新形势相适应的基层组织形式，有重点地创造经验，以利工作。各地组织在加强基层组织领导的工作中，必须和企业党组织密切联系配合；并应以积极的态度，采取措施，对基层组织进行有效的帮助，不断地总结、交流经验，逐步提高，推动前进，使基层组织的工作适应当前大跃进形势的需要。 + +　　为了作好以上各项工作，我两会各地组织，必须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根据当地具体情况，与有关方面密切配合，坚决改进工作作风，面向基层，深入实际，联系群众，种好试验田，努力当促进派，进一步推动两会成员加强信心和决心，积极行动起来，为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速自我改造而奋斗! + +　　（来源：《工作简报》第8期，中国民主建国会四川省工作委员会、四川省工商业联合会编印，1958年9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5.txt b/CCRD/1/5/2/0002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e601ff6011336dac4600a3d77223e51ab2d8a9 --- /dev/null +++ b/CCRD/1/5/2/000225.txt @@ -0,0 +1,31 @@ +# 打击坏分子扫清改造道路二中队斗争付佑安 + +　　<劳教人员　邱飞> + +　　右派分子付佑安，自从投入劳动教养以来，一贯不认罪服法，长期消极怠工，拒绝改造，而且到处散布反动言论，阴谋组织反动小集团，反对政府各项政策，在本月二日受到中队大会的斗争。 + +　　（付佑安攻击镇反和肃反政策，说：“肃反杀人少就是接受了镇反杀人多的教训，而且接受了欧美各国(指资本主义各国)的经验，扩大了民主范围。”别人劝他积极劳动，不应该磨洋工时，他就说：“我又不是来当长工的，我有病就应该照顾。”(其实他并没有什么病)） + +　　国庆节以前的高工效运动中，大家情绪很高，都要求加劲干，他却拉了几个人到帐篷休息。有一次，三小时内他一共推了三车。大家追问他时，他还不知耻地说：“这是对高工效运动不满，以怠工和罢工方式来反抗。” + +　　（生活纪律要求严格时，他就说：“现在大、小便，看病都要请假，真不痛快。”组内有一个才从疗养所出来的，为了照顾他，派他回工棚打饭到工地来吃，付佑安就趁机煽动说：“打饭打菜都是部队来的，对我们一点也不相信。”） + +　　易善登有了缺点时，他就说：“我在公安局干过，只要不写口供，不承认罪恶，公安局就不能整理材料，检察院无法起诉。法院也不能判决。”企图煽动别人对抗。尹原清在交心运动中曾受记大过处分，他就对尹说：“算了吧，以后再说吧。”妄想使尹原清和他一样盼望美蒋卷土重来。 + +　　小组为了挽救他，开会进行帮助时，他抗拒地说：“我不理解会议精神，我无法接受，因此，我拒绝作任何答复。” + +　　付佑安的罪恶事实，引起了二中队全体劳教人员的愤怒。斗争大会上，大家纷纷揭露了他的罪行，有力地驳斥和批判了他的反动言论，并一致要求政府给予严厉的处理。 + +## 反动思想必须受到批判 + +　　二中队劳教分子付佑安，因为思想极端反动，态度非常恶劣，受到群众大会的揭发批判，这是完全应该的。 + +　　大家知道，人民政府在镇反时所杀的都是穷凶极恶，民愤极大的人，这些都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不杀这些人，就不足以平民愤。付佑安恶毒地进行攻击，说什么“杀多了”，正表明了他的反动阶级立场的本质。 + +　　其次，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是真正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是少数垄断资本家的民主，是假民主。两者间有本质的不同，付佑安恶意地混为一谈，并说什么中国接受了欧美各国民主的经验，这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诬蔑。 + +　　大家也知道，劳动是人类为争取生存，争取美好生活向自然界进行的一种斗争，从古到今，除剥削阶级外，都是要劳动的。至于劳教政策，是人民政府把有错误、有罪恶的人，通过劳动改造成为新人的一种措施。付佑安是一个对人民有罪的人，不仅不积极劳动，反而以“不是来这里当长工”对抗拒绝别人的批评，充分地暴露了他满脑子的剥削反动思想。 + +　　我们的国家正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猛进，像付佑安这样一类人，还是应该很快清醒过来，积极接受改造，不要执迷不悟，自绝于人民!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45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6.txt b/CCRD/1/5/2/0002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7dafab5fbcdc3bbd47218038b35d2c4272b7e5 --- /dev/null +++ b/CCRD/1/5/2/000226.txt @@ -0,0 +1,101 @@ +# 龚自知：龙记云南黑店总管 阴谋篡改民革方向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 + +## 一 简 历 + +　　龚自知，男，云南省大关县人。现年65岁，汉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旧官僚。1913年10月在昆明公立法政学堂预科学习八个月后，即到北京大学文科预科学习，到1917年7月预科毕业，回昆明后任云南省公署政务厅厅员，并担任尚志杂志主编兼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及民党日报总编辑。嗣经与张邦翰拉拢，由1922年起任伪昆明市政公所教育课长兼伪省长公署枢密员，1927年调任伪昆明市立中学校长。到同年8月投靠龙云，深得龙云赏识，任伪国民革命军38军秘书长兼省务委员会秘书长，此后，自1929年8月起到1945年10月龙云下台止，一直任伪省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先后达18年之久，在此期间并为龙云办伪云南日报任常务董事，替龙云进行反动宣传。龚自知除忠心耿耿为龙云反动统治帮凶外，并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在1945年以后历任伪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伪云南省参议会议长，伪立法委员等反动职务。1949年冬国民党反动派逃往台湾前夕，还发表他任伪国民党非常委员会委员。云南解放前，龚自知由昆明到广州出席伪立法院会议，乃逃往香港，投靠龙云。1950年秋经龙云推荐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在龙云指使下参加民革，担任民革云南省筹委会筹委。此后又担任了省协商会副主席及民革中央委员。1953年继续当选为云南省副省长，1956年当选为民革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 +## 二 解放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 + +　　龚自知早在1925年任昆明市教育局课长时期，就开始了他的反动政治活动。曾替唐继尧组织所谓“民治党”，鼓吹国家主义，龚任该党秘书长，替唐写过“民治主义十讲”，这一反动的纲领以及成立时一切主要文告，都是龚一手包办，主要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大政策。到1927年龙云上台后，龚自知卖身投靠，深受龙云赏识，出任伪教育厅长，嗣于1934年2月，奉龙云之命到两广、南京、南昌等地了解了当时国内局势，当龚看到广东、广西军阀势力割据，以及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苏区围剿的情况后，就写了一封长信密报给龙云。在信中说：“都是长期相持不下，甚至两败俱伤之局，这种局势最有利于云南。”于是提出了“滇人治滇，独立发展”的中心决策。龙云见信后，对此意见极为重视，即刻将龚电召回昆，从此对龚极为器重，次年就重新派龚为教育厅长，成为龙云在云南反动统治的主要帮凶。 + +　　在龚自知任伪教育厅长任内，为了巩固反动统治，对学生运动一贯加以迫害，甚至连“研究会”“读书会”都不许成立，并常多次开黑名单逮捕省内大中学校进步教师和学生，许多人下落不明，不少人惨死狱中，同时又积极推行“党化”教育，学校公民教员均由龚指派，对进步教师则加以驱逐和迫害，甚至在他离开教育厅任伪省参议会议长时还要当时伪教育厅“整饬学风”，进一步镇压学生运动。 + +　　龚自知在迫害学生运动的同时，对共产党和人民力量也是无比仇恨的。1935年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曾与反动军队在榕峰县虎头山作战，龚就在他所办的伪云南日报上发表文章，替国民党进行反动宣传。此外，龚自知还与国民党文化界特务分子如陈玉科、丁中江、陆铿等相互勾结吹捧，保送陈去英国官费留学，回国后派任为伪云南日报社长。丁中江、陆铿则用“新闻天地”这一反动刊物为龚捧场，直到解放后还与陆铿勾勾搭搭，共同进行反党、反人民的活动。 + +　　抗战初期，龙云于1938年派龚赴重庆与汪逆精卫接洽，以迎汪来滇讲学为名，便利汪精卫脱逃，投靠日寇，做了汉奸。龙云给汪的信，就出自龚的手笔。此后，龚自知同龙云密谋计划与汪精卫合作投降日寇的卖国活动，企图引狼入室，让日寇深入云南，以便龙云直接降日，来响应汪精卫的卖国主张。只是由于后来战局形势有所转变，才未能实现。 + +　　在联汪降日的计划失败后，龚自知又同缪云台（龙云的另一个心腹爪牙）相勾结，与当时在昆的民盟右派分子罗隆基取得联系，计划在云南搞所谓“第三种势力”，投靠美帝国主义，提出所谓“政治学英美，经济学苏联”的荒谬反动主张。 + +　　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龚自知到达香港，找到他的主子龙云，于是在共同密谋今后如何在云南实现“滇人治滇”的计划问题，并与在港特务分子张维翰、张邦翰等互相勾结拉拢。 + +　　1949年12月初，卢汉准备在云南起义，迎接解放，龚自知在香港为了对革命投机，即起草了一份起义电文，带来昆明。卢汉起义后即将此电文拍往中央人民政府，因为在电文中没有表明对党的态度，中央复电要卢汉表明态度，并检讨过去的错误。由龚所拟之电文中可以看出他不但对革命投机，而且想以“起义”来与党讨价还价的企图是很明显的。 + +## 三 篡夺云南民革领导权 + +　　龚自知1950年到京后，经龙云推荐任云南民革筹委会筹委，同时也向政府推举他为云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龙云对他交代说：“我两样都保你去，你要好好地干”，并指示他“特别要抓民革”。龚回到云南后，虽然担任了民革筹委，但情绪十分抵触，屡次向人说：“你们民革”如何如何，并对张天放同志任召集人表示不满，不服从张天放的领导，已经开始蓄谋篡夺民革领导权的活动。 + +　　1952年到1953年秋，云南民革发生了以杨春洲和陈复光为首的宗派纠纷，龚自知就利用这一机会，抱着“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表面超然于宗派斗争之外，暗中却两面煽火，唆使双方互相攻击，以便在两败俱伤时好坐收“渔人之利”。直闹到云南民革组织陷于瘫痪状态。接着，他趁参加民革二届三中全会的机会，暗中诽谤，攻击民革筹委会召集人张天放，在中央组织部朱蕴山部长来昆明处理宗派纠纷时，龚又采用陪游名胜、请客等卑鄙手法进行活动，企图任筹委会召集人，但未能如愿。此后，龚自知又采取了公开打击诽谤领导的办法，以及伪装进步、积极的两面派手法，骗取了民革成员的信任，终于在1956年云南反革第二次党员大会后，窃取了民革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务，并在党员大会前夕，把他的爪牙右派分子禄国藩、安恩溥、谢崇文、李文汉等拉进民革，混进了委员的行列。又暗中和安恩溥商量安排右派分子阮绍文为副主任委员。为了篡夺省委工作部门的领导权，此后，龚自知还企图安排曾任过伪中央日报副总编辑的反动分子陆铿来担任宣传处副处长。 + +　　云南民革的领导权被龚自知篡夺以后，接着他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篡改民革政治方向和组织路线的阴谋活动。他们大事发展组织，招兵买马，作为他们复辟的队伍和向党进攻的工具。去年7月，民革中央发布了“关于组织工作的指示”，要求各地方组织适当发展组织，龚自知就认为拉拢人联络人的机会到了，一再强调云南民革只有几十个成员，不像个政党，提出大发展组织，在去年下半年内要成员增加到250人，以便和共产党分庭抗礼。 + +　　袭自知为达到他的企图是不择手段的，甚至主张用“一包花生米，一瓶酒”的办法来发展组织，并且歪曲中央关于发展工作的方针，说成是发展对象和其他民主党派可以不要重点分工了。由龚自知亲自担任主委、并有安恩溥、谢崇文、禄国藩、阮绍文等右派分子在内的原省人委支部，更是随便提名，盲目发展。他们有计划地进行了串连分工，由龚自知主要拉拢旧知识分子，谢崇文主要拉拢“起义军人”，安恩溥则把他过去的爪牙喽罗，如陇生文、乐韶成、邓子和等都拉了进来。 + +　　龚自知等还破坏了民革的组织路线和原则他们把既和民革没有历史关系，又不是旧军政人员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也列为发展对象，更企图把一些刚刚劳改释放还没有取得公民权的人和政治历史不清的人拉进民革来，因为怕不能批准，龚自知还指使谢崇文到省委统战部去摸底。 + +　　此外，他们还计划在各县发展建立据点。如今年2月曲靖邓子和来昆，龚自知就指示他抓紧发展，到有30人后就挂出县委会的牌子来，好成立在外县的第一个据点。 + +　　在龚自知“大发展组织”的方针影响下，民革在去年召开党员大会之前只有几十个成员，而去年到今年上半年的发展却比原有人数翻了三倍，民革省委常委会在龚自知的主持下，去年两次审查新党员的会议只念一下名单就通过了五十二人，在今年发展的成员中，现在已经发现不少的右派分子。更值得引为教训的是由于龚自知篡夺了领导权，民革云南省委会委员及候补委员中已经有二分之一是右派分子。 + +　　龚自知今年5月30日向党发出了他全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后，由于他与其他右派分子事先有过串连活动，因此，立即得到了其他民革右派分子的配合呼应。龚自知是对党进行全面的进攻，安恩溥、阮绍文、杨体元等主要攻击党的农村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谢崇文、乐韶成主要攻击党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禄国藩、周开勋主要攻击党的司法部门和法制工作，陆铿则在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政策上进行恶毒的攻击。他们就这样彼此一唱一和、有呼有应地掀起了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方面与在北京的龙云南北遥相呼应，另方面在这个以龚自知——安恩溥——谢崇文为中心的右派反党集团之间，彼此也互有分工并密切配合，进行了有计划、有步骤、有组织、有纲领的猖狂进攻。在龚自知5月30日的发言在报纸上公布的第二天，安恩溥又借吃“昭通羊肉”为名，在家中举行了他们的“庆功会”，龚自知、禄国藩、阮绍文、乐韶成等被邀参加，他们在会上更猖狂无耻地计划要指名向党政领导进攻，龚自知在会上恶意地把民主人士比做“边缘上的人士”并解释说：“边缘上的人士有随时被杀被关的危险”。会上，这些右派分子们还对向党进攻的发言互相作了吹捧，并且对云南日报上登载的一篇反动诗也大加称赞。 + +## 四 解放后及鸣放中的主要反动言论 + +　　龚自知在解放后一直是对党不满的，并且以龙云在云南的代理人的地位，企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让龙云反动统治复辟，好实现他们“滇人治滇”的纲领计划。因此，八年来，一直对党和人民抱着敌对情绪，耍两面派的手法，梦想反动统治复辟的到来。到今年4月间中国共产党开始整风，龚自知看到了全国右派分子已经向党发动进攻，于是在龙云的指使下，同全国及云南的右派分子配合呼应，5月30日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发出了、进行了全面猖狂的进攻。龚自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多方面的，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 +## （一）反对和取消党的领导 + +　　龚自知在今年5月30日发出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全面纲领，首先就是反对党的领导。他歪曲宪法说：“宪法除了在序言中提到党的领导作用而外，在正文106条中，都是以国家为主体，没有再提到党。”又说“党应该通过国家机关来发挥领导作用，不应直接出面，类似以党代政”，“非党人士应该不受所在机关中党组织的任何拘束或干涉，让党的领导比较处于超然地位。”他提出“党多做联系群众工作，宣传教育工作，调查研究工作”的“方案”，企图把党变为一个群众性的人民团体，根本否定党的领导。他在平日也对党极尽攻击诽谤之能事，恶毒地把广大群众坚决接受党的领导，诬蔑当作牛马，他说：“驱马者以皮蒙着马眼，马就不会走岔路，我是接受不来这种领导的。”又说：“中国地大人多，共产党能够以阶级斗争得天下，但不能以阶级斗争治天下，毛主席死后，中国没有人拿得下来”，诅咒党不能领导建设，也诬蔑党的集体领导。 + +## （二）诬蔑领袖、仇视和谩骂党员 + +　　在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宪法选出了毛主席，全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的时候，龚自知却以“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的话来刻毒诬蔑我们伟大的领袖。在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温后，他又说：“历代帝王得天下后就杀功臣，毛主席比历代帝王还厉害。”他对党的领导人诽谤说：“共产党内能像毛主席那样以理服人、以德服人的人不多。”并对云南的党政领导同志加以诬蔑和轻视。此外，还造谣说：“共产党至少有70％党员都是赶热闹进来的。”某人“入党后就变坏了”。由于他对党一贯仇视，所以他表示：“我愿意同党保持一定距离，我觉得这样好。” + +## （三）歪曲“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与党争夺领导权 + +　　去年下半年，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龚自知于是认为“大有前途，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了”，于是就歪曲说：“必须‘首先发挥监督作用，才能‘更好地长期共存’。”他为了与党对抗，竟认为要实行“多党共存制”按照各党派的比重大小来“互相监督”。他又在统战部座谈发言中歪曲监督作用说：“为了要解决党与非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问题，以及在合作共事中非党人士的职权问题，似乎都应该首先从健全国家体制、明确党政分工做起。”进而更用偷天换日的阴谋，把“互相监督”歪曲为“互相制约”，企图用资产阶级政党来“制约”工人阶级的政党，用英美式资产阶级国家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来轮流执政，夺取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为了进一步歪曲利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来向党进攻，他甚至攻击党没有保证公民发挥监督作用的权利，提出要求政府“建立法制，保障任何公民不因发挥监督作用受到任何形式的非法侵害”的荒谬主张。 + +## （四）反对社会主义道路 + +　　龚自知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道路，他明目张胆地说：“西方许多国家都没有走这条道路，为什么中国要走这条道路呢？”又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袁世凯就好了，那就可以照着孙中山的道路前进，就不会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企图从理论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根本推翻社会主义制度。 + +## （五）破坏农业合作化及统购统销政策 + +　　龚自知在统战部座谈时说：“粮食增产是多是少？是否真有此事，真实增产量和征购比例，我一向怀疑。”又说：“一面大丰收，一面饿死人，我不好理解。”他在1955年底到先锋社视察时问：“你们年年增产，是否年年增加收入？为什么有些农民的生活还没有解放前好？”他在视察时还单独去找单干户说：“你好好干，明年我再来看你。”用以上这些言论行动破坏农业合作化。 + +　　龚自知又诬蔑“三定”政策说：“三定政策，任务高于政策，指标高于任务，强调超额完成，群众就苦了”。表示担心农民要搞“大民主”，而实际则企图挑拨农民对政府不满。又对付食品供应问题煽动说：“现在付食品供应很紧张，其中原因，一是生产问题，一是供应问题。这些问题不能解决是要爆炸的。”又说：“解放已八年了，但政治秩序、经济秩序都很不稳定，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 +## （六）反对思想改造 + +　　龚自知攻击思想改造说：“思想改造的结果，遗留着相当广泛而深刻的阶级自卑感，因而在工作上很难发挥积极作用。”又说：“思想改造要有物质基础，否则一天叫人改造思想不能解决问题。”他更鼓动知识分子反对政治思想领导说：“知识分子要先专后红，从业务中结合政治，不要以政治指导业务。” + +## （七）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 +　　龚自知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恶毒地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他说：“今天共产党也是一党专政，所谓民主，只是虚名而已，不过是统治方式变了一个样，比过去更厉害，连说话都没有自由。”又说：“共产党厉害，有魄力，办法是有的，就是个人自由一些也没有。”今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他还想要再有像过去那种开黑名单的“自由”，迫害学生运动的“自由”，搞“卖国”活动的自由，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自由”，当然是办不到的。因此，他就要对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进行诽谤和攻击了。 + +　　他特别露骨的诬蔑肃反运动，替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并企图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在统战部座谈会中，他恶毒地把肃反运动说成是“高级形式的打击报复”，是“转几个弯子借刀杀人”，后来他又解释说：“肃反是阶级斗争中最残酷的阶级斗争。”他提出应当将现有的政法机关的机构作用加以充实调整，“要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服务，也即不要如过去只从单纯斗争观点出发，同时要从巩固人民内部团结观点出发。”企图把敌我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好让反革命分子反供翻案，以此来破坏人民民主专政。 + +　　他又说：“阶级斗争还有余威余悸”，“阶级斗争的结果，遗留着阶级优越感和阶级自卑感，这是形成党群之间墙和沟的主要原因。”又说：“今天大家所要反对的是阶级斗争遗留下来的阶级优越感和阶级自卑感。”企图以反对“阶级优越感”和“阶级自卑感”为借口，召号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向工人阶级和人民发动阶级斗争，进行反攻倒算。 + +## （八）反对民主集中制 + +　　龚自知攻击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造谣说：“共产党只有集中，没有民主，共产党员说句话，大家就一边倒。”他更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公开反对民主集中制说：“在过去战争时期和阶级斗争当中，党为了应付时机，集中权力是必要的，但今天主要是人民内部，再这样做，就很难发挥互相制约的作用，就不容易防止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新的滋长，也会影响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否正确的效果问题。”恶毒的诬蔑民主集中制滋长“三害”，企图取消这一国家根本制度。 + +## （九）破坏人民内部团结 + +　　龚自知在合作共事关系问题上也极尽造谣破坏之能事，他说：“现在民主党派人士在国家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好像聋子的耳朵，只是做摆样”，“我认为对民主党派成员，领导上要放手一些，不要捏得太死太紧，给他们应有的信任和职权。”并说：“如果不推心置腹，寄以信任，不克服宗派思想，长此下去，党员在群众中只有日加孤立。” + +　　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发言中挑拨党群关系说：“由于党群关系不正常，共产党不仅与群众隔绝，也和民主党派有距离，对他们不相信，使他们有顾虑，不敢也不愿联系群众，因而党群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党员日益脱离群众。”又说：“某些党员有骄傲情绪，看不起群众，在生活福利、评级评薪、提拔干部这些问题上，多是党员占先，很少有群众的份，因而引起群众不满。”更恶毒地全面煽动说：“全国几千万非劳动人民受到阶级斗争、思想改造的结果，一方面遗留着阶级自卑感，另方面也遗留着阶级优越感，这当中包括着不少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工商业者以及若干民族上层在内，包括着不少的起义军人和机关留用人员在内。这样就形成两者之间不应有而有的相当距离，也即目前所谓鸿沟、隔墙的问题。”又说：“留用人员一向受歧视，民主人士是边沿人士，哪天要抓你就抓你，要杀你就杀你。” + +## （十）破坏社会主义国际团结 + +　　龚自知对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团结，极力诋毁破坏，他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首先批判斯大林，我以为苏共不团结了，同时，对东欧国家有裂痕，有大国主义作风，苏联为首的地位动摇了。匈牙利事件后，情况更证明了匈牙利是苏联培植出来的国家，基础不稳固，闹出十月事件，知识分子鼓动了起来，社会主义产生了裂痕，成了弱点。觉得社会主义道路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都不能坚持，只有采取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调节起来。” + +　　从以上龚自知的这些反动论点来看，可以知道龚自知利用党整风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向人民发动了一次全面系统的猖狂进攻，并且抛出了他全部的反动纲领，其用心是极为毒辣的，而且也可以看出他反党、反人民的反动言行是始终一贯的。由于龚自知在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替反革命分子和反动阶级残余分子叫嚣呼冤，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在龚自知的号召带动之下，于是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地主富农分子就起来配合响应。这些反动分子，极其猖獗地在全省各地进行了反攻倒算、暗杀、破坏等反革命活动，并且造谣恫吓，威胁农民说：“龙云、龚自知这些大首长都起来反对毛主席，共产党要垮台了。”有的反动地主分子公开倒算土改的帐，要把农民分得的土地和东西拿回去，叫嚣要“变天”了。由此可见，龚自知在上边号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就在下边响应，这就足以证明龚自知实际上就是这些败类和社会渣滓的代言人。不但如此，有的反革命分子竟公然写信给龚自知对他表示“衷心拥护”，有一个名叫杜屏藩的反革命分子，在今年6月初写信给龚自知说：“我们现在受到不人道的待遇，是非向他们斗争不可的。”这个反革命分子还把党领导下的新社会看成是“过渡时期”，表示要混过这个“过渡时期”等待时机，叫龚自知帮助他。另外一个劳改犯也在今年6月一连写了两封信给龚自知，说他被劳动改造是“冤枉”了，要龚自知帮他翻案。 + +　　另外，龚自知5月30日全面系统向党的进攻，也给其他右派分子和反动分子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在龚自知的带动下，民革内外的许多右派分子也都与他分工配合起来从各个方面疯狂地来发动攻击。于是，龚自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旗”一招，牛鬼蛇神都露出头来了。 + +　　右派分子龚自知是在反动政治舞台上鬼混了几十年的政治阴谋家，也是有着坚定的反党、反人民反动立场的个人野心家。解放前长期为龙云运筹帏幄，设谋划策，成为龙云的忠实帮凶。解放后，又用投机和两面派的手法，混进了革命队伍，并钻到了云南省副省长和民革云南省委会主任委员的职位，但由于他反动成性，贼心未改，所以几年来的对党和人民的刻骨仇恨，终于在共产党整风的时候暴露了出来。以龚自知为首的一批云南民革右派“黑帮”，向党和人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的企图就是推翻人民民主的政权，推翻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好让龙云为首的这一小撮反动派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来作威作福。但是在已经觉悟了的人民面前，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早已碰得头破血流，成了过街的老鼠，遭到了人人喊打的命运。这是右派分子们把自己估计过高，把人民的力量估计过低的必然结果，龚自知当然也不会例外。当龚自知在受到反击后，却在他几次的假检讨当中，只承认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而不肯交代具体内容。企图蒙混过关。现在云南民革全体同志，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以龚自知为首的右派分子们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并且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自我改造，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向着全国人民一致的理想勇往迈进。像龚自知等这一小撮右派分子是永远也不会阻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的。 + +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7.txt b/CCRD/1/5/2/0002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c0b2ee8df5fd5374df3b089ba07490c729fa24 --- /dev/null +++ b/CCRD/1/5/2/000227.txt @@ -0,0 +1,35 @@ +# 中央台反右斗争又得到一个新的重大战果、狡诈凶险混在党内的右派分子邵燕祥己被揪出 + +　　中央台工农业等五个组的同志，经过几个月坚决的斗争，最近已经把混在党内的右派分子邵燕祥揪了出来。 + +　　中共中央台第三支部在整风第一阶段的鸣放中就注意到邵燕祥的一些错误言论和行动，以后并发觉他同林希翎的关系。八月初，支部开始对他问题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并搜集他的作品，局外一些有关单位也转了一些材料来。到九月中旬，支部向上级党委作了调查报告，并请示处理办法。在这同时，支部耐心地等待邵燕祥的自觉，也作过一些暗示。要他自动作检查和交代，但他一直不动声色，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直到九月二十五日工业组开反右休整漫谈会，二十六日开党小组会，支部作了较明显的暗示，他才感到无法继续隐瞒，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很不彻底。支部根据党委的指示，从十月五日到十九日为他开了十次支部大会，会议吸收了上一届和本届团支书参加，来帮助他交代，同时核对所调查到的事实。邵燕祥虽然在会上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吞吞吐吐，很不爽快，有几件重要事实，直到点出以后才交代。接着，支部在大字报上公布了三批二万多字邵燕祥的反党材料，并举行了五次有群众参加的斗争大会。经过这一系列斗争，查明邵燕祥是一个有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右派分子。 + +　　邵燕祥一九四九年到中央台工作时只有十六岁，他是党一手栽培起来的青年，但是最近一两年来，他却恩将仇报，恶毒地污蔑、诅咒、谩骂、讥笑党和革命老干部。整风初期，更加猖狂地对党对革命老干部实行口诛笔伐，并且攻击苏联，抹杀广播宣传工作的成绩。 + +　　在整风第一阶段的鸣放会上，邵燕祥公开叫喊“做党员更痛苦”，表示不信任局的党组织，也不信任中宣部，会后狂妄地向人说：“我们把中宣部骂了一通”。他把党的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描绘得漆黑一团，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处理问题。邵燕祥特别敌视革命老干部，他认为他们“在基层则粗暴简单，违法乱纪，在地方则天高皇帝远；在北京则不了解下情”，他提出一套干部蜕化的观点，他认为今天社会上和革命队伍内部以至党内存在着这样一种矛盾：矛盾的一方是消极的、阻碍社会前进的、保守落后的、官僚主义的、压制新生力量的、所谓灵魂生了诱的、蜕化中的、或者是平庸的、或者是粗暴的。邵燕祥这里所指多半是在领导岗位上的老干部、老党员、党的基本队伍、骨干力量。矛盾的只一方面是积极的正面人物，促进社会发展的、先进的、代表时代精神的、反官僚主义的、反保守的新生力量、生气勃勃、锋芒毕露、大胆干予生活、勇敢提意见，但是有时还不被理解，甚至受打击的人，邵燕祥指的这些人多半是青年、新干部、新党员，实际上是一部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英雄。他说：“前一部份人的悲剧在于不自觉，他们已从推动社会前进的力量变成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力量”。他认为：“做领导工作的参加革命工作的时间愈长，蜕化危险愈大，几乎成为规律了”。 + +　　在文艺创作上，邵燕祥“干预生活、揭露矛盾、针砭时弊、社会批评”等等，主张“写真实”，揭露新社会的阴暗面，描写所谓灵魂锈损的悲剧，他认为我国文学“只歌颂光明太单纯了，生活复杂得多”。因此，他对新社会的缺点，无论大小，都极感兴趣，他以反官僚主义为幌子，以马列主义词句为掩饰，用新社会极个别的缺点来概括新社会的真实面貌。最近一年多来，他写了将近三十篇攻击党和革命老干部的诗和文章，(其中一部分没有被报刊采用)其中有三篇是在整风初期写的，他在他的这些作品中，把革命老干部比喻为磨道驴、橡皮墙、磨光的五戈比，他在“与郭小州谈官僚主义一诗中，把革命老干部描写成阻碍社会发展的势力，他写道：“他们自己原封不动，他们也要一切都原封不动，一切过时的、一切生锈的、一切发霉的、一切腐烂的，最好全部原封不动。” + +　　他在“给售货员出点主意”一诗中，对同售货员捣蛋的阿飞流氓只字末提，而把攻击对象集中到“穿呢子大衣的顾客”、首长的通讯员和被他骂作昏君的售货员的上级。他认为“穿呢子大衣的顾客”和“首长的通讯员”比阿飞流氓“更可恶”，他认为“他们有恃无恐”，所以“首先要鞭挞他们”。 + +　　他藉机关福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写了“拍马须知”一诗，诗中不但攻击被当作拍马的首长，和“不惜把灵魂拍卖”的下属，把他们刻划成狡诈可耻的人，一点革命干部的气息也没有，而且贩卖了现在拍马也很不容易的思想，从而攻击了新社会。其中一段说：“比方你是福利科长，年终把积压的干部福利费分送首长，就不要让首长感到揩油，要让他们知道——这是制度，受之无愧，分所应当，送者不算慷国家之慨，受者不算坐地分脏。” + +　　去年中国青年报约他写一首配合“七一”宣传的诗，他写了，但是，他在诗中把做发展组织工作的党员描绘成睡眼惺忪、对于要求入党的人漠不关心的毫无热情的人，诗的后面并且加了这样一段附记“这次写的事情已经过去两三年。但是，在今天也还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他的目的是要千千万万热爱党但一时又不能入党的青年，把这看作生活当中普遍的现象。 + +　　他并且向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资产阶级青年献媚说，他们比共产党员“更像个共产党员”。邵燕祥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坚决反对的自由主义也公然提出相反的意见，他在一篇题为“口碑”的杂文中，主张背后议论合法化，认为这对当面去说和开会去说“是一种有益的酝酿和补充”，他并且威胁地说：“口碑”上的言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刀斧都无能为用。识时务者，就要从“口碑”学习别处学不到的东西。因为这就是舆论。 + +　　邵燕祥在他许多的作品中和言论中，不但恶毒歪曲革命老干部的形象，而且进行许多挑拨和煽动，在“团委书记心肠好”一诗中，他教唆团员不要听团委书记的话，他认为团员听了团委书记的话就要“一天比一天变老”，就要“青年不像青年，团员不像团员”。 + +　　在“给售货员出点主意”一诗中，他要售货员给顾客白眼，要他同顾客去争吵；他还在“大众电影一片颂声”、“给一个工程公司经理的信”、“关于一个同志的入党问题”、“不放心”等诗中，把观众和电影工作者、工人和企业领导干部、申请入党的人和党员、学生和学校对立起来，他把自己装扮成群众，特别是没有经过认真改造的资产阶级青年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他在作品中反对谁，争取谁，目标是十分明确的。 + +　　邵燕祥和许多右派分子一样，企图否定建设的成绩，不承认“成绩是主要的”，在“与郭小川谈官僚主义”一诗中，他叙述了领导干部常说“缺点永远会有，成绩应该满意”之后写道：“这声音虽然带着倦意，但是，像最恶毒的咀咒，巫婆的牙齿里吐出。”他在“大众电影一篇颂声”一诗中，否定了“大众电影”的所有影评，他在诗中提到了四部国产影片，据他交代，他只有看过一部，但是，他在诗中把四部影片全都否定了。这首诗发表的时间比钟惦棐的“电影的锣鼓”还要早几个月，是攻击国产影片的第一炮。 + +　　邵燕祥对中央台宣传工作的成绩也是一笔抹煞，并且否定编委会的领导，他平时就有“电台不能算成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论调，把电台内部说得漆黑一团。鸣放座谈会上，他说：“有人想拿出几点成绩堵住群众的咀，但又拿不出来。”他还说：“如说有成绩，只是大家搞的，同编委会无关。”他对人说：“首都部、少儿部工作有成绩，是因为离开了编委会。”他认为“编委会既不出主意，又不放手，反倒碍手碍脚”，成为前进的绊脚石。他认为编委会不必审稿，认为这是“光走形式”。他要求编委会给他“更大的独立性”。他并向新调到中央台的同志进行这样的煽动说：“这里的总编室没有那么高的威信，布置了工作可以做，可以不做。”又说：“小楼(指总编室)开会耗时间，可以采取抵制的办法。”在鸣放会上他还提出“电台干部可以自由离开电台”的主张。他千方百计贬低编委会的威信，摆脱编委会的领导。这不是在实际工作中反对党的领导是什么? + +　　邵燕祥积极支持林希翎向党攻击的事实，更可以看到他对党的仇视。去年十二月，林希翎把一份所谓“控诉书”的草稿寄给了邵燕祥，林希翎在“控诉书”中对人民大学法律系党组织对中国青年报、作了不堪卒读的谩骂和咀咒并且恶意歪曲报纸的批评和党的一些政策。但是，邵燕祥竟对林希翎深表同感，称赞林希翎有“才华”，说“控诉书”的内容“具体形象、生动”，立刻写信给林希翎，要她“坚强些!再坚强些!”。特别恶劣的是他在信中把党指为横暴的势力，他要林希翎“不要被横暴挫折信念”，并为她出谋献计，把状告到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去。而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在反右派斗争中，却对这件事不动声色，企图蒙混过关。直到九月底，在党支部暗示下，他才含含糊糊地作了交代。 + +　　邵燕祥除了支持林希翎以外，还一贯同情对党不满的人，他称他们为“好同志”、“好朋友”，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他还津津乐道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等毒草，到处推荐这些毒草，扩大他们的影响。 + +　　邵燕祥的反党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的。他是一个极端的个人主义者，他要求革命服从他的一本书主义，他认为“有了作品，何愁没有名誉地位”；他把担任工业组付组长的职务当作是帮编委的忙，责备领导把他“当作棋子到处搬”，他把在北京工作当作是一种“折磨”，一种“慢性的消失”；他把党组织分配给他的工作当成包袱或者阳奉阴违，拒不执行。今年五月，机关整风开始以后，他还向领导上提出一个他称之为“数全其美”的他个人的工作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是“让他去搞创作，按照他自己的要求选择生活据点，一年中有半年到九个月在外面搜集写作材料，三个月到半年在北京休整，他要用电台记者名义活动，但给电台写稿要给稿费，他说可以不要工资，但要电台津贴车费，在北京休整时学习看文件，但不作内勤工作。总之，他要占有一切最好的条件，他就是这样处心积虑地追逐名利，他把写诗当作追逐名利的工具。据他交代，他选择写诗这条道路是估计过行情的，认为中国诗歌的创作“水平不高”，“人手也少”，“容易获得个人成功”。邵燕祥有这样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但是，又不愿接受党的教育，他认为“入党后政治上自由了”，认为“思想改造”是“老生常谈”，他对党的批评，会上接受，会下反对，并散布各种流言蜚语，认为他的问题只有作家协会和中宣部才管得了。他在匈牙利事件以后，又经不起当时国际上反共歪风的袭击，对共产主义事业感到“失望”“丧气”，对国内的社会主义制度感到越来越不顺眼，对党和社会主义放出一系列毒箭，于是一步一步堕落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里去，成为右派分子。 + +　　 来源：广播事业局党委《广播》报114期，1958年1月4日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8.txt b/CCRD/1/5/2/0002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d3789e3ec757e3d37adb91d694cef331a9e8d1 --- /dev/null +++ b/CCRD/1/5/2/000228.txt @@ -0,0 +1,35 @@ +#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召开回民座谈会，彻底清算马震武祸国殃教罪行 + +　　《人民日报》银川电：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从８月１７日至９月６日在宁夏银川市召开了回民座谈会，在会上用摆事实、讲道理、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方法彻底揭露和批判了伊斯兰教界中的极右分子马震武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 +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张玉珍和部分委员，还有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吉林、河北、新疆、宁夏等省（区）的回民代表四百零七人。 + +　　据与会代表的揭发，马震武利用自己“哲海林耶”教派沙沟门宦教主的地位，长期披着宗教外衣，依靠宗教特权和某些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回族民族发展的宗教制度，进行着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 +## 解放前残害群众，无恶不作，血债累累 + +　　经出席会议的代表的揭露，马震武无恶不作，血债累累。他在解放前为了巩固与扩大他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势力，曾和国民党反动统治者朱绍良、马鸿逵、马继援等勾结，杀害了很多农民和革命干部。在１９３９年，甘肃海原、固原地区的回民起义被国民党反劝派镇压之后，马震武派他的爪牙逮捕和杀害了很多参加起义的回族农民和领导骨干。他并和国民党的反动军阀杨德亮合谋杀害了当时起义领导人之一，现任中共固原回族自治州委员会书记马思义的家属十一人。 + +　　据会议揭露，马震武利用“教主”的淫威，经常对反抗他、不满意他和不听他摆布的人进行残害。有很多人被他挖掉了眼睛，割去了耳朵和舌头，割了手脚，挑断了脚筋，砸断了脚骨，像固原回族自治州的回民马占川、马怀忠就在他的迫害下终身成了残废。更令人发指的是还有一些人被他用手枪、斧头打死以后，还把尸体剁成肉酱，有的人被他掏心炼油。他的长工王龙头就遭到他剖腹剜心的残害。固原县张振国和被他遗弃的女人结婚，被他知道后，将张振国一家五口人全部杀死。就是他亲生的儿子马梁德因不满意他的胡作非为，在解放后，１９４９年也被他毒死了。 + +## 解放后收买反革命分子，组织四次叛乱 + +　　据会议揭露，马震武利用“教主”地位，放“口唤”（教主对教民的指示），历次组织反革命叛乱。他在解放前，就勾结国民党反动派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西北解放后，马震武坚决反对党的各项政策。视政府为可欺，自恃有“力量”“有群众”，阴谋组织叛乱，妄想当土皇帝，“坐四十年天下”。１９５０年正当西北解放初期，人民政权建立不久，马震武勾结平凉地区的反革命分子，策划了“五八”（１９５０年５月８日）反革命武装叛乱。当时反革命分子拿着盖有马震武印章的旗子，煽动威胁一部分对我党认识不清的群众，曾围攻平凉城。１９５２年在固原回族自治州地区开始土改时，马震武又策划了“四二”（１９５２年４月２日）反革命武装叛乱。叛乱中他手下的爪牙大量散发盖有马震武经文名章的“皮尔罕”（即进天堂的介绍信），说什么“进天堂的门开着，辈辈的太爷等着接哩。”今年４月间，正当酝酿成立宁夏回族自治区时，马震武又妄想篡夺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领导权，于是就派出他的爪牙到甘肃张家川回族自治县进行串连活动，以“保护拱北”（拱北是回族宗教领袖的坟墓）为借口，制造了有几百反革命分子参加的“四四”（４月４日）反革命武装叛乱。并提出“见干部杀光，仓库粮食抢光，合作社、贸易公司财产抢光”的“三光”口号。但是，经过了党和政府几年来的工作，回族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因此在这个叛乱刚刚发生不久，就在回族人民的积极帮助和密切配合下，迅速彻底地平息了。“四四”叛乱平息后，马震武还不死心，又指使其爪牙马栋、镇如金于６月１日在同心县镇家岔发动叛乱。从被我击毙的匪徒身上搜出的罪证上可以更清楚的看出马震武的野心，在这罪证上写着叛乱的目的是“在宁夏地区成立回族共和国”，组织形式是“党、政、教、军统一”，反动组织名为“伊斯兰民主党”，口号是“为马教主（马震武）报仇，为伊斯兰教争光。” + +　　据会议揭发，马震武利用宗教威胁群众参加反革命活动的手段是极其毒辣的。他提出的口号是：“不参加叛乱的就要剿灭全家”。西吉县妇女郗桂花在大会上控诉说，在“四二”叛乱时，马震武在西吉滩的匪徒强迫她父亲参加叛乱，她父亲拒不参加，匪徒砍断了她父亲的腿，最后又把她父亲架到柴上烧死了。 + +　　马震武为了积蓄反革命叛乱的力量，收买了一批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并且宗教职业者的名义掩护起来，安插在拱北、道堂、清真寺内，准备进行反革命活动。马震武利用宗教职业者的名义，仅在吴忠地区包庇和安插的反革命分子就有三十多个。在会议上揭发和批判中，与会代表一致认为：马震武的反革命活动，直接影响了回民族的发展，成了回族人民走社会主义的绊脚石。 + +## 利用宗教特权，残酷剥削回民群众 + +　　各地代表在揭发中还用大量事实说明，马震武不仅利用“口唤”制度和他的封建势力残害人民、组织叛乱，而且还利用宗教对回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会上揭发出的主要的有：马震武安排了很多“阿买里”（为纪念先人，请阿訇念经、吃饭的宗教节日），借着死人大肆搜刮群众钱财。如把他家族中亲人生死的日子，安排在宗教仪式上。什么“奶奶”的日子，“太太”的日子，“姑太太”的日子等。一年要过六十五个“阿买里”，平均六、七天过一个，其中大的有七个。逢到这些节日，马震武就指示他的爪牙强迫群众给他散“乜贴”。每年仅西吉县回族人民就被他敲诈勒索去一百多万元。１９５２年“四二”叛乱后，党和人民政府为了帮助回族人民安家立业，发放了十二亿元（旧币）救济款。马震武当时就用过阿买里、散乜贴的手段诈骗去了六亿多元（旧币）。他还凭借宗教特权，规定许多封建剥削制度。他至今仅在西吉就拥有二千五百多亩土地，这些土地的经营，一方面靠他手下的奴隶，另方面靠回民群众给他作无偿的劳役，西吉滩农业社每年要给他负担二千六百多个人工和二千一百多畜工。到了收获季节，周围八、九十里路的回民群众都被迫抛开社的庄稼，来为马震武服劳役，他家的“奴隶”是没有工钱的，但他还要各坊（一个清真寺及该寺教徒所在地区称坊）教徒每年出一次雇工费。他家烧的柴也要各坊群众供给。伊斯兰教清真寺的阿訇全由马震武委派。通过委派阿訇也榨取了一大笔钱财。有些阿訇为了讨好马震武，就不顾一切地诈骗群众。他还经常以修“拱北”为名，大量搜刮民财。仅１９５４年在吉林船厂一次就被他诈骗了数十万元。马震武为达到剥削人民的目的，不惜采用一切卑鄙手段。死了人，寡妇改嫁，也要给他送钱，否则死人埋不了，寡妇嫁不了。马震武驱使他的侄子马国珌就先后卖过一百多个寡妇，得钱五千多元。马震武解放前后还把头发胡子、坟土、柴灰、干馍巴巴、碎布条，甚至自己的粪便都当作“仙丹灵药”卖给群众“治病”。不但骗去大量钱财，而且害了不少人的性命。仅去年，他把拆了平凉拱北的脏土卖给泾源县庙湾社社员后，就害死了十个小孩，他还卖出大量“皮尔罕”欺骗愚弄群众。由于他的严重剥削，他教下的一般回民群众，每年生产收入的３０％，甚至６０％都作为宗教负担，被他搜刮去了。 + +　　会议开始时，马震武狡猾抵赖，拒不交代。以后，经过十多天的揭发批判，在大量事实面前才承认了四次反革命叛乱是他主谋策划的，初步交代了他武装叛乱及其对人民的罪行。同时，对依靠宗教制度进行封建剥削的罪行也作了交代。 + +## 各地回民代表要求严加处理 + +　　各地代表在发言中指出，马震武在解放前是个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野心分子，解放后，党和政府希望他痛改前非，立功赎罪。党对他采取了团结、教育和帮助的态度。人民政府也给了他适当的照顾和安置，安置他担任原西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等职务。在各项民主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和政府对他采取了宽大政策。但是马震武仍旧坚持他的反动立场，利用宗教进行颠复人民政权的活动，因此，代表们纷纷要求政府对极右分子马震武严加处理。不少代表在深入揭发和批判马震武的罪行中还指出，通过这次斗争必须接受教训，废除宗教中一些旧的剥削制度和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制度，不使坏人依靠这些制度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妨碍民族的发展。吉林省代表何富成提出要求废除马震武的“口唤”制度，“放阿訇”的制度，废除马震武个人和清真寺的土地、牲畜所有制；坚决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禁止利用宗教干涉群众行动和剥削群众的行为。 + +　　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马玉槐在会议最后作了发言。他说：“马震武是压在回民头上的一座封建大山，他长期残酷地统治、压榨人民，阻碍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发展。马震武反动本质的彻底暴露，将进一步把回族人民特别是他奴役下的群众从封建残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更加积极地参加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马玉槐根据大量事实指出：马震武是个一贯阴谋推翻人民政权、企图复辟反动阶级统治、坚决反共反人民的极右分子。马玉槐代表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宣布撤销马震武担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和固原回族自治州州长等一切行政职务，并建议有关部门处理他的财产。最后他说：这一斗争虽然取得很大胜利，但只是斗争的开始，今后必须再接再厉，把这一斗争坚持到底。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达浦生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在会上宣布，停止马震武担任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的职务。与会代表一致同意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对马震武暂作以上的处理，表示回到各地后，广泛宣传这次会议的精神，发动群众继续揭露和批判马震武的罪行，并决心向宗教界中的其它坏人坏事展开斗争。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29.txt b/CCRD/1/5/2/0002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1ddb65749d9a26fda045942bc257a87c8ae2f26 --- /dev/null +++ b/CCRD/1/5/2/000229.txt @@ -0,0 +1,19 @@ +# 武汉市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思想动态 + +　　<孙玉昌> + +　　新华社武汉18日讯　武汉各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正在各种岗位上进行改造，他们的思想情况大致如下： + +　　一、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伺机翻案，继续放毒。右派头子马哲民，日前跑到市委统战部说他的错误“只是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理解上有片面，客观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但主观上找不出反党的动机。”他在政协座谈会上公开拒绝改造，说：“知识分子既不是工人、农民，又不是工商业者，又不是阶级敌人，究竟为什么要改造，怎样改造，仿佛想不通。”他暗地里诬蔑党和政府，说：“蒋介石那种杀砍的办法当然不高明，现在这种改造也不高明。过去不能说真话，现在还是不能说真话。” + +　　二、不服气。斗争时，伪装低头认罪，处理后郭沫若翘起尾巴，如有的右派说：“把自己划成右派是‘服气’了，但对有些人没划右派不服气。”有的右派分子质问：“为什么我们的阶级本质只有一面性，而他们(指资产阶级分子)的阶级本质有两面性？” + +　　三、消极绝望。余志琛(市工商联委员)说：“自己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一生受唾弃，这一生完了！”受到一、二类处理的消极情绪尤甚，如贺良琪(原民盟干部)说：“听到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处分后，思想上发生极大的震动，对前途感到绝望了。” + +　　四、急于摘掉右派帽子。如晏勋甫(原市民革主委极右分子)说：“我于一年内摘掉右派帽子，两三年内成为左派和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五年内加入共产党。” + +　　五、极力隐蔽自己的反动本质。原市参事室研究员陈师在自己的规划中提出：今后“不要表现突出”，要“安分守己”；服从计划分配，不争多争少；对政策“不发怨言”，“不自由散漫、乱说怪话”等。 + +　　六、愿意立功赎罪，重新作人。这些人一般反党罪行较轻。市委统战部的材料说明，处于上述第一、第六种的右派分子都占极少数；占大多数的是中间几种类型。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0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0.txt b/CCRD/1/5/2/0002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334e3fa9d438f807b03e9a701bb60a227523f8e --- /dev/null +++ b/CCRD/1/5/2/000230.txt @@ -0,0 +1,39 @@ +# 卫生部整风第四阶段挖出极右分子齐仲桓 + +　　卫生部在整风运动第四阶段，挖掘出了长期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极右分子齐仲桓(前卫生部部长助理、卫生部党组成员)。这是医药卫生战线上的一个巨大胜利。卫生部全体干部在党的领导下，苦战两个多月，对极右分子齐仲桓进行了斗争，彻底揭穿了齐仲桓反党、反社会主义、企图篡夺党的领导的全部阴谋活动。在大量的事实面前，极右分子齐仲桓开始虽然还狡猾抵赖，但最后还不能不缴械投降。 + +　　齐仲桓从他混入革命开始，他就一贯反对党的领导，歪曲破坏党的方针、政策，排斥、打击老干部，包庇、重用坏人、反革命分子、旧官吏，培植个人势力，搞独立王国，挑拨离间，破坏党的团结，制造党的分裂，篡夺党的领导。 + +　　齐仲桓长期以来认为政治不能领导业务，要政治为业务服务，他经常宣扬“卫生部政治多了，业务少了”。他说党组领导同志“既不懂业务，又不虚心听取‘专家’的意见。”因此他主张卫生部应请“专家”来担任领导工作，依靠专家并使之“有职有权”。齐仲桓还极力贬低和抹煞社会主义卫生事业的成绩，他公开地在卫生部全体干部大会上散布“卫生部就是爱落后”，说“卫生部的工作几年来无起色”，“贺诚同志虽然犯了错误，还能抓业务”，说什么“搞好业务就是最好的政治”。以这些谬论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挂帅。 + +　　齐仲桓一贯歪曲、反对党中央和卫生部党组关于卫生工作的方针、指示和决议，而坚持其资产阶级反动道路。党的卫生事业的基本路线是在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开展六亿人民的卫生运动，齐仲桓则是反对党的领导，不要群众，技术至上，单纯依靠“专家”和专业机构。如在县一级卫生防疫站问题上，党主张为便利统一领导，密切结合、以便更好地发挥医务人员的潜力，基本上应以综合为主，开展群众性的卫生防疫工作。齐仲恒则主张防疫站、妇幼保健站、各种疾病的防治机构分别建立，从省到县一竿子设到底。结果是专业多，分科细，着重搞技术，不作群众卫生工作。在党组会讨论这一问题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党组的决定，当他理屈词穷时，就蛮横地攻击党组同志说：“你们不了解防疫站，未进过防疫站大门，怎么能讨论防疫站问题呢?”右派分子向卫生部进攻时，攻击卫生部“不重视预防为主的方针，防疫站搞爱国卫生运动是不务正业”，齐仲桓则大加赞扬说“提的太好了，给我们很多启发”，并要党组进行“全面检查”。更不能使人容忍的是，齐仲桓把除四害、讲卫生诬蔑为“没有科学价值”的“小事情”，并煽动卫生防疫机构人员不要参加爱国卫生运动，只做技术指导，进行科学研究，否则就是“不务正业”。他说“疾病是周期性发作的，不能提出消灭疾病的口号”。他对各地广大群众消灭四害的成绩数字不感兴趣，他说“这些没有意义，只有密度减少了才有真正意义”。齐仲桓这些谬论在卫生防疫人员中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 + +　　去年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周总理指示“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党的这一指示对改革过去卫生机构的治病与防病分割的不合理现象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齐仲桓却公开抗拒，质问党组“是谁向总理反映的意见”，并猖狂地说：“总理不了解情况”，“医院搞预防，防疫站搞什么?” + +　　在节育问题上，齐仲桓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观点篡改了党的计划生育的精神实质，认为人多是灾害贫困的根源，并且在1958年春季召开的全国节育工作汇报会议宣扬他的这种反动观点，利用下面反映的个别事例，故意把群众生育问题说得阴森可怕，单纯强调中国人口多，生活很困难，极力主张妇幼工作大跃进就是开展节育工作，提倡“一儿一女一枝花，一儿一女活菩萨，多儿多女多冤家”，宣扬“三代不能同堂”，要“恒定”中国人口，实质上是使中国人口走向减少和灭亡。 + +　　齐仲桓对中央决定体制下放的方针也进行抗拒。在党组讨论执行中央决定的这一方针时竟说：“卫生部直属单位下交，不是发挥地方的独立性与积极性，下交是丢包袱的思想”，赤裸裸的污蔑中央决定和党组意图。当党组决定生物制品所、流行病研究所等机构下交后，又借口下面有不同意见，阻碍党组决议的贯彻执行。齐仲桓认为地方党委的领导方法是“单打一”，认为卫生人员参加中心工作是错误的，污蔑各级党委不重视卫生工作。 + +　　齐仲桓还利用卫生部的机关报健康报作为宣扬资产阶级卫生道路的工具，他背着党组在健康报上发表了很多与党的卫生工作方针政策相违背的社论和文章，引起了下面的思想混乱。 + +　　齐仲桓对于党组一些重大问题决定的执行上也是阳奉阴违。如1957年注射脑炎疫苗发生了重大的死亡事故，党组责成齐仲桓负责认真检查处理。他初则以“接种疫苗死人是全世界也不可避免的事情”的谬论，拒绝检查；继则在检查中不负责任，未经党组同意组织了一个七人检查组，由生物制品研究所所长、右派分子汤飞凡(拒绝改造，已畏罪自杀)为组长进行检查。并说“让他们自己检查，这是技术问题，你们不懂不能解决”。实际上齐仲桓的目的是为他们开脱罪责。齐仲桓为了实现上述的反党主张，达到他篡夺党的领导的目的，除了一贯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外，还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在整风开始，齐仲桓认为时机到了，他借用整风鸣放机会，煽风点火，与右派分子一起向党组进攻。他一面在党组会上散布对党组整风“没有信心”，要求“中央、中宣部派人来领导”，一面对攻击党的右派言论大力赞扬。右派分子周萼芬向党进攻说：“党是统治者”、“新社会是暴政”等，齐仲桓就说：“好哇!就照周大夫这样来，象这个说法就行”。在整风大鸣大放初期，齐仲桓凭借卫生部部长助理、党组成员身分和职权，曾在北京及上海各召集了两次所谓“专家”座谈会。右派分子范日新在1957年1月由上海来到北京，参加右派分子金宝善主持的北京医学院公卫系一般卫生师资进修班鸣放会，会前齐仲桓曾请范日新到他家吃饭密谈，煽动说：“政治不能代替业务”，“卫生部分八路军派和新四军派”。否定党对卫生工作的领导，支持右派言论，放任金宝善、范日新之流。更肆无忌惮的在北京、上海等地大肆向党进攻。直至去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刊出后，齐仲桓仍召集“专家”座谈会，明目张胆地为右派分子喊冤说：“卫生部征求专家的意见太少了，限制了发挥专家的作用”。并污蔑党的整风是“只刮一阵风”。在卫生部处理右派分子时，他也极力为右派分子开脱罪行，并对一些右派分子坚持留用。 + +　　齐仲桓对卫生部党组的领导，更尽其攻击、污蔑之能事。他常用所谓“下面的意见”来攻击党组说：“卫生部不重视业务，党组不解决问题，不起作用。卫生部可有可无”。他在党组整风会上说：“卫生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什么主义都有，就是没有马列主义”。并公开赞扬贺诚同志敢于反抗中央，敢作敢为，污蔑党组领导同志坚决服从执行中央指示决议是“唯唯诺诺”，“胆小怕事”，“风格品质不高”。 + +　　齐仲桓还经常散布流言蜚语，在党组成员间进行挑拨离间，混淆是非，制造党内分裂。今年一月间，党组为了澄清在执行中医政策上的混乱思想，召开了中医座谈会，本来开的很好，齐仲桓既未参加讨论，却散布“党组召开中医座谈会的动机不纯，不怀好意”，是“促退”、“劳民伤财”，从中进行挑拨离间。在讨论中医工作党组成员有不同意见时，齐仲桓也乘机挑拨，宣扬党组领导同志不懂中医，要听中医内行的话，以散布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 + +　　整风进入深入阶段后，齐仲桓更加猖狂，又乘机污蔑党组务虚会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同时又借用“下面的话”夸大党组缺点，否定卫生部的成绩，制造混乱，要向下面借兵来整党组。并恶毒地说：“我们卫生部的问题，主要是党组书记的问题”。党组务虚扩大会上，有司局长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核心，强调党组成员要支持党组，维护党的团结等问题，齐仲桓认为这些意见是错误的。四月间党组务虚，党组领导同志向齐仲桓提出他应检查政治与业务、个人与党的关系问题。会后齐仲桓却大发脾气，并以谩骂的口吻说：“这小子(指给他提意见的同志)，真可恶!这不是说我和党两条心，说我是右派吗?”向党组示威。 + +　　由于齐仲桓企图篡夺党的领导，因此他不择一切手段地争权夺位，培植个人势力，扩充他的反党阵地，与党分庭抗礼。齐仲桓在中南卫生部时期，就利用职权，借口需要技术干部，安插了大批国民党卫生署的官员，并收容了很多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如号称国民党卫生署四大金刚之一的杨永年任为武汉生物制品所所长(现已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毫无卫生技术知识的国民党卫生署区分部书记白由道，安插为中南卫生部秘书等等。相反，对党的老干部则借口无文化没有技术而被排斥、打击，甚至迫害。致使当时中南卫生部有“国民党管共产党”“中南卫生部是国民党小卫生署”等说法，给党造成极坏的影响与损失。 + +　　齐仲桓对干部工作和党、团、保卫工作，是极端仇视的。他恶毒的攻击人事工作是“评头论足”，“做人事工作的记忆力真强，专门记着犯错误的人”。污蔑党的统战政策是“抛长线，钩大鱼”。在讨论编制时他极力主张“党委办事机构、保卫处的编制越少越好，人少了，可以少做事”。 + +　　齐仲桓对党给他的职位和权力，从来是不满意的，总是千方百计为自己争夺。早在参加新四军初期任医务主任时就向党伸手要“人权”“财权”。解放初期，要他任中央卫生部防疫局局长，他嫌职权小。1954年大区撤销后，要他任协和医学院副院长，他要当副院长兼政委才行。1955年来到卫生部后，由于是作部长助理而不满，因此“赌气三年”。齐仲桓在党内还利用一些一时被他迷惑，在思想上与他共鸣的同志，进行拉拉扯扯，封官许愿，企图培植和扩大自己的反党势力。 + +　　齐仲桓在生活作风上也是极其腐朽堕落的，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多次玩弄污辱女同志，道德品质极为败坏。 + +　　齐仲桓一系列的反党活动绝不是偶然的，有他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渊源。齐仲桓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政客、洋奴家庭，从小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1935年在辽宁医学院毕业后，即投靠军阀商震，当了京汉铁路保健主任和河南戒烟院院长，在短短几个月之间，他就搜刮了几十两黄金。抗日战争爆发后，又想投抗日之机，做升官发财之梦。1937年参加了新四军，不久(1938年)就动摇脱离革命，跑到国民党统治区。在重庆先任国民党卫生署技士，后以英国博士约翰的洋奴招牌在昆明等地开业，直到1941年3月皖南事变后，又回到新四军。这样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抱有政治野心的人，当然不会真心革命，第二次回到革命队伍就一直进行反党反人民的各种阴谋勾当。 + +　　右派分子齐仲桓被挖出以后，卫生部全体干部对这一右派分子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从7月16日至9月28日，卫生部召开了十次党组扩大会，二十六次全体党员干部大会，并贴出了揭发批判齐仲桓反党言行的大字报五百多张。在批判齐仲桓的后一阶段，各省市卫生厅、局长也参加了大会，他们对于齐仲桓的反党言行极为愤怒，纷纷表示坚决与极右分子齐仲桓斗争到底，并坚决肃清齐仲桓在卫生部门中的影响。 + +　　 ---- 原载1958年10月25日《健康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1.txt b/CCRD/1/5/2/0002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e0f348a52d707cc2f367fdb6b2272cf21bdef6 --- /dev/null +++ b/CCRD/1/5/2/000231.txt @@ -0,0 +1,33 @@ +# 文学必须与劳动人民结合 + +　　<刘白羽> + +　　我们要建立社会主义文学，要建立工人阶级文学队伍，文学不再是少数“精神贵族”的文学，文学是亿万劳动人民的文学。当然这一切不会凭空得来，这意味着文学艺术领域内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决战。 + +　　毛泽东同志对当前国内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 +　　目前一切资产阶级出身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都不能不身受着这一社会主义革命浪潮的冲击。面对着这样一个飞腾的大时代，我们必须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是为僵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艺术作看墓人？还是通过彻底的思想、立场的改变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文学艺术家？文艺界的整风运动，就是解决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的。 + +　　用几句话来说明精神生活中这样一场巨大的阶级斗争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和文学界的资产阶级右派、修正主义者所进行的尖锐的斗争，特别集中在政治与艺术关系的问题上。这问题实质上就是承认不承认文学的目的性。历来的进步文学家，都把文学为改善社会这个目的而服务，当作自己的神圣使命。毛泽东同志发展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明确地规定了：文艺要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它应当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在建设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依然充满着阶级斗争，人们要在斗争中逐步地消灭资产阶级思想，这时文学当然应该成为一面更加鲜明的红旗。事实上，难道真有什么无目的的文学吗？资产阶级反动派只不过是借口反对我们文学为革命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而达到他们的使文学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的目的性而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文化纲领就是企图用“自由”“真理”“人的精神结构”等字眼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学的鲜明的目的性、倾向性，以求得资产阶级意识在南斯拉夫文学占领阵地。从美国的法斯特到中国的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等都同样借口于什么“最充分的自由权利”、“自己作主”，而使文学服从于他们的反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这不是很显然吗？他们的目的，就是在劳动人民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制造分裂。这与我们所要求的团结自己，打击敌人的目的，正好针锋相对。我们认为文学从来都是有着自己的鲜明的目的性的。历来的真正杰出的文学作品，总是由于它比较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的前进的因素，推进了那个时代向前发展，才不但从它的思想价值上，而且从它的艺术价值上，被人们接受而广泛流传下来的。当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芒照亮了文学的道路，特别是在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新的文学便更自觉地来表现新的人民的时代，为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了。它是这样一种新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劳动创造成为被广泛歌颂的主题，劳动人民成为作品中的英雄，文学培养着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风格的新人，它成为争取共产主义理想在全世界范围实现的火炬。 + +　　问题十分清楚，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家，应当是劳动人民的文学家。事实上也只有劳动人民自己的文学家，才能那样自如地歌唱自己这个英雄的时代，至于资产阶级文学家，他们常常对这英雄时代格格不入。也许有人以为随同着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革命的胜利，他们自己也已经自自然然地就成为社会主义文学家了吧？我们认为事情要远比这复杂得多，这中间要有一个根本的阶级变化。因为你的灵魂深处，是红是白，对劳动人民、对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爱还是真正的憎，这终究是决定着你的文学面貌的根本因素，而任何作家是无法在自己作品中掩饰自己的真情流露的。作家是把自己像一粒盐溶在水里一样溶合在人民群众中间而成为他们的忠实的代言人，还是袖起两手站在人民群众之上把自己视为“高出一切”的“无冕之王”？是相信而且依靠群众的智慧与经验，还是只凭着个人的“聪明”与“天才”？是以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还是以狭小、阴暗的个人主义眼光去对待人与事？这一系列根本性问题，并不是在所有的作家中间都已得到解决。 + +　　文学这道河流，是曲折而迂回地发展着的，长期以来它不能不处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阴影之下。资产阶级除了剥夺劳动人民享受文学艺术的权利之外，还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散布了个人主义的细菌和毒锈。统治阶级把文化集中在他们自己阶级中的少数人身上，他们要选拔他们阶级中的人培养成为优秀的人，但这一切是建筑在损伤与埋没广大群众的基础上的。所以才造成了所谓“英雄”与“群氓”，“治人者”与“治于人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鸿沟。其实这一切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对人民进行精神奴役的罪恶烙印而已。只要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是历史上一些优秀的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的文学家也不能不受着这种人为的限制，因为他们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只是后来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受到人民群众的影响，才成为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物。因此，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同情人民，不满现状，他们曾经揭穿生活的恶习，向社会的黑暗挑战，但是他们却无论如何不能找寻到打破阶级枷锁的真正出路。因为如果要那样，他们就只有对养育他们的阶级进行最彻底的决裂，而完完全全站到劳动人民中，变成劳动人民的的一员。高尔基把批判的现实主义称为资产阶级的“浪子”的现实主义，是有深刻意义的。不错，十九世纪的文学，留下了非常丰富的艺术成就，但我们已经飞跃的这样远了，我们已经生活在他们连想也不敢想的理想社会之中了，我们将最珍惜他们的艺术成就，学习他们的艺术技巧，但我们绝没有一味迷信古人，贬低自己的必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们是从旧的文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时代要求我们超过他们。可是，人们也把这种罪恶的烙痕带进革命阵营内部来了。不少资产阶级出身的文学家，随着民族主义或民主主义革命的浪潮，参加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斗争。不过实质上他们只同意党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纲领，并没有去好好思索过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问题。因此，他们觉得他们所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艺术的爱好与艺术的方法，并不必要受到什么震动或破坏，有的甚至还妄想在革命浪潮中实现他们个人主义的欲望。但社会主义革命敲起了一记响亮的钟声，它说明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土崩瓦解的时候，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艺术的思潮，方法，风格，趣味等势必也要跟着发生根本的变化。要成为新时代的文学家就要彻头彻尾改造自己，否则就会像毛泽东同志早已指出的那样，对劳动人民，对新社会“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 + +　　这样的“英雄”，当然是没落的“英雄”。高尔基谈过：“革命以前的文学基本主题乃是个人的悲剧。”而我们的文学，现在是表现人民群众英雄的命运的文学了。于是从美感到艺术手法，都不能不由于革命的震撼，而要发生变化。摆在这样一个朝气蓬勃、热流奔放的大时代面前，资产阶级文学那一切用以表现贵族妇女和知识分子心理变化的语言和形式，变得苍白无力，黯然失色，而在许多场合只能成为一种怯懦的呻吟罢了。只要把目前劳动人民放声高唱的英雄诗篇，和某些深受资产阶级影响的诗人的诗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一个是火热的太阳，一个只不过是飘浮的“天末微云”，而且这微云还是灰色的。诗人没从资产阶级艺术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也就是没从精神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另一种现象是由于资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太深，专门描写“生活的坏现象”，已成为不少人根深蒂固的惰性。难道他们没有聪明与才智吗？不，他们的“幽默”与“机智”，常常只能起丑化我们的时代的作用。他们把对旧社会的人物辛辣的嘲讽，不适当的搬到新时代的人民群众身上，这种嘲笑，自然只能成为恶毒的攻击。这种种事实，要求我们在文学战线上也必须进行彻底的革命。对于个人主义的文学家来说，这不能不是一个“悲剧”；要改变这种悲剧的命运，只有从立场到思想、感情来一个彻底改造，同时，也只有真正的思想改造才能够带来真正的艺术创造上的革新。 + +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抛弃文学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讲得非常明确，在我们面前要崩溃的，是“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它不适用的部分”，对于那些健康的优秀的，适用的文学遗产，只有现在那些没落的，绝望的资产阶级文学，才是这些遗产的扼杀者，是它们的不肖的子孙；至于我们，不但是它们的最好的继承者，而且还会使它们得到真正的发扬。如像我们在文学方面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就预示着：优秀的文学传统的主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时代，在文学艺术与广大劳动人民结合中将会怎样地激昂奋发、神采飞扬。 + +　　从以上所述说明，我们现时代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文学家的任务：一方面是同旧世界的决裂，一方面是同新时代的结合。只有这样，资产阶级出身的文学家在社会主义生活中才能寻找到他们的牢固的立脚点。而同新时代的结合，关键就是真正地、深刻地同劳动群众结合，通过阶级斗争和生产劳动同群众结合。先成为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员，然后成为劳动人民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只能是这样的。 + +　　这是早已由毛泽东同志指出，而经过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发展所证明了的，这就是作家到工农兵当中去，到火热斗争中去。这就是说作家要作为一个变革世界的参预者，一个普通劳动者。在这里，作家到群众中去，是以一个特殊人的身份还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经常是检验一个作家与劳动人民是否能够彻底结合的根本标准。在这问题上我想我们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经验： + +　　一种是有的作家到群众中去，不是参预斗争、参预劳动，而只是体验一下生活，收集一下材料，这样做不可能产生充分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因为在群众中自视特殊，必然脱离群众，那就不能在精神上和他们完完全全打成一片，不能深深地感受到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脉搏和呼吸，结果也就无法真实地表现人民群众。事情十分明白，一个作家脱离革命斗争，脱离劳动人民生活，必然就滋长资产阶级思想；不能表现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结果就必然表现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不久以前，有些人在“干预生活”口号下，就是这样以资产阶级狭窄的心胸、阴暗的眼光看待新世界，发表了一些所谓“暴露黑暗”的诽谤社会主义生活的作品。其中特别是阐述这种观点的秦兆阳的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和实践这种观点的刘宾雁的特写“本报内部消息”等，事实说明他们已经堕落成为可耻的修正主义分子了。 + +　　而另一种正确的道路：就是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直接地参加阶级斗争，参加生产劳动。真正和劳动人民的结合，只有下定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这是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深刻变化，这种结合不能是浮浅的，暂时的，而应当是深入的，长期的，但正是这样，结果就能够从劳动与斗争的实践过程中，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发生变化，热爱劳动，热爱劳动者，才能深刻地体会劳动者的情感、道德和心理状态。要知道，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风格，正是在现实生活中萌芽、成长的。如果你是现实斗争的参预者，你就不但在你的周围看到这种先进的事物，同时它也就在你自己身上成长，它先照亮了你的心灵，照亮了你的眼睛，你才能有锋利的眼光去分析生活，透入生活的本质。不正是这种因素，决定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的价值吗？决定一个作家的文学作品的价值的吗？这一个辉煌的真理在我们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的文学作品中得到充分的证实。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是中国文学生活中，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激烈交战的一年，但同时也是思想上丰收，创作上丰收的一年。修正主义理论和创作的毒雾，并不能掩盖我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浩浩荡荡的雄伟的主流。不但从理论上，并且正是从创作上，彻底地打击了文学上的修正主义者，使他们完全破产。如像新近出现的“红旗谱”“林海雪原”、“红日”、“苦菜花”、“青春之歌”、“百炼成钢”、“山乡巨变”、“蓝色的青棡林”等长篇小说就都是这样在读者中间受到深切的热爱，而广泛流传的文学作品。但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文学作品之所以特别优秀，应当说是与作者在现实斗争中经历过长期锻炼是无法分开的。 + +　　全民大跃进开始时，党就号召作家到群众中去参加生产建设，参加基层工作，与人民同生活同呼吸，与沸腾生活一道生长前进。作家成为那一地区社会主义建设者，然后成为反映那一建设地区斗争生活的作家。北京的作家首先响应这一号召。人们就像当年走向战场一样走上建设岗位。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这是文艺界的新风气，人们从心里焕发出革命精神，作家不再停聚在主要的大城市里面，而分散到全国各地去安家落户。到现在为止，全国已经有七百多作家走到群众中间去了，这是文学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大浪潮，这一回不但明确了作家必须与劳动生产结合，与劳动群众结合，而且明确了这种结合不应是暂时的，必须是长期的，这就使得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这一问题得到了根本解决。也许有人以为他已经战斗过了，已经劳动过了，现在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难道还用得着走出自己安静的角落，而再去与群众密切联系吗？持这种见解的人，不知道革命是永远地不断地向前发展着的，我们建设了社会主义还要建设共产主义，生活总给我们带来新鲜的人和新鲜的事，需要我们经常去认识，去理解。停滞就意味着生锈，就意味着腐朽，不能和人民群众在革命浪潮中一同前进，红旗就会褪成淡红色、灰色，以至白色的。当然，全心全意地参加劳动，并不等于只要一个作家去完成一个普通工人或农民的任务，而放弃他们自己本身的文学创作的任务。不，我们坚决地支持作家创作，但是我们觉得按照这样一个公式：“参预劳动斗争——写作——参预劳动斗争”来解决这问题是比较恰当的。因为这样一来，一个作家的一生便是深深地生活在群众之中不断地参预斗争，而又不断地反映斗争的一生。 + +　　文学家的精神的变化当然决定着文学作品的面貌的变化。社会主义时代的文学家，与人民群众结合，得到人民群众的哺养，在自己的血管里流着劳动人民的血，在自己的心灵中充满劳动人民的感情，才具有一个劳动人民作家的条件，而同时，向人民的文学创作学习，诗人向民歌学习，小说家从民间传说中得到丰富的营养，作家与丰富的人民群众创作源泉结合，作家才能创造出为人民所接受、为人民所喜爱的形式，这样才能够真正解决文学创作中的民族风格这一重大问题。既深入群众生活，又向群众学习，才能够创造出真正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文学作品。但是正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是在斗争中发展出来的一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学也不能不从一开始时就进入斗争，在斗争中成长壮大。在这样的斗争中，是与人民群众结合，还是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家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学家的根本区别。我们社会主义文学，是人民群众的文学，它是生长在人民群众这个牢固的地面上的，人民的生命力像无穷无尽的源泉一样流着，只要我们真正地、彻底地与人民群众结合，人民的文学也必然像人们高举共产主义真理火炬阔步前进那样，将充满更蓬勃的热情，将闪烁更瑰丽的光彩。总之，它们将超过人类历史上所有的文学，它们将是最新最美的文学。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2.txt b/CCRD/1/5/2/0002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0d32fb0957014b21f0935e8c0db99bfa2c81ee --- /dev/null +++ b/CCRD/1/5/2/000232.txt @@ -0,0 +1,65 @@ +# 驳右派分子叶元龙“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 + +　　<褚葆一> + +　　右派分子叶元龙在1957年4月27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同时在上海财经学院以“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为题，向学生作公开演讲。在乌云蔽天的日子里，叶元龙用上述论文和演讲，大肆宣传资产阶级的适中人口理论。 + +　　叶元龙在他的论文里对最适当的人口数目，提出了三个标准。他说要看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不是适当，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就业和失业情况，“如果某一国家在某一时期内有大量失业人数，显然这个国家在这时候的人品数目是不适当的。”其次要看“平均每人产量增长的速度。平均每人产量增长的速度表现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就是说，除了劳动热情提高，劳动组织改善等因素以外，还表现着每一个工人所使用的设备、工具等的量和质都有所增加，或有所增进。若人口过多，设备工具等不够用，那末许多企业不得不多用手工来代替机械，平均每人产量就不会增加或增加得很慢。”第三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高或降低。“如果某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内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都一直上升，那末就表明这个国家在这一时期内人口数目是最适当的，至少是适当的。因为，如果人口的数目不适当，就是说，如果人口到了过剩地步，就必然粥少僧多，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必然每况愈下。” + +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叶元龙所提出的测量人口数目是否适当的三个标准。 + +　　叶元龙所提的第一个标准，正是37年前凯恩斯所提的标准。①(参看Keynes：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1920，第298页。)凯恩斯以失业现象的存在，证明人口过剩。叶元龙用失业现象证明人口数目的不适当。如果叶元龙不是有所师承，那倒可说是和凯恩斯所见略同了。 + +　　究竟可不可以用失业现象作为人口数目是否适当的标准呢?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失业现象的产生，根源于社会制度，根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与人口数目的是否适当无关。失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现象。在原始社会人们不会感觉失业。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也没有失业问题，虽然那时的剥削阶级大都是专事剥削的寄生虫，但是他们自己不承认“失业”。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有很大一部分要就业而不可得，才成为失业人口，失业才成为劳动人民的绝大灾难。前面已经提到，失业是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同时，失业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生存所必需的。失业工人组成产业后备军，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有的附属品；如果没有他们，资本主义经济既不能生存，也不能发展。资本主义企业的生存依靠了这些产业后备军，因为只有产业后备军的存在，资本家才有可能加重对工人的剥削，并以解雇来威胁工人。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对劳动市场增加了压力，起了保证资本家获得廉价劳动力的作用。产业后备军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所必须拥有的。如果在萧条时期，失业工人都跑到外国去了，那末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到了繁荣时期，就要增雇工人而不可得。所以资本主义国家总是想方设法，把失业工人保留在国内，不准失业工人大量的外移。 + +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失业问题，即就可以知道失业人口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并不是真正的多余人口，工人即使是失业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企业的运转还是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研究失业问题，把失业数量规定一个正常数量，只有失业人口超过了“正常数量”的时候，才感觉问题严重，因为这是标志着经济危机的来临。 + +　　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根源于生产力的性质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要求劳动力和机械等价值较高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从事生产，而生产关系却阻止一部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投入生产。这种矛盾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与人口多寡无关。人口即使减少一半，失业现象也还不能消灭。这个制度的本身，要求有百分之几的劳动力作为产业后备军，生产机构才能正常运用。所以把失业人口归咎于人生得太多了，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 +　　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劳动者获得广泛就业的机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根本适合，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会制造失业。但在过渡时期，失业还是有存在的可能。第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大量失业人口，不能在解放的第一天，就把他们都安排妥贴。第二，旧社会中许多投机性行业以及一部分非生产性行业，在新社会中或者是没有需要，或者是很少需要，其中有一部分人需要转业，在转业以前，也可能成为失业。第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的人，原来是不参加劳动的，或者虽然参加劳动，但并无职业，例如参加家务劳动的家庭妇女，到了新社会里，也要求就业，这些人不是失业人口，但要求就业。所以，在过渡时期，失业和就业不足的现象是可能存在的。但这些失业的或待业的人，决不能认为是多余的人口。这些人的存在，不能认为是人口过剩的标志，也不能认为是人口超过了适当数量的标志，这些人在新社会中并不受到歧视，他们的劳动力，还是新社会珍贵的财富。不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他们都可以获得职业。周总理在1957年6月26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曾经指出：“解放以来，经过逐年的努力，如前所说，全国职工增加了1，300万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员已经基本上得到了安置。”叶元龙用转弯抹角的话来说，中国目前还没有根除失业现象，因此中国的人口数量还不能认为是最适当的数目。这种看法是我们不能同意的。叶元龙是这样说的：在短短七年中间解决了约1，300万人的就业，这是旧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尽管目前还不能如苏联一样完全做到根除失业现象，但可以断言，过了过渡时期以后，失业现象是完全可以根除的。到那时我们的人口是可以达到最适当的数目的。”这段话有些令人费解。从叶元龙所说的话看来，目前因为没有根除失业，所以人口数目是不适当的。几年以后过渡时期结束，失业根除，人口数目就适当了。那就是说现在是人太多了，再过几年以后，人当然还要增加一些，人口数目就不多了，人口就到达适当数目了。这样的推论，如果不是逻辑混乱，那是无法理解的。 + +　　叶元龙在上面所引的一段话里面，是对周总理所讲的“基本上得到安置”表示不满。他认为“基本上得到安置”是不够的，他要求“根除失业”。我们先不忙来辩论这两个概念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可以先看看，“基本上得到安置”究竟是怎末一回事。 + +　　在1949年全国解放的前夕，全国各大城市，有不少事业、企业单位，由于通货猛烈膨胀等关系，都停顿着没有开工。因此在解放的第一年全国在业的职工，只有800万人，而失业的职工，倒有400万人。在经济恢复时期，生产不断增加，就业的人数也不断增加。到1952年底，全国职工数已到达1，580万人。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末的1957年，在业职工更增加到2，400万人。比之解放初期，短短八年期间，职工就业人数，增加了两倍。这是查遍世界历史也找不到的稀有奇迹。1957年比1949年职工人数增加了1，600万人，其中有300万人，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原来是私营企业里面的小业主、资本家代理人、资本家等转变为国营或合营企业的职工的。其余1，300人是新增加的就业人口。解放前遗留下来的失业人口极大部分在这期间都已就业、还有一小部分，不到总教的2％，约7万人，由于年老体弱等原因未曾就业；这些未曾就业的人，大部分是已经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周总理所讲“基本上得到安置”，就是这末一种情况。叶元龙叫喊要根除失业，目的就是要这7万年老体弱没有劳动力的人都来就业。这对社会主义事业究竟有什么好处呢?难道只有让没有劳动力的人去就业，才能达到叶元龙所讲的“最适当”吗?这样做，究竟对什么人有利呢? + +　　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把失业当作是人口过剩的一个标志，这是仇视人类的马尔萨斯学说的基本看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叶元龙所大力宣传的究竟是些什么货色了。 + +　　叶元龙提出来量度人口数目是否适当的第二个标准是平均每人产量增长的速度。他认为人口如果超过适当数目，设备和工具不够用，有很多人就不能不用手工劳动来代替机械，每人的平均产量就不可能增加，或增加很慢。关于这一标准，叶元龙交代的很不够，为什么要把平均每人产量增长速度作为标准之一，有什么根据，这问题没有说明。同时究竟平均每人增加好多，才算适当，增加在好多以下，不能算适当，明确的界线在哪里，也没有交代。 + +　　我们知道，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论一向是在平均产量上做文章的。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硬说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粮食增长速度，也就是以粮食的平均每人产量下降来论证多余人口的存在。这理论已经破产，因为事实证明，世界上按人口计算的粮食平均产量，是在上升而不是在下降。资本主义国家的适中人口论者，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量超过适中数以后，各项生活资料的总产量虽可按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但边际产量的增加数，是在减少。叶元龙在这里，不敢用边际产量这个名词，因为用了这个名词以后，那就很明显是在贩买资产阶级的货色了，所以含含混混不敢把什么叫增长快、什么叫增长慢这个问题交代清楚。其实在瓦尔夫等人的适中人口论里，他们是交代得很清楚的，快与慢是有明确的界线的，从增长快到增长慢的转折点就在边际产量增加数由不断上升转为不断下落。 + +　　边际产量增加数为什么会从不断上升转为不断下降呢?这是根据资产阶级捏造的收益递减律而来的。这规律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批判过了。这规律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技术水平不变；而在目前技术水平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来使用这个规律当然是严重的错误。 + +　　根据上面的分析，那就很明显，叶元龙在这里是在贩卖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的道道地地的货色。在贩卖这些货色的时候，虽然是藏头露尾，使用了一些手法，但是错误的东西终究是错误的；有毒素的东西，虽然经过乔装改扮，我们还是不能接受，要退货的。 + +　　所谓每人平均产量增长的速度，在政治经济学上称之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一个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决定于生产关系是否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合，而与人口数量的多寡并无多大关系。如果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那末劳动生产率就可以迅速增长。一旦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那末劳动生产率就不能增长或增长很慢。中国解放以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很快的。周总理在“八大”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营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70．4％，每年平均增长了14％以上。这是高速度的增长。这个速度比苏联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增长速度还要快一些，大致和苏联近年来工业中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相当。苏联1932年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为1928年的141％，平均每年增长10％多一些。苏联1957年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等于1940年的2．2倍，17年中每年平均增长13％；但这中间包括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在内，工业受到严重破坏，如果没有战争，这数字还要高得多。叶元龙在文章里这样说：“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曾指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应该努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要求五年内工业部门和建筑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各提高50％左右。五年内，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工人和职员的人数将增加600万到700万人’，……平均每人产量这样增加下去，到了过渡时期终了时，人口的最适当数目是可以达到的。”①(叶元龙所引周总理的话，实际是“八大”所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年到1962年)的建议中的话，见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1页。)叶元龙惯于用隐晦的话来表达他的意见。他实际的意思是说：中共建议五年提高劳动生产率50％，那是太低了。从这样低的增长数看起来，中国目前的人口数量是超过了最适当的数目了。 + +　　叶元龙这段话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把劳动生产率增长慢，归罪于人口数目的太多，这是错误的。上面已经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是由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所决定的。但资产阶级学者从马尔萨撕开始一向把平均产量低解释为人口太多，他们以为人多了，消费就一定多；消费多，那就积累少，那就劳动工具少，设备不足，因此平均产量就一定低。他们把劳动人民看作是只会吃饭不会干活的人，因此有这一种仇视人类的看法。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中，指出了这种看法的错误。他说：“他们只看到人是消费者，人多消费要多。而不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人多应该是平均产量——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原因，而不是产量低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的原因。劳动生产率增长慢的原因，不在人多，而在其他地方。少奇同志这段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 +　　叶元龙提出来测量人口是否最适当的第三个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高或下降。他认为一个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下降，那是因为粥少僧多的关系，是表示人生得太多了，超过了最适当的数目。他并且举例说，从1950年到1956年，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虽有增长，但增长数不及物价增长的快，他说“这些都表明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不是增加而是下降。这也就表明在美国人口数目是不适当的，是过剩的，不然，何以工人的物质和文化水平在这一期间反而下降了呢?” + +　　很清楚，叶元龙这一个说法就是我们早已熟知的马尔萨斯的说法，所不同的是马尔萨斯把劳动人民的贫困归咎于人生得太多，叶元龙归咎于人口超过了适当数目，用词虽有点区别，实际的意义是完全相同的。 + +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清清楚楚的告诉了我们，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的相对贫困化与绝对贫困化，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剥削，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受到资产阶级残酷的剥削的缘故。劳者不获，获者不劳，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它推翻，把不合理改变成合理。而马尔萨斯学说就是掩盖真相，掩盖剥削，把劳动人民的贫困推之于不相干的因素，以瓦解工人阶级斗争意志的一种毒药。马尔萨斯主义早已为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批驳得体无完肤，叶元龙却还在这里贩卖那早已破了产的马尔萨斯学说。叶元龙为什么对这样臭名昭著的东西蔽帚自珍地紧抱着不肯放呢?我看没有别的理由来解释，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那就是因为他还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之故。 + +　　叶元龙对于我们国家目前的生活水平是很不满意的，他在根据总理报告叙述了近几年来我们职工的工资福利增长的情况以后，他说：“不难想象，到了过渡时期结束时，人民的生活将会比现在更高。到那时人口的最适当数目无疑地是可以达到的。”他的真正意思是说，虽然我国近年来职工的工资福利有些增长，但是照目前的生活水平来看，我们的生活水平还很低下，说明我们的人口已经超过了最适当的数目。当然我们也承认目前我们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不富裕的，是低下的。但是造成我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不正就是叶元龙自己所亲身参与的解放前反动统治吗?解放前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使我们人民长时期中度着饥饿贫困的生活。那时候，饿肚皮是常事。好的年成，“糠菜半年粮”，有一半的日子要吃糠咽菜(草)，才能塞饱肚皮。解放后，八年来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工农业生产量不断增加，人民已经可以不饿肚子，即使遇到灾荒，也可以有吃有穿。这在饱经患难的人民看起来，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在这里，叶元龙的错误有两点：第一，他故意把人民的贫困归咎于人口数目的不适当，这样便为解放前反动派的罪恶统治作了辩护。但可惜的是我们已经学习了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我们不再上当了。第二，他故意抹煞了八年来通过生产建设在人民生活提高上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好象这些成绩是不值一顾的。 + +　　根据上面的分析批判，可以看出，叶元龙所举出来的测量人口数目是否最适当的三个标准，都是道道地地的马尔萨斯学说的翻版。马尔萨斯把失业、饥饿与贫困，劳动人民的三种灾难，归咎于人口太多。叶元龙把失业、平均产量增长慢与生活水平下降来代替马尔萨斯的失业、饥饿与贫困，在名词上稍加变动，实际的内容并没有变动，认为这三种灾难都是人口数量超过适当数目所致，所以把它们列为测量人口数目是否适当的三个标准。马尔萨斯把人口数量这一因素的作用夸大，认为它是决定人类的幸福生活，决定人类发展速度的主要因素；叶元龙认为如果人口大量增加，必然影响建设资金的积累，推迟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主张采取晚婚、节制生育等办法，以降低人口增加率，使我们能够早日到达人口的最适当数目。把叶元龙文章的内容和马尔萨斯学说对照起来看，我们看不出内容上有什么区别。当然在外表上、所用名词上是有所不同的。叶元龙是在人口最适当数目这题目下做文章的。本来，资产阶级的适中人口理论也就是马尔萨斯主义的改头换面，叶元龙的文章在这一点上确是帮了忙，证明了它们二者之间的关系。 + +　　近年来，在我们国家里有不少人，改头换面来贩买马尔萨斯学说。除了叶元龙外，还有吴景超，还有其他的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口口声声反对马尔萨斯主义，说明他是和马尔萨斯不同的，然后搬出他的货色来，却是和马尔萨斯的一模一样。从他们的声明里，可以看出来，他们也知道马尔萨斯主义是见不得人的。但是内心里还是舍不得丢弃，还要继续搬弄。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阶级立场上，在世界观上，他们和马尔萨斯有其共同之处，血肉相连，无法割断。 + +　　上面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来驳斥叶元龙的反人民反科学的理论，其实，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他们的冲天干劲所取得的成就，早已有力的粉碎了这些谬论。我们只要举两件事情来看一看。第一件事是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所创造的中稻亩产60，437斤的高产纪录。这样一个高产纪录，是空前的，但不是绝后的，以后还将有更高的纪录来超过它。就拿这个纪录而论，我们来算一算这一亩田可以养活多少人吧!如果每人每年以消费原粮500斤计算，那末一亩田就可以养活100多人。如果算上这一亩田在生产一季中稻之外，一年之中还生产其他作物，那当然就不止这个数字。即使以一亩田养活100人计算，那末我们全国有1，690，000，000亩以上的耕地，岂不是就可以养活1，690亿人吗?那就是说，比现有人口还可增加265倍以上。如果打个对折，也可养活800亿人，比现在还多130倍。适中人口论者说我们人口太多，已经超过适当数量，那不是在大白天说梦话吗?第二件事是山西省洪赵县雄火社1957年有20亩被称为七等地的劣等土地，亩产只有60斤小麦，但到了1958年大家的干劲提高以后，亩产量提高了10倍，平均每亩产600斤小麦，有2．3亩还提高到亩产2，391斤，比去年跃进40倍。一年之差，小麦的产量可以增加10倍到40倍，这样的跃进，全国工业和农业生产方面都有不少的例子。在工农业生产这样高速度的大跃进形势前面，适中人口论者的任何论点都站不住了!我们的人民，可以使钢铁的产量一年增加一倍，粮食的产量，可以一年增加60％到90％。(在执笔时这只是党中央所提出的奋斗目标，但有充份信心，相信一定能实现而且能超额实现!)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生产大跃进的速度，不仅仅是使适中人口论在我们这世界上已无立足之地，就是从马尔萨斯以来的一切反动的资产阶级人口论观点，都将一扫而光。这些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只要生产关系对头，就永远也不会出现“人满为患”的日子！ + +　　另外，我们还有必要提出一点是：叶元龙对于我们批判马尔萨斯学说是不服气的。他说：“这种欺骗人的学说(指马尔萨斯学说——葆)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了。但是，迄今为止，关于人口问题还没有科学的有系统的理论。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于其他经济问题都有较详尽的说明，而对人口问题独付阙如，未免美中不足。”叶元龙的意思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你们虽然批判了马尔萨斯学说，但是你们并没有更好的东西来代替他。 + +　　以后，叶元龙发现上面这个说法是不符事实的，这个说法，只能证明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无知，证明他的夜郎自大，于是他在对财经学院学生的讲演中改变了语气，他说：“这种欺骗人的学说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早已被批评得一钱不值了。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苏联百科全书，以及波雅尔斯基、舒舍林都已经根据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的人口实际情况，作出关于社会主义人口规律的表述，使研究人口问题的学者有所遵循。这一贡献是巨大的。但过渡时期的人口规律如何，对过渡时期的人口问题的看法又如何，对这些为我们所关心的问题都还没有提到，未免有使人未窥全豹之感。”叶元龙在这段话里，语气是改变了，但不服气依然存在。究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作家对过渡时期的人口问题有没有加以研究呢?在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之外，是不是还有一条我们没有发现的过渡时期人口规律呢？这问题有进一步加以阐述的必要。 + +## 本章小结 + +　　1．叶元龙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数目是否适当，要用三个标准来测量。第一个标准是就业与失业的情况。有了失业现象，就说明人口数目不适当，意思是人太多了。这原来是凯恩斯的说法，也是马尔萨斯的说法。这个说法是错误的。 + +　　2．叶元龙的第二个标准是平均产量的增长。增长快就表示人口数目适当，增长慢或不增长就表示人口数目不适当。这说法和马尔萨斯“人多了，粮食不够吃”的说法是一致的。这个说法也是错误的。 + +　　3．叶元龙的第三个标准是人民生活水平上升或下降。生活水平下降证明人口数目不适当。马尔萨斯原来的说法是“贫困是由于人太多造成的”。这也是错误的。 + +　　 来源：褚葆一著《资产阶级适中人口论批判——驳右派分子叶元龙“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3.txt b/CCRD/1/5/2/0002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9433961c10d753e91bfe579faedb3d935ed91 --- /dev/null +++ b/CCRD/1/5/2/000233.txt @@ -0,0 +1,109 @@ +# 天津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关于严肃处理右派分子的报道 + +　　<中共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 +## (一) 党委书记周学鳌同志在全院教职员工大会上作关於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摘要)。 + +　　周书记指出：处理右派分子是一场严肃的敌我斗争，不仅要完成对右派分子组织上的处理工作，还要通过处理右派分子使大家受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因此处理右派要采取先由群众讨论，然后由领导决定的办法。右派分子是经过群众斗争的，群众对右派分子的罪行和态度了解的很清楚，处理时经过大家讨论就能更正确，不致于偏轻偏重；同时通过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划清大是大非提高阶级觉悟。接着周书记对处理右派的原则办法作了详细具体的说明，指出了处理右派要根据右派分子的情节和态度采取“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周书记的报告还指出：右派分子的唯一出路是老老实实低头认罪，听候处理，不要自绝于人民，何去何从右派分子应很好的考虑。 + +## (二) 右派分子张翼铁、和根源被清洗出党 + +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上午，职工总支人事处支部全体党员大会，—致通过开除党内右派分子张翼铁、和根源的党籍。 + +　　我院教务科长兼前职工党总支付书记张翼铁，在整风运动中与党外右派分子相呼应，贴出反党大字报，并利用整风通讯社的职权，积极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还怀疑党报，欣赏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同情胡风，污蔑党的干部政策和不满“三查”、“三反”、肃反等政策，其情节相当严重。 + +　　干部科长兼前职工党总支书记和根源，在整风鸣放阶段和党外右派分子一样向党进攻，写反党通讯稿，并盗窃党总支名义，出反党的大字报，在李奎顺事件调查团内又和右派分子声息相通，说党委对他的批评是“御完磨杀驴子”，其反党言行是恶毒的。 + +　　根据以上事实，张翼铁、和根源在整风运动中的言行和我党党纲所规定的思想基础、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根本对立的，是站在敌对立场上，利用党的整风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向党进攻，并和党外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互相配合，充分暴露了作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党内代理人的丑恶面目。 + +　　当组织上叫他们在会上进行交待时，态度极为顽固，反复无常狡猾抵赖，可见他们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给于张翼铁、和根源开除党籍的处分。(职工总支人事处支部通讯) + +## (三) 共青团决不容留反社会王义的叛徒 + +## (团委会) + +　　共青团员同志们： + +　　我们的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在广大人民保卫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搞垮社会主义之间所进行的剧烈的斗争中，我们有很多共青团员确实起了党的助手作用。 + +　　在右派分子疯狂地向党进攻和反击右派的斗争过程中，他们英勇地、坚决地捍卫社会主义，捍卫党的领导，捍卫人民民主专权。这些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些同志不愧为光荣的共青团员、党的助手。 + +　　但是，有一小撮人叛变了共青团员的立场。他们扛起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旗帜，疯狂地向党进攻。他们到处散布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反对人民民主专政，抹煞一切成绩等反动透顶的谬论。 + +　　史四孙光辉，文四柳民英、李俊和，音二高光弟，俄三苏焜坡、纪清棣等右派分子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不共戴天的仇恨。疯狂地向党进攻，企图搞垮党委会。从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上可以看出，他们已经完全滚进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完全成为共青团的可耻叛徒。 + +　　凡是有右派分子的团支部都在支部大会上，通过了开除右派分子团籍的决议，这是完全正确的。 + +　　共青团是先进青年的战斗组织，共青团员应是青年中的先进分子。我们的共青团员是坚决拥护并为建成社会主义和将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共青团员是坚决拥护并力求当作党的助手的人；共青团员是用生命来保卫党和社会主义的人；共青团员宣誓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共产主义战士。而团内的右派分子一丝一毫也没有这种味道了，已成了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共青团的叛徒。 + +　　我们共青团内是决不能容留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叛徒。 + +　　共青团员同志，必须和他们划清界线，站稳立场，把共青团的叛徒清除出去！ + +## (四) 我院基本上胜利完成深入整改的第一个专题——处理右派 + +## (周玉栋整理) + +　　我院在一般整改胜利的基础上，于一月二十三日进入深入整改的第一个专题——处理右派。处理右派是一场严肃的敌我斗争，不仅要完成对右派分子的组织处理工作，还要通过处理右派进一步认识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性，进一步分清两类矛盾的性质，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敌我界线，从而正确地掌握和贯彻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以认真严肃正确地完成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工作。 + +　　在党委会领导下，全院师生员工自一月二十三以来，连日举行处理右派分子的专题辩论会，大家辩论的情绪很高。90％以上的人都参加了辩论，这次辩论的特点有四多：“发言的人多；辩论的问题多；辩论的形式多；学习的文件多”。近些天来大家不仅在会上辩论，而且在宿舍、饭厅、汽车上……到处辩论，不少人感到从这次辩论中，开始呈现出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 +　　（通过处理右派分子的专题辩论，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提高了一步。） + +　　有人说：“以前认为右派是思想问题，通过处理右派的专题辩论，才体会到这是个根本问题”。外文系教师在讨论中有的提出：“右派分子虽然反动，但没有持刀杀人”，经过辩论分析了右派分子的言行。大家一致认为“右派分子虽未持刀杀人，但其政治阴谋更历害”。在理论中有的提出：“右派分子不见得全有目的，自发的右派分子并没有要建成一个什么社会的要求”。在辩论中大家分析了右派分子的阶级根源，例如教育系教师经过辩论，大家一致认为右派分子没有自发的，他们都有一定的目的，他们向党进攻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受他的阶级根源支配的。在辩论中还有人提出：“右派分子是思想反动，表面上没有行动来危害人民，因之是思想范畴的问题”。大家在辩论中举出了无数的事实说明右派分子不仅有言论，还有行动，如音乐系王毓芳先生说：“右派分子在学生中散布毒素挑拨群众关系，都是行动，决不能说右派分子是思想范畴的问题。”不少组还辩论了右派分子的动机与效果问题，大家具体分析了本单位的右派分子，其中多是有阶级仇恨或极端的个人主义者，决不能说他们动机是好的。通过这些问题的辩论。大家在政治思想上普遍提高了一步，不少人感到这是一堂生动的马列主义教育，有人说：“过去总感到理论结合实际不够，这次辩论才真正做到理论结合实际。”大家体会到大辩论的方法是提高思想认识的最好的方法。希望今后在政治学习中，也要尽量采用大辩论的方法。有的单位总结这次辩论的经验时说：“先发言的给后发言的创造了条件，发言简单的给发言详细的提供了资料，错误的意见引出了正确的意见”，说明只要大家敞开思想，畅所欲言，通过辩论就会共同提高认识。 + +　　在政治思想提高的基础上，大家还正确地掌握和贯彻了处理右派分子的严肃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经过辩论大家一致认为党对右派分子处理的严肃和宽大是实事求是，但决不能模糊敌我界线，有的说：“右派丑恶面目已被揭穿，老鼠过街人人喊打，大家觉悟都提高了，用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也不会混淆敌我矛盾。”有的说：“通过辩论更明确党的政策的正确性，过去对人民力量的强大这一点是估计不足的。”大家一致认为在人民政权巩固，群众觉悟提高的条件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经完全处于瓦解孤立的地步，党对右派分子处理的原则和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同时大家还认识到对于“右派分子在政治思想上要斗透，处理上则不宜过分，以便对右派分子继续分化和改造。但是也不能宽大无边，混淆了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 + +　　由于大家领会对右派分子处理的方针政策，因而在讨论对右派分子具体人的处理中，正确地贯彻了严肃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目前大家正根据党和政府对右派分子处理的规定，具体分析右派分子的情节和态度，以便分别给他们以应得的处分，此项工作于寒假前基本上能够胜利完成。 + +## (五) 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 + +## 我院同学经过一场大辩论取得一致结论 + +　　据社会主义教育教研室报道：我院自1月23日展开处理右派分子专题辩论以来，辩论已经进行了十多天。从各系各班的辩论情况看来，这个专题由于是结合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行的，所以涉及的面很广，提出的问题也很多，辩论进行的十分热烈，不仅在理论会上有热烈争论的场面，在饭厅里、在宿舍里、在学院的各个角落里，也可以看到争论的人，也可以听到争论的声音，掀起了我院辩论以来的高潮。 + +　　辩论从右派为什么是反动派开始，提出了右派和劳动人民的矛盾是什么性质的矛盾？对右派分子是否实行专政?右派分子算不算公民?有无公民权?和反革命分子有什么区别？还提出资产阶级右派是否还代表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否还存在?还有没有两面性?还提出学生中的右派是怎样形成的?反右斗争是什么性质的斗争等等问题。经过几天的辩论，许多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的认识。根据同学们反映，这个问题解决的比较彻底。在辩论开始前，全院同学曾开会声讨过反革命分子林茂才、(天津大学右派分子杀人犯)郑升(我院历史系学生反革命分子)；对于同学认识右派的性质划清敌我界线起了很大作用。 + +　　第二个辩论中心是“既然资产阶级右派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为什么又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在这个辩论题目中，提出了矛盾的转化问题；提出了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否可以转化?在什么情况下敌我矛盾可以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转化为敌我盾?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是否适用于右派?当前国内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敌我矛盾等等问题。第三个辩论中心是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和原则问题；辩论中提出什么是宽大?什么是严肃？态度重要，还是情节重要，应该以什么态度对待右派分子？及许多具体的处理意见。 + +　　现在辩论已进入到具体人的处理阶段，整个辩论虽未结束，但已经可以看出，同学们的收获是很大的。初步总结，比较普遍的收获有下列几个方面：①在反右斗争胜利结束的基础上进一步划清了敌我界线，解决了以前没有解决和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②搞清了劳动人民和右派分子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又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的道理。③比较深刻地领会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原则。此外由于相互之间能敞开了思想，对密切同学之间的关系，加强今后的团结也有很大的好处。应该特别提出来的，经过这场辩论，不仅提高了思想认识，保证了处理右派工作胜利完成，而且为今后的政治理论学习社会主义教育打下了基础。很多人表示通过这次辩论，才认识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才感觉到光念几本马列主义书，不注意改造思想是不行的。 + +　　 (李迎春整理) + +## (六) 处理右派分子的辩论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 +　　听了周书记的报告以后，大家对处理右派分子的工作，有了初步认识，情绪异常高涨，在辩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来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是非常及时而又必要的。这也正是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同时把这样一项重大的政治问题，交给群众来讨论，来提出对右派分子们的处理意见，这更深切地说明了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处处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从群众利益出发，也就是从社会主义的利益出发，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体现，党的英明与伟大也就在这里。大家又一致认为：这次处理右派分子的工作，不单纯是履行什么手续的问题，而最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处理右派，使大家的阶级立场更坚定，更能分清敌我，划清是非界限，这是一次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政治课，这是一次深刻、细致而又具体的社会主义教育。 + +　　历史系谭育凤先生说：“斗争右派时群众参加，处理右派又让群众参加，这是既民主又集中的新气象。这样做，一方面会对右派处理的更恰当、更正确，另一方面也教育了我们大家。” + +　　中文系朱泽吉先生说：“听了周书记关于处理右派的报告以后，我觉得这时提出这个问题来是非常及时而又必要的。同学和教师都有这个要求，如长久不处理大家会有意见，如叫他们长期混在教师队伍中，这是不合适的，应恰当的给一些情节严重、态度恶劣的右派分子以应得的处理；对一些真正愿意悔改的也应予以及时处理，给他们一个自新的机会。分别情节轻重、态度表现程度，给以恰如其分的处理，这是非常正确而又英明的措施。” + +　　徐锡九先生说：“觉得反右派斗争及处理右派，是一直依靠群众的，可见领导上对待这一问题是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 + +　　几天以来，大家在认真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对于为什么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为什么又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为什么处理资产阶级右派要采取“严肃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等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 + +　　耿宪章先生认为：“什么是反动，要科学地看，看哪一阶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凡阻碍社会潮流发展的，就是反动，凡是推动社会潮流发展的就是先进。” + +　　余澄清先生说：“我们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右派。这样才能争取中间群众，分化和孤立右派，这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 +　　最后文、史两系教师也讨论了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分类问题。 + +　　 (中文、历史系通讯) + +## (七) 周学鳌书记对我院处理右派分子专题辩论的情况作了报告 + +　　二月一日，党委书记周学鳌同志向全院师生员工作了关于右派分子对处理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我院这次对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的专题辩论情况很好：1．辩论的方式作到了多样化，有小组会、大组会，会上会下都展开了争论；2．发言很普遍，同学几乎100％的发言，教职员工有93％以上发言；3．辩论空气，生动活泼，作到了畅所欲言；4．在辩论过程中，大家都能抓紧时间学习文件，不但学习了指定的文件，而且很多同志还主动找参考材料，学习了其他有关的文件。 + +　　周书记并指出：通过这次专题辩论，取得了一些收获和经验： + +　　1．几点收获：①全体师生员工的政治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普遍地提高了，在辩论中提出的争论问题，同学方面有140多个，教职员工方面有200多个，经过辩论，大部分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这就更进一步划清了与右派分子的敌我界限。②为今后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下一段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大辩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并作到了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展开了不同意见的争论，改变了过去职员、(55)助教和教授互不交锋各谈一套的现象。③通过辩论，在同学之间、教职员工之间、领导和被领导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了，思想认识一致了，为进一步加强团结打下了良好的基础。④通过辩论，为今后正确处理右派分子作好了充分准备。 + +　　2．几点经验：①理论与实际的密切结合是提高思想觉悟的有效办法。通过辩论，把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与处理右派分子的实际密切结合起来了。 + +　　②开展辩论，启发思考，是提高认识解决思想矛盾的最好的方法。经过辩论，就要启发思考，进行思想斗争，由于思想斗争，就能提高认识，掌握真理。③领导上普遍号召和具体指导相结合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如在辩论刚开始时，有的组辩论的不够热烈，经过具体帮助，辩论就很好地开展起来了，这说明有问题经过具体分析研究，就能解决。 + +　　虽然有以上的收获和经验，但也存有一些缺点，如领导思想落后于群众，对大家觉悟程度估计不足；各组之间的情况和经验没有及时交流；在辩论当中有时离题太远或扣名词、钻牛角的现象。 + +　　周书记并对大家在辩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如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两类矛盾的转化问题；当前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问题；右派分子与反革命分子是否有区别等问题都作了解释。对于我院如何处理右派分子，周书记提出了初步意见，并请大家进一步展开讨论，以胜利地完成右派分子的处理工作。 + +　　 来源：《整风运动的一年》(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编，1958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4.txt b/CCRD/1/5/2/0002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765354d6d545b31e742b583574165f4323684f --- /dev/null +++ b/CCRD/1/5/2/000234.txt @@ -0,0 +1,139 @@ +# 天津河北艺术师范学院揭发批判学生中右派分子的材料 + +　　<中共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 +## 1． 我院毕业生反右派斗争已获全胜 + +　　我院本届毕业生于7月20日至8月5日及8月27日至9月10日，前后分两段进行了集中学习，在学习中毕业生继续向右派分子进行围歼。各班又挖掘出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以班为单位进行了包剿包打。 + +## 反党小集团“美四一伙人”土崩瓦解 + +　　美术系毕业生集中火力向在全院煽风点火、企图搞垮我院党委会的“美四一伙人”进行猛追猛打，经过摆事实和说理斗争，“美四一伙人”的骨干王惠元等理屈词穷，一再向人民请罪，表示重新做人，其他随从分子也纷纷向人民缴械投降，至此“美四一伙”人已土崩瓦解。狡猾的李宜昌、侯崇义开始还企图“翻案”，百般进行抵赖，但经过斗争在事实面前，他们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是“美四一伙”人的“幕后人”，承认自己的罪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开始向人民低头认罪。 + +## 文专毕业生斗倒了常士煦 + +　　外号叫“常有理”的常士煦一贯对党不满，诬蔑接近党员的团员是“拍马屁”“向上爬”。在大鸣大放中他认为时机已到便更恶毒的向党进攻，他说：“每个宿舍都安放一个党员或进步团员监视着同学的言行”。他还替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作补充，储安平说党天下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常士煦则补充发展为“率士之宾，莫非王臣”。当同学们批判他的反动立场时，他还无耻的说“站稳立场肚子就不饿了吗，”企图耍无赖，但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斗争，对他的反动言行进行驳斥。这个外号“常有理”的常士煦，也不得不理屈词穷，向人民低头认罪。 + +## 宋玉峰、谢佩椒一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 + +　　文四毕业生揪出资产阶级出身的宋玉峰和地主出身的谢佩椒，是一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的分子。宋玉峰经常说“现在的生活不如解放前好了”，说“我在会上赞称社会主义，实际上我反对社会主义”，在鸣放中他还说“我非常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我们师院就有这种情况，如每一个宿舍按上一个党员来监视同学的行动”。谢佩椒远在三年级时就说“反正绸子衣服我穿不着了，以后越过越坏更穿不着了”。她平时假装沉默，但鸣放开始后他忽然“积极”起来了。她认为这是她最幸福的时候，扠着腰说“现在该我说话了，过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党团员唱歌她也干涉说“别唱了，你们没有说话的余地了”，她还到处宣传“文汇报是全国最好的报纸，是最公正、最敢说话的报纸”，诬蔑“天津日报什么也没有”。经过大家的批判和斗争，他们承认自己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仇视党，仇视社会主义的。 + +## 一再耍无赖的查天明也蒙混不过去 + +　　政专二查天明的反党言行被揭发和斗争后，他百般进行抵赖，三翻五次地进行“翻案”，更可耻的是在毕业生第一段集中学习结束后，学校允许毕业生请假回家，于8月25日前返校，但狡猾的查天明偷偷转走自己的户口，迟迟不返校，妄想逃避斗争，可是同学们都在摩拳擦掌的等着狡猾的查天明，不获胜利决不收兵。查天明被迫返校后，还企图抵赖，拒绝在自己检查上签字，但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在鸣放中勾结“美四一伙”人，煽动工友和同学向党委会“讨人命”，还煽动罢免学生会，并散布反党言论，这都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 +## 刘兰在鸣放中叫嚣“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 + +　　在肃反中曾被清查的刘兰，对党极为仇视，在鸣放中他第一个在南院出大字报恶毒的诬蔑党支部是“官老爷”，在班内鸣放座谈会上他还大肆叫嚣“有仇的报仇，有冤的报冤”。诬蔑党的肃反运动都搞错了。他还参加“美四一伙”人主持的音美联席会的反党活动，他在会上煽动说“帮助党整风就象给病人割盲肠一样，他越喊疼，你就越割”，妄图发动对党的不满分子，向党进攻。当刘兰这些反党言行被揭露后，他还妄想狡赖，但经过大家的斗争和批判，他承认自己的言行是反党的。 + +## 胡文龙、沈一清的反党言行被揭露 + +## 历史系毕业班的胡文龙、沈一清等在鸣放开始后，组织“除害社”，沈一清自任社长。胡文龙是“除害社”的骨干之一，他写大字报诬蔑党的整风运动是“群众公开整党，党员地下活动”。胡文龙还和沈一清诬蔑党员在整风中有满腹意见不敢提，而夸耀他们自己是“帮助党整风的积极分子”，妄图煽动更多的人向党进攻。沈一清还代表“除害社”参加“文三一群”主持鸣放社团会议，在“史四”贯彻“文三一群”的反党意图。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胡文龙与沈一清都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表示向人民低头认罪。 + +## 毕业生经过反右斗争凯旋而愉快走向工作岗位 + +　　我院毕业生经过反右派斗争，大大提高了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有的人说“这是自己在毕业前夕受到的一次革命洗礼”，有人说：“这次斗争对自己的教育比历次运动都深刻”。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每个毕业生都自觉地对自己的日常表现特别是在整风中作了检查，并根据国务院的指示，作出了政治鉴定，正确地把个人志愿与祖国的需要结合起来，全体毕业生没有一个不服从分配的，都愉快的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毕业生通讯) + +## 2． 河北师院的“林希翎”——“文三一群”的女将冯树纯 + +　　整风时期，冯树纯扬眉吐气，口口声声说：“正毁它那‘老爷’式的统治”(指我党而说的)，所以当文四宣传组揭发了冯树纯反党言行的时候，人们拍手称快：虽是“大快人心”。这说明她的反党言行早已被人看穿。然而她并不老实交代，把堆积如山的罪恶事实，解释成“资产阶级思想”、“右倾情绪”。大家纷纷起来揭发她下列事实。问他怎样解释。 + +　　挑拨离间，破坏团结：与团组织闹对立，在团支部改选大会上怒气冲天，反对提候选人，说选举不民主，由个人垄断。挑拨团群关系，曾向张昭(要求入团的群众)说：“你入不了团，就是因为韩悦环、任秀屏当团干部”。她把群众分为好几等：基本群众——歌功颂德，乖乖的附首贴耳；非基本群众——带刺的、棱角的，有什么事也不让参加。破坏民主集中制，鼓吹煽动大民主。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疑，认为“在我们人民内部不是广泛民主，而是少数统治了多数。自己虽然生活在今天但并不是社会的主人，受压抑，没自由”。认为“官僚主义是民主集中制造成的”。她极力宣传大民主，曾对曹贞云说：“毛主席说在某种情况下可用大民主”。诬蔑肃反政策，抹煞肃反成绩。说“肃反中党把群众当成工具，群众处于盲目状态”她说“肃反错了，斗陈景汉(她爱人)没根据。不是实事求是”。反右开始她曾说：“我现在才体会到肃反对人的态度是残酷的”。积力支持肃反对象(胡志诚、郑从斌、陈景汉)翻案。她是“文三一群”中的女干将：参谋、指挥、组织者。她与右派分子王麦杆。刘维俊有联系。王麦杆通过她的介绍，参加“文三一群”的会议，她还积极走访工友，策划控诉大会，抓住“李奎顺事件”和“田丰事件”企图煽动大民主，让田丰爱人到自由论坛上控诉。她给田丰爱人写歪曲事实的发言提纲，并要人家声泪俱下，还说：“讲吧，不要怕，有‘文三一群’给你撑腰”。反右开始后，她看形式不妙，策动陈景汉(她爱人)赶快退却。首先声明退出“文三一群”，就在这时候她还无耻骂道：“他妈的，我们犯了什么错儿”，她倡议“文三一群”与各社团(政见相同)联合行动，企图包围院长办公室，并向党委会请愿。她代表“文三一群”参加各社团联席会议。她主张要采取重点突破的方针、并要煽动起第二次大字报高潮。她走访党委会时曾声色俱厉地质问桑部长说：“难道李奎顺向女同学要相片就说明他对女性要求迫切吗?难道女同学对男性要求不迫切吗?”她积极走访教师，她在访问右派分子王宾阳说：“他们(党员)知道我们不是帮助党整风，我们也不是帮助党整风，彼此心照而不宣”。又告诉王宾阳说：“谁再访问你时，你先提是不是“文三一群”，言外之意，否则你就什么也别说。”老奸巨滑的王宾阳激动地说：“谢谢！想不到你们这样能干，这是我几年来最知心的一次谈话。”然而在这些问题面前，冯树纯却说：“我说了没有？我说了些什么呢？我记不清了。”不仅如此，她还与右派分子刘民英订攻守同盟，对刘说：“心照而不宣”这句话，说成“你说的吧！反正你也是被斗了”并要刘作假检讨，说“事到如今就只有如此了”言外之意搪塞一下吧! + +　　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后，冯树纯又对“文三一群”骨干分子李俊和、刘民英、胡志诚说：“立场问题又把它提出来了，又用大帽子扣人了，要收了，好阴险啊！”又向喽啰们打气说，“坐不了牢，我们搞的都是事实”。 + +　　冯树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在政治上对党一贯仇恨，经常散播反动言论，整风时间更大肆活动，联合落后工友、右派分子教师，企图在我院煽动起大民主，把党赶下台去。这个“文三一群”的女干将，对党仇恨刻骨，然而她今天的态度，仍极不老实，企图蒙混过关。最后大会正告冯树纯：必须老老实实交代，否则，自绝于人民。 　　　　　　　　(文四通讯) + +## 3． 再接再厉、乘胜追击、争取反右彻底胜利 + +　　我系432名战斗员，在党的领导下，分11个战场，于本月23日全线出击。经过五天激烈的战斗，迫使右派阵线全线崩溃。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纷纷缴械投降，取得辉煌战果。 + +　　截至27日，已经揪出了“文三一群”群长李俊和、女将冯树纯、狡猾狐狸崔文、“文三一群”猛将田国屏、老狐狸张耀彬；“针灸社”的一员女将王玉雯和孟昭耀、“黄连社”的张瑞洪；一贯反党的孟宪财、赵为刚、乔景泗，“老毒草”柏青、刘增印、狐狸精田宝仁、王尔答；老奸巨滑的李玉书、刘华振、王耀堂、王藏玉、刘元凯、王洪田、白宏治、多俊成、罗应先等32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些敌人曾猖獗一时，疯狂地向党、向人民进攻，到今天则一败涂地。这些敌人在会上耍过各种花招，用各种卑鄙恶劣的手段，企图蒙混过关。然而在我们智勇双全的战斗员面前都被揭穿了。在论战中战斗员的革命斗志昂扬，都争先发言，势如万弩齐发，火力炽热。战斗员摆出确凿的事实，用颠扑不破的道理把他们的反动言行批驳的体无完肤，使得他们理屈词穷，无言对答。如：一贯反党分子孟宪财诬蔑农业合作化说：“农民生活没提高，农民还在痛苦的深渊呻吟”。同学们以亲身的经历痛斥了他的谬论，贫农出身的王玉珍气愤地说：“孟宪财，你抬起头来，看看站在你面前的过去就是贫农的女儿，现在成了大学生!”在铁的事实面前他哑口无言，连头都不敢抬。又如狡猾的狐狸崔文，只承认是削弱党的领导而不承认反党。文四的战斗员用铁的事实粉碎了他的诡辩：“发挥、印证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到处点火、诬蔑“三反”、“肃反”运动……不是反党是什么?”再如老奸巨滑的狐狸精张耀彬在会上装出一付可怜相，说：我“拥护党”、“热爱党”的假话，企图蒙混过关，激起战斗员的愤怒，质问他：“你在“党会否变质”的大字报里说：“几年来吸收了那些人入党呢?是：①党员的嫡系……②笑面虎……③皮球式的人……④会溜沟拍马、通风报信的人……你对党是这样恶毒诬蔑，最后你还叹曰：“党会否变质?”实际上你是说党已经变质了，难道这就是“你‘拥护党’，‘热爱党’的表现吗?”在战斗员的义正词严的痛斥下，他理屈词穷。就这样，在战斗员的四面围攻、无情的揭发和批判下右派阵线土崩瓦解。他们的观点和理论被驳的体无完肤：他们可耻的行为和丑恶的历史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了，他们在群众中完全陷于孤立。他们当中有的人已经幡然悔悟，向人民低头认罪，一面交代批判自己的反动言行，一面开始向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斗争，我们对这种悔过自新的愿望是欢迎的。如：“文三一群”骨干分子柳民生就是这样做的。有的则狡辩、抵赖，耍花招企图蒙混过关，如：张耀彬、崔文、孟宪财、李玉书、冯树纯等。有的则负隅顽抗，一心要为资产阶级右派做忠臣孝子，一心要与人民为敌，如赵为刚、王尔答、乔景泗、王洪田等。我们严正警告这些人，必须老实交代反党的罪行，不要自绝于人民！我们全体战斗员并没有因胜利而骄傲，而是以胜利的信心、旺盛的斗志，再接再励，乘胜追击敌人，并坚决表示把反右斗争搞深、搞透，不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全部揪出来，不取得反右的彻底胜利，誓不收兵！ 　(中文系学生通讯) + +## 4．“右派言论大词典”——王寿田被驳得理缺词穷 + +　　昨晚史二乙战场向反苏、反共、反人民的“右派言论大词典”王寿田展开了猛烈的斗争。经过了长达四小时的激战，这大词典也感到理缺词穷。王寿田之所以被称为“右派言论大词典”，就是因为凡是属于右派的言论他都进行了解释发挥，一切右派言论在他这本大词典中都是“好东西”。苏联是和平阵营的堡垒是世界和平的支柱，王寿田对苏联进行了恶毒的诬蔑和进攻。他说：“苏共中央是小宗派集团，争权夺利”，又说“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是一集团，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等又是一集团”。他说：“苏联第一次出兵匈牙利是不必要的，是干涉。第二次是必要的但也是干涉内政。”他对中国共产党同样诬蔑、打击和痛恨。他几乎支持所有的右派言论。当储安平的“党天下”发表后，他赞扬说：“还是大人物提意见尖锐，抓住了“要害”。他支持罗隆基的发言，还造谣说：“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和毛主席的论点一致”。他支持和赞扬龙云的反苏谬论，并补充说：“过去中国对美国的赔款和借款，后来都赖账了(?)(意即美国不要了)。现在借苏联的钱还得还人家”。他企图说明美国比苏联好，美国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我们说，苏联的贷款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我们为什么白用人家的。美国借给中国钱是交给蒋介石，来屠杀中国人民，这本来是王寿田知道的，但他对此不但不痛恨，反而感到痛快，赞扬不已。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王寿田是个什么东西。他把大右派分子、人民的死敌黄心平称为同志，由此可见他和黄心平等是志同道合的。王寿田对右派分子加以赞扬，对右派言论加以传播发挥，但对发表正面言论，驳斥右派言论的人却大加攻击。当同学们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和右派分子展开了大论战以后，他不但不支持同学们向右派斗争，反而对这些同学进行打击。他说什么：“你是教条主义，你说服不了我，假如章伯钧、罗隆基在我们班上，你想想你的发言能驳倒他吗?”他不光在会上这样，在会后也如此，提出了一些所谓问题来逼问在会上发表正面言论的同学，以此来达到他的打击这些同学，使他们不敢再发表正面言论的目的。大家一定要问“大词典”王寿田，既反苏、反共、反人民那么他爱什么呢?祟拜的又是什么呢?我们说他爱的是资本主义，祟拜的是美国。不信有事实作证。他说：“法国、意大利共产党有合法地位，在议会中也有席座；印度的克拉喀邦是共产党执政的。这能说人家不民主吗?”言外之意是说：中国民主少，中国不如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多。他又说：“中国到美国的留学生有三分之二(?)是教授和讲师学位，而到苏联的郤只有三个博士和副博士”。在此我们要问，谁向王寿田说过美国留学生有“三分之二”是教授是讲师呢?很明显，他是以此来赞扬美国，攻击苏联。他还说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没回中国“一方面是美国不叫回来，另一方面人家也不回来。美国有多好，设备也齐全。中国有什么呢?回国后没有设备条件，不是会耽误了人家的研究成就吗?”我们说：一个人，一个有起码良心的人，是不会忘掉自己的祖国的，是不会忘掉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的。实际上现在有好多留美学生已回国而且还有好多留学生要求回国，参加祖国的建设。而王寿田生活在祖国的怀抱，受到祖国的抚养和教育，郤忘了他是个中国人，郤忘了祖国。而念念不忘的郤是美国。大家又要问了，王寿田这样恨苏联，恨共产党，恨中国；又是那样的祟拜美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一定出身于一个地主或资本家家庭，再不就是历史上有问题或受过处分而对党有阶级仇恨吧?不是，他不是地主出身也不是资本家出身，他既没有历史问题，又没有受到什么处分。他是农民家庭出身，家庭成分是贫农，他从小就一直念书。土改时他家分得了土地，他全家翻了身。他从初中到大学一直享受助学金。人民用钱把他从小学、中学一直供到大学。他现在每月享有四元钱助学金，单衣棉衣另申请补助。本来王寿田对党、对人民该忠心地感谢了，但是不然，他对党和人民给他的恩情是以仇恨党和人民来报答。王寿田满脑袋装着资产阶级思想，他热中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欣赏资产阶级的恋爱观，本来他有个劳动人民的父亲，但他说：“我不以自己有农民父亲而骄傲，而觉得有这样父亲而耻辱。”本来拿助学金，要用来好好的学习，但他郤把助学金加以挥霍。……王寿田由于脑子里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已经走上反党、反人民的道路，我们要向他大喝一声，你必须悬崖勒马，老实交代，如果不幡然悔悟，必将自绝于人民！ (史二乙通讯) + +## 5. 王永良你想杀人？ + +　　王永良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玩弄两面派手法，阻碍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正常开展，在会议上当他的言论受到批评后，他不但不虚心考虑别人的意见，反而怀恨在心，会下对一个同学说：“班内要整我了，真把我气坏了，我恨没有带我的手枪，如果带着手枪的话，我非把他们一个个枪毙了不可。”大家看看他是多么恶毒。 + +　　王永良的杀人念头，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他过去曾对别人说过，由于村干部不给他改变恶霸地主的成分，当时曾想用手枪杀死村干部。在原工作单位由于他犯了错误，团组织给了他开除团籍的处分，行政也撤消了他的工作，他不是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企图枪杀党团负责人。 + +　　大家看王永良的地主阶级的残暴性格是多么恨毒，他要杀我们的村干部，他要杀我们的党团领导人，他要杀我们的反右派积极分子，我们不怕，我们不怕！我们坚定站在党的立场上，和王永良的反动言行斗争到底！ + +　　阶级敌人要杀我们，我们一定要斩断他们的魔爪！ + +## 6．工友揭发“美四一伙”人 + +　　开始整风时“美四一夥人”所谓对工友的“帮助”使我们对美四一夥人感到很“同情”，可是经过反对右派分子的斗争，我们才真正地认识到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他们所谓对我们的“帮助”“同情”都是假的，他们打着“同情”工友的旗帜来煽动我们向领导闹对立。比如李宜昌说：“你们对他们的情况比我们了解的更多更清楚，你们就得大“鸣”大“放”，否则的话他们不会给你们解决问题的”。他这样说法对吗?我们看来完全是不对的。他们的目的是利用我们工友作为他们的“挡箭牌”。他们的企图是什么呢?大家来评一评，李宜昌对我们说：“咱们贴大字报要集中力量向一个目标“进攻”咱们要经常联系，力量不要分散”。难道这样做是帮助党整风吗? + +　　这若不是向人民进攻，为什么说“集中力量”呢?他还说：现在的整风运动刚刚的“热”还不“烈”呢。请问到“烈”的时候是怎样呢?你的意图是什么呢? + +　　再有一个问题，关于“美四一夥人”画的一张漫画也充分说明他们对党的仇视。我们想这漫画很多的先生们同学们也都看见了，内容是：画了三个人，刘超同志在中间，这边是颜景昌同志“文官”，那边是刘梦生同“武官”，手里拿着“狼牙棒”。这画画的太不象话了，把人画得“绿脸红发、巨齿獠牙”活活象个“怪物”，虽然我们不懂的画的艺术，我们也看得出来，是对我们党的“侮辱”，我们党是那样的吗?不是的，他们这种画法充分地表现了对我们党的仇恨。表现了反对党的事业。他们这样来侮辱我们的党，我们是非常气愤的！ + +　　我们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我们痛恨旧社会，旧社会的痛苦是谁给我们的呢?还不是蒋介石吗?共产党来了我们翻了身，生活一天天的提高，这是谁给我们的呢?还不是共产党吗?为了争取这样的幸福，多少的烈士流血牺牲?现在右派分子们想推翻我们的党，妄想回复过去旧社会的统治，来压迫和剥削人民，这是不行的，坚决是不行的。我们永远站在保卫党的最前列，我们愿把自己的生命丢掉来保卫党的事业！ + +　　最后高呼： +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毛主席万岁！ + +　　我们坚决向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全体工友 + +## 7．评“野牛”的“配角”漫画 + +　　问野牛： + +　　当画出“配角”这幅漫画以后就投到光明日报社去了，在画退回来以后，才在院内发表，这样又怎样说明你原来的目的是帮助我院党委克服宗派主义呢? + +　　6月20日储安平发表了“党天下”的谬论，6月7日你画出了“配角”一画，在光明日报趋向于资产阶级方向的时候，你画出这样的画投到该报，请问你这样作是不是想要和储安平的论调相呼应呢？ + +　　王麦杆认为你这张画画的好，你一定也认为好，所以才把它投出去，请问这张画究竟好在那里？你当初是怎么画出这幅好画来的? + +　　 教三于吉水弓社 + +## 8．评“野牛”“帮助党整风”的漫画 + +　　野牛漫画“配角”是有意的鼓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和有意的恐吓一些人，理由： + +　　①有意地夸大右派分子的力量； + +　　②把党的力量已砍了一半； + +　　③有意地把帮助党整风的人画成萎靡不振，无动于衷。 + +## 9．质问孙光辉 + +　　1．为什么工人农民及一切热爱社会主义的人民都反对与驳斥储安平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天下”的谬论，而你确说他讲的有道理，你回答，你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的，你的思想情感和那些人一致呢? + +　　2．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的谬论是恶毒的向党、向全国六亿人民的进攻，你说罗的谬论和毛主席的讲话是一致的，你是否给罗的谬论找理论根据，而认为罗的平反委员会取消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吗? + +　　3．你说你要是罗隆基的话就不回国，到香港去。我问你香港是什么人喜欢去的地方，你为什么这样仇视党和人民? + +　　 史一乙　李惠民四人 + +## 10．我们不再沉默了 + +　　我们两个人是美四的同学，更是美四的共青团员。全院的同学们、同志们在反对右派谬论的斗争中揭发了我班一夥人散布的一些反党毒素，这样鲜明的阶级立场和捍卫社会主义的勇敢精神的行动，教育了我们，我们不应当再沉默了，我们应当坚定立场明辩是非，大胆的揭发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和行动。我们两不是“美四一夥人”的成员，当“美四一夥人”在整风初期以狂风暴雨的方式向党提意见时，他们所谓大鸣大放时，我们就初步认识到了这样做是不利于党整风运动的，但是当时我们丧失了共青团员的立场，没有勇敢向这种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做斗争，当时是有思想顾虑的，现在我们明白了，我们懂得了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应当坚定立场、明辩是非，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胜利果实。与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进行尖锐的斗争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美四何其炎、刘金山 + +## 11．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　　“鸣”主要的是为了帮助党整风，所以必须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提意见尖锐是好的，但最好能把意见提的具体些，这样不仅能更清楚地指出真的缺点所在，使党有所根据加以检讨和纠正，另外也能使群众了解真实情况，明辨是非。象美四大字报所写“逼死工友………”就这几行字，我举得是不能说清问题的。至于他如何死的?他的死与党的关系如何?他死后党是如何处理的？等问题之关键所在却没有说明，光写“……逼死工友……”这样的提法就会使群众迷惑，难辨是非，造成整风过程中，思想混乱的对党来说不能直接指出其错误，也不能帮助党改正错误，所以我认为这不是真正帮助党整风。 + +　　 华侨同学郑光煌 + +## 12．我要向真理投降！ + +　　我是积极支持孙光辉的一个，昨天我同情他的遭遇，甚至大叫起来，经过一夜多的斗争及同志们的帮助，完全承认我是错了。首先我没分清敌我，把平常说的，“在党的领导下”全忘光了，看到大字报我也写大字报，更高兴别人也写出大字报并鼓励别人写，去南院几次欣赏大字报，甚至死抓住追悼会，往牛角尖里钻，为什么我这样积极呢，主要的是解放后对党有不满情绪，以及受了右派分子的谬论的影响。 + +　　没有入党主要是我错误多，又不主动靠近组织还自高自大爱好自由等(具体的先向党交待)。 + +　　在和党闹对立的思想支配下以高度的不满情绪来打击党的三害，为在本院兴风作浪出了不少力，报上的右派分子的谬论迷惑了我，孙光辉的发言使我更激动，愈发展愈危险了，甚至前几天我看毛主席的报告，也要为我以前的野蚕方法找理论根据。但右派分子的谬论受到批驳后，我醒来了，我认为在阶级敌人存在下，首先要坚决向右派分子作斗争。 (史四梅林) + +　　 来源：《整风运动的一年》(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河北艺术师范学院编，1958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5.txt b/CCRD/1/5/2/0002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a6027abde6a9839087157a322c760559271918 --- /dev/null +++ b/CCRD/1/5/2/000235.txt @@ -0,0 +1,55 @@ +# 王立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中共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 + +　　王立志从1953年在东北师大政治系毕业之后，分配到我院当了助教，而且在短短的三年之后，就被提拔为讲师，说起来党和人民对他是不错了吧，可是王立志并不满足于这些，他不因此更好的为人民而工作！而且走的是另一条道路。 + +## (1)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装着满脑子个人主义。 + +　　从王立志一跨入了师院大门不久，一系列的表现中就证明他是一个别有用心的人，比如他曾在南院教职员团分支大会上公开打击支委，在工作上闹不团结，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攻击积极分子，攻击入党的同志。他为了窃取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纂夺教研组主任的职位，曾伪装积极，骗取信任，要求入党，当他的阴谋被揭穿，没有吸收他入党之后，他就从此怀恨在心，借助各种机会向党进攻。比如他把政治系所有的党员领导都说成是“不学无术”。在团支部会上诬蔑党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煽动团员对党不满，借党课问题大肆攻击桑主任，说他讲的党课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党课”。但对他自己则毫不知羞耻的吹嘘，在政治系以“理论”权威自居。 + +　　他身为共青团员，目无组织，无纪律，破坏团的组织生活，他自己交代“要把每次团组织生活都引导到人民内部矛盾上去”，造成团内思想混乱削弱了团的组织和战斗作用，所以有的同志反映“我来政治系一年，这一次组织生活最解决问题，我认为过去会开不好，主要是王立志捣乱”(这次他未出席)，就这样他远离了组织远离了同志，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 +## (2)从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走向政治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 + +　　①利用党整风向党展开猖狂进攻。我院党委宣布开始整风之后，他错误的估计了全国和院内的形势，认为“现在学生和学校的矛盾很尖锐，如还不解决，学生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他还认为，全国范围内知识分子与党的矛盾很尖锐，表现在学校里是“一触即发”的形势。因此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大肆向党展开猖狂的进攻。 + +　　他的进攻策略是到处点火，争取群众，口头上高唱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实际上是用着，“橡皮包着钢丝”“软中硬”的手法向党进攻，他还说：“不写文字的东西，因为这样容易被人抓住把柄。”他无孔不入地煽动群众，比如他与符镇寰一起刺激×××说：“浓包，这机会还不大鸣大放”。利用某团员工作不满情绪鼓动他反对某领导人，并向团员说：“你们怎么不放，如果不敢放，把材料给我鸣放”。这足见王立志的向党进攻，决非偶然的，而是图谋已久的。 + +　　②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1．要把党从高等学校赶走，主张在学校里取消党委制代之以“人民代表大会制”。 + +　　2．“要把政治系的党员在系内搞臭，再把政治系在全院搞臭”使马列主义的阵地，在我院威信扫地。 + +　　3．攻击政治系党员领导人，说：“桑主任是十足加二的官僚主义”。说：“钟毅是笑面虎”。说：“段慧敏带头搞宗派主义”。歪曲事实的从教学上诬蔑刘思融。“把曾做过通讯员工作的刘景波诬蔑为弼马瘟”。把曾参加肃反的党员郭念唐，诬蔑为肃反讲师。从分支委到党委委员一个不放过的进行攻击。 + +　　4．把政治系党员分成四等：“第一等是掌握原则的；第二等是布置原则的；第三等是说明原则的；第四等是捍卫原则的；最后非党群众是无条件执行原则的”。借以挑拨党内及党群关系。 + +　　5．说：“党组织独裁专制，党员不能独立思考，团员也不得不看“山姆大叔”的“秋波”。 + +　　（6．他怀疑胡风是不是反革命分子，并且认为二年没判刑不符合法律手续。） + +　　7．向团员散布“共产党只在高级知识分子的组织内进行整风，在工厂、部队就不敢这样作，因为工厂、军队中开展整风不得了？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 +　　8．讽刺李处长是皇帝，要求他“诏见”他。他还曾想砸系办公室及党团办公室。 + +　　9．到处散布“党要报复”的反动观点。 + +　　10．在课堂上和同学讲“刘自然和雷诺都是强盗”，冲淡了台湾人民的反美斗争气息。 + +　　11．他诬蔑系委会说：“系的领导集团是剥削者”。 + +　　12．挑拨党与民主人士关系说：“胡院长是牌位”。 + +　　13．说：“毛主席故意考验民主党派”，(是指故意让他们犯错误)。 + +　　14．向群众说：“现在群众是老爷，我们骂他们什么都可以，不用说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话”等。 + +## (3)反右派开始了，王立志退却了 + +　　1.他被迫退却向符镇寰说：“我们应无条件的退却，现在的退却为了给以后的进攻作好准备”。又说：“有进攻就有退却，整风开始时我进攻，反右派斗争时我退却，将来反右派必然要纠偏，那时我再进攻”。还说：“不要看人民日报社论出来就不提意见了，现在还要继续提意见，不过现在要提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意见，比如卫生运动搞不好等等，根本问题不要提了”。以此来掩盖他过去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但同时他继续发表反动言论，比如他说：共产党会搞“辩证法”，说：“组织做好了圈套，让我们往里钻，越套越深，我们廉价的出卖了自己”。这时他的内心仇恨再也抑制不住的说：“我悔恨当初不该学政治，不如学历史，学了历史到台湾也能教课，为谁服务都可以”。这样难怪王立志敢这样向党猖狂进攻，原来他要去台湾！这里可见王立志的真正面目了。 + +　　2．事实具在，拒不交代。反右派斗争之后，不久揭发和批判到他的头上，他不但不真诚交代，向人民低头认罪，而是一再的狡猾抵赖，说什么“我直到犯错误时，也还坚信我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说什么“我从结果上看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我最初不是自觉的这样作”等等。去你的吧，玉立志到现在你还想骗谁？你已经原形毕露，再也别想骗人了。还是老实点交代吧，这是你唯一的出路！ (政治系通讯) + +　　（来源：河北天津师范学院《整风运动的一年（1957年5月至1958年8月）》(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中共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委员会宣传部，1958年11月。1958年8月，河北天津师范学院于音乐、美术两系改名为河北艺术师范学院，中文、历史两系并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外文、教育、政治教育三系并入天津师范大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6.txt b/CCRD/1/5/2/0002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45e616301abd719bc5c0b77bb872a560d04a79 --- /dev/null +++ b/CCRD/1/5/2/000236.txt @@ -0,0 +1,21 @@ +# 在建瓯县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继续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 + +　　<林嘉煌　黄碧沛> + +　　新华社福州讯　福建省委宣传系统的十一个在建瓯县农村进行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表现有悔改之意的是极个别的，大部分不服罪，继续散布大量的右派言论。 + +　　1、继续恶毒诬蔑反右派斗争。有的诬蔑反右派斗争是“共产党没有事找事干。”是“学曹操借头颅以平民愤。”“把好人搞成坏人。”有的说，反右派使她夫离子散，“在大鸣大放时太相信党了，多说了几句话，就给划成右派。”“革命不如不革命，自己革了八、九年命，落得成为个右派。”右派分子戚慧之继续玩弄她惯用的伎俩，把反右派斗争说成是人事关系问题，以此来掩盖她的右派面目。她说，她之所以会成为右派，“是因为我丈夫反对领导，我反对领导的老婆”。并造谣说：“宣传部对我们的问题正在重新考虑”，以此来欺骗群众和煽动其他右派分子翻案。有的说，“划不划为右派，只不过是领导的一句话而已。”“平时得罪领导了，所以成为右派，鸣放时没有攻击领导，就不会成为右派。”有的右派分子继续流露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视。认为反右派是“是是非非，无是无非，今天非的焉知以后不是‘是’呢？”他们对把右派和地、富、反、坏列在一起；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国民党的代理人心中不服，说我们“对待右派好像苏联当时对待托派一样”，认为对他们的处理“太重”。有的说：“小右派不如大右派，大右派还可以不下来劳动。” + +　　不少右派分子还处心积虑地准备翻案。右派分子汤均幻想党中央分裂，他说：“最好反右派仅是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决定，以后会有人起来反对这一次运动，重新作出估计。”右派分子邢航川开始劳动时就准备翻案的“材料”，要利用几个月的时间写翻案的控告书，并说：“如果省委解决不了，要到中央去控告。”据揭发，这个右派分子还纠集其他右派分子，准备向党进行一次总翻案总反攻。 + +　　2、诬蔑社会主义。右派分子汤均把社会主义诬蔑为“象封建王朝一样”，说什么“每个王朝的统治者一旦掌握了政权，就杀攻臣”，并拿李白的诗“功成还退皆殒身”作为引证，说什么“一将功成万骨枯”，“劳动改造并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历代的王朝就有了，现在的右派比封建王朝里的流放犯还不如。”说：“共产党的胆量狭窄，容纳不下人民的意见。”大部分右派分子都说：“右派分子都是有骨头的，唯唯诺诺的都成为左派。”右派分子汤均说：“要是今天鲁迅还在，也会成为右派。” + +　　3、诬蔑社会主义建设。这些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飞跃发展是仇视的。对办人民公社，办食堂，生产军事化进行了一系列恶毒的攻击。说“大跃进是迫出来的。”他们认为把“农民搞得太苦了”，“农民束着肚子去劳动”，应让“农民休养生息”。右派分子汤均说：“秦始皇建长城，隋阳帝修运河，也是为了建设，但却是劳民伤财的，现在建设也很难免不是这样”。还说什么“这样下去，很难说农民不起来反抗”。大跃进给右派分子的感觉是“压力越来越大”，右派分子刘泓说：“压力大，反压力更大”。他们还认为“生产军事化，是很难避免不会走上命令主义的道路的，是跟说服教育的政策相违背的”。右派分子龚在左对人民公社设立军法处大为反感说：“除了法院之外，还有个军法处，这是不合法的。”广大农民欢欣鼓舞地在大食堂里进餐，这些右派分子却说：“农民不自由，失去了在南瓜棚下一家人共同吃饭的天伦之乐了。” + +　　4、不少右派分子逃避劳动，抗拒改造，有的连续二十天不出工。有的想逃跑，有的想另找出路，或退职回家去。右派分子汤均还想纠集其他地方一些右派分子，回家找职业或者隐居，准备“东山再起”。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很好改造，他说：“要坏就坏到底”。右派分子刘泓还煽动个别觉悟不高的下放干部做革命逃兵，为着掩饰自己的右派身份，逃避群众对她的监督，在群众面前还把自己说成是下放干部。 + +　　5、为铁托捧场，为纳吉喊冤。当党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右派分子汤均说：“结论不要下得太早，过去斯大林已经犯过这样的错误，现在不要再重犯了”。在批判南共时，他很希望“各国共产党出现不同的态度”。对南共的工人委员会他很欣尝，认为“南共有独创性”，他幻想“国际工人运动分裂”，“多出现几个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各国走社会主义要有各国不同的道路”。匈牙利处决叛国罪犯纳吉时，右派分子龚人左认为“这是不合国际法的”。 + +　　国际局势较为紧张时，有的右派分子就宣扬原子弹的威力，并以物理学的原理论证，认为可以毁灭地球，一切同归于尽。右派分子刘泓还说：“美国原子弹的威力在广岛已经看见了，苏联虽说也有，但是还没有看到”(意即美国强于苏联)。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1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7.txt b/CCRD/1/5/2/0002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d205060f4ea3926766f8b0934b3b1c2bf2c06fe --- /dev/null +++ b/CCRD/1/5/2/000237.txt @@ -0,0 +1,41 @@ +# 黎少华和美蒋唱着一个调门，公然替蒋介石提出“统一中国”的反动纲领 + +　　<清华大学、《新清华》> + +　　右派分子黎少华是1956年来的新助教。早在1957年初，他就向党发出了一支毒箭，写了一篇反党反社会主义、要求蒋介石卖国集团复辟的所谓“论中国统一问题”，这是一篇从理论到具体步骤方法、组织形式等很完整的反动政纲，在通篇文章中，黎少华竟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唱着和美帝国主义蒋介石集团一样的调子，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称作“中国大陆”并和“台湾”对等，他的居心是很险恶的。 + +　　整风期间，黎少华并未忘记他放过的这支毒箭，在鸣放会上叫嚣说：我早放了，党委为什么不答复，是不敢答复呢，还是水平不高看不懂?他的这篇反动文章究竟有些什么“深奥”的论点呢?我们把它摆出来大家看看。 + +　　黎少华在他的反动文章中，一开始就提出所谓“至今中国仍未统一”的谬论。并把中国不“统一”的原因归结为党派的存在，他反对“一党专政”，和任何解放台湾的政策(包括武力的与和平的)。 + +　　为了贯彻他的反动纲领，他在文章中提出了五点办法： + +　　1．掌握宣传武器，建立或组织专门的统一性的宣传机构和宣传工具(如报纸，电台，集会等)。其编辑人员及发行人员等不能由一个党派包办代替。 + +## 2．鼓励国民党特务积极参加“统一运动”，因为这些人可以起特别大的作用。 + +　　他说，对特务分子“不必要用监狱、罚劳改等办法”，而直接地很快地根据他们的志愿分别送回家乡与亲人团聚，或用介绍工作的办法来安置他们，以便把特务分子安插到各个角落，起所谓“特别大的作用”。 + +　　3．“停止敌对行动”，首先在言论上避免说谁好谁坏，并提出“不带任何条件”地与台湾“协商”，还要从大陆做起。一句话，就是要我们自己捆好自己的手脚，再让蒋介石回来统治人民。 + +　　4．黎少华竟然提出“要组织专门来往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通，免费接送他们来往”，认为“这就是统一的第一步”。他提出这一点的实质，只要看一看他所依靠的“骨干”是那些人就很明显了。他认为“特务反革命、在台湾的军政人员家属亲人会起特别重大的作用”的。而这样做就可以大发挥这些人的“作用”了。 + +　　5．成立所谓“中华民族大团结协商委员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不能单独由某一党派包办代替”，而要由“中国大陆，台湾，海外华侨来推选”。 + +　　最后他一再表示：我愿意为开展“中华民族大团结”运动而工作，我愿帮助大陆与台湾及海外的来往而工作，我愿意参加中华民族大团结协商委员会。一句话，要为他的反动事业奋斗到底。 + +　　在平时黎少华也一贯仇视党和新社会，他污蔑共产党是宗派主义的根源，咒骂工作忙的党员，说“他们累死了我高兴”，并且向党员进行威胁：“现在你们有一点点权力，我没有办法，等着瞧吧!”他还经常发表一些污蔑苏联，吹嘘美国和蒋匪帮的言论。当我们欢呼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时候，黎少华却是另一付态度，他说：“这算什么!美国不是不能发射人造卫星，只是没有搞，说不定明天一放就是几十个。”他还宣扬美帝国主义电子计算机、电(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比苏联好等等。 + +　　他还准备攒积上百万块钱到资本主义国家去留学，他说：“我只要能出国，什么我都干”。黎少华还污蔑今天的新社会，说今天反革命多了，是社会生活逼使他这样干的。看!黎少华的反动立场是多么鲜明! + +　　大鸣大放中他对右派分子的反党大字报极感兴趣，还煽动职员去看右派大字报，说有的事比国民党更糟。在肃反问题上，他见到有人要水平较高的干部去检查工作，就一在旁冷笑说：“共产党那里有这许多水平高的干部?” + +　　当中国人民大学右派分子林希翎向党猖狂进攻时，黎少华就找到了他的同路人，立刻写信与林联系，并说：“我两有着共同的理想和愿望，亲爱的朋友，让我们团结起来……为……新的生活而奋斗到底。” + +　　黎少华自己也承认他的立场是完全与人民对立的。他对一个老同学说：“我还没有看见一个人会同意我的看法，现在我们在这里争论，等着十年、八年后，我们不知变成什么样子，因为我们走的路是完全不同的”。 + +　　一月三日数学教研组开会斗争了这个顽固的右派分子，会后他并不低头认罪，仍拒绝交代自己的问题，甚至反而骂党支委派去找他谈话的党员，说“你滚!”“你是我的敌人!”他还把批判他的大字报抄下来并记下签名的人，扬言要“研究研究”!一月七日他竟撕毁了企21同学批判他的大字报，当同学质问他时，他猖狂地说“风暴要来了”! + +　　群众对这个十分猖狂的右派分子感到极大的愤怒，表示要和他坚决斗争到底。 + +　　 来源：1958年1月16日《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8.txt b/CCRD/1/5/2/0002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70b257465b9387a6076c487c6f325483310fef --- /dev/null +++ b/CCRD/1/5/2/000238.txt @@ -0,0 +1,25 @@ +# 鞍山市委整风办公室召开会议检查整理右派分子材料工作中的问题 + +　　<鞍山市委整风办公室> + +　　市委整风办公室于本月六日召开了市委所属各口审批组长会议。出席会议的共四十九人，会期一天。会上首先由市委整风办公室就反右派斗争材料工作基本情况和当前任务作了发言，然后进行了讨论，还选择了对几个右派分子初步处理意见的案例，进行了研究。 + +　　会议检查了复查工作的情况。按照省委整风领导小组的指示，对复查工作作了初步了解。从了解到的情况看，在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下达后，各单位均依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在过去反复排队的基础上，进行了复查工作。从总的方面来看，我市划定的右派分子是适当的。但也发现有漏掉和错划右派分子的情况。如鞍建系统至今尚有七个单位未发现右派；鞍钢卫生处所属之铁西医院原来也无一名右派，最近经过反复研究，批判领导上的右倾情绪和进一步发动了群众，因而查出两名右派分子。一名已由鞍钢口批准，另一名是该院付院长梁景华，鞍钢口已同意划为右派分子，正在报市委审批。在由口划定的右派分子中，初步发现有七名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另外还有个别的属于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但鸣放中无右派言行而划为右派分子的，未组织斗争，即作了纠正。 + +　　我市的复查工作作的还不够，还不彻底，有待进一步进行工作。 + +　　会议还检查了审批右派分子材料工作上存在的问题。认为： + +　　第一，某些报审材料在掌握右与中右界限上还有混淆不清的现象。表现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界限上未做严格区别；对思想认识上片面、语言偏激，同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严格区别；对某些负责干部或个别党员的缺点作了过火的偏激批评，同恶意的攻击党的干部政策、丑化党员干部没有严加区别；对某项政策执行上提出偏激批评，同有意夸大工作缺点，企图否定一切没有严格区别；对历史反革命、流氓坏分子问题，在鸣放中没有反动言行，往往与右派分子问题混在一起，以至为将来处理上带来一定的困难。 + +　　第二，在材料整理上有的是非界限不清，时间地点情节交代不明，将鸣放前的言行与鸣放后的言行混淆起来。此如，有的把过去自传中所交代的反省材料也拿来不加注明作为定为右派分子的根据。如果不从时间上去看，光看言论满可以定为右派分子，但当查明是过去的言论时则就大不相同了；甚至还有些材料分析不当，帽子过大，具体事少；有的把右派言行和组织分析意见混在一起，不好辩认。少数材料也有断章取义的现象。 + +　　第三，个别单位领导小组在划分右派分子时，展开充分讨论，听取不同意见作的不够。如有的单位负责同志说：“在支部讨论时我就表示不同意，可是支部书记一定要坚持批右派，我也不好意思反驳。”还有些单位在材料整理上领导缺乏亲自动手，以至有的材料只交给一般干部整理。整理前不做指示，整理后领导也未加以审阅修改，即匆忙的上报审批。 + +　　第四，在材料保管和保密上也有失密泄密的现象。有的单位把整理的右派分子稿件丢失，至今不知下落。市人委口有个做整风工作的干部将尚未决定的问题讲给爱人，其爱人又传给右派分子的爱人，以至最后传到右派的耳里，给反右斗争带来一定的困难。 + +　　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对中央、省委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学习不够，领会不深不透；某些同志看问题方法上有片面性；市委整风办公室对各单位的审批工作了解与指导不够，对发现的问题没有及时总结和交流经验，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 +　　· 来源： + +　　摘自鞍山市委整风办公室报告。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39.txt b/CCRD/1/5/2/0002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5fa0469f3d7dc5cf4ea5b8669e46554cf6f238 --- /dev/null +++ b/CCRD/1/5/2/000239.txt @@ -0,0 +1,17 @@ +# 加速进行组织和成员的根本改造：民盟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 +## 沈钧儒说：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民盟进行根本改造的根本原则，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盟的政治基础和唯一前途。 + +　　新华社28日讯　中国民主同盟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正式开幕。民盟组织和成员如何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新形势下迅速、长期地进行根本改造，是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 + +　　民盟主席沈钧儒在大会开幕时向二百八十多名代表致开幕词说，我们一定要开好这次大会，使它成为民盟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 +　　沈钧儒接着代表民盟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在报告了目前国际、国内的形势后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运用组织和群众的力量，帮助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速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改造，使他们跟上形势，全心全意地为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为加速建成社会主义服务，过好社会主义关，是民盟当前工作的方向和目标。 + +　　沈钧儒在报告中回顾了九年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到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这一个时期内民盟工作的经验教训。他指出这些经验教训主要是：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组织和成员进行根本改造的根本原则，也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盟的政治基础和唯一前途；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和统帅；正确的组织路线是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保证。沈钧儒在讲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时说，民盟只有接受党的领导，作党的助手，才能适应历史的发展，对革命起积极作用。反之，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单独搞一套，它就会迷失方向，甚至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反动力量。沈钧儒特别指出，民盟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盟员的多数还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因此，民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认真接受党的领导，每一个盟员都必须向一切脱离党的领导和违反党的政策的思想、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 + +　　沈钧儒最后说，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为了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民盟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担负起下列的政治任务：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以及保卫和平和解放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的斗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加速进行组织和成员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谈到关于改造的问题的时候，沈钧儒说，我们国家正在加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民盟目前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与当前的形势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必须进行组织的根本改造，清除右派路线的残余影响，树立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建立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领导核心，把民盟从资产阶级的政党改造成为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盟的组织改造和成员的个人改造是统一不可分的，盟员的个人改造，首先就要改造政治立场，同时也要认真地批判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等。 + +　　在今天大会开幕以前的十七天中，出席大会的代表们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以整风的精神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进行了学习，提高了思想认识。代表们在大会期间还将就工作报告进一步展开深入的讨论。 + +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11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0.txt b/CCRD/1/5/2/0002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3529ef0c6352b92a2898b7a479a42f5a1ecd6a --- /dev/null +++ b/CCRD/1/5/2/000240.txt @@ -0,0 +1,131 @@ +# 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１９５７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倾向的批判 + +　　<陈荒煤> + +　　１９５７年的春天，锺惦棐把反党的电影的锣鼓敲响之后，右派分子向党的电影事业进行了疯狂的进攻。他们集中目标攻击党对电影工作的领导，极力歪曲和诬蔑党的文艺政策，反对电影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主张倒退，企图把电影事业拉回资本主义的道路。 + +　　右派分子的进攻，遭到电影艺术工作者的坚决回击。在党的领导下，电影界在斗争中获得了伟大的胜利。 + +　　在紧张的反右斗争中，艺术片的生产仍然超额完成任务。反映工农兵题材的影片也还是多数；无论内容、形式和风格方面都比较多样，看得出来，许多人都在努力探索新的表现方法。去年拍摄的一些较好的影片，如“海魂”“边寨烽火”“女篮五号”“五更寒”等，在今年４月新片展览时，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 +　　这证明了，电影方面为了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加强制片厂的责任，直接负责文学剧本到影片完成的艺术领导、审查、批准，鼓励创作人员的创作集体的活动，发扬创作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基本上是正确的。 + +　　但是，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电影界对一些具有严重错误思想的影片进行了批判，使广大电影创作人员受到了教育。１９５１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就是一个例子。不过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那个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并没有完全摧毁，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这些渣滓又浮了上来。 + +　　已经放映的一部分艺术片，如“情长谊深”“球场风波”“寻爱记”“青春的脚步”“雾海夜航”等，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严正批评。也还有一部分影片，拍摄完毕后还需要作修改或者根本不能放映，如“未完成的喜剧”“谁是被抛弃的人”“不夜城”等。除了一些直接攻击党、攻击新社会的毒草外，有许多影片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绪、观点和趣味；甚至个别较好的影片也掺杂有这些东西。 + +　　为了拔掉银幕上的白旗，插上红旗，为了电影创作的大跃进（电影创作的跃进，首先决定于创作工作者思想的跃进），特别是为了使明年创作提高一步，对１９５７年艺术创作中的主要的错误倾向加以批判，是十分需要的。 + +　　（主要的错误倾向是什么呢？） + +## 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 + +　　１９５７年的影片中，讽刺喜剧特别流行。除了那部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庸俗不堪的“未完成的喜剧”外，有“球场风波”“寻爱记”“三个战友”“幸福”，以及原来文学剧本采取讽刺喜剧样式的“谁是被抛弃的人”“探亲记”等等。 + +　　首先应该说明，我们是需要运用讽刺喜剧的样式来批评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良现象，揭发生活中新旧的矛盾与冲突的。讽刺喜剧应该成为批评人民群众中的缺点和错误的武器。重要的问题是作者站在什么立场来讽刺和批评。 + +　　“未完成的喜剧”的作者的立场和态度是很鲜明的，就是直接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新社会。所以，尽管它是恶毒的，但是却一目了然。 + +　　还有一些问题严重而表现得较隐晦的影片。它们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实质上却歪曲了劳动人民的形象和生活，形成对新社会的攻击和反对党的领导。 + +　　比如“谁是被抛弃的人”，作者原来企图是鞭挞一个入城以来蜕化变质的老干部。如果能够深刻地揭露这种思想的本质，能够充分表现我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组织的力量，尽管这种题材带有一定的局限性，是一种个别的现象，也不是不可以表现的。 + +　　可是，这部影片却完全歪曲了我们的生活环境：于树德这个在新社会为非作恶的坏人，简直如入“无人之境”。影片根本没有表现党和群众对他的斗争。它给人的印象只是：老党员、老干部进了城，当了领导，就都变质了。这是对党的攻击和污蔑。而通过人物形象，通过所渲染的城市的物质生活，把城市和乡村、干部和群众夸大地歪曲地对立起来。同样的观点，也反映在“探亲记”这个剧本里。这两部影片尽管都没有按原剧本拍摄（“探亲记”的主题已经作了根本改变），然而却有着一个共同倾向：站在反动的立场，滥用讽刺，夸大生活中个别现象，歪曲生活，形成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攻击。 + +　　再如“球场风波”。“风波”本来不大，不过是一个让不让打篮球的问题。篮球打赢了，恋爱成功了，影片也就完了。可是作者为了制造矛盾，却不惜用一切力量来制造一个丑角——张主任。并且为了突出这个丑角，把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加以丑化了。影片几乎讽刺了所有的人，唯独那一对资产阶级教授父女却被描写成那样热心积极，温文尔雅。幸亏他们“干预生活”，“风波”才得圆满解决。作者的倾向性难道还不明显？讽刺的锋芒向着谁，难道还不明白么？ + +　　“寻爱记”似乎是在讽刺张士禄和马美娜的资产阶级思想。然而作者对李勇这个所谓正面人物也作了许多讽刺，并且最后还让那两个招摇撞骗的青年男女结合在一起。“幸福”是讽刺王家有的，可是，对他的错误思想并没有给予有力的批判；“三个战友”对于“大洋马”也是如此。 + +　　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编导并没有真正去接触思想深处的东西，只是为了取悦于部分落后观众，过多地追求所谓喜剧的效果，强加于人物身上许多不必要的噱头，卖弄低级趣味。于是，出现了许多撞人、摔跤、蛋糕打在脸上、香蕉皮沾在鼻尖上、人掉在泥坑里等等逗笑的镜头。作者忘记了笑和讽刺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没有认真考虑讽刺什么，为什么讽刺，如何讽刺。好像讽刺可以不管对象，可以不受任何约束一样。 + +　　（这样滥用讽刺，只追求所谓喜剧效果，其结果，不但必然会成为资产阶级的庸俗低级趣味的堆砌，也必然会片面地夸大生活中的阴暗面和缺点，歪曲生活的真实。尽管这些创作者的政治情况有所不同，其中只有一个编导吕班堕落成了右派分子，但是，从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不能不说“谁是被抛弃的人”“球场风波”等，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 + +## 抹杀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 + +　　１９５７年的艺术片中，有好些影片有意回避描写或取消党员和党的领导的形象，甚至公然对党的领导人物形象加以歪曲、丑化。 + +　　“青春的脚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剧本原名“生活的教育”，是企图通过美兰的堕落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情感，树立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主题基本上是好的，尽管写得还不够深刻，还有些缺点。 + +　　原来文学剧本中的几个主要人物，比如静文的父亲高主任，是一个老干部，是本单位党组织的负责人，曾经对彭珂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可是，影片中却变为一个高院长，是个老工程师、民主人士。原作中静文是一个革命干部后代，团支书，党员，曾对美兰进行过批评，参与了对资产阶级设计思想的斗争，后来与萧平结合在一起；而影片又把她表现为一个毫无原则的、一心一意要萧平与美兰和好的“大姐”。原作中彭珂也是一个党员、转业军人，但是蜕化变质了。影片中也改为一个旧工程人员。 + +　　总之，导演把原作中党员的称号都取消了，不论是好党员或坏党员。所以，这丝毫也不能说，导演是在维护党的利益。如果在银幕上出现了一个蜕化变质的党员，但也让我们看到党的组织和其他党员对他展开了严肃的斗争，这又有什么不好呢？ + +　　再如“情长谊深”，原来剧本中有一个党员副所长。尽管有些戏写得不够好，但从她身上多少还体现出来一些党的政策精神。可是影片中把这个党员副所长的戏全部删掉了。 + +　　“生活的浪花”和“悬崖”，原来也都看不到一个鲜明的党员形象，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斗争，也都看不到党的领导。“雾海夜航”在发生触礁事件前，我们只看到一个代理支部书记满头大汗，惊慌失措地恳求船长停车，但是仍然服从了船长错误的指示。等到触礁事故发生之后，这位代理支书就从此“失踪”了。 + +　　在另外的一些影片中，党的工作人员、领导人员往往也是置身于斗争之外的，除了看见他们说几句空话之外，看不到什么作用。有的导演甚至认为：一出现党员直接参与斗争，戏就发展不下去了。 + +　　“幸福”“护士日记”“牧人之子”“洞箫横吹”“母女教师”“乘风破浪”“凤凰之歌”等等，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进行斗争，可是，作者只着重表现了他们个人的斗争，对党的组织和领导所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力量，却表现得非常微弱，甚至把一些不正确的作风和错误的领导方法，也当作好的东西来表现，因而，体现在银幕上的党员和领导人员的形象，就苍白无力，缺乏生气，甚至简单粗暴，作风生硬，不近情理。 + +　　这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这实际上反映了创作人员对党的生活的无知，也反映了他们对表现党的生活和斗争根本缺乏热情。 + +　　我们绝没有这种简单的要求：无论表现什么主题和题材的影片，都一定硬要加上一个党委书记或支部书记。但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今天不论是在工作、生活中，凡是遇到重大的矛盾和冲突，特别是涉及到政策性、原则性的问题，离开了党的领导，就根本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电影艺术要真实地反映生活，特别是反映今天大跃进的现实，就不应该、也不可能把党员和领导人物的形象从银幕上排挤出去。如果不能鲜明地表现党员的形象，把党员排斥在斗争之外，就不可能表现党的作用和力量，尤其不可能正确地体现党的优良传统和领导作风。 + +　　过去的事实也证明，许多影片之所以获得广大群众的欢迎和热爱，正是因为创造了许多鲜明的、生动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的形象。从“中华女儿”“赵一曼”“钢铁战士”，到最近的“党的女儿”“铁窗烈火”“永不消逝的电波”，都正好说明这一点。 + +　　所以，借口反对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异想天开地要在银幕上取消党团员的形象，这不过是故意要歪曲生活的真实，企图抹杀党在现实斗争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党的领导而已。不然的话，为什么有些讽刺喜剧影片中却又出现了党的领导干部形象呢？只是在这种场合，除了尽力将他们丑化以外，看不出有其它目的。 + +　　当然，创造优秀的共产党员的以及领导的形象，对我们来讲，永远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是，这也是我们今天艺术创作者无法回避的一个历史任务。 + +## 宣扬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思想情感，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 +　　不久前在长春和上海举行的电影创作会议上，有些编导流露了一种情绪，说以后不要再去描写知识分子了，尤其是不能描写他们的爱情，写了就一定会犯错误。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我们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正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改造自己，改变自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使自己逐步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建立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如果有些影片，正确地去表现知识分子的改造、成长、成为与工农相结合的新型知识分子的过程，来教育青年，这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么？其次，错误的发生，也不在于描写了爱情。青年生活中当然有爱情，但这不是生活中唯一重要的东西。如果正确地表现爱情，这种爱情是鼓舞人向上、提高青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这又有什么不可以描写呢？ + +　　我们过去对于有关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反映得很少，现在需要适当地反映这方面的题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生活的题材，这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反映什么，如何反映。 + +　　但去年摄制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影片，如“情长谊深”“青春的脚步”“悬崖”“乘风破浪”“护士日记”“复试”“生活的浪花”“上海姑娘”等，几乎有一种共同的倾向，就是千方百计，借尸还魂地来表现、宣扬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 + +　　这些影片从表面看起来，都好像是打算要批判某些东西。“情长谊深”好像是要批判高级知识分子的保守思想；“青春的脚步”和“悬崖”都似乎要批判两个女主角的资产阶级思想；“生活的浪花”似乎在批判个人主义。但所有这些，实质上都是假批判之名，而为资产阶级的思想辩护，甚至宣扬、美化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 + +　　创作者对黄慰文、金章、美兰、方晴这些应该批判的人物充满了同情与偏爱，极力为这些人辩解。比如“青春的脚步”，原来未修改前的影片中，不但看不到对美兰有任何批判，倒好像周围的人都作了对不起她的事情。导演最得意、认为最激动人心的一场戏，是彭珂从法院回来，他母亲要上去责备他的时候，被他的妻子淑芳阻拦住，随后他的妻子含着泪为他准备晚餐。整个影片对彭珂没有进行任何斗争，只有几个群众对他“怒目而视”，作出“无言的谴责”姿态。影片的调子是低沉的、阴暗的，极力渲染美兰“失足”后的个人的矛盾痛苦、悲观失望，以博得观众的同情。导演与演员对这个角色的创造实际上是一种欣赏的态度，完全沉醉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大海里了。无怪乎有些同志批评，看了这种影片，不禁感觉又回到三十年前的时代去了。 + +　　“情长谊深”比起“青春的脚步”“悬崖”来，资产阶级的观点、思想情感并不是那么显露，然而愈隐蔽则毒素更深。这部影片正是针锋相对地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 + +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通过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以无产阶级的思想来改造他们。而这部影片实质上是宣扬资产阶级的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友谊可以超越一切。影片所表现的友谊，就是要对那位充满崇美观点、不愿改造自己的科学家低声下气，百般容忍迁就，不进行批评和领导，好像唯有如此才能感动、团结高级知识分子。 + +　　可是，“情长谊深”所宣扬的这种资产阶级的“情”，封建社会的“谊”，正是要被我们焚毁的渣滓。知识分子已经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末就作“梁上君子”，保留个人主义的臭架子，不和劳动人民相结合；要末就彻底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投降无产阶级，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正是知识分子两条道路的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刻，这部影片到底对谁有“情谊”也就不难想见了。 + +　　在反映知识分子生活题材的影片中，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影片，就是表现新型青年知识分子愿意投身到建设工程中去锻炼自己、改造自己的，例如“乘风破浪”“护士日记”“上海姑娘”等。但是这类影片有时却过于美化知识分子，甚至为了美化、突出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不惜夸大知识分子的作用，歪曲工人群众和党的领导形象。 + +　　比如，“上海姑娘”这部影片，就把一个上海姑娘白玫表现得高于一切。在整个工地建设中，唯有她重视工程的质量，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成为唯一正确的人物；而党和行政的领导却都是一些官僚主义者。结果，便形成这么一个上海姑娘孤立地在改造世界。 + +　　总之，这些影片都无非是反映各种各样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然而，作者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以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来衡量在改造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引导他们真正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相反，这些影片，不但没有能够表现党和群众的力量与作用，却在歌颂各种各样的个人奋斗，把前进的动力归结为爱情和友谊，甚至是个人主义者的痛苦、矛盾和错误。 + +　　这些影片顽强地表现了各种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观点，宣扬资产阶级的所谓人性论、伦理道德、爱情至上、友谊第一、温情主义、天才论、人情味等等，连知识分子的缺点和错误都加以容忍、同情、甚至偏爱、欣赏。所以，这些影片名曰批判个人主义，实则欣赏个人主义。 + +　　这些影片也大大宣扬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和生活方式。对个人主义者的痛苦和矛盾加以渲染，欣赏那种颓废、哀怨、忧悒、悲伤的情调。其中西装花衣服流行，布景则要富丽堂皇，黄色歌曲和黄色镜头也出现了。严重的是，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情感，不但在这些描写知识分子生活的影片中泛滥着，甚至在表现少数民族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影片中也泛滥着。“芦笙恋歌”原来的主题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但现在却成了“恋爱至上”的“人猿泰山”式的影片。根据赵树理原作“三里湾”改编的“花好月圆”，倒是名副其实的“花好月圆”、除了突出、夸大了三对青年的恋爱外，把两条道路的斗争这条主线抽掉了。更不用说像“不夜城”这样一部资产阶级的赞歌的影片。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宣扬简直是淋漓尽致！ + +　　我想，就１９５７年和１９５８年上半年出产的某些艺术片来看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倾向，主要是表现在以上的几个方面。我不可能对每一部影片进行具体分析。对于另外的一些影片，一般的描写不够真实，反映现实题材的不够典型，歪曲生活等等的现象也不去讲它了，仅仅就这些重要的错误倾向，已经足够使我们得到沉痛的教训了。 + +## 彻底扫清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加强党的领导，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建立又红又专的电影队伍 + +　　去年有相当数量的影片，其错误是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 + +　　１９５７年在许多电影创作人员中，工农兵题材吃不开了，文艺的党性原则不再提了，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要求放弃了。在战争中被党教育成长起来的、拍摄了革命战争题材而获得一定成就却堕落为右派分子的导演郭维公然宣称：“再不当战争贩子，再不拍摄战争题材了。”右派分子吕班说“就靠殷秀岑和韩兰根这两人可以吃一辈子。”有人叫喊着“要大胆写痛苦、写感情、写恋爱、写真实”；有人宣布“导演是三军统帅”要“导演治厂”……这许许多多的谬论，难道不正是响应了锺惦棐的“倒退”的号召么？ + +　　所以，１９５７年某些影片创作中的错误思想倾向是十分鲜明的。这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在电影阵地上的反映，这是一场尖锐的阵地争夺战，是电影艺术方面两条道路的斗争。 + +　　自然，这些影片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 +　　从电影局领导方面来讲，尽管我们强调工农兵的方向，强调创造新英雄人物等等，但是恰恰放松了最根本的一条，没有经常采取有效措施督促，帮助创作人员深入生活，锻炼改造。同时，也没有认识到，应该坚决把电影制片厂这样一个重要的、错综复杂的事业交给各地党委、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取得各地党的直接关心和具体监督。 + +　　电影局和制片厂的领导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们开始是强调电影的特性，怕“放”，怕不好领导，怕放出毒草来，怕放弃集中管理。以后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时，又放弃了思想领导和思想斗争。到后来，出了一些坏影片，又怕批评，怕锄毒草，不敢正视错误的严重性。总之，一个怕字贯串三个阶段，实质上是右倾思想，是不相信真理、不相信党的领导、不相信群众的一种表现。 + +　　关于电影艺术创作的队伍问题。应该首先肯定，这支队伍是有力量的，经得起考验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然而过去由于没有坚决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迷信少数专家，崇拜权威，不坚持下乡上山的锻炼改造方针，因此在时代飞跃前进的过程中，就不可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且，根据现在电影事业蓬勃发展的需要来看，这支队伍显然太小了，需要很好整顿、调整、改造和扩大，大大增加新的血液。 + +　　同时，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摆在面前，那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与生活情调，以及艺术观点、艺术趣味，至今还束缚着、支配着我们某些艺术家。这种状况不改变，电影创作是无法跃进的。这要求理论战线上一系列的工作，有计划地、系统地、彻底地批判电影艺术创作中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修正主义倾向。在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的同时，也不能放松对教条主义的批评，防止教条主义的抬头。 + +　　总之，没有这些条件和气候，修正主义的歪风不可能如此猖狂。要彻底扫清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必须从以上三个方面，从根本着手，即加强党的领导，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彻底改造队伍，建立又红又专的队伍。 + +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我们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及修正主义思想影响的斗争，是长期的。今后它们会更隐蔽、更巧妙地来侵袭我们。因而，对它们的批判是必须坚决进行到底的。把１９５７年电影艺术片创作中的错误加以暴露，是有很大好处的。这就能把坏事变成好事。因为，白旗树立起来，更便于我们辨别方向、了解敌情，明了我们的阵地还不巩固，那里还需要插上红旗，而积极工作，参与斗争。 + +　　但是，也有些同志不这样想，或者希望禁止演出这些坏影片，或者不愿意去正面展开严厉的批评。这样作，倒真是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应该按照党的指示，正视这种严重的错误，要敢于大破大立，使电影艺术创作工作者认真地吸取教训。 + +　　我在电影局负责艺术片生产的领导工作，产生了这样多不好的影片，我要负很大的责任，也应该对自己执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右倾思想，进行深刻检查。但是影片既然产生，已经成了社会产品，发生了影响，那么，就不能仅仅看作是个人的问题了，应该从党的政策来考虑问题，如何积极来锄草，使其变为肥料，更有利于事业的发展。 + +　　从今年５月起，党的领导方面指示电影艺术工作者要多拍摄些纪录片，纪录大跃进的时代，同时，投身到大跃进时代去改造自己，为时不到半年，已经有了显著的成绩。尤其是党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更加鼓舞我们满怀信心地奋勇前进。 + +　　让我们大家一齐动手，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吧！让红旗一面紧接着一面，一面比一面更鲜明地在银幕上飞扬吧！我们相信在全体电影艺术工作者共同的协作和努力下，电影艺术一定能创造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国庆十周年。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2月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1.txt b/CCRD/1/5/2/0002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94edd752956d49fa780888fea393746cb2eb3e --- /dev/null +++ b/CCRD/1/5/2/000241.txt @@ -0,0 +1,13 @@ +# 滁县、蚌埠市两个右派分子逃往香港 + +　　<刘瑞兰编> + +　　新华社合肥15日讯　安徽省滁县、蚌埠市右派分子丁承华、丁崇鼎于11月中旬逃往香港投敌。丁承华，男，二十四岁，学生出身，江苏淮阴县人，1950年参加工作，1954年任滁县公安局政保股干事，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后在该县铁厂劳动。丁崇鼎是丁承华的哥哥，原在蚌埠三中教书，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少校军需，反右派斗争中划为极右分子，逮捕判刑，在蚂蚁山劳改队劳动改造。 + +　　右派分子丁承华是滁县公安局右派小集团成员之一。这个小集团的颜锦培(原滁县公安局治安股干事)在去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就提出要去香港，当即被关押审查。最近据这个集团的成员陈学平(原县局政保股副股长)、朱成华(原县局秘书股副股长)的供认：丁承华早已作了投敌准备，在反右派斗争前，丁即盗窃了县公安局盖了公章的空白介绍信三张，并从“安徽公安”上登载的“香港与澳门”的文章中抄下了有关出入边境的材料。反右派斗争后，这个集团的成员分散在各处劳动，但他们仍然有联系，尤其是丁承华与朱成华联系更为密切。今年10月2日，朱在给丁的一封信中鼓励丁承华逃港投敌。此后，丁、朱二人又研究了逃跑时如何伪装，走那一条路线，以后如何联系等等具体问题。并决定：丁带其哥哥丁崇鼎一道逃走。朱因只有一条腿，不便逃走，留下来先发展反革命组织，待丁到香港与特务机关接上关系后再派人来与朱联系。 + +　　10月间，丁承华伪装生盲肠炎，要请假一个月，经该县办公室批准，于11月7日提前领取了三十元生活费。11月8日丁持滁县公安局的公函(事先盗的盖了印的空白信纸而后填写的)到当地驻军○二○○部队政治部保卫科，借口要侦察一个潜特案子，要化装一个青年军官，骗得了一套上尉军服和一个军官证。11月11日，丁持盗盖公章的介绍信去蚌埠市公安局，自称是○一四四部队的，要提审丁崇鼎，经该局负责人批示同意后，即去蚂蚁山将其哥哥丁崇鼎提出，两人当即逃往上海。12日，丁承华持滁县公安局的介绍信(也是事先盗的盖公章的空白纸而后填写的，化名李维良、陈顺平)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说要找上海市动力学校的张善余了解鲁德衡的材料，市委组织部即介绍丁到动力学校。不久，丁等又回市委组织部，说张已调到广东宝安县某小学当教员，市委组织部又介绍他们到宝安县委。15日上午，两人到达广东宝案县委组织部，说要到沙头角找小学教员张善余了解材料，县委组织部开了介绍信，并介绍到县公安局取得了边防证。15日下午，丁二人即到达沙头角，到小学去了一趟，还在饭店吃了一顿饭，饭后即越过边界，与英国警察讲话，声称要求“保护”，不久，一辆吉普车把他们接走了。 + +　　丁承华等二人逃港投敌后，台湾的“中央日报”、“新声报”等均发表了这一消息，报道了他们的投敌经过，并乘机对我进行大肆诬蔑。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2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2.txt b/CCRD/1/5/2/0002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c2528091a4a1d9f11b0caa242396bcddfa59c4d --- /dev/null +++ b/CCRD/1/5/2/000242.txt @@ -0,0 +1,19 @@ +# 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在京台湾同胞愤慨声讨谢雪红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６日讯: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和台湾省籍的归国华侨今天下午在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总部举行集会，以无比的愤慨声讨右派分子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 +　　会议从下午二时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发言的人争先恐后。在会上发言的共有二十七人。他们一致指出谢雪红是台湾人民的败类，坚决表示要同她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并要求台盟总部对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做出严肃处理。 + +　　从台湾归来的工程技术人员、现任北京市区人民代表的陈丁茂在会上说，台湾人民从同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无数流血斗争中，深刻地体会到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决不能得到解放。许多台湾同胞所以从台湾回到祖国大陆，正是因为他们热爱祖国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右派分子谢雪红说台湾人民对共产党没有好感，这是对台湾人民的最大侮辱。前年从日本回国、现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学习的洪进山说，谢雪红的反动政治主张和组织路线，完全违背了台湾人民的意志。她为了实现个人可耻的政治野心，企图离间归国台湾籍华侨同共产党与人民政府的关系，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全国政协委员谢南光指出，谢雪红一贯地包庇汉奸和反革命分子，处心积虑地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台湾同胞同祖国人民的团结，我们一定要和她彻底划清界限，使台盟组织更好地为解放台湾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现在中央民族学院工作的高山族干部陈连生和高山族学员田中山、中央生物制品研究所主任技师李河民、北京市政协委员陈木森等人，在会上以他们的亲身经历，指出所有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和台湾籍华侨回国后都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妥善安置，不少人还在不同的岗位上坦任了领导工作，彻底驳斥了谢雪红所说人民政府不信任台湾同胞的谎言。李河民说他不仅在工作中得到领导上的很大信任，并且人民政府还曾把他送到苏联去学习。陈连生说，台湾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高山族人民受害更深。所有台湾同胞包括高山族在内，都热爱祖国各民族的大家庭，希望早日回到社会主义祖国的怀抱，决不容许谢雪红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北京市儿童医院医生、北京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理事黄文哲说，谢雪红煽动我们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不要热爱祖国，如果我们听了她的话，就正中了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心意。 + +　　会上，许多过去曾经和谢雪红接触过的台湾省籍归国华侨和台湾同胞，还揭发了大量事实，证明谢雪红曾经利用某些台湾同胞对祖国情况了解不够的情况，散布大量流言蜚语，吹嘘她个人的所谓“英雄历史”，打击台盟领导中的左派，挑拨离间，以便为实现她个人的政治野心制造资本。有些亲自参加“二·二八”起义的台湾同胞，也在会上揭发了谢雪红当时包庇敌人和仓惶逃跑的种种丑恶事实。全国供销合作总社陈凤龙揭露，谢雪红曾经把右派分子杨克煌写的一本为谢雪红本人吹嘘，歪曲台湾人民斗争历史的小册子推荐给他，说是一本最可靠的书，要他翻译成日文，向国外宣传。北京第一汽车附件厂王鸿德说，他在最近申请要求下放，谢雪红不但不加鼓励，反而进行阻止，说是像他这样的人“下放太可惜”。 + +　　会上揭露，直到台盟总部对谢雪红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以后，她还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和归国的台湾省籍华侨中散布各种谣言，污蔑反右派斗争，企图反扑。谢雪红这种抵赖罪行进行顽抗的恶劣态度，激起了所有与会者的极大愤慨。 + +　　各地台湾同胞也给台盟总部寄来很多信件，揭发和声讨谢雪红的反党罪行。 + +　　 ——原载《人民日报》1968年1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3.txt b/CCRD/1/5/2/0002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07b3d6de65de9b4ec1afb7c115d7e2fcb831e4 --- /dev/null +++ b/CCRD/1/5/2/000243.txt @@ -0,0 +1,9 @@ +# 上海各区选民纷纷举行会议，撤销右派分子区人民代表资格 + +　　【文汇报讯】 最近几天，黄浦、卢湾、徐汇、新成等十四个市区内的七十三个选区的选民，先后举行选民会议，一致通过撤销右派分子关百胜、李樾卿、门长华、顾守熙、章曼苹、覃汉川、赵文璧、余若南、周永德等七十三人的第二届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 + +　　根据有关单位整风和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出来的材料，关百胜、李樾卿等七十三人，已经成为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已经不能继续充任光荣的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因此，选民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的规定，先后举行选民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撤销右派分子关百胜、李樾卿等七十三人区人代会代表资格。 + +　　这次召开的选民会议，到会的一般都达到选民总数的80-90%。他们知道了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以后，感到极大的愤概。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1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4.txt b/CCRD/1/5/2/0002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9e2ccbc2a50da7022f1afc1615df0cb4649f7 --- /dev/null +++ b/CCRD/1/5/2/000244.txt @@ -0,0 +1,9 @@ +# 县级机关和中小学在整风运动中发生死人事件——锦州地委通报各地避免类似事件继续发生 + +　　整风运动进入辩论阶段以后，凌源等县曾发生过死人现象。最近又有：建平县业柏寿镇完小教师乔顺华于一月二日割脖子自杀；黑山县财贸训练班学员王臣于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吊自杀；建昌一中教员刘栋才于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上吊自杀；义县雹神庙乡小学教员李芳廷于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投井自杀（急救未遂）。 + +　　地委认为上述事件，应引起各县（旗）委严加注意。据了解，这些人多系历史上有问题，思想有顾虑，加之斗争方法缺乏策略而引起的。应向群众反复交代整风运动的目的、意义和政策，认真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斗争方法，防止简单粗暴，避免类似事件的继续发生。 + +　　· 来源： + +　　锦州地委一月六日通报,转载于《辽宁整风简报》第82期（1958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5.txt b/CCRD/1/5/2/0002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2ed6a7917e4c8e248c555ecafe7a48bc925515 --- /dev/null +++ b/CCRD/1/5/2/000245.txt @@ -0,0 +1,17 @@ +# 右派分子洪荒作恶多端 + +　　【文汇报讯】 在上海市二届三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被撤销代表资格的右派分子洪荒，原是文艺工会筹备处秘书长、党组和行政的实际负责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文艺工会机关干部揭发出大量事实，彻底暴露了这个党内右派分子的面目。 + +　　去年5月，洪荒趁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市委宣传会议上向党猖狂进攻的机会，即抓住文艺工会长期没有成立，以及对市工联和文化局领导上存在的某些缺点，特别是对文化局党组，搜集大量的反面材料，准备在宣传会议上向党和文化局施放毒箭。当组织上了解他的情况并加以劝导后，他不仅不警觉悔悟，反而越加怀恨组织。 + +　　洪荒不仅在宣传会议和机关内配合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他还在5月份派了一个工作组到“人艺”基层去放火，这个工作组在洪荒直接领导下，和该院右派分子张立德、章曼苹等人向党进攻的步骤，完全合拍，在一个时期内，“人艺”的工会组织，竟渝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工具。 + +　　根据揭发的事实证明，洪荒对工会工作一贯采取了修正主义的观点进行工作的，抵制党的工会运动的正确路线。他对党领导工会不可动摇的原则采取了抽象承认实际否定的态度。 + +　　关于工会与行政关系上，洪荒有意抹煞工会与行政在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根本一致性，夸大工会与行政的矛盾。他借口工会的监督作用，把工会与行政对立起来。在洪荒的影响下，文艺工会与行政的关系发展得极不正常。 + +　　在工会与群众的关系以及工会如何保护群众利益的问题上，洪荒一贯把自己扮演成代表群众“多数”，他认为剧团的主要演员人数少，一般演员人数多。文化局只抓少数，不管多数，只做统战工作，不走群众路线。事实上，洪荒这种观点反映在实际工作中，只能促成一般演员与主要演员之间的对立，而这正是违背了剧团大多数人的利益的。 + +　　洪荒所以沦为右派分子，是因为他存在着极为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他出身于高级职员的家庭，本人又是自由职业者。入党后，又没有经过严格的阶级斗争的考验，特别在解放后，斤斤计较个人名位，一直不安心工会工作；当他的个人野心不能得逞以及“三反”时，在戏曲改进协会闹独立性受到组织严格批评，就对党埋下了不满种子，在以后的工作中一再不接受党的教育，终于墮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而自绝于人民。 + +　　（来源：《文汇报》1958年1月6日。原题为：“右派分子洪荒作恶多端/抱住修正主义观点一贯抗拒党对工会的领导 污蔑文化局在行政、工会及群众间制造矛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6.txt b/CCRD/1/5/2/0002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0d1f096feb869de47846706a0bfb8762fccbbd --- /dev/null +++ b/CCRD/1/5/2/000246.txt @@ -0,0 +1,23 @@ +# 重庆市在整风中揭露了不少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 +　　新华社重庆6日电　重庆市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从去年11月初开始到目前为止已如期完成。代表大会预期在1月14日开幕。 + +　　这项准备工作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即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取得反击右派斗争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把主要力量转到内部，对党内进行一次清理、整顿工作。也就是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和大字报的方式，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中心内容，在党内的领导骨干中进行整风。 + +　　这项准备工作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召开第八次市委扩大会议，第二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 +　　重庆市在11月8日到11月底召开了第八次市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了全市各部门主要领导干部，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和大字报的方式，除了充分揭露三个主义之外，还揭露了党内右派分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和以他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活动(包括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谢予等人)；揭露了在党内隐藏了二十年的阶级异己分子、重庆水轮机厂厂长丛戍和党委书记翟振中、副厂长张凤利等人的反党集团的活动；揭露了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在工会工作中发展工团主义的市工会主席、市委候补委员张显仪的反党活动；揭露了向党争权、闹独立、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市委委员、副市长陈筹和市人委副秘书长田伯萍等人的错误。此外，会议还揭露了其他一些具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向党要名誉，闹地位的同志的错误。 + +　　这次会议暴露出党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的不纯是惊人的，反映在党内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在参加扩大会议的四百七十四人中，揭露出右派分子或犯严重右倾错误、突出的个人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有二十八人，占到会人数的5．9％。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犯有反党性质错误的有十人，占2．1％；犯有严重右倾错误的七人，占1．4％；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九人；占1．9％；违法乱纪的二人；占0．42％。 + +　　这次会议对全市整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紧接着市委扩大会议，全市各单位党组织从去年12月份开始，采取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形式，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深入贯彻市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现在全市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达到一万多人，揭发出的问题较多。各单位的统计：有严重问题、列为重点、分别在大会小会作为批判对象的人，一般大约占到会人数7％到10％(其中在大会批判的约2％左右)；反党反社会分子一般占到会人数的1．5％——2％。这个比例，反映出党内90％以上的领导骨干，在政治立场上是坚定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最严重、问题较大的人只是少数。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已深入到领导核心的主要的部门，而且突出表现在对待党的领导问题上。 + +　　市委宣传部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文澄、王匡时、谢予等的影响，实际上起了很多“裴多菲”俱乐部的作用，成了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修正主义、地方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不但割断了市委的领导，拒不执行市委的指示，而且把宣传部、报社变成了对市委进攻的阵地。在他们控制下的报社、电台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倒戈向党进攻。市工会实际上成了张显仪的独立王国，不但拒绝党的领导，而且不让党和群众直接联系。在张显仪工团主义的腐蚀下，原有领导骨干大部分已经垮了。从市工会揭露出的一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来看，都是领导骨干。如：邓平是市工会秘书长，郭平时市工会生产部长，王延平是市建筑工会主席，贾飞龙是省电业工会主席。其中有两人(邓平、郭平)是市工会党组成员。政府系统陈筹、田伯萍等人的向党争权、闹独立性的倾向也是恶劣的。他们强调人委是一个整体，除财权、事权外，还公开向党争人权，争对各局党组的领导权；他们对一些带全市性的问题，不向市委请示报告，企图把人委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厂矿方面也揭露出不少问题。有的以属中央管的大厂领导者自居，对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不尊重。如水轮机厂以丛戍为首的反党集团(党委书记、厂长、副厂长都是反党分子)一贯抗拒市委领导，对市委派去的副书记连薪金都不给。他们互相包庇，在厂内称王作霸，对干部、职工完全采取一些官僚统治的办法。丛戍曾说：“我们这些人(指他们三人)水平不低了，有意见不一定要批评”。对干部呢？丛戍指示：“要抓三个东西：一命令；二制度；三处罚。要先打后拉，打得他服了再拉”。他威胁干部和群众说：“我这个人是不好惹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人敬我一丈，我就送他上天！”丛戍的横暴发展到用惩办主义对待工人，强制实行废品赔偿制度，使厂内40％的工人遭到了扣工资来赔偿的惩罚。金工等车间工人赔偿的面达到70％到83．8％。有一个工人因废品赔偿扣工资得扣二十年之久。不少人弄得饭都吃不起了。职工对他的罪恶，早就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当这次撤销丛戍职务的决定在厂里宣布后，工人欢呼鼓掌，说共产党好，英明，有的感动得流泪。 + +　　由于四川省委的直接领导、指示和支持，重庆市委在这场尖锐斗争中表现了很大的决心，首先是不怕烧了自己(把自己烧得焦头烂额也不怕)；其次是不怕某些部门整垮，始终坚持严肃斗争的原则，坚持有问题必须要解决的态度，并且相信大多数。因此，扩大会议一开头，即专门大鸣大放，针对领导上的三个主义，大家提出了三千多条意见。当着三个主义放透，温度烧高的时候，许多坏的东西就出来了。会议开始时，有的人说：“我们都是老干部，都是‘老奸巨猾’的，想放右派时放不出来的”。后来温度稍高，有人就说：“让我发了言再讨论”及三个主义放到了高潮，有的人就到了情不自禁与肆无忌惮的程度，竟说：“让我把意见说完，当成右派也可以。”会上放出的错误言论、反动言论很不少。 + +　　这场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心的斗争，目前看来是正常的、健康的。市委坚持了对问题分清内外性质分别对待的原则。对张文澄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采取了和党外一视同仁，毫不留情的彻底揭露和坚决批判、打垮的方针。但另一方面为了争取中间分子，各书记、常委都亲自和他谈话，再忙也不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使他感到不绝望，因而斗争虽十分尖锐、猛烈，却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属于思想作风错误性质的同志，采取了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方面毫不怜惜地批判他们的错误，另外积极关怀他们。因此，虽然斗争是尖锐的，但没有伤害这些同志，他们感到这是挽救他们，表示真诚改正错误。由于群众情绪高涨，目前中共重庆市委与提出克服温情主义的同时，也注意了防止乱戴帽子，随便扩大斗争面、不分内外界限等等粗暴的作法。 + +　　这次斗争对各单位负责干部的教育十分大，他们参加了市的整风，又参加本单位的整风，上下左右几方面的帮助和揭发批判，压力较大，不但发现了若干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许多党组织内的老问题也在这次彻底解决了。普遍感到，这样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一次清理，同时又开党代表大会通过贯彻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工作方案和决议，劲头就特别大。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7.txt b/CCRD/1/5/2/0002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7e93a52009fc3c1b45681783fbcae85e7e841f --- /dev/null +++ b/CCRD/1/5/2/000247.txt @@ -0,0 +1,29 @@ +# 驳刘惠之的“最高监督论” + +　　<王桂五> + +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刘惠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在检察工作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刘惠之是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检察工作路线的代表者，是资产阶级右派在检察机关内的代理人。他企图篡改人民检察机关的专政职能，把检察工作拉向右转。 + +　　我们知道，人民检察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它的任务是对一切阶级敌人、反革命分子和流氓、阿飞、盗窃、诈骗、杀人放火犯等坏分子实行专政，维护社会主义的制度和秩序，维护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但是，刘惠之却倡导和散布了一种同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法制不相容的所谓“最高监督”“监督的监督”、“二线监督”的理论。什么是“最高监督”、“二线监督”、“监督的监督”呢？根据他的说法，是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和干部的“违法现象很严重”，仅依靠主管部门和国家监察机关的监督还不够，而且这些机关也不完全可靠，它们在监督违法中还要发生违法现象，所以必须要有检察机关再对它们加以监督。这就是所谓“监督的监督”、“二线的监督”的由来。在这里，刘惠之设想了一个监督体系，他把其他部门的检查监督工作放在这个体系的下层，而把检察机关的监督放在这个体系的最高层，凌驾于一切之上，实行“最高监督”。 + +　　执行这种理论，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两个结果：一是削弱专政和否定专政，把检察机关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锋芒，掉转头来对准人民自己的国家机关和干部；一是把检察机关驾于一切之上，使其不受任何监督，从而同党分庭抗礼，并且取代党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权。显然，这种理论是十分荒谬的、反动的，必须加以驳斥。 + +　　按照我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务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行使检察权，并未规定检察机关行使“最高检察权”或“最高监督权”，并且在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对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和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分别加以规定，即该法第三条和第四条的规定。而按照所谓“最高监督”的说法，则不仅最高人民检察院实行最高监督权，而且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直至基层人民检察院，也是实行“最高监督权”了。这是没有法律根据的，是违法的言论。事实上，从我们国家的体制来说，对于国家工作实行最高监督，应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权限，因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从对国家工作的政治领导来说，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因此，只有党才能对国家工作实行最高的领导和监督，而且也必须由党来实行最高的领导和监督。那种主张由检察机关实行“最高监督”的说法，如果不是有意歪曲法律，那就必然是企图和党分庭抗礼了。 + +　　在刘惠之的“最高监督论”中，他特别强调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的作用，并且歪曲了一般监督工作的内容。关于一般监督这个名词，在法律上是没有的，它是检察工作上习用的一个术语，它的内容主要是指检察机关对有关国家机关的决议、命令和措施是否合法的监督工作。根据几年来我国检察机关的实践经验，由于我们的国家机关和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坚决地遵守法律和维护法律的，国家机关和干部违法的现象很少，尤其属于需要用一般监督来解决的重大违法事件并不是经常会发生的，所以不应当把一般监督工作作为检察机关的经常的主要的工作来进行。而刘惠之则歪曲和片面强调一般监督工作的作用，说什么“一般监督工作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工作同资本主义国家检察工作的根本区别”。似乎不按照他的主张进行一般监督工作，就会改变我国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了。这种说法是很荒谬的。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于这个国家的性质，即这个国家是由那个阶级领导的，对那个阶级实行专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是决定我国检察工作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条件。检察机关在实现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中，一般监督工作仅仅是它的一种斗争形式，而且，这种斗争形式还必须与其他巩固专政的措施密切配合。由于我们国家机关和干部的违法现象很少，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一般监督就不可能成为检察机关经常的和主要的工作。因此，我们国家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是决定于是否把一般监督工作摆在主要位置上。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明白的道理，本来没有什么可以怀疑和争论的。那么，为什么在检察工作两条道路的斗争中，一般监督工作成为争论的焦点呢？问题的实质是在于：我们认为一般监督工作的锋芒应该是向着那些违反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重大违法事件，也就是说要运用这个武器来巩固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而刘惠之则企图把一般监督工作的锋芒指向国家机关在执行法律上的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打击那些工作上有一般缺点错误的干部，而这些问题本来是属于一般思想作风的范畴，应当用民主的方法，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的。显而易见，如果按照刘惠之的意见进行一般监督工作，检察工作的社会主义性质才真的要发生变化，因为那样它的对敌斗争锋芒将会掉转头来对准人民内部，它将不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而将成为资产阶级右派所喜欢的东西了。 + +　　了解了一般监督工作的内容和作用，我们就可以知道，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同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工作在工作范围和性质上都是不相同的。即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主要是检查工作的执行情况，而检察机关的一般监督工作主要是检察有关违反社会主义法制、违反民主集中制的重大违法事件，并不是要对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工作，再加上一层监督。因此，刘惠之所谓“监督的监督”、“二线监督”等谬论，除了取代党对国家工作的监督权之外，是不可能作别的解释的。 + +　　刘惠之根据他的“最高监督”的理论，对于检察机关同有关部门之间的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也加以歪曲。大家知道，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检察机关同公安机关和法院在工作中实行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制度。例如，检察机关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人犯的案件，决定批准逮捕或者不批准逮捕；审查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的案件，决定起诉或者不起诉。而公安机关对于检察机关所作出的不批准逮捕和不起诉的决定，认为有错误的时候，有权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意见或者控告。这样更加有利于防止和纠正错误，准确地有效地打击敌人。在这里，检察机关同有关部门之间的分工负责，是在统一对敌斗争的共同任务上的分工，具体的职务虽有不同，而目的和任务是完全一致的。同时，检察机关同公安、司法机关的关系是兄弟部门之间分工合作的平行的工作关系，也就是互相配合，互相支持，互相制约，互相监督，而不是凌驾于有关部门之上，实行什么“最高监督”。但刘惠之却公开提出要“以监督者的身份”对公安、司法机关实行监督，企图把检察机关驾于公安、司法机关之上。他并且离开检察机关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基本任务，离开同有关部门统一进行对敌斗争的原则，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对公安机关和法院的监督作用，因而在实际上是以监督公安、司法干部，代替了协同一致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的职能。他不是通过互相制约和互相监督的作用来更加准确地有效地打击犯罪，而是要运用法律监督专门去追究公安、司法机关在打击犯罪中的所谓“违法行为”。这就是说，有关部门在前面追究犯罪，检察机关跟在后面追究他们的“违法”，实际上是束缚对敌斗争的手足。“公安机关是对反革命的，检察机关是对公安机关的”，这是对刘惠之的“监督论”的一针见血的写照。显而易见，这种作法必然要使检察工作离开专政轨道，使检察工作变质，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 +　　刘惠之主张“最高监督”论，决不是偶然的业务思想上的偏见，而是有着深刻的认识上的根源的。长期以来刘惠之就抱着一种阶级斗争熄灭论和无敌论的观点。早在１９４８年东北解放以后，他就说什么“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以后的任务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了”。可是任何人都知道，当时全国还有很大一部分地区没有解放，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尚未进行，连民主革命的任务都未完成，怎么就说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呢？在１９５６年以后，刘惠之更是强调说：“已进入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群众运动结束了，今后没有什么斗争了，主要是各项建设了”。另一方面，他却竭力夸大干部的违法情况，说什么“以中国的情况而论，我国基层组织的违犯决议、命令就比较多了，干部的违法乱纪就更多了”，“违法现象很多，单靠一些监察机关还不够，还需要检察机关的监督，即监督的监督”。根据这种对形势的认识和估计，刘惠之就得出结论说，今后没有阶级斗争了，主要是同国家干部的违法现象作斗争了。他的“最高监督论”就是建立在这种阶级斗争熄灭、国家机关干部违法严重的所谓客观根据之上的。这显然是一种取消阶级斗争，取消革命的反动观点。 + +　　人们都知道，由于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反革命分子少了，但是还有反革命分子存在。由于我国五大运动和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国内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重新尖锐化。在整个过渡时期没有结束以前，将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且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而且在过渡时期结束之后，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也还会继续存在。这些基本的估计，是必须加以肯定和坚持的。只要国内外还有敌人存在，只要国家还没有消亡，也就是说只要还有检察机关，它就必须是一个对敌人专政的工具，决不能说因为敌人减少了，就可以改变检察机关的性质任务，就可以把它的斗争锋芒转向人民内部。因为检察机关是专政的工具，而专政的制度是不适用于人民内部的。 + +　　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遵守法律的情况，应该肯定的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绝大多数都忠诚地拥护宪法和法律，并且是坚决地执行宪法和法律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巩固，社会秩序的空前安定，是同广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国家机关中的违法现象不是主要的倾向，而且在我们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成为主要倾向。目前右派分子所夸大渲染的有些所谓违法现象，实际上只是工作上一般性质的缺点和错误，按其性质来说，根本不属于违法犯罪的范畴。同时还必须看到，在国家工作中即使存在着一些违法现象，大多数也是由于混入国家机关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分子兴风作浪所造成的，真正属于革命干部中的违法行为是很个别的。 + +　　分析了上面的情况，刘惠之所谓阶级斗争熄灭、国家干部违法严重的谎言就可以不攻自破了，而他的所谓“最高监督论”也就失去了一切根据。 + +　　由上述可知，我们同刘惠之的分歧，决不是一般的业务观点和学术思想的争论，而是有关检察工作上的大是大非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直接关系着检察工作的建设方向，关系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检察工作中这个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长期来就存在着的，而自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到来，特别是整风运动以来，斗争就更加剧烈和尖锐化了。刘惠之的荒谬言论在检察机关中的影响，时间很长，范围很广，毒害很深。我们必须彻底驳倒他的谬论，取得斗争的彻底胜利，使检察工作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沿着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道路，健康地胜利地向前发展。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8.txt b/CCRD/1/5/2/0002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93c1d0e8b6fac435e6d66cbb0d76158df5e21c --- /dev/null +++ b/CCRD/1/5/2/000248.txt @@ -0,0 +1,13 @@ +# 湘潭专区全面检查中学反右派斗争 + +　　<湘潭地委文教整风办公室> + +　　湘潭讯 自去年12月份以来，湘潭专区各县和各中等学校，对中等学校的反右派斗争进行了群众性的检查，推动了斗争向深透发展。 + +　　据检查，至1月20日止，全区中等学校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斗争正向更深入发展，广大教职员的斗志愈战愈强。但是，据43个中等学校统计，已斗的95个右派分子中，还有63个右派分子斗得不够深透彻底。 + +　　经过检查，批判了右倾思想，清醒了领导头脑，教育了群众，许多学校又发动，组织深入的斗争。浏阳于元月7日至8日召开各校中共支部书记和县委工作组会议，检查了领导思想上存在的问题。经过检查，一致认识到，当时一、二、三中普遍出现的顶牛现象，除方法问题外，与领导思想的自满轻敌等右倾思想是分不开的。二中最近斗争右派分子邵敬岭，开始该校领导小组认为像邵这样的右派只要炮一响，就会倒下去。因此只准备斗五六次，准备工作也作得很不充分。结果出乎意外，斗了5天，邵不但没有低头认罪，第五次斗争后竟破口大骂，并险些行凶打人。一中党支部书记胡国运检查自己的思想时说：“反右开始时，我非常严肃，以后却有了自满情绪，认为丘绍晟、罗锦乔那样老奸巨猾的右派都搞垮了，还有什么可怕的，因此就没有前一段那样深入细致的去发动群众，对敌情的分析也做得很差了。”大家分析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并提出，结合斗争整顿一次队伍，批判右倾思想，还对前一段斗争情况进行一次全面的群众性的检查。湘阴一中在组织群众检查已斗垮的右派分子肖必大时，发现有些重要论点驳得还不够深透，部分群众对肖必大散布学校要实行“党代表制”的谬论认识不清，便又组织了辩论和驳斥。茶陵三中原认为右派分子谭材熙已斗垮，后来发现他耍的是假伏罪，真反攻，以退为进的花招，他写了一本20万字的“自传小说”，梦想将来“翻案”。这一花招被戳穿后，又组织了13次斗争，彻底打垮了这个诡计多端的右派分子。醴陵、岳阳、攸县、平江、宁乡、长沙等地检查中都发现有少部分群众对斗了很久的右派分子还有认识不深刻的，有的与右派的思想界限还未划清，以往右派分子对他们所散布的反动言论，没有全部揭发出来。这些问题的发现，大大清醒了领导的头脑，教育了群众，从而进一步对64个斗得不深不透的和4个未斗垮的右派分子，再一次展开了更坚决更深入的斗争。岳阳、醴陵、平江、攸县等县经过再深入发动群众，揭发了右派分子的大批材料，使斗争大大深入一步。 + +　　目前运动正向纵深发展。为了把运动搞深搞透，各县又加强对部分斗争右派进度较慢的学校的帮助和检查。醴陵、浏阳、长沙、岳阳、湘阴等县最近又召开了各校负责人会议，检查和批判斗争中松劲和右倾情绪，一致表示必须将反右派斗争狠狠的再深入一步，彻底取得全胜。 + +　　（来源：《新湖南报》1958年1月7日，原题为：“湘潭专区全面检查中学反右派斗争：经过检查，批判了右倾思想，教育了群众，推动斗争向纵深发展”。）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49.txt b/CCRD/1/5/2/0002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968c8364c801a82c7f2c5c1b24f1aa6b5eacb4 --- /dev/null +++ b/CCRD/1/5/2/000249.txt @@ -0,0 +1,81 @@ +# 何柱国: 借名视察下乡放火 组织集团向党进攻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 +　　右派分子何柱国于解放后自造坟墓，墓碑上刻着“何柱国将军之墓”。何柱国是怎样的一个“将军”呢？大家知道何柱国在旧社会里官运亨通，步步高升，到了西安事变以后，为蒋介石所赏识，提升为拥有十余万军队的“大将军”。解放了，大家认识到反动将军并不体面，可是何柱国还是背着这一块“将军”的招牌不肯放手。解放前有高官必有厚禄，何柱国今昔对比，自必恋念旧日豪华生活，希望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重新出现于中国大陆。他放出大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谬论来迷惑群众，进行挑拨和煽动，标榜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攻击我国的根本制度，阴谋破坏六亿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 +## 一 攻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破坏工农联盟 + +## （一）借视察为名在农村放火 + +　　今年五月间，右派分子何柱国和右派分子杜伟借视察为名，到绍兴“放火”。并事先打好主意，不找干部，要找家庭生活困难的农民直接谈话。不待农民开口，就问粮食到底够不够吃？吃些什么等等一系列煽动性的问话，企图挑拨农民对党不满。有的农民反映了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有些紧张时，他就追根究底，如获至宝。何柱国还在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说：“粮食问题严重，老百姓生活没有改善，粮食不够吃的原因是定产定得太高。”据绍兴伪县府的记载，解放前绍兴年产粮食只够维持七个月，平均每亩产粮仅300多斤。解放后逐年提高，早已成为余粮县了。例如，去年种稻面积79万余亩，其中32万5千多亩种了连作稻平均每亩产粮788斤；其余种单季稻每亩产粮500至600斤，而去年定产一般是500到600斤。事实证明说绍兴粮食不够，定产过高，都是恶意造谣。 + +## （二）挑拨工农关系，提倡平均主义 + +　　右派分子何柱国本年四月九日在民革座谈会上说：“城乡矛盾就是工农矛盾，东北很显著，一个工人买一只手表化三、五百元是家常便饭，东北农民土改后分到土地较多是好，但高级社刚开始就有偏差，种高产量作物，农民意见很大，因吃不惯，一个计划下去，很难配合”，查去年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为610元，如果在城市有三、五个人的负担，不能说已经很宽裕，何柱国的说法显然是有意夸大。 + +　　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农民生活逐步得到提高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何柱国夸大工农矛盾是一种恶意的挑拨，企图破坏工农联盟。 + +　　他在本年五月间省政协小组会上还说：“黄衣服（指解放军）天天过年，青衣服（指干部）有权，蓝衣服（指工人）有钱，我以为应该的，问题在于分配问题，不患寡而患不均”。恶意地制造人民内部矛盾，提倡平均主义，挑拨军民关系和工农关系。 + +## （三）反对既定生产方针，破坏国家计划经济 + +　　右派分子何柱国在本年四月十七日民革座谈会上说：“浙江农业生产如以粮食为主，要穷死的，我认为应以经济作物为主。”并且同意右派分子吴惟平的看法使浙江成为余粮省是求虚荣。他在交代中又强调说：“我始终不赞成以浙江为余粮省，浙江向来粮食不足，能做到自给自足，已很对得起国家，增产经济作物对国家、对老百姓都有利，是光荣。如多种粮而农民生活不改善，这样的余粮省是虚荣”。他还主张“中央不要向浙江要粮”主张“余粮不征购，在社内作为红利分给农民”，并反对“留粮备荒”。他完全不顾到整个国家在粮食供应上还存在困难，也不顾到粮食生产对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及对发展整个农业的重大意义，他有意抹煞解放以来浙江在经济作物特别是蚕桑方面也已有了相应发展的事实，却肆意攻击政府坚持贯彻的生产方针，企图讨好和煽动农民，使农民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政府的生产方针和粮食政策不利于农民，是党和政府不关心农民的疾苦，企图使工农联盟解体，要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完蛋。 + +## 二 反对国家的根本制度 + +## （一）反对民主集中制 + +　　右派分子何柱国去年下半年说：“共产党是专制的，集中多，民主少，但中国形势，要把事情办好，也非专制不可”，又在座谈会上说：“民主集中制是在民主和独裁之间。”他恶意地把民主与集中割裂开来，加以曲解和诬蔑。并且使人看起来何柱国虽然曲解了民主，但对所曲解的“民主集中制”，似乎还是拥护的。在这种掩护下来宣传民主集中制是专制的东西，是应该反对的制度。他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还主张“政体是可以争鸣的”。我们的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而他认为这种政体有问题，还需要争鸣。这是他反对民主集中制露骨的表现。 + +## （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 +　　何柱国曾说：“无产阶级专政，不等于工人阶级专政，工人的私有心很浓厚的。”10月9日又在小型交代会中说：“一般工人利欲心很重，英美工人有股票，那么工人阶级更不是无产阶级。”又说：“中国工人有存款，所以工人阶级不等于无产阶级。”所以他认为：“工人不能专政”。企图以个别工人有落后思想来否定工人阶级大公无私的本质，把我国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人阶级与英美少数工人贵族等量齐观，把“无产阶级”抽象化，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 +　　何柱国还咒骂“社会发展史的开头和末尾是共产党骗人的鬼话，”也就是说劳动创造世界，原始共产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都是骗人的鬼话，企图以荒谬的理论来证实剥削阶级万世长存，否定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 + +## （三）主张走帝国主义的侵略道路 + +　　何柱国提出要中国富强，应该向南侵略。他说：“中国一百年来，敌人都从海里来，我们要背靠西北，面向东南。向人少地大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处发展。这些地区人口只有一千多万，土地面积有中国那么大，可以解决中国人口的问题，这是氢弹发明前我主张向南发展的政策。自氢弹发明后，军事方面南进有困难了，但经济方面还应该向南发展”。当大家问他如果军事上有力量怎么打算呢？他说：“总之，有空子就要钻，不论哪一方面，那些地区华侨那么多，有办法。”还说：“日本提出大东亚共荣圈，我一向赞成，但不能由日本领导。我利用这个名词，范围是缅甸以东，包括澳大利亚等，由中国领导。日本能在三个月把澳大利亚、缅甸打倒，我们有空子就要钻。”他明目张胆地主张对外侵略，走帝国主义的道路，企图篡改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 + +## 三 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 +## （一）咒骂共产党一党专政 + +　　右派分子何柱国在鸣放中提出：“要使国家富强，不是靠共产党一党专政所能做到的”。但他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则不归罪于国民党与人民为敌，反而说成“由于不执行一党专政”。是丧心病狂地把共产党描绘成是“专制的，独裁的”；国民党是“民主的、自由的”。在10月9日小型交代会中他还说：“人民民主专政公开说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大事的最后决定权属于共产党，这是应该的，这就是一党专政”。宪法规定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共产党对国家大事提出建议，其最后决定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何柱国硬要歪曲事实，企图使党外人士理解为没有民主自由（共产党专制），理解为自己是被专政的对象（一党专政），从而破坏党与非党的关系。 + +　　何柱国在历次发言中还诬蔑党与人民的关系是诸葛亮与阿斗的关系，说：“六亿人民是阿斗”。在本年七月四日，他还说：“不愿做阿斗，就是不愿接受党的领导”，把坚持群众路线的党的领导，比喻为诸葛亮对所谓“扶不起的阿斗”的独断专行，更是恶毒的挑拨行为。 + +## （二）主张改变基层选举办法 + +　　右派分子何柱国在鸣放中主张修改基层选举办法。他说：“乡镇的基层选举应该用直接无记名投票进行选举，候选人名单应当多于当选人，让群众自己选择，这样，那些不走群众路线的党员一定会落选，就可以减少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他和右派分子吴惟平一样，否定现行选举的民主实质。企图在广大的基层群众中利用无领导的自由竞选来进行煽动，造成混乱状态；企图在选民多数不识字的情况下过早地采用直接无记名投票，利用代划选票机会来钻空子，使党员落选，借以达到篡夺在乡镇政权的领导权的目的。 + +## （三）提出领袖标准 + +　　何柱国说：“谁要把中国领导到繁荣富强，就拥护谁，即使袁世凯做皇帝也成”。何柱国还说：“解放前倒有一部分人有钱，共产党来了，有钱的人没钱，没钱的人还是没钱，大家都搞穷了。”他要求“繁荣富强”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提出来的。他否定解放八年来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认为现在中国反而比解放前贫穷了，因而提出袁世凯来作为标准人物，这是他仇恨共产党、希望恢复反动统治的露骨表现。 + +## 四 歌颂美国，咒骂苏联 + +　　何柱国歌颂美国一些什么呢？他首先否定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垂死阶段”的理论，肯定“美国的资本主义是在青年期与中年期之间”，正是大有作为的时期。说：“美国经济民主化，工人有股票；工人拥护自己的工厂，工人也拥护资本家；南北美洲没有开辟的地方还很多”；在十月九日小型交代中他还说：“美国私人企业采取自由竞争，因而商品力求改善，坏的自然淘汰；美国五十年来突飞猛进，市场资源还有余地”等等。 + +　　在政治制度方面，何柱国歌颂美国“政治比较稳定，有组织力，能牺牲政党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又说：“美国工会代表工人的利益，英国工党也是代表工人阶级的。美国工人不投共产党的票，所以美国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英国工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美国共产党就不能代表工人阶级。”去年五月间，他说：“美国的宪法很好，很民主，大权都分开的。”而认为“苏联宪法不好，苏联把党的总书记、政府的部长会议主席、陆海空军的大元帅三个大权的职务统统归在斯大林一个身上，所以要造成个人崇拜。”甚至诬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苏联和我国都没有民主自由”。每当我国与苏联提出和平建议，就说是“和平攻势”。 + +　　何柱国还以美帝国主义的存在来吓人。认为美国不是纸老虎。他说：“我在美国住了很久，没有理由说人家是纸老虎。蒋介石也并不是傻子，如果依靠美国是条死路，他决定不会走的。”又说“美国有现代武器，海陆空军都那么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能出兵一千三百万。”可是何柱国有意不谈今天美国在极少数财政寡头的垄断统治下，经济危机日益深化；政治上日益法西斯化，原来是为欺骗人民的宪法，也已等于废纸；国际上则趋于孤立。何柱国迷恋于上升期的美式资本主义，不愿正视它在垂死阶段的疯狂挣扎，因而不会懂得帝国主义在表面上不论怎样神气，实质上必然是纸老虎。对于苏联宪法的进步性，苏联反对侵略、争取国际和平的巨大贡献，何柱国则加以极端的歪曲和诬蔑，说明他的反社会主义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 +　　中国抗美援朝的胜利，戳穿了美国这个纸老虎，可是何柱国是反对抗美援朝的。他说：“抗美援朝是多余的，不进行抗美援朝国家就建设得更好。”又说：“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出兵朝鲜得罪了美国人”，“我们上了苏联的当”。他还认为志愿军五次战役的胜利是出于偶然的。他说：“志愿军不按规矩打仗，打胜了也不必大事宣传。美国人打仗太老实吃亏。”他对美帝在朝鲜的暴行和在巨济岛战俘营的暴行，不但无动于衷，竟说：“打仗和政治就是这样”。何柱国竭力挑拨中苏关系，而对美国侵略强盗的利益考虑得无微不至，他的心肠就是这么黑、这么凶险的。 + +## 五 组织右派集团向党进攻 + +　　何柱国组织右派集团，他并为这个集团的主帅，企图夺取民革的领导权以民主党派作为他们合法斗争的组织，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进而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以达到反对社会主义、改变政治路线的目的。右派分子杜伟、叶芳等都证明何柱国同意作右派集团的领袖要夺取民革浙江省委会主委的地位，以“何公馆”为小集团活动的场所。 + +　　在今年民革第三次党代大会前，杜伟等提出要“清党”，清除省委会中靠拢共产党的骨干分子。他们布置各地据点，执行右派的组织路线，搞“大发展”等等，都说明了这个集团罪恶活动的动向。他们篡夺民革领导的阴谋虽尚未全部实现，但已在积极进行向党进攻的罪恶活动。据项雄霄揭发，何柱国、杜伟布置他在大鸣大放期间如何向党进攻；叶芳发表谬论后，何柱国还为他打气。据右派分子杜伟交代，反右斗争后，何柱国还叫吴乾德写信暗示杜伟不要攀到何柱国，企图与杜伟订立攻守同盟。右派集团的罪恶活动还仅是初步得到揭发，有待进一步追究。 + +## 六 结论 + +　　右派分子何柱国敌视共产党，敌视社会主义，是有他的社会、历史根源的。他富农家庭出身，受法西斯军事教育多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伪第9旅旅长兼伪临永警备司令，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将榆关拱手让与日寇。1935年起他任伪骑兵军军长，曾兼任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团主任。双十二事变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张学良被捕，但作为张学良最得力的军事干部何柱国却日益在反动派中得势：自37年起，由伪西北行营副主任兼骑兵第二军军长，而任伪第15集团军总司令；43年又任伪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时期，何柱国在皖北私通日寇，当时河南、陕西、皖北一带人民在水、旱、蝗灾之余，复受汤恩伯等残酷压榨与屠杀，称为“水、旱、蝗、汤”四灾，何柱国就是汤恩伯屠杀人民的副手。 + +　　右派分子何柱国企图资本主义复辟，不仅发表一系列的谬论，而且还有他的进攻的策略，总的说来，他企图采用合法斗争的方式，来实现他的阴谋。他说：“中国没有刑法，谈不上法治”，主张早些定出刑法，其目的在于否定人民政府一切法制，否定司法工作的成绩；同时还在于有了具体的刑法条文，就可以咬文嚼字地来钻空子，为反动阶级进行合法斗争。他组织右派集团，企图夺取民革的领导权，以民主党派作为他们合法斗争的组织，从与共产党分庭抗礼，进而篡夺共产党的领导权，以达到反对社会主义、改变政治路线的目的。何柱国还寄希望于台湾，他不提和平解放台湾，而主张与台湾妥协。何柱国说：“可能三年后，1960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宪法进行修改，对台湾进行妥协。”他认为让蒋介石仍旧自由支配台湾行政经济等，也就是说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平解放台湾才有可能。并认为可以允许台湾自治，成为不设防地区，台湾军政人员可以不动，一切制度亦可暂维现状。以“法治”为幌子和组织右派集团夺取民革领导权进行合法斗争，这是何柱国企图发挥的内部力量；与台湾妥协，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何柱国企图借用的外部力量。内外夹攻，这是何柱国向党向社会主义全套进攻策略。 + +　　何柱国千方百计地企图证明我们走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死路，走美国的资本主义道路是生路，他说蒋介石不会那么傻，如果跟美国走是死路，他也不会走的。这不是最露骨地在叫喊要大家追随美帝国主义走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的反动谰调吗？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何柱国的道路，是半殖民地的道路！何柱国的荒谬言行，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 + +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0.txt b/CCRD/1/5/2/0002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5dd24b4ba5776081f0f0ec4b206c9a60e0b06 --- /dev/null +++ b/CCRD/1/5/2/000250.txt @@ -0,0 +1,39 @@ +# 不白的白色 + +　　<若水> + +　　写完了“不红的红色”，觉得还需要写“不白的白色”。 + +　　如果红是无产阶级的颜色，那么白就是资产阶级的颜色了。对于那些主张“只专不红”的人，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你们不要红色，那么要什么颜色呢？对于那些主张“先专后红”的人，也可以提这样的问题：你们在红起来之前，是什么颜色呢？没有颜色是不可能的，既然不是无产阶级的红色，那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白色。 + +　　可是，我在写到这个“白”字的时候笔下却总是有些犹疑，很想把这个“白”，字改成“黑”字。的确也有人就这样改了，不是拿白色同红色对立，而是拿黑色同红色对立。 + +　　用白色作为资产阶级的颜色，是有根据的。俄国革命的时候，资产阶级的政党叫“白党”，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武装叫“白匪”，逃亡出国的资产阶级分子叫“白俄”。此外，反动政权对革命力量的疯狂镇压叫“白色恐怖”。在这里，白色所象征的东西就是反动和邪恶。 + +　　可是，说起来又是一个奇怪的矛盾，白色又可以象征完全相反的东西，那就是纯洁、无邪、正直和善良。白是太阳的颜色，太阳是给人以光明的。白是鸽子的颜色，鸽子是象征和平的。白是医院里的颜色，它使你想到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白色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它常常用来象征君子的清高和宗教的圣洁。因此，提到白色，如果往这方面联想，那末它引起的感情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黑色是代表“假、恶、丑”的，那末白色就是代表“真、善、美”的了。 + +　　所以，当我要说那些走资产阶级道路的人是“白”色的时候，我就感到犹疑，我怕这个“白”字引起后面这样一种联想，或者有这种联想搀进来，那就削弱了这一个字作为一个贬词的力量。 + +　　但是，我继续想了一想，又觉得这个“白”字在某种意义上也很合适。 + +　　白色虽然是一种颜色，可是人们又常常不把它当作一种颜色，而把它和无色等同。明明是一杯无色透明的水，我们却习惯地叫它“白水”。白种人称呼别的肤色的人种做“有色人种”，好像他们自己的白色就是无色的。人们常说，儿童的心灵像一张白纸，意思是上面什么都没有。纸上面不是有白色吗？可是这里白色就算无色了。 + +　　现在有许多不愿意“红”的人，是不肯承认他们要走资产阶级道路的。如果他们承认自己是白色的话，那么他们也把这种白色了解为一种超阶级超政治的颜色，一种既非共产主义的红色又非资本主义的黑色的颜色，一种无色之色。 + +　　不过，主张白色的人们，都早已不是儿童了，如果说他们的心还是一张白纸，那是很可怀疑的。阶级社会就是一个有色的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里，“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要想不赤不黑，只有不近朱不近墨，而要想不近朱又不近墨，那除非生活在真空管里，可惜人在真空管里是不能生存的。白色的太阳光，一经过三棱镜的分析，并不单纯，而是七种颜色的混合。“白”色的心灵，一经过阶级分析，也并不纯洁，而可以看出那上面一条红一条黑，早已被生活的画笔涂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还自觉地不要红色，那么就只能是黑色了。 + +　　但虽然是有色的，这些人却总是自以为自己既然不过问政治，就是一张白纸。就退一步承认果真是一张白纸吧，难道做一张白纸是好事吗？如果一个儿童的心灵像一张白纸，我们还可以称赞他“天真无邪”，而一个成年人也是这样，那就只好说他“糊涂无知”了。极端糊涂无知的人，我们叫他“白痴”。要想绝对不问政治，那就是政治上的糊涂虫，那就会成为政治上的白痴。——白痴之白，可并不是一种值得骄傲的颜色。 + +　　凡是主张超政治超阶级的人，本身其实都没有超出政治以外，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什么呢？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抹煞人的阶级性，抹煞阶级斗争，这是对剥削阶级有利的。名为无色的白色，其实是一种颜色；名为超阶级的立场，实际上也是一种阶级立场。 + +　　“超阶级”“超政治”的口号，在有些人是无意的自欺，而有些人则是有意的欺人。试看像胡适这样出名反动的人物，虽然自己大搞其政治，可是不也常常劝青年不要过问政治，并且常常装得自己对政治不感兴趣，搞政治是无可奈何的样子吗？实际上，反动统治阶级是最希望知识分子都自觉地为他们的政治服务的，当他们看到这一条不能显著地收效，而知识分子有左倾的危险时，他们也容许甚至提倡知识分子不问政治，因为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也是便于他们利用的。 + +　　在旧时代，搞政治被许多人看作一件肮脏的事情，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反动阶级的政治，无非是压迫人民和争权夺利。在阶级斗争不很尖锐的时代，逃避这种政治，也许还能博得一个清高的美名，可是这究竟是一种消极态度。今天我们的政治，是革命的政治，光明的政治，它的目的就是要消灭阶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一切黑暗肮脏的东西。如果对这种政治斗争抱消极态度，那就只能是因为对资产阶级的肮脏东西并不讨厌或者相当喜欢的原故了。 + +　　古代的伯夷叔齐在某一点意义上也还可以说他们是清高的，因为他们不愿为周朝服务，也还知道“耻食周粟”。今天中国是人民的天下，知识分子如果白吃劳动人民的饭而不愿为劳动人民服务，反而自以为清高，那真正是可耻了。 + +　　如果把“白”了解成纯洁，高尚的意思，那么，也可以说，有真白，有假白。真白的人也就是真红的人，就是劳动人民，就是他们之中的先进者。工人阶级是最红的，也是最大公无私的，因此也就是心地最纯洁的。——当然，他们也可能沾染旧社会的灰尘，所以他们也要经常洗脸，保持他们的纯洁。假白只是外表的白，知识分子的外表总是比较白的，所以欧洲人叫知识分子做“白领阶级”。外表白不一定内心白，如果总觉得自己很干净，很高贵，接近工农嫌脏，干粗活嫌臭，那末，尽管衣服外面露着洁白的领子，面带白口罩，手带白手套，可是在这个洁白的外表下，还是隐藏着一个并不洁白的个人主义的灵魂。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描述自己感情变化以后的感觉说，“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假白的人，其实是真黑。 + +　　看到这里，也许会有人说：“哈，你在颠倒黑白了！”一点也不错，不过这并不是我在主观上任意颠倒的，而是反映客观上的颠倒。黑与白，作为自然的颜色，一般是不能颠倒的，——但也不是绝对不能颠倒，例如太阳上的“黑子”，其实比月亮上最白的部分还不知道要白多少倍。至于把黑与白作为政治上的颜色，那么，黑与白虽然仍旧有分别，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黑就是白，白就是黑。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1.txt b/CCRD/1/5/2/0002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eb413b0acad4952d90eef37730ee53ade9c026 --- /dev/null +++ b/CCRD/1/5/2/000251.txt @@ -0,0 +1,37 @@ +# 上海反右派斗争一个重大胜利，杨延修反党面目被彻底揭穿 + +　　<解放日报> + +　　【本报讯】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的组织，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彻底地揭露了该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杨延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上海人民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 +　　右派分子杨延修在大鸣大放中，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歪曲和污蔑党的重大政策方针，丑化党的干部和党的领导；并公开和党外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组成以右派势力占优势的学委会，篡夺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工商局的整风运动一度被右派分子所控制；反右斗争开始后，又一再以“材料不足”、“局内没有右派言行”为借口，蓄意阻挠对右派分子的反击。 + +## 和党外右派里应外合　疯狂地进攻肃反运动 + +　　杨延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之一，是与局内其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攻击肃反干部，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去年四五月间，工商局开始大鸣大放，右派分子叫喊“肃反扩大化”、“宁左勿右”，杨延修听了大感兴趣，当场夸奖这种别有用心的叫喊，把它说成“联系实际”、“提得很好”，接着又在好几次会议上，一次再次地推荐这个“联系实际”的事例。同时，他还到处声明肃反运动不是他领导的，“所以问题不少”，叫大家“有意见就提”。这样一来，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极端不满、早就跃跃欲试的右派分子，看出了“苗头”，纷纷把矛头指向肃反。他们颠倒黑白，在黑板报上和各种会议上，大肆散布流言蜚语，把党和政府领导的为人民除害的肃反运动，污蔑成“胡作非为”、“违反宪法”，公开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是主要的”，用心恶毒地把“干部意志消沉”等一切“消极因素”的原因，都归之于肃反运动。 + +　　右派分子的攻势开始之后，杨延修又进一步帮他们点火，替他们加油；在各科各室的座谈会上，每当右派分子发表污蔑肃反、攻击肃反的言论以后，杨延修就说“这些意见很好”，并且鼓动他们把材料写出来。他在度量衡管理处煽动在肃反中受到审查的人翻案，说：“处内不解决告到局，局内不解决告到市，市里不解决告到中央；一个人上诉不行，可以许多人联合起来告状。”在他的鼓动下，有的右派分子写了长达五千字的“上诉书”，费尽心机地攻击工商局的肃反运动。不仅如此，向来不关心政治思想工作的杨延修，此刻突然出乎意外地“积极起来”，接连找了很多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的或对党严重不满的人个别谈话，他们提出“重新总结肃反”、“退还肃反中交代的材料”，杨延修都一口答应。在他的支持下，局内一些右派分子更加猖狂起来，竟然在领导过肃反运动的党支书面前，明目张胆地叫嚣要“重新总结肃反”，口口声声宣称“杨局长已经同意”。当这种企图全部否定肃反的反动要求公开提出以后，杨延修又积极呼应，就在第二天全局干部大会上，正式宣布“肃反可以重新总结”，并且叫他们提出具体意见。 + +　　杨延修一面在党外放火，一面利用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气焰，更加露骨地对党组和肃反专门小组成员施加压力，企图最后打开否定肃反运动的“缺口”。他找肃反专门小组成员谈话的时候，硬说“工商局的主要矛盾是肃反问题”，“群众压力很大”，“他们的话是有道理的”，口口声声叫肃反专门小组的同志“不要顶”、“不要教条主义”。直到去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杨延修还在继续进攻。就在这天的干部会上，肃反专门小组成员指出工商局的肃反运动的成绩是基本的，可是右派分子反对这种说法；而主持会议的杨延修，竟说右派分子的“意见很好”，并叫他们把问题进一步谈出来，煽动他们更加疯狂地来攻击肃反运动。 + +## 篡夺党对整风的领导权　组成向党进攻的指挥部 + +　　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杨延修实施了他的排斥左派、拉拢中间、团结右派的反动组织路线，利用自己党组书记的身份，和局内一些右派分子组成以右派势力为中心的学委会，逐步从组织上来篡夺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使工商局的整风一度陷入右派分子的操纵之中。去年四月中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杨延修未经党组织讨论，个人决定成立一个“学习委员会”，开始了排斥党的领导的第一步。就在确定学委会名单的时候，杨对党支部同志说，学委委员“不要多摆党员，多放一些生面孔”；结果挤走了两个党员，但当时党支部书记仍然参加了学委会的领导，左派还占一定优势；因此右派分子对这样一个学委会还是不满意。五月初，局内一些右派分子攻出说，“学委会长字辈太多，要有‘民间’代表，要群众选举，以免换汤不换药”，企图将学委会改变为向党进攻的指挥部，完全夺取党对整风的领导权。右派分子这些主张，正合杨延修的心意，在五月十四日全局干部大会上，他就宣布“改组学委会”，要“各处、各民主党派和共青团各选一人”。会后，杨对支部书记说，这是“服从民意，加强领导”。 + +　　杨延修“服从”的是什么“民意”，“加强”的是什么“领导”呢?杨延修宣布改组学委会的当天晚上，右派分子就暗中研究了学委会名单，肆无忌惮地提出在学委会中“不要党支部代表”，并在肃反问题上攻击支部书记。杨延修“服从”了这一“民意”，对支部书记说：“局内群众对肃反意见很多，你已成众矢之的”，示意支部书记不要参加学委会。改组学委会的第一次名单中，果然没有支部书记，后经党内同志一再提出，才加了进去。但是，新的学委会中，右派力量占了优势，主任委员、宣传委员、黑板报编委等重要职务，都为右派分子所把持。在他们的操纵下，这个学习委员会大大越出了学习的轨道，而把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作为活动内容。至此，这伙右派分子把持的学习委员会完全篡夺了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实质上变成了向党进攻的指挥部。 + +　　从此，局内的右派分子向党展开了更加疯狂的进攻。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达到了高峰。在右派分子控制下的黑板报，出现了大量攻击肃反、攻击党的领导，攻击马列主义的右派言论。右派分子攻击肃反运动，叫喊重新总结肃反、把人事部门污蔑为“大棒子”、把马列主义污蔑为“挡箭牌”等一系列反动言论，都是在这个时候出笼的。这些右派分子还互相鼓动，先后向新民晚报发出了廿多篇反动稿件。 + +　　当反右派斗争已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以后，杨延修又一再为右派分子辩护，说什么“局内在鸣放中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错误言论，没有右派言行”。又以“文件没有学好”“上级没有布置”为借口，企图麻痹群众的斗争意志，包庇右派分子过关，阻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 +## 歪曲重大政策方针　妄图发展资本主义 + +　　右派分子杨延修对党的一些重大的政策方针，进行了一系列的歪曲和污蔑。去年五月初，他曾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公开说：“工商局要代表资产阶级讲话”；要“代表自发工业户(地下工厂)讲话”。他公开主张要“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唱对台戏”。他把工商行政部门对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的严肃处理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疯狂心理”；把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和改造说成是“整人家”。他否定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仍有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事实。他叫嚣“三反”“五反”运动“搞错了”，设什么“党内有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在工商局各民主党派鸣放座谈会上，他污蔑党与民主党派中间“有鸿沟”，说民主党派“从中央到地方都是有职无权”，并向他们宣传章乃器的所谓“打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迷信”的谬论，号召大家“打破迷信”，争取“组织平等”，煽动民主党派的成员来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与此同时，杨延修对党的干部和党的生活又极尽污蔑之能事，他把老干部骂成“秦皇二世专听赵高，指鹿为马”，“臭的放在毛厕内，反可值些钱”；他把党员说成是“作威作福的”，把党群之间的关系说成是“敬鬼神而远之”，要“党员主动拆墙填沟”；把党员干部嘲笑成“外行充内行，笑话百出”。 + +　　在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以后，杨延修不只一次地透露出他的幸灾乐祸的心情，他说：“人家越骂得狗血喷头，会议(指去年五月的市委宣传会议和鸣放座谈会)越是成功。”他还说什么“过去我们老是整人家，现在应当被人家整一整”。从这些话里，完全暴露了杨延修的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和对党的仇恨。 + +## 原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　抗拒改造坚持反动立场 + +　　杨延修在入党以前长期在英国和法国洋行里当高级职员，曾经当过洋行经理。在这段时期，他的经济地位已属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他的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在入党以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一直没有得到改造。长期来，他一贯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处处为资产阶级讲话，实际上他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杨延修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在解放前他结交了许多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如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吴开先等。据揭露，在解放以后，他同一些反革命分子还有来往，至于在思想感情上那就更是“亲如家人”了。在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杨延修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案件时。一再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借口“材料不足”，把这些案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有些干部反映：“案子经过他(指杨延修)手里，比登天还难”。杨延修还亲手把很多反革命分子安排在重要工作岗位上。由此可见，在这次大鸣大放中，杨延修公开和党外右派分子互相勾结，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攻击党的领导，决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的阶级本能的彻底暴露，也是他的爱和憎的集中表现。 + +　　（原载《解放日报》1958年1月8日，原标题为“上海反右派斗争一个重大胜利，杨延修反党面目被彻底揭穿，勾结党外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篡夺整风领导权阻挠反右派斗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2.txt b/CCRD/1/5/2/0002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8814c3a37ea874fd6e2548d975154e3be250d4 --- /dev/null +++ b/CCRD/1/5/2/000252.txt @@ -0,0 +1,19 @@ +# 杨延修是阶级异已分子，一贯恶意攻击肃反 破坏反右派斗争蓄意复辟资本主义 + +　　【文汇报讯】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的组织，经过一系列的斗争，彻底地揭露了该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杨延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这是上海人民在反右派斗争中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 +　　右派分子杨延修在大鸣大放中，疯狂地攻击肃反运动，歪曲和污蔑党的重大政策方针，丑化党的干部和党的领导；并公开和党外右派分子相互勾结，组成以右派势力占优势的学委会，篡夺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权，使工商局的整风运动一度被右派分子所控制；反右派斗争开始后，又一再以“材料不足”、“局内没有右派言行”为借口，蓄意阻挠对右派分子的反击。 + +　　杨延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要言行之一，是与局内其他右派分子里应外合，攻击肃反干部，否定肃反运动的成绩。去年四五月间，工商局开始大鸣大放，右派分子叫喊“肃反扩大化”、“宁左勿右”，杨延修听了大感兴趣，当场夸奖这种别有用心的叫喊，把它说成“联系实际”、“提得很好”，接着又在好几次会议上，一次再次地推荐这个“联系实际”的事例。同时，他还到处声明肃反运动不是他领导的，“所以问题不少”，叫大家“有意见就提”。这样一来，那些对党对社会主义极端不满、早就跃跃欲试的右派分子，看出了“苗头”，纷纷把矛头指向肃反。 + +　　右派分子的攻势开始之后，杨延修又进一步帮他们点火、替他们加油；在各科各室的座谈会上，每当右派分子发表污蔑肃反、攻击肃反的言论以后，杨延修就说“这些意见很好”，并且鼓动他们把材料写出来。他在度量衡管理处煽动在肃反中受到审查的人翻案，说:“处内不解决告到局，局内不解决告到市，市里不解决告到中央；一个人上诉不行，可以许多人联合起来告状。”在他的鼓动下，有的右派分子写了长达五千字的“上诉书”，费尽心机地攻击工商局的肃反运动。 + +　　为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杨延修实施了他的排斥左派、拉拢中间、团结右派的反动组织路线，利用自己党组书记的身份，和局内一些右派分子组成以右派势力为中心的学委会，逐步从组织上来篡夺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使工商局的整风一度陷入右派分子的操纵之中。去年4月中旬，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杨延修未经党组织讨论，个人决定成立一个“学习委员会”，并支持右派分子，排斥党的领导。使右派力量在学委会中占了优势，主任委员、宣传委员、黑板报编委等重要职务，都为右派分子所把持。在他们的操纵下，这个学习委员会大大越出了学习的轨道，而把煽动群众向党进攻作为活动内容。至此，这伙右派分子把持的学习委员会完全篡夺了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权，实质上变成了向党进攻的指挥部。 + +　　当反右派斗争已在全市范围内展开以后，杨延修又一再为右派分子辩护，说什么“局内在鸣放中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错误言论，没有右派言行”。又以“文件没有学好”“上级没有布置”为借口，企图麻痹群众的斗争意志，包庇右派分子过关，阻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 +　　右派分子杨延修对党的一些重大的政策方针，进行了一系列的歪曲和污蔑。去年5月初，他曾在全局干部大会上公开说:“工商局要代表资产阶级讲话”；要“代表自发工业户(地下工厂)讲话”。他公开主张要“发展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唱对台戏”。他把工商行政部门对资本家的违法行为的严肃处理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疯狂心理”；把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和改造说成是“整人家”。他否定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仍有阶级斗争存在的客观事实。他叫嚣“三反”“五反”运动“搞错了”，说什么“党内有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 +　　杨延修在入党以前长期在英国和法国洋行里当高级职员，曾经当过洋行经理。在这段时期，他的经济地位已属于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在他的身上是根深蒂固的。在入党以后，他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一直没有得到改造。长期来，他一贯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处处为资产阶级讲话，实际上他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杨延修的社会关系十分复杂，在解放前他结交了许多国民党的特务头子，如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吴开先等。据揭露，在解放以后，他同一些反革命分子还有来往，至于在思想感情上那就更是“亲如家人”了。在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杨延修在处理反革命分子的案件时，一再为反革命分子辩护，或借口“材料不足”，把这些案件无限期地拖延下去。杨延修还亲手把很多反革命分子安排在重要工作岗位上。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1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3.txt b/CCRD/1/5/2/0002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9e8636bab61bc3312193f6db5db041a30dfd89 --- /dev/null +++ b/CCRD/1/5/2/000253.txt @@ -0,0 +1,15 @@ +# 贵州民革又揭发十多个右派分子 + +　　<周汀倩> + +　　本报贵阳讯　贵州民革反右斗争逐步深入，截至目前为止，已在基层组织中揭发出右派分子二十余人。这些右派分子在向党进攻时，都异常猖獗，展开反右派斗争后，则龟缩一隅或伪装积极，但群众政治觉悟日益提高，这些狡猾的狐狸终于被揪了出来。 + +　　梅重光(民革省委秘书处副处长、市直属机关支部支委)是大右派分子陈纯斋的“军师”，衔陈之命打入民革贵州省委担任坐探，进行破坏活动。他一方面向陈纯斋献策要伪装积极来欺骗群众和组织，好蒙混过关，一方面则吹毛求疵，捏造事实向省整风领导小组疯狂射击。在斗争陈纯斋的大会上，梅重光还为陈递暗号，打掩护，要陈抵赖和抗拒，他的狐狸尾巴当即被群众抓住了。 + +　　马昆(民革省委候补委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在鸣放时期他捏造事实，破坏农业合作化运动，说农业社积极分子包办代替，群众闹退社；他攻击统战工作是“统上不统下，统内不统外”；还公开散布国际局势趋向紧张，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的谣言；甚至还在反右斗争中故意把“反右”说成“反左”，恶毒地说：“有必要和左派分子斗争”。 + +　　刘莘园(省社联委员、省政协支部支委、省文史馆员)在鸣放初期写一篇“党老爷歌”投贵州日报，内容有：“首长高级望俨然，深居简出大罗仙”，“中级干部何精明，不懂装懂醋半瓶”，“为官我见半荒唐，信口开河当宪章”，“难缠小鬼易阎王”等恶毒句子，对党员干部极尽其污蔑辱骂之能事。 + +　　各基层揭发出的右派分子还有陈弦秋、徐士亮、刘涤尘、戴维中等十余人。 + +　　（原载《团结报》1958年1月9日。原题为：“捷报来自西南，右派揪自基层，贵州民革又揭发十多个右派分子”。）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4.txt b/CCRD/1/5/2/0002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ad898ca6557631c20eeb42a60ffd824cee492d --- /dev/null +++ b/CCRD/1/5/2/000254.txt @@ -0,0 +1,43 @@ +# 中共安徽省委举行全体委员会议(扩大)揭露和批判李世农的反党罪行 + +　　<新华社记者、冒弗君> + +　　中共安徽省委于去年12月15日开始召开第六次全体委员会议(扩大)，揭发和批判书记处书记李世农的反党罪行。根据已揭发出来的材料来看，李世农原来是长期隐藏在党内的极右派分子，是个疯狂进行反党活动的野心家，是省政法部门反党集团的主帅。 + +## 一、指挥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 + +　　李世农是分工管政法工作的。去年春天，省委根据安徽情况提出在政法部门内批判严重的右倾倾向时，李在会上没有表示态度，但是他却背着省委另搞一套。省委提出反右以后不久，李就提出要反“左”，并派右派分子陈仁刚(司法厅副厅长、党组书记)去肥东，派李锐(现在证明李锐也是右派分子)去芜湖等地查错查“左”，与省委对抗。在去年5月间，李世农和陈仁刚一唱一和向党进攻，陈大叫省委不应反右，应反官僚主义，李就认为陈的提议可以作为工作研究；陈说反右反错了，李就说反右有缺点。1957年4月到7月陈先后写了四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密信给李，李对这样严重的问题不但不提交省委讨论，反用尽心思支持陈仁刚反党。 + +## 二、盗用省委名义反对省委 + +　　自省委提出在政法部门反右以后，李世农就背着省委采用各种办法与省委对抗，最突出的是在1957年5月下旬召开的政法工作会议上，李竟盗用“省委决定”的名义把省委计划批判政法部门的严重右倾的会议改成反“左”的会议，把应该贯彻省委的会议变成动员反对省委的会议。在会上他污蔑省委是疑神疑鬼，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他用号召的口吻要到会同志向省委开火。他歪曲地说：“在提出反右以后出现了一些偏差，个别地方还很严重，这与省委提出反右是有关系的。”他甚至荒谬地提出，“党委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再对外承认错误。”他还恶毒地说：“总的说来成绩是主要的，这样讲是不是老公式呢？省委是这样认为的，如果你们有意见，可以保留。”由于他盗用省委的名义在社会上作了有严重错误的报告，就造成了政法部门的各级干部思想更加混乱。许多政法干部把李的讲话作为抵制各级党委贯彻专政职能和反对党的领导的武器。临泉县法院院长魏克诚开会回去以后私自把县委向上报告所决定的判处六个死刑犯该判了三个。颍上、蒙城参加会议的人员在会议期间就打电话、写信回去，说对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不能再捕了，结果很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该捕的未捕，该判的未判。 + +## 三、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 + +　　李世农包庇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里只举他亲自将反革命分子曹野和特务分子李明定为好人的两个例子。(1)解放前曹野是三青团的分队长、国民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曹曾任国民党江防纵队(特务武装)秘书，其间，他曾写了十几篇反共文章登在敌“阵中日报”上，恶毒地污蔑我党和党的领袖。解放战争中曹的许多日记中，恨蒋介石无能，不该节节败退。解放后曹混入我政府机关，除进行各种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外，还谩骂党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可是李却认为曹野恨蒋介石失败是对旧统治不满，参加我方工作是进步。李认为曹野有反革命性，也有进步性。李多方为曹野开拓罪责，把这个非常明显的反革命分子定成了好人。(2)特务分子李明，原系安徽省保密局潜伏台台长，解放初期在合肥，后混入我医学院学习，肃反中被查出。李世农亲自主持研究李明的问题。李世农算了一笔账后说：“按李明的罪恶应判二十年徒刑，但因他已参加革命阵营当了医生，可减去十五年，判刑五年。”接着李世农又说：“你们(指参加研究的人)也要算一下账，我们花了多少钱才把他培养到大学毕业，你们看是判五年作用大，还是当医生作用大？”虽然大家对李世农的意见有很大的抵触，但李最后仍决定不判刑，让特务分子李明继续当医生。 + +　　李世农在干部政策上只从自己好恶和利害出发，不讲原则，多方面包庇坏人，如李世农在1953年对严重的违法乱纪分子刘星的处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刘星1948年在淮北曾强奸一个正在生病(发高热昏迷不醒)的女同志，1951年又企图强奸(未遂)青年团的一个女同志。当时团省委组织部长都曾将这些情况向李作过回报，但李对此问题不仅不及时作严肃处理，相反的纵容包庇，并要团省委组织部长保守秘密，把刘星的罪行一手掩盖下去。直到以后有人就此事向华东局和中央提出控告，中央组织部发出通报，指出李包庇坏人，团省委机关干部彻底揭发了刘星一贯玩弄女性，腐化堕落的罪行后，李才着慌起来。李为了逃避责任，竟不通过省委讨论，将刘星开除出党，逮捕法办。在处理刘星问题中，李不仅不向群众承认自己应负的责任，却把责任推给团省委组织部长。又如省副检查长李锐(现在证明是右派分子)家庭是恶霸大地主，四个兄弟(其中一个堂兄弟)都是反革命分子，这些情况李世农都是知道的(李锐说曾向李世农交代过)，但因为李锐是李世农赏识的干部之一，李世农就一直没有将这些情况向省委汇报，并且多方包庇、支持李锐进行反党活动。 + +## 四、宽纵叛徒和自首分子 + +　　李世农还包庇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人，破坏了党的纯洁。安徽省直厅级干部中有四人曾经自首叛变过，但他们对党长期隐瞒未作交代。李在主持为这些人作结论时多方为他们开脱罪责。如：××在安徽反省院写了反共文章，长期隐瞒未作明确交代，李在为××拟定初步结论时，却将原稿中“对党不忠实”改为“对党忠实”，审干办公室不同意这个结论，李就解释说：“不要紧，我们死了，你们还年轻，你们记得就是了。”又如：徐速之，曾三次被捕，一次被捕自首，承认“走错了路”；第二次被捕叛变，出卖同志。徐速之对这些一直隐瞒组织。徐是李最赏识的干部之一，是李一手提拔的。当时省委认为李与徐关系密切，想通过李劝其老实交代。但经李与徐三次谈话后，徐不仅不老实交代，反而坚决抵赖。因此，审干办公室在对徐所作的结论草稿中写了“在证据确凿下，仍采取极不老实的态度，多方抵赖，这是极其错误的行为”。李阅后，将这几句话都删去了。李在使用和提拔干部中很赏识自首分子，如他过去曾说，干部不够用，可考虑从自首分子中提拔一批。 + +## 五、篡改中央的方针、政策 + +　　李世农常常篡改中央、省委的许多重大的方针、政策。如1952年冬李在整党建党会议总结中，擅自提出“先整后建”的方针与中央的方针相对立；又如在整党处理原则上，李歪曲中央的“思想揭发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正确原则，提出什么“思想揭发批判从严，结论处理从宽”的错误原则(意思是结论中不能有思想批判)。在他这种错误原则指导下，当时应该处分而未处分的很多。又如1949年皖北区党委组织工作会议时，李提出把早已过时的解放前江淮区党委时期的对自首分子政策的决定印发给安徽各地，区党委书记曾希圣同志坚决不同意这种作法，而李竟偷偷的印发下去(说是华北局修改过了)，造成下面思想混乱和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在土改方面，李也擅自提出许多与中央指示相违背的的方针、政策。如对富农的政策，李曾对富农说过：“土地改革不动你的，只要你好好的，不靠地主，可入农会。”又说：“富农生产情绪低，顾虑很多，今天我们应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允许其发展，应该让他们发展，不要害怕，要打破富农的生产顾虑，让他们大胆生产。” + +## 六、扩大安徽灾情，否认合作化后的生产成绩 + +　　李世农不同意合作化后农业生产上所获得的成绩。李为了证明1956年收成不好和攻击省委，故意夸大灾情，要求中央多拨发救济经费。原来省委根据1956年的灾情，向中央要求救济款三千万元，但李到淮北地区检查灾情时对生产自救一字不提，却有意识地布置干部算救灾账，夸大灾情，竟提出要救济费一亿五千万元，并打电话给在北京参加“八大”的曾希圣同志向中央要求拨款。省委否定了他的意见。事实上以后用了不到三千万元即解决了问题。这些事情说明李的用心是很险诈的。 + +## 七、生产上的促退主义，反对省委提出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 + +　　省委为了避灾保收、增产粮食而提出推行的农业生产三项改革措施，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但李几年来在下面一直散播许多反对“三改”的言论。“三改”中强调扩大复种面积，而他在蚌埠地委会议上却指示要多留晒垡地(这是过去富农的作法)；“三改”中强调多种高产作物，而他提出要多种高粱低产作物)；1954年7月发生大水灾，省委布置开荒抢种，强调增产粮食，弥补受灾损失，减轻国家负担，而他到六安地委去检查工作时竟对地委说：“我不赞成开荒，不主张搞粮食生产，开荒生产搞不到什么东西，不如捉鱼摸虾。”前年秋天，省委负责同志到中央参加“八大”会议，李在家负责工作，当时正向淮北灾区调运麦种，他说：“根据群众的经验，每亩麦种只要八斤到十斤就够了。”(实际上南大2419麦种每亩需要二十斤才够)他并要办公室打电话给下面，要减少种子，以致去年淮北的麦子产量遭到很大损失。去年9月，李在阜阳发现个别地方马铃薯(高产作物)因种植技术未搞好而有减产的现象，他就对地委大家斥责说：“马铃薯搞不好，你们为什么不向上反映，是不是怕撤职！” + +## 八、处心积虑，破坏党的领导 + +　　李背着省委进行反党活动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50年7月，汛情非常紧张，区党委强调防汛抢险为当务之急，他当时对此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他却乘曾希圣同志和黄岩同志到华东开会的机会，利用职权把地委书记集中到区党委整风，盗用某些同志的名义，通过小组结论以联署签名的形式对当时区党委的领导进行恶毒的攻击，并吹嘘自己。1953年他又利用“新三反”的机会，不仅在省委会议上，而且还在地委书记会议上对省委进行攻击，引起其他省委的公愤。去年5月，他到定远县，对县委书记陆祥同志说：“省委指示不一定正确，生产上的问题，你们可以按你们的情况办。” + +　　以上所述仅仅是李世农反党活动的一部分。至于他的理论上系统的修正主义，作风上的伪装和使用资产阶级的一套技术，等等，今后将继续报道。现在省委全会(扩大)仍在继续进行，对李世农反党罪行的揭发和批判正在深入发展中。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5.txt b/CCRD/1/5/2/0002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f37bf4bfeb792273ed7ee609b545f54827bd1a --- /dev/null +++ b/CCRD/1/5/2/000255.txt @@ -0,0 +1,41 @@ +# 本溪市对右派分子进行复查的情况 + +　　<本溪市委整风领导小组> + +## 一、 复查情况 + +　　我们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市委批准的一般右派三十名，极右四十五名做了复查。同时各单位也进行了复查工作。 + +　　这次共复查了右派分子二四三名，其中极右分子四十五名，普右分子一九八名，在复查右派分子的同时，对部分单位的一七五名疑似和中右分子也进行了复查。经过初步复查，由极右降为普右的二名，占复查极右总数的百分之四·四。准备降为普右的一名；普右上升为极右的三名，占复查普右总数的百分之一·五一，准备上升极右的一名，普右降为中右的六名，占复查普右总数的百分之三·○三，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重点对象十四名；疑似和中右分子升为普右的五名，拟升普右的十四名。 + +　　通过复查说明了各单位审批的右派分子绝大部分是恰当的，合乎中央规定的政策标准。但是对少数人也有划分不当之处，存在偏宽、偏严现象。通过这次复查，挖出了一部分过去漏掉的右派分子，并且提供了一些右派线索。仅市人委就从疑似和中右分子中审查批准了五名右派分子。溪湖区还有九名拟提为右派。通过复查工作，不仅纠正了在划分右派分子中的偏差，同时给今后进行政治排队，深入的开展斗争，以及定案工作和组织处理也打下了良好基础。因此，进行细致的全面系统的复查工作是非常必要的。今后也需要贯彻“斗到底，查到底”的作法，以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 + +## 二、复查的方法 + +　　复查前各单位均组织参加复查工作干部，深入的学习了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采取了审阅材料，提出重点对象，核对事实、坚持原则，上下结合、领导定案的方法。 + +　　首先，普遍的审阅报批的右派材料，从中提出重点复查对象。重点对象包括：材料不够充分，反动论点不突出，不明显的；根据已掌握的材料在斗争过程中又发现了新问题的。然后，进行深入地调查了解，逐条的核对事实，搜集斗争中的表现，澄清反动论点，按中央规定的政策标准，实事求是的加以衡量，提出升或降的意见，经各基层单位领导小组讨论，最后由原审批该右派分子的领导小组确定。有些单位在复查过程中把排队工作与复查右派密切结合起来，对疑似和中右分子进行了复查，对人们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 +## 三、复查工作的几点体会 + +　　（1）领导必须亲自动手，组织干部学习政策，认真的研究与解决问题，是保证做好复查工作的关键。如矿务局机关，领导亲自组织参加复查的干部学习中央规定的政策标准，召开各战斗组长会议，汇报每个右派分子在斗争中发现的问题与斗争中的表现，逐个进行研究，逐条对照事实，并及时解决复查中存在的问题，因而复查工作进展较迅速，材料准确，研究的细致深透。相反，部分单位领导同志对复查工作抓的不紧，进度就较迟缓，发现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 + +　　（2）对右派分子的复查工作，不能只根据材料确定，必须进行深入的调查了解，核对事实，虚心的听取各基层单位的意见，采取上下结合的方法。这是因为：材料整理并不完全可靠，有的反动言行没有整理上，有的不确切，特别是在斗争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没有继续补充上报，现有材料不够全面；比如南芬总厂极右分子任福生，从材料上看不够极右，经了解任在鸣放前用了二十多天时间搜集攻击党的材料，还鼓动别人向党进攻，又是南芬总厂向党开第一炮的急先锋，在斗争中始终没有低头认罪，不作检查，是应划为极右的。城建局右派分子刘永春，从材料看反动言行不多，论点不突出，据调查了解有些别人揭发的材料都没有整理上。矿务局的极右张复兴，材料上说过去工作积极，反动言论也不太多，最初考虑是否够右派？但经了解实际斗争中的情况，还是应该定为极右。因此原报批的材料只能做为复查的基础，而不能做为全面根据，更重要的问题是在于深入实陈，进行调查。 + +　　（3）复查中必须实事求是，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如地方国营化工厂王彬如，他发表了一些错误言论，平时工作表现校积极，不大关心政治，思想落后，阶级观点模糊，原定为普右，经过调查研究，他在根本立场上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查后便改划为中右分子。 + +　　（4）要自上而下的推动复查。如市人委布置各基层单位进行复查后，各单位均未提出复查重点对象，但领导进一步自上而下的推动后，就改变了这种情况，检察院立即提出一名应定为极右的对象。对有些要提升或下降的对象，必须履行一定的批准手续。由复查单位提出充分理由，经领导小组讨论确定，不能盲目的滥行升降。 + +　　（5）要组织参加复查工作的同志认真地学习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掌握政策界限，这是保证复查工作质量的基础。如矿务局机关原确定二十二名疑似分子，对他们既不能盲目取消，也不能长期犹疑不决，通过学习根据政策标准的精神进行了复查，从原来二十二名疑似分子中批准三名右派分子，暂定疑似分子的只有六名另十三名定为中右分子，大大缩小了疑似分子的面。 + +## 四、发现和遇到的问题 + +　　（1）目前各单位已进入整改高潮，老战场的反右派斗争进入定案阶段，都紧张的进行着“紧缩机构，人员下放”的工作，领导同志也都忙于此项丁作。因此部分单位复查工作进度较迟缓，有的单位准备把复查和定案工作结合起来搞。必须把复查工作安排适当地位彻底搞好以利于定案工作的进行及对右派进行组织处理。 + +　　（2）通过复查进一步发现一些右派材料中尚存在不少问题，对一般错误言论和反动言论区别不清，事实情节不明，材料不全。如矿务局机关右派分子李乃吉报批材料上写：“我同意罗隆基的意见，成立平反委员会”，“村干部没有工作能力，合作化搞糟了”。事实上，在鸣放中他对肃反和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攻击，都提出了详细的论据。对肃反问题，不仅同意罗隆基意见成立平反委员会，并提出了六条根据二个因素。对合作化的攻击提出了十条根据，在材料中都未写上。是值得注意纠正的问题。 + +　　 （摘自本溪市委整风领导小组报告） + +　　· 来源： + +　　《辽宁整风简报》第81期（1958年1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6.txt b/CCRD/1/5/2/0002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db81649b98767c75fa8854fa82e8281311ea49 --- /dev/null +++ b/CCRD/1/5/2/000256.txt @@ -0,0 +1,19 @@ +# 从对右派分子的复查中看材料工作上的几个问题 + +　　<中共抚顺市委整风办公室> + +　　根据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分的标准和中央的指示精神，我市各单位整风领导小组从十一月上旬开始，对已批的右派分子进行了一次复查工作。先复查已批为右派分子而没有斗争的一六三名和虽已斗争但未戴右派帽子的七八名右派分子，以后陆续对其他右派进行了复查。截止十二月上旬，在全市四一七名右派分子中已复查完二八九名，占应复查右派分子百分之六九·三。这些右派分子中经各级整风领导小组正式研究确定，由一般右派分子降为中右或疑似分子的十名。其中属于对现实生活不习惯而发了些牢骚怪话，从根本立场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还不明显的二名，属于材料有出入的四名，属于反革命、坏分子或直系亲属被镇压对我一贯不满而这次右派进攻中没有明显反党言行者四名。由一般右派分子升为极右派分子五名，其中有鸣放中提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纲领性的意见者一名；反党言行特别恶毒、特别坚决的二名；属于历史上一贯反党反人民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二名。 + +　　除这十五名已确定变动外，尚有七名右派分子的材料需要进一步分析研究和审查。在复查工作中我们遇到的问题和体会是： + +　　1、对报批右派分子的材料属于个别人揭发检举的材料必须加以对证查实，必要时应派专人深入实际查证核实。在这次复查中，我们发现市委五人小组甄别定案组付××的材料（中共党员，原来是他拥护葛佩奇的发言，同意因统购统销出了偏差，造成猪肉少的说法。经查证，其原来言论只是说猪肉少了是因为统购统销给农民留的养猪饲料少了，农民不养猪，肉就少了。当别人批判他应全面了解葛佩奇的话时，他说当然我不同意他说统购统销搞糟了的说法，葛说猪肉叫干部吃了这是诬蔑。至于其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说法，十二个副总理没一个非党人士是对，经查证，是当储安平提出十二个副总理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时，付××问别人十二个副总理都是谁，是不是十二个，算了一会是十二个，他说“那他提的也对呀，”但他并没有说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言论。从上述两个问题看，显然所报材料与原来的情节是有出入的。 + +　　2、对右派分子的验证材料必须根据中央政策标准与全部反动言论全面客观分析，鉴别问题，切忌仅凭印象主观臆断，草率认定。在复查中我们发现商业局杜雪崎的材料，该人过去就曾说胡风不够反革命，工农生活相差悬殊，看不起、不接近工农干部等，鸣放中又提出：党有没有党天下的思想，我说没有，如有这种思想就不会有今天的整风，反过来说党天下是不是存在，我说存在，党的宗派主义就给人们一种党天下的印象，有些党员排斥民主人士，这就造成人家有党天下的思想，这是党员造成的，这是局部的，应教育党员加以解决。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他说合作化是不是冒进？提合作化冒进是错误的，合作化是健康的，但部分地区到是有冒进的事实，有的地方干部把枪杆子往农民家一放，问农民入不入社？我看这是冒进。是不是冒进党应重新估计。基层认为这两个问题有些正面言论，看不出是右派言论，我们分析其说党没有党天下的思想，但是有党天下的事实存在，而且认为是党员造成的，并说教育党员进行解决，这实质是诬蔑党的领导是党天下。在合作化问题上虽然他曾说没进冒，但他又举出事实说冒进了，而且要党对合作化进行重新估计，其实质还是认为冒进了。除上述两点言论外，还说老干部住房多是工人阶级的贵族，老干部无能是社会主义建设的绊脚石，要求把犯错误的干部流放，要所谓不称职的老干部当马夫，说市委和局里提拔干部是提自己人维护自己的地位，提拔党员有优先权，提了不少模范结果造成麻烦。说肃反是严重的侵犯人权，对工农联盟、苏匈关系等他也进行了恶意的攻击。这说明他并非是一般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不能因为他说了一两正面言论就把他所有的反党言论都说成不是敌意。 + +　　3、复查工作必须全面进行，不仅要查错，而且要查漏，要防止新的右倾思想。我们在复查中发现了有的把过去表现较好这次进攻也很恶毒的人说成是没有反党因素，找不出反党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把个别阴风阴火或者肃反干部中放的说成是影响面不大；把批判右派言论中为右派言论找理由进行辩护，说成是一般辨论问题，不是放的言论等右倾思想。服务局把右派分子于风朴说的：有人说党中央没有错误那么我问，党中央有那些问题和那些文件党中央的政策都是正确的，我看中央政策有否错误和下面的错误不应分割来看，我看是一个事，是一体。并说肃反的错误应归中央，如同人一样大脑支配四肢。把这样的反党言论说成是由于他在肃反中因一般政治历史问题被斗不满而发了些牢骚，对肃反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正是因为他肃反被斗才对我怀仇恨，才在这次鸣放中恶毒的攻击党中央和肃反运动。这些右倾思想必须门止，否则会漏掉右派分子。 + +　　4、必须认真细致的钻研中央政策标准，全面领会中央指示精神，善于根据治策标准与具体反动言论，区别其是属于根本立场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是思想认识上的某些错误思想问题；区别其是觉悟不高一时受蒙蔽而盲目附和地发表了些不利社会主义的言行，还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恶意攻击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这些问题，应在复查中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全面的加以权衡，既要防止不根据治策严肃对待，也要防止不考虑具体情节，死扣字眼的片面观点。 + +　　· 来源： + +　　摘自抚顺整风通报六十二期，转载于《辽宁整风简报》第81期（1958年1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7.txt b/CCRD/1/5/2/0002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a98b16516dd5fd59199a70977389068176382f6 --- /dev/null +++ b/CCRD/1/5/2/000257.txt @@ -0,0 +1,37 @@ +# 辽阳市小贩整风的作法——省委财贸整风办公室通报摘要 + +　　辽阳市小商贩共有二三个行业，一、七○六人，有二二个合作商店，八一个合作小组，组织起来的人数占小商贩总人数的百分之九五·一四，单干户仅八○人。他们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分两批进行的。第一批开展的有理发等七个行业，五七三人，从十月下旬开始，目前已转入大辩论阶段；第二批从十一月中旬开始大鸣大放，现正在进行中。 + +　　小商贩整风方法也同样是采取大鸣大放大争，通过出大字报，开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具体作法是： + +## 一、作好准备工作 + +　　（一）建立领导机构，组织工作组。小商贩还未树立领导核心，没有外力帮助，整风运动是很难开展起来的，这是和国营企业不同的。我们的做法是：在市委统一领导、市委财贸口领导小组具体指导之下，抽调强有力干部，组成专门工作组，采取全面领导，包干负责的办法进行的。考虑到归口公司当前任务繁重，而不久即将“政企合一”，撤销机构，领导这一运动是有相当困难的。但是，也曾发生过工作组在工作中与归口公司联系不够，各公司都没有重视这一工作，没有参与领导，这不仅对应该改进的重大问题处理迟缓，而且今后对小商贩的领导和管理也是不利的。这个缺点，我们已经注意到了，正在纠正。 + +　　在基层中，我们是按各行业、名社（店）分别成立领导小组，或指定负责人。各小组或负责人都是经过认真挑选的积极分子。这种领导小组是在工作组指导下进行工作。它负责领导本行业、本店的大鸣大放大辩论；整理资料；对鸣放中提出的意见加以研究解决；搜集小商贩的思想动态，帮助打通思想顾虑等等。实践证明，这种领导小组，只要成员经过认真挑选，大力进行帮助，发挥他们的作用，通过他们来具体领导是有力的。我们的缺点是在工作中对他们相信不够，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工作组包办的多了些。 + +　　（二）对工作组的干部进行训练。在抽调工作组人员之后即进行了训练，向他们交代了小商贩整风的意义和目的，以及党的政策，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等等，组织他们学习了有关文件。 + +　　（三）摸清小商贩的情况，进行分类排队。我们过去对小商贩的情况是不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准备工作中要摸清他们的阶级出身、政治面貌，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前后的经济变化等等，是十分必要的。根据了解的情况，按照李维汉同志所提的标准进行分类排队，以便心中有数，明确依靠那些人。当然一次很难把情况十分摸准，所以我们在整风运动中自始至终反复几次进行分类排队工作。 + +　　（四）训练小商贩中的积极分子，为了在运动中进一步了解积极分子的政治态度和在实际运动中锻炼他们，并为全面开展鸣放提出经验，我们召开了行业组长、委员和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的代表会议，让他们大鸣大放。这样，我们了解了各个人的表现；对整风的各种思想顾虑；小商贩中存在的问题也初步暴露了一些，这样就为全面动员提供了经验，我们在会上也向他们说明了小商贩整风的必要性以及整风的方法和步骤等（不是全面交底），号召他们积极参加整风，带动群众。 + +## 二、利用一切形式，大鸣大放 + +　　在全面动员之后，即开始大鸣大放。鸣放的形式是充分利用鸣放会、大字报、意见箱、接见来访等多种形式。鸣放的范围也是不限制的。为了鸣放的深透，在鸣放中要反复动员，打消思想顾虑。由于小商贩在历次运动中受的教育比较少，顾虑也比较多，我们便通过大会、小会、各专业公司负责同志表示态度、积极分子个别谈话等形式来反复打通他们的思想，启发他们大胆鸣放。在鸣放中还要充分注意发挥积极分子的带头作用。同时还要根据小商贩的特点，灵活划分鸣放小组。一般的鸣放大组较好，可以造成声势，打消顾虑，但揭发重要问题，要靠小型鸣放会。在鸣放时间上，也要根据小商贩的特点和各行业的具体情况妥善安排，我们规定星期六和星期日不鸣放；理发等行业在早晨鸣放，食品杂货等行业在午后鸣放；小百货、水产、炭柴等行业在晚间鸣放；一次鸣放时间不超过二——三小时，以使整风和营业两不误。 + +　　在鸣放中，还要注意端正干部对整风的认识。小商贩的整风主要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但也不能忽视敌我矛盾。但有些干部却偏重于抓坏分子，对小商贩提出的正确意见不注意倾听，他们过分强调小商贩的复杂。事实证明：小商贩中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出身，他们是拥护党，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据摸底，在一、六七五名小商贩中，长期从事小商贩活动的有六四四人，占百分之三十九·○四，工人、店员和独立劳动者出身的有四二四人，占百分之二十五·三二，农民出身的二二一人，占百分之十三·二，资本家、地主富农出身的仅五十五人，占百分之三·三，当过伪军警宪、封建把头的仅占百分之四·二四。从鸣放中提出的意见看，绝大多数是正确的，错误的意见和反动言论是少数的。 + +## 三、小商贩的整风同样要自始至终注意整改。 + +　　截至十二月六日止，对主管公司和中心商店共提出一、三二二条意见，对合作商店内部共提出二、八九九条意见。多数公司和店的领导对小商贩在鸣放中提出的意见是重视的，及时解决了—些问题，提出了一些改进办法。如百货、针织品公司为便利小商贩进货，批发部设专人负责小商贩的批发业务，确定每日上午八时到十时优先给小商贩付货；在不影响包装的前提下，准许联购分销，帮助分票等。但是，总的看来，整改的质量不高，改的慢，改的少。有的公司还不够重视，没有及时处理。以后由于我们强调了这一问题，情况就有好转。 + +　　我们体会：在运动中，必须认真贯彻阶级路线。小商贩整风必须依靠工人、店员和劳苦小商贩。这些人是积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其中虽有一部人存在一定程度的违法行为，只要经过教育，他们就会很快改正的。我们在运动中吸收的积极分子都是这些人。小商贩中的富裕户，有的是真正积极，但有些人是表面一套，背后则和我们两条心。 + +　　考虑到小商贩中违法现象严重，仅靠鸣放还不能完全暴露，我们在鸣放中按插一个揭发阶段。 + +　　从鸣放和揭发出来的问题看，违法现象是严重的，我们准备在辩论中解决这个问题。 + +　　· 来源： + +　　《辽宁整风简报》第81期（1958年1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8.txt b/CCRD/1/5/2/0002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720c00890d7ef48822815725e8e6562656f598 --- /dev/null +++ b/CCRD/1/5/2/000258.txt @@ -0,0 +1,5 @@ +# 天津市部分中学生对丁玲和她的作品的糊涂认识 + +　　新华社天津10日讯 天津市部分中学生对丁玲和她的作品有许多模糊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这几个问题上：(1)丁玲很早就反党了，为什么现在才发现？(2)丁玲的很多作品有毒，为什么过去还发表？如莎菲日记等。(3)丁玲反党是因为党对她教育不够。(4)“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部书既然有毒，为何荣获斯大林奖金？(5)是根据作者这个人来分析作品呢，还是根据作品来分析人？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59.txt b/CCRD/1/5/2/0002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13cd499effd5a3e85e491ed03ba8fa9d080038 --- /dev/null +++ b/CCRD/1/5/2/000259.txt @@ -0,0 +1,17 @@ +# 营口中一些右派分子又蠢蠢欲动 + +　　最近发现一些右派分子在斗倒搞臭以后，又重新抬头进行反扑和破坏活动： + +　　1、继续进行反动活动。五金公司几个右派分子，在反右派斗争转入大鸣大放后就凑到一起出谋划策，重新向党进攻，扬言要已调走的领导同志回来向他们检讨。攻击领导干部“官僚”、污蔑党团员“不起什么作用”。有的公开威胁积极分子，如右派分子贾风长，抓住一个麻雀，用大头针将两翼和头、尾钉住后，一边开膛一边说“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心！”。并扬言要把商品箱子分给积极斗争他的女营业员，她们有几个孩子就分给几个，等孩子死了好装。资本家中的右派分子鲍宜才，在义务劳动时和工人在一起递砖故意使劲扔，当工人阻止他时，他说“打死一个少一个”。二医院疑似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刘先立，最近把工人宿舍（除他外，尚有三人）炉子用煤堵住，致使夜间冒烟熏病一人，幸及早发觉，未造成严重后果，而他则把头伸到门外睡觉，事后并说“熏死三个，我死了还赚二个呢！”高中右派分子张安利用教学实验机会，故意浪费化学药品，并故意抄错课表，耽误一堂课。小学右派分子李绍先，在最近小学教师集中整风时，煽动别人说“你放，没关系，对领导讽刺打击点不要紧”。有个别右派分子还参加反革命组织，进行现行反革命活动。 + +　　2、乘机反扑，企图翻案。制桶厂右派分子孙益才在鸣放座谈会上提出：他过去的问题（指右派言论）是无意的，企图全面否定。五金公司右派分子吕福祥，在鸣放中说：“咱们年轻轻的，共青团员，怎么能成右派呢？”因此要到中央告状去，要调走的领导干部回来向他检讨，并抽帖算卦问凶吉。织袜厂右派分子吴家新，在干部下放时要求组织把他的问题弄清楚，下结论。资本家中右派分子赵耕野说“我是工人出身，那够右派呢？”言下之意，是受了冤枉。 + +　　3、重新抬头，继续放毒。五金公司右派分子吕福祥，在鸣放中攻击领导说“五金公司有个官僚楼，官僚楼里有个官僚桌，官僚桌旁又有个官僚官，官僚凳上坐个官僚人”，并无中生有的攻击党员人秘股长“什么不是”。资本家右派分子张家义，污蔑统购统销政策说“粮食供应不合理，夏天竟给苞米面，还是发霉的，猪都不吃”。纸厂右派分子陈茂成鸣放中公开煽动说“评先进生产者不是一视同仁，先进老先进，落后三辈子还落后”并说“评奖会是算账会”企图煽动部分群众对党不满。又恶毒挣拨说“大夫每人配上一个人来监视”“外国广播朱可夫被撤职是赫鲁晓夫巩固他的地位”，散布一系列反动言论。 + +　　4、无理取闹，消极怠工，抗拒领导。卫生支部有几个右派分子，不遵守劳动纪律，不服从组织领导，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不参加学习和整风，有的还扬言：“我就这样泡，反正给我钱”。房管处右派分子汤春茂，无故不上班，在家看化学，累了就到外边跑跑步。一中右派分子胡夷，不参加学习，去跳舞、滑冰。不少右派分子洋洋得意，满不在乎，表现很不老实，如五金公司右派分子李多田，斗争他的会刚散，他在下楼时，手撩大衣装出演戏姿态，嘴里高唱京剧，表现十分嚣张。有不少右派分子消极怠工，给啥干啥，如纸厂右派分子陶登祥，在找他研究工作时，他说“我不行呀！还是你们大家研究研究吧！”也有送农村生产的右派分子，不老老实实的劳动改造，如检察院右派分子马贵耀没经批准，偷偷的把行李搬回来了。 + +　　上述问题，一方面说明了反右派斗争虽然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仍然有一些右派分子祸心不死，一有机会就进行反扑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某些单位存在右倾思想，对右派分子的监督管教不严。有的右派分子长期不上班没有人过问；有的单位，右派分子严重违犯劳动纪律，不能及时进行处理；不少单位不掌握右派分子的思想动态。这种情况应迅速纠正，以严密防范和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进攻和反扑。 + +　　· 来源： + +　　摘自营口市委整风领导小组通报，转载于《辽宁整风简报》第81期（1958年1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0.txt b/CCRD/1/5/2/0002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1cd59e410f679522622512420ef1089358eb02 --- /dev/null +++ b/CCRD/1/5/2/000260.txt @@ -0,0 +1,71 @@ +# 李俊龙: 利用视察机会到处点火 想把反共邪火吹遍全国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 +## 一 利用视察机会到处点火，想把反共邪风吹遍全国 + +　　李俊龙利用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在各地视察的时候，到处煽风点火，搜集毒草，态度极为猖狂。在视察座谈会上的发言，就是他反党的自供，他恶毒地攻击党员有特权思想，他说：“中国是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特权思想在若干地方相当普遍，谁当了干部便可以管人民，一切权高于人民，这歪风不解决，群众就不敢反映意见。”他说“人民代表大会不能经常开会，开了会代表是否能反映意见，还是问题，反映了便遭到打击报复。”李俊龙认为“反对特权思想是一个长期斗争。”他自鸣得意地夸耀他在广州视察时反党的“杰作”，他说：“我到一个学校视察，有党员在，有些人便不敢说话，所以开会时我便问：‘你们中间有没有党、团员？’他们说有。我便老老实实告诉他们，请他们出去，因为有他们在，别人便不敢讲话。” + +　　李俊龙在东北视察时，把他轰党员出去的拿手好戏，又重演了一次。事情是这样的：李俊龙到了黑龙江省鹤岗市视察煤矿，他召集了矿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举行座谈会，鹤岗市长和有关局长都参加了座谈会。李俊龙俨然以中央大员自居，说是根据毛主席的报告，来搜集人民内部矛盾的。请大家尽量的提意见。开始到会的人，提不出什么意见，有一点冷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现象，可是李俊龙抓住这个机会，挑拨的说：“领导在场你们不敢提意见。”他又像在广州一样，把市长、局长等领导同志一齐都轰了出去。很显然，照李俊龙的逻辑，今天的中国人民被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压得都不敢说话，要让人民群众讲话，就得要共产党下台。 + +　　在鸣放期间，李俊龙要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邪风吹遍全国。他说：“我在黑龙江视察时，那里还没有鸣放，我曾对省委书记说，春风未度山海关。我到长春视察时，那里已在鸣放，我说春风已到山海关。回到北京后，从文汇报看，有的地方还没鸣放起来，四川最近才鸣放起来，这是春风初度剑门关。湖南未鸣放起来就定出许多清规戒律，是未放先收，我希望春风度过武胜关，吹皱八百里洞庭。” + +　　李俊龙所谓的“春风”就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邪风，他希望天下大乱，要把右派向党进攻的邪风，吹遍全国。 + +## 二 把思想改造说得阴森可怕，挑拨知识分子与党的关系 + +　　李俊龙不遗余力地攻击社会主义文化和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从对知识分子的安排到使用，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员，从科学到文艺，从华南到东北，他都到处施放毒箭。他诬蔑共产党不能领导科学，他说：“科学研究机关的行政干部都是党团员，不懂业务，妨碍科学的发展。”他的意思是说党、团员都是科学发展的绊脚石，要发展科学，就要扫除这些绊脚石。 + +　　在李俊龙嘴里，共产党领导下是没有科学研究自由的，他认为“百家争鸣提出以后，争鸣的当然多起来，但学术研究自由的空气还不是那末浓厚踊跃。”他的所谓自由，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由，他叫嚣“高等院校今后向群众作时事政治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不要限定党员去作，而应发动民主党派成员去作。”谁都知道，高等院校，从来没有限定作报告、特别是学术报告非共产党员来作不可，李俊龙故意歪曲事实的真正用意是反对党员作报告，暗示党员都是不学无术的。 + +　　他把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说得阴森可怕，说思想改造就是“否定思想，否定业务，否定人格。”并提出挑拨性的口号：“不要算旧账！”“要尊重知识分子的旧传统”。李俊龙并叫嚷党员“要广交天下贤能之士，放下架子。”这与大右派分子罗隆基的“礼贤下士”“三顾茅庐”陈铭枢的“向党外人士求师求友”等反动论点是异曲同工的。 + +　　李俊龙还诬蔑高等院校党、团员的系秘书是大权在握，非党系主任“有职无权”，他还叫嚣“小学教员普遍不重视”，“学校里找不到教员，社会上却有许多熟练的教员找不到书教。”给李俊龙这样一说，从大学到小学，党执行知识分子政策都是一团糟的。李俊龙甚至疯狂地提出限制共产党发展知识分子党员的反动主张，说什么“现在共产党有1200万党员，今后接受知识分子入党不要那末快。”妄图根本割断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联系，争取知识分子作为他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本。 + +## 三 攻击社会主义法制，替反革命分子撑腰 + +　　李俊龙对社会主义法制和人事制度也进行了恶毒的攻击。他诬蔑县以下干部没有法制，而是“习惯用命令来代替法制”，“以检讨代替了法制”。在他看来，不管干部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一律加以“关”“管”“杀”，这才叫做法制，从这里说明李俊龙是怎样仇视我们的革命干部，并怎样处心积虑地企图用所谓“法制”来束缚革命干部的手足。企图把专政的锋芒指向人民的内部，而不是指向人民的敌人。他在“加强法制”这个题目掩护下，还向广大的司法干部进行诽谤，他认为我们的司法干部都质量低，没有审判知识，“有的连批示、判词也写不好。” + +　　李俊龙攻击我们的人事制度，要求人事制度公开，他说：“做人事工作的青年人，对旧中国情况了解得少，对旧人员的看法不适当。”从他这项理由，难道还不明白他所以要求公开人事制度的用心吗？ + +　　李俊龙一方面对人民、对革命干部十分仇视，一方面却尽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说什么“国民党的区分部委员，并不是反革命骨干”，“国民党的区分部都是糊涂的区分部”等等。他甚至闭着眼不看宪法关于我国保卫人民民主制度、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规定，竟说像肃反这样重要的问题，不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是不对的。”把肃反运动，说成是“违法”。他说“肃反虽有很大成绩，也存在很大偏差。”他还举出右派分子刘不同、黄席群等人为例，来证明他的所谓偏差。更恶毒的是李俊龙企图为一切反动分子开脱罪责，连审查CC大骨干分子寿勉成的历史，也认为是不应该的。他还替战犯说情，要求政府释放他们。很显然李俊龙眼中的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是和我们的概念完全对立的。 + +## 四 诬蔑农业合作化运动，重唱梁漱溟反动滥调 + +　　在农民问题上，李俊龙完全支持梁漱溟的反动论点，歪曲事实地叫嚣“农民生活苦”。并且露骨地说：“过去梁漱溟说农民生活苦了，时间还不成熟，现在我要提出来，不怕别人说我有地主富农思想。”李俊龙以讥讽的口吻说：“农民为什么从乡里往城里跑，是很有意义的。”接着他自己回答说：“农民的生活很苦，收入很少。”他的意思是说，农民苦得在乡下活不下去了，不得不到城里来求生。 + +　　李俊龙反对农业合作化，他认为合作化以后，农民“买粮的钱不易找到，因为过去可做临时工，现在不行了。”这就是说，农业合作化后，农民按劳动分工收入少，又找不到其他收入，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农业合作化对农民群众没有好处。李俊龙别有用心地引述地主富农分子编出的歌谣：“远看一片青，近看三两根，我们吃不饱，政府费了心。”把合作化后的农业生产说得一场糊涂，把农村形容得“怨声载道，”企图说明合作化使农业生产搞糟了。他为了混淆视听，不惜抹煞事实，公然叫嚣“薄一波说每年农民平均收入60元，是没有根据的。”我们知道，薄一波同志提出的数字，是国家统计机关根据全国各地所提供的实际材料所作出的统计数字，李俊龙反说没有根据，难道李俊龙的信口雌黄才算是根据？ + +　　更恶毒的是李俊龙竟至把地富分子和破坏分子的话，说成是农民的话，说什么“蓝衣服（指工人）有钱，黑衣服（指公安人员）有权，黄衣服（指解放军）有钱又有权。“工农生活之间距离太大”，一味挑拨工农兵之间的关系。 + +## 五 利用组织部副部长的职位，企图篡改民革政治方向 + +　　李俊龙对民革组织一贯主张大发展，想在人数上发展成为第二大党，1950年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第一次大会上他就露骨的骂“民革的组织工作是关门主义搞宗派”。1953年二届三中全会，他坚决反对总结“成绩是主要的。”理由是所发展的党员人数太少。其实当时全党党员人数，比1950年年底，已经增加了两倍，超过了二中全会所决定的指标。三中全会以后他又说：“两年多来，发展工作没有成绩，三全大会交不了卷。”他起先以反对“关门主义”作幌子，以后又以反对“保守思想”作幌子，而暗中是想实现他的大党思想和恶性大发展的企图。 + +　　李俊龙曾主张硬性规定在所联系的社会人士中吸收党员的比率。他说：“凡是已经开展联系工作的地方应努力创造条件，将所联系的社会人士，吸收百分之三十到五十入党。基础好的还要提高比率。”他并在组织部的部务会议上横蛮的说：“大发展有什么不好，只要不是盲目的发展。” + +　　在吸收党员的标准上，李俊龙主张降低入党条件。虽然他也说：“吸收党员要注意敌我界限”，可是他接着解释说：所谓划清敌我界限，是指历史了解清楚有公民权的，并不是按其他更高的要求。”根据这样的标准吸收党员，实际上仅仅只有一条“有公民权”的标准；而过去是特务，或者历史上有反革命罪行的，都可以钻空子而不问，问了就是要求太高，这把我们党所坚持的以进步分子为骨干、着重吸收中间分子、拒绝面貌不清分子、清除反革命分子和破坏分子的原则一扫而空。李俊龙不是要“旧国民党归队”又是什么？ + +　　李俊龙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提出以后，在许多场合，片面强调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监督，强调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政治自由。”他说：“民主党派成员，不要只是歌功颂德；民主党派负责人应该代表所联系的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不要唯唯诺诺。”李俊龙企图把民革变成一个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的为本阶级争权夺利的政治集团。要民革与共产党分庭抗礼。 + +　　李俊龙从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出发，妄想篡改民革的组织路线和政治方向，如果按照他的路线办事，其结果必然使民革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复辟的死路。 + +## 六 嘴里反对特权思想，处处要求享受特权 + +　　李俊龙作风之恶劣深为一般人所痛恨。他口口声声反对特权思想，可是他自己处处要求享受特权。在出外视察期间，对饮食、房间，总是苛求、挑剔，不顾人大常委会的规定，把伙食标准一再提高。一不满意便出言不逊。他叫嚣农民生活太苦，可是当他在农村视察，农民的牛车差一点把泥土溅到他的裤子上的时候，他就破口大骂“妈的×”。 + +　　李俊龙的恶霸作风十分突出。民革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二中全会时，一次接线员没有把他的电话立刻接通，他就大骂接线员同志“混蛋！”政协全委会管汽车的干部反映，李俊龙要汽车不敢不给，怕挨他的骂。有一次他叫全委会的服务员买些水果送到他家里去，服务员没有钱，又不敢不替他买了送去，否则第二天怕吃不消他的骂，结果借了钱代他买了送去。 + +　　他到东北视察时，组长是监察部副部长潘振亚同志，他是副组长，他不把组长放到眼里，一切独断专行，初到哈尔滨，地方当局来拜访，并研究安排视察工作，他一人抢着接谈，把话说完就送客出门，使旁人没有发言余地。 + +　　1953年李俊龙以参事身份出差到江苏，省长没去接他，他质问说：“省长为什么没来？”并向人说到别的省分都是省长亲自来接的。1956年他到陕西去视察，交际处派一个干部和人代驻陕秘书去接他，他质问“地方上负责人都哪里去了？” + +　　李俊龙不仅狂妄自大，为了抬高自己，还经常玩弄虚伪狡诈的手法，1953年冯玉祥先生在泰安安葬时，民革组织原先没有要李俊龙去的意思，他就向李主席说他要到泰安去，到民革又说“李主席要我去，我不得不去。”就这样撒谎，达到了他去泰安的目的。李俊龙曾对中央统战部某负责同志说，孙中山先生曾派他当特派员，到湖南办国民党，某负责同志当时问他说：“当时我也是国民党员，为什么不知道你呢？”以年龄计算，那时他还不过是十九岁的小娃娃，孙中山先生怎末会派他当特派员呢？ + +　　李俊龙在参事室或在政协文化组，就说民革的工作如何如何的忙，到民革又说参事室或政协工作如何如何忙，虚伪的四处喊忙，一方面借以抬高自己，另一方面，又好推卸工作责任。实际上李俊龙在哪里也不忙。 + +　　李俊龙作威作福，自私自利，狂妄自大，投机取巧，十足的说明他始终还没有忘情过去骑在人民头上的日子。 + +　　李俊龙在大量罪证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是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犯了罪，表示愿交代罪行。 + +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1.txt b/CCRD/1/5/2/0002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31141370cc00ba27fad28c95bde54f90c7184f --- /dev/null +++ b/CCRD/1/5/2/000261.txt @@ -0,0 +1,233 @@ +# 右派分子罗印文日记摘录 + +　　[总按语] 这是右派分子罗印文从1957年5月到7月一部分日记的摘录。那时他是本报衡阳记者站的负责记者。这些日记的本身就充分说明罗印文的立场、观点是反动透顶的。罗印文不仅在大鸣大放中，攻击的矛头总是朝向中共湖南省委、中共衡阳地委和紧跟着省委走的本报负责同志；就是在全国反右派斗争开展以后，他也没有收敛反党锋芒。他在发表了《不让整社工作轻轻滑过》公开反对当时省委小整社的消息之后，还继续搜集材料，处心积虑，写成《大转变时期——试评衡南县民主办社工作》，企图在报上进一步地反对省委对湖南农村工作的领导。用罗印文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样我改变战略，深入抓衡南的情况，面向整个专区和全省，批判保守主义者。”他反对省委是完全自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他在日记中一再地写着：“我必须弄得烂熟，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搞这样触犯省、地委须发的东西，你不如此，就会糟糕。”因此，在本报反右派斗争开始、把他从衡阳调回报社交待问题时，他仍然坚持反动的立场，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正认为正确的，也应该坚持，这就是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平日最欣赏的两句话就是：“走我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里，我们要警告罗印文，你走的路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的道路，如果你高兴继续走下去，甘心自绝于人民，那就随你的高兴罢。如果还想回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那就要彻底缴械投降，才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 +　　（5月7日） + +　　几个人到烈士公园，本来想划船的，时间早，西边还有晚霞的，游船也不开放了，怄死人，我立刻没有劲了，几乎要倒了。我们说，除非每人喝四两酒，不然爬不上这座山。我们真的喝酒了。我主动约束自己，只喝了啤酒和广柑酒。回来真的劲足了一些。 + +　　开会，酝酿明天给编委会提意见。酒后心里爽，大家都是慷慨激昂的，明天一定要开火。现在的报纸办得太不像话了。 + +　　（5月8日） + +　　上午开会，整风意见提起来了，富有戏剧性的活动，昨夜喝了酒的我们几个人最初提了意见，我猛烈地批评了编委会严重地不相信群众，没有政治胆量，对记者部的领导软弱无力，以及时事报道吹牛皮。 + +　　（5月9日） + +　　非常惋惜，下午的支部大会未能参加，两个总编辑不团结，编委会涣散等问题都揭开了。会，据说开得很紧张很沉重。晚上我特地找记录看了。 + +　　（5月10日） + +　　夜，支部大会，原来如此啊！编委会涣散，两个总编辑不团结，一切问题的根源在这里。看来现在他们还有担心，过早强调和风细雨，说什么不要激动；不要把团结问题在群众中公开，编委会不在群众的直接压力下，就开得不好。袁家式的意见提得好！我激动了，我跟着讲了话:要求编委会打消疑虑，准备丢掉自己的肮脏的东西，把问题彻底地公之于群众之中…… + +　　（5月14日） + +　　看来湖南省委保守，不放手的那个劲儿，真叫人心焦，一个事情布置得非常具体，哪怕是工作方法上的问题，一步二步三步……都得按此行事，结果是束缚下面的积极性。 + +　　（5月19日） + +　　争鸣问题报社不表示态度，我提出了抗议性的意见。 + +　　（5月20日） + +　　现在正是争鸣的时候，沉着地付出毅力，一定会有收获的。 + +　　（5月21日） + +　　伍国庆回去，我特意写了抗议信，请他带去，抗议家里迟迟没有就左叶事件举行记者座谈会，给记者以支持，让记者争鸣。我说，我的心情时常激动。我对于报社这种情况表示强烈的不满。 + +　　必须对那些政治上的胆小鬼施加压力。 + +　　本来打算今天到衡山去的，家里一个电话，希望我研究下民主办社贯彻的情况，他们认为现在的倾向很可能忽视解决（滑过）干群矛盾的趋向，过分强调了生产，以保护干部为名，掩盖领导上的胆小。同意这种估价。 + +　　（5月22日） + +　　做了件有意义的事：清早就和衡南县书宋长云交谈了放手领导群众民主整社问题，他同意了我的看法。下午我去参加他们开会时，正好昨天的南方日报到了“用新的精神整顿农业社”的社论，也正是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一步一步地讨论了，至夜7点30分，作出了结论：采用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的群众路线方法。当夜就开电话会传达到乡。——这当然是好事，我立即赶写了消息，在10时许发了回去。 + +　　（5月23日） + +　　学唱“湘累”，很引人。 + +　　“泪珠儿要流尽了，爱人呀，还不回来呀？……” + +　　昨夜发的消息，在今天报上一般头条地位发表了，很高兴。 + +　　（5月26日） + +　　请乡秘书介绍了情况，便赶到谭家桥社来，总支书罗冬初在这个社，他说了几句话，看来这个社的情况是平淡的，要找尖锐的矛盾去。接着便去了附近的烧田社，一个三类型社，问题在这里是突出的。夜里参加第一次代表会，社长作了检查，可是谈得不深入，一些关节上的事儿，未去触它。 + +　　（5月29日） + +　　家里的整风空气很不好。编委们涣散到几乎解体了。人们的面目全暴露无遗了。省委周惠、唐麟的面目，在这里也能窥见一二了。看到这些，听到这些，真令人心痛。 + +　　（5月30日） + +　　夜，与县委副书记符棣华谈话。。从这次粮食工作的突然布置，我想到了、地委领导工作中的机械化，许多工作一成不变，下面只能和盘照搬，不管情况不同，有变化，都不能有所更动。上也好，下也好，亿已经成了习惯。一件工作一来，只听到一片往下贯之声，这个“贯”字不如改为“灌”字还确切些。我应该进一步研究情况，评述这个问题。 + +　　（5月31日） + +　　听到乡总支书向县委的电话汇报，平淡。 + +　　（6月2日） + +　　看到文艺报上揭发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东西，真令人愤慨想到两个题材可写杂文：“同甘共苦”的演出的遭遇，住房子、坐椅子分等级待遇的问题，惟事实仍待调查。 + +　　现在的记者工作制度，工作空气，是扼杀自由写作的。 + +　　（6月4日） + +　　地委躲闪我提出的问题。但是，我已经明白了，从这一段工作来看，省地委的领导都落在这个大转变时期之后了，以搞生产为名，掩盖自己的害怕，什么怕影响生产，怕整垮干部，怕乱，结果工作中企图避而不谈矛盾，墨守着省委框框中具体作法和解决问题的范围。而同时，又对当前粮食工作估计不足。农村中首先闹起了粮食问题，农村中社员与社、与队、与国家等矛盾，都集中在粮食问题上暴露出来了，许多地方很严重，生产和民主整社都顶住了造成极大的被动局面。这就是不从实际出发，不相信群众，保守主义者所面临的情况。在衡南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人们以极大的决心，抵抗住了地委委婉的阻拦，采用彻底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充分发动群众揭露矛盾，一上场就是站在主动的地位，当初也曾经忽视粮食工作，具体问题解决未跟上，所谓没有带尚方宝剑，后来领导发觉后，立即纠正了，现在全县情绪饱满。 + +　　这样我改变战略，深入抓衡南的情况，面向整个专区和全省，批判保守主义者。我要写消息和论文。我准备明天到到衡山，再捞一把那儿的情况，很快就回衡南来。 + +　　（6月6日） + +　　孟树德打来电话，要我写东西，用省委指示来压我，全没有一点儿想听下边情况的情绪。我按照我的性格回答了。 + +　　和办公室同志、师古乡总支书、县委书记谈了当前情况，我将要冷静地思索我面临的一切，难题目也许从现在开始了。 + +　　（6月7日） + +　　夜里没睡得， 一天都干不了什么。 + +　　某某来了，睡在一起，似乎有某种不然，和我讲起客气来了，我诚恳相待，过会儿，好了。 + +　　谈报社整风，看“争论材料”，令人气愤。周惠说：我们的报纸是党报、人民的报纸，不承认是党报，又是人民的报纸。他对于报社的估计是：“官健平是坐在省委，面对小资产阶级王国。”如果这种估计不改变，那对报社整风的看法当然会是错误的。是这样的省委负责同志，那我们的整风，不闹到中央去，似乎不能解决问题。孟的那席话叫人不得不联想到他的品质。 + +　　（6月8日） + +　　研究了衡南和衡山的情况，对问题作结论的时候，还差很远，当然需要再研究。 + +　　（6月10日） + +　　某某来，陪他玩了一会儿。他有一种昂昂然的情绪，什么都不在眼下，什么都是缺点。 + +　　（6月11日） + +　　需要约衡南宋长云谈谈。并且自己下去看看，我不能对群众路线问题作一结论，不能甘心。 + +　　（6月12日） + +　　思索着那些情况，距离作结论的时候还远着哩！电话与宋长云约了，明天谈谈。 + +　　（6月13日） + +　　以“大转变时期”为题，通过对衡南整社作法所代表的根本精神的评述，分析再这个大转变时期省地委指导思想不相适应的问题，批评那种保守、畏缩，看不到新的变化的倾向。 + +　　我一边和宋长云谈话，一边这样想象我的文章的主题。 + +　　他是完全接受了那种作法，党那条消息发表时，地委与省委联系后，即刻把他叫去了，劝阻他莫那样做，他回答说：“我们不是想过瘾！”他说：“现在很明显，这样做是正确的。” + +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的工作是非常艰巨的，我必须掌握非常充分的材料，全面、具体，正反面研究，做出无可推翻的结论论来，要不然人家会拿出棒棒来。 + +　　我拿出了大批材料，并且出题请他们找材料，随后我还要下乡去，还要与县委专门研究。 + +　　（6月15日） + +　　斗争是非常深刻、尖锐的。 + +　　我激动地读完了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民盟中央会议上各种发言。 + +　　入夜，邮局前面贴报栏前，挤满了人，紧张地读着，仿佛心里担当着大事，一动也不动地站在那儿。 + +　　（6月16日） + +　　夜去访问了吴若虚，先聊天，地北天南，最后他发表了对当前工作的意见，前段他们抓思想问题，解决思想问题很明确围绕着双百分之生产，民主办社，不只是简单做那些机械规定的事儿，而是去发掘实质上的东西。深入就在这里，高明就在这里，这对我很有启发。入睡后，我想这一席谈话应该是可以发消息的。 + +　　（6月17日） + +　　起床就写消息，在那里听发言时也写，十点半时就写成了，我高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这江叫那些官僚主义者吃惊的。，我请蓝岗提意见，我本来是想让他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他认真提起意见来，我骤住了一下，心里想卡了什么东西，。我吞了口气。她的意见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我激动了，使得文笔不畅了。我依他的意见修改了。我说，到底是人多出秀才。 + +　　（6月20日） + +　　到衡南听了下汇报，听来听去还是那么回事，真正应该下去了。决定明天到衡南谭子山乡去，根据这次县书会议进行报道，另还要考究整社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 + +　　老孟（树德）来电话说，常宁稿不用了。农村部换了这个人来管，我担心：主观粗暴将要宰割多少稿子，特别是他对我的宗派主义，1953年调查建设报问题时，背对背地与他交锋过。现在很难说，至少至少一点，还潜藏着宗派报复的种子。要是他在报社争论争论问题上得势了，更会嚣张起来。 + +　　下午杨德嘉同志来了，谈及报社整风情况，都是惆怅、泄气，许多人都有思去情绪，连陈望岳都觉得无味，要求去学习。我说，我也去吧，当乡总支书去。我知道，我是多么地喜欢新闻工作，愿意当一辈子记者，要是情况真是恶化下去，我将不知要陷在何等苦闷之中。 + +　　（6月21日） + +　　我不能沉默，写信到记者部和农村部，要求他们重新审理常宁稿，并据实批驳孟的那些说法。我知道他那样处理错了，不说不应该，还有，要是这回我默涵过去了，人家会觉得：你看这个人是好对付的。 + +　　（6月26日） + +　　和乡总支书谢培修等谈话后，我的劲儿似乎足了些。“大转变时期——评衡南县办社工作”，前回设想这篇稿子，现在又得到了新的论据。人们很容易接受了新的时期的工作方法，而且把工作做得很好，而且事情过了之后，还是津津乐道的。感染了我，得进一步研究分析，进一步掌握情况，这次回去对于究竟怎么办，要具体化了。 + +　　（7月1日） + +　　夜在衡南县座谈，详细扯了三类社的情况，和我已经掌握的情况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越来越觉得，他们的论点，也是我的论点是正确的了。 + +　　（7月2日） + +　　一早便去接续昨天的座谈会…… + +　　一道分析、研究，我们的结论是一致的。 + +　　我决定要写这篇东西了。而且要在四天内写成。 + +　　下午和晚上，研究这大批的情况，实际上是重看它们，许多是第三次、第四次重看。 + +　　我必须弄得烂熟，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搞这样触犯省、地委须发的东西，你不如此，就会糟糕。 + +　　（7月3日） + +　　开始写“大转变时期”，它的副题是“试评衡南县民主办社工作”。 + +　　语汇太少了，安排句子的方法也太老一套了，现话现字，在这里转来转去，这样的情形，也许是因为心境不那么宁静吧。到夜，本来我已写了400多字，可以接写下去的，我不，从头写起，删了一些，改了一些。 + +　　大约写了三分之一，下面一段是最难写的，要具体分析，要提升到理论上来认识，在根本论点上明确，在下语方面委婉，带商榷的意思。因为它与省地委的要求不相符合，要使之能够发表，这是起码的要求。 + +　　（7月4日） + +　　续写“大转变时期”，进展慢。长时期不曾写评论性的东西，非常棘手。 + +　　看来，应当掌握住这种武器。 + +　　（7月5日） + +　　写完了草稿。 + +　　作了大的修改和补充，看来明晰多了。我当然还得再研究，因为它明显地和省委精神冲突。我要做到使自己立于不败的地位。再修改，再听取县委的意见，并且与地委研究。看来，它最好的命运是以“工作研究”的形式发出，或者只能发“情况简报”了。也可能，都不行，还得收到一切呵斥和非难。如果我最后正明了我的不败之地的话，我什么都准备承受。 + +　　（7月6日） + +　　上午参加衡南县委会，有些盲目，他们只是抽象地讨论几个几个政策问题。 + +　　下午修改了衡南稿。 + +　　（7月7日） + +　　衡南稿差不多就是定稿了。再次修改了，听了衡南县委就这个事情进行的讨论。夜已开始誊写。明天送地委看后就去投邮。 + +　　（7月8日） + +　　稿已誊写完毕。明天送给地委看。 + +　　（7月9日） + +　　宁生没有否定他们的作法，说他们没乱，承认他们生产也不错，但说他们似放非放，企图缩小他们这种作法的意义。尽管如此，他仍说：省委的作法是对的。不过他也说：做试评发表是可以的。 + +　　我写了封信，详细交代了背景，并预先批驳了可能产生的几种对它非难的意见。 + +　　我说，我的一百个希望是：尽量争取快些发表。 + +　　（7月10日） + +　　孟树德没有用常宁稿，十分遗憾，差不多一个月后的今天，问题仍然一致。他们没有回答我的抗议信。不理吧，我回去还是要抗议的。 + +　　（7月17日） + +　　回到长沙。 + +　　回来是两件事，是报道，但看来主要是检查右倾思想。 + +　　老孟谈及了衡南稿，看来，他们有许多错觉的地方，我当然要听取他们的意见，虚心听取，但我真正认为正确的，夜应该坚持，这就是人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 + +　　（7月18日） + +　　老孟和我谈了话。 + +　　常宁稿问题，他没有能够说服我。含混点算了，我没有必要在这类问题上，也许是可以放过的问题上，大争起来。 + +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第16期，1958年1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2.txt b/CCRD/1/5/2/0002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2dc0b57d9bfb02097f0ce9add137ea598ac33c --- /dev/null +++ b/CCRD/1/5/2/000262.txt @@ -0,0 +1,27 @@ +# 以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 +　　新华社重庆13日讯 中共重庆市委第八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揭露了一个情节恶劣的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这个反党集团的成员有张文澄、王匡时(宣传部副部长)、谢予(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等人。他们与市委文教部、宣传部、报社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贾唯英(重庆日报副总编辑)等人有密切联系。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他们与党外右派配合，以宣传部、文教部、报社作为阵地，疯狂地向党进攻，企图篡夺市委领导。 + +　　张文澄是一个“纳吉”式的个人野心分子。他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搞大民主，与党外右派互相支持、呼应，企图借外力来满足个人的野心。他在党内利用合法的手段进行的一系列的反党活动都遭到打击。到去年春天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整风的重大措施后，张很少实际地做工作，连部务会议也很少参加，却热衷于到处开会、做“报告”等表面活动。他以“最了解知识分子心情的人”自居，以“党外人士的知心人”的面孔出现，到处吹捧拉拢，扩大个人影响，培植个人势力。去年5月中旬，当资产阶级右派利用市政协开会作为起点向党发起猖狂攻击时，张文澄乘着会议由他具体领导的机会，汇合了党内外右派的力量，对市委进行总攻击。他在政协开会前举行的党员大会上，以政协党组织书记的身份，作了与市委意图针锋相对的发言，先在党内解除了思想武装。市委指示会议是有斗争的，在肃反等重大方针问题上就必须坚持斗争；他却强调：过去政协开会是搞阶级斗争，现在是向党外人士学知识，根本否定了积极斗争。他极力贬诋党的领导作用，诬蔑党员如何“不行”，认为党员之所以能当政协委员是“靠党的指派”，而民主党派人士当委员是“由他们真本事挣来的”。他对冯克熙(重庆民盟右派中的一员大将)的反共“才干”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当这个右派骨干分子在会上嬉笑怒骂地恶毒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发言完毕时，张文澄紧紧握住他的双手，激动地向他“道贺”，一再为他捧场说：“你的发言摸透了知识分子的心里”。这次政协会上，右派分子罗容梓等对“三反”、“五反”和肃反大举翻案，提出要在全国发起“道歉运动”等荒谬主张，张文澄和他们一起鼓掌叫好。他还集中攻击市委有领导有步骤地鸣放的方针，企图借政协的压力迫使市委采取冲击的办法，即不要领导、不要步骤地放，使全市各单位无准备地应战，把局面搞乱，然后由他来“收拾残局”。他在会上还把市委内部会议上说的带极大策略性的话向敌人告密，说：“无怪乎有人怕放长线钓大鱼，原来就有人想钓大鱼哩！”他这篇发言在全市起了点火作用。如西南农学院右派骨干分子蒋书楠、管相桓(教授)等，回去后趾高气扬，把张文澄的发言作为炮弹向本校党委开火。 + +　　在五月下旬重庆市召开的文艺新闻界座谈会上，张文澄、王匡时积极煽风、点火，支持攻击市委的谬论，对正确的意见表示冷淡，使会场一时变成了肆意向党进攻的场所。许多人听了都怒不可遏，而张文澄却兴高彩烈，竟在总结发言中说：“我为大家的直率发言、批评而高兴，……若说过去没有语言，在这次会上找着了。在许多难受的和高兴的事情上，我们是一致的。总之，我们的爱和憎是一致的。”还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在这次会上共提了一百五、六十条意见，这可作为我们今后改进工作的纲要”。当右派分子猖狂进攻达到顶点时，张文澄甚至进一步把宣传部、报社都变成向市委进攻的阵地。他有意不向宣传部传达市委对鸣放的方针，指使和支持几位副部长根据片面收集的文艺界、新闻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意见”(如质问：市委第一书记是谁，为什么不表示态度等)，作为材料，向市委进攻。他们派到重庆第三钢铁厂的工作组(专替张、王搜集攻击市委的材料的)也直接在厂内点火，向党委施加压力，要在工人中搞鸣放(当时中央、省委和市委都确定暂不在工人中搞)。王匡时当时也借党派他去领导市文工团鸣放的机会，伙同团内右派分子向领导上施加压力，迫使团内的党组织公开向右派检讨。同时，张文澄不执行中央、省和市委指示的报道方针(市委常委分工，确定他专管重庆日报)，支持报社右派分子贾唯英、汪岗等刊登煽动性的消息、文章，向基层单位四处点火，打乱市委的布署，企图使市委陷于内外夹攻的不利地位。 + +　　张文澄还极力替右派骨干分子龚灿光、陈士梯、贾唯英等人辩护，一再说贾唯英是“思想问题”，她“与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不同，不是真正反党”。重庆民盟右派主将之一的刘盛亚，在1951年镇反期间发表为反党革命辩护的反动小说“再生记”，受到群众一致的谴责和批判；而张文澄却不顾党组织对这个问题作出的决定，积极替刘盛亚翻案。张文澄阻止作家协会重庆分会对刘盛亚的反动言行进行批判，说过去对他的批评“粗暴了”，这篇小说现在还可以“放”，如果“在群众中批评了他，就是打倒了他，不准备让他继续工作了”。他对刘盛亚尽力拉拢、巴结、指示重庆日报在稿费上对他照顾。张文澄还替右派分子王向辰(伪中央监察委员)翻案。这个解放前经常用“老向”名字专门写反共文章的反动分子，在大鸣大放期间，又用这个名字写了一篇题为“枯笔逢春”的文章，经张文澄的亲自批准在重庆日报加以刊载(这是违背市委指示的)。 + +　　张文澄、王匡时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另一特点，是利用党内合法的民主权利和职权、地位进行非法的组织活动。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是他们走上反党道路的总的思想根源。张文澄身为市委常委，分工管理宣传、文教两部，但他仍不满足。他对市委几个书记经常背后散布流言蜚语；在市委领导集体中，常常以反对派的面貌出现，处处和市委意见作对。在1956年重庆市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他表面虚伪赞成市委提出的候选名单，背后却又以党代表的身份，指使王匡时搜集其中一个候选人的材料，作为攻击市委的根据。在1956年四川省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因为看到“八大”候选名单中没有他(自称开“七大”时即想当“八大”代表)，就利用党代表的合法民主权利，处处挑剔寻衅，时而无理要求减少中央机关代表名额，以增加地方的代表名额；时而借口开会程序中没有默哀，说成是“不尊重四川地下党烈士”，企图挑起其他地下党同志和他一起来反对省委(他本人一贯以四川地下党的代表者自居)。他在会上大吵大闹，诬蔑省党代表大会“不民主”，要省委书记“出面表示态度，高价征求民主”。对他这种反党行为，参加大会的重庆市委成员曾举行几次会议进行严肃批评，他不但表示抗拒，还威胁说：“要当心人民日报登你们一报！”张文澄利用他的职权，把市委宣传部、报社变成了为他的个人野心服务的工具。他割断了市委对宣传部的领导，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知识分子政策等若干重大方针政策上另搞一套，和市委唱对台戏。他和王匡时等人在宣传部、文教部、报社拉拢一批人结成反党集团，搞所谓“帮口”、“阵地”等非法活动。他们借成立马列主义教学研究会的机会篡夺了领导权，企图把全市一百多名政治理论教员掌握起来。他们还策划把宣传部马列主义教研组进一步扩大成为经济研究所。这个反党集团不仅纵容报社右派分子贾唯英、汪岗等人篡改了报纸的政治方向，还密谋把重庆人民出版社和别的杂志控制起来，并把宣传部出的“学习简报”扩大为“同人杂志”。他们攻击的目标包括地方和中央党政领导，专门揭露所谓社会主义的“阴暗面”。在重庆日报上反党野心分子谢予等人写的“黄金时代”(诬蔑领导干部，说他们为所欲为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反了)和直接攻击市委书记的文章可以发表，而站出来批驳反动言论、维护党的领导的文章，张文澄竟不许刊载。在反党野心分子张文澄、王匡时统治的范围内，凡是反党和对党不满的人都被提拔、被认为是好干部；反之，凡是捍卫党的领导的人都遭到排斥和打击。他们把宣传部搞成像“裴多菲俱乐部”一样，公开地散播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并在行动上狼狈为奸，一唱一和。例如：他们利用谢予攻击一位市委书记，故意把这位书记讲的有关“定息”问题的正确意见加以歪曲，先后商量六次，四次由谢出面，在讲课和党的会议上进行攻击，两次写文章攻击，攻了一年多。市委指示张文澄追查这件事情，张文澄不但不理睬，反将谢予提职提级，认为“这只是一个理论性的问题的讨论，不是什么反党的政治问题”。王匡时甚至毫不隐讳地说：“我们支持谢予有意义。” + +　　张文澄、王匡时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的第三个特点，是到处散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个人主义和地方主义，企图以他们的政治思想面貌来改造党，同时煽动、迷惑一部分人跟他们一道来反党。他们利用掌握党的政治思想工作部门这一方便条件，首先夺取党的思想阵地，以革新家的面目出现，打着反教条主义的幌子，贩卖修正主义，向马列主义猖狂进攻。他们大叫“独立思考”、“自由争论”，把维护马列主义原则的人咒骂为“堕性”、“习惯势力”，反对钻研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王匡时对理论教员们说：“随便吹就可以吹出哲学理论来”；谢予说：“每一思想上的闪耀，也许就是马列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他们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用修正主义的观点对待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他们利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题目，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叫嚷：“现在一切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还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是认识落后于实际”。张文澄甚至咒骂“党内的习惯致力相当顽固，对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有特别的嗜好！”他们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要求党对资产阶级思想“一视同仁”，为资产阶级思想争取广泛的地盘。张文澄、王匡时积极主张开放思想领域的“自由市场”，提出要站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立场来办党报，否定了报纸的党性原则和立场。这不仅时取消了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而且是要把党已经占领的思想阵地拱手奉送给资产阶级。他们为了使反马列主义的罪恶活动合法化，公然要求党承认“对反马列主义的人不要开除党籍”，主张“党章也可以争鸣”，“党代表大会上也可以求同存异”，强调“在思想战线上应有统一战线”，“可以和平共处”，取消思想战线上的“灭资兴无”的任务。他们除了把这种修正主义毒素在全市理论、宣传、文艺、新闻等工作中散播以外，还利用宣传、文教部门青年知识分子比例较大，工农老干部在某些方面吃不开(如缺乏科学技术知识等)以及解放后地方主义没有系统地进行批判等情况，散布名利观念、极端民主化倾向和地主主义情绪，挑拨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之间的关系，以便利于他们进行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的罪恶活动。 + +　　（张文澄、王匡时等人反党反社会活动的第四个特点，是狂妄、恶毒。他们对党又恨又狠，和资产阶级右派亲如骨肉。贯穿他们一切活动的两个根本的东西，就是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和对党有深刻的阶级仇恨。张文澄出身于地主兼资产阶级(开当铺)的家庭，其岳父是资本家，“五反”被斗，姐丈是反革命分子。他在土改时，包庇地主(一个中统特务)，“五反”时寄钱给岳父退赃。他对党的批评教育，不但没有接受，反而怀恨在心。王匡时的父亲是汉奸(国民党和日伪的区长)，岳父是青年党骨干分子(与青年党魁曾琦是一家)。王匡时一直保持与他们的通讯和经济上的联系，不久前他还表示要回家和他父亲一起重温童年“美梦”。“三查三整”时王匡时是重点审查对象，因此对党长期不满。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带着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进党来的极端个人主义野心分子，在历次运动中原来的反动立场没有根本转变。他们对组织和领导的态度，一贯以个人利益为转移；当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时，就对党不满，站在对立的地位。加上当前革命的目标和对象都是针对他们的家庭，所以他们更不能容忍，在一系列的问题上，和党对立：） + +　　(1)肆意诋毁攻击党的领导，除了想篡夺市委的领导外，他们还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如在苏共二十次代表会议后，王匡时就说：“对斯大林的迷信现在是破了，但要破对毛主席的迷信怕还不容易。”在一次理论教育工作会上，他又说：“现在我们的干部都不用脑筋，北京说了就是，”他还说：“在非党干部中不能宣传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只能在党内讲，在群众中不要讲”。 + +　　(2)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整风和肃反，取消阶级斗争。张文澄主张思想上是敌对的，没有加入反革命组织的人，都应作为内部问题来处理，对敌对思想也不能一棍子打死。他还说：“我们对蒋介石也不骂蒋匪了，尽管他还骂我们‘共匪’，我们还是称他为蒋先生。”张文澄、王匡时都主张对劳改犯、贴标语的现行犯(如马云风)可以“团结”。王时匡说：“现在形式不同了，地主摘了帽子入了社，富农也入社了，资本家在高潮以后，一只脚也踏进了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分子在肃反中弄清了问题，也敢讲话了，……过去是敌我矛盾，现在都成为人民内部矛盾了。因此一切都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一切都要按放的精神执行。”他们直接攻击历次革命运动。谢予不止一次在群众中宣扬无产阶级专政有“阴暗面”，并多方论证说：“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权利太集中，斯大林就因为权利太大，杀了好多人。”并说：“基层干部权利太大，无产阶级专政把群众的一切，把群众的衣、食、住、行什么都统起来了，把来口袋都背起来了，这就难免要产生强迫命令。” + +　　(3)污蔑新社会。王匡时经常议论：“社会主义自由是个问题”，他还说：“今天我们这个社会到处箍得很紧”。谢予一再散布：“公有制是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到，既是大家所有，又不是大家所有”；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内部矛盾很多”。他在政治经济学计划经济一章的讲课中，竭力反对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说“计划就是法律、教条，吃碗红烧面、炸酱面，怎么能计划呢。”他怀疑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说资本主义有自由竞争、利润作动力，社会主义经济的动力是什么呢？很值得研究。”他还污蔑说：“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有的人不是不愿意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是条件不允许。”王匡时也同意这种说法，主张对干部要有“自由市场”。 + +　　(4)污蔑苏联。王匡时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不久，公开在宣传部教研室说：苏联出兵很被动，这与美国出兵朝鲜有何不同呢？并说：“搞华沙条约也使我们被动，让他们搞(指北大西洋公约)，我们不搞嘛！”王匡时、谢予还在干部中散布了许多关于污蔑苏联的谬论。 + +　　（(5)反对马列主义。王匡时谢予都反对在教学中贯彻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张文澄曾主张取消大专学校的政治课。）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3.txt b/CCRD/1/5/2/0002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e9851e3bd4bb5d51836f03244fc215cc4b5660 --- /dev/null +++ b/CCRD/1/5/2/000263.txt @@ -0,0 +1,25 @@ +# 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学生和工作人員在圍繞如何处理右派分子問題展开全校性的大辯論中暴露出的一些錯誤覌点 + +　　<汪欽> + +　　新华社北京１３日訊 中国人民大学目前正圍繞着如何处理右派分子問題展开了全校性的大辯論。这次大辯論所涉及的問題很广，几乎从如何理解兩类性質的矛盾一直討論到如何具体地对待周圍的右派分子等等一系列的实际問題。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个：（一）右派是否是反动派？右派与反革命有無区别？右派是什么样的反革命？（二）校内年輕的右派与社会上的老右派是否有所不同？青年右派的动机与后果是否也是一致的？（三）对右派分子采取行政处理的办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还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右派分子是否是專政的对象？（四）怎样与右派划清界？与右派划清界綫的标准是什么？（五）校务委員会提出的具体处理办法（即中央提出的处理办法）是否体現了“严寬結合”与“区别对待”的原則？ + +　　从辯論中所暴露出的情况来看，說明有不少同学也包括相当一部分敎学行政工作人員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質認識不清，存在着許多模糊、錯誤的覌点。主要表現在： + +　　（１）有一部分人内心中怀疑或不認为右派分子是反革命。有些人承認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但感情上恨不起来，与对过去的五种反革命不同，不同意說是現行反革命分子。他們的論据主要有这样几点：１右派分子比通称的反革命分子的“罪惡小”，“情节輕”。認为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主要是在政治思想領域，沒有給国家造成直接的物質上的損害。２一般右派分子都是“有言無行”或者“有言少行”，“舌槍唇箭＂，并沒有触犯刑律。３引用人民日报“七一”社論里的一句話，即引用“……繼續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办罪”一句話来为自己的覌点辯护。４提出这样的指問：“如果右派分子等于現行反革命分子，那么政府为什么不按‘惩治反革命条例＇来办他們的罪，而对他們仅給行政处分呢？＂ + +　　（２）有相当一部分人認为校內的青年右派分子比社会上的右派分子罪行輕。他們的論据有这样几点：１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一般比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影晌小；２学生中的右派分子行动少，他們認为在校內貼大字报是合法的，右派分子在校內貼大字报不能算是反党的行动；３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一般沒有反党的一貫性，認为他們有些人反党是不自覚的，不是由于有了反党的动机并在它的指导下走上反党道路的，而是由于認識不清或者由于外界的影响才走上反党的道路。４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年紀輕，容易改造。因此，持有这种覌点的人就認为对青年学生应更从輕处理，認为現在对学生中的右派分子一般开除的处理办法（現在处理精神可能有些变化，由于可能增加一条介紹到农場劳动、保留三、五年学籍的处理办法）“太重了”。新聞系有的人还提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有“五重”，即認为对新聞系的右派分子的处理比敎学工作人員中的右派分子、比畢業生中的右派分子、比其他院校中的右派分子、比本校其他系的右派分子、比帶职学習中的右派分子“重”。 + +　　（３）有一部分人認为右派分子不是專政的对象。有人認为右派分子也有兩面性：一面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一面是爱国爱家。新聞系二年級九組甚至还討論了半天“右派分子是敌人还是人民的問題”。在討論中，有一个人坚持右派分子是人民而不是敌人。他的論据是：１右派分子沒有被剝夺公民权。他引用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吿”中提到的“所謂人民就是按照宪法享有公民权的一切人”占“資产阶級右派置身于人民队伍之中”兩句話，来証明右派分子有公民权即意味着他們是人民。２認为一般右派分子都是从政冶思想上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而这是不能与其本身等同的，也就是說一个政治思想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等于其人本身就是敌人，而不是人民。３对一般右派分子不办罪，不采取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而是采取解决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即采取行政处理的办法，由此証明我們不是把他們看成敌人，而是当成人民。４江华同志的报吿中指出：“当前的革命任务是：思想改造；改进工作”。他認为这段話也証明他的覌点是正确的。 + +　　（４）在討論如何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綫的問題时，也反映出不少模糊的覌点。不少人都能講一些在政治上划清界綫的大道理，可是一接触实际問題就划不清了。有些人提出党、团員的爱人如果是右派分子必須离婚，主張孤立右派。另有些人則坚决反对，他們認为应該区別对待，除了那些頑固不化、坚持反动立場的極右分子以外，一般应不鼓励离婚，認为他們还有結合的基础，主張爭取团結右派分子。这一派批評前一派的作法是“消極的”，說他們有些过分看重生活細节，有些形式主义。有人甚至主張有人向法院提出与右派爱人离婚，法院应予調解，尽可能地不批准他們离婚。有人还批評某人在日常生活里对右派分子有些偏激的作法是“不人道”。 + +　　从上边介紹的一些覌点里，不仅反映了許多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本質与其在現阶段革命中的危險地位没有清楚的認識，也說明在現实生活中真正解决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綫的問題是十分不容易的。在这方面，与右派分子有爱人、亲屬、老同学、老同事等亲密关系的人表現得更为突出。有个敎員認为自己的右派爱人的罪过，只不过是“驕傲自大、違反紀律”而已。法律系有个敎員說：“按照他（右派）犯的錯誤，离婚是应該的，可是他可真爱我呀！”据校党委調查了解，俄文敎研室二十六名敎学工作人員中，有八人与右派有爱人、亲屬、朋友等关系；中国革命史敎研室七十一名敎学工作人員中，有二十七人与右派有上述关系。現在这些人几乎全部没有与他們有关系的右派分子划清界綫，特别是在思想感情方面。 + +　　在这次辯論中，当然也有些过左的覌点。有人認为右派分子既然是反动派，反革命，現行反革命分子，就应該用解决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他們，对他們一律加以逮捕法办；不法办，也应該把他們一律开除学籍。反对处理办法中有留校查看与从輕处理有社会影晌、有專長的高級知識分子等条文。認为照顧專長就是鼓励先專后紅。要求所有与右派分子有关的人与右派分子断絶一切关系，不与右派爱人离婚就是沒有与右派分子划清界綫，就不能做党員、团員等等看法。 + +　　經过十余天的学習和辯論，这些“左”的或右的現点已大部分被駁倒了，許多問題已經逐漸明确了。大家都感到这次学習收获很大，認为这是一次非常丰富实际而又真正解决問題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敎育。 + +　　全校的大辯論会已于１月１１日結束。現在正一面以各班党支部为中心打扫战場，解决余下的一些具体問題，一面准备討論本單位右派的具体处理办法。 （汪欽） + +　　来源：《內部參考》第2399期，1958年1月13日 新华通訊社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4.txt b/CCRD/1/5/2/0002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0c5e132e03278cd59adf53b90344aa01ba0351 --- /dev/null +++ b/CCRD/1/5/2/000264.txt @@ -0,0 +1,25 @@ +# 叶元龙“乌凤和鸣”的用意何在 + +　　<何炎> + +　　文汇报讯：上海财经学院叶元龙在去年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说道:“在百家争鸣中有凤凰之鸣，也有老鸦之鸣，如果用汽枪去打老鸦，老鸦果然不鸣了，然而凤凰也会不敢鸣的”。(见1957年5月18日文汇报)这就是说，要“乌凤和鸣”。 + +　　叶元龙用“乌凤和鸣”来歪曲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谬论，得到了别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积极支持和赞赏。上海外国语学院右派分子徐仲年，引用了时元龙的谬论作为“理论根据”，写了“乌‘画，啼”一文(见1957年6月18日文汇报)，说“能够乌凤和鸣，那是最好的好事!”他血口喷人地极其恶毒地对党进行了诬蔑和进攻。 + +　　叶元龙的“乌凤和鸣”是对党的百家争鸣方针的恶意歪曲!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是促进科学进步和艺术发展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这一方针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的。辨明凤鸣和乌鸣、香花和毒草的最重要的政治标准，就是拥护或反对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争鸣中，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提倡争鸣，容许乌鸦之鸣，对毒草的开放是为了从反面教育群众，为了“打掉”乌鸦，为了锄毒草作肥料，为了在斗争中锻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为了发展和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叶元龙的“乌凤和鸣”则是实质上否定政治标准，不要明辨乌鸣和凤鸣，不要明辨毒草和香花，不要批评和斗争，任凭乌鸦到处啼叫而不“打它一枪”，任凭毒草蔓延横生而不予拔除，让牛鬼蛇神出来吞噬掉我们。如果谁要打乌鸦一枪，那他就用“凤凰也会不敢鸣了”来吓唬我们。归根到底，就是要我们让一小撮右派分子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而不予反击，让他们把僵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我国复辟，这就是叶元龙“乌凤和鸣”的恶毒阴谋所在! + +　　叶元龙企图以“乌凤和鸣”作为向党进攻的“理论根据”，并进而以“乌鸦之鸣”来向党进攻。他装出对党“提意见”的样子，说什么“春秋的责备矛头是指向贤者”。他的进攻手法是首先否定“两点论”，说什么“不谈优点而只谈错误”才是共产党的“诤友”。这和别的右派分子所用的手法是一模一样的。 + +　　叶元龙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叫嚣道:“有人对百家争鸣有顾虑，怕以后领导上算旧帐，那怎么办呢?除非制定出一个‘思想改造法，来，提意见的人才能没有顾虑，但这是不可能的”，他甚至造谣地说许多人“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这是从根本上诬蔑和歪曲党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否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把思想改造说成是“无法可依”的“乱搞”，说思想改造造成许多人“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蓄意挑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叶元龙装出“为知识分子”讲话，要“保护”知识分子的样子，这和章罗联盟反动科学纲领所提出的“保护科学家”的反动意图有什么两样呢? + +　　叶元龙的向党进攻，更在于极其毒辣地丑化我们的党的领导。他说制度是“死的”，“关键还在于人”。他假借谈领导干部应该具有的几种条件，其实就是说不具有这些条件。他把党的领导说成是“没有常识”和“睡眠不足”的，并且是不谦虚、不善午听取群众意见、专门喜欢奉承听恭维话的，并且又是不知人不善用、用人而不相信他、又不善于用人所长的。这是彻头彻尾的恶意攻击! + +　　看吧!党领导“没有常识”，他把党领导丑化得全然“不学无术”，连“常识”都没有，他捏造说“某校”党员副校长因公离校，竟对人说，在离校期间，我的职务由校长代理。北京右派分子陈振汉等诬蔑党的财经领导同志都是“不学无术”，不懂得客观经济规律，连通货膨胀会引起物价上涨的“经济常识”都不懂得。叶元龙的说法和陈振汉等有什么两样呢?照他们说来，党领导连“常识”都没有，那又怎么能做领导呢?这样的领导当然是“外行”了，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样的党领导照章罗联盟的意图是应该“退出学校”的，而这也正是叶元龙的意图所在。 + +　　叶元龙污蔑党领导是“睡眠不足”的，连“睡眠要充分”都不懂得，这么不会生活，而不会生活又怎会工作呢，又怎么能够做好领导工作呢?请看，叶元龙竟把党领导丑化成这样。而其更恶毒的是说，“睡眠不足，容易发怒得罪人”，就会造成“许多人的摩擦”，这实质上是把我们的党领导比作旧社会那种“一怒而安天下”的反动官僚了。叶元龙的“睡眠不足”论，还有其最恶毒的用意，他是说，党领导是因为忙于搞运动，搞改造，因而“睡眠不足”的；而又因为“睡眠不足”，“糊里糊涂”地弄出许多“摩擦”来，这在实质上是根本否定历次政治运动，反对知识分子的改造，诬蔑党领导“管多了”，“搞错了”。这种谬论还不够恶毒吗? + +　　叶元龙不仅用“乌鸦之鸣”来向党进攻，并且用来为别的右派分子的向党进攻进行掩护和打气。他把右派分子在市委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向党进攻，说成是“他们爱祖国、爱党的心是热烈的”，“他们的动机是爱护党，是想帮助党克服缺点”，他们在会议上之所以不谈优点而只谈错误，是因为他们想做共产党党员同志的诤友，一片歌功颂德之声对共产党员来说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难道这不是公然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打掩护吗?叶元龙更用什么“千载一时的机会”，决不能“轻轻放过”，要“单刀匹马，长驱直入向共产党员的缺点进攻”，要“把锋利的批评矛头指向这一正确的方向”，这就是说要对准党这个方向，而矛头尤须锋利，这不是公然为右派分子的进攻敲起“战鼓”为他们打气吗? + +　　叶元龙利用“乌凤和鸣”，抓住党整风“机会”和其他右派分子一起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企图造成“天下大乱”，那时，“收拾残局”就将舍他们这一伙政治野心家莫属了。叶元龙“乌凤和鸣”的恶毒阴谋，不是很明白的么?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1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5.txt b/CCRD/1/5/2/0002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f0628cb64f1cfa076d811a7b7a1e77027e7da2 --- /dev/null +++ b/CCRD/1/5/2/000265.txt @@ -0,0 +1,17 @@ +# 驳斥右派分子，批判地方主义，浙江省人代会议取得新的胜利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杭州１６日电:浙江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１５日在杭州闭幕。会议选举周建人为浙江省省长，陈伟达、任一力为浙江省副省长；补选方琦德等十二人为省人民委员会委员；补选吴宪、俞仲武、俞佐宸、徐赤文、唐巽泽、董聿茂、潘天寿、霍士廉等八人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 +　　在二十天的会议期间，先后有二百二十六名代表和列席人员在大会、小组会上发言，充分地揭露和驳斥了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李士豪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丘清华在会上具体地揭露了沙文汉、杨思一去年７月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千方百计地支持、包庇右派分子李士豪、宋云彬的罪行，指出沙、杨当时以浙江代表小组正、副组长身份，狂妄地抗拒中央的方针和中共浙江省委的指示，严重地破坏了反右派斗争。 + +　　代表们指出，这次会议能够罢免沙、杨的省长、副省长职务，就充分说明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代表们一致认为沙文汉、杨思一已经完全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罢免他们的省长、副省长职务是浙江全省人民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胜利，是完全符合全省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 + +　　这次会议上还批判了地方主义。 + +　　全体代表热烈讨论了“浙江省１９５７年度经济计划执行情况、１９５８年度经济计划草案和经济发展十年远景初步规划”。 + +　　周建人在会上致闭幕词，他指出：这次会议是全省各个战线反右派斗争胜利的会师大会，又是推动全省人民改进技术、改造自然、向生产高潮进军的誓师大会。会议取得的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巨大的，充分地说明了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是丝毫不能动摇的，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7日，原标题为“驳斥右派分子，批判地方主义，浙江省人代会议取得新的胜利，选出周建人为省长 陈伟达、任一力为副省长”。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6.txt b/CCRD/1/5/2/0002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20fb707ae930a62829cbcc76beecdcb633cd9e --- /dev/null +++ b/CCRD/1/5/2/000266.txt @@ -0,0 +1,57 @@ +# 内蒙古是怎样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 + +　　<新华社记者　白树廉> + +　　从去年9月开始的内蒙古自治区少数民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目前已在全区范围内铺开。这个运动主要是在牧业区进行的。 + +## 一、牧区少数民族的经济状况 + +　　内蒙古有九十六万平方公里的广大牧业区，居住着蒙古、达呼尔、鄂温克和索伦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三十多万人。他们主要是经营牧业。几年来，在党的总路线的指导下，这里的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现在全区已有六百三十二个畜牧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牧户占总牧户的24．6％。各种类型的互助组已达到三千一百一十四个。并试办了十三处公私合营牧场。社会主义的国营牧场已发展到三十九个。这些国营牧场、合作社、互助组和合营牧场绝大多数都显示了优越性，起到了示范作用，受到了广大牧民群众的拥护。 + +## 二、目前的主要问题 + +　　但，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尚未全面完成。已经建立的合作社、合营牧场大多只有一年多的历史，其中有些尚未充分显示出合作化的优越性。加上党的宣传工作薄弱，一些牧民群众，尤其是比较富裕的牧民对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还有怀疑和误解。不少人还抱着“等一等”，“看一看再说”的观望态度。还有少数已入社、组的牧民退出了社组。因此，走不走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在牧区还未得到完全解决。 + +　　其次，合作社大部分是新办的，缺乏经验，有些干部还没有很好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在经营管理、执行互利政策和政治思想领导工作中还有缺点。少数加入了互助合作组织的牧民爱社爱组的观念还薄弱，不爱护公共财产、不遵守劳动纪律的现象比较普遍。还有不少的群众看不到社会主义的远景，生产上满足于现状，不注意增值牲畜；在生活上，则贪图享受，挥霍浪费。这些情况，不仅影响着畜牧业生产的稳步发展，而且已经引起合作社、互助组中的积极分子和勤劳牧民的不满。 + +　　此外，工作基础薄弱的地方还有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进行造谣破坏活动，妨碍生产和各项工作的开展。 + +## 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收获 + +　　根据这种形势，内蒙古牧区各级党委从去年9月开始试点，取得经验，然后逐步向牧区干部和广大牧民群众展开深入而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过这次宣传教育，广大的牧民群众和牧区干部进一步了解了党对畜牧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各项方针政策及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从而更加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和生产积极性。现在他们普遍认识到只有依靠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各民族亲密团结，工农牧业互相支援才能摆脱贫困，才能共同过美满幸福的生活。一些过去想退组退社的牧民现在不退了。有的单干牧民则要求入社入组。很多合作社、互助组在大辩论中整顿了组织，健全了管理机构，修正了社章，清理了财务。制定了冬春季生产计划，并开展了打井等生产活动。还有的牧业社、互助组和周围单干牧民开了座谈会，改善了关系。过去敌视党和政府、反对社会主义的少数巴音(牧主)、喇嘛上层和坏分子在这次运动中安全陷于孤立。社会上正气上升了，邪气下降了，广阔的草原上出现了一片新的气息。牧民们兴奋地说：“大讨论真解决问题，提意见没有白提。” + +## 四、牧区社会主义教育的内容 + +　　根据牧区的政治经济状况，和党在牧区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针，内蒙古党委确定下列六方面的问题为牧区社会主义教育的一般内容。(1)怎样才能发展畜牧业，使所有牧民共同走向富裕；(2)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针；(3)勤俭建国、勤俭办社(组)、勤俭持家，劳动光荣，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的关系；(4)牧业与工农业的关系，牧民与工人农民的关系；(5)各民族的团结、合作社互助组内部的团结和周围单干牧民的团结，对于发展生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性。(6)党的领导对于改变牧区政治经济面貌的重要性。其中着重地宣传解释了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和大大发展畜牧业生产这三个根本性的问题。 + +　　由于牧区的经济情况、群众思想觉悟和存在问题不同，各地还本着因人因地制宜的精神，在教育内容上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了不同的重点。在牧业生产合作社和常年互助组内，着重进行了互助合作的优越性及其前途，爱社爱组爱护公共财产，遵守劳动纪律(即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勤俭办社、勤俭办组(即劳动观点和节约观念)，和社组内部的团结和周围单干牧民的团结的教育；对一般单干牧民则着重进行了生产发展生活改善是怎样得来的？如何继续发展生产，如何使大家都能过富裕的生活，及积极劳动、勤俭持家的教育。对巴音和富裕户着重进行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和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方针、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和苏鲁克政策、以及如何增产保畜勤俭持家的教育。 + +## 五、对不同对象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 +　　牧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党团工作薄弱，宣传力量有限，所以社会主义教育的深度与广度之间的矛盾很大。其中，由于长期过着极端分散的个体畜牧业经济生活，牧民思想一般是狭隘的，看问题简单，愿听鼓励表扬，惧怕在群众中受批评，丢面子。内蒙古牧区各级党委，根据这一情况，在宣传教育方法上采取了点与面结合，集中分批与一般宣传相结合的方法。以旗或苏木(区)为单位，党委书记亲自动手进行试点，然后训练干部与宣传员，通过他们进行一般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集中一部分力量，先从较落后的地区，以巴嘎(乡)为单位分批进行。在这过程中应掌握依靠劳动牧民、团结各阶层，打击严重造谣破坏分子的原则。并在工作中自始至终依靠与培养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在群众中培养出社会主义教育的力量，为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打下基础。为了使教育方法适应牧区人民思想性格上的特点，一般都采取了正面教育与群众讨论相结合的方法。在正面教育时大道理讲得重点扼要，反复宣传；结合牧民的思想实际，好的给予表扬，错误的指出事实，讲清道理，进行批评。但一般不在群众中点名。群中讨论也结合实际，多采取积极分子启发引导，进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讨论中还可以进行互相批评，但事后对被批评的人应该进行个别谈话，解除顾虑，打通思想。 + +　　其次，根据牧区各阶层的具体情况，除在工作有基础的地区，在牧业社和有基础的常年互助组内，采取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式外，在单干牧民中，则以正面教育结合漫谈、讨论为主，以巴嘎或几个浩特(居民点)为单位分别召开巴音和富裕户、牧工、接苏鲁克及喇嘛座谈会，对不同对象进行不同内容的教育。会上先启发群众提意见，提问题，然后结合他们的思想情况和提出的问题，进行宣传教育和解答问题。随时进行漫谈、讨论。 + +　　对牧主(即巴音)和上层喇嘛宗教界人士，进行专门的工作。通过召开牧主喇嘛座谈会等办法，由负责干部出面征求意见，并向他们反复说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说明应该用发展生产、增加牲畜头数的实际行动来表现自己拥护社会主义和建设自治区的积极性。 + +　　在用各种不同方式进行教育的过程中，都运用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贯彻执行了以理服人的方针。即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肯定成绩、指出缺点、表扬与批评相结合，使群众以亲身体验，进行生动活泼的自我教育。 + +## 六、牧业社里是怎样开展鸣放的？ + +　　内蒙古在牧业生产合作社和较有基础的常年互助组里，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时，一般都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1)安排生产，正面教育，针对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顾虑，反复交代政策，解除顾虑。(2)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开展鸣放，采取有啥说啥的办法发动群众提意见、提问题，党团员干部和群众一起鸣放。(3)把群众鸣放出来的问题，加以分类整理，择出几个关键性的问题，展开辩论。(4)根据辩论情况，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系统的教育，并研究处理生产和经营管理、互利政策、干部关系等具体问题。 + +　　牧民中开展大鸣大放和鸣放深透的关键在于解除干部和群众的各种思想顾虑。根据各地经验，在鸣放之前、社、组内党团员和干部主要有以下一些顾虑：怕群众不说公道话，分不清是非；怕群众批评后领导上不支持，指挥不动群众，以后工作不好搞；怕意见多了解决不了；怕在群众中丢面子。群众的顾虑主要是：怕提出意见后挨整；怕提意见不解决问题；怕提意见得罪人；有些人还怕被斗争。有毛病的怕群众揭自己的“底”。为了解除上述思想顾虑，向党团员和干部讲清大鸣大放大争的目的和要求，告诉他们要相信互助合作的成绩和群众的多数，说明鸣放是改进工作、提高思想与领导水平的好方法，要他们积极带头鸣放，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改进工作。对群众的思想顾虑，除继续讲解牧区仍然执行“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的政策外，还要说明：(1)大鸣大放时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好方法。鸣放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觉悟、加强团结、改进工作、搞好生产。(2)强调以理服人、不得以粗暴态度对待，不得打击报复。(3)让干部向群众表明态度：不打击、不报复，接受正确的意见改进工作。 + +　　在领导鸣放的时候，必须注意：(1)贯彻发扬民主和只放不驳的方针，鼓励社(组)员把意见都放出来。同时，对群众提出来的意见要认真对待，能及时解决的应及时解决，以激发群众鸣放的积极性；(2)应及时将群众放出来的意见根据正确、错误及反动等性质分类排队，为辩论作好准备。如重大问题没有放出来，应继续鸣放，不可草率收场。(3)辩论中既要给社干部撑腰，又要给社员撑腰，做到改善干群关系，增强团结，办好合作社。辩论要抓住重大问题，如合作化、畜产品统购等。关于两性关系、生活作风上的问题不宜放，不宜辩，以免转移重心，影响教育效果。(4)辩论中要始终掌握以提高群众思想认识为目的的原则，防止采用斗争的形式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人格。但辩论要力求深入透彻，真正达到教育本人和群众的目的，不能草率了事。(5)辩论中要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要划清两种矛盾的界限和是非的界限。 + +## 七、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注意些什么？ + +　　在这次牧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各地都注意到：(1)为了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的干部能与牧民群众接近，摸清情况，各地党委把工作组干部都分配到生产小组，与牧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共同劳动生活中，采取个别访问、闲谈、召开各种小型会议等方式、启发牧民提问题，讲意见，发议论，了解社组内部问题和牧民群众的思想情况。然后进行思想排队，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打下基础。 + +　　(2)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均以合作社和常年互助组为重点，同时，把社会主义教育和整社整组工作紧缩的结合起来进行。当合作社、互助组内经过讨论鸣放之后，把群众意见进行分析归纳即转入修改。整改中首先解决社组内部突出的和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如调整社组领导机构，建立与健全生产管理制度，清理财务，制定生产计划等。从而对合作社互助组从政治思想、生产管理、社组干部作风等方面进行切实的整顿，把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巩固下来。 + +　　(3)在运动中对巴音和喇嘛上层采取了既团结又斗争的方针。揭发批判时掌握分寸，打击时实事求是。这是因为随着牧区社会主义教育的深入，随着互助合作经济的发展，巴音和富裕户中拥护或基本上拥护社会主义的居多，反对社会主义的还是少数，其中公开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破坏互助合作运动的更少。但尽管如此，牧区是有阶级矛盾的，这个矛盾现在主要表现在巴音和富裕户在草场、雇工、苏鲁克等问题上，常常同合作社互助组发生纠纷。而这些纠纷往往来自双方，合作社、互助组也有歧视巴音或单干户的情况，因此对这些纠纷要加以具体分析，一般应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采取分清是非、说服教育、调解纠纷、加强团结的办法解决。不应一律都看作是巴音破坏和反对社会主义的行为，而无分别的进行打击。至于少数确有破坏互助合作、反对社会主义的巴音经上级组织研究，根据其情节轻重、适当处理。 + +　　(4)使社会主义教育和当前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教育推动生产，这是内蒙古牧区各级党委在牧区社会主义教育中所密切注意的一个问题。各地在组织牧民辩论中都把当前抗灾保畜、过冬过春、制定畜牧业生产发展规划等问题同上级党委的要求结合起来，以推动当前生产和各项工作，掀起生产、增畜保畜的高潮。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7.txt b/CCRD/1/5/2/0002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4b3167e2f2da18e9810d7222b52ca73c3703435 --- /dev/null +++ b/CCRD/1/5/2/000267.txt @@ -0,0 +1,11 @@ +# 破坏民主党派反右斗争庄伯封被逮捕法办 + +　　<惟于> + +　　本报讯 破坏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的反动分子庄伯封，在去年12月28日已被浙江省绍兴市公安局依法逮捕。 + +　　庄伯封在解放前做过伪警察局课长，解放后仍然坚持反动立场，平时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绍兴市委会的社会人士学习小组，沉默寡言，在右派猖狂进攻时，表示非常兴奋。反右派开始之后，他又公开表示对反右派斗争的学习“毫无兴趣”。去年9月间绍兴市民革、民盟、农工三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联合举行了反右斗争大会，正当广大社会人士与全体成员同仇敌忾积极投入反右斗争的时候，他却连夜伪造笔迹写出匿名信，信上恶毒地诬蔑三个民主党派的联合反右大会是“木偶，傀儡、皮影三个剧团的大会演”，是“奉旨反右”，还一一指名辱骂积极分子是“牛鬼蛇神”，把大会上说理斗争时的群情激昂说成是“群盲叫嚣”。 + +　　经过公安部门的周密侦查，这个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庄伯封，终于被挖出来了，在铁证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反动罪行。 + +　　 来源：《光明日报》1958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8.txt b/CCRD/1/5/2/0002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a5b3415918c16cb56c91acab639a3d874e59c --- /dev/null +++ b/CCRD/1/5/2/000268.txt @@ -0,0 +1,17 @@ +# 徐淦的毒涎 + +　　<陶风> + +　　去年５、６月间，右派分子徐淦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几则“随感”，他以旁敲侧击的手法，歪曲事实，在领导干部与群众之间进行了恶意的挑拨。我们每一想到他喷射出的这毒涎，就抑止不住心头的愤怒。 + +　　徐淦曾是日伪时期的汉奸文人，又是国民党“和平日报”（即扫荡报）的一个忠实走卒。解放以后，党宽大了他历史上的累累罪行，给他安置了适当工作，几年以来，对他确乎是仁至义尽了。然而，他反人民的本性难移，始终拒绝思想的改造，终于又堕落为可耻的右派分子，再一次发起了向党向人民的进攻。 + +　　徐淦特别反对历次思想改造运动，鸣放刚一开始，他在５月１０日的“随感，中马上以“挨打挨够了的小人”的姿态出现，把领导喻为“堂上的官吏”，把自己说成是负屈含冤的“阶下的百姓”，公然把整风以前叫作“大人话错话话过，小人话错打屁股”的不民主时代。他认为右派分子的进攻是一种机会，需要反一反了，妄图煽动某些知识分子，一道向党进攻。在６月１２日的一篇“随感”中，他尖酸刻薄地说：“有些机关，年年做总结，回回有一条：要加强思想工作。一加强，二加强，有的已经加强到了这样的程度：党团支部，义不容辞；工会，责无旁贷；行政首长以下，部啊室啊处啊的主任当然也管；人事科不必说；业务科组的正副组长，居然也有以此为主的；所有不在领导岗位的党员团员，也无往而不作这一门工作。”这些话最清楚地道出了他对党的思想工作的刻骨憎恨和反党的丑恶面目。徐淦所以这样憎恶党的思想工作，是因为党的思想工作正在起着改变知识分子面貌的巨大力量，起着捍卫社会主义事业，打击资产阶级思想，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巨大力量，这是两条道路斗争中的关键之一，是我们胜利的一种保证。不管右派分子如何憎恨，我们还是要把党的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徐淦打算为资产阶级思想开拓“自由市场”的企图是永也不能实现的了。 + +　　徐淦为了挑拨党群关系，在去年５月３０日的“随感”中，便又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的神态，说共产党把老人、病人、青年人当作扔不掉的包袱。这是一种恶意的诽谤，目的不外乎挑起这些人对共产党不满。其实拿以往比今天，什么时候有过现在这样的对老人妥善的照顾（请问什么时代有过“五保”）；这样的对病人扶助（公费医疗何时有）；这样的对青年培养爱护，哪个时代出现过这样多的青年积极分子？又有什么人比共产党更加注意提倡这些。“扔不掉的包袱”的感受除了敌视这社会和共产党的人以外，谁会还能有？ + +　　然而，徐淦还要进一步把共产党人丑化为宗派主义集团。他在去年５月１９日发表的“随感”中，恶意诬蔑我们的整风是“关门训子”，他怀疑“家长在门内会不会听了一面之词，舐犊情深，不痛不痒地训了几句完事”，他担心“孩子”开门出来仍旧欺侮人。这不明明地把共产党骂作是仗势欺人的恶孩子，而广大的非党群众又都是受共产党员欺侮的吗？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看出徐淦对党的敌视态度，对伟大的整风运动的敌视态度，而且更加充分地暴露了他煽风点火的阴谋。 + +　　但是这些恶毒的伎俩，终于都被热爱党和社会主义的人民识破。右派分子徐淦一直用画皮掩盖着的狰狞面目，由此也被揭穿。他的几篇“随感”里的毒涎，反过来却成了他的反党反人民的面目的铁证。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69.txt b/CCRD/1/5/2/0002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78c74f9c3eeb8f42dcff093303b7e7e185c498 --- /dev/null +++ b/CCRD/1/5/2/000269.txt @@ -0,0 +1,37 @@ +# 曹卓峰一心想变天 + +　　<清华大学、水84通讯> + +## 一封恐吓信 + +　　1957年6月30日，当反右派斗争正在全国展开的时候，党中央收到一封署名为“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的恐吓信。信中以威胁的口吻强迫党中央接受其极反动的主张。这就是本校水利系五年级右派分子曹卓峰所干的反动勾当。 + +　　信中开始就威胁说“这个以农民阶级出身的同学为主力的联盟，是在波匈事件以后成立的”，是为“更充实”共产主义的理论而展开“研究”和“批评”的组织。他为达到反党的目的，企图取得合法的地位，阴险地说：“如果有人自作聪明，敏感地以右派反革命组织等名义加在我们的头上，那我们将采取强硬措施。因为这表明你们不允许用说理、合法的争鸣方式来讨论一切问题，充分说明你们毫无真心争鸣，自由争辩等条件”。 + +　　右派分子曹卓峰并以分布在20个高等学校、拥有1628个盟员的“联盟总部”代表资格，扬言“如果忽视我们意见的话，我们将号召全盟向各校同学报告真相”，而且要向全世界各国“伸张正义”，声言“那时全部责任应由你们负担”。显然，这封信里充满了杀气腾腾。 + +　　右派分子曹卓峰在他这篇匿名恐吓信里，极尽污蔑之能事，企图纠集牛鬼蛇神，推翻党的领导，以便夺取政权，进行资产阶级复辟，最后投靠他的帝国主义主子。在他的日记本上，还记着一个驻我国的英国代办处的详细地址和电话号码，企图进行勾结帝国主义的反动活动。 + +## 他用最恶毒的字眼来攻击党委和肃反 + +　　在信中，他首先诬蔑党委“不敢整风”，“不敢争鸣”，“只在那些世故的、小心翼翼的青年人中间听取意见”。他攻击说：“作为一个无隐私的党委为什么不敢在学生中发动整风呢?”“为什么躲避广大同学的批评呢?”“为什么不敢澈底贯彻群众路线呢?”…… + +　　他认为对“弱者”的声讨，说明了“没有争鸣的条件”，而右派分子钱伟长只不过有点“纯技术观点”，他责怪群众对右派分子黄万里的“花丛小语”进行批判，并诬蔑说，“党现在借反右派斗争作‘幌子’，在各院校中不分青红皂白，扩大右派范围”。更荒谬的是，他造谣诬蔑党委把善意提意见的同学也划为右派了。他还捏造事实说什么：“教授40％反对共产党”，“人民日报关于反右斗争的报告是自欺欺人的”。他诬蔑党压制民主，还引用一些诗句来咒骂党是可怜虫!诬蔑党已不能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已到“被推翻的时候”!在整风时他极力攻击肃反运动，要求“法办肃反干部”，并替胡风反革命集团申冤抱屈，说他们的言行“符合百家争鸣的原则”他还竭力赞扬右派分子罗兰、S．C的文章，并发动同学去看。他支持“党天下”谬论。反右派斗争一开始，他就说：“我早知要收了”。他污蔑反右积极同学是“夸夸其谈”，说他自己是“硬骨头”。当全校批判钱伟长时，他却写了“小心上当”的大字报，要同学“不要上批判钱伟长的当”。 + +## 他仍嫌章罗的进攻软弱无力 + +　　右派分子曹卓峰为了达到反党的目的，曾经作过周密的考虑。在他发出恐吓信的第二天，他又写信给光明日报，支持“民主党派”，并要求加入民主党派。他对章罗联盟的猖狂进攻仍然认为放的不过瘾，认为是“软弱无力”，说民主党派的领导者“安于既得的地位，唯唯诺诺，甘愿做(共产党的)应声虫”。他平时积极研究逻辑学、心理学等，为他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找理论根据。他得出结论说：“农民是最后解放的阶级，根据矛盾循环性的原理，共产党是可以推翻的”。于是他积极组织反动政党，并且说“其组织成员，应该以农民出身的学生为主力，争取教授作场外指导”。他研究对党不满和仇恨党的分子的特点，以便进行拉拢，并准备利用百家争鸣的政策，争取合法地位的以便进一步进行其阴谋活动。 + +## 这并不是偶然 + +　　曹卓峰站在反动立场并不是偶然的。他从小就受家庭和教会学校的教育，要作“人上人”。他认为入党是他的进身之阶，可以向上爬，于是在上大学后，就打击别人抬高自己，企图达到混入党内的个人的目的。1955年夏天，别人发现他偷看女同学洗澡后，他一直拒不承认，并以自杀来威胁，威胁组织对他的生命负责。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种组织灰尘不如”，“以后决心不和它发生关系”。由于不能实现他入党向上爬的目的，他就对组织严重不满，把自己比作“中国的刘永铭”(按：刘永铭是受美帝迫害的我国留美学生)，他写道：“率直、幼稚，在这个世界中只能受到嘲弄和吃亏”他大骂干部是“独裁王”，“疯狗”，并声言“我誓死不愿屈服，我只要有一口气，便始终不为你们作任何工作”……。 + +## 他走上背叛祖国的道路 + +　　这个阴险狡猾的右派分子，一直不肯交待他的反动罪行，以“忘了”和沉默来抗拒，并且准备逃避批判。当群众阻止他时，他就三次上党委会，打电话到公安局，亲自到校卫队“控告”同学“侵犯人权”，并且以“开除我”来威胁。反动气焰，嚣张已极!但在群众的揭发下，便丑态毕露。 + +　　但是曹卓峰并不罢休。一月十日下午，他溜到右派分子钱伟长家里企图寻找依靠，后来又打电话和亲自到英国代办处要求政治避难，要求帮助他出国。他决心走上背叛祖国投靠帝国主义的道路。 + +　　曹卓峰的反动罪行激起广大同学的无比愤怒。大家决心和这个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斗争到底，不胜不收！ + +　　 来源：1958年1月16日《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0.txt b/CCRD/1/5/2/0002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d679c5c901985536060810ee8a281bd8cb0517b --- /dev/null +++ b/CCRD/1/5/2/000270.txt @@ -0,0 +1,91 @@ +# 李世军：恨公安机关和人事部门 爱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 +## 一 趁共产党整风时机，猖狂向党进攻 + +　　李世军是个老牌右派分子，他是惯于翻云复雨，纵横捭阖的反动派当权人物。由于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才投向人民，并参加了民革。他还当了民革的中央委员、江苏省筹委会的副召集人、江苏省及南京市的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市政协副主席，以及南京市民政局长等重要职务。李世军非但不感激党和人民对他的宽大和优厚的政治待遇，而且恩将仇报不甘心于反动统治阶级的灭亡。他自己说：“解放八年来从未说过一句真话”。对待工作，一向是消极对抗，认为地位再高，还不是有职无权，“行尸走肉”。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他认为时机已到，民主党派“大有搞头”蠢蠢欲动。1957年春天，李世军到北京开会，和右派分子章伯钧、陈铭枢、许宝骙、黄绍竑等进行了阴谋活动，回到南京，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机会，公开向共产党发动猖狂进攻，到处放火放毒。从3月到6月不过四个月期间，李世军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 + +## （一）在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座谈会上向共产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 +　　在中共江苏省委、南京市委召开座谈会前，李世军利用民革机关干部和成员，搜集社会人士对救济政策不满的意见和旧军政人员对肃反问题和对公安部门的意见等等，准备作为弹药，进行放火放毒。 + +　　在5月13日中共江苏省委和5月10日中共南京市委分别召开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李世军毒焰嚣张，集中攻击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权部门，诬蔑共产党员的党性，要取消阶级斗争，要党组织退出机关，并系统地攻击公安机关、司法部门和人事制度，挑拨党群关系。且看看他的反动言行： + +　　1、反对共产党的领导： + +　　李世军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党组织迟出机关。他说：“党组与行政负责人的关系，章伯钧提出来后，我感到也可以研究研究，现在存在二元化领导的现象，政府机关只能一元化的烦导，这是制度问题。”李世军的所谓行政一元化领导是根据章伯钧的“机关应由法定的实行集体领导的行政机构来决定一切，但现在实际上是党组决定一切”的谬论而来。就是要共产党的领导退出政府机关。因为李世军所说的二元化是指一个机关既有党的领导又有行政领导，现在只要行政一元化的领导，那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了。具体说：李世军就是要南京市民政局让他这个“局长”领导就行了，要把今天的人民政府变为旧式官僚政治机构。这是和其他右派分子要党组织退出学校等是互相呼应的。 + +　　李世军还反对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曾说过“民革是无灵魂的衙门”。反对民革负责人及干部向中共党委统战部汇报，说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关系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的关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以后，李世军对民革机关干部说：“现在民主党派与共产党长期共存了，组织独立、政治自由了，有问题可以不必向党委请示了。”这就完全暴露了他要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分庭抗乱的黑心肠。 + +　　2、反对阶级斗争 + +　　李世军说：“现在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就无须采取这样的方式，现在有不同意见，互相提提，就可以解决多年来的思想紧张状态。”又说：“过去搞阶级斗争对民主人士一言一语一笑一动都要考虑，对非党员政治上是不够信任的。不仅社会上如此，甚至对父母兄弟也都是冷冰冰的，这是党性教育中的一个问题。我老婆对我说：‘小孩入党了，你说话要小心些’。” + +　　李世军为什么一再攻击共产党所领导的阶级斗争呢？在李世军的交代中一再说是对阶级斗争不习惯，反对阶级斗争，讨厌阶级斗争，害怕阶级斗争，这是有它根源的，因为李世军是国民党反动统治阶级的核心人物，李世军的家庭出身是恶霸地主，他不甘心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灭亡，痛心于家庭的被斗争；而且李世军三十年来是一贯地坚决站在敌对的立场，反共反人民的。他的反对阶级斗争，具体地说明了他的反动阶级的本质，和人民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 +　　3、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 +　　李世军仇恨我们的公安机关、人事制度和司法部门。他诬蔑我们的公安人员是“老虎身上的毛”，“今天公安人员既可怕又可恨。”这是李世军的恶毒心肠和贼胆心虚。因为他一贯同情包庇反革命分子，隐藏反动证件，对新社会怀着深刻的阶级仇恨；所以他指鹿为马，混淆视听，企图挑起人民对公安机关的反感，要削弱人民对公安机关的信任，割断公安机关和人民的联系，取消公安机关的战斗力，从而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 +　　李世军诬蔑人事部门是“阎王殿”；说：“阎王殿里有大鬼小鬼，还有阎王菩萨；”又说：材料袋是“生死簿”。李世军把人事部门看得那样阴森可怕，那只是说明他心里有鬼。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诚心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人民政府的人事部门是关怀团结、培养干部和正确使用干部的部门，是丝毫也不可怕的。李世军的目的是要挑唆干部反对人事部门，改变人事制度，使我们国家混乱起来，好让坏人有空子可钻，实现他们右派分子的“用人之权”。 + +　　李世军攻击司法部门，说“没有民法、刑法，量刑没有一定标准。”颠倒是非的引反革命分子张修案件为例，说：“有一个女的，叫张修，只说了一句关于中苏友好落后的话，就抓去判了五年徒刑，经上诉后，又无罪释放。”事实上张修在国民党时期，从事过反动活动20年，解放后经常散布反动谬论，被捕后经宽大处理，不是无罪释放的。又说：“最近香港来了一个人，过去是老朋友，在交谈中他说：“香港、台湾的许多人，现在最大的顾虑是因为没有民法和刑法，说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不能乱说乱动，究竟是怎么一套，他们不知道，因此不敢回来，这恐怕对和平解放台湾是一个障碍。”这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替反革命分子说话。谁都知道，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李世军仇恨司法部门，睁着眼睛说瞎话，替反革命分子和香港、台湾的蒋介石特务分子叫嚷，目的是要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进行破坏活动，颠复人民政权，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也是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论点和阴谋是完全一致的。 + +## （二）利用省市政协组织进行点火放毒 + +　　李世军在今年四月江苏省政协开会期间，利用15小组组长职权，贩卖章伯钧黑货，要小组委员谈“两院制”问题；并诬蔑南京的党报是“死板板，官僚政治文章。”在小组会时更歪曲、反对人民政府各项政策：他扬言要政协拨专款8，000元，来解决社会人士的困难；又攻击房屋保险政策，认为“清规戒律”太多。捏造人民保险事业竟找到要饭的老太婆头上去了。诽谤物价政策，说“盐价调整是人头税，历代王朝都要慎重考虑，盐价一涨，就要改朝换代”；诬蔑征用土地政策，说南京工学院征用土地，“好像满清王朝跑马圈地一样”。 + +　　此外还在市政协组长秘书联席会议上进行放火，要各组长、秘书对组员进行宣传。动员、启发，打破顾虑，尽量揭发共产党的缺点，愈尖锐愈好。还夹带劳改释放不久的马景常到社会人士外文工作组去放毒。又说“农村干部也要整一整”，从而攻击农业合作化和农村干部，想把火放到农村去。 + +## （三）在民政局、兵役局干部报告会上的谬论 + +　　今年5月间李世军在南京市民政局，兵役局干部报告会上，发表诋毁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谬论，他说：“肃反中也曾将好人当成坏人整的，今后为首闹事者不能开除，要留下做老师，让他们敲我们的官僚主义。”又说：“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是产生矛盾的温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又说“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要抓住两头，从团结愿望出发，达到团结的目的。”还说这个公式是根软绳子，比用枪矛棍棒硬刺还厉害。过去对付人用枪矛棍棒硬刺可以用敌我问题来吓人。现在用软的了，用团结——批评——团结的软绳子，好像我们家乡用的流星，两头用铁球，系以长绳，飞舞挥击，其效果比用枪矛棍棒的硬法还大。当然用流星就要看你的本领了，没有很大的本领，要得到比枪矛棍棒还大的效果，就很困难。所以党的领导同志，在毛主席放了这把火以后，困难比过去也就更大。”这是有意诬蔑领袖和破坏团结、破坏思想改造的原则。 + +## （四）借病住中医院暗中进行阴谋策划 + +　　李世军发表反共、反人民的谬论以后，就借病住中医院进行暗中活动。这时候右派分子谭惕吾打击卢郁文同志的事已经见报，李世军就支持谭惕吾，他先后对往医院探视他的陈里特同志等说：“卢郁文发言无聊，拍共产党马屁，真是肉麻，无耻之尤。”对耿家舒同志说：“恐吓信恐怕是假的。”还要民革干部立即收集成员不满卢郁文发言的意见，上报中央。企图利用江苏省民革组织力量来支持右派阴谋活动；并亲自写信与王昆仑部长说：“……此间同志对民革在京诸公发言，认为直言无讳者固多，而不知所云者亦复不少。甚至以反对别人对共产党的意见，责备民主党派本身代替对共产党提意见，似有文不对题之感。……谭大姊勇冠三军，大喊一声，忠诚老实，大为同志所赞许。其对某人“言不由衷”之评语，恰妙之至。不觉太主观了，不足为他人道。惟与谭大姊晤面时，请代我致敬一声，的确她的发言声音雄姿如在眼前矣。……” + +　　李世军还替右派分子打掩护，说：“黄绍竑还是和谈代表”；“金鸣盛是一贯自由主义”。在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社论发表后，他说：“今后叫人还敢说话吗？”对于报上批判章罗联盟及章乃器的言论，他认为“这些人都是毛主席几十年的老朋友，这样一搞，还有人情味吗？”企图淆乱视听。 + +　　他在中医院里还利用丁毅忱同志向计雨亭、廖运泽两位同志表示“南京市组织的负责人非李世军中央是批不准的。”又借调整机关干部的机会，进行阴谋部署。要派曾松涛同志作秘书处长办公室机要秘书，以控制常委会和秘书长，对各部门都布置了“他们的人”。还要建议中央增补扬州市右派分子刘云昭为省筹委，以扩大筹委会的右派势力。企图控制组织，篡夺领导。 + +## （五）写文章向海外放毒，要蒋介石回来“共谋国事” + +　　李世军在鸣放期间曾写文章，准备向海外放毒。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国共合作之回顾与瞻望”（或题为论第三次国共合作），其中第一部分，对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共合作作了回顾。他不承认两次国共合作破裂是因蒋介石集团叛变革命，反共、反人民所引起的，他说是“由于对中国革命在性质认识上的分歧，而造成合作中断，同室操戈。”第二部分他对国共第三次合作基础说：“国民党之政治目标与今日中国共产党所执行之社会主义政策，步骤容有出入，而其意识形态与政治目标并无二致。”混淆二者本质的区别。他劝蒋介石说：“国共合作不仅使国民党威信提高，而且加强了国民党的战斗力量。”又说：“第三次国共合作基础，从这次民主党派帮助中共整风，所提出尖锐批评，亦可证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关系之平等与永恒。”因此他认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后民主党派的发展与作用，将更扩大加强而无疑。他要蒋介石回来“同谋国事”。 + +　　这篇文章赤裸裸的暴露了李世军的右派灵魂。由于他心怀叵测，所以他担任省政协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组组长，从来没有写过一份广播稿件，对台工作组大小二十多次会议，只参加过一次；还发表谬论说：“和平解放台湾可能性很小，不要因解放台湾引起世界大战。暂时不解放也无所谓，让他们苟延残喘混混，蒋介石死了，树倒猢狲散，那时瓜熟自落，不会有大的牺牲。”又说：“不管台湾作恶如何的人，凡愿和平解放台湾的，都可以既往不咎，蒋介石如果回来，还可以给他一个政协副主席。”这充分说明了李世军根本思想立场是不愿和平解放台湾和妄图反动统治的复辟。 + +## （六）反对社会主义，阴谋反动统治复辟 + +　　右派分子李世军，妄想修改宪法改变国家体制，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今年春天李在北京开会时，曾和右派分子章伯钧讨论了“两院制”问题，李世军接受了章伯钧的主张，回到南京以后，就到处宣传说“政协今后方向，看趋势要走两院制的道路”。又说：“这件事全国政协已有提议，势在必行。”这是以章罗联盟为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主张，他们企图推翻人民民主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右派分子共同的政治纲领。 + +　　另一方面，李世军又别有用心，企图利用民革组织，招兵买马，扩张势力，作为反共、反人民的基地，阴谋反动统治的复辟。具体表现在篡改民革政治方向、组织路线和工作方针，以及窃夺民革省市领导权。李世军歪曲民革“中上层”路线，破坏“发展与巩固相结合”的方针；认为只要是国民党大官，不问他罪恶如何，都可以发展过来，多多益善。如在大革命时期罪恶昭彰的右派分子倪弼，李世军亲自登门拜访三次，要他担任镇江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后来当了副召集人，李世军还不满意。同时李世军要以“铺摊子”方式，企图于1957年在江苏全省十二个市都成立地方组织，并用请客拉伕的国民党方法，亲自到无锡、镇江发展组织，烟茶一摆，即发表填表，李并自告奋勇担任介绍人。又对泰州民革组织负责人说：“你应该自己找二个人搞发展，不要缩手缩脚。”李世军发展的目的，是要纠集反动势力利用民革组织使国民党反动统治复辟。 + +　　李世军为了替大发展打下基础，对联系社会人士工作，特别感到兴趣，他篡改了“团结、教育、改造”的工作方针，用拉拢、救济、安排来笼络社会人士，对社会人士救济安排问题，大叫大嚷，从地方到中央，还要民政局拨款与民革自己掌握。今年南京市二届人代会里，还作为发言主要内容，报上披露后，要组织社会人士学习，他企图逐步将社会人士发展成为成员，作为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政治资本，进一步作为争夺政权的工具。这是李世军根本的目的与企图，也是右派分子的共同的政治阴谋。 + +## 二 解放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和他的历史根源 + +　　解放以来，李世军不甘心于反动政权的灭亡，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各项政治运动和人民立场完全相反，都抱着敌视态度。首先在土改运动中，主张和平土改，认为“地主只要把土地交出之后，一般可以不必再进行斗争。”认为“甘肃只有贫农、富农，而无地主与佃户之分。”对其兄被斗，伤心泪落，表示愤慨。这是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 + +　　抗美援朝运动，认为是“惹火烧身”。参加赴朝慰问团后，无视于中朝人民的伟大胜利，反而说“帮助兄弟国家自己牺牲太大了！”并且还在慰问团中，闹不团结。 + +　　“三反”“五反”运动，李世军认为搞得过火。 + +　　镇反肃反运动，他认为“大头子都逃往台湾去了，留下的都是国民党混饭吃的，劳改足以教育，镇压嫌重了。”又说“共产党对旧人民都要网一网。”并以梁元汉解放后三次被逮捕为例，说是“三进三出”，诬蔑肃反有偏差。 + +　　李世军在解放以后，还一贯地拉拢、利用、同情、包庇反革命分子。如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洪寿松，罪恶极大的应西，汉奸特务的杨鼎勋，黄协一，都曾经和李世军有过勾搭，李对他们平时往来密切，被逮捕后还表示深切的同情。这说明李世军在民主革命中就是站在敌对的立场的，并未真心真意投向人民，今天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右派分子，绝非偶然。 + +　　这里我们再看一看李世军的反动历史面貌： + +　　李世军是甘肃静宁县人，曾毕业于伪北京师范大学，他家是当地著名的恶霸地主，其兄李秉善，担任地主武装民团团长，由于李世军的支持，称霸一方，无恶不作。李曾对其兄称：“你不要害怕，有我这样一个人，你还怕？，”土改中李家被斗，当时李悲痛万状，到处呼冤，怀恨共产党。1924年李世军加入国民党并曾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反对中共批评蒋介石。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李参加了以丁惟汾为首的“孙文主义大同盟”。这是北方部分的知识分子对旧三民主义的卫道运动，以反共、反阶级斗争为号召，并反对国共合作，是国民党中的右派集团。 + +　　从1927年2月李世军登上反动政治舞台起，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为止，李世军随着反动统治阶级逐步走向法西斯化并进入反动统治的核心。1927年到1933年他在甘肃境内培养他的势力，以国民党兰州师范派为他的骨干，其中重要分子有已被镇压的任冠军、魏允之等。后来，他认为势力不足，又与接近西北军的骆力学、何履亨等集团勾结，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宁汉分裂后，冯蒋合作，李世军起了一定作用，当时丁惟汾在南京说：“西北方面我们有郭春涛和李世军。”冯失败后，李曾到日本，与特务头子郑介民也在日本，搭上了关系。 + +　　李世军通过西北反动大头目于右任的关系，1933年作了蒋记监察院的监察委员，从此就跨进了蒋匪反动势力的大门，同时参加了“复兴社”。1935年李世军担任了伪冀察政务委员会宋哲元驻南京的代表，蒋介石还在奉化召见了李世军并指派戴笠陪同前往，面授机宜。 + +　　1938年到1949年，李世军在这十一年中，是他在蒋介石反动统治中最活跃的时期，他爬到伪特任监察使的高位，做了蒋孔核心机构的重要工作，又做了捧蒋介石上台当大总统的伪国民代表、立法委员，并担任了反动的三青团的中央监察，国民党中央常委。临解放前，还参加了蒋介石逃台前的一系列的“应变会议”，和最后一次的“御前会议”，参加抗拒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总之在解放以前，李世军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统治阶级人物，是一个一贯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 +　　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老牌右派分子李世军的反动本质被揭发以后，态度十分狡猾，最初是想运用他过去对运动滑过去的手法，自己戴上反共反人民的大帽子，承认一些不重要的事实，说是水平不高，认识不够，挖不下去，思想上有这样的想法，企图蒙混过关。斗争深入以后，李世军不得不承认反动言行的事实，但只是“有思想无行动”；“有行动，无组织”；“有交往，无关系”；“疯言浪语则有之，有意识的反党、反人民，思想上挖不下去。”经过继续斗争，通过系统地批驳和激烈地论战，最后李世军被驳斥得体无完肤，终于不得不低头向党、向人民认罪。 + +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1.txt b/CCRD/1/5/2/0002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fc75a8d7029af4407f9af02e83ca3a6d1c74ff --- /dev/null +++ b/CCRD/1/5/2/000271.txt @@ -0,0 +1,31 @@ +# 管庄“百丑图” + +　　<新华社记者　阎吾、余志恒> + +　　建筑材料工业部在管庄的各单位，过去在招收和任用技术、工作人员中，由于缺乏政治上的严格审查，加以领导上存在右倾思想，审干、肃反和反右派等运动都还不够彻底，致使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长期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在这次整顿管庄时，群众已初步揭发和检举了一百四十多名坏分子(其中还不包括六十多名右派分子)。现将这里领导上已掌握的材料和群众揭发出来的反革命分子和坏人中的典型事例列举如下，从此可见情况之严重。 + +　　混入党内的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曲江，现任管庄公共事业管理处工会主席。他从1940年至1946年曾先后任伪自卫团员、伪警卫队员、警长、上尉副官、中士班长等伪职。1946年被俘后参加我军，曾任文工队长、总务股长、军邮局长等职。1949年混入我党。曲江从1942至1945年，任伪警长时，曾利用职权借机敲诈勒索，拷打老百姓，还常带领日本人到各处抢粮，群众极为愤恨。1945年11月，曲随国民党光复军匪队的匪首孙玉书等七人率匪三十多人攻打我黑龙江德都县城，途中曲江积极参与逮捕陷害我革命工作人员，枪杀我区长殷兆范、工作人员尹殿喜、于树田。1946年3月，曲江与宁国义等匪徒严刑拷打德都县农民吕永康等二人，后来此二人被匪徒白振方等枪杀。曲江被俘参加我军后，曾先后盗卖汽车零件，贪污修车费等，曾因此受过处分。曲江虽经各次运动，但一直隐瞒其罪恶行为，骗取组织上的信任，混入我党，窃取了支委、工会主席等重要职务。 + +　　日本特务，现行技术破坏的反革命分子李海鸿，现为建筑材料工业部地质局工程师。1940年8月，李海鸿在北京日伪“进化社”(该社系日本特务山家少佐直接掌握，是搞通讯情报的宣传机构)任编辑和总编辑时，宣传日本侵略中国是正义的，诬蔑苏联实行粮食政策饿死了几十万人。1940年冬季李海鸿代表“进化社”去日本参观访问了情报通讯、军事等机关，发表了亲日文章，歌颂在中日战争中战死的日本战犯刁木希典。1942年至1952年任启新洋灰公司科长。1953年调建筑材料部地质局任工程师。同年，当我大连、沈阳玻璃厂急需砂岩原料进行生产时，这个厂的领导曾派李海鸿进行砂岩调查，而李海鸿在本溪附近的千金沟、新立屯、和尚帽山、转山沟等处调查后，明知和尚帽山比转山沟的条件优良，而李海鸿却虚构了一个地质报告，提出在转山沟矿山开采。当领导和厂方多次追问有否把握时，李海鸿则回答：“矿量大，质量好，开采无问题”。于是领导就决定在转山沟矿山开采。但开采后发现矿山不能用，只得报废，损失人民币七万七千多元。以上事实，经地质局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认为该事故不是技术水平高低和责任心强弱所致，实属有意破坏。肃反运动中，李海鸿也承认他所提出的地质报告是假的。是技术破坏。这次整风运动中，李海鸿又乘机向我党进攻，主要是攻击肃反运动，企图翻案。 + +　　反革命分子浦琏棣，在1954年混入建筑材料工业部水泥设计院担任技术员。1948年浦在上海由国民党特务殷龙生介绍加入“模范大队”——反动义务武装组织；上海解放后不久，浦琏棣又以“反共救国军”名义，给上海丽都大戏院写了一封恐吓信，信上谩骂这个戏院的越剧名演员袁雪芬，“警告”这个戏院“立即停止演戏”。另外他还制造谣言，诬蔑我中央负总责同志。1950年浦琏棣和他表姐、流氓交际花徐梅玲去过香港，在香港他曾写信给伪台湾广播电台，说他作过“反共救国工作”，并向匪电台供给了有关上海的情报。解放后虽经过镇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运动，但直到现在毫无认罪悔改之意；长期隐瞒，抗拒交代。 + +　　军统特务胡晓塘，现为建材部管庄公共事业管理处办事员。1943年夏天，胡晓塘在西安市与军统特务孙鉴取得联系后，受孙匪的指示于1944年3月来北京参加以孙匪为首的特务组织和活动。同年11月在北京西山三山庵德国人齐格利的房间内架设电台，与重庆联系未果。日本投降后，胡晓塘曾通过其在蒙古伪军工作的族第胡乃斌，协助孙鉴将蒙古德王浩令、司令李守信等大汉奸接来北京，后用飞机把德王和李守信送至重庆军统局加以庇护。有材料证明，1949年10月底，胡晓塘还同一个从海外潜来北京的军统特务接上了关系。胡晓塘混入我国家机关后的表现，一贯很反动，对申请入团的人威胁说：“入了团，国民党来了可不得了”。肃反运动中，他不但不低头认罪，反而订立攻守同盟，企图抗拒到底。 + +　　历史反革命分子、流氓成性的坏分子许雪峰，现为建材工业设计院三级技术人员。1941年在伪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至小丰满伪第四高射炮队任见习军官、少尉排长。1945年9月许在本溪混入我十六军区司令部交通科任参谋。1946年2月许借病脱离我军后，不久则返回本溪投入蒋匪建军第七支队任少校参谋。1949年许在东北大学工学院毕业后经私人介绍混入我管庄机关工作。据锦州徐×检举，许曾亲自对徐说过，他在1945年曾杀死一个苏军战士。1955年，许在沈阳东北建工局工作时，由宿舍至澡塘的路上遇一妇女，就施展流氓手段，追随调戏，当被该女的丈夫发现扭送至派出所，后经教育释放。1956年夏，许在建材工业设计院食堂买饭时，乘人多拥挤之机，以雨衣遮掩，用生殖器顶一女同志张汝兰的屁股，进行猥亵。许并用同样的流氓手段对另一女同志王淑琴进行多次污辱。同年秋，在看露天电影时，许乘天黑人多之际，先把手放到裤袋里，顶撞一女同志曾一萍的屁股，当曾警告他说：“背后的人真不老实”时，他不但不以为耻，反将手从裤袋里抽出来，从曾的屁股后面向前胡乱摸去，当即被曾打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许乘机向党进攻，并为反革命分子胡风喊冤。 + +　　伪造历史、冒充工程师的骗子叶培宏曾为建筑工业研究院二级技术员，现在该院供应组作记账工作。1944年至1948年，叶培宏曾参加过伪青年党、中统分子魏无愁组织的国魂社，任伪中央税警总团督察大队(后改伪别动队十八纵队)少尉书记。叶在1950年参加工作后，一直隐瞒到1954年5月审干时才交代了上述政治问题。叶培宏在1950年3月参加工作后即伪造历史：“文化程度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化学系三年，技术专长窑业化工”。冒充是兴陶磁公司的技师、中国标准陶磁出品公司工程师、兼任大中华陶磁企业公司工程师。实际上叶培宏是高小毕业的一个流氓。因叶的吹嘘、伪造，骗取了二级技术员的职务。叶自1951年9月到1954年9月始终是单独进行研究工作，并且还经常有一个助手帮助他，在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内，他试验研究的项目一项也没有完成，相反的浪费了人力物力，给国家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在这期间，他在沈阳玩暗娼就挥霍了一千多元。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他无理取闹，先后给毛主席、周总理写信“控告”建材工业研究院领导上没有提升他为工程师，而是把他“踏在脚下”，还在信中为自己吹嘘：“参加工作后解决了长期来许多日本专家及工程师们所未能解决的问题”。他还攻击肃反运动，污蔑肃反运动中对他的审查是”残酷的斗争”。 + +　　女流氓罗美君是水泥设计院施工组织科统计员，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加上自小在其姨母(上海的一个妓女)处沾染了淫乱腐化的恶习，参加工作(1956年由上海招收来的)后仍未悔改，她的行为极其下流。例如：去年4月她虽然结了婚，但婚后又与这个科的陈有荣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还和陈在北京前门外天泰旅社私宿通奸。她还以恋爱为名，将这个科的廖忠彬诱到办公室内，进行狂吻等下流活动。 + +## 管庄两个坏医生 + +　　(一)黄士锷——管庄机关医务所大夫，出身于地主家庭，现在52岁，医专毕业，1934年曾在伪满吉林混成第四旅骑兵三十一团任少尉医官。他从1952年参加工作任医以来，一贯对病人的治疗极不负责，仅在1956年一年中，由于他拖延对患病人的治疗而造成死亡四人、残废一人的重大医疗事故。例如，管庄职工王铁男的儿子患了大脑炎症，黄却硬当做感冒治疗。病儿的妈妈急要抱孩子到北京治疗，黄还拦阻说，热度不高，不要紧。当患儿因抽搐而硬了脖子时，黄还说患儿在睡觉哩！后来发现患儿病情更加严重，妈妈只得将患儿送到北京儿童医院治疗，经医生诊断系大脑炎症，但这时已来不及治疗，患儿当晚死去。黄知道患儿已死，便急忙把他对患儿的错诊病历扯掉，毁灭罪证。 + +　　大字报还揭发了黄的其他罪行，归纳为：(1)他善用阿谀奉承的手法，骗取领导上对他的信任。如1956年初秋，他以消暑为名，给领导干部送去葡萄酒十五瓶，还给领导人和领导人的母亲送虎骨酒等。他还经常给领导干部特备许多贵重药品，如鹿茸精等。(2)他常给坏分子开休养证明。如违法乱纪分子高彩云曾无故旷职四十天，因怕扣除工资，便找黄为他补开了一封因病休息的诊断证明信。(3)他贪污的药品更是一笔惊人的数字(详情正调查中)。据揭发，黄的老婆有吗啡瘾，黄便利用出诊机会，每次都将十多支吗啡针偷带出去。为了毁灭其贪污罪证，他竟将1953年到1956年的处方和药账全部烧掉。 + +　　(二)乌音太——管庄机关医务所外科医生，蒙族，年二十五岁。他一贯地借着给妇女看病的机会来侮辱妇女，使得管庄的年轻妇女宁肯有病也不找他治疗，人们称他为“蒙古大夫”。在去年冬天一个晚上，他到女护士吕蔓云家给吕看感冒病时，他硬说吕子宫外孕，并强制扣摸吕的腹部和阴部。当吕拒绝医治时，他还硬是嬉皮笑脸的说：“不治也得治！”吕因被侮辱曾哭过多次，并经常失眠，以致造成神经衰弱症。又如，去年夏天他给叶迎春治腿疮时，他冒充领导上决定，硬要检查叶的处女膜是否破裂，借机乱扣摸叶的阴部。再如，去年春天，他给慈秀梅医治流行性感冒时，见慈家中无人，就乱摸慈的乳房。他还借着给徐立武检查身体时，将徐的衣服解开、乳罩取下，摸徐的乳房。此外，在上班时间，他还扣摸和侮辱女护士多人，有的女护士因此遭到丈夫的痛打，引起家庭不睦。 + +　　据大字报揭发，乌在给老年妇女和男人看病时，总是敷衍了事，随便给点药就催病人走。可是当妇女、特别是年轻姑娘去看病时，他就殷勤百倍，并经常预约青年姑娘在夜间看病。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2.txt b/CCRD/1/5/2/0002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b8591da96c3cb106eaef2720c73a8dd208415e --- /dev/null +++ b/CCRD/1/5/2/000272.txt @@ -0,0 +1,23 @@ +# 为什么二十年来一直和党格格不入？ + +　　高沐鸿真魂毕露，原是个反党分子。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连续召开会议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党言行 + +　　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召开文艺界负责人开会，揭露和批判反党分子高沐鸿严重的反党言行，最近告一段落。高沐鸿是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不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借口反对教条主义，对党对马列主义和工农兵文艺方向进行了凶猛的攻击。1956年冬，他在山西人民出版社所出的“出版通讯”上，发表了“追根”。在这篇文章里，高沐鸿认为今天，“教条主义几乎抢占了统治地位”。“不但没有被人打倒，甚至很少有人敢去触犯它的鳞角”。“可见它还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和力量所在”。说谁要触犯了“教条主义”，“你就得小心你的脑袋，小心军法从事”。在高沐鸿看来，教条主义之所以不敢触犯，是由于“有一种统治势力为它撑腰”。他说：“当反动势力居于压倒优势的时候，教条主义的发生，乃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反动势力去服务的；在革命势力占压倒优势的今天，教条主义的发生，则又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势力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规律”。他认为教条主义使人们“孔步亦步，孔趋亦趋”，在这种“威力”之下，人们只有“抱残守旧”“人云亦云”“谁还敢进行独立思考，谁还敢不低头”，而且高喊“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这显然是对党的极大诬蔑。因为党中央早就打倒了教条主义的统治地位，而且经常号召我们大力反对它、克服它。事情很明白，在这里高沐鸿反对的实质是马列主义和党的领导。 + +　　高沐鸿在1956年秋天山西省文代大会上强调“独立思考”，甚至说：“不要以为真理经常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不要以为真理天然权利地老早就掌握在自己手里。到底谁是深刻地接近了真理，谁又是教条主义地理解它，这在许多场合还是问题。”由此可见，高沐鸿早已不相信党、不相信马列主义是正确的，而认为反动阶级也可以掌握真理了。 + +　　高沐鸿在1957年春天写的“故乡春咏”里，竟骂基层干部为“蛤蟆吹喇叭”，为“老鼠”。在未发表的“从鲁迅先生想到”一文里更谩骂一般人“对革命势力趋炎附势”，认为现在不需再向反动势力斗争，而应该“横眉冷对”今天的统治阶级。可见其反党到了何等疯狂的地步。 + +　　在“几个问题的我见”(火花1957年6月号上)里，高沐鸿认为现在干部已经变成脱离人民的官僚。他认为现在的革命干部贪图享受，心安理得，忘了人民的痛苦，甚至不准别人同情人民。这显然是对革命干部的最大诬蔑，并且煽动人民起来反党。 + +　　高沐鸿在“几个问题的我见”里，还公然认为提倡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是宗派主义，甚至明确地否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最好的创作方法。他并在“论艺术的典型和真人真事”(文载文化周刊1957年秋)中，提倡“除恶务尽”，他认为应该创造“反面典型”、“罪恶的典型”。他主张“大胆干预生活”、“反对粉饰现实”。他在“诗与教条主义”里，主张“作者思想感情改造当中，必须慎重地来识别自己的思想感情，什么是无阶级性的，什么又是非无产阶级性的，以此来决定去留和取舍，绝不可一味抹煞自己的思想感情，使自己化为乌有，却去虚伪地迎受一切外来的东西即自己尚不了解的东西。”这实际上是抗拒思想改造，把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辩解为“无阶级性的”。 + +　　高沐鸿不仅在写文章中反对党的组织领导和思想路线，而且在社交活动中和右派分子及具有严重反党思想的人们发生相当密切的联系。因而以山西右派头子王文光为后台的，由右派分子任一的等筹办“同人刊物”时，即曾向高沐鸿请求支持，高沐鸿也表示“可以”。姚青苗写文章大骂山西文艺界，而且谩骂社会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愚昧而落后的势力”造成的“无理搭配”，但高沐鸿在看了姚青苗写的“为什么我们这样沉默和寂寞”后，竟批上“拉起手来、共同前进”。高沐鸿还支持具有右倾思想的人们筹备诗社。对于王文光的反动诗词，也予以辩解，催促要在“火花”上发表。 + +　　高沐鸿对于党内同志，则从来想较量高低，心怀不服，当同志们对他的作品提出意见，他不肯接受。无论是省委负责同志和文联党组同志，及山西日报同志大家都想帮助他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他却坚持自己错误思想，从不检讨改正。 + +　　远在二十年前，高沐鸿入党不久，即和党格格不入。在土地改革时期，高沐鸿包庇地主亲属，曾受到党的处分和教育，但并未解决思想问题。每当革命运动到了激烈斗争的关头，就觉得不顺眼，表现了抗拒、反对的言行。 + +　　鉴于高沐鸿反党错误非常严重，中共山西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指示，从1957年10月起，即召集了省文联、山西日报、省广播电台、省文化局、出版社、新华通讯社、党校等负责同志连续举行会议，由省委宣传部长黄志刚主持，对高沐鸿的反党言行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在去年11月间全省党代表大会上，对高沐鸿展开思想斗争。高沐鸿也进行过四次检讨。迄至1958年1月9日止，高沐鸿的检讨，比从前较为深刻，但能否改正，尚待事实证明。 + +　　来源： 原载《山西日报》58年1月17日，选自《坚决保卫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山西省文联、太原市文联资料室编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3.txt b/CCRD/1/5/2/0002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fe15d0e8503321878a6350d6393f3449bd801c --- /dev/null +++ b/CCRD/1/5/2/000273.txt @@ -0,0 +1,25 @@ +# 右派分子郭涛借反对个人崇拜来贬低革命领袖的作用 + +　　<鲁文杰　王曾惠　靳新> + +　　郭涛给学员讲课时曾这样讲道：“革命干部和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人任何事都要以批判的态度去处理，不分好坏盲目捧场、服从或一律否定这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任何人都不要过于相信。”并说：“你们都是年轻人，革命知识和经历都很少，最容易上人家的当。”尽管这段话有点隐晦曲折，但是其中包藏的恶毒含意仍然是很露骨的。只要稍为分析一下就可看出，郭涛是在用所谓批判态度、反对个人崇拜的幌子，教唆学员对我们党的领袖采取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其实这是在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的领袖；而他说什么年轻人最容易上当，这更是在明目张胆地进行挑拨。 + +　　郭涛故意把个人崇拜和信任拥护革命领袖混淆起来。按照他的说法，似乎既然要反对个人崇拜，就不能信任革命领袖，否则就是没有批判态度。这完全是恶意的歪曲。信任拥护革命领袖和个人崇拜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我们要反对个人崇拜的倾向，但是同时也要强调必须坚定不移地、无限地信任我们党的领袖，反对个人崇拜丝毫也不意味着要否定革命领袖的作用。 + +　　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决反对那种认为个人创造历史，个人决定历史发展，或者说“英雄造时势”的唯心主义观点，而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历史的主角。但是，“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历史是人民群众所创造的时候，从来没有否认杰出的个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只是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结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显然，杰出的个人只要依照客观规律去进行活动，他就会对历史的发展起一定的甚至是重要的推动作用，那种完全抹煞个人的作用的观点也是错误的。列宁关于这个问题说得最透辟不过了，他说：“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不同，它精妙地结合着两种特点：一方面是完全用科学冷静态度来分析客观情势与客观进化行程，另方面是极坚决地承认群众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同时当然也承认那些善于探索并实现其与某些阶级联系的个别人物、集团组织和政党所表现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和革命首创精神底意义。”（“反对抵制”） + +　　因此，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强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同时，也就很自然地要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的作用，给予极其崇高的评价。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无论是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创制和发展方面，以及领导工人阶级的实际斗争方面，其光辉的历史意义，都是无比伟大的。 + +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他的一生乃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青年时代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布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斗争，在参加了党中央的领导机关以后为准备1917年革命而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为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斗争，在列宁逝世以后的近30年中为建成社会主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发展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而斗争。从整个说来，斯大林始终是站在历史潮流前面指导斗争的，他是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同样是不可估量的。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和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从这些伟大领袖所起的光辉作用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领袖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多么重要。列宁说：“……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负责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多少固定的集团来主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这道理是极其明显的，因为无产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和领袖的指导之下，才能有统一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从而才能进行有组织的斗争。同时，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深刻掌握历史发展规律，充分了解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要求和趋向，并且精通革命的战略和策略，因此他们就能够对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斗争给予强有力的指导，把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尽量充分地发挥出来，使他们的斗争获得胜利，使他们能够顺利地用自己的力量解放自己。 + +　　我们这样评价领袖的作用，和个人崇拜毫无共同之处，因为我们只是如实地恰如其分地说明了领袖的作用，而并没有对于领袖的作用加以夸大和神化，特别是我们不是离开群众来谈领袖的作用。同剥削阶级的领袖相反，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和群众本来就是完全一致的，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集中代表了群众的利益，他不是在群众之上，而是在群众之中，他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具体体现者。因此，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和群众总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领袖的意志，也就是群众的意志，领袖的作用实际上也就是表现了群众的作用。 + +　　由于领袖对革命事业的意义是如此重大，所以对于无产阶级党的领袖的态度乃是考验一个革命者是否忠诚于革命事业的一条重要标志。邓小平同志说：“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利益要求我们必须对领袖无限信任和拥护，在这上面有任何的动摇都是极端错误的，都会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害。 + +　　郭涛盗用了“批判态度”这个名词，对于党的领袖也要采取“批判的态度”，其用心是很险毒的。 + +　　否认领袖的作用的观点，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这种反动思想早已被马克思主义者驳得体无完肤。郭涛今天企图把这套破烂武器收拾起来，用它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只会使他显得更加愚蠢可笑。我们说，个人崇拜是资产阶级思想，否认领袖的作用同样也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我们诚然要反对个人崇拜，但是我们也绝不容许借口反对个人崇拜来反对我们党的领袖。 + +　　如果以为郭涛真的反对个人崇拜，那未免太天真了。“醉翁之意不在酒”，郭涛之意绝不在反对个人崇拜，他的真正企图是想用他的谬论来影响学员，使学员对党的领袖和各级领导人产生怀疑，然后他就好实现他的右派野心。右派分子郭涛同时也是个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者，在他的眼里是没有群众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群众嘛！你指到那儿就到那儿去。”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观点。试想这样的人怎么能真正反对个人崇拜呢？所以，郭涛所谓对任何人都要采取批判态度，这只是他用来反党的武器，对于他自己，他是决不提倡批判态度的。譬如我们教研室同志给他提的意见多了些，他马上就给我们扣个帽子，说我们有反领导情绪，这个例子就是很好的证明。当然，郭涛的阴险企图是永远也不会达到的，尽管他鼓起如簧之舌，使用了象“年轻人，……最容易上人家的当”这样的恶毒字句来挑拨，也只是徒劳，我们党的领袖在群众中享有的崇高威信绝不是右派分子所能动摇得了的。 + +　　来源：《青海日报》1958年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4.txt b/CCRD/1/5/2/0002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b4099fbd75dc95404e4a08a10042d57a6b69ab2 --- /dev/null +++ b/CCRD/1/5/2/000274.txt @@ -0,0 +1,21 @@ +# 中共西藏工委全面安排党内整风运动 + +　　<袁定乾> + +　　新华社拉萨17日电 中共西藏各级党组织已于14日开始整风。 + +　　西藏地区这次党内整风运动，是按照中共中央1957年4月27日“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同年10月15日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结合西藏具体情况进行安排的。西藏工委明确指出，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去年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和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代表中央作的两个报告的指导思想。 + +　　为了达到改进工作，改进作风，改造个人，加强党内团结和作好西藏工作的目的，工委规定：在整风中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认真检查批判脱离群众和脱离西藏人民的官僚主义作风，检查批判不从全党出发(例如上级和下级、个人和党、地方和军队、这一工作部门和那一工作部门、汉族干部和藏族干部、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不从团结藏族人民和广大党外群众出发的宗派主义，检查不从西藏实际情况出发的主观主义。工委还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认真检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违法乱纪的现象。汉族党员干部，还要着重检查批判大汉族主义思想和违犯民族政策的现象，巩固长期建藏思想；藏族党员干部要着重检查地方民族主义思想，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树立无产阶级的民族观点。 + +　　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内地整风经验，工委决定把这次整风运动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一)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二)大争大辩论阶段(边整边改)，(三)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四)各人研究文件，批评教育提高自己阶段。 + +　　大争大辩论阶段，将根据中央“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所提出的五个问题，结合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鸣放中发现的一些大是大非问题进行辩论。启发党员干部用摆事实、讲道理，辩明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特别是西藏地区的政治生活中各方面的大是大非。步骤是从许多小是小非的辩论，逐步引导到大是大非的辩论。 + +　　西藏这次党内整风，对反右派问题不作为一个阶段来进行。但工委指示，如发现右派，可在大争大辩论阶段(即第二阶段)适当结合进行反右派斗争。 + +　　工委规定，这次整风，所有党、政、群、团机关及企业、事业、学校内的藏汉族党员和共青团员，原则上应该全部参加，但对参加整风的藏族党、团员要分别对待，思想批判原则上只在藏族老党员中进行，对于藏族新党员和团员，除听取其意见外，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 +　　此外，由于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西藏地区的一些上层分子，不仅民族主义倾向有所滋长，而且还存在着不尊重国家的统一领导甚至企图分裂祖国大家庭的严重的分离主义倾向。因此，工委决定，除在党内进行整风外，还要在适当时期采取适当方式在党外藏族干部、上层人士以及社会上，进行一次正面的社会主义教育，特别是进行深入的爱国主义教育，以提高西藏人民的爱国主义，克服分离主义倾向，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巩固民族团结和祖国的统一。 + +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5.txt b/CCRD/1/5/2/0002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b6414aba60a80e08824adafbb56cef6b25d9255 --- /dev/null +++ b/CCRD/1/5/2/000275.txt @@ -0,0 +1,23 @@ +# 重庆市在整风中揭露了不少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 +　　新华社重庆6日电 重庆市党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从去年11月初开始到目前为止已如期完成。代表大会预期在1月14日开幕。 + +　　这项准备工作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即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取得反击右派斗争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把主要力量转到内部，对党内进行一次清理、整顿工作。也就是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和大字报的方式，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中心内容，在党内的领导骨干中进行整风。 + +　　这项准备工作是分两步进行的，第一步是召开第八次市委扩大会议，第二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 + +　　重庆市在11月8日到11月底召开了第八次市委扩大会议。会议集中了全市各部门主要领导干部，采取大鸣大放大争和大字报的方式，除了充分揭露三个主义之外，还揭露了党内右派分子、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文澄和以他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活动（包括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马列主义教研组组长谢予等人）；揭露了在党内隐藏了二十年的阶级异己分子、重庆水轮机厂厂长丛戍和党委书记翟振中、副厂长张凤利等人的反党集团的活动；揭露了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在工会工作中发展工团主义的市工会主席、市委候补委员张显仪的反党活动；揭露了向党争权、闹独立、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市委委员、副市长陈筹和市人委副秘书长田伯萍等人的错误。此外，会议还揭露了其他一些具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向党要名誉，闹地位的同志的错误。 + +　　这次会议暴露出党的组织状况和思想状况的不纯是惊人的，反映在党内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尖锐的。在参加扩大会议的四百七十四人中，揭露出右派分子或犯严重右倾错误、突出的个人主义和违法乱纪分子有二十八人，占到会总人数的5.9%。其中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和犯有反党性质错误的有十人，占2.1%；犯严重右倾错误的七人，占1.4%；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九人，占1.9%；违法乱纪的二人，占0.42%。 + +　　这次会议对全市整风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紧接着市委扩大会议，全市各单位党组织从去年12月份开始，采取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形式，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心内容，进一步深入贯彻市委扩大会议的精神。现在全市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达到一万多人，揭发出的问题较多。据各单位的统计：有严重问题、列为重点、分别在大会小会作为批判对象的人，一般大约占到会人数7%到10%（其中在大会批判的约2%左右）；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般占到会人数的1.5%——2%。这个比例，反映出党内90%以上的领导骨干，在政治立场上是坚定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最严重、问题较大的人只是少数。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影响已深入到领导核心和主要的部门，而且突出表现在对待党的领导问题上。 + +　　市委宣传部在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张文澄、王匡时、谢予等的影响下，实际上起了“裴多菲”俱乐部的作用，成了散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修正主义、地方主义的大本营。他们不但割断了市委的领导，拒不执行市委的指示，而且把宣传部、报社变成了对市委进攻的阵地。在他们控制下的报社、电台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倒戈向党进攻。市工会实际上成了张显仪的独立王国，不但拒绝党的领导，而且不让党和群众直接联系。在张显仪工团主义的腐蚀下，原有的领导骨干大部分已经垮了。从市工会揭露出的一个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来看，都是领导骨干。如：邓平是市工会秘书长，郭平是市工会生产部长，王延平是市建筑工会主席，贾飞龙是省电业工会主席。其中有两人（邓平、郭平）是市工会党组成员。政府系统陈筹、田伯萍等人的向党争权、闹独立性的倾向也是恶劣的。他们强调人委是一个整体，除财权、事权外，还公开向党争人权，争对各局党组的领导权；他们对一些带全市性的问题，不向市委请示报告，企图把人委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厂矿方面也揭露出不少问题。有的以属中央管的大厂领导者自居，对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领导不尊重。如水轮机厂以丛戍为首的反党集团（党委书记、厂长、副厂长都是反党分子）一贯抗拒市委领导，对市委派去的副书记连薪金也不给。他们互相包庇，在厂内称王作霸，对干部、职工完全采取一套官僚统治的办法。丛戍曾说：“我们这些人（指他们三人）水平不低了，有意见不一定要批评”。对干部呢？丛戍指示：“要抓三个东西：一命令；二制度；三处罚。要先打后拉，打得他服了再拉”。他威胁干部和群众说：“我这个人是不好惹的，人敬我一尺，我敬他一丈；人敬我一丈，我就送他上天！”丛戍的横暴发展到用惩办主义对待工人，强制实行废品赔偿制度，使厂内40%的工人遭到了扣工资来赔偿的惩罚。金工等车间工人赔偿的面达到70%到83.8%。有一个工人因废品赔偿扣工资得扣二十年之久。不少人弄得饭都吃不起了。职工对他的罪恶，早就恨之入骨，但敢怒而不敢言。当这次撤销丛戍职务的决定在厂里宣布后，工人欢呼鼓掌，说共产党好，英明，有的感动得流泪。 + +　　由于四川省委的直接领导、指示和支持，重庆市委在这场尖锐斗争中表现了很大的决心，首先是不怕烧了自己（把自己烧得焦头烂额也不怕）；其次是不怕某些部门整垮，始终坚持严肃斗争的原则，坚持有问题必须要解决的态度，并且相信大多数。因此，扩大会议一开头，即专门大鸣大放，针对领导上的三个主义，大家提了三千多条意见。当着三个主义放透，温度烧高的时候，许多坏的东西就出来了。会议开始时，有的人说；“我们都是老干部，都是‘老奸巨滑’的，想放右派是放不出来的”。后来温度稍高，有人就说：“让我发了言再讨论”及至三个主义放到了高潮，有的人就到了情不自禁与肆无忌惮的程度，竟说：“让我把意见说完，当成右派也可以。”会上放出的错误言论、反动言论很不少。 + +　　这场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中心的斗争，目前看来是正常的、健康的。市委坚持了对问题分清内外性质分别对待的原则。对张文澄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采取了和党外一视同仁，毫不留情地彻底揭露和坚决批判、打垮的方针。但另一方面为了争取中间分子，各书记、常委都亲自和他谈话，再忙也不拒绝伸出援助之手，使他感到不绝望，因而斗争虽十分尖锐、猛烈，却没有发生意外的事件。对属于思想作风错误性质的同志，采取了爱护和帮助的态度，一方面毫不怜惜地批判他们的错误，另外积极关怀他们。因此，虽然斗争是尖锐的，但没有伤害这些同志，他们感到这是挽救他们，表示真诚改正错误。由于群众情绪高涨，目前中共重庆市委与提出克服温情主义的同时，也注意了防止乱戴帽子，随便扩大斗争面、不分内外界限等等粗暴的作法。 + +　　这次斗争对各单位负责干部的教育十分大，他们参加了市的整风，又参加了本单位的整风，上下左右几方面的帮助和揭发批判，压力较大，不但发现了若干平时难以发现的问题，许多党组织内的老问题也在这次彻底解决了。普遍感到，这样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进行一次清理，同时又开党代表大会通过贯彻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有关工作方案和决议，劲头就特别大。 + +　　来源：《内部参考》第2402期，1958年1月17日， 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6.txt b/CCRD/1/5/2/0002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1048cf14182406ad97b66fc78403efe391c652f --- /dev/null +++ b/CCRD/1/5/2/000276.txt @@ -0,0 +1,25 @@ +# 吉林政法部门揭露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鲍廷干 + +　　<新华社> + +　　新华社长春１７日电:吉林省政法部门在近一个月来连续召开了二十多次会议，揭露和批判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中共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鲍廷干的资产阶级右派言行。 + +　　右派分子鲍廷干否定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并且歪曲我国政权的性质，说是“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不是居于领导地位”，而是“起互相制约的作用”，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会使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分子，获得平等的权利”。他赞扬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甚至丧心病狂地把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人民的专政相提并论，说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人民只是因为“专政太严”所以失败了。 + +　　鲍廷干攻击我国司法部门“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污蔑我国法制不够完备，说是公民犯了罪是因为没有法造成的。他咒骂司法机关“战争习气较多，说杀就杀，说放即放，人民法院往往发生错案，冤枉好人”。鲍廷干还企图篡改司法机关的性质，贬低人民法院的专政作用，并把公安、检察机关降低到和罪犯平等地位，说这两个专政机关同罪犯是彼此“对面打官司”，公安、检察机关提出罪状可以不信，到底谁胜谁败，最后由法院审判人员判决。他任意颠倒公安、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关系，说这三个机关的互相制约作用，仅仅是为了避免“侵犯公民权利”和“冤枉好人”，而不提三个机关在一致对敌人专政的前提下互相支援，通力合作。 + +　　右派分子鲍廷干在律师中大肆宣扬资产阶级律师制度的优越，污蔑共产党员不如旧法人员，嫌他们代表不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的思想情感。他公然无耻地说：“为谁办案就应忠实地为谁服务”，“要为犯罪分子好好干”。鲍廷干并公然煽动律师向检察院、法院进行斗争，说什么“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要当律师就不能和平。”他让律师帮助被告上诉，说在一般情况下，上诉可能减刑。 + +　　右派分子鲍廷干污蔑司法改革，反对在人民法院中彻底清除旧法观点，否认肃反成绩。他对检查“错案”抱着很大的兴趣，曾亲自到延边地区访问了二十八名所谓“群众”（其中有一些是犯人），回来以后就叫喊肃反运动搞错了，说肃反弄得“怨声载道，一片不满之声”。 + +　　鲍廷干在办案和指导工作中，片面地强调“有利被告”论和“无罪推定”论，主张无论对什么案件，即使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判决前也不能认为犯罪，而要认为无罪。在惩罚犯罪时，他主张要找出种种借口，从对被告有利方面考虑，为被告开脱和减轻罪责。在他这种荒谬思想指导下，省法院一些办案人员连续失职，从而把有罪当成无罪，重罪当成轻罪，错放并漏掉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在已经检查的一百九十三起上诉和申诉案件中，就有改判不当的六十件，同时还发现了很多重罪轻判、该判不判的案件。 + +　　鲍廷干一贯抗拒共产党对法院的领导，他污蔑党委领导是外行，捏造党委领导和司法业务独立有矛盾，把党的领导说成是干涉，想完全摆脱党的领导。因此几年来他在工作中很少向省委请示报告，甚至有些带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他也擅自处理。去年全省司法会议布置检查错案时，他没有向省委提出贯彻执行的方案，反而违背中央指示，以新的从宽的政策标准，错误地去检查处理１９５５年的肃反案件，以致错放了大批的罪犯。凡是经鲍廷干审批的报告，从不提及党委领导，他并且公开要下级法院在写总结报告时，不要写党委领导。他还公开地说１９５５年批评肃反右倾是“十二级台风”，扬言“今后要长角”，要“顶得住”。 + +　　当中共吉林省委会发现鲍廷干的严重资产阶级思想时，曾对他进行过数次批评和斗争，但是鲍廷干不仅不接受批评，改正错误，反而以法院党组书记的身份，连续召开四次党组会议和一次整风领导小组会议，商量对策，抗拒批评。他认为这样还不能混过去，又指定专人对付来自省委和各地的批评，寻找一切理由顶回去。同时找一些人估计“前途”和下一步的做法。当有的人提议检查工作时，他怕检查工作会进一步暴露他的罪行，竟直接加以阻挠。他一面到处摸底，打听领导意图，一面故意放风说：“法院什么时候有右也有左”，“运动一来先得把法院整整。”鲍廷干甚至还玩弄种种卑劣手段，企图对抗省委的批评。 + +　　鲍廷干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卑鄙可耻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旧军官家庭，虽然参加革命二十多年，但是思想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在和平环境中，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又有了新的滋长，尤其是近一、二年来，革命意志衰退，厌倦党的生活，对党的会议也不愿参加，更不愿接触群众和实际，一味沉醉于写文章、著书，散布他的腐朽思想。终于完全堕落成为可耻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吉林省法院干部曾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二十四次会议，批判鲍廷干的右派言行。中共吉林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更对右派分子鲍廷干的反党言行，进行了系统的、充分的揭露与批判。鲍廷干在大量的事实和充分的道理面前，不得不低头认罪。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8日，原标题为“吉林政法部门反右派斗争一大胜利 揭露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鲍廷干”。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7.txt b/CCRD/1/5/2/0002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15453a219aae7848b4d7e4db00e58c19c80828 --- /dev/null +++ b/CCRD/1/5/2/000277.txt @@ -0,0 +1,9 @@ +# 右派分子吴占非逃往台湾 + +　　【中央社台北18日电】一位曾任匪伪广东省府公安厅副科长的附匪党羽伪中国农工民主党干部吴占非于去年7月间被匪指为右派分子而遭受两次斗争，其后设法逃抵澳门，经与中国大陆灾胞救济总会取得联络，誓愿弃暗投明，来归自由祖国怀抱，效忠反共抗俄大业。救总特请准政府将吴义士接运来台。吴义士于18日由澳门抵港，搭乘四川轮来台，预计20日上午当可抵达基隆，救总及有关各界代表届时均将前往基隆码头欢迎。 + +　　吴占非义士现年三十六岁，广东恩平人，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在广东国民大学政治系毕业，旋经附匪尾巴党——农工党的现任中常委李伯球等的介绍加入该党，担任联络策反等工作。三十九年三月任该党广东省候补委员，经共匪统战部核准入广州市政干部学校学习，同年6月毕业，获李匪伯球推荐任广东匪伪省公安厅第四处副科长，专司情报诱导工作。吴在职期间曾受共匪派遣到澳门香港等地活动，专为该农工党发展组织。9月中旬返穗，吴突被捕下狱，历受种种非刑，旋被判处劳动改造六年，曾发配黑龙江省新生农场及粤北乐昌煤矿等处“劳动改造”。四十五年九月十八日获释，到处流徙，无法获得工作。去年6月底在广东伪省协座谈会上大鸣大放，吴因指责共匪无法制、无人道而被指控为右派分子，在两次斗争大会上吴被迫检讨认罪，卒于去年8月17日逃抵澳门。吴义士来台后将由救总接待，并将在一二三自由日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演说。本月底吴义士将参加最近大陆来台各界反共义士参观团南下参观，将来视其志愿由救总洽商政府辅导就业。 + +　　【中央社台北19日电】全国各界将于20日在基隆码头热烈欢迎投奔自由的吴占非义士归来。吴占非义士是在共匪反右派斗争后唯一逃出铁幕的附匪干部，在全国各界的欢迎会中他将向自由祖国控诉匪帮在大陆进行所谓反右派斗争的毒辣手段。 + +　　来源：1958年1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8.txt b/CCRD/1/5/2/0002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dd5f2da032a5d1cdd9f8f6c1d1142ce5bed7d1 --- /dev/null +++ b/CCRD/1/5/2/000278.txt @@ -0,0 +1,53 @@ +# 在高等学校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 +　　<韩明> + +　　在高等学校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的路线，党的路线。这条路线要求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要求加强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的团结；要求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下，通过工作，通过革命斗争和体力劳动的实践，通过与工农群众的接近，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逐步放弃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与工农打成一片，逐步改造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条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另一条路线是资产阶级的路线，这条路线否定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破坏知识分子与工农的团结，反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继续保持其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从而便于资产阶级右派篡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这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一条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 + +## （一） + +　　解放后，党对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实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党的这个政策，是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和知识分子的特点制定出来的。我们党认为，为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利益，吸收和充分利用旧知识分子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必需的。知识分子在过去虽然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种种影响，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同时也受到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压迫，历史经验证明，他们除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又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因此，团结知识分子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是，旧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过去长期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直接间接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从其阶级基础来看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动摇性。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所存在的这种动摇性和落后性，确定知识分子必须改造，不改造便不能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要求。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正是根据知识分子的这种状况确定的。 + +　　资产阶级右派为了在知识分子中寻找“同路人”，聚集政治资本，企图篡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假借各种理由，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资产阶级右派说：“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他看事情就要看得明白些，看得敏捷些，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大道理不会看不懂”；认为“旧知识分子都是好人，没有什么坏人，也没有什么两面性，不需要进行思想改造”，认为把旧知识分子称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共产党给知识分子扣帽子”。 + +　　旧知识分子是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没有两面性？这必须从事实出发，要从他们的阶级出身、社会环境、所受教育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确定。从全国四十六所高等学校二千四百七十四位教授和副教授的统计材料来看，出身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的占绝大多数，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仅是个别的；他们之中９８％以上受过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阶级精神的旧中国高等教育，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并且曾经直接到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留过学；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的年龄都在中年以上，这就是说，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岁月都是在旧社会中渡过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长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家庭的、教育的强烈影响，长期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治学方式，不能不在知识分子身上刻划下极深刻的资产阶级的烙印。应当说，这批旧知识分子，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在资产阶级思想的直接教养下培植出来的，因而在他们的思想上也就不能不浸透着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除掉那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之外，目前高等学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虽然是拥护或者倾向于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但从他们已有的生活经历出发，他们对新的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比较陌生的，有时还会感到不习惯。在观察和对待新社会的各种新人新事上，也仍然不免带着千百种资产阶级的偏见。列宁曾经说过：“专家，因为受了过去培养他们成为专家的那种社会生活底全部环境的影响，其大多数必然是资产阶级专家。”因此，旧知识分子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由社会的、历史的、阶级的、教育的各种因素形成的，这是客观实在，并不是任何人凭空捏造的。 + +　　资产阶级右派说“旧知识分子都是好人”，“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道理都通了”。这种论调是经不起一驳的。知识分子本身不是一个阶级，他们是分别附属于各种不同的阶级，为各种不同的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在旧社会，有为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也有为工农劳动人民服务的知识分子。有革命的知识分子，也有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有好人，也有坏人。旧知识分子的情况同样是很复杂的。从知识分子的现状来看，经过党的教育和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应当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好人。但能不能说知识分子中就没有坏人了呢？当然不能这样说。从高等学校的情况来看，通过镇反、肃反等运动查出了高等学校教师中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其中著名者有张东荪之流；通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又暴露了高等学校教师中有少数人是右派分子。右派分子中的许多头面人物也都出在高等学校，如北京六教授之流。这些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但思想上反对，而且你要建设，他要破坏；你要搞社会主义，他要反社会主义；你要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他要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总之他们是要一反人民之道而行之。 + +　　资产阶级右派就知识分子问题向党进攻，还喋喋不休地夸说知识分子的传统如何重要，气节如何重要。在右派看来，共产党是最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传统，最不顾惜知识分子的气节的。不尊重传统，不顾惜气节，这是何等大的罪名！资产阶级右派究竟要尊重什么传统？顾惜什么气节呢？他们所要继承的传统，就是什么“以国士待我者，我必以国士报之；以众人待我者，我必以众人报之”（罗隆基语）。究其实质，右派是在借“传统”、“气节”之名，行宣传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之实。我们与资产阶级右派所污蔑的相反，我们是主张知识分子继承传统的。但是，我们认为，传统是有阶级性的，各种不同阶级的知识分子有其不同的传统。我们所主张知识分子继承的传统，是人民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而反对知识分子去接受资产阶级右派所夸说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所谓“传统”。什么是近代人民的革命的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呢？近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传统，就是诚心诚意地接受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志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改造自己，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不懈地努力，不懈地奋斗。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经过严重的自我改造，背叛了原来的阶级立场，确定了无产阶级立场，树立了勤勤恳恳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品格与作风。在敌人面前，他们彻底地做到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他们的骨头是最硬的。这就是中国近代革命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传统，最高贵的气节，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应当学习、继承和发扬光大的。罗隆基的主张和我们相反，他把封建社会知识分子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一套腐臭的观念，妄说成我国知识分子的“传统观念”，主张知识分子效法封建知识分子的榜样，不管主子是谁，帝国主义也好，国民党反动派也好，只要许之以高官厚禄，所谓“以国士待之”，那知识分子就可以和应当为他们卖命效力，对他们极尽奴颜婢膝、卑躬屈节、卖身投靠、卖国求荣的能事。而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罗隆基所夸说的这一套“传统”却又是不适用的。大家知道，人民请罗隆基当了部长，身兼若干要职，参与了国政，这总可以说是“以国士待之”了吧？但罗隆基报之于人民的，却是篡夺无产阶级对国家的领导权、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的阴谋鬼计。在这里，罗隆基是以怨报德，完全不尊重他自己所夸说的那一套“传统”的。这就足以说明，罗隆基侈谈知识分子的“传统”和“气节”是别有用心的。其真实目的是要借此煽动知识分子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抗拒思想改造，促使知识分子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走上资本主义的轨道，从而便于资产阶级右派篡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权。 + +　　资产阶级右派所以要极力否认知识分子中还有少数坏人，所以要否认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存在着两面性，所以要如此侈谈知识分子的特点、传统、气节问题，不过是为他们所作的翻案文章打下种种伏笔，为直接攻击和否定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打下立论的基础。可是，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在研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掌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两面性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科学根据的；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所考验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党的这个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是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和欢迎的，是资产阶级右派所驳不倒的。这便是事实给予资产阶级右派最有力的答复。 + +## （二） + +　　资产阶级右派污蔑高等学校没有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其攻击的目标在哪里？目标之一，是１９５２年在高等学校所进行的思想改造运动。在资产阶级右派看来，思想改造运动是失败的，没有成绩的。我们与资产阶级右派相反，认为思想改造运动至少有下述几方面的伟大成绩： + +　　第一，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彻底揭发和基本清除了当时在教师中普遍存在的封建的、买办的和法西斯主义思想，清算了亲美、崇美、恐美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思想影响。结合思想批判，组织了大批教师参加土改、镇反、五反、抗美援朝等社会政治运动，使他们在社会政治斗争的实践中受到一次极为丰富深刻的阶级教育。绝大部分教师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和参与社会政治斗争的实践，基本上划清了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界限，转变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态度，明确了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劳动人民服务这个政治方向。这是这个运动的基本收获。 + +　　第二，在高等学校教师中，初步进行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大力宣传了政治上“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批判了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匪帮长期反动宣传的遗毒——亲美反苏思想，拆穿了美帝国主义这只纸老虎的真面目，使大多数教师基本认识美帝国主义的丑恶本质，打破了对美帝国主义的幻想，消除了对苏联的怀疑和误解。 + +　　第三，初步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批判和反对了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超阶级、超政治观点，所谓“中间路线”的立场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在高等学校教师中进行了初步的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 + +　　第四，结合思想批判，不少教师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在高等学校教师中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和整顿队伍的工作。 + +　　第五，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为学习苏联，进行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建设我国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 +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的。当时所以有必要开展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改造运动，是由当时的革命环境和革命形势所决定的。当时如果不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便不可能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以取得运动的胜利，三敌思想的污毒就不可能消除得比较彻底，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界限就很难基本划清，广大教师的觉悟水平就很难迅速提高，对我国这样广泛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可能接受。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了当时思想改造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来进行是完全必要的，取得了伟大的成绩的。这些成绩，是资产阶级右派所抹杀不掉的。 + +　　当然，我们说思想改造运动有伟大的成绩，并不是说这个运动就没有偏差，没有缺点。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有两方面的缺点：一方面，当时运动的要求主要是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敌我界限，这方面的要求基本达到了。但是，对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则很不彻底。同时，有一些本来应当参加思想改造运动的高等学校教师，借着各种理由没有参加，或者参加了而没有受到应有的批评和教育。另一方面，由于思想改造运动是采取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因而在运动中曾经产生过某些简单和粗糙的作法，伤了一些人的感情和自尊心，其中极少数人甚至在运动以后还背着思想包袱。对于这些缺点，不少学校已经作了善后处理，并引为今后工作的教训。资产阶级右派企图夸大这些个别的缺点来否定思想改造运动的伟大成绩，有觉悟的高等学校教师们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 +　　资产阶级右派污蔑高等学校没有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其攻击目标之二，是高等学校教师的使用安排问题。据资产阶级右派看来，“高等学校教师不少是大材小用，有材不用，或者用非所长”。一句话，高等学校不少教师没有得到合理安排，没有发挥所长。这种看法，符不符合事实呢？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解放后，与其他各个部门一样，党和国家对高等学校教师采取了“包下来”的政策。随着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对高等学校教师的使用和安排也作了相应的合理的调整。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以后，又对各校教师的使用和安排问题作了全面检查。检查的结果证明，高等学校对教师的安排使用，绝大部分是恰当的。对于检查出来的问题大部分也已经作了处理，一部分正在继续研究处理。以未开课教师为例，据１９５６年１２月的统计，九十三所高等学校八百一十一名未开课教师中，已经开课或准备开课的二百五十人，约占３０％；从事科学研究和编译工作的，有八十九人，约占１０％；从事图书资料工作或教学辅助工作的有一百二十五人，约占１５％；改做教学行政工作或其他工作的有二十四人，约占３％；调往其他高等学校的五十八人，约占７％；准备调往中等学校的有三十四人，约占４％；准备调往科学研究或技术部门的有四十三人，约占５％；准备调往政府行政部门或社会团体的四十人，约占５％；还有七十三人患病需长期休养，四十六人准备退职退休，两者合计约占１５％。此外，因严重政治历史问题需经审查作结论后再处理的二十九人，约占３％。由此可见，合理使用安排教师，是一个极其复杂细致的工作，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党和政府对待这个问题一贯采取了认真负责积极处理的态度，资产阶级右派的指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　　资产阶级右派诬蔑高等学校没有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其攻击目标之三，是对高等学校教师的信任问题。资产阶级右派硬说“党不信任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灰心了”，“政治积极性下降了”。这又是不符合事实的。从党的政策来看，我们党向来是重视知识分子的，对于那些诚心诚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党都是给予信任的。党的这个政策，在高等学校也是贯彻执行了的。例如高等教育部直属七十五所高等学校二百二十九位校长、副校长、校长助理中，从教授中选拔出来的即有九十五位。全国高等学校教授中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的共有一百零三位，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的共有六十八位。还有不少人被选为省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地方政协委员，以及在社会群众团体和科学文化团体中担任领导工作。这些都说明了党和政府是信任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当然，任何正确的政策，在执行上难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高等学校在执行党的这个政策上有哪些缺点呢？有两种缺点。一种是，有些党员负责干部，存在着重业务轻政治的错误思想，不重视旧知识分子的政治审查和思想改造，在工作上信任了一些不应当信任的人，把一些重要工作委托给一些面目不清或者不可靠的人去做，以致造成工作上很大的损失。另一种缺点是有一些高等学校的党员领导干部，不善于与非党干部合作共事；不善于在重要问题作出决定前充分征求非党干部的意见，加以研究采纳；有些工作应当通过他们，而没有通过他们，对他们的职权不够尊重。对于这种宗派主义性质的缺点，当然必须纠正。但是，也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有些高等学校的某些非党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作客思想，不行使自己的职权，对学校的党组织和党员领导干部，采取疏远、猜疑的态度。就后一种缺点来说，并不存在一个党对知识分子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而是某些党和非党工作人员在合作共事当中应当按照党和国家的政策调整工作关系的问题。资产阶级右派有意歪曲这个问题的实质，硬说党不信任知识分子，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 +## （三） + +　　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派，他们是反对知识分子接受共产党的领导的。他们制造了“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等等恶毒谰言，提出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的反动要求，主张教授治校、民主治校，用以煽惑知识分子反对党的领导。对于这种反党谬论，已经遭到广大群众有力的批驳。我们认为，只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才能保证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也惟有共产党才能担当得起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责任。党对高等教育事业的领导主要表现在提出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方针政策，拟定国家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计划以及各种有关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要组织制度；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高等学校的思想领域内占领统治地位；正确贯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做好团结、教育、改造高等学校教师的工作；以及加强党对高等学校各方面工作的统一集中的组织领导等等。八年来的事实已经证明，党是完全能够领导高等教育事业的。 + +　　目前高等学校教师中的多数人还处在中间的过渡的状态，要使他们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自己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争取继续向左转化，高等学校教师就必须从过去这一时期丰富的政治生活中吸取有益的教训，深入检查自己思想上所受到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影响，深刻认识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两面性。认识了自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弱点，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改造，才能痛下决心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的自我改造过程，坚决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彻底转变到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来。同时，知识分子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现在，旧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灭亡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情况，也促使知识分子必须在新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开始新的生活，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全心全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所以，坚决破除和抛弃资产阶级的思想立场，树立工人阶级的思想立场，力争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这就是高等学校教师的光明前途和惟一的出路。 + +　　目前高等学校教师绝大多数还没有认真确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还没有完成资产阶级世界观到无产阶级世界观这个最根本的转变。因此，继续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确立知识分子的革命人生观和科学的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过去几年来高等学校教师在党的组织领导下，已经学习了一点马列主义，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还需要在自愿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学习。只有逐步地学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事务；处理问题，才能站稳立场，从思想上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克服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行动的指南，是阶级斗争的锐利武器。高等学校教师不仅应当从书本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还应当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通过参加实际革命斗争来学习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教师应当下决心放下架子，在学校党委的组织和领导下，分期分批到工厂和农村中去参加体力劳动去感受劳动人民的呼吸，和劳动人民交朋友，去观察和了解社会生活的实际，去参加实际斗争。只有通过长期的刻苦的虚心的学习和实践，通过脱胎换骨的改造，才能纠正那种轻视实践，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错误思想，使自己真正成为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的、同工农打成一片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只有这样，高等学校教师才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之才，才不辜负党和国家对高等学校教师所寄予的厚望。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79.txt b/CCRD/1/5/2/0002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7535caf0c8957e24ece9e0efd0eb11b33c3ea0 --- /dev/null +++ b/CCRD/1/5/2/000279.txt @@ -0,0 +1,73 @@ +# 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全校师生辩论关于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经过 + +　　<新华社记者　朱彬> + +　　中国人民大学在对右派分子作组织处理之前展开了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的大辩论，现将辩论经过报道于后。 + +## 反复解除思想顾虑发动辩论 + +　　去年12月底，党委首先在党内支部委员以上干部和一些参加校务会议的党外上层教师中分别传达了中央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指示精神，并作了讨论。接着在12月27日胡锡奎以校务会议的名义向全体师生作了关于处理右派分子的报告，动员大家讨论。右派分子听了这个报告。 + +　　胡锡奎报告后，各个支部就领导党员和群众一起展开了讨论。在讨论前还普遍阅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第一、第八部分，人民日报“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等社论。在整个讨论过程中，领导都坚持了“放”的方针。最初有顾虑的人还是很多的。那时左派对处理右派分子的讨论和对右派分子的批判和斗争区分不清，当中间派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或露出了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时，他们就立即予以批判，批判中间派“有温情主义”，“立场有问题”等等，使一些中间派更加不敢暴露思想。为了扭转这种情绪，党委规定头两天任何人对自己所反对的意见一律不反驳。党委还向一千多个支部委员作了关于做好中间分子工作问题的报告，局面从此就有了些变化。但在全校性的辩论会上，有不同意见的人仍不敢大胆发言。原来有十个具有不同意见和有错误认识的人准备在全校性的讨论会上发言的，结果只有四个人发了言，这四个人的发言内容也比在小会上的发言隐蔽多了。大会开始时，胡锡奎再次强调这次讨论是民主自由的争辩，是大家动脑筋想办法创造处理右派的经验，要求参加辩论的人注意这是人民内部的辩论，不要像反右派那样把争辩变成了斗争会。并作了如下两项规定：(1)所有发言的人不要给别人的发言戴帽子，也不要一概的说“你的错误”；(2)不论谁发完言后，听的人一律不要鼓掌。在这个大会上发表“反面意见”的有四人，“正面意见”的十二人，发言的人的态度与语气都比较冷静，因此会后反映很好，中间分子又开始吐露真实思想。 + +## 对处理右派分子办法的几种不同反应 + +　　第一种：右派分子听了胡锡奎的报告后，多数表现平静，特别是那些极右派分子颇有放心之状。林希翎在葛佩琦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安，听完报告后就安静了，把日记和准备自杀用的安眠药片都交给了党总支，并表示不想死了。过去她对组织上分配给她的劳动，一直嚷着活重不肯干，现在她却能主动地去做了。她认为没有逮捕她是宽大。但她对自己的根本罪行仍不认账。法律系的其他几个极右派也较以前老实了些。有些右派分子公开说处理得宽，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图书馆的一个右派分子陈锦荣，原来是党员，被批判后一直想自杀，听了报告觉得自己不是全完了，于是又写了检讨书，并提出了自我改造的办法。有的右派已经考虑了开除学籍后的出路，并且已动手整理书和衣服准备宣布处理后就走。有不少右派分子都主动找支部表示自己愿意悔改，争取从轻处理。法律系学生右派范喜谦说：我宣誓，再改造不好杀我的头。有的表示要重新写检讨。不少右派都害怕开除，有的哭哭啼啼的到处找同情，财政系学生右派邓先扶对人说：“要永远跟着革命走，”“活着是革命人，死了作革命的鬼，”讲求领导上不要让他回家。也有些右派分子不服气，继续顽抗。哲学系学生右派王宪文就写了三万字的翻案书，企图论证自己只是一个在大是大非上认识模糊的人，并不是一个右派分子。经济系有个极右分子，党支部找他谈话，他凶狠狠地说：“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没有什么可谈的。”“处理是你们的事，你们愿意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吧！”还有一个右派，支部找他时，他就嚷着说：“你说我是右派，我说我是左派！”法律系一个学生右派分子陈丘民说：“开除，这不是改造我们，是让我们走绝路。”右派分子邬淑荣说：“这样就没法活下去了”。 + +　　人民大学党委估计，全校二百六十多个右派分子中有14％至今还没有认罪，企图翻案。30％左右愿意劳动改造。另外60％经过做工作，估计处理不会有多大抵触。 + +　　人民大学在让这些右派分子听了校长的报告后，就找他们谈话，布置他们每人写出听报告的感想，并且要他们提出自己认为自己的主要罪行，应受的处分及正确的出路。 + +　　第二种：中右分子听了动员报告后多数有畏惧和恐慌情绪。胡锡奎在报告中曾经提到不久还要有第二批右派，这些人就对这句话进行猜测，异常惊慌，耽心自己被划分为右派。他们在讨论会上很少发言，发言时也只是照事先写好的稿子念，而内容又是抄的报纸上的。有些人在这以前没有思想准备，他们原来认为批判完就算完了，根本没有想到要处理的问题。有的说：“在反右派时恨右派，过了这一段时间后恨不起来了，如果我也遭到这样情况该怎么办呢？”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平时和右派分子的界线就没有划清，和右派分子在一起有说有笑。农业经济系的一个教师说：右派分子又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右派分子犯的什么罪？法律系的一个学生说：大右派分子像是敌我矛盾，小右派分子就不能算是敌我矛盾。他们之中的多数都认为右派不是反革命。 + +　　第三种：右派分子的妻子痛哭流涕，有的为右派丈夫抱不平，有的为右派丈夫求情。法律系的一个学生汤翠芳，她的丈夫吴家麟是右派分子，听完报告后就哭个不休。她认为吴家麟符合情节恶劣、态度又不好应送去劳动教养的第一条。她对人说：“真那样怎么办，家怎样处理呢？家信、书籍往那里送，没有亲戚，又没有朋友。同吴家麟离婚吧，他真爱我，不离婚，人家就说我这是右派分子的老婆，这多难堪；要离，离了以后又找谁？做一个右派分子的老婆，当一辈子寡妇？离了婚，自己一个人，站不起来！路已走错了，后悔晚矣。” + +　　第四种：中间分子多数不同意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论点。有些人说：提到反革命，就想到要有杀人放火的行为，可是右派分子只不过说错了几句话，看不出有什么反革命的行动。有的说：右派分子犯罪和党的鸣放政策有关，是党叫他们鸣放的。有的说：右派分子没有触犯刑律，不能算作反革命。有的说：右派分子只是说错了些话，思想上反对共产党，并没有直接杀共产党，这有什么罪呢？他们特别对党员和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堕落成右派分子的人表示同情。法律系学生刘巧玲说：我对大右派特别痛恨，杀他们我都赞成，但对党内右派分子总不忍下手，这些人可能就是个人主义，对党不满。党内右派分子过去为革命流过血流过汗，是否真是反革命值得研究。另一个学生黄之说：党内右派只是企图脱离党的领导，并非逆潮流而动，而反革命是逆潮流而动的。哲学系一年级有个学生把丁玲、冯雪峰等党内右派分子说成是“香右派”。更多的人认为：多数右派分子只是说了些反动话，但动机并不想反对社会主义。有的学生说：右派学生，年青，一时糊涂，头脑发热，不会真心反对社会主义的。他们普遍认为对右派分子的处理严了。农业经济系的讲师李青山说：右派分子能划在四、五类的很少，而留校察看的又要撤消一切职务，待遇降到很低。对头面人物来说，虽然他们权利，谁选他们呀？实际上等于取消了他们的权利。 + +　　第五种：不同意对右派学生采取“一般开除”的处理办法。但他们一般不正面的说处理原则太严，而绕弯子的提出：青年人可塑性大，在短短几天里虽犯了错误，但来日方长，开除后这一生就没有前途了。有的说：国家已经培养了几年，他们也掌握了些知识，对社会主义有可用的就用吧。有的还认为：把右派学生开除了，他们会感到没有前途，而物极必反，他们可能走上极端。那对社会主义就更不利了。 + +　　第四种和第五种意见，是在纠正了左派的过左情绪后才暴露出来的。他们最初在口头上也跟着左派走，左派怎么说，他们也在会上怎样说。特别是在最初两次小组讨论会上，他们几乎和左派一条声的主张对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应剥夺公民权。可是进入不批判只提问题后，他们就把自己的意见讲出来了。 + +　　第六种：左派一致拥护中央的原则，但他们对中央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理解不深，也很少人从孤立和分化右派的观点去体会中央的政策，因此有过左的情绪，不少人提出要求对右派学生一律开除，并剥夺他们的公民权。他们认为右派分子没有可能改造好。有的说：右派分子和我们的立场是敌对的，培养了右派分子，就使右派分子越有了和我们较量的本钱。有的说：让右派分子有言论自由，岂不是让他们有再进攻我们的机会？许多人也反对有专长的和有社会影响的右派分子给以照顾，他们认为：右派分子这个词儿就没有真才实学，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有人说：右派分子的社会影响越大，对我们越不利，不能因为他们的社会影响大就从轻处理。有的人提出：我们的政策是不是宽大无边了？有的人反对只给右派分子以行政处分，要求多数逮捕法办。左派对留林希翎在校当反面教员的政策想得通(在中间群众中也很少有人同意这项政策)，这种情绪不仅表现在思想认识上，有些系里还有行动。新闻系里有人出大字报时把右派分子的照片贴在上面，有的在食堂里右派分子的饭桌上插上小黄旗，写明右派分子的姓名，吃饭时大家围住看，使得有些右派分子不敢进食堂吃饭。 + +## 争论的几个问题 + +　　经过四、五天的讨论后，学校就把各种问题和意见归纳成如下几个问题进行辩论：1、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有无区别？2、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有无区别？3、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机和效果能不能说不一致？4、处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专政的方法，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5、右派学生应不应开除？这些问题先由各班分别进行讨论漫谈，然后以系为单位组织辩论，并在1月10日分城内和西郊两处举行了全校性的大争辩。着重辩论了右派的性质。辩论会所反映出来的一些主要观点如下： + +## 一、右派分子是不是反革命？ + +　　说右派分子不是反革命的人认为：右派分子的活动方法、手段以及最后的结果和反革命都不一样。右派分子的活动方法，是利用了帮助党整风的机会进行合法的斗争，是阳谋，而反革命是阴谋。右派所采取的手段，是造谣侮蔑，煽动群众闹事，而反革命的斗争手段则是武装暴乱等。从结果上来看，反革命往往造成生命财产的损失，而这种损失又是不可补救的。而右派分子造成的损失是可以补救的，右派分子所想达到的推翻社会主义的目的实际上永远也不会达到。右派分子还当了我们的反面教员，从这个意义上说还有“功”。持有这种看法的人还认为右派分子尤其是有言无行的右派，违反了宪法，但没有触犯刑律。他们利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一段话为据：“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有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教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持有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现在对右派分子既不办罪，那就可以证明这些多数右派分子没有触犯刑律。他们还引用“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社论中的话为据：“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说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认为即使要说右派分子是反革命，也不能说是现行反革命。 + +　　反对这种看法的人认为右派分子的活动形式、采取的手段和反革命是有些不同之点：右派分子是利用了党整风的机会，利用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会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了猖狂的进攻，他们的活动方法，一般的是“放毒”迷惑群众，而他们之中的多数和前蒋特务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不过这些不同都不能掩盖也不能代替右派分子和反革命之间共同的手法。右派分子和反革命都逆历史的潮流而反对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其目的也是一样，为了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他的恶果也是严重的，至于他们没有像反革命那样造成人民的生命财产的具体损失，这不应该看成是他们的功劳，应该看到这是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结果。因此也不应该说什么可补救与否。蒋介石、杜勒斯在那里费尽心机其目的也不过是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因此右派分子的危害性不能说比反革命分子轻。有的人认为不应该说右派分子采取的方法是合法的方法。在人民的国家里，不论敌人用什么方法来进攻人民，这种方法都应看成是非法的。右派是不是触犯行刑律呢？他们认为是触犯了刑律，具体说就是触犯了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中的第二第三两款。他们认为右派分子也是现行反革命，因为反革命只有两种：一种历史反革命，一种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现行反革命。右派分子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反对革命的，当然就是现行反革命。是不是能说右派分子中间有言无行的就没有罪呢？他们认为言本身就是行，而右派又是把言当成犯罪的手段进行的。从法律上看，只要给人民的利益带来损害就是犯罪。刑法上也有侮辱罪，只要有目的在于损害他人人格和名誉的言论，即使这种言论在客观上没有出现所想象的结果，也应以犯罪论。右派的言论不仅侮蔑某一部分人民，而是侮蔑了党，侮蔑了社会主义制度。至于人民日报社论上说“右派一般不必称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教不改，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所谓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也不是说要把右派分子(除非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逮捕起来，或者加以肉体上的消灭”，他们认为这种提法首先表示了党对右派分子的宽大，表现了党对右派分子的孤立、分化和争取。其次也表现出右派分子和一般所指的现行反革命有些不同的特点。 + +## 二、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应不应该有所区别？ + +　　有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从年龄、出身经历、所受的教育上区别右派分子，也就是要在右派分子中再把青年学生右派划分出来另作处理。他们认为青年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年轻幼稚，动摇不定，他们向社会主义进攻只是一时盲从，不是以阶级姿态出现的；他们在右派阵营里也都是些没有体系纲领的摇旗呐喊的喽啰；青年人可塑性很大，对新旧社会的体会不深，如果能很好的启发一下他们的阶级觉悟，他们就会很快的悔改的。 + +　　反对这种看法的人认为：不应该在右派分子中再划什么青年右派老年右派，如果这样来划，那么，也就可以根据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职业的不同，划出青年、老年、男的、女的等多种多样的右派分子了，这只会引起很大的混乱。他们还认为这种提法，实质上是把青年的特点和右派青年混淆在一起，也就是把人民内部的问题和敌我矛盾混在一起。划分右派和处理右派只应该一个标准，这就是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报告中指出的六条，处理右派的标准就是看右派的罪行情节和悔改的态度。如果有些青年右派分子的确因为年轻幼稚、阅历不深、还有可塑性，那么就会在他的因行情节和悔改程度上表现出来。至于说青年学生右派分子不是以阶级姿态出现的，这和事实不符，生在现社会里每个人都是阶级的成员。这些学生中的右派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社会上的右派并无区别，他们所企图达到的目的也是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使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和无产阶级和人民势不两立，这又怎么能说不以阶级姿态出现的呢？在人民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中，像林希翎等人，都是有纲领有计划地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他们之中多数虽然在形式上还没有组织起来，但这是时机所限，是人民政权强大巩固的环境所限，而他们之中有不少分子已经准备好，只要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在中国一出现，就拿起刀枪来屠杀人民。而实际上有些学生右派分子已经组织了好多秘密集团。发言的人举出了许多例子说明了这个问题。 + +　　学生右派是不是因为对新旧社会体会不深，是不是因为过去受的教育不够而成了右派分子呢？反对这种意见的人认为这也和客观实际不符。和这些青年右派分子在同样环境下受同样教育的青年多得恨，为什么那么多青年没有成右派分子，而偏偏就是那一小撮青年成了右派分子呢？这不能归罪于党的教育，何况教育也不是万能的呢？这些右派学生将来是不是就容易改造呢？这有待于这些学生右派的行动，现在不必事先给他们打包票。 + +## 三、右派分子的动机和效果是不是一致？ + +　　有些人认为右派分子的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不一致，他们主观上并不是居心想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是一时糊涂，头脑发热，感情冲动，说错了话。 + +　　在10日的大会上法律系三年级的一个学生陈德宏就这个问题发了言。她介绍了自己对班内的一个右派分子陈国雄的认识过程、分析了陈国雄的思想发展情况，反对上述人的意见。这样分析，听的人都感到满意。 + +## 四、学生中的右派分子应不应开除？ + +　　这个问题争论不多。主张不应开除的理由是：学生右派年青，开除了就没有前途；国家已经培养了几年了，开除了可惜；把这些已经有了一定文化水平的右派学生开除出去，而另招生，对国家也不上算。主张开除的人在发言中谈了六方面的理由：第一、高等学校不是普及义务教育。我们国家的高等学校，是以培养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材为任务的，原则上就不应该再培养右派分子。历史上和世界各国都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用自己的钱培养和自己敌对的阶级的人的。特别是那些罪行严重而又无悔改诚意的右派分子，如果再留在高等学校培养，那就等于犯罪。第二、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在经济上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平均要十九到二十二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养育一个大学生。国家不能用人民的血汗来培养右派分子。第三、今天高等学校能容纳的人数名额有限，有许多工农子弟，品质好的青年还关在门外，在高等学校内部就更不应该培养右派分子。第四，开除学籍并不是就不给前途，只要他们好好劳动，努力改造自己，前途也还是宽广的，党已经给了他们充分的条件，而他们愿意不愿意改造决定因素是在他们自己。第五，对一部分右派分子予以开除处分，也是给他们一个有益的教训。如果他们不这样去想，而走另一条路，继续拒绝改造，挺而走险，那么，这个责任应该由他自己负，同时更证明这样的右派已不可改造，更应开除。第六，开除一些右派对国家并不是浪费。如果今天再姑息这些右派分子，那么就会有更大的浪费。 + +## 五、处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专政的方法还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 + +　　这个问题在10日的讨论会上没有组织发言，因此未再作讨论。但在此以前，在各组、各系的讨论会上，师生们对这个问题争辩得很热烈。 + +　　认为是专政方法的人的主要论点是：右派和人民是敌我矛盾，因此处理的方法也是敌我矛盾。如果对专政对象不用专政方法，专政就是空洞的，在实际工作中就有右倾危险。他们认为现在右派虽然有公民权，但这个公民权是不完整的，劳动教养、监督劳动都带有强制性，右派并没有自由劳动的权利；不办罪给予行政处分，也是专政的一种方法。有人并引用列宁在左派幼稚病中的一段话作根据：“无产阶级专政是为反对旧社会势力及其传统而进行的坚持的斗争，流血的与不流血的，强力的与和平的，军事的与经济的，教育的与行政的斗争。”他们也承认对右派的处理和镇压反革命有区别，一般的右派分子不办罪，只要肯改造就都有前途，但认为这是在新的条件下新的专政方法。 + +　　认为处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的人认为：人民和右派之间是敌我矛盾，但这个敌我矛盾是在新的形势下来处理的。即人民民主专政巩固；国际环境东风压倒西风；右派分子已经孤立，在人民中臭了；同时和右派分子的矛盾又与人民内部矛盾渗杂在一起，和右派分子作斗争时，须要考虑争取中间、教育中间派。右派中有些人可以改造过来。因此今天可以用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来处理右派分子。前一段斗争情况实际已经用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即大鸣大放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而并没有用压服的方法。现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给公民权，允许言论自由，有生活出路，只给行政处分等等，也都是运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 + +　　还有一些人认为既有专政的性质，又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他们并且具体的指出第一、二条是专政的方法，而第三、四、五、六是处理内部矛盾的方法。 + +　　从10日以后的三天中，人民大学集中力量引导全体师生具体讨论中央的政策，从孤立、分化、争取右派分子的角度体会中央的政策。同时发动大家把划不清界限的具体人具体是摆出来，集体讨论共同来划。党委会还整理了六个右派分子的文字材料，在材料上取掉了姓名、单位和右派分子的帽子，发给大家去划界线。现在讨论正在继续进行中。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0.txt b/CCRD/1/5/2/0002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72ecf6d61e6df12fb6044e5eca0b3384c5b5a4 --- /dev/null +++ b/CCRD/1/5/2/000280.txt @@ -0,0 +1,35 @@ +# 民盟举行最后总攻 反击章罗联盟获得根本胜利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１９日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在今天下午向章罗联盟的首脑——章伯钧和罗隆基进行了最后的总攻击。至此，经过七个月的战斗，民盟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击，已经取得了根本胜利。 + +　　经过民盟中央和民盟各地方组织无数次大会小会的揭发、驳斥、批判之后，章罗联盟的反动言行，已经被驳得体无完肤，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全部罪恶事实，已经大白于天下，他们的全部阴谋活动已经被彻底粉碎。章伯钧已经作了书面交代，承认了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一直狡辩抵赖的罗隆基经过多次批判，最近开始表示低头认罪。 + +　　在今天下午最后一次批判章罗联盟的大会上，民盟副主席史良代表民盟主席沈钧儒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作了题为“章罗联盟批判”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民盟七个月来同章罗联盟的斗争取得根本胜利的总结。报告全面地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形成章罗联盟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基础，章罗联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纲领，以及章罗联盟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步骤和手法。报告中还着重指出全体民盟盟员必须在反右派斗争已取得根本胜利的基础上，吸取经验教训，进一步提高警惕，通过整风运动进行民盟的组织改造和盟员的思想改造，把民盟变成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 + +## 同章罗联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 +　　报告指出，民盟同章罗联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报告中说，半年来反右派斗争所揭发的大量事实，千百次地证明章罗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联盟是有反动的纲领的，也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章罗联盟的反动纲领主要是：（１）他们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反对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基本政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２）他们反对共产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首先是反对共产党对知识分子和科学文教事业的领导，要共产党退出高等学校，退出科学文教机关；（３）他们反对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和监督，篡改民主党派的政治方向，利用民主党派组织作为向共产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工具；（４）他们抹杀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否定共产党所领导的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和肃反等历次革命运动的伟大功绩，煽动反共情绪，企图倒算翻案；（５）他们在知识分子中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的科学文化，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阻挠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以及和工农相结合；（６）他们篡改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政治方向，作为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宣传阵地，鼓吹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７）他们宣扬帝国主义侵略阵营的强大，诽谤社会主义阵营，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８）他们实行排斥打击左派、欺骗蒙蔽中间派、拉拢扩大右派的组织路线，安排爪牙，控制组织，夺取民盟的领导实权，招兵买马，搜罗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参加民主党派，在民主党派中建立和扩大反动的组织基础。 + +## 章罗联盟在最根本的三个问题上和中国人民的愿望绝不相容 + +　　报告指出，章罗联盟的右派路线，在最根本性的三个问题上是和中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绝不相容的：（１）领导权的问题。章罗联盟和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反动派一样，不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或者表面接受，暗中反对。章伯钧、罗隆基都主张民主党派要和共产党分庭抗礼；都诬蔑共产党对科学、文化、教育是外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都反对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核心领导，这是完全违反六亿人民的利益的，是违反国家的利益的，是违反宪法和民主党派共同接受的纲领的。（２）国家基本制度问题。章罗联盟再三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认为社会主义没有民主。章伯钧、罗隆基主张资产阶级的两院制，主张政治设计院，甚至主张设立专门机构，为反革命分子平反。章罗联盟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民主制度，诬蔑无产阶级专政是“党天下”，是“三害”的根源。章罗联盟企图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３）我们国家和人民的指导思想问题。中国人民要解放，要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就一定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而章伯钧、罗隆基等右派分子在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时机向党进攻时，却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旗帜，贩卖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领导。他们决心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也就坚决反对马列主义的思想领导。 + +## 章罗联盟行动的性质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是一种背叛祖国和人民的行动 + +　　报告中说，章罗反动政治联盟所采取的行动的性质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是一种背叛祖国和人民的行动，章罗联盟的首脑和一些主要人物都是在民主党派负一定的领导责任的人，在国家机关和统一战线组织中有比较高的政治地位，因此他们就利用他们所参加领导的合法组织——民主党派组织和他们各人的政治地位，来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非法活动，他们一贯地玩两面手法，当面拥护共产党，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背后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由于他们有民主党派和他们各人的政治地位作为护身符，他们就可以笼络、煽惑、蒙蔽一部分人，来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这是章罗联盟进行反共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 + +　　在谈到章罗联盟的行动计划和步骤时，报告指出，扩大基本队伍；篡夺民盟领导；向共产党猖狂进攻；这就是章罗联盟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三部曲。他们从笼络、煽惑、蒙蔽知识分子，扩大基本队伍开始，到篡夺民盟的领导，篡改民盟的政治路线，最后向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首先夺取党对科学事业和高等学校的领导权，进一步夺取党在国家事务中的全部领导权。这都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和步骤，并且主要是利用了民盟这一合法组织来进行的。 + +　　报告认为，在民主党派的问题上，也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民主党派的正确道路是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走革命的道路，因此必须经过组织和成员的改造，由资产阶级性的政党，转变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这样才能建立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基础。但是，章罗联盟右派分子拒绝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要使民主党派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党，和工人阶级的政党争夺领导权，走反革命的道路。 + +　　报告中还说，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上民盟和章罗联盟之间的斗争，也是两条道路的斗争。经过伟大的反右派斗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已经判明，我们一定要通过整风从根本上改造政治立场，坚决抛弃资产阶级立场，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才是知识分子所必须走的唯一光明大道。 + +## 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广大盟员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民盟各地组织正气上升邪气下降 + +　　在今天下午的大会上，民盟地方组织的代表：天津的张国藩，上海的陈望道，四川的彭迪先，广东的胡一声，陕西的李敷仁和吉林的徐寿轩先后发了言。他们一致同意史良代表民盟主席沈钧儒和民盟中央整风领导小组所作的批判章罗联盟的报告，认为这个报告全面地揭露了章罗联盟的罪行，并对章伯钧、罗隆基的罪行，作了深刻的批判和正确的总结。他们在发言中还揭发了章罗联盟利用民盟地方组织进行罪恶活动的许多事实，报告了各地民盟组织在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中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指出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广大民盟成员的政治觉悟和政治热情空前提高，民盟各地组织内出现了正气上升、邪气下降的新气象。 + +　　今天的大会由民盟主席沈钧儒和副主席高崇民主持，民盟中央的其他负责人、在京中委、候补中委，民盟地方组织整风领导小组的负责人等共二百多人出席了大会。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0日，原标题为“民盟经过七个月战斗举行最后总攻，反击章罗联盟获得根本胜利，史良代表沈钧儒全面总结这一声势浩大的斗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1.txt b/CCRD/1/5/2/0002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81ed5b585bacf1797d52836b56f305da85e5e64 --- /dev/null +++ b/CCRD/1/5/2/000281.txt @@ -0,0 +1,53 @@ +# 李紫翔: 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 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派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 +## 一 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一贯以“左”掩右 + +　　右派分子李紫翔是一个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早在1923年，中国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地高涨时，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局部地区的领导工作，但到了1933年中国革命由于蒋介石反动集团勾结帝国主义，进行残酷的镇压曾一度转入低潮的时期，李紫翔就作了党的逃兵。抗日战争时期，李在反动政权下任过伪经济部专员、科长等职务达五年之久，写了一些经济论文为蒋介石王朝捧场，吹嘘“四大家族”的“工业化国策”，认为“战后的工业建设可能采取的经济体制，将不是计划经济，亦不是统制经济，而是一种修正的或改良的自由经济”。（见“四川经济季刊”一卷四期）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巨大胜利，李紫翔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又转而倾向民主运动，加入“重庆民主联谊会”，1949年加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由此可知，李紫翔对待革命的态度是不端正的，参加革命的动机是极其不纯的。 + +　　革命是向前看的。尽管李紫翔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表现了动摇不定，但最后仍转向了党所领导民主革命队伍，所以解放后李紫翔在行政职位上，先后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劳动部副部长，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及现在的四川省水利厅厅长；在政治安排上，担任了四川省人民代表、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政协委员会常委；在民革组织方面则历任川康临工会常委、西南指委会常委兼秘书长，四川省委会副主任委员汇秘书长，中央委员等重要职务。 + +　　从上面这些优厚的政治待遇和工作安排，说明党和政府以及民革组织，不但肯定了李紫翔的好的一面，同时，也给予了充分信任的。但是，由于李紫翔机会主义的思想本质，在解放后的不算短的八年时间中，并未得到有效的改造，无论政治生活中和工作岗位上，对于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不是从“左”方面脱离，就是从右的方面抵触、反对，而且随着气候条件的变易，往往是以“左”掩右，最后竟堕入资产阶级右派的泥坑。 + +## 二 组织小集团，篡夺领导权 + +　　在解放后的头几年，党所领导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当时，李紫翔迫于形势，做了一些工作，但都是采取“左”的姿态来掩护他右的实质。到了1953年国家转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他的右倾机会主义倾向逐渐表面化了。公开向民革中央某负责同志叫嚣说：“你们叫我们这样也去找统战部，那样也去找统战部，弄得我们很被动，我们自己应该有一套嘛”；民革中央在北京市试点工作中总结出的重要经验之一——“基层组织必须切实接受领导党机关党委和机关行政的统一领导”，他表示“不适用于重庆”；中共中央西南局统战部要求各民主党派配合国家机关的新三反运动，他也拒不执行，关起门来在民革内部整思想。到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中共中央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以后，他认为“民主党派有搞头了”，从此，在四川民革组织内部逐渐形成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到了1956年9月省委三次扩大会议，这股逆流便发展到了高潮，而李紫翔则是其中的积极支持者。从他亲笔起草的省委工作报告草案中，诬蔑统战部损害了民革的组织独立性，批评正确贯彻民革中央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组织方针所提出的审查党员标准是“清规戒律”；强调自己的一套政治思想工作计划，自己的一套干部任用办法；指责民革机关干部到统战部商谈工作和汇报情况，是违背了组织独立性，企图把党与民革隔离开来，封锁起来。同时趁省委三次扩大会议机会，提出改组省常委会和各业务部门负责人员的主张，一面把交叉党员王长年和靠拢党的积极分子排挤出常委会，一面援引长期以来蓄谋在四川省民革搞小集团活动的右派分子邱翥双等进入省常委会，吴景伯、刘亚休、邓明枢等右派分子也窃取省委会业务部门的领导职位。接着他又支持邱翥双、伍非百、肖绍成等右派分子拟订非法的省常委会“工作简则”，来控制省委会业务部门的工作，使右派活动合法化，为右派进一步篡夺四川民革从省到市的全部领导实权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一系列的事突，充分暴露了李紫翔要在政治上自搞一套与党分庭抗礼的政治野心，从此，我们四川民革组织，便成了右派控制的局面，以邱翥双为中心的右派集团就更加猖狂起来，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 +　　李紫翔这种违反我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的错误，在1957年春二中全会时，曾经中央负责同志及时进行了帮助和批评。按常理说，李紫翔应该有所觉悟。但是他却采取了当面接受，背后反对的态度，竟恶意歪曲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的精神实质，以为有了新的“根据”，就乘党整风鸣放之陈，散布出一套修正主义理论，和全国各地右派分子一道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攻击。 + +## 三 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散布修正主义谬论 + +## （一）叫嚣人民内部没有阶级矛盾 + +　　李紫翔披着马列主义外衣，打起反教条主义的旗帜，散布修正主义谬论，是他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具体表现。他的企图是从理论上来动摇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1957年5月14日，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当民盟右派分子潘大逵正在诬蔑党、煽动知识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李紫翔向潘说：“你这个政协副主席也是主张放中有收的。不信，你看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中，在提到人民内部矛盾的时候，不是加了个括号，说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有阶级矛盾吗？”李紫翔这种说法，即是否认人民内部矛盾中有阶级矛盾存在，实质上就是否认人民内部还存在有阶级斗争。按照李紫翔的逻辑，人民内部没有阶级区别和阶级斗争，大家都是一样了，就不存在谁领导谁的问题。从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也就谈不上了。李紫翔这种“无阶级矛盾论”，正是苏联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中国的翻版。 + +## （二）反对在人民内部谈立场、观点 + +　　李紫翔在散布“无阶级矛盾论”的同时，还反对在人民内部谈立场、观点。他对人民日报、四川日报记者的谈话和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几乎每次都强调这个问题。他愤慨地说：“现在还有人分不清敌我是非，动辄就成分、立场一锅煮”。他依据这一反动论点，还制造了另一种谬论，说：“民革没有进步、中间、落后，只有正派和不正派之分。”很显然，李紫翔反对谈立场、观点，否认民革有进步、中间、落后，其目的在于模糊阶级观点，解除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如果人们放弃了立场、观点，否定了左、中、右的政治分野，那就会分不清谁是人民，谁是人民的敌人，谁是领导阶级，谁是被领导阶级，什么是社会主义道路，什么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这样一来，资产阶级右派就可以任意制造混乱，浑水摸鱼了。李紫翔散布这种混淆阶级界限的谬论，还有一个恶毒的阴谋就是想以此来争取某些抗拒思想改造的落后分子的同情，扩大右派的阵地，但是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受过八年革命教育和锻炼的广大人民群众，眼睛是雪亮的，嗅觉是灵敏的，是绝不会中他这种阴谋诡计的。 + +## （三）强调民主，否定专政 + +　　李紫翔在理论上向党进攻的另一个矛头，是指向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1957年5月9日，他对四川日报记者说：“过去我们只看到敌我矛盾，看不到人民内部矛盾。即使遇到人民内部矛盾，不是被忽视，就是被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他的意思是说，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过去是一团糟，只看到专政的方面，看不到民主的方面，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没有划分清楚，这等于说，只有专政，没有民主，好像党不是代表人民利益、为人民服务，而是把人民当成敌人看待的。因此，李紫翔6月10日又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愤溉地说：“调整党派关系和民革内部关系，首须从只有敌我矛盾没有人民内部矛盾的教条主义思想中解放出来”。这是要挟党放弃专政的武器，实行资产阶级的民主。他的这些胡言，含有两个罪恶的企图：一是离间党群关系，使人民群众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共产党是把人民当成敌人的，从而挑起人民群众对党不满；一是强调人民内部矛盾，否定敌我矛盾，亦即强调民主，否定专政，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理论”根据。 + +　　以上是李紫翔从理论上向党进攻的重要事实。这已经是够严重的了。但是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还采取了双管齐下的攻势，不惜捏造事实，颠倒黑白，从民主党派和国家机关两个方面向党的领导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 +## 四 企图独树一帜，与党分庭抗礼 + +　　李紫翔在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方面是抓住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性这个幌子，而把它加以夸大、歪曲、绝对化，企图使民革在政治上独树一帜，与党分庭抗礼，进而取消党的领导。他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座谈会上大肆叫嚣说：“今天领导党与民主党派的主要矛盾，已不是要不要或接受不接受领导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或如何接受领导的问题，即是说形势根本改变了，民主党派也起了和起着根本的变化”。他这里所说的“根本的变化”是指的什么呢，他自己作了注脚：“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民主党派已成了劳动人民的政党”。他的意思就是说，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已经不存在了，民主党派可以摆脱党的领导了，大家都知道，生产关系的改变并不意味着阶级意识随之而立刻改变，民主党派在不断的自我改造中是要逐渐转变成为劳动人民的政党的，但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即使将来改变成了劳动人民的政党，也还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所以接受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民主党派永远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础。李紫翔一方面强调形势根本变化，另一方面又强调“民革的特点”，“民革特有的思想感情”，“党团员的思想感情，并不能代表我们的广大成员的思想感情”。他这里所说的“民革特有的思想感情”，显然是指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感情。而这种思想感情正是我们所要改造的对象，几年来，我们为改造这种思想感情已经做过许多工作，今后还要加倍努力，彻底改造这种思想感情，使我们广大成员完全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上来，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分子。和我们相反，李紫翔却把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感情，看成是宝贝，而要长期保持下去，实际上就是要把敌视党的领导、敌视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保持下去，来为他的政治阴谋服务。 + +　　为了摆脱党的领导使民革在政治上独树一帜，李紫翔还向党进行了一系列的诬蔑。他在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公开说：“接受党的政治领导和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的两个原则，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不可分割的，自第一届政协确定以来，执行上是有左右偏差的”；“自高饶事件以后，却贯彻了组织上也要接受党的领导，党内（指民革）工作也不能主动布置，这种指导思想和作风，至今还未改变”；“省委统战部不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独立的实际情况，还是依然存在的”；“统战部对于民革工作的了解和帮助，多从一般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紧接着他就说：“我们（指民革）的各级组织还未能建立自己的领导系统，各级组织还未能发挥它的应有作用，还未能建立自己的工作计划、工作制度，工作干部还不尊重自己的领导和领导系统”，等等。他的这些谰言，是毫无根据的。我们都知道：党向来是尊重民主党派组织独立的，应当同民主党派协商的问题都进行了协商，民主党派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都是由民主党派领导机构通过会议决定了的；各级统战部对民革组织的工作一贯是热情关怀和大力帮助的，统战部在工作上给我们所提的建议也莫不是实事求是的。正因为依靠了党的正确领导和统战部的具体帮助，四川民革在政治上组织上，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党的领导下，民革各级组织有完整的领导系统，订出了远景规划和年度、季度工作计划，建立了各种制度，民革组织的干部按照统一的人事制度在各级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地进行工作。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李紫翔是诬蔑不了的。为了实现反党的政治阴谋，李紫翔还极其卑鄙地颠倒是非，挑拨党和民革的正常关系，他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常说，对党尊而不亲，或说信任不够，我认为就是指的只有第一类矛盾的思想和作风而说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党是把民革同志当作敌人看待的。企图以此来煽动民革同志的不满情绪，和他一道来反对党的领导。但是事实是最雄辩的，解放八年多来，党对民革同志政治上的照顾，思想上的帮助和生活上的关怀，是十分周到的，而为大家所亲身感受到的。李紫翔的胡言，只是暴露他的反动面貌。愿意在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民革成员是决不会上他的当的。 + +　　此外，李紫翔在各地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还煽动民革省、市领导机关干部中的右派分子和落后分子搞大民主，来打击靠拢党的积极分子。 + +　　李紫翔这个右派分子并不是单干户，除了他对以邱翥双为中心的右派集团起了拉拢、支持和运用的作用而外，同时他还与民革中央右派分子陈铭枢、雅安民革右派分子陈光藻等都有一定的联系。因此，他上述的这些阴谋活动，在四川民革已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 +## 五 诬蔑水利厅“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 +　　李紫翔从民主党派向党进攻的同时，还利用四川省水利厅厅长的身分，从国家机关向党进攻。他捏造事实说：“据我在水利厅的经验，也是有党政不分、党代替行政、或者不经过行政，径自执行的现象，似乎一切大大小小的事，都要由党组决定”；“许多工作问题，在党未讨论之前，行政是不讨论的，但党员个人提出意见时，党委已作出决定了，讨论起来，党外的不同意见，不易得到充分的实事求是的考虑，实际上只剩了一个贯彻党委决定的简单的片面的问题”。“因此就形成了缺乏实事求是、充分讨论、择善而从的气氛，更重要的是抑制了党外人士以至中下级党团员的责任心和积极性，一切等待党委的命令、意图，有意见不说，更不争论，拿钱吃饭，明哲保身”。又说水利厅“不只有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的现象，而且还有无职、无权、有责的问题。”等等。 + +　　事实证明，李紫翔的这些叫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水利厅是党政分明的，水利厅党委对李紫翔的职权是常尊重的，水利厅业务上的重大问题，党组开会进行研究讨论时都邀请了李紫翔参加，征求了他的意见；党组作出原则性的决定后，都提交了厅务会议讨论作出决定后才执行，而厅务会议又是由李紫翔亲自主持的。从几个厅长的分工来看，李紫翔分管一个处，五个科室，共六个单位，其他三个副厅长分管六个单位。他所主管的单位固然是直接向他请示汇报，三个副厅长分管单位中的重要工作也向他请示汇报。有关业务的机密文件全部送给他看过，绝大部分的公文是由他签发，全川的水利会议由他主持，水利厅对外的发言由他出面。他到厅后，两次全国性的水利工作会议也都是由他到北京出席的。这些铁的事实，说明李紫翔所谓水利厅“党政不分”、“党代替行政”，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等等谰言，全是造谣诬蔑。他之所以这样造谣诬蔑，其目的就在于反对党的领导。人们都知道：文教界的右派分子到处叫嚣“党不能领导科学”、“党不能领导教育事业”要党委退出学校，而李紫翔则是以所谓“党政不分”，“党代替行政”，党委领导“抑制”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党外人士“有职无权”等谰言来向党进攻，是企图要党退出国家机关。他的动机和目的与文教界的右派分子是完全一致的。 + +　　总而言之，李紫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是猖狂的，罪行是严重的。在反右斗争被揭发后，他开始表示抗拒，通过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和民革大小会的斗争，交代问题的态度有所转变，对自己的罪恶有所认识、交代，但对他在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丑恶根源，尚挖得不深，对与右派分子陈铭枢、陈光藻和邱翥双等右派集团的联系情况，还交代得不够彻底，尚待继续追查。 + +　　 来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辑《张轸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2.txt b/CCRD/1/5/2/0002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be68425c231c8a4633985973e7392e00c72081 --- /dev/null +++ b/CCRD/1/5/2/000282.txt @@ -0,0 +1,43 @@ +# 北京大学师生对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的一些糊涂认识 + +　　新华社北京21日讯 北京大学师生对处理右派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意见和不同的看法，也暴露了很多思想问题。 + +## 有关敌我界线的问题 + +　　一、右派和反革命有何不同？不少中间群众及少数右派普遍认为右派和反革命有区别。其理由：第一、目的不同，右派是进攻上层建筑，不反对基础，而反革命是反对基础的；右派是要求资本阶级民主自由，而反革命是要求蒋介石复辟；右派的目的是平分权利，而反革命是推翻政权。第二、方法不同。右派是利用合法的形式，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右派只是在言论上兴风作浪，反革命是真刀真枪，露骨的公然造反；右派是政治思想上的敌人，而反革命是武装暴乱。第三、条件不同。右派是在整风时机出现的，反革命则不同。胡风要在整风中出现就不会逮捕起来了。整风中党叫提意见,右派是在这种环境下成为右派的，和反革命不同。第四，程度不同。反革命的程度比右派重些。第五，结果不同。右派没有坏的结果。第六，右派只违犯宪法，不犯刑法，不触犯刑律。而反革命是犯法的。第七，右派是人民内部分化出去的，和反革命不同。第八，右派是知识分子，右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而反革命是代表官僚地主利益的。 + +　　二、关于划分右派的问题。有的说右派是一个问题搞错了，不是全面反党。有的人问，在宿舍里说的错误言论是否算右派？言论是否算行动？有思想没有言论的，而有行动是否算右派？有的只是把错误思想写在日记上的是否算右派？反右派后悔改好的是否就不划为右派？ + +　　三、右派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有人说右派是修正主义加个人主义，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又有人说右派是个人主义者，不是政治上有野心。由个人主义发展成为右派的不能看成反革命。还有人说章、罗只是想当副总理，并非反党。又有人提出疑问，右派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的唯心主义有无区别？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右派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 + +　　四、关于右派的动机和效果问题。有人认为长期反动，全面反党的人的动机才是坏的，而在一个方面反党的，不一定动机就坏的。有人说，有的右派只是爱出风头，爱名气，或者对工作不满，不一定内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有的人说，要分清右派的动机很困难的，只有看大字报数量多少，大字报多的就是大右派，少的是小右派，而没有贴大字报的就不是右派。又有人说动机好的是小右派，动机坏的是大右派。心直口快想到就说的是老实右派。还有人认为右派有三类：对党有仇恨的；不自觉的糊里糊涂跟别人走的；主观上为党好的等等。 + +　　五、对如何形成右派的原因的一些看法。不少人认为右派是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有的人说毛主席的辨别香花和毒草六条标准如果早些提出来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右派了。有人认为变成右派是偶然的，譬如有些回家没有参加鸣放的人就没有成为右派。 + +　　六、对专政问题的理解。有的人问右派既然是敌人，为什么不法办？不剥夺公民权？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是否能说右派还有两面性？有个中右分子说：“右派本来就不是敌我矛盾的性质，现在党员觉得错了，因此不法办。”也有人提出右派也有公民权，和我们人民的公民权是否一样？处理右派的方法是专政的方法？还是民主的方法？ + +　　七、关于敌我界线上的一些其他问题。有的人提出，罪行较轻的右派，把他算作反革命，可能不易争取了。有不少人在讨论中都反映了对右派恨不起来的情绪。他们说：对大右派恨得起来，对小右派恨不起来，对外面的右派恨得起来，对自己周围的右派恨不起来。 + +## 在理解严肃与宽大结合的政策上的一些问题 + +　　一、有人认为对学生右派的处理太严，对教职员右派的处理较宽。有人反对将极右与一般右派学生同样开除。认为这样太便宜了极右派分子，而对一般右派又太严了。不少人都要求对极右分子给予法办，中文系有个学生说：“窃钩者诛，窃(此处一字打不出)者侯”，小偷流氓动辄就判几年徒刑，为什么这么反动的右派还不法办？有人认为政策本身没有什么宽大与严肃的问题，主要看执行的问题。也有人说严肃就是把右派当敌人，宽大就是斗争时有大会有小会，开大会是严肃，开小会是宽大。又有人主张历史上有过功的右派像浙江省的省长等，就应该处理得轻些。 + +　　二、许多人怕把右派放回家后，地方上管不了。有些人耽心家庭在香港的右派，回家后可能当特务。有些人耽心有些右派回家后不好好改造以致从小右派变成大右派，一直发展为老右派，和我们对抗一辈子。 + +　　三、对不法办的原因的一些看法。有人认为右派是“秀才造反”，没有触犯刑律，又是在整风中出现的，党早预料到了，危害性不大，因此不法办。有的说右派没有造成直接的坏效果，因此不法办。还有的认为不法办右派是因为他们过去在革命中有过功劳。 + +　　四、宽大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人不同意是为了争取中间分子，他们说中间分子有多少呢？工农才是多数，应该从工农着眼，严格处理右派。有的认为争取中间群众，不应用宽大的政策处理右派，而应该从严，使中间感到这条路走不通，这才有利于争取中间分子。 + +　　五、学生中的右派应否开除？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开除，还要求法办。也有人不同意开除的。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毛主席曾经说过，年青人闹事不开除，现在为什么又要开除了？和右派既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为什么不强调教育而要开除呢？ + +## 有关处理办法的一些看法 + +　　一、关于留反面教员问题。有些人认为把这些右派留下来，便宜了他们。有的人认为如果是为了提起我们的警惕而留反面教员的话，可以留照片，或拍成电影，或者每年组织两次到监狱去参观，不必留具体人。有些中右分子说：留反面教员是拿人当小丑，该杀就杀，该关就关，何必如此呢？ + +　　二、关于照顾社会影响和专长的问题。有人对章、罗不法办想不通。认为这样做不公平。有人认为那些大右派的社会影响，多半是坏影响，不应该照顾。有很多人认为对有专长的右派照顾，会影响“红与专”的方针的贯彻。少数人提出疑问，照顾头面人物是否是策略上的让步？又有人提出学生右派是特殊专长是否要照顾。 + +　　三、对留校考察及免予处分的一些看法。有人主张留校的右派不能和像一般同学一样学习，应改为旁听，一律不发助学金。文科特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律等系的右派学生，应令其转系。有人提议，凡是右派留校的都要记大过，以示和好人区别；所有右派不能作教师；教员中的右派按第四第五条处理的应给予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否则难以改造。 + +　　四、其他几个问题。有人建议在处理学生右派开除和留校察看中间加上一条，强迫劳动以观后效，限期考察，劳动好的就不开除。对学生右派情节重而态度好，立了功的也像教员右派一样减轻处分。也有人对如下几个标准有疑问：情节轻重、态度好坏根据什么标准区分？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有什么不同？政治监督的内容是什么？和管制有无区别？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2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3.txt b/CCRD/1/5/2/0002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29d500c161b289924850a1463e8585724bc118 --- /dev/null +++ b/CCRD/1/5/2/000283.txt @@ -0,0 +1,11 @@ +# 纯洁人民教师的队伍　坚持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小学校反右派斗争正深入发展 + +　　<《河南日报》综合雷洪范> + +　　本报消息 我省各地中小学教职员和中级师范及其它专业学校学生的整风运动，已先后于去年12月下旬和今年元月上旬普遍开始，参加运动的约十六万人。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经过动员鸣放之后，迅速在广大教职员中掀起了鸣放高潮，经过数次鸣放高潮，基本上已经鸣足放透，目前，已转入大争大辩和反右派斗争阶段。在前段鸣放中，由于各地党委领导上相信群众多数，充分发扬了社会主义民主，因而多数教职员都能说出自己的内心话，诚恳地向党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不少地区参加运动的人，鸣放意见每人平均达到四十条以上；淅川县教职员共提出意见八万二千多条，平均每人提出五十条；汝南县鸣放意见十九万多条，平均每个教职员鸣放出意见八十六条。这些宝贵意见的提出，对改进党的领导，克服三大主义，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等都将发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在鸣放过程中，那些极少数别有用心之徒，竟把党的整风运动当做他们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良机，他们利用了大字报、漫画、快板、广播、对联、演剧、相声、出报纸、组织“法庭”等几十种活动方式，极其疯狂地攻击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各项工作的方针政策，造谣污蔑、谩骂、丑化各级党的领导干部，一直到革命领袖。淅川县参加运动的五十七个党员中，被右派给丑化的二十七人，当面被右派大骂的三十三人，右派提出要撤职的十二人。共青团支部书记八十八人，也都被右派加以丑化和辱骂。汲县、封丘、光山、罗山、汝南等县中小学校中的右派分子不仅丑化我们的革命领袖，否定解放以来各项工作的巨大成绩，并且得意忘形地上街、下乡收集材料，煽动群众。他们疯狂地叫喊“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打倒共产党”，为他们的反动的剥削家庭和反革命父母“申冤”，公开提出向党要爹，要娘，要土地。辉县农校的右派分子更无法无天地组织所谓“法庭”，出布告宣判校长“无期徒刑”，判其它党员干部有期徒刑。汝南一师的右派分子当农民看他们贴的反动大字报并质问他们的反动谬论时，他们竟敢动手打伤了一个农民。鹿邑县委书记在一次大会上作报告，右派分子在下边捣乱，群众起来干涉，他们就和群众打起来，当被打伤的群众送往医院之后，右派分子们又用纸糊棺材往医院送。这些都说明右派分子与党和人民群众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而他们的阴谋活动已达到十分猖獗的程度。 + +　　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大大激起了广大教职员们的愤怒，为了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事业，大家纷纷要求党领导和组织大家对右派分子展开反击。各地自转入反右派斗争以来，已有不少右派分子被驳得理屈词穷，不得不低头认罪。杞县转入反右派以后，截止本月13日，在教职员中被开展说理斗争的五十九个右派分子，已有三十四人被斗倒和基本斗倒，有三人投降起义，其余正在交代和被说理斗争中。杞县杮园乡右派分子刘心太诬蔑“在工人班教书如同坐监”，教师张爱兰同志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起来驳斥：“我在工人班工作已经二、三年了，从我们学校房屋设备上看，样样俱全，政府不断拨款修理校舍和添置校具，我和群众、学生们相处得很好，我不但没感到太苦，没感到是坐监，而且我感到非常荣耀。”驳得刘心太不得不承认是有意反党，是在诬蔑党和政府不关心农村小学。新郑县在中小学教职员中开展反右派斗争后，目前，已经有三十三个右派分子被斗倒。该县右派分子李天祥诬蔑党对知识分子不关心，在大家据实据理的驳斥下，证明了党对知识分子不但在政治上关心，而且在生活上也是关心的。教职员中本人有病不能工作，政府不但照发薪金，就是家属有病，领导上也给以照顾和救济。教员李因家中有病人化些钱，领导上补助了他药费一百二十元。这些事实驳得李天祥无言对答，只得低头认罪。 + +　　在说理斗争中，不但有力地驳倒了右派，而且也团结教育了中间群众。濮阳师范在反右派斗争中，党支部向中间群众提出了“放下包袱轻装作战”的口号，在座谈讨论中，刘培元、魏大伟、刘建钊等同志都主动检查了自己在鸣放中的错误，并当场表示一定要与右派分子划清思想界限，与右派分子坚决斗争到底，在一天中大家揭发出右派分子反党罪行十余件。杞县赵集乡学校曹继参被发动起来后，会上揭发了右派分子王恩升如何拉拢自己和王思升的反动言行二十八条，迫使了王恩升进一步交代自己的问题。在各县教职员中，由于中间群众进一步被发动，右派分子的大量反动言行被揭发出来，这样就使反右派斗争在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正向深入方向发展。 + +　　 来源：《河南日报》1958年1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4.txt b/CCRD/1/5/2/0002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fc355b519fe08954f68f36a60473a60e5c3cd5 --- /dev/null +++ b/CCRD/1/5/2/000284.txt @@ -0,0 +1,43 @@ +# 北京大学师生对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的一些糊涂认识 + +　　新华社北京21日讯 北京大学师生对处理右派的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意见和不同的看法，也暴露了很多思想问题。 + +　　有关敌我界线的问题 + +　　一、右派和反革命有何不同？不少中间群众及少数右派普遍认为右派和反革命有区别。其理由：第一，目的不同，右派是进攻上层建筑，不反对基础，而反革命是反对基础的；右派是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而反革命是要求蒋介石复辟；右派的目的是平分权利，而反革命是推翻政权。第二，方法不同。右派是利用合法的形式，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右派只是在言论上兴风作浪，反革命是真刀真枪，露骨的公然造反；右派是政治思想上的敌人，而反革命是武装暴乱。第三，条件不同。右派是在整风时机出现的，反革命则不同。胡风要在整风中出现就不会逮捕起来了。整风中党叫提意见，右派是在这种环境下成为右派的，和反革命不同。第四，程度不同。反革命的程度比右派重些。第五，结果不同。右派没有坏的后果。第六，右派只违犯宪法，不犯刑法，不触犯刑律。而反革命是犯法的。第七，右派是人民内部分化出去的，和反革命不同。第八，右派是知识分子，右派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而反革命是代表官僚地主利益的。 + +　　二、关于划分右派的问题。有的说右派是一个问题搞错了，不是全面反党。有的人问，在宿舍里说的错误言论是否算右派？言论是否算行动？有思想没有言论的，而有行动是否算右派？有的只是把错误思想写在日记上的是否算右派？反右派后悔改好的是否就不划为右派？ + +　　三、右派是思想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有人说右派是修正主义加个人主义，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又有人说右派是个人主义者，不是政治上有野心。由个人主义发展成右派的不能看成反革命。还有人说章、罗只是想当副总理，并非反党。又有人提出疑问，右派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的唯心主义有无区别？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右派是政治问题还是学术问题。 + +　　四、关于右派的动机和效果问题。有人认为长期反动，全面反党的人的动机才是坏的，而在一个方面反党的，不一定动机就坏。有人说，有的右派只是爱出风头，爱名气，或者对工作不满，不一定内心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又有的人说，要分清右派的动机很困难的，只有看大字报数量多少，大字报多的就是大右派，少的是小右派，而没有贴大字报的就不是右派。又有人说动机好的是小右派，动机坏的是大右派。心直口快想到就说的是老实右派。还有人认为右派有三类：对党有仇恨的；不自觉的糊里糊涂跟别人走的；主观上为党好的等等。 + +　　五、对如何形成右派的原因的一些看法。不少人认为右派是受环境影响而形成的。有的人说毛主席的辨别香花和毒草六条标准如果早些提出来就不会出现这么多右派了。有人认为变成右派是偶然的，譬如有些回家没有参加鸣放的人就没有成为右派。 + +　　六、对专政问题的理解。有的人问右派既然是敌人，为什么不法办？不剥夺公民权？采取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是否能说右派还有两面性？有个中右分子说：“右派本来就不是敌我矛盾的性质，现在党觉得错了，因此不法办。”也有人提出右派也有公民权，和我们人民的公民权是否一样？处理右派的方法是专政的方法？还是民主的方法？ + +　　七、关于敌我界线上的一些其他问题。有的人提出，罪行较轻的右派，把他算作反革命，可能不易争取了。有不少人在讨论中都反映了对右派恨不起来的情绪。他们说：对大右派恨得起来，对小右派恨不起来，对外面的右派恨得起来，对自己周围的右派恨不起来。 + +　　在理解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上的一些问题 + +　　一、有人认为对学生右派的处理太严，对教职员右派的处理较宽。有人反对将极右与一般右派学生同样开除。认为这样太便宜了极右派分子，而对一般右派又太严了。不少人都要求对极右分子给予法办，中文系有个学生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小偷流氓动辄就判几年徒刑，为什么这么反动的右派还不法办？有人认为政策本身没有什么宽大与严肃的问题，主要看执行的问题。也有人说严肃就是把右派当敌人，宽大就是斗争时有大会有小会，开大会是严肃，开小会是宽大。又有人主张历史上有过功的右派像浙江省的省长等，就应该处理得轻些。 + +　　二、许多人怕把右派放回家后，地方上管不了。有些人耽心家庭在香港的右派，回家后可能当特务。有些人耽心有些右派回家后不好好改造以致从小右派变成大右派，一直发展成老右派，和我们对抗一辈子。 + +　　三、对不法办的原因的一些看法。有人认为右派是“秀才造反”，没有触犯刑律，又是在整风中出现的，党早预料到了，危害性不大，因此不法办。有的说右派没有造成直接的坏效果，因此不法办。还有的认为不法办右派是因为他们过去在革命中有过功劳。 + +　　四、宽大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人不同意是为了争取中间分子，他们说中间分子有多少呢？工农才是多数，应该从工农着眼，严格处理右派。有的认为争取中间群众，不应用宽大的政策处理右派，而应该从严，使中间感到这条路走不通，这才有利于争取中间分子。 + +　　五、学生中的右派应否开除？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开除，还要求法办。也有人不同意开除的。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毛主席曾经说过，年青人闹事不开除，现在为什么又要开除了？和右派既是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为什么不强调教育而要开除呢？ + +　　有关处理办法的一些看法 + +　　一、关于留反面教员问题。有些人认为把这些右派留下来，便宜了他们。有的人认为如果是为了提起我们的警惕而留反面教员的话，可以留照片，或拍成电影，或者每年组织两次到监狱去参观，不必留具体人。有些中右分子说：留反面教员是拿人当小丑，该杀就杀，该关就关，何必如此呢？ + +　　二、关于照顾社会影响和专长的问题。有人对章、罗不法办想不通。认为这样做不公平。有人认为那些大右派的社会影响，多半是坏影响，不应该照顾。有很多人认为对有专长的右派照顾，会影响“红与专”的方针的贯彻。少数人提出疑问，照顾头面人物是否是策略上的让步？又有人提出学生右派是特殊专长是否要照顾。 + +　　三、对留校考察及免予处分的一些看法。有人主张留校的右派不能和像一般同学一样学习，应改为旁听，一律不发助学金。文科特别是哲学、经济学、法律等系的右派学生，应令其转系。有人提议，凡是右派留校的都要记大过，以示和好人区别；所有右派不能作教师；教员中的右派按第四第五条处理的应给予一定时间的体力劳动，否则难以改造。 + +　　四、其他几个问题。有人建议在处理学生右派开除和留校察看中间加上一条，强迫劳动以观后效，限期考察，劳动好的就不开除。对学生右派情节重而态度好，立了功的也像教员右派一样减轻处分。也有人对如下几个标准有疑问：情节轻重、态度好坏根据什么标准区分？劳动改造和劳动教养有什么不同？政治监督的内容是什么？和管制有无区别？ + +　　来源：1958年1月22日_第2406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5.txt b/CCRD/1/5/2/0002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7906d92a22560b74727f747ce40317cb4dd4f2 --- /dev/null +++ b/CCRD/1/5/2/000285.txt @@ -0,0 +1,41 @@ +# 机制系毕业生十三小时大舌战，认清资产阶级右派全是反动派 + +　　<《新清华》记者　杨柳> + +　　1月13日，机械系铸工、焊接、压力加工等专业的大5各班，联合举行了一次大辩论，继续辩论“资产阶级右派是否都是反动派”?参加这次辩论会的除大5各班二百多位同学外，还有部分青年教师和职工。 + +　　有人认为：有人动机是帮助党整风，但客观上造成了反党的不良后果，这种不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能算是右派分子 + +　　会上，袁冠森同学以任同生为例说，我们承认任同生的反党大字报的效果是很坏的，但他的动机可能是好的。他说，任同生写大字报时，曾经流过眼泪，这说明他的动机是为了帮党整风。他不同意有人认为任同生的大字报是一张煽动反党的大字报，理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作为一个普通党员，写大字报号召大家帮党整风还是可以的。其次，任同生当时不了解党中央的政策，不明确什么言论是反党的，虽然客观上造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后果，但是不自觉的。 + +　　江阊麟同学同意袁的论点，他并以章海源为例说，我承认章当时丧失立场，起了很坏的作用，但他主观上也是为了帮助党整风。他说，在其他右派分子捏造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大字报贴出后，章曾贴大字报进行反驳；“黑名单”的大字报出来后，章也贴大字报说这是无中生有；他还写大字报反驳右派分子黄万里的“花丛小语”。他说，这些都说明章是捍卫了党的事业。如果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为什么还能维护党?既然是敌人为什么还会反对自己?这不正说明章的主观愿望还是好的吗?江同学进一步说，最近他还写诗歌颂长江大桥和人造卫星，可见他主观上并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 会上揭露：任同生的主观动机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流着眼泪写大字报，原来是痛恨党不按照他的意见来改造 + +　　经过几分钟休息之后，对“主观上是维护党，客观上是反党”的论点，展开了热烈的争辩。李松涛同学说，任同生的言行，不仅效果上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而且主观上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他说，任同生在大字报上首先攻击了民主集中制和党群关系。任认为民主集中制和他的个性不相容。为了迫使党按照他的意见改造，他不惜捏造大量事实，进行煽动和攻击。有人说，他流着眼泪写大字报，其实，他所以会流眼泪，是因为他痛恨党不按照他的意见进行改造。这种动机难道是好的么?李树维同学在会上谈到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这正象一个资本家雇个没饭吃的贫民，如果我们只看到资本家给他饭吃，就认为资本家很好了，这种感情和立场显然是极错误的。黄智同学在他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大鸣大放期间，任同生这种主观动机是什么呢？连在北京的党中央，和人民日报都不相信了，却要遥遥千里写信给当时正在煽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汇报，并要求该报派记者来帮助清华整风。这种动机的实质不是很明显么?刁会光同学揭露说，任同生反党情绪是由来已久的，他曾检查说：“可惜中国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如果经过资本主义阶段那就太好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任同生的动机就是要把党改造成为资产阶级政党，这是帮助党整风么? + +　　这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与效果统一论者。……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及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 + +## 舌战多次，通过对任同生章海源的揭露，进一步证实了一切右派分子的主观动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　　同学们还用大量事实，揭露了所谓章海源积极整风反右的假象。吴志强同学说，“黑名单”问题发生时，有的右派分子指着团支书的面孔，要其回答有没有，后来团支书问当时作为党支部书记的章海源，他不但不坚持原则说明真象，反而对团支书说：都是团委会搞分类名单搞的。把锋芒转到团委去，自己开脱。右派分子冯国将在“自由论坛”上大肆攻击肃反运动时，有些同志给章搜集好材料，自由论坛也给他安排好发言次序，让他上去反驳，他却不肯上台，只说，“我下面和冯国将交换交换意见”(后来连意见也未“交换”)。这难道是积极反右吗?吴志强同学还揭露说：当右派派分子贴出捏造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大字报以后，班上有的党员一再提出要写大字报进行辟谣。写出以后，标题是“这是造谣污蔑”，章一再反对，最后他改成“我们的意见”，这是多么软弱无力。反“花丛小语”的那篇诗，也并不是章海源主动提出的，而是大家的意见。 + +　　在批判右派分子任同生的问题上，章海源一再拖延。最后党委指出应立即进行批判时，他却说，“任同生看问题比我尖锐”，要向任同生学习。张宏涛说，章在大鸣大放期间，竟号召党员不管在什么大字报上都可以签名，并且要党支部写大字报支持任同生。还污蔑我们的党是“闯王进京”，“现在腐化了”。右派分子刘倬云在自由论坛上和右派分子金慕仪拥抱时，很多同学看了都很气愤，而章海源却说：“拥抱拥抱有什么关系!”这是什么感情?通过这些分析，明显地看出，一切右派分子的主观动机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 +## 敌人绝不是朋友 + +　　在这次辩论会上，陈公权认为，悔改的右派分子，只能算历史上的右派分子。他以关洪野为例说，关洪野在反右开始时，就向组织作了交代，而且还揭发了“庶民社”的一些活动，这种悔改了的右派分子，现在不是我们的敌人了。历史上不是有一些人确实悔改后，为党继续工作吗?江祖康也认为，悔改了的右派分子不能算反动派。他说，关洪野现在已经低头认罪，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因此失去了反动性质，故不能再说他是反动派了。 + +　　关洪野的情节是严重的，在大鸣大放期间，和反革命分子孙宝琮，黑手起家，组织了反革命集团“庶民社”，大肆攻击选举制度，追求资产阶级民主。看见蒋校长在看大字报，就恶毒地说：“校长过去整人家，现在人家整他了，他也灰溜溜的抬不起头。”他积极支持右派分子法办肃反干部的大字报。对于这样一个右派分子，如果不投降，继续顽抗，只有加重他的罪恶。因此不管他怎样表示悔改，总不能抹去他的罪恶，总还是右派分子。至于是否真正悔改，更不能光看他一时表现。还需一个相当长期间的考验。陈振华同学说，关洪野所以能够交待一些问题，是因为当时他看到右派遭到反击，反党不成了，不得不交待。薛淡之同学说，我们不能把敌人估计过低。的确，敌人终究不是朋友，我们绝不能轻易的相信他们，许多右派分子中，过去在历次运动中曾受过批判、以至处分的，但是他们的本性难移，一有时机，仍然会高举反党大旗，继续与人民为敌的。 + +　　右派分子是被其阶级本质所决定。时间环境不能决定一个人是否会堕落为右派分子 + +　　究竟变为右派分子是不是偶然的呢?时间环境能不能决定一个人会不会堕落为右派分子呢?这是会上争论的又一个题目。刘彰业同学认为，大鸣大放如果再延长一些，变右派的人就会多一些。他认为，这象一部公共汽车，赶上了就变成右派，排队未挤上的就没有变右派，因此，他感到变右派是偶然的。也有的同学认为，有些人因为当时不了解党的方针，所以说错了话，变成了右派，这也是偶然的。 + +　　事实果真如此么?人们不难从任同生、章海源经历中看出，他们都不是偶然的。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本质，早在整风以前就很明显，章罗联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反共反人民的妖风时，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就大举进攻。李松涛同学说得好：因为右派分子的本质是自觉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因此，即使没赶上这部公共汽车，那么下一部公共汽车也会赶上的。 + +　　右派分子的确有各种类型，有的是赤膊上阵，有的是策划于密室，有的借肃反问题进行反党，有的则攻击党的政策，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他们有共同的阶级本质。因此，右派分子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有的虽然这次还没暴露出来，但如坚持不改变立场，改造思想，可以肯定的说，总有一天他仍然会坠入右派分子的泥坑。 + +　　机械系党总支书记王震寰、党委付书记艾知生同志在会上先后讲了话。艾知生同志首先就为什么说我们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发了言。他说，党在整风以前，就针对一些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也针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并指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但是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本性难移，仍然恶毒的向党进行了猖狂的进攻。那么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产生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呢?显然产生右派分子的主要因素，是因为他们具有资产阶级反动本质。接着，他谈到所有的资产阶级右派都是反动派的问题。他说，不管蒋介石、还乡团，他们都是反革命。右派分子也是这样，只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站在反动立场上的都是反动派。他说，没有“动机好”的右派分子，只不过每一个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程度可能不同而已，我们看问题应该有阶级立场，我们对右派分子不要同情，应该下决心和他们从思想上政治上划清界限，组织上应给以适当的处理。他说，鉴定右派分子的最好依据，就是毛主席的六条标准。我们不能把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混为一谈，但是从这次辩论中，我们更进一步看出个人主义的反动性。有个人主义的人不都是右派，但如果抗拒改造，就有可能堕落成为政治上的右派分子。 + +　　 来源：1958年1月22日《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6.txt b/CCRD/1/5/2/0002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6d83450f1990f50b7861f6f17f31661ce7077b --- /dev/null +++ b/CCRD/1/5/2/000286.txt @@ -0,0 +1,13 @@ +# 任同生的动机是什么? 热加工大五党支部通过开除这个右派分子的党籍 + +　　<清华大学新清华、张宏涛> + +　　任同生是整风大鸣大放时期的反党急先锋。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他伪善地擦着眼泪，说要帮助党整风，以“一个党员的意见”的大字报，向党射出了一支最毒的箭，揭露“党内黑暗”，成为全校右派分子向党员施加压力的武器。任同生因此被右派分子誉为“模范党员”。任同生在他的反党大字报中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他首先诬蔑党委“鸣放没有决心”“躲躲闪闪，欲放还收”，把党委所强调的“有领导的放”说成是“命令群众为党整风”。并且诬蔑学校整风象演戏，要求所谓“真正整风”。他更恶毒的攻击党的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不足，集中有余”，“领导的片言只字，党员就认为是经典”，“党内盲从倾向大”。他将党内民主生活丑化为“党员习惯做诺诺之士”。他还恶意地挑拨党群关系，认为“党内特权思想兴起，官僚主义严重”，丑化党的干部是“趾高气扬的老爷式作风”，“用对儿子或仆人的态度来训斥群众”，甚至诬蔑高级干部“忘记了过去的艰苦生活，片面追求享受”，他还列举右派向党进攻的谬论，要党委“立即承认……”，否则就是“不承认错误”。大家知道“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不可动摇的组织原则，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由此不难看出，任同生是牢牢地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攻击党，企图按照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他贴了大字报还嫌不够，还要登上“自由论坛”去揭露“党内丑事”，只因当天听众太少，他的企图才没有达到。 + +　　出自反动的阶级本能，他衷心地赞同一切反动言论，为这些反动言论所“感动”。他认为葛佩琦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一定亡”“有可取之处”，“共产党错误不改，人民就推翻它”，是由于葛的“好心肠”。见到攻击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大字报后，他假惺惺地表示：“情绪很悲观，…不满情绪由党委一直波及毛主席，对党的信任越来越低了”。他急忙写信给文汇报，要求该报向中央“反映”，要求派记者来“支持鸣放”。为什么找文汇报呢?他说这是“民办的报纸”；而“人民日报是党报，是正统的报纸，不会向中央反映真情”。诬蔑党中央在整风问题上发生分裂的反动传单“我的忧虑与呼吁”一文出现后，他立刻煽动说：“中央有90％不支持毛主席了，我们大家去支持毛主席！”这个口号的实质就是要煽动群众上街，任同生的敌对阶级的狰狞面目到此暴露无遗！ + +　　任同生堕落成右派决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家庭，长期以来受到资产阶级的教育。他羡慕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他厌恶组织性，纪律性，他认为：“组织叫你往东，你就不能往西，一点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我的性格和入党是有矛盾的”“入党是作茧自缚”。但为了投机，他混入党内。1956年国际修正主义抬头，他的修正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认为党员与群众在理论水平上相差不会太多，不一定要党对国家实行全面领导。他极力赞同“民主办校”等论调，并公开提出民主党派可提出政纲竞选。他认为民主与集中的比例是随时间变化的，目前民主还不够，不适应形势的变化。他特别欣赏所谓“自由”的组织：“革命热情高时就入盟，革命热情低时就出来休息几天，多么自由！”任同生这种个人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不止一次地在党内受到批判和教育，但他拒不接受，口头不讲，却心怀不满，反诬蔑党的组织“不温暖”。这样他不去接受党的教育进行自我改造，却趁大鸣大放阶级斗争尖锐的时刻，出而强迫党接受他对党的改造。当然，他碰得头破血流，成为党和人民的凶恶的敌人。 + +　　机械系热加工大五党支部全体党员一致认为任同生一贯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拒绝接受改造，趁整风时机攻击党，企图改变党的性质，恢复资本主义制度，是党内的右派分子。为了严肃党纪，纯洁党的队伍，全体党员在5日支部会上一致通过开除任同生的预备党员资格，清除他出党。 + +　　 来源：1958年1月22日清华大学《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7.txt b/CCRD/1/5/2/0002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3facb2182d38732f1bef05adad655903c200d5 --- /dev/null +++ b/CCRD/1/5/2/000287.txt @@ -0,0 +1,31 @@ +# 提高觉悟，纯洁组织: 政治课教研组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 +　　<清华大学《新清华》> + +　　去年五、六月间，黑云笼罩着政治课教研组。党支部背叛了党，整个教研组成了全校的反党的急先锋。党内外右派分子纷纷出动，在他们操纵下开过四次群众“鸣放会”，两次党内“鸣放会”和若干次小组会；贴出了六张反党大字报；为党委在校刊上暴露右派的方针而掀起对党委攻击的“新清华事件”；在党支部会上当面对蒋南翔同志进行攻击，他们坚持说共产党有特权，说政治课教研组的党员就有特权，还酝酿在群众大会上斗争蒋南翔同志。他们这一系列活动归纳起来是三个方面：①猛烈攻击党委对整风的领导，诬蔑党委根本没有“放”和“改”的决心。②竭力丑化党委，恶毒地诬蔑党委负责干部。③支持和宣扬校内外的右派言论。这一切的中心内容又是以攻击党委关于政治课的正确的教学方针和党委对于政治理论教研组的领导。他们实质上是要以“空谈理论、鄙视实际、提高个人、反对改造”的资产阶级方针来代替“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的正确方针，并取消党委对于马列主义教学的领导。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上和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 +　　随着右派的猖狂进攻，他们的反党面目充分地暴露了出来。从七月初起，教研组同志在党委领导下开始了对右派的反击。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激烈战斗，右派分子完全被孤立了。 + +　　在斗争中大家认清了党内右派分子张荦群、朱声绂是这次反党事件的主将。张荦群在整风开始时就狠命攻击党委是“宗派主义”，“不尊重教授”，自己“有职无权”。在会下召集其他二位主任开会一再散布对党不满。他说“南翔同志尽依靠年青人(指党委)，会把学校搞垮的；这些人能力强，但对学校工作是外行。”在他指使下，教研组贴出了“评领导态度”“质问阮铭”等反党大字报。他还到处奔走，甚至想拟好提纲去分访各党委，搜集攻击党委的“材料”。他还和党支部争权，要挟党支部应当把“锋芒对准党委”。他把政治课右派进攻情况告诉了右派分子何成钧，何又转告钱伟长，成为钱伟长估计清华政治形势的一个要素。张荦群这样猖狂进行反党活动是想排除党委对政治课教研组的领导，想自己成为统领三个教研组的头头，然后去贯彻他的资产阶级教学方针，去“研究”他的资产阶级社会学，以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 + +　　朱声绂在整风期间发表了系统攻击党的正确方针的谬论，写成文章投寄“学习”杂志、光明日报、文汇报(均未发表)。他攻击党委贯彻方针和广大学生对政治课的正当要求是“教条主义的帽子压得人抬不起头，经验主义之风吹得人站不住脚”，公然提出成立两个教研组，“一个讲条条，一个讲共产主义人生观”，实质上就是要取消马列主义理论课。朱声绂一贯坚持教学上的资产阶级方向，一再受到批判，作过检讨，但也一再翻案。到大鸣大放期间，他以为时机来到，就重整旗鼓，向党大举进攻。 + +　　张荦群和朱声绂是旧大学法学院出来的，一心响往资产阶级学者道路和生活，入党后虽受到党的教育，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根深蒂固，顽固不化。他们结合起来，有纲领，有活动，在教研组反党事件上产生极坏的作用。经过斗争后大家充分认识到资产阶级道路对政治理论教育工作的侵蚀，坚决和资产阶级方向划清界限。 + +　　在斗争中大家认清了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张春辉、田福庭对于这次反党事件的重要影响。早在前年夏天清华党代会期间，他们就阴谋打击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同志，借此攻击党委整个领导。在整风时期他们参与袁永熙反党宗派活动，对袁永熙推崇备至。张春辉在校刊工作期间，早在鸣放初期，在右派分子开始向“新清华”进攻时，他就背叛了党的立场，声称要“立功赎罪”’一再抗拒党委关于在报刊上暴露右派分子的方针，辱骂党委是“没有共产党员良心”，“是粪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称右派分子是“进步人士”。他还积极组织工会的反党“自由论坛”，递条子叫人上去“揭露皇亲国戚”“材料不准确没关系”。他还提出鸣放得透的标准是“肃反被斗对象不老实了，要说话了”，存心借整风把党搞垮。田福庭则附合冯国将等对肃反的诬蔑，对冯国将的发言鼓掌。他在负责学生广播组工作中，纵容反党稿件的播送。他还在支部会上恶毒地攻击党委，说清华党委小资产阶级意识很浓，作风很坏，要党委下台，说“不当党委又不是处分，党委应该轮流当。” + +　　张春辉出身于地主阶级，其家庭早在土地革命时被斗争，两个哥哥是特务，一个被镇压，本人在中学时参加三青团，是活跃分子。田福庭出身于资方代理人，受资产阶级名利影响极深，一贯吹、捧，曾帮助家庭抗拒社会主义改造，受到组织批评后心怀不满。他们都是在混入党内后处处感到“受压抑”，“屈才”，经常在下面发牢骚，议论党委，一再掀起反党活动。他们的活动对教研组有着深远的影响。通过对他们的斗争，同志们找到了教研组近年来对党委领导由怀疑而抗拒的重要原因，从而提高觉悟，重新站到党的旗帜下来。 + +　　在斗争中大家认清，党内右派分子贺宝晏、团内右派分子樊为池是这次反党事件的急先锋。他们在大鸣大放时期勾结起来，最为活跃，活动面最广，攻击党委不遗余力，党委每位书记都被他们骂遍。他们带头张贴大字报，还威胁党支部：“你们如不签名，我就在你办公室门口贴一张大字报”。他们还到处串连，煽动点火。贺宝晏说：“你们有顾虑，已经结婚，有妻有子，我是单身汉，即使坐牢也没有关系”，决心和党周旋到底。他还煽动学生罢免阮铭。樊为池一再赞扬反党大字报是“五四精神再现”，“最高级的精神享受”。他还支持“党天下”“公审胡风”等谬论，并在学生中挑拨。他们根本反对党委的教学方针，说“对中央(方针)我也不同意”，主张取消政治课。 + +　　贺宝晏和樊为池受资产阶级家庭和资产阶级教育影响极深。平时表现一贯落后，迷恋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和党与新社会格格不入，工作不好好作，追求生活享受，到处打击别人，闹不团结。贺宝晏混入党内后，因缺点很大，受到批评，没能按期转正，产生对党极大不满。到大鸣大放时，他们大肆出动，只要是反党，什么活动都参加，什么言论都支持。这充分暴露他们敌对阶级情绪。 + +　　在斗争中大家也认清了，吴万永作为原党支部书记，竟在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背叛了党，他在整个反党事件中应负重要的责任。吴万永在右派压力之下，竟支持出反党大字报，并在上面签名，他主持几次“鸣放会”，还说“党委不肯改，用鞭子打着他改。”他自己在大会上也恶毒地攻击党的教学方针和党委领导。发言认为党委对政治课是“外行”，赞同“教授治校”，并附合其他一些右派分子的谬论，甚至把党内的事拿出来讲。吴万永堕落成右派分子有其一贯性。自从1956年以来，他个人主义思想滋长，热衷追求副博士，对党委方针和领导抗拒，这就很容易使他和其他右派分子结合，又反过来助长教研组错误方向的发展，以至不可收拾，加上受到各方面的影响，终于在整风中叛变了党。 + +　　在斗争中，同时也揭露了攻击肃反，为“弱者”擦粉、漫骂“共产党员快挟起尾巴来”的右派分子黄延复；揭露了在工会里进行反党活动，组织工会“自由论坛”和煽动政治教员集体辞职的团内右派分子刘鄂培；揭露了和樊为池一道写文章猛烈攻击党委教学方针、起草反党大字报、漫骂学生的团内右派分子陈必升；揭露了写文章恶毒地攻击党委教学方针，攻击党对其反动历史进行政治审查的团内右派分子汤炳根。 + +　　从所揭露的右派分子来看，党自解放以来曾对他们进行过不少教育，但由于他们的阶级出身或所受教育等影响很深，根本立场并没改变，党的领导、新社会和他们的阶级本能相对立，使他们处处感到不舒服，就在教学方针，政治地位，以及生活待遇等等各个方面，产生不满以至对党的抗拒。在大鸣大放时，各种“牢骚”就爆发了，他们汇合起来展开了对党的全面进攻。他们活动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很自觉的，就是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通过斗争，大家认识到学习马列主义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把马列主义作为阶级斗争工具来学习；一种是站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把马列主义作为个人主义成名获利的工具。右派分子就是后一种态度，尽管他们在平时可以把马列主义讲得头头是道，在风浪中就破了产。他们的“马列主义”是假的。同志们认识到自己必须采取前一种态度。这就要求不懈地接受党的领导，不断地改造自己。 + +　　经过斗争以后，全体同志一致认为，这些右派分子完全和党团员的光荣称号不相称，去年十月下旬，分别在党支部大会和团支部大会上，全体一致通过开除了他们的党团籍，以纯洁党和团的队伍。政治课教研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 +　　（来源：1958年1月22日《新清华》，原题为：“提高觉悟，纯洁组织: 政治课教研组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全体同志一致通过开除右派分子的党籍和团籍”。）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8.txt b/CCRD/1/5/2/0002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70fac5f69efb370c0b8bdb5739cc5247960a02 --- /dev/null +++ b/CCRD/1/5/2/000288.txt @@ -0,0 +1,13 @@ +# 吴占非逃抵台湾后对我大肆污蔑 + +　　【中央社台北22日电】第一个大陆附匪党派高级干部起义归来的吴占非义士22日在全国各界欢宴他的午餐会上说，中共匪帮从民国四十年开始一连串的血腥整肃运动以来，已经整掉无数的尾巴党派的徒子徒孙，以及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这是匪党造成党天下清一色的第一步，直到民国四十五年，由于国际形势的不利，匪党才立刻变换一付咀脸，对尾巴党派唱出一套所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口号，企图和缓一时，可是到了匈牙利抗暴革命爆发以后，匪党又认定这些尾巴分子没有什么利用的价值。匪首们深惧匈牙利的革命在大陆上爆发，所以马上来一个“大鸣大放”，接着来一次反右派的大斗争。共匪这种毒辣的手段最大的目的是达到党天下清一色。 + +　　这次曾参加附匪的农工党工作的义士在报告大陆附匪党派的活动情况时说，在大陆未沦入铁幕以前，各附匪党派的成员是利用个人的社会关系盗窃政府重要的情报献给共匪，得到一点小恩小惠，从此他们更是趾高气扬的干出为虎作伥的勾当。共匪窃据大陆以后，这些尾巴分子便甘心做了匪帮的应声虫，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共匪利用他们的时候便不惜一切手段以达到目的，一旦他们失去利用的价值，共匪立刻把他们无情的抛弃，而且设法予以消灭，这就是今日大陆尾巴分子的下场。 + +　　吴占非义士报告说，今日大陆遭遇最惨的八个附匪党派是以李济深为首的伪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的中国民主同盟，章伯钧的中国农工民主党，章乃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陈其尤的中国致公党，谢雪红的台湾自治民主同盟，马叙伦的中国民主促进会，许德珩的九三学社。 + +　　【中央社台北22日电】自由中国各界代表及三个政党人士曾于22日中午在妇女之家联合欢宴第一个附匪党派起义来归的吴占非义士，参加宴会的各界代表及政党人士有谷政纲、陈启天、万鸿图、方治、李白虹、王冠吾、王师等八十多人。吴占非义士曾在会中报告大陆附匪党派的下场，他特别强调今日大陆附匪党派连做共匪应声虫的资格也被取消了，一群附匪的尾巴分子现已处在死亡边缘。 + +　　谷正纲曾代表各界在席间致欢迎词。他说，全国各界及三个政党都热烈欢迎吴占非义士参加反共阵营，共同为大陆同胞的自由而奋斗。他相信自由的洪流一定会冲破铁幕。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89.txt b/CCRD/1/5/2/0002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bf84fce82308b27521711f65b4e076fae7dd0 --- /dev/null +++ b/CCRD/1/5/2/000289.txt @@ -0,0 +1,29 @@ +# 民革贵州省委攻破一个反共小集团 + +　　<新华社记者　鲁兴伦> + +　　民革贵州省委员会最近攻破了以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民革贵州省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陈纯斋为首的反共小集团。据这个反动小集团的“军师”梅重光交代，它的主要成员是：陈纯斋、欧百川(苗族、副省长)、吴剑平(民政厅副厅长)、王天锡(侗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吴雪俦(民盟盟员)、吴厚安、杨德纯、张吉塢、牟龙光(已逮捕)、万式炯和梅重光等十一人。此外，还有袁栋材、吴达勤、张大成等伪军政人员。 + +## 小集团的反动纲领 + +　　这个集团的反动纲领是：组织“第三种势力”，推翻共产党的领导，使国民党政权复辟。它的活动计划是：先控制民革贵州组织作为基地，再由披着少数民族外衣的欧百川、王天锡在少数民族地区发起建立黔、桂、湘、滇、川五省少数民族联合自治区和黔东南侗族自治州，夺取区、州政权，培植反动势力，等待时机阴谋推翻共产党。 + +　　这个反动纲领和计划，是这个反动小集团的头目对国内外时事作了分析以后订出来的。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支持台湾国民党反攻大陆，必然要蒋介石沿长江南下，把西南交给李宗仁。那时，建立和掌握了五省少数民族联合自治区和黔东南侗族自治州的政权后，就可以起很大作用。反共小集团的头子陈纯斋和吴剑平，解放前就是李宗仁“第三种势力”在贵州的积极组织者，他们妄想再投靠反动头子李宗仁，重新奴役西南各族人民。他们又认为，如果暂不爆发大战，和平解放台湾，实现国共第三次合作，共产党一定会作很大的让步，那时流亡海外的国民党人回来，国内的原国民党人必然要抬头；民革与国民党反动组织一定合并，那时就可以利用共产党的让步，取消无产阶级专政，进一步篡夺人民政权。因此，他们阴谋控制民革贵州组织后，先抓已入民革的原国民党起义将领，发展“第三种势力”。 + +## 篡夺领导，扩张势力 + +　　1956年，民革贵州省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党员大会时，这个反动小集团乘机积极活动，一面扬言要由陈纯斋或欧百川来当主任委员，另一面极力布置，把反共小集团分子提为民革贵州省委委员和候补委员。这些阴谋都没有实现，但陈纯斋、欧百川和吴剑平三人都被选为常委委员，占据了常委的领导地位。所以，随后这个反动小集团的“军师”梅重光就调任民革贵州省委秘书处副处长。以后，他们就进一步策划，要在民革发展成员中吸收党羽，并搞大发展，企图建立并控制专(州)民革组织。1956年4月，除遵义已由吴剑平去建立了民革组织外，其余地区都作了具体计划。计划内容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由王天锡负责，搜罗伪军官和地主分子作好建立组织准备；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由陈纯斋负责找人去组织；安顺专区由梅重光负责，牟龙光协助。同时，还叫吴剑平联系他解放前在黔北建立的反共组织“在乡军人生产合作社”(吴曾依靠这个组织的力量当选伪立法委员)的人员。在上层组织的阴谋活动也作了具体分工：陈纯斋负责拉拢陈铁(林业厅厅长、民革副主任委员)，梅重光负责拉拢王伯勋(交通厅厅长)，陈纯斋和吴剑平共同先拉王景渊(民革省委会副秘书长)，后拉王家烈(民革贵州省委委员、旧军阀)以及民革内的伪二十五军和伪四十三军的人员。这些阴谋活动，早在1956年就开始进行。 + +## 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 + +　　去年5、6月份，各地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猖狂进攻后，这个反共集团认为时机已到，也就疯狂起来。欧百川、王天锡先后在民族干部和青年学生中发起建立“五省联合自治区”和“侗族自治州”签名运动的反动活动。陈纯斋在贵州省政协会上攻击党的统战政策是“统上不统下”、“上统下战”，又造谣说黔东南地区饿死了许多少数民族，与欧百川、王天锡“少数民族人士有职无权”的谬论一唱一和。吴剑平在中共贵州省民政厅党组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的座谈会上，叫嚣“党的机构从中央到地方都很庞大，应当削减”，并污蔑民政厅“党政不分，机关党组有无上的权威，党员称王称霸，党外人士形成罪瘤”等，还狂妄地提出“党政分开”的所谓建议。吴雪俦更恶毒的攻击的党的领导，说现在存在两种社会和六面人格，“即新社会和旧社会，革命与反革命，领导与被领导，进步与落后。”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是新社会的，进步的，领导的；其余的人是反革命或有反革命嫌疑的人。他企图挑起广大群众向党进攻，推翻党的领导。其他的反动分子，同样到处煽风点火，向党进攻。 + +## 反右斗争中，企图蒙混过关 + +　　贵州省反右派斗争开始，吴剑平、吴雪俦反共人民的狰狞面目已暴露无余。这个反共小集团的其余成员，为了保存力量，立即采取互相掩护退却的办法。因此，民革贵州省委对吴剑平开展斗争后，梅重光一面向陈纯斋献策，认为吴剑平支持得住这次斗争，其余的人只要积极参加就不会暴露；一面就伪装积极在贵州日报上“揭发”吴剑平的罪行，借以为陈纯斋开拓后路，赞扬陈没有对党不满之处。同时还计划在斗了吴剑平后，由陈纯斋在8月召开的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发动斗争王景渊，转移斗争目标。但事实出乎他们的预料，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各族人民代表对吴剑平等右派分子的斗争很猛烈，没有陈纯斋施展阴谋活动的余地。梅重光见未实现计划，就亲自在民革省委专职干部会上“揭发”王景渊，并直接向中共贵州省委统战部、民革贵州省委员会负责人“揭发”王景渊，企图转移群众对陈纯斋、欧百川的斗争视线。这一切都失败后，梅又向陈纯斋献策，叫陈装病去住院疗养，躲避斗争；并叫陈在检讨时把挑拨离间的反党罪行说成只是为名为利的个人主义，蒙混过关。但这些反动分子的阴谋活动始终没有得逞，这个反共小集团还是击破了。 + +## 原是一群反共老将 + +　　据梅重光的交代，这个反共小集团在解放初期就已基本形成。1952年，欧百川到华沙去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讲稿就是梅重光拟的。反共小集团的成员，解放前都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高级军政人员，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如小集团的头子陈纯斋，解放前是长期奔走于各军阀间的一个滥政客。1948年到西南解放前夕，他在西南地区到处奔跑，积极为李宗仁拼凑“第三种势力”。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不咎既往，但陈纯斋在任贵州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时，仍极力为反革命分子辩护。其他的主要成员中，当过伪军长以上要职的有万式炯、吴剑平、王天锡等；吴雪俦是“CC”分子，曾给蒋介石上过反共万言书；梅重光是伪贵阳市法院的院长兼律师。现在，这个反共集团的成员正向人民作交代。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0.txt b/CCRD/1/5/2/0002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6ac0042febbf9038e7b1dd4df33a85a76b22fc --- /dev/null +++ b/CCRD/1/5/2/000290.txt @@ -0,0 +1,59 @@ +# 石挥是电影界的极端右派分子 + +　　<张骏祥> + +　　石挥是电影界的极端右派分子。他反党是有一贯性的。远在上海沦为孤岛的时期，石挥就煽动人脱离当时党领导的剧团上海剧艺社，破坏剧运。解放以来，石挥随时随地，从讲笑话、说相声到写文章、拍电影，不放弃任何机会，千方百计地诬蔑、讽刺和咒骂党，反对党的政策和党的文艺路线。在鸣放期中，他更认为“翻身”的时机已到，猖狂地发表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文章，喷吐出蕴蓄在他胸中的毒液。 + +　　石挥是从事电影工作的，因此在电影问题上他的反党的面目也暴露得最清楚彻底。可以说，从电影的创作方向到电影的生产制度组织形式，没有一样他不是和党抱敌对的态度的。石挥一贯地打击、讽刺、诬蔑党所提出的正确的路线，也同样一贯地吹嘘和推销他的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艺术创作思想和没落的资本主义电影道路。他企图并且积极筹划组织自己可以操纵左右的集团，篡夺党的领导权，以便实现他那个做封建把头式的“皇帝”的旧梦。 + +　　石挥在电影界反党的第一个步骤，是诬蔑和丑化领导，挑拨群众与党和领导的关系。他把电影事业的领导说成是外行，他说：“不怕领导外行，就怕领导假充内行！”这样一来，领导对创作就没有了发言权，否则就不免是假充“内行”！这样一来，不仅一些从其他革命岗位上调来的同志不能领导电影，因为他们是“外行”；而且就是从电影创作人员行列中抽调来的同志也不能领导，因为在石挥看来，这些同志不过是硬充“内行”的“外行”！ + +　　石挥一笔抹煞了解放几年来电影事业的成绩。他不看年达十六亿人次的观众数字，硬说“我们在厂里谈来谈去思想性强、拍得好的影片，可就是出了门没人看！”他在座谈会上阻止人家谈电影事业的成绩，在各种场合说相声，对“成绩是主要的”这句话加以讽刺。当有人指出某部思想性较强、大家认为好的影片确是受到群众的欢迎，观众很踊跃的时候，他就以诬蔑的口吻说：“邪乎！青年团倒是真起了作用！”这正是石挥常用的一石二鸟的惯技，轻轻一句，既否定了观众上座踊跃的事实，又顺带着诬蔑了青年团。 + +　　石挥还随时随地，不论是在摄影棚里，是在人行道上，是在饭馆里，总不放弃任何机会，用说笑话说相声的方式诬蔑党的领导，往他们的鼻子上涂白粉，企图使某些人在哈哈一笑之中，不知不觉地中了他丑化领导的诡计，逐渐地接受了他的看法：领导是一群庸庸碌碌唯唯诺诺的人。 + +　　在这样的基础上，石挥再进一步进行挑拨，企图使某些创作干部和党对立起来，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以达到他的篡夺领导权的目的。 + +　　在他和其他右派分子此唱彼和地反对党对电影创作的领导的时候，石挥貌似谦虚实际上是挑拨地说：“许多人在台上做一些‘从人物出发’，注意节奏感之类的文艺性报告。这样的报告说给我这样年龄的人听，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而且是有好处的，但对在座的许多前辈，似乎就欠考虑了！”又是那个一石二鸟的惯技！轻轻一句，既否定了事实上绝大多数创作干部都从而得到益处的创作问题的学习，又对许多较有经验的创作人员放出挑拨的毒液。 + +　　在他像其他右派分子一样反对电影生产的计划性的时候，他更彻底地反对今天的电影生产制度。他不仅认为好、快、省的要求妨碍了“创作自由”，不仅捏造说是导演“要接受任何一种片种的导演任务”，并且“在前一分钟也不会知道”是什么任务，因此“导演丧失了主动性”，而且又极尽挑拨能事地说：“有些问题简直构成了讽刺喜剧：许多老导演变成了外行了。摄影场里的一套新规矩，使得许久没进摄影棚的老导演手足无措！”（见１９５６年１２月３日文汇报石挥的“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 + +　　其实，社会主义的电影生产是社会主义文化宣传事业的一个重要部门，又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部分，它从生产方式到生产制度自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盲目的商品化的生产方式与制度。久不拍戏的老导演走进摄影棚感到有些生疏，本来毫不足怪。这一套新的制度尽管还不够完善，甚至有很多缺点，应该改进，但是它基本上是正确的，几年来的实践也说明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但是石挥却想全盘否定新的生产制度，并且企图利用这一点来挑拨一些老导演，一些解放前就从事电影工作的创作干部。应该指出：石挥正是第一个公开提出“传统就是人”这种说法的。当电影界的右派分子敲锣打鼓叫嚣党不重视电影传统的时候，是石挥首先在文章里提出：“解放后，对中国电影的过去既然不谈起，因此，对从旧社会中生活过来的电影工作者也就不重视。有些人社会关系复杂，能信任他让他放手去做吗？……”（见“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一文）这样，石挥不仅把对传统的看法问题扯成对人的看法的问题，而且挑拨离间地把前些年有少数人由于生活局限不适于拍反映工农兵生活的影片的事实歪曲为政治上的歧视！不仅如此，石挥还在电影圈内散布这样一种谣言，说电影界有三种不同等级的人：一种是延安来的，一种是重庆来的，一种是老在上海的。他不顾佐临、桑弧、柯灵等同志这些老在上海的编导，张伐、白穆、王丹凤等同志这些老在上海的演员（也应该包括石挥自己）受到重用的事实，硬造遥说“上海人最不吃香”，“现在应该翻翻身了”！石挥就是这样恶毒地在电影工作者当中挑拨离间，企图煽动起一部分人的不满情绪，来破坏电影界的团结，来反对党对电影事业的领导。 + +　　石挥的企图十分明显：他要把党和电影事业的领导丑化成为一批不仅仅是庸碌无能的外行，而且是蛮横的骑在创作人员头上的人物。他要使人家受他的蛊惑，认为这些领导不但自己不懂电影，把电影事业搞坏了，而且束缚了内行们，妨碍了像石挥这样的内行的“主动性”，不许他们把电影事业搞好！那么，这样的领导除了反对掉还有什么办法呢？电影不叫像石挥这样的“内行”来搞怎么搞得好呢？这就是石挥施展他的“声东击西”、“歪打正着”的花招，想叫受他蛊惑的人自己得出的结论。 + +　　在解放的头几年，为了迅速抵制好莱坞的黄色影片，为了把电影事业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事业，为了电影工作者的迫切的学习与改造的要求，电影有集中管理的必要。由于缺乏经验，这种集中有某些超过必要的地方，近年来也有不够结合实际逐步地及时分散下放之处，在创作领导上，也有某些个别的教条主义的倾向。我们不否认这些缺点，也正是针对着这些缺点，电影事业的领导主动提出问题，要求大家讨论，并且积极提出分厂下放等措施，以求在电影事业中贯彻党所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这个时候，石挥正像其他估计错误的右派分子一样，认为争取领导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一面写文章，一面在各种座谈会上大肆攻击，质问电影事业的领导“究竟肯不肯放手，敢不敢放手”？在会场上拍桌子高叫“要放什么都放！”不仅是说，石挥还利用组织创作合作社的机会，具体行动起来。他用请吃、请喝、答应给高酬等等卑劣手段拉笼人马，预备组织一个他可以指挥操纵的集团，并且向上影厂的领导提出“一年包拍五部戏”的旧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办法。当然，石挥在他所组织的集团里，是坚决排斥党员，拒绝靠近党的创作人员参加的。当然，他所“包拍”的戏领导是不得过问的。 + +　　是的，也像很多右派分子一样，石挥说过领导在政治上可以点头摇头，在艺术处理上就无权过问。但是在具体作品中，政治思想是否能和艺术处理截然分开呢？一个剧本，是否只要在文字上不犯政治政策上的错误，就可以保证在处理上不会造成歪曲，不出毛病呢？不但我们很清楚这是不行的，石挥更比任何人都明白这是不可能的事。以他最近编导的一部影片“雾海夜航”为例，从印在纸上的文学剧本来看，可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的。但是在导演过程中，通过他的“艺术处理”，石挥却极尽其歪曲工农和解放军形象之能事，他把正面人物几乎无例外地处理成为歇斯底里的，他大量贩卖资产阶级的噱头、趣味，他大力歌颂个人英雄主义的“能人”——坚持错误的船长，甚至不惜暗示会意地把船触礁归罪于必须完成国家任务计划。石挥对于通过“艺术处理”可以左右一切，难道不是胸有成竹的吗？很明显地，石挥所谓“领导政治上点头，艺术上不要管”，不过是要领导替他在政治上负责，替他写包票，然后由他为所欲为，去贩卖自己的私货！ + +　　所以，石挥不仅仅是企图与党分庭抗礼，叫党只管政治，他管艺术，而是企图在实际上篡夺党对创作的领导权，搞一个唯他之命是听的集团。在某些时候，他不也的确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他这种想法了吗？他在创作合作社里对“情长谊深”提出意见，竭力主张把资产阶级思想的科学家黄蔚文写成“能人”，不能批评，把去过延安的党委派作微生物研究所所长的洪磊光写成庸碌无能、一切仰赖于黄。当原作者兼导演表示迟疑，提出是领导通过的剧本，作这样修改怕不妥当的时候，石挥沉不住气了，他大喝：“他们通过了怎么样？我们不通过就不能拍！”在石挥心目中，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创作，不是很明白了吗？尽管石挥放出各色各样的烟幕，说创作集体的“合作社”应由集体成员轮流负责，说他不愿作固定的社长，他的真正用心还是遮掩不住的。在他写的“我对‘谁是中心’的看法”（见１９５７年大众电影第一期）里，不是说得很露骨吗？他说：“创作关系以谁为中心要看具体情况来决定。”什么是具体情况呢？他说“如果有一个人，他能有像卓别林那样的才干，把制片、编、导、演、美术……集于一身的能力，那也未尝不可以让他一个人成为中心。”这个编、导、演集中于一身的人当然不是别人，正是石挥自己。正如同他所指的没有被重视的传统的代表者也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他所说的应该翻翻身的“上海人”也不是别人，就是他自己，归结一句话说：石挥始终没有忘记他在解放前的封建把头式的“皇帝”美梦，他不要做一个对党、对领导负责的创作集体的领导人，他要做一个由他指挥操纵的集团的幕后人物！ + +　　事实说明，他也已经在操纵着这个集体，影响着许多年轻的编导，往人家的作品里灌注着他的毒汁。例如“情长谊深”就是在他的干涉之下，突出地歌颂了资产阶级友谊；例如“女篮五号”就曾在他的主张之下放弃主题思想去追求悲欢离合的情节。他要一个年轻编剧在写儿童问题的剧本里把今天的社会描写得十分阴暗，坚持要写进一段越剧女演员在台上演戏时把孩子绑在后台桌子腿上的戏。在不拍惊险样式片的口号遮掩之下，他坚持不准那个创作集体拍反特影片！ + +　　看看石挥在集体内部提出的是什么样的纲领吧。他公开标榜他那个集体不搞重大题材，只写日常生活；他公开地说，影片不要管什么主题不主题，只要情节曲折观众爱看就行。请问这不是胡风的“随处有生活”的臭名远扬的理论的翻版是什么呢？这不是抗拒党的文艺反映当前主要斗争，文艺表现工农兵生活的方针，又是什么呢？不写重大题材，不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斗争，不要思想性，要什么呢？石挥提出的是要“趣味”，要“生活感与人情味”。在“雾海夜航”的短叙中他自夸这是他的努力目标。恰恰这部影片所拍出的样片具体地明确地说明了他所说的生活感是什么样的生活感，他所说的人情味是什么人的人情味。在他的描绘之下，工人、农民、解放军都成了只知道自己的箱子网篮的人，色情狂的人，歇斯底里的人，悲观绝望的人！他硬把自私自利的小市民的“生活感”套在工人、农民和战士的头上。他所说的“人情味”不过是些资产阶级趣味的庸俗噱头。 + +　　当然，石挥这种反对思想性的噱头主义还有他自己的理论根据。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样，石挥诬蔑说思想性赶走了观众，强调票房价值。只是他更走远一步，他公开提出“谁的影片卖钱谁就多分酬劳”的市侩主义的主张！所以，石挥不仅反对电影为广大工农群众服务，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服务，而且恬不知耻地以多分钱来号召，企图诱惑一些创作人员跟他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艺路线，把电影作为迎合少数人的趣味，满足他个人名利欲望和野心的工具。 + +　　本着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在电影界是提出过题材限制不应过于严格，要根据作家水平来鼓励、诱导，也提出过要尊重各种风格各种流派。但是石挥想在这里钻空子是徒然的。因为谁也没有说过可以放弃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谁也没有说过可以对资产阶级的庸俗趣味让步，谁也没有说过可以把文艺创作的目的降低到追求“多分几个酬劳”。这样的文艺必然地不是有利而是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我们不可能一方面搞社会主义建设，一方面又允许创作工作者走这样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 +　　其实石挥也并不是真正反对作品应该有思想性。说到底，他不过是企图哄骗一些人，使人违背党的文艺方针，放弃马列主义的思想性。而石挥自己，在他的创作里，特别是在他的相声里，倒并不是没有思想性的（当然只能是反动的思想性）。正好相反，他的思想性是毫不含糊的，也是十分坚决的。 + +　　前面说过，石挥到处说相声，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对新社会的一切讽刺诬蔑，用嘲笑打哈哈的“歪打”来“正着”他所仇视的一切新的事物。绝不能把这看作是石挥的说笑的天性，是他的“风格”。为什么在解放前对于反动统治黑暗势力，他从来不流露他这种“天性”，运用他这种“风格”加以嘲讽呢？这也还不能以石挥胆小怕遭反动派迫害来解释，因为他甚至对于当时报纸上口头上大家都在诟骂的投机倒把的奸商、黄牛党、米蛀虫，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恶狠狠地嘲讽过。当然，在电影里面，石挥就不可能像在相声里那样露骨。电影有成千累万的观众的监督，有领导的审查，石挥就不得不“弯弯曲曲地讲话”，偷偷摸摸地贩运他的私货。然而他的思想立场，只要稍许注意分析一下，仍然是遮掩不住的。“关连长”的思想性还不够明确吗？“雾海夜航”的思想性还不够明确吗？在后一部影片里，尽管石挥表面上装出歌颂新社会歌颂解放军的姿态，事实上他歌颂的是坚持错误的船长——像石挥自己一样的“能人”——指责的是国家任务计划，歪曲的是工农兵形象。石挥爱什么，憎恶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是十分清楚的。 + +　　在这里，不能不特别提出石挥对青年演员的罪恶的蛊惑手段。石挥曾公开地对一些年轻演员们宣传他的“滚”的哲学。我们知道，石挥是反对各种学习的，从看书读报到创作会议都在他讽刺之列，认为是妨害了导演、演员的“艺术生活”的东西。在上海青年报召开的青年演员座谈会上，他公开地煽动说：“演员的职业就是演戏，不应搞其他的事！”上影厂有新参加工作的演员请教石挥该看些什么指导书刊，他回答说：“你只要多演两个戏，那些书看了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石挥是既反对政治学习，又反对业务理论学习，更反对深入生活与工农结合改造思想的。今天党所号召的上山下乡劳动锻炼，在石挥看来，当然是荒谬绝伦的了。因为照石挥说来，一个演员只要像他石挥一样，在舞台上“滚”他两年就可以“滚了出来”的。他公开地对新参加电影工作的女演员说：“你只要跟定我，两年之内包你红！”所以，一个演员能不能成功，问题只在于能不能得到石挥的提拔，而党所大声疾呼号召的深入生活改造思想以及提高自己的政治、生活、业务水平等等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只有“浪费演员的青春”，使他们成为“被积压的人材”。 + +　　是的，我们也强调业务实践，我们也不反对有经验的老演员用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新人。但是不难看出石挥所宣扬的“滚”的办法与我们所主张的以生活为基础的有理论作指导的业务实践是毫无共同之处的。石挥宣扬他的“滚”的哲学，其目的就是要蛊惑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演员，使他们成为石挥的崇拜者，抗拒党对艺术工作者提出的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改变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的要求。不需要深入生活，不需要与工农结合，不需要学习政治理论，不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学习改造过程，只要多演两个戏，“滚”他两年，学会一些“控制观众”的窍门，就能吃着不尽，就能“包红”——试想，这对于某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演员听来，岂不是一条很有诱惑力的“捷径”吗？ + +　　我们必须拆穿石挥这种阴谋，使受到石挥蛊惑的青年演员们惊醒过来。首先应该指出：石挥这一套“滚”的哲学是行不通的。他自己奉行“滚”的哲学抗拒改造的结果就是一个最好的说明。他那一套“窍门”、“技巧”，离开了党的监督和帮助，只能拍出“关连长”、“雾海夜航”这样的影片，只能歪曲新人物的形象，只能产生出毒草；他对资产阶级立场的坚持最后只能使自己走上右派分子的反动道路！更必须指出：石挥以“滚”的哲学来蛊惑青年演员的真正目的，不过是要造成一群心甘情愿地追随他、祟拜他、为他所利用、盲目执行他的腐朽的反动的创作意图的，他所谓的“群氓”。 + +　　石挥反对学习，反对改造，反对艺术讨论，反对强调作品的主题思想，他这一贯串动作的最高目的是十分明显的。他希望演员永远是政治上糊涂、思想上落后、甘心情愿受他搬弄的演员，编导永远是能听任他往作品里灌注毒汁的编导，换句话说，都成为他可以驱使，用以歪曲新社会反党反人民的工具！这就是石挥最恶毒的地方！ + +　　所以，石挥不仅是在艺术路线上坚持和党对立的路线，宣扬什么票房价值，反对反映工人农民的生活斗争，不仅企图在变相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在所谓重视“生活感与人情味”的论调的掩护之下，贩卖他的资产阶级私货，而且有意识地迷惑青年，煽动创作人员，企图组织他可以操纵利用的集体，以达到他称孤道寡的目的，成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盘和工具！ + +　　石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仇视新社会，是和他的反动的阶级立场分不开的。从他的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从他的卑劣的个人欲望出发，他自然感觉得“今不如昔”，自然感觉得旧社会处处于他有利，新社会处处于他不利。 + +　　解放后，党和人民给了石挥很多的东西：给了他各种各样的荣誉，给了他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市人民代表的地位，给了他拍摄影片的优先机会，并且具体帮助他拍出像“鸡毛信”、“天仙配”这样的较好的影片；但是他反而认为是糟蹋了他，认为是束缚了他的自由，他不但不感激，反而仇视党，仇视新社会，原因是他所重视的所需要的东西，党和新社会没法子满足他。党和新社会不能允许他像解放前一样投机倒把，不能允许他帮会把头式地剥削别人欺压别人，不能允许他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侮辱女性，不能允许他的特务哥哥逍遥法外，不能允许他恢复他的杨柳青八大家之一的地主门庭，因此他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 + +　　有人为石挥的才华惋惜。是的，石挥可能是有一定的才华的，但这不是讨论石挥有没有才华或者有多大才华的时候，因为他在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他在用他的才华来反党反人民，我们就不需要这样的才华。这个才华越大，只能是与我们越不利。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1.txt b/CCRD/1/5/2/0002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29eb0dd4d1a3cceab596f39d47199d76632ea4 --- /dev/null +++ b/CCRD/1/5/2/000291.txt @@ -0,0 +1,59 @@ +# 刘积学：盘剥农民的不法地主 反共起家的老牌右派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 + +## 一 憎恨共产党 + +　　现任政协河南省委会副主席、民革河南省委会副主任委员、右派分子刘积学，是一个反苏、反共无恶不作的罪魁。解放后，他虽然表面上接受党的教育和改造，担任过民革河南省组织的召集人，但长期以来，并没有改变他反动的立场。他一直憎恨党、憎恨我们的领袖毛主席。远在1950年，当大家都在欢欣鼓舞地庆祝党的生日时，他却大骂“共产党是啥东西”。并常说：“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就呼不出口来，不习惯，呼不好。”有时别人替他写发言稿时，他也特别叮咛，不要用这类的语句。 + +## 二 蔑视群众 + +　　由于他过去一向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惯了，所以对人民群众也一向是仇视的，在他眼框里就没群众二字。解放后，人们向他一提到群众，他就连连摆手说：“群众根本没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只会盲目地跟共产党走。”1951年他在革大学习中国革命史时，就有过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自古以来都是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工人既穷且愚，一无地，二无园，三无则产四无权，怎能当家作主呢？”于此可以看出他不仅一般地蔑视群众，实质上就是否认工人阶级的领导。 + +## 三 反对土改 + +　　由于他一贯对党仇恨，不满工人阶级的领导，因此，八年来他对于党所领导的历次社会改革运动和重大政策，也无一不表示反对。对土地改革运动，他说：“多少年来都是地主养活农民，要不，农民早饿死了。”又说“人们都说地主剥削农民，‘剥削’二字就不通。买地用的是自己的钱，合理合法，哪个佃户不感地主的恩？”所以，在“土改”时，他是主张和平分田，反对斗争的。省里几次召开动员“土改”的会议，他总是拒不出席，或中途退席。 + +## 四 反对肃反 + +　　肃反运动，由于他的亲朋故友、门生弟子，其中不少就是惯匪、恶霸、反革命分子，所以他更是反对。他每每在开封人民法院看到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公告时，总是对这些人表示惋惜、怜悯，甚至气愤地怨恨我们的政府，说是“以暴易暴”。 + +## 五 反对抗美援朝 + +　　抗美援朝运动他也同样反对，充分反映他的崇美、恐美的思想。他一再对人说：“都说美帝是纸老虎，这个纸老虎又不是真正的纸老虎，惹不得的。” + +　　但是，他对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却一贯厌恶和诬蔑。他有一次在汉口看了捷克篮球队的表演回来对人说：“我就讨厌这些黄头发，蓝眼睛的人。”有人问：“你见了苏联人怎样？”他回答说：“苏联人也一样厌恶”。 + +## 六 诬蔑兄弟国家、仇视社会主义阵营 + +　　不仅如此。当55年莫斯科会议结束后，苏联和东欧的几个兄弟国家发表了共同宣言，宣布要成立联合司令部的时候，人们都清楚地知道，这是我们兄弟国家为了拯救和平，制止美英集团在欧洲制造战争的一个非常及时的，英明的措施，凡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都一致表示拥护。而刘积学这个右派分子却说：“苏联、波兰等这些国家成立司令部，发表莫斯科宣言，说这是为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恐怕会使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得更快吧！”看！他对于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兄弟国家一向坚持和平的既定方针，是如何的颠倒黑白，恶意歪曲。 + +## 七 反对统购统销政策，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 + +　　他还反对我们的“统购统销”政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1955年，他以政协副主席身份到河南南阳县去视察时，一方面他对农民进行挑拨，说：“社会主义走得太快了，农业合作化走的更快了。”又说：“实行统购统销，你们吃得太稀了，转社又不自由，种啥吃啥罢！”另一方面却专找富农、地主访问，对他们说：“你们这几年委曲啦。”他就是这样恶毒地来煽动农民对社会主义的不满情绪。此外，他每次视察或参观回来，从不谈工作中的成就和优点，而总是找住个别缺点，津津乐道。 + +## 八 反对“三反”运动，为资本家鸣冤 + +　　他对三反运动也抱怨地说：“自己把自己的历史交代一次过不了关，再交代一次还过不了关，共写了五次。咳！算了吧！不叫我搞就算啦。” + +　　最后，他还替资本家鸣“冤”，反对我们政府的税收政策，说“现在的税收太重了，税收政策有毛病。”更恶毒地说：“现在的税收人员，非杀几个不能把事情办好。”这些事实，说明刘积学八年来对我们党所领导的一切社会改革工作是如何地仇视与怀恨！ + +## 九 企图以河南民革作为反党基地 + +　　为了处心积虑，实现他的反党活动，刘积学是决不放过一切机会的。当解放初期担任河南民革召集人的时候，他就抱了一个很恶毒的目的，企图把河南民革形成为他反共、反人民的一个基地。在他的大将李静之、王友梅、宋聿修的阴谋策划之下，当时他曾把许多反革命分子都吸收到组织中来。（如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孙白阳、王友梅等）。如果不是“镇反”运动开始得早，显然，河南民革会受到他更大的破坏。 + +## 十 利用鸣放，向党进攻 + +　　正由于右派分子刘积学，八年来一直坚持他的反动地主立场，所以，在此次大鸣大放中，他以为有机可乘就更加猖狂起来了。他在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大肆向党进攻，所发谬论归纳起来有下面三点：（一）攻击、反对党的领导，他认为党的领导是“圈套”。他说，宪法是一套，党章是一套，团章是一套，工会、农会、工商联又各是一套。宪法是约束全国六亿人民的，党章是约束一千多万党员的，团章是约束二千多万团员的……。对知识分子也有一套，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你们有啥都“鸣”、“放”出来，但有个标尺，就是马列主义，不合这个标尺是不行的。但有这么多套，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说：“社会主义社会表面上怪好，但仍有‘罢工’‘罢课’，还有‘很多学生不能开学’。实际上他这点还说的不够，应该给他补充。他还向人说过，认为全国‘政协’‘人大’也是多余的，没有必要。理由是：第一浪费，第二形式，什么东西都是共产党一说就完事。”（三）反对我国“土改”后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说什么“旧社会是‘贫占富光，富占天光’，现在粮食统购统销，要饭往那里去要，只有转一圈子回去。”根本否认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和“统购统销”政策的成绩。 + +## 十一 抗拒群众的帮助 + +　　刘积学当他的反动面目被群众撕破以后，是不是正视自己的错误了呢？不是的，相反，他还狂妄地抗拒群众的帮助。说“整共产党的风嘛，又不是整我的风，怎么整起我来了。武松正打虎，怎么反过来打武松？”并且他还对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表示欣赏，为储安平抱不平。他说，“打倒一个储安平，还有第二个储安平，储安平多着哩。” + +## 十二 压迫农民的大地主，反革命的大罪魁 + +　　刘积学的反动立场是有其长久的历史根源的。他原名刘群士，本是河南新蔡县的大地主，解放前，新蔡县境汝河两岸的大片土地都是他的。全县有一半农民一年四季为他出力流汗。他使用长工形同奴隶，不给工资，不让吃饱。当年新蔡县曾流行一句话：“穷人进刘府，就如入地狱。”这就是他对农民残酷剥削、压迫的写照。 + +　　刘积学是以反共起家的。三十年前，他是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成员，反对过孙中山先生“联共、联俄、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以后，便公开支持蒋介石屠杀共产党。历史上的“四·一二”事件，他是幕后人之一。由于他反共得力，为国民党反动势力所赏识，因此，他曾担任了河南省参议长达二十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在河南人民面前造成的罪恶，更是更仆难数。他和当地的一切恶势力勾结，曾不知杀害了多少革命志士。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他的反动面貌，更是变本加厉，暴露无遗，他为了支持蒋介石反共打内战，曾不顾民命，盗用“民意机关”参议会的名义，通过了许多违反民意的议案，如强征壮丁和军粮的议案，强化保甲制度的议案等等。使得河南人民不知造成了多少家破人亡，卖儿鬻女的悲剧，不知道有多少人被加上“共匪嫌疑”，“通匪”的罪名，惨遭酷刑拷打，被监禁，活埋。此外解放前夕，他还以“参议长”的身分为蒋介石积极策划“剿共”，制订“勘乱方案”，“极尽其献媚之能事，希图能够挽救反动王朝的命运。同时向蒋介石还发了无数摇尾乞救的电文。他的所谓起义完全是一个政治骗局。这是他在白崇禧指使与张轸支持下串演的一幕倒蒋拥李的丑剧。事实证明，他在1948年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当时有过党的地下人员数次动员他表明态度，他都拒而不见。而在开封第二次解放时，他也还向武汉逃窜。到了信阳时，由于火车不通，武汉已经解放，张轸也已起义，这时他感到进退维谷，才最后发出了他的所谓起义的电文。而且就在他表面上向人民投降后，他也没有放弃他的反共的主张，他还暗中与反革命分子秘密联系，阴谋策划反共、反人民的游击活动。他曾通过这些人与出没于洪河一带的匪首张兴荣、赵秉章等带领一伙匪徒到处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还勾结从新蔡外逃的匪首展俊甫、郭筱舫等破坏土地改革，搞暴乱。河南省尽人皆知的“竹沟事件”就是横行唐河、泌阳一带的恶霸王友梅与刘积学密谋制造的。于此更足见他的所谓起义是自欺欺人之谈。 + +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2.txt b/CCRD/1/5/2/0002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abec63539a0c2b0ac963948ae043ce3d6e2926 --- /dev/null +++ b/CCRD/1/5/2/000292.txt @@ -0,0 +1,19 @@ +# 管庄还有一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需要继续调查处理 + +　　<余志恒> + +　　新华社管庄24日讯 管庄各单位狠狠地打击了一批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以后，经过这几天各部门的继续排队、摸底，还有须继续调查处理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百多人。 + +　　被选为1956年的“全国先进生产者”的朱素兰，现为水泥工业设计院水暖科事务统计员。朱素兰的丈夫陈光强是潜逃台湾的特务，参加过青年党，充当过伪军连长、团长等职，并在解放区搜集我军情报，用朋友通信方式传递这些情报。朱素兰的肃反运动中，曾交代过她和她的丈夫在海南岛时，为她丈夫用密写药水抄过三、四次情报。解放后她还和她丈夫通过信。朱素兰是1953被招聘到水泥设计院工作的。她和她丈夫的关系至今没有交代清楚。一说已经死去，一说已经失踪，一说已经离婚，究竟现在是否还有联系，情况不明。朱在工作上表现“积极”，不仅1956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而且在这以前还是全国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代表”，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先进生产者”、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她在当选为“全国先进生产者”时，曾进中南海同毛主席照过像。领导上知道她这段历史不清楚，但未很好审查，却历次选她为“先进生产者”。 + +　　和马来亚有联系的黄先修，现为建材研究院二级工程师，曾任国民党江西省建设厅瓷业专员、福建省瓷业视察、建设厅秘书、上海国民党军工厂工程师等职。黄先修与其岳父陈赞汤关系密切。陈赞汤在马来亚教书和经商，他的儿子陈立训，曾任英属婆罗州福华银行董事长。目前，他们在香港、马来亚等地均有公司、商行。从1950年到现在，陈赞汤每两月寄港币二百元给黄先修，经常有通信来往。 + +　　和香港有联系的汪崇荣，建设研究院工业玻璃丝技术员。亲生父亲是恶霸地主，国民党区长，解放后逃往香港。汪崇荣有一个养父叫俞罩喜，在香港，养母在江西，汪经常通过他的养母和养父联系。 + +　　蒋行一，现为水泥工业设计院技术经济科副科长，共青团员。1957年水泥工业设计院给柬埔寨设计一个水泥厂，派蒋行一去柬埔寨了解当地的情况，时间约三、四个月。蒋自柬埔寨回国后，行动反常，带了很多反动报纸(中文)回来，从未向领导上讲过。在这次整风运动中，虽然没有突出的右派言论，但他对斗争右派分子陆纯煊表示不满，散布反动言论，平时行动鬼祟。 + +　　进行技术破坏的蔡富康，是水泥工业设计院地质勘察处，在1955年借用上华海耀华玻璃厂的柴油机师。据说，勘察处的五台柴油机被他破坏了四台(此事正在追查)。蔡富康并不是真正的工人阶级出身，而是个跑江湖的，品质恶劣，参加过“青帮”、“红帮”，曾拜一个特务作“老头子”。 + +　　以上数字和所写五个人的情况，仅仅是极初步的材料，尚待查证。这些事例说明管庄虽然已经处理过两批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但政治情况还相当复杂，而这些人又不是短期内所能调查清楚的，看来，纯洁机关队伍还是一个长期而又相当艰巨的工作。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3.txt b/CCRD/1/5/2/0002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e5b8cec8ce391de6c62559feed4dacbbd4431d --- /dev/null +++ b/CCRD/1/5/2/000293.txt @@ -0,0 +1,13 @@ +# 管庄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坏分子惶恐不安 + +　　<余志恒> + +　　新华社管庄24日讯 管庄各单位在16日大张旗鼓地镇压了一批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后，一些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和坏分子震动很大，惶恐不安，有的痛哭流涕，吃不下饭。 + +　　水泥工业设计院总工程师杨克球，是历史反革命分子并有严重的流氓行为。他在大会上态度沉默，会后没有吃饭就回家去了。大会后的第二天，以感冒为名没有上班。坏分子崔德瑞在开大会时，低着头拼命抽烟，在逮捕反革命分子上手铐时，崔德瑞一个也没敢看，当二十九个反革命和其他流氓犯罪分子被带出会场以后，他才松了一口气。刘春荣对人说：“没有想到这二十九个人中没有我。”他把放在口袋里的老鼠药交给了组长，并说：“前几天，我想把这药吃下去，喝些酒，组织上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 +　　坏分子孙静波在大会后，由于群众一致要求领导迅速处理他，表现非常紧张，没有吃晚饭，哭得很厉害。想去香港的流氓分子狄中东在大会后的小组座谈会上，一言未发，只是痛哭流涕，他后来对人说：“我又贪污，又有流氓行为，罪过很深，领导上还没有处理我”。流氓分子胡彬鉴在大会前就把自行车卖掉，买了奶油面包苹果，大吃大喝，觉得自己已经完了。大会后，看到没有他的名字，很高兴。可是回到动力科，群众纷纷要求领导上处理他，把他划为第一类(法办)，他又紧张起来。还有的人自动找组织谈话，交代自己假报学历的问题，有的男女关系不正常，大会后立即跑到自己办公室写检讨材料。 + +　　还有少数人认为，对于流氓犯罪分子乌音太、程伯高、反革命分子浦琏棣、孟宪文等依法劳动教养，处理太轻，应该逮捕法办。也有人认为，处理二十九名太少了，再处理三十名也不为多。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4.txt b/CCRD/1/5/2/0002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004912a64e09531d7e37384170edee1fa4910c --- /dev/null +++ b/CCRD/1/5/2/000294.txt @@ -0,0 +1,33 @@ +# 孙念增妄想把学校拉向资产阶级道路：数学教研组批判他的右派言行 + +　　清华大学数学教研组全体同志在去年九月间开会批判了该组副主任、右派分子孙念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孙念增一贯从根本上反对高等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反对党对教学、科研的领导，妄图把学校拉向旧清华的资产阶级道路上去；并且用资产阶级打击拉拢的手段为自己积蓄力量，散布影响，使得两三年来，教研组里掀起了一股怀疑学习苏联、怀疑教学改革、轻视教学、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逆流。 + +## 反对教学改革，认为对钱伟长是“围剿” + +　　孙念增从1953年回到清华以后，就一直否定端正教学态度、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作用，说什么：“教师应安心多念点书，少做些乱七八糟的事(指教学工作、学生工作等)”。他留恋旧型大学自由散漫的教课与学习，他反对有明确目标地培养社会主义工业建设人才。他说：“大学五年只能学些基本知识和培养自学能力，到毕业时再看情况分配工作。工程师的提法确实含混”。在教学上，他提倡所谓“各按手法”，实际上是想取消教学工作的计划性，主张教师爱怎样教就怎样教；他甚至支持某教师在讲课中舍去某些教学大纲基本内容，而去讲些数学系高年级学生才会念到的东西；他还反对在基础课的教学中注意结合学生的专业需要和在口试中考计算题，他也反对学生应该全面学习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各门课程，主张学生应象旧大学里那样只是集中学好一两门理论课(如数学、物理等)，说一两门课真学好了，自然别的课也会学得好。在学习苏联方面，他同意和支持右派分子何成钧对苏联专家和苏联高等教育的污蔑，他自己也散布说：“苏联也只是几个大头儿有本领，但苏联不会派他们来中国，来中国的都不怎么样”，“物理教研组教师学专家讲课的都讲坏了，只有何成钧不学他，讲课好”。 + +　　为了达到反对教改的目的，他否定教改的成绩，把学生的学习质量说成是“今不如昔”；散布说：“学生现在质量是否比以前高了可以怀疑”，“现在学生理论和概念是比过去强，但应用和计算能力差了，连圆的方程都不会”。又说：“不会应用和计算实际上说明理论没有真懂”，这就实际上全盘否定了现在学生的学习质量。他又说：“现在教学制度可以培养大量学生，但不能培养出天才学生。过去新生入学后，一年半载之内，便会有几个全校闻名的学生出现，现在则没有了”。他反对又好又多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材，宣扬“要好就不能多”的观点，说什么，“教学生好比烤鸭子，要一只只地烤才香”。但事实上，他又散布怀疑习题课，并且反对作学生工作，这又如何谈得上个别指导呢? + +　　去年1月7日右派分子钱伟长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否定教改，要求走回老路，孙念增认为钱伟长“提出了问题”，而对张维付校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反驳钱的文章则大肆攻击，说：“张维的文章只是堆砌数字，没有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对校委会的讨论也说是“没有接触问题的实质，只有常迵的发言好些”。很显然，孙念增所谓接触“问题实质”，就是要反对党所提出的学习苏联进行教学改革的方针。孙念增污蔑群众对钱伟长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批判是“围剿”，甚至污蔑机械系教师们对钱的反击是“文人相轻”，企图抹杀其中的原则斗争。他还利用教研组付主任的地位阻挠在数学教研组组织讨论钱伟长的文章，以保护钱伟长和他们的共同的反社会主义观点。 + +　　孙念增歪曲说党不重视科学研究，而把自己装扮成科研的捍卫者。事实上，党是重视科研的，但是在科研的开展上也同样有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党是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向在开展科学研究，而孙念增以“党不重视科学研究”进行攻击的正是科学研究中的这个社会主义方向。孙念增反对把教研组中的科研力量纳入国家急需的研究项目中去，而主张任其自流，即所谓：“按个人兴趣自然形成”，“有些人做出些成绩，自然就会有人跟”。他反对批评教研组中一些人不安心教学工作等个人主义思想，并说：“这是青年人的上进心，不要打击积极性”。 + +## 一贯反对党对教学与科学事业的领导 + +　　52年院系调整以后，为了协助教研组主任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学校决定在教研组设立了科学秘书，这个措施对保证党的政策在教研组中的贯彻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孙念增53年回来不久，便攻击秘书管得太多，主张秘书只应负责事务性的工作。其实，他们反对的并不只是什党员秘书，他明明知道秘书是贯彻党的方针的，他自己也说过：“陈德问(当时数学教研组的科学秘书)也做不了主，问题在上面”，因此他的矛头一直是朝向党的领导的。他经常煽起群众对校领导的不满情绪，反对教务处布置的工作，骂教务处“官僚主义”，“不干正经事”。他明知讲师迟宗陶对教务处工作有意见，就常在教研组会上鼓动他发牢骚，事后得意洋洋。他把校长及其他一些党员负责干部说成是“不念书的人”，并且荒谬地说：“不念书的人管念书人的事，总是管不好的。”他对校长在哲学课中经常联系到党的领导问题极为反感，并说：“校长不是搞教学的，抓不住问题，光听汇报是不行的”，“清华不提科研，所以教学质量不高，原因是校长不体会科研的重要性”。他还说清华的领导太年轻，领导不了，应该让钱伟长之流来领导。当然，他的这些主张是不能实现的，因此他就污蔑校长“官僚主义”，“不听取群众意见”，“清华不执行中央的统战政策”等。 + +　　孙念增一贯散布轻视政治、反对思想改造的资产阶级观点，并用资产阶级的手法俘虏与利用一些人。 + +　　他反对在行政工作和工会组织生活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说工会组织生活不解决问题，浪费时间，主张工会小组自由组合，不要开会而可三三两两地随便聊聊；并且散布说：“批判个人主义思想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打击上进心”。他常常打击一些政治上要求较高，工作积极的党团员，说他们业务不行。对其中不坚定的分子利用一打一拉的手法加以俘虏。例如，在54年时对汪掬方(党内右派分子，当时是青年团员，尚未入党)就是如此，孙先抓住她上习题课时的错处，当着学生面上讲台指出，打垮了她在业务上的信心，然后施以小恩小惠，帮助她进修，又从生活上“关心”她，汪便对孙大为感激。孙又抓住汪有严重的虚荣心这一弱点，常常捧她是教研组里的“好干部”，“早就可以入党了”等，使汪对孙五体投地，引为唯一的“知己”。从此，汪对党团组织抱二心，距离越来越远，而对孙念增则无话不谈。在组织面前把孙描绘成觉悟很高，已经足够入党条件的人。当其错误思想在组织内部受到批评时，她更向孙处求温暖，抗拒同志们的批评，终于深深地陷入了孙念增的圈套而不能自拔。56年底汪掬方入党后，就更进一步成了孙在党内的代言人。孙念增曾因此得意地说过“汪掬方入党，事情就慢慢好办了”。此外，孙念增还用同样手法对付其他一些人，以增强自己反党的资本与力量。 + +## 利用整风，大举向党进攻 + +　　整风大鸣大放期间，孙念增积极活动起来，有计划、有策略地向党进攻。 + +　　还在学习人民内部矛盾时，他知道有位讲师对党有些意见，就去煽动说：“知识分子有牢骚，就该让发出来。”并且邀请他去参加民盟的一个会议，听钱伟长“传达”，说“钱伟长在上面走来走去，知道许多我们听不到的东西”。五月三日，孙在公共教研组党总支召开的一次会上，当面质问当时的党总支书记“讨论钱伟长的文章是否围剿，党委对此现在采取什么态度”，并且质问陈德问说：“过去你三害的事已干了不少，现在你还不想改?”但他的进攻矛头并不只是总支和支部。在党委召开的两次教授座谈会上，他就开始进行对党委的攻击，说清华党委“欺上瞒下”，对干部的政策已由“保护”发展到“袒护”，“党脱离群众，发展到一个人不脱离群众就很难入党，原则性强就是贯彻领导意图，带头攻击不同的意见”。并且攻击党委“把老教师命运交给青年掌握”，“何东昌太年青，不能胜任工程物理系主任”。 + +　　孙念增在鸣放期间，通过党内右派分子汪掬方了解到了教研组党内外的整风动态。当他知道有些老教师对他有不少意见，感到形势对己不利，就由会上攻击转为隐蔽的形式，在会下个别煽动，想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他煽动右派分子李欧说：“党过去对你的培养路线有问题”，“党群之间有墙，入党就得跳墙”。结果李欧就在整风坐谈会上照放，并加以发挥。孙又对马良说：“你还是能独立思考的，只是过去太受陈德问思想的束缚了。”给马良出主意，催促他把民盟小组会的报道(上面有许多“人权教权下放”等右派言论)送“新清华”要求刊登。果然使得马良“独立思考”起来，传播了不少民盟中来的右派言论，积极要求“新清华”登民盟小组会的稿，并在座谈会上附和孙念增的右派言论。此外，就是在他去针灸治病的时候，也不放松他的反党活动，他对常在扎针时遇到的热八学生，散布什么当时民主党派搞得很坏很乱，是因为过去提了意见没结果，蹩了一肚子气，还说这些民主人士也只不过是嚷嚷而已，并不真要争夺领导权，以此来糢糊学生的看法。他还说钱伟长对教学改革的意见是正确的，与高教部一致，而清华不执行高教部的指示，“新清华”对钱伟长是围剿，给学生以很坏影响。他还说：“物理教研组鸣放得好，数学教研组要向他们学习”。但他比物理教研组的右派分子何成钧更注意策略，当他知道何成钧大骂“无耻积极分子”时，他给何出主意，说应该“团结”积极分子一起向党提意见。更恶毒的是他想利用汪掬方使数学支部叛变，搞成物理支部第三。整风一开始，在党总支和党委召开的会上，他对陈德问进行了攻击。会后从汪处知道陈有意见，又去拉陈一把，说：“我不是给你提意见，主要是给党委提意见；你不要忙于想自己的问题，还是多想想党委的问题。领导上的问题解决了，你的问题也好解决”。后来，通过汪掬方对陈施加压力，说：“陈德问今天放了些，但具体例子太少；陈是总支委员，多年做党的工作，应该知道得多得多。”同时他又夸奖一个严重丧失立场的支委“很好”，说这同志劲很冲，但可惜刚来不久，情况了解不多。对叛党分子盛祥耀则热烈赞同其言论。但是，另一方面，孙念增对他在党内的坐探汪掬方却是百般保护，怕她暴露真实面目，对她说：“整风指示中有一句话：‘知识分子党员要注意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你注意到了没有?”并要她少说些话。六月七日“群花”大字报贴出之后，汪掬方和支部里一部分党员贴了反对“群花”的大字报，孙事后对汪说：“我如果事前知道你要贴大字报，我是不会让你这样作的。”但他对另几个贴大字报的党员却表示非常同意大字报的意见。六月七日右派进攻达到高潮，看来似乎形势变得有利了，于是孙也亲自出马，在教研组第二次鸣放大会上攻击肃反工作，说何东昌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没有“人性”，“没有整风诚意”；他要求校长公开谈谈自己在整风中的思想情况，对主要问题的看法和公布整风计划；他要求“新清华”改变版风，揭发三害事实，号召“新清华”编辑也参加鸣放，并挑拨说：“新清华”编者过去一定也受压不少。他还狂妄地要求党委和支部公开一切有关整风的会议，并说：“如果党委一时做不到，则可由支部先做起来，大家团结起来，帮助党委整风”。这时本来还比较隐蔽的孙念增，由于对形势的错误估计，终于彻底暴露了自己的反党面目。 + +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汪掬方已知道党内对孙念增问题的看法，就给他通风报信，孙注意到汪有些消极沉默，要她表现积极一些。当公共教研组开始对右派分子何成钧进行批判时，与何无话不谈的孙念增却非但不揭发何的反党言行，反而在大会上为何打掩护，说何成钧仅是“爱自己甚于爱党”，会后还去安慰何。支部开始批判汪掬方后，孙替汪隐瞒情况，订立攻守同盟，直到孙本人被批判以后，才交代出汪所泄露的党内情况的主要情节，以后才开始承认了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行为。他先后作了三次检讨，交代了一些问题。但是至今他的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的，数学教研组全体教师职工一致要求孙念增下定决心，痛改前非，用实际行动来清算自己的错误。 + +　　 来源：　《新清华》1958年1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5.txt b/CCRD/1/5/2/0002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6f948c49d74d29eccd938bbd17d6e56cf6796f --- /dev/null +++ b/CCRD/1/5/2/000295.txt @@ -0,0 +1,21 @@ +# 右派小丑林健荣休想扭转历史车轮 + +　　<清华大学发82　陈世齐> + +　　去年五月底六月初，右派分子韦德高(罗兰)用“维护人权”的反动文章在清华园刮起一阵妖风的时候，清华园内到处可以看到署名“发八一群”的标语，如：“伸张正义，维护宪法，保障人权。行动起来!团结起来!勇敢的青年同志们，支持罗兰，签名吧！”这“发八一群”其实是冒群众之名、搞反动活动的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林健荣。 + +## 赤膊上阵，煽动点火 + +　　整风一开始，林健荣就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首先他积极支持马琦“还政于民”的活动，始终充当马琦的军师。右派进攻时他帮助搜集例子，负责找“理论根据”，组织辩论会。反右时又指使马琦退却，以“学术研究”为帽子掩盖罪行，帮助马琦在批判大会上诡辩。罗兰的文章贴出来后，他察觉到这是“同路人”，认为罗兰有“正义感”，说出了他心里话，于是不顾一切地为他“扩大影响”，到处贴标语，要“新清华”刊登以便散发到全国各地，企图用广播来煽动，说这是什么“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俨然以“革命”的先驱自居。徐璋本企图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谬论公布后，他便登门求教。谭惕吾的反动观点发表后，他企图去信问她要材料。总之，一切有火的地方他都要去煽一煽，唯恐烧得不旺。 + +　　林健荣不但是积极的煽火者，而且是凶恶的纵火者。他在整风期间张贴大字报“略论宗派主义根源”，“入党好处何其多”，对党肆意歪曲和污蔑。五月二十六日在发八鸣放会上，公开污蔑说：“党员踩着别人的鲜血往上爬”，“党员有党性没有人性”，“入党是和个人主义很好的结合，有地位，有名誉，有靠山”，煽动群众对党不满。他综合了以“还政于民”为主的许多右派观点向哈工大等学校发出四封信，并且要求收信的同学将原文用大字报公布出来，后据哈工大同学来信说：“这些信是一束最凶狠的火把，燃及全校。……正常的考试、学习破坏了，到处是‘停考’，‘要时间鸣放’，‘反对政治课考试’……右派分子从这个火药库(信)里取得各种弹药……。” + +## 气候一变，“研究理论” + +　　党号召大家起来反击右派，一时群魔个个目瞪口呆，四处乱窜，企图找个藏身了地。林健荣马上披上一件“理论研究”的外衣来掩盖其罪恶勾当，并以同样的手法指使马琦退却。它的“理论研究”的目的和赤膊上阵一样，就是为了攻击党的领导。他的“研究”结论老早就已经有了：就是认为党应该把领导权交出来，其一切“理论”“例证”都从这个结论引伸出来。他企图说明右派的进攻是正义的，以便为一切右派罪行开脱。因此在电机系自由论坛上他提出了“党的立场、社会主义立场、人民的立场是不一致的”以及“反党不等于反社会主义”的谬论。他赤裸裸地说什么“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制度下最先进的社会力量，目光远大，比工人阶级更有发展前途。…知识分子应该掌握领导权，党应该逐步地把领导权交给知识分子，应该吸收知识分子改造党的性质。……知识分子争夺领导权是过渡时期的必然现象，章罗联盟的进攻并不奇怪……”。为了证明他的“理论”。他不惜歪曲污蔑，说“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的扩大化是因为他把争夺领导权的知识分子当成了敌人”等等，他还说：“我的理论一旦由书房走到实际中去，就会象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掌握群众，成为物质力量，去向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向毛主席、赫鲁晓夫争夺领导权。”很明显，他不仅是想为他自己和全国右派分子的罪行开脱，而且有着极阴险的目的。按照这种谬论，右派成了“左派”，而我们广大的群众倒成了“右派”，照他这样做下去，我们都得人头落地了。看来这十分荒谬的理论，早被人们打得落花流水，他却奉若至圣。作为马琦集团的一名“理论家”，折穿后一看，除造谣污蔑、东拼西凑、坚持反动而外，别无他物，原来：“也是一名小丑!” + +## 决心和人民周旋到底 + +　　直到现在，林健荣并没有缴械投降。它声称：“我宁让历史的车轮碾碎，也不放弃我的观点”，“把我抓起来，杀了我的头，我的观点决不放弃。”他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他曾在宿舍中说：“如果有可能，我要组织政党来反对共产党。”但是，他越是顽抗嚣张，他的面目也就越加暴露出来。大家认识到，他的个人主义发展到了顶峰，坚持反动立场，和社会主义格格不入，要和党周旋到底，大家一致要求和他划清界限，对他进行了严肃的处理。 + +　　 来源：1958年1月24日清华大学《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6.txt b/CCRD/1/5/2/0002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4c88979df46864472226a5f87eb1b2a9737957 --- /dev/null +++ b/CCRD/1/5/2/000296.txt @@ -0,0 +1,45 @@ +# 公共教研组揭露与批判右派分子何成钧的反党言行 + +　　<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部> + +　　去年六月下旬到9月上旬，公共教研组党总支召开了七次大会，揭发与批判了何成钧的反党言行。 + +　　何成钧是普通物理教研组的付教授、物理教研组工会部门委员会主席。他在解放前曾经参加过一些反蒋、反美的进步活动，作过当时清华教员联合会的付主席。解放以后党和政府一直把他当成进步分子看待，给了他很大的信任。1950年派他去中国科学院作计划处付处长。在此前后，又两次送他出国代表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欢节；此外又让他参加土改、三反等运动，帮他改造思想。 + +　　1954年他因对科学院领导不满，断然离去，回到清华。清华党委和行政负责人找他谈过话，关心他的进步，希望更多地发挥他的作用。但是，何成钧却抱着极端狂妄自大、自我中心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怨报德，长期对党不满，拒绝改造思想，一直发展到这次整风竟然投靠钱伟长，充当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使他对党怀恨在心 + +　　何成钧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他在资产阶级的教育下，滋长了一套根深蒂固的民主个人主义思想，十分羡慕欧美的生活方式，崇拜它们的“民主”、“自由”和“物质文明”；有着极为强烈的个人名位观念。但是在那时他只能作个普通的中学教员或大学助教，连温饱都成问题，哪里还谈得到什么个人前途。所以，他也响往解放战争的胜利，希望得到个人出头之日。可是，他从未想到要接受党的领导，改造思想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以后，他把党对他的信任与器重视为当然，甚至想摆脱党的领导，站在党和群众之上，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左右一切。当他的这种个人主义的思想碰了壁，受到党的批评时，他就怀恨在心，认为这是党“不信任他”、“闹宗派”、“官僚化。” + +## 否定教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诬蔑教学改革搞糟了 + +　　1953年他回到清华，碰上了教学改革，他对高等教育战线上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变革完全不能接受。他反对按照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需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干部，仍然留恋旧清华的教育。他向学生宣扬：“学习应该凭兴趣，不应该凭政治责任感”，“我过去每学期只抓住一、二门主课学好，其他的课平日不念，只凭会考试，到时候也能拿到80多分”。他反对按照专业培养目标合理地规定课程学时，他说规定学时就是“否认学习有客观规律性”。他完全附和了钱伟长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宣传专业课无用，要求无限制地扩大基础课的学时，他还公开宣传“普通物理教学中没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过去或现在物理的教法都是一样。”他把自然科学和教育制度混淆起来，否认从根本上改变教育制度的必要。他极力夸大教学改革的缺点，把教学改革的结果说成一团漆黑，到处散布“现在学生的实验报告不如家庭主妇写的账单”“现在学生都是大少爷、大小姐，毫无独立工作能力，好比在牛奶中放了糖摆在他们面前，他们都不会搅一搅再吃”、“现在的毕业生到科学院连电炉都不会用”。他甚至对学生说：“你们总是口试，将来要连家信都不会写了。”他的这些言论在师生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 +## 一贯反对学习苏联 + +　　何成钧还一贯反对学习苏联。他虽两次到过苏联，并且能够直接阅读真理报和苏联原文刊物，但是他却到处给人留下“苏联一片黑暗”的印象。早在科学院工作时期，他就对学习苏联抱着很大反感。他不但不承认苏联专家对中国、对中国专家的帮助，反把学习苏联同发挥中国专家的作用对立起来，认为“党只听苏联专家的话，不听中国专家的话”。他不同意我们应以学习苏联为主，同时吸收一切国家有用的经验，认为这样就是“只学苏联，不学英美”。回到清华以后，他对物理教研组的苏联专家极端轻视，时常在背后诽谤专家，后来竟然宣称：“专家来清华是最大的失败。”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何成钧抱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与狭隘民族主义的反动观点，更加深了他对苏联的错误看法。他四处奔走，设法寻找美国诬蔑苏联的材料，大肆煊染，四处散布，他把苏联形容成“恐布”，“黑暗”“科学界落后”，“哲学界教条”，“社会生活十分紊乱”。何成钧的这些反苏言论严重地动摇了教研组教师学习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 +## 长期与党敌对，恶意地诬蔑党，攻击党 + +　　何成钧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集中地表现在他对党的看法和态度上。刚一解放，党的地下组织在清华公开了，他看到周围有些人已入了党就十分不满。他曾当面质问党的负责人：“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门外?”其实他并不真心要献身革命，参加组织，相反地他从那时起就把积极参加革命争取入党的人一概视为在胜利形势下“趋炎赴势”的“投机分子”。他几乎在所有的地方都与当地的党组织抱敌对态度。他用他那腐朽的资产阶级目光看待党，无中生有地诬蔑清华党委，到处对党委同志进行人身攻击，说“清华设辅导员制度是为蒋南翔培养嫡系”、“蒋校长身为高校党委书记、市委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手遮天，中央未必知道清华如此黑暗。”他又对清华其他党委造谣中伤，说“某某人气量狄小”、“某某人象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刘世吾”、“某某人是某人一手提拔的，看来某人用人不当”。何成钧不仅对清华党委如此，就连市委和中央也不例外。整风一开始，一看到上海市大鸣大放的消息，他就对孙念增说：“北京市这次鸣放得真不象话，彭真大概有问题。”他还支持反动大字报“我们的忧虑与呼吁”，向科学院右派分子许良英等造谣说：“党中央内部意见分歧”等等。 + +　　由于何成钧长期与党敌对，因此一贯同情各种反党议论。1955年肃反初期，他同情胡风分子。这次整风中他更怀疑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性质。他还十分赞赏林希翎，说她如何“勇敢”。1957年春钱伟长在教学改革问题上明目张胆地提出反社会主义的路线后，何成钧就完全站到他的一边，到处替他宣传，支持钱的观点，直到整风中又和钱伟长一起向党狂猖进攻，并鼓动党员反党，长期腐蚀了教研组，反对领导。 + +　　整风一开始，何成钧就一反平日消沉、多病，变得精神焕发，十分活跃。他对别人说：“这次整风好了，我就不再去科学院了。”原来他并未安下好心，他的面目很快就暴露了。5月16日在党委召集教授座谈会上，何成钧喊出了：“毛主席的太阳没有照到清华园。”会下他就大肆活动，找了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党员陈纲，张泽谕，向他们灌输“蒋校长对待钱伟长无原则”、“蒋校长如何本位主义”等流言蜚语，藉以瓦解他们对党的信任，使他们背叛党的组织。5月24日，机械系四年级学生贴出关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大字报以后，他认为这次可抓住党委的小辫子了，于是几乎跑遍清华园，见人就说：“党委把我们看成皮毛”，“校长在教授座谈会上受了气，无处发泄就到学生中去骂教授。”其实早在那份大字报出来的第二天，就有人告诉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并非是蒋校长提出的，而是毛主席讲的。5月31日何东昌代表党委作了关于肃反工作的报告以后，他诬蔑“何东昌的报告没人情味”“肃反搞糟了，何东昌不敢认错。”他又当场煽动肃反中批判对象华荫曾出大字报攻击何东昌的报告。当他看到“新清华”上报导基建委员会职工鸣放情况后，认为有机可乘，就去找吴良镛等探听基建情况，并且向他们点火煽动，随后他就主使青年讲师廖理几以“广场颂”为题出了大字报攻击学校的基建计划。他又从政治课教研组右派分子口中听到政治教员中有强烈的反党情绪，于是就到处传播，用以说明党内也有宗派主义。他在那短短二、三周内真是捕风捉影、无孔不入、到处寻衅、兴风作浪、惟恐天下不乱。 + +## 煽动党员反党，攻垮物理教研组党组织 + +　　何成钧在物理教研组中的反党活动更是无比猖狂。早在1956年他就通过党内右派分子向党支部提出一整套取消党的领导，否定教学改革成绩的反党纲领，促使物理支部迷失了政治方向，堕入了机会主义的泥沼。其后他又撺掇物理教研组的党政领导核心和工会部门委员会，两次煽动该教研组群众上书控告教务处和总务处。到了这次整风，五一节刚过，他就在5月6日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委员会上建议他们“学习上海市的作法，立即召集一系列座谈会听取群众意见”。当时清华党委尚未布置如何领导群众鸣放，但是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就接受了何成钧的建议，于是他们就在完全没有上级党委领导的状况下召开了老助教座谈会，结果一下子就毫无准备地陷入了右派进攻之中。这时物理教研组内右派分子华荫曾等就乘机而起，要求开全校教研组大会，准备在会上控诉肃反运动，就这样物理教研组党支部于5月27日召开了斗争党委的“鸣放大会”。这次会完全被何成钧、华荫曾、何玉琪等把持，会上一片斗争、谩骂之声，党员在右派施加的压力下纷纷投降，跟着右派“控诉”党。何成钧更是拍桌子，打板凳，指着蒋南翔等负责同志破口大骂：“这是什么世界”，“这就是共产党的世界”，他辱骂党委书记们都“蜕化变质”了，“已丧失了共产党员的良心”了。辱骂党的积极分子是“无耻的积极分子”。这次会后何成钧看到物理教研组党支部已澈底瓦解，就心满意足地表示：“对支部已没什么意见，现在的问题在于党委了。” + +## 与钱伟长勾结一起，策划向党猖狂进攻 + +　　何成钧为了澈底搞垮清华党委，就去投靠钱伟长。5月17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刚一发表，他就到钱家去喝采。当晚还和钱一起大谈清华的宗派主义，6月2日钱伟长通过常迵把何成钧找去，何向钱汇报了5月27日他在物理教研组的一手“杰作”，又把他处心积虑搜集到的一些清华“宗派主义”的“材料”供给钱伟长。他还与钱一起把清华各单位鸣放情况排了队，为钱献策，要钱去找周总理报告清华的“黑暗”，以便由中央给清华党委加压力。6月6日钱伟长拿了何成钧提供的各种情况到章伯钧处参加六教授会议，大放厥词。当晚何成钧又到了他家，钱向何分析了整风形势，告诉何：“武汉学生已上街了”，何把“新清华”刊出5月27日物理教研组大鸣大放的报导和他亲手抄好的制七关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大字报稿样托钱当面交周总理，以作清华党委的“罪证”。6月7日清晨何成钧又跑去向钱伟长报告他从党内右派分子口中了解到的党内鸣放情况，对钱说：“党内某某干部已向某党委负责的人提意见了”。又把周寿昌等在6月4日第二次物理教研组鸣放会上的错误发言报告了钱，钱当即问何：“今晚我可能见到周总理，我们应向他提出怎样的办法?”。6月8日早晨何成钧在广播中听到人民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反击右派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就立刻跑去向钱报信，与他商议对策。可以说在资产阶级右派所掀起的反共高潮达到了顶峰的几天里，何成钧与钱伟长已完全连起一气，相互呼应，共同策划，向党进攻了。 + +## 反右派斗争开始后还继续抗拒运动 + +　　反右派斗争一开始，何成钧就抱着极端仇视和抗拒的态度。他背地里对校外右派分子诬蔑说：“党中央背信弃义”，中央这次是“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芦郁文就是一个小丑，这封匿名信是他自己搞的，从而抬高自己身价”。他还说：“这次上了毛主席的当。”他又在物理教研组党支部讨论反右派斗争的会上大发谬论，散布什么“人民日报社论杀气腾腾”，“今后，人们再不敢说真心话了”。“人民日报还在三大主义中打圈子，看人民日报要独立思考”等等谰言。直到党组织召开大会对他开展批判以后，他还曾企图蒙混过关，自欺欺人地说什么“我一贯热爱党中央，热爱毛主席”，“我的问题就在于不能接受年青党员的领导”。 + +　　何成钧必须深刻地检查自己的错误，重新作人。 + +　　 来源：1958年1月30日《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7.txt b/CCRD/1/5/2/0002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79a57ca1ed8992277f41538b18c54e3065eb3e --- /dev/null +++ b/CCRD/1/5/2/000297.txt @@ -0,0 +1,29 @@ +# 略谈简单和复杂 + +　　<若水> + +　　徐懋庸在“简单与复杂”（见人民日报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５日八版）这篇杂文里，向读者介绍了两条思想方法：“第一条，碰到简单的事情，把它看得复杂些；第二条，碰到复杂的问题，把它弄得简单些。” + +　　他还举了这样的例子：有一位“文化水平很低”的老干部同他谈诗，从“诗是什么”问起，一连提出了好多问题，结果是越谈越复杂，“发现了很多问题”。还有：马克思研究商品，“考察来，考察去，研究出许多道理，复杂得使我们……头昏眼花”。这都是“化简单为复杂”。至于“化复杂为简单”呢，也有例子的，比如开会做总结。 + +　　徐懋庸在给他的小集团里的喽啰的信里，也这样“教导”说：他写杂文的秘诀之一，就是“化简为复，化复为简”。 + +　　因此，这个问题值得考察一下。 + +　　的确，有许多看来很简单的事物，经过深入的研究，就变得复杂起来了。那末，是不是可以像徐懋庸那样把“化简单为复杂”作为一条思想方法呢？这是要加以分析的。问题在于：徐懋庸没有把事物和对于这一事物的认识过程明确地区别开来。就拿诗和商品作例吧。从某一方面看来，这两件事物固然是越研究越复杂，可是这并不是人们的研究使得它们变复杂起来的，它们原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物。人们在开始对它们的认识是很简单的，可是它们本身并不那样简单。什么是诗？什么是商品？如果说：“诗就是分行的文字”，“商品就是可以买卖的东西”，这只是极贫乏极肤浅的概念，它们并没有抓住诗和商品的本质。在往后的研究中，人们逐渐找出了诗和商品的各种特性，诗和商品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于是他们对于诗和商品的概念才逐步全面起来，丰富起来，深刻起来，才认识诗和商品各有其本质，诗的本质决定诗采取分行的形式，商品的本质决定它的买卖关系。客观事物本身都是具体的，具有许多方面和许多联系。马克思说，“具体之所以为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总结，因而是复杂物的统一。”人们对于客观的具体对象的概念，起初总是比较简单的，以后这个概念才逐步丰富起来，并反映了对象的本质。用辩证法的术语来说，这就是由抽象概念上升到具体概念的过程。从形式方面看，这也就是“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马克思强调指出，这并不就是具体事物本身的产生过程，而黑格尔的荒谬就在把这两个过程等同起来。（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 +　　在人的认识里，也经常进行着“化复杂为简单”的过程。一般的说，人的认识比起它所反映的对象来，总是简单得多，因为人的认识不可能穷竭客观对象的全部内容。从丰富的感觉材料到形成初步的概念，从形式上看，也是一个“化复杂为简单”的过程。但是如果以为认识的目的只在化复杂为简单，那就大错特错了。马赫就是抓住这一点而提出所谓“思惟经济原理”。其实我们的目的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而不是图省事，不是为了简化思惟。 + +　　从形式上说，科学的概括固然表现为化复杂为简单，但如果离开实事求是的原则，孤立地提出“化复杂为简单”，那结果就不会是科学的概括而是普通所说的看问题的“简单化”了。科学的概括是从全面的分析得出的，而非科学的简单化是用片面代替全体，抛开事物的本质和相互联系，仅仅从表面上观察问题。 + +　　粗略地说，人的认识从感觉到概念，是从复杂到简单，从抽象概念到具体概念，又是从简单到复杂。但是总的说来，人类的认识是不断地由不知到知，由片面的知到更多方面的知，因此总的过程还是由简单到复杂，而由复杂到简单不过是这个总的过程的局部表现。不论从简单到复杂也罢，从复杂到简单也罢，都应该是一个反映客观的过程。单单提出一条“化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原则来，不结合认识的过程而予以具体的说明，这本身就是一种简单化的提法。 + +　　徐懋庸自己似乎也模糊地感到这种提法有受批评的危险，所以他加了一条“但书”说：并不是一切“化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办法都是对头的。不过怎样才对头，他又并没有说出具体的标准来，只是引用了黑格尔所批评过的例子，告诉读者要提防陷入“抽象的思惟”。 + +　　不过徐懋庸看来是不知道，这个黑格尔本人正是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复杂的客观事物被他弄得简单非常，不值一顾；而简单的抽象概念却被他搞得神秘莫测，复杂万分。所以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里批评他说：“在这里，最简单的东西被描绘成最复杂的东西，而最复杂的东西又被描绘成最简单的东西。”显然，黑格尔是很善于“化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只是黑格尔是在唯心论的基础上颠倒地运用这个方法的，而徐懋庸恰恰抹煞了这一点。 + +　　唯物主义，正如恩格斯所说，是对世界的本来面貌作如实的了解，不作任何附加。尽管在认识里有由简单到复杂和由复杂到简单的过程，但那结果总是要求符合客观的。本来是简单的事物，还它一个简单；本来是复杂的事物，还它一个复杂。唯心主义，一方面是给客观世界加上了一些它本来没有的东西，如什么神呀，理性呀，宇宙精神呀，等等，这一方面是把世界复杂化了；另一方面他们又否认物质实体，否认客观规律，等等，这一方面他们又把世界简单化了。 + +　　徐懋庸也正是这样。他的这篇杂文始终没有从如实地反映客观来说明“简单和复杂”的问题，这是符合于他自己的真实思想的。对于他来说，“化简单为复杂”和“化复杂为简单”不过是一条可以任意玩弄的手法。徐懋庸过去由于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受到党的处分，这本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到了徐懋庸的思想里，却复杂化起来，变成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写了许多篇杂文来发泄他的不满，用许多恶毒的词句来攻击党。（就连在“简单与复杂”这篇文章中援引黑格尔时，他也是暗有所指的。）另一方面，明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杂问题，徐懋庸为了掩饰的原故，又简单化为只是对某人某事不满。关于小品文的问题也是这样。小品文引起不满，有的责任是在于某些官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他们对于正确的讽刺也不喜欢，有的责任是在于某些小品文作者本身，他们没有站在正确的立场上来写作。可是这个问题在徐懋庸笔下，第一步是简单化，变成了仅仅是外力束缚和打击的问题，第二步是再加以复杂化，添枝生叶，添油加酱，于是小品文就面临着“消亡的危机”了。总之，“化复杂为简单”也罢，“化简单为复杂”也罢，那目的，根本不是更好地反映现实，而是决定于自己主观上的需要！这就是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的徐懋庸的真正面目。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8.txt b/CCRD/1/5/2/0002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458fdb4380079fc2920255dc4d517ab6708e22 --- /dev/null +++ b/CCRD/1/5/2/000298.txt @@ -0,0 +1,19 @@ +# 是右派分子许京强扼杀了建筑系系会 + +　　<清华大学建9、张家璋> + +　　去年五六月间，右派分子许京强制造了一个建筑系系会集体辞职事件，向党猖狂地进攻。 + +　　5月29日许京强以建筑系系会主席的身份召开一系会核心会，提出三方面“意见”：①系会产生不民主，是由团总支内定；②总支包办学生会工作，要求系会工作独立；③要求扩大系会工作范围和职权，要求做思想工作和有关学习的工作。当晚召开全体干部会。会上有人提出“辞职”，许京强马上给以支持，决定先签名，后贴大字报辞职。会后由许等起草贴“辞职声明”。在该“声明”中，许京强极尽诬蔑团组织之能事，说系会是“徒具虚名而成为团总支的生活福利机构”，说团组织对学生会的领导是“包办代替”，若有其事地说系会的产生是不民主的，是“来路不明，问心有愧”，因此振振有词地提出要求“辞职”。 + +　　这一事件很快为其他右派分子利用起来，成为向党进攻的武器。庶民社转载了辞职声明，并要求其他系学生会辞职，同时也影响到北大，甚至影响到成都和哈尔滨等城市的高等学校。 + +　　许京强在他制造的系会“辞职”的事得逞以后，更狂妄企图要挟学生会全体辞职。为了达到这一卑鄙目的，他使用了两面派手法，未经建筑系其他三个学生会委员同意，就盗用集体名义，对学生会主席谭浩强施加压力，说什么“全系四个执委经过充分讨论，一致同意要求学生会辞职”，并提出紧急动议，要求立即召开学生会执委会，讨论全体学生会执委“辞职”问题。他这一瓦解党所领导的学生自己的革命组织的恶毒企图，在当时学生会主席的坚决反对下并未得逞。 + +　　许京强要挟学生会辞职是考虑的很周到的，是有目的有企图的。他说学生会执委“辞职”，第一可以发动群众；第二这会给党委施加很大压力；第三虽然可能为帝国主义利用，但影响也不大。又说什么“清华是高校的头，学生会辞职对全国影响很大，我们可以起带头作用”。 + +　　许京强还极力为其他右派分子呐喊助威。当冯国将在班上污蔑肃反成绩，说积极分子是“跟着喊的”，“是为了个人目的”时，许京强立即站起来说：“我就是跟着喊的，我头脑简单，党利用我们的信任，一声号召就冲出去了……。”并且向班内肃反被批判对象之一“道歉”。许京强不惜歪曲事实来为右派分子作证，使冯国将更加嚣张起来。在全校轰动一时所谓“黑名单”的问题上，许京强也用做过团支书的身分进行攻击，在班上说思想工作的分类方法是“造成对人固定的看法，老往坏处想，夸大别人的缺点。对这些同学分配工作和参加游园，都成了问题。在这工作中应当说明一些，不要不可告人”。许京强把自己打扮成知道“内情”，真正道出党内“黑暗”的角色，在当时大大迷惑了群众，也充分地暴露出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坚决和阴险 + +　　许京强过去曾提出申请入党以一种积极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他的资产阶级投机、向上爬的思想严重，并且不愿改造，不能入党就对党不满，逐渐发展成仇视党。因此在整风的时候，他就猖狂向党攻击，想搞垮党，达到他个人目的，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结果。 + +　　 来源：1958年1月25日《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299.txt b/CCRD/1/5/2/0002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8011c0eba13a55f50196d6804dce0370aea0edf --- /dev/null +++ b/CCRD/1/5/2/000299.txt @@ -0,0 +1,19 @@ +# 《文艺报》关于再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作品的编者按语 + +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时”，是在1941年发表在延安的文艺刊物“谷雨”上的，次年改题为“在医院中”，在重庆的“文艺阵地”上重新发表。 + +　　王实味、丁玲、萧军的文章，当时曾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当做反共宣传的材料，在白区大量印发。萧军、罗烽等人，当时和丁玲、陈企霞勾结在一起，从事反党活动。丁玲、陈企霞等人在此后的若干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活动，成为屡教不改的反党分子。 + +　　丁玲、陈企霞、罗烽、艾青是党员。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她当了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陈企霞是她的助手。罗局限有志于此影响力；‘烽、艾青在敌人监狱里也有过自首行为。 + +　　这些文章是反党反人民的。1942年，抗日战争处於艰苦的时期，国民党又起劲地反共反人民。丁玲、王实味等人的文章。帮助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 + +　　上述文章在延安发表以后，立即引起普遍的义愤。延安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针对这些反党言论展开了严正的批判。15年前的那一场斗争，当时在延安的人，想必是记忆犹新的。去年下半年，文艺界展开了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斗争和批判。许多同志在文章和发言里，重新提起了他们15年前发表出来的这一批毒草。 + +　　1957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外国知道丁玲、艾青名字的人也许想要了解这件事的究竟。因此我们重新全部发表了这一批文章。 + +　　谢谢丁玲、王实味等人的劳作，毒草成了肥料，他们成了我国广大人民的教员。他们确能教育人民懂得我们的敌人是如何工作的。鼻子塞了的开通起来，天真烂缦、世事不知的青年人或老年人迅速知道了许多世事。 + +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这些文章对於我们有些什么教育作用，毒草何以变成肥料，我们发表了林默涵、王子野、张光年、马铁丁、严文井、冯至同志的六篇批判文章，而把每一个批判对象的原文附在批判文章的后面，当然，这个再批判还是不够的。我们希望文艺界利用这个材料，在各地的文艺刊物上发表深刻的批评文章，给读者以更多的帮助。 + +　　 来源： 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选自《再批判》，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0.txt b/CCRD/1/5/2/0003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1171722f9e263981933044de7783d707dd6d02 --- /dev/null +++ b/CCRD/1/5/2/000300.txt @@ -0,0 +1,25 @@ +# 驳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 +　　<冯至> + +　　艾青的这篇短文和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在同一时期发表在1942年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它们对於当时陕甘宁边区的人民群众，对於党和革命政权展开了猛烈的攻击。艾青的这篇文章，从它的标题上看来，就给人一个印象，好像作家在延安是不被“了解”、不被“尊重”的。我们人人都知道，五四以来的新文艺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每个进步作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得到过党的关怀和帮助，鲁迅先生的发展和成就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丁玲、艾青等人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延安举行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引导文艺工作者走上为人民服务的正确道路，中国的新文艺因而迈入一个灿烂的新的阶段，这更可以说明党和毛主席对於文艺和作家是多么关心和爱护。艾青在这里的“呼吁”是颠倒是非、不符事实的。但是它现在却有了另外的一个意义，它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艾青这个作家。 + +　　去年夏天和秋天，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召开了一系列的扩大会议，会上大量揭发了艾青的反党言行和生活腐化堕落的情形。不了解艾青的人感到惊讶，发出疑问，一个灵魂这样肮脏、生活这样腐朽的人怎么能够写出优秀的感人的诗篇呢?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艾青写过一些好诗，也感动过不少读者。但是艾青由於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而又拒绝思想改造，满足於过去的一些成就，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不但没有克服，反倒更为滋长，傲视一切，以具有“国际地位”的诗人自居，以致堕落腐化，不能为社会主义歌唱。许多同志在会议上的发言都曾经提出这一点。艾青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到怎样地步，他的这篇短文可以说明一些问题。 + +　　文章一开头就说，“作家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阶级的感觉器官”，但是艾青是什么阶级的“感觉器官”呢?从这篇文章看，彻头彻尾是资产阶级的。 + +　　艾青又说，作家“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在他创作的时候，就只求忠实於他的情感”，艾青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世界观，他的情感是什么样的情感呢?从这篇文章看，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和情感。 + +　　艾青在这里拾取了欧洲资产阶级批评家的牙慧，过分地夸张作家的作用。说伐莱里“水仙辞”的出版是一件比欧战更重大的事件，又说一个英国人认为‘宁可失去一个印度，却不愿意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伐莱里，这个法国资产阶级没落期的诗人，象征派的末流，在“我”是谁、世界是什么、我和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等等空洞问题上绕圈子的怀疑者，把现实“升华”为所谓纯洁的意念的魔术师，法国国防部的职员，哈瓦斯通讯社的秘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留在巴黎与德国法西斯和平相处的顺民——他的“水仙辞”怎么会成为一件比欧战更为重大的事件呢?这简直是昏迷的胡说八道。至於印度和莎士比亚的比较，若是英国的劳动人民站在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是应该拥护印度独立，同时也把莎士比亚看作是自己民族最伟大的诗人而引以自豪的。但是艾青和说那句话的英国人并不是这样，他们是首先肯定印度作为殖民地对於大英带国的重要，以便说出莎士比亚的更为重要，从“宁可……却不愿……”这种口气可以看出艾青和这个英国人是共同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 + +　　艾青的这种蹩脚的引证虽然不伦不类，但其目的是要说明作家是“伟大”的，应该高人一等，应该被人“了解”，被人“尊重”，不管是什么样的作家，言外之意好像是他既不被人“了解”，也不被人“尊重”，使他感到很大的委屈。艾青是1941年到延安的，陕甘宁边区政府和人民对他表示欢迎，被选为边区参议员。当时国民党军队封锁边区，物资供应困难，政府还是批准艾青主编的“诗刊”出版。这怎么能说对他不“尊重”呢?可是在艾青的眼里，这些“尊重”是不够的，他要求更多的“尊重”，要求把作家当做超人供奉起来。说作家是民族和阶级的“感觉器官”、“思想神经”、“智慧的瞳孔”，诚然，这都是人的身体上最可宝贵、甚至不能缺少的东西，人民对於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因为这些作家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推动革命斗争和人类的进步，我们给他以“灵魂工程师”的称号，并且加以保护和尊重。至於不能为人民服务、只贪图个人利益、对革命发生腐蚀作用的作家，我们的社会并不需要，也就更谈不到对他“尊重”了。 + +　　艾青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丁玲的“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这些醉心於揭露共产党和延安的民主政治的“黑暗面”的作品发表以后，延安的读者们对这些作品表示极大不满的时候，艾青就赶快出来辩护，说是别人看了这些作品不高兴，“我的心就非常高兴”。可见他和延安的革命群众完全不是一条心。他不赞成作家歌颂延安，歌颂党和人民的伟大功绩。他认为歌唱延安的光明面就是“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他说，“鼻子被梅毒菌吃空了而要人赞美是不行的。”这里所谓的“癣疥”、“脓包”和“梅毒菌”到底指的是什么?这样狠毒的咒骂不能说明旁的，只说明艾青对革命圣地的延安仇视到怎样地步，他是怎样地完全现出自己的原形，站在革命的敌人方面去了。 + +　　艾青极力为反党反人民的作品辩护，说是作家“只知道根据自己的世界观去看事物，去描写事物，去批判事物”。作家“只求忠实於他的情感”。这话表面看来是振振有词的；谁希望作家发出言不由衷的歌颂呢?可是我们要问：一个自命为革命作家的人为甚么偏偏要顽固地保持他的反党反人民的世界观，为甚么只求忠实於他的反党反人民的情感呢? + +　　但是艾青等人却要坚持他们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拒绝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反而埋怨在延安没有“写作自由”，埋怨延安不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这些资产阶级的滥调，听起来是使人发呕的。艾青口口声声说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但是他却要求为诽谤革命而“自由写作”的特权，要求保障资产阶级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的特权，要求被当做超人来“了解”和“尊重”的特权，要求对他们的反党作品的评价不能“稍有损抑”的特权。如此等等的特权，延安是不能给予，也不应当给予的。他们的这些特权不能得到满足，他们就泼妇骂街式地咒骂起来。艾青说，他所以拥护延安的民主政治，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他不但把资产阶级民主和新民主主义混同起来，而且言外之意，他到延安来是吃亏上当了，早知如此他就不会来“拥护”这个政权了。从这里我们听出一种对党、对人民的威胁、讹诈的口吻。 + +　　“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艾青是善於向古人学习了。但李白在“上韩荆州书”里又说：“一登龙门，则声价十倍”；艾青热中的到底是什么，也就可想而知了。据说，延安整风以后，艾青听从了朱总司令告诉他的“韩荆州就是劳动人民”那句话，曾一度下乡向劳动人民学习，因此写过几篇较好的诗。但是很不幸，艾青没有巩固自己的进步，反而走了回头路，并且越走越远，一直堕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泥坑；致使这篇写於十五年前、本来不必再提的文章对於“了解”今天的艾青又有了现实的意义。 + +　　（来源：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摘自《再批判》，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1.txt b/CCRD/1/5/2/0003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4af0883c3a441c9c4f4bae3c7e84306ec06d43 --- /dev/null +++ b/CCRD/1/5/2/000301.txt @@ -0,0 +1,81 @@ +# 斥“论同志之‘爱’与‘耐’” + +　　<马铁丁> + +## 一 是什么样的“同志爱”？ + +　　1942年4月间，萧军写了一篇题为“论同志之‘爱’与‘耐’”的文章。这篇文章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还有罗烽、艾青等人的反动文章，都先后发表在当时丁玲、陈企霞编辑的“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这批文章一出笼，立即受到国民党特务机关的连声喝采。特务机关对於王实味、丁玲的文章，当然是如获至宝；他们对萧军的这篇杰作，也着实嘉奖了一番。在特务机关印发的小册子里，极力称赞萧军的文章大胆喊出了“反抗的呼声”！——当然不是反抗国民党，而是反抗共产党，不是反抗旧社会，而是反抗新社会。谁说敌人的鼻子不尖呢?当时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重重封锁下，和日本侵略军隔河对峙。延安的处境是非常艰苦的。王实味、丁玲、萧军这批人的反共宣传和他们的反党活动，实际上替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起着内应的作用。 + +　　看看萧军写了些甚么吧! + +　　萧军在这篇文章里大谈其“同志爱”；他说：“年来，和一些革命的同志接触得更多了一些，我却感到这同志之爱的酒也越来越稀薄了！”他说，这叫他感到“悲怆”。 + +　　我们知道，萧军在延安，是有他自己的一批“同志”的。那时他和丁玲、陈企霞、罗烽这一伙人打得火热，和丁玲尤其亲密得很。他们背着大家搞了许多不可告人的勾当，他们相互配合放出反革命的毒箭，他们之间的“爱”是并不稀薄的。至於我们当时在延安的绝大部分革命同志，我们一同学习，一同生产，一同和王实味、丁玲、萧军之类的反党分子作斗争，艰苦奋斗锻炼了我们的友谊，我们的同志爱不是“越来越稀薄”，而是越来越浓厚了。就是离开多年之后，谁不想念当时在一起上山开荒的战友呢?萧军把我们革命队伍的这种团结友爱看成了眼中钉，他写这篇文章，无非是要在我们真正的同志爱中间打进一个楔子，挑起这一部分人反对那一部分人，挑起下级反对上级，这是读者们一眼可以看得出来的。 + +　　极端的利己主义者，对革命怀有敌意的人，在伟大的革命集体里，总感到格格不入，如芒在背，他觉得他们的“同志”越来越少，“同志之爱的酒越来越稀薄”，是理所当然的。他不爱我们的革命集体，不爱我们革命的延安，不爱我们延安的革命同志，也是理所当然的。萧军爱的是另外一些人。除了丁玲、陈企霞这些反党同伙之外，他还爱那些和他们一样“不满意环境，不满意人，不满意工作……甚至对革命也感到倦怠了”的一小撮青年人。他把这些人亲密地称为“同志们”。对这些人，只是对这些人，他说：“我是寄以真诚的同情和尊重的。”他还爱这样的人：这些人是在敌人面前“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对於这些自首叛变分子，萧军说，他“似乎更尊敬些”!萧军那时就和他的这些“同志们”搞在一起，在延安兴风作浪，而且动不动还要拼刀子。他的这些反党行为和流氓行为，在革命的延安不能不受到反对，不能不对他进行批评和斗争。党和同志们对萧军的批评和教育，尽管今天看来是十分不够的，但在萧军看来，这就是“同志的子弹打进同志的胸膛”，他对党、对革命集体的仇视就更加厉害了。他诅咒延安是“地狱”，是“九妖十八洞”，在延安的革命队伍内“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撒旦’(即魔鬼)正存在着很多”(请听，这和国民党特务的口吻有甚么两样?)；因此，他号召他的“同志”怀抱着“入地狱的精神”，“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来战斗，为后来者开路。”(请听，他的口气多大!他还有一批“后来者”呢!)无怪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热情地欢迎萧军对共产党的“反抗的呼声”，他到底从特务机关那里找到了他的“同志爱”! + +　　萧军爱的是甚么?恨的是甚么?他的“同志之爱”意味着甚么?岂不是清清楚楚吗?萧军在这篇文章里，还装腔做势地提倡甚么“真正的爱”；他怕人家误会他的意思，还马上补一句说：“且不管你爱的是甚么。”但我们却是不能“不管”的。我们正是要从你们爱的是甚么，恨的是甚么，来判断你是同志呢，还是敌人。 + +## 二 是甚么样的纪律? + +　　萧军在文章的开头，引用了他所写的“八月的乡村”中的一段：“一个革命队员——唐老疙疸——因为自己的情妇被日本兵污辱了，他在树林里遇到她，要带她一同走。她被伤害得很厉害，又不能走。日本兵马上就要追来，同志们为了避免整个队伍的损害，劝他走，他的情人——李七嫂——也劝他走，可是他却耍起脾气来，把枪也扔在地上，不干‘革命’了，要与他的情人共存亡，若不，就让他的队长枪毙他，连他的情人一道。这个队长外号铁鹰，红胡子出身，是以杀人不眨眼著名的。这时候为了敌人马上就到，为了革命的纪律，他虽然踌躇了一番，可是终於提起了手枪……。直到后来，我才决定让日本兵的流弹打死了他，而不是自己的同志。”“因为我不愿看，也不愿让读者看，同志的子弹打进同志的胸膛；但也不愿革命的纪律因此而堕落了。” + +　　首先，我们要检查一下萧军所说的“革命的纪律”究竟是甚么样的纪律?在各种不同的社会有各种不同的纪律，在各种不同的阶级也有各种不同的纪律。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对奴隶是靠鞭子来维持纪律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是靠饥饿来维持纪律的。社会主义社会，革命的集体里又靠甚么来维持纪律呢?靠工人阶级，靠劳动人民的革命自觉性。因为革命的纪律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是一致的。 + +　　可是，萧军笔下的革命的纪律，不是维持在革命队伍成员的自觉性上，不是维持在革命者“对革命的忠诚，他的坚毅性，自我牺牲和英勇气概”(列宁语)上，而是比奴隶主把纪律维护在鞭子上更坏，据他说是维护在手枪上，维护在手枪的子弹上的。萧军所写的革命队伍，是对革命队伍的歪曲和诽谤，萧军所写的革命纪律也是对革命纪律的歪曲和诽谤。 + +　　其次，那个所谓革命队员——唐老疙瘩，当革命危急的关头，当他的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不是坚决地以自己对革命的忠诚，放弃个人利益，相反，他顽强地坚持个人利益。萧军对这个“革命”队员寄予无限同情，并满腔热忱地加以歌颂。同时，又把革命纪律写得如此残酷，唐老疙瘩的爱情，萧明的爱情，一一被它“夺去”…… + +　　那个唐老疙瘩何尝是个甚么“革命的队员”，它无非是萧军的顽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真情流露! + +## 三 所谓“耐” + +　　萧军所写的“耐”，那是有两层用意的：一层是反党、向党进行斗争，要顽强、要“耐”，不能“有一分退败的想头”，要像唐僧取经那样，经得起“九妖十八洞”的“捣乱”，要像圣安东那样，经得起各种“撒旦”的“试炼”。 + +　　所谓“九妖十八洞”，那是大家所熟悉的，这里不去讲它；现在来谈一下圣安东怎样和各种“撒旦”战斗的吧：圣安东，埃及人，生於公元251年左右，死於356年左右，活了105岁的样子，是“修道业”的创始者。福楼拜尔所写的“圣安东的诱惑”一书，宣扬了他的“宗教的情操”，宣扬了他战胜各色各样的诱惑。 + +　　这些诱惑最初是无尽的山珍海味，其后是无量的金银珠宝，他终於克服了自己思想中的嫉妒、吝啬、物欲、忿怒、饕餮、慵惰、骄傲……最后使自己能够出现在基督的面前。 + +　　在这里，萧军把自己以及一切反党分子比为“圣安东”，而党和革命者们是“撒旦”，是用山珍海味、金银和美色去“诱惑”他们的，真是白日见鬼!党总是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原则去教育每一个成员的，它甚么时候，甚么地方曾经以私欲去引诱别人离开革命道路的? + +　　萧军的自比为圣安东，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来理解，那就完全说得通了。那就是萧军等反党分子顽强地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迷恋於山珍、海味、金银和美色死死不放。党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公无私、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精神去教育他们，他们不但当作耳边风，而且把党当作“侵犯”他们个人利益的仇人。 + +　　他们的所谓“宗教的情操”不是别的，而是准备带到棺材里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 + +　　萧军“耐”的又一层用意是：先在党的领导者脸上抹上白点，把他丑化，然后迫着党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缴械投降。 + +## 真是好策略！也是一场好梦! + +　　萧军说：“……从自己的瞳孔里引伸出两条线来，交会在自己鼻子前面，就在那交会点上永久蹿着‘地位’和‘权威’……‘地位’和‘权威’全不是坏东西，人也应该获得它，但那要由正路，不要像个没品行的赛跑员，穿着钉子鞋，从你底后来者或者同伴们的鼻子上踏过去呀!……” + +　　唯利是图的人总是用他们污秽的眼光来看待革命队伍的一切事物的。在萧军看来，原来我们的领导同志是迷恋权位的人，而他们的“地位”和“权威”，是以牺牲别人为条件的。 + +　　反党分子永远无法理解：我们党的领导同志的“地位”和“权威”，决不是甚么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得来的。而是他们替人民做了工作，人民用自己的意志长期选择的结果。 + +　　党的各级干部不过是社会的公仆，阶级的战士，人民把他们放在领导工作岗位上，正像企业主“通常总是能够为了自己的目的把适当的人安置到适当的位置上去”一样(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 +　　反党分子站在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把党的领导干部理解为旧社会骑在人民头上的“官”。而恰恰是这些反党分子们的官瘾特别大，“朝以思之，昧以求之”。当他们求之不得因而“在野”的时候，总是满腹牢骚，愤愤不平，好像人民“负”了他们的“债”似的。 + +　　反党分子原以为党的领导同志一经他们谩骂和丑化，就会低头服输，向他们妥协的。错了，完全错了。要么，他们放弃自己的反党反人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立场；要么，他们自绝於党、自绝於人民。党和人民对萧军之类的坏分子“耐”得够了。党不是没有耐心地教育他，可是他一概当成耳边风，并且越变越坏，越变越凶了。萧军后来在东北变本加厉地反苏反共反人民，就是他不堪教诲的铁证。 + +　　萧军要党在这个问题上“耐”，那是永远不能兑现的极端荒谬的梦！ + +## 四 “浪子回家” + +　　萧军说：“在血和铁底试炼中，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而后仍然回到革命队伍来战斗，不管别人对这样人如何看法，我是尊敬他们，比对那些从来就没见过血和铁，在保险箱里逞英雄的英雄们，似乎更尊敬些——他们终究是被试炼过了。” + +　　又说：“‘浪子回家’不是很可贵的么，何况他们也还并不是浪子。” + +　　我们要问：“偶尔软弱了，做下了一点使革命的尊严受到损失的人”是甚么人? + +　　把这吞吞吐吐、伊索寓言式的笔法说得直截了当一点，就是：变节自首，叛卖革命的人。就是萧军的同伙丁玲、罗烽、艾青之类的人。 + +　　对於这些人，党并不是不允许他们“浪子回家”；但“回家”来搞反党的勾当，那是万万不能容许的。 + +　　一切反党分子有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对叛徒倾洒同情之泪，而且有时候还热情地加以鼓吹和歌颂。 + +　　徐懋庸认为法斯特虽是叛变了还是值得尊重的，丁玲把在日本帝国主义者前面屈服的贞贞，尽情美化，脏污的灵魂上硬要插上美丽的鲜花。冯雪峰对这个贞贞，其实也包括丁玲在内尽情地加以吹嘘，说是“从她(笔者按：指贞贞)身内又不断地在生长出新的东西来，那可更非庸庸俗俗和温温暾暾的人们所再能挨近去的新的力量和新的生命……”(“丁玲文集”后记)而萧军则认为叛徒是更值得“尊敬”的。 + +　　奇怪吗?反党分子们对叛徒是那么感到兴趣。其实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因为反党分子自己就是党的叛徒。他们对叛徒的同情和吹嘘，是不识羞耻的丑表功!是替脑袋上生着反骨的人叛变革命，大开方便之门，从萧军的文章看，他究竟是谁家的浪子?又回到了谁“家”?答案是不说自明的。 + +　　（来源：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摘自《再批判》，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2.txt b/CCRD/1/5/2/0003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0d2df2e3982b432350bc9f2a59042be522b32b --- /dev/null +++ b/CCRD/1/5/2/000302.txt @@ -0,0 +1,129 @@ +# 罗翼群：闯入农村煽动闹事 放火不成烧了自己 + +## 一 罗翼群是个怎样的人？ + +## （一）孙中山先生的叛徒 + +　　罗翼群在历史上是一贯反共、反人民。他自诩为孙中山先生“信徒”，到处招摇撞骗进行政治讹诈。其实，当陈炯明图谋不轨时，孙中山先生决心整顿革命队伍解除陈的军政职权，而罗翼群当时被陈依为心腹，称罗为“文胆”因此关系，为陈保驾，通过胡汉民劝孙先生收回成命。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先生生命遭受极大危险而罗翼群身为广东宪兵司令，却见危不救，自己“走匿友家”。由此可见，罗无耻地自封为孙中山先生“信徒”，实际上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叛徒。 + +## （二）反共、反人民的老手 + +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罗一直投靠国民党反动头子胡汉民，后来又与西山会议派古应芬等合流，成为国民党右派的骨干，反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六政策”。因此，1931年获得了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委员及伪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委员两个职位。1936年，胡汉民死后，罗又投靠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建议撤销“西南两机关”，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于是又由国民党候补中委而为正式中委。1938年被委为伪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南路行署主任，干了不少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勾当。1949年4月，解放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渡江南下，罗深感走投无路，在广州扮演一幕“哭庙”丑剧：向孙中山先生遗像，假惺惺地痛哭流涕说：“国父哪！你把罗翼群带去吧！你的不孝子孙，把国家弄得这样糟”。于是以伪粤穗国代联谊会名义，签了一个通电“正告国人”，说：“……今中共……妄图推翻政府，赤化中国，以1达成其出卖国家民族之一贯阴谋，同人等恭为人民代表……誓死拥护政府敉平内乱，……并促请李代总统莅粤主持戡乱建国大计……。”罗翼群在另一场合还公开地说：“共产党之所以得天下，不是共产党的英明，而是蒋介石的无能。”罗对反动政权的灭亡，深感切肤之痛，而对共产党，对人民政权却是刻骨仇恨。 + +## （三）迫于形势通电起义 + +　　罗翼群看到国民党反动政权已无可挽救，不得不逃亡香港。1949年9月，解放军以破竹之势到达湘赣边境时，一些留港而有进步要求的旧军政人员通电起义，但罗翼群迫于形势，摇身一变，形式上参加了黄绍竑等40多人的通电起义。但思想上却没有真正的起义。所以在全国大陆解放后，罗反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敢返回祖国，留连香港，犹疑观望。并且把解放战争看成是“阋墙”之争，很感慨地写了一首哀悼蒋政权灭亡的诗，说：“闲持一卷消长日，读到兴亡泪万千。” + +　　罗滞留香港是有企图的，他一面与蒋介石集团中的反动头子何键，梁寒操等继续往还，另一方面，他打听回国后安排什么职位，有无洋房、汽车等。直到1950年冬，在本党中央一再催促下，才勉强返回广州。 + +## （四）身在大陆，心在台湾 + +　　罗翼群1950年冬，赴京参加本党二中全会时，为了炫耀他过去的身分，故意将他出席伪“国大”的出席证摆在北京饭店的桌子上。和人谈起蒋介石时，就口口声声叫蒋介石为“蒋先生”、“蒋总裁”或“蒋委员长”。罗对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看成是偶然唾手而得，罗说“我就是这么说，是共产党冷手执个热煎堆。”罗看民革与原国民党没有本质区别，主张民革的历史应由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算起。别人与他争辩时，就声势汹汹地说：“我不管什么民革不民革，你们把我熬骨化灰，我也是国民党的人！”因此，罗翼群认为民革发展组织，应该是原国民党归队。一直到1956年出席全国政协发言时，还公开称蒋介石为“蒋先生”，称陈诚为“辞修先生”。这说明了罗在思想上敌我不分，身在大陆，心在台湾。 + +## （五）怀恋旧社会，憎恨新事物 + +　　由于罗翼群原来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于是对旧社会留恋，对新事物憎恨。当他被派任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时，他竟向人说：“我是靠旧社会的地位吃饭的，如果不是在旧社会做过大官，有代表性，共产党是不会给我饭吃的。”又说“我是吃孙中山先生的饭，并不是吃共产党的饭。”当他在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检讨时，还夸耀自己在旧时代已爬上“文职特任、武职上将的资格。” + +　　罗非常仇恨阶级斗争学说，强调阶级斗争不适合中国国情，违反了中国固有的“忠恕之道”，诋毁马列主义，企图混淆视听，制造思想混乱。中山大学何思贤教授写了一篇有关孙中山先生学说的文章，罗翼群认为有错误。在1955年5月召开民革广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要求作出一项斥责何思贤教授的决议。大家没有同意，罗大发雷霆，破口谩骂：“你们是民革成员，是否忘了本？孙文学说才是你们的最高信仰！你们这些少壮派，口口声声说什么加紧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是可耻！你们可曾读过三民主义？错在什么地方？你们懂得什么？像你们这种人，早就应该开除出党才对！”罗还说过：“没有孙文学说，哪有什么毛泽东思想？” + +　　罗翼群的儿子从香港回广州没有报户口，违反了户籍条例，公安派出所耍调查了解是应该的，但罗竟咆哮说：“共产党欺压人民。”罗还诬蔑共产党说：“人民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而是共产党的政府。”又说：“共产党不是天下为公，而是天下为私。”罗翼群把国民党与共产党，旧社会与新社会描绘成为没有什么差别的东西。罗说：“国民党不是没有好人，共产党不是没有坏人。”又说：“旧社会是无法无天，新社会是无法有天。”罗更仇恨社会主义，说：“社会主义没有民主、自由，冤枉好人，制造失业”。 + +## （六）破坏历次社会改革运动 + +　　土改是消灭中国几千年来封建剥削制度，是全国五亿农民大翻身的好事情，但罗翼群反对土改。他说：“人为什么要划阶级？如果农民穷，可以叫有钱的救济一下，为什么要闹土改？使农村到处流血死人！”罗的哥哥是兴宁的著名地主恶霸，被农民斗争时，罗说：“这是惨无人道的斗争。”罗在广州郊区置有田地（罗自认是他的前妻买的，但用罗某某堂名义），土改时，农民梁锦培（原是罗的佃户）到罗家拿田契，罗抗拒。并说：“你当我是什么成分？我是小土地出租者。”而且更荒谬无耻地说：“你不知道土改政策是我搞出来的？现在共产党是借我的政策来搞土改的。”后经区长多次交涉，才把田契交出来。 + +　　罗不仅反对土改，对1953年的“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各个运动都是反对的。他认为“三反”、“五反”搞得过火，各个运动的对象，都是“被害人”。罗的儿子罗祝年原在中山大学任教，对思想改造有抵触情绪，罗不但不对儿子进行帮助，反而玩弄手法蒙骗政府，将儿子送去香港。当民革希望争取他的儿子回国工作时，他又讨价还价，生怕自己沾不到便宜，宁让儿子为帝国主义服务。罗还向人说：“在香港自由、待遇高、生活好。”更诬蔑说，他的儿子去香港是共产党迫走的，要争取他回来，只有共产党去请他。 + +## 二 有组织、有计划的反党活动 + +## （一）忘恩负义，丧心病狂 + +　　罗翼群在国民党反动政权中，高官厚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他对反动阶级统治下的旧中国是恋恋不忘的，对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人民的新中国是仇视的，对解放以来的一切社会改革是心怀不满的。虽然，共产党对他过去的罪恶历史，宽大为怀，不究既往，而且给以为人民服务的机会，希望他脱胎换骨，有所改变。从1950年冬到1957年春，他先后担任本党中央委员、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广东省委员会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委员及主任等职，党外职务还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委员及常务委员、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副主任、广东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等。但是罗翼群竟忘恩负义，丧心病狂，利用民革的合法组织和人民给予他的政治地位，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反党活动。 + +## （二）企图篡夺广东民革领导权 + +　　罗翼群阴谋反党，要有一个基地。1953年间，他就活动篡夺广东民革的领导权。罗的手法首先诬蔑民革广东省委会的领导同志，同时攻击统战部。他曾一面写信给周总理说：“全国统战部最坏是广东。民革广东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汝棠是小骗子，副主任委员肖隽英是中山大学系统的人，都不配当民革领导人”；一面又向本党中央的一些领导同志提出要由他自己做民革广东省的主委。罗对何香凝同志说：“陈汝棠是反孙中山的，我才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不应该让陈当负责人，最好我来做。只要拿陈汝棠批评孙中山先生的文章出来就可以发动。”罗又向蔡廷锴同志说：“你的威望很高，最好你负责广东省的主委。陈汝棠是反对孙中山先生的，在国民党没有地位，我对解放台湾有相当办法。”暗示蔡副主席挂名遥领，由他掌握实权，企图引广东民革走向反动的方向去。 + +　　罗又一次以“老友”的资格写信给周总理，谈到民革问题时说：“时间是过去四年了，没有成绩的人，作客思想的人，肩进步包袱的人，搞小圈子山头主义的人，借民革作政治资本的人，今天也许正如斯大林所说：“轻轻地打击一下，请他让开位置吧！这是对统战工作应取的态度。我提出不成熟的意见吧： + +　　1、把方少逸等同志送去学习，这是对他们的爱护。 + +　　2、请陈汝棠、李民欣、肖隽英三同志倦勤，这是对他们的教育。 + +　　我想这样措施是符合二百多个党员之望的；但不同意的恐怕还是不去了解群众愿望的华南分局统战部某些同志吧！” + +## （三）拉拢落后，搞小集团 + +　　罗翼群企图篡夺广东民革领导权的阴谋虽不能实现，但反党的野心未死，他利用民革省社联会、省文史馆及省参事室等合法组织，到处拉拢人，培植私人势力，等待“时机”，向党进攻。罗自“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后说：“我们要监督，就要有人材。也应像中共那样有各种人才，才能和中共互相监督”。因此大声疾呼“发展组织要采取积极态度，扩大队伍，就是杂牌军也可以助声威”。罗与中共分庭抗乱的思想很突出，罗说：“中国地大人多，事情复杂，共产党一党做不了，要与各民主党派共同合作，才能搞得好。”“过去在领导党领导下，说不上互相监督，中共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互相监督要有力量，有人才，光靠自己不成，一定要团结社会力量。民革应多发展组织，做好社联工作。” + +　　罗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担任民革广东省委会社联会主任后，就违反民革中央对社联人士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只偏重无原则的生活照顾、工作安排与介绍参加民革来笼络社会人士。罗在处理社联人士的救济问题上，采取慷公家之慨的态度，主张“责人以宽，救济以松”的“原则”。对于一些政府认为不合条件不予救济的社会人士，罗翼群就自掏腰包，施一些小恩小惠，并说：“公家是没有办法了，这是我私人还的。”当社联会联系了千多个社会人士，罗颇踌躇满志地说：“现在社联会有千多人，这次可东可西了。”表明他已蓄积了一些政治资本，随时可以向党发动进攻。 + +　　为了壮大声势，罗翼群在省文史馆民革支部搞小集团，由罗翼群、黄干甫、罗昌仁、陈广澧、丘健军等右派分子组成了一个核心，一切行动由黄干甫总其成，这个小集团的行动纲领就是：打击领导，拥护罗翼群。 + +　　罗翼群更利用省参事室副主任的地位，到处拉拢落后分子。指使省参事室右派分子龙卓峰召集旧司法界人员20多人开会，拥护罗翼群关于法制问题的谬论。 + +## （四）与黄绍竑缔结反共联盟 + +　　罗翼群与黄绍竑早在1923年就有所勾搭，罗当时任大本营兵站总监，黄经常向罗报领军饷械弹，彼此建立“感情”。1949年夏，在香港罗参加了由黄领衔的反蒋通电，1950、56，57年间，罗先后到过北京三次，每次都与黄有饮食往来，黄由京来粤，罗亦请黄吃饭。由于黄罗均站在反动的政治立场，臭味相投，对于肃反问题、法制问题、国计民生问题，政治见解完全一致。罗认为共产党的肃反政策太“毒辣”，在学校里斗死了人，有违忠恕之道。黄绍竑就认为：7年来中国没有法制，以致人民无所适从，司法人员无所依据。黄绍竑说：“天下不太平了，并不是知识分子造反，问题在于农村。”罗完全同意黄的说法。于是约定，要做“人民桥梁”，利用机会，彼此唱和，南北呼应。 + +## 三 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机会，猖狂向党进攻 + +## （一）诋毁肃反运动，反对人民民主专政 + +　　罗翼群乘共产党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机会，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发谬论，猖狂地向共产党进攻。他进攻的矛头是多方面的，但对肃反运动特别仇恨。罗翼群肆意诋毁肃反运动，反对人民民主专政。他认为肃反是错误的，主要是由于国家没有法律可循。他说：“我国宪法虽然颁布了，但此系大法，而于人民生活密切攸关的法律，尚未制定，使人民无所遵守，而司法人员亦感于无法可循，很易流于失出失入或故出故入，驯致违法乱纪，或竟至违背宪法。例如过去几年来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及去年的肃反运动期间，因为没有比较正式公布的法律可以为据，其中有些是因嫌疑而被捕，后来经过调查研究，才证实无罪释放的。”罗强调说：“‘无反被肃，有错未纠’的错误措施，应随时或及早平反。”因此，罗翼群在各种鸣放座谈会上均大声疾呼建议成立由“公正人士”参加的专门机构，进行全省大检查。他说：“我的公文袋里装着几十封最近接到的信，这些信有两类：一类是“叫苦”的，请求安排工作和生活救济；一类是“叫冤”的，提出有错应纠正的，其中有些已三番四次提出请求，没有解决，弄到失业，甚至妻离子散”。又说：“必须成立一个机构和有公正人士来参加处理叫冤的案件，否则我只好学太史公司马迁所说的那样：‘藏之名山，传诸其人’。” + +　　罗翼群对肃反运动的恶毒攻击是不遗余力的。他极力挑拨煽动必须平反。他对报纸刊载他在各个座谈会上的发言，认为过于简略，怕片面引起人误会。还写了书面发言要求广州各报照登，他对平反问题写道： + +　　“由于过去党员执行政策，偏向西天取经中的‘大胆怀疑，残酷斗争’来硬套，而太忽视中国原有的社会道德、政治哲学、历史习惯等优良部分，因而不少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对待。在三反、五反、肃反期间，被斗的人受不了当时的痛苦，明非事实，而被迫承认者有之；有些被称为积极分子的人，违背良心，歪曲事实，或出头作证，或非刑拷打，不惜牺牲他人的名誉、地位或生命，企图取得党的信任，为争取入党入团的捷径的亦有之。因此，在过去各种社会改革运动中，确不少发生偏差案件。毛主席说：斗错了就要平反，这是英明正确的措施。我建议由省人委会和省政协从速组织一个专门机构，来全而检查处理这些问题。” + +## （二）捏造“饿死边缘”谬论，反对国家基本政策 + +　　罗翼群向共产党进攻的矛头除了指向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外，还指向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政策。把自己伪装成为一个“关心民瘼”的“正人君子”，替没落阶级分子“叫苦”，恶毒地攻击国家的物价政策、税收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 + +　　罗翼群认为人民生活不能说已经有了基本改善。他说：“现在除了共产党员、青年团员、高级民主人士的生活没有感受威胁外，低级干部和城市贫民都受威胁很大”。这些人的生活受威胁到什么程度呢？罗翼群捏造出一个叫“饿死边缘”论。他说：“……的确在城市乡村中是很少或没有看见过饿死人，但是因饿或营养不足而体弱而生病，因病没钱医治而致死亡者，那就不免有吧！这算不算接近饿死边缘呢？”罗翼群接着指出人民接近饿死边缘的原因是由于政府的刑苛税重，要求政府“省刑罚，薄税敛”。罗说：“古人省刑罚、薄税敛的政策，不是完全无可取之处。现在政府对于征粮及各种税收是否过重，征购农产品价格是否有偏低，国营商品利润是否过高，这些都是人民生活切身的问题，不少人和低级干部实有受到生活的威胁，是值得检查研究的事情。其他急躁冒进的事，亦在所不免。” + +## （三）诬蔑党报，抹煞社会主义建设成绩 + +　　罗翼群对党报是仇恨的，他认为党报只是一味歌功颂德。他说：各首长作报告或理论教员讲大课时，常常列举很多违法乱纪、欺压群众及打击报复的典型例子；但这些事情，报章不及时揭露或并不揭露，群众茫然不知，不特人民对于报纸的舆论价值降低了作用，而且使违法乱纪的干部也肆无忌惮。 + +　　罗翼群还在座谈会上公开指责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的记者。他说：“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近来所发表各界人士所提出的批评，往往大都轻描淡写，随意节录，有失发言人原来的意思；同时对于共产党辩护或歌功颂德的，反而不厌其详，全文登载，这恐怕不是共产党期望党外人士大放大鸣的原意。”罗认为这就是“党八股”。并且质问记者们是否思想也有顾虑。如果有顾虑，难怪党外人士有“不鸣则平”的思想了。 + +## （四）仇恨共产党，诬蔑统战政策 + +　　罗翼群对共产党有着刻骨仇恨，他听到有人替共产党讲一些公道话，他就愤愤然斥为“无耻”。他还诬蔑中共基层支部的党员是特务，不能信任，信任他们就会‘撞板’。他又说，共产党员往往以特殊阶级自居，样样都高人一等，使党与民主党派之间无形中筑一道墙。他认为共产党不应发展得过快，因为新发展的党员不可能都是工作中的积极分子，就难免有些‘锦上添花’、‘火上加油’的人。希望共产党今后吸收党员要谨慎一些。 + +　　罗翼群攻击统战政策，诬蔑各级统战工作人员只听接近者一二人片面的私言或阿谀。又说统战工作，只是统上不统下。又说负责统战工作的人员，在指导范围内的各部门中，往往又包办代替了一切职权。他把统战工作看成是一团糟。 + +　　四 利用视察，在粤东点火放毒，制造混乱 + +　　罗翼群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谬论发表后，在6月7日的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座谈会上，首先遭到谭冬菁同志批驳。以后在各种座谈会上，罗的谬论都成为众矢之的。罗非常气愤，就利用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和政协广东省委员会共同组织的粤东视察小组于6月11日出发到兴宁、平远、梅县、蕉岭等县视察。收集所谓农民饿死边缘的材料，借以反扑和进攻，他并乘此机会到农村点火放毒，阴谋煽动群众，制造暴乱事件。 + +## （一）布置爪牙，收集材料 + +　　罗翼群怀着阴谋到农村活动，首先布置一些爪牙，以供利用。在出发前要求省人委增派他的心腹罗昌仁为秘书，指使侄辈罗奎才（广州市纺织工业局干事）借病假为名，先回兴宁预作布置。罗又分别发信给兴宁家乡的地主，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旧军官等，约期见面。这批牛鬼蛇神接信后，真是受宠若惊，在兴宁准备对罗作盛大欢迎，并到处串连开会，替罗搜集情况和材料。 + +　　罗翼群除利用封建关系，纠集一些没落阶级分子外，还勾结右派分子魏汉新（民革成员、省参事室参事，亦参加粤东视察组视察），共同活动。魏汉新曾到处替罗搜集材料及当罗在梅县被工农群众包围驳斥时，为罗“保驾”。因此，罗在农村活动，文有罗昌仁，武有魏汉新，作为得力助手。 + +## （二）到处点火放毒，挑拨农民与党的关系 + +　　罗翼群绝不放过任何与群众接触的机会，进行挑拨煽动，点火放毒。他到过兴宁的苑坛村、笃陂乡、黄坡乡，平远的大拓、八尺乡、蕉岭的东城镇，新铺圩及长潭等处。不论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渡船茶亭之内，或道逢行人，都先问“吃得饱吗？为什么要穿烂衣服？”如果有人回答吃得饱，罗马上就斥责说：“你既然吃得饱，为什么皮黄骨瘦？”罗还到处向农民宣传，“共产党征粮过重，税收过重，农产品价格不合理，农民就没有得吃了。”等反动思想，造成农村思想混乱。被大拓农业社开除的伪保长姚景祥说：“共产党把粮食统坏了，农民都会饿死！入了社像劳改一样。” + +## （三）煽动学生，企图制造暴乱事件 + +　　罗翼群曾分别到过兴宁龙田中学和蕉岭二中。他一见学生或教师就问：“你们吃得饱吗？吃粥还是吃饭？”“考不上高中怎么办？”有学生回答考不上高中就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罗就挑拨说：“农村里搞得惯吗？会苦死！” + +　　罗在这些中学进行挑拨煽动后，部分学生对于升学就业问题，思想上产生了抵触情绪。 + +## （四）罗翼群到哪里，哪里的地主就嚣张起来 + +　　罗翼群到了平远，马上就受到一批伪职人员和被管制分子的欢迎。一个曾被管制过的林禄如见到罗翼群就很恭敬地说：“先生发表广东农民接近饿死边缘一文，我很同意，我县人民都很拥护。”罗说：“这是事实。我从兴宁一路来，看到的情形的确是这样。” + +　　罗翼群在黄陂乡对群众煽动说：“上级规定每人每年430斤大米，每月10两油，为什么你们的干部不发给你们？”一些受了罗煽动的人就无理地向社干要粮要油，达不到目的就打主任，为难党委副书记，弄到邪气上升，正气下降。一些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乘机散播谣言，说国民党在汕头登陆了，国民党的飞机将广州炸烂了等等。罗翼群到兴宁，台湾蒋匪机到兴宁投放粮食、布匹和反动传单。罗到笃坡乡后，该乡的中学就发现“打倒共匪！““农民已到饿死边缘，行动起来打倒共匪的时机成熟了”等反动标语。这些事实，说明了罗翼群在粤东到处点火放毒，立即引起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地富、反革命分子趁机大肆活动，企图制造暴动事件。但罗翼群的阴谋活动，遭到了工农群众的有力反击，结果只得到可耻的失败。 + +## 五 罗翼群遭痛击，仍负嵎顽抗 + +　　罗翼群在粤东到处点火放毒后，引起广大的工农群众非常愤慨！兴宁、梅县、平远等县的人民纷纷召开群众大会与罗辩理。群众大会由千多人，几千以至五万多人，凡十二次，把罗翼群“饿死边缘”的谬论，批驳得体无完肤。民革广东省委会曾于6月26日电召罗返会检讨，但罗抗拒。经过各县群众包围斗争后，并在当地党政的保护下，才狼狈窜回广州。 + +　　罗回广州后，先后在广东省政协、民革广东省委会及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上，在群众说理斗争下，作过几次检讨，承认过一些错误，但始终不肯交代黄、罗政治联盟的具体阴谋活动。民革广东省整风领导小组迭次派员对其进行帮助，但罗不仅对其所犯的罪行毫无悔悟，反而变本加厉，拍桌咆哮，向共产党进行反攻倒算。声言他在省人民代表大会的检讨是“假检讨”，企图全部翻案。他辱骂省人民代表大会对他的斗争“不是实事求是”，过去批评他的人都是“断章取义”。认为“如果共产党今天还取用大胆怀疑、残酷斗争的办法，中国还不知再要死多少人。”这样，“中国就很难统一，至少不会很快统一”。又说：“要我反省，民革要反省，共产党也要反省”。广东民革整风领导小组派人劝他返民革辩明是非，就表示坚决拒绝。他说：“我不去！你们处分好了！要杀头就杀头，要枪毙就枪毙！我罗翼群只有一个头。我明年就70岁了，过去在国民党骂蒋介石、中央党部、留下这条命已很侥幸了。今天还怕什么？”又说：“我在东江和省政协开座谈会时就准备自杀了，准备尸谏。”罗又说：“我现在志甚坚、气味平”表示不参加任何集会，说“辩论会是精神虐待。”如果要他参加开会就要“先脱掉我的右派帽子，保证我的话能全部刊登在南方日报上。”罗翼群的反动立场是坚决的，他的抗拒改造的态度异常恶劣，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 +　　 来源：《罗翼群等八个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整风办公室编辑出版，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3.txt b/CCRD/1/5/2/0003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884c1f8db1f7490ef142485edb250f358255ec --- /dev/null +++ b/CCRD/1/5/2/000303.txt @@ -0,0 +1,39 @@ +# 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 ——重读“还是杂文的时代” + +　　<严文井> + +　　最近重读了罗烽在1942年春天写的“还是杂文的时代”(发表在当时丁玲和陈企霞编的延安“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上)。也许这篇文章就是罗烽所认为的“杂文”典范吧，读起来真是吃力!罗烽说：“坦露的东西，比较好处理。”好像他是十分赞成坦白和真诚的为人态度的，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自己却没有实行这一条。他这篇文章之所以难读，就是因为其中有很多笔法不怎么“坦露”，令人一下难以捉摸到他的真意所在。 + +　　粗粗一看，这篇文章好像只是在提倡文学的一种体裁样式——杂文。但实际上里面所涉及的问题却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正如文章题目上所标出的，作者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有关“时代”的问题发言；是在跟人们争论究竟对当时中国的现实，特别是延安这样一个地方，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罗烽不同意当时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意见。据罗烽自己描绘，当他到了当时全国人心向往的延安以后，没有感到延安有任何可以吸引他的东西，相反，倒是不怎么费力地就找到了一些“经年阴湿的角落”和什么“垃圾之类的宝物”。他看到的是延安“可怕的黑暗”，嗅到的是延安“使人呕心的恶毒的脓疮”。在他心目中，不但延安和重庆没有差别，而且当时的延安和过去的上海也几乎完全一样。时光消逝，一切依旧。於是他只有得出一个结论：“还是杂文的时代”。 + +　　那么，到底是由於什么，延安到底有一些什么“黑暗”和“脓疮”，使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呢?他始终也没有明明白白地说了出来。你说他是在“无的放矢”么，可是他满肚怨气，又好像延安确实是有一些什么不好的东西招惹了他。找来找去，我们终於发现了他所攻击的具体对象，那就是住在延安的一些人。难道那些人就是罗烽所说的“黑暗”和“脓疮”么?我们得耐心把他的文章一段段研究一下。 + +　　据说延安有这样一伙喜欢“天下太平”的阿Q式的人物，他们就是不高兴别人揭延安的疮疤，硬是不承认延安有“可怕的黑暗”，硬是要说什么时代变了，“杂文的时代过去了”，而且还说什么“不希望杂文时代卷土重来”，等等，真是可恶已极!那么，那些人又是什么人呢?他们是坏蛋吗?可是从罗烽这篇不大留情的文章里所泄露出来的一点消息看，他们不是坏蛋却又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即使在罗烽讽刺的笔下，他们也还是相信抗日战争最后会得到胜利的人，并且是希望“有把握获得‘最后胜利’”的人。可见他们跟日本帝国主义没有关系，不是汪精卫，也不是蒋介石。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是中国人民，是人民当中的一部分。 + +　　可是奇怪得很，罗烽对这样一些人不仅反感，痛恨，而且甚至连他们是人这一点都不肯承认，干脆就把他们划到人以外的动物群里去了。罗烽将他们分成两类：一类是自己喜欢“沉没”在陈腐思想的“又臭又脏的泥塘里”打滚而且还把泥污溅人的黑猪；一类是躲在陈腐思想的硬壳里，会做什么“堂皇富丽灿烂夺目的讲演”的软体动物。从会做讲演，而且对文艺工作发表过意见这两点看来，这后一种人分明又指的是延安某些领导干部了，而罗烽最恨的就是他们。 + +　　为什么呢?据罗烽说，前一种人因为作风露骨，并不机智，似乎还可以宽恕；而后一种人，因为他们在“光泽坚硬的贝壳里还藏着一块没有骨头的安闲的胆怯的肉体”，他们最虚伪，最狡猾，是千万原谅不得的。写到这里，於是罗烽笔锋一转，就由神秘的“贝壳”而又扯出“一团黑白莫辨的云雾”来了。这“云雾”大概是后一种人布置的。“云雾”后面不知道埋伏了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因为不“坦露”，就不免有些神秘，使得罗烽这样不怎么天真的人也感到茫然，戚到不好“处理”，於是就激起了他的愤怒。到了这时，罗烽就断言延安和重庆没有差别，说：“在荒凉的山坑里住久了的人，应该知道那样云雾不单盛产於重庆，这里(指延安)也时常出现。” + +　　怎么回事啊?到底什么是延安“黑白莫辨的云雾”？是谁发出了这样的云雾，保护了延安什么样的坏东西，妨碍了和打击了什么样的好人，使得罗烽要如此狠毒地谩骂呢?这还得往下看。 + +　　在下一段里，我们才明白罗烽说的那背着贝壳，散布云雾的人，原来不是什么妖怪，而是革命者，而且是身后跟着一群人的革命者。罗烽对他们发出了警告，并且指着他们的鼻子教训他们说：作为一个革命者，要特别注意“做人的起码条件”，也即“表里一致”。否则(这里，罗烽又掉转头来对着那些具有“天真的心灵”的青年们说话了)，就会带着身后的人走到歧路上去。(真是可怕！)什么叫表里不一致呢?据罗烽解释，那就是打着一块招牌来欺骗青年。那欺骗人的招牌上面写着什么呢?是“延安是政治警觉性最高的地方”这样一句话，这真奇怪！这样一句话无非是说明了一种实际情况，如果说有什么用心，也不外是要人们提高政治警惕，那又有什么坏处，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有的同志说了这样一句话，怎么就会把青年们引到歧途上去，怎么就算表里不一致，而且连做人的起码条件都没有了呢? + +　　还是我们代罗烽把他那拐弯抹角绕了半天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吧。原来他是在说：延安有这么一批党的负责干部，他们反对人讽刺延安，不让人攻击党和人民；他们就是喜欢干涉文艺工作，硬要人在写杂文时区分什么敌我友，而且还动不动拿政治的大帽子压人，其目的无非都是限制像罗烽这样的作家的写作自由。因此他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不得不起来大声疾呼，不得不起来反抗。怎么办呢?罗烽当然也有自知之明，他自己，即使再加上他的几个朋友，那力量到底还是太微弱。於是他们只好打起鲁迅先生的大旗来，号召青年，用杂文作武器，拿起那把“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杀开一条血路。 + +　　现在，罗烽这篇文章里的许多意思算是弄明白了。只是最重要的一点，他所说的延安“可怕的黑暗”和“使人呕心的恶毒的脓疮”到底是指什么，还是不大清楚。他所说的“指示一路去”也不知道是往哪一个方向去。他心中当然不会毫无所指，但是偏偏就是这一点他说什么也不肯“坦露”出来。这个谜语实在不大好猜。他不明说，又只好我们来代为分析一下。 + +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确实有自己所痛恨的黑暗和脓疮。那我们首先就不能不举出日本侵略者，汪精卫等等汉奸，他们在敌占区的统治，以及日本侵略军对解放区进行“扫荡”时，他们所实行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等等。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提到那抗日不力，对八路军却一再制造磨擦，一有机会就发动反共高潮的蒋介石国民党，作为官僚资本主义基石的四大家族，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实行的腐败政治，反动政策，以及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包围，对人民的奸淫烧杀，国民党特务对解放区的暗中破坏，等等。罗烽所说的“黑暗”和“脓疮”显然不是指这些。他所攻击的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解放区，是陕甘宁边区和延安。那么，我们就看看当时延安的情形吧。 + +　　只要不是怀着成见，任何人到了延安，首先感觉到的是那里的庄严的工作，紧张的学习，人们思想活跃，生活快乐，立刻就会为那里的新鲜的政治空气鼓舞起来。到了那里，青年们明确了方向，老年们恢复了青春。那里的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中国共产党中央在那里生气勃勃地领导着全国人民抗战。延安是全国人民寄以全部希望的革命圣地。有了延安，抗战胜利就有了把握；有了延安，中国就有了信心。当然，当时的延安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例如那里的山多人少就是一个困难。但我们并不因此就减少对延安的热爱。山固然多，但因为是属於人民的，我们首先注意的是它供给我们小米，木炭，和冬暖夏凉的窑洞的种种好处；而不是山路的崎岖和从塞外吹过来的风沙了。人固然少，但因为人都从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解放出来了，有了政治觉悟和工作热情，一个人就可以顶好几个人。日本飞机的轰炸，国民党军队对边区的封锁，都给延安带来了困难，但是这些都不能吓倒延安人。党领导人民组织起来，发展了生产，战胜了灾害。在八年抗战中，延安所有干部几乎没有例外地都参加了生产劳动。没有衣穿，自己纺织；粮食不够，自己种地；为了取暖，自己背柴烧炭。克服困难，学习自己所不熟悉的体力劳动，改造自己，对我们大家都是快乐。几乎所有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到了延安以后都感到了自己的新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但是，为什么罗烽等人的感觉和大家不一样呢?他们所不乐意於延安的，而且引起他们那样深仇大恨的究竟是一些什么呢? + +　　还是我们用明确的语言代他们“坦露”地说出来吧。延安有党的坚强的领导，坚持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向，有民主又有集中，有团结又有斗争，当然不会无条件地对於任何人都是乐园。延安对於无政府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极端民主思想，以及各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不仅不会和平共处，而且表现得不很温柔。对於暗害分子，特务，叛徒，变节分子等等尤其不客气。延安有充分的自由，可是没有反人民，反党，反革命，反对抗战，反对团结，反进步的自由。为了推动生活前进，延安经常开展着各种各样的斗争。政治思想问题上有斗争，文艺问题上也有斗争。例如关於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关於杂文的写法，关於写光明和写黑暗等等问题当时都有过争论。这些争论对某些人可能是不愉快的，难道因为引起了不愉快，这种争论就成为不必要的么? + +　　是谁规定的杂文一定要以讽刺为其特性呢?是谁规定的文学作品不论在什么历史时期都必须以暴露为其主要的特性呢?为什么讽刺一定要不考虑立场问题和效果问题，要不问对象，不区分敌我友呢?某些站在反人民立场上的作家要挑人民的岔子，主张用制造黑暗的方法来“反映黑暗”，诽谤人民，因而人民针锋相对地提出要多反映光明，歌颂人民，难道这是不可以的么?主张歌颂延安，歌颂中国人民就是思想陈腐么?那么，把延安说成和重庆一样，把延安的干部骂为黑猪和软体动物，这反而不是从历来的反动统治阶级那里承继来的一种有毒的陈腐思想么?难道当日本侵略军以大部分力量进攻解放区，国民党军队包围着陕甘宁边区准备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时候，提出“提高政治警觉性”是不应该的么?是主张青年们提高政治警觉性会使他们上当，还是麻痹他们，让他们高枕无忧才会使他们上当呢?是延安有“可怕的黑暗”呢，还是这种诬蔑延安的人自己才是真正可怕的黑暗呢?如果说延安有“脓疮”，那么不断放出反党、反人民、反革命的毒气的王实味、丁玲、罗烽之流不正是这样的脓疮吗? + +　　罗烽在以上这样许多问题上的看法，和我们都不一致，而且不少意见正好完全相反。看起来他把凡是跟他抵触的意见都当成了妨碍他，以至危害他的东西；那么，无怪发动和领导这种争论的党，和执行党的路线的某些干部就势必要引起他的怀疑和仇恨了。具有反党立场的人总免不了有许多阴暗心理。在他们眼睛里，党的路线、党的政策和党的一切具体要求不但都和他们格格不入，而且都是对他们不利，因而也就都是“可怕的”，“黑暗的”。他们所反对的实际上正是党和人民，是人民的革命事业，因此就不能毫无顾忌，明目张胆地把他们的主张说出来、写出来。他们利用鲁迅先生过去对付敌人的迂回曲折的杂文笔法来对付党和人民，美其名曰提倡鲁迅式的杂文。过去罗烽是这样干的；现在，徐懋庸也是这样干的，规律都差不多。这就是为什么罗烽极力赞扬“坦露”而自己却不“坦露”的道理。 + +　　但如果老不“坦露”，一点真正的用心也不透露出来，罗烽又不会甘心，而且那也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在“还是杂文的时代”的最后一段里，罗烽明确地对丁玲提出了批评，说丁玲、陈企霞编辑的、已经发表了“三八节有感”等反动文章的“解放日报”副刊还不够积极，那上面所发表的杂文“还太弱了一些”，也就是说对延安的攻击还不够有力。因此他要求更多发挥杂文的力量，把那副刊“变成一把使人战栗，同时也使人喜悦的短剑”。其实，那把已经一再试过锋芒的“短剑”掌握在丁玲和陈企霞手里，是用不着罗烽过分操心的。果然，没有辜负罗烽的期望“还是杂文的时代”发表后没有几天，那副刊紧跟着又刊出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确实显示了他们进攻的更加猛烈的力量。不过，当国民党特务们喜悦的时候，人民并没有战栗，这可能稍稍有点令罗烽等感到意外。 + +　　“还是杂文的时代”这几篇文章是在15年前写的，可以算是老牌毒草了，比起去年“大放大鸣”当中一些新的毒草来，不但毫无逊色，而且显得还要恶毒一些。为了弄清楚今天文艺界某些右派分子思想的来龙去脉，做好锄草工作，重新研究一下这些老牌毒草，是很有必要的。 + +　　（来源：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摘自《再批判》，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4.txt b/CCRD/1/5/2/0003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f378f774788d039e389407be5c6796da1dca77 --- /dev/null +++ b/CCRD/1/5/2/000304.txt @@ -0,0 +1,31 @@ +# 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 + +　　<张光年> + +　　丁玲的反党小说“在医院中”，我是久闻其名、去年下半年才有机会读到的。延安出版的“谷雨”已经找不到了。那上面发表的“在医院中时”的原稿想必更加使人难以忍受。我读到的是1942年发表在“文艺阵地”上的修改稿，题目也经作者修改过了的。尽管这样，读过以后，仍然“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 +　　关於这篇小说的反动性质，“文艺报”上曾经发表过王燎荧同志的分析(见“文艺报”1957年第25期)。我完全同意他的分析，同时，也想就自己看到的方面做一些补充。 + +　　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我的突出的感觉是：莎菲女士来到了延安。她换上了一身棉军服，改了一个名字叫做陆萍。据说她已经成为共产党员了，可是她那娇生惯养、自私自利、善於欺骗人、耍弄人的残酷天性一点也没有改变。她的肺病大概已经治好了，她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毛病却发展到十分癫狂的地步。 + +　　这个莎非女士，怎么会来到延安呢?难道也是为的“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吗(引文见“莎菲女士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可是据说，这个改了名字的莎菲，却是有她自己的远大理想的。这个善於交际、善於玩弄权术的姑娘，“她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而且，“她对於文学的书籍更感到兴趣”，说不定还可以成为一个大作家。可是组织上在分配工作的时候，却没有分配她当一个政治家或作家，看到她学了几年产科，说服她到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个人的幻想和党的需要发生了矛盾。小说作者以无限同情为陆萍鸣不平：“她是一个富於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吗?能不顾这铁箍吗，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真的，她后悔入党了。“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 + +　　莎菲(陆萍)女士不喜欢我们的延安。她看到的是“荒凉的四周”，闻到的是“难闻的气味”，窑洞里“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窑洞外是粪堆连着草堆，“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延安的人，更是很少可以看得上眼的。那些工农干部，“对医务完全是外行”，或者带着“懒洋洋的神气”，或者显出“很幼稚的热情”，或者干脆是谄上压下的小人。护士们“又懒又脏”。病人们“不要干净”，而且“很顽固”。而农村妇女们“破布似的苍白的脸”，“有着鱼的表情”。延安的一切几乎都符合“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评语：“真找不出一件事是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这都是可以令人生气了又生气。” + +　　这里只有两个外来医生引起陆萍的好感。一个是产科主任王医生，“这是一个有绅士风的中年男子”，会一套“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因此刚见一面，就“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但是在他的夫人冷冷监视之下，使陆萍感到“说不出的压抑”。“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据说是个“来历不明”的人物，她和他后来结成了亲密的朋友，因此受到同志们和病人们的非难。你看，莎菲女士的老毛病又要发作了：“唉，无论他的思想是怎样坏，而他使我如此癫狂的动情……”!(“日记”) + +　　莎菲女士到延安，也还是值得欢迎的。延安是一个大熔炉，就看她有没有把一块顽铁投进去烧炼的决心。延安的陆萍，据说是“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甚么地方有些改变”。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呢?“她用心地啃着从未接触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这看起来是变好了一些。但是，学会一点马列主义的词句，用来夸夸其谈，这是比较容易的；学会用马列主义的火来烧炼自己，那就得忍受一点痛苦；一肚子卑鄙的个人主义思想原封不动，只不过学会了像一个革命者那样在很多人面前发言，便自以为可以成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自以为“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这是可笑的，而且是危险的。按照小说“在医院中”的描写，陆萍到了医院以后的所作所为，说明她是越变越坏，她的品性后来发展到十分恶劣的地步。 + +　　（郑鹏而外，她还交接了一个亲密的女友，一个同属於南方的姑娘黎涯。这个黎涯，其实也是一个莎菲女士。两个莎菲，加上一个郑鹏，她们能够搞出甚么好事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实际上在一起抒发反党情绪，制造流言蜚语，商量对领导和同志们如何进行打击和报复。用作者丁玲的话说，就是：“他们计划着，想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得更实际些。”完全可以有理由说，这三个有浓厚反党情绪的人，结成了一个和革命组织相互抵触的小集团。而陆萍还是一个所谓党员哩!原来，拉拢党外的反党分子向党进攻，早就是有前例可援的！） + +　　在这个莎菲小集团的人看来，当时延安的一切是可笑的而且荒谬的：“延安没有人力物力”，办的甚么医院啦？延安“只懂得要艰苦艰苦，却不懂医治护理工作的必需有的最低的条件”，这就是延安的错误。小集团的人，就要向这样的“错误”作斗争。“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好让人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是受罪。”她“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需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然后通过一场十分可疑的情节，把冲突推向可以爆炸的顶点。陆萍等人把自己装扮成为官僚主义的受害者，把延安描写为残酷无情、不顾人们死活的地方。“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没有一个人援助她。”“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甚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於是，“一切更不顺眼了”，她要“同所有人”斗争。“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这里，我不能不再征引两段“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语言，来说明这疯狂的复仇心理的历史渊源：“我是把所有的心计都放在这方面用，好像同着甚么东西搏斗一样。”“我简直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所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 + +　　作为一个受过延安的恩惠、受过延安的红色医院的恩惠的人，我要在这里插上几句话。1938年冬，我在晋西游击区堕马受伤。千里迢迢，一付担架，我被村村转送到延安。在延安二十里铺的医院里，我住过一个时期。1939年春天的延安，比起两年多以后，即丁玲发表这篇小说的时候(1941年)，在人力物力方面，也不见得更富裕一些。艰苦，这是我们的传统。艰苦，决不是我们的过失。用很少的人力物力来发挥很大的作用，这恰巧是我们的光明面，而不是我们的阴暗面。1939年春在延安医院中度过的那些日子，永远引起我的怀念和感激。那雪白的、宽敞的窑洞，阳光从宽大的窗户透射过来。舒适的病床和洁净的被单。我们的病房是温暖的。护士们或者从四川长征而来，或者是陕北的妇女，都有一颗明朗的、朴实的心(我幸而没有遇到陆萍之类的人物)，她们常为轻病号组织有趣的晚会。我算是重病号了，受到的待遇更加优厚一些。等到肿得很粗的左臂逐渐消炎，身上的皮肤病也被治好以后，我在这温暖舒适的环境里，忽然诗兴大发；便在朋友的帮助下，在病床上用口授笔录的方式，五天中间一口气写完了一个大合唱的歌词四百多行。我的诗歌当然是仅仅提供给作曲家作为他的非凡的音乐构思的基础。但是我的经历足够作为一个反证，证明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所描写的种种阴森恐怖的图景，似乎在延安住医院“简直是受罪”的说法，无非是莎菲女士对读者的愚弄，无非是莎菲女士的扯谎。我似乎听见了一个自称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自白：“我又想扯谎了。……我愚弄了他，我得意我的不诚实。”(“日记”) + +　　使人惊骇的是，陆萍的反党活动达到这个地步，她完全不择手段：“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她搜集着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她居然从一个知识分子病人那里搜集到这样了不起的意见：“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甚么人，是不识字的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的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这样露骨的反人民的声音，被写成一个“正面人物”的控诉，还居然得到反党分子陆萍的同情和欣赏。“他解释着，鼓励着，却耐心地教育着。”“她为他流着泪……”。 + +　　这就是莎菲女士在延安的所作所为。这就是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所传播的思想。作者写出一个陆萍，不是为了批判她，而是为了歌颂她。丁玲、莎菲、陆萍，其实是一个有着残酷天性的女人的三个不同的名字。她们共同的特点，是把自己极端个人主义的灵魂拼命地加以美化。她仇恨的不是延安的某些事物；仇恨的是延安的一切。她不是同某些人斗争；而是同延安的“所有人”斗争。她否定的不是某些工农兵；否定的是工农兵的整体。她攻击的不是一个医院；攻击的是整个的延安和整个的党。“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 + +　　说到“暴露阴暗面”的小说，丁玲的“在医院中”可算是第一篇，大概也算是首屈一指的了。刘宾雁、刘绍棠等等后生小辈，大概会自愧莫如的吧。“在医院中”的艺术的“独创性”在於：把新社会的光明面(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成阴暗面来暴露；同时把革命队伍的阴暗面(例如那个莎菲小集团)当成光明面来歌颂。这种手段不算不毒辣了。於是，我们又记起莎菲女士的话：“我简直癫了，反反复复的只想着我要施行的手段的步骤，我简直癫了。”(“日记”) + +　　（来源：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摘自《再批判》，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5.txt b/CCRD/1/5/2/0003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9236c748b3fbdbd83a0197c14afc6edb538ed9 --- /dev/null +++ b/CCRD/1/5/2/000305.txt @@ -0,0 +1,37 @@ +#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 +　　<林默涵> + +　　历史是不重复的。但是，有时候使人感到有些历史事件似乎真地会出现两次。当我们这回在同资产阶级右派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在延安时期同王实味所做的斗争。马克思说过，一些历史的事变和人物，往往第一次是以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以喜剧出现。马克思所指的那些第一次出现的是在历史上演了重要的积极角色的人物，而过去的王实味和现在的右派，则不过是历史舞台上的小丑，他们不自量力地妄想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就不能不始终扮演一种十分可笑的喜剧角色，而且很快地得到了一个可耻的下场。 + +　　混进革命阵营中来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总是会利用革命在一个时期的困难处境来施行他们对党和革命的攻击。王实味和他的一伙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展开了对党和革命的进攻呢?那时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都处在一个十分严重的状况中。在苏德战场上，希特勒匪帮正在猖狂地进犯苏联，苏联红军还没有能转入攻势：在国内，我们正受到日寇和蒋介石的两面夹攻。当时的陕甘宁边区，就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封锁下，粮饷断绝，几万干部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困难。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在整个边区，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开荒生产运动。但是，也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当时的困难处境和艰苦斗争产生了畏怯和动摇的情绪。这种情绪主要表现为极端平均主义的要求和对於领导的不满。王实味看到这种情况，以为时机到了，他就挥起他的羽毛扇，到处煽火，在青年同志中散布了许多污蔑党和革命根据地的流言蜚语，同时公开发表文章，企图煽动起一个反党的大火灾，“野百合花”就是一篇在革命阵营内部煽风、点火的文章。 + +　　王实味的活动并不是孤单的。那时和王实味相呼应的，就有丁玲、陈企霞、萧军、罗烽、艾青等人。丁玲不但在自己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而且她自己也写了跟“野百合花”互相竞赛的毒草“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王实味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在丁玲策动下，萧军、罗烽等联名发表的“太阳里面也有黑点”，陈企霞的“鸡啼”和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等文章，还给他们的反党言论和反党行为建立了理论的根据。他们眼中的革命根据地是一片黑暗。他们说歌颂革命根据地的光明，是等於把暗夜当黎明。他们主张“枪口对内”，主张要像鲁迅先生打击国民党反动统治一样，挥起他们的“使人战栗”的“短剑”来攻击党，攻击革命根据地。 + +　　他们这些文章发表后，立刻受到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欢迎。“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文章被国民党大量翻印，用作反共的宣传材料。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还被当时西安的特务机关改编成剧本上演。 + +　　（但是，王实味和他的伙伴们的罪恶阴谋，并没有得逞。他们的真面目很快地被识破了。他们本来想煽动起一场反党的火焰，而结果却引起了一场反击王实味的斗争，煽火者自己给火烧着了。广大群众在这场斗争中受到了教育，提高了觉悟，最后粉碎了王实味的阴谋。） + +　　“野百合花”是一篇怎样的文章呢? + +　　和一切混到革命阵营中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和反党分子们所常做的一样，托派分子王实味的这篇文章也是冒充着革命阵营内部的“自我批评”的姿态来对革命进行袭击的。它一开始装模作样地叙说了一个革命者被国民党惨杀的故事，然后笔锋一转，就把箭头射向当时的革命根据地了。他说：“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好像延安是一个腐败透顶的骄奢淫佚的地方，这里的人似乎是一群毫无心肝的陈叔宝，他们早已把为革命牺牲的同志们忘记了。只有王实味才记得他们。这样，王实味就十分巧妙地一只手给自己抹粉，另一只手就给革命根据地的延安涂上了一层污泥。 + +　　自从中国人民最忠实最勇敢的儿女——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以后，延安就成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它是坚持抗日战争的堡垒，是领导抗战的心脏，是给全国人民照亮自由和解放的道路的灯塔，是千千万万青年所向往和投奔的革命圣地。而王实味却把延安描写成漆黑一团，简直是一个黑暗的封建王国。看呵，这里是丝毫没有民主的，谁要是在墙报上写文章批评一下“首长”，就要遭到打击，以致陷於疯狂，“连稚弱的小鬼”也逃脱不了这个命运。这里统治着的是“等级制度”——“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合理不必要的‘享受’”。这个地方是冷酷无情的，“什么阶级友爱”只是“说得好听”的骗人的话，实际上是“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他说青年们到延安来追求“美丽和温暖”，看到的却是“丑恶和冷淡”。延安为什么会这样糟呢?是因为上面的领导人坏，是那些“大头子”、“小头子”、“大人物”、“大师”们可恶，他们都是“自私自利的家伙”，是“异类”。於是，王实味就号召青年们起来反对这些“大头子”“小头子”们。图穷匕首见，——打倒党和革命根据地的领导者，这就是王实味的真正的目的和企图。 + +　　我们现在用不着一一驳斥王实味的造谣中伤了，因为它们已经不起什么作用，而且历史早已作出结论了。但是，让我们来看看王实味和他的一伙如何躲藏在革命阵营里面，利用他们认为适合的时机，从内部来攻击党攻击革命的手法，却仍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样的事情，在现在、在将来都还会发生。要攻破堡垒，最好是钻到堡垒里面去放火。当我们的敌人已经丧失同我们正面作战的力量的时候，就更会利用这种方法来同我们进行斗争。 + +　　（王实味的手法之一，是打着“内部批评”的幌子出现，好像他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党克服缺点似的，他说：“1938年冬，我们党曾大规模的检查工作，当时党中央号召同志们要‘议论纷纷’，‘意见不管正确不正确都尽管提’，我希望这样的大检查再来一次，听听一般下层青年的‘牢骚’，这对我们的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处。”是的，我们的党是不怕说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是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的，即使其中包含了不正确的部分。但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他捏造事实或有意扩大我们的错误和缺点，目的是破坏我们的党，削弱党的领导者的威信，瓦解革命的队伍和政权。哪一个好人会说延安是“直接制造黑暗”的地方，会咒骂延安的天“必然要塌下来”呢?显然，王实味的从内部瓦解人心的战术，正是党内暗藏的奸细和托派分子所惯於采用的手法。） + +　　王实味的另一个手法，是利用青年们的弱点来诱骗青年，使青年成为他的反党的工具，他看到当时延安的一部分青年同志中，有一种平均主义的倾向，就特别在这上面进行煽动，说什么“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其实那时延安所有同志的生活都是很艰苦的，为了照顾某些负责同志和一些老同志的身体，他们的生活比一般同志稍微好一点点，这完全是必要的，合理的。而王实味却把这种情况夸大成为“等级制度”。绝对平均主义是农民小资产者的一种反动性的幻想。在革命队伍中，如果让这种平均主义发展起来，那就必然会产生有了一匹马谁也不让骑，甚至一副担架两个伤兵，谁也不让谁先走的怪现象。显然，这是完全不符合工作和斗争的需要的。绝对平均主义是在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办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平均主义的敌人。“马克思主义认为：各人的胃口和需要，无论就质量和数量来说，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在共产主义时期，都不会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样和彼此平等的。”(斯大林)在革命队伍中由於工作需要而产生的物质分配上的差异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劳动的差别而领取不同的报酬，这同旧时代的反映剥削关系和私有关系的“等级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两回事。王实味硬把这两件事扯在一起，一方面诽谤了延安，同时就更加煽动了一些人的平均主义的情绪。实际上，正是这个咒骂“等级”的王实味自己，是曾经大吵大闹地争着要吃小厨房、穿干部服的。 + +　　为了利用青年来进行反党，王实味又装出热爱青年的样子，拼命的拉拢青年。你看他说得多么甜蜜呀！“青年是可贵”的，“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还有，“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如果你真的接受了他这一堆廉价的奉承，那末，对不起，你就被他牵住鼻子，只好跟着他去反对他所认为的“黑暗”、“肮脏”，跟着他去说他所要说的话，一句话，就是跟着他去反党了。在他写的一篇题为“硬骨头与软骨头”的杂文里，他向青年们发出热情的呼唤：“同志，你们的骨头有毛病没有?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要了解，软骨病本身就是一种邪气，我们必须有至大至刚的硬骨头。”这是用激将法来煽动青年反党的。在他的激励和煽动下，由於一时的糊涂而受了他的欺骗的青年，并不是没有的，不过很快地都觉悟过来了。我们知道，托洛茨基也曾经虚伪地谄媚青年，称他们为“党的最可靠的风雨表”，同时污蔑老布尔塞维克，说他们已经蜕化，企图把青年和党的老干部对立起来，指望青年帮助他进行反党的勾当。王实味的这一套，正是从他的老祖宗托洛茨基那里学来的。 + +　　王实味口口声声说什么“爱”呀，“温暖”呀，这也是很投合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口味的。可是，王实味的“爱”是什么呢?他是在“爱”的幌子下撒布怨恨的种籽，挑拨人们仇视党，仇视党的领导者，来达到他破坏党、瓦解革命队伍的目的。“野百合花”从头到底是充满了对党对革命的冷酷的怨毒的。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什么抽象的“爱”和“温暖”。在延安，有的是以革命利益和阶级利益为基础的真正同志的爱和温暖，这同反党分子们所要求的“爱”和“温暖”当然是格格不入的。王实味所爱的是那些具有反党思想反党情绪的人们，而对於忠实於党的同志和党的领导者，则咬牙切齿地恨之入骨。他的爱憎是很分明的。 + +　　王实味是什么人?他是一个混进党内来的托洛茨基分子。在他感到自己的政治面目似乎已被人看破的时候，曾经大起恐慌，迫得去向组织报告他加入托派的经过。但是，两面派和钻空子，正是托派分子特有的手法，他一方面假装着向组织坦白，另一方面还是继续进行托派的活动，暗中布置他的活动阵地。等到革命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企图利用这个困难，抓住革命队伍中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情绪，认为时机已到，打起赤膊上阵了。他的这种反革命活动，正好跟当时日寇和蒋介石对我们的进攻相呼应。在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比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还要危险，因为它是从内部来破坏我们，瓦解我们的。正像树上的蛀虫一样，如果不及早地扑灭它们，是可以使一棵大树致命的。难怪国民党反动派对王实味和他的一伙们的活动那样高兴，他们拿到“野百合花”之类的东西，竟如获至宝，把它们大量翻印、散发，大事宣传。凡是革命的敌人所喜欢的东西，一定是损害革命的。这永远是一个可靠的准绳。 + +　　今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手法，也和王实味的手法差不多。这是有他们的共同的阶级基础的。而且有些右派分子本来就是王实味的老搭当。可是，王实味也好，今天的右派分子也好，他们都把形势估计错了。他们把天空一时的阴暗，当作永久的现象，以为天真会塌下来，革命真的会被困难所吓退；他们不知道，先进的、新生的东西总是会排除一切困难，开辟自己的道路，取得最后的胜利。错误地估计形势，企图阻碍历史前进的车轮，而终於被碰得头破血流，这就是过去的王实味和今天的右派分子们所扮演的可怜的喜剧。 + +　　感谢王实味他们。由於他们在十五年前的革命困难时期，抛出了这一批毒草，这就提高了我们的警惕，使我们学会了如何同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敌人做斗争。同时也更深切地认识了存在於我们自己身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温情主义等等资产阶级思想的害处。正是这些思想，给了反党分子们以便利的条件去进行他们的反党活动。毒草变成了肥料。我们的党展开了伟大的整风运动，给后来取得抗战的胜利和全国的解放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这次新的整风和反右斗争，是又一次思想革命，这个革命将给我们带来更大的胜利，保证我们顺利地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 +　　（来源：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摘自《再批判》，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6.txt b/CCRD/1/5/2/0003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af8a54b6d21d7b117a377e8ceae8dccfa3d287 --- /dev/null +++ b/CCRD/1/5/2/000306.txt @@ -0,0 +1,33 @@ +#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重读“三八节有感” + +　　<王子野> + +　　丁玲的这篇文章在它发表的时日就读过一遍，记忆中留下的印象是十分厌恶的。十五年后的今天重新又来读它，首先悟出对於这样的文章仅仅厌恶是不够的。像这样的“名文”值得一读再读，虽然那心情很不愉快。 + +　　我们从好文章去学“应该怎样做”，从坏文章就要去学“不应该怎样做”。正面的老师教我们如何向善，反面的老师教我们如何避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正是可以拿丁玲为“师”的，还是要用她的“三八节有感”来作“教材”的。 + +　　丁玲自以为是一个“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更懂得女人的痛苦”的女人，以她这样的身份来为延安的妇女“鸣不平”，自然是“够格”的了。 + +　　她在文章的开头也说：“延安的妇女是比中国其他地方的妇女幸福的”，然而这是反挑的笔法，统观全文，每一句话都在反驳这个正确的命题。 + +　　在丁玲的笔下，延安的妇女不论是已婚的、未婚的，或者是结了婚又离婚的，是生了孩子的或者是没有生孩子的，总之，凡是女人都是男人诽谤、嘲弄、造谣的对象，也就是被压迫的对象。在丁玲的眼中，延安的妇女处境之惨比之在旧社会有过之无不及。延安到处是“无声的压迫”。据说在旧社会还有同情她们“可怜，薄命”的人，而在解放区的延安却不但找不到同情者，反而被看作“自作孽、活该”，“沦为女犯”。丁玲的最后结论就是：延安是女人的地狱。 + +　　这篇文章一登出来，立即从国民党特务机关里传来一片热烈的采声。而在革命阵营中却引起无比的愤怒。亲痛仇快，阶级斗争中的爱恨何等分明。 + +　　谁要以为丁玲只是在妇女问题上向党向人民射出了毒箭，那就低估了这篇文章的反动影响。她的进攻的矛头还同时指向解放区的婚姻法，指向新的社会制度。照她看来，延安是一个专门说大话而不兑现的地方；延安是不平等的地方，妇女的“悲运”都和那儿的社会“有联系”。她还故意把“骑马的”干部同“穿草鞋的”干部、把“土包子”的总务科长同艺术家对立起来，借以挑拨被领导干部对领导干部的不满，煽起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对工农出身的老干部的不满。丁玲的这篇文章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是异曲同工的反党的纲领。 + +　　文末，丁玲又以老前辈的口气向年青的后辈提出四点“企望”。 + +## 第一点是劝女同志不要让自己生病。这当然是不可辩驳的，难道有谁主张让自己生病吗?可是丁玲说：“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丁玲的确是很爱自己的生命的，不是历史上她曾经为了爱生命而背叛过党和人民吗?一个自私者的口吻跃然纸上。 + +　　第二点是使自己愉快。谁说不对呢?难道有人主张一天到晚愁眉苦脸吗?怎样才能愉快呢？丁玲答道：“必须每天都作点有意义的工作。”似乎也无懈可击。十几年来我们逐渐弄清楚了，原来丁玲所说的“有意义的工作”和我们有着不同的涵义。丁玲说：“你就是做了许多工作，算得了什么呢?写东西才是自己的。”为“一本书主义”而努力才是“有意义的工作”，此外都是胡扯。 + +　　第三点是用脑子。好得很，毛主席许多年来都一直教导我们要开动脑筋想问题，不要当懒汉。可是当丁玲说到处理问题要“不违背自己作人的原则”的时候，一下子就露出了她的莎菲女士的嘴脸。她所说的“自己作人的原则”当然不是党的原则，革命的原则，相反，她是劝延安的女同志们不要随革命之“波”，逐革命之“流”，应当按照丁玲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原则去“思索”一切。 + +　　第四点丁玲提出下决心吃苦，号召女人要有“抱负”。根据以上三点“企望”的逻辑，这种“吃苦的决心”和“抱负”决不可能是为人类的，只能为个人主义的“自我”。 + +　　总起来说，丁玲所“企望”的是野心勃勃的个人英雄主义，和革命的利益是针锋相对的。如果说这篇文章的前半段是对事实的歪曲和恶意的诽谤，那么后半段却是一个个人主义者的“肺腑之音”，自我表白。在革命的队伍中跟着丁玲的“企望”走的人不能说没有，但是为数很少。无论如何，丁玲自己总是这些“企望”的忠实实行者。十五年后的今天来看，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丁玲的“企望”果然没有落空，要不然，她怎么会变成反党反人民的“英雄”？不知丁玲是以她的“企望”得到实现而自豪呢，还是感到当这种可耻的“英雄”而有悔悟之意？ + +　　“三八节有感”是值得多读的文章，读了可以清醒头脑，可以使我们知道革命道路上有哪些不应当去走的歧途。 + +　　（来源：原载“文艺报”1958年1月26日第2期，摘自《再批判》，作家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北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7.txt b/CCRD/1/5/2/0003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e2daabc067adc76f70f8be03b8071a3f1eee84 --- /dev/null +++ b/CCRD/1/5/2/000307.txt @@ -0,0 +1,19 @@ +# 国家机关整风中挖出一个脓疮　法律出版社编辑部腐烂透顶 + +　　《人民日报》讯：法律出版社在整风中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揭露了这个社在组稿、约稿、编辑、校订、财务管理等各方面长期存在着的、令人吃惊的严重问题。 + +　　法律出版社从１９５５年成立到现在一共只出版了二百二十三种书。但是，它在最近的二十一个月中就赔了十六万元，有个时期因为赔累，不得不把买来的纸张再卖出去以发放工作人员的薪金。这个单位所出的书，质量很低，有许多都是粗制滥造的，在读者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该社去年出版了一种：“集体农庄管理的法律形式”，全书一共六万字，发排后仅在最后清样上修改的就有五千多处。因为发排前没有定稿，只好在清样上进行这种浪费人力和物力的工作。法律出版社有９５％的书，都是这种“未定稿”，据不完全的统计，因此造成的浪费竟达六千九百四十元。该社出版的“苏俄民法典”错误很多，这本法典共计五百二十三条，出版后经读者揭发和社内同志们的检查，已发现漏译和掉句的有二十二条，错译的一百三十五条，译的不够明确的二十四条。更严重的是该社出版的“司法精神病学”一书，经过最近初步检查，这本书错译、漏译、掉段、拉行的共约一万余处，里面把“文艺复兴时代”译成“耶稣复活时代”，“免于撤销”译成“关于撤销”。但是这样错误百出的书也照样出版了。 + +　　在该社选题计划和约稿合同上有这样一本书，书名叫“苏维埃的企业管理”。法律出版社为什么出版企业管理的书呢？原来这本书的作者曾经写过法律书籍，所以他所著的企业管理的书也变成法律书籍了。由此可见这个社的选题和约稿工作的盲目性是如何惊人。 + +　　法律出版社发生这样严重的问题，是因为这个社的编辑部的工作人员热衷于“业余写作”，用他们的话来说，“搞业余”。这个社的副社长兼总编辑陈于彤就是热心“搞业余”的一个。为了“搞业余”，陈于彤虽然不会外文，但仍与编辑部订合同，要校订俄文译稿“苏维埃检察制度史”。不会外文，怎么能校订呢？陈于彤有的是办法，他找了一个初懂俄文的助理编辑代他校订，自己做中文加工。书译出后，连他自己也觉得“译得太坏，难于出版”，但他为了拿稿费，仍签字发排。这样，他就拿了一千六百五十元的稿费。搞到这批稿费之后，陈于彤搞钱的兴趣更大，又用他的七岁女儿的名字，与编辑部签订合同，要编译一本“马恩列斯论法律”，于是他又预支了稿费三百元。两年过去了，还没有看到这本书的影子。 + +　　副社长兼总编辑既然可以这样搞钱，其他人当然也可以这样搞钱，于是“搞业余”之风就盛行起来。如编辑赵涵舆与编辑部订合同，在业余时间校订和翻译书四部，拿稿费八千八百元。总编辑、编辑、助理编辑，十天有五天要“开夜车”“搞业余”，白天工作时，就打瞌睡。赵涵舆就因为他经常在夜里“搞业余”，白天上班没精打采、昏昏欲睡，因此，由他负责校订出版的法律词典，就出现了大段大段的漏排和错译。编辑李士楷也因为“搞业余”，他所校订的书也是错误百出。 + +　　不但如此，有的编辑为了“搞业余”，还捏造假译者、作者与编辑部签订合同，包揽选题，然后组织“地下工厂”，粗制滥造，骗取稿费。有的编辑则利用职权把选题交与不能胜任这一工作的亲戚和朋友，以便从中获利。助理编辑程铭、王琪昌等就用组织“地下工厂”的办法骗取了稿费两千多元。该社前办公室主任郭秉毅利用职权介绍他一个根本不懂法律业务的朋友翻译“罗马法”，骗取稿费二千三百多元。有的人不仅向出版社骗取稿费，而且公然向著译者勒索，助理编辑程铭知道某译者在该社出版了书，就去勒索了二百元。另一个助理编辑王琪昌为了要下饭馆大吃一顿，就硬向一个在该社出书的译者勒索了四十元。试问这样的编辑部怎么能够编辑和出版质量高的书来？ + +　　陈于彤以及其他一些编辑人员的生活，也是非常腐化堕落的。陈于彤为了尽情的吃、喝、玩、乐，可以在办公时间丢开工作不管，邀请出版社一些与他臭味相投的人去逛公园、蹓马路、跳舞和下饭馆。仅根据去年连续四个月的统计，陈于彤光因这些私事就乘了公家小汽车一百一十九次。在陈于彤的办公室里，经常可以听到麻将牌的响声，有时甚至打得废寝忘食，深夜不散。 + +　　法律出版社的问题这样严重，直接领导这个出版社的司法部过去也并不是不知道。早在１９５６年就有人向司法部领导上反映过，但是，由于该部的少数领导同志对陈于彤的严重错误认识不足，所以只简单地批评一下。因此法律出版社的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而且更加严重起来，终于给党和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整风终于像一声警钟一样敲醒了这些领导人，现在，当整风进入深入整改阶段以后，司法部直接领导着法律出版社，发动群众对这些严重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认真的揭发和检查，从中找出严重教训，为全面改进这个出版社的工作作好准备；而且停止了陈于彤党内外的一切职务，令其检查反省，听候处理。这的确是司法部和法律出版社整风中的一大收获。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原标题为“国家机关整风中挖出一个脓疮，法律出版社编辑部腐烂透顶，总编辑和许多编辑骗取国家钱财，编校书籍错误百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8.txt b/CCRD/1/5/2/0003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2969b84e047bf5ebf5954785274c9ed119a63e --- /dev/null +++ b/CCRD/1/5/2/000308.txt @@ -0,0 +1,43 @@ +# 继续开展百家争鸣 + +　　<吴传启> + +　　党中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我们的文化、科学和艺术界带来了一片新气象。实践已经证明，党的这一方针，对于促进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和艺术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 +　　党的这一方针是长期的方针，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方针。但是，这一方针的实现，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是波浪式地前进的，是在斗争中成长的。资产阶级右派曾经利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曾经在我们这个艳阳的春天里，翻起过一股黑云。 + +　　资产阶级右派曾经采取了这样一种手法：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的道路，都说成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等，然后向人们宣称，“教条主义”等等“阻碍”了鸣放。他们利用这个办法，只许毒草独放、右派独鸣，而不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　　因此，虽然右派分子曾经打着“大鸣大放”的旗号，但是真正阻碍鸣放的，并不是他们所谓的“教条主义”，而正是右派分子自己。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不仅为“百家争鸣”扫清了这种“阻碍”，而且划清了大是大非的界限，从而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不仅更发展了“大鸣、大放”的形式，而且把这种形式从学术上扩展到政治生活中来，从而创造了大鸣、大放、大辩论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 + +　　右派分子也曾利用过“独立思考”的口号，来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要求人们的思考“独立”于社会主义道路之外，为复辟资本主义而服务。 + +　　其实，只有马克思主义者才是真正主张独立思考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求人们进行独立思考的一种科学。列宁曾经说过：“在任何一个严重的问题上，不经过相当的独立的功夫，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真理的”。因此，真正的独立思考，当然就是科学的思考，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思考；从而独立思考本身，也就意味着同一切唯心主义、僧侣主义和信仰主义彻底决裂，从这些迷信中解放出来。换而言之，独立思考的真义，就在于破除唯心主义的迷信，发展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但是，右派分子主张“独立思考”恰恰相反，他们是用以反对科学的，是用以阻挡进步、抵抗发展的。 + +　　我们所主张的“独立思考”，是实事求是地追求真理服从科学的唯物主义的治学态度。由于我们在大是大非上有了共同承认的政治标准，在发展科学上有了共同的良好愿望，那末这种学术上的争论，——这一种意见同那一种意见之争，包括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之争，资产阶级观点同无产阶级观点之争，就总会求得是非趋于一致，达到提高认识和推进科学的目的。归根结底，客观的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井底之蛙，不见天地之大；泰山之巅，则见鲁国之小。但是，天地大小只有一个。如果不经过这种“独立思考”和自由论辩的途径，就不能使科学不断发展，就不能使认识不断提高。并且，旧的是非趋于一致，新的争论又会冒出来；科学的发展，就是这样一个不间断上升运动的过程。 + +　　总之，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为我们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开辟了更美好的前景。 + +　　马克思主义认为，学术不能脱离政治，特别是哲学社会科学部门更是如此。因此，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六条适合于一切科学、艺术活动的共同的政治标准，帮助各种自由讨论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但是，这决不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简单地看成一回事情。 + +　　这是因为，首先，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是一切科学、艺术活动的共同标准。但是，它们不是一切科学艺术部门的唯一的标准。每一科学、艺术部门，又都有“一些各自的标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其次，一个人在政治上接受了社会主义，而在学术上还保有资产阶级观点，这对于某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来说，往往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在这种情形下，学术上的错误，并不同时具有政治上的反动倾向。当然，在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如果一个人在政治上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末他的学术观点也就必然会是错误的。 + +　　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是，在人民的内部，学术上的资产阶级观点同无产阶级观点之争，唯心主义同唯物主义之争，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之间，是既有联系而又大有区别的，我们不应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 + +　　然而，有些右派分子，就在这个问题上，也企图用颠倒是非的办法来湿淆视听。有些右派分子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说成只是学术上的争鸣，说成并非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他们的诡计是掩盖不了人民的耳目的。右派分子的言行，恰好没有什么学术气味，而正是在根本政治问题上反党、反社会主义。他们只是以学术为名，而行其反党、反社会主义之实。从所谓“两院制”、“平反委员会”和“党天下”的谬论，到葛佩琦的要“杀共产党员”；从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和“资产阶级没有两面性”的谬论，到徐懋庸的“不要怕不民主”的“杀身成仁”论；从右派的“科学纲领”，到那些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复辟论等等，我们找不出什么真正的学术问题，更不用说他们那些“策划于密室”和“点火于基层”的罪恶活动。由此可见，他们之所以成为资产阶级右派，决不是因为他们在学术问题上犯了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根本的政治问题上坚决同人民为敌而自外于人民。我们必须揭穿右派分子这种混淆视听的手法。 + +　　另一方面，我们决没有把属于学术问题上的错误，简单地当成政治问题来对待。有许多人在学术问题上不同程度地表现了错误观点，甚至有的人表现了浓厚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观点，然而他们并没有被作为资产阶级右派。而且，其中许多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表现了积极的政治态度，表现了他们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些事实说明了我们是把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加以区别对待的。只要在政治上有共同承认的标准，那末即使在学术问题上存在着资产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观点之间的尖锐对立，也只是属于人民内部的学术争论问题。而学术上的问题，只能通过反复地、细致地自由讨论的方式，逐步达到辨清是非的目的。 + +　　当然，学术问题上这一种见解同那一种见解之争，往往表现着不同的阶级观点之争；但也有不属于上述性质的争论。然而在政治上对于人民内部问题同敌我问题的区分，则不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学术观点，而是取决于在根本之点上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是否坚决地抗拒改造和坚决地同人民为敌。 + +　　因此，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是有区别的。学术上的错误，不能简单地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而政治上的反动，也不能说成学术问题。经过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这些界限为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这也就为我们进一步开展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带来了更有利的条件。 + +　　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的区别，已如前述。但是，有的人对于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互相辩驳，还不习惯。因此，有的人就存在着这样一些顾虑：认为怕放出错误观点，被人抓辫子、受批判。显然，这种顾虑是多余的，对于发展科学和个人进步都没有好处。 + +　　一个人的某种学术观点，在没有提出经过辩论以前，往往是不容易辨别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此，如果怕犯错误而不提出自己的观点，那便可能把正确的见解也埋没了。并且，即使发表了错误观点，经过辩论，也有利于修正错误和得到真理。用隐蔽自己的观点的办法，是不可能达到避免错误的目的的。科学的态度，应该是本着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态度；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辩论中前进。也有人认为自己马克思主义水平不高，要待学好了马克思主义再鸣再争。我们认为，作为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来说，当然是好的。但谁的马克思主义水平高，谁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低，需要在争鸣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来。而且对于学习马克思主义来说，只有参加到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才能学好；而参加争鸣的本身，就是最好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办法。 + +　　当然，对于错误观点是应该要批判的。但是，某种观点在没有提出经过辩论以前，是不容易辨别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即使是错误观点，经过批判，也只会给自己带来益处。所以问题在于人们怎样来看待这种学术上的讨论和批判。所谓“百家争鸣”，当然就是在学术上有“鸣”的自由，也有“争”的自由；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资产阶级观点来进行辩论的自由，也有批评这种观点的自由。不管这种批判是对己对人，我们都应该从积极意义上欢迎和参加，而不应该从消极意义上害怕。一切正确的东西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真理不怕辩驳，真金不怕火炼。正因为是这样，所以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百家争鸣”，不像右派那样，只许他们自己一家独鸣。另一方面，只要人们不是坚持错误，那就也不应该害怕对自己错误观点的批评。只有人们毫无顾虑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讨论中辩清正确和错误以后，才更有利于改正错误和提高认识。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需要这种经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学术研究工作中，也需要造成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新风气。批评是为了进步，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当然，这种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和批判，必须是更加细致的、反复的，我们不赞成那种简单化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本身也是不科学的。 + +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已经逐渐给我们带来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又有纪律又有自由的，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的心情舒畅”的一个新的政治局面。这就必然也将为我们学术界带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活泼的新气象。我们要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各抒己见，开展辩论，进一步促使我们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和艺术方面的飞跃发展。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1月2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09.txt b/CCRD/1/5/2/0003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c699a919cd0c46840576848ace06639a601009 --- /dev/null +++ b/CCRD/1/5/2/000309.txt @@ -0,0 +1,13 @@ +# 天津大学右派分子林茂才行凶 + +　　新华社天津28日讯 天津大学建筑系二年级学生右派分子林茂才(男、二十四岁)对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过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党团员和积极分子怀恨在心。1月17日下午二时许，林用六开刀刺杀同屋正在睡觉的共青团员李珍禄。李的喉、头、胸等部被刺了十二刀(重伤五刀)，伤势严重，现正抢救，尚未脱离危险期。林犯现已逮捕。林系由南越归国的华侨，平时就表现反动，在行凶前即有可疑行迹，但未引起警惕。 + +　　 (据天津市委整风通报编) + +## 中央社报道林茂才行凶情况 + +　　【中央社香港28日电】1月17日伪“天津大学”曾发生一宗反共学生刺杀一名匪共“青年团”“积极分子”的案件。 + +　　林茂才是“天津大学”建筑系二年级学生，因不满匪共的暴政和它所推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曾公开说“在大陆一刻也呆不下去”，最近因愤恨他同班和同宿舍的学生李珍禄在反“右派斗争”中揭发其反共言行，17日乘李午睡时用刀孟刺李之喉咙并在头部连刺两刀后逃去，但不久终被匪逮捕。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10.txt b/CCRD/1/5/2/0003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0575a053ee9d94a4d72fa62cb2f9dd2a69bbe --- /dev/null +++ b/CCRD/1/5/2/000310.txt @@ -0,0 +1,27 @@ +# 天津市佛教界正以划清僧俗界限，严守清规戒律问题为中心展开鸣放 + +　　新华社天津28日讯 天津市佛教界正以划清僧俗界限，严守清规戒律问题为中心展开大鸣大放。八十多个僧尼和在佛教协会工作的几个居士在最近十多天的鸣放中，就这类问题贴出一百多张大字报(全市僧尼不到一百一十人，除生病和太老的僧尼以外，都参加了鸣放)。上层和老年僧尼在鸣放中对许多僧尼换装、蓄发、饮酒食荤等“僧俗不分现象”表示不满，他们提出必须划清僧俗界限，严守清规戒律；但参加佛教生产合作社的青年僧尼对此却表示抗议。 + +　　对这个问题的鸣放是这样引起来的：去年12月初，天津市佛教协会副秘书长、佛教生产合作社主任理证和尚公开宣布还俗结婚，这件事在佛教界上层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于是佛教界存在已久的僧俗不分的内部矛盾就表面化了。接着，市佛教协会副会长仁保和尚已秘密结婚二十年的事也被牵连起来。 + +　　仁保和尚(中左)是我们几年来在佛教中培养起来的骨干力量，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发觉他是个假和尚以后，为了便于他在佛教界进行工作，曾劝他退为居士的问题；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直到理证问题暴发后，在佛协常务理事会讨论佛教界的混乱现象时，仁保才在这个会上声明退戒还俗；并且主动第作了检讨。上层分子对仁保这种态度尚表示满意，说他“光明磊落”，对他过去的工作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同意他还俗，并且一致同意他继续担任佛协的领导工作。但对理证却提出严厉的谴责，并且决定暂时停止他的主任职务。 + +　　理政被停止主任职务，还俗结婚以后，佛教界的形势却更加紧张。上层僧尼更加强调清规戒律。但青年僧尼的抗拒情绪也越发增加，甚至有的大哭大闹，思想情况比较混乱。就在这种情况下，宗教事务处组织他们大鸣大放。 + +　　从这一段鸣放出的问题来看，政治方面的问题较少，佛教内部问题较多；而对僧俗界限问题鸣放得最热烈。一些信仰虔诚的僧尼坚持要维护“僧象”。天津市佛教协会会长、市人民代表、大悲院主持僧惠文认为：“僧象是根本问题”。和尚洗尘说：“我们就是从服装和头发上才能分出是出家人。”居士宫明施说：“现在天津看不到和尚了，都穿上便服，成机关干部了；僧不僧俗不俗的，没法分了；这样下去，我们居士怎么尊重出家的师父呢？”对划清僧俗界限问题，绝大多数僧尼表示拥护，反对的人也提不出更多的理由，只是强调穿僧袍走街上常受到讥讽嘲笑。他们还对一些参加生产的僧尼留起头发表示不满。尼姑际然说：“比丘尼留了头就不能算和尚”。她还提出“不仅要划清僧俗界限，还应该划清僧尼界限。”他们还要求制止假和尚作佛事，制止说书场侮辱和尚。有的还要求担任社会职务的僧尼辞去工作，回庙“修行”。还有的要求举办讲经法会，增加对僧尼的棉布和食油的供应。 + +　　一些准备还苏的僧尼表示只要政府能安排他们的出路，“可以立即离开这条道路(指还俗)”。 + +　　反动和尚仁智却借机攻击政府，说僧尼换装“是政府造成的，不能怪我们”。但是他又主张“真修行不在穿大领、剃光头，守不了清规戒律就不要装了”。他还说：“西藏的莲花生大士、中国的鸠摩罗什都有老婆，日本和尚也有老婆，但是佛教并没有因此而消灭，相对的对中国佛教复兴还起了很大作用。中国的戒律不许喝酒吃肉，但是今天吃素的有几个？古代和尚法海留头、明朝四大师以及现在的虚云法师全留头，中国的禅宗都留头，怎能说留头不是僧人呢？” + +　　在鸣放中另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寺庙管理问题。绝大多数僧尼主张将寺庙统一管理：“以庙养庙”解决苦乐不均现象。少数庙产较多的未表明态度。 + +　　在鸣放中还发现坏分子煽风点火。有一个叫王积锐的坏分子，以居士面目在佛教界进行破坏活动。他利用前任佛协秘书长温悟与惠文、仁保之间的私人矛盾，将温悟掌握起来，进行挑拨离间。在鸣放中，王积锐煽动温悟等和尚攻击政府的佛协，否定佛协的工作成就，要把惠文和仁保等赶出佛协，还造谣说这是市宗教事务处的意图。 + +　　王积锐原在解放军中工作，因在土改中丧失立场而被开除党籍和军籍后，流落到天津沦为盗窃犯而被捕法办。刑满后被安置在一个由刑满释放犯人组成的建筑工程队工作。他在小时候信过佛教，母亲可能是庙里的香火道人，自己懂得一些佛经，于是他就借此常到庙里去活动，和一些老和尚谈经论佛，曾一度很受佛教界的器重，准备把他吸收到佛教界来工作，现在他所在的工地上发现他有许多反动活动，目前正在向他进行斗争。 + +　　过去一贯造谣生事的反动和尚仁智的罪恶面目在鸣放中越发暴露出来。有的揭露和检举了他的反动活动，有的提出要把他当成典型来斗争，还有的提出把他送交政府劳动教养。但目前有一部分僧尼还很怕他，不敢揭发这个恶僧的罪行。 + +　　（宗教事务处认为目前佛教界鸣放得还不够深透，多数中间分子还抱观望态度。现在因为他们当中的主要人物已去北京参加全国佛教界社会主义座谈会，所以这里的鸣放暂告一段落。宗教事务处准备等北京的全国佛教界座谈会结束后，再继续在佛教界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以求彻底解决问题。）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1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11.txt b/CCRD/1/5/2/0003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287f9c73f063b8bcb9be5cad8fe1e67f2f6552 --- /dev/null +++ b/CCRD/1/5/2/000311.txt @@ -0,0 +1,39 @@ +# 纯洁队伍，继续战斗: 记电机系团总支反右派斗争的经过 + +　　<清华大学、高达声、王寒伟　李忠恕> + +　　去年5月整风期间，电机系团总支委员会不但陷于瘫痪，瓦解的状态，而且在右派份子刘倬云(当时的团总支书记)带动下，纠合总支委员会内其余右派分子向党发动了猖狂的进攻，在电机系全团和全体同学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 + +## 以右派分子刘倬云为首的可耻的叛党活动 + +　　去年五月底，正当右派分子在全国掀起滚滚黑浪时，刘倬云积极配合进行反党活动。就在蒋校长动员报告的当天，他连夜召集两个党支部书记(都是右派分子)贴出了向党进攻的大字报，说“我校肃反缺点是主要的，绝大部分斗错了”，“中央5％的估计夸大了敌情，是错误的根源”，并诬蔑党委“没有鸣放决心”，“党委会开会到最后一分钟还在辩论放不放”。在清华园内，他们是从党内和团内举起了第二面反党的白旗，为右派向党进攻打出了第一颗信号。 + +　　接着他便在自由论坛上大骂自己是“昧着良心干的”，“是没有人性，满脸横肉，是骑在人民头上的罪人”，“要控诉自己和党的三害”，说完后竟无耻地和“控诉”肃反的右派分子热烈拥抱。刘倬云在会下又到处向肃反对象道歉，赔罪，要“赎罪”，“还债”，要侭力满足其一切要求，如修改结论，告诸亲友等，并主动提出交朋友，讲“义气”，使原来在整风时声称要枪毙刘倬云的肃反对象右派分子赵环扬言要大赦刘倬云。刘倬云以可耻的“现身说法”的叛变行为，博得了右派分子的欢心，于是他们大为称赞刘倬云，说他是“最有人性”，是“最优秀的共产党员”，要所有共产党员向他“学习”。另一右派分子文郑麟(上届总支委员)在自由论坛上为冯国将的否定群众斗争会制造了长篇“理论”，在向党进攻中，他们完全起了“里应外合”的作用。当时他们盗用了党的干部，党的小组的名义，确实蒙骗了一部份群众，对肃反工作产生了怀疑，并使右派分子更加嚣张起来。 + +　　右派分子武玖玲(上届总支委员)在自九班会上诬蔑党委没有鸣放的决心，大肆攻击铭阮同志，并煽动同志，煽动群众成立三个反党工作组，企图对党委施加压力，利用用“拉一批，打一批”的方式搞垮团委的领导核心，并在电机系辅导组内以文郑麟、武玖玲为内线，搜集资料作为反党活动的资本。右派分子朱宝钧(上届总支委员)在他所联系的班级中散布了大量反党言论，说：“党内三害严重，不整风就要出匈牙利事件”，“党内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等，同时他还阻挠立场坚定的同志反击反动的大字报“还政于民”；并质问说：“难道现在有民主吗?”并附和马琦说“现在是老党员大官，新党员小官，有些党员不但土而且暴”。他们除了口头煽动点火外，还“以身作则”把自己作为反党的榜样。正当右派分子叫嚣选举“不民主”时，文郑麟、朱宝钧两人联合出了大字报，承认自己是冒牌总支委员、并声明退出总支委员会。企图以此威胁清华党团组织。 + +　　正当这些右派分子们反党的气焰万丈的时候，自然对党的教育是特别反感的。当时阮铭同志在辅导员中传达了毛主席的讲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和陆定一同志“要在风浪中站稳立场”的发言后，他们竟认为整风时还讲这些话是表明领导没有“放”的决心，是不肯虚心检讨的表现，又立刻出“大字报”加以“揭发”，对党委、团委大肆进攻。 + +　　右派分子这种丧心病狂地进攻的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攻击党的政策和党的领导，在他们把持下的共青团电机系总支委员会，就成了积极策划反党的中心。在清华园乌云迷漫的日子里，他们披着“辅导员”外衣的反党活动确实迷惑了相当数量的共青团员和同学，在政治上动摇他们对党的信任，使党的威信在共青团员中，在同学中受到极大的损害! + +　　右派与我们之间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他们所挑拨起来的吗! + +## 原来是一批阶级异己分子、修正主义者和严重的个人主义者 + +　　整风期间，共青团电机系总支委员会走上反党的道路决不是偶然的。这些右派份子有的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份子，有的是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发展到投机取巧，卖党求荣；有的是有着系统的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都是资产阶级右派在团内的代理人。 + +　　刘倬云在担任电机系团总支书记的时候，就一贯狂妄自大，目无组织，企图把电机系团总支发展成为自己的“独立王国”。他根本瞧不起团委领导，认为团委会的领导“一般化”，而电机系抓得很具体，所以他连团的常委会也不愿参加。当“再论”学习党委作了总结报告后，又自我吹虚一番，说什么党委的总结报告是根据电机系团总支作出来的，把电机系团总支放在党委、团委之上。 + +　　刘倬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也是在逐步发展的。55年他曾为留苏和转专业未成而大闹情绪。向科学进军提出后，他就想推掉政治工作不干，去搞他自我吹虚为全国第一流的设计。他过生日时，右派分子武玖玲给他下寿面，组织女同学给他唱“长命百岁”，武玖玲还写信给和刘倬云同屋的自01班同学，要他们以和团总支书记住一屋而自豪!更严重的是刘倬云利用职权到处封官许愿，曾在一个党支部中先后封了三个党支部书记。 + +　　又如右派分子朱宝钧，在“土改”“镇反”“五反”等历次民主革命运动中都是没有过关的。镇反时，为了营救他的中学老师，甚至企图要劫狱。在这次整风的严重关头，严重动摇，和右派分子文郑麟宣布退出团总支委员会。他还到处煽动点火向党进攻。 + +　　右派分子文郑麟则是有着系统的反动的修正主义思想。在国际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他认为自己在苏共廿大前，完全是盲从，对匈牙利事件也“独立思考”起来，说苏联在匈牙利出兵是合理不合“法”，再加上他对民主、自由的一套资产阶级观点，使他和党的原则发生严重的冲突，在整风中攻击选举不民主；张贴大字报声明退出总支委员会，还登上“自由论坛”，攻击肃反运动。 + +## 纯洁队伍、增强团结，决不辜负共青团员光荣称号 + +　　由于刘倬云等是披着团总支书记、总支委员，辅导员等进步的外衣，去进行反党活动的，因此有相当部分的共青团员，尤其是在他们所在班或平时联系较密切的支部的同志受到蒙敝。有一位同学曾经认为刘倬云在自由论坛上叛变性的发言是“大丈夫的能屈能伸”，而对何东昌同志的肃反报告反而觉得怀疑。很多支部反映：由于自己立场不稳，认识不清，看了刘倬云等攻击肃反及攻击党委的大字报后，开始怀疑肃反成绩不是主要的。有的怀疑党委没有鸣放决心。有的在听了刘倬云攻击肃反的言论，再去听冯国将讲话，觉得句句都是真话。有的共肯团员在风浪袭击下，站不稳脚跟为刘倬云等的叛变性发言热烈鼓掌，感动得流泪。 + +　　但是，电机系团总支在党委和团委的领导下，进行了坚决的反右派斗争，并获得重大胜利，澈底的整顿组织，清除了右派分子，纯洁了队伍、增强了团结。通过了反右斗争，电机系的共青团员和同学认识了这些右派分子的反党本质，明确这不是什么偶然犯了错误，而是根本的立场问题，对右派产生了仇恨。反右斗争取得了胜利，右派分子的幻梦破灭了。但是，我们不能忘记那乌云密布的日子，不能忘记那些右派狞狞的嘴脸，让我们回忆起那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我们每个人能都再一次得到深刻的教训。现在，全体共青团员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深入的关于处理右派的辩论，划清敌我界限，提高阶级觉悟，决不辜负共青团员的光荣称号。 + +　　 来源：1958年1月30日《新清华》(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出版委员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000312.txt b/CCRD/1/5/2/0003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e7ba9c12364692abfad5cd8ea4f88c8b2188d8 --- /dev/null +++ b/CCRD/1/5/2/000312.txt @@ -0,0 +1,23 @@ +# 湖北中、小学教师队伍中敌我矛盾极度尖锐 + +　　<孙玉昌> + +　　新华社武汉1月30日讯 湖北省十一万多中、小学教职员自去年12月下旬起，利用寒假时间，相继集中到县开展整风运动，到目前为止，绝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根据教师队伍复杂、敌我矛盾尖锐、运动时间短等特点，省委指示各级党委在这次运动中以处理敌我矛盾为中心内容。 + +　　这次运动来势快而猛，右派分子反革命活动极为猖狂。他们乘机攻击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政治运动，否认成绩，如说农业合作化“太快了，强迫农民入社，社干部是新地主，土地改革惨无人道”；污蔑肃反“没有根据知识分子的特点，采取了诈骗手段”，“积极分子把别人当作自己进步的垫脚石”，污蔑党只相信“吹、拍、捧、骗、诈和不学无术”的人，他们提出“反对共产党的干部政策”，“教师低人四等，有历史问题的人更低人五等”。同时，他们辱骂干部是“昏君”、“爪牙”、“走狗”，是“三害的结晶体”、“三害的杂交者”、“混头”、“混蛋”、“贼子”、“魔王”、“部长老爷”、“先生大人”，骂女干部是“娇娘”、“狐狸”，把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骂成是“干爹、干儿子”、“徒子徒孙”的关系。甚而有的右派分子在鸣放大会上边哭边骂：“从解放第一天起，老子一直受三害的迫害，毛泽东的阳光照不到老子的身子，杂种混账王八蛋的党员们简直都是反革命。”也有拍桌叫骂：“狗(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的党员、党小组都是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 + +　　有的右派分子还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汇合在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如襄阳专区一些死心塌地的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写血书和“黑布告”，表示决心要和共产党拼到底，并公然号召历次运动受到打击的人起来“有苦诉苦，有仇报仇”。有的公开叫嚣要杀人，说：“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元月初，集中到襄阳反右斗争的左派分子肖家斌，在厕所里被人用石头给砸死(还未破案)。右派分子陈子训在去春大鸣大放以来，身上一直备着一把小刀子，企图伺机暗杀我区党委书记。有的右派因农民贴了他一张大字报，竟把农民的孩子推进堰塘里，加以报复。 + +　　有些地方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结成集团，酝酿或进行大民主活动，这表现在：首先，操纵运动的领导权，号召人们说反话，把说公道话的人骂成怕死鬼；极力辱骂、诋毁党的各级的领导干部，不少县的文教局长、文教部长、区委、党员校长，在大鸣大放中被右派分子罚站，戴绿帽子，在他们身上贴反动标语，有的还挨了打。其次，他们公开组织右派队伍和右派集团，如长阳县右派组成队伍，敲锣打鼓踩高跷，在街上吵吵嚷嚷，呼口号，给机关贴大字报，实际上成了一次反革命游行。右派集团除在教职员中聚汇反动力量外，有的还伸展到农业社去，公然煽动农民写大字报，收集“错误”材料。为了达到其反革命目的，他们召开秘密会议，总结斗争策略，如汉川一个右派集团的斗争策略是：对党员校长无情斗争，对非党校长又团结又斗争(因该人是中间派)，对非党班主任只团结不斗争(中右)。第三，有些地方，右派集团改选了学校的核心领导小组和团支部，把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有阶级仇恨的分子安插进去；也有的提出“取消县委会”。还有些右派分子公然以“台湾电讯”和蒋介石的名义发布“指令”，号召人们向共产党进攻。有的公然喊“国民党万岁”、“蒋介石万岁”的口号。 + +　　各地党委较注意运用工农群众的力量，对右派进行斗争，基本上采取了两种方式：一种是请农民出来和右派斗理，力驳谬论；一种是“借兵”反击。 + +　　乡、社干部和工农群众对右派分子言行都义愤填胸，个别地方工人、农民要求游行向右派示威。近来还发生多起农民和乡、社干部殴打、体罚右派教师事件。省委对此曾指示各地说：农民的义愤是正义的，但不到借兵时机，一般不宜乱借兵；借兵一般宜少不宜多，以说理为原则。 + +　　从这次反右斗争中，再一次证明：中小学教职员队伍中隐蔽了大量的社会主义的敌人，其中有历次政治运动漏网的反革命分子、地主分子、流氓坏蛋、反动军官和官吏、资产阶级右派，根据各地材料看，教师队伍中大致有20—30％是属于这些人，个别县份竟达到40％。 + +　　目前，右派气焰嚣张，左派力量还不够强大，反右斗争进行不力的县份，开始或已经把为首的反革命分子逮捕起来，以便支持中间派，打击右派，免得酿成严重事件。反革命暴露不充分、不捕又不妨碍反右斗争的地方，仍在揭露和斗争，待揭发充分后再捕。 + +　　省委已下最大决心，准备把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和各种坏蛋一概从教师队伍中清洗出去，但到底清除多少，还待运动发展的结果来确定，但估计最少不会少于一万人。 + +　　 来源： 根据省委文教部材料编，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8年2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2/names.txt b/CCRD/1/5/2/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1a6c772c6f3c906f9173777e2bc0995bb2c57d --- /dev/null +++ b/CCRD/1/5/2/names.txt @@ -0,0 +1,313 @@ +“不通”和阴谋——斥吴景超的“社会学在新中国还有地位吗？” +插红旗，拔白旗，立好学生的共产主义标准 +水梓: 地主官僚政客三位一体 贪污盗窃盘剥如此完人 +林希翎应否留校做反面“教员”人大师生对此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骗局——从所谓“黑名单”问题看右派分子的咀脸 +四川政法部门取得反右派和批判右倾思想的重大胜利 +王经五是右派言行的“全能手” +陈铭枢集团反动活动积极策划者陆晶清丑恶面目被揭露 +各民主党派撤销右派分子的领导职务 +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揭发金长风反党罪行 +全省中小学校斗垮右派分子 +彻底清算右派分子张行陶的反党罪行 +企图对肃反倒算的右派分子胡节 +四个月的大事简记（1957年2月27日——7月1日） +声势浩大　斗志昂扬 坚决揭露和打击右派　湖北枣阳、江苏如皋等地揪出一批右派分子 +铁证如山 休想翻案俄文教研组粉碎反革命分子的疯狂反扑 +右派分子郭道洪的反党言行 +云南大学和昆明师范学院破获反革命组织“中国大同党” +党委机关党支部讨论开除党内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 +四川省发现右派分子行凶杀人 +吴占非过去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公共教研组党总支召开党员大会讨论通过开除前总支书记右派分子周寿昌党籍 +机械制造系揭发冯城、章海源和张闽右派集团 +王捷三：革命青年的死对头 封建道德的传教师 +就党领导文艺问题驳右派 +看!右派分子李达源的面貌 +刘文辉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报告四川各民主党派反右整风情况和收获 +钮友杰的反动面目沏底暴露，土木系党总支大会通过开除他的党籍 +童少生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报告四川省工商界反右派斗争和整风情况 +物理教研组党支部是怎样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的? +程潜代表在全国人大谈资产阶级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改造问题 +邓初民在全国人大谈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后的知识分子状况 +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危害 +太原市民主党派负责人对处理右派的反应 +吴剑平: 幻想世界第三次大战 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 +必须清除大学生中的败类右派分子蓝橙 +打倒洋八股——舒舍予(老舍)代表的发言 +电机系教师通过讨论认清右派分子宗孔德反党面貌 +建筑系批判周卜颐的右派言行 +右派分子黄捷如坚决顽抗到底, 他妄想在中国制造“匈牙利事件” +船制系反右斗争先后揪出右派分子62名揭发了四个右派集团 +刘承钊代表在全国人大谈民盟四川省组织反右派斗争后的情况 +运起系在飞跃前进中！ +运起系最近又揪出一个右派分子 +吴绍澍：CC宿将劫收大员 右派头目反共老手 +甘肃党代会揭发、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浙江文化界在反右派后的思想动态 +天津部分地区举办回族党团员训练班批评地方民族主义 +不能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天津市高等学校讨论处理右派的方针政策的情况 +天津部分地区举办回族党团员训练班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天津市高等学校讨论处理右派的方针政策的情况 +天津市民主党派整风劲头不足 +党内右派分子方耀堂处心积虑向党进攻 +力学教研组党支部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党内右派分子被清除出党 +许宝骙：一贯反党两面三刀 四方押宝五毒俱全 +纯洁人民的体育队伍体育教研组反右派斗争获胜 +揭穿所谓“老革命”“老干部”外衣 +天津市中小学处理右派情况 +摆出右派分子李伯球的臭历史给大家看 +驳斥徐懋庸的修正主义的谬论 +驳斥右派分子李伯球的 “民主党派应该如何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从几件重大的人事问题上来说明右派分子李伯球和章伯钧、黄琪翔的关系 +腐朽透顶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李伯球 +揭发李伯球小集团在反右以后的阴谋活动 +晏勋甫: 骂共产党员“新贵族” 要国民党“借尸还魂” +揭发右派分子李伯球在干部中的两面派 +揭发右派分子李伯球在广东的阴谋活动 +揭發李伯球小集团 +揭开李伯球标榜靠紧党的假面具 +控诉李伯球小集团控制、利用用北京市委员会特别是组织部门，贯彻执行章、黄、李右派集团反共组织路线的罪行 +李伯球反共小集团的阴谋活动 +李伯球和章伯钧的政治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李伯球排挤、打击党内进步同志 +李伯球与章伯钧的两面派关系 +评钱谷融先生的“人道主义”论——和钱谷融等辩论 +徐懋庸在武汉大学反过右派吗？ +右派分子李伯球的罪恶本质 +右派分子李伯球在上海的点火阴谋活动 +章黄李右派集团在北京放火的罪行 +第三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确定今年的工作任务 +动力系教师反右斗争获全胜 +反对地方主义倾向 +揭露右派分子万嘉鐄 +解放军总政治部招集会议批判陈沂 +市属中学反右派斗争战果辉煌 揪出右派分子150个 教师们政治觉悟大大提高 +周颖: 康泽密友胡风亲信 攻击肃反妄想翻案 +数学教研组批判九三学社清华支社组织委员右派分子张之良 +王颖奋是怎样堕落的 +全市中小学反右派斗争胜利巨大 二千多个右派分子和坏分子已被打垮 +陈沂要文艺为“我”服务 +清算右派分子陈芹技术破坏的罪行 +水利系教师批判民盟小组长、右派分子沈之良 +无线电系揭露右派分子马世雄 +安徽挖出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 +福建省党代会讨论两类矛盾的情况 +粉碎右派分子瞿履谦取消党委制的阴谋 +电机系党总支大会通过开除右派分子吕森党籍 +张轸: 一心要使反动统治复辟 妄想煽动世界三次大战 +文汇报整顿组织，金仲华任社长 +天津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思想言论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石盘借交心向党进攻 +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在四川的阴谋 +上海市司法系统对右倾思想的批判不深不透 +王亚南的资产阶级思想相当严重 +北京、上海等地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蠢蠢欲动 +人民日报社揭发蒋元椿等人的反党言行 +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学生和工作人员在围绕如何处理右派分子问题展开全校性的大辩论中暴露出的一些错误观点 +北京各高等学校在进行对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的大辩论中暴露出不少错误思想 +政协全国委会常委会通过政协整风办法规定，并决定停止右派分子章伯钧等职务 +必须彻底揭露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恢复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政治阴谋 +湖北中、小学教师反右派斗争的大胜利 +青海省委第五次全体（扩大）会议彻底粉碎了右派分子孙作宾等人的反党罪行 +纯洁了教师队伍　提高了教师思想 本省中小学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 +在京科学家座谈整风心得, 郭沫若号召吸取地球物理研究所经验 +首都作家座谈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成果 +总政机关党委会、高院军事审判庭开除右派分子陈沂的党籍和军籍 +什么样的“消息”，什么样的“新路”？ +艾青的道路 +辽宁省民主人士在“向党交心”中所持态度，各不相同 +人民大学右派分子许孟雄利用讲课机会继续放毒 +范予遂：陈铭枢的麾下大将 蒋介石的孝子贤孙 +彻底清除地方主义为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而斗争 +福建丰乐乡把送往农村改造的右派分子分配做扫盲等工作 +辽宁省少数右派分子坚持反动立场，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关于杂文 +科学研究两条道路的斗争，清华大学辩论科学研究工作两条道路的经验 +捍卫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驳右派分子孙朴风的“阶级斗争熄灭论” +北京大学知识分子向党交心、自觉革命获初步经验 +高等学校“双反”运动片断 +高等学校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自我革命转变立场，北大知识分子决心改造思想 +邓、苏右派集团的一小丑：刘皓宇的反党罪行暴露无遗 +太原市召开右派分子大会 +批判右派分子康健在贵阳师院的罪行 +天津市民主党派开展交心运动的情况 +雷海宗的毒箭 ——“只有相见以诚，才能谈到互相监督”的反动实质 +潘序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 +沈志远、吴承禧对战后美、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修正主义谬论 +上海政法战线反右派斗争获重大胜利，徐亚夫等反党面目彻底暴露 +现实主义还是修正主义？ +林希翎就南斯拉夫问题恶毒污蔑我党和毛主席 +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重大胜利 我院右派分子受到应得处分 +高沐鸿向何处去? +北京市高等学校部分右派分子对“人民日报”社论的反应 +名利薰黑了魂灵：卢谦在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 +交心后看到阳光灿烂的天地，医学科学院科学家们坚决清算资产阶级思想 +山东伊斯兰教界和回族人民觉悟提高 +社会主义学院吸收右派分子入学交心 +云南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副部长王镜如被开除出党 +重庆纺织公司副经理宋芳圃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公安局依法逮捕 +北京市大学生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驳斥章、黄、李右派集团对党领导科学、文化事业的诬蔑 +歌舞团揭露杨建勋等人的右派言行 +驳斥章、黄、李右派集团关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生活方面的谬论 +驳斥章黄李右派集团反对肃反运动的谬论 +驳斥章黄李右派集团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反动言行 +驳章伯钧的政治谬论 +彻底击垮了以顾则夫为首的反动小集团 +斥章、黄、李右派集团的民主自由的谬论 +斥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反动组织路线 +对章黄李右派集团关于党对国家领导问题的批判 +坚决粉碎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反党阴谋 +控诉章黄李右派集团在北京市的阴谋活动 +批判马哲民的“实践与认识” +批判“两院制”和“政治设计院”的谬论 +批判章黄李右派集团对国内外形势所作的错误估计 +在民主党派接受共产党领导的问题上驳斥章黄李右派集团 +章伯钧最怕 “人的分类学” +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变天思想及其点火活动 +章黄李右派集团给农工组织造成的严重危害必须彻底清算 +上影部分演员资产阶级思想严重 +伸张正义维护国家法纪，上海法院判处孙大雨徒刑六年 +“清高自守的中间路线者”原来是个大右派，傅雷一贯反苏反共反人民 +湖南人代大会揭发程星龄罪行 +辽宁民主党派、知识界、工商界向党交心后的思想顾虑 +推动全国工商界加速自我改造，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席会议提出六条经验 +湖北人民出版社一工作人员假借思想解放运动大肆攻击党和反右斗争 +武汉大学师生争先拔白旗插红旗思想解放气象万千 +反右派斗争锻炼了文学队伍，上海作协举行理事会扩大会议 +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思想 +在贵阳中八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思想情况 +拔白旗投降真理 插红旗思想解放 +湖南三十个县市右派分子动态调查 +广东省政协下乡参观团中的右派分子对南斯拉夫问题的反应 +北大哲学系学生批判马寅初、冯友兰、贺麟、洪谦等 +合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言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扩大会议彻底打垮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进攻 +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有十名学生与南使馆有联系 +盐城镇公私方人员混同交心资产阶级分子气焰重又嚣张 +整风总结 +河北省委将右派分子刘洪涛杜存训清除出党 +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批判揭露右派分子秦兆阳 +山东省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交出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论 +广西党代表大会开除陈再励右派集团的分子出党 +盐城县六个乡错误地采取“刺血宣誓”的方式表示实现四十条的决心 +北京、广州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就中东问题造谣惑众进行破坏活动 +上海市右派头面人物对中东局势的反应 +一、二、三工区分别举行交心运动动员大会 +昆明师范学院破获了一个由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 +华中师范学院一学生为右派辩护主张把出身好的右派学生从右派中“解放”出来 +逃港右派分子周鲸文公开发表反共声明 +昆明师范学院破获了一个由右派分子组成的反革命集团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右派分子想逃往印度 +全总整风会议获得巨大胜利，执行委员会选举刘宁一为全国总工会主席 +天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对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立场是否反动问题存在不少错误的看法 +工商界代表人物对目前工商业者改造问题议论纷纭 +打破顾虑 改变立场 交出真心　跟全国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 +敦煌人民公社整风运动总结 +黑龙江省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在交心中交出不少反革命证件和反动历史 +天津市新华区在工业“抗旱”运动中从资本家手中挖出大批生产资料 +广州市工商界的八种表现 +工商界反右派斗争胜利结束: 广大工商业者认清了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的光明大道 +在党和政府干部正确领导下交心运动胜利结束 +拒绝改造 从事现行破坏活动　代智书等十名坏分子被依法逮捕 +北京市右派分子下放劳动后的表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对光明日报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右派分子姚雪垠阴险狡诈一贯反党 +广东部分右派分子气焰嚣张继续进行反党活动 +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加速自我改造的竞赛协议书 +佛教徒要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福建省龙溪专区佛教界代表座谈会胜利闭幕 +上海市右派头面人物王造时、徐铸成等对台湾海峡局势的反应 +右派分子彭文应对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反应 +四川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民主人士坚决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速自我改造的协议书 +四川省工商界反右、整风运动总结报告 +打击坏分子扫清改造道路二中队斗争付佑安 +龚自知：龙记云南黑店总管 阴谋篡改民革方向 +中央台反右斗争又得到一个新的重大战果、狡诈凶险混在党内的右派分子邵燕祥己被揪出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召开回民座谈会，彻底清算马震武祸国殃教罪行 +武汉市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思想动态 +卫生部整风第四阶段挖出极右分子齐仲桓 +文学必须与劳动人民结合 +驳右派分子叶元龙“论最适当的人口数目” +天津河北艺术师范学院关于严肃处理右派分子的报道 +天津河北艺术师范学院揭发批判学生中右派分子的材料 +王立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在建瓯县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继续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 +黎少华和美蒋唱着一个调门，公然替蒋介石提出“统一中国”的反动纲领 +鞍山市委整风办公室召开会议检查整理右派分子材料工作中的问题 +加速进行组织和成员的根本改造：民盟三届全国代表大会开幕 +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1957年电影艺术片中错误思想倾向的批判 +滁县、蚌埠市两个右派分子逃往香港 +坚决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在京台湾同胞愤慨声讨谢雪红 +上海各区选民纷纷举行会议，撤销右派分子区人民代表资格 +县级机关和中小学在整风运动中发生死人事件 +右派分子洪荒作恶多端 +重庆市在整风中揭露了不少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驳刘惠之的“最高监督论” +湘潭专区全面检查中学反右派斗争 +何柱国: 借名视察下乡放火 组织集团向党进攻 +不白的白色 +上海反右派斗争一个重大胜利，杨延修反党面目被彻底揭穿 +杨延修是阶级异已分子，一贯恶意攻击肃反 破坏反右派斗争蓄意复辟资本主义 +贵州民革又揭发十多个右派分子 +中共安徽省委举行全体委员会议(扩大)揭露和批判李世农的反党罪行 +本溪市对右派分子进行复查的情况 +从对右派分子的复查中看材料工作上的几个问题 +辽阳市小贩整风的作法——省委财贸整风办公室通报摘要 +天津市部分中学生对丁玲和她的作品的糊涂认识 +营口中一些右派分子又蠢蠢欲动 +李俊龙: 利用视察机会到处点火 想把反共邪火吹遍全国 +右派分子罗印文日记摘录 +以张文澄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中国人民大学部分学生和工作人員在圍繞如何处理右派分子問題展开全校性的大辯論中暴露出的一些錯誤覌点 +叶元龙“乌凤和鸣”的用意何在 +驳斥右派分子，批判地方主义，浙江省人代会议取得新的胜利 +内蒙古是怎样在少数民族中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 +破坏民主党派反右斗争庄伯封被逮捕法办 +徐淦的毒涎 +曹卓峰一心想变天 +李世军：恨公安机关和人事部门 爱反动分子和右派分子 +管庄“百丑图” +为什么二十年来一直和党格格不入？ +右派分子郭涛借反对个人崇拜来贬低革命领袖的作用 +中共西藏工委全面安排党内整风运动 +重庆市在整风中揭露了不少右派反党集团的罪恶活动 +吉林政法部门揭露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鲍廷干 +右派分子吴占非逃往台湾 +在高等学校执行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全校师生辩论关于处理右派分子问题的经过 +民盟举行最后总攻 反击章罗联盟获得根本胜利 +李紫翔: 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 理论上的修正主义派 +北京大学师生对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的一些糊涂认识 +纯洁人民教师的队伍　坚持学校的社会主义方向 中小学校反右派斗争正深入发展 +北京大学师生对处理右派分子的方针的一些糊涂认识 +机制系毕业生十三小时大舌战，认清资产阶级右派全是反动派 +任同生的动机是什么? 热加工大五党支部通过开除这个右派分子的党籍 +提高觉悟，纯洁组织: 政治课教研组反右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 +吴占非逃抵台湾后对我大肆污蔑 +民革贵州省委攻破一个反共小集团 +石挥是电影界的极端右派分子 +刘积学：盘剥农民的不法地主 反共起家的老牌右派 +管庄还有一百多个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需要继续调查处理 +管庄有历史问题的人和坏分子惶恐不安 +孙念增妄想把学校拉向资产阶级道路 +右派小丑林健荣休想扭转历史车轮 +公共教研组揭露与批判右派分子何成钧的反党言行 +略谈简单和复杂 +是右派分子许京强扼杀了建筑系系会 +《文艺报》关于再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等作品的编者按语 +驳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 +斥“论同志之‘爱’与‘耐’” +罗翼群：闯入农村煽动闹事 放火不成烧了自己 +罗烽的“短剑”指向哪里? ——重读“还是杂文的时代” +莎菲女士在延安——谈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重读“三八节有感” +国家机关整风中挖出一个脓疮　法律出版社编辑部腐烂透顶 +继续开展百家争鸣 +天津大学右派分子林茂才行凶 +天津市佛教界正以划清僧俗界限，严守清规戒律问题为中心展开鸣放 +纯洁队伍，继续战斗: 记电机系团总支反右派斗争的经过 +湖北中、小学教师队伍中敌我矛盾极度尖锐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0.txt b/CCRD/1/5/3/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80fd7f6f4156cc2078c0adb11190f384ab74d1 --- /dev/null +++ b/CCRD/1/5/3/000000.txt @@ -0,0 +1,13 @@ +# 一切必须服从思想改造要求　不务正道的人应该受到批判 + +　　<劳教人员　张洪范> + +　　五中队最近在一小部分劳教人员中出现了热衷于所谓“文学创作”，不谈思想改造的坏现象。比如李行之、韩希伦、端木留等人纠合在一起，吟诗填词，散布灰色、颓废情绪甚至反动毒素。当别人提出批评时，还表现抵触。朱正在劳动上不积极，曾经一车只推三筐土，集体学习时打瞌睡，当他与杨天堂谈起他们的所谓“文学创作”时，却津津有味。还叫杨天堂校阅他东偷西抄拼凑成的“著作”(鲁迅传略)。周康中失去了一本记有“素材”的笔记本，他非常“惋惜”，竟扬言愿意赠送一条香烟，要找回那个本子。 + +　　17日晚，李队长针对这种坏现象专门作了分析批判，指出一切必须从加速思想改造的要求出发。大家是处在改造思想而不是搞文学创作的时候，应该多阅读些政治理论书籍来帮助自己改造。同时，当思想、观点仍然反动时，也不可能创作出什么好东西来。李中队长忠告大家：不要阅读与改造无关的书籍。唐诗、宋词等古曲诗词，和目前的思想改造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小说，是富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的，但劳教人员的反动立场观点没有改变时，某些人就容易摘取其中的某一情节来歪曲现实，制造思想混乱。 + +　　17、18日，各组讨论了这个报告，通过自我检查和互相批评，不少人初步有了转变。杨天堂检讨了自己在改造中不是力争上游，近来却忙于校阅朱正的“创作”。通过大家帮助，他认识到这是反改造的一种具体表现。有的人写了书面检讨，表示今后严格要求自己，自觉地改造。 + +　　但有个别人如李行之、端木留等，对自己的错误和反动言行至今仍然没有深刻检查，已引起大家的愤怒和批判。三分队十组在讨论中，对坚持反动立场，散布反动言论的欧阳信开展了辩论，打击了歪风，树立了正气。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158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1.txt b/CCRD/1/5/3/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347e4ff6993c394bfe61f42edd3a0fbfec8d0c --- /dev/null +++ b/CCRD/1/5/3/000001.txt @@ -0,0 +1,77 @@ +# 对1957年一些影片的评价问题 + +　　<袁文殊/陈荒煤> + +　　编者按：下面发表的是袁文殊和陈荒煤两位同志就陈荒煤同志写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一文交换意见的来往信件。这篇文章是去年１２月２日在本报发表的。我们认为，袁文殊同志提出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处理也是有缺点的。 + +　　＊　　　　　　　＊　　　　　　　　＊ + +## （一） + +　　（荒煤同志：） + +　　听说你已经从国外回来了，近况谅好。 + +　　读了你在去年１２月２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坚决拔掉银幕上的白旗”一文之后，觉得有些意见很想和你谈谈，但是那时你已远在国外，又想到你一定很忙，所以未便写信相扰。现在虽然事隔二月，但是那些问题觉得仍有商谈的必要，因此特将我个人的看法提出来，请你指正。 + +　　首先，我觉得你这篇文章在对１９５７年我国电影艺术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作了肯定之后，对一部分影片中所表现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其中许多意见也极可宝贵。回想１９５６年冬至１９５７年春夏之间，在右派进攻和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之下，整个电影战线被弄得乌烟瘴气，邪说纷纭，许多创作人员迷失了方向。因此产生了一些有错误思想和歪曲了生活真实的影片，这确是一个沉痛的经验教训。诚如你所指出的，“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电影界对一些具有严重错误思想的影片进行了批判，使广大电影创作人员受到了教育。……不过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那个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王国并没有完全摧毁，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这些渣滓又浮了上来。”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 +　　幸好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一场剧烈的整风反右斗争之后，电影战线上的上述情况才改变过来，党的领导巩固了，电影事业的方针端正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孤立了。在大破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艺术观点的基础上，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觉悟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从而给１９５８年的电影事业大跃进创造了条件。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１９５７年的整风，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是不可能的。事实摆在眼前，１９５８年的影片产量比１９５７年增加了两倍还不止，创作人员开始和群众接触了，创作人员的精神面貌也大大改观了。当然电影战线上的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是长期的，为了更好的接受这个经验教训，使所有创作人员都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从而加紧自己的思想改造，提高电影创作水平，对过去影片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认真的分析批判是完全必要的。所以你在这篇文章中所指出的许多问题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 +　　但是，当我读完文章，除了得到上述的教益之外，也还感到有些不满足和看法上不完全一致的地方，所以我现在愿意提出来和你商讨。 + +　　首先，我觉得你从影片样式上来区分问题，把喜剧影片归到一类来进行批判，就势必把许多错误性质不同，或只有一些缺点的喜剧影片都混淆在一起了，这是不恰当的。你在“滥用讽刺，借口‘反映真实’、‘干预生活’，直接攻击党和新社会，反对党的领导”的小标题下面，批评了“未完成的喜剧”和“谁是被抛弃的人”、“寻爱记”、“球场风波”、“三个战友”、“幸福”等等许多影片。这些片子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或错误，个别片子错误还很严重，但不应把他们一律和“未完成的喜剧”相提并论。比如“寻爱记”和“未完成的喜剧”就有极大的不同。影片“未完成的喜剧”，的确如你所说的，是一部彻头彻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时又是庸俗不堪的影片，它不论是主题的构思，人物的设计，情节的安排以及种种细节描写都恶毒地在攻击和诽谤我们的新社会，歪曲我们党的政策和丑化我们的负责干部，而且狠毒到要一棍子打死的程度。在吕班的眼里，一切新社会、新制度、党的领导、党的政策等等都一无是处，应该打倒。应该让资产阶级的庸俗腐朽的东西复辟，让他们来坐天下。这是实实在在的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影片。但是影片“寻爱记”，则虽然为了追求喜剧效果，不顾场合，不看人物乱用了讽刺，结果对不该讽刺的人物给了许多嘲讽，而对真正要讽刺的对象却反而加以宽容，这就弄得观点模糊，是非不清。这样的影片的确反映了我们创作人员的思想感情的庸俗和情操的低下，对观众不会产生提高道德品质的教育作用。但这些只是思想上艺术上的缺点或错误，同恶意攻击我们的党和社会的“未完成的喜剧”是有根本性质的区别的。因此，把这类影片和“未完成的喜剧”划在一道，都归之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就感到话有点说过了头了。其结果就势必把各种不同性质的错误混淆起来，把错误严重化。所以我以为你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方法是不恰当的。 + +　　其次，你把所有在表现党的领导上存在着缺点的影片，不论其情况如何，都一概划为“抹煞党的领导，违反党的政策，取消或歪曲党员及领导人物的形象，歪曲党的生活和作风”，这也把问题扩大化了，好像那么多影片都存在着同样严重的错误似的，这也不够恰当，因为实际情况并不是完全如此。实际上是，有许多影片虽然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像你所指出的那类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在那些影片中并不占重要地位，更不是那些影片的主要倾向，那些影片的主要倾向还是正确的。因此你在这个问题上就显得有很大的片面性。 + +　　不错，像影片“护士日记”、“母女教师”、“牧人之子”、“幸福”、“乘风破浪”、“凤凰之歌”和“洞箫横吹”等等，诚如你所指出的，是“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进行斗争，可是，作者只着重表现了他们个人的斗争，对党的组织和领导所给予他们的支持和力量，却表现得非常微弱，甚至把一些不正确的作风和错误的领导方法，也当作好的东西来表现，因而，体现在银幕上的党员和领导人员的形象，就苍白无力，缺乏生气，甚至简单粗暴，作风生硬，不近情理。”这种批评是合乎事实的，是正确的。但是这只能说明这些影片的一个侧面，还有另外的更主要的一个侧面你没有进行应有的分析和估计，因此，就显得很不全面，结果就把消极面扩大了。 + +　　例如，像“护士日记”那样的影片，尽管它把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实际斗争锻炼的过程写得比较简单，从而不能深刻地反映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学生在实际锻炼中的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在主人公简素华参加工作的全部经历中，党、团组织对她思想上的教育和帮助也还写得不够，而为了显示主人公的优秀品质，在某些细节描写上也有过分突出她的作用的地方，等等。但是无论如何，这部影片的基调是向上的，基本上是健康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制度中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为了响应祖国的号召，宁愿暂时离开爱人，不怕艰难困苦，到工作需要的遥远的地方去从事建设事业，这正是我们今天所要表扬的优秀品质。在全部影片情节的发展过程中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新又新的气象和周围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新的变化和发展。所以，虽然影片还有它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从创作人员来说，应该汲取经验，引为教训，在今后的创作中进一步提高，但是，这部影片的客观效果，基本上是好的，有一定的鼓舞人的力量的。 + +　　其它如“母女教师”、“乘风破浪”、“牧人之子”和“幸福”等等，虽然都存在着各种不同程度的缺点，但是它的主要方向还是正确的。而你在这方面却忽略了对影片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对影片的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也缺少正确的辨别，因此而说：“去年有相当数量的影片，其错误是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的。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我觉得这个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正如在前面说过的，在右派妖风刮来的当时，的确有一部分创作人员迷失了方向，对自己的创作道路发生动摇，从而造成创作上的严重错误，但是依我看来，对大多数创作人员来说，还是你在文章开头时候说的对，主要是“由于电影艺术创作者绝大部分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原来的立场观点还没有彻底改变，因此，在他们的作品里，时常表现出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和趣味”罢了。除了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外，绝大部分是属于思想问题，不能说都是政治问题，因此也就不应该肯定他们都是有意识的“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既然大多数影片是属于思想问题，就只能得出思想错误的结论，而不应该得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性的结论，你说是不是呢？ + +　　当然，政治问题和艺术思想问题往往是关系密切，难于区分的。但是两者究竟有所不同，特别是评论到１９５７年在右派猖狂进攻下的电影创作的时候，更需要仔细而谨慎地加以区别，哪些是政治性的进攻，哪些是思想上的错误，恰如其分的给予评论，才能使有关创作人员得到正确的教育。因为艺术思想问题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而政治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问题了。 + +　　再次是，关于在影片中表现党的领导的问题，我觉得你在文章中也说得不够清楚，因此有使人产生误解的地方。首先我要说，你对于“青春的脚步”和“情长谊深”的导演们在创作过程中表现的错误思想进行揭露、批判是准确的而且是有力的。有些创作人员认为作品中出现了党团员和党团负责干部，就会使作品公式化概念化，因而有意回避描写党团员，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当你说到在影片中表现不表现党员和能不能表现好党员的形象的时候，问题就说得不够清楚了。我以为应该把它分开来说：对那些不愿意在影片中表现党团员形象的创作者，可以指出他们为什么不愿意的错误想法，对那些表现了党团员形象而表现得不够恰当、不好的创作者，应该分析他们为什么表现不恰当的原因，实事求是的把他们的缺点指出来，使他们引为教训，更多的从正面来谈会更贴切一些，不知道你以为怎样？ + +　　最后，把“白旗”这个名词用来批判艺术思想，现在看来并不妥当，你的看法如何？ + +　　末了，我还要说一遍，你的文章所指出的我们１９５７年电影创作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对我们当前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将牢牢的记住这１９５７年的经验教训。我完全同意你在文章的最后所指出的，１９５７年的电影创作之所以产生如此严重的错误，右派进攻固然是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它和我们做领导工作的人员对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缺乏深刻的认识和理解也是分不开的。这对于在做直接组织创作和制片工作的我们，责任尤其重大。正如你所说的，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工农兵方向，强调要创造新英雄人物，但是却放松了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认真采取有效措施帮助和督促所有的创作人员深入生活，锻炼改造；另一方面就是依靠党的领导不够，政治没有挂帅，脱离政治轻视政治的现象不但在创作人员中间十分普遍，在我们这些负责干部中间也相当严重，在日常工作中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政治工作极不深入也不经常，这样就难怪当右派的妖风刮来的时候，完全经不住考验而被弄得乌烟瘴气了。拿我个人来说，你所指出的一个怕字贯串三个阶段的情况都存在着，的确，开始时候过多的强调电影的特性，怕放手之后会乱，会放出毒草来；到了贯彻百花齐放的方针的时候又不敢进行思想领导，怕妨碍“百花齐放”；到出了坏影片的时候又不敢正视错误，害怕批评，这实际是一种不相信真理，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思想的表现。 + +　　由于党的英明领导，经过整风反右之后，把坏事变为好事，现在创作人员的情况已大为改观了。１９５８年，我们坚决贯彻了党的指示，光是艺术片就完成了四十八部，美术片五十四本，科教片一百一十三部。显然，如果广大创作人员的觉悟程度没有提高，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要完成这个空前的生产指标是不可能的。特别值得高兴的是，过去的一年间，所有的创作人员都接触了实际，并且已经开始体会到深入生活的重大意义了。我们相信，在１９５８年的基础上进一步的加强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继续深入生活，锻炼改造，提高艺术修养和艺术技巧，就不但可以不断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而且将逐步建成一支又红又专的电影队伍。所以整个说来，情况是良好的，前途是乐观的。 + +　　匆匆写来，不妥当之处，还望教正。 + +　　此致敬礼！ + +　　 袁文殊２月１日上海 + +## （二） + +　　（文殊同志：） + +　　来信收到。最近工作较忙，同时，你所提出的意见很重要，需要仔细地考虑一下，所以没有立即回信，请你原谅。 + +　　我那篇文章是在去年出国之前赶写出来的，写得比较匆忙，发表的时候也没有机会亲自再修改一遍。经过莫斯科时，我还曾经写过信给报社文艺部的同志，请他们再仔细斟酌一下，把毒草和一些具有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观点的影片区别开来，以免发生误会。可是那时候文章已经发表了。今年回国来因为忙，又没有及时写文章纠正这个缺点。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是很值得汲取的教训。这篇文章涉及到许多问题，如果事先多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多修改一下再发表就好了。 + +　　我基本上同意你对我的这篇文章存在的缺点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 + +　　我觉得文章最主要的缺点，是在批判错误倾向的同时，对各种影片中所表现的程度不同的错误、特别是错误的性质，没有仔细地加以区别，具体的分析很不够。 + +　　我个人认为：１９５７年电影艺术片的创作情况，确定是严重的。这一年一共完成了四十部影片，其中有十部是戏曲舞台纪录片。而三十部故事片中，有六、七部影片表现了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还有好几部影片也表现了很多错误。这就是说，有十几部影片有相当严重的错误。当然，其性质与程度也还是有所不同的。（附带说明一下，我文章中所提到的许多部影片，不完全是１９５７年的产品，还有五、六部影片是１９５８年的产品，只是为了说明错误的倾向而提到它。提到某些影片时，也只就其某一点错误而说明某一种倾向的共同性，也并不认为这些影片都是毒草。从１９５７年以来，电影界无论发表文章也好，在会议中发言也好，公开宣布了毒草的还只是一部“未完成的喜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这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说，确实带有普遍性和共同性。比如，滥用讽刺，有意回避或不愿去描写党的领导和党员形象，以及实际欣赏和宣扬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趣味等等现象。１９５７年是我们近几年艺术生产量最多的一年，然而艺术创作中思想上的混乱却也是惊人的。所以，我认为，这一年电影艺术创作中的错误确是一种带倾向性的问题，不是一种个别、偶然的现象。这一点，我个人感触很深，痛感到责任的重大，因此，写文章就强调了错误的倾向这一方面，而忽视了指出错误倾向的同时，仔细区别影片中错误的不同的性质和程度上的区别，只就作品中所流露的某一种错误倾向而归于一类，既没有首先从政治上来区别错误的性质，也没有能细致地判断错误的程度了。 + +　　例如，滥用讽刺这一类的错误，“寻爱记”、“三个战友”等，显然和“未完成的喜剧”有所不同。作为作品来看，当然不能只强调创作者的动机，最后还是要从客观效果来评价作品，但如吕班那种明目张胆、有意攻击新社会，以及作品之坏，显然和某些作者企图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但由于立场不稳，表现不深刻，滥用讽刺手段，追求庸俗低级趣味的效果而形成某些错误是不相同的，这是应该严格区别开来的。正如你所说的是不同性质的问题。但是，作为一个创作者来讲，也要看到一个根本的教训，立场思想不改变，尽管不是有意识地却也可能创作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来。除了“未完成的喜剧”外，前年有个别的讽刺喜剧片，也确实可以说是和“毒草”相差无几了。 + +　　自然，思想改造是长期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和趣味还是要经常表现出来的，这种思想问题需要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才能帮助创作工作者进一步克服弱点，大步前进。 + +　　从这一点来讲，我深深感到我们电影理论工作的落后。我们现在很需要认真地从１９５７年艺术创作的错误中去吸取教训，正面地去探讨一下（通过作品的具体分析）真实与党性、讽刺喜剧、表现党的领导形象、如何描写知识分子等等问题，使得有些创作者对这些问题具有正确的认识，消除某些误解；使得我们的电影创作在题材上更广泛，在样式上更多样。正是如此，我觉得，你指出我文章中的这些缺点，是十分必要的。不然，它很可能在创作人员中间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 +　　但是有一点意见我还保留自己的看法。那就是，从１９５７年影片的错误的倾向来看，有错误的影片这样多，某些错误又带有共同性与普遍性（自然，性质与程度有所不同），概括起来讲，说是“尽管表现形态各不相同，实质上就是对文艺为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叛变，一直到公开摇着白旗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我觉得，从错误的倾向和思想的实质上来看，这个看法还是可以的，是不过分的。问题是从对工农兵方向动摇到向党进攻，反对党的领导，这中间还有很大距离，我说的太笼统，缺乏对各种不同情况的具体分析。同时如果我不用“叛变”、“白旗”这些字眼，而只说这是对工农兵方向的动摇和违背，个别影片竟达到了反党的地步，这样也许更恰当，更符合事实一些。这自然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也许这个看法还有片面性。但仍提出来和你商讨。 + +　　我同意，把许多有错误思想的影片一律叫作“白旗”，是不恰当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对“白旗”这个概念是不明确的，当时，是一般地指资产阶级的思想。现在看来，用“白旗”这个名词来批判创作中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是很不恰当的。红旗和白旗应该是指政治上的两条道路、大是大非、香花与毒草的区别。而文学艺术创作现象是复杂的，恐怕很难以此作简单的判断。 + +　　谢谢你提出的许多宝贵的意见。这对我们更好地帮助、推动创作，特别是很好地总结１９５８年的创作，有很大好处。也希望今后能经常通讯来交换一些创作上的看法和意见。我复信中如有不妥当的看法，还请你指正。敬礼！ + +　　 陈荒煤２月２１日 + +　　 ——原载《人民日报》1959年3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2.txt b/CCRD/1/5/3/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76fb61896fac2b8e7fae6205ebc425732953e5 --- /dev/null +++ b/CCRD/1/5/3/000002.txt @@ -0,0 +1,29 @@ +# 北京等地民主党派人士对特赦和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 +　　本刊讯　关于对确实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公布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江苏等地的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表示拥护，认为这样处理是符合党一贯采取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我们国家政权巩固强大的表现，对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说：“从这件事越发可以看出我国的政权巩固，右派分子所起的影响已经没有多大市场，所以不必再用消极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可以用积极的办法教育他们。” + +## 曲解特赦和摘帽子的意义 + +　　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对确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发表后，北京师大物理系教授刘世楷荒谬地说实行特赦是“为了增加祥和的气氛”。他说：“为什么要在这时实行特赦，是不是为了增加祥和的气氛。人总是感情动物，十年大庆，就要有一个祥和的气氛，这问题很要紧。印度说我们好战，是想给我们增加坏的气氛，我们应当造成好的气氛。一个国家应该对罪人抱可怜他们的心肠。”他接着说：“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还提倡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还要同艾森豪威尔会谈哩！何况一个国家之间的人民？”他又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对外尚且讲和平，对自己人更应宽大了。过去帝国主义批评我们是冷冰冰的，现在这样做，可以表示我们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可以使高兴的气氛推广到监狱中去。” + +## 认为特赦、摘帽子“快了点，早了点” + +　　有的认为现在提出特赦和摘掉硬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快了点，早了点”。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主委唐午园认为门不能开大了，右派一出笼，中间派会放松改造，会向右转，对改造不利。有的担心有些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会翘尾巴。 + +## 对特赦、摘帽子范围议论纷纷 + +　　许多人对特赦和摘帽子的范围，议论纷纷。上海纺织业私方人员韩志明说：“董春芳(资本家)对我说，他估计这次摘右派帽子的人是大多数，总在70％—80％左右；对罪犯实行特赦的大概在30％—40％。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定要严格按照“确已改恶从善”和“确实表现好了”的要求，那人数当然不会多。但是根据我的体会，这次中央的精神不会这样严格，因为摘帽子的目的在于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因素，所以我估计大多数右派这次多会摘掉帽子的。”有的说，大右派政治上有影响，因此大部分大右派是要摘帽子的。特赦主要是对战犯说的，地富分子以及反革命就是次要的。有的说“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确实”二字究竟如何掌握？最好有个具体例子，不然很难掌握。 + +## 对怎样赦法摘法很感兴趣 + +　　有些人对怎样赦法、摘法很感兴趣。有的人认为要在民主党派里和工商界里评比，较多的认为要在基层里经过群众讨论，但对经过群众讨论这点，有点耽心，因此表示的意见也较含糊。 + +## 资本家妒嫉右派分子摘帽子 + +　　有的资本家妒嫉右派分子摘帽子，如说，上海大新振染织厂副经理、工商青年史济民(中中)说：“本来想国庆十周年，资产阶级也放个卫星，摘掉一批人帽子。现在资产阶级的帽子并未摘掉，而右派分子的帽子倒先摘掉了。” + +## 个别人流露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 + +　　个别的人在拥护特赦、摘帽子的同时，流露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江庸说：“过去处理反革命时，呼冤的和认为判刑过重的议论很少，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议论很多，因为右派分子中有不少都是很有学问很有本事的人。现在乘这个机会清理一下，把有学问的人才挑出来，这样做很好。”又说：“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后，是很不好过的。其实，不仅对右派分子自己有损失，而且对国家也有损失。比如原来当教授的，戴了右派分子帽子后就不好教书，即使再找人代替，学问和技术方面也够不上。现在宣布宽大处理，我相信右派分子更能鼓足干劲。” + +　　来源：1959年9月23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3.txt b/CCRD/1/5/3/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bd146a00fb87cc211ee038519470304d44a165 --- /dev/null +++ b/CCRD/1/5/3/000003.txt @@ -0,0 +1,11 @@ +# 目前全国右派分子的改造情况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本刊讯 据各省、市公安机关的初步统计，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共揭发出右派分子463，812名(不包括军事系统)。对他们的处理情况是：逮捕11，997名，占总数的2．7％；劳动教养53，684名，占11．15％；留在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内部监督改造的197，497名，占42．62％；下放劳动68，346名，占14，73％；在社会上监督改造的59，568名，占12．63％；其他(包括自杀、逃跑和一部分无职业的右派头面人物)32，423名；不明情况的40,297名。右派分子中原是共产党员的42，714名；省、市职工代表人物909名。 + +　　两年来，这些右派分子在广大群众的监督改造下，绝大多数都有不同程度的转变。据15个省、市对31，751名右派分子改造情况的调查，大致可分为四类：(一)表现较好的占20—30％左右。他们一般认罪较好，愿意接受监督改造，遵守政府法令，工作劳动积极，思想比较稳定。(二)表现一般的占45—60％。他们基本上认罪，也表示愿意接受改造，但在改造中有抵触情绪，平时沉默谨慎，劳动不够积极。(三)表现坏的占15—20％。他们不认罪服法，继续叫冤叫屈，有严重的抵触情绪，不愿接受改造，故意逃避劳动和学习，继续发表谬论。(四)有破坏活动的不足5％。他们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接受改造，或公开或秘密地进行各种现行破坏活动。 + +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的右派，据湖北、湖南、江西、四川、贵州、浙江、江苏、山东、陕西、甘肃、山西、吉林、上海、北京等14个省、市统计，他们那里共有省会市以上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936名，除已经逮捕、劳动教养、逃跑、自杀的126名以外，其余810名，目前表现较好的有199名，占24．57％；表现中间的398名，占49．13％；表现坏的213名，占26．3％。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9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4.txt b/CCRD/1/5/3/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ed5ded8a5ea988b288c81495a9f503778a6b9f --- /dev/null +++ b/CCRD/1/5/3/000004.txt @@ -0,0 +1,27 @@ +# 论动摇 + +　　<姚文元> + +　　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短短两年多的历史，丰富极了。每一个人都经历了两次阶级斗争的高潮，经历了两次考验。阶级斗争的大风暴真好象一座社会主义的大学校，教育了干部，也教育了几万万劳动人民。 +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高一阵低一阵的情况，还将在今后一个长时间内存在，还会继续在不同的问题上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斗争的经验教训，值得每一个革命者深思。其中一条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在歪风逆流中不要动摇，首先在大问题上不要动摇。不管天上吹起什么风，不管海里扬起什么浪，工作和生活的船只都要毫不动摇地朝着总路线这个罗盘针所指示的方向前进。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出的这条航线，是最快、最正确、最顺利的航线，是真理的航线，如果动摇而离开了这个方向，不管是偏右或偏“左”，船就要出毛病。小离开出小毛病，大离开出大毛病，什么人违背了这个方向，他所驾驶的航船就会触礁、搁浅以至沉没。 + +　　怎样才能坚定地、毫不动摇地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从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来说，我觉得以下一些都是很重要的： + +　　一曰稳。稳，就是站稳无产阶级立场，站稳党的政策的立场。不管有什么风吹雨打，这个基本的阶级立场决不动摇。我们的理想是共产主义，我们当前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是总路线。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些都是决不会变动的。不管我们在某一件具体工作上有什么局部的缺点要改正，这个基本的路线是决不会变动的。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任何时候都要维护党，维护我们崇高的理想，维护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和我们的总路线。凡是想寻找借口来否定党的根本路线的人，他越是说得花巧，我们就越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一看他是为哪一个阶级说话。有了这个坚定的信念，就不会在某个问题上一阵风起，脚跟就摇动了。 + +　　二曰辨。辨，就是辨风向，特别要注意在转折点上出现的思想动态，要辨别真是为了克服缺点而热心地提出的意见和那些夸大缺点别有用心的谬论。谬论会以各种各样的伪装出现，而且同一种谬论还会重复地多次出现。这时刻，头脑要特别清醒，有些言论刚露头的时候，只觉得它有些异样，还摸不清楚它的本质，就要忍耐一下，仔细观察它的动态，注视它的发展，从发展中去辨别它，看到有一些人在拍手叫好，你也不嗅一嗅就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明明是反无产阶级的思想，你也糊糊涂涂地去凑一脚，这样就一定会动摇，甚而至于已经严重地动摇了自己还不知觉。谬论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很清楚地暴露出自己的真相，资产阶级思潮的尾巴决计藏不住的，只要清醒地去辨别它，一定可以发觉。 + +　　三曰顶。如果反动的思潮已经来到你的身旁，那就要有为保卫党的方针路线而斗争的勇气，要有坚持真理的决心，不回避，不让路，硬硬头皮，针锋相对地将逆流顶回去。或者是你把逆流顶回去，或者你就被逆流冲倒或冲得摇摇摆摆。在这种考验的时候，腰杆子千万不能软，决不对敌对思想投降、让步，同逆流的斗争中，才能磨炼出无产阶级的硬骨头。 + +　　四曰斗。当形势已经分明，全面反击的时机已到，就要坚决地投入同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 + +　　要这样做，就得不断地改造我们自己，做一个共产主义者。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同社会上的资产阶级思潮是会“里应外合”的，如果我们世界观不对头，还用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社会主义的现实，那歪风一吹，自然就容易昏头昏脑，辨、顶、斗都谈不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它决不会在某一阶段上停顿起来。凡是没有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当他发现现实生活的发展已经超过他头脑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的范围，他所熟悉、留恋或追求的旧事物、旧习惯即将从历史上永远消失的时候，就会对革命产生怀疑、悲观。一当革命遇到曲折，就会对社会主义产生动摇。如果因此而想走回头路，想回转身挡一挡洪水般汹涌而来的革命的巨流，就会转化成为革命的对立面。 + +　　在前进的道路上，思想落后于实际的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发生这种情形，就靠不断的自我改造来赶上形势，来认清形势，适应形势，克服动摇。谁也不能说自己已经改造得很够，不需要继续改造了。假如有人这样想，就会掉队。我们要帮助队伍里每一个同志都不掉队，共同前进；但实际上总有极少数的人在历史转折点上因固守资本主义旧事物掉了队。浩浩荡荡前进的队伍中，有很少数人掉队，有人撒手不干了，有人变成绊脚石而被摔到一旁去，更多的人跌倒了又被同志们满腔热情地拉起来，正证明了这是一支前进的队伍，并且是一支坚决、团结、迅速前进的队伍。然而千千万万行进中的战士，是应当从极少数人的动摇中吸取教训，使自己的步子更沉着地朝着既定的方向的。 + +　　伟大的十年已经成为不朽的历史了。还有更伟大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前面等着我们，斗争是没有休止，并且越来越深刻的，自我改造也是没有止境的。怎样在今后破旧立新的斗争中做一个不动摇的共产主义者?值得我们深思。 + +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 + +　　 来源：姚文元《想起了国歌》，上海作家出版社，1964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5.txt b/CCRD/1/5/3/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39240a7edfbc5ca8a12ec1b2241ea249dca391e --- /dev/null +++ b/CCRD/1/5/3/000005.txt @@ -0,0 +1,107 @@ +# 严肃认真 实事求是　正确对待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 + +　　<大队党总支书记、李向新> + +　　编者按：这是大队李书记2日下午在二工区“改恶从善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这篇讲话对于劳教人员的摘帽子和解除劳教的有关问题，都作了详细的分析和指示。其他工区、厂、矿，也都由各有关领导干部作了报告，但各个学习小组在学习时，仍然应该根据这个报告，认真学习讨论。 + +## 一 + +　　今天趁着雨休的机会，和大家谈一谈关于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问题。 + +　　这个问题，大家都很关切。九月中旬，大家在报纸上看到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对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也听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我们当时宣布国庆节过后便开始进行这个工作。在这一个多月中间，有不少人在等待，有的人在问为什么不见消息呢?有的还怕不解除了。出现了各色各样的思想反映。考虑这个问题是可以的，但有人态度不正确，有的是恶意歪曲，这就必须坚决反对了。大家要知道，为了这个问题，在这一个多月中间，我们做了很多准备工作，不久就可以正式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解除一批确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的劳动教养了。 + +　　因此，有必要把一些有关问题讲一讲，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明确，以便把这一工作进行得更好。 + +## 二 + +　　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宣布以后，开始时在劳教人员中有这样一种情况。认为右派有希望，不是右派的还是一个疑问。经过我们说明，不是右派的只要改造好了，同样可以解除劳动教养。在这以后，全体劳教人员都体会到党和政府的伟大，看到了党和政府对你们始终负责的态度。从对待罪错的处理，直到改造和改好了，都是一贯负责的。 + +　　在这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的感召下，绝大部分劳教人员对待自己的改造更加积极起来。在大战八、九月，向国庆献礼竞赛中，以及决战四季度的头一个月(10月)中，普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比六七月份的工效大大提高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大家对党和政府的决定是有正确认识的。积极的表现，既有利于你们自己，也有利于国家和人民。希望大家继续把它保持下去，加速你们的改造。 + +## 三 + +　　不久前，大家热烈地庆祝了我们建国十周年的国庆节。十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我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十年来我们所走的路程等于旧中国几十年以至几百年的路程。同旧中国相比，我国现在已经是面貌全新了。 + +　　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阶段所留下的问题，其中主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了反封建的土地改革。 + +　　与此同时，并开始和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十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思想等战线上，都取得了极其重大的成绩。 + +　　1957年，我国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去年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形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今年，我国将提前三年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提前八年完成12年农业发展纲要，这些都是古今中外所未有的奇迹。 + +　　我们国家现在到处都呈现着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生产建设的发展速度是一日千里，人民的政权日益巩固，生活日益提高。这些铁的事实，现在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进行歪曲和攻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事实面前已经被驳倒了。 + +　　十年来，我们不仅在各个生产战线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对敌斗争方面，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我们党一向把改造罪犯、改造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以及反社会主义和危害社会治安的各种坏分子，当作是无产阶级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伟大工作的一部分。 + +　　从今天的情况看，事实完全证明党的这项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人道主义的感召下，大多数被改造的人已经或正在向好的方面转化。有不少人能够认罪认错，确有悔改表现，他们受到了表扬，得到了群众的好评，有的还获得了立功和物质奖励。 + +　　根据以上情况，在国庆节前国家发布了特赦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公布了对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这一事实，具体说明了罪错不管大小，只要真诚悔改能够坚决靠拢党和政府，和党和人民一条心，都会得到宽大，都会有光明前途。 + +## 四 + +　　关于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标准过去我们已经讲过了，大家也学习过。现在就要动手来做了。我们要求大家对于标准必须有更好的领会和认识。 + +　　标准的第一条是：能真诚认识罪错，口服心服，事实证明真正悔改了。 + +　　第二条是：在言论和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拥护总路线和人民公社。 + +　　第三条是：彻底铲除好逸恶劳的思想，养成了劳动习惯，经常完成生产任务，确已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第四条是：事实证明，确已改变了旧的习惯，树立了新的道德品质和爱国守法的观念。 + +　　以上四条，是不可分割的。但具体到每一个人，还应该各有重点。例如对于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一般应该是着重在第一和第二条；对于流氓、盗窃及其他坏分子，一般应该着重在第三和第四两条。但必须注意的是四项标准的总的精神要求是确已改好有事实表现。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就不可能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 + +## 五 + +　　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谈一谈十月份以来劳教人员中的思想情况。 + +　　十月份以来，劳教人员中的思想情况是复杂的。在表现好的当中，一部分继续努力，积极改造自己；一部分则存在着等待思想，过一天盼一天。知道自己条件还不够的，一部分人站在一旁观望；还有一部分人单纯从劳动上着手，不注重思想改造。一些平常表现不好的人，认为自己没有希望，消极悲观起来，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态度比较正确，正在从各方面努力，争取从不好跃进成为好的。 + +　　此外，还有极少数人，他们完全站在相反的立场，对党和政府的决定，反对抗拒，诬蔑歪曲。他们有的说，只要好的都出去了，轮也会轮到自己头上来的。有的说，好的不出去，他就会起不来，有的还说要胡搞犯法，判处一年、二年徒刑就可以出去了。有的还要逃跑，不接受改造。 + +　　我们说，等待、观望、消极悲观，以及单从劳动方面着手，都是不对的。至于反对抗拒，逃跑，不接受改造，以及故意触犯国家法律，这些更是错误的。这样的人虽然是极个别的，但影响却很恶劣。大家应该帮助、监督他们，必要时组织适当的批判和辩论，使他们转向好的一面来。 + +　　正确地对待解除劳动教养和摘帽子，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对罪错是否确实有了认识，对处理是否心服口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口喊拥护党和政府也是空谈，更谈不上改造好自己。 + +　　你们当中有人经常向干部反映自己的思想情况，有人因身体有病，动员他回去他不肯，要求在这里改造好自己，这是正确的态度。改造中是需要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不能心存侥幸的。 + +　　在改造过程中，即使过去转变不大，进步不多，但只要从现在起，努力上进积极改造，下决心改好，时间还是不迟，政府也仍然是欢迎的。就是过去采取抗拒态度，只要能够转变，政府同样是欢迎的。 + +　　确实悔改和改好了的精神，不仅是现在，就是将来也都将作为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根本条件。这是党和政府最英明和最正确的决定。每个劳教人员都应该向这一方向努力。 + +## 六 + +　　关于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具体作法，为了很好地贯彻党和政府的决定，使这一工作作得更好，我们决定采取如下方法：小组提名评议，分队讨论评比，大会通过，工区提意见，然后由大队审查，呈上级批准。 + +　　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能够把摘帽子和解除劳教的工作作得更正确、更细致，以便收到预期的效果。 + +　　从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要想早日得到新生，必须老老实实，认真和积极改造自己，在任何条件和场合下，都必须言行一致，决不能假装积极，阳奉阴违。 + +　　有的人或者要说，能不能摘帽子和解除劳教，政府掌握着材料，由政府宣布一下就可以了。是的，政府是充分地掌握着每一个人的材料的。每个劳教人员的劳动生产和思想改造情况，政府都有材料，都有档案。但是经过大家评议，就会做得更仔细，更深入，好处更大。群众眼睛是亮的，改造不好的人，大家不同意，不给他提名，这对于那些不肯认真积极改造自己的人，就会产生一种有力的教育作用，使他能够把自己的态度端正过来，积极参加劳动和思想改造，加速他们改造的步伐。 + +　　在提名评议以前，大家首先要学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学习人民日报《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社论和四条标准，更好地明确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重要意义。 + +　　提名时，要根据标准，加以衡量，作到心中有数，几个人在一起也可以研究分析一下。小组在提名时名额不加限制，但也不能乱提，要按标准去提，没有的也不要硬提一个两个去“凑热闹”。 + +　　提名的基本要求是，应该做到不错(都能合乎标准，没有偏差)，不漏(应该提的都提出来，没有遗漏)。 + +　　提名以后，被提名的要在小组检查自己自投入劳教以来的改造情况，对罪错的认识，争取改造的表现，悔改的事实，思想的变化，现存的思想问题等等。小组在评议中和整理材料的，一定要有事实，有分析。 + +　　小组通过以后，分队再加以讨论，这样就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就可以纠正在小组内可能发生的缺点。 + +## 七 + +　　最后，在提名、评论过程中，以及经政府审批以后，还有一些必须注意的问题。 + +　　评议和提名都应该严肃认真，以对党、对人民、对被提名者都高度负责的态度，慎重对待。一方面不能互相拉拢包庇，不能互相吹捧抬高；另一方面也不能打击报复，不能抹煞别人的成绩，也不能夸大别人的缺点。任何人不可能十全十美，缺点应当指出，不指出也是不对的，但是要分析是属于主要的一面还是次要的一面。 + +　　评议时，首先要看到是否能认识罪错，有无悔改，要从一贯和全面看问题，不能以短时间和个别的问题去衡量，那样做就是片面的了。 + +　　被提名的人，态度一定要端正，检查时要虚心，要实事求是。对待自己的改造成绩以及存在缺点要不夸大不缩小，有问题更不能隐瞒。 + +　　提名评议以后，能够被批准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当然是好的，说明你已改造好了。没有被批准的，说明你虽然努力了。但还不够，还要确实改好。你就不要消极悲观，更不要有其他错误想法，要积极争取在下一次解除。 + +　　有人说，分队长、小组长，这次都会出去。我们的标准对任何人都是一致的，谁改好了，谁就可出去，分队长、小组长没有改好也同样是不可以出去。 + +　　这次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对你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也是对你们改造好坏的一个考验，希望你们以正确的态度来对待这次评议。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381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6.txt b/CCRD/1/5/3/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7904c19ca1ef30888ddded56dbaadedd33fe26 --- /dev/null +++ b/CCRD/1/5/3/000006.txt @@ -0,0 +1,13 @@ +# 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工作简况 + +　　本刊讯　据各地公安机关报告统计，全国各地共计划摘掉四万二千九百三十四名右派分子的帽子，约占全国各地右派分子总数的10％，截至10月底(其中有约一半地区是截至9月底)，已经有一万一千零七十一名右派分子摘掉了帽子。一般的做法是分三批处理，先全面进行摸底排队，后整出单行材料报请县以上党委审批，宣布时召开大会，会上，由党委负责同志阐明党的政策，指出右派的改造前途和努力方向。有不少地方在宣布大会结束后，还组织了右派分子座谈，使他们受到更大的教育。 + +　　上述已被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一般都是情节较轻，被斗时认罪态度较好，并在改造中有突出悔改表现的，但也照顾到了各部门、各方面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就目前情况看，各地对右派分子处理的都比较准确，符合中央规定的三个条件，正确地贯彻了中央的决定和政策。 + +　　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工作上，发现的问题是：有的地方在整材料过程中，偏重于工作和劳动表现，对政治思想改造情况注意不够；有的单位只看右派分子的目前表现，忽视其一贯表现；有的只讲表现好的一面，不讲表现坏的一面，甚至把好的一面夸大；还有的个别单位对刚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就急于给他评级别，安排工作。这些问题，被党委发现后均及时作了纠正。 + +　　现在处理右派分子的工作，正在继续进行，大部地区在12月底可告一段落。 + +　　(编自中央公安部“公安工作简报”) + +　　来源：1959年11月2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7.txt b/CCRD/1/5/3/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adaa32b98124f41f550c0b5f9a1139ba849ddd --- /dev/null +++ b/CCRD/1/5/3/000007.txt @@ -0,0 +1,73 @@ +# 李向新书记在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宣布大会的报告 + +　　<李向新> + +　　认清改造前途　坚定改造信心　为争取早日新生而奋斗　报告并指出已经获得新生的人必须加强自我改造。 + +　　今天，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9月17日所发布的《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的决定》的精神，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解除一批确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的劳动教养。这是一个新生的大会，也是一个继续努力、加速改造的誓师大会。 + +　　当我们伟大的祖国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国家决定特赦一批确已改恶从善的罪犯，和摘掉一批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帽子，这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人民民主政权的日益巩固和党的对敌斗争工作的巨大胜利。 + +　　全国人民都在为祖国的日益强大和巩固而欢欣鼓舞，欢呼党的对敌斗争工作的巨大胜利。对于正在改造中的你们来说，自然是更加感到鼓舞振奋。 + +　　决定的颁布，给大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不少的人过去错误地认为“劳教不如劳改”，说什么“劳改有期，劳教无期”，对改造前途失去信心，产生了消极悲观情绪，因而改造速度不快。决定颁布后，他们后悔了，明白了自己过去的想法是错误的，从而积极起来，下决心改造自己。一些过去改造态度较好的人，更加积极起来，他们感到党和政府不仅在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能够对他们作出严肃的处理，而且在他们改造期间和改造好了以后，同样作出及时和正确的处理。从而进一步体会到党的英明和伟大，同时也感到自己过去努力不够，还应该进一步鞭策自己加速改造。这种思想很快贯彻到他们的实际行动中去，开始积极地改造思想，努力劳动。过去不少装病偷懒不出工的，现在积极出工了。工地上出现了热烈紧张的气氛，工效有了显著的提高，各单位的任务都完成得很好。上次召开的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会议，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是一种好的现象，证明大部分人对党和政府的决定，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欢迎大家这种既有利于自己，又有利于国家的正确态度，欢迎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加速改造的步伐。 + +　　我们的国家建国已经十年了。十年，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时期。但就在这短短的十年里，我们却走过了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所走过的路程，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领导全国人民不仅完成了人民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同时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 + +　　1957年，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又实现了工农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也将在今年提前三年完成了。在这里，用不着详细说明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只要看一看我们十年来钢铁工业的发展情况，就可以看出我国工农业的发展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 +　　从1890年张之洞创办汉阳钢铁厂起到1949年，包括日寇当年经营的东北在内，一共才生产了760万吨钢。而去年一年，我们就超过了这个数字，达800万吨(不包括土钢308万吨)，一跃而居于世界第七位，今年我们的钢产量将超过1200万吨，它体现了我们在短短的十年内的建设速度是飞跃发展的速度。至于粮食、棉花、煤及工农业的发展速度，也是同样惊人的。十年来的速度，较之过去，不是增加几倍而是几十倍，有的几百倍，这样空前的建设速度，所有资本主义国家是望尘莫及的。只有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只有在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六亿人民发挥了冲天干劲，才有可能达到这样惊人的速度。 + +　　现在，我们的国家到处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不断的改善，全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这些铁的事实，帝国主义国家现在也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惊呼奇迹了。 + +　　1957年，整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和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是资产阶级的反动派。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他们是有罪的。只是由于党和政府采取了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正确处理方针，没有把他们同反革命分子一样对待。给他们学习，工作和劳动的机会，对他们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和改造工作，使他们大部分人明确了自己的方向。 + +　　同样，对于那些历史反革命分子，他们对人民有一定的罪恶，自应受到应有的惩罚，只是党采取了宽大政策而没有依法惩处，把他们投入劳动教养，使他们从劳动中改造自己；对于那些游手好闲，违犯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人民政府为了进一步维护公共秩序，保证社会主义的建设，几年来，也将他们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以便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成为社会主义的有用的人。 + +　　我们的党，向来把改造你们当作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历史性任务，看作是无产阶级改造世界改造人类的伟大工作的一部分，因此在你们的头脑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动思想观点，浸透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恶习，要把你们改造过来，使你们重作新人，不展开严肃的政治思想斗争和参加体力劳动，是不可能的。 + +　　我们的这种既批判你们的反动立场、观点，又给你们指出重作新人的道路的作法，是最积极，最正确的作法。这种作法也只有担负着改造人类、改造世界任务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真正做到。 + +　　几年来，不少的生动事实证明了党的这一方针、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人道主义光辉感召下，大部人已向好的方向转化，逐渐地认识了自己的罪错，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改造。 + +　　刚才宣布被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人，他们就是在党和政府教育下，加上个人主观的努力、积极进行思想改造，改变了过去的反动立场、观点和好逸恶劳的习惯，树立了新的道德品质，获得了新生的。 + +　　比如一工区的徐长清，过去一贯偷盗、拐骗，经过改造后，他不仅不再偷盗，就是偶然拾到别人的钱，也能自动地退还原主。最突出的是他把工资储蓄起来，买东西赔偿过去被他偷过的人。在劳动上，刚来时只能挑60斤左右，而现在能挑150斤左右了，用车运每车达600多斤。 + +　　又如右派分子何玉林，通过一年多劳动教养，对罪错有了深刻的认识，能靠拢政府，坚决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积极拥护人民公社。他接到家里来信说：公社为了发展生产，号召社员投资，他便将价值140元的手表卖掉，把钱寄回家向公社投资。在劳动上，积极肯干不畏艰苦。右派分子夏仲农，今年七月间，一工区一栋房子被大风吹倒了，有的劳教人员被压在下面，眼看有生命危险，由于他奋不顾身地抢救，才使那些人脱离了生命危险，由于他的确有悔改表现，今年就摘掉右派帽子了。 + +　　坏分子刘鸣，一年多来，在党和政府教育下，先后共检举了各种坏人坏事40余起，为了破获一个盗窃案件，宁愿放弃休息时间，深夜监视盗贼，终于人赃俱获，使盗窃分子受到应有的制裁，今天他解除劳动教养了。 + +　　国庆节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湖南省公安厅联合举行了特赦大会，在那次大会上一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罪犯刘峻德被特赦了。刘峻德原来是国民党中统特务，由于能低头认罪，积极改造，并且检举了123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特务分子，便从死罪改判无期徒刑，又改判为有期徒刑，最后并被特赦成为新人。西湖农场纵火犯舒予宗，经过长时期的改造后，不仅认罪服法，而且已经改恶从善了，特别是去年农场发生火灾时，他不顾自己的生命，积极抢救，当手脚被烧成重伤时，仍然不下火线。旧社会把好人变成坏人，新社会把坏人变为好人，这些不是很生动的说明吗? + +　　一年多以来，大家不仅在思想上获得不同程度的改造，在生产上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修建株洲枢纽站工程任务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 +　　从工效情况看：1958年7月每工平均为15．9工分，今年7月达到26．3工分，与去年同期相较，增长了65．4％；到了10月份又上升到28．9工分，与去年7月相比，增长79．2％。现在你们可以看到，你们修建的枢纽站现在可以通车了。还有我们的机电厂，完全是从无到有，因陋就简搞起来的，在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指导下和大家的努力下，一年多来，先后试制成功了全齿轮电动车床、龙门刨床、电动机、收扩音机等重要产品达20多种。矽砂矿的基本建设，如修公路、建房屋等，也都较好地完成了任务。 + +　　以上成绩的取得，首先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教育，而你们的努力也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　　由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极为良好，由于党的劳改和劳教工作的胜利，在建国十周年的时候，国家决定特赦一批罪犯和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我们根据这个精神，决定在摘掉一批右派分子帽子的同时，解除一批确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的劳动教养。 + +　　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尽管你们曾经进行过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活动，或者是违法乱纪、影响社会治安，但只要你能真诚悔改，靠拢政府，彻底改变立场和观点，仍然是可以得到政府的宽大、重作新人的。 + +　　今天，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人，他们已经先走了一步，这是党的劳教政策的胜利，也是他们积极进行改造的结果。但他们还只是少数，大多数还不够解除和摘帽子条件，还需要继续加强改造，希望大家很好地朝向这一个光明大道奋勇前进。 + +　　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被摘掉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应该认识到你们所以取得思想改造的胜利，获得新生，首先是由于党和政府的正确教育，离开了党、脱离了党的领导，就不会有今天的新生。这一条永恒的真理，你们必须牢牢记住，不要认为解除劳动教养和摘掉帽子就万事大吉了，出去以后，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听党的话，永远跟着党走，服从分配、遵守纪律，在工作中和劳动中，继续不断地改造自己。 + +　　没有摘掉帽子和解除教养的人，其中有的改造得较好较快，愿意靠拢政府，对照四条标准虽然还有一些距离，但只要你们不灰心，不自满，老老实实，继续加速改造，真正达到四条标准，就可以摘掉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了。 + +　　另外有些人改造得较慢较差，不愿靠拢政府，看不出有多少悔改的表现，这些人不管你们改造的快慢，只要今后能积极劳动和改造思想，经过一定时期，到了真正改好了的时候，同样可以获得新生。 + +　　你们中间，有些人过去表现不好，这次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没有自己的份，消极悲观起来，这是非常错误的。 + +　　你们看到，像刘峻德那样对党和人民犯下严重罪行的人，只要他真正改恶从善，尚且能得到政府的宽大，得到特赦，何况你们呢?重要的不是在于过去表现怎样，而是今天能否及早回头，彻底悔改，一切积极靠拢党和政府的人，都会有光明前途，都会有重作新人的机会。 + +　　改恶从善，确有悔改表现的精神，将作为今后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根本条件。什么时候悔改好了，谁就可以搞帽子或解除劳动教养。这里一切关键都决定于你们自己。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认真分析过去改造不快的原因，认清当前的形势，急起直追，积极劳动和改造思想，为时仍然不晚，政府仍然是欢迎的。 + +　　此外，有的人过高地估计自己的成绩，认为自己改造得不坏，可是这次解除劳教和摘帽子没有自己的份，就认为有人搞了鬼，或者政府不了解他的情况，有点感到委屈不服气，这种认识是更不对的。大家整天生活在一起，一道生产、一块学习，表现好坏，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政府干部特别是你们的中队长，整天和你们在一起，一道出工收工，怎么能不了解呢?况且这次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都是经过大家评议出来的，因此，这种不服气，实际是不虚心接受别人意见，不深入检查自己的消极抵触表现。至于拉拢落后，捏造事实，破坏评议的人，是对党、对人民、对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一种破坏抗拒表现。 + +　　还有一些人，不认罪错，不积极劳动和改造思想，仍然坚持反动立场观点，对于这些人，我们仍然本着改造社会改造人类的精神，继续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改造，只要他们能够回头，我们仍然是欢迎的。如果坚持执迷不悟，抗拒改造，甘愿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这些人是绝对不会得到政府的宽大的。何去何从，你们是应该三思而行的。 + +　　总之，不论任何人，只要你能从现在起，通过今天这个大会，正确认识党和政府的政策和当前的形势，看清改造前途，坚定改造信心，就一定能够改好，就有光明的前途。因此，希望大家能积极行动起来，听党的话，响应政府的各项号召，掀起一个思想改造和劳动生产双跃进的高潮，为加速你们的改造，争取早日新生而奋斗。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398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8.txt b/CCRD/1/5/3/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6da9d0d90edaa5672b66a6d009dc657f142542 --- /dev/null +++ b/CCRD/1/5/3/000008.txt @@ -0,0 +1,33 @@ +# 认清形势加速改造掀起双跃进的新高潮：罗副大队长致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宣布大会的开幕词 + +　　<《新生快报》> + +　　摘掉一批确已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解除一批确有悔改表现的劳教人员的劳动教养的宣布大会开始了。在这个会上，将要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49名，解除劳动教养的131名。 + +　　参加这次大会的，除我队全体劳教人员外，还邀请了一部分劳教人员的家属，市郊区人民公社的社员代表也应邀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时候，中共中央和国务院9月17日发布了《关于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的决定》。我们这个大会，就是根据这个决定而举行的。这个大会是我们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好事，是全体劳教人员的一件大喜事，更是被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人的大喜事。 + +　　这个大会，标志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切右派分子和劳教人员，只要确有悔改，真正“改好了”，都有光明的前途。因此，这个大会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和极大的鼓舞作用。对于正在劳动教养的人来说，是加速改造的有力鞭策，是一个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大会。 + +　　十年来，我们国家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创造了史无前例的辉煌成就。同时，在对敌斗争战线上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 +　　为了维护国家法纪，巩固社会主义秩序，党和政府把你们收容起来，实行劳动教养。使你们通过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同时通过劳动来改造你们自己，这既是安置你们就业的办法，同时又是对你们一种具有强制性教育改造的措施，它表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对于你们的生活、劳动、前途的关怀和负责精神。这是无产阶级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伟大事业的一部分。 + +　　对于你们的改造，党采取了“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这是因为，你们不但有根深蒂固的反动立场、观点，而且浸透了剥削阶级不劳而食的恶习。要把你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善良公民，不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不强制你们从劳动中改造自己是不行的。 + +　　实行这个方针，使你们通过劳动生产逐步地树立起热爱劳动的观点，养成劳动习惯，学习劳动生产的技术，并按照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保障必要的生产生活条件。与此同时，又彻底揭发和批判你们中的反动立场和观点，给你们指出重做新人的光明大道，制定必须的纪律制度，使你们逐渐养成爱国守法的观念和新的道德品质。通过这些措施，绝大部分劳教人员，在党的劳教政策的感召下，在大跃进的形势的影响下，在党和政府的谆谆教导下，通过劳动的切身感受，通过一系列的思想斗争和教育启发，绝大部分都愿意接受党的教育，向好的方向转化。 + +　　部分劳教人员在实际行动上认罪认错，积极参加劳动和思想改造，由原来反党、反社会主义，转向为积极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由原来鄙视劳动转变为热爱劳动；由原来四体不勤，无一技之长，现在锻炼了劳动能力，学会了生产技能，改掉了腐朽的恶习，树立了新的道德品质，有确实悔改和真正改好了的表现。 + +　　对于这些人，我们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按照改造好的标准，摘掉其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其劳动教养，今天他们将获得新生，回到人民的队伍。这是他们听党的话，积极改造的结果。这个活生生的事实，表明了坏人变为好人，在我国已经不是理想而且成为现实了，也生动地证明了党的英明伟大，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党的劳教政策的胜利。 + +　　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形势，是大好的形势，全国人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鼓舞下，增产节约运动不断深入展开，生产建设高潮，一浪高过一浪，人民生活日益提高，人民民主政权空前巩固，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过去的剥削阶级的一切反社会主义的腐朽力量，都陷于广大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不变也得变。 + +　　被摘掉右派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人，你们是全体劳教人员改造的榜样，是走上光明大道的先锋，你们将获得政府适当的安置。希望你们牢牢记住党的教导，听党的话，不断地进行思想革命，遵守国家法纪，服从国家需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一切力量。 + +　　全体劳教人员们，形势在鼓舞着你们，春风在呼唤着你们，红旗在招展，指引着你们新生。你们应当认清大势，抛弃反动的立场观点，破除旧的恶习，积极劳动生产和改造思想。事实告诉你们，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你们真正改恶从善，都会有光明前途。当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是一场严重的艰巨的政治思想斗争。我们相信绝大多数的人能够听党的话，在党的教育下，走上新生的道路。 + +　　目前有少数劳教人员不愿意彻底改造自己，甚至坚持反动立场，不认罪错，消极抗拒，蓄意破坏，企图逃跑而重新犯罪。我们希望这样的人，能够很快悬崖勒马，从现在起，回过头来，做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人。这样，党和人民仍然是非常欢迎的。经过一个时期的改造，也一定能够改好的。如果执迷不悟，坚决与人民为敌，发展结果，对你们来说，这就是自寻绝路。 + +　　今天这个大会，意义极其重大，你们将听到许多首长的指示，听到人民公社代表的报告和劳教人员家属代表的讲话，亲眼看到改恶从善、前途光明的实例，这些对于你们今后的改造，都将产生非常有利的作用。你们应当聚精会神地开好这次大会，深刻领会大会的精神，并把它带到改造的实际行动中去。按照党和政府的指示，根据人民群众和你们的亲人们的期望，学习已经被摘掉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的人们的榜样，积极地加速地改造自己，坚决贯彻反右倾、鼓干劲的精神，为争取决战第四季度的全胜，为实现1960年更加宏伟的计划，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劳动生产和思想改造双跃进的新高潮。 + +　　（来源：湖南省新生工程队(湖南省第一劳教[劳改]管教队)《新生快报》第398期。转载于李英宗《新生备忘录》，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09.txt b/CCRD/1/5/3/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19d9a9d08cc7cea4a644f3600092c2e548cc6c --- /dev/null +++ b/CCRD/1/5/3/000009.txt @@ -0,0 +1,9 @@ +# 谭惕吾的嚣张气焰稍为收敛，储安平的假检讨 + +　　谭惕吾在学习期间，态度仍反复无常。入学还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说收获大得很，而过了两天又把她自己说的话完全推翻了。她在小组会上总是事前写好稿子拿出来念，说是怕别人对她的发言有误解，有稿子便于查考(实际是为了和别人打官司)。在交心中，为了凑数将一件事分十几条写，并交了许多假东西。谭惕吾认为，她之所以成右派，是因为民革的某几个人搞的。她说：“党的政策是改造我们，民革不让我改造，我偏改造，他们要我做右派，我偏不做右派”。意思是说“等我改造好了再算帐”。在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时，她说这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别人批评她，她还强辩，别人提出她这样的学习态度不好，她马上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咆哮如雷。经过斗争，她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 + +## 储安平的假检讨 + +　　储安平在社会主义学院结业时，写了一份“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的检讨书。他在这份检讨中检查了他的“党天下”谬论的错误。他的检讨书的第一部分是“弄清三个问题”。他说：“‘党天下’谬论诬蔑党把天下视为己有，认为今天的天下是党一党的天下，因而现在需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的天下。无数事实都可以证实这一真理……”。“我过去把人民的天下说成党一党的天下，完全是对党的诬蔑，完全是对真理的歪曲，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相。”储安平接着说：“‘党天下’谬论的目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因而现在需要弄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经过深入的学习和检查，我现在真正认识到我们今天不能一天没有党的领导，也没有一事可以离开党的领导……”。“我过去认为可以不要有党的领导，甚至敌视党的领导那种思想，是彻底错误的、反动的，而且完全违反广大人民的真实意志的。”储安平又说：“‘党天下’谬论既然反对党的领导，当然就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当然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现在需弄清楚的第三个问题是：“今天中国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经过斗争、批判和学习，我对今天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有了肯定的认识……”。储安平在检讨书第二部分分析他的错误的主要根源时说：“我所以有以‘党天下’谬论为代表的这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立场……”。“‘党天下’谬论的理论根据是资产阶级民主，宣扬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从全民的立场发言，而实质上，只是隐蔽在超阶级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专政的货色。”“我对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有抵触，就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劳动人民翻了身，他们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翁……，我的个人政治野心被扼住了，个人欲望被限制了……，因而对于党的领导，心里总是不舒服，总是有敌对的情绪……”。他又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过去一贯地瞧不起劳动人民，我总认为劳动人民文化低，思想比较滞钝……”。储安平在这份检讨书最后表示，他要参加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 +　　来源：1959年3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10.txt b/CCRD/1/5/3/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0ce5918a929ced86a9e6cb5758f10323359db8 --- /dev/null +++ b/CCRD/1/5/3/000010.txt @@ -0,0 +1,45 @@ +# 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动向 + +　　<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黄绍竑、费孝通、浦熙修、谭惕吾、储安平> + +　　本刊讯　社会主义学院第一期已经结业，参加这期学习的右派分子共五十三人，据初步估计，其中表现好的有六人，占参加学习的右派分子的11．3％；表现一般，口服心不服的有三十九人，占73．7％；心口都不服的有五人，占9．3％；气焰嚣张，顽固不化的有三人，占5．7％。右派头面人物章伯钧、罗隆基、陈铭枢、黄绍竑、费孝通、储安平、浦熙修、谭惕吾等也参加了学习，现将他们在学习期间的表现分述如下： + +## 章伯钧幻想大翻案 + +　　章伯钧曾公开表示，他过去为革命作了一些事，交心也交得早，是否可早摘掉右派帽子。但他背后却对人说：“我交心时不象费孝通那么书呆子气，写了多少条，要向红与专迈进。我重要的就写了一条：‘永不翻案’，所谓‘永不翻案’就是要准备大翻案，那就要看局势的转变了。” + +　　章伯钧在学习期间，承认自己是个罪恶滔天的右派头子，表示愿意老实改造，重新作人，但实际上是在耍两面派手法。他经常在小组会上夸夸其谈，夸耀他在国外的见闻，表示对社会主义至诚的“拥护”，对他自己的罪行表示深恶痛绝；但回到家以后，对他的老婆李健生说：“我又在小组会上画龙点睛了一番！”。 + +　　章伯钧认为对他的生活照顾是为了监视他(指家中有警卫、秘书，坐汽车跟着警卫员等)，而他外表则尽量表示生活待遇太好了，于心不安，想普通化一些，但无奈领导上不同意。他还认为改造对他压力太大。他说：“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说错一句话也遭到批评，实在难办。我说是决心改造，人家不相信，还说我是两面派，我只好以我今后的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 +## 罗隆基说他承认章罗联盟是“诬罔” + +　　罗隆基说：“我要早知道所谓章罗联盟就是指章罗二人操纵民盟，那我也就早交代了。我不承认章罗联盟，是由于我一直认为这是指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集团，那我怎能承认呢？章滑头，他承认了章罗联盟，而内容却不过如此，害得我好苦。最后我承认了章罗联盟、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庭抗礼和‘平反委员会’等问题，但我是‘诬罔’。”罗解释说：“‘诬罔’是自己诬赖自己的意思，历史上这样的事情很多。我若不承认，其结果更糟。” + +　　罗隆基在入学以后，曾几次翻案，进行反攻，气焰嚣张，在受到几次批判、斗争以后，表面上态度比较好一点，不再公开反攻了，但用沉默进行抵抗，讨论时很少发言，而背后仍在散布谬论。 + +## 陈铭枢“消极”的由来 + +　　陈铭枢在学习期间，怕说错了话受批评，往往闭着眼睛听别人发言。在别人争论问题时，他也不表示态度，他说他要永久做一个“安分、清白、服老的老人”。实际上是怕把他当“镜子”来教育别人。他说：这次梳辫子过后，还有事情呢！我看以后很可能用刘介梅教育人的方式把我作为镜子来搞。因此，我现在就表明，我自己主观上的努力是不可靠的，因为我是一个不安分的人，需要在客观上创立一些条件来监督我，不该轻易信任我的主观努力，才会有利于对我的改造。假若将来你们要把我当镜子搞，我已经把话说在先了，这块镜子不是很好利用的。这是我不安分的地方，是我的厉害的地方，也是政治利害问题。 + +　　（黄绍竑要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 + +　　黄绍竑对他被划为右派一直是心口不服的，而且对他自己的改造缺乏信心。他说：“我对改造的信心不够坚强，因为自己那样反动，能否改造好我是怀疑的，而且自己改了别人会不会相信呢？加上自己身体不好，年纪大，没有生命力了，所以有可能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去了”。 + +## 费孝通的“哲学” + +　　费孝通在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初期，急于摘掉右派帽子，订了一个争取两年内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的规划。在学习期间承认他在专家局工作时，到外地视察的动机是为了反党；搞社会学的动机是对马列主义不满；在民盟工作认为大有可为，实际上对章罗是互为利用，等等。但在毛主席找他谈话以后，他又有些自负，认为“英雄识英雄”，经过批评，作了自我批判。最近，他暴露了人生观上的矛盾心理，滋长着一种所谓“庄子思想”。他认为“人生几何，一瞬即逝，返回自然，为此一生”。而他的这种消极情绪与要求改造的思想，经常斗争不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明知不好，但未能自拔”。 + +## 浦熙修认为她的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 + +　　浦熙修虽然承认了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把自己的罪行估计过轻，而且把责任推在别人身上，她认为自己其所以犯错误，完全是由于罗隆基的影响，并说要不是和罗隆基的关系，她早就入党了。她总认为她的立场问题已经解决了。她的问题是没有工农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因而关键在于去和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于是就提出“下放”农村劳动，以培养工农情感。 + +## 谭惕吾的嚣张气焰稍为收敛 + +　　谭惕吾在学习期间，态度仍反复无常。入学还不到一个星期，她就说收获大得很，而过了两天又把好自己说搞乱完全推翻了。她在小组会上总是事前写好稿子拿出来念，说是怕别人对她的发言有误解，有稿子便于查考(实际是为了和别人打官司)。在交心中，为了凑数将一件事分十几条写，并交了许多假东西。谭惕吾认为，她之所以成右派，是因为民革的某几个人搞的。她说：“党的政策是改造我们，民革不让我改造，我偏改造，他们要我做右派，我偏不做右派”。意思是说“等我改造好了再算帐”。在学习党的教育方针时，她说这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别人批评她，她还强辩，别人提出她这样的学习态度不好，她马上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咆哮如雷。经过斗争，她的气焰才收敛了一些。 + +## 储安平的假检讨 + +　　储安平在社会主义学院结业时，写了一份“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今后改造的意见”的检讨书。他在这份检讨中检查了他的“党天下”谬论的错误。他的检讨书的第一部分是“弄清三个问题”。他说：“‘党天下’谬论诬蔑党把天下视为己有，认为今天的天下是党一党的天下，因而现在需要弄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今天的天下。无数事实都可以证实这一真理……”。“我过去把人民的天下说成党一党的天下，完全是对党的诬蔑，完全是对真理的歪曲，完全不符合历史的真相。”储安平接着说：“‘党天下’谬论的目的是反对党的领导，因而现在需要弄清楚的第二个问题是要不要党的领导？经过深入的学习和检查，我现在真正认识到我们今天不能一天没有党的领导，也没有一事可以离开党的领导……”。“我过去认为可以不要有党的领导，甚至敌视党的领导那种思想，是彻底错误的、反动的，而且完全违反广大人民的真实意志的。”储安平又说：“‘党天下’谬论既然反对党的领导，当然就要由资产阶级领导，当然就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现在需弄清楚的第三个问题是：“今天中国能不能走资本主义的老路。经过斗争、批判和学习，我对今天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有了肯定的认识……”。储安平在检讨书第二部分分析他的错误的主要根源时说：“我所以有以‘党天下’谬论为代表的这种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我的反动阶级立场……”。“‘党天下’谬论的理论根据是资产阶级民主，宣扬人人都是国家的主人。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从全民的立场发言，而实质上，只是隐蔽在超阶级的幌子下贩卖资产阶级专政的货色。”“我对共产党的领导所以有抵触，就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的劳动人民翻了身，他们成为国家社会的主人翁……，我的个人政治野心被扼住了，个人欲望被限制了……，因而对于党的领导，心里总是不舒服，总是有敌对的情绪……”。他又说：“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过去一贯地瞧不起劳动人民，我总认为劳动人民文化低，思想比较滞钝……”。储安平在这份检讨书最后表示，他要参加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 +　　来源：1959年3月1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11.txt b/CCRD/1/5/3/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f2cb50f563b885a84c9d04826ff79880c9d4a0 --- /dev/null +++ b/CCRD/1/5/3/000011.txt @@ -0,0 +1,15 @@ +# “章乃器在福建视察时表现很坏” + +　　<章乃器> + +　　新华社福州18日讯　章乃器在福建视察时表现很坏，受到同行政协委员的斗争。 + +　　在福州视察期间，吴觉农(同来视察的民建中委)邀章乃器到民建福建省委会去看看，章乃器摇头表示不去。后来，民建福建省委会正式邀请他和吴觉农听工作汇报和吃便饭，吴觉农也再三劝告，他仍坚持不去。同来视察的政协委员看到章乃器这种顽固的态度，便开会斗争他。这个会由严信民(农工党中委)主持。 + +　　在斗争会上，章乃器为他不肯去民建福建省委会狡辩说：“民建的事我不能去过问，我是民建中委，但是在停职之中，没有权力听取报告。”接着又气势汹汹地说：“民建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过去不能接受的事，今天仍不能接受。”并说：“假如我知道要受歧视的话，我是不出来视察的。” + +　　当大家警告他，任何人都有权力对右派分子进行监督时，他冷冷地把双手一摆说：“这有没有法律根据？是哪一条法律规定的？” + +　　章乃器在福州视察时，表现也不好。有一天，他在福州西湖公园散步，看到一只猫，便说：“现在猫也很可怜，人没有粮食养它，要想找老鼠也困难了。”他还说，生活在今天的社会里是“烦恼”的。(郭庆传) + +　　来源：1959年4月24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12.txt b/CCRD/1/5/3/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2979462cbc5c8a840db3580c3d9d7b7a8439aa --- /dev/null +++ b/CCRD/1/5/3/000012.txt @@ -0,0 +1,15 @@ +# 王性尧/史慕康/刘靖基/胡子婴/胡厥文/荣毅仁/盛丕华/汤蒂因/魏如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联合发言 + +　　主席、各位代表： + +　　我代表王性尧、史慕康、刘靖基、胡子婴、胡厥文、荣毅仁、盛丕华、汤蒂因、魏如作联合发言。 + +　　我们出席了这次大会，满怀着兴奋和激动的心情，听取了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李富春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李先念副总理的关于一九五八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九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彭真副委员长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深刻认识到这次会议的重大意义，这是一次团结的大会，是跃进的大会。党和政府领导同志的报告中，总结了几年来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的辉煌成就，特别是去年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掀起了史无前例的一个大跃进运动，我国的钢、铁、粮、棉等等生产比一九五七年的产量翻了一番，在其它各个战线上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且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提出了以钢、煤、粮、棉四大指标为中心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数将超过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长的八百零九亿元而达到八百二十亿元，进行建设的限额以上的项目共有一千零九十二个。一九五八年的跃进是史无前例的跃进；而一九五九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是更大、更好、更全面的继续跃进。这充分证明了党的英明领导的正确和伟大，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和劳动人民的无限智慧和力量。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速发展和宏伟气魄，即使是那些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望尘莫及而使他们惊惶失措。我们回顾既往，处处都是胜利的旗帜迎风飘扬；瞻望将来，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如在眼前。我们不仅感到幸运和光荣，而且，由于十年来党对我们的不断教育和培养，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带领下，投进全国继续大跃进的热潮中，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 +　　我们上海工商业者，过去一年中，在党的领导下，通过了破资产阶级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整风运动，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政治上思想上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整风以后，绝大多数人订立了自我改造规划，并且，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开展了和劳动人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运动和献技、献计的“双献”运动，不少人下车间、上柜台、下放劳动锻炼，支援农业生产等，和工人农民在一起，学习他们的高贵品质，在生产劳动中也有了一些表现，初步改善了和劳动人民的关系。在工人群众的督促和帮助下，有些人在工作岗位上有了较好的表现，有些人在企业中和工人一道试制了新产品，有的攻克了一些尖端科学技术，有的提供了合理化建议和改进了生产工具，有的改善了经营管理，在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以钢为纲的全民大跃进中，贡献了一些力量。 + +　　我们在工作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我们在去年一年中的任何成绩，都是和党的领导与关怀，和工人群众的帮助支持分不开的。有党给我们指出了前进的方向，工人群众在我们前面带路，我们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和工农广大劳动人民比起来，却是微不足道的，是相差很远的。同时，由于我们的政治立场还没有彻底解决，两面性依然存在，无论在思想上或在行动表现上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我们上海工商业者的“三同”和“双献”运动，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对“三同”的意义认识不够，有的对“双献”敷衍塞责；在工作中时冷时热，有时积极，有时消极；对这一问题通了，对那一个问题又不通；对于今年更大的跃进，一方面感到兴奋，想有所作为，但有时又感到紧张，吃不消；既想“上马”，又害怕“上马”，患得患失，顾虑多端；对党的领导和党的伟大和正确，虽有一定认识，但是我们往往在实际行动或思想活动中，对党怀疑猜测，动荡不安；我们虽然知道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但是我们在工作中往往不能虚心请教。这些事实，障碍了我们更好的服务，同时也说明了我们的改造仍是一个长期的、反复的、艰巨的过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工商业者的彻底改造，必须在工作中间，他们应当在企业内同职工一起劳动，把企业作为自我改造的基地。”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对于资本家……将积极帮助他们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中继续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我们经过了反右整风的教育，思想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我们有条件也有可能在积极服务中逐步克服缺点，加强自我改造。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教导，坚决贯彻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统帅，以劳动和生产实践为基础，以企业或工作岗位为基地，并把这三者结合起来的方针，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立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破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逐步培养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更真诚地接受党的领导，学习工人农民热火朝天的革命干劲，力争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以赴，锲而不舍，克服困难，作出成绩，来迎接我们伟大的祖国国庆十周年！ + +　　各位代表，当我们全国各族人民，包括藏族同胞在内，紧密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为着今年的更大跃进，争取把我国早日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勇前进的时候，一小撮原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却梦想永远保存残酷的农奴制度，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公开进行武装叛乱，企图分裂祖国使西藏沦为殖民地和保护国。这个背叛祖国，破坏统一的武装叛乱，受到西藏广大僧俗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坚决反对，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上海工商业者坚决拥护政府采取的彻底粉碎反动分子叛乱活动的方针。使我们感到愤慨的是过去和我国同样遭受过帝国主义压迫并和我国共同创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我们伟大的邻邦印度，竟有一批扩张主义分子发出一片干涉我国内政的叫嚣，和逃入印度的我国叛乱分子勾结，企图搞所谓西藏“独立”的把戏，想把西藏从我们祖国分裂出去。更使我们惊异的是本月十八日在印度提斯浦尔地方公开打出西藏“独立”旗帜的内容十分荒谬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竟是由印度的外交官员散发的。尼赫鲁总理说过“不允许在印度进行反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活动”，而这样一个公开攻击中国政府的政治性文件由印度外交官员散发，难道印度官方事先不知道吗？我们严正的告诉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西藏很久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全世界包括印度在内所公认的。我国平息叛乱的行动完全是中国的内政，站起来了的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任何外国的干涉，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分裂中国和摆布中国内政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还要指出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中国内政的活动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这必然是印度爱好和平的广大人民所反对的。现在西藏叛乱已经平息，西藏人民一定能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摆脱农奴制度的枷锁，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繁荣、幸福的新西藏。这是任何人所阻挡不了的。 + +　　——原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30日，原标题为“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消除疑虑，继续积极改造——王性尧　史慕康　刘靖基　胡子婴　胡厥文 荣毅仁　盛丕华　汤蒂因　魏如代表的联合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13.txt b/CCRD/1/5/3/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1f385a6278dab55df05e75877568db53fad0cbc --- /dev/null +++ b/CCRD/1/5/3/000013.txt @@ -0,0 +1,15 @@ +# 右派分子思想动向 + +　　新华社南京讯　据江苏省委监委会最近了解，正在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有以下一些思想情况： + +　　(1)右派分子都很关心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他们说：我们知道是否改造得好，主要靠自己的努力，但最好能有明确的改造时间和标准。要求“有个底”。有的说：“我别的什么都不想，唯一希望能摘掉右派帽子，帽子摘掉后，再劳动几年都没有意见。”最近他们看到报纸上公布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中有章伯钧、章乃器、罗隆基等人，就纷纷猜测。有的说，“右派还是有前途的”；有的估计：“这次全国人代会，将对右派分子作出新的规定”；有的估计：“庆祝建国十周年，可能对右派宣布大赦”；有的还传说：“北京已有右派分子摘了右派帽子了。” + +　　(2)要求领导上能给他们多做些报告，能定期找他们谈谈话，多帮助他们，特别希望原单位领导上多和他们联系。 + +　　(3)要求其他同志能和他们接近，不要另眼看待。他们说：“其他同志不和我们接近，我们就更怕和他们接近。一怕主动接近后，使人怀疑另有企图，二怕牵累被接近的人”。有的说，大家不能称呼我们“同志”。最好能称呼“老×(指姓)”。还有的说，他们发表意见和在劳动中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不要一动就说“破坏”、“放毒”。有的右派在劳动中说说笑笑，曾有人批评他们“忘记了右派身份”，他们在座谈会上问：“右派可不可以说笑。”有的右派说：“反正我们比人低一个头。” + +　　(4)原来是党员的，对于自己被开除出党很难过，希望能在改造好后重新入党。 + +　　 (黄选能) + +　　来源：1959年5月15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14.txt b/CCRD/1/5/3/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0d28b3bbeecc0d6a75bbe9483cd01e85cd3c09 --- /dev/null +++ b/CCRD/1/5/3/000014.txt @@ -0,0 +1,19 @@ +# 右派帽子不宜摘得过早 + +　　新华社广州1日电　据广东省有些地区在评审右派分子时，把右派帽子摘掉了，有的准备摘掉。如台山县白沙公社谢边农场的二十名右派分子中有十一名被群众评定摘掉帽子(县政法部发现已作纠正)；有的县在工作报告和工作计划中也提出对表现好的右派分子可以摘掉帽子。 + +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党组认为，对右派分子摘帽子，当前不仅在时间上不适宜(改造时间还太短)，就是将来要摘，也须有中央和省委的指示。 + +　　为此，检察院党组规定了一些具体办法： + +　　1、对右派分子评审时，只根据其改造情况评定“表现好、表现一般、表现坏”等类型，以资分化，加速改造；一律不评“正式社员”、“非正式社员”、“监督生产”等身份。在上级没有指示前，一律不要讨论摘帽子的问题，但可以说明只要认真改造，就可以提前摘掉帽子。 + +　　2、对右派分子不剥夺公民权，但不准他们担任任何领导职务和要害工作。必须经常教育群众在政治上和他们划清界限，防止和揭露其破坏活动。 + +　　3、经济待遇上：未开除公职，由原机关送农村或其他劳动场所监督劳动的，按原处理时确定的待遇执行；开除公职，令其自谋生活，交当地监督改造的，与群众同工同酬。 + +　　4、对右派分子的监督改造，要更讲究策略、方法，形式上不要搞得过分紧张。监督工作应由党支部指定较强的党员干部负责。 + +　　(杜导正编) + +　　来源：1959年6月2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15.txt b/CCRD/1/5/3/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27e1da4f329a91418eeac358857edfde0fa8f8 --- /dev/null +++ b/CCRD/1/5/3/000015.txt @@ -0,0 +1,33 @@ +# “章乃器大放厥词” + +　　<章乃器> + +　　本刊讯　右派头子章乃器，6月5日、12日、19日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组织的学习“西藏问题”的小组会上大放厥词，攻击党的政策，并对批评他的人肆意辱骂。 + +　　6月5日章乃器第一次发言，长达万余字，没有一个字提到西藏的叛乱问题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内政的问题。他的主要谬论如下： + +　　(1)他说，对西藏问题分两个阶段：分析研究阶段；采取行动阶段。“在分析研究阶段，必须充分客观，严格防止主观主义；在采取行动阶段，除了必须继续防止主观主义以外，还必须防止客观主义。”他认为大家所掌握的材料是不够的，而对尼赫鲁及其家族又不能作实地的调查研究，所以只能用“设身处地”的方法。“否则，把自己人当作敌人搞，打得愈狠，错误愈大。”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对尼赫鲁的认识不足，在决策和行动上都犯了主观主义的错误。 + +　　(2)歌颂尼赫鲁，借以颂扬自己。他在“尼赫鲁就是尼赫鲁”、“尼赫鲁还是尼赫鲁”、“尼赫鲁毕竟是尼赫鲁”等三个小题目下歌颂尼赫鲁，并借题发挥说：尼赫鲁是他本阶级里的“一位特出的政治家”，尼赫鲁比他女儿要进步；因此“下一代并不一定比上一代进步；这正如鲁迅在大革命失败以后所觉悟到的那样，进化论是不能庸俗化地加以运用的。”他还说：尼赫鲁承认达赖写给谭冠三将军的三封信是真的，这是“他不惜推翻了自己过去的判断，说了老实话，这一点是可贵的。”这是我们不可能做到的好事。所以“尼赫鲁的自由主义也有可以利用的好的一面。”而尼赫鲁的错误“是目光向上，只看见上层的少数人而看不见下层多数人。”“所以，承袭了一些扩张主义是很自然的，甚至不自觉的”。 + +　　(3)他认为尼赫鲁的假社会主义有弄假成真的可能。他并得出了结论说：“批判尼赫鲁的目的是为争取尼赫鲁”。 + +　　章乃器听了一些人对他的批判以后，在6月12日第二次发言，态度十分猖狂，借着骂胡子昂和吴大琨，公开谩骂、讽刺党的政策和拥护党的民主人士。主要之点如下： + +　　(1)他说：凡是说“西藏是我国的领土”，党“英明、正确、伟大”的民主人士都是“鹦鹉学舌”，没有通过自己的大脑皮质。而他自己的学习，则是创造性的学习，有利于大家的提高思想。他说，“重复说了十遍党是‘英明、正确、伟大’不过是六十个字，我现在说了‘从而能够在国内战争当中指挥了蒋介石的军队，在抗日战争当中指挥了日本军队；这一次更发展到透过喜马拉雅山，远距离操纵，指挥了尼赫鲁的一群，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也只有七十个字”。是增加了新内容和提高了思想。而你们只会重复，所以从正确的方面来批评你们，你们是“像一只鹦鹉”。 + +　　(2)他非常猖狂地说：“虽然这两年来你们对我实行孤立政策，我也乐于被你们孤立，但，我仍然可以大致不差地掌握了你们的发展规律。你们很久以来在工作上就碰了壁，现在被迫要趁风转舵，但文章做不圆，转不了变，又需要造一次章乃器的谣，为自己笔下谋方便，是不是？我今天声明，你们可以这样做，我决不公开声明否认。但也必须告诉你们：文章之所以作不圆，是因为文章脱离了实际，唯一的改进方法，是重新回到实际。否则，再一次靠谎言来转变，那是向错误再前进一步。……偷天换日的把戏，在今天总是演不长的。” + +　　(3)指名攻击吴大琨和胡子昂。说胡子昂是典型的官僚主义者，对吴大琨更大肆谩骂。企图造成一种印象，即他之成为右派，不过是吴大琨等少数几个人恩怨出发而造成的。 + +　　(4)他说别人对他的批评是违反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的党的政策。他说：周总理“重申坚持‘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使人们畅所欲言。不要怕‘唱对台戏’……”而批评我的人“随便给人带‘反党’的大帽子，那又如何能使人们畅所欲言呢？” + +　　章乃器第二次发言几乎谩骂了所有参加学习的人，激起了相当广泛的忿怒。有好几个人要求停止他的发言。 + +　　章乃器在6月19日又作第三次发言，在这次发言中对吴大琨极尽污辱谩骂之能事，最后执行主席接受参加学习者提出的意见而中止了他的发言。 + +　　在章乃器每次发言之后，都有人对他进行批判。 + +　　(转载光明日报“情况汇编”) + +　　来源：1959年7月1日新华通讯社编《内部参考》。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000016.txt b/CCRD/1/5/3/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588fc22114a9ad5ef90dd5d25999a5392782ff --- /dev/null +++ b/CCRD/1/5/3/000016.txt @@ -0,0 +1,47 @@ +# 天津师大教育、改造右派分子的初步经验 + +　　<新华社《内部参考》> + +　　新华社天津讯　天津师范大学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共有二十一人。这些右派分子经过一段劳动锻炼，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和国际国内有利形势的影响，大多数(80％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目前大体上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少数人(20％弱)的变化比较显著，态度较好，肯于暴露思想，反映情况。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反复，但反复性不大。第二种，多数人(60％强)也有一定变化，但反复性较大：当肯定和鼓励他们的变化和成绩对，就觉得“有前途”，“有奔头”；当想到“长期性”和“艰巨性”时，就容易动摇，丧失信心。他们对党的领导和群众的监督，内心还有不同程度的抵触，但一般能够克制自己。第三种，少数顽固派(20％弱)，原封未动，个别分子甚至继续放毒，再度向党进攻。 + +　　为了加强对他们的改造，促使他们悔改、分化，以争取多数，孤立少数顽固派，一年来师大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 +## 一、教育右派分子正视罪行，端正对改造的态度。 + +　　在反右斗争时，多数右派分子没有彻底认罪。下放后，还陆续表示自己是受了“委曲”，受了“冤枉”。归纳起来有“八怨”： + +　　1．怨共产党太无情，忘恩负义，硬把自己划成右派。 + +　　2、怨“司马光说事无不可对人言。于是就不加思索的乱讲，结果言多语失，被抓了典型。” + +　　3、怨自己一时糊涂，被人利用，造成“一失足成千古恨”。 + +　　4、怨“当初太相信共产党了，没有去新加坡”。 + +　　5、怨“有了子女的累赘，使自己不能与世隔绝或一死了之”。 + +　　6、怨“出世不凑巧，偏偏赶上了这个时机”。 + +　　7、怨“当初不应该参加民主党派：因为我是民进会员，所以被抓了典型。” + +　　8、怨报社编辑要稿，有的说：如果天津日报编辑不找我谈，不向我约稿，我也不会成为右派。 + +　　由于他们没有彻底认罪，因此，对下放农村劳动改造的意义及其必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参加劳动，存在很多个人目的。有的是为了“过关”、“渡金”；有的竟幻想在农村过“世外桃园的隐士生活，以了此一生”。少数顽固分子，对下放更为抵触，被迫性很大。他们到农村以后，有的消极怠工，不服从领导，不接受群众监督。 + +　　为了帮助他们正视罪行，端正对改造的态度，学校曾采取个别接触、开座谈会、组织他们参加社会活动等方式进行正面教育，帮助他们挖掘反党的老根，批判“外因论”和“偶然论”等错误思想。经过反复教育和斗争，他们的认识有了提高，承认了内因的作用和必然的结果。不少人开始比较心服地认罪了，但还有反复。 + +## 二、反复交待政策，指明方向，教育右派认识摘掉帽子既不是“轻而易举”，也不能丧失信心。 + +　　下放不久，右派分子在制定改造规划时，提出：一年内争取摘掉帽子，三年内争取作左派，五年内争取入党。为了批判他们的“八怨”，认识自己，认识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除了启发和引导他们进行自我批判外，还发动群众进行揭发和批判，对一贯表现恶劣的右派分子进行了斗争。 + +　　在进行这一必要的斗争中，也曾经引起了一些付作用，即不少右派分子心情很紧张，怕一辈子摘不掉右派帽子；怕送板桥农场劳改；怕长期在农村落户；怕党看不到变化和成绩；怕说错话，怕工作出错；怕由于国际局势的紧张，而对右派管的更严。 + +　　这种紧张害怕的局面，对争取分化和改造右派分子是不利的，于是又进行了缓和局面的工作。召开了座谈会，让他们谈变化，谈收获，对他们的进步给予一定的肯定和鼓励。特别是师大校党委书记戈华同志下乡时，在群众大会上肯定了右派分子有变化，对他们鼓舞很大。他们说：“只要不自绝于党，党是不会遗弃我们的”。原来想自杀的也觉得有了“奔头”。 + +## 三、根据不同表现，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消除抵触情绪，促进他们的改造。 + +　　对态度老实、接受改造和监督的，在适当场合给予肯定和鼓励，给右派分子树立标兵；对抗拒改造和监督的，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并警告他们“此路不通”。如右派分子陈剑恒下乡以后，不服从领导，不接受监督，抗拒改造。最近对他开展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这对整个右派分子震动很大。他们说：“给自己敲了警钟，陈的道路走不得，否则会成为不可自拔的千古罪人”。 + +　　在生活上给以适当的照顾，对争取分化右派也是有利的。他们生病时，主动地去看望，请医生，给予补助，有的被感动得痛哭流涕，事后在思想上也有了转变。 + +　　 ——原载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6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3/names.txt b/CCRD/1/5/3/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dcc62d1583d93cc6651fc681109e62ec3a75a5 --- /dev/null +++ b/CCRD/1/5/3/names.txt @@ -0,0 +1,17 @@ +一切必须服从思想改造要求　不务正道的人应该受到批判 +对1957年一些影片的评价问题 +北京等地民主党派人士对特赦和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目前全国右派分子的改造情况 +论动摇 +严肃认真 实事求是　正确对待摘帽子和解除劳动教养 +各地处理右派分子工作简况 +李向新书记在摘掉右派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宣布大会的报告 +认清形势加速改造掀起双跃进的新高潮 +谭惕吾的嚣张气焰稍为收敛，储安平的假检讨 +右派头面人物的思想动向 +“章乃器在福建视察时表现很坏” +王性尧/史慕康/刘靖基/胡子婴/胡厥文/荣毅仁/盛丕华/汤蒂因/魏如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联合发言 +右派分子思想动向 +右派帽子不宜摘得过早 +“章乃器大放厥词” +天津师大教育、改造右派分子的初步经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4/000000.txt b/CCRD/1/5/4/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4ef37d3d6a6ce6eab3cda99dcade511890af23 --- /dev/null +++ b/CCRD/1/5/4/000000.txt @@ -0,0 +1,55 @@ +# 怎样正确认识大跃进与思想改造问题 + +　　<千家驹/孙晓村/吴大琨> + +　　最近我们出席了第二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次会议，听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三位副总理的报告，感到十分兴奋和鼓舞。在大会中还听了许多委员们的发言，大家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工作岗位来歌颂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胜利，歌颂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些发言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教育和启发。然而，其中有一位委员的发言，也就是章乃器委员的书面发言却与其他委员的论调根本不同。他对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各民主党派所正要加强的政治思想改造工作作了恶意的歪曲、讽刺与攻击，引起了许多同志的愤慨。但由于他的发言，语言比较晦涩，有些不熟悉他的人可能还不容易一下子就认清他的毒素所在，所以我们特写这篇文章，一方面表达我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以及政治思想改造工作的体会，一方面驳斥章乃器委员的谬论。从章乃器委员的这些谬论中，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尽管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不断跃进的大时代，但总有那么一小撮人，如章乃器委员一样，他们是不愿意跟着时代前进的，我们应当对这样的人保持警惕，并且同他们进行不懈的斗争。 + +## （一） + +　　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的伟大时代。在这个新的历史时期里，我们国家的经济面貌、政治面貌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毛主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的精辟的论证，正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着巨大的指导作用。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指出：“根据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要求，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不断的改革，就为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又迫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不能不进行不断的改革。”事实正是如此，我国工农业生产的不断跃进，已经促使人们的思想的不断革命，而思想的不断革命又反过来影响和加速了生产的跃进。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向上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随时需要进行调整，同时，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需要随时调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不断地产生而又克服，克服而又产生，社会生产力就随着这样而不断前进。毛主席从来就是既反对唯心主义者否认存在决定意识，又反对机械唯物主义者只看到物而看不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他始终坚持并且时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一方面充分估计到事物的客观规律，即充分估计到客观可能性；同时又主张充分发扬人民群众的自觉的能动性，承认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精神对于物质的重大的反作用。毛主席根据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把我国六亿多人民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主义经济高速度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要实行政治挂帅，根据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人们的主动性；多快好省，是要求在生产和建设中，尽可能地提高发展速度，充分发挥经济效果，不断地增强物质技术基础。也就是说，要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李富春）。 + +　　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质，我们认为，对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钻研，求得正确的认识，这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国家里，绝大多数人不仅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许多人而且虚心学习，求得正确的理解。只有别有用心的人才会故意歪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章乃器的发言，就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进行歪曲、攻击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 +　　章乃器说：“做任何事情，只强调必要性的一面是不够的；还必须再找寻出来并且说清楚它的必然性的一面，那才算做到主观同客观的一致。”章乃器是怎样理解“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呢？他说：“六亿五千万人的共同愿望，看来好像只是精神的东西，只能代表必要性。它何以会构成客观规律，构成必然性呢？这里有一句大家熟知的马克思的名言：‘理论一掌握了群众，便立刻成为物质的力量’。但，这句话指的是‘到群众中去’的一面，而‘反映客观规律’则指的是‘从群众中来’的一面。……在这里，‘众志成城’这一句古话，是符合辩证唯物观点、也具有群众观点的。它说明：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就变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斯大林更明白地指出：‘世界上存在着观念的现象和物质的现象’。这种把观念的现象列为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当然是第二性的）的说法，在经典著作中是屡见的。但对于初学唯物论的人，往往是一时不容易体会的；机械唯物论者则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 +　　这里，章乃器认为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愿望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客观规律，既代表必要性，又构成必然性，并且引用马克思那句名言作为他理论的根据。我们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不错，我们是十分重视六亿五千万人民这一伟大的生产力的，但是，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积极性，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发挥出来呢？显然不能。在解放以前，六亿多人民难道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共同愿望吗？但在解放以前，为什么他们的共同愿望没有可能实现呢？这是因为当时还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在我们人民头上，这一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阻碍我国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我国人民群众共同愿望的实现。只有推翻了三大敌人的统治，改变了旧的生产关系，把人民群众从旧社会中解放出来，成为新社会的主人之后，人民群众才能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其一。其次，即使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之后，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成为新中国的主人了，但何以在１９５８年以前我国还是不能实现国民经济的大跃进呢？难道当时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还没有摆脱一穷二白的强烈愿望吗，当然也不是。那么原因何在呢？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前，我们还没有为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准备了有利的物质条件，但更重要的还因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还没有完成，在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真正的同志式的合作关系还没有建立起来，政治战线与思想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影响还严重存在着，而这一切都限制着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的发挥。只有经过了１９５６年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接着在１９５７年又进行了整风反右派斗争，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社会生产力和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才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党又及时地提出了和执行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一总路线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六亿五千万人民要求迅速改变“一穷二白”的状况，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强烈愿望，也确切地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越性和高速度发展的必然性，这样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１９５８年以来的大跃进。由此可见，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是那一个人主观上空想出来的，它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产物。正由于党掌握了客观发展规律，把客观规律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自觉性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才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持续跃进的局面。掌握了客观规律，就使我们能够由必然的王国进入到自由的王国。没有客观规律做根据，我们的继续大跃进是不可能想像的。 + +　　章乃器却把总路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单纯看成是六亿五千万人的共同愿望，表面上他似乎非常重视人民群众主观能动性这一重要的因素，实质上却是要否定我们的总路线是客观规律的产物。又否定了总路线是经济战线、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基础上的产物。他故意混同了客观可能性与主观能动性；故意无视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是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经济基础所起的作用，这样就把总路线看成是我们主观意识的产物，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这是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另一巧妙的说法。 + +## （二） + +　　章乃器正由于对总路线作了完全唯心主义的解释，因而严重地歪曲了我们的大跃进。他在发言中有用稿子的方格子来画图的一段话，结论说：“看了图，我发现，我们的国民经济步步高升是必然的，而且越到后来越容易。但是，如果只是要求等级距地步步高升，也就是每个时期（三年或五年）按照大致相同的绝对数字发展，那仍然是懒汉思想。”那么，要怎么样才不算“懒汉思想”呢？他说，“我们的国民经济的发展，就绝不是越到后来越困难的‘人爬楼梯’，而是速度越来越大的上升中的多级火箭。我们的每一个时期（三年或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就绝不会是算术级数（１、２、３、４、５、６……）而应该是几何级数（１、２、４、８、１６、３２……），也就是持续大跃进的速度。”照章乃器看来，只有几何级数的跃进速度，才是持续大跃进的速度。如果“只要求等级距的步步高升”，或者说用算术级数上升，那是算不得“持续跃进”的。 + +　　在表面上来看，章乃器似乎对跃进的速度比我们任何人都要乐观，他要求我们的跃进按几何级数上升。实质上他正是要借此来否定我们当前的大跃进。因为我们究竟不是孙悟空，拔一根毫毛就可以变出几百万个孙悟空来。周总理说：“按照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发展的速度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经验来看，应该说，工业每年增产２０％以上就是跃进，增产２５％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３０％以上就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增产１０％以上就是跃进，增产１５％以上就是大跃进，增产２０％以上就是特大跃进。”我们完全同意周总理这一科学的分析。周总理又说：“观察增长的速度不能只看百分比，必须同时看绝对数。如果认为工农业总产值以及每一种产品的产量，每年增长的百分数都必须高于前一年才算是跃进，那是不切实际的。”但章乃器却认为我们的发展速度必须按１、２、４、８、１６、３２……的几何级数上升，才算“持续跃进”，借此以达到其否定大跃进的目的。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按几何级数上升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难道章乃器真的连这一点经济常识都没有吗？联系到章乃器一贯所坚持的立场和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他不是在实质上否定我们的大跃进又是什么呢！ + +　　其次，我国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的计划是一个持续跃进的计划，同时又是一个必须经过主观努力才能完成和超额完成的计划。正因为这样，李富春副总理在报告中动员全国人民鼓足干劲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实现这一宏伟的计划。但在章乃器看来却不是这样。他说：“我们的国民经济步步高升是必然的，而且越到后来越容易。”大家知道，事实恰好相反，因为“基数大了，每增长百分之一的数值也就扩大了，完成它就需要作更大的努力”。（周总理）在我们看来认为“越到后来越需要作更大的努力”，而在章乃器委员看来却认为“越到后来越容易”。应该说，他的目的就是要松懈我们的斗志，叫我们不要作任何主观的努力。 + +　　章乃器委员对国民经济计划所放的另一支毒箭，是对我国农业生产跃进散布悲观怀疑情绪，在第五节中他说：“同工业比较，农业生产的跃进，条件是比较苛刻的。在自然条件方面，耕地面积的扩大首先是有限度的，天灾也还不能完全避免，此外，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供应也还不够。因此，对于农业生产跃进的速度，不能机械地搬用工业生产的百分比。‘即使每年增产１０％到２０％，就已经算得是跃进了。’这是周总理在去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番说已经预示着１９５８年的农业统计数字需要修订，同时也为１９５９年农业生产的指标的调整和今年农业生产计划的安排制定了规范。”这一段话，是藏着毒素的。首先，章乃器委员对于今年农业增产的有利条件，如已经健全发展的农村人民公社优越性日益发挥，正在开展的波澜壮阔的农业的技术革新运动为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创造有利条件等等只字不提；相反的，他却强调了耕地面积的不能扩大，天灾的不能完全避免，以及农业机械和化学肥料的不能充分供应等等，来说明农业跃进的前景是不妙的，这已经足够荒谬的了。但最恶毒的还是他歪曲周总理去年在人代大会“政府工作报告”中说农业每年增产１０％—２０％就算是跃进的话，他一方面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没有任何客观标准的；另一方面，居然诬蔑总理的话是为去年调整指标“预留地步”的，这不能不令我们感到十分气愤。我们知道１９５８年的农业产量，所以估计偏高的原因，总理在去年人大常委会上关于调整指标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即使调整之后，也丝毫不能动摇１９５８年我国农业大跃进的事实。去年粮棉指标的调整，同周总理关于农业跃进速度的话有什么关连呢？接着，章乃器又说：“此外，农业统计已经显示了综合经营的优点。１９５９年由于全国农村副业生产收入的猛增，就弥补了农业因为天灾严重，粮食没有完成计划的损失，使农业总产值仍然达到跃进的速度。”按李副总理在报告中明明说，粮食实际达到五千四百零一亿斤。这数字与去年调整后的指标五千五百亿斤是相差不大的（调整指标时原说增产１０％左右）。由于去年我国某些地区遭受到数十年所未有的大旱灾，因而粮食完成增产８％的计划，我们从未掩饰过这一事实。即就８％的增产来说，也仍然是跃进。而章乃器却别有用心地说，由于农业统计发挥了“综合经营”的特点，我们用农村副业生产收入的猛增来弥补粮食没有完成计划之不足，这才使农业总产值仍然达到跃进的速度。我们知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粮食每年平均递增３．３％，而１９５９年，在灾情特别严重情况下，粮食仍然增产８％，这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绝对不可能，即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也应该算是速度很快的。可是按照章乃器讲来，似乎我们是用把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并在一起计算的手法来使农业总产值达到跃进的速度的，这不是居心诬蔑我国去年农业生产仍然是跃进这一伟大事实，又是什么呢！ + +## （三） + +　　章乃器发言的第二支毒箭是射向党的对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改造政策的。这就是他发言的第六部分关于思想工作的三个问题。这一部分的文章表面上看来，特别显得晦涩费解，文理不通，逻辑混乱，不知所云。这令我们想起了过去胡风的文章来，当一个人想说的话不便于直接说出来，而又不能不曲曲折折地表达出来，就往往令人有这种感觉。 + +　　章乃器发言的第六部分是谈思想改造问题的。按理说，谈思想改造就不能不谈到资产阶级立场与世界观同无产阶级立场与世界观这一根本性的问题，不能不谈到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不能不谈到如何改造资产阶级的立场与世界观的问题。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章乃器是一贯地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本改造的，一贯的否认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在这次发言中又一次证明了他这一反动的立场丝毫也没有改变。我们看章乃器在整整一大段关于思想工作问题的发言中竟绝口不提无产阶级立场、世界观同资产阶级立场、世界观的根本性问题，而只在“形势逼人”，“有动于衷”等等上面大做文章。我们不禁要问：思想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呢？如果是思想改造的话，是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呢？还是要把工人阶级改造成为资产阶级呢？根据章乃器一贯的言论来看，这反正都是一样，资产阶级要改造，工人阶级也要改造。工人阶级有先进人物，资产阶级也有“管鲍遗风”“陶朱遗范”。由此可见，谈思想改造而不谈究竟要改造谁；改造什么；改造用什么标准等等，在我们看来，不免觉得奇怪。但按章乃器的逻辑，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　　其次，章乃器是一贯反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根本改造的，他认为“脱胎换骨”那就只有“至死方休”。在这次发言中证明他这一观点也是原封未动。在他的发言中，有一大段关于旧高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框子”、“工作上的规格”、“生活上的规范”的话，他说：“工作‘规格’有的可能改动不太大，有的也不必马上改。”“‘思想上的框子’，……原来成套的只须拆开来成为个别的‘框子’，或者把个别的‘框子’再拆开来成为零件和材料，再加以适当的加工改造，就都成为有用的部件，零件和材料。问题的严重只在于构成了框子，而框子又成了套。材料是没有罪过的。分析一下我们的科学文化，分析到最后，可能大部分的材料都是‘遗产’。在伟大的时代当中，破铜、烂铁、碎砖、零木都已被搜罗一空，‘无用之材’肯定是不大有的了。”这一大段话，是很隐晦的，说得不明不白，其实，打开窗子说亮话，不过是说：“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工作方式，世界观等等，有的不需要改造；或者不必马上改造（如他所说的工作“规格”）；有的不必全部改造（他的所谓思想“框子”），只要不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成套的原封不动的端出来，稍稍改头换面，修修补补就完全可以用了。”我们要大破大立，破资产阶级的立场、思想、世界观，立无产阶级的立场、思想、世界观。破得愈深也立得愈透。他却要我们改头换面，基本不动。只要把框子拆开，做适当的加工改造，就都成为“有用之材”了。这不是否认需要根本改造，又是什么？章乃器也许会问：难道资产阶级的科学中没有可用之材吗？不错，资本主义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科学中某些素材是可以用的，我们的文化遗产中有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社会遗留给我们的。但我们这里所谈的是思想改造问题，所谓思想改造问题是指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问题。这一问题不解决，就根本谈不上材料有没有用，以及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章乃器所说的“思想上的框子”，“工作上的规格”，“生活的规范”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工作方法、生活方式问题。他所要全部或基本上保留的东西，正是我们必须以全力摧毁的东西。 + +　　其三，许多知识分子，感觉到形势逼人，非加强改造不可，这在我们看来，本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在章乃器看来，恰恰相反，他认为不感到形势逼人才是好事，他说，“不感觉到形势逼人，也没有什么神秘。一种方法，是经常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思想先行一步，生活如果太高，准备暂时（不过是暂时的）后退一两步。……另一种……就是完全信任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把自己放到客观形势的当中去，成为形势的一个组成分子。那就根本不会发生什么逼不逼的问题。”大概章乃器认为他自己是“经常掌握客观形势的发展”，而“思想先行一步”的吧，所以他是不会感到形势逼人的。在我们看来，客观世界是不能不影响主观世界的，而当主观世界认识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以后，又会反过来影响客观世界。有没有不受客观世界影响的人呢？那就只有花岗石头脑了。至于章乃器委员所说的“完全信任伟大的毛泽东时代，把自己放到客观形势中去”，实质上是放任自流，不要发挥改造的自觉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另一说法而已。 + +　　其四，关于参观访问的“有动于衷”与“无动于衷”的问题。许多同志通过了参观访问，也就是通过了社会实践，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更热爱社会主义和我们的领袖毛主席，更认识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绝对正确性，这次许多委员的发言中都有这种体会，这在我们看来，也是一件加强自我改造的大好事。但是章乃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的呢？他说，“正确的方法是肯定‘凡人皆动’，然后再分析种种不同的动的现象和本质。”于是他把“有动于衷”的人分成四类：“一种是有高度的主人翁自觉的人们，他们经常注视着国家和社会的发展，对于一切新生事物都心中大致了了。……这种人的动是最正常的，也是最普遍的”。“第二种是在‘社会主义列车’当中‘睡大觉’的人们。他们平时对新事物‘熟视无睹’，甚至连报纸都没有耐心去好好地读一遍。他们偶尔出去参观一次，看到那么多陌生的事物，便要‘大吃一惊’。这叫做‘少见多怪’。”“第三种是过去与革命为敌而现在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我们的手里的战犯们。”“最后，甚至连美蒋的间谍，假如他们有机会潜入参观的话，也要大动特动。这一般地应该是‘惊惶失措’，考虑弃暗投明的动；但也会有个别的‘妒恨更深’，力图破坏，反动到底的。”我们看，这就是章乃器所作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章乃器委员自己应该属于那一类呢？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是在社会主义列车中“睡大觉”的人，又不是战犯和美蒋间谍，那么，他当然是应该属于第一类的了，他既“有高度的主人翁自觉感”，又“经常注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且“思想先行一步”，所以既不感觉到形势逼人，又对一切新生事物都心中大致了了，所以看什么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感觉。这里，让我们引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说的一段话： + +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只是一句空话，在技术发达的现代虽然可以实现这句话，然而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如果要直接地认识某种或某些事物，便只有亲身参加于变革现实、变革某种或某些事物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触到那种或那些事物的现象，也只有在亲身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的斗争中，才能暴露那种或那些事物的本质而理解它们。这是任何人实际上走着的认识路程，不过有些人故意歪曲地说些反对的话罢了。世界上最可笑的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在章乃器发言中，我们不是看到这种自封为“天下第一”的“知识里手”的典型的画像了吗！在我们看来，生活之树是常青的，客观世界终是比主观世界丰富到千万倍，尤其是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的变革的时代里，在参观之后，看到客观世界的飞跃前进，“大吃一惊”，正是情理之常，而且常常成为加强改造，积极服务的促进力量；而在章乃器看来，却反而认为是“少见多怪”，这不是对歌颂大跃进的刻骨仇恨的表现吗！不错，真正“无动于中”的人是不会有的，不过动有两种，一种是看了新鲜事物，欢欣鼓舞，歌颂总路线，歌颂大跃进，歌颂人民公社；一种是对新社会格格不入，仇恨更深，抗拒改造，反动到底。章乃器说，在我们的社会里，上层给下层的，不是什么压力，而应该是一种引力。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对广大人民群众说的确是一种引力，但对少数顽抗到底的反动分子说则应该说是一种压力。章乃器又认为甚至美蒋间谍，假如有机会参观的话，也要“大动特动”的，这一般地应该惊慌失措，考虑弃暗投明；只有个别的会“妒恨更深”，力图破环，反动到底。原来在章乃器看来，美蒋间谍以至帝国主义反动派之所以仇视新中国，并不是由于他们阶级立场，而只是由于他们没有机会参观访问。如果让他们潜入参观的话，他们一般就会考虑弃暗投明。这又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右派的谬论。 + +　　最后，章乃器还大言不惭地说：他在多年以来，就主张学习毛主席著作，“可是，当时却有人并不那么同意；从我自己来说，也仍然学得很不够，所以还会犯错误。”怎么样“不够”呢，就是没有“做笔记”，“以往之所以没有学好，就因为没有支付足够的辛勤劳动。”我们看，章乃器这里把自己打扮得多么“漂亮”啊！他多年以来就多次主张学习毛主席著作，可是却有人不同意，谁不同意呢，他没有说。但别人不同意也决不会妨碍章乃器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呵，为什么这就会使他没有学好呢，真是“奇妙”的逻辑。另一方面，章乃器又把自己在１９５７年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轻轻以“还会犯错误”，一笔带过。更滑稽的是他把犯错误的原因归之于未好好“做笔记”，而与他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丝毫无关的。 + +　　总之，章乃器关于思想问题的整个发言是反对思想改造，反对立场与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反对兴无灭资的。这是章乃器右派立场最露骨的表现！ + +## （四） + +　　章乃器发言中除了歪曲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集中地攻击党的大跃进，攻击党的思想改造政策外，其他严重的错误还是很多的。举例来说，如他把总路线中的多、快、好、省四字割裂开来，说“多快是目的，而好省是条件”；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降低为就是“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等，不一而足。最令我们不能容忍的是他竟狂妄到对毛主席的著作指手划脚，评头论足。大家知道，“毛泽东选集”是经过毛主席亲自校阅作了些个别的内容上的补充与修改而编成的，而章乃器竟荒谬地要加以“补充”，这是对我们伟大的人民领袖的一种侮辱。 + +　　总之，章乃器在政协大会上的发言是一束毒箭，这束毒箭的锋芒是直接射向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思想改造政策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立场如果不作根本的改造，他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顽强地表现出来。章乃器在这次全国政协大会的发言再一次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右派的面目，对我们来说，应该说是一件好事。正如刘少奇主席说：“让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以本来面目长出地面，并不是坏事，相反地，是很好的事。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锻炼人民群众识别毒草的能力，提高人民群众同毒草作斗争的本领，从而达到放社会主义百花，锄反社会主义毒草的目的。”就这一点来说，章乃器这次的发言，是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的。 + +　　最后，我们还要说明一下我们的态度，我们认为章乃器的发言实质上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种挑衅行为。我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所以不能不对他的谬论进行驳斥。但我们仍希望章乃器能够正视自己的严重错误，痛切反省，决心改造。带着花岗石头脑去见上帝，究竟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没有好处的。 + +　　——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4月16日，原标题为“怎样正确认识大跃进与思想改造问题——驳章乃器委员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4/names.txt b/CCRD/1/5/4/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6d85e0615ef637335213522dfcb32e29c0890b --- /dev/null +++ b/CCRD/1/5/4/names.txt @@ -0,0 +1 @@ +怎样正确认识大跃进与思想改造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5/000000.txt b/CCRD/1/5/5/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6b546cb2f31e79342ba72dbb2cd1c44f33f4d5 --- /dev/null +++ b/CCRD/1/5/5/000000.txt @@ -0,0 +1,41 @@ +# 老右派又耍新花招 + +　　<宣化磁厂、中共宣化区委驻厂工作组供稿> + +## [本文原为中共张家口市委宣传部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印发的机密文件《张家口市阶级斗争料汇编(20)》] + +　　李跃西原名李庚，现在宣化磁厂当工人。他经常在工人中夸耀他自己说：“我从小耍笔杆，当过大干部，过去出门尽坐小汽车，现在不行了，只好忍耐着过活，等待时机……。” + +　　李跃西究竟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呢？原来是这样：他出生在怀安县冀家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从小过上了压榨人民的剥削生活。随着年龄的增长，地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在他脑海里逐渐扎下了根。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从家乡来到张家口，自愿参加了敌伪张家口市自卫团，心想依靠伪政权来更加牢固地把持他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家业，要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解放后，他的预谋完全破产了，但他另打了主意，想混进革命队伍，一则谋求他的生活出路；二则企图隐蔽下来，待机进行反动复仇。一九五一年他居然钻进了山西省雁北专员公署交通运输局第一汽车队，但任了会计员，长期伪装了他反动的本来面目。 + +　　一九五七年，趁我党进行整风之机，李跃西认为这时不干何时干，就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展开了大肆的攻击。与全国一小撮极为反动的右派分子，一呼一应地唱起一个滥调。他公开反对党的领导，恶意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蓄意离间党群关系，在群众中故意制造矛盾，到处煽风点火，坚持反动立场，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因此，成了地地道道的右派分子。 + +　　李跃西自从成了右派分子后，本应老老实实低头认罪，接受改造，争取重新作人。但他狡猾抵赖，蛮横无理，态度非常恶劣。因此，撤销了他的职务，进行监督劳动。然而他仍不接受改造，后被开除公职，介绍回原籍，由当地群众监督劳动。 + +　　右派分子李跃西，为了逃避一切改造，根本未回原籍，偷偷溜到张家口隐藏了下来。后趁各单位吸收工人之机，通过私人关系，隐瞒了右派分子的罪恶身份，钻了审查不严和官僚主义的空子，混入张家口市建筑材料厂当了工人，后调到下花园煤矿。一九六一年，又转调到宣化磁厂。这时领导上已经查明他是右派分子，就对他实行了监督劳动。我们撕下了他的伪装，他又想翻案。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煽动，与我对抗。心想利用资产阶级“和平演变”的手法，企图腐蚀、拉拢青年职工，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 + +　　右派分子李跃西，打定这个主意后，便经常和一些落后青年工人聊天，欺骗他们说：“我这个右派帽子，是领导给我戴的，你们说，我这冤不冤。”有些人当下就反击了他。一个青年工人说：“只要敢于承认错误，老老实实接受改造，还是能够改造好的。”他说：“我几年的冤苦都受够了，我根本没错，怎能承认呢？”有的青年人因不了解他的真情，也就相信了他的鬼话。 + +　　一天，他又找到了青年工人吕志敏。吕志敏原是化工厂的化验员，后因厂子调整，调到磁厂当工人，不愿干。李跃西就指着吕志敏说：“像你这样一个高中生，有文化知识的人，来这磁厂干些普杂工，有什么前途，不如趁早另找出路。”又说：“小吕，你真可惜，怎么来到磁厂这个倒霉单位，真是用者非学，学者非用”。李跃西见吕志敏没有反感，又说：“以后咱哥们有了权，一定提拔你到科室工作。” + +　　吕志敏自从被李跃西拉拢后，整天陷于醉生梦死的境地，不求上进，对政治、生产漠不关心，对自己的前途悲观失望。李跃西见吕志敏上了套，又去找靳清田。靳清田当时工作也不够安心。李跃西伪装出一副关心人的样子，对靳清田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来磁厂当推煤工，你到哪里挣不了三、四十元。”靳清田由于政治嗅觉不灵，受到他的毒化，思想上很快起了变化，提出辞职回家。领导上再三教育听不进去，索性擅自离厂两个月没上班。后经领导严厉批评教育，他才知道自己走错了路，回厂上了班。釉坯组青年工人姚占毅，和组长发生了口角，他找到姚占毅挑拨说：“小伙子，很能干，据你的理论和口才最低也是高中文化水平，好样的。”青年工人库鹤林、郑同喜生活困难，他就领他们到近郊散步、谈心，用关心的口气说：“你们经济上比较困难，钱不够花，也得想点办法呀!”库鹤林、郑同喜二人马上领会其意，时隔不久，二人合伙便开始了大肆偷盗活动，不料很快被厂保卫部门发觉，库鹤林被开除了籍。然后他又散布流言蜚语说：“库鹤林真是不幸的遭遇，如果他和书记、厂长是亲戚，保险开除不了。”又蓄意诽谤说：“如果领导上对一个人有好印象，即使这个人犯点错误，也没有什么，大事可以化小，小事可以化无。” + +　　右派分子李跃西，还经常回味他过去剥削阶级的腐朽生活，时刻响往旧社会，反动阶级刻骨仇恨不时涌上心头。他在集体宿舍里常躺在床上，眯着眼睛说胡话：“我真不愿在这个现实生活中生存，要是有个世外桃园的好地方，过隐居生活，该多宽心自由啊!现在不行了，只好忍耐着过活，等待时机……。” + +　　一贯坚持反动阶级立场的右派分子李跃西，不但散布反动思想，行动上更消极怠工，抗拒改造。叫他烧地炕，他怕热；叫他抱泥，他怕潮湿；叫他推煤，他说推不了单轮车；叫他拉双轮车，他强调拉不动；叫他挑水，他说挑不了；叫他推模子，别人推一百，他只推二十个；叫他担石膏，他一两个小时担一次；叫他炒石膏，同样磨磨蹭蹭不好好干。组长看着实在不像话，便批评他说：“你炒的太少了。”他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而不介意的说：“叫我炒的多也行，但不保证质量。”事后和别人又说：“我姓李的什么样的干部都见过，他这个小组长有啥了不起，我是不怕他。” + +　　“五反”运动开始后，群众揭发了右派分子李跃西的反动面目。一次车间支部书记召开职工大会，动员深入开展“五反”运动，通知他会后找他谈话。右派分子李跃西呲着牙，很嚣张的说：“下来谈什么，现在就谈吧”。右派分子李跃西马上被全车间职工群众所围拢，个个伸出铁拳，异口同声地说：“谈就谈”。全车间职工意气愤奋，将右派分子李跃西自混入磁厂进行的反动罪恶活动，全部揭露了出来，并与他进行了说理斗争，驳得右派分子李跃西理屈词穷，无言答对。广大职工更加认清了右派分子李跃西反动阶级的反动本质，表示今后更严厉地对他监督劳动，强迫对他改造。 + +　　×××　　　　×××　　　　××× + +　　右派分子李耀西，所以不放弃他的反动立场，明暗兼施，反复地与我进行敌视活动，归根结底是他的地主阶级反动思想本质所决定的。 + +　　这个活生生的事实告诉我们，右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一样，只要对他们放松了强制性改造，他们就无法无天地搞起反动的罪恶活动来。 + +　　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他们的本质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他们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目的一样，都是企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因此，他们是专政的对象，必须实行强迫的办法改造他们，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必给予严厉制裁。 + +　　除去老的右派分子外，必然会有新的右派分子产生。我们广大人民群众，一定要擦亮眼睛，坚决斗争，不让他们的任何阴谋得逞。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5/names.txt b/CCRD/1/5/5/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6f20f539c0e80f63760ac9415db75c7a728e73a --- /dev/null +++ b/CCRD/1/5/5/names.txt @@ -0,0 +1 @@ +老右派又耍新花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6/000000.txt b/CCRD/1/5/6/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580bc0ccd937d6e8de337573c99d471207f46e --- /dev/null +++ b/CCRD/1/5/6/000000.txt @@ -0,0 +1,213 @@ +# 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 + +　　<《卫东》《红小兵》编辑部>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 +　　窃夺了我国文艺界领导的周扬、夏衍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以文艺界为地盘，以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靠山，大力网罗牛鬼蛇神，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组成裴多菲俱乐部，大造反革命舆论，极力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 + +　　惯以电影界“祖师爷”自居的夏衍，是个老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从来就是混进我们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国统区蒋介石的陪都重庆，夏衍就打着我党文艺界领导人的幌子，与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汉奸文人和文化特务鬼混在一起，干下了许多不耻于人类的肮脏勾当。 + +　　当时，由一帮反动文人麇集，臭名昭著的“二流堂”，就是夏衍一手拼凑起来的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反革命团体，夏衍就是“二流堂”的黑老板。 + +　　这个“二流堂”，挂着“作家”、“艺术家”、“文化人”的招牌，干着荒淫卑琐，穷极无聊的可耻勾当，是典型的伪君子、两面派。 + +　　这个“二流堂”，装出一副玩世不恭、逍遥法外的姿态，实际上完全是蒋家王朝的卫道者，人民大革命的绊脚石。 + +　　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胜利了，但是一帮沉渣余孽并未完全被扫出历史舞台，而是又逐渐地聚集到了人民首都北京。“二流堂”这一班人马，鬼心密结，投靠了新中国反革命势力的总代表，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在他和他在文艺界代理人陆定一、周扬、夏衍之流的包庇下，紧紧配合着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每当革命前进一步的重要关头，他们总要沉渣泛起，猖狂活动，矛头直指我们伟大的党，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我党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对我党制订的各项方针政策，无不进行恶毒的攻击。与重庆时期所不同的是，他们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了，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隐蔽，更狡猾了。 + +　　历史雄辩地证明，从四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从“二流堂”到旧文化部，二十多年来，夏衍之流所惨淡经营的，就是这样一个裴多菲俱乐部，他们的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 +　　今天是我们彻底打倒黑老板夏衍，彻底砸烂反革命“二流堂”的时候了。 + +## 一、“二流堂”在重庆 + +## (一)背景 + +　　一九四二年，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进入了第五个年头。从日寇铁蹄一伸进我国国土时起，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出生入死，浴血奋战，进行着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 + +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党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整风运动，“有志气、有抱负”的革命文化人，纷纷投奔延安，沿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方向，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康庄大道。而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总代表蒋介石，出自于他的反共卖国的反动政策，远远地躲在峨嵋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依附在国民党反动派这张皮上的一批反共反人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化特务，尾随独夫民贼蒋介石，糜集重庆；混入我党文艺界的夏衍之流，以国统区地下党员负责人的身份，居然在蒋介石的陪都，打起了一面黑旗，将一切汉奸文人，反动文人，文化特务及一切社会渣滓，尽招之于门下，正式为蒋介石组成了一支反共卖国的唢呐队。 + +## (二)“二流堂”的由来 + +　　当时，在夏衍和狐朋狗友中，有个公子哥儿唐瑜，靠着他在缅甸经商的华侨哥哥，经济富足，在重庆黄家桠口“四德村”盖了两幢房子，自己住一幢，另一幢送给了他的黑主子夏衍。于是，这个地方便象招引苍蝇的厕所一样，勾来了一大批反动文人。金山、张瑞芳、盛家伦等也聚居到这里；吴祖光、黄苗子、丁聪、叶浅予等也常在此鬼混。这帮人多数没有正式职业，群居终日，高谈阔论，无所事事。夏衍靠着这一群小喽啰的吹捧，爬上了三十年代“老头子”的宝座；这群小喽啰也正要投靠夏衍作为靠山，尤其是黄苗子、吴祖光、丁聪尤受夏衍青睐，被封为“三神童”。当时，郭沫若看到他们这个样子，就说：“这是一群二流子居住的地方，就叫它作‘二流堂’吧!”这群寡廉鲜耻的家伙，对此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干脆就传用了这个名号，“二流堂”便正式开张营业，挂起了招牌。 + +## (三)“二流堂”的主要成员及其主要反革命活动 + +　　夏衍——“二流堂”黑老板，当时在重庆编《新华日报》，挂着我党在国统区文艺界的负责人的招牌，招摇撞骗。 + +　　唐瑜——“二流堂”第一任“堂长”，无正式职业，参加影剧活动。解放初期由夏衍等人硬塞到军委政治部搞电影工作，五六年后在旧文化部电影局。 + +　　盛家伦——“二流堂”的“神偷手”，在重庆一度为社会教育学院的教员，抗战胜利后曾同金山等由国民党宣传部派到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厂。解放后名义上在北影资料室及音乐研究所，但长期不上班，五七年反右前死去。 + +　　戴浩——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任话剧演员，抗战胜利后同金山等到长春接收伪满电影厂，解放后曾任电影发行公司处长，反右时向党进攻，划为右派，曾被捕劳改。 + +　　黄苗子——“二流堂”“神童”，反动的国民党官员，曾任国民党反动头子吴铁城(伪海外部长)、俞鸿钧(伪财政部长)的机要秘书，因反共有功，曾数次受到蒋介石的召见与嘉奖，五七年猖狂向党进攻，划为右派。 + +　　吴祖光——“二流堂”“神童”，腐烂发臭的资产阶级分子，在重庆时任江安中央戏剧学院教员，以《风雪夜归人》等剧深得夏衍青睐，五七年划为右派。 + +　　丁聪——“二流堂”“神童”，在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搞美术，抗战胜利后在美国陆军总部战略情报局心理作战处效劳。五七年划为右派。 + +　　金山——三十年代《赛金花》的主演之一。解放后任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五一年抗美援朝时，借赴×慰问演出之机，在××乱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出党。 + +　　叶浅予——曾画过吹捧蒋介石为“领袖”的宣传画，中美合作所文化特务，解放后窃踞美协副主席等要职。 + +　　冯亦代——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印刷厂副厂长，解放后曾任《世界文学》编辑等职。五七年划为右派。 + +　　郁风——黄苗子的老婆，现在美协。 + +　　高汾——抗战初期在《救亡日报》工作，五七年划为右派。 + +　　此外，萨空了、阳翰笙、陈白尘、陈鲤庭、张俊祥、曹禺、田汉、应云卫、风子、刘德铭(国民党特务)等也常出入于“二流堂”。 + +　　重庆时期的“二流堂”，是一股反动的政治势力。举其罪状如下： + +　　①宣扬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鼓吹反动的“国防戏剧”。他们把夏衍的彻底的卖国主义戏剧《赛金花》吹捧为“爱国主义戏剧”；把吴祖光调和阶级矛盾，幻想国民党反动派“丰采如旧”、返老还童的《风雪夜归人》说成“天才”的创作。甚至宣扬“正统”观念，主张“精忠体国”，为国民党军队涂脂抹粉，为头号卖国贼蒋介石歌功颂德。 + +　　②荒淫无耻，腐化堕落。“二流堂”一伙，饱食终日，无聊至极，打麻将，玩女人，跳舞，请客，看淫书淫画，糜烂透顶。“二流堂”主要成员之一吴祖光，是腐臭难闻的资产阶级分子，看黄色小说，与舞女、交际花偷情密约，教人嫖妓，同自己的老婆吕×偷看淫秽的事情，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都干得出来。 + +　　③典型的骗子手、偷盗集团。“二流堂”的人专门研究如何偷书，并恬不知耻地叫什么“神偷手”。“神偷手”能够从书店里把厚重的《辞渊》偷走，可谓神矣! + +　　“二流堂”中的国民党特务刘德铭，冒充东北抗日英雄“小白龙”，从南洋骗钱，骗老婆，骗女儿，……。 + +　　“二流堂”所聚集的就是这样一群牛鬼蛇神，“二流堂”所干的就是这样的反动的、败类的职业。“二流堂”是抗日民族解放阵线的痈疽，是蒋介石反动派的宝贝。 + +## 二、“二流堂”在北京 + +## (一)“二流堂”旧业重开 + +　　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营垒土崩瓦解，大势已去。依附于它们的反动知识界，在“恋主的哀愁”之中，为要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不得不另觅出路。 + +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了。怀着“听听流水响，闻闻野花香”心理的“二流堂”一伙，在夏衍之流的策划下，乔装打扮，脱下了国民党的黑衣，换上了共产党的红装，喊着“为新政权服务”的口号，来到了北京。 + +　　但是，反动派终归是反动派，他们对新中国是格格不入的。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说：“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 + +　　当时，“二流堂”的骨干分子黄苗子作了很好的自白：“眼看我自己所依附的阶级集团要垮台了，我不甘心这个阶级的垮台，我决心要维护这个阶级和集团的既得利益。”“二流堂”一伙心里是这样想的，口里这样说的，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干的。 + +　　一九五○年，以吴祖光、戴浩的家“栖凤楼”为中心，“二流堂”骨干分子开始了秘密串联，一些熟朋故友，纷纷聚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潘汉年等也亲临关顾，于是封“堂长”，立“堂徽”，刻“堂章”，“二流堂”重新开业了。“二流堂”一伙比重庆时期更加得宠于夏衍。反动演员金山竟肉麻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夏公也!”(夏公即夏衍) + +　　“二流堂”的“堂徽”，是一张木刻的年画，名字叫“玩儿不厌”。吴祖光把它裱起来，挂在门口过道上，并说：“这张‘玩儿不厌’是我们‘二流堂’的标志。”这张画，画的是一个穿袍戴冠的公子哥儿，手里拿的和地上放的全是些好玩的东西。用吴祖光的话来说，似乎“二流堂”都是那么一群吃喝玩乐，“游戏人间”的人们集团，这张画就是它的象征。 + +　　这个“堂徽”，集中地反映了解放后的“二流堂”的反革命策略，反革命纲领! + +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让我们来看看，“二流堂”一伙是怎样打着“玩儿不厌”的幌子，处心积虑地“游戏人间”，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 + +## (二)北京时期“二流堂”的主要成员 + +　　夏衍、吴祖光、唐瑜、盛家伦、黄苗子、郁风、戴浩、冯亦代、丁聪，(情况如前所述)。 + +　　此外，还有： + +　　新凤霞——吴祖光的老婆，夏衍的干女儿，戴浩的“亲妹子”，“二流堂”“堂嫂”，中国评剧院演员。 + +　　潘汉年——反革命分子，“二流堂”黑老板之一。 + +　　艾青——“作家”，五七年划为右派。 + +　　张正宇——资产阶级漫画家，出版商人。 + +　　胡考——原《人民画报》总编辑，五七年划为右派。 + +　　龚之方——右派分子，现为香港《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 +　　王少燕——反动剧本《墙》的作者，五七年划为右派。 + +　　张仃——反共画家，可耻的叛徒，“二流堂”同人刊物《万象》的发起人之一。 + +　　张光宇——资产阶级画家，《万象》发起人之一，六五年死去。 + +　　郑可——工艺美院教授，五七年划为右派。 + +　　文怀沙——文化流氓，坏分子，六四年被捕入狱。 + +## (三)在北京时期的反革命活动 + +　　毛主席告诉我们，各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 + +　　解放后，反革命的“二流堂”正是这样。每当一个政治运动来临，他们总要“窥测方向”，如果对他们有利，就要“冲破一些缺口”赤膊上阵、大打出手；一旦被革命群众抓住了他们的黑手，揭破了他们的阴谋诡计，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于是就临时收敛一下，“装死躺下”等待时机，以求东山再起。纵观解放后十几年来的历史，剖析“二流堂”一伙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 +## ①第一个阶段(从一九五○年到五五年) +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开始。伟大领袖毛主席给我们全国人民指出了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 + +　　但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却极力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大肆叫嚣要“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实质上是妄图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 +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秉承中国赫鲁晓夫的旨意，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大喊大叫，他胡说：“中国的革命是从农村发展起来的，没有经过资本主义阶段，因此民主性不够，现在要补上这一课。”“还是南斯拉夫的社会制度好”等等，夏衍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吹鼓手。 + +　　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党和全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接连发动了肃反运动，统购统销运动，反胡风运动等大的政治斗争，狠狠地打击了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大巩固了人民的政权，取得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节节胜利。 + +　　但是，在人民的胜利面前，“二流堂”一伙恨得咬牙切齿，对这些政治斗争无不进行了恶毒地攻击和诬蔑。 + +　　肃反运动开始后，“二流堂”一伙看到那些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被人民群众一个个揪了出来并进行了镇压，兔死狐悲，寄与无限的同情，以极阴暗的心里，极恶毒的语言诅咒肃反运动。黄苗子在一封信中写道：“‘阶级、敌我关系’这一刀比任何改朝换代都厉害，砍下来叫你走这边也不对，走那边也不对。确实是叫许多人张皇失措的，在估计不足，信心不够，勇气不强的人是很难做人的。”吴祖光更恶毒地骂道：“肃反这种斗争方式是专制时代的罪恶事情。” + +　　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对肃反运动咬牙切齿，狂吠什么：“抓错、搞错、每个时代都有，”“要搞领导工作，就不能搞乱七八糟了。”在丁聪的第二次婚礼上，夏衍看到“二流堂”人马又团聚了，曾得意地宣扬他如何把“二流堂”保了下来。主子授意，众奴才马上心领神会。肃反后，“二流堂”一伙立刻大刮翻案风，叫嚷肃反“扩大化”了。他们曾别有用心的说：“让文联把肃反搞错的人印成个小册子，把档案公布出来，看他们(按：指党的领导)给加什么按语!”还说什么：“肃反扩大是受斯大林的影响”，攻击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同志。 + +　　统购统销运动开始后，他们又配合社会上的投机倒把分子猖狂活动，大造反革命谣言，妄图搅得天下大乱。他们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后，农村粮食问题很紧张，上海邮电局门口有成万人排队往乡下寄烧饼。”看，他们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污蔑成了什么样子！ + +　　一九五四年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我国掀起了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伟大斗争。夏衍极力为胡风分子撑腰打气，到处放风，说什么：“胡风这家伙当天还打电话到文联要汽车、听报告，逍遥自在，当晚康濯去找他，若无其事。还说身体不好，打算去杭州休养……。”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黄苗子说：“胡风的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他提出的‘五把刀子’是有道理的。”“我越发觉得胡风正确。”并一再散布什么“胡风的群众很多，搞不倒他。”公然叫嚣：“这些材料在《人民日报》占的篇幅太多了”，是“小题大作”。 + +　　他们公然板起面孔来“教训”我们伟大的党：“解放后党掌握了军队和粮食还不够，还得给知识分子民主，不然也不会太平。” + +　　一九五四年，由吴祖光、张正宇、戴浩、盛家伦、黄苗子、郁风，新凤霞等发起“敬老会”，大肆吹捧戏剧界的“老头子”阳翰笙，欧阳予倩之流，为他们树碑立传，为党和人民“冷待”了他们心怀不满而“打抱不平”。 + +## ②第二个阶段(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 + +　　一九五六年，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一年。 + +　　这一年，在匈牙利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互相勾结，兴妖作怪，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妄图从匈牙利打开社会主义阵营的缺口，实行全面的资本主义复辟。 + +　　这一年，苏修头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臭名远扬的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大肆宣扬“三和二全”的修正主义黑货，把苏联拖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深渊，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极大的危害。 + +　　这一年，在我国国内，胜利的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政治、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扫清了前进的道路。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谁胜谁负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相反，是更加尖锐、激烈了。 + +　　就在这样的国际、国内政治气候下，在空前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二流堂”一伙又跳出来了！ + +　　匈牙利事件之后，黄苗子等人荒谬地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唯一的道路。”他们极力赞成“南斯拉夫的学术自由”，认为“铁托在南斯拉夫的道路是有道理的。”他们还在学术领域打着批评“公式化”、“概念化”的幌子，趁机诽谤社会主义制度。人民日报上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图案，吴祖光看了后说：“这块浮雕恰好代表这个公式化的时代，它恰好是这个公式化时代的纪念碑。”吴祖光还恶毒攻击我们的政府机关，胡说：“现在的机关制度和封建时代没有两样！”反共老手黄苗子也狂妄地说：“做衣服要几个月才拿到，买东西要排队，这难道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直接把矛头指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 + +## 苏共二十大刚刚收场，他们马上无耻地为赫鲁晓夫歌功颂德。黄苗子说：“肃反扩大是受斯大林影响，赫鲁晓夫二十大作了报告，才转过来了。”“我们要感谢赫鲁晓夫。” + +　　正当“二流堂”一伙猖狂活动，群魔乱舞的时候，我党开始了整风运动。 + +　　正象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阶级敌人总是错误地估计形势，“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倾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 + +　　反革命急先锋夏衍首先赤膊上阵，抛出了杂文“从点戏说起”，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并带头到天桥“放火”，鼓动剧团演员，以“给领导提意见”为名，行反党之实。 + +　　在主子的带动下，“二流堂”众鬼纷纷出笼，“二流堂”干将吴祖光四处讲演，推波助澜，并抛出“论京剧不能表现现代生活”等毒草，高叫：“社会主义现实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概念化的，一个人做了一件有成绩的事，总要虚伪的声明是党领导的好。”“我活了四十岁，从没有看到过像现在这样乱过，外行领导内行，年青的领导老年，无能领导有能，……趁早党别领导艺术。党的组织制度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排挤完了，使艺术家寸步难行。”并疯狂地叫嚷：“我们今后必须要把对党中央的迷信崇拜予以胡灭。”黄苗子、张仃等人也不示弱，跑到山西、西安等地，一路游说，到处放毒，先后抛出“荔枝花下”、“三人行”、“画家讲故事”等大毒草。他们把矛头集中指向我们光荣、伟大、正确的党，胡说什么：“现在是没有文化的人领导有文化的人，所以事情很难办。”吴祖光更露骨地说：“李白、杜甫没有党的领导，都不失为伟大的作家。”黄苗子说：“胡风提出杂志社取胡党委领导有道理。”盛家伦也胡说：“共产党在科学文化建议上不如国民党。”冯亦代更恶毒地诅咒他所在的单位是“帝俄时代的兵营”。他们还围绕盛家伦的死大讲黑话，说什么：“可悲哀的还不是这个性格，而是碰上这个时代，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知识分子最苦闷最彷徨的时候。那时有些人不择手段去寻找个人出路，有些人则不愿意廉价出卖自己，却冷静地分析这个新动向。找寻个人出路的人迎合时尚也是一件苦闷的事，因为这个时尚有时不一定是自己愿意迎合的……。”他们妄图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恢复蒋家王朝的狼子野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　　大右派周扬，一看时机已到，便借反对教条主义为名，号召办“同人刊物”。“二流堂”的众喽啰喜出望外，群起响应。吴祖光、黄苗子、丁聪、张仃之流便马上发起筹办“同人刊物”——《万象》杂志。这个杂志，在内容上作了如下规定：“甲、不许干涉内政；乙，刊登其它刊物退稿；丙、经济独立，自负盈亏；丁、批评的文章可以进行反批评。”看，他们的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大有一举可得天下之势！ + +　　但是，美梦不长。当毒蛇纷纷出笼之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领导亿万革命人民对这群毒蛇的猖狂进攻给予了迎头痛击，反右斗争的号角吹响了!在毛泽东思想鼓舞下，革命群众纷纷起来揭露夏衍及其反革命黑帮“二流堂”的滔天罪行。“二流堂”这个隐藏在革命队伍中近二十年的裴多菲俱乐部眼看就要被革命人民揭露出来了! + +　　但是，“各种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当着他们处在不利情况的时候，为了保护他们现在的生存，以利将来的发展，他们往往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在刘少奇包庇下的夏衍及“二流堂”一伙正是玩弄了这套伎俩。大右派夏衍突然摇身一变成了“右派英雄”，并利用职权，玩弄了一场舍车保帅的丑剧。夏衍在群众压力下，不得不把反动面目暴露得太明显的吴祖光、黄苗子等人划为右派后，却更把他自己和“二流堂”的全套人马保了下来，准备和我们进行新的较量。 + +## ③第三阶段(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 + +　　从一九五九年起，由于自然灾害和苏修、美帝、各国反动派的反华活动，给我们的国民经济带来了暂时的困难。此时，“二流堂”一伙又认为时机来到，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 +　　首先，在北大荒劳改的“二流堂”右派们纷纷卷土重来。这时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刮起了一股翻案黑风。这群牛鬼蛇神欣然雀跃，夏衍马上授意“二流堂”的右派们“写一写材料”，不久，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等人便全部摘掉了右派帽子，晋级加薪，向我党发起了新的进攻。 + +　　他们蠢蠢欲动，妄想变天。六一年丁聪曾发出“豪言壮语”：“二十年后，我又是一条汉子！”他们杀气腾腾地说：“十年之后，文联主席团要换上我们这样的人了!”“文艺界不需要党的领导!” + +　　他们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心怀不满，利用各种机会进行攻击和诬蔑。他们在谈北大荒的时候，说：“冬天伐木的时候，就在雪地里烤窝窝头吃，野地上有屎，我以为是烤焦了的窝窝头，咬了一口……”，这是对我们林区工人的不能容忍的歪曲和诬蔑! + +　　他们恶毒地诅咒现实。说什么“我活了四十年，没见过这几年这么乱过!”“这些人(按：指党的领导)能不能把国家治好?”六○年叶浅予从广西回京后说：“南宁出香蕉，买不到香蕉；桂林出柚子，买不到柚子。”有人叹息布票发得太少，说什么“要不是我们有过去的箱子底，现在不知该穿得如何狼狈了!” + +　　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二流堂”一伙就与香港的“文化人”如黄茅、叶灵凤、程步高等人，来往十分密切。此时，他们更加紧了勾结。每逢“五一”、“十一”港澳友人来京观光，总要和他们欢聚一堂，热闹一番，大谈香港新闻，他们把这种糜烂生活叫作“过一过暂时的香港生活”。他们心目中所渴望的是什么，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 +　　三年困难时期，“二流堂”一伙，象在重庆时一样，生活荒淫无耻，以吃喝玩乐，说猫谈狗，填补精神空虚。唐瑜、张正宇、叶浅予、王人美之流借探病为名，自带饭菜，到张光宇家大搞聚餐。胡诌什么“吃得好才能画得好”，夏衍之流四处购买淫书淫画，看《清宫珍室丽美图》(《金瓶梅》图)，并恬不知耻地说：“这是个人生活爱好，没有关系”。他们还大肆吹捧什么“扬州八怪”，“花为媒”，什么齐白石，吹捧“抓壮丁”，“早春二月”说：“很久没有看过这么好的电影。”他们还互赠诗词，什么“推窗惊觉对楼人，蓦地结束一曲小提琴”，“当时意味深长夜，意味深长话”之类无聊至极的东西。当时，吴祖光还拉拢了“三员”：理发员、饭馆服务员和戏院售票员。为“走后门”绞尽脑汁，不择手段! + +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在毛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文化革命的先锋江青同志的直接指导下，在我国开展了戏剧革命。夏衍之流拼命对抗，横加破坏，甚至伙同周扬，扣压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次批示，真是狗胆包天！ + +　　他们还真怕断种绝后，又精心培养了自己的接班人，形成了一个“二流堂”的“小家族”。主要成员有：田庄、杜高、汪明、蔡亮等等。吸收“小家族”入“二流堂”须经吴祖光审查。“凡有天才者，方可加入”，加入时还要举行仪式。什么“天才”?！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干才! + +## 三、结束语 + +　　以上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二流堂”这个中国的裴多菲俱乐部，从它那一天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团体。如果说它在重庆时期的反革命面目还比较隐蔽、人们对它的反革命本质认识得还不很清的话，那么，它在解放后的北京时期，在各个历史阶段，表演得就够充分的了，它已坏事做尽，反动透顶。这一小撮极端反动的“知识分子”、“文化人”、“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 + +　　值得发人深醒的是，这一小撮反动文人为什么能够隐藏在我们革命队伍中达廿多年之久呢?原因不是别的，就因为他们有靠山。这个靠山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夏衍! + +　　事实俱在，铁证如山。早在重庆时期，夏衍就挂着党的地下文艺工作者的招牌，与资产阶级的反动知识界勾勾搭搭，干尽了阶级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的勾当；到了解放后，夏衍之流又凭仗他所窃踞的文艺界领导地位，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肆包庇、网罗牛鬼蛇神，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 + +　　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是无情的。不管阶级敌人怎样狡猾，反革命手法多么巧妙，活动多么隐蔽，但它们终归难逃历史的惩罚。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二流堂”的黑老板夏衍被揪出来了，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总根子刘少奇被挖出来了！这是多么大快人心啊。我们一定要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深入开展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包括“二流堂”在内的一切文艺黑店彻底砸烂，让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思想文化战线上高高飘扬！ + +　　 ——原载《卫东》《红小兵》联合版1967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6/names.txt b/CCRD/1/5/6/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044da6d356992ba03442c2ffcf6244b61889866 --- /dev/null +++ b/CCRD/1/5/6/names.txt @@ -0,0 +1 @@ +彻底砸烂反革命裴多菲俱乐部——“二流堂”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7/000000.txt b/CCRD/1/5/7/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8b11af9dbac7ec4918441a91cd91a56dff203f3 --- /dev/null +++ b/CCRD/1/5/7/000000.txt @@ -0,0 +1,177 @@ +# 富顺县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调查报告 + +　　<四川省五八高三学生造反联络站> + +　　[编者按：这是两篇有点联系的文章，“富顺调查报告”系文革中，1968年2月由四川省五八高三学生造反联络站，对富顺县在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所作的一个调查。 + +　　这个调查报告较为典型的反映了左风盛行的年代，层层比左的情况，省会成都在高三毕业学生中搞社教，地市就扩大到整个高中学生，区县就扩大到初中学生。于是富顺县就抓了一个 13岁的初中生唐慧媛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 +　　由于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因此整风学生的手法亦大同小异，无非是诱、骗、吓、逼这一套。富顺县的所谓“挤”虽然自以为是创新发明，其实早在58年初的成都中学生社教中就用过了，只不过不叫挤而叫专题鸣放而已，因此发明专刊归章文伦用其领导的成都中学生社教工作组。 + +　　“我的检查交待”系原富顺县县委宣传部长郁晋昌所写，郁从另一面大大地充实了富顺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均未作删改，保持原貌。]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调查就象‘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象‘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 + +　　为了彻底清算十七年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教育战线上的滔天罪行，为了充分揭露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58年精心策划和泡制的所谓“四川中等学校学生《社教》的事实真象，我们特地到富顺地区作了一个多月的实地调查。在县革筹武装部及各革命组织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这次调查任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现将调查情况整理如下： + +## 一、富顺县李氏“社教”的具体部署 + +　　富顺，是四川的大县之一。当时，全县人口约100万人左右，全县有一所完全中学，一所中师校和四所初级中学。当时的中学生（包括中师）约3000人左右。 + +　　富顺县的“社教”准备工作，是在57年11月16日在旧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之后开始的。富顺师范校长兼支部书记曾祥林参加了这次这个会。在会上“李井泉、杜心源批发了一批所谓“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右派学生”的所谓“典型材料”，要参加会议的人员认清形势，提高警惕，杜心源还翻印了一批外地所谓学生“聚众闹事”的“典型材料”。竭力制造紧张空气，造成参加会议的人对学生既恐惧又对立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在这样的基础上，李井泉、杜心源假冒“根据中央批示精神”公开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中小学学生中不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向全省部署了在中专中等学校学生中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究竟如何搞法，杜心源说：“待成都搞出了经验后另行部署。”曾祥林同志回来后，向我作了汇报，并把带回来的材料交给了我。”“不久，黑省委宣传部批发了一系列的文件，对所谓在中专中等学校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作了具体部署，原泸州地委宣传部发了文件，抛出更为具体的方案。”（原富顺县委宣传部长郁晋昌：我的检查交待） + +　　根据省地委指示，富顺县委决定郁晋昌、裴既清（富二中校长兼支书）和曾祥林组成领导班子，先作好准备工作，更露骨的是当时县委书记于家骏指示：“工作中如有困难，直接请示主管整风反右斗争的副书记马福太解决。”（郁晋昌：我的检查交待） + +　　从县委书记于家骏的指示中，更可以看出李井泉泡制的这次“社教”，不是真正的对中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是把中学生纳入反右的范畴，对中学生进行的一次反右斗争。于家骏的指示，就充分体现了李井泉的意图。 + +　　未开展运动以前，县委就叫学生搜集了学生的黑材料，对学生进行了分类排队，这和成都市委搞法一个样。这是第一步准备工作。 + +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在第二次领导小组会议上，就进行了个体的部署。 + +　　一、学习时间，按上面规定二十天左右，集中富顺二中的高中毕业生和师范全校学生，在师范集中学习。二、确定每个班的依靠骨干（不超过三人）。三、整个学习动员、提高认识，辩论和批判，整改和组织处理。四、研究如何叫学生鸣放的问题。 + +　　具体到富顺县委搞这次“社教”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呢？ + +　　“我的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所谓‘社教’，把学生中有‘右派言论’的人弄出来，通过对具体的人的言论进行‘批判，消毒’，来达到所谓‘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事实是达到打击迫害青少年学生罪恶目的。这也是李井泉、杜心源一再强调的而又狡猾地不在文件上明确的主要任务。”（郁晋昌：我的检查交待） + +　　对每次革命，每个运动，我们都要看它的指导思想是什么？也就是说，要看它的大方向，看它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 + +　　从李井泉、杜心源、 肖菊人之流起，一直到富顺县的于家骏、郁晋昌、裴既清之流止，他们在搞的所谓“社教”中，根本不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根本不是以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为指导，而是以李井泉的五点黑指示为指导。 + +　　这次所谓的“社教”中，他们根本不叫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本不提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根本不向学生讲党的光荣斗争史和解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对学生不加强正面教育。反而把一些反面教材进行灌输，硬要学生照他们的框框，放出“右派言论”来，以达到抓“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目的。 + +　　这简直荒唐透顶！所以，这次“社教”，是李家独立王国的一个罪恶阴谋，是一次严重的政治迫害！ + +## 二、巧言诱骗，暗设陷阱 + +　　郁晋昌、裴既清、曾祥林、王麟秋等人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是十分阴险毒辣的。他们明明知道，当时富顺的反右斗争已基本结束，很多右派言论，已被群众批得很臭了。现在，要想使这些中学生放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是不可能的。要这样，只有作假。为此，他们采取了一套资产阶级的手段来诱骗学生鸣放。一方面，他们在会上公开保证：“不抓辫子，不批棍子，不戴帽子，不影响升学，不影响操行成绩。”并且还说：“积极大胆鸣放是党忠诚的表现。不谈国际国内的重大方针政策的缺点错误就过不了关。就是表现不好，对党不忠实。谈了缺点错误，就是对党忠诚。”（裴既清：我的交待）另一方面，“我给同学们划定鸣放框框，逼得同学们谈国际国内重大方针政策。如中苏关系，党的领导，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这个范围逐步缩小，由普遍鸣放转为专题鸣放，把同学们步步逼紧，硬要同学们鸣放，如不鸣放，就是对党不忠实。”“这次集中学习，采取的是一逼二骗的办法。逼，就是作动员报告，硬要同学谈国际国内重大方针政策问题，而且要谈缺点错误。报告的内容（现在想来）就是放毒。又给同学划定框框，这个框框逐步缩小，由普遍鸣放到专题鸣放。逼着同学们照这个框框谈。骗，是给同学们打保证，即使说错了也不影响操行和升学，事实上，就是欺骗同学，鸣放出来就好整人，进行批判、处分，高考结论为“不宜录取”。（裴既清：我的交待） + +　　富顺县委在整学生的讨论中，还发明了一种“挤”的方法，通过这种“挤”，来达到“挖”目的。也就是达到抓“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目的。看吧，这就是郁晋昌的自供：“由于当时县里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整风运动转入以整改为中心的阶段，右派分子的言论已被广大群众批判得很臭了，如果要学生自己鸣放出什么“右派言论”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为了使学生就范，放出我们所需要的“右派言论”，我竟违背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贯彻教导，不惜采取资产阶级的手段，还美其名曰：“挤”的方法，来达到挖的目的。所谓“挤”，具体手段是：在动员报告时，就要学生集中在党领导和重大政策方针上（如中苏关系、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肃反政策等）在讨论中把学生约束在党的领导和政策方针上，担负具体工作的教师和学生各级分子，引诱学生在党的领导和政策方针上去鸣放。如果鸣放的一般问题，就不鼓励，如是我们所需要的就予以鼓励，开放专题鸣放，还允许学生出小报等等。一句话，通过所谓形式灵活多样，迎合学生特点的种种资产阶级手腕，把学生“挤”到我们所需要的内容上去。迫使学生掉入我们布置的圈套里来。” + +　　另外，据裴既清、王麟秋等人交待，他们对每个班所依靠的那两三个骨干分子，预先就向他们交了底，对他们进行了训练，并叫他们带头鸣放。这几个骨干的带头鸣放，是不记帐的，是起的点火作用。特别是要引导那些预先被排为三四类的学生鸣放出“右派言论”来，以便进行批判斗争。 + +　　从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这次“社教”运动，使手段多么阴险毒辣！他们竟把资产阶级政客的手段，搬来对付这些年仅十六七岁的在毛泽东思想抚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学生。这难道对新中国青少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教育吗？ + +## 三、究竟鸣放了些什么？ + +　　在富顺县革筹、武装部和各革命组织的帮助下，我们清查到了一大批当时的鸣放原始材料，这些材料，一直被郁晋昌、裴既清、王麟秋之流视为至宝，很好地保存了下来。其中有初一中、初二中和富二中的原始材料。 + +　　初一中有一个汇编材料，共同31篇，全是大会发言记录整理的，题目也是学校加的。 + +　　其中： + +　　有19篇谈农民的缺粮情况和乡干部的浮夸、弄虚作假和作风问题。 + +　　有2篇是提学校的教育问题。 + +　　有1篇是谈商品供应问题。 + +　　有5篇是谈学生毕业后的分工问题。 + +　　有1篇是谈勤工俭学的问题。 + +　　另外三篇是谈城乡和工农差别问题。 + +　　初二中，有一册“学生反动言论汇编”，共101篇，我们都详细地读了，可以没有一篇是反动言论。相反地，每一篇都是很好的正确意见。这101篇，几乎全是谈的农村问题，而且多是粮食浮夸虚报，干部作风问题。这些意见提得很好。 + +　　富顺二中，几乎每班都有油印报，而且学校也有意仿照泸州专区中学教师反右时办法一样，办了一个学习报，“这个报，主要是刊登同学来稿，在选稿时，在意选有问题的，而且认为问题大的稿件。”（原富二中人事干事兼团总支书记、三反分子、坏分子王麟秋再次检查交待）这样才好搜集学生的“反动言论”，以便将来好批判斗争，装档案。 + +　　高二中现在保存的刊物有： + +　　高二（1）班的“暴风” 高二（2）班的“怒放” + +　　高二（3）班的“狂涛” 高二（4）班的“放” + +　　高一（1）班的“火山” 高一（2）班的“鸣” + +　　高一（4）班的“瀑布” + +　　初二年级学生合力的“烈火” + +　　如果把学校有意办的“学习报”加上，共九种刊物。 + +　　既然学校把“问题大”的都集中“学习报”上，那么，我们就来仔细分析一下“学习报”，了解一下富二中学生的鸣放情况吧。 + +　　（这个集子，共有材料179篇，全是初一二年级、高一二年级的学生放的。（高一和初三的材料没有查到。）我们对每篇材料进行了仔细地分析，得出其中有97篇完全是比较的正确言论，占总数的55.3%。如：） + +　　高一（1）班的于金说：“省委检查团耀武扬武，不深入农村调查，辜负了毛主席的愿望。” + +　　（另一个学生刘明高：“工农学生不受重视，教育为工农开门，根本不够。在评助学金上，教师的班委为了表现自己工作做得好，就尽量压缩金额、名额，使很多工农子弟享受不到助学金，他们吃高等。请问党，培养什么人？”） + +　　初五八级三班有个金智容：“地方干部在乡里乱抽税，养鸡上两角的税，鹅三角，鸭一角五，羊子要上肆角的税，我认为是社干想捞一把，请有关部门及时取消。” + +　　（高一（2）班的学生张得银在谈到中苏贸易问题时，很尖锐地提出：“很明显，完全是苏联想赚钱。”） + +　　高一（2）班的学生李德文说：“目前，我国的各项工业几乎都依靠苏联专家建成的，难道我国真的不能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祖国吗？不能过于崇拜苏联。” + +　　“学校在培养虚伪” + +　　“地主翘起了尾巴” + +　　“富顺文教科——独立王国” + +　　这97篇，完全是很好的正确意见，根本不是郁、裴、王之流认为的“右派言论”，在整改中，应针对这些意见来改。可是他们却偏偏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化。这是什么逻辑？！ + +　　另外，属于提法不恰当，用词欠妥，但又有些正确的言论，共70篇，占总数的39.1%，如： + +　　高一（1）班的赵俊华说：“我觉得居民23斤粮食，确实较低。” + +　　高一（1）班的郭修武说：“读师范的同学，生活费用都由国家担负，毕业后，工作也有保障。我们读普高的人，生活费用几乎都是自己负担，而毕业后，工作也没有保证。为啥我们工作没有保证呢？” + +　　高二（3）班何聪智说：“镇反前紧后松的现象的确存在。” + +　　高二（4）班的程家泉说：“粮食供应不合理，自贡居民25斤，富顺居民3斤，形成了居民与居民的差别，对粮食供应不满。为啥自贡吃东西不要米票，富顺要？” + +　　“吃仙米，原来知道，但我没谈。原因是社长、村支书向上级说：够吃，没有粮食。实际农民分一百多斤粮，几斤麦子、一两斤豌豆，粮食根本不够吃，政府虽然有贷款的政策，但有些地方干部没有很好执行，不了解情况，望政府调查清楚，赶快贷款，有些农民饿了，干不得活。” + +　　从整个学生鸣放的材料中，我们就想到了一个问题。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对待基本革命群众的态度，往往是得出相反的结论，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把错误的说成是正确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毛主席的阶级陈线搅乱，以达到他们一小撮从中渔利、蒙混过关的目的。 + +　　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水搅得越浑越好，这是那些资产阶级老爷们一贯使用的手法。 + +## 四、无限上钢，人人过关，打击一大片 + +　　如果说，这次运动是要真正地在学生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课的话，那么，就应该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课，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毛主席的有关文章，对中学生加强正面的教育。 + +　　可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不是采取正面教育，而是采取反面灌输，反面引诱，逼学生放，通过学生的口放出他们所需要的“右派言论“，以达到他们“社教”的目的。 + +　　“我为了打击迫害同学，便把他们的言论无限上网，把正确的说成是错误的，把认识问题说成是立场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问题，混淆了黑白，颠倒了是非…… + +　　（如张芳玉同平时表现好，是少先队辅导员，是一个好同学，好团员，平时爱提意见，对错误的东西敢于斗争，具有造反精神，我却认为她“不听话”，“意见多”，“情绪偏激”等等。在学习中，我把她的言论无限上网，如她批评班团干部邓淑贤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上网为“攻击团干部”，她批评“女生宿舍晒衣服的条件不好，学校不关心同学的疾苦”，我上网为“攻击党支部”，她说农村有个别干部有虚报情况，影响农民的生活安排”。我上网为“攻击农村干部”。她又说：“苏联对我国的帮助有大国沙文主义”，我上网为“反对苏联”。 + +　　“有个同学说：“城内有条街很烂了，也不修整，大概是领导干部不走那条街。”这本是个好意见，我却硬上网为“丑化领导”。有的同学批评刘志诚（党员同学）的资产阶级恋爱观，这是善意的正确的批评，我却说是“攻击党员”，又如钱定能同学说：“苏联十月革命热烈的庆祝，我国的国庆就没那么热烈”，又说：“中学生每周十节俄语课，而语文课只有四节课”，我上网为“反苏言论”。 + +　　“又如丁荣汉同学批评我在工作上的许多缺点错误，我上网为“反对党的领导”，又如何为智同学写大字报、写文章批评我在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我上网为“反对党的领导”，他谈了些团支部发展新团员工作中的问题，我便认为是因为入团未被批准而不满，是“对团的攻击”。又如洪方圻同学，他的父亲在富师校工作，因生产上的问题而自杀，他一再表示对党的组织没有意见，我仍抓信他对一个教导主任（非党团员）在处理他父亲的问题时，有不当处，提了些意见，我便无限上网为“对党不满”，等等。我把同学们的言论进行无限上网，以达到打击迫害的目的，事实是很多的。”（裴既清：我的交待） + +　　究竟当时受迫害学生的面有多大呢？按裴既清迫害学生的情况时，是这样写的“三反分子裴既清在58年学生中开展整团中受处分的学生43人，约占团员（当时约20人）总数的25%，其中工农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31人，占受处分人数的75%……整团中，人人都有自我检查。” + +　　应当说，刘富烈的数字是保守的，不准确的。因为还有一部分团员受了批判斗争后，“认识错误得好”，同样考上了高中和大学的，而这部分人的档案已送成，不在学校了。而刘的数字，是档案还留在学校，未被转走的一部分数字。如高三（2）班的团员同学廖常聪，当时她也是全班重点批判的同学，后来硬逼她认识“错误”，所以才升为二类学生。考入了工学院。又如高三（2）班的曾崇敏，当时也是全班受“重点”批判的团员同学，后来，逼他写了一张血书认错，就升为二类学生，考入了南充师专。如果把这样一些受重点批判二类团员人数加上，富顺二中，高初中受处分的团员人数有40%以上。这个数字才是比较准确的。 + +　　我们为什么要把富二中作为重点调查分析呢？因为富二中是富顺县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是学阀裴既清苦心经营了十几年的老窝！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在这个学校很严重地表现了出来。 + +　　有关裴既清的三反言论，以及他在县文卫系统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就不再这里叙述了。 + +## 五、在富顺了解到的其它材料 + +　　在富顺，我们共调查了三十几天，在中学教师中开了四次座谈会，另外，还和很多教师进行摆谈、回忆。多数教师很热情支持，并表示，这次运动，不是对学生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而是资本主义教育，这是李井泉在学校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暴露。应该把这个问题，揭露出来批深批透，应该给这一大批受了十年迫害的学生，彻底平反！ + +　　我们在县革筹、武装部和各革命组织的支持下，了解到很多受迫害学生的典型材料，在很多受害学生和中学教师的愤怒要求下，县红旗指挥部同我们一道组织了一次大的批判会，斗争了三反分子郁晋昌、裴既清、王麟秋、吕孟雪。（郁在宜宾学习，未到会）有44个革命组织参加，共1729人。发言控诉的，不仅有长达十年的受害者。而且还有受害学生的家长。有个李蓝君的家长（即丁荣汉的妈妈），她在会上，谈到她的儿子是怎样从一个穷孩子，得到了读书的机会，在党的培养下，入了团，历任班干部、团干部、学生会学习部长、团委宣传部长，在校一直很好，可是58年那次“社教”，不知为什么就被开除了学籍，开除了团籍。当她控诉到丁荣汉因开除团籍、开除学籍，到处找不到工作，无路可走，曾两次服药自杀的经过时，全场的很多同志都伤心得哭了起来。 + +　　这次批判会以后，影响很大。很多受害学生纷纷来信来访。 + +　　从很多控诉中，我们发现富顺初三中有个叫唐慧媛的女少先队员，她在年仅13岁时（即58年）就被大恶霸地主出身的王麟秋（王系坏分，是裴既清的爪牙，因整58高三学生有功，被郁、裴提升为校长）以莫须有的罪名打为“反社会主义分子”了。 + +　　有个贫民出身的洪方圻，刚解放时当儿童团长，斗地主很积极，他家就是王麟秋的佃客，他不仅斗过王的一家人，而且还分了王家的地。在58年那次“社教”中，洪方圻提了一些意见，并骂过王麟秋一次，因此，裴、王二人恨之入骨，加以（当时是富二中团总支书记），在这次“社教”中，倒成了“右派”，对他的佃客的儿子提了他的意见，就成了十年的“罪人”，这是什么逻辑？！这是典型的阶级报复！ + +　　另外，我们还收到一些外县的控诉材料，有灌县水校的，有泸州医专的，有泸州化专的，据医专的同学讲：“医专化专搞得更凶，完全和教师一起进行反右，受打击的学生更多，泸州医专有个68班，全班应届毕业39人，但是经过这次“社教”后，只毕业了21人。”也就是说，有将近一半的学生受到了严重处分。比富顺的情况更为严重。 + +## 六、结束语 + +　　“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 + +　　以上就是我们在富顺地区调查情况的总结。现在，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次所谓“社教”是李家独立王国在四川地区复辟资本主义的产物，是他们大规模地迫害中学生的一次罪恶运动。这次“社教”，必须全盘否定！ + +　　 一九六八年二月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7/000001.txt b/CCRD/1/5/7/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9cd46c93830416901be3cf88a4c3f1dc095c03 --- /dev/null +++ b/CCRD/1/5/7/000001.txt @@ -0,0 +1,151 @@ +# 控诉书 李井泉对青年学生的十年迫害 + +　　<四川省五八年高中毕业生第二铁路工程局、成都铁路局全体同学> + +## 最高指示 + +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 +## 李井泉对青年学生的十年迫害 + +## ——分配到铁路系统工作的五八年被李井泉形“左”实右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所陷害的405名高中毕业生的揭发。 + +　　（红日高照，东风劲吹。） + +　　亿万革命人民，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革命航道，高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凯歌，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 +　　十七年来，在青年问题上，一直进行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激烈博斗，资产阶级拼命向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爱护青年，最关心青年的成长，他老人家对革命青年寄予无限的希望，他说：“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份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出晚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　　可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得力干将李井泉疯狂抵毁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视革命青年如寇仇，为了李氏独立王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在一九五八年精心泡制了一个形“左”实右的四川省五八级高中三年级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陷害大批青年学生，使他们无辜遭受李贼长达十年残酷迫害；在这里，我们愤怒揭发和控诉李井泉这一滔天罪行。 + +## 一、李贼设陷阱，中学生横遭政治迫害。 + +　　毛主席教育我们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长期以来，刘、邓黑司令顽固推行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造成了青年学生中埋头读书本，学不到毛泽东思想，不关心时事政治的恶果。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严峻指出：“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间，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应该管。” + +　　五七年八月十七日，康生同志在北京马列主义课程教师上宣布全国高等学校各年级普通开设“社会主义思想课”。不久，中央决定以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这个课程的中心教材。并规定具体的学习方法：“应精读文件，又进行自由和充分的讨论。密切结合学员的思想情况，进行讲授和辅导。高等学校如此，在中等学校就更应该如此。 + +　　中央又明文规定：在中学生中要贯彻正面教育，不反右。 + +　　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粉碎了右派猖狂进攻，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革命人民意志风发、斗志昂扬，全面大跃进的局面正在形成。同年，毛主席发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伟大战斗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敢字当头，以战斗姿态迎接着教育革命的风暴。这时，李井泉感到万分恐慌。为了隐蔽自己的反革命面目，稳住反革命阵脚，保存反革命实力，为了维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习的局面，也就是为了适应他大搞独立王国的需要，他千方百计庇护隐藏在大中学校的牛鬼蛇神，转移斗争目标，把矛头对准广大青年学生。于是，在一九五八年春季，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精心泡制了一个全省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打着进行“社教”的红旗，违背中央指示，在中学生中大抓“右派”。 + +　　这次为期半月的“社教”，是李氏独立王国对抗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推行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例子。 + +　　学习中，他们根本不组织同学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却阴险地设下政治陷阱。 + +　　第一步是进行政治引诱。他们首大作黑报告，大放右派言论，乘机恶毒攻击毛主席，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咒骂历次运动，向青年诉说反动思想，并美其名：“反面诱导”。 + +　　第二步是欺骗加威胁，迫使学生照他们定的“黑专题”（如“党天下”“合作化运动”“土改”“镇反肃反”等是否都错了）围绕这些进行专题“鸣放”。他们声称：在中学生中不扣帽子，不反右，不装档案，不影响升学，你们要是不“放”，就是不相信党了，为了捞整学生的材料，欺骗同学们说：“你以前有错误看法，现在也认识到了的，也要“鸣放”。如发现有反面意见，就鼓励，表扬“鸣放”得好；如有人谈正面意见多，就说是：“态度不端正不相信党。”只有多谈反面意见的，才说成“是向党交真心”。他们就是这样，利用十六七岁的中学生思想单纯、幼稚的特点，欺骗了我们这些对党无限热爱，无限忠诚，要求进步，渴望受到党的教育的中学生。在他们的甜蜜语，欺硬弃施面前，同学们照他们的黑批示进行了“鸣放”。 + +　　第三步就是阴险地进行政治陷害，以达到他们“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罪恶目的。在“鸣放”结束后，立即开始“典型批判”这时，他们利用学生鸣放中的一些言论（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思想认识问题，有一部分本身就是正确意见）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无限上网，大整学生的黑材料。把大批他们认为有“问题”的中学生安上莫须有的“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坚持反动立场”等等罪名，暗地里打成了“四类学生”“右派学生”“反社会主义分子”，写成黑材料（这是一种即不通通过群众，也不经过本人，又未查证的材料）装入档案，作为升学、就业的考查依据。 + +　　从此，我们这些十七八岁的、世界观尚未形成的，既缺少社会经验又缺乏阶级斗争和知识的，对党对毛主席无限热爱的中学生，就成了没有公开宣判的“小罪人”。我们一步入社会，随着一纸黑材料陷害而来的，就是铁路系统走资派来承担李井泉的黑旨意，迫害我们长达十年。 + +## 二、李氏独立王国的十年政治迫害 + +　　“中国的知识青年学生们，一定要到工农群众中去”。我们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毕业后兴高采烈地走上了生产建设岗位。同学们朝气蓬勃，满怀热情，满怀着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决心把自己青春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我们离开了学校、家庭，到艰苦的山区修筑铁路，投入大跃进的洪流。从小读书，没有参加过劳动的同学，手打起泡了，肩挑肿了，腰累酸了，仍然干劲十足，带头抢干重活。毛泽东思想给了我们无势的力量，同学们用坚强的意志百倍的勇气，满怀信心地迎接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决心在生产劳动中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 + +　　可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千方百计破坏青年学生和工农相结合，妄图用长期的精神摧残和政治迫害革命青年在李家王朝的桎梏中置于死地。 + +　　1、被贴黑标签，处处遭迫害 + +　　李井泉通过成都铁路局、第二铁路工程局的走资派，大发黑指示，宣称：这批人在“五八年社教中有问题”、“立场反动”“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出身不好”，“家庭及社会关系复杂”，（其实，这批学生中不少是出身于工农家庭的）“不宜作培养对象”。对他们要“控制使用”，在政治中要随时提高“警惕”。并在一般干部和工人群众中散布说：“这批学生有问题，是送来监督劳动的。”在群众中把这批十七八岁的青年学生污陷为“危险分子”，在青年学生和工作中间筑起一道无形的隔墙。如建筑处延长长在同学们欢度节日时竟斥骂说“你们高兴个啥！你们是在工人中监督劳动的！”原二局316队队长说：“这批学生，不管他们思想表现如何积极，工作有多好，都是没有前途的。”真是一语道破了他们迫害青年学生的天机。他们就是这样从政治上判处了我们的“死刑”。把我们变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囚徒，处处给予我们“管制”的特殊待遇。 + +　　他们把我们分许多点集中劳动，暗暗地监视起来，每月由单位领导作鉴定，并暗地在工作中造舆论，说是“小右派分子”稍不如意，就扣饭，开会进行斗争。实行白色恐怖。同学们生病不能得到医治，请病假说是害懒病，还要强迫干体力不能胜任的重活。长期以来，有的被逼得神经失常，有的竟被逼死。 + +　　（部队转业就学的何方弟同学，在五八年“社教”中被“定罪”，毕业后分配到铁路四处，心脏病严重，又有肺结核，不但不能得到治疗，还不准病假，更加恶毒的是还要强迫每天上山割回100斤葛，如果完不成便扣饭，这样又病又饿，在走资派的折磨、摧残下，六一年级便被活活地拖死在工作上，他死的时候手中还拿着工具，死后不准同学们送花圈、开追悼会，一个女同学遭××哭了还被叫去审问。大会点名批判，走资派还说同学们送花圈是反革命行动。这不是血淋淋的资产阶级专政又是什么呢？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迫害青年学生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 + +　　五九年在华阳县筑路时，二处徐××同学在星期天从成都冒雨赶回工地，第二天病了不能起床，没能上班，监督同学的伙食管理员就借此扣饭并要徐写检查，斥骂说：“为什么头不请假！”我的天！谁知道第二天要病呢？同学们气愤不平，事后同学许××和其他同学在工棚论此事，又被告密，诬蔑“开黑会”，组织闹事，事后则更严密地监视起来。 + +　　六零年四月建筑处十分缺乏卫生员，工人提出上一些女同学去学习卫生员，可是建筑处副处长苏××竟公开说：“叫这些人作卫生员会把我们毒死！”会诬蔑我们为“十分危险”的人。让工人觉得我们是“不能信任的”。 + +　　上班遇雨，其它工作都回去休雨班，可是广元工务段的同学就不能回去休息，还得在工地冒雨劳动，因为他们说：“我们是来改造的。”其它工人都有雨衣等劳保用品，可是广元工务段的同学两年多才发了一项斗笠，一件蓑衣。 + +　　2、剥夺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 + +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长期疯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阻扰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我们集中劳动的两年里，他们从不组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只字不提学习光陷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反而大肆贩卖刘修黑货，成天讲什么：“要作驯服工具呀！要听话呀！等等。他们经常恬不在耻的向我们推荐：“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修养”很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安心工作，不要闹事（就是不准造反动路线的反）。有的还免费“赠送”给同学们。可是当给全局职工发毛主席语录时，二处、五处的走资修养竟敢不发毛主席语录给部份同学，剥夺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权利。其手段之狠毒，用心之险恶！可谓登峰造极！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大反毛泽东思想，真是罪该万死！ + +　　3、特殊的“工资” + +　　我们相当于中专毕业生，工资待遇理应按照国务院议予（57）号规定标准执行。可是李井泉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工资”标准：月支15元，一年后支18元，并且没有流动津贴。同年一志入路的合同工为24-28元；中专毕业生一到工地即月支28元并支付流动津贴。我们到底算什么标准呢？这个迷一直过了十年，最近查到（58）国人事字第429号文，才得到答案。原来李井泉一伙把我们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处理，按照1957年10月25日国务陆军议字第56号文规定的“初级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及其它坏分子在工作考察期间的生活补助费标准”给我们定——月支十五元。这是多么狠毒的政治迫害，李井泉一伙暗地里把一大批劳动在生产第一线的青年学生，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又为什么不敢公开宣判？这正是李井泉一伙最怕暴露大搞独立王国抗拒中央指示违背毛泽东思想迫害青年学生的马脚。 + +　　这个十五元，对我们又是多么残酷的经济迫害！58年到60年的一段时间，我们连本人生活都无法维持，更谈不上支助家庭，有时全月“工资”还不够当月伙食费；长期在野外工作，冬天领了棉衣、棉絮等物，工资支付书上就会一连个月出现零字；没钱添制衣物，理发时间长了一点，穿得破烂一点，走资派还说是“装劳叫苦”，对现实不满。 + +　　这个十五元，是李氏独立王国违背中央指示把我们打成“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残酷迫害的铁证！ + +　　4、以“精简”为名，行迫害之实 + +　　虽然受到李井泉一伙种种迫害，绝大部份同学仍然坚持和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辛勤地劳动，出色地工作。这时，李井泉一伙凶相毕露，使出了最狠毒的一招一一把这批青年学生赶出工人队伍。早在1959年7月，成都铁路局就无理“解聘”部分同学。40多名同学愤怒不平，至省委告状，巧遇中央来四川检查工作的同志，李井泉一伙为了掩盖其独立王国的黑幕，假惺惺地接待了这批同学，并立即答应留下工作。但是，从此更成了走资派的眼中盯，又添了一条“聚众闹事”的罪证。 + +　　六二年，正当国际帝国反掀起反华大合唱，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牛鬼蛇神蠢蠢欲动的时候，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大肆鼓吹“三和一少”“二降一灭”“三自一包”，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时候，李井泉一伙认为时机已到，到我们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他们用“精简压缩”之名，对我们这些国家分配入路，本来不属于压缩对象的人，采用高压手段进行“压缩”。妄想把我省第一批参加工业劳动的青年学生一脚踢出工人队伍，逼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上去。二局建筑处副处长苏××对同学们说：“你们回家可以帮人、洗衣服，做生意都可以生活！”“你们回家卖油条、开染房嘛！”明目张胆逼迫同学们走资本主义的死路。 + +　　他们不管我们是否家住城镇，不管是否有家可归，下令强行“退职”。不愿回家的就不发工资，不给饭菜，硬下户口。在他们的高压下，一大批工作了三年多的青年学生被逼离开了铁路。不少的同学就仅仅因为顶撞了领导，对走资派的迫害有所反抗，而遭到了变本加厉的迫害。有的同学回到城镇，生活无关，只好长期当“社会青年”，做临时工，而李井泉的黑手对他们还不放松，由于五八年政治处决终身结果，这些“四类学生”“没宣判的右派”便长期不能安排工作 。如重庆杜××、张××直到六七年才进厂当三十岁的“老学徒”，有的同学至今仍无职业。结了婚的女同学，被强行“退职”当家属。更有甚老！连五六年由缅甸归国求学的华侨工人龚炎林同学，也被强行“退职”，他没有办法，只好到广州去办出国护照，侨委又将他送回原单位。建筑处龚××逼迫回家后，因无家可归，生活无关，走投无路，只好回原单位要求工作，可是走资派不但不理，还当作游民强行赶走，在外流浪，后因病死亡。这是李井泉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是社会主义的革命青年，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决不走资本主义的死路。而对李井泉强行“退职”的高压，我们和独立王国进行了坚决斗争。在生活无着，贫困交加的情况下，五处、建筑处、农场等单位的同学不约而同先后来局找局长、人事处长等领导同志，要求解决具体问题，这是，我们连生活费也领不到了，有的同学只好卖书来维持在家的生活，和当权派坚决进行斗争。当权派在理屈词穷的情况下，只好动员单位负责人处长田××来劝产，答应发给工资、饭票，有问题以后解决。可是局内走资派又借口这些同学质问了“当了两年练习生为什么不定级定职。”给这二十几位同志加罪为聚众闹事，逼迫签字列入档案。 + +　　经过这次斗争，走资派更为怀恨在心。六二年便将全局留下的同学——这些已在材料、财务、施测、试验工等岗位上练习了两年的练习生，一律改成普工。到现在虽然干了十年了，但是由于58年黑材料作怪，提级只能靠边站，仍然大部分是二级工，有些还是老一级工。 + +　　5、李井泉对抗、对锁中央指示，妄图大批青年学生于死地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相念毛主席。在那些受迫害的日子里，我们是多么想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啊！ + +　　可是在李氏独立王国里，黑幕重重，土皇帝李井泉一手遮天，不让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传给四川人民。六二年中发（62）372号文件下达了。中央对学生的级别平反工作明确指示：“对学生的级别工作应该采取比一般脱产干部更宽一些的方针，方法应该更简单一些。” 并且特别指出：“对于在中等专业学校和高中受过错批判错处分的学生，可参照上述精神采取更宽一些方针，进行级别平反，其方法参照第四条。少数中等学校学生会被划分为右派分子的，应一律取消右派帽子。”但是，李井泉拒不给我们平反，相反，却把五八年整我们的黑材料当成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作为迫害我们的“ 钢鞭”妄图继续迫害我们，置之死地而后快。 + +　　（在一九六四年，铁路大上马的时候，人员十分缺乏，一小撮走资派将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派分子、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大加重用，而对我们这些在红旗下长大的，已具有一定社会主义觉悟的和一定业务能力的我省第一批走上和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青年学生却竭尽打击排斥之能事，即使部分同学六年来在火热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勤勤恳恳的工作，得到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信任，在十分缺乏人的情况下，尽管基层强烈要求，走资派也一概驳回，反就这些人是有问题的。李井泉一伙用心又何其毒也！） + +　　十年来，在李氏独立王国里，李井泉一伙用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黑材料，妄想使我们长期受迫害。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我们会写信给上级机关反映情况，可是也横遭陷害。六一年在局农场劳动的任××、许××同学看到国务陆军有关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在见习期间工资的规定，发现我们套十五元不合理，就写信给国务院反映情况，国务院将信批转原单位按规定办理。农场走资派不但不按规定办理，反而给硬加上“为定级问题四和写信控告领导”的罪名，强迫本人签字装入档案。六二年把这些练习了两年的练习生全部改为普工时，三处的同学到处询问：“我们改职普工没意见，几年的练习生，两年十五元又何解释呢？”处当权派恶狠狠的回答说：“你们聚众闹事，早两年全部给抓起来，一个也别想回去。”他们就这样压制我们，不准我们起来造反动路线的反。 + +　　6、又一次成为李井泉转移目标的打击对象 + +　　在这次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和全国无产阶级革命一派一道，起来造刘、邓、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了。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怕是要命，怕得要死，他们以“五八年有问题”为借口，又一次把我们当作转移斗争目标的“靶子”，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正如毛主席所说的：“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时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 +　　运动初期，走资派就散布流言蜚语说：“这些人有历史问题”“没有宣布右派”，并布置人跟踪盯哨，整黑材料，大部份同学再次被他们打成三四类、打成“牛鬼蛇神”以转移斗争大方向。更有甚者，广元工务段的×××同学竟被以所谓“五八年在学校有问题”而被剥夺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四处二段走资派，为了挑动群众半群众，企图以入党作诱饵，布置同学李××监视该段几个同志，当李××揭穿他们阴谋后，则在群众中舆论说：“李××是没有宣布的右派，不是出身好早就抓起来了。”以此破坏李的威信（李当时是革命组织负责人）。四处机械厂代理管理员王兴槐同学运动初期给厂长贴了大字报，就被以“有问题”打下工班劳动，后又调到工务段当养路工。在“二月镇反”中，不少参加革命组织的同学以“牛鬼蛇神混入革命组织”的罪名逼迫请罪检查。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丢进监狱，如五处张××、二入任××、建筑处唐××等。在查问中又翻出了五八年在学校的历史，逼迫入狱的同学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由来已久校的历史，逼迫入狱的同学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由来已久的，真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我们说：这恰恰说明了我们是李井泉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而李井泉之流这一小撮王明路线的忠害信徒推行“右”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真正是由来已久的！ + +## 三、历史的结论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所以全国的知识青年一定要和广大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 +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十年来，同学们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用光陷无际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改造我们的思想，坚定地沿着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前进。李井泉的残酷迫害没有使我们屈服，长期野外工作的艰苦环境和生活条件，也没有使我们退缩；我们以高度的乐观，无限的信心对待这些困难，我们始终朝气蓬勃，保持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充足的劳动干劲。我们牢牢记住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方向——和工农相结合。 + +　　伟大的工人阶级的哺育，是对我们亲切的关怀，也是对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强有力的抵制。 + +　　是伟大的工人阶级教会了我们怎样生活、怎么劳动。十年来，我们绝大多数同学和工人群众朝夕相处，甘苦与共，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投身于火热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用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的辛勤劳动。服从祖国的需要，不计工资报酬，不计较工作条件好坏，喊干啥就干啥，干一行就爱一行，在各种平凡的劳动岗位上，勤勤恳恳，埋头苦干，虚心好学。大部分同志不但树立起了正确的劳动态度，而且具有了一定业务能力，十年来作出了出色的成绩，普遍博得广大工人和一般干部的好评，在劳动中基层被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可是一拿到上级机关，由于李井泉黑指示，五八年黑材料的作崇，我们又被审核掉了，如唐××同学在六三年数次被工班评为五好工人，可是拿到队部，却说：“这批学生不管表现多好，都不能当五好工人。”他们虽然能暂时剥夺我们应有的权利，却不能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减弱不了工人群众对我们的信任和关怀。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和工人同志并肩战斗，向刘、邓、李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猛烈开火，我们一起受围攻，一起坐过牢，也一起向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进行殊死决战，在生产斗争，建设祖国的雄伟事业中，我们一起开山劈岭，打隧道，架桥梁，把铁路修到边远的山区，修到祖国的边疆。 + +　　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工人阶级的哺育，使我们战胜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的迫害。始终坚持了工农结合的正确道路，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成长起来了！ + +　　在战斗的十年里： + +　　我省第一批参加工业生产的青年学生，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接受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战斗的洗耳恭听，变成了工人阶级战斗行列一员！ + +　　这些没有实践知识的青年学生，学习了毛泽东思想，将自己的书本知识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实践逐步地结合起来！ + +　　这些幼稚、单纯的没有参加过生产劳动的青年学生在长期的劳动中与工人打成一片，对劳动建设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培养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逐步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 +　　这些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建立了血肉的关系，逐步培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能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勇敢地向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冲锋陷阵。 + +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劝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 + +　　（历史已经证明，我们是一群坚持实行和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青年，而决不是什么“没有公开宣布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那些拼命迫害我们的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才是货真价实的老反革命！这就是历史的结论！任何人也篡改不了的！） + +　　被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颠倒了的历史，一定要颠倒过来，历史必须恢复它的本来面目。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解放了我们这些受了十年迫害的小“罪人”。我们一千遍一万遍的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永远忠于您，一辈子沿着您老人家开辟的革命航道奋勇前进！我们牢牢记住您老人家的教导：“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一定把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批深批透，批倒批斗。彻底揭发批判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推行“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教育革命，疯狂打击迫害青年学生的滔天罪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李井泉！ + +　　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第二铁路工程局成都铁路局 四川省五八年高中毕业生全体同志1968.3.5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7/000002.txt b/CCRD/1/5/7/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aaf08c47cb3928e84b7f05b1b722595cd6b1b4 --- /dev/null +++ b/CCRD/1/5/7/000002.txt @@ -0,0 +1,61 @@ +# 四川第二铁路工程局的高五八级全体学生向上呈交的报告 + +## 最高指示 + +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认真搞好斗、批、改。 + +## 报告 + +　　首先，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太阳，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　　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了！ + +　　我们热烈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 + +　　我们高五八级革命学生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线路向刘少奇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冲锋陷阵，坚持斗争已一年多。在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上做了一定的工作。 + +　　现在，请把我们整理出来的材料呈送。请首长审阅，并给予批示。 + +　　我们在十年中，还是一群朝气蓬勃的十六、十七岁的中学生，内心充满了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满怀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激情的时候，西南土皇帝李井泉罪恶的黑手便伸向了我们，遭到残酷迫害至今已长达十年了。 + +　　一九五八年初，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后，进入整改查漏阶段，李井泉为了推行刘修的“驯服工具论”搞独立王国，复辟资产主义的需要，转移斗争目标，抛出五点黑指示，在四川精心泡制了一个五八级高中毕业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运动，表面上打着“社教”的旗帜，实则违背中央“对中学生贯彻正面教育”“不反古”的精神，推行一条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利用青年学生热爱党和毛主席、渴望得到党的教育的心理特点，同时利用旧的学校教育在学生中所造成的埋头读书，不大关心政治，对于当时许多大是大非和辨别不清的现实状况。在这次集中学习中，有计划地用成套右派言论进行“动员”、“鸣放”。然后抓着学生鸣放和心中的一些错误（绝大部分属于思想认识问题而有的本身就正确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网地搞成黑材料，暗地以“立场反动”“在鸣放中放毒”“攻击社会主义”等罪名，打成“三四类学生”“反社会主义分子”，并将这种黑材料偷偷地装入档案，使我们本人被蒙在鼓里，实际上已受了终身的政治陷害，这样李井泉的黑手便扼杀了全省应届三分之一毕业生年轻的政治生命。 + +　　毕业后，我们满怀热情踏上了铁路建设岗位，投入了火势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洪流。决心把自己在劳动中锻炼成为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可是李井泉罪恶的黑手并没有放松我们，又亲自泡制五八年高中毕业生分配使用两条黑原则，各厅局走资派承认李贼的旨意，把黑指示层层传达下去，宣称我们这批学生在五八年“向党进攻放毒”“立场反动”“系三四类分子”“家庭及社会关系及其复杂”“已被剥夺其升学权利”“政治上应随时对他们提高警惕”“长期试用”等等。使我们一踏上工作岗位，就背上这些黑锅，长期受到打击歧视，被当成一批特别人物另眼相待。工作初期一两年内竟按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工作考察期间的生活补助费标准月支 15元发给我们所谓的“工资”，定职定级长期不给解决，在经济上也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待遇，在历次运动中，经常被当成转移斗争目标的打击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就又因此被打成“反革命”丢进监狱。 + +　　一九六二年，中共是央发（62）372号文件下达了。按照中央文件指示精神，本应该给我们平反级别，可是李贼狗胆包天，又向中央隐瞒了这笔黑帐，一直到现在都未给我们平反级别。 + +　　十年来，我们兢兢业业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坚定地沿着毛主席指出地和工作相结合的道路前进，李井泉的迫害没有使我们屈服，毛主席思想的哺育使我们成长起来了，在这次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志，成了革命造反派的坚强战士，站在毛主席革命的路线一边，勇敢的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冲锋陷阵，我们怀着十分愤怒的心情揭发批判李井泉残酷迫害青年学生的滔天罪行。 + +　　李井泉迫害高五八级学生的事实。 + +　　是他对搞中央把四川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铁证！ + +　　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组织路线的铁证！ + +　　是李井泉及其在铁路部门的代理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青年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铁证！ + +　　是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推行刘修“驯服工具论”的铁证！ + +　　李井泉泡制的“五八年高中毕业生分配使用原则”必须否定！ + +　　李井泉泡制的“五八年高三社教运动”必须否定！ + +　　我们要求 + +　　1、对我们提出的报告进行调查核实作出处理。 + +　　2、继续支持我们揭发批判，在全局、全川、全国肃清流毒！ + +　　3、介于当事人、受害者现在遍布在各路局的现实情况请求同意派出少量代表去铁道兵司令部及铁道部军管会汇报反映情况。 + +　　致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 +　　 第二铁路工程局高五八级全体学生 1968.12 甘洛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7/names.txt b/CCRD/1/5/7/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f8e7574f5ff1469836b44b0e5742415b22928b --- /dev/null +++ b/CCRD/1/5/7/names.txt @@ -0,0 +1,3 @@ +富顺县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调查报告 +控诉书 李井泉对青年学生的十年迫害 +四川第二铁路工程局的高五八级全体学生向上呈交的报告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8/000000.txt b/CCRD/1/5/8/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550da62e900730db372737c2f5882bfa2eb32c --- /dev/null +++ b/CCRD/1/5/8/000000.txt @@ -0,0 +1,187 @@ +# 陕西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大事记（1957.2-1958.8） + +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缑昱健执笔> + +## 1957年 + +　　2月27日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严格区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 +　　3月6日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任务是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精神，研究思想动向和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等问题。 + +　　3月24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西安市委员会召开西安市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民盟西安市委宣传部长李瘦枝传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 +　　4月初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有党内外人士参加的560多人的宣传工作会议，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报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省委决定在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文艺界、军队、工矿企业用半个月至一个月时间，分若干次传达毛泽东的两个讲话，组织座谈讨论，领导大家学习。 + +　　4月5日　民建西安市委员会举行常委会议，讨论通过向基层组织布置学习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 +　　4月14日至30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西安市委员会、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分别召开会议，学习讨论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 + +　　4月16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陕西省暨西安市机关干部大会，动员开展整风。 + +　　4月17日至6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多次召开座谈会，征求党外各界人士的意见。 + +　　4月19日至28日　陕西省政协第一届三次会议召开，代省长赵伯平传达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精神。会议重点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讨论增强人民内部团结、开展增产节约运动问题，并对陕西地区工作的各个重要方面，进行充分的协商和交换意见。 + +　　4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检查学习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情况，同时决定在全省县以上干部中广泛地组织学习和讨论。 + +　　4月23日　中共陕西省委文教部检查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陕西师范学院、西北艺术专科学校传达、学习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和中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情况。省委常务委员赵守一参加会议并听取汇报。 + +　　4月25日　民建西安市委员会和西安市工商业联合会召集部分会员座谈毛泽东的讲话。参加座谈的同志本着要解决矛盾首先要暴露矛盾的精神，畅谈了自己认识和体会。 + +　　4月26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和西安市委员会举行座谈会。在座谈中大家认识到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上，丰富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实际的意义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6亿人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在思想上、工作上明确了方向、澄清了糊涂观点。 + +　　4月27日　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次整风，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为指导思想，检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情况；检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和勤俭建国方针的情况；检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现象；检查不从六亿人民出发，不从团结全党出发的宗派主义现象；检查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现象。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使整风运动成为一次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达到全党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整风采取“开门”的形式，既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欢迎党外人士参加，对党和政府及党员、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予以批评。整风的方法是和风细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指示》要求贯彻整风生产两不误的原则，使整风同工作的改进结合起来，同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问题的具体解决结合起来，防止关门整风，妨碍工作。 + +　　4月28日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召开委员会扩大会议，座谈毛泽东的报告。参加会议的人畅所欲言，认为民主党是党的助手，要协助党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首先要大胆地揭露矛盾。 + +　　4月29日至5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二届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精神，集中讨论和检查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及陕西各方面的矛盾现象，用学习的形式批评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会议指出：在农业和农村工作中，农业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水平赶不上社会主义集体生产发展的需要，农民对国家统购统销政策有意见；在工矿生产方面，管理水平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党员和党外人士在合作共事中缺乏协商精神，没有充分发挥党外民主人士的监督作用。省委认为工农、城乡、干群关系受到影响的根本原因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行动迟缓，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矛盾。会议通过全省立即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和各级党政军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暂行办法。 + +　　4月30日至5月1日　中共陕西省委举行书记处和常委会议，确定在全省各级党政组织开展整风运动的初步方案。会议决定成立以第一书记张德生为组长的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确定整风运动首先在省级机关、西安市级机关及各地委机关开始，然后从县委开始。 + +　　4月　民进陕西省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整风工作会议精神召开整风会议，开始会内整风。民进陕西省委员会组织会员开展向党交心活动。 + +　　5月1日　《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整风运动指示，全党整风正式开始。 + +　　5月6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向基层组织转发盟中央《关于学习毛主席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的通知，要求各地学习讲话及有关文件。 + +　　5月11日至6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有关部门先后召开多种形式的座谈会20余次。张德生参加并主持西安文艺界党外人士座谈会，听取批评和意见。省委宣传部长江云代表省委在武功县邀请农业高级研究人员座谈，征求意见。 + +　　5月13日　中共陕西省委印发《关于整风运动的计划》。《计划》安排：全省县级以上机关团体、大型厂矿、高等学校等单位的党组织分两批进行整风。第一批包括省级、西安市级、专区级机关团体和大型厂矿、高等学校等单位的党组织，其中省级和西安市级机关团体的党组织从5月16日起正式开展本单位的整风运动，专区级机关团体、大型厂矿、高等学校的党组织从7月开始。第二批是县一级部门的党组织，从10月开始整风。 + +　　5月15日　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向省级机关和西安市4000名党员干部作整风运动报告。他强调在整风中要贯彻“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必须坚持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方法，必须发扬民主，扩大民主生活。整风要解决的是党内的是非问题和思想问题，不能采取粗暴的压服办法。会后，陕西省和西安市级机关党组织整风运动正式开展。 + +　　5月17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陕西省和西安市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请他们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张德生在座谈会上说，我们党的整风要搞好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各方面的批评、各方面的压力。否则，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很难克服。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兆鹗、副主任委员李子健、成柏仁、袁若愚，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蔚如，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主任委员侯宗濂、副主任委员张伯声，民建西安市委员会主任委员韩望尘，民主促进会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生在会上发言。 + +　　同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举行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如何推动盟员学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及协助党进行整风问题。会议交换了高等学校、中等学校行政机关以及文化艺术界等方面的同志在学习上和整风运动中的思想情况，对帮助领导坚决贯彻“放”的精神的问题，发动盟员以正确的态度揭露各方面的矛盾和参加党的整风运动，以及民盟基层组织如何进行工作等问题进行的讨论。 + +　　5月18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陕西地区部分高校的教授和行政负责人座谈，征求他们对党的意见，动员他们帮助开展整风运动，张德生主持会议。 + +　　5月19日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召开分社委员和各基层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如何帮助共产党整风问题。会议传达陕西省委统战部就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的各项建议。 + +　　5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西安市委、各地委、县（市）委组织部长会议，确定在干部工作中贯彻稳定提高的方针，基本停止接收新党员，普遍开展整党，加强对预备党员的考察、教育。 + +　　5月22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举行会议，讨论整风运动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会议认为，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对党提出了很多批评意见对于党内整风是有极大好处。目前各单位领导干部除了必须认真领导所有干部学好文件，做好整风工作的计划安排以外，特别要注意：（一）继续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揭露矛盾；（二）采取各种方式帮助领导干部沟通思想，争取主动；（三）要注意抓住重点；（四）时刻注意发扬民主。 + +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西安文学艺术界党外人士郑伯奇（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副主席）、赵望云（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主席）、谢迈千（西安易俗社编剧）、傅庚生（西北大学教授）座谈，征求他们对党在文学艺术工作方面的意见。座谈会由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主持，在发言中，大家都诚恳地对省委和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 + +　　5月25日　中共陕西省委在武功分别邀请西北农业科学研究所、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和西北水文试验所的高级研究人员举行座谈，倾听意见。省委宣传部部长江云主持会议，与会的专家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精神就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科学机关的党群关系、党外负责人的职权以及科学研究机关与高等学校的协作等问题，畅谈了意见。 + +　　5月29日　中共陕西省委基建部邀请石油、地质、煤炭、勘探、城市建设、铁路建设等基建部门的一些工程技术人员举行座谈。座谈中就党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关系、贯彻勤俭建国方针等方面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意见。 + +　　5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决定从6月1日起，在省、市机关和大专院校中暂停止整风文件学习，集中开展一个批评运动。待批评告一段落后，再转入整风文件学习。 + +　　6月1日　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为帮助共产党整风，自本月始至20日，召开各种鸣放座谈会。 + +　　6月4日至6日、8日、10日　中共陕西省委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座谈，统战部部长张汉武主持会议。民革陕西省委委员会主任孙蔚如，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杨子廉，民建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祥生、常务委员余海峰，民建西安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叶雨田，无党派民主人士安文钦、霍子乐，九三学社西安分社主任委员侯宗濂，农工民主党陕西省委员会党员袁吉安等在会上发言。 + +　　6月4日至10日　中共陕西省委政协党组先后四次邀请省政协非党副主席、副秘书长以及部分委员座谈，听取他们对省政协的党员领导干部、政协工作以及党的工作的批评意见。 + +　　6月8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整风运动正式转向反右派斗争。11日，《陕西日报》转载了这篇社论。 + +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历史学界人士举行座谈。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吴伯伦、西安市文史馆馆长薛定夫、西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林冠一等就考古工作及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等问题对省委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 +　　6月9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发出紧急通知，指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那些具有错误或反动思想的人的论点可能隐蔽，收缩甚至否认，因此各单位要想尽一切办法，继续大鸣大放，展开辩论，特别是不要让那些已露了头的错误、反动意见缩回去。 + +　　6月10日　中共陕西省委邀请剧作家和戏剧工作者进行座谈，听取他们对省委领导戏剧工作方面的意见。 + +　　6月12日　民建西安市委员会部分成员和工商界代表人士举行座谈，对葛佩琦、储安平等的“谬论”进行驳斥。 + +　　6月13日至15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和西安市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会议由民盟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韩兆鹗主持，会上大家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批判并表示要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 +　　同日　民进陕西省委召开扩大会议座谈整风问题，主张与右派分子划清界限。 + +　　6月14日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召集各高等院校社员教师座谈，会议主要就目前已经出现的一些不正确和错误的言论进行分析和批判。 + +　　6月16日　陕西省人委发出《关于贯彻〈国务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 + +　　同日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主要批判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及西安分社学习宣传部副部长屈伸（后被平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会后，上报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会，表明西安分社与储安平的“反社会主义言论”划清界限。 + +　　6月17日　《陕西日报》发表题为《反动言论必须驳斥》的社论，指出：在整风运动中要“注意识别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善意的积极的批评和恶意的破坏性的‘批评’。”社论还指出：“右派分子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进行恶意的破坏性的‘批评’，妄想削弱社会主义事业，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削弱党的领导。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对于部分右派分子的这种狂妄进攻的反击，是完全正当的应该的。”陕西地区的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斗争。 + +　　6月20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省、市民盟委员会反右派斗争临时领导小组。 + +　　6月22日　民盟陕西省、民盟西安市委员会机关支部成员召开会议，揭发民盟西安市主任委员亢心栽“煽动”民盟干部“反党”的事实。 + +　　6月24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反右派斗争临时领导小组召开三次扩大会议，对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副主任李子健进行揭发批判。 + +　　7月2日至4日　民盟省、市委反右派斗争临时领导小组连日集中开会批判右倾思想。 + +　　7月5日至12日　民盟陕西省和西安市委员会举行扩大会议，揭发批判“章罗联盟”在陕西的影响。会议批判李子健的“右派言论”，决定撤销李子健省民盟领导职务，停止亢心栽民盟领导职务，揭发批判副省长韩兆鹗。（1978年后三人均被平反）。 + +　　7月6日至19日　农工民主党陕西省委员会先后举行八次反右派斗争座谈会和委员扩大会议，揭发和批判韩兆鹗为“章罗联盟”在陕西地区“扩大阵地”的活动，并责成农工民主党陕西省委员会秘书长袁吉安“交待”他和韩兆鹗的关系。 + +　　7月26日至8月3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西安市委员会、民建西安市委员会分别成立整风领导小组。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自7月26日起连续召开12次大会，揭露和批驳民盟美协小组组长袁白涛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7月30日　中共陕西省委上报中央的报告中认为：关于排队和点名批判，前一时期初步推出978个“右派分子”，经过几次排比，反复核对，现在减少为836名，约占参加整风的46000多人的1.8%，这是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数目；点名批判的，以前初步推出247名“右派骨干分子”，经过审查，现在减少到230名，计划将这一批人大体控制在250名以内，约占全部“右派分子”人数的28%。 + +　　7月31日　陕西省关中地区重点厂矿企业和基建建设共80多个单位开始进行整风，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整风、生产两不误，厂矿与基建单位的整风只在干部中进行。对工人进行增产节约、勤俭建国的教育，组织工人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等文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 +　　8月5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地委和直属县委书记会议，具体研究布置专区以下各级机关的整风反右运动。 + +　　同日　民建西安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传达了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在两会（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中央部分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号召各民主党派把反右派斗争深入到基层组织中去进行一般的整风。 + +　　8月7日　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作出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参加整风运动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的决定》的决议。 + +　　8月8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小组转发赵守一在地、县委书记和农村工作部长会议上作的《关于在专区和县级单位展开整风运动的报告提纲》。 + +　　8月8日至10日、12日至13日、18日至20日　民盟陕西省、民盟西安市整风领导小组召开农工民主党代表参加的扩大会议，揭发韩兆鹗的“反动”言行。 + +　　8月23日　陕西省55个工厂、矿山、企业的整风运动已进入大鸣大放阶段。约1.2万名干部参加整风，有70%-90%的人都发了言，各单位提出了几百条至上千条的批评和意见。 + +　　8月24日　中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分会召集西安新闻界140多人举行座谈会，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江云出席并号召新闻界的每个同志都应积极的投入到反右派斗争中，用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彻底击退右派分子。同时在这场斗争中锻炼新闻队伍，使每个同志都能在斗争中改造和提高。 + +　　8月26日至9月6日　陕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西安召开。省长赵寿山作工作报告，与会代表在大会发言中深入揭发和批判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副省长韩兆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李子健分别作检讨。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伯平在会上号召把反右派斗争继续发展下去、深入下去，一直达到思想上、政治上取得彻底胜利。 + +　　同日　陕西省委整风领导小组发出《关于继续广泛深入地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 + +　　8月28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民盟西安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在西安市北大街人民剧院召开全市盟员大会，揭发、批判韩兆鹗、李子健、亢心栽等“右派集团”，1800多人出席大会。 + +　　同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中等学校、业余文化学校和小学进行整风的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规定：所有中等学校、业余文化学校和小学的教员都必须参加整党。其步骤分为：大鸣大放、反击右派、整改、思想总结等。 + +　　9月18日至10月14日　民建西安市委员会、市工商联机关干部171多人在兴善寺集中学习整风运动文件，进行鸣放。 + +　　10月12日至31日　民盟陕西省、西安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在西安市政协礼堂召开全省民盟整风工作会议。 + +　　10月16日至23日　陕西省委召开二届五次全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整风运动和工农业建设问题，号召争取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全面胜利。 + +　　10月18日至11月2日　陕西省工商联和民主建国会西安市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部署全省工商界开展包括反右派斗争在内的全面整风运动问题，会议决定成立工商联和民建西安市委员会整风工作委员会。 + +　　11月15日至28日　陕西省委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讨论全民整风和农业生产问题，要求把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和全民整风进行到底。省委书记赵伯平作《为争取整风运动的全胜而奋斗》的报告。 + +## 1958年 + +　　1月4日　九三学社西安分社整风工作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整风工作会议。主任委员侯宗濂在会上作反右派斗争工作总结和开展一般整风的动员报告。 + +　　1月17日　民建西安市委员会、市工商联整风委员会决定成立《整风简报》编委会，严丕显为编委会主任委员。 + +　　1月18日　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检查省级机关整改工作的进展情况。会议确定把反浪费作为整改阶段的一项重要内容。 + +　　2月9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民盟西安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各基层整风领导小组负责人座谈民盟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若干原则规定。 + +　　2月15日　民建西安市委员会举行委员会议，副主任委员董林哲传达民建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办法及首都工商界跃进大会提出的关于开展“比社会主义改造”竞赛的倡议。 + +　　2月20日至28日　民盟陕西省、民盟西安市委员会召开委员扩大会议，讨论并通过《关于处理本盟省、市委员、候补委员中右派分子的决定》。 + +　　2月底　中共陕西省委发出《关于继续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在所有整风的单位开展一场广泛的反对铺张浪费和反对保守思想的“双反”运动，苦战一月，横扫“五气”（即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局面。一个月内，省级机关共贴出大字报140余万张，提出各种整改意见51余条。 + +　　3月1日　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举行会议，检查省、市机关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进展情况。会议要求各单位要放手发动群众，打掉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彻底改变机关面貌。 + +　　3月1日至7日　民建西安市委员会、陕西省、西安市工商联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各县、市整风领导机构负责人列席了会议。会议对定为右派分子的13人作了处理，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工商界一般整风运动的决定》。 + +　　3月3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中共陕西省委整风领导小组提出：苦战一个月，反对机关干部中官气、暮气、阔气、骄气、娇气，彻底改变机关工作面貌，为“大跃进”服务。 + +　　4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整风运动领导小组发出《关于转入整风第四阶段的通知》，要求把这一阶段作为群众性思想教育运动，一方面搞好整党工作，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形式和小组会、座谈会等各种和风细雨的方法，解决好党内问题和纯洁党的组织。另一方面在民主党派成员和知识分子中广泛开展谈心、交心运动。 + +　　同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西安市委员会召开“向党交心”动员大会，并向来陕的民盟中央常委杨明轩作了报告。 + +　　5月10日　陕西各民主党派举行双周座谈会，由各单位汇报向党交心情况，并就下一阶段如何分析批判问题交换意见。 + +　　6月14日　陕西各民主党派举行双周座谈会，研究各民主党派整风一般进展情况。 + +　　6月15日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民盟西安市委员会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基层干部会议，对前一段整风工作作小结，全省盟员共“向党交心”24万条。 + +　　7月11日　中共陕西省委召开党员大会，动员全体党员把整风第四阶段搞深搞透，使整风运动获得全胜，省委候补书记赵守一作动员报告。同日晚，省委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布置专、县整风第四阶段的任务和方法。 + +　　8月19日　陕西各民主党派举行（扩大）双周座谈会，讨论如何在整风中善始善终，在取得全胜的基础上开展今后工作等问题。 + +　　 （执笔：缑昱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5/8/names.txt b/CCRD/1/5/8/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656d0ebc658b32d0ba2562048eb7ce34b3454c --- /dev/null +++ b/CCRD/1/5/8/names.txt @@ -0,0 +1 @@ +陕西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大事记（1957.2-1958.8）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0/000000.txt b/CCRD/1/6/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a0352e44ee978d8c5a40b8b04b1eda1eeda8f99 --- /dev/null +++ b/CCRD/1/6/0/000000.txt @@ -0,0 +1,495 @@ +# 杜高档案：专案组与杜高谈话记录 + +## 第一次 之华、蓝光找他谈常熟一段，杜承认隐瞒此段 + +## 第二次 七月十六日谈话 + +　　＃小春秋报－－娱乐性黄色报纸（经理李力邀去） + +　　＃晚晚报－－进步报纸，由阎怪如关系（阎父总编）进晚晚报（一同进的） + +　　＃××报中间去过一家小报，与王晨牧一同。（此即以后承认的新城日报。 + +　　#没有写这些报的原因是由于忘了，不是故意隐瞒。 + +　　（又原因，纪芒不可信，这段无可靠证明人。） + +　　主要谈常熟及南京到常熟之间的情况。 + +　　＃剪烛残余－－原美国电影。 + +　　＃新生报－－帮助改稿子，标标题。 + +　　＃离南京到上海找范泉出版稿子。 + +　　（＃由于李金声要找一批人去解放区，找到戏剧学校学生，又找到杜高。） + +　　＃梁中夫经常收到大众月刊，新华日报，公开阅读。 + +　　（叫杜高骂共产党，骂的不让人相信了。在香港陆诒也说过同样的话。） + +　　＃在香港，廖沫沙、陆诒叫杜高去夺取阵地：罗宾汉报国民日报，不会广东话而没去。 + +　　＃在南京中国时报先在外勤后在内勤工作，每天去抄新闻。 + +　　＃和曹明不太熟，只一日看过一次《小城之春》和杜谈到过骆宾基解到特刑庭，他们报社（人报）有人被捕。 + +　　（＃没有见过路翎。） + +　　＃承认隐瞒了《小春秋》《××报》《新生报》及李金声往来南京常熟之间的情况。 + +　　＃在贵阳民教剧团小徐叫杜参加国民党，没有干。 + +　　（＃旧社会没有骂过共产党，问心无愧。） + +　　＃在新生报写过反动文章，想不起来了。没标过反动标题。 + +## 第二次 七月二十一日〔无记录文字〕 + +## 与杜高谈话记录 + +## 七月十六日（竖排稿纸） + +　　“小春秋社”不清楚面目，晚报，娱乐性报纸，共四版，主要一版本市新闻，第一版一般新闻第三版副刊，第四版连载黄色小说，四八年因湖南竞选参议员出了不少小报。 + +　　“小春秋”原来是程晓华办的，后来卖给姓李的。 + +　　原来在湖南日报，后来才到“小春秋”去的。 + +　　不涉及共产党和进步艺术家的。与此报相对的是《晚晚报》，进步的报纸，由于阎怪如是一同学的爸爸，在晚晚报当总编，我们一块进的《晚晚报》。 + +　　（进“小春秋”经该报负责人李力（？）邀去的。由于在湖南日报跑外勤认识的。杜主要写地方新闻，如剧场花絮之类的，当时是四八年六七月间，中间又曾与王晨牧进过一个小报。当时的稿子有的靠捏造，有的靠投稿，稍加改动。） + +　　到力报是邹今铎写了封信就去了，与邹并不太认识，当时曾征求梁中夫的意见，梁说这个人还不错，可以去。 + +　　当时没写，主要是忘了，并不是故意隐瞒。像新生报那样。 + +　　（当时不写新生报是由于没有可靠的证明人，纪芒这人，对他也不信任。五二年曾问过纪芒他弟弟，曾与一个被镇压了的人有关系。和这些人搞在一起不光荣。又看到纪芒弟弟被捕了，纪芒又当过国民党军。曾给过我衣服，是国民党军官的衣服。） + +　　李牧子谈起来对纪芒也不满意。解放后到北京也感到他不好，（但所有材料都写纪芒如何好）不能凭印象来说他不好。 + +　　五四年田兵谈过话，又曾找纪芒谈过。田兵说有人检举纪芒说有人写过骂八路军的文章说是杜高写的，杜否认，田说天下同名同姓多得很，可以查报的。谈完回来又找到纪芒谈。（第二三天，在剧院收发室门口，问他杜在常熟写过什么文章，他说写过剪烛残余，骂美国电影的。问他报纸性质，说负责（人）已镇压了，姚丹与石的关系是老关系。 + +　　当时把田兵告诉的话也告诉了记芒。 + +　　（五二年纪芒的妹妹在李维时家，问他家中情况，姚丹在新华书店，妹妹入党了。） + +　　杜在新生报帮忙标标题，改稿子。他们也没什么正式记者、编辑，稿源不知什么地方来，只知道有些店员爱写稿子，写些东西，改一改就发了。（在新生报是四九年初到解放共两个多月。） + +　　离开南京记得是直接到的上海，找范泉，在刘艺家住的。同时记不清是和李金声先到的常熟还是先到的上海。 + +　　李金声和钱其在上海同学，放假到长沙去玩，住在钱家，由此认识的。 + +　　（李金声，张仁富，当时在上海军乐学校学吹铜管。） + +　　当初李金声要到解放区去，住在戏剧学校，有一批学生要到解放区去，当时李知道我在《中国时报》便来找我。相邀一起去解放区。 + +　　汤炜的爸爸是国民党[湖南日报]当经理，所以可以公开朗诵马凡陀的诗。 + +　　（到北京之后才知道梁中夫不是地下市委，说地下市委的是湖南文工团小熊说的，之后回家遇到汤炜，说不是市委书记，只是领导新闻界。） + +　　四六年三四月回到长沙，梁中夫在搞《湖南日报》，常接到《大众月刊》、《新华日报》，毫不隐讳的。在他家玩，谈到写文章，梁中夫讲不要太过火，可以骂共产党，骂得不狠就行了。在香港，陆诒也说过同样的话，陆和廖沫沙叫杜去夺取两个阵地，（《罗宾汗报》、《国民日报》在《华商报》隔壁）当时主要没做过记者不会说广东话，所以不愿去，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报纸。 + +　　在南京《中国时报》做外勤，后在内勤工作，每天下午去市府抄新闻，四八年九月十月，当时看到演 《悬崖之恋 》改编的《卖油郎》和《原野》，当时没演《云雀》，所以没看。当时和曹明不熟，只与他看过一次招待场《小城之春》当时骆宾基解到南京特刑庭，扯到他们报社有人被捕。 + +　　当时在南京不知道路翎。没有读过蚂蚁小集。 + +　　（《小春秋》，《退伍军人小报》，《新生报》，“和李金声来往与上海南京常熟之间的问题”，是隐瞒了的。） + +　　（《常熟日报》） + +　　在贵阳民教剧团演剧，小徐叫杜参加国民党，没有干。 + +　　在旧社会从来没有骂过共产党，问心无愧。 + +　　有个困难在新生报写过什么反动文章，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自己从来没有标过反动标题。 + +　　下次老实的把一些真实的事实写出来，包括历史与北京小集团的问题。欺骗做假的纠正过来。 + +## 七月二十一日杜谈话（活页纸） + +　　湖南省党部曾省斋（原稿字迹不清）湖南日报社长， + +　　当时正在竞选。经常招待记者，当席发表新闻， + +　　湖南晚晚报康德、傅白芦。 + +　　谭惕吾（女）当时也在竞选，曾介绍过她。 + +　　当时以TK 发表关于修路拆民房的消息，为警局注意，之后写过小条消息说政府正在安抚。 + +　　戴哲民湖南日报总编辑。此人一方面与国民党关系很密，同时又与梁中夫等人也很密。杜高入该社也通过戴和汤（汤炜）。 + +　　每天写经济消息，汤炜这一栏，杜跑外勤。 + +　　长沙的情况当时政治情况不怎么紧，不像衡阳，从衡阳回来后才紧张起来的，当时民盟尚未解散。 + +　　邹今铎当时在中央日报副刊当编辑，由投稿关系认识邹，当时杜写的稿子比较进步，邹到衡阳找不到人才找的杜。回长沙问汤炜当时傅紫荻解放前入的党，邹今铎说是从新四军来的，地下党员。 + +　　从香港来带了许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放到书架上，桌子上，邹到屋子里，和他谈到新四军来的。 + +　　从衡阳回来后，汤炜说邹不要是特务吧。因为有一个特务当时与梁中夫很要好，梁并介绍了许多进步书报给特务（赵××）看，当时梁未被捕。 + +　　（在衡阳写了许多特写，没有一篇反动的。） + +　　当时以记者身份列席参议会，写写“花絮”。 + +　　（当时主要为曾省斋捧场。） + +　　当时回长沙失业，杜母见到欧阳敏纳，叫杜去看欧阳敏纳，在没在国民日报做事记不得了。可能试了两天。 + +　　在四0年桂林李仲融接到过一封信，里面有一条报纸新闻，李声玄自首的消息，李仲融当时很气愤。失业时也曾找过李声玄，也没搞成。 + +　　到小春秋去时主要认识该报的记者。 + +　　（在国民日报记得吃过饭，对过新闻看过打球，） + +　　小春秋报的社长是李力，程晓华是名誉社长，与程无关系，主要把牌子卖给了李，后来程到长沙住在报社里，见到程。 + +　　陈襟湘，是个老记者，老油子，平时不大接近，退伍军官（地主）很老的军人， ××与陈同乡 当时生活很糟糕，常打牌，便有时到他家去打牌，当时他想办报，很愿意和记者一起打牌吃饭，很傻的样子。 + +　　有一次打牌谈起办报，要托这些人去帮忙，主要有个王晨牧，编第一版，杜编第二版，另外又介绍六队某人去做记者，待遇比较好，（几块袁大头）六队人做外勤，杜做编辑。 + +　　当时社长要为他们退伍军人讲话，这些人经常打妓院，乱来，而报社便主要为这些人呼吁。 + +　　湖南日报参议会写了一些特写，参议会为何热烈，与汤炜合写的，汤炜标题“米价又贵了，参议会先生作何感想？” + +　　经济特写主要是粉饰太平，米价小涨。 + +　　当时主要立场是盼望参议会能为老百姓办事。 + +　　（在南京发表教师复课，物价平稳。） + +　　在南京见到吴满有在茶话会与记者谈话，会后出来蓝岗说这消息中央社已统一发了，不必再写了，回到报社有一个油印的稿子，当时没有发，第二天第一版登出来了。 + +　　在长沙、衡阳一篇反动稿也没写过，只有反动标题。 + +　　在长沙介绍过杜斯屠也夫斯基，之后才发现是反动的， + +　　纪德的《窄门》当时很流行，在力报写过“我们要走窄门”。 + +## 八月十日与杜高谈话记录 + +　　为何离开《中国时报》？ + +　　到南京去的目的是想出版剧本，混到上海去当作家。 + +　　到中国时报，报纸初办，都住在一间楼里。 + +　　社长袁××美国留学生，不常来报馆。 + +　　程信上说是民营，到京后见到信纸是“国防部”。 + +　　宋冲有手枪，很害怕宋冲， + +　　马丁，画漫画（中央大学学生）的，当时北京要解放了，当时告诉他要到北平去他很吃惊，并告诉他宋冲是特务。 + +　　退剧本不是范泉，是熊佛西。过去剧展时认识的。当时熊看后便退给杜，后持中国时报名片找范泉，把剧本留给范泉，之后范寄信退到南京，经宋冲转到苏州，离南京时没留地址，只在上海告诉刘艺（中报记者） + +　　宋冲信说杜误会了他，他并没有恶意对杜，这种解释可能是由马丁把杜的话告诉了宋。 + +　　离南京想到上海作作家，出名。另外非常羡慕剧专的一群人，想去解放区。由于社长请吃饭，问杜高父亲到哪里去？ 曹明告诉抓人，怕被抓。 最主要原因，一个是想与李金声搞在一起，能走就走，不能走在一起流浪，另一个想出版剧本。 + +　　离南京时正在十月，徐州吃紧，当时跑去告诉刘年（现在武汉）。 + +　　程晓华曾告诉杜，中报主要以民营面目出现，当时拿国防部津贴，今后办到自营。 + +　　（《罗宾汗报》在上海，香港可能是别的报纸。） + +　　当时想到《中央日报》一些大报去，更好一些。当时有一种想登龙的思想，（登反动派之龙） + +　　《小春秋》待遇很低，而《新城报》每月十块大头一月，待遇比前者高的多，便跑到后一报纸上去，《新城报》只有两个人编，（王晨牧与杜）每天搞得很紧张，现在想起来简直是种奴才思想。 + +　　到大二条之后与妈妈写过一封信，给白天写过一封信。给舒巧父亲，（告诉搬了家。） + +　　 李之华 范景宇谈 + +## 八月十八日与杜高谈话记录 + +## 之华 景宇 + +　　去香港的目的，汤炜有个朋友赵克盾，汤本人也都想去香港达德学院学习。 + +　　蒋牧良写信给梁仁农。 + +　　去香港找父亲不是主要的，主要是读新闻学院。进报馆没有资格，年纪小。新闻学院夜校，一年，很快便可以出来做事。 + +　　同时去的有张自强，（与蒋牧良编副刊）谌震的爱人，蒋给我写了个湖南日报驻香港记者证明（路上要检查的）。 + +　　到香港之后新闻已停办。 + +　　廖沫沙见了一面，引见刘思慕，说是李仲融的儿子，廖问杜读中学，要杜继续学习，学英文，廖自己也因为会英文，在新闻界比较方便。 + +　　（当时介绍给陆诒进民治新专，要出一部分钱。） + +　　（带金圈（约九钱）卖了七十元港币。） + +　　（原写的约半年，实际三个月，因为在湖南要以香港学历混新闻界。） + +　　（当时与长沙的两个人（两个新闻学校同学）住了间小阁楼，后来又来了一个人，蒋牧良介绍考达德学院的。 （此人认识赵克盾 ）这个人带赵克盾来，谈到汤炜认识赵克盾。） + +　　三月初到长沙，六月回来的。 + +　　（原来住在国际新闻社－－陆诒主办） + +　　后与蒋牧良介绍姓唐的住在一起， + +　　去香港一个读书，一个找父亲，一个汤炜写驻香港记者证明。所以要我写经济新闻，湖南日报，以后写过稿子，发表了。 + +　　（找到廖沫沙，廖说你父亲已去了山东，留在这儿学习吧。这一段是假的（现在说法是真的。）） + +　　离开《中国时报》的原因，主要是李金声要我去搞政工队。 + +　　原来要被抓的说法，是夸张的，假的。 + +　　当时主要与程晓华关系搞得不好。（工作不好，泡文化沙龙。） + +　　并没有因为小学教师罢课、被扣钱，埃骂。鲁迅纪念的文章根本也没发。根本没给《中国时报》写文章，给曹明写过《论<原野>主题思想》。 + +　　社长问杜父亲的事是没有的，夸张了的， 只问过香港听过邓初民的演讲。 + +　　二次大会后，八月二十三号晚范与李悦之找杜谈，无记录，杜只讲填过两个表（《中国时报》及“政工局”的） + +## 八月二十四日 下午与杜高谈话 之华 蓝光 赵寻 景宇 + +　　汤炜，解放前参加民主同盟。 + +　　由贵阳到长沙之后，见到一种《文艺周刊》的小刊物，是汤炜编的。 + +　　当时高宇组织演出《雷雨》，到后台找到高宇、认识了他们，之后又去找汤炜，而后我们三个人便都熟了。 + +　　四队的小徐在贵阳便认识，常去找他。 + +　　后与汤、高三人编了一种《戏剧艺术》周刊在湖南日报上连载。 + +　　（在中国时报，写过发刊时的祝词。写“特写”写过几篇。其中有一篇写三轮车夫罢工，其中有共产党从中挑拨的字样。） + +　　在《中国时报》填的表格上，参加党派的一项填了“国民党”字样的，不但在这张表上，别的表上也可能填，向别人谈话时也吹过自己是“国民党”。 + +　　48年杜姑姑告诉杜，王西彦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当时杜非常惊讶。 + +　　《中共杀害和平胎儿》一题是纪芒标的。 + +## 八月二十五日杜高谈话 + +## 蓝光 赵寻 景宇 + +　　在《中国时报》，填过政工局表之外又填过似乎是“调查局”之类的表格。（可能调查统计局） + +　　《湖南日报》、《力报》、《中国时报》三张聘书和一些剪报丢在上海总工会（走的匆忙）忘了带了，以后没去找。（聘书除中国时报是印的样式，其余都是八行信纸写的，盖了一颗印） + +　　在香港，有一次陆诒和几个学生闲谈，谈到昨天和廖沫沙谈到，像国民日报、骨报（不是罗宾汗）一些黄色报纸我们也可以到里面去工作，夺取新闻阵地。骨报是家用广东地方话编的小报，内容很多黄色新闻。 + +　　叫杜去《国民日报》、《骨报》去工作，是另一次谈的。 + +　　（长沙舅，大：陈国钊（教书），二：陈国铭（学徒），只有这两个舅舅。北方只有陈西夫妇，和陈西哥哥在张家口教书。别无亲戚。） + +　　陆诒谈过可去《国民日报》、《骨报》去之后，杜过后又向陆谈找工作时，陆劝他去《国民日报》去工作，可以跑跑经济新闻，和《华商报》记者一同跑，当时答应代杜去问问，后可能没问妥，问过一次就没再问。 + +　　青岛新闻记者马路，张见（李仲融学生），山大学生贾世兴看过杜。与贾讲话内容： + +　　1），胡风问题，有人批评胡风派反对体验生活，现在路翎已去朝鲜，做出来给人家看，路翎这些人（胡风派）是很厉害的。 + +　　2），文艺整风有人打瞌睡，（起得很晚）乱扯，扯到马连良很卖座。 + +　　3），对胡风展开批评展开不了，有很多人写文章同情胡风，听路翎讲的。 + +　　4），《战斗在朝鲜》正在修改，谈到出版，贾问到稿费，国家出版社稿费高。 + +　　（（之后曾找贾问过向学校谈些什么）（之华写信之后。）） + +　　之华写信后曾写信给王里，田庄北京传了些什么。王里曾去青年剧院打听陶冶。） + +　　耿林莽、孟力都是下厂的当时认识的。 + +　　孙子健（工厂工作组） + +　　（当时耿林莽、孙子健要在工厂找爱人，谈找爱人问题。） + +　　知道李希凡反映的事之后问马路（党员，比较可靠）马骂了李希凡一顿，说原先吕很看重李希凡，在吕荧受到大学批评时，李反过头来批评了吕荧，吕荧恨李希凡。 + +　　问到贾世兴，贾说没和李希凡直接谈，和别的同学谈，传到李的耳里去了是可能的。 + +　　孟力在不远另一工厂搞工人文艺小组，邀去讲文艺问题。和孟谈到李希凡事，孟力说他也是文艺报通讯员，也可以反映一些意见。（张见也这样说）和他们吹嘘是有的。 + +　　李纳在厂体验生活，找他们玩，回来孙子健说过，他也可以为杜高写证明意见。（说是给创作室） + +　　（李之华写的信曾给党委会的人看过。（刘俊卿、马路，孙子健、贾世兴，张见，孟力都看过）） + +　　关于青岛文艺界主要是孟力谈，对文联不满，他与领导关系搞的不好。 + +　　（马路讲吕荧了不起。） + +　　张见很佩服路翎。 + +　　（他们说高兰排斥吕荧。） + +　　没有谈过方未艾，不知道这个人。 + +　　贾世兴来后多谈的路翎胡风这些人。 + +　　王里写的信比较多。田庄的信比较少。 + +## 杜高谈话记录 + +## 九月一日上午 赵寻、 蓝光、 景宇 + +　　路翎刚回来，在李维时的房内，和汪明三人说去作家协会去汇报，我当时刚出《祝福人们》，正在召开文代会，他们要把我剧本说一下，我当时不要他提，他们回来之后汪明与严文井说到创作室有个同志，写了个剧本摆了很久，很苦恼。 + +　　还有李维时的女儿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我到李维时的房里，路翎和李维时正在谈把李女儿介绍给张羊尤。 + +　　小家族，有一次陶冶想调工作，到艺术局去，要我写信给沈贤，要求到艺术局。说服沈贤，以他名义写了两封信给沈贤、李超，结果调到艺术局去了。 + +　　（三批材料出来之后在公园见到陈西，当时没谈什么，时间很短，回来见到汪明说不要他们也和胡风搞到一齐吧。（因为潘在日本和胡风在一齐，常问到胡风。）当时很紧张，当时在院子里逛了一下，遇到陈西，问他潘开茨为什么不出来，（不要和胡风问题的事搞到一齐吧。）这个话对汪明也是扩大的，因为汪明呆的不耐烦了。） + +　　和汪明当时也总是扯谎的，当时并没有见到陈西。 + +　　和汪明在“来今雨轩”主要扯肖崎、王肇烟的事，当时提到写一个剧本，主要以我们和路翎为题材。 + +　　当时六月二十几号，上午去了一次，前面谈的是下午的事。 + +　　我那天在公园里正喝茶，见到一个女人，穿红衣服，一个人走过去，很可疑，汪明指给我看，见到后来有几个男人跟着女的后面，就好奇的跟上去，怀疑是个妓女，一直跟着一个多钟头，，见到汪明时还在跟着那个女的，回来之后，一个人坐了三轮车，十一点又去公园，第二次没见到那个女的。 + +　　第二次，又一个星期六，又见到那个女的，我向汪明说一定是个妓女，汪明说不是，跟上去，见到那个女的，在黑暗中垂头在那里，汪明说是失恋的。 + +　　我这说谎倒是连累了陈西。 + +　　有一次，潘开茨到我家里，汪明也来了，在路上碰到（饭厅旁边），我们就问他，我们这样有没有什么，他问我和胡风写过密信没有，只是向别人说胡风的作品很好，他说这样就没有什么。 + +　　在家里，（不晓得是否这一次）谈到刘雪苇，说到批评刘雪苇了。他问在那天报上，告诉了他，回去看了报，又一次来了。许仪耀来了，介绍一下就走了。当时就谈到和刘雪苇在延安认识，后来，就打算去找汪明，在路上就见到汪明。 + +　　前面谈到刘雪苇，是许仪耀谈到刘雪苇被捕了。 + +　　我单独去找潘开茨，都是为了找陈西，家里的事，他非常关心胡风，问到胡风的事怎么样了。（当时正在批评胡风） + +　　潘开茨所以对胡风感兴趣因为他在日本读书，后来在上海以为胡风是党派去的，办了很多杂志，是萧军带他去见的胡风。 + +　　还讲到胡风解放后还搞宗派。其实周扬对他不错，人民代表不是周扬，他怎么当上代表。 + +　　我们接触到的陈敏凡，文椿，罗坚追的贺小书，汪明追的贺小书朋友，和张自疑在一起的女同志，打算介绍给汪明，汪不干。 + +　　罗小华，（以下我认识的）舒巧，王英之，徐小俭， 从爱莲，邵景坤（王里介绍的）最多是接吻，性的关系一次没有。 + +　　到潘开茨家只看到过金瓶梅的木刻春宫。谈性关系的只有陶冶、杜鸣心。 + +　　和汪明曾谈过，说“我想和舒巧发生性关系”，他不懂，后来又问到肖崎。 + +　　有一次和蔡亮到潘开茨家要看木刻（金瓶梅），陈西找没找着。 + +　　（谈女人，谈性交）为了维系感情，因为没有什么更坚实的基础。 + +　　生活上，聚在一起大吃大喝，也是维系感情的办法。陶冶这次到印度尼西亚，是吴祖光向夏衍说的。吴祖光说夏衍带队，陶冶很愿去，听吴说后，便要吴祖光去向夏公说，田庄在旁也帮着说。 + +　　潘开茨谈到胡风，在上海提到民族文学问题，他主要搞宗派，但在进步文学上还是有贡献的。 + +　　二流堂的人——吴祖光、郁风、黄苗子、冯亦代、丁聪、张正宇、张光宇、艾青、戴浩、盛家伦，只有田庄全部认识。 + +　　他们的活动——谈女人，吃吃喝喝，谈论文艺界。 + +## 与杜高谈话 -- 九月二日（晚八时） + +## 之华、赵寻、叶群、景宇、戴再民 + +　　开会以后我是想把问题交待清楚。在沙土山（赵寻所住剧协宿舍，崇文门外）的谈话我态度很不好，主要有些问题的确搞不清楚。组织上一提出叫我交代组织问题我就慌了。 + +　　关于我的历史问题，我以为只是交代一些隐瞒的反动报纸工作的情况，当时把南京曾填过两个表格，其中有一个特勤处的表（国防部政工局特勤处）这个表不是我一个人填，是《中国时报》记者都填了这个表。我当时编了一些新闻都是“特勤处”名义。 + +　　杨铁山，杜高母亲讲是特务，投稿关系（杨编副刊）在湖南日报同事。 + +　　在常熟和李金声认识的一个王国昌，少爷，要拿钱演戏。 + +　　上海《新少年报》比较好的郑马、郁青，同事，还有个唐微风（现在出版社）画插图，后听说开除党籍，很少接触。当时谈到党内很多人与人的关系，党龄长工作上便好搞一些。 + +　　另外还有个邢舜田，他告诉我唐开除党籍的事，包蕾到北京之后曾约我给《新少年报》写稿。唐湜（已写过） + +　　邓西愚在北京铁路工厂技术工作，回北京后找过我一次。 + +　　在青岛曾为我写信的老干部叫孙子健，青岛市委干部，他写信给艺术局。 + +　　陈国铭，（长沙）曾写过信给我。 + +　　（陈国健，在北京读书时见过几次，在去朝鲜之前见过。） + +　　杨明志，表哥，逃难到贵阳，一直在一起。（父亲报纸消息便是他告诉我的）这次到重庆曾看过他一次，已入党，在师范当校长。 + +　　徐保衡，在常熟认识的，到北京曾邀我去机关讲过朝鲜故事，他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当会计。 + +　　除去七人之外，还有陈敏凡、张自疑、胡秀玉，（田庄、蔡亮、陶冶的爱人）谢容明、吕伦。 + +　　所以不同意谢容明，因为见到过给田庄的信，他不满意领导，生活上很颓唐，主要与田庄很要好。田庄和罗坚要他参加，我认为不应当要他。 + +　　家族之友，有肖崎。 + +　　到吴祖光家去时，曾常见到王肇烟，我今天见到他还那样……我想检举他。他讲的话比我们严重的多。东北小集团主要是他领导的，有许多主意都是他出的。 + +　　回到北京之后，在屋里曾嚷着，说有人说他有血债，说“在东北时（正镇压反革命时）他说他在重庆……这次学习时开会在文联见到他，他说你们没有什么，我在部队写自传，有许多历史没有讲，这次都向党支部讲了，好像他说在矿山当过老板，后讲到东北文工团时有人检举他有血债。 + +　　他现在还担任《新民报》驻北京记者，一月一百块钱薪水。他主要写文联听到的一些消息，在批评路翎时，他写了消息的。他当记者的事是告诉肖崎的，他们接触比较多，常谈一些国内外大事。 + +　　我回来以后，听汪明说，陶冶认识到公安局一个人，专管房产的。他准备结婚租房子，后汪明和我都要租房子。陶冶回来又走了，没租成。又一次吴祖光要买房子，我们要他把曾住过的房子给我们。后盛家伦要租房子，要他租后让给我们几间。 + +　　赞成招待小家族的，有朱琳，我们常到她家去，另外还有孟超，我们到他家去，无话不谈。朱琳最熟的是陶冶，对其他人也都很好。和田庄在一起工作的一些人都比较接近，还有小文椿，到她家吃过饭，她不是小家族。 + +　　想参加，而且他知道，他曾要求我领着他搞文学，便是陈刚。他和王正一样，很羡慕我们，到东北后找过陶冶爱人，到艺术局之后不大接近了，他和陶冶比较接近还有一个许仪耀，也比较喜欢和我们在一起。 + +　　（罗坚还有一个朋友程若，搞党的工作的，也很愿意和我们一道玩，小家族他是知道的。） + +　　电影局有个俄文老师，曾介绍给汪明，汪不愿意。 + +　　尤在曾在邓初老家里请我们大家吃过饭，当时谈到丁帆。尤在顶恨丁帆了，他过去曾在一起工作过。罗坚、程若说，没想到丁帆碰到我们小家族的人啦，将来把……写成材料，搞他一下子。（丁帆正调到罗坚的团体工作）。 + +　　在重庆招待苏联专家，尤在举杯“为我们家族”。吴一铿问过什么家族，搞小集团不大好，当时也没在意。 + +　　（上海王蓓，当时没说她是否小家族，将来很可能成为家族。） + +　　“十年之后便登上文联主席台”，只有一次向蔡亮说，明年有希望参加文代会，几十年之后我们都老了，便都希望列在主席团的名单上去。 + +　　汪明在学习一开始的时候，接触多的便是公刘，他们在香港便认识的，田庄也去，常请吃饭、送书。汪明还有一个人，和小家族认识的，在电影局当科长，；青岛田庄，（名字我忘了）还有巴鸿，李露玲，和汪明很要好，在香港认识的，汪明单独去找巴鸿，汪明也常找陈卓猷。 + +　　田庄经常去找葛一虹，常吹聂绀弩。 + +　　最早认识吴祖光的是王肇烟，汪明，田庄关系也很好，最密切。第一次是王肇烟拉我去吴祖光家的，汪明在香港便认识吴祖光。洪遒也是从小认识的，和小家族最要好。 + +　　通过我认识的有潘开茨、陈西、王里。 + +　　（路翎只认识我和汪明、田庄，其他人都不认识。） + +　　汪明出版《第一次功勋》是我介绍给邢舜田，交涉出版，先付稿费的。邢见到报纸上发表儿童剧团写《红领巾》消息找我，便介绍他们认识。邢在上海工作认识的。 + +　　大会前（今天）和我握手的叫西彩，市文联工作。原在铁路文工团创作室工作。 + +　　遇到潘开茨的一次，在大庙,我去打开水,碰到了汪明，我和汪明问潘开茨会不会有第三批材料，不要提到我们。潘说不会有第三批材料了，胡风面目已很明显了。 + +　　在洪遒家田庄与洪遒争论肖洛霍夫的发言，又提到中国的文艺界只能一律的讲话，不像苏联那样自由。蔡楚生进来，也发了一通牢骚，马上把胡风三十万言意见书初印稿拿来，把组织部分翻开议论起来。 + +　　第二天到吴祖光（家）也看了同一文件，大家读了一部分，吴祖光说你们可以找来看一下，这里面很有道理。 + +　　田庄最感兴趣的是现实主义问题，过去他……并不同意胡风意见，之后回来田庄反而对胡风的意见很感兴趣，他以为电影局对现实主义解释的不统一主要是周扬的关系。 + +　　我刚回来时，他说周扬不当部长，恐怕是发生了问题，主要是没有搞好工作。很起劲的说这一次青年人恐怕要抬头了，毛主席谈到青年人如何如何，他说这一次我要好好整一下电影局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主要发泄自己对他待遇不好，又举出电影局一个整编掉的青年作者，到海军不久寄来的剧本被采用了，简直是讽刺。 + +　　看三十万言稿时，田庄叫我读现实主义这样一段，说胡风谈巴尔扎克，证明通过现实主义达到马克思主义，又翻到阿扎也夫是一个非党作家（我立即补充阿扎也夫是在监牢里写的书），马雅可夫斯基被逼得自杀了。 + +　　一开始学习时，汪明说过田庄如写材料不会写他，写我，说田庄对我有意见。 + +　　在思想批判时，罗坚刚从乡下回来，到北海一起喝茶， 告诉罗坚我们准备交代小圈子的问题，不会扯到他。罗坚说小圈子没有什么，这里面是有好的方面，这一点一定要坚持。他说“我交待一定这样讲”。 + +　　我们当时有少牵连一个人便少牵连一个，我们三人（汪明、田庄）承担了，他们不搞创作，有些无辜似的，汪明也提到不要扯到小蔡吧，我当时以为不要谈陶冶。 + +　　路翎授意我做的事情：有一次在工地写了一篇小说，搞了很多心理描写，《人民文学》退回来了，叫路翎看了之后叫我再寄给人民文学，或直接寄给邵荃麟同志。 + +　　关于汪明的剧本有很多也是路翎授意的，汪明曾向我说过路翎对他剧本帮助很大，精神支持很大，这里面也一定会有很多接触。 + +　　关于田庄去苏联的问题，也征询过路翎，路翎没有发表过意见，态度很冷淡。 + +　　（肖崎的小广播多带有政治性的，记得有一次谈到肖洛霍夫签名，派农民去苏联的问题。又如马林可夫辞职时，他说美国很注意这事，说肖洛霍夫排斥马林科夫。肖崎本人是脱党分子，而他的朋友也都是这种脱党分子。） + +　　他讲三次大战还有考验我们的机会。 + +　　（（晚十二点）） + +　　有一次好像在《湖南日报》,有很多老记者都是国民党员,我印象当中记得，专管写聘书的一个女办事员，跟我讲过，加入国民党，填表没有忘了，因为当时填的表很多，有没有国民党的表记不清，介绍人可能是社长（陈大仁）可能是女办事员盖的章。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0/000001.txt b/CCRD/1/6/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b9e28c2b8bfcfde180779c3cd4cfdddb91152c --- /dev/null +++ b/CCRD/1/6/0/000001.txt @@ -0,0 +1,1235 @@ +# 杜高档案：“小家族”小集团交代和揭发材料 + +## 检举田庄的反革命罪行 + +## 杜高 + +　　一、去年底，我回北京的当天，田庄到车站接我，那时正当文联扩大会议批评《文艺报》时，他就告诉我北京发生了大事，文艺报受批评了，这一次是毛主席亲自提出的，反对压制新生力量等等。另外他就讲到周扬同志领导的文艺界是有缺点的，说周扬同志在离开文化部的大会上也作了一些检讨，承认自己工作上有缺点等，他说这一次以后文艺界会出现新气象了。尤其是对年轻人，他说团中央也已经派人对电影局调查，他要给中央写一个详细的材料，说电影局压制新生力量最严重，对年轻人根本不培养，说有一个青年编剧人员被整编了，调到海军文工团去工作，结果，他写了一个电影剧本拿回来，写得很好，又把他请来修改。他说，这简直是对电影局的讽刺。他发泄了一些电影局对他不培养的牢骚。 + +　　二、胡风的《意见书》刚印出，在内部发给一些负责同志的时候，田庄就从蔡楚生处看到了。那天，我，汪明，田庄都在洪遒家。大家都对胡风在文联会上的发言关心，谈了许多，刚好蔡老进来了，带来了一份《意见书》，洪遒是看过《意见书》的，他觉得有一些问题，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他说要好好研究一下，更引起我们的兴趣。田庄立刻借了，一晚上就看完。第二天，我和汪明在吴祖光家里也看到了这份《意见书》，我们读了一段，田庄下班后来了，他是读过了的，便要我们特别注意读“现实主义”一节，说这一节提出的问题很新鲜，（指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他并且指到“阿扎耶夫是非党作家”这句，说“他还是个非党”，我就补充了说我听吴一铿讲阿扎耶夫犯了法关在监牢里写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后来吴祖光回来了，他看了一下《意见书》 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来，只说“应该仔细看看”。田庄之特别注意“现实主义”一节是因为他说现实主义的问题在电影局很混乱，他说，周扬和雪峰同志的解释都不同，引起大家混乱应该领导上负责。田庄并说刘芝明同志是提倡公式化的主要一个人，他在东北指导下写成的《新事物面前》 等就是概念化最突出的例子。在我这次回来后 ，和汪明田庄等谈起创作的一些问题时，我是明显的感到田庄的不满领导的情绪是最强烈的，他直接提出对周扬、刘芝明同志的不满，这在我们当中是唯一的。而且田庄的这种情绪使我奇怪的是在我五四年出去以前，我们谈一些文艺问题时，他的态度是不像现在这样激烈的。那时我们谈自己应如何努力这一类话较多，批评领导较少。（田庄的对胡风的同情是直到我那天听了周扬同志《我们必须战斗》以后晚上在吴祖光家传达给他和汪明听后，才有改变） + +　　三、我回来以后，汪明、田庄都说想在外面租一间房子住，因为陶冶认识一个公安局的同志专管房屋的，租房子很方便。汪明和我谈时我也非常赞同。那时吴祖光预备买房子，他说过他现在住的那房子很便宜，我们希望能让给我们住。后来听说盛家伦也在找房子，想找一些单身汉一起住，汪明便去和他约好了，如果租到了给我们留几间。 + +　　四、我回来以后，觉得田庄和路翎的熟悉程度也超过了我走之前那样。去年一年，汪明和路翎的接触是很多的，汪明说路翎对他的剧本帮助很大，所以，我想这一年中汪明一定带着田庄和路翎有过一些接近的。而田庄从他告诉我的批评《文艺报》等的事情时，是非常同情和支持胡风路翎等人的。今年过年时路翎要请李维时和汪明、我到他家去吃饭（因李维时请过我们）时，还特别要汪明叫田庄一起去。（我所知道的是他们俩人去年中曾带了路翎到过刘白羽的家。）过年时，田庄告诉我们电影局的领导上要派他到苏联去学习，他正在考虑，我和汪明是极力鼓励他去的，碰到路翎时我们告诉了路翎，希望他也鼓励田庄去，路翎对这事的态度很冷淡，只说了：“学习，也好嘛。”田庄、汪明和路翎一起时，还谈起陈卓猷，黄若海的情况（田、汪二人对这两个人也都是很熟的）我记得的是过年吃饭时，田庄告诉路翎黄若海的剧本写好了，还不错，比他以前写的好，等。好像路翎和田庄还谈过葛一虹，路翎和葛一虹好像也是很熟的，而且对葛一虹很好似的。（这只是我的印象） + +## 一份交代 + +　　我印象里好像刚进《湖南日报》的时候（一九四七年七月间），坐在经理部的一个负责人员登记，发薪等事务的女职员和我讲过入国民党的话，我记不清是否填过一张表，也没有提什么介绍人之类，也没有发给我党证之类，也没有开过什么小组会，因为《湖南日报》是当时国民党省党部的报，大概把入国民党看作是一种很轻便的事，（我不知道别的职员是不是也这样）我当时也没有很注意这事。以后也没有提起过了，离开的时候也没有转什么关系。 （九月四日） + +　　 ——整理者注：此件写在揭发田庄的材料后面，字很小，有反复涂改的痕迹。 + +## 检举王肇湮的反革命言行 + +　　我认识王肇湮是在一九五○年底，参加抗美援朝后分配到东北后政文工团一起工作时起。那时他和肖崎、汪明就已经结成了一个青年剧院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志中的小圈子，我被分配到和他们同组（编导组）工作后，卷进了由王肇湮为首的这个小圈子，所以我对王肇湮的一些言行是比较深的了解的。参加文工团的初期，王肇湮就在我们当中散布对领导的不满（因为他在行政上负责，接近领导），他和当时的副团长李兆澄是老朋友，他说他了解他无能，什么事都由王肇湮顶替着做。他也在我们当中说了许多团长储虹的坏话，说文工团的三个领导之间如何不团结，如何闹人事纠纷。他刚参加抗美援朝不久，就借故回北京，从北京回来后就用散布文艺界的消息来吸引我们，并且拼命夸青年剧院如何好等等来引起我们对现状的不满，动摇我们的抗美援朝的长期观念，他熟习文艺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他以谈论这些人们的趣事来联络像我和汪明这样的正在学步的文学青年。我们很喜欢听，他会讲，每一次总是听得我们哈哈大笑。当我们谈到周围同志的时候，他总是轻蔑的好像说笑话似的说：“我们不和他们计较，我们写东西。”我应该说，像他类似这样的许多许多的话对我们当时是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看到了像我这样的青年的思想上的许多弱点而加以利用的。他当面用各种吹嘘我们的话来笼络我，使我益发瞧不起周围的同志，在生活上，他带头领着我们破坏纪律制度（如到外面吃小馆子等）。最初，像我和汪明还有些不安，觉得太特殊了些。他便说许多文人“自由主义”的笑话来使我们觉得这样做并没什么了不起，我记得的是他讲过史东山等的故事。那时，我自己和一个女同志发生恋爱，而部队纪律不许恋爱，我很苦闷。他就说恋爱是不能禁止的，这个纪律是违反《共同纲领》的，这是禁止不了的。他劝我不要恋爱得太明显等。当部队实行检查信件的时候，他也说这是违反共同纲领的，他要控告。那时，许多同志对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批评，我们还不能很好的正视的时候，他用各种话来挑唆我们对这些同志的不满，骂他们“幼稚”，“不懂得我们”，“我们不要去争，我们是服从抗美援朝”，“不是抗美援朝都不会认得他们这些人”，后来，他又到了北京，回来后更说，这些人对他的批评、打击，他已经汇报给统一战线部，他说：“我要告就告到大头头那里，我要问部队里有没有统一战线。”他就向我吹嘘了一通他和郭老、阳翰老、夏衍同志、邓初老诸人的友谊，说他过去在重庆做了多少有益革命的事，等。使我们对他羡慕，而且我们也帮他在群众中做了宣传。要同志们对他的批评不要像对一般年轻同志一个样，等。当我和汪明写的一个剧本《到汉城去》写完后，后来领导上提了一些意见时，是他最先挑拨我们对领导的不满来的，他说“这是第一个反映朝鲜战争的剧本，只能鼓励！”他说：“楼老头子（指楼适夷同志）有些狭隘”，他说，“我们排了这个戏到北京去演。”等到我和汪明对抗领导的情绪在他的挑唆下强烈起来的时候，他又说：“稍微改改，稍微改改。”当朝鲜战争进行得最紧张的时候，我们都关心时局，他和我们谈许多内幕新闻，他是有本领钻到领导干部那里看到“参考材料”的。我们之所以特别喜欢接近他，并不是因为我们觉得他好，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从他这里听到许多新鲜的事。譬如他说过麦克阿瑟要在朝鲜扔原子弹，又有一种带原子头的子弹要在朝鲜用。当我们又听到部队将要我们参军的消息时，王肇湮首先说他是不会被留在部队的，他是民主人士，他有老婆孩子，部队没有适当的职位安插他。然后他指着我和汪明说你们俩是会编入的，那你们一辈子写后勤。我和汪明都不愿意参军，抗美援朝以后还是要回北京去的。他说，以后如果留你们，你们都可以写信给周总理的，周总理说的战争结束后就回原单位。后来，和谈开始后，他又从《参考消息》中看到许多来告诉我们，说这个仗打不长了，说了许多（我现在都记不太清了，反正我们知道的消息都由他来）。 + +　　当北京有一批作家到大连写东西，他尽力夸耀，使我们都想参加到他们里面去写东西，而不愿呆在文工团。他从北京回来，带了一本油印本的《英雄母亲》来给我们看，他从那时就向我吹嘘路翎，吹嘘他在重庆时碰到胡风时，邓初老如何向他说胡风有本领。他还带了他的一个朋友刘盛亚到文工团创作组来玩，介绍我们认识，这个刘盛亚在解放后还写过一本反动小说，而王肇湮还开玩笑要他把这本小说改成剧本给我们演。王肇湮说这所有反革命的话的时候都像是说俏皮话，把我们逗笑，所以时间长了，我们根本就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好，相反认为和王肇湮一起有说有笑很“轻松”，认为他这个人就是这么不严肃惯了的，没有什么，甚至当他告诉我们有人检举他过去有血债时，说这样重大的事也是很滑稽的样子，我们连追问都不追问。据我平常听他说的，这个王肇湮出身地主阶级，过去很有钱，是一座矿山的主人，做过投机生意，有很多金条美钞，自己还有过一部小汽车。 + +　　他的地主阶级的悭吝与剥削，损人利己的本性从生活小节一直到工作上都表现得露骨惊人。抛开平日生活小节上他对我们这些接近他的人尽情的利用以外，可以说他参加文工团以后没有踏实的完成过一两件工作。他不劳动，他只是吹、跑、交际，好像样样事都有他参加。他是当时编导研究室的主任，他没有编过一个字也没有导过一个戏，他把我们平日做的事当作他的成绩去宣扬，最恶劣的是他挑拨我们对领导的关系，他接近领导，把领导上对我们批评的一两句话又传给我们，好像是关心我们，我们就信以为真，互相包庇，和领导群众对立。和丁帆对立的关系最初是他引起来的，他说丁帆一到文工团就在一个会上否定了全体编导研究室的工作，他告诉我丁帆看上了正在和我恋爱的那个女同志王英之。当同志们对我们提出了批评时，他引一句列宁的话来鼓励我们坚持错误：“不工作的就不会犯错误。”意思是指我们做了许多工作，而那些批评我们的没有做一件工作，使我们更自以为是，对批评更加抗拒。这个王肇湮平日旧社会习气严重，他向我们不断吹嘘他过去生活的豪华来腐蚀我们，他对同志从无半点诚意，即使是对我们这个所谓小圈子的人也是一样，他只是利用我们平日的工作他拿到上面去吹牛。后来，我们到了朝鲜，他和李兆澄一道利用志愿军后勤部要成立文工团，把我们先派到分部去后，就回北京了。他们俩人在北京住了一两个月后回到朝鲜就因志后要整编，我们就一道回国了。可说，他是没有做过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的。 + +　　回到北京以后，我们虽不在一起工作，但是他仍常来找我们，传播了流言蜚语，他的消息奇多，文艺界的名流他差不多都认识，我们所知道的，所传播的消息很大的部分是从他这里听来的。他同情胡风“佩服”胡风，并且告诉我们领导上如何重视路翎，使我们对路翎也更加崇拜，他所告诉我们的消息不胜枚举，我很难逐条写下，有一些我们后来又告诉了别人的，我已当着我的材料交代过了。从郭沫若先生和女秘书恋爱一直到老舍和胡风是好朋友，文艺界的各种动态、消息。我所知道的他的社会关系中有一个在大连××工厂当工程师的朋友，他们有经济上的来往，那人还预备接他老婆去休养，给他买收音机。另外，他和吴祖光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他在香港时曾闲住吴家，他吹嘘他们的生活如何享受，夏天是不喝开水的，满冰箱的可口可乐等。他在香港没有职业，而黄金美钞很多，真是怪事。 + +　　他告诉过我们他目前除文联工作外，还担任了上海新民报特约记者职务，每月收入一百元，专门写文坛消息。譬如路翎在剧协发言批评胡风时，他便赶紧往上海递讯。 + +　　他和路翎胡风也有过单独接触，关心他们的情况，又把从他们那里知道的事告诉别人。 + +　　他和葛一虹家的人们接触很多。 + +　　我要求组织彻底的检查他的底细。过去，我因为自己的许多错误，而且和他混在一起竟不觉得他的这一系列的活动和行径对革命的损害，尤其是觉得我们有好多事也牵连在一起了怕惹出麻烦。今天，我要检举他，并且，我沉痛的告诉组织，从一九五0 年认识他以后，我自己是受了他的许多恶劣影响和毒害的。我想，同他在一起的肖崎、汪明也是非常清楚他的，一个长时间是他领导我们的工作，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我预备继续写一些具体事实和言论来检举他。 + +　　 一九五五年九月四日 + +## 最近半年来接触王肇湮时他的言论 + +　　一、当我刚回北京时，正是批评《文艺报》的时候，第一次碰到王肇湮时他就告诉我，胡风发了言。他非常得意的样子，我因为非常关心，就问他情况，他说：“胡风有些道理。”“冒火了”，“胡风的发言惊住了所有的人”，“别的发言根本没人听了”，“事情要搞大了，胡风批评的是整个文艺界，不单是文艺报”，“有人支持胡风”等等，从神情到话的内容都是赞扬胡风、佩服胡风的。 + +　　二、他把胡风和路翎的发言的群众的反映和从领导同志处听来的意见告诉路翎。（还把领导上要全面批判胡风思想的计划告诉路翎） + +　　三、王肇湮攻击老舍在文联会上的发言，说他油滑，说他明明对文艺领导是很不满的，但说得比胡风油滑多了，不像胡风“冲”。 + +　　四、王肇湮在我们面前不止一次的说吴雪的坏话。他说他过去帮过吴雪很多的忙，现在吴雪是把所有的旧情都忘了。……另外，他还诽谤吴雪是不读书的，学识是浅薄的。以此来破坏领导同志的个人威信。他在谈到吴雪的时候每每以吴雪老友的姿态，似乎是最了解吴雪的人的口气来说的，以此来博得听他讲的人们的信任。 + +　　五、他和路翎的口气是一个样的骂吴一铿，骂吴一铿刻薄，小气，仗势欺人。 + +　　六、他说郭沫若是风流人物…… + +　　七、他说史东山是不服批评的，有些年轻人批评了他，他就不拍片了，后来周总理关照电影局领导不要采取对年轻人的批评方法来对他。王肇湮说，史东山是“老包袱”。他的目的是宣传这个来要大家都抗拒批评。 + +　　八、…… + +　　九、当批判文艺报的错误的会刚开过时，他就来告诉我们，要全面批判胡风了，他说今年要拉“二胡”：即胡适、胡风。他是从个别领导同志那里打听来的，而且把消息告诉路翎。这以后，他又告诉我们：“等着吧，梁漱溟又要开始批判了。 ” + +　　十、胡风的意见书刚印出来时，他见人就问看了没有，见人就谈。他说，胡风是有学问的，是懂文艺的。他说胡风胆子大，提出了自己一整套的做法和理论。 + +　　十一、后来，展开对胡风理论全面批判以后，他又说过胡风和胡适不同，胡风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胡风只是对文艺领导有意见，不满意。 + +　　十二、他宣传胡风、路翎有学问，有才能，努力也是很突出的，他没有说过他们一个字的不好，总是夸奖他们而且还代表着比较高的负责同志的意见来讲，使听的人以为这是领导上的看法和意见总错不了。 + +　　十三、和这同时，他也是诋毁比较好的、正确的文艺作品的价值，他说过《春风吹到诺敏河》一类作品的坏话。 + +　　十四、当《红楼梦》问题正展开时，他立刻说，李、蓝两个年轻人要好好学习了，不要写了，越写下去就要“露相”了。（指他们没有根基，越写越空洞。） + +　　十五、批判胡风思想的初期，他访问了孙定国、艾思奇等哲学家，从那里知道胡风思想来源于贝格森主义，他于是到处谈，并且告诉路翎说哲学家正在研究从哲学思想上做批判胡风思想的工作。 + +　　十六、他并且告诉我们，也告诉路翎，批判胡风要搞大半年。不是几篇文章就能收场的。 + +　　十七、路翎的假检讨做完后，他立刻写消息到上海《新民报》，说路翎已经在批判胡风了。他认为这篇检讨很“诚恳”。而且说领导上对路翎是抱着希望的。说肯定他努力、年轻，有才能。 + +　　十八、当第三批材料发表后，他因老婆去世住在汪明处，我遇到他时，他谈路翎如何讽刺他，讥笑他，以表明他非但和路翎等关系不密，反而是受他们攻击的。 + +　　十九、当这次运动展开时，他去找肖崎，对肖说，领导上此次决心很大，要清洗一批人，宁愿让这些人失业。 + +　　 九月四日 + +## 检举王肇湮（二） + +　　一、王肇湮和张逸生的关系：王肇湮和张逸生是十多年前的老朋友，关系很密切。从生活到工作，他们是无话不谈的。张逸生是很清楚王肇湮的底细的。王肇湮到东北去工作时，一切都托张逸生代管。王肇湮和张逸生在剧院工作时不满领导，常在一起发牢骚，议论这，议论那。后来王肇湮调到剧院后，他所知道的剧院消息都从张逸生处得来大半，而他自己则将外面的消息传播给张。 + +　　二、王肇湮和肖崎的关系较同我与汪明密切。他俩常常单独聚会，或同往张逸生处聊天，也是无话不谈的。我所知道的是他们不仅纵谈文艺界的消息，而且爱谈国内外大事。他们从无线电听来“美国之音”的广播消息或从别处打听来一些消息互相议论。 + +　　三、王肇湮和青年剧院田禽、王正的关系也很密切。和田禽也是十多年前的老朋友，也在一起工作过的。王正则是喜欢打听文艺界消息，并且对文艺界目前情况不满，和王肇湮在一起时也是批评这，批评那。而听到王肇湮广播的一些消息，他也在另一场合就广播出去。 + +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六日 + +## 摘杜高给陶冶的材料 + +　　一、我正式认识陶冶是在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时，他在青年文工团工作的时候，通过的关系是王里。但在这以前，我是看到过他的，一九四八年冬，我和李金声、张仁富到上海曾到“育才”学校去过，因为张仁富是“育才”的学生，“育才”隔壁的一个小弄堂里有一家小茶馆，剧专的和“育才”的都在那儿喝茶，我也在那儿呆过，在那儿也见过陶冶，但没有接触。 + +　　二、陶冶在青年文工团时就和王里很要好。一九五○年七月，我在上海总工会下厂去体验生活，那时王里来找我，谈到有一个到北京工作的机会，是北京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团长到上海来调人，到过青年文工团，陶冶和他认识了。陶冶说铁路文工团条件好，我们都由陶冶的关系认识了铁路文工团的团长，调到北京来，以后成了很好的朋友。 + +　　三、陶冶在青年文工团时，就和王里、吴俊生、吴乐、吕伦搞了一个小集团，不满文工团的一个教导员。群众关系也不好，只想着调工作，到北京来，结果王、吴、吴、陶一起来京。吕伦随后也就来学习。一到北京青年剧院，陶冶、吴俊生就和汪明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小圈子，那时我刚来北京也常和他们一起玩。吴俊生不久调回上海，汪明和田庄很好，所以，由田庄、汪明、陶冶、我就在北京开始了我们的“家族”。 + +　　四、他是我们“家族”中基本人物和活跃人物，“家族”要是少了他就会搞不成。因我们结合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是聚在一起乱谈一气，他最会说，也知道的最多，说起来就没个完而且不准别人打岔，说话最多的是陶冶，其次是田庄。他们认识的人多，知道的事也多，谈起劲大。他搞小圈子也是特别有劲的，他到那儿，很快就能搞成个小圈子，总觉得陶冶对朋友很热诚，所以常常从他这点来原谅别的缺点，结果是纵容了他。在这方面我和汪明的责任是特别大的，因为他过去什么人的话都不听，比较听我们的话，而有许多次的确觉得他太不像话了，以所谓“家族”的“处罚”来开玩笑的吓吓他。比如谈女人，他是最狂热的。他并且说，他亲耳听见田汉同志和洪深同志一起谈“性交”，好像这完全不是一种丑恶的事，而是文化人的“潇洒”之一似的。在这方面他讲过许多，凡是有些名气的文化人的事他仿佛都知道。他是到处听，到处探访来的。 + +　　我们都有这种“爱好”。故意夸张自己的缺点来取笑别人，我们常常说自己是“坦白”的，我们没有“秘密”这是我们的口头禅之一。田庄更是用过别林斯基的一句话来壮胆：“只有知道自己美德的人才敢于嘲笑自己。”这成了我们古怪的哲学。在正常的人们看来，我们是可悲的，而我们自己却很得意。 + +　　我们以为一个人总得有几个好朋友才能活下去似的，陶冶尤甚。一离开了我们，他就感到“孤独”，他和别的同志不能正常的相处，所以他特别热衷于小集团。他有许多根据，这根据就是他知道别的许多文化人都是因周围有自己的特别亲密的一些朋友，而特别羡慕这些人们。我们自然也可以这样做的，这些人在一起就是无话不谈，就是互相扬善、隐恶。 + +　　他和我谈有关政治性的一些事： + +　　(1)他说，周总理从日内瓦经印度的时候，在住过的旅馆里，每次给的小费都是几万，他说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感觉我们制度的优越，他说他们也是这样的，总是随手就撒钱。 + +　　（(2)他和李和曾两人打前站时，在新加坡飞机场碰到了一场很危险的阻挠，大意是在飞机场被一个警察不让他们上飞机，要检查他们的行李，（那里面都是宣传品）李和曾应付不了这局面，陶冶则用外交官的身份巧妙的应付过去了。塞给了那警察一些钱。） + +　　(3)为了不使外国人瞧不起，他在飞机场的酒吧间里如何撒小费给招待员。 + +　　(4)在新加坡一个大旅馆睡过一夜，如何惊心动魄，冷气管安在墙壁上，李和曾以为是录音机，两人一句话都不敢说。 + +　　(5)我国驻外国的大使馆，说什么事都要征求苏联大使馆的意见的。 + +　　(6)他在香港时住在新华社，那地方很秘密，说香港很复杂，他们不敢上街。 + +　　(7)说在印度演出是一种斗争，印度政府并不愿意让更广大的人民来看演出，故意阻挠，控制票的售出和演出场数。 + +　　（另外，他讲代表团内部的事。） + +　　1，他在代表团和非党同志关系好，戴爱莲等人闹情绪，都和他谈。他说这些艺术家经常闹情绪。 + +　　2，他说郑振铎是大少爷，照相要用五彩胶片。他说代表团本来可以早回来的，因他要游广州的某名胜呆下来的。 + +　　3，他说同辈青年对他工作上有妒忌心，总爱挑他生活上的错。 + +　　4，他和汪明、田庄一起到吴祖光家去过两次，我没去，在那里他们更会谈得多一些。 + +　　5，陶冶和路翎也很熟，他叫路翎为徐大哥，因路翎曾在“育才”教过他的书。但我知道并没有更深的关系，和我们一样是崇拜。 + +　　 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四日 + +## 王英之致杜高的信〔之一〕 + +　　这只是一封私信，谈及私事的多。但里面提到的一些事情，我以为仍可帮助组织对东北情况多作一些了解。 + +　　 杜高 + +　　（亲爱的：） + +　　我每天都在想你，我有那么一大堆话要讲，已经是再不能容忍了。亲爱的你不会知道，也不会了解，我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精神上受着多大痛苦。在这样的环境生活对人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以前我是胆小的，有些怕，现在我不怕了。 + +　　你们志后文工团的确是有很大变动，尤其是近来，你们到剧院后，剧院的负责同志曾来信要关于你们的意见（当然剧院这样做是对的），信寄来后，群众不知道，也没公开宣布，只找了全团三分之一的同志组织了会议，给你们提了意见。这个会可以说开的污七八糟（这是参加会的同志偷偷告诉我们的，至今尚未宣布曾开过这个会）。有几个人在会上大骂，但是大部分同志很少发言。这个会造成部分同志不满，有几个参加会的同志想往上反映，团长一直没发言。后来洪纬在大会上欢迎团长讲话，团长不得已将大家的意见又重复一遍。这个会你们是可想而知的，我不多讲。 + +　　会后，丁帆发动几个同志给剧院的负责同志写信，让剧院同志知道并不是私人报复，而是群众意见。今天早上又在大会上团长读了一篇信，信是给剧院领导的，是谈你们五个人的情况。我不想多讲，你只管去想最脏的字眼，卑鄙龌龊等字句是满篇的。当时我听后，气得我发笑，信的中间还有你在前方给我写的信，他们把它抄录下来。信中写的是群众一致要求给剧院写的这封信，当时群众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另外关于你们的鉴定群众要求读一下，但是没给大家读（信是准备寄往剧院领导，共十几页）。 + +　　传惠：我真是气得不得了。他们叫赵清给你写信，写完后，还给洪纬看，据洪纬讲“写得很动人”。我真不懂难道想玩弄你吗？ + +　　你们的鉴定和信如果寄到剧院后，剧院会对你们有很坏的印象。在信中写，对党对人民疯狂的进攻，流氓作风等……我已经记不得了，但这一类的话是满篇的。亲爱的，我告诉你，你必需牢牢的记住“好好的，努力的工作，一点都不能放松。”因为现在我们必需这样做，使剧院的组织不相信这种鉴定。 + +　　不但如此，他们计划着给文艺报写信，然后要求在文艺报发表，最初是让傅增洋执笔，但傅增洋同志推说有病不愿意写（由此你可了解群众是否赞成他这样做），他当时很生气说“好，我自己来写”。他写了一封信，不知上级是否通过寄去了。 + +　　传惠，你该会知道，我绝不能容忍别人这样继续毁谤你的，在你的工作机关毁谤已经够了，我再不能容忍别人继续在社会上毁谤你。我现在变得大胆了，我准备去找代理宣传部长、黄科长，将这一切都和他谈清楚。我想尽办法绝对不能叫他把这封信发出。淑之他们几位同志已经去谈过了，组织上非常支持群众的意见，鼓励大家继续斗争。我想这件事情弄清后，你们的鉴定也会重搞（这份鉴定和信已寄出）。 + +　　传惠，也许你会想“恐怕不太严重吧！”不要这样想，不要过于相信团长，因为他有把柄在丁帆手中，他怕他。名义上他是团长，但实际是丁帆掌握一切。上级领导对文工团的领导非常不满，又听说有这种事，他们已经准备好好搞一下，将文工团清理。 + +　　在某些地方我写的恐怕是不够详细，淑之也写信了。你可以好好看一下，我不想多写了。我的心绪的确是很乱的。 + +　　亲爱的，我盼望你能好好的安静的读信，不许冲动。你的冲动会破坏好多事。我最怕你不冷静。淑之告诉我说，你还没长大，让我多原谅你。我也时常这样想，“我的大孩子真麻烦，我每件事都必须关照得很仔细，不然就会坏事，就会给别人坏的影响。”传惠对吧？你真是像没长大，可是样子又像是个大人了。由于这样，使好多人都不了解你。我真是希望，所有的人都像我一样地了解你爱护你…… + +　　我知道你在北京会非常愉快的。可是亲爱的别忘了，高兴的时候，往往会冲动，会没顾忌的谈笑。我希望你能高兴，当我听说你很愉快的时候，我也得到很大的欣慰。虽然高兴，但决不能忘记，愈是高兴愈是应该保持自己内心的冷静，不能乱来。 + +　　你近来的生活、工作如何？我是极待知道，来信告诉我。《俄华字典》已经买好了，我找时间给你寄去。 + +　　这封信收到后，不要和别人讲，只可以和其他四位同志谈谈。 + +　　你们近来是否三反学习，除此而外还干什么，我好像对你们现在的生活一点都不了解，我真想知道。不写了。 + +　　好好的安心的等着我下一封信。 + +　　 你的英之 52.3.17夜 + +　　我们现在是在开会，这封信是在开会时写好的，我坐在墙角假装记录写了这封信。 + +　　淑之和我每天都在想着你们，有那么多的话要讲，愈是话多，愈不容易写清楚。所以我们就不想写。 + +　　告诉你，我还要重复，我记得上次的信中告诉过你，你的周围有那（么）多人鼓励你努力。 + +　　 英之又及 + +## 〔之二〕 + +　　（亲爱的传惠：） + +　　每天都在盼望着你的来信，这已经是你走后的二十三天了。二十三天中我只收到了你一封信，这是使我很难满足的。虽然我知道你的三反学习会很忙的，但毕竟是我很难一点都不责怪你。因为你写信写得的确是太少了。这让我对你增加了许多怀念。望你能收到信和很快的回我信。 + +　　今天收到了姐姐的来信。我已经盼望很久她的信了。收到了她的信我高兴的什么似的。她的信中曾谈及你，你去看了我的妈妈。从妈妈的来信中我知道她是很爱你的，像爱我一样的爱着你。你知道妈妈是很善良的人，她几乎爱所有的人，当她刚刚知道我认识了你的时候，她就盼望能见到你。 + +　　昨天张逸生给淑之来了信，我看了一点，信中曾提及你们。从他的信中我知道你是很积极的参加三反学习的。他谈那几个老包袱有很大进步。我想你究竟不是什么老包袱。你比他们要年轻得多。我相信你在三反运动中会有很大进步的。当三反学习后我见到你时，你会变得更值得别人来爱了。我听了这许许多多的事真是说不出来的愉快。亲爱的，我为你的进步提前向你庆贺。 + +　　告诉你，亲爱的，上次的信中所谈及的事已经初步得到了解决。这几天我们正在开民主大会，公开给领导提意见。我所有的意见都提了，关于你和我的问题我也谈了。这件事是我们的自由，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们绝然分开。这两天开民主大会基本上是很友善的，但也可能我为这件事情受到处分的，没有正式决定。我相信我是为着真理而斗争的。我是敢提意见，同样的，我也是敢于承认错误的。关于向上级领导反映意见的事，还没完全分清是谁对，谁错。 + +　　你的生活、工作如何？我都不了解。望你来信。你的妈妈有信吗？请代我问候她好，哥哥的身体如何？ 不写了 + +　　亲爱的，再见 + +　　 英之 一九五二，三， 二十三 + +## 田庄坦白材料摘录 1955.8.9 + +## (此件前批注：这是田庄初步坦白的材料，保留尚多仅供参考) + +　　我们这个小集团——“家族”事实上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外围组织。我、杜高、汪明三个都从小离家，很相投，加上他们熟识的育才同学、剧专同学如罗坚、陶冶、王正、杜鸣心等等，还有蔡亮这些人，大家在一起，自然地形成了小集团，杜高说我们这是个小家族，大家也就这样称呼起头。大家互称哥哥弟弟，“流浪儿童”“大流浪儿童”等。 + +　　杜高和汪明在家族中的地位，比方说是一等，我就接近一等。我们三人是主要的成员。杜高把大家拉到一起，在思想上影响大家，真正把家族叫起来，把大家搞起来的是杜高。汪明与每个成员都好，能团结大家，他没有杜高那样复杂。杜高为人有些小气，有时闹意见，跟这个不好了跟那个不好了(如杜高跟李维时老婆吵一架就不好了)。 + +　　跟杜高好的人有上海熊梦远，有王肇烟，季芒(以后杜高又跟季芒不好，季芒说杜高在南京被抓时，是季芒掩护的)等人。 + +　　跟汪明好的有《人民日报》的陈有为，有洪纬，有刘娜，李维时。上海跳舞的吕仑跟汪明、谢蓉明好。 + +　　张逸生跟汪、杜都好。 + +　　王蓓不算家族里的，杜高追求过她。 + +　　上海实验歌剧院的谢蓉明跟我熟，杜高说他怎么能成为我们家族里的呢?“陈敏凡算是家族里的”，批准陈敏凡为我们家族成员，有一次杜高这样说，“可是萧崎还得考验半年”。但田庄又说陈不算成员之一。（陈在电影局交待说算是成员之一——按) + +　　（萧崎有一次说：“你们老是这样家族家族地叫，早晚要出事的。”） + +　　我在家族之间扮演的角色是一方面团结了大家，一方面在理论上影响大家。 + +　　我、杜高、汪明三个在一起常是不欢而散。杜高谈起话来总要以他为中心，汪明听了不感兴趣，我和杜高可以在一起谈理论，又可以与汪明在一起谈创作，杜高说汪明是从实践达到马列主义的。我们三人没有共同语言。 + +　　我觉得杜高这个人有些两面，例：在欢迎日本作家的会上，他跟别人说真没意思。可是在休息室有一个党员同志高羽要走，他却说这会很好，怎么走呢? + +　　他们说我对“家族”是不忠实的，我对“家族”这个词儿不大爱叫。陶冶从印度回来每人给了一件东西，杜高就说最忠实的是冶弟，不忠实的是小田。 + +　　至于我和他们讲的有关电影局方面的事，只要有兴趣的，我都讲，讲的太多了，多如牛毛，一时也记不清。我曾绘声绘影讲及革命分子刘志英斗争会的情形。 + +　　关于刘白羽、黄钢、华山、翟强的互相不团结的情形我也讲过。 + +　　我们这外围组织事实上是胡风分子路翎通过杜高汪明来领导的。例如：我们扩大《洼地战役》的影响，杜高说路翎收到许多祝贺信，杜鹏程也祝贺他。汪明说，路翎的《洼地》许多中学生很感动。人家批评他，他写反批评等等。 + +　　还有胡风“卅万言”未公开前，也是他们先告诉我，我才找蔡楚生拿来给编辑部的同志们看。对胡风斗争开始时，我不了解为什么这样搞，复杂的理论问题为什么搞得这样简单?杜高说：我们俩化名写封信好不好，我没吭声。也没写。 + +　　说舒芜“无耻”是杜高告诉我的。有一天舒芜去胡风那里，胡风说舒芜无耻，并说在全国文联扩大会上当时没看到舒芜，不然一定打舒芜的耳光。 + +　　我把《攻克柏林》的内部文件拿给他们，他们就拿给路翎看了。 + +　　我把十来本抗美援朝的(未通过的)剧本拿给汪明看，他是否给路翎看了，不晓得。 + +　　我们供给路翎情报。 + +　　汪明的剧本上演了，我说你得感谢大家的帮助，他说应该感谢路翎。 + +　　我和汪明每写剧本，汪明把故事讲给路翎听，路翎说故事不错，可以写。汪明说，要写成剧本，要依靠路翎。 + +　　杜高喊路翎为“词典”。我关于胡风方面的知识三年前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他们向我传播，我又转播。 + +　　汪明说路翎讲：我每年劳动每年挨批评。我也把这话讲给别人。 + +　　和他们在一起，我在理论上比他们偏激的多。有一次在东单电车站候车，杜、汪警告我不可乱发议论了，叫我少讲话，时间是胡风命令退却的时候，可是我没退却，一直还在进攻。（在另一处交代说：我没转过这个弯来。)我没有接受他们的警告。 + +　　我觉得他们“太没政治”了。我告诉他们我当团支委，他们说乏味。杜高要求入党，把自传念给我听。他们认为做社会工作没味道，他们说入党和做支部工作没有关联，说乏味，我没有受影响。关于高饶事件，没跟他们讲过。 + +　　（此件后批注：田庄在继续交代中，如有新东西，当送上。望将杜汪新材料送给我们。） + +　　田庄是我们支部的重点斗争对象之一，过去一直很顽强，一再向我们申明说他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是搞错了，不应该这样对待他等等。经过上次斗争会之后，才开始低头，并初步交待他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目前态度仍很不老实，尚在交代中。他所写的材料，在全部问题未弄清之前，只能作为参考。 + +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支部五月十七日 + +## 补充材料(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 田庄 + +　　(一)吴祖光从朝鲜前线慰问回来，告诉我，他和老舍离开慰问团到前线某军访问的时候，贺龙同志特别接见了他们，在要他们好好体验生活的指示后，谈到文艺界的情况，贺龙同志说：“文艺界领导薄弱，周扬不行。”(跟杜高、汪明讲过) + +　　(二)…… + +　　(三) …… + +　　(四)吴祖光在一九五○年时曾经跟我讲过，说是茅盾同志一九四六年访问苏联回来后曾在闲谈中说，卖淫问题不止是个金钱问题，还包括一种性欲问题在内，所以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现在也不是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莫斯科街头有时就会有个别卖淫的，主要是没有丈夫的女人，而且根本不要钱。他还说苏联的杯水主义的残余还是很强烈的，所以茅盾同志开玩笑说：莫斯科淫风甚炽。(跟杜高、汪明讲过) + +　　(五)一九五四年，吴祖光有天告诉我说，他陪陈毅同志去齐白石家里要老头子画画。他说是王昆仑陪陈毅同志来找他的，他说王昆仑跟陈毅同志是老交情，二十年的朋友。并说王昆仑和陈毅同志的认识是这样的：王昆仑年轻在北京念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失恋了，跑到西山去，住在一个旅馆里，有月亮的晚上就在山上散步散心，发现隔壁有一个年岁差不多的青年，也在散步，原来就是陈毅同志，而且也是因为失恋到西山来的。(跟杜高、汪明讲过，陈敏凡可能知道) + +　　(六) …… + +　　(七)一九五四年吴祖光有一天告诉我，说他到周总理那儿吃饭去了，同去的有曹禺夫妇和老舍夫妇，他说总理跟他们谈到刘芝明同志的事情，总理说，刘芝明同志在东北领导的工作，受了高岗的错误影响，特别的强调东北先进，例如刘芝明同志亲手领导与组织的几个剧本创作，《堤》，《在新事物面前》，就没有反映过渡时期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单纯是好的和更好的斗争，这是一种阶级斗争熄灭的理论的反映，就为了这个原因，所以就不让刘芝明同志作部长了。(跟洪遒、杜高、汪明、王黎拓讲过。) + +　　(八)一九五○——五一年时，老舍因为《龙须沟》一剧，受到了各方面的称赞。吴祖光告诉我说，把老舍捧得这样高，他有点糊涂、他说老舍的剧本浅，语言过分贫。还说老舍的思想从前挺糊涂的，他保留了一封老舍从美国写给他的信，其中老舍对美国民主大加称赞。我看过那封信。(跟汪明讲过) + +　　(九)今年，亚非会议期间，我参加亚非会议的工作人员的飞机被破坏的消息在报上披露的那一天，我有别的事给吴祖光打电话，偶然谈到飞机失事的事情，他说他很担心有朋友在里面。过了好几天，我碰到他，问他担心什么人，他说他有点担心那群工作人员中是不是会有潘汉年，因为潘汉年据他知道是在那一时间到香港去了的，而潘汉年可不可能会化一个名字呢?而且还说有空要打个电话去问问陈家康同志。接着他就跟我讲了下面有关潘汉年去香港的事情，并且是用讲故事的态度讲的。他说：捷克国庆的那一天，夏衍同志去中南海开会去了，夏衍同志的女儿阿妹和他的秘书李子云一起跟潘汉年吃了晚饭，回到北京饭店，大约十点多钟的时候，潘汉年忽然推开夏衍同志的房门对阿妹和李子云讲：“我下去有点事呀。”接着就下去了，李子云不多久就回到吴祖光家里睡觉。第二天，吴祖光夫妇正和李子云吃饭，夏衍同志忽然打电话问李子云，说昨晚怎样和潘汉年一起吃饭和分手，原来潘汉年不见了，但接着又说知道他去哪里了。吴祖光说，原来潘汉年下楼去后，就没有上楼来，只打了个电话给柯庆施同志，说总理派他马上到香港去。柯庆施说：总得做两套西装才行吧，潘汉年说：“到香港做吧。”就坐当夜的快车去广州了。吴祖光说，“报上不是说，我们在飞机失事前就已经告过香港政府呢?我估计那就是小潘到香港去的目的，一定是知道国民党派了大批特务到香港活动，我们这回派他(潘汉年)去主持斗争的。吴祖光并说：潘汉年在国统区就是一直跟国民党特务作斗争，唱对台戏的。潘汉年从前专门作帮会等的工作，所以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他可以扬长出入，如入无人之境。吴祖光又说：可能这里面(遇难人员)不会有他，他要去大概不会以工作人员身分去的。反正过一阵子就知道了，等小潘回来，一定可以听到好多紧张的故事。我回来后把这个“故事”告诉过杜高、汪明、陈敏凡和洪遒，洪遒说：“潘汉年从前是专门跟国民党特务唱对台戏的。”以后，吴祖光忙于拍戏，我没再问过他此事。 + +　　(十)吴祖光在平日(多是去年)还跟我说过潘汉年好几回，说这位市长太“帅”了，职务那么高，没有什么架子，平日还老爱吃点心西餐大菜，他(潘)老婆还是个大银行家的女儿。潘汉年的老婆给潘汉年写信，是由吴祖光转的。(没有讲过) + +　　(十一)我仅仅看见过潘汉年一回，是去年第一届全国人代会期间，有一天晚上我去吴祖光家，潘汉年和夏衍同志两个人坐着在和吴祖光谈天，我刚一进去，发觉有陌生人在屋，吴祖光就给我介绍了一下，我因为觉得他们跟我不熟，而且都是大干部，不方便，没有坐就出来了。 + +　　(十二)我把我们创作所打印的电影剧本拿过好多本给吴祖光看过，有些至今尚在他那里。 + +　　(十三)一九五0年夏秋，吴祖光告诉我，夏衍同志写了一个电影剧本的故事提纲，叫“张经理诉苦”，要他写成文学剧本，他提议我帮帮忙，把提钢分成两半，一半由我大致把对话写下来，然后由他总起来理一遍，我照做了，后来，我拿到一百万元(旧人民币)。(没有告诉过人) + +　　(十四)一九五四年，吴祖光告诉我，美术出版社要他编一套连环书，以《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做题材，他苦不得，而又没时间，要我代他写写，我代他写了，送去，可是嫌太长，他改了一下，缩短了很多，后来在《连环画报》上刊登了，最近我还看到上海给出了个单行本，书名《王冕》，署名吴祖光。第一次发表时得稿费三十万元(旧币)，因为两个人都觉得自己出力不多，受之有愧，拿来请客，我们“家族”的人，和吴祖光全家一起吃去二十万元，另十万元我留下了。(全“家族”都知道) + +　　(十五)有一天，(大约是一九五三年)吴祖光忽然笑着跟我说，有人告诉他，说台湾国民党的广播，要“大陆”上的文艺作家猛省，直接提到的有他，还有陈荒煤同志，他摇摇头说：“我实在不懂得，为什么要提到个陈荒煤同志，我么?还有个道理吧，就是我是个党外人士，陈荒煤同志，就完全不同了。”(没有讲过) + +　　(十六)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间，有天吴祖光告诉我，说盛家伦被电影局把工作转到音协去了，他不满意盛家伦，说盛家伦不好好干工作。但是他说，盛家伦告诉他，说他(盛)跟王局长谈工作时，王局长要他做编译处长，并且提名程季华同志做副手，问盛愿不愿意，盛当时是愿意的。可是后来忽然就把盛的工作关系转到音协去了，连招呼都没有跟盛打一声，直到艺术局通知盛去谈工作时，盛才知道。所以盛在大骂王局长，说王局长有官僚架子。(跟洪遒谈论过) + +　　(十七)一九五三—四年，电影演员剧团的贺小书同志到中央实验歌剧院去接洽学跳舞，认识了我们“家族”的罗坚，罗坚追求她。后来知道，贺小书是吴祖光八妹从小的同学，喊吴祖光的母亲做妈，称吴祖光夫妇为大哥和大嫂，吴祖光说可以帮罗坚的忙。他的确给他们帮过好几回，但后果不大。有一次，吴祖光夫妇到上海去了，他回来说，在酒席上碰到刘晓同志，刘晓同志问他说：“听说我罗坚喜欢你的妹妹?”吴祖光解释了一下，他对我们说，看来这下我更是要帮忙了。过不多久，有一回我和杜高、汪明到吴祖光家里去，他又问起罗坚恋爱的事，我们说进度不大，他忽然说：“告诉贺小书，罗坚爸爸要作大使了”，“要她嫁给大使公子吧。”那时刘晓同志的大使还没宣布，据我记得，大概一个星期后才宣布的。(跟鲁军讲过) + +　　(十八)史东山同志去世后没有多久，有一天我在吴祖光家里，新凤霞从外面回来，她说：“再雯(小白玉霜)说，东老的死，这里面有黑幕。”我给她作了解释，说我们所长作了报告，“没有那么回事儿。”(没有讲过) + +　　(十九)今年六月初，学习刚开始的那个星期六晚上，我和陈敏凡、罗坚在北海仿膳茶馆喝茶，罗坚告诉我，他经过汪明杜高的介绍，认识路翎。见面一次，时间地点没说。(没有讲过) + +　　(廿)一九五四年春天，有一回我和杜高汪明在一起，他们告诉我，说是路翎和鲁煤下乡去了一趟，他们说路翎对他们讲，乡干部宣传总线路就是“有余粮就是总路线”。(没有讲过) + +　　(廿一)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我在李纳家里玩耍，谈到菡子的《吴运铎传》没有写出来，她说：吴运铎骄傲了，对菡子说：“我是中国的保尔柯察金”，又说：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是请一个什么别的同志写的，但书销得那么多，吴运铎不给人稿费。我讲给杜高、汪明、洪遒听。 + +　　(廿二)一九五三年，有一天和陶冶聊天，谈到玛卓夫舍歌舞团，他说，波兰人与苏联人之间，由于以前历史上波俄经常冲突，所以强调波苏友谊是很大的事，还有就是强调苏联老大哥是和平阵营的首领也是大事，他说那个玛卓夫舍歌舞团的领导人就常常不自觉地强调中国伟大，而且还附带一句，比苏联还好。(没有讲过) + +　　(廿三)羽山这次从外面回来，我碰到他，跟他讲：“你还是再出去一趟吧，家里学习忙得很，沾上了没得完。”后来他和李英敏同志谈话了，回来就要我不要再理他了，我很害怕，因为讲的时候冲口而出，等到仔细一想，完全就是破坏学习，于是我就跑去跟他借书，并偷偷地跟他讲，你没有把我的那句话告诉李英敏吧?他说没有，我说“你不要讲吧。”“我没讲你什么?”这是跟他订一种攻守同盟的意思。 + +　　(廿四)羽山告诉我，他的处分问题又延期半年，他说，当时他和骆佩珍继续保持关系是征求过杨沫、林杉他们的意见的，可是到了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却依然责难他，这是今年三——四月间的事情。 + +　　(廿五)学习开始后，我不能外出，有一个星期天，我要陈敏凡跟他去公园里走走，陈敏凡回来告诉我说：“羽山还想去上海一次，不过偷偷的，谁也不告诉。”(没有讲过) + +　　（(廿六)对昨天写的材料中关于“家族”的组成的原因作一些补充。我现在觉得“家族”的组成表象上是大家偶然凑在一起，实际上是隐隐约约可以看得出来，是由汪明和杜高操纵和主持着，因为今天当我回顾汪明和罗坚的关系时，特别有些感触，为什么他和罗坚如此熟，甚至口口声声说比我跟他的友谊还要深刻，但他就不把罗坚经常往路翎那儿带，而单单带我呢?这是使我不能不怀疑的，现在我一点也不信任汪明了，我相信他是听了路翎的命令，按照路翎的指示，在“家族”中活动的。） + +　　(廿七)汪明和另一胡风分子陈卓猷也很熟的，陈卓猷的《演员创造论》还送了他一本，他们认识的经过，我不知道，但据汪明声称，陈卓猷跟他很好。 + +　　(廿八)我和吴祖光讲过本所王礼易的恋爱事件，还有黄钢同志跟胡英远离了婚，但是关系仍然很亲切，我也讲过。(没跟别人讲过) + +　　(廿九)王黎拓刚来本所时告诉过我，陈局长跟他爱人关系不好，我也告诉过吴祖光。 + +　　(三十)去年，反对胡风反党集团斗争初步展开的时候，文协扩大会议举行了好多次，就在那一时期，有一天杜高告诉我说：“现在《文艺报》的事情搁在一边了，主要是搞胡风。”他又说，某次大会上聂绀弩同志说：“舒芜脱党的时候，你们(指胡风集团)欢迎他，他向党靠拢，你们就打击他，这里头实在有问题值得研究。”于是胡风就站起来说：“这样谈问题，我就只好不发言了。”杜高的言下之意是为胡风抱不平，并且又说，后来老舍站起来说了话，说这会又不是斗争会，“大家冷静一点”。(我可能跟洪遒说过) + +## 补充材料（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二日） 田庄 + +　　（一） 公刘来本所不多久，我在洪遒同志家里认识了他，后来汪明也来了，他和汪明在香港就认识的，据我记得，大概还在一起住过，因为他告诉我，汪明开夜车的功夫是惊人的。而后我们一起吃过两回饭。有一次是我陪他去看汪明，有一次是汪明来我们这里，因为汪明剧本刚出版，拿到稿费，似乎两次都是汪明给钱的。 + +　　（二） 有一天，我跟公刘在他房里聊天，不知怎么谈起路翎来，他说他觉得路翎很有才华！他想认识认识，我说我认识路翎，汪明跟他很熟，可以给他介绍。过不几天，是一个星期六，我和汪明、陈敏凡一起到西郊苏联展览馆看捷克展览会，下车碰到路翎和他老婆、儿子三人也去看展览会，路翎叫：“汪明。”我们把快步变慢在他们身边走，我说：“有个写诗的公刘想认识你。”路翎说：“公刘？我看了他最近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小说，写得很好嘛。”照我当时想，汪明一定是会跟路翎一起去参观展览会的，我心里并没有觉得不可以（那时材料没公布），并且已经放慢脚步了，但是汪明忽然快走起来，朝着展览会的售货部走去，我和陈敏凡也就跟着走了，没有说其他的话。回家碰到公刘我把和路翎的那段对话告诉了他。 + +　　（三） 有几天公刘非常烦恼的样子，我问他烦什么？他说是关于《阿诗玛》的事，说以后他再不干《阿诗玛》这种事了，吃力不讨好，我问他具体的事情，他说：他搞《阿诗玛》，一共只拿了五十元稿费（说这话以后不久黄铁又给他一百元），开始在《云南文艺》登的时候，还只写了个“公刘润色”。而其实他是出了相当多的力量的。为了《阿诗玛》，他写了一篇文章，就是整理《阿诗玛》的经过，当时在云南要谁写谁也不写，推给他写，结果最近这篇文章出问题了，外文出版社一个外国顾问给提了一大堆意见，说《阿诗玛》的整理工作是粗糙的，主要就把公刘提了出来。外文出版社要他和黄铁写个答覆，他和黄铁说，黄铁要他写，说她署个名字，他写了，周扬同志批下来说这个答覆太骄傲了，对外国顾问不够尊重，应该拿到文艺报公开发表讨论，到了这时候，黄铁又说她最好还是不署名的好。 + +　　后来，他又说过黄铁对创作《阿诗玛》电影剧本不够负责，下圭山是他，构思是他，写诗是他，黄铁拿去就是轻飘飘的提两条意见。原来黄铁自己在写另外一个剧本。 + +　　他还说过黄铁的关于《阿诗玛》的署名问题，在云南就有人给提过意见，据说省委还研究过这个问题，但黄铁在外面讲，她没有什么错误。（这事我简略和王黎拓谈论过，是王黎拓跟我提起的，他说他和《人民文学》的几个同志听说黄铁现在以作家身分住在创作所都觉得奇怪。他又说黄铁在武汉时曾写过一封信给陈局长，要求到《长江文艺》工作，信他看过，文字都不通，他们坚持不要。） + +　　（四） 我和汪明同写剧本的时候，刚刚讨论完故事的第一部分，分工是由汪明执笔，他还没有开始写，有一天他告诉我他把故事告诉路翎了，路翎说不错，可以写。（没跟别人说过）。 + +　　（五） 杜高和汪明跟我讲过，吴雪和孙维世不对头，吴雪干预过孙维世，孙维世是留苏的，而且有事情就上总理那儿去了，他们说，将来吴雪一定给孙维世排挤掉。并且说孙维世跟吴雪不对头主要是因为金山被开除党籍的缘故。在讨论金山的错误时，孙维世就始终没有发言。（没跟别人讲过。） + +　　（六） 杜高从西南工地回来不久，有一天跟我讲，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是在监狱里写的。我问他怎么知道？他说是在工地上听一个苏联专家说的，那个专家在远东领导过阿扎耶夫的工作，不过他不是犯的别的什么罪，是工程上出了错误。（跟洪遒、王黎拓讲过） + +　　（七） 我最后一次见到杜高和汪明是在文联扩大会议开除胡风会籍的那一天，往外走的时候，我碰到他们两个，杜高对我说：“这就是阶级斗争呀（湖南话）。”（感叹之意）我埋怨他：“你看，我跟你讲，《攻克柏林》那个文件不能给别人看，你拿给路翎，还说，路翎么，有什么关系，看怎么得了。”他也很着急，说：“路翎该不会讲吧。”因为会散得晚，我们没有再说其他话就各自回机关了。以后，汪明曾给我写过一封信（交了），还打过一次电话，意思是要跟我谈谈学习的事情，我没有答应他，那时我的问题已经初步提出来了。（这个电话也向领导上讲过的）。杜高没有再通过消息。（没有跟别人讲过） + +　　（八） 《洼地上的战役》发表后，受到了严正的批评，有一天我和汪明在东单到王府井大街上散步，他对我说，他问过好几个中学校的学生，他们都很喜欢这篇小说，我们都对于这种批评感到愤愤不平，他又说：“我真不同意他们这种搞法，我一冲动就给《文艺报》写封信去。”后来关于胡风反党集团向党进攻的材料发表了，他还对我说：“好在我那封信没有写。” + +　　(九)我曾经听本所王黎拓(也可能是洪遒，记不清楚了)说过，电影局用人不当，有一个什么会计在我们局里作了半年出纳，后来到另一个什么工业部门去，就作了会计处的副处长。这话我跟杜高、汪明他们说过的。后来我还听洪遒告诉我，电影局在干部问题上是有缺点，文化部知道，还给了批评，说电影局“赏罚不明”。这些话在闲聊天时，我也跟杜高讲过的。 + +　　(十)由于我对创作所领导不满，觉得这里不培养年青干部，跟杜高、汪明他们常常发牢骚，我对他们说：“你们这样儿的到我们这儿一样作编辑，坐编辑部，我们这儿作编剧的全是省文联主席呀这样的大干部。”杜高和汪明就感叹道：“你跑到电影局是没搞对，你应该到我们这儿来。”据汪明告诉我，他说他有一回还跟李之华谈过，但我说：“没有可能，算了吧。” + +　　(十一)我到杜高姐夫潘开次家里去，每次都是有杜高在场的，除了已交代的有关胡风的谈话内容外，我和潘开次还说过关于《水浒传》中宋江的典型问题，金圣叹到底反不反动的问题，孙悟空到底是不是农民典型的问题。 + +## 补充材料(八月十三日) 田庄 + +　　一、一九五三年上影剧团秦怡来北京参加妇代大会，曾借住在吴祖光家里几天，后来才搬来本所。有一天我到吴祖光家玩儿，秦怡刚刚外出，吴祖光告诉我说，秦怡一直是跟他友谊很深的，因为秦怡当年离婚时，就是他(吴)给她主持公道，并领她逃出家庭来。所以秦怡有时连老金(金焰)都不告诉的话，都告诉他。 + +　　二、东老去世的那天早上，我头天就在生病，发热很高，躺在床上没有起来上班，所以不知道。九、十点钟时，柳正午跑到我房子里来，告诉我东老死了，并且说是死在灶间里，生前还写了字等等，还说到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是自杀死的。后来唐忠琨又到我房间里来，他说东老生前是有很多阴暗思想，很可能是自杀。以后，我再没听见过别人谈论此事，我也没跟别人谈过。 + +　　三、汪明和陈怀皑、刘燕驰都是剧专的同学，感情很好，汪明跟我一起去他们家里两三次，汪明也单独去过。 + +　　四、汪明和巴鸿，李露玲都很熟，汪明自认是巴鸿的儿子小鸿的干爸爸，他们似乎在香港熟识的，汪明单独看过他们。 + +　　五、我跟巴鸿两个议论过电影局的领导，觉得电影局人材多，但是不会用。他告诉我他要离开电影局回舞台去。 + +　　六、有一次在青年宫听中国近代史报告(一九五四年)，我碰到陈怀皑，我们相互发牢骚，说电影局培养干部没计划，搜罗人材最多，但是不大胆使用，他说：“唉!在电影局就是一样糟糕，今天不晓得明天会让你干什么，不像剧院里一样，前途发展如何，清清楚楚，做导演就做导演，不会明天又让你去做个什么别的。”并说：“电影局现在这种情况不好。干部涣散，浮动不安，应该改正。” + +　　七、一九五四年某天，我到洪遒屋里去，我告诉他跟吴天玩儿去了，他对我说，吴天这个人，听说摆官架子。我不同意，问他坐在屋里，怎么会知道吴天，他说是陈卓猷刚来讲的。 + +　　八、我的问题已被提出后的第七个星期(七月下旬)，有一天黎铿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打了好几个电话，都说我出去了，既然能够外出，问题一定是完了，要找我聊天。我说没完不能出去，他就说找陈敏凡八点半去恩成居宵夜。到了八点半钟，我和陈敏凡还在一起，不想分开，而且我没有吃晚饭，也想宵夜，自己觉得自己问题不大而且恐怕是快要完了，没有关系，所以就跟陈敏凡一起去了。到了恩成居，黎铿见我很高兴，请我吃东西，我说现在跟我接触，给他惹麻烦，他一点也不觉得如此，非常轻松愉快。后来我就问他，陈卓猷是不是隔离反省了，他说：“这一点我真佩服他，简直连房都不出，好像根本没这个人一样。”又说主要是谢铁骊来主持对陈卓猷的斗争。还说：“谢铁骊很行的呵，是不是。”我问他如何碰到杜高汪明蔡亮的，他说在中山公园里碰到的，还问他“小田怎么样?”他说他们情绪轻松极了，完全和从前一样吊儿朗当，跟我是“天上地下”之别。我因为出去没请假，不敢多坐，很匆忙的吃了点东西就先回来了。临走，我告诉他，“如果有人问你跟我谈什么，就说谈陈敏凡考试的事儿好了，免得给你添麻烦。”那天还谈到他的私生活问题，值得交代的就是如此。当时我们都以为我的问题简单，很快就完了的。 + +　　九、汪明和《人民日报》国际组的陈有为很熟，他们怎么认识的我不知道。陈有为我见过一面，但没有交谈。陈有为和汪明经常通信，并且送过汪明一支英雄钢笔。今年初，汪明还告诉我，陈有为准备给他介绍一个爱人，是《人民日报》的一个同事，并且约定一个星期天晚上去《人民日报》跳舞，就此介绍认识。那星期六我没去，他们到底介绍了没有，我也不知道。陈有为常去汪明那里，汪明也去过陈有为那里，每次总是谈上好几个钟头，并说谈的非常愉快，汪明还借过陈有为代借的材料(剪报)，还有陈有为给他的人民日报的通讯员通讯(大致名字，确实名字记不起来了)，很多本，是一种小册子，似乎不是秘件，汪明随便搁在桌上，我还翻过一两本，是指导通讯员写作的。汪明和陈有为的关系，是离开“家族”，单线发展和联系的，我怀疑这里面是不是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 + +　　十、一九五三年某天，杜高拿一本李健吾翻译的高尔基著《华沙·席列日罗娃》给我看，说他要写一篇文章批评李健吾给该书写的译后记，论点他先不说，要我看看是不是那译后记真有错误，错在那里。我看了告诉他，说是有错误，错在李健吾对剧中主题思想的错误理解，支持他写文章。他写了给《文艺报》，没有登他的，后来他收在他的论文集里。一九五四年，《文艺报》事件发生后，我还跟谈过这篇文章，我们说这是文艺报向名人低头的一例，并鼓励他有适当机会要提出来。 + +　　十一、胡风的反党的三十万言发表后，我曾经跟杜高汪明说过，胡风有些地方真是厉害咧，你看他在一九五四年三月给党写的报告中，就把俞平伯划到胡适那边去了，而俞平伯研究《红楼梦》是胡适思想的问题，我们却直到六月里才提出来。杜高和汪明他们说：“是呀，恐怕党中央从这个报告中也的确发现了文艺界的一些问题了，不然文艺报的事情，不会搞得这么严重的。” + +　　十二、我已交代过的那次汪明杜高告诉我胡风有个给党的报告已经印出来了的那次谈活中，有遗漏，就是他们还告诉我，胡风的报告是四部分，有些是讲他(胡)跟周扬的关系的。具体内容没谈。 + +　　十三、今年我跟王黎拓一起写剧本时，他曾几次跟我讲创作所压制徐启恒，有一回还跟我说，创作所不接受批评，具体的事情，就是他说他碰到徐启恒在哭，原来徐启恒挨了一顿斗争，他对张起，张健这事大为不满。同时他还跟我讲过好几次鞠盛如何有前途，努力肯干，他说：“编剧班这些同志将来都比我们编辑部的人行。”(按：田庄在编辑部工作) + +　　十四、一九五四年某日，吴祖光和新凤霞两个来我这里，我问他们干什么去，他们说有人请客，吃饭回来。我问谁请他们，他们说名字不能告诉我，只说是我们对外做情报工作的一个机关负责同志。吴祖光说：“你(指我)听说过敌伪时期上海的一个有名的汉奸叫作袁殊的没有?”我说没有，他说，就是袁殊请他们吃饭，袁殊是给党做地下工作故意打入敌伪机关的。但是袁殊的现名他说不能讲，跟他们一起吃饭的有廖梦醒，因为我记得新凤霞说到廖大姐的。这事我没跟杜高、汪明说过，可能跟洪遒说过，记不清楚了。 + +　　十五、一九五三年——五四年间有一天，吴祖光从天桥某戏院看《天河配》回来，他说他在那么小一个戏院的角落里看到周扬同志和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在一起看戏，周扬同志看到他，好像不大好意思似的。他并说听到一些有关王金陵和周扬同志的风言风语，来源没提。我没跟人讲过。 + +　　十六、胡风的三十万字公开发表以后，有一天荒煤同志给艺术会议作有关此事的报告，说到三十万字中曾提到文艺界养了一批人，培养一批不能做作家的人硬要他们做作家，荒煤同志说：“你们(指开会的人)听着，你们都是胡风的报告中硬要培养的人。”说罢就笑了，到会的人很多也笑了。会开完以后的某天，我碰到杜高汪明，跟他们聊到这事，我说：“我真不懂，为什么有些事情要咬紧牙巴骨说，明明我们是有硬让不能当作家的人当作家的情况嘛，我们那儿就有，我不懂得有什么好笑。”我并举了杜谈同志做例子，说明我的看法，我说杜谈身体又坏，文字也差，体验生活要带采访员侍候，简直不能写东西，但电影局就宁可培养这样的干部，不培养年轻的。类似的话我可能也跟王黎拓说过。 + +　　十七、我和王黎拓一起，议论过林艺同志，他说他看过林艺同志为了什么事写的一张条子，简直文句不通，我说林艺同志的《金银滩》是最概念化的，可是居然让他去作过编剧班主任。 + +　　十八、我和杜高、汪明议论过《土地》，还是远在《土地》公开发行以前，大概是在谈艺术的特点的情况下开头的，我说《土地》的编剧，像郭小川，指导土改的社论都常常由他写，但写出个《土地》来，就是概念化。 + +## 田庄交代材料中关于蔡亮杜高的材料 + +　　（五人小组：） + +　　这是田庄近日来所交代的材料的副本，请迅速转给剧协五人小组，他们亟须这样材料。并请剧协五人小组将“家族”小集团有关材料抄转给我们一份，是盼。 + +　　（敬礼！） + +　　田庄在继续交待中，如有新材料，继续送上。 + +　　 田庄问题专案小组一九五五年八月十六日 + +　　一、我认识蔡亮是一九五三年初，由杜高介绍的。杜高先已经跟我讲过他有一个年轻的美术学院的朋友，是个天才，徐悲鸿最喜欢的学生，他在长辛店机车厂体验生活时认识的，有机会要给我介绍。后来，杜高又谈到蔡亮要给他介绍一个爱人，也是美术学院的高材生。并定于一个星期六到王里家里碰头。那天我也去了，蔡亮还和一个姓吴的男同志领来了邵晶坤，这是我第一次和蔡亮碰头。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完全是个天真的青年，他大概那时也正是刚满二十的样子。这次会面以后，杜高去青岛了，我们当时不熟，没有一起玩。可以肯定，杜高和邵晶坤讲恋爱，蔡亮是出了力帮忙的。 + +　　二、一九五三年夏天，杜高从青岛回北京后，蔡亮开始常常跟我们玩，当时他主要是作为杜高的朋友出现的。他给杜高画了一张像，杜高拿镜框框上挂起，几乎逢人就夸蔡亮天才，有时也当着蔡亮面夸，据我记得，杜高也带他到潘开茨家里去过，他给潘开茨画了一张像，潘开茨也拿来挂在墙上。杜高告诉我，潘开茨很满意，说蔡亮了不起。蔡亮跟我们大家玩儿的初期，是不大说话的，几乎总是沉默的坐着，或者就是给这个那个画速写。但是“坐”得很有兴趣。常常来找杜高，并跟大家在一起。据我知道，当时他还是学生（现在是研究生）。很少钱用，杜高是给过钱给他的，并且几乎经常请他吃饭。 + +　　三、从一九五三年夏天起，蔡亮陆续认识了罗坚、杜鸣心、陶冶等人，跟他们偶而也有直接交往，大概就是这一时期，蔡亮自己也就有了“家族”观念了。杜高和汪明曾经在我面前讲过，“家族”中除陶冶外，蔡亮也是“忠”于“家族”的。但应该指明一点，蔡亮主要的是跟杜高直接交往，尤其是他作研究生以后，下午不用上学，他常找杜高的，我从杜高的话里知道，他们两个人经常聊天，内容不知道。 + +　　四、带蔡亮去吴祖光家大约是一九五四年初，我和汪明带去的，他和吴祖光两个谈起来，还要算是吴祖光的外甥（什么来由我不清楚），于是他喊吴祖光做舅舅，新凤霞做舅妈。吴祖光很喜欢他，还专门请他画过一张梅兰芳演醉酒的画，登在自己的散文集《艺术的花朵》里。后来知道蔡亮有爱人，还专门请他们两个吃螃蟹。他也给新凤霞画过速写。但是据我所知，蔡亮并不常去吴家，恐怕他一个人从来没去过，几乎都是跟大家一起去的。 + +　　五、一九五三年年末，杜高曾经告诉我，说美术学院本来决定要派蔡亮去苏联留学，因为蔡亮骄傲自满所以作罢。这事我没有问过蔡亮，但后来杜高又讲，蔡亮不是由于骄傲自满不能去，而是由于身体不好，没检查合格。 + +　　六、蔡亮在“家族”内是以小弟弟的姿态活动，杜高和汪明完全以大哥自居，对蔡亮极尽拉拢之能事，一九五四年蔡亮去乌鞘岭工地体验生活，汪明给他呢上衣御寒，大概还借毯子给他。今年他去地质勘探队体验生活，汪明给了他皮大衣，并五十万元（旧币）。一九五四年有一次我、杜高、汪明去蔡亮宿舍，看到蔡亮的铺盖破旧，杜高讲要我们大家给他买套新的，并要蔡亮自己提出要什么，说：“我们要跟你来‘家族’温暖的。”当然，终于也没买。一九五三年蔡亮没鞋子穿，我也给过他带毛的皮鞋的。 + +　　七、蔡亮从乌鞘岭回来后，想画画，首先是跟杜高商量的。杜高告诉我，他给蔡亮出了主意，但蔡亮也终于没接受，还是按照他自己想的画《借宿》（已刊登）。有天我碰到蔡亮，他把《借宿》的构图和含意告诉了我，并说团中央要送一批画去参加青年联欢节美术竞赛，要他画张画，因而他可能再有时间去补充生活，他要求听我的意见。回来时我写了一页短信给他，说我看《借宿》的含意等都很好，但我觉得去参加联欢节竞赛的话，就应该更欢乐而有朝气一些，我赞成他去补充生活时注意这些方面，如果有灵感就改，没有就画《借宿》。后来他去了，回来还是画的《借宿》。 + +　　八、蔡亮和张自嶷恋爱的事情，我是一九五四年秋天才知道的，有一天我去美术学院找蔡亮，门房说：“他爱人刚才在找他没找着”。于是我才知道蔡亮是有爱人的，当时非常奇怪，因为蔡亮跟我相识一年多，从来没提起有爱人一事。后来我就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早跟杜高讲过的，我问他怎么讲的，他说他告诉杜高，学校里有个女孩子很爱他，年纪比他小，但是却入了党，还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们两个在一进学校时就很好，还亲过嘴，可是就是不好看，他自己有点不太愿意。杜高跟他说：“你这么年轻，谈什么恋爱，别理她，将来你准能找到一个漂亮的爱人。”于是蔡亮就不和我们谈此事了。我问蔡亮实际情形到底怎样，蔡亮说他听了杜高的话以后，回来曾经跟张自嶷讲过他们分开的话，张自嶷哭了一大顿，他们两三个月没有说话，可是后来依然对他很好。蔡亮说：“看起来我没办法，她跟我的关系全校都知道，我那阵不跟她好，连先生都说我没良心。”我问蔡亮到底爱不爱张自嶷，蔡亮说他是爱的，尤其是他有一次挨了江丰同志的批评以后，他很消沉，张自嶷还对他好，给他打通思想，使他很感动。他说：“那次批评是蛮严重的咧，江丰同志在全校干部会上批评的我，我好几个月都非常痛苦。”不过他最后还是加了一句，“就是不大好看，而且很胖，比我胖得多，我们都喊她小胖子。”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蔡亮是真爱张自嶷的，可是杜高的讲法起了坏作用，我跟蔡亮谈了很久，我觉得他应该爱张自嶷，并要他把张自嶷领来我们一起玩儿了一阵。 从此以后，张自嶷就跟蔡亮一起出来跟大家玩儿了。我没有听到过张自嶷使用“家族”这一名称，但她没用蔡亮对我们的喊法“杜高哥哥”等等，所以可以说，她实际上也因为蔡亮的缘故，带进“家族”来了。 + +　　九、张自嶷跟着蔡亮跟我们一起玩儿过很多回，但一般说在我们谈天时她不大说话。今年初，蔡亮去绥远地质勘探队体验生活，她一个人也去找过杜高，因为杜高跟我讲：“张自嶷老来找我，我跟她谈不上来，又不能不理她，真乏味。”她跟蔡亮一样，也是对杜高特别亲的。 + +　　大约是去年末，蔡亮和张自嶷很正经地说要给汪明介绍一个爱人，是他的同学，跟张自嶷同宿舍，叫权正环，党员，张自嶷还把我和杜高领去她宿舍看了一下，但后来没有进行，汪明说那人不好看，不愿意。 + +　　十、去年末，或今年初，有一天杜高告诉我，说蔡亮在他那里写了一夜的文章，杜高说：“蔡亮看到一篇钟惦斐论美术的文章，有些论点，他不同意，他跟我说，我就帮他把论点归纳了一下，鼓励他写，他用功的写了一通夜，写好我又改了一遍，他就拿走了。”后来杜高告诉我，说蔡亮的文章登在墙报上，很受赞扬。 + +　　十一、今年二月起，我决定留苏后，由于准备功课，我几乎没有再碰到蔡亮了。我在和汪明议论对杜高的不满时，曾经谈起，受杜高影响最大的是蔡亮和陶冶，汪明说要找他谈谈，免得他被杜高带坏。过了几天，汪明告诉我说：“蔡亮已经糟了，有人告诉我，说他在学校里骄傲自满，对人说，当年列宁也有好些文学家作朋友的。”于是我们又慨叹，汪明又说要找蔡亮谈，但现在看来，汪明跟杜高不好，在我面前骂杜高是一种撤退的策略，那么可以肯定，他是不会真正跟蔡亮谈的。在这次学习中，陈敏凡告诉我，黎铿在中山公园碰到杜高汪明和蔡亮张自嶷在一起喝茶，非常快乐，黎铿说：“简直没事一样”。就证实这看法是正确的了。所以，蔡亮和杜高汪明的交往是一直进行到这次运动中的。 + +　　十二、蔡亮当然是“家族”的基本成员，连张自嶷也应该说是。蔡亮自己已充分具有“家族”观念，并使用“家族”这一名称。但蔡亮的位置不高，因为他小，他主要是由于杜高的拉拢，跑到“家族”中来的，他跟杜高的关系很深，这需要他自己交代。蔡亮在“家族”中虽然位置不高，但起的作用是大的，他是我们“家族”的领导者杜高最常夸的天才，并且是我们“家族”吹嘘自己是天才集团的第一个幌子。随便到哪儿，杜高要卖弄我们的“才智”和“聪明”，总是要蔡亮画速写，杜高要追罗啸华也是蔡亮画速写，杜高要追王蓓，也是蔡亮画速写。蔡亮可以说是我们“家族”要向人们进攻的前哨。我曾经目睹蔡亮在一九五三年初的情况，我觉得，他是由于在“家族”中，由于和杜高的关系，变坏了的，尤其是杜高，给了他很多极坏的影响。蔡亮后来显然是骄傲起来，就拿我们当面夸他天才，他受之无愧一点，也就够了。而最早，他是年轻和天真的。蔡亮的变坏，不能不是我们“家族”的罪过。 + +## 田庄交代情况报告 + +## 一九五五年八月廿二日 + +　　兹送上田庄交代情况报告 一件（共5页）请检收为盼。 + +　　（此致剧协五人小组） + +　　 中共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支部一九五五年九月三日 + +　　（甲） 田庄最近的表现： + +　　自从六月七日在编辑部小组会上，进行了一般的揭发与斗争， 继在八月九日第二次斗争会上抛出一些材料后，田庄的问题已基本被突破，当专案小组接连用两天两晚的时间让他口头交代后，田庄便逐日陆续以书面进行交代，目下仍在继续交代中。十一日，我们让他交出信件和日记，发现他前此对组织对斗争会上积极发言的同志深怀恶感，并对运动表现抗拒。在运动开展以来有意的隐瞒他们“家族”反革命小集团，及其他的问题。经过我们反复的交代政策，劝压兼施，他才开始交代。由于其中还有较为严重的破坏性的流言蜚语及其他反动活动事实，他自知问题比较严重因而害怕起来，对着专案小组连呼：“我怎么办哪？”“我完啦！”并捂脸哭泣，不到饭厅吃饭；又说：“我对不起陈敏凡（他的爱人，未婚）”，“我恨杜高”等等，并吞吐地表示请组织对陈敏凡宽大些。近三天在参加全电影局大会回来后，专案小组对他施加压力，他说他的问题只有若干可能忘记的事实尚未交代，但肯定他自己“不是特务”、“如果杜高、汪明是特务，这个‘家族’反革命小集团就是个特务组织，那我就是特务，这我可以肯定。”但他紧接着又说：“我糊里糊涂的当了特务，不过我自己清楚，我并未加入特务组织。”反来复去这样为自己辩护。经过专案组说理斗争之后表示愿意继续坦白彻底交代。 + +　　（乙） 交代的主要问题与事实： + +　　一、 “家族”小集团的成员、“家族之友”及经常来往的： + +　　据田庄交代，“家族”的基本成员是“杜高（李传惠，在剧协）、汪明（静轩，在剧协）、田庄（景岳、田连，在“家族”中被称为“湖南才子”）、罗坚（中央实验歌剧院民间戏曲团乐队）、蔡亮（美术学院）、陶冶（对外文化联络局，现在国外）、杜鸣心（现在苏联），此外，田庄交代说是“经常来往的”，但我们从其他方面得到的材料证明也是“家族”的一员的，有：王里（美术出版社）、江荧（美术出版社）、谢蓉明（上海实验歌剧院）、王正（青年艺术剧院）、王亦放（王正，青艺）、季（纪）芒（青艺）、陈敏凡（电影局）、张自疑（蔡亮的爱人，美术学院）、胡秀玉（陶冶的爱人）、舒巧（杜高的爱人，上海歌舞团）、尤在（大公报）、孟力（在青岛，特务，有血债，和杜高单线关系）、王蓓（四姑娘，上影）、王肇烟（全国文联），此外，据田庄交代，和这个（家族）经常来往的或和杜高、汪明等很熟的，有：吕伦（上海歌舞团）、朱琳（人艺）、孟健（人艺，是天津[四大金刚]之一余晓的爱人）、陈怀皑（演员剧团）、常虹、刘燕驰、巴鸿（演员剧团）、黎铿（演员剧团）、王黎拓、鲁军（剧本创作所）；此外，青艺的萧崎，据交代说只是“家族之友”，还有半年“候补期”，要再“考验半年”才能入。据田庄交代，他们“家族”的人，曾和黄苗子“一见如故”，经常来往。吴祖光等曾有意让田庄与黄苗子的小姨子郁怡民结婚，（黄是对外贸易促进会已破案的特务。）和电影局胡风分子黄若海、陈卓猷也都关系密切。 + +　　（据供：这个“家族”有两个大哥，一个是“洪遒大哥”，一个是“祖光大哥”和“凤霞大嫂”。他们和潘开茨也很熟，潘是杜高的表姐夫，是农业部集体农庄管理局局长；他们和潘的弟弟潘开佩也有来往，他在人民教育出版社。） + +　　汪明和公刘在香港就认识。汪明和蔡田是在伪国立剧专（江安）的同学。 + +　　据田庄交代，杜高还认识上海人艺的陈琦。并且田庄到杜高家去时，还遇到过本局导演张客，据说他们在上海就熟识。 + +　　二、“家族”小集团的形成： + +　　田庄由胡风分子黄若海介绍认识了汪明（一九五○年），一九五二年，由汪明介绍认识杜高，和陶冶是在没进解放区时就认识的，最初是这四个人常在一起，后来逐渐加入了蔡亮（和杜高在长辛店认识的）、罗坚、杜鸣心（和汪明、陶冶、罗坚，在育才学校同学）－－这七个人是“家族”的基本成员。还有个谢蓉明，是汪明在国立剧专的同学，是田庄在上海市立剧专的同学。这个名称，据田庄交代，是杜高喊起来的，他们这几个人都是以“流浪儿童”自命，因此觉得“家族”这个称呼很亲切，就喊起来了。 + +　　这个“家族”里面的分子，都觉得自己很有“天才”和“能力”，自以为都是“大有天才”的青年，干哪样的都有（戏剧、音乐、美术、理论、文学、电影……）将来都是“前途无量”，觉得组成一个“家族”很有意义，他们曾狂言过：“十年之后，文联主席团，就要换上我们这些人了！”（这句话，田庄不承认他讲过：甚至说，他连听都没听说过，当我们给他揭发后，他说：“假如有这样的话，一定是杜高讲的。”） + +　　据田庄交代，他们事实上是以“天才集团”的面貌活动的，有些人虽然跟“家族”很熟，但他们觉得没“天才”或“没出息”，就不能跟他们更加亲切起来，如：鲁军和谢蓉明。 另外据田庄交代说：他们觉得“家族”只应该有青年人，所以王肇烟、萧崎，都不能在他们心中构成“家族”成员。 + +　　三、 “家族”小集团的罪恶活动： + +　　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据目前的材料看是以杜高为首，汪明、田庄为核心骨干，又是受路翎直接领导的。 + +　　他们过从甚密，一星期至少会见一两次，经常集会的地方是在公园、饭馆、而最多的是吴祖光家，潘开茨家也去过几次，而两次过年，他们都带着酒肉到洪遒家里“过年”，并为“家族”干杯，他们的罪恶活动如下： + +　　（一） 打探和互相传播政治性的流言蜚语以及种种诬蔑性质的谣言。 + +　　1、诽谤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 + +　　2、诽谤、诬蔑中朝、中苏、世界各国青年间的友谊关系。…… + +　　3、诽谤、诬蔑所在机关的领导。如田庄向他们“家族”说了许多关于电影局和创作所领导的坏话，他说电影局老干部排斥新干部，章泯很苦恼，白了双鬓；电影局使用干部不当，一个出纳，调到其他机关当了副处长；说创作所压制新生力量，而“老干部党龄长得吓死人，却写不出剧本来”；说王震之“不学无术”，不懂理论却放在理论岗位上，“把胡说当真理”等；说陈荒煤“不懂装懂、好为人师”等等。 + +　　4、散布流言蜚语。①田庄听吴祖光说，习仲勋说贝利亚是不是党员，还没有查清楚，田庄就向汪明、杜高讲了。②田庄听盛家伦说英国工人日报载，贝利亚先是勾结了他的几个副部长和南俄几个加盟共和国的书记，订立了暴动计划，准备以内政部的武装逮捕马林科夫，然后宣布马林科夫脱离了史大林路线，由于贝利亚的一个副部长的告发，才未得逞。……这话田庄又传给了杜高、汪明、洪遒等人。③杜高听完田汉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报告后，就向田庄讲了，内容与我们一般听到的有出入，如说贝利亚案件公布以后，铁托发表了一个声明，说南斯拉夫问题与贝利亚有关，这里面有私人问题，后来果然查出了贝利亚的挑拨行为。田庄把这话讲给洪遒，洪遒补充说，南斯拉夫党内有两派，铁托一派主张恢复苏南关系，另一派公开投靠美国，索性走资本主义路线。后一派的代表就是前不久被南共开除出党的那几个人。……④公刘跟田庄讲了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情况，田庄又跟杜高、汪明说了。公刘说：印度尼西亚党的领导人，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过领导一个地区；当时的中央委员们，几乎都在一九四五－－四七年牺牲了。那时，他们犯了右倾的错误，结果资产阶级叛变了，把党掌握起来相当多的力量断送了，公刘还对田庄说过，越南有我们的武装部队奠边府是我们打的等。⑤法中友协摄制组里创作所的袁也同志回来跟田庄闲谈说，法国人听说中国的党员常因爱情总是被开除党籍大为吃惊，说如果那样的话，法共就没一个党员了。田庄又把这话讲给了杜高、汪明。⑥杜高对田庄说：“阿扎耶夫在监牢中写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田庄说杜高是从一个苏联专家那里听来的。 + +　　（二） 互相传播消息和情报 + +　　创作所的情况，田庄经常讲给他们的“家族”听，杜高、汪明也常把青年艺术剧院和创作室情况讲给田庄听。例如，抗美援朝的剧本很缺乏，田庄就告诉了汪明创作会上荒煤讲了什么，田庄也告诉他们；青艺演排什么戏，创作室要改组，杜高他们就告诉田庄：吴祖光对田庄说台湾广播让“大陆”作家猛醒中，提到吴祖光和荒煤的名字，田庄又告诉给杜高、汪明等；把所里的未通过的剧本十数本偷拿给汪明看，把创作会讲的内部文件斯米尔诺娃谈影片《攻克柏林》材料给汪明、路翎等看（原交代说由汪明给杜高，杜高又给路翎看的，现在更正说路翎当着田庄的面拿去的。）杜高在青岛宣传胡风反动思想，北京知道了，陶冶就让田庄写信去叫他注意一点；路翎交出密信了，他们就互相传告；杜高开完文联主席团扩大会，就把会议内容告诉田庄和汪明；汪明入朝前集中学习，把讨论内容和学习情形告诉了田庄；胡风写了三十万言“意见书“，杜高就告诉了田庄等等。 + +　　（三）供给胡风反革命集团情报，传播他们的言论，替他们拉拢人、扩大影响：如杜高、汪明把田庄、罗坚等介绍给路翎，还要把路翎领到吴祖光家去。田庄答应给公钊介绍路翎，田庄在编辑部吹嘘路翎，朗诵路翎的小说，还说胡风的文艺理论是有道理的，杜高说总理叫胡风编文艺报，胡风不干，田庄也把这话讲给别人听。又从吴祖光那里听到说，总理说过：胡风培养了干部嘛，他们也加以传播。田庄曾对路翎讲我们剧本创作概念化公式化情况，并且态度很激烈。汪明说路翎年青有为、朴实热情，田庄也在编辑部里照样宣传。等等。 + +　　（四）诬蔑、破坏党和国家的政策。如杜高、汪明跟田庄说过，路翎下乡去了一趟，回来就说乡干部宣传总路线就是“卖余粮就是总路线”。 + +　　（五）互相帮忙，互相吹嘘，卖弄才学，诱惑女人。这些家伙几乎每星期日都要聚会，携带着女朋友说说笑笑。所认识的女孩子，都被他们进攻得晕头转向，这个说谁是稀有的画家，那个说谁是我们青年柏林斯基，谁出了多少书，谁又正写什么、画什么等等。杜高在一九五三年追求邵晶琨，田庄、陶冶、王里就都去和邵认识，一起请邵吃饭，同时大家就为杜高吹嘘卖弄。杜高追求王蓓（他们的四姑娘），田庄也用力帮忙；以后陶冶又给杜高介绍舒巧，替杜高吹嘘，领舒巧找杜高，终于成功。田庄领陈敏凡去看他们，陈敏凡也被他们整的入了迷，总之，他们恬不知耻的在女孩子面前“造成一种气氛”，使对方认为他们“都是一群了不得的天才，青年作家、画家……前途无可限量”，这样来进行诱惑。田庄一、二年之间就跟李子云、唐敏南、文椿、陈敏凡等几个女孩子沾过边，有时同时“恋爱”两个，终日神魂颠倒。 + +　　（六）使用隐语，搞下流勾当。他们把男女关系的事说成“老鹰抓小鸡”、“冒黄油”、“敦伦”、“铁的棍”等等。“小鸡”是指牺牲在他们“鹰”爪下的猎获物－－女孩子；“冒黄油”是从新凤霞评戏班后台那里学来的一句暗话；“敦伦”是路翎在朝鲜说男女发生关系的代称。在电话中汪明就同田庄谈这类的下流话。“铁的棍”是杜高、汪明两人讲印度散文《廿夜间》启发得来的，书里说大匠造女人是取“月的圆、水的曲”，他们就说造男人就应该是“地底平、铁的棍”了。陶冶、杜高、汪明他们经常谈性关系事；谈论女人，品头论脚，描写的猥琐详尽之至。 + +　　（七）互相介绍社会关系，认亲访友。田庄把“家族”的人们介绍给吴祖光认识，杜高又把大家介绍给农业部的集体农庄管理局局长潘开茨认识，田庄、汪明又把大家介绍给洪遒认识，田庄还曾打算把公刘介绍给路翎认识，只因运动一开展未介绍成功。一经认识，男的必以哥哥弟弟相称，女的必以姐姐妹妹相称。全“家族”人，往往在节日假期，聚在一起大吃大喝，吴祖光住所名为“二流堂”，就是这样的地方。 + +　　（八）“家族”成员中除了党员，他们几乎个个申请入党，但又个个对组织生活不满，认为“乏味”，觉得“很苦”，说团生活像小孩子玩艺儿。他们写自传也互相传阅提意见，如杜高、吴祖光的自传都“请教”过田庄，汪明写自传“请教”过罗坚，谈了一夜，事后罗坚告诉田庄：“给了汪明以指示。”他们（如杜鸣心、蔡亮、田庄等人）都想法争取出国留学，杜鸣心已在莫索尔斯基音乐学院学习，蔡亮因思想作风太坏，未去成…… + +　　（十）他们曾张罗买（或租）一幢房子合住，做为他们活动的据点，房间分配都已有了计划，吴祖光、王肇烟曾分头奔走找过，只是因未找到房子才未成为事实。 + +　　（十一）运动开始后，他们互订“攻守同盟”。如： + +　　汪明给田庄信（六月三日）：“……一方面要斗争胡风分子，一方面要和自己的各种缺点斗争……我和杜高皆如此。”“……不久我大约又可重整旗鼓了……”杜高、汪明、田庄等到吴祖光家，说：“……学习很紧张，我们在交代和路翎关系！”吴祖光说：“你们是‘年幼无知，交友不慎’，会被原谅的。”为他们规定了问题的性质，以便统一交代。 + +　　运动开始之后，田庄在创作所、陈敏凡在电影局同时散布：“和杜高早就不来往了。”杜高常托闻樱（王黎拓的爱人）带话给田庄说：“你告诉田庄：你每天还看见我哪！”汪明曾问袁也：“你们那里胡风分子是谁？有没有我认识的？” + +　　七月末，黎铿曾约田庄、陈敏凡到恩成居吃夜宵，告诉田庄，在中山公园遇到杜高和汪明，他们非常轻松，什么事也没有，后来又说：“别人问起，就说我们是谈的陈敏凡考大学的事！”陈敏凡隔离后，赖明两次去找她，并给田庄带信他交代的谈话内容，也是“问陈敏凡考大学的事。”羽山自外边回来后，田庄向他说：“你还是出去吧，家里学习很紧张，一沾上就不得了。”后来他又告诉羽山：“别告诉李英敏。”羽山说“不告诉。” + +　　（丙） 目前对田庄交代问题的初步估计： + +　　（一）田庄自被我们斗争突破以来是交代出来一些问题，如上边所列举的，而且至今看来仍然比杜高、汪明、陈敏凡等交代得多，但，杜、汪、陈等所交代的材料中田庄仍有未交代的，而且有较重要的问题仍有多件未作交代，如杜高交代出来“家族”小集团是有组织、有纲领，并且有赏罚制度等（重则开除出“家族”，轻则呼为“同志”而不以哥弟或姐妹相称，以示警告等）。 + +　　（二）就我们所获得的检举材料及田庄的表现来看，田庄仍有较重大的情节隐瞒，就在写这报告的时间，我们又找他谈了一次话，并要他交最近已写出来的材料，内中便说到曾把在朝鲜所得知的有关军事的秘密泄露给陈敏凡，他自己供称，为了这件事曾五六晚睡不好，写这材料时，心都提到胸口，怕得很，务希组织上宽大。又如我们指出他历史上有问题也应快些交代，便冒了头说从前在他父亲处认识过一个特务等，当我们指出应打消顾虑彻底交代时，他并未敢抗拒，只是仍然有些惧怕，答应继续坦白。 + +　　（三）就我们手头掌握的他们“家族“中来往的信件中所提到的材料来看，田庄还有一大部分未做交代，特别是有关“家族”的形成问题及他与汪明、杜高、路翎的关系等。另外田庄交代他所知道的杜高的历史与杜高自己交代的大不相同。 + +　　因此，我们仍计划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机让他快些彻底坦白。 + +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田庄专案组整理） + +## 对《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的补充意见 + +　　（一）田庄现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编辑部担任助理编辑，打印稿“现在电影局担任剧本编辑”应改正如上。 + +　　“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镇反期间死掉”，应改为：“他父亲是国民党官吏，田庄曾隐瞒其政治面目，现已死掉。” + +　　（二）尤在似不是党员，可调查一下。 + +　　（三）鲁军现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室工作。 + +　　（四）文椿现在电影局艺术研究室工作。 + +　　（五）“八一制片厂”之赖明（张冠球）据现有材料来看，他只与田庄、陈敏凡关系较密切，因为新来北京不久，可能与小“家族”关系较少，列不列上请考虑。 + +　　（六）田庄致汪明信中原句为：“……每天开会写总结，提意见，这是一个行政干部小科员必需履行的义务，我逃不脱这种悲惨的命运。不要对我有什么希望，我是一个平常的人，让我在平常的生活中打滚吧。” + +　　我们基本上同意《关于“家族”小集团的情况》这一材料，另，提出以上几条具体意见供参考。 + +　　 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田庄专案小组九月十二日 + +## 陈敏凡的有关交代 + +　　据陈敏凡交代问题摘录如下：“……参加反革命集团的‘家族’成员，有北京剧协剧本创作所杜高、汪明、舒巧（杜高的爱人）。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是有组织的有领导的，参加这个“家族”是经过审查的手续，并有候补期，吸收之后要履行一定的仪式（请客、送礼等）性质极其反动。“家族”的活动：（1）传播国家重要机密；（2）散布路翎反革命分子的影响，如：杜高常常夸路翎有学问，“家族”的人经常与路在一起吃饭；（3）掩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面目，如说胡风是思想问题等；（4）在文艺见解上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相一致相呼应，如汪明不学马列主义，杜高的文艺论文《单纯与美及其它》完全是反动的；对待新的正确的文艺作品采取嘲笑，如对《时代列车上》，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则大肆宣扬，彼此倾慕。受批评后“家族”都大为不满，写文章进行反批评；（5）两面派手法；（6）腐烂的生活作风及赌博搞男女关系；（7）互相吹捧并对外宣传拉拢人；（8）企图组织集中活动未成；（9）胡风问题揭露后家族布置撤退等等活动。汪明、杜高曾授意陈敏凡，要陈很好的到蔡老处（蔡付局长），目的是为了窃取机密，实际上陈已照办了。 + +　　陈敏凡系青年团团员，思想较落后，是该“家族”成员之一。此材料供参考。 + +　　此致 + +　　（剧协剧本创作室） + +　　 电影局局本部五人小组邱八月十九日 + +　　据陈敏凡交代的问题摘录如下： + +　　与反革命集团“家族”有往来者，有剧协李维时，这个集团是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活动，参加这个集团的人，须经“家族兄长”看过，根据对象分别有不同的候补期，被吸收之后要进行宴会送礼等。这个“家族”的反革命活动是：传播国家重要机密，散布路翎反革命分子的影响。掩盖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面目，进行赌博，胡搞男女关系，集团内的人互相吹捧并对外宣传、拉拢人，扩充组织，企图组织集中活动未成，胡风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后“家族”布置撤退等活动。 + +　　此案情较严重，牵扯较广，如该人尚未交代，希严加追查。 + +　　陈敏凡系青年团员，思想较落后，是该家族成员之一，此材料供参考。 + +　　此致 + +　　（戏剧家协会） + +　　 电影局局本部五人小组邱秉经八月十九日 + +## 杜高小集团（家族）重要成员罗坚交代材料（抄录） + +　　（一）我和他们几个接触的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 +　　我和汪明认识得最早，来往最多，谈得也最多。（怎样认识的在以前材料中已谈）和杜高田庄还有陶冶（这个人也是我的同学，但不认识）的认识是很晚的（54年年初）都是通过汪明的介绍，因为他们和汪明很熟悉的缘故，所以我和他们是一见如故的熟悉起来了。但是我和这几个人的接触却少得多，杜高是在我认识他以后的不久便到工地去体验生活去了，一去就去了十个月。在他外出的时期常常写信给汪明，有时也问到过我（这些信都保存在汪明那里），和田庄陶冶仅是一般的接触，到田庄所属的机关里参加过几次跳舞晚会。陶冶请我去看过戏，（有时文化部审查什么节目）在这几个人里我接近得多的是汪明。去年我常到院部开会，会开完我常常就绕到青艺去看他，在那里吃一顿饭。有时礼拜六晚上我就住在他那里，我们就是在这些时间里谈一些问题，而在这些谈话中，除了谈一些我以前材料里所写的那些问题之外，更多的是谈到我们在爱情上的一些事情。这就是所谓的“知心话”。在1954年里，我曾经很喜欢电影演员剧团的一位女同志，我和她仅只有先后同学的关系，我很想有机会和她建立更深的友谊，而汪明和田庄都认识她，他们在这个时期里给我打气，帮助进行分析和策划，因此我和他们接触中，这件事是我们主要的话题，在院里和我接近较多的是程若、梁克祥也了解我这情形。 + +　　另外，我认识杜高、田庄以前，他们三个就已经非常接近非常熟悉了。就在我认识杜高田庄之后，也是他们三个人接近得多一些。汪明杜高的生活非常自由，田庄也是每天晚间没有事情，他们就常在一起做彻夜的谈话，他们自称是谈文学与创作问题，而实际上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研究了些什么，我是不了解的，我没有参加这种深入的谈话。并见他们三个人常常来往于路翎的家里，我从没有跟他们去过，我并不认识路翎，只是在去年十月间，我从青岛回来，到汪明那里去，偶然的碰到路翎也在那里，汪明给我作了介绍，握了一个手，没有讲一句话。当时给我的感觉对方很严肃很傲慢。随后路翎就很快离开。这是我和路翎唯一一次见面的情形，上次材料里说得不很清楚，现补充说明。 + +　　据我知道和路翎熟悉的还有陶冶，陶冶从外地回来时还给路翎送过礼，表示和他有深交。他并常在一些人面前夸耀他认识路翎。据以往汪明告诉我的，当第一批胡风集团的密信公布之后，陶冶还在饭厅里（文化部）吹嘘过自己和路翎很熟，当时汪明还非常不满意陶冶，骂他荒唐，说他这种时候还说这种话，还说不知道他在文化部里还乱说了我一些什么呢等等。陶冶现在跟文化代表团去印度尼西亚了。现在我看得很清楚，在他们检查交代的过程当中，正因为他们想掩盖他们那些肮脏的不可告人的东西，而拼命的缠住我，用缠住我的办法来回避他们另一面最本质的东西，我自己应该承认，在过去和他们的交往中是表现得很亲密，我自己的确是由于某种虚荣心理所驱使，而和这些隐藏着反革命的所谓“有才能的青年作家”交了“朋友”，而这些在今天却成了他们隐藏自己的烟幕，因此在这里我提出以上这些实际情况，这些经过我实事求是的考虑过的情况，请组织上对这些情况进行具体调查。 + +　　（二）在上次材料里我提到过，他们活动的范围很广，他们接触许多社会上的知名之士，并从这些地方获得一些消息，在这个问题上再作些补充。就我所知道的，他们和吴祖光非常熟悉，其中特别是田庄，常到吴祖光家里串门、聊天。我也曾跟他们去过，而吴祖光又接触了许多上层领导同志，如阳翰笙、夏衍等。他们在那里得到一些消息，然后又来广播，我所写到有些关于去年文联扩大会议的一些事情， 据他们讲就是从那里听来的。我所知道的还有另一件事。去年十月我从青岛回来到汪明那里去，杜高当时也在那里，（他刚从乡下回来）一见面他们就对我说：“你知道关于你父亲的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们说：“你都不知道，我们可知道了。”于是他们告诉我，父亲将任驻苏大使的事情。我问他们从哪里知道的，他们先是不肯告诉我，后来才说是吴祖光说的，吴祖光是从夏衍那里知道的。 + +　　田庄和蔡楚生很熟，也常从那里听来一些小广播。如我所知道的，在去年全国人民代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选举结果尚未公布，田庄就告诉我，谁是主席，谁是委员长，谁是总理，并说副总理是五个文官五个武将等，据他说这就是从蔡楚生处知道的。 + +　　另外，他们和文联的一个干部叫王肇湮的很熟，我听见有一次王肇湮把文联讨论关于剧本上演税的事情告诉给汪明。（当时大概是刚讨论完）详细的细节我记不得了，大概是关于独幕剧和多幕剧出版上演的一些具体办法。 + +　　和他们熟悉的还有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洪遒、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的鲁军，青艺的肖崎等。 + +　　汪明在人民日报还有一个朋友，不大来找他，但是交情很深，互相之间有时也通信，那个人大概叫（刘）或者（何）大为，在人民日报搞国际资料，据他们自己讲，他和这个人的认识是他在朝鲜时向人民日报投稿，于是那个人就要求和他通信交朋友。我在汪明那里看到过这个人两次，汪明并没有向我讲过很多关于这个人的情形。现在回忆起来，这种关系好像是十分不正常的，在接触中他很少提到这个人。 + +　　以上这些是我和他接触过程中我所了解的他们社会关系的一些线索。 + +　　（三）我曾经帮助汪明做了两件事：第一，我妈妈认识一位曾经参加过大革命、有着许多革命斗争经验的朱老太太，她的女儿和我妈妈是地下工作时期的同志，五四年春天我妈妈来北京时告诉我，朱老太太年纪很大了，应该有人把她一生的斗争历史记载写下来，我当时就想到了汪明，我很希望汪明能把这些材料写成文学作品，于是我曾经请这位朱老太太到汪明那里去谈过一些材料，但是以后汪明对这些材料并不感到兴趣，因此作罢。第二 ，今年年初，汪明想写关于在上海就义的烈士王孝和的剧本，他要我能在什么时候问一问我父亲，在了解这个英雄人物上应该掌握些什么东西，我只把这事问了我父亲一起工作的一位同志梅达均，梅达均同志只简单的告诉了我一些关于王孝和就义时的一些情形，我把这个转告了汪明。 + +　　 －－抄自中央实验歌剧院罗坚材料 + +## 根据罗坚所交待的材料补充以下两点情况 + +　　一、罗坚在“家族”小集团的作用： + +　　罗坚是以自己是党员和是我驻苏大使刘晓同志的儿子被人看中的，并以在解放前“共过患难”的“老朋友”关系，和用给他介绍爱人的办法被拉入小集团的。罗坚曾说自己是一个十足的落后分子。 + +　　根据罗坚所交代的材料来看，罗实际上在小集团中起了政治上的参谋作用。如汪明、田庄的入党问题都是和罗坚谈；杜高申请入文联的申请书及履历表写好后也念给罗坚听，问他这样写是否“通得过”；家族成员之间互相有意见有时由罗坚进行谈话。运动开始后杜高、汪明感到了运动要搞到自己头上来，罗坚也主要地帮助他们分析、提供意见。在订立攻守同盟时也征求罗坚对家族的看法 ，罗坚说这是一个自由主义温情的小圈子，缺乏批评自我批评，汪明就把这些意见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 +　　此外罗坚曾不止一次的在小集团内泄露党的机密。 + +　　二、补充“家族”小集团和吴祖光的的关系： + +　　据罗坚交待： + +　　(1)他们曾在吴祖光家中看过台湾（或香港）的画报，共有五六本，内容有选举世界小姐等。据吴祖光讲是由华侨联谊会借来的。还看过香港的《周末报》，及内容淫荡的《十日谈》。 + +　　(2)吴祖光与潘汉年的关系很密切。罗坚说在吴家中时曾好几次听他们谈到潘汉年，罗听说潘汉年到北京来时曾到吴家中去过，并曾在王府井原国际书店附近的饭馆谭家菜（？）请吴祖光吃过饭。吴祖光在上海时潘也请吴吃饭，新凤霞在上海演出时潘也请她吃过饭。 + +　　(3)吴祖光和东单“和平书画店”关系很密切，吴在那里可以随意将好画拿回家去先着，吴曾带领家族中的人去和平书画店看过书画。 + +　　(4)吴和他住处附近的四川馆（益康）、云南馆（康乐）关系也很密切。而且罗坚曾听吴祖光说过，说“益康”的老板过去是党员，1949年才脱党的，说老板娘是川岛芳子的妹妹，还说有一个厨子过去当过公安局长。 + +　　请将有关吴祖光的材料专摘抄致文化部办公室转有关方面。 + +　　 李超 9.17 + +## 关于杜高的重要补充 陶冶 + +　　我自从和杜高结交了“朋友”之后，在政治上一天天的走着下坡路，一直走到了悬崖的边缘。这次运动就像悬崖勒马一样的把我拉了回来，我在由衷地感激运动拯救的同时，我不能不愤怒地控诉这位引我走向深渊的反革命胡风分子杜高。 + +　　杜高，这个反革命分子，他是怎样想把我拉下水的呢？ + +　　一九五三年他在青岛写给我一封信，这封密信的内容和所有揭发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中的密信一样，他对我做了“几点指示”，并且要“坚决执行”。杜高和一切胡风分子所采用的反革命的两面派手法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 + +　　他首先“歌颂”了一番我对于新的工作环境的热爱，继而又用了许多“美丽的”形容词如“看得出来你对于自身缺点的猛力震撼”、“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等话来对我加以“鼓励”，接着就是他要灌输给我的“两面派”思想了，他要我“靠近组织”，要我“不要给别人感觉是个旧习气很重的人”，要我“多买些新书来读”等等一连串的“指示”，并且嘱咐要“坚决执行”。 + +　　狐狸尾巴就在这里露出来了。一切坏的东西都是经不起分析的，杜高显然是要我和他一样的搞“两面派”。这就是胡风分子杜高对我的阴谋策略之一。那封信就是他的罪证。 + +　　平素在日常生活中，杜高也没有放松过对我灌输这种两面派的思想。他要我“穿灰布制服，不要老是穿得那么笔笔挺挺的”。要我“对人不要过份热情，你那样热情有什么好处呢？人家不一定领会，不会用同样热情来回答你的。”要我“不要把从国外带回来的礼物到处送人（指送给在同一单位工作的同志），那反而会引起别人的嫉妒，只送给家族兄弟就行了”。他的这些思想，只能予人得到这样的认识：嫉妒、冷漠和虚伪。 + +　　杜高不仅在做人上给我灌输些虚伪、冷漠、嫉妒的观念，同时还培养对于人生的虚无主义思想。他说，“我把什么事情都看穿了，不过那么回事”。并说，路翎就是个虚无主义者。在文艺观点上，我也受了杜高很大的影响，我很少看到他读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新文艺作品，在他看来，这些作品都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他妄想自己要做中国的契诃夫，他宣扬着要写“人的爱”，他要创立“独特风格的剧本”。据我知道，他在创作室是没有一个剧本获得通过的，即使是被否定了的剧本，他还念念不忘地要将它出版，以达到他的别有用心的目的。杜高经常给我们读别林斯基、契诃夫、罗曼罗兰这些伟大的作家，鼓励我们读他们的东西，现在看来，他的这种谈论也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从揭发的材料看，翻译这些大师作品的人很多都是胡风分子，如满涛、贾植芳；杜高也给我介绍普希金的“欧根·奥尼金”，恰巧翻译这本书的吕荧也是个胡风分子，杜高和吕荧也是有联系的。这些胡风分子都是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歪曲这些伟大作家的先进思想的。 + +　　杜高和路翎的关系，有如路翎和胡风的关系，不，他们根本就是紧密地连在一起的，他们是一个黑帮，一个系统，一个反革命集团，即：胡风反革命集团。 + +　　我曾亲眼目睹杜高翻阅路翎抽屉中的胡风给他们的密信，杜高并告我说，“胡风要路翎多写，多出版……”果不然，路翎写得又多又快，而且都一篇篇的发表，一本本的出版了。路翎的写作计划，路翎口袋里有多少字，杜高都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在事业上是互相支持的，因为他们干的是相同的反革命事业。 + +　　杜高倒在路翎的脚下，并且把路翎看成他将要效仿的人物。他盛赞路翎的“才华”，吹嘘他的“创作能力”，说路翎曾经写了几百万字，说时并用手比，让你看到如果摆在书架上，有这么厚一摞。说完这个还嫌不足，又说他现在身上又有几十万字。 + +　　当路翎做了假检讨后，杜高于是又说，“路翎也在批判胡风，但是批判激情不够。”杜高在替路翎和他自己掩饰他的反革命面目时的说话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也是别具一番苦心的。他不只说“在批判”，而且也说“激情不够”，这种说法就使听众信以为真，并乐于传播，以达到他们“退却”的目的。 + +　　杜高也是按照胡风给他的喽罗们布置的策略“退却”的，杜高不断的做假检讨；他和汪明一起商量合写路翎的材料，在《光明日报》刊出他写的“胡风是我们的敌人”这种骗人的花招，这种虚伪的文字把戏；他给年轻同志们做批判胡风的报告，在我们这些和他亲近的人中树立他是“反胡风”的印象，以便帮助他“退却”，以便掩饰他的做为胡风分子的反革命面目。我就是一个完全失去政治嗅觉，受到他的蒙蔽，受到他利用的人之一。我做了胡风分子杜高的帮手，我犯下了严重的过失，给革命利益带来了许多的危害。我在反省，悔过并决心赎罪的同时，我要在这里控诉杜高，控诉这个反革命胡风分子，他是企图把我拉下水的，他已经把我拉到了极危险的境地，要是没有运动，我就毁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上了，而今我已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 +　　杜高这几年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除了上述以外，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培养我们对他的“忠诚”，培养对于整个“家族小集团”的“温暖”、“友爱”，藉以和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分庭抗礼。在日常生活上，他则施以一些小恩小惠，用与胡风分子们惯用的办法，如给你一些“同情”、“鼓励”、“体贴”、“关怀”，所以他常说：“还是惠哥好”，“还是家族兄弟温暖”。 + +　　杜高是具有他的反革命的个人野心的，他一本本的出书，他利用我们做他的义务宣传员，都是为了达到他的“十年以后坐上文联主席台”的卑鄙目的。 + +　　杜高在家族小集团的地位，是为首的，是居于领导的地位，他是直接受胡风集团骨干分子路翎领导的，因此，他在家族小集团的活动，他的野心和追求，都是一种政治性的活动，都是反革命的目的！ + +　　必须把胡风分子杜高从文艺界中清洗出去，以纯洁我们的文艺队伍。 + +　　批注：陶冶为“家族”小集团骨干分子，所写材料供参考。 + +　　 中共文化部办公厅支部十一月二十一日 + +## 蔡亮的交代材料 + +## （系中央美术学院杜高反动小集团成员蔡亮张自疑交代） + +## （原件缺页） + +　　三、胡风运动开始时，杜高说：“胡风都病了，他算完了。”“路翎这下也跟着倒霉。" + +　　有关小家族的问题 + +　　1，第一批材料尚未公布时，杜高说他正在写关于胡风的文章，蔡亮和杜一起去潘开茨家，潘说：“不能因为胡风在个别问题上有错误就说他全盘不对，有些用语还是有创造性的。”杜说：“胡风在个别问题上还是对的，但整个的理论是错的。” + +　　2，大约六月底，张自疑和杜高在中山公园见面，杜高说：“这次的教训是党叫你向左你就向左，千万不要向右一点，以后有牢骚在我们朋友之间发发还可以，千万不要向外面发。”又说“人家不知道我们在搞什么玩意，不过家族以后不要再提了。”后来蔡亮果真没有向组织谈到家族两字，因为杜高说：“家族可带来不少麻烦，这次可把我整惨了”。 + +## 黎铿揭发材料（关于杜高） + +　　在运动开始时，我写的揭发材料中就提到杜高。汪明、田庄和他们有一个什么“小家族”。现在我补充一件具体事情。 + +　　在4月第一个周末的夜晚，我和其他同志到中山公园喝茶，见到汪明、杜高、蔡亮（中央美术学院的）以及一个女的（我不认识她）也在喝茶。在简短的交谈中，杜高和汪明问我：“小田呢？很久没见他了。”我说：“他还在学习吧，我也没见他几个礼拜了。”他们两人互相看了看，笑着说：“咦，怪了，他怎么搞的？”当时我感到他们非常轻松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还问：“你们学习完了？"他们说：“没有，正在学习呢。”他们那种轻松的表现使我奇怪，我当时想 ，他们两人跟路翎的关系比田庄要密切，怎么他们俩倒那么轻松没事呢？ + +　　关于他们那个“家族”的成员，在杜高给田庄的信上，我看到提到的是除田庄、、汪明外，还有罗坚（据田庄说，他是我国驻苏大使刘晓的儿子，是党员，现在大概在歌剧院工作，去年他常到吴祖光家去）。 + +　　常跟他们四个有来往的，有：蔡亮、陶冶（在对外文化联络局工作），还有一个姓谢的，大概是在上海工作的，去年来北京实验歌剧院跟《草原之歌》那个戏学习导演。 + +　　（单位批示）黎铿为群众，思想落后，他本人问题尚未弄清，此材料可供参考 + +　　 演员剧团五人小组谢铁骊杜粹远 15/8 + +## 王里（美术出版社）提供杜高材料 五五、六、八 + +　　我有一个朋友杜高，一九五○年我和他在铁路文工团工作，后我调铁路画报社。……五二年他从朝鲜回国，调青艺工作，和路翎同住一个宿舍，因此我找杜高时有时碰到路翎，就这样认识了，见面打打招呼，从未单独谈过。 + +　　（……） + +　　在我认为，起码杜高对路翎甚至胡风的人或“作品”是有些崇拜的。 + +　　五二年，可能是批判胡风思想的时候，我曾陪同杜高跑遍东安市场的书摊搜罗胡风的书，记得只有《在混乱里面》一书没有买到，我想杜高本来是研究文艺理论的，需要这些书来研究以便更好的批判胡风的唯心论，可是后来他赞扬了胡风的某些文章，说他写的好。他向我推荐了胡风的《和新人物在一起》，说胡风所以能写出这样感人的东西，是因为他是以艺术家的宇宙观来描写生活。现在想来，这不正是胡风的论调吗？ + +　　文艺界批判路翎《祖国在前进》剧本和一些小说时，杜高说路翎的作品是有它的错误，但他更认为这些批评文章过于幼稚，说服不了人。同时讥讽写文章者都是教条主义。杜高和我聊起它(路翎作品)，说《初雪》是近几年来最好的短篇小说，它没有什么攻击、冲锋，从两个司机帮助朝鲜妇女搬往安全地带这一平凡的生活中体现了中朝人民真挚的爱和血肉关系，杜高还说过路翎年轻有才华，写过那么多的东西，真了不起。 + +## 王里交代杜高材料 + +　　1949年6月苏州解放时相识他和纪芒、李牧之、李痕同在苏州租一民房同住一起，无职业，那时他和纪芒在改编《俄罗斯问题》话剧并和苏州一些中学生接触，以青年导师自居，在他们的住处给学生们谈马列主义(还谈解放区的一些出版物)，杜高能写文章，写剧本，开始对他崇拜，他才20岁，是“天才”，于是盲目崇拜，他那时无经济来源，全靠李痕负担，杜高喜欢跳舞，天黑就请他去跳舞，在苏州不到一个月，上海解放，我们就一同到了上海。 + +　　1950年杜高调总工会工作晚上住儿童剧团，改编苏联《红领巾》剧本(他与剧团的孟远是朋友)，杜高要周泽请他上舞场(又名萌子，在儿童剧团工作)。记得上海第一次开文代会时，和杜高曾在少儿报工作的一位党员同志被选为代表，杜高认为没有选上自己大为不满，因为他是根本瞧不起这位同志的，他在我面前发牢骚说，这位同志什么都不懂，文章都写不通，完全是靠党员的招牌被选上代表的，显然他是从个人出发嫉妒别人甚至仇恨党的组织，他要周泽请客去跳舞，他说不能当文代会的代表太痛苦，太不甘心，要去找刺激来麻醉自己，他毫无坚持的丧失了青年团员和革命干部的立场。这一时期我所知道和他接触最近的是儿童剧团的孟远和虬江路小学校长李牧子。 + +　　杜高的父亲是老干部，在山东大学教书，杜高出版的《在思想战线上》论文集，就是他的父亲介绍给私营文光书店出版的。后来杜高的另一本论文集《战斗和战斗者》是王西彦给他介绍到上海文化社出版的。王西彦是杜高的姑父。 + +　　杜高给王里信抄件转去剧协 + +　　 人美社五人小组办公室 八月六日 + +　　（亲爱的王里：） + +　　前次给你寄过一页短信，那是写于一种烦恼和急燥的感情中的，没有接到回信。 + +　　（现在要告诉你一件好消息，今天接到一封李之华同志的感人的信。首先是我的剧本的构思鼓舞了他很大兴趣。其次是你前次告诉我的不愉快的，而且奇怪的信，有了下落，原来是山东大学一位《文艺报》的通讯员，叫李希凡的，他自称来访过我(我却一面未见过此人)，说对我印象不好，说我讲文艺界虽然整风，但大家仍看张君秋和吴素秋的戏，说我讲胡风不做检讨。于是《文艺报》把信转到创作室，对我在这里的工作作了真实的鉴定，且提出表扬。又有一位市委宣传部老同志写了热情的信给艺术局提出表扬。我听了很感动。(此均系内部问题，除田庄外，不必对任何人说)对冶弟也不必说，他的口不稳，而且对此事他也不甚关心。我相信正义是会胜利的。） + +　　我现在匆匆给你写信是希望你安心，不必为此事忧虑。 + +　　亲爱的朋友，我感激你和你的关怀。 + +　　田庄寄了封信来，我很感动，已作复，也是封长信。 + +　　友情啊!朋友之爱啊，永远的支持着我和我们。 + +　　我正在写戏，这一晌心情不太好，现在又安心了，创造吧!把善良给人们。把爱给人们。 + +　　回北京的时候，再畅叙离愫吧! + +　　（拥抱） + +　　(这封信是杜高1953年在青岛四方铁路工厂体验生活时写来的) + +## 杜高和汪明的补充材料 + +　　由于吴院长的几次报告和参加一两次斗争会，使我彻底的认识了敌人的真面目。文件上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分子不是历史上有问题，就是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石羽的情况完全证实了这些话。石羽历史的复杂、恐怖，使我吃惊，他的伪善的面目被揭穿了。于是，我便联想到杜高，这几次为了清理自己的问题，将解放以来的言行回忆了一遍，我突然发觉到，我的所有对组织不满的牢骚、怪话、“小广播”以及对许多问题的错误看法，对这次运动的不能全身心投入，主要是受了杜高的影响，(当然，我自己也有许多思想问题)。我说这句话是通过思考的，而且是受到党的不断教育和启发而逐渐明白的。我过去写杜高的材料之不能彻底，原因是我被他过去的假象所欺骗，我一直以为他是思想问题，以为他只是为人有缺点。我提起笔就考虑，运动过去后大家还要见面，深怕写得过火了，当运动展开不久，他故作轻松地到剧院来打乒乓球，吃饭时的那种若无其事的样子，并且他还告诉我，说创作室主要对象是鲁煤，他不过是思想问题，基本上已经过去了。我又一次地被他欺骗了!我为什么这样容易受他的欺骗呢?原因是我从感情上希望他不是政治问题，免得连累我。由于这种思想的阻碍，我不能全面考虑和研究他的问题，仅仅是孤立地去记忆他给我说过什么，所以怎么想也想不完全，近几天，我从他的为人、一贯的言行、生活态度、思想品质以至他的历史作了全面的回忆，我发现杜高的问题十分严重，有必要写这一补充材料，以供组织参考。 + +　　(一)我首先对杜高的历史表示怀疑，他经常对我说什么“革命家庭”，什么他是“流浪儿翻身”，如何被国民党特务迫害，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一个证人，他不像别人，谈到自己的光荣历史总不免会谈到某人知道或与某人一起，可是杜高的“光荣历史”没有任何人知道，好像他“干革命”完全是单枪匹马的，现在愈想愈不可信。他从桂林时期一直到解放，他没有谈过一个老朋友或知心的同志，尤其是在贵阳和香港两地，好像普通朋友也没有，不知道他这个“流浪儿”是怎样生活过来的?实在可疑。他在吹嘘他的聪明才智时曾透露过，他逃难到贵阳后，在《贵州日报》当过编辑，而贵州日报是国民党官办的反动报纸，能在这样的报纸当编辑还能做出什么好事?他到北京后，认识的人非常多，而且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而且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就搞成了他们的所谓“家族”的小集团，而且他是以家长自居的。就以他这样一个会交朋友的人，在国统区的漫长的岁月里会没有大量的“朋友”？不是的，不过是那些“朋友”是不可告人的吧!总之，我对他的历史表示怀疑，他是一个来历不清的人。 + +　　(二)杜高是个没有爱国主义感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人，我随便举几件小事情来说明我的看法。今年的“五一”节，许多同志去观礼，他也是其中之一，而且他是第一次观礼，别人观礼回来，总有许多感受，不但看见了毛主席，还看见了赫鲁晓夫、布尔加宁这些伟大的领袖们。，别的人都兴奋异常，可是他无动于衷，好像不曾看见似的。还有，当我们谈到担心今年天旱歉收，以及我们国家在外交上的每一次胜利的时候，他一贯是不感兴趣的。 + +　　(三)杜高不论到那里爱乱翻人家的东西，在小组会上，兰樱同志曾指出反革命分子路翎也爱到处乱翻，而他们到处乱翻，绝不是过去我们说的仅仅是一种坏习惯，和他们整个人回味起来，我认为他们这种举动是别有用意的。 + +　　(四)杜高的《星星照亮的天边》拿到创作室讨论，同志们提出了许多意见，光未然同志也提了许多宝贵意见，叫他修改。由于光未然同志关心年轻人，提出意见之后，不免要鼓励几句，可是杜高回来就造谣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他的剧本了，他硬要我在吴院长和孙副院长面前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他的剧本。他还说，剧院选择剧本主要是听光未然同志一句话。他企图用这种手法欺骗剧院领导，我没有受他的骗，因为我不相信他的那个剧本会得到光未然同志的肯定。(这话他和许多人讲过，但谁也不相信) + +　　杜高一面说光未然同志如何肯定他的剧本，如何重视他，一面又污蔑光未然同志，他说，现在领导上开始重视新生力量了(他指的领导是光未然同志，好像光未然同志过去不曾重视新生力量似的)。还说：我们的剧本能否在《剧本》月刊发表只要他一点头就行了，能否上演也是他一句话，今后必须靠近他，他也需要抓住一批能写的人作为他的势力的。 + +　　(五)杜高对丁帆同志的仇恨之深是难以理解的，他说他终有一天要报复丁帆同志，他的剧本中的反面角色丁一凡就是为了在精神上报复丁帆同志而取名的，而且他说以后的剧本的反面角色都要取名丁凡。 + +　　我们在后政文工团和丁帆同志对立，以至发展成与组织对立，主要是由于杜高的挑拨，(我自己也有严重的缺点)就拿我个人来说，过去不认识丁帆同志，和丁帆同志在文工团也只相处一两个月，而且我和他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为什么一碰就不和了呢?我也常想，到底是为什么呢?找不出答案，我们也常互相问，到底是为什么，杜高说：“起因是丁帆同志和他同时用一个题材写了文章。”可是，他的文章发表了，他是胜利者，如果说恨，应该是对方，所以这也不成其理由。到底为什么，要杜高本人来解释了。(杜高可能回答是由于丁帆同志在《文艺报》写文章“破坏”他，这已经是到了北京以后的事，我所说的是在文工团的时候。) + +　　杜高不但挑拨我和丁帆同志的关系，他也用各种方式阻止我接近进步的同志。洪纬同志从东北回剧院后，主动的来接近我，帮助我，所以那个时期接近比较多，杜高和汪明就恶毒地讽剌说：“你和洪纬发生感情了? ” + +　　(六)在运动初期，杜高曾给我说过，他说：“胡风的问题可轻可重”，这句话给我带来很坏的后果，当时我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认识不清楚，是思想问题或是政治问题我也拿不定，他这一讲，我以为胡风问题只是思想上反动。这样一来，我对杜高的问题觉得更不足轻重了。因此，在运动中，我一直相信他是思想问题，和反革命分子路翎的关系也只是受到一些文艺思想上的影响，所以我迟迟不能彻底的揭发他，他所作所为也不能够很快的记忆起来，当然，我自己也存在着许多旧思想阻碍着我，不能很快的投入运动，站稳立场，对杜高，汪明进行揭发，这我也要作深刻的检查，可是杜高的这种话对我是有影响的。 + +　　更值得提出的是，杜高一面说他是思想问题，创作室的主要对象不是他，而且说他已经没有问题了，可是他另一面又表现得那样害怕，运动展开后到处乱打听，两次约我到外面去，告诉他剧院对他提出了什么材料，尤其是东北回来的那些年轻的同志说了他什么。(一次在公园一次在和平餐厅)很显然他是要我传达剧院同志们对他提出的材料，以便伪装坦白交待，如果剧院没有提到的就企图隐瞒。 + +　　(七)杜高、汪明和我说过的话，现在又想起了这些，我不作分析，将原话写在下面，字句上可能有错，主要内容我是仔细地回忆过的。 + +　　①杜高对我说过，汪明也在场(汪明我记得也同时说的)他说：“吴祖光说，艾青同志在吴祖光家里说，胡风如果是长期潜伏的特务，当时在上海为什么不害周扬同志夏衍同志?” + +　　②杜高在运动初期说：“胡风不是‘特务’”。 + +　　③杜高说：萧军常到胡风家去，萧军说，现在我比你轻松了，搞什么文艺批评!搞创作就不会惹这许多麻烦了，你看我现在，他们(指党)要团结，我就来，要冷我，可冷不死我(字句可能有出入，意思没有记错) 。 + +　　④杜高说：“刘（芝明）部长发生问题后，萧军非常高兴，大请其客”。 + +　　⑤汪明从朝鲜回来后，在谈他的创作计划的时候，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志愿军里也有开小差的”。 + +　　以上是我现在能够回忆起的，我都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供组织参考，我还要继续的回忆，只要我想起那怕是一句话，或是一种感觉，我都将不断的作补充汇报。 + +　　 萧崎 八月十七日晚 + +　　萧崎本人反省态度很不好，正促其交待中，材料仅供参考。 + +　　抄送局，在东后文工团反领导的活动，及在运动中的两次会面(中山公园，和平餐厅)还要他详细的写。 + +　　 田蓝 八月十九日 + +## 萧崎对杜高的检举材料 8·20 + +　　1、杜高每一作品写完后，总是先给路翎看，路翎也非常欣赏他的作品。 + +　　杜高拿着自己的剧本常说：路翎肯定一个作品是不容易的，谁的作品他都瞧不起。 + +　　（当杜高的剧本被否定时，他说：今后写剧本须改变作风(意思就是写概念化的作品)要想争取剧本上演，只有写概念化的作品。） + +　　2、杜高说《钢铁运输兵》根本不能算是一个话剧，没有人物性格，黄悌再也写不出东西来了。 + +　　3、杜高约萧崎在公园见面时，萧崎说运动开始就轮到我首先检讨，犯一次错误(指在东北后政文工团时)要检讨几年，杜高接着说：“东北的事不要回来谈，现在麻烦已经够了。”萧崎说：我已承认是小圈子，而且已经批判过了，没有必要怕人讲，田蓝要我写你们的材料，田蓝说我和你同流合污，现在形势逼着我非写不可了，不过我不会为了自己就乱编材料，你们说过什么，我就写什么，临分手时，杜高说：有些话是无意中说的，不能代表我的思想，不要把什么话都端出来呀! + +　　4、杜高说：潘开茨说：潘汉年被捕了，我姐姐还不让他胡扯。 + +　　5、杜高问萧崎，你们吴院长和孙院长之间可能有矛盾，萧当时说“可能，可是表面上，还看不出来。”有一天，孙院长有张戏票，请金山打电话转告萧崎(萧曾向孙院长要过戏票)这时萧崎到孙院长处去拿，正巧吴一铿同志打电话问孙维世同志要票，这时孙院长感到为难，萧崎说，给我吧，吴一铿同志看过彩排了，这张票就给萧崎了。事后萧崎对杜高说：“这张票为什么不给吴一铿，孙维世一定对吴有意见。”杜高接着说：“怎么样，两个人都是搞业务的会没有矛盾?” + +　　6、运动一开始，杜高对萧崎说：“创作室对象是鲁煤，我不过是思想问题” 。 + +　　7、今年“五一”节观礼回来时，别人都很兴奋的谈到毛主席，他是无动于衷，他想的是如何拿剧本上演，广告上把他的名字和名导演的名字登在一起，如何出版拿稿费…… + +　　8、从东北回来后，杜高把《到汉城去》的剧本，改为《向三八线前进》出版之前，杜高跑到田局长那里请田局长题字，不知他怎样糊弄田局长，总之田局长给他题字了，于是就用田局长的题字大为宣扬，萧崎说，楼部长知道会出问题的。杜高说田局长都同意了，他有什么办法，而且他的那种完全否定的态度不见得就是对的，在东北没有办法给他争论，到了北京他还管得着? + +　　9、《星星照亮天边》写好后，杜高说：光未然同志已经肯定了我的剧本!让萧崎在吴院长和孙院长面前也这样说。 + +　　杜高说，剧院选剧本主要是听光未然同志的一句话，我们的剧本能否在《剧本》月刊发表，只要他一点头就行了，能否上演也是他一句话。今后必须靠近他，他也需要抓住一批能写的人作为他的势力的。 + +## 舒巧的材料 + +## 即转文化部中共党委 周而复 17/10 + +　　据我了解在杜高周围的人有：陶冶，他称杜为“惠哥”(杜高原名李传惠)，杜高亦称陶为“冶弟”。杜自己说在生活上给陶一些关心、照顾，陶有困难或苦恼就来找杜商量。陶在国外期间经常在我们面前吹嘘他的朋友，特别是杜高，“青年作家”、“小才子”……之类。在我面前就谈得更多些，从缅甸回来，就介绍我和杜认识(约三月里)，汪明,自称是他的最亲密的战友，他们差不多一两天就要见一次面，我认识杜高期间经常在杜高家遇见他。罗坚， 歌剧院的乐队队长，他们把他当作大哥哥看。蔡亮，杜高说是他最喜欢的弟弟，美术学院的研究生，据蔡亮的爱人张自疑说：蔡亮比较崇拜杜高，在文学上，有时杜和他谈谈，对他的画提提意见，使他很信服。大概在两三年以前认识杜高。王蓓，上影演员，据杜说她是来青艺演《屈原》时认识的，他们很熟，有时谈话到深夜，青艺有人以为他们在谈恋爱，杜否认。杜给她写信称她四姑娘，他们互相经常的通信。萧琦和他们也很接近，他们称他萧老琦，或萧琦大哥。陶冶的爱人胡秀玉也认识杜，胡也托陶带礼物送杜高、汪明等。上海实验歌剧团(即我在的团)谢容明、伍黎亦认识杜高，杜高并未告诉我，但罗坚到上海找过他们，而且从他们那儿知道我和杜高的事，所以，他们应该是互相认识，而且有连系的。谢给杜高一封信，称他“惠兄”。 + +　　陶冶常说：“我们的家族……怎样怎样!!”他称他们这一伙人为家族，而且说杨秉荪(现在匈牙利学小提琴)想参加，但他们不要他；说过：要参加是不容易的，要有一定的条件的，轻易不吸收人。 + +　　运动开始之后：文联扩大会那天中午我在他那里，从会场回来他情绪很紧张和激动，而且说到过吕荧太傻。钱部长曾和我谈过他和路翎有一般的关系，要我作思想准备，同时可以对他作一些了解和启发他交待。我和他谈了，他说他只是看路翎被批评得可怜，太孤独，所以在生活上和他接近，照顾他一些。可是别人由此怀疑我的，这很糟糕，没有这件事就好了。他说他是曾经很崇拜路翎的才华，说路翎俭朴、刻苦，简直看不出是个坏人。说他写了《祝福人们》，路翎鼓励他出版，这点他要控诉，也检讨自己在路翎面前说过坏话，牢骚，被利用。他说他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胡风分子。鲁煤被看起来，他想不通，他说他怕在报上看到他的名字，在路翎的密信中提到他。又说可能不会这样，因这几年他们都在北京，不用写信，口谈就不要紧了，还说幸亏没见过胡风，他给我写信曾说运动在月底(六月)要结束。他又说过，人是有二元性的，他能写英雄人物，党的优秀党员，那他本人的思想水平也是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他对我说：你从我作品里可以了解我整个的人。 + +　　他说《淮上人家》是现象的罗列，对它完全是蔑视的态度。他自己写勘察队的剧本，也说这样的东西以后不写了。他说他就要写像《雷雨》这样的剧本，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曲折甚至离奇的，他说这才叫戏剧，他和我谈过他的一些创作计划。故事、主题都是虚构、伪造的，我对他提出意见，他说我是文工团员的观点。 + +　　那次谈话，他知道我从钱部长那儿回来，又问我钱部长还问了他一些什么。情绪亦很紧张。 + +　　他有个姐姐，似乎称“纯姐”，不是亲姐姐(她丈夫在农业部工作)，和杜高等关系比较密切。 + +　　杜和他父亲关系不十分好，据他说是他不满父亲在解放区又结了婚。和他哥哥关系密切，常写信，寄过一次稿纸和钢笔，杜的作品他哥哥很重视。 + +　　肃反运动以前曾和我父亲谈过一次话，大概是谈文学。 + +　　我对他的了解，绝大部分是听他自己讲的，所以确实与否，我不知道。 + +　　（供参考） + +　　 舒巧十月十五日 + +##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给文化部艺术局的信 + +　　（徐明同志：） + +　　剧协为审查杜高“小家族”专案，向我院要与这个“小家族”有关人的简略材料（现在写的三份材料就是照剧协的要求和规格写的），请局办公室审查后速转剧协李超处为盼。 + +　　此致 + +　　（敬礼！） + +　　 八月十九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 +　　（转剧协） + +　　（艺术局五人小组） + +　　 八月十九日 + +　　王正 原名：王正 曾用名：黎焚 王亦放 + +　　性别：男 年龄：二十六岁 籍贯：湖北省云梦县 + +　　文化程度：大学肄业 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教员） + +　　个人成分：学生 政治面貌：团员 + +　　此人历史上尚未发现有何政治问题，但其父系一革命叛徒，现在汉口受管制。王正在很长期间内未能从政治上和他父亲划清界线。 + +## 和汪明、杜高等的关系 + +　　王正由于在剧院担任剧目工作，和杜高、汪明有密切接触，后来因本身思想反动，立场模糊，逐渐被杜高、汪明拉拢，接受他们影响反对剧院领导。并为他们传播反革命谣言。加以此人素来崇拜反革命分子路翎，和政治上可疑分子纪芒一道宣扬胡风、路翎及其作品，攻击党的领导，更为杜汪“小家族”赞扬和支持。 + +　　在此次运动中由于党的严格教育，王正立场有明显的转变，不但在斗争中大胆揭露了纪芒的反动活动，同时还检举了路翎、杜高、汪明之流的反革命言行，现在已被提拔为战斗中的骨干分子。 + +　　 八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 （盖章） + +　　纪芒 原名：姚瑞焕 化名： 姚蒙柯 + +　　性别： 男 年龄：三十二岁 籍贯： 江苏省武进县 + +　　文化程度：同大学一年 家庭出身：小资产阶级（小商人） + +　　个人成分：小资产阶级（蒋匪军佐 新闻工作者） + +　　政治面貌：群众 + +　　此人在1942 年参加国民党，曾在蒋匪交通警察总队任中尉书记。 在蒋匪第六十二师任上尉书记，抄发作战命令，掌握机要工作。 + +## 和汪明、杜高等的关系 + +　　纪芒在解放前（1948年－－1949年间）与杜高关系极密切，杜高离开伪青年军政工队后即到常熟与纪芒一起演剧、编报。常熟解放后，他二人一起从中统特务头子石民庸处索得路费往苏州，与李牧子、王里等人会合后转赴上海。 + +　　纪芒与杜高先后转来北京工作后，表面接触虽形疏远，但纪芒与以杜高、汪明为首的“小家族”的关系还是较密切的，特别是纪芒一贯反组织、反领导的情绪，以及他公开攻击党、顽固的支持反革命分子路翎及其作品的行动，是与胡风集团及杜汪“小家族”如出一辙的。“小家族”所散布的许多恶毒的反革命谣言，有一些就是通过纪芒来传播的。 + +　　纪芒在运动中揭发了一些“小家族”散布反革命谣言的活动，同时也初步揭露了关于杜高历史情况的材料。 + +　　 八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 +　　肖崎 原名：杨斌毅 化名：杨绍乔 + +　　性别： 男 年龄：三十三岁 籍贯：贵州贵阳市 + +　　文化程度：初中二年肄业 家庭出身：自由职业 + +　　个人成分：自由职业 政治面貌：群众 + +　　此人在1937年曾参加过共产党，1939年脱党，以后始终未接上，这段历史，目前尚无证明材料。 + +## 和汪明杜高的关系： + +　　据他自己交代是他们“家族”的朋友，不在“家族”内，在东北后勤文工团时他们即是一伙小集团，狂妄自大，谩骂领导，除佩服路翎和他们之间互相吹嘘外，看不起一切人。在群众中吹嘘他们集团的作品，打击别人的创作情绪。回京后，他们来往密切，常在一起污蔑党，污蔑同志，并互相小广播及制造政治性的谣言。 + +　　运动中订攻守同盟，肖崎给杜高汪明通风报信，并多次约会密谈。 + +　　 八月十八日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支部委员会（盖章） + +## 青年剧院小组会检举抄录 + +　　杜高五二年四月来青年剧院，与路翎结识，很快便成为路翎的崇拜者，认为路翎是一个“有才能的年轻的作家”，经常在别人面前称赞路翎，两个人经常谈创作问题。 + +　　杜高曾有一时期大量搜集胡风的著作，声言准备批评胡风的文艺思想，但之后并未写出一篇批评文章，反而对人赞扬起胡风的文章来，而且推荐别人去读。 + +　　在这之后，杜高在五四年七月份的《长江文艺》上发表过一篇论文叫《单纯和美及其他》，实质是在宣传胡风的“真诚”“爱”“日常生活”之类的谬论，又曾写过一个话剧《祝福人们》对今天的工业管理同志之间的关系，都做了极大歪曲。实际上也是胡风文艺思想的体现。 + +　　杜高的生活特点是欢喜搞小圈子，在东北后勤文工团和汪明、王肇烟、萧崎结成小集团反抗领导，挑拨同志关系，互相吹捧，发展自由主义，直至回北京后这一小圈子仍继续存在，之间经常传播一些流言蜚语，如“契尔卡索夫在上海电影院里摸女同志的大腿”、“刘芝明同志垮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各国青年在一起乱搞男女关系”等等。据说有些是从吴祖光那儿听来的。 + +　　在《文艺报》检查工作时，杜高刚从福建铁路工地回来，听到路翎发言了，很兴奋，立即要求参加会，要在会上发言批评《文艺报》“压制新生力量“（因为五二年《文艺报》内部通讯上曾发表丁帆反映杜高等小集团在东后文工团的情况的一封信），当时被领导劝止，会上未发言。 + +　　杜高在北京与另外一些青年，如田庄、汪明、陶冶、蔡亮、罗坚等人自称为“我们的家族”称兄道弟，相互吹捧以“青年天才”标榜。其间也经常传播“小广播”，田庄甚至把电影局的内部秘密文件，关于批评《攻克柏林》《宣誓》的译文拿给杜高、汪明阅读。在一齐乱扯男女关系的秽事，叫做“介绍经验”。 + +　　以上仅据青年剧院的一些同志的揭发材料及杜自己在学习会上的初步检查所谈出的情况，虽未达到彻底揭发的程度，但已看到其性质是严重的。 + +　　杜高说，毛主席讲胡风的意见书中很多论点是正确的，当然基本上是错了。 + +　　杜高是个伪君子，恶劣，善于拉拢人，打击人…… + +　　杜高的继母是胡风的妹妹。 + +　　 节录王正1955.6.9的材料 + +## 赵青、李珊、王正三同志对杜高的反映 + +　　一、 杜高等人的小集团的成员及其状况 + +　　这个小集团的成员有汪明、杜高、萧崎、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等人，他们自称为一个“小家族”，这些人与吴祖光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间经常互相吹捧、包庇、和组织对立，散布不正确的文艺思想，详情见下边。 + +　　二、 杜高与反党分子胡风、路翎、鲁藜等人的关系 + +　　王正同志说杜高说过“胡风的妹妹是他的后母”，直到胡风的“意见书”出来时，杜高还说胡风的一些理论如何正确。还公开说过“在对于古典遗产这个问题上，我是个胡风派”。 + +　　赵青同志说：“鲁藜赴朝体验生活时曾住在我们那里（和杜高住在一起）当时他们和鲁藜很接近，说他是个天才诗人，要求领导上尽量照顾他……后以集体朗诵的形式演出了鲁藜的《英雄万岁》”。 + +　　李珊同志说：“他们中间经常提起路翎如何天才，一星期写出《英雄母亲》，向我们宣传路翎的作品如何伟大”。 + +　　三、 对待组织和同志的态度 + +　　赵青同志说：“当青年团要过组织生活时，他（杜高）就感到厌烦不得了------他认为没意思，是和小孩子在一起胡缠，他告诉团支委，他只能给团一个钟头来过组织生活，他要写作不能多浪费时间，团里进行团章测验，他的抵触情绪也是极其强烈的，认为没意思，结果他不及格”。 + +　　赵青同志又说：“五一年当我们在各医院巡回演出时，有一次演出完了，杜高曾对我说“《绞索套着脖子的报告》一书中最后的一句话就是他要对我说的，即——‘人们，我是爱你们的，可是要警惕呀！’当时我不懂得他的意思，曾问过洪纬，当时的了解是他是爱我们的，可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太恶劣了，应该警惕……” + +　　王正同志反映：“他说创作室和他作对，他认为剧协是光未然把持，《剧本》月刊是赵寻一伙人的天下，贺敬之这个人世故、狡猾、在幕后操纵，乔羽陈腐、黄悌等浅薄”。 + +　　李珊同志又说：“杜高回东北文工团后，前方把部分的材料寄到我们团，提出他的怕死保命思想，支部开会批判他，他痛哭流涕的做检讨，内容又极不深刻，但，汪、萧、王等人都争先发言，表示为他的检讨所感动，企图替杜高掩护，杜高本人也装着倾听意见，不断点头，在本子上记着，其实却在画王八、小乌龟，根本没有诚意。 + +　　李珊同志又说：“另外，他们四人轮番到团长那儿（储虹同志，现在中铁总工会文化部）谩骂组织，说他们当时鉴定做的不对等的话。 + +　　四、 杜高在朝鲜的表现 + +　　杜高五一年和汪明写了一个剧本叫《到汉城去》，因剧本有些地方不够真实，当时后勤文化部拒绝出版，李珊同志说：“杜高等把剧本换名《向三八线挺进》投到上海一家出版社出版，并发牢骚，说组织上有错误。” + +　　李珊同志又说：“杜高到前方去体验生活，在前线只在山洞中等着，不敢出去，并且告诉别人说：‘我是新中国的青年作家，我对于祖国，比什么都宝贵，死了太可惜……’”李珊同志说：“杜高在《文艺报》投过一篇题为《完整的人》的稿子，写一位朝鲜人民军伤员在中国养伤的英雄事迹，当时这位英雄已截去了四肢，杜高去搜集材料时，用手巾堵着鼻子和他谈话，但稿子上生动地描写他如何感动了，拥抱这个没有四肢的人。” + +　　五、 杜高的小广播（造谣） + +　　王正同志又说：“杜高接着说：‘刘芝明垮了！总理有一天请老舍、吴祖光吃饭说，我不要刘芝明当部长了，问题不简单。’他说原因是刘芝明同志在东北领导创作，产生了大量的概念化的作品，另外与高饶事件也有关，他还听说：有一次毛主席召见刘部长问到高饶的事，刘芝明同志听晕倒了－－所以刘部长休养，并不是真病。这一番话是吴祖光告诉他的。” + +　　王正同志又说：“他曾经不止一次宣传李之华是写不出东西了，李之华领导路翎，我想不通！” + +## 有关汪明杜高和王肇烟 + +　　鲁藜从朝鲜返东北，住东后文工团，和杜高等人非常亲密，他们为鲁吹嘘，说鲁是了不起的诗人，天才洋溢的诗人。 + +　　王肇烟等人为杜高吹嘘，七岁能文，才华非凡，引起王××、赵×（女同志）的崇拜，对杜很表好感，杜对她们抓的很紧，使他们脱离组织，脱离了团支部。 + +　　汪明给赵青的信中说：“我厌恶这些乌鸦与麻雀的噪杂，这些蛆虫、蜘蛛……” + +　　杜高是青年团员，很少过组织生活，支部找他开会，他说：“我只能给你们一个钟头……我的任务是写作。” + +## 节录李珊1955.6.8的材料：关于杜高和汪明 + +　　杜高、汪明、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等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自称这小圈子为“家族”，常在一起聚会，标榜青年天才，互相吹捧、传递小广播，杜高曾对王正说：“二十年（或十五年）之后，文联开会就是我们这些人坐主席台上了。”杜高等的“家族”和吴祖光等人的关系非常亲密，经常去吴祖光处，许多小广播的来源则是吴家。 + +　　杜高从福建归来，向王正说：刘芝明垮了，他说也是从吴祖光那里传给他的。杜汪等人经常说些“有趣”的故事，如公刘讲到嘎佤族的落后野蛮，向解放军“借头”的故事。罗坚从福建回来和杜汪讲了许多有关解放台湾的故事，其中有牵涉到军事配备的。 + +　　杜高曾说吕荧如何好，文艺整风时错整了吕荧，写文章的青年又向吕道歉，华岗请吕去山东大学执教……等。 + +　　杜高不满丁玲同志提出的，到群众中去落户。他说我们的搞法不同。 + +　　杜高不止一次的宣传李之华写不出东西来了，他说：“李之华领导路翎，我想不通。” + +## 杜高说创作室和他作对，他说光未然把持剧协，《剧本》是赵寻等人的天下。 （青 艺）青艺纪芒的检讨中谈到关于杜高的部分的摘录 + +　　（1） 杜高说：“贺龙同志率领赴朝慰问团在东北时曾说过这样的话：‘周扬不行、毛里毛糙’，好像是说有一次在谈起《四十年的愿望》这个戏时，吴祖光说的。”当时说起这问题有这样的意思：“文艺领导很差，周扬也不一定正确”。 + +　　（2） 杜高说：“蔡楚生说现在文艺界只有两个人最可爱，一个人是田汉，一个人是洪深，因为他们仍和解放前一样，别人解放后当了官，都变得不可爱了。”这是王正转告的。 + +　　（3） 杜高说：“契尔卡索夫来中国时，有一次在上海看电影《南征北战》时，调戏坐在旁边的秦怡……”（王正转告我，我曾和方召谈过。） + +## 纪芒交代 1955.6.22 + +　　据青艺反映：杜原来在铁道部文工团去抗美援朝回来后，自己要到剧院，后到剧协工作： + +　　江苏常熟县小学教员苏呢喃检举：杜高在常熟县〈新生日报〉当编辑，参加过中统特务：(可是青艺孟毫同志去该地调查没有结果)。他与青艺研究组员纪芒，原名姚瑞焕，姚梦柯同在〈新生日报〉一起工作。可是杜与纪关系密切。互相包庇不谈问题。 + +　　杜与汪明、李维时，路翎，肖崎(青艺)王肇烟(文联)是一个小集团，常在一起小广播。 + +## 文化部艺术局关于杜高的材料 + +　　许仪曜交代与杜高的关系（艺457） + +　　杜高我与他接触过几次，问他的剧本通过没有，他告诉我需修改。不久他又下去体验生活，回来时团的关系转到剧协，我就很少接触他。直到陶冶要到东北时，我又到他的宿舍，他并且也来过几次。第二批材料发表后（五月三十一日）我送了一个闹钟给汪明，杜高也在那里。因为汪明有事出去，杜高邀我到他那里玩。这次会见，他和我谈他与舒巧的恋爱，后来谈到反胡风学习，他说他写了批评路翎剧本的文章，并问我部里有没有人谈到他。我问他说，听说你与路翎来往很密切，他说就是这样才洗不干净。他说他担心第三批材料要给他来上一个名字，说此人可以争取，那就完了。他告诉我说，他问过陈白尘他是否有问题，陈告诉他没什么，检查一下思想就是了。他有一双皮鞋穿不着，他要给我穿，我说我也有一双，如果他能穿就与他对换。后来那双皮鞋被我哥哥转让给别人了，我就给了十五元给杜高。六月五日他到部里来开会没开成，后来他同我一道去吃冰淇凌。他对我说方玉很不错，让我还是与她谈恋爱。我告诉他我已和另一个人在进行了，谈了很长时间，最后他又问我部里是否有人谈他，我说就是上次和你说的那些。后来他到部里听报告，到我屋里喝水，他又问我同样的话，并问陶冶是否说了很多与路翎的关系，我说他告诉我一些，他说其实他与路翎没有什么关系，就和田庄一样普通交往，我说同志们要我检查与陶冶的关系，我说揭发材料是另一回事，思想检查是另一回事，我觉得不能把这混起来。不久他又到剧协来开会，会前到我屋里听唱片，并对我说，他的检查已经在小组会上通过，他现在很轻松，要我与他及汪明在星期天一起找个地方跳舞。在这之前他还告诉我路翎已被隔离，并说鲁煤在反省。 + +　　许仪曜交代材料部分（艺467） + +　　杜高到部里第一次听陈部长报告时，我告诉过他刘雪苇给搜查，那时陈部长还没宣布学习纪律，我也和平时一样好广播，就告诉了他。有一次他告诉我说，现在在争取满涛，他很有才能，翻译别林斯基选集。讲这话时在座的有他的姊夫（听说是农业部的一个局长），他并拿别林斯基选集给他姊夫看。 + +　　（艺414） + +　　我和杜高的关系，过去我到他宿舍去总是和陶冶一块去的，到他那里之后，虽对我还很客气，走时还说有空到他那儿玩，但不是很热情和我谈话的。他偶尔说说我长得潇洒，现在就是恋爱苦闷等等话。这次我从西南回来之后，对我是特别热情的，曾给我长谈舒巧如何爱他，他得到舒巧的爱是如何的幸福，并且我对他谈了我有恋爱对象之后，他开始给我分析，说还不是很乐观的等等，但最后给我出了主意，并让我进行之后告诉他。这样使我在这个阶段不得不接近他。一次谈学习问题时，他对我说：他曾批评过胡风集团分子的作品（没说明是谁），胡风集团很恨他，并告诉我他正向路翎的剧作开火，（到局里来时并拿着剧本给我看）直到后来告诉我他的思想检查在小组会上通过了，要我星期六与他同汪明一快好好玩玩。他说这话之后，星期六到人事部跳舞，那时我很放心地告诉他，叶林要我检查与陶冶闹生活小圈子，我说：这我可作为思想来检查，但与揭发问题不能并论。他接着说，对，把他扯在一起是搞不干净的。 + +　　 摘录许仪曜交代材料 27/7 + +　　（艺412）（张健揭发） + +　　关于许仪曜的小集团，很早就形成了，他们小集团的成员有：陈刚、杜高、陶冶、高骏千，他们集团的简称是“废协”，意思是废话协会，专门说废话，据说陈刚是秘书长。他们鬼混，密切的穿一条裤子。有一次陈刚说我在资料科：“行啦，你够参加废协的资格了！一天没别的都是废话。”这个小集团不是一般的好的革命同志，而是一帮别有用心的政治小集团，也绝不只说废话而是在说废话的外衣掩盖下，宣传反动思想，进行破坏革命事业。他们集团的秘书长陈刚曾散布过这种论调：“路翎是个青年作家，很有才华。”同许仪曜那种疯狂的推荐反动作品《洼地上的战役》，是有着血肉关系的，这决不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问题，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作反革命的勾当。以上是我知道的情况，供组织参考。 + +　　 艺术局 张健 27/7 + +## 中央戏剧学院崔开明检举 关于杜高、汪明（剧协） + +　　我从前在志愿军后勤一分部文工团工作，作家杜高、汪明曾到我部体验生活，他们表现得很不好。战士们反映，他们不是“作家”，他们是“作洞”。因为他们怕飞机，整天坐在山洞里不出来。到医院去搜集材料是掩着鼻子出进，后来在文艺报看到杜高写的《为战斗者才能为诗人》。当时我非常气愤，曾把他们的行动表现写给文艺报，主要揭露他们的言行不一致。文艺报回信说：“已把信转给杜的工作单位。” + +　　我队与朝鲜平安南道艺术队联欢，杜代表中国文艺工作者讲了话。现在记不得他所说的内容了，后来收在他出的一本书里。 + +　　在我们政委的谈话中知道杜曾有这样一个计划：“冰桥”来反映我们后勤部队对敌斗争，政委说：我们后勤部队不是吊子、二百五，《冰桥》迎着初升的朝霞，那不化了吗？ + +　　在东北后勤部队时，杜、汪曾写了大型的话剧《到汉城去》来反映后勤的斗争，内容有错误，后来停止上演。楼部长听说他们要出单行本，曾去信制止，结果改为《向三八线前进》在上海一家书店出版的。 + +## 关于剧协杜高 + +　　以下根据青艺候补党员段承滨检举材料摘录 + +　　……他们（杜高、汪明）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散布着一些极为诡秘的“新闻”，看来很轻松的谈来谈去，实质上却是一些有损我党利益的“流言”。 + +　　杜高对王正还说过这样一件“秘闻”：刘芝明部长为了高饶事件被撤职了，”“周总理请吴祖光、曹禺吃饭，总理对吴祖光等说：我对你们的刘部长很不满意……（王正检举材料里也有此条） + +## 我揭发杜高的反动言行 + +## 孔庆珊 + +　　今天吴院长在全院大会上，揭露出反革命分子纪芒和杜高的关系，才使我知道杜高原来是一个胡风分子。过去，我认识他，就现在想起的，他的确宣传过一些反动言论。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精神，我坚决和他划清界限，揭露出来，供领导上参考。 + +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去找他玩，碰见他和路翎正在讲说什么，我一进去，他俩就停住了。他向我介绍了反革命分子路翎。我当时觉得人家在说话，我来了多不好，但即刻走吧，又怕不礼貌，就勉强坐下了。我记得杜高说：’他(指我)是吕荧的学生”。路翎点点头，即走出去了，说是下楼看看别人。我觉得扰了他俩谈话很不好，即坐不一会走了，我记得当时杜高送我走时说：“今天我们谈些问题(指路翎谈什么)不大方便，希望你改天来玩吧，对不起”。 + +　　我当时不在意，即走了。现在想来他与反革命分子路翎的关系，一定是非常密切的。 + +　　我记得还有一次谈话时，他是说到路翎的小说很有才能的，而且说有些批评是不大得当的。我当时因为认识不足的确觉得这些话还有一定的道理哩。现在看来，他的确是路翎的应声虫，替他宣传。 + +　　而且我记得他两三次对我说到，希望我转告吕荧，他想看看他，我记得在本年春节看吕荧时提了一句，但吕荧似乎不愿意见，我也觉得说说就算，愿不愿在你。后来因为觉得不如杜高所愿，就没告诉他。直到吕荧被揭发后，杜高见我就说：“亏得没看吕荧”。我才把吕荧不愿见他这句话告诉了他。可见他过去是非常倾慕胡风分子的。 + +　　我记得在批判胡风阶段，他向我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说：胡风去找过袁水拍一次，谈了一晚上，回去了又打去一个电话说：“我今天说了许多话，但有一句话忘了说，就是：我今天去是为了道歉的”。并且杜高添油添醋地说：胡风这样一个个人英雄主义者，居然说出这样的话，可见这些日来对他的批评发生了一定的作用。今天看来，很可能这是他假造的，在替胡风打掩护。 + +　　在文联扩大会上，揭露吕荧以后，吃饭时碰到他，我记得他表示非常痛恨吕荧的样子，说吕荧纯粹是一个反派形象，就和《伟大的公民》上那个小山羊胡子一样。可是，过了两三天又碰到他，他又说：他们在剧协(?)交谈，有些人又说吕荧是个严重的书呆子。的确，我当时因为对吕荧的反革命行为认识不清，觉得可能，曾相信了这句话，以致好长时间认识不清，现在看来，的确是上了他的当的。 + +　　（总观以上几次事实和印象，我才较清楚的看到这个以“青年作家”面目出现的家伙，原来一直向我宣扬胡风的东西，是一个胡风分子!） + +　　我自从来剧院认识他以后，一直觉得他“年轻”、“热情”、“有前途”，把他当成了“文学朋友”。有时觉得他以“年轻”自命，夸耀他的作品，有一点骄傲，是年轻的原因，而从来没想到这正是他胡风分子的外形。我也曾觉得他的理论是受胡风一定影响，但总觉得这仅仅是“影响”；而且在批判胡风时，看他案头堆了许多关于胡风的材料，他自己声言是受过影响要进行批判，而且说批路翎，就信以为真，觉得他是一个被骗者，是思想问题。 + +　　运动开始，记得他还对我说过：因为我们(因为我也曾受吕荧的欺骗)过去只从表面看人，年轻轻信，而对敌人不认识，以至被敌人利用，替敌人宣传了好些东西。 + +　　我真觉得“的确”是这样，因而我就从未想到这正是他掩饰他和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的花招，以至今天我才想起这些，来揭发他!由此可见，我平日根本谈不上什么警惕性的，又因这许多时候，考虑个人问题，而没有及时的发现这个敌人，检举他，足足表现了我政治思想上的极端麻痹，想来是极为痛心的! + +　　 一九五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 +　　孔庆珊是群众，我院思想批判重点，材料仅供参考 + +　　 中共青艺总支委员会 九月二十七日 + +　　补材料： + +　　我忽然想起，杜高在和我谈到我的同学和朋友李希凡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 + +　　（他说：他在山东青岛体验生活的时候，李希凡作为《文艺报》的通讯员曾写信给文艺报揭发他(内容我不知道)有一些事实是不真实的。说李希凡说到曾亲自去看他，而他高傲自大不接见。事实是李希凡根本未去看他。接着他说：当然了，李希凡现在是新生力量了，但这件事是一种品质问题。希望我有空问问李希凡。我因为当时想的确从未听说李希凡在青岛去看过杜高，倒底是真是假，就没有问李希凡，过后忘了。但记得他还曾催问我一次，我说没问，他才不说什么。现在看来他不是有意污蔑，大概就是挑拨我和朋友的关系。） + +　　我记得由此事引出了他的牢骚，他宣扬了一番他是如何“善良”，他的例子是： + +　　文艺报内部通讯曾揭发他在朝鲜怕死不敢上前线，躲在防空洞里。他说这是歪曲，是一个志愿军的文工团员(?)为了表现自己，把他被命令在防空洞里整理英雄材料说成躲避，而文艺报不了解情况发了稿。并且说，那个文工团员后来回了国，还亲自来找他道歉。他还请他吃了饭。据我看事实不见得是这样，很可能这都是他的捏造，企图朦混他的行为，不惜以可耻的手段来掩饰的。过去，我是半信半疑的，但今天我觉得这简直是扯谎，他的目的不过是想叫我这个青年不满现状，不满文艺界的领导。 + +## 检举胡风分子汪明、杜高 + +　　当我参加抗美援朝工作时，曾与这两个胡风分子同在东北军区后勤文工团工作，当时由于对敌人警惕心不高，认识不足，对汪明、杜高这两个阶级敌人没有认识。 + +　　现在回想当时，他们的论调完全与胡风一致，谩骂组织，破坏领导威信是一贯的作风，经常在下面同志们面前（王英之、胡萱、许俭、罗忠恕、高焰、郭常敦、刘宣宜、赵大愚、赵清、洪纬等）骂当时的文工团团长（储虹）无能，政治指导员是半瓶子醋，讽刺那些靠近组织的要求进步的（如洪纬）是走上层路线，孤立她，那些忠心耿耿终日忙于行政管理工作的人（如梁燕生，当时的分队长与团内干部等）是庸俗者，不懂得生活，不会生活。 + +　　在他们的集团里还有王肇烟和肖崎，他们四人都搞创作工作，生活上也非常接近，整天混在一起，王和肖还不敢肯定是胡风分子，但自由主义作风也相当浓厚，不习惯严格的部队纪律生活，在生活上要求特殊待遇，自命不凡。他们这几个人的言行影响了全团，因为团内极大部分是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同志，政治思想模糊，认识不清，容易轻信他们的话，结果造成全团的思想混乱，同志之间互不团结，不安心于长期的抗美援朝工作，直接削弱了抗美援朝的一部分力量。 + +　　杜高到青年艺术剧院以后，曾企图拉拢陈刚，挑拨同志间的关系，如那时陈刚与杜同一宿舍，52年5月，我偶尔路过北京，去剧院时发觉陈刚对那些由后勤文工团回剧院的同志的看法，就是原来杜高的看法。看不起那些要求进步的洪纬同志（当时是团员）。具体情况可由陈刚处了解。 + +　　说明上列同志的现在所在地： + +　　王英之，胡慧萱，洪纬，赵清等在青年艺术剧院。 + +　　储虹，当时的文工团团长，在铁道部总工会。 + +　　陈刚，文化部戏剧报编辑部。 + +　　 铁道部中南设计分局实习翻译俞慧钧 8.13 + +## 内蒙党委转来的材料及陈国键的交代 + +　　刘复之同志： + +　　兹转去我区粮食厅索要材料一封信，希予了解后急转我区是荷是。（原件如此） + +　　附：索要材料一封信乙份 + +　　 内蒙党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一九五五年八月十五日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章）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转递材料专用章发检字第16769号 + +　　中共内蒙党委反胡风斗争办公室： + +　　请将本材料转北京中国戏剧作家协会。 + +　　 财粮贸、计委系统反胡风斗争办公室 八月十一日 + +　　财粮贸系统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 + +　　我片干部陈国键，共青团员，男，现年二十四岁，于一九五四年八月由北京大学分配我厅工作。其平日爱好文艺，不仅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所著各种文章和诗等阅读很多，并且还向别人散布。根据陈坦白：在一九四九年八月到一九五四年六月，在北京时常到中国戏剧作家协会杜高（系陈国键之侄）处，并通过杜高认识了反革命分子路翎（其详细情况没有交代）。 + +　　根据陈国键目前情况，似有被胡风反革命集团利用之象征。故此，请向杜高工作单位了解是否掌握和发现杜高与陈国键有现时联系。因急待处理，请速见复。 + +　　 内蒙粮食厅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八月十日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章） + +　　1，陈国键是我厅的重点，胡风嫌疑份子。 + +　　2，他的这份材料不老实，特别是和杜高的关系，根据陈曾搞恋爱的李聪交代，陈曾向他谈和杜高非常密切，经常接触，在人大时差不多每周都要一同去看电影戏剧，（当时有很大成分是属于吹嘘）因此，材料内所提到的平淡关系是很不老实的。 + +　　3，我厅发现他在厕所内偷着撕毁过东西，是否杜高的其他证件尚待追查，陈这份材料内没有提到。 + +　　 内蒙粮食厅肃反五人小组内蒙古自治区粮食厅保卫科（章） + +## 内蒙公安部李文同志来京时谈的材料 + +　　陈国建（又名陈万师）内蒙粮食部工作。二十多岁，青年团员。（五三年入团。一九五一、五二年与杜高经常来往，当杜高去朝鲜时，寄放在陈处一个箱子，内有书籍及杜高在报社工作时的证件（共五件，已交剧协支部。） + +　　陈国建第一次交代，与杜高是叔侄关系。 + +　　第二次交待与杜高是舅甥关系。 + +　　陈是杜高母亲陈璧登的弟弟。 + +　　陈原来的丈夫叫艾烽，艾死后改嫁李仲融。 + +　　陈国建去年（五四年）八月由人民大学毕业后分配去内蒙工作。 + +　　陈国建曾向人讲，在北京时，杜介绍他和路翎认识。现在发现陈国建在内蒙搞小集团活动，其中有其他机关的人，都是青年知识分子。 + +　　陈曾写信问陈西（杜高表姐）和潘开茨（杜表姐夫），杜高是否胡风分子。未得到回信。 + +　　杜高和汪明从朝鲜回来，陈曾请汪明去人民大学报告，因团支未批准，没有成为事实。 + +　　陈五个姐姐。但陈国建只交代了两个，一个是杜高母亲陈璧登，又一个叫陈国戡，做文教工作，（团员）又一个叫葛田的不知是哪一个。另外陈西给陈国建的信上又一叫果舅的不知是什么人。 + +　　内蒙是五五年六月开始学习的。 + +　　陈平时谈话中提到过，他曾读过胡风的著作。杜高曾介绍他和路翎认识，说杜高是个进步作家，胡风和路翎对他并没有什么影响。 + +　　后来又发现陈国建和马永宾（中统特务）蓝现文（胡风分子）三人，在一块阅读天津文艺报寄给他们的一份油印的三十万言意见书的小册子。（他们说订阅文艺报的都有）问他们为什么阅读，说是研究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当时第一批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已揭发。 + +　　开始问他时，什么也不谈，什么也不承认。（在人大学习时经常找杜高认识路翎。） + +　　陈与一个女托匪影响分子李聪关系很密切，搞恋爱，学习开始，和陈国建等三人订立攻守同盟，光谈文艺，不谈实际问题和小集团。 + +　　陈去内蒙后不安心做财经工作，曾要求做文艺工作（人大财经系学生）。 + +　　陈国建和中央食品公司陈华林认识，今年七月此人去内蒙开会见陈国建，不知谈了些什么。 + +　　陈国建和人大教员赵宗真的关系也很好。 + +## 内蒙转来的材料之二：陈国键写的材料 + +　　一、解放前我所知道的情况。 + +　　杜高十一岁左右在攸县湖南第四保育院读过书。该院院长李融中是他姑子。当时李融中姐夫王西彦在该院教书，因而就培养了他对文艺的爱好。他很胆大会演戏唱歌。约在1943年他独自去湘西洞口国立二十中读初中，后来听说他因为盗窃事就离开了学校（不知是否逃跑还是开除的）。之后他随母亲哥哥逃难去桂林，他参加了剧团，后来又去了贵州等地。抗日战争结束他们回到了长沙。他妈在教小学，他哥在养病，他就混上记者了。他和长沙当时戏剧界的人物很熟，如高宇等人。他最接近的朋友叫汤永安，也是个搞报社工作的。我只听说过这个人家里很有钱，爱吃爱喝，是个花花公子。此后杜高去过香港、衡阳等地，当过湖南日报、力报、新城日报、中国时报等伪报社记者、编辑、采访主任等职、他去上海不知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去的。听说他去是为了一个他写的剧本《春来的序曲》，找熊佛西修改帮忙出版的。解放前我们因不在一起，很少见过面，从家人的谈话中以及凭片断的印象，对他的认识，是一个性格虚伪善于吹牛夸张活动能力很强生活作风极端散漫的人。 + +　　二、在北京时我们的联系 + +　　一九五○年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时和他相会过两次。这时他在东总布胡同铁道部文工团工作。第一次是找他同去看亲戚。相别多年这初次见面，他没有谈别的，就把自己大吹了一通，什么他在上海为大学生作过关于文艺问题的报告，学生都惊奇他年轻，羡慕他的天才，什么他已经是个青年作家了，上海文汇报对他很重视等等。第二次见面是他上朝鲜我去送行。他临行时送了我些东西，如衣裳、皮鞋、围巾等，同时还有一口小皮箱，里面装着稿件、书等。 + +　　杜高从朝鲜回来后，他已调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宿舍在北极阁。我去找他，他和汪明及另外一个青年住在一间大房里。当时他和汪明都在写作。杜高向我介绍了汪明。说他是青年戏剧家，之后就我和杜高在谈话。我谈了些家乡的情况，同时也谈了同学们爱读他的朝鲜通讯。他非常自豪地把自己又夸了一通，说他在剧院中是最年轻的作家，与他一起工作的都是著名的作家。这院子里住的也是一些有名的人物。他指着前边一间小房说，路翎就住在那儿。我问路翎是什么人，他说路翎是天才的作家，年轻文章写得很好。我问是党员吗？他说是。我说过魏巍李庄的通讯报导在我们同学中起了很大的影响，同学们都喜爱他们写的东西，杜高却摇头回答，意思是并不怎么样。 + +　　我参加土改后将近一两年的时间没有和杜高联系过了，回学校后我又去太原生产实习了。回北京时学校已迁郊区四道口，离他们那儿很远，我也很少进城，只在亲戚家中碰到过杜高，而且会面时间都很短，只谈过些家常。 + +　　一九五三年八月我们学校和人民大学合并。我住在铁狮子胡同。从这时起我去杜高那里的次数才比较多，但碰面的时间是不多的。因为星期天他常不在家，在家时客人也挺多。我找他主要是同他上亲戚家去玩，或者问他要戏票看戏。在这段时间内我们谈话内容大约如下： + +　　1，关于文艺方面：我问他现今我国有哪些很好的写工人的作品，希望他给我介绍。他回答的意思是，我国现今关于写工人的作品一般都很公式化概念化，没有什么介绍的。有一次我看到他在中国青年报上写了一篇《评金星英雄》，于是很兴奋地告诉他我们很多同学都看了这篇文章，我说我们最喜欢看中国青年和中国青年报，你为什么不多向它们投稿。他却冷笑着说，写这些都是为了赶任务，拿点稿费，说教式的文章写起来没啥劲头。他常夸耀他从某工厂体验生活回来所写的一个剧本，说是充满着天才，连吴祖光也给以好评。在亲戚家中还戏剧性地夸耀了其中某些情节，我亲戚曾开玩笑似地说了一句，这种思想感情未必健康。在归途中杜高却讽刺他，对我说，他只懂得农业，麦子、稻子，哪懂得艺术。这个剧本没有通过，让他重作修改。当时我去他那里，说我因为恋爱在闹情绪，并且把我的恋爱过程说给他听了，这是一个极不健康的恋爱过程，然而他却很爱听，说给我增加了灵感，给我写剧本有所启示。 + +　　2，关于恋爱方面：这是我们在一起时谈得最多的一个问题。不是罗啸华爱他就是王蓓对他也钟情，他还要我给他介绍一个会俄文的女同学，他认为女人都是盲目崇拜的，在女孩子面前要把自己表现得很高贵，她才会爱你。当我失恋了，他说我太钟情，愚蠢，不懂得方法。于是向我传授了一套资产阶级式的方法，说必须要使别人把你看成了不起等等。他还向我作过一些表演。 + +　　另外就是谈他的生活了。说当个作家太舒服了。既容易受到别人的尊敬，而且待遇也高，投篇稿子收入也不会少，吃花由你，生活不但不困难，而且还可以过得很高级。 + +　　（在我们接触中也常听到他夸耀他的同伴汪明、田庄、蔡亮、陶冶等人的天才。除了汪明外，他的其他伙伴我都不认识。由于杜高常向我夸耀自己，我也很崇拜他的聪明才华，因而我常在同学们中宣传他，吹嘘他不错，是个有为的青年作家，扩大了他在群众中的影响。他们这班人是个小家族，是个反动的小集团，搞过什么活动，在北京时我确实是都不知道的，也没有和他们在一起玩过。只在亲戚家中听到过杜高的介绍，蔡亮准备去苏联学习，田庄是审阅脚本的，陶冶经常接待外国来的文工团，汪明也参加过赴朝慰问团，而杜高本人也常说自己正在申请入党。所以当时在自己的思想中反而认为他们都年轻有为，很羡慕他们。） + +　　三、关于保存反动证件的问题 + +　　1，当时的情况：一九五○ 年杜高去朝鲜时我去送行，当时他房中闹纷纷的。有的在帮捆行李，有的在帮补衣裳，我也在帮他捆被子。他将多余的衣裳，一条西服裤子、一件夹克、一双皮鞋，还有围巾、手套等送给了我，后来他就在桌屉中清书，有的书送给别人了，将他爸及他熟人送给他的书有关哲学的书及理论书还有稿件放在一口小皮箱内，这是一口没有锁的皮箱。他说了一声给你吧，稿件和有些书回来恐怕我还要。我带着皮箱衣物等回到学校后，我即将他的书放在我的大皮箱的下层，和我的书夹在一起的，我的皮箱也是一口烂了的没有锁的皮箱。当放书时，我并没有发觉反动证件，我只看到这些书都是哲学理论书籍，与我当时的学习无关，所以也就没有理会它。他的反动证件是夹在两本很大很厚的俄文初级读本内，当时我只看到一本薄书里夹着一个很大的上海总工会的信封，这信封里装着杜高的几张照片，一颗民治新闻学校的证章，一个他在上海工作时的鉴定，还有一封短信，信纸已破，我给撕掉了。信是从常熟寄出的，大意是向他探问他们过去几个熟人的情况。这些人的名字都记不了（大约是两个人），只模糊地记得下面的签名很大，大概写的是“柏森”，其他就只空白的明信片了。这些东西我都给扔在我的箱中了。他的那口小皮箱则剩下来装了我的换洗衣裳及他的稿件。杜高的东西和我的书我是用布皮包着放在我箱子的下层，上面放着我的衣裳，所以我很少去理会过这些。 我参加土改，将近两年的时间没有和杜高联系过，因而自己就忘记了这些东西，而杜高也一直没有向我问起过。 + +　　2，我为什么要保存反动证件 + +　　约在1952年12月我去太原参加生产实习，我在该小队负责总务工作，所以很忙。临行时我清理了箱子，同时也发觉了这些证件，但由于自己觉悟低，立场观点是反动的，所以不但没有引起我对这证件及杜高在政治上的任何怀疑，同时也没有认识到自己保存了这证件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相反地自己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认为这是杜高的历史证明，过去各阶段如果找不到证明人时这是最好的证明。因而应该给他交给他机关的组织。以为解放初期他没有固定的工作岗位，所以没有交给组织，当时我就想把这些以及他的书、相片等都交给他，曾打电话找他，他不在。我因为要带小皮箱走，就把其中他的稿件交给了我姐姐。我是去平安里取款时顺便带给她的（她在平安里中央民族印刷厂工作）当时我要她交给杜高，如果杜高不在，她回去时就给杜高妈妈（我姐当时准备回家）。同时我还对姐姐说过，杜高还有东西在我那儿，我都拿来你帮我给他。我姐姐说不行，我没有地方放。1953年春我从太原回来后仍没有见到杜高，这一段时间他大概去工厂体验生活了。此后我就从没有想起过这些东西了，也没有问过姐姐稿件是否给杜高了。而杜高也一直没有向我要过这些东西。只他准备去重庆我在人大学习时，有一次他叫我把小皮箱及毛主席论文艺问题拿去，我就把这两件东西拿给亲戚家了。直到来内蒙时，我清理箱子，才又记起了这些东西。当时他已经去重庆了，同时还有他爸爸及熟人送给他的书，相片，我想将来一并寄给他。来内蒙以后我又忘记这回事了。因为自己心情还有些不安定，也从没有和杜高他们联系过，更由于自己的思想基础是反动的，站在反动的立场上从没有认识到这问题的严重性，在自己的思想上一直没有重视它，所以杜高的反动证件及其他东西就这样长时期的在我这里保存下来了。 + +　　3，在运动中我为什么想交不交 + +　　在运动中学习了关于胡风第二批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后自己曾联想起过杜高，因为他和路翎接近，恐怕他被胡风份子利用过，这时自己想起了杜高的反动证件和其他的东西，因而思想上就背上了包袱。想到了杜高如果也是胡风份子而自己又保存了他的东西，这是一种隐瞒包庇的行为，是自己的罪过。因而就把证件从宿舍拿到了办公室想交给组织，当时自己思想还在斗争，主要是害怕，因为这些联系到自己出问题。同时还不相信杜高会是胡风份子。这时突然看到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广告栏内剧本月刊上标出了杜高的文章“路翎的英雄母亲反映些什么”，而第四版上登的又是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章。这时自己就认为杜高不是胡风份子，不想交证件了，才采取了不但不向组织忠诚老实反而不相信组织的态度，恐怕一旦交出了反而会引起组织对自己的怀疑惹出事来。当时自己认识到了这毕竟是保存反动证件，不管怎样这总是一种犯法的行为。同时又站在同情杜高的立场上，心想他既不是胡风份子我交出这东西来反而会给他生出事来，增加他的一份罪证。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认为不交比交好，想运动后烧掉它完事。所以就仍然将它收存了起来，这说明了自己是有意识地隐瞒和包庇杜高，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隐瞒自己的罪恶。 + +　　一、解放前我在岳阳读书，离家很远，只有在寒暑假才回家过。同时家在长沙乡下，而杜高在城内。过去我和杜高是不接近的，很少见过面。他去香港和衡阳等地当时我都不知道。只是他妈来我家时，在闲谈时听他妈说的。杜高去重庆是在1954年去的。只听他说过是去体验生活，他走时我不知道，后来才听到亲戚说他已去重庆了。他去重庆以后一直到现在我从没有和他通过信。所以他在重庆的情况我也是不知道的。 + +　　二、交给我姐姐的全是杜高的稿件，没有其他文件，共有二卷，一卷是原稿，一卷是登了的剪报。这些都是1949年及1950年间解放后杜高在上海工作时写的，都刊登在当时上海文汇报的副刊上。稿件内容大都是讨论文艺创作问题及学习笔记等理论性文章以及影评。这些文章他后来已经综合出版了一本书，题为《在思想战线上》。稿件我交给姐姐后就没有问过姐姐了。后来不知她是否已经给杜高或者交给杜高妈妈了。 + +　　三、杜高去朝鲜的消息我是在亲戚那里知道的。后来我打电话给他要去送行。这正是他出发那天的上午。我去时他们房中闹纷纷的。都在帮助他们捆行李、补衣裳，同时还在勉励他们。我也在帮捆被子，也谈了些勉励他的话。只在一个女同志给他毛袜以后他才对我说“她是胡风的×妹子”。我问胡风是谁。他说“是文艺批评家，中国的伯林斯基”。后来他在清书籍，他把书扔在小皮箱后才对我说了给你吧，稿件和有些书回来以后恐怕我还要。这时房中仍闹纷纷的，外边锣鼓在响，有人喊车子来了。我就帮他搬行李。他在辞行，他是乘车，我是步行去车站的。在路上我们没有谈话，只在车站里他和我说过，朝鲜战场可厉害呀，这回去了不一定还有命回来。当时铁道部赴朝同志挺多，电影摄影机在摄影，他就在抢镜头了。同时他还在和其他同志谈话，我是站在月台上送行的群众当中的。所以没有和他谈其他的话。 + +　　四、撕毁信的原因是看到这封信信纸已经很破烂，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大水印。因而当时认为这没有什么可留下的就给撕掉了。这封信很短。是刚解放不久从常熟寄上海的。署名模糊地记得大概是“柏森”。信的内容是他听说杜高在上海工作，来信探问是否属实，同时向杜高探问他们过去的两个熟人的情况。这两人的名字记不起了。另外就是说他自己的工作，记不清他是在戏剧队还是在报社工作。 + +　　五、解放前在长沙时只听说过杜高有个朋友叫汤永安，这人我没见过，现不知在何处。在北京时我所知道他的社会关系如下： + +　　陈西：是杜高的堂姐，我的外甥女，现在农业部工作。住址：北京东单西裱褙胡同农业部宿舍。 + +　　蔡亮：杜高朋友，现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当助教。 + +　　汪明：杜高朋友，现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 +　　田庄：杜高朋友，现在北京文化部电影局。 + +　　陶冶：杜高朋友，现在北京文化部交际处。 + +　　以上除陈西外我只认识汪明。在北京时我只和汪明相见过三次，没有和他谈什么。他还不知道我的名字。杜高其他的社会关系我都不了解。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0/000002.txt b/CCRD/1/6/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67038456557294e5956749d5dd16db9390c06b --- /dev/null +++ b/CCRD/1/6/0/000002.txt @@ -0,0 +1,81 @@ +# 杜高档案：杜高在斗争大会的坦白材料 + +　　一、“家族”的成员是：汪明、我、田庄、陶冶、罗坚、蔡亮、杜鸣心。陈敏凡（田庄的爱人。在今年过年我们到电影局去跳舞回来在西单等电车时，我们开肖崎的玩笑，说我们现在考虑你进“家族”，要给你半年“候补期”，陈敏凡笑得最厉害，我们说，“你别笑，你自己呢？”她说：“我当然是‘家族’！”田庄说：“她是自己进来的。”） + +　　二、“家族”之友：吴祖光、路翎、洪遒、肖崎。 + +　　三、还有几个自己说是“家族”，而实际上不被我们承认的：谢容明、吕伦（在上海歌舞团工作的，是田庄、罗坚的好朋友）。为了谢容明的事，我们争执过一次，罗坚说：“应该要谢容明，陶冶不应该有。”我和汪明说：“我们喜欢陶冶弟弟，你们不懂陶冶弟弟的可爱处。”我还说：“陶冶是家族最早的一个，没有他不行。” + +　　还有一个自己也说是“家族”，而实际上不被承认的：尤在（天津《大公报》驻北京记者）。我们的感情还是比较好 ，五三年过年的时候他和他爱人在邓初民先生家里请我们吃过一顿饭，大家一块儿玩得很好，但是他不满意罗坚和田庄。我从外面体验生活回来，尤在要请我和汪明吃一次烤鸭，汪明就邀了田庄、罗坚一道去，尤在说：“我凭什么请他们？”汪明说：“那凭什么请我们？”就不吃他的了。汪明回来告诉我，我也说那就不要吃他的了。从这以后他就不和我们来往了。汪明说：“这是什么家族？以后不许他那么家族家族的讲了。”我说：“他连家族的这点性格都不了解。就凭他这一点，不配入家族。” + +　　四、现在还不是，但我们认为可以进入家族的是王蓓。王蓓先是和田庄认识，后来介绍和我认识了便有了很好的友谊，今年初我又介绍她和全体家族认识了，她立刻喜欢了我们全体，和我们全体玩过两次。最热情的是汪明，以后和她通信，并写信给在苏联的杜鸣心说我们多了一个朋友。如果时间再长一些，王蓓一定是会被我们拉进家族的。 + +　　五、田庄说，我们中还应该有一个年轻的歌唱家，那就全了。这人一直没有碰到。可见家族的成员是不断发展的。 + +　　六、由田庄、陈敏凡带来和我们认识的还有一个文椿，在电影局工作，和陈敏凡年纪一样大，一同读书，一同参加工作的。我不在北京时，她常和汪明、田庄一起玩，和罗坚、杜鸣心、陶冶都认识。她的家在北京，她请全家族到她家里吃过饭。今年过年时，我回来后，她又在家里请我们全体去吃了一顿。她的大姐和我们都熟了。我不在北京时，汪明有一个时候喜欢文椿，田庄坚决反对，因为文椿年纪太小，而且和电影局的一个男同志很好，后来他们正式恋爱了，汪明也没有再进行。 + +　　七、还有一个王正，去年一年中经常和汪明接近，立志要做批评家，和汪明、我感情都很好，他认识家族全体，但始终不能和我们像家族一般打成一片，我们嫌他的性格不明朗，有些世故。有一次我们提到他是不是算家族的，田庄坚决反对，说他根本不能进家族，他和我们的感情不深。我们一直不把他当作家族里的。但是，据汪明告诉我，王正是很想加入家族的，很想和我们做朋友的。我和汪明说，我不喜欢王正的是，他做人太谨慎，不像我们有话就乱说（指的是牢骚、小广播这些），他和我们玩实际上是因为想吃我们的东西（因我和汪明常请他的客），是贪我们的便宜的。他有了钱的那几天就不来找我们玩了。和王正的关系是一时好，一时又不好，不是经常的，长久的。 + +　　我们全体去过的：吴祖光家，洪遒家，陈西（我的表姐）家。 + +　　我、汪明、田庄、罗坚、陶冶去的：孟超家，朱琳家。 + +　　我、汪明、田庄三人去过的：路翎家。 + +　　我们家族内部是这么相约定的：一、对各人的大事（写作上的、工作上的）家族应该关心，要互相帮助。二、对家族什么事都要谈，我们有句口头话：“家族内部没有自尊心。”三、各人找的爱人要家族同意。我们互相常讲：“你千万不要找个乏味的 ，那以后我们都不敢上你家去了。”四、不许乱拉人进家族，一定要和我们有很深的感情的，要有“才能”有“前途”的，而且“气质”要和我们是一样的。五、有时甚至讲，家族不许增加人了，就是我们几个。不许逢人就谈家族（因为我们几个人都爱说，守不住秘密，所以这点特别叮嘱）。 + +　　六、家族是排好了哥哥弟弟的，按年龄排，不称现名，而是叫本来的名字或小名。 + +　　家族的最厉害的一条处罚是开除家族，轻者记一大过。五四年初我出去以前，陶冶随一个外国文工团工作回来，我们听人反映他工作中的一些缺点，我们就“熊”他一顿，曾以“开除出家族”来吓他。后来就说“记你一过”。再轻者就是平常用的一个办法，改叫“同志”相称。譬如，有个星期天田庄约好九时来的，结果十一时才来，害我们等了很久，我们一见面就喊：“田庄同志，你近来学习努力，思想进步呀，再见。”装出已经疏远了的样子来罚他。对陶冶用这个处罚最多，他从外国回来总给每人送一样东西，分配得不均匀时，拿到坏的东西的人就喊陶冶“同志”。 + +　　为了表示家族互相间的关系，凡是离北京到外地去工作的人回来都自动地带一些小礼物每人分赠一样。平日则可以互相乱拿对方的东西。 + +　　家族的全体团聚是每年过年，“五一”、“十一”这些节日。总要找一个地方去吃饭，大家说些祝福的话，每人说新的一年的理想和计划，然后大家在一起再找个地方去跳舞或玩玩。一九五三年的除夕是在洪遒家过的，然后回青年剧院跳舞。一九五四年除夕仍是在洪遒家过的，然后到电影学校跳舞。第二天上午在尤在处吃饭，晚饭在路翎家吃。第三天在吴祖光家吃饭，第四天在朱琳家吃饭。一九五五年除夕仍在洪遒家吃饭。第二天吴祖光请我们和夏衍的女儿一起到和平餐厅吃西餐。路翎请我们三人吃饭。－－除了过年过节一定得聚在一起外，其他星期日、星期六晚上也是在一起玩，但人不一定那么全。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主要的内容是聊天，就是谈文艺界的、我们听来的各种各样的事，其次就是到公园去，去的时候多半是喝茶，仍旧是聊天，再就是到吴祖光等人家里去玩，仍旧是聊天。再一个内容是跳舞。在这些聊天里面就是传播许多各方面听来的流言蜚语，消息，或自己工作中的对领导和同志不满的牢骚，和谈读一些作品的意见。 + +　　家族在今年大家觉得要用集体的力量鼓励帮助做的事，头一件是蔡亮的《借宿》这张画。从开始画直到完成，这中间我们和他谈，启发他想，提意见，去看。其次是帮助田庄写完他的长诗《杨根思》，这诗的开头几节写得十分好，但田庄一向不努力实践，多空谈，我们就商定非激励他写完不可。再其次是要帮助汪明找到一个爱人。对于汪明的《第一次功勋》上演，我们都抱着很大的期望，希望它成功，我甚至决定写一篇批评文章。我们说“汪明会红起来的”。 + +　　平常我们在一起时谈文学，谈这个文人，那个文人的事，有时都谈腻了，于是说：“以后禁止星期六星期日谈文学。”那么，谈恋爱问题谈女人成了我们在一起的谈的很多很多的内容。 + +　　今年中，本来还有一个打算的，是田庄、汪明和我合写一个电影剧本，由汪明写初稿。田庄说，反映抗美援朝的剧本一个也没有，写出的要不得，他把几个打字的剧本给汪明看了，他们说：“看了这些剧本更增强了信心。”我回来时，他们早已把剧本故事拟好了，只差写。田庄对这事最急，他并且说如果通过了，稿费有五千万，我们拿了这么多钱不知道怎么用，流浪儿要疯了。我们谈着这些的时候，兴高采烈，在汪明的床上乱滚，把头钻进被子里。田庄还要我把勘探队也写一个电影剧本，他说，电影局的那些人反正写不出。我们商定，凡是电影剧本不管是谁写的都用三个人的名字。还说要是实现了这个计划，我们也要买它一座小四合院，大家住在一起，那时就真成了一个“家”了。 + +　　家族还有一种性质的活动，是为了家族中某一人追逐某一女同志时，全体陪他一齐去，从旁为他出主意，帮忙，并且，用我们的话说，是要在这个女同志面前“显示家族的威力”。事实有：一、一九五四年除夕，我们全体到电影学校去跳了一个通宵的舞，是为了罗坚追求一个叫贺小书的女同志。我们大家都对贺小书热情，使她感觉这一群人都好。后来又由新凤霞去向贺小书提出，此事没有成功。二、陈敏凡在电影局她接触的女同志中宣传”家族“，有一年纪较大的女同志（俄文老师郁虹）对汪明很有好感，我是最极力主张汪明去和她恋爱的，汪明不干，我和田庄甚至对汪明说“我们用家族名义劝你”，他仍不干。在这之前，我们到电影局去跳过舞，陈敏凡介绍我们认识了这位女同志，我们也显示了一番所谓“家族威力”。三、王蓓年初来北京时，因为她和我的友谊确实很好，这友谊中互相都有一些朦胧的爱意。田庄等是极力主张我追王蓓的，我自己不能决定，但她来北京时，我们家族聚在一起和她玩，也是这种一显“威力”的举动，使她羡慕我们这一群。四、美术学院和蔡亮的爱人张自疑一起的一个女同志，人很好，是个党员，蔡亮说“汪明大哥可以试试”。我们也一齐到张自疑那里玩，认识了她，故意地捧汪明。后汪明感到了“痛苦”，他也不干。 + +　　这个“显示家族威力”也成了我们的一句口头禅。我们的这种得意忘形的“显示”，不仅用在追逐女同志上。就是接触年长的人，我们也是显示我们这种“友谊”，想使人来羡慕我们的。如在洪遒家、肖崎等面前以及凡是我们认识的人中，我们都“显示”。对于同辈的青年，则更是“显示”。我们有句话：“要使他们感到怪，为什么这几个人总是在一起？”在青年剧院，电影局等地方的晚会上，我们总是一起去，在一起。目的就是要使人们“羡慕”，要使人们都知道我们。 + +　　家族还有一种顽童式的流氓恶作剧活动，如在公园里偷看接吻的情人，故意站在他们附近，使他们接吻不成。如在电车上高呼对方的名字，喊汪明叫“汪静轩”，“小汪”，喊我则“李传惠”，“惠惠”，过年时请路翎到西单去吃饭时挤在电车上，我们故意高声喊“徐嗣兴”，也是属于这一类的恶作剧。还有就是在电车上的对话故意引人注意（汪明最爱这样），如“你刚从苏联回来”，“我们在平壤的时候……”等，使人不知道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了不起的大人物。如在大街走着走着忽然大家蹲下。还有一次我和汪明在街上走着 ，前面有一个女同志拿了一本《人民文学》，我先喊汪明一声：“树理同志，慢走。”以为那人会回头看汪明，结果没有，汪明再大声一点叫我：“俞平伯先生呀，”那人仍然没有回头，我更大声喊：“胡风兄呀，”那人回头看了一下汪明。这种恶作剧不计其数。我们彼此间也互相进行恶作剧，我们都有一些遇事就紧张，夸张，神经过敏的毛病，尤其是我，所以汪明常编造消息来使我神经紧张，慌乱。譬如，他有一次从外面跑来，说电影局贾霁正在写批评我的文章，《文艺报》 即将发表，害我一夜都恐怖。我也报复过他，如我学许克城的声音打电话给他说：“蓝光同志要你重新检讨……”把他吓得很厉害，等等。我们还有一种拉拢人的活动。譬如汪明在剧院，为了和剧院的关系搞得好些，就和剧院的某些同志把关系搞好。我不在北京的时候，汪明和王正 是特别好的，因为汪明的戏在剧院里排，王正在剧目组工作。有一件事，我在成都时，曾托吴一铿同志带一双质料很好的布鞋送给汪明，汪明穿大了些，田庄穿正合适，可是汪明却把它送给了王正，田庄对我说，因为王正在剧院搞剧目，汪明这样做是为了把关系弄得更好。（当然，和王正的关系不完全是利用）我回北京后，因为写剧本，王正也常来关心，我也是像汪明一样对他很好，常请他吃东西，把关系搞得很好，这里面也有因为他是搞剧目工作的，关系好了，剧本会得到介绍、支持和更多的帮助的便利的成分。汪明在剧院还请过一些人的客，这也是为了“把关系搞好”。 + +　　（* * * *） + +　　我们给人们的印象是一群“能说会道”的小文人，我们以“许多文人的朋友”自居，而且晓得许多的事情和消息。在我们的朋友中，路翎是重要的一个。我们先是以认识路翎为荣，后来在另外的人面前我们就是路翎的好朋友。关心文艺界的人常问起路翎的情况，我们就说路翎最近在搞什么什么，好像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很亲密。有些人想知道路翎的一些情况就来问我们。 + +　　在我们和路翎的接触中，我们是把他当作一个有成就的作家去尊敬的，很相信他说的话。尤其在写作上，求他的帮助。和路翎的友谊的形成，在我们是主动的，我们先以生活上和他关系搞好，请他的客，拉他和我们一起玩，后来就发展到我们完全支持他，并听他的话，受他的利用和支配了。 + +　　我们除了向别人去宣传路翎的为人和写作努力这一些以外，我们自己也常背地里谈路翎，而且想学他的样，我们说路翎那样的生活才像一个作家的生活，家里什么事都不管，专写东西。田庄说：“我们在恋爱上谈得太多了，浪费时间，空想也太多了，你看路翎就是和那么一个普通的女子结了婚。他在这上头不浪费时间。”我补充说：“一个 真正想在文学上有巨大成就的人，他就不能不在生活上牺牲另一些快乐。”汪明更是羡慕路翎那间屋子，那种生活方式，甚至他已经开始学路翎写字了。－－这是在生活上。 + +　　在文艺上，就是我们更强调作家的写作实践，更强调作家的想象力，而轻视艰巨的生活实践，以及对革命的忠诚这一些根本的问题了，这在我表现最明显。路翎的书出得多，是我顶羡慕的一件事。这种影响最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因为它最容易实现，只要努力写就行－－这是最容易做到的。所以正投合了我们的口味。 + +　　更重要的一个影响是对人对事的看法和在政治上所持的态度。这是路翎看准了我们的思想弱点的要害而进行毒害、争取最厉害的一点。我们都是从旧社会来，虽然在革命队伍里，还摆脱不了对人与人之间的许多旧看法，我们的观点是处在逐渐改变和动摇状态上的，路翎就在这个时候来一击，我们就很快站到他一面去了。譬如我们在青年剧院的时候，在闲谈中，他就说朱漪、吴一铿、吴雪、赵越、金山这许多人的坏话，我们当时以为他到底是作家，看人看得深刻，看到复杂面，看到里层里去。在谈到每一件事时，他总是渗进人与人的利害关系进去看。如剧院演《方珍珠》、《保尔》，不演他的戏，这些。把这些一联系到创作上，我们就以为一个作家看事物不能太简单，要看复杂面，就更是相信他了。路翎对我和汪明讲的“同辈青年妒忌心理可怕”这一句，使我们受害最深。因为这话好像又含有捧我的意味，以为自己真有什么可以让人妒忌的。所以我们就把在东北受到的批评完全归于“同辈青年的妒忌”里去了，而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另一含义就是又好像我们和他之间的“命运”是有共通的，只不过他今天的“成就”更大，遭到的“妒忌”更重罢了。这以后，就使得我们更相信路翎，什么话都去和他谈。我们在写作上和体验生活上的计划总先和他去商量，听他的意见。好像他的主意总是多一些，看得远一些。 + +　　路翎联络我们的方式是以汪明为中心，因为他知道我们是好朋友，只要和一个人密切就是一串。路翎因为和汪明一直在一起，很熟，从汪明那里知道我们全体的情况。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找我们两人，而他请我们到他家去吃饭时，是他说：“再找一个田庄一块来玩嘛。” + +　　我们为路翎服务的最主要的一项就是为他作义务宣传，扩大他的影响。另外就是我们把听到的事告诉他，和从他那儿听来一些事又传播到别处去。其次，………… + +　　 （以下缺，档案原件如此） + +## 在杜高斗争会上电影局岳野给剧协李超的便条 + +## （1955.8.12） + +　　李超同志： + +　　据田庄交代，吴祖光与黄苗子（郁风的丈夫）关系甚密切，黄苗子的问题在最近的对外贸易部五人小组对中央、毛主席的报告中提了出来。这一情况或者不宜于现在就在这会上谈，谨告知。 + +　　 岳野 + +　　即 + +　　 （此件边上李超批示）杜高问题材料李超 8.12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0/000003.txt b/CCRD/1/6/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b9319f236df64ce70d5999f6386f42b6c5e9ec --- /dev/null +++ b/CCRD/1/6/0/000003.txt @@ -0,0 +1,101 @@ +# 杜高档案：中国戏剧家协会关于“小家族”小集团的情况 + +　　“小家族”是从一九五一年以来以几个历史上有敌特嫌疑或有政治问题的人为骨干逐渐发展而形成的小集团组织。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它的成员分布于北京、上海、青岛、内蒙、东北等地的学术机关团体、部队与企业部门等十八九个单位中，从业务性质上来分则包括戏剧、电影、文学、美术、音乐、歌舞、新闻、编辑、出版、行政、对外联络、企业等各部门。 + +　　现在把这小集团的成员、组织情况、政治背景以及他们的破坏活动等情况分述于下： + +## （一）“小家族”的组成分子 + +　　杜高——现在剧协剧本创作室工作，“小家族”的首要分子。解放前一直在蒋匪反动报纸工作，历任记者、编辑、采访主任等职。四九年在常熟伪青年军政工队任导演，解放前夕，混入一冒称“地下党外围组织”的“人民社”。编写反革命文章，打入革命队伍并混进了青年团的组织，潜藏至今。 + +　　汪明——现在剧协剧本创作室工作，“小家族”首要分子，解放前据他自己说一度流浪，后考入伪国立剧专，在剧专参加了三青团，四七年到香港在《华商报》《中国学生丛刊》《星期报》等处工作，和特务周风搞过“归国学生任务团”后退出，通过章泯关系参加了工作。 + +　　田庄——现在电影局担任剧本编辑。亦为“小家族”首要分子，在“家族”内部地位仅次于前二人。田为青年团员，并担任过支委（已撤掉）。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在镇反期间死掉。 + +　　陶冶——现在文化部联络司工作，为“小家族”骨干分子。青年团员。 + +　　罗坚——现在中央歌舞团工作，骨干分子。党员。 + +　　蔡亮——现在中央美术学院工作，骨干分子。团员。 + +　　杜鸣心——现在苏联莫索斯基音乐院学习，骨干分子。 + +　　陈敏凡——现在电影局局长办公室工作，为家族一般分子。团员。 + +　　张自疑——中央美术学院，家族一般分子。候补党员。 + +　　尤在——现在北京《大公报》工作，亦为一般分子。党员。 + +　　胡秀玉——现在东北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一般分子。 + +　　王蓓——现在上海电影演员剧团工作，一般分子。 + +　　谢容明——现在上海歌舞团工作，一般分子。 + +　　吕伦——现在上海歌舞团工作，一般分子。 + +　　另外有些人与“小家族”关系极为密切的，有以下一些人：路翎（胡风骨干分子已逮捕）、吴祖光、洪遒（电影局）、肖崎（青艺）、王正（青艺）、潘开茨、陈西（农业部）、鲁军（电影局）、程若（实验歌剧院）、许仪耀（文化部艺术局）、文椿（电影局）、王肇湮（全国文联）。此外还有一些嫌疑分子，如：人民艺术剧院的朱琳、刁光覃、孟健，青岛市文联的孟力、报社的耿林莽、演员剧团的巴鸿、李露玲，“八一电影制片厂”的赖明（张冠球）……等。 + +　　（（二）组织情况：） + +　　这个小集团他们自称是一个天才洋溢，风流倜傥的“青年才子”的“家族”，他们自称有理论强的（杜高）有组织能力的（汪明）也有兼而有之的（田庄）。参加“家族”是要经过“审查”、“批准”和“考察一个时期”“候补期”，等等的规定，是有资格的限制，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加入。如果批准为小家族后还要通过最后的审查（到吴祖光或潘开茨处）摆酒席举行庆祝，以作参加家族的仪礼，此外家族中还有种种家规和做法，兹分述于后： + +　　一、对每个人的大事（写作上的，工作上的）家族应该互相汇报，互相提供意见，必要时还要予以干涉和给任务。 + +　　二、对“家族”什么事都要谈，他们有句口头语：“家族内部没有自尊心”。 + +　　三、各人找的爱人要“家族”同意。 + +　　四、不许乱拉人进“家族”。一定要和他们有很深感情的，要有“才能”有“前途”的，而且“气质”要潇洒和他们是一样的。 + +　　五、不准逢人就谈“家族”（对一些爱说的人，特别叮嘱要守秘密）。 + +　　六、按年龄排为哥哥弟弟，不称现在的名字，而叫绰号、原名、代号或小名。 + +　　违反规约者，轻则予以“训戒”，重则开除出“家族” 。还有一种处罚，就是对犯有“过失”的分子停止“弟兄”之称和本名的称呼，称之为“同志”或讽刺为“同志你‘进步’了！” + +　　他们相约每逢节日－－五一、十一、新年，即举行“家族”团聚宴会，或相邀去某处跳舞。平时星期六、星期日经常聚会。 + +## （三）小家族的政治背景和反革命的活动。 + +　　从他们所传播的流言蜚语的来源和他们交代的关系来看，这个“小家族”主要受吴祖光和潘开茨等人的指使。在文艺上吹捧胡风文艺理论并以此毒害和引诱青年，联络、发展他们的“家族”，另外便是这个小集团的成员大部分历史上有敌特嫌疑或其他政治问题的人，所以可能他们个人还有一个什么直接关系。以上的各种关系也许是互相通气的，也许是“心照不宣”的，总之是很少可能是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 + +　　至于他们的野心也表现的很露骨，他们公开宣称十年后“文联主席台上坐的就是我们这些人了，”“……文艺界的领导权到那时就属于我们了”。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便有计划的互相吹捧，彼此可以在作品上挂名，以图混得社会地位“一步步爬上去”。 + +　　一、为了“强固阵地”，在社会上扩展他们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影响，他们经常“互相帮助”，经常督促从事创作工作的“家族”分子，“努力实践”搞出“成绩”来。曾有一次由于他们对田庄逼得过紧了，以致田庄写信告饶说：“你饶了我吧，不要抓紧我吧，你要了解我做小职员的悲惨命运的情况……”汪明刚写出《第一次功勋》的时候，杜高立即写信给他说：“《第一次功勋》争取上演，我们全‘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次演出，赶过那些正在得意的人们！……” + +　　杜高在这一点上，是被“家族”视为中心的，杜高也自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西蒙诺夫”，杜高所持的资本有两套，一是精通“胡风理论”；另一方面是解放后，施展其剽窃的伎俩，连续拼凑了五本集子。尤其是后一点上骗住了不少人。 + +　　二、为胡风、路翎等人“创牌子”“壮声势”，小家族的分子每到一处必定大肆吹嘘胡风的“理论”，推崇路翎的作品，当路翎的《初雪》发表之后，杜高立即向人宣称“这是中国近年来最好的作品。”当《洼地上的战役》发表时又倍加称赞，说“《初雪》是路翎的青年之作，而洼地战役才是路翎成熟的作品。”当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出版之后，杜高即向人宣传“这书很有意思，耿庸对鲁迅很有研究，他的看法还是有根据的，看冯雪峰怎样吧！” + +　　在一些重大的事件上，胡风集团便常常通过路翎，去指使小家族的一些首要分子，配合行动。例如第二次文代大会时，路翎曾召集杜高、汪明讨论代表名单。认为孙芋、白桦这些人不应当选为代表，而应当选阿垅、绿原、吕荧。又如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发表之前，路翎写了一封“揭发舒芜的历史”内容的信，准备“递上去”的，事先也找到杜高、汪明等人进行过讨论。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未发表前，杜高便从路翎那里看到了打印稿。文艺报检查工作时，路翎在文联扩大会上发言后，把发言记录读给杜高、汪明等人听，杜高这些人马上表示“你为青年出了一口气。”并立即要求参加会“配合进攻”。小家族这些反革命分子，兴高采烈的猖獗起来。杜高逢人便说胡风的《意见书》“文章写的好极了，批评得太尖锐了。”杜高把文艺报“内部通讯”登载要开展胡风文艺思想批判的消息拿给路翎看，讨好他和胡风。当时剧本创作室改选理事，小家族分子尚在为路翎竞选，企图篡夺创作室的领导地位。路翎始终被小家族奉为“师表”的，杜高等人给小家族分子写信总在谆谆“训诫”要向路翎学习，路翎是他们的“榜样”。 + +　　杜高这个小家族的“首脑”，在这次运动中，思想检查会上竟直言不讳地讲“我对小家族的一些人，总像胡风对于路翎那样，宁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培养帮助他们，只要他们有所成就”。 + +　　三、造谣中伤，这是小家族日常的“点滴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据调查，从小家族分子口中，传播出来的谣言，小广播，诬蔑性的言论已有四、五十条。大致包括这样几项内容：（1）对党的领导干部诽谤污蔑，如说“刘芝明部长垮了，他和高、饶事件有关，”“周总理不要他当部长了”，“贺龙说周扬不行”等。（2）对国际朋友的恶意诋毁……（3）对战争局势有意扩大，造成人心恐惶。对今春反对原子武器时周总理的一次时事报告，杜高等歪曲报告内容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很可能用原子武器，还故意表示要卖掉家具、书籍准备参军，这样来散布紧张空气。 + +　　四、俘虏和腐蚀青年的活动。为了达到“争取人”“联络人”的目的，为了把一些俘虏来的人变成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便进行了一系列的如下活动： + +　　（1）宣扬“才能”。对外宣传他们小家族的人都是“才子”。杜高的资本就是五本已出版的集子。当然都是偷窃来的，书名却标的很堂皇：《在思想战线上》《我会拿起枪来的》《战斗与战斗者》《向三八线挺进》。如杜高叫蔡亮为自己画了一张像，逢人便指着镜框啧啧赞赏，青年的天才画家。蔡亮的一张《借宿》完成之后更成了宣传资本。田庄没有什么作品，杜高便宣传田庄如何聪明，很多上演的电影剧本都经过他加工润饰的，《渡江侦察记》当中很多成功之处都是田庄增添上去的。其中路翎作为宣传“天才”的资本。有些人便由于倾慕被陷进圈套。“互相帮助创作”也是钓饵之一。 + +　　（3）经常以关心婚姻问题为名，对一些未婚的男青年进行拉拢。有时甚至找一些已结婚的人，谈性生活，无耻的叫做“介绍经验”，使得一些未婚青年神志迷惑，逐渐受其腐蚀。 + +　　男女关系不严肃是“小家族”分子的一个共同特点。例如杜高自来北京到现在五年当中，所戏弄的女性已达十几个。汪明、田庄等人经常通讯中总是用“冒黄油”（即搞男女关系的黑话）“铁的棍”猥亵的暗话互相询问男女关系情形。 + +　　他们用追逐女性为发展女青年成为小家族分子的主要手段。他们的黑话叫“抓小鸡”“老鹰下树啦”。为了抓取一个女性，他们有时采取成群结队的去包围，他们的黑话叫“显示家族的威力”。比如杜高企图“抓”舒巧－－上海歌舞团女演员。便布置小家族的人一齐到他和舒巧聚会的地方来，小家族分子陶冶便把插在书柜中的杜高的“著作”抽出来读一段，称赞杜高真能写，然后田庄等人一唱一合，谈起文艺理论来，……然后便一个个溜掉了，单留下杜高和舒巧。这样很快的这只“小鸡”便被抓到“老鹰”的手中。是凡被“抓小鸡”俘虏的，都被无条件的认为是家族的成员。 + +　　在生活上，平时亦很放荡，吃酒，聚赌（输赢十几元）， 在路上追逐女性，电车上胡说乱道，说你是刚从莫斯科来的，我是从平壤来的等等。 + +　　运动开始之后，小家族的人便互相到和平餐厅、澡堂、公园等地订下攻守同盟，如问到小家族时，尽量少扯人。少谈事实。－－今天攻守同盟基本已经攻破。 + +　　他们最初承认小家族活动时，只说是一个感情上的结合，主要是为了互相帮助创作，鼓励创作。在运动中逐渐揭发了他们的造谣破坏行为及生活上胡搞，有意破坏社会秩序的罪恶事实之后，才低头认罪，承认他们是反革命活动。 + +　　起初小家族分子都进行过顽抗，经过揭发斗争之后，逐渐都交代了反革命罪行，目前交代的情形除个别事实有出入外，大致都还相符。由相互包庇，已开始相互检举。 + +　　关于小家族的政治背景，现在尚不肯老实交代。现在还查出来，小家族分子当中有些人在历史上与反革命组织有联系，如汪明在解放前，在剧专曾参加三青团，与反革命分子黄若海、公刘、陈卓猷等人关系密切，到北京后仍有来往。杜高交代他在湖南日报工作时曾参加国民党，在中国时报工作时曾填过“国防部政工局特勤处”的表格。关于这些人的政治背景尚需继续追查。 + +　　 一九五五年九月九日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0/names.txt b/CCRD/1/6/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a30d893b1b780aba567d1e1279829665265704 --- /dev/null +++ b/CCRD/1/6/0/names.txt @@ -0,0 +1,4 @@ +杜高档案：专案组与杜高谈话记录 +杜高档案：“小家族”小集团交代和揭发材料 +杜高档案：杜高在斗争大会的坦白材料 +杜高档案：中国戏剧家协会关于“小家族”小集团的情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0.txt b/CCRD/1/6/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10318bd9423ea72f8da6c4b0d12a703059bb6e --- /dev/null +++ b/CCRD/1/6/1/000000.txt @@ -0,0 +1,11 @@ +# 西南师范学院重点对象徐芝和政治情况登记表 + +　　（） + +　　 姓名 徐芝和 性别 男 年龄 24 籍贯 山西省 榆次省市 乡 村 别名 徐培贵 家庭出身 地主 本人成份 学生 何时入团 - 问题性质 土匪 - - 单位级别 西南师范学院化学系学生 简 历 1937.8——1943.7 在榆次县立东街小学学习 1943.8——1946.8 太原师范初中部 1946.8——1948.1 山西太原师范学校师范部 1948.12——1949.12 成都伪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1949.12——1950.5月 逃往西昌，又由西昌回成都 1951年——1952.10 在成都黄白街派出所所辖搞群众工作 1950.5——1951.2 在成都协助父亲摆货烟小摊 1952.10 入西南师院 主 要 问题 本 人 交 待 ①1946年在山西省省立太原师范学校自愿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宣过誓，听过两次太原伪团部负责人的讲话，班上三青团选了一次委员共计5人，寒暑回家（榆次），与三青团员组织了一个蓝球队，经常在榆次三青团团部休息，与三青团团部非熟习，有一次被三青团团部主任邀去参加了一次榆次各学校三青团学生的宣誓典礼。 ②1948年元月乘飞机由太原到西安（同坐飞机的有父母、大哥、妹弟6人）住约3、4月才到成都。 ③1949年在成都伪陆军军官学校集体参加过国民党。 ④1949年底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被我军解放后，徐对我军不满，与闫雍昭、于鸿和一道逃往西昌，企图逃往台湾。在西昌找到了国民党三二五师，1950年3月随国民党部队上山中途逃回成都。 检 举材料 一、据原西南公安部一处转原川西公安所一处材料，据陕西公安所称，徐培贵伪军校23期学生，49年5月参加国民党，军校起义后，该人同十余人入山为匪，后被剿灭，现潜回成都。 二、据成都市在押犯李矜奭揭发：“徐培贵，解放前夕曾由新都会门护送至西昌参加胡匪暴乱，同路3人死伤2人（其中1人受伤结果由徐补射一枪而打死），仅他1人由西昌逃回成都，左手食指即是在西昌打落，在西昌任胡匪连长” 三、四川财经学院会计系三年级刘展汉检举“徐在1951年曾经到刘家里去找，要求刘参加他要组织的“学术研说会”（名字可能有出入）这个会据他说是反动性质的组织，当时刘骂过徐并劝告他不要找死路，刘怀疑徐是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以上检举材料未经反复查证 须 弄 清 的 问 题 -- 备 考 西南师范学院 填表人 1956年1月18日 + +　　 确定要斗争的： ①徐芝和 重点 下列名单，须弄清下述问题再确定： 1、高光柴：是否参加了自卫队及游干班：活动怎样了。研究材料转来再确定 2、余代跃：须调查现行活动。今后如何进行教育的问题。 3、罗寿山：所参加的“前进剧团”的性质如何？活动怎样？ 调查材料回来之后再研究 4、陈复成：①是否作过警察？并须弄清在警察局之真实情况，写自传的目的，是否想参加什么组织。②组织篷扶社的意图。③解放后买枪的用意？调查后再研究。 5、张忠琼：从我院中四陈仰高，音四江寿仪，西农植保系古诚萱处了解参加“反侵略大同盟”的情况及其活动。 了解性质及其活动情况。 6、江星培：调查现行活动及解放前夕被学校指定为他乡的“反共宣传队”的负责人的活动问题。 △已交政治登记表6张。 + +　　 对徐芝和问题的分析与研究 1、交代有进步，但仍未交代的问题：（前次交待不够符合，后面更接近一些） 确定要斗争的： ①徐芝和 重点 ①军校23期同学录及询问的问题：前段被母亲指挥，让交代说同学录中的无证件埋藏于成都等■■，现具体■■说下。 ②从新都至西昌路费是徐准备的，目已交待与何萨棠检举符合。 从新都到西昌是会适白护送是与李犯检举所符合。是这次交待清楚的，在崇庆一袍哥头家住说别人要他到西康去向胡宗南问好并希望他快点打回来。还有一支轻机枪，并说将来要用牠打崇庆的，与李犯检举相符合。 ③如何打断手指不符合，前曾记术权民旌打的（土匪），现即仍然说是权民旌打的，后来跳下山时说缴枪不打。 ④胡匪连长未谈。 ⑤刘武（刘展汉）是他的区队长，最先他说答刘字记无清了，现在交待了叫刘武，但是未见过面，其实刘展汉检举他当年去约他参加学术研究会。从未交待过姓李的教官。 ⑥检举中打死一个兵。⑦其父清/亲汽车营长，说连长是吹牛的。 其他的问题：三青团不是大的问题，当时15岁，国民党是有■■证件。交待参加所有■活动。 2、①拖上山下山的真实情况。与解放军对抗。胡匪连长回成都过后的活动。 3、检举材料比较可靠。利用是警察，同学录。 ①有刚列紧要方在，也得符合，但是关键的地方未交待，也接近些 ②李犯是他的老师，在当时还是可能向他■■，同时■■ ③徐不够老实，同时说虚较大。 + +　　 姓名 性别 年龄 家庭出身 籍贯 主要问题摘要 常赓克 男 27 高级职员 ■■ ①1947年，曾填表要加入三青团， 原档不清楚，无法录入 湛正英 女 21 工商业 四川省丰都县 该家中一起于（1949年下半年）全家参加 原档不清楚，无法录入 此页原档不清楚，无法录入 寒新文 女 24 地主 四川巫溪 ①44年集体参加三青团。父亲在镇反中被捕。 ②家庭主要成员与社会关系复杂，哥哥在台湾。 徐朝周 男 28 商 四川德阳 ①41年参加■■同学会，该会集体加入三青团，但徐说自己未参加。 ②45年任民■军队■■连任文书。 ③社会关系复杂。（■■■） ④■■■ 吴子浔 女 23 地主 四川涪陵县 ①吴子涔：三哥参加过哥老会即汉流。土改后被管制一年半。 ②吴慕卢：父亲——伪区长参议会汉流的大爷1946死 ③ 二哥吴洪澜参加汉流，他组织刀二匠散播谣言抗拒土改，1951被镇压 ④叔父吴首钦：当过伪乡长被镇压。 ⑤叔伯哥哥吴采琴：参加过青年党，是青年党的骨干份子。 蓝淑君 女 22 地主 四川省郫县 ①该女抗拒退押，镇压，堂叔父蓝本新恶霸地主，带有血债，解放后与流氓一起曾与我军对抗，现已镇压，堂兄蓝寿辉，国民党员，伪查学官，虽混入我解放军，清洗劳改后，在家。 彭宪章 男 24 工商业兼地主 贵州遵义县 ①父亲参加过哥老会②1945年参加几个人接/结拜兄弟流氓组织，此组织在1946参加了三青团，组织一个球队，他是其中成员之一，后到学校没有转关系。 ③1947年冬从同学叶元伟家拿2个枪榴弹放在家中，解放前夕父亲拾国民党几个手枪的子弹放在家中，在1949年12月由夏仁荣丢在河中（枪榴弹及子弹） ④蹇发祥同学关系（兄弟），三青团的主要成员之一，在国民党军队工作过，解放时该团爆动活动于凤留县，他离开转家，在遵义税务局工作。 ⑤叶元伟好的同学，解放后组织地主武装被镇压。⑥1947年入鸿文社。⑦1951年3月申请入团，支部批准为6个月，结果未被批准。 杜宣■ 男 22 小手工业 小土地出租者 四川省宜宾 ①44年加入“经政宜”哥老会。 ②解放后唱反动歌，煽惑群众。 ③解放后参加征粮工作，经不住考验（被土匪捉住过）开小差，脱离了革命。 ④征粮被土匪捉住时，向土匪“央求”，说了很多诬蔑党的话，叛变革命，以求得不死。 高光柴 （调） 男 24 地主 四川新津 ①初小时参加袍哥——敦伦社，46—47年参加蜀津工会，他自己交待是一学术性组织。 ②49年11月—12月向他叔父高志明（伪地方白社队副大队长）妻：一个■组织“■■”薛脑章。 ■■■……不清楚 张昭炎 男 25 佃中农 犍为县 没有写自传的 陈官朝 男 27 地主 贵州遵义专区湄潭县第四区 没有写自传的 江星培 （调） 男 25 富农 四川大竹 ①袍哥②学生自治会（■■长）。几个学校联合的乡会的主席③学校指他为恒乡的反共宣传队的负责人④隐藏■炮弹。 韩义文 （调） 女 25 地主 贵州安顺 ①49年参加反共游击队——三校联谊社。 ②党兄文■，系保安大队军需，堂兄文华，系青年军伪运长。 ③表姐及夫，解放前陆军校至台湾。 高忍芝 男 21 地主 四川省内江县 ①参加过哥老会（42年）未担任工作 ②高荣铜淑/叔父作伪军需官，乡长恶霸，解放后暗中勾结土匪，现枪决。 ③高志桂：伪连长，伪乡队长被镇压了 ④高清华淑/叔父。高利贷，参加哥老会，现劳改 ⑤高一白，解放后被关过几天，现被群众管制 ⑥年龄多报一岁现改过来 陈复成 （调） 男 24 富农 四川丰都兴义乡 ①1943年参加过哥老会，1944年参加陈代同宗会。 ②1949年3月在云阳伪警察局住过2月，继后为该警察局长作家庭教师，2月左右，写了自传给他。 ③1949年11月由陈负责组织了蓬扶社。 ④1949年12月陈买枪1支，子弹50粒，50年1月交政府。 父亲抗拒统购统销被捕劳改1月多已释放 周德芬 （没有写自传的） 女 23 贫民或平工工人 四川乐山苏稽 ①哥遂良在镇反中自杀，姨妈在土改中自杀。 ②舅冯颜之，为土匪■■下，为伪军需处长。在家。 ③远房舅冯继母，为土匪亲信，旅长。与乐山土特务勾结，现潜伏在家。 王永仁 男 25 地主 四川省南川县 ①1947年参加过袍哥②1950年减退时帮助家分散财物，有认识③父亲劳改3年，提前释放④表叔伪乡长枪决（保钦）表兄龚治国土匪镇压了。 杨复芬 女 22 工商业兼地主 云南省大理县 ①小学时与姐参加过耶稣教，后无联系。 ②1945年参加过隐教（全家参加）无活动。 ③1947年集体畚三青团（班上大多数同学）开过一次，填过表未交，解放后烧掉了。后没有活动。证明人杨月■。 ④■■过去征满一年入团未交待，以后填表时未交待（■■■） ⑤父亲被管制学习时，管制被法院去问如何原因。 ⑥土改时，曾替家参加一次会后认识。 ⑦父母亲现在土改时自杀。 ⑧父亲过去做过满土会长及医药公会会长等职。 ⑨纳替同学关系。解放后参加土星明友社的组织。是专门与声乐团及学生会对立。⑩屠■强：师生关系（在一起■过）现被捕。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1.txt b/CCRD/1/6/1/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867f1204bd49bf0428dbda8d005950e9d56c939 --- /dev/null +++ b/CCRD/1/6/1/000001.txt @@ -0,0 +1,49 @@ +# 嫌疑潜伏分子吴忠亚的有关材料及进行意见 + +　　吴忠亚、男、现年46岁，湖北省云梦县人，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家庭成份官僚地主，本人成份伪高级政工人员，现任武汉市民政局教养科副科长。 + +　　吴于1927年2、3月间，在武昌伪中央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及1933年8月间在武昌省高两次加入国民党，前次集体加入，因离校脱离关系，第二次由伪湖北省党部书记长、伪武昌市市长杨绵昱介绍加入，并领有特字党证。又于1933年7月由杨绵昱介绍加入以匪陈立夫为首领的c c组织，即“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同盟会”的湖北省干事会，并任教育界干事会干事，主编该特务组织的刊物《中兴周刊》，设立“中兴书店”，并为匪c c系所拥有之反动刊物，如李彦常主编的奋斗周刊，陶尧阶主编的正中周刊，杨锦昱主编的江汉思潮，艾毓英创办的大同日报等写反动文章。并曾与杨锦昱、黄宝实、陶尧阶等进行反动的所谓青年运动。将各公私立大、中学校大部学生都纳入“青运”组织。以培养反动骨干，如中统特务夏学周、周仕珊、周文学、王学杰、杨世英等均系其培养。1938年吴在宜昌曾与中统特务廖仁鹏，军统特务阮齐等九人结拜为兄弟，调和湖北区域中统军统之间的矛盾。1939年2月在宜昌伪动员委员会时，又参加c c分子杨锦昱、艾毓英、黄宝实、廖廓及复兴社分子徐会之、阮齐、杨啸伊、曹旭等组织的政治小集团。吴又系战犯王世杰最忠实的信徒、追随其政学系。 + +　　吴的历史据其交待，曾历任伪湖北省教育厅督学、匪第九战区政治部中校秘书、伪长沙阵中日报、沅陵国民日报社长、伪新湖北日报副社长、武汉日报主笔、伪湖北省政府设计委员等职。在其历史上一贯宣传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反对共产党，破坏共产党。例如四一年皖南事变连续发表反共言论，污蔑新四军，破坏所谓“国家军令政令的统一”。1947年又受战犯薛岳的指示，起草劝告解放军战士投降的传单，向鲁南、苏北等地解放区散发。1948年代伪湖北省主席张笃伦写双十节论文在各报发表，题目是“发扬辛亥首义精神，完成戡乱建国任务”。主要内容是号召湖北人民反共防共，保卫家乡，来配合蒋贼阻止我解放大军南下。由于他的活动和蒋政权的命运血肉相关，故其社会关系均系最反动的高级人物，主要有下列数人：（关于吴的历史问题，我们在工作中未作系统查证，只是结合外来调查人员的情况及参考吴自己交待与有关资料所写） + +　　1，王世杰，曾任武汉大学校长，伪教育部长，伪外交部长等职，现逃台湾，系吴在武大时老师和校长，曾支持吴破坏学生运动，吴追随其政学系多年。 + +　　2，杨锦昱伪湖北省党部书记长，武昌市长，武汉市秘书长，湖北c c组织的最高负责人之一。吴参加反动组织大部由其介绍，与吴关系深切，解放后以策反工作为名，和吴同赴四川，逃往香港。 + +　　3，薛岳，国民党粤系军阀的首领，曾任伪九战区司令长官，伪湖南、广东省主席，伪总统府参军长等职，是吴的最大靠山。吴曾经其委任沅陵国民日报社长，少将参议，武汉解放前夕，吴曾到穗和其两次会见，现逃台湾。 + +　　4，胡琏，陈诚的嫡系，蒋介石的亲信学生，曾任匪18军军长，兵团司令等职。吴曾任过他的政工处长、替胡大肆吹嘘，解放前夕吴曾拟投胡逃亡，胡深表欢迎，并给吴500元的银元做路费。胡现仍在金门岛坚持反动立场。 + +　　5，陈希平，曾任伪湖北省保安副司令，伪军师、军长等职，与吴是同乡，抗战胜利后，经常在经济上接济吴，五0年吴即是借策反其起义为名，前往重庆，现逃台湾。 + +　　6，左申周（泽淦），军统上层骨干，曾任伪国防部二厅三处处长，办公室主任等职，与吴同乡同学关系，亦是吴的执友，解放前夕与吴密谈后离开二厅，后与吴同飞香港，潜来武汉，不久即被我逮捕枪决。 + +　　7，杨世英，曾任鄂省第四专员兼保安司令，伪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军警联合稽查处处长等职。罪大恶极，解放后仍私藏枪枝，图谋不轨，四九年八月被我逮捕后，吴曾以生命作保，保释杨世英，杨被镇压后吴对其家属仍百般照顾。 + +　　8，刘华煌，军统分子，曾任伪国防部财务处收支处上校科长等职。系吴至友，互相依赖，解放前后与吴来往极为可疑。 + +　　9，戴经鸿，左申周的忠实助手，与吴同乡，在港时与吴一起工作，对吴非常了解，回汉后联系非常可疑，吴曾代其数次介绍工作，五一年曾被我逮捕后又释放。 + +　　1948年淮海战役后，吴看蒋政权即将灭亡，故慌忙写信与匪胡琏（当时在淅江成立兵团）联系，想依附胡逃亡，胡当即回信表示欢迎，并赠500银元路费。但吴又改变主意接受伪武汉日报聘请，约于四八年十一月赴穗办报。在穗并与匪薛岳两次会见，薛匪对吴的指示是：“你回武汉也可以，你是摇笔杆的，没有什么关系，在武汉能呆下去就呆，不能呆下去你再来，工作是有的”。吴在穗又与左申周进行了密谈，密谈情况据查左申周口供其中“当时坚决把密秘商完了，由吴回武汉设法寻觅关系，我则尽速脱离匪部（指国防部二厅）”。吴在穗住刘华煌家，据刘交待吴此时曾赴港活动，约于四九年二、三月间回汉，通过其弟吴忠良（现在长江水委会工会工作）与我江汉军区城工部地下利用关系傅平民（现在市劳动局工作）接上关系，并通过傅又与我城工部发生直接联系。吴被我利用后又即赴穗与左泽淦、刘华煌联系，并向左说我已和共产党接上关系。 + +　　1949年8月间，吴藉去四川策反伪118军军长陈希平起义为名，赴恩施、万县一带，结果策反工作未完成，即赴渝与左泽淦（此时左已按约离开伪国防部二厅，在渝候吴，吴在到达恩施时，左即己从伪西南长官公署处得到吴要到渝的消息）刘华煌（这时刘也活动调至重庆财务署工作）碰头，结果是伪118军更顽抗抵抗解放军的进展，阻滞了解放军的进展速度，而使蒋介石，阎锡山从容逃亡。吴在渝不但未做任何工作，却整日坐着伪118军驻渝办事处及伪西南长官公署特务头子徐远举之汽车，到处赴宴聚会，最后又同左申周同赴香港，到港后吴又带了左之自传回武汉，将左介绍与我发生工作关系。由于当时处在解放战争高潮，故大胆利用，但他们除供给我们一般社情外，丝毫未做出有价值的工作。吴左在港整日喝酒打牌，和一些国民党高级特务鬼鬼崇崇，吴在港并向伪昆明稽查处长军统特务阮更生借款建筑住宅，接其妻赴港居住。但当时吴所领津贴每月仅港币2000元。从阮更生与吴忠亚的谈话中，更清楚的能看出，他们干的是什么勾当，阮对吴说：“你干的是共产党的工作，咱干的是国民党的工作，咱们互不侵犯”，并问“郑先生（郑介民）来了没有？” + +　　1950年吴、左先后被我清洗，左阴谋潜回武汉，随着戴义生，诸致中也从渝返汉，左返汉后不久即被我逮捕枪决。吴回汉后仍和左不断暗中联系，左被捕后吴到处打听消息，设法保释，未能实现。此时刘华煌也已由渝来汉，戴经鸿也由港返汉，他们之间联系更是密切，吴曾数次与戴介绍工作，刘妻工作亦系吴介绍。从肃反中的材料更显露出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例如（19）49年12月，吴在港时刘曾在渝发电报与吴联系，此事（19）52年即有人枞举，但刘一直隐瞒不交待，在证据确实的面前尚欲谎言搪塞。戴经鸿则在（19）55年8月间尚去吴家，请示如何交待。在运动中又发现了吴与另一潜伏特务杨世英的问题，杨被捕后吴曾以生命担保杨为好人，杨被枪决后，吴对其家属又百般安慰照顾。肃反运动中从杨世英潜伏集团中一漏网分子胡时敏（现在湖北省粮油出口公司工作）的坦白中，才发现吴原来和杨的潜伏也有牵连。 + +　　根据以上情况： + +　　从他的历史上来看，我们怀疑他不仅参加了中统，而且参加军统的可能性极大，因为根据他的活动范围来看，他本来是个中统，那么只可能在中统范围内活动，在军统范围内，即无法施展其威力，因尽人皆知，中军统之间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但吴不然，他不但和中统分子有很深的关系，且和军统中的高级分子，也有深切的关系，且又曾调解过湖北地区中，中、军统之间的关系。再也有人通过吴了解其他人的复兴社问题，据对方交待，吴曾在伪湖北省教育厅任督学时，担任复兴社小组长，在押死刑缓期执行犯廖廓的口供亦称吴曾参加复兴社。又据戴经鸿，刘华煌交待，吴曾在胡琏匪部任过政工处长。 + +　　从他的解放前后的活动来看，很清楚的看出，他是别有用心混入我革命阵营的，只要翻开他的历史一看，即可完全驳倒其所谓“对蒋政权不满，而在革命高潮时倒向革命”的谎言。当然这在我们没有掌握活动情况时或许会受其欺骗，但他的这些阴谋活动被发觉后，就是他最狡猾也抵赖不过去。他和薛岳和左申周两人的谈话及用生命担保杨世英和到处设法保释左申周事即完全暴露了他是打着革命旗帜潜伏在革命阵营内部最阴险的敌人。左申周敢以在被我清洗后，仍然潜来武汉及刘华煌从重庆潜来武汉，更充分暴露了他的阴谋。 + +　　他的这些活动，早已引起我公安部门的注意。前中南公安部已将吴作为嫌疑潜伏分子掌握。在肃反中也经过了调查，所到地区有本市、重庆、广州、北京。所调查的对象，有和他解放前、后接触过的人，及四九年至五0年在武汉、广州、香港掌握过他的我党的负责人。从前一种人中，得到了很多怀疑线索，从我党同志的介绍中，也更证实了吴的狡猾。如解放前后的活动情况，这些同志全不知道，而替我工作时，表面上又极热情。因此，有些同志对他印象尚好。但工作毫无成绩，这一点也一致引起怀疑，由此说明吴的手挽是极高明与狡猾的。 + +　　从调查中我们虽然取得了很多怀疑根据，但并未取得确实证据。加之怀疑和他同案的戴经鸿、刘华煌也极顽抗。其它可查证之线索又极缺少。我们经过反复研究，认为目前专案的斗争形式，已不能达到破获全案的目的，移交公安部门侦察则较有利。经请示省财粮贸战线和市政法战线同意，故整理此材料呈案，并附有关材料27件共126页，请转市政法战线交民政局存案。 + +　　此呈 + +　　（省财粮贸战线） + +　　 吴刘联合专案组（19）56年3月9日 + +　　 来源：吴厚礼《梦泽世纪老人吴忠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2.txt b/CCRD/1/6/1/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bc4b73a644ef2f9460ea6d58e104bbe32b2373 --- /dev/null +++ b/CCRD/1/6/1/000002.txt @@ -0,0 +1,201 @@ +# 杜高档案：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 + +## 徐光霄批示： + +　　杜高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般分子和“小家族”反动集团的首要分子。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曾参加伪青年军政工队，历任伪《贵阳日报》校对，《湖南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衡阳日报》采访主任，长沙《新城日报》编辑，南京《中国时报》记者等职，并进行过反动宣传活动。解放后，伪装进步，编造历史混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 +　　杜高思想反动，品质恶劣，积极组织小集团，宣传胡风反动文艺思想，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党组织和党的负责同志，从思想上生活上腐蚀青年，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在肃反运动中对以上问题虽然作了一些交代，但态度是不够老实的、拟予劳动教养。 + +　　 徐光霄 24/3/56 + +　　（一）解放前自四五年至四九年曾先后服务于反动报八处，曾发表过如《沉默的祈祷》《剪烛残余》（前者系为蒋匪祝寿后者系讽刺我当时的和平政策）等反动文章，所编之《新生报》曾用”中共杀害和平胎儿”标题污蔑解放战争。 + +　　（二）曾多次参与反动分子、匪特分子组织的戏剧活动。 + +　　（三）解放前即开始崇拜胡风、路翎、吕荧等胡风集团反革命分子，并推行其反动文艺思想，推荐其作品。解放后直接参与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 + +　　（四）解放后一贯伪装“进步”阴谋搞小集团施行两面手法，进行危害革命的活动，并企图打进党内来进行破坏。 + +　　（五）在北京组织领导反革命小集团“小家族”进行腐蚀青年，毒害青年，传布流言蜚语，造谣污蔑，参与胡风集团反革命罪恶活动。在文艺界制造类似胡风集团的另一“黑帮”，进行阴谋破坏。 + +　　据以上罪行判断，杜高系一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反革命小集团首要分子，历史上的反革命。 + +## （一）简历 + +　　杜高，原名李传惠，笔名土低，李黎， 湔非，DK，晓里。男，现年二十六岁，湖南长沙人。青年团员。现在中国戏剧家协会剧本创作室工作。 + +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在贵阳《贵阳日报》做校对。此时即结识反革命分子程晓华宋冲，及汉奸胡危舟；并在胡危舟主持的《力报》副刊写稿。 + +　　一九四五年十月，脱离《贵阳日报》参加贵阳民教剧团演出《春寒》。 + +　　一九四六年二月参加“中国胜利剧团”至柳州，同年五月随该团到衡阳，离团回长沙。 + +　　一九四六年八月在长沙“大麓中学”读书。同时和《湖南日报》记者汤炜主办“戏剧艺术”副刊。并参加国民党省党部主持的行健剧社演出《这不过是春天》。 + +　　一九四七年初，经傅白芦（《新湖南报》社中共党员）介绍去香港新闻学校读书。同时由汤炜介绍兼做湖南日报驻香港特派记者。 + +　　一九四七年返回长沙，进《湖南日报》做记者。同年十月邹今铎邀去衡阳《力报》做采访主任。同时参加“新闻界”组织的《裙带风》演出。其间结识了女特务分子萧潇，及流氓坏分子萧功浩。 + +　　一九四八年三月回到长沙，先后在《小春秋》做记者。在《新城日报》做编辑。 + +　　一九四八年九月，程晓华邀去南京《中国时报》做记者。同年十月与南京伪军乐学校学生李金声等经上海至苏州参加伪青年军二○二师六○四团政工队。十二月初政工队至常熟演出后返常熟，与三青团反革命分子纪 芒等合作演出《原野》同时经纪芒介绍先后进《新常熟》《新生报》做编辑。 + +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京沪解放，随纪芒等人，藉《人民社》社员名义，由孟远介绍混入上海青年团少年儿童部，后调《新少年报》任文艺编辑。（《人民社》自称为党的地下组织，实际系一特务流氓分子所组成之投机集团。详见旁证○一八号）同年经孙毅介绍参加青年团。不久藉下厂体验生活机会，经铁路工会调“铁路文工团”，同年参加抗美援朝，编入东北后勤文工团。 + +　　五二年文工团编制撤销，调青年剧院创作组，次年随创作组并入剧协创作室。 + +## （二）反革命活动 + +　　一，解放前 + +　　甲、杜高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曾供职于以下反革命报纸：《贵州日报》（地方性“官办”反动报纸）《湖南日报》（CC分子陈大榕主办）衡阳《力报》（复兴社分子雷锡龄主办）长沙《小春秋》报（中统特务分子李礼主办）《新城日报》（军统特务分子章苏主办）南京《中国时报》（伪国防部政工局机关报）《新常熟报》《新生报》（中统特务分子石民庸主办）（以上各报皆有“聘书”及旁证材料。）（参阅旁证一－－十六号） + +　　杜高供职以上各反动报期间曾有以下反动言行： + +　　1.一九四五年在《贵州日报》日常谈话中曾为三青团的反动性质做辩护。（见旁证○○三号） + +　　2.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长沙伪《中央日报》发表为蒋匪“祝寿”的文章，称蒋匪为“我们的伟大 的领袖”“这是如椽的大笔写出了光辉的历史”（见物证○○二号）（当时正值蒋匪疯狂发动内战时。） + +　　3.一九四七年在《湖南日报》 发表“贺衷寒谈社会问题”把贺匪衷寒所谓“用经济的方法去消灭阶级斗争……列宁关于工人的政策，史大林以及托洛茨基在理论上的创造实施及斗争……中国之所以落后……更重要的基本的经济问题的存在……”等等荒谬的胡说称为“站在新的进步的观念上给现实问题作一种正确解说与认识”（见物证○○三号） + +　　4.《湖南日报》同年七月七日发表的“胜利纪念日在长沙”把一个叫嚣“发扬抗战精神，完成戡乱工作”的反革命动员大会，做了以下描写：“坐在黄包车里的一位外国洋人，被这热烈、庞大的场面给鼓舞了，他用指架起‘v’字来表示今天是胜利日，他向车窗口的孩子笑着，孩子们对做鬼脸。……孩子们热情的充满希望的歌声响遍了整个长沙市，市民们在歌声里醒来了，……沿江大道的工人们，赤铜色的脸上浮起愉快的微笑，他们工作的更有力。”（见物证○○四号） + +　　5.一九四七年在《湖南日报》经常发表的“经济评述”把蒋匪反动腐朽的政治上的崩溃，经济上的危机都归咎到战争的“失利”上去。当魏德迈来华后，杜高写道：“魏德迈抵华后，在军事上的反映战争稍有好转，在财政上据消息灵通方面表示，战争经费已有办法。因此人心不再紧张，亦刺激物价下跌”最后更圆滑的补充道：“在更猛烈的内战加速地展开时，经济风暴再袭来是有绝大可能性……当我们更深一层的了解中国主观现实情况后，我们对魏德迈的希望也不能过高”（见物证○○五号 ）在另一篇“经济评述”中把蒋匪帮的临近覆灭描述为“整个国运遭到一种不宁静及大风暴的袭击”。（见物证○○六号） + +　　6.一九四九年全国临近解放前夕，杜高在常熟匪特小报做编辑，以“剪烛残余”为题，连续发表讽刺短文，向革命阵营放冷箭，污蔑党的和平政策。 + +　　四月二十二日《新生报》（当时系杜高和纪芒负责编报）用特号标题诬称“中共杀害了和平胎儿，内战炮火复炽，生灵又要涂炭”同日“社论”是用同样调子污蔑“和谈的破裂实质上是中共的要求超越了政府约法，和正统法治的观念和容忍的限度……”杜高在“剪烛残余”中这样呼应：“和谈终于破裂，这和平之神竟斗不过战魔，然而战者的挣扎也就是最后一次了。”（物证○○七号） + +　　四月四日“剪烛残余”对傅作义起义的嘲讽：“据说苏北已发现傅作义的部队……先前大军只顾后退，如今拼命向前冲，我们不了解傅将军的意思。” + +　　四月五日“剪烛残余”：“江北共军突然后撤，有人说这是由于有利和谈进行，华中大战序幕揭开又将如何解释？”（见物证○○九号） + +　　四月十三日杜高所编副刊曾登载以“毛泽东的嘴脸”“邓子恢何许人？”为题的极恶劣的反动文章。（见物证○一○号） + +　　乙、杜高在为反动报纸服务的同时曾参与以下反革命分子所组织的戏剧演出活动： + +　　1.一九四五年在贵阳曾参加反革命分子程晓华、宋冲组织的《小春秋剧社》演出臭名昭著的陈铨的剧本《野玫瑰》（见旁证○○四号）和反革命分子麦放明主持的贵阳民教剧团的演出活动。（见旁证○○五－－○○六号） + +　　2.一九四七年在长沙曾参加伪民教馆剧团和国民党省党部主持的行健剧社的戏剧演出。（见旁证○○七号） + +　　3.一九四七年在衡阳参加特务分子宋冲等组织的《裙带风》演出。（见旁证○○四号） + +　　4.一九四八年在常熟参加伪青年军二微二师六微四团政工队演出。（见物证十一号及十一号） + +　　（甲）杜高解放后对过去的反命罪行非但毫无改悔，反而有意对组织隐瞒了全部反革命历史，并伪装进步，编造假历史，施行两面派的手法，企图钻进党内来继续其破坏活动。 + +　　1，伪造“革命历史”：一九五一年在东北后勤文工团曾向组织交过一份题名为“关于我自己”的假“自传”把自己吹嘘成一个从娘胎里便已经久受过“革命考验”似乎命中便已注定他非革命不可的人，十五岁当报社的编辑（实际上是当校对）并且“……在这灰色的战场里作了勇敢正义的呼喊”。（见物证○十二号）（实际上已经成为汉奸胡危舟的副刊撰稿人。）之后到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写的自传更加倍吹嘘说：“从我生命开始那天起，我就是属于党的，属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受着党和共产主义思想哺养的。除了矢志做一个马列主义者……在我生命里从来没有过第二个理想……我简直没有勇气承认我不是一个党员。”总之，他把全部反革命历史都翻改成“进步”的甚而是“革命”的历史。（见物证○十三号） + +　　2，伪装进步：从一九四九年常熟解放时混进了《人民社》这个投机组织开始，便进行了一连串伪装“进步”外衣的活动。首先是大肆剽窃，抄袭赶造进步文章。半年前尚在常熟《新生报》写反动文章骂共产党，解放后到了上海，立即在《文汇报》连续发表塞满了马列主义词句的文章。经过抗美援朝，不上两三年，便出版了五本“著作”：《在思想战线上》《我会拿起枪来的》《战斗在朝鲜》《战斗与战斗者》《向三八线前进》。这些书的内容，有的是剽窃拼凑成的，像《在思想战线上》中的一些文章有的是改头换面的抄袭，例如《向三八线挺进》这剧本就是偷窃电影《桥》的情节，和苏联波列伏依的小说《为祖国而战》的情节和对话，七拼八凑出来的，《战斗在朝鲜》《战斗与战斗者》除去自我吹嘘之外，便是些向壁虚构的假报导。这几本书，之后便成为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政治资本。（这些书都是通过他父亲李仲融关系在私营文光书店出版）（见物证○二二号） + +　　3，企图钻进党内来的阴谋活动：杜高从一混进革命队伍，便一直企图钻进党来。一九四九年在上海《新少年报》曾经向报党的负责人胡德华同志谈，要求入党，当时曾表示“入党更神气一些，牌子硬一些”，不愿意入团，后来以为入团之后，入党较为方便一些才入团。（见旁证○二十号）在东北后勤文工团“自传”的末尾又表示“我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不管它将要用多大的代价才能获得”。一九五二年在青艺曾向党组织“递上”了“申请书”，说“我请求党知道多少年来有一个青年人一直地在追随着，未曾离开过一步”。一九五三年在四川铁路体验生活时，曾企图乘铁路组织不深了解他的情况之机钻进来，当时曾给小集团分子汪明写信表示“如果可能我当努力争取解决党籍的问题，我们家族中只要有一个人先入了党，其余的人就会便利些……”其阴谋动机便暴露的很清楚了。（见物证○一四号） + +　　由于五二年常熟公安局转来检举杜高在常熟参加反动报纸活动，及参加中统特务的材料（后经调查，除中统问题尚无确证外，检举皆属事实。）（见旁证十五－－十六号）因而组织上一直没发展他入党。 + +　　（乙）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进行腐蚀青年，造谣破坏，策应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 + +　　杜高混入革命队伍之后，一贯搞小圈子，并组织反革命小集团，进行危害革命利益的活动。 + +　　1，一九四九年在上海《新少年报》工作时，便和孙毅（杜高入团的介绍人，孙的父亲系中统特务，本人历史不清）、郁青、郑马（以上二人皆系上海新闻专科学校的学生，新专是中统的外围组织，政治上很反动）等人结成小圈子，经常背后议论领导，挑拨同志间的关系。（见旁证材料○二○号） + +　　2，一九五○年参加抗美援朝，在后勤文工团和青艺的肖崎、汪明、王肇烟等人结成小集团，反领导，破坏部队纪律，挑拨同志关系，杜高的行为尤其恶劣，部队因战争环境不允许搞恋爱，而杜则扬言“一定要搞一对战地鸳鸯”，很短时间里面便玩弄了两三个女孩子。（见旁证又二○号）（第七页）当部队号召参军时，便背后对人讲：“ 千万别参军，谁愿意打一辈子仗，当一辈子兵，我们还有好多事要做”，又说“部队这些人没有事业心，什么也没有自己的意见，只知道服从组织分配，是块木头。”（见旁证○二一号） + +　　3，一九五二年调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便和青艺的汪明、电影局的田庄，文化部联络局的陶冶，美术学院的蔡亮，歌剧院的罗坚等人组织一自称为“小家族”的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一连串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活动： + +　　a.这个反动黑帮形成不久，即已相当迅速的几乎扩展到文艺工作机构的所有部门里来，包括：中央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央电影局，实验歌剧院，中央美术学院，作家协会，上海歌舞团，上海电影厂、苏联莫索尔斯基音乐院（留学生），他们企图在将来的时间里把持住中国文艺界的领导权，杜高曾在“小家族”里说过：“十年到十五年之后，文联主席台上已经不是现在这些人，而是我们了。”（见旁证○二二号） + +　　b.为了达到前一目的，便在“小家族”里大肆吹捧，互封“天才”，企图用“多出版”“多演出”“多写多画”来窃取一定的社会地位。制造出“天才集团”的印象，以此更多的网罗青年，杜高对此颇费心机，在给小家族首要分子汪明的信里，关于正在排演中的汪明的剧本《第一次功勋》这样说：“让我们把全家族的喜悦和期待都寄托给这个演出吧。”“我们每个人的成功和每一份成就对于我们家族的前途都有着怎样一种特殊的意义，都有着怎样的重要啊。”（见物证○一四号） + +　　c.“小家族”的直接破坏革命的活动，就是通过小家族分子来传布流言蜚语，散布谣言。谣言内容包括这样几方面：一是对中央领导同志的诽谤……二是对国际关系的污蔑。…… d. 配合和策应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活动。 + +　　(1)到处宣传胡风思想，杜高几乎无时不在推崇路翎，当他到成都下厂时还写信给汪明，嘱托汪明说：“我觉得你应该多安慰他，在他碰到困难的时候，用一个最真诚的感情去爱他尊重他，并且为他分担一些困难，这是必要的，你把我对他的怀念和关心转达他吧。我始终觉得路翎的作品感情是真挚的，是以一颗最仁慈的心去同情别人的痛苦，并且歌颂了人的精神上的美点，鼓舞着人去追求光明的……批评他的文章，我都仔细的读了，……总之我是不平静的。”（见物证○一六号）当和他一齐下工地的女同志对路翎作品提出与其相反的意见时杜高便写信给家族分子说“我和吴一铿为这篇小说（指《洼地上的战役》）争论的很厉害，这女人有时是很讨厌的，好在我能忍耐。”（见物证○一七号）另外小家族首要分子如杜高、汪明、田庄等三人，除在言论上赞助宣传胡风思想之外，并在一些胡风集团反革命活动中成为积极的参加者。 + +　　(2)在二次文代大会期间，杜高、汪明，曾和路翎在一块讨论代表名单，认为反革命分子阿垅、吕荧、绿原这些人没列入代表是不公平的，认为像孙芋、刘亭艺这些青年作家做代表是不够格的。 + +　　又如当舒芜《致路翎公开信》发表前，杜高便在路翎那儿看到打印稿，听路翎说舒芜历史上曾叛过党，便支持路翎上书中宣部，对舒芜打击报复。 + +　　当文艺整风期间，杜高正在青岛下厂，便向山东大学的一些青年，如李希凡等同志散布谣言，为胡风、路翎做宣传，说“文艺界整风根本是胡闹……批评胡风搞不起来，没人批评，胡风自己也满不在乎，整天在茶馆喝茶，谈笑自若……路翎也是如此，根本不怎么检讨。”（见旁证○二四号） + +　　又当《文艺报》检查工作、文联召开扩大会时，杜高和汪明听说路翎在大会上发了言，便兴奋的向路翎说：“你为青年人出了一口气。”看了路翎的发言记录稿之后便说：“你为我们发了言。”并积极向文联提出要求，要参加大会，“控诉《文艺报》打击新生力量”来策应胡风反革命的猖狂进攻。 + +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未公开发表之前，杜高、汪明、田庄等人都已先后在路翎等处看到了油印稿，刚一发表，杜高便到处向人讲：“胡风文章写得太好了，批评的太尖锐了。”“在文学遗产问题上我就是个胡风派。”（见旁证○二二号） + +　　当胡风发觉“冒进”布置“退却”时，杜高、汪明便积极帮助路翎“撤退”，在会上为路翎的假“检讨”喝彩，在会下为路翎的发言探听意见。当第一批“密信”揭发之后，杜高急忙在《剧本》月刊上发表批评路翎剧本的文章，假装“争取”路翎，来为路翎开脱和胡风的关系。 + +　　e.有意制造淫靡风气，诱惑青年，腐蚀青年，办法有以下几种。 + +　　一是经常找一些结过婚的人，向一些未婚的家族分子乱扯一些性的故事，他们叫做“传授经验”。 + +　　一是介绍一些淫书淫画给一些未结婚的家族分子看，例如杜高便曾把田庄、蔡亮、张自嶷一些人带到潘开茨家去看金瓶梅插图。 + +　　一是结伙进攻异性，他们的黑话叫“显示家族的威力”。例如杜高打算追逐歌舞团的舒巧，便邀集了所有在北京的家族分子到他宿舍去，预先布置好了，要陶冶当着舒巧的面，有意从书架上抽出杜高的“著作”来朗读一段，其他人齐声赞赏杜高的才华。（见旁证二三号） + +　　又例如罗坚追逐另一个女孩子，这伙人便成群地跑到电影学校去包围这个女孩子。（见旁证一二四号） + +　　杜高在这方面有一套“理论”告诉小家族分子“搞恋爱不要写情书，搞不成反而把柄落到对方手里。当你单独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便大胆地去抱吻她，假如她反对便证明她并不爱你，散了也没有什么可惜。”（见旁证二五号） + +　　小家族分子当中有好几对已经发生了男女关系，至今尚未结婚，如陶冶和胡秀玉，田庄和陈敏凡，蔡亮和张自疑。（见旁证○二五号） + +　　f.小家族内部有领导分工，有“家训”“戒规”，有一套秘密活动的制度。 + +　　杜高在“小家族”内，他们自称他为“政委”，主要从思想上领导家族分子。把汪明比做“大哥”，主要做家族内部的“团结”“工作”。 + +　　有经常集会，在北京的家族分子，每逢星期六、星期日在公园聚会。每逢节日多半举行“聚餐”此项聚餐多在吴祖光家或潘开茨家举行。（见物证○二三号） + +　　接受“新成员”入“家族”时，一般都进行聚餐，也多在吴祖光或潘开茨家。 + +　　属于“家规”之类的必须共同遵守的如“家族”成员之间须互相关心“创作”“恋爱”等“大事”。不准拉“乏味的人”（家族的黑话指作风正派、原则性强、又不能资其利用者）进家族后做为恋爱对象、“对家族没有自尊心”（意思是在家族内部可以胡言乱道，无话不说）但家族内部的谈话又不准随意向外人乱说。 + +　　家族分子彼此互称兄、弟、姐、妹，不用现在的名字，多叫原来的名字或绰号，如杜高是“传惠兄”，杜鸣心是“歪头鹰”（杜鸣心现在苏联莫索斯基音乐学院留学），称陈敏凡“小妹”，王蓓为“四姑娘”。 + +　　通讯或谈话有一些“隐语”如追求异性叫“抓小鸡”“冒黄油”，善于谈情话叫做“会说法文”。 + +　　家族分子有不“忠”于家族的行为时，轻者改称“同志”并且讽刺“你进步了”以此警戒，重的则要开除出家族。 + +　　g. 整个“家族”打进党内来的阴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是拉党员“下水”。已被拉下水的如歌剧院的罗坚，上海歌舞团的舒巧……杜高在给汪明的信里说：“我们家族中只要有一个人先入了党，其余的人，就会便利些……”(见物证○一六号） + +## （丙）解放前后一贯积极的宣传胡风思想。 + +　　杜高远在一九四七年在衡阳《力报》发表的《论〈原野〉的主题和人物》（见物证0一七号）便已显然成为胡风理论的宣传和拥护者了。不但在文章的开始引用了胡风分子吕荧的谬论“作者（注：指曹禺）优美的文笔……却近乎金属性的复制品……人工的涂彩晦暗了自然生命的真纯……”而在结尾杜高又用着胡风的腔调结论道：“总之，在整个《原野》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原始的爱和憎，复仇与反抗……”（见物证又一七号） + +　　一九四八年在常熟曾向人推荐胡风的《论现实主义的路》和路翎的《云雀》。在常熟初解放时，杜高在他自己编辑的《新生报》副刊“群众”（这是匪特小报在解放后，继续改版发行所出版的副页。该报出版不几期便被我军管会查封停刊）上刊载了胡风《论现实主义的路》（见物证○一八号） + +　　五二年到北京之后，除在日常谈话中到处吹捧胡风、路翎等人之外，杜高五三年曾在《长江文艺》发表《单纯和美及其他》，主要内容，宣传胡风所谓的作家要写日常点滴生活，不要只是“政治性”的大题材，（见物证○十九号）；同年所写的剧本《祝福人们》不单在大肆宣传胡风叫喊的“仁爱”“友谊”，而且恶意的对党、对工业的领导方面进行了诋毁和污蔑。（见物证○ 二○ 号） + +　　胡风思想在杜高身上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杜高在给汪明的信上讲到“小家族”时，便用胡风的口吻写道：“我们的集体是用爱、理想和人性的忠实结合起来，它必将巩固和爆发出热烈的火。”（见物证○二一号）直至这次运动中在斗争会上还说“我对蔡亮这些人，情愿牺牲个人的一切，只要帮助他们有所成就，就像胡风对待路翎那样。” + +　　 （丁）一贯施行两面派手段欺骗说谎 + +　　为了掩盖其反动面目，经常在同志或领导面前故做“进步”，但背过面来立即又是一套。 + +　　例如在东北后勤文工团时，便经常对文工团领导同志当面“握手言欢”，背后恣意谩骂。 + +　　当五三年从四川工地回京见到创作室的同志就说：“收获很大，政治上有很多感受。”转过来和小家族分子田庄说：“以后我就来这种，要求进步呀，来这种热情的。“ + +　　（又如他在下厂心得的文章里特别引用了光未然同志的话，表示听了光未然同志的话才去做的。背后对田庄说“捧他一下，来点世故的。”（见旁证○二六号）（最末一页）） + +　　又例如五三年从四川工地回京时，途经上海，曾至《新少年报》，公开给报社做报告，讲了一些志愿军战斗事迹，但在背后却通过郁青、郑马散布“志愿军首长用手枪逼迫司机，冲过敌机封锁”等诬蔑性谣言（见物证○二七号）。 + +　　（（三）运动中的表现） + +　　在运动一开始，杜高在思想检查会上，尚为路翎的假检讨打掩护，当第一批“密信”揭发后，杜高立即写文章用批判路翎的《英雄母亲》的题目，来为路翎开脱反革命罪行，称路翎为小资产阶级作家，路翎只是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感情和无产阶级思想相对抗”而已。（见五五年六月号《剧本》月刊） + +　　在思想检查一开始时，便和小集团分子汪明、肖崎等人订立了“攻守同盟”。在会上一直顽抗，并且会下和别人说：“运动这样搞下去会逼人说假话的。” + +　　在思想检查过程中，表现的十分不老实，对在东北、北京组织小集团问题一直不谈，而且狡辩反动“小集团”是从革命工作出发的友谊结合。 + +　　（当群众当场揭发了他在东北的很多卑劣行为之后，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大家讲的都是事实。”） + +　　直至另一个“小家族”首要分子汪明交代出他们之间“攻守同盟”和一些小家族的材料，在会上及个别谈话中一点点给他指出来之后，才逐渐交代了有关小家族的部分罪行，直到现在还是不彻底的，例如关于他如何布置利用家族分子进行罪恶活动，至今还是拒绝交代。 + +　　关于他和路翎的关系，及崇拜胡风的反动思想，从没有彻底的痛切改悔的表示，反而把一切都推托是上了路翎的当。有些具体事实，当众扯谎，例如关于路翎的小说，他一直都在热烈称赞，但在会上却说他“最初就感到《洼地的战役》有问题，不喜欢这东西。” + +　　关于历史上的罪行，经过大会多次动员，交代政策，小组会帮助，个别谈话帮助，一直拒不交代，一直到大会上揭发了他在常熟的一段历史罪行 之后，才开始交代了过去一直隐瞒的反动报纸名称，及一些时间过程。但具体的反动行为，罪恶事实，除去讲了一些赌博、逛妓院生活堕落的琐事，只承认十六岁那年曾写过一篇《用沉默来纪念》为题的为蒋匪祝寿的文章，但结果推脱责任，说是编辑蒋牧良把他原来文章的讽刺意思给修改掉了。因而成为相反的结果。（见物证002号） + +　　另外有些问题，例如他解放后曾把反动报纸的聘书证件藏于他舅父陈国健（现在内蒙粮食公司工作）处，但至今他关于和陈国健的社会关系，证件的下落，都坚决拒绝交代，扯谎说证件在上海总工会时遗失了（见旁证二八号）。 + +　　又例如在贵阳民教馆集体参加国民党问题，据旁证材料证明，在四六年，正在演出《春寒》时，民教剧团全体参加国民党的，杜高正是此时参加的民教剧团，但他一直拒绝交待这一问题。（见旁证00六号）又如与湖南日报汤炜（即汤永安）的关系一直很密切，解放后尚有通讯关系，但关于他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交代的很少，在上海《新少年报》工作的情况，和郁青、郑马、李牧子的来往关系都未交代。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3.txt b/CCRD/1/6/1/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053ae7668cc868fa6d0addf9b74bd75f285f86 --- /dev/null +++ b/CCRD/1/6/1/000003.txt @@ -0,0 +1,179 @@ +# 束星北肃反和反右期间的档案 + +## 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山东大学教授束星北专案结案材料综合报告 + +## 1956.04.01 + +　　中央、省委肃反领导小组： + +　　兹将束星北问题的调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束星北、男、现年50岁、浙江<江苏>南通人。家庭成分资产阶级兼大地主，个人出身自由职业者，现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 + +　　家庭情况、个人简历(略) + +　　主要问题及查证情况： + +## 一、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去匪军令部技术二厅技术室任职经过情况，通过其在该室的同事陈维昆、江乃霁、束建<健>北、蒋素卿、凌德洪及介绍该去技术室之军统分子徐名冠调查结果如下： + +　　1943年匪军令部二厅在无线电工程技术方面由于缺乏技术人员，当时之第四处处长魏大铭，为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曾签请军统局本部准许原有之军统工作人员投考大学电机系或物理系深造。1943年9月即派军统分子徐名冠去浙江大学电机系学习无线电方面的技术。该徐去浙江大学不久，魏匪大铭又给徐去信，令徐在浙江大学物色电机系或物理系的毕业生去军令部担任无线电工程教官。该徐接此信后即委托物理系讲师孙××(名已记不清)帮助物色。此时正当束星北在浙江大学永兴分部物理实验室设计了一架用6个伏特低压做屏压的收音机，在浙大闻名。因此徐名冠便委托讲师孙××请“束”代为物色物理系的学生和助教。当时“束”对讲师孙××说：“假使待遇高我倒愿去……”(从调查材料看，“束”当时因抗战时期与家庭经济断绝，当时教授待遇每月只有法币2、3<两三>千元，同时家庭负担很重，生活较困难)，因此孙××即将“束”直接介绍与徐名冠相识，后“束”对“徐”说：“假使能够有1万元1个月的待遇能够供我一家的开支，我就可以去。”在这种情况下，徐名冠答应写信去魏大铭处请示。当时徐名冠在给魏大铭的信中提到“束”在待遇上的要求，以及报告了束星北所设计的低压收音机的情况，并说束星北教授是一个可以做研究工作的人。不久魏大铭即回信答应满足束星北的要求，每月给他一万元的待遇，同时并将去重庆的路费一起寄给徐名冠。徐将魏的信给束看后，“束”即动员他的物理系助教陈维昆，对陈说：“现在军令部有个通讯人员训练班，想叫我找几个人去担任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教学工作，你是否去?早点去迟点回来，利用这个假期(当时是‘浙大’将要开始暑假的时候)我们可赚几个钱，这对自己经济上也有些帮助，也算间接对抗日有帮助……”后来陈维昆考虑了几天即同意与“束”同去…… + +　　1944年7月束星北与陈维昆去军令部后，先到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住了1、2<一两>个星期，在此期间主要是对该班的徐××谈了些如何教学的问题，被魏大铭接去重庆技术室后，当即给“束”找了一幢小洋房住，并赠送“束”手表一只、派克钢笔一枝。另据束健北称：曾听束星北对其说魏大铭当时曾对束星北说：“只要你来干，挂不挂名没有关系，就给你钱……”1、2<一两>个月后束星北又回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一次，当时曾带去李博(重庆女子师范学校教授)，去后曾对班内人员说要准备做实验工作，并请李博、朱福<炘>准备实验讲义，又叫训练班盖了一个大草棚给学员做实验时用，此阶段“束”给学员作了三次实验(电池实验，简单收报机实验，简单的发报机实验)。于1944年10月即又返回重庆技术室直至1945年9月，在此将近一年的时间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1)指导陈维昆(束在浙江大学时的助教)、谢立惠(重庆大学教授)做了一个低压收发报机；(2)指导束慰曾(“束”之侄子)做了一个电台远近测样器；(3)指导陈维昆、谢立惠、束慰曾研究装备雷达的实验工作……据调查该“束”在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内，主要负责电讯方面的研究工作，待遇是很高的，每月薪水是相当于两个少将的<收入>(当时技术室魏大铭是少将级，只拿“束”的一半薪水)，<束>在职责上一直担任顾问(是属编外录用人员性质的)。据劳改犯徐名冠供称：在介绍“束”去技术室后，徐曾到技术室看过“束”一次，当时“束”对“徐”表示好感，并对徐说：“我在这里不过是出出主意，指导指导一些技术人员不能解决的问题，很少自己动手，做的是顾问。”又说，“我好像是做客人似的，一切事情，魏都会给我安排好的。”据陈维昆称：到军令部后该陈曾对“束”说：“这个机关现在抗战时期还是对日本人的，抗战胜利后是否会成了对国内的问题，这样是否好?”当时“束”说：“据我看法不会的，即便就是这样子，不‘请委’也可以随时离开的。”1945年日本刚投降时技术室人事科长曾催该“陈”填写入国民党申请书和报请委任的表格时曾对“陈”说：“从前你们在这里发的薪水是另外想的办法，在编制中是没有的，你们必须请委后算编制以内的人员才能发，不然是不能发薪水了。”陈维昆将此情况告诉“束”后，“束”说：“不用理他们。”据江乃霁称：当时技术室人事方面一再催我请委，并说不请委没钱了，当时该“江”问束星北是否请委，“束”回答说：“不理他，你们请委钱就少了，他们不敢不给钱，不给我们就走……”(按：该江乃霁一直在技术室干到解放，“束”等走后，他请了委，系解放后被捕判刑3年现刑满释放的分子。)据陈维昆称：1945年8月日本刚投降两个星期左右，某日陶士珍(技术室主任)召集了技术室全体人员开会，会上陶士珍除了谈了些改组的情况外<后>并宣布说：“现在技术室改组了，现已承蒙‘束星北’先生同意担任副主任兼总工程师……”另据江乃霁称：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约1、2<一两>个星期时，该“江”亲眼看到技术室布告板上贴着匪军令部二厅四处之派令一张，上印有：“兹委任陶士珍为技术实验室主任，束星北为副主任，此令。”以后，“束”即让随其同去的陈维昆、江乃霁等拿出个人学历及服务证件送上去请委，“束”当时也在请委。但在他们的请委书还没有写好，束星北的请委书虽然送上但没有被批准(当时，“束”请委的是中将未批而批为少将)，在这个同时技术室内部的编制以内的人员分发胜利奖金，而“束”等是属编制以外的人员，没有胜利奖金。 + +　　束星北对此问题大为不满，并去找陶士珍，又与“陶”发生冲突，之后，“束”即带领陈维昆将已装在雷达上的一部分浙江大学的器材拆掉带回宿舍。技术室内当即去“束”宿舍进行了搜查，并派了两名卫兵把“束”扣在宿舍内。共扣押了两个星期，后由蒋素卿(女，当时该蒋与束姘居)去重庆找到束佺保(系束星北之弟，当时在重庆任自由论坛报总经理，曾在重庆郊区陆军大学受训时与魏大铭同学，因此与魏关系很好)的住处，当时束佺保不在家，而蒋把束星北被扣的情况告诉了佺保妻，当时束佺保妻说：“没有关系，等佺保回来告诉他，想办法。”第二天，“束”即恢复了自由返回了浙江大学(时间是1945年9月左右)。据劳改犯徐名冠称，“束”回浙大后某次曾遇见过束，当时束对徐说：“那个地方不是人蹲的地方，尤其是那个陶士珍不是东西。” + +　　根据上面材料分析，该“束”去技术室的主要原因，是敌特机关缺乏电讯方面的技术人才，特务头子魏大铭用金钱笼络、引诱，而“束”本人也是为了金钱。是一种聘请性质的<问题>，“束”到技术室后一直是担任顾问，并无实权，自己为了多拿钱，也不愿请委…… + +　　从现有的几个线索除蒋素卿、凌德洪不了解“束”是否参加过什么组织外，陈维昆、江乃霁、束健北、徐名冠都说，“束”未参加军统组织和国民党组织。他们所谈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调查中也未发现他们在解放后有过联系，不可能串供。在缴获的敌特档案中亦未发现“束”的材料。 + +　　再从其在技术室内不准许陈维昆、江乃霁等请委，其弟束健北去技术室后，该又让其弟改名为束佳宝，并对其弟说：“这个地方不是个好机关。” + +　　因此，怀疑“束”在此间参加军统特务组织是没有根据的。 + +　　尚未彻底弄清的问题：据陈维昆谈，束星北在技术室内任顾问时曾两次带着外国人在室内参观，一次是1945年4、5<四五>月间曾听室内人说上面要派人来看看，叫准备一下，不久见“束”领来一个美国人，当时还听到“束”对那个美国人说：“我们的工作有人做，但主要的困难是缺乏仪器和材料，希望你们在这方面的帮助。”后来又带进两个英国人，当时又谈到物资问题，有一个英国人说：“可以考虑给你们一部分。”(据束星北事后对陈说，这两个英国人是从英国伦敦英国情报机关派来视察工作的，他们有一部分无线电器材在印度，不准备带回英国去，可以给我们。)又据陈维昆、江乃霁谈：“束”在技术室工作阶段经常不到技术室。有一次陈维昆曾对“束”说，请他多到技术室指导一下工作，当时“束”回答说：“我在外面为他们搞从美国的租借法案中要物资的工作。”分析这个租借法案，可能与“束”接触外国人时要过“物资”有关系，但估价<计>在外面搞租借法案物资时还可能与外国间谍人员有接触，是否在此间与外国间谍有什么勾当或被敌特机关利用，尚无实际材料。目前只能挂一笔账，以便在今后对其长期考察中作参考用。 + +　　解放前在浙江大学任教授时，参加过反苏反共游行，并为首高呼“枪毙斯大林”、“打倒新华日报”等反动口号，曾污骂我党为“吴三桂”(据“束”谈是因蒙古问题对苏联不满而参加反苏游行的)。 + +## 二、在此次肃反运动中群众揭发和浙江大学转来该“束”解放后的一些反动言论，经查对，按其性质分述，大致如下： + +　　(一)属于学术观点方面的问题(略) + +　　(二)谩骂党政领导，谩骂党、团员和非党人士(略) + +　　(三)其他： + +　　(1)据浙江大学转来的材料该“束”在三反时说：“红旗所过之处，一片凄凉，是鬼的世界。”军统特务胡步青(浙大物理系讲师)被捕后“束”说：“不可能是特务。”后又扬言说，“胡被捕后受到了酷刑，指甲也被剥掉了。” + +　　(2)“新三反”时“束”说：“该反一下了，现在农村里的干部奸淫烧杀非常厉害。” + +　　(3)棉布统购统销时让“束”去听报告，“束”说：“不用听了，这是政治手段。” + +　　(4)总路线学习，讨论对资本家改造问题时，“束”说：“现在那<哪>里还有资本家，他们也是拿薪水的。” + +　　(5)在系内一次小组会上，“束”主动提出问解放后的生产发展、物价稳定的原因是什么?当时有人回答是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该“束”表示怀疑说：“不是”，但也提不出别的理由来，只又说：“可疑、可疑！” + +　　(6)1954年省人民代表选举时“束”对我党李哲明说：“我们现在<的>选举是不民主的，因为候选人早已确定了，代表们到那里选举只是‘画圈’。”并要李给他将此意见向上级提出。 + +　　(7)当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公布时“束”对王振臬<山东大学老师>说：“胡风<是>反革命？不敢说，谁能保证他将来不和铁托一样。” + +　　(8)1955年7月8日，在讨论胡风反革命<的学习材料>时，有人提出有缺点有错误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即一条是改正错误，另一条是坚持反动立场。“束”即反对说：“不革命不一定是反革命，可以有第三条路。”并举例说，“尼赫鲁就是不革命也不反革命。” + +　　(9)党支部曾布置物理讲师陈成琳在接触“束”的当中时常帮助“束”，但在接触时有一次谈到党在各方面的伟大成就时，“束”说陈是迷信共产党，并说：“我也曾迷信过宗教，后在美国迷信过共产党，并找到该处党的负责人谈过话，这个人坏极了，有种族歧视，从此我再也不相信共产党了。解放后我又相信共产党<了>，思想改造时打了我一阵，又冷下来了。来山大之后起初也很热心，但同学们向我提意见，显然党组织不希望我热心工作。”当陈谈到应靠近组织时“束”又说：“对党还是疏远一些好，你愈靠近组织他们对你的要求就愈高，你还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地主，被斗的，党不会相信你的。” + +　　对束星北问题的认识及处理意见： + +　　该人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观点，一向崇拜欧美，宣扬资产阶级科学论点，提倡实用主义，主张物理至上。经常污蔑我党及诽谤苏联，歪曲马列主义、曲解党的政策，藐视党的领导，谩骂民主人士等。这说明该人思想极其反动并公开散布反动言论，品质极为恶劣。但经调查目前尚未发现其反革命政治身份，只证实其任过反动职务，且无政治背景。解放以来对其所揭发的问题大部分属反动言论，尚无以反革命为目的的破坏活动，因此不应属反革命范围。 + +　　经分析其所以产生以上之反动思想，主要是其出身于地主资本家，自幼即出国受帝国主义奴化教育，深受资产阶级反动毒素的影响。解放以来，由于其个性粗暴蛮横、高傲自大，不愿吸收新的事物，拒绝别人批评，不虚心学习无产阶级理论知识，对马列主义学说<认识>极其浅薄模糊，因此其反动论点在其思想领域中仍占统治地位……。 + +　　为了达到教育和改造的目的，我们<的>意见对该人采取严厉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使其逐步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并应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但该人不宜做大学教授工作，可调离做专门科学研究工作。 + +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指示。 + +　　 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办公室1956年4月1日 + +## 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的信 + +## 1956.07.20 + +　　束星北教授： + +　　你在1956年6月30日给党委写的信，已收见。关于你在肃反运动中的问题已有书面结论。(附件)来信中所提“反党”、“反苏”的问题要作正式结论，经我们研究认为： + +　　(一)你的问题不属于反革命性质的问题，政治嫌疑应予取消，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应予摘除；思想作风上的缺点，要在今后以同志式态度，通过诚恳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加以解决。 + +　　(二)关于所提“反党”、“反苏”问题，我们认为你在政治上是不存在的，应该否定。运动中有的同志曾提出一些属于学术思想方面的例子，作为“反党”、“反苏”问题看待，我们认为学术思想问题不应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学术思想问题应该通过自由争论的方式，求得统一认识。对于思想问题首先应该由自己加以正确认识，分清是非。在当前的形势下，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们殷切地希望你在政治上、业务上，努力学习，提高自己，加强团结，更好的<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　　此致 + +　　敬礼 + +　　 附：结论一份 + +　　 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1956年7月20日 + +## 中国共产党山东大学委员会：宣布关于束星北问题的结论讲稿 + +## 1956.09.28 + +　　物理系束星北教授在肃反运动中，曾被追查，并于1955年8月13日，在理科各系教职员生大会上，被斗争过，当时经上级批准，由党委宣布“停职反省”。在其问题查清后于1956年4月3日，由当时的党委书记，将结论告之<知>束教授。上述结论已于1956年9月1日，书面通知了全校各单位。现将查对经过及结论，向到会同志宣布如下： + +　　在1951年—1954年期间，先后有人检举束教授在1944年—1945年期间，在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及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工作时，有重大反革命嫌疑。据此，经上级批准，在肃反运动中曾将束教授列为重点进行斗争。 + +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前后派出8位同志，到南京、北京、上海、杭州及浙江、江苏、河北等有关地区，找过一些机关和23个关系人反复查对。主要问题与束教授1952年参加思想改造时所写自传中交待的基本相符： + +　　束教授当时虽在国民党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和电讯人员训练班工作过，担任过顾问性质的职务，后虽由该技术室公布为副主任，但束教授未正式接受委任，不久即离去。且未参加反动党派，并非反革命分子。 + +　　至于在运动中提出的束教授在我校的言论问题，经过分析研究，不能作为“反苏”、“反共”看待，而且有的传闻失实。但因在运动中，号召大胆怀疑揭发检举时，这种情况，在所难免，亦难一一查对。其中主要有碍束教授名誉，且又有确实材料可查的几个问题已经反复查对，说明如下： + +　　一、1953年11月，选举区人民代表时，发现用中、英文字选举“英格丽·堡<褒>曼”的一张选票，曾在肃反运动中，怀疑是束教授写的。束教授当时声明不是他的选票，他改选的是李哲明。但当时由于我们查原有选票，粗枝大叶，仅找出两张选有李哲明的票，都不是束教授所写的。现经1956年9月24日下午，党委又将原选区的全部选票，由市南区借来，由党委代表和物理系正副主任，重新彻底清查，找出了束教授选李哲明的那张票。因此，证实那张“英格丽·堡<褒>曼”的选票，确不是束教授写的。 + +　　二、在肃反运动中，曾提出束教授敲诈寡妇300万元。当时由于江苏南通专区检查分署，根据商人单志荣检举，于1953年7月8日和1953年9月17日，给学校的两次来函引起的。但有夸大误传之处。束教授在两次复信<中>声明，系商人诬陷。经查对证实，束教授确实曾代其弟经营过南通复新面粉厂，且与该商号有过正当的银钱来往，但并无敲诈事情。所谓敲诈寡妇300万元一节，系误传和夸大事实。 + +　　三、在肃反运动中，1955年8月13日的理科各系教职员斗争会上曾提出束教授是“美国之音”谣言的策源地，亦与事实不符。事后已当面向束教授说明误会。 + +　　以上错误，主要是由当时党委领导上对有关材料未能认真研究，存在主观臆断和粗枝大叶的缺点。甚至于在束教授一再申辩后，亦未深入查对，因此对上述夸大和误传的材料亦未及时发现和纠正，造成不应有的错误。在斗争过程中，党委领导上对束教授采取大会斗争方式，亦有错误。以上缺点和错误，影响到束教授的名誉，增加束教授精神上的负担，我们深以为憾，现在藉此机会，在全体到会的同志面前，向束教授表示歉意。 + +　　希望束教授谅解，并希望到会同志转知其他未列席的同志统一认识，加强团结，搞好今后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 + +　　 中共山东大学委员会1956年9月28日 + +## 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关于束星北处理报告的批复 + +## 1957.11.13 + +　　中共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 + +　　送来束星北案件<报告>收到，据报告材料称：束星北于1944年6月至1945年10月任蒋匪军令部二厅綦江电讯训练班、军令部二厅技术室教官、顾问、副主任等职，积极进行指导用干电池装制发报机、研究试制小型特工收发报机等罪恶活动，并先后介绍江乃霁、陈维昆、束健北等数人到该特务机关工作；束参加我教育工作后坚持反动立场，辱骂我党和民主人士，散布反动言论；在大鸣大放期间又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经研究同意你们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意见，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你们可根据其表现与对工作的作用决定。 + +　　 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1957年11月13日 + +## 关于极右分子束星北的处理报告 + +　　一、本人概况(略) + +　　二、本人主要政治历史问题经历(略) + +　　三、恶毒攻击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略) + +　　四、反党阴谋和策略方面的言行(略) + +　　五、对束星北问题的认识及处理意见 + +　　束系历史反革命分子，解放后一贯思想反动，并有一系列反共反苏言行。整风中又借机有组织有计划、有策略的<地>大肆向党进攻，他的阴谋做法和言行是极其阴险恶毒的。反右后态度又极恶劣，不但不认罪且继续攻击和污蔑党，是一个毫无悔改<之意>的极右派分子。其根源除解放前任反动职务和受资本主义反动教育影响外，<其>大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家庭<出身>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他>是一个阶级敌对分子，因此理应与反革命问题并案严加惩处。但因束星北在物理学上尚有一定水平，原系二级教授，并在全国物理界稍有影响需给予照顾，不过因其情节甚为恶劣，处理已需严肃，为此建议法办判处管制使用，调离学校，不再作<做>教师。 + +　　 中共山东大学党委会1958年1月27日 + +　　青岛市委肃反领导小组： + +　　束星北案件，经我们研究并请示中央十人小组批准认为：束星北于1944年6月至1945年10月在蒋匪军令部二厅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和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任教官、顾问、副主任等反革命职务期间，曾积极进行指导用干电池装制发报机、研究试制小型特工收发报机等罪恶活动，并先后介绍江乃霁、陈维昆、束健北等数人到该特务机关工作；参加工作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我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辱骂我党和民主人士，污蔑苏联，在整风运动中，又恶毒地向党进攻，被划为极右派分子。据此，同意将束星北定为反革命分子，建议司法机关给予判处管制处分，留校控制使用。 + +　　 中共山东省委肃反领导小组1958年6月13日 + +## 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58)南法刑字第375号；1958.10.15 + +　　公诉人：青岛市南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夏本英。 + +　　被告人：束星北，男，52岁，江苏省南通人，现住本市鱼山路26号，系山东大学物理系教授，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个人成分自由职业者。汉族人，无前科。 + +　　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一案。本院于1958年10月14日在本院法庭公开审理。审查了与本案有关的证据材料，并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和检察长的意见，现认定事实和理由如下： + +　　被告人束星北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蒋匪军令部二厅綦江电讯人员训练班和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充任顾问、副主任等反动职务。被告人在任职期间，积极从事技术研究活动，指导用干电池装制收发报机、研究装制小型低压特工收发报机和雷达等罪恶活动。 + +　　解放后，被告人参加工作<后>仍继续坚持其反动立场，敌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辱骂共产党和民主人士，诬蔑苏联，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又借机大肆向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攻击和污蔑。经讯<，>被告人束星北只承认在匪军令部二厅研究过雷达和小型的收音机，否认担任顾问、副主任职务及制做小型低压特工收发报机等罪恶活动。 + +　　(经)查被告人束星北历任蒋匪军令部二厅顾问、副主任职务和研究制作小型低压特工收发报机等罪恶事实，完全属实(有被告人1952年思想改造学习总结内交待和检举材料为证)，被告人有意狡辩抵赖，企图逃避罪责。被告人束星北历任反动要职，解放后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敌视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并进行造谣污蔑。在肃反运动中，政府给予从宽处理，让其悔改继续改造自己，被告人并没有被政府的宽大政策有所感召，痛改前非，重新作<做>人，反而在伟大的整风运动中，借机大肆向党和人民政府进行攻击和污蔑，辱骂党的领导。实属违反国家法纪，应予依法惩处。据此，本院特依据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第3条第5、6两款规定之精神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束星北管制3年。刑期自1958年10月14日起至1961年10月13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宣判之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 + +　　 审判员赵春生书记员钟秀英1958年10月15日 + +　　 来源：　《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 + +　　· 来源： + +　　《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4.txt b/CCRD/1/6/1/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0203095c94b5bef0435a96e9d8cd59b9f6ca9d --- /dev/null +++ b/CCRD/1/6/1/000004.txt @@ -0,0 +1,65 @@ +# 冯友兰：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 + +　　<冯友兰> + +　　【编者按：冯友兰先生过去是我国旧哲学界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写的“中国哲学史”曾经是大学里流行的教本，而他在抗战时期写的“新理学”等书，则系统地建立和发挥了自己的哲学见解。这些书在解放前曾经在知识分子中产生过许多的影响。“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１９５６年第２期发表了冯友兰的自我批评的文章和汪子嵩的批评文章。现在把前一篇文章摘要发表在这里。我们认为在学术上采取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式是好的。】 + +## ************** + +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里，贯穿着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哲学史工作，就是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跟封建主义哲学思想相联系的一种形式。 + +　　我过去的中国哲学史工作，就是用一种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新实在主义底客观唯心主义跟中国封建社会底统治思想更密切地结合起来，使它在人民革命面前垂死底时候，来了一个“回光返照”。 + +　　我标榜新实在主义，但我也并不是完全不要实用主义。我曾经企图把新实在主义和实用主义这两种同样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联系起来。唯心主义哲学本来都要倒向不可知论。由于我要保持跟实用主义的联系，所以在我过去的哲学思想中，不可知论的色彩，更加浓厚。不可知论之所以留一个“不可知”的东西，正是为宗教留一个“禁地”，为神秘主义开一个大门。我过去底哲学思想，也正是最后归结到神秘主义。 + +　　所谓新实在主义的客观唯心主义，实用主义的不可知论，和宗教的神秘主义，这些都是我过去哲学思想中的资产阶级腐朽哲学底因素。我正是以这些因素为基础进行中国哲学史工作， 以与中国封建主义哲学相结合。其意义是歪曲中国哲学史，掩盖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 +　　哲学是社会上层建筑底一个组成部分，是阶级斗争底一个主要工具。它虽表现为某些哲学家底思想，但其实是某些社会阶级或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要求和愿望底反映。在“中国哲学史”里我引用实用主义底一个创始人詹姆士底说法，认为“哲学家各有其‘见’，又皆以其‘见’为根本意思，以之适用于各方面”（“中国哲学史”页１２）。詹姆士所谓“见”本来是一个宗教的名 词，宗教家有时有了一种幻觉，就自以为有了一种特别的能力，能与“神”相交通，因此有常人所不能有的知识。詹姆士用这个名词，使哲学神秘化。我在“中国哲学史”里引用这个名词，也把哲学神秘化，把它说成仅只是个人底“天才”底成果，而不是社会的产物，不是阶级斗争底工具。这种说法底本身恰好也就是为统治的剥削阶级服务的，恰好也就是一个阶级斗争底工具。 + +　　后来在“新理学”里，我把这个神秘主义的思想，更加引申，因此也就把客观唯心主义底荒诞无稽，完全表现出来。在“新理学”里，我认为在没有作任何哲学思想之前，已经有所谓“本然的哲学系统”。在没有哲学上的各派别之前，已经有各派别底“本然系统”。程朱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说“画前有易”，照我的解释，这就是说，在没有画八卦之前，已经有了八卦。 + +　　这是“新理学”底尤其荒谬的一部分。“新理学”认为“飞机有飞机之理”。这并不错，错在认为“理在事先”，即在还没有飞机的时候，已有“飞机之理”。 + +　　哲学史里有许多哲学派别。这是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和阶层底意识底表现。可是在“新理学”中，我宣称在实际上既然有各种不同的哲学系统，在虚无缥渺的所谓“形上方面”也应该有与之相应的各种的“本然哲学系统”。哲学家所谓“见”，就是有“见”于这些“本然系统”。哲学史上已有的每一种哲学系统，都应该跟它底“本然系统”相合，但是否果然相合，我们不能知道。我们只看它是否能“自圆其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新理学”页２３５）。这是不可知论的说法。客观唯心主义，最后必归到不可知论，这就是一个例证。 + +　　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见”呢？在“中国哲学史”里，我又认为这是由于哲学家底性情气质底不同。我又引实用主义底一个创始人詹姆士底意见，认为“依哲学家之性情气质，可将其分为二类：为软心的哲学家和硬心的哲学家”。在“中国哲学史”讲到荀子的时 + +　　候，我就用这种荒谬的说法，解释荀子与孟子所以不同。我说：“孟子乃软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心论的倾向。荀子为硬心的哲学家，其哲学有唯物论的倾向”（“中国哲学史”页３５ ２）。照这种荒谬的说法，在中国哲学史里，孟子、荀子所代表的两个对立斗争的唯心主义的和唯物主义的系统，其出现只是出于偶然。假使没有象孟子那样“软心的”人，也就没有象他所代表的唯心主义的系统。假使没有象荀子那样“硬心的”人，也就没有象他所代表的唯物主义的系统。这样，哲学史底发展，就完全是些偶然事情底堆积，没有规律，也不可能有规律。这种说法是完全跟历史唯物主义相对立的。 + +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是哲学中的两大阵营。唯物主义思想经常跟社会底进步阶级相联系； 唯心主义思想经常跟反动阶级相联系。这是阶级斗争在思想中的反映，也是哲学史发展底规 律。就中国哲学史说，孟子是拥护当时的世袭贵族的，他认为有主宰世界的“天”即上帝，宣 传“君权神授”等唯心主义的学说。荀子是新兴地主阶级底代言人，宣传唯物主义世界观，反对宗教，对于孟子，有尖锐的批评。这种思想斗争，是先秦哲学发展底规律底具体表现，绝不是偶然的。 + +　　“中国哲学史”出版以后，我又出了一部“中国哲学史补”，对于先秦诸子底起源，提出了另一套的荒谬的说法，企图混淆历史唯物主义。照这个说法，我认为先秦哲学不同的派别，出于不同的职业。例如儒家出于掌握古代文化的儒士。墨家出于制造武器的武士。先秦六家出于六种职业。它们底思想不同，是它们底不同职业底不同道德和行为底反映。这是企图用社会上的职业分工，说明哲学史中的派别纷歧，以替代马克思主义用社会阶级斗争说明哲学史中的“两军对垒”底正确理论。 + +　　在“中国哲学史”里我认为一种学说，有其“内在的价值”，那就是说，如果一种学说有价 值，它底价值就在于它的本身，在于它底本身自成为一个理论系统。这是用一种唯心主义观点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认为一种学说，如果有一定的价值，其价值就在于它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客观实在，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底需要和人民群众底利益。 + +　　一种有价值的哲学必是一种理论系统，这是当然的。但其是一种理论系统，是一种现象。其本质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各观实在。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客观实在的哲学，必是一种理论系统，但是一种理论系统，不一定都反映客观的实在。照我底这种“本末倒置”的看法，一家哲学底价值底大小，在于它底理论系统是否完整细密，不问其反映客观实在达到何种程度。因为照我底不可知论的观点，我们除了看一种哲学是否“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外，没有别的方法决定它是否反映客观实在。 + +　　哲学史上有许多理论系统，其内容完全相反。因此，在“中国哲学史”里，我就得出结论说：哲学本来是跟科学不相似，而跟文学宗教相似。哲学本来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学问。 + +　　我写“中国哲学史”底时候，我就用了这种“超然态度”。我把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说成是科学底客观态度。我宣称一个好的哲学史家，在讲那一家哲学底时候，就要站在这一家的立 场，把他底思想用同情的态度重想一遍，然后不增不减地加以叙述。这样的处理，就是使唯心主义的思想和唯物主义的思想，混而不分。在“中国哲学史”里，我也不分别那个哲学派别是唯心主义的，那一个哲学派别是唯物主义的。各派别之间的互相批判，无论如何激烈，都被说成是由于哲学家底所“见”不同。 + +　　资产阶级隐瞒它底立场，用以欺骗人民群众。客观主义就是它隐瞒立场底一个方法。立场是隐瞒不住的。在“中国哲学史”里，我表面上说是认为各家各派都有“贡献”，要把他们底“贡献”，都叙述出来，其实站在我过去的唯心主义底立场上，真正的贡献，是看不见的，也不可能看见的。我表面上说是对于各家各派，都取“超然”、“中立”的态度，“一视同仁”，但是实际上是有褒贬抑扬的。关于孔子和墨子底思想的叙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　　孔子在基本上是唯心主义者，但是他底教育思想教人多见多闻，从感觉经验中获得知识。他强调学习，教人从学习中累积知识。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里，墨子首先自觉地提出真理标准底问题，提出“三表”作为衡量一切思想言论是否正确底标准。他认为正确的思想和言论，必须有历史上的根据，要符合人民群众底感觉经验，最后还要在政治实践上加以试验，看它是否合乎国家和人民底利益。这也是唯物主义的观点，可是这些观点，我或者简直没有提到，或者仅只提到。 + +　　在“中国哲学史”里，孔子与墨子底主要区别，我认为在于孔子注重“仁义”，而墨子注重“功利”，孔子注重行为底“应该”或不“应该”，而墨子注重行为底结果，有利或有害。我所强调的这个分别，其实就是伦理思想史中所谓动机论与效果论底分别。哲学史上的动机论和效果论都是片面的主张，但是前者是唯心主义的思想，后者是唯物主义的思想，则是很清楚的。在“中国哲学史”里，我表扬孔子及以后孟子底动机论，而讥讽墨子底效果论为“过于算帐”。这就完全暴露了我底唯心主义的立场。 + +　　荀子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最大的唯物论者，但是在社会思想方面，他还是企图给宗教一种理论基础，使它能继续发生麻醉人民底作用。在“中国哲学史”里，我对于荀子的赞扬，正是注重在他的思想中的这一部分，而不是他底唯物主义思想。 + +　　我底“中国哲学史”上卷，还在表面上维持“超然的”态度，可是在下卷里，即使在表面上 看，也就不“超然”了。我拥护封建社会“正统”思想，程朱底思想，并且使它跟新实在主义底客观唯心主义，配合起来。在讲到思想斗争最尖锐剧烈底时候，我底唯心主义底立场，就尤其明显。例如戴震反对程朱理学是一场剧烈的斗争。程朱认为一般可以先于特殊而存在，即所 + +　　谓“理在事先”，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主张。戴震认为一般在特殊之中，不能先于或离开特殊而存在，即所谓“理在事中”，这是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主张。对于这个问题，我公开地站在程朱底客观唯心主义底立场，批判戴震底正确的主张（“中国哲学史”页９９５）。 + +　　戴震反抗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程朱哲学的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批判程朱哲学所作的“天理”“人欲”之分。我站在程朱底立场对戴震提出反批评。我说：“此等辩论如有结果，须先明宋儒所谓人欲是何所指。饮食男女之欲，宋儒并不以为恶，特饮食男女之欲之不正者，换言之，即欲之失者，宋儒始以为恶耳”（“中国哲学史”页１００５）。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宋儒对于“人欲”有什么样的定义，而在于他们具体地把什么样的具体欲望算作人欲。也就是说，宋儒把什么样具体的欲望算作“正”，什么算作“不正”。显然农民反抗地主阶级的欲望，宋儒一定认为是“不正”的，是“人欲”不是“天理”。我在“中国哲学史”里，不从这一方面，发扬戴震反对宋儒底“理欲之分”底具有反抗性的意义。而只是从“人欲”底定义上证明“东原所立邪正之分，细察之，与宋儒理欲之分，仍无显著的分别”（“中国哲学史”页１００５）。这是为程朱辩护，也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辩护。 + +　　在“中国哲学史”里，我表面上说是对于各家各派，都要有同情的了解，其实我真正同情 的，是客观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公孙龙和朱熹都是客观唯心主义底代表人物，都是我所特别表彰赞扬的。孟子和庄子也都是神秘主义底代表人物，也都是我所特别赞扬的。我认为他们分别地指出了达到“神秘境界”的两个方法，在中国哲学史中“分流并峙，颇呈奇观”（“中国哲学史”，页３０４）。这些腐朽的唯心主义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几本书，更用力地加以宣传。 + +　　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写了一系列的以“新”字为标榜的书；其所谓“新”底具体内容就是腐朽的封建主义哲学思想跟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底结合。这些书其实就是“中国哲学史”底延长和继续。“新理学”发挥了我在“中国哲学史”里所表扬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思想。在“中国哲学史”里，我在表面上也提倡“科学方法”，批判了当时的“玄学家”，其实，正如哲学史上一切的不可知论者一样，在表面上提倡科学和科学方法底时候，并不是否认神秘主义，而是限制科学和科学方法底范围，为神秘主义留一地位。我说“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神秘的经验”，“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所谓直觉，顿悟，神秘经验等，虽有甚高的价值，但不必以之混入哲学方法之内”（“中国哲学史”，页４—５）。这就是企图限制科学方法底应用范围，使它跟神秘主义和平共处。在“新理学”里，我更明显地把科学底范围，加以限制，把科学与哲学对立起来，为哲学创立了一个虚幻的对象，即所谓“真际”或“理世界”。这个“世界”， 如上面所说的，其实就是宗教中的上帝底“心”。“新原人”发挥了我在“中国哲学史”所表扬的神秘主义思想，把所谓“事天”“乐天”“同天”说成是人底最幸福的境界。中国的封建哲学家把“天”当成是一个最崇高的观念，经常给它以不同的解释。我也作了这一类的“工作”，企图使它能继续发生宗教底作用。 + +　　“新原道”其实就是我底“中国哲学史”底“原形”，“中国哲学史”带着客观主义底假面具，号称“超然”“中立”，对于各家各派“一视同仁”。“新原道”扔开了这个假面具，把我在“中国哲学 史”里所真正同情的一些哲学派别提出来作为“主流”，其余都是“断港绝河”，一概置之不理。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底阶级斗争，极其尖锐激烈，思想斗争也达到同样的程度。假面具扔开了；“原形”也就毕露了。 + +　　在“新原道”里，我把整个的中国哲学史，说成是一个主题——“极高明而道中庸”——底“发展”。在这部“哲学史”里，我不讲中国各派哲学底社会根源，也不讲它们底社会意义，只说有这个“主题”孤零零地悬空地在那里“发展”，并且把我自己的一套号称为“新”，而其实是腐朽的思想，自封为这一个“主题”底“发展”底最高峰。 + +　　这个时候正是中国社会阶级斗争达到极其尖锐的时候，正是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进行决战底时期。在这时候宣传“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个极腐朽的思想，其意义就是教人安于现状，不要革命。 + +　　来源：《人民日报》 1956年7月28日 第 7 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5.txt b/CCRD/1/6/1/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419f86685b3b5c0ff20c39ddbbeab2023e2c17 --- /dev/null +++ b/CCRD/1/6/1/000005.txt @@ -0,0 +1,49 @@ +# 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 + +## 一、所谓“小家族”的几个人 + +　　汪明、杜高、田庄、罗坚、陶冶、蔡亮、杜鸣心（一年前去苏联）。 + +## 二、“小家族”是怎么形成的 + +　　我在上海的时候认识的陶冶，他是育才的学生，比我小一岁，我过去是新旅的学生，一谈就很好。后来，一九五0年秋，我到了北京工作，他也到了北京，我那时初到北京 一个熟人也没有，常到青年艺术剧院找他玩。他和汪明住一个院子，介绍我认识了汪明，汪明那时从香港到北京不久，也是重庆育才的学生，又搞写作，一接触就很谈得来，汪明对我很好，有对弟弟的感情，很热情，留我在他那里住过一夜，谈他要写的一个剧本故事。我也很喜欢汪明。后来我到长辛店铁路工厂去体验生活了，当时正有一群美术学院的学生也在体验生活，其中认识了蔡亮，他年纪很小，很有才能，大家都欢喜他。 他也是育才学校的学生，所以特别容易接近。一九五0年十一月，我便抗美援朝去了。在东北又遇到了汪明，而且恰巧又分配到了一个文工团里工作，又一道去朝鲜，一九五一年又一道合写了剧本，感情就更好了，更深了。在北京的时候，汪明就认识了田庄，两人感情就很好了，我在汪明处认识了田庄，可是不熟。只谈到过去小时候都在桂林演过戏。而且恰巧西南剧展时欧阳予倩先生排演《旧家》一剧中的一个小孙儿是约我去演的，后来因我要上学，改请了田庄演了。我们在东北时，田庄也有信给汪明，也提到我。一九五二年我和汪明从朝鲜回北京以后，和陶冶、田庄、蔡亮的接触就密切而又深厚起来了。最初是汪明、我、田庄、陶冶四人常常在一起，谈工作、思想、苦闷、想法各种问题，又在一起玩。这里面谈得最多的是各人的梦想，梦想自己能做出一番事业来，大家又都喜爱文艺，而且特别喜欢谈文学界的事。知道这些事最多的是田庄，因为他一直在北京，而且从小就认识了一些文艺界的人，他又较早到的解放区，而且是做陈波儿同志的助理，接触老区的文艺工作者也多。其次是陶冶，他也是极喜欢谈。那时他们谈这些是不抱恶意的，也没有偏见的，是出于一个想做“文艺家”的年轻人的好奇，羡慕，夸耀，这样的天真的心意的。我也是，从小就抱着这样的梦想，知道许多文化人的名字，听起他们的事来就特别地羡慕和入胜。在谈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常谈到许多外国的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友谊，他们是那样亲爱，而且那友谊的品质是那等高贵。而且也谈到中国的我们知道的一些作家、艺术家之间的友谊。我们一边沉醉于对他们的谈论和羡慕中，一边就渴望我们自己的友情更好，更深厚。而且我们在过去少年时代的境遇相差不远，都流过浪，都演过戏，都接触过文化人，我们也谈过去。这样，不知不觉地，我们脱离了周围的别的同志，怀着热烈的爱心结合在一起了，生活上也不分，星期六和星期日成天的在一起玩，大都是坐在公园里喝茶、谈天。这时，不知是谁先想起的，说我们是一个“小家族”。是我，或者是田庄。大家立刻觉得“家族”这名称好。还应该特别提到，在我们的谈话中，对于艺术的才能是特别崇拜的，我们常常说这个作家是天才，那个也是。而且我们居然觉得自己也是很有“才能”的人，因此，就相信我们的“家族”是一群“天才”的“集合”。这时，我和蔡亮有时候碰面，他不认识其他的人，他只是来找我，谈的全都是文艺方面的问题，他比我小几岁，还抱着一些“崇拜”的心情的。我看他画的画，欣赏他，夸耀他，这样，介绍他认识了汪明，汪明对他好极了，这样他又认识了田庄，接触久了，感情深了，他也就成了“家族”的一分子。我们说：“他也是家族的。”他也觉得我们很好，就自然地参加了。还有一个罗坚，我本来也是不认识的，他也是育才学生，和汪明、陶冶小时候就在一起，一直感情好，他也认为我们都是有“才能”的人物，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居然觉得“学习”了许多，认为这种友谊的结合是“好”的。和我们感情一天天深了，便也进了“家族”。杜鸣心也是育才的学生，大家都说他钢琴弹得好，参加过“布拉格之春”，又留苏，和我们也很密切地一起玩，便也进了“家族”。于是，这小“家族”便由这七人组成。我们觉得，七人中，搞文学的，美术的，音乐的，艺术行政的都有了，真是“美满”。 + +## 三、“小家族”形成的思想基础是什么 + +　　最初，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搞的这个“家族”是一种错误的、违反革命纪律的、甚至是违法的政治性质的活动。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家族”很公开，甚至以此炫耀，毫不觉得有什么坏处。我们向外宣传我们的“家族”，宣传我们的友谊，甚至宣传我们都是多么“有出息”的年轻人，好让人们来羡慕我们。是什么使我们这样做呢？我们这七个人虽然情况有所不同，思想错误的严重程度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我们都来自旧社会，而且特别是认识过旧文化界，受那种旧文化人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竭力想模仿旧文化人之间的由于宗派主义所结成的“友谊”或小圈子。以为没有这么一群朋友则不是“艺术家”似的。因此，我们狂热地结合在一起。这是天真的一面。初时，我们虽然参加了革命，由于没有经过深刻的自我改造，我们每人身上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狂妄自大的情绪，自命不凡，瞧不起同辈的同志，更严重的是我和汪明在东北工作时就表现了反组织的情绪和行为。我们觉得和革命同志的相处是“枯燥”的，无“趣味”的，不能畅所欲言的，因此，我们结合在一起就可以尽情的倾吐，说什么话也无顾虑。因此，这个“家族”实际上就成为了传播反革命的谣言蜚语、包庇互相间的错误，成为了对抗革命的一种非法的组织。应该说明，这里主要是汪明、我、田庄三人的反革命情绪和思想错误的程度最为严重。其他的几人是受着我们的影响。 + +## 四、我们干了些什么？接近了些什么人？ + +　　我们的活动从表面上看来就是“游荡”、“玩”。每个星期日，我们照例的就在一起了，最初是专谈文学和梦想的，后来不了，多了谈女人——几乎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因为大家都没有爱人，而都想恋爱了。再就是认识了一些人了，到那些人那里去玩，听来了许多“小广播”。这里，主要接近的是吴祖光。他成了“家族”中的大哥哥。他那里是我们的自由天地，七个人全去过，他对七个人全好，“承认”了我们的“家族”。他跟我们谈话中传播了许多的政治性的消息（我在前几次材料中写到的），我们觉得在他那里玩得很愉快。又能听他讲各种有“趣味”而滑稽的故事。同时，他又能满足我们另一方面的虚荣心，我们羡慕的正是那些既有名气而又特别有“才能”的作家，到他那里的又都是一些有名的人物。在他那里是从一九五三年秋开始密切起来的，一九五四年更为密切了，这一年我不在北京，从汪明给我的信和后来我回来后所接触的所看到的。我们在他这里认识了夏衍和艾青同志，夏衍同志甚至开玩笑的说“吴祖光领导的一群小朋友”。 + +　　其次接触的就是在养病中的洪遒同志。他在香港就认识汪明，又住在电影局，和田庄在一起，我在桂林看见过他，他对我们也极好，也是公开叫“你们家族”、“你们家族”的。他在养病，我们去是陪他，和他聊天，减少他的寂寞。他和蔡楚生同志住一楼，友谊很好，所以我们认识了蔡楚生同志。在洪遒家，也是东南西北什么都说，有时就把从吴祖光处听来的消息告诉他。 + +　　“家族”的再一个朋友就是肖崎，他因为和汪明、我在东北工作时就有“友谊”，回北京后仍是比较接近，要好的。再加上他和田庄在桂林时演过《旧家》，他看着田庄长大，也很熟。罗坚他在重庆也就认识的。他年纪较大而且单身，很寂寞，所以找我们一道玩。另外他简直真有些羡慕我们这个“小家族”，真把我们看成一个个都是“小天才”似的。他长期搞戏剧工作，书读得当然不很多，每次听我们大谈外国文学时，也真以为我们很不错。他是夸奖我们的，并且真希望我们搞得好，有些出息。同时，他也有一套腐朽的、由于旧社会的长期磨难得来的哲学，在他工作的单位当然找不到这样一些人来发表，来共鸣，于是就和我、汪明谈。主要是谈“工作中碰到的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啰，“得罪不得人” 啰，“狂妄了要吃亏” 啰，“东北工作的教训” 啰这一些。还有就是谈戏，谈文学问题。他在剧院是做副导演，要回答演员一些理论性的问题，回答不出很“丢人”，所以他背地经常来找我谈。他写的总结性的文章也找我替他在文字上帮忙。他比我们大，比较慎重，所以也常提醒我们言行要注意，群众关系要搞好一些。我们住在剧院时，他听到了谁对我们的反映就立刻来告诉我们。这次运动开始后，他因为知道我和汪明和路翎接近过，很担心我们，加上后来剧院领导上果然要他写我和汪明的材料时，他就约我们出去，把这事告诉我们，他非常害怕我们出问题。 + +　　上面说的是认识我们的全体，并有过比较密切来往的人。 + +　　另外，田庄、汪明认识的文艺界的人就很多，他们常谈起的有：刘白羽同志，章泯同志（我也认识），胡可同志。田庄因为在电影局工作，熟识许多电影界的人，也常谈。 + +　　另外，就是因为我和汪明的关系，介绍田庄认识了路翎。 + +　　路翎因为是近年来文学界的一位“名人”，所以像我们这样的人就不会不注意他。和他的关系不如前面的人密切，其原因是，他对我们的“家族”并不怎么热心，同时，和他接触时是感到他有些“阴郁”的，不如吴祖光他们那样热情、开朗，有说有笑，无所谓。但是我们总觉得路翎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是文学界一个“重要”的人物，所以很愿意接近他。我们三人到路翎家去吃过饭。和路翎在一起时主要是谈文学，谈文艺界对他的批评，有时很枯燥，我和田庄还抱着兴趣，汪明是坐不住的，汪明平日对理论问题不感兴趣，也不乐意长谈。我觉得我们开始接近路翎是抱有一部分虚荣心和好奇心的。而且阶段不同，这是有发展的，变化的。五二年—五三年初，我们和路翎的关系并不怎么的密切，我记得那时，我和田庄是同意对他的一些批评的，但也觉得批评得太简单，说服力不强。我记得那时，田庄甚至对我说过：“你是搞过理论的，你要能影响一下路翎，那你就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当然，这是何等的天真，但可以表现我们当时的看法。后来，不同了，五三年初汪明和路翎一同到了朝鲜。我到了青岛。我在青岛写的剧本《祝福人们》不但说明我对于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错误了解，而且在我的这个作品中出现了一种我过去的作品中所没有的倾向，我开始以寻求抽象的所谓“爱”、“内心的斗争”来代替反映火热的现实斗争。这不证明别的，这证明了我认识路翎以后，以及和他在交谈文学问题时，已经受到了胡风反革命文艺思想的影响。 + +　　同年秋天，我回到了北京，汪明、路翎也回来了。路翎开始发表一些散文，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我们更认为他是一个有“才能”的作家了。同时，汪明在和路翎一起到朝鲜的日子，无疑地增进了他们的友谊，汪明在和我们谈到朝鲜生活时，特别谈到路翎体验生活的态度很好，写作很努力，我们就也认为他做人的态度也是“认真”和“严肃”的了。恰好这时期召开文代会，会上批判了过去粗暴的批评，路翎很高兴，我们也就相信过去对他的批评是粗暴的了。从这时，我和汪明就更在碰到他的时候就给他谈我们的工作，我请他看了《祝福人们》，他支持了它（我已写过材料），汪明准备写的反映朝鲜的作品也和他谈过，请他提意见，帮助。一九五四年的旧历年，我、田庄、汪明三人到他家里去吃了一次饭，他还请了李维时，那天因为只是顾着吃饭，问了一些他正在写什么，没有多谈别的。不过，从那时，我就感到我们三人已经完全和他有了“友谊”了，而且明显地在精神上接近和支持了他。他很知道我们是喜欢他，也很崇拜他的，他也很知道我们这几个人是他可以好好利用来为他宣传的。但是他大概也知道我们的另一“弱点”，即是我们在文艺界工作还不久，对人的成见还不是那么深，而且是普遍的抱着交友的乐趣和对一切进步作家都很崇拜的文学青年的心情。这大概就是他不能把我们当作更“亲密的人”的原因吧。但是，在这期间我个人因《祝福人们》剧本的失败而怀着对组织不满的情绪，在他那里得到共鸣，而他利用了这一点，这是最根本的原因。（我已另写了材料） + +　　一九五四年初，我就出去了。直到年底才回来。 + +　　我在外面的时候，主要是和汪明通信。我在那些信里倾吐了我对“家族”几个朋友的怀念。他也来了许多信（信已交给组织），我感到很温暖。我从这些信里看到和感到，我不在的时间，“家族”的感情是更加巩固和亲爱起来了。他们和吴祖光的接触更多了，感情更好了。这时期，汪明、田庄又接近了刘白羽同志，我记得在一封信里，他曾写给我：“白羽同志很喜欢我们，我们讲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白羽同志笑着说，你们将来是中国的‘强力集团’呀。”这时期汪明写了《第一次功勋》剧本，得到刘白羽同志和路翎不少帮助－－他告诉我。可见和路翎也还是接触着的。不久后，对路翎的小说的批评展开了，我在工地也读到了这些批评文章。汪明来信中，提到路翎又苦闷起来了，这次批评得很厉害。并且说路翎常问到我，希望我给路翎写信。我当时因为忙，二来对路翎的小说也有些意见，同时批评文章我觉得有“过火”的地方，再加上跟路翎的这样一种“朋友”关系，觉得很难写，就没有直接给路翎写信，就请汪明转达了我的问好，并要汪明多安慰他，帮助他，尽一个朋友的力量。后来，汪明自己的剧本也碰了一些意见，其中尤其是宋之的同志的意见使他不满，便从情绪上完全吻合了路翎的那种也不满批评的情绪，他就更同情起路翎来了。年底，我回来了，正展开着对《文艺报》的批评，这时，我们就更觉得错的是《文艺报》，而不是路翎了。那时候，我们完全搞不清路翎等人的真实目的，我们从吴祖光那里听到路翎发了言，连吴祖光也有些同情路翎的“遭遇”了。这时，汪明和我也都表示了对《文艺报》的不满，对路翎的同情，甚至要求去发言（我已另写了材料）。后来，在李维时那里碰到路翎时他说吴雪反驳了他，吴雪连自己说过的话也不承认了，我们当时听了路翎的一面之词也当真相信他，我说“这一句话我们都记得”。（已另写材料） + +　　《文艺报》事件以后，我就埋头写我的剧本了。仅仅在阴历年和汪明一道去看过路翎一次。那时，我们已知道胡风理论错了，想劝他摆脱胡风的影响，他是完全按照胡风指示那样回答我们的：只是投稿关系，没有别的，等等。他和我们谈话中，除了提到过陈亦门以外，他们集团里的任何一人都没有提过。我甚至记得一九五三年我看到耿庸的那本《阿Q正传研究》后，和他谈过我觉得耿庸是别有用心的人身攻击，我问他这是一个什么人，他也不清楚，说他自己和“泥土社”也只因为出过两本书的关系，闹不清楚。他并说上海这种二流子很多。而后来，就是我的一篇文章（《单纯和美及其他》）受了批评，我告诉过路翎，并告诉他我预备写批判胡风的文章，联系着批判自己，他也在写，只是要我不必联系自己，主要批判胡风。这一次以后，我们就没有接触了。 + +　　在和路翎的接触中，由于我们的反组织情绪从他那里得到共鸣和支持，我们从思想和情绪上便支持了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并且实际的成为了反革命的“好朋友”。（如我在前几次材料中写过的一些事实，我们为他作过的宣传，并把我们听来的小广播也转播给他） + +　　另外，我们在“家族”中也传播了路翎的影响，除了在文艺思想方面，另外，我们也常谈到路翎如何刻苦，如何朴素，我们应该如何学习他这些方面。使得不认识他的其他几人也都很崇拜他。 + +## 五、“家族”的一些变化 + +　　从今年三月开始，“家族”开始了一些变化。在长时间的接触以来我们互相也积下一些意见，这些意见使我们感情有了某种程度的降低。还有一层是，我们也开始感到在一起浪费的时间太多了，以后应减少玩的时间。同时我们个别的交换了一些意见，觉得我们过去对互相间的错误和缺点太缺乏批评了，所以，觉得有必要聚在一起严肃地作一次谈话，互相提意见，（后来没有实现）从这时起大家碰面的少了，只因为我和汪明住得近，还常常玩玩。有人说，“你们这几个人因为都没有爱人所以才这样密切，以后各人结婚了就不会这么好了。”我们当时不相信，后来事实果然是这样，因为各人都恋爱了，接近的时间就自然的少了。但这个变化不是从政治认识上的提高得来的，真正的变化是从这次严重的斗争运动开始后，我才从痛苦和沉重的政治教训里猛省，我们的活动原来是一种政治性的小集团活动，而且是有利于反革命，破坏革命的活动！如果让它发展下去了，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事。而就我和汪明两人所做的事来看（如传播的消息，在讨论我的剧本时表现的宗派情绪，和路翎的“友谊”）就都已经是带着鲜明的政治性的、以反革命情绪为基础的活动了。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names.txt b/CCRD/1/6/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d709ebb667f32024a6bc0290d6b35612010291 --- /dev/null +++ b/CCRD/1/6/1/names.txt @@ -0,0 +1,6 @@ +西南师范学院重点对象徐芝和政治情况登记表 +嫌疑潜伏分子吴忠亚的有关材料及进行意见 +杜高档案：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 +束星北肃反和反右期间的档案 +冯友兰：过去哲学史工作底自我批判 +杜高交代小家族的情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00.txt b/CCRD/1/6/1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1c502cee1c26fdddaa97b5c7d91dfaf450ab07 --- /dev/null +++ b/CCRD/1/6/10/000000.txt @@ -0,0 +1,29 @@ +#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王铁生的退职人员证明书 + +## （王铁生，人民大学讲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 + +　　兹有 王铁生 因 自动要求退职，回家自谋生活 准予退职 + +　　 1965年3月10日中国人民大学（章） + +　　姓名 王铁生 性别 男 年龄 38 籍贯 湖南衡阳 + +　　何时参加工作 1949.9 – 1949.12, 1952.9 – 1958.2 + +　　原任职务 撤销讲师职务 + +　　退职原因 自动退职，回家自谋生活 工作年限 五年八个月 + +　　退职时间 1964年5月 原每月工资 在茶淀农场每月15元生活费 + +　　退职金 玖拾元，加发伍拾元补助 已发车旅费 1964.5由茶淀农场发给伍拾元 + +　　批准机关 中国人民大学 + +　　备注 1. 王铁生于1964年5月自动要求退职，当时未办理退职手续。于1965年3月10日补办退职手续。 + +　　（2. 王铁生在茶淀农场劳动教养期间每月生活费15元，退职金按15元折发90元外另发给本人50元补助费。）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01.txt b/CCRD/1/6/1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0908ca7a949c65b87d3a45e0e0580e817bb5f2 --- /dev/null +++ b/CCRD/1/6/10/000001.txt @@ -0,0 +1,23 @@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林昭的判决书（摘录） + +　　原判情况：62度静刑字第171号 1965.5.31发 + +　　公诉人： 静安区检院吴泽皋。代理审判员李文龙，书记员胡周纯。 + +　　被告：顾雁。30 面汇县人，原兰州大学研究生。1958年沦这右派，1959年伪造证件来沪，判十七年。 + +　　被告：林昭 33 苏州市人。出身伪官吏，本人学生。原北京大学学生。1958年沦为右派分子，留校察看。1959年借口养病返沪不归。捕前住在本市茂名南路159弄11号。判20年。主要罪行：（60。10。24捕）留察看后，不思悔改，书写反动长诗“海欧“，污蔑攻击反右斗争，并寄给兰州的右派分子孙和进行散布。 + +　　兰州反革命集团为首者张春元，1959年下半年专程来沪联系，即气味相相投，表示尽力支持。张回兰州前，林昭赠与一本现代修正主义纲领草案及自己写的（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动长诗“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后，张、顾雁参考此书公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将林之反动长诗编印在反动的”星火“刊物上。 + +　　1960年上关半年林先后从张，谭蝉雪，顾等人处听到关于反革命集团的各种阴谋计划的传达，并接受负责起草反革命纲领等任务。 + +　　1960年10月案发被捕后，抱拒对抗态度，拒不供认罪行。 + +　　1962年3月因得病保外候处时，乘机在苏州拉拢右派分子黄政成立“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点头联盟“反革命组织。并书写反革命政治纲领十条。同年9月，又书写十分反动的“我们是无罪的”等到四篇文章，竭力为右派、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企图翻案。并勾结本市外侨阿诺。纽门，要求寄往国外，扩大反革命宣传。 + +　　1962年12月，依法收押后，仍变本加厉在监狱内发展将要刑释的女犯张茹一参加其反革命组织，并布置张茹一释放后至苏州与黄政联系活动。同时在狱内公开书写大批反动文章和诗歌，呼喊反动口号，煽动其他犯人对抗政府，反革命气焰嚣张。 + +　　被告：梁炎武 30 广东梅县人，原北大助教，1958年沦为右派后至工厂劳动考查，1960年上半年辞职回家。判七年。 + +　　 来源：《林昭文抄》，甘粹先生2000年7月11日抄本。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02.txt b/CCRD/1/6/1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c6f888a84f5a02ff9ead81fe06168d47ac84d1 --- /dev/null +++ b/CCRD/1/6/10/000002.txt @@ -0,0 +1,19 @@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关于林昭的刑事判决书 （节录） + +　　被 告林昭原系北京大学学生，一九五八年沦为右派分子留校察看后，仍然不思悔改，书写反动长诗《海鸥》，污衊攻击反右斗争，并寄给兰州的右派分子孙和进行散 布。当兰州反革命集团为首者赏识其反动的才能，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专程来沪联系后，即气味相投，表示尽力支持，在张春元回兰州前，特地赠与一本现代修正主 义纲领草案及其自己写的一篇恶毒地影射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长诗《普罗米修士受难的一日》。之后，张春元与顾雁等就参考现代修正主义纲领草案，公 然提出‘要在中国实现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的社会主义社会’，将其所写该篇长诗编印在反动的《星火》刊物里面。一九六○年上半年，被告林昭先后从张春元、 谭蝉雪、顾雁等处听到关于该反革命集团的各种阴谋计划的传达，并接受起草反革命纲领等任务。迨一九六○年十月案发被捕后，仍抱对抗态度，拒不供认罪行。更恶劣的在一九六二年三月因病予以保外候处后，竟乘机在苏州拉拢右派分子黄政，成立‘中国共产主义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组织，并书写反革命政治纲领十 条。同年九月，又书写内容十分反动的《我们是无罪的》等四篇文章，竭力为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呼冤叫屈，企图翻案，并勾结本市外侨阿诺．纽门要求予以寄往国外扩大其反革命宣传。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将被告林昭依法收押后，非但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在监狱内发展将要刑满释放的女犯人张茹一参加其反革命组织， 并布置张茹一释放后至苏州与黄政如何联系活动。同时，在监狱内公开书写大批反动文章和诗歌，呼喊反动口号，煽动其他犯人起来对抗政府，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节录） + +## 1968.04.19；一 九六七年度沪中刑（一）字第十六号 + +　　反革命犯林昭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一九五九年积极参加以张春元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拘捕后，又扩展反革命组织，发展成员。为此，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由原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徒刑二十年。 + +　　但反革命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恶毒地咒骂和污衊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 席，疯狂地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林犯反革命破坏活动更为猖獗，继续大量书写反革命文章，竭力反对和肆意诋毁我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与此同时，林犯还在狱中用污血在 墙上、报纸上涂写反革命标语，高呼反革命口号和高唱反动歌曲，公然进行反革命鼓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 + +　　反革命犯林昭，原来就是一个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是一个死不悔改、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强无产阶 级专政，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下： + +　　判处反革命犯林昭死刑，立即执行。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03.txt b/CCRD/1/6/1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4899782795eda39d24bcea214e2eb4dd86edc9 --- /dev/null +++ b/CCRD/1/6/10/000003.txt @@ -0,0 +1,1591 @@ +#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校注稿) + +　　<林昭> + +　　前言（未定稿） + +　　窗友林昭（1932年12 月16 日—1968年4月29日），苏州人。1954年夏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7年“5·19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处以保留学籍劳动察看。1959年因病至沪休养，1960年10月24日被捕。1962年3月5日保外就医，同年11月8日再度收监。1965年5月31日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1968年4月29日遇害。1980年8月22日被上海市高院宣告无罪。 + +　　《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写于1965年7月14日至12月5日，时囚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和上海市监狱两处。正文120页，约133000字，附录17页，约17000字，合计137页150000字左右。手稿为有光纸，23.5㎝（横）×17㎝（直），稿心为21㎝×14.5㎝。页26～28行，行40～44字。每页约1090字，字形大小相当于老五宋。字体为行书，杂用草书和异体。校勘的底本为手稿之直复本及直复本之再复本两种。当时写作条件恶劣，常在手铐或反铐下书写甚或血书（详后），字迹难以辨认。本文校勘之前，甘粹先生曾历时一年，誊录一过，全文大致可读而讹误尚多，然筚路之功善莫大焉！ + +　　《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一字一血一泪，与最高层论争为国之道，治政之略，修身之则，谈情之范，种种不一。惝况迷离，乱人耳目，殆希世之珍，举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人而已。信之，疑之，爱之，怒之，扬之，抑之，传之，禁之，阅者各凭己见断之可也。然恐终不能左右其必将经过时间之流的冲刷锤炼而挺立于昆仑之颠！ + +　　本文按原手迹复印本逐页迻录校勘，标明原页次。凡原稿文字有误而予改正，均出校记；重复误笔或标点符号变动，径改不出校记。间作少量文字注释，以不见于《现代汉语词典》等书为限。无法辨认之字，以□表示。至于所涉事件史实典故等，偶或出注，以明体例，全注当俟之异日或后人。文后拟附手稿之复印件，便于研究者作进一步之探测，期臻完善。 + +　　白头宫女，闲说玄宗。不揣浅陋，高明正之！ + +## 草文识于乙酉仲秋 + +　　（原稿第1页）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 +　　（人民日报编辑部：） + +　　在这个肇始以来一直以其崇高勇烈的人道激情深深叩动每个爱自由者之心弦的著名的日子里，我——奇怪的读者又开始起稿给你们写信，假如这久被折磨的衰弱负病之躯的记忆力还不曾十分丧失了其准确性的话，那末我记得这是法国大革命首义的日子！就在今天——七月十四日，再也不堪专制压迫的愤怒的巴黎市民奋起攻破了封建王朝的黑暗堡垒和暴力中心巴士底狱！而作为欧洲中世纪时代的葬歌和人权世纪黎明的基调,那震撼寰区深入人心的举世闻名的人的战斗口号——自由、平等、博爱！——乃从此被战斗者的鲜血焕然大书于人类编年史的篇页之上。 + +　　光华灿烂的历史！血腥惨厉的现实！面对着现实回顾历史更觉其灿烂，而缅怀着历史审察现实却益显得惨厉了！当然，我决不是为了讨论历史才来给先生们写信的，除了无此必要，更还无此雅兴。我所在之处既非书斋，更何况今日以中国之大不仅早已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甚至都早已容不得一个正直的书生！不！我既不需要一般地讨论历史，甚至也不需要一般地议论现实！ + +　　这个奇怪的读者——从第一次给你们写信我就已经坦然说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你们这统治下的一名反抗者，而且正在牢狱之中——于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二月羁押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期间曾两次给你们写信：信是以自己的鲜血所写,因为当时我被非法地剥夺了纸笔！——沙皇昔年对于诗人莱尼斯的管制方法之一，尽管它彼时行之于莱尼斯就似乎并不十分有效，而如今行之于这个青年反抗者便更不见得有效！ + +　　给先生们写信的权利原无需得加以讨论而请求任何许可！虽然在第一封信的开头我就说了：这是一封奇怪的读者来信，云云。因为对于先生们来说，这样的“读者”在你们眼中可能已不免认为是相当奇怪的了，那堪如此奇怪的读者还居然——还公然地要给先生们，给你们的报纸写信，岂不是一发奇怪了么？不过在这个青年自己分析起来，倒还并不真正认为奇怪至少并不认为十分奇怪。在那被先生们攻讦诟病得无所不至的自由世界里，报纸主要地是作为着社会机构——舆论中心而存在以及工作的！即使是那些众所共知的官方报纸都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这一方面的职能。在我们之可赞美的制度下当然没有这么一回事了：我们是“楼梯上打架”的“阶级斗争”理论制造者以及崇奉者呢！但不管理论制造得如何完美也罢，倘然存在的客观 + +　　（原稿第2页，并上接第1页——以下“原稿”“并上接第几页”字样省） + +　　事实不能如理论那样地完美，则任何一个体温正常不发高烧的人都只能从不是那么完美的实际出发而断乎无法、断然不能从看来相当完美的理论出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党报，先生们的贵报无疑是颇有“阶级性”的；但既然它公开发行以供一般阅读甚至不禁牢狱中的反抗者——更别提什么地主富农右派分子等等了——阅读，那么显而易见它的读者群是没有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阶级性”的！这个前提可谓甚合逻辑无可争辩，因为它根据的是无可争辩的客观事实。然则先生们的贵报既已拥有了“超阶级”的读者群，写信的这个青年尽管看来似乎有些奇怪，实际上仍不过是贵报那“超阶级”的读者群中之一人而已！这一基本情况不会因先生们的喜欢或不喜欢而有所改变，而“读者”之身份总归还是可以确认。既为事实上的读者矣，则在感到需要之时以这种或那种颜色的墨水给先生们的报纸写封把信而称之为读者来信，兹事究竟也还并无十分奇怪之处，自然更不需要经过任何人的核准！至于先生们将如何看待这一似乎奇怪而实不奇怪的事实，写信者当然还不很清楚。想来首先怕也还不无可以得意的地方：因为这至少证明着你们的报纸在废品收购站论斤回收之前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几个读者甚至还包括了一些“超阶级”的读者！虽然在我看来：即使就作为御用的——不好说舆论机关，那是你们绝对不敢当的；姑且就说是情况中心罢。即使就作为御用的情况中心，你们的报纸也非常之不值一哂，这原因主要在于：虽然它本身也是极权警察国家中整套特务恐怖统治机构的组成部分之一，按着你们报纸——无论如何它总还是一张报纸——的功能而言主要地还只是装饰门面的。而对于恐怖统治极权制度来说，在某许多时候对事物的装饰价值与实用价值虽似并重，真正起决定作用的却还只是那些隐在招牌背面的实用性的事物，而断不是那些安在招牌正面的装饰性的事物。就从我前两次写信给你们以至于今这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来看，也已经很足以充分证明了上述的论断！ + +　　写到这里我不禁先要提出一个看似天真幼稚而实在非常严肃的问题：先生们，我前此所写的两封读者来信——两封血书，你们究竟收到没有？……这是我至今尚还无法确定的一个问题。第一看守所的人们曾在话白之中非正式地夹了一句道：你写信！——你想想我们会转给人民日报去不啦？我立即答道：为什么不呢！不是早就三令五申重言以道全党一切组织机构皆有向党报反映情况之责任，甚至还把这一点提到了组织观念之高度上来的吗？……真的，大约因为年轻人头脑幼稚思想简单之故，在我，总觉得给先生们的贵报写读者 + +　　（第3页） + +　　来信，亦如给已故的上海市长写案件陈诉一样：至少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委实毫无危害可言！一笔写不出两个“共” 字，人民日报是你们的中央党报，也犹如姓柯的原来是你们的上海市长，当然第一看守所那说话的人所说究属何意我还不很清楚，也可能他们实际上是已经转给你们了！——并不为着觉得需要重视犯人写于桎梏之下的血书，只是为着履行共产党人组织观念所规定下的义务或称责任。但却非得跟作犯人的故为说辞，以免我藉为口实。不管怎样，事情跑不了两种可能：或者你们是收到的，——他们是转出的；或者他们并未转出，因而你们也并未收到。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呢？我倒不仅希望，而且要求明确地知道！作这样要求的权利与什么政治权公民权等等全部无涉而仅只根据着一点：我给你们写过信了，虽然我是一名反抗者，你们的报纸可不是一张“反动报纸”！虽然我在这个制度之下没有合法身份，你们的报纸却是这个制度之下天字第一号的合法出版物，纵然我这个奇怪的读者是今日中国大陆之统治者的镇压对象，你们的报纸却不是今日中国大陆之统治者的取缔对象，你们尽可以认为我犯有这样那样这些那些的“错误”，但却不能认为我写信给你们的报纸也是一个错误。——就从你们的“楼梯上打架”之观点来看亦不得谓之错误。既然指名写信给你们并非错误，我自然有权利要求知道我写给你们的信弄到哪儿去了？你们可曾收到？你们又怎么处理？等等。反之在先生们来说，只要对自己报纸的招牌还有最起码的责任观念，则对于这样一件事情总也应该表现出最低限度的关注，并不是为了关注这名青年反抗者的什么——当然不是！而那怕就只是关注关注先生们的“阶级利益”——集团利益——统治利益也好！要知道：由于你们的秘密特务一手遮尽天下耳目，已经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流血的后果！——死人！而且遭害冤死的恐怕还不止一个人！死了这个反抗者倒又罢哟，可惜，先生们，含冤惨死者是你们的中央委员哩，似这等贻笑千古、遗臭万年的奇谈怪事，可也真叫这个插标卖首愍不畏死的青年反抗者说着牙碜。丢丑啊，丢丑！先生们，连你们祖宗亡人马克思的丑都被这一帮无赖子孙丢完了！他日鸣呼哀哉之后下到地狱里去可是归不得宗认不得祖呢！ + +　　管你们收到与否，我姑且先简单地说一说前两信的内容以及某些有关情况，以维持叙述的连续性！——这是咱们那些非现代戏里常用的一种编剧手法：借着折子戏有剪裁地反映全剧的情节。这样，最大的好处是便利观众：人们听过一段《借东风》也就对全本《群英会》的大略梗概知道了个差不离。 + +　　（（第4页）） + +　　在这以前我写给你们的两封信，封面上注明由第一看守所转交——解放日报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信内的上款则写解放日报编辑部请转人民日报编辑部。这回因着监禁环境已经被转换等等，我考虑无需再费那么些个麻烦，干脆就直接冲着先生们说话得了。虽然我还不知道上海市监狱将容我以什么样的方式把这封信致达先生们，我倒只不过希望能够以着最通常的方式，就像一九六二年七月假释期间致书北大校长陆平那样：发一封双挂号信。尽管人们周密得连回执都不肯给我，但我颇信任咱们制度下之邮局的效能。……写于去年十二月间的第一封信（血书，下同）比较长，内容主要是看到《解放日报》“风景区也要破旧立新”的综述之后，出于对祖国文物古迹的痛惜心情与责任感而向你们发出的“抢救文化”的呼吁！——一个正被着非刑残害的青年反抗者、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学生在桎梏下以自己之鲜洁的热血向人们发出的迫切的呼吁！在那封信中我不曾正面说起自己的事情，只在反复阐明文化不是现状而是历史的同时，顺便地提到过一句，有关自己案件处理的问题已经在给你们写信的不久以前（去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血书自陈于已故的上海市长柯庆施氏了。除非是压根儿不曾看到那封信，假如看到，那末，只要是一个略具生活常识的人——更不用说是像先生们这样一些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就一定可以从我的通篇发挥之中察见到：采取着这样一种极不平常的方式来抒发与表达自己的心情的这个青年反抗者正处在某种极不平常的严重情况之下！ + +　　比较起来，写于今年二月初的第二封信是短得多。在那封信里我主要说明，本来想向你们反映一下情况：——你们、贵党的监狱办得忒不成句话了！他日写到世界监狱史上去丢煞了中国人的脸！“好在一腔赤血尚未沥流于祖国大地翻为万丈碧涛，献作自由祭，慢慢倒出来怕还不止十瓶八瓶的哩！……我自然连内部稿费都得不到，但我本不是来向你们兜售自己之无价的青春热血的！”（手头缺乏稿底，引文但据大意，下同。反正都出于亲笔，大致不见得会出入到哪里。）但我同时又说明：鉴于某些情况的出现，我决定暂且把这打算推迟，而先请先生们把我随信附上的另一份呼吁《我呼吁你们：律师——和记者！》（亦将血书）代转给当时正在为巴亚事件出力效劳的日本律师长野国治和智利记者罗宾逊·罗哈斯。这封信上虽仍只语焉不详，但在那份血的呼吁里已经相当具体地指陈了第一看守所对于如我这样一个负病的女性政治犯所作下的许多令人发指的非刑残害的暴行！这同时也就说明了我为什么总只能想到向异国人呼吁。因为，如我所指证的：在今日的中国大陆上固然早已找不到一名职业或业余的律师，也更已经找不到 + +　　（（第5页）） + +　　了那怕就是一个真正无愧于记者称号的记者！假若人们看到那两份血的写件，则不论他是什么“阶级”，什么“立场”，只要他还是一个多少有点人味儿的“人”，就一定可以据而作出判断：这个青年反抗者所遭遇着的种种，不仅情况至为严重，以其性质而论，且是极其恶劣的！如果和去年十二月间所写那第一封信合起来参看，问题就更加明显了。 + +　　——就是这样的两封信，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你们到底收到没有？ + +　　假定你们是收到这个奇怪读者——这个青年反抗者力疾作于桎梏之下那两封血的来信的，那么我完全有理由质问你们：像这样两封极不平常的读者来信引起了你们一些什么感想？你们又为之作了一些什么？即使仅仅当作是反抗者的一种政治行动，难道按其所反映出来的情况之异乎寻常的恶劣程度来说，竟然还不足以引起你们的严重注意吗？即使仅只从你们的“阶级利益”、“集体利益”——统治利益着眼来考虑问题，难道竟然仍可心安理得地付之不闻不见无知无觉，而且毫不感到有以适当方式采取措施进行过问的必要吗？即使仅只是为了装点门面——装点你们那可谓之“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的幌子，难道也可以容许人们公然利用着行政力量为非作歹无法无天到如此地步，而竟不亟谋加以干预制止吗？是认为如此做法完全合乎人情国法文明公理毫不值得诧异不需过问，抑是因为明知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而不敢过问呢？要知道，那怕是封建时代最最恶劣至于肆无忌惮的暴君，也还不能不畧为顾念到其王朝的根本统治利益而在某许多地方稍惜声名稍存体面稍稍受一点纲常伦理道德法纪的约束。然则我们今日不谈法律，不谈人权，不谈公义，不谈道德，甚至于不谈“盗德”，就说作为堂堂一家俨乎其然的所谓政党，你们到底还有一点最起码的原则性吗？假若面对着两封那样惨厉的血书，你们竟然还能够袖手坐视恬不为怪、而继续放任纵容你们的独裁党魁、你们的秘密特务如此公然肆恶胡作非为，则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道德究竟堕落到如何地步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生活究竟黑暗到何等程度了呢？中国共产党的党纲党纪究竟败坏成什么样子了呢？一切保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先生们女士们除了到人民公共厕所里去检些破草纸糊起脸壳来又将以何面目觍然向人呢？ + +　　而假如说你们并未收到——并未看到我那两封血书，则又十分确实至于无可怀疑更加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另外一些事情。首先证明你们的党内生活极端专制而且极其黑暗，甚至连封建君臣之间进谏纳谏的那么一点“民主”程度都不可能有！——都不被容许！证明秘密特务实 + +　　（第6页） + +　　际上是你们党内杀人不眨眼的太上皇！你们的党已经“干净、彻底、全部”地特务化了！由此更证明中国大陆在你们这家魔鬼政党的妖氛笼罩之下已经沦为如何可怕的不见天日的地狱，因为你们使用着彻头彻尾的特务恐怖统治！——首先以秘密特务系统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党。然后更进一步“以党治国”，而将这特务化了的党来监视、控制从而统治全国！说什么警察国家！世界各国古往今来不论那一代专制王朝都不可能建立起这样闻所未闻酷虐惊人的恐怖制度血腥统治！而不论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哪一名大独裁者都不可能像你们之阴险毒辣十恶不赦的独夫党魁这样坏事做绝，而且坏到入骨！（上海市长的冤死十分真切地证明着这一点！）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 +　　无论属于那一种情况，我都不能不痛切地指责你们！——你们应该受到指责！假若作为堂堂的中央党报你们竟然收不到一个青年反抗者在桎梏之下指名写给你们的血书，则说明你们的报纸对你们的秘密特务系统说来不值一张草纸！假若你们收到了那样惨厉的血书而竟然噤若寒蝉莫置一是以致坐视造成人命关天的流血事件，而且犹恐不止造成一桩，则同样说明你们的报纸对你们的秘密特务系统说来不值一张草纸！不管属于哪一种情况，你们的报纸总之不值一张草纸。不吗？明摆在眼前的事实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当作所谓的中央党报你们的名字——你们的招牌甚至都不能获得你们党内秘密特务之下情上达的那么一点最起码的尊重，还怎么能指望获得广大国人民众的尊重呢？更还怎么可能获得像我这样的反抗者的尊重呢？如果说先生们的贵报不止值一张草纸，那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还值些什么？我所以要论断你们即便当作御用的“情况中心”都殊不值一哂其道理就在这里，有许多情况连你们都未必真能尽知。——有许多情况连对你们都是封锁的。否则按着我之天真的想法：那怕就只要再多这么几个人知道也罢，人们行事至少总该有那么三分顾忌。至少至少或总可望不致造成柯氏惨遭暗杀这样旷古罕有骇人听闻岂有此理荒乎其唐——荒谬绝伦的政治血案！我不禁想请问：先生们！除了天天浪费油墨纸张以向国人散发那些空虚、伪善、廉价而更无聊的“万岁”呼号和愚民叫嚣，并不时把些某些某街某巷五岁小孩在墙上画大乌龟而题名“毛泽东死了”之类的重要情况军国机密编入内部资料以供捉影捕风等等而外，即使对于这个极权制度——对于这个特务统治，你们的报纸到底又有多少存在价值？真的，假若先生们的贵报值得一张草纸，那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值得一张什么样的草纸！ + +　　（第7页） + +　　对那不值一张草纸的所谓中央党报，我毫无幻想，然而我还是继续写了这封——“读者来信”！这是因为我曾在那第二封信里说过一句以后再给你们写信的话。我总认为：人即使不对别人的语言行为负责。至少总必须对自己的语言行为负责！诚然给那不值一张草纸的所谓中央党报写读者来信未必有多少意义，但，犹如我在去年十二月初给柯氏的第一封陈诉中所说：反正我已经做了不少没有意义的事情。——我总只是在做着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么再多一件两件乃至十件八件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可怕。只要自己来得及做就行。在某些地方可能我的口气与词句在先生们看来不是那么挺够了尊重，却也只好请先生们反躬自省：已身不正，焉能正人？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之，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千不说万不说，乃至政治立场等等全部暂且撂开，只要你们贵党的秘密特务曾对贵报表现了百分之五的尊重，则为反抗者的囚人至少当能对贵报表现百分之十的尊重；如今看来贵党党内的太上皇——秘密特务们对贵中央党报的尊重两字根本是个负数！——根本不曾有先生们的贵报这么一回子事情放在眼里！相形之下，这个为反抗者的囚人今日之下还在指名给贵中央党报写读者来信，是囚人的阶级觉悟党性（“共”性也）锻炼已就大大高出贵党党内的秘密特务们了。也可能是少年时当过三天地下党员的遗念罢！为此倘若日后挨我的战友们批判，斥为思想认识模糊敌我界限不清，我倒可以自己负责；但倘若你们的奸雄党魁，你们的独夫民贼，因着脸丢在先生们跟前而羞恼成怒，仍仿谋杀柯氏之例杀尽了贵编辑部，那我可是不能负责。不仅不能负责，还得欣然认为是一件莫大的好事。是的，假如他杀尽了贵编辑部，而再以中共中央名义总发一份或分发若干份不胜其“沉痛”的讣告，则至少于促进爱国卫生或亦不无裨益！不过他也许不需要再费那么大的事：从所已发生的一切来看，连中共中央委员会都早已死得没了人，更不用说区区贵编辑部！贵编辑部里想来也早就没一个有气儿的了！ + +　　然而这倒又是我有一点兴致给贵编辑部写信的理由之一。据母亲分析我的性格，认为我是比较容易对死人发生好感的。（也许这是人情之常罢？看来某些政治家们也颇能把握这一点心理活动规律，否则才不会化那么大的力气去鼓吹雷锋与阮文追！）这么地，既然先生们都是没了气儿的死人，在反抗者的感情上对之似乎还比张牙舞爪猖狂作态的活人更有好感一些！大概死人确是比较容易获得我的好感，谓予不信，则大可请他死了“试试看”！ + +　　（※ ※ ※） + +　　（第8页） + +　　我的案件已于今年五月卅一日“宣判”。对于这个所谓判决的态度你们可以从作为此信附录之一的《判决后的声明》中很清楚地看到：我不过投它以轻藐的一瞥。是的，我不仅把不义无道悖理非法等等字眼拿来形容它而已，甚至还要把可耻、肮脏、下流等诸般大不中听的词儿加给于它！ + +　　你们不必装得似乎是对我的案件一无所知。早在一九六一年写《思想日记》的过程之中，我就察见了你们之报纸对于它的某些反应，尽管这也像人们做坏事一样：采取着尽量不落痕迹的方式。试举一例：当我在日记的某一篇里——也许是论青年生活的那篇罢——提到今日的制度下绝对出不了华罗庚，因为他的那种自我奋斗方式断乎不能被这制度所认可，故而他的天才也不免要给埋没甚且给扼杀！以后不久你们就报道了那谁——是不是于振善？——的事迹，似乎针锋相对地用以向这个反抗者说明天才在今日也是可能受到培养的。诸如此类能够仅仅视为一种“铜山西崩洛钟东应”①的巧合吗？ + +　　（我不需要把自己估计的太高，因为我本来就不高，但到了今日我也不妨向先生们坦然承认：当初写《思想日记》虽然似乎是一个大胆的行动，在自己却也未尝没有对客观情况作下必要的分析与估计：首先我肯定它必然会惊动中共中央。） + +　　这估计是自行深思的结果，但也参考着其他战友们的意见。意见当然不是在狱中交换的。在狱中当时我被单独监禁着，连与一般难友的接触都很受限制。 + +　　一九六○年被捕以前，如人们所已经了解到的：我与战友们在散发宣传品的问题上意见颇有分歧。我总认为此举无甚必要，因为它不能造成真正重大的效果与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现有的条件之下。但某些战友认为：只要散发出去，共产党自然会得代替我们去进一步扩大影响：即不公开，内部学习、传达、调查以至翻印等等恐怕大致上都是免不了的，他们——这说是你们——最喜欢作捉影捕风、白日见鬼的无聊游戏了。 + +　　这一点判断我是同意的，虽然并不因此便改变自己对于散发宣传品的意见，因为我还有着其它理由。而在考虑写作《思想日记》时我就参考了战友们这一判断。从我在“反右”以前所见到的某些内部资料与情况汇辑之类来看也颇足以证明这一点。不吗？既然连五岁孩子在墙上画乌龟之类的“情况”都会跑到中央级报刊的办公桌上去，那么我——一个青年反抗者写于牢狱中的直接而且系统地揭露、批判与指控当前现实的文章，自然更有理由或更有注释：①铜山西崩，洛钟东应：铜山在西方倒塌，洛阳的铜钟在东边响起。意谓同类事物相互感应。 + +　　语出《世说新语·文学》。 + +　　（第9页） + +　　价值被送上诸如此类的地方！何况照我看来——虽然当时我对这一点的理解还远远不如后来以至今日这样确定而清晰——所谓的公安警察——特务系统这是中共党内、因之也是中国大陆的大动脉！循着它流去的一切东西都是十分容易、甚至必然会得直接去到心脏的！再加以上海作为世界闻名的国际性都市，本来就一向由中央级负责人掌握着各个方面，所以这更是一个有利条件：什么事儿只要能够达到市一级就可谓已经达到了中央！正是基于如上的分析与估计，我才更加故作大方地写过这样的话：我不为它（指《思想日记》）规定去向，我相信它自然会去向它该去的地方。 + +　　回顾《思想日记》，我每会时对自己作一个寂寞的——嘲讽的、惨痛的微笑！我嘲笑它的作者！将来更多的人们不难由它看出那作者还是个何等天真而稚气的年青人！客观主义地评论一句：年青的作者不论于兹举动本身抑或于其文章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大致堪称表现了敢有作为敢于承担的胆力与毅力与魄力，但毕竟还是相当缺乏锻炼更其不够老练的。总之，坚定与幼稚二者交集于这年青的作者一身。这对日后事态的发展也起着相当的作用：因为幼稚，人们乃得以哄弄而障蔽之于一时；但是，因为坚定，这哄弄与障蔽又无法持久。这同时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在以往交手中统治者那方面的种种计谋每能尚称顺利地进行一个长短不等的时期，缺乏政治经验的年青人对于复杂更且深险的客观情况需要有自己的认识过程——观察、思考、分析、判断。诚然在某许多时候这反抗者对于某许多事物的反应倒也还算灵敏而迅速，然而每当又一个战略阶段临到时，总还需要对情况加以重新判断和重新认识。这一点多少能够说明为什么这封读者来信写得晚了些。从思索考虑、分析判断这整个认识、决策过程来看：六、七个星期应该并不能算晚；但若从自己感情上悲愤、沉痛至于如焚如炽的剧烈程度来说，则六、七个星期是好算得晚的了！先生们，这个饮恨茹痛屈抑莫诉的年青人身负着惊天的冤苦，可真是度日如年哩！ + +　　一九六二年之所谓保外就医那一出精心计划下的好戏想起来颇令人啼笑皆非，却也不妨认为是有着其相当的必然性。这必然性的基础首先是林昭所固有的政治特征：坚定与幼稚。稍具阅历者不难立即从释放我的方式方法及前后过程上看出：这充其量不过是对于个人的开脱而绝不是如我所呼吁于统治者的从政治民主化的角度上来解决问题。虽然幼稚的年青人其基本一面还只是坚定，所以，假如我不曾记错的话，当年三月出狱以后，三月初底或 + +　　（第10页） + +　　至多四月初，我已经正式*（通过户籍警）向当局追询案件处理情况和同伴们的下落了。作为反抗者林昭有一点是自谓可告俯仰无愧的，“凌霜劲节千钧义”！迷惑，挫折至于力不能支那是另回事，至少至少战友决不能背离，犹如战斗决不能背弃。假若不是因为执着于这一点，则我是也大可坐在一边省些力气，甚至根本无需乎走入反抗者的行列。诚如人们所言——我也承认：即使自从反右以来，对于林昭，为人的门尽管关闭，为狗的门却一直是敞开着的。 + +　　然而我不能！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那毕竟还是一个认识问题；既然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以来，我已经日益深化地看清了伪善画皮底下之狰狞的罗刹鬼脸，则我断然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的地步！政治思想的坚定一面也就是根源于此：是非观念。一九六三年初到第一看守所不久，我就向审讯者说过：利害可以商榷，是非断难模糊！记得他当时倒居然还——虽然也许不过一种欲擒故纵的方式方法——对我这话表示首肯而承认我“说得也有一些道理”哩！ + +　　所以，客观地分析，人们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的百种诡谋千条心计，始终难以得逞，重要的甚至决定的一点恐怕还是：对年青人的幼稚看得较多，而对坚定估计不足。却不想想坚定的一面若竟无法改变，则即使孺子可欺也至不过一时而已！在第一看守所时我尝谓之人们说道：不必跟这个小叛徒一般见识而动意气，小东西没啥本事，更其没啥了不起。其所以屡“制”而终不能“服”者，无非是因为有一股子书生气。用第一看守所之人们的口白来说则是——有那么股子劲儿。“比你反动的人多的是，多得很！你不过有那么一股劲儿罢了！”满恬淡的修辞：“那么一股子劲儿！”更正确地说或许应该称之为斗争性罢！想当初这个年青的叛逆者早就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战友们说过：犹如“与打击者以打击”这著名的口号一样，我们的行动准则应该是：与斗争者以斗争！只要斗争尚在继续，只要我们一息尚存！而且在我认为这也是最最重要的一点：气可鼓而不可泄。只要这股子“劲儿”存在，不论是处在看来如何优劣悬殊众寡不敌，乃至几同束手的局面之下，人们也仍旧可以找得到进行斗争的各种方式以及策略——合法、非法、非法中的合法或合法中的非法，等等。我常说：——将来这句话或会被列为林昭格言之一——造反是没有公式的！就我们，当代中国大陆青春代自由志士所必需面对的极端复杂、极其艰苦的斗争形势来看更是如此！一切方式方法本身都并无“阶级性”， + +　　校记：*删在字。 + +　　（第11页） + +　　前人撒土迷不了后人的眼，但应该也必需根据不同的时代条件——时代特征来加以创造发展而使之花样翻新，作文抄公总之不行，而且根本抄不起来。作为合法斗争，前人昔年坐了小汽车亲去重庆街头叫卖《新华日报》（是刊载皖南事变亲笔题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那一份罢）的作法颇值借鉴，却是无法照抄。没有小汽车倒还无妨事的，十一号汽车照样足以上街不误。然而没有自己的《新华日报》，那才真叫是莫大的憾事！是所以两年之前才到“一所”来未久初遭非刑虐待之际，这个青年反抗者就已经在桎梏下以自己的鲜血对今日现实作出了沉痛激愤的抗议与指责：“今之视昔、后之视今；人间何世？公义何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事情远不止是今之视昔后之视今这样一种简单的循环往复而已。不！远远不止是那样！倒是每况愈下而后来居上！ + +　　也所以像后来那样的事态发展就是很具其内在必然性的了。合法斗争者迥异于合法主义者，对统治者虽然略存希望却并不抱幻想。而且这希望之由来，说到头，仍不过是基于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之国家观念的立场！因为摆在人们面前的形势对于无论谁个来说，可谓都已经不止是“三年早知道”的了！……我总认为：东亚病夫之老大积弱的病根，归结到一点上无非是：“人们——各式各样的人们在长时期的封建统治专制压迫之束缚与影响下，大都缺少国家观念。因为首先就缺少天下为公、兴亡有责的政治自觉性！也所以偌大祖国老是呈现着一盘散沙之局！不么？既缺少国家观念，民族的团结自然也就没了最重要的基础。故而作为民族悲剧今日之事从某些方面来看，仍不过是历史之一贯性的延续。当然还并不仅止于此。……想得《宣和遗事》记载了金人入寇时侍郎李若水的殉难以后，并记录了金人的评论道：“辽国之亡死义者十数；南朝仅李侍朗一人！”而明末遗民王秀楚在《扬州十日记》里所记述的国破屠城的惨状更令每一个稍具民族意识的后来人为之热血如涌悲慨不已。几名清兵就可以赶着一大群中国人去宰杀——像赶猪羊似地驱叱而行，到了地方喝命跪下便一齐跪下，听待人家拿刀从前排逐一杀起而竟俯首贴耳得没有一个敢动。唉！中国人！中国人！！中国人啊！！！是故当读着辛亥革命先躯者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秋瑾的遗诗以及林觉民与妻书等时，这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不知多少次热泪如注纵横狂流沾湿了篇幅！哀哉！杀身成仁的先行的烈士！哀哉！五千年文明灿烂的青史！哀哉！我中华民族浩荡发越巍如河岳焕同日星的正气！ + +　　（第12页） + +　　是非之间绝无任何调和折衷之余地！从这一点上来说，作为一名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林昭与共产党之间可谓找不到一句共同语言！唯一共同之点只不过是我们的国籍。先生们，我们总算都是中国人！而也只因为从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出发，在林昭个人来说，除了在某些时候当作合法斗争的策略之外，确实也不能不从祖国的根本利益来深思而详虑许多问题：这便自然造成我在以往所历斗争全过程中之又坚决又诚恳的一贯态度！作为反抗者对于同民族之极权统治者所持的这种态度，应该说是相当光明磊落，甚至允称俯仰无愧！——可对世人，可质天日！虽然，这中间还有主次之分：犹如我在第一次写给已故上海市长之陈诉里所说的：我的诚恳不容误解，因为我的坚决不容怀疑。在另外的地方我也提到过：在我说来，坚决是产生诚恳的前提。 + +　　不幸的是：——多少有那么一部分，我想——由于如上所述坚定与幼稚这样一种政治特征上的二重性，我的诚恳在相当时期内相当程度上，恐怕还是使人们产生过误解以至幻想而认为“孺子可欺也”。甚至还不仅仅是可欺而直欲玩弄于股掌之上。这种阴险而更可耻的意图在年青人可也不是感知了一天两天！去年在“一所”我便已明告人们：需要提线木偶，找江加光或其徒弟刻去；需要能调教着串戏的猴子，找西双版纳的猎户们安排圈套设下陷阱逮去！年青人纵然因着被逼下了这滩浑水，已经辱身辱亲有沾门庭。却是祖先现已由猴子变成了人，我这不肖子孙无论如何断难再从人变为猴子！对着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者，我还告诉过他我的一个怪梦（那是今年春节前夕的事，假如我记得不错的话）：一个变戏法的魔术家跳上跳下，不断对我挥舞着魔棍，并指着一个木框子叫道：“进去，进去！变成我一张牌！——我正缺一张黑桃皇后！”但我叫得比他更响：“我是个人，知道吧？不是谁手里的一*张牌！黑桃皇后！你让我当金花菜老K，我也不干！” + +　　所以，就是这样，当深思着所发生这种种一切之时，我自己不无感慨地发现：从上述那样一种坚决而诚恳的基本立场——根本态度出发，在同时代人及我个人之艰苦的斗争中自己竟然逐渐形成了颇称完整的一套东西！——从原则、方针、路线直到策略、方式、方法。我不曾理性地去考虑和制订它们，这与其说是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不成熟，毋宁说是由于青春代刚毅热烈的气质。虽然这二者也许不可分开，过去对着人们我也不止一次坦然承认：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作的诸般战斗行动大都源于直觉——感性，而不源于理性。理性在我只不过时或用以检验、分析以至理解感性的决定罢了。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深感性，然而绝对无法代替感性。而纵然已经被执政者逼上梁山而逼得 + +　　校记：*“一”字加。 + +　　（第13页） + +　　投进了政治领域，我们之悲壮惨烈得史无前例前无古人的斗争也是断乎不可能以着理性来进行的哩！ + +　　分析情况是为了更好地揭示问题。我不害怕分析，因为我的一切行为能够经得起分析，哪怕是相当深刻地触及本质的分析。当然这样分析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感到不舒服不愉快以至恼火，但那只能怪他们的行为何以竟如此地经受不起分析。在我，可不能更不会因此而就停止了对于事态的分析，不论是其全过程或是局部细节。泛泛地罗列表象可也没有啥子意思，即使有必要对事情的过程加以某些叙述，也仍必须作这种分析性的叙述才能比较明显地彰现其内在的发展脉络。 + +　　所以——所以这个青年反抗者从一九六二年假释期间直至目下所作的一切，其内在逻辑也就相当可以理解。致函北大校长之举，我也设想到这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然而我做了：既以当成先礼后兵的立此存照，更以作为《思想日记》的必要尾声。说实在的，想到《思想日记》的某些地方（例如“七一”那篇和卷末九月底一篇的结束处）使我脸红：这些多余的感情——寂寞的呻吟够多么可笑！虽然这也许还有其必要性，因为作者毕竟是个未失赤子之心的年青人，而且当年追随共产党，其出发点也只是热烈的感性而并不如一些政客似地是冷酷的理性；是故《思想日记》从整体上来看，仍只反映了作者那坚定而幼稚的政治特征。不过对事物的认识都要求着一个过程，愈是复杂的事物也就要求着愈加艰难的过程。我确知我的呼喊不会有任何回声（连双挂号信的一张回执都没有哩！试想这美妙制度下的邮电部门之政治化——特务化都到了什么程度啊！）然而林昭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包括语言负责！有了这封给北大校长的信介于其中，将来编起文集来，从《思想日记》到《我们是无罪的！》再到《我呼吁，我控诉！》这其间的一贯脉络就极其分明而一望可知，而且这年青人完全占着个“理”字！不么，先生们，事实具在，自有公论。没理都是你们的，有理都是林昭的。这个青年反抗者不仅处在有利于占理的地位上，而且行事凡百皆先求得占理！理直则气壮！三人抬不过“理”字儿！有理且能打得太公，况其余乎！ + +　　（精神病院鉴定是相当可笑的一着棋，其作用与意义或亦与林昭的致函北大校长相仿：明知对方未必会得接受，不过藉以作个必要的转折来引起下文。否则从假释直接跳到还押可能也觉得有亏风度，况乎执政者所面临的对方又是这么一个胜之不武不胜为笑的——如人们所言：黄毛丫头！当然其间也用得着辩证法。我每谓真与假，特别在政治斗争中也是互相转化的：你真，别人就假；你假，别人就真。倘若这个青年反抗者竟表现出某种可以默然接受精神病患者之鉴定的倾向，那么想出这样一着高棋来的人们当然也就颇堪自喜于未曾） + +　　（第14页） + +　　白绞脑汁。然而此计又不成——上帝不许！年青人丝毫不谢这种阴险的可疑的“善意”，而只愤怒地认为是对于反抗者的莫大侮辱！虽然，从另一方面看来这或许也相当可以理解。诚如某些人对我所说那样：十数年来在极权统治那窒息性高压手段之下，中国大陆上敢于面揭其短、面斥其非者未知有几！故在统治者眼中看出来这个愍不畏死与虎谋皮的青年人恐怕也确乎是有“精神病”的！否则又将如何解释自己掌着生杀之权的赫赫威势竟尔悲惨地失效这样一种令人遗憾的事实呢？ + +　　然而在我却又已被逼到了忍无可忍、退无可退的地步。不，请人们不必对这个青年反抗者靳惜狱门以内的一席地！精神病院那怎么也不是我安身之处！何况，倘若作者竟在精神病院里，看见《呼吁书》的人们将会对它怎么说呢？当然从它本身包括它的附件来看人们也未必就真会相信作者是一个精神病人，不过——罢了，我总之还只是到监狱中去更好！…… + +　　“苦难的青春更哪得归宿？ + +　　炼狱呵！你是战斗者的家！”（引自《牢狱之花》） + +　　这么来到了林昭个人战斗生涯中迄今为止最最艰苦卓绝也最最骇人听闻的一段：这也就是在第一看守所的那一段。 + +　　一九六三*年八月八日，在上海市监狱寄押了八个半月之后我被移解到南市上海第一看守所。正是我移解的当天人们发表了那个所谓《支持美国黑人斗争——更正确地说是公然干涉他国内政，更不必说公然挑拔种族感情——的声明》。似乎毫无关联的两件事随着事态的深入发展和问题的深刻暴露终于使我认识到其间的内在联系：你们的那位“第一看守所所长”，由于其极为深固的对于谶兆之类的迷信，乃在采取发表那个声明这样一种战略行动的同时又决定把这个青年反抗者当作他另一个试验典型——另一个南越战场！先生们尽可以摊开双手耸耸肩膀而像煞有介事地惊诧道：“啊呀，你说的什么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哪？”就是，有许多事情真正令人难以想象更其难以相信，因为它们出乎世间一切常情常理常规常法之外！但既然是事实——只要是事实，则别人就有权利去加以指陈和揭露！特别是，作为暴行的一个直接受害者，其所据有的这种权利当然更比一般人来得充分！ + +　　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名为反抗者的女囚之想入非非的邪念是早就露头了，远的不说，但从这个年青人到了第一看守所的第一次审讯中起，人们嘴巴上那些不干不净不三不 + +　　校记：*“三”字原误为“二”。 + +　　（第15页） + +　　四的意在戏弄的鬼话老也没断过，为此我还曾正式提出过抗议，并且在我的坚持之下把这抗议记在了笔录之上。那可是一份挺好看的笔录！我请问审讯者凭什么欺负人？政治活动与我的性别有何关系？等等。我坚持要记下我的原话否则拒绝在笔录上签字！这一支小小的插曲虽然对遏制人们的邪意未必曾经起到过怎样的作用，但多少可以显示年青的反抗者在立身敦品这方面对于自己的要求，特别因为我与人们是政治关系！处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不能不持比在其他一般情况下分外严肃审慎的态度！更何况有许多事即使在一般情况下都是完全不应该、完全要受到指责的。反言之，也许有些在一般情况之下应被指责的事到了政治领域里，披上了政治外衣之后，竟就公然地可以使得可以行得，其中也包括这个青年反抗者所遇到的事，但那至少不可能发生在林昭身上！又得说那一句了：上帝不许！ + +　　向先生们逐一列举这个青年反抗者在第一看守所里经受的种种一切可能并无必要：假如你们的报纸确是一份名实相符的中央党报，那么，只要你们能够认真地去了解的同时推动有关方面彻查事件经过，你们将会十分清楚地知道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干下了一些什么？去了解这一点并不如何困难，特别因为这个年青人作为暴行受害者已经给人们存留了不少记录，包括血的记录：在过去给你们的血书上和那份《呼吁》中，我多少也提到了一些，假如你们竟然不曾看见，那可是你们的事情！这作犯人的无法帮你们的忙。反正，在人们说来，是早已对这个青年人计划好了一盘妙棋：先则企图使我失志，为此而其所作所为直至于无所不用其极，正如我于去年十二月五日“开庭”之丑剧上毕归去后写给那伪检察院的声明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所据以定案的供词根本就非法而不能成立，因为它们是以非刑逼拷所取得！不谈什么捞什子法律，即以先生们之贵党所标榜的政策而论，早自十来年前司法改革时起也就已经明白扬言要反对“逼、供、信”了！林昭并不害怕而且永不害怕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但我也不能不严正地指出第一看守所一再进行非刑逼供的这样一种事实！事情竟然发展到这样岂有此理的地步：在给我戴上两副反铐并以防止自杀为借口，公然把特务派入监房对我日夜进行虐待侮辱谩骂殴打直至逼使我愤吞药皂求死，而且几乎已经濒死以后，还要断续逼迫我对于——首先是《呼吁书》的问题具供！我具了！先生们，我具了—— 一份血的供辞！更多的人们在将来也会得看见！我不很了解这份供辞从法律的眼光来看，有何价值具何意义，好得在我们这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法律之可言！ + +　　（第16页） + +　　失志之计不遂，乃反谋使我失节——合二而一，殊途同归！倘若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则政治问题迎刃而解。反之，倘若政治问题能够遂愿，则这个目的亦唾手可得。好心思！——好算盘！也叫天意弄人，这个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青年反抗者偏偏是个女子！在林昭自己则更已不止一次地在如焚如炽的悲愤之中痛切自伤道：已不幸青衫热血误此身，更不幸天教生为女儿身。呜呼！呜呼！徒唤奈何！ + +　　既反谋使我失节矣，则为此更至于无所不用其极！——在第一看守所时人们每道：“那么些个犯人，谁跟你似地？我们对别人都像对你一样么？”意谓对我的诸般非刑凌虐非法残害都有着极为充分的理由，而这理由就在于我本身。我是不曾得有全面览察第一看守所之所有犯人的机会，不知道谁个跟我似地，更不知道对别人是否像对我一样。反正在第一看守所围墙以内屈沉的冤苦够多，而非刑的使用尤属不少。但也或许这名青年反抗者确是不胜荣幸地躬逢了其盛，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对别的犯人可能并不跟对得我那样，因为其它犯人不曾碰到如我所碰到这样岂有此理荒乎其唐的怪事！是的，当然不跟对待我那样！那不你们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大致也难得相中个把女犯而不见得抓在篮里全是菜罢？假如那样倒又容易了：中国之大本来有的是女子，而偶象崇拜者魔教狂信者更未必少；既俨乎其然若为民主之状大可不必再来出乖露丑丢脸失体于区区犯人之前！执要如此当然也是人们自己的事情，但就怪不得为反抗者的女囚拼糜身首誓死以拒了！ + +　　来日当更多的人审察于这一幕恶剧时，可以看到和了解到：林昭确曾写过（以着鲜血）和说过许多不大文雅的话，却也先得怪人们何以要干那么大不文明的事！过去我也说来：倘若人们行事稍存三分体统别要如此恶赖，则年青人作为反抗者即使不能从朝廷序爵之例尊重权力，至少犹可循乡党序齿之理尊重年纪。多吃了几十年饭总算是位前辈，只莫来肆意凌威后生家未必会无故失礼。既要对个人有所企图而谋遂私愿矣，是已经自降了身份自亏了身价。后生乃当然并待前辈之礼亦不可执固，为彼此业已处于相对的平等地位了。虽然如此，也还不一定就具备了恶声相报的必然性。想当初这个青年就学于北京大学便向称飞扬跌宕风流自喜，对之怀有爱慕心思的异性同学也不在少；不能无所选择地接受又是一回事，我可也从未为此轻怠过谁个，只要对方别——如上海口语所谓的“不上路”！我每说：感情不是一种错误，也不应过于责备。人若于我有感情，我即使不能接受总该持着 + +　　（第17页） + +　　尊重对方的态度。当然，对方若使真正出于感情，则至少亦应采取一种尊重我之意愿的态度，而不能企图将他的感情强加于我。本着此旨过去对待那些于我个人有所需求者，林昭向不轻狂跳脱盛气凌人。到了政治领域里么情况自不像年青人们在一起那么无邪地单纯，有时且根本不是什么人与人的感情问题！但，即算如此，既然都是人，则只要所行尚在世间常情常理的范围以内，不谈感情不感情，至少也还得援人与人之间的礼貌这一条。可是像你们那位兼任着第一看守所所长的贵中央委员会主席那样：以政治解决为诱饵，以行政暴力作威胁，惨毒频加，凌虐无已，目的只在于迫使这个仿佛可欺的孺子糊里糊涂地点头，那怎么行？莫说区区林昭，敢说任何一个知所自尊知所自爱的人谁也不受，谁也不吃你这一套！ + +　　在实逼无奈之下，我只好血书自诉于已故的上海市长柯氏……想得当初在受审中贵党的秘密特务们是连到“大光明”去看电影都要问上几个“为什么”的：为什么偏偏要上“大光明”而不上别家电影院呢？是“大光明”的电影有何特别吸引之处，还是什么其它原因呢？为什么正好想着了上“大光明”看电影，而不想去人民公园划船呢？为什么……哦唷，那一大堆“为什么”可真是没完没了！贵党的秘密特务们往往致力于把生活安排得一点偶然性都没有，所以他们也不相信生活中会有任何不经安排的偶然性，从而对任何事情都要去找一找“为什么”？供职于中央党报里的先生们，虽然也许衣冠齐楚一点，到底是一家人，而且有些虽似乎已经偃武修文，访访老底也未必不是短兵相接的科班出身！这一点年青人在拜读人们关于李秀成之那些声东击西、借古非今的论文时便深有所感：瞧！有些文章对李秀成被俘受审等情况的分析多么鞭辟入里而得其三昧！足证那作者正是颇知深浅的个中人或至少是过来人！而这也颇能从另一个角度上揭示贵党之特务化的深刻程度！……可是我说到哪里去了？我是想说：碰上了与秘密特务一而二二而一或至少是与秘密特务谊属一家的先生们，可能也要在这里头找找“为什么？”不么？陈诉于柯氏这件事总比上“大光明”看电影去要重大得多，岂能没有个“为什么”在于其中呢？有的，先生们！确实有的，而且还不止一个！——“为什么”不止一个即理由不止一条，在这反抗者来说倒也不怕摆出来请先生们乃至异日请天下人都来瞧瞧！ + +　　第一：在第一封陈诉——《自诉书——致柯市长》中，我几乎是一开头就恳切地作了说明：这样做是因为我“已经再也想不出其它办法了”。“陈诉于任何其它机关都是没有用的！在我们的制度下，除了少数高级首长我不知道谁是管得着公安局的！”——为了给人们留些不尽余地，我只泛泛地 + +　　（第18页） + +　　指陈了上海市公安局而还未曾如何指着第一看守所、更未曾直指它姓毛的所长！ + +　　第二：“我向您陈诉我的案情以及处理情况……只因为您是上海市长，仅仅就是这一个理由，——地区行政长官是没有阶级性的，辖区之内的一切人与一切事您都得管！”（自注：略同于给先生们的贵报写信的理由。）“按着中国传统的说法，守土有责的地方官乃是民之父母！虽然我不过是个逆子，父母终究还是父母！那末柯市长，我请求您为我作主。” + +　　第三：“倘若在审核了我的案件以后，以您的名义认可上海公安局对于林昭所作的一切全都合乎政策，那么这个饮恨茹痛忍死以待的青年反抗者也就大可心安理得含笑入地而瞑目无憾了！因为身任着华东局第一书记的您已经是中央首长之一，毛主席也不会和您持不同意见的！” + +　　这三点理由颇足以回答先生们可能提出的“为什么？”而且，即使站在先生们的那架贵楼梯上来研究以至吹求，恐怕也无论如何找不出什么可以非议之处。当然，像先生们这样供职于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们，可能仍对上述三点感到不够满足，那末年青人也不妨承认：是的，还有着一个“第四”…… + +　　第四：“过去在外面曾不止一次听得民间提起您的名字：人们称颂您的贤明和关心民瘼。”（《自诉书》）“上次我说向您陈诉的理由仅仅因为您是上海市长……那自然是一个理由，而且可谓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理由，但并不是全部理由，我不会无所选择地陈诉于任何人，只因为他作着上海市长！”（《自诉二书》）。 + +　　这一点理由特别在政治家们看来应该是很清楚的！是的，柯氏确是贵党头面人物中夙行数能为这个青年反抗者所服膺的一位！人们很不必为着这一点去责备柯氏“立场不稳”或诸如此类的话，至少在他生前他从也不曾把任何好处卖到过这个素昧平生的青年反抗者跟前来！很奇怪，上海人一般地对这位市长较有好感。从他死后广大民众那种衷心自发的哀思悼念（报纸上多少还反映得出那么一点）也不难看出柯氏之得民心的程度！然则这个青年政治上虽为反抗者，到底亦“人”、亦“民”也！作为政治人物，他既能博得辖区以内一般人的好感，当然也就可能博得我的好感，他既可以获得民心，当然也就可能获得我心！既然——特别是这东南宁沪一带——知识界中有那么多人对他比较服膺，则这个为反抗者的小知识分子当然也就可能对他比较服膺！在这一点上林昭既不犯任何错误。死者——这位“中国人民的伟大战士”同样不犯任何错误！假如一定要在两者之间找一个比较应该受到责备的人，则恐怕还是向市长血书自诉的为反抗者的囚人，而绝对不是、无论如何不是市长。不么？即使按着贵家魔鬼政党之最最严厉最最冷酷的“阶级观念”说话， + +　　（第19页） + +　　直到他的血最后免除了他的党籍以前，柯氏总还是一个共产党人！那么即算他沽名钓誉收买人心亦得，既然一笔写不出两个“共”字，则有个把被人们颂为贤明而比较向心服膺的市长，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来说，无论如何总不好算一桩坏事！除非在独裁者看来，按着封建中世纪的政治逻辑：犯了“功高震主”之忌，那当然就连“阶级利益”“整体利益”都再也顾不上。但我却又不得不请教一下先生们，这堂堂一家俨乎其然的贵党到底是按什么原则建立起来的了！真的，我真怀疑先生们的贵中央委员会——更不必说什么全国党代大会！——开起会来是先要行三跪九叩之仪式的！ + +　　说到这里大致可以算解答了这个年青人“为什么”偏偏要陈诉于柯氏的问题。当然先生们还可能会问：那末，通国之大，难道竟就没有更值得你服膺的人了？……这话可也是挺难说。首先，这个年青人尚还缺乏机会去一一考察贵党的政治人物，那怕就限于“中央”一级的所有人物，故说不上到底还有没有夙行比之柯氏更值得我服膺的人！其次，假如说在这回事情里林昭不应该有，不可以有一个陈诉对象，因为通国更无一人比贵第一看守所所长、比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再大，那么即使林昭并未陈诉于柯氏而是陈诉于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乃至中央政府主席，结果恐怕也一样的跑不了“因患重病治疗无效”。 然则林昭这一份奇冤极枉难道注定了只好沉于海底么？哀哀皇天后土，光从这一点上就已经充分表现、充分证明了今日的中国大陆在贵家魔鬼政党的极权恐怖统治下，成了如何一个黑氛迷天，血醒遍地，荒谬绝伦而惨历无比的地狱！人间何世？人间何世？人间何世？！ + +　　然则其间似乎还有一个“为什么”——理由之外的目的。那末这在第一封陈诉里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是的，反抗者请求柯氏“过问——参与——干预我的案件”，为了“帮助公安局回到——别说法律，就说政策原则的轨道上来而不致越走越远愈陷愈深！”——凭记忆援引，这所有的文句可能在字眼上不尽相符，但意义决无出入！到底是我亲手写下的，而且还是在镣铐下以自己鲜血写下的呢。不！对于所发生的一切，包括我自己所作下的一切，我是死都忘不了的！……是的，这有点类似某一出地方戏里的情节：跟太守告皇帝。当世既无包拯甚至都无海瑞立足存在的余地，再清正贤明的太守又奈得皇帝何？不过如上所述，告状者的要求本不甚高，充其量不过想请太守规谏规谏使皇帝有所顾忌从而诸般行事略略顾些体统，别忒不成话说罢了。至于是非两字，本来不是今日之下所能论得出的！而在单纯幼稚的年青人想来，任着华东局第一书记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似乎也就够大，应该可以跟皇帝说得上话：又怎么知道无巧不巧地恰恰碰上了 + +　　（第20页） + +　　先生们之党内头目间心机暗运针锋互对的机槛①呢？！先生们的党内斗争几乎一直是个关门淘粪坑的局面，作为局外人即使时而也嗅到些从门缝里飘出来的“关不住的春光”，到底又哪里弄得清你们那“党和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之内是怎么样的一窝毒疮一包脓浆！假如我再多知道些的话！……不过那也枉然，如上所述，从皇帝之行事断无他人置喙余地这一点上来讲，林昭的陈诉写给不论哪个都等于是他的拘魂票追命书！啊呀，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哪！可怜！可怜！！可怜！！！原来你们在这样一家魔鬼政党里，不管爬得多高都只是些性命仅如悬丝呼吸随时可绝的樟柳人哪！ + +　　第一封陈诉在去年十二月六日交出，封面上写明请检察院转呈。这时离着那所谓的全国人大*已没有多久了，猜想柯氏从那时去京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回来，其间曾有一次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他和人们一起“观看”了不知什么现代戏的演出，嗣后一直不见露面直到今年一月五日发表了他的“国务院副总理”……我不知道人们的杀心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可能那时已经起了也说不定。无论如何这“调虎离山”的局面已经明摆着了！…… + +　　缅想而深思着所发生的这些，我每每于内部感受到一种剧烈而窒闷的疼痛，时而痛得心腑都像被什么绞扭而挤压着直是难于呼吸！先生们，这个年青人生活了这么二三十年手上还从不曾沾染过别人的一滴血呢！错铸九铁，伯仁由我！永痛莫赎，饮恨千古，死犹未已，生更何堪？！先生们，先生们，假如你们在那极端冷酷的政治家的理性之中还存在得有那怕只是一点点人心，还含带得有那怕就是一分人的感情？……回忆柯氏生前的种种作为，我觉得他还是颇称韬晦的。无疑地，他尽量要使自己的一切活动不致太越出于大独裁者所能容忍的范围以免招致更多的嫉怒防范掣肘与疑猜，作为一位思路比较缜密行为比较端慎的政治人物，想来他对自己“亲密战友”的性格特点该是理解得相当深刻的罢！而这个青年反抗者虽然由于受到人们“抬举”而不胜荣幸地也在这方面获得了某些足以说明问题的第一性资料，无论如何于深度上恐怕还是非常不足……在第二封陈诉中我曾说过： + +　　“我不知道是谁在那儿对付我，柯市长，不过若是容许我斗胆评论几句的话！……斲轮老手，目察秋毫而胸罗甲兵；思路致密，老谋深算——谋远虑深；如北京口语所谓的‘爱脸’，随之以来的是护短，果决，失之过刚自恃；这特别对于权力人物来说乃是一个致命的弱点！——一般情况下致他人之命，而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足以致自己之命！” + +　　（管中窥豹而谈言微中②真亦大不幸也！而林昭在这回事中若有过失则首先便是：尽管） + +　　校记：*大字原作代。 注释：①机槛：设机具捕兽的陷阱；②谈言微中：言谈隐微而切中（事理）。 + +　　（第21页） + +　　已经多多少少地见及了人们的这些性格特征，却还是未曾更进一步联系着亲历的事态发展过程去深思，从这些性格特征出发可能引起什么样的行动！这么地就未曾及时唤起必要的警觉！这和所说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和经验不足也有很大关系；另一个原因则是如我所言，我只凭感性与直觉行事：是非之间无他途，不成功即成仁；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大义所在不惜身命，头颅可抛，热血可洒，他何足计？！是故从也不去跟作游戏似地横拟一种方案竖排一个可能——只知为公大义，不知机会主义！何况像这么岂有此理的事情根本叫人难以估计，因为它作得出乎世间一切常情常理！别说这个单纯幼稚的青年，他日就让天下人包括各家斲轮老手都来公断公评一句，恐怕也总是估计不着甚且想象不出的时候为多。是所以今年三月廿一（或廿二）日这个年青人开始从米汤里闻到来沙尔味以及其后喝着米汤屡屡泄泻时，尽管不无感觉，还只以为项荘舞剑之意在沛公！那末很好，求仁得仁，固所愿也！如我不止一次说过的那样：总算共产党成全了林昭！楼梯上打架任教不可开交至多你死我活，我又怎么想得到人们竟有如此深沉险恶阴狠毒辣的心肠要去打杀第三者，而且是毫不相干毫无过错的第三者呢？！从这一点上来讲，初意虽为万料未及，客观上可是变得仿佛像拿柯氏的性命在玩火了！故比较应该受到责备的便已经不是市长而是这个向市长血书自陈的囚人！ + +　　尽管还不很理解人们那险恶到了异乎寻常的内心世界，但从今年一月五日以后这个年青人多少也总算安静了一程子。不仅安静而且还在原则性不做交易的限度以内顾及人们的所谓面子而默允为人们制造——提供和解或说落场的比较良好的气氛。这倒不是生意人的生意算盘，不过既被先生们的贵党“官逼民反”“逼上梁山”而逼下了这滩浑水且又“三生有幸”地被“抬举”了一番，甚至据云都已经被“抬上了桌面”，则尽管书生气未脱而且学徒期未满——未曾出师，总也不免带上了几分随乡入乡的干一行爱一行，并且对这一行持有自己的若干独立见解。过去我已多次地口头或书面宣说过：咱们这行的大忌是个“绝”字！天道好还，给别人留余地也便是为自己留退步，有鉴于此这个年青人尽管明晓得绝着的下法，却每每仰体天心的仁爱而留与余地——只要人们别逼我太甚，则林昭也就不为已甚。这在自己分析本来也很自然，因为这也与那和坚决相关联着的诚恳一脉相通。然而，天知道！也就是这一点一直被人们当作孺子可欺的根据，认为多少有机可乘从而纠缠不已！这才真正不但叫人打心里冷起而且咬得碎满口牙根！…… + +　　年青人是怀着勉顾大局勉全大体之念努力冷静着并对人们作了一些非原则的让步，人们 + +　　（第22页） + +　　则即不谓之得寸进尺至少也有些得步进步，乃至在今年春节前夕——一月底罢，又发生非法打人事件！兹一事件究出偶然抑出预谋，迄今仍还不得而知，即使算它偶然，作为领导的第一看守所所长也应当负主要责任！——即非教唆，亦是纵容。因为一贯地就是在那里拗是作非而阿护私曲！而这个本来满腹悲愤只是强自抑制着的年青人那一口冤屈之气乃无论如何再也噎不下了！——将错就错，错上加错！那时若能有两句比较平允通达的话拿出来，这口气或还有勉强噎下一半的可能。谁知道那位贵所长递来的却是一句妙绝天下之语，叫作“凡人们受到攻击时皆有自卫权利”。天！如狼如虎形同鸨婆的女看守居然会受到一个久被非刑负病绝食并且正戴着反铐的囚犯的“攻击”，从而必须以野蛮的殴打来行使其对于犯人的“自卫权利”！这句话莫说走遍五大洲，就乘坐了人造卫星去向天边外，总也别想能有一个说得通的地方罢？！何况问题之严重意义倒还不完全在兹一事件本身，而是在于：从这件事情——那怕就算它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上面很可看到人们之将错就错阿私护短已经到了何等积重难返病入膏盲的地步！只是在这样实逼处此忍无可忍之下，这个青年反抗者才又开始写给柯氏的第二封陈诉即《自诉二书》。然而，如上所述，既入了这行，有时也不免学着思索得复杂些，于人们的狠毒心思虽未尽悟，却也不免有所顾忌，是故那第二封陈诉从今年二月初即春节过后写了一张半纸——正好简略地叙述了那回非法打人事件，下文就一直搁着未曾续上。这一点第一看守所的人们不难证明，因为那其间他们曾来悄悄检查过监房，至少检查过一次。而有一次也就够了，那一张半纸林昭并未藏起，而是放在颇易看到的地方的。这中间人们——你们的那位贵所长似乎表示出某种和解诚意，那么也姑妄谈之，又得说年青人向来不为已甚。然而不行，一开口就“不上路”，看来是根本无从谈起——纠缠不完的了！年青人乃也顾不得许多，横一横心咬一咬牙把第二封陈诉赶着写了起来！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封陈诉全长在万言上下，而其十分之八都是在二月廿二日——三月三日（三日晚上交出）这靠十天里写下来的。试问这又说明了什么？假如先生们不大明白这说明着什么，那么且请你们去了解一下第一看守所的人们受命与林昭在二月二十日所作的那次谈话是怎么谈法的？——怎么开头的？怎么收尾的？中间嵌了些什么言语？作为一个犹有理智犹知自爱的女子只能怎么去理解这番谈话的用心？ + +　　为了企图割断那令人恨得牙痒的纠缠，自诉书里颇用了一些着实的字眼与有份量的话语，结果遂成为柯氏的催命符箓而直接导致了他的惨遭谋害！ + +　　※ ※ ※ + +　　（第23页） + +　　柯氏噩耗传来的当晚，我向门外来人惨笑而伸着大姆指赞曰：“有种！”之时，递过来的答语就是：“问你呢？”（在第一看守所内特别到了后期，我与人们通这样的无线电话、已经颇习以为常了。）而直到不久以前，此间的人们在谈话中还频频提到要我自己负点责任，甚至授意母亲向我强调这一点！好吗！这个年青人自幼所秉承的家教——庭训之一端就是必须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而我也从来不怕担负自己应负之责！但是先生们，在已经发生的所有种种事情之中，林昭到底应负多少责任，又应该负在什么地方呢？咱们倒也来从头算算账而评评理看！——水有源、树有根。柯氏的冤案才不过是全部事情中的一件。虽然是十分严重的.一件，却已经是终结而不是开端了。 + +　　“问你呢！”好罢，问你呢？可为什么就该独问我？先生们，问你们呢！问罢，问罢！事实具在呢！摊开来咱们大家问罢！ + +　　首先，从政治态度——政治思想的发展上来说，林昭自认为是没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的！假如也有那么一点，则以中国之大，今日之下不知有几个人配来责备这个青年！是的，我在严肃的自省与沉痛的自责之中每把青少年时代思想左倾追随共产党看作个人的一项错误。但这只是提到了兴亡有责严以律己的原则高度上来认识的结果，若据着实际情况分析，则既是时代风尚，又有家庭影响，林昭也不过是走着同时代人一般所走的道路而已！想当初这个年青人开始追随共产党的时候，共产党三字还只意味着迫害、逮捕、监禁、枪杀等等，而并不意味着什么“信任”、“可靠”、“提拔”乃至如“五·一九”战友当年可指斥的“米饭与肉汤的香味”！故这丹心一点就是青年的激情而非政客的理性！后来中断联系，则主要地是由于对秘密工作原则缺乏认识，而这也有地下组织教育不够的责任在内！总算起来*并无很亏负了共产党之处！而当时据着全国执政地位的国民党，既没本事控制而稳定国内政局，甚至缺乏能耐为莘莘学子提供一个得以安定读书的环境，遂致无数热血青年误中煽动，抛荒学业不事正务卷入政治漩涡而沦为野心家们的工具！已至如此地步，尚且安抚无术而只镇压有方。不么？当初这个青年——这个少年便也是上过城防指挥部黑名单的学生之一！政治是肮脏的，然而青年是纯洁的。国民党既没权利责备当时那千千万万天真纯洁血气方刚的受煽惑而被利用的青年，当然也没有权利独来责备林昭！ + +　　（校记：*删去“还只”两字。） + +　　（第24页） + +　　一九四九年中国大陆变色以后，这个年青人也还只是继续走着当时千千万万同时代人所走的道路。国民党在这以后可谓已经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了，它既无力保持全国政权的屹立而维持法统于不堕，又不能把举国众民包括这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起带将台湾去；然则处于这么一个大环境里，人们受共产党指挥，特别是年青人的“一边倒”亦可谓是必然之理！中国大陆上正不知有多少从利害出发搞政治杸机的自私的政客，故殊不必更不烦再来苛责这些丹心为国肝胆照人的热血的青年！当然林昭作为这青年群里的一个，也未必有什么特别值得人们加以责备之处！于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只说一点已足：那时候是：你们脱下草鞋换皮鞋，我们脱下皮鞋换草鞋！其它依此类推。西南进军，南下服务、土地改革、基层建政等等，哪里不是我们这些被当时之某许多人笑骂为“小神经病”的年青人披星戴月胼手胝足地在当开疆辟土的无名英雄！在所谓“国家”、“社会”、“人民”等诸般崇高概念的鼓舞（迷惑！）之下，这些年青人慷慨无私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地将自己最最珍贵的青春岁月掷诸尘土！而正只是这千千万万天真热情的青年不辞辛劳不计待遇去踊跃担负了最艰苦也最具体的基层第一线的工作，才使共产党弥补了政治干部不足的严重缺憾，并使这个政权得以有效地自下而上获得巩固！在《思想日记》里我就说过：若按寸金寸阴之例，共产党欠下这些青年的债务岂金山之所能补偿于万一？而这座高于希夏邦马峯不止百倍的金山里林昭也占着一捧土！ + +　　上大学，每被人们当为对这个青年加于“培养”的例子，实在满不是那么回事儿。首先，没有共产党我也要上大学的，而且还要留学呢！其次，我考北大归根到底不过就经了组织同意这么一道手续*。另外，入学以后作为调干学生（人也很多，不是我一个）比一般学生助学金多拿几块，别的还有什么？按照规定，调干学生参加高等学校统一考试可以在同等成绩下优先录取。但据教授们告诉我：当年（一九五四年**）我的入学试卷得分系全中文系最高或至少是最高者之一！然则我考上北京大学也是凭的“过硬”成绩，而并未沾得什么“调干”的光。入学后的学习条件与一般同学一样，优秀成绩的得来全靠自己孜孜不倦地勤学好问刻苦钻研。这么地，上大学那笔账照我看来至多扯直罢了，积余是没有的！共产党在上大学这一点上不曾十分地限制林昭个人发展，却也不曾如何来给于帮助。 + +　　这种收支相抵的情况维持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前咱们也有账，不过比较起来还不像反 + +　　（校记：*续字补；**“四”字误为“○”。） + +　　（第25页） + +　　右以后那么大罢。那一笔账是农村工作时期所受到的恶意报复无理打击，另一笔账是在“民报”工作时期负病未得公费治疗，再一笔账是肃反当年由于所谓“人生观消极、恋爱观不健康”这莫名其妙的罪名而被加于的莫名其妙的组织处分。这几笔账要结起来——要揭起来可也都是共产党有所亏负于林昭的！但在这里为了压缩篇幅节约时间以及突出主要问题，姑且不去一一罗列。 + +　　反右——那腥风血雨惨厉倍常的一九五七年在许多人也在这个青年人的生命史上深深地刻下了一道烙印，划出了一道鸿沟！而这回事当然是共产党错的！不仅错，而且大错特错！凛鉴于匈牙利事变的惨痛教训想缓和一下国内舆情使可能产生的问题消弭于无形，原意或亦可算为力争主动未足厚非。但为什么对客观事态的严重程度估计十分不足呢？又为什么不先从主观上准备着比较良好的政治风度呢？当然这两者也互相关联着，而其根本原因便是：只有方式而毫无诚意，故闹到临了便也成了那么一回叶公好龙的可悲的笑话，弄得无以自圆其说了，更只好恬不知耻地强颜解嘲曰：完全正确，这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顺便说一句：我于此等地方也每每恨得牙痒不已！做错事情任何人都在所难免，最最不可原谅的倒是这种曲为诡词以文过而饰非的做法！这比之单纯的做错事或害怕认错更要恶劣到不知多少倍哩！几时共产党能把这一点改掉，则也许就可以比较出息了！…… + +　　每当想起那惨历的一九五七年我就会痛彻心腑而不由自主地痉挛*起来！真的，甚至只要提到看到或听到这个年份都会立即使我条件反射似地感到剧痛！这是一个染满着中国知识界与青年群之血泪的惨淡悲凉的年份呢！假如说在这以前处于暴政之下的中国知识界还或多或少有一些正气流露，那么在这以后则确实是几乎已经被摧残殆尽的了！而先生们的贵报又是何其杀气腾腾地每天每日焕发着血腥味儿呵！多少次我于早晨起来怀着比较殷切或比较淡薄的希望伸手拿起贵报，努力想从新闻中、标题上或那怕是字里行间找出一点点明智的——理性的气息，可是多少次我所得到的只是失望。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根本没有！莫说一点点，连半点点都没有！等到——大约是当年十月间某日罢，我早上一起身又习惯地伸出手去拿**报纸，一拿起来只见劈头一行大字通栏（社论标题）赫然道是：“为什么右派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或者诸如此类的罢？反正主旨不会错的。） + +　　校记：*同前，挛字原有“疒”，以下不出校记；**删去着字。 + +　　（第26页） + +　　也再不用往下看了，我顺手把报纸往桌上一抛，而人也在强烈的眩晕里默然扑到在床上！从那天以后有很长很长一个时期我几乎再也不看包括贵报在内的一切报纸——一切“党报”！……林昭在政治思想上与共产党的决裂就从那时开始，而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责备之处！“伟大、正确、英明”或者诸如此类的先生们，梁山是给你们逼上的，这个青年曾怀着善良的希望等待你们——找寻你们的那怕是一点点明智的流露直到最后一刻！但在完全绝望之后，我当然不得不毅然选择反抗的道路！我可以怀抱善良的希望，却无法怀抱空虚的幻想！生活在现实之中怎么可能靠幻想来过日子呢？而当时先生们的贵党又造成了一个何其悖谬何其惨痛的鲜血淋漓的现实呵！面对着那样沉痛的政治现实，面对着那样惨重的家国之苦难，面对着那样汪洋巨涯的师长辈和同时代人的血泪，作为一个被未死灭的良知与如焚如炽的激情折磨得悲恸欲狂的年青人，除了义无反顾地立下一息尚存除死方休的反抗者的誓言并竭尽一已之所能将这誓言化为行动而外，还有什么是他更应该做的事情呢？！这其间应该受到严厉责备的究竟是年青人还是执政者呢？！这又到底是林昭负了中国共产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负了林昭呢？！ + +　　……真的，无论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之下，我攻击反右那回臭名远扬的丑剧都从不强调什么个人的委屈之类。个人纵有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委屈，总不过是中国大陆知识界与青年群那冤恨滔天的血泪汪洋之中一滴水罢！这场丑剧并不是专对林昭个人的，在我说来倒更习惯于把自己这一滴水放在那个滔天的汪洋以内！不管怎么地吧，事态的发展总是已经到了逼得人们不能不在根本的政治态度上有所抉择之地步。那么……话要说起来呢也不费多少辞藻，而且以往对着人们也不是没有说过：既然我不能容许自己堕落到甘为暴政奴才之地步而跟着共产党去反右，则只好做定了所谓的右派而来反共了！问题就是这么地尖锐而更严峻得丝毫不容回避，因为已经丝毫不存在回避的余地！而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所属原也十分清楚！假如先生们能够跳出你们那个自欺欺人的所谓阶级观念也者的圈子而发为那怕一句通达平允之论，则这原是个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假如先生们为愁骨灰盒子装不满而非得要抱住了那个楼梯上打架的“阶级观念”以当随身殉葬之具的，那么即待来日一听天下人公论公断！ + +　　走上反抗者之道路既是官逼民反而被逼上*梁山，则林昭纵要负责至少全无值得责备的过失！而所说这负责首先也仅只是对于自己的却不是对于他人的！先生们，林昭早已准备好了负责而且不惜负责到底！我很知道——毫不含糊地知道反抗者在我们的制度下意 + +　　校记：*删去“的”字。 + +　　（第27页） + +　　味着什么，而走反抗者的道路在我们的制度下又将遇到些什么。先生们，把牛虻被捕以后在地窖里忍受着非刑虐待时对蒙泰尼里主教说的一句话引来安在这里还是比较合宜，尽管我已经口头或书面*引用过了它好多次，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仍不稍见减弱——我是不好指望人们来拍拍我的头的！据谓刘胡兰当年赴死以前的壮语是：怕死不当共产党！然林昭以及我们同辈战友们走上反抗道路时的初志其悲壮程度较之前人应无愧色！虽然由于形势的改变需要更动其中一字即：怕死不反共产党！所说我绝不害怕而且永不害怕对自己的一切行为负责，其首先的意义也正在于此！——首先在此，而不在别处！ + +　　当然，既有首先，必有其次。其次则是：我不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我并无过失！关于这一点既已反复而系统地在大量事实的基础上作了论证就不必再多费篇幅，况乎早在三年以前于《我们是无罪的！》那份书面答辩中已经把这一点发挥得很清楚了：天下者人人之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政治斗争从来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情！还想如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可是行不通也！假如再缩小一些，那末如我在给柯氏的第二封陈诉中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尧舜以下更无论矣！我辈同时代人中的一位闯将于此就发挥得更其直截了当，虽然也许不大中听。他道：生殖器崇拜的图腾时代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早已成为陈迹了，我们不承认世间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脑袋即如不承认有任何与众不同的神圣的卵袋！ + +　　这么地，政治态度的大账结到反右为止，正如我们这一辈苦难深重的青春代并无什么可以责备之处那样，林昭个人也同样并无什么可以责备之处。无论是一九四九年之前或之后，在中国内政问题特别是青年参政问题上的应该受到责备甚至应受严历责备的都只是中国的执政者而绝不是中国的青年群！而比较起来，我们这苦难的青春代是更有理由要向共产党来索讨血债！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着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善良单纯的心地与热烈激昂的气质，予以煽惑，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开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着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毒无已的迫害、折磨与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为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个污秽、罪恶而更伪善的极权制度恐怖统治之下！怎么不是血呢？！这个玷污了祖国历史与人类文明的罪恶政权可谓完全是以鲜血所建立、所巩固、所维持下来的，而滋养着、灌溉着、培植着它的这一片中国人 + +　　校记：*删去地字。 + +　　（第28页） + +　　的血海里我辈青年所流的血，更是无量无际汪洋巨涯！不，管得先生们跳不跳得出你们靠以吃饭抱以殉葬的那个楼梯上打架之观念也罢，无情的客观事实，不管用上多少伪善的说教或虚伪的粉饰，也决计不能遮掩更不必说歪曲！犹如这个青年反抗者三年之前就在给与你们那伪法院的书面答辩中所指明了的那样：历史早已宣判了、生活完全证明了：我们是无罪的！罪人是你们这些可耻的极权统治者，而不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我们！根本不是我们！而且绝对不是我们！ + +　　也许应该浅浅地唱个无礼喏，确实，词句可能是比较火爆了一点。但反正总是处在于这么个楼梯上打架的地位矣，在先生们总也不会指望反抗者在这样一封古怪的读者来信里附寄些玫瑰花瓣的罢？……监狱可也不是什么培植或采撷玫瑰花的合式地方呢！…… + +　　账算到此地——到反右为止，林昭还只是将自己置于稠人之中而作为我辈群体间的一分子在说话，而在这以后却需要更多地从个人这方面——需要从个人的角度上来算算了！……这封古怪的读者来信拖得太长了！而且，上帝知道，我写得有多么累呵！如同过去对人们所说那样：这颗一次次在剧痛中麻木却又一次次苏醒于剧痛的悲愤的心是如此疲倦以致它每每情不自禁地渴望着休息！……惨历的沉痛使我麻木；然而为着战斗我又断然不能任自己陷于麻木，为要脱出麻木我只有力持清醒而强使自己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现实！——忍受更加惨烈的剧痛！能够痛哭或者流泪亦可谓是一种幸福呢！最最痛苦倒是那样多眼眶干燥得淌泪全无的时刻：那些灼人的热泪无声地返流而一滴一滴滴在心上！每一滴都胜如利刃的一刺或钢鞭的一击，令这颗年青而热烈的多感的心痛得痉挛欲裂！……但是，罢了，这些话本不该写在此地因为它们已经忒含着人性气息而颇越出了楼梯上打架的的范畴，但或许也不妨写上以为后人他年研究林昭提供某些旁证，因为这一份该死的“人性”正就是造成林昭本身之悲剧的根本原因！ + +　　如上所述，作为反抗者且又反抗着如此一个充满罪恶沾满血污的不义的暴政，本来可谓是一个势不两立的你死我活之局。年青的反抗者们包括林昭个人在这一点上毫无幻想：泾渭分明，灭此朝食！然而这个青年既怀着由于酷爱文学所培养起来的灵魂深处那一份人性，又由于受到时代、家庭、师长、知识，职业等种种方面的影响从少年时期甚或从童年时期起思想就一直比较复杂。于是——过去在《思想日记》里乃至在其它地方也不止一次地提 + +　　（第29页） + +　　到过——在义无反顾地毅然走上反抗道路的同时，不免对有许多问题想得更多或者说更深了一些。而这些所想的内容——这些思索，这些考虑，又全都围绕着一个中心即我们斗争之目的及意义！……我们反对什么那是很清楚的，可是我们到底要建立什么呢？要把自由的概念化为蓝图而具体地按着它去建设生活，可不是一件简单轻易的事情，特别是要在这样一个广大分散痼疾深沉的国家里来建设它，就更其复杂艰巨！诚然我们不惜牺牲甚至不避流血，可是像这样一种生活到底能不能以血洗的办法使它在血泊之中建立起来呢？中国人的血历来已经不是流得太少而是太多，面临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世界风云局面，即使在中国这么一片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之上，政治斗争是不是也有可能以较为文明的形式去进行而不必定要诉诸流血呢？自由，诚如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所说：它是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只要还有人被奴役，生活中就不可能有真实而完满的自由！何况——这一点不知那位伟大的美国人可也有些体会及之。反正事实就是：只要生活中还有人被着奴役，则除了被奴役者不得自由，那奴役他人者同样地不得自由！然则身受着暴政奴役切肤之痛再也不愿意作奴隶了的我们，是不是还要无视如此悲惨的教训而把自己斗争的目的贬低到只是企望去作另一种形式的奴隶主呢？奴役，这是可以有时甚至还必需以暴力去摧毁的，但自由的性质决定了它不能够以暴力去建立甚至都不能够以权力去建立！——权力可以作为一种辅佐，特别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可是不能当作决定的因素。怎么能够想象：只要凭借着政权的力量就足以在生活中建立并确立我们所响往所追求的东西呢？……这么地早在被捕以前许久，我就和自己的一些“亲密战友”们抒论①过了：我认为，对于我们——中国青春代自由志士的斗争来说，的确是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的局面！极权暴政必败这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然而作为我们来讲，去考虑政权问题那还太早。从我们本身的主观条件和所处的客观形势综合考察，更必须对这问题持一种清醒、冷静、通达而更明智的态度，否则就会迷失方向而丧失或至少降低了我们之艰苦战斗的意义！而且政权的归属诚然相当重要，特别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之下。可是，说到头，我们所从事这场战斗之崇高的整体目的决定了我们不能泛泛地着眼于政权！——我们的战斗目的不应该更不可能单单是一个政权的转移问题！即使来日在可以指望的最好的大环境里，对于我们来说，首要的问题恐怕也只是应该考虑作事，而不是应该考虑作官！ + +　　说这些无非是指望多少或能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青年对于执政者一贯所抱之又诚恳又 + +　　注释：①抒论：表达。 + +　　（第30页） + +　　坚决的态度到底根由着什么？先生们，根由着的是个人对于祖国政治现实之比较清醒、冷静、客观而且公正的估计；次则是对于人类世界文明公义的确定的认识与深切的信任！根深则蒂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我们艰苦的战斗生涯中已经越来越确证了：所根由的这些是颇为确实而更牢固的，因之也遂使这个青年所持之又诚恳又坚决的态度牢固至于不可动摇！仅仅是如此而已。若然说到对于共产党之那一份儿天真而善良的幻想，那是早已像肥皂泡似地被灭得连影儿也没有的了！而且还不光是幻想的破灭而已，老实警告先生们：从个人所历这些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我对于当前政治现实的认识是愈来愈深入本质而接触核心。随着认识的深化每使我从心底深处愕然震惊，但觉寒冷彻骨沉痛欲绝而悲愤无已！这样多的罪恶！——这样污秽！——这样暴虐！——这样酷厉！——这样残忍！——这样恶毒！——这样惨无人道！呵哟！先生们，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的先生们哪！你们可也曾想过没有？对于已经作下的一切！你们到底准备怎样收场哪？…… + +　　“当复仇的大地血海潮起， + +　　逐食的鸦群呵何枝可栖？！ + +　　（……想到一个问题我每打冷噤：） + +　　天哪！谁知道你们将来怎么死？……”（引自《牢狱之花》） + +　　所以，请共产党不必再对林昭存在幻想，因为林昭对于共产党是早已不存丝毫幻想的了。之所以还只深沟高垒而不坚壁清野者也无非只是本着一点：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奉着十字架作战的自由志士在我看来：杀灭共产党并非反对以至清除共产党的最好方法，仅是如此，别无其它。 + +　　然而，即使仅是如此，作为一名反抗者林昭个人也便已经告①了无所亏负于共产党！先生们，你们的秘密特务为着企图“制服”这个年青人，可是不止一次地把我逼到了九死一生的地步上哩！倘若不是因为多少沾染了一些政治气味加以多少熏陶了一点宗教气质——怀抱了一点基督精神，则莫说其它家仇国恨等等，即使仅只根据着自己个人的遭遇，我也已经就完全有理由对中国共产党立下血的复仇之誓言。 + +　　就是这样，一切公正明达的人们都可以清晰地看到：在政治态度与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 + +　　注释：①告：表明，宣告。 + +　　（第31页） + +　　上，苦难的中国青春代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作为这青春代的一分子，林昭个人同样并无任何值得加以指责的错误！而且又得说了：谁个能够，谁个配来指责我们呢？陈腐无能至不能维持民国法统于不隳的国民党人吗？极权暴虐只知以血与仇恨来维持统治权力的共产党人吗？低首下心奴颜婢膝唯求分得半杯残羹一口冷饭的“民主人士”吗？怅吟“式微”潜歌“黍离”但望神兵一朝自天而降的“社会贤达”吗？平时处士横议恣谈忠孝一到考验临来面前便噤若寒蝉肃如金人惟愿苟全性命的“学界先彦”吗？上焉洁身自好求其独善，下焉寄人篱下求食高门而根本态度同为管自己在云端里看厮杀却全不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之民族责任的“海外名流”吗？彼苍昊天！始祖轩辕！哀哀我中华民族寂寞在极权暴政高压统治之下的正气，如今是只不过维持在这一辈于惨重苦难滔天血泪中以无比凌历的杀身成仁的勇略毅力为还我人权自由奋作殊死决斗的青春代身上了呀！ + +　　总账算毕，再算分账！——或者说整体账与局部账，反正跑不了是这么回事情罢。先生们，咱们且来算算这个年青人与先生们的贵党直接临阵对垒以后的——战略账，从而也姑求得个使大家都来客观地看看事实而排排责任！这账且就从一九六一年《思想日记》那阵子算起罢。 + +　　写《思想日记》并非一个错误。——白纸蓝字、文稿具在。尽管还颇颇流露着年青人的稚气与不成熟，其基本态度应该认为是并无任何引起误解之可能。先生们，幼稚又一回事，林昭从也不曾放弃过自己的思想原则。这原则我通常把它简单地归纳为两句话：“祖国至上！自由万岁！”或在前面再加上两句：“公义永存！青春必胜！”以充分阐证之。正因为指导这一战略行动的战略思想并不错误，故直接体现这一战略行动以及思想的文稿在内容上同样并无错误！——假如或有细部错误，肯定没有原则错误！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林昭于兹举可谓没有什么错误！故我丝毫也不担心，比如说一百年后它会像《李秀成供状》似地引起某些饱食终日的“理论家”、“史学家”、以至其它“家”们一场别有用心的发挥。我相信：过去，现在直至将来所有看见它的人，谁都不会认为这是一份自白书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即使在战友们面前，我也是问心无愧的！首先因为写《思想日记》那回事是林昭个人负全部责任的。而假如说兹举将使我们的整个案情更趋复杂化，那末至少它不会使其它人的处境变得更坏。在共产党的方面就更不能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了：纵然严肃而痛切地全面揭露了、指责了当前现实，它到底还是写给共产党的，并且最后是向共产党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之呼吁的呵！我不知道他 + +　　（第32页） + +　　日蒋介石是否会以为这是一个错误，但据说蒋介石也是一位有那么点儿民族意识的人物哩（一九五六年前后不还准备在内部为他出版全集的吗？虽然我不很楚后来究竟出了没出）！我相信：一切存有那怕一点点民族观念者都不会认为林昭写《思想日记》这战略行动本身是一个错误！此外，相信一切怀有那怕是一点点基督精神者，同样也都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错误。这么地我守在自己的立场上，也仍然肯定它并非错误。我想先生们恐怕也不大好意思说它构成为一种错误！ + +　　接受以“保外就医”为名的假释而出狱——这不知应否认为是个错误？从我们的立场上来检察或不无可以责备之处。但我，也许是因为凡人皆有护短的本性，即使不像贵第一看守所所长那么将错就错地护短得惊人，我总觉得纵有可以责备之处，也未必很多。当时的情况 + +　　堪谓相当滞晦①毫不明朗，由于缺乏政治锻炼我一下子不容易认识清楚人们的真正意图，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无法或至少暂时无法把这一点弄得清楚，而《思想日记》又是我个人写的。然则在这等时候到底是只应该坚守在狱门以内等待情况进一步明朗，还是也不妨姑且先走了出去，以便进一步弄清人们的意向呢？我采取了后一种作法。但我的态度也是十分清楚而毫无任何引起误解之可能的。在宣布假释的当时我立即启问那位先生：请说说清楚还要我回来不了？假如还要我回来，那末这番周折大可免了。问题并未得到正面答复，但林昭的态度自谓够了明朗。这是第一。而回家不久以后即上述一九六二年三月底或最多四月初，找户籍先生作第一次正式谈话之时，我便指请他看：我的衣着什物业已统统收拾在墙角里“时刻准备着”！他笑道：这恐怕不必要了吧！我坚持道：可是案子犹未处理呢，既然其它人还在里面，林昭便只能作如此准备。……这是第二。也正由此我才护短地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林昭纵有可以责备之处也未必很多，而不管在这个问题上有多少可以责备之处也罢，有权利责备我的只有我们自己之战友，特别是同已被捕在监禁中的战友。此外我不知道谁还能有责备我的权利。先生们在这个问题上既没有什么发言权，其它的人更未必有。即使谁有兴趣来作些客观主义的论断，我也不觉得自己有义务要去承认那些论断。从反抗者之整体战的战略观点上来分析，我不认为自己当时所采取的那种作法构成为错误。基于同一原因我乃假定异日我的战友们也未必就会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 +　　致函北大校长并非错误——附带声明：先生们，从现在起，这所谓错误云云就仅不过是，而且也只应该是针对着你们来说的了。理由第一：陆平是你们的北大校长，林昭既未写 + +　　注释：①滞晦：呆滞而暗淡。 + +　　（第33页） + +　　信给胡适之或蒋梦麟，甚至都未写给过了时的马老寅初！第二：信中尽管不能不以着严历的语气激切的辞句，因为这个满怀沉痛的年青人不能无动于我们同时代人惨烈的鲜血与深重的苦难，却到底还是提出了某种希望甚至提出了和解的方案：——请校长效法蔡元培先生的榜样，保释“五·一九”以来的被捕者与被迫害者，让我们回到母校继续未竟的学业。作为年青人这样一种善良而本分的要求又有什么可以责备之处呢？难道这不是我们莘莘学子青春生活中所应有的最低权利吗？而且第三：早在写信之前这个屡次催请仍无回音得着的年青人先已通过户籍警向当局打了招呼：我要告状！当然此语的涵义还不仅仅指着致函陆平而言。而所得的答语是：“你告去吧！上哪儿告都成。”那末很好，说告就告，林昭多会也不喜欢虚声唬人！楼梯上打架因着角度不同可能是比较缺乏共同语言，我也不否认那封信中有许多比较激烈而痛切的话语。但只要上述三点理由能够确认，则即使从先生们的贵楼梯上来看，亦不得便认之为一个错误！ + +　　致函北大校长既非错误，以后的一系列下文便同样亦非错误！若有责任，至少并不在这这个年青的反抗者一方面！……写书面答辩并非错误，因为这是对于先生们之伪法院的传票特别是“起诉书”——那第一份“起诉书”（并非作为附录之附录的这一份。起诉书还有几份儿的？孤陋寡闻如这个青年倒也是头一回碰上，甚至是头一回听得！）的必要回答！假如林昭对于北大之共产党人校长所发的严正而恳切的呼吁只得到了如此一个楼梯上打架尖锐化之信号以作回声，那末作为反抗者有这么一个与斗争者以斗争的理正辞严的回答，当然也就十分合乎情理。不错，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开庭时已经来了可以领会的暗示：“你有病吗？有什么病？”可是，十二分抱歉，可敬的先生们，管有什么病也得，这与咱们的楼梯上打架反正是牵扯不上的两码事呢。可能这个年青人在反右以及其后的许多事情重重刺激之下有了或有过某种精神异常现象，但至少并不比先生们更加精神异常得厉害！真的，到了今日之下我于这一点是理解得分外地深刻：先生们之那家贵党的党内生活原来是如此惊人地恐怖与黑暗的呀！怪不得先生们发精神病的百分比那么高呢！…… + +　　然而人们既定下了妙计或者说布就了妙棋，则不管通不通总是想做下去的，故对于林昭之书面答辩的回答便是以传票传我——以可疑的“法律”名义或更干脆地说是以行政权力迫使我去精神病院进行鉴定。那末很好，反正在那篇书面答辩之末也已经又打过了招呼：若不对我们案件处理表现出 + +　　（第34页） + +　　一点明智开通的政治风度，则我们“誓将此案诉诸舆论而提请社会公断”。本应写作“国内外舆论”，但怕泄漏战机，故就权且含糊一点罢了。当时因为看着时间紧迫要防发生突然变化，加之手头待干的事情又实在多，乃只好当机立断，首先抓住呼吁书这一全部计划中的重点。本来么，实告先生们，棋子还有第二步，第三步乃至第四、第五步在。总之要逼出人们一个所以然来方才丢手哩！以诉诸国内舆论为例，林昭所计划的下一步便是：复印①致北大校长的信，并以一个青年的个人名义致函某些社会名流与学界先彦；附送那信同时呼吁他们之可能的援手或同情。对这一步的效果年青人并无幻想，因为中国知识界人士在这暴政之下的空前之软弱程度我是早已不仅认识得十分清楚，而且体会得极其深切的了！好在我的要求也不高：那怕收到信的每一个人统统都把来交给“组织”，至少他们总会看上一遍吧？看了一遍，至少总会留下那么点儿印象吧？而即使不敢声扬，至少免不了会和一些亲近的知交故旧谈起吧！然则即以每个人平均告诉五个人而论，连锁反应已经很可观了！过去我也常和战友们讲：群众工作或者说社会工作就应该不厌其烦地逐个逐个地去进行！特别是低估这一类口头传布所能起的作用——所能达到的深度与广度那简直是一个错误！在一定条件之下口口相传的影响有时非常惊人哩！……所说这一步与我们当初所拟之寄发宣传品的计划有些相仿，那个计划我不同意，但这一步却是我自愿地决定下的。除了其它情况变化的因素不计，就因为这一步假若付诸实行其一切后果只归林昭个人负责。先生们，这个青年反抗者由于热爱战斗，所以从也不想规避自己应负的责任！因着如上所述时间紧迫又是孤军力战，未曾来得及把这一步付之实施。虽然，年青人到后来想着倒也不免沾沾自喜而自我欣赏了个人的捣乱才能。请比较一下罢：这一步与爆炸了原子弹以后致函各国政府建议召开首脑会议之举，在战略目的与战术动作上有多么相似。到底那三天地下党员不曾白干。是所以去年——三月间罢，在写给审讯者的一封信上我就说了来：咱们这现代戏大概是演的这么几本：《一家人》、《年青的一代》、《夺印》，最后加演一本《祝你健康》。而开宗明义的第一本还只是《一家人》…… + +　　好罢，且免闲文。反正，先生们的贵党既患得患失迟疑不能接受反抗者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的和平呼吁而年青的反抗者——自由战士又断然无法接受执政者以模棱方式所行之对于个人的开脱，那么投桃报李各尽所能也就可谓相当自然了。年青人考虑到时代特点与主客 + +　　注释：①复印：重又印（不是现今用复印机重印）。 + +　　（第35页） + +　　观条件在战略上别出新样弄了一份呼吁书，也算放了一把野火，而刮了刮咱们这些极权寡头的脸皮。对这件事，年青人是又负责又不负责。统治者说要追究责任，杀头枪毙，林昭除慨领而外更无别话，这是敢于负责的一面。但统治者若没有如许多不漂亮的上句，年青人也未必会平空去敬续这么个不入眼的下联。这是不能负责的一面。然而，尽管是已经以决死的心情写到了像这么一份不胜沉痛的呼吁书，就其内容而言，年青的反抗者还只是给那些同民族的极权统治者留了某些不尽之余地。而即便先从这一点上来讲，不管它造成多大影响，在林昭说来可是又已经告了无所亏负于中国共产党！——真的，若不是秉着民族意识与基督精神，我原不难把它写得更加激烈甚至激烈得多，有谁个能够阻挡我，更有谁个能够责备我呢？！ + +　　在此以后的事情原可不必多说，年青人才到第一看守所未久，也在镣铐之下就已经以自己的鲜血向人们作了宣告：监狱是我的反抗阵地。然则既进入了阵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言以蔽之：战斗而已。这战斗较之反右以后慨然投身于反对现实的政治活动同其性质，可是更高了一些；高就高在其自觉程度已经更为强烈而且清醒，却也多感先生们之贵党的陶冶玉成之功！ + +　　当然，监狱之战略效用在统治者那方面来说，便是“镇压工具”。对这一点年青人本来就理解得入木三分而毫无幻想。又得引牛虻的那句话了：我是不好指望人们会来拍拍我的头的！然而事情还不止此。过去我也说了：从乍到第一看守所的第一天我便闻到一种气味：很不好闻因为很恶劣。而仅仅是三天以后，人们便以十分性格化的典型语言对它作了说明：“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哦，原来贵党的“镇压反革命”或诸如此类的政令条例中居然还有这么一条叫是黄毛丫头必须制服！那好，既然堂堂第一看守所不惜找上了要与这个黄毛丫头较劲儿，则区区黄毛丫头除了奉陪而外还有什么其它办法呢？是故年青人在盛气之下立即给以十分干脆的针锋相对的回答：“你就制服了我？我倒也不相信！” + +　　这么地，一场“制服”与“反制服”的斗争就在这个青年反抗者与先生们的贵第一看守所之间展开！而这事情也跑不了两种可能：或者这“制服”本来就是贵党的政策，或则这“制服”出自某种个人意气，你这丫头竟敢公然放我们的野火！怎么的也得“制”着你叫你“服”了而去争回个面子！到底是怎么一种可能我就不知道了，也许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们要比我清楚！——理所当然，应该是比我清楚！无论如何，从以后的事态发展来看，人们确乎是至少在相当程度上以个人意气代替了政策——代替了共产党常时所标榜的政策！而且情况竟然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以致 + +　　（第36页） + +　　每使我禁不住十分迷惑与诧异，如我在给柯氏的第一份陈诉中所说：怎么的人们竟连自身的利害都似乎全不考虑了！……这事情同样跑不了两种可能：或者先生们的贵党确有政策，不过为个人意气所代替；或者，根本无所谓代替不代替。因为个人意气实质上就左右着——就等于是贵党的政策！而这又到底是怎么一种可能，年青人就更不知道了！肯定的，先生们对于这一点必定是比我更清楚的！ + +　　既进入阵地而两阵对圆矣，当然免不了开枪放炮，这似乎谁也摊不上检讨；然而也未必。即以战争为言，首先其性质确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在咱们这一场具体而微的战事之中，既然如上所析正义一直在反抗者方面，则统治者方面所作的诸般镇压反抗之努力不言而喻自属非正义之性质！这一点即使质诸天下人想无任何异词。其次，即以战争为言，因为归根到底这仍是一种政治斗争形式，尽管是比较激化的形式，故亦得律之以政治道德或曰政治盗德。开枪放炮尚称常规，用细菌或毒气就不免受到舆论的谴责而指为灭绝人性，等等。而贵第一看守所对于这个负病已久体质十分衰弱的青年——通常我还只不大愿意强调自己的性别，尽管在文明人看来那也必然要被列为不可忽略的一点事实！——又作下了一些什么呢？不计其数的人身侵犯！骇人听闻的非刑虐待！光是镣铐一事人们就玩出了不知多少花样来：一副反铐，两副反铐；时而平行，时而交叉，等等不一。臂肘之上至今创痕犹在不消说了，最最惨无人道酷无人理的是：不论在我绝食之中，在我胃炎发病痛得死去活来之时，乃至在妇女生理特殊情况——月经期间，不仅从未为我解除过镣铐，甚至从未有所减轻！——比如在两副镣铐中暂且除去一副。天哪天哪！真正地狱莫及，人间何世！而当这个被百般惨毒折磨得忍无可忍的年青人为此提出激愤的抗议时，人们竟还恬不知耻地答道：“手铐该怎样戴或该戴几副又不曾有过规定！”怪得这个吁天无门茹痛莫诉的年青反抗者到了最后要口出不逊而请问：“你们究竟是不是人！？是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然则先生们若能使那捞什子的什么全国人大就手铐的使用问题通过一项决议而略为规定一个范围，怕的也就已经阴功积德而泽及了子孙，不过也还是未必有用，莫说全国人大那只破壳，即使贵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明确规定手铐的使用应如何如何，对于你们党内的太上皇——秘密特务们也不会具有一丝一毫的约束力，是所以人称红色中国为警察国家，而我更直指之为恐怖统治！ + +　　“问你呢！”谨对曰：这不是？问过了！那位先生若道是这样问的不对头，那就请过来当面再问！反正在这年青人来说是：事实具在，铁案如山！错的是统治者，不错的是反抗者！中国 + +　　（第37页） + +　　共产党大有亏负于林昭，林昭无有亏负于中国共产党！ + +　　很难指望先生们竟然会得痛痛快快地同意这一论断。是的，站在你们所藉以打架的那具贵楼梯上是永远无有真正的是非可言的！然而可敬的先生们，这个青年过去也曾说来：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并不只是漂浮在太空之中的一个椭园的球体而已，它上面还充满着生物甚至还充满着高等的理性生物——人类哩！即算咱们这反抗者与统治者是楼梯上打架的两对面，各执一词无有客观性，那也愿得来日请天下人公断罢了。事实胜于雄辩，因在生前送了一回火腿而乃大受人们作舆①的迅翁也引过这句话：墨写的谎言掩不住血写的事实，然则中国这一辈苦难的青春代以及林昭个人以鲜血写下的这许多确定真切至于毫不含糊的事实。决不可能被遮掩于、歪曲于任何墨写或墨水所写的伪善的谎言！看吧，看吧！一切长着眼睛的人都来看吧！我们这些生命树上的青色蓓蕾，我们的血是再鲜艳不过、而且再灿烂不过的墨水，人世间其它一切墨水在这样的墨水之前统统都不免黯然失色！更莫说是先生们案头瓶子里那种成分可疑气味不妙的墨水了。占有了事实我们还愁讲不清道理么，倒只是先生们够不上作讲理对象，不过也无妨，如上所述，“四方招，八方理”。“吃了谷米（注：想来面粉也一样），须讲道理。”“有理没理，出在众人嘴里！”“先生们，一切皆可引相对论，唯是与非断断不能二一添作五。” + +　　先生们看到此地可能也会如第一看守所的人们那样强为之辞道：错都是人家的，你就没有错了？——那也未必。除了上帝十全十美，天下没有不犯过失的人，而在咱们这一番争斗里，林昭除了战略策略或战术动作上的未尽善处间亦构成为错误而外，越到后来我越对自己产生出一种可怕的怀疑！犹如一九六二年假释期间一位师长看到了《思想日记》之后愤然斥责我的那样：“你还在盼望他们改好？你简直该死！”——这也许就是我在政治思想上，在对待中国共产党人之政治态度上的根本错误罢。几年以来，在个人所遭遇着的百般沉痛之中，如我写给柯氏的第一封陈诉中所说：“我对于当前现实那不绝如缕的一份感情真正是受到了残酷的考验，而且这种考验还回环往复地不断加重着！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不免真地怀疑起来而暗暗祈问道：无父啊，上帝啊，这样一些人，像这样一些戾气所钟流毒世界的人到底还有救药么！……这个问题可能是得请教着先生们的了，假如先生们作为供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政治家能代表那数以千万计的保有着中国共产党党籍的人们总说一句：你瞎了眼！怎么竟就没看出来我们 + +　　（注释：①作舆：造舆论。） + +　　（第38页） + +　　统统都只是一些该杀该宰该当灭绝的罪无可逭*十恶不赦死有余辜一无救药的人！——那么是了，我可能是犯着根本性的严重错误了！ + +　　当然，即使事情真是那样，从更高的角度上来看我也未必错误！首先因为我不仅不曾瞎眼甚至都未闭眼，我的眼睛睁得很大很大！如上所述，我越来越加清晰而且深切地察见你们那家魔鬼政党所犯下的那样许多可怕的惊人的罪恶！在那些时候我悲痛地哭了！我哭那些被你们作下之可怕的罪恶所糟践所逼迫所诱惑与所残害的不幸的灵魂。然而就是在这当中，在接触你们之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惨厉的权力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里，我仍然还察见到、还不全忽略过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现露①出来的人性的闪光，从而察见在你们心灵深处多少还保有着未尽灭绝的人性！在那些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我哭你们之摆脱不了罪恶而乃被它那可怕的重量拖着愈来愈深地沉入灭亡之泥沼的血污的灵魂！你们看到这里想来是无动于中的，但我写到这里时眼眶里已经又涌上了灼热的泪水！先生们呵，奴役他人者必不能自由，这特别对于你们来说是一条如何无情地确实的真理呵！ + +　　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青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被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为什么我不能选择更简单的道路呢？作为林昭的个人悲剧那是也只好归咎于我所怀抱之这一份该死的人性了。“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仁！”（《秋声辞》）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仁心呵！为什么我要怀抱乃至于对你们怀抱这么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仁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因为是本着天父所赋与的恻隐、悲悯与良知，难道这就构成了我的错误吗？！ + +　　不，我想我还是没有错！诚然天下没有不犯过失的人，然而我所谨守、恪守而且坚守的始终只是上帝仆人的立场！既然主人的仁心并非一种错误，则仆人的仁心本系仰体天心，自亦不构成为错误！是的，我没有错误，作为一员自由战士我没有什么错误！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我没有什么错误！而作为一名基督亲兵，我更没有什么错误！ + +　　宇宙之主是仁爱无匹的！她的仁爱慈悲甚至临到你们这样一些充满罪恶渍透血腥的魔鬼门徒的灵魂，若不是由于天心仁慈垂怜一再宽贷期限等待你们痛悔，先生们，先生们哪！你们早就彻彻底底地毁灭了！可记得上主的一位忠仆在一九六一年联合国大会上关于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发言吗？他说：到了今天，北平还在重复一项早已陈旧的原则即所谓 + +　　校记：*逭，原误作绾。 注释：①现露：显现，暴露。 + +　　（第39页） +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可是，人们要是都只遵循这项原则的话，那就无需乎再有任何讨论而这个世界也早就布满了放射性的微尘！……文字或有出入但大旨绝无错误，我的记忆几乎像他的语言一样清楚！ + +　　关于这一点就是你们自己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你们明明知道这个罪恶政权之所以得能存在到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只是赖着上主的宽贷！但你们却只是利用着她的宽贷——利用着她的仁爱又继续造下了许多罪恶！你们就是这么地不可救药！“人搀不走，鬼撵死跑！”“不见棺材不下泪，不到黄河不死心！”然则天父上帝再怎么仁爱，也只好让那地狱灭亡的火焰一步步向你们面前延烧过来了！ + +　　也所以每当如所述那样自己对这个现实之不绝如缕的感情遭受到残酷考验之际，上帝所使命的这个年青的仆人便只好聊自解嘲地想着已故美国总统阿伯拉罕·林肯的一个小故事：——那位伟大的人物生平之许多动人的小故事中的一个。那还是他青年时期在当农场雇工的时候，有天傍晚赶着车去同伴家参加婚礼，途中经过一个泥沼，看见一口猪陷在里面挣扎，身子已经沉下一半去了，眼看快遭灭顶之祸。林肯停了车想下去把它扯上干地来，一低头看着自己刚换上的一套仅有的齐整衣服，不免迟疑，便又赶起车走了。走了半里、一里、两里……耳边似乎一直听得那口猪在叫，终于还是调车回头找到那个泥沼边去。那时泥浆已经快没到了猪的下颏，它可还在那里不知死活地扭来扭去只是不肯“听话”。林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几乎沾成了个泥人，最后总算使劲儿把它扯了上来。事后人们称赞他的行为，但也有人说他作的不值。他道：“我不是为那口猪，我为我自己的良心！” + +　　这个青年反抗者于伟人林肯的人格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望尘莫及而心响往之。而这个小故事也便带给我一种来自上方的启示与安慰，伟人林肯之别的一切林昭都不敢望其项背，但在这一点上或可能勉作比拟：是的，我也不是为那口猪，而是为我自己迷途重归的基督徒的良心。猪它知道什么好歹，更知道什么死活？无论谁个处在那种情形下动手去扯时未必还承望那口猪后日给他送上一面衔感救命之恩的锦旗呀！何况在猪来说，可能只觉得那愈陷愈深直至要毫不容情地使它灭顶的泥沼是温暖已极美好无比的安乐窝而反倒会在那顽蠢不化的猪脑袋里怪着死命要扯它上岸来的人为多事！这么地咬他几口，踢他几脚乃至甩它一身泥浆等等，就也都可谓是毫不奇怪的了！ + +　　（第40页） + +　　问你呢！就是这样，无需多问。先生们，我扯过你们——扯过那口猪了！我扯它因为我的主人要扯它。可是，真好重的一口猪呵！而且还不知死活地一股劲儿直恋恋于行将最终埋葬它的那一潭子臭泥浆，横扯不起，竖扯不上，再扯它还发狠咬人！当然，不是我独个儿在扯，我更从没想到过独力可以扯起它。然而，主人看到的，我确实也在相当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忠诚地尽到了自己的力量！ + +　　尽这份力是为我自己基督徒的良心，而不是为那口猪！我更从未指望过它那怕是，比如说，甩一甩猪尾巴以表感谢；但我即使有亏负于天下人至少无所亏负于那口猪！——那口我奉着主命用力去扯的，陷在泥沼里行将没顶却还不知死活地恋着臭泥浆直在那里呲牙咬人的笨重、肮脏而更顽蠢的猪！ + +　　（这么我就又一次重复了上面的那个论断：林昭无有亏负于中国共产党！） + +　　※ ※ ※ + +　　本来么，话说到这里可能也差不多了。问题是节外又生了意想不到的枝：楼梯上打架打杀第三者！——发生了柯氏惨遭谋杀的冤案。所以就还得往下说而且得往细里说！——不能不说，必需得说，非说不可。首先就因为这个年青人不能不本着对于自己一切语言行为负责的精神痛切陈辞以为这无辜遭害的第三者雪恨明冤！这同时也是——在很大程度上是写这封信的一个主要目的。先生们，就反抗者特别是这些青年反抗者与贵魔鬼政党的未了之案而言，你们早已不是讲理对象了！这句话可也不是现在说起，早在三年以前致你们伪法院的那份书面答辩里我就已经以明白确切毫不含糊的语言宣说过：在历史法庭上我们将是原告！而在5今年六月一日所写的血书《判决后的声明》（见附录）中*我再一次重复地宣言：历史法庭之壮严判决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也因此在判决后始得接见家属的时候我就说了：我们这案件是要等请到了律师之后去向人类文明的讲坛——联合国上诉的！是的，是这样的。你们不承认或者不尊重联合国，可是我承认而更尊重它呢！这不又得引《辕门斩子》中穆桂英对杨延昭的那句戏词儿了：“你不爱他我爱他”，而且有什么办法？即使按照先生们在电影《停战之后》中所公然宣说的原则也是这样：既成了对立的一方，就自然地失去了仲裁的资格！别说这么关乎政治原则性的大是大非了，就是过去习惯：江湖道上茶馆“吃讲茶”，都还得找上个第三方面呢！本身该对中国之民族悲剧担负相当责任的 + +　　校记：*“中”字原在《判决书的声明》后。 + +　　（第41页） + +　　蒋介石那一家自然没什么发言资格，至少在这些青年与先生们的这一场里它不便发言。而国际共产党与工人党会议或其它诸如此类的什么东西又为咱们双方所不服，先生们对之不服，我们也对之不服。不服之处首先是那一派不脱“共”家本色气味的伪善的胡言！这么地，比较下来还是联合国为上，纵然先生们对它不甚尊重，我们可是相当尊重！而且归根到底先生们也还必需对它尊重。既然作为一个被地球上压倒多数之国家所承认以及参加的国际机构它代表着人类文明社会中许多公认的基本原则，因之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代表了整个文明人类！ + +　　但是，当作我们特别是林昭个人与大独裁者之间那节外之枝的案中之案，柯氏惨遭谋害这一沉痛的流血事件，似乎倒还应该摊到先生们的鼻尖下面来，首先找你们评一评理！那怕先生们就死死地抱住你们那架子贵楼梯亦得，我倒不相信你们摆得出一条柯氏该死的理由！ + +　　事情呢也是教人真不知道应该从何讲起！年青人不揣孤陋敢说天下万国世界政治史上，再也无有这等希奇古怪之事。却恰教林昭给碰上了，可算是三生或不止三生有幸！……想着这回子荒乎其唐的怪事，年青人一时痛彻心腑热泪盈眶，一时又冷入骨髓而只好强作一声淡笑！倒满像一桩如普通习惯所称的“三角事件”，可是又胡为乎来呢？！…… + +　　“问你呢！”行，咱们大家问得啦。道理得讲，事实也得摆。当然还来不及摆出全部细节，可也许暂时不必定要摆那么多罢？……够了跟先生们讲道理之所需就得了！ + +　　在这件荒唐事情里——关涉到这件荒唐事情的除了这两对头即林昭和林昭之一对一的对手贵第一看守所所长、贵中央委员会主席而外，那第三方面即无辜遭害含冤以死的第三者，上海市长柯氏。同时也当然地跑不了第四方面，这即是先生们——先生们的贵中央……什么玩意，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或其它之类等等的啥子东西。反抗者且是不甚了了于世情的年青人，自然更不了然先生们之贵家魔鬼政党的内务，或者就算是主席团也行。反正，既然据说有那么一个俨乎其然地称为是中共中央的玩意，则这个“集中、统一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核心”想来总未必死得只剩下了独夫一人罢？而在所说这四个方面之中，最逃不了且必需要对所造成之血的惨痛事实负责的——便是你们的党魁独夫！这不仅是林昭今日这样指控而已，深信异日天下人也会这样公认。 + +　　然而独夫的责任或者说他的错误究竟在于什么地方呢？简单地回答那当然是：杀人，或者更具体一些说：冤杀无辜。但这毕竟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故杀人命案，所以在分析情况追究责任时 + +　　（第42页） + +　　也不好简单地就事论事。这件杀人案是你们那名独夫的一桩严重罪行。或者，更正确地说：是独夫平生所犯种种严重罪行中至为恶劣甚至也许是最最恶劣的一桩！而这犯罪行为之所以最终造成又有其颇为深刻的思想根源而与其思想上的严重错误不能分开！刨树搜根儿，就从独夫那方面去分析其犯罪根源也必须首先批判其错误思想，这样才能析见真正的责任所在。 + +　　所说独夫之诸般错误思想是从他对待我们全案——当然，主要地特别是对待林昭个人的这样一种角度上而言。事物之间本来各具联系并不孤立，在政治领域中这种联系就往往更为复杂而且深刻。也因此我才称柯氏的冤案为我们案中之案：在他那方面来说这场飞来横祸可谓完全是林昭为他召致的！——他的事情是从林昭的事情上来的！这么地问题当然就产生了一贯性！假如这个青年反抗者不去安上那么两支引火导管，则大独裁者纵然对柯氏久矣阴怀嫉忌那包火药或仍不致有如此一下致命的爆炸！但，并不是年青人意欲为自己推卸责任，事实上，造成这样痛心的后果之最根本的原因还只在于：独夫对待林昭的态度从作交手战以来几乎是一开始起就很错误。而且在这过程中又步步加深了他那方面的错误！假如他在对待林昭的问题上不犯错误或者少些错误，可以肯定断言他决不至于最后闹到犯杀人罪的地步！就我们的案件本身而论，并不一定存在着流血的必然性，假如有之，那也无论如何只该死这个插标卖首的青年反抗者，而绝对不该死你们的上海市长。所以林昭在指控独夫之冤杀无辜的恶劣罪行时并不去孤立地就事论事。而首先要逐一分析他在对待林昭这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再论……》里分析斯大林的错误时曾经认为：主要问题在于他，斯大林本人的“精神状态”！好罢，假如不是故意掩饰那个恐怖制度本身的悖理与荒谬，则这样去认识事态或许也不无那么几分道理。然则对咱们这档子荒唐事情来说倒似乎也正是这样：主要问题——主要错误还只在于他，你们那名独夫之大成问题的“精神状态”！当然啦，这个恐怖制度本身也充分保证了独夫那种“精神状态”之怪诞的思□*。 + +　　独夫在对待林昭这个问题上之第一点也是最根本最重大的错误，便是抛掉了政治原则而沉溺于个人意气！工商百业尚且行有行规，混咱们这一行的岂可没有点儿原则性？民主政治固有民主政治的原则，极权暴政总也应该有极权暴政的原则方为道理！那不既也带着个“政”字儿，就多少总还是沾着这一行的边罢？所谓原则性也者，具体延伸到咱们这档子事情里头来原也未见如何复杂。简言之：自由战士的原则是要争取民主权利。魔鬼政客的原则那大致是要维护极权统治。从这样的对立立场出发，彼此各尽其策，各尽所能， + +　　校记：*原字不明，按文意为“维”字。 + +　　（第43页） + +　　进退相对，得失相成，是都谓在情理之中，那不胜败素称兵家常事。在这个年青人本身来讲，虽对当朝衮衮之“个人”不无某些职业性的观察与研究兴趣，却还从也不曾鼓上非得跟哪一位来较过劲儿的邪门劲儿。当然，反过来说，同样也从未设想过若是碰上哪一位前来对阵，就该赶紧偃旗息鼓而退避三舍。这种态度乍一看似乎是目中无人而实在只不过是对事不对人。客观地评论一句，应当肯定地认为：持这种态度相当地符合咱们所混这一行的职业盗德！那不人们当初与蒋介石对峙较量得不可开交乃至你死我活地性命相搏，说到底也仍不过是为了“江山如此多娇”，而未必是为了与蒋介石个人别*什么苗头①罢？然则与年青人这口没来由的拗别气斗得又有多么无聊！请听听这些典型化的性格语言呢！年青人倒是挺闻得出独夫的语言犹如认得出他的文字，不论是在直接或间接，露面或缩头的情况之下：“我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我听你的，还是你听我的？”“倒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你把谁也不放在眼睛里！”“难道我（“政府”！）怕你？”“你小看我——们不曾见过世面！”……等等、等等，真也说不尽言！试质之天下人无有谁个谓曰这样一些语言是政治斗争的语言。那么就算林昭这个发疯的“黄毛丫头”根本不曾懂得何谓政治斗争，林昭处在自己的地位上除了针锋相对以外也曾一而再，再而三地讽之以婉而导之以正。比如我说：作为“政府”，苗头本来很足，可不必跟犯人来别。跟犯人来别着那苗头倒反要不怎么样了。林昭向来不要人怕，更从没想到过谁会怕我，更不曾发过任何“政府”怕我之类的狂言，可请毋庸斗这份意气。我谁都不听而又谁的都听，唯一的标准只看谁比较接近真理！而普天之下无论谁个的头也不是希夏邦马峰，爬上去创不了什么世界纪录。故我从未立下过如此的雄心壮志。……诸如此类，有说着的，有写下的。口说容许无凭而字迹总归具在，不难检得。遗憾的是风吹马耳而雨打鸭背，简直不曾起得什么影响！而这口莫名其妙地没来由的意气也便致使独夫一错到了底！所说这个“错”字又是“超阶级”地应用着的！因而先生们假如——先生们只要脖梗骨稍为硬上那么一点儿，则怕挨独夫下杀手；则便**使牢牢守定了你们所藉以打架的那具贵楼梯来看问题，也仍然不难确认这一个“错”字儿。不吗？首先——很明显的一点：人们若不带个人意气成分而能比较地从政治人物的理性出发，则有许多招数特别是最后的杀人未必会使出来！而那样可能是更便于达成对于林昭的政治目的，至少达成的可能性是更大。难道不是这样么？客观主义地说一句：若然真正是守着统治者的利益这一原则立场考虑问题，那末，任那青年反抗者 + +　　校记：*别，繁体彆，误蹩。58页同。**“即便”原作“则使”。 注释：①苗头，方言，风头，意气。 + +　　（第44页） + +　　本意不过是合法斗争的策略也罢，只愁他一个人都不信服—— 一个人都找不上说话。否则，能找上一个人，找上统治群中的任一个人去说话，那不简直是太好了的事情！就以这一点为论，你们的独夫便完全不是个有理性的政治家甚至都不是什么政治家的材料，而只是个过刚失中自恃意气的妄人。尽管一时地窃得了江山而窃据了权力并且俨乎其然地把自己装扮成看来似乎也算是个政治人物的样子，其实曾不足以蹑于最起码的政治人物之列，因为他根本不曾懂得政治，当然也就根本不曾学会治政。作这论断所根据的理论是：——林昭自己不懂政治，但据闻得别人所说：政治——治政的根本基础，仁心而外，即是理智，高一步要求则是明智。而所根据的事实是：仁心不谈，你们独夫不仅对其他许多重大事情乃至在林昭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上都充分表现出来他简直毫无理智！自然更谈不到了任何明智！若谓一个诸事过刚自恃刚愎自用得简直毫无理智的略为轻躁便气的市井匹夫之辈的妄人竟会懂得最起码的政治原则，是诚亦不可想象之至矣！所以独夫在对待林昭之问题上的这一错误从其思想根源上去推察本可谓颇具必然性，列起公式来应当是：过刚自恃不具理性的妄人＋非法窃得的不义权力=独断独行毫无原则的独夫。然而若以政治斗争或即以先生们的术语楼梯上打架为衡量基准，也便已经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根本性的严重错误。当然，先生们想必相当清楚：独夫这一根本错误——无原则无理性——还远远不独是表现在对待林昭的问题上，而由此弄得不可收拾的事情那更是绝对不止对于林昭这区区一件而已！ + +　　二、独夫对待林昭之第二点严重错误则是：以已之心度人之腹。关于这，足以说明问题的性格化典型语言可也不少。一则曰：“你倒想来捞一把了！”再则曰：“明儿你做起来也是这样做法！”三则曰：“你也是搞政治的，怎就没有点政治家风度？”末后这句话之最最岂有此理之处倒还不在它本身而在于它被口传给林昭的时间地点特定情境——它是在如前所述这个年青人被逼迫虐待恶意凌辱得愤吞药皂求死那天（一九六四年二月五日）经过急救刚刚躺到病床上之后人们开口来向我说的第一句话，天下事之令人啼笑皆非也竟有如是者！说实在的我那时可以准备听见任何最不入耳的话，却就是不曾准备到听见这么一句。故除了喟然答以可惜林昭不是政客一语而外，确已再也没有了任何对得上的下联。天下老鸦一般黑，哪匹猫子都吃腥，梁上无君子更如娼门中讲不起贞节二字！混政治者莫不讲究利害，固矣；却是年青人本来不懂啥子政治，到了被逼无奈撞进这滩不是人下的浑水，初志仍不过是凭着书生本色的一领青衫一腔热血，而慨欲为这 + +　　（第45页） + +　　负罪家国的不祥之身寻个死所。从这一方面说，要作个有“风度”的“政治家”或者更干脆地说，作个专门玩儿利害的冷酷的政客，自认不仅完全不是料坯更兼毫无培养前途！然则在人们那一方面非得要以所谓“政治家风度”也者常规相绳而使与同流并列，不曰降低他自己，总也太抬高林昭！……林昭，至少说，从入了第一看守所之大门的那天起，是不胜荣幸地被人们一“抬”再“抬”甚而至于都——如人们后来所说那样：“已经把你抬到桌面上来了！”惜哉如故里乡谚所谓：俏眉眼做给瞎子看！也因为作死的黄毛丫头其位本不在桌底下啃骨头，故对于获得抬到桌面上舐盆子之机会简直全然无动于中。不但无动于中而已，且如人们申申而告的那样，叫是“不识抬举”！年青人性悲气烈行刚志决，涅而未缁心仍赤子，任教身在局中，咬定了个真字做得煞有介事地浑忘了天下事无非是戏，诚然也不大有趣，更兼不足为训。却是已经在利害两个字里打了几十年滚的人们平时也颇夸谈几句唯物论辨证法之类的，怎么连最基本的一条即客观存在不由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都竟像压根儿不曾懂得呢！天下之大本来无奇不有，既然百分之五都会得有，那末千分之一乃至万分之一当然也会得有！假如反抗者全是些挺识“抬举”而乐于被抬上桌面上舐盆子的政客——全是颇有“风度”的“政治家”，则统治者的监狱、刑具以至屠刀等等又将要来何用？所以独夫于林昭也真是白“抬举”了一番，不是对象——抱不上树，那有什么法子？而这么一推己及人地来个想当然且行事不看对象，便煞是可惜了他那百种韬略千般心机。谋画非不详细也，运筹非不周密也，岂但察及毫末，直已算无遗策。却只为事属缘木求鱼，乃终于全归劳而无功。林昭可是早已把话说在了头里：有得这么抬举我的，不如干脆些赐了一死，我倒深感成全。民间本在传说死刑犯受的枪弹须由自己出钱，而一颗子弹价值一毛几分，我就自费购买了也没关系，只要给人一个死法，没个死法总之不是事情。也因是故当年一看见阮文追临刑的照片以后这个冤痛莫诉的年青人顿时热泪滂沱而诉于同室难友道：能把血流在光天化日之下众人眼目之前亦云不幸之幸矣！林昭的血都是一点点一滴滴洒在无人看见的阴暗角落里的！到了今天在我已经只不过求个如阮文追的下场，而竟不可得！……罢了，此话暂且不提。我要说的是：从所指斥这第二点来看，你们的独夫不管他剽窃了多少哲学术语去装饰自己的文字并且妆得似乎是满通哲学的样子，实际上根本缺乏任何一点真正的哲学头脑，但看他对于知行关系（即所谓认识与实践）之机械的理会与庸俗的解释，便已足资证明年青人所作这个不很客气的直率的论断！好好的完整的认识过程被他无知地或是故意地移花接木指鹿为马而割裂成了什么样子，是所以弄到其说 + +　　（第46页） + +　　不能自圆更且行之不通时只好“灵感爆发”异想天开地搞出一套所谓“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云云的诡戏来喙人！当作一个幻技节目此或可补张慧冲巨型魔术之阙。另外，可得亦得在某种程度上补充了《西游记》中关于孙行者拔根毫毛喝声变就顿时变作什么等等的幻想描写。但，莫说略具常识，只要是略具理性者，谁都无法想像世间有哪一件正经事竟是可以凭戏法以至魔法技巧的“变”来求得解决的。就因为万事万物各按自己的内在规律运行发展，并在这过程中遵着常规的或较高的必然性纵横交叉地互为影响，故别说是忽视内在规律，哪怕就忽视其相互影响，都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客观世界之不能由主观愿望为转移者也如此。而独夫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即使不过是对于如此一个不足言道的区区“黄毛丫头”，也便已经深刻地反映出他在思想方法上的根本错误。不消说得，从这样一种根本错误的思想方法出发去察事、料事、处事理事，那是除了如上海方言所谓的“焦搞”而外，不可能做出任何正确允当而值得一提的作为。即便暂时地局部地似乎也弄出了些局面，终必有如民谚所谓“叫化子丢了猢狲——没啥弄”的时候，也很自然而且必然。因为本着这么一种根本错误的思想方法，首先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客观存在着的认识对象，而既对认识对象缺乏比较如实的认识，一切作为便不可能是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却只可能是瞎猫拖死老鼠！徼倖拖着，也不过是瞎撞撞上的死老鼠，拖不着的时候则自然更多。而归根结底，不管能拖着几头死老鼠，瞎猫总之还是瞎猫，当不得捕鼠的正用。那不也未必就有那么些个死老鼠挨它撞上！——未必会有那么多“畏罪自杀”的老鼠死到它鼻子下面来请它拖！“人的正确认识从哪里来的？”管从哪里来也得，总不能从以主观想望代替了客观世界而来！而既存在着这么个根本错误，则一切以为标榜的什么调查研究之类等等也可谓全属瞎说！调查已不免偏听偏信先入为主，研究更得以颠之倒之小大由之；弄到头，其意义至不过是给那个用以代替客观世界的主观框框缀上一些花花绿绿的装饰性音符。这样一种毫不懂得尊重客观存在之本来面目的思想方法正与那个极端妄悖的唯我独尊的——病态地自大狂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状态密勿无间地相得益彰，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之最最本质的核心！相形之下，斯大林倒似乎多少还存留得有那么一点子理性：在他最后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里——是不是《答雅罗申科同志》哪一篇？——还强调着：人们只能（因势利导地）利用客观规律，却断然不能去创造以至更替客观规律！……“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世说》列为险语。但那个骑者若有那么点儿自知之明，知道自己是盲人而骑的是瞎马，且又正当夜中，只有鬼打墙缺少人引路，从而步步小心谨慎将事①，则即 + +　　注释：①将事：持事，作事。 + +　　（第47页） + +　　便下临深池，犹不一定作落水鬼；怕只怕虽是盲人而自以为巨眼，虽是瞎马而自以为神骏，虽是夜半而自以为白日，虽是深池而自以为平地，再加上那么个悖谬已极地昂扬着的“精神状态”：天地人物统统不在眼下，鬼哭神号统统充耳不闻，只知道“喝令三山五岳开道！”反正“圣天子百灵相助！”没事，“我来了！”而放着辔头穷冲不已，则不落水，也必撞山，总要到死非正命而后已。这说的死非正命并不是说这等的妄人不该死，而是说似这等妄人，怕的到死起来都还莫名其妙地不知道他自己究竟是怎么死下来的！此谓之主观主义害死人。害死自个那叫活该，最可恨的是在害死他自个之前先已经害死了以及至少害苦了许多人。 + +　　三、独夫在林昭这问题上的第三点严重错误是：作事不忖量后果！——可能也忖量来着，惜乎只忖了一边，所说这点从“我制服不了你个黄毛丫头，我倒不相信！”那句轻躁任性而盛气凌人的狂言很可以看得清楚。诚然也是，在独夫恐怕就那么想来：大江大海闯了多少，又得说蒋家几百万军队照样打得个落花流水，怎么“我”难道会制不服“你”——“个黄毛丫头”？真正“我倒不相信！”这从独夫之错误的思想根源及其悖谬的思想方法上去认识原也十分自然甚至必然。本来吗，世无有主观而不片面者也。然而凡百客观事物到底皆不可能脱离了自身的内在规律改而遵从任何人的主观意愿。特别不可能去遵从无原则无理性的妄人之极端荒谬的主观意愿。反言之，若能稍稍客观一些地看待问题，则当承认一切事情至少都具有绝对不止一种发展可能。因之也不可能更不应当只指望获得一种性质的后果。正视着这一条不由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颇应该好好考虑忖度一下自己所采取*的行为举止而不当贻笑大方地轻举妄动。试以下棋为例：不怕你是国手也罢，不败之地总还是难立的。故最好莫过于君子自重，别要冒冒失失地坐下来就与别个开局动子。既已不计身分兴到为之地就位对奕矣，则那怕对手不过是个黄口孺子也得，思想上可不好捏了个必胜的稳瓶。长江后浪推前浪，干那行都有后来人；后来人且可能是个刁钻泼辣歪赖古怪的不在俗理常规之内的鬼灵精，那么也只叫走多了夜路碰着报应！（《笑林》或别的什么上载得有那么一段：一个贪酷官吏刮饱了地皮，做够了恶事，可奈独独地生着一个傻不里几的傻子。某日，傻子出外闲逛，看见石匠们在修整两只放在坟头或其他什么处所的乌龟或鼋鳖之属。他看着好嬉，问此是何物？石匠们哄他道：这叫报应。他喜道：我喜欢要这报应。这么硬是出钱买下了命人抬回家去。一进门，把个老头子气得发怔道：花钱买这等狼犺累坠的废物何用？真正是我的报应！傻子乐道：就是，就是报应！这先来的才是个小报应，大报应还在后头，马上也来了。……）闯荡过大江大海而倒** + +　　（校记：*取字补；**倒字原作到。） + +　　（第48页） + +　　在小河浜里翻船的事例多得很哩！初出茅庐又怎么着？先不讲论手高手低，反正，既是两对面的事儿，那就机会均等：谁都兴许赢，也谁都兴许输。若下围棋，还兴许你杀这一块我杀那一块地互为主客攻来攻去直到最后才得计出胜负。胜负之分可能以一子，也可能以半子。不怕就是半子，终竟①他多得了半子！用己所长攻人之短是兵法的一般原则之一，故也不具有任何阶级性。年青人可是在精神病院那会子便已书面警告——书面“敬告”过我之当时还隐在幕后的不知谁何的对手了：与后生小子们的棋那是以不着为高！理由很简单：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赢了也没面子，说起来欺负小孩子；输了就更丢脸，说起来下不过小孩子！什么划算呢。人们没理会这个忠告，林昭可是已经作到了尽礼的地步！礼既尽过，当仁不让；局也入了，那顾得上许多。年青人没想过自己要怎么赢谁，但同样没想过谁来就必定赢我！斗争吗，一息尚存，斗就是了！死也没恨！牺牲在早已自许作殉道者的个人来说正好作为斗争之一个无比光辉的顶点！是书生之傻气，非政客之韬略。然而，即此一端，不仅已判清浊甚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分高下。因为其间存在着感性与理性，天道与人道的差别。方式方法多几手少几手哪有什么？能够照葫芦画瓢地使出棋谱上的全套招数也保证不得谁个必胜！而机械地作类比推理就更错误了，世间万事万物之复杂厥谓无伦：有可比的，有不可比的。若谓打得完蒋家大军者必能制胜于“黄毛丫头”，是便不可以比！何也？古有明训：“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独夫的线装书当比林昭读得多，不信他竟不知道这两句流传颇广的名言！问题大致在于：一则从其一贯的不尊重客观不把人当人出发，根本忽略了“人各有志，不可相强”这一条。再则就是自信忒过，“我制不服你？……我倒不相信”！然而客观存在终竟不能以独夫之悖谬非理的主观意图为转移！——人与人之间各人对于他人同样构成为客观存在之一种，不论是个黄毛丫头抑或是个红毛妖精！——故不全面忖量可能产生之后果，也就造成了独夫在对待林昭这问题上的莫大的被动！而关于这，除了独夫之片面化地看待问题是直接导致他自己陷入被动的决定性因素而外，任何人都没有理由需要对此担负责任！当然林昭就更加没有理由。不么？当初率尔开局动子“御驾亲征”之前何以不想一想：万一竟“制”之不“服”甚至为“制”不“服”，则当如何丢手？这说的犹为兵家胜负，可特别是还又动了那么一点非礼之求的该死的邪心哩！那不更需要想一想甚至需要极其周详慎重地想一想：万一那为反抗者的丫头竟然宁死不从，等等，又当如何下场，乃至如陈诉于第三者之类的 + +　　（注释：①终竟：终究，毕竟。） + +　　（第49页） + +　　事情。既一厢情愿地在谋之不已了，按着那分儿老奸巨滑算无遗策的心计，素喜一事拟上十七八种方案的习性，似乎也应该早些思谋及之才是道理。假如竟然真地不曾虑到，则还是那一份病态的自大狂在作怪：通国之大谅再无谁个大过毛泽东的！可是抱歉了万岁爷，义不帝秦者可不见得是按着这等逻辑去看问题的呢！假如有了如此的“阶级觉悟”，那还成其为什么反抗者啦？然则独夫的愈来愈陷入被动除了怪他自己作事不谋善后，又还有谁个应该代他任过呢！？ + +　　上述这三点错误从思想上去考察是相互联系而且一以贯之的一个有机整体。悖妄者必自大而主观者必片面，加上不义的权力助长了威风，又胡弄胡弄地好歹弄出过某些局面，也颇加深了那种舍我其谁唯我独尊刚愎自用沾沾自喜的大成问题的“精神状态”。偏偏又狭路相逢地遇上了这么个伤心怀抱白眼玩世而暴虎不畏愍不惜死的女叛徒，所以也是没个分解而更不得开交的了。楼梯 ——“阶级”具在，泾渭分明。何况如前所述，年青人本来是看破了世情恨着没个死处，才逼出这么个桀骜不驯猖狂不恭之态！作为统治者即使以着清醒的理性冷静持*事，尚且也许不免弄成个牛吃螃蟹的僵持不下之局，那能禁得起在主观上再累犯这么些严重错误呢？犯了这么些严重错误，行事悖理失体致使年青人受尽虐待屡被凌逼几死，那也按着贵党秘密特务们之口白姑且暂时就算是我“自己找的”罢。可自己下不了台要去迁怒而致死毫不相干的第三者，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呀？……独夫之思想的悖谬程度深刻根源及其异乎寻常的恶劣影响——“流毒全党，妨碍革命”，“传播出去、祸国殃民”，等等，都非片言所能得尽，在这里不过是守着个人本位而就事论事地首先指摘他在对待林昭之事上的思想表现。当然，一切问题都不是孤立或偶然的，思想性的问题就更不。然则独夫即便在林昭的事情上不甚光彩更不体面地拖出了尾巴，乃至拖出得颇长，根本问题还只在于他原就具有着那么一条不光彩不体面的尾巴！假如说在林昭的事情上表现得突出些，那么在其他更多的事情上也同样表现着而且常常也颇为突出。既存于中，必形于外，这原也非常自然。一般人不甚清楚那是受了愚民宣传特别是受了可恶的伪善之蒙蔽。在先生们来说，对此还是应该有所理解的，甚至应该说比这个白受了一番“抬举”的青年反抗者理解得更其全面，倘使不是更其深刻的话。 + +　　（问题在独夫那方面说是如此，在林昭这方面呢？……在林昭这方面确实也需要结合着事情的大略过程以至某些关键性的细节来分析一下自己的责任。这意义不仅是为了准备在） + +　　校记：*持字原作恃。 + +　　（第50页） + +　　一旦自己“治疗无效”之后留给人们以相当权威的第一手材料，同时也是为了更完整、更深入地向先生们乃至更多的人们揭示独夫的邪念恶意毒手凶心。既然矛盾总是由两个斗争着的对立面所构成，则不在同一范畴以内作比较的论述又何能使人们全面地览察而了解事态呢！ + +　　关于政治问题上的责任，前面两部分中已经结过账了，不再赘述。在这里*仅就柯氏之死这问题来检讨自己。当然也还是跑不了要从我们或者说要从林昭本身的问题谈起！……从头谈起！“摆事实，讲道理！”事实是世间凡百一切道理的基础！据你们的秘密特务所说：道理（“道理”？）竟然也是有“阶级性”的！我不知道有“阶级性”的“道理”那都是一些什么“道理”，但我当时也就说了：纵然“道理”有“阶级性”，事实可是一定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阶级性”的，除非先生们或贵党的秘密特务们去把事实也加上引号**，但那样的话又违反了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因为加上引号的“事实”其意义已全不等于真正的事实！……对于诡辩家们如共产党人，形式逻辑有时也是一种令人***颇感头痛而认为应予“打倒”的东西！是所以当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一度竟如阿Q革静修庵后园萝卜的命那样想要去革形式逻辑的命而宣布取消——否定它的存在了。顺志一笔，事虽不久，却如攻打麻雀似地都是值得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大书特书，以便使其垂之千秋的不朽盛事！…… + +　　我的责任在哪里呢？林昭林昭，负罪家国的不祥之身一言丧邦而永痛莫赎，竟然造成了如此惨痛的流血的后果。然则在这全部事情之中，林昭的责任又在哪里呢！？林昭林昭，林昭看是跑不了也必需要、也于理当该对那血的后果，对柯氏乃至柯氏之外的命案负责、则又到底应该担负哪些责任呢！…… + +　　一、我的性别不是由我自己选择的。而且，尽管发起牢骚来怪怨母亲生错了我，究竟她或父亲都不能对此事负责。上帝使我生为女身，我不能因此而遂不持自己应持的态度，不走自己该走的道路，不做自己当做的事情。我更看不出一个人性别与他的政治活动之间会得产生任何必然联系。尽管贵党的秘密特务包括其总的毛姓头子于此是肮脏无耻得几已达到了条件反射的程度！故如《呼吁书》问题发作后便大大致力于调查我假释期间的住宿问题！真正卑苟之极而龌龊透顶。先生们，站在你们的贵楼梯上大约根本不懂得而且永远不理解：人与人之间那怕是在政治关系上也会得有一种不涉简单利害的比较高尚可贵的情操，你们特别是你们的秘密特务怕的也就像那类画惯模特儿的下流画家一样；从那双混帐眼睛里看出 + +　　（校记：*里字原作样；**“引号”两字原作括号，下同，不另出校记；***人字原作之。） + +　　（第51页） + +　　来天下就没有穿着衣裳的女子，从这种“阶级本能”出发诚然除了使谭惕吾①以身交欢德王或使宋庆龄再婚或恶劣地调戏林昭等等，再不可能作出其他更像人样更有人味的事来！这或许也颇合“道理”——颇合先生们之有“阶级性”的“道理”而不为奇怪！可是这个青年反抗者既然泾渭分明地不与你们隶属着同一“阶级”，则当然就不会具有你们的“阶级本能”，更不会去走你们的“阶段路线”。天父明鉴：除了与同窗伙伴，同辈战友们间或不免青春本色的脱略形跡耳鬓厮磨，这个年青人从还不曾想到本身的性别在政治斗争中竟然也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什么。既然不曾想过，就更不曾用过。非但如此，我对战友们还常说来：入了这行诚然不免随乡入乡地趟着浑水而无法再保持小知识者清高的洁癖，但内在的品性修养操守人格仍必须力持“出污泥而不染”！这特别是因为：正如内容与形式一样，目的与方法之间也存在着某种相互制约的关系。高尚的目的根本不需要更加不可能用卑鄙的方法去达成，只有卑鄙的目的才能够与卑鄙的方法相得益彰地“配套成龙”！——“配成”一套“下流的龙”！ + +　　二、独夫——贵第一看守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的邪心眼儿不是由这个青年反抗者卖弄风情所挑起的，年青人既不曾想到自己的性别是一种可以利用的什么，又不曾企望过获得被“抬上桌面”的荣幸，则纵教异想天开想入非非亦可谓断乎想不到此。关于这一点或许会有人执《致镣铐》那首诗并日常在狱中的戏语以为辞——这个年青人考虑任何问题都向不回避可能于己不利的论据，但事实上像这样一些可疑的论据——假如有谁个企图以之作为论据——是全然不能成立的。平日与难友交谈中我戏称这个政权——这家政党为“MY DEAR”，同室者所闻不止一二人，乃至某些书札以及血笺中亦有此类冠词，可也没有什么不好解释或颇费理解的地方。那不按着现代戏之剧目首先便是《一家人》吗！熟不拘礼自属理所当然，况乎年青人只认得先生们是统属一家的一个整体，不晓得按着你们的党内通用计算公式是一千七百万或二千二百万全等于零而只有一才等于一的。总的来看，亲爱的冠词之不时使用略如《致镣铐》之诗从那么一个角度上去抒情之言一样，可谓是表现了年青人“微笑地战斗”的跌宕不羁与从容泼辣，别的还有什么？也正如以血写着“亲爱的”什么东西同例，基本态度与根本立场岂不仍只是十分明确而不容丝毫误解？谁若谓那“亲爱的”竟是一句情话，则又将置一笔笔一画画写下它的点点鲜血于何地？就说《致镣铐》，我想，每一个稍存理性的人都决不会得误解它的主旨与主题！——手头没有底稿，但假如需要，作为其原作者本来也不难将它从头默 + +　　注释：①谭惕吾，女，1910（？）年生，1957年与黄绍竑一起划为右派。“运用谭惕吾的性别去解放内蒙”“使谭惕吾以身交欢德王”之事发生在1936年，具体情况待考。德王，蒙古王公，起初曾与日本侵略势力合作，后分离。并参108页。 + +　　（第52页） + +　　写出来： 一百二十行诗未必能难倒了人！——而第一看守所的人们，从贵所长以下，就更不应该误解！特别因为《致镣铐》才不过是这个年青人在那里写下的许许多多东西之一，即以写它的当时（一九六四年三—四月）前后而论，在时间上与它紧相衔接的其他东西也就不少：韵文而外，还有散文；诗篇之馀、益以书札。思想内容表达得极其完整确切，没有任何足以引起误解之可能！更何况在时间上也不对茬*。如上所述，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对于这个青年反抗者的邪念可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假如《思想日记》写到后来想方设法要我相片之事还不能证明这一推论，那末至少从入得第一看守所那扇牢门时起打第一天就不断听得污耳之言（如愿要我父亲的女儿去给不知谁何当小老婆等等）是完全足以充分证明的了！事情竟然岂有此理到这样的地步；假借而利用着那所谓的审讯之名公然戏弄道：“要么你跟赫鲁晓夫去合穿一条裤子！”司马昭之心尚堪问乎？！好道是无耻之尤——顺便说一句：先生们可不必解释为如“人民公社好！”那回子乌搞一样，问题只在于“某些干部”弄不清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这个所有制与那个所有制等等的差别！但凡是对于贵家魔鬼政党之内幕细戏略有了解者，谁也不会接受这样的解释，更别说是在血肉横飞地惨烈无已的白刃战中与贵党之秘密特务短兵相接地扭作一团的这个年青人了！林昭早就明确宣告而且宣告了不止一次：冤有头，债有主，我反正只有一笔账！基于对贵家魔鬼政党之本质的深刻了解我甚至否认了事物的偶然性，偶然性有时容或会得有，但在林昭生活所及特别是监狱生活所及的范围内几乎绝对地没有。如上所述，贵党的秘密特务本就致力于把人们的生活安排得不带任何偶然性，而为了对付这么个区区的“黄毛丫头”人们竟花费了那么多心机，以致我所碰到的那怕看上去只是最普通最平凡的细节都已经再不存在了任何偶然性！人们有时以偶然性为解释企图迷惑我，但这正好证明了他们所谓的偶然性其实是经过了精心布置的一点都不偶然的某种机槛。基于如上的理解早在一九六三年寄押上海市监狱时所写的一封信中，我已就十分肯定地作了如下的指陈：假如那时走在门外有块什么砖头之类落在我脑袋之上，那么这块砖头便绝对是事先准备好而安排下的。是故在第一看守所中碰到和遭受的所有污言秽语、肮脏用心、无理逼迫、恶劣虐待一应等等，不管具体地出自谁个之口谁个之手，这为囚人的反抗者首先只认得你们那位兼主席的贵所长！——组织性纪律性云云，向为共产党人所艳称①，在所谓公安人员之一部的秘密特务系统中这一点就更不必说，纵然对于其他人等包括党内同人莫非太上皇，自己门内的上下首从，还只是绝对地不可逾越地分明。而且，鉴于 + +　　校记：*茬字原作岔。 注释：①艳称：称羡。 + +　　（第53页） + +　　所发生的一切事态竟然达到了如此严重地恶劣的程度，确也只有极权寡头以至大独裁者本人才足以担当得起。如我所言，在极权制度之下本来如此：越是权力中心乃至权力中枢才越蛮横放肆，是故只要看人们的恶行作到什么分限，便可以百不失一地判断出来，撞上了极权统治的第几层次！……想起来令人……假如说令天下人哑然失笑，那末确是令身受者啼笑皆非！在第一看守所弄到后来真几乎连借张草纸都得通天。而人们，至少在某一阶段上，对这个青年反抗者所花费的心思也许不下于昔年指挥一线大兵团作战！真何苦来，犯得上吗？还是我说的那句：若不认为是降低了自己，则亦未免忒抬高了林昭！ + +　　三、对于人们这份乖张悖谬昏愦无礼的邪心，林昭所持的態度堪谓自始至终无可非议！如上所述，作为一个反抗者而且是颇称坚决彻底的反抗者，政治上与人们本来毫无共同语言。对于不管是什么大人物*的基本态度除了尊重明智，根本也不会得去崇拜权力。从这一点上来说，那是必然地“把谁也不放在眼里”。若说按乡党序齿之例敬事前辈，其奈独夫所作所行又早已经全失了前辈之体。那末再退而求其次地按这个青年素日的做人之道尊重感情呢？奈何在这中间又根本没有感情甚至都未必有情欲的存在！情欲本身不足为训但多多少少总也还包**含得那么一点子感情成份，可在人们——在独夫说来又哪里是这么一回事呢？从针对着林昭所布下的那么个一面是钓饵一面是判官的阵势便可以清楚地看出问题的实质：全部都是方式！更干脆地说是，一种手段！只不过因为眼看着费尽心机用够压力终未能使林昭在政治上屈服而失志，才不知怎么鬼摸着头地想出了这么一条周郎妙计来企图从旁径来收服这个青年反抗者，所以这份邪心的本质归根到底只是手段，手段而外别无其他。不过也许还有一点即潜藏在独夫灵魂深处的那一缕轻薄！——不严肃！不自尊故亦不知尊人，不自爱故更不懂爱人！存于中者必形于外，所说这一点轻薄年青人在以往亦就颇有所感而且颇有所窥，因为它往往流露于不自觉无意识之间，那怕是一般地成句行文，但当然远不若幸蒙“抬举”而有了直接体验之后这样地理会得深刻。总而言之，你们的独夫——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具有着一个极其可怕的冷酷而刻毒的灵魂！在这个灵魂中除了羡“江山如此多娇”的野心家的贪婪，“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不自量的狂妄，“虎踞龙蟠***今胜昔”的自鸣得意，“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自我吹嘘以至屁股入文苍蝇入诗的轻浮，死掉世界人口一半的残忍等等而外，我怀疑它还会有任何人情与人性的存在。 + +　　校记：*物字补；**删去一个包字；***林引作“龙蟠虎踞”；****尽字林引作颂。 + +　　（第54页） + +　　饶教这么着，林昭到了最后叫是被逼得实在忍无可忍让无可让更兼退无可退了才破口伤人骂人们一句“枉披人皮”以及诸如此类的话。管怎么的罢，既披了张人皮，形式上总跑不了还是个人，然则即以人对他人的礼貌为言，这个年青人相当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可也没怎么很对不起谁！从去年——夏秋间罢，借与了簇新的那一册《六十年的变迁》第二卷时起，年青人对于原来因着缺乏更多线索尚在未便肯定的事情已经颇有所感，但因考虑种种方面仍只装着模糊而力图以不着痕迹的婉谏讽劝人们克己复礼善始善终。不信，先生们请上第一看守所去检视一下林昭那些被非法截留的文稿纸片之类，看“双龙鏖战……”那一题衣的血诗之头两首和《论真理——读“实践论”质疑》的起首，是不是都草于去年九月廿六日收回纸笔以后到十一月十日纸笔又被取走以前这段时间里？这又说明着什么问题！虽然，其时于某些事情是颇有所感了，于另外一些事情则仍在疑似之间。具体地说：于那“抬举”着我的对手已颇知察，但还不敢马上断定这种“抬举”的真正性质与根本意图，这与本身的幼稚缺乏经验当然也很有关系。是故在十一月四日谢绝所谓的营养荤菜及要求调整居室时仍还作了婉词或取着藉口，不过求其相互会意点到为止。到了十一月五日水饺子端到脸前，这玩笑可是再也开不下去了，然而还只是要求人们进行谈话而试作着讲道理的努力！从十一月九日夜间谈话未有任何结果而利用着女看守之“要哭回去再哭！”的许可回室痛哭，致被人们传语责为：“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而第四次被加上手铐，并在历时十天的绝食中被苦苦逼迫虐待得命如悬丝。……十一月十日之在小室中以玻璃片割裂左腕求死之举，姑且就算林昭“自己找的”。找，是的，那时除了痛愿立时立刻将生命视为一个最强烈的悲愤的抗议而外，也可谓百虑俱寂而万念皆灰。从那以后的两三天里人们暗示或明示了可以和解，然而万变不离其宗地叨咕着一句：——基本条件或说根本原则即是要我“听话”！“那你总该听话了罢？”……“听话？”——“听”什么“话”？！当时的林昭一是茫然不晓人们究竟要教我“听”什么“话”？二是守着我自己的立场业已对什么“话”都无法“听”，那怕就是乍“听”上去似乎很普通的“话”。比如：“我教你坐在这里，别要坐在那里！”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这些话背后的真正意义！即不去深论它们那作为某种可疑的暗示之一面而仅只直接地简单地论着它们的表面，林昭也不愿承担任何义务于扮演一个驯服的囚犯之角色！——向来不愿扮演，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更不能扮演！理由也很简单：假如说我所从事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向来都极其严肃地要求我对人们明白显示自己坚定的意志，则当时所面临着的情况就更无比严格地要求我使人们明白看到个人意志之坚定的程度！管这种意志，这种坚定将会刺痛乃至于会刺痛 + +　　（第55页） + +　　谁个也罢！十一日*夜间人们传语以“这不是斗争，这是胡闹”相责，其意除了麻痹而迷惑林昭的斗志，也就已经相当地明示着我所持这种态度是刺痛了贵第一看守所所长——独夫的“个人”！但不管将把独夫刺得多痛，甚或使他痛得暴跳，这个实逼处此一无退步的青年反抗者又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其他办法呢？！故对所谓的不是斗争而是胡闹云云，也就只能在高度自觉地（！）写出来的血的“检讨”中慨然给以理正辞严的回答！“……林昭年轻幼稚，气决性刚，入所迄今一年于兹，只知坚持斗争，不知何谓胡闹，更不知斗争之别名竟是胡闹！政府（！）所作诸般处治若为镇压斗争，林昭含笑甘受死亦无辞，若系对付胡闹，则林昭是百思不得其解抑且死不瞑目！尚希政府（！）有以教我！……”（引警句之大旨，文字上或不免小出入。）这么地也所以必然只好弄到“叫你吃饭你都不吃”之地步了！这口饭事实难吃！——如上海人所谓的“难触祭”，叫人怎么一个吃法呢？……在这一场主旨实质心照不宣的格斗里那恼羞成怒的人们之虐待手段也无所不用其极：不与流质而强作鼻饲至于折磨得人吐血，用来沙尔溶液浸泡鼻饲之橡皮管以加深机体部分感受的痛楚或兼作某种可疑的威胁（种种见附录中《起诉书跋语》所载），一再悍然强行取走借与的被子使之受冻不得眠息，又非法而更无理地扣留着个人原在狱中日常穿着使用的一应衣裳，以至于屡索不给，甚至区区一把梳子都讨要了十八天方始取得，才一梳而日夜滚在灰土积尘中纠结不解的头发如团团乌云应手而下。大约三星期或更多几天以后拿来了被截留在原来囚室中的衣物，但为了施行精神虐待而恶意刺激这个不驯从的囚犯，除重又扣下先已给回的纸笔及成与未成的文字草稿等等而外，人们甚至不曾忘记特意地掠走我长日积存在那里的一束自己的头发。是么，头发在一定情况下确实亦得作为指控人们进行人身侵犯的某种物证，但掠走了头发是不是就能够抹掉那许多恶毒凌虐的事实呢？！而且请人们莫要忘记：这所说等等还都是发生在镣铐之下的呢！这第四次的镣铐从去年十一月九日延续到今年五月二十六日即先生们之伪法院“宣判”的前三天！不知道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今日可能够取得全国纪录乃至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荣誉？……如此等等。故也无怪这个年青反抗者要以尝尽□□当作政治**案件承辩人的别署而在长夜里痛切□□，人民 □□□□白毛女未必能活□□□□□□□□引也尚称单纯，对于她的意图只在□□□□□□□□□□□□□□□□然而，尽管□□□□□□□的惨痛凌虐恶毒折磨，林昭在自己□□□□□□□□□□□□□持大体而□□□□□感情□□□基本方针！以至对如此之不知自尊自重自爱的人们，仍忍之再忍让之再让□□□□企图促使他多少知所自愧而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直到今年三月五日送出题诗的血衣以前，仍然是照 + +　　校记：*日字原作月；**治字补。 + +　　（第56页） + +　　顾着人们的死人面子未予戳穿，这忍让又到了什么地步？却也不过是为行事悖谬失体至于贻笑大方的妄人留着一点退步。旁敲侧击当然是有的，就在致先生们的那两封血书里也有，一则促其自省，二则明我素心。所受者如彼而所持者如此，任怎么苛求总不能怪到年青人无礼了罢。至于政治态度那当然是一仍其旧而且一以贯之，虽然由于所发生的这种种，不免自然地增加了心情之沉痛郁烈的程度！是故在去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决定复食的前一日傍晚从报纸上见到了当时正甚嚣尘上所谓“江姐”之文字图片等等之后不禁要对着门外人失声痛哭道：你们为了什么？你们为的是一张皇位上坐不下两个皇帝！我们又为什么？我们为的是使中国从此永远不要再有皇帝！林昭怎么就没有去投靠上一个主子呢？！有了个主子吗，一旦死在这门里以后他年也好叫我的主子为我编歌编戏去欺世盗名！……好罢，且再不说这个。反正，礼貌也得是双方面的。对于非是即否别无中间路线或第三条道路的事情本来更无多所试探之馀地！既然此心总不肯死而老在那里步步设伏着着为机地纠缠不已，试问年青人的忍让要不要有个限度？至少至少，这种忍让总不能到引起或促进误解之程度罢！然则最后逼得林昭不但拉破脸皮甚至恶声相报，客观而持平些地看能算为是我的过错吗？独夫——你们的贵主席一不肯君子自重适可而止，二不肯将此与政治问题分开！或者要么就是因为守着你们的“阶段路线”觉得必须把这种龌龊意图与政治问题纠结在一起才是三面红旗万万岁的为政之道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么除了逼出年青人一个宁为玉碎的决绝态度来，到底又还可能收获到什么？……据此云云，若说林昭在对待兹事的前后态度上有着什么可以非议之处，我倒也不仅很愿意甚且很希望先生们明以示教！那怕就站在你们那架子贵楼梯上亦得，请先生们开示年青人一个与共产党打到政治交道就必需卖身的道理！倒看看这是亡人马克思关于楼梯上打架之学说的哪一条？！犹幸运这年青人是个女子，似乎生就了具备作人外室的条件，若是个男子呢？难道还非叫我给谁个当相公去不成？！普天之下，煌煌古今，曾未闻见如此之荒乎其唐而更岂有此理的事情？！或者，难道这也算“前人所从未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么？！他年写到——别说是写到独夫个人了，就是写到先生们之“伟大、光荣、英明”的贵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行状上去，也还成个什么体统呀？！ + +　　陈诉于故上海市长柯氏在这青年反抗者来说是一种实逼处此的迫不得已之举。因为如前所述，我已经没有了其他办法而且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首先，作为一名这个美妙无伦的制度之下的政治犯且还不胜荣幸地被监禁于所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中我是与外界绝对地隔离 + +　　（第57页） + +　　着，莫说律师记者全属奢望，并家属通讯都被限制！故所以连区区受之父母清白遗体的一束头发都跑不了要成为贵党秘密特务的权力对象！欺负人竟欺负到如此无法无天地可恶的程度。然则那怕林昭就不是政治犯而且不曾卷入*任何政治性事件之中，作为一个暴行受害者和被如此恶意地阴险地利用行政力量作着谋算的对象，我难道就没有为自己提出陈诉的权利吗？那不据你们的独夫传语：“自卫权利”总是有的！——“自然要有！”那好吗，既然窃据了权力的独裁者可以对在他掌握中的反抗者行使“自卫权利”，难道虽已不惜一死的反抗者倒只好俯首贴耳逆来顺受地作那《伊索寓言》中被狼子来行使“自卫权利”的小羊吗！想来无论上帝抑或世人谁都不会认可这一点的罢。此其一。从去年十一月初心到神知地图穷匕现以后虽然彼此都闹得大不痛快了，若使就此秤钩打钉而来个扯直不提，那倒又算回事情，无奈又不是如此。曾记得彼时年青人送出过那么一张自署犯人而要求提审的血写的字条儿，其意当很明显：第一就是提醒一下人们等记取**彼此所处的现实地位，莫要失了官体有玷官箴！而人们的回答则是使那所谓的伪检察院人员跑来乌搞几句并以那捞什子的“起诉书”遥相示意（十一月十七日），直至十二月二日把“起诉书”给我并在三天后盗用法律名义而演出那场狗都不闻的所谓开庭的丑剧。要对反抗者使用那实质仅为“统治者的意旨”的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倒也没啥，年青人不是没见过这类阵仗。最最可耻最最荒唐最最下流的倒是：这马列主义牌儿的所谓法律也者实在仍不过是配合钓饵造成声势以促令反抗者低首就范的一种、一种……一种什么混帐！否则送达那“起诉书”之时就无需一再问我：“还有什么话？”“还有什么要说的！”而十二月五日去上演那场狗都不闻的丑剧以前更无需使那所谓之检察院的伪职人员预作说明道：“你的案件并未结束……”等等了。原来如此！敢说普世之间自有挂上法院检察院之牌儿的朝南衙门以来，其作用其任务曾未有如此之肮脏者也！作为御用工具而被用以向反抗者施加政治压力本已经够肮脏而且够下流了，更何况是用来向女性反抗者施加意图不可告人之卑鄙的压力，那肮脏下流真正是到了什么样的地步？！这所以也说明了为什么林昭对于你们那些伪检察院伪法院之等因奉此的语言行动反感至于无以复加而且只能在所谓的“宣判”之后给以一个如此之慷慨激烈至于声色俱厉的回答！可耻，先生们：你们知道不知道？可耻！可耻！可耻！我不知道“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或至少使着“伟大、正确、英明”的中国共产党之名义所作下的丢脸失体之可耻勾当是否以此为最？但反正这也就满够上了登峰造极！不仅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然而被当为这等可耻勾当之对象的林昭，那怕是更还能有芝麻般 + +　　（校记：*此处删去“在于”两字；**取字加。） + +　　（第58页） + +　　小的一点点理由要去敬重乃至仅只是承认这个所谓的“法”字儿呢？假如说在一般情况之下极权统治者所玩弄的这个“法”字是虚伪得令人发笑，则在这等情况下所卖弄的“法”字岂不更是污秽得令人作呕了吗？那么，已经处在了某种可耻勾当之谋算对象之地位上的反抗者，在如此之虚伪而更如此之污秽的“法”字之前，难道就不能够试作任何努力去讨取公道那怕就只是先向统治群中的任一人去讨取公道吗？即便就作为合法斗争之一端亦得，难道这个所谓的“法”字放置在反抗者的斗争里不要比放置在统治者——独裁者的阴谋中更加尊严而且更加实在一点吗？那末我为什么就不能或不该或不可以向当地市长写下个人的陈诉呢？此其二。第三，从人性论的角度撇开政治或他事而据内在因素分析，林昭承蒙“抬举”之后确是不胜荣幸地得了比——几乎可以说是得了比一切人更好的机会去相当直接并极为充分地了解“毛泽东思想”的特色以及实质。因为，如我所言：在这样一场难分难解的短兵相接之中，彼此几乎是连对方之骨髓的颜色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你们的独夫轻躁自恃、过刚失中，赢惯了输不起，特别是又跟个“黄毛丫头”呕着一口没来由的个人意气；尽管一时地封锁着消息，多少总不免有那么几名部上部下参与其事，故而虽已陷入了被动又还硬是不甘于被动！所说这不甘于被动作为独夫的性格特点之一原也不只是表现在对待林昭的事情上，都很不足为训。因为这在独夫身上不是英雄式而是狗熊式的，一分为二地具体分析起来，这种狗熊式的不甘于被动一部分表现为赌徒乃至赌鬼，即我常常评论的一句：那怕就一万对一也罢，只要手里还有一文半文*小钱不曾输光便非要赌过分明。另一部分则又不止表现为赌鬼至少不止表现为赌徒，真正的赌徒每还好歹地保有几分光棍气，赌过就算，输光就罢。那倒也还算——即使算不上光明磊落，至少可算是一干二脆！你们的独夫可是赌完犹不歇手，输光仍不罢休地还非要辅之以偷抢扒拿，以摸爬滚打，以步步为营，并以见缝插针诸般等等！——偷摸不着谓之本等，万一竟得徼幸捞着三文五文乃至一文半文的，便又可以拿上赌桌去掷个孤注看看能不能一本万利白手起家！林昭故也怒极而笑地作过讥评道：本着如此的性格特征，一旦阎罗大王差遣鬼使来捉拿他时那麻烦可是有得好找！跑不了要从不去、慢慢去、晚些去、晚两年去、晚几个月去、晚五天去直到晚三秒钟去这么寸土必争地“蘑菇”上几个时辰！最后到实在别**不过临时上了路，还得一步三回头地磨蹭到鬼门关前森罗殿下！别件事罢了，倒是碰上了那华沙会谈的对手方啊，敢说人家不知要火冒三丈而跳上屋顶几多回！莫说他们的自由主义风度民主政治思想等等了，就是他们所固有的民族性格也决计全不吃你这又赌又偷，似贼似盗，骗拐齐来而锱铢必较的一整套胡闹！……这种狗熊式的不甘被动之基本来源一是独夫之固有的刚愎自恃使气护短；另一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 + +　　校记：*“文”字补；**别（彆），原误作蹩，参43页。 + +　　（第59页） + +　　片面坐井观天，缺乏从本质上去深刻而全面地认识与把握客观世界及其根本规律的能力，唯我主义的世界观与独行其是的方法论彼此呼应而互相加深，并由此形成了从“被敌人*攻击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直至“欲与天公试比高”的一套思想系统，同时又培植了狗熊式地不甘被动的一手战略策略，等等如此，颇称根深蒂固，势将与国同休，而临到了这个亦余心之所善，虽九死其未悔的小叛徒呢，不执着于某事则亦云已，一执着于某事那可是铁板钉钉而咬钉嚼铁，敢道九牛二虎莫想拉得回头，细节琐事那谓之小德出入，从方从圆或称□□。又得说林昭从没立下过非要爬上谁们头顶去这样的雄心壮志！尽管这种不持硁硁**小节的态度遇上了见缝插针寸土必争的专家——共产党人们时，打起交道来有时已经不免吃亏，但上帝的仆人到底不好使自己完全降低到魔鬼从者的水平上去，那怕只是在方式方法方面，故只要还不亏乎所持的原则，能够忍让之处吗也就姑且忍让一二：针锋虽要相对，锱铢或不必较。但说的那些皆是一般小节细务之属，似这等的事情当然完全不同了。那末林昭即不想爬上他人的头顶，至少总还得守住了自己的脚跟罢，是故碰上了原则便只能寸步不让。不用搬上一大堆政治术语以作官样文章，竟借着李双双之一句流传的台词儿亦得说明，那就是：“情理不顺”。是故饶教天荒地老而粉身碎骨，怎么也总不能教那悖谬的妄人遂了其非礼的妄愿！——主人不许仆人也不愿！犹如今年五月人们对这个年青人开始发动那其历时整整达一个月之久的最后攻势时她在第一看守所那间小室中！——镣铐之下——以两寸见方的血书大字题在壁上的誓辞那样：“头可断，血可沥，肝胆铮铮如石铁。山嶽夷，江海竭，此身为糜不隳节。贞骨千年永凝碧，一女矢志归清烈！”事情竟然发生在如此冤家狭路的两对手之间，这么一场典型的内在性格冲突还想能容易有个完了？然则一个难分难解的纠缠的局面既已形成并且明明白白摆在那儿，从年青人这方面是不是也要考虑摆脱之策，那末陈诉于柯氏总也是我当时所或能寻求的一种解决途径罢。两对面解决不了的问题去找个第三方面或曰第三者来作调停仲裁，这是世情处事的常理常规，为什么林昭在我所碰上的这件事里就偏偏用不得呢！看有哪位先生还想打着聊以遮羞的言语而认为此事不是一个调停问题！——先生，本来就不应该是而且也已经不是什么调停的问题了，其所以还在说句调停或想到调停，这知所自尊的年青人还满给别人留了馀地而盖了死尸面子哩！否则倒也请先生们说说，教林昭又该怎么办呢！独夫是一股劲儿在那里邪心不死地骑虎难下，林昭则是退无可退，而恨得咬牙：活路缺□，□□□得，天□□成，何可终日？那么反正，合着说相声的口白：事情总也就是这么大了。索性再弄一位贵党的不是台湾的头面人物进来，有了个第三者至少或者可能使独夫的这股子邪门劲儿隐消一下罢？以是故才在《自诉书》中以着自己的鲜血声言道：“柯市长，我请求您过问——参与——干预我的案件”而呼吁他“帮助公安局回到——不说法律（注曰：我也真正不好意思再去对他一名共产党人，特别是中国共产人 + +　　（校记：*删去所字；**硁硁，固执貌，误作泾泾。） + +　　（第60页） + +　　提到法律两字——昭），而至少能回到政策——回到共产党所曾或标榜着的政策原则之轨道上来！”（大旨）倒说，我这又错了吗？先生们若要派错的话，敢问派我错在什么地方呢？要么你们也遵循着独夫那病态地自大狂而又刚愎任性变脸护短的思想方法与思想逻辑而认为从我这方面不应该去作寻找一位调停者的任何努力！那末第四：可敬的先生们，此又得谓之曰情理不顺！按着你们那名独夫之无原则无理性的行事逻辑那大概是：要吗林昭允作他的外室而使我们的案件获得暧昧可疑的“政治解决”；要吗随同着林昭对他非礼之求的拒绝而对我们的案件作盗用法律名义的行政处理！事情到了以后也就真地是如此进行下去了！进行是一回事，当人们还能够使用、能够利用其非法窃得的不义权力之时，在他还得以决定、得以规定事态当如何进行的范围里，他尽可以继续去贻讥千古地倒行逆施为所欲为，没有关系，问题在于：此外的其他人到底应该怎样看待又怎样对待这些利用不义权力作了胡乱规定的荒谬乖舛的事态！先生们从你们之固有的“阶级本能”出发，可能会认为独夫的那种作法，那种倒行逆施胡作非为甚合道理。假如是这样，那末十分抱歉，这个青年反抗者的为人本能中完全没有而更绝对排斥着这么一项有“阶级性”的“道理”。我怎么也看不出独夫这样既无原则更无理性的悖妄至于极点的行事逻辑有着任何一点合理之处。首先因为我不能承认其所根据着的两个大前提即女子从政必须利用性别，而与共产党打到政治交道尤其必须卖身。也因此才逼着林昭不得不在看来似属无可奈何更加无从作为的处境中努力寻求打退对方！管政治问题怎么解决也得，那倒还只算另一回事，奉着主命不惜下到泥沼里去拽猪的仆人可质天日地没想到过自己可以从那滩子臭泥浆里“捞一把”，故而只要有一口气，拼着坐穿牢底也只算不作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可若是就这么听之任之地坐候独夫按着其一厢情愿一门心思的无原则无理性的逻辑去行事，不论这么行事或那么行事，则岂不变成我自己仿佛也是默认着那两个大前提了么？那又怎么行呢！不！那怕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也不论是在怎样的境遇之中，林昭处在自己的原则性立场上总非得要与独夫这种错乱乖舛颠倒失体悖谬已极而荒唐之至的行事逻辑斗争到底的！倒也不是、不仅仅是为斗争而斗争，尽管冲着这样的事态那怕就只是为斗争而斗争都并非错误而只十分允当，但事实上这种斗争本身便反映了林昭所作的某种努力！先生们，在如上所述的事态发展过程中林昭总只是努力想把独夫个人与先生们的群体分开，把独夫对于林昭的非礼之求和林昭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问题分开，甚至对于独夫本人，林昭在力之所能的范围里也总竭力想促使他把这种贻讥千古的非礼不情的邪念与权力人物或者说政治人物多少应该具有的明辨的理性分开！所持这种与那诚恳的坚决相一致的以婉以严的态度，既说明了林昭在人们难以想像的折磨与逼迫之下还是怎样地一念秉公而一意守正，同时并反映了对于中国共产党乃至对于独夫个人的最恳切最善良的愿 + +　　（第61页） + +　　望！倒要试问任职于堂堂中央党报里的可敬先生们一句：即便从你们之“爱护领导威信”的贵楼梯踏步——“阶段立场”上出发，也还能再要林昭怎样呢？当然，在这个年青人说来，持着这样一种态度可不是自觉站到了先生们之贵楼梯踏步上去的结果而仍只是守着自己作为一名基督亲兵仰体天心爱众亲仁与人为善的本分，但无论对事抑或对人岂不都已经够上了无可非议！假若先生们认为还可以有别的更好的态度，则亦谨求明教！却不可因为怕挨明杀以外的暗杀而就肯定地认为更好的态度莫过于林昭允予卖身！谁若贸然下出那样的断语来他日可是要挨天下人掌嘴！而除了贵楼梯上所容或具有着的这么一层不成话说的踏步而外，（不成话说，可敬的先生们，不成话说！不管你们自□道中关起门来去给贵楼梯上之这一层踏步披上了多少件政治外衣——多少块政治破布也罢，那怕就让谁个把马克思棺材中那块朽不了的裹尸布也挖掘出来给它披上，这一层楼梯踏步还只是闻所未闻地不成话说！）林昭在处兹事待斯人的全过程中包括陈诉于柯氏之举，其无可非议的程度自谓竟能经得起一切魔教狂信者包括共产党人们的吹求更莫说是推敲！ + +　　五*、杀害柯氏是一件情节极其严重而性质极端恶劣的可耻罪行，其恶劣程度的严重就在于它已经越出了一切天理、国法、人情、世道，更不必说政治原则的通例常规！ + +　　情节是严重的，——在这句指控的主文之下作为当事人的林昭需要回顾一下而更多地提供一些情节——摆一摆事实…… + +　　在陈诉于柯氏这个问题上年青人与独夫之间的矛盾激化大略是今年二月以后的事。但在一月初或去年十二月底……总之是今年一月五日给予筷子进膳之前，已经有了某种承议①，虽说我当时还完全不曾想到。故在一月五日中午向门外送饭者索要那人们已允予给我的筷子时便坦然示之以断了的塑料调羹而道：再不给筷子没法吃了，原来仗这个对付着，可是恰好已经断了。（在这里撒了点小谎：事实上那调羹不是当天断的而是已经断了几天。我只记不清——吃不准了到底是发生在年前还是年后？）……假如林昭当时已经有了今天这样的灵敏度特别是假若了解了那怕只要了解一些独夫内心深处一向以来那种迷信谶兆的程度，则即便是处兹看来不值一提的细故，也可能会得更加深沉含蓄一些而不会像那么失口轻言。然而事情终究还就只是如此地发生下了。大约也正由于此来到此间以后人们才——当然还是通过着其他看来不甚相干者的嘴巴——向我作如下之颇为唯心宿命而毫不“唯物辩证”的解释：“人都是这样：先注死，后注生。他还没生下来就已经注定着该派要为你这事情死了！”言外之意自然是要我放下、丢开而不用再惦挂着这件事！可惜，假如说这样一种解释颇能安慰行为恶劣的杀人犯与麻木不仁的旁观者，那么它完全不能、丝毫都不能安慰这个伯仁由我而痛彻心腑的年青人 + +　　（校记：*五方面之一在第50页，二在第51页，三在第53页，四未见。 注释：①承议：惩议。） + +　　（第62页） + +　　要找寻解释那是足够找到不止一条而已！即不论柯氏是否命定着“该派”为林昭之事而死，反正人谁都跑不了要死，不管是这样死或那样死。在先生们之贵魔鬼政党的内部由于要切实保持人们那种惴惴其栗而唯诺是从的“精神状态”更必须经常寻找相斫相杀的斗争对象，故不怕爬得再高而死的机会比之通常情况下是一发①为多！——从明杀、暗杀、故杀、谋杀，不见血地杀直到“畏罪自杀”，然而任凭在中国大陆这片已经化了血海的大地上人们是怎样地在死着也罢，更任凭先生们在你们之党内太上皇——秘密特务之魔掌的阴影下是怎样地在被着明杀、暗杀、故杀、谋杀直到“畏罪自杀”！只要林昭不曾去写那两封指名柯氏的血的“陈诉”而成为惹出这么一场惨痛的流血事件之祸媒，则丝毫无需乎凭藉着寻找任何解释来求得自我安慰，我的良心——至少，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保持着安静的，特别对于先生们的党内问题更是如此。老实说，你们蹲在那么个彻头彻尾地特务化了的魔鬼政党之内，那是作恶有路而向善无方，故只要是保有共产党党籍者，谁都跑不了在所谓的“民主集中制”之下为虎作伥地造些恶孽而沾些腥血！越爬到了上层去那恶孽就造得愈足而腥血也沾得愈多。根据着这一点，林昭自己虽然还未下着血洗共产党人的决心，我倒觉得那些立誓“有共无我”而务以杀灭共产党为志者也不见得很可责备，至少不见得比他们所欲灭绝之而后已的对象——共产党人们更可责备！这首先就因为造够了恶孽的先生们从独夫起堪谓几无一人不具有可杀之道甚至一个头都不够杀地死有馀辜。亦因是故我才在此信之开卷明义的第一部分“引子”里就愤然声言：假若独夫杀尽了贵编辑部或贵中央委员会，那他倒至少或者是为爱国卫生作了一件好事。那些心地较为善良单纯的人们他日见到此语也许不免会吃惊于一个基督徒怎么竟说得如此之冷酷而毫无怜悯恻隐之心的话？嗯，当他们还不曾深刻地了解着这句话的基础是如何一种冰冷的憎恨之前，他们可能会惊诧的。但只要他们最后终于理解到这种冰冷的憎恨并理解了它是导源于又反映了一种如何地可诅咒的事实，那末他们的惊诧就将完全消失，即便他们在一个阶段上暂时还不立刻像我一样冷酷地发出诅咒。这么地，言归正传：那怕柯氏的寿数三日以后已到大限，只要他是自然的死亡而不是在这么一场没来由得令人啼笑皆非的“三角事件”中被毒手谋杀以死，那便不干我事，是人跑不了要死。又倘然林昭不曾因为写了那两封血的“陈诉”而对柯氏的血担负着一份道义上的责任，还倘然林昭不是像这样一个说好些谓之守正不阿，说糟些谓之迂气未脱的书生，而是一个不动声色地玩儿利害的无情的政客，则由得你们去同群相残，杀光了也不干我事！——杀人者人亦杀之，保有着共产党籍至于皆曰可杀的先生们谁死了都只算该死，黑夜死黑死，白天死 + +　　注释：①一发：更加。 + +　　（第63页） + +　　白死，一个个都给我去死好了。可既然林昭一言丧邦而成了柯氏冤死的召祸之媒，那就任何解释都无济于事，管他是不是没生下来就“注定了”“该派”在林昭的事情里死，我只管造成了事实要正视事实而承担后果。何况，先生们，咱们谁都还不曾拿上介绍信去翻过天曹或阴曹的生死簿，而据冤魂相悟，他的寿数倒是还有十来年哩！…… + +　　在声言道要摆事实的起首处却先来了这么一段看来似乎是相当妄诞不经而更神秘离奇的“入话”，可能有一些人会得对之失笑，但先生们倒怕未必就会失笑。近些年来在与先生们的秘密特务扭成一团的过程之中这个年青人已经相当深切地察见这些满口自称得大言不惭地欺天灭地非圣诬鬼的所谓“无神论者”，其内心世界之——之……之什么呢？也只好权且说声之“迷信”罢，之“迷信”的程度那是，在有许多地方竟然远远地超过于某一些宗教徒！别国比如苏联怎么样我不是那么挺清楚，虽然也知道赫鲁晓夫经常呼唤而且似乎还并不是非常儿戏地呼唤着上帝。至少在中国，情形就是如此：几乎都再没有比先生们这些口口声声扬言无神的“无神论者”——无神“论者”更加确知有神的了。先生们在你们那深闭固藏的内心世界里明明白白地确知有神，有灵、有妖、有怪、有魂、有鬼、有地、有天！——有天主即有天帝！因而确知有天命、有天机、有天数、有气运、有休咎、有谶兆。等等。而且凭着一向以来（不自今日始，也不限于我们这一个国家）为世界其他部分所著称而至于赞叹的“东方人的神秘的本能”或更辅以迄今为止尚不是为人们所十分明白知晓的某种妖法诡术之类。对上述种种一般人未必确知更其未必确信的超现实的事物竟已了解到了相当地深彻！假如还并不是每一个保有中国共产党籍者都能达到如此深彻的程度，那么至少在先生们的贵“中央……”什么玩意那滩圈子里头应该肯定认为是颇颇地达到了的！林昭于此几乎也甚感作为一名同国人的荣幸！虽然同时又不能不感到啼笑皆非的惋惜！惋惜的是人们虽知天命而不知何从，还偏要苦苦去作恶造孽，是所以又谓之不可救药！——假如那所谓的柯氏 “该派着”为林昭这事而死云云是据着调羹断掉的那支插曲、那个征兆而言，则我的理解恰正相反：那不是征兆，那是预报，大约就因为独夫彼时——从把柯氏留京不返时或更在此之前已就动了杀机，故所以会有这么个预报，而人们给来的解释那完全叫是倒果为因！ + +　　不管怎么，在当时这个年青人确是全未唤起那怕一点儿于兹一流血事件的联想，我只是就事论事地为那把塑料调羹不痛快了半天。然而，如前面第二部分中所已经说到的：从今年一月初到春节前，年青人本着勉顾大体的为公之心，在态度上对于独夫也是已经作过了某些非原则的忍让，其总的内容大旨是竭力容忍人们之一些明知故犯的生活细节性的挑衅而不那么遇事之时作出激烈的反应。故总算也在某种程度上扮演过了一名安静的囚犯，假若还不能算是那么驯服的话。采取 + +　　（第64页） + +　　这种态度的原因除了如所说的仰体天心不为已甚而外，另一方面也就是不愿意与独夫一般见识，反正就是那么个妄人而已，何值斤斤较计？约输逊尚且坦然表示愿意亲自“到世界任何地方去与任何政府”会谈以谋求“体面的和平”（想来不见得是对于约输逊的“体面”罢，既然他公开表示着不惜在非原则事由上如此将就对方！）那末林昭，上帝的这名青年仆人不说身居在犯人之位，无论如何于年龄上总还是一个“黄毛丫头”，故只要独夫那条不成话说的邪心给我收起去，小节上让你面子过得去在我似亦不得便谓之无原则！——我的原则未必能大过约翰逊总统不是？神差鬼使地在春节前夕又发生了那回子非法打人事件以后，年青人虽说因为咽不下那口恶气而闹了一个不亦乐乎，终究也算在独夫使人们递过来的话“……‘政府’对你的‘改造’，（注曰：作三日呕！——昭）你不接受可以，不要‘胡闹’”之下仍旧努力安静了下来。嗣后的半个月或三星期中虽短不了经常有火线上的小接触，《自诉血书》却是作而又辍地搁在了一旁，这多少有那么一些投鼠忌器的本能的顾虑。因为，既然已经相当地掌握了一些独夫的性格特征，则对着第一看守所的人们我也曾分析过一句道：“咱们的‘政府’之最大的忌讳，就是不喜欢别人‘爬上他的头’”！听者彼时为之忍俊不禁，足证这句分析在个中人听来也觉得颇为切中綮要①。然而林昭叫是一直被逼无奈而在作着以攻为守的自卫。因为兹事万万开不得玩笑，否则只要阁下知所自爱知所收敛，“黄毛丫头”本来不一定必要犯你这个忌讳，至少不必要在这种情形下来犯！虽然由于年轻幼稚竟还梦想不到这忌讳会犯掉第三者的命，总也揣度得到这忌讳会犯得对手方大大地不是滋味。那不《自诉书》里用上了越级陈诉等等的说法，直接的理由硬不过是因为年青人直到那时为止还不曾正式戳穿人们而只是架词诬控式地把一盆水甩在了所谓的上海公安局之牌子上，但独夫看着可能已经觉得相当地不入眼了！——黄毛丫头竟把别人放在了他的头上！这也许比之黄毛丫头自己爬到他头上去更为可恼也说不定是的？那么行哪，只要行事上路些，“不接受可以”，我就不“胡闹”也得。要求让家属接济送物，一天天砑直砑到二月十八日，知道这年青人要毛了的时候才勉予同意。我可也不是按着什么意图而只是按着本身需要开出了所要物品的单子。之后两天，二月二十日，人们藉着我借针与剪子——特别是借剪子因为那可能是更其需要监督——的机会，站在门旁瞅着，似乎是十分自然地开始了那场明明是经过你的计划的谈话…… + +　　“还需要些什么？看你要那些接济物品都不是怎么亟需的。（张望着屋里）还缺少什么？……我看什么都不缺少了。” + +　　我起初光顾着剪我那些拆了的布片儿而没有理他，听他越问越认真，越问越带劲儿，乃抬起头来深深地盯了他一眼而反问道： + +　　“你是真的问我还缺少什么？” + +　　注释：①綮要：要领。 + +　　（第65页） + +　　“嗯。” + +　　我动也不动地盯着他的眼睛答道：“还缺少一点米汤！”说罢便又低下头去比着样子对付那些布片儿。 + +　　“米汤？——灌吗（意指鼻饲）？灌着还省了刷牙呢！” + +　　灌不灌的倒也没啥，只要咱们大家都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就行。 + +　　布片还没剪完，谈话也仍在进行。虽然进行得不是那么够了顺畅，也正如我手里那一把错综杂乱旧得发□的布片儿任怎么横拼竖凑老只是拼凑不到一起去似地叫人恼火。我乃发挥那些乱糟糟的布片儿道： + +　　“真没有办法，又要顾着里子，又要顾个面子！……叫人真是没有办法！” + +　　“你还没有办法？你那点子挺多吗！” + +　　点子多少另一回事，可碰上了云云等等的那些鬼招就硬是比之又要面子又要里子更加叫人没有办法！那不除了开宗明义的：“还需要什么？还缺少什么？”还又来了：“……我们干什么都得要是自愿的，没有不自愿的！”而当我声明自己不是一条鱼——不是可以当作为或种钓取对象的一条鱼时（过去已经说过这话，故以下所引的那句答语也跑不了是先已周详地准备在那里的），人们竟分外露骨地恶谑道：“鱼还离不了水呢！” + +　　布片凑付着好歹剪完了，人们拿过剪子走掉了。剩下这个早就该死而一直苟话下来的年青人独自坐在那间不比一张双人床更大的小室里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痛苦的沉思：这么一场谈话，从第一句就不上路，中间插话不上路，直到最后叶落归根还是一个不上路，是代替下场诗的聊以解嘲的玩笑吗？哎呀，我可不能够这样去考虑问题的呀！这样考虑问题那太危险了。我当它真是当它假？真与假在一定条件下本来得以互相转化，更何况狗熊式地不甘被动之人们是如此锲而不舍地纠缠着呢？！不，我不能当它假的，我只能当它真的！那么，既然已经一再严肃地声明了自己不是一条鱼，我又怎么能在如此之露骨的——不是什么暗示而简直是明示之下仿佛已颇会心默契了似地睁着眼睛去吞钓饵呢，想着想着我一时自怨自艾起来：碰上了撒旦门中的恶鬼，上帝仆人所秉的人性与所本的仁心在某些时候竟然也可以、也会得成为如此之可怕的一种弱点的。我还能再向何处去求退步呢？我怔怔地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又一次陷入了自从去年十一月十日被扯到那间小室中、并且在镣铐之下割破脉管以后经常向我袭来的深度的麻木状态，靠门那一堵窄窄的西壁下端，水泥罩墙上写着几行径寸的血字：“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生一日，她必定保存我的理智，如同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似乎真地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 +　　（第66页） + +　　人们拿晚饭来的时候就是发现我在那种状态里：木然蹲坐在门首，发直的眼光怔视着墙壁——怔视着去年十一月十日割破脉管后染在那里的一滩斑斓惨厉的血迹。无声的冷泪不能自禁地一滴接着一滴流下面颊。开窗的声音打破了我的麻木状态，我举首一望，对着启开的小窗失声哽咽而泪落如雨： + +　　“管理员，林昭向来不说谎话，今个跟你说上这么一句：我怕真的是快要到精神病院去了！……” + +　　那个管理员——从他开始直接出现在林昭生活中的时间（今年一月五日）及出现以后所处的地位与所担的任务等等诸端来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象征性地把他作为了死者之替身的。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一向对他也是比较客气。而那天受命所作这一番不上路的谈话也就充分利用了甚至滥用了年青人的这种客气。那时他微觉惊异的一望，便以一种类乎哄小孩儿的比较软和的口气接话道： + +　　“哎，怎么哩？……有话慢慢地再跟我说！啊 ？” + +　　慢慢地还说什么？管理员，可敬的管理员，到慢慢再跟你说可就晚啦！ + +　　二月二十一日（或至多二十二日，恐怕还只是二十一日）早晨我开始设词拒食，人们乃叩门*传唤我出去洗澡。这一箭所要射者怕的还不止作戏而已！却也是先生们——还不止是你们的秘密特务——惯用的手法：以最小的消耗求最大的效果！是故一向便是那么地陷阱里还布着网，而网上面还扎了针。□但此也，连针尖上都是打就了的倒须钩子，等等。我想了一想：可以的，我去洗澡。反正十八日为写接济物品单子拿进钢笔墨水来的当时林昭便把招呼打过在先了，已经写开头的东西总是要写完了的。本来吗还想着事款则圆，也许缓一缓写完它——《自诉二书》，再在比较宁谧（不说和谐）的空气中拿与人们，就也比较地可以减少些不必要的刺激意气的成分。但既然像这样，那么……第三者的参与本来就有需要而到了这地步更已经是非要不可的了！忍让总得有个限度不好助长误会，像这样一开口就不上路，双方还能具有什么交谈事情的余地，又还能够从何谈起呢？…… + +　　把春节后写下在那里的《自诉二书》的一张半未完稿夹在一张棕绿色的葡萄糖包皮纸里插在枕头边，我离室跟着女看守洗澡去了。本来想把它撩在被褥正中间，再一想，罢了，反正第一看守所的这些个王牌特务们决不会忽略过去的！在这以前（春节以后）人们有没有过悄然进入那间小室的机会我现在一下子记不清楚，但至少这一回我可也是明示而不是暗示！虽然从那一张半纸上之已经写下了的内容中还未必能够看得出我下面将写些什么……天父啊，直到那时为止，连这个年青人自己都还未曾考虑停当下面要写的都是什么，但至少……呶，反正就是这么一椿举动罢！陈诉稿在继续而并未结束！这么地也所以当天在洗澡回来后我对手铐的戴法并未表示任何意见。下文未完呢，让人们明白了这一点就是！这里面不存在任何默契之类！在这件事情——独夫所孜孜** + +　　校记：*门字补。 + +　　（第67页）* + +　　或者那一句话——阿Q之该死的一句话，还有一点可能也是相当致命的：那就是在《自诉书》中已有流露而在《自诉二书》中表现得更为深切的对于柯氏个人的服膺！这特别对于独夫又在略如上述的特定情境之下恐怕也很使他受不了：你个小东西，如此难得服我而竟然有点服他！那还了得？即使你现在不过是在弄假，发展下去安知日后不会成真呢！那么看来有他无我！不则又将置姓毛的的于何地？然而对于这一点林昭就不能简单地负责了。首先便因为我跟在生时的柯氏曾无任何交往，但作为守土有责的地方官林昭直接找着他陈诉，这理由讲到天边也讲得过去。陈诉于他这其中断不无个人印象的作用，毕竟还不是单从个人好恶出发的。所以要认责任的话至多也只能认着个不了解情况。——不了解先生们之贵党内部斗争的针锋相对心机暗运，特别是不了解独夫以其一家毛风统治党内的那份儿猜忌忮刻辣手凶心！ + +　　血的《自诉二书》在三月三日晚间赶着缮毕而送出了门。那天值夜班的正好是二月十八日拿钢笔墨水来叫写接济单子的那一个。我故也点着题而招呼他道： + +　　“管理员，对不起，林昭可是那天就跟你说了的：已经写开了头的东西总得要写完它！” + +　　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三月三日的深夜：我故意把吃晚饭的格子留难到那时才放它和《自诉二书》一齐出门。……当作一个“今晚有事”的信号，一方面也因为我匆忙得来不及在更早的时间里写完它**。故到说话那时他已经来催过几回“饭格子”了。当时他自亦不作任何表示地只是接过走了。半响，墙外前庭里响起了汽车喇叭的声音。这在有些日子里间或用作一种致意、示意之授召音响效果的，但那天晚上也许只是偶然罢了！…… + +　　两天之后，三月五日上午，第一看守所特定——钦定的每月接见送物之期，人们拿来了家属送来给我的东西。寥寥数件，与先已准我所要的物品单子相差不可以道里计。需要说明的是：从到了第一看守所那个鬼地方，那个中国大陆上天字第一号的魔鬼窝里去以后，人们是经常使用着这种手法以挟制作犯人者。与家属通讯接济似乎也成了一种统治者——秘密特务们的恩赐！尽管它本质上只***应该是一种为人、那怕就是为犯人者所固有的基本人身权利。林昭于这种手法之讨厌与反感那是也可谓无以复加！而三月五日这一回就更岂有此理，因为那张接济物品单子是人们先已明言允准了的！那么就算“都不是很亟需的”也罢，作为人又如之何而可以不对自己的话负责呢？诚然人们先似乎影影绰绰地暗示着三月五日可能会有某种谈话之类，但那本来明明白白形诸语言且又是在《自诉二书》出门之前，那么谁都可以想见：新的情况自然会带来新的变化。你觉得不爱谈了，不谈就罢么，我又扯不住谁个。用上这种方法，即算是辅助的手法亦得，除了大大地增加反感而外，还能有什么收获出来？当然，决定是举的人们可能会辩解道：允许接济时先没见着《自诉二书》， + +　　校记：*页码错简，67页应移到69页之后；**写完它三字原在“来不及”之后；***“只”的繁异体“衹祇”误为“祗”。 + +　　（第68页） + +　　矻矻地谋之不已的这件荒唐事情上毫无任何默契存在的余地！ + +　　将近十天，那封信是咬着牙齿写起来的。由于所发生的上述种种年青人是有点儿横了心，因之有许多话也就——字眼儿下得又着实又有份量。用作墨水的鲜血也许更增加了它们的份量。而其中最最致命的恐怕就是下面这一段！（无论如何，我希望自己在深重刺激之下多多少少已经有点儿衰退了的记忆还不至于很妨碍我在这里大体正确地复述原文……贵第一看守所的那些王牌特务们想尽办法苦苦搜索而掠走林昭所写下的一切文字包括自留的底稿，以备掩没他们以及他们那个姓毛的所长之罪证，然而毕竟犹失着于未曾准如所请来掠走林昭这个该死的脑袋，故总之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不仅新的篇章如春蚕之丝延绵不绝，一切旧写诗文也可以仗恃记忆复述内容直至重现细节，尽管记忆已经出现了一些衰退也罢！）*……所说这一段是以那不多久以前咱们政府就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一事所发表之煌煌声明为其“入话”的。我先是说：“从文章风格颇足以辨认出其作者，看得多了甚至片言只语皆可一望而知，即以那个声明中‘敢摸老虎屁股’一语为例，恐怕便出自中枢某要人的手笔，全文可能不一定是而此语跑不了是，理由姑且从略。”——所谓中枢某要人也者先生们当不言可喻是指的独夫，而那当时，“姑且从略”了的理由如今倒也不妨借这机会与先生们摆谈摆谈。第一、年青人当年在北京学我的新闻本行时业已夙知咱们报纸上所发表的许多公家东西或私家东西都须经由独夫过目，而有时他便兴到由之地在上面胡乱加上几笔或插入一段，等等。是故也每见从整体上来说是无有个性的枯燥的官方文件、官样文章中忽然像灰堆里窜出只油老鼠来那样地窜出了颇有个性——颇含毛气的一语或数语。这是大前提。第二、尽管凡人皆有屁股犹之皆有脑袋一样，但屁股之为物总之不是一件什么颇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故即从语法修词的通例之一“求雅”来说，公然地将屁股放入文章已就不大像话，何况竟还要去放入以堂堂政府名义所发表的声明，是谓之大不像话亦可。而据这小叛徒眼光里看来，当朝衮衮——首先当然是先生们的贵中央主席团等等了——虽众，酷喜在文字之中卖弄屁股者倒也未必颇众！——至少，姑以存疑。到了有权力将屁股强加于所谓的政府声明者，则恐怕除了独夫之外更无第二人！这样推析又是因为——第三、独夫夙有以屁股入文的习惯，也不知算是大众化呢抑算是口语化！延安那什么座谈会的发言里尝一再要文艺工作者们把屁股坐到某个方面去，一九四八年——四九年战局急转前夕与南京国民党当局针锋相对的某些文章中又一再以屁股为言，例如：“……谢谢亲爱的（孙科）院长，共产党人……幸邀免打，获保首领及屁股而归。”等等，不一。故所以人们大可不必再来向林昭推销什么“选集”或“选读”之类，从过去一向以来迄于今日对于毛风是可谓早已熟极而流了。这么地即从历史方面来审察，屁股入文之习惯性一贯性恐怕也就不容易割断。当时所说从略的理由大致如此。当然这些理由之最有力的一点内在根据里 + +　　校记：*（ ），校者加；**“之堂”两字补。 + +　　（第69页） + +　　只是独夫那刚愎而又轻躁的性格特征！……而在《自诉二书》中姑且从略了理由以后（当时之所以只好对这些从略的“理由”之一是：我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和时间了！先生们，那是我的血——我的血！一笔一划都是我自己的血呢！而且还是在镣铐之下！）就来到了可能是最最致命的那一段： + +　　“……其实照我看来，摸老虎屁股殊乏战略意义。首先因为真要打虎者大抵只静静地候它而并不致力于惹它；即使作为挑战，摸老虎鼻子恐怕也比摸老虎屁股需要更大的胆气！鼻子上面是眼睛而下面紧挨着嘴巴，摸起来危险性大得多，而摸屁股！——这算一回什么事情，假如被摸那头老虎之性别是母*的，则它也许还以为是什么发情的公虎**来宛转暱***就了哩？……血的陈诉中竟与市长阁下论起屁股来，自己也觉得啼笑皆非地不大是了味儿。但您若责以顽皮则小叛徒俯首无辞，若责我以失礼我可是不能认过。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堂堂政府声明中可以在亿兆世众之前公然无忌地大模其屁股，则区区犯人将咱们政府所已经摸了的屁股借此向市长阁下略论数语，于情于理都还未必有什么使不得吧！阿Q所谓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 +　　大旨如此。当然也和此信中的其他各段引文一样，不可能保证只字无误。……这一段致命的话语当柯氏惊耗入耳以后多少次回环反复无休无已地引起我悲痛莫名的自责！所说对于柯氏之道义上的责任首先也在这里！然而，信不信由得先生们，反正林昭作为一名基督徒我敢于对着十字架起誓：当初在写下这一段话的时候根本就不曾有过类似人们所想的那份心思！林昭的本意首先在于如上海人所说的“弄僵”独夫使他收心，其次则是暗示或明示可能会看见这封血的陈诉的柯氏以至其他衮衮诸公们：请莫再来与年青人打官话！你们的第一号人物行事忒嫌悖理失体！已经都不像了话，当然更不像官话。所以，也只如我对第一看守所之审讯者们说过的那样：要谈就请把官话给我收起而说说比较地不拘形式的“私话”！“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若谓林昭陈诉于谁个就是想嫁谁个，事情似乎也忒便当了罢？千不说万不说又得说着那一句：直到他的血免除了他的党籍以前，柯氏总还是个共产党人！然则对于林昭这么个“坚如磐石”的反抗者来说，这也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那怕普天之下的男子统统死绝了，林昭也总不会想到要去嫁一个共产党人！与自己的同辈战友们耳鬂厮磨不避瓜李是谓之小德出入；与保有共产党籍的先生们可是，对不起，大德不逾闲****。这是政治原则问题！要命的是特别像所引阿Q说“和尚摸得”之语，在另一种角度上看来竟然是可以引出另一种解释的！上帝明鉴：直到柯氏的血流了下来我才刚刚惊觉到这一点，可是已经错铸九铁而百身莫赎了！……个人年轻幼稚少不更事加以心头通明未杂他念，使我在写下此语的当初未曾深思一下它可能会在已启邪念而且已生嫉妒（从《自诉书》以后，柯氏被留京不返颇足证明）的心目中引起什么样的误会！而这一非我本心的忽略便也构成林昭对于柯氏之死应负的道义上的责任之一部！另外，除了上述那致命的一段话， + +　　校记：*母字原作公；**公字原作母；*** 暱誤作日旁加慝；****闲字原作閒（闲的异体字）。 + +　　（第70页） + +　　而且对其内容缺乏估计，所以说的话就不能再算数，等等。但是第一，从直接意义来看，这本来是两回毫不相干的风马牛。总不能说因为我要陈诉就不得准予接济，此理跑到天边也不通。第二，从——若要从事情之可能引伸得出的象征意义来看，那么林昭从昔日直到而今不知向人们说了几多回：暗示充其量当成思索问题的参考而绝不能当成解决问题的根据！我从不知道任何正经事儿是得以猜图形打灯谜来解决的！林昭有什么意思我必定尽量明白清楚地表示出来，倒也不是不相信他人的聪明而不过是更相信自己的愚笨之类。仍以三月五日那次接济为例，我本来——在我这方面毫未意图着要使它具有或种象征意义，故当然地也不喜欢更不会得去认可人们所或许赋予*了它的主观主义的象征意义！我只想着接济便是接济而已。第三，即以陈诉为言，那末如上所述，二月十八日在被允许开列送物单子时我已就话说在先的了，若然说是未曾具言内容，那首先是因为当时连自己都还未能完全确定内容。——如上所述，《自诉二书》之相当一部分的内容都是被二月二十日那场不上路的谈话逼了出来的。但无论如何总是已经把这件事情口头地向人们宣告过了！那么作犯人者也就算尽过礼了，没有理由更不应该再在这个区区接济问题上来出尔反尔！上述三点理由于陈诉与接济二事之相互关系的分析也自谓颠扑不破。而在这个看来似属闲文的接济问题上倒也不得不略为多表两句，因为它既是引起林昭情绪激动的导火线，又成了自此以后一月间（直到四月五日柯氏“发病”——中毒为止）种种冲突激化的触媒剂。当时，由着如上的理由这年青人是十分恼火，恼的还不是什么其他却仅仅是这种挟制手法的反复使用而如此之毫无器量更无风度地把任什么事儿——从日常生活细节琐事直到政治性的原则问题——统统揽在一起！看来林昭如若不欲，不愿去做独夫的外室便将至于连要家人送一块香皂或一斤盐都是不可以的，等等。带些民主气息的政治权利则更毋论矣。那也好罢，各行其是罢！我相当平静地签收了接济单子，待人们走掉，就坐下来向衣包里抽出一件纯白的西式衬衣。巧的是它本来不属我之所有而且送来以后我连一次都不曾穿着过它，一九六四年那整个儿夏天包括它那些酷暑的日子我统统是在镣铐之下度过的（五月二十日——九月七日），白衬衣穿着忒禁不起揉搓了。 + +　　差不多整整一天里我保持着即如签收接济单子时那同样的平静。没有办法，戴着镣铐写字本来要点工夫，况且那天是写在软和的布片上又是写的诗章，更得一本正经聚精会神。当然啦，即使不加说明先生们都不难想见：犹如题在衣上的那九章七律不可能呀嗟立成一样，这推车上壁的最后一步也决计不可能在三分钟之内计划停妥，年青人计划下了这最后一步棋虽然我还不知道究竟要到什么时候用得上它，但处在如是之险恶深沉而更诡谲莫测的局面之下人岂能不具有一种破釜沉舟之想！林昭既**自下了这滩浑水以来，本着书生的迂气以及青年的傻劲，诸事都从没设想过□诿！ + +　　（校记：*“赋予”原作赋与；**既字原作慨。） + +　　（第71页） + +　　在那件白衬衣背上题毕了《无题九章》以及第一段跋语（见附录），又在前身左右洒下了斑斑如热泪般的满襟血点。之后用一张纸把它包成小卷儿，缚牢，放在一边。这么差不多一整天我一声儿没出。人们大约诧异于我之出奇的安静而又想来试探一下了：晚饭时炒了一个有晕带素的菜，大约是韭菜肉丝或诸如此类的罢，拿了进来。我也若无其事地接过来吃了，但像两天以前即三日晚上一样：故意留着饭格子不给人们。这么直磨到夜班管理员来的时候——那是二月二十日来与我作谈话的那一个，我尝开玩笑地称他为我的“本命星君”。 + +　　“给你！管理员，这个请你带去！” + +　　他接过洗净了的饭格子，对着放在里面那个卷儿沉思了一下，拿起来打开就看。虽然他大概也没来得及看个仔细就—— + +　　“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什么意思？” + +　　我也许是没有做声：意思已经用血，用有辞与无辞的血表达得够明白的了，此外又还能再有什么意思呢？他又沉思了一会儿，“我不能收你这个！”把那件血衣撩在外间一张小小的斗桌上，他走了。在我不曾明白理解他这行动的真义之前我只是大声地呜呜地哭着，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那么地哭，一直哭到他找了别人——戴眼镜的一名老油子，大约是第一看守所的管理科长或类乎如此的什么罢，反正总是比管理员们上一级者——来含含糊糊模棱两可地带走了它的时候才完事。但紧张而更炽烈的悲愤之情，仍使我木然在那扇牢门旁边抗议性地独坐到也许是半夜，后来是因为机体感到实在支持不住而躺了下去，戴着镣铐连坐久一些时候都是够吃力的呢！…… + +　　第二天（三月六日）我接着送出了血的“绝食书”并且从那天起拒绝进食，——有些日子进了流质，有些日子则注流质而不得。这么半死不活地一息苟延着直到五月卅一日“宣判”以后来到此间（上海市监狱），才算暂时地告过了个段落。而六日下午近晚时分，戴眼镜子的那个踅得来了。他打开门上的小窗，把手伸着伸着地向我扬示那件血衣和那封给柯氏的陈诉《自诉二书》，它胡乱地摺了几摺装在我原来的那个也是以血所开的信封里，似乎标志着已经看过了…… + +　　“哪，这些，给你，拿去。” + +　　说实话我先没料想到有这一着，故当时的反应就也不是那么够了灵敏。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眼睛可能睁得很大而流露出了心中所存的猜疑与不解。而在这一瞬间他已经把它们从小窗里撩下来了，血衣是无声的，那个信封则带着它里面的那沉甸甸的一叠纸发出砉然的响声落到地板上。我伸过镣铐里的手抓起它们，一面就还用那样的眼色盯着他面道： + +　　（第72页） + +　　“本来么，只要你们看过，我也就可谓达到目的……但你——”这时轮到我来问这句话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 +　　他支吾其词道： + +　　“你——先收着罢。”这么嗯啊了几声才又拿出了一句话来：“这又不好打邮局寄的！”大约看我的样子像还待说话，他连忙关上小窗子走了。 + +　　我对着那两件儿怔了半天，然后把血衣展开了铺在被上从头浏览那“九章诗”。看着看着像被什么触着心头，一个掌不住失声呜咽了起来。但很快地自己使劲压了下去，也没吃东西——那时要流质要不着，拿来的还是粥饭——就那么躺下了。展在被面上的血衣和那条薄薄的公家被子一起覆盖着这个衰弱乏力得凝然不动的躯体，而在它里面，那紧张地活动着的大脑神经正作着一番苦苦的寻思：什么意思呢？不能由“邮局”……那么面谈？年青的反抗者向来既不企望也不害怕与无论谁个对面，反正打从来到第一看守所之后或明或暗地对上过面的先生们也不少了。问题倒不在对面更不在谈话而只在于：谈话能在什么样的基础上进行？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已经横了心的年青人倒也确实是有些骑虎难下，不么？这两件儿这么拿回给我，该是表示不接受罢！看么当然是看过了，许是表示“知道了！”罢？可知道是一回事，知道了怎么说呢，回头又跟二月二十日那场够没意思的谈话一样：我说我的而你说你的，白说上半天都说不到一起，那才是何必呢！日后天下人的悠悠众口除了要骂独夫行事悖理，更还要怪到这年青人不知自爱，你又不是不知道，你明明知道吗！……所以这一段事情独夫可能会在为他自己辩护（假如他需要为自己辩护）的时候用以说明他那时本想言归正传而只怪年青人的态度忒为决绝，等等。但在林昭说来首先一点便是莫明于更解不准独夫彼时到底作何打算，先生们不好怪着年青人忒敏感忒过敏或忒怎么地，这一座小梁山与那一座大梁山同样都是生生叫人给逼上去的！我曾一再寄信任，寄希望于人们之多少或应具有的明辨的理性，只是在退无可退了之后才决心写下《自诉二书》，又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去使出那“血诗题衣”的一着！那《九章俚句》自谓也当得一篇谏书，而其目的何在宗旨何归则想来任何一个只要稍稍懂些汉文者都绝对不致有所误解。人们每谓“有什么话可以谈”云云。是的，什么话都可以谈，但当时已经就存在着一个先决条件即是独夫的邪心必须收起，这一点尚还缺乏保证之前什么都谈不上。而年青人彼时之所以苦苦地想拖个第三者来参与其事，首先也只不过是企图能在这一点上取得某种保证！又得说：上帝明察，林昭多会也没按着独夫所宗奉的那种思维逻辑去考虑过问题！那一段时间里写着或想着《自诉二书》只每每独自暗笑，笑的是不论市长阁下或其他什么阁下统统要被小丫头 + +　　（第73页） + +　　弄僵。看了这样一份颇有那么点儿玩世不恭之气的的陈诉，任你多大的官儿总也打不起官腔更论不上官架子。——到此为止，如此而已！相反地即从人们那方面说是以已之心度着年青人之腹也得，假定真是那样，则于面子上自或不免难堪。可只要有三分恕已之明，就该想到这个局面都是自己弄出来的从而首先打自己的方面来谋收拾善后。第一当然就是收起那份非礼之求的邪心，若能做到这一条，多难堪的局面怕也不难打开。可若是做不到呢？那当然一切谋划计策都只有将错就错而越拧越左！就以上面说到的那事为言：倘然问题只在不满意我明知故“犯”（犯其忌讳）地陈诉于柯氏，那么把《自诉二书》拿了回来亦得，“血衣”你总该可以留下的罢。如上所述：那《九章俚句》的内容是一目了然而不费什么寻思的呢！那们个心思用到针眼里的脑袋瓜子，邪路念头想了一招又是一招，怎这么一个正气些的念头偏想不上了？叫谁说也难得相信罢？故问题就不是什么想不出而还是没有！——没有！压根儿就没有往正路上去想！从以后的事态发展完全可以证实年青人这个推断！而当时像这样一种全盘不予接受的态度就也理所当然地使年青人根本不能接受！我哪知道你是存着个什么心眼呢！若说这不过是个面子问题，那么里子问题又当如何呢！不行、不行！既然写都写出来了，就还只是请人们拿去得了！做把头钻在沙里的驼鸟可也是不解决问题哩！ + +　　这么到再下一天，三月七日的清晨，我爬起身又刺着手指在那件血衣的前襟空白处—- + +　　血点较少的地方题上了第二段“跋语”（见附录。这些诗篇跋语之类倒大致都可以保证字句无误，虽然没有底稿但记忆颇称清晰）。并且重新包好它们——两件东西包在一起——交给送饭的人。他拿了去但又带了回来，我就再闹。这么闹来了个也是似曾相识的什么人，他打着官腔道： + +　　（“要陈诉向法院、检察院去陈诉！……”） + +　　我恨得跺脚因为这寥寥一语听起来多少已经证明着我那一番推断与料想。我乃厉声道： + +　　“法院检察院都比你们小！管不着你们！” + +　　于是闹了一场。磨到临夜，算是叫我出去而使我自己把那两件儿带着当面交给了他们。我求给以收据，那人（也是原已对过面的）支吾其辞。不过此君一直有股子类乎逗小孩的劲儿，故多少也缓和了些被激愤的年青人弄得挺紧张的空气。到临了他又逗我道： + +　　“慢慢再谈，好吗？别忘记你还欠着我几个问题不曾回答呢！……” + +　　他所指是去年——一九六四年夏秋间与我讨论我所提起的“发还教会学校”一语时他向我提出的某些问题，当时我是不曾正经回答。因为那些问题听起来忒像在口试测验一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了。拿到是时是地来作旧话重提他当然有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比如刺激一下年青人对于生活的感情，但我只是愤然答道： + +　　（第74页） + +　　“米汤的问题不解决，我什么也没有心思考虑！” + +　　米汤不知是挨到了九日还是十日才开始逐渐地给来。说“逐渐地”是因为给得很艰难：先一天给一回，后来才勉勉强强地给两回。而饭，到后来是粥，还在那里不断地拿给我。特别是第一回给米汤来时还硬是喂了我一块大肉！此举当然也具有着它的直接意义以及象征意义，而这啼笑皆非的年青人就更是激动得没法平静而深怀戒心。因为这一切都继续地证明着我六日针对着退还血衣等等之举所得到的推论。我吃下了那块肉但要求把自己家里送来的一罐猪肉拿给我。——在第一看守所不差什么二十二个月，就只得送了那一回副食品（那还是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的事和水饺子等等同时）。到十一月九日彼此闹开了以后，人们就硬把那区区一罐可比王母蟠桃的猪肉罐头留难着不给我。当时我倒确也未曾多去考虑兹事的象征意义——我一直只喜欢就事论事而颇不喜欢主观地去赋予事情以什么象征意义，但我不能不承认自己是十分讨厌这样一种做法。那怕只是就事论事也罢！好罢，既要使绝食者吃肉，则此是肉也，彼亦肉也，何以就偏不可以让我把自己的那一个猪肉罐头吃了呢？可是人们又不给。要求补行接济免得出尔反尔地引起家属不快，写了相当地礼貌的报告（虽然还是用血写的），可是人们又不许。类似这些事情都不能不深深引起我的反感！除了讨厌这种做法本身，更因为从这些里面颇能看出人们是继续在对林昭使用着挟制手段。当然这一手段是直接服务于贵所长对于“黄毛丫头”（注：还差不多也就已经成了白毛喜儿哩！——昭）所怀之特定目的的啦。在米汤的问题上——在米汤的阵地上吗同样地叫步步为营而着着伏机。从九日或十日开始，由一回渐增至给两回。可是早上仍旧一而再再而三地拿着粥来！其意义大致当如——可能是独夫所惯用的或至少是深知他之癖性的“部下”们根据其素行而译成了语言的。——所谓“试试看”！时间一天天过去，我每一天都以为：随着朝日之新布的晨光，人们今天大约也会有些新的、比较上路比较正气的念头而终于会明智地放弃那个要不得的“试试看”了吧？可是——不！一天不，两天不，三天还是不！这么磨到了——不知是三月十三日抑是三月十四日早上，我在第一看守所自从住到了那间小室里去以后经常只看着隔天报纸，但有些日子也偶然地看过当天报纸，所以关于这一点（日期）现在尚还无法完全肯定；反正是，那天早上又再一回地拿来了粥！这样橡皮糖式的纠缠劲儿！可也知道人家——这为反抗者的囚人那时是怀着什么样的一腔悲愤至于不惜决死的心情吗！镣铐之下的年青人老在以自己鲜血所绘设的严亲的灵位前盯着那格子粥如像它是什么见所未见的至为可恶的东西！这么也不知盯了它多久——在那种精神状态里不大容易对时间之流有较确定的感觉。虽然，粥大约已经冷了一些，面上 + +　　（第75页） + +　　结起一层薄衣。而这个年青人便又使劲一下刺破了自己之不知那一个已经满布着黑色的创痕的手指。劲儿使重了，大约刺着小血管了，鲜红的血一滴滴向那层粥衣上滴下，而这个年青人便慢慢地移动着手指使血点儿分布得又均匀又艺术。——在一种奇异而冷漠的平静里，几乎像制作什么工艺品似地好整以暇。这一天那后来的大半个上午也就在同样的平静里细细勾画着（当然也是用血！既然我没有任何其他可供书写绘画的东西）父亲灵位上的花饰，甚至还为位前那里血绘的香炉添上了装饰性的云纹……聊以终日…… + +　　粥衣上的血点儿已经差不多够了，再多就繁琐而不悦目了，指上的血可还只是在沁出来。那么——我跪起身子在父亲灵位的左侧那一方墙上写下了鲁迅《自题小像》诗的末句： + +　　“我以我血荐轩辕！” + +　　那字写得很大，足有三寸见方，而且相当工整。先生们，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论顶石臼串戏林昭的本事也许比不上耍坛子的人大代表——杂技演员，但戴着镣铐（而且是反铐）写字的功夫那是颇敢向人们搦战一下以“决战决胜”的！无论大字小字、吟诗答对，走江闯海自谓到哪儿都能为“国” 争光！可是这枝填然勃然地鼓着一肚子没好气的，像匹白鬃烈马般不“听话”的笔，又不循着跑道儿走了。我只是说：那天早上，在粥面上滴下了若干血点以后，我又把所余的鲜血写下了这么一行……名实相符地以我自己的血供荐着我中华五千年衣冠威仪礼乐文明的始祖轩辕黄帝。供荐着我们这个古老而更优秀的民族精魂之不朽的象征！而我相信，轩辕黄帝的英魂是，如像我严亲的毅魄一样，会得□格到那间小小的囚室里来受享年青的后代人这一份诚开金石虔敬而清洁的血祭的！…… + +　　送粥的人又来收格子了，我不理会他。他在小窗那儿瞅来瞅去地可也瞅不见什么。厉言索要而无有反响之后，他拿着钥匙来打开了门。一开门则当然地几乎是第一眼就看见了放在门背后角落里的那一格子粥——以及粥面上那些淋漓的血点。 + +　　“这是什么名堂？” + +　　我仍只默默地望着他。真的，这是什么名堂？谁又知道你们这是什么名堂！……他对壁上那行血色犹新的大字看了一眼，俯身拿起那格粥，呼一下关着门，上了锁，走掉了。于是我又在所说那种奇异而冷漠的平静里细细地为父亲的灵位勾画着当作边饰的花纹。先前刺破的那处将不出血了！——伤口收缩起来了，我乃又刺破了另一个手指。天知道！我是如此地一点也不吝惜自己的血！犹如一九六二年冬天初来此间（上海市监狱，那时算是未决寄押）之际人们对于我写血书这一举动 + +　　（第76页） + +　　所说的冷酷至于毫无人味的话那样：“一个人身上有几千C.C.血呢！流出这么一点不会死的！”上帝啊！作为人，我们这个躯体之中所蕴藏的血可能是太多一点了罢？想想看！一个人身上竟有几千C.C.之多的血！……有几千C.C.的血呢！好极了，够我这么慢慢流的了！既然我没有如阮文追那样于光天化日之下公众眼目之前慷慨从容地抛却头颅而洒去热血的福分！ + +　　十点钟光景（或是九点半？）我的“本命星君”来接班了。他第一次开窗作例行式的巡视我是背着身视而不见地没有理会他。第二次又过来，似乎比较诚恳地喊着我的名字问起早上的事儿并作着解释说，米汤不是已经给我了吗？…… + +　　“政府对你到底是怎么样？你也要体会体会！” + +　　只要别人能够表示出那怕是只有一点儿趋向于说理的样子，林昭从也不一味使性更不狂态凌人！那时我忍着盈眶的热泪十分坦率地向他说明了自己关于米汤和粥这个问题所引起的想法以及于我的刺激。他似乎没说多少话。到中午则自己端了米汤来。我看着他问道： + +　　“明天给我什么？” + +　　他点点格子，“给这个。” + +　　“早上呢？” + +　　“也给这个。” + +　　“哦！那末——谢谢！” + +　　我伸手接过盛着米汤的格子，心中感到一种凄凉的安慰：在林昭来说，所求者原不过如此而已！……能得还我青衫热血一介书生的本色就够了！…… + +　　午后拿来了报纸，接到手里就赫然看见了那个3月12日关于越南问题的政府声明。我稍稍瞟了两眼，好得如今的新闻标题都不是标题而是摘要，故只要瞟过两眼也就大略可知。说实在的，见了这个看来似乎十分死硬的声明我的反感是一下就升到了顶点：首先便因为这样一种外强中干色厉内荏可谓是极其典型地体现着毛风！另外，要是我之判断不错的话，那末在这堆灰里也窜着油老鼠特别是后面将近结尾的一些地方。但这本来不与年青人什么相干，我所反感的仅是这样一点：冲着你这么耍一下狗熊式的不甘被动，可知道人们又要为此多流多少血吗？而且归根结底这于自己也未必就能有什么好处。事实上还又硬不到底，因为一既怕苦二更怕死，只不过是那一万对一都要赌过死心的老脾气在作怪罢了！这一点年青人可也是早已冷眼看穿而且准星拿定的了。那不一九六三年寄押在此间时，就曾这么形诸笔墨地公然嘲笑于人们道：不是气吾人的话，谅万岁爷也 + +　　（第77页） + +　　下不了焚毁全部档案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决心，林昭才不愁写下的东西出不了世。……此亦谓之“三年早知道”，甚至事实上都不止三年而大概是从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以后年青年人在忖度默衡未来的形势以及可能影响形势的各种因素时便已作下了如是的估计，而从后来的情况亦颇证明这一预见的正确。但所说这种狗熊式地不甘被动之老脾气却也由来颇久地有着历史根源：其决定性地发挥着作用大约自从一九二七年后；但年青人又得讽着独夫缺乏哲学头脑因为他竟忘记了可以决定事态的客观因素，首先是时间、地点、条件、问题、对象、力量、背景等种种都已经大不相同！今日之下再来耍这套狗熊式的一万赌一，其后果除了使中国人以至有关的他国人（还不止是越南人）多受许多苦楚，多付许多牺牲以外，无任何一丝一毫侥幸之可能！……那一天就是这样，年青人在早晨以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激动的心情之中怔怔地盯着那个所谓的政府声明而悲痛地想道：权力真是一种多么危险的东西，妄人又是一种何其可怕的人物！妄人窃掌权力这更是一种如何糟糕的事态并将造成如何痛心的悲剧！我默然地又刺破手指而把血点弹在了那个色厉内荏大言不惭地所谓声明之上好像它就是独夫的脸皮！……当作一种严峻的抗议！…… + +　　“本命星君”又来巡视了。他打开小窗，看见了这一切，也许正在考虑该说什么。而一种来自身外某处还也许是来自上方的灵感冲激着我，我愤然启言了：但眼睛并不看他而只是看着墙，看着已经被我自己的血渲染得够了怵目而惨厉的那堵墙！…… + +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呢？我问你：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 +　　当日起稿的《疯话》（之所以去标上这么个题目当然多少地也还是为了盖上独夫的死尸面子，这是明人不必细说的！）就以这两句话作开端，而所说这当时年青人是连下去发了一通设好气的牢骚益以指责。那段原话背不下来了，不仅因为它是口述的，更因为当时完全是在灵感冲激之下悬河直泻地一气呵成。像这样的语言以至文字往往都可一难再。反正那主旨也无非就是责备着独夫好话不听而犹在玩火罢了。…… + +　　“本命星君”大约不曾提防到有这一下“突然袭击”——又得说：连年青人自己都不是那么有计划有准备的。他故睁大了眼睛似笑非笑地看着我而道： + +　　“还有什么？嗯？还有什么？你的点子多得很哪！……” + +　　他一开口倒促使我从那样一种如梦如幻地不是十分由得自主的慌惚①里醒觉了过来，而发觉自己脸腮上已经流着纵横无声的热泪！我抬起披着镣铐的手吃力地指指而惨笑道： + +　　“点子！点子都在墙上呢！……” + +　　注释：①慌惚：恍惚（下不重出）。 + +　　（第78页） + +　　墙上确实布满着大大小小的血的“点子”，不论是在父亲的灵位旁边抑是在北墙那个血的十字架周围！那是在一些极其激动的时候，沉痛炽热的悲愤强烈得已经至于以血都再也化不成了言辞！……这就是我的“点子”！不少呢！我的那些血的“点子”！ + +　　《疯话》就在那个下午起稿，到底那是三月十三日还是三月十四日么只好异日到那些血的原稿上去查找罢。写它的动机么亦可谓很明显，谁若看到它都不难理解：首先就还只是在竭力想向独夫作些不拘形式不着痕迹——不落陈套的规谏而促要他凡事取之正途！那不开宗明义的第一节就是责备他不听好话而犹在玩火，第二节则是责问他：“我的东西（注：指手稿等——昭）你为什么不给我？你安着什么心眼儿？……你为什么把我的东西串在钩子上？我又不是一条鱼？”等等。随后的几节虽不免略略有所发挥，诸如：“你不是人，我也不是人！你是个鬼，我也是个鬼！——你是自个儿高兴要做鬼的，我是活生生挨你逼成鬼的！……”“其实你就只有那么一点力量，你的办法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几手。你的基础：‘土窮巧极’；你的表象：‘比学赶帮’；你的实质：‘偷抢扒拿’；你的目的：‘多快好省’！……”“夜真长！……这无声的夜——我累了！……但你在干什么！跳舞，还是吃人？——人好吃么？什么味道？为什么要吃那么多的人？你饿了么？——你消化得动么？你要‘食母生’要‘胃舒平’么？……”像这些不咸不谈半真半假的寓庄于谐的语句，乍看着也可能有点发冷发热而又痛又痒。但一来是处在当时那种冤恨激愤的沉郁之中自谓亦很难免；二来在一定的时期内即在三月十九日之前可谓还是没有什么十分难听的话，也不妨说多少还只是怀着那么一点子希望以至善意罢。然而事态依旧僵持着，如上所述，连一些在我看来亦云至为微细的生活琐事如请求再行接济乃至如索要那一罐原属我之所有的猪肉都不得解决。我也一再声明这些只是就事论事而别无他事更不考虑任何或有的象征意义！——拆穿了讲：有许多事在林昭说来不过是因为守在阵地里直常保持战争状态，故而才不时地要找些有理打得太公的或大或小的题目来做做罢了！此谓之即兴应景不负此生。这样一种基本态度对着第一看守所那个审讯者我是也坦然地“直认不讳”过的：某次对面时他劝我把日子过得安静一些，我笑答以生活中没有点波折就太单调了！——然而问题之不得解决也如故。犹如去年吃了水饺子以后的那回冲突一样：事无大小连区区一把梳子之微都“添话”起来了！我感到奇怪，人们到底还在谋算些什么呢？面子么反正是拉破的了，余下的也可谓只是里子问题了！那末如我所推论的：若能收起邪心而拿出点诚意，这局面本来未必不能打开；像这么多所留难地一味挟制，岂不正反映出独夫的邪念未去邪心未死？而既然照年青人分析起来这里面除了轻薄 + +　　（第79页） + +　　连些*情欲成分都未必有的，则这一份纠缠不已的令人恨得牙痒的邪心归根结底其实质又不过是政治交易所——政治市场上偶或会被人们使用出来的杀价手段之一种罢了。这与那一万赌一地土窮巧极多快好省的内心世界倒也颇称符合，而正是为这一点才致使年青人在深思中情绪愈来愈激动愤恨愈来愈强烈至于一发而不可收！……来到此间后我也对着人们说来：在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以后林昭是真已可谓百事看破而万念皆空。看啊！连人类文明生活中一些至为神圣、高贵、恒久而光辉的概念与原则诸如自由、正直、仁心、道德、风范、刚骨等等，到一旦进入了政治领域以后竟然就……在某种意义上几乎都只贬低得成为了旨在增加商品价值的装璜纸盒！这就是我们人类社会之该死的政治。人们什么时候懂得了这一点，就称为懂得了政治，什么时候学会着随心所欲小大由之牵强附会而毫不脸红地耍弄这些装璜纸盒以欺世盗名哗众取宠了，这样的人就得被称为政治家！林昭经过这几年来的“增长见识”吗（也是第一看守所并大概跑不了也是先生们之贵所长给我的话）对这一点总算是比较地懂得了，但还只是学不会并且也许永远学不会耍弄它们，故虽然好歹地懂了些政治，毕竟还不能够——还够不上作个什么“政治家”。 + +　　所说这些大致叙明了三月十九日那场冲突的思想背景，从事态之表象上看来那场冲突似乎是年青人这方面挑起来的，因为我写了那个“有事要求即刻提审”的纸条儿并挑战地把它悬在门上。但我为什么会有此一举呢？除了也许可能存在着的鬼使神差之因素外，还就是因为我自己在愈来愈强烈的激愤之中一口恨气**再也按捺不住了。要知道：血衣和陈诉已经收去——尽管是颇为勉强地收去了将近半个月哩，在这半个月里除了又是颇为勉强地要来了米汤，无大无小未见有一事解决，然而在水饺子、手铐以至所谓的营养荤菜等等方面、等等事情上倒又几乎是立刻就来了反应的。何敏于彼而钝于此也。先生们看到此地或许会说：那不米汤总是已经给你了啦？事诚有之，但特别在第一看守所的具体情况之下这件事之首先的或说主要的意义只能认为是：人们在米汤——仅仅是在米汤这个具体问题上算是不准备对林昭使用诸如强行鼻饲以作变相施刑的压制手段了。如此而已！若谓一杯米汤就保证了而且保障了一切事情。那，对不起，至少林昭永远不做这样的迷梦！我亦尝坦率地敬告与人们道：说暗示不能当为解决问题的根据，除了易启误会以外，还更因为跟共产党人们打交道是连明示都不足为据的！自昔至今不待入狱更不限于本身之事，我所知的实例也不知多少。说得牙白口清铁板钉钉的事儿照样说变就变说赖就赖。先生们之语言乃至诺言又能值得几钱？所以我极钦佩而服膺杜勤斯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的论断，他不是说吗：共产党人们根本不懂得何为信用，要使他们遵守信用的唯一办法只是：让他们懂得 + +　　校记：*“连些”原作些连；**原作“恨气一口”。 + +　　（第80页） + +　　不守信用将会获致什么样的*有害的后果！亦因是故反右当年闻得人们传言说章伯钧（？）初知消息时曾失声道：哎哟，我又上了共产党的当了！彼时这个年青人不免失笑，但笑过以后便自警要深以为戒！而在这几年来扭成一团的苦战之中林昭是更对共产党人们的内心世界精神状态等种种一切有了颇称深切的了解。当然，倘若客观形势明摆着是说话算数比不算数好，则可能也是会得算数的。但这绝对不是本心，论着本心那是，铁板钉了钉都还不忘瞅个空子见缝插针！所以林昭也不止一次地向人们直认不讳过了！我要是无论对**哪一名共产党人放松了警戒与隄备，那我就是犯了莫大的错误。故莫说暗示不算，明示都不能算的。多咱解决了一个问题，那才是解决了一个问题。解决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解决到什么程度。即使解决，犹不可以高枕无忧而要处处留神。因为有些问题虽无反复之可能，有些却是有的。即不能反复，犹能破坏或至少阴损，等等。持这种态度是基于对先生们——共产党人之本质的深切的了解！而也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使自己与先生们的对局中不失主动或少占被动。也因此在所说的那当时，林昭就无法迷信那一杯米汤而无条件地放心释虑，特别又因为米汤已经给得那么艰难而其他一切事情无大无小还统统不见有一点儿合理解决的可能趋向哩！…… + +　　于是来到了三月十九日那场相当激烈的冲突，而在那以后事态在双方面都趋向了急转直下！……假如说林昭写给柯氏那两封血的陈诉是为一包静置着的炸药安上了两支引火雷管，则三月十九日的冲突就等于是燃着了导火索子从而直接促成了四月五日—九日柯氏之死这一致命的爆炸……回忆这些事情都很吃力，而要把它们写下来就更吃力。写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忆过程而已，同时更还需要进行分析、综合、判断等一系列推理性的思考。多少次在悄寂的黑夜或昼晦的白天，也如像在以往那些艰难地战斗着的日日夜夜里一样：我倚在囚室寒冷的墙上深深地吐出一口气而叹息地对自己说——仅仅是对自己说——道：“我多么累啊”……假如上帝容许，那末这封万言书所剩下的篇页可能已经不是太多了。虽然林昭作为一名自由战士，我的笔——我的剑是永远也不会闲得下来的！…… + +　　如上所述，三月十九日，我在激愤之下以血写了那张“有事要求立即提审”的纸条儿并把它从供窥望之用的小孔里穿出去挂在门上。这是在第一看守所时期习用的斗争方法之一，没到那间小室里去以前也使用过不止一次。那天值班的是个被我们两个小顽皮的难友私下加以了一个“老山羊”之诨名的苏北人，他走来看见之后问我有什么事？我没好气地道： + +　　（“有事跟你说就行了吗？有东西给你你也拿不动呀！”） + +　　阿Q的部下们统统都有Q风，其一论就是至圣先师当年所切责过而认为“君子疾夫”的“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老山羊”撇撇嘴唇，聊自解嘲地答道： + +　　（校记：*的字原作地；**对字加。 注释：①隄备：提防。） + +　　（第81页） + +　　“我拿不动？我还不拿呢！你看我连这个（他点点挂在门上的纸条儿）都不拿！” + +　　他乃又跑去找来了那个“眼镜”。“眼镜”也是那样：开了小窗问我何事？我径直奉告是要求解决几个（前面已经说过的）琐碎的生活问题，“另外么？有些写下的东西交给你们！”到那时为止，《疯话》还完完全全地没有和人们见过面呢！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因为从三月十三日（或十四）日开始写它以后它一直不曾离开过我的手。我看看眼镜，想着他也未必就肯收下；但我还是说道：“对于犯人来说反正都一样，假如你能把我的要求答复一下——这些都不是什么新的要求而只是些早就该解决了的问题！——并且把我交出来的写件拿走，那我不要求提审也行。你拿去好吗？” + +　　我是相当地认真或者说诚恳的，然而眼镜诡笑地摇一摇头，“我不拿。” + +　　他不拿，他只带走了那张纸条儿。但这也还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青人那愤激的情绪是愈益趋向白热。《疯话》中之最刺眼的两节即“这个肮脏衙门发散出臭鱼、烂虾、死狗、瘟猪……毒疮的气息……”和“《阿Q正传》写错了！——阿Q并没有死！——但也许是‘大团圆’之后‘过了二十年再来……’的又是一个，待考。……”都是在眼镜走掉直到被叫出去的那半天空隙里写下来的！假如早些收受了去，可能没有那两节——年青人的情绪可能不至于坏到那步田地，因为这种拒不收受的驼鸟手法原就颇滋反感而在当时情况下是更犯着林昭的忌讳，明明已经绷不住了的事儿愣在那里绷，你——那末又是这句话了，你到底还在打什么主意哪？合着北方民谚：猪八戒已然掉在井里了，剩俩耳朵你还指望能挂住？没安着好心眼的家伙，这回林昭可是打定了主意非叫你挂不住！不为别的光为一件：一得挂住，那怕才只挂上点边儿，你就又来了那套见缝插针纠扭无已叫人恨得牙根发痒的老招数！ + +　　所说这些是颇为坦白地揭示了那场冲突的内在原因特别是林昭这方面的情绪转*化与思潮起伏，愤恨以及躁切。简而言之或谓是：急怒交加，使得我在这也许是命定的一天里分外地情绪沉郁意气凌厉，在态度上也就分外地昂扬激烈毫无忍耐，终至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那场不可避免的冲突之猝发！若是十九日那天没有这么一场，柯氏也许会死得稍晚一些罢？虽然在冷静地缅想而深思了全部事态（当然仅指着我所知道的部分，不过也够了。）之后我深深怀疑他竟然可以不死，这样一种可能性也许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当时林昭的精神状态之所以会得如此躁急而愤慨，在比较客观而公正的眼光中看来至少将会认为可以理解，我想！……林昭在我的反抗阵地上本来常被人们认为急躁，所谓你想要如何便马上要如何云云。自己分析起来：一个原因是当初在教会学校里并兼在其他方面多少渲染着了一点子西方习气；作事喜欢讲究效率，最看不得拖拉特别是故意的拖拉。对别人如此，对自己同样如此。当年在北大无论记笔记写文章看稿子统统以时速见称，就是一直要求自己 + +　　校记：*转字原作专。 + +　　（第82页） + +　　注意效率的结果。另一个原因则是诸事喜欢痛快，是则是否则否，没得那么多似是似否、或是或否、若是若否而又是又否的穷讲究。这两个原因之间大致也不无相互关系存在并从而构成为个人性格之一部。但，假如说这样一种性格在一般情况下还不一定至于很成问题，则到了相当复杂的政治斗争里恐怕就成了问题！即像与带些西方气质的人们去打交道不一定成为问题，至少与寸土必争步步为营的共产党人们打起交道来那是必然地要成为问题。躁急之评语大约就是这么来的。这中间自然也有一部份是自己年轻幼稚对客观事物包括斗争之复杂性估计不足之结果。但主要问题还不在这里。当第一看守所的人们似乎很“善意”很关切地对我说应该学会涵养克服急躁等等的时候我就自行深思过，而得出的结论是：这在林昭身上也许是很难避免的，首先就还因为林昭是个书生且是一个年青的书生，却压根儿不是政客更其不是老练的政客。政客可以冷冷静静毫不动心地坐下来谈生意经，一面察看市面而等候成交。然而这个书生，这个年青的书生就不成了，根本坐不住。……真的，每当我沉痛莫名悲愤满怀地想到：这些自称为镇压机关或镇压工具的东西正在怎样的作恶，而人们特别是我的同时代人，中国的青春代正在这条该叫专政的大毒蛇般的锁练之下怎样地受难。想到这种荒谬情况的延续是如何斲丧着民族的正气而增长着人类的不安，更如何玷辱了祖国的名字而加剧了时代的动荡……啊呀，在那些时候这个年青人真是，如像《思想日记》书后之某一首诗里所说的：“腔血如喷*何惜洒，化场风雨洗神州！”我还能不躁急吗？虽然，说的这已经又是隔年陈账了：还不等到柯氏丧命而差不多就是从三月十九日以后，在一种彻骨的冰泠里林昭这份儿老也治不好的躁急倒竟霍然而愈了。从那时以来直到目下，内心之森冷的程度有时简直使我自己都觉得诧异！然而，至少在三月十九日晚上以前，在所说的那当时，林昭还只是一个比较躁急的年青人！……说的这是躁急，躁急本已容易引起愤慨以至加强愤慨，特别当事情发展到那种地步以后，由于这平空无端论地插了进来的乌七八糟想入非非的事儿乃更大大地增加了复杂性，而且还不是什么一般的复杂性。可难道这也是政治斗争所必需应该具有的一部分**内容吗？要了我的命这思想也不通。这么除了躁急本身易于导致愤慨，这支荒谬绝伦的插曲更又火上浇油地直接激发愤慨！事实上这种愤慨在以往的过程中即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初以来是已经不止一次地被激动到了顶点！而距此最近的一次则就是三月七日亦那逼住人们重新收去血衣和《自诉二书》的那个下午——直到晚上。那时我站在那里瞪着他们，像要从眼睛里射出火来！擅于逗小孩的那个看了我一眼。当然啦，这些人们都是善观气色的。他故笑道： + +　　（“你呀，反动得快要歇斯的里了！……这股子反动的疯狂劲儿，透了顶了！”） + +　　我冷嘲道：“可不，碰着‘天’了！” + +　　校记：*喷字原作泻；**分字补。 + +　　（第83页） + +　　他岔开道：“天是没有碰着的……”但接下来当我痛骂这个魔窟，这个鬼地方的时候——因为我说：“哪个监狱也不跟你们似的！”他乃又道：“那吗①，第一看守所，第一吗？全国不就这么一个吗！……”原来！……这么地我才总算确知而实证了这一铁的事实：中国大陆上所有的监狱都莫比那所谓的上海第一看守所为大！也所以那天接下来当人们故意问我到底为什么原故要求喝米汤时我正颜厉色答道：“这原故当然有！可得到精神病院说去！—— 一到精神病院我就说了！”那不像这么中国无二的天字第一号的看守所门里的事情，还有那个地方管得着呀？我不到精神病院去可又怎么办？ + +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爆发了三月十九日的冲突。其实，那天尽管年青人情绪激动，若早些把《疯话》拿了去，还是可以缓和的。然而人们偏不！挨到傍晚我恨得直在那里撞门，这么总算妆模做样②的把我喊了出去。到那一看，谁也没有，还是“眼镜”，当然也还是没有任何结果的啰！我责问他何以拒绝收受？那不犯人平日写下的东西不拿出来都还在那里千方百计地搜索，既自愿交出来又为什么不拿去呢？现在回想那天所取的攻势可能也是比较峻急，刚好又犯着独夫之爱脸护短的弱点。但在自己倒确不是无原则地图一时之快而只不过是想他早些收束③过这个无原则的僵持局面。故当眼镜阴阳怪气不涉正题地诡笑着说什么不要急，慢慢来，我——们想“你一定可以‘改造’好的”……之时林昭就正眼也不看他地回答道：—-因为他那些话在我听来似乎只可能作一种解释——仅仅是作一种解释！…… + +　　“你给我——死了这条心罢！” + +　　这句话声音是那么森冷而峻厉，连自己听着都有些异样的感触。而其他听者包括或许有着的潜听者闻之可能也会引起一些什么感想之类的罢？这么谈话又继续不下去了。眼镜一股劲儿叫我回去，我则坚持要他收下写件。这么僵了一阵他走到门口向外示意，于是进来了两三个人，走在头里的就是我最憎恶的一个女看守，被我很不客气地直斥之为老鸨婆子的那个混蛋！为着企图见好于她的主子而对林昭达成其老鸨婆子的目的，她经常来充任打手，光是头发我就不知挨她揪下了多少？从住到那间小室里去特别是从今年春节那回打人事件以后我几乎都已经见不得她了，而在那天的特定情况下特定气氛中一看见她我便立刻像见了什么最可怕、最肮脏、最下贱的恶魔似的“啊！——”一声惨叫！……毫无思考过程而简直是出之于条件反射的本能！写到这里我耳边宛然又响起了那一声自己的叫喊。天啊！只要听见过它，那怕就是那个老油子乃至比他更老的油子，大概也会得承认：在这一声惨厉 + +　　（注释：①那吗：那么；②妆模做样：装模作样；③收束：结束。） + +　　（第84页） + +　　的绝叫里所包含着的恐怖、憎恶、仇恨、悲痛……种种都是任何舞台音响效果所万万不能达到的！……他们早该知道这一点了！那不在三月七日的晚上他们已经面对面地清清楚楚地观察过我的精神状态而判断我是：“快要歇斯的里了”么！…… + +　　他们就这么横拖竖拽地把我强行拖回那间小室中并且锁上了门。一路上我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拿手按住衣袋里《疯话》的原稿以免它掉落出来。那时《疯话》居然还写了两份呢！一式一样都是血书；后来，到柯氏死后，我才用水浸掉了一份！……而到室门锁上之后，这个被他们胡乱推在地下的荷着镣铐的年青人便跳起身来站在地板中间，像第一次看见似地惨笑着环顾那其实已经颇不陌生了的四周，在沉愤欲绝求死不得的心情之中，正如我那点点鲜血化不成文字一样，我惨厉的声音也化不成语句。我只是像一个失去言语能力的白痴一样发出单音节的叫喊，而且叫了几声也就沉默下去了！……一种内在的、深沉的意□！……我默默地在墙上注染着血点，只有在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昊天上帝时我才找到了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的祈告道：“天父啊！这样……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鬼这么欺负人！我不管这事情了！我什么都不管他们了！……” + +　　从那天本能地发出那一声绝叫以后直到五月——二日或是三日，整整一个半月里我没有再跟世人们说过话！某些时候必需要表达什么意思了就从粉墙上挖下石灰块来潦草地写在小窗上、门上或水泥罩墙上。三天以后，三月二十三日，一年以前我被迫愤以血书具供的日子，我开始以自己的鲜血写《告人类》。它那短短的、序言性的第一节在半天之中一气呵成，相信凡读着它的人们都不难感觉到其中之深沉而炽烈地悲痛的激情！当时我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局面将怎么结束，反正林昭也早已破釜沉舟了！…… + +　　在第一看守所自住到那间小室去后经常地只看得到隔天报纸，而从十九日晚上冲突以后我好一段时间——十天以上——都不曾向人们索要过报纸！……意冷心灰，百无聊赖。因而也就不知道国内国外这个广大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比如不知道发生了三月二十一日公布的乔治乌·德治的死亡。我所知道——确实知道的倒是发生在自己身边以至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另外一些事情。三月二十一日晚上的米汤喝下去以后肚痛了半夜，也不知是偶然还是巧合。第二天即二十二日，十九日晚上参与拖拽我的一个猥琐可憎的侏儒来送米汤。此人，也如那个令人恶心的老鸨婆子一样，我可是不消等到十九月日发生冲突以后才对他产生恶感，故我拒绝从他手里接受任何东西。僵持半响以后，“本命星君”来了。他也没有说什么，只是平平和和地示意着从侏儒手里接过米汤递了给我。米汤看来是经过调制的了，不厚不薄十分均匀，却是举到唇边就闻着一股子淡淡的“来沙尔”气味。——淡淡的，当然死不了，不过 + +　　（第85页） + +　　是作为某种警告而已！我勉强喝了两口，只觉得一阵阵恶心，便把已经倒了下来的一杯子米汤统统倾在水泥便桶里；一面敲着墙壁找来了医生（我与医生是一墙之隔的芳邻哩！）使石灰写着告诉他这回事情并把剩下的米汤拿给他闻嗅。当然这也不会有任何结果，充其量不过算是林昭这方面所进行的注册挂号罢了！而到晚上则又是侏儒来送米汤了，我之拒不接受也如故。那晚上大约是没有吃。——在这以后总长达八十天之久的绝食期间像这样的情况多得很，人们时常故意布置得使我不能喝到米汤甚至不能喝到开水，于是我也只好一口口抿着贮在脸盘里的自来水。有时眩晕得实在支持不住了因为那期间平均每天还至少写着千字上下的血书，可是小室中除了水硬就是没有一点儿可吃的东西。那么……我忽然想到人们在上甘岭坑道里吃牙膏的实例。那好罢，林昭所扼守的也是一个——另一种意义上的——“上甘岭”呢！于是有两三次在断食竟日眩晕乏力得支持不下的时候我也舐了些牙膏。牙膏并不好吃，当然更不能果腹充饥，只是它的清凉味道勉强可以起到一点提神的作用。唉！镣铐底下忍死苟延着的绝食者是这样活过来的呵！年青的反抗者那些充满着悲痛的激情的血的篇章是这样写出来的啊！也正因为经历了挨过了如此艰苦的战斗的日子，今年六月移解到此间来后第一次检查身体才会发现已经形成右肺叶结核病灶全面溶解扩散益以痰液检验阳性，血沉达到七十的这样一种严重局面。孰以致之，孰以致之？！……不过先生们尽不妨一仍其旧地爽然①地回答出那句口头禅来，反正年青人的耳朵也早听得起茧了。——“自己找的！” + +　　还接着说那时的事：所言三月二十二日这一番举动到作为，事后诸葛亮当然是一目了然于其所包含的意义，但当时也未见得全无感觉。使“本命星君”或其所象征着的什么人来作个调人——这一点是理解的。然后仍要我与所憎厌的侏儒或其所象征的什么人去打交道——这点也是理解的。那末老实说，若没有二月二十日那场谈话或虽有那场谈话却不如是进行，则年青人的要求本来不过如此。犹如我在去年十一月廿七日——十二月五日那第一封血的陈诉《自诉书》上所说的那样：林昭只想在“公安局与它的政治犯之间”寻找一个仲裁者！然而在这种种一切次第陆续地发生下来之后，如前所述，年青人倒也变得骑虎难下了！二月二十日那场谈话就是一个好例，它清楚地表明着处在权力之下的人们有时为着圆成②它——不义权力的某种罪恶意图只能如何地去利用直到滥用别人即使仅仅是犯人对他们个人的一份尊重，更清楚地表明着那不义的权力为着意欲达成它的种种罪恶企图可能如何地嗾使以至迫使那些在它范围内、在它支配下的人们去利用直到滥用别人那怕就是犯人对于他们个人的一份尊重，那末也别再去苦苦地糟蹋人——别再去糟蹋这 + +　　注释：①爽然：爽快地；②圆成：作成，把事情办妥。 + +　　（第86页） + +　　位不幸而竟为林昭所比较服膺的人物了！别再使他在这出够不光彩够失体统骂名千古贻笑万众的丑剧里来扮演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说媒拉纤的角色了吧！纵然是共产党人甚或已经是老共产党人，按其对于“组织”所应担负的义务来说恐怕也是找不出来这么一条的呢！故虽只是对于象征性的区区一杯米汤，林昭所表示出来的态度似乎也就够了明确而不难为人们所理解：各人的基础各人的账，年青人不跟你们打什么统账。这一方面的暗示，有来有去，大致上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倒出在那点儿“来沙尔”气味上。这种烈性毒物所散发的气味本身暗示着什么那是——即便是个蠢极了的蠢人也完全不会误解，况乎还已经加进了食物——米汤之中去。但该死的年青人想起事情来就这么“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地不拐弯，我只想到那意义是针对着我个人的呢。既然柯氏生前与我素昧平生一无往来……这原是不待细说甚至不烦声明的事！假如林昭与在生柯氏曾有那么任何一点点攀搭得上的关系，我也断乎不会找上他去陈诉！更加不会像那么相当明显地表示出对他个人的尊敬与悦服了！唉！我怎么竟就忘记了宋太祖论必灭南唐（？）的那句野心家的名言：“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更何况这里面已经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政治问题而掺杂上了其他更加容易引起人类最大恶德之一——嫉妒的成分！这一点事后诸葛亮的谋虑未周乃构成林昭对于柯氏应分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之又一部！然而在当时，我可真是一点儿——半点儿都不曾起过疑心！特别因为，先例见在：去年十一月十日——十一月十九日那十天绝食以及鼻饲之过程中由于牛吃螃蟹地相持不下，人们也曾使“来沙尔”浸泡过鼻饲皮管以作对于这个桀骜*不驯的囚犯之某种威胁性的警告，而那时柯氏的名字还根本不曾被牵进到这件事情中来哩！……直到那一阶段结束以后年青人才无可奈何地想着试图要在“公安局与它的政治犯之间”寻找一个“仲裁者”而开始以自己的血去染着故上海市长之名字的。这么“来沙尔”气味在略有变化但基本如旧的条件下重来，则年青人当然更只会一如既往地去理解了。也所以三月二十三日夜间才又写下了那张短短的血书的条儿：“林昭今已去死不远，幸免阴损之为愈！……” + +　　三月二十六日，人们送米汤来时手里拿着报纸，然而我只是望了一眼而不曾有任何想要的表示。过了一会，“本命星君”来收格子是干什么，手里又跃跃欲试地捏着份卷成一根筒儿的报纸，然而我还是没问他要！——连手都没伸一伸！直到今年四月初，一日或是二日，问人们总要来了那十几天的报纸以后才看到：三月二十五日的报上（概指解放日报，第一看守所里给犯人看的只有这一种报！——总算是点了招牌上“上海”两字的题！）揭载着江西省长邵式平逝世的消息而治丧委员会主任赫然是——柯庆施！其时我是微觉兀突地注意了一下这条新闻但还是未曾唤起足够 + +　　校记：*骜字原误作驽。 + +　　（第87页） + +　　的注意。这与时间也有关系，假如三月二十六日当天我伸了伸手而要过了那份报纸来，那我倒可能会深思一下人们何以如此迫不及待地而一而再地想要把这份可疑的报纸送给我！也因此连带使我对邵氏之死都不能无疑。病么大约是病的，甚至也许不见得只病了一两天。然而，怎么竟死得如此之凑巧——如此之 “及时”而刚刚正好赶上了作为独夫对于这年青人的某种警告信号呢！？难道阎罗冥王也已经入了中共地下党或者至少判官已经由第一看守所长简派的秘密特务去充当了吗？这才怪了！又得说：先生们的党内情事向来都是如此地恐怖荒谬血腥弥漫尸气蒸腾地漆黑一团，谁知道你们呢！ + +　　这以后的一些日子（指三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以后的一些日子）我以月经来了为理由向医生索借葡萄糖以补充体力，因为存账的钱已经不够买一包的了。此事在林昭来说其实质意义仍不过是守在阵地里的不甘寂寞，但也是恨着第一看守所之恶意虐待！莫说别的，不知多少次我要求让家属送点钱来而他们总只是不加理会不予许可！那么我对着人们也说（写）过了：若有半分素常标榜的所谓“人（狗！）道主义”也者的气味，则看着绝食者处在女性的生活特殊状况之中，莫说借，那葡萄糖给还当要给呢！这么挨到三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又爆发了一场冲突。——林昭因为多时以来憋*着一口恨气，要么不闹，几时一闹动头那满腹冤恨一齐翻起，其势往往凌厉至于锐不可当，至今犹然。那一场冲突的结果我算是把死人面子卖给了“眼镜”，在他答应下次接济让家人给我送几块钱来并说了把那十几天的报纸借来以后这年青人也就马马虎虎地下了场。而当天下午人们又使“本命星君”来唤我同上医院去作病情检查。此举大约也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甚至是相当深刻的象征意义，但这仍是事后诸葛亮的见识。当时我可只考虑到其直接意义但我本能地不愿意去！我愤然以石灰在墙上书写道：“别假仁假义了！……我不去！”嗣后那几天中（四月五日以前）为着企图稍稍缓和一些似乎已经太紧张尖锐太火药味儿的空气，我吃过一格粥，还吃过一次晕菜。但以后回忆起这些来便自己也感到茫然：当时——仅仅是今年三月十九日至四月五日的当时，林昭的态度和缓一些或激烈一些到底又将会对事态造成多少不同呢？恐怕其最终结果完全是一样的！既然年青人之志总不可夺而独夫之心又总不肯死！…… + +　　四月一日或二日给我拿来了三月十九日以后十几天中的报纸。林昭是事无大小一般地说统统都不习惯于“抹稀泥”。我把报纸检点一下，发现缺少了……三月二十一日的半张——乔治乌·德治之死！三月二十二日的全份——具体而微的雏型的“调解”以及“来沙尔”气味的警告！三月二十六日的全份——特地一再想要给我看的载有邵式平之死的隔夜报，等等。又得说，这一连串的警 + +　　校记：*憋字误作蹩（89页等处径改，不出校记）。 + +　　（第88页） + +　　告信号到做了事后诸葛亮固然是瞭若指掌了。可在当时，说着都教人难以相信，这个时而似乎也不无某些小慧的年青人竟然就懵懵懂懂地颜如木豕！或许这也可以作为柯氏“注定了”“该配”要为林昭之事而死的一种解释——一种旁证罢？否则我怎么竟会变得那样呆木，那样迟钝了呢！…… + +　　于是临到了致命的四月五日。上午，接济来了：一刀草纸、一支铅管装的“百雀羚”、一包（？）葡萄糖、还有三块钱。独夫之心思用到针眼里去时就是这样，连钱的数字都有着意思！——不，这句话更准确地怕的应该这样讲，极权政治之阴森森的神秘的荒谬就是这样：连区区一个数字都时而被赋于了某种暧昧的意思，可年青人仓猝之间哪能想得到那么多呢！钱的数字当时于我只引起一种恼恨的不满即是嫌少，特别因为过去要吗不送，送则往往四元五元不等。但于草纸及“百雀羚”之意义倒比较敏感，因为去年十二月五日上演那场所谓的“开庭”之丑剧时已经来过了一次（详见附录《起诉书·跋语》）。然则加点医药范围之内的“糖”与加上几块钱看来也不过是在这意义上的某种陪衬罢了。这里林昭所引起的反感倒可谓是非常激烈的！首先就因为，如前所述，对于极权统治者手里的那个所谓之“法”字儿我是早已反感至于无以复加的了！哦，你倒左右逢源，抓了夹里不放，扯着面子又不丢！要耍弄那个已经被你们这个罪恶的极权统治活生生糟蹋成一堆臭泥污浆的所谓的“法”字，耍弄去好了，与这个年青反抗者什么相干啦！早在——还不到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九日*而大约只是在同年八、九月间的某日，林昭已经对着“眼镜”侃侃直陈过了，所谓“审讯”，所谓“判决”等等也者都是你们权力范围以内的事情，多会要干这些盗用法律名义的肮脏勾当也不消到通书历本上去拣日子！自然更根本用不着来征询作犯人者的意见！这个青年反抗者一向以来的基本的态度是，如我过去对着人们所说的那样：不怕你们把林昭砸成了粉，我的每一粒骨头碴儿都还只是一颗反抗者的种子！而既然林昭是这么完完全全地“不认‘罪’”，当然地也就完完全全“不服‘法’”乃至于要公然嘲弄、驳斥——无情地反击那个脏臭已极下流之至的所谓的“法”字，难道谁还居然能够指望这样一个反抗者会得去同意接受极权统治者的所谓“判决”吗！反言之，极权统治者玩耍下到所谓之“判决”了，难道竟还需要事前来征得反抗者的同意吗？多谢了！这种居然想要征得人们同意的所谓“判决”也者，其根本实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混帐！而其背后更还潜伏着些什么样的混帐呢？！年青幼稚的反抗者既不懂得这只葫芦里的药，甚至都不曾想要去懂！而只是本能地（又是“本能地”！但确实也就是本能地！）连对那只暧昧可疑的葫芦都感到十分厌恶，也所以四月五日一见这几样打灯谜的物品我就来了气！不错的，铝管“百雀羚”比之去冬的蛤蜊油是“高级”着一点，但咬住了一条死理的年青人向来都不曾考虑过在自己之义无反顾的战斗中将会有 + +　　校记：*删除“以后”两字。 + +　　（第89页） + +　　撞上先生们之贵楼梯的第几踏步之荣幸！管得它是最高一级抑是最末一级哩！我只是愤然地想：要圆死尸面子也不是这么个圆法。这应该毫不含糊地叫着阿私护短文过饰非。是故人们使我签收时我便把递进来的蘸水钢笔掷在一旁而使劲一下捅破手指就在那张送物单子上通天彻地大书下了血迹淋漓的“林昭”两字！——签字！我给你签字！ + +　　门外那人接过送物单子默然看了一眼，问我要那枝钢笔，我不理他。此人倒不是侏儒而如先生们平日习用的八股词语之一，所谓“恰恰相反”，是个长人。他于林昭也并不生疏。大约是一九六四年八、九月间的某日夜里，当女监那个老鸨婆子下劲儿折磨着被锁缚在审讯室椅子里的林昭之时，他就闲闲地坐在一旁欣赏着这一切，并对困兽犹斗地在重重锁铐之下坚持着看来似乎毫无实效的反抗的年青人道：“还是服服‘法’，判个几年！……” + +　　……所以我才说，在我的牢狱生活之中几乎已经没有了任何偶然性的存在！日后只要把林昭所经历的全部事情如实地、不带任何文艺加工地写下来，就是一部绝妙的小说！连细节穿插龙套上下全部安排摆布得停停妥妥地！……这么地，这个长人自然也不消等到四月五日来送东西那会儿才得引起林昭对他的憎恶。见我不理他，他就又拿了钥匙开门进来。门一开，大家眼对眼地互相瞪了一会，他眼光一溜，看见那杆钢笔扔在门边地上，便弯下腰检在手里，可又似乎不很甘心于这样无所事事地偃旗息鼓，东张西望一会之后，拈着笔杆“兹—”一下挑破了我过春节贴在门上（朝里一面）的春联儿之中的一张，我被这挑战行动引上火了，跺着脚“呸”地唾了他一口。他气得脸面通红像个红虫，伸手猛地推撞了我一下。戴着反铐身子本来不大容易保持平衡特别在受到外力攻击的时候因为双手都在铁的束缚之中。我踉跄几步撞到墙上差点儿摔倒了下去，但马上又挺起身子要重新向他进攻！——林昭这份难移的该死的本性就是这样，一遇到外来的侵犯镇压之类，首先想着的永远只是反抗而不是其他任何什么，甚至都不是力量对比等等之因素。这时外面大约有谁在作着示意，长人乃也借此下场，关好门走了。…… + +　　——这些事情，所说的这一幕发生在四月五日上午九时左右，两个小时以后来了午餐——照例的米汤，而我喝下没到五分钟立刻就泄泻不已。这种可疑的泄泻在五日以前，大约是三月二十五日以后，间或也已经有过——断断续续地有过那么几次罢。其时彼此憋得僵极了，以后除一口米汤之外连菜都不吃，但既不吃菜了就自然地产生了一个吸收盐分的问题。本来，二月十八日开出那张送物单子上就写着要教家里给送盐来的，人们不让；退而要求让我自己买，也不准行；以盐是人体生存之所必需 + +　　（第90页） + +　　为由据理力争，这么到后来算是说了替我加在米汤里。相当一段时日之中我只是喝着这种加上盐的米汤，此外别无其他！年青人初无心于赋予是事以什么象征性的或影射的意义！——老天爷，真要命！盐就是盐不啦！哪来那么多的意思！——那来那么多的心思！这充其量也仍不过是守在阵地里的常规举动之一种罢了。然而，天知道！先生们马上可以看到！凭着这区区笑谈的一撮盐，吃得忒饱的独夫与吃得不那么饱的年青人竟然也相互地——虽然有素谋与意外的主客之分——作起了一篇文章！假如这篇文章中没有掺着那确凿的一条或再加上疑似的两条人命，就其本身而言倒颇可以作着一份笑料！……所以，可怜哪！上帝明鉴，起初发生这莫名其妙的泄泻现象之时年青人的第一个想法只是微微的自慨：唉，米汤喝久了脾胃到底衰弱了，连盐搁多了些都吸收不了呢！产生这样的想法首先是因为那一次的米汤确较平常为咸，另外则是因为过去监狱生活中间确亦发生过如此的事，多喝了几口盐汤之类竟然引起暂时性的（一次或两次）泄泻现象。先也思而不得其解，后来一分析：对了，淡水在胃脏中停留的时间很短而就由泌尿系统排出体外，一阵喝下了过多的含盐液体之后，胃脏不能以正常速度泌出水份，但盐水到底又不是食物，也不能长久地存留在胃里，这么就只好由肠道直下而发生了暂时的泄泻。……当第一、二次发生泄泻时林昭就是这么自作聪明地找到了解释。一时又以为那盐兴许不大干净——市面上出售的有些粗盐可真是不大干净，煮过了吃没问题，就那么生吃是可能也会引起泄泻，等等。再以后则不免也动了点猜疑，但反正直到四月五日之前这种现象总算还只间断地发生着。而从四月五日中午这一次开始已经是明显得毫无怀疑之余地的了。那天中午的一次和四月九日中午的一次差不多，泻药下得相当重，不过四月九日那次似乎更重一些。…… + +　　人为的泄泻是毫无怀疑之余地的了。然而又得说：可怜哪！这个不自殒灭殃及池鱼的冤孽祸媒还只是一个心眼儿向在小胡同里赶猪！脑筋是动了几下的，但主要因为只是把全部意义都揽在自己头上，这么方面一错，脑筋就统统动得没有着落！——或许是找出了一些次要意义，但直到四月九日暮夜，竟然就硬是忽略过了其最——主要的意义！假如我需要为自己寻找解释或假如我可以满足于那个由不知谁何（或许是，算命先生？）所提供的即认为柯氏“注定了”“该配”要为林昭这件冤孽事情而死的那样一种解释，那么这倒大可以作为又一个旁证！大约像当年梁祝那场命定的（！）悲剧里上界神仙封锁了梁山伯的灵智一样：在柯林这一场命定的（？）悲剧里不知谁们也封锁了林昭的灵智！所以当肯定了泄泻的发生系出人为之后我只是气得肝火直冒而恨得咬牙切齿！我想：恶鬼！兹举除了其或许包有着的威胁意义之外——对于这种威胁意义林昭向来都只淡然地付之一笑！ + +　　（第91页） + +　　假如它仅不过是针对着我个人的话！——倒还是一种挺刁钻促掐①的阴损方法呢！由于不时地需要起来如厕，次数多了加上又戴着反铐，倒也满够累人而且占掉了好一些时间，足以相当地妨碍我写血书的工作进程。另外，像这样剧烈而频繁地泄泻，尽管腹中没有什么可泻的，对于机体来说总还是增加疲累而更为剧拶②，在正常情况下犹恐撑持不住，况乎这个单凭一口米汤延着呼吸之气的负病之躯怎能禁受呢？倒正好还可以兼施压力以迫使我从绝食这条阵线上退却！哦唷天哪，真又像那失志或失节的连环套扣一样称得起绝妙好计，却也颇颇符合年青人在实战交手过程中已经相当熟悉了的独夫那份儿见缝插针针尖削铁的刁巧心计。这不恨得死人吗？转了这么一路心思，在四月五日以后的那几天中年青人只是怀着这样一份强烈而深沉的、又森冷又炽热的愤恨，凛然地打发着一天又一天的日子。该是为了不让饮水来减弱加在米汤中那泻药的效果，同时并使泄泻失水的机体更增加生理上的熬煎，所以常常连开水都不发而装作似乎是忘记了的样子。这种附加的虐待手段从一方面看是更其证实了我那一路心思的推断，乃也就使年青人的愤恨更加强劲更加炽烈！这一份直来直去不及其余的炽烈的愤恨完全占有了我，沉浸在它里面我几乎没有注意到——事后方才惊觉地想起：从四月五日以后，我周围的环境中已经出现了一种气氛紧张而意义暧昧的沉默！……就在这几天里，那位不幸的第三者——不幸的牺牲者正在迢迢数千里外的锦城辗转床箦缠绵垂绝，而害苦了他的这个……不祥的祸水却还未曾丝毫梦想到此而只是顾自荷着镣铐咬紧牙关一滴滴血一个个字地坚持着自己之忘我的斗争……应该认为这是很残酷的，不论对于其中的任一人说来都是如此，但也许独独对于凶手是例外，因为那份残酷出自他之最冷酷残忍最歹赖刻毒的本性！——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你们难道不觉得是这样吗？！假如竟不觉得，那末大约就因为你们与你们的独夫头子在这些方面只有表现之分却无本质之别！ + +　　四月六日 + +　　早饭以后的一次开水又不曾发，左等不来，右等还是不来！……末后回想，也许这是人们相当地掌握了林昭之性格（直来直去的头脑幼稚的年青人之性格本来挺容易掌握，尽管有时于分寸程度上或不免失出失入，好的是万变不离其宗，故总之还只是捏得住谱儿）。之后特意来的一下测验。——测试我的情绪到底已经至于什么程度了？但也可能还含着更阴险的意图，比如找寻藉口以诿过于人。可在这么样满怀愤恨地隐忍了几天之后，年青人已经是要了命地没有耐性！等着等着老不见来，我乃恨恨地抽出一张草纸，仍使那本厂出品独一无二——一息尚存用之不竭的自备红墨水在纸的上半写上大大的“开水”两字，下面则以较小的字加了些发挥。内容记不很清 + +　　注释：①促掐：阴毒；②剧拶：急逼，受急逼。 + +　　（第92页） + +　　楚了，大约有这样的话：挟制吧！虐待吧！使用像这样一些恶劣无聊的挟制虐待手段且看你们能够得到什么？你们所想取得的东西你们永远也得不到……然后又把它挂在门外。巧得很，那张纸又是“老山羊”来发现的。他把纸拿了下来，但没有给我开水。 + +　　四月九日 + +　　中午那一格米汤里泻药是放得比之任何一次要多，为了掩饰药味盐大约也搁多了。喝上一口立时立刻就能觉着那股不正气的味儿怪得冲人！我小心地倾侧着格子从浮面上倒下了半怀——想着上面的总比较淡些呢！然而也不成，像抿什么烈酒似地才抿下两三口去，肚里已经叽叽咕咕地发表了一连串的“官方声明”益以严重警告强烈抗议之类，这么逼得我只好不再喝它而撩在了一旁。却是压不下胸中的忿气，乃又顺手裁下半张草纸而写了一个无款无识只注着年月日期的便条。这张便条——唉！算是柯氏之催命符上最后加画的一个便章吧！内容倒还大体在心，虽然也不能保证字字准确…… + +　　（“这米汤中加了何物？何以咸得发苦？） + +　　“真好米汤！真好味道！比鸠山请李玉和的酒（注：当时外面京剧舞台上的《红灯记》正在流行，乃多少地也留给了牢狱中的反抗者以一些印象。——昭）还够味儿还带劲儿！可惜就是为难一个小小女子不倒！ + +　　“你们就会刁钻促掐歪赖恶使阴险歹毒！——坏事作在骨子里！别的你们还会什么，枉披了人皮，心肝肺肠还不如蛆虫六畜！这等勾当也是人想得出来的？！ + +　　（“立此存照，林昭反正账只有一笔而命更只有一条！”） + +　　完了我把它就贴在中午那米汤的格子上，然而人们不来收。那么我又要作我的事情去了，林昭一般地说总是不大愿意使自己白白虚度时光的。一点半了，两点了，没有人来，也不发开水，那种环绕着我的意义暧昧的沉默似乎已经临到了特别深沉而紧张的阶段上。可我不管这些，我手头的工作《告人类》进行得也够我紧张的呢！好的是中午没喝上几口，故肚子声明抗议了一阵总算还没多少下文。渴么，就还是抿自来水。我在那间小室里的时候是经常注意着使自己的“水库”——脸盆里不要断了净水以免造成被动！这么等到大约三点来钟将近四点之时，有脚步声近来了。打开小窗——哦，居然是给我送开水来的，此人之所以排在此时出场自亦有其原委或说根据，但是且不说吧。尽管在这摆一摆事实的论题之下似乎已经说了很多，实际上还不过只叙述了那些为着陈证而非说不可的东西，有许多次要性的穿插（当然不是我所作的穿插啰！）都权且从略了。否则这封信再写上一倍的时间也完不了！……送开水的这个向与钦犯相处平平，林昭并不见得服他可也并不特别不服。而当时见了他我只是 + +　　（第93页） + +　　发出一口长气，随即起身拿了一只空饭格儿接盛他铅壶中倒下来的开水。这么地，鬼来了。到此为止，在这封写给半死不活似死似活之先生们的信中林昭还只是尽量地避免多提那些似乎是超现实的东西。这原由与其说是仅遵着至圣先师“不语怪力乱神”之训，不如说是为了使我的叙述与分析在某些俗眼中看来觉得更加实在一些。特别因为：即使完全不涉及那些超现实的神秘的范畴，所发生的事情已经就笼罩着相当浓重的神秘气氛而似乎具有某种程度上的超现实意味了。但无论如何，守着自己作为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我总也不能故意回避那些明明白白地发生下了的事实罢，不管这些事实本身具有着怎样强烈的神秘色彩。戴着反铐接饭接水早经习以为常，哪回也没难住过这个客串的杂技演员，而且那天的水也不烫。可是当我接了浅浅一格正想蹲下身去放在地板上时，就像有谁拍了一下我的手臂似地，手一抖，格子里的水便翻了一半多！而且几乎全部翻在那张血写的字条上！我不由得怔了一怔。幸而**铅壶里还馀着水，这么重新接满，放下—— + +　　“中午吃了吗？格子拿出来。” + +　　我拿起格子向他显示一下：格子里还有不少留着——也有那么一部分是方才泼进去的水。 + +　　“怎么？没吃呀？” + +　　我拿起石灰在正对着门的一方罩墙上写——我经常利用那块地方跟他们写——“里面放了什么东西？” + +　　“没有的，你自己瞎想。” + +　　他也不再索取格子，匆忙地关上小窗走掉了。不多一会，又给我送了晚餐来。我低头闻一闻并用舌尖细试一下，嘿，跟中午的可也差不了多少！也许，稍好那么一点儿——仅仅是一点儿。我又倒下面上的一部分，羼上开水喝下了哄哄肚子，底里的则由它留着。再一看：两只格子里都剩了点，怪麻烦似的？便把它们倒在一起。又看看那张被水刷掉了大半的字条，心里有点兀突①也有点踟躇：怎么回事？……后来我才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正发生在父亲灵位，发生在我以自己鲜血所绘设的父亲灵位的旁边。无疑地，有鉴于独夫的辣手凶心父亲是对那位不幸的第三者动了些怜悯。我后来也想过：假如那天这张辞气激切的字条儿不出门，柯氏是否还能多活几天比如活到下一个星期五呢？或者也有可能罢！但我，如前所述，在默忆而细析了全部事态之后总是根本怀疑他竟然能够活得下去，更何况事情已经临到这等地步上了呢！……父亲的感应时常只是默默地，但也不是没有出声的时候。那天，后来，当我默忖了移时终于拿起“笔”来动手原样地重录下那张字条时，就分明宛然听得父亲的一声长叹！虽然我直要到第二天才懂得他这一声长叹！当时我只是想：既然写都写了，就还是写出去得了。何况送开水来时那人也已经瞥见了，虽说未必看得清字句，可至少 + +　　校记：*人字补；**删除一个“而”字。 注释：①兀突：突然，意外（同“突兀”）。 + +　　（第94页） + +　　总已经知道了这么一回事吧！那么…… + +　　第一看守所平日大致是四点半左右给犯人开晚餐，准此计算，那张字条——重新写了起来的那一张大约在四月九日下午五时左右出了年青人之小室的门，而根据先生们之那个自称为中共中央的玩意所发的“沉痛”（！）的讣告：先生们贵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与华东局第一书记，这个该死的青年反抗者两次向他血书陈诉的前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氏于四月九日下午六时三十分（该不会是二十九分半罢？）因患重病，治疗无效而逝世！ + +　　四月九日！ + +　　差不多从天色临暮时起（可能也就在六时前后）我渐渐感到说不出地烦躁！我但情紊意乱神思不宁，甚且百脉愤张心血汹涌。人似乎一个劲地只是想哭只是想哭，有两回几乎都已经忍不住了眼泪。可是到底又为了什么呢？自己也说不上来。因为正写到《告人类》中一段说理性比较强的文字，很需要保持冷静、清醒而平稳的思考状态以便使推论确遵着逻辑程序进行，所以硬是把胸中那满怀莫名的烦乱之情压了又压。血书不同于任何其他书写，性子急不来而且越急越不来。这么直到——估计可能已在暮夜十时左右，总算把那一长段写到了一个停顿之处。我疲倦地放下手里那当作“笔”的小竹片儿，而就在这一刹*那，忽然之间，那种使人百脉愤张的奇异的烦乱一下竟化成了一个相当强烈的刺戟①！就像一道电光闪过酝酿着大雷雨的沉闷的天空，一种说不清楚的异样的感应也闪过了年青人只是笼罩着一团决死之孤愤的沉郁的心田！没有思考，没有判断；没有分析，没有综合。总之，没有任何一点理性的推论过程，可是桎梏之下的青年反抗者“哇”地一下失声大哭起来！…… + +　　以上这一段所说全属个人的内心世界，他人自然无法证明。甚至有的先生看了也许要以为是年青人在若有其事地胡编一气亦不可知。先生，信不信由你，林昭有多少幻想才能也无需乎找到这个痛心的题目上来发挥施展！别的不说，四月九日夜中痛哭这一实地发生下的客观事实总是不能由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第一看守所里假如没有（不会没有）记录，则可资证明者恐怕也绝不止一二人！我那时跟个孩子样地呜呜哭着，声音很大，满含着已经不克自制的惶急与悲痛。那天值夜班的恰是“本命星君”，上班后他已经来巡视过两三次了。我一边哭着一边把眼睛凑着窥望的小孔，过了一阵，终于看见他带着一种难以描述的表情，或者，可以说成是客观的平静罢，悄然出现在小室外间门前的走廊上。我急忙敲门向他示意，他乃走进来打开小窗。我想也没顾得上想，立刻抓起一块石灰把最先出现在混沌而又紧张的思绪中的一句话飞快地写了下来： + +　　“盐的问题请你解决一下！” + +　　校记：*刹字原作瞬。 注释：①刺戟：刺激（重出不复注）。 + +　　（第95页） + +　　足足有两三分钟，他站在门外的黑暗里一点声息都没有。最后才静静地问道：“什么盐的问题？” + +　　我凌乱地写着：米汤里加的不知是什么东西，一吃下就泻。——（由于自己这该死的好强性子，到九日下午为止我一次都还不曾提起过——不曾点破过泻药的事。甚至都没有找过一次医生。我本只是想，既然加着泻药或是泻盐，这里面就已经跑不了与医生相干。那末林昭不需要凶徒们的伪善！可是……唉！……）“前两天我还怀疑，但今天不怀疑了！”那一方罩墙写满了，我拾起抹布胡乱擦几下，腾出一块空地方又写：“请你们人道一下，我还是要求自己买盐！我不能不吃盐，但不能吃泻盐！”字迹写得历乱①狂草，好得“本命星君”眼力很好！……不仅眼力好，记性也不坏。而在这所说的当时他只是默然站在门外的黑暗之中看着，看着，大约一面也在忖度该怎样回答。最后他说： + +　　“肚子泻怕什么？有医生呢！明天跟医生一说不就行了！” + +　　我又把“请你们人道一下……”那几句话打上了杠子，他乃言道：“知道了，你睡觉罢。” + +　　经过这么一阵子，这时也许已经临近了午夜；可是，天哪，我怎么睡得着呢？！像每一次当受到了莫大的精神刺激时那样：自己只觉得又疲倦又紧张。需要说明的是：到那时为止，林昭还是感性的感应更多于理性的推断！我完全不是考虑到的而仅仅只是感受到的：一种可能！……一种危险！……一种令人摧心裂腑的剧痛！在跟“本命星君”打过交道以后，原先所感那强烈的刺戟又化成了胸中一团无限沉郁的苍凉！我想睡，想睡，但，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竟没有力气睡！——直没办法摆布得动自己！我只是怔怔地坐着。坐倦了，稍稍迷糊过去一会，但总是心惊神惊地不时地震醒。这么总算挨到了天亮，人们给送当作早餐的米汤来了。为了叫我拿格子倒，说起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而我忽然又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从九日夜中那一哭起直到十日早晨再哭那段时间里，这个平日颇有三分傲性的年青人感情似乎特别脆弱，泪水一直只是在眼眶里打转。然而在当时我仍旧说不上这是为什么。仿佛是：一种奇异而微妙的感应！…… + +　　米汤拿进来，正如往日一样循例在父亲位前作心到神知的荐供，远远地听见空际扬起了新闻广播的声音，隔着几重墙，那些由电波播散在空中的声音可也不能够字字听清晰而只好听个隐约大概，而且第一遍广播时已经放过了开头因此更没听准。但是，怎么回事呀？在一种突兀的*不祥的预感之中我停止了一切动作，要等待第二次广播而捉住这条没听准的新闻。第二次广播接着就来了，我屏息凝神侧耳细细听着，先约略听见那一串颇长的职衔……够了，已经够了，听准一两个就够了，做过三天新闻工作的人谁也不会弄错：这类格式永远只出现在一种情况之下。隔夜以来的烦乱、焦躁、刺戟、震动不安以及那种苍凉抑郁而沉痛莫名的心情，中夜那猝发的 + +　　校记：*“突兀的”原作“兀突地”。 注释：①历乱：混乱，杂乱。 + +　　（第96页） + +　　仓惶的恸哭，眼眶中盈满欲滴至晨不干的泪水！……一切直到那时之前尚还不知其所以然更莫明其所自来的微妙的感应忽然都变得可以明白了！像一个震雷从头上劈下，像一柄利刀猛击着心窝，我一下就哭得气都转不过来而几乎晕倒，从一九六二年在第二看守所测知父亲辞世以来，这个年青人还没有像这样地哭过！——在她短短二三十年的生命史上还从不曾经受到过这样巨大而更深重的精神创伤呢！上帝啊！为什么死的偏偏不是我啊！在血泪交下奋不欲生的悲恸之中我连撕带咬地弄破了手指，而水泥罩墙上便出现了这么几行血迹淋漓笔划凌乱的文字——当作一种指控，一种陈证或一种宣告。那些目击过原迹者可能是更容易理解而且理解得更深，因为就从那留在壁上的字迹本身已经明显地可以看出：年青人写下它们时是怀着如何地哀愤惨厉的心情！…… + +　　谁死了，谁？谁死了？！ + +　　苍天哪，我造下的孽吗？ + +　　我害死人了，以命还命！我也要死的！ + +　　林昭志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 + +　　在痛哭中我但觉万物都非而天地变色！天哪，我是什么人？！我在什么地方？！我碰到的这是一回什么事情？我眼前晃动着一片血！血！血！才流下来的惨红的血！这是我的血吗？！或者，是我造成的吗？！这是什么意思？！要达到什么目的？！又起着什么作用？！从这片血里我一下看清了最最狰狞可怖的罗刹鬼脸之上的每一根毛发！看清了迄今为止总是被小心掩盖起来乃至竭力美化着的极权政治那黝黑黝黑的骨髓！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思想”之最为“深刻”的核心，却也是其最为真实的本质！天哪！林昭，林昭，你多么幸运哪！不是谁都有机会如此清晰得毫不含糊地看穿了——认识到魔鬼的骨髓之颜色的！只可惜你付出的代价太重大、太悲惨了。天哪！天哪！我的脚下是大地吗？！我的头上是苍天吗？！血泪浸润的大地上还有没有一棵青色的小草？！黑氛弥漫的天空里还有没有一线公义的阳光？！天哪天哪！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大错既铸，百身莫赎！死者已矣！生者何堪？！天哪！天哪！这滔天的冤恨我怎么得伸雪？！不了的怨仇又何时能报还啊？！血，血，血！我平生没有在自己手上染过一滴别人的血，但现在我已经被溅上一身洗不清的血了，那位不幸的死者的冤血溅遍了我一身，我欠下他的血了！他死了，他生生被我这个不知轻重的祸根孽障害死了！可我到底是怎么害死了他的啦？这，这，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情啦！？天哪，我的脑子麻木了！我的精神滞钝了！我没有力气……我再不能够思想了！…… + +　　在剧烈的痛楚之中我麻木了，神思恍惚地停止了哭泣；但既然还不得不努力在思索以至思考， + +　　（第97页） + +　　则麻木状态自然也不可能长久保持着。比过一会，从麻木里又渐渐感受到那种绞扭得心腑痉挛*抽搐的剧痛，痛得我热泪滚滚而泣不成声。半上午过去了，想着应该且必需有一个不容误解的最最决绝的表示，那么我必须有所动作。但这猝被重创的年青人还痛得一点力气都没有，终于，在悲声饮泪唱了几首基督教徒们管事礼拜中所用的圣诗以后，精神稍稍振作了些。我找出自己一块半白半绿的麻纱印花手帕——那图案清新不落俗套，我还挺喜欢它的呢！它在我身旁也伴随我一起度过了许多艰苦的日子，但这时我已经什么也顾不得了，那怕是比这更贵重，更逗爱得多的物品呢！鲜血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岂不是世间任何物品都难于比拟的吗？我咬紧牙齿使披**着镣铐的双手用尽力气一点一点地循着那绿白两色之间的一条斜线把它撕做两半；并在白色的那一角上用血题了八个字：“死者复生，此帕得合！”下面是“林昭誓于（或志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完了，找着二月——二十日或二十一日的报纸之一角，即独夫接见尼雷尔的那帧相片，扯下来胡乱叠成个信封式样并就在当作封面的那帧相片上再以血题了两句：“无法投递，退还原处！”而赶到中午时给了送米汤来的人。那天本来什么都不想吃，但似乎有一种微妙的感应，柔和而感伤使我不忍拒绝，所以我吃了。这一天的米汤是没有盐的。而从这天以后，彼此又在盐的问题上斗起心境来借题发挥而僵持不下！——我呕气不要他们再加，而他们又不肯让我买，这么我淡食了整整一个星期！或者也就算对于死者的一点哀悼与对于独夫的一点抗议！……一点，一点，仅仅是那么一点而已！…… + +　　惨笑而伸大姆指那一舞台动作先大约是冲着“老山羊”作的，“老山羊”无言可发，望望然而去之。到晚则又叫着“本命星君”来了一回。——见了这架步行式直达电话机，这个悲旦应工的窦娥之舞台语言包括动作表情等等一切当然都会丰富的多。而他则当然也预算得到林昭会有文章跟他做！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他背后的人预算着使他来与林昭做文章！故虽是各凭口谈心到神知的幕表戏，他的台词也已经先预备好来了，这是很明显的。故当我那么地竖起大姆指叫着他大点其头而笑不成声之际，他就来了那毛气十足的一句： + +　　（“问你呢！”） + +　　问我？问我什么？凭什么问我？我抓起石灰飞快地又在罩墙上写了几行，内容记不清了，因为当时十分激动，自然也不会有什么好话。而最后一句大概是：现在不是杨八姐①的时代了！…… + +　　（“吓！”） + +　　那句不无丫头腔但一句见血的台词大约不在独夫算中，故“本命星命”那里似乎也未曾准备好合式配观的下联，他只好随机应变地的发出这么单音节的一声。然后，这为反抗者的女囚与贵第一看守所的特 + +　　（校记：*挛字误加病壳；**披原作被pī，以下径改。 注释：①指杨家将故事中宋皇爱上杨八姐事。） + +　　（第98页） + +　　务走卒门里门外又那么眼对着眼互相瞪了一会。这么他背好的台词儿连同独门心授的腔调味道齐都出来了，以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专横而冷酷的——典型的暴君口气！他说道：——传达道： + +　　“这是很自然的！” + +　　假如我是山，我就要立刻倒下来把万恶的凶手埋葬——把他们的骨头都砸成粉浆！假如我是海，我就要立刻咆哮着发出控诉的巨响而掀起拍天的波浪！假如我是火，我就要轰然如爆炸般地延烧开来，使他们淹没在烈焰的汪洋！假如我是铁，我就要把自己化为一柄人世间最最森冷、最最锋利的刀剑而向那杀不可恕的恶徒送去他分所应得的当作惩罚的死亡！但我只是一个披着镣铐且在绝食之中的负病而衰弱的囚人，那么我所能做的也只是用我的眼睛、用我的眼光逼视着那个站在我面前传来这句话的家伙，也许我这些心情已经全部从我的眼睛里流露出来了吧？也许我的眼光比山更峭峻，比海更深沉，比火更炽烈而比铁更森冷吧！我看不见自己的眼睛，但无论如何它们是不会好看的。由于那一句话的刺激使它们张得非常大，文言地形容起来可能是：目睛怒睁而目眦欲裂！那一句话，那短短的六个字使我一览无余地看穿了魔宫的密幕更洞察了魔君的心腑！大约我彼时的眼光是挺炯厉可怖，“本命星君”在它的逼视之下居然再也控制不住他的表情而变了面色。他只好不自然地发出一声短促的冷笑并提手关上了门上那扇木头的小窗。我则像失去了知觉与感觉般地凝然一动不动地呆在那里半天，之后才抬起手来就用原先捏在手里那一块石灰又在罩墙上写了两行：“好狠心！好辣手！自己还想不想活命？”走掉了不妨事，让它和这一天里所写下的其它的血字一起留在那里好了！它们会得像麦克白斯所见的血字一样在一定的时刻里向凶手显现的！凶手，凶手，凶手，杀人犯！凶手，可耻的凶手！ + +　　（也许就从那一刻起，一种异样的光芒永远留在了我眼睛里！当我被移解到了此地以后，尽管环境已经有所不同因而心情在某些时候也不完全像那样紧张、惨厉而悲愤，但人们还只是不止一次地说我：“你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挺奇怪的，有时看起来很怕人！”） + +　　怕人吗？也许是罢！既然我的眼睛看见过比地狱还更悲惨、更阴森、更血腥淋漓地可怕的地狱！既然我的眼睛看见了最阴险恶毒，最荒谬可耻的罪恶的谋杀！——看见了最冤恨深重最凄怆沉痛的不幸的死亡！ + +　　我经历了一切地狱之中的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狱！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地惨痛的死亡！ + +　　而这一切竟然都“是很自然的！”——“这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天哪！这竟是“很自然的！”……皓皓高邈地覆我的苍天！冥冥沉漠地载我的后土！英华焕烈的照我的日月！明智宏德的胤我的始祖！天哪天哪！上帝的真理，世间的公义，众民的道德，人类的良知啊！“这是很自然的？”……很自 + +　　（第99页） + +　　然的！……这竟是很自然的！…… + +　　（……） + +　　（我累极了！……我的心像直在腔子里直往下沉落，脑子则几乎苍凉得像一片不毛的沙漠，我的牙根咬得发了痛，不过我的眼眶是枯干的。我多么累啊！可是我还得要往下写啊！……） + +　　性质是恶劣的！——写东西或看东西喜欢论“点”儿的先生们请注意者：这是本信第四部份分析林昭对于柯氏之死所应负的责任之第五“大点”中的第二“小点”！只因为那第一小点即论着情节严重之部分需要摆点事实叙明过程，而且这些事实过程之叙述又只能是如前所言之分析性的，这么就不得不让它的体积膨胀着点。好在说清楚了情节之严重，也就看出来了其性质之恶劣，或可要长而*繁一些。 + +　　性质之恶劣还是那一句话：全部问题几乎统统只出在独夫那点子该死而又该死的邪心上头！假如独夫不起那点邪心，又不在对待林昭之态度上累犯那么些严重错误，而凡百只守着政治领域之根本原则或者说守着咱们江湖道风高放火月黑杀人的常规就事论事——“按规定办事”！则柯氏可谓全无含冤以死的任何可能。这不也叫是明摆着的事情？首先，万事包括思想意识都是既存于中必形于外，古语所谓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年青人所特别不服以至最不服者也是独夫假公济私地（或者该谓之假私济“公”？亦姑存疑。）运用行政力量欲遂非礼之求。倘若没有这一点，则非到虐待政治犯纵然别出新样总算咱们这个糟糕的世界上下贱的行当里有那么一门。反过来说，擂台本是好汉打的，壮士上阵不死带伤。既有插标卖首的胆气，就也该有赴汤蹈火的骨头！特别是碰上了姓“共”的先生们更毋论矣！为反抗者之囚人只会想着你们统治者皆是一部楼梯，未见得会想到要试向其群体中的任谁去讨过公道！第二，即使反抗者作为合法斗争之策略的一种把来用上了，独夫若无邪念又不动个人意气（这两者也密不可分而颇有联系），则大不了给个相应不理高高挂起，该打仍打，该关仍关，该铐仍铐乃至该宰仍宰。至多作犯人的自己认着晦气，那一无相干的第三者总绝对碰不上这等莫名其妙得骇人听闻的荒谬事体！第三，即据以上所述林昭所碰上的这等具体情况而论，独夫如肯早点收心，完全无有犯杀人罪之必要！你若单是为的要遮死人面子，你“宣判”好了，谁拦得住你呢！林昭在第一看守所时就早已说过甚至也许都写过了：不怕老爷们使脚指头拎着破布条在草纸上甩个红墨水道道而宣付作犯人者说：这就是你的死刑判决。作犯人的也决计无有二话可说！不是么？既然这寻死的黄毛丫头“不识抬举”而开罪了“全国就这么一个”的贵第一看守所所长兼贵中央委员会主席，则任去陈诉于谁，“那个救得了你呀！”作①算年青人在血的陈诉之中夹杂了几句有那么点儿玩世不恭之气的戏言（那在写给先生们——贵偏辑部的第一封信上还更 + +　　校记：*而字误作不字。 注释：①作：算是。 + +　　（（100页）） + +　　多呢？莫非……得了，我也“求雅”，不往下说了！）岂不也应该先分分清楚真假而考虑考虑情由！在年青人说来目的除了弄僵独夫，那是可质天日地没有这份心思！——咦，假如有心嫁人，那么就嫁了独夫亦得，反正总是作外室吗！或者，即算与独夫在赌着口气宁嫁别人而总不嫁姓毛的，一切人们包括那刚愎护短的独夫本人岂不也得想想：处在独夫的地位上要实现他之想入非非的心思，不说甚易，好歹总具备着一切便利条件。而林昭假如——仅仅是假如！——竟也有了那么一份想入非非的心思，则不论对于除了独夫而外的谁个，处在我的地位上总是极难甚至几乎可谓是异想天开的！那么当时即算政治问题谈不下去，莫杀柯氏而径自“宣判”，一样圆得上死尸面子，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圆起来。先息邪心，再换环境，且看看那丫头是个什么动静。假如黄毛丫头已经适可而止，则红毛老妖也就可以丢手了。万一到那地步上这不知死活的丫头还真地只念叨着她的市长甚而至于硬是害单相思的样子，那倒就算林昭故意要扎他姓毛的独夫之台型①。到那时候再杀柯氏，虽然也总是错的因为严格说来年青人即使真地学会了想入非非都只是独夫之所引起，但总算十分无理之中兴许还占得上一分半分的有理。至少某些持大男子主义者可能寄予同情嘉许。可像现在这样地杀掉柯氏，其全部意义除了民间最最难听的一句俗语口谈所谓争风吃醋而外，简直没有任何其它的内容！甚至连要论到争风吃醋都只令人啼笑皆非！一来因为柯氏在生之时林昭从不曾嫁过他！二来又因为在所说的情况下任教年青人一百个心眼只是要嫁他，毕竟我也不那么容易嫁得上他。那么这口寡醋吃得是胡为乎来哉？不谓之性质恶劣而又当谓之何？恶劣！极其恶劣！不可比拟地恶劣！恶劣透顶！ + +　　人们——先生们不知要不要试为你们的独夫辩护道：这正是从政治利益着眼，牺牲个体保全整体。云云。恐怕要的，即使不大好意思公然来对这该死的青年反抗者宣说，自□道里关上了窗子总不免还想拖片把政治破布出来为独夫盖盖死尸脸子。那末对不起辩护人，呸！呸呸！之所以活该挨呸，就因为这是当得掌嘴的胡说八道！客观上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谁若会去给独夫盖上聊以遮羞的政治破布，可知道这当过三天地下党员的年青人也会得揭的么？第一，林昭不是金口，不可能说我喊了那个万岁那个就万岁不误！更何况林昭的秉性堪谓只是十分厌恶人间的“万岁”！第二，就算林昭是张金口，为了跟姓“共”的先生们呕气我倒是喊过蒋介石万岁，并也曾喊过肯尼迪和铁托的万岁，可巧就是不曾喊过乃至想也不曾想过要喊柯庆施万岁！第三，政治问题当时之所以万难谈得下去，其最根本的原因，只在于你们的独夫熄不掉个人意气又收不起非礼邪心而一味要作狗熊式的不甘被动，致使惊弓之鸟伤曲木的年青人弄得据有了一种和先生们差不大多的疑虑重重而百不敢信的精神状态。此外别无其它。陈诉于柯氏我是对他有一些个人的服膺，但并未说过除他以外目无余子。若说 + +　　注释：①扎台型，原意是弄在台上亮相示众，此为出洋相之意。 + +　　（101页） + +　　这句话与《自诉二书》中那些份量着实的语句不无矛盾，那也很易明了。因为，如所周知：《自诉二书》之锋芒首先只是针对着独夫的！直到那时或到更稍后的他时为止，在年青人与独夫这场牛吃螃蟹相持不下之局里还不曾出现过我所知道或那怕就是我可以测知、可以感知的其它任何一位大人先生呢！拿着接济的那三块钱打灯谜那是除了识家，敢说凡胎肉体一概不会猜得出来的！所以我才说：待“宣判”以后看看动静再去犯杀人罪也还不迟！第四，今日之下说句呕不过的气话：莫道林昭陈诉于谁未必就是在想嫁谁，即算小丫头有那口孩子气，作为堂堂六尺的男子汉大丈夫岂值得与之一般见识？万金难买愿字，无缘何可强求？那么洒脱些付之一笑撇开了，不也满够风度？甚至假如真是有那么一点政治胸襟的话：很好很好，就怕你不爱嫁；既愿嫁矣，嫁谁都一样，总归也跑不出“共”家门里！咳，能得这样，年青人倒又服了呢！也所以柯氏死后我要在《疯话》的片段中寄讽独夫道：这辈子的做法怎么与那辈子里不一样了？那辈子你是把我“赏”了部下而生生逼出两条人命来的呢！……（在神谶默悟中林昭恍惚自己是费贞娥而独夫是李自成呢！也怪，去年九月间独夫正刚在打发他的直属代表上场之时年青人在写给案件承办人的没头信上不禁不由地冲口就是一句“咱俩前世一劫，今生狭路，冤家遇上对头！”等等。不过这些虚无缥缈之论*且再暂时收过一旁去罢……）然则一切欲为独夫之恶劣罪行试拿政治破布以遮脸的先生们又请听者①！盖不住，盖不住！越盖越露出！不提这政治两字还则罢了，若要提到政治两字，那末先生们，直到他不幸遇害为止，柯氏首先还只是你们贵党而不是任何其它地方的一位已负盛名颇孚众望的政治人物呢！他的惨死首先还只是你们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其它任何政治集团的重大损失呢！文明富庶的东南沿海不仅为中国历朝之重镇（明清两朝江南钱粮几当天下之半），更为今日形势所必争！莫说华东，上海这一个国际性的都市就不是好治的！要治当然谁来都可，看怎么治法！治到柯氏那样颇得民心之程度那可又是挺不容易呢！正因为对这一点相当地有了体会，《自诉二书》上之某些语句才会下得如此之切实的！年青人要忿斥独夫的自掘丘坟自坏长城者也由此！看来先生们的贵党之中也再派不出一个如柯氏之在这东南一带卓有声望压得住台的人物来了，那怕就弄个庸中佼佼者来坐镇一方从头作起，其奈人心浮动之难于收拾何！以上这几句或亦算得上反抗者之“超阶级”的私房话。当然，若不是为着痛惜柯氏冤死，作犯人的本来也不会说到这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正好幸灾乐祸，干我什么事啦？可不管说与不说，客观形势就是这么样摆着的了，这就是政治！而且首先是先生们之贵党的政治！这样一位相当卓越的政治人物（这可也不是反抗者的而首先还只是先生们之党内头目的评语，诸如“长才”、“良才”、“功在东南”、“丰功伟绩遍东南”云云，不一而足。反抗者不过就一己之所知所见归纳而肯定了这些评 + +　　校记：*论字原作概。 注释：①者，助词，用在动词后表示命令语气。 + +　　（102页） + +　　语而已）。竟就小题大做地为了跟个区区不足道的黄毛丫头呕着口没来由的个人意气而下毒手谋杀掉了。你们的独夫还有没有百分之零点零五的政治原则？先生们的整体利益又还在什么地方？下了这么一着绝情的辣手，固然足以给林昭的心灵上留下一个永恒的创伤，然而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先生们的堂堂中国共产党，其所蒙受的损失是不是要比林昭个人的创伤更加巨大深刻得不可以道里计呢！这一点我想是完全是可以肯定的。不但今日如此，日后更是如此。因为纸里包不住火，做下的事情迟早总必有一日彰现于世，到那时候人们之舆情大哗群心激愤的程度恐怕都不难想见。而这也是政治，并且首先也仍旧是先生们之贵党的政治。先生们，任何试图以政治破布来为独夫遮脸的先生们，你们的政治破布又将如何盖得住这样许多实实在在不容误解的政治呢？在如此之惨厉的溅满了柯氏冤血的政治现实之前，你们手中就再多捞两块政治布片，又能够去盖在什么地方呢？是所以即使从严格的（但要是公正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阶级立场”——楼梯踏步出发，第五大点所指控的主文即认为杀害柯氏此事是一件越出了一切天理、国法、人情、世道，更不必说政治原则之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可耻罪行，这句话同样得以成立而且得以确立。 + +　　在谨如上述之摆过了事实也讲过了道理的基础上，这个年青人在那所谓之上海第一看守所里的种种遭遇特别是连累柯氏惨遭暗杀其责任究属谁归，也就十分明白了。事实是没有“阶级性”的，只要林昭摆出来的这些事实不可抹煞，任何带“阶级性”的“道理”都是不顶事儿的。先生们，火是永远无法用纸包起来的，这么地，作为一个证人林昭在向贵中央党报编辑部认真地陈述了证词之后我正式控告你们的第一看守所所长兼中央委员会主席独夫毛泽东，由于对青年反抗者林昭的非礼之求的邪念和个人意气用事，在刚愎护短和恶意嫉妒的驱使下谋杀了前上海市市长柯庆施氏，并前后附带造成邵式平与刘亚楼之死的两件疑案。刘氏之死在前面没来得及讲到因为怕岔开了主线，而且时间也较后了。但作为证人林昭是有理由对这件事情寄与怀疑的。这种怀疑并不是现在刚刚表示出来，在第一看守所见报以后，沉思了数日，我在刘氏之死那段新闻上打下过一个血的疑问号。而且，正如柯氏讣告中那句亲密战友的欲盖弥彰一样，刘氏后事的报导中所谓表示关怀并嘱安心静养云云，从另一方面看亦颇露着蛛丝马迹。凶手们所行往往如此，自以为够了聪明而只愈显其愚笨。遗憾的是我来不及在这里书陈对于刘之死的怀疑以及根据了，那说起来可又是满长特别又是看来似乎更加荒谬的呢！反正这紧挨着的三件丧事（今年三月到五月，正好一月一件）间大约总不无某种可以知察的内在联系。日后，当人们弄清楚其中一件的时候，还有两件的真相想必也就能够比较清楚了。否则又该怎么说呢？先生们，若以这种速率死下去，你们的那些贵 + +　　（103页） + +　　中央委员们可是确确实实在很短时期以内就将死得更无噍类矣！ + +　　先生们，令人肃然起敬的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控告！——事实！——冤状！血的冤状已经被这个由于负疚伯仁永痛莫赎而中怀惨怛悲愤欲狂的青年反抗者不很客气地摊到你们鼻尖底下来了——像这样一封信按其内容以及性质而论完全应该使用血书！林昭叫是实在时间不敷而精力不够（血书速度较慢而且累人，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特别因为：即使此信不以血书我也几乎每天都还在以血书写别的东西）；另外，按照原来的打算本需把此信誊录完全相同的一式两份，那么使用血书就工程更大而且时间更费了！所以最后想了如现在这样的个办法：以墨水誊录而在每页之上加盖*着若干血的私章。反正，不管使着什么形式，这封信是一份血的冤状！饮恨茹痛的青年反抗者的血和含冤遭害的前上海市长的血在某种意义上流在一起！可是你们又得怎么说呢？先生们，你们是不是要像《基度山恩仇记》之那“大审”一章里那个手足无措的检察官似地喊道：“但是，证据，证据呢？要知道像这样可怕的指控是必须具有最确凿的证据的！” + +　　假如你们这样叫喊，那末这个以着肠回九转如焚如炽的冤痛之情毅然奋身以证人自任的年青人不免也要像（尽管我不是）那个贝尼第妥一样地哈哈大笑了！要证据吗？有，有，有的是！这份血的冤状首先就是证据，假如你们或其它的任何人们经过核对能够证实而且确认此中所列举的一切无大无小皆属事实，或至少举不出任何反证，那么这份冤状本身就尽足以构成为一种颠扑不破的证据。此外，请先生们去把这个青年反抗者在第一看守所门墙以内所写下的诸般东西，包括给柯氏的两封陈诉以及给贵编辑部的两封来信等统统按时间先后摆在桌子上排列起来罢！那些也是证据，鲜血淋漓的证据！任何一个只要稍有生活经验更不必说社会经验和政治经验的人，只要一看它们立刻就会对事情的全貌包括其内在的发展脉胳了如指掌！至于其它问题诸如独夫怎么生心，怎么起意，怎么设谋，怎么下手等等，那些难道也可以责成林昭来作具体交待的吗？我又不是独夫本人，何况像这样一些具体细节，假如“伟大、正确、英明”的所谓中国共产党也者还存在得有那怕就是百分之五的比较严肃的书记，而不是完完全全如林昭所推论那样地中央委员会开起会来先要行三跪九叩首之仪式，以至一切保有着中共党籍的先生们女士们都只好到公共厕所里去拾起草纸来糊作脸壳聊当遮羞于国人之前**，则既然面对着这么一份骇人听闻的血的冤状，本来是需要由先生们会同有关方面去彻查独夫之犯罪情况的啊！林昭为着不惜一死以谢柯氏已经作了我力之所能的一份包括向先生们提供这些证词并列举那些证据，怎么还能够向我来要证据呢？先生们，夙行谨饬民命为怀的柯氏从不曾丝毫有负于贵中国共产党！——连你们自己头儿的悼诗里都明明确认他，“反帝反修从未放松”哪！他的不幸遭害冤死完完全全是你们，是贵中 + +　　校记：*盖字宜作画字；**删除“的”字。 + +　　（104页） + +　　国共产党负了他的啊！你们负他，你们负他！负尽了他四十年铁雨刀光的赤忱忠义！负尽了他排万难曲惠民生的苦心肝胆！负尽了他负重任求善始终的明见卓识！难道作为一名老共产党人他的血就该是这样含冤无告地流去的吗？难道作为中国共产党之一位较孚人望的政治人物，他的命就该是这样不明不白地送掉的吗？难道作为红色中国的上海市长与华东局第一书记他就应该在这么一桩令人啼笑皆非的“三角事件”中成为被独夫无原则地拿来耍弄个人威风的荒谬绝伦的牺牲品吗？凭什么？凭哪一条？凭哪一条天理？哪一条国法？哪一条人情？更又凭贵中国共产党的哪一条党纪呢？我倒不禁想请教一下先生们：假如是其它的——就算是一般的人好了，暗杀了你们的上海市长、华东局第一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委员，你们要不要彻查事实而严惩凶手呢？你们要不要为死者报仇雪恨呢？那个可恨的凶手以至或有的帮凶除了担负刑事责任还是不是必然地会被冠上以政治反革命的头衔呢？啊呀，那还了得！恐怕人头落起来都不止一个两个罢！先生们，堂堂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报编辑部里的先生们，你们将如何来自圆其说呢？！你们总也得——总也该对这个冒死陈词沥血鸣冤的年青人给一个交代才是！ + +　　给这个交代不是为了柯氏！——他，纵然英魂烈烈毅魄不灭，此世的肉体的生命总已经是不可挽回地被了戕害，你们任怎么补救也再不能使他含冤的魂魄得到什么安慰。这同样地，给这个交代也不是为了林昭，因为只要长往的死者不可复体，林昭的心灵上就永永远远留着一个流血的创伤！说该给个交代还只是为你们自己！先生们，血是抹不掉的！冤是一定要伸的！你们纵容独夫胡作非为到如此程度难道还不够吗？假如你们对独夫所作下的如此荒谬恶劣的自坏长城的严重政治血案都可以听之任之等闲视之，则从贵中央主席团起到贵党之每一个大小党员，不必说如何治政，你们还怎么做人？！ + +　　话说到这里便很自然地联上了关涉到这件荒唐事情的第一方面，既先生们那个据说叫做中共中央的什么玩意！非常抱歉，先生们，由于所发生下的事情年青人对你们那个什么玩意已经是实实在在地没了敬意，故在说话时也只使用得上这种冷笑不恭的口气！作为这件政治血案的证人与原告林昭有理由对人们使用这种口气，假如不说是有权利的话！这就因为：除了恶意嫉妒冤杀无辜的独夫是为主凶罪无可逭*，先生们的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处以至主席团之类等等也都跑不了应该对于此一惨痛的流血事件负责！这话任教谁个来评也评得通！事情那不也总在两种可能之内：或者人们知道，或者并不知道。不管占着哪道，总之不免让这提着齿冷的青年反抗者发挥个无地自容而无路可跑！不么？若是不知道，先生们之堂堂的贵“中共中央……”那什么玩意究竟算是干什么吃的？还是当真死得连一个有气儿的都不剩了，竟由你们的独夫一手遮天地干出这等贻笑千古遗臭万年 + +　　（校记：*逭字原误作绾。） + +　　（105页） + +　　的事情来！纸面上点点名倒总算还没被独夫杀完，或也算一桩奇闻异事！看来就往那所谓的“中共中央……”什么玩意其位之上供几具牌位或摆几个木偶亦得，反正也差着那么不多，不过少两个会出气的鼻子眼儿！而若是知道——好极了！那咱们需要请教的问题更多了，几时知道？谁个知道？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知道？是独夫非刑折磨林昭时就知道，抑是独夫起意调戏了才知道？是柯氏奉调中央时已经知道，还是独夫设谋暗杀时方始知道？年青人向抱的宗旨是死也要死在明处作个明白鬼，倒敢请一一领过明教！在写这封信——写这份冤状的过程中人们（虽然根本原因还只是为自己的统治利益打算而未必真是有厚爱于独夫！）是想方设法地要掩过或至少冲淡柯氏的血而为独夫的罪行作开脱或作掩护——包庇！那么老实说，早在柯氏惊耗入耳的当天，幼稚的年青人尽管还痛得麻木着，于独自深思所有这些事情时已经不能不产生各样的推测以及产生可怕的怀疑！谁说得定呢！也许林昭所写之给柯氏的陈诉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所碰痛的还不仅是独夫一人吧！那么更多的人们也未尝不可能在“整体利益”这一似是而非的角度上对除去柯氏之举达成某种统一的默契！先生们看到此地不必嗤笑这年青人把自己估得太高，年青人从来连作梦也不曾想到过自己竟值得如此的万金身价！——值得人们为我杀人！但既已经造成了事实而且不是由我造成，则面对着这样惨痛的血的事实，林昭至少也得自己尽可能地理解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切一些罢！然则假如说调戏林昭与谋杀柯氏都是贵中央政治局或至少中央书记处的决议，那倒又算了一回事情！责无旁贷，敢作敢担，怕什么？够得上万古骂名的丢人事情未必只此一件，都站出来帮着独夫担代好了！本来就多多少少担着通同谋杀之嫌疑在！而若是有那据说名叫中共中央的玩意公然来帮独夫承担后果，林昭的嘴巴也固然还是扎缚不住，至少冤死的柯氏那是必定口眼都闭的了！难道不是这样吗？即使仅限于就事论事也得，先生们的贵“中央……”什么玩儿于独夫这种丑恶可耻的罪行若系知情，是为同谋，若竟不知，则是纵恶！不论同谋或是纵恶，先生们的贵“中央……”总之不仅应该对林昭的遭遇而且更必需对柯氏的冤死负责！作为一个政治整体这也可以说是考验你们是否还能具有那么一点点最起码的政治性——原则性与严肃性的最低标尺了！假如论此而不能达到，那么除了先事共谋而参与决议以外，更无其它解释得通的理由！这理由想来是荒谬绝伦，但不过也有可能——不该完全排除这么一种可能。特别因为：无论是如何地荒谬至于不可想象的事情，只要与共产党人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人联在一起，那首先对林昭说来是只觉得司空见惯浑若等闲，习以为常而恬不为怪。第三条道路在这问题上看来倒真是没有的。先生们的贵“中央……”到底是自认同谋呢？抑是自认纵恶呢？应请明教。所谓自认也者不是谁们说了就算，一件事情实际该怎么样那就是怎么样，凭着间接见闻也同样可以作出比较正确之判断。反正，若说同谋的嫌疑尚在待考之中，纵恶——纵容 + +　　（106页） + +　　独夫为非作恶这责任总是跑不了必须承担的！否则不但对天下人说不过去，就连对自己都说不过去！ + +　　提到这话，不免又要多说几句。多说几句也有必要，因为问题都不能孤立地去看。独夫毛泽东之该死的刚愎自用轻躁任性——无原则无理性固然也可以当为一种性格特征来解释，但他之所以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一意孤行甚至竟然弄到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的程度，应该确认为是先生们之贵党特别是贵中央什么玩儿长期以来对这个暴君一味迁就、姑容、放纵的结果！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但也是出于严重封建唯心思想与盲目偶象崇拜双重影响下之深刻的奴性。你们把独夫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党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辞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为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象，把一切比较实在的或暧昧可疑的所谓功劳、成绩、好事等统统只归到他的名下以提倡、鼓励、扶植人们对于他的个人迷信与偶象崇拜！对于那些失败而丢脸的乌搞诸如从捉打麻雀到“人民公社好！”等等一切则尽量设法掩盖，涂抹、缩小直至无影无形地改头换面化整为零以遮饰他的错误！——对的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六亿神州尽*舜尧”，日月都是有了毛泽东才明的！草木都是有了毛泽东才生的！中国无男无女无老无少都是有了毛泽东才做人的！毛泽东永远是“正确、伟大、英明”的！只要有了毛泽东就是无往不利一见大吉的！等等。真正说也牙碜而岂有此理到了极点！正是你们这样一些可耻的努力加上一班以耳代目的愚陋俗子的揄扬和盲从权力的逐臭之夫的吹嘘，使得这种典型中世纪式的荒谬可笑的的偶象崇拜的狂热在某些时候某些地方几已达到了令人作三日呕的地步！而这种人为的偶象崇拜之风就更大大纵容了独夫性格中那不足为训的刚愎轻躁的一面，使他变得空前地自大狂而习惯于一意孤行。处在他的地位上他已经再也不必考虑周详慎重地如实地去认识客观世界以及万事万物的内在规律了！因为他已经再不需要对自己的一切行为以及后果担负责任了！反正一切功绩都只能写在他的名下，而一切失败自有你们去给他抹掉以至诿过于他人！这么地他就在二十世纪时代条件与中国大陆社会条件所能容他达到的限度以内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暴君！而其大成问题的的精神状态足使他不仅不能如实地去认识复杂的客观世界乃至于不能严肃地去认识一个幼稚的“黄毛丫头”！一切事情之所以弄出如是之不堪收拾的局面来者也由此！他会如此无法无天地胡作非为绝非出自偶然！那么对于他之行为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包括柯氏等人的冤案，当然不止于此——独夫本人固然应负主要责任，但你们这些每天每日、每时每刻都在那里无原则地吹捧他，宣扬他，渲染他，粉饰他，神化他，把他的名字高唱入云而靠着收拾他下巴涎来过日子的先生呢？！你们贵党首先是你们那贵中央什么玩儿怎么能躲得过在相当程度上分担其种种行为的后果、责任一直到耻辱呢？！难道不正是你们竭尽努力将他神化以便更好地在他的名字之下推行愚民政策的吗？！难道不是由于你们的曲意放任才使独夫习惯于不对自己行为 + +　　校记：*尽字原作颂。 + +　　（107页） + +　　负责，甚至不去考虑行为之后果的吗？！而独夫之所以从大计决策直到对于“黄毛丫头”几无一事不表现得那么僵硬、愚蠢、狂妄、荒谬、刚愎自用而顽固不化，难道不又正是你们贵党特别是贵中央正气不张盲从纵恶的结果吗？当然，光是这样地来认识也还是不够的，因为贵党在一家毛风之下正气不张习于盲从，除了已经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奴性的习惯势力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受着党内太上皇——秘密特务之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的恐怖监视之故。这才是你们那个独夫民贼统治全党的物质基础，或者说组织基础！也因此我才不止一次评论他除了会办军队就是会办特务。认识这一点对于深刻认识今日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之本质具有颇为重要的意义！受着如此一个彻头彻尾特务化于一层伪善外衣之下的所谓政党的统治，我们还能向何处去寻找一点民主气息呢？！谁都不能供给人们以自己没有的东西，而先生们的贵党之内除了集中、集中、集中，而且是恐怖的集中！根本就早已没有了任何民主可言！ + +　　附带着又说一句：来到此间以后，人们也不知为的是总结经验教训是怎么，曾经通过看来也是不甚相干者的嘴巴而一而再地企图探索这年青人的内心世界，想要了解一下林昭到底何以对独夫不感兴趣？是不是年纪大了？等等。嘿，先生们哪，亏了人们想得出来，此真又是令人啼笑皆非至于无以复加者也！年青人的内心世界里于此并无什么不可告人的考虑，而为了使更多的人们能够有机会作更全面更深切的理解并充实这封长信之作为第一手材料的完整性，也不妨大略说明一下。我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若是引不起别人对他的兴趣，不论是从较特殊的意义或从较一般的意义上，那最好是先从他本身的行为中去找原因。在《自诉二书》里林昭说过那么一句：我很有兴趣去客观地了解和研究当代中国特别是红色中国之政治人物们的“个人”。这是很早就开始的了，大约与新闻本行那强烈的政治性不无关系。这种客观的研究兴趣自也包括独夫在内，故于其文字不仅片段地背得语句甚至能够识得风格。遗憾的是干上了新闻这行所知道的材料与史料实在忒多了些，故又不能不早已隐约窥见了一个非近代的东方式的野心家之轮廓。然而，直到反右以后，林昭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现实或于独夫的治政手段还不马上像某些我辈中人一样采取着简单的否定态度！——我一直认为，该否定的事物必需否定，然而不好简单地否定。假如我对某一事物采取否定态度，则首先我必需获有采取这种态度的较充分的根据，这样才可以作到有力地否定！故有时仍只对一切保持着要求更好地理解的态度。当然在一定程度上那是必然不可避免地要与大多数我辈中人一样：在自己的原有基础上对独夫大大地丧失信仰！特别因为凭着识别毛风的本事我很可以确定当时贵党中央党报的某几篇社论诸如《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之类皆出独夫手笔，而这也就胜于雄辩地十分清楚地证明了那场臭名远扬血腥炽烈的所谓反右也者首先正是独夫之患得患失反复无常的结果！也因此我不能同意当时北大同学中所具有的某种观点或曰某种论点。即认为 + +　　（108页） + +　　反右并不出自独夫心意云云。1957年6月1日或2日贴出的那张署名大字报之一《我的忧虑和呼吁》便是其较集中的代表。（*当然作者也可能是带着一点策略成分。）无须更多论据，首先我就不信明察秋毫之末至于要去干涉麻雀之生存权利的人竟会有那份儿大度对这么一场规模与深度都已远远超出预料的民主运动不加任何干涉，非但确定责任而已，如那什么“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正是一个圈套，目的为诱敌深入……”等等一派强为之辞聊以解嘲的胡说，更颇足以使人窥到独夫内在精神世界中那关于政治人格的一角！那末他是首先应该对反右这场浩劫中中国知识界及青年群的深重苦难和滔天血泪担负责任的了！以后，一九五八年之“人民公社好！”以及在所谓“大跃进”之旗号下的诸般乌搞：——与赫鲁晓夫进行的肮脏交易，炮击金、马那以失败终的军事冒险，社会生活在粗暴干预下的严重紊乱失调，经济的衰退与民生的凋敝**，特别是农业的破坏，农村的行政劫掠与农民的彻底贫困化，等等。那都是显而易见是在独夫出自赌鬼本性的荒谬乖舛的冒险决策之下所召致！那末他又是首先应该对那些称得上“左”倾冒险主义的做法以及由此造成之百业混乱祸国殃民，哀鸿遍野饿殍满壑的悲惨局面担负责任的了。再到一九五九年贵中央的庐山会议，对于当代“海瑞”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及那以后在所谓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之幌子下于贵党内部全面进行了清扫运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相当有效地肃清了贵党党内徼幸尚能留存到那个时候的比较正直良善比较开明通达比较能以民瘼为念的一部分人士，并使贵党高度统一于毛风——高度统一于黑暗、残忍、阴险、恶劣、卑污、苟且地拜倒于权力更加不择手段地追逐权力的邪气之下，多少也曾有过几页英勇斗争历史的中国共产党就这样地几乎完全丧失了正义性更丧失了生命力而在你们的伪善暴君、独夫毛泽东及其秘密特务的绝对统治下堕落成为一个只知慑服权力（“组织”），只知争取权力，只知把持权力的极其庸俗、险恶、专制、败坏、官风僚气、腐朽至于糜烂的赤裸裸的特务集团！而伪善的教条外壳（并且是硬壳）又使之更加公式地僵化并且虚伪得可憎，以致大大增加了这种情况的致命的严重程度！那末他还是首先应该对贵党一贯以来至于今日那种种旨在排除异已的倾轧斗争，及由此产生的致命后果包括在党内外所造成的深远的恶劣影响歪风邪气担负责任的了！在这样子“三面红旗”之下，作为一个反抗者对于独夫的观感是不难想见的了。那么既已算是一个多少带上了些政治性的理性动物，一切问题包括个人感情自都不可能不受到其政治感情的决定，这也是十分自然更且可以理解的罢！可一扯上政治，就自然会联到所谓利益的呢，那末对不起又没好话：在运用谭惕吾的性别去解放内蒙①等等的先生们看来这也许是十分符合“利益”的。但像林昭这样一个自许以“涅而不缁”的反抗者、我的任何利益包括政治利益都不需要以至全然排斥通过如此的途径去取得。若再试从人性论的角度探索，那么直到被捕以后许久那怕就在第一看守所里，只要是在还不曾把自己所受的种种遭遇与独夫的可耻邪 + +　　校注：*前括号“（”原在上页末行“即”前；**敝字原误作蔽。 注释：①参51页注①。 + +　　（109页） + +　　心联系起来之前，林昭对于独夫其人的观感还只限于比较地职业性的。大致略如一九六一年五月寄押在上海第二看守所时期所作的《牢狱之花》中的某一首诗——见*“题之二”末段所说那样： + +　　想当年还忝列可靠等级，也曾经屡次膺选，为洞房伴宾的喜娘，可那是旧话也，现在么——咳，由得你来去，我对阁下既无思想亦缺乏感想！ + +　　而在这以后，从在第一看守所门墙以内所发生的事情中，从彼此交手对局的过程中，犹如通过作品能够相当清晰地了解作家，年青人也相当深切地了解了独夫其人。我不能不说：那些性格特征包括其表现方式是有很多使人不喜欢甚至厌恶的地方。可是我这人性论点再说下去便也快要像某些先生们的年纪云云一样地会令人啼笑皆非了。类似这些都只是在一般情况下可能引起考虑的问题，但在林昭所处的情况下根本考虑不到这些。像这样一场艰苦复杂而独力以赴（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只有对于宇宙之主及其真道的必胜信念使我力量无穷）的斗争，加以林昭所扮演的又是如此一个史无前例的又坚决又诚恳的角色！在这样的斗争中担任这样的角色对于许多问题都可谓是间不容发。我怎么能不事事严格地要求自己洁身自守呢？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个人操行都已经密勿无间地融合着了政治气节！——就是这样，反抗者的内心世界里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一切人等假如他们的理解能力容许的话，他们是应该会得理解的。而对于那些比较真正理解林昭内在个性的人们诸如我的战友们更就将会觉得“这是很自然的！”无论从政治因素或人性论角度上来看都是“很自然的！”何况独夫的一份邪心还伴随着那么一套作法！如果先生们对此终感不可理解，那也只好认为是“夏虫不可以语于冰”**了！ + +　　然而，假如终于有那么一些先生感到不理解的话（可能有的，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林昭对于人们的不理解本身倒也感到一种不理解。想来想去，除了慨叹彼此在精神状态上的差距太大，真又找不到其它解释。先生们只因为长期以来把独夫捧成了个不知什么东西，所以大约也忘记了、或看不清、或不敢正视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不必等到盖棺论定，只要能够实事求是地作些客观而公正的、恰如其分的评价，完全可以对独夫有个重新认识。贵党执政以来不必说，大约到抗美援朝以后，独夫于内外诸般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已可谓举措乖张进退失当得一无是处！那末即从削弱贵党的实际政治影响来说，站在先生们的贵楼梯上于独夫的功过本来够了一目了然。先生们叫是一直跳不出那个现成圈子，故不管独夫倒行逆施到如何程度，先生们所能作的最好的事情——唯一的事情也就只是为他收破烂，为他补窟窿，为他垫本钱，等等。没出息不成器之处厥在于此！若谓反抗者这话是因风点火当面煽动！——林昭向来倒是有了话都不怕说，只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怕听。怕听，也得说。我从不因人们怕听而不 + +　　校记：*见字原在前引号之前；**据《庄子》原文补“以、于”两字。 + +　　（110页） + +　　说，犹如不因人们爱听而多说，我只管那话当说不当说。事实就是这样！即使站在先生们的贵楼梯踏步上论着所谓历史功绩，毛泽东思想也没什么了不起！中国自古以来为王为寇者无不深晓这一条封建中世纪的政治规律：天下靠打而民无二主！如此而已。独夫差胜前人之处不过他是适逢其会而去把这一条中世纪政治规律披加上了那该死而又该死的所谓马列主义的外衣！但假如没有那许多爱国心热正义感强拯民愿切的热血青年慨然献身以为先导（这些人里面就有着林昭母系的长亲），又假如没有那许多嫉恨邪恶热爱土地单纯质朴的善良农民糜首尽命以作牺牲，先生们的一代江山岂能单凭独夫纸上谈兵唾手而得？先生们成天价反封建反专制反独裁高调唱个不止，自己党内封建专制恐怖独裁到如是地步却只一味惜生怕死贪恋着不义的权位以图分取独夫乘兴儿赏与的半杯残羹瓢数冷饭，狗苟蝇附同声“万岁”之余，曾未闻几人敢步“海瑞”之后尘而直要到今日之下让这个青年反抗者激于义愤不顾死活地来直揭而痛陈你们之独夫的可耻罪恶！挨青年人现成出口骂上一句死完了先生们能有什么价还？先生们总算也起事辛勤创业不易，幸而留得此身至今不死，难道就只是为了坐视独夫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地一意孤行胡作非为从而把你们群体所取得的某些成就彻底败坏吗？！难道你们除了把一切比较实在或比较可疑的功劳成绩统统归到独夫名下以便更加有效地鼓励他的刚愎自用任性胡行以外，已经再也做不出其它有些意义有些价值的事情了吗？难道作为一个政治整体先生们数十年“革命”“斗争”的唯一成果，就只不过是用尽全力把独夫装扮成一个神化的伪善的偶像而使他得以成为古往今来独一无二的可耻暴君吗？试问且置你们那千百万牺牲者大义凛然丹心煜烈的无价鲜血于何地？！又置你们百十万先行者披荆斩棘开疆辟土的汗马辛勤于何地？更置过去年代里为数甚多的中国社会公众——一切同情者、同路人们不避艰险不问成败的正直支持热情帮助于何地？先生们，先生们哪！你们若还有三分未泯的初心未灭的人性，你们当汗流浃背地痛感愧对先烈的热血，愧负国人的期望，以至愧欠自己的初志！只要这样一种局面一天继续下去，柯氏之冤遭不白姑且就算他年命不到犯着晦气，年青人倒敢断言你们的贵党唯一的前途只可能是一败涂地至于再也收拾不起！毫不夸张地说：先生们，你们要毁灭了，——要毁灭了！暴君独夫以及其秘密特务的恐怖统治几乎已经斲丧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点活力更窒杀了你们党内的任何一线生机！作为一个政治整体你们已经丧失生命力而临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上了！先生们，可敬的先生们，假如再也无以自拔，那么你们是决定地要毁灭了！ + +　　所说这些似乎颇有干涉内政之嫌，不过年青人也真正叫是没有了其它办法！先生们，你们，你们的那个中央什么玩儿直到你们贵党全体——管是一千七百万还是二千一百万呢！——你们愿意 + +　　（111页）承受以至愿意忍受独夫毛泽东的暴君统治并分担他的一切过失错误罪恶以及耻辱，那也许是你们自己的事情——算是你们的内政罢，但你们好歹总算是在执政或更正确地说是在一党专政呀！你们的党内问题党风党气在这样一片基础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特别又在倚着所谓的枪杆子也者关门为王的情况下，是必然会对当代中国政治现实以至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产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的呀！那么这就不仅仅是个贵党的内政问题了！无论如何，先生们没有权利迫使广大的中国同胞特别没有权利强使如林昭这样的反抗者都来像你们一样忍受这个暴君的统治而分担他之一切恶劣行为的耻辱，作为堂堂神明华胄的黄帝子孙的我辈完全拒绝承担如此一份放弃人权没身为奴的亵渎文明始祖、辱没清白父母的荒谬的“义务”！非但绝不承担而已，还要坚决反抗、彻底揭露以作大义所在一往无前的斗争！也只是这一点构成为林昭毅然写作这一封信——这份冤状的内在逻辑与根本原因。假如先生们责年青人以写这封信客观上符合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或其它等等之什么主义的利益，那么也叫适逢其会正好挨别人派上了用场。至少林昭主观上全不是为了要符合无论谁个的利益才来写这封信的！先生们，作为一个有理性、有良知、有血气、有肝胆的“人”咱们除了孜孜为“利”以外，到底心里也还应该要怀有一个“义”字的！是所以这满怀冤痛已至忍无可忍的青年反抗者不能不毅然振笔，慨然陈辞，奋然上书而请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代为你们贵党那个荒凉寂寞死气沉沉的什么“中央……”招魂！——作为一个政治整体的核心部分，想来它总不至于像柯氏那样没下梢地已经给独夫祸害成了一把灰罢！ + +　　不过先生们是好耍倒须钩而好使回马枪的，对于这一点年青人倒也可谓知之有素：是故即使弄到最后不得不确认了这些已经发生下的并如实摆出来的事实，恐怕还不免要像此间某些人似地给这个年青人来上一句：“那末你就一点责任没有？” + +　　有！先生们，我承认我有。在以上分析地叙述事态的过程中我不也一再肯定了自己这方面的责任吗？在严肃而沉痛的自我审判中林昭对于自己的责备那是比人们之别有用心的提问更要尖锐而严厉得不知几多呢。由于政治上的幼稚和个性中的真率自持*——少不更事，林昭成了伯仁之死的祸媒！这就是我所应分担负的道义上的责任。这种责任仅仅只是对于死者的！而他也是相当理解甚至寄予谅解的！在第一看守所，去**年五月五日——六日夜里，他与独夫扯破面皮借着年青人之口呼名痛斥时就说过：“你才有心思，她有什么心思，她小孩子！”胳膊有点往外***拐过来，不过也是实话！ + +　　为着正视自己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林昭怀着不惜死报柯氏的心情毅然担负起了这份对于死者的悲痛的责任，并竭尽我之所能而为，比如向先生们的贵编辑部写出这么一份检举、揭发、控告的冤状！不仅此也，不识羞的黄毛丫头谨向先生们直认：作为证人，作为原告，林昭还取得了半星①的身份哩，凭着基督徒神圣的信仰起誓：直到他被害以前，林昭对于柯氏除了那么一点个人 + +　　（校记：*持字原作恃；**去字误作今；***外字原作里。 注释：①半星，小星妾之代称，半星仿此。） + +　　（112页） + +　　的尊重——表现为自恃“一家人”加上孩子气再加上那么点儿玩世不恭的比较亲切的顽皮——之外，任在《自诉二书》中不无几句可能被别有用心者所误解的戏言，事实上毫无任何其它意思！然而就从四月十日那一天，就从他惊耗入耳的那个早晨起，一种强烈的悲愤的爱情进入了林昭的心灵。为反抗者的叛逆的女囚爱上先生们之已故的上海市长了！这首先是被独夫弄假成真了的！因为他正只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去谋杀了柯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柯氏是为林昭而死了！世间还有比这更真实，更永恒，更不可动摇至于地老天荒亘古长恨的爱情吗？尽管林昭在陈诉于柯氏这件事上同样是初心似水示证苍天，但事情既弄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爱他也得爱他甚至都非得爱他不可了！对于死者的爱情也就是对于独夫的抗议！爱情强烈到什么程度，抗议就坚定到什么程度！这抗议的意义也许还不仅限于对独夫个人而已！只是在这种抗议的爱情随着柯氏之惊耗入耳填然勃发而充溢于我的全心灵以后，四月十日晚上才会愤恨地迸出那句关于杨八姐的话！或许有些人不作如是观故也不甚相信年青人的说明，但我不去管人家信或不信，我只是叙述自己真实的内心！在这种强烈、悲愤而更惨痛的抗议性的爱情里年青人以自己的血写下了《祭灵耦文》（见附录，在第一看守所写而未完，来到此间后方算告成）。而在这过程中，应着死者如生烈魂的感请，在他四七之期那时，在第一看守所用来囚禁我的那间沾满了我鲜血的小室里，这为反抗者的女囚遵着祖国民间古老的习俗以姬人之名为他立了牌位而成冥婚！……牌位是以自己的血给设的，像对于父亲的那座一样。……他是死了，他的肉体死了！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上帝和世人都将同情愍怜而嘉许我们灵魂在鲜血与苦难之中的结合。也只有这样一种特异的清洁的结合才能配得这青年反抗者之悲凉而愤激的抗议的爱情！假若柯氏活着，那么可以肯定，不论这种爱情或者这种结合都是完全不可想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任我们的灵魂而今如何两情缱绻以胶投漆，在林昭可是始终未有稍负自己似水的初心！ + +　　先生们，你们将怎么说呢？对着这样一份血的冤状你们所处的地位本来够了尴尬，年青人也明白，而由于这支插曲的出现恐怕就更尴尬了！自来但闻追认党员未闻有追认反革命之说，即使要作此类追认，总也只能根据其生前的行为而不能根据其灵魂的行动。打着无神论者之招牌的你们当然更不能凭着心到神知的死者与林昭灵体冥婚一事来追认他的反革命而列为我们同案！是的，他的灵魂感应而请求我嫁他，而凭着所说那一份强烈的抗议的爱情我慨然同意嫁他并为他守义！这又怎么样呢？莫说对于林昭，即使对于他，先生们又还能够说些什么呢！难道不是独夫下着那没来由的绝情无义的毒手才使他在自己的冤血中无可挽回地□弃了贵党党籍的吗？！难道不是你们那至少应负失察纵恶之咎甚至不无通情同谋嫌疑的贵“中央……”什么玩儿应该对他的不幸冤死衔恨抱愧以迄终身吗？！最 + +　　（113页） + +　　后，作为一个政治整体而言难道不正是贵中国共产党完全辜负了他至死未更的那一片忠慎自处的赤忱丹心吗？除了力图以那些令人齿冷而别有用意的虚伪做作把他的冤血掩盖起来，先生们的贵中央到底又还做过什么稍能告慰于死者的魂魄的举动呢？故亦无怪在灵魂的密语中他要喟然感慨道是这一世为人做到临了竟然只剩下了一个魂！若再离开我他就几乎可谓是一无所有了，闻此哀语林昭真是辛酸透骨而不禁痛泪横流！先生们，这就是你们的政治原则啊！这就是你们的做人道义啊！这就是你们的“阶级利益”啊！在你们说来很可能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你们一向只把人当成为某种工具！你们的所谓重视人爱惜人等等，除了在一些情况下是欺世盗名，一般地说其意义也不过就如工匠之爱惜工具！从这样一点出发，死者现在也许——对于你们说来也许是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你们也就全然不顾他生前的种种一切而只是将他弃之如遗了！那也好吧！就待这个孤愤嫉世的年青人，这个不识羞的丫头来纪念他吧。只要林昭活着一天，柯氏的魂魄就将与我相互依存！而不管林昭在什么时日里什么情况下辞世长往，我们结合于彼此之鲜血与苦难中的双灵亦必能在上帝的仁爱里蒙恩永生！ + +　　你们将怎么说呢？先生们，假如你们说不出什么，那就还是什么都不要说好了。作为反抗者，林昭的一切行动那是“帝力于我何有哉！”而作为灵魂他本来已经超脱于你们之上，更无需你们来承认他的行动！为了使自己摆脱这种尴尬的困境你们或者还可以像此间的人们一样摆摆手且走且道：“我们只认得人，不认得鬼！”那倒也是颇符逻辑的——符合你们之极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对人逻辑！ + +　　不认得好了，没有关系，只要我认得他！我是认得他的，多谢贵家独夫的“成全”，我们享受了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几乎是值得人们羡慕的自由的、反抗的爱情。要不要把林昭学吟的冥婚定情篇誊录几章以请先生们过过目呢？因为没有全部告成，我乃也未曾将它加入附录之中，但从它应该也可以加深一点人们对于事态的了解！……包括对林昭内心世界之感性的了解！…… + +　　一夜西南陨将星，馀芒千里落中庭。惊啼不意寰天黑，长号方看匣地青。 + +　　碧血相陈竟种祸，柔肠寸断奋书铭。平生恸哭先君后，哀愤似今夙未经。 + +　　朝朝暮暮暮还朝，遥夜哭公又竟宵。永痛红妆为祸水，漫云慧眼识英豪。 + +　　怀红班姬宣海誓，饮恨孟姜赋大招。惨月朱文谁许譩，织成回绵制罗袍。 + +　　彻骨伤心知不知，飓风屡搏凌霄枝。迷途良禽原堪惜，遘难池鱼重抱悲。 + +　　赛女唯求鸣屈抑，木兰那解寄相思。瑶琴韵断成谶诀，玉轸抛残谢子期！ + +　　（114页） + +　　芳华寂寞第几春，九十韶光亦怆神。北岳义旗光社稷，南冠故剑悼风尘！ + +　　摧情孺子伤怀璞，着意君侯请委身。告誓世天由一语：妾为柯氏未亡人！ + +　　就是这样，悲愤激越的青年反抗者不惜自居绮罗①之名而委身以嫁了死者。这也是处在我的地位上尽我所能来负起对于柯氏之道义上的责任之一端。凭着这样一种为天理人情所容、为民族风习所许的神圣而清洁的结合，我们的灵魂在现世以至在永生中都再也不会分离！而林昭也就更加具有了为柯氏声冤复仇的道义的权利！苦主的身份就是这么来的！对于先生们，对于你们的贵中央，此举可能也会增加那么一点点啼笑皆非的窘迫，但这既不是林昭更不是柯氏的错处。 + +　　在这件事情所关联到的四个方面之中，只有他——死者是完完全全没有任何一点责任可言的，不论从天理，国法、世道、人情乃至从贵家魔鬼政党的所谓党纲党纪政治原则（自然是原定地按照着它们所应有的比较严肃的意义上）来看他都不犯丝毫过失！他是全部事情之中唯一的牺牲者，而且是无辜者，假如你们或其它的人们还可以振振有辞地要林昭对于所发生的事情负些责任，（其实为先生们着想倒也许是不负更好哩！假如林昭习惯于像独夫那样不对自己的行为以及后果负责，那么至少在人们说来问题倒要简单得多。可惜，前面也说过了：从自幼所秉承的家教庭训开始，年青人就是只懂得作为一个人，我必须对自己的所有行为及其后果负责任。也正是由于这一点父亲才会同意我们的冥婚！）那么任何人直至上帝也不能够、也不应该、也毫无理由要柯氏来对这事情负些责任！ + +　　（所以先生们，你们可以不理会柯氏的冥婚，但却不能不确认他的冤死！） + +　　※ ※ ※ + +　　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 + +　　像俗语所说那样，戏文快要唱到头了——天下没有不完的戏文犹如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切事情都是如此，咱们这封信当然也是如此。 + +　　这封为生人死者沥血书冤的长信断断续续地占去了林昭近五个月的时间（虽然我不是每天在写而且还做着许多别的事情），现在应该告个段落了！ + +　　先生们以及其它一些看到它的人们可能对这最后一部分最最寄于关切吧？某许多人看起写件来的习惯是这样的。我之某一位看到《思想日记》底稿的师长就直截爽快地告诉我：拿着你那一 + +　　（注释：①绮罗：代称女子。） + +　　（115页） + +　　大堆文章，我是从最后面看起的。——虽然他并不同意我，因为接下来他就骂了我该死。 + +　　我倒不很害怕被别人骂几声该死，只经常心怀惴惴地唯恐到了什么时候会弄得自己要骂自己该死，存着这样一份惴惴之心很有好处，它促令我随时随地——即使是在最艰难困苦的斗争条件之下——严以律已，应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败利钝在所不计。任多少人骂我该死也得，只要我在上帝的真理和人类的道德面前保有一颗经得起审判的“涅而不缁，磨而不磷*”①的良心！ + +　　但不应该做的事情就决计不能做，而不应该说的话也绝对不能说！这是无庸赘述的一个问题的两面！ + +　　按着这条原则，我能够对你们说些什么呢？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在已经向你们比较全面系统地揭陈了这个年青反抗者所碰到的一切事情（主要部分）以后，我能够要求你们什么？又能够指望你们什么？这个问题正是在写这封信的过程中我不断向自己提出来的，可能人们也在那里想罢，但那是另一回事。我想我所需要想而且应该想的一切，并不因为其它的人想或不想它们而影响我自己。 + +　　我能够要求你们什么？这问题首先决定于：我能够指望你们什么？先生们，在发生了如此许多加也加不上甚至叠都叠不上适当形容词语的事情以后，作为一个反抗者林昭到底还能对贵中央党报编辑部里的先生们有些什么指望？是的，林昭身上背着若干待做以及想做的事情，但不论就它们之性质、意义或目的而言我都是很难寄指望于先生们的！你们能不来或则少来加以无理阻挠都已经够了！ + +　　我的案件，只要林昭留得一口气在，是不久要将它上诉于联合国的！这里的人们时不时地喜欢提醒提醒林昭：别忘记自己是一个犯人乃至是一个已被“判决”了的犯人。那末请人们包括中央党报编辑部里的先生们放心！好教人们得知：林昭对于这一点可以说记得比谁都牢！然而为人们着想倒怕的还是教林昭忘记了更好，因为我是在和人们所说完全不同的意义上来记住而且牢牢记住这一点的！这个又坚决又诚恳的反抗者曾一再警告而且企盼人们稍存理智悬崖勒马，但我这种善良的希望和反右当年一样终于落空了！那末抱歉，先生们，正义的自由战士决不容许自己忍受像这样一个龌龊可耻得无比下流的非法不义的所谓“判决”之侮辱！正是这个龌龊判决使我们获得了更充分，更有力的进行上诉之权利！ + +　　（同样地，柯氏的冤死，只要林昭留得一口气在，是一定要为他料处完全**而伸冤复仇的！那不据你们的独夫也承认：作为一个人，是应得②具有着“自卫权利”，甚至于还颇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呢！） + +　　校记：*磷字原作辚；**“完全”原作未完。 注释：①涅而不缁，磨而不磷：（最最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最最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喻经得起考验。语本《论语·阳货》。②应得：应该，应当。 + +　　（116页） + +　　若不予以别有用心的曲解，这句话本身倒似乎多少带着一点点理性气息，虽然也可能是当年与国民党闹“摩擦”时唱惯的老调，故在强调自己漫天盖地大而无当的“自卫权利”的同时并未丝毫影响他粗暴而恶劣地侵犯他人的种种根本权利直到生存权利！但既然当作一种权利来说，那么天赋人权盖人都拥有自己所应有的一份！谁也不比谁少即如谁也不比谁多！而且神圣的自卫权利本身便要求着神圣的复仇权利！柯氏死得太惨苦，太冤屈了！作为他的未亡人且又对他之遭害永痛负疚至于百身莫赎的林昭于这一份生死冤仇不能不无日无时地中怀如焚而切齿在念！一种权利如何行使另是一个问题且也不免受到或种因素之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权利本身是不能加以讨论的，林昭不想隐讳这一点因为我的情况迥异于今之施剑翘①或古之谢小娥②，处在我的地位上我已经不再具备了隐讳自己真实态度的可能！ + +　　（所说这两点构成作为一个反抗者的林昭今日考虑一切问题处理一切事情的基本立场，而其全部根据只是一条天人共许的铁则，被残踏的公义必需得到伸张！这也就是我常爱提说的生活之价值规律的根本内容之一部。） + +　　从某种意义上说来这个青年反抗者腆颜苟活以迄于今的原由也仅在于此：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还有一些未了的事务或者说未尽的义务，而这两件比较是最为重大的！否则，更早以前的事不说，柯氏惨死那时林昭就已经痛愿殉身以从而追谢他于地下了！在经过了这么些事情以后我的心已经变得惊人的苍老，而我对于生活的感情更变得惊人的冷漠！你们那荒谬绝伦而血腥惨历的恐怖专政特务统治完全毒化了原该是那么明朗美好的生活。从而也致命地重创了以至戕杀了林昭对于生活的真挚的感情。即使多多少少被那些未了的事务未尽的义务拽着，个人的精神状态还只能是一如往常——一仍其旧的既不爱生更不惜死，即如我自己所形容的双足分跨在生死门槛的两侧，反右以来我一直就只是这么地对待着生活！但也正是这种基本态度使作为一名战士的我能在严酷的考验中多少占据到主动！ + +　　本着如此的精神状态我能容许自己向先生们要求什么？而我那两件只要一息尚存非得进行不可的心事又能够指望先生们些什么？这也许比之与虎谋皮还更要充满着万难哩！但既然这已经成了我的生活目的，那末只要一天活着，我必定要向我的目的进军！那怕走出一步也好，那怕跨出一足也好，那怕把足跟向前移动一寸也好！个人的力量诚然是微不足道的，然而公义——那庄严神圣巍峨浩大、永存不灭而更不可摧毁的必胜的公义呢！ + +　　公义就是我的上帝，公义也是我的力量，只要我始终谨守、坚守而且恪守着义理而行，我就拥 + +　　注释：①施剑翘，女，1935年曾为报父仇而乔装暗杀北洋军阀吴佩孚不成被捕。参商务印书馆2005年《中国学术》22期林郁沁《施剑翘奇案》。②谢小娥，，唐豫章（汉唐郡名，治所南昌）人，段居贞妻。其父与夫外出经商被盗贼申春、申兰所害。小娥乔装为男子在申家为佣两年，手刃申兰，擒拿申春报官，归豫章，入佛门。 + +　　（117页） + +　　有无穷尽的力量，在基本立场上我于先生们既无所求更无所望！ + +　　但你总得生活下去才是！——先生们可能会这样说。 + +　　诚然，某一个人的存在于一定条件下是也可以发挥些他人未必全能代替的作用。肉体生命的价值之一厥在于此，然则在这个问题上反抗者是否需要对先生们有所要求呢？ + +　　目前来看，林昭的生命除了肺结核（加上支气管扩张）所加给予我的慢性的死亡威胁，暂时也许还并无要受明杀或暗杀的荣幸。尽管在某许多激愤的瞬间仍不免容易产生不与俱生的“畏罪自杀”的冲动。肺结核之所以足能构成一种威胁特别又因为：从一九六三年初以来，已经将近三年了，我一直拒绝服药也不愿接受其它形式的治疗。这在最初是由于一九六三年二月至三月中那长达一个月的绝食期间我受到了粗暴而不人道的待遇，嗣后特别是到了第一看守所以后，类此的粗暴待遇更发展成了直接的非法虐待与非刑残害而且愈来愈严重！这么我也就只能以继续拒绝而且愈来愈坚决地拒绝服药作为个人之一种抗议的回答！ + +　　这一行动所包含的意义对谁都应该认为是不难理解而其最直接的后果则仅由年青的反抗者本身承受，由于长期拒绝药物治疗加以监禁、绝食、非刑虐待、精神刺激等各种因素，如前所述，刚从第一看守所移来此间时我的肺病已发展到相当沉重至于恶化的程度！但即便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依然拒绝服药如故。以后可能是减轻了一些，目下的情况则不很清楚。 + +　　在受到了那样许多骇人听闻的恶劣虐待与残酷折磨以后，这个年青的反抗者完全具有理由，完全应该拒绝接受先生们之贵“政府”——接受你们之专政机关镇压工具对我肺病的伪善的治疗！这是正确的。而先生们则没有任何理由企图或那怕只是试图强使林昭接受你们所给予的药物治疗，那是不通的！ + +　　我不仅不愿服用你们给予的药物甚至不愿服用家属提供的药物！只因为他们在你们这个政权之下工作或至少是在你们的权力范围以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家属对于我同样也是“政府工作人员”之一种！正如此间的人们所说那样：家属的“利益”是与政府的“利益”一致的！不！无论病魔足以对我构成为如何可怕的威胁，我既不愿从你们也不愿从任何处在你们权力之下的人那里接受生命！ + +　　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我的教会——我的神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愿意甚至希望从自己中学时代的导师，带领我受洗进教的美国传道士那里得到对于肺病的药物治疗，我不知道她们归国后所在的确切地址，但只要能够寄出一封公开信，这本来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 + +　　（在写这封信的过程中有一段时期我曾想过：到最后要十分坚决地向你们提出这个要求！假如那样做，我也有挺充分的权利，既然我事实上是负病在身而且已经由于在监禁中受到你们秘密特务） + +　　（118页） + +　　之恶劣虐待而使病情加重至于恶化：则纵然不愿接受你们所给予的伪善的治疗，在你们又何能以此为理由而阻挠我从其它地方去获得药物而进行治疗呢？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之完整、正直而且干净的生活权利——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永远是无可非议的！谁也没有权利对我说：要求生存就必须套上颈链而忍受没身为奴的耻辱。而作为多多少少应该带有一些舆论机关气味的报社，那怕就是党报也罢，假如我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以至写出这样的信件，按道理说你们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拒绝代转！特别因为这是任何一家“资产阶级”报社都决计会做的事情，而即使你们做了，那也才不过表现出你们总算是已经开始正视自己（管是张三或李四亦得，中央党报编辑部里的先生们总跑不了与你们的秘密特务暴君独夫是货真价实的“一家人”罢！）所造成的痛心后果，而并不够更不足以真正补偿林昭所遭受的可耻迫害！ + +　　但是我这份坚决劲儿到后来慢慢淡下去了，淡到如今已只不过作为一种心情的叙述而完全不当作一个要求来提出。我着急什么？有什么好着急的事情，既然我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且已经活过那么些艰难困顿至于严峻地残酷的日子，那么，无论病躯怎么衰弱，假如上帝要使用我而要我继续活下去，我一定可以活得下去！信仰以及意志至少可以帮助我遏制病魔犹如“遏制中国”一样，而假如上帝需要我成为一个自觉的殉道者，我也只会发自衷心地感激她*赐与我以这样一份光荣！那么这一点同样也无需乎当作一个要求来向先生们提出。反正，要就是容我从那样的途经去为自己的病体获得上帝所许的药物，否则我宁愿继续坚持不用任何药物！——不必坚决要求，但需坚持到底！ + +　　（不管怎么，既然已经花费了这么些时间精力墨水和纸张，似乎总应该向先生们要求些什么才是！） + +　　我想过要求你们对林昭在第一看守所时写给贵编辑部的那两封读者来信给个答复，那怕就仅仅是关于其下落的答复。但转念一想：不说它们本身已经成了柯林冤案中的间接证据之一，先生们又能有几个脑袋而竟敢到你们的秘密特务头上去动太岁之土呢？想来是做不到的，任怎么提醒先生们应该对自己报社之作为堂堂中央党报的原则性负责也是没有用的！先生们在内心深处必定牢牢记着赫鲁晓夫他们的教言：若是掉了脑袋，原则有什么用处？柯氏还未曾干预甚至未曾稍稍与闻独夫的胡作非为而前车已经见在，先生们能不凛鉴教训而明哲保身乎？得，算了吧！下落是要的，但就不一定非来跟先生要了！ + +　　我又想过：一九六二年八月廿九日初次“开庭”时为了更加强有力地反驳以至反击那一份“起诉书”上关于我们之“活动”之“罪行”等等的一些苫块昏迷的胡言乱语，曾经当场提出过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人们拿了去而且一直未还给我，大约也就留在我们的案卷之中以当一项“罪证”了。先生们于小说、戏剧或回忆录中每每耻笑国民党当初见到青年看红封面的书就当着是造反的“罪证”；若有其事，说 + +　　校记：*凡指称上帝的第三人称代词，文中写作“示”旁加“也”，本文作“她”。不另出校记。 + +　　（119页） + +　　明他们的特务头脑简单。但脑袋复杂至于自命能够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先生们若把这本《各国民权运动史》继续留在我们案卷之中而列为我等造反的“罪证”，那是要成为一个不仅使先生们不能自圆其说而且更要使普天下有识之士统统为之齿冷的笑柄的。倒是为了更确定无讹地说明自己立场态度才写出来当为此信附录之一的那篇悼文《囚室哀思》，年青人敢说第一看守所豢养的那些饭桶秘密特务们任是而再而三无所不至地清查搜索却始终未曾照看过眼睛，如今以这种方式把来交给先生们或者也可以算是“自动坦白”吧！这篇悼文倒是颇颇作得自由战士个人之“罪证”的。然则请先生们去向你们那实际不知法为何物的伪法院交涉调换一下怎么样呢？那本书虽不是现在出版，却总之也还是公开出版物，而且是性质极其普通的公开出版物哩！但转念再想：先生们见缝插针已惯，每喜于微言中求大旨，然则即使此事本身于先生们不甚为难，恐怕也会顾虑到其所或会具有的象征意义而使一件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那么也算了，就让那本书继续留在那里以当一个谁都无法否认更其不能抹煞的公开笑柄好了。你们积下的笑柄愈多，愈该这作反抗者的拍手称快。那本书也是要的，但也不一定冲着先生们来要了！ + +　　可是此外还能有些什么要求呢？唉，竟然已经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了！“无欲则刚”的反抗者于先生们真正几乎是一无所求了。但不过为反抗者的囚人既然多少化费了些笔墨而向先生们的贵编辑部写了这么一封出奇的长信，只要上海市监狱确是转给了你们，则即使光指着这份儿对于贵编辑部的百分之五的尊重，似乎应该可以向你们要求一张收条的吧？那末先生们，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先生们，请给一张收条吧！假如你们能够，你们敢于对自己报纸的招牌担负责任，那怕就只是担负与年青人这百分之五的尊重相称的百分之五的责任，则年青人完全有理由要求你们开给一张收条！ + +　　而且你们怕什么呢？先生们的贵国防部长不已经白纸黑字振振有辞地公开宣告过了么！美国若要派军队来，那也越多越好，来多少给报销多少，“还可以给你们开个收条”——嘴唇皮愈来愈“过硬”了，过去说是不给收条的呢，现在却说连收条都可以开给！那好吗，既然真刀真枪的军队来了还敢于开给报销收条，则任你们怎么“报销”年青人这份冤状亦得，至少收条是更不妨要求开给一个。为什么不能开呢？不惜生死的反抗者都敢写了出来，难道能致生死的统治者们竟不敢收了过去吗？未免太笑话了吧！ + +　　这样的收条贵编辑部恐怕还不曾开过，所以先生们的“阶级本能”也不一定十分发挥得上来，——顺便说一句：对于中央党报编辑部里之先生们的“本能”，这年青人虽然还不敢佩服，却也每会赞叹。先生们的鼻子颇足以和老鼠媲美，嗅着那怕是一点点味道不甚中意的东西就要去啮掉的！ + +　　（120页） + +　　像最近那关于下丁家的报道，《解放日报》的通讯原文中引了句农民的俗谚：“玩龙玩虎不如玩土”，并且还用作了文中插题之一。可到了贵中央党报转载之时这句话却就再也找不到——压根儿没有了！年青人为此不禁摇头赞叹（并非点头赞叹，望勿误会）之不已！说真格的，先生们，这句发散着乡土气息的朴素的民谚对于咱们所混这一行的批判性与嘲弄意义可都是挺强烈的哪！尽管在语言表现上不是那么够了明显。可又得说回来，想来它也和其它许多古老的民谚一样：其存在于人们口头上的年代应该是比咱们曾曾祖的曾曾祖那时还长了吧？彼时固然绝对地没有无产阶级，更不会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连马克思的灰祖宗都不知道在哪里呢！那么即算它对咱这行衣饭具着批判意义，无论如何总不体现过渡时期之两条路线的斗争吧！让它插在通讯里也满生动的，干吗非叫抹了去呢？放着它又什么地方碰痛了先生们呢？难道先生们竟然自承了是靠跑江湖变戏法来吃饭穿衣的“玩龙玩虎”的把手么？倒也有趣，嘻嘻！……刮个鼻子取笑取笑，可不作兴打官话呀！年青人只是衷心地赞叹先生们这分儿“阶级本能”。不过给林昭这信开起收条来用不着那么些“本能”而只要就事论事好了。比如：“林昭读者（或读者林昭，或林昭，乃至或犯人林昭亦无碍，年青人没有阿Q的忌讳），今有上海市监狱转来你×年×月×日至×月×日所写给我们的读者来信一件，正文×页，附录×页，共计×页，收到无误。此据。”这不就完了一道手续，未必比耕读小学三年级的应用文更复杂到哪里？可公章不能使着豆腐干刻啊！那是我等小鬼无聊造反玩儿才使上的关防印信，先生们堂堂一家中央党报若拿着跟我们使可是忒嫌说不过去了！……就这么办好了，先生们，请给一个收条，别的这年青人也统统不作指望了！此谓之正生上台而小丑终场！ + +　　顺致反抗者的敬意！ + +　　 林 昭具（印） + +##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四日始稿，同年十二月五日完篇于上海市监狱 + +　　附录之一：囚室哀思 + +　　沉重而炽烈的痛悼与悲怆之情像铅的溶液骤然浇注在我心头，阁下，两个小时以前我刚从报纸上读到你遇刺逝世的消息。 + +　　第一眼看见标题的那行铅字我的思维能力便如受雷击而变得麻木，简直无法接受它们所宣示的事实；我定睛再看，于是失声低叫道：“啊！” + +　　作为红色中国之一名滞狱待决的青年政治犯尽管同时看到股票暴跌的报道我倒并未十分担心大局：你们的国家并不实行极权政治，是不会因着某个政治家个人的出处存殁而变更国策的；我只是深深为您哀惜：您，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就任至今短短的三年之中已在领导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方面显示出了如此卓越、果敢、明决而又敏断的政治才能。您的不幸去世对于一切爱好自由的人来说都将唤起深切而真挚的悲痛，这决不仅仅是自由世界的重大损失！ + +　　去年我再度入狱之前，恰是加勒比海局势渐趋和缓的当口，一个中国青年——考虑到他的安全我在这里不能对他作更多的说明，特别因为除了上帝谁都还不知道这篇文字将在什么情况下出现或被什么人发现——给我看他自己写的一封英文信件。信不挺长然而热情洋溢，充满着对受信人的爱戴、敬佩、感谢与尊崇。 + +　　——总有一天我要来，是的，我一定要亲自来谒见您，向您当面表达决不只是我个人的敬意！——信的最后写道——从现在起这将成为我毕生最大的理想之一直到它实现！ + +　　我问他如此景仰的受信者究竟是当代世界哪一位伟大人物？他微微一笑，低声说出了您的名字……一九四九年连我都还只在少年到青年的边缘上，而他比我更年轻。无论如何，愚民政策之把一切脑袋定型化的努力看来终于是可悲地劳而无功了，它甚至不能使像我们这样单纯的脑袋盲目仇恨而嫉视自由的家乡以及其伟大的儿子，当然这首先是因为它终究不能使我们不爱自由。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您自然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他没有寄，因为即使寄出了您也还是收不到的。阁下，我们生活于其下的这个制度之美妙的程度是其他地方尤其是你的国家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 + +　　但这个我可以凭着十字架起誓以确证其完全真实的小故事多少能够说明中国大陆上很多青年以及民众对于您的感情，这种感情虽然只能在私下里流露却决不是绝无仅有的。尽管我们这里的统治者几乎天天都在别有用心地攻击、漫骂而诋毁您的名字，我可还只是听见许多人带着殷切的期待、希望与信任悄悄提起它。人们盛赞您的政治才干、眼光、手腕以及魄力，确信并且坚信您对于苦难深重的中国怀抱着真挚的关切、同情与悲悯。甚至传说（天知道他们从哪儿听来！）您每每在餐前祈祷中提到中国之困苦饥饿的亿万民众…… + +　　囚室里的光线渐渐暗淡，下起雨来了，而且愈下愈大就像是苍天滂沱的痛泪。当您这样一位杰出人物离开世界时，造物主是会为了他所爱的人类一哭的啊！ + +　　而那愈来愈阴沉的天色也就像我的心情。是的，我也曾怀有和所说那位青年同样的想法，虽然也许不如他那么热烈与迫切却更冷静而自信。但我们这一梦想或者说这一理想再也无从实现了！即使当他日远涉重洋来到你们的国土，所能谒见的也已经不再是您本人而只是您的陵墓。 + +　　我想起历届美国总统暴卒的那个神秘记录，您的逝世恰巧又为它增添了一枚环节，紧挨着您之前的那一枚是一九四五年罗斯福总统*的脑溢血。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但在家庭气氛和时代风暴的双重影响下已经开始懂得关心祖国以至人类的命运了，所以罗斯福总统之死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强烈。像您一样，罗斯福总统也是处在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点上而竟未及目见自己所辛勤致力、亲手缔造的光辉胜利。唉！人类之伟大的朋友，天父所宠任的儿子呵，你们究竟是羞愤的魔鬼索去的祭献，还是仁爱的上帝付出的牺牲？！ + +　　我潸然欲泪，眼眶不止一次变得湿润然而没有哭，有些悲痛就其性质而言是不能化为泪水的。作为一名不惜杀身尽命决死以抗暴政的自由战士，我于您的逝世有一种难以言辞形容的深切而严肃的哀伤。您的家人骨肉的哀伤自然比我更深切，您之政治同道们的则或许比我更严肃，但我却兼有着二者。那些对于我们所处境遇缺乏真正理解与关切的人于此可能会感觉诧异，在愚民政策的重重封锁与百般壅蔽之下我只能读到您不多的言论而且是被割裂得支离破碎的，但即使只是片段的三言两语也仍然焕射出无比强烈、无比肫挚的人道感情，因为它们表白着一个深邃的头脑和一颗高贵的心灵！难道不是这样吗？我记得您说过：“一切为争取自由而斗争的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您说过：“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人还受着奴役，就不能说人类是自由的！”啊！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美国人，您向我们——当代中国反抗暴政的青年战斗者更深刻、更广阔地揭示了自由这一神圣概念的丰富内涵，从而更加激励了、鼓舞了我们为她奋起献身的决心、毅力和勇气！您是我们群体和我个人艰苦战斗事业中的思想侣伴和精神导师，请容许我自居为您的一个无名友人！ + +　　今天是安息日，也许您的丧事礼拜已经在距此万里之遥的地球那一边举行。监狱沉沉听不见晚祷的钟声，我却还是徐步走向窗前默然献上心的祈祷：安息罢，伟大的灵魂！在上主的怀抱，主的愍憐与爱抚之中长眠而安息，交托出您曾为之劳碌辛勤以造福人类的工作重担，等待着那福音传遍地极天人齐奏凯歌的救主再来的时辰！ + +　　总有一天我要来，是的，我一定要亲自来谒见您——谒见您的墓，向您献上不止是一把花束而是我们、当代中国青年群这一份景仰与追思的心！尽管从世俗眼光来看似隔云泥，我们实在并不生疏呢！当您在生之时，对于自由之无比崇高、热烈而更美好的共同感情超越着地域空间，超越着诸般人为的障碍紧紧系连起我们的全部思想、意志和斗争行动而使我们在她的名义之下成为兄弟。如今您之在世间的生命虽已中止，作为基督门徒我们各人诚实的灵魂，无论何时永远共同呼吸、居住而且活跃在基督的爱里。那么您的在天之灵必定知道：今天，在距您祖国万里之外的地方，在我们生活这地球的另一边，在红色中国的某所监狱中，一个臂上披着镣铐创伤的青年自由战士强支病躯以草茎为笔，就着最简陋的墨水和纸，凭对铁窗仰望遥天默默写下了对于您的悼念和哀思！ + +　　一九六三、十一、廿四夜雨声中；廿五日改定； 一九六四、三、廿三重誊； + +　　一九六五、二、十八又誊；八、十九——二十再誊。 + +　　校记：*这里删去表示不确定的（？）。 + +　　附录之二：秋声辞 并序 + +　　在狱三秋，侘傺长恨；秋心秋绪，郁作秋声。即用鉴湖女侠断句为韵，并作辘轳体以敷陈其意。有愿补石，不避续貂，回环往复，声气尚应。后生其再来人欤？抑前贤馀烈之荫也！哀时明志，未辨今昔，成仁取义，誓继踵武。 一九六三年十月林昭自志 + +　　秋风秋雨愁煞人，凭对遥天吊荆榛。狐鼠纵横山岳老，脂膏滴沥稻梁贫。 + +　　为悲寂寞求同气，敢避艰难惜一身。夜夜肠回寒蛩泣，丹心未忍逐青磷！ + +　　劫里芳华不成春，秋风秋雨愁煞人！青衫泪浥朱颜悴，碧血花催白发新。 + +　　决死精卫战浩荡，伤心子规哭沉沦。齐家报国犹虚说，愧负望殷父老亲。 + +　　哀江南赋墨溶尘，抱恨楚囚志未伸。霾露霾霜瘦生菊，秋风秋雨愁煞人！ + +　　宁随兆庶盟朝日，岂戴独夫蹑佞臣。唱彻招魂金铁寂，肝肠百沸湿罗巾！ + +　　忧乐苍生夙愿真，壮怀激烈照天陈。吞毡谁复思侯汉，蹈海我终不帝秦！ + +　　赤水赤原病体国，秋风秋雨愁煞人！此身定化干城剑，贯日横空泣鬼神。 + +　　浩歌慷慨夺江津，最是知音第五伦。翰墨请缨彰素志，榛苓补石证前因。 + +　　凌霜劲节千钧义，挥刃英谋一念仁。莫笑猖狂乔作态，秋风秋雨愁煞人。 + +　　附录之三：自诔（一九六四年二月 血书） + +　　眼枯见骨，心死成灰，抱病郁痛，天乎冤哉！ + +　　家国多难，予生也哀，素丝欺墨，歧途方回！ + +　　失足自怜，回头百年，初心似水，指证苍天！ + +　　永昼频迫，夙夜忧煎，意存碧落，恨穷黄泉！ + +　　作贼奈何，百身莫赎，坐令兆众，遘此楚毒！ + +　　风尘寂寞，天涯沦落，黍离歌残，铜驼没绿！ + +　　故剑茫茫，故园就荒，举世无道，我适何邦？ + +　　穷途猖狂，载哭兴亡，九畹芜秽，五内摧伤！ + +　　百虑重忧，谓我何求，恸念来日，血泪交流！ + +　　已歌燕市，无惭楚囚，子期不见，江波悠游！ + +　　愁不能辍，愤不忍说，节不允改，志不可夺。 + +　　书愤沥血，明志绝粒，此身似絮，此心似铁。 + +　　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 +　　山川桴鼓，河岳鸣笳，魂化雷电，肠断桑麻。 + +　　风雨长宵，平旦匪遥，捐生取义，岂俟来朝。 + +　　志节皓皓，行状皎皎，正气凛冽，清名孔昭。 + +　　附录之四：血诗题衣（九首）并跋 + +　　双龙鏖战血玄黄*，冤恨兆元付大江。 蹈海鲁连今仍昔，横刀阿瞒慨当慷（或作玄间黄）。 + +　　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沧桑”! + +　　鼎镬罗前安足论，此身未惜叩天阍。桑麻掩绝中原黑，邦国殄凋大野昏。 + +　　遗老长吟怀《彼黍》，逐臣痛哭赋招魂。治平从约何相负，请化阳春照覆盆。 + +　　惊飙为我自天来，一曲清笳动地哀。墨菊素心侵夜吐，寒梅铁骨凛霜开。 + +　　补成完宇苏民困，挽得狂澜免劫灰。万木森然非佳兆，“九州生气恃风雷”。 + +　　铁铸九州血泪滔，知君潜忏故封刀。百年基业矜雄杰，万古云霄亦羽毛。 + +　　愿释前仇归宿逋，更留余地容新苗。彼苍浩渺真无极，莫“与天公试比高”! + +　　多情每笑钟离春，忧国何因自呈身？巾帼从无儿女想，冕旒合与江山亲。 + +　　茹冰苦志应穿石，守玉清操岂染尘。幸惜令名全圣德，贞娥匪比息夫人。 + +　　永夜沉吟彻骨寒，瑶琴寂寞对谁弹？心存得失崇朝计，情怯是非来日难。 + +　　怨毒遍栽根颇固，虎狼近伺意何闲？英雄暮年要深省，正视前途十八滩。 + +　　虚名实祸误苍生，底事猖狂好谈兵？罪己布公称大勇，归仁谢谤见真明。 + +　　舆论士气必张护，民权世潮毋玩轻。天道无亲常与善，休将耕耘问收成。 + +　　李洪三世悼终军，历劫归来日未曛。伐骨亲仁先复礼，洗心偃武以修文。 + +　　众生堪念当离历，昊帝垂怜犹待君。宝筏迷津迅受渡，好成正果上青云。 + +　　东海沧波万顷愁，孤飞冤禽恨悠悠。悲亲位具难安魄，愧我项存未断头。 + +　　桑梓兴荣便足愿，邦家丰乐更何求？微明不邀宸聪虑，一腔沸血烛天流！ + +　　跋 + +　　无题九章，以当绝命，自伤身世，更痛家国！ + +　　殉道有志，弘道无得，肝肠百回，泪尽继血。 + +　　苟延为公，尽命完节，后事再来，海天空阔。 + +　　瑶琴韵断，悲笳声咽，昊帝灵爽，怜儿清烈！ + +　　 一九六五年三月五日林 昭自题于狱中 + +　　残喘赘疣，夙愿取义。敢谓成仁，自云知耻。 + +　　立身敦品，千秋清议！生也何欢，大节正气。 + +　　三军罢师，匹夫励志！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 +　　日月经天，江河在地。君王不谅，有死而已！ + +　　 一九六五年三月七日再题 + +## 附录之五：祭灵耦文（血书题衣） + +　　维年月日，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忍死待决之囚钦犯林昭谨以心香一瓣，米浆一盏，痛泪一掬，悲歌一曲致诚遥祭于 故市长柯公庆施之灵曰： + +　　呜呼柯公，祥麟威凤，鸦群独鹤，蚓虫潜龙！ + +　　缜思博学，内美具足，虽在和光，见判清浊！ + +　　明达治政，勤仁临民，众称劳绩，夙著贤声！ + +　　泰山北斗，学界师友，当朝衮衮，无出其右！ + +　　公自韬晦，祸从何来！丧邦罪我，二书酿灾！ + +　　娥性刚烈，惟图保洁，不由旁径，似难决绝！ + +　　犹是孺黄，详审未遑，古有明训，卧榻之旁！ + +　　微酖初示，泄药连致，为爱清名，何惧身试！ + +　　神魂感依，中宵震啼，追呼弗及，竟隔灵溪！ + +　　晨曦乍布，已扬噩讣，惊耗入耳，痛摧肝腑！ + +　　当心中刀，泪决如潮，长号群踊，哀愤冲霄！ + +　　裂帕书誓，付彼贼子。要得解和，使公复体！ + +　　朝歌声吞，暮哭招魂。天惨无色，地暗冥昏。 + +　　哭公盛德，夙行谨饬。哭公清操，矜世足式。 + +　　哭公令名，众口如倾，哭公治绩，曲惠生民。 + +　　哭公雅望，民不能忘，哭公卓识，举直错枉。 + +　　哭公长才，竟赴夜台！哭公端品，忽沉蒿莱， + +　　哭公惨殁，痛泪和血，英年不永，横遭摧折。 + +　　未尽才仁，未展经纶，未施抱负，未济众人。 + +　　苍昊漠漠，后土落落，智士愕愕，馀子碌碌。 + +　　呜呼呜呼，徒唤奈何！仇重山狱，恨若长河！ + +　　寸息几咽，寸喉为结，寸怀如冰，寸心似炽！ + +　　抚膺一声，月落参横。情切今世，缘缔再生！ + +　　松柏巍巍，是公仪态。丽日皓晖，是公芝颜。 + +　　广漠千里，是公遗体。江上青峰，是公令容。 + +　　云霞焕炽，是公素质；湖海苍茫，是公心肠。 + +　　清风霁雨，是公隽语；掣电鸣雷，是公雄威。 + +　　霜寒月白，是公毅魄；长天将星，是公英灵。 + +　　水止珠没，歌残月阙；人间何世？有斯惨劫！ + +　　迄负伯仁，誓许此身。天怜冤抑，更旨封神。 + +　　忠勤端直，幽明同职，海疆靖时，永镇护国。 + +　　海碧天青，昊帝多情。终成正果，莫叹零丁！ + +　　灵体既合，音容如活。言笑常闻，起坐在侧！ + +　　何以为家，负煞芳华。朱文敛艳，碧血作花！ + +　　花开照夜，不祥姬嫁。九鼓未明，六月雪下。 + +　　湘竹蔓林，贞娥恨深。绵绵公意，悠悠女心！ + +　　呜呼呜呼，青衫误我，身世自悼，焉与终古。 + +　　侠肠千回，心字成灰，春蚕未死，杜宇声哀。 + +　　阊阖有道，至情不老，尽命完节，大义在抱。 + +　　百亿万年，碧落黄泉，来格来享，来告昊天！ + +　　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 +## 附录之六：“起诉书”跋语（血书） + +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在第一看守所收到彼等使家人送来的用品、棉衣及食品若干，此为在押于“一所”期间唯一得送入副食品的一次。计有肉松一袋，原汁猪肉一罐，去纸粒糖一袋，饼干一小盒一斤又二两半（旧秤四两）*等等。此外并有水饺二十只，是原系心存疑似故意写上者，不料真会使家人送来而且特地唤至审讯室中由女监看守——鸨儿婆子们蒸熟与食！林昭何人？！此举何意？！对之震愕，咽不能下！三日之后（十一月九日夜间）即真形毕露图穷匕现矣！十一月十日起绝食十天，至十九日始进稀粥。（十一月二十三日，严亲殉难四周年忌辰以鲜血设立灵位后开始复食。）在此期间屡要米汤而靳不与，必使从鼻腔灌入甚至以来沙而溶液浸泡橡皮管以图刺激粘膜溃烂（后果浮肿刺痛），等等诸般不入常理难以想像之十恶不赦无赖手段，洵属血书指诉亦不能尽也！十一月十六日（？）所谓的检察院伪职人员前来提审，入室未能作一语而鲜血殷然已见随声咯下点染遍地！是日已将此份所谓的“起诉书”遥然相示，至十二月二日晨唤出授与，一瞥之下淡笑而受。问尚有何话要说？答以慢慢再说。又三日（十二月五日）再逢接济，只使家人送入草纸一刀并蛤蜊油一盒——暗喻揩揩屁股光光面庞之意。见面淡笑道：得跟家属要几块钱，作犯人的未知何时判决何时移动！同日下午而所谓的审讯开庭丑剧以作！——此二张（指作血书之纸）是当时包入蛤蜊油之纸也！ + +　　 林昭志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 + +　　校记：*原作“一斤又二两半（旧秤四两）一小盒”。 + +　　（附：“起诉书”） +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64）沪静检诉字第四二三号 + +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反革命集团主犯林昭，业经公安机关依法逮捕并侦察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 + +　　被告林昭，原名彭令昭，又名许苹，化名吕明，女，三十二岁（注曰：应为三十岁），江苏省苏州市人，官僚资产阶级出身（注曰：不知所云！），学生成份，大学文化（注曰：就是一九五七年给你们那臭名远扬的所谓反右运动也者迫害得中断了学业的！）住苏州乔司空巷十五号，上海住址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一九五○年起参加土改、五反工作队，（注曰：确证这名“被告”一未纽约受训、二非台北派遣，而是当初被你们所煽惑利用的天真纯洁的追随者、盲从者之一！）一九五四年考取北京大学新闻系（注曰：应为中国文学系新闻专业），一九五七年因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沦为右派（注曰：极权统治者所惯用的伪善语言，其颠倒黑白而混淆观听可谓至矣！这句话正确地说，应该是：一九五七年在青春热血与未死灭之良知的激励与驱使之下，成为北大“五·一九”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注曰：多谢留情从宽！但也是你们未曾真正掌握得林昭当时的全部活动之故！），一九五九年因病来本市休养，一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被捕。 + +　　“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反革命集团（注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捉影捕风，白日见鬼！估价忒高了！其实不过是我辈一些黄毛丫头、黄口小子凑起来的无聊儿戏而已！），主犯林昭犯有组织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勾结帝国主义为敌人供给情报，策划偷越国境，和煽动在押犯人暴动等，破坏社会主义事业，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严重罪行。（注曰：苫块昏迷，语无伦次，却是抬高了黄毛丫头的声价，三生有幸，不胜荣幸！） + +　　早在一九五七年，我党整风期间，被告林昭在北京大学就参加了以张元勋为首的反动集团（注曰：岂仅参加而已哉！据说还是“广场”团体的“幕后军师”呢！）以自由出版为名，搞起了反动刊物《广场》，借此向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注曰：借用我们少辈英雄中某一位闯将的话来说：假如那所谓的“社会主义”就只意味着对于人的凌虐、迫害与污辱，那么“反社会主义”或“进攻社会主义”就决不是一种耻辱！）被告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在幕后为反动集团出谋划策积极活动（注曰：果然“幕后”来了！没有关系，既有监狱，则总得有人进去坐坐。否则你们这些特务伪职人员岂不要面临失业恐慌？），而沦为右派，继续坚持反革命立场，与“广场”反动集团中的右派分子共谋（注曰：见笑大方得紧，连文法都不曾通！好象在《广场》编辑部及其一切分支外围组织里居然还剩着个把没被你们冠以所谓“右派分子”的称号者似地！）由右派分子陈奉孝偷越国境勾结帝国主义。（注曰：一切国家的革命都少不了争取外援，因为人类是一个整体，而且不仅是作为概念上的整体！更因为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从来不分彼我！“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从国父孙中山先生起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过遵着前人的榜样而已！）陈奉孝正在实施偷渡时，被我公安机关逮捕。以后，张元勋等反革命分子也相继被公安机关逮捕后（注曰：当时我们是缺乏一些斗争经验。在与如此阴险刁狡老奸巨滑诡谋多端手段恶毒的极权统治者作交手战之过程中，这一个弱点就益发突出，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我们的失败。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之处，更其不是我们的耻辱！初生之犊，虽败犹荣！），被告竟隐蔽地继续活动（注曰：我尽自己之一分力量，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她通过右派分子孙和的关系，于一九五八年认识了兰州大学右派分子张春元（注曰：是我们同时代人中的将才！），林昭代表“广场”反革命集团（注曰：“五一九”的旗帜决不容其倾倒！“五一九”的传统决不容其中隳！“五一九”的火种决不容其熄灭！只要有一个人，战斗就将继续下去，而且将继续到他的最后一息！），同张春元和继而认识的右派分子顾雁、谭蝉雪、苗庆元等人联系，采取通讯、串连的方法，组成反革命集团，（注曰：造反没有公式的！伪善的语言才公式化得可憎！），张春元同被告商议确定了组织名称为“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自赞曰：是名清新可喜，不落陈套！），要以反革命武装推翻人民政府为目的。（嘲曰：你们除了武装就是武装，只晓得武装，别的你们还晓得什么？枪杆子里出一切东西！将来倘或无子无孙，大约也只消到枪杆子里去“出”！）他们在上海、苏州等地，多次聚会商讨出版以《星火》命名的反革命刊物，以进行造谣污蔑和颠覆人民政权的宣传鼓动（注曰：其实那才不过是一本极其泛泛的油印小册子，抗战胜利以后，在国民党统治区不知有多少像这样的小册子！——由学生和一般社会青年出版的，而其内容对于当时现实的针对性及批判性不知要比《星火》强烈而尖锐到几多！可能是因为蒋介石并不实行粮食统制政策，所以他们的警察特务总算也还不饿得发烧而不曾去找那些出版者的晦气！），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海鸥》，为张春元印成宣传品，《普洛米修士受难的一日》则登载于《星火》第一期上（注曰：竟然连普洛米修士与海鸥都要“反革命”，可见这一“革命”之该反而且非反不可已到了什么程度！）；被告又接受了能使在全国各地散发《星火》而收集我各地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名单的任务，妄图以此策动我公职人员反对党的领导（注曰：管是什么“人员”也罢，好像人们对于尔等之“领导”的反对竟然还需要“策动”似地！未免忒嫌自作多情了罢！）该反革命集团为了继续要同国外帝国主义勾结，派遣谭蝉雪偷渡去香港，当潭蝉雪实施偷渡被我公安机关逮捕后，被告同顾雁共商对策，销毁罪证。（天哪 ！居然也知道标点中除了逗号之外还有句号的！那么早该用上了！这么一大段儿撇撇撇一直撇下来，看看多累哪！“被告”未敢设想拟稿者是如此一通到底的通才，我还道那架打字机上凑巧缺了个“。”——句号铅字呢！） + +　　被告林昭，由于其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注曰：狗屁不通之外，更兼无理可恼！由于我的“官僚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才使我在白色恐怖之下就以“宁进监狱”的反动立场参与中共苏州地下党的组织活动并甚至为此被列入于当地城防指挥部的黑名单！“家庭出身”云乎哉！）和父亲彭国彦因反革命案被我打击后，于一九六○年畏罪自杀身死（注曰：一派胡言，文过饰非，可恨可恼！却是也听见得耳熟能详了：凡所有自杀者大略都是“畏罪”所致！若果如此，则至少也说明了一点：我们这个美好制度之下的活“罪”比之死“罪”还要可怕而可“畏”得多！）因此对我党和人民政府抱有刻骨的阶级仇恨（注曰：“楼梯上打架”的仇恨罢了，何“阶级”之有？），在逮捕以后，就一直不思坦白认罪（注曰：你们如此罪恶滔天还不肯认，林昭反抗无罪，当然不认！），后因患肺病，于一九六二年三月五日，政府准于保外就医。（注曰：是你们叫人“保外就医”去的！没有谁个求“准”！）但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从“反右”以来迄于今日以至将来，林昭永远只此一个立场！）在保外就医期间，继续进行以下反革命破坏活动： + +　　一、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北大校长陆平（嘲曰：语妙天下！岂但前无古人，敢谓后无来者！恐吓信！其神经衰弱精神错乱之程度确是应去精神病院作特别治疗了！不仅需作住院鉴定而已！），信中自称是右派“群体中的一分子”（注曰：事实如此！），恶毒地咒骂我党和人民政府是“暴政”（注曰：事实如此！），污蔑我反右斗争，狂妄地宣称“我们是不会后退的，”“要以最后的一息献给战斗”等。（注曰：皇天后土，实闻此言！）还用书面答辩的形式，将反革命文章寄给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注曰：否，是通过你们的户籍警先生传递而去的！），文中造谣攻击政府镇压反革命是惩办了“善良”的人（注曰：文中所“造”之“谣”颇多，似是而非地摘此区区一语全未概括得了！那份书面答辩提纲挈领者三，记忆犹新，不妨在此回顾一下：第一，极权统治下的“反革命”这个名词，缺乏最最起码的原则性与严肃性！第二，极权政治本身的残暴、肮脏和不义，使一切反抗它的人成为正义而光荣的战士！第三，特别对于我们这代青年来说，问题完全不是我们对统治者犯下了什么罪过，而正是统治者对我们犯下了应该受到严厉谴责的罪行！），并扬言要“誓死反对”社会主义。（注曰：像这样的“社会主义”若还不该誓死反对，则诚恐普天之下更无值得人们誓死反对之物！）被告还在医院（敬问曰：什么医院？何不明写？）的墙上也涂写了《自由吟》等反革命诗词。（注曰：“吟”及“自由”即是“反”了“革命”，真是大堪发噱！那首诗并不长，完全可以背诵而添录于此以当“反革命”的注解之一。诗共五章，首章引着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名作“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以当主题，以下各章反复咏叹，依次是：“生命我所重，爱情弥足珍；但为自由故，敢惜而牺牲！”“生命似嘉树，爱情若丽花；自由照临处，欣欣迎日华！”“生命巍然在，爱情永无休；愿殉自由死，终不甘奴囚！”“生命蕴华彩，爱情熠奇光；献作自由祭，地久并天长！”他日倒也请天下人评评看，这算哪一道的“反革命诗词！？”作者自己看来至少是并不见得比“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更陈旧、更落后和更反动的！） + +　　二、为了扩充反革命组织，又在苏州发展了右派分子黄政、朱泓参加，同黄政一起制定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的“政治纲领”、“战斗纲领”和“盟章”（注曰：管它何“纲”何“章”，总是本人手笔，未便由黄政掠美。），确定了以右派分子为主要发展对象，凡是右派分子均可担任“盟的各级组织核心”的组织路线（注曰：不像你们所说的这么简单，“右派分子”们也是千差万别的。但这一组织基础确系先生们的贵党之所制造而提供，后来人谨表谢意！）。和实行私人设厂的经济路线，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辟。（注曰：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 + +　　三、为要同帝国主义勾结，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本市淮海中路主动勾搭（注曰：恶俗已极，其心可诛——言为心声，说明不知人间更有羞耻事！）无国籍侨民阿诺·纽门，要纽门帮助其偷渡出境（注曰：无是事，且无是想！林昭的戏不是如此唱法的！要如此唱法倒也简单了！），被告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四篇反革命文章（注曰：答辩姑置勿论，连给你们委派之校长的呼吁都是“反革命文章”，说明先生们真正已经苫块昏迷得丧失了最起码的理性！）交给纽门，要他设法带往国外发表，妄图在国际上扩大反对我党我国的影响。（注曰：岂敢！也不过是尽力而为地做一些自己所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 +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被告被收监羁押。（注曰：收押日期是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八日，由你们当庭宣告，事实俱在，怎么可以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呢？怎么会移到十二月二十三日去的呢？这一个多月里已被“收监羁押”的“被告”又到何处去了呢？兹事体大，因为关乎到刑期的计算，故非力争不可！）竟仍坚持反动立场（注曰：早已说过了。我只有一个立场！）坚决与人民为敌（注曰：自作多情得令人作三日呕！“人民”在公共厕所里！此外更无“人民”的气味可言！），在监所中继续进行破坏活动（注曰：林昭曾说之至再，监狱不是争取入党的地方！）。向在押的诈骗犯张如一（注曰：又是故意给人脸上抹黑！她是政治犯呢！）灌输了反动思想（注曰：胡言乱语！除了你们靠以混饭吃的那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也者，更无其他任何思想是需要“灌输”或可以“灌输”的！），并发展她参加“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注曰：还公然举行了加盟仪式呢！），告诉她联络暗号，布置她在刑满出狱后，到苏州找黄政联系，以共谋反革命活动（注曰：绝妙的小说情节！），还教唆张如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动摇信念”。（注曰：我自己倒忘了。其实，说过的话也不少，随便找两句出来便得，何必臆造呢？）同时，在监所中又用高声呼喊的方法，煽动在押人犯暴动。（嘲曰：夫自有政治起诉书以来，未有如此之妙文者也！岂惟捧腹，直堪喷饭！我故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五日所谓的法庭受审时首先便指出：“起诉书”上漏列了我曾在监狱中建立一个军械局与三座兵工厂、两个军火仓库的重要事实！几曾听到过光凭口舌可以进行暴动的呢？敢则那所谓的八一起义、秋收起义等等全是凭口舌来进行的吗？怪不得人家说共产党的天下是靠嘴巴得来的！）还先后写了恶毒污蔑我党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题为《牢狱之花》（注曰：《牢狱之花》多哩，有一百多篇哩！还是一九六一年写起的，你们可见了几篇？怕也不过是我的片段引文之中见了一个题目才知道有那么一回事吧？是不当在吠影的一犬之列而只当为吠声的百犬之属！）《提篮桥的黎明》《血花》等等的反革命诗词、歌曲、标语、口号。（注曰：还有小说、戏剧、论文、散文、纲要、传单、信札、照会、宣言、讲稿、呼吁、抗议……种类繁多不及备载。总之，当世奇才，一代完人！）被告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六日（注曰：应为十九日）写的《绝食书》中，狂妄地说：“一息尚存，此生宁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注曰：是有这话不假，皇天后土共闻！）一系例（注曰：应为一系列。）事实，完全证明被告林昭是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注曰：除了“人民”两字尚待登报招寻而外，这一论断本身却也大大值得年轻的反抗者引为无上荣誉！） + +　　上述事实，有各地群众的检举揭发（注曰：算了吧！哪有这么回事，影儿都没有！），经上海、苏州、天水等地公安机关的严密侦讯，搜查到林昭所收集起来而写的我党政领导干部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名单，及反革命集团成员间来往信件，还有反革命刊物《星火》等宣传品，有被告同黄政合写的“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政治纲领（注曰：说了是我写的不赖！），有监所和医院（敬问曰：到底什么医院？真正现丑丢人！）转来的被告写的反革命文章、诗词、信件等，有反革命集团成员张元勋、顾雁、梁炎武、谭蝉雪、苗庆元、孙和、黄政、朱泓、张如一等人和帝国主义间谍阿诺·纽门的供词，及同监在押犯人（注曰：要么是你们的狗！）的揭发、等等。大量人证、物证。（注曰：按所谓马列主义原则来说，“法律”者，“统治者的意旨”而已！反抗即是大罪，争自由即是大罪，要人权更是大罪，何需什么“人证、物证！？”要说“证”哩，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初次被传出庭时，当场交上的一本《各国民权运动史》，不知是否亦在“罪证”之列？在则应明白列入，不在则当予掷还，为感！） + +　　如上所述，本院确认：被告林昭长期来坚持与我党和人民为敌的立场，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谋出版《星火》刑物，进行造谣煽动，阴谋偷越边境叛国投敌（注曰：是可忍孰不可忍：祖国不是你们缔造的！她倒只是被你们所败坏！）在保外就医期间和在监所中进行了一系例（注曰：又是“一系例”，看来打字机上刚缺“列”字！）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破坏社会主义事业，勾结帝国主义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注曰：比如写出此等语妙天下的所谓“起诉书”来，便即垂死挣扎的好例！）实属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罪行极为严重。为此，本院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六条第一款、第十条第三款，比照第七条第二款、第三款和第十二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注曰：官话连篇，不知所云！尝闻有酷喜放屁者作打油诗曰：屁乃肚中之气，哪有不放之理？谁要干涉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份所谓的“起诉书”大致亦只可作如是观。） + +　　此致 + +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检察员：吴泽皋 + +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注曰：用这个日期是别有用心的，表达着某种暗示或作某种掩饰司马昭之心的无效的努力。） + +　　附：被告林昭押于上海第一看守所；移送被告的侦讯案卷八册；随案附送大批罪证。（注曰：不知前述那册《世界民权运动史》可在其内？那是我的书，我还要呢！慎毋遗失为便！） + +　　（校记：*竞字林引作“尽”。） + +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日上午七时五十分收到。 + +　　林昭 自志（此两行原以血注） + +　　附录之七：判决后的声明（血书） + +　　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而盗用着法律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二十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叛逆者的无上光荣！ + +　　自来善恶不并峙即如汉贼不两立，你们这一非法的可耻判决，从另一方面看恰正是林昭个人战斗生涯的上好见证！它证明着作为一名自由战士之林昭的苦志清操大节正气！更证明你们的欺骗、引诱、迷惑、试探、逼迫、折磨、侮辱、凌虐、摧残、残害等种种一切鬼蜮伎俩，终于不得不在反抗者坚毅不屈贞烈无二的意志之前宣告彻底失败而完全破产！ + +　　这是一个可耻的判决，但我骄傲地听取了它！这是敌人对于我个人战斗行为的一种估价，我为之由衷地感到战斗者的自豪！我还作得太少，更作得非常不够。是的，我应该努力作得更多，以符合你们的估价！除此以外，这所谓的判决于我可谓毫无意义！我藐视它！ + +　　看着吧！历史法庭的正式判决很快即将昭告于天下后世！你们这些极权统治者和诈伪的奸宄——歹徒、恶赖、窃国大盗和殃民贼子将不仅是真正的被告更是公诉的罪人！ + +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 +　　 林 昭主历 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 + +## 附录之八：血衣题跋（血书） + +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被移解而羁押於上海第一看守所。在彼处备遭摧折，屡被非刑，百般惨毒，濒绝者数！寸心之悲愤冤苦沉痛激切，不堪追忆，不可回想，不忍言说！忆之如痴，想之欲狂，说之难尽也。呜呼！哀哉！此是何世？！我是何人？！所怀何志？！所遇何事？！天哪天哪！尚得谓有天理，谓有国法，谓有人情，谓有公道耶？！此衣是一九六四年八月间穿上，时正在桎梏之下，又无纸笔，乃在背上血书“天日何在？！”四字，聊当窦娥白练。八月下旬某日重遭女监众鸨婆榜掠，两襟“冤枉！”“死不甘心”等字即受刑时所写。左襟并前胸淋漓血迹则是同年十一月十日图穷匕现之日誓死明志以玻璃片割裂左腕脉管所沾染。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宣判”后重到上海市监狱，六月十九日初次接见萱亲胞弟，觌面之际，恍若隔世。旬日以后第二次接见并送入衣物，方遵慈谕将此衣换下。自怜遭际，谁解苦心？前尘历历，永志弗忘！ + +　　 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林昭志於上海市监狱女监三楼53号囚室 + +　　校记：*按该日期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后于此文写作日期一九六五年七月六日。谅有误，待考。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04.txt b/CCRD/1/6/10/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c72fabcc57986e7d8d9f9afd29a4f29f846402 --- /dev/null +++ b/CCRD/1/6/10/000004.txt @@ -0,0 +1,25 @@ +# 杜高档案：国庆十六周年的感想（1965年） + +　　<六组、杜高> + +　　今年的国庆节在我们这里过得特别好，整整的三天假日里全队洋溢着一片欢腾和热烈的气氛。从电视节目中，看到了天安门游行的实况。当我看到毛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我禁不住激动得热泪盈眶。从游行队伍的雄壮的步伐，从千百万人的歌声和欢呼声中，从整个节日的欢乐、胜利和战斗的气氛中，我受到革命力量的莫大鼓舞，感到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蒸蒸日上，感到我们的祖国和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正充满着革命的朝气，为建设祖国和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壮丽的事业在忘我地劳动着和战斗着。 + +　　在战胜了过去几年的经济困难以后，我国在工农也生产方面又出现了一个欣欣向荣和新高涨的局面，人民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这个新的局面也反映在我们的生活和生产上。我们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在整个节日假期中，领导为我们安排了很好的伙食，安排了各项文化娱乐活动。使我们过得非常愉快。我们的生产也在向前发展，在国庆节前，我们正收割了今年的玉米，我们的收成比去年更好。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切身地感觉到我们国家的大好形势，而且这个大好形势正在鼓舞着我更积极更踏实更认真地进行思想改造。 + +　　当着欢度国庆的时刻，面对着社会主义革命在我国深入发展的形势，我考虑得最多的问题，仍然是自己的思想改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正在全国城乡深入地开展，全国知识界正经历着一场思想大革命。我认识到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在这一个历史时刻，我应该坚决地自觉地同过去的一切错误思想彻底决裂，坚定地站在党和毛主席的革命红旗之下，重新开始我的后半生，做一个坚定的革命者。近半年来，我在领导的教育下，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初步学习着用毛主席的思想来观察问题，思想有了提高，对党和毛主席的革命感情加深了，因而更加痛恨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用行动改正过去的一切错误，争取重新参加革命。这个决心和愿望，现在成为我思想改造的动力，它强烈地鼓舞着我不断严格地要求自己，在这样一个思想大革命的历史时期中，顺利地完成自己世界观的彻底转变，从右派变成左派，往后的一生真正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 +　　我从下面的几个方面订出我的思想改造的计划： + +　　1、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是，学了毛主席的著作，思想改造的积极性就提高了，决心就大了，干劲就足了。近半年来，我因为认真地学了主席著作，进步就比较显著，工作也做得好一些。我深深地感觉到，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没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就不能做好任何一件事，当然更不可能得到思想改造。思想改造，首先就要对毛主席的著作和思想，产生强烈的感情，热爱党，热爱革命事业。只有学了毛主席著作才能深刻地看清自己过去的错误到底错在哪里，对革命和人民的危害究竟有多大。这样才能解除旧意识的束缚，解除盲目性的束缚，才能有改造自己的自觉要求。我决心今后更努力地读主席的书，联系自己的实际，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从各方面要求自己，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做。在学习主席著作的运动中，我不仅要自己学好，而且要带动全组和更多的一些人一起来学。在近几个月来，我是这样做了的，结果全组绝大部分人都积极学习主席著作，有一些人的进步很快，收效很大。通过学习主席著作，我发现我们全队的人们当中，正出现一个政治上迅速分化的新局面，很多人都向党和革命的方面转化了，花岗石脑袋的少数顽固派已经在政治思想上越来越孤立。我觉得这正是当前思想革命深化的标志。我相信我自己会从学习主席著作中，不断获得前进的力量，永远跟着党，走革命的道路的。 + +　　2、我必须从劳动中积极锻炼自己。我在劳动上一般是尽到力所能及的，对劳动越来越发生亲密的感情。但在我身上“书生气”仍很重，劳动技能仍很差，体力也不够健壮结实。因此，我时时要求自己向劳动化的方向作更大的努力。现在我们组劳动情况一般是好的，每天都能提早出工，劳动时没有人磨磨蹭蹭，大家的自觉性较高。但我不能像要求老年人一样来要求自己，领导上虽然对我有许多照顾，但我自己应该更努力锻炼自己。只有从体力劳动的长期磨炼中，才能使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感情发生一个根本的变化，别的途径是没有的。因此，我常常在我们组里自觉主动地做一些较重的劳动，以得到更多锻炼自己的机会，使自己真正完成“劳动化”的这一个转变。 + +　　3、在今年的国庆节中，反帝反修的任务提得特别突出。以我国为首的反帝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中国共产党高举反帝反修的革命大旗，得到全世界人民的热爱和尊敬。我是憎恨美帝国主义的，十多年前我上过朝鲜战场，亲眼看到过美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凶狠，不打败美帝，世界和平是不可能保证的。我要坚决反对美帝，在一切反对美帝的斗争中贡献我的力量。但是对于反修，我过去是不坚决的，甚至在一些问题上（如肃反问题，民主问题，人道主义问题等）受过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使我在57年犯了绝大的右派错误，这个教训是惨痛的。从全国反修以来，我通过学习，一步步认清了修正主义思想的危害性，今天更看清了修正主义作为美帝帮凶的丑恶面孔，决心同一切修正主义思想观点划清界限，我认识到，毛主席的著作正是我反修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只有学好毛主席的著作，才能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者的一切谬论，认清它们的本质。 + +　　今年的国庆节过得特别有意义，我自己在思想改造问题上，很有决心也很有信心。我相信，只要我忠实地跟着党走，我个人的前途一定是和我们国家的前途一样光明灿烂的。 + +　　 十月七日晚写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000005.txt b/CCRD/1/6/10/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dbd1aaa22b873dac6ff858d713f427646572ea --- /dev/null +++ b/CCRD/1/6/10/000005.txt @@ -0,0 +1,91 @@ +# 李慎之：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 + +　　<李慎之> + +　　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以后，在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面前，经过深入的批判，对自己的罪行有过一定程度的认识，但是极不深刻。八年以来，自己虽然还记得自己的主要错误，但是对于自己当时的具体情节、具体主张却存在着一种怕痛回避的心情不敢正面直视，当年的一切揭发、批判、检查的材料，也在1958年打包封箱以后即再未打开来看过。岁月已久，对自己的错误的印象渐趋模糊，而觉得自己还有“好”地方的印象，却反而愈来愈强烈。正因为如此，委屈的心情压倒了一度曾是“比较服罪”的心情。在1961—1962年那样的政治气氛下，甚至发展到幻想可能给我甄别平反的程度。一直到这一次的再批判，才又翻箱倒柜，把那些材料拿出来重新读了一遍。事隔八年，不但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思想已经彻底搞臭，修正主义在全世界的危害已经充分暴露，而且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也已得到充分证明。在这个时候再回头来看自己的错误，自己当时的阶级立场和政治面目已十分明显，自己深深感到当年的我，可以成为今天的我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 +## 我当年的右派罪行 + +　　我在1956—1957年间，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恶性发展，已经到了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全盘怀疑，全盘否定的程度。我从设想一个“没有斯大林错误的社会主义”，“没有匈牙利事件的社会主义”出发，对党的领导，对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以至新闻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统的、根本性的攻击。我诬蔑党的权力太大会使社会主义国家成为极权国家，由阶级专政成为一人专政，党会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社会主义会退化为国家资本主义。我希望党“改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远于以党代政”，以“不领导代替领导”，“以少领导代替多领导”，要求“以社会力量从外部来制约党”，我希望实行“大民主”，“全民的民主”，“直接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权要归“全民所有”以此来实现“国家的消亡”；希望开放“学术自由”、“新闻自由”和“干部自由市场”。我希望党向资产阶级民主学习，效法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文官制度、出气洞等等，还要求以专家路线来补充群众路线，实际上是要以政客政治来代替党的领导。 + +　　（我的这种思想，不但存在脑子里，而且绝大部分曾在鸣放期间向国际部近十个同志在个别交谈中发表为言论，“启发”他们“想大问题”。我在鸣放期间还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国际部的墙报上，其中发表了不少上述观点，还号召人们深入地、广泛地怀疑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党的许多重大政策。我还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一篇虽然很短，然而从根本上怀疑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以及新闻报道为政治服务的文章。此外，我还给墙报推荐了《人民日报》（副刊）上一篇十分反动的否定党的政治思想的短文——《废弃庸人政治》。） + +　　我的言论对一些右派分子对党的攻击起了鼓舞的作用，也有一些同志因为我的言论而对党和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 + +## 我今天的自我结论 + +　　在揭发批判我的过程中，我向党交代了大量言行思想的材料。重看这些材料，可以一望而知自己是一个罪证确凿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可以毫不含糊地得出两点结论： + +　　1. 这些条条决不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探讨如何“改良”的意见，而是一套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在当时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纲领。它的思想基础是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有阶级斗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否认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以“全民党”“全民国家”为立论的前提，以资产阶级法权的永恒不变为立论的前提。它否认人的阶级性，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恶，永远都有善有恶为立论的前提。它要求肯定而且固定个人的权利义务，实际上是肯定个人主义而与集体主义相对抗。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如果把这一套付诸实施，这个社会就会由停滞而倒退。如果这个社会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它就可以利用这些主张而得到复辟的机会；即使这个社会已经没有资产阶级，它的上层领导集团也可以利用这套主张而退化成为特权集团，最后形成新的资产阶级。 + +　　2. 我曾自以为自己提这些意见的“动机”是好的，然而从这些条条可以明确地看到，我自己当时的最高理想只是“抽象的民主自由”而根本不知共产主义为何物。我当时提出这些主张的目的、动机，根本不是要促进共产主义的实现，或者促进“国家的消亡”，也不是为我当时自己所说的要使“社会主义千秋万世”，而是要使资产阶级法制，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国家千秋万世。 + +　　我曾自以为自己犯错误是“偶然失足”，我的思想只是在“探讨”“研究”而并非定论，然而我自己当时就曾经说自己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曾经“苦苦思索”。这正是我十分自负的一点。现在重看这些意见，也可以明确地看到，我已经完全肯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要不得，而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是我的最高的理想。我所尚待探讨的，只是具体实行这种“民主”的具体方法、步骤与时间而已。 + +　　我曾自以为自己提出这些意见，并无个人打算，以此表明自己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拒绝对自己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批判。现在重看这些条条，也可以十分明确地看到，我的个人主义确实是极端的，它已经发展到了企图在政治上对抗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程度。我当时是把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看成是革命时期“暂时的必要”，而认为革命已经完成，这种纪律无必要。不仅如此，我自己明确地知道，为一个社会设计政治上的蓝图是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心目中“最大的事业”，如果我的意见得到采纳，我必然会得到最高领导的赏识与“群众”的拥护。我固然没有什么具体的“小打算”，然而最后要成为这种类型的一个“思想家”“理论家”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这种个人打算，不论在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是登峰造极的个人打算。 + +　　（当我重新看自己当年的材料的时候，我真是感到触目惊心，一切都十分明白，毫无怀疑的余地。自己是一个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在反右斗争中把我划为右派是完全应该的完全必要的。这样做，对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清除人们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极大的好处，而不进行这场斗争，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毛主席语）。） + +## 我过去的不服罪思想 + +　　但是，在反右斗争以后很长的时间内，我并不能如此明确地看待我的罪行。我的服罪问题在1957年并没有彻底解决，一度有过比较严重的反复，在1961—1962年间甚至发展到怀疑反右斗争的正确性，而幻想党可能重新处理自己的问题。就我个人的思想认识上说，自以为自己有这样一些理由： + +## 1. 不能充分认识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 + +　　（1）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三十年流血革命打出来的“铁打的江山”，不是几个右派分子叫两句就叫得垮的。我看不出新华社的领导（我以为也包括我自己在内）有垮的可能。看不到政治上的修正主义必然会使“山河变色”。 + +　　（2）苏共二十大以后，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所谓“自由化”，一直在发展，而我们当时尚未加以批判。在批判我的时候，同志们认为我的思想不能与像铁托、陶里亚蒂等人的思想相提并论，但是我自以为我并不比他们坏。 + +　　（3）对反右的意义，还过多地着眼于当时政治形势的特殊性（如公私合营以后，资产阶级拿定息，有人想倒算，章罗进攻，想搞匈牙利事件等），我自以为是“不幸”跟他们搞到了一块，在脑袋里过多地考虑5月1日的政策界限，十分强调时机上的“偶然性”，而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阶级斗争的必然性与长期性，以及这种斗争的国际意义与历史意义。 + +　　（4）1957年批判了右派分子的反动政治思想，但是对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许多其他方面，还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批判，自己觉得自己思想中有许多东西还不一定“臭”，我自己的反动政治思想的基础还远没有崩溃。 + +## 2. 不能充分认识自己的思想的反动实质。 + +　　这里，最根本的一条，是对自己犯错误的“动机”没有明确的认识。 + +　　在批判我的时候，同志们指出，我是自觉地煽风点火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一点是我一直没有想通的，直到批判的最后，才在认识上似乎有所体会，但是极不巩固。一到批判一结束，我再三思想，总觉得自己并非像是一个“处心积虑”与党外右派“里应外合”来搞垮党的“阴谋家”，我觉得自我的思想尽管反动，可并没有向党隐瞒，我这个人并不“阴险”“恶毒”，我提那些意见并不是“蓄意”反党，并没有同党“较量”之心，反右还没有反到我，我就主动进行检查，以后也没有“抗拒”“抵赖”，并没有耍什么“手法”。现在看来，这些话，本来是同志们站在正确的政治立场上分析我的实际思想而使用的恰当的语言，可是，在我这样一个参加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重的批评的人听来，这样一类的话实在是感到“难听”已极，心里也实在感到“委屈”之至。我以为这些话并不是“实事求是”的批判，而是分析推理的结果，因此我不但不从政治上去领会这些批评的正确性，却反而认为我能受得住这一切是能够服从党的纪律与党的利益的表现，是自己还能“识大体”的证明。不但如此，我还反复回忆自己诸如“忧国忧党”，反对“鸣放”，主张“变而不乱”这样的一些思想和事例，觉得自己虽然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人却还是一个好人。 + +　　（除了动机问题而外，我还有一些不服罪的理由，其实都是从动机问题派生出来的，事实上很难彼此分清，然而因为有其特点，可以归纳为四点。） + +　　1. 比的问题——觉得自己比章罗与新华社内邹震、曹德谦、戴煌之类的人好，没有他们那种夺取机关领导权之心。另外一方面又同一些好同志比，觉得苏共二十大以后，大家头脑发热，言论出轨的人很多，他们未划右派，但是他们过去是好同志，反右以后也是好同志。 + +　　2. 言与行的问题——自以为自己只有言而无行。未策划密室，点火于基层。 + +　　3. 偶然性的问题——觉得自己的过去还不错，反右的政策界限是从5月1日算起的，自己在5月中旬以后即无错误言行。如果不是被拉写两篇文章就不至于划为右派，而不划右派，自己的思想还是可以跟得上时代，还是可以继续当一个“好干部”。 + +　　4. 批判与处分过重的问题——觉得自己纵然有错误，但是批判太重，说的话太“难听”，使我无法“做人”，到柏各庄以后更觉得处分也太重，认为自己“罪不至此”。我所以会感到“反右扩大化”，“反右有副作用”，认为反右以后“知识分子不敢讲话”，“五风与此有关”，需要“纠偏”，可能“甄别平反”，有很大一部分与此有关。 + +　　我就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开始我的改造生活的，因此对改造生活的艰苦性（主要是指思想上的继续批判）、长期性是没有足够的准备的。我以为党也像我一样，认为我是一个“偶然”犯了错误的好人，“改造”只是一番“考验”，不久以后就会改变我的地位。因此自己在改造过程中遭受了一些挫折以后，就增加了委屈情绪和不服罪的思想，到1961—1962年间，因为党对某些政策作了一些调整，这种思想就一直发展到不但幻想个人平反，甚至诬蔑党在反右斗争上，以及在以后犯了“左”的错误的程度。 + +## 对我的不服罪思想的自我批判 + +　　事隔八年，在党的教育下，回头来看我的不服罪思想，连我自己也觉得荒唐可笑。今天来批判我的不服罪思想，问题已十分清楚。这是因为： + +## 1. 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了反右斗争的伟大意义。 + +　　八年以来，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实就是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和以毛主席为旗手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个胜利每天都在向我显示反右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这场斗争的意义不但表现在中国，而且表现在全世界；不但表现为在中国煞住了一股反动的逆流，而且表现为给全人类指出了明天的方向。不但暴露了赫鲁晓夫使苏维埃社会倒退的罪行，而且批判了斯大林时代苏维埃社会发展停滞的错误，大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不但在中国形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而且把世界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今天的中国与苏联是截然分明的对比。在经过反右以后马列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中国，已经在各方面超过了当年的苏联，而为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树立了一块样板，成为全人类的希望。我当时所热衷的“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同我的设想完全相反，然而是唯一正确，而且以优越得不可比拟的方式在实际解决中。而在修正主义的苏联，“自由化”所带来的并不是人的“平等自由”，而是特权集团——新资产阶级的形成，资本主义的复辟，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重新发生，生产发展的下降，精神状态的堕落。当初以打着“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旗帜出现的修正主义现在已经公开暴露出向帝国主义投降的本相。修正主义的危害性已经充分暴露，而且还将继续暴露。拿这种客观形式来同自己当初的思想对比，可以明确地看清自己的思想的危害性。 + +## 2. 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启示下，再加上八年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深入，对资产阶级思想批判的不断深入，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己犯错误的必然性，看到自己所以会犯那样的错误，是因为自己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立场上，自己本来并无共产主义的觉悟，自己参加革命之初所追求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而在社会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还不肯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就不可能不犯那样的错误。 + +　　自己的言行是宣扬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自己的动机也完全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两者完全吻合，毫无矛盾之处。我所以在批判之后，会觉得自己动机“不坏”，自己还是一个“好人”，正好说明自己的立场根深蒂固。我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当然看不到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有什么错误。当然会感到同志们对自己的批判太“难听”，而不会认识到这正是无产阶级对混在自己队伍里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恰当批判。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看，我认为我自己动机“不坏”的一些理由，都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的诡辩。我自以为我的动机是“忧国忧党”，我自以为我想的是“变而不乱”，企图以此证明自己无“造反”之心。然而事实上我所谓“变而不乱”根本不是要使“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变为“共产主义”，而是要使社会主义逐步地顺利地变为修正主义。我所谓“忧国忧党”正是惟恐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而根本不是忧党的领导不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强大。我确曾反对鸣放，我曾一再声明“不与×××同放”，但是我之所以反对鸣放，正是害怕我之所谓“乱”，我实际上看不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和不相信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我之所以不肯鸣放，实际上是因为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许多根本观点上与敌人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因为身在党内，受党信任，因此而有这种害怕“鱼龙混杂”的感情。如果我的思想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或者只有很少的资产阶级思想，我就根本不可能有这样自以为是“忠臣”的思想了，因为我自己必然知道，无论怎么放也不会同右派分子放到一块去。 + +　　动机问题明确以后，其他的一切“理由”就都更站不住脚了。 + +　　以比的问题而论，同章罗之类比。历史已经证明，党内的右派分子比社会上的右派分子更具危害性。这一点我自己也不难看到。同其他的好同志比，那么，我平心自问，我当时的交往的同志中，没有一个有我那么多、那么深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的。在反右以前这正是我在内心自以为得意的地方。如果我的意见被认为正确，我决不会自认为他们与我差不多，而一定自以为比他们都“高明”，只是在反右以后，我才觉得自己同他们“差不多”，这是一种很不严肃，很不认真的态度。 + +　　（以所谓自己“有言无行”的问题而论，那么（1）言与行本来没有绝对的界限，而且特别在政治问题上，言就是行；（2）我的谈话、写文章，要求别人“考虑大问题”不能说不是“行”。实际上如果我的“行”真要发展到“上大街”的程度就已经不是右派分子而是反革命分子了。而且我固然自己没有上大街的心，但是如果我老是那样“言”下去，必然会有人用我的“言”而“行”起来，推原祸首，我的罪责是不能逃避的，而且这种危险性是不能低估的。事实上国际部右派分子曹德谦，就确实已到了要开大会、喊口号的程度，他的“勇气”，至少有一部分是因为我这样的“领导人”谈话以后而增加起来的。） + +　　以所谓自己犯错误有偶然性而论，这不过是动机论的延长，事实上（1）作为一个长期不肯认真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我的错误有极深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与思想基础，要同社会主义发生冲突是不可能的。（2）我个人二次犯错误的经验证明，甚至在党给了我猛然的震动，进行了深入的批判以后，我的立场还没有根本扭转。我并没有实践自己当初“一定改正”的诺言，而是继续犯实质上与1957年性质相同的错误，这一点正好证明了我犯错误的必然性。 + +　　就批判与处分“过重”而言，这都是因为立场没有转变，看不到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与危险性而产生的。转过立场来看，同志们对我的批判不过是用明确的语言说明了我的真面目，说不上“过重”。至于处分，那么在新华社的右派中，我的错误是属于最严重之列，而处分却远不是最重的。党实际上已经考虑到我过去跟党走过一段路，也表现出悔改的愿望而从宽处理的。我的感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不服罪”思想的产物，而党对我的处分则是完全正确的、恰当的。 + +　　总而言之，我的右派罪行是我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的表现，我的不服罪思想也是我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治立场的表现。我现在觉悟到，我自己原来是一个根本没有共产主义觉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虽然也学到了一点马列主义的词汇，但是只是一些皮毛，我的世界观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我是带着这种世界观参加到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来的。我所能理解，所能接受的，只是党的最低纲领。这种世界观在民主革命时期同党的矛盾还可以不致发展到同党抵抗的程度，但是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当革命发展到要求同资本主义的以至各种私有制的一切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时候，这种矛盾就不可能不激化。当然我周围的大多数同志也同样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同社会主义革命也会有或多或少的矛盾，但是他们一般是接受了党的改造，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因此他们同社会主义的矛盾，一般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却要比他们顽固得多，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诚如毛主席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必须批判》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充满着”，而不是“残存着”。我的实际社会理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我的实际人生理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与个性发展，到民主革命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正因为如此，我才会在1957年企图按照这种资产阶级的标准设计出一套办法来在政治上改造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这种政治立场同社会主义，同无产阶级完全是针锋相对的。我受了批判，也表示“服罪”了，然而连我的“服罪”也是站在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按照封建阶级的道德标准，按照资产阶级进行内部政治斗争的准则来“服罪”的。我把党对我的批判以及我的服罪都看成只是“政治上的必要”，而看不到自己的阶级本性。因此看到了自己的“错误”还忘不了自己的“好处”，想“通”了这一面，仍然想不通那一面。我的不服罪思想的继续存在以至严重反复都证明了我的政治立场并无根本改变，我的世界观并未真正改造。 + +## 我的态度与决心 + +　　我现在重新认识自己在1957年的罪行，是党不断对我进行教育的结果，我自己是十分不自觉的。八年以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及政治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我不是没有体会，但是因为心里横亘着一团“委屈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政治立场），这些体会都只是浮在表面上。我本来没有认真利用这种大好形势，彻底重温我1958年的教训来自觉地进行根本改造，因而在1961—1962年间，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还重犯了实质上是反党的错误，今年七月间，党向我指出了这次错误以后，我仍然以怀疑恐惧的心情（这是委屈情绪的反面）出发，以为党如果不是给我处分，也只是把我再批判一次斗臭完事。但是几个月来，党的做法却并不要处分我的新错误而是要解决我的根子。组织上甚至对我说，这次既不“压服”，也不“劝服”，完全要依靠我自觉革命。这一系列的过程给了我很大的感动。终于打开了打包封箱八年之久的旧材料，重读了毛主席亲自写的许多反右文件,我深深感到经过这样一段岁月再回头来看自己当年的错误，实在已没有任何不服罪的理由可以站得住脚。有许多话，我自以为是八年以来无处可以申诉的，但是真正到我可以谈出来的时候，就感到实在并不是那么一回事。我过去以为对我的批判并不“实事求是”，现在却感到用无产阶级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揭露我的资产阶级面目，正是最大的实事求是，用唯物主义的思想来暴露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最大的实事求是。党对我的批判与处分确实是“挽救”而不是“打击”，自己一再负党已没有任何委屈情绪可言。相反，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已经有目共睹，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人类的灯塔，全世界都在仰望中国，全国都在学习王杰的时候，我这样一个受过党二十多年教育的人，还没解决反右斗争的服罪问题，正是“人纵不言，我独不愧于心乎”，“不服罪”对我是一个历史事实，我曾经觉得自己的不服罪是有些理由的，但是现在我自己向我自己摆摆事实讲道理，就发现这些理由并不存在。有的只是一团顽固不化的个人主义。从中国革命的利益，世界革命的利益来说，反右斗争完全是正确的。对我的批判处理完全是恰当的。二十年前，我曾为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里的一段话所感动。他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难道因为在八年前犯了错误就连“一切要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根本信仰都丢掉了吗？如果不是，我有什么个人的利益不能牺牲，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呢？更何况事实上，我今天除了错误而外并没有什么利益可以抛弃呢？更何况抛弃错误也正是我个人的最大利益呢？我现在可以向党保证永远弃绝自己的不服罪思想，弃绝自己的委屈情绪，老老实实地工作，老老实实地改造。 + +　　 12月22日写完 + +　　来源：《炎黄春秋》2013年第6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0/names.txt b/CCRD/1/6/1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c5cc2ea9c80c486286a655b64b12ebc899d929 --- /dev/null +++ b/CCRD/1/6/10/names.txt @@ -0,0 +1,6 @@ +中国人民大学关于王铁生的退职人员证明书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林昭的判决书（摘录）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关于林昭的刑事判决书 （节录） +林昭致人民日报编辑部信（之三）(校注稿) +杜高档案：国庆十六周年的感想（1965年） +李慎之：关于我的右派罪行的再认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1/000000.txt b/CCRD/1/6/1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363038a343f60cd215dcd16edd15a51c568423 --- /dev/null +++ b/CCRD/1/6/11/000000.txt @@ -0,0 +1,117 @@ +# 我的交代和检查 + +　　<李慎之> + +　　我是一个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得到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由于我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对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由内心怀疑，抵触而对抗，终于在1957年走到在政治上同党完全对立的地步，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大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以后，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表面上也似乎有了一些认识，口头表示低头认罪，但是骨子里仍然坚持原来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不肯认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不服罪和抗拒改造的思想，在改造过程中一再有所流露，也一再受到打击，因而有所收敛，在1961年年底摘掉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暂时的困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批出笼，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我的反动思想再次萌发，还妄想重新钻进党内。我现在在这里向党向人民交代我的罪行，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 +## 一、不服罪 + +　　我第二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根源在于我在1957年并没有真正服罪。我在反右斗争以后，只承认自己那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错了，也教条主义式地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但是内心不肯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是站在同党和人民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同党和人民为敌，以为只要在理论上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还是一个“好人”。 + +　　我不是继续不断地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根子，而是不断地自欺欺人，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看成是“认识问题”，是“受了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把自己发了那么一大堆反动言论，犯了那么严重的反党罪行说成只是“自作聪明”。自己认为自己一贯受党的爱护信任，被认为党的“宠儿”，自己“一直跟党走”，“对党有感情”，不可能是“蓄意反党”。我死死抱住跟党走过一段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说成是虽然犯了错误，“人还是一个好人”，在处理我的时候，我勉强承认了自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在支部会议上也举手赞成把自己开除出党，但是心里却还自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党的利益”。以后又借龚定庵的诗句，大唱自我安慰的高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失去了党籍的共产党员。 + +　　我把自己看成是所谓“党内右派”，认为自己同章、罗那样“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叫嚣“轮流坐庄”。妄想篡夺政权的政治野心家不同，同李康年那样在公私合营以后还想要继续剥削，搞“反攻倒算”的反动资本家也不同。我妄自把右派分子看成情况不一，是“鱼龙混杂”，而看不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顽固地拒绝承认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是更危险的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 +　　由于不服罪，我一直存在着委屈的情绪，认为开除党籍是党“下手太重”，认为自己还是可以留在党内改造，甚至认为自己应划为“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修正主义分子还是党内的提法）而不应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到柏各庄以后，右派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有些提法比反右斗争期间对我的批判还要更高些。如说右派都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右派分子同一般有右倾错误思想的同志的界限在于右派想“上大街”“搞匈牙利事件”，有政治阴谋等。我不从本质上去看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实际上必然会引向这种严重的结果，反而抵触抗拒，认为新华社组织上和同志们都了解自己不是那种人，认为我自己不是符合这种标准的“典型的右派”。当时，柏各庄领导上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抓得比较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开会，向一切错误的言行思想进行斗争，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老在脑子里构想自己过去还有些“好的表现”，觉得成了右派以后“动辄得咎”，“右派难做人”，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甚至说：“错了就是错了，处分也已经处分了，天天无穷无尽地开斗争会，本来想通的问题也反而想不通了”。对同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一起改造，也感到委屈。我不是利用这样严格的改造环境来认真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反而抗拒改造，听任自己的委屈情绪发展。我顽固地坚持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正好证明了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 + +## 二、诬蔑反右派斗争 + +　　由于我不服罪，不肯真正承认自己是一个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我就当然地诬蔑反右斗争扩大化了。 + +　　我长期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把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歪曲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把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解为开放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一直到1962年的时候，我还诬蔑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鸣放中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估计不足，鸣放以后，反动分子大量出笼，才出于实际政治的必要进行了反击，结果使得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起来无法分辨，使得对党有仇恨的右派分子同认识上有错误的人分辨不清，我引用肃反甄别时候的一句话，说这种情况是“打狼的鞭子打到羊身上”。把自己这只披着羊皮的狼也说成是“羊”。 + +　　我继续重犯在1957年鸣放期间诬蔑肃反运动的罪行，说肃反是胡风问题引起来的，但是肃反的结果，清查出来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并不多，错斗的人倒不少；说反右斗争是章、罗这样的野心政客引起来的，但是反右的结果从政界反到党内，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搞成了敌我矛盾。 + +　　我诬蔑反右斗争原来的对象只有像章、罗那样一小批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政客和像李康年那样一小批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但是结果反到了三十万人，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加上受批判的中右分子，打击面太宽，震动很大，结果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讲话，反右反到党内是损害了党内民主。事实上，正是因为打击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保障了人民的民主，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却公然睁眼说瞎话。 + +　　我说：“肃反运动和过去历次的运动到运动结束以后都要进行甄别，有许多人得到平反，唯独反右运动以后却没有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右派分子曾经过甄别而平反。这是违反了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 + +　　党把属于敌人范畴的右派分子放在人民内部处理，给以立功赎罪，继续为人民效力的机会，这样的处理是十分宽大的，但是我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不肯真心服罪，诬蔑党对党内右派分子“处理太严”，过去历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在运动结束后接受处分就完了，而右派分子却要长期戴帽子，我也把这诬蔑成是党改变了过去“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常规。我甚至诬蔑说，“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人都是宽宏大量的，唯独对右派分子却是太严厉了”。事实是：有了敌人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自由，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右派分子的阴谋如果得逞，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就将在中国重新出现，中国将重新落入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千百万人头将落地。我的罪行如此严重，党对我如此宽大，我还不思改造，这只能证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顽固。 + +## 三、诬蔑反右倾斗争 + +　　党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右派分子不一样，后者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一点我是明明知道的。但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服罪，我却站在反党的立场上加以混淆。我在1959年底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铸同志写的一篇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其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就以此我“根据”，诬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党内右派分子“差不多”，罪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情节也大多是“言论”，还说什么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是“比较实事求是”。我甚至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也是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并不开除出党，可能是有鉴于反右斗争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是“处分过重”的缘故。 + +　　（1962年，我在看到有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经过甄别得到平反，特别是，在新华社黑编委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之下，我所在的外训班领导上给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百分之百”平反，并且宣布他们的意见“基本正确”以后，我诬蔑反右倾的斗争也扩大化了。还诬蔑1957年以后，党员一有错误言论就成为“反党”，压力过大。我诬蔑反右倾斗争虽然只限于党内，但是批判激烈不下于反右派斗争（我在农场看到反右倾运动中贴出的大字报要比新华社在反右派斗争中贴出的大字报要多好几倍），把人搞得很臭，（给社会上震动很大，是“斗争过火”；而不看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革命就是要给社会猛烈的震动。我还借党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一些同志甄别平反的机会，幻想对右派分子，也会来一个甄别。） + +## 四、诬蔑三面红旗 + +　　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到1962年的时候，就又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现象，猖狂地发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 +　　我诬蔑总路线。我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并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只抓了一个“快字当头”，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 +　　我还根据当时上边传达工农业生产要五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水平的说法，诬蔑“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还说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1956年反冒进的结果出了一个马鞍形，而大跃进的结果却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马鞍形。我诬蔑这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人的因素，而过低地估计了物质和技术的因素的缘故。 + +　　我在听了《十二条》和《六十条》中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达以后，诬蔑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是“由上面贯（灌）下去的”，“结果不得不退到初级社的水平”。我还诬蔑我所见到的居庸关山区食堂“没有必要”。 + +　　我还把当时物资供应上比较紧张的情况归咎于商业工作有“偏差”。 + +　　在听到关于“天灾人祸”的说法以后，我站在反动的右派立场上，把所谓“人祸”看成就是五风，而且诬蔑造成困难的原因“人祸是主要的，比天灾还严重”（我不能确认我有没有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但是类似的思想确实是有的。）对于五风的原因，我当时并没有像在十中全会后那样认识到主要是因为国内，尤其是农村中，阶级敌人还十分猖狂，资本主义势力还严重存在，他们利用党的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与缺点大肆兴风作浪的结果，而是极端荒谬地把这些缺点和错误同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联系起来看，把五风的原因说成是这两场斗争扩大化损害了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民主，说群众害怕，不敢讲话的缘故。 + +　　我歪曲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比附反右倾斗争，说什么：“鸣放之初，陈铭枢上书毛主席，诋毁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一共十六个字，现在已记不真切）。要毛主席功成身退，毛主席觉察到右派政客的政治野心，才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据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因此说过：“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庐山会议上，可能也是彭德怀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攻击了三面红旗，毛主席才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右派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事先估计不足，反击以后，斗争扩大化，没有及时甄别，连续反右，没有纠偏，是“热了未冷”，是犯了“左”的错误，我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什么“不反对什么倾向，什么倾向就是错误的”。我丧心病狂地把矛头针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妄想开脱自己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 +　　（我这时虽然在思想上似乎改变了一些我在1957年时候那种荒唐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是根子实际并未拔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实际上并无转变，把超阶级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五、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 + +　　我在诬蔑党的政策的时候，诬蔑党中央犯了“左”的错误，甚至于诬蔑反右斗争以后没有甄别，是毛主席违反了过去的“常规”，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比过去几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重一些是毛主席改变了过去“治病救人”的作法，而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右派分子实质上是反革命派，放在人民内部处理，已经是极其宽大的待遇。 + +　　我在1961年底听过吴冷西的一次传达，他说中国在农业上碰到的问题苏联东欧也有过，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经历过了才能体会到。我以为这是指苏联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过快的教训，我又站在自己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比附上苏联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说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便利了赫鲁晓夫之流的篡夺。我曾说过“毛主席要防止修正主义，须得吸收斯大林的教训，对持反对意见和犯错误的人要给以出路”。我还以为主席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在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整风就有这个目的，但是章罗出来捣乱，反右一下扩大了，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我这种想法，实际上仍是我过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遗留。 + +## 六、幻想翻案 + +　　由于我一直没有彻底服罪，反右斗争以后，在前途问题上，一直有种种幻想，曾幻想自己不被开除出党，曾幻想运动完了会有甄别，曾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但是我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严重，因此一直只是寄希望于党的政策会对我这样的人宽大一些。 + +　　我是在1961年年底摘帽子的，当时党在若干重大政策方面有所调整，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认为党也可能会对反右派斗争重新加以考虑。这种想法在得知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一些同志经过甄别而平反以后，逐渐强烈起来，尤其是当时外训班总支宣布在1959年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我就觉得如果对右派分子甄别，面甚至还可能比我以前所敢于设想的要宽一些。这样自己的问题也许还有重新考虑的希望。后来又得知若干部门的领导上曾征求有的右派分子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我知道的有李正凌和庄重），我关于甄别平反的幻想就大大抬头。后来领导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提到反右斗争后期，打击面宽了一些，处理重了一些，我对甄别平反的幻想就达到高潮，曾着手给吴冷西写信，希望领导上考虑我的问题，但是只写开了一个头，考虑到自己提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信始终没有写成，但是思想上却一直幻想领导上可能来找我谈。一直到那年秋天，吴冷西向全社作关于十中全会的传达时，明确提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才意识到自己又临到了再一次犯错误的边缘，收起了对甄别平反的幻想。实际上，我已经以我恶毒的言论，对党对人民又一次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无可饶恕的罪行。 + +　　从不服罪到想平反，这就是我在1957年、1962年两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一根黑线。既然自己不肯认错，就要把错误推到党的头上，这样，我就站到了与党对立的立场，重犯反党的罪行。这是我的沉痛的教训。 + +## 七、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 +　　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五年以后还再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异常顽固。林彪同志说：“聪明的人仅仅是有错误改得快，没有别的。如果他犯了错误还要装好汉，还要坚持到底，硬要钻牛角尖，明明有错误硬说没有错，这是最愚蠢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最愚蠢的人。长期以来，我一再钻牛角尖，寻找各种各样不成理由的理由给自己开脱罪责。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思想是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对立的，而且这种思想已经发为言论，构成了政治上的罪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给我的处理不是太严，而是十分宽大，是我一再辜负了党的教育和期望。对于我的第二次犯罪，我衷心接受群众对我的斗争，衷心请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以帮助我真正地进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 +　　我在“牛角尖”里钻了些什么？在1965年的小整风中，也曾有所检查，自以为解决了一些问题，当时回顾自己的反党言行，确也感到触目惊心，毛骨悚然，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右派分子。但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新的震动，使我看到自己挖掘得还远远不够。 + +　　我思想上不服罪的论据主要有两条。 + +　　第一条是认为自己主观上还不是蓄意反党，认为自己同党的关系一直是好的，对党是“有感情的”，不像那些政治野心家，或者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人那样要推翻党。这一点，经过党的教育，我也已经能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来进行分析，看到自己所迷恋、所追求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对无产阶级专政则抵触抗拒。但是，我还只认为我的政治思想是反动的，好像我所欣赏的那套旧的文化学术还不是反动的，还不是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完全不相容的。正因为这样，我曾长期幻想去做什么“学术研究工作”，以为这样还不至于犯错误，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下当头棒喝。原来我认为可以埋头于其中的“学术”，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而我自己所欣赏所爱慕的那套仍然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毒草。我想去钻研它们，继承它们，势必继续同无产阶级的文化相对抗，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抗，继续犯反党的罪行。我体会到我的右派政治罪行只是像露出在海面上的冰山的一个尖子，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隐藏在海面下的部分，要大得多。我要真正改造决不应当仅仅是批判一下，我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而必须要把我的整套资产阶级世界观连根拔掉。 + +　　我把自己所谓“同党的关系好”理解为“同领导关系好”，觉得我的反党只是在抽象理论上，而不是有什么具体对象。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新华社十多年来的领导集团原来是一个修正主义黑帮集团。同这样的集团“关系好”说明了我过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同这个集团“沆瀣一气”，而决不是对无产阶级的政党无限忠诚。林彪同志说：“党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坚强的党性，应当表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全心全意地为党的纲领路线奋斗。这就要时时刻刻关心和注意政治形势、政策、路线等方向性的问题，站稳立场，分清是非，避免在大是大非面前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我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相反。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以“同党关系好”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 +　　我的第二条论据是与人比。除了同章罗之类的人比，自以为不如他们“坏”而外，主要同我周围那些过去共过事的“老同志”比，觉得我就是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方面比他们多了一大块，其他在历史、为人、工作态度等等方面好像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甚至于在内心以为自己如果不划为右派也还可以像他们一样在宣传战线上从事反帝反修的工作。在1965年的批判中，我着重批判了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与他们的“不同”，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我过去所认为“不错”的这些人，有许多是黑帮分子，或者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这里，我一方面认识到，我在1957年的罪行仍然要比他们中间许多人严重的多，一方面高认识到，我的两次犯罪，决不是仅仅因为我“多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凡是像我这样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接受了整套资产阶级教育，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了党而拒绝在思想立场上进行根本改造的人，必然要同越来越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冲突。我过去曾在内心把改造的标准定为像那些在1957年未摔跤子的人那样“谨慎”、“持重”……以为那就可以不致再犯错误，现在才看到这只是伪装自己，凭这样的手法决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迟早都要被革命所扫除。 + +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给我的震动之大，真是无可比拟。回过头来看，我自从反右以来（严格地说，是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走的是一条自欺欺人的道路，一直是以美化自己来抵制抗拒思想改造。如果我曾敢于正视自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丑恶面目的话，我就不至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而如果我在57年以后敢于正视自己的反党罪行的话，也就不至于再次犯罪，然而我却一误再误，一错再错，这是我这一次再不能不牢牢记住的教训。 + +　　（文化大革命使我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犯罪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 +　　我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浪潮中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吃了几天小米，开会作文。嘴里笔下，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言。俨然自己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我出生在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小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没有尝过生活的艰险，没有体验过多少阶级的压迫。我爱构想自己过去也有一段“斗争历史”，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从来没有跟工农群众一起生活过。虽然也在山沟里蹲了几年，却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堆里生活。我所经历过的斗争，完全是上层的，只是动动口，动动笔的斗争，并没有经历过工农群众真刀真枪的阶级斗争的大风雨。我完全是毛主席所说的，“党所不需要的”，对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没有“同群众结合”的“共产党员”。我生活上同工农很少接触，思想上更没有下工夫进行改造，在思想感情上，并没有经历“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在进城以后，党给了我日益优厚的待遇，我把这些都看成是“革命果实”，是“按劳取酬”，理有应得，甚至把这看成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遗留，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它，而不是长期保留它。 + +　　一个革命干部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话，就有成为特权阶层，成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危险，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质上保持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精神上响往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学术，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要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主义革命来临，开始触及到我的资产阶级灵魂的时候，我就跳起来反抗这，反抗那，自己撕破了过去披在身上的“左派”的外衣而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 + +　　我过去常常吹嘘自己“启蒙早”，“青年时代就有共产主义的憧憬。”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自小从家庭和学校接受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外加封建主义的教育，脑袋里灌满了“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之类的个人主义思想。等我接触到党的影响的时候，我早已牢牢地树立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了。参加革命以后，我虽然在口头上挂上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是一直保持着各种各样的个人打算。这种个人主义虽然在57年以前还没有发展成为公开的错误，但是却是我政治上犯错误的根子。 + +　　（极其可笑的是，虽然我曾学过一些马列主义，但是直到1965年以前，还根本不能理解“世界观”这个辞的意义。我过去只以为世界观是一种思想体系，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我自己还模模糊糊地自以为自己还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最近才注意到毛主席所提出的：“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才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拿这来同我自己的思想对比，我的世界观是明明白白的“为我”二字。） + +　　我曾自我标榜为曾经“为党工作过”。但是我在1957年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一天万把字的稿子发下来，两手空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自己感到发稿工作不能为自己“积累资本”，这个工作不是“我的”，我明明是一心只想为自己服务，一心只想自己的“成名成家”，而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 +　　1957年以前是如此，1957年以后在改造上也还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有时表现得好一点，也是为了要争取早一点摘帽子，早一点重新入党，等到这种希望看来渺茫时，就悲观消极，直到诿过于党，与党对立。我一心一意想回到党内，这似乎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然而我所以想回到党内，难道是为了要更完全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人民服务吗？根本不是如此。实际上我所念念不忘地是要恢复自己的荣誉地位。正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如此，我那种想回到党内的“良好愿望”，居然会成为我二次重犯反党罪行的思想根子。这真是对我自己最辛辣的讽刺。 + +　　毛主席在《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说：“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广大人民的统一利益和意志，这是他们（右派分子）认为不能忍受的”。我的个人主义就是强烈到了这种程度。 + +　　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许多曾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所敬慕过或者曾同我共事过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这个事实打掉了我的一个历史包袱。原来我过去所引以自豪的所接受的所谓“党的影响”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三十年代那批“祖师爷”的东西，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卖的却是资产阶级的黑货。我在当时就是毒草香花不辨，把其中许多当作无产阶级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事实上，我脑袋里的马列主义实在是微乎其微，而绝不是我自己过去所想像的那么多。 + +　　当然我也读过一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然而我从来就是教条式地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积累知识，用于业务，而不是为了改造思想。毛主席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而反右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党内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黑帮分子，以及我自己，恰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例证。 + +　　这次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小撮黑帮分子对新华社十多年的统治，也摧毁了我内心深处长期保留的一块阵地。在1957年对我批判斗争时，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我在业务上的问题。因此，我总自以为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是业务上还不错。而按照过去新华社流行的所谓“业务即政治”，“稿子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建设认为自己“政治上”还是“行”，这样就等于根本否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十多年来统治着新华社业务的一根黑线，使我看到我过去自以为还不错的那一套本钱原来还是资产阶级的黑货。即使自己过去在有的时候，在党坚强领导下能看一些问题，写几笔文章，表面上好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上并不就等于无产阶级政治在自己思想上挂了帅。“政治是全局，业务只是局部”，决不能把业务中体现出来的那一点子无产阶级政治来掩盖支配自己全部思想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次文化大革命揭穿了吴冷西这样的所谓“反修秀才”，原来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个事实对我真是一面照彻肺肝的镜子。事实上，也不用看别人，我扪心自问，即使在我写最革命的辞句的时候，我何尝曾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我考虑的只是提法是否得体？分寸是否恰当？是否合乎上级意图等等。在我的灵魂里哪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有的只是丑恶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 + +　　反右斗争时，党提出要我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我嘴里也说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但是我并不真正懂得为何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怎样去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反而觉得自己过去总还是革命的，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不但思想上想不通，而且也不“实事求是”。只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才使我真正看到浸透我全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彻底否定。在这样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是“一无是处”。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指出要建立新文化必须打倒旧文化，“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彻底破坏”，强调新文化本身要逐渐成为工农群众的文化，而且早就警告过，谁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对毛主席的教导，我长期置若罔闻，现在是认真学习，认真实行的最后机会了。 + +　　反右斗争结束以后的多年中，我老是钻到牛角尖里去美化自己，而对自己的罪行则采取鸵鸟政策，仿佛只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自己就是一个“好人”，这真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一心想回到党内，然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彻底改造，而是幻想党会“纠偏”，这样就是把党和自己的地位完全摆错了，是与非的界限完全颠倒了，这真是反动到了极点。可以设想，如果执行了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让我这样的人重新回到党内的话，我的资产阶级反党思想决不会因此而克服，只会日益发展，日益嚣张，最后将成为一颗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定时炸弹。当然，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决不是几个右派分子所能毁坏得了的，最后毁灭的必然只能是我自己。因此，我认识到，为了革命的利益，也为了挽救我个人，都必须对我的罪行进行狠狠的斗争，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使我迷途知返。去年的小整风运动对我的罪行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应当说也使我受到了一些教育。然而今年的文化大革命才直捣我的灵魂深处。我在去年的批判以后也有悔罪的心情，但是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度来看，我对自己的罪行还远不是那样切齿痛恨，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样迫切地感到需要彻底摧毁。尤其突出的是，我虽然在去年表示要服罪要改造，但是仍然没有狠抓学习毛泽东思想。根据别人的例子和我自己的体验，我都已经懂得，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毛主席说：“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毛主席在这里指出了两个前途。对我来说，只能允许自己有一个前途，就是经过斗争而认错而变好！ + +　　建国十七年来，有许多如毛主席所说过去同革命“绝少姻缘”的人得到了改造。反右派斗争过去九年了，也有不少右派分子得到了改造，而我却一再犯罪，其原因就在于自己不肯真诚地认错服罪，因此就接受不了党的教育，立不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次文化大革命剥掉了我长期背着的一切臭包袱，我必须从这中间求得新生的转机。 + +　　我的犯罪是有必然性的，然而决不是非犯罪不可，决定的还在于我自己。我曾经跟着党走过一段路，党对我一贯是爱护关怀的，给了我许多的教育，也给了我许多改造的机会，事实上许多同我出身类似的同志都得到了改造，而我却是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在去年的批判中，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我的罪行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严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要更大。这一次，我认识到我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可耻。受过党多年的培养还居然会反党，自命为党的“宠儿”的人居然成为党的逆子，甚至在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宽大的处理以后，还以“党内右派”自居而拒不服罪，拒不改造，再次反党，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可恶可恨到了极点。想到这里，我再没有理由要求党对我宽恕，我衷心地要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使我这一回能永远记住自己的罪行，永不再犯。我请求党让我参加艰苦的劳动，长期到工农群众中去，真正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前半生已经被我自己蹉跎糟蹋了，我一定要以后半生为党为人民真正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 +　　 （完） + +　　（来源：李三达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1/000001.txt b/CCRD/1/6/11/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1bc3ca866554e0baf68b561d9c4136059faee7 --- /dev/null +++ b/CCRD/1/6/11/000001.txt @@ -0,0 +1,467 @@ +# 关于龚子荣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报告 + +　　先念同志并转中央： + +　　总行机关广大革命职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挖出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集团。这个集团的首要分子，是前国家机关党委第一书记龚子荣。 + +　　十几年来，龚子荣、郑思远、刘旭、王锐、王福庆等人，在总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破坏活动。他们为了搞垮总行党组，纂夺银行的党政领导权，在总行有组织有计划地制造了三次“反党案件”，打击陷害了一大批革命干部。这伙右派分子，在总行飞扬跋扈，为所欲为，践踏了党的原则，破坏了民主生活，正气受到压抑，使广大职工不敢讲真心话。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长期压在人们心中的怒火，一触即发，十几天功夫，贴出了上万张大字报，集中地揭露了这个右派集团的滔天罪行。群情激愤，斗志昂扬，一致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现将以龚子荣为首的右派集团的主要罪行报告如下： + +## 一、招降纳叛，结党营私 + +　　十几年来，龚子荣在总行搜罗了一批“积极分子”，结成了右派集团。这个集团中的大多数人，都有严重的政治问题。有的是来历不明的特务嫌疑分子，有的是品质恶劣的坏分子，有的是在敌人面前声称同共产党有不共戴天之仇的反共分子，有的是一九五七年漏网的右派分子，等等。这些人在龚子荣的直接指挥下，记黑账，开黑会，列黑名单，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有一套黑色逻辑：谁要是批评他们，谁就是打击“积极分子”，打击“积极分子”就是“反党”。他们制造的“反党案件”，不准别人提出不同意见。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就是“翻案”，“翻案”就是“反党”。这个右派集团，在总行培植亲信，陷害好人，部分地篡夺了总行党委和行政人事部门的领导权。 + +## 二、伙同右派向党进攻，制造“反党案件” + +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龚子荣等人在检查处理詹武、夏鸣、闵一民问题(即第一次“反党案件”)的过程中，主观武断，不实事求是，定案根据不足。詹武、夏鸣提出申诉，不少党员也有不同看法。总行党组党委，经龚子荣口头同意后，组织工作组进行复查。但是，龚子荣为了搞垮总行党组，竟不顾事实，硬说复查工作是背着国家机关党委干的，是“反党”行为。不久，他们就利用整风反右的机会，向总行党组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 +　　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初期，总行国外局的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要挟党组织公布詹、夏、闵问题。当时党内规定，对这个问题不许在党外鸣放。但是，龚子荣却背着银行党组党委，指使他的亲信石岳。于五月二十九日晚上，私自召集右派分子开会，介绍了詹、夏、闵问题的主要内容。在石岳的煽动下，右派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叫嚣“解散党总支”，要国外局的领导干部下台，并且准备上街闹事。在这个紧要关头，龚子荣于六月一日，亲自出马，在总行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上，违背中央关于顶住和准备反击右派进攻的指示，赞赏右派“放得好，放得对，要继续放”。并且说：“詹、夏、闵问题是个脓包，要放。”“肃反有偏差，是脓包，要整副作用”。他不但不准组织左派反击，反而要总行尽量满足右派的要求。总行整风领导小组，于六月三日召开了国外局的群众大会，当时的党组成员、副行长兼国外局局长乔培新同志，按照龚子荣的上述指示，在会上作了有关整风运动问题的报告。党组成员、党委书记、副行长崔光同志，根据石岳起草，经龚子荣亲自审定的稿子，介绍了詹、夏、闵问题。一九五八年，龚子荣以“反右补课”为名，用嫁祸于人的卑鄙手法，把自己及其党羽的右派言行掩盖起来，对乔培新和崔光同志进行了斗争，制造了第二次“反党案件”。龚子荣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 +　　经过第二次“反党案件”，龚子荣等人虽然打击陷害了总行两位副行长和一大批党员干部，但是他们搞垮党组的阴谋并未实现。因此，第二次案件刚一结束，龚子荣等人就密谋策划，制造第三次“反党案件”。 + +　　一九五九年春，龚子荣找石岳密谈，他说：“运动(指第二次案件)是胜利结束了，但不应该期望一次运动彻底解决问题。不能放松警惕，应该多观察，发现问题记下来，以后再说”。一九六○年，总行开展反官僚主义运动。龚子荣等人认为时机已到，就制造了第三次“反党案件”。这个案件，包括三个独立的具体事件，根本同银行党组的领导同志没有直接联系。二十万元被骗案，是原计划局副局长王兰同志丧失革命警惕性的严重失职事故。“任会亭受歧视、压制”事件，完全是捏造的。连淑盛自杀事件，虽然目前尚未作出复查结论(根据最近中央财贸政治部派人调查的情况看来，打击报复也不能成立)，但的调查处理工作，都是国外局、人事局组织进行的，党组同志如果有责任，也是属于官僚主义性质的错误。但是龚子荣等人，硬把这样三个独立的事件联系起来，给总行党组领导同志加上了“反党”罪名。 + +　　经过三次“反党案件”，当时总行的六位行长，除胡景沄同志因病休养外，都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此外，还批判和处分了十一名局长级干部和一大批处长以下干部。 + +## 三、抗拒总理指示，破坏对三次案件的甄别工作 + +　　一九六二年春天，总理指示重新审查银行三次案件。在中监委的领导下，由中监委、中组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机关党委、总行党组派人组成甄别组，对三次案件进行甄别。龚子荣知道后，惊慌不安，立却找刘旭问：“总理要甄别银行的案子，你看顶得住顶不住？”刘旭说：“没有问题”。刘旭又召集银行里的“积极分子”，布置抵抗，向他们表示银行的案件不能翻。他说：“我已准备好为这事打一辈子官司，开除党籍，不要老婆孩子，蹲监狱也干”。 + +　　以龚子荣为首的右派集团，为了破坏甄别工作，一方面派人挤进甄别组，在组内无理取闹。一方面在甄别组外，散布流言蜚语，污蔑总理指示的甄别工作是“翻案”，是“刮了十二级大台风”，攻击那些向甄别组如实反映情况的同志是“翻案派”。在甄别组开始工作的同时，龚子荣另立了一个非法的甄别组，逐案、逐事、逐人地讨论银行三次案件，同中监委领导的甄别组相对抗。 + +　　中监委领导的甄别组，由于龚子荣等人的抗拒和破坏，不得不半途而废，没有写出任何甄别报告。而龚子荣非法成立的甄别组，却写了一个所谓“甄别报告”。中监委并未审查这个“甄别报告”，只批准了三次案件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但是龚子荣等人，为了欺骗银行党组党委和党员群众，擅自给中监委的批示加了一个标题：“中央监察委员会对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三次重大案件甄别报告的批示”。并把中监委的批示和他们的“甄别报告”，合印成册，定名为“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三次重大案件的文件，总理指示的甄别工作，就这样被龚子荣等人彻底破坏了。 + +　　此外，人民银行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基本上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成绩是主要的。党中央一向是这样肯定的。但是，龚子荣等人，却同中央唱反调，攻击总行党组是反党的。 + +　　总之，以龚子荣为首的右派集团，在银行犯下了滔天罪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总行广大革命职工，对他们的罪行进行了充分的揭发。我们经过初步调查研究，整理了五个专题材料，一并送上。关于银行的三次案件，我们建议中央批转中监委负责审查处理。 + +　　以上意见，是否可行，请批示。 + +　　附件： + +　　一、龚子荣在银行的右派言行 + +　　二、龚子荣等人是怎样制造银行第三次“反党案件”的 + +　　三、龚子荣等人反对党中央的罪行 + +　　四、龚子荣盗用中央名义，贩卖私货 + +　　抄报：中央监委、中央财贸党委。 + +　　（附件一：） + +## 龚子荣在银行的右派言行 + +##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 +　　根据群众揭发和石岳的交代，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龚子荣在总行充当了右派头子的角色。他的右派言行如下： + +## 一、煽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 + +　　一九五七年五月下旬，整风鸣放开始不久，总行国外局的右派分子，大肆叫嚣，要挟党组织公布詹、夏、闵问题。当时党内曾有规定，对这个问题不许在党外鸣放，但是龚子荣却背着银行党组党委，指使他的亲信石岳，于五月二十九日晚上，私自召集甘培根、康国隽(均划为右派)、魏兰怨、白薛山等四人，在白薛山的家里开会，向他们介绍了詹、夏、闵问题的主要内容和长期不能处理的原因，以及肃反、干部政策等问题。五月三十一日，甘培根等人就用民革小组、民盟小组、民建小组、黑板报编辑小组和部门工会的名义，贴出了“群众呼声”的大字报，提出八大问题，把詹、夏、闵问题放在第一位。其余七个问题是：肃反偏差问题，出国干部问题，干部政策和统战工作问题，评薪提级问题，王增问题，营业处小集团问题，发展党组织的问题。 + +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右派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向党进攻的大字报纷纷出笼。他们指名攻击国外局的党政领导干部，说“乔培老一团糟”(指乔培新同志，当时为总行党组成员、副行长兼国外局局长)，“尹局长可下台矣。”诬蔑国外局的领导是“三害具全，病根极深，不能领导整风。”叫嚣“解散党总支。”声言要“上街”、“请愿”，猖狂已极。 + +　　事实说明，在龚子荣的主使下，由石岳出面，在白薛山家里召开的会议，是一次煽风点火、鼓动右派向党进攻的会议。他们泄露了党内机密，为右派分子提供了炮弹。 + +## 二、命令总行党政领导向右派投降 + +　　在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紧要关头，龚子荣于六月一日来到总行，参加了总行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国外局整风领导小组的成员参加)。他违背中央的指示，要总行党组党委向右派让步、投降，不准组织左派反击。 + +　　五月二十日，中央在《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中指出：“应该逐渐增加一些左翼分子的言论，”“立即着手分析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五月二十四日，少奇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打了招呼。但是，龚子荣在六月一日总行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上，却对右派的进攻大加赞扬，强调“放得对，放得好，要继续放，”并且要总行尽量满足右派的要求。右派拿詹、夏、闵问题向党进攻，龚子荣就说：“詹、夏、闵问题是一个脓包，要放，”并指定石岳起个稿，经他看后，由崔光同志(当时是总行党组成员、党委书记、副行长)向群众交代。右派说肃反有偏差，龚子荣也说：“肃反有偏差，是脓包，要放，要整副作用。肃反错的即刻改，该道歉的道歉。”右派提出评薪提级和出国干部问题，龚子荣说：“评薪、出国干部问题，即使能解决一件，也要立即解决，工资评高了的，要降低。出国干部能处理的，可以处理，能调回的调回。”对右派指名攻击的两个出国干部，龚说：“条件不够，可暂不出国。”国外局领导小组，在会上提出要反击右哌，龚子荣不同意。他说：“国外局要坚持放，不要号召争，黑板报可以出现中间意见，但不要组织争。”对左派“要进行教育，统一思想。” + +　　龚子荣唯恐他这套向右派投降的方针贯彻不下去，还指定乔培新同志召开国外局的群众大会，对鸣放情况表示态度。乔培新同志于六月三日执行了龚子荣的指示，向国外局的群众讲了龚子荣所要讲的话。崔光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詹、夏、闵问题。但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时，龚子荣嫁祸于人，吹嘘自己过去的指示如何正确，说乔培新由于不听他的话才犯了错误，并决定对乔培新同志按右派进行了斗争。对崔光同志的讲话，因为是石岳拟稿，经过龚子荣审查同意的，所以只字未提。 + +## 三、包庇石岳等右派分子蒙混过关 + +　　十几年来，龚子荣为了实现其不可告人的阴谋，在银行招降纳叛，搜罗了一批所谓“积极分子”，为非作歹，干尽了坏事。在这些“积极分子”中，有的在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时，曾伙同其他右派向党进攻，本应划为右派分子。但是由于龚子荣的包庇，得以蒙混过关。现举二例： + +　　(一)石岳 + +　　一九五七年四、五月间，崔光同志在总行第三次党代大会上所作的统战工作总结报告，是一个右倾投降的报告。这个报告，是石岳根据崔光、尚明的意见起草的。石岳的观点，不仅和崔、尚完全一致，而且在某些问题上超过崔、尚。例如：总结报告中在检查到党内产生宗派主义情绪的原因时说：“不能从思想上明确国家大事是大家的事，只靠共产党员是做不好的。”石岳把这句话改为：“认为只有党员才是国家的主人。”这和储安平的“党天下”是一个论调。这个报告，是划尚明为右派分子的一条根据。对崔光同志，也按右派言论进行了批判。但是却没有触动石岳。在一九五八年“反右补课”(即第二次案件)时的一次汇报会上，龚子荣曾问到这个总结报告是谁起草的。当有人回答是石岳以后，他就再也不追究了。 + +　　关于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九日石岳召开右派会议的问题，当时就有人提出过，也是在龚子荣的包庇下混过去了。当时参加石岳黑会的康国隽，会后就在国外局营业处散布消息，表示已获悉詹、夏、闵问题的内幕。群众议论纷纷。在六月一日龚子荣召开的总行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上，雷声同志(国外局领导小组成员)提出：有人把詹、夏、闵问题讲出去了，群众正在鸣放。石岳当即表示：召集过甘培根等人开会，解释了詹、夏、闵问题，龚部长知道。龚子荣立即点头承认，并夸奖石岳做得好。一九六二年中监委甄别三次案件时，雷声同志再一次提出这个问题，又遭到国家机关党委王福庆的压制。王福庆当场对雷声说：“当时你们国外局成了什么局面，乔培新成了纳吉。你有什么错误知道吗？你的结论怎样写的？你应该接受教训。”就这样，石岳没有被划成右派。 + +　　(二)闵一民 + +　　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闵一民写了一张“我也来鸣”的大字报。极力赞扬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言论，对左派反击右派的论点，逐条进行了反驳。左派说：把共产党说成一团糟，不符合事实。闵一民说：“满墙都是缺点，这不正是我们这次整风的要求吗？难道整风运动不是暴露错误和缺点的运动，反而是一个歌功颂德的运动吗？”左派认为右派分子歪曲事实，进行人身攻击，是不能允许的。闵一民却说：“群众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即使有小部分与事实不尽相符，但也不会完全来之无因。”并且质问受攻击的同志：“难道一个革命者，能够凭恃自己有某些贡献，作为拒绝别人批评的借口吗？”左派说，右派的进攻刺耳难忍。闵一民则讽刺这些同志是“神经衰弱的缺乏自信心的”人。 + +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闵一民在非贸易处小组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他说：“在党与非党合作共处问题上，我们存在很多严重问题。党内思想认识上也有某些分歧。正因为这样，我们还不能把消极力量化为积极力量，对工作造成的损失是十分巨大的。”又说：“有人还比喻，有些情绪消极的同志表现了三种情况(韩信、孙悟空、屈原)。这个比喻是不很恰当，但其精神值得我们注意。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感动的。”闵一民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把无产阶级专政比做封建王朝的统治，逼得人们不是逃跑，就是自杀，或者起来造反。 + +　　闵一民的右派言行，超过了当时划定的一些右派分子。詹武、夏鸣在“反右补课”中也被划为右派。而闵一民在龚子荣的包庇下，不但没有划为右派，反而把第一次案件中所受的处分也撤消了。龚子荣还说：“詹武、夏鸣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闵一民在右派进攻时转变过来了，最正确。” + +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龚子荣等人的黑色逻辑。十几年来，他们按照这种黑逻辑，在总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坏人，陷害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活动。 + +　　（附：） + +　　一、石岳交代：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前后，龚子荣和我所犯的右派罪行； + +　　二、甘培根揭发：石岳，你抵赖不了你反党的罪行； + +　　三、魏兰经：对石岳的揭发； + +　　四、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龚子荣在总行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 + +　　五、李维成：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煽动点火的石岳； + +　　六、朱绍文：揭发石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鬼把戏； + +　　七、闵一民在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写的大字报：我也来鸣。 + +　　（附件二：） + +## 龚子荣等人是怎样制造银行“第三次反党案件”的(二稿) + +##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八日 + +　　根据群众的揭发和石岳等“积极分子”的交代，一九六○年银行发生的“第三次反党案件”，是龚子荣等人阴谋制造的。现将他们制造这个案件的经过情况，介绍如下： + +## 一、三个互不相关的独立事件 + +　　所谓“第三次反党案件”是由三个独立的具体事件组成的。这三个事件，根本同银行党组领导同志没有直接联系。二十万元被骗案，是原计划局副局长王兰同志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丧失革命警惕性的严重失职事故。党组的责任主要是：平时对干部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警惕性的教育不够。连淑盛自杀事件，虽然目前尚未作出复查结论(根据最近中央财贸政治部派人调查的情况看来，打击报复也不能成立)，但该人自杀前后的调查处理工作，都是国外局、人事局组织进行的。党组同志如果有责任的话，也是属于官僚主义性质的错误。“任会亭受歧视、压制”事件，完全是捏造的。据群众揭发和任会亭本人的交代，所谓任会亭的“先进事迹”，是苏世铭(龚子荣的“积极分子”)等人弄虚作假，编造出来的。任会亭在出席全国群英会和银行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代表会期间，所谓受到歧视压制，仅仅是迟发了一天照片(总行领导同志接见银行系统出席全国群英会的代表时的合影)；《中国金融》周报刊登代表名单时，漏登了任会亭的名字；以及在银行分组会议上，主持会议的王兰同志，因为限于时间，没有充分满足任会亭提出发言四小时的要求等。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即使有缺点，也是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的疏忽，根本谈不到银行党组对任会亭的歧视、压制。但是，龚子荣等人为了搞垮银行党组，就利用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机会，借题发挥，硬把三个孤立的事件拼凑在一起，说成是“总行反党的阴魂未散”。把攻击矛头首先对准了党组副书记、常务副行长陈希愈同志。 + +## 二、利用连淑盛等事件向党组进攻 + +　　六月十一日，龚子荣指名要陈希愈同志到居仁堂汇报总行反官僚主义运动情况。汇报一开始，龚子荣就指责总行领导“对二十万元被骗案件无动于衷。连淑盛是积极分子，他自杀为什么未引起重视。总行反党的阴魂未散，詹武重用的人又被重用，对做出成绩的任会亭却另眼看待。王子芹是什么人，他为什么说积极分子不要骄傲自满，犯错误的不要抬不起头来。赵侠、王兰为什么打击任会亭，人事局为什么不批准任会亭增薪。这是一种势力，必须追根。不服气的话，就再干一场。”当天下午，银行党组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决定成立五人小组，调查赵侠、王子芹等同志的问题。六月十一日以后，刘旭、王福庆找石岳、苏世铭等人，专门交代了龚子荣的意图，作了具体部署。石岳回到银行向李绍禹作了传达。根据龚子荣等人的部署，在六月中旬的党组、常委扩大会议上(党员厅局长和支部书记参加)，由苏世铭提出了任会亭被歧视案件，石岳提出了连淑盛自杀案件，闵一民提出了王子芹支持反党势力的问题。从此以后，就分片对三个案件的有关当事人，开始了党内、党外的残酷斗争。 + +## 三、篡夺运动领导权 + +　　八月三日，石岳向党组汇报连淑盛自杀案件。会上曹菊如同志指出：国外局不向党组请示报告，不分党内外问题，把王子芹、张子重两个局长级干部放到群众大会上进行斗争，还让他们站在台上，低下头，这种作法是错误的。曹菊如同志并提出疑问说：难道鲍虹一点好处没有？她不是“三八红旗手”吗？难道连淑盛一点缺点没有？黄亚光同志也提出鲍虹都是缺点错误吗？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央财贸部黄植同志、王正同志，也提出了不同意见。黄植同志说：“不要把国外局说得那么黑暗，如果是那样，不成了修正主义领导了吗？”王正同志说：“我们的党是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党，不是修正主义的党，”“要分清是延安还是西安”，“什么事情都有一定界线，超出了一定界线就起质变。”石岳立即进行反扑说：“国外局的大会是有计划、有组织安排的，大会开得很好，现在还不能检查左倾，只能说右倾。”会后，石岳立即将会议情况，向龚子荣、郑思远等人作了汇报。龚子荣支持说，“你做得对。”八月十日，龚子荣、郑思远、刘旭、王锐、王福庆等人，在国家机关党委召集中央财贸部白潜同志，银行曹菊如、陈希愈等同志开会，李绍禹、陈立、石岳也参加了。会上龚子荣宣布主要解决财贸部和国家机关党委对银行运动看法不一致的问题。郑思远声色俱厉地说：“就是王正去捣鬼，我们不满意王正的做法。”龚子荣说：“国外局批判张子重、三子芹、鲍虹等人的群众大会，开的对，而且相当周到。有一千条不周到，一万条缺点，也应当支持。财贸部王正同志给群众泼了一瓢冷水。”龚子荣并指名批评曹菊如同志说：“银行的运动要改变作法。”“连淑盛案件是打击陷害不成问题，说政治陷害也不错。任会亭案件，也不是孤立的事，要大张旗鼓地搞。”并要银行党组“引火烧身”。龚子荣等人在打击、压制了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后，专断地提出，由国家机关党委刘旭挂帅，财贸部派人参加(实际上未参加)，领导银行的运动。从此，刘旭就到银行坐镇指挥，另成立了一个九人领导小组，名义上虽然仍叫曹菊如同志担任组长，但是实际上把银行党组搁在一边，完全篡夺了银行运动的领导权。 + +## 四“迫击炮式的曲线联系” + +　　龚子荣、郑思远、刘旭等人，为了把三个具体事件同银行党组联系起来，又召集他们的“积极分子”石岳等人开会，进行密谋策划。在会上，龚子荣首先说：“不要孤立地搞银行的几个案子，要联系陈希愈。”刘旭说：“赵侠打击任会亭，王子芹包庇鲍虹，根子是陈希愈，陈希愈为什么一直重用反党分子鲍虹、房重千，让他们搞连淑盛自杀案件的假调查报告？”龚子荣说：“要把这些问题，都联系起来。”郑思远说：“这是打迫击炮，进行曲线联系。”即先把这三个案件的一些当事人，例如国外局副局长王子芹同志、人事局副局长张子重同志、计划研究局副局长王兰同志、办公厅处长赵侠同志和其他一批党员干部，用捏造事实的方法，搞成反党分子或右倾分子，然后再拿这些同志做“中解”，经过“曲线联系”，给陈希愈同志戴上“重用反党分子”、“实行反党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的帽子，定为“反党分子”的头目。 + +　　他们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在预谋会议的第二天，龚子荣就亲自出马，把银行行长助理、党组成员、国外局局长李绍禹召去，向他交代了如何“联系”的方法。李绍禹回来后，又向石岳讲了龚子荣的谈话(未向党组汇报)，并表示“还不知道陈希愈有这么多问题”。以后，刘旭又把银行党委专职副书记高志坚同志召去，向他“交代”了联系陈希愈的意图。石岳在银行也向苏世铭、闵一民等人作了传达，这些“积极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活动。 + +## 五、威胁利诱，不择手段地强迫别人揭发 + +　　龚子荣知道，要把陈希愈同志的“罪名”定下来，没有“事实”作根据是不行的。因此，刘旭就在银行加紧搜罗陈希愈同志的罪状材料。他除利用运动领导小组和银行党组织“动员”党员群众翻箱倒柜，进行揭发检举外，还亲自出马，找人谈话，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逼迫别人揭发。例如： + +　　八月三十日，刘旭找行长助理、计划局局长陈穆同志，办公厅副主任韩雷同志，党组秘书卢汉川同志谈话时说：“我是以国家机关党委监委书记的资格同你们谈话。你们都是在行长身边工作的人，要开动脑子，进一步揭发陈希愈。陈是阴阳两手，一贯反党。过去你们受环境的熏染，当作正常事态看，想不到反党那里去。”卢汉川说了一句：“我和陈没有什么关系”，刘旭立刻咆哮说：“你不揭发，还说和他没有关系，这就是关系，凭这一点就可以给你戴上反党的帽子。” + +　　把陈希愈同志放到党内群众大会斗争以后，一天下午，刘旭把赵侠同志叫到国家机关党委谈话说：“事情已经很明显了，陈希愈已经揪出来，你和陈的关系党早就知道了。两条道路由你挑，愿意留在党内还是自绝于党，这是考验你的时候了。我认为群英会不发给任会亭照片问题，你没有这么大胆子，是陈希愈指示的吧！应赶快站出来揭发，好戴罪立功。” + +　　九月初的一天下午，刘旭把王兰同志叫到国家机关党委去谈话，刘旭说：“我是国家机关党委监委书记，是代表国家机关党委同你这个党员谈话的。你说吧，陈希愈有那些反党活动，陈希愈和曹老(曹菊如同志)的关系怎样，你的错误处分还未定，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 + +　　刘旭找人事局干部处科长周希平(女)同志(在第三次案件中，以包庇鲍虹、陷害连淑盛的罪名，被开除党籍)，到国家机关党委谈话，要她交代陈希愈在干部问题上是怎样向人事局布置安排的。 + +　　此外，他们还找了张子重等同志，用同样手法，进行了谈话。还把在第二次案件中把错误的崔光、陈心波调回总行来揭发。当有人揭发了一点情况时，他们就大肆发挥，加工制造陈希愈同志的罪名，例如：陈心波同志揭发陈希愈参加“八大”会议回来后，曾向他说：根据“八大”精神，詹武、夏鸣的问题处理重了。龚子荣等人如获至宝，经过加工制造，陈希愈同志的罪名就由原来的“反党阴魂”、“反党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变成“历次反党案件的幕后指挥者和罪魁祸首”了。卢汉川同志揭发了陈在卢山会议初期说过的一些话，刘旭等人就给陈希愈同志加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名，龚子荣还指示石岳，要把陈希愈同彭德怀联系起来。 + +　　一九六○年九月十四日，总行领导小组向龚子荣等人汇报运动进展情况时，龚子荣得意地说：“现在对崔光反党的原因，找到了一条线，是陈希愈指导的。党内一条线由崔光执行，人事工作一条线由陈心波执行。陈希愈是漏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这个帽子不错，是宽大处理的帽子。可按照这样的性质展开批判。黄亚光的错误也很严重，但重点是陈希愈。” + +　　经过长达半年的斗争，龚子荣等人的阴谋计划实现了。十一月五日，银行党组、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了对“犯错误”的党员的处分： + +　　党组书记曹菊如，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党组副书记陈希愈，开除党籍，行政撤职降三级； + +　　党组成员、党委书记黄亚光，撤销党内外职务，行政降一级； + +　　人事局副局长张子重，撤销党内外职务； + +　　国外局副局长王子芹，撤销党内外职务； + +　　办公厅处长赵侠，撤销党内外职务，行政降二级。 + +　　此外，受处分的处科长以下党员干部还有七人。 + +　　经过批判斗争，免于处分或不给处分的有：计划研究局副局长徐里程，国外局副局长刘军、林震峰，以及处科长以下干部九人。 + +　　（附件三） + +## 龚子荣等人反对党中央的罪行 +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日 + +　　根据群众揭发，三次案件“积极分子”的交代，并查证了有关档案材料，十几年来，龚子荣等人在总行，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党中央的活动。 + +## 一、反对总理的指示，破坏对三次案件的甄别工作 + +　　一九六二年春天，总理指示重新审查银行三次案件。根据总理的指示，由中监委、中组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国家机关党委、总行党组五个部门组成了甄别组，由中监委负责领导。在整个甄别工作中，龚子荣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的破坏活动。 + +　　(一)惊慌不安，密谋对策。 + +　　龚子荣知道总理的指示后，立即问刘旭：“总理批下来，要甄别银行的案子，你看顶得住顶不住？”刘旭说：“没有问题”。龚又问：“有没有把握？”刘旭答：“有把握”。刘旭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福庆和石岳，石岳又告诉了银行的赵明、任会亭。不久，刘旭就召集赵明、任会亭、武孝、闵一民、李勤等八人开会，向他们说：“总理指示，要对总行三次案件进行甄别。有人说总理发了脾气。我们已设法了解了，总理叫查一下，没有叫翻案。甄别组找你们谈话，你们可以翻。但是我不翻，由我负责。我已准备好为这事打一辈子官司，开除党籍，不要老婆孩子，蹲监狱也干。你们积极分子，打了胜仗不要骄傲，打了败仗也不要互相埋怨。不要互推责任，由我们承担。”赵明等人在往回走的路上议论说：“这案子不能翻，翻了就变成我们打击报复了。” + +　　龚子荣为了抗拒总理的指示，经常召集郑思运、刘旭、王锐、王福庆、石岳等人开会，密谋对策。中监委的王冰同志(甄别组组长)知道后，曾警告石岳说：“刘旭这样和甄别组唱对台戏是错误的，你根本不应该去。”石岳立即向龚子荣、郑思远、刘旭、王锐、王福庆等人作了汇报。龚子荣等人很生气，要石岳写个材料送给王从吾同志。第二天郑又告诉石岳：“你先不要写材料了，现在首要问题是案子能不能站得住，不要在旁枝上多纠缠，有什么意见等案子定下来再提。”此后，龚子荣在私自召开的会议上，一再流露对王冰同志的不满。说王冰等同志“是利用总理指示甄别的机会，到银行刮翻案风。” + +　　在这个时期，石岳因参加龚子荣等人破坏甄别工作的阴谋活动，经常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宿舍。他不止一次地向赵明、任会亭等人传达龚子荣、刘旭等人的意图。例如：一次对赵明、任会亭等人说：“国家机关党委认为，现在有十二级大台风，要翻案。”又一次对赵明、任会亭说：“这次甄别，案子可能要翻。看来搞的面太宽了。龚子荣、刘旭的意见，四十八人要解放一部分。” + +　　(二)派人挤进甄别组，有组织有计划地破坏甄别工作。 + +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甄别组召开第一次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江东平同志在会上提出：“总行党组意见，为了充分发动群众，总行参加甄别工作的人员，应挑选和案件没有牵连的人。因此，最好不要石岳参加。”当时代表国家机关党委的王福庆极力反对。他气势汹汹地说：“石岳确是一个关键人物，对他的态度，也是这次甄别工作的关键问题。如果说石岳回避一下好，倒不如说国家机关党委回避一下好。”在王福庆的坚持下，把石岳拉进了甄别组。 + +　　王福庆、石岳在甄别组内，不仅对银行干部专横跋扈，就是对中监委、中组部、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参加甄别工作的同志，也是当面顶撞，蛮不讲理。他们对一九五八年国家机关党委检查组写的“关于总行国外局反党小集团的检查报告”(石岳执笔)，是每字必争，“寸土不让”，不许别人提出任何怀疑和修改意见。由于他们无理取闹，使甄别组不能畅所欲言地讨论问题。 + +　　在甄别过程中，石岳违反甄别组的纪律，向赵明、任会亭等人传播甄别组内的情况，以便内外配合，破坏甄别工作。石岳散布说：“总理为什么指示甄别银行的三大案件，都是江东平搞的，他给中央打了报告。”又说：“甄别中斗争很大，我们(指他和王福庆)和中监委的王冰斗争很厉害。”赵明等人在外积极配合，不止一次地喧嚷总行刮起了“翻案风”，污蔑甄别工作是“闹翻案。”并说那些人站在那一边，那些人是“翻案派”等等。 + +　　王福庆、石岳等对他们的“积极分子”控制很紧，甄别组找谁谈了话，他们就立即了解谈话内容，并交代对策。例如甄别组找银行三次案件的“积极分子”王冰(女)谈话后，王福庆就对王冰说：“高志坚是挑拨离间。赵明同他们谈话时回答得很好，什么事都说记不清了，想想以后再来谈。” + +　　(三)另立甄别组，同中监委领导的甄别组对抗。 + +　　在以中监委为首组成的甄别组开始工作的同时，国家机关党委把抗拒甄别作为中心工作。龚子荣经常召集会议，全体专职书记都参加，逐案、逐事、逐人地讨论银行三次案件，准备反驳中监委领导的甄别组的意见。为此，把国家机关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冯成亮、研究室主任费顺廉都抽出来，专门搞调查研究，审查原始材料，写讨论提纲和专题报告；还抽了一些干部专门负责借调档案、集中资料和整理、抄写等工作。在国家机关党委内部形成了一个非法的甄别组。他们通过公安部二局五处向总行保卫处要中国银行人员的历史资料，并且不让把这些资料给中监委领导的甄别组。当时中监委的同志也说这是“背靠背的斗争”。 + +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龚子荣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竟公开地说：“甄别组总是抓住第一案不放，想推翻以后，来个釜底抽薪，进而完全推翻三次案件。如果他们早讨论第二案，还可以做更多地修改。我原来想把第二案中的四十八人解放几个，但一放就都站不住了，所以要寸土不让。现在可以统统不考虑了。”这时，王福庆、石岳完全回到国家机关党委，根本不来甄别组上班了。 + +　　在这个时期，龚子荣非法成立的甄别组，主要是忙于赶写对三次案件的“意见书”。一九六三年初，“意见书”写出后，印发中监委等有关单位。不久，中监委的王冰同志召开甄别组全体人员会议，讨论国家机关党委的“意见书”。国家机关党委的人，事先都作好了安排，由石岳、冯成亮、费顺廉、王福庆分工准备“抗拒检查”、“严重右倾”、“打击报复”和整个案子的意见。甄别组共开会讨论了八次，争执不下，未得出一条一致同意的结论。中监委领导的甄别工作，就这样被龚子荣等人破坏了。 + +　　(四)组织他们的积极分子向总行党组进攻。 + +　　一九六三年三、四月间，石岳向赵明等人说：“我们打胜了，现在到了巷战阶段。甄别组没有写出成文的东西来，他们叫国军机关党委执笔。中监委的王冰回机关去了。”不久，王福庆又召集赵明、任会亭等人开会，对他们宣布说：“案子基本定下来了，官司打赢了。主要是八届十中全会起了作用，决定了我们的问题。但是中央还未最后批准。”暗示这些人回银行后发动进攻。果然，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他们就连续刮了五次妖风。 + +　　一九六三年五反运动期间，赵明、任会亭等人在总行国外局煽风点火，叫嚷要追究“翻案风”，并按照王福庆的指示，揪住刘军同志(总行国外局副局长)不放；要把江东平同志(正在养病)叫回来检查交代。闵一民在党员局长以上干部学习“前十条”的会上，三次发言要揭总行“翻案风”的盖子。赵明、任会亭给中央写信，催促中央早日批准国家机关党委写的“甄别报告”。 + +　　一九六四年初，各机关学习大庆经验时，赵明等人又提出“学习大庆经验，首先领导班子要好，因此应先揭银行‘翻案风’的盖子。”并且指名要批判曹菊如同志。他们不仅进攻总行党组，也不肯放过中监委参加甄别工作的同志，龚子荣召集郑思远、刘旭、王锐、王福庆、石岳、冯成亮、费顺廉等人开会，专门讨论向中监委控告王冰等同志的问题，控告的内容是：“甄别组刮翻案风，动员詹武、夏鸣、闵一民等犯错误的人翻案，不听取被打击报复的积极分子的意见，连国家机关党委也不相信等。” + +　　一九六五年二月，在宣布国家机关党委的甄别处理意见时，赵明等人又提出要追查“翻案风”。扬言要“澄清思想，批判主张翻案的人。”龚子荣利用在总行党员大会上讲话的机会，污蔑说：“总行长期以来，隐蔽着一块乌云，这块乌云阴魂不散。”指名批评了曹菊如同志，并为“积极分子”撑腰。攻击甄别工作造成了总行三次案件的“大反复”，并且含沙射影地攻击中央一些领导同志，“既不了解真情，又不下决心了解，偏听偏信，主观武断。” + +　　一九六六年，他们利用学习焦裕禄同志和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机会，又连续两次向总行党组发动了进攻。 + +## 二、在对国外和港澳银行的抗战政策上，反对中央的指示 + +　　关于国外和港澳银行的统战政策，都是报请中央批准的。总行党组在贯彻执行当中，有时对旧人员的改造要求过高过急，发生过“左”的毛病，经过中央的批评，及时纠正了。但是龚子荣等人却一贯指责总行党组犯了一连串的右倾投降的错误。 + +　　一九五四年初，中侨委和银行党组，联名向中央写了“关于国外与香港中国、交通两行工作方针的若干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提出，对中、交两行的旧人员，实行“积极的、长期的、稳步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一方面必须加强政治上和政策上的领导，争取积极改造；但另一方面，必须在步骤上谨慎、稳重，在方式上则应注意灵活，以符合团结最大多数旧人员，孤立极少数坏分子的策略原则。应当承认，教育改造国外与香港行的旧人员，要比国内困难得多，缓慢和曲折得多。如果要求过高过急，不顾当地环境的特殊性、复杂性，而冒进突出，势必危及该两行机构的存在。”“对派去的党团员干部，应经常加强政策思想上的教育。目前则应以克服和防止左倾突出的偏向作为重点进行。”这个报告，中央于一九五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批准执行。 + +　　一九五五年底，总行党组提出把香港中国银行起义过来的旧人员去掉几个。经总理批准，决定留郑铁如，去郭佐治和谢启铸，并派乔培新同志到香港根据具体情况相机处理。乔培新同志到香港后，由于郑铁如坚持要留谢启铸，如果去掉谢，不利于团结郑铁如。当时没有把谢启铸刮掉，把谢的辞职信带回北京，重新考虑。不久，郑铁如于一九五六年五一节前来北京。总理接见他时，征求了他的意见，以后就确定了留谢的方针。总行党组根据总理的指示，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以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的名义，给香港中国银行写了一封信，提出留谢启铸在中行工作。 + +　　龚子荣等人不顾中央和总理的指示，蛮横地指责总行党组犯了右倾投降的错误。一九五八年借批判乔培新同志的机会，由闵一民出面攻击说：“海外银行的改造，不能说是右倾麻痹，而是一连串的右倾投降，是同帮助詹武翻案一脉相连的。”并且说：“搞掉了谢启铸，才能团结郑铁如。用今天兴无灭资的眼光看，不插红旗，就会插白旗。”这是对中央的决策，公开地进行攻击和诬蔑。 + +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总理对港澳若干工作问题的指示纪要中说：“北京中国银行整风时，有人提出香港中国银行改造的最大阻力是郑铁如、谢启铸、程慕灏等，要把他们赶走。我不同意这个意见。……对郑、谢这些人，要把他们留下来，不必赶他们走。要教育他们，但方式要灵活，在适当时机也可批评他们一下。中国银行在海外有十一个行，有些名义上是我们的，实际控制在敌人手中。香港中国银行应当成为海外银行的标兵。不能把海外银行办得和国内一样。有些年轻干部可能不同意，很难理解这个道理。”李超英同志(当时任国外局副局长)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下旬，为国外行问题到深圳去，从项克方同志手中拿到总理的指示纪要，带回总行后即印发给党组成员及有关单位。石岳看到这个文件后，很不满地对李超英同志说：“啊！拿这来反攻吗？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减轻错误”。石岳这种嚣张的气焰，是龚子荣等人反党反中央的具体表现。 + +　　一九五九年三月，总行党组向中央写了“关于我在国外及香港银行贯彻执行工作方针的检查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中说：“关于我在国外及香港银行的工作方针，一九五四年和一九五五年中央和国务院曾有批示，确定为：争取长期存在，为祖国建设服务，为华侨服务，为苏新兄弟国家服务。”“几年来，我国外及香港银行的工作，基本上执行了这一方针。”“对国外行留用人员的改造，有时过于迁就，在教育方面做得不够；有时又有急躁的想法，如对个别旧高级人员，没有照顾他们在国外的影响和地位，只看到他们的某些缺点，就想急于把他们从原来的职位调开。这些想法和做法，都是从长期着眼考虑不够，争取长和期存在的方针不相符合的。”“为了争取长期存在，对机构人员仍应继续贯彻中央批示的‘积极地、长期地、稳步地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一九五九年四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 +　　一九五九年五月，王子芹同志(当时任国外局副局长)到香港巡视银行工作。回来向总行党组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他在汇报中说：“香港机构越纯洁对我越有利是错误的观点。总理指示，要团结各色各样的人，摆在那里有用，越纯洁了越不利。现在我们耳目很少，与我们整风反右对他们的影响有关。” + +　　龚子荣等人抓住了王子芹同志的这段话，在一九六○年第三次案件中，作为王子芹“反党罪状”之一。在处分王子芹同志的决定中写道：“王子芹对待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一向强调无原则的团结，已发展到右倾投降的地步。一九五九年王子芹去香港巡视回来作的工作报告上，和资产阶级分子一个鼻孔出气，美化资产阶级分子，完全丧失对他们的警惕。他们还把国外行工作方面发生的某些缺点，硬归咎于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对国外局反党案件的检查，作为反党分子翻案的借口。”很明显，这实际上是在乘机攻击中央和总理的指示。 + +　　这些年来，中央关于国外和港澳银行的方针政策，由于龚子荣等人的反对和破坏，给我们在贯彻执行当中，造成干部的思想混乱，增加了很多困难。 + +## 三、党中央一贯认为人民银行基本上是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的，而龚子荣等人却说总行党组是反党的 + +　　十几年来，在银行工作和规章制度中，接受了许多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存在着不问政治的单纯业务观点，发生过不少缺点和错误。但是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及广大银行干部的共同努力，总的说来基本上是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和中央的方针政策的，成绩是主要的。党中央历来都是这样肯定的。 + +　　一九五四年一月，总行党组检查总结了四年来的银行工作，向中央写了报告。邓小平同志在给总行党员科长以上干部作报告时指出：“这个总结是正确的。……总的说来，银行几年来的工作，基本上是根据党的总路线工作的，成绩的一面是主要的。” + +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总行党组向中央“关于农业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几年来，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农村金融工作基本上是执行了党的政策的。”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央同意了这个报告，并批转各地参照执行。一九五七年九月，李先念同志在全国旺季金融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指出：“去年和今年的银行工作，虽然有些缺点，但是成绩还是很大的，而且也是主要的。”这个时期，银行在支持农业合作化，支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 +　　在大跃进时期，银行加强了政治观点、生产观点和群众观点，在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基本上适应了国民经济大发展的需要。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总行召开了全国银行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分行长会议，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的经验，并向中央写了报告。一九六○年二月，中央批转了这个报告。在批示中说：“开始找到了人民的银行工作的正确路线，这是可喜的现象。” + +　　但是龚子荣等人，却一再同党中央唱反调，攻击总行党组是反党的。并于一九六○年制造了“第三次反党案件”，把党组的主要成员曹菊如、陈希愈、黄亚光同志说成是“反党分子”，从而人民银行党组也就成了反党的了。 + +　　以上事实证明，长期以来，龚子荣等人不仅力图搞垮总行党组，而且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对党中央的活动。他们这样干的阴谋何在？必须彻底追查。 + +　　附一 + +## 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前后龚子荣和我所犯的右派罪行 + +　　在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高潮中，我犯下了右派的罪行，接受了右派分子龚子荣右倾投降的指示，私自在国外局宿舍召开右派分子会，在詹夏闵案件上泄露了党的机密，助长了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气焰。紧接着龚子荣又亲自向崔光、乔培新等同志做了右倾投降的指示，进一步搅乱了国外局的局面，长了右派的锐气，灭了左派的威风。后来龚子荣反而自居正确，嫁祸于人，决定对乔培新等同志的右倾投降进行批判斗争，对乔培新等同志进行了政治陷害。 + +　　在詹夏闵案件上，是谁先把党内的问题和矛盾暴露到党外去的呢？是刘旭。他在一九五五年夏在国外局坐镇指挥肃反运动时，便按照龚子荣的指示，打算在运动中进一步查清詹夏闵和他们重用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有无政治上的连系。当时詹夏闵集团的王家祥、丁凝等，党外的周林、丁鹄、王三尊、熊大纯等都是肃反对象。在斗争王家祥、王三尊等人时，即追问他们和詹夏闵的关系，和他们是怎样勾结在一起打击孙树蒨、刘明泉等党团员的。斗争熊大纯时追问他是怎样取得詹武批准拒不上交国库资金的，可能也追问过夏鸣派他出国前是怎样交代要他注意蔡公椿活动的。周林出狱后一再散布公安部审讯他的负责同志曾向他说“詹夏闵都是反革命，你应该交代和他们的关系”(这可能是周林的造谣)。周林还传播刘宏同志告他的“在詹夏闵问题上已引起党内的分歧”。从那时起，国外局党外便都知道詹夏闵因重用这些人犯了错误，和党内对这些问题看法的不一致。 + +　　一九五七年四月至五月，崔光同志主持的党代表会上，党外右派分子发言为詹夏闵喊冤，党内代表秦道光、李皓原等同志发言批评检查组和刘旭等人，我要求发言反驳被阻止，我如发言只能更进一步暴露党内的分歧，增长群众中的混乱思想。龚子荣从那时起便一再表示支持我当时应该发言做解释。 + +　　五月下旬国外局右派进攻更猖狂了，他们选择了我们的薄弱环节，集中地攻击詹夏闵案件，说詹夏闵根本没有错误，主要是因为重用了“我们旧人员”，连肃反运动也因此扩大了；攻击党组织对詹夏闵不负责任，不做结论，甩在一边，说詹夏闵是党内宗派主义斗争的牺牲者，要求中央派人来检查等。 + +　　当时我已借调国家机关党委写检查报告，仍不时到国外局来找有关人谈话进行核对。五月二十七日左右，我向龚子荣汇报了国外局“群众”对詹夏闵案件的意见和对苏顾问题的意见，要求把他们撤职，赶出去等。 + +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里有右派进攻，更不知要反击右派；龚子荣则已经听到了中央打的招呼：对右派的进攻要顶住，准备反击。他却向我布置说：你应向“群众”做做解释工作，要肯定詹夏闵有错误，党组织对他是负责的，否则就不复查了，你再告诉他们，中央已经一直在管着，他们不就没意见了吗。龚子荣的指示完全是右倾投降的指示，要我向右派做解释，要求人家不要再在詹夏闵问题上提意见。 + +　　五月二十九日晚饭前，我在国外局院内碰到白薛山，在闲谈中想到趁此机会做工作，便请他代约甘培根、康国嶲(当时只认为是对詹夏闵等问题提意见最多的，后都划为右派分子)晚上到他家一起谈谈。我当时想法，这三个人都是我的同学，凑到一起可以比较自然的做了工作。当晚我们在白薛山家院子里乘凉谈话，白薛山的同院，国外局干部魏兰经也凑了上来一起谈的。我自恃有龚子荣的指示，事先未向国外局总支汇报。 + +　　我向他们说：詹夏闵确有错误，对他们检查是应该的；党代会已做了结论，他们本人又提出意见，虽然这意见不一定对，正因为要对犯错误干部负责，所以重新复查，复查后做了结论，自然会向大家公布；中央的有关单位如中监委一直在参与检查，中监委是处理党员犯错误的最高机关了，你们就不必再要求中央派人来检查了。我谈的这些如党代会做结论、本人提出意见，中监委参与检查等都是他们过去不知道的，因龚子荣叫说，我就全盘托出了。他们假意表示：过去不了解情况，早知这些，就不提意见了。 + +　　在谈话中间，他们提出一些问题和插话，我又一一做了回答，进一步右倾投降，泄露了党的机密。他们问：詹夏闵是从重用旧人员犯了错误的吗？我答：对旧人员的重用，这本身说不上错误，你们不是听了统战总结了吗，党使用干部是看德才，不分新旧。詹武的问题是对有政治嫌疑的干部未查清前就重用。如已逮捕的反革命分子蔡公椿，就是詹武派他出国的。他们问：肃反中斗争的熊大纯等和詹武等有何关系，我答：也有关系，也没有关系。熊大纯本人的政治问题与詹武没有关系。但是肃反运动中提出来的那些政治嫌疑材料，都是保卫处早就掌握的了，我们组织上在对敌斗争上从不麻痹，麻痹的是詹武，他总不把这些材料当回事，一味重用，要不然那些业务上的破坏事故就不会发生了。他们又提到周林、王三尊、王家祥对孙树蒨等的打击报复，我承认这都和詹夏闵有关系。此外詹武等对张俊彦的打击报复，过去总行职工小报已登过，就不用我证实了。他们还提到党代会和鸣放会上听到的刘旭作风很不好。我说不是刘旭的作风不好，是詹武的作风不好，刘旭代表国家机关党委来检查，詹武抗拒检查，拒不接受党组织的监督，以后错误才发展起来的。他们说：你说了，我们就明白了，但过去对詹夏闵案件的说法很不一致，是否党内还有分歧，所以结论还没做出来？我答：党代会已经通过了结论，说明本来认识是一致的，詹夏闵本人提出不同意见后，党内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少数不了解情况的同志认为詹武提的可能有道理。这次复查也就是个解决分歧，统一认识的过程，我现在已开始参与写结论，用不了多久时间就可出来”。 + +　　我在龚子荣的指使下，向右派分子做解释，要求人家不要再提意见，必然在右倾投降的道路上越滑越深。我虽然口头上讲将来结论出来定会公布的，但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答复，已经以我这个“知情人”的身份，肯定了詹夏闵在重用有政治嫌疑人员、打击报复、抗拒检查等方面确有错误。特别是我还向他们肯定了党内有分歧(我不解释则已，我越解释就越暴露出党内意见的分歧，因他们已听到不少和我的解释相对立的言论)。这就在右派面前交了底，更加助长了他们乘虚而入的进攻气焰，他们的联合宣言就在这之后贴出来了，而且把詹夏闵问题列在第一项。我本来是要灭火的，实际起了点火的作用，这是我犯下的右派罪行。 + +　　甘培根、康国隽还提出要求能向更多的人做做解释，我说你们可以向有意见的人先做些解释吗，这等于是公开给右派分子的进攻开绿灯。 + +　　以后他们又向我介绍了很多有关苏顾问题的消息，并提出处理意见，我就按照龚子荣的指示做的解释，向他们说总要等做下结论以后才能进行组织处理，对詹夏闵不就是这样的吗。我们还进行了其他谈话，上次材料中已写了。 + +　　五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我继续在国家机关党委写检查报告，龚子荣没去上班，未得向他汇报。 + +　　六月一日早晨在西部门口遇到龚子荣，他说党组临时打电括约他来和国外局领导小组共同研究群众提出的意见。我在传达室给崔光同志打电话，说我也有关于国外局的问题要汇报，崔光就叫我也上楼参加会。尹志海汇报后，我做了补充汇报，共谈四个问题(详见上次材料)，第一个问题是向甘培根等做“解释”的情况，我当时说明是按照龚子荣的指示做的工作；在汇报中对承认党内意见有分歧有意的隐瞒了，自知这样的承认是错误的；对根据统战总结举例解释重用旧人员与重用有政治嫌疑的人员不同，以“消除他们在这方面的误解”等，我也做了汇报。我并且把甘培根、康国嶲要求向更多人做解释的意见汇报了。龚子荣在会上表扬我解释工作做得好，征求崔光同志的同意，由我立即拟一个发言稿，由崔光同志向国外局全体员工做一次解释。我就退到尚明办公室起稿，然后交龚子荣和崔光共同修改定稿。第二天(星期日)崔光打发人叫我去国外局，又详细听了领导小组关于群众对詹夏闵案件意见的汇报，对原稿做了些补充解释，要我带给龚子荣同意后做的报告。过去我一直认为崔光的这个报告没有问题，现在看来，在右派进攻面前，所做的任何要求人家不提意见的解释工作都只能是个右倾投降的报告。 + +　　六月一日会上在我退出会场拟稿时，龚子荣又对乔培新同志做了指示，现在看到乔培新同志记录的龚子荣的发言，这些内容正是我和国外局领导小组在反右派补课时向龚子荣汇报的乔培新同志的右派言行，如“放得好、放得对，要继续放”、“肃反有偏差、许多善后工作未作好，对其他同志未很好贯彻团结方针”、“接受群众意见、原定的两个出国干部决定不叫他们出国了”等等。此外，如龚子荣指示的“釜底抽薪”的办法，乔培新同志还未完全执行，否则错误更严重。龚子荣当时毅然决定对乔培新同志按右派斗争，不仅毫无自责之意，反而吹嘘自己过去如何做过正确指示，由于乔培新同志不听，才犯了错误。这完全是嫁祸于人。乔培新同志当时一直深刻检查自己，从未把责任往上推，对比起来，更可看出龚子荣的两面派的恶劣手段了。我在龚子荣打击陷害乔培新同志的过程中是个积极的执行者，我也是有罪的。 + +　　现在看来，把国外局局面搞乱、助长右派进攻的罪责首先是龚子荣，其次是我。我们都是真正的右派，但却伪装成“革命英雄”的样子，在国外局大搞反右派补课，打击陷害了乔培新、尹同海等同志。 + +　　我还是一九五七年四月崔光同志在总行党代会上所做的右倾投降的统战总结报告的执笔人。虽然我是在崔光、尚明等领导下，按照他们口授的稿子写的并经过他们修改定稿；但我当时的右派观点和崔光、尚明完全一致。尚明划为右派，崔光按右派言行批判并做结论，对我却没有触动，这完全是龚子荣对我的包庇。在当时的一次汇报会上，龚子荣曾问这个稿子是谁起草的，李绍禹同志答“是石岳”，龚子荣便再也不追究了。 + +　　 石岳一九六六年八月七日 + +　　（附二） + +## 石岳，你抵赖不了你反党的罪行 + +　　一九五七年五月，国外局开始整风，一般不明真相的群众对詹、夏、闵问题长期没有解决都议论纷纷，别有用心的一些人则千方百计地想打听詹、夏、闵问题内幕，以便借此来煽动群众，向党进攻。当时党外的右派分子就大肆叫嚣，要挟党向群众公开这一问题。 + +　　五月三十日(经本人查对当时的笔记，是五月二十九日)，一向没有往来的石岳却突然主动来找我，拉起老同学的关系，显得特别“亲热”，并约我和康国隽当天下午下班后到白薛山家中“随便聊聊”(石岳与我和康系燕大经济系同学，与白系中学时同学)，当天晚上我们在白薛山家院子内一直谈到晚上十点多钟，石岳简直把我们当作“自己人”，无话不谈。 + +　　当谈到詹、夏、闵问题时，石岳就说：詹、夏、闵的错误主要是他们打击、报复对他们提意见的同志，和重用旧知识分子，特别是重用历史上有政治问题的旧人员。詹、夏、闵他们打击、排挤苏世铭、孙树蒨、赵明、王冰等人，他们对苏世铭指名不要重用的旧人员，偏偏加以重用，如×××，×××等人，甚至詹还派蔡公椿(反革命分子)，熊大纯(历史反革命分子)、顾宪成三人出国，这个案件为什么长期没有向群众公布，主要就是因为总行党组和国家机关党委在这一案件的看法和处理上意见分歧。本来已经有了结论，前一年多就可由总行党组宣布的，但后来，詹、夏又写了材料，有不同意见。总行党组也有不同看法，因此国家机关党委等又来调查。对于这一案件的处理，党内的意见是分歧的。我(石岳)现在就是负责调查与处理这件事，经常与国家机关党委在联系。(以上是大意，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时，我专门写有揭发石岳找我们谈话的材料交给组织上) + +　　听了石岳的谈话，我明白了詹、夏、闵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晓得这一问题在党内还有很大的分歧，因此五月三十一日在我向党猖狂进攻的所谓“群众呼声”上，我就把詹、夏、闵这一对党内外煽动性最大的问题列为首要问题，想借此煽动党内外对党不满分子一齐起来反党。 + +　　石岳，现在我要问你： + +　　(一)五月三十日(实际是五月二十九日)你为什么突然与我们大拉同学关系，显得那么“亲切”，把我们当作“自己人”你到底是什么居心？ + +　　(二)在当时国外局极端混乱情况下，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你为什么主动把詹、夏、闵问题的内幕全盘向我们谈了出来，这不是向我们头上加油。把国外局的火点燃，煽动我们起来向党进攻，又是什么呢？在我猖狂向党进攻时，正是你主动供给了我向党进攻的炮弹。 + +　　(三)你完全知道这是党内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不能向群众泄露的。在当时情况下向群众公开，只能使国外局情况更加混乱，你为什么要向我们泄露这一问题，而且还特别谈到这一问题在党内有分歧，这不是煽风点火，鼓励我们向党进攻，又是什么? + +　　石岳，你的这一反党罪行是绝对抵赖不了的。 + +　　 甘培根一九六六年六月三十日 + +　　注：甘培根，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分子，现已摘帽子。以上是他写的大字报。 + +　　（附三） + +## 对石岳的揭发 + +　　因为时间离的比较久，详细情节记不起来，现就我所能回忆起来的情节揭发如下： + +　　我是一九五四年初由印度调回总行国外局工作，直到一九五七年八月离开。于一九五六年从留香宿舍迁至松树胡同白薛山的家里住，当时在他家住的还有甘培根。 + +　　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开始后不久的一个晚上，石岳到松树胡同找甘、白玩，他们在院子里谈话，因为我是同院住，从屋里出来，他们就打招呼我去一块玩，并给我作了介绍，我也就坐下来听他们谈。他们谈话的内容，我现在能记起来的有詹夏闵问题。在这个问题中谈到他们对使用干部亲信的就重用，不是按党的干部政策使用。当然他们谈的还不止这些，不过我记不起来了。在谈话过程中，我记得是石岳说的多，他们说的少。那个晚上一直谈到十几点钟，他走的时候，甘、白送到他大门外。那个晚上参加谈的是否还有别人，已记不起来。我在听了他们的谈话后，思想上产生了他们的问题还这么严重的感觉。 + +　　在不久甘培根他们在国外局贴了一张很大很大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约有十几条，其中有干部问题。当时我看了这张大字报后，感到这些内容就是他们那个晚上谈的内容。 + +　　另外，我是一九五七年八月离开国外局，当时国外局整风运动正在进入高潮，开始批判斗争，我因为调动来不及发言，就把准备好了的发言稿留在国外处。后来张传法来信告诉我已代发了言。我记得在那个发言稿里曾经揭发过甘培根和石岳谈话的事，当时主要是揭发甘培根的问题。我还记得也曾向组织上口头汇报过这个问题，给谁汇报的记不起来。黄涤岩可能知道。 + +　　 魏兰经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日 + +　　（附四） + +## 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龚子荣在总行整风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 +## (原始记录) + +　　一、陈希愈同志的记录 + +　　1．现在是坚持放，放得好，现在领导要跟上去 + +　　2．现在要在墙报上去加强领导，在墙报上加一些公道话， + +　　3．詹、夏、闵事实经过，写好后 + +　　4．国外局要坚持放，有浓(应为脓)要放，造成的原因： + +　　(1)他们本身造成的， + +　　(2)我们检查时又造成浓仓(应为脓疮)，领导意见不一致，易于闹事，我们看问题的方法不一致，造成混乱， + +　　(3)有许多善后工作未做好，对其他同志未很好贯彻团结方针， + +　　第二个是肃反上有偏差， + +　　第三调去的同志，个别未和群众打成一片。墙报的方针党要领导，但要采(取)民主的方法，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 + +　　坚持和风细雨的方针 + +　　根据经验只有这种方法才能解决问题， + +　　领导上要注意釜底抽薪的办法，如肃反问题要迅速解决，评级高的要降低，出国的能处理的可处理，这样能争取群众， + +　　党内问题： + +　　可以开党内会议 + +　　对积极分子进行教育，首先是统一思想，次为 + +　　(注：括号内的字是抄录人加的；原件存总行档案室。) + +　　二、乔培新同志的记录 + +　　1．放的对，继续放，缺点是领导， + +　　不号召争、下功夫在壁报、逐渐增加公道话、正面意见，但暂时不搞。 + +　　2．詹、夏、闵的问题，起稿，宣布经过， + +　　3．国外局成为浓(应为脓)疮，造成的原因： + +　　(1)詹、夏、闵问题本身， + +　　(2)处理检查也造成浓(应为脓)疮，首先长期意见不一致，思想认识、方法不一致，因此拿不出显明旗帜、造成党内外混乱， + +　　(3)善后安排没有搞好，团结的方针没有贯彻好， + +　　这一浓(应为脓)泡要放， + +　　党宣布经过，党员独立思考按自己认识去讲， + +　　4．肃反浓(脓)泡偏差，放， + +　　5．个别领导同志没有专心致志业务，和群众打成一片，脱离群众，这些浓(应为脓)泡让他放，至多大民主， + +　　1．放，要加强领导，领导不强不灵，(不能)无政(府)状坏越应登，适当时机教育群众。防止官僚主义的控制，不象过去，又要领(导)又要群众路线。要用脑，尚无好法。 + +　　4．坚持和风细雨方针，这是中央指示，但不要防止(可能是“碍”)放，不和风细雨时(如对顾肇墀)要向群众说过(应为明)。尽量在座谈会、小组会把话讲完，墙报，个别与领导谈均可以。“五反”“肃反”有很大成绩，但就要正副作用，故中央提和风细雨，因之停职不解决思想问题，而且问题未弄清。 + +　　5．釜底抽薪：如肃反问题(王燕、张纪清等)，能解决者即刻解决，评薪、出国干部问题，即使能解决一件的要立刻解决，此为争取群众。 + +　　6．小组会、座谈会上，如何谈尚无办法，总之，不宜给党员群众搞框框。有些话不愿在群众场合讲，可开党内会议讲。 + +　　肃反问题，该道歉者即道歉。争取安定原来积极分子，张纪清问题，公开加以保护，要宣布王燕问题，党内积极分子要统一认识。 + +　　写一苏小集团材料，及裴(锡恒)黄建南等反映，给龚部长。 + +　　（附六） + +## 揭发石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的鬼把戏 + +　　我是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猖狂反党，罪情严重的人，罪责应由我本人负其全责，这是丝毫也没有一点动摇的。 + +　　现在石岳等黑帮的罪行已经被揭发出来，我要站在党的立场上，把石岳在一九五七年整风运动中，对我如何进行煽动、策划向党进攻的情况，简单写出来，供组织上做为参考的材料。 + +　　1．在五月整风运动开始以前，党委即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当时组织这项工作的即是石岳，提出了“总行统战工作的总结”草稿，要我们提出意见，但在我们还未看到文件以前，石岳即先说，总行过去统战工作很差，没有能够很好团结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他们的作用，现在要纠正，你们要多提意见(大意如此)，我记得这个文件经过一次座谈，提了意见以后就由党内去处理了。这个文件是株大毒草，在反右斗争时就已经受到批判了。 + +　　2．在运动刚要进入鸣放阶段，党委召集各民主党派代表开会，布置工作，动员各民主党派要配合运动，从各方收集材料(实际上在我本人是收集炮弹)，大胆鸣放，从党外推动党内的整风。我记得他还特别个别地对我谈话，好象是党委特别重视我，把我看成党的亲信(他当时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要我向成员收集情况，向党反映。他特别给我灌迷魂汤，说我有代表性，说话有影响，一定要负起责来。 + +　　3．接着总行召开了党组扩大会议，要各民主党派代表反映情况，我即猖狂向党发出了恶毒的进攻(我写到这里，我实在写不下去，我很惭愧，我自己是有罪的，一个人犯错误，是有其必然性的)，气焰不可一世，目中无党。讲完以后，领导上对我大加“表扬”。石岳算是达到了初步目的。他在会后，要我向成员继续收集“材料”，帮助“揭发”各方情况，他说这些话时，满面“诚恳”，“推心置腹”，好象把你看成“自己人”，这就是石岳的利害之处，何况他又打着党委的招牌，崔光副行长(书记)的统战秘书，使人更加要“卖力”了。 + +　　4．不久总行召开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事前又向我们布置，说要请你们列席在大会发言，要好好准备，大胆揭发，现在党内整风运动展不开，要你们从党外来推动。在开会那天，我们都坐在主席台的右手，石岳在左面，行长们都在左面，大会开始后，临到民主党派代表发言了，在要发言之前一二分钟，他急忙从左边跑来，对我耳语说，崔行长意，让你先讲，你不要有任何顾虑，大胆讲，有党委支持你。本来按一般惯例，民主党派上台讲话，应先由民革支部负责人(黄元彬)开始的，他却不顾这个顺序，安排我先上台，这说明石岳在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时候，他是右派分子猖狂反党的共谋者，策划煽动的幕后人，并且经过精心策划的。 + +　　5．代表大会后，他告诉我说在小组讨论会上，对我的发言，有人有意见，但崔光行长在大会发言中说，我是起了“推动”作用，并且他还给我抬高身价，说人家有代表性，是知识分子，对我大加“鼓励”。我也是得意忘形，不知所以。对我的猖狂反党，反而表示赞赏，说明石岳的阶级立场和他的本质。 + +　　6．大公报记者来总行党委采访整风运动的消息，不知什么原故，大公报记者却到研究所(当时的金融研究所)来找我们，说是党委派来找我们写稿子的，并要我们向记者介绍情况，我给大公报写了一个反党的稿子。大公报记者来找我，也是石岳所布置的。不久就进入反右派斗争，石岳就龟缩了起来。 + +　　以上的简单经过，说明石岳是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幕后策划者，煽动者。雷声的大字报中揭发石岳对统战对象的接触是“了解鸣放情况”是“工作关系”，这是个弥天大谎。他当时代表党，进行了极其“巧妙”的“策动工作”，过去总认为他是代表党委来做工作的，就不敢对他有牵连，但现在看来，石岳是正如有些大字报所揭发的那样，他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煽动者，共谋者，幕后的指使人，是一个漏网的大右派。 + +　　朱绍文 + +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 +　　注：朱绍文，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现在尚未摘帽子。以上是他写的揭发材料。 + +　　（附七） + +## 我也来鸣 + +　　机关内的整风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人们可以进一步认识到这是一次在新时期的深刻的民主思想运动。是一次宣传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运动。是为了达到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运动。几天来，群众中的热情是高涨的，情绪是激昂的，他们以坦率的态度，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畅所欲言地对全局工作、党的领导、党员的思想作风以及机关内各个方面的矛盾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可以肯定，这对我们去除“三害”，从而改进工作加强团结将会有极大的好处。 + +　　在大量揭发机关内各个方面的矛盾中，例如： + +　　有人说：“你看，满墙贴了这些大字报，把共产党说成一团糟，这符合事实吗？”这种顾虑不必要，应该相信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中对历史的评判也是最公正的，祖国解放以来这几年的飞跃发展，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努力的结果，这种客观事实，群众是很清楚绝对不会抹杀的，正因为群众拥护党爱护党才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要求克服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满墙都是缺点”但这不正是我们这次整风的要求吗？难道整风运动不是暴露错误和缺点的运动反而是一个歌功颂德的运动吗？ + +　　也有人这样说“有些事实有出入，有些事情是上级的责任，抓住一点，概括全面，不服气”，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可能群众批评的某些事实不完全符合实际，甚至夸大了，弄错了，但谁能保证自己的批评百分之百的正确呢？提意见的同志出发点是帮助你。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不是党对我们的教导吗？何况群众的意见，绝大部分是正确的，有根据的，即使有小部分与事实不尽相符，但也不会完全来之无因。要积极体会提意见的精神，严肃地对照自己，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再说，如果真正事实有出入，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群众也会来把事实弄清楚。 + +　　“我过去对党对革命有贡献，今天犯了这一点错误和缺点，你们就这样批评我，这公平吗？”但是，难道一个革命者，能够凭持自己过去某些“贡献”作为拒绝别人批评的借口吗？难道共产党员的可贵处不正就在这里吗？ + +　　“提意见我非常欢迎，但受了讽刺挖苦，甚至人身攻击”，是的，整风运动应该是平心静气和采取说理的态度，我们应该坚持从团结出发，从帮助一个同志出发，因此意见应该尖锐，但态度是热忱的积极的，充满同志友爱精神的，应该说这种态度与贯彻大鸣大放的精神是一致的，也应该说，绝大部分的同志是这样做了的，当然也有一些批评，的确带有一些消极因素，但问题是在于我们必须吸取其所提意见的精神，其他问题，作为被批评的同志来说，不必也不应计较。 + +　　运动正在大踏步前进，让我们全体党员和非党同志团结起来，进一步的开展大鸣大放，进一步彻底地揭露机关内各方面的矛盾，我们必须坚持贯彻中央整风运动的精神，坚持贯彻开展一个既严肃认真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坚持贯彻开展一个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吧！ + +　　有些人好象还不习惯听取大家的批评，听到批评后感到刺耳甚至感到“委屈”，个别的人还有抵触情绪，“好吧，你们组织打虎队吧！”这种态度无疑是完全错误的，既然是要开展整风运动，最重要的事就是要开展批评，特别要请群众大家来帮助揭发矛盾，因为没有什么事务是不包含矛盾的，也没有一个人能说自己的一切思想意识作风，一点错误毛病也没有，共产党员既有解放全人类的气魄，为什么连自己身上的错误缺点就不敢彻底清除呢？既然客观上存在各种矛盾，也就会变成各种各样的意见，共产党员的可贵处就在于他敢于在群众面前揭露自己的矛盾，只有那些神经衰弱的缺乏自信心的才不敢这样做，因此，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去认识矛盾，分析产生矛盾的根源，并且逐步地积极地并且务必一丝不遗地去解决矛盾，从而使我们共同的事业前进！ + +　　 亦鸣(闵一民)一九五七年六月三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1/000002.txt b/CCRD/1/6/11/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5ec109f3c54fd0cef212c8ad1165cb776b5787 --- /dev/null +++ b/CCRD/1/6/11/000002.txt @@ -0,0 +1,35 @@ +# 叶笃义在红星公社劳动一月的思想总结 + +　　<叶笃义> + +## 一、服罪，负罪和补罪的心情 + +　　这次劳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中进行的。红卫兵在9月5日到我家去查抄。最初我思想上搞不通，有所抵触。经过痛苦的思想检查，我才认识到：①我在这个伟大运动中被查抄是应该的；②对我的思想改造大有好处。我开始服了罪，并于9月13日向文革办公室做了思想检查汇报。 + +　　10月8日文革办公室叫我到太平胡同去，通知我参加劳动。最初我心里想，民盟在各大学出了问题的盟员都在本机关作为牛鬼蛇神在劳动，特别是1957年参加所谓“六、六、六”教授会的几个教授都在劳动，使我惴惴不安。我曾参加了这个臭名远扬的会，而且起了坏作用。因此，我想这次下去劳动一定有一个牛鬼蛇神队，而我一定是参加到那个队里去劳动。没有想到，到了工地，并未成立牛鬼蛇神队，而我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的相同：大家都是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待遇完全相同。但是在一点上应当有所不同，那就是我应当在劳动、生活和学习当中随时抱有一定的负罪心情，而不应当由于同大家待遇相同而翘尾巴。我随时这样警惕自己。 + +　　到工地参加劳动之后，大队书记贾同志向我们做了一次报告，谈到当地的过去历史。他说该地在旧社会是军阀官僚随意霸占的地方，美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司徒雷登也曾在那里霸占了一片土地并起名为“化美庄”。大家听到之后当然都非常感到气愤。韦士宾同志曾问我知道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我确实不知。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作尽了坏事。不过他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最大罪恶还是在1946—1949年，当他任驻国民党中国大使的时期。而我恰在那个时候给他起了帮凶作用(具体写在政协文史资料第13辑《我和司徒雷登》中)。现在在司徒雷登曾经霸占过的土地上参加劳动，曾经做过他的帮凶，我的劳动还应当有一定的补罪意义。 + +## 二、感情的转变问题 + +　　我过去在学习小组会上曾常常提出如何消灭感性和理性间的差距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性上认识到的东西而感性上往往跟不上去。因此，如何培养工农的感情是一个大问题。这次下去劳动使我对这个问题初步有所体会。过去我也曾参加过许多次劳动。不过那些劳动都是象征性的，照顾性的。劳动中不曾出过汗，干了若干天也体会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次劳动大不相同。它是名副其实的认真劳动，确实出了不少的汗。体会因而也大不相同了。我在劳动时曾在脑子里打了这样一个不大确切的比喻。小的时候做算术，容易的题目不费脑筋一算就通。这样的题目算多少道，思想上也不起波动。突然间遇到一个难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反复思索，才把它算通。这个时候自己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大致相同，不费力气产生不出什么感情来。这次劳动中我参加过铲草、培埂和挖白薯。当我看到一条野草丛生的沟边变为平滑的埂道，若干斤重的白薯被挖掘出来，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感情是由感性实践才能产生的。不做工农的劳动实践，不与工农群众结合，工农感情就无法产生。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改造的必要途径。我今后要努力争取参加这种劳动的机会。 + +## 三、生活方式的改变问题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破旧立新的伟大运动。旧，就是旧在一个“私”字上。新，就是新在一个“公”字上。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私的观念在我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而对我个人来说，生活方式方面的私字尤其是严重。即使在我的家里，长期以来我也是过的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想什么时候睡就睡，想什么时候起就起。所谓“一间房两本书”主义在我身上充分表现出来。去年在学习“备战备荒为人民”时，思想上曾有两个大包袱：一个是舍不得书，一个是怕改变这种私的生活方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强迫我扔掉了这两个包袱。红卫兵拿走了我的书，命令我搬家，使我现在不得不同别人住在一间屋子里。这对于我的改造大有好处。这次下去劳动，大家同挤在一个地铺上睡。翻一翻身，动一动手脚都要考虑会不会影响了旁人。随时要从别人着想，而不能只顾自己的方便。一个月这样的生活，最初确是不习惯，逐渐逐渐也就习惯了。这充分证明了周总理说过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被迫改造的可能性。 + +## 四、思想落后于实际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是阶级立场问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方向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方向性的矛盾只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脱胎换骨改造的必要途径是同工农结合。于是乎产生了下面一个问题——一个差距性问题：像我这样年纪，这样出身，这样具体条件的人，同工农结合还可能吗?在这个问题上，我过去的思想大大落后于实际。这次劳动中充分可以说明。 + +　　我过去曾患过比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失眠、痔疮等病症。在我下去劳动的时候，我把常用的诊治上述各项病症的药品都酌量带去。结果都是备而未用。特别是在10月27日那天，气温突然下降到零度，并且刮着六级大风。我随同大家挖了一天白薯。依我过去的思想，这简直对于我是不敢设想的。假如设想到这样一个局面的话，过去自己肯定认为一定会垮下来。但是结果怎样呢?不但我自己没有事，而且有些比我年纪更大的人也都未因此而生病。我要随时记着这个事例。同工农结合，进行一定的体力劳动，对于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 +## 五、心情舒畅增加信心 + +　　我在红卫兵查抄我家之后，一度情绪非常低落，终日灰溜溜的，不愿出门，不愿见人，尤其是不愿见过去相熟的人。我心里想，自己反正是运动中的牛鬼蛇神了，一切听天由命吧。文革办公室叫我下去同大家劳动，我当时有些怕——大有“丑媳妇怕见婆婆”的心情。等我实际下去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之后，我发现我所怕见的“婆婆”——群众，实际上是母亲。他们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给我提意见，督促我，帮助我。我的心情骤然开朗。回想未下去之前的那种安于牛鬼蛇神的心里感到无限惭愧。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不应当，但安于当牛鬼蛇神更不应当。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之后，我的饭量增加了，体力增加了，更健康了，心情舒畅了。我有信心和决心跟随大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 +　　 叶笃义1966年11月12日 + +　　· 来源： + +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1/names.txt b/CCRD/1/6/1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e37b80f9e6ca71ee3c88c1fc1df1c6f69caf30 --- /dev/null +++ b/CCRD/1/6/11/names.txt @@ -0,0 +1,3 @@ +我的交代和检查 +关于龚子荣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报告 +叶笃义在红星公社劳动一月的思想总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2/000000.txt b/CCRD/1/6/1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aa0b970a3730e2f8604ae5a3ea6ebf2558d0d8 --- /dev/null +++ b/CCRD/1/6/12/000000.txt @@ -0,0 +1,27 @@ +# 文革中关于右派问题的申诉书 + +　　<侯河清> + +## 最高指示 + +## “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 +　　（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小组：） + +　　我是湖北谷城县三中教员，1934年生，1950年元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调入衡阳市团委参加革命工作。1955年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考入武汉大学历史系，享受调干生待遇。1957年上期因病休学回家疗养，同年10月被限令回校，旋即被打成“有纲领、有策略、有组织、有计划的极右分子”，受到开除团籍、留校查看、取消调干生待遇之处分。我无法接受，然而我想历次运动都有复查，便等待着反右复查的到来，打算到那时再行申诉。我于1958年在给姐姐的信中写道；“我绝不是右派，我没反党、也没反社会主义，……我坚信日后定会水落石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搜出这封信，被认定是“保存变天账、企图翻案、恶毒攻击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招至了长期的残酷的批斗。但我始终坚信党的英明伟大，今特向您们上书申诉、请中央甄别。 + +　　一、关于所谓我的“反党纲领”问题。据对我划右的“结论书”称，我不仅有反党政治纲领，还有反党经济纲领。其实真相是这样的。1956年学校开设有“政治经济学”课程，在学习“国民经济”一章时；老师在课堂上举行了课堂讨论会，号召大家联系实际，独立思考，积极发言。我发言的题目是“发展国民经济的十点设想”，主要内容是，第一，调整工农业发展比例，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农业。第二，调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的比例，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增加轻工业的比重，以满足人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第三，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可将部分国防工业转为民用工业。第四，减少常备军、推广生产兵团制，争取军粮自给。第五，生产部门要尽量减非生产人员，降低成本，相应降低工业品价格，并适当提高农产品价格，逐步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第六，切实大力地裁减行政机构，精简人员，说服工薪人员降低工资。第七，适当减少农产品出口量。第八，减少统购量、开设粮食自由市场，通过自由市场收集农民余粮，以弥补统购之不足。第九，大兴水利，增加化肥生产，不断提高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第十，工厂建立工人管理委员会、由工人选举产生，厂长由工人选举或工管会推选产生，厂长受工管会的直接监督。当时，任课老师对我的发言进行了肯定和表扬。可一年后开展反右时，对我这个发言逐条逐句批驳，无限上纲，认定第一、二条是“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第三、四条为“企图削弱国防，为蒋介石反攻大陆做准备”；第五条为“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第六条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第七、八、九条是“攻击党的农业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第十条是“贩卖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货色”，加之当时我穿了件军绿色罩衣，说是南斯拉夫式样，由是我就成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走狗”。对这种颠倒黑白的罗织罪名，我是绝不能接受的。至今我仍认为我的上述发言的基调是符合党的八大精神和毛主席《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思想的。在六亿农民的中国，建议加强农业、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何罪之有?且精兵简政为历代兴邦良策，也为党在延安所成功推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为何出自我口就大逆不道了呢?!退一万步说，即使我的这次发言全错了，当时我只是个入大学不久的低年级学生，根据教学内容，在正常的课堂讨论时，抱着学习求知的态度发言，纯属学术探讨，没有在其他场合宣讲，也没有向出版单位投稿，更没有上书党政部门，怎么一年之后变成了我的反党经济纲领呢?!至于我的所谓政治纲领就更离奇了。1957年上期当时报纸上出现了关于大学管理体制的讨论，有提出“教授治校”的，也有倡“民主治校”的。一天我与同班同学闲聊，我说，“看来有些教授对党委负责制有意见，说是影响了积极性，但教授治校，民主治校如果没有党领导，是行不通的。我以为最好能建立党领导下的民主治校制，举行教师职员工人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校务委员会来管理大学，校长由推选和任命相结合的方式产生，这样可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反右时这位同学在压力下交待了这次闲聊内容，由是说我要否定党的领导，搞资产阶级的民主治校，并武断认定我说的“党领导下”只是个幌子，并不断上纲上线，竟变成了我的反党政治纲领，真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 +　　二、关于我的所谓反党“有组织”一说的真相概述于下：1956年李达校长传达最高国务会议精神后，武汉大学开始出现大字报和大字报社。1957年中央整风决定传达后，全校相继出现了几百个大字报社。我班大字报社的社长是邓凯鑫同学，我是七名编委之一。在讨论给大字报社取名时，我说铁铲是工人和农民都使用的工具，就以“铁铲”命名，象征工农大众一起帮助党铲除“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三股歪风)。大家都同意了，反右结论书竟把这个大字报社说成是我的反党组织，我便成了“有组织”的“极右”了。我想不通，武大当时几百个大字报社是响应毛主席“三大”号召(大鸣，大放、大字报)成立的，怎么一下子都变成了反党组织呢?“铁铲”社有七个编委，社长不是我，怎么一下子成了我个人的反党组织呢?真可谓指鹿为马，太霸道了。 + +　　三、所谓“有策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1957年夏武大党委宣布停课鸣放整风，各系成立了鸣放领导委员会，各班成立了鸣放领导小组，我被推选为班小组长、系委员。一天上午人们纷纷涌向行政大楼，传闻人事处王勇副处长扬言要对鸣放者搞“秋后算账”。我去时只见人山人海，王勇站在人事处门口走廊的椅子上，脸色苍白，大声解释，有人大呼口号，有人竟声言要捣毁人事处，查找档案。我意识到可能出乱子，怕有害正常的鸣放整风，于是挤上去劝阻那些领头呼口号的人，竟遭到那些人的谩骂和推撞。我愤而离开了现场，回宿舍起草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反对左、右倾》，呼吁大家保持理性。维护正常的大好鸣放局面，警惕左、右言行的干扰。后来“铁铲”大字报社多数编委不同意张贴我写的这张大字报，认为会给群众泼冷水。我一气之下把这张大字报撕了，而且几天后我便因病休学回家去了。就这么一件事，反右的勇士们竟给了我几顶桂冠，一曰我热衷大民主，是制造“行政大楼事件”的骨干分子，二曰我有别于赤膊上阵的右派，是个讲究策略的阴险人物，这张大字报便成了我“有策略”的唯一证据。真可为谓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 + +　　四、至于所谓“有计划”之说，纯属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完全是“结论书”的执笔者居心诬陷。此人为什么要置我于死地呢?因为1956年在对待河南灾民问题上我与他态度相左，进而结怨，故他借反右之机，公报私仇，请领导查证。 + +　　上述内容如查出有不实之处，愿受加倍惩处。候示 + +　　此致 + +　　 湖南北省谷城三中教员 侯河清1967．2 + +　　（来源：《石鼓滩头：湖南衡阳反右史事》，2008年版，原题为：“四十年前的一份申诉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2/000001.txt b/CCRD/1/6/12/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c973baf39112d6d50c869ed7988bd98fa49b75 --- /dev/null +++ b/CCRD/1/6/12/000001.txt @@ -0,0 +1,219 @@ +# 七十自述 + +　　<章乃器> + +　　转眼就满七十岁了。这是变化万千的七十年，是绚丽多采的七十年，也是苦难深重的七十年。以我来说，就记忆所及，面临死亡，何止数十百次。死生大事，面临死亡，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如何能出死入生?这中间，有的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有的是渺不足道的，但也有的是甚足记述的。写下来，小则足以惕励自己，大之 还可以儆戒后人。 + +　　我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又复失调的人。九岁以前，只能吃糜粥，十岁以后，才会吃干饭，十一岁害了一场大病，卧床达半年。乡下庸医，时而说是内伤发作，时而说是伤寒。究竟是什么病?永远成为疑案。十四岁，有一次在餐桌上晕过去了。叶叔圭老伯在座，诊脉说是虚症。十五岁值辛亥革命，承大哥函召，去南京当了一年兵。虽然文已经投笔，武未能杀贼，退伍后四顾茫然，但体格却得到了锻炼，为以后五年问在浙江甲种商业学校刻苦用功打下基础。可是，用功读书而不从事运动劳动，又使身体逐渐坏下去了；特别是一年两次的考试，危害健康更大，我亲眼看见有一位很用功的同学，就是因为考试积劳成疾而死的。所以，我虽然是稳拿第一的考试能手，却一贯反对考试。 + +　　一九一八年二十一岁，我在“甲商”毕业了；由校长周季伦先生介绍，当了浙江银行的练习生，起初在杭州，后又调到上海。孤僻的个性和傲慢的态度，使得我和职业生活格格不入，苦闷牢骚又使得我沾上了饮酒赋诗的名士气。这就招致了胃溃疡重症，不久还并发了肺结核。在当时，这两种疾病都是没有特效药的，尤其是后者，得了它等于宣判死刑延期执行。在中西医诊治都不见效的情况下，我向书本找办法，终于读到了《因是子静坐法》。我依法练习静坐，同时改革吃饭习惯——细嚼缓咽，少吃多餐，饭前后休息等。不到半年，我竟战胜了两种死症，恢复健康。这时我已经离开上海，在北京通州农工银行工作。 + +　　失业使我离开北方，重新回到上海的浙江银行。健康的恢复使得我除了努力工作之外，还刻苦自修业务上需要的知识。对自己过高的要求又伤害了我的健康。一九二七年三十岁，我害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病。有一天，竟在办公室内昏厥了！ + +　　这时候的居住条件差，我不能很好地静坐(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因为我当时气功修养的水平低)，于是，我就改练内功拳(形意拳、太极拳、八卦拳)。在短短的 三个月中，我又自疗好这一场重病。回想在病势严重的时候，悲观达到了极度，觉得自己很难活到四十岁。真想不到我竟能活到今天的七十岁！ + +　　练习了内功拳，使我体会到，内功拳和静坐的姿式是相同的——都是一个“松”字‘能放就能松，所以，道佛二家都主张一切放下。我联系到科学，认为这是对重力(地心引力)的适应问题。于是，我写了一本《内功拳的科学的基础》(后改为《科学的内功拳》)，自信是做了一点破除迷信，揭发真理的工作的。 + +　　在那时，静坐有着浓厚的迷信色彩。练静坐叫作“修道”，先得求名师，而老师是不公开的，必须虔诚地去寻访，而且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得了老师，须虔诚参拜，还要对神发誓：非得其人不传，夫妇、兄弟、父子之间都不能相授受，否则要道五雷劈身之损。掌握了科学知识的人们自然不能不向迷信开火。蒋维乔先生便是 有志于用科学说明静坐，同时破除迷信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所著的《因是子静坐法》曾经是通行一时的。他是受到日本的一些学者的影响的。 + +　　内功拳也有一些迷信色彩，但不如静坐之甚；论述内功拳的书当时很少，更淡不到什么科学的阐明。我当时看到的，只有一本孙禄堂著的，书名记不起了。 + +　　蒋维乔先生对静坐是用了苦功的；静坐对他也起了很大的功效。他在练习静坐以前身体是极度衰弱的，练习以后健康情况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健存到解放以后，八十多岁才去世。他的《因是子静坐法》虽然对我起过很大的作用，但我们这批受过“五四运动”洗礼的人，是习惯于离经背道，批判前辈先生的。我在《科学的内功拳》中就批评了他——认为他所说的脊梁骨可以营呼吸的理论是反科学的。其实，他的理论可以批评的地方还远不止此。破除迷信的人传布新的迷信，是往往 而然的。 + +　　我用人同重力(地心引力)的关系来说明静坐和内功拳的基本姿式，直到现在仍然是一种创见，因此，《科学的内功拳》一书，曾得到广泛的好评，对我更起到了破除自卑感、奠定自信力的巨大作用。在旧时代，一个中学毕业当过练习生的人，是不能不有浓厚的自卑感的。健康的自力获得；尤其是学业的初步成就，很有效地消除了自卑感。静坐和内功拳两种功夫的融会贯通，不但在思想认识上大进一步，在练习上也易于因地制宜，坚持不懈。所有这一切都对我的一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我以后对于政治——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的参与，由写文章呐喊到直接行动，从同情革命到积极参加救国会运动，都是由此而来的。 + +　　健康的体格加上政治的责任感，产生了超出于想象的充沛的精力。当时正在“四·一二”事变过去不久，各地白色恐饰仍在残酷进行。我激于义愤，独力创办《新评论》半月刊，从写稿、编辑、校对到发行，主要地由我一人负担；每期几万字的稿子，大部分是我自己写的。而白天，还要照常在银行里做八、九小时的工作。尽管刊物水平不高，立论是那么天真而幼稚，但勇气和毅力是得到一般的好评的。刊物支持了将近一年，直到被禁止发行。 + +　　一九三三年开始参加了救国会运动的发起，直到一九三六年被捕，这几年间的工作也是十分繁重的，救国会的文件几十万言，十分之九是我执笔的(据闻生活书店曾编印《救亡文献》一厚册，惜我未见到)。所有的重大活动，如筹措经费直到群众上街头的部署，都需要我参加，工作通宵达旦是常有的。 + +　　这就招来了国民党的迫害。一九三六年五、六月，市长吴铁城以邀请吃饭为名，把我们扣留起来，并指使秘书长李大超故示惊惶，以哭泣对我们进行威胁。吴竟然指责我们想当民族英雄，我们觉得可笑：敌人已经强占了近半个祖国，他还不许人民做民族英雄，这真可 + +　　说是典型的卖国贼腔调！由于我们义正辞严不为所屈，他终于只好释放我们。但接着，他又通过银行，对我进行迫害。 + +　　有一天，浙江银行总经理李馥荪找我谈话，陈朵如老师也在场。他说，吴铁城给他警告，银行里不应容留章某，否则对银行不利。他又说，他已经为我慎重考虑，我最好是去英国留学，银行可以供给我在英国的费用，这里的薪水照旧发给我安家，我如能在英国学习三五年，回国后不但银行需要，国家也很需要。他要我回去好好地和救国会朋友们商量，取得他们的谅解。我听了，不假思索，就回答他：我愿意辞职以免银行受累，我没有必要和别人商量；救国会是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业，我不能离开它。这样，我就不仅放弃了这个一般人视为极难得的“镀金”机会，而且亲手砸碎了这个经营了二十年的“金饭碗”。许多人知道了这件事，都驾我是大傻瓜，但也有不少人是同情赞许的——柳亚子先生便是极度同情的。他赠我的诗热情洋溢，主要的原因就在此。诗附后。 + +　　国民党用的是“调虎离山”之计。他们认为只要我出国，救国会便可以瓦解。谁知“妙计”竟落了空。而我在离开银行以后，无所牵挂，活动反而更加积极。这使得他们十分恼火。更严重的是，他们同中共的斗争着着碰壁，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狗急跳墙，便于十一月间对我们进行逮捕。这一事件的经过，已详见邹韬奋兄所写的《经历》和沙千里兄所写的《七人之狱》。我这里只想补充一点： + +　　我们入狱不久就发生了双十二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通电，重点提出了释放我等的要求。于是陈果夫就在国民党高级会议中提出枪毙我们的主张。冯玉祥将军很机智地用几句话挽回了这个危局。他说：“我们的人被扣在西安的不止七个，而且中间有蒋委员长。这时千万不能动杀机！动了杀机我们的危险太大。”于是陈果夫就只好沉默下去了。陈果夫是当时江苏的省主席，苏州正在他的统治下，看守所内忽然增加了宪兵，给予我们以警告。但我们早已计议到可能的杀身之锅， 我们准备高呼爱国口号，从容就义。 + +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上海抗战前夕，我们才被释放。我们先去南京，在南京，国民党要求我们通告解散救国会。我们同它抗争了几天，才回上海。但一到上海，救国会已被接收，改组为救亡协会了。回想几天以前在南京同国民党的抗争，真觉得难以自解。 + +　　仅仅只有三个月左右，大伙儿就从上海撤退了。我先去香港。在香港，我接受了李宗仁的邀请，到了安徽。大致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在当时统一战线下的安徽省政府工作；起初任省府委员兼省动员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后任财政厅长；初期驻在六安。几个月后转移到立煌县(现改金寨县)。从上海银行经理的 生活落到苏州看守所的生活，自然是一个剧变。但，更大剧变却是从二十多年的城市生活落到战时的大别山山村生活。五六千人进入到荒凉的金家寨，生活问题的严 重是可以想见的。准备有了一些，但很不够，连饮水碾米等问题都是临时解决的。中间有一时期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下，枪声历历可闻，而内部还要应CC团方治和军阀张义纯的排斥，生命的危险是随时可以发生的。但这一切都被我挺过去了。我不但挺过去这许多严重的危难，而且还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铲除贪污、节约浪费”两大口号下，我把安徽的战时财政由大量的亏空转变为收支平衡而略有节余，此外还发清了欠薪欠饷，适当改善了职员、士兵的生活，而并不增加人民的负担。我还以换取统一税收的名义，每月补助新四军三万元。这是一件极其大胆的统一战线工作，是任何地方政权所不敢做的。 + +　　据闻，美国进步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所著《中国的战歌》中颇为详尽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史实，对我的生活和工作有很高的评价。她到大别山时，我已经离开。她仍然对我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了深入的访问和调查，如实地写了出来。我谨在此对于这位可敬的朋友表示我的深沉的悼念。可惜我以后就没有见到她，也没有读到她的作品。 + +　　这时候还有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财经干部。据了解，他们没有人犯贪污，更没有人投敌，他们的绝大多数投入了党的革命事业，其中有不少人还起了重大的作用。已故的中央财政部副部长范醒之便是其中之一。 + +　　皖西根据地的建立是我同国民党的逃跑主义斗争的胜利果实。当时曾写了一篇题为《固守皖西，屏障武汉》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刊在《大公报》。关于当时的民众动员工作和财政工作，我回重庆后也写了二篇文章，发表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的刊物上。 + +　　蒋介石在发动反共高潮之前就先罢免了我，安徽的统一战线政权从此结束，全国的统一战线局面也从此破碎，皖西根据地也日就糜烂下去，终于一度沦陷。同学钱尊三兄就是在沦陷时牺牲的。 + +　　我回到重庆后，生活马上发生问题，于是就成立了上川公司。上川公司也安排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但数量、质量都远比不上安徽时代了。借助于迁川工厂联合会，我推动了大后方工商界的民主运动，以后发展为民主建国会的政治组织。在著名的争取和平、民主的 + +　　沧白堂、较场口事件中，我成为国民党打击和诬告的主要对象。有关这件事的数十万言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在这个事件中共同斗争、始终不懈的，有王葆真先生和陶行知兄。行知兄就在这时去世了!《新民报》是发表我们的文件最后的一个报刊。沧白堂、较场口的打风发展为更大的法西斯打风，随而有《新华日报》和《民主报》的被打被砸。当时我的处境很危险。许多朋友劝我逃避，我不听，并在家中准备酒瓶、石块，抵抗暴力。直至一九四六年春，法院表示消极对待国民党的诬告．我才飞沪。 + +　　在上海，我参加了“反美扶日运动”，共同组织了各界代表赴京请愿，共同发表了反对国民党伪宪法的文件。 + +　　一九四七年，在民主同盟被解散的前夕，我流亡到香港。仍然为了自己和同人的生活，我创设了港九地产公司。在政治活动方面，我又成为“宣言专家”。各民主党派在香港联合发表的文件，又几乎全数是我执笔的。资本主义商业的经营这时也达到了最高峰，我获得了相当多的利润。正因为图利生涯同我的理想矛盾，所以，在 一九四八年终，我接到中共中央的电召，便毅然舍去，秘密返回沈阳。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一九四九年新国家成立。我担任了全国政协的常委兼财经组长，同时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兼编制委员会主任。一九五三年任粮食部部长，创建了粮食部。关于我在粮食部的工作，将另文叙述。关于我在民主建国会内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详《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一文和一九六二年在政协大会上的两个提案。现在只想着重写一写我对政治上两次最严重打击的态度。 + +　　第一次是一九五八年一月底的事情，大概是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周恩来总理召见我，我就乘车到西花厅去见他，当时在场的还有习仲勋、徐冰两位秘书长。周总理对我说，要撤我和章伯钧、罗隆基的职，马上就要提出国务会议讨论，已经告诉了伯钧、隆基二人，而且不让他们出席会议，但可以让我出席会议申辩。我问，我写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的文件有没有看过，他说没有，我说，那是很遗憾的。我问，撤职的事情是否最后决定了。他说，党中央决定了。我说，那还申辩什么呢? 我愿意放弃出席权利。他说，那也好，辩论起来我们人多，你说不过我们的。他又说，也曾考虑过是否让我们辞职，可是又何必那样转弯抹角呢？我说，撤职倒没有什么，但为什么要扣上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呢?这是违反事实的，是宁死不能承认的。他说，那你可以保留思想，我们党是准许保留思想的。于是，他 又谈到和罗隆基谈话的经过，他曾问罗作何打算，罗答要么就自杀，否则便只好接受。总理说，你可以去美国。罗问，是否意味着驱逐出境？总理答，绝不是。总理 问我作何打算？我说，我是全心全意，全力投向党的，党给我处分，我愿积极接受下来，作为党对我的锻炼和考验。我和党共事已经三十年了，仍然没有被了解，那就请再看五年吧，五年不够，也可以看十年。到那时我也不过七十岁；我现在开始就好好地锻炼体格，充实头脑，准备到时再为党工作十年。总理笑着说，你倒真乐观呀。最后我重申：我是永远不反党的；我要使那些诽谤的流言，彻底地破产；我决不做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蠢人。 + +　　我实现了我的诺言。我以前所未有的认真态度读书，也以前所未有的坚持态度锻炼体格——除了气功、腰腿六段锦以外，每天作二十五个起伏撑，还在浴室内摩擦全身二千多下。 + +　　对于气功，我有进一步的体会——我把它归纳为三个步骤：自我失重、自我催眠和自我消亡。 + +　　1．自我失重：这是从已经掌握的重力(地心引力)作用理论发展起来的，国外在宇宙航行实践中，发现了失重疗养的好处，提出了设立宇宙空间疗养院的创议。我认为这是小题大做，劳民伤财，而又不可能为多数人服务的愚蠢想法。学会了气功中最基本的放松功，就可以就地得到失重疗养。物体(包括人体)同重力发生矛盾 产生重，失重的办法，可以是同宇宙航行家那样离开重力的作用，也可以是气功的放松功那样，完全顺从重力。一切矛盾的根本解决都是如此——不是矛盾着的双方远远地离开，便是矛盾的一方服从矛盾的它方。他们还认为人体的细胞是因为受到重力的作用而压紧的，所以必须离开重力的作用才能使细胞得到保护不容易衰老 (《十万个为什么》卷3， 47—48页)。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重力给与人体以可贵的稳定，也给以细胞以稳定，而并没有给与不利的压力；离开了重力，悬浮起来，倒真是苦事。重力 并不使人体细胞压紧，人们违抗重力的错误姿式造成不需要的紧张，才真使细胞压紧；所以，只要全身肌肉，尤其是内脏，完全顺从重力放下去，就可以达到轻松愉快的境界，而绝不会发生细胞压紧的问题。这就是我所说的自我失重。道佛二家“一切放下”的说教，不过如此而已。 + +　　2．自我催眠：催眠可以把人的本能提高好多倍。一个普通人进入催眠状态，可以变成大力士。静坐、静卧或静立、放松，意守丹田，细长呼吸，呼吸特别注意沉气，意、气偕入丹田后，气动而意尽可能不再动，稍久便可入静，真正的入静就是似睡非睡的催眠状态。这时，绝大部分的高级神经都休眠了，只有意守的部分二——丹田和需要治疗的组织器官——管辖的高级神经仍然清醒。而这些部分高级神经和器官的本能就变得特别强大，可以发生出于意料的高疗效和健身的力量。所以，入静就是自我催眠。 + +　　3．自我消亡：佛家说圆寂，道家说坐化，都是自我消亡。羽化和白日飞升是谎言，是没有的事。自我消亡一般都要先经过绝食的过程，让体内污浊诽尽，体力消耗几尽，然后停止吸气，人就死了。自我消亡当然是可以预定日期的，死后也不易发臭。 + +　　我自信上述三点已经是揭发了佛道二家的奥秘，剩下的就只能是繁琐哲学和玄而又玄的玄学，乃至是符咒之类的赤裸裸的迷信花招了。 + +　　有些事情，看来似乎很离奇，但只要细加研究，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某一时期的《知识就是力量》登载了一篇《瑜珈教徒》，内中有一段说，教徒可以被埋在土里，过几个小时，仍然活着扒出来了。有人认为这是谎言，但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离地面十六公里以内的泥土里，氧占去近二分之一的重量(《十万个为什么》 卷3，138页)，而氧正是人呼吸所需要的。抗战时期重庆发生了大隧道封闭的惨案，死了几万人，只有一个人压在底层，倒居然活着，他的秘诀是安静勿慌，用鼻孔贴在地面呼吸。 + +　　第二次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的灾祸。这是我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灾祸，是对我，一次最严峻的锻炼和考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整整八个昼夜，我在绝食中受到百般的拷打、凌辱和威胁。后来看到北京六中“劳改所”的材料，那里面所用的酷刑，十分之八九都已在我的身上预演过了。但我居然没有死，而且自信仍然可以活到十年以上(者香的去世使我大大减少了再活十年的信心)。我对付的态度．就是镇静、镇静，再一个镇静。 + +　　我之所以能镇静，首先是因为我没有畏惧之心。死没有什么可怕，所求的只是死得其时和死得其所。我知道只要来者是真正的群众，他们是不会杀害我的。我手上没有沾半滴人民的血，腰间没有留半文不义之财；社会上一切黑暗糜烂的勾当，我全没有份，而从辛亥革命以来所有的进步运动，我几乎无役不与。“民愤”的帽子是绝对扣不到我头上的。所以，此时此地，我是没有死的理由的。我可以镇静对待。 + +　　其次，是因为我没有仇恨之意。我看到，人群之中即使有不纯的分子，但绝不是我的敌人，也绝不是阴谋陷害我的仇人。他们主要是一群天真的孩子，他们的缺点只是水平低和受蒙蔽而已。我应该心平气和地对待他们，以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 + +　　又其次，是因为我还有顽强地活着的积极愿望。我认为，我现在决不能死，我要等到党看清楚我是一个对党的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人，然后死而无撼。我深信，事实是掩盖不住的，事实总是越到后来越清楚。我活着，我的精神面貌就可以证明我对时代的乐观。这是有反动思想的人所万难做到的。 + +　　（镇静，尤其是积极的镇静，不仅增强了我的生命力，而且也增益了我的应变的机智。我已经体验到，正面用毛主席的话去对抗他们，是会招到邪恶分子的反感的；而在无统一组织、无统一纪律的情况下，邪恶分子是可以致个别人的死命的。于是，我就用婉委的规劝方式，这样，既可争取善良分子的同情，也使邪恶分子无所借 口。如我问：毛主席会不会打人、骂人?解放军八项注意中的第五项是什么?打人、骂人、罚跪是什么时代的风俗习惯?毛主席的优待俘虏政策是为俘虏治伤、治病，现在怎么可以不为我的爱人治病，不为我治伤?） + +　　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是起到应有功效的。 + +　　从二十五日晚间开始，我就有一些清醒的时间，除了做上述的政治工作以外，还吟成了一首诗： + +　　能求祖国长强富，个人生死无足伤。 + +　　坏事终当变好事，千锤百炼铁成钢。 + +　　这首诗当时还不能公开，怕邪恶分子借此煽动，招来更大的苦难。于是就在二十六日上午，要求见者香一面。者香来了，我就口述，请她笔记，作成如下的遗嘱式文件： + +　　“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敌于天下的，我愿竭诚拥护它，推行它，虽死无悔。” + +　　“党从遵义会议起到延安整风这一阶段的历史是无比光荣的，我愿发扬光大它，虽死无憾。” + +　　“毛主席说：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这句话是永远正确的，我们必须时时刻刻记着它，实行它。” + +　　“请红卫兵把我这些话转达毛主席、周总理，他们一定会相信我的话是真诚的。” + +　　我在当时，一面有强烈的生的要求，另一面仍然有严重的死的威胁，因为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纪律，就等于无组织、无纪律。我睡在下房，也竟没有专职看守我的人。所以，只要有一个坏分子要害我，他是随时可以处死我的。我说这是一件遗嘱式文件是符合实际的。但真想不到，这竟不成为我的遗嘱，却成为者香的遗笔。 + +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体格锻炼亦然。气沉丹田可减轻痛楚，运气可以疗伤。“不通则痛，通则不痛”，这话我是经常记着的。气(内气)不通则血不行，血不行则思处失去营养，故痛。气通则血行；患处得到营养，便可以不痛，或少痛。神经性疼痛如此，伤痛亦大致如此。 + +　　我这时除了遍体鳞伤之外，右目的拳伤特重。看出去有个红色的外围带锯齿形的椭圆圈，经常在眼前闪现，可能是淤血所致。内伤也相当重，右胸、背、股、尾闾和膝部均经常疼痛。但到第三天，我发现手上的乌紫退色了，右目已能见物，内伤痛楚也减轻。真是气到之处，效验如神。 + +　　八月二十五日以后七天的遭受，是每天总有几批人来拷打、凌虐我。门是开着的，又没有人管，拷打和凌虐的自由是很充分的。值得记述的．是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挠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的面部之后，用氨水灌我的鼻孔，我真不知道这些坏人是怎样教育出来的。 + +　　我在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的时候，脑力运动是片刻不停的。除了政治方面的活动和考虑对于新的袭击的防御措施以外，便是利用这个现成的“科学实验室”——自己的躯体，进行气功和绝食的试验。一息犹存，总要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可能的贡献。 + +　　关于气功，我原来对于刘渡舟、刘贵珍一派的闭气、闷气法、虾蟆功的鼓气法，和海字功的冲气法，虽然也练习过一些时，但还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昏迷中忽然记到(正常人体学)中有胸腔和腹腔的内压力(即由内向外的压力)都不到一个大气压的说法，于是就联想到，闭气、闷气时腹腔(丹田)的内压力就要超过两个大气压，鼓气、冲气时，腹腔、胸腔的内压力，更可以按照功夫的深浅，达到几个乃至几十百个大气压。练习拳术，也是这样。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的腹部能经得起拳击，腹部的伸缩甚至可以把一个人弹出去。还有人身上可以压上一辆汽车。这些都是提高胸腔、腹腔乃至全身内压力的结果。 + +　　人能把内腔——特别是腹腔的内压力由不满一个大气压提高到几个大气压，是不能不起到巨大的作用的，便秘当然不会有了。肠内的寒气和酵气的作祟也可以排除了，胃肠的消化吸收功能当然可以大大提高。但重要的是，内气在高压下运动加速，产生的热能大大增加。这就是我认为是不正确的提法的所谓“热气团”的成因。 + +　　小腹(丹田)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脐带的一头收在脐内，而另一头却分布在肝脏(这是汪上峰医师首先指出的)。所以，气沉丹田、意守丹田，乃至对丹田增加压力，都会影响肝脏。 + +　　这样，我所掌握的气功的科学基础，就由一力(重力）论一跃而成为二力(重力和内压力)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　　联想到游泳之所以对健康有很大好处，除了其他的原因之外，气功的二力论肯定也起着重大的作用。仰卧在水上是适应重力、练习自我失重的良好方法；而潜泳和跳水都无疑地会提高机体的内压力，入水愈深，提高内压力愈多。这在游泳学中也可能是一种创见。 + +　　二力论简化了练习气功的条件。由放松而入静——由自我失重而自我催眠，是要有适当的环境条件和较长的时间的。嘈杂的环境和紧张的生活使得一个人不容易放 松，更不容易入静。这就是重力论的缺点。但如能运用内压力，我就可以随时随地练习，而且需要时间较短，几分钟，十几分钟都可以。固然，重力论的静功一派也 有“行住坐卧，都想这个”的诀门，但入静毕竟是不可能的。 + +　　读了《人类认识物质的历史》，我以为，气功学应该改称呼吸运动学。 + +　　在遇难前，我因为看到《续孽海花》对于魏伯阳的《参同契》评价甚高，特取几年前所作的摘记重加研究。结合中医阴阳五行的学说，我看懂了那中间的许多隐语遁辞，理解了它的理论体系。我正在另写一篇破除迷信、揭发真理的有关气功的文章，而灾祸已突然袭来，我所收集的资料、写下的笔记和未完的文稿统统散失了！ + +　　文章仍然要写，但不可能做章句的考据功夫了。有了二力论，篇幅可能短些，而内容却可能更充实。我国古代人民对于气功修养是有过卓越的成就的。《老子》的虚无思想如能用积极的精神去理会，就很有用，不但养生方面用得到，在最富于战斗性的兵法和政治活动方面，也用得到，它的朴素辩证法，更是哲学史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它以水比心，主张学习水的性格，是练习气功的一种良好方法。只要记住一点：水是最能顺从重力的。 + +　　《庄子》中有两句话对于气功指示得很具体，一句是：“缘督以为经”。这可能是“小周天”运动的原始文献。另一句是：“真人之息以踵”。这可能是“大周天”运动的原始文献。 + +　　《参同契》的特点是以阴阳、八卦、五行说明气功。许多隐语都是从五行演化而来的。如以铅比重心(丹田)，以汞比无孔不入的内气，以金比津液(金即口津和精液)。而特别使我注意的，是它着重提出“水火既济’部“火水未济”的道理。 这是因为，最早使我从古代文献中得到气功的诀窍的，正是《易经》中的两个卦——“水火既济”和“火水未济”。而引导我找出《易经》的，却是一本薄薄的道书 ——可能是《易筋经》，书中有一个《离坎易位图》，画出一个道人的肚皮，上面标明离、坎的位置，说明中有一句，“且将心火烧丹田”。我那时正苦于呃逆，胸部紧闷。联想《因是子静坐法》中有重心下移丹田之说，我领悟到：如能将胸实腹虚的现状改变为腹实胸虚的境界，不就心境舒畅了吗？实为火，虚为水，现状胸实腹虚，是火上水下，这就违反了烧炼的正常位置，丹就永远炼不成，这就叫做“火水未济”；必须将水、火的位置调换一下，变成水上火下，那才是烧炼的正常位置，丹就可以炼成，这就叫做“水火既济”。《易经》离为火，坎为水。由离火在上，坎水在下改变为坎水在上，离火在下，这就是离坎易位，也就是“且将心火烧 丹田”。炼内丹，炉、鼎正指的腹部，脐以上为鼎，脐以下为炉。 + +　　我就是以离坎易位，水火既济，腹实胸虚的意境导致顺从重力(地心引力)的科学结论的。这就是(科学的内功拳)的重点。 + +　　气功中有一个争论的问题；热气团。这是《因是子静坐法》中的提法。照原意，似乎是会热得烫人的。但我所知道的人都没有这样强烈的感觉。有人说是温暖如春天的太阳。我的感觉则只是如哈一口气的微温。 + +　　气功中所说的气，主要指的是内气——即红血球携带到人体各种组织中的氧。仍然由红血球携带由静脉回到肺再外排的二氧化碳，是否算内气的一部分，似乎还没有人说到过。占空气的百分之七十八的氮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更是一个谜。呼吸产生热，是氧和碳化合的结果，这是大家知道的。氧和碳在加压的条件下化合会产生更多的热，这是很自然的；气的运动和人体组织的运动都能产生热，在加压的情况下运动会产生更多的热，这也是很自然的。但究竟这一切的化学、物理作用，能在丹田局部产生多少热，这肯定还没有人计算过。气功的感觉有的是很奇特的，我曾感觉到小腿上有如针刺的刺痛，那又作何解释呢？所以，我以为最好一面不要把热气团的“热”字作为期望和要求，但另一面也不要否定这种热的感觉的可能。 + +　　另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是：气功的姿式应否严格？我以为适当的正确姿式是需要的，否则便会阻滞气的运行；而且，某种姿式——如鼻尖对准丹田，还是条件反射的一种条件，是很有用的。但我也不赞同过于机械的千篇一律的形式要求。我认为，坐立要稳，卧要松，坐立要涵胸拔背，竖直脊梁，立更要有“顶天立地”的感觉。对于老年人来说，卧功可能是最适宜的。有人怕卧功容易昏迷，这有什么害处呢？昏迷，就让他入睡好了。“行住坐卧、都想这个”两句话很有用。“如妇人怀胎，时时在意”的比喻，也很有用。 + +　　古典文献中有不少珍宝，但绝大部分是糟粕。这原因，客观的是固为古代科学水平低，有许多话说得天花乱坠，却毫无是处。这正如“天圆地方，日动地静”的学说，在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但古人就是长篇大论地来叙述称道的。同时，知识水平越低，说起话来越冗长、噜苏。繁琐哲学绝不可能是高明的哲学，而只能是不成熟的、幼稚的理论，有时甚至是故弄玄虚的欺人之谈。 + +　　古典气功文献精华少而糟粕多的主观原因，初看是可恶的，因为内中用的多是隐语、遁辞，使了数不尽的浮文、曲笔，似乎是有意同后学为难，浪费千百人的精力和时间。再想是可谅解的，这是因为古人是从没有任何文献可考，或文献遗产十分贫乏的情况下用了多年的苦功才领悟出来一点安身立命的道理的。这一点道理，说起 来一两小时可以说完，写起来也不过千百个字。他们深怕随随便便传授了，受业者就可能因为得之过于容易而加以轻视，那不但他们自己觉得太冤；受业者掉以轻心，也绝不可能学好。因之便故弄玄虚，转弯抹角，滥设浮辞，以增加篇幅，关键处更制造隐语，使人难于识破。他们认为，必须从沙里淘出金来，金才可贵，受业者必须尊重他们的道理，甚至起了一种信仰，功夫才能修好。对于蒙昧的人们来说，这种想法不是没有根据的，神道设教和信仰主义所以经历数千年而不衰，也正在此。 + +　　《道藏》中有一本叫《胎息经》的，甚简短，只有千把字。我读了几遍，发现真正的内容，只有一句话：运气时要有气能通透全身肌肤的感觉。这一方法是有用的。在浴池中洗澡将全身平肩端正地浸泡在池子里，静静地运气几分钟就可以领会到这种境界。 + +　　设置各种条件反射的条件是气功修炼中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环境、姿式和语言都是构成条件反射的条件，而语言是更重要的放松和入静的条件，佛道二家的咒语就是显著的例子。作为反射条件的语言(默语)要带教导的语气，如站功用“顶天立地”和“气通天地人”二语便很有用。在顺从重力做放松功的时候，可用“沉、放、松、酥”四字以求获得四种意境，很见效。运“小周天”就用“缘督以为经”一语；运“大周天”则用“真人之息以踵”一语；也可用“天灵盖、脑垂体、松果 体、唾腺、扁桃腺、甲状腺、副甲状腺、胸腺、性腺、涌泉穴”等一系列生物学名词。意和气随词向行，吸时冲天灵盖，撼脑垂体，内视观松果体，含津通过唾腺和 扁桃腺；呼时起甲状腺、副甲状腺，到胸腺时体验酥麻的感觉，到性腺时提肛再冲向涌泉穴。 + +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运大小周天要循序而下，再循序向上；大周天数息三十六，小周天数息二十四的作法，是不需要的。意到哪里，气就跟着到哪里。意就是神经系统的作用，它是瞬息可以遍及全身的。练功经验也可以证明，气随意行，一刹那间遍及全身，并不需要机械地数息前进。上文所说运大周天默念“天灵盖、脑垂体、松果体……涌泉穴”等词，是因为它们大多数是分泌激素的器官，提名一下，注意一下，乃至气冲一下，可能促使内分泌正常进行。 + +　　气功还有一个带有神秘色彩，而且也有很大分歧的问题，是丹田。炼丹本来有炼外丹和炼内丹两大跟。炼外丹和西洋的炼丹家一样，是古老的制药和化学实验，是真正用炉和鼎侥炼的，炼金家也属于这一派。尽管外丹派有了丹药杀人，借丹药窃权，乃至假炼铁成金诈财等等邪恶的记载，但他们对于冶金、制药、烹调等方面的贡 献，是埋没不了的。我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可能比西洋早得多，《抱朴子》里面就已经举了很多药名，而且说明它们之间的化合情况(相生、相克关系)。 + +　　内丹派比较纯净，当然也有很多迷信成分。炼内丹的炉、鼎，如上文所说，指腹部，脐以上为鼎，脐以下为炉，丹田正是炉火的中心点。但仍然有各种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是脐下二三寸的地方；有的则认为是脐内(不是脐下)由脐直通命门(两肾之间)的一条线上的一点，即直肠所在处，因此，又名黄庭；还有人干脆说是肚脐眼。丹田的面积，有人认为小到豌豆那么点儿大，也有人认为大到直径二三寸。这里的问题是越小越难守。所以，可能要依功夫的深浅而定，除了脐及其附近以外，还有1天灵盖，2两眉之间，3两目之间，4鼻尖，5胸口，6会阴，7命门，8大足趾等处。据我的经验，气沉丹田自然反射到脑门，所以无须另列天灵盖为 丹田之一。眉间、目间、鼻尖、胸口等处是气随意沉入丹田的过程，初学不可能一下子就沉气到丹田，所以只好一步一步地下去。即使有了功夫的，在敛意的时候， 也往往要先收到眉间、目间的。所以，这些也都不是丹田。守会阴就是提肛，目的是为丹田巩固堤防，防止脱肛和遗精，所以，会阴也不是丹田。守大足趾是因为老 年人气血下行不畅，足冷头痛，以此为一种治疗方法，所以，大足趾也不是丹田。 + +　　一般所称丹田，在脐下也好，在脐内也好，都恰好在人体的中心。储气于此，易于转运全身。此处性柔而韧，运动起来也有较多的回旋余地。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好点。练功经验告诉我们：呼吸时意守丹田，数息能做到数腹内脉搏，心跳很快就平静下去，脉搏随而缓慢，呼吸便可以细长。这可能是意气下沉反应到高级神经，得到了抑制心脏跳动的结果。这对于治疗高血压、心脏病，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此外，还有意守命门之说，这大概是为卧功而设的。仰卧要沉气，自然就沉到命门去。 这时命门和丹田同在一个区域，只是位置有一些高低的区别。所以，命门也没有必要列为丹田之一。 + +　　调息、随息和数息，是气功文献中常见的几个名词。息指外气的呼吸，一呼一吸为一息；但有时也指脉息。气功修炼的是内气，但内气因外气而生。所以，修炼内气还须先修炼外气。调息是修炼外气的第一步功夫，与放松功同时进行。调息就是把粗、短不匀的呼吸调理成细、匀、长的呼吸。随息是指炼功。开始时，意还不能率领气的时候，先让意随气的呼吸而沉浮。数息可以是数呼吸的次数，但最好是能数腹部丹田的脉息。调息、随息和数息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但数息可以一直进行下去，直到入静。 + +　　上文已经提出：氮占空气的百分之七十八，何以在呼吸中不对人体起作用？现在再提出：脾是一个相当大的内脏，它的功能究竟有没有完全发现？中医“脾胃”连称，脾还在胃之上，这是重视脾的。但显然是错了。脾绝不可能是消化器官；一般“脾气”之说当然也没有根据，因为脾不可能是神经器官。西医从前是似乎不重视脾的，现在认为它同骨髓一起，起了重要的造血作用。我们知道：氮是蛋白质的主要成分，而蛋白质又是血的重要成分，那么，能不能设想氮在呼吸中起了合成蛋白质的作用？但，何以在呼出的气中，氮的百分比并不减少呢?我只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知道，生理学上没有揭发的秘密还是很多的。 + +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神仙究竟有没有呢?也有，也没有。“聪明正直之谓神”，古时那些被认为是聪明正直的人，被神化了，死后立庙，塑像，便成为神。关羽、岳飞的例子是再明显不过的了。“无病活神仙”，“延年益寿就是仙”，这样，仙也并没有什么神秘。《燕京岁时记》关于邱处机的记载是比较真实的，它说：“真人年八十，尸解仙去。所谓“尸解仙去”仍然是饰辞，他尸体不仍然放在白云观吗？此外，所谓“羽化”、“白日飞升”等等；显然都是幻想乃至谎言。神仙有被统治者利用的一面，也有愚弄统治者的一面。赫赫有名的秦始皇、汉武帝不都是为神仙之说所愚弄的吗? + +　　这样，我的气功学——呼吸运动学就简单地归结为二力论加条件反射。它的效果是祛病延年。 + +　　作《气功歌》和《卧功歌》附后。 + +　　我在研究气功发展到“自我消亡”的时候，就注意到绝食的重要性。一九六O年在北戴河同梁漱溟先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他曾读到一位游学印度、拜甘地为师的 某人所写的一本关于绝食的书，书中说，绝食最不好过的是第五天，过此便入坦途。后来读了宋云彬兄写的(弘一法师)，颇详尽地说明了法师绝食的经过和后果， 我于是就有意作绝食的试验。但在平时，家中人是不会允许我作这种试验的。 +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遇难后，我认为机会来了，就利用这一具随身携带的“科学实验室”，除体验气功外，兼做绝食试验。红卫兵问我是不是进行绝食斗争，我回答：不是绝食斗争，而是绝食试验。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一共绝食八整天。在这期间，拷打和凌虐是昼夜不停的，我都挺过来了。最使我高兴的是，第五天度过得很好，并没有特别的不好受。 + +　　绝食期间，饮了二四次牛奶，还进了几次米汤、葡萄糖水等。我现在敢于自信的是，像甘地那样，有护士侍候着，及时进牛奶、果汁、注射葡萄糖针(均见当时公报)的绝食，是可以相当持久进行的，几十天的延续是不足为奇的。 + +　　绝食的问题只是一个“饿”字，这对于食欲强的人当然是苦事。气功能克服一切的欲念，当然也可以克服食欲。 + +　　从当时的感觉和事后的健康情况来看，绝食对于高血压、心脏病是有很高的疗效的，对于肠胃病当然有更直接的疗效。我以为，老年人应该定期进行绝食。 + +　　这次的试验条件太差，时间又短，不可能积累足够的经验。由于绝食不仅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手段，而且是一种医疗保健的方法，我真希望卫生部能把它当作一个研究项目重视起来。我愿提供未死的残年，为这一研究贡献一切。 + +　　附录一： + +## 柳亚子先生赠我诗： + +　　青田人物数南章，肯与刘基作雁行? + +　　驰誉不同明七子，赏音谁是蔡中郎? + +　　范滂抗节犹钩党，管仲匡时亦重商。 + +　　二字“天真”君谥我，杜陵李白太寻常。 + +　　这是柳老写的一个立轴，已装帧收藏，八月二十四日事变中被毁了；但后竟追忆不爽，为之大快。 + +　　附录二： + +## 气 功 歌 + +　　重力内压力，两力贯气功。 + +　　压力运尔气，重力求得松。 + +　　两力孰为重？重力基本功。 + +　　松中重点压，大体保轻松。 + +　　一心顺重力，能放就能松。 + +　　提重放便轻，轻松妙无穷。 + +## 卧 功 歌 + +　　初如止水顺重力，继似流泉踵顶行。 + +　　丹田起伏四余(甲、发、齿、舌)应，肌肤里外气通灵(胎息)。 + +　　 1967．2．22．脱稿 + +　　 来源：1980年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2/names.txt b/CCRD/1/6/12/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a539f3f5a7d4ec488cf766fa14bfb38a61a221 --- /dev/null +++ b/CCRD/1/6/12/names.txt @@ -0,0 +1,2 @@ +文革中关于右派问题的申诉书 +七十自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0.txt b/CCRD/1/6/13/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a89c34a90563a74db0f1c2782e0a97090d0936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0.txt @@ -0,0 +1,61 @@ +# 我的检查交待 + +　　<原富顺县县委宣传部长、郁晋昌> + +　　[原编者按：这是两篇有点联系的文章，“富顺调查报告”系文革中，1968年2月由四川省五八高三学生造反联络站，对富顺县在1958年中学生社教运动所作的一个调查。 + +　　这个调查报告较为典型的反映了左风盛行的年代，层层比左的情况，省会成都在高三毕业学生中搞社教，地市就扩大到整个高中学生，区县就扩大到初中学生。于是富顺县就抓了一个 13岁的初中生唐慧媛为反社会主义分子。 + +　　由于是同一个师父教出来的，因此整风学生的手法亦大同小异，无非是诱、骗、吓、逼这一套。富顺县的所谓“挤”虽然自以为是创新发明，其实早在58年初的成都中学生社教中就用过了，只不过不叫挤而叫专题鸣放而已，因此发明专刊归章文伦用其领导的成都中学生社教工作组。 + +　　“我的检查交待”系原富顺县县委宣传部长郁晋昌所写，郁从另一面大大地充实了富顺调查报告。这两篇文章均未作删改，保持原貌。] + +　　一九五八年，我根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把持的黑省委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杜心源把持的黑省委宣传部的黑指示，在富顺县中专、中等学校学生中搞了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双反交心”，“红专辩论”和“整团”等，对一部分青少年学生进行打击迫害，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后果，我犯了严重的罪行。 + +　　一九五七年底（或一九五八年初），我县师范校长曾祥林同志出席了黑省委第九次宣传工作会议（没有通知我参加），在这个会议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杜心源等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竭力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同时，大肆制造打击迫害青少年学生的反革命舆论，推行“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李井泉、杜心源批发了一批所谓“对党怀有刻骨仇恨”的“右派学生”的所谓“典型材料”，要参加会议的人员认清形势，提高警惕。杜心源还翻印了一些外地所谓学生“聚众闹事”的“典型材料”，竭力制造紧张空气，造成参加会议的人对学生既恐惧又对立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在这样的基础上，李井泉、杜心源假冒“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公开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中小学学生中不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向全省布置在中专、中等学校学生中开展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要求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解决青少年学生中的“问题”。但究竟如何搞法，杜心源说：“待成都市搞出经验后另行部署”。 + +　　曾祥林同志回来后，向我作了汇报，并把带回来的材料交给了我，当时我因忙于其它工作，没有作任何部署。 + +　　不久，黑省委宣传部发出了一系列文件，对所谓在中专、中等学校学生中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作了具体部署。原泸州地委宣传部也发出了文件，提出了更为具体原方案。记得原泸州地委宣传部长曹文初还在地委召开一次县书会议上作了发言，要求各县委直接领导搞好这项工作。当时的县委书记于家俊同志给我作了传达。经于家俊同志指定，为着抓好此项工作，成立一个由我和裴既清、曾祥林组成的三人领导小组。然后按省专规定开始学习，工作中如有困难，直接请示主管整风反右斗争的副书记马福太解决。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依然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所以，我根本没有怀疑它是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指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相反我全盘地接受了这个黑任务，而且忠实地执行了。当时我极其错误地认为成都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中有如此严重的情况，富顺县不见得不是如此，我错误的认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正确的”，更何况上级已经布置，作为下级的我自然应当积极地去完成，并且应当作出成绩来，我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下，召开了第一次领导小组会，在学习了黑省委宣传部文件的基础上，由二中，师范汇报了学生的情况，由于我们都是站在同一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形势不能不作出极其错误的分析，把学生中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但又苦于不摸底。因此，我决定要两校赶在“运动”开展之前，做好准备工作，实际上就是要学校通过教师和学生中积极分子秘密地汇集黑材料，把所谓学生中的“右派言论”象省里那样秘密地系统的汇集起来，以便作到心中有数，为了要收集黑材料，我同意两校可以在所谓左派教师中秘密地传达这个黑精神，以便让教师跟着我们的指挥棒去整学生的黑材料，从这个黑会起，我开始了大规模打击迫害青少年学生的罪恶活动。 + +　　经过了一个短时间的准备以后，我召开了第二次领导小组会（吸收了二中，师范的人事干事，文教科和团县委的干部参加），对如何集中高三级学生学习进行具体研究。当时研究的问题有：（一）学习时间，按上面规定二十天左右。（二）领导队伍按每班三到五个教师配备，因考虑到老师要继续进行整风，所以决定把学生中的党员和准备发展为党员的学生作为领导骨干使用，并落实到了人。（三）整个集中学习，共分动员，提高认识；大鸣大放；辩论和批判，整改和组织处理几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大体上划分了时间和提出了要求。（四）如何鸣放。这是研究实则是阴谋策划的中心议题。因为一方面我的指导思想就是要通过所谓“社教”，把学生中的“右派言论”的人弄出来，通过对具体人的言论进行“批判”、“消毒”，来达到所谓“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事实是达到打击迫害青少年学生的罪恶目的（这也是李井泉、杜心源一再强调的而又狡猾地不在文件上明确的主要任务）。另方面，要批判所谓“右派言论”，不通过鸣放是不可能的。但是，由于当时县里反右派斗争已基本结束，整风运动转入了以整改为中心的阶段，右派分子的右派言论已被扩大群众批判得很臭了，如果要学生自己鸣放出什么“右派言论”来肯定是不可能的。为了迫使学生就范，放出我们所需要“右派言论”我竟违背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贯教导，不惜采取资产阶级手段，还美其名曰“挤”的方法，来达到“挖”的目的。所谓“挤”的具体手段是：在动员报告时就要学生集中在党的领导和大政方针上“如中苏关系，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购，肃反政策等），在讨论中，把学生约束在党的领导和大政方针上，担负具体工作的教师和学生积极分子，此诱学生在党的领导和大政方针上去鸣放；如果是鸣放的一般问题就不鼓励，如果是我们所需要的就予以鼓励；开办专题鸣放；还允许学生出小报等等，一句话，通过所谓“形式灵活多样，适合学生特点”的种种资产阶级手腕，把学生“挤”在我们所需要的内容上去，事实上就是利用学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弱点，迫使学生掉入我们布置的圈套里来，让我们打击迫害。（五）还研究了按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排队标准，要两校根据过去掌握的情况和已有的准备工作，排出一、二、三、四类型的队来（实际排队情况没有过问）。这次黑会以后，我还仿照原泸州地委宣传部的做法，在县级有关单位抽调了几名干部组成了一个办公室，所谓加强领导。 + +　　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准备以后，我就下令富二中，富师的高三级学生集中在富顺师范进行学习。整个学习是在我的错误领导下进行的，是按照我们预谋的罪恶计划进行的。学习开始时，我按照地委（或者）发下来的一个“动员报告”样板作了“动员报告”，这个“报告”是一株大毒草（具体内容已记不起了）。我的所谓“动员”时，欺骗学生说：不代政治帽子，不影响操行成绩。我还美其名曰“解除顾虑，大胆鸣放”，其实达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高贵品质，堕落到如此严重的地步。由于当时我担负的工作较多，所以我委托裴既清把学习领导好。尽管如此，我还是去听过三次回报，出过坏主意，为了要造成所谓的“鸣放高潮”，我要裴既清、曾祥林动员教师和学生中的积极分子要沉住气，要敢于去做个别工作；要有意识地鼓励敢于放的学生起来召开演讲会，起点火的作用；发现“有毒言论”，不准批驳；要加高温度；要方式多样，要创造条件等，一句话，利用学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弱点，“挤”到我们设下的圈套里去，上我们的当，挨我们的整。在所谓辩论批判时，又在我的阴谋策划下，挑起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情况。特别是我消除要全校性大会“批判消毒”的同学的批准权控制在县里外，其余的都一律交给了裴既清和曾祥林两人去掌握，造成了任何对学生进行辩论批判的严重错误。经我批判“批判、消毒”和后来被迫害处理的学生，他们所谓“右派言论”，实际上是被我们颠倒了是非，混淆黑白诬蔑为“右派言论”的；事实上他们完全是出于对党和政府的热爱，提出正确意见，不是什么“右派言论”，相反是好得很的左派言论（就是有错误言论，也是我们没有教育好，责任在我们）。由于我忠实执行了“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由于我的罪过，一批无辜的青年学生被我打成了三、四类，被我打成了暗中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被我开除了学籍，或开除了团籍，或受到其他错误处理。他们在学习期间的表现被整成黑材料装入档案，操行成绩被列为劣等（不及格），有的甚至而被取消了升入上一级学校的资格。我的罪过是十分严重的。至于裴既清怎样欺哄学生，裴造假事件等等情况，我确实不清楚。 + +　　高三学生集中学习结束后，我又按原泸州地委宣传部的布置，在初中三年级以上学生中开展“双反交心”，“红专大辩论”的运动，接着又按团省委的布置开展“整团”。这是我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更大规模打击迫害青少年学生的具体表现。在这些“运动”开始前，我召开了一次全县中学校长会进行部署，在部署时，我除了介绍集中高三年级学生学习，进行设圈套整学生的黑经验，要他们如法炮制外，我还加了（一）中高三级的学生到进行“红专辩论”的学生中去“点火”，实际上就是要高三年级的学生去欺骗，引诱其它年级的学生上我们的当，钻进我们阴谋设下的圈套；（二）我利用党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要学生向党交心，说心里话，敢于在大政方针上向党“提意见”，把自己的“学习目的”，对“前途”的打算说出来，以便让我们组织学生去批判他，和他辩论等等，总之我千方百计地要中学校长不择手段地把学生“挤”入我们设下的圈套，“放”出我们需要的“资产阶级学习目的”来，放出“资产阶级的灰色的人生观”来，以便让我们抓住“典型”，挑动学生斗学生，达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教育”的罪恶目的，这次黑会以后，全县凡有初三年级学生的中学，都按照我们订下的阴谋计划，开始了对青少年学生的大规模政治迫害，各校长也都在我们的指挥下，忠实执行“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明目张胆地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指示，跟着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 +　　这次黑会后，因我到一个区去工作，我就把一切权力交给了裴既清以及各校长自行掌握，但是他们都是执行者，我应负主要责任。 + +　　一九五八年下期，原富二中人事干事王林秋被我提拔去初三中任副校长。王林秋去后，错误地认为前副校长“右倾”、“红专辩论”搞得不好，提出要进行“补课”，我不加任何调查就同意了。王林秋得到我的同意后，自行搞了一套残酷打击迫害青少年学生的罪恶活动，并歪曲真象向宣传部作了汇报，我还极其错误地以为他“抓得很深”，“有办法”。王林秋的这一严重罪行，事实上也是在我的支持下发生的。 + +　　后来进行的“整团”，因我在农村，没有具体过问，但总的原则是我布置的，所以，我也应负主要责任。 + +　　被我打成“三、四类”的青少年学生，除学校报经县里错误批准开除学籍，开除团籍或其它处理以外，由于我错误地把批准权限“下放”给了校长，以就造成有的校长乱用职权，趁机默退了一些学生， 或从政治成绩上施加压力（操行不及格），逼使一些学生自动退学，有的学生即使入了学，也长期在政治上被歧视，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 +　　一九六二年，党中央发出指示，给由于我们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我们打击迫害的青少年学生彻底平反；要求我们向被我们迫害的学生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消毁一切黑材料（包括错误的操行评语），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虽然做了布置，要求各校自行做好平反工作，但是由于我没有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绝裂，没有认识自己打击迫害青少年学生的严重罪行，加之缺乏责任心，根本的是还是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因此，我从没对这次极其重要的工作进行检查督促，完全丢给学校，听之任之。特别严重的是我听到裴既清以没有公开给学生代上政治帽子，学生自己并不知道为理由，不愿认真搞好平反的错误主张以后，不表示任何态度，实际上起了默认的作用。由于这样，我县给学生的平反终于流于形式，搞了假平反，使有的同学十年来长期受到政治迫害，我的罪过确实是十分严重的。 + +　　现在我初步的认识到： + +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宾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希望各地的党组织，协同共青团组织，注意研究如何特别发挥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将他们一般看待，抹杀了他们的观点”。 毛主席还教导：“不少青年人由于缺乏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这样的长时间的艰苦运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毛主席和党中央还发出在中、小学学生中不搞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却反其道而行之。正当整风运动进入全面整改阶段、斗争矛头直指李井泉极其一小撮同伙，触及到他们的要害。土皇帝李井泉为了掩护自己及一小撮同伙，耍阴谋转移斗争大方向，提出了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谓中专、中等学校学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这条“打击一大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是地地道道的反毛泽东思想的黑货。毛主席教导：“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之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针对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任。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也该管，学校的校长更应该管”。可是反革命分子李井泉竟借“社会主义教育”之名，行打击少年学生之实。强行命令在全省中学生中搞“集中学习”，“双反交心”等等，设下圈套，打击迫害敢于造反的青少年学生，对朝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以达到巩固其资产阶级统治的罪恶目的。所谓一九五八年中专、中等学校学生“社会主义教育”完全是阴谋，应该全盘否定！被李井泉颠倒的历史必须再颠倒过来！所有被打成“三、四类”或“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无辜学生都必须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一切黑材料都应该全部作废，全部销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杜心源疯狂反对毛主席，竭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必须彻底清算！肃清其流毒！ + +　　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中“黑修养”的毒又很深，因此我全盘接受了并且忠实执行了李井泉的修正主义黑货，充当了并且忠实执行了李井泉的修正主义黑货，充当了打手。是我为了表示对顶头上司的忠顺，得到顶头上司的信任；为了把“任务”完成得出色，显示自己“不平凡的能力”，一句话为了私，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我不惜背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不惜采取资产阶级手段，不惜丢掉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耍阴谋设圈套，把青年学生和对党、对政府的热爱提出的正确意见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污蔑为“右派言论”，打成“三、四类”“反社会主义分子”，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施以资产阶级专政。有的同学竟达十年之久得不到解决，政治上和身心健康上都受到严重摧残，造成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我的罪过是十分严重的。 + +　　我犯严重错误和严重罪过的根本原因是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听毛主席的教导，头脑里没有毛泽东思想。我决心天天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痛下决心，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把自己的一切严重错误和严重罪过，老老实实地向人民检查交待。同时，箱底揭发李廖死党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代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将功赎罪，以实际行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李井泉、廖志高、杜心源！ + +　　打倒张、孙、陈！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万岁！ + +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检查交待人郁晋昌亲笔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1.txt b/CCRD/1/6/13/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6158d6770a5f09c3b97137805349bb9ac5b246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1.txt @@ -0,0 +1,181 @@ +#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二：原四川省委对焦益文问题处理的有关文件 + +## 文件目次 + +　　一、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 + +　　二、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焦益文、宋国鑫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 + +　　三、关于取消焦益文处分的通知 + +　　四、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关于焦益文言行及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 + +　　五、右派分子批示表 + +　　六、四川石油会展领导小组决定 + +　　 一九六八年三月 编印 + +## 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 + +　　【按：这是李井泉借“增强党的团结”为名，在四川石油部门庇护培植死党的纪实。 + +　　一九五四年四月，石油处党委根据毛主席一贯指示， 在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决议中，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千里取消党委制，擅自篡改党的决议，结党营私等一系列罪行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李井泉立即派同伙陈刚率领省委检查组加以镇压。半年以后，见压而不服反将斗争矛盾指向黑省时，就补泡了这个报告。 + +　　虽然他们在报告中，极尽粉饰颠倒之能事，但没能为他们的亲信何千里的罪行全部掩盖起来。在“处理意见” 中更把他在石油部门培植私党的罪行暴露无遗。】 + +## 四川省委组织部和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1954 年 11 月〉 + +　　四川省委批：省委同意省委组织部、省委城工委关于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的检查报告，及其所提对何千里、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温亦然等五人的处理意见。 + +　　 1955 年 1 月 13 日 + +　　我们根据省委指示，对石油勘探处党委的不团结问题做了研究，认为其主要问题侍从原则争论发展到无原则的纠纷，故决定帮助该处党委正确贯彻四中全会决议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首先，对党委委员进行了个别谈话和召开了党委会议，同时协助党委召开党委扩大会<县级以上党员干部参加>学习的四中全会决议，检查和批判了党委以及党委委员在团结问题上的种种错误。检查中，一般已对错误有所认识，并表示坚决改正。仅有个别单位委员对其错误任保抗拒态度。兹将党委不团结的主要问题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一、党委不团结的主要表现是党委未能以党的原则来处理工作上的意见分歧。党委是去年九月成立的。开始时， 党委之间有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党委书记何千里<处长>与副书记焦益文<副处长>的工作意见分歧上。首先是 53 年工作总结时，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强调不能完成任务的首要原因是订计划盲目冒进，缺乏主观努力上作深刻检查。而焦益文同志则否认去年计划有盲目冒进的倾向。党委在这个问题上虽经讨论，但认识为统一。最后何千里一人将总结报告修正上报。焦益文大为不满。其后甚至认为何千里低估了地质工作的成绩，有意打击他。因而形成意见对立。在执行党对原有技术人员的政策上，意见也有分歧。焦益文强调团结和照顾，无原则的信任和迁就原有技术人员， 不依靠党员干部。有时应经党员科长审查的文件，也直接叫技术人员处理。说:“给他<党员>科长看他也不懂”。并认为何千里及其他同志有“左”的倾向。<何千里是有缺点> + +　　在传达省委工业生产与基本建设会议报告中，关于党对原有技术人员，政策只讲团结，不提改造，认为体改造“太刺耳”。在使用干部上，有喜欢知识分子厌烦工农干部的表现。这一点和千里是有意见的。干部中也有反应。这些错误认识及工作意见的分歧，没有用党的原则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加以解决，以后发展成个人成见。在 54 年二月除夕，全国第五次石油勘探会议时，倾向于焦益文的宋国鑫< 党委委员>无中生有的向焦益文反映说，何千里叫李绍亮代表党委。焦信以为真，怀疑党委书记派人监视他来信称：“党委中个别人有分家活动，党委委员要带头检查。”党委不团结问题已在发展，但何千里却不能坚持原则，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解决，反而企图以放弃原则来“维护” 党的和平状态。四月该处分扩建分处，党委的不团结，更加发展。主要以宗派情绪出发，表现为杨伯华<党委委员、副处长>和何千里的对立状态。杨伯华同志有着严重的功臣自居包袱，政治上不开展且很狭隘，再由于何千里同志有时在工作中不能尊重和支持他的意见<多系不正确的意见>，故杨伯华心怀不满，在党委会研究两处干部时既表现态度异常横蛮，不尊重党委的领导，指名党委书记提出的干部配备方案，若分配不公，就要鉴定何千里的“党性不强”。并公开拒绝党委书记和他研究问题。会后又在下去干部中说何千里卑鄙的很。党内有坏分子＜意指何＞大家要提高警惕。有意打击破坏何千里的威信。平时也喜欢树立个人威信，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如对秘书康心浩讲：“我准备提拔你当办公室主任，何千里不同意。”同时焦益文认为，倾向自己的宋国鑫较正派，而温亦然＜党委委员＞崇拜何千里。于是将何、温划成一派，自己和杨伯华、宋国鑫又是一派。温亦然则对焦益文在男女问题上犯错误表现看不起，对何千里有个人崇拜情绪，并认为宋国鑫是两面派，盲目追随焦益文。宋国鑫则认为何千里偏信温亦然， 有缺点也不教育，而对自己采取歧视和打击。因而在党委会上形成何、温和焦、杨、宋的对立。会议很难形成决议。为了占上风，何、温主张召开党委扩大会，这样使他们的意见不致孤立。而焦、杨、宋则坚决反对，坚决主张召开党委会。终于使党委会不能进行工作。但何千里害怕问题扩大，个人受处分，因此一再迁就容让，企图很快分处后改组党委了事。康心浩同志认为“分处中没有贯彻总局指示，杨伯华同志不是以团结出发，而是态度横蛮。”其他同志也提出，党委会内部缺乏民主的问题。会后，何千里顾虑把问题扩大，即与焦、杨商量，意见很快取得一致。便对支部书记温亦然提出严厉批评。指出支委扩大会讨论党委问题是严重的破坏党的威信，有损党的团结，是错误的。于是召开党委会决定温亦然、康心浩、宋国鑫进行反省， 听候处理。但杨、宋认为这是何千里指使温亦然召开支委扩大会，故意打击杨伯华的信。宋国鑫并拉拢干部将支委扩大会的情况，写成书面材料报告党委办公室。焦益文亦向参加扩大会的党委办公室主任肖淑清同志提出要写一份书面材料，被肖拒绝。至此，何、温、焦、杨、宋的立场对立更形成严重 + +　　在学习四中全会决议中，各党委委员都做了检查。但宋国鑫在会议上仍然无原则的争论。造事生非的提出：“他曾亲自听到何千里要李绍亮代表党委去西安开会。”又说温对何吹吹拍拍，在何生日时请客吃酒“。喊过何千里万岁”。更借口温亦然等召开支委扩大会议是何千里有意攻击杨伯华；并到处收集关于何千里的“问题”。企图扩大党内纠纷， 在检查中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相反在检查中攻击别人。当他所提出的意见已经到会的干部对正，认为全是无中生有时、他仍不作深刻的检查，反要求“保留意见”。 + +　　二、党委的不团结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有没有遵守集体领导制的原则。党的集体领导是党的最高原则。因为党的领导力量在于他的集体性。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是党的优良传统。石油勘探处党委这违背了上述原则。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自以为是，曾擅自决定某些重大问题，患得患失。从个人利益着想，没有把钻探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整体来看待，而认为钻探工作是自己分工领导的，地质工作是焦益文领导的。若只提钻探工作的缺点是伤害了个人的情面，有损自己的威信。对同志的错误采取了错误容忍的态度。不是坚持原则的在党委会上展开批评，而是迁就姑息。党委副书记焦益文自持年纪轻，钻研业务好。自满于业务技术的钻研和成就，强调个人的作用。将地质工作成绩归功于自己，忘记了业务和技术必须服从党的原则，因而逐渐发展到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产生无原则的信任原有技术人员。对于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确实不信任。甚至怀疑表现轻视。例如杨伯华同志摆老资格，喜人奉承，抬高自己，打击别人。宋国鑫自持成分好，提拔快，对于党委书记则采取个人报复。温亦然瞧不起焦益文与宋国鑫。这一切就必然是党委领导不但不能够集中统一，反而陷于无原则的纠纷，分散了领导力量，严重的损害了党委的团结。勘探处党委不团结， 由于我们过去对该处的组织领导与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够外，主要是该处党委的政治思想领导薄弱，党内缺乏严格的组织生活，不能够充分的发扬党内民主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不单没有及时克服反而日益兹长漫延。从闹无原则纠纷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使党的团结和党的事业受到损害。 + +　　处理意见： + +　　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主要是个人主义，一方面自以为是，擅自决定个别重大问题，违背集体领导原则，一方面顾虑各种威信和情面，并对于党内原则分歧和无原则纠纷， 采取了容忍和掩盖错误的态度，不敢批评斗争。对于党委不团结的问题应负主要责任。但由于在四中全会文件学习中，态度诚恳，检讨深刻，对自己的错误有进一步认识。拟免于处分责成其在会后工作中切实改正错误。 + +　　党委副书记焦益文同志，身为党委副书记，但很少做党的工作，平时过党的组织生活也较少。有严重的不问政治倾向，对原有技术人员，不是根据党对技术员的政策， 从政治上团结改造他们，而是迁就姑息。在处理问题上往往错误的采取先党外后党内的方法，已经开始发展到脱离党的领导。这是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上错误，对于何千里同志领导上的缺点，不是从帮助改进与团结出发，而是抱个人成见。怀疑党委书记有政治问题，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中，虽然承认错误，但往往说别人不好所引起。避重就轻，检讨不深刻，拟予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 + +　　党委委员杨伯华同志，由于严重的居功骄傲，个人主义。喜人奉承，提高自己打击别人。他对于党委书记的怀疑和攻击情节比较严重，影响也比较恶劣，尤其是在学习省委七次扩大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决议后，仍然拉拉扯扯地有意攻击何千里。其错误是严重的，杨伯华是党的负责干部，因此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中，开始时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躲躲闪闪。但最后尚能暴露思想，承认错误，拟予以当众警告处分。 + +　　党委委员宋国鑫同志怀着个人的成见，搬弄是非，夸大虚构事实甚至拉拢一些人进行挑拨。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不是诚恳的承认错误进行自我检查，而是坚持错误， 拒绝党的教育。在检讨中有攻击别人的表现。甚至怀疑省委检查组同志偏袒何千里。因此，应予严格处理。拟予以撤销党内分工处分。并建议行政降职使用。 + +　　党委委员温亦然同志由于思想上有骄傲自满情绪，在扩建分处中曾在省委会议上与个别委员争吵等，因此在服从组织和同志们关系上都不利于党团结。但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时，对错误已认真检查，故不予处分。 + +　　对于党委部分委员已受到严肃的党纪处分，故对石油勘探处党委的错误不拟另给处分。 + +## 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焦益文、宋国鑫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 <摘要> + +　　按：这是在石油勘探处党委五分之三的成员，继续坚持斗争，接连向中央、向省委揭露李井泉在石油部门庇护培植死党的罪行时，李井泉不得不向中央作了这样一个丑态百出的报告。 + +　　这个“报告”中，他们不得不供认了石油党委内的斗争是“原则性的问题”，对焦、杨、宋“不是从争论的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需要再“作出明确的结论”。但又胡说 “处分是正确的，不能改变”。 + +　　对于焦益文、宋国鑫二同志申诉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石油勘探处党委副书记焦益文、委员宋国鑫二同志给省委转中央监委的申诉。他们对省委组织部、城工委关于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的检查报告中尚有以下的主要意见： + +　　一、53 年钻井任务未完成，党委书记何千里认为由于对业务不熟，计划盲目，焦、宋认为应检查领导责任，不是盲目冒进，并经党委讨论，写入总结，何又修改，且没经讨论上报。焦认为这是组织原则问题。在技术人员问题上，何以为焦有右倾，而焦、宋则认为，以何为首普遍有“左”倾。何千里解决工作问题，常召开党委扩大会。而焦、宋认为，经常召开无准备的扩大会议来代替党委会是削弱党的集体领导。他们认为以上原则问题的争论没有明确结论谁是谁非提高认识。焦益文现在还认为自己的意见始终是正确的。所以他过去的检讨是联系以上事实得到通过的，因而对原结论中认为焦益文“虽然承认错误，但往往说成别人不好引起的，避重就轻，检查不深刻，表示无法进一步认识”。 + +　　二、焦益文同志并认为“温亦然盛气凌人，极对何千里崇拜，也是党不团结的原因之一，没有作结论和处理， 在个人结论中说怀疑何千里有政治问题，与事实不符，他只说他是政治品质问题。另外，还提出检查报告中所没有的一些枝节问题及对结论上的一些意见。 + +　　宋关于何千里叫李绍亮代表党委的问题，何确实说过。检查时没有叫李振对正，因此不承认“无中生有，夸大和虚构事实”的结论，要求组织复查。此外，他提出何千里处理石油学校学生集体控告问题，及何因为自己的工资对工资科长谢公荣的批评是否有报复打击情绪，并认为这是政治品质带有原则性的问题。 + +　　根据焦、宋二同志的申诉，及过去省委组织部城工委的检查报告进行研究，我们认为他们的错误，主要是工作意见的分歧逐渐发展为无原则的纠纷，互相闹不团结。整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中焦益文同志身为党委副书记，对何千里工作上的缺点，不加帮助和团结出发，而是不信任，抱个人成见，形成对立。党委委员宋国鑫则更怀着个人成见， 拨弄是非，攻击党委书记，在检讨中尚有攻击别人的现象， 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团结。根据以上事实，因此，我们认为原检查的分析和结论与事实基本相符合的。省委批准给焦、宋二同志以撤销工作的处分是正确的，不能改变。 + +　　焦、宋二同志所提争论的三个问题，过去并不是以争论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但是这些问题，是工作中带有原则性的问题，我们建议提交该处即将召开的党代表会议加以讨论，作出明确的结论，亦可在党代会中加以批评和自我批评，求得解决，明确是非。从焦、宋两同志申诉看来， 整个错误的严重性质和党的工作遭到重大损失严格要求自己，反而毫无根据的认识为过去检查处理有组织压力和偏听偏信的地方这说明他们尚有抵触情绪，因此，他们还必须进一步去认识自己的错误，才能愉快地工作。 + +　　 中共四川省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章 >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 +## 关于取消焦益文等同志处分的通知 + +## 局监（56）通字 001 号 + +　　（按：李井泉在焦、宋坚持要他们“作出明确结论” 时，他们却用“取消处分”暂以“缓和焦宋对省委的意见”。但“取消”是假，十八个月后就成了焦益文的“反党”罪状和动机。） + +　　经八月二十九日，省委会议批准，取消焦益文同志所受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及宋国鑫同志所受党内撤销工作处分。特此通知。 + +　　 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监察委员会56、9、11 + +## 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对焦益文言行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 + +　　（按：18 个月之后，他们把焦益文对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积极建议，把对李井泉等“承袭了国民党把天然气当废物的有害观点”的尖锐批评，污为“反对党的方针”、“丑化党政领导”、“攻击省委”，目的是“企图借此推翻其闹不团结所受的处分”。 + +　　由于焦的建议和批评，反映了很多革命职工的意见， 确属“影响深远”，所以他们就对具有“类似错误”的党内外广大干部、职工进行残酷的迫害。同时，也由于他们在十多年中，坚决贯彻了他们所谓的“党和国家的正确方针”，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 + +　　……（简历及焦的“右派言行”略。） + +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认为焦益文这种一贯反对现行勘探方针，并恶毒地攻击了从四川到中央的各级领导，在群众中点火煽动对党委书记不满，企图趁大鸣大放时机推翻对其闹不团结的处分。我们认为焦已由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对党、政组织，攻击党政领导同志的党内右派分子。但由于焦益文身为领导干部，其右派言论的影响极为深远，在党内外工程技术干部中尚存在类似错误看法。我们准备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充分发动群众的办法，对其右派言行展开大是大非的大辩论。党内与党委扩大会议形式，组织党员领导干部展开辩驳，预计党内经过一个礼拜左右时间，即于十月五日左右即转入全体职工中进行大辩论。已有材料计划分两批在党内外公布。我们估计这样做，一方面会继续发现和揭露其它类似的右派分子， 达到纯洁党内组织；另一方面通过彻底驳斥其反党论调， 澄清在工程技术干部中的类似错误看法，以利今后坚决贯彻党和国家的正确方针政策。以上意见，当否？请省委指示。 + +　　 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委员会（章） + +## 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 +## 右派分子批示表 + +　　（按：李井泉为把石油部门当做他反党独立王国的重要阵地，为了在石油部门建立其私党统治，不遗余力的推行排斥异己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 + +　　他们为置交焦益文于死地，竟用出兵不血刃的毒计。在“根据不足”的情况，于 1957 年 6 月，派出刘文珍到石油局布置焦益文写了两张批评李滋润的大字报。然后，又把焦对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建议和批评污为“反党纲领”，拼凑成七条罪状。在 9 月份广发全局，软硬兼施的“发动群众”，“划清界线”，挑起斗争。11 月份即宣布撤销焦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其党内生活，把工资改为生活费。12 月底在陈刚、刘文珍指使下才补办了这张“批示表”。 + +　　他们对这张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大放反调。从根本上违背中央有关政策界线的规定的“批示表”，却又不敢“批示”，只经“工业大口”在 1 + +　　月以后签了个“审查机关意见”，就在 3 月底指使李滋润口头通知焦益文说：“省委决定为极右分子，并决定到西昌农村劳动改造”。但因怕焦益文向中央控诉，又连夜电话把焦调回原单位监督劳动。这张从未批示的“批示表”，是在 9个月后的 10 月 3 日转入焦的档案的。 + +　　当李井泉坚持的机会主义（碰）油方针碰得头破血流， 群起议论时，却在 1961 年不得不为焦摘掉这项未有批示的空头帽子。） + +## 处理右派分子批示表 + +　　姓名：焦益文 + +　　一般或极右分子：极右分子所在机关：四川石油勘探局现任职务：付局长 + +　　 四川石油勘探局整风领导小组1957 年 12 月 20 日 + +　　姓名：焦益文。性别：男。出生年月：1923 年 9 月。参加革命时间：1938 年 8 月。入党时间：1941 年 5 月。籍贯：山东广饶县。文化程度：相当高中。家庭出身：自由职业。本人成分：学生。现在工作机关及职别：四川石油勘探局付局长。 + +　　简历：1937 年以前在学校读书。读至初中一年级。参加革命后曾任宣传干事、通讯员、技术书记、秘书、分区委书记、政工队长等职。西南解放后任四川石油系统军事代表、石油总局重庆办事处主任、西南石油勘探处副处长、处党委副书记、西南石油地质处副处长、党委委员。55 年合局后，任我局计划处长、地质调查处处长、现任我局副局长、局党委常委委员。 + +　　未参加反动组织，历史上没有什么重大问题。 + +　　1943 年，因犯无组织、无纪律、工作消极、生活腐化错误，党内受过严重警告，行政撤职。 + +　　1955 年因闹不团结党内受过撤销党委付书记职务的处分。 + +　　构成右派事实摘要 + +　　一、反对党的现行勘探方针，整风中写出带有纲领性的反党文章“抱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并猖狂地向党进攻， 以歪曲事实，扩大缺点，造谣污蔑手法，否定几年来四川石油勘探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成绩。将现行的勘探方针斥责为“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的方针。 + +　　二、污蔑各级领导党政领导同志，并把党组织说成是三大主义的化身。将国务院李、薄副总理对四川石油勘探工作的正确指示污蔑为“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丑化二位副总理为“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削减气投资， 只需刀一挥”的主观独裁者。进一步得出结论，说局党委、省委、石油工业部各级党组织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宗派主义”三大主义的化身。 + +　　三、整风中到处煸风点火，企图攻垮局党委。呜放中焦化名写了两张大字报，污蔑攻击局党委“会不议，议不决，决难办”，“空洞洞，原则喊，录音带，教条搬”，“整的人，咋难免，即主观，又官僚”。同时进一步提出“大刀斧，把会减。党代政，改一番”。实质上是反对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 +　　四、攻击污蔑省委，企图为自己的处分翻案。他曾对孟庆瑗同志说：“四川的党不民主，不温暖”，“省委就只处分几个人积极”，“省委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 +　　五、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他一贯地对领导不尊重，缺乏组织观念，认为服从上级那些“盲目服从”的人的事，一贯向党闹独立，破坏党的集体领导与党的团结，曾两次受到党的处分。他利用地质处党委委员 + +　　（上届局党委委员）反党分子李振对党不满，敢于公开破坏党委集体领导的威信，拒不执行党委决议的特点与李振在实际行动中形成联盟，经常在一起议论党委与党委书记及委员的“问题”。在群众中散布对局党委书记的不满言论。 + +　　六、反对与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与干部政策。焦抱着“技术高于一切”的观点，一贯对知识分子盲目信任， 迁就拉拢，曾因此在四中全会中学习中受到批判。中央知识分子会议后，他不仅未加警惕，反而进一步歪曲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认为自己很早就正确。反对技术干部参加政治运动，主张技术干部中的党员可以不过党的组织生活。在反党的文章中甚至说党政领导是“从主观意识出发的行政手段对待科学技术工作”。 + +　　在执行干部政策上，焦是重才轻德，只要有技术就是好干部。56 年焦在党委会上建议提拔一批地质师，局保卫科长刘思同志提出其中有的人历史问题尚未弄清，焦反问， “历史问题一辈子弄不清，难道就一辈子也不提拔吗？” 由于他的影响，很多技术干部认为只要有技术就吃的开。 + +　　七、以宗派活动手段，扩大地质与钻井的矛盾。焦、李利用分工领导地质的条件，在地质人员中破坏局党委和行政的威信，挑拨局与地质处的关系。焦散布“局党委只重视投资大的钻井，不管地质。”去年当报上生活福利问题较多时，焦趁机挑拨与鼓励野外队员公开在报上发表对党不满的文章。并在《石油工业通讯》11 期上发表文章，夸大歪曲事实，故意扩大地质钻井矛盾。如说地质人员“为了工作就要不惜低三下四的哀求钻井”，“坚持地质原则就要受到孤立与打击”。造谣说：“地质人员有因此发生过神经病患者”。“有的探区地质人员受到四面夹攻，党政工团的领导联合在一起，强迫不准取心”。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起了很大的煽动和挑拨的作用。 + +　　本人认识和交代程度，焦对其反党罪行在最初时强调“动机是好的”。以后经过党内外大小多次会议深刻揭发和严肃批评，彻底揭破了他籍学术问题为幌子向党进攻的阴谋后，他开始表示低头认罪，但在关键问题上交代不彻底。特别是对其反党根源很不深刻，说明他对自己反党罪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真诚悔悟，尚缺乏实际行动。 + +　　分析结论及处理意见：焦益文长期以来，怀着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对党的领导与监督十分抵触不满，对 55 年省委给其处分，更怀恨在心。在实际工作中常以两面派手法进行一系列反党活动，整风运动中认为时机已到，明目张胆猖狂地向党进攻，公开反对党的勘探方针，丑化各级党政领导以致把党组织恶毒地污蔑为三大主义化身，以此实现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由于焦的反党活动是有组织，有目的的，而且是全面的，他有自己的一套与党的方针政策针锋相对的勘探方针，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拉拢一批人马，作为反党资本。因此我们认为焦在政治上思想上已经走到党的对立面，变成了资产阶级极右分子，且至今交代还不够彻底老实。 + +　　处理意见：根据中央处理右派分子的政策原则，鉴于他的问题性质严重，且问题交代不够彻底老实，我们认为应开除党籍，撤销其一切领导职务，放到党的领导较强的最基层单位，从事实际劳动最一般具体工作，已资改造。 + +　　 呈报机关盖章：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委员会（章） + +　　审查机关意见： + +　　经大口领导小组 1 月 17 日会议讨论意见，撤销原有职务监督劳动，报请省委批示。 + +　　 省委工业部大口（省委工业部章） 1958 年 1 月 30 日 + +　　批准单位意见：无 + +　　备考：此处理批示表于 1958 年 10 月 3 日转给局机关党总支去了。 + +　　 五办室 1958 年 10 月 3 号 + +## 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决定 + +　　（按：这个“决定”是 1966 年 10 月 8 日在川南矿区2000 人的职工大会上，由川南政治部主任刘捷拟稿，经“领导小组”副组长陈李中批准，然后由刘捷代表“领导小组” 宣布的。） + +　　对焦确定“罪状”，概括为：“出身富农，本人混混，投机参军，野心入党。坚持个人奋斗 30 年，破坏抗战，阶级报复，一贯反党极右分子。推行和平演变，破坏内地建设。对抗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 + +　　经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决定，撤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焦益文川南矿区副指挥职务，放基层监督劳动，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有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2.txt b/CCRD/1/6/13/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5730ed095c7ed79ae6a8049240809d11149a73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2.txt @@ -0,0 +1,269 @@ +#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三：李井泉及其同伙对焦益文問題处理的依据材料 + +## 目 次 + +　　一、一定要在四川盆地把油气找出来 + +　　二、谈谈油气勘探中地质与钻井的內部矛盾及解决的途径 + +　　三、給石油部党組的书面整风意見四、会迷三字经 + +　　五、有这样的領导干部 + +　　六、长納输气工程“投产”简記 + +　　 一九六八年三月 + +## 一定要在四川盆地把油气找出来 + +## 焦益文 + +　　四川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 在短短四年中有了飞跃的发展,所取得的成果远远超过了解放前十三年。但遗憾的是有些同志因为四年来未找到油田有些悲观和消极情緖。有人在与熟识的同志交谈时，很怕問起.：“四年找了几个油田”。与兄弟地区同志交谈情况也覚得脸紅，有人在谈話中也流露出“与其在四川熬时間，不如到别处去找油田”的所谓下馬思想。显然这些同志为国家找寻油田是怀有急切的热情与愿望的，但他們却沒有充分的看到四年来四川盆地油气勘探所取得的成果，尤其是我們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和开始解决四川盆地油气儲集的特有客观規律这一极其主要的收获。 + +　　在四川盆地油气勘探的学术思想中，也还有某些片面性或绝对論的观点。有人看死了四川石头不好，不会有好的储集层， 因而认为找到油田的希望不大。也有人說四山盆地只有天然气而无石油，更奇怪的是漠视天然气在国家經济建設中的重大作用。也还有对小油藏轻视的态度。下面我們将分別加以論述。 + +## 是否没有好砂岩 + +　　从目前出露地面的岩层看来缺少良好性质的儲油砂岩，确为四川盆地在找寻石油上的先天欠足之处。但这种看法的錯誤在于把問題过早的絕对化了，他們认为石油只能驟集于孔隙性砂岩中。这种论调我们姑且称之为"唯砂岩,論"及“裂縫无油論”，为确切起见，又可将前者称之为“沉积不变论”。 + +　　我们认为，並不是只有砂层才能储油，更不能单凭在盆地边沿收集的片断资料作出武断的結論。何况我们对那一点出露的老地层剖面及井下地层资料，也还缺少全面系統地调查和深入踏实的分析对比，更談不到对不同区域沉积条件进行深入的科学硏究了。如 1 9 5 5 年以前，我们稍稍注意了龙门山老地层研究，就曾发现局部地区志留纪有含油砂岩存在；1956 年三叠纪专题队则发现了在华莹山的石柱地区， 相当嘉陵江系上部〈远安系〉的页岩中夹有20 多公尺的石英砂岩层。类似这些对迸一步硏究盆地各时期沉积条件有利的珍貴资料,我们却少动无衷，那么也就只能“坐井观天”，对自己念“紧箍咒”了。 + +　　还需要指出,这种片面論点对川中地台区油气勘探工作的开展不无影响。他们说：“大地构造上的对比，尚可考虑。但川中地台缺少俄罗斯地台的油砂层，而四川石灰岩的裂隙发育条件又是与剧烈的褶皱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川中地台的平缓隆起却又恰恰限制了裂隙的发育”。关于石灰岩的问题，先暂时不谈，说川中地台无砂岩也嫌过早。如龙門山大地槽和川中地台的変替界內，就可肯定有泥盆系及石灰系的滨海相沉积地带。 我們认为，不仅从大地构造形式上可以与俄罗斯地台作对比硏究,即是在沉积方面,也完全应该根据俄罗斯地台的资料进行沉积相对比研究。在四川盆地中，不仅白垩纪侏罗系的砂岩沉积，可能会在某些地区儲油物理性质转好，即三叠系前的一大套碳酸盐沉积在某些地段出现砂层也不是不可能的。 + +## 谁說石灰岩和裂縫性不能储油 + +　　前面談到过的那种论点的片面性还在于他們漠视了裂隙性岩层对油气储集的巨大意义，漠视四川盆地油气勘探中已经初步证实了的成果，或者认为裂隙没有规律，无从捉摸。据统计，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石灰岩油储〈大部分为裂縫油儲〉的储量达总储量的 40 %以上。从四川油气勘探的本身也足以初步說明裂縫油气储的特殊优越性能，是绝不能根据岩心分析来机械套用勃罗得等关于正常孔隙性油气藏分级加以说明的。 + +　　当我们研究人类开发的第一个气田——自流井构造的时候，证明至少在宋朝末年便开始采用这个构造白垩、侏罗系地层中的天然气了。1820 年深井已经达到了上三叠系石灰岩顶部，1840－1850 年左右，在上三叠系石灰岩中的主要气层开始大量采气，气井寿命平均为 46.5 年，寿命最 + +　　长的至今已有 190 年。这个实际材料足以说明：裂缝性地层在地下的真正孔隙。至于我们遇到的地下水层，则更进一步证实四川盆地的裂缝性石灰岩具有高孔隙度和渗透性的优越条件。如，隆二井的盐水日产量为 4 8 0 吨，而 9.11井和巴 14 井日产盐水在 10 0 0 吨以上。換句话说，我们 + +　　钻到裂缝的含油带，如果原油比重为 0 8，那么一口井的日产量可达 380－800 吨以上。 + +## 裂缝是否无规律和不可捉摸 + +　　裂缝是否完全沒有規律呢？不是的。经自流井构造的研究，裂縫性气田是比较复杂，但复杂並不等於沒有規律，只不过意味着为找出規律要做更艰巨深入的工作罢了。如我們从自流井构造上初步看出，裂缝分布与构造长軸有密切关系。裂縫多集中在构造长軸附近約 9500 公尺长，1250 公尺宽的地带和黄葛坡断层附近。黃瓜山构造上的井也生动地证实了这一点。圣灯山构造长軸附近 xx 口井巳有 x 口井获得 xxxx 以上的气量，故长轴附近的成功率至少是44 %。 + +　　过去的缺点，就是没有及时改正机械布井正规探边的方法，以致在探井上造成了浪费。应根据现有的经验，废弃机械布井正规探边的方法，而把第一批探井布置在长轴上。总之，裂缝性油气藏虽然复杂，但我们已初步摸索出在某些地区沿构造长轴布井成功率大的规律了，只要我们不避艰难的逐步深入研究，一定能找到更大，更长，更多的储集油气的裂缝。 + +　　怀疑四川盆地裂缝性地层中有气没有油同样是缺少根据的。石油和天然气就生成和聚集理论来说并无二致。就已知的实际材料，也说明三叠系石灰岩中就有着石油的存在。这说明如果我们经过较多的工作后，确切的研究和掌握了油气分布的构造和地段规律，就一定会有工业价值的油田出现。 + +　　四川盆地的石灰岩系多有大段的薄层，不仅每个层面之间具有裂隙，并且它们的上下也看到张力节理作用所形成的垂直串通，一些地区还曾见到由于地下水作用所形成的远距离溶洞，这些都是形成油气储集的优越条件。可见我们应该以无比的热情和毅力，认真地研究和找寻四川盆地裂缝性油气储集的规律。 + +## 改变“重油轻气”的片面观点 + +　　石油和天然气虽然是双胞兄妹，但至今还有不少人仍严重的存在着“重油轻气”的思想。把石油叫黑金，视天然气为灰土。康付部长在四川石油勘探局干部会上的报告中，谈到四川曾有过“找油为主还是找气为主的勘探方针” 的疑问。并提出“按国家需要来说，迫切需要石油也需要天然气……找到很多气田，对国家也是很大的贡献。…… 不必从主观愿望上勉强区分开，谁是主谁是宾”。这个提法是正确和全面的。近代天然气工业正在国际范围内，以新兴姿态蓬勃地发展着。因为人们意识到，天然气不仅在工业利用和经济上完全可以和石油比美，而且在地下蕴藏中， 不论体积和重量也都超过了石油。天然气本身就可以直接开动汽车和农业机器。天然气可以直接用来发电，天然气用作生活的燃料可以减去使用煤炭的麻烦。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中提出了发展有机合成工业的方向，而天然气正是有机合成工业的最理想最经济的原料，可见因天然气而泄气也就难怪连在东北的同志都说“抱着金饭碗哭穷”！ + +##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小油田 + +　　天鹅没有捕到之前不要叫麻雀飞了。但在我们的油气勘探中确也有只想捕天鹅不想捉麻雀的人。一鸣惊人的喷油井和大油田，当然是我们人人向往的，但是对容易到手的小油田藏也不应轻易放过。在今后勘探工作中，川南盆地及川东平行褶皱带东西的下白垩系砂岩和侏罗系自流井的石灰岩中，可能会有麻雀出现，我们绝不应该在天鹅尚未到手前就叫麻雀飞了。在四川，所以没有找到大油田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是勘探工作量还太少，以致我们还没有掌握油气的客观规律。在四川哪些地层和地区具有油气储集的可能性呢？我们的做估计是： + +　　一、三叠系石灰岩 + +　　虽是已肯定是具有工业气藏的地层，但绝不能仅凭其甲烷占 80%以上即确定只有气而没有石油。因为，我们不仅在地面而且在深井中都见到了少量原油，这足以说明它也是个储油的地层。 + +　　二、川中地台区 + +　　在四川盆地，应刻不容缓地开展川中地台区的油气勘探工作，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不仅可能发现大的油气田， 而且各时代储油层岩性也有改变的可能。 + +　　三、华莹山以东地区 + +　　对这个目前的空白地区，应该迅速地展开普查和研究工作。据此，我认为目前应积极而又稳步地开展川中地台区的工作，继续加紧 川东平行褶皱带和川南盆地现实资料，积极学习和推行新技术以加强油气勘探工作。川中地台当前的重点应取得深处构造和地层剖面及含油气情况的资料，为较大规模的勘探作好准备。因为在缺少上下构造的符合程度，各时代地层的厚度深度以及含油情况等资料之前，如果在每个构造上过多的布置探井，不仅会浪费投资，更会给我们带来一系列的被动紊乱。川东平行褶皱带南段及川南盆地初步证实为一天然气区应以探寻更多的新气田为目标，也应切实地去找寻原油和凝析汽油在这些构造中的分布规律，应从整体出发考虑其综合利用的可能。从解决四川盆地不同区域的油气远景问题上看来，过去几年中，对地质勘探的一些基本资料的收集是稍微落后了一步。现在应加速全盆地的地质普查工作，加速地震和地面电法的普查，大剖面和必要的区域详查，研究各时代的沉积厚度和地下构造在缺乏深层资料的地区钻探必要的基准井和参数井，进行区域性的对比研究，对油气勘探作出全面规划。此外，必须积极学习和推广使用新技术，深的轻便钻井及地震勘探等则更是迫不及待的。为了配合综合勘探工作的进行，必须加强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工作，这是四川盆地油气勘探工作迅速而正常开展的重要环节。目前应加强区域构造发展史和沉积史的研究，进而推断和区划含油气区域，以指导现行勘探工作。同时又从现行的各种勘探成果中及时收集资料，修正那些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难以避免的片面性和盲目成分。充分研究勘探工作的客观根据，进一步指导勘探工作的开展。只有将我们的工作建立在这样一个反复提高的基础上才可能更快地掌握油气分布的客观规律。在研究工作中，应从研究四川盆地不同地质时期内古地理条件着手，从而了解不同的沉积环境所造成的适于油气储集岩层所处的地段。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 是与广大基层勘探人员的共同努力分不开的，必须有效克服基层工作为调查而调查，为钻井而钻井及在整理资料中只求表面化，现象化的缺点。 + +　　最后必须声明：我是一个外行，基于在四川盆地找寻油气的热情而写出这篇文章，有很多不全面之处，例如文中对不利因素提得不多不深。因本文的主要用意在于防范由于至今未找到大油田而可能产生的某种消极情绪，当然我们在讨论四川油气勘探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和分析客观事物中的一切不利因素，但也反对在没拿出充分的事实之前就唉声叹气。 + +　　 《石油工业通讯》第六期〈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七日出版〉 + +## 谈谈油气勘探中地质与钻井的内部矛盾及解决途径 + +## 焦益文 + +　　石油和天然气的勘探，是多种科学工作和技术工作的结合。而地质，尤其是钻井地质〈包括矿场物理〉和钻井工程的有机结合，则是在油气勘探中直接取得成效的决定性关键，也是在油气勘探中，少花钱，多办事的先决因素。 + +　　地质和钻井的统一任务，是扩大油气储量和寻找新的油气田。显然，地质和钻井的目的绝不在于片面的了解构造或追求进尺及测试层位的数目。恰恰相反，以最少限度的时间和投资探取最多的油气地质资料。以最少限度的进尺，取得最大的油气储量，才是钻井与地质工作唯一的原则。 + +　　几年来，在油气勘探工作中，基本上采取这个原则， 因而取得了新的油气勘探成果，地质和钻井的技术水平也有显著的提高。但也由于在某些地区，在某些方面，没有严格地遵循这个原则，曾造成地质与钻井不能紧密协作，不能在一个共同的任务〈更早的发现新油气田和扩大油气储量〉下相辅并进的情况。平白地延误了美好的时光，不当地花费了国家投资。到目前为止，还经常发生着所谓地质与钻井的“内部矛盾”。 + +　　在四川常常听到一些探区的地质人员怨声载道：“为了工作就要不惜低三下四的哀求钻井”，“减少取心也视为完成‘任务’的措施”。坚持就要受到孤立，受到打击。放弃地质原则反为“群众拥护，领导表扬”。对此，总地质师哭脸抹泪者有之，坚决申请转业改行者有之，甚至还有因此发生过精神病患者。如威远基准井为抢钻井进尺，对二叠系中油气显示层位，竟不惜假借上级过去的电报，威胁地质人员拒绝取心〈地质人员在周付部长带领的检查组到达威远询问这些情况时都未敢讲出来〉。石油沟钻探大队新盛场区队钻井工程师指示钻井队：“不听地质人员那一套，钻下去再说”，对地质人员则说：“作了取心布置。放心好了，保证取得岩心”。据闻试油队在工作中也有点厌烦油〈气〉水同层，而喜欢测试干层的情绪。不难看出，这些地质人员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存在着缺点，但领导上和钻井技术人员的工作方法和缺乏具体工作中的目的性，也是形成这个现象的根源之一。 + +　　地质和钻井互相埋怨，互相牢骚，是油气勘探工作中的消极因素。正确的处理这些矛盾和消除这种争端，则是争取早日找到新油气藏的关键之一。这就有必要把这些怨言牢骚当作对油气勘探工作中缺点错误的警号，从中找出问题所在，采取适当的步骤和措施加以解决。 + +　　如何正确对待地质和钻井这一矛盾，调动地质和钻井和积极因素，为完成油气勘探的这个共同任务而步伐一致的前进呢？ + +　　首先，不论地质和钻井工作者都应把早日找到更多的新油气藏看作是各自工作中压倒一切的任务和目的。而提高钻机时效，超额完成钻井进尺计划只不过是达到上述任务的手段。规定各项钻井指标的积极目的，是为了以更少的时间，更快更多的获取地下油气情况或取得判明一个地区油气远景的地质资料。如果把这种指标看作只是为了在一个月内钻几百上千公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提高钻机时效的本身和地质要求不仅毫无矛盾，而且是共同要求。如果仔细加以分析，矛盾和争端并不在钻井工作者重视进尺，也不在地质工作者重视获取地下资料，相反地， 矛盾的实质，只不过是钻井工作者对获取地下资料未能够足够重视，地质工作者对钻井的经济使用也过问得太少。换句话说，解决目前矛盾的关键，在于地质家除加强工作中的预见性外，应积极学会更快、更省的使用钻井，钻井人员应明确工作的目的性，在严格钻取地下资料的前提下更加努力的提高钻速。这也正符合地质与钻井一致地为早日找到油气藏的共同要求。 + +　　其次，与解决认识的同时，必须加强部和各级对地质、钻井的集中领导……。 + +　　加强各级对地质、钻井的统一集中领导，是及时削除矛盾的组织保证。探区地质、钻井部门与地区局的总地质师、总工程师之间垂直双线请示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既助长了矛盾的发生，也影响到探区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地区局一级组织领导的集中性和战斗性，这种情况应立即加以改变……。当然在加强集中领导的同时， 必须建立和建全相应的对技术问题的集中领导制度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工程人员技术专责制的积极性，也才能减少工作上的片面性……。 + +　　第三，还必须在一些制度上作有效的改进。首先应该改变片面以钻井进尺和试油层位数字考核完成国家计划指标的制度。考核国家计划的执行情况，应该以下达的年度和季度勘探任务作唯一依据。1954 年在西安召开的第四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上，提出的“集中钻探”和“打井要狠的方针”是有片面性的〈按；这个方针是康世恩提的〉它很容易使人误解为提倡盲目性的多打进尺就可以找到油田。我认为，只有在已证实的大油气区或大油气田上才宜于“集中钻探”，也只有在为了确定某区或构造有极大的含油气远景而人们尚在犹豫不决时，才宜提倡“打井要狠”。其次，应立即改进目前所实行的钻探和试油的奖励制 + +　　度。无疑地，它在职工中造成了片面抢进尺，抢层数，抢完井时间的现象，和“只要多打进尺，多试层位就叫完成任务”的不良风气。无怪试油人员喜欢多试干层，有的探区地质人员受到四面夹攻，党政工团的领导联合在一起， 强迫不准取心，这样就助长了勘探工作的内部矛盾，应根据上述原则加以改进。至于改进的办法，当然对过去也不应该一概否定，应该保留它鼓励钻井时效的积极的一面。而把油气地质任务加进去，并且置于第一位。同时现有奖金率偏高的情况下，对非因不可克服的自然条件下而发生的试油资料错误，遗漏重要层段的取心，完井质量低劣等处以适当罚金。比如工资的 5－20%，似乎有考虑的必要。 + +　　〈按：当时我们为这种奖金挂帅非常反感，但由于在中国赫鲁晓夫“苏联一切都对”的毒害下，也迷信于“苏联经验不可侵犯”而未能从两条道路原则的高度去认识。于是把群众中的义愤话，错误地当作了“改进措施”，其实“罚金”同样是物质刺激的另一种形式〉 + +　　 《石油工业通讯》第十一期〈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出版〉 + +## 給石油部党組的书面整风意見 + +　　唐克司长请转石油部党组： + +　　抽空就四川天然气利用问题，写了一篇呼吁和批评性的文章。写前原打算一、二千字给人民日报〈他们的特派记者 1955 年看了我给省委转党中央的建议时曾邀我写过。因怕不会起作用，反而又遭到批判而未写〉。但一下笔就收不住了。不仅太冗长，而且也不太适宜在群众性的报纸上用了。 + +　　是否可以把某些可能发生不良作用的地方修改一下， 只在石油工业通讯上发表。或作个人的看法，原文不大改动，送党的工业交通工作通讯刊用，以引起对四川气的重视和起一点利用气的作用，请党组审查决定。 + +　　同时要求既把它作整风中对部领导在这一方面个人意见的书面发言〈关于解决勘探中地质钻井内部矛盾问题也作为一个书面发言该稿已交石油出版社〉，供部领导同志参考。 + +　　特附送呈审查和指示。 + +　　同附“关于四川天然气的一些资料一份”。 + +　　（敬礼） + +　　 焦益文1957 年 5 月 19 日 + +## 抱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 + +## 〈文中着重划线，是李井泉在石油部门的代理人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在作为“反党纲领”印发全局〉。 + +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 +　　——我国四川盆地已初步证实地下储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直到今天不仅还未引起人们对这一宝贵资源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作用的重视。反而一次又一次地经受着阻扰及折磨，这就难免要使人不得不为它再一次地打抱不平了。——石油是以三种形态在地下储存的。通常所称石油只是指的液体原油，其实固态的历青，油页岩，气态的天然气〈也有复称作“天然煤气”或“天然瓦斯”的。四川的土名叫“火井”或“火气”〉都属于石油的范畴。 + +　　据科学和实际的计算，地下的天然气，不仅在体积上远远超过原油，并且在重量上也大大超过原油的储量。可以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当原子能用于远距离交通工具的动力时，液态石油将让位于天然气，并且，目前在工业先进国家中已开始出现了这个苗头。 + +　　美国 1954 年原油产量为 31294 万吨，较 1937 年的17286 万吨增长了 81%，而 1954 年天然气采量为 2677 亿立方公尺〈约为 吨〉较 1937 年 700 亿立方公尺增长了 2.82 倍。天然气在美国各种动力燃料〈包括煤、气、油〉和动力〈水动力〉平衡表中所占的比重由 1929 年当年的 8.2%增长到 1950 年的 18.7%，而石油在十四年中却仅仅由 1937 年当年的 31.5%增加到 1950 年当年的 35.4%，即几乎没有增加，而煤则相对地减少了。至于天然气在化工利用方面的增长，无疑地更超出上面的比例。美国用天然气生产的合成汽油，也早已证明比用原（油）煤制的汽油便宜。苏联察觉到在天然气的利用方面落后了一步之后，经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始了大力的扭转。在许多报告发言中，对这一情况作了无情的批判，特别谴责了石油工业部在发展天然气工业中的阻碍作用。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规定了气的开采量较 1955 年增长 288%，由 1955 年的 103 亿立方公尺增长到 1960 年的 400 亿立方公尺〈约为 吨〉，亦即比1940 年增加了 12 倍。这是因为天然气不仅是最理想的燃料和珍贵的化工原料，并且还由于开采一吨天然气的成本只有开采一吨原油成本的 1/6 和开采一吨煤的 1/9。在莫斯科为了烧开一公升水需要 10－11 戈比的木炭或 5－6 戈比的煤油，而天然气却只需要不到一戈比。每千立方公尺〈约为 吨〉中发热量的天然气可以代替 1.2 吨顿巴斯煤，2.8 吨莫斯科附近煤。天然气工业中每一个工人的生产值比一个泥炭工人高 30 倍，比采煤工人高 20 倍。 + +　　过去的四年中，经过油气勘探人员在四川付出的有效劳动肯定了二个天然气田，发现了三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新气田。我们的国际友人都在为这一成就欢欣鼓舞——他们说：“重要的还不在于发现了气田，最主要的是中国的合成工业将由此而提高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天然气的利用，不仅将使石油工业部变为国家经济中的先进部门，也将使中国由石油上的落后地位走向先进的行列中去。”所以连石油工业部的人造石油专家也积极赞同我们提到中央政治局， 对四川天然气当作一个专门问题进行讨论，作出决定。 + +　　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后，是把大力发展天然气工业看作“石油工业进一步高涨的潜力”，而四川的天然气却还仍在进一步忍受着责难与折磨。四川是世界上开发和利用天然气最早的地方，远在 1700 年前自流井的天然气就开始被开采，并利用于制盐工业。有史料可查的从 1845 年到 1951 年的 110 年中已采了 147 亿立方公尺〈约为 吨〉，目前年产量还保持在 7000 万立方公尺以上。解放前曾在圣灯山、石油沟二地钻获过两口工业性气井。但国民党是把天然 气叫做废物的，发现了气田反而对四川石油勘探工作消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全国石油会议〈1950 年〉更美其名“集中力量”将四川仅有的转动着的一部钻机调走，彻底地停止了四川石油勘探工作。随着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四川石油勘探复活，随之而来的天然气却使当时的石油管理总局〈实质上应称为原油管理总局〉增加了懊丧。因为他们也是要油不要气。所以对四川的决议和指示都是一再强调，四川应以找油为主。但也勉强地委曲换转地加上一句：“当然在找油的同时也应该顺便探出天然气的储量”。讲起来谁都知道，地下资源并不随人们意志和愿望而转移的，新的天然气田还是偏偏又出来了。但如果四川的同志敢说：“看来应以找气为主，从找气的过程中会更容易的找到石油的分布规律〈因为天然气和原油是同时生成，并按同一方式在地下移聚起来的〉，这样不仅会更容易的找到油田，而且也可以立即利用天然气这一现实资源来解决国家石油的需要。”谁就马上受到当头棒喝，大帽子一压，说你“找油的目的性不明确，违背中央的方针，国家需要的不是，是油！”甚至四川省委的负责同志也说你受了所谓旧技术人员思想影响，对找油动摇了。不信，我就被党的会议斗争过，并斥责为“对四川找油失掉信心”，这就难怪四川的石油勘探工作者越是发现新气田，越泄气，越愁眉哭脸觉得见不得人！在勘探部署上也曾为此局限到明明心里明白不会发现大油田而只是油层出露地面的狭窄地带上去，生怕靠得气田近了又要受霉气， 连到底该怎么钻探哪些构造也选择不出来，其结果是油田还未找到却把气田丢了不少。 + +　　一九五六年石油工业部稍稍松了一下手，新的更大的气田跟着接二连三的出现了，捷报频频传来——东溪构造15 井附近高压天然气冲裂地层，使江水沸腾；黄瓜山构造发生气喷；高木顶构造一井泥浆被气涌出高数十公尺；圣灯山构造在二千公尺以下发现新气层。骇人听闻的石油沟构造 9 井天然气带出岩屑冲击钻塔发生火星，引起 100 多公尺高的大火。 + +　　天然气开始振奋人们了。重庆市要求将天然气引到重庆来用它炼钢、发电，用它来代替汽油、柴油，用它来解决工业燃料和民用燃料。据人们计算重庆一公斤煤的现价是 0.066 元，而相当一公斤煤的天然气〈按一立方公尺当煤二公斤〉只不过是 0.00225 元。天然气较同热量的煤在运输成本上大约便宜 2230 倍。每公斤油的平均价格为1.034 元，而相当一公斤油的天然气也只不过 0.0045 元。如果改用天然气后，仅以 1956 年耗量，且按煤的调拨价计算，即可为国家节约 3900 万元。这里暂不说煤，但手头又无四川每年液体燃料需要量的数字，就姑且比方说年需要汽油、柴油等液体燃料 10 万吨，这个数字如果用天然气代替的话，也只需要天然气一亿立方公尺〈约为 吨〉即每天只需要 27.5 万立方公尺。更可巧的是，恰恰在四川几条主要交通要道和大中城市附近就天然的安排着适宜于储集天然气的构造。就近利用可以大大的减少输送网的建设投资。十万吨成品油需要三倍的原油来炼制，而目前四川的汽油和柴油是从西北的玉门和东北运来的。在目前石油供应不足的情况下，岂不可以说四川每年可以生产不需炼制的30 万吨原油吗？即使需要对输气管线投一些资——听说这就是重庆市提出建议未被批准的原因，但无论如何比建设一个年处理 30 万吨原油的炼厂要便宜多少倍。 + +　　国家史实急迫的需要石油，但需要的并不是原油而是成品油——汽油、柴油、润滑油。四川的天然气不仅可以直接用来代替成品的燃料油，同时还可以用它合成汽油、煤油、酒精等液体油料，并且把它运送到全国各地去使用。3200 立方公尺天然气就可以制出一吨油料，这个建议很早就被四川的同志和东北的同志提出过，因为这个方法很早就为德国、日本、美国所使用了，听说苏联在近年中也正扩建合成汽油厂，技术上的困难早已不存在了。从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可以得到现成的蓝图。苏联、东德和我国已有这方面的专家，并且一些国家的实际资料已证实用气做出的石油成品不比原油炼出的成品贵。可以想象，或许比远在边疆的青海、新疆的原油制出的成品要便宜些和方便些。并且，在合成厂投入生产后的一年半就可以收回全部建厂的投资，看来很可以进行这工作了。如果早些稍有考虑到四川一些同志的建议，说不定今天已经为建设一个年产 100万吨合成油厂准备好日产 900 万立方公尺天然气的原料。但前燃料工业部和石油总局却不知从哪里得来的资料说： 作合成油要用不能解决的巨量钢材，技术上也有不能克服的困难，成本比煤炼油还要高多少倍。总之，简直是异想天开，费力不讨好。更不知从哪里听来的稀奇古怪的理论根据说：天然气已经是高热值的珍贵燃料，再叫它变成油是无谓地消耗掉很大热能，因之是先进变落后，回头路可谈不可走。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高热值’的四川天然气也只好装在热水瓶里，有热发不出来了〈当然，我手头也无具体数据，只不过根据油和气的勘探及开采成本作比较， 经济地理位置作比较等，并听了中国专家及国际友人的交谈议论后人人云亦云而已，但我认为交给内行专家作仔细核算，提出根据，如果划算的话，现在正是开始干的时机〉。 + +　　四川的天然气本身是含着洁净的轻质汽油，过去就曾吸收过为量不多的油——凝析汽油，但它必须大量采气用气中才能同时产出来。曾经失火的石油沟 9 井据有经验的专家估计，在日喷 70 万立方公尺的天然气中含有大约 30吨左右的汽油，即相当一天喷出原油 90 吨。可见，要得到更多的这种宝贵的汽油也必须要寻找更多的新气田并将天然气利用起来。 + +　　此外，天然气还可以制出 800 种以上的产品，连发展农业的大量化肥原料，也可以在作合成汽油的过程中顺便得到。天然气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个方面发挥积极力量， 并可大量积累建设社会主义资金，改变目前石油工业只伸手向国家要钱的情况。 + +　　但“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1957 年 5 月，又是对四川天然气不吉利的时辰，国务院二位付总理到四川视察工作，四川同志兴高采烈地向他们汇报了四川几年来的油气勘探成果之后，石油工业部跟着收到了一份来自省委转发的电报：气多了，现在的产量差不多已经满足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需要，石油工业部应立即考虑将四川勘探天然气的投资削减一半。消息传来，轰动了在四川找油的人们， 使他们更泄气了，连在四川找油的信念也动摇起来了。所谓“身在蜀，心在青”〈青海柴达木〉。与其在四川磨时间， 不如到新疆找油田。看来有逼着退回前五年四川天然气情况的危机。因为人们心里明白，如果在四川找油而不叫气出来，就和硬逼着克拉玛依只准出气不准喷油一样困难。请不要见笑。尽管在大呜大放结合整风的声浪中，我写了这篇文章，也还有顾虑之处。生怕人们误会到：是否你又主张动摇找寻天然石油的既定方针？不！绝不！也不是主张毫无经济选择地碰到什么开什么的没有一个重点。中国天然石油远景辉煌，找寻天然石油是根本解决石油落后的关键。四川的天然石油同样有着丰富的蕴藏，需要勘探出来。但我反对对抓到手的现实的可以部分解决石油问题的资源采取蔑视，歧视的方针。并且我仍然认为，在四川盆地南部地区从找寻气田中找到油的储集分布规律进一步抓到油田，这是由易及难，一箭双雕的有利途径。违反客观现实的作法是不够明智的。 + +　　在作了声明之后，我想发问：为什么四川的天然气会受到这样多灾难呢？不难看出，片面主观意见抹杀现实资源，凭主观愿望想改变固有的客观存在和规律。重油不重气，从这种主观意志出发的行政手段对待科学技术工作， 向石油地质家要油不要气，其结果是天鹅未见到却把可以手到擒来的麻雀也放跑了不少。重油不重气和要油不要气都是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 + +　　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消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 其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兼有之。 + +　　有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也就随之而来。不少人把自己限制在只凭所谓政治资本，组织观念的圈子中去，不听取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对有独立见解的不盲目教条的人任加排斥，使这两派人的思想、言语格格不入。 + +　　作为四川的石油勘探组织，作为国家石油工业建设主人翁的四川石油工作者，没有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申诉他们的建议〈可以不必多考虑对不对〉一直得到心悦诚服的答复为止，是缺乏主人翁应有的积极态度的。有人认为自己已经向党中央提过建议，就已经尽到了责任，也是不对的。至于有的人怕触犯上级甚至不加思考的随声附和，向提建议的人组织“斗争”会，则更是不应该的。 + +　　国家的一些领导机关——石油工业部〈尤其是前燃料工业部和石油管理总局〉和某些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共四川省委领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对待科学技术问题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就是对四川天然气至今还抱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的原因所在。 + +　　我们呼吁，让四川天然气很快利用于建设社会主义， 让四川天然气来帮助我们清除三害。 + +　　 1957 年 5 月 19 日于北京 + +　　按：（1）毛主席指出：解放后，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包下来的方针，有利也有弊。很多部门的大权被他们夺去了。石油总局是由美蒋直接控制的伪“中国石油总公司” 接管改组的被一小撮洋奴学者和官僚资产阶级权威窃居要职，继续推销美蒋“气是废物论”的黑货，篡夺了制定勘探方针的决策权。使四川油气勘探建设长期遭到严重损害。焦益文对此在一九五四年曾指出：“石油总局是受了官僚资产阶级子弟的左右，将来总有一天会发现是错误的，那时虽然再反回头来，但已经推迟了石油建设”。（引自 1954 年焦益文“学习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检查”）而李井泉等却以“石油总局及其工作是中央统一领导下整个党及工作不可分割的部分”为由逼其检查。 + +　　（2）这里引的都是这一小撮窃居要职的美蒋洋奴学者、权威们推销“气是废物论”的所谓“根据”。 + +　　（3）大叛徒薄一波到四川“视察”，李井泉的同伙陈刚要石油局局长张忠良向他汇报时，不等张讲完就蛮横武断地以“天然气多了没有用处，目前已满足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末期需要”为借口，指使陈刚发电报给石油部消减四川勘探投资一半。同到四川视察的还有李富春，张忠良汇报时李富春没有参加。 + +　　（4）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查，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态度是很不对的”。而李井泉却背道而驰的一贯推行其“绝对服从”。 + +## 会 迷 三 字 经 + +　　你来画，我来鸣，咏一篇，三字经。叹开会，老传统， 只开会，难办公。韶光度，工作空，有工作，盼天明。大清早，上办公，锁未开，通知拢。到党委，不敢迟，通信员，脚步轻。送通知，跑断腿，会接会，会压会。临时会， 正式会，小会完，又大会。上午会，下午会，还要加，半夜会。有人要，开会的，加班费。整风前，会不少，整风了，会更多。尤其是，领导者，这样会，那样会。花样多， 委员会。搞工作，摸情况。访下情，要时间，来思考。会太多，既昏头，又昏脑。问情况，不知道。公文来，不了了。不主观，难办到！不官僚，难办到！有人说，要开会， 才民主。有人说，多开会，好贯彻。蒜皮事，上会场。你一言，我一语，谈起来，没休止。不觉得，东升日，已西落。回家去，夜深沉，叫半天，谁开门？张局长，有办法， 大门外，安电铃，快开门。书记们，局长们，都在叫，会太多。奇怪的，是他们，又下令，叫大家，来开会。如春蚕，吐蚕丝，缚自己。马诗人，有诗篇，会太多，杀了人。领导们，多看看，想一想。诗中人，有那里。 + +　　你的画，画得象。看公文，会场上。但不知，怎么办？ 搞工作，要时间。时间呀，何处来？这就要，大转变，用刀斧，把会减。 + +　　党代政，快改变。先分工，明权限。职本事，大胆干。大问题，集体研。党工团，入基层，问生产。领导人，业务钻。不这样，很难免，空洞洞，喊原则，播音器，教条搬。 + +　　会一多，质量低。你不信，听发言。冗长长，难实践。会不议，议不决，决定了，也难办。都只好，业务疏，情况远。 + +　　召开会，不参加，也为难。看报纸，偷聊天，阅公文， 打瞌睡。人在会，心了乱，确有点，熬时间。局成立，已两年，很多人，提意见。恶习深，难改变。经整风，应改变。少开会，消主观。切实际，办法全。职工们，朝气升，如猛虎，下山岗，找油气，不费难。 + +　　原注：马雅可夫斯基有《开会迷》长诗，讽刺一个人身子分成几节同时开会，列宁大加赞赏。 + +　　按：李滋润任党委书记期间，忠实效奉李井泉，取消毛主席在《建全党委制》中亲手制定的“集体领导和—— 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的原则，取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终日邀集一些人坐在会议室里开会，人无分工， 事无巨细，连个人分工的日常工作，也要先经过他一人点头，否则就叫“脱离党的领导”。这种会而不议，决而不行， 一人包办，包而不办的作法，严重危害了党的各项工作。这篇批评就是针对这个“老大难”问题提出来的。这一点在文字表达上也是明显的。但李井泉却抓到“党代政”三个字，硬说是“取消党对企业的领导”，“要党下台”，并取名为“反党三字经”。 + +## 有这样的领导干部 + +　　有一首对子是替这种人画像的，那对子说：“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 +　　对于没有科学态度的人，对于只知道背诵教条的人， 对于徒有虚名并无实学的人，对于向马列主义开玩笑的人， 你们看，像不像？如果有真想诊治自己的毛病的话，我劝他把这首对子记下来，或再勇敢一点，把它贴在自己的房子里的墙上。 + +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 + +　　有这样的领导干部， 看来确实辛辛苦苦， 论工作态度， + +　　令人心服口服。不料想， + +　　他却把国家大事误。不管碰到什么工作， 什么事情， + +　　搬开本本， + +　　打开录音机喉咙， “一般说…… + +　　原则上…… 应该是……。” 管你听不听， + +　　滔滔不绝几点钟， 大显神通……。 “就根据这些精神， 结合情况去执行”。最后再次叮嘱： + +　　“对这些指示只要认真体会， 对你的工作保证能一通百通！”你若将情况摆开， + +　　恳求将具体措施制定。他会说： + +　　“掌握原则重要， + +　　情况尽管不同， 至于详情细节， + +　　这应是你们的事情。” 说真话： + +　　虽然转业已几载， + +　　实在是业务知识腹中空。却只为： + +　　胜利蒙住了眼睛， + +　　再不看社会主义建设新事情。只打算： + +　　心安理得居外行， 静坐蒲团念“真经”。 + +　　 1957 年 6 月 28 日 + +## 长納集输工程“竣工投产”简記 + +　　10 月 24 日，夏云昌〈战区付指挥〉传达张部长“十月二十九日长纳工程必须突击竣工简易投产”的决定。要求“对外口径一致”。 + +　　10 月 25 日，持化工厂自提 67 年用气计划，建议张部长延迟日期，正式竣工投产。张斥；“啥时候了还拿些这个 + +　　（指计划）来！” + +　　10 月 26 日，张局长〈张忠良〉解释说这是“示威性投产”。 + +　　10 月 27 日，派郑浩〈战区付指挥，汉奸投机分子〉亲 + +　　自领导“投产”事宜。郑动员说：“化工部张珍部长在周总理面前将了咱康部长的军”。并决定“工程未完，等投产以后，紧接着用第一次生产检修名义进行”。 + +　　10 月 28 日，郑浩对“投产”典礼作了一系列具体安排： 要求生产、设计、施工单位在典礼上当众在竣工交接书上签字，遭到焦的拒绝后动员说：“这是不负责任的签字，会后马上收回作废”“给你一万个放心，叫你躺在像牙床上管生产”。 + +　　10 月 29 日，因杨超未到，投产延期。郑浩以他在大庆欺压铁道部的“经验”，纵使用拨压力表的办法冒充高压气投产，并说：“外人还是听你的，谁还到井上去检查”。夜十时，郑开紧急会议，泡制打上“红旗”反红旗的基建报告词，焦坚决反对被围攻。郑决定非这样干不可，“你不干我找马文林〈川南党委书记〉来”。 + +　　10 月 30 日，马文林主持“投产典礼”。到会省、市、县、社代表等近万人。基建指挥部李方白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了五个一次成功”。张文彬颂“四川省委正确领导”。杨超赞“大庆精神”、“延安作风”，亲自剪彩“投产”。按布置鸣放了“仅次于迎接国家元首”的礼炮。要天马电影厂（注：应为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赶来拍摄了准备向中央汇报“战绩”的记录片。用一个气田， 一口井，压力 16 公斤，气量 12 万方冒充 x 个气田，xx 口气井，压力 40 公斤，气量 xx 万方蒙骗中央欺骗群众。会中，杨超和张文彬窃窃私语：“这一下可狠狠将了化工部一军”。 + +　　大会上广为散发的“会战通讯”号外是： + +## 战区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胜利长纳集输工程全部竣工投产 + +　　它的竣工投产，是建设内地，支援农业和援越抗美的实际行动。 + +　　整个工程，经过生产、设计，施工三个单位的联合检查几万个焊口，几百个高压阀门，没有一个漏气。防腐绝缘性能良好 。实现了管子安装焊接，井场安装，集输站安装，试压和联合试转五个一次成功。 + +　　这项工程的投产，是战区职工在四川省委和石油工业部党委的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把冲天的革命干劲与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结果。 + +　　11 月 x 日，邓小平、薄一波等在李井泉的陪同下亲临“现场视察”。其后，张文彬洋洋得意对马文林说：“你们这些糊涂人，现在知道长纳投产的意义了吧？你看这有多好，这桩事我们怎么好事先说给你们知道呢？”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3.txt b/CCRD/1/6/13/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a501a6817bc1d1060f7311ea9e26f20c5e3a44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3.txt @@ -0,0 +1,971 @@ +#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四：焦益文问题查证材料 + +## 焦益文问题查证材料 + +## 一九六八年四月印 + +　　查证人： + +　　第一部份 原省委当事人： + +　　刘文珍、张广钦、王吉祥、陈弘、金 石 + +　　第二部份 原石油工业部党委当事人康世恩、唐克、刘放、魏玉晶 + +　　第三部份 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党委当事人： + +　　黄凯、李滋润、王合林、欧阳天、许培德、王爱中孟庆瑷、张忠良 + +　　第四部份 原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当事人张文彬、陈李中、郑 浩、马文林、杜志福 + +## 第一部分 原省委当事人的查证材料 + +## 原省委城工委付书记、工业部长〈李廖死党的西南、四川文革负责人、西南局宣传部长〉 刘文珍 + +## 《关于参与对焦益文同志处分的交待》 + +　　一、在一九五四年时，我由重庆 610 厂调回原四川省委城工委任付书记。当时李井泉兼城工委书记，陈刚任第一付书记，我在陈刚直接领导下工作。我调回城工委时， 原省委正在传达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精神。传达后，陈刚主持研究了工交系统所属各单位党的团结方面存在的问题。当时城工委石油处的同志反映四川石油勘探处党委存在不团结的问题。党委书记何千里有个人主义，党委委员温亦然吹捧何千里，在何千里生日吃酒时喊何千里万岁，是党委委员宋国鑫反映的。付书记焦益文骄傲自满，对党不尊重，脱离党的领导等。陈刚认为问题严重，即亲自挂帅，组织调查组，检查解决石油勘探处党委的问题。 + +　　在调查组检查过程中，由陈刚主持在城工委研究过一次。当时检查组否定了温喊何千里万岁的问题，肯定党委书记何千里、委员温亦然、杨伯华、宋国鑫、党委付书记焦益文都存在问题。并说何千里、温亦然检查比较好，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问题严重，应当给予处分。我当时没有直接插手处理石油勘探处党委的问题，但在参加研究中同意了检查组的意见，我是有责任的。 + +　　检查组还提出为了加强四川石油处党委的领导，应该增派干部到四川石油处党委。当时城工委研究从地委调人的名单时，我曾建议李滋润看是否可以？经省委组织部同意，报省委批准，即调李滋润任石油处党委书记。 + +　　在这次焦益文受处分的过程中，我没有直接听到李井泉有什么布置，只是听陈刚说过，他把检查组和城工委的意见给省委汇报过，李井泉同意检查组的意见，要城工委和石油处党委研究写一个报告，报省委批准。 + +　　一九五五年陈刚曾告诉我，焦益文同志在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油气勘探方针的建议中，焦所建议的方针，不符合石油部原定的方针，石油部和李井泉都不同意。要我到石油局党委讨论认真贯彻执行上级既定的勘探方针。同时， 我到石油局参加过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会上我强调过不能动摇中央规定的勘探方针，是针对焦益文同志讲的。如果（特别）因焦益文同志向中央提出建议而对他进行党内斗争，更是错误的。 + +　　二、一九五七年在整风和反右斗争中，焦益文同志被打成反党的右派分子，我是参加了的。我初步回忆，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工业大口成立了领导小组，我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运动一开始，根据省委统一布署，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大呜大放，进行整风。石油局运动开展，焦益文同志曾向我提出批评李滋润开会迷的大字报，我是同意的，因为我也认为李滋润开会太多。当时却没有想到“挑动焦益文同志写大字报逗出右派”。在反右斗争中，大约是八、九月分，李滋润、何千里等人向工业口汇报过焦益文参加石油部整风会议中的问题。主要是（1）抵制寻找天然石油的既定方针，强调利用天然气。（2）诬蔑石油部的领导片面主观，抹杀现实资源犯主观主义思想改变客观规律，结果是天鹅未看到却把麻雀放飞了；重油不重气，要油不要气，都是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3）攻击付总理薄一波大权在手，不问青红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其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兼有之。（4）有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随之而来，不少人不听取广大科学技术人员的意见，对有独立见解的人任加排斥。（5）石油部和某些国家领导人以及四川省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对待科技问题上还有宗派主义……。陈刚听了汇报很生气，强调这是反党的方针，攻击党的领导。我也认为问题严重。据陈刚以后向我说过，他曾把焦益文的问题向李井泉反映过，李井泉也很生气，也说这是反党的方针， 攻击党的领导。并叫局党委发动群众揭发焦益文的问题。工业大口即向石油局党委李滋润、何千里作了布置。运动后期，根据揭发的材料，局党委和工业大口领导小组认为焦益文应划为“右派分子”或“极右分子”，向省委作了汇报。陈刚认为焦益文应划为“极右分子”，并要石油局党委写报告报省委审批。局党委和工业大口领导小组向省委的报告和省委的批示具体内容记不清了。现在根据焦益文同志这次向中央的报告中摘要的“七条罪状”和“分析结论”，我认为把焦益文同志划成“反党”或“右派分子” 甚至“极右分子”是错误的。当时还认为是对的。当时认为：1、石油部对四川规定的现行勘探方针，是党中央批准的。在整风中把现行的勘探方针斥责为“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方针，就认为是反对党的现行勘探方针。2、丑化付总理为“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皂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 的主观主义的独裁者，说局党委、省委、石油部各级党组织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宗派主义，就认为诬蔑党政领导同志。3、认为省委五五年对焦益文的处理是正确的，因此，就错误得出诬蔑攻击省委企图为自己五五年的处分翻案。4、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的原则，一贯对领导不尊重，缺乏组织观念，散布对局党委书记不满，反对并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一贯对知识分子盲目信任，甚至说党的领导是从主观主义出发的，行政手段对待科学技术，以宗派活动手段来扩大地质钻井的矛盾……。这些都是根据当时局党委的报告和我们的错误认识所得出的错误观（论）点。由于以上错误的论点就得出了荒谬的分析结论：焦益文同志长期以来怀着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野心，对党的领导与监督十分抵触不满，对五五年省委给的处分怀恨在心，整风运动中认为时机已到，明目张胆，猖狂向党进攻，公开反对党的勘探方针，以至把党组织恶毒的诬蔑为三大主义的化身，以此实现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政治野心。 + +　　现在我同意焦益文同志的正确分析，一个专业部门对一个地区，一项具体的方针不能笼统叫做“党的勘探方针”，这个方针已经推行无效，其中有三个主义。反对这个方针，不能说有什么个人野心。按照党章规定对李井泉给予的错误处分向中央申诉，完全是应该的，必要的，决不能说怀恨在心。响应石油部的号召，帮助党的领导整风，决不能说成是时机已到向党猖狂进攻，过去的分析完全是李井泉的帝王哲学“只准皇帝杀人，不准百姓眨眼”。 + +　　把焦益文同志定为“反党分子”，开除党籍，同时按照李滋润、何千里等以“中共四川石油勘探局委员会”名义，据李井泉的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关于焦益文的言行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所造成的恶果，必须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清算，肃清其流毒。 + +　　从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长期以来把四川当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历次运动中，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 保护一小撮，对革命干部进行政治迫害。我在整风反右斗争中参与处理焦益文同志的问题，跟随李井泉、陈刚等人作了他们的帮凶，维护了李家王朝的利益，我低头认罪。并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对受政治迫害的焦益文等同志彻底平反。我从一九五四年初至一九五八年春，在原省委和城工委和工业部工作期间追随李井泉、陈刚等所作的坏事， 我决心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予以彻底清算。诚恳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揭发批判，以便肃清流毒。 + +　　 刘文珍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 + +## 附：关于李滋润结婚和离婚问题的交待： + +　　我于一九四九年底到五二年秋合省前任绵阳地委书记，李滋润开始任付专员，后任专员。我在绵阳地委工作期间，李滋润曾与地委组织部徐文佩（地下党员）搞恋爱， 要求结婚。因为他家里有老婆还未离婚，后来，李滋润经候富珍关系办了离婚手续，地委请示省委批准了他的结婚。结婚后他原来的老婆告了状，说办离婚手续并未经过她同意，并说李滋润是利用职权而办离婚手续的，地委当时就批准李滋润结婚是犯了错误的，是违法的。我应负主要责任。至于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原判无效”，是我离开绵阳地委以后的事，我并不知道。 + +　　 刘文珍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 + +　　注；此材料经西南局革命造反指挥部“打倒李井泉战斗队”审查，认为刘文珍交待尚不彻底，勒令其继续、进一步彻底交待。 + +## 对焦益文问题的定性者 刘文珍 的查证记录 + +　　查证时间：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上午十点三十分 + +　　查证人：石油学院彭老师、小王、小林、小彭同学、邓四等，川油司谢显炎，6.12 陈太彩。 + +　　刘文珍：我是老老实实的，有根据的，是根据多次回忆的。我错了，有罪便认错……。我当时怎么批的回忆不起来了。当时秘书是陈弘，干部处王吉祥，李井泉是城工委书记，我是付书记。有关石油局问题陈弘最清楚。上次有五个组织来了解过。 + +　　我曾经去过两次，54 年处理焦益文时去过一次，57 年反右斗争前后去两次。一次去开过会，是勘探局党委会， 研究有关焦益文的事情，说他反对勘探方针。 + +　　（彭老师；你作为西南局工业部长，难道不知道焦益文怎样反党？反对勘探方针能否叫反党？你是如何处理的？） + +　　我错了，我认罪。我实再记不清了。 + +　　（问：你怎么知道焦益文在北京开会？） + +　　（整风反右期间，你去过石油勘探局几次？有什么活动？） + +　　去过几次有陈弘在。研究过焦的问题，参加过党委会。呜放期间我也可能去过，我同意焦对李滋润写大字报，说他开会多。我同意他写大字报，大字报我是否看过，我记不清了，运动后期我派人去过石油局，具体人我不清楚， 是否陈弘还是王吉祥。 + +　　（你们所派的某人去石油局调查后写了个报告，还说焦益文是较好的，为什么你们在接到此报告后却开展对焦的斗争，并划为极右分子，这是为什么？解释矛盾。） + +　　焦益文的定性是陈刚，有我，其他人记不清楚。另有杨超。那时我对李滋润接触较多，对何千里联系不多。当时石油局上报是右派，后陈刚定为极右，我同意极右。对焦给部党组写的那封信我没看过，石油局给我汇报的，有王合林、李滋润、何千里（我不认得）……。 + +## 刘文珍 对焦益文问题的补充交待 + +　　根据同志们提出的问题补充如下： + +　　（1）焦益文同志在北京参加石油部整风的情况，是李滋润、何千里等人向工业部汇报的，时间大约是五七年六、七月分。陈刚、陈弘都参加听了汇报，汇报的内容已经在六七年十二月分写了材料。 + +　　（2）在整风期间，我到过石油局几次，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运动开始前，根据旧省委布置石油局党委研究， 在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础上开展运动的问题。党委书记，付书记都参加了。一次是李滋润、何千里等人向工业部汇报了焦益文参加石油部整风情况，谈到焦益文诬蔑石油部的领导是“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的主观主义，攻击付总理“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皂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其中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兼有之”。石油部和某些国家领导人及四川省委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对待技术问题上还有宗派主义……等情况。陈刚听了很生气，强调这是反对党的方针，攻击党的领导，我也认为问题严重。据陈刚以后对我说，他曾把焦益文的问题向李井泉汇报过，李井泉也很生气，也说这是反对党的方针，攻击党的领导，并叫工业大口向局党委布置发动群众，揭发焦益文的问题。我们根据李井泉、陈刚的指示到石油局和局党委研究过这个问题。当时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人都参加了，工业部陈弘等人也参加了。我提出了不但是群众揭发焦益文的问题，局党委其他人的问题也可以揭发。本着整风的精神克服缺点、错误，然后突出重点。另一次是局党委的扩大会议，李滋润报告后我讲了话。主要内容是支持局党委的报告，并动员大呜大放，写大字报。谈到上级的勘探方针时，我则提到据康世恩讲过油气不能分开，和人们的拉屎放屁一样， 它是结合着的。会议除局党委有关人员参加以外，下边勘探区一些负责人也参加了，工业部陈弘也参加了（以上会议三次时间大约是八、九、十月份） + +　　（3）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李滋润、何千里等人汇报过几次。我能回忆起来的，一次是焦益文在北京石油部参加整风的情况（已写过材料汇报），一次是运动中呜放的情况， 大约十月分。一次是运动后期整理出焦益文的材料后，向工业大口汇报，大约是 11 月份。是李滋润、王合林、何千里等人参加了，由李滋润报告的。陈刚、杨超、陈弘都参加了。每次汇报后，我基本上同意他们的意见。至于具体提出过些什么问题确实回忆不起来了。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没有单独给我汇报过焦益文的问题。 + +　　至于焦益文的定性问题，是根据石油管理局党委提出来的，定为“右派”或者“极右”，经工业大口研究，同意局党委意见，向省委书记陈刚、许梦侠等作了汇报。陈刚认为应划为“极右分子”并要局党委写正式报告，工业大口提出意见报省委批示。我们就按陈刚的指示作了。局党委的报告，工业大口意见，省委批示的具体内容，确实记忆不起了。时间是在运动后期，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派人调查焦益文的问题，也听取了李滋润、何千里汇报了。焦益文在北京石油部参加整风以后，派谁去以及调查报告的内容，记不得了。同志们提出勘探局最后结论和调查报告相反，这是由于对焦益文最后作结论是根据管理局党委的报告和工业大口意见，陈刚的指示，当时是相信局党委的，并从陈刚指示办的。石油局鸣放后，局党委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人交给工业大口的，也可能是通过陈弘从局党委带回来的。时间可能是在整风反右开始前。 + +　　以上的回忆是当时处理焦益文同志问题的情况和过程。关于责任问题，虽然石油局党委提供了材料和处理意见，有一定的责任，但主要责任应由省委和工业大口承担， 而工业大口应由我负责，因为我当时是同意了陈刚、李井泉的指示并坚决贯彻执行了的。 + +　　 刘文珍〈签字〉 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一日 + +## 原四川省委组织部付部长(水电厅党组书记、厅长)张广钦 + +## 《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迫害焦益文等同志的材料》 + +　　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原省委命令省委组织部，叫派人协助原省委城工委去解决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 的问题，当时由干部处王吉祥、吴志远去参加城工委检查组。经多次调查材料，原省委决定由陈刚负责到该党委处理具体解决党委“不团结”问题时，原省委组织部根据原省委指示，部务会议决定，除干部处去人以外，也要我去参加会议，并嘱主要以原省委书记陈刚意见为主，当时陈刚兼任原城工委书记。 + +　　我参加过两次陈刚主持召开的会议。当时主要以解决焦益文同志与何千里不团结问题为招牌，当时何是党委书记，焦是付书记。会议主要焦点集中在以焦益文为代表的多数同志对党委书记何千里批评意见最多，主要是党委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委报告报原省委，何私自修改后未经党委讨论通过，即上报下发。焦益文同志认为擅自修改集体讨论通过的报告，且涉及到重大问题，是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并对何千里的有关重大问题，不经党委讨论，自己召开科长会议贯彻下去，是削弱集体领导，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且对党委书记何千里违反毛主席禁止请客、送礼、祝寿的指示，在何千里祝寿时，有人呼何万岁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提出批评意见。而何千里则认为焦益文同志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对他攻击，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原则，所谓对书记有意见就是攻击党。 + +　　这个斗争实际上，也是焦益文同志为代表坚持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委书记何千里一个人说了算的原则斗争，也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同伙陈刚却按照李井泉混蛋意图，把一场原则斗争说成是一场“无原则斗争”并把一些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按党的原则办事的焦益文等同志颠倒黑白的说成是“个人成见”，“攻击党委书记”，决定撤消焦益文同志党委付书记职务，保留付处长职务。 + +　　但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为首的原省委不得不承认“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又作了研究，认为其主要问题是从原则争论发展到“无原则纠纷”。既然党委不团结是原则斗争，而且也承认“何千里同志主要是个人主义”，“自以为是，擅自决定重大问题，对于党委不团结应负主要责任”，为什么不处分何千里而偏偏地把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党的原则的五个委员中的三个成员都进行纪律处分。相反地，对两个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坏党的民主集中，破坏党的集体领导的党委书记和另一个委员加以包庇，并美其名曰是“态度诚恳，免予处分”。所谓“态度诚恳”，主要是对以走资派李井泉为首的省委唯命是从的人，都是李家王朝的“好干部”，凡是按照毛主席革命路线，坚持党的原则，提过李家王朝意见的好干部，三反分子李井泉从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出发，都是颠倒黑白，混淆事非， 实行白色恐怖，认为是“坏干部”。并且利用自己篡夺的党政大权，从政治上加以打击陷害，这是李井泉坏蛋一贯反动本质。根据这次文化大革命揭发材料，焦益文同志在五四年省委工作会议上，对三反分子李井泉同伙肉麻吹捧“李政委如何指示”有意见，递了一个条子，虽然李井泉同伙陈刚不得不表示：“对焦益文同志提党内不称政委称同志是对的”。但这是表面上假象，而对焦益文同志从政治上陷害根子就是从这里开始。完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任人唯亲的一套。 + +　　事实证明，三反分子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是一贯的，凡是他打击陷害的革命同志，都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正好同志。长期以来，李井泉以土皇帝自居，“我即是党，党即是我。谁反对我即是反党”， 就要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等等。而且每次“运动”，不管本人政治表现，抓住不放，记一辈子仇。这完全是混进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李井泉反动本能的表现。 + +　　我在李家王朝统治下，一九五四年陈刚控制下参加两次所谓解决，实际上是打击焦益文等同志的会，由于自己身受修养较深，我当时立场站错了队，也表示了错误的同意调查材料和陈刚的错误结论，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我坚决与李廖死党及其同伙划清界限，和革命同志一起， 把李家王朝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同李井泉及其同伙斗争到底。并向受到打击的焦益文等同志赔礼道歉。在实际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并与革命造反派一起，坚决支持焦益文等同志造李井泉及其同伙的反，支持焦益文同志的一切革命行动。 + +　　由于李井泉黑手伸向四川石油系统，贯彻了一条刘、邓、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坏了四川石油工业开发，打击陷害了一批好同志。疯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主要罪魁祸首就是李井泉。凡是中央工业到四川来，三反分子李井泉都要控制在他的独立王国之下，听他的指挥棒转；凡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工业单位和同志，都要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陷害，或者采取组织手段， 或用撤、调、换负责干部加以控制。石油系统就是打击一部分好同志，派了一些听他的话，所谓对李家王朝唯命是从的人，这就是李井泉破坏四川石油工业开发的罪证。 + +　　 张广钦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 +## 此材料经省红联水电厅《井冈山》红色造反团审阅。 + +## 原省委工业部付部长〈省委付秘书长〉金石 + +## 《关于焦益文被旧省委迫害的材料》 + +　　一九五四年四、五月间，旧省委以贯彻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加强党的团结为名，由当时省委常委兼城工委付书记陈刚率领组织部和城工委几个中层干部，对石油部西南勘探处党委的所谓不团结问题进行发检查，并用组织部和城工委的名义向旧省委写了报告，省委于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三日正式批示，决定给焦益文撤消党委付书记处分，另外两个党委委员，一个是杨伯华给当众警告处分，一个是宋国鑫给党内撤职和行政降职处分。我当时是城工委办公室主任，检查组我虽没有参加，但原来这个报告我是看过的。由于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同伙陈刚等的盲目信任和组织服从，根本没有察觉到那个报告和所作的组织处理有什么错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使我认识到陈刚等人当时对焦益文的组织处理有问题的，现提供如下： + +　　（一）西南石油勘探处的党委当时不团结的问题，是有原则争论的。如关于是否坚持党委制的问题，关于党委委员中少数服从多数的问题，关于成立下一级党委必须经过党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都是属于原则问题，而当时陈刚和陈刚授意下写的报告，却把焦益文等人说成是向党委闹无原则纠纷。 + +　　（二）西南石油勘探处当时的处理所谓不团结问题， 在给组织处分中有明显的偏袒情绪。从党委所争论的几个原则问题来看，当时党委书记何千里应负主要责任。就是对于一九五四年未完成国家计划的原因分析方面，何千里强调由于计划的盲目冒进，焦益文认为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造成的，错误也是在何千里方面。但作组织处理时，何千里没作任何处分，而焦益文、宋国鑫、杨伯华等却给了从当众警告到撤职、降级等重处分，支持何千里观点的另一委员温亦然也没有给任何处分。 + +　　（三）旧省委当时为什么对勘探处党委的问题那样看重？而对焦益文的处分那样严厉？我现在认识到，主要是焦益文批评旧省委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致使李井泉、陈刚等人怀恨在心。李廖死党在干部问题上一贯推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反动路线，这又是一个具体罪证。 + +　　（四）一九五五年年初，给焦益文处分以后，焦益文一直不服，两次向中央监委控告。但旧省委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向中央的报告中仍无理坚持原处分不变。而另外却在此不久正式取消焦益文、宋国鑫的处分，想就此缓和焦、宋对省委的意见。 + +　　对焦益文在一九五四年被撤消党委付书记的具体情节，在当时报告上写的较详细，有许多事我记不起来了， 仅凭能回忆到的提供以上一些情况，供革命组织参考。 + +　　 金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九日 + +　　注：此材料经省委办公厅《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审阅 + +## 原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 王吉祥 + +##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 +## （一） + +　　焦益文这个人 14 岁参加革命，家庭是个革命家庭。父母是共产党员，没有读过书，但学习得很好。〈看来这个问题要翻，要平反〉焦的问题没有处理前，对他印象很好。脑子聪明，钻研精神好。他的钻研精神，在当时转入工业部门的干部中是少有的，达到工程师的水平。 + +　　后来，开始在石油方针有争论，焦写了一万多字的东西（没有批判前二年），关于四川石油开发上的意见。里面有意见、措施、方针，与石油部的方针有抵触（油气方面），就说他抵制石油方针，反对石油方针，因而说他反党，后来就批判他。陈刚、刘文珍、石油部也来了人。开会时刘文珍发了言，陈刚插了话，反正是说焦错了。何主持会议， 何也受警告处分。我脑子里有这个印象，但何为什么受处分我记不清楚了。杨和宋都受了处分，大概说他们拉拉扯扯，搞宗派。温亦然是何一派，宋国鑫说温呼何万岁，温不承认。原来有些偏爱焦，但是想批评从严，就批评焦、宋。当时，陈刚批评得很凶，说宋不正派，焦骄傲自大， 目中无人，省委、石油部的话都不听了。宋就与陈刚顶起来，陈刚发了脾气。后来开几次会批判焦、杨、宋，并处分了他们。陈弘在批判时也发了言。当时，焦也顶了陈刚几句。焦本来想得远，想把四川地区的气搞个大规划出来，结果没有搞出来就遭到反对。 + +　　陈刚对焦的批评当然错了。人家是关于石油开采上的争论，就是错了也不能说是反党。陈刚自己没有提出来， 别人提了还要反对，说成反党。焦的问题并不复杂，这完全属于政治迫害，应当平反。何千里有个警告处分，当时何在大会上还痛哭流涕。这个问题属于打击报复，迫害。别人顶了你，你就给别人处分，好象是反党性质的处分， 但没有定成“分子”。处分决定上好象有这样的话：不尊重省委、石油部等等。这个问题肯定应平反，我是支持的。 + +　　焦第二次打成右派，是否是石油局搞的。后来摘帽子， 是我们搞的。反右时有没有算的问题，我就不知道了，肯定与第一次有关。这个问题与陈刚有关。我认为宋年轻、肯钻，原来对宋印象好，杨年纪大了，爱说闲话，当时说他自由主义，此事可能和石油部也有关。 + +　　五四年我清楚，五七年我在乐山不知道。五四年我和陈弘一起去石油管理局的。焦和何的矛盾我不知道，陈弘比较了解得清楚。生产上的争论，油气上的争论，他比较清楚。其它方面争论不太清楚。 + +　　开会的内容主要是批判，会议的内容记不清楚。何千里主持，温、宋等发了言。开会时，他开始没有承认，后来没有办法了都承认了。陈刚当时批评他，个人主义，闹名利地位，自己是专家了，就不听别人了。苏联专家有的同意他的问题，有的不同意。批判他时，石油部来了人的， 是站在批判的地位上。温亦然呼何万岁的事，查了一下没有，在请客吃饭时喊，不会没有一个人听见，我想是不敢的。杜秀屏有点自由主义，当时说杜的问题不是作风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杨与宋认为焦工作积极肯干。杨现在看来， 对焦是对的，但杨主要是支持焦工作积极。宋是管干部的， 宋对焦的评何（？），是从了解干部中知道的，以后认为宋是说闲话。（焦和宋下去后，一直没有怨言） + +　　 1967 年 8 月王吉祥查证记录 + +## （二） + +## 王吉祥《关于焦益文同志问题的材料》 + +　　焦益文同志在一九五四年时是四川石油勘探处的党委（付）书记兼付局（？）长，何千里当时是该处党委书记。在这个时期里，由何千里向省城工委付书记陈刚反映说， 石油勘探处搞的很不团结，无原则纠纷很严重，说他们那里有宗派情绪。以焦益文、杨伯华（付处长）、宋国鑫（人事科长）为一伙。说焦益文骄傲自大，不听招呼；说杨伯华严重挑拨离间，说宋国鑫是跟着焦益文跑等。当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刚听到这些问题后，认为问题严重， 管理石油地质的陈弘也认为问题不小，因此叫有关单位参加检查组检查。我记得省委组织部有组织处长张广钦和我（王是工矿干部处长），城工委有陈弘（石油地质处长）。大约经过了半个月调查，先给黑省委写了一个检查报告， 主要内容说焦益文他们搞无原则纠纷，杨伯华自由主义， 挑拨离间搞党内不团结等。当时，黑省委是同意这个检查报告的。以后又开了不少会，对焦、杨、宋进行批判，对何千里进行批评，批评后说何检查还好，没有处分；焦益文撤消了党委付书记的处分；撤消了杨伯华党委委员的处分（按：应为当众警告）：宋国鑫同志是否处分，记不清了 + +　　（按：撤消党内工作，降职使用）。 + +　　当时，所谓无原则纠纷，焦益文同志对何千里有这样的意见和争论。如：何千里经常以党员大会或党委扩大会议来代替党委会；一九五三年没有完成计划，焦认为是没有发动群众因此任务完成得不好，何千里则认为是国家计划“盲目冒进”的问题；焦认为何千里和温亦然关系不正常的问题，但何则认为是杨伯华挑拨离间；何不经过党委讨论，个人决定成立“隆昌分党委”的问题，何则说请示了陈刚可以成立等等……。其它详细我就记不清楚了。 + +　　现在看来属于原则问题的争论。焦益文曾给省委和工业部写过一 个开发四川天然气和石油的方针措施的报告。是根据四川地层特点和构造情况在方针上应以找气为主， 气油并重。本来我看他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刚就说他反对省委和石油部方针，因此说他狂妄自大，目无组织，不听招呼。这当然是原则问题争论。在给焦益文同志处分后，因他本人有意见又向上反映，又说他对党不满，因此，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同伙刘文珍就亲自出马，把焦益文同志打成了“极右派”，戴上帽子下放劳动。一九六一年时， 因他表现较好，才给他摘了帽子。一九五七年把他打成“右派”，我因不在家没有参加，应交刘文珍老实交待。关于一九六一年摘帽是我办的，我们同意给他摘掉帽子，调回原机关任生产付处长工作的。 + +　　我个人的看法是，焦益文同志的问题应该平反，建议革命组织重新查处。 + +　　王吉祥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五日 + +　　注：这个材料尚不彻底，详见王吉祥补充交待。 + +## 关于李瘳死党打击迫害焦益文同志的情况 + +　　（1）问题的提出是这样的。一九五四年时，焦益文同志是西南石油勘探处的党委付书记，何千里是石油勘探处的党委书记。我记得那个时候何千里来向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党分子陈刚汇报反映说，勘探处搞的很不团结，无原则的纠纷很严重，领导干部有宗派情绪。以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这几个人为一伙，一天起来说闲话，搞得我很不好办。说焦益文骄傲自大，不听招呼，不尊重党委的集体领导。杨伯华自由主义严重，挑拨离间。宋国鑫思想意识不好，拨弄是非，因而搞得很不团结。陈刚听了后认为问题严重需要加以解决，因此就由他亲自领导和城工委的办公室主任陈弘，还叫组织部组织处长张广钦和我参加（干部处付处长）。由陈刚亲自领导到石油勘探处去调查处理。工作组去后对焦益文、杨伯华、宋国鑫等同志进行批判斗争大约搞了半个月的样子。批判后，工作组向黑省委写了一个调查处理报告，这个报告是根据陈刚、陈弘的意图写出的报告，大意是这样的，经过调查对石油勘探处党委的团结问题作了分析研究，认为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从原则的争论发展到无原则的纠纷。主要表现在党委书记何千里与党委付书记焦益文的意见分歧上。如一九五三年工作的总结报告问题，何千里说任务完不成的主要原因是计划盲目冒进了，但焦益文等却认为主要是发动群众不够的问题。但何千里不经党委讨论就将这个报告上报下发了。又如， 在贯彻党的集体领导问题上，何千里经常以党委扩大会研究解决重大问题，焦益文则认为重大问题应在党委会议讨论决定，不能以党委扩大会议来代替党的委员（会）。又如成立隆昌气矿分党委的问题，何千里没有经过党委讨论就个人决定了。当焦益文同志提出意见时，何千里还说是陈刚同意的，但焦益文同志认为这是违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的。这个报告最后作了如下分析的处理：“党委书记何千里同志，主要是个人主义”，“对党的不团结问题应负主要责任”，“但对自己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免于处分，责成其在今后工作中改正错误”。 + +　　“党委付书记焦益文同志，身为党委付书记，已开始发展到脱离党的领导”，“对何千里领导，对何千里领导上的缺点，不是从帮助、改进与团结出发，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予撤消党委付书记的处分”。 + +　　党委委员杨伯华他对于党委书记怀疑和打击情节比较严重，有意攻击何千里，其错误是严重的，杨伯华是党员负责干部，因此对党委不团结亦应负主要责任，予以当众警告处分。 + +　　党委委员宋国鑫同志说温对何吹吹拍拍，在何生日的请客吃酒喊何千里万岁，搬弄是非夸大和虚构事实，甚至怀疑省委检查组的同志偏袒何千里，因此应予严格处理，予以撤消党内工作的处分，行政降职使用。 + +　　党委委员温亦然同志，思想上有骄傲自满情绪，不利于党的团结。但对错误已认识检查，故不予处分。 + +　　（2）现在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从当时的几个主要问题来看焦益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何千里意见是错误的。如一九五三年工作总结问题， 何千里强调任务完不成的主要原因是计划大了，盲目冒进了；但焦益文同志认为主要是发动群众的问题，如果群众发动得好，可能争取多完成些。又如，对党委的集体领导问题，何千里经常以党委扩大会来代替党的委员会，理由是说，这样子可以一下贯彻下去，但焦益文同志却认为重大问题应该经过党委集体讨论，不能以党委扩大会来代替党的委员会。再如成立隆昌气矿分党委的问题，不经党委集体讨论何千里就个人决定，当然这是违背党委集体领导原则的。从这几个主要问题来看，显然焦益文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何千里的意见是错误的。但是当时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刚的包庇下就把问题颠倒了。虽然对何千里也进行批判，但却没有给任何处分，相反地却给焦益文等同志进行了处分。我认为这是十分错误的，是对焦益文等同志的一种迫害。焦益文同志虽然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错误，如他在工作上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在思想上有骄傲自满情绪，在对技术人员的使用上也有不注重政治的倾向，在对干部的使用上也有重才轻德的倾向，但他在主要的方面，大节方面还是好的，因此我认为一九五四年的问题应予平反。 + +　　（3）关于把焦益文同志打成右派的问题 + +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时我不在家，大约是一九五八年一、二月时，我才回来的。据我了解把焦益文同志打成右派的是原黑省委基建部（注：应为工业部）部长刘文珍亲自搞的。把他打成右派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条： + +　　①反对党的勘探方针。大约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六年时，焦益文同志根据四川盆地的实际情况，向黑省委、石油部、中央提出了一个书面的在四川石油勘探方针的建议。大意是这样，开气找油，用气化油，用气制油，找到原油的勘探方针的建议。当时他提出的这一方针是和石油部提出的不同（石油部怎样提的我不大了解），但黑省委就说他是反对省委和中央的方针。 + +　　②说他污蔑各级领导同志。由于当时石油部和黑省委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因此他就曾提过他们的意见，说他们是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三大主义的化身。 + +　　③攻击省委领导，说四川党不民主，企图为自己翻案。 + +　　④整风中煽风点火，企图攻垮局党委。 + +　　⑤反对与篡改知识分子政策，在执行干部政策上重才轻德。 + +　　⑥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对领导不尊重， 组织观念不强等。 + +　　⑦说他搞宗派主义，扩大钻井和地质的矛盾。 + +　　以上这几条，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我认为焦益文提出的勘探方针的建议是正确的，不能认为他是反对省委和石油部的勘探方针，即便他提的不合适，或者是错误的， 应向他说清楚，因为他是搞这一工作的。一个共产党员有权向上级党提出自己工作上的建议，因此说，他是没有什么错误的。至于他提出建议后，石油部当时没有采纳他的方针，他向有关领导这一工作的部门领导和负责人提出批评，虽然有的地方也可能不太妥当，但他的总的精神是好的。在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焦益文同志对勘探局党委鸣放中提出的那些意见是比较尖锐的，给党委书记李滋润等人的大字报三字经等就比较尖锐，也可能有个别地方不大 妥当，但总的精神是好的。至于焦益文同志在对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使用问题上以及对干部的使用上确实是存在缺点和错误的，如重业务轻政治，重才轻德等情况还是存在的。这一点，焦益文同志应自己注意改正。总的来看， 焦益文同志虽然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把他打成右派反党，我认为是错误的，应予平反。 + +　　以上就是我了解的一些情况。因反右时我不在家，一九六一年摘帽子时石油管理局报来后说他表现比较好。 + +　　 王吉祥 + +## 陈弘《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有关焦益文同志的情况》 + +　　五四年，原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之间因原则意见分歧， 发展到争论，影响到党委的领导。原党委秘书康心浩写信向原省委反映后，原省委城工委书记陈刚了解党委之间存在的分歧意见后，经和原省委组织部长许梦侠研究，由原省委组织部张广钦、王吉祥和我在陈刚亲自领导下参加处理党委的团结问题。 + +　　在处理过程中，虽然希望原处党委通过互相检查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促进党委的团结一致，但由于我们处理中，没有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展开积极的思想斗争解决党委分歧意见，达到巩固党委的团结。而是贯彻了一条刘邓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不是突出政治原则，而是强调修正主义组织原则。这样对党委委员焦益文等向党委书记何千里所提出的原则意见，虽然也认为涉及原则争论，但站在维护党委书记何千里的立场上，却把焦益文同志提出的原则性意见，错误地认为仅是有关党委领导上的作风问题，反而对焦益文等同志坚持原则，要求展开充分讨论的作法，错误地认为是不尊重党委领导，破坏党委团结。特别在处理过程中，原城工委付书记陈刚， 站在修正主义立场，只讲组织原则，不讲政治原则，认为党委提出的问题，经过会上讨论，他已明确作了结论，想制止焦益文等同志展开原则争论。把焦益文同志坚持原则的作法，当作是抓住党委书记的问题不放，发展到无原则纠纷。这样处理党委团结问题，表面上看来，是根据几个党委成员的错误和各自在会上的检查情况进行分析处理， 但实际是压制焦益文等同志坚持原则的争论，支持了何千里。因此，使焦益文同志受到不应有的处分。这种处理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以后，焦益文同志几次要求申诉解决，但我们始终认为原处理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是正确的，未予重新处理，使焦益文同志长期以来思想上背了包袱。而在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又作为焦益文同志定为右派的反党思想根源，这是错误的。 + +　　五七年七月，反右派斗争开始大约过了半个多月，当时在原省委工业部长刘文珍主持下，讨论各厅局反右派斗争的情况，原石油勘探局党委提出：有的同志认为焦益文同志在鸣放中给党委书记李滋润提的意见，讲李滋润工作中独自包揽了行政工作的一切，这是反对党委领导。同时又联系到五四年期间，又反对过原石油勘探处党委书记何千里，这样初步确定要把焦益文同志划为右派。但当时感到划为右派的材料依据不足，就由原石油勘探局党委继续收集材料。以后又一次会上，石油勘探局党委报会报了焦益文对四川石油勘探工作方针曾向党组写过意见书，认为这是反对党的方针。同时意见书中又涉及原付总理，大叛徒薄一波安排石油勘探的投资问题，以及领导中存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等问题。这样，就不仅是反对局党委领导的问题，而且是反对党的方针和攻击党的领导人，问题就比较严重了。这样在刘文珍主持下便确定划为右派。以后，石油勘探局又进一步研究分析了焦的意见书， 认为这是比较系统的带有纲领性的反党言论，就进一步划为极右分子。我主要参加过开始研究焦益文的问题，至于以后怎样划为极右分子上报材料我都不清楚。 + +　　根据我所知道的情况，在开始研究焦益文同志关于反对党委领导的材料，主要是焦益文同志对党委书记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提出意见，这是根据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允许党委委员和党员对党委书记提出批评和意见。但是当时我们执行了李廖死党的修正主义组织原则，把凡是党委委员和党员对党委书记提出批评和意见当作反对党委领导，这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这样做正是适应李井泉大搞独立王国的需要，因此必须进行否定。 + +　　至于焦益文同志对石油勘探方针和石油工业部以及当时的旧省委提出不同意见，这也是合符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而且提的意见主要是涉及党的建设工作方针，而不是党的政治方针，这也不能认为是反对党的方针。至于对当时石油勘探方针中存在的问题和缺点，提的意见内容和措词有不当的地方，但从提意见的总精神，还是建设性的意见， 而不是攻击和反对党的方针。而在当时反右派斗争中不加区别，笼统作为反对和攻击党的方针，这是错误的。 + +　　由于我们执行了李廖死党的修正主义组织路线，使焦益文等同志受到政治迫害，我愿向毛主席请罪，向同志们请罪。 + +　　当时为什么搞？对李廖死党的总的意图我是不明确的。但把焦益文同志划为右派开始，最初是抓反对党委领导入手，认为焦益文同志长期以来对党委不满，实际是对党委（书记）领导有意见，却无限上纲提高到反对党委领导。以后研究焦益文同志的意见书，就认为反党言论更系统了，这样就进一步划定为右派。 + +　　同时，当时反右斗争中，对厅局级干部未抓出几个， 这样就狠抓焦益文同志的问题。我所知道的情况大概如此。至于李廖死党如何布署安排，我不清楚。 + +　　 陈弘（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 + +## 陈弘查证记录： + +　　刘文珍五三年到城工委工作，我搞办公室付主任，后我当基本建设处处长。五六年刘为工业部长，我是部办公室主任。五三年到五六年我是管石油部门的。我是五六年四、五月份下去了解的，还有陈刚带一个干事。我们觉得这不是焦与何的问题。后来开了个党委扩大会，后研究结果认为焦提的意见是原则性的意见，但却按党委作风上的问题（解决）。在党委会上，焦说问题没有解决，宋国鑫说陈刚偏听偏信。焦提的问题是原则问题，党委不开党委会， 用党员科长会代替党委会；何千里讲工作没有完成是任务是计划盲目冒进，焦说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党委有责任。陈刚认为焦益文是抓住何的问题不放，搞无原则纠纷。五四年下半年，在一次会上，李井泉曾经讲到：在七届四中全会以后，有个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委员还闹不团结，闹无原则纠纷，闹得乌烟瘴气。 + +　　 陈弘（1968 年）四月三日 + +　　五七年七月研究焦益文同志问题，我参加了的。五四年处理焦益文问题是以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去对待焦与何的斗争，把原则争论说成是无原则纠纷，五七年定焦为右派，当时感到条件不够，后认为焦反对党的勘探方针， 把性质定下来。在反右斗争中，当时工业大口没有抓到一个大人物，为了抓个大人物，因此工业大口刘文珍等人就把焦定为右派分子。 + +　　 陈弘（1968 年）四月三日 + +　　——陈弘是我委的斗批对象，到目前仍然顽固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及李廖死党一边，对过去的问题尽量推卸责任，不老实交待，此材料仅供参考。 + +　　四川省经委无产阶级革命派 1968.4.3 + +## 第二部分 原石油工业部党委当事人的查证材料 + +## 对石油部党委书记，付部长 康世恩的查证材料 + +　　化工部一直扯供气问题，但我没有向下面说过在总理面前张珍（化工部长）问我什么时候供气。 + +　　石油部党委给长纳管线投产去贺电，确实记不起是否我签发的。邓小平去视察，不只是视察长纳，他是全面视察。冬训中我曾批评四川两怕，我记得曾说过你们就是怕焦益文。 + +　　 ——摘自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查证记录 + +　　长纳投产，化工部没有在总理面前将军，但他们一直催石油部赶快供气。弄虚作假应该受批判。 + +　　一九五七年刘文珍没有找我谈过四川勘探方针问题。四川省委（对焦益文的）处理没有征求我的意见。四川报来后，我没有参加研究。按干部管理原则，那时只能按省委意见同意了。 + +　　 ——摘自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查证记录 + +　　原石油部付部长（六机部付部长） 刘放 查证 + +　　用天然气做油是一条路，我曾支持。地质的事我不懂， 曾介绍焦去东北了解气做油，当时是缺接触剂的问题。五七年焦写给部党组的材料我看过，但记不清了。我为此事曾到四川调查安排气的出路，记得还提了好几个书面方案。到四川看到焦的工作，他对地质情况掌握较熟，并提了很多意见，是为了找油，在组织上也并没有不按部决定执行的行动。 + +　　 -- 摘自 1967 年 6 月 30 日查证记录 + +## 刘放 查证材料 + +## ——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调查报告 + +　　查证时间：1967 年 7 月 8 日晚 + +　　纪要：一九五七年夏去四川，解决气用于重庆问题等。张忠良是局长，焦益文是付局长。在成都开了一个会。他搞勘探、地质，陪着到隆昌等地转重庆，看来对情况很熟的。他的政治情况那时是没有什么言论，好象对四川的天然气特别有信心，对四川的找油也不能说不积极，但没有一套规划、具体方法等。 + +　　那时工业部门用气还不多，当时看最需要的是油。用气制油肯定要比用煤搞油肯定要便宜得多，合成油当然成本也要高。 + +　　他中心问题是找油找气问题，我认为他对气有信心， 好的。但找油也有具体钻研。后来向总局，上级提意见， 争来争去，态度不太好。 + +　　在全国油还没有完全解决时，在投资有限的条件下， 立足于找油，这个方针是正确的，不能把气抬得过高。 + +　　以后怎么打成右派分子，我就不知道了，摘帽也不知道。 + +　　57 年左右到 64 年立足点，突出重点还是找油，气也要。焦的方法也有一定道理，按他的方法可能气越打越多， + +　　但油也可能找到，也可能解决不了。 + +## 原地质司长（石油部付部长） 唐克 查证 + +　　57 年焦给部党组的书面勘探方针意见是经我转交的。打成“反党”就是为了这个材料吗？我现在才知道。 + +　　 一九六七年七月八日 + +## 第三部分 原石油局党委当事人的查证资料 + +## 原石油局党委书记黄凯 + +## 关于摘掉帽子问题《对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 +## （一） + +　　〈一〉省委摘右派帽子的通知，主要内容是下放劳动改造比较好的，对错误有了认识。在劳动改造单位领导和群众同意摘掉右派帽子的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 + +　　〈二〉基层单位当时认为焦益文劳动是比较好，是认真在劳动，当时看他也有决心改造自己，在他劳动单位群众对他的反映还比较好。 + +　　〈三〉管理局党委在讨论焦益文摘掉右派帽子问题， 党委委员有哪些人参加了会，现在回忆不起来，我记得没有提出不同意（当时党委委员参加会，是谁参加了会，现在回忆不起来，要查记录）。当时主管这项工作的是王合林同志，他是管干部的，也是监委书记，是王合林。 + +　　〈四〉康世恩说过，焦益文这个人还是可以用，他还懂得些业务。康世恩是什么时候说的，时间地点回忆不起来。经同学们提出之后回忆，才有个印象。焦益文原来是管地质工作，康世恩对管地质的人他是比较了解的。 + +　　对摘焦益文右派帽子，我们没有到他劳动单位去认真了解调查他在劳动改造时到底怎样，应不应该摘他的右派帽子，这是我们的错误，要作深刻检查。由于我的封建奴隶主义思想，上级怎么指示，我们就怎样照办。修正主义反革命分子刘少奇，李井泉搞起来的翻案风，在四川省是严重的，我们执行了他的黑指示。过去认为李井泉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认为他的指示是“中央精神”，贯彻的毛主席的指示。那时我们不知道刘少奇、李井泉他们是修正主义反革命，他们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过去我是没有想过他们是反革命。 + +　　要坚决打倒刘、邓、陶、李。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党中央，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 +　　我没有给川中矿务局打电话，关于摘掉焦益文右派帽子的电话可能是何千里打的电话，或者是王合林他们打了电话没有，要问他们才知道。 + +　　焦益文右派帽子是一九六一年底摘掉右派帽子。四川搞翻案风是一九六二年，我记得这个时候。摘掉焦益文右派帽子是六一年，这时还没有搞翻案风。焦益文关于油气争论，如果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而定为右派是错误的，应该摘掉他的右派帽子。我过去也是这样认识的。 + +　　 黄凯一九六七年九月二日 + +## （二） + +　　六一年摘掉焦益文的右派帽子，当时是省里指示，发了个文件催促说六一年的右派，如系合符几个条件，比如： 群众反映好，劳动好，积极改造，没有什么活动，还有我记不清楚了，就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当时在我印象中，康世恩也好象说过，焦益文这个人在业务上还比较行，也可以让他出来抓一下嘛。后来，焦益文劳动的基层单位写了个材料来，说他劳动很好，改造积极。又考虑到他一家都是共产党员，他的妹妹在印尼（度）大使馆工作，经常去信督促他积极改造。他的表现也符合省里的那几条，根据基层报的材料，我们党委讨论通过，报省委批准后摘了右派帽子。当时党委委员何千里、王合林、张忠良都是同意的。那时我们有官僚主义，基层报的材料没有调查。 + +　　（打）成焦益文的主要依据，听李滋润说是他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找气，觉得四川找不到油；还有他反对上川中，迟迟不到地台，几个钻机迟迟在江油不愿撤，他认为地槽有油。当然现在我认为油气争论是学术问题，不应定为政治问题。当时摘帽子主要是基层报的材料，勘探方针的问题，当时或有考虑。 + +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查证记录 + +## 最高指示 + +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 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 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 +　　有关焦益文同志的材料，我在六七年七、八月分就写过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把焦益文同志打成右派，我是五七年十一月底到四川石油勘探局的。我到局正在开勘探会议。该会结束之后，我和张忠良就到南充地区去了。我是十二月底回到成都。焦益文同志问题，这时我还没有插手。我认为李滋润同志在负责管运动，我当时急于了解各探区情况。记得五八年一月开一次焦益文同志批判会，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我还记得陈大成同志发言。这次会议在我脑子里还有点印象。局党委开会讨论焦益文同志问题， 定案，向省委报告，我现在没有回忆起来是怎样讨论的， 当时是哪些人参加会议，当时大家意见是否一致，有无不同意见。这些情况，我再也没有回忆起来。我也没有看过焦益文同志的材料。总之，当时我对焦益文同志是：“一不认识，二不了解，三对成为右派的根据、事实，我没有去作过调查了解，四我没有找本人谈话了解情况和意见”。因为我刚来，我是相信了原来局党委同志的话和搞运动负责人李滋润同志（他原来是局党委书记，我来后他任付书记），相信党委委员，我就相信了他们的意见。我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的错误，我向焦益文同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定案以后，只有报了省委，没有报中央。当时认为局党委委员直接归省委领导，所以只报了省委，就没有报中央。 + +　　后来，我同焦益文同志接触过几次，特别是焦益文给我谈过他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妹妹也是共产党员，而且在做外事工作，焦益文同志是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工作。了解了这些情况后，我就想根据这些情况，焦益文同志不一定是一个反党分子，但是当时我还不敢说出我 的看法，没有把握。同时又经焦益文同志在劳动改造时表现很好，群众反映是好的。根据这些情况，当时省委也指示说，改造好的右派分子，可以摘掉右派帽子。因此，我们在六一年就把焦益文同志的右派帽子摘掉了。之后，就决定派他到泸州气矿气田处处长，后来提为付矿长（管生产），工作很好。不幸会战后，又被张文彬这个黑帮分子，又把焦益文打成反革命分子。张文彬这个大混蛋，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都给焦益文同志加在他的身上，说他破坏长纳管线投产计划等等。而焦益文同志对长纳管线提的意见完全正确的。他提出的要保证质量，这完全正确，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而张文彬完全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张文彬必须彻底给焦益文同志平反，彻底承认错误。 + +　　六七年一、二月，我在四川石油学院搞工作组，犯了错误，回院作检查时，欧阳天同志等人揭发和批判我包庇了“极右派”焦益文，后来我回到红村之后，筹委会也揭发批判斗争我包庇了焦益文，我说我没有包庇焦益文同志， 摘掉焦益文同志的“右派”帽子是对的。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有错必改，知错不改那就是大错特错，这就不利于党的事业。 + +　　何千里一贯说焦益文不好，说他爱闹意识形态，搞党内不团结等等问题。我昨天听了焦益文同志的控诉之后， 我才知道何千里是勾结黑省委陷害焦益文同志。焦益文同志坚持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他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了坚决地斗争。焦益文同志当时提出的一些勘探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石油部没有采纳，这是错误的。当时根据这些材料来就定为右派，这是完全颠覆了是非，混淆黑白，这完全是错误的。 + +　　康世恩在六六年三月在东营召开的厂矿长会议上还批评我们怕焦益文。他说的怕的意思，就说对焦益文还整得不够狠。可见康世恩和张文彬整人是下了毒手。焦益文同志成了康世恩和张文彬的眼中钉了。 + +　　焦益文同志受害的总根子，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搞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路线是亡党亡国，人头落地，国家改变颜色的反动路线。因此，我们必须坚决同它划清界线，彻底批判，彻底肃清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切影响和流毒。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才能保证我们国家永远不变颜色。 + +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李井泉，打倒康世恩， 打倒张文彬。 + +　　毛主席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黄凯一九六八年二月八日 + +## 关于焦益文定为“右派”的查证材料 + +## （一） + +　　查证对象：原石油局党委书记 李滋润 + +　　五七年反右开始以后，大约是焦到贵州去之后，石油部党组把他给唐克的信转回来，要求我们把他的问题解决一下。大概意思是这是一个比较重大的问题，要他作检查， 弄清楚。因为这关系到方针的问题。石油部的意思不是叫我们讨论，是叫我们检查一下。党委会开会讨论一下焦益文的问题，我们就把材料打印下来散发。 + +　　在他的材料没有转下来之前，我们没有重视他的大字报，后来，才比较重视他的大字报。把这几个问题联系起来想，感到问题比较严重，认为他受党培养多年，又是一个领导干部，还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 +　　整材料时是由我主持的，后来整了好几次都达不到要求，这时陈弘、吴志远等人便拿去整理上纲，陈弘等人是陈刚派来的。我们向陈弘汇报过几次，我们也请示过，他们认为问题很严重①反对党的石油方针；②反对国家领导人；③对处分不满。因此就定为反党。根子是骄傲自满，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反党，配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 + +　　他转业时间比较早，技术钻得快，因此他在技术干部中有威信。他有单纯技术观点，对工程技术人员政治上帮助得不够，不是执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以前都是这样认为。在五六年中央开了知识分子会议，周总理作了知识分子问题报告后，对他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个反复。他曾在红照壁会议上说他是对的。五七年反右时，城工委会议上，认为他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右倾。 + +　　石油部的材料是他去贵州去时转来的。他在贵州待了二十几天，如果先接到材料的话，就不会派他去贵州了。当时写焦的大字报不多，在反右时我的印象里是没有的， 如果有也只是政治（工）干部写的。因为他是一个领导干部，在群众中有影响，所以我们把他的材料弄出来，让大家识别考虑，赞不赞成，当时叫钓鱼。如果先说出他是右派，那么群众就没有表示赞成的了。群众当时没有写他的大字报，当时我们在小组会上“启发”群众，说某某人你们去想想，暗示此人有问题，这是以往搞运动的经验教训。我们这个办法城工委是同意了的。 + +　　把他定为“极右”，主要是因为他是党员领导干部， 又犯了上面提到的三方面错误，三是借整风给敌人配合， 认为更为危险，所以定为“极右”。这是城工委的意思。在一次汇报会议上，陈刚刘文珍认为问题很严重，有定为“极右”的意思，所以我们回去就定了“极右”。 + +　　当时中央有个文件，具体规定了右派怎么定。我们就是根据这个文件写的。 + +　　城工委过去认为他（4 字不清）派他到石油局得行。以后又认为他骄傲自满，拿了知识分子（2 字不清）向党进攻的本钱，他在群众中还有市场，要把他搞臭。 + +　　在我们提他付局长后，有次我去给刘文珍汇报工作， 许梦侠还批评过我们，说我们政治上不挂帅，对焦益文迁就。说不要看他的表面，他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根子没有解决。 + +　　康世恩在 56 年来了几次，以后是川中会战的指挥。他原对焦益文是很看重的，因为他和焦的情况差不多，到石油部门也钻得快，情况熟悉，所以他经常要焦向他汇报， 反映情况。 + +　　焦益文发生问题后，一次在川中谈起这个问题，康说焦骄傲自满，发展到极点，所以反党。以前有所察觉，但了解不够。他还打听了焦下放的情况，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信心爬起来。 + +　　57 年反右前，在金牛坝二楼会议室，我、张忠良、司徒愈旺、郝凤台等给邓小平、陈云汇报情况，邓说四川石油很有希望，国家需要石油，带有鼓励性质。 + +　　57 年（可能是 58 年），在金牛坝，刘少奇、王光美来四川，接见我们，还有地质局付局长李亚明等一起接见。 + +　　——“八·二六”调查组记录 + +## (二) + +　　我 54 年转入石油部门,1959 年又调离石油管理局.在54 年调到石油部门时,焦益文是西南石油勘探处付处长、付书记。何千里当时是书记，杨伯华是付处长（现可能在南充专区政协），还有宋国鑫。我任处长、党委书记。我去之前，他们就闹不团结，焦和杨伯华对何千里有意见。在（53－54）年，焦益文曾被处分过，撤消了他党委付书记职务 + +　　（虽然也是党委委员）。事后焦益文给我谈过几次话，讲他对处理不太满意，认为省委领导包庇何千里。我当时（2 字不清）有意见（11 字不清）因这事是我到西南石油勘探处以前处理的（11 字不清）后不久，勘探处就分为两摊子： 一摊子（缺几字）钻探处，有孙继先、何千里、郭××（现调任西北）；另一摊焦益文、杨伯华组成西南石油地质调查处。 + +　　1955 年成立四川石油勘探局，张忠良任局长，我任党委书记，王合林任付书记，何千里任付局长，焦益文担任地质调查处长。56 年因他工作负责，认真，业务水平较高， 对已往处分思想上也比较通了，就提升为付局长，主管地质方面工作。 + +　　57 年整风，我动员党、团员带头大鸣大放，焦益文贴出了大字报。何千里对我说：老焦的大字报不对头，有问题。王合林讲焦益文骄傲自满。那时认为给我们党委、给我党委书记提意见是对的。后来石油部转来了他写的一个文件，里面是主要讲石油方针问题。我们认为中国需要油， 四川也确实需要油，也有油藏。当时我们联系到五几年陈毅（注：应为薄一波）到四川来提的以采油为主的方针， 而焦说陈毅（薄一波）的大刀一挥就决定了，是官僚主义。又联系到他过去对省委处理有意见以及石油勘探方针的不满，我们又在群众中收集了一些意见，认为他反对党的领导，定为极右。定为极右后，他思想不通，曾找我谈过几次。 + +　　我处理以前，认为焦参加革命早，年轻有为，钻研技术业务快，群众关系比较好，重业务轻政治，对工程技术干部在业务上要求多，骄傲自满。与我谈过去处分情况， 思想不完全通，认为处理不公平，省委包庇何千里。 + +　　我个人认为，对于他个人来讲，对党的政策、方针、路线，有权提出意见。这条不能定罪，在提出意见后，但不能在群众中议论，这也是错的。他本人对于组织处分不同意，可以允许他保留。对个人来说，不能说反对党的领导。对领导有意见，不能定为反党。焦益文是有骄傲自满情绪，重业务，轻政治，对他这个定为什么性质还分不清楚。从以前的观点看来则属于敌我性质，是反党。以上的整理记录材料基本属实。 + +　　 李滋润（签字）1967.7.31 + +## （三） + +　　省红联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派》、石油《八?二六》、川油院《井冈山》对原石油局党委书记（化工厅党组成员、化工厅付厅长） 李滋润 查问记录 + +　　△：我们来了解 1957 年整风你任石油局党委书记时， 把付局长焦益文打成“反党”情况。 + +　　李：中央有十月二十六日通知，我不知革命组织（5 字不清）中央有别的精神，或者省革筹对革命组织有指示。如果有，我可以谈，如果没有，我不知道该不该谈。 + +　　△：首先你要明确，中央没有任何一个指示允许你用来作庇护李廖死党迫害革命干部的三反罪行，更不允许李廖死党的任何亲信分子的走狗作掩盖行为的护身符。焦益文的问题我们支持搞清，是为了对李廖死党的批判，同时弄清你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和认识。现在就从你们为焦益文作的结论，逐条来谈。 + +　　△：（一）关于焦益文反对党的现行勘探方针问题？李：我是这样认识，如果当时石油总局或石油部的方针是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就没有权利反。（问：经没有经过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党委书记不清楚，谁清楚？既然不清楚，怎么又会在结论中叫作“党的方针” 呢？）是没有经过党中央或毛主席批准。那个方针就是主观主义。这条结论是定错。 + +　　：（二）关于焦益文“诬蔑各级领导同志”的问题。李：当时我的认识是，对省或中央领导批评，就是不妥的。现在认识到这条定的是错误的，各级领导并不能代表党。 + +　　△：（三）关于焦益文“企图攻垮局党委”问题。 + +　　李：对党委工作的批评建议是应当的，“企图攻垮局党委”这种提法是错误。 + +　　△：（四）关于“攻击诬蔑省委，企图为自己翻案，及说四川的党不民主”问题。 + +　　李：过去我也觉得李井泉骂人不对，时间长了就习惯了，也就没有什么感觉了，有时他骂两句，还感到亲切。我初到地质（勘探）处，焦益文曾给我谈论说，李井泉在省委会上哼哼哈哈，家长作风。现在我才认识清楚李井泉这个反党分子土皇帝的真面目。这条结论是错误的。 + +　　△：（五）关于“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问题。 + +　　李：在党的会议上，或按组织（原则）提出自己的意见，保留自己的意见，是一个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把工作中的分歧或会议上的争论，说成是“反对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是不恰当的。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 +　　△：（六）关于“反对与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的问题。 + +　　李：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过程中，当时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可能是有的，说不上反对与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这条的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 +　　△：（七）“以宗派活动手段，扩大地质与钻井的矛盾”问题。 + +　　李：这个问题不能成立。 + +　　△：关于对焦益文的分析结论：“焦益文长期以来， 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对党的监督十分抵触不满， 对省委五五年给其处分更怀恨在心，整风运动认为时机已到，明目张胆，猖狂向党进攻”问题。 + +　　李：以上七条结论看来，现在我认识，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所以这个分析结论基本上是错误的。当时我们也从各方面作分析，就是找不出为什么反党的原因。这条结论是经过好几次分析，才定的。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提问记录经化工厅《红造队》校对 + +## （四） + +## 李滋润关于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一日四川石油局焦益文通过磷矿指挥部革命组织要我说明以下问题： + +　　一、关于反对党的勘探方针问题。 + +　　四川的油气勘探方针问题，曾有过大的争论。记得当时一种意见以找油为主，以气为辅，积极找油，抓紧利用天然气；另一种意见，放着天然气不用，硬逼着找油，有如讲逼着公鸡下蛋，抬着鸭子上架。后一种意见以焦益文为首。当时鉴于国家迫切需要原油，国外帝国主义美国叫嚷什么：“中国根本上是一个贫油的国家，四川更是有气无油”，“气是废物”。国内一些资产阶级权威，如黄汲清也说四川是贫油论。因之，为了粉碎国内外舆论上的反动观点，保证国家需要原油的计划实现，我们曾和焦益文在这个方针问题上展开过一番大争论，以致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时，在处理他的问题上，曾列入首要一条。经过一年多文化大革命运动，我认为当时四川的油气勘探方针， 如果不是报经党中央、毛主席批准认可，而是石油业务部门提出，或某一个负责干部提出来，有不同意见，又是按组织手续，报请上级审议，不能笼统叫作反对党的方针。对于这一问题的具体看法，我在今年八月一日所写的材料上，已表明了自己的意见。 + +　　二、党员、干部对一些党政个别领导人员工作中的错误，提出尖锐批评，以至用书面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自己的观点和意见，我现在认为遵照毛主席教导，第一是“惩前毖后”，第二是“治病救人”，是完全正确的。至于有的问题涉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方面的反对意见，更是应该。（如对李井泉、薄一波、刘文珍等人）。如因此被定作诬蔑各级党政领导同志呀，企图攻垮局党委呀，攻击诬蔑省委呀，是不对的。 + +　　三、由于批评我担任局党委书记工作期间，开会多， 深入调查研究不够，了解实际情况少，说话开黄腔，会上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等毛病或错误，而被定作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集体领导原则，我现在认为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 + +　　四、在贯彻党对知识分子政策和执行党的干部政策上， 是存在不少问题的，但我现在认为叫“篡改”不恰当。 + +　　总之，在处理焦益文问题上，我认为遵照毛主席教导， 用毛泽东思想检验过去结论中有关问题，值得根据原材料加以核实审查。 + +　　由于我个人在石油系统执行李廖死党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文珍其它的黑指示，另行揭发，写好后交革命组织。 + +　　以上仅系自己有关的几点，加以说明，供革命组织研究。 + +　　 李滋润1967.12.14 日 + +　　李滋润说的问题是不够负责的，但也不能不承认一点。供参考。 + +　　 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队67.12.18 日 + +## （五） + +## 1968.3.29 日对李滋润调查记录 + +　　一、整焦的前后过程： + +　　最初是焦写了大字报（在小关庙），开始没有注意。提到我官僚主义不深入，我是触及灵魂，认为自己有官僚主义。叫党内外鸣放，党外后放。党内提出我接受，何千里却找我说焦有问题，我不认为对书记有意见就是反党。后王合林也找我谈焦不对头。后又贴第二张，何又找我谈， 是党内动员鸣放后（群众不放）后又提出，我开始脑子里想，我们动员群众鸣放，讲的虽事实，但群众不放，只有焦放，是否对过去处分不满，须研究。就向省委刘文珍汇报（当时列会汇报每周两次到一次）。第三次汇报后就叫整理材料（过去有几次汇报）。一次是掌握群众思想动态，第二次反映了些什么问题（材料排队，人头排队），第三次重点问题，第四次汇报就归纳焦几个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处分有意见问题、方针问题、鸣放当中问题。汇报后，刘文珍就认为严重，要整理出材料报去（根据六条标准和中央规定）。第五次嫌材料啰嗦，上不了纲。我说就是这个水平，请陈弘、吴志远帮助。记得陈弘、吴志远还在星期天去了一次（后来他说没去）。 + +　　记得当四次材料初步汇报后，问什么性质，局党委研究是右派言论，刘文珍说是右派，还是极右。厅局一级干部借整风鸣放，构成极右，最后是按极右报的（十二月二十七日报的）。 + +　　宣布“开除党籍”定“极右”的情况： + +　　我经常汇报是找刘文珍汇报，重大会议都是去的。办公会议有时其它人去。但确实记不起是谁这样决定，谁告诉我的并决定到西昌的，但我决不会没有人讲，我擅自宣布。 + +　　极右不是我提的，是刘文珍说厅局级问题这样严重的还不多，是极右，我们又把这个意见带回研究，也认为是如此。 + +　　开除一个党员党籍，应支部讨论，党委讨论，交省委批准。为什么不这样做，我是无权这样做的，是上级决定这样的，而我接近的上级就是一个刘文珍，我要好好再回忆证实。我宣布的，我不推责任。这样大的问题处理（如十一月就宣布了撤职，降低工资到 68 元等），决不是我也决不是当时的党委，我现在只能证实决定传达者是刘文珍。我能交待的人头只能是刘文珍。陈刚我没有直接联系。 + +　　刘文珍在小关庙去过两次还是一次，鸣放材料人头落实，正是大字报极少的时候。还有一次，刘在大会上讲过一次，发动群众鸣放。以后在一号桥斗争焦益文，是刘文珍又参加过一次，是一天还是两天。 + +　　在省委开会，都是刘文珍主持，有时陈刚参加，有时不参加。 + +　　在党委讨论中，党委常委和五人小组除我和何千里、王合林外，其它同志谁参加，党委会议记录可查。 + +　　对确定降低工资，撤消党内外职务，戴帽子，开除党籍，我是无权的，局党委也是无权的。我现在只能谈到刘文珍。详细过程我还记不起，交待不清楚。我任何时候我不推卸自己书记应负责任。 + +　　我汇报，材料整理上报，这些我都负主要责任。但开除党籍我无权决定。要旧省委批准才有效。是哪个决定的， 我只能交代个刘文珍，就象当时的“极右”一样，也是他的意见。 + +　　我三月底去焦家中，向焦宣布开除党籍，去西昌监督劳动，决不是我李滋润擅自有权这样干的，也不是局党委研究就能决定的。我只谈个刘文珍，现在我对这个详细过程还回忆不起，当时作为反映意见处理，我是负主要责任的。 + +　　这个问题，请允许我好好想一想，下个星期三上午弄清。 + +　　 李滋润（签字） 1968. 3.29 + +　　此系我队合同石油系统分团同志一起要李滋润交待的材料。 + +　　四川省级机关红色造反联合指挥部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队 1968.3.29 + +## 原石油局党委付书记兼监委书记 王合林 + +## 对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 +　　按：从这个反证材料看出，他们要比当年更加竭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是，王合林到底是哪家的人马？他的葫芦里一贯是装的什么？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道貌岸然的“革命领导干部”到底是站在哪条路线上？ 他现在在想什么？干什么？ + +　　焦认为四川没有油，只有气。四川不应当搞油，他学的是搞天然气。他刚来时搞气，后来又搞油。他的理论根据无非是他那一套名词。从这个论点开始，搞油他就不满意，国家给四川的天然气投资减少了，他就很不满意。 + +　　薄一波、李富春一起来川研究过投资，他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三字经我记不住了。上川中焦迟迟不上去。油气的争论在局里争论不大。我认为他是右派，上面的东西不执行，要找油不找， 要找气。再就是焦对省委一些人和石油管理局党委有意见， 焦与李滋润、何千里矛盾大，互相攻击。他很右，支持画画，把党委的人都画进去了。当时贴焦的大字报内容多， 有一张漫画，一大堆天然气，他睡在中间，只要油，不要气。 + +　　长纳集输工程，焦益文是对的。焦强调搞好再放，冒犯了张文彬，后来斗争了焦。这样处理是不对的。但这不是方针政策问题，而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这个焦是完全对的。 + +　　焦益文这个人家庭出身好，十四岁参加革命，没有上几天学，但很会写、能干、能写、能讲，焦定成右派与他家庭无关，人是变的嘛。 + +　　何千里这个人很坏，赫鲁晓夫一样，当时没看出来， 他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顽固。 + +　　李滋润出身富农，工作踏实，深入群众，不爱写，不爱讲。 + +　　一九六七年八月 日 查证记录 + +## 原石油局党委付书记（轻工厅付厅长）欧阳天同志 + +## 对焦益文问题材料 + +　　我是一九五八年来石油管理局的。焦益文的问题我是到了那里听说的。焦益文的问题比较复杂，1957 年被打成右派，他自己是承认了，写了检查并签字。当时给定他的第一条就是反党，对党制定的石油勘探方针不满。第二条是对党委的领导班子有意见，闹不团结。 + +　　现在看来，焦提的勘探方针是对的，有一系列资料可查。焦益文出身一个革命家庭里，就有一些自来红思想， 有些骄傲自满。石油局领导班子乌七八糟，净是些什么叛徒、历史不清、乱搞男女关系、鸦片烟鬼。比如李滋润， 原石油局党委书记，现化工厅付厅长，他接了一个老婆没有离又接一个老婆，焦就说他是陈世美，此人有历史问题， 曾脱离过革命队伍，是薄一波、阎秀峰直接下级，杜心源的学生，李井泉的秀才，刘文珍的好朋友、老同事。曾负责修李井泉搞兵变在金堂搞“磷矿”基地修的秘密铁路。比如王合林是个鸦片烟鬼，曾开除党籍，47 年又重新入党， 还当了个付书记，他根本不象个共产党员。焦益文就说他是鸦片烟鬼，因此他怀恨在心。张忠良是叛徒，36 年带枪被俘，现在当局长。付局长何千里，现在是石油学院的院长，隐瞒成分，自称放牛娃，一贯打击迫害干部，他出身大地主，岳父被枪毙，老婆是国民党大官的小姐，非党员， 三青团员，反而管党的文件。总之，石油局党委内部很乌七八糟。焦就反对他们，因此说焦闹不团结，反对党的勘探方针，这样上纲反党。当时处理案子的有陈刚、刘文珍、康世恩。焦写的申诉材料基本属实。 + +　　 欧阳天67.7.24 + +## 原局党委常委、局长 张忠良 + +## 《有关焦益文的查证材料》 + +　　我受“修养”毒害，过去对李滋润、何千里、张文彬都认识不清，对李井泉及其黑省委是绝对服从。我要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坚决支持把这个案子翻过来。因为： + +　　经过十多年来看，当初焦益文提的对勘探方针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一九五五年到四川工作，就听说焦益文对四川勘探方针曾争论了好几年，向中央、省委写过建议。记得李井泉还曾找焦去专门讨论。以后这些年还一直是这方针，那方针。后杨超提找气，石油部不同意，张文彬来会战又提开气找油……。 + +　　四川明明有气，为什么不开发利用？一九五七年薄一波大叛徒来“视察”，陈刚叫我去汇报，当时正巴九井的大火，我没有汇报完，他们就作了消减勘探投资一半的决定。就是焦的意见错误，也是为了找油，可以批评，可以解决，但根本不能叫“反党”。 + +　　过去我光知道实干，奴隶主义绝对服从，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稀里糊涂就是国家变了颜色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些问题不弄清楚怎么能行呢？ + +　　长纳“投产”，是张文彬为捞取政治资本。我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去实地检查过，管线没有全部吹扫试压， 气井不能开井，绝缘法兰漏气，打 1 井开了井出水……。怎么能在三、四天搞好？我提出说化工厂又不急等用气， 再突击十天半月完工不好吗？张文彬却有意把我支到成都搞钻头。现在看来，他就是嫌我在里面碍手碍脚。我当时一听说，就肯定他“五个一次成功”是假的，是捞资本。当时我也说他“示威性投产”。 + +　　阳高寺是局、部的五好样板，石油部叫日本、法国代表团去过。我在一九六四年也去过，根本没有看到有花草。工人管气井很严格，修了一点房子都是普通低标准的，他们却说成“和平演变”。 + +　　过去我对这些问题是糊涂，现在才明白李井泉就是利用一条黑线专门整不同意见。 + +　　张文彬、陈李中、郑浩干了很多坏事，实际上取消了党的领导。……不是文化大革命，还看不清楚。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查证记录 + +## 关于薄一波 57 年来四川消减石油投资问题 + +　　据我回忆薄一波是在五七年四、五月分来川视察工作的（据焦益文同志说是五七年五月分来四川的），那时也正是石油沟巴九井失火烧了七十多天以后不久的时候。我那时经常在下面跑，我回来啥事也 不知道。省委在电话上说， 陈刚（省工业（书记）部长）指示说：中央有一首长来四川视察工作，要了解四川石油情况，叫我去汇报，啥也没有准备。去了后，别的人我不认识，只认得陈刚、薄一波。中央领导只有薄一波，没有其它领导人。我把四川石油勘探情况汇报以后，薄一波问石油计划投资情况。我汇报了石油投资情况，很简单，具体数字记不起了。以后，薄一波又问了巴九井情况，我汇报巴九井气很大，失火烧了七十多天，损失很大。该井是苏联钻井队打的，他们到重庆过年去了，留下我们学习人员操作，技术上有些问题，又没有经验，汇报很简单。我汇报完后，陈刚就说，气打出来了，马上利用不上，而且技术上还有些问题（是说我们在勘探技术上有问题，还是省里在利用方面技术上有问题）。薄一波接着说：“看这个样，石油勘探投资可以减少一些（是勘探投资还是探气投资，原话记不起来了）。四川就是铁路、石油投资多一点。”当时我一听要减少石油的投资，如果投资减少了，四川的勘探工作如何安排？当时焦益文正在北京，我就给他挂电话说，陈刚书记说气打出来马上利用不上，薄一波接着说石油投资可以减少。要焦益文把陈、薄意思给部里汇报一下。如果真的是减少投资， 四川勘探工作如何安排，请在部里研究后定一下。当时， 在我思想上还是想争取投资在四川多做一些工作，这就是大致情况。 + +　　 张忠良 1968.4.15 + +## 原石油局党委常委、付局长 许培德同志 + +## 关于 57 年石油勘探争论及对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对焦益文问题的材料（1） + +　　我和焦益文都是付局长，党委委员。57 年焦益文打成右派时，我不在家，在基层工作。我对焦的看法是这样的： 焦益文在四川石油地质上，钻了些业务，因而产生了骄傲自满。平时接触技术干部多，在技术方面比较突出，谈不上政治挂帅。因而对李滋润有很多意见，认为李滋润不懂技术，不能领导。另外，据说在石油部开会时，石油部叫他在四川找油，他说是逼着公鸡下蛋。这也是一条理由。57 年反右开始时，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大字报，大意是写党委领导不得力，没有提到李滋润，实际上是写李滋润。还有些问题我记不清了，有的我不了解。他们整材料报省委后定为右派，以后石油局还斗过他，具体内容要找资料， 我不清楚。 + +　　对石油部方针上，局里有些同志有不同看法，对石油部的方针，当时如何提法，现在记不清了。至于他有没有反党言行，我记不清了，只记得上面情况。 + +　　我记得陈毅没有来过，薄一波也没有来过。 + +　　在处理和决定焦时，我都没有参加，参加的有何千里、王合林、张忠良、黄凯、李滋润。当时是报给省委工业部批的，当时工业部长是刘文珍、金石。金石很清楚，当时金石领导反右的，李滋润是领导反右的。 + +　　当时对石油方针在干部中是有争论，焦益文是强调气的，国家非常需要油。55 年是没有大庆，只有玉门，国内油很困难，部要求在四川找到油。当时川中的油还没有搞出来，川中是地台，石油部强调上地台。焦认为在四川找油希望不太大，强调天然气，利用天然气。地下东西看不到，必须经过工作。现在四川的情况也不是很清楚。当时在四川搞气已经清楚，但石油不清楚，曾展开过辩论，但是谁也说服不了谁。后来石油部强调找油，在南充打了三口井，喷得很好嘛。事实证明四川是有油的。 + +　　我个人认为，如果焦益文只是对李滋润和局党委有意见，而说了一些不恰当的话就定为右派，从现在看来，就有些问题。究竟是焦益文有意反对呢，还是工作上的意见问题，认识问题，这个问题要考虑。我不了解他究竟是不是反党，思想上怎么想的。我认为这里面有认识问题，也和骄傲自满有关，当时我就认为，是骄傲自满发展到突出个人的地步，但到底是不是个人主义发展到同党对抗，这个我没有根据不能下结论。 + +　　 许培德67.7.27 + +## 许培德同志对《焦益文同志有关材料》 （2） + +　　一九五五年八月到四川石油局，通过两年时间，我觉得他对石油地质特别是对四川石油地质情况了解得多。但， 焦益文同志确实也有骄傲自满情绪。从政治上说，他全家参加革命，他本人从小参加革命，这是好的。在党委讨论问题敢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五七年下半年我到基层工作直到五八年才回局，这时局对焦益文和李振斗争，据说他们的主要问题是反对石油勘探方针，反对党的领导。那时石油还很落后，焦益文同志认为气的资源比较现实，而且气可以直接代油使用，也可以搞合成油。对这个问题我个人看法是，石油部从国家需要油出发，以油为主的愿望是好的。但是焦益文同志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也是完全符合党的原则的。即使他的意见是错误的，也是党的原则完全允许的，而且他仅仅是提出他自己的意见。至于四川执行的方针，那都是由组织确定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反对 + +　　党的勘探方针。在党委会讨论问题有不同意见也是正常的， 是党的原则所允许的。如果说对党委讨论的问题有不同意见就是反党，那谁还敢提意见？所以也谈不上反对党的领导。如果某些人把自己化身为“党”，对他有意见，或局党委个人之间有意见，这都涉及不到反对党的领导。因此， 我认为五七年对焦益文、李振同志的定性，是李廖死党对他们的陷害，应该重新考虑。 + +　　许培德67.12.10 + +　　省红联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队（审） + +## 原石油局党委常委、工会主席(省建局政治部付主任)王爱中 + +##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一） + +　　焦益文是搞地质的，我是搞钻探的，钻探处工会主席， 是 54 年、55 年。56 年成立勘探局。焦搞地质处长，在合并后，焦与何闹过不团结。省委去解决这个问题，焦受了处分，我们当时有个感觉，好象他们互相瞧不起。勘探局成立以后，他对四川油气问题发表了看法，当时认为散布一些悲观情绪，四川没有油要找气，找油是逼着公鸡下蛋。还说过曹植的七步诗。他当时主要还是技术问题。如果说是工作上的探讨和争论，那就不能定为右派。现在也很难说有没有政治背景。当时还有些言论，他说过一些话，好象是右派言论那方面的。他瞧不起何千里，认为何不懂技术。和技术干部拉拉扯扯，还在底下说过什么，当时对石油部方针有违背，不贯彻执行上面的指示，自己搞一套， 大部分是这些。生活作风方面有些问题，不艰苦。他家都是共产党员，很早参加革命，当时有人说为什么这种人会成右派？定为右派的条件： + +　　油气方面发表的东西与石油部东西有抵触。 + +　　有过一些三字经，诗等等（但我没有看过，想不起来了）。 + +　　具体想不起那些东西了，究竟是四川搞油、搞气，现在还说不出来，当时是作为领导来说，不应下结论，散布悲观情绪。 + +　　现在新眼光来看，哪些对，哪些非，要重新研究研究。可能当时焦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否则 + +　　不会定为右派，当然还要看材料真实不真实。 + +　　 王爱中1967.8.5（查对记录） + +##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材料 （二） + +　　五七年我为局整风领导小组成员，但对焦益文问题我没有参与，记得只参加过一次机关干部批判会，当时批判的主要问题是仅仅所谓反对石油部对四川石油的勘探方针，油气关系，我是外行，弄不懂，没有发言。为此在一次党委会上受到了（王合林）的点名批评。不管怎样，我作为一个领导成员，也有一定责任。现在看来，需要重新审理。 + +　　我认为制定工作方针，既要根据国家需要，又必须按照实际情况，既需要又可能，不能片面地只从愿望出发 。另外制定方针也必须是群众路线，有不同意见提出来完全是应该的。结论上把建议说成是“带有纲领性的反党文章”，作了主要罪状，我认为是无限上纲，混淆黑白，是刘、邓、李、廖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 + +　　“攻击诬蔑各级领导同志”的问题。我认为对局党委、省委、石油部某些领导人有意见，提出批评，这不是诬蔑， 是帮助。批评的三个主义，某些领导人不但有三个主义， 而且还相当严重，有少数而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分子。从当时局党委某些领导来说， 个人独断专行，不民主，不走群众路线是比较严重的，对书记有意见就是对党不满，听书记的话，爱奉迎吹捧就是好干部，特别是何千里表现最突出。现在事实证明焦益文的批评是正确的，不是过分而是不够。 + +　　对“企图攻垮局党委”问题，主要是说局党委会议而不决，决而不行，会议时间长，大刀斧把会减。这些批评是正确的。当时不只是焦益文一人有意见，而且都有同感。开会太多太长，疲劳不堪，开会打瞌睡，效果不好，李滋润不但不接受，反说：“我们的工资都比别人多嘛！”以此来表现他的辛苦。 + +　　说“攻击诬蔑省委”问题，主要是说“四川党不民主”。四川的李廖死党不是不民主，是根本没有民主 ，他们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敢给他提意见？有多少同志提了意见受到打击陷害，不是很清楚吗？ + +　　还有“扩大地质与钻井矛盾”的问题，当时确实有矛盾，打探井应取地下情况，当时却只追求进尺。当时石油部，局都制定了不少鼓励进尺的各种奖励制度，这才是扩大矛盾的要害，而不能反嫁祸于焦益文身上。 + +　　仅从以上几个问题，提出个人意见。 + +　　 王爱中1967.12.14 + +　　原局党委常委，地调处长 孟庆瑗 的有关交代 + +　　焦益文反对勘探方针的问题，勘探方针是要经过大家讨论的，现在看来，不同意石油部的勘探方针，不能算反党。勘探方针经过实践证明，当时我们有奴隶主义思想， 只认为上级决定的，就不能提意见。 + +　　当时焦李反党联盟的根据主要就是“反对石油部的勘探方针”。 + +　　 孟庆瑗1967.11.24 + +## 第四部分 原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当事人的查证材料 + +## 关于长纳管线投产问题 + +## 张文彬 + +## 一、为什么要在六五年十月间投产？ + +　　长纳管线主要是为了配合泸州化工厂用气而铺设的， 在管线铺设之前，国家计委曾几次催泸州化工厂投产，泸 + +　　化多次说，气未送到不能投产，国家计委也曾催过石油部叫快搞管线（这情况石油部康世恩，张定义都知道些情况）。在四川成都开三线建设委员会时，化工部付部长张珍也向三线建会提出此问题，当时他们已定了大概是六六年五一投产，要求我们气必须在六五年送到。当时我也参加此会议，我和张珍当面讲：好，我们十月把气送到，不误他们试运转。我们为了保险起见，积极突击长垣坝到纳溪管线。 + +## 二、关于管线投产问题 + +　　长纳管线在十月间施工完毕，我们又派生产付指挥郑浩和设计人员，川南气矿共同检查，检查后回来向我汇报 + +　　（我当时就在泸州气矿）。 气矿焦益文提出些问题，具体问题我记不准确，大约主要是某几个阀门漏气，某些焊口还需要加焊，最后提出留点维修工等。基建付指挥李芳白也在场，我要他们再修理一下。我当时批评了焦益文，我说：有些问题投产以后生产单位还可以再搞，不能什么都要求基建单位。维修工问题，生产单位派人，让基建单位帮助训练一下。 + +　　当天晚上半夜多了，焦益文和基建科长张道霑报告说， 管线试压时爆炸了，还打伤了人，郑浩等立即赶到现场查看没有此事。以后，我批评了焦益文和张道霑，他们也说听人电话上讲的，没有查清。我批评张道霑当官做老爷， 自己不去亲自看清楚乱说话。 + +　　以后又检查了几天，试压合格后，就正式决定了个时间开大会剪彩投产。投产的那天请了泸化工厂代表，省委杨超、有我，附近的职工也参加了大会，在大会上基建代表向气矿交了投产验收资料文件，有设计代表签字，有验收的代表签字，这是正式的投产文件，这个文件川南指挥部保存得有、基建指挥部也保存得有。 + +　　验收的数据我记不清了，在移交文件上都有记载。 这件事情的前后经过，是付指挥郑浩，基建付指挥李芳白他们直接经办的，他们了解比我清楚。三、关于对焦益文的批判 + +　　焦益文是过去打成右派的，以后又摘掉右派帽子做川南气矿付矿长。这一段是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办的，我未来四川不清楚详细情况。 + +　　在六五年十一月搞冬季整训，这次冬季整训根据石油部康世恩的指示，按照“四清”精神进行。所以在冬季整训时学了头十条和二十三条，川南机关对领导干部提意见， 大家对焦益文意见大，主要集中在阳高寺气田管理上推行修正主义的一套管理方法： + +　　1、大搞美化，井场周围栽三层树，而且是几十种不同时间开花的花草花树（当时职工叫奇花异树）井场的钟表都要“三五牌”的，而且是半小时打一次的，其它如桌子等都要一样的油漆桌子，房子要重修成砖瓦房等（原来是小草房）。 + +　　2、冬天上班工人要买暖水袋暖手，还要买护耳器。 + +　　3、在此影响下，女工人生活上百般讲究，有个女工人有十多种鞋子。 + +　　还有很多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 +　　外矿也有很多反映，隆昌矿区反映说：“能看得起学不起”。 + +　　一个老工人的女子在那里工作，生活上变得百般讲究， 那个老工人把他女子狠骂了一顿。 + +　　当时机关井队意见很大，整训时批判了焦益文，在阳高寺开了个现场会。冬季整训后，焦益文就下放现场劳动去了，继续改造思想。 + +　　当时在川南负责搞整训的是我们干部部长魏玉晶，以后陈李中也去了几天。 + +　　川南负责的是马文林、董金壁。这就是当时的大致情况。 + +　　 张文彬 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 +　　按：张文彬当够了婊子，又在这里大立牌坊。不料想， + +　　我们将更可从他所谓“检查”、“验收”、“签字”、“移交” ……，通篇鬼话中，去认识这个大叛徒薄一波宠儿的庐山真面目。 + +## 张文彬对焦益文批评的交待 + +　　焦益文过去被打成右派，这是我来四川之前就知道的。我来四川会战后，焦已摘掉右派帽子在川南任付矿长，对焦益文因为什么被成右派，以后又是怎么摘掉右派帽子， 我都不了解详细情况。 + +　　我来四川会战后，第一次接触就是六五年长纳管线投产，在十月分，焦和夏云昌、李芳白还有设计院代表，汇报过一次长纳管线工程。焦益文对管线质量提出了很多意见，这是对的，也有些是实际上有困难。如，当时提出沥清针入度不够标准，这是从外面调运来的。当时不用就没有了（按：这个问题发生在张文彬来四川以前，管线防腐层针入度而不是沥清针入度未达到设计要求，设计单位向石油部提出后，石油部却用降低设计标准的办法来达到“合格”。这个问题根本未向张文彬提出过）；有些管线闸门等都是从各个库房收集代用的，这些不合标准的东西代用了。我当时知道我们材料上是有困难的，所以我没有多说，只是把能办到的，没有做好让基建再修理一下。以后让张忠良同他们一路检查。当时提出有几十项需要修理完善的，大概也有十几项是属于材料质量规格的问题，也有些是投产后继续完善的。以后焦益文提出维修队伍问题， 我叫川南派人，基建负责培训。在这次会上，我对焦益文批评过，我说大家都是办的一回事，不要以为你们是甲方， 基建就是乙方，好像乙方对质量上不负责，有些事情你们也可以一块协同着搞，不能什么都等人家搞得齐齐备备的。焦益文说，他们搞完后一拍屁股就走了，我们找谁？我说， 那不行，基建指挥部要负责到底（按：根本没有这样一次会议）。在这次会上，我认为焦益文过分不信任基建指挥部， 而且还有设计代表，是在现场一块参加劳动的，有些问题设计代表并没有提出意见来，所以我那时错误地认为焦益文给基建指挥部为难，这是我的错误看法。 + +　　另外一次，是十月二十九日晚上，本来已决定十月三十日开投产剪彩大会，二十九日晚上焦益文报告马文林说管线爆了，明天会不能开了（按：焦益文未向马报告），马文林和我讲了，我当时很发脾气，我说，不行，会还要开，连夜突击。叫马文林他们下去检查，以后来说没有这回事， 是一个地方刺破了，一个老工人当时就修好了（按：马文林从未到过现场）。在大会开完后追查这事情，焦益文说是听气田科长张道霑和他讲的（按：无此事）。以后又叫来张道霑，张说是一个技术员电话讲的（按：无此事，张进门就被其撤消科长职务），叫技术员来问，技术员说，没人这么说。我就很发脾气。我说谎报情况，你们是不想让投产， 狠训了一顿，把张道霑科长的职撤了。对焦益文很不满意， 觉得发生了问题你也不去看一下，就这样向上一推，给我们出难题。 + +　　以后就是冬季整训。开始一段是给川南领导提意见， 这一段我未参加，是听陈李中和魏玉晶给我汇报的情况， 说大家对焦益文搞的阳高寺意见很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 +　　1、在气田栽种四季花木。要栽五层，要栽成四季开花的，究竟是搞气田还是搞花园？又说搞得特殊得很。在值班室都要买油漆桌子， “三五牌”闹钟，还要半小时打一次的，是为了检查压力方便。把草房都换成了瓦房，要买鸳鸯暖水瓶等，据说都是为了规格化。 + +　　2、为了练严细作风，在井场撒大头针让大家捡，看捡回来多少就是收获率百分之多少。 + +　　3、推广过阳高寺气田经验。隆昌工人反映阳高寺气田经验说能看起学不起。 + +　　我们听了这些反映，也未查证是否真是这样，还是有夸张的地方就偏听偏信，说这是往修正主义道路上引，这不是勤俭办企业，这种现象要反。陈、魏策划了在阳高寺开现场会，批判这种现象，以后是魏玉晶主持开的现场会， 我未参加。就这样批判焦益文，我没有定什么性质，就是批判他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搞修正主义的东西。冬训后， 认为他没有改造好，下放劳动锻炼。 + +　　焦益文这个问题，我在整训工作会议上举例讲过，在六六年三月东营会议上也举例讲过，他搞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过去是右派，现在又搞这个，认为他是没有改造好。 + +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八月分又把焦益文、安增彬、廖超提出来，交群众批判斗争，做了我们的替罪羊。 + +　　这是我对焦益文迫害的前后情况交待。 + +　　 张文彬68.2.21 + +## 最高指示 + +## 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 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 + +　　张文彬 对搞“奖金挂帅”的答复所提问题如下： + +　　一、当年钻探局推行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的后果。 张：我是一九五三年上半年从部队转业就担任了钻探局长。这个钻探局是归石油总局领导。我那时刚转业，对企业的一套东西根本不懂，在钻探局所用的一些工作制度， 都是过去西北石油管理局所制定的一些东西，这些制度的来源：一部分就是源于甘肃玉门油矿。因这个矿一解放就是在中国比较老的油矿；另一部分是来源于苏联，那时， 各个工业部门都有不少的苏联专家。在制度方面有不少所谓专家建议，那时执行专家建议是一项专门任务，谁不执行就不行。 + +　　钻探局是新成立的单位，所用的制度都是来源于这两方面，物质刺激，奖金挂帅确实不少，如“超额任务奖”、“年终奖”、“加班费”、“发明创造奖”、“节约油料奖”、“节约钻头奖”等等。总之，凡是做好一件事情都用钱来奖励，大搞物质刺激。 + +　　我们开始转业不习惯，也曾经提出过意见，但当时旧的习惯势力和一些苏联专家都认为我们是一些不懂办企业的人，因此，我们的意见也行不通，以后我们也就习惯了， 也就这样做了。这个物质刺激和奖金挂帅腐蚀着工人阶级队伍，它严重地冲击了政治挂帅，使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不能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顺利进行，而是沿着苏修的修正主义路线走下去了，这个后果是严重的，这样下去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 +　　二、焦益文针锋相对地批评竟定成“用宗派手法扩大地质钻井矛盾”的反党大罪，到底谁在用资本主义手法扩大矛盾？四川是谁？谁才是真反党？ + +　　我在五五年下半年钻探局撤消被调到新疆石油公司工作，一直到 60 年大庆会战。焦益文是怎样定成“用宗派手法扩大地质钻探矛盾”被打成“反党”的，我不清楚，我那时也不认识焦益文。五五年下半年后是张忠良任四川石油勘探局长，黄凯当时任（7 个字不清） ，焦益文是归他们领导。 + +　　三、勘探方针建议是对党的负责还是反党？十年实践证明什么？为什么打成反革命？ + +　　焦益文同志当时提出什么勘探方针我不知道，如果是一九五五年以前提的，关于这一方面的工作是地质局负责， 当时地质局长是张俊（现石油部监察组长）。如果是一九五五年以后提的，石油部的康世恩、燃料工业部时期的李人俊知道。我那时是新疆石油管理局长，所以这些情况我不清楚。 + +　　我是在一九六五年来四川会战之前，在一次会议上听康世恩讲过焦益文是右派，当时没有说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 +　　 张文彬 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 +## 原四川石油会战领导小组付组长石油部基建司长 陈李中 + +## 关于长纳集输管线投产问题的交待 + +　　焦益文在长纳投产时的问题，我不在，我在北京。事后我听他们讲 ，张文彬当时在长纳工程批评了焦益文。焦益文当时在长纳工程就搞什么甲、乙方。强调甲方乙方， 不搞协作。发现工程质量有问题，自己不修，一定要基建单位来修。当时张文彬批评焦益文，说他搞的这一套不是会战作风，走修正主义的一套。焦曾有一次在点火通气前一天晚上，报告说管线破裂，然后一查不是此事，当时就说他谎报军情，破坏建设破坏投产。 + +　　搞冬季整训时我在，还有魏玉晶等人。整训开始也是大呜大放，十二月二十九日时康世恩从重庆来，我向康世恩汇报川南整训情况，当说到焦益文的问题，康世恩说： “焦益文是大右派，摘帽后才提为付指挥”。接连几天的汇报（一月一日），张文彬都在场，在一月一日汇报会上，张文彬还插话说焦益文在长纳集输管线的问题。因此，康世恩随众说，焦益文最顶部长，是资产阶级的高级作品等。实际康世恩同意我们冬季整训的作法。 + +　　实际上冬季整训整焦益文早就定了的。在长纳管线上， 张文彬就在大会小会上点了焦的名，说：“决定点火焦又说不（2 字不清），组织点火供气”，就是有意破坏“投产”（ 大意）。阳高寺气田（缺 3 字）是决定整他大搞的，以后揭发出来的。 + +　　阳高寺气井六四年曾树为模范井，十面红旗中的一面。当时他们井队有个焦永兰，学习主席著作，技术比较熟练， 对井下情况了如指掌，井管得很好。当时听魏玉晶讲，焦益文当时在井上搞绿化，搞花花草草，搞和平演变（秦文彩插话，六四年树为模范井，当时我在川南时了解到，看到他们财务处开的单子，有几种花草，就曾在局里电话会议非常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说他们这样把职工引向何方， 当时并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观念，我们去时，阳高寺的工人的作风有些不好，后来经过五好竞赛逐渐转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十月分，会战领导小组就有了十几个死老虎， 其中就有焦益文。整理材料的是政治部主任刘捷搞的。材料的整理从他的历史到现在。说他的父亲是国民党的，后来形势大势所趋参加了共产党，他当区委书记就枪毙了一个警卫员，以后当付局长，已不在找气找油的问题，一直联系到长纳管线，阳高寺，当时批判他是打死老虎，不是想在他身上捞什么。 + +　　简单如此，我将再写一个材料。 + +　　 陈李中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 +## 关于焦益文情况的材料 + +　　六五年川南泸州长纳输气管线张文彬限令要在国庆节前竣工投产，并把基建指挥部和泸州气矿统一组织起来共同完成此任。气矿是由焦益文参加。当时据说焦益文强调甲乙方，强调由施工单位负责搞完，他只负责验收，因此对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组织收尾投产的布置（直接由会战指挥部郑浩负责组织指挥）采取消极态度，诸多推脱，诸多刁难，挑出毛病又不积极协助施工单位解决，投产准备也不积极进行。他认为根本不可能投产，郑浩他们给予批评也不改变，在投产的前一天焦报告说某地管线突然爆炸， 根本不能投产，经查无此事。全是他们谎报军情，使之不能按期投产。张文彬已约好省委杨超参加点火典礼，所以知道此情况后大发雷霆，在大小会上都大骂焦益文破坏会战，破坏投产。此情况（3 字不清），因为当时我没有来会战。六五年十一月，冬季整训开始，由于焦益文被张文彬点名批判，大呜大放揭发中又说他在阳高寺采气队大搞修正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搞花园式井场，财务上揭出来的报销单中买有几十种花草，什么四季花、夜来香……， 还说用盐酸除草。把原有土房子推倒盖起庄园式房子，要给工人护耳器。房子有点漏也不修，要维修工人帮修，一些青工人好玩好吃，鞋子十几双，穿花衣裳上班。有一个老工人谢子才的女儿变得特别严重，所有这些都是焦益文搞修正主义腐蚀工人队伍而产生的。据说，原来这个队是“红旗队”十面红旗之一。队长焦永兰是很好的红旗手。因此在冬季整训期间魏玉晶和（2 字不清）主持大小会议对焦益文进行了多次批判，还组织阳高寺工人进行控诉，组织物资展览。冬训完后不久，下放劳动。 + +　　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左右，康世恩、张文彬到泸州， 我在汇报中谈到焦益文问题，张文彬插话说他破坏会战， 破坏长纳管线投产，搞修正主义。康世恩很生气说为什么又把这个大右派提起来当付指挥还管生产？他指着马文林、董金壁说：“你们就是不抓阶级斗争，一怕歪风邪气， 二怕焦益文” 。并同意冬季整训对他的批判。 + +　　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概在八月底，在红村由张文彬主持的一次领导小组会议上点出战区一批死老虎， 拿出来斗。以此来装所谓斗争大方向，并在红村赤卫队成立的誓师大会上由杨文彬代表领导小组点出了这批死老虎，其中有焦益文。九月下旬，我亲自布置川南矿区要组织对他进行批斗。除冬季整训揭发的问题加深批判外，主要着重从历史上，说他一贯反党，犯错误，并不是革命家庭出身，说他父亲原是绅士之类，迫于形势投机参加革命， 焦当区长时曾报复枪杀通讯员，违法乱纪，解放后当军代表就蜕化变质，五七年又被打成右派。就这样用大字报逐段历史进行批判。历时一月后最后宣布撤职，下放劳动。 + +　　这是我所了解的过程。 + +　　 陈李中六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于红村 + +## 最高指示 + +##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 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 +##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交待 + +　　六五年冬我根据张文彬这个大坏蛋的黑指示，在川南泸州气矿负责领导冬训，把气矿的付矿长焦益文同志作为重点来进行批判斗争，实行政治迫害。我们搞的所谓冬训， 就是推行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贩卖桃园经验的一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诬蔑焦益文破坏长纳管线投产，对抗张文彬，要把气田科搞成独立王国，与矿区分庭对抗， 对抗领导小组，对抗首长，破坏会战这个罪名，是这样强加在焦益文同志头上。十月分，张文彬为了要捞取政治资本，欺骗周总理，压化工部，不顾工程能否完成，不顾工程质量，一定要在十月底点火投产开庆祝会，并伙同三反分子杨超来参加开会。为了实现他这个卑鄙不可告人的目的，就强行贯彻张文彬这个黑指示，他还决定成立统一指挥小组，由二鬼子郑浩挂帅当组长。有施工单位夏云昌、李芳白，生产单位焦益文等人参加组成。泸州气矿为了要百年大计，质量第一，在收尾工程中一定要保证质量，把收尾项目做完，按验收程序验收，但施工单位主要是二鬼子郑浩，他们为了赶时间，抢任务，完成张文彬按期点火捞取政治资本的黑命令，所以有忽视质量，忽视收尾，弄虚作假的情况发生。气田科，焦益文他们就提出抵制。说我们是搞生产的，如果你们不搞好质量，搞完收尾，我们就不接，不然马马虎虎接了，你们一走，将来出了问题找谁呀！因此就发生一些争执。本来焦益文同志他们是坚持原则，按国家规定竣工验收原则进行工作，是正确的，并没有错误。但二鬼子郑浩向张文彬作了汇报，说气矿气田科焦益文、张道霑他们不执行部长的指示，强调甲乙方的关系，无视会战统一指挥，消极抵抗，各行其是，对抗领导，破坏长纳管线投产，于是张文彬就不顾客观事实真相如何，认为触怒了他土皇帝的尊严，小小一个气田科，焦益文就敢对抗我部长，破坏我捞取政治资本的会议，于是就大发雷霆，在大小会议上大骂气田科，焦益文，张道霑他们，对抗会战领导小组，破坏长纳管线投产，破坏会战， 特别听到说气田科他们（或者说是焦益文，记不清楚）谎报军情，说有一处管线爆炸着火，认为他们更有意破坏点火投产庆祝大会，说要撤他的职。就是这样颠倒黑白，无中生有，把上述这些所谓罪状强加在焦益文身上。上述这些情况，因为我当时没有在，是根据张文彬、郑浩、夏云昌等人汇报的。 + +　　我们是怎样在冬季整训中策划布置对焦益文进行批判斗争、实行政治迫害的？ + +　　在冬季整训开始之前，张文彬就传达过康世恩他们对有关四川如何进行冬季整训的黑指示说：“这次冬训很重要，一定要舍得拿出时间来，下定决心把生产停下来，搞它几个月。所谓要以四清精神，抓阶级斗争为纲，把队伍整好，把领导班子整好，明年好正式开始会战，把不符合所谓会战的思想、作风、歪风邪气进行整顿”（大意）。所以在泸州气矿冬训开始前由张文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有我、魏玉晶、马文林等参加就决定在冬训中要很好批判焦益文、张道霑，整顿气田科，抓住典型，把气矿机关的所谓歪风邪气压下去，根据会上定下的这个黑调子，我们就开始策划布置了。 + +　　第一步，要作好一个冬训动员报告。原来马文林他们已经作好了一个动员报告草稿，向我和魏玉晶作了汇报。我们觉得这个报告太平淡一般化，没有列举出机关形形色色的所谓错误思想，错误作风，歪风邪气的典型事例。特别没有把一些重点人点出来，不够劲。要求按此重新修改， 并确定把焦益文、气田科名单点出来，把所谓破坏长纳管线等事实抬出来。修改的报告是由马文林作的，我和魏玉晶都参加了这个大会。在这个会上，我们觉得马文林报告作得不够有力，我和魏玉晶都赤膊上阵，大讲气田科焦益文、张道霑等所谓罪状，制造與论，煽动蒙蔽，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他们。 + +　　第二步，在党委扩大会议上对马文林、董金壁等人施加压力。冬训一开始是党委扩大会和群众所谓揭发结合进行的。并以党委扩大会来带动各科室揭发会。我在党委扩大会议上曾说：你们川南机关的不少，根本的就是你们党委，特别是你马文林，董金壁不抓阶级斗争，不敢和各种思想作斗争。你们重用焦益文，还给他搞了一个好鉴定， 他们在搞独立王国，想搞第二个矿党委，想把气田科管生产搞成自己系统，你们都不察觉，不斗争。他们对抗领导， 破坏长纳管线投产，你们不批评，不斗争，你们的原则性哪里去了？你们党委很好检查，多揭发焦益文的问题。在我们这样颠倒黑白，夸大捏造地施加压力之后，党委就连续不断地对焦益文进行无中生有的围攻批斗达一、二月之久。 + +　　第三步，在各学习小组汇报会上，在大小会上我都煽阴风点鬼火要大家起来揭发批判焦益文，在群众中进行與论。所以就这样上下夹攻，大小会结合，对焦益文围攻批判，开始时还是我们从上而下点出来的所谓破坏长纳管线， 气田科搞独立王国的问题，跟着我们定的调子在那里进行重复批判。 + +　　第四步，从财务科揭发出焦益文批的买花草种子事件中，把焦益文的问题逐步升级扩大化。我们说他是在阳高寺采气队那里搞和平演变，腐蚀职工队伍，搞修正主义那一套，归纳起来有如下所谓罪恶： + +　　〈1〉建设所谓庄园式井场，砖围墙围起来，象地主庄园围墙一样，隔绝工农关系，腐蚀工人队伍。 + +　　〈2〉花园式井场，在井场上大种奇花异草，什么四季花、夜来香等好几十种，应有尽有。 + +　　<3>创业起家的草房子、土房子不要了，不住了，有些推倒了，重建砖瓦房，丢掉了艰苦奋斗传统。 + +　　<４>大搞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资财，以搞规格化为名， 要置清一色的特光漆办公桌，三个五的钟表，鸳鸯牌的热水瓶。 + +　　<５>井场上用盐酸除草，提出要给工人买护耳器，为了好看，管子的油漆刮了又漆，漆了又刮，劳命伤财。 + +　　<6>提出技术挂帅，技术第一，培养一个算盘为尖子， 说要走焦益文的路（或者是要走铁算盘这个人的路，记不清了）。 + +　　<7>说在这样腐蚀下采气队工人歪风邪气，讲穿讲戴， 好逸恶劳成风，有一个女同志有十几双鞋（魏玉晶说他看到的），上班穿花衣服，形形色色，资产阶级思想泛滥。说一些人定了五年计划，第一年皮鞋，第二年手表……。说这些都是焦益文搞的修正主义的结果。 + +　　以上这一些所谓罪证，是真的还是假的，是别人干的还是焦益文干的，是否带全局性的，或者已经改正了的， 或者是生搬硬凑捕风捉影的，我也不调查了解，查对核实就一股脑儿颠倒黑白，随意上纲，都加在焦益文头上。我们就如获至宝，马上策划布置川南政治部主任刘捷派了一个宣传科长，亲自到阳高寺去所谓“发动群众”，挑动群众说：焦益文在你们这里搞修正主义、搞和平演变，你们受腐蚀了，上当了，赶快起来和焦益文划清界线，不要上当，勇敢的起来揭发，控诉。强迫这些工人同志们在我们蒙蔽挑动下，就都奉命起来，所谓揭发控诉。我们看条件成熟了，就在矿区召开大型控诉会，并举办所谓演变的实物展览会，阴谋要把焦益文搞臭搞透，这样的会大概开过两次。经我们这样策划布置，反复斗争迫害他，最后在一九六六年一月下放劳动改造。准备六六年冬四清时再作最后解决处理。 + +　　以上是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批判，斗争，迫害焦益文的经过情况。 + +　　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召开了，十六条公布了，张文彬这个大坏蛋从北京开会回来，不但不检查，纠正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下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相反的继续坚持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抗十六条，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 耍阴谋，放暗箭，转移斗争目标，企图保护一小撮走资派蒙混过关，因而在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由张文彬主持开会抛出了一批所谓死老虎，假老虎来，挑动群众进行斗争， 以转移斗争大方向，作替罪羊，保护我们这一小撮。这批人中，就有川南的焦益文。并在第二天，八月二十八日红村召开的保皇军，赤卫队成立的誓师大会上，由杨文彬代表黑会战领导小组点了出来。 + +　　九、十月分，我两次到川南都亲自向刘捷进行了黑布置，要迅速把焦益文弄回来斗，因为焦的问题，过去斗来斗去，就是那些无中生有强加在他头上的问题了，群众并没有提出把他弄回来斗。而他们则假说根据群众要求，要把他弄回来批判。因此，新的批判、斗争、迫害又开始了。但是批来斗去还是那些问题，群众也厌倦了，于是我又策划新的黑布置。我告诉刘捷从历史上来清算他，解剖个所谓老干部，入党二十多年是怎样一步一步蜕化变质走向反党，变成右派的。于是就组织专人查阅焦的档案，从批驳他不是革命家庭出身开始，（说焦自称是革命家庭出身，我们要先揭穿他的底，因而硬说他祖父是伪军官员，父亲在青岛由于害怕敌人，投机跑到解放区的等。）到当区长枪毙警卫员搞阶级报复，受处分后对党不满，解放后当军代表与资本家吃吃喝喝，被糖衣炮弹击中。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直到分析批判到会战开始，破坏长纳管线投产，破坏会战，搞修正主义。并要他们写成连续大字报，逐段批判。经过这样策划批斗，认为差不多了，最后于十月分才宣布撤职处分，但撤销他付指挥职务并未经正式报请石油部批准。我擅自决定宣布的（自认为过去康世恩、张文彬都说过要撤他的职，而实际上也下放劳动了）。这完全是非法的。 + +　　补充一段：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底，康世恩、张文彬到泸州，我向康汇报了冬训情况（即上述交待的那些情况），康世恩这个大坏蛋说：川南马文林、董金壁不抓阶级斗争， 一怕焦益文，二怕歪风邪气。并说焦益文是个大右派，你们为什么又提起来当付矿长呢？焦益文搞花花草草是低级作品，搞修正主义作品才是他们高级作品。他这反对部领导，你们批判得很好，要把他搞透搞臭。所以对焦益文的批判斗争和迫害就更加凶了。 + +　　以上是我的初步交待，将继续检查交待，再一次向革命同志，向焦益文同志低头认罪。 + +　　焦益文同志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应该平反，彻底翻案，认真地批判我们的罪行，肃清流毒。 + +　　 认罪人陈李中六八年二月九日 + +## 原四川石油会战付指挥 郑 浩 + +## 关于长纳集输管线投产问题上对焦益文迫害交待材料 + +　　长纳的施工和设计我没有来。投产时到了泸州，开了一个技术投产会，大约是九月底十月初。主管投产的是夏云昌，他检查管线，张文彬指示要开个大会。这个工作是张忠良抓的，有三个情况： + +　　（１）为技术座谈会壮大声势。张文彬主持，地质人员都去了，各井队也有人。张文彬说长纳要完成了，快通气了。 + +　　（2）泸州化工厂要气，他曾向张珍吹过，哪天投产， 他履行了诺言。还要树基建队伍，夏云昌直接向张文彬作的汇报。 + +　　（３）基建与生产有关系：基建已经完成，生产单位不接，当时要投产。我从纳六井到长三井走马观花看了一下，当时我的思想是官官相卫，认为夏云昌同意了的就没有什么问题了，同意那天投产。焦益文与基建单位矛盾很大，焦说沈一井的管线崩了，结果没有此事，我们就批评了焦，说焦投产时就说这说那。焦与基建系统是有矛盾的， 付三井的锅炉问题，发热不够，放在露天中，二是集气管线上的争论，我没有处理。我的任务是抓投产，是突然派我去的。张文彬的命令不能违背。二十七日我去看了一下回来，二十八日就与焦等人一起去了，在我去之前是张忠良抓的，我就在投产前一天去的，去了一天多。五个一次成功的材料，是夏云昌、李芳白汇报情况时总结的。夏云昌给我们说是五个一次成功，我就讲了要对外口径一致， 生产和基建要一致。在生产基建会议时我说了这个问题， 还说管线施工是个新问题，可改可不改的不改，要改的要当夜改完。以后提给设计单位改。 + +　　试压时我没有参加，他们说试到了设计标准，我也不知道。竣工图纸当时没有做完，我说竣工图纸以后补，先把设计图纸整理出来全部移交，没有说要做一个漂亮盒子， 里面装什么图纸，草纸等。拨压力表的事我也不知道，当时我在纳溪。那些事是夏云昌管的，那天下午（十月二十九日我路过纳溪集气站看见是２５公斤），以后怎么升的压，升压系数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 +　　当时我听人家汇报达到了标准，听说输给化工厂的气是 60 万方。阴极保护站当时没有看见，他们也没有汇报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向上报，是否往石油部报了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国家计委是否来检查过这事。 + +　　我去主要是检查，布置开大会，写大标语，安排人，竣工交接仪式。还布置了鸣炮九响。我说了要把声势搞大点，新影厂的摄影师也去了。李芳白的竣工报告我没有看过，给杨超介绍情况我没有参加。在外面布置开投产大会。当时杨超住在泸州化工厂，我在纳溪输气站。杨超是由马文林联系接来的，所有的事都是张文彬、夏云昌在泸州化工厂定的。 + +　　在投产以前，我一直没有看见张文彬，开完大会回到泸州，向张文彬汇报了投产情况，给张文彬汇报情况时有夏、李以及设计院的付熙付书记，他没有系统地了解所有情况，我们也没有系统地讲。夏、李讲了管线的问题，介绍了管线的焊口等等，试压的问题我也没有汇报。 + +　　在投产前，我在电话里给马文林讲过，这边准备工作都好了，搞了开大会仪式以后投产的压力、日产量等，但我都记不得了。我认为线路上没有问题了，我当时知道有三个地方漏气。 + +　　焦益文这个人我过去不认识，没有接触过。夏、李在汇报时说他是个右派，投产前有意刁难，当时是在车子里讲这个问题的。意思是谁揭发了他质量上的问题，他们就说人家的缺点。十月二十七日，焦反对马上投产，他还说了个谎话，半夜打电话说纳六井附近管线爆了，夏当时就坐车去了，回来说没有，我当时相信夏的话，也说焦有意破坏，后来在会上焦说哪里破了，哪里断了，不能马上投产。夏就和他争论起来了。焦后来说，可能你们修好了， 我没不亲自去看过，是别人汇报的。那时给井上挂电话又挂不通。工人没有调来开会，我说焦有意刁难，在会上批评了他。 + +　　当时我以为夏是抓基建的，队伍也最熟，因此就相信他的，投产前一天晚上，一点多钟，夏回来说，这下我放心了，线路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我还一起去看了看， 以后检修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 +　　当时输气的只有付一井，用不了那么多气，所以多的井就关了。都是修好了的，付一井的产量大，因此，当时说可以输气是一百万方，将了化工部一军。 + +　　在我印象中，没有说周学厚要与焦翻案，和周的讲话记不清了。有那么一封信，我看见了，在泸州他比我先去， 说沈一井的锅炉有问题，我还把这个问题作为重要专题解决。我亲自去了，夏百般打包票，说锅炉没有问题，还叫了烧锅炉的老工人来问，也说没有问题，当时说要盖锅炉房，不然这样容易爆炸，当时说在北方都是在露天，泸州这么热，更没有问题。我还记得工人在那里烧。以后是否换了锅炉，我就不知道了。 + +　　当时有依赖思想，认为别人主管的问题不清楚，我就没有多管。 + +## 对长纳管线投产事宜我所知道的情况 + +　　长纳管线是在十月分投产的，当时的工程进展也是十分紧张的。最初的说法是泸州化工厂二期工程即将投产， 需要天然气。此事是在三线建委由张文彬和化工部的张珍议定的，要在十月分一定达到供气试车（指泸化）。在泸州召开技术座谈会之际，张文彬为了实现他的诺言，说什么石油部一贯说话算话的，不管他泸化二期工程竣不竣工， 我们一定要把气送到他门口，将他们一军。（暗含之意是抬高自己打击别人，泸化工程完不了）。因此就抽调人马，把夏云昌、李芳白都连夜调到长纳管线工程上抢修这项工程。这个工程将近竣工时，张忠良亲自去检查的，到离投产仪式还有两天的时间，张文彬又派我去搞竣工投产大会的准备工作。在这个时间里，我和夏云昌、焦益文、李芳白等人，曾跑了几个井（有付一井等）和沿途管线，输气站等地看了一番，因管道均已焊成埋于地下，也只能在地面看几个观察压力点和输气站内部，当时的情况是张忠良、夏云昌和焦益文等生产基建上的一些矛盾已定了些整改项目在收尾，从我思想上；（一）张忠良都检查过定了些问题。 + +　　（二）夏云昌是分工主管基建，设计的，只要你们通过了， 我自己就不要乱发表意见。因而从一切准备工作都多半着手于开大会上，如何布置会场，如何准备大会，给会作准备。在二十九日下午听了李芳白准备的竣工报告，工程质量全优的几个项目（焊口、试压、试运转等方面），综合了五个一次成功，我是在他说的基础上给加上了几句吹捧的话，当时认为基建队伍会战开始打下的第一仗，并没有别的意思。在交接竣工书及图纸问题上，因生产部门（指焦益文所率的投产队伍）提出了些修改设计或施工不当的一些意见，都在整改，因而竣工图一时完不成。而张文彬非卡死要在十月投产，当时是我提出先把设计图纸交出去， 反正大会后根据生产实践的一些要求还要整改嘛，再一次出竣工图吧。这是我讲的话，二十九日下午正在开明天大会准备会时，突然焦益文说不能投产，由纳六井×段昨晚上爆破了，我当时很急躁，认为为什么不早讲，要投产了才说。夏云昌、李芳白一再否认这件事，并说昨晚是有这件事，已整修好了，于瑞波同志亲自检查试压才回来休息的。当时夏云昌也批评了焦益文，说他不深入，只听汇报， 我也说了他几句。他说是听张科长说的，基建上的夏、李等人就认为是焦、张等人有意刁难投产。我因刚到四川， 从来未接触过这个人，就听信夏、李的意见，认为焦益文不积极配合投产，就把夏、李所反映的情况在开过大会后汇报工作情况时，向张文彬汇报。原话是这次投产工作很顺利，就是在支节问题上有矛盾，主要是焦益文等人配合不利，（引用夏云昌说的话，不深入现场，在投产准备会上喊叫不能投产，说纳六井管线爆了的事）。其它方面我未向张文彬汇报。说的投产前晚上，夏、李去泸州汇报的，是向谁汇报，什么内容，我没有过问。对工程质量方面我是没有汇报过，都是李芳白一手搞的，我是听过汇报并提过意见的。大会上有省委来了个杨超，是怎么来的，听说是马文林亲自去接的（因我在纳溪工程处），接后是怎么汇报的，我确实不清楚。因未参加。参加会的还有宜宾地委、省建委的秘书长等人，当天还有电影制片厂的人参加了。这个工程等我去时，已变成了竣工定型工程了，生产上和基建上设计上是有些矛盾，我自己是以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了这个问题，认为张忠良在四川输气有经验，已经检查过，夏云昌主管基建一路，质量问题要负责的，他说没问题我们还有啥可以说的。只有周学厚提出过付一井锅炉问题，我亲自和夏云昌去了，当时夏一再说没有问题，他找了几个老工人研究过，同时锅炉在外边操作也绝不会有什么危险，这一点我因在东北用过室外锅炉，所以也同意他的看法。当时生产上还有些同志在井场上也没有什么意见就算了，至于后来又换锅炉和其它问题，我就再没去过长纳管线了。 + +## 对这次投产的看法 + +　　我认为张文彬是为了吹嘘自己，履行诺言，说话算话， 来抬高自己的声誉，阻住化工厂的嘴巴。看我的气按时送到你的门口，但你自己工程未完怨不得我们。用这一手来抬高石油会战的声誉，显示自己，打击别人，这是他的狼子野心之所在。正因如此，不顾质量，迫不及待地催交投产。我在这里也起个跳梁小丑吹鼓手的作用。没有深入细致地检查质量，没有按设计要求认真检查，思想上有私心杂念，认为是夏云昌主管，自己不要过多干预，只要按时投产了，完成张文彬所交给的大会的任务就行了，这就是我的主导思想。至于有些存在问题也觉得生产上未满足， 就给基建上交待留一个小队登门拜访和设计结合，整改完了为止。就这样就离开了纳溪，前后两天的情况就汇报如上。 + +　　对焦益文，张科长因过去未接触过，当时只听夏云昌等人的反映是右派等，并不知道细情，也未说过什么话。 + +　　以上 + +　　 郑浩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于越溪 + +　　补 充 + +　　当时我曾听了几个人说长纳管线方面的数据资料，其说不一。我曾经提出搞一个长纳集输线路简介，为统一口径，这个打印的材料可能基建指挥部还有，此事系我提出的，确有这个事。内容包括长度、管径、投资、技术规格等方面。另关于管线试压情况，我和夏云昌等人由井上回到集气站前末端试压观察站时，当时升压到 25 公斤时我去观察过以外，以后升压我均未去现场，试压情况是由李芳白汇报的情况，说均达到设计要求。 + +　　在二十九日会上，焦益文等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是讨论明天如何开大会的问题），焦当时提出管线爆了，明天不签字，不能投产，但夏、李等人一再说那是昨天的事， 已作了修补，于瑞波亲自在现场修的试压后才返回休息的， 我认为他提出的问题已解决了，所以就说这你还有啥说的。 + +　　在我去之后，夏云昌、李芳白只口头上汇报了工程质量，进度情况等，并没有对工序检验情况得按阶段的检验情况（包括工序验交资料）和我谈，仅在要投产前的未完项目说的多些。 + +## 最高指示 + +## 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一个口头革命派。如果不但在口头上而且在行动上也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一个完全的革命派。 + +## “有关长纳管线竣工投产的阴谋”和我在竣工投产大会准备工作上的罪恶交待 + +　　长纳集输工程在投产前两周左右，土皇帝张文彬就急如心火的把夏云昌、李芳白相继由其它工程来抓这项工程， 并强调一定要在月底前投产，当时土皇帝张文彬，就说出了石油部走资派康世恩曾讲过化工部在给周总理汇报泸州化工厂二期工程投产的时候曾说过工程可以如期投产，就看石油部的原料能否如期供上的问题，康世恩之流认为这是“化工部在周总理面前将了他们的军”，因而就千方百计地不择段地要把这管线工程搞上去。为表示他们这套说话就算话，说办到就办到的“过硬作风”，他们竟不管工人的死活，把已知泸化工程因国外料的原因不能按原定日投产的情况，不需要一定要抢工程赶进度按时投产的不急工程， 而硬要基建工人昼夜兴工，就是为了要倒将化工部一军的阴谋诡计，而我在这项工作中也是充当了吹鼓手的。土皇帝张文彬在七、八月分在成都开三线建委会议上和化工部的一个张珍付部长，也吹牛皮，一定要按期供气，说话算话，因而就不惜一切不顾工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为了顾全他们的狗面子，而强制在十月底前一定要给泸州化工厂供气。事实上焦益文也给张文彬汇报了暂不用气。张忠良、夏云昌、焦益文也检查了工程进度中的存在问题，给张文彬讲了。但他为了一箭双雕，及保全他的狗面子，又履行了黑主子康世恩一定要按时投产达到将化工部一军的罪恶目的。我在这里面也充当了鸣鼓手和后来迫害焦益文的导火线，是有罪的。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上面就是我知道的石油部康、张之流走资派要强行长纳管线定期投产的阴谋诡计的交待。下面把我在长纳管线投产典礼中搞的弄虚作假的罪恶交待如下： + +　　于十月二十八日上午，由杨文彬通知我抓长纳管线竣工投产大会的准备工作。上午土皇帝张文彬交待了要按照××地区的投产规格搞，要有个声势。就这样我和几位搞技术座谈会准备工作的人一起来到纳溪工程处。当时听了夏云昌、李芳白的汇报，看重是工程进度和开大会的准备情况。当时因我的丑恶灵魂有这样几个想法：第一，工程已进入收尾，大部分进入隐避工程，现在来讲工程质量是给基建泼冷水，同时自己又不是内行。黑会战领导小组是分工夏云昌负责，又是他在这蹲着搞的，因而就以他为标准。同时张忠良又在前几天亲自来查过，我是不过问的好。， 因而对生产上边的问题，我只是听夏云昌安排，我不表态。第二，给我的任务就是准备的大会，所以我是忠心耿耿地执行黑主子张文彬的一定要在月底前投产的黑指示，如果推迟工期的事，我是不支持的，这是确实的思想。正因为有这种思想，就听不进焦益文话，发展到二十九日开会我竟在会上以势压人，蛮不讲理地说过焦益文“不了解现场情况来瞎叫喊不赞成投产”的罪恶话，成了后来整焦益文一条罪状，这是我的罪恶。事情经过是焦在会上汇报说纳十井管线爆了，夏云昌给李芳白讲，昨晚就修好了，于瑞波亲自在那里搞好后才回来的等等。我就说他一到现场就在瞎叫喊，并说烧伤了一名工人。西线一个分水包阀门未关，工人吸烟点火引着了烧了脸，这些当时我都未到现场了解过，反正只听夏、李两人怎么说就怎么听，而以势压人听不进焦益文等人的意见，这就是我丑恶灵魂的所在。只要是符合于黑主子张文彬布置的能按时开这个大会就行。其它的罪恶思想，在对竣工大会怎么开法上，我是出坏主意的。因当时我对现场工程未有详细的了解，仅听李芳白的工程进度和质量汇报，就为了完成给我“开好大会的任务”，而对基建单位的竣工报告，当时李芳白提出了十几个一次成功，我说多了不好，还是搞几个过硬的行了， 就搞了五个一次成功，并提出搞生产上配产方案（那时我只听李芳白的汇报说井口工程也完成了，实际上这次批判才知道是假的）。但当泸化不通气，我只说点完火就是了， 不要开那么多井。所有井口根本没有连上，据说没吹扫试压（我没调查），因此这一套完全是弄虚作假的，还叫搞个竣工书，由施工单位移交生产单位，设计单位各一份。事实上这也是假的，根本没有搞的竣工资料，而移交一部分设计资料。这些都是我的罪恶，我为了不使基建生产单位矛盾尖锐化怕影响了黑主子的投产日期，我特别强调不要搞甲乙方，一定要基建负责到底等话来掩盖这个矛盾，这都是我的罪恶。 + +　　在开完大会我回到泸州，土皇帝张文彬讲你们怎么搞的，都要开大会的晚上说第二天不能开了，管线爆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就把夏在会上讲的原话讲了一遍，说当时于瑞波就在现场好了才回来的。我们并没有汇报过不能开大会。他说：“马文林半夜找我说不行了嘛，究竟是怎么回事，说焦益文讲的嘛，我说焦未去现场，当时他回矿来了。” + +　　就这样土皇帝张文彬就在晚上召开的会，批判马文林、董金壁。迫害焦益文、张道霑等同志（这些对话是在吃饭后由饭厅到招待室讲的）。对焦、张问题我没有给土皇帝张文彬作过其它汇报。但在一九六六年冬季整训，又以此为导火线，我是有罪的，向革命群众认罪，向受迫害的焦益文赔罪。 + +　　因过去和焦益文从来没有一起工作过，也没有其它接触，就是在长纳管线的时候接触，就以势压人，不听取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是我的罪恶作风的表现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是有罪的。 + +　　 交待人 郑浩一九六八年二月六日 + +## 原四川石油会战付指挥、川南矿区党委书记关于焦益文受批判斗争的情况 + +## 马文林 + +## 1967.9.3 + +## （一） + +　　焦益文在 57 年打成右派，当时我们在基层不知道。59年到蓬莱劳改，我也是 59 年到蓬莱。他每月一次汇报，从他表现上来看，我们认为他还是不错的。他劳动表现比较好,管理材料房很认真负责,搞得不错。60 年提了一些合理化建议，劳改过程中比较老实，没有歪门邪道的想法，群众也认为他不错。61 年下半年，黄凯和何千里打电话通知川中矿务局，电话指示考虑焦右派帽子是不是可以摘掉的问题，我们就组织调查了解写了一个东西，当时我们的缺点是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进行讨论鉴定，这是我们工作上的缺点错误。由基层党支部与保卫科讨论、研究，写了一个文件，主要说他对过去的错误有认识，劳动不错，提合理化建议等，没有盖章，上交党委讨论，认为材料可以，只是不具体，叫再补充后上报，后又叫支部盖了章，就报矿务局转管理局给省委批准。 + +　　61 年他就调走了，任川南矿务局技术处付处长，62 年就去了。62 年底有个小三反，群众揭发他在川中劳动期间有男女关系问题，不过没有证实这个问题。63 年矿务局撤消后我们到气矿，焦任泸州付矿长，管理局监委转来一个材料，说他与一个（汽）车司机老婆乱搞，是摘帽子前的问题。 + +　　长纳管线投产是由会战指挥部直接组织了一个投产领导小组，65 年开始，他们一直在开会，65 年开了一个技术座谈会，我当秘书长，负责生活。投产大会是我主持的， 别的东西我不了解。长纳管线在 30 日投产未完成，但是化工厂在经委告了石油局，说他们工程完不成是气矿没有气， 所以张文彬总要把气烧给他看看，说我们有气。焦认为要交就要把一切弄好给我，郑浩等人认为；我们这个是内部问题，你先接了，以后有问题再修，焦认为不行。这样， 焦、郑就发生了矛盾。因他顶上级，说他破坏生产，最后批判他也是这个问题。29 日晚上杨超亲临，说第二天开大会，不知开成开不成。在投产第二天开批判焦的会，把基建、矿上的领导召集开会，郑浩说有人破坏投产，张文彬就在会上大骂焦，说他破坏社会主义，对抗领导。我们说五个一次成功，你要说没有一外不漏气；我们说基建队伍过得硬，你说都是报喜不报忧；专给领导唱反调。当时还当场宣布把气田科长张道霑撤职，说他是焦的马前卒。以焦组织破坏投产举行了大会，这个事知道不多，只有参加会的才知道，以后联系到别的事，就在冬训中整他。后来我与他谈过一次，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我没有破坏， 我只是为了气矿和我将来负责，我提了意见，他们就说我破坏。 + +　　阳高寺采气队的问题，从前没有提过。最初阳高寺没有什么，都是草房，长了许多草，破破烂烂的。63 年底石油部推广大庆经验工作组，传播大庆经验，到队里批评不少，说卫生不好，有王爱忠等。63 年，局里叫焦到大庆学习管理油田的经验，他回来就汇报大庆的经验，我就说你亲自到大庆去过，给你几个人到阳高寺搞个典型以后推广。这样就开始搞，以后就①大练基本工②岗位责任制③规格化④循环检查。弄好后，为检查卫生，他搞了一个捡大头针，我们批评过他，说这是形式主义。把井场围起来，以及房子这是基建设计院画图，管理局同意搞的，不是焦搞的。当时另外许多气矿都搞了。我们在党委会上提出不要搞形式主义。 + +　　第二阶段，他以新换旧的，阀门、管线都是新的，要工人被子一样，这样生活特殊起来，搞三清四无五个一条线，他要井场公园化，搞了四季花，桌子，除了花而外， 在其它井上也有。我们当时提出他不应这样搞，提出把花拔掉，搞这些东西，买花用了 120 元，桌子花钱多些，当时批评他，只是说这是浪费，要勤俭办企业，他说他不知道，后来查他，树是他布置买的，花籽不知谁买的。我们批评了财务科，焦当时没有承担责任。他说这儿是固定单位，文件资料柜很需要，工人也要有工具箱，他说他指示， 但具体不清楚，是委托气田科长搞的。有的井场的草房盖成瓦房，是经过矿长同意的，我们批评了一下，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这是在整风会上搞的。会上我们都进行了批评检查，直到 65 年冬训，陈李中、魏玉晶等上了很高的纲，并派了工作组，由张文带领，陈、魏在大会上讲过是资本主义复辟。12 月魏带石油部工作组到阳高寺采气队写了报告，由我讲，共有 5 个问题：1、有地、富、反、坏、右言论，破坏社会主义建议（设），举了两例：①长纳集输工程②阳高寺采气队。2、钱字挂帅，怕字当头 3、顶、碰、怨、扯 4、自由主义 5、作风问题。这是由陈、魏的秘书起草，他们亲自修改，我在会上讲的。后来，阳高寺究竟是什么，我川南群众批判我后想过，认为错误是有的，从大的方面讲，焦对我们讲过花栽上后拔掉了，桌子、柜子都是他亲自拟公文稿发交各地，按规定搞的，花也是他搞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从我当时觉悟看是搞形式主义。 + +　　我们要检查三个问题，一是大练基本功，没有突出政治，技术第一，脱离政治。二是阳高寺蹲点时不是按照毛主席的勤俭办企业的观点出发，而是为典型而搞典型，会战领导小组也到处表扬、参观。三是对职工培养上，如何按主席教导的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等作得不够，总的来说是脱离了政治不突出主席思想，不是把井队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而是搞的形式主义的东西。我与焦没有什么来往感情和个人关系，转业后，与他是上下级关系。57 年我不了解，摘帽子是来自上面，在泸州气矿时比较重视些， 当时有三个考虑：1、转业早，业务熟，还可以用 2、曾作过领导干部，能力强 3、过去是右派，摘了帽子后是付矿长， 因此比较放手。我与焦之间，是有斗争的，焦的一些问题， 我也有责任。 + +　　焦在蓬莱给我谈犯错误，谈三点：1、过去提的没有错， 但整到大人物了，不是从正面提的 2、犯了错误但不该开除党籍 3、他还年青，一家人都革命，自己从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没有跟他谈什么。当时气油方针变化不定，哪个对，哪个错很难说。当时没有考虑他的问题应该翻案，而且我对他的错误也不清楚。 + +　　在批判前，群众反映较好。气田科工人都反映他能干。搞出后群众也不清楚。他的问题不是下面搞出来的，而是上面划框框搞下来的。 + +　　以上是我对焦益文问题所了解的大致情况，以上问题， 都有材料。 + +　　 马文林1967.9.3 + +## 最高指示 + +##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 符合于人民的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 +## 关于焦益文受批判斗争的情况（二） + +　　焦益文是原四川石油勘探局付局长，于 1957 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改造，1961 年摘掉了右派帽子， 以后任川南矿务局生产技术处付处长，以后泸州气矿付矿长，1965 年冬季整训时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张文彬、陈李中等一小撮坏蛋指名提出批判斗争，打成“反革命”撤消付矿长职务。现将我所知道的以及我经办的一些情况交待如下： + +　　（一）我与焦益文是 1953 年认识的，那时他是西南石油勘探处付处长，分管生产，我在江油探区。当时认为焦益文这个人还不错，对地质勘探抓得紧，又熟悉业务，有一定工作能力，对同志也比较和蔼，听说他很小就参加了革命，全家都是共产党员，都在工作。但是我在基层，每年只是在开会时见几次面，具体情况是不大了解的。55 年地质和钻探又分成两个单位，这时见面就更少了，以后成立四川石油勘探局，他任付局长，57 年反右时，他被打成“右派分子”，什么原因具体情况不大知道，只是听说和以后他在劳动改造中摆谈时是因为：〈1〉对四川勘探方针反对过康世恩。当时焦益文是坚持以按气为主和油并举，而康世恩是非以找油为主。因此，焦益文写了一首诗来反对康世恩。〈2〉57 年薄一波到四川来，未经很好调查，就把四川石油勘探投资缩减了一半，焦对薄一波有意见，说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就把令来行，来反对薄一波。〈3〉对当时的党委书记李滋润有意见，提过了一些意见。因为他反了这些大人物，因此后来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具体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 +　　（二）焦益文被打成“右派分子”以后，开始下放到蓬莱大队劳动，59 年下半年我调到蓬莱，焦益文每月要写一份思想情况的报告（向管理局党委及省委），也曾和我谈过几次思想劳动改造情况。当时我认为他对错误认识还不错，劳动态度也好，工作还搞得不坏。一直到 1961 年下半年，川中矿务局打电话说黄凯、何千里指示对焦益文摘掉右派帽子，叫蓬莱大队党委提出意见。后来，经过党支部委员会搞出一个材料，党委进行讨论，认为可以摘掉，主要理由是：〈1〉对错误有认识，劳动态度较好。〈2〉工作好，把仓库管理得很好。〈3〉在材料器材紧张时提出过一些合理化建议。这个材料上报管理局经省委批准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 + +　　（三）焦益文摘掉帽子后，到 61 年调离到川南矿务局任付处长。我 62 年被调川南矿务局，63 年下半年川南矿务局撤消后，焦益文改任泸州气矿付矿长，我任党委书记， 到川南后我对焦益文的使用是比较放手的。〈1〉认为他对气田管理很专心，也比较熟悉业务。〈2〉组织能力比较强， 工作上还是积极的。〈3〉过去虽是右派，现已摘掉帽子， 又是领导干部，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他提出一些问题都是同意的。1964 年管理局号召学习大庆的高标准，规格化，四个一样，技术大练兵，岗位责任制，杨型亮、张仲民等从大庆学习回来，党委提出要在阳高寺搞一个试点，叫焦益文亲自蹲点，搞出经验推到其它气田，那时我们研究主要是搞①技术练兵②岗位责任制③井场设备规格化④报表资料规格化等。但在搞这些过程中，出过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听说阳一井工人把大头针撒在地上检回来，说是井场卫生好；有的井场管线漆了又刮；阳高寺采气队把几个井的树苗费集在一起，在一井种树，花草、果树。规格化中买了七十多元桌子、温水瓶、挂钟等。这些问题焦益文有责任，但有的是队上搞的，我们发现后曾经进行了批评， 认为不符合毛主席勤俭建国，进行了纠正，焦益文本人当时也作了检查，当时把财务科也批评了一顿，说他们把关不严。以后，阳高寺搞得还不错。管理局也表扬，组织参观推广等，被评为五好气田。这个时期我们的错误（不是焦益文一个人负责）：1、没有认真贯彻林付主席提出的四个第一，2、没有按照毛主席勤俭建国教导办事，而是有些浪费，3、在生活设施上强调得过多了一些，4、长纳输气管线投产对焦益文的批判斗争，这是张文彬、陈李中、郑浩打击焦益文的导火线，是张文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对焦益文进行了无数次的批判斗争，我是参与了张文彬、陈李中打击焦益文的行列的，我是有错误的。现将批判斗争焦益文的情况分述如下： + +　　1、长纳管线是基建指挥部负责施工的工程，65 年张文彬为了给化工部过不去，就提出要提前投产，原因是那时化工厂说他们的工程没有问题，主要气送不过来，影响投产。张文彬听了发怒说，我要提前把气输到他们的门口点火，叫他们看一下，是谁影响谁。就这样，把 65 年底完工的长纳管线提前到 10 月 30 日“投产”。张文彬为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就组织了一个“投产指挥小组”，由郑浩、夏云昌负责并由泸州气矿焦益文、基建指挥部李芳白、设计院付熙参加，是由张文彬直接指挥郑浩领导组织搞的。他们投产本来是不够条件的，他们阀门、仪表、通讯设施， 以及管线的复查，吹扫、工作都没搞好，但他们为了达到提前“投产”的目的，张文彬、郑浩提出“先投产点火， 剩下的问题是内部问题，点火以后再说。”焦益文对此作法有意见，既然是投产，就应正规投产，搞好了我们才能验收。曾向郑浩、夏云昌提出意见并提了纳十井管线冲气爆开裂口，付三井漏气等（这是当时焦向我讲过的）。因为焦益文不同意这种作法，就激怒了张文彬、郑浩，说焦益文反抗领导，阻止投产等。在“投产”的前一天晚上，焦又向郑浩提出意见，说不够条件，郑浩大怒，把焦大训一顿， 压了下去。当时张文彬正在川南召开技术座谈会，我任大会秘书长，长纳输气管线“投产大会”，也叫我来主持。在十月三十日上午召开“投产大会”，由省委杨超、地委、化工厂等单位参加。参加座谈会的人也全部去了，这时我只知道焦益文对“投产”有意见，郑浩批评了他，但还不知具体情况。到“投产”后第二天，张文彬就召集泸州气矿、基建指挥部全体领导干部，以及魏玉晶、郑浩、夏云昌等都参加了会议。会议一开始，就由郑浩“揭发”焦益文对抗领导，阻碍管线投产，百般刁难领导，是有意破坏，并且说，我们是五个一次成功，焦益文却说无一处不漏气的， 我们说基建指挥部工作过得硬，焦益文却说报喜不报忧等。并且说张道霑是焦益文反对领导的急先锋。这时张文彬不容焦益文分说，大骂“焦益文是老右派”，是有意给他们过不去，是反对党的领导，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决非偶然的。是焦益文反对党的领导的总爆发，也是泸州气矿问题的总爆发等等。当时骂气田科长张道霑是国民党作风，不是好东西，立即撤职，并责成川南党委立即检查解决焦益文的问题。这个会也就在张文彬、郑浩的大骂一顿就散会了。以后，我们就根据张文彬的大骂，连续召开了三次党委扩大会议，张文彬、陈李中、魏玉晶都参加了会，我主持会议，除我和董金壁检查以外，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根据张文彬的以上意图，对焦益文进行批判和斗争， 都要说他是有意破坏管线投产，反抗领导，对抗张部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建设等，并且也联系到阳高寺气田建设上的一些缺点，以及焦益文历史上被打成“右派”等问题都翻出来。这个会开过后，就叫焦益文一面反省检查，一面工作，但这仅是对焦益文斗争的开始，到冬季整训时继续对焦益文进行了批判斗争。 + +　　2、65 年的冬季整训 + +　　65 年冬季整训是张文彬、陈李中在四川石油战线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典型。他们把斗争的矛头完全指向广大群众及基层干部，在川南由陈李中、魏玉晶亲自“蹲点”指挥，除了继续斗争批判焦益文以外，还斗争了大批的工人和十几个所谓的“老爷（干部）”。 + +　　在上次批判焦益文以后，就由魏玉晶又亲自到阳高寺收集材料，由张文彬的老婆杨艾在机关收集材料，陈李中亲自布置冬季整训计划，他们所收集的材料，除了我们在阳高寺搞的岗位责任制，技术练兵，规格化以及花草，高级桌子，温水瓶和所谓“小洋房”，围墙等以外，又把张文彬、魏玉晶在东营斗争工人李绍武的一些话加上去，如说“油大哥”怎么样，“油大嫂”怎么样等，还说一个女工有十多双鞋子……，硬说成阳高寺工人是完全资产阶级化了， 是焦益文的罪恶。他们根据这些所谓材料，由陈李中、魏玉晶的秘书，整理了一个所谓“冬季整训动员报告”，然后由我在机关职工大会上讲的。这个报告又由陈李中修改发到基层各单位去。这个“报告”共分五个问题：第一说地、富、反、坏、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漫骂党的领导， 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其中主要指焦益文和他们新整理的上述内容。第二是故步自封做官当老爷。第三是怕字当头， 我字第一，钞票挂帅。第四是作风不好，用六个字（粗、顶、碰、推、怨、扯），说明泸州气矿作风很坏。第五是自由主义很普遍。这个报告是在川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纲，也是又一次批判斗争焦益文的动员提纲。接着， 就由陈李中、魏玉晶亲自参加，由我主持连续召开三天党委扩大会议（科以上干部），我和董金壁除作“自我检查”外，主要又是对焦益文进行批判斗争，内容还是以上说的， 但这时更是无限上纲，说焦益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老右派，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是修正主义分子，在阳高寺搞资本主义复辟等。陈李中更说这是川南问题的总爆发，是敌我问题，反对张部长就是反对部党委，就是反党。你们（指大家）整天和老虎在一起睡，还不知道它要吃人等。 + +　　魏玉晶也把57 年焦益文打成右派时的问题翻出来要大家分析。以后又派了宣传部长张文到阳高寺，组织所谓肃清焦益文的影响，进行了“忆苦思甜”的对比教育，把工人入厂前后的衣着被单及气田初建前后的工具拿出来进行展览。在机关除了党委扩大会议以外，又开了两次对焦益文的批判斗争大会。这些会都是陈李中、魏玉晶亲自参加， 中间插话煽动。这两次会都是我主持的。直到 1966 年元月底我到大庆学习去，以后他们怎样搞我就不清楚了。我从大庆到东营参加厂矿长会议，四月下旬返泸州，焦已下放劳动，据说那时未定案，只是叫他劳动。 + +　　3、文化大革命我已调出川南，据说陈李中又把焦益文拉出来批判斗争，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还撤销泸州气矿付矿长职务，宣布监督劳动，这是张文彬、陈李中进一步对焦益文的打击迫害。 + +　　打倒刘、邓、陶、李！ + +　　打倒张、陈、秦、黄、张！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马文林1968.3.12 + +　　（此件是马文林所写，供专案组进行分析焦益文问题时参考。 川油司川南分部 1968.3.12） + +　　原四川石油会战指挥部付指挥、川南矿区党委书记 杜志福 + +##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证明 + +　　当时在 1966 年 9－10 月分，陈李中来川南，要求我们把焦益文从后勤拉回来进行批判斗争，详细时间记不起了， 我们是执行了陈李中的黑指示，从后勤拉回矿区进行斗争的。我们有错误，应当检查的。在批判斗争中，陈李中又来到川南时，叫我们斗争二天放下去劳动，这我知道的。后又叫刘捷说，宣布撤消职务，刘当时问我，我说他们决定叫他们宣布。刘说陈李中有疾病，叫我宣布。怎样宣布的，我当时没有参加大会，也没有提任何意见。川南党委也没有开会讨论过处分意见，叫去后勤劳动我知道，因为当时在矿区时有时小孩子打，怕出问题打坏了，叫去后勤劳动，我知道的，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就知道这些。 + +　　 杜志福 六八年三月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4.txt b/CCRD/1/6/13/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5e95ec167d94a9582720f2964beb8ada446861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4.txt @@ -0,0 +1,765 @@ +#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五：焦益文问题旁证材料 + +## 焦益文问题旁证材料 + +## 一九六八年四月印 + +## 焦益文问题旁证材料 (一) 旁证人 + +　　司徒愈旺 王宓君 武思训 王靖寰 + +　　潘祖福 张继铭 曾 文 张铁生 罗志立马德蓉 王 歧 向 严 廖 超 陈世傑于公亮 康心浩 杜秀屏 张清惠 吕彤臣文明怀 凡 荣 张河清 刘昌华 沈洛三马继祥 孟广信 曾鼎千 杨建中 王国宁陈俊骞 张 闻 吴志峰 陈 实 郑宝德 + +## 焦益文问题旁证材料 (二) 第二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等有关资料。 + +## 焦益文问题旁证材料 (一) 旁证人材料 + +## 彻底揭开石油系统阶级斗盖子焦益文案件调查会议记录 + +　　时间:1967 年 9 月 5 日上午 + +　　参加人员:司徒愈旺、(原石油局，副总地质师，现石油科研究所副总地质师)王宓君、武思训、王靖寰 、潘祖福、张继铭(以上五人均系地质工程师) + +　　召集人：8.26 四中分团三人，兵团一人(先到会、后离开会场) + +　　开始由兵团的同志和 8.26 谈了谈成都的形势、以及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想了解焦益文，57 年被打为右派的前后经过，以及政治背景，历史背景。希望大家无所顾虑，畅所欲言，充分利用四大民主，本着毛主席实事求是、弄清是非的教育，为着揭开石油系统、会战领导小组的阶级斗争的盖子，而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　　王宓君：焦当初构成右派的过程是这样的：当时定为右派，是极右。先到黄十一井劳动，不到一年就到了川东蓬莱油矿。那一段时间表现很好，说是他能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劳动肯干，能改造思想。搞得不错。后来就摘了帽子，后来到了川南泸州。 + +　　当时搞他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上面就发了文件。把焦益文的一些话都打成文件。叫大家学习，讨论。文件中，焦益文好像说过什么，逼着鸭子上架，抱着金饭碗， 天天叫苦穷，还有勘探方针的问题。那时随着焦益文的文件发下来的，还有薄一波对四川石油勘探方针的谈话。当时材料发下来，大家认为这些是学术问题，勘探方针争论是有的。材料发下来，大家也搞不清上面是什么意思，就叫对焦的文章进行讨论，也不说什么，有些也对焦益文的文章表示同意。比如：罗志立认为，焦提出的问题，可以考虑。他们就搞薄一波的那一套，引蛇出笼，把他抓住。说他同情右派言论，那就抓住不放。每次运动都整。那时就是从焦的问题开刀，一直往下整群众。先是党委讨论， 后 9、10 月就是整群众，说有些人是焦益文的红人。9、10 月以前就是根据群众讨论，谁同意，就抓住谁，搞一个星期的鸣放再说，其它大家讨论了一个礼拜。搞不清是什么问题。 + +　　那时他跟技术干部比较接近。技术干部也愿意跟他一起搞。他对知识分子也不是不提改造，也批评，他做的工作也比较耐心。他对技术干部也比较了解。 + +　　司徒：他对技术干部是做工作的。比如，56 年曾鼎乾与包茨闹矛盾。他一直对曾是比较重视的，这次也批评了他，焦做了工作，张忠良也开了座谈会。至于工作做得怎么样，还可以考虑。 + +　　而何千里那一来，就是骂技术干部，动不动就骂臭知识分子。技术干部根本不敢找他。那时，城工部也经常找我们谈，我们也发牢骚。 + +　　王宓君：何千里是一个杀神，动不动就骂人。而焦接近技术干部，经常跑野外。 + +　　武思训：他还谦虚的，不懂就问。学看多遍啊！虚心学。 + +　　王靖寰：技术干部都比较愿意接近他。 + +　　王宓君：你说焦益文是右派，那么多群众都愿意接近他，那就都有问题啊！？ + +　　定右派还有个三字经，那是陈实起的草。后来就把他写的拿出来分析批判。文章主要是讽刺李滋润开会又臭又长。拿到群众中去批判。在群众中他没有斗好久。 + +　　司徒：李滋润当时开会就是又臭又长，做个报告，一上午。又不知讲了什么，大家都不愿意听。那时斗他时， 是上面搞材料，还要群众划清界线，讨论。 + +　　康世恩原来对焦益文也很感兴趣，主要是焦益文在技术上比较行。每次部里开勘探会议都叫焦去。他又肯学， 而李滋润来什么也不学。他跟群众打成一起，肯钻。我看这还是他的长处。康世恩就是在焦的问题搞出来后，对他的态度才变了的。61 年下半年，康世恩说焦益文还是让他出来嘛！ + +　　王靖寰：对！好像 61 年下半年康世恩说过这话。 + +　　司徒：由于康世恩谈这话以后，焦益文摘了帽子，当了生产处副处长。当时他劳动时，工人跟他关系很好，他管仓库管的很好，搞得井井有条的。他也会写文章，搞点什么合理化，工人都愿意找他总结经验。他工作很谦虚， 比较爱听群众的意见。以后当了副矿长，他是一步步的提上去的，根本不是篡夺领导权。我曾经问过马文林，他在川南的工作情况，马文林说“他工作得很好”，当时党的一些扩大会议，他都参加。 + +　　武思训：焦益文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他对四川石油勘探是有贡献的，是有一定成绩的。52 年，当时的办事处只有八个人，他是军代表，后来他到总局去再三要求，才有司徒带了 11 个队来搞勘探，他对四川石油勘探组织工作有很大的贡献。他给地质局搞协作，训练地质干部，白手起家，把四川的石油事业搞起来的。他经常到野外跟地质干部一起学习，深入基层，跟工人干部经常在一起，学习、生活在一起。他对于技术干部有些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 他都帮助解决，群众也希望找他。 + +　　司徒：何千里、李滋润他们根本不深入基层，不学习， 技术干部向他反映工作上的困难。他既不解决，还要骂。 + +　　武思训：焦益文当时抓的是地质，也学了些东西。所以 57 年对四川石油勘探提了些意见。当时他提出的气是比较现实，要把手里有的物资资源利用起来。而油勘探还是一个没有头。要搞油，还要普查。要搞很多工作，才能定下来。但薄一波一来就把四川的油气勘探投资缩减了一半。当时焦益文认为薄一波不了解情况，就写了一个东西，谈了一下这个问题。认为油气应并举。这也是他构成右派的一罪状。他对四川的石油工作是比较熟悉的，他提的意见比较是合理的，而是通过组织向上反映，他的意见代表相当一部分技术干部的意见，不能说他们是反党，他提的意见好得很。几年来的经验教训证明当时就是有气不用，他提的意见好，在他领导的期间，工作是很有成绩，他对四川油气勘探是有贡献的。我对他的看法还有一点：就是他给石油局写的报告，我没看过，不知里有没有反党言行。第二点，他对李滋润的问题，李说话就是又臭又长。焦益文对他有意见，焦引用主席的话来批判他，这又是一条罪状。他对技术干部的使用是有缺点，突出政治强调不够。这要看当时的历史背景，直到毛主席提出强调“四个第一” 和学习解放军的时候，大家才对突出政治才有一定认识。他对知识分子的帮助是比较耐心的，经常批评他们，提出意见。他跟何千里，李滋润有矛盾，但他从不向外说，就是党员也不清楚。 + +　　整焦益文后，整群众，把我们说成是焦的红人，画漫画，后来都（？？）不让提意见了。那时就把焦的问题定下来，叫我们与焦划清界线。 + +　　司徒：主要问题是他与何千里的矛盾。武思训和其他同志：“还有李滋润”。 + +　　司徒：可以说焦的问题是何千里给他的政治迫害。何53 年从贵州来，业务又不熟，又不能领导。焦当时就是军事代表，他不能不依靠。后来分成了两个处，他们有矛盾。54 年整他的时候，陈刚、刘文珍也来了，他们是袒护何千里的。焦益文的群众关系好，很多技术干部都听他的。何千里没有什么群众基础，只有温亦然、廖超他们是一伙的。以后，李滋润、黄凯，都是袒护何千里的。所以把他搞下去，这当中有宗派主义。何千里在这儿搞这套到石油学院也搞这套。61 年摘掉帽子，说他改造得好。当时中央有个文件，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文件。康世恩曾说过焦可以用。 + +　　在这种情况下，给焦摘了右派帽子。 + +　　王宓君：焦提起来后，主要管气田建设。65 年搞了长纳集输管线，张文彬为了和化工部争名争利，要求提前投产，当时焦提出工程有很多地方没搞好，不应该投产。后来，张文彬大骂老右派跳出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66 年一月，张文彬在会战领导小组、在党委扩大会上说。焦益文没有时间搞他，以后四清再搞他。在冬季整训时，搞了他。当时在他主管气田时，学大庆在阳高寺搞规格化，栽了树， 栽了些草，也只有桌子那么大，当时外国人经常来参观。 + +　　司徒：实际上，搞规格化也不能会算在他头上，他没好大权利。他经常到下面蹲点，与群众的关系很好。阳高寺的一些工人买鞋子，根本不能算在他头上。川南矿区搞什么茶馆，这才算真正的修正主义。在没有整他以前，马文林还说他搞气田管得很好，工作有办法。但反动路线一来。就成了搞修正主义。 + +　　王宓君：说走资本主义道路，马文林为什么要表扬他工作作风好？当时，管理局还是大吹阳高寺?为什么前两月表扬，后两月就成了修正主义？ + +　　司徒：焦是有刺的，犯“上”不犯下。孟庆瑗当时当地调处长就像霸天。焦平时不爱吹捧，敢于斗争，没有奴隶主义，这在当时是很可贵的。他没有把党内的东西拿出来讲。武思训，你清楚他们的矛盾不？（武：他也没有向我们讲。）就是党内也不清楚。 + +　　王宓君：去年打算把他打成走资派，把一批技术人员算到黑线上的人物。 + +　　武思训（ 指着焦的『抱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 “ 地下资源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愿望而转移的，新的天然气田还是偏偏又出来了。”说：这说得很好嘛！当时地质工作者就是越打到气越泄气。黄瓜山当时打到了气， 还要我们做检查！ + +　　司徒：部里对气一直是不重视的，直到 X 线建设才开始重视。焦益文当时主张上地台，也主张利用气。因薄一波的到来，削减了投资，钱不够。焦益文有意见，他反对片面的找油把气丢掉了，这不是他的意见而是群众的意见。现在也是开发气田，找寻油田嘛！ + +　　王宓君：当时焦领导时，每天晚上都干，也没有发牢骚的。干部并不在乎张文彬搞会战的压力。当时心情舒畅。而张文彬就搞得很紧张。那几年还是有成绩的。自贡的自流井试验，地质情况的了解，不像张文彬所说，没有成绩。张文彬却骂四川职工像猪，碰壁也不回头。 + +　　王靖寰：就是树立自己的威信。 + +　　司 徒：就是政治迫害。这并不等于四川工作没有缺点。但应算到谁的头上？当时连井位都是部里康世恩定的，四川地层复杂，又不听取群众意见，工作也有缺点错误，但这应算到部里，不应算到四川和焦益文头上，如果他不下去，让他和群众在一起，四川的工作肯定更好。 + +　　王宓君：焦益文整下后，群众根本不敢说话了，一说就是反党。会战期间，更不敢说，连技术民主都没有了。 + +　　座谈会结束时，8·26 的同志，感谢大家在座谈会上的谈话，感谢大家为弄清焦益文同志的问题所表现的对党、对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彻底弄清石油部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开石油系统的阶级斗争盖子。 + +## 曾文同志谈焦益文问题 + +## （曾原在石油局党委办公室、组织部工作。现在省建局政治部） + +　　我 1953 年九月到局党委办公室做了一般工作。54 年何千里与焦益文常意见不一致。56 年二月后，党委秘书是安裕德。是否他插手过，如康心浩。我都没有料到焦要成为“极右分子”。认为他爱提意见， 我总觉得在石油局一向领导提意见就是反党。从没有提过毛泽东思想，如常提黄书记又如何如何好，部长又如何，又如何提薄一波等 我的感觉总认为，焦李（振）爱提益见。何千里、 + +　　张忠良一直对焦李有意见，李滋润是省委认为怎样便怎样， 偏于何的一边。 + +　　焦当时认为薄一波砍掉天然气投资不对，而当时部、局中的领导，总认为天然气无足轻重。 + +　　总之打成极右是影响很大。使后来我们一般干部说话都小心翼翼，特别技术干部，学术上也不敢谈，怕冒犯上级走焦益文的下场。 + +　　对焦的处理。何千里烂点子最多。 + +　　焦对技术人员照顾较多，何千里是冷淡，大刮胡子， 致技术人员不接近他，怕他。知识分子出生不好的，一出问题便要整。康心浩及廖超等人是何的亲信。丛范滋焦没有提。…… + +　　 调查人：陈太彩等 1968.1.26 + +　　57 年的问题起初是大鸣大放。焦益文经常爱给何千里抬杠。李滋润反正是省委说啥是啥。焦益文造反精神好。 + +　　起初是鸣放，焦本来对何千里有意见。他就拿出了大字报三字经等。后来，就说他和社会上的右派比较相似。就在党内讨论，统一认识。但当时我们都没想到，是极右分子。我与小马（德荣）都议论过这个事情，说以后说话要小心。焦的问题影响大，不但技术干部不敢说话了，政治部的人员也不敢说话。怕说错。后来李滋润宣布是极右分子。也没有看到什么批示表。我当时有这个感觉：调子在一天天增高。 + +　　他给唐克（部党组）的信。现在认为是善意的，正确的。 + +　　对他这个人的看法，觉得比较好，钻技术，认为是党内的专家，有些得行。但认为他有些骄傲，他对何千里是很不满的。他说何只管进尺，不管有不有油。 + +　　省委揭他的帽子，陈修可能了解。揭了帽子，又很快的当了处长。到 63 年，又叫他做天然气副处长。当时我就想，尤其是看到威远气也很好，我给人说，焦原说四川天然气好，现在的确是好。原来还是说对了。唐克有个信说， 假设说是由于那封信打成的右派分子的话，我说是不行的， 是不够的。 + +　　 焦益文问题调查组 1968.3.4 中午 + +## 合成汽油是因地制宜的途径 张铁生 + +　　（张是研究所总工程师，1960 年曾主持川南天然气合成油厂的筹建，也组织过合成油的研究工作，该厂兴建又中途撤销。） + +　　关于石油工业发展方针问题，在石油管理总局时期， 就存在着“天然”与“人造”的争论。55 年成立石油部除加强天然油勘探外，也着手抓各种人造油的发展。57 年秋， 石油部派副部长李范一和部长助理刘放率工作组来四川检查有关天然气工作情况，提出了天然气开发利用意见。其中，仅石油部批准付诸实现的内容之一，便是成立天然气研究站，重点进行天然气转化制合成油原料气的中型试验。 + +　　（合成部分采用石油六厂的中压铁剂方法，在锦州进行实验。）并将投资 80 万元下达四川管理局。责成将中型试验装置建成后交研究站投入试验。但这一工作并未得到认真支持。（按：这时就是在李井泉借焦益文提出用天然气制合成油的建议和批评，被其加“反对党的方针”大罪的时候， 又怎么能“支持”呢？）上下推拖达两年之久，装置迄未建成。60 年春，因为天然油勘探尚未取得显著成效，对天然气合成油又一度重视起来。余秋里在一次党组扩大会上严厉批评说：“像乌龟爬一样，”并说“只要你们研究出来了，我倾家荡产搞一百万吨也要上”。为了进一步落实扩大试验和建厂规划，还组织了石油六厂、川南矿务局、抚顺设计院和天然气研究室等单位先后在东北和泸州讨论。并确定先建两套扩大试验装置。（即川南合成油厂的 249 和250 车间）接着天然气研究室的中型装置和川南合成油厂的249 车间先后于 60 年二、三季度基本建成投入试运转，由于运转时间短，转化催化剂和设备等都还未过关。接着大庆油田发现，人造石油的发展转入低潮，天然气合成油的试验便跟着停止了。从技天然气制合成油并不复杂，但在造气方面的转化催化剂或“部分氧化”的转化炉型和材料等问题还需要进行工作，在合成方面的反应有结构如液相产品的分离也没有真正解决，因此，在大规模建厂之前，中型和扩大试验是必要的。在经济上讲，从取得同样数量的液体燃料来比较，用天然气合成油，在建厂投资、钢材用量、和成本方面，都比天然石油贵，还有人说： “天然气本身就是一种高级燃料，把它变成油是倒退了”，这在一定条件下说来是对的。但经济上的核算不应单纯以液体燃料为基础，而应以油气水三相产品综合利用为基础。特别重要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了建设内地的问题，从石油系统来说，如何确保主席这一英明号召落实贯彻？当然，认真加强天然油的勘探是必要的，但不应因此而否定从四川地区天然气现实资源出发建立适当的天然气合成油工业基础。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平时多出化工产品，战时多出液体燃料的可能性。从四川地区十多年来实践证明，那种武断专横、片面强调天然油， 排斥其它因地制宜的途径，把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安全孤注一掷的做法，是极端不负责任的，而且已经造成了损失。在主席发出关于在内地找油找气的指示三年之后的今天，四川的液体燃料生产仍然停留在 X 万吨原油的水平上，这个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 +　　 张铁生 六八年二月二十三日 + +　　马克思主义包括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 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 +　　（1940、3、15 毛主席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 +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边一步一步地爬行。 （1967、10、1 解放军报社论） + +## 最高指示 + +　　共产党员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 +## 关于焦益文的材料 + +## （司徒愈旺 总地质师）（罗志立 地质师） + +## 一、关于反对在四川找油的问题： + +　　四川盆地从 1953 年开始勘探。先在江油和龙泉山进行了钻探。后在隆昌、石油沟、黄瓜山等地进行钻探。到 1957 年时，已发现隆昌、石油沟、黄瓜山等气田。并从地质上已有把握展望川南是个气区。在经过 1954——1955 年对自流井气田的研究，对川南裂缝性的气田规律，已有一些初步认识，并提出一些在川南找油线索。在一般地质干部中， 认为川南拿气和开气是没有问题的，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但经过江油和龙泉山等构造的钻探，特别是对后坝含油砂岩的勘探，对找油来说还没有苗头，这也是当时的客观情况。焦益文当时向部党组提出意见，对他的政治目的或其他原因，我们在党外和基层是不清楚的。但就该文提出的主要论点：开气找油，以气为主，在川南找气的过程中找油等等，是反映了当时四川勘探的实际情况。也反映了部分地质技术人员意见的。 + +　　从当时的情况看，焦益文没有反对在四川找油的企图， 可以从以下两点得到证明：（1）、他没有反对上川中地台的言行，真正反对上地台的是当时管理局总地质师曾鼎乾， 而焦益文对他的这种行动是有批评的，这可以由焦益文写在《石油通讯》上的一篇文章《一定要在四川盆地把油气找出来》得到证明。二、就焦益文当时提出的在川南开气过程中，找油的论点来看，本身也足可以说明他并不是反对在四川找油。再从当时一般地质人员对川南气田的认识来看，在气顶的外围找油，或在气区的其他构造上可以找到油田，这也是合符地质科学理论的。故焦益文提出开气过程中找油的论点，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对找油来说，还具有积极性的一面，更不能说明他是反对在四川找油的。 + +## 二、关于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 + +　　1、在 1953 年到 1957 年期间。焦益文主管地质工作， 和我们接触较多，常在一起讨论研究技术问题并能听取多方面的意见。 + +　　2、焦益文经常和技术人员到野外地质队了解情况和观察地质现象，平时也爱阅读地质文献、刊物。所以在领导干部中，他的技术知识较多，业务能力较强，能独立思考， 阐明自己的见解。 + +　　3、帮助解决一些地质与钻井之间的矛盾，如勘探布局、取心、试气、采气等等。一般来说，他能坚持正确的意见， 支持取全、取准第一手资料。 + +　　4、注意发扬技术民主。在他主管技术工作期间，还能及时召开勘探会议，总体设计讨论，采气会议……以总结工作和交流经验，尽管做的不够，但在当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 +　　5、在平时和同志交谈中，未曾泄露党内机密，也未散布流言蜚语。 + +　　6、有骄傲自满情绪，喜欢表现自己，特别是对技术问题，有时现学现卖，爱自我吹嘘，卖弄笔墨。 + +　　7、对某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过分重用、迁就， 如曾鼎乾、孙自权等，不是从正面团结批评教育他们。 + +　　8、贪图生活享受，讲吃、住、穿。不艰苦朴素。给于人们的印象不好。 + +　　（签名 ） 1967、8、19 + +## 北石《北京公社》调查报告 + +## 1967 年 7 月 + +　　调查对象：外交学会马德荣 （原在四川石油局及省委工业部工作） + +　　调查问题：焦益文问题 （附本人为焦写的材料） + +## 关于焦益文同志的情况 + +　　我在西南石油地质处工作时，他是处长，我做机要秘书。成立四川石油管理局时他做副局长，我在党委办公室。 + +　　对于焦益文在 57 年反右中定为极右分子的情况，因为已十年了，详细情况记不太清楚。大概情况如下： + +　　反右中焦的主要错误就是说他反对石油部和四川省委在四川找油的方针。记得他主张先采天然气，在采气的同时探索油层，发现油田。（因我不懂技术知识，大概是这个意思）而石油部和四川省委即主张要打油井，而且大量削减探气的投资，放弃天然气的开采。焦益文向石油部和四川省委详细汇报过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也未被采纳。大概56 年左右，薄一波去四川检查工作，又做了在四川找油的指示。这样在四川找油的方针就定局。焦因此认为石油部与四川省委对四川的油气情况未作很好的调查研究，主观定出找油为主的方针是不对的，曾化名“焦植”，在石油通讯上发表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以后又向唐克同志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对在四川找油的看法。大概在这两篇文章中有些用词比较尖刻，（现在看可能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例如说石油部是“瞎子”，“抱着金饭碗天天叫苦穷”（指四川有大量天然气不开采），“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指薄一波去四川对找油的指示），大概还有其它类似的一些用词。57 年反右中就批判，如反对石油部和四川省委的找油方针，反对石油部和中央负责同志对四川找油的指示，上纲为“反党纲领”。其他方面好像还有：“走专家路线”、“反对企业中的政治工作以及骄傲自大，不尊重同级和上级党委领导”之类的错误。反右后就根据这些定为极右分子， 开除党籍，撤职降级下放基层劳动改造。 + +　　反右前，在我们一般干部的印象中，这个干部出身和家庭关系都较好。（干部子弟）很小就参加了革命，进步快， 工作肯钻研，在业务方面比较熟悉（工程技术人员都称他为半个专家）。但是比较突出的是骄傲自大，对同级和上级不尊重，工作中不亲抓政治思想工作，只依靠工程技术干部等错误。所以，反右中定为右派。我们认为还是在勘探方针上的问题。当时的批判材料，就是从石油部转来的两个文件（前面已讲内容）为重点材料。 + +　　现在看来。焦益文同志这个问题，应该很好的调查一下。很可能由于石油部和四川省委李井泉等走资派，对来自下面干部的批评意见听不进去，反过来说别人反领导， 反党。同时，应该很好的分析一下焦提出的勘探方针，是否符合当时四川地层的科学根据。 + +　　61 年（还是 62 年记不清）焦益文摘掉右派帽子时，我正好调到四川省委工业部干部处工作，在研究焦益文摘帽子中，我记得石油局报的材料中，主要是焦在下放劳动改造和基层工作中对自己的错误认识比较好，劳动工作一贯表现不错。同时，中央关于摘右帽子通知有一条，即参加革命较久的老干部，因犯错误划为右派后，改造较好的， 应优先摘帽子。我记得在我们处里讨论时，主要是根据这些提出的初步意见。好像报省委批准摘帽子的。（至于当时李井泉等对摘焦益文的右派帽子是什么考虑，我们不了解。）焦摘帽子后，四川石油管理局又很快提焦为副处长、矿长。 + +　　我对焦益文的情况，经过回忆，只能谈这些。比较了解他情况的人，在四川石油部门的比较多，如：陈实、曾文、王合林、贾奉辛等。以上情况凭个人回忆，仅供参考。 + +　　 马德荣1967.7.12马德荣同志反映的情况供参考。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监督小组（章） + +## 省天然气管理局 王歧 的调查记录。 + +## （一九六八年二月五日） + +　　（王原在石油局石油沟大队任党委书记，川南矿务局副局长等，一九六四年调四川省天然气管理局，任办公室主任） + +　　我来时，焦在调计划后调地调处。我在石油沟对他接触不多，56 年改选局党委，我参加了扩大会，主要是总结前党委工作……其中说到局党委的团结问题，自此我才知道有党委有不团结的问题。（地址在小关庙）自我的印象来说，据说党委不团结是很久的事了。还是西南石油地质处时，据提到的是主要为李振与焦益文，当时对焦李有意见人不少（有刘忠等人）。一直到管理局党委会上参加过处理欧阳天一次。到 1957 年后发了些有关焦的问题处理……我认为焦有两个问题，一是焦给李滋润写大字报（反党），一是李薄副总理来川处理有关天然气的问题，说到捧着金饭碗天天喊苦穷，说了攻击中央的话。主要是此两问题。至于批判斗争他的会我没有参加。但当时我认为他反了副总理，觉得划右派是应该的。还在一次在大会中开了个小会， 我参加了，（小关庙礼堂）。其中提到局党委不团结的问题要解决（指李焦）张忠良、李滋润？他们。根本不承认局党委不团结，根本不承认这种说法。我对这个问题不清楚不了解。当时还感到很茫然。直到焦打成右派，我才知道问题都落在焦的身上了。 + +　　现在以毛泽东思想衡量，确实不应该打成右派。问题出在单从两个问题上便说是“反中央”，看来是不恰当的。我现在看来，不应当存在……。焦在部里提的意见，据说部长看了以后，说你提的意见我们接受，你的观点我们不接受。四川局委托你去部里开会，而你的发言，没有经过四川局的统一，不予赞同……是非法的。 + +　　调查人：陈太彩、谢 + +## 省经委 向俨 的调查记录 + +## （一九六八.一．十七） + +　　（向原在石油局专家办公室工作，后调省经委） 焦益文说过：四川省委就只是处分几个人积极。 + +　　焦当时没有领导肃反。好像是领导搞业务生产。从印象上看似乎不太积极，但又举不出事实。 + +　　我认为该平反，54 年不应给处分，当时焦有缺点错误， 但不应处分。应由何千里做检查才对。 + +　　对知识分子有些右倾，如常说，对工程技术人员照顾不够。强调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应给予适当机会给予照顾，对知识分子，稍为右倾。 + +　　 调查人： 陈太彩 1961.17 上午 11 时 + +## 竖看李滋润 + +## 《省红联》化公厅红色革命造反队 + +　　李滋润是西南土皇帝李井泉的一个忠实奴才和得力干将，1938 年前，就结识了杜心源。1940 年，经同乡戎存仁反复动员，才怀着投机心理参加革命，抗日战争艰苦，又一度逃跑回家。后又经教育归队，于 1942 年混入党内。抗日战争胜利，被闫秀峰尝识，调任怀仁县长，1947 年，因通特嫌疑逮捕判处劳改约半年，1948 年闫秀峰向李井泉推荐将李升为副专员。1949 年李井泉闫秀峰，处心积虑布置心腹，决定李任绵阳专署副专员，后升任专员，1953 年李利用权势勾结刘文珍、彭华无视党纪国法，串通法院院长， 非法“离婚”、结婚。被其妻上诉最高人民法院，立脚不住， 求救李井泉闫秀峰，由陈刚、刘文珍于 1954 年，调任为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后改任川中矿务局任党委书记。李认为“被下放”装病休养，哭诉于闫秀峰要求调离石油部门，闫请示李井泉调任为化工厅副厅长。1964 年李井泉迫害原党组副书记王元荣同志时，李上蹿下跳骂王：“你敢反对李政委！”李到处对人吹嘘李井泉。会上说：“古代四川有二李，现在也有二李，李政委说，当今二李要超过古代二李。”平时，李常是直线通过李井泉、廖志高、闫秀峰、杨超等人，飞扬跋扈。杜心源曾交代说：“像李滋润那样， 1948 年就提为专员，要不是闫秀峰赏识和李井泉别有用心， 是办不到的。后安排到石油局工作，因为那时石油部门是当时四川的中心工业”。1962 年。因有人提杨超粗暴骂人， 李听后说：“那有什么？李政委不也是爱骂人吗？我就愿意在他领导下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李不失其主子信任， 主仆相依为命。匿藏杜心源、黄流、肖里到金河避风。 + +　　李名为共产党员，但半点共产党员的阶级立场和党性原则也没有，一贯以贼作父，1954 年至 1959 年在石油局， 一手包庇重用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以至反革命分子。 + +　　对敌人爱，必然对自己人恨。李滋润在此期间。就伙同副书记王合林、副局长何千里，打击另一副局长焦益文， 利用焦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焦打成“右派”，撤销副局长职务，下放劳动改造。 + +　　--节摘《红色队》编《李滋润的三反罪行》 + +## 看 ！何千里的灵魂。 + +　　（这是何千里关于迫害杨自强的亲笔交代，杨与何曾同在山东、贵州工作，1953 年一起转业石油，任探区主任、地调处党委委员、副处长等、现任西南供应办事处主任。只是在 1954 年的所谓“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事件”中支持了焦益文等同志的正确意见，就成了李井泉、何千里长期排斥打击的祸根。） + +　　我对杨自强同志，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资产阶级观点，从个人主义的私字出发来对待。觉得杨自强同志坚持原则，斗争性强，有时搞得使我下不了台，心里不满意他。如 1954 年解决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问题时觉得他没有支持我，因之心里不满意他，所以在 1954 年至 1955 年间，讨论干部晋级时，通过了肖淑清、马文林、温亦然、康心浩，（按：这些多是何的私党心腹）两次没有通过杨自强。从我的灵魂深处出来说，就是肖淑清等几个同志在我和杨伯华，焦益文的斗争中，支持了我。所以通过了这几位同志的晋级。而肖淑清却又连续晋级。 + +　　1955 年肃反中，因杨自强丢失日记本问题，进行了批判斗争，并给了党内警告处分。这个处分所依据的事实是不真实的。用这个处分压制打击杨强自同志达数年之久。 + +　　1958 年在杨强自同志在地质调查处工作时期，发动群众批判斗争了杨强自同志。把杨自强同志打成了反党分子。这对杨志强同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迫害行为。孟庆瑗对这个罪行应彻底交代。我愿进一步交代，并作触及灵魂的检查，争取党及人民的从宽处理。 + +　　 何千里 1967.2.13 + +## 廖超 揭发何千里结党营私陷害焦益文 + +## （廖是石油局供应处副处长） 1967 年 11 月 5 日 + +　　何千里胆大包天，狂妄地把自己凌驾于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之上。早在 1954 年，何千里的生日请客祝寿时，他的心腹，温亦然竟举杯高呼：“何书记万岁！”何千里不担不制止，反而悠哉游哉，怡然自得，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 +　　早在五四年西南勘探处时期，党委就展开了一场重大原则性的政治思想斗争。但何千里凭着李井泉的后台硬， 上欺中央，下骗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由省委书记陈钢等人亲临勘探处坐阵指挥，硬将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委副书记焦益文、委员杨伯华、宋国鑫等同志打下去。老红军杨伯华，因此不予工作，被迫退休。从此便居心叵测， 心怀鬼胎，时刻不忘对焦益文的打击陷害。1957 年反右运动中，何千里伙同李井泉从晋绥一手扶持的老亲信，安插在石油部门的另一黑手，原四川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李滋润，抓住焦益文同志向石油部省委书面阐述对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建议，设圈套，狠下毒手。何千里为了除掉心腹之患，还亲自出马，赤膊上阵，组织发动了所谓的“反党” 批判。将一个主管业务部门关于油气勘探布置问题提出不同的意见，横加颠倒，强行上纲为“反党纲领”，将焦益文同志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改造，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更恶毒的是在批判焦益文的“反党纲领”时， 组织领导干部和职工进行讨论，企图以此放出“右派”，追出“右派”，凡是同意焦益文对四川油气勘探观点的人，都要打成“右派”或遭到残酷的批判斗争。 + +## 为什么要“肃清对焦益文的”所谓“个人崇拜？” + +## 陈世傑 + +　　（陈原是石油地调处地球物理队长、副科长，被以“焦李红干部”之名横遭迫害。后虽平反，但被踢出石油部门。现在煤管局做技术员） +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千里、李滋润、王合林，积极得力干将孟庆瑗，十多年来窃踞四川石油部门党政大权， 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打击陷害革命干部， 从他们一手炮制的所谓“焦李反党集团”为借口，以抓“类似右派”，“肃清对焦益文个人崇拜”为由，在地调处公开号召打“红干部”，“反个人崇拜”实行瓜蔓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 +　　我是1953 年服从祖国建设需要从中共遂宁地委调石油部门的，历任队长、地球物理科长等职。54 年，因政治思想工作作出成绩，被评为西南的模范队，我个人已被评为工作模范。历次政治运动均是积极分子。 + +　　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孟庆瑗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硬要把我打成所谓“焦益文李振反党集团”，运动中曾指使支委张裕祖整天整天给我作“动员”，说什么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都反掉了，你要认清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硬要我承认对焦的“个人崇拜”，揭发焦李反党事实，经我坚决驳斥，实在找不出理由，但仍然顽固的对我进行种种迫害。 + +　　孟庆瑗在 1957 年夏季以个人的名义给心腹辛天奎（兵痞，已清理回家）令其暗中收集焦李及有关人的“反党” 材料。在斗争所谓“焦李反党集团”大会上，孟亲自点名说陈世傑是反党集团骨干。56 年局党委决定调我任地球物理科长，此时却说是焦事先告诉陈提拔科长。彭德全是个党员年轻干部，先进工作者，也说成是焦的“红干部”被斗争撤销支部书记……。 + +　　我的爱人杨秀一，也被强迫退职，杨一直在地方党委工作是工作模范，56 年才调来地调处。 + +　　地调处六个处级干部中，被打击斗争了四个。 + +　　追溯起因和实质，这是石油部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 +　　石油勘探处党委为总结五三年工作，意见分歧。何千里坚持要把 53 年没有完成任务的责任，推给“国家计划盲目冒进”。而焦益文等多数党委委员则认为“没有发动群众”。后来以此作导火线，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原则争论。 + +　　我 53 年九月中旬，去 303 队当队长，深入发动群众， 在困难条件下，超额完成任务。竟被何千里等认为暴露了他没有完成钻井任务的要害，遇到暗中嫉忌。 + +　　我坚持反对反动技术权威丛范滋（美蒋特务分子）危害勘探工作的罪恶行为，受到孟庆瑗无理斥责后，写出书面意见申诉，竟被指为“焦益文授意的地球物理反党纲领” 被孟急电调回，参与斗争”焦李反党集团”的大会。孟在大会上点名说我是“反党集团骨干”，要我揭发，辛天奎更在大会小会上强调，说我是 54 年模范，是“反党集团的红干部”，号召打“红干部”，“反个人崇拜”。任家田更竭力煽动说“打焦李是淮海”，“打陈世傑是渡江”。 + +　　最后毫无根据的，捏造假证辞，将我定位敌我矛盾的“坏分子”，只给生活费，弄去西昌劳动改造。但又不敢履行规定的报批手续，而非法黑办达六年之久。（该结论已于1963 年，经中央批示重新调查对证，否定了原结论。） + +　　 陈世傑 1967.11.14 + +　　颠倒是非。真到了极点？ 于公亮 + +　　（于是老工人、老劳模，1958 年曾任试油十队代队长， 因听了监督劳动的焦益文一次汇报，也被打成“右派”，和焦一起被集中起来，武装管押劳改。） + +　　旧社会我是个受资本家剥削压迫最深的苦力工人，解放后回忆旧社会的苦，使我深深感到新社会的甜。因此， 我积极地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但刘忠（李廖死党在石油部门赏识重用的一个大队党委书记何千里的四大金刚之一）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全矿大会上斗争我一次， 就给我扣上了“右派分子”帽子。1958 年十月二十四号， 就叫警卫队押解劳动去了。 + +　　他们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又是那些所谓的钢鞭材料把我打成“右派分子”的呢？我为什么说“我当了一个稀里糊涂的右派分子”，其道理也就在此……，他们说我“与下放在我队进行劳动改造的极右分子焦益文划不清界限，勾勾搭搭，敌我不分。” + +　　焦益文是在五八年三月，下放在我们试油十队劳改。刘忠为了栽赃陷害，竟颠倒黑白，诬我对“极右分子不强迫劳动改造，进行照顾”。加上罪名“同焦益文划不清界限”。 + +　　当时我是试油十队代理队长。焦益文是向我汇报他的思想和劳动改造情况，又加上的罪名“与焦勾勾搭搭，”这种栽脏陷害，又何其毒也！ + +　　既然如此，像我这样的人，怎么会历年都选成劳动模范呢？先进工作者呢？这岂不是他们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 +　　我是个老工人，没有当过领导，代理队长才几个月， 我只会做实际工作，我没有干什么反党反社会的事情。我是队长，焦找我汇报思想和劳动，这怎么是我“界限不清”、“阶级观念模糊呢” ？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到了极点！ + +　　 蓬莱油矿机电车间工人 于公亮1967 年十月八号 + +## 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调查报告调查对象：石油部教育处 康心浩 + +　　调查时间：1967.8.14 + +　　调查问题：焦益文 53 年、54 年、57 年的问题 + +　　（按：康心浩原是何千里的心腹秘书，1953 年起草“国家计划盲目冒进的党委总结”的是他；1954 年向省委密报“党委不团结“的是他；1958 年起草焦益文反党罪状”的还是他。） + +　　54 年党内处分。闹不团结，（我曾）参加批判。 + +　　这人参加革命数年，但改造得不好，给我的印象一直不好，部队宣传科任付科长。解放时为四川军代表。在该单位很有影响。两年后成立西南勘探处，他任副处长，后来何千里（现川油院书记）。他去得早，又懂些技术，有实权。他进城，我认为是受了腐蚀的，当时我们转业去，（还有李绍亮，汉中副指挥，当时人事处的），很不热情。当时对整个外来干部都是这样，反映很大，重用孙自权（留美的洋教授）、司徒愈旺（总工）、胡励善（历史反革命），把转业干部甩在一边，下边还搞一批刚毕业的学生，形成一批力量。党内以专家自居，党外以老干部自居。（有这样一个精神，57 年一般右派根本不与争论）后来与老干部间闹不团结很厉害，四川省委做了处分，撤销了副书记职务。 + +　　他传达知识分子政策，团结教育改造。不传达“改造”，问他为什么？他说：说改造对技术人员太刺激了。这个问题作为党委副书记，是很原则的问题。现在李井泉出了问题，是走资派。不能说十几年前，57 年四川省委处理的问题都不正确。57 年问题是石油部点了名的。（唐克、康世恩可能了解一些）提副局长时，康就不同意，定右派后，康还批判四川张忠良，我们本来就不同意提，结果，是右派。 + +　　54 年处分，后说要提副局，他就写了一个检查，56 年提了。重用李振（右）、包茨、陈世傑（坏分子）、沈国懋（右）、曾鼎乾（混党）、在他线上的有好几个人。他的问题在群众中是有争论的。他写了一个“抱着金饭碗 ” + +　　要登石油报，说 57 年五月十一是四川不吉利的时刻。（公开发表的已经改了。原来很恶毒的。） + +　　“三字经”就是“以党代政”，储安平的话。他自己说自己“有职无权”，右派攻击的话。漫画党委书记，画上一副对联。 + +　　联系过去一系列向党争夺领导权，下头又形成一派， 重用一些没有改造好的人，定的是极右分子。处分后，60 年又和某家属乱搞男女关系，是家属搞四清时揭发出来的。气田也搞了些歪门邪道，花花草草。 + +　　这个人没有改造好。倒是挺聪明的。全家革命，从小革命。有知识的老革命（自封）。 + +　　把他打成右派后，下头一帮人就哭，后来都（整）下去了，把他拔除是除一大害，否则石油部指示都贯彻不下去。 + +## 焦益文的一些历史情况调查八二六分团调查组 + +　　调查对象：杜秀屏（原石油局工会副主席、地调处党委委员、工会主席，焦的爱人，现在川南家属科工作） + +　　调查时间：一九六七年八月 日 + +　　焦的爷爷是个小学教员，当时村里就很尊重他，由于这种关系，焦的父亲也能够上学，焦的母亲家，是佃农， 焦的父亲抽过大烟，由于这，焦爷爷与焦的父亲断绝的关系，以后，焦的父母到了青岛，那时他们跟共产党有些接触，由于散发传单等被通辑赶出了青岛。这时约在 35 年， 后回到老家，租种了三亩地，以后参加了革命。 + +　　参加革命第一次受处分，是由于贪污腐化，那是焦才20 岁或 19 岁。他担任秘书时，发放单衣费，由于一同志调走，而领了单衣费没有留条子，随后查账时对不上账，因此焦说此钱是自己贪污的。这个钱也只能买包牡丹烟，这是听他说的。具体的可找王墨林调查。（王在鲁北一直到重庆都是在一起的，焦曾担任过王的秘书） + +　　第二次犯错是 47 年－48 年，当时各县各区检举坏人， 检举那些跟国民党还乡团有勾结的，当时焦所在的区检举有个乔相朴，当时农民要求打死，不让他过元旦，当时的公安局长也同意枪毙，焦也同意了这个意见，以后他们对此事做了检查。类似的事情据我所知，附近的几个县区都曾发生过此类事件。但上级对这几个区县的负责人只是叫检查，没有给什么处分。 + +　　焦自南下转业到石油系统后，钻业务较快，脑子较聪明，也经常在四川日报人民日报上写点石油方面的文章， 领导上对他反映也较好。局里的政治课，也由他上。曾在报上树为领导干部钻业务快的标兵。但转业后，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也是较多的，那时工业部经常开舞会，在苏联专家到四川时，局里也搞舞会，那时焦也经常去跳，男女关系问题就在这时发生的，随后焦也作检查，表示坚决改正。 + +　　地调处是以技术干部为多数，野外队普遍没有指导员， 政工干部。焦益文随后在局主管地质方面的技术问题，接触的差不多都是技术干部。 + +　　他从来不在家里过春节，经常跑野外队和北京开会。焦对技术干部信任是比较多的。何千里那时认为技术干部不可信，都是不说真心话的。 + +　　焦定为右派后，在局、地调处、以及野外队搞消毒， 搞拔白插红，搞到 58 年下半年。 + +　　当时管理局其他右派，都是自己跳出来在大会上宣传右派观点，群众对此进行过批判。 + +## 焦益文问题调查会议纪要 + +　　召集者：川大“8·26”张景文、石油“8·26”分团韩桂英、地纵“612”陈太彩、地野《四兵团》康泽波、兵团石油系统分团胡德荣 + +　　参加人：张清慧、吕彤臣、文明怀、凡荣、张河清，（原石油地质队长、组长、技术员、现地质研究所技术员）；刘昌华、沈洛三、马继祥（原技术员、地质师、现地研所地质师、主任地质师）；孟广性（原军代表联络员、科员、现石油技校教务主任）。 + +　　时间：1968 年 4 月 15 日，下午 2 时至 4 时。地点：成都小关庙石油招待所，008 号房间。 + +## 一、对待技术干部和知识分子问题： + +　　马继祥：曾鼎乾（以下简称曾）当时是极专横保守， 经常刮年轻的技术干部，群众对他的意见很大。焦益文是团结他的，但在下面还是做了工作，我认为焦同曾的关系问题，既是有所迁就，也是一般认识问题，且不能全怪一人。当时的党委是要负责任。 + +　　刘昌华：焦益文不好方面是太迁就，偏爱曾。如在生活上，一次在江油，伙食已经够高了（20 元多），但曾还开小灶，焦没有进行工作。看来焦是很迷信曾的技术。 + +　　焦是曾专门派李炳延做曾的思想工作的，效果不详。孟广信：根据当时的情况和背景，焦对曾有所迁就。 + +　　不能怪焦一人，不能全归罪于他。 + +　　沈洛三：对其他知识分子就不像对曾那样迁就，当时局党委对知识分子是处理得不好。 + +　　吕彤臣：我也有同样看法，当时曾把焦抓得很紧，因为曾想入党，曾对焦说：你帮助我政治，我帮助你业务。 + +## 二、对油气方针问题： + +　　刘昌华：当时打井，有气没油，因此，焦提出通过找气去找油是很自然的、合理的。 + +　　吕彤臣：焦提出天然气的问题是适合客观实际的。焦对四川勘探部署有一定见解，肯钻研，不像其他的局干部不下基层，不了解情况，不深入群众，形而上学的凭空瞎指挥。焦能到实际中去，提出自己的见解，这种干部是好的。妄想以“油气方针”为罪状定焦为右派是错误的。由此引出对中央某某首长丑化、抵制党的勘探方针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 +　　文明怀：焦益文的“三字经”是对李滋润的，焦说李是二十世纪的陈世美是对头的。焦由于提出开气找油，因而被认为于党唱对台戏、反对党的勘探方针，现在看法， 焦的提法是完全正确的。如果按焦的想法进行工作，现在的天然气早就完成了。 + +　　凡荣：焦主张利用天然气，我们在讨论中，这种想法是正确的。当时的意见是统一。 + +## 三、地质和钻井矛盾问题： + +　　吕彤臣：地质和钻井之间的矛盾是受资、修影响得来的，是全国性、全石油部普遍存在，要找出谁制造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因此焦发表文章揭露了钻井只顾进尺，不顾地质科学问题上是完全符适合实际。 + +　　刘昌华：当时打井为了进尺，为了得奖金，不是找油， 造成了乱打井现象，是国家财产受到极大损失，我们看了很心痛。钻井的不顾地质情况和标准层，使地质人员抬不起头，这也是导致何千里与焦之间的矛盾外因所在。 + +　　文明怀：焦是比较重视地质轻其他，对于地质干部特别偏爱。如地质干部闹薪问题等。 + +　　马继祥：焦对地质能负责，深入现场，晓得地质一些业务知识，焦比较支持地质，我认为是正确的。 + +## 四、群众对焦定为右派的反应： + +　　马继祥：我从北京回来时，压力很大，有人警告我要注意，说话小心，赶快揭发焦的问题。不揭发就过不了关等等。本来，焦被打成右派感到突然，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可揭发，实际上，当时底下也没有揭发出有价值的问题。 + +　　张清慧：焦定为右派时感到很突然，当时群众想不过来，觉得不对头。压的也不敢说。 + +　　吕彤臣：批判焦益文时，群众思想乱，各说不一 ，想不通，因此讨论不起来。于是，管理局就抛出“焦全家革命，焦是不是一定革命”为题目进行讨论，硬逼群众进行批判。 + +　　58 年，焦被下放到西昌劳动，但当天又被通知回来， 是什么原因？含含糊糊，令人不解！ + +　　刘昌华：在处理焦的过程，陈刚、杨超、刘文珍经常来，当时局党委有密切联系。其中，刘文珍是亲自插手的。 + +　　文明怀：焦被打成右派主要是反对薄一波，他写的“……飞来横祸”，主要是针对这儿而言，因“油气”问题焦被定为右派后，群众再也不敢提了，以至于发展到化验室化验员找到了缝缝也不敢说了，怕人家盖上“焦李同盟” 的帽子。 + +　　当时的斗争是从党内到党外，最后才交给群众。 + +　　凡荣：上面布置我们讨论焦益文的文章时，对焦提出的开气找油的提法认为是正确的。当时罗自立提出：不管焦的看法是否正确，它是按组织原则提出自己的看法是可以的，刚一说完，掌握会议的就立刻改变内容，停下来反右倾三天。于是，群众再也不敢谈类似的问题了，都知道组织上已经把焦益文抛出来了。 + +　　沈洛三：焦定的右派是过分的，有问题的。他不是从群众中来提出意见，而是从局党委，从内部搞出来的。当时什么批示都没得，搞突然袭击。 + +## 五、群众对焦的看法： + +　　群众都认为，焦益文能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没有架子，能关心群众的疾苦，在群众中威信高，印象好。对群众反映和存在的问题，能正确地提到桌面上解决，他在生活方面并不很特殊，当然也存在着不少问题。 + +　　他本人谦虚，肯钻研，业务知识掌握得快。 + +　　检查会上，态度是诚恳的，自己的问题自己承担，不推到别人身上。 + +## 整理人：张景文、胡德荣等 + +## 调 查 报 告 + +　　调查人：曾鼎乾 原四川石油局总地质师，现石油部地质二线 + +　　调查内容：焦益文 57 年的问题 ，曾本人写的材。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 + +## 我所知道的焦益文的一些情况 + +　　（一）、一般的： + +　　焦在四川同技术员的关系比较接近，对业务很钻研， 解放时他是军代表，接管四川的摊子，成立勘探处时他是副处长，何千里是处长（后来任副局长，现在是四川石油学院院长），我是 53 年去的，57 年夏离开。一般技术人员对他印象比较好。群众关系比较好，技术干部中，对他比较信仰，在群众中，对他比较有威信，他能摸到技术干部的脾气，做一些工作。另一方面，对上一级和同级的领导情况就不一样了。例如何千里、党委书记李滋润经常顶牛， 与李有矛盾，印象中有一次可能是党员群众曾经画过一幅漫画，讽刺开党委会是有人看书看报，有人做其它事情等情况，在这幅画中，可以看出党委会的内部当时是有矛盾的。记得有一次焦益文曾经对我说过：“李滋润不懂业务，在党委会上瞎比喻”，李对业务是不研究，不关心，有时候给他汇报工作，他打瞌睡。谈到具体问题是他就说“你去找焦 xx 去”。看来焦与李的矛盾大些，与何的矛盾小些。 + +　　本人生活上不完全是艰苦朴素，说怎么铺张浪费也说不上，小动作得好像多一些，例如爱买点什么好吃的，搞个什么收音机等等，不能称是很大的错误。给我的感觉这个人有点骄傲自满情绪，这是有根源的，从小参加革命、年轻、肯钻、懂点勘探方面的东西。 + +　　（二）、关于找油找气的问题： + +　　由于他到四川一开始接触气，搞气比较现实，所以有点现实主义，对气较有感情。53 年 54 年忙队伍建设等问题， 还没有提到找油找气的问题。（当时部里在海棠铺找油，焦没有提意见，很卖力）到了 54 年底、55 年时，他提出找油找气的问题，大意先找气，在找气的过程中找油，当时的地质工作做得很差，我们主张进行石油普查，然后分区进行勘探，所以他提出后，我一时转不过弯来，有问号，记得会上也有争论，我是不大同意的，何千里不同意。大概是 56 年在焦的主持下。成曾经给李井泉汇报过一次：气用途 李好像说过：“有气也不错”。57 年到北京汇报， + +　　到当汇报完后。李大发脾气，把焦的报告甩给焦，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可能焦不仅摆了观点，还批评了石油部。 + +　　关于找气找油的问题，焦以后又写了一个报告，提的意见比较尖锐，还准备刊登在《石油勘探》报上（可能已送编辑）。 + +　　58 年前基本上侦查阶段，有啥要啥。在 58 年,有 x 口井在川中出油,就搞找油会战了。后来基本上采气了，也搞油。 + +　　在对四川情况了解的很肤浅的情况下，焦益文当时提出这样一个属于勘探方针性质的问题，这是无可非议的， 如果主要是由于有关勘探方针问题给上级提意见，而被打成“极右分子”，那肯定是错误的。因为这主要是技术性问题，也属于学术讨论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存在不同意见是允许的。最近我们讨论，在四川还是非找油有不可，没有油不行，气不能代替油，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事实证明 + +　　（我的看法）焦益文提出的找油找气的问题是有片面性的， 当时也不可能说一点也没有道理，但即使这样也不能因为这一点而构成把焦打成极右分子的理由。 + +　　十几年来，在四川做了很多工作，得到了一些规律， 但是有两大任务没有很好完成，区域勘探和区域综合性研究，这几年钻了牛角尖，只搞了一些小专题。还塞进了刘、邓、彭等人的黑货，这笔账应该算在康世恩的身上。 + +　　（三）李聚奎到石油部不到一年，58 年余秋里就来部了，当时余刚来部，康世恩对下面的情况了解最清楚，对焦益为的问题应该清楚。康当时是部长助理（相当于副部长）他一直主管勘探开发的，四川石油管理局也是他一手成立起来的，对焦的处理，康肯定得参加的，没有他的意见肯定是不行。 + +　　看来，康与焦之间有矛盾，65 冬训在川南开会，康世恩在我们的汇报会上（勘探方面）曾经骂焦益文这个人翘尾巴（可能谈到干部作风问题时），康大概 65 年 12 月去川， + +　　先在重庆开会，后到威远，很快转去泸州，至少在 66 年一月才走的。 + +　　 曾鼎乾 67.7.18 + +　　曾鼎乾同志是我所党员地质师，所提供的情况仅供参考。 + +　　石油部地质司二线《地质红旗兵团》 + +　　1967．8．4 + +## 司徒愈旺调查材料 + +## “八、二六”四中分团调查组 + +　　（司徒原系石油局副总地质师，现为石油科研所副总地质师） 焦益文的文章提出的问题，我们过去认为是学术问题， + +　　他的文章反映了一部分技术干部的观点。他的文章所提出的许多问题，比如油气勘探、气的利用、以及后来他的文章中所提地质和钻井的矛盾，都是我们曾在下面议论过的。我们当时也不认为他是反党，当然他的文章有些片面，看的不够远，我觉得当时四川的具体情况，先把气闹清楚是对，当时是没有找到什么油，上江油、后坝碰了壁。57 年撤下了下来。焦益文他并不是反对找油，他是有现实主义的，他认为气是拿到手里的东西，应该利用，也可以利用。当然，也有些气可以赚钱的思想。第一个五年计划，油是很缺乏的，利用天然气是解决燃料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当时，石油部对气是很不重视。有的气井打出来了，但不能利用，只好把井关了。那时已有了一批气井，但是都没有很好的利用起来。利用气的只有隆昌有个炭黑厂，用天然气烧炭黑，那是最低的利用，一直等到 1958 年，毛主席参观隆昌气矿，看到烧炭黑，损失很多热能，就提出要把热能利用起来。这时才对天然气提出综合利用的方针，但是还是没有真正利用，一直到最近几年，由于 x 线建设燃料的缺乏，余秋里代表小计委来，才正式提出利用天然气的问题，部里对从前对天然气是很不重视的，以前，所定的勘探方针，是天然气谈都不谈。每年订计划都不包括天然气在内，当时部里压的很凶的是要油，找不出油就要批评，而气很不重视。焦益文对石油部有气不用的方针，一直是有意见的，对石油部由于对气的不重视而忽视对四川与西南勘探工作也一直有意见，这看来是正确的。 + +　　当时把他打成右派，有勘探方针的问题，当时他所提的：在找气的过程中找油的规律，现在看来还是比较正确的。当时康世恩就搞什么“占山头”，到处打窟窿，学苏联又加了个区域勘探，以及后来石油在四川搞的几个“会战”，实际上都成绩不大。四川有很多地层中发现油环，大多是储藏天然气的构造。在打气井时就可以顺便找到油。如当时自贡就是这个样子。焦益文是不反对找油的，如果按焦益文所提的意见，气田建设速度可能快一些。虽然当时焦益文反对部里勘探方针及其它的一些问题，有很多的意见， 但是他是没有在组织上、行动上对抗部里的指示，比如调人、调钻机、上川中等，当时部里决定上地台，xxx 反对， 他也曾批评，在他写的《一定要在四川盆地找油》（按：原题是《一定要在四川盆地把找油气找出来》）中就对不上地台进行了批判。对部里的意见还表现于他对解放初期调走了四川仅有的一部钻机有意见，当时那部钻机，差一点儿就打到气层了，后却调走，结果井只打一半就丢弃了。 + +　　还有，地质与钻井的矛盾，如他写的《《谈油气勘探中地质与钻井矛盾和解决的途径》中，所提的情况实际是有的，主要是钻井的速度与地质取心（找气找油）的矛盾。当时，钻井规定是有奖，在一定时间内钻井规定尺度，就可以得到奖金及其他奖励，如果没有钻到那么多尺数，奖金和其他的奖励就得不到。取心影响钻井的进尺，所以钻井和地质的矛盾过去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地质工作者为了取心，抱着钻杆哭是有的，类似的事情还是很普遍的。大庆的取心搞得比较好，是由于吸取的西北和四川的教训。因此余秋里特别强调取心。钻井与地质的矛盾，也和部里当时的什么“一长制”有关系。 + +　　不过，焦益文也是有缺点的，比如在生活上讲究吃穿， 到野外要坐小汽车，对技术干部重才不重德，只要有技术就行，平时对于年轻的技术干部也谈得起（拢），对突出政治是很忽视的。他跟何千里、李滋润是有矛盾的，何千里这个人骄横的很，动不动就压、就骂，对地质技术干部上的错误，动不动就上纲“反党”，经常整这些人，而对钻井技术人员中的某些人都捧、都吹，温亦然、廖超对于何千里更是吹吹拍拍，说他什么“原则性强”，成天跟着何的屁股后面转，打球、吃饭都在一起，别人都很看不惯。他和李滋润何千里是有矛盾的，但他从来不向我们这些非党人员讲。 + +　　 司徒愈旺 1967、8、20。 + +## 杨建忠 的“几句话” + +　　（杨是泸矿党委秘书，运动初期御用文革的黑秀才， 二月黑风联络站的头头） + +　　看了焦益文的这些大字报，联系到所知道的一些情况， 几次对焦益文斗争，非政治迫害为何？革命组织对这个申请应该予以重视。 + +　　杨建中 1967.2.11 + +　　写了这段话，引起好些同志的反感，有的甚至认为我是支持焦益文翻案的。因而告诫我说：“检查一下你的立场吧！”就是善意的规劝，我完全接受。顺便阐述一下几个观点：1、我认为冬训时揪出焦益文是否正确？主要取决于长纳管线（假投产）是否属实。就我知道的情况是缺乏客观查证的，尤其是后来的处理更是太随便的。因此，重新复查这个问题的实在性是需要的，所以我支持组织调查。2、文革运动中揪出焦益文我看不出当时有什么主要问题，而揭发的一些问题，未经最后落实，然而做了罢职处理。我以为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教导的， 因而是错误的。3、只准右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这是党的政策，焦益文的旧案，早经结论，并已经明文摘掉了右派帽子，因而是翻不了也不准翻的，但并不能因此不准他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的问题，那是不公正的。然而焦益文必须规规矩矩， 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不能混水摸鱼，想捞稻草，那是危险的！没有出路的！你不是问题才揭发了十分之一吗？有多少就放出来吧！是鲜花、是毒草，群众有的是照妖镜。4、是奉劝人们想想；“（此处引列宁的一段话，意思是把枪交给强盗以便更易于识别和捕获、枪毙这些强盗。因红笔写的，字迹失真，故省略---注。）”用来鉴别运动中一些发生的问题，是无不好处的。 + +　　杨建忠 2 月 21 日/（1967） + +## 关于我对焦益文的一些认识 + +## 王国宁 + +　　（王国宁是前地质处地质队长，现石油科研所地质师）。 + +　　（一）、焦 1965 年川南冬季整训中被斗，主要罪状是在“阳高寺采气队搞资本主义复辟”，据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了解，这并不是焦挨斗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1965 年 10 月——11 月，长纳管线落成，什么“五个一次成功”、“高质量”、“高水平”、“高速度” ……实际上，这些都是不真实的。管线根本不具备投产条件，焦益文当时坚持了正确的意见，认为不能投产，因而遭到张文彬、陈礼（李）中、郑浩等的打击，在整训中拉出来批判。主要罪状就是把阳高寺采气带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了。这方面是无限上纲的，例如：石油部的一位领导与阳高寺采气队一位（女） 工人握了手感到软绵绵的，“不像一个工人了”于是就看出 “修”了，“这个队完了！”，还把几个同志的鞋集中到一个女同志床下，说她买了 20 多双鞋，成了这支队伍的典型。他们要打倒焦益文，是首先从政治上来陷害他。经过一个时期的批判斗争，将焦放到供应站去劳动改造了。 + +　　（二）、文化革命前期，虽有几张焦的大字报，但并未拉出来。相反有的革命同志写出要追焦的后台。这些同志都受到了镇压。一直到九月份红卫兵开始大串联了，川南矿区为了“扭转大方向”，放下对群众的斗争，把焦益文拉回矿机关斗争，他们系统“整理”了焦的历史，几乎把档案全用上了，还捏造了许多。例如说他出生一个富农家庭， 他父亲是大烟鬼。说焦是公子哥儿，十三、十四岁之前浪荡了六、七个学校。说他枪杀了区委干事，贪污盐滩等。关于家庭出生的问题，后来陈李中在一次群众报捷会上说： “张部长在成都住医院，碰到一位山东的老干部说焦的父亲是大烟鬼，”又说“我查了土改中的成分，根本没有破落富农，其实就是破落地主。”在今年一月份，写出很多揭发长纳假竣工、假投产，并对九月份整理他的材料写出了真相。我记得有以下两件事： + +　　①、关于他的父亲，当时反动派在山东通缉他，是一个穷教员，后来参加革命，现已退休。 + +　　②、杀害区委干事的问题，他说当时有一种过“左” 的群众说了算的歪风，在群众要求下犯的错误，当时领导承担责任，未受处分。 + +　　焦的大字报写得很多，后来就受到封贴，焦写一点马上就有人给封了，很是困难。 + +　　（三）、在斗焦期间，在一次大会上，1966 年 9 月－10 月，陈李中在场，由川南政治部主任刘捷代表会战领导小组撤销焦川南矿区副指挥职务，事后到今年（1967 年）一月份，张文彬、陈李中、杜志福（川南矿区党委书记）都不承认此事。 + +　　（四）、今年（1967 年）二月底或三月初，川南的石油联合联络站组织了一次斗争张文彬的会时，焦到了场，开会时又把他赶出去了，焦说是联络站王传炳叫我来的，大家喊老右派滚出去把他推出会场，他仍在门口，坚持要揭发张文彬……。据川南矿区调度室郑良波说，确实王传炳是通知焦益文来开会的。 + +　　（五）、二月黑风和三月恶浪期间，焦又被打回去劳动了。四月以后，焦又出来写大字报、写传单，但一直是很快被覆盖，最后，他化名为《孤军战》的传单保存了较长时间。 + +　　（六）、有一次约六月份。焦被川南矿区政治部的一个人打了一顿，据说打的很厉害，他在家休息几天后，据说去北京告状了，以后没有再见到。焦在这段时间中，给中央文革、谢副总理寄得很多材料，这些材料大都公开贴出过。 + +　　（七）、关于焦的问题，川南的革命组织、革命群众， 还没有公开为他翻案的。一方面是川南保守势力大，斗争很激烈无法插手，但关于长纳管线与阳高寺采气队被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大家是清楚的。 + +　　（八）、关于焦订为极右分子的最大罪状，是反对当时的勘探方针和反对薄一波、李富春。现在看来，当时焦益文坚持搞天然气是对的，十年来勘探的实践可以得出结论， 实际上这几年就是以气为主的。至于反对薄、李削减天然气勘探投资也不能作为罪状。我个人认为焦在大节上没有什么大问题，小节上难免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这些就不必过于叙述了。 + +　　焦益文的问题已经十年了，1961 年摘的帽子，委以 17 级的副处长，以后又任副指挥。川南党委、管理局党委还考虑再次吸收他入党，在工作上相当重用，几次带人到各处开会，如大庆、成都……还有把他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打针材料给干部学习。他们为什么如此重用他？这个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 +　　在长纳管线问题以后，他们又一下转了 180 度，把他打下去，张忠良在一次说：焦益文还是有反骨的，“反骨”当然是指反他们了。当我们了解查清焦益文问题的时候， 这些都值得注意的。从焦益文的问题中，可以进一步打开四川石油管理局阶级斗争的盖子。 + +　　 王国宁1967 年 8 月 19 日。 + +## 焦益文问题 + +## 陈俊骞 + +　　(陈原在泸矿采气队工作，现是局生产技术室技术员) 焦益文这个人我不够了解，以前是右派，61 年摘了右派帽子，65 年冬训把这个人打了下去，导火索就是长纳集输工程。长纳集输工程肯定有假。 + +　　当时，长纳集输工程政治背景是：杨超和化工部张部长到了泸州。为了在他们面露一手，给他们化工部施加压力，便仓促要求马上把工程搞好，投产点火。我当时是参加“投产小组”的。工程确实有很多问题，比如打一井的井场装置根本不能投产，低温分离的流程不合格，沈一井也是如此，一开始输气则设备震动摇摆，一号针形凡尔失灵，只要停产，工人吓得跑出井房，根本不敢开气。纳溪集气站工程质量也不合格，输气比较困难，纳溪配气站到集气站之间的管线，当时投产压力为 40kg/cm2(每平方厘米),但只试到 28kg/cm2(每平方厘米)。有个阴极保护站都没有建起来,往上说，是能保护 60 公里的管线，66 年元旦开科委土壤腐蚀会议，要求参观时，才突击建起来。纳溪配气站到集气站之间理应输气压力 40kg/cm2(每平方厘米), 后来为了怕管线破裂，不敢输高压气,就把低压力当高压 气，并拨压力表来弄虚作假。实际上当时开井只是长 9 井和付 2 井等，在 65 年就建立起来的老井，其他的井根本不敢开，后来整改了一个多月，才能开井。 + +　　当时焦益文认为工程质量不合格，反对立即输气。认为不应该马上投产，认为井口装置不合格，很多闸门漏气。于是向郑浩等人提出，气田科长张道霑等人也多次顶撞了夏云昌等，因而在点火那天晚上就被撤职。当时弄虚作假现象十分严重。当时郑浩在基建施工会议上要求对外口径一致，说什么：“质量全优，五个一次成功”、“即使有意见也只能在内部谈，不能在外部谈”。投产点火要交竣工图纸， 根本没有，郑浩就在会上说：“没有图纸。做个漂亮的盒子，里边装什么纸都可以，废纸、草纸、擦屁股的纸都可以装”、上面用红绸子扎起，搞得很漂亮。实际上竣工图纸现在都没有搞。郑浩这个人坏得很，是日本人的一等翻译官，现在当了第一线指挥。 + +　　实际上，焦益文很明白，杀鸡给猴看。在这个问题上焦益文是正确的。 + +　　在阳高寺搞的那一套其实没有什么，当时石油工人的生活确实很苦，睡在床上都看得见星星月亮，下雨就到处搬。65 年在阳高寺才修了一些房子，也不是什么好房子，就是一般的砖墙瓦顶的，你们以后去看看知道了。搞规格化是向大庆学的，这对井上装置的维护有很大提高，当中也有些形式主义的东西。 + +　　张文彬一来就实行反动路线，很严重，整训中就是整群众。整焦益文主要就是因为“焦益文敢顶部长”。康世恩在 65 年 12 月（或元旦）冬训来川南检查工作，马文林汇报冬训情况谈到焦问题插话说得很多：“焦益文的花花草草是搞资产阶级的低级作品，他不听部长的话才是搞资本主义的高级作品！” + +　　张文彬给化工部长施加政治压力。当时纳溪化工厂并没有完全投产，用不了那么多气，他就把管子架在化工厂门口点上火烧，给化工部施加压力。 + +　　 四川石油管理局生产技术室 陈俊骞16/8.1967 + +## 张闻 的检查与揭发 + +　　（张原是川南矿区党委宣传科长、阳高寺整训工作组长，这是他在 1966 年二月四日阳高寺采气队革命职工会上的检查） + +　　陈李中、魏玉晶对焦益文进行揭发批判，叫我搞焦益文的问题，我在阳高寺是包办代替。“发动”群众摆述，揭发在思想上受他的影响，“和平演变”的实物展览会是叫群众拿出一些东西，是周志超布置的。 + +　　(刘志文等问：那你根据什么说我们阳高寺是修正主义巢穴？你是叫群众拿东西，还是叫张 xx 挨人收查？连董大俊 57 年结婚的东西都收……。) + +　　我没有说“巢穴”，是“市场”。我是说焦益文时，工人是少爷小姐。是指 64 年到 65 年。 + +　　（曾德祥：我们在 64 年、65 年，大战五好气井，我的体重从 136 斤减到 96 斤，你却把我们说说成是少爷小姐……。我们又是什么时候房子上掉一片瓦去找行管科来修？） + +　　这是马文林给我说的，我是根据这些说（工人）的， 思想感情、作风、干劲、方向四个变了。通过这些来揭发焦益文、张道霑，我叫焦永兰搞一个宿舍，作为批判焦益文的展览。 + +　　我总结四忘、四变，没有根据主席教导去做，对阳高寺的同志生产很大的压力，采取压服武断的手段。我批评郭中荣“老油条”，说难道你就一点反映也没有吗？说刘其发：“不是叫你表功，是要你检查！”对范天星也是三番两次的逼他检查……。我是唯我独尊，硬性压服。我当时谈的焦益文的情况，现在看来是不对的。我是根据上面的布署，一手包办。 + +　　（群众提黑材料问题） + +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过去认为是方法问题，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特务作风，是国民党训政，这是错误的。过去是一种奴隶主义，以为政治部说的就是对的。 + +　　（姚兰溪：叫我检查控诉也就是你张闻写好了，叫我照着说的，你还抓我的辫子！） + +　　（杨川东：你还对刘吉发说：“你们的检查的越坏就越好“，别人没有的问题也得说些坏的，才能过关。） + +　　（刘吉发：“你为什么在矿区一个八百人大会上说刘吉发强调劳逸结合？”） + +　　这是石油部门的一贯作风，我说刘吉发讲劳逸结合， 是指工人干劲不足的表现，焦永兰也说过，刘着工作安排不下去。 + +　　（焦永兰：但我没有说是“干劲变了”，“不革命了”。 ） “不革命”三个字，是政治部加的，我审查了三次， + +　　最后政治部定稿的。……是马文林指示从揭发焦益文入手， 是陈李中在机电车间开会，叫揭发焦益文的问题。 + +　　（曾德祥：我们也就是他们利用的，也是为这被你斗争的？） + +　　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 + +　　（蒲天金：你一次叫我们揭发焦益文，二次叫我们揭发焦益文，给我们画框框，没有的事儿加上去！） + +　　（群众：你编了稿子，选口才好的照着念，念错的字都不行……） + +　　搞黑材料是一种老办法，过去都是这样子，我是按上级布置的。马文林叫摸底，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我当时没有认识，实质是欺骗了群众，造成不良影响。是国民党训政，国民党作风。 + +　　我过去认为政治部搞的就是对的，我是奴才主义。向同志们请罪！ + +## 我为焦益文同志喊不平 + +## 吴志峰（吴为石油局政治部副主任） + +## 最 高 指 示 + +　　他们对革命人民所做的种种迫害，归根结底，只能促进人民的更广泛更剧烈的革命。 + +　　敬爱的红卫兵小将： + +　　我是个转业军人，由于平时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因此，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 站错队，参加了保守组织，犯了严重错误。在红十条和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帮助下，我重新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坚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重新做毛主席的新战士，与革命造反派一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由于觉悟了，再不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卒，再不当党内最大走资派臭《修养》的奴才。因此，我要为原四川石油管理局川南气矿副矿长焦益文喊不平！ + +　　我在 65 年底、66 年初，在川南冬季整训时期，四川会战领导小组张文彬为首的一伙杀人不用刀子的刽子手魏玉晶、陈李中，把焦益文打成“右派”，我要为这件事为焦向红卫兵小将申诉：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张文彬从 1965 年五月来四川，为了搞独立王国，排除异己安插亲信，会战一开始，就有组织有计划的把四川原来局党委和原来大批干部，排斥在外。“顺者兴逆者亡”，凡事不符合他们心意的人或者老爱提意见的人，就认为是“不听话”，对他们的指示有抵触就来借口，捏造事实，挑毛病找弱点加以排斥和迫害。就川南地区被张文彬、陈李中这伙大坏蛋排斥、打击、撤职、调职、整死、下放的科以上干部（就有）十来名。在六五年底，借机关整训之名，在川南一次党委扩大会上，对井队“反歪风邪气”（实际上整工人）、机关反“老爷”时，张文彬这个大坏蛋早就为了想把原来不是他部下的人弄掉，而找到一个不是事实的问题，对焦益文横加迫害，打成“右派”。经过：长垣坝通纳溪的一条管线，在这条管线上，张文彬为了显示他为四川做出了伟大的功绩， 在党委扩大会上说：“人家的炉子修好了（指化工厂），向中央报告了，说只等我们输气”，说人家是通告，“我们怎么不能提前通气将他一军呢？”而焦益文在长纳管线不能（叫）提前输气，专门与我们会战领导小组唱对台戏”。“一再阻拦说管线未检查好，硬是不按我们会战领导小组（意见）办，专门与我们搞对立。”并在会上说：“你马文林（川南党委书记）一怕焦益文，二怕老爷”。“为什么不敢把焦益文这样的人搞臭？”到了 66 年元月，康世恩到川南听取的陈李中、马文林汇报后，就正式宣布了撤销焦益文副矿长的职务，并安上了“右派”帽子。会上一听，我们感到很惊慌。事后，我了解了长纳管线这件事，焦益文是为了对革命负责，要求检查严格和细致，为了百年大计，对党和国家负责，要求质量好，提出在复查后再输气，这是完全对的。当时对张文彬的指示迟了一点，而丝毫不是与会战领导小组唱什么“对台戏”。为这件事被张文彬之流打成“右派”，完全是一种政治迫害。后来，为了到处收集焦益文的材料，找焦的弱点，于是把阳高寺井场搞的“三清四无五个一条线”的情况，虚构夸大说成焦益文搞“修正主义”企业。实际上搞“三清四无五个一条线”是张文彬之流提出要搞的，结果井场搞得很整齐。部里指示说“外国人要来参观，”花了一点钱(钱数记不清)，结果为了整焦益文就从花钱这个问题上，大做文章，大会小会进行批判， 以无限上纲的办法，说焦把工人带到“修正主义的道路上” 了。我就为这件事要为焦益文喊不平，并向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小将申诉。并请革命造反派红卫兵小将们调查。我们要与张文彬这伙人杀人不用刀子的魔鬼们清算总账。 + +　　打倒张文彬！打倒陈李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吴志峰1967、9、17 于红村 + +## 关于焦益文几个问题的回忆（之一） 陈 实 + +## （原石油局党委办公室秘书，后为石油局报社编辑） + +　　最 高 指 示 + +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 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 +　　关于焦益文几个问题的回忆 + +　　1958 年，焦益文“反党”性质确定后，于 9 月 28 日、10 月 3 日两次召开管理局局党委扩大会进行揭发批判，到会的均系科以上干部，李廖死党刘文珍也亲自参加，并多次插话，定了调子。会上许多同志发言，也一致肯定焦属于反党性质。会议中途，我发了言，因事前没有准备没有发言稿，临时凭回忆讲了几件，都不是焦的原话，会后也没有叫我核对。有些情况有出入。现已相隔十年，原话更回忆不起，只将我所记忆的问题写在下面： + +　　（一）、我在大会上发言说：“我最近发现他在我笔记本上乱划，把领导机关形容为庙子，说一天只开会不办公”。 + +　　回忆情况：这件事是有过的。在焦的问题揭发前，我们在小关庙二楼会议室开会，我和他并坐在一排沙发上。他在一个本子上随手划，我问他干什么？他倒过身来，在我的本子上画了一个像庙的小房，小房上贴了一副对联， 对联意思是一天只开会不办公，原话记不住了。还问我像不像？意思是指局党委李书记李滋润整天开会。庙里连和尚都走光了，我在大会上讲了这件事。领导机关是指原管理局党委。 + +　　（二）、我在大会上讲：“他对技术干部一搞什么运动就不满意，借口搞生产把他们调出来”。 + +　　回忆情况：当时局政治部经常抽调技术干部长期脱产搞运动，一搞就是几个月。群众是有意见的。焦益文也有意见。有一次政治部安排中地质师室好几个干部抽出投入中心工作，（什么工作记不清了），连地质师室包茨也安排在内。我向焦汇报，焦有意见，说：政治运动需要那么多人，政治部有那么多人，还抽调技术干部干什么？还举例说：“柏令春抽出一搞几个月，回来后业务都忘了，插不上手，以后提级都不好办。”焦要我向政治部说一说，不要抽他们。这是一个工作上的意见问题，焦作为当时的副局长提出来是应该的。我在大会上的发言中，把这个问题（？） 及严重了。 + +　　（三）、关于胡砺善入党问题，我在大会发言中说：“胡砺善要求入党，我们把材料交给焦看，要焦与胡砺善谈， 启发他交代清楚，焦说：尽量吧，实在找不到，按现实表现办，使我们的工作很被动。” + +　　回忆情况：这段话没有把问题说清楚。当时的情况是： 焦对知识分子入党是比较关心的，如对曾鼎乾家庭情况， 焦亲自到曾的家乡南京了解过。对胡入党问题也比较关心。胡砺善提出入党申请后，党支部（当时我们是第二支部书记是和灿堂、副书记是我）开会研究，感到胡有个历史问题未交代，决定由我和胡谈，我和胡谈后，胡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交代曾在学生时参加过一个什么组织，和一个姓孙的联系，这是未交代的新问题。支书研究后，进行调查，但由于这个姓孙的一时找不到，要胡交代，要我和胡谈。我说已经谈过了。支书和灿堂说：焦局长负责管地质， 最好请焦给他谈。我把材料给焦。焦说：“我没有时间，你们谈嘛”，我说，这个姓孙的找不到，胡砺善也谈不清楚这个是个啥组织。焦谈：尽量找吧，那有什么办法，找不到可以根据现实表现来处理。以后，把胡的问题初步查清了， 是一反动组织。当时属于内部掌控，不便和胡说不能入党， 胡又催得紧，工作有些不好做。焦当时不是支部委员，他的话对支部只能是建议。也是个人的看法，怎么做工作是支部的问题，与焦没有直接关系，焦的谈话当时曾向支部书记和灿堂汇报过。 + +　　（四）、我是大会发言中还说：“他给党带黑帽子，说以行政手段对待技术工作，以党代政，技术负责制建立不起来。” + +　　回忆情况：“以行政手段对待技术工作”，“以党代政”， “技术负责制也建立不起来”。这些事焦说过的，主要是针对李滋润的作风而言。这些话还可以找到原总地质师室一些同志了解对证一下，详细情况记不清了。 + +　　（五）我在大会上发言还说：“他对我说，哪里有专职党委书记，哪里工作就搞得一团糟”。 + +　　回忆情况是：有一次，焦和我谈到李滋润，说他来以后，把局里工作搞得很糟糕。又扯到野外队没有专职书记问题。（当时省委工业部开会讨论，叫我也参加，回来后， 向焦汇报），他说：“野外队设立专职支书不好，最好是不脱产，一脱产就和群众关系搞生疏了，队长、支书闹矛盾， 还是不脱产好”。我在发言中记得这两件事都讲，可能没有讲清楚，把两件事扯到一起，以至与焦当时所说的原话有出入。 + +　　（六）、我在大会上还说：“焦攻击省委对知识分子处理不当，把知识分子当反革命关在公安局”。 + +　　回忆情况：焦对原省委对待、处理知识分子问题有过意见的，但当时具体情况下讲的什么，是否说过当反革命关在公安局，指的是谁实在回忆不起了。 + +## 陈实 关于焦益文问题回忆 （之二） + +　　1954 年――1957 年我与焦一起工作，有时当他的秘书， 有时当他的领导下处里当秘书。焦先是勘探处第二副处长， 后为勘探局副局长。他文本材料讲的基本是事实，54 年即部分也是事实。他与何是有斗争的。由当时对工作的估价问题引起。我当时没有当他的秘书，据说在一个报告中， 何强调了钻探成绩，而焦强调地质成绩，（大概是 53 年或 + +　　54 年的工作总结，就得不到统一。后何单独修改上报了， 以后就发展到一些无原则的纠纷，闹不团结。这中间有涉及到温亦然、杨伯华、宋国鑫。省委陈刚亲自处理，并派了陈宏、郑保发、张士发去调查。郑保发找我参加过一次会，会上陈刚讲：七届四中全会公报下来了，石油党搞得不好。当时有陈刚主持，省委批准制了一个决定，把他们几个人都受了处分，陈刚亲自处理，何千里是检查得比较好的。曾文（钻探处秘书）当时很出了力。 + +　　经过一年多，撤销焦的处分，并提升副局长。 + +　　57 年前我对焦的看法是：认为焦脑子聪明，钻业务块， 抵上半个总地质师，但不突出政治，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近，在技术人员中有威信。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喜欢他，也有一般的工作人员对他好。有：黄汲清、曾鼎乾、胡砺善（历史反革命）、孙自权（四川石油学院留美生）是比较接近的。他比较深入基层，比较经常去地质队爬山， 采标本，地质系统的干部比较喜欢他。当时定为右派有九条： + +　　（1）、与石油部确定的四川石油勘探方针有不同意见，石油部的方针是以油为主，他主张开气找油，从找气中找油。根据是油气不能分开，气比较现实，容易抓到，国家需要汽油，煤油，而不是需要石油，可以用气合成油。勘探处直到现在都是油没有抓到，油比较少。当时气只烧炭黑，现在化工部门实验。气现在搞出来了，并进行了一系列的应用。油有一些，但开采上有困难。石油工业部在四川的布置定了后，薄一波、李富春到四川（1956 年和 1957 年）削减气的投资。因此焦在他的报告中讲到，削减气资源只需“刀一挥”，表示不满意。削减合不合理很难说。这样说焦丑化国家领导人，反对国家领导人是罪状之一。他还说拿着气资源不用，死硬去找油，是逼着公鸡下蛋，赶着鸭子上架。当时确实没有那么高的技术，但焦提出是作为发展方向，他当时是给部党委内部整风的材料，交给唐克，后来石油部发表了他的文章，但把此棱角性的话，涉及到领导干部的话去了，在多数干部中，认为这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只不过是有些话过火了。在石油部门中，气油争论是长期的，他走后直到现在都有分歧。李井泉与康世恩也有分歧，这是定位右派的主要原因。其次是: (2)、对技术人员政策有些右倾，只强调团结，教育改造不够，这是事实。 + +　　（3）、说焦益文攻击党委，李滋润水平低，讲话抓不住重点，婆婆妈妈的。开会又臭又长不解决问题。焦瞧不起李，李认为焦难对付。与李一派的有何、张忠良。与焦一派的有李振（地质处副处长），在鸣放时，焦写了一首三字经，主要就是说党委会议多、长、抓不住要点。我修改了几句。主要是写党委官僚主义。里面大概有“会连会，会压会”等等。总之形容会长、会多。这也作为他的罪状之一，是以攻击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攻击党。 + +　　（4）、他攻击党中央毛主席的三反言行没有，唯一的就是说薄一波、李富春。他好像没有讲过李滋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只流露过觉得李不行的情绪。以后由刘文珍主持开除党籍、撤职。 + +　　了解他 57 年的情况有孙家章（当时整风办公室主任） 康心浩，他有起草并向省委报告的。还有张岸农（？）王合林，（当时党委委员）。焦与何有矛盾，王不满焦，如对削减投资只要刀一挥，认为是直接攻击党的领导。张江溶、包茨、王爱忠（现建省建局，原党委委员）、赵子正（原石油地质研究所所长）焦在地质会上强调要放，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对放的指示他是知道的，但以有领导干部不参加放的指示，这是我现在才听说的。 + +　　当时批评党委官僚主义的大字报很多，写类似焦大字报的，说为右倾，（有其他问题）有一个为右派（叛国分子），其他一般同意焦观点的，在处理焦的会上批判了，我也定为右倾。 + +　　当时定的反党集团有：焦、李振（现在泸州）、杜秀平（焦的爱人）。 + +　　主要根据他那篇文章，就是攻击党的领导人，李滋润和省委都认为焦这个人好钻技术，不好领导，57 年反右时就利用这个整他。 + +　　57 年前他对省委没有什么明确意见。李井泉还找他与曾鼎乾，带着标本去汇报一次，没有结果。他对组织部有意见。因在原分为两个处时，康世恩和省委组织部王吉祥表示过叫焦工作抓起来，再派个助手来。结果派了个李滋润当处长、党委书记，焦就不满意，并在几次党委会上检查思想都暴露过。李滋润就不安逸。因此焦李有矛盾。但焦没有在群众中说过。 + +　　焦对方针的建议，有的反映了技术干部的意见。我不懂技术，当时我看成反党问题。现在我认为是技术问题。有部分技术干部认为焦是技术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过去处理是对的，现在不对。对焦的问题，我现在还不知道中央是否有关 57 年问题的指示。他的问题在许多人中，尤其是技术干部中有疙瘩。 + +　　从我给他接触中。他有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有些右倾，但没有反主席、反党思想。 + +## 陈实 关于焦益文问题的回忆（之三） + +　　这个“三字经”已经修改了，里面没有我写的。从现在看来，是巍奇先画的，焦益文后写的。何千里说焦益文对知识分子强调团结，不讲改造；焦说何不能有效调动技术人员的积极性。的确，那时钻探与地质矛盾很大。当时有批判党委包办代替的思潮，不知是否受了苏联一长制的思潮。我们是提倡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当时有的右派是提倡一长制。焦主要认为李滋润不放手，对党委不满。焦没有直接给我们讲过提对知识分子改造太刺耳了，只是听别人讲他说过。焦主要与何、李有矛盾，提对石油部勘探方针有意见。提对知识分子改造太刺耳，是何分析问题分析出来的。焦与知识分子打得比较火热，把对知识分子作用估计过高，对生活上比较照顾，何不太接触知识分子。 + +　　（当时主席提出党员头上要有两只角，就是说要有斗争性， 焦在检查说我片面的理解了主席的教导，把那两只角，对准了党……）？ + +　　焦认为领导企业的一定要懂得业务，没有说党不能领导业务，没有给外人讲过党内矛盾。57 年勘探局限在川西北，54 年特别突出，这个问题也可讲方针的恶果，也可以说工作初期工作方法问题。方针争论现在不能下结论，只能看成是意见的争论。在李、薄问题上，焦有解释，对削减气投资是个哪个定的，出于什么目的，我不知道。当时搞克拉玛依会战，61 年做结论，认为那样搞是不对的。 + +## 郑宝德 关于焦益文受迫害的证明材料 + +　　注：郑宝德同志原是省委工业部基建副处长，该处当时主管石油局的工作。现是省经委办公室主任。 + +　　我支持革命组织根据两条路线斗争，重新审查焦益文同志的问题。我虽然没有参与焦益文同志的处理，但是两次都向来了解此事的同志表明了我的态度。认为焦益文案件有重新审查的必要，为什么呢？ + +　　一、1954 年前，我多次在石油勘探处党委会议上听过焦益文同志说四川石油勘探方针的争论。事实证明，四川勘探方针的争论，以后还是持续了好多年。随着地质工作的突破，也证明了四川地质勘探工作也是逐步认识的，现在也不见得说完全认识的。焦益文当时对四川勘探方针的争论是自然的，但没有得到何千里、李滋润的支持，相反的却受到压制。更不能对四川勘探方针有不同意见，来作为区别反党的主要依据。（大约在 60 年，我在遂宁桂花探区了解生产情况时，王合林向我说：“焦益文反对党中央的勘探方针。”） + +　　二、说焦益文反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问题， 当时何千里、李滋润给我说过：“焦在认识上有片面性”，但以后如何上升到“篡改”的程度，我就搞不清楚。 + +　　 省经委办公室 郑宝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 + +　　四川省经济委员会《无产阶级革命派》盖章 + +　　1967．12．11 + +## 焦益文问题旁证材料 (二) + +## 第二届全国石油勘探会议等有关资料 + +　　石油勘探会议代表座谈勘探工作中的矛盾 〈摘要〉 + +　　按：从中可看出三个问题。一是四川重油轻气的勘探方针由来已久。二是奖金挂帅造成的恶果。三是勘探方针的决策到底掌握在哪些人手里。另外还可以看出，当时李滋润、何千里推行“书记一长制”的一斑。石油工业部在 5月 28 日到 6 月 1 日邀请各地区参加全国石油勘探会议的代表，座谈勘探工作中的内部矛盾问题……。 + +　　重钻井轻地质，重量不重质，重油轻气 + +　　四川石油勘探局总地质师曾鼎乾说：从勘探成果看， 找到气也是部里的收获。但事实上并不然。因部里逼得紧。四川的同志反而因找到气而泄气。去年部里召开先进生产者会，各地区同志都因找到油受到欢迎，独有四川的同志丧气，甚至有人联名写信要离开四川……。 + +　　部里重量不重质，主要表现在对下面只抓进尺，抓试油层，而对找油方面的经验教训却不加总结，以致岩心收获率很低，固井质量不高等问题，几年都未扭转。 + +　　玉门矿务局总地质师李德生也认为要改变拿进尺计算勘探成果的制度。他说，把报废井的进尺都算进去，从今年起，钻井人员动不动就要报废。克拉玛依主任地质师张凯说：去年工程上说是完成了任务，但从地质上来说，图纸不能用。这样完成的钻井任务也有奖，“真不妙”。 + +　　青海石油勘探局总地质师王尚文，认为部里这样重量不重质……，油泉子一个大队长就对地质人员说；我们完不成任务要你们负责。李德生反映在玉门就曾发生过这样情况，钻井人员不肯取心，地质人员抱着钻杆哭，结果精神失常。曾鼎乾认为，在四川钻井人员受优待，超额还有奖金，而地质人员……还不得不将质量不高的井收下。周文彪副部长带领工作组来四川时，但工作组找的是局长， 地质人员想告状，怕部长走后没人撑腰，结果没敢说。 + +　　部里对勘探方针摇摆不定，一年一变 + +　　许多代表对部里的勘探方针摇摆不定提出了批评。部里对勘探方针的确定，没有充分征求各地区同志的意见。部里勘探方针摇摆不定的原因，吕志良认为是：只有大“家” 呜，小“家”不能呜所造成的。只要李四光、谢家荣、黄汲清（按：这些都是具有资产阶级观点的大学术权威）等对此一地区感兴趣，我们就把力量放上去。大“家”的看法不一致，就使我们的方针也随着改变。 + +　　总地质师不能看技术情报 + +　　在四川，……部里下发的技术情报，也由党委管理， 只有局长能看。总地质师却不能看。 + +　　最后一天康付部长代表石油工业部感谢代表们提出的宝贵意见。表示及时陆续解决。 + +　　《石油工业通讯》第十二期（1957.6.17） + +## 值得考虑的奖励制度 黄振岩 + +　　按: 黄振岩在石油部工作。这是他一九五七年五月在《石油工业通讯》第五期上发表文章的摘节，供分析当时“奖金挂帅”情况参考。 + +　　为什么钻井和地质工作之间不能很好的协作配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翻一翻钻井的奖励制度了。这个制度规定钻机只要打了一公尺，就有一公尺的进尺奖。如果超额还有超额奖。看一看钻井的质量如何呢？反而由于单纯追求数量，多得奖，产生了不少严重的事故和浪费现象。这道理也很简单，制度规定试油超过计划层数就能得奖金。因此有些试油人员就产生了一些不健康的想法。试油最好试干层。问题很清楚，这样一个奖励制度的本身是欠合理和全面的。现在看来，只顾一头的奖励制度，对我们的找油事业，对增产节约都没有好处。现在是由部和局的有关业务部门马上解决的时候了。 + +## 在全国第二届石油勘探会议预备会上的讲话（摘要） 康世恩 + +　　按：康世恩，当时是石油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这个讲话的时间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底前后。原文载《石油工业通讯》十六期（1957.8.11）出版。可作为”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争论”、“勘探方针是不是党中央、毛主席确定的？” “是不是党的方针？”“薄一波、李井泉削减四川勘探投资引起的后果”、“奖金挂帅造成的恶果”等问题的分析参考。 + +　　预备会开了一个多月，最后举行了帮助部里整风的座谈会。大家畅所欲言，按整风精神较深刻地揭发了工作中存在的许多缺点，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的意见，对改进今后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 +　　四川西部，构造很多，已有四个构造得到了大量的天然气，证实为目前最现实的天然气聚集的地带。川中地区也被评为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带。……可惜，我们对裂缝性气藏缺少经验，还未计算出储量。 + +　　四川盆地开始也只抓住了龙门山地槽，使我们费了很大力气。 + +　　在集中勘探方面出过很大的偏差。过去我们曾在许多没有条件的构造上集中钻探，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例如。海棠铺打了 11 口井……。如果从钻井工程着眼，当然集中钻探比分散省钱。可是必须具备了前面说的那些条件，否则损失更多……。例如，四川圣灯山构造打了 23 口探井， 只有两口井见到较好的效果。这个气田并不很大，布井也太多了。没有按照裂缝性气藏的性质布置工作，而只是多打井。 + +　　四川的主要问题是：找油为主还是找气为主的问题。这个问题，已争论了两三年，今天还没有一个人认为四川找不到油。至于气，已经是很可靠了，还应该找。找油和找气并没有什么区别。一定要区别哪个为主，哪个为次， 也无意思，不应该勉强分开。当然，再经过几年的勘探工作，也可能做出四川只有天然气，没有油的结论。那就另当别论了。四川勘探局的同志们，觉得天然气没有人重视。 + +　　因此，一见到气就灰心丧气。这很难理解，为什么丧气呢？ 不应埋怨别人不重视天然气利用，应积极摸清储量，供国家规划使用。 + +　　根据这个情况（按：指薄一波、李井泉以“天然气多了无用”横行削减四川勘探投资一半的情况），今年对四川工作做了较多的变动，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很多井已经平了井场，现在要停钻。浪费一定是很大的。但部里再三衡量，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希望四川的同志们要向群众解释清楚。 + +　　根据地质师们的座谈，目前情况是，有些行政领导， 工程干部对地质家的意见尊重不够。（按：实际上是推行奖金挂帅，鼓励打空井）这是不对的，应当纠正。但是反过来也不行，就是不管问题大小，都由地质家来决定，这也是不好的。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5.txt b/CCRD/1/6/13/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2482f9f2b6847890b46f96b63426f9498feb09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5.txt @@ -0,0 +1,247 @@ +#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一：愤怒控诉李井泉及其同伙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 +　　<焦益文> + +## 【翻 印 说 明 + +　　这份资料出自于 1967--1968 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之初期，为“文革”中群众组织剖析典型案例所作大量查证资料的汇总册。资料在尘封五十载后得以重见天日，是十分重要的。这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更是十分珍贵。 + +　　受当时的印刷手段所限，该资料绝大部分是由人工手刻蜡纸，手推油印机印制，印刷质量不高。尤其是蜡纸印制数量有限，容易折皱字迹不清，再由于保存年代长久， 保存质量不高，导致即使是原件影印件阅读起来困难也颇多，所以现在用较易阅读的文档形式进行翻印。特说明如下： + +　　1、保持资料原样，比如原有的错别字、标点、句法、语法等等。 + +　　2、结合了两套残本相互对照，上下文应证，基本可以连上的意思，给予了补正。 + +　　3、实在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甚至残本都无法相互比对应证的，只能注明此处字数有多少不清，空缺未做处理。 + +　　4、有些明显是当初笔误的地方，没有修正，保持原样。 + +　　5、资料中的“按语”是原本所有的，保持原样。 + +　　6、因翻印工作量浩大，虽经多次校对，一些地方可能仍有细小的错误。 + +　　 焦延勇 （焦益文儿子） + +　　（附：） + +## 一、参与调查的组织： + +　　1、四川石油学院《井冈山》 + +　　2、川油司 + +　　3、地纵《六.一二》 + +　　4、西南局革命造反指挥部《打倒李井泉战斗队》 + +　　5、省委办公厅《井冈山革命造反兵团》 + +　　6、省红联水电厅《井冈山红色造反团》 + +　　7、省经委《无产阶级革命派》 + +　　8、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公社》 + +　　9、《八．二六》调查组 + +　　10、省红联化工厅《红色革命造反队》 + +　　11、石油《八．二六》分团 + +　　12、《八．二六》分团调查组 + +　　13、地野《四兵团》 + +　　14、《兵团》石油系统分团 + +　　15、《八．二六》四中分团 + +## 二、参与调查人员：有姓名者 14 人 + +## 三、查证及旁证人员：有姓名者 81 人 + +　　 2019 年 10 月】 + +## 最 高 指 示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 +## 愤怒控诉李井泉及其同伙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 +　　“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指出：“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 + +　　十几年来，四川石油部门广大革命职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找到了油田，扩大了气田，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贡献。通过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历次伟大的政治运动，提高了全体职工的阶级觉悟，揪出了一批混进党内和石油工人队伍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纯洁了队伍，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猖狂进攻。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揪出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定性的胜利。四川石油部门是李井泉独立王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 +　　分。长期以来，李井泉及其同伙陈刚、刘文珍、杨超等直接插手，苦心经营。因此四川石油部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经历了一个极其尖锐、复杂的历程。李井泉及其同伙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四川石油部门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他为了控制石油部门这个重要阵地， 把恶霸地主出身、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何千里，苦心培植， 结成死党。十三年担任书记、副书记的何千里一直成为李井泉在石油部门的代理人。李井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石油部门的控制，又把阎秀峰、杜心源、刘文珍、苗逢树包庇下，多年培植重用的晋绥心腹，几次脱离革命的通敌嫌疑分子李滋润调来石油部门作党委书记达五年之久，充当李井泉的直接代理人。 + +　　李滋润来后与何千里狼狈为奸，安插亲信，把曾被开除党籍，清除出革命阵营的大烟鬼王合林，盗用党委名义， 提为局党委副书记。从此，何千里暗中策划，李滋润上串下跳，王合林大打出手，形成了李井泉在四川石油部门复辟资本主义的核心班子。 + +　　一九六五年以后，李井泉又与大叛徒薄一波的心腹干将、石油部走资派张文彬勾结一起，进一步在四川石油部门进行反革命复辟的罪恶活动。 + +　　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建党路线上大反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取消思想斗争，取消党内民主，大搞反草命的“一条心、一股劲、一个样”；在干部路线上，任人唯亲，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在企业管理上，取消党的领导，取消政治挂帅，极力行一整套修正主义企业管理制度，大搞物质刺激、奖金挂帅；在科学技术上，迷信洋人和反动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在内地建设上，推行机会主义的油气勘探方针，大大的推迟了祖国的内地建设，严重地破坏了油气资源。 + +　　我和杨伯华、李振、宋国鑫、欧阳天等同志，和石油部门的广大革命职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李井泉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因此李井泉对我们恨之入骨， 千方百计狠下毒手，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 +　　总之，李井泉及其同伙十几年来在石油部门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罪恶滔天。 + +## 一、李井泉培植私党的罪行 + +　　一九五四年二月。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粉碎了高饶反党联盟。根据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使全党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基础上更加巩固、更加团结了。但是李井泉闭口不谈党的团结的基础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党的团结的核心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是打着“增强党的团结”的幌子，推行其建立独立王国的罪恶活动。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扩大党内民主，应看作是贯彻巩固党和发展党的重要步骤。”李井泉窃据四川省委书记后， 一贯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党内实行封建家长式独裁统治。他的一小撮同伙更把“李政委”当成了至高无上的神灵， 竭力肉麻吹捧，为其树立绝对威信。在一九五三年底的省委全委扩大会上，李井泉只字不提毛主席有关指示，却在那儿哼哼哈哈、扯东道西地向党发号施令。而陈刚、杜心源、许梦侠等就像苍蝇逐臭肉一样围着李井泉，察言观色， 阿谀逢迎，简直不堪入目。 + +　　我在分组会上尖锐地提出了“省委缺乏正常的党内民主”，但是李井泉及其同伙置之不理。陈、杜、许等人的大会发言中还是只字不提毛主席和党中央，而口口声声地反复强调其“李政委指示”。我实在不能容忍这种现象，于是又书面提出批评说：“省委书记是省委集体领导成员之一，政委是军队职称，党内没有政委，应改称同志。”我的书面意见打中了他们的痛处，致使大会主席、三反分子陈刚在宣读时不得不故作正经地说：“这个意见正确，要求到会同志注意改正。”一九五四年六月我又一次向李井泉在石油部门的心腹李滋润提出这个意见，他们便怀恨在心， 给我加上了“狂妄自大，目无组织，不听招呼”的罪名， 伺机报复。 + +　　七届四中全会对高、饶反党联盟的彻底揭露，使李井泉及其同伙忙了手脚。全会决议指出：“夸大个人的作用， 强调个人的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只能叫人奉承赞扬， 不能受人批评监督，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甚至把自已所领导的部门和地区看作个人的资本和独立王国。”决议的字字句句就像在宣布李井泉大搞独立王国的罪行。 + +　　李井泉胆大包天，竟敢公开抽掉决议的革命原则，以贯彻“决议”为名，大搞结党营私，镇压异己的勾当。 + +　　何千里在李井泉的赏识下窃据西南石油勘探处党委书记后，事事仿效主子，飞扬跋扈，横行霸道，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早就受到了党委多数委员的反对，于是他竞敢公开对抗毛主席“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的指示，取消党委会代，之以“党员科长会”，使得“党委委员等于虚设”。继而假借上级党委之名分裂党委集中统一领导，私设自兼书记的“第二党委”（即隆昌分党委)，明目张胆地对抗四中全会决议“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一九五三年未完成钻井任务，党委决议认为“主要原因是没有充分依靠和发动群众”，何千里竟敢私自篡改为“国家计划盲目冒进”上报下发。何千里和党委委员温亦然结成反党小集团，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禁止祝寿的指示，强使科以上干部给三十五岁的何千里设宴祝寿，还狗胆包天地让温亦然举杯呼贺：“何书记万岁！”……由此可见李井泉通过何千里把石油部门建成他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的狼子野心，已发展到了何等狂妄的地步。 + +　　四中全会指出：“党的团结必须是也只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正确的政治原则和正确的组织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为了增强党的团结，必须保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充分发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当时我和杨伯华宋国鑫等大多数党委委员和党员科长对何千里的这种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所进行的尖锐斗争是完全符合四中全会决议精神的。正是为了巩固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正是为了使我们党紧紧团结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周围，因此得到了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支持。这个老奸巨滑的土皇帝，就联系到原来我在省委扩大会上对他提出的批评，居心叵测，立即派陈刚出马，带领王吉祥、张广钦、陈弘等组成“消防队”，匆勿而来。 + +　　陈刚到后，开始貌似公允，妄图用软化手段进行调解， 并把我们拉入他们的私党，与何千里一起在李井泉的反党王国中“团结”起来。但是，我们坚决捍卫得毛主席的建党路线，把“关于健全党委制的决定”的党内文件，摆在他们的面前，进行面对面的斗争。指出何千里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使党委委员等于虚设，用党员科长会取消党委领导等等都是公开反对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委制”根本原则。何千里私自篡改党委决议，不仅是组织原则问题，而且是欺骗组织，是“政治品质问题”，是“党性问题”。这时，陈刚竟公然片面强调“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我们就根据《矛盾论》指出，毛主席说：“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接着又质何千里：“温亦然为什么要喊你万岁?”陈刚见势不妙，立即跳了起来，瞪着双眼，指着我们拍桌叫骂：“你们目无组织，目无省委！简直造谣生事。播弄是非，有意联合起来攻击党委书记。”我们义正辞严地指出：“省委检查组违背党的四中全会决议，有意包庇何于里。”陈刚勃然大怒马上给我们扣上了“宗派斗争”、“无原则纠纷”的帽子， 以“省委决定”名义，强令“立即停止争论，各自检查”，夹起皮包离开会场。历时半月的斗争就被暂时压了下来。 + +　　毛主席说：“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他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而李井泉却拿起“无原则纠纷”“宗派斗争”的大棒，妄图使我们屈服他们所谓的“团结”，这万万办不到。 + +　　于是我们接连向省委提出“检查组有意庇护何千里， 是背离毛主席指示和四中全会议决议。”李井泉昕后恼羞成怒，在第二年(1955 年)一月十三日炮制了一个彻头彻尾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关于石油勘探处党委不团结的检查报告”，加“省委批示”通报全省。这个“报告”硬把原则争论说成无原则纠纷，撤销了我党委副书记的职务，党委委员、老红军杨伯华受到“当众警告”的处分，党委委员宋国鑫则被“撤销党内工作，行政降职”。凡是在党委会议上坚持党的原则向李井泉及其同伙进行斗争的同志(如杨自强等)都遭到了排挤打击，此后并逼迫科级干部、地质队队长、指导员，人人过关，个个检查。 + +　　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刻地理解到： 如果对于李井泉所谓的“团结”委曲求全，就是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服从了这个“处分决定”就是出卖党的原则。我在半年之内两次向党中央揭发李井泉包庇亲信，培植私党的罪行，其他的党委委员也分别向中央、向省委提出了揭发控诉，使李井泉及其同伙恐慌万状，狼狈不堪。在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九日不得不向党中央作了一个丑态百出 的“审理报告”。这个报告自相矛盾，否认了他们所谓的“无原则纠纷”，而承认了我们对他们的斗争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需要“作明确的结论，求得解决，明辨是非”，并供认“过去并不是从争论本身作为处分根据的”。在我们坚持斗争乘胜追击，迫使李井泉“明辨是非”的时候，李井泉感到如果坚持用“处分”来进行压制，他搞“独立王国”的阴谋会被毛主席党中央发现，会被广大党员群众识破。于是采取以退为守的手段，抛出了一个不明不白的“56 通字 001 号通知”，说什么“经(1956 年)八月二十九日省委会议批准，取消焦益文同志所受撤销党委副书记的处分， 及宋国鑫同志所受撤销工作处分。”但是这个通知正如他的秘书长金石所说“只不过是为了借以缓和焦、宋对省委的意见”，保护他们自己过关，以便寻找时机对我们迸行更加残酷的迫害。事实也正是这佯，十八个月以后，李井泉及其同伙正是以“焦益文长期以来怀着资产阶级个人野心， 对五五年省委给其处分怀恨在心，整风运动认为时机已到”，“攻击诬篾省委，企图为自己的处分翻案。”“明目张胆向党进攻”等罪名，再次进行残酷迫害。 + +## 二、李井泉在石油部门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 + +　　李井泉及其在四川石油部门代理人黄凯、何千里、李滋润、王合林等力图把四川石油部门引向资本主义的道路。 + +　　取消党的颌导，大搞招降纳叛。 + +　　李共泉为了把四川石油部门建成他搞独立王国的重要阵地，除了在石油部门物色心腹外，还以“加强领导”为名，派遣亲信。何千里、李滋润也用高官厚禄笼络私党， 当时遭到党委成员强烈反对，他们就避开党委作暗中交易， 如何千里与李井泉派来的勘探处党委办公室主任肖×× (女)勾勾搭搭，在一年零三个月中就把肖由十六级提为十四级，并私报李井泉，提为勘探处党委副书记。李滋润到石油部门不久就把他的驯服部下赵××拉来充任政治处主任，升官晋级。 + +　　一九五五年成立四川石油勘探局不久，何千里、李滋润密谋把王合林提为局党委副记。在党委会上研究时，李滋润介绍说王合林是个很老的同志，十三级干部，工作很好，历史上没有问题。我们当场揭发了王的历史真相，指出王合林参加革命后，吸大烟，作投机倒把生意，屡教不改，曾被开除过党籍，清除出革命阵营，不适合作副书记的工作。李滋润却说：“历史问题，只要有结论，就没有关系。”这样，他们就背着党委，向李井泉报批为局党委副书记。 + +　　在讨论局党委各部、委干部配备时，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置党的组织纯洁而不顾，把曾脱离革命的政治动摇分子齐××，两面三刀的三青团分子杨×提为组织部正副部长;把国民党军队文书、政治不清、入党不明的阶级异己分子何××提为团委书记(已被清除)……。我和李振等同志一再提出，这些人根本不能放在党的要害部门工作， 有的还需要放到基层锻炼考察，目前没有适当人选，应执行“宁缺勿滥”的原则，可在党委办公室内设置组织干事， 暂不成立组织部。何、李、王等不顾党的组织原则，又私自上报批准;当我们再次反对时，反被诬蔑为“对抗上级党委决定，取消党的领导。” + +　　一九五五年五月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展开审干、肃反运动。八月李、何、王在李井泉的黑旨意下，为了保护其一小撮反革命爪牙过关，也搞了所谓“审干”的干部训练班，把他们认为“调皮捣蛋”的干部和转业军人作为审查重点。如把学生出身、解放时还不满十五岁的打字员、地质记录员彭光诚、游××等列为审查对象；而对政治历史不清的国民党留用人员陈××却安隆昌气矿作行管科长，刘子珍、胡××、李××等虽有重大问题，仍包庇重用不加审查。 + +　　又如，何千里的老婆，被人民政府镇压的伪专员女儿、三青团分子，和郝××的老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我们曾多次提出调离要害部门，控制使用。他们百般包庇，反而污蔑我们“只重历史，不看表现”。 + +　　一九五六年召开第一届局党代表大会。党委在一个月前就审查提出了党委委员候选名单，报省委同意后也向基层党组织征求了意见。但在党代表大会选举前两个小时， 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等突然召开主席团会议，以“照顾部门工作”为名“重新考虑候选人”。会上我们竭力反对这种作法，他们仍然强行作出决定，推翻原候选人方案， 而将其某些亲信拉进新党委和监委。更可恶的是，把国民党员、反动军官、思想品质败坏的杨××也拉入党委，其后反倒打一耙，把我们在干部路线上坚持的斗争，诬蔑为“反对和篡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干部政策。” + +　　一九五七年以后，李滋润、何千里、王合林为了适应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把一九五五年肃反中早已清查出来的三青团分队长、一九四六年重庆反苏反共游行的干将，已定案的反革命骨干分子王××提为主任工程师。把旧军官、国民党员杨××、董××提为处、矿党委书记， 对一贯搞独立王国，专横跋扈.结党营私、镇压革命群众， 推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号称“孟霸天”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孟庆瑷，不作处理，包庇重用，接连提拔任地调处、川中局、三号信箱等单位的党委书记，庇护严重违法乱纪、投机倒把的陈世英过关，提为隆昌气矿矿长，还把官僚地主出身、没有得到改造，靠吹捧得宠，被称为何千里“四大金刚”之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李芳白，私自拉进党内， 提为工程处长。 + +　　一九六二年李井泉在四川大刮翻案风，何千里、王合林、黄凯等在石油部门积极推行。他们专门为那些真正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美蒋特务搞翻案。如重庆中美合作所的特务丛范滋，在整风运动中又向党猖狂进攻，划为右派。他们为丛平反后，工资全部补发，还提为地质研究所五人核心小组成员。特务分子杨志精早已查明是反革命分子，却以历史问题进行平反。美蒋特务陈裕春，一九六二年被何千里、王合林等说成一般政治问题，拉入党内， 提为档案室主任。在无产阶激文化大命中，被革命群众揪出后畏罪自杀……。 + +　　由于我、杨伯华、李振、宋国鑫、欧阳天等和广大革命职工，长期以来，先后对他们取消党的领导，任人唯亲， 招降纳叛，拉拢私党等罪行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被他们视为心腹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 + +　　反对政治挂帅，推行物质刺激。 + +　　一九五五年九月，毛主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我们党历来把政治工作放在统帅的地位。然而李井泉及其在石油部门的同伙，一贯对抗毛主席“政治是统帅”的光辉思想，大搞“利润挂帅”“奖金挂帅”。李井泉还亲自创造了什么“三高一低”“三包一奖”，为在四川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 + +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并发表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光辉文章， 给修正主义妖风以迎头痛击。李井泉、何千里、李滋润等却和毛主席大唱反调，乘机而起，推销南斯拉夫“经验”，大搞“技术专责”“奖金挂帅”，妄图把石油部门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歧路。 + +　　他们在石油部门建立一套“技术专责制”体系，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党、政、技术的“三权鼎立”，取消了党的统一领导，实行专业垂直领导。 + +　　他们把石油钻探处变成了资本主义赢利赚钱的承包公司，片面地以“钻机月速”“钻井进尺”“试油层数”作为 “任务指标”。把货币投资额作为考核完成国家计划的标 准，根本不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入手，不以找油找气为直接任务，用什么“开钻奖”、“完钻奖”“进尺奖”、“节约奖”、“革新奖”、“解除事故奖”。“试油层位奖”……去追求所谓“三高一低”(高指标、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他们为了增加奖金率，甚至把生产领导不力，叫作“组织停工”，为了鼓励多拿奖金，就指示井队不取岩心，不管油气地质资料，甚至打小眼井抢进尺，在毫无找油意义的地方打空井。何千里还大言不惭动员工人说：“你们得不到奖金，是我们没有完成任务，我们还要检讨呢！” + +　　他们为了抢进尺，争奖金，唯恐钻井中喷出石油和天然气，就拼命加大泥浆比重，压死油气层。这一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大搞资本主义经营的活动，受到了广大革命职工的坚决反对。而何千里、李滋润、王合林竟把这一斗争称为“地质和钻井闹矛盾”，横加训斥说：“只要钻头下去，资料就有了，油气也有了，地质问题也解决了”来压制群众。总地质师曾××曾因坚持油气层取心，被李滋润整得痛哭流涕。更多的同志也因此遭倒迫害。他们的这些罪行，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浪费了巨额的资金，降低了勘探成功率，延误了石油工业的建设速度，葬送了无数的油气井。如 56 年威远基准井开钻后，一直抢进尺骗奖金，不准在油气层位取岩心，致当时一无所获，直到十年后再次钻探，才获大气田。 + +　　我和广大革命职工一起针对他们的“三权鼎立”和“物质刺激”，把工人引向不问社会主义建设，只要多打进尺，多试层位，奖金到手就叫完成任务的风气，提出“加强统一领导”，“立即改进奖金制度，改变片面的进尺，层位， 作为考核完成计划的制度”。我们的这些正确意见，引起了何、李、王的极端仇恨，竟横加罪名，说我和李振同志“利用分工领导地质的条件，在地质人员中破坏局党委和行政威信，挑拨局与地质关系。”接着，把矛头指向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地质人员，并在川南设立所谓“学习班”， 大整特整地质队伍中所谓“类似的反党”思想。如邓井关井队技术员李济泰，仅仅要求完井电测，何千里的同伙王×竟叫嚣说：“谁要电测，谁就是反革命”，横加斗争。类似这种情况，历次惨遭迫害者，不下百人。 + +　　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还是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牵着爬行? + +　　在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1953 年起，开展了四川石油资源勘探。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对石油工业的总要求是：大力勘探天然石油，同时发展人造石油。 + +　　石油勘探处根据毛主席“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 的教导和上述要求，从四川用天然气合成油的实际可能出发，提出了“年产天然气合成油 20 万吨，并预期找到油田” 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是既从国家需要出发，又有现实资源基础的。但是，当时窃据石油总局要职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顽固地追随过去美蒋抛出的“气是废物” 的谬论，暗中作祟，炮制了一个原油一千万吨的空中楼阁计划，把我们提出切实可行的计划一笔勾销。我在 1954 年 + +　　6 月，就提出：“石油总局受了官僚资产阶级子弟所左右，将来总有一天发现是错误的，但已经推迟了石油工业的建设。”李井泉的同伙陈刚却说：“应把石油总局及其工作看作是中央统一领导下，整个党及其工作下不可分割的部分”，逼我检查。毛主席指出：解放后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包下来的方针，有利也有弊，很多部门的大权被他们夺去了。看！李井泉就是这样要我们双手奉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 +　　四川石油部门的广大职工，从四川的地质条件出发， 经过反复实践研究，认为：在四川找气和用气做油，要比找天然石油时间快，把握性大。因此，决不能走美国和苏联的老路。正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要打破洋框框，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 + +　　所以，我在 1955 年又直接向党中央提出了四川油气勘探建设的建议，但这个建议落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手里，却又被他视为“目无组织，狂妄自大”，立即指派陈刚、刘文珍等，以“贯彻上级既定的方针”为名，到石油局来伙同何千里、李滋润等，为我强加上“动摇中央方针”等等罪名，横加斗争。但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不顾李井泉百般压制和打击，在年底又编报了年产 50 万吨天然气合成油并预期在川中找到油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而这个建议上报后，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 +　　1956 年 2 月，党中央指出：“石油工业是目前我国工业中特别落后的部门”并提出了“大力勘探天然石油资源， 同时发展人造石油，加速地、进一步地改变我国石油工业的落后状态”的战斗号召。我在毛主席《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报告的鼓舞下，再一次向李井泉提出了四川油气建设的建议，李井泉不得不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装模作样地邀集了我和总地质师曾××等向他们作了详细汇报。汇报完后，他表面上是嬉皮笑脸哼哼哈哈送出大门，其实又是出门握手，迸屋磨刀。 + +　　从 1955 年起，川南地区巳经有把握地查明有极其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是薄一波、李井泉及其同伙，顽固迷恋于美帝苏修的洋奴教条，对美蒋的“气是废物论”深信不疑，根本不相信天然气能搞合成油，不相信天然气能解决燃料问题。因而 1957 年 5 月还胡说什么“天然气多了无用”，横蛮地把四川勘探投资削减一半，大大推迟了石油建设速度。直到大跃进中，石油燃料紧张，工业交通受到威胁时，李井泉这才慌起来，为解燃眉之急，强令四川石油管理局赶修巴渝管线。1960 年又突击兴修天然气合成油厂， 并打算达到年产 100 万吨。 + +　　对于李井泉、薄一波、陈刚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机会主义路线，广大群众一直是不满的。1957 年 5 + +　　月 19 日，我根据群众意见，在给石油部党组的书面整风意见中，曾批评了薄一波、李井泉“大权拿在手，不问青红白，削减气投资，只需刀一挥”的蛮横行为。提出“片面主观意见，抹杀现实资源，以主观愿望想改变固有客观存在和规律”是“逼着公鸡下蛋”，“原因是国家的一些领导机关—石油部和国家的某些领导人，以及四川省委，领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领导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对待科学技术上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加宗派主义。”并根据主席的教导，再一次提出：“四川的天然气不仅可以代替成品油， 同时很可以用它合成汽油、煤油等液体燃料。”并指出：“寻找天然油是根本解决石油落后的关键。四川天然石油有着丰富的蕴藏，需要勘探出来，但我反对对抓到手的、现实的、可以部份解决石油问题的资源，采取蔑视、歧视的方针。”李井泉及其同伙却颠倒是非，恶意歪曲，说成是“反党纲领”，是“反对党的方针” + +　　是“污篾各级党政领导同志，把各级党组织说成是三大主义的化身”。 + +　　对我和大批革命职工进行残酷的迫害。兵不血刃，何其毒也！ + +　　李井泉及其同伙极力为大搞独立王国扫清障碍，在1957 年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大的整风运动中，竟采取惯用的贼喊捉贼的手法，早已把我确定为厅局级干部中的斗争重点;但 1955 年给我强加的罪名，经过始终不渝的斗争，已真相大白，明文否定，实在苦于没有“根据”。于是李井泉迫不及待地于 6 月底派出他的同伙刘文珍到石油局与李滋润、何千里等密谋策划，暗设馅饵。刘文珍在局党委会上提出：“石油局反右斗争不彻底。”李滋润说：“运动深入不下去。”会后刘文珍假心假意地对我个别布置：“李滋润严重的官僚主义，一天到晚就是开会，群众有意见不敢提，老焦，你会写，带头写几篇大字报。”李滋润确实是一个一年到头不深入群众，整天坐在会议室开会的十足官僚主义者，广大群众对此有极大的反感。我就针对李滋润这个老毛病，写了两篇批评的大字报。刘文珍、何千里、李滋润一见落入圈套，大喜过望。经三番五次精心捉摸， 挖空心思，竭尽掐头去尾、颠倒黑白之能事，说成是“攻击局党委”，“要党下台”。又将我写给石油党组对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书面建议说成是“反党纲领”，印发全局职工进行讨论。广大革命职工，尤其是工程技术人和生产工人， 根据四川油气资源实际情况，纷纷支持我的建议。他们见势不妙，立刻凶相毕露，软硬兼施，要群众同我“划清界限”。这时，运动已进入整改阶段，他们有意派我到贵州工作。当按照李井泉、陈刚定的调子造成舆论后，突然于 9月 25 日电话把我从外调回，立即展开批判斗争。在批判会上既不准我申诉理由，也不准别人发表不同意见。经过一月残酷斗争后，就在 11 月份先根据李井泉、陈刚的口头旨意宣布撤销了我党委常委、副局长等党内外一切职务，停止了我的党内生活。然后到 12 月 27 日才补办所谓“右派分子批示表”。奇怪的是，在这批示表上，刘文珍的“工交口”于 1958 年 1 月 30 日所签审查意见中，只含糊地写道： “撤消原有职务监督劳动，报请省委批示”，而更奇怪的是，李井泉这个老狐狸，为了“杀人不沾血”，对他自己一手制造的冤案竟不敢签批任何意见，却在 1958 年 3 月底指使李滋润口头通知我“省委决定把你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劳动改造。”据查这张没有经过批示的“批示表”是到 1958 年 10 月 3 日才转到石油局插进我的档案的。直到 1961 年，李井泉的机会主义石油路线碰得头破血流之后，又走向另一极端，在提出“油气并举， 以气为主”的同时，设立杨超亲自抓的“天然气办公室”(后改天然气管理局)妄图搞一个天然气独立王国，和隶属中央的石油工业对抗时，在广大职的强烈议论下，才为我摘掉了这顶还未戴上的“右派”分子（帽子）。 + +　　我一家九口都遭毒手无一幸免。我爱人杜秀屏是历年的模范工作者，局工会副主席，地质处党委委员。被以“通风报信”的罪名，打成反党联盟，撤职到底，留党察看。随即将我还不到退休年龄的父母(十六级以上的党员干部) 强迫退休，国外工作的亲属，因我的关系“奉调”回国， 子女上学也受到歧视和迫害。 + +　　1958 年 3 月李井泉指使李滋润、何千里等把我押送到西昌去劳动改造，但他们心中有鬼，怕我放到西昌控制不严，随时有向党中央、毛主席告状的可能，因此又连夜急电从西昌把我调回，放在李滋润、何千里直接控制下进行劳动改造。天天派持枪实弹的警卫押着我挑煤炭、抬钻杆， 剥夺了我一切政治权利和人身自由，使我无法向党中央、毛主席申诉。也隔断了与群众的联系。 + +　　从此。如同囚犯，冤沉大海，真是人妖颠倒是非淆啊！ 李井泉及其同伙唯恐暴露其政治陷害的真相，又根据他们密谋的“关于焦益文言行开展分析批判的意见”，连年以“肃清焦益文流毒”为名，打击迫害广大革命同志。前局党委委员、地质处党委常委、副处长李振同志，因为和我一起反对李井泉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反对他们推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并在 1957 年 9 月 26 日斗争我的党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焦益文关于四川油气勘探方针的建议是学术问题，按照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应该通过自由讨论和实践去解决。”当场遭到刘文珍的斥责：“找油找气是否反党，省委对焦益文的问题是很慎重的。实际上油和气的关系就和人拉屎放屁一样，肚子不好，跑到厕所一蹲，稀里哗啦都出来了，有谁考究过先拉屎后放屁或先放屁后拉屎?”因而被打成“焦、李反党联盟”，被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定为右派，劳动改造。 + +　　共产党员、青年工程师熊忠益、地震队指导员沈国懋、共青团员、模范工作者陈世杰、共产党员、模范工作者钟立品、彭德全……均因列入了“焦、李红干部”名单，被开除党籍、团籍，撤销职务，下放劳动改造。监督我劳动改造的试油队队长、老工人、劳动模范于公亮同志，因听了我的一次思想汇报也被认为“与右派没有划清界限”， 撤职劳动改造。据初步了解，因涉及这一案件而被开除党籍、团籍受到处分、下放劳动改造，遭长期排斥的党内外干部、工人近两百人之多，真是“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西南最毒者，莫过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的心！ + +## 三、李井泉破坏内地建设的罪行 + +　　1962 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千万不要忘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1963 年毛主席又亲自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主持制订了《十条》。李井泉及其同伙和毛主席的指示大唱反调，竟在石油部门搞什么“评功摆好运动”大势贩卖（……此处因原件缺陷 8 字模糊不清） 黑货，说什么“这几年大家都很辛苦，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要给大家评功摆好，把干劲摆出来”。他们不讲阶级，不分敌我，人人评功，并借此要群众为他们“歌功颂德”。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何千里等肉麻地把黄凯捧为“导师”、“灯塔”、“舵手”、“我们的好书记”。李井泉对此颇为欣赏，专门指派杨超到石油局总结“经验”，在全省推广。 + +　　1964 年中国赫鲁晓夫的“桃园经验”一出笼，便获得李井泉的喝彩，不遗余力地全面贯彻，以面上“四清”为名，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实。 + +　　1965 年由刘邓司令部派来搞内地石油建设的黑帮干将张文彬(叛徒、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四川石油战区指挥)， 来川后就与李井泉卿卿我我，狼狈为奸，疯狂地对抗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二十三条》，继续在石油部门贩卖“桃园经验”的翻版——冬季整训，把大批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整下去，几乎全部换成他的心腹干将。张文彬狗胆包天， 竟敢篡改毛主席关于在四川“找点油，找点气”的英明批示，搞了“三个大上”，劳民伤财，破坏内地建设。并公开对抗毛主席亲自制订的党委制和党的集体领导制，取消石油局党委，搞了一个非党非政的“领导小组”，实行封建家长式独裁统治，竭力为李井泉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　　1965 年周总理检查纳溪化工厂的投产情况，化工部如实反映石油部还未供气，即被张文彬认为“化工部有意在总理面前将石油部的军”，暗中串通李井泉、裼超搞假投产。并趁邓小平来川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前夕，阴谋把火烧到化工厂大门口，叫他的主子看看，以此明目张胆地欺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 +　　供应化工厂天然气的长纳管线工程原定 65 年底竣工， 为了欺骗党中央，便决定突击搞假投产。当时我由大庆回来，听取现场职工汇报实际进度后，于 10 月 25 日向张文 + +　　彬反映 10 月底不能完工的意见，便遭到张的横蛮斥责，说我“不看火候”。于是，我和张道霑、弓学信、陈福礼等同志又亲赴现场了解，再次向张文彬提出 10 月底根本无法完工。他们唯恐暴露假投产的阴谋，竟把“投产指挥”的名目按在我的头上，强使我作为“生产代表”去执行他们的“假投产”的决定。这时，我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决不能与李井泉及其石油部门的代理人同流合污。 + +　　他们说气井投产没问题，我们就和设计、施工单位召开现场会议，对长纳工程的主耍供气井沈×井进行验收， 工人当场揭露十几个问题，说明根本没有完工，使这批混蛋狼狈不堪。他们说高压管线输气没问题，输气工马上试验，气压只达三分之一就爆开裂口。他们说全线阀门无一处漏气，但工人开井后即在中途发生漏气失火烧伤工人的严重事故。张文彬听到后大发雷霆，说成是“有意破坏投产”，并说基建指挥部作了保证，10 月底按期投产肯定无问题。我当场提出：“这是报喜不报忧。” + +　　他们一计不成，又生一计。10 月 28 日，张文彬的心腹，郑浩和夏云昌决定在所谓“投产典礼”上要我代表生产单位和设计、施工单位一起“签字接交”，妄图既欺骗到会代表，又封住我的嘴，遭到我严正拒绝时，郑浩竟厚颜无耻地动员说，“签了字也不算数，开完大会马上收回作废。”他们见我软硬不吃，就鬼鬼祟祟大搞幕后策划。在 10 月 29 日夜，突然抛出一个所谓“五个一次成功”的“竣工报告”，要我参加讨论。“报告”中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把整个工程的各项工艺吹得天花乱坠。 + +　　毛主席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我当场指出“管线未经系统试压，高压管线爆开裂口，主要气井都不能开开投产。烧伤工人的漏气尚在抢修”等等，彻底揭穿了他们的“五个一次成功”的骗人把戏。郑浩勃然大怒，拍桌叫嚣：“这次投产是张部长决定的，省委书记杨超明天亲临剪彩，你不想干回去找马文林来。”接着他们打电话请示张文彬，张断然决定：“把焦暂时丢在一边，明天照常投产。” + +　　30 日的“竣工投产典礼”，在我们的抵制下，除临时免去了假签字，假接交宣誓，假投产命名外，其余均按其预谋进行，用早在 3 月份就临时接通利用的一口事故井的天然气，在化工厂门口点起两耸大火。而他们却说成是五个气田，十一口气井同时投产，把实际产量十万方，说成是九十万方。更用拨压力表的办法，把实际压力 16 公斤的低压气，变成“40”公斤的“高压气”。由杨超剪彩，礼炮齐鸣，号外纷发，并请天马电影制片厂远程赶来，摄制了准备向中央作欺骗汇报的现场纪录影片。 + +　　在他们的报告和号外中，竟颠倒黑白的吹嘘说：“整个工程，经生产、设计、施工三个单位的联合检查，几万个焊口，几百个高压阀门，没有—个漏气，防腐绝缘性能良好，实现了管子安装焊接、井场安装、集输站安装、试压和联合试运转等五个一次成功”，并说：“这项工程的投产，是战区职工在四川省委和石油工业部党委的领导下，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胜利，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冲天的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精神相结合的结果。”杨超、张文彬更在近万人的典礼上互相吹捧，一唱一合，杨夸张是“大庆精神”、“延安作风”，张捧杨为“省委正确领导”。他们在群众面前故作正经，会间却窃窃私语说：“这下子可狠狠将了化工部一军。” + +　　难道这个假投产，只是为了“将化工部一军”吗?不， 绝不！欺骗党中央，打击化工部，只是他们和李井泉串通作弊的一个方面。据他们的忠实打手、石油部干部部长魏玉晶所供：“毛主席提出×线建设，李政委（李井泉）主持开会，几个部急需天然气，要张部长(张文彬)当场作出保证，是李政委亲自出面说，石油部说话是算数的，才解了围。”现在化工部竟然又敢“在总理面前将石油部的军”，当然张文彬必须再为他的主子李井泉争气了。但他们搞假投产还有更加不可告人的目的。“投产”不到一周，邓小平、薄一波等一群黑帮，就在李井泉的陪同下“现场视察”来了，张文彬洋洋得意地对矿区党委书记马文林说：“你们这些糊涂人，现在知道投产的意义了吧?你们看这有多好， + +　　这宗事我们怎么好事先告诉你们呢?” + +　　在假投产的第二天，11 月 1 日，他们就开始了对我们的残酷迫害。张文彬在亲自主持的各单位领导人员会议上， 与我一起抵制他们假投产的气田科长张道霑同志进门还未坐下，就被宣布撤职。接着，李井泉、张文彬就在石油部门推行其“冬季整训”，指派他们头号打手、干部部长魏玉晶、基建司长陈李中、张的臭老婆、没有党的关系私封为直属党委书记的杨艾、矿区党委书记马文林等，对我进行了达三月之久的批判斗争，对我抵制假投产扣上了所谓“专门和党唱反调”、“一贯和党唱对台戏”、“和基建部闹甲方乙方关系，搞资本主义经营”等罪名，又把他们自己提出的“正规开发气田，建设气矿”，“实现气井正规化、规格化、标准化、制度化”叫做我的“反革命复辟纲领”，把他们对国外开放参观的阳寺气田称作是我推行“和平演变的温床”，给近百名采气工人一个个扣上“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帽子，强行收集工人的较好衣物，派宣传科长亲自编稿，逼使工人背诵排练，召开 所谓“控诉大会”，为我再加上所谓“推行修正主义和平演变”的罪名，放基层监督劳动。 + +　　毛主席亲手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1966 年8 月8 日，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 宣判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 + +　　当时，我正在日夜赶写揭发李井泉及其同伙的罪行材料，他们紧急密谋，对我进行更残酷的迫害。他们指使陈李中、刘捷等，把我从监督劳动的岗位上揪回矿区，非法拘留，日夜斗争，逼供达一月之久，纯属造谣惑众的安上所谓“出身富农，本人流氓，投机参军，野心入党，坚持个人奋斗三十年，破坏抗战，阶级报复，被坏党的团结， 一贯反党极右分子，推行和平演变，破坏内地建设，对抗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数不清的罪名。召开两千人的职工大会，宣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立即押解基层，布置三班人马，轮流监督，严禁“乱说乱动”，欲达保全自己的目的。 + +　　1966 年 11 月，我在毛主席发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伟大号召鼓舞下，投入了革命洪流，和群众在一起大造李廖死党及其在石油部门的一小撮同伙的反，吓得他们一个个魂飞魄散。但他们“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 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很快又掀起了“二月黑风”， 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反运动”。他们对革命群众组织加以“支持右派翻天”等罪名， 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勒令解散，把革命群众骨干打成“现行反革命”，逮捕入狱。他们又再次把我囚禁起来，监督劳动，“不准乱说乱动”。 + +　　我在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白色恐怖中，继续以《三依靠奋战孤军》之名，坚持与李廖死党斗争，向中央文革作汇报，向支左部队汇报，被党内走资派恨之入骨，竟策谋杀人灭口的毒计，把我打得肝伤骨断，伤残遍身，不是解放军抢救，早置死地。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有多少知心的话要对您说，我有多少肺腑的事要对您诉！ + +　　我出身于一个贫民家庭，从小寄居贫雇农的外祖家， 靠父亲一月不到十元的教薪维持四口之家。“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外祖兄弟因是党员和农民暴动骨干，被捕被缉。只得流落青岛，靠父母断续教小学和替人代课度日。1937 年母亲终于找到地下党组织，次年全家参加革命。我一家两代都是共产党员。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成长起来的，是党和人民一口汤一口饭把我抚养成为一个能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战士。我十四岁参加革命后，曾任通信员，宣传干事，科长，区委书记等。解放西南，党派我作接管石油单位的军事代表，后为党委副书记、党委常委、副局长， 现任泸州气矿副矿长，一直在石油部门工作。 + +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 +　　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 + +　　打倒刘邓李在石油部门的代理人张文彬、何千里及其一小撮同伙！ + +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焦益文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6.txt b/CCRD/1/6/13/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a3f10d72702572400014804d959dc116257143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6.txt @@ -0,0 +1,23 @@ +# 我的检查交待 + +　　<原成都铁路局局长、廖诗权> + +　　（一）1958年有部份普高毕业生未有考上大学的，由黑省委交通部分配给铁路局、第二工程局留守处、川豫铁路指挥部。成都铁路局分配的大约只有几十名。其他两个单位是交通部直接分配的，数目究竟多少？怎样分配的？我1958年10月才来，我未有参加分配，我确实不清楚。11月工管合一后，我在成昆铁路的六处桥工队，在青衣江桥，我遇见了一些同学在桥上劳动，我问这批同学，才了解是1958年毕业的学生，分配到参加铁路建设的。我当时想，1958年不存在高中毕业生考不上大学的问题。我顺便了解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一般的学习成绩不错，家庭情况也了解了一下（一般的只了解他们的家庭人口和工作等）。我鼓励他们好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到了晚上，我又同桥工队的总支书记谈，想详细了解一下这批学生究竟是怎样分配的？队上的干部对详细情况说不清楚，因他们（这批学生）是从工程局留守处分配的。他们只是说这批学生是黑省委不允许升大学的，有的家庭情况和社会关系比较复杂，有些同学在学校有右派言论，要当作任务接收，只当作普通劳动力使用。1959年川豫铁路指挥部撤消，也有一部份青年学生参加外长铁路（即指58年省委分配到川豫铁路指挥部的那部份学生在59的川豫铁路指挥部撤消后到了成都铁路局，一一转抄者注）我只是讲了要他们（下面的人）加强教育，孩子们都很年轻，在桥上工队还有些技术可学习。1959年我在二处、九处也同样遇到有些同学参加建设，这才引起我注意这个问题，5月我回局找了人事处长张子明，副处长吴本清两人详细了解这个问题。我们一共分配的总数是多少？当时只有铁路局的数目，没有那两个单位的，后来查出共有405名。怎样分配的？张子明、吴本清说他们的黑省委交通部干部处通知局党委的组织部长赵海东、人事处长在交通部开会。说省委决定，有一批高中毕业生不能考大学，分配各单位，都说要当任务接收。这些学生学习成绩不错，当中有的是家庭成分不好和社会关系复杂；有的在1958年社会主义教育当中有右派言论；有的个别家庭里和亲属有被杀、关、管、斗的子女，可以作普通的劳动力使用。限制不能当干部，不能作机要部门的工作。待遇按国务院的规定参考中专学生有右派言论在参加劳动时的待遇。我记忆大约20元以下，是多少？记不清楚，因为那时的工资一个指挥部一个样。我向他们讲了我的意见，按省委的指示执行，但我们还应该管，对这批青年要进行教育，人事部门应加强管理。1959年前我所了解的就是这些，局发了些什么指示没有？我未有过问，也交待不清楚。但这批同学都在基建部门多，其它单位分得少。 + +　　（二）1959年许多单位向局提出要求，重新分配这批同学。因为卫生、教育、材料部门也都提过要求。我记得向省委交通部写过报告。写报告之前，局党委有几个同志交换意见。中心是这批学生根据学习情况及各单位的要求，需要确定正式职工，有的单位要求重新分配。这个报告可能是人事处经手办的，具体情况要找工程局新线管理处张子明了解。1960年交通部批回文件，根据交通部批回的文件，除同意定职，提出可以分配给财务、材料、施工、文化教员、试验，定为练习生的职名，定为正式职工，工资为30元，这事铁路局有命令，命令号0018号，一年后各单位自行定职。 + +　　（三）1962年改为普工，铁路局有命令（1962年有关全局精减后，有一批干部改职，其中包括这些同志在内一齐下达的）。未有命令下面是不会执行的。但省委未有指示，1961年以后。铁道部就直接管了。有关人事工资就按铁道部的指示执行。我记忆，这一部份同学要精减，省委不同意精减，就是精减了的也要收回。1962年精减职工任务很大，基层有的单位要精减这批同学，有个别单位已经精减了，有的同学找到旧省委，旧省委又批回铁路局，不允许精减。国务院有个命令，中专学生不准精减，省委可能是根据这个命令批准的不准精减，这是我的记忆。我处理过基建处一个同学，后来就是收回了。致于改为普工，错误在局不在下面，这一年精减的职工也多，有一部份下放去当工人。这个工作，错误是没有作好政治思想工作，处理上不妥，有强迫命令，但未有什么别的指示，确实有不少的干部改为职名。 + +　　（四）1958年这批普高毕业的同学，确实是李廖死党及其同伙有计划的对这批同学进行长期的政治迫害。我个人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应该把由李廖死党及其同伙颠倒了的事实颠倒过来，因为给这批同学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应当否定。例如不能当干部，只能当一般的劳动力使用。还有在社教运动中许多材料不符合事实，例如有些发言有错误，但是属于认识问题的，材料应该处理。总之，这是李廖死党及其同伙公开反对毛主席的又一罪证。是他们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给这一批同学的政治迫害。绝大多数的同学在近十年来，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表现很好，他们是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的，热爱社会主义的，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他们是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 + +　　（五）铁路局是执行了黑省委对迫害同学的指示的，我是有罪的，应该向同学们请罪、公开道歉。黑省委给同学们定的几条罪行，铁路局是执行了，照办了的。我的责任是因为听了汇报只听到说同学们的家庭成份、社会关系有些复杂，有的同学在社教中有些右派言论，有少数的家庭是杀、关、管，我也就不作阶级分析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整党问题上，关于既反对忽视成份，又反对唯成份论的宣传，有些地区不够有力，甚至有唯成份论的错误宣传。”对这些人不准在机要部门工作，不当干部，对同志在工作当中的学习，工作上的进步都不管了。从1959年以后，我未有找过一个同志谈过话，对同志们的前途没有过问，历次政治运动受到歧视，这是我长期做官当老爷，对同志们不关心，同志们所受到的迫害我是有罪的，应再一次向同志们请罪。我个人认为同志们受李廖死党的长期政治迫害，应当平反。这是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错误请同志们批判。 + +　　 廖诗权 1968.4.19 + +　　成都铁路局军管会批注：上述材料系廖诗权所写，供参考。局军管会政工组（公章） + +　　 1968.4.23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7.txt b/CCRD/1/6/13/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68510d9bd0aa6246591efac2372646182b8c37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7.txt @@ -0,0 +1,63 @@ +# 关于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生分配情况和我的检查 + +　　<原中共成都铁路局党委组织部长、赵海栋> + +　　一九五八年八至九月间，由原省委交通工作部徐晓（干部处长）主持召集成都铁路局组织部赵海栋、人事处李华、川豫指挥部组织部赵直、交通厅人事处长、公路局人事处长开会研究分配高中毕业生，会议中谈了如下问题： + +　　1、根据原省委组织部指示，为了关怀未考上大学的高中毕业生的工作和就业问题，省委决定把这部分高中生包下来，因此分配给交通部门一部分。 + +　　2、这部分高中毕业生未考上大学的原因，因大、专院、校招收的名额有限。另外这部分高中生家庭成分不好，有的是父母亲有问题。有的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时在学校有右派言论，如是大学生就够右派了。有的在学校表现不好，对新社会不满。 + +　　3、给各单位分配了名额，给成都铁路局一百多名，然后规定了几条分配使用原则： + +　　（1）这部分人不能分配做要害部门工作。 + +　　（2）分配到基层，不能分配到机关。 + +　　（3）分配到较艰苦的基层单位劳动锻炼。 + +　　（4）这部分人要严格管理，责成基层人事部门经常了解他们的劳动表现。 + +　　（5）不宜过于集中。 + +　　4、每人的具体情况，各学校有人事档案和毕业鉴定。 + +　　5、待遇不超过学徒工的工资15至19元的生活补助费。 + +　　贯彻执行情况： + +　　开会回来后，给原成都铁路局党委（常委）汇报了开会情况和内容。常委同意按省交通部指示办理，决定这部分人分配到工程线，根据省里开会的内容指示精神转发到工程处贯彻执行。并派我和李华去重庆接收这批青年学生，我在重庆看过几个学生的毕业鉴定，给省里开会谈的精神是一致的，把这部分同学说的一无是处。 + +　　根据局党委指示精神，组织部和人事处共同研究分配到成昆、内昆二条工程线，同时把人事档案随人转到工程处，这样使这条黑线贯穿到基层，流传很广，流毒很深，使这部分青年学生长期在政治上、经济上受迫害。 + +　　我的检查和认识：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 + +　　一九五八年正当全国青年热烈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伟大号召，大搞革命，大造资产阶级的反，以及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劳动人民和广大青年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更加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我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大跃进的新局面，决心迅速改变和摆脱我国一穷二白的状况。 + +　　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对青年掌握应用学习毛泽东思想、坚决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系列英明伟大的指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利用他们已篡夺的党、政、财、文大权，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破坏青年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和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从政治上经济上长期的迫害这部分知识青年，妄图通过政治经济迫害，使这部分青年屈服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驯服工具”。由于我活学活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不好，没有贯彻执行捍卫宣传应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系列英明伟大的指示。这是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大的不忠，反而执行了李廖死党的黑指示，实际上起到帮助李廖死党迫害知识青年的作用。我对不起这部分青年，除向他们承队错误、赔礼道歉、深刻检查、接受教训外，坚决支持他们起来造李廖死党的反，经过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这部分青年从政治上彻底翻身解放。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对青年无限关怀。他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最支持青年革命，用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精神武装青年敢想敢说敢干，敢于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敢于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敢于造整个旧世界的反。由于这部分青年的革命造反精神，吓破了李 廖死党的胆，因此他们想方设法压制这部分青年的革命造反精神，故一九五八年突然来个高中毕业包下来的办法，表示关怀青年的工作和就业是假，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压制青年革命造反精神是真。） + +　　毛主席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不愿意，并且实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 + +　　从形式上看来是毕业鉴定。但从内容上实质上看来是把他们打成没有公开宣布右派的右派，因而也就给长期迫害这部分青年创造了理论依据。 + +　　从表面上看来是给这部分青年找了工作的机会，从实质上看是怕这部分青年造李廖死党的反，把他们长期控制管理起来，成为没有公开宣布劳动改造的劳动改造，想方设法破坏青年和工农结合，他们劳动不给工资报酬，而是给最低的生活补助费。又从各方面制造舆论，使这部分青年脱离群众，没有群众基础，妄想孤立这部分青年，达到他们破坏青年和工农结合的关系。 + +　　为了肃清流毒，彻底从政治上解放这部分青年同志，我建议除这部分同志所在单位和原学校革命委员会彻底给这部分同志平反外，最后由省革命委员会或省教育部门和工交部门共同彻底平反。 + +　　对原学校的毕业鉴定或以鉴定为依据整理的黑材料、记录本和有关迫害压制这部分同志的黑指示、黑文件清理出来，由这部分同志所在单位革命委员会和上级革委会及这部分同志的代表，共同研究处理。 + +　　（口号略） + +　　 赵海栋 1968年5月30日 + +　　革命组织批示： + +　　此材料系赵海栋所写。 + +　　 第二铁路工程局干部学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000008.txt b/CCRD/1/6/13/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040423c4222c24be17a1df39c433e57fddaae7 --- /dev/null +++ b/CCRD/1/6/13/000008.txt @@ -0,0 +1,93 @@ +# 杜高档案：1968年思想改造的总结 + +　　<杜高>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 + +　　“为了充分适应新社会的需要，为了同工人农民团结一致，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 + +　　毛主席又教导说： + +　　“我们决不能一见成绩就自满自足起来。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 + +## 一、 + +　　我怀着极大的喜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送别1968年迎来1969年。 + +　　1968年是毛主席直接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是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伟大革命变化的一年。1968年也是我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思想改造取得了较大进步的一年，是我的整个世界观发生比较深刻的转变的一年。 + +　　在总结这一年来的思想改造的收获时，我怀着衷心的感激，祝福伟大的救星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防止片面性地看问题，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来分析事物。毛主席说：“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说我们的工作似乎一切都好，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也不是一切都坏，这也不合乎事实。要加以分析。” + +　　我力图遵照毛主席的这个教导，来总结自己一年来的思想改造。在看到自己的进步时，我要归功于毛主席他老人家的伟大教导，我要歌颂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威力。在检查自己存在的问题时，我要充分估计到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性和思想改造的艰苦性长期性。特别要充分注意和努力防止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最容易出现的摇摆性和重复性。 + +　　我要通过总结，对思想改造和光明前途建立更强的信心，但我更要通过总结，树立起“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决心和毅力，在新的一年中，争取更大的进步。 + +## 二、 + +　　1968年，随着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深入和随着整个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推动，在军管会和政府干部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政策，加强了对我们的改造，我自己在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自觉地学习毛泽东思想，加速世界观改造的阶段。 + +　　在这一年中，思想上的两个最重要的收获是： + +　　一、加深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加强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和信仰。我学习了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的史料，学习了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中央文件，学习了有关当前反帝反修和世界革命的材料，我提高了对毛主席的伟大的认识，我认识到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领袖，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人物在人类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我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和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各项最新指示，我提高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提高了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和各项无产阶级政策的理解，我真正认识到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顶峰，毛泽东思想集中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最丰富的经验，集中了全人类最高的智慧，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最伟大的科学真理。这样，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崇拜，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加深了，加强了，这种信仰也逐渐地深化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有阶级内容的感情了，这种信仰也逐渐升华为一种自觉的政治信念。这样，我的思想改造就有了一个基础，我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悔罪的感情，怀着学习毛泽东思想如饥似渴的要求，一年来在毛主席光辉思想的指引下，以毛主席的教导为武器来批判自己，检查自己，改造自己，提高自己。这样，一年来的思想改造就比较顺利地沿着毛泽东思想照亮的轨道上向前进。 + +　　二、随着文化大革命所开展的革命大批判的深入，随着68年年初全队认罪学习的开展，随着斗私批修的学习，我对自己过去所犯的右派罪行，对曾经严重腐蚀了我的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认识加深了，痛恨强烈了。在这一年中，比较彻底地从思想上解决了认罪的问题。这样就使我在一年中更自觉地接受无产阶级专政，更安心的改造，更遵守各项纪律，服管服教。而且也就促使我更自觉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这一年中，运用毛泽东思想重新清算了自己的全部罪行，我运用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比较全面地、深入地分析了我之所以成为右派分子的根源，我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了我过去的言论、思想和行动，这样，我不但思想认识提高了，不但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我的罪行的严重危害性和反革命性，而且从感情上也开始真正痛切地感到自己对毛主席犯了罪， 是党和人民的罪人。这样，我也就越加迫切地要求自己快些改造好，在往后的半生中，以赎罪的心情来为党和人民更积极更忘我地做一点工作。 + +　　这两方面：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自己罪行的痛恨，使我这一年来思想改造得到了一个比较坚实的思想基础，促进和加速了世界观的转变。这是成绩的一面，或者应该说，这是主要的一面。但是应该看到，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还是很不够刻苦的，常常满足于一知半解，并不深刻领会，更不能和自己的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在思想改造的实际表现上就常常出现学用脱节，言行不一，对自己的要求不严格，在用字上下功夫不够等等这些错误和消极的现象。从这些表现上来检查自己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没认识到自己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都还只不过停留 一个很低的程度上，还是很不巩固和很比深厚的。我要在对毛主席的热爱对毛泽东思想信仰的这个基础上提到无限忠诚的高度上去，要从自己的实际行动上表现出对毛主席的忠心来，这就使我认识到我的思想改造即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的任务还繁重得很，在用字上还要作最艰苦的努力。同时，我也检查到对自己的罪行和头脑中、灵魂中的修正主义的毒素还必须加深认识加深清算，应该看到这一年中认罪是有进步的，但是不够的。特别是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后，全国人民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流毒的清算和批判更深入了，对比之下，我就认识到自己的批判还是很浅薄的，我中修正主义的毒是很深的，所批判的还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即使是这一部分也还不能说都已肃清，因此，继续深入地联系自己的罪行，联系自己在改造中的表现，特别是联系现在存在和出现的问题批判修正主义，彻底肃清修正主义的流毒，也是我今后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任务。 + +## 三、 + +　　1968年，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激烈地进行着。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我们队里形成剧烈而曲折的反复而经常的改造与反改造的斗争。一年来，我的思想改造就是在这个斗争中进行的。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接受无产阶级专政和反抗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在1968年中，这种斗争又特别明显地表现为拥护毛泽东思想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拥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敌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间的斗争。因此，在这个斗争中站在哪一面，是对我思想改造的一个最实际的考验。 + +　　（在1968年以前，我对队里的这种阶级斗争认识不深刻，甚至对某些反改造分子抱幻想，希望劝说他们，对他们讲“友情”。结果自己犯了错误。文化大革命的斗争风云锻炼了我，毛主席“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提高了我，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教育了我。我一方面批判自己所受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一方面学习毛主席阶级斗争的理论学说，投身到这个斗争中改造自己。在一年来的无数次改造和反改造的斗争中，我都站到政府和人民的一边，积极向反改造分子进行斗争，我在队部的领导下，积极写发言稿，在批判会上向缪光千等反改造分子作面对面的斗争，揭露和批判他们的罪行。在平时的改造生活中我也注意划清界限，孤立反改造分子。经常向政府揭发反改造分子的言行。这是我在一年来的思想改造中政治思想的提高和政治立场的转变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这也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收获和在改造中靠拢政府的积极表现。） + +　　我认识到，思想改造本身就是一场灭资兴无的阶级斗争，政治思想的彻底改造是必须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才能完成的。过去的那种“怕得罪人”，“你改造你的，我改造我的”，“独善其身”或“保持一团和气”的想法和做法，经过文化大革命以后，都认识到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修正主义的阶级调和论的表现。 + +　　一年来，我虽然阶级斗争的观念加强了，在斗争中态度积极了，立场明确了，但应该看到自己仍然是很不够的，无论是坚决性和彻底性都不够。我虽然一方面大胆地揭发和批判了反改造分子，但内心深处仍有顾虑，怕报复，怕给自己带来麻烦。有这种私心当然不可能坚决和彻底。另一方面对反改造分子的痛恨也不深，这就说明自己的立场仍然不坚定，心里想：“你反动也是右派，也是教养，我向你斗争也是右派，也是教养，还不是一个样？”这样，自己在斗争中就不是理直气壮，义无反顾，而是畏首畏尾，患得患失。这些表现都说明自己的思想立场是不过硬的，有时甚至是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才向反改造的言行去斗争的，而不是自觉地站起来挺身保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泽东思想，这也说明自己在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没有向毛主席尽到一个忠字。这些错误表现，都是需要在今后的阶级斗争的实践中改正的。 + +## 四、 + +　　一年来，在“老三篇”的教导下，我逐渐地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并且在张思德、白求恩等光辉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伟大精神的教育下逐渐地锻炼自己“完全彻底”的精神，朝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目标要求自己，使自己一步步接近毛主席教导的做一个“五种人”的崇高目标而努力。 + +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刘少奇在文艺界所推行的修正主义反动路线的罪行被彻底揭发和清算了。这对我认识和批判自己过去的文艺思想，生活作风和名利观点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认识到过去的那一套成名成家，追求物质享受，做一个骑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是最可鄙可耻的。而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的普通劳动者则是最光荣、最高尚的。 + +　　在这一年中，我对劳动人民的感情起了变化，我开始热爱贫下中农，热爱工人和战士，，而对那些没有经过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开始鄙视和厌恶起来。过去几年的改造中，我在“生活小事”的借口下顽强地保留知识分子的一套习惯和爱好，在这一年中，由于自己的阶级感情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我自觉地抛弃了它们，我在生活上要求自己勤俭刻苦，我对劳动人民的朴素产生了尊敬，感到美好，而对资产阶级的豪华虚浮产生了憎恶，感到是丑恶。我对劳动人民当中成长起来的优秀人物，如陈永贵、尉凤英、孟昭科等等产生了由衷的热爱，产生了学习他们优秀品质的强烈愿望，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那种自私自利、虚伪奸诈，产生了由衷的憎恶。这样，一年来，我在老三篇的教育下不但在政治上加强了自己的改造，而且也开始从思想品质上对自己进行彻底的改造。 + +　　但是应该看到，这种思想品质的彻底改造是世界观改造的一个有机的部分，是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是一件极艰苦的事。我在学习“老三篇”和许多无产阶级战士的感人的事迹时，我深深地感到自己的渺小和可耻，感到自己长期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下，灵魂深处充塞着肮脏的东西，浸透了由自私的打算所积起来的污垢和臭气。无论在对工作、对集体、对人、对待生活等等各方面都表现出一种资产阶级的腐朽作风和卑劣的利己打算，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两个极端相距何止万里！这种距离只有在今后学习工农兵的长期改造过程中不断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批判检查自己才能逐渐缩短的。 + +　　在这一年中，我对劳动的感情也起了变化。过去轻视劳动人民，必然就轻视劳动，认为种田做工是卑贱的事。教养后的七、八年，虽然在观点上起了一些变化，但并没有下决心一辈子做一个普通劳动者，心里想的还是自己的一些学问专长，脱离体力劳动。再加上，前几年自己一直在生病，受到政府照顾，所以虽然教养八、九年，但认真说来并没有过好劳动这一关。68年这一年情形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随着思想感情的变化，随着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的逐渐树立，随着向劳动人民的靠近，我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大大增长了，从春耕、夏收、夏种到秋收，在各个工序中，我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过去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也做到了，在割稻时，我也割了九分多地，而前几年顶多割三、四分，我虽然患过胸部重病，但也坚持抬土，做到了力所能及。在亲身的劳动实践中，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也深切地感到毛泽东思想是怎样由精神力量变为物质力量的。 + +　　但是在看到自己的成绩和进步的同时，我也深深地看到自己同劳动人民的距离，我时常叫苦叫累，在工作中拈轻怕重，更表现出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在自己的思想中的极深刻的影响。有了活命哲学，就决定不能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就决定要追求物质享受，贪生怕死。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自己平日的劳动中经常地表现出来，因此一方面要珍惜自己的进步，又一方面在新的一年中要更积极地同自己身上的修正主义活命哲学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更自觉的斗争。使自己在劳动生产的实践中更快地向劳动人民的方面转变去，真正作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劳动者。 + +## 五、 + +　　68年，在我的整个思想改造中，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占了一个重要的位置，特别又因为我曾经是党长期培养的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今天能够光荣地参加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政府和人民给我的一个主动赎罪的宝贵机会。 + +　　在这一年中，我在队部的领导下贡献了自己的一分小小的力量，取得了一点点成绩。我创作了剧本《为人民服务》、《世界人民热爱毛主席》，后来又创作了一个歌颂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型话剧《毛泽东思想的凯歌》。我并在舞台上塑造了张思德、白求恩的艺术形象，扮演了《为人民服务》中的张思德，《战火中的白求恩》中的白求恩。这些作品和演出给观众一定的教育和鼓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 +　　我没有别的能力来报答毛主席的恩情，也没有别的能力来向毛主席赎罪，我还有一点点写作剧本的能力，我为什么不把它全部贡献在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工作中呢？我只有在这个工作中来表达我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对毛泽东思想的信仰，我要一辈子歌颂毛主席，一辈子宣传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和伟大思想。 + +　　（一年来，取得了一些成绩。即使是这一点成绩也完全是归功于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归功于毛主席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归功于江青同志在文艺战线上所进行的伟大革命，归功于政府干部对我的教育。我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了自己，提高了自己，也进一步清算和批判了过去自己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崇拜“名、洋、古”的错误。更坚定了自己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 + +　　但是，在这个学习和工作的过程中，我仍旧经常地表现出旧的思想和旧的作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和旧文艺界的思想、工作作风对我的影响是长期的和深刻的，它时时都要寻找机会顽强地表现出来。在我的思想深处仍有轻视工农兵新文艺，特别是轻视群众文艺的反动观点，我虽然在口头上或理论上承认群众的文艺是革命的、新鲜活泼的、朝气蓬勃的，有创造性的，但又觉得它们缺乏“艺术性”，“形式粗糙”，“内容简单”，仍旧是欣赏那些所谓“大型的”、“正规的”东西。甚至在自己可能的条件下还要追求自己喜爱的那一套东西。我虽然在口头上也说“宣传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但在许多实际表现上却是个人高于一切，多占了自己的一点休息时间就有怨言，多演了几场或冷一些、热一些就叫苦叫累。在工作中，也有摆老资格，“我说了算”的恶劣作风，这种资产阶级“专家”作风正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应该打倒的反动东西，而在我的身上却仍表现出来，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在工作中也有严重的自高自大的表现，甚至有恶劣的突出个人的表现，这种把自己当成“英雄”，把群众当成“群氓”的反动思想是资产阶级反动文艺家最典型的反动思想，早已应该坚决抛弃，但是在我的身上至今还表现出它的影响来，就可见我的思想还是极其反动的。 + +　　总括起来说，台上宣传的是毛泽东思想，台下表现的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台上演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形象，台下表现的又是浸透着个人主义意识的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这就是理论脱离实际，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用一句文艺上的话来说，就是“二重人格”的具体表现。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清醒地看到自己在思想改造上还很不成熟，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还差得很远。 + +　　我必须针对这些存在的问题，在新的一年中，踏踏实实地在用字上下功夫，时时批评自己，经常地倾听别人的意见，对自己的要求要严格，决不能够忘记思想改造的严重任务。 + +## 六、 + +　　68年11月，我们从北京调来清河以后，两个月来，我的情绪虽然一般说来还是比较稳定，对当前的大好形势虽然基本上也有正确认识。但是当生活条件比较差一些的时候，考虑个人就比较多，修正主义的活命哲学就又表现出来了。我曾考虑到营养差一点，身体会坏，看到自己瘦了一些，又担心日子长了，旧病会复发，甚至还担心自己会不会浮肿，劳动上干劲不足了，工作上劲头也不大了。……所有这些都表明自己经不住考验，学了毛主席著作，一到实践就完全不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这是值得我今后严重注意的问题。 + +## 七、 + +　　在总结68年一年的思想改造时，我一方面看到自己的收获和成绩，又一方面看到自己存在的严重问题，但是我的检查是很不深刻、很不全面的，仍然犯了成绩看的多，缺点看的少的毛病。 + +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对新的一年是有信心的。不管我的思想改造还存在着怎样多、怎样严重的问题，但是整个形势推动着和鼓舞着我加速世界观的改造，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号召全国人民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我一定在新的一年中，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养成学用结合，言行一致、表里一致的好学风，切实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争取尽快地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于人民有益的新人。 + +　　 1968年12月31日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3/names.txt b/CCRD/1/6/13/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234b788f12f385b78a54ba596d9ec44cf9740c --- /dev/null +++ b/CCRD/1/6/13/names.txt @@ -0,0 +1,9 @@ +我的检查交待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二：原四川省委对焦益文问题处理的有关文件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三：李井泉及其同伙对焦益文問題处理的依据材料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四：焦益文问题查证材料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五：焦益文问题旁证材料 +焦益文案件材料之一：愤怒控诉李井泉及其同伙在四川石油部门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滔天罪行 +我的检查交待 +关于一九五八年高中毕业生分配情况和我的检查 +杜高档案：1968年思想改造的总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4/000000.txt b/CCRD/1/6/14/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4d449018a2dd6a3cd7c88e6266601feebb6b21 --- /dev/null +++ b/CCRD/1/6/14/000000.txt @@ -0,0 +1,87 @@ +# 杜高档案：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心得——在大好形势下，加速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 +　　<杜高> + +## 一、 一九六九年，在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进程中，将是光辉的、极其重要的一年。 + +　　在一九六九年开始的时候，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正面临着一片大好形势。 + +　　（1）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现正处在斗批改的革命群众运动的高潮中，1969年将取得彻底的全面胜利。 + +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革命群众运动彻底摧毁了以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决定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对他的流毒继续进行深入持久的大批判。这对于纯洁党的组织，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挖掉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根本，清除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都有极其伟大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是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伟大功绩。 + +　　在毛主席“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伟大教导指引下，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登上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斗批改的历史舞台，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伟大事件，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用毛泽东思想彻底改造教育、改造文艺、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彻底清除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制度，实现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里的专政，这是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革命纲领，是防止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产阶级用和平演变来复辟资本主义的根本措施，是无产阶级专政永不变色的保证。现在，在我国上层建筑领域的各部门里，已经彻底改变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旧局面，清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层建筑各部门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革命变化。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广大革命群众从伟大的革命运动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精神，创造性和智慧，如烂漫的山花盛开在祖国的各个角落，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毛主席的以革命带动生产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已经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我国工农业欣欣向荣，蓬勃发展。1968年我国农业得到了空前的大丰收，工业战线上捷报频传，特别是1968年末我国又成功地爆炸了一颗氢弹，标志了我国科学研究和工业发展的新的飞跃。同时也充分显示了我国国防力量的强大。 + +　　在我国正在发生着的这一系列的伟大革命变化中，在我国所取得的这一系列伟大成就中，最根本的变化是人的思想革命化，是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广泛传播，深入人心，毛泽东思想统帅着一切和改造着一切，毛泽东思想为群众所掌握，就变成了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变成了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七亿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统帅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毛主席的每一个指示都化为广大群众的实践，使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正从胜利走向胜利，出现了空前的大好形势。 + +　　（（2）毛泽东思想在世界各地的广泛传播，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世界革命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对世界革命人民的鼓励，中国的空前强大对世界革命人民的有力支持，这些都推动了世界革命的进程，使世界革命呈现出了一派大好形势。） + +　　“我们一天天好起来，敌人一天天烂下去。” + +　　美帝国主义走投无路，面临着不可解救的危机。美国人民正在觉醒，工人罢工，学生运动，黑人斗争都标志着美国人民反抗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国内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使美国反动统治阶级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中。美国的财政金融危机已日益严重，由于美帝国主义不断扩大侵略战争，大量增加军事费用，国内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际收支连年出现巨大逆差，美元信用破产，并因此而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经济总危机的乌云正压在美帝国主义头顶上。－－美帝国主义所面临的不可解救的政治和经济的困难，美帝国主义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惨境，已经从新上任的总统尼克松的就业演说中充分地反映出来了。 + +　　苏修叛徒集团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想念毛主席，向往中国，在中国革命的影响和鼓舞下，它们也越来越看清苏修集团的反革命面目，越来越坚决地采取了革命的行动，苏联斯大林小组的传单就是一篇代表了苏联革命人民的声音的声讨叛徒集团的革命檄文。 + +　　最近，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举行声势宏大的示威游行，奋起反抗苏修的军事占领的革命行动，就更进一步地标明了东欧人民的觉醒，和苏修叛徒集团的必然灭亡。苏修对东欧人民的侵略和掠夺，必将激起东欧各国人民的更大规模的革命行动，最终埋葬它。 + +　　美帝和苏修这两个世界人民的最大的敌人正在加快地烂下去，世界人民的革命烈火却在一天比一天燃烧得更炽烈，毛泽东思想正在指引着世界人民的斗争。这就使世界革命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更好。 + +　　处在国内国际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不欢欣鼓舞，都不能不信心百倍，都不能不斗志昂扬。我更感到在新形势下加速思想改造的迫切性，争取更快地改造好自己。 + +　　以上，是我通过元旦社论的学习，对国内外形势的粗浅的认识。 + +## 二、在毛主席无产阶级英明政策的感召下，加速改造，重作新人。 + +　　学习元旦社论时，我们着重学习了毛主席有关对敌斗争的最新指示。 + +　　毛主席教导说：“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 +　　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指引着当前正在深入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沿着正确的航道顺利进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中，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亲手制定的“给出路”的无产阶级政策和对敌人实行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政策，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威力无比，我作为一个人民的敌人，一个右派分子来领会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的精神，加倍地感到只要加速改造重作新人，就一定会得到人民的宽大，得到新生的机会。 + +　　我认清了当前的形势，看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无比伟大正确，我不愿意再做人民的敌人，我要立即从反革命的阵营中跳出来，向人民低头，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请罪，清算过去所犯的罪错，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积极劳动，刻苦锻炼，用自己改造的实际表现向人民证明自己真心悔改，求得人民的宽大处理。 + +　　在学习的过程中又读到了刘凤平的爱人摘掉右派帽子回到人民队伍的来信，更加深了对党的政策的认识。更受到了政治上的鞭策和鼓舞。 + +　　刘凤平的爱人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帮助下，通过毛主席著作的学习，通过阶级斗争的实际考验，通过在群众监督下的劳动改造，对自己的右派罪行有了较深刻的认识，她向革命群众深刻检查批判自己的罪行，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大胆揭发了阶级敌人反革命言行，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证明她已经抛弃了过去的右派立场，转到人民的方面来了。因此受到了群众的宽大，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正确执行了毛主席的光辉政策，摘掉了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 +　　这一个活的事例，具体的体现了“区别对待，分化瓦解”政策的革命威力。这一个事例在我们队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推动了我们的改造。 + +　　我从刘凤平爱人摘掉右派帽子这一事例中联想到自己的改造表现。我首先想到自己在十一年来的劳动教养中，没有像她那样严格地要求自己，没有像她那样刻苦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深入地认识和批判自己的右派罪行。 + +　　我在有的时候对自己教养时间长、问题得不到解决抱悲观消极的情绪，看不见自己的光明前途，认为自己的错误严重，又受到了教养的处分，是永远不会得到党和人民的宽大和原谅了。有的时候又因为教养不能解除而产生急躁情绪，甚至错误地埋怨政府不管我们，看不到自己的改造成绩，认为自己改造得差不多了，可以解除了。这两种思想情绪的表现，都反映着自己对待思想改造的错误态度，都是违背毛主席教导的。 + +　　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十一年前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党给我教养的处分是对我的宽大和挽救，是留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自己只有诚心诚意地接受改造，处处严格要求自己，而决没有理由埋怨教养时间长，更不能对党和政府有半点不满情绪。 + +　　从时间上来算，改造确实是不短了，已近十一年之久。但从思想实质上来看，从思想转变的过程来看，就更应该清醒地看到自己的改造程度距离人民的要求还很远。文化大革命的前几年，自己的思想改造虽然也有一定的收获，但并没有真正狠触灵魂，并没有真正从世界观的最根本点上改造自己，特别是并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自己的真正的思想改造方才进行了两年多，而世界观的根本改造，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曾经犯过严重罪行、受过资产阶级思想长期腐蚀的人来说，非要狠下功夫，经过十年八年的艰苦磨炼才能得到解决的，有什么理由抱怨时间太长呢？ + +　　同时，我又检查到，自己在比较顺利的条件下改造态度就端正一些，情绪就稳定一些，而到条件变得稍稍差一点的时候，情绪就要发生波动。去年底刚调来清河时，因为生活环境有了一些变化，我的情绪也就不如在团河时稳定，考虑个人多了，对自己的要求就放松了，私字一抬头就要挤走毛泽东思想，从这一点也可以证明毛泽东思想在自己的灵魂中扎根还不深，或者简直就还没有扎根，口头上的毛泽东思想、文字上的毛泽东思想都并不能证明在自己的灵魂中和行动上已经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统帅地位，所以我深深感到自己同刘凤平的爱人比较起来，改造的程度是相距甚远的。 + +　　但是，历史是永不停息地前进的，大好的形势展现在自己的面前，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英明指示响彻在耳边，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感召着每一个犯过错误而愿意改正的人，感召着每一个对人民犯过罪行而愿意回头的反革命分子，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也感召着我，我只有加倍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不断清算自己过去的罪行，不断检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切切实实在用字上脚踏实地地下功夫。 + +## 三、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 + +　　1969年，对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将是十分重要、光辉的一年，而对于我的思想改造则更是具有关键性的一年了。这里说的关键性，就是：在这一片空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在全国人民毛泽东思想水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强大和巩固的大好革命形势下，我清楚地认识到，我自己的思想改造的整个进程，从来没有过像今天这样好的客观条件，即外部因素，现在摆在自己的面前就是看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一句话，就是看自己的内部因素如何了。毛主席教导我们：“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在思想改造上，自己的决心，自己的努力是主要的，不下决心，不严格要求自己，外因再好，世界观的转变也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应该看到，外部因素可以促使内部因素的变化，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客观条件来加速自己的改造，使内因和外因、客观和主观完全统一起来。我一方面认识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件很艰难的事 ，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刻苦的过程，在这里，任何自满、急躁、停顿、放松都是错误的，但决不能因此就像过去那样消极，等待，“反正是长期的，慢慢来”，而是要乘大好形势，充分运用大好的客观条件，以毛主席教导的“只争朝夕”的革命进取精神，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那么，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也不是不可以在更短更快的时期里完成或基本完成的。因此，我有信心，也有决心，以更大的努力，争取在今年，使自己的思想面貌发生一个更大的变化，使世界观的转变发生一个飞跃。 + +　　怎样做，怎样改造？根本的一条就是用毛泽东思想统帅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统帅自己的一切。“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我在学习中联系自己检查，看到自己在许多具体的表现上，思想和行动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而由资产阶级思想统帅着。我反省自己时也认识到，自己的每一个思想和行动，如果不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就一定是由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来统帅，在这里是没有任何调和余地的，在思想改造上是不能允许有任何一点折衷主义的。因此，我认识到，“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是一个极其坚决的无产阶级彻底革命的战斗口号，只有用极其坚决的革命精神和革命行动才能实现它。 + +　　我应该怎样做，才能实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自己的思想改造的一切呢？我结合自己今年改造的保证，又想到如下几点： + +　　1、要不断加强和加深对毛主席的热爱、崇拜、敬仰，要不断培养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深厚感情。要经常回忆对比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经常想到毛主席对自己的恩情，经常想到党对自己的培养，而自己又怎样走上犯罪的道路，对不起毛主席，加深对自己罪错的认识，又要通过教养十多年来，毛主席对自己的挽救，看到毛主席给自己指出的光明前途，这样来加深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感情。 + +　　2、要不断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把热爱毛主席的革命感情提高到一个理性的高度，提高到毛泽东思想新时代的高度，充分认识到毛泽东思想就是我们这个伟大时代进行斗争的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是时代的旗帜。要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首要的就是要刻苦地、认真地学习毛主席的著作，特别是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思想和理论。要天天读毛主席的书，不管生活劳动怎样紧张，不管在任何条件下，每天都要学毛主席的教导，自觉地把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 +　　3、要把毛主席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教导和指示化为自觉的实践，也就是要在用字上真正下功夫。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克服学用脱节，言行不一，口是心非的资产阶级不良学风和虚伪态度是最首要的，要时时想到对毛主席的一个“忠”字，要斗“私”字，有了私，就决不可能对毛主席忠，也不可能真正建立革命好学风，真正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 +　　4、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不忘自己头脑中、灵魂中的阶级斗争，不忘充满在我们改造生活中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要学会运用毛主席教导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自己的言行，对周围的现象，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一切，分析一切。特别要警惕自己长期所受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影响的各种表现，坚定自己的立场，不犯错误。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突出特点是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经常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口头上也喊着拥护毛主席，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要善于识别，要看清本质，不要上当，这样自己才能不犯错误。 + +　　我想，对我来说，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要从以上四个大的方面具体实践，再落实到自己所已经订下的今年改造的具体计划，从学习、劳动、纪律，服从管教、生活、作风等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经常检查自己，虚心听取同学的批评意见，经常做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有错就改，决不掩饰自己的错误。我想只要这样持之以恒地、脚踏实地地做，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就不会流于一句空话，世界观的转变也就会有实际的内容了。 + +　　我通过公报和元旦社论的学习，思想认识有了一些提高，认识到自己的思想改造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1969年开始的这个光辉的时刻，我怀着无限感激，敬祝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4/000001.txt b/CCRD/1/6/14/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c43817050be5ac4fe89e87a665509a196002ab --- /dev/null +++ b/CCRD/1/6/14/000001.txt @@ -0,0 +1,97 @@ +# 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 +　　<李慎之> + +　　在反右斗争以前，我自问对毛主席是热爱的，虽然我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到鸣放期间发表了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但是那是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错误理解毛主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结果，我主观上确已到了在社会主义的招牌之下贩卖资本主义的货色，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地步，但是并没有在主观上反对毛主席。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反右派斗争向我猛喝一声，惊醒了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迷梦，指出我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把我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这一点，我基本上是服罪的，但是我的服罪问题从一开始就没有解决得彻底，总觉得党对我的处分太重，把我开除出党，划出人民内部，作为专政对象戴着帽子进行没有肯定期限的长期改造，是“不留余地”。由于这个思想的存在，我的改造效果很差。在1961年底摘掉帽子以后，在1962年刘邓黑司令部刮起翻案黑风的时候，我就与之相应和，重又犯了反人民的罪行。这一罪行又被揭发，在1965年遭到了批判。在十余年来国际国内大好形势的鼓舞下，特别是两年半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下，我对自己的两次罪行有了一定的认识，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右派分子，但是过去的长时期中，由于自己的服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在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上产生过许多罪恶的思想，有的并且已经形诸言论，这是我一切罪行中最最严重而绝对不可饶恕的罪行，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悔恨，感到痛心，感到无地自容，但是在毛主席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伟大政策的感召下，决心彻底交代我的这一罪行，请求革命群众予以彻底清算，同时也作为我彻底同自己的反动思想相决裂，而回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旁所走出的第一步。 + +## 一、57年反右斗争以后 + +　　对于反右斗争，我一开始是不理解的，只是到后来，我才在国内反对资产阶级，在国际反对修正主义（当时我们在国际上尚未提出反修的口号，但是自从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修正主义已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泛滥，我始终认为反右是反修的前奏，甚或前提）的总背景下理解了这一斗争的意义，跟上了形势。并且参与了社内外有关反右斗争的一些工作，根本没有想到反右斗争会有可能搞到我的头上。但是到1957年8月间，在党委和群众间开始提出了我的问题。我在一开始意识到我自己的问题以后，就立即自动作检查，并且停止除业务以外的活动，准备作出交代，接受批判。当时，我还只认为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后来意识到自己犯了右派罪行的时候，我内心固然充满了恐惧，但是同时也强烈地意识到我平生并没有向党隐瞒过任何错误，任何观点，如果我在这关键的时刻不能坦白交代自己的观点，将来势必成为与党关系中无可弥补的缺憾，很难缝合的裂痕，因此作了彻底的交代，接受了群众的斗争，也在全社大会上进行了经党认可的自我批判。 + +　　我在党和群众的帮助下，认识了自己的罪行，在国际部和全社群众的面前，自己给自己戴上了右派帽子。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我认为自己是真诚悔罪的，党和群众也一再如此同我讲。这时，我按照过去的理解，认为按照毛主席的“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指示，大概最后不会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按照毛主席的对右派分子“不采取极端措施”的指示，大概还不会开除我出党。我认为我罪行虽然严重，但是历史上还没有任何犯错误的记录，工作表现上还有一点“老本”，党很可能会姑念我初犯，给我以在人民内部，甚至留在党内改过自新将功折罪的机会。我作过种种自以为是合理的推测，但是到1958年3 月对右派分子实行最后处理时，宣布我为极右分子，开除出党，撤销职务，开始进行没有规定期限的改造。 + +　　由于我对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当时只能看到自己的思想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还不能看到自己的言论在实际上所造成的破坏性的结果），这样的处分在我思想上是难于接受的一个打击。我荒谬地认为，这样的处理是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的，我的唯一根据只是我过去对毛主席思想的主观理解和我所知道的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就我所知，自从延安整风运动（1942年）以来的历次运动到后期都要进行甄别复议，都要大幅度地减免处分，而反右运动则不但完全没有进行甄别复议，而且完全没有我从传统观念所能理解的宽大。对右派分子的最轻处理是第六类（“情节轻微、悔改较好”）处理：“免于处分”。但是，即使是这一类处理也一律要戴上右派帽子，是党员的一律要开除党籍。在我看来，这样的“免于处分”，就等于、甚至超过过去历次运动的最重处分（逮捕法办者除外）。从这个认识出发，我就认为反右运动的处理不符合毛主席的一贯政策，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根据怀疑这不是毛主席的政策，也还不敢如后来那样公然地疯狂地诬蔑毛主席“改变了过去的常规”、“犯了错误”。我就想，毛主席做文章历来都留下很大的余地，这次也必然一样，不过其方式与过去历次运动不一样而已。我当时主观地猜测反右派运动所以采取这样的处理方式，是因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在国际上，苏共二十大以后，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已经泛滥，反右斗争虽然当时并没有提到其国际意义，但是显然有深远的国际意义，我曾推测它是毛主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所下的决定性的一着棋。在国内，我看到反右斗争以后国内统一战线已作了新的组合。要把章罗、陈铭枢、黄绍竑这样的人排除出去，在党内也必须“大义灭亲”以“立大信于天下”。总理1957年8月在全国政协和外交部就反右问题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要彻底改造必须有政治上的震动”。从严处理党内右派正是为了要在国际国内造成必要的震动。但是，在开除我们出党的时候，党委一再交代党的处分只是“开除出党”而不是“永远开除出党”，党内右派改造好了以后还是可以回到党内。这种说法却又是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所没有听到过的。我因此猜测毛主席对党内右派分子的处理也许要采取大严大宽的方式，过了几年，等多数知识分子有了改造，国内外形势出现了新局面，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就可以“顺利”地回到党内。 + +　　这就是我在当时的不服罪思想的基础上对毛主席政策的猜测。这种猜测在开头一段时期曾是我改造的一个动力。在十三陵，在居庸关，劳动都比较积极，但是虽然如此，我在内心总不肯忘掉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不肯承认我是人民的敌人，看到自己与有些右派分子一起，受到群众的仇视与蔑视，就感到悲不自胜，几乎感到自己是在梦里，每当中宵梦回，常常不知道身是何人，眼望着帐篷顶，喃喃以八字自问：“真欤幻欤？是耶非耶？” + +　　1959年，我们下放到柏各庄农场，那里对服罪教育抓得很紧，如果流露出一点认为自己不是主观上反党的思想情绪，就要受到批判，非要承认自己确实是主观上反党才算是服罪。按照当时的标准，右派是敌对阶级中人，右派必然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人。右派的问题是立场问题，不是世界观问题。在劳动态度上，右派不但不可能是热爱劳动的，而且必然是“敌视劳动”的，劳动中干劲不足或有其他缺点都要提到这个高度去认识。在改造态度上，右派被认为是不可能自觉改造的，只能强迫改造。当地领导上明确指出，对右派不适用毛主席的“两点论”，也不适用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柏各庄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是极好的，但是这样的改造要求，我却不能适应，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是，久而久之，我也认为这样的提法在逻辑上是合理的，如果不是如此，右派分子就不能是人民的敌人，就不能得到如此严厉的处分，但是再一转念，我自己却实在不是这样的右派分子，因此而产生了，或者说加重了自己认为“反右扩大化”的思想，同时加深了自己对毛主席政策的怀疑。当时，我还丝毫不敢像在文化大革命中刘邓司令部被揪出来以后那样怀疑反右斗争中有刘邓路线的干扰，因此反而把矛头针对毛主席，怀疑毛主席在反右运动中确实扩大了打击面。1959年冬天正是反右倾运动高潮的时候，我们在柏各庄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但是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康生和陶铸的各一篇文章，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当时从一个右派分子的身份出发，不去考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罪行有多严重，却反而去注意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的只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罪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这时，我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问题比起某些右派分子（不包括我这样的右派）来，不但不轻，而且还要重一点，但是却可以如此处理，我认为这才是毛主席的老方针，反过来，又感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还是重了，要不就是反右斗争扩大化了，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此处理正好表明毛主席已经吸取了反右斗争的教训。 + +　　1959年国庆前后，刘少奇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发布了特赦令，赦免了一批战犯，同时也进行了57年以后第一批给右派分子摘帽子，我原来幻想我自己也可以摘帽子，但是结果未能如愿，而且最后看到摘帽子的人极少极少。这一下，我不但个人灰心失望，而且感到自己原来对于毛主席对右派分子的处理可能采取大严大宽的新方式的看法也不对头。这时我一方面猜测，在反右斗争结束两年之后给右派分子摘帽的面如此之窄，标准如此之高，可能因为受了反右倾斗争的影响，既然要继续反右，就不可能对右派太宽。但是，另一方面，我又觉得多数右派只是在言论上出错，劳改两年，处分非轻，还不能摘帽子，似乎是表明党确实认为对右派分子的处分就得这么重。我曾经仔细比较过，觉得右派分子的处境比57年以前历次运动中受处分的贪污分子、坏分子，甚至受管制而未判刑的历史反革命分子都要严重些。他们的处分完了就是完了，其他的又都有一定的年限，改造的时候，自己心中也有一个底，也有一个奔头，而右派的帽子却遥遥无期。新华社有一些坏分子，同我们在柏各庄一起改造，期满一年，就回北京，正常工作，新华社的保卫处长吴文正到柏各庄时就对我们说过，别的人的处分有期限，右派分子的帽子没有期限。另外，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受打击受处分的人运动过去了就在群众中正常工作，连受管制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都是一样，而惟独右派分子头上戴着帽子，群众对之特别严厉。这些都使我感到不可理解。我认为毛主席的政策历来是宽大的，这个时候把溥仪、杜聿明这样的战犯在仅仅监禁了十年之后就释放出狱，而且安排了工作，给予了适当的政治待遇，我看到就是毛主席的伟大的政策思想的体现，但是为什么对右派分子，首先是党内右派分子这样严厉，我就感到不可理解了。另外，我过去曾认为，右派分子都是知识分子，主要要从思想上改造他们，使他们能为社会主义工作（我在反右初期曾看到中央文件，说右派分子许多是聪明有为的人，要好好争取他们），但是就我当时的见闻所及，却都只是让右派分子劳动改造，而没有给过我们以与群众相接近，与实际斗争相接近的机会，我从来没有过过这样孤独、闭塞的生活。1960年春节，我们回北京过年，王天章以党委副书记的身份同我们谈话，介绍了国内的大好形势，说“可以组织你们进行参观学习”，但是结果却完全没有下文，而我在1957年以前曾确知曾组织过战犯进行参观学习，这些对比，都使我感到对右派的处分已接近刑事犯的边缘，完全超出了我在1957年对自己前途的最悲观的估计。我怀疑党的政策不是要改造利用我们这些人，而是单纯地要给我们以惩罚。我渐渐地，但是还是将信将疑地，感到自己已到了将被抛入历史垃圾堆的地步。这个看法，在今天看来，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当时对我来说，因为自己还没有转变立场，站到无产阶级一边来看待自己的罪行的严重性，还认为自己的言论没有引起多大影响，造成多大破坏，反倒总是念念不忘自己过去是个党员，是个干部，“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因而几乎是不可思议的。想到这一点，心里就产生了近乎绝望的情绪。我在1962年恶毒地诬蔑说：“毛主席应该给人以出路”（在1965年交代过），其思想基础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埋下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关于“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的指示，我就想到自己过去的诬蔑，分外感到自己的可耻。 + +　　我是在1961年底，也就是在我戴上右派帽子的四年多之后摘掉帽子的。就我当时的觉悟来说，认为这已经是太长太重的处分了。1961年的摘帽是大批摘帽而不是1959年与1960年那样的小批摘帽，在此以前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是极少数，而在此以后，未摘掉帽子的右派分子倒成了极少数。在我看来，当时的摘帽似乎没有多少原则标准，而主要是政治考虑。大概从1960年年底或1961年初起，我以我的政治敏感，已经感到政治形势有一种“松动”的迹象。农业十二条的下达给了我第一个这样的印象。当时中央规定，农业十二条要向每一个社员宣读，不得遗漏任何一个人，要使党的政策一竿子到底，直接与群众见面，这种做法在我党历史上是空前的。我认为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毛主席才能这样做。我还记得在大礼堂听到传达说：十二条下达以后，有的农民不相信是真的，要求再听一遍又一遍。同时在农村中传开了一个“谣言”，说毛主席一定到过我们村里，要不哪能对我们的情况了解那么清楚，句句话都说到我们心里。这种感情，我曾引以自况。我把这看成是党在“纠偏”，而且是毛主席亲自出来“紧急纠偏”。我当时继续站在右派立场上，从自己的不服罪思想出发，觉得这种做法也会同反右斗争联系起来。1961年内，我明显地感到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好起来了。在我们还戴着右派帽子的时候，群众就称我们为“同志”。有许多自从57年以后见我就掉头不顾的人，也同我打起招呼来。1961年夏天，组织上指定我负责右派分子的学习，明确宣布对我们也实行“不抓辫子，不拿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方针”，对于在社会上继续疯狂反党的顽固右派分子，也指示我不要反击，反而说“他能谈出自己的思想来就是好的”。那年“七一”，是党成立四十周年，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一个报告，其中列举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成就，惟独到1957年，却根本没有提到反右派斗争这几个字，而只说“取得了政治思想战线上决定性的胜利”。我认为这是政治观察家们所常说的“有意的忽略”，有“深长的意味”，显然是暗示“中央”已在重新考虑对反右派斗争的估价。1962年“八一”人民日报全文重新发表黑修养，我也认为是党在向党内右派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招呼。所有这一切印象，汇集拢来，到1961年底给大批右派分子（包括我在内）摘帽子的时候，就形成了对自己前途的极大幻想。等到1962年春天看到外训班组织上宣布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而且听说新华社内也是如此的时候，就确定地认为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已经是在议事日程上的事情了。 + +　　1962年春夏之交，我听到了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中引用的一段司马迁的话“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其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又听说毛主席在引用了这一段话以后又说，一个人在政治上犯错误受处分有好处。当时我再没有听到这段话的上下文，也不了解全面的背景，更不像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毛主席这一文件的全文后能认识到毛主席大讲阶级斗争的原意，完全断章取义地认为毛主席已经看到了我们这类人的处境，要解决我们这类人的问题。我完全从封建时代所谓“孤臣孽子”的感情出发，觉得毛主席真是宽宏极了，伟大极了，跃跃欲试，满心准备着跳出来要求给自己“甄别平反”了。 + +　　按照我当时的认识和觉悟，我还并没有想给反右斗争翻案。反右斗争的伟大的国际国内意义，我是看到了的，而且确实可以说愈久而愈清楚。我只是觉得自己还不是“敌人”，对自己的处理是“重了”。我并不认为对右派分子可以“一风吹”，因此，我总是想摸党的底，弄清楚“甄别平反”的范围有多大。我虽然“不服罪”，但是我也确实常想，我这样的人比起许多青年人来更“像”是一个右派分子，因为我的言论都是政治性的，而且是尖端的，如果我在1957年，还可以以铁托、卡德尔、陶里亚蒂，哥穆尔卡以至赫鲁晓夫尚被称为“同志”这一点作为比附而原谅自己的话，到1962年形势已经大明，这些人统统遭到揭发批判，我已再也不能援例自解了。我所可以认为自己是“好人”的唯一根据，只是我主观上还没有想与党为敌，在鸣放时期并没有想与党“较量”，在反右斗争中也没有敢与党“辩论”。正因为自己可以提出申请的根据是如此“单一”，如此“微妙”，我的胆子是不大的，我估计要是甄别的话，也只有到最后，才能考虑到我。我在57年以后，往日的交游几乎全部断绝，所往来的只有同过一段改造生活的几个右派分子。我觉得他们的问题都比我轻，所以千方百计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一点有关右派分子“甄别”的迹象。在1962年夏秋之间，我从李正凌那里得知，摄影部副主任张磊曾经同他谈过话，告诉他可以对自己的问题提出“甄别”申请。李正凌也确实递上了申请书。李正凌还告诉我，国内部政治部主任宫策，曾经找在新华社大名鼎鼎，被认为是最疯狂最恶毒因而也是最不冤枉的党内极右分子戴煌谈过话，说：“我们还能不知道你是一个老同志？！”据说戴煌曾经写过几万言的揭露北大荒右派改造工作的“黑幕”的材料，得到宫策和其他人的赞赏和鼓励，戴煌也公然申请要求给自己平反。李正凌还告诉我，调查部的党内右派分子鲁逊（此人曾在柏各庄同我一起改造过，我因鄙薄其为人，从未同他交过一言）曾去问过当时的统战部副部长许涤新（此人与我在新华日报同过事），许涤新告诉鲁逊：“给右派分子甄别平反只是时间问题”。（李正凌还告诉我一些情况，但是后来证明是谣言，这些却都不是谣言）另外，我从庄重那里得知，国内部党总支书记张荫先曾经要他“解放思想”，重新看待自己的右派问题。特别是缪海稜曾当面同他说过：“你的问题不是重新入党的问题，而是恢复党籍的问题”。庄重在这样“权威”的鼓励下，也写了材料，为自己申辩。我也曾从陈适五那里得知，缪海稜曾示意他（我估计是通过林宁传的话），他的问题根本不是右派问题，编委要加以重新考虑。陈适五也因此写了申请书。郑德芳也告诉我，她的爱人蒋齐生曾问过王天章能否给郑德芳甄别，王天章认为可以，蒋齐生因此而“代妻告状”。所有这一切，我都认为是“过硬的”根据，足以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年七八月间，听到总理和陈毅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更加加强了我的看法。这时，我的心情浮动已达极点，着手给吴冷西写信。我认为他最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毛主席在批评我们时还说过我们是“好同志”的话，也曾在1957年8月间我交上第一个检查时给我讲过毛主席关于“五不怕”的话（“不要怕摘掉乌纱帽，不要怕丢掉党票，不要怕老婆离婚，不要怕坐班房，不要怕掉脑袋”）。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句话可说：“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后来又觉得单是说这样感情的话没有用处，也没有必要，这样的事情与其我去找他，不如他来找我，因此既没有写出来，更没有发出去。不过，我当时的反党情绪正已达到了陈伯坚所说的“信心十足”的程度，以为自己的翻案已经“指日可待”了。 + +　　正是在这样的情绪的支配下，我把57年以后党的工作中的一切错误与缺点都同我心目中所谓的“反右斗争扩大化”联系起来，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历次政治运动，以至于认为毛主席犯了“左”的错误，重新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些我过去已曾交代过，我现在所得到的严重教训是，只要自己不真诚服罪，自己的世界观不彻底改造，就随时可能重新犯罪，最后堕入十恶不赦，万劫不复的深渊。 + +　　1962年秋天，吴冷西在大礼堂向全社作关于八届十中全会的传达报告，明确提出毛主席指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过去的检查中总是说：“这是毛主席给我敲起了警钟”，其实只是把我疯狂的反党气焰压了一下。我心里还在想，对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还是要甄别平反的，不过，大概是党看到“真正的敌人”又猖狂起来，出于“实际政治”的考虑，把步骤推迟了一些而已。 + +　　1963年春天，我听说凡是在前一年提出申请的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都受到批判斗争。戴煌在受到批判以后，加重了处分，送去劳动教养去了。陈适五受到的批判比在1957年还重。这时，我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我的反党反毛主席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我在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堕落了。 + +## 二、六二年以后 + +　　关于62年的翻案风和对翻案风的打击，我当时并不能像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那样根据全面的事实认识到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我看到新华社那些前领导人明明示意别人翻案，后来却又翻过脸来整人，自己一点也不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实在是“出尔反尔”。我和记得，1963年的春天，我在外训班听到一个学员讲陈适五挨了斗，后来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你比我聪明”，意思是说我没有提出甄别的申请。我回答他说：“不，我比你坏”。我的意思是说，他还相信党，因此吃了亏，我则多少对党有些戒备，因此侥幸免于挨整。 + +　　应当承认，我当时并没有看到是刘邓黑司令部在刮翻案风，吴朱黑编委是在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也没有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认真体会1957年以来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从根本上说，都是我可以做得到的，但是由于自己立场未变而没有做到），反而把我认为“出尔反尔”的诬蔑，归到党的身上，而且归诸于伟大领袖毛主席，这是我在灵魂深处所犯的最大的罪。我现在一想起来就感到痛心。我感到这不但是我个人政治上堕落最深刻的标志，而且是我在思想感情上跨上刘邓贼船的标志。我过去只崇拜毛主席，而从来没有崇拜过刘少奇，这是事实，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揪出了刘邓黑司令部以后，我意识到刘少奇已经在我的思想上打下了一个钉子，一旦他篡党篡国篡军的阴谋得逞，我就有可能跟着他走反毛主席的罪恶道路。文化大革命初期，大字报上揭发前黑编委“招降纳叛”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往往举我为例，我内心是不服的。我自小向往革命，长而献身革命，是“降”？是“叛”？黑编委那些人的资历地位与我也差不了多少，哪里说得上“招”我“纳”我！但是，刘邓司令部被揭出以后，我就感到自己确实已经成了他们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夹袋中人物”，成了他们反党黑线的“预备队”，若不是毛主席发动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明白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道理，我就真有可能犯更大的罪，想到这一点，我真是感到“不寒而慄”。 + +　　从1963年起，我翻案的幻想破灭了，入党的幻想破灭了。我虽然摘掉了帽子，成了“人民”的一分子，但是，按照我过去所有的政治地位来看，我总觉得自己还是很“臭”，总觉得右派的帽子老是贴在脑袋上，我觉得周围的同事都是“牛鬼蛇神”（我当时主要在业余外校工作），现实生活中没有什么政治、思想的内容，鄙陋之极，庸俗不堪。当时，我表面上是“老实”了，但是内心对自己的前途，看不到多少光明，因而充满了阴暗的情绪。在这种苦闷与无出路的感觉中，我一头钻到中国的老庄、佛学，与西洋唯心主义的哲学中去，寻求精神上的“解脱”。我觉得自己的一生真是一个悲剧，在现实生活中，我已无所作为，只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庄子），或者还可以在精神上得到一种“上下与天地同流”（孟子），“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庄子）的境界，得到佛家的所谓“涅槃般若”或者黑格尔的所谓“意志自由”。我自己也知道这只是一种“空虚”，是“究意无得”。但是却可以使自己思想平静，“宠辱不惊”，祛除苦闷而减少犯错误的机会。我就是这样以这些精神上的鸦片烟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与革命的道路相去越来越远。不过，我自己还没有到“放辟邪侈”，无所不为的地步， 我自己在主观上还正是要竭力防止自己在世俗的堕落的道路上滑下去，我自己想的正是要“穷理尽情，以至于命”。我力求在未来或者会有的严峻考验中，使我一生的悲剧能有一个无负于我早年献身革命的初衷的结局。在这一点上，我自以为我还始终没有忘掉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这是我灵魂深处始终不能熄灭的一点火花。 + +　　（这个时期，我的个人打算是想离开新华社，特别是怕回国际部，因为我觉得我已“无面目见江东父老”；是想不再教英文，因为我觉得这不是“用我所长”。我计划去某一个研究所，做一点学术研究工作，或者资料搜集工作，或者文献翻译工作，就是我所谓的“埋首书丛，了此残生”。我具体的想去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方面因为我实际上只有这一条门路可走，一方面也因为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可以不至于犯重大的错误。） + +　　1965年下半年对我62年的罪行的揭发和批判，对我来说，是突如其来的，然而也不全出意外，最后对我的宽大处理也是如此。这次批判对我的意义是确定了我做党的“驯服工具”的决心。（当时刘修学就是说我划了右派还不甘心当“驯服工具”，警告我千万不要再念念不忘“57年以前”。）当时，我已经开始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已经对国际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有所认识，有所理解，但是就我实际的觉悟水平说，我还不能超出以“驯服工具论”来改造自己的范围。在批判结束以后，在1966年上半年，我整个的工作情绪是饱满积极的，这是因为我自己已经扫除了心底的杂念妄想，觉得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不有所选择，有所趋避。我本来最怕的是去国际部，当时我曾设想，如果朱穆之再叫我回去，我就回去，我自以为这种心理状态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 三、文化大革命中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来势十分迅猛，真如疾风暴雨。我后来隐约感觉到，许多当权派似乎事先有所感觉，但是我因为消息闭塞，却全无思想准备，不过，从揭发三家村起，就因为发现我在57年所推荐过的一篇文章，原来出于邓拓的手笔而有一种深刻的悲观，觉得自己“难逃一难”。 + +　　文化大革命初期主要揭发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许多三反言论，这些言论许多是与我当时的言论共同的，许多是我当时曾与之共鸣的，因此，我不但恐惧，而且感到抵触，觉得当时以“三不”相号召，事后却还是要抓辫子，拿棍子，戴帽子，我所曾有的“出尔反尔”的罪恶思想马上又重新冒头，对党疑惧的心情与自己感到委屈的心情是很深的。 + +　　新华社运动刚一开始，张海涛即以揭发王飞62年在轮训班的三反言论而名震一时，我记得他在大字报中说，别人在62年发表一些错误言论是情有可原的，你是漏网大右派有什么资格讲这些话。这时外训班的小将在旁边贴出大字报，质问张海涛，不管什么人，有三反言论就是错误的，为什么他要这样说。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以为，就道理说，小将们是对的，但是就策略说，张海涛的话也许是透露了党的政策的底。后来听了陶铸的讲话，我更明确地感到，凡是过去没有旧案的人，这次文化大革命都有希望过关，而历史上有错误的记录的人，就不免要再次受打击。我在1966年6月底即以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名被揪了出来，后来几次被揪斗，到9月间又列为清理对象，编入被我认为是“死案组”的第七组（多数是摘帽右派分子和未戴帽的坏分子），要送去信阳。我当时已完全作好了重新戴上帽子，长期劳动改造的思想准备。我在57年的时候，曾有过古人所谓“孝子之事亲也，小杖则受，大杖则走”的思想，甘心情愿地接受党的斗争批判和处分，这次，我也决心再次老老实实当反面教员，决不自辩自解。就这一方面说，我是没有抵触情绪的。但是，就另一方面说，我内心是十分委屈的，我甚至想，“我之为党，亦已至矣”。十年以来，我一直在当反面教员，但是如果说，在57年的时候，批判我还能震动新华社的话，现在我在新华社已经无人知晓了，打击我，在老人中已没有新鲜感，在新人中也已不会引起警惕，我的作用已经没有多少了。不过，我看到十六条上说，到运动结束的时候，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从缩小打击面的观点说，最后把打击面集中到像我这样的“老右派”身上还是合理的。我实在不愿再见许多老党员、老干部再走我走过的老路。这时，我曾想起1964年或1965年，我曾在大礼堂听过下乡四清同志的报告，说二十三条下达的时候，有些农村干部拿着本本对工作队员说：“你们不要我们，毛主席还要我们哩！”我对这话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它曾震动过我的心，我体会到这是毛主席一贯的政策，但是联系到我自己，我就感到自己一定是毛主席不要的人了。 + +　　文化大革命初期，除了十六条以外，我最早看到的毛主席的指示是，有人转抄贴出在大礼堂里的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其中说到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要给出路。我毫不怀疑这确实是毛主席的亲笔信，确实体现了毛主席的一贯思想，不过我始终把自己划在可以解放的“全人类”之外，其原因就因为我是“老右派”。 + +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些造反派，特别是青年人，言辞比较激烈，于是被当作右派围攻，如新华社的李竹润就是一例。我也是把他们当作右派看的。应当说，从我历来的“右”的思想出发，我是不大肯把青年人看成是蓄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对阶级分子的，我内心往往把这类人看成是“个人主义者”。但是我从57年的经验出发，又认为把他们说成“右派”也并不冤枉，而且深信运动后期（当时看后期，顶多只有半年）一定要给予打击，我当时确实是这样理解毛主席的政策的。这些人中间有的在受到大字报围攻后就作出检查，我又从自以为是的经验出发，认为一旦要划右派，作检查是无济于事的，黑字写在白纸上，比过去的多数右派分子更难逃得脱。可以说，我即使不在运动初期即被揪出，我决不会附和当时的所谓“右派”造走资派的反，我也决不会充当“左派”围攻造反派，（也许除了在群众性的大字报上附加上一个签名）这是我可以有把握的，但是，我虽然不会在这方面行动上的犯错误，却必然会在思想上犯更严重的罪行。我已在心里怀疑毛主席为什么要造成这样一种局势，使在我看来不过是“狂妄无知”的年轻人，犯一旦滑入就永远不能自拔的错误。事实上，我内心已经为李竹润，以至桂来强（我当时认为他特别激烈）捏一把汗了。我当时的思想可以说完全是同毛主席的思想相对立的，我根本不能体会毛主席的“子教三娘”的伟大指示（当时也不知道），不能体会毛主席的既教育老干部又造就一代青年的伟大战略思想。 + +　　对于青年人是如此，对于“老干部”，我也充满了无原则的同情。进城以后，在老干部中间就产生了某种衰朽的倾向，这点我是早就觉察到的，但是对他们进行如文化大革命初期那种猛烈的冲激，我却认为“过分”。大字报上揭发的许多情况，我往往以为未必尽然。我不理解为什么要把许多人都说成是“黑帮”，我觉得这简直是给党抹黑。不过，我认为绝大多数人的前途都大有转圜的余地。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一篇社论，叫做《党的光辉照亮了文化大革命的道路》，我后来听说这是刘邓司令部炮制的，不过我当时却认为这是中央和毛主席给广大干部打的一个招呼，把它看成是合情合理的。大概到1966年底，我在大字报上看到林彪同志对中央文革小组的讲话，说老干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好比是游泳，会游的就游过去了，不会游的就淹死了，有的人要喝几口水，有的人要拉他一把。就我所知，在延安整风运动以后就有过这样的话，在反右斗争中，也有人同我说过这样的话，不过只是个人的经验之谈而不是权威的指示。这次既然是林副主席亲自提出来，我就认为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绝大多数干部不过是一个考验，反而对自己的遭遇伤感，私心忖度：“为什么反右派斗争中竟没有一个游过去的人？” + +　　我是到1966年底才意识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与我也有关系的。当时有人把清理工作作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一个手法，又有人把陶铸、肖望东在文化部搞的清理工作（把牛鬼蛇神送到外地去集训），作为“保护一小撮”的一个内容。我对这样矛盾的说法无法判断。我觉得我当初要被送到信阳去，是被当作死案来处理的，我并无被保护的感觉（虽然我曾感到去信阳固然一定会戴上帽子劳改，却可以避免群众斗争，这是符合我的愿望的）。 同时，我又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也肯定是打击的对象。我认为，在理论上说，在针锋相对的斗争中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既作为一条路线打击的对象，又不作为与之对立的路线的保护对象；但是在事实上，我自己就是这种情况。 + +　　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感情处于一种复杂的状态中。我现在自己也说不清楚，只是常常感到自己处在一种“渐近渐远，渐远渐近”的游移状态中。 + +　　从刘邓黑司令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揭穿，被批倒以后，我一时间感到自己心中积累下来的许多疑团得到了解决，自己感到同毛主席亲近了许多；一时间又感到自己的理解可能是错误，或者即使是理解正确也是没有资格评论的，转而又自外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典型的事例是：1967年春初，我感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解决了我在《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发表以后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会发生阶级分化，在苏联已经成为事实，在中国则可能成为事实，而解决这种阶级矛盾的方法就是用“大民主”发动群众来向走资派造反。想到这一点，我思想感到很开朗，觉得只要能认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理，我个人所受到的批判处分就都算不了什么。我把这一点体会写到了思想汇报中，但是马上就有同志写出大字报批判我（我没有记住批判的论点）。我就感到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来谈这样大的问题，心里很沮丧。 + +　　在57年以后，我经过长期的学习，已经能够理解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首先是坚持不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但是，根据我对毛主席的政策的一贯体会，我又认为“准许革命”，帮助犯错误以至受打击的人改造，重新革命，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十二月黑风”的时候，“联动”的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但是到1967年5月，许多被抓起来的联动就都放了出来。我有一天早晨上班，在女八中门口看到一张记载中央首长接见联动分子的大字报，江青同志一出场就说“毛主席要我来看看你们”，被接见的人就喊“江青阿姨好”“毛主席万岁”。我一看到这里，鼻子就发酸，眼眶就发热，我认为这是毛主席伟大政策的体现。到了办公室，就跟人谈论这件事，还表示自己极度感动，但是不料有人说，这张大字报是联动伪造的。这样一来，我搞得十分紧张，深恐别人以为我借题发挥，以后我一直警惕，不要直接说对主席思想的体会。 + +　　1967年秋天，毛主席巡视华东、中南、华北几省，发表了谈话，着重指出，干部犯了错误可以改正。除了新华社大联总印发的本子而外，我还看到小报上和大字报上发表的本子，内容多了下面一句：“有人说这是立场错误，立场错了有什么要紧，站过来就是了嘛！”（我只记得大意） 我虽然无法对这个本子进行核对，但是我相信这是毛主席可能讲的话。我心里是十分感动的，但是却又想到在57年的时候，我犯的就是立场错误，改造到现在也不敢说立场已有转变。我的这种思想说明自己对毛主席的疑惧已经到了极端的程度，这是一种罪恶的心理状态。 + +　　1968年9月，红旗杂志编者按说：“不给出路的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开头，并没有宣布这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但是我一看就认定这是毛主席的话，我相信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经验和过去的政治经验，决不会估计错误。后来，江青同志讲话，明确说这个按语传达了毛主席的声音。应当说，这一最高指示给我的感动是很大的，但是我马上提醒自己，对“出路”两字要有正确的理解，也就是决不可有57年以前的理解，决不可以认为只有给一个被打倒的人以与过去的历史、地位、能力相称的职务与工作才算是给出路，而要认清只要不是肉体消灭与逮捕法办就都算是给出路。我认为这次运动的震动远甚于57年，对于打击对象的处理只能比57年更严而决不会更宽，我若是在出路问题是有任何陈旧的概念，就必然要产生新的情绪波动，犯新的错误或罪行。我现在认为，我这种想法极可能是歪曲毛主席的意思，但是就我本身而言，我却只敢以最低的标准来考虑自己可能有的出路。 + +　　对于刘少奇，我过去从来没有感到他同毛主席之间有什么分歧，只是到1966年8月在新食堂听他的录音报告时，听到他说“革命如何革？我老实告诉你们，衷心地告诉你们，我也不晓得”，后来他又举了清华大学一个反革命分子写的反动标语：“拥护党中央，反对毛主席”，说即使这样的人也可以“保护”一下，我心里曾微微动了一动，觉得他是向群众作某种暗示“将来惹了乱子，可不要怪我，不要怪我的‘党中央’“。当时，我认为局势很乱，思想上很害怕，刘少奇的话是在我心里钉下了一枚钉子的，使我感到毛主席可能犯错误。半年多以后，我在小报上看到揭发有的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权派说怪话：“过去是‘官逼民反’，现在是‘民逼官反’”，我认为这就是受了刘少奇的“点化”而产生的一种反动心理状态，（刘少奇讲话的原因是宣布撤退工作组，同时说：“为何革命，今天只能说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如果我的地位是一个当权派，极可能跟着刘少奇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我自己当时的心理状态，一直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才明确地认识到。我当时真是倒抽一口冷气，觉得自己的思想又一次完全站到了敌人的立场上。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理解，经常在右与极“左”之间徘徊。我一时有“没有党的领导会天下大乱”的谭震林式思想，一时又有极“左”的看法，对敌人散布的谣言，我常常会当作真理接受。例如1967年初，“全红总”贴出一张传单，讲的是江青同志接见全红总代表的讲话，据说江青同志说：我见到你们十分激动，因为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弟兄。据说，江青同志也赞成合同工制度应该砸烂，临时工不该解雇。这张传单就贴在我所劳动的新华社工地。我在当时流行的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并不敢怀疑这张传单的真实性。后来在全国刮起了经济主义的妖风。我还同后来揭露出来的许多敌人的言论一样，认为这是江青同志的一席谈话引起的。一直到两三个月以后，总理发表谈话，正式辟谣，说：“江青同志怎么可能讲这样的话”，我才恍然大悟。当时，新华社曾有一批解雇的临时工前来工地“造反”，根据就是所传的江青同志的讲话。有一个工人师傅理直气壮地跟他们说，你们说江青同志说了这样的话，我没有看到，你们手里的传单不算数，只有中央发了文件才算数。他跟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还给他捏把汗，认为他不注意情况的变化，很可能犯错误。到总理讲话出来以后，我才体会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与胆略就是不一样。像我这样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至多只能做一个不清醒的旁观者。 + +　　对于总理，我是有极深厚的个人信仰与感情的。文化大革命中，总理以七十高龄，日理万机，至于心力交瘁。我有一次听到孩子说，总理累病了，这是我多年来第一次听说过这样的事情，心里曾感到十分难过。但是，虽然如此，在1967年夏天，王关戚以“新文革”的名义对“旧政府”大放其明枪暗箭的时候，我只是在行动上与言论上还能坚持不投机取巧，而在思想上已经引起不少的混乱。七月份的时候，我在办公室里听人说戚本禹认为外交部就缅甸排华所发的声明“调子太低了”，我虽然吃了一惊，却确也把他当作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到王力的“八七讲话”出笼，姚登山宣布罢官砍头也要跟着小将闹革命的时候，我已认定是要对“旧外交部”开火了。思想上准备好再给自己安上一顶“黑线人物”的帽子。到九月份康生和主席先后发表谈话才扭转了我的认识。可是，在此以前，我曾怀疑毛主席为何宠用王关戚这般“暴发户”到这样的程度，要纵容他们向总理这样的老干部开火。 + +## 四、我的初步认识 + +　　十二年来，我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由惧而疑，由疑而反，罪恶的思想活动是很多的，而在1962年，这些思想已经表露为言论，构成了不折不扣的罪行，于我是极其惨痛的教训。我的许多罪恶思想还要深入挖掘，还要由革命群众批判才能彻底肃清，破旧立新，变故我为新我。按照我初步的认识，我思想上所以会走这么一条与毛主席越来越疏远的道路，一是因为我57年以后没有认真服罪，二是因为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特别顽固。 + +　　因为我在57年以后没有真诚服罪，我对于反右斗争总是想不通，我就带着有色眼镜来看待一切政治事件，老是觉得“左”了，“左”了。我诬蔑毛主席在57年以后“违反了常规”，其实，毛主席正是坚持了他老人家一贯坚持阶级斗争，一贯坚持不断革命，一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常规。倒是我自己在民主革命时还能有的一点革命性，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就衰退、消失以至走向反面，而成了一个反革命派。应当说，我也不是看不到，反右斗争以及其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不但是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等大事，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胜利有决定性的意义。虽然，现在还没有文件上的说明，但是我始终认为反右斗争是国际反修斗争的序幕，是毛主席在苏共二十大以后“挽狂澜于既倒，障百川而东注”的一个伟大的战略步骤。我受过党多年的教育，也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不是不可以在一定的时候得到一定的正确的认识，在我能把自己的罪行放到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去认识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有平静的心情，积极的态度，这也是事实，然而这样的时候很少很少，很短很短，我的极其强烈而且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总是使我念念不忘57年以前，因而总是对现实生活不满，感到自己委屈，反过来当然就认为是党错了，毛主席错了。这就是我的思想长期陷在罪恶的泥潭里面而不能自拔的原因。我常常觉得自己比其他的右派分子好，不，正是这种思想使我比其他的右派分子更坏，更不肯改造，因而再次犯罪，接近于成为一个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 +　　文化大革命使我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是，我之所以犯罪，所以由一个革命派堕落为一个反革命派，由一个共产党员堕落为一个右派分子，最根本的一点是不肯进行思想改造，首先是不肯学习毛主席著作。 + +　　我在青年时期曾经热情地讴歌过毛主席，曾经积极地宣传过毛泽东思想，曾经似乎比周围的同志们更注意研读毛主席的著作，但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根深蒂固，我只能以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能够接受能够理解的范围去理解接受毛泽东思想。从根本上说，我只能是歪曲毛泽东思想。到1956-57年的时候，我自以为我是最最拥护毛主席的，但是实际上我所拥护的只是经过刘邓陆等一小撮歪曲过的毛主席的二百方针，它完全不是毛主席的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只是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路线。这几年来我重新学习毛主席著作，才觉悟到自己过去对毛泽东思想一窍不通，许多问题都是毛主席老早解决过教导过，我或者是根本没有注意，或者是虽然注意到而没有真正懂得，或者是仅仅懂得了一个短时期，就被我原有的和新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排挤到了脑后。在1956-57年的时候，我以为我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以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什么“蚂蚁”也罢，“毒草”也罢，“牛鬼蛇神”也罢，统统与我无涉，只要是我嘴巴里说出来的话，至少在动机上就天然不会是反党的，其实，我当时已经处于痴迷状态，虽然身在党内，思想上早已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而成了不折不扣的一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了。 + +　　我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最严重的一条，就是不听毛主席所说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我讲过不少话，写过不少文件，开口闭口就是“工人阶级如何如何，无产阶级如何如何”，俨然自己也是一个无产阶级了，但是，套一句中国的老话：我“哪里知道无产阶级这几个字怎样写？”我自打入城以来，就没有想过要按工人阶级的面貌来改造自己，相反，倒是一心想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工人阶级。我不是工作“一贯积极”吗？我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的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的一种明确的标准，想以此来“教育”，“提高”人民，我有强烈的“事业心”，很高的“责任感”，不过，它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的大方向错了，跑得越快，陷入错误越深。我在划右派以后，还认为自己比往日的许多同志“好”，理由就是我的责任心与事业心比他们强，说到最根本上，就是还在拿自己反社会主义的“本领”骄人。只是到这一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自以为还有的许多“资本”才一下子被打得精光。我同工人师傅在一起劳动一年半了，说实在话，我发觉他们也有缺点，也有毛病，但是我还是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最大的教育，那就是，同他们在一起，使我初步解决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革命为谁”的问题，真善美的标准由谁来决定的问题。这是任凭读多少书都无法解决的，只有置身在工农群众中才能体会到。这正是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指出的问题，使我惭愧与痛悔的是，一直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开始理解到毛主席的这一英明伟大的指示。 + +　　两年多以来，我学习毛主席著作，联系起我自己来，觉得最最重要的是要树立两个观点，一个是阶级观点，一个是群众观点，只要牢牢掌握这两个观点，我自57年以来的各种谬论都可以批驳得干干净净。但是一般的认识是容易的，要坚持下去，并且化为行动，见诸实践就不容易了，我还只是在改造的道路上开始举步，还得在党和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坚持不懈地走下去，才可望改造能有一点成绩。 + +　　我还需要深入挖掘交代自己的黑思想，充分暴露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此基础上，接受革命群众的深入批判，然后再自己来清算自己的罪恶。现在还只是开头，我所能谈的还只是初步的极其粗浅的体会，请容许我在以后再作进一步的自我批判。 + +　　 （完） + +　　 来源：李三达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4/000002.txt b/CCRD/1/6/14/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2c229b52ba45d30d0f32a4aff6098e9e92e927 --- /dev/null +++ b/CCRD/1/6/14/000002.txt @@ -0,0 +1,23 @@ +# 杜高档案：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材料后的感想 + +　　<杜高> + +　　每当我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革命实践的历史资料，每当我听到歌颂毛主席四个伟大的讲话，我都禁不住心潮激荡，热泪盈眶。对毛主席他老人家产生无限热爱、无限敬仰的感情，我久久地仰望着毛主席的伟大形象，我看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慈祥的面容，看到毛主席在向人民招手，在向人民微笑……每当这时候，我就更加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在毛主席的像前低下头去，痛悔自己对毛主席他老人家犯下的罪过。……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是您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伟大革命实践中，历尽了千辛万苦，为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您在中国人民最苦难的岁月里，缔造和培育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您，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手，驱恶雨，拨迷雾，驾驶着中国革命的航船，沿着最正确的航道，乘长风，破巨浪，从胜利走向胜利。是您，无产阶级伟大的革命导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和形形色色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不调和的斗争，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全体革命人民，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最最光辉的新阶段。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是一个出身在革命干部家庭的子弟，我的父亲很早就参加了您的队伍，追随您革命。是您，把我这样一个出身在贫苦的革命知识分子家庭的少年，从旧社会的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中解救出来，让我幸福地生活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是您给了我最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的机会，是您培育我成为一个有专长的人，期望我为人民做出贡献。但是我啊，却完全辜负了您的培育和希望，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腐蚀下，一步步走向了反革命的罪恶道路，在十一年前，中国社会两个阶级严重搏斗的时刻，我终于充当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急先锋，对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 +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我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之后，您又以无产阶级伟大领袖的广阔胸襟，亲手制定了英明的改造政策，在您的光辉政策的指引下，人民不仅对我不记私仇， 不给报复，不从肉体上消灭我，反而给我以耐心的教育，给我安排了各种良好的学习和劳动的条件，给我留下了脱胎换骨、彻底改造世界观，从坏人变为好人的机会，您老人家又给我指明了出路，向我指出为人民服务，立功赎罪的光明前途。毛主席啊毛主席，想到这些，又怎能不更加感激您的恩情，怎能不更加拥护您所制定的无产阶级政策，怎能不更加热爱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呢？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解决了当代最重大的革命课题，确保了我国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您以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伟大理论和伟大实践，给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指明了方向和作出了最光辉的榜样。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啊毛主席，是这一场伟大的革命，真正的挽救了我，改造了我，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风暴，猛烈地触动了我的整个灵魂，是这场伟大革命的雷霆万钧之力轰毁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是这场伟大的革命所燃烧起来的熊熊烈火，烧毁了剥削阶级的一切腐朽丑恶肮脏的东西。毛主席啊毛主席，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了改造自己唯一有力的武器，您的思想的光辉照到了我的心里。读了您的书，我才知道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走什么样的路，我才开始对过去自己所追求的那一套资产阶级的成名成家、知识学问、骑在劳动人民头上当精神贵族感到可鄙可恨，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到做一个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人民的劳动者是最光荣最高尚。读了您的书，我才在两年多来的复杂激烈的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资产阶级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仇恨，加深了对十年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的痛悔。读了您的书，我才加深了对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热爱，而同时也就认识到自己过去的罪行，就是要叫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每一次读到您为革命为人民献出六位亲人的感人的事迹时，我每一次读到您在井冈山上，在长征途中，在延安的窑洞里为革命为人民历尽千辛万苦的光辉史料时，我全身的热血都沸腾起来。毛主席啊毛主席，您是共产主义精神的最高代表，您是最无私的代表，您自己就是“老三篇”的最光辉的化身啊。而我过去却完全违背了您的教导，我的整个灵魂被资产阶级的罪恶的“私”字统治了，我从极端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追求名利地位，追求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生活方式，我披着革命的外衣，暗地里纠集小集团，散布反党的流言蜚语，干着反革命的勾当。在我的心里，没有党和人民的利益，有的只是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用血汗养育了我，给了我知识和文化，我却用它来剥削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把知识和文化当作谋取个人名利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本。在我改造的十多年来，我虽然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照顾，受到宽大的待遇，但我却仍经常埋怨生活苦，条件差，仍然留恋过去那种挥霍享受的糜烂生活，我仍然从个人的要求出发，不顾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埋怨教养的时间太长，叹息自己的年华在改造生活中度过。……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所有的这一切，怎么对得起您的六位亲人，中国革命的六位烈士呢？又怎么对得起您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在整整半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却历尽的千辛万苦和伟大的革命实践呢？毛主席啊毛主席，想起了革命先烈为人民洒热血抛头颅，想起了您为人民吃大苦耐大劳夜以继日地工作，我这样一个对人民有罪的人，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个人打算不能抛弃，，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改正呢？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的伟大是我这支渺小的笔永远也写不完的，您的恩情是我一生一世也诉不尽的，您是光焰无际的红太阳，您的光芒照耀全世界每一个劳动人民的心间。毛主席啊毛主席，我没有别的能力来报答您的恩情，我只有永远读您的书，听您的话，按照您的伟大教导，一辈子改造自己，一辈子向工农兵学习，一辈子当一个普通劳动者，一辈子为人民服务。我要一辈子歌颂您的丰功伟绩，用我的全心灵的热情歌颂您的伟大革命实践，一辈子宣传您的思想，让您的光辉思想千秋万代照耀全世界！ + +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杜高先生提供的原始档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4/000003.txt b/CCRD/1/6/14/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3333efb6575fedf7b41b988caaf1a843b1a09e --- /dev/null +++ b/CCRD/1/6/14/000003.txt @@ -0,0 +1,67 @@ +# 我的检查 + +　　<胡正谒> + +## 一、 解放前我的罪行的简述 + +　　我出身于反动官僚地主家庭，靠着吸吮劳动人民的血汗长大成人。大学毕业后，到解放时止，我都在学校教书。在这段时间，一方面，我为反动立法涂脂抹粉，欺骗青年学生。我胡说什么当时的伪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保障社会权益优先于保障个人权益的进步意义，根本抹煞了当时所谓的社会权益只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这一最本质的阶级内容。另一方面，我为反动派培养了一批司法后备人员，也就是为他们训练了一批镇压人民的鹰犬，以充实、加强他们的国家机器。当时，我虽然在组织上没有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但在维护反动统治势力这一点上，却起了一般反动党团员所不能起的作用，所以，我在解放前的罪孽是很深重的。 + +## 二、 解放后我的右派罪行的简述以及自己对这一罪行的认识 + +　　解放后，党不咎既往，让我参加了人民教师的行列。由于自己的反动世界观根本没有得到改造，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又犯了不少罪行。特别是1957年我趁党整风之际，在座谈会上，向党实行了多方面的猖狂的进攻。其中最恶毒的是，我公开提出高等学校应以校委会为最高领导机构，各教学单位应以各该单位负责人为领导人的荒谬主张，妄图篡夺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权。 + +　　我被划为右派后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图书馆来。当时对于自己的罪行，并没有什么认识，经过组织和革命群众不断教育，我才渐渐地认识到我会成为右派，乃是我牢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必然结果。我的罪行是非常严重的，由于自己具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以为高等学校只是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学校教育的任务只是传授知识，因而面对毛主席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样，就使我对学校所采取的许多重要措施，例如要求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劳动生产等规定，都有抵触，认为这是违反了办学的目的，妨碍了教学的质量，是“外行”领导的结果。 + +　　又由于自己的头脑里充满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以为只有由“内行”在采用蔡元培式的“民主”办校的方针下领导学校，才能集思广益，真正把学校办“好”，因而我就狂妄地叫嚣高等学校应该如此这般云云。如果我的主张得逞，这就(867)意味着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学校，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学校中得以推行无阻。这样做的必然结果是，资本主义将会首先在学校领域里实现复辟，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也就要随之改变颜色了。当我认识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的内心是很沉痛的，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 +## 三、 反右后我为什么还会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与言行以及我现在对这些罪行的认识 + +　　在图书馆工作的那段时间，虽然对自己的罪行有了如上的认识，但是我的反动世界观并没有得到认真地改造，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仍然盘踞在自己的头脑中。当时虽然也学习过毛主席著作，阅读过《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的重要社论，但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我是从积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以为非如此不能加速自己的改造，母宁说我主要还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以为我上述的发言，虽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我当时并不是存心要如此的，只是一时的“失言”，为免今后“失言”，这样做才“保险”些。我在这段期间，所以仍然会在“三面红旗”、“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等重大问题上有过反动思想与言行，正是由于自己还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没有使自己的世界观得到根本的改造，从而各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遇到一定的气候就会反映出来的必然结果。 + +　　关于我在上述问题上曾经有过的反动思想与言行，在图书馆对我的评审会上，以及在63年“查侵蚀，放包袱”的时候，我都作过书面的交代与批判。经过近来对毛主席的关于无产阶(868)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学习，渐渐感到我那时的批判是很不深刻的：我现在的认识是：我的这些反动思想与言行，正表明了，若干年来，我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激烈搏斗的关键时刻，我总是有意无意地站到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一边，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我竟然会这样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己的世界观和他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我在观察这些问题的时候，我所站的立场，我所用的方法与观点，都是和他们息息相同的。 + +　　例如，当58年在全国出现轰轰烈烈的教育大革命高潮的时候，我在内心里是赞同“学校的中心任务是搞好教学，增多劳动时间就会降低教学质量”、“江西共大、南丰桔子大学不正规，不像个大学的样子”等反动言论的。正因为这样，所以一当刘少奇一伙攻击这次教育革命是“乱、偏、糟”并下令解散不少半工(农)半读学校的时候，我就非常首肯。 + +　　其实，古往今来的一切反动统治阶级，无一不是把学校教育作为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将他们本阶级的德育放在第一位的。他们宣称的“教学中心”、“智育第一”，事实上从来也没有存在过。他们如此宣扬，只不过是替他们赤裸裸的反动教育制度的外衣涂上一层保护色而已……即以刘少奇这一伙而论，他们大肆宣扬这一套，就是为了遮人耳目，颠倒德育与智育的关系，抽掉无产阶级政治，在“分数第一”、“业务挂帅”、“技术至上”的幌子下，以“成名成家”、“读书做官”为钓饵，力图把学生训练成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将学校蜕变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桥头堡。我赞同他们这样的观点，并在教学实践中，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主张，正足以说明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他们是脉络相通的。(869) + +　　又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当他们掀起一股“三自一包”妖风的时候，我私心认为，实行“三自一包”，就可以刺激人民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增加生产，使国民经济早日得到恢复和发展。我并且从自由市场购买过几次鸡、肉、蛋、黄豆一类的副食品，以36元高价出售过一件旧毛料上衣。现在认识到，他们鼓吹“三自一包”，就是要瓦解国营企业的全民所有制，破坏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命运都断送了，那里还谈得上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呢…… + +## 四、 摘帽后我的主要罪行以及我现在对这些罪行的认识 + +　　1962年春，承蒙党再一次对我的宽大处理，摘去了我的右派帽子，并在63年夏天，将我调到中文系搞教学工作，这时我在内心里是非常感谢党的，并愿在今后的工作中为党做出一点真正有益的事情来，但是，事与愿违，由于自己的世界观在摘帽前没有得到认真地改造，有如以上所云，在摘帽后又没有积极努力，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我又继续犯下了不少的罪行，这主要是： + +　　第一，在62年下学期，我写了一篇《孔子研究》，在文章中，我虽然认为孔子的政治、哲学思想是为当时的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从而是反动的，但我却以为他的教育思想，例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教学方法还有可取的地方，还值得我们学习。我的错误不止是在我根本抹煞了孔子的教学方法是为他的教学内容服务的……更主要是在当刘少奇一伙大肆宣扬孔孟之道，妄图要我们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870)候，我成了追随他们的一员，要人们离开现实的阶级斗争，关门“学”、“诲”，以便“修养”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向帝、修、反屈膝投降。 + +　　第二，到中文系后，我担任了部分的逻辑课的教学。在讲课的时候，私心以为，这门课程的一些基本规律，既然远在亚历士多德时代就已经确定了，那就谈不上要以无产阶级政治来统帅它，只要把这些规律讲清楚了，使同学们能够运用它，就算达到了目的……因而这一看法就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指导。其次，我在讲授业务知识时，我又把它看成是一个宝塔式的概念推演系统，我只问这个系统是否合乎逻辑，而不问它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有用……我在这方面所犯罪行的实质是，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支配之下，要同学不要无产阶级政治，要同学与三大革命实践相脱离，要同学读死书、死读书，总之，我是在和党争夺青年一代，企图把他们变为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 +　　第三，在对待自己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我要求他们“学有专长”，走“成名成家”的白专道路；散布过学社会科学“危险”的论调，希望老大学工，老二学医，老三学农。在一切要“三思而行”的幌子下，要他们学会“明哲保身”的处世方法，做一个谨小慎微实质上却是表里不一的伪君子。提到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条纲上来认识，我在对待子女问题上的所作所为，也依然是在和党争夺青年。 + +## 五、 我在这次运动中被揪出来后为什么会有抵触情绪以及我现在的认识 + +　　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不久，我就被揪了出来。对于自己被揪这一事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是具有抵触情绪的。我错误地以为，我被揪出来的主要原因，是我曾被划为右派。但是，我想，我的右派帽子既已摘去，就不应仍以右派的身分来对待我。通过不断地学习，我逐渐认识到，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摘帽问题上，将一些还不具备条件的人摘去帽子。因而在这次运动中，革命群众把某些虽已摘去帽子但还具有疑问的人揪了出来重新审查，正是对革命负责的表现，是完全应该的……因之，在这次运动中，群众把我揪了出来，正是为了挽救我，使我在运动中再一次接受教育，以便自己真能脱胎换骨，重作新人。 + +　　我还错误地以为，我被揪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在63年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执行了刘修的教育黑线。但是我想，我过去用以当教材的东西，或是旧教育部颁发、推荐的，或是经教研组通过并报上级同意了的。我在当时，既不知有这样一条黑线，自然就谈不上我用这些东西作教材就是在执行这一黑线。现在把这个罪责归之于我，就感到受了委屈。通过学习，我逐渐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并不在于我在当时是否知道有这样一条黑线，而在于我在进行讲授的时候，是采取一种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些教材。回顾过去，我在采用它们的时候，不但没有作过抵制与批判，而是乐于贩运其中封资修的东西……在这次运动中，把我揪了出来，正是为了帮助我狠触灵魂，认真改造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以便和这一黑线划清界线，这样我的这种抵触情绪也逐渐有了转变。 + +## 六、犯罪原因 + +　　我在小时，主要是在我父亲名下，受封建教育，读过不少宣扬孔孟之道的书籍……这样，在我的幼小心灵里，就深深打下了“学而优则仕”剥削阶级的烙印。进了中学，学校当局不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是用种种办法来鼓励它的学生能考上国立大学，和我来往的同学，绝大多数也是希望成名成家的剥削阶级子弟。在这样一个环境的潜移默化下，我的努力奋斗以求登上龙门的思想，就在自己头脑里牢固地扎了根…… + +　　当时的北京大学，是一所典型的资产阶级大学……在训练方法上，它采取“发展个性”的方法，当时的校长蒋梦麟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一班能够培养出一个人才来，就不亏本；如果培养出两个来，就赚了钱”，这充分体现了旧北大是主张“天才教育”的。在对待学术的态度上，它标榜“兼容并包”的政策，就是说，只要你讲的言之成理，就容许你的存在，而不管你的主张的实质为如何。我所学的法律一科，又大都披上“民主”、“自由”等外衣，比如说基本人权神圣不可侵犯呵，议会制度具有何种的优越性呵，以及契约绝对自由呵，说来都似乎“美妙动人”。这样，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教育思想都深深地溶入到我的血液中来。 + +　　大学毕业后，我走的是一条从助教升迁到教授的白专道路，我所接触的一些朋友，也大都是和我一样沿着这条道路走去的人物。这样，我的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更是牢不可拔的了。 + +　　解放了，我不但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相反的，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庇护下，我的反动思想还得到了发展，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教育上、学术上，都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愈发生尖锐地冲突，这就使我终于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 +## 七、结束语 + +　　经过三年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哺育下，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已空前提高，只要资产阶级思想露出头来，就会遭到周围革命群众的痛击和批判，成为一个“黄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面。在这样一种形势下，一个人如果不认真改造自己，还抱着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那么，他除了发出“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绝望感叹以外，是不会有其他出路的。 + +　　“往者不可鉴，来者犹可追”。为了使自己的后半生真正能过得有意义些，真正能为社会主义的祖国做点有益的事情来，千重要万重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重要。今后，我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认真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不断消除自己头脑中的反动思想，以求自己的反动世界观能够得到根本地改造。 + +　　 胡正谒1969年12月14日 + +　　[注：此份检查被编为(11)号]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4/names.txt b/CCRD/1/6/14/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54f215841e5888107ae814c905997885d451c2 --- /dev/null +++ b/CCRD/1/6/14/names.txt @@ -0,0 +1,4 @@ +杜高档案：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十二中全会公报和两报一刊元旦社论的心得——在大好形势下，加速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 +交代我在对毛主席态度问题上的罪恶思想 +杜高档案：向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宣誓——学习毛主席“四个伟大”材料后的感想 +我的检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5/000000.txt b/CCRD/1/6/15/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c124c7fed863750c947821924c8d6f34438fb6 --- /dev/null +++ b/CCRD/1/6/15/000000.txt @@ -0,0 +1,109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70）军刑字第29号 + +　　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中国共产主义联盟”（简称“共联”），是以在押犯徐关增、王汝强为首，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份正式成立的；以“首都支部”为核心领导，行使最高权力，下设五个活动小组和一个越狱突击组，共网罗罪犯二十六人。召开反革命会议三十四次，先后通过了反革命纲领、路线、组织原则、组织纪律、成员条件，监内外联系方法和反革命暴乱计划。在反革命纲领里狂妄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元首政府”，公开承认南修纲领和苏修路线。预谋在苏修挑起反华战争时，煽动犯人进行反革命暴乱，与帝、修、反里应外合，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其罪恶阴谋，大造反革命舆论，先后书写反革命文章六十五篇、反革命诗词三百多首、反革命书信一百七十九件，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恶毒地攻击、诽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极其疯狂地诬蔑、咒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其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气焰极为嚣张。 + +　　“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有目的、有行动计划的现行反革命暴乱集团。为了全面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照办”的“一．三一”指示，坚决镇压反革命破坏活动、加强战备，保卫祖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党的政策和广大革命群众要求，报请山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准，特依法判决如下： + +　　一、首犯徐关增，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浙江省新昌县人。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社会主义自由民主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一九六二年改判无期徒刑。 + +　　徐犯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誓与人民为敌。一九六六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自封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封官委职，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在禁闭室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实属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二、首犯王汝强，男，三十五岁，资本家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人。其父系留美学生，其母、兄、姐均在美国和新加坡。该犯一九五八年任英国驻京记者办公处翻译，因向英帝记者提供我国政治、政治情报，攻击、诬蔑我党和政府，被判刑十五年。 + +　　王犯与徐关增狼狈为奸，同恶相济。一九六六年八月亲自策划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科学共产主义”（简称“科共”），一九六七年三月和徐犯合并，成立“共联”，系总负责人，“首都支部”主要成员。多次主持反革命会议，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泡制反革命纲领“向马列主义战士提出的二十个问题”和反动文章八篇、诗词十二首、信件二十九封，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穷凶极恶地叫嚣要推翻“元首主义”、“元首党”。反动透顶，罪恶昭彰，实属死心塌地誓与人民为敌到底的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三、主犯任大熊，男，三十八岁，旧职员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杭州市人。其兄一九四九年逃往台湾。该犯一九六零年因纠集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被叛无期徒刑。 + +　　任犯一九六七年四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参加制定反革命纲领，发展反革命成员，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先后书写“时事评论”等反动文章九篇，极其恶毒地诬蔑、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禁闭室挖穿狱墙，与主犯常瀛清订立攻守同盟，妄图负隅顽抗。反动透顶，猖狂至极。罪恶累累，死有余辜，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四、主犯刘世广，男、三十六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山东昌邑县人。该犯一九五八年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人民社会党”被判处十三年。 + +　　刘犯首先提出在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抢夺我保卫人员武器，进行反革命暴乱。亲自书写“梅花论纲”等反动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该犯是“科共”、“共联”发起人之一，两个反革命组织合并的策划者，积极扩充实力，罪大恶极，民愤甚深，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五、主犯鲍明，男，二十八岁，伪官吏出身，学生成份，天主教徒，重庆市人。其父鲍克系国民党中央委员。该犯一九五九年组织反革命叛国投敌集团，被判刑二十年。 + +　　鲍犯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在监内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亲自制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毛XX思想。多次提出抢夺枪枝进行武装暴乱，上大青山为匪，与苏修里应外合，妄图依赖帝修反武力，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罪大恶极，十恶不赦，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六、主犯常瀛清，男，三十岁，职员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抚宁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策划抢劫枪枝、银行、向英帝驻华代办处投寄反革命信件和贪污盗窃罪被判刑十年。 + +　　常犯积极献策成立反革命集团，阴谋武装暴乱，担任三人突击小组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份，制定“组织纪律十一条”，提出从监狱突围出去到太行山、大青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与苏修里应外合，为实现其反革命阴谋，还准备了逃跑用的便衣和大量药品。禁闭后与主犯任大熊订立攻守同盟，企图顽固到底，并将伪造领章帽徽烧掉，毁证灭据。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七、主犯任宗正，男，三十二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江苏省丰县人。土改时其家被斗，其祖母被判刑。该犯在一九五八年组织反革命集团“社会民主党”和“社会主义青年联盟”被判无期徒刑。 + +　　任犯是反革命组织“共联”的发起人之一，“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成员，扩充反革命实力。准备便衣预谋武装暴乱，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八、主犯白微录，男，四十三岁，地主出身，旧职员成份，贵阳市人，其父被我镇压，该犯曾充当蒋匪军政要职。一九五一年两次混入革命队伍，被开除、劳教。一九六一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叛国投敌，判刑十五年。 + +　　白犯与我党有杀父之仇，系“首都支部”成员，积极发展反革命组织，亲自拟定反革命纲领，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我党。传递反革命信件，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九、主犯陈威权，男，三十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沈阳市人。该犯曾因搞流氓活动，被开除学籍。一九六零年向南修驻华使馆投递反革命信件和到该使馆叛国投修，判刑十五年。 + +　　陈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是“共联”发起人之一，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积极书写反动文章，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传递反革命信件二十余封，并亲自观察地形、路线、规定逃跑暗号，预谋武装暴乱，罪恶累累，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十、主犯曹介弘，男，三十一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右派分子，江苏省武进县人。一九五八年因组织现行反革命集团“中国青年反法西斯同盟”被判刑十五年。 + +　　曹犯积极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准备便衣预谋反革命暴乱，书写反革命文章四篇，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十一、主犯吴国延，男，二十八岁，伪职员出身，学生成份，辽宁省宽甸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劳动党”被判刑七年。 + +　　吴犯首先和徐犯关增合谋组织反革命暴乱集团“共联”，任小组长，“首都支部”成员。参与制定反革命纲领，预谋武装暴乱，积极传递反革命信件，发展反革命成员，当守犯王汝强被禁闭，其还向同犯打气：“坚定信心斗争到底。”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罪大恶极，民愤极大。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十二、主犯汤福玺，男，三十岁，商人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五八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卫国军筹备会”判刑十二年。 + +　　汤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首都支部”成员，为“黑流水”地区负责人。曾观察地形，岗哨、制作领章、帽徽、发展反革命成员，予谋武装暴乱。并大量书写反动诗词，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咒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非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十三、主犯关焕章，男，四十五岁，小业主出生，伪职员成份，北京市人，一九四八年曾受蒋匪河北省特务外围组织“干训团”训练，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民主自由保卫同盟”被判刑十三年。 + +　　关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搞反革命串联，预谋反革命暴乱。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认罪态度极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十四、同案犯马日新，男，二十七岁，城市平民出身，学生成份，天津市人。一九六三年因企图抢夺武器，投修叛国判刑八年。） + +　　马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三人突击小组成员，私藏军衣，伪造帽徽、领章、观察地形和预谋反革命暴乱，活动猖狂，气焰嚣张。判处无期徒刑。 + +　　十五、同案犯鲁少山，男，三十三岁，富裕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北京市房山县人。一九五七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全民党”被判刑十七年。 + +　　（鲁犯参加反革命集团，任小组长，系三人突击小组成员。预谋杀害我管教干部，武装暴乱，书写反动文章两篇，反动诗词多首，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罪行严重，判处无期徒刑。） + +　　十六、同案犯孟源，男，三十三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山西省清徐县人。一九六三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投敌叛国被判刑十二年。 + +　　孟犯积极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书写反动文章和诗词九十多首，进行反革命宣传，大造反革命舆论。气焰嚣张，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七年）。 + +　　十七、同案犯王作先，男，二十七岁，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河南省尉氏县人。一九六二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复中会”被判刑十年。 + +　　王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任小组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年）。 + +　　十八、同案犯张久常，男，三十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兴隆县人。一九六三年因企图杀害我公安战士被判刑十五年。 + +　　张犯坚持反动立场，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预谋越狱暴乱，观察地形、岗哨。罪行严重，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二十五年）。 + +　　十九、同案犯杨喜法，男，三十岁，中农出身，店员成份，河北省行唐县人。一九六三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年。 + +　　（杨犯在服形中，不接受改造，参加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任小） + +　　（组长。罪行严重。加刑七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七年）。） + +　　二十、同案犯郝祥龙，男，四十六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北京市人。一九六二年因书写散发反革命传单被判刑八年。 + +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为反革命暴乱集团献策，举办刊物进行反革命宣传，统一反革命思想，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 +　　二十一、同案犯赵志强，男，四十四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山东省蓬莱县人。一九六一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判刑十三年。 + +　　赵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观察地形、岗哨，预谋暴乱，罪行严重。加刑五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八年）。 + +　　二十二、同案犯毕复英，男，三十一岁，小业主出身，学生成份，山东省威海市人。一九六零年因组织反革命集团“中国民主自由党”被判刑十年。 + +　　该犯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罪行严重。加刑三年（连同原判合并执行十三年）。 + +　　二十三、同案犯马辛未、万维钧、章鸥、吴淦修，参加反革命暴乱集团，系一般成员；尚能坦白交待、检举揭发，有悔过表现，不予加刑。 + +　　对查获罪犯实物（见附表）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 +　　此判 + +　　 一九七零年三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5/000001.txt b/CCRD/1/6/15/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f9f9a8db423c6f320b83f273118692488702f9 --- /dev/null +++ b/CCRD/1/6/15/000001.txt @@ -0,0 +1,19 @@ +# 中国人民解放军襄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右派分子陈克礼的刑事判决书 + +## 最高指示 + +　　坚决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而使我们的革命专政大大地巩固起来，以便将革命进行到底，达到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的。 + +## 中国人民解放军襄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刑事判决书 + +## （70）军刑字第8号 + +　　现行反革命犯陈克礼，男，现年四十七岁，付农出身，襄城县城关西大街人。系右派分子。 + +　　陈犯思想极端反动，自一九六四年以来，书写反动文章110多篇，反动信件30余封，恶毒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穷凶极恶地诬蔑诽谤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陈犯实属死心踏地的反革命分子，经上级批准，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一九七O年六月二十三日 + +　　[注]： 此《判决书》原件中所写的“付农”应为“富农”，“死心踏地”应为“死心塌地”。一张判人死刑的法律文告竟然如此露骨地草菅人命，对一个无辜的公民如此罗织罪名，随意诬陷。《布告》上的文字与《判决书》一样，写罪证的文字是：“陈犯自一九六四午以来书写反动文章110余篇，反革命信件30余封……”除这二十余字之外的文字都是些充满杀机的政治套话。一九六四年陈克礼已完全失去了自由。一九六三年就先给陈克礼补划为“富农出身”，继而又补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交菜农生产队管制劳动。况且国内的穆斯林报刊早在一九五八年的“宗教改革”运动中就绝迹了，陈克礼在哪发表文章呢？事实是：红卫兵从陈克礼家中抄收了一些文章剪报，那些文章剪报是陈克礼在1948年至1951年之间发表在国内穆斯林报刊上的译作和著作。这些译作和著作除宗教内容之外，有抒情小诗、生活小品和悼念文章。所有文章都与政治无关，特别是与新中国的政治毫无关系，怎么能叫“反动文章”呢？《布告》上所说的30余封“反革命信件”，没有证据。把陈克礼给周总理写的两封信认定为“反革命信件”，中国人给中国政府总理写信，要求工作，反映情况、谈思想认识，竟然成为“反革命”罪行？！ + +　　 来源： 马纪堂：《陈克礼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5/names.txt b/CCRD/1/6/15/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4525c80ec0d26c01d1406c246a1915aaa6208a1 --- /dev/null +++ b/CCRD/1/6/15/names.txt @@ -0,0 +1,2 @@ +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同市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刑事判决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襄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小组对右派分子陈克礼的刑事判决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6/000000.txt b/CCRD/1/6/16/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38e5028432c0ea238b5eefd240aaf2431addb5 --- /dev/null +++ b/CCRD/1/6/16/000000.txt @@ -0,0 +1,27 @@ +# 中共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关于对束星北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报告 + +　　束星北、男、现年68岁，家庭出身地主兼资本家，本人成分教员。江苏南通市人。1925年至1926年先后在杭州之江、济南齐鲁大学读书；1926年到1931年，先后在美国拜克大学、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任助教；1932年至1944年，在浙江大学、上海暨南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国民党军令部二厅技术室任顾问；1945年10月至1952年在浙江大学任教授；1952年至1957年在山东大学任物理系教授；1958年至1960年<在>青岛市月子口水库改右大队劳动；1960年在我院工作；文化大革命以来，打扫卫生。 + +　　一、主要犯罪事实： + +　　束星北于1944年7月至1945年9月，在蒋匪军令部二厅綦江电训人员训练班和军令部二厅技术室充任顾问、付<副>主任等反动职务期间，积极从事技术和研究活动。指导用干电池装制收发报机，研究装制低压小型特工收发报机和雷达等罪恶活动，并介绍陈维昆等三人到该特务机关工作。全国解放后继续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思想改造，敌视我党和人民政府，散布反动言论。肃反运动中被审查。1957年整风运动中又猖狂地向党进攻，被定为极右派分子，并根据其历史罪恶，二罪并罚，1957年11月经中共山东省委肃反小组并请示中央十人<肃反>小组批准，定为反革命分子，1958年10月青岛市市南区人民法院判处管制三年。1965年依法解除管制，保留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改造。 + +　　二、表现： + +　　束星北自<被>定为反革命分子以后，在较长时间内认罪态度不好，只承认有错，不承认历史上的反革命罪行，对改造抱抵触态度，1958年在青岛月子口水库劳动改造期间，思想抵触，劳动不积极，多次被评为较坏的队员。 + +　　1960年调来我院后，其反动立场仍未转变，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缺乏认识，以为在物理方面有点知识而自负，态度狂妄傲慢，企图单凭“一技之长”来赎买自己的罪行，缺乏从立场、思想上加强改造的自觉性。 + +　　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由于贯彻执行了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指示，加强了落实了对束星北的改造措施，召开了束星北的家庭会议，争取其家属子女协同监改小组经常对其进行教育并指定他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有关的时事政策。通过学习，在国内外大好形势鼓舞下，在我党的“改恶从善”政策感召下，<他>初步认识到劳动改造、重新做人的重要意义。他对全国人民的冲天干劲、发奋图强、力争上游的革命精神<感到>出乎意料之外。因此他的那一套反动观点和立场，发生了动摇，开始承认了<自己>在伪军令部的反革命活动和1957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他说：“解放前在伪军令部每月一万元的高薪中，每一张伪币上都沾满了劳动人民的血，沾满了共产党和中华优秀儿女的血。过去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本质认识不清楚，就没有决心改造，就改造(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好。”“对自己的反动本质不彻底认识，就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自己的改造和一般的群众改造混为一谈”。反动派不打是不倒的，反动思想更是不打不倒的，如果不狠狠的<地>打，就会看不清解放(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后反党反人民罪行的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此以后，他在口头或书面汇报中经常联系自己的罪行，批判其反动立场和观点。他说：“过去我对我在伪军令部技术室的这一段历史，不(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以为辱，还引以为‘抗日’的光荣，以我不受国民党的官职的奋斗为光荣的‘出于污泥而不染’的历史，现在，我认识到我的那些活动是帮助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破坏抗日的反革命活动。”“我的反动立场乃是一贯的，即在脱离军令部(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术室之后，仍旧是反共反人民的，1946年蒋(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引起的内战却被我认为是‘共产党捣乱’，解放后我依然不改，一贯的<地>反对党的政策，(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三反运动我反对，肃反我也反对，鸣放时还(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狂的<地>向党进攻。坚持反动立场，不肯向(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民投降。我的罪行是一贯的，而且是严重的，党对我一再地宽容，等待我回头，而我一再(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党进攻，直到1958年10月，党忍无可忍，同时也是为了教育我对<我>更好的改造，才根据我(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罪行判我管制三年，而在判刑后，党对我仍是宽大照顾，只有党和毛主席才能对我这样宽大(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也是由于这种改造政策，才促使我今天思想认识的基本转弯。”“我一生害人害已<己>，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不少对不起人民的事，对党又那样的猖狂进攻，而党对我还宽大，我怎能不打起精神来做(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个新人，跟好人好事反复的<地>学习，主动赎罪，抛弃反动的立场，坚决彻底和反动思想(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刀两断呢?决不能抱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上帝自暴自弃，决不能再做人民的罪人。” + +　　1962年曾检举了一个企图偷越国境叛国投敌的犯罪分子，还检举揭发了附属医院××(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向束散布的反动言论，在劳动和工作上比以前更积极了，对于领导上分配给他的任务，工作时间做不完，休息时间继续干，有时带病坚持工作，积极研究业务，能主动帮助其他教师(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做>科学研究。1965年试制成功了一台多人听诊器，有力地配合了教学的需要。为本院和(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弟单位修理了一批精密电子仪器，给国家节省了不少资金，根据本单位和外单位的反映，(此处一字辨认不出)修理仪器中，认真负责，表现较好，最近又为中科院东北石油化工研究所计算两金属胶合(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破坏物理性能方面的问题，在缺少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反复计算，费了不少脑子，现已初步(此处一字辨认不出)成了计算工作。束星北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是老实守法的，在学校一度无人顾及他的情况下，也能遵守纪律，按时上下班，主动学习毛主席著作，未发现破坏言行。1972年10月，束接到曾被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接见过的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李政道(束的学生)的来信后，及时向领导报告，在回信中态度较明朗，观点较正确，有益我国的威望。 + +　　三、意见： + +　　根据上述表现，<我们认为>束星北开始是不认罪的，但在大好形势的鼓舞下，在党的政策的感召下，经过群众的监督和教育，对自己的反革命的罪行有了认识，能接受群众的监督改造，按时汇报思想改造情况。未发现破坏言行，基本上是老实守法的，因此，经群众讨论，院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研究，建议政府摘掉其反革命分子帽子。 + +　　 中共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一九七三年三月八日 + +　　· 来源： + +　　《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6/000001.txt b/CCRD/1/6/16/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e7265574404f677253b9278607f07a6faf4279 --- /dev/null +++ b/CCRD/1/6/16/000001.txt @@ -0,0 +1,9 @@ +# 同心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摘去江之浒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 +## (同心县革命委员会保卫处通知书(73)同保第1号) + +　　江之浒：依照党的对敌改造政策，根据你一贯的守法改造表现，经1973年3月6日会议研究决定，同意中学党支部和群众的意见，对你依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今后更应刻苦学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彻底从新做人。特此通知 + +　　 同心县革命委员会保卫处(印)1973年3月13日 + +　　 来源：江之浒《夜阑，涛声依旧》，美国柯捷出版社，2007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6/000002.txt b/CCRD/1/6/16/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3c27fa30632224326cbf8b3a0bc39eda38671a --- /dev/null +++ b/CCRD/1/6/16/000002.txt @@ -0,0 +1,41 @@ +# 伦祥瑞恳请组织甄别错误性质的报告（节选） + +　　<伦祥瑞> + +　　我叫伦祥瑞，今年37岁，男，原籍河南省长垣县城关北街大队人，中农成分，8岁入学读书，1954年我从县道口中学毕业，参加教学，在长垣县四区吕村寺初小、苏庄完小任教，1956年三月头，参加航空学校回来，被留在县农业科，六月调县公安局，作审讯股内勤工作。1958年伟大的整风反右运动中，以丑化领导、看党笑话、严重反苏、骄傲自满……等10大罪状被划为右派，处分是开除团籍，不开除工（公）职，送村监督生产，以观后效，直至今天。 + +　　送村的十几年来，在广大贫下中农监督改造下，我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党的有关政策指示，不断反复对照个人的错误论点，我认为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倡起和领导的整风反右运动，是伟大的，正确的，对那些肆意恶毒的右派分子及时进行了反击，并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正确领导的结果，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不论我是否（是）右派，对我非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都是大有好处的。伟大的政治运动出现个别误伤也是难免的，党的一贯政策，毛主席一贯教导“有反必肃，有错必纠”，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确保处理问题正确，从不将问题扩大化。 + +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所谓的“十大罪状”，我有些想不通。首先我没有（写）大字报，绝大多数在政治、业务学习会议上，司法工作中或是同志间相互开玩笑说的话。根据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是不能作为反动论点治罪的。并且，有些事根本正确的，是抵制了当时政法工作上的错误路线。所以，个人始终认为，我的某些言语，即是（即使）错误，也不至于划成敌人。在回家的十几年当中，也曾几次向原在单位，长垣县公安局，县纪委会，文化革命清队时的双清办公室，提出过请求，要求重新甄别性质，但是始终未能得到答复。现在党和政府又在落实政策，我还要再次提出书面请求，渴望组织能有机会审查我的错误问题，现将个人的几点意见，申叙在下面： + +　　一、在1957年六、七月间，上级司法机关指示，为迎接上层民主人士到下边检查政法工作，指示基层政法单位，对在押案犯，做一次紧急清理，在押案犯，特别是政治犯，凡是证据不确，罪恶不具体，能处理的及时处理，一时不能处理的，能放的放，问题重大，可设法隐蔽或保监外。当时，伪长垣县参议长崔海岫，被保外，伪顽李**武**练****被无罪释放，后公安局又给开证明，去北京农林部恢复工作（详情可查1957年此二人的预审卷宗）。在对档案卷宗中，凡是过去法律手续不健全是，各级党委的，以书信或公函指令批捕人的手续，一律撕去登记，重补合法的逮捕证书。我当时想不通，认为这个指示不对劲，有一次在办公室说：“这工作才是多此一举，胆小鬼作法呢。我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政党，代表着广大无产阶级人民的利益，对它的阶级敌人执行专政，完全有权批捕，几个别有用心的民主人士，它们根本无权过我我们的政法工作，用不着这样怕它来检查。这样一做，把党委批令一撕留个茬，换个证还是新的，让他们看了，尽是少见多怪，我看不好，干脆不准他们来检查。”当时治安股内勤张思普、政保股内勤刘峰瑞、**德等同志在场（现都在长垣县工作）。整风反右时作为故意给党出丑，看党笑话划我右派的主要罪证。结果追责任的不讲上级指示，是政法领导执行了错误指示，抹杀了党在政法工作上的领导权，有意或无意的有利了敌人，不是我的错，是我提出的抵制意见，符合党的利益，亦无法再治罪了。在我未被处分之前，仅在口头上对我说：“这一条，你提正确了，不算啦”。可是在处理问题时，并不改变矛盾的性质，我认为这样不符合毛主席所教导的，实事求是，不轻易给干部作结论的工作方法，对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对干部主要是说服教育，就更谈不上了。 + +　　二、1957年12月间，县里集中整风。一日夜里，我跟随公安局长赵冠荣同志为大会巡逻，中途在县兵役局办公室休息，我闲着看人民日报，上面刊载苏共20大会议公报，宣布“斯大林坚强分子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谢皮洛夫、卡刚诺维奇等反党集团”一文，当时我思想上考虑，这些人都是苏联革命的老前辈，社会主义阵营反帝斗争的领导者，他们那能反党呢？所以，在返回公安局的途上，向赵副局长说：“苏联这样做，我看尽是自相残杀革命力量。”划右派时，以此作为严重反苏的罪证。 + +　　（我当时为什么会这样想，说出了这句话呢？） + +　　…… + +　　这几个客观条件的反响，我觉得苏共领导集团，在斯大林问题上有分析的地方，不然的话，我国不能和苏共看法有分歧，这时中苏关系尚未公开破裂，但有分歧的地方，所以，心直口快的向赵局长说出了这句内心话。我始终认为这个说法没有过大的错误，因为赵局长是我的领导，久经考验的老政法干部，及乎（即使）我讲的不对，他能批评指出，我的动机和党对斯大林同志的评价是一致的，不过说之过早，错误亦是严重的，我衷心认错，可历史发展确实证明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修叛徒集团确在残酷迫害苏联人民的革命老前辈，这和阶级敌人有意破坏，我认为有原则区别。如果一次作为严重反苏划右派罪恶根据，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和无产阶级的干部政策的。即是（即使）反苏，也是反对赫鲁晓夫苏联这伙修正主义家伙。 + +　　三、1957年6、7月间，干部政治学习会议上，讨论河南省委书记潘复生关于新乡七里营农村考察报告，在讨论农村大好形势时我发言说：“现在看农民解放后都翻身分得了土地，又经过三年恢复经济建设，互助组、初级社、农村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都大有提高了，占农村人口90%—80%以上的农民都可以跟上和超过解放前一般中农生活水准，现在看，仍然停步在贫农生活的，除一部分灾区农民外，就是那些仅仅占5%左右的少数游手好闲、好逸恶劳的二流子、懒汉一类人了。”整风反右运动中，划我又拍作为反对农业合作化，富裕中农出身家庭分子，有意歪曲农村阶级路线，骂贫农是二流子、懒汉的反动论点。 + +　　我无这种想法，因为，当时场合是干部政治讨论会，参加人都有一定的水平，我背着求知，提高思想，弄清问题，辩明施肥，以利工作，畅谈认识针对当时农村人民生活大好的形势，解放前后比较而言，根本没有谈阶级成分的划分。如果断章取义，无限上纲，作为右派反动论点治罪，我认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教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及乎（即使）所发言有不正确的地方，亦应当批评指责，辩论认识，绝不能以敌人对待，讨论会的目的，是要将问题弄懂，加深理解，其中，包含着有些人认识不深刻、不正确，否则，就无讨论的价值了。 + +　　特别是每个人的出身成分问题，国务院颁布有土地改革政策，现在还有原来的土改农会干部，我的家庭成分，土改、**、复查都是中农。如果，不从教育干部出发，为满足治罪材料的需要，从不顾党的政策，随便改变人的成分问题，认定我为富裕中农出身分子，我认为是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不轻易给干部下结论，原则就低不就高指示的。我所在机关（是）公安部门，更不应当这样做。 + +　　类似的问题，业务学习会上我问过：右派算不算反革命？如果是反革命，为什么用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处理呢？监狱是专政的工具，反革命入狱是专政，对刑事犯是教育改造，刑事犯在押期间，亦剥夺了他的人身政治自由，这是不是暂时专政呢？予审人员客观性，苏联专家讲过，予审人员对被告在审理以前从思想上不能认为被告有罪，要通过审理调查分析，从被告无罪的基础上找出犯罪的证据来，才是比较客观的。（人民公安内部文件有记载）我们这样做有无好处呢？这些问题，都是划右的反动论点。 + +　　我是一个刚参加公安工作不足一年的幼稚干部，这些有关切身工作的业务问题，自己不懂，有组织的提出请问，如果拿来作反动论点，我认为这和毛主席教导的虚心学习不相符合的。 + +　　四、1956年护秋办公室设在公安局，兵役局大尉衔军官李祥斋同志抽调来工作，我们俩好开玩笑，往往他看我审理案件后，就模仿剧团丑角，指手划脚的比着我唱“你个狗官，作个藏（赃）官”。我有时也还击他，“孬架子，真跟过去伪军官一样”。反右时以此作为污蔑中国人民解放军。 + +　　这个问题，我和李祥斋开玩笑时，从来没有把它当成敌我问题去认识过，完全出于一时乐。李祥斋同志现在还在长垣县工作，可以调查访问，如果作为划右派的反动言论根据，我认为，问题太有些扩大化了。反过来我说李祥斋说我狗官、赃官，当时我还没有被划为右派，说他辱骂政法干部能行吗？同时这样做也不符合反右政策所规定的打击的是恶意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坏人。我非恶意，仅是我和李祥斋相互之间的玩笑言语不太相当，尽管是错误，我认为也不过是一般的错误。根据主席教导，对待干部一般的犯错误，要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采取斗争的方法。我并非不接受知道，并不讳疾忌医，采取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这样的问题，未免是有些扩大了打击面。 + +　　上面申叙事实，是我被划为右派的一些主要根据，详情组织可以去查看现在公安局保管的伦祥瑞档案。在档案中的关于划右派的检查材料，凡是我犯错当时说的原话，多用“”标志着，对话的分析，有一些不是事实，是根据治罪要求，无限上纲写的，因为当时是运动，领导可想而知的。真正我说话的动机，请组织结合我的申叙意见，当时情况，了解问题的当事人，再进行分析、调查，给予合理处理，如有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个人愿负一切后果责任。 + +　　现在我还不算太大，本人衷心再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鞠躬尽才，渴望政治生命。我是生在红旗下，吃人民助学金长大的人，盼望组织能根据我的家庭出身，理念工作，再次进行甄别定性处理。我现在黑龙江省绥滨县连生公社太和大队劳动，必要时来信即返。 + +　　主送：长垣县人民保卫部甄别办公室。 + +　　 申请人伦祥瑞73 19/4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6/000003.txt b/CCRD/1/6/16/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9ad9b3bf3873b3e3c03af31bd39fc48e7fa53e --- /dev/null +++ b/CCRD/1/6/16/000003.txt @@ -0,0 +1,47 @@ +# 右派分子李祥轩的申请书 + +　　（中国共产党河南省革命委员会领导负责同志：） + +　　我1931年加入国民党，一度任区分部书记，早应伏法，以谢世人。解放后又容续任小学教师8年，整风时，因在罗店完小鸣放越规，本应给予严惩，谬承领导正面宽大处理，侧面多方照顾，虽给以份子处分，尚能幸生至今，自应老实守法，安心生产，何可再三申请平反妄行烦牍。然以情属特殊，爰/援本党绝不冤不漏之旨，复述前情于后： + +　　我1931年加入国民党时，事前征求共产党员刘振清意见，承答既易探听消息，又能从中打混，可以加入。及他以明任社会教育讲演员伪职，调往通俗县，临走时，把我介绍给汝中学生段连珠领导，继而段于暑假在家（平舆北段营村）患虎疫症去世，刘也在外被捕牺牲，因失直接领导，断绝联系，脱节了党的提携，如同失慈之雏，终日处在敌党反宣传笼罩环境中，由1932年直至人民政府成立，历17年，尚未迷失方向，单干似的，曾有以下几点表现，我本不应矜功，然均系事实。兹择要分述于后： + +　　（1）任区分部书记时，虽脱党10年以上，仍本初衷，把别人以谈话方式向我检举：“听说吴占芳是共产党。”我虽早有所闻，还立即说：“这是换皮烂骨头的事，咱知道不清，不能妄说。”把它压抑着，且把三青团拘押的共产党犯孙旭南保出险境。（当时知道不清，近年听说确系党人，和他只是认识，没啥关系，他出狱后，没见过面。） + +　　（2）1944年农历正月4日，伪专署以我有通共嫌拘禁时，当经大小十三头伪首长会审，软硬兼施，威吓利诱，酷刑遍示，几动刑审形势下，任凭筋肉受苦，抱定绝不出卖组织和同志的决心，而口头上坚持始终一字不知的供述。 + +　　（3）把反动政府捕拘的共产党犯，分别保出姚玉衡、李明……数人，特别是姚玉衡，我1928年秋，就和他共同参加过当时县委张贺亭主持的秘会，至1944年他被捕拘在临泉伪党政分会时，以我国民党员和中心校长身份，同绅民等，把他保释。（他现任阜阳专区水利局长。） + +　　（4）以私囊资助被捕拘在西安劳动营的张汉英银币30元。（只是同情他冤牢之苦没啥瓜葛）且他被捕前一日在我处午饭后走了不久，伪教育科员科长以察学方式来我处询他去向。并以巡视姿态到各屋暗作搜寻，我虽不知找他之意，看势似有特别事故，因以他走时我未送出大门不知去向，相对以资庇护。 + +　　（5）1948年秋在鸡公山上，偶遇情极可疑，身穿便服，足着球鞋，既不像学生，又不像农民的男童说：“在家生气了来找同村的张汉英”。我说张汉英和我很熟，他不在这里，他听了立呈惊慌状态，而又故作镇静，显系共产党情报人员，他虽至为惊惧，我装不知，以庇护心情，徐徐转向，给他与我相背而去的方便。 + +　　（6）我加入国民党十余年，并任区分部书记一年半，虽发展3个国民党员，还都是我任小学校长时本校老教员，实为无法推辞他们因伪政府通令非国民党员不许任教师，申请介绍的异情所限。 + +　　（7）其他有利本党，为害敌党，如散发匿名宣言，挑拨伪人员互相攻击，在前请平反材料中已有略述。 + +　　（8）探索门径未达愿望的经过有以下几点：（一）一次在西门大街偶遇曾与共同参加过秘会的傅子英（听说现在郑州供职）当向趋近接谈，但他不明我意，勃然变色，怆惶遁逃。（二）张汉英被捕不久，一天同曹捷岑、王右文在我校闲谈到共产党时，因觉其平素言行可疑，又系亲友，我说：“咱三个颇都晓些气吧。”王右文连说几个他不知道，曹也接着说不知道。解放后方知王右文确系同情者。 + +　　（三）姚玉衡被捕脱险x保他人等后的第三天早饭后，我亲去他家慰问，希于接谈，只见一个近20岁的青年说，他已远出不家，我虽惑疑未必真正外出，亦不便追询。 + +　　（四）解放后一天同胞弟李明闲谈时，他说：“我探过你的思想——我说国共打起来了，你看谁能战胜，你说眼前谁就消灭不了谁。国民党兵力大些，共产党是一条正路，将来共产党可要兴盛。你就这样说的。”我说你已探过我的思想，我又把你从伪区政府弄出来，为什么不向我露一点底呢？他说，“我问过领导——向他露露吧？”承答，小知识分子思想灵活，不要向他露。 + +　　（五）解放后李明曾说以前傅子英在我家谈过你的情况，最后也说现在不要向你露，所以我始终没向你露。 + +　　上述情形，由1963年春开始一再申请平反在案，通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谅均查对，深切了解。迄逾10年之久，尚未得到明确处决。致我仍居敌我矛盾之列，不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次遭受毒打，平素亦有个别妄加欺凌，视我生命财物均可任意侵害，霸占毒打，时有发生。甚而子孙暗怀忌憎，长此下去，个人难久人世的冤苦，固不足道，实背毛主席（绝不能冤屈一个好人也不能漏掉一个坏人）关怀下情的名言，按我历史问题，虽不能算是好人，也不应仅凭历史问题久于坏人之列，况且我的历史问题是共产党员刘振清的促使，我能该戴着反动帽子，进入坟墓，愧对祖先，影响子孙后代前途吗？而刘振清虽为人民光荣牺牲，致无活口为证，那时县委张贺亭和现在工作岗位的傅子英、姚玉衡以及其他有关人等均略知隐情。且我如不听从刘振清唆入敌党，怎能用几句话就保出几个共产党人，又怎能把吴占芳至今不知踪影，别人检举他祸将及身的暗剑一句话遮挡过去呢？ + +　　今我因此犯反党罪，妻子分别把我遗弃，致居备受歧视苦境，又遭妄加迫害冤情，年逾七旬，零丁孤苦，生为异域的人，死成漂流的鬼，岂不是冤上加冤，冤上累冤，类似古今中外从来未有，层层叠叠的一座大冤塔吗？十余年来，日夜默念着，除含滚滚暗下的泪珠，将去九泉，追寻刘振清、段连珠诉冤苦外，别无他策。近念在共产党毛主席极其英明，准许自由通信，越级陈述，据实申请……体恤下情无微不至的领导下，只要申述详情，领导唯恐冤漏，不惜人力财力多方查对。毛主席虽不能遍莅各地，各级领导干部均以实事求是不冤不漏为怀，更以认真执行毛主席绝对不许冤漏任何人的指示是尚。我相信身居光明领域的解放区内，冤漏绝难混淆，皂白终能明分，申请平反定有达到愿望之期。是以不揣冒昧，本着上达下情之意，除分请有关领导外，特请拨冗明察，立于适当处理，勿延时日，是所至感！ + +　　附注：我的情形，省府委员贾敬斋也颇有闻，因我任园高训育员时，他是教师，一天他去上课，见我独在训育处，对我特别注视，似乎有话，未有出唇。我不知何意，整风后才知他和校长雷俊都是共产党员，吴占芳对我也有一次似乎有话，终未出唇的注目。整风后，体会他们对我颇有教育之意，因我国民党员，平素又少接谈，没有把握，故未出唇。解放后显明以前我知道的共产党人，对我无不畏同虎狼，力图趋避，我不知道的共产党员，在我身边，从来未断。还不是怕我变节，经常暗察我的言行，掌握我的思想，不然，绝不能对我正面宽大处理，侧面多方照顾，让我生存至今的。这也是党绝不冤不漏的事实表现。专此 + +　　敬祝 + +　　（毛主席万寿无疆） + +　　 申请人：反革命分子李祥轩/男/71岁/成份自由职业/原住汝南城内东水巷 /现住汝南大王桥公社叶李庄 + +　　 1973年9月20号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6/names.txt b/CCRD/1/6/16/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1c3f2c60b79f8bde1d8c2b76597a21cf11aa76 --- /dev/null +++ b/CCRD/1/6/16/names.txt @@ -0,0 +1,4 @@ +中共青岛医学院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关于对束星北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的报告 +同心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摘去江之浒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伦祥瑞恳请组织甄别错误性质的报告（节选） +右派分子李祥轩的申请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7/000000.txt b/CCRD/1/6/17/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ebe5b4df9bef3e7ef864a73b7031ef070f5bcf --- /dev/null +++ b/CCRD/1/6/17/000000.txt @@ -0,0 +1,77 @@ +# 辽宁省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关于张兆太的刑事判决书及平反通知 + +　　罪犯张兆太、男、40岁、汉族、家庭出身未划成分、本人成分学生、大学文化、原籍上海市长宁区蕃禹［番禺］路，捕前住阜新市第一机床厂独身宿舍，系阜新市第一机床厂技术员。（现职下料工） + +　　上列罪犯因现行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完结。查明： + +　　张犯自幼受反动家庭影响，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早在高中读书时就写过《变异记》、《爱情与罪恶》等所胃［谓］的小说，从中散布一些资产阶级观点。于1958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又写了《玛丽路易斯小姐的悲喜剧》，并给苏联驻上海领事馆写信讯[询]问莫斯科电影制片厂的地址没得逞。于1965年代[戴]帽毕业后在南开大学农场劳动期间，写了极为反动的黑书，《雪》和《信》用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领袖，攻击我党对右派分子改造政策。以及书写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用弹弓打路灯”的情节等等。写后长期保存他处，上述犯罪事实张犯捕后，供认不讳，并有亲笔字迹原稿在卷，属实无疑。 + +　　查张犯出身于反动家庭，虽经多年的无产阶级教育，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在高中读书时就写过资产阶级方面小说，尤其是上大学被定为右派后，在农场劳动不满，书写极其反动的小说，攻击我党对资产阶级专政。其语言非常恶毒，气焰十分嚣张。核其所为，已构成现行反革命犯罪，应予惩处。但念捕后尚能坦白交代。本院为保卫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保卫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取得更大胜利，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进行，严厉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反革命活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根据广大群众意见要求，按照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及罪犯认罪表现。依法判决如下： + +　　罪犯张兆太因现行反革命犯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刑期：自1975年3月2日起至1982年3月1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上诉于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 +　　 1976年6月21日(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印戳） + +##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张兆太的刑事裁定书 + +## 1979.01.02；（1978）刑复字第96号 + +　　张兆太，男，43岁，汉族，捕前住阜新市第一机床厂独身宿舍，系一机床厂技术员。现押于盘锦劳改队。 + +　　张兆太于1975年6月21日经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以（75）刑字第65号判决，按现行反革命犯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执行在案。其母牟宝铨提出申诉，经本院审查认为，原判适用法律失当，特裁定如下： + +　　一、撤销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75）刑字第65号判决书。由原法院进行再审。 + +　　二、将张兆太释放候审。 + +　　本裁定为终审，不准上诉。 + +　　 审判长：孔繁魁代理审判员：刘庆春代理审判员：吉树林书记员：李玉民1979年1月4日(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印戳） + +##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院通知》 + +## 1979.3.15 + +　　（张兆太：） + +　　速来阜新，本院对你宣判。 + +　　 法院（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印戳）1979.3.15 + +##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关于张兆太的判决书 + +## 1979.02.21；（78）刑申字第2号 + +　　申诉人牟宝铨、女、74岁、住上海市长宁区番禹路弄42号，（系原判被告张兆太母亲）（注） + +　　申诉人对我院（75）刑字第65号判决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张兆太有期徒刑七年不服提出申诉。我院再次审理认为：原判认定张兆太因被定为右派分子不满。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虽属于思想反动，但尚构不成现行反革命犯罪。故改判决如下： + +　　撤销本院（75）刑字第65号判决，对张兆太无罪释放。 + +　　 审判员：傅政新书记员：彭德全1979年2月21日（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印戳）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到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 + +##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张兆太的二审刑事裁定书 + +## 1979.07.09;（1979）刑上字第18号 + +　　上诉人张兆太，男，43岁，汉族，系阜新市第一机床厂技术员。 + +　　上诉人不服海州区人民法院（1978）刑申字第二号判决书，以所写「小说」不属于思想反动为由，上诉到本院。 + +　　经本院审查认为：一审判决书中认定上诉人因被定为右派分子不满，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属于思想反动。此种论述不当，应予取消。但原审判决无罪的结果是正确的。特此裁定如下： + +　　取消海州区人民法院（1978）刑申字第二号判决书中“而用写‘小说’发泄对党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满，属于思想反动”之论述；维持原审判决结果。 + +　　（本裁定为终审，不准上诉。） + +　　 审判长：孔繁魁审判员：段纪元代理审判员：吉树林1979年7月9日 + +　　 （辽宁省阜新市中级人民法院印戳） + +　　书记员：罗翠萍 + +　　来源：张兆太：《回眸流水年華》（2007.9.4）的附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7/names.txt b/CCRD/1/6/17/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337c8093f47991b0692fa23d2b5b16a3239e3a1 --- /dev/null +++ b/CCRD/1/6/17/names.txt @@ -0,0 +1 @@ +阜新市海州区人民法院关于张兆太的刑事判决书平反通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8/000000.txt b/CCRD/1/6/18/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1d97fb4b9c799d2cc81cef8824b4408e175d1b --- /dev/null +++ b/CCRD/1/6/18/000000.txt @@ -0,0 +1,27 @@ +# 右派分子郭铁军给河南驻马店地委的申诉信 + +　　（地委办公室并第一书记苏华同志：） + +　　我叫郭铁军，家住河南省汝南县光明公社肖屯大队郭庄（现老君庙镇），家庭地主出身，个人学生成份，现年44岁，男性。于49年参加革命工作，50年入团，51年入党，历在区、县人委、县委工作。58年4月25日在平舆县委划为右派分子，给予开除工资（职），劳动教养之处分。61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解除劳动教养，返回原籍参加农业生产至今。因当时材料与实施出入很大，错得太原，现特向【您】提出申诉。 + +　　我被划为右派分子的材料是，我的胞兄郭群在汝南县人委工作时，曾给我去过一封信，内容有这几句话：“咱们兄弟姊妹几人参加工作，不是为了生活，也不是为了前途，而是为了去压迫，求解放。”从这几句话和全信的主要内容的意义来讲，是教育我不要贪污，不要腐化，而是要积极工作干革命。有些人借此贴我的大字报，无中生有的说我们兄弟二人心心相印，要去共产党的压迫，求共产党的解放，并无中生有的提出如下罪行：（1）说我父亲是被共产党镇压的，兄弟互通情报，一心要报杀父之仇。（2）因父亲被镇压，我从思想根源上与共产党结下了深仇大恨，要盼蒋变天，留有变天账。（3）希望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我是小铁托。（4）依据反动思想分析，说我反对党的三大改造，三大运动。（5）如同情“党天下”，污蔑党的生产救灾政策等。都是分析和通过搜查学习笔记中歪曲得来的。 + +　　事实上是怎样的内？我父亲名叫郭海南，于49年初我地正处于敌我拉锯时被国民党地方武装土匪暗杀的。我兄弟姊妹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抱有敌对情绪，并对我党的英明政策抱有强烈的过敏感。在这种情况下，我兄弟姊妹先后弃学参加革命工作。对父亲的死，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入团、入党、审干、肃反都作过清楚交待。在土改时，我按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明确指示，对家庭采取了回避政策。数年来从未进过家门，没有通过一次信，家乡的贫下中农我都叫不来，认不清，家庭原有的地段我都不知道座落在哪里，为什么我能够记上变天账呢？我对蒋匪帮的黑暗统治恨透入骨，怎能说是盼蒋呢？至于匈牙利事件，当时我在省委党校学习，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修正主义思潮，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大反个人迷信，开除马林科夫等出政治局，我曾和其他学院表现思想沉闷和不满，曾向校党委提出过请示，省委宣传部长宋玉玺同志亲临党校作过报告，说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立场观点，我坚定地完全拥护，怎能又会同情中国重演匈牙利事件呢？另如说我反对党的三大改造、三大运动都是没有根据的，是通过分析得来的。再如同情“党天下”，是从搜查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毛主席论统一战线时写的检查笔记硬扣的帽子。说生产救灾为破产渡荒是在工作中找来的。现在我还认为我所写的和说的还是正确的。当时我并没有写反动大字报，也没发表过反动言论，而平舆县委反右试点还是我帮助工作组去搞的。 + +　　（按照事实与划我右派的材料确实是翻版的，黑白颠倒，在这种情况下，我态度顽强，死不接受，定罪为阶级敌对贩【分】子，极右派，性质严重，态度恶劣，给予开除工资（职），劳动教养之处分。） + +　　（我是处于这种心情向党组织和您写这封申诉信的：） + +　　第一，我过去、现在和将来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开展的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这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对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的一次打反击。但一分为二看，运动不是绣花，在具体个别问题上不能说没有出入，我就是属于这个别中的一个吧！ + +　　第二，因划为右派的材料与事实不符，并且错误得太原，黑白颠倒，为此事近二十年来，终日苦闷在心里，心想自己从小参加工作，给党一心一德，没有贪污过，腐化过，立场坚定，连一点不正之风也没沾染过，无故地把自己划为右派，实感太亏。同时，亲身目睹有些坏蛋公开恶毒反党，有的划过去了，有的虽戴上帽子，但没有我处理的严重，感到与理不公。近二十年来，数千天，没有一天忘却过。提吧，怕戴翻案帽子，不提吧，又怎能忘个干净呢？但由于我的理直气壮，还是大胆地向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写过多次申诉信，并找县委负责同志谈过话。解除劳动教养期，我曾连续找过县委，县委负责同志曾表态说：“你的问题，可以复议。”停不长时间又说：“中央有精神，不准复议。”此后进入文化大革命，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更没有人敢于承担我的政治责任，都推说时间长了，不易解决。更有人说，这是政治问题，谁敢伸手去管呢？我要求党组织对我进行严格审查的希望也落空了。 + +　　（第三，我现在四十挂零的年纪，身体健康，愿意并且有勇气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一定拿出当时的干劲，埋头苦干，积极工作，给华主席争光，虽死而无怨。） + +　　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恢复和发扬，党组织一定能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高举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有反比肃，有错比纠”的教导，派出人员到我的家乡调查我的家庭历史，到我原单位平舆县委询问当时划我右派的实际情况，给我得出水落石出的政治结论。同时，我也一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给党提供真实线索，以利调查。如果反映情况虚假，可按无理取闹，继续翻案，加重给予处分。 + +　　 申诉人 郭铁军一九七七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8/names.txt b/CCRD/1/6/18/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54b9999baae85a78984209e2fd5d55f0fa3812 --- /dev/null +++ b/CCRD/1/6/18/names.txt @@ -0,0 +1 @@ +右派分子郭铁军给河南驻马店地委的申诉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0.txt b/CCRD/1/6/19/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53fd03dabde86b73b3fcdefbd32330718645af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0.txt @@ -0,0 +1,41 @@ +# 浏阳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 +　　龙伏公社革委会： + +　　你社报来关于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的材料收悉。经研究，同意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特此通知。 + +　　 一九七八年三月九日（浏阳县革命委员会印章）（秘密） + +　　（发： 龙伏公社及江美大队革委会，长兴生产队，沈本人） + +　　县委纪检会、宣传部，县公安局、法院、文教局 + +　　（抄发：湘潭地委改右办公室） + +　　 （共印16份） + +　　 浏阳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印发 + +## 附件： + +## 中共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关于重新录用沈博爱的通知 + +## 浏摘办（1978）33号 + +　　中共龙伏公社委员会： + +　　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78）55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并报经县委同意，决定将你社江美大队长形生产队沈博爱重新录用，安置任教。工资级别定为小教七级，月工资三十九元，从批准之日起执行。特此通知。 + +　　 中共浏阳县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印章）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日 + +　　（报： 省、地委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办公室） + +　　（发： 中共社港区委，中共龙伏公社委员会，江美大队党支部，沈本人） + +　　县革委会文教局、劳动工资局、粮食局、财税局，县公安局、双核办、银行 + +　　（抄： 县委各部、办、委 （共印26份）） + +　　 浏阳县革命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印发 + +　　 来源：沈博爱著《蹉跎坡舊夢》。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1.txt b/CCRD/1/6/19/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6da4c844695137d34fb245d6a2ca4e840bff3a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1.txt @@ -0,0 +1,41 @@ +# 李蕴晖关于自己“右派”问题的申诉 + +　　<李蕴晖> + +　　我叫李蕴晖，女，44岁，现在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任内科医师工作。1957年10月，哈尔滨市第一工人医院根据我毕业的学校——中国医科大学转来的材料宣布定为右派分子。1969年6月由兰州医学院附属一院宣布摘掉帽子。 + +　　1957年整风期间，我在当时就读的沈阳中国医科大学发表过某些言论，但并未作右派分子定性处理。1957年10月，中国医大给我整理了一份材料转给哈尔滨工作单位划为右派分子。医院领导让我看材料时，我发现材料中绝大部分失实，因而当即拒绝签字，并向学校书面进行过申诉，但毫无结果。1969年兰医一院给我摘帽时，我所写的材料，也未涉及并承认原材料。二十一年来，我的思想包袱十分沉重，实在十分痛苦。 + +　　目前，党中央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中央1978年4月十一号文件下达，更使我心潮澎湃。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我怀着信赖和期待的心期，请求组织复查落实我的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以便轻装上阵，为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 +## (一) + +　　我在中国医大鸣放时发表过一些言论，但是这些言论只是对班上一个普通党员的工作作风及局部工作的意见和看法。然而中国医大整理的材料，却把我的话掐头去尾，加以歪曲，统统冠之以对党的意见。甚至无中生有，无限上纲，以罗织罪名。甚至将我的书面汇报以及申诉材料中的认识也充实到定案材料中去。这些材料既未经过群众核实(同学于1957年9月离校参加工作)又未与本人核实，与本人核实应该是定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步骤，而是在我离开学校奔赴工作岗位一个月后寄来材料并宣布定性的。我当时是团员，也未经过团的会议就无形中开除了团籍。这些做法都是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不符合组织原则的，因而难以令人接受。现将当时真实情况和定案中不符合事实部分申诉如下。 + +　　总之，在全部定案材料中，第一部分全属失实。第二、三部分除失实部分外，乃系对班上一个党员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方面的意见，并不涉及方针政策，从根本立场上，不否定、攻击肃反运动。第四部分除失实部分外，对我期学校有的右派的看法是：他们的言论出发点是好的，不反党反社会主义，因而在某些场合替他们辩护。这部分中的第5条这样写着：“总之，对一切反动主张，认为在没有详细调查之前，不能下反动的结论，因为他们提意见的动机都不一定是坏的。”这一条完全摘自我的申诉材料，比较集中地真实地反映我对期、学校某些右派的看法，并无庇护右派进攻之意。即便这些看法是错误的，但是个人向组织的申诉内容能列为罪状吗? + +## (二) + +　　定案材料不仅歪曲了我的言论，而且对我的家庭成分进行了修改，社会关系为定案所需进行摘录。 + +　　我的家庭成分是伪官吏兼职员。这个成分是在1950年中国医大政治学习结束并写完自传后，学校党组织定的并宣布的。现在看来，这个成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我的父亲是1946年在四川卸职的，1947年秋，携家口返回故乡湖北武汉闲居，1948年病故。在四川时，姐姐在经济上帮助家庭。她高中毕业后，19岁就开始工作，是邮局的一名职员。定成分是根据解放前三年(1947年—1949年)的经济来源，所以给我定的是双重家庭成分。但是父亲于解放前三年已卸职负闲了，1948年去世，定伪官吏是否有些勉强?而且“伪”字是指为日本人做事的。为国民党做事是用“伪”字还是用“旧”恰当?我当时年轻，政治上十分幼稚，不懂得家庭成分对一个人的一生至关重要，所以未加注意，组织上定什么就是什么。可是在右派定案材料中，不但不把所定的成分如实写上，竟把成分写成“伪官吏”，抹去“兼职员”，这是为了定右派而有意删去的。 + +　　我与先生是1959年结婚的。1957年还是朋友关系。但材料在开始的“平素表现”一栏中竟写成“爱人×××、家庭出身×××××，在反胡风时遭到了批判，李为他鸣不平。”以此深化定右派的理由，是不实事求是的。 + +## (三) + +　　我今年44周岁，1957年大学毕业时23岁，1949年4月武汉解放时我才15岁。解放前一直上学，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1950年3月考进中国医科大学，经过个人申请，学校审查，于1950年第一批加入青年团，曾任团的工作，班上的宣传工作。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拥护党的领导，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接受正面教育。就是在戴帽21年中，工作认真负责，尽管个人思想包袱沉重，但工作兢兢业业，没有发生过任何医疗事故，甚至没有医疗差错，也没有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在我的单位是有目共睹的。但是21年来，由于我的问题不符合事实，申诉得不到解决；夫妻11年两地相隔，生活艰苦：“文革”中又饱受身心摧残，以致30岁刚过头发几乎全白了。荨麻疹、心律不齐、心悸经常出现，并患有顽固的头昏和失眠症。这些都是长年精神压抑、紧张、反复精神刺激导致心理疲劳所形成的疾患。严重时不能负担工作。 + +　　21年来，我只是在1969年摘帽以后，1972年4月才评定领取国家工资卫技16级59．28元(兰州十一类地区)，以前一直拿生活费30元(哈尔滨)、33．08元(兰州)、15元(蹲牛棚)、33．08元(出牛棚)。59．28元是大专待遇或大学本科毕业试用期待遇，比1957年同级低23元，他们早已拿到82元了。而本人一直从事内科医师及教师工作。 + +## (四) + +　　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也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获得第二次解放。目前正在逐步落实各项无产阶级政策，“四人帮”强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精神枷锁已经粉碎。林彪、“四人帮”败坏了的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正在恢复和发扬，尤其是实事求是的作风。我的定案材料中确有大量不实之处，处理也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但事实真相，终应明辨。个人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因此，我再次提出申诉，衷心请予受理，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 +　　此致 + +　　（革命敬礼） + +　　 兰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科 李蕴晖1978年5月 + +　　 来源： 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2.txt b/CCRD/1/6/19/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fe1115a8edd68464b4e59314c85dc0fc39aae7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2.txt @@ -0,0 +1,89 @@ +# 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 + +　　<新华社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 +## (一) + +　　(这一节关于戴煌简历，故略) + +## (二) + +　　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作了如下几条政治结论：(前文已有，此处故略) + +## (三) + +　　我们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及中共中央1957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我们认为，戴煌同志是属于错划问题，应予改正。理由是： + +　　第一，1958年3月，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把戴煌同志主动检查交代出来的东西和讨论新闻业务所写的文章作为写政治结论的主要依据是不恰当的。 + +　　当时新华社整风领导小组对戴煌所作政治结论的材料主要引自戴煌主动交出来的准备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后来称为反党万言书)、戴煌1957年10月写的《自我检查》、戴煌1957年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此外，还有鸣放中的一些问题和反党小集团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又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反党万言书”问题。政治结论中的第六条说：戴煌依据上述观点(按：指前五条政治结论，其要点是：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党的新闻政策；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曾于1956年冬写了一份“万言书”(未成稿)，妄图“开导”中央和毛主席。大鸣大放期间，他又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瓜不熟不甜》的反动文章，并在鸣放座谈会上公开以“神化和特权”的反动观点，向党展开了恶毒的进攻。 + +　　据了解，戴煌之所以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是因为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忧心忡忡，想给毛主席、党中央写封信，反映他在一些城乡中见到的一些问题，希望中央采取措施，及早解决、以免在我国引起类似匈牙利事件。他从1956年11月份开始写信，信还未写完，1957年初，党内传达了中央关于全党即将整风的决定，他觉得这说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下面的情况是了解的，而且要通过整风解决问题，这封信没有再写下去的必要，就此搁笔。整风开始后，戴煌响应党的号召，为了帮助党整风，在两次鸣放座谈会上，把他在城乡看到的一些问题讲了一下，实际上是重复了他准备给党中央、毛主席写的信上的一些问题。1957年6月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反击右派。当时人们认为戴煌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是向党进攻，开始对戴煌进行揭发批判。在这种情况下，戴煌为了让组织上更好地分析他的思想状况，主动地将他未完成的“万言书”交出来。 + +　　戴煌写信的动机是什么?戴在信的开头说：“最近，东欧兄弟国家发生的一连串不幸事件，促使我不得不迅速完成自己的愿望(即写信)，否则我觉得自己于人民有愧和有罪。”在这封信的另一处，戴煌在列举了他的家乡沟墩的区委对于一系列由于农民对现实不满陷于悲观失望而造成的自杀事件采取官僚主义态度的事实之后，说：“种种事实提醒我，坏干部之普遍及其罪行严重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层机关的官僚主义习气，使得这种直接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乌烟瘴气未能得到及时清除，并让其无止境地扩展下去。因此，我觉得有必要进行进一步调查研究，以便向中央写一份报告。”由此可见，他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是为了解决问题，把党的工作搞好，而不是对党发起攻击。因此，从中摘引一些话作为右派言论，是不合适的。1957年10月，戴煌根据组织上和群众的要求，写了一份“自我检查”，其中有些问题不是实事求是的，政治结论中引用这个材料也是不对的。他在新闻业务(活页版)上发表的《瓜不熟不甜》的文章，指出新闻工作中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谈不上是反动文章。总之，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党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对党的工作提出意见，或者是主动检查思想，因而说了心里话，是党内民主生活允许的，是完全符合党章规定的，据此定罪，作为划右派的依据是错误的。 + +　　第二，1958年的政治结论对戴煌同志的言行没有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分析，而是采用了断章取义的办法，把他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的意见，也不顾他所讲意见的整个精神，摘其尖锐的，加以拼凑，无限上纲，是不对的。 + +## (一) 关于“仇视和反对党的领导”问题。 + +　　(1) 关于对待毛主席的问题。 + +　　戴煌确实讲了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一些意见。如在“万言书”中有： + +　　“在我们国家里，做了一件什么好事，或完成了什么工程，都要向人民说这是‘党的英明’，‘毛主席的领导’，甚至连炊事员做好了饭，他亦会说是由于‘毛主席的领导’。当然，这也许是应当的，是真理。可是，对于存在于我国各城市、各乡村、各机关、各部门的甚至带有全国性的缺点和错误，就没有人勇而挺身地站出来检讨了。至少是我从没有听说过，在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党内文件上也没有看到过。即使有个什么检讨，那也是下面的哪个不对，似乎中央是绝对正确的，它对若干事件和错误不负有责任。这怎么能令人信服呢?如果说，中央负责同志不是神，他们只是根据马列主义结合中国的实际，在不断修正(错误)中领导大家前进的，因而缺点和错误是难免的；那么做下级的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做到像神通广大的上帝那样时，就不要自负为英明的神明吧。老老实实，既不要埋没自己的丰功伟绩，但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样，才能使人民觉得，我们是诚实的，任何时候都对他们说真心话的人。” + +　　在1957年10月份的“自我检查”中，戴煌也作了类似的“交代”。他讲这些话的中心意思，就是不同意把主席的话当作“金科玉律”，不同意“把主席神化”，他认为“对主席的颂扬太过”。他反对把毛主席宣传为“无所不知，无所不精，不会有缺点，不会有错误”的领袖。他认为这样宣传称颂和教导是“唯心的、反科学的”。 + +　　从戴煌整个讲话的精神来看，他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主席和党的领导。他的本意是要从苏联的这面镜子中吸取教训。他对主席的一些意见是在肯定“我们的党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是伟大的，这是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前提下讲的。他是拥护毛主席的，他只是要求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他在1962年在《回顾这几年所走过的道路》一文中写道：“说毛主席是万能的，对任何错误都没有责任，我坚决不相信；但要全部否定他的忠仁才智和丰功伟绩，我又坚决反对”。他摘引了恩格斯《论权威》中的一段话：“对革命领袖的信任、诚服、崇敬和爱戴，不仅为革命利益所必需，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因为他们为人类的美好事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戴煌同志引证这段话，用以说明我们中国称颂毛主席“是革命利益所必需，也是出于革命群众的真挚”，这表达了他对毛主席崇敬的感情。他只是认为我们“做得太过分、太绝对化”。他还说：“我反对这种主观专断的说法：党就是领袖，领袖就是党。”他认为，“在党的高层中，即便久经考验的领袖，在某一时某一地，也有想错、做错的可能。因此，反对某领导人或不同意某一个领袖的某些做法，就扣以‘反党’、‘反领导’、‘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显然是荒谬的。”这说明戴煌所反对的仅仅是不能科学地评价和宣传毛主席，而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领导。这进一步说明了他对毛主席的真实态度。 + +　　(2) 所谓“成立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的问题。 + +　　一九五七年，戴煌原来的妻子晓旅揭发戴煌“要成立第三党”的问题。最近，我们曾就此问题向晓旅作了调查。她写的证明材料有如下的话：“1957年整风反右前，戴煌回了一趟老家，回北京后对他家乡有些人事不满。当时反击右派将要开始，一天早饭后，他匆匆回到宿舍礼智楼二楼发牢骚，说出想要组织第三党。……关于他说第三党的话，确实讲了，是牢骚性的，并不是与我商量想建或如何建这个党。”此外，并无其他人听到戴煌说过这类问题。戴煌在一份材料讲此问题时写道，看到家乡干部违法乱纪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非常气忿，在火头上讲了一句：“万不得已，我们的党就应该号召有良心的党团员起来组织革命委员会。”戴煌同志在问题得不到解决时，一怒之下讲了这句气话，并无实际行动，不能以此得出结论，说他要组织“第三党或共产党革命委员会”和党抗衡，以此定罪。 + +　　(3) 关于戴煌“认为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都把自己神化了’，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的问题。 + +　　对此，戴煌在申诉中提出，“我从未像结论(第一条)所说的那样”，“事实上，在打算给中央的那封半途而废的信件草稿中，我只是写特权阶级的胚胎已经形成”。我们对此问题进行了复查，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在这封信中，我着重提出的是‘今天有没有官僚统治阶级’这个问题。过去的若干现象使我产生了这样的疑问；今年夏天，我跑了一些城市和农村，对这个问题逐渐明确了：特权阶级是存在的，即使它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阶级，但是作为这个阶级的胚胎，正在全国各地形成和发展中。”我们认为戴煌的申诉基本上符合事实。戴煌并没有像结论中所写的那样，“自党中央、毛主席到地方各级领导……已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特权阶级”。戴的“万言书”中只是说：特权阶级是存在的，主要是指作为“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的胚胎正在形成和发展中”，但还没有构成全国统一的特权阶级。戴煌下这个结论的根据，主要是“万言书”中列举的一些干部特殊化、违法乱纪的现象。特权阶级的胚胎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在全体干部中占多大比重?据他在1957年10月的《自我检查》交代，有这种问题的“农村中的坏干部的数目大约占总数十分之一二，也就是大约有三十万到六十万之多，他们除杀人放火以外，几乎无恶不作”。具体地说，戴煌所说的“官僚统治阶级”和“特权阶级”或“特权阶级的胚胎”，就是指大约占全体干部十分之一二的有严重特殊化和违法乱纪行为的一批坏干部。至于第一条结论中所举“逢迎、拍马、唯命是听的幽灵隐藏在各个角落”、“以致全国每个角落，哪里没有黑暗的深渊”的问题，和戴所说的“特权阶级”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各地区、各部门都有一些人(十分之一二)不同程度地有些类似表现，并非说全国全党都如此。显然戴煌所反对和仇视的是他所认为的一小部分有严重特殊化和违法乱纪的坏干部，而绝不是党、毛主席和各级领导。固然，他把一些干部生活特殊化、违法乱纪现象概括为“官僚统治阶级”、“特权阶级”、“今天国家矛盾的根源是神化和特权”，是有问题的，但这是思想认识上的错误，应该批评教育，不应作为划右派分子的根据。 + +## (二) 关于“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问题。 + +　　这个问题主要指戴煌对人代会、党代会代表产生方式上的一些意见。戴煌在“万言书”中曾发表了这样的看法：我国人代会代表、党代会代表的选举问题，我觉得选举这些人当代表是正当的，尽管有些人是不合适的。但是，在方法上，似乎有点不够十分妥当，也就是说还有点不够充分民主的样子。比如有些代表不是那个地方的人，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工作过，却偏偏当上那个地区的代表，这不能不使人觉得奇怪。其次，代表候选人都是中央指定的，尽管绝大部分是人民和下级干部所拥护的，但是也有个别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的人。例如我们的社长吴冷西，就是这样的人。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肯定我们的党代会、人代会的多数代表是人民拥护的，选这些人是正当的之后，认为选举方法上“不够十分妥当”，不应当由中央“指定”和“摊派”，他主张“真正民主地由下而上地产生代表”。结论把这些意见概括为资产阶级民主是不对的。就是结论第四条中摘引的他检讨材料中那些主张，多数也是宪法规定的。因此，根本构不成他“反对社会主义民主，要求资产阶级自由”问题。 + +## (三) 关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问题。 + +　　结论说戴煌“把今天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成是‘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中指出，在基本建设中，有人为了骗取荣誉，竟不顾实际情况，弄虚作假，抢进度，以致造成事故百出，质量低劣的事实后，写道：“如果是真正为人民负责的，而不是表面为人民服务的人，就会踏踏实实地、兢兢业业地去完成百年大计，绝不发生今天的许多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事情来。”戴煌在这里讲的令人诅咒的“哗众取宠”的不是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那些为了骗取荣誉，搞弄虚作假，造成社会主义事业损失的现象。 + +　　政治结论说戴煌反对农业合作化运动，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信和发言中都肯定了农业合作化运动是正确的、伟大的。结论第三条摘引的一些话，都是他针对家乡的一些干部违法乱纪情况而言的。把它说成是“认为合作化后的农村是‘一片黑暗’”，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 +　　这条结论还采取断章取义的办法，举出：戴煌对我国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的看法为例，说明戴煌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不值得自豪的”。实际情况是，戴煌在“万言书”里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们今天能够建设武汉长江大桥、飞机工厂和改造黄河长江，那是在全世界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并不是在首创精神方面已经超过我们的祖先。如果说在两千年前的那种极端贫困和落后的情况和条件下，我们的祖先尚能建造万里长城这种伟大不朽的工程，而我们今天还不能改造黄河的话，那才奇怪呢!当然，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但是，我们所称祖先，首先是我们历代的劳动人民。他们在那种千层万叠的重压下，那种极端贫困、痛苦和落后的条件下，还能够不断地以无比的创造性的劳动为我们的祖国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的荣誉，这应当值得作为后代的我们所永远崇敬的。正因为有了我们的过去，才有我们的今天。……因此，在他们的面前，我们是没有什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戴煌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肯定的，如说，“比起过去若干腐朽的帝王统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用尽所有美好的字眼来夸耀我们也不过分的。”这就是说在他们面前是值得自豪的。戴煌说不值得自豪，不是指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是指比起我们历代的祖先劳动人民在困难的条件下，以创造性的劳动为祖国在世界人民面前争得了许多荣誉。戴煌这样写的立足点是在于我们要看到自己的不足，不要老和过去比，而要和世界先进水平比。 + +## (四) 关于“反对党的新闻政策”问题。 + +　　戴煌在“万言书”中和《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对新闻工作确实提出了许多尖锐批评。认为我们的新闻报道不实事求是，“片面夸大、过分渲染，甚至是盲目的吹嘘”，“报喜不报忧”。戴煌在《瓜不熟不甜》这篇文章中，写了如下一段话：“我个人觉得，我们是人民的记者，革命的社会活动家，我们应该具有最清醒的头脑和一副硬骨头才能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在不违背党和国家利益的原则下，我们应该秉持自己的主见，该说就说，该怎么说就怎么说，而不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顺风倒、随大流。俗话说得好：‘不为有利而为之，不为无利而不为。’为与不为，在于正当与否。……我们说话要有分寸，不要言之过早，言过其实；只有把长熟了的瓜捧在手上才能说这是甜的，而不能把生瓜硬说成是熟瓜，把酸杨梅硬说成是甜葡萄。否则，在人民的眼中看来，我们可能不是革命的宣传家，而只能是能说会道的骗子手。” + +　　这些话本来是正确的，而结论的第五条断章取义，把一些措词尖锐的话摘出来，作为反对党的新闻政策的依据，显然是违背原意的。 + +## (五) 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的问题。 + +　　戴煌对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看法，如认为“赫鲁晓夫怀着个人情绪攻击斯大林”、“苏共中央领导人在争权夺利”、“苏联对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实行新殖民主义”等，不仅为以后的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就是在当时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所谓“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之说，是根本不存在的。 + +　　关于结论说：“抬出了列宁，列宁也不一定对。”这在事实上有很大出入。实际情况是，当时有人在议论苏联情况时说，赫鲁晓夫过去高度赞扬斯大林，现在突然把斯大林贬得这么低，谁还能再相信他的话呢?他现在抬出了列宁，到时候又会说列宁也不一定对了。戴煌赞同这种说法。这是对赫鲁晓夫的反复无常的市侩伎俩的揭露和抵制，并非如结论所写是贬列宁。 + +　　综上所述，戴煌同志为党和国家的前途着想，冒着风险，光明磊落，把他在城乡中看到的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进行反映，讲了一些人想讲而不敢讲的真心话，对党的工作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的表现，应予发扬。戴煌同志由于思想方法片面、偏激，确实也说了一些错话，应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 +## (六) 关于“反党小集团”问题。 + +　　1957年反右时，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因所谓“有组织地进行反党反领导活动”，“企图篡夺解放军分社的领导权及篡改其政治方向”等，被定为“反党小集团”。实际情况是： + +　　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从解放战争开始就都搞军事报道，后来又调到一起工作，相互认识早，关系好些，时常在一起闲聊、议论和交往也多一些，是正常的同志关系；他们在一起议论的如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有反感，对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看不惯等，总的出发点是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根本谈不上是反党小集团的活动。 + +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适于公开的军事报道比战时报道相应减少。当时军事组(后来改建为解放军分社)的同志就和平时期军事报道怎么搞的问题，在会上会下有各种议论，戴、李、韩、路也表示了自己的想法，有的认为要加强我军光荣传统的报道，有的觉得要学些外文，便于研究外军资料，也有的想改行，认为军事组用不了那么多人。这本来是属于正常的业务研究范围内的问题，却给扣上“企图篡改解放军分社的政治方向”的帽子，显然是错误的。 + +　　1956年在酝酿成立解放军分社的过程中，对军分社领导人选，组织上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也有过议论，戴、李、韩、路当时对个别人选也公开或私下讲了自己的意见，不管这些意见对与否，在酝酿过程中都是允许的，不能得出“篡夺领导权”的结论。 + +　　因此，把戴煌、李耐因、韩庆祥、路云四同志定为“反党小集团”，是错误的，应予改正。 + +　　根据中央1978年五十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1957年关于划分右派分子“六划”、“六不划”的标准来衡量，把戴煌划为右派分子，实属错划，应予改正，并恢复名誉，恢复原级别，恢复党籍，分配工作。军籍问题可根据有关指示精神解决。 + +　　 中共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 + +　　 来源：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学林出版社，1999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3.txt b/CCRD/1/6/19/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b0402bf638e81f64756116c5f9e47b69350972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3.txt @@ -0,0 +1,191 @@ +# 李万铎的申诉材料和平反决定 + +## 给韶关市摘掉右派帽子办公室的报告 + +## 1978年12月15日 + +　　（韶关市摘掉右派帽子办公室：） + +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指出“在这次摘帽工作中，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 甄别平反，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我——一个曾被划为极右派分子的人，深深感受到党的这一实事求是的政策的正确，噙着热泪由衷地三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万万岁! + +　　我是1950年参加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195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在党的教育下积极忠诚从事革命工作，曾被多次评为工作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 +　　1957年的秋冬间我参加地委工作队在乳源县大布乡搞了5个月整风整社运动，在党的整风期间以及在大鸣大放中，我都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别人也没有我的大字报，但在反地方主义时有两张关于我的大字报，一张说我有地方主义情绪，因为对北方干部张△△有意见。另一张是该北方干部张△△根据第一张大字报所说断定我是两面派，建议专署农业局撤消我出席省先进工作者会议的代表资格，并向农业厅追销我的先进事迹材料。接着在反右斗争开始时，组织上便把我定为反右斗争对象。 + +　　在运动中我遵循“事无不可对党言”的信条，在组织面前我做到了一丝不挂披心露胆，把自己认为是不合当时形势的思想和盘托出。这些东西有些是在政治学习的讨论中提出讨论的，有些是平时与个别同志谈及的，还有一些是在自己的脑子中闪现过或萦回过的，都作了检查。 + +　　1958年5月25日的斗争会上我作了检查，26日写成第一次书面材料，接着是连日斗争，每批斗一次就责令写成书面交代材料，27日交出第二次书面材料，28日交出第三次材料，29日交出第四次书面材料，30日交出第五次材料，6月1日交出第六次书面检查，虽云每次的检查都是同样的内容，但一次比一次上纲，而且按要求提炼成概括性绝对性的论点。例如我第一次的书面检查原标题是《关于我的右倾思想检查》，整风小组就非要我改为《关于我的右派思想检查》不可。于是第六次的书面检查材料就写成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党的领导”，“关于国际问题的修正主义看法”，“合作化太快了农民觉悟赶不上”，“大社不好”等等硬性的词语。6月10日整风小组给我看了《右派分子李万铎综合材料》，这份综合材料不是实事求是的，它一方面将我的意思大加发挥、上升完整，甚至歪曲加工；另方面是张冠李戴，把报纸上公开披露的著名的右派言论移植或掺揉到我的材料中去，真是所谓“墙倒众人推”，这么一来，那份综合材料便把我画出一副具体、生动、全面而凶恶的嘴脸了。为澄清事实，我当天便提出了修正的书面意见，7月10～12日又在劳动中挤出时间写了第七次的材料《关于我的错误的书面说明》，从我的家庭出身、经济情况、个人经历、工作表现、思想活动等方面剖述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背景和个人主义因素，但没有想到不但没有得到澄清事实反而加重了处分，定为极右派分子送监督劳动，但结论材料和处理的批示都没有给我看。 + +　　划为右派开除出党后，我永远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信念并没有动摇，我想做人应该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尽管当时犯了严重的水肿病，我还是拒绝了外援(我有一个表叔专程从南非回到香港为我设法)，用20元的生活费度日也没有沾染右派分子中当时相当普遍的小偷小摸的那种堕落的行为[20]。从划为右派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下定决心坚持“认认真真劳动，认认真真改造”的信条，要求自己要改造得快些、好些，力争在三年内摘掉右派帽子(后来在两年内解决了)。 + +　　摘去帽子以后同样没有放松自己的思想，这18年来我基本上是在农村工作，生活在贫下中农之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为贫下中农服务，虽然没有做出多大的成绩，但却是竭尽了自己的能力，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并得到领导上认可，1962年在西联农场评为先进生产者领一级奖；1973年在新韶公社评为先进工作者；1976年在芙蓉公社评为先进工作者；1977年在韶关市郊委评为先进工作者。在工资级别调整中1962年定为26级，1963年调升为25级，1972年调升为23级，1977年调为22级，摘了帽子后四次评为先进工作者，四次调升工资。我知道这些是组织上对我的关怀和鼓励。决心紧跟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进行新的长征。 + +　　写了以上这些是希望组织上了解我在划右前的面貌，划右派的过程以及摘帽后的情况，请求组织上历史地、全面看待我，对我的右派问题按中央政策进行复查，给予实事求是的结论。 + +## 给韶关地区农业局党委的报告 + +## 1979年2月9日 + +　　（地区农业局党委：） + +　　我——一个山僻乡村的贫寒子弟，接受了共产党的真理，矢志不移地参加革命以来已经28年。然而，却有21年的时间是资产阶级的极右派，这21年的处境在我的身心上刻下了深刻的创伤。我要向农业局今天的党委申述：过去农业局支部给我造成的这一大段历史是不公正的。 + +　　被划为极右派以前，我从未怀疑过自己对党的忠诚，所以敢于在党组织面前披肝沥胆，一丝不挂。倒是在划了极右分子以后我却深深怀疑一个真正的右派难道会向共产党毫无保留地坦白交心?的确是这样：我当年是自己提供炮弹打自己。熟悉的朋友认为我是做了蠢事，但我不觉得后悔，过去不悔，现在不悔，将来也到死不悔，一如既往“事无不可对党言”，该说的话大声说，不到口头留半句，决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不具两重人格做人。 + +　　考虑到对右派分子的审改工作是党的一项无产阶级重大政策，虽然45万(后来落实为55万)右派分子毕竟不过是一小批，但通过对右派分子政策的落实，可以调动亿万人们的积极性，事情虽然具体落实在我身上，但归根结蒂是党的工作。 + +　　1958年10月底的一天(记得是29日)，赖麦海同志代表当时农业局的整风小组通知我已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没有级别工资，大约每月发18～20元生活费，限明天买好车票，后天必须离开韶关到新丰县去劳动，但结论材料和批示都没有给我看(我的极右派的身份是60年摘了右派帽子后才知道的)。但在当年6月10日，在我交上第六次材料后的第9天，整风小组的曾嗣礼给我看过一份材料，是6月9日写就的《右派分子李万铎综合材料》，这份综合材料是不是就算最后的结论呢?我不知道，但这综合材料是很不实事求是的，它与我的检查及同志们的揭发都出入很大，我在当天就写了书面更正意见交给了整风小组。《综合材料》内容的细节因事隔20多年已不大清楚，但根据当时书面更正的留底，就其中较为突出的数端，我认为有必要向组织上再次作实事求是的澄清。 + +　　一、关于“杀共产党人”的问题。 + +　　1957年党整风时，报纸上多次重复刊登过人民大学讲师葛佩琦的这一言论，组织上布置在政治学习中读报批判和讨论，由于当时报上引登的这一言论有几种不同的引文，一种是“杀共产党人”，一种是“杀共产党人……”，一种是“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对于这则言论，我发表过不同于多数人的意见，即：1、我们的报纸在引文时应郑重，特别是引人家的原话时要全引，最起码也要把其意思引全，不能断章取义。如“杀共产党人”之后没有下文那就是一种论断性的或号召性的句子，内容是简单的杀共产党人，其标点符号应该是感叹号“！”或句号“。”，不应是逗号“，”或省略号“……”；而“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这就不同了，才是论述完整的句子，其前提是后半句的“为人民服务”，上半句中的“杀”与“不杀”是根据后半句的“为”与“不为”人民服务。两者是决然不同的。2、按后一种引文的话，我的看法是：假如我们共产党人有朝一日落到不为人民服务的田地即毛主席说的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资产阶级政党或法西斯党的时候，当然不免要被杀(即打倒的意思)，国民党之所以被人民打倒就是因为他们不为人民服务。我的这两层意思本来是十分明确的，绝对不含有赞同或附和杀共产党人的意思，更何况我本人当时也还是共产党的一员。至于在《综合材料》中又在“杀共产党人”之前的一番话是画蛇添足与我是毫无关系的。 + +　　二、关于反党不是反人民的问题。 + +　　报纸上刊登右派的重要言论认为反党不是反人民，在政治学习会上我发言认为按道理讲反党与反人民两者是有区别。反党是党纪问题最重的处理是开除党籍，而反人民是国法问题比如处理汉奸卖国贼之类是要逮捕判刑甚者直至杀头枪毙。我这样加以区分是不是错误或有多少错误可以讨论批评，但决不意味着我附和右派反党或认为反党是可以容许的。至于在此文后面又加上什么“没有共产党领导人家也不卖国”。“共产党垮了台，国家依然存在”也者一大串当时报纸上刊登的著名右派论点，那是很恶劣的。因为按照当时报上刊登的这些论点我曾很明确的在学习讨论会上批判过，我认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许中国已不存在，即使依然存在也不可能是真正独立自立的中国，我们的国家在历史上曾被多次出卖，民国初袁世凯用“二十一条件”把中国卖给日本，二次大战后蒋介石又用“中美通商条约”、“矿山协定”等将中国卖给了美帝国主义。他们都何曾请示过你葛佩琦。 + +　　尽管运动不是绣花，但采用这种手法置人于死命，我很悲愤，认为当年写成的这份《综合材料》简直是在裁赃陷害。 + +　　三、有职无权与拆墙填沟的问题。 + +　　1957年党整风之前，某些政府部门的党员领导干部与非党领导干部之间也许存在一些隔阂，在整风期间，报纸上披露过不少右派叫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要党拆墙填沟(意即消除隔阂尊重非党干部的意见)。我听过当时地委第一书记林名勋同志传达省人代会精神时说到代表们对农业厅提了很多意见，而该厅却推非党人士谭冬青副厅长出来作答，由于谭冬青作不了主，答复的意见不落实，代表们很不满意，认为不合格云云。他又在动员大鸣大放的报告中说过90％的墙和沟是我们党员筑起的。 + +　　“有职无权”和“拆墙填沟”这些话都是报上登过的鸣放内容，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林名勋同志第一个说的。不过我认为这两句话也没有很大的错误，尽管在实际情况中和说的分量上可能畸轻畸重，但上述两句话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地委书记在动员大鸣大放的会上虚心检查自己的工作缺点，动员大家帮助党整好党风是无可非议的。因此在政治学习会上讨论这个方面时，我认为既然墙沟是我们党员筑起的，当然要由我们党员拆除，主动消除隔阂，尊重共事的非党同事搞好团结，是“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绝不意味我在自己党的脸上抹黑。 + +　　四、关于“平反委员会”的问题。 + +　　大鸣大放时，报上刊登右派分子罗隆基(当时任森工部长民盟中央副主席)要求设置平反委员会，清理肃反的案件。在政治学习会上讨论时，我曾认为从报上刊出的材料看，罗隆基的要求是由各民主党派派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这一委员会，并非自成机构排除党的领导，因此我认为这没有什么不好，各党派有人参加清理工作便不至怀疑我们党在肃反中冤枉了好人。这是我根据报载材料的讨论发言，并不含有综合材料说我支持右派要翻肃反的案和所谓怂恿反革命分子“有苦诉苦有冤申冤”的意思。 + +　　五、关于党报只能信一半的问题。 + +　　这是一个仅仅相识并不相熟而平日从无交谈的水利科的同志揭发的，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但我认为“尽信书不如无书”，讨论问题要动脑子，用自己的观点，不能人云亦云或简单的引证书本报章。但斗争会上揭发人说我说过，大家也认为我一定说过不准抵赖，于是我想我既然不止一次说过“尽信书不如无书”，给人予误会或说过书本报章也不可全信的话，也是可能的，而报纸多是各级党的机关报，于是被演绎成的“党报只能信一半”的话，我也夹生认下了。但综合材料中，大加发挥的所谓“报纸的报导是吹牛皮的，只报成绩不报缺点”等等一大串是妄加的。斗争中揭发人也没有这样揭发过，这些话在《综合材料》中都用了“”号俨然是我的原话的记录，这样的笔法的确是太恶劣了。现在我向党坦白1958年大跃进之后，我对报纸是不够恭敬了，对有些报导曾有过半信半疑、将信将疑的态度，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动摇过党报真实的信念。 + +　　六、关于董每戡我只知道报纸上批判他“书生自有嶙峥，最重交情最厌官”的一联诗句，至于《综合材料》中判我同情董每戡的“大放大鸣，小放大鸣，不放也要大鸣”的叫嚣，认为“不能看他(董)有夸大缺点无中生有、无的放矢地向党进攻”等等是纯属虚构，我不知道董说过这些话，斗争中也未曾以此斗我。当然我也未曾承认过。 + +　　七、1957年夏天，《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和《工人说话了》两文，组织上布置学习讨论是否及时?会否影响鸣放？我在讨论中认为这两文的措词和意思都比较激烈会影响鸣放。可悲的是，我不知道运动的部署，实际上这时已经不再整风，两文就是反右开始的号角，更不知道这两文的来头，因此我倒霉地自己撞到枪口上。但我这“影响”的看法也只是会上的讨论不是反对，而事实上也不可能反对，何况报上已刊载，暴风雨已经到来。 + +　　八、匈牙利事件 + +　　1956年匈牙利事件的初期，在学习讨论中我曾认为“主要是拉科西的官僚主义造成的，否则不会有那么多的工人群众跟着反革命分子走”。后来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一论”和“再论”(即《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统一认为“人民的正当不满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如果我有错误，是错在事件初期的看法不能符合中央后来的论断。但《综合材料》却说我把拉科西的官僚主义看成是唯一的原因。并且还加上“不能说是反革命分子和帝国主义的颠覆活动”等等。形成了我在反对中央《一论》、《再论》的罪过。 + +## 九、在粮食问题上 + +## 1957年的秋冬我参加工作队到乳源县大布乡整风整社，认为当地社员的留粮少，我驻队三同的水联社是比较宽裕的，人平也只有343斤原粮(包括杂粮红薯4：1)，而县委拨下来的13万斤返销粮指标又由乡党委倡议通过全部缴回国库(上年度的返销粮实际数是60万斤)，不少农民因包干任务下达迟已经吃了过头粮，因此我在结束整社离乡前将这一实际情况向乡党委作了汇报，认为明年开春二月便会有不少社员向政府伸手要返销，提请他们注意。其次是当时县里首次下放一批干部到乡里为社员，粮站核定他们每月供应粮食17．5市斤，他们到乡政府反映不够吃饱，而粮站解释按政策是参照当地社员水平略加照顾，而17．5市斤已经是照顾了2．5市斤，我当时是乡党委委员，便要乡府秘书立即向县里反映，我认为这些是对工作负责和必要的态度，但《综合材料》却据此写成我对粮食政策不满并画蛇添足地用引号加上“现在有钱买不到，过去有钱买得到。”等等等等。这话我没有说过，倒是写《综合材料》的人曾多次在我面前说过他在仁化董塘参加整社时连饼干也买不到的事。 + +　　十、《综合材料》写我反对对右派分子算老账，这是诬陷的，恰恰相反我在学习讨论中就认为识别一个人是否右派，应该根据其一贯表现，从其过去的所作所为看出他今天言论的含义，例如章伯钧在历史上是个投机主义政客，报载他在临建国前还计划在华南搞武装以便向共产党分庭抗礼讨价还价，这样一对照章伯钧的右派嘴脸就明显出来(但也不含有老账新账一起算的意思)，这种本来是历史上全面考察判断一个人是否右派的正确看法竟就是我当时做梦也料不到自己会被打成右派的原因。 + +　　除了以上所述明显的歪曲和不在会上揭发辩论却在《综合材料》中无中生有地肆意强加之外也还有所谓： + +　　1、农业处肃反打击面“过宽”或“太宽”的问题； + +　　2、宣扬主观战斗精神问题； + +　　3、喜欢看不健康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此书当时被打成毒草，作者被打成右派，现作者已恢复名誉，该作品被评为优秀短篇小说)的问题； + +　　4、工人农民生活差异的问题； + +　　5、1956年实现全国农业合作化，农民的觉悟是否赶得上的问题； + +　　6、组织一千多户的英德县莲塘农业生产合作社(三个乡合并成一个大社)应如何经营管理的问题； + +　　7、农业合作社中各队自负盈亏(即中央后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问题； + +　　8、肃反运动中的法制观念问题； + +　　9、同情反革命分子陈△△蔡△△的问题； + +　　10、对地委抽调农业技术干部搞中心工作有意见的问题； + +　　11、反对要求水稻亩产万斤的问题； + +　　12、反对水稻大三角植小三角植的问题； + +　　13、地委要求植保站在1958年内消灭五种水稻病虫害的问题； + +　　14、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问题； + +　　15、斯大林应不应该派苏联的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去当波兰的国防部长的问题； + +　　16、苏波贸易中是否或应否占波便宜的问题； + +　　17、斯大林在三分非马列主义中做坏了许多事情的问题； + +　　18、苏联专家粗暴地指责林孔湘教授(当年被划为右派)关于柑橘黄龙病的研究的问题； + +　　以上所列这些问题中，有些本来就不用澄清，大家都一目了然的；有些当年作了澄清，但被指斥为狡辩；另外有很多是在当年有口难辩，好在现在已由时间和实践做出了公论，都无须由我再次罗嗦了。 + +　　上面写的都是记忆长河中流逝的残余，我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力求冷静客观地陈述，但囿于个人的角度和长期压抑的心情，在一些措辞和用字上可能仍不免失之偏激，但愿它不影响我实事求是的本意，也希望它不影响审改中实事求是的精神。 + +　　本来，事情已经过去21年了，相关的人头脑应该已经减低了热度，特别是“四人帮”被打倒后，闯开了有关的思想禁区。今天，如果当年最了解情况的办案人能够秉持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给我说一句公道话也会远胜于我申辩一万句的，他们现在都是踞着高位的主任、局长、科长职务的领导干部，应该有更高的政策水平和精神境界，对当年的事情应该比我看得更清楚。 + +　　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粉碎了“四人帮”之后，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作风，制定了一系列的无产阶级政策，赢得了目前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党中央通过《人民日报》一再号召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要百倍珍惜当前安定团结的局面的来之不易，要求识大体顾大局，要有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心胸和气度，不计较个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举国上下同心同德地实现现代化。在这次的审改中以及今后我都会恪遵中央的号召，深刻理解历史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的种种原因，妥善地处理好这些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 + +　　经过组织上对我右派问题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复审后，不论将来做出的是改正抑是维持原结论，我都会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在革命的道路上永不退缩、永不停步、永不徘徊。力能挑一百决不拣八十，生跟共产党，死跟共产党，海枯石烂不二心。人生易老天难老，冉冉的岁月将会记录我的行状，我将切实追求盖棺定论：李万铎一生没有玷辱共产党。 + +　　给中共韶关地区农业局党委澄清当年划右材料的报告 + +## 1979年2月13日 + +　　（中共韶关地区农业局党委：） + +　　昨天(2月12日)我交了一份关于1958年6月9日原韶关专署农业处整风小组写的《右派分子李万铎综合材料》的意见，今天组织上给我重新看了这份《综合材料》，现在提出补充意见如下： + +　　甲．我没有说过，在斗争会上也从未提出来斗我，但在《综合材料》中却塞了进去。如： + +　　(一)之5、(一)之6，“尽信书不如无书”这句成语我是不止一次引用过，至于“党报只能信一半”我没有说过，但经过多次斗争我曾承认了。但接下去写的“报纸的报导是吹牛的，只报导成绩，不报导缺点，不是我亲眼看见的我不相信”。这些活我没有说过，斗争时也没有人以此揭发斗争我。 + +　　(二)之2，我没有说过“过去有钱买得到，现在有钱买不到”。但我听到过有一个人曾经说过类似的话，写材料时把他自己的货色转嫁给我。 + +　　(三)之2①我没有说过张△△副处长“写的技术措施也看不懂，在他领导下是很倒霉的，没有前途，没有出息，埋没了人才，不如下县或念书去”这样的话。张副处长是我入党的介绍人之一，他一直在培养和关心我，对于同张副处长一样为创建新中国而扛枪流血的老干部老领导，我都一向由衷的尊敬。我想再去念书是真的，曾有过两次也都是向张副处长口头提出的。 + +　　乙．《综合材料》用偷换概念和羼杂的手法改变了性质，颠倒了是非。如： + +　　(一)之1，前段葛佩琦说的“共产党亡了，中国不会亡，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人家也不会卖国”。这个谬论就是我在学习会上讨论时批判过的，《综合材料》写成我附和赞成。 + +　　(一)之1，中段我在学习会上讨论说过“国民党之所以要被杀被推翻，是因为他们不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假如不为人民服务的话，当然也会被杀”是据葛佩琦另一言论“杀共产党人假如你们不为人民服务的话”而说的，不能套在“人家也不会卖国”这句我曾批判过的右派言论上。 + +　　(一)之1的后段，我在政治学习会上讨论时对“反党不是反人民”这句话曾认为“党和国家不能混为一谈，反党是受党纪处分，最重是开除党籍，反人民则要受国法判裁，严重直至枪毙”。但《综合材料》把我曾批判过的“共产党垮了，国家依然存在”之类羼杂到我的话中以突显我是怎样的反动。 + +　　(三)之3，“推广两万部双铧犁是主观主义的，年头反右倾，年终反冒进”这些话不是我说的，写《综合材料》的人自己知道是谁说的。 + +　　丙．抓住一点上纲上线，然后又把上纲上线的批判当内容，如： + +　　(三)“恶毒攻击党支部和领导”全部是在斗争中交代的所谓“小集团”平时议论涉及的内容，大部分是对工作的看法和身边的人事，这些内容不全是我说的，但当时大家都有同感，也包括写《右派分子李万铎综合材料》而当时也是“小集团”成员的人并不例外。 + +　　“否定生产和技术成绩”则是平常的业务工作研究讨论的意见，不是大鸣大放的东西，至于是否错误或多少错误可以讨论批评，但决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 +　　(三)之2②“唆狗进簕蓬”是摘入材料的唯一一张大字报的标题，具体是指1957年秋当时的地委财贸部杨副部长把工作队带去乳源整风整社，自己旋即离开回韶，我们在乳源工作了近半年，他却从未露面。“唆狗进簕蓬”是带有引号的，说明是借用成语作标题，内容可查原文中并无人和狗的字眼，更没有把领导和被领导者比作人、狗的关系。 + +　　(二)“反对社会主义”的全部三大项内容都是在学习会上讨论或平时看文件材料的讨论，不是大鸣大放的材料。不具有宣传或煽动反社会主义的效用。 + +　　丁．对我的总评价不是唯物辨证的历史观，不是全面看待一个人的表现，拮取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考虑当时的具体环境和背景。如： + +　　(三)中的所谓一贯表现，基本是从我的档案中精选出来的，一部分是1951年解放初期我参加革命在思想改造的学习中，为树立革命人生观对过去曾有的非无产阶级人生观的批判内容和对中间路线的批判内容。其实当时我在改造学习中是多次受表扬的学习组长和团小组长。我就没有听说过有谁在改造学习中说自己早就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和具有坚定的无产阶级左派立场。另一部分就是肃反运动后期的思想建设中对运动初期麻痹思想和糊涂观念的检查内容，而运动结束我曾被评为地市机关的甲等工作模范。我还知道写《右派分子李万铎综合材料》的人在肃反初期也并不是早就洞察肃反的必要，还不是与我一样在检查糊涂观念和麻痹思想。 + +　　至于我是否如《综合材料》所说投机革命混入党，一贯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我认为：不是! + +　　又至于我从1951年参加革命到1958年划为右派七年多的实际表现既不应由我个人自我标榜也不应由写《综合材枓》的那么少数几个人草率裁决! + +## 给中共韶关市郊委的报告 + +## 1979年6月30日 + +　　（中共韶关市郊委：） + +　　我原是韶关地区农业局的技术干部，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辗转调动，现在是韶关市郊芙蓉公社的干部。打倒“四人帮”，贯彻中央制定的无产阶级重大政策，地区农业局对我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已确认1958年对我的处分是错误的。韶关地区革命委员会农林水办公室党组1979年3月28日在韶地农干字[1979]013号文批复地区农业局党委《关于李万铎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中称：“同意你局党委关于李万铎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应予改正，恢复其党籍，恢复其原技术11级的工资待遇……”。此件已同时抄送韶关地委、市委组织部、摘帽领导小组、芙蓉公社党委在案。地区农业局负责同志曾多次约见抚慰，征询本人工作意愿，表示按政策欢迎调回原单位工作，并面许有关党籍及恢复技术职称级别工资等事项俟调回农业局后一并办理解决，并云已按政策手续向韶关市商调，相信很快可以解决云云。但至今已事过三个月，而上述各项应落实事宜全未落实。 + +　　由于事关我党的无产阶级重大政策，也事关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却几经交涉无效，现在又传闻中央下达了新精神，我虽无从了解新精神的内容，但揆之情、理、法，什么时候的事情就应按什么时候的精神抓紧办，不应等待新精神，因为事物是发展的，将来还会有更加新的精神，那怎么办呢? + +　　这里我再郑重表示：我是一个植保专业干部，划右前8年一直在地区的植保部门工作，划右后不能不离开，现在既然给我做出了改正的结论，从有利于工作及真正恢复我的政治名誉(我的右派处分曾被地委直属党委和地区农业局分别通报)。我都坚决要求回地区农业局植保部门工作。请领导上早日做出调动的安排，这个请求不算过分吧? + +## 中共韶关地区革委会关于李万铎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 + +## 1979．03．28；韶地农干字[1979]013号 + +　　（地区农业局：） + +　　同意你局党委《关于李万铎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应予改正，恢复其党籍及其政治待遇；恢复其原技术11级的工资待遇。 + +　　 中国共产党韶关地区革命委员会农林水办公室党组1979年3月28日 + +　　 ——原载于李仕兴《自掌咀：我当右派的心路》，2006年自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4.txt b/CCRD/1/6/19/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95168a57ad23f0fba30223ad992dd0b0ef3617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4.txt @@ -0,0 +1,11 @@ +# 摘掉何鸿钧反革命分子帽子通知书 + +　　查何鸿钧，男，现年59岁，住本县(市)会东铅锌矿公社(街)，在监督改造期间，据考察有悔改表现，经群众讨论，报县革命委员会审查批准，予以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 + +　　 四川省会东县革命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廿七日盖章 + +　　（(此页发给本人)）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5.txt b/CCRD/1/6/19/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0faa130346a8c5d35e1c071b0ef9cfaee0fcad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5.txt @@ -0,0 +1,11 @@ +# 摘掉何鸿钧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 + +　　根据中共中央(1978)11、55号文件关於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摘掉何鸿钧右派分子帽子。 + +　　（特此通知） + +　　 中共会东铅锌矿委员会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6.txt b/CCRD/1/6/19/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7cc8c4c65880a775209ef2142178e33ae09536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6.txt @@ -0,0 +1,11 @@ +# 关于摘掉朱在先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书 + +　　根据中共中央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请示报告》的通知（即中央十一号文件）和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关于贯彻执行中央第十一号文件有关事项的通知》的精神， 经 公社党委研究 决定，于 一九七八 年 五 月 十九 日 摘掉 朱在先 右派分子的帽子，并通知其家属。 + +　　 一九七八年 五 月 十九 日（盖章）中国共产党景德镇市江村人民公社委员会 + +　　（此决定书存入本人档案内）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7.txt b/CCRD/1/6/19/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3c0ea43bad06570ce420b11e016c000cd4a0681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7.txt @@ -0,0 +1,7 @@ +# 农工民主党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关于摘除张云川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 + +　　张云川，农工民主党候补中央委员。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派，1965年病逝。现根据中共中央1978年十一号文件规定，决定摘除其右派的帽子。 + +　　以上决定，于在京中委扩大会议上宣布，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备案，并通知其遗属。 + +　　 农工民主党中央临时领导小组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8.txt b/CCRD/1/6/19/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243dc29ef8844c68cd9278d965d9c226baa6b8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8.txt @@ -0,0 +1,29 @@ +# 中共广州市委摘掉右派帽子办公室摘掉右派分子董惠泉帽子的通知书和法院判决书 + +　　根据中共中央〔1978〕11号文件的指示，于1978年7月10日摘掉董惠泉的右派分子帽子。 + +　　 中共广州市委摘掉右派帽子办公室（代章）1978年7月10日 + +## 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79）海法刑复字第106号 + +　　被告人董惠泉，又名董达咏，男，44岁，浙江绍兴县人，汉族，文化程度初中毕业，原是振泰丝染厂杂工。1959年8月29日拘押，同年11月24日为河南区人民法院（59）南刑字第261号以反革命行凶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现经复查，发现原判不当，重新审理查明： + +　　原判认定：被告于1959年8月中旬，组织上决定调其往农场生产，但他借故拒绝依期前往。29日下午2时许，董回厂向管理伙食的曾仁涛取粮票，当时曾与党支书告诉他，粮票已由人保干部谭光取去，叫其向谭领取，曾即动身走出办公室。但被告人强要曾把粮票交给他，当头拦住曾的去路，并一手把曾拿住的饭票箩打落地下，接着还向曾的面部左方打去，曾当场昏倒在地，不省人事，鼻流血，手擦伤，当即送红会医院急救。在场的党支书上前制止其行凶时，董又乘机发泄其含蓄已久的不满情绪，用手抓伤了党支书苏文明的颈部。 + +　　现经复查：当被告知道组织决定调其往农场劳动时，由于工资少，要求带同家人前往。在办理离厂手续后，便寄钱给其在浙江原籍的妻子，要她携儿来穗，同赴农场。此期间，由于被告没有上班，便叫其母及其弟先后两次到厂领取当月之粮票，但厂方因其拖延赴农场的时间而不给。8月29日下午董回厂，当时支部书记苏文明及管理膳食的曾仁涛均在办公室。董和苏交谈几句后便转向曾要领粮票，曾称粮票已交人保干部谭光，但当日谭光不在厂，董见曾的饭票箩里有粮票，便提出先从曾处取粮票，由曾再向谭光取回冲数。曾不给，起身要走，董拦住曾的去路，曾夺路出门，董便一拳向曾的面部左方打去，曾跌倒在地，头部碰到墙壁，昏倒，鼻流血，当即送红会医院急救。在场的党支书及刚赶来的几位工人便将董扭送派出所。曾仁涛经医院急救后第二天出院，无严重伤残。 + +　　本院认为：被告董惠泉打人是错误的，但其主要是对领导不发放他的粮票不满，尚未构成反革命行凶罪。为此，特改判如下： + +　　1.撤销河南区人民法院（59）南刑字第261号判决； + +　　2.被告人董惠泉宣告无罪。 + +　　 1980年2月　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书及副本，上诉于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09.txt b/CCRD/1/6/19/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57797140eb066bb84131cf65764196e52c1b7a --- /dev/null +++ b/CCRD/1/6/19/000009.txt @@ -0,0 +1,71 @@ +# 傅白芦关于被诬陷为右派请求党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的报告 + +　　（中央组织部、耀邦同志并请上报主管干部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副主席：） + +　　我名叫傅白芦，现年54岁，江西省萍乡市人。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小商)，政治历史清楚。原系中国共产党党员，新湖南报编辑委员，秘书长，工资级别为国家工作人员十三级。1958年6月，被作为报社党内反党右派集团重要成员，因“问题严重，以‘坚持真理’自居，态度恶劣，无悔改表现”，划为资产阶级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后改为自谋生计)的严重处分。1962年3月，经省委批准，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现在长沙市北区房地产公司修建组工作，月工资50元，无级别。二十年来，不管在怎样痛苦、绝望、悲观、困难的情况下，我还在劳动，还在工作，还在改造世界观；在既不是下放，也不是调动工作的情况下，还在锻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也还在从人民中吸取新知识。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爱党爱国，一如往昔。多次的反复的审查，可资鉴证。 + +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只有一年半的时候，就批发了1978年11号文件，采取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重大政治措施，文件还指出：对于其中确实完全搞错了的，作为个别人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现在，我请求对我的问题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因为确实是完全搞错了，是个错案，甚至可以说是个冤案。 + +　　我的主要理由是：这个案件是报社当时的总编辑官健平(文化大革命中、经省委查明，系历史反革命)，利用他窃取的权力，利用当时主管报纸的省委书记周惠同志和宣传部长唐麟同志的某些弱点，与政治品质恶劣、原报社分管农村报道的秘书长孟树德(现湖南师范学院革委会副主任)相勾结，多方诬陷，蓄意制造的。它完全违背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当时所作的“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的指示，它完全违背了党中央规定的划右派的标准。官健平践踏党内民主生活，破坏民主集中制，肆意颠倒是非，捏造事实，欺骗省委，趁1957年夏季开展反右派斗争的时机，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把在1956年春季开始的、新湖南报党内的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中坚持贯彻党中央、中南局有关报纸工作的决定、指示的，抵制他的错误和歪风邪气的；在1957年春未鸣未放，更未乱鸣乱放的革命同志诬陷为右派。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对于官健平所搞的政治陷害，当然应该请求党实事求是地审查清楚，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 +　　在此之前的今年三月间，我曾向原湖南省委书记、现任中央交通部副部长周惠同志寄送了申诉信，说明情况，申述理由，征求意见，向他并通过他向党请求重新审查。但是，一百二十多天过去了，至今没有得到只字片纸的回示。不得已，只好适当扩大范围，分别向有关领导部门和领导同志送呈正式的申诉报告，请求在百忙中抽空审阅、批示并转呈。 + +　　为了把事情讲清楚，随同报告送上五个附件。写给周惠同志的两封信，作为附件一，这两封信对事情的全貌作了概述。在1956年的争论中，我所定稿的决议、所作的发言等等，分别作为附件二、三、四、五，这都是按当时的铅印原件全文照抄，未作一个字的增删。因为这些东西，就是将我打为右派的“铁的事实”。在这些附件之前，我作了背景说明，并把1957年8月19日新湖南报公布的有关我的“罪行”的新闻和社论中所作的“结论”如实择抄，以供对照、分析、鉴别。如果只看那个新闻和社论，我真是“罪有应得”；但和原件一对照，官健平的歪曲、卑鄙、阴险、毒辣，就昭然若揭了。当年，我没有看到自己的“定案材料”，更没有在“定案材料”上签字，现在把报上公布的“罪行”结论写在上面，应该是能说明问题的。官健平为了要把我打成与社会上的“右派互相呼应”的“十足的右派”，还将我与民盟湖南省主委魏猛克、长沙市主委康德在解放前后的一些正常的工作关系，而且是受党之命去进行的反对蒋家王朝，促进湖南和平解放，团结新闻界、文艺界朋友的统一战线的工作关系这种关系，官健平是很清楚的挖空心思地用上了“关系本很密切”这样一句含义暧昧，包藏祸心的话，真叫人寒心!这类附加的“罪行”，在我所有“罪行”中所占份量尚少，这里不一一辩正，请在重新审查时一并澄清。 + +　　过去，我对于这个错案、冤案的发生，深感难于理解。最近，学习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才知道：“在社会主义社会，也在所难免。不论在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还是在错误路线领导的时期，都在所难免。”从官健平的作为来看，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从党内生活检查，同民主集中制不健全也是有关系的。七千人大会是总结1962年以前十二年的工作经验，特别是总结1962年以前的四年来的工作经验的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按十二年算，按四年算，1956年、1957年、1958年都是包括在内的。在党的内部，人民内部，对于工作中的是与非的问题，正确和错误的问题，对于实际工作的不同看法问题，即使是属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矛盾，也不能用专政的方法，而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何况是对待在1956年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中坚持贯彻党中央有关决议的革命同志呢?现在，有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在华主席、党中央的正确路线领导的时期，在抓纲治国，拨乱反正的盛世，我有责任提出申诉，请党发现这个错案、冤案。 + +　　我向党请求：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遵照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处理问题，坚持“有错必纠”，把我的问题彻底搞清楚。对于历史反革命官健平强加于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对于我的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区分是缺点还是错误?是错误还是有目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予以鉴别，然后予以肯定，不搞“一风吹”。如果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行，请给予应得的处分；如果确属错案、冤案，则请给予改正，给予昭雪，使我能够“心情舒畅，重新抬起头来”，继续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使我的家属、子女不因我而感到羞辱，受到影响。 + +　　当前，在落实干部政策，肃清林彪、“四人帮”摧残党员、干部的严重恶果，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遗留问题方面，还有困难，还有阻力。我估计到，由于官健平那时掌握了报纸，当年在报纸上公布“罪行”时，其篇幅之长，声势之大，震动了湖南党内外，而且还通过新华社播发到全国报刊。早已先声夺人，预设障碍，如今当然会令人棘手，此其一。二、当年打击面之宽，也极为罕见。编辑委员基本搞完，编辑部中层骨干基本搞垮，株连所及，约五十余人，占编辑、记者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连1956年下半年就已经调离报社的同志，也不能幸免，硬说有这么一个庞大的“集团”。现在请求作为个别的问题予以改正，要冒多大的风险!三、官健平已查明为反革命分子。唐麟同志已跳楼自杀。而周惠同志现仍居要职，看来，对这个问题是决心置之不理了。记得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周惠同志突然将正在街道上靠劳动生活的我和另一些“集团”成员抓回报社，动员揭发周小舟同志包庇我们这批“右派”的“罪行”。我当时真是感慨万千，我和周小舟同志从无个人关系上的接触，只存在正常的工作关系。在我被打成了“右派”以后，怎么知道他包庇了我?我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如果不是两位年老的父母和四个未成年的儿女无法安置，还得送去劳动教养，连饭票也没有给一张，这还要算是周小舟同志的包庇，倘若不是他的包庇，又会怎么处理呢?周惠同志还亲自来训示，兴致很高。他谈着谈着，脱掉了鞋子，蹲在沙发上，说：“……周小舟在湖南，就是怕我。他的乌龟头一伸出来，我就敲他一棒，他又缩回去……。”还说：“你们是周小舟的墙脚，官健平是我的墙脚，我就是要挖他的墙脚……”。说得慷慨激昂，淋漓尽致。当时谁知道，他自己倒是确确实实和周小舟同志颇有牵连呢?由此可见，现在要请他解开他自己系紧的铃子，恐怕也难吧。但愿我的这一估计是错误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应想象在我们社会主义中国出现什么况钟式的人物，我只能够而且只应该将希望寄托于我们的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寄托于我们的坚持原则、是非分明的党，寄托于共产党人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政治品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对于这种最棘手、影响大、涉及广的问题，可能会是需要尽先给予解决的。我也这样想过，只要我的申诉能够引起党的重视，能够让有关方面的同志知道，在我们党和国家生活中曾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从而对于今后审查干部、评定干部的功过是非、对于党的兴旺发达、国家的繁荣昌盛有所助益，我也就心安了，无愧于党了。 + +　　重新审查这个案件，需要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说不定还需要一个打通思想的过程和斗争的过程。这就需要一个不会太短的时间。现在，形势喜人，形势逼人，许多年过六十、七十、八十的老同志老当益壮，争为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作贡献。在这种革命精神鼓舞下，在不可能很快重新审理这个案件之前，我不揣冒昧提出请予安置或是改善处境的问题。我被开除了公职，现在又有了一个工作，应该说是已给了生活出路，还提安置问题似乎是不恰当的。我被打成“右派”后，由于劳动是生活的第一需要，曾在长沙街头拖板车、挑土，后来街道基层看我有点文化，让我学习土建制图、设计、编制预算、办理结算、计划统计，等等，才有了现在的这份工作。不算什么技术人员。而且因为在理工科方面学无根底，半路出家，按现有要求来说，还算是勉强可以的；要想真正搞出成绩来，那就困难了。从现在的身份看，是亦工亦脱(脱产人员)，以工代脱。林彪“四人帮”横行时，就下到工地去搞了三年多的副工、钢筋工、混凝土工和“深挖洞”。业余时间极少，想重新在社会科学领域学习、研究一下，争取做点贡献，连借阅图书资料都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在写给周惠同志的申诉信中，向党请求先改善处境，安排我到什么机构去，搞些文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以便为党和人民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先补偿一下二十年来不能正常地为党工作所造成的损失。这种请求，大概不会是过分的。当然，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家境清贫，说是高中毕业，实际上只断断续续地在高中读了两年半书。初中毕业后教了半年小学跳级读了一年半，又到一家报纸当了一年见习记者再去读一年。那时文理分科，读的不是理科而是文科。这是因为党的指引，马、恩著作和社会科学书籍、鲁迅著作和“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族感情、民主思想的激励。在学校也不是“好学生”，搞社团，闹学潮，差一点被开除学籍。就这样，在抗日战争中期，自己十七岁左右开始追随党参加抗日救亡、爱国民主运动；解放战争时期，在党的地下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投入推翻蒋家王朝的斗争，并参加了党。长时期内，是在国统区的一些报纸、杂志、学校从事进步的新闻、文化、教育工作，遵革命之命，写过一两百万字的东西，散见一些报刊，没有能力也羞于编印成集。既不算是什么“人材”，也不算是什么“专家”，只是没有多少知识的知识分子。这期间，党组织曾多次动员我入党，由于一时难以说清的原因，也因为我思想上有毛病，一段时期安于作一个“非党的布尔什维克”，对鲁迅先生没有申请入党，对邹韬奋同志在遗嘱中申请入党，怀有浓厚兴趣。党组织信任我，常把我摆在斗争的第一线，革命所需，义无反顾，畏怯是没有的，牺牲是不怕的。虚名徒具，不过是党让我出头露面而已。待到国民党反动派行将缉捕，党组织通知我撤退，才怀着感恩图报的非无产阶级感情入党。入党后有些进步，但步子不大，速度不快，还是十分幼稚、天真，不如一些同志的干练。解放时，二十五岁，党安排我先后担任长沙大众晚报、省农民报——大众报的总编辑，兼省通俗读物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的前身)编审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新湖南报总编室主任、编委、秘书长，党和人民哺育了我，给了我一切。我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并不适宜担任负责的工作，然而服从革命的需要。重任在肩，鞠躬尽瘁，总是努力要把工作搞好；但水平不高是确实的，主观片面也是常有的。对党对同志襟怀坦白，不投靠山头，不拉拉扯扯；但骄傲情绪是有的，自认为正确的时候固执是有的，看到不对头的人和事有些议论也是有的，绝无反党之心，也毫无反社会主义之意。讵料突来横祸，实在是始料所未及。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难道我还会有什么非份之想。不过是请求在自己较为熟悉的工作领域有一个为党和人民效力的机会，在文史战线上充当一名小兵，在组织和集体的监护之下，搞一点个体的脑力劳动，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微薄，死而后已，夫复何求?如果现在需要给予生活出路的人尚多，安置的编制名额有限，那就请先安置急需安置的人，我现在还有一碗饭吃，我不会给党和国家的工作增添麻烦的。 + +　　二十一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他的生命的三分之一，何况还正是年富力壮的时候，这该为党和人民多做多少事!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继承周总理、朱委员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无数革命烈士的遗愿，把我国推进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新时期。我怀着对于共产主义未来的信心，怀着对于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必定能够实现的信念，写了这份报告。如果我不向党提出实事求是地给予以改正的请求，不向党请求给予一个报效的机会，那就真正是辜负了党的培育，真正是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右派了。耿耿此心，请党鉴察。 + +　　这一报告及附件，请审查批示!倘有不当，请批评教育! + +　　傅白芦上 + +　　一九七八年七月三十日 + +　　（附件：） + +## 傅白芦给原湖南省委书记的信 + +　　（尊敬的周惠同志：） + +　　法国总理巴尔来我国访问的时候，从报纸上看到您出席了招待会。因而猜想您一定在中央某部委担任领导工作。但不知确实的工作部门，这封信就只好麻烦中央组织部转致了。 + +　　我名叫傅白芦，原系中共党员，为新湖南报编委会委员、秘书长，工资级别是十三级。1958年6月，在您的主持和决策下，我被作为报社党内反党右派集团的重要成员，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自谋生计的严重处分(初为送劳动教养，后因我的爱人已因我的事而先下放岳阳，留在长沙的两位年过六十的老父母和四个未成年的孩子无法安置，而改为自谋生计)。这件事，您还会记起的。1962年3月，经省委批准，摘掉右派帽子。现在长沙市北区房地产公司修建组工作，月工资五十元，无级别。事情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个人和家庭成员的遭遇，无须向您诉说。可以告慰的是，不管在怎样痛苦、绝望、悲观、困难的情况下，我还在劳动，还在工作，还在改造世界观，还在革命，像往昔一样严格要求自己，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 + +　　现在给您写这封信，是由于：(1)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的感召，党的十一大、五届人大和五届政协会议精神的鼓舞，我深感应该尽力所能及的为党和人民多做一些工作。今年进五十五岁，还可以将一二十年的余生献给祖国的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2)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关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重要文章，充分反映了党的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正在恢复和发扬。读后很受教育，很受启发，很有同感。我的问题虽然不属于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事，但本着对党应该说老实话的起码标准，必须向您，并通过您向党汇报自己的真实思想；(3)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新湖南报被打成党内反党右派集团的一些人，曾经上诉上访，我没有参加，根据当时中央文件指示精神，在运动后期允许申诉。现在，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此时给你写信，想来是属于正常的申诉范围，不致干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4)您现在在中央一个部委担任领导工作，不似1961年以后那段时期的处境，这时候给您写信，不会使人产生“趁机为难”一类的错觉。 + +　　反右派斗争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在这场斗争刚开始的五月十五日，毛主席在所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明确指出：“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我认为：1958年6月对我的处理，是不符合毛主席当时这一指示精神的。我虽然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的主要理由如下： + +　　(一)对新湖南报工作的估价。新湖南报从创刊以来，在省委的正确领导下，同湖南的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在各兄弟省报中也是不逊色的。新湖南报编委会的绝大多数成员，一贯执行党的路线，服从省委的领导，勤勤恳恳、辛辛苦苦的工作，作风正派。虽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总的来说，是比较好的。官健平是1955年中期调到报社的，为什么他调来后的短短一段时期，在报社又并无大错的情况下，编委会的绝大多数成员却“突然”堕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为什么官健平要那么处心积虑，多方罗织，不加区别，不作分析，不顾一切地硬凑出那么一个多达数十人的党内右派集团?如果确有这么一个集团，解放以后这么多年，省委的正确领导又怎么能够体现?事过二十年以后，冷静的回顾一下，从党的立场、党的路线、党的政策考虑一下，尊敬的周惠同志，您是不是也感觉到过分了呢? + +　　(二)1956年春天发生的编委会内部的争论，争论中所涉及到的宣传中央与宣传地方的关系问题，政治思想宣传与生产经验技术宣传的关系问题，在报纸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问题，报纸上的文风问题，等等，实质上是围绕是不是认真贯彻党的办报路线而展开的。我认为，我在报社(从大众报到新湖南报)的多年工作中，以及在编委会的发言，都是努力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贯彻当时党中央和中南局的有关指示及报纸工作会议的精神的。经过党的九次、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检验，是非更为分明。当时在党中央、中南局主管报纸工作的胡乔木、熊复两位同志现仍在中央工作，完全可以将当时的争论如实地摆在桌子面上，请他们参与评议。令人难于理解的是：1956年春天发生的、党内的、属于正常范围的争论，为什么要趁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之机来算帐?在56年的争论中，站在党的、正确的办报路线一边的，57年未鸣未放，更未乱鸣乱放的人，为什么突然被作为右派而进行斗争了?毛主席一贯教导要摆事实、讲道理，为什么官健平要搞突然袭击，先定好罪名，戴好帽子，然后才搜罗罪证?官健平甚至捏造据说是您的指示：“没有材料吗?把他往中间一站，材料就出来了。”您看，官健平比“四人帮”的“大棒底下出材料”的“理论”还发明得早得多哩!尊敬的周惠同志，您是不是知道这些情况? + +　　(三)事情需要回到证据上。1958年4、5月间，官健平派人交给我一份“定案材料”，要我看过后签字。我看了，发现其中：有的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有的是拈头去尾，肆意歪曲；有的是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限上纲……仅举一例，我在编委会上，在和官健平平常交谈中，曾经说过：报纸主要应加强政治思想的宣传，毛主席在为《高潮》一书所加按语中指出：“政治是统师，是灵魂”，报纸如果忽视政治思想的宣传，那是不对的。后来，却变成了我“诬蔑省委是没有灵魂的躯壳。”我又说过，生产经验技术的文章，不可不登，不可多登，后来这句首先是肯定必须登载的话，却被颠倒为不可多登，不可不登这句首先是含有否定意思的话。真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当时官、孟等人制造的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气氛中，我本着对党负责的精神，依然对所有“事实”逐条作了辩正，并写了书面意见，希望会落实一下。但是，我没有再看到什么“定案材料”了，也没有人再要我签字了，六月就宣布处理了。尊敬的周惠同志，证据并非确有，罪案又如何能够确立呢?至于分析上的不实事求是，更是到了惊人的地步!又举一例：官健平多次要将您的名字，如“周惠同志作重要报告”用特大号字体作为主题编排版面。我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要以会议的主要精神作为主题，用特大字体；您的名字作为副题，用稍小的字体。并说明，在高岗事件后，中央曾就东北报纸宣传上的错误发过通报，指示各地方报纸要防止突出地方负责同志的宣传。这件事，从现在来说还是对的，从我当时的用意来说也是好的。后来却变成了我“攻击省委是高岗的独立王国”。风闻您在长沙县高山乡对报社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后，由于所传与报社事实出入很大，我准备向您和省委其他同志汇报。这种想法，从现在来说也是正常的，后来却变成了“企图包围省委，分裂省委，推翻省委。”这不是无限上纲又是什么?尊敬的周惠同志，您看栽诬到了何等程度!处理的过分那就更不必说了。 + +　　(四)世界上事情总是复杂的。对人也确有一个认识了解的过程。这样的事情怎么能够发生呢?首先，不能不使我想到官健平。他最尊重省委的领导吗?口头上和形式上也许很像吧，其实不然。作为报社的总编辑，对于省委很多重要会议精神，他很少作过认真的、全面的、准确的传达；报纸作为省委的一个工具，如何宣传贯彻省委的精神，他很少提出过切实可行的意见；他和孟树德起草过一两次关于省委重要会议的报道，因没有体现省委的精神，都被省委退回重写，而重写的都是后来被打为右派分子的傅白芦……。尤其使人难于忘记的是，56年省委召开党代表会时，会议主席、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致开幕词，官健平不通知记者来摄影，您作报告时，他忽然想起要我通知记者来摄影。我和他商量，认为见报时如无第一书记致开幕词的照片，只有周惠同志作报告的照片，这种安排是不妥的。这个意见有什么错呢?他生了气，后来并向您汇报，回来后还对我发脾气，竟说：“那末，我就是周惠的人，你们就是小舟的人了!”我的天呀，他把党的领导，省委的集体领导，党的上、下级关系歪曲到了何等地步!这哪里是尊重省委的领导?!哪里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到底是谁搞宗派活动呢?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您知道，在地下斗争的岁月，官健平和我一起生活、斗争过。他到报社不久就拍着我的肩，笑嘻嘻地说：“老傅，我们是老战友，我来了，你当然得帮我的忙罗!我在这里不会很久，我走了就是你接手罗!”扯扯拉拉，封官许愿，还有比这更露骨的吗?说实话，从这以后，我对他这个人就存着疑虑。后来，李瑞山同志和我谈话时谈到官在益阳地委工作时就表现得很世故，我是深有同感的。我和官、孟认识得较早，过去相处关系也很好，如果我对搞宗派稍有兴趣，和他们抱成一团实在是太容易了。官健平对我拉之不成，继之以打，是很可理解的。记得在对我的最后一次斗争会上，我看到实在胡扯得太不像样子了，要求将我的问题送请党的监察委员会去审查。官健平听说后气急败坏地冲进会场，对我说：“送什么监委?我就代表党审查你。你如果胆敢向中央申诉，就加重对你的处分。”手上还挥舞着一份劳动教养条例哩，这还有什么话说!文化大革命中，经省委查明，官长期隐瞒罪恶历史，系一历史反革命。那末，他把国民党反动政客的那套卑劣手段，搬来对付共产党人，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了。其次，不能不想到孟树德同志。他早在建设报和湘潭地委工作期间，就以不搞团结，喜搞分裂；不搞光明正大，好弄权术；不服从地委领导，爱搞独立王国而闻名，此人与党离心离德，实在是由来已久。新湖南报在内部发行的《情况简报》上刊登读者来信，批评了他的错误后，他一直怀恨在心。调来报社后，一直寻机报复，甚至在编委会上多次说什么“你们新湖南报”。这一点官健平是深知的，而且和我谈过，还为孟“抱不平”。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一个出谋划策，一个向您打小报告，以搞乱编委，搞垮编委为已任。五六年春天的争论后，省委曾指示各编委将各自的发言，按照发言时的面貌如实整理成书面材料，孟树德却对抗省委指示，以综合两次发言为由，撇开原来的发言，乘机大肆编造材料，大肆挑拨离间，将功劳据为已有，将错误强推于人，用以欺骗省委，制造混乱。待到被发觉后，有关同志仍从团结愿望出发，写成说明，略予批驳。这是白纸黑字，有书可查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野心实在是按捺不住了，上街张贴大字报，恶毒攻击省委和万达等负责同志，在党的十三级以上干部中，他算得是第一个出头的“英雄”。其后，与“红色新闻兵”勾勾搭搭，出谋划策；“批林批孔”中，又以“受迫害的领导干部”自命，大反“复辟”、“回潮”，极积投靠“四人帮”伸向湖南的黑手。他又是什么“这回是尊重省委、紧跟省委的人”呢?(注)尊敬的周惠同志，对这样的人怎么能够万事放心呢? + +　　（(注：“这回是尊重省委、紧跟省委的人”这句话，是周惠同志当年说的，他的原话不是这样，而是：“老孟这回抱省委的大腿抱对了”！原话有伤大雅，为了“为尊者讳”，在给他的信中就弄得文雅了一些。这是不对的，还是存真为好。)） + +　　(五)唐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这场革命很不理解而跳楼自杀了。对他的品质和作风您比我更为了解，我不想再讲。现在，请允许我对您提点意见：(1)知人的问题。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在《老干部的光荣职责》一文中写得多好。“……把听自己的话，吹捧自己的人，都看作是可靠的好干部。其实，那些喜欢给人抬轿子，吹喇叭的人，往往倒是特别需要打一个问号的”。您在这个方面没有一点毛病吗?(2)1956年，我觉得您“偏听偏信”。现在我还是这个看法。您只听官健平的汇报，而且信以为真。您找争论的另一方的人谈过话吗?(一次也没有呀!)真正了解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吗?真正掌握他们的优点和缺点吗?尊敬的周惠同志，兼听则明呀!(3)在对待新湖南报的问题上，你没有一点主观、急躁和片面性吗?恐怕还不止一点吧!罗瑞卿同志在回忆周总理一文中，颂赞总理是党的三大作风的楷模。总理“对于同志的缺点和错误，总是循循善诱，使人口服心服，从来不乱扣帽子。发现了批评的事实不确，都要努力核对。”这多么发人深省。您是老干部，在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在对待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政治前途，以及其它方面的影响这样的重大问题上，那么轻易的“一刀切”，那么坚决的“一棍子打死”，至少也是极不慎重的吧!“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呀!(4)53年，在整修南洞庭湖的工作中，我开始在您直接领导下工作。此后，我知道您对我是关心的。56年，听说是您示意要提我为副总编辑。我衷心感谢党，感谢省委对我的培育。57年2月，我和一个记者组去衡阳地区作“高级农业社好得很”的调查。走的前一天晚上，官健平和我到您的宿舍(这是我第一次上您的宿舍)，向您请示。在谈话中，您突然说：“农村的问题，匈牙利的问题，报社的问题，是一码事。”我大吃一惊，十分冲动，当时就站起来说：“惠政委，我不能同意您的意见。农村问题是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匈牙利事件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问题，报社的争论是如何办好党的报纸问题，怎么是一码事?”您大笑了起来说：“老傅的脾气还不小呀!哈哈!你以后会知道的。”我顶撞了您，触怒了您。当然，特别是由于官健平所制造的种种原因，几个月以后，我也果然就“知道”了。不准我革命了。尊敬的周惠同志，那时您对下面的干部，真如外间传说的那样不能容忍一点不同的意见吗?真如外间传说的那样有一些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味道吗?请原谅我的坦率，原谅我的意见中可能存在的片面性。既然给您写信，如不对您直说，那就是我的不对了，倘若有几分讲对了，我恳切地希望您改一改。 + +　　也许您会拒绝受理我的这封信，可能认为，这是省委的决定，不是您个人的决定。是的，对我的处分是以省委常委的名义作出的。然而，谁都知道，这件事是您亲自主持办理、亲自决定的。事情的前前后后，您都是十分清楚的。我首先给您写信，征求您对这件事的意见，正是对您的尊敬和信赖。“解铃还是系铃人”呀! + +　　我向党请求：(一)遵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等优良传统和作风，按照党的政策，重新审理这件事。对于强加于我的诬陷不实之词，予以推倒；对于我的确实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予以肯定，不搞“一风吹”；如果确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行，则给予应得的处分。(二)倘若这类问题的重新审查，尚待华主席、党中央作出决定后方可受理，我要求先改善一下我的处境，让我在原先较为熟悉一些的工作方面去接受锻炼考察，比如安排到什么机构去搞些文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以便逐渐恢复抄抄写写、读点书、研究点问题的习惯。此后，也好为补偿二十年来不能正常地为党工作而造成的损失，也好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献此一生作出准备。这也是符合党的十一大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的。 + +　　我请您对这件事提出您愿意提出的意见，连同我的这封信，报请华主席、党中央批转湖南省委重新审理。 + +　　我盼望听到您的意见，纵使痛痛快快的批我一顿，甚至建议再给我戴上右派帽子，我也毫不后悔。等待您的回示! + +　　顺致 + +　　（崇高的敬礼） + +　　 傅白芦上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 +　　 来源：　《一九五七：新湖南报人》，长沙：2002年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10.txt b/CCRD/1/6/19/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d69668586a4498cc8b205c24638c1366fbd939 --- /dev/null +++ b/CCRD/1/6/19/000010.txt @@ -0,0 +1,21 @@ +# 关于对韩林原定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复查报告 + +　　韩林，女，现年58岁，山西省平定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三七年参加工作，同年加入共产党。前曾任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付院长，现在省妇联工作(一九六一年已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 +　　韩林在省法院工作期间，于一九五八年反右派补课中，以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抗拒和反对党的领导等三项主要事实业为右派分子。并给予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降级(由十二级降为十七级)等处分。根据中央11号文件和55号文件精神，我们进行了认真的复查，现将复查情况报告如下： + +　　一、原处分第一个问题的决定是：“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相呼应，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党的各项重大政策。”具体事实：(1)她曾在省妇女代表会议上说“储安平说国务院十二个付总理中没有民主人士，我们妇联是统战组织，更应该有民主人士当主席……”。经过查对，韩林确实说过这些话。而是在省妇女代表会议期间，主席团酝酿增选两名民主人士任付主席时，在正式开会之前，和师范学院教授郭吾贞(省妇联委员)随便交谈的场合说的，并非在妇代会上所说。(2)对社会镇反问题，她说一九五五年敌情并不严重，错案比例很大，是否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了。查对结果，是她在运动中检查时曾说过：“对一九五五年的敌情估计有怀疑情绪。”至于“一九五五年敌情并不严重”这句话，她不承认说过，因时间长了，也找不到根据。“错案比例大，是否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敌我矛盾处理了”，这话是她在一九五六年和省法院干事吴辅国写法院全年工作总结时，以及在省检察院研究准备民主人士来检查镇反案件材料时说的。(3)对机关肃反问题，她说“你们说机关肃反成绩是主要的，为什么斗了四个就错了三个”。据查对，一九五七年整风开始时，即有乐俊雄(定为右派分子)等人鸣放出“机关肃反斗了四个就错了三个，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错误言论。当小组会议讨论肃反问题时，韩林将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讨论，目的是想了解一下，看谁在这个问题上还有糊涂观念，并非她说出来的。(4)原定“她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赎买政策、下放干部政策也均进行了攻击”。经查是她在一九五七年开展社会主义宣传运动中小组会发言时说过：“在生活中，这个票呀，那个票呀，一松一紧、一左一右”，并说“定息是不是剥削，既然是剥削，就应即早取消。”在讨论精简机构下放干部时说过，“根据工作需要，不称职的干部，这次不下去，将来也要摔下去”等话。 + +　　根据上述材料的复查结果来看，韩林引证储安平的反党言论是在储安平未划右派之前随便和党外民主人士交谈省妇联增选民主人士当付主席时说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和对民主人士谈论是错误的。但其性质，仍属于思想认识问题。对镇反、肃反、统购统销以及定息是不是剥削等政策方面的问题，都是在研究工作和整风讨论问题中所发表的一些意见，而只是对于局部性工作制度看问题有片面性，不属于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不应作为划右派的依据。 + +　　二、原处分决定的第二个问题，“包庇纵容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其事实是：(1)“她弟弟韩彬是一个汉奸，曾到日本受过训，日本投降后，又到了国民党军队里。一九四九年从绥远跑回长治找她，她介绍投考长治工业学校(未住)。太原解放后，又把他介绍来太原山西公学，毕业后混入太原市公安局，不久逃跑，后到石家庄市邮电局工作。韩林对她弟弟的这些政治情况一直未向组织交待。”经复查的情况是：一九四九年韩林介绍她弟弟投考学校时，对其政治历史情况并未向组织介绍过。其后在一九五二年干部登记表中虽填有“弟弟韩彬，解放前在敌伪机关服务，听说参加过国民党为普通党员”等字句，但对韩彬在日本受训的重要情节未向组织交待。(2)“反革命分子一贯道点传师张改凤，在一九五○年镇反运动中改名换姓，逃来太原，在韩林家当保母达五年之久。一九五二年省妇职黎颖同志发现她用的保姆是一贯道(与韩林的保姆是同乡，关系密切)，曾建议韩对张进行审查，但她毫不理睬，并且给张犯的儿子(系一贯道徒)介绍了工作。一九五五年镇反运动中，张犯被揭露之后，仍对张犯进行袒护，她竟亲自带领张犯到公安机关进行所谓坦白登记。张犯被交回太谷处理时，还让张犯带走她的一个孩子，并先后给张犯所在村的干部写过三次信，以省法院名义给太谷公安局写信一次，表示对张犯的生活关心和负责，起到减轻张犯罪责的作用(只判管制三年)。张犯管制后，还来过韩林家四次。领导发觉后，对她提出批评时，她还对抗说，这是人情，曾先后赠送张犯70余元，同时又伸手向国家要求救济七十元。更恶劣的是，韩林把张犯被管制，说是打乱了她的家庭，使她不能安心工作和学习，对党和政府抱了极大的不满。”这一问题查证结果是：一九五二年省妇联黎颖同志建议她审查保姆张改凤是一贯道时，她曾当面问过张是否参加一贯道，张说没有，她就再未追查，并非拒不理睬。一九五五年镇反运动中，张改凤的一贯道点传师问题是在形势逼迫下自己交待的，她亲自带领张改凤到派出所进行过登记。张改凤被交回太谷处理时，韩林让她带走一个孩子也是事实。韩林确实给张改凤所在村的干部写过三次信。第一次信，说张改凤原名　杜荣花，现在她家当保姆，询问张在村有些什么表现；第二次信是张改凤交回太谷处理时又来太原办理回村手续时，韩给村干部写信说，张改凤已向太原公安机关进行了坦白登记，是她自己交待的。并提出给张改凤续假；第三次信，说张改凤已办好回村手续。同时提出为解决张回村后的生活问题，让张从她家带走一些布料做鞋，得些工资以维持其生活。关于她给太谷县公安局写信的问题，是在张改凤被判处管制期间，韩给张所在村的干部去信后，太谷县公安局给韩林来信，问她是否要把张留在太原管制。韩林的复信不是以省法院名义写的，而是以省法院的名义将她的信转到太谷县的。韩林赠送给张改凤七十元，也是事实。原处分决定中提到：“韩林在张犯被判管制，说是打乱了她的家庭，使她不能安心工作和学习”等语，复查中本人又不承认，也未找到证据，不应作为划右派依据。(3)另一个保姆柳淑贞，曾进行偷盗、流氓、投机倒把，挑拨是非等违法活动。在全民整风中，干部家属及群众揭发出很多问题，大家公认柳是坏分子，而韩林不相信党和群众，并对领导街道整风的干部说：“群众揭发的问题不确实，某家属对柳提意见是报复，柳是有缺点错误的好人，不是坏分子。”经查证，这一问题是以当时公安机关整理柳淑贞的材料作根据的。柳淑贞是有错误的，但还够不上一个坏分子。因此，韩林所说“柳是有缺点错误的好人，不是坏分子”，这句话没有什么原则错误的。她认为“群众对柳揭发的问题不确实，某家属对柳提意见是报复”的说法是不对的。但这种错误性质不应作为划右派的依据。(4)“右派斗争中，机关右派分子吴辅国态度蛮横，不低头认罪……她不是支持群众向右派斗争，反而指责大家斗争过火。并且还说什么，‘吴辅国在肃反中被错斗，还能没有些情绪，不然把你们斗争一下，看你们有没有情绪。’阻挠反右斗争”。对这一问题复查结果是，一九五七年开展社会主义思想宣传运动中，在大鸣大放阶段，她是说过“肃反中把吴辅国错斗了，他是会有情绪的。”当群众对吴辅国进行斗争时，她又说：“肃反把吴辅国错斗了，反右派不要再搞错。”她确实对吴的斗争是不坚决的。至于指责大家“斗争过火”及“不然把“不然把你们斗争一下，看你们有没有情绪”的说法，复查中未查到根据。(5)“由于她站的是敌人的立场，在处理案件上曾为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开脱罪责。对罪行极为严重，非杀不可的现行反革命犯晋全铭，改为无期徒刑；对诈骗公款三千三百余元巨款，而又无理取闹的罪犯左斌，竟以民事债务纠纷改判释放。”据查，省法院对这些重大案件的改判，是经过领导集体研究作出决定，而不是韩林一人决定的，故不能完全由她一人负责。 + +　　根据上述问题的复查情况看，韩林在介绍她弟弟韩彬参加革命工作时，隐瞒了韩彬的历史身份，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在对待一贯道点传师张改凤的问题上，事前既不予审查，当张的一贯道点传师被揭发后，又未交给组织处理，而是亲自带上去派出所登记，这是一种错误的行为。以上两个问题都属丧失立场，敌我界限不清，是对反革命分子，重大历史问题分子的一种包庇和袒护行为。她对右派分子吴辅国的斗争，不能积极支持群众，是一种右倾思想的表现。至于对另一个保姆柳淑贞的问题，只是说法上有不当之处，但不是什么原则错误。对晋全铭、左斌案件改判不当，如有错误也应由省法院集体领导负责，不能由她负主要责任。 + +　　三、原处分决定第三个问题，“抗拒和反对党的领导。”事实是：(1)省委指示省检察院、法院、司法厅三个机关合灶，她采取了抵抗的态度；(2)肃反期间，她是五人小组成员，省委一次通知开会，她没去参加，黄石山同志由省委开会回来进行传达，派人两次去叫，她不来。第三次叫来之后，在会上大哭大闹，并说“党对她不信任”；(3)对政法党组的决定她可以任意不执行。如贺振国与周治田争执小孩案的处理，政法党组作出决定，她不但不执行，反而一味偏袒贺振国，助长了贺振国夫妇无理取闹。经查证结果是：前两件事情，事实均无出入。没有能严格履行自己的职责、义务。这种对待组织的态度是错误的。至于贺振国与周治田争执小孩一案，法院曾进行了反复研究才作了处理。她在处理这一案件中，是有一定的缺点和错误的。但其责任不能完全由她来承担。以上事实，都属于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对某些领导人的工作作风有意见的问题，不能归结为抗拒和反对党的领导的问题。 + +　　此外，原处分决定中，“她还在干部中经常散布流言蜚语，攻击领导，破坏团结……。”经查证，是指她和一些同志在背后议论过几个领导同志，现在看来是一种自由主义的表现，而不是有意散布流言蜚语，攻击领导，破坏团结的问题。 + +　　从这次复查的结果来看，韩林的主要错误是，隐瞒了她弟弟韩彬的重大历史问题，对其保姆张改凤一贯道点传师问题的一再袒护。属于丧失阶级立场，敌我界限不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违反组织原则，看问题有片面性，思想深处却有右倾情绪。这些问题，本人在运动中，已经作了深刻检查和交待，不再处理。根据中央11号文件和55号文件和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对韩林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查对和反复研究，认为本人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其错误性质不能作为划右派的依据。为此，经我们研究，应予改正。 + +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九七八年十月二十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11.txt b/CCRD/1/6/19/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3575f4936a14d35e601fe466335a18e920d2b0 --- /dev/null +++ b/CCRD/1/6/19/000011.txt @@ -0,0 +1,13 @@ +# 湖南日报政治处关于摘帽问题给朱正的回信 + +　　朱正： + +　　来信已收到。 + +　　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华主席、党中央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遗志，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作出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英明决定。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要意义。 + +　　对于贯彻执行中央十一、五十五号文件精神，我们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待省委具体部署后，对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会认真研究处理的，并会把研究的意见告诉你。在这期间望你努力学习马列、毛主席著作，坚守岗位，努力搞好本职工作，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以不辜负华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与期望。 + +　　 湖南日报政治处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四日 + +　　 来源：朱正《小书生大时代》，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12.txt b/CCRD/1/6/19/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9de9e28d7955f7cb02faec049343821511d020 --- /dev/null +++ b/CCRD/1/6/19/000012.txt @@ -0,0 +1,73 @@ +# 伍文煦要求平反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报告 + +　　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一贯教导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根据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今年11号和55号文件的规定，我正式请求对1957年9月在北京工业学院把我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问题给予重新审查，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 +　　我原是北京工业学院1521班学生。1952年由中央人民政府国际新闻局调干进入北京工业学院学习，1957年毕业时被划为右派，1958年1月被分配来现在的天津发电设备厂，1969年被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现在为天津发电设备厂技术员。 + +　　在1957年共产党领导开展的整风反右运动中，我本着共青团员和要求加入党的积极分子的责任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完全出于希望我们自己亲爱的党更加兴旺发达的好心，在整风座谈会上，对当时学校内和社会上的一些不符合党的原则的消极面，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积极的意见。由于当时我还年轻，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不高，其中有些意见和词句，可能是片面的、偏激的和错误的。但是，扪心自问，仔细检查，无论是这些意见本身，更无论是我们本来的思想意识，都和社会上那些心怀恶意、别有用心、对党和社会主义有刻骨仇恨的右派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根本不同。因此，考查我的全部历史和一贯的表现，把我定为右派分子，是不符合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 +　　兹仅就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中，我的主要言行申诉如下。由于事隔21年，当时的一些情况已经不能记全，许多细节和说的话，更难绝对准确。但是，主要的、作为定案的事实是记得的；原来的有关材料，肯定都已存档；而且，人事俱在，对于实事求是的重新审查，改正错误是不会有困难的： + +## 一． 关于肃反运动 + +　　在整风座谈会上，我曾提出，1955年党领导开展的肃反运动是完全正确的，成绩是巨大的。但是，由于个别领导人，违反党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反革命”的政策，形左实右的把本来不是反革命的人，错误的当反革命整，确实伤害了一些同志，给他们的身心留下了创伤。从全国来讲，肃反的成绩是谁也否认不了的，我自己更不会去反对肃反运动。但具体到被搞错了的个人，则是百分之百的错误，当然应该吸取教训。不能用总的、巨大的成绩来否认肃反中的错误。因为，错误和成绩都是事实。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对所有冤、假、错案的认识，也是如此。绝不能说批评冤、假、错案的错误，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 + +　　我当时提出的意见，是根据我亲身了解的两件事实： + +　　第一件是我们学院1955年开展肃反运动的事实。我们班的一个名叫王世璋的同学，被当作反革命来整。于是上海来的同学，剥削家庭出生。把他当作反革命整的根据，是他在解放前随家人去过香港；平时表现比较落后，纪律差，怪话多，和我们这些班和团的干部作对，不靠近党团组织。当时，我作为班上的领导成员，认为不能混同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这些理由就怀疑或者确定他是反革命或特务，是不对的。我任班主席时，王世璋经常和我作对，可是我认为不能以他思想表现落后就定成反革命。可是，我的这些正确的意见，却被当时的班上的党支部书记，认为是思想右倾的表现，我不能接受。同时，当时几乎每一个班级，都要确定一、二个甚至更多同学为肃反对象。我认为这样为了搞肃反而随便找反革命对象的作法，根本违反了党的原则。我还认为，我们学院是国防工业的保密单位，入学学生质量要求较高，党团员的比例很高，而且都是十几二十来岁的青年，很难会有反革命打入；就是打入了，也不可能如此均匀的分插在每一个班级。经过肃反运动，当时的所谓肃反对象，连同一些出身不好、社会关系比较复杂的同学，有的留校停课一年，有的转入其他普通大学，事实证明，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后来，除了本人不愿回校的以外，大部分又都回到本校继续学习。但是，身心都留下了伤痕，而且还白白耽误了一年学习时间。 + +　　第二件是我一个高中同学莫若健的事实。莫是我高中时的好同学，成都解放后立即参军入军政大学。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不久，即奔赴朝鲜前线。因为他英语水平好，不久就在美军俘虏营中工作。大约在1956年初，他从朝鲜写信给我，说他在肃反时被诬为特务，受到非刑逼供信。我得信后，确实非常惊异。我和莫同学三年，朝夕相处，彼此很了解，他不可能是特务。同时更为惊异的是，作为最可爱的志愿军，怎么可能发生非刑拷打这种违反党的政策的行为呢?(当时我们实在太年轻而且单纯)。我立即通过人民日报社写信给毛主席。信中提出请求，认真按照党的政策审查莫的问题。如果他信中说的属实，应给予正确处理；如果他信中说的不属实，则应给他加重处分。不久，人民日报社给我回信，说已将我的信转交志愿军调查。现将人民日报社给我的回信抄录如下(原件存我处)： + +　　伍文煦同志： + +　　6月2日来信所提问题，我们已转请中国人民志愿军调查处理并答复我们。待他们答复后，再和你联系。 + +　　此致 + +　　敬礼 + +　　 人民日报读者来信部(公章) 1956，6，13 + +　　又过了不久，莫若健来信说，他的问题已予平反，重新授予中尉军衔，原来部队的领导人已被撤职。我也高兴自己的信起了作用，更加感到我们党的伟大正确，感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 + +　　我在整风座谈会上对肃反运动的意见，主要就是根据以上两个事实提出的，把我的意见扩大为反对肃反运动，并据以定为右派言论，是完全不实事求是的。 + +## 二．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 + +　　1955年报刊上刊登了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有关报导，我因不懂得阶级斗争的规律和复杂性，感到很吃惊。因为我从小喜欢文学，1949年解放前就看过胡风等人的书，解放后还在新华社的一次团日活动中，听胡风来讲过鲁迅，一直认为他是进步的左派文人，是鲁迅的朋友，是研究鲁迅的作家。此外，胡风集团的舒芜、路翎等人，我也常看到他们发表的文章，也认为他们都是进步作家。所以，一旦揭露出他们的反党阴谋活动，感到很吃惊。我在整风座谈会上，提出了要对他们按照社会主义的民主法律程序进行审判；提出了1955年揭露了他们，为什么到了1957年还听不到有关审判的详细消息，思想上总想了解他们更多的事实情况；认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按照民主和法制的原则起诉和审判。对这些意见实事求是的分析，这是从维护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出发的。我实事求是的说明过去对胡风集团中一些人认识，也是为了说明我的认识事物的一个过程，硬是批判我同情胡风集团，还上纲说是我反对党的领导，据以定为右派，这是根本不符合党的政策的。 + +## 三． 关于给学院党委负责同志提的意见 + +　　我在座谈会上给当时的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魏思文提意见，说他有官僚主义，高高在上。他每天小汽车出入，不关心学生的生活。学生生活区到教学楼的道路很不好，一遇下雨，泥泞不堪，几千人要踩着烂泥来往于生活区和教学楼，同学们意见很多。另外，学院党委副书记宗××，传说他在北京饭店开高教会议时，和女服务员乱搞不正当关系，我在班上的黑板报上，写了一首讽刺诗批评他。就仅仅因为这样给党的负责同志提了并不算特别尖锐的意见，就说我反对党的领导人，就是反党，就要划成右派，这是根本和党的原则背道而驰。 + +## 四． 关于在学院做宣传报导工作 + +　　1952年入学时，我担任班主席一年。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我担任学生会宣传部工作，是“京工学生社”的副总编辑，负责刊物及广播的文字工作。到了五年级，按照惯例减轻毕业班学生的社会工作，都不担负全校性的社会工作职务，只担任了班的宣传组长。按照毛主席对学生提出的“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号召，我尽力做到“三好”。我还一直是学院排球代表队队员，又一直担负社会工作，学习成绩也良好。我在担任宣传工作中，也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配合党对学生的基本教育方针进行工作的。例如，利用黑板报，宣传好人好事，批评不符合毛主席教导的消极和错误现象，鼓励同学们向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人努力改造思想。在宣传中，有一些反映当时毛主席倡导的“百家争鸣，百家齐放”的内容，还有我努力按照党的精神原则撰写的稿件，却被说成像社会上的某些刊物一样，利用新闻舆论阵地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可是，事实上又找不出一篇这样内容的文章来。我现在已记不得档案中有无这种当时被作为例证的文章，如果有的话，那是完全可以拿出来分析讨论的。又指责我在宣传中无视党的领导，甚至排斥党的领导，因而是反党的。但是，无论是在“京工学生社”工作期间或是五年级时负责班上宣传工作期间，我不仅在行政职责上受到党组织和高于我的负责人的具体领导，而且主要的是我负责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努力按照党的原则和方针进行工作的。并且我们的宣传工作是一个集体，编辑内容和中心主题，以及具体到撰写稿件，都是集体讨论形成的，怎么可以说，单单是我脱离了党的领导而反党呢?当时在批判会上对我歪曲指责的一个同学，恰恰是他作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始终参与领导班上的宣传工作，他不仅没有像我一样，把所有宣传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反而推卸责任，歪曲事实。完全背离了实事求是评价功过的老实态度。 + +## 五． 关于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 +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社会主义大学，应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三好”学生。政治觉悟高，思想敏锐，有真才实学，敢想敢说敢做，体魄健全，而决不能成为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耍两面派、文过饰非的伪君子。虽然，在当时毛主席规定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还未成文，但是，这些条件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早已见诸毛主席的著作、党报党刊、团报团刊中，党对我们进行的培养教育中，也是一直这样要求的。我对党和毛主席所提出的对青年的期望，感到是做人做事的根本依据，也一直身体力行，并且怀着极大的期待，天真的认为，又红又专的共产主义的新人，肯定会在我们这一代普遍形成。正是基于这种对党对毛主席的指示，认真遵循的认识，我才会在整风座谈会上提意见，并在平时谈话中，认为必须加强对我们青年学生切实有效的思想教育，要改进思想教育工作，要照顾青年学生的特点，要坚持正面教育，要有实事求是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不要强求一律，不要光开会和上大课，不要过多干预青年学生的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个性发展。简单的说，就是真要有毛主席所倡导的那种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我还不同意死读书，不同意为了考试分数而不顾其他条件开夜车。不料，我的这些认识和意见，也被批评为脱离党的领导和反对党的领导。 + +## 六． 关于董木兰和沈力伦被划为右派 + +　　董和沈都是我的同班同学，董是我的妻子，也都是共青团员。他们二人受我的株连，也被划为右派。我认为这也完全是划错了，应该实事求是给予改正。我和董原在国际新闻局是同事，1952年结婚，婚后不久同时选调入北京工业学院学习。在1957年批判我时，她早已因肺结核病半休。当时的负责人找她，要她揭发我的问题。她能揭发我什么“问题”呢?我们长期生活在一起，互相鼓励，要求进步，毫无任何反动思想和言行。硬要她揭发我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难道她能挖空心思去捏造吗?她当然只能事实求是的说明我的本来面目。她和我之被打成所谓右派，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给当时的党支部书记王靖君提了一些意见。在整风运动开始以后，我和董学习了党中央的整风文件，听了党委的动员报告，心情都很振奋。深深感到我们党的光荣、伟大和正确；感到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毫无自私自利的党，才能这样公开进行整风。我们决心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并通过整风运动从中受到党的教育。但是，想到我们班和支部整风运动又是在王靖君领导下进行，心中不免有顾虑。因王平时就不易听取批评，喜欢奉承和吹捧。我们虽然很快就要毕业，但仍然出于好心，希望王能通过整风运动，改正缺点，取得进步。董没有和我商量，自己写了一封未具名的信给学院一机系党总支，谈到自己对党的整风运动的态度，谈到对王的顾虑，也谈到了自己怕提了意见受到打击报复的顾虑。一系党总支很快回了信，明确的表了态，保证不许有打击报复的事发生。回信因不知收信人是谁，所以由班宣传组公开张贴了出来(这封回信的原件，仍然由董木兰保存着)。王靖君自然很容易知道了董木兰写信的事，可惜王不但不检查自己的缺点，反而实际上利用了反右派运动，在这封信上大做文章，并把我们提的一些意见都歪曲成是反党的。一系党总支也未能如回信中所保证那样，不让发生打击报复事件，而是实际上参与了打击报复。(此事的详情，可见董木兰的申诉报告)。可是，她却被批判为包庇我，并以此为基础，再找了一些难以成立的理由，硬把她也打成了右派。这次她理所当然也提出了重新审查的申诉。 + +　　沈力伦原来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他性格耿直，刚正不阿，对在批判我的会上有的同学乱施挞伐的态度很是不满，抑制不住的多次拍案而起，说了一些许多同学想说的公道话，因此也遭株连，罗织罪名，被划为右派。我现在不知道他本人这次是否提了重新审查的要求，但我必须出以公心，出于对党对同志负责的态度，认为应当本着党的规定，实事求是的给予改正(沈毕业后被分配在齐齐哈尔市147厂)。 + +　　以上所呈，就是当时的主要事实，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不实的立案依据，我已不能记忆，但可以查阅档案材料。 + +　　我们被划为右派以后，行政处分是可分配工作，在工作中察看二年；团内处分是开除团籍。由于当时我对处理不服，对结论意见大部不同意，因此学院不能进行毕业分配，暂时留在系办公室帮助工作(留系工作中，由于努力工作，我们也受到过表扬)。到了1958年1月，学生科科长找我和董木兰谈话，提出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保留意见，则很难分配工作。我们想到，在学院里被孤立的呆下去，实在已无意思；如果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我们肯定会很好工作，争取提前撤销处分(当时，我们对于“右派分子”帽子的分量，是完全估计不足的)。因此，只能写了一个撤销原来所有保留意见的声明，很快就得以分配来天津。可惜的是，党和人民花了许多心血和财力物力把我们培养成了新中国的第一代国防工业技术人才，结果被迫用非所学，使国家受到了损失，我们自己也长期承受了本不应有的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沉重负担。 + +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考查一个人，不但要看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要看表面现象，而要看本质；要重在表现。我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实际上解放前早已衰败)，解放前又受过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影响，思想意识确有不少错误的东西，至今仍在努力改造自己，今后还要不断改造自己。但是，我在旧社会亲身经历过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较早接受过进步思想；解放后很快参加革命队伍，参加了共青团，受到党和毛泽东思想的抚育关怀，一直要求进步。在历次政治应当中，包括直接影响到我们家的土改运动中，都能站稳立场，按照党的要求进行工作，表现基本是是好的。我根本不可能去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事。我对党和社会主义是无比热爱的。即或整风座谈会上有些话是错误的，也绝不是别有用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而是思想认识和帮助教育的问题。前不久，我和董木兰有机会回到我们最早工作的新华社去，和原先的老同志们相见，还是那么亲切温暖。当他们听我们说起1957年被划为右派时，都十分惊异，也要我们好好向党申诉，并且说：“我们很了解你们，可以请组织上重新审查你们的问题时，派人到新华社这里来了解你们的情况。” + +　　最近，听了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规定：“对不应划为右派而确实划错了的，尽管事隔21年，还是决定予以改正。”这又一次体现了党的伟大，体现了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给我极大的鼓舞。因此，我特提出申请。我相信我们的党和组织上会本着有错必纠的方针，实事求是的重新审查我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问题。 + +　　此呈 + +　　（北京工业学院 党委） + +　　（天津发电设备厂　党委） + +　　 伍文煦原北京工业学院1521班毕业生现天津发电设备厂技术员1978-12-03 + +　　 来源：伍文煦《伍文煦回忆录》，美国柯捷出版社，200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000013.txt b/CCRD/1/6/19/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aa8e87ccfc3121da59087c59fa5a58eb3e326c --- /dev/null +++ b/CCRD/1/6/19/000013.txt @@ -0,0 +1,9 @@ +# 关于戴煌同志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 +　　<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 + +　　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于1978年12月13日，讨论了国内部内参组党支部“对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复查情况和改正意见”。根据中共中央(1978)五五号文件精神和中央1957年《划右派分子的标准》，戴煌同志1958年3月被划为右派分子确属错划；同意内参组党支部意见，决定对戴煌同志被错划右派分子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行政十五级的待遇。 + +　　 新华社国内部党的核心小组1978年12月13日 + +　　 来源：戴煌《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学林出版社，1999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19/names.txt b/CCRD/1/6/19/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268e61a6a18edc4911629b3e809ce8fa4aadd2 --- /dev/null +++ b/CCRD/1/6/19/names.txt @@ -0,0 +1,14 @@ +浏阳县革命委员会关于摘掉沈博爱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 +李蕴晖关于自己“右派”问题的申诉 +关于戴煌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审改意见 +李万铎的申诉材料和平反决定 +摘掉何鸿钧反革命分子帽子通知书 +摘掉何鸿钧右派分子帽子通知书 +关于摘掉朱在先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书 +农工民主党中央临时领导小组关于摘除张云川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 +中共广州市委摘掉右派帽子办公室摘掉右派分子董惠泉帽子的通知书和法院判决书 +傅白芦关于被诬陷为右派请求党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的报告 +关于对韩林原定为右派分子问题的复查报告 +湖南日报政治处关于摘帽问题给朱正的回信 +伍文煦要求平反所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报告 +关于戴煌同志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改正决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2/000000.txt b/CCRD/1/6/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db1518d9582f98016cadcf50bcf2346dd81d96 --- /dev/null +++ b/CCRD/1/6/2/000000.txt @@ -0,0 +1,81 @@ +# 束星北第一次检讨认罪书 + +　　（亲爱的党：） + +　　我错了，我对党对人民犯了罪。 + +　　我曾经为自己辩护过，我曾经自诩为是爱党的左派，我也曾经以为群众不了解我而消极抵抗过，甚至准备一直顽抗下去做一个维护“真理”的人，拿毛主席“又要改革，又怕，那就不好办了”的话自解。回忆起古代的忠臣，有些辛酸。当我平静时，我也曾经想过：为什么几年来中国会变成这样的团结统一，向着繁荣富强的道路上跃进?为什么在仅仅八年的时间内，中国就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饥饿，抢杀、淫秽、贪污……等等现象而在老牌的资本主义所谓的“文明”的国家内，这些现象却仍旧猖狂?为什么我国的社会秩序会如此的安定，这一连串的“为什么”围绕着我，我只简单的<地>用“社会主义制度好”几个字来答复而不去深思原因及至反右派斗争之后，更出我意料的<是>出现<了>工业农业的大跃进，而且在各方面，引起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这些“为什么”就更加纠缠着我，责问着我，直到处理右派时，才不能不将问题仔细的<地>想，深刻的<地>想，终于发现我基本错了，基本的立场站错了；这样就发现我变成了右派分子不是偶然的。 + +　　我长期受着资本主义的教育而又由于一帆风顺的环境(25岁起就当副教授，且一直受人尊敬)，养成狂妄自大的习气以至一直没有改变立场没有得到进步，一直用旧的观点来看新问题而又顽固不化的<地>自以为是。 + +　　我用旧的眼光来看党，用类似“资本主义革命时代资产阶级，一个好的执政党”的眼光来看党。我自居于“客人”的地位，把“党”和“我”的关系分裂成“主客”和“朋友”的关系，又对党的组织纪律性认识不清，没把党看成一体，我又以为党内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 +　　我对党的各项运动不是无条件的拥护(不是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来符合党的各项政策，而是看该项政策是否符合于我的主观观点)，所以时而怀疑，发生抵触情绪，我对基层组织的执行政策也发生怀疑，以为<他们>可以假公济私的<地>利用运动来整别人。 + +　　这样已够造成我反党反人民的根源而又顽固的自以为是“爱党”(我当时以为我既没有对外讲过肃反中对我是打击报复，也从来没有对外发过牢骚话，而只是对晁老和杨校长谈过和在党委会上谈过。当时以为内容很多很复杂，一时也谈不清，如果党重视就会找我专门谈这个问题)，我是“向组织提意见的”；同时<即使>在鸣放时，我还做了些“卫党”的工作，经常向人宣扬新社会的优点，反对“取消党委制”，反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说法，反对“有职无权”的说法，反对谩骂式的大字报，反对打电报拥护储安平，斥<责>闹青岛日报的学生，拒绝参加九三<学社>的“六二座谈会”，拒绝参加“民主讲坛”等等，又以为是“打击报复”的继续(肃反中以为已明明查清我既不是“特务”又不是“少将”而现在还替<给>我戴上这个帽子)，因之迟迟不认罪，以致堕落成为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 + +　　现在才认识到我过去的言论确实起了丑化党污蔑党和宣传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作用，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我现在谨将我从肃反到现在的全部思想活动以及现在对问题的认识全部写出来交给党审查，争取党的谅解和宽大，以便于今后的改造。 + +## (一)思想活动情况略述 + +　　在肃反及平反过程<中>，我收集了<一>些材料认为可以肯定“崔戎是打击，李哲明是故意陷害”(材料的根据另写成附录)，但由于控诉李哲明就势必牵涉到崔戎，而崔戎对我已百般迁就，心里想，“他只是气量小，容不得人而已”，所以就一直没有提出正式控诉。1957年1月份，我托张鼎周先生交给李十个问题请他书面答复，但一直等了四五个月，李都未诚恳答复，又听说是党委会叫他不要答复的，以致使我怀疑是“华大路线”的作用(校内关于“华大派”的传说已很久)。在鸣放时，觉得崔戎严重的宗派主义以及特权思想、享乐思想(如买小汽车等等)必须清算一下，于是在57．<年>5．<月>18日，山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影射的<地>(当时党委也强调“对事不对人”<只>“针对党委”的方针)谈“党委指导思想是什么？”以此来影射崔戎和其他所谓“华大派”的党委<成员>，在会上看见周北屏难受的样子又说“改开诉苦会”。当讲稿在《新山大》印出寄到济南之后，我马上拿给崔戎看并讥讽地说：“有什么意见？”以此来打击他。在济南的山大青医小组联合座谈会上，我又和别人一起向崔戎进行了攻击，在冷嘲热讽了一顿之后，也说开诉苦会一类的话。当会上大家对崔的“宗派主义”进行攻击的时候并说什么华大派山大派的时候，我就举了“赵襄子”的例子来讽刺崔和所谓“华大路线”。自以为这个故事很生动，可以针对其余<它>的宗派主义者，于是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言时就将那次会议上的大致内容连同赵襄子的故事附在正文的后面，这样又造成我反对党的罪行，使人认为“党”是宗派主义，以为我赞成“取消党委制”(实际上即<使>在那次会议上，我也是坚决反对“取消党委制”的，并以没有一个人是各方面都“精通”的，来驳“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意见)。又听说于副省长是“华大派领袖”的谣言，以致对于副省长也不满，在高教小组会上又借词讥讽。 + +　　回忆我自身在肃反中被斗的情况，老婆被斗得回家大哭，手臂青伤，几次计划全家自杀，气象研究遭到严重打击，一个在部队里工作学习都好好的大儿子也因我的原故被斗，又有好些朋友也被划在我的“反革命集团”之内，而崔戎还说“一直没有把我当反革命问题看待”，这就使我容易相信别人谈到肃反中偏差的传说。又由于我认为“自由争论”是发展科学的主要因素，而现在有些人常因为持有不同的意见而被斗，因之使我认为“保障宪法的实施”是克服这些缺点的最好的保证。认为再在新社会里养成严格遵守宪法的风气则是“最理想的社会”。运动中的偏差可以避免，科学文化就可以前无古人的<地>勃兴起来。为了这件事，我曾在1957年3月将问题提请毛主席注意。在1957年5月底又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养成“法治精神”的演说，并举了些当时认为可靠的例子来增强说服力(而这些例子和“说服力”的确犯了丑化新社会宣扬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罪行)，但我当时看到省委等很多人都拍手，还自以为是赞成我的意见就颇为得意。事后并将原稿交给陈继述印在民主报<上>，并写信给人大刘委员长请“监督宪法的实施”。 + +　　演讲后即回青岛(事前并不知道山大已在闹事，而只是怕开会所以先回来)，当看到山大该时乌烟瘴气的情况，心里虽然不赞成，但认为“真理越辩越明，迟早会弄清的”，所以也不很急，只请党委赶快掌握主动领导权而已。也因为这样，所以虽然对闹青岛日报，打电报拥护储安平严词指责，但对刘鸿<洪>宾邀我去九三开会，学生邀我去民主讲坛……等等行动只是借词拒绝而并不正面拒绝，所以当人民日报批评储安平党天下等等谬论时，我当时认为：“这又何必呢?”“只要拿解放后的成绩来说理就行了，人民日报这样一来，之后大家就不敢提意见了”，“整风恐怕也整不好了”。对后来反右派斗争的深入也有抵触情绪：“主人请客人讲话，讲得不对，反驳一顿就够了，又何必斗一顿呢！”并以为“小题大作”，“毛主席不会同意的”。我并不认为这些右派言论会煽起事来：“秀才造反”，“军队在我们手里，怕什么?”丝毫没认识到，这是一场有关社会主义前途的敌我斗争，以为“只用嘴辩清就行了”，“不理睬他们就行了”，“何必斗”。及至青岛日报对我展开批评之后，以为是投稿者歪曲我的原意，心里想“运动一来就不管真<的>假的斗上一顿，只好等运动过后再说罢”!以后，报上登出“特务少将”的具体事实后，我心里有很大抵触，想，“我既不是特务，也不是少将，肃反中已明明查清，这准是有人在陷害我了”。于是先向市党委、校党委以及青岛日报馆、法律顾问处反映并在1957．<年>7．<月>6号群众大会上先把这件事刷清。当时以为即使我牺牲了，只要共产党能注意我的话而改变过去的缺点：“不以人废言”，则“死亦暝目”，并认为既已被划为右派分子，“要想把我一棍子打死，永远不得翻身甚至再陷我为反革命”，则辩也辩不清，自以为忠心耿耿，为党为人民。听人说我是“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甚至“右派言论”就觉得刺耳，起了反感。“谈不谈都是一个样，反正群众不会相信你的，也不会耐心听你的”。于是情绪恶劣，态度顽抗<固>，又始终顾虑着崔戎以及所谓“华大派”而不正面把问题谈清，以至问题更加复杂化，更加上对政治运动的不正确看法和怕开会的习气，于是就借口有病不开会。在会上，甚至耍无赖，开顽<玩>笑骂人等等都表现出来，而丝毫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当然更难理解自己的罪行，心里想：“反正不会饶我的”，又由于文章内确是存在着些错误，所以也不能向党中央报告，以为总有一天：“党会了解我的。”以为一认错，就会全盘否定文章的“价值”，“既要改革，就不能怕”。甚至认为“党会向我道歉”?！直到多半年的时间之后，才使我从迷梦中觉醒过来，而才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过去一直为自己辩护，以为我不是右派，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左派”，而不看我的文章所起的实际作用!一个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党领导的人怎么会写成那种具有煽动性的恶毒的文章呢？归根结底的检查之后才发现我的立场观点错了。 + +## (二)言论和态度的批判 + +　　检查我鸣放中错误言行对党所起的危害性，实<在>是痛心之至。党为我的事组织了多少人跑了多少城市，进行调查，才下了结论，这说明党对我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而我却认为我的问题早已查清，这只是崔戎的“将错就错”的策略，以此来掩盖他对我的“打击报复”。 + +　　党对我的平反工作确已做到仁至义尽，我很感激党，但在平反会上却只说：“党是伟大的，对我仁至义尽”，意思是说“山大党委只是由于上面的指示而不能不做，并不伟大”，无形中分割山大党委与党的关系。 + +　　所说“华大派”与“山大派”在山大虽然传说很久，但我也只是听人说说，就凭主观在山大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加以攻击，又让新山大把讲稿印出，以至犯下煽动群众向党进攻的不可饶恕的罪状<行>。在文章内以“此山是我开……”描写崔戎和其他所谓华大派的党委为恶毒的山头主义者并根据自己认为正确的材料(见附录)，主观的<地>认为山大党委崔戎对我的肃反是由于“三大罪状”，并诬蔑“党委造谣”，恶毒的<地>叙述“经过”，造成对党对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虽然我过去没有对外谈过肃反“经过”(平时也只是向晁校长，杨副校长谈“打击报复”，群众也只晓得闹了一年多、闹大了的“选举美国女电影明星”一件事实的真相)，但经过这一次党委座谈会以及《新山大》<将文章>印出之后就弄得人人皆知，这个罪状是难以弥补的。 + +　　文章中“不是抗日战争时的指导思想”虽然只暗射崔戎的特权思想和“出门必坐小包车”、“买新小包车”等享受思想，但由于故意的闪烁其词，就给人以“党现在变了”的恶毒印象，其中“打击报复可以证明是普遍的”也只是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主观推论，“比这个更严重的还有呢”也只是主观的<地>以为是李哲明陷害。而我在文章中就用这些词句把山大肃反说成一团糟，更用“开诉苦会”“三年之后”等语<言>加深“打击报复”的语气，以致形成当时向党委倒算的一种歪风，打乱了党的整风计划，对党对人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其次，在当许多对肃反心怀不满的人以及其他别有用心的分子利用我的肃反问题以及座谈会上的言论向党进攻的时候，如果我确是一个头脑清醒和党一条心的人，在这个时候就应当挺身而出，不计个人的得失而加以驳斥。但我并没有那样做，只是请党赶快掌握领导权，在一张邓从豪等写的一张反批评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而又抹去，怕影响“群众的积极性”。这充分说明我过去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看不出大是大非(除坚决驳斥闹青岛日报以及反对取消党委制之外)。在反右派斗争时，还顾虑着崔戎(同时因为崔戎了解我的肃反情况，又希望他出面为我辩护，所以后来在小组会上提议请崔戎为我<做>“辩护律师”)等人的报复而躲躲闪闪。不将问题交代清楚，只推到李哲明一个人身上，以致矛盾百出，更难使人理解。这就难怪有人认为我当时“安慰某些党员不要消极”是“猫哭老鼠”，驳斥王普打电报拥护储安平的错误是因为他是“政治上一年级而不是老手”，婉言拒绝参加当时的“民主讲坛”是鼓励学生做“轻机关枪”、“有我们老教授在后面支持撑腰”等等的指责了。这些指责毫不足怪，因为我当时既不是和党一条心，认不清大是大非，而又不在紧要关头驳斥我文章中的谬论，这些指责是罪有应得。且在省委发言中我又继续攻击肃反中的偏差而所举的那些“九中教员”、“安徽铜矿”的例子，只是由于我对肃反中政策的贯彻感到怀疑，就没有其他可靠根据的轻信谣传，以为这样可以增加文章的说服力，以为反正省委要调查的，却不认识经过这样的扩大宣传之后，对党的威信造成如何重大的损失！我被划为右派分子是罪有应得。 + +　　再检查省委发言中所引用山大青医小组座谈会上谈的赵襄子的故事，确给人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恶毒印象(尽管意愿只是针对“宗派主义”者)，以致犯了“反对党的领导”的<令人>痛心的罪行。 + +　　尤其荒谬的，是在省委宣传会议上发言强调“法治精神”养成“守法风气”时，竟举资本主义国家的罗<卢>森堡、鲍威尔等等例子来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制精神”(而这些却正是资本主义国家不守法的“例子”！)。这样给人以我国人民守法的精神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守法精神的错误和恶毒的印象。(这明明是胡说，资本<主义>国家内的盗杀、贪污不也是违反他们自己的宪法么?何况由人民奋斗出来的一些微<弱的>“民主”和“自由”也经常遭到御用的假证人伪造的证据的摧残么？而我国社会秩序的安定不正是说明我国人民的守法精神“法制精神”么。) + +　　事后我将稿件亲手交给陈继述全登在反动的民主报上，以致在校内更造成嚣张的空气。<稿件>还准备交给青岛科联。在校内外均引起丑化新社会宣扬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恶毒作用，而这些罪行，我还一直不承认，还自以为“要改革，就不要怕”，“要使我们落后的国家人民，变成先进的国家人民，我们要有这个志向!”以致在小组会议上还继续宣传“法制精神”造成对人民更大的罪行！ + +　　由此可见，我的文章引起了三个无可否认的歪风：第一，起了攻击肃反污蔑肃反的作用；第二，起了攻击党的领导以及无产阶级的歪风；第三，宣扬资本主义国家“法制精神”。单是这三个罪状已够划我为右派分子；而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态度则更为恶劣，我的态度是消极的，是对抗的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反怪别人曲解我，怪别人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当物理系召开反右派斗争会时，我明明接到通知却用各种借口如“记不清开会时间”，“今天不是开会时间”，“开会时会吵架”来逃避开会，逃避斗争，即<使>7<月>6日的大会的出席也经工会和同学的三请四邀，大会上要求自己先讲，企图讲完后可以先溜走，当工会追查我问题的专门小组找我开会时，我也是推三阻四，甚至对他们说：“只能每星期一次”，而在会上边只是随口答复，东扯西拉，从来未做过什么准备工作，有一次竟然对工会小组说：“犯人可以请律师辩护，我为什么不能请呢？”以此来逃避斗争、逃避开会，甚至当小组让我自己请辩护人时，我建议请崔戎和杨校长。<这>我还嫌麻烦，又说“法院可以指定律师，请你们自己指定”。这样我把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用不严肃的态度<来>对付。不独如此，我还在家内客房门上和楼梯口、书房门上贴上“避<闭>门思过，概不接见”，又贴上“请勿上楼，公民住宅不受侵犯——宪法第70条”的纸条，以此来躲开别人对我的帮助。(但这些全是谎言，因为我不但没有“思过”，而只是在写一本书：相对论，准备传之“后世”。)心里只是想，“辩不辩论总是一样，认不认错也是一样，反正不会饶我的。”又说，我反正不是右派了，混得过就混过斗争时期，混不过也没办法，只好由他“处理”后再说罢！这一辈子只想混一碗饭吃就算了，种种消极抵抗的思想也表现出来，尤其表现得恶劣的是当人代会要我出席会议辩论时，竟借口有病而不出席，又用了很多“理由”，作出不出席的借口，这些赖会的花招引起了群众的愤怒，使我与党和人民形成对立的局势而自绝于人民！除去这些花招之外，我还耍了无赖的“手法”。现在我坦白交代与刘鸿<洪>宾订“攻守同盟”的事。当民主报第一期印出后，刘鸿<洪>宾拿到我家的时候，我先翻看自己的文章，觉得中间漏了一大段，让刘鸿<洪>宾补上，又翻看了第一篇陆侃如的文章问刘“为什么又谈些问题”。他说，“陆的文章怎能不登。”后来又翻到支持闹青岛日报社的文章，我当时很气愤的<地>对刘说：“岂有此理”。而刘却说“应当质问”(指青岛日报)。当我和他辩论时，他就含含糊糊地急忙走了。在反右派斗争之后，我觉得刘的其余问题还是属于思想范畴内的问题，而只有支持闹青岛日报一事是思想范畴以外的事，属于法律问题。<我>想到他一家老小，于是在小组交待时故意说“刘鸿<洪>宾当时说，‘他们要登，我也没法’”，以此来推卸他的责任(这是谎言，因为据我判断，刘鸿<洪>宾对闹青岛日报，至少对“质问”青岛日报，是同情的)。当天我就将交待的内容教<叫>小孩送给刘看，使他体会到这一件事的严重性(由于条子上只有这一件事是假话，其余都是老实话，我想他是理解我的用意，所以没加另外说明)。当小组会议对这件事追查时，我起先的确不晓得所说的“攻守同盟”的意义<思>，以后愈追愈紧，愈逼愈紧，使我十分难堪(当时认为是一生最难堪的时候)。我就只好耍无赖，说什么“没有”、“大概没有”、“假使有了，那我说的话全是撒谎”，以及“有人找我，说我不在家……”甚至自认为“强盗”，而始终不坦白真正的用意，甚至在处理右派时还不坦白交待，还代为掩护。这说明我对党的不老实，说明我与党的对抗的情绪。我这种撒谎、掩护也不只是这一次。关于九中教员事，我硬说该九中教员是我的学生，而事实上是葛源先告诉我后，又在海边介绍该人与我认识的……这些事一方面暴露了我的品质，另方面也说明我对党的看法错误，以致把私人情感放在党的利益之上。 + +　　在大小会议上，我也表现出很不老实的态度，一会儿说我是“左派”，认为“对我斗争是错误的”；一会儿又自认为是“强盗”，“你们还会相信我的话”。总之是耍无赖，不是诚恳的<地>摆事实说道理，更不是诚恳接受别人的批评教育。不虚心检查自己的错误而老怪别人，所以造成“态度极端恶劣”和“顽固不化”的应得结论，这全是咎由自取。 + +## (三)错误思想根源的检查批判 + +　　在检查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之后，我先问自己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会干出这些反党反人民的罪行来呢?”细细的<地>想起来．实在难以理解。第一，现在中国日新月异的每天都在富强的道路上前进，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连美国也在朝鲜碰了钉子回去，而我做梦也想中国富强起来。现在这种梦想已肯定的逐日实现。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我一生也最恨人压迫人，而现在中国的一向贫苦仰人<鼻息>生活的工农全都翻了身，当了主人，国土上再也没有帝国主义的铁蹄，我国对弱小民族的正义支持，例如对埃及及其他国际问题上的正义行动<的支持>都使我五体投地的<地>感慕：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呢?说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罢<吧>，谁不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日益危机，而且正在走向崩溃的前夕，更何况帝国主义者也不可能让中国在工业上发展成资本主义国家。再看资本主义国家内失业的威胁，<还有>枪杀、淫秽、饥饿、贪污，而我新中国才成立八年就消灭了这些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内有一个发明就被紧密地收藏起来，不肯公开施<使>用，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任何先进发明创造就<会>马上被全国推广形成生产跃进的高潮。这些无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可能使人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 +　　谈些个人生活罢。我解放后的生活水平，一天一天的提高，衣暖饭饱，而且可以天天读书吃酒，毫不顾虑“饭碗”问题，和解放前想办法向市侩买米，抢购“大头”的日子比较起来，有天涯<壤>之分。那时甚至我自己的弟弟还说“教授几个铜板一斤？”的挖苦话。我有什么<理由>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呢？说我为的是想“向上爬”罢<吧>，<也不对>我一向就厌恶行政工作，请我做也不肯做，更何况“爬”呢?说我对国民党有什么好感罢<吧>，国民党把中国搞得一团糟，我自己被国民党的兵打得吐过血，又被军令部陶士珍关过好几天，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逼得流离分散<失所>，我父母也间接的<地>被逼死亡。那些市侩官僚趾高气昂一脸看不起“教授”的样子。这些怎能使我对国民党有好感呢？(再拿国民党时代的社会秩序和现在比较，更是天地悬殊，大概除去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之外，没有一个人会“怀念”国民党的！)那么这也不是，那也不是，莫非是怀恨党在肃反中对我的斗争罢<吧>?但是党在肃反中对我可算是“无微不至的爱护”。即使在斗争当中，除斗争会上之外，在其余的时间内也没有一个人不待我好的，检察院对我慈父般的安慰，使我感激得流下眼泪来，即使崔戎在斗争会之后，也对我加以安慰、解释，并亲自削苹果给我吃。市委矫部长也亲自倒茶给我吃，连陈毅副总理都关怀我的问题，据说中共中央每个月有信到青岛市委查问我的问题。(过去社会上有谁这样关怀过我的呢?)平反以后就更不必谈了。我常常自誓：“在党困难的时候，我必定用性命来报答党的恩情。”我还有什么可能对党怀恨和不满的呢？难以理解，再平静地想一想，我有我幻想的生活和环境：幻想在一个幽静的农村(最好在靠近拍岸的海涛的环境里)，和几个朋友或几个研究生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既没有人打扰我，也不要“开会”更没有“斗争”，这样可以身心愉快又可以专心一致<致志>研究生活下去，既可以保证研究的质量，也可以按计划交成品，对人民作出贡献。所以在这种思想支配下，我对“斗争”本身就有着抵触的情绪，所以向往资本主义式的民主自由。以为最理想的社会是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加上资本主义式的自由(互不打扰)。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之下，使我对“斗争”心怀不满，发生抵触，不过这还不是基本的原因。 + +　　另外还有基本的原因，检查后发现我对“党”的看法基本错误。过去的错误看法不谈了，即到山大后，思想的变迁虽快，也没有真正的<地>认识“党”。最近几年来，只认识共产党好，是真心真意为人民服务，但并没有深入追究<党>为什么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原因。我还是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好的资产阶级政党”的眼光来看“党”，以为也只是一个“好党”或“好人党”而已。对党的各项政策并不是无条件的<地>拥护，也没能改造自己的主观“来合乎政策”，而是用自己的旧脑筋旧立场来看政策，因之，有时发生抵触情绪，同时对党的组织关系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我以为在肃反时，山大党委会就是崔戎一个人“说了就算”，其余的党委成员只听他的指挥而不认识集体领导的民主集中制，以至听信什么山大派华大派的谣言。我对党中央与党基层组织的纪律等关系也搞不清，还是用旧的眼光来看问题：以为基层组织可以利用职权在党中央或上级指示的公文内“兜圈子”，可以假公济私的<地>执行政策，甚至我还认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各人的意见也不一定一致，而人民日报的社论也只代表人民日报编辑部里几个人的意见(所以有“反右派”不是毛主席的意思等等错误看法)。不认识党的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以致发生一系列的错误看法和错误言论。 + +　　我又把“我”个人和“党”的关系看作是“朋友”或者“主”“客”的关系，把自己看成是“客人”，“党是主人”，把自己看成是“被党聘的教授”，学校是“聘老师的东家”。认为，“你们主人是请我来教书的，我并不是白吃你们的饭。”把党看作是一个“好朋友”而不是和党一条心，不是从党的立场看问题，而是以自己的旧观点看问题，以为“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玉>”，而不是站在同一个立场，只以旧的“好人”，“坏人”的眼光来衡量自己和别人，来要求自己和别人，以为“好人”是“公正无私，没有害人之心”，“爽直忠诚，不虚伪”，反之就是坏人。而没有从“立场”来看问题，以为肯为别人牺牲自己的是“好人”，为自己而牺牲别人的是“坏人”，而不细细追究所谓别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人。以至无原则的把好人当坏人，把坏人当好人。现在才认识到这种无立场的看法是错误的。认识到“好人”“坏人”的定义，应当从“对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有利有害的两方面看，也就是说要用“阶级立场”来看。对建设社会主义，对劳动人民大众有利的事才是好事，一心一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劳动的人才是好人，否则就是坏事就是坏人。新的标准定了之后，就觉得过去的错误。这个道理也很简单，但是为什么过去看不清呢?还是一个“立场”问题。不是从党的立场看问题就看不清，对什么是“有利”，什么是“有害”，也就看不清了。现在既然肯定党是完全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立场，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站在六亿人民的立场，而党的智慧比个人的智慧不知要高出多少倍之后，问题的好坏，人的好坏，就看得清楚。所以今后第一步改造的计划就是完全听党的话：“凡自己的言论行动对党有利的就是好事，对党有害的就是坏事；做好事的才是好人，做坏事的就是坏人。”这样衡量起来，“我在鸣放时期做的是对党不利的事，因之是坏事，所以我那个时候是“坏人”。现在要立誓做对党有利的好事，才能成为好人，才能对建设社会主义有贡献。也由于没有站在党的立场，所以对运动中斗争的方法有着自己一套的看法：以为在运动开始时就应当先掌握相当充分材料再用“斗争”来向纵深方向发展，以为这样既不会斗错，伤了被斗者的心，另方面又可以更好地教育群众，在听说山大12个反革命分子全不是用斗争的方法斗出来的，就更加反对运动中所采取的那种狂风暴雨的方法，以为斗争只损伤人的心使人消极而又查不出反革命来，说什么“一片风雨声，成绩有多少”，来讽刺暴风狂雨的斗争。这样说法暴露出两个错误看法：第一，是机械唯物论的看法，以为只有查出反革命来才是成绩，而忽视肃反运动对反革命活动沉重打击的伟大意义，使反革命分子内部分化瓦解以至投降，弄清许多人的政治历史问题，从而获得丰富的经验，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警惕，有更好识别反革命的本领。第二，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以为自己的智慧比党还高明，而不认识到斗争的“复杂性”(“偏差”只是伟大运动中的一点小波浪而已，党也及时地采取各项措施来防止偏差，来避免和纠正偏差)，而这些偏差与运动的成绩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不足道。狂风暴雨的方法是解决敌我矛盾的一种好方法，也是目前所采取的方法，因之，连<联>想起来为什么几千年来的贪污和投击<机>倒把现在绝迹了?资本家为什么可以和平的<地>接受改造，国家的经济为什么可以稳定，不全是三反五反运动的成绩么?这些道理现在想起来都很简单。所以不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就看不清楚。就拿自己来说，在反右派斗争时，我认为“主人请客人讲话，讲错了，不听就是了，何必又要斗一顿呢？”“被斗的人有几个是真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并断言：“以后人要消极了”，但事实恰恰相反，“人民却更加积极”，这样就使我开始检查自己的错误看法，而到今天，才决心改造自己。(否则我准会把自己的立场观点“带到棺材里去”；和风细雨的方法不能使我从顽固不化的迷梦中惊醒过来。)所以只有从党的立场看问题，才能有全面的认识；才能知道解放后成绩的取得不是偶然的，不是单靠“好心”两个字可以做到的，而是和各项运动分不开的。通过运动又可以使群众成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有机体，提高思想，提高觉悟；“斗争”则是人民对某些问题的怀疑的追查和责询；是锻练革命队伍中纪律性和纯洁性的一种措施，并且是克服自由散漫和各种有害于革命建设的一种措施。这样使我对“斗争”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并愿意参加斗争。 + +　　其次也由于立场站错<了>，所以对“民主”和“自由”也认识不清，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是自由的，既不要参加政治学习，开会可以随便到不到；说错话甚至骂骂人也没有人斗你，以为“言论自由”是科学发展的保障，是文化勃兴的基本因素。现在看起来，这些所谓自由是“自由散漫”的自由，是无纪律无领导的自由，是造成过去中国“一盘散砂<沙>”的基本因素。在我们国家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是“自由”的最可靠的保障，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是虚伪的自由，是少数人的自由；当人民站在饥饿死亡的边缘上时，还有什么“民主”“自由”可谈呢？所以谈来谈去，还是一个问题：“立场问题”。当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当站在劳动人民、六亿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时，“自由”和“民主”的定义也就不同了。这样一看就认识到“抽象的自由”和“具体的自由”的分别，也就是说“集体主义的自由”，而不是自由散漫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才是对人民有利的自由。否则无纪律无组织，则是对人民有害的自由。我第二步的改造计划是使个人自由服从集体自由，养成集体主义的思想习惯。另外我所宣传的“资本主义法制精神”，也是夸大歪曲。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杀盗淫秽的到处猖狂，正是违反他们法纪(的结果)，而我国的社会主义秩序却远胜过他们，这是一个对比的讥讽，说明治好一个国家不是单靠几个条文可以解决的。由此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党领导”的作用，远胜过空洞的条文(当然条文是应该遵守的，但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条文可以被人钻空子，如找假证人等等)。谈来谈去．还是立场问题。不站在党的立场，问题就一切看错了。 + +　　除去以上所述的主要的立场站错的问题之外，我又回忆到那两篇文章中的恶毒字句。为什么出言吐语那样的恶劣呢?态度也是那样的恶劣呢？很多立场站错的人的态度言吐<谈>并不那样，这种态度并不是偶然的。解放前也是一样，是一贯的。不管什么人对我提意见时，我就先堵住他的嘴。有人说我的缺点时，我就先说他的缺点并且当面夸大，不耐心听别人的话而只要别人听我的话，夸大事实证明我的话对(和别人在一起谈话时，也只听我一个人的喉咙，使别人无法插嘴。当我自己的话讲完之后，我就借故走了)。这种恶劣的态度特别表现在对上级领导的谈话中，以为不如此就会被人认为“向上爬”，“胆小”，甚至会被人误会为“骗饭吃”。 + +　　是不是由于“吃酒”的原因呢？也不是，“吃酒”只增加问题的恶劣性，我在不吃酒的时候也不肯听别人的话。自己拿定一个主意之后，就坚持到底。合于我主观想法的意见就容易接受，不合我主观想法的就借词推却甚至疾言厉色的<地>驳斥。单是性子急脾气不好么？也不尽然。固然这些也是主要的因素，但还不是惟一因素。另外还有重要的因素：“骄傲狂妄，自以为是”，以致使自己不能得到改造。对政治不关心，这个因素是有来源的，我小时候读书比较聪明，二十五岁就在浙江大学当副教授，并且有许多名教授向我请教，也“佩服”我。以致使我也成为“名教授”，在国外的科学权威杂志上又发表好多篇研究论文，就渐渐的<地>使我骄傲起来。起初还只在科学问题上骄傲自满，及至平反后就以为在政治问题上也看得准，就使我在政治问题上也以为自己看得对，把一知半解的知识抓在手里，还以为这是为的“改革”，为的六亿人民并将这种错误的意见强加于党，这样使我堕落成为今天顽固不化的右派分子。要使我能根本改造，则必须把这个根子挖出来，予以摧毁(在肃反期间，我对这个问题也开始有点觉悟，但当时集中在“我不是反革命”的问题上，而没有在思想工作上深刻检查，平反后就更不曾检查了)。 + +　　在反右派之后，接着有系统的整风，接着全国大跃进。人民觉悟提高了，工业农业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向前跃进，和我的估计“人民消极了”却完全相反。而反右派斗争确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再想到解放后各项的建设成绩和人民生活品德的改变却是过去几千年来人民所不敢梦想的，而现在实现了，且在一日千里的前进。想我自己呢，连家庭几个成员，系里面几个同事的关系总<都>搞不好，连一个山大物理系总<都>搞不好，还有什么理由值得骄傲呢？肃反后的平反只是党谅解我，党爱惜我，并不是什么“看得准”，而我却又骄傲起来，以为我自己的“政治也行”，实在荒唐之至！想到这里不由我不低下头来。再检查我的文章，不由我不痛心，我实在对党对人民犯了罪，是一个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害党害人民的右派分子，请求党再谅解再宽大再爱护，我以后决心听党的话，照着党的方针做事，改变自己的思想使<之>符合党的政策。 + +　　另外再检查我的科学成就，实在是沧海一粟，并没有什么大发明，而自己的东西又不肯拿出来，对人民有什么特殊贡献而值得如此的骄傲呢?再想到即使对人民有了特殊的贡献，对人民骄傲起来也将步“朱可夫”的后步<尘>。由于骄傲而失败的例子不是多不可数么?想到这里，使我不寒而栗。一生的骄傲自满使朋友不敢亲近我，使我在家庭里在系里形成“恶霸行为”，“说了就算”，以至没有人愿意当面指责我，而我又不听别人的话，同我要好的都是顺着我脾气的，使我在政治上得不到提高，在学术上不注意别人的研究成果，骄傲自大并不能使人尊敬，相反的使人厌恶，使人觉得我是妄人。靠骄傲既吓不倒人也骗不了人，徒然使人更贬低自己，徒然使人嫌恶而自绝于人。回想起过去党对我的爱护实在令人伤感，回想起当我初来山大的时候(1952年)，党和行政对我的关怀和尊重，以及平反后党和行政对我再度的爱护，而我却以为向党和组织靠拢会使人疑心，我是“巴结领导”，使人怀疑我“有所企图”，因之“故意”与党疏远，故意的闹“不一致”，以为这样可以表示我不是“有所企图”，不是“骗饭吃”，可以表现出“无求于人”的“清高身份”。到今天才认识到，向党靠拢并不是向某一个人“献殷勤”，而是为的社会主义前途，为的六亿人民的幸福，为的是改造自己使<之>能担任起建设社会主义繁荣富强的事业。过去站在旧的立场看问题，使我和党疏远，使我和党不是一条心，以致堕落到右派分子的泥淖内而成为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实使我痛心之至!党向我伸了两次手而我顽固拒绝，这种悔恨对谁说呢?只有对党说！向我亲爱的党说：我过去完全错了，我现在觉悟过来了！只有党是我暴风雨中的磐石，我坚<决>抓住这个磐石不放。从今后完全听党的话，改造自己，使自己能为建设繁荣的社会主义祖国尽一点力量，使自己的知识能为人民所用。党！我今天是败子回头，从今后决不违犯<反>你的政策，决心听话。希望<得到>你的教育和改造！恳求你再伸一次手，末了一次的手！ + +　　写完之后，感觉心情比较轻松。回忆一下思想的转变，从自以为爱党到认识到反党，中间走了许多曲折弯路。 + +　　当一开始反右派，报纸上登载我是“特务少将”时，我的抵触情绪达到最高峰，认为是“打击陷害”的继续。认为大家开会帮助我是故意整我，叫我检讨是想套我的话来抓我的“小辫子”。所以不论大会小会对我都不起作用。我根本没想到“检讨”，并且认为反右派后，整风要是整不好，人民也将消极，以后要“平右”，所以我将青岛日报和新山大的材料全部留下两份，准备以后上诉用。当反右派深入之后，发现我的文章里是有缺点，说得“不顶好”，造成“大不好”的影响。但是<我>一直认为基本的看法和观点是对的，所以也不想检讨，以为一检讨就会把基本观点(所谓法制精神)冲淡，失去文章的“应有价值”。一直到双反后，工业农业大跃进之后，我的信念动摇了，才发现我的看法和观点“有问题”。“平右”大约不会有了，但那时仍然顾着面子，认为反正已经这样了，检讨等于“画供”，徒然受罪，同时又由于我没有做过检讨，对检讨的认识不足，以为检讨就是一齐包下来，拼命的<地>骂自己而已(由于我过去的态度不好，所以也没有人愿意找我个别谈话)。到处理右派时看见校内贴满“逮捕历史反革命”的标语，心里有点乱，想马上到中央上诉，但想到既然有错误还未检讨，到中央理由也不充分，但苦在不知怎样检讨，于是就想找晁校长认罪，谈了后就我当时的认识水平，匆匆写了个检讨。 + +　　以后，党派我的大儿子回家帮助我，使我非常感动。他劝我参观了工农业大跃进展览会和肃反展览会，和我谈了立场问题和对党的看法问题。他对我两篇文章的批判和大家的看法差不多。使我想，“如果别人有意整我，故意夸大，难道我亲生的儿子也想害我么?”这样我又重新的再复看我的文章和(我留下来的)大家过去对我的批判，这时我发现了大家对我的批判是有理由的，因此感觉到党对我的教育是正确的。这样使我决心把全部的内心活动谈出来。 + +　　由于许多问题过去从来未对人谈过，也有些问题从来没有系统的<地>谈过，更由于自己的水平所限，所以这个检讨还是初步的，也许过程显得太多而深刻不够。但我诚恳的<地>希望党今后多多帮助我，作进一步的检查和认识。 + +　　通过写这个检讨，我初步地认识了两点：(1)相信党、听党的话；(2)相信群众，是最好的办法，我如果过去这样做的话，要少走多少弯路，今天也不会变成右派分子。 + +　　由此回忆对党的认识怎样的迟迟不前，一直等到<有了>大量的事实才推动自己逐步的前进，一直等碰到<得>头破血流之后才使自己真正认识到“立场”的重要性，才从迷梦中觉悟<醒>过来，才下决心以后永远相信党，听党的话，永远和党一条心。 + +　　· 来源： + +　　《束星北档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2/000001.txt b/CCRD/1/6/2/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3fc1c047a57568ee37ed179dd8549e5ad068fec --- /dev/null +++ b/CCRD/1/6/2/000001.txt @@ -0,0 +1,155 @@ +# 右派分子李进文档案：鸣放大字报和交代认罪书 + +　　【李进文（1929--1974），男，广东省五华县人，中学毕业，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副科长、共产党员。 + +　　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工作”。 + +　　1949年，正式参加工作，入共产党。 + +　　1949—1954年，先后在五华县担任过宣传干事、副乡长、中共区委副书记，民兵大队长、土改工作队队长等职务。 + +　　1954年，调入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 +　　1954--1958年，先后任干事、副科长等职。 + +　　1957年，写大字报对官僚主义、领导的工作作风以及机关的工作风气等方面进行了批评写的很尖锐，直接点名批评，被划为右派分子。 + +　　1958年，被开除中共党籍，下放到中共省委农场（即白云山农场），后转广东博罗的铁矿场劳动。 + +　　1959年，又转回白云山农场。 + +　　1961年，被摘掉右派帽子。 + +　　1974年，去世。 + +　　1979年，被正式宣布为错划右派分子，在《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呈批表》中的“本人申诉改正的理由”一栏，由妻子代为填写：“李生前对她讲：他划为右派是由于提过两个意见：1、认为广东肃反打击面宽了，建议领导上召集被斗争过的反革命分子开生活会；2、给领导贴大字报，用漫画的形式画了一个人吊（钓）鱼，说领导官僚主义。这样划为右派思想一直没有解决。” + +　　 ——摘自孙陇：《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祭：一张鸣放时期的大字报》】 + +## 第一部分：李进文的鸣放大字报 + +## 1. 半天吊 + +　　听说我们部里的处长、主任有一种头不兼天、足不着地的“半天吊”的“慢性病”。据诊断病态的表现：（1）上承部长指示，下达科长、干事执行；（2）开会，看电报，传阅文件；（3）承转（有时也批发）科长转来干事的文稿；（4）听汇报。至于亲手接触，深入下层，调查研究，他们因为是“任务繁重”无法分身，有些处长、主任很少，甚至从来没有下去（今年3月组织大规模的力量下去检查组工会议的贯彻情况，一个处长也没有，向这样的大转变，处长、主任不去看看，怎么行呢？）就是在家里定计划，写总结，写报告，综合整理材料……也自有“拼命三郎”：讨论研究问题也不过是将同志们的意见综合为一、二、三、四，总之上有部长决定，下有科以下干部执行，他们在中间风吹不进，雨打不着，这种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是否妥当？究竟处长、主任如何真正起到部的手足作用？部长有如何去领导处长、主任和全体同志呢？这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 +## 2. 人隔云山几万重 + +　　“官”高一级，“隔”多一层，见首长难于上青天，有人说这是言过其实，我说那到不然，略举一鳞半爪，便可见一斑。见处长吗，那还比较容易，欲见部长却难于哉，见省委书记吗，那就难哉又难哉，一般规律是“书记、部长”，“部长、处长”，“处长、科长”。他们之间的接触，无非是会议室内周转，与文牍主义结下了不解之缘。那么真正干事的“干事”，与“领导的领导”，其中间的距离，真有“人隔云山几万重”之叹！ + +　　有人说，我们组织部的部长有一种不接近群众的“优良”传统，说是“衣钵”相传，话虽有点挖苦，但仔细思量，也并不是凭空捏造，请你查一查，以前李明、欧梦觉两位部长与群众联系的情况如何？他们任书记后，不是“别时容易见时难”吗？又不妨问一问尹部长，他对组织部的同志认识有几个？刘副部长，有在什么时候主动与下面同志亲切交谈过？ + +　　（见“面”既然如此艰难，思想见面当然更无可言，同志们的工作情况、思想情况、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无路上达，领导上只好“茫然”，等到问题严重到爆炸了，只有“开刀”，调离。） + +　　有人问，我们组织部为什么自由主义浓厚而政治空气稀薄呢？为什么乱搞两性关系的丑事不断发生呢？为什么有很多同志不愿在组织部工作呢？为什么大家觉得组织部人与人之间总是冷若冰霜呢？为什么……我想，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我们亲爱的部长同志深入到干部群众中区寻求答案。 + +## 3.随便谈二则——扯淡（笔者注，选其一） + +　　工间操 + +　　工间操时间未到， + +　　到处已经是热热闹闹， + +　　有人提议去散歩， + +　　有人说“扑克”玩一会， + +　　这里叫三人差一个， + +　　那里说“攻花”不如“摔到底”， + +　　司令，参谋加战士，部长，处长，科长 + +　　团团围上呐喊摇旗， + +　　大战没有三百合， + +　　胜负双方谁也不愿意， + +　　直“摔”得天昏地暗 + +　　直“攻”得人仰马倒， + +　　上午是不到九点半钟（多一点）， + +　　下午是不到五点不收兵， + +　　消磨时间，就是依靠这一手， + +　　不然，日长无事拿什么来开心？ + +## 第二部分：李进文关于右派言论的交代材料和认罪书 + +## 一、夸大缺点，丑化领导，否定领导的作用。 + +　　这种思想和眼乱在鸣放时期所写的大字报所写的大字报和座谈会的发言中突出的表达出来。 + +　　首先是对部的领导。在领导作风上平日在日常生活上比较少于同志们接触，污蔑成为不接近群众的“官”。领导上高高在上与下面的干部是人隔云山几万重，见面是难于上青天。丑化领导不接近群众是衣钵相传，平时很少关系群众的疾苦，不了解干部的具体情况，学习情况，生活情况，少和下面干部作个别谈话，使下面干部有意见，无路上达……把领导上正常的工作和工作制度说成是在办公室内团团转，与文牍主义结下不解缘。说领导上深入调查不够，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在工作的指导上说领导对下面，原则指示多，具体帮助解决问题少，领导不深入，靠会议（组工会议和座谈会）去指导工作。贯彻中央的方针是一般化，四平八稳，慎重有余创造不足，去年8月干部工作座谈会上对各地培养提拔干部工作上已出现官多兵少，超过实际需要的现象，直到中央召开组工会议前，还是强调反右倾保守。今年组工会议贯彻稳定提高干部的工作方法时，在具体措施方面除中央提出的几条外也缺乏新的东西，对干部分管与统管问题也缺乏主见。对刘部长也是诸多挑剔，说刘部长平时很少接近群众。4月间我与刘部长出发佛山回来后，竟对人说，这次出发有点游山玩水的味道。检查干部工作和听了下边汇报干部工作后只是提出原则的意见缺乏具体的指示，对自己帮助不大，很失望。更丑恶的是无中生有，捏造事实，污蔑领导经常打扑克，超过时间。 + +　　这些看法和言论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完全是对领导的一种丑化和污蔑，我们部的领导是党委的助手，掌握大政方针，指导全省的工作，许许多多重要的问题，要他们去研究解决，不可能每天都抽出来和同志们交谈，实际上不论过去和现在，所有的部长对本部的同志都是能够深入联系的，各种工作会议，党的组织会议，联欢，婚礼等，我们的部长都是从百忙中抽身主持或参加，就是日常生活中也是经常与同志们接近，或通过组织形式通过各处室的领导，处处去关心照顾同志。对个别犯错误的同志也是经过领导上的反复教育，由于他们不能很好的接受教育而犯错误，完全是由本身负责，绝不能归咎于领导，为了教育干部，为了严肃党纪，对犯有错误的同志给以应得的处分是完全正确的。对工作的指导方面，部里都是根据中央和省委的决定，认真的研究正确的贯彻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十分重视调查研究，随时组织人力经常下去，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及时指导工作，就是说既有方针原则的指导也有具体的帮助，因此能从各方面取得伟大的成绩，保证了党的政治路线和各个时期中心工作的完成。干部工作方法，在中央和省委没有改发之前，干部的领导执行原来的决定是完成/全正确的，不能说部的领导思想落后于实际，没有创造性。今年贯彻稳定提高干部工作方法也完全是按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贯彻执行的，这又有什么不对呢？对与刘部长出发佛山回来的言论，说明狂妄自大的，看不起领导，破坏领导的威信，攻击了领导。这些事实都说明我对领导的看法和发出的言论，只能说是对领导的一种丑化和污蔑。 + +　　其次是否定处的领导作用，丑化处长是有一种头不兼天，脚不着地的半天吊的慢性病，把处长说成是不起作用，上有部长决定，下有科长干事执行，平时又很少下乡和写东西，他们在中间风吹不进雨打不入，说这样的处长不难当，这实际上是完全否定了处长的作用。为了否定处的作用，突出的表现自己，竟歪曲事实，颠倒是非，将处长的主要工作和正常的工作制度，如上承部长指示，下达科长干事执行；开会看电报，传阅文件；承转科长转来文稿；听汇报等，这些主要的工作，荒谬的说成是病态。对处长深入调查研究不够，也是仅片面的看到个别处长少下乡（指白处长和钱处长），没有去分析是不下乡还是没有可能下乡，是夸大是污蔑。事实上王彻处长今年就亲自到高安去，过去陈彬处长也经常抽空下去。白处长钱处长也是经常希望下去，但由于家里有许许多多更为重要的工作，不能抽身下去，说处长少写东西也是歪曲事实，污蔑领导。我们写的东西都是经过处长反复修改的（这比写初稿更为艰巨）王彻处长扣钱处长都还经常和我们一起共同写材料，共同开夜车，这些铁的事实，都说明是夸大缺点，歪曲事实否定处的领导作用抹煞了处长的光辉劳动。 + +　　为什么我在这次大鸣大放中会夸大缺点，甚至是捏造事实攻击领导呢？这固然是由于自己主观片面情绪偏激。更主要的是由于自己个人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甚至对领导上存在有不满情绪，因此乘整风之机，对领导吹毛求疵，个人的不满情绪就会流露出来。其不满发展是： + +　　①区部长原来是参加党员处的党小组，后来支部通知说参加干部处的党小组，在编组时，有些同志说跟首长在一起过组织生活，感到拘束，后来决定编在干部处一科的党小组，当时是我当小组长，但编组后在我任小组长期间，区部长没有来开过会，自己认为这是首长的特殊，平时领导少接近下面的干部，组织生活又不参加，这样是脱离群众，下面干部见首长确实是困难。有一次因写一材料（是古老在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几个同志合作）写好经区部长审阅后，我写的那部分，有些问题要补充具体材料，区部长找我去当面交代要补充那些材料。并要的很急，后来找到一些，但还感不足，我说现在手头上掌握的材料就是这么多了，区部长即板起面孔，态度很严肃的责备一番，并限时刻找出来，自己感到很不好受，心里不满，一直记在心里。 + +　　②林书记的秘书方骏同志因病休养，部里决定叫我去代理，并作个别发话，嘱将工作交代好，后来改叫朱静娴去了，但领导上没有跟他说清楚不去的原因。后来才知道林书记不要，说对我不了解。当时我想部长官僚主义不接近下面，（林书记当部长时）不但不了解本部科级干部的情况，而且连名字也不一定叫的上来。要想领导上了解可不容易。 + +　　③很少见部长亲自参加听取下乡回来的工作会/汇报，根据会议的情况及时总结提高，只是每伸手向下面要材料，而且要的很急，平时没有很好的积累材料，临时才要，累得下面头昏脑涨，而领导只是高高在上，布置工作和汇报工作都是层层下达或层层上报，不体念下面工作时的困难，少给予具体的帮助提高，同时看到尹、刘部长平时也很少主动的接近干部，与下面的同志个别交谈，自己在部里工作几年了，从没有见领导与自己个别谈话，问一问工作生活、思想等情况，这些自己心里一直都感到有意见。 + +　　④只看到自己的工作，看不到别人的工作，把自己的工作成绩，放在不恰当的位置上，极端荒谬的认为搞具体工作才是干事“是拼命三郎”。同时由于自己存在平均主义思想，好逸恶劳。认为许多具体的工作下乡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写东西都是由科以下干部去做，处长为什么不亲自动手呢？经常要材料就是下命令式的，累得人家蒙头转向，搞通宵，搞出来的质量又不高，白废力，吃力不讨好，今年春节，自己准备带孩子回家，车票已定好，后来分配写干部思想情况，作为组织工作会议的文件，自己刚回来部里不久，什么还是很生疏，（离开一年多了）情况不熟，材料不足，自己认为本应由综干处来写才对，为什么叫我来写呢！要求又很急，只得硬着头皮，花了整个春节的假期，开夜车，思想上很不满意。同时错误的认为科以下干的具体工作多，但许多生活上的照顾，文件、会议等多是处以上才能享受，科以下则较少，也有意见。 + +　　⑤狂妄自大，有看不起领导的思想。对领导多看到缺点的一面，看到白处长几年来很少下乡，文化水平也不很高，过去在处联合办公或者听完会/汇报后很少提出具体意见和指示，认为他既不用下乡，又不用写东西，大政方针有部长决定，具体工作有下面的科长干事来干，实际区上没有做多少工作。同时去年发现自己对补助问题上有错误时又不找自己说，而是在王彻同志面前批评自己，心里不满意。由于去年写干部思想情况时事先经过和王彻处商量，写好后又经过处的修改，但送部后该问题提得不突出，一般化不能用，我想我牺牲了春节假期，化了很大的劲，写出来的变成废品，责任完全在处，认为是处没有将部的意图交代清楚，同时也认为王彻处长来机关不久即提拔，对干部工作也不十分熟悉，过去在肃反办公室工作在文字的组织方面也不见得十分高明，因此将这次写的材料不能用完全归究于王处长。对钱处长也是评头品足，认为他文化水平高，但缺乏基层锻炼，几年来生长也不慢。 + +　　⑥用狭隘的固定的眼光来看待处的领导，不恰当的与一个县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作比较。由于自己从参加工作后较长时期在县里搞基层工作，所接触到的领导作风与领导方法是搞群众工作和基层工作的一套。一个县的领导，他的工作对象是农村基层，群众，因此经常都是深入下去，当每个运动来时，领导必须是带头深入，亲手接触，创造经验，指导全面，这样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给自己的印象很深刻，因此用这种眼光来要求处的领导。没有认识到在领导机关特别是省委的组织部门，他的工作对象不同，任务不同，是个方针政策的研究者和掌握者，绝不能与一个县的领导来作比较，这是极其片面的看法，是否定领导的主要工作，是极端错误的。 + +## 二、夸大与歪曲事实丑化组织。 + +　　把部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丑化成为高高在上，不接近群众，见面难于上青天的官，领导对待干部丑化得森阴可怕，说是平时不教育，不作思想工作，不了解干部的工作、学习、生活，思想等情况，到了犯错误就处分。将部里个别出现自由主义的现象，（如对李维任同志的问题事实未弄清即到处传播）夸大成是整个部自由主义浓厚，政治空气稀薄。把部里同志们之间日常生活联系不够的某些缺点，自己感到没有在县区乡工作时同志之间联系那样密切，生活上也没有象在下面一样的打成一片，竟丑化为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把张华和王锋两同志搞两性关系的个别事情，夸大说是丑事不断发生。把个别同志在组织生活的会议上或个别向领导上暴露自己的思想要求调动工作或下放基层锻炼，歪曲说成是大家都不愿意在组织部工作，这些都是歪曲和夸大事实，丑化组织，攻击了党的组织，把党委组织部门形容得不象样子。事实上，我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都是非常密切的，领导上抓思想工作都是十分注意和重视的。这些具体事实，上面已说过，同志们也举了很多具体事实驳斥了这种荒谬的论调。本部的政治空气是十分浓厚的，绝不能污蔑为稀薄，总支和支部经常根据党每个时期不同的中心工作或各项政策措施，布置党的组织会议谈思想情况，及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平时的组织生活也经常把思想工作当作一个内容，如发现党员有缺点时支部和行政领导都及时作个别教育，及时做思想工作，其他有无数的具体事实，不用一一列举。这些都说明我部的原则空气和政治空气是十分浓厚的，而自由主义仅是个别的不良现象而已。说组织部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这更是毫无事实的污蔑，这种说法客观上是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污蔑我党，起了呼应的作用。别的不用说，就以我本身来说就是一个例证。我到组织部几年来，组织上对待我的关怀与爱护是无微不至的，职务上和工资级得到了提升，爱人安置了工作，家庭困难也随时得到临时的或定期的补助，政治上和工作上都是非常信任。本处或本部的同志对自己也是从各方面加以关心爱护。至于领导对待同志和同志们之间不论政治上、思想上，学习上，工作上，生活上等各个方面都是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团结在一起，共同搞做好党的工作，怎么样也不能说部里人与人之间冷若冰霜，这只能是对组织的一种丑化。至于说两性关系的丑事不断发生，说很多人不愿意在组织部工作都是片面的夸大缺点，歪曲事实，丑化组织。 + +　　（既然事实不是这样，为什么我会发出这些恶毒的右派言论来呢？这是由于我的思想深处存在肮脏的名位思想，存在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组织部认为组织工作不好做，搞组织工作不能出风头，干了工作没有人知道，不象行政部门和其他单位负责行政工作能够出风头，能够炫耀自己，这种思想来组织部后即存在，认为在在高级机关做是大机关小干部，存在“宁为鸡口，毋为牛尾”的名位思想，当时曾想要求回到基层去，认为在高级机关搞具体工作，没有劲头。当提拔为副科级以后，还是认为这里的科级干部都是一样的做具体工作，不如在县里当个部长或其他机关做个科长好，这种思想在今年下放干部时活动得更为严重，曾写信给原籍的县委，征询意见，准备要求下去。在提拔使用方面，思想上也曾有过要求，希望能得到提拔。如去年本部提拔一批副科长和肃反办公室回来时见王彻同志得到了提拔。这种欲望没有得到满足，使自己思想上感到这里的领导对自己不关心，埋怨领导和组织对自己不加意培养，不帮助自己。同时错误的认为高级机关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完美无缺，当看到组织部发生有些缺点，如自由主义，两性关系，个别干部不安心等即抓住不放，作为自己攻击领导的事实，以为这样便可以开脱自己思想深处的脓疮，就可以掩饰自己卑鄙的名位思想，而又借口组织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所以我才会产生这些思想。因此对组织诸多挑剔，抓住一些所谓缺点即夸大、歪曲，加以丑化。） + +　　我在肃反办公室工作一年多的时间，在生活上曾经有一度较为困难，当时由于3个孩子连续不断的生病，他们又没有享受公费医疗，用费全要由自己负责，乡下的老母和一女小孩也要自己负担，这样不但经济上负担大，特别是思想上受压力很大，包袱很重，很烦恼，心情不好，埋怨子女多麻烦多，思想苦闷。也埋怨组织部的领导和福利委员不主动关心自己，一直到自己生活上产生较大的困难时，只得经常向人家借款，后来写了申请，但等了一个多月不见消息问支部才知道没有收到我的申请书，后来又补写了一张，也是隔了好几个星期才批下来，解决了旧的困难，偿还了债务，但新的困难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后来又听王彻同志对我说白处长对我提出了批评，说组织上已十分照顾我了，而自己还有意见，（这种批评完全是对的，是十分应该的）因此，更增加了自己对组织的不满情绪。 + +　　去年开党代表大会之前，直属机关选举代表，组织部党支部没有通知回去参加选举，选举后酝酿提案也没有参加，自己认为一个党员选举党代表和提提案都没有享受这种权利，在个人来说是一个政治上的损失，认为这是组织不从政治上关心干部的结果，心里感到很不舒服。（后虽然经过支部解析和作检讨，但认为组织上不关心干部的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 + +　　我就是由于这些个人主义逐步发展到怀疑组织对党不满，发展到这次大鸣大放，在这样的阳光气候下面，离开了党的立场，发泄个人的不满情绪，大放厥词，向党攻击。 + +## 三、怀疑和否定机关肃反的正确性和取得的伟大成绩，具体事实： + +　　1、对5％的控制数采取怀疑的态度，怀疑是否主观了，实际上是对整个肃反运动的正确性和成绩采取怀疑的态度，是对5％控制数的歪曲。自己在肃反办公室期间接触的情况，仅看到省直属机关第一批和地专机关清查出来的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按照政策界限复查定案时总的比例达不到5％；第二批和各县运动的结果比例更小；后来中央又改为2％左右为内部掌握的控制数。这样的变化，当时思想上是极端右倾的，对运动的正确性和取得的成绩便产生了怀疑和动摇，认为我们辛辛苦苦搞了这么长时间，花了这么大的力量和钱财，能定下来的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达不到5％的比例，而且经过复查后下降数量相当大，反而要向原来斗争过或审查过的对象做一系列的善后工作，有些还要向他们赔礼道歉，麻烦得很，认为这是成绩小，花不来，不合算。由于有这种思想，因此对中央改为2％时对原来5％的解析没有真正从思想上领会过来，认识上还存在距离，思想上还是主观片面的认为既然运动的结果达不到5％，所以才改为2％，那么原来的规定的5％就值得怀疑了。另外在运动中都是以5％为检查和衡量是否左或右的准绳，从工作的接触中有些单位，查出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没有那么多时认为是右倾进行严格的批判。在区党委机关开展运动时有些地区定计划一般是计划斗争对象超过5％，准备打成5％左右为指导思想，但运动结果比例并没有那么高，复查了好几次，增加了不少麻烦，要化很大力量去做善后工作，因此竟错误的认为是5％的规定所带来的麻烦，造成打击面过宽的缺点，这种严重的右倾观点，对运动中5％所起了正确的积极作用就很少去看，而多看到缺失的一面，因此，和刘部长出发到中山时，在鸣放中还会将这种毫无立场的看法提出来问刘部长5％是否主观。 + +　　2、污蔑肃反运动没有提高干部积极性，把暂时的局部的缺点，夸大成为全面的，把个别次要的看成是主要的，实际上是否定了肃反运动提高了干部积极性这个重大的成绩。自己看到省直属机关在运动初期在干部中普遍进行×查，引起了一部分干部思想顾虑，怕打狼的鞭子打在羊身上（后来很快纠正了），其中区党委也发生过保密大批搜查，实际上等于普遍搜查，干部情绪波动很大，江门市在初期也曾经全面的进行三查五查（具体内容记不清楚）波动面很大。到运动后期经过复查后下降了的或要平反的数量也不小，这些人回到原机关后表现消极沉闷的占多数，真正积极的和不满的都占少数，同时从各地汇报中反映有些人在运动后，讲话也不够大胆，有的将每天对人讲过的话写在日记上备查，有些企业、医院中则怕事故，一出事故怕说是有意破坏，缩手缩脚。在肃反办公室写总结报告时要找寻运动后提高了干部积极性的具体表现的典型例子，当时自己手头上没有掌握这么具体的事例（其实是没有很好去找）就是我们组织部经过肃反后干部积极性提高了的具体表现，自己也说看不出来。这种思想和言论都是对肃反运动提高了干部积极性的重大成绩的一种否定和污蔑，客观上是与社会上右派分子否定和攻击肃反运动的成绩起了呼应的作用。 + +　　（3、夸大本部肃反运动的缺点，认为本部肃反运动成绩不是主要的。看到本部的肃反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和力量，斗争的对象最后能定为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没有几个，自己错误的认为肃反运动要搞出反革命才算成绩，否则就不算。同时看到运动过程中发生宋贺庆逃跑和吴凤鸣自杀等事故，运动结束后还要向他们赔礼道歉。在运动后期又发现漏掉了梁天培。自己仅看到这些次要的缺点方面，思想上认为（而且与王彻同志说过）如果本部总结时是说肃反运动是健康的正常的（总结时我没有听）那是教条主义，不符合本部运动的实际情况。） + +　　对肃反的成绩和本部的运动应如何来正确估计？这个问题已在总结中说得很清楚。经过反右派斗争和大辩论所摆的材料使自己更进一步的认识到肃反运动的正确性和取得的伟大成绩。为清查出许多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纯洁了内部；更加全面的了解了干部的政治情况，通过运动弄清了一大批干部的历史政治面貌，更好的更适当的使用干部；提高了广大干部的政治警惕和阶级觉悟，提高了工作积极性……等。对5％控制数的正确性，原来斗争对象下降的原因，审查过的对象应不应该等问题，都真正从思想上明确的认识过来，使自己更进一步的认识到自己错误的性质，实质上是否定肃反运动的正确性和成绩，完全是丧失立场，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 +　　由于自己没有坚定的阶级立场，为谁服务的根本问题未得到彻底的解决，满脑子都是自私自利的个人打算，对国家人民的利益，对党的事业就不能完全站在党的立场上去分析问题，与党没有共同的思想和语言，而是离开党的立场去看待问题，不但对待肃反运动是如此，就是对过去的土改整队也没有完全从党的事业，从队伍整顿后提高了阶级觉悟，端正了立场，保证了土改任务的完成等方面去认识，没有从被处分的同志给党的事业所造成的损失去认识。自己看到当时整队那样严肃紧张的场面，看到一部分区书和县委等较老的同志因立场不稳而挨整受了处分，（如当时五华县付县长邓其玉，公安局长赖燕如同志，都在地委集中整队时进行大会斗争）。七区区长陈天扣押起来（不是敌我问题，后已恢复党籍）游街示众并把他和他亲手捕起来的地主恶霸反革命分子关在一起）。因此自己就从个人患得患失产生一种害怕情绪，认为这些同志入党和参加工作时间较长受教育和锻炼也较多，还会犯错误而挨整受处分，而自己是新干部受教育和锻炼不多，革命道理都懂得很少，很难保证不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犯了错误也会受到处份。自己产生一种缩手缩脚，谨小慎微的思想，直到1953年介绍人入党还是心存戒心，怕被介绍人以后发生问题连累自己（因整队时有的就是因介绍入党入伍的人中发现有政治问题或其他问题而受处分）。同时对那些因立场问题而受处分的同志，有同情和怜惜的思想，认为他们过去冒着生命的危险在白色恐怖下进行地下工作，对革命有一定的贡献，所以会在立场上犯错误，很多是不自觉的，不是有意的，而是由于没有受过系统的阶级教育和阶级斗争的锻炼，思想觉悟低，情有可原，何必处分这么重呢？ + +　　近年来在工作的接触过程中看到各地都有一些土改整队的遗留问题未彻底解决，有的还不服上诉，去年党代表大会还有代表提议进行清案，省委也当作调动干部积极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海南岛也因土改整队问题而引起干部的团结上有问题。在今年了解干部团结问题时，也接触到这些材料如监委摆出应清理的案件数；肃反办公室的复查后下降字及这些人与组织和领导上思想尚有距离等情况，因此自己不自觉的同情和盲目的共鸣，对土改整队和肃反的正确性和成绩在思想认识上有所怀疑，甚至在鸣放转入大争时在小组会上提出召集那些历次运动被错伤和重/处分过重的干部开开座谈会，听听他们对干部工作的反映，这实际上是替他们向党叫冤，叫他们向党进攻。 + +　　由于自己离开党的立场，对过去的运动的正确性认识不足，有否定一切的情绪，因此对这次党发出整风指示之后，怀疑反掉三个主义能否提高干部积极性，怀疑整风运动会不会虎头蛇尾（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在解放后已反过几次了）。认为几年来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那些在土改整队时被处分的同志，还那么多意见，还没有很好的发挥积极性，肃反运动后又增加了一些遗留问题，反三个主义错误的理解与仅是改进领导的工作作风问题，不一定是解决那些历次运动的遗留问题。这完全是站在反党的立场，不相信党，不拥护党的方针政策的思想。 + +## 四、运动中的态度恶劣。 + +　　当本部大鸣大放转入大争阶段，自己害怕反击，思想抵触很大，与领导采取对立的情绪，认为过去从来就是向领导上提意见后，领导认为对的便接受，不对的便拉倒，为什么忙于反批评呢？当领导发下10道题讨论分清是非时，认为题目出得不妥当，抓住人家的词句问题，还到大厅去抄回农村部的题目来作比较，还对王处长说领导没有掌握干部思想情况是官僚主义，这实际上是对运动起了破坏作用。当领导要我进行检查时，没有很好从一个党员的要求去检查和认识自己一系列的左派立场、思想、观点，还以为自己的错误不外是思想方法片面，词句刻薄，有偏激情绪而已。经过领导上和同志们几次帮助之后，还是表现不虚心，不正视自己的错误，不是站在党的立场来检查自己的右派言行，而是想混蒙过关，想从各方面减轻自己的错误，避重就轻，转弯抹角，不够大胆的接触思想实际，摆出思想深处的肮脏的东西来，存在个人患得患失的害怕思想，诸多顾虑个人的得失问题，怕问题提高到原则来越分析越复什，怕受处分，怕今后不知会如何下场，悲观失望，存在消极对抗情绪，抱着“死老鼠任猫捉”的态度，认为错已经错了，听候处理算了，我已承认了错误，思想上已愿意改正，还要追到什么时候，因此严重的影响自己正面的深入的检查思想深处。这些都说明自己对思想改造还采取抗拒的态度 ，完全不是一个共产党员对组织应有的态度，不是从党的事业，从党的利益上去深恶痛恨自己，主动的靠拢党，相信党大胆交代，弄清自己的问题，这是非常不应该的，这只有增加错误的严重性。 + +## 五、错误的根源 + +　　我是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满脑子都是沾染了自私自利的剥削思想，立场观点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在入党和参加工作前没有经过什么斗争的锻炼。在1947年以前还是念书，充满了扬名显亲的欲望，1948年失学当小学教师，本想教一年书赚点钱再去读高中，以求上进，将来好找出路。1949年初入党时就是存在为了找出路的动机参党的。参加工作是在解放后的和平环境下，没有清楚而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世界观，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组织上虽然入了党但思想上还没有入党，那种对革命斗争的软弱性和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直都没有系统的彻底改造与清理，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没有完全树立，加上在工作中学习不够，政治上不够开展，因此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就不能从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分析问题，在认识问题上往往与党有距离。 + +　　我的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和狂妄自大是有它深厚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我是出生于一个农民家里，几代都是单丁，我从小就是过着孤儿寡妇的生活，门楣衰落，被人家瞧不起，我母亲千辛万苦的抚养自己，想尽一切办法节衣缩食供给我念书（听说我家几代来没有人念过书）。她这样的唯一希望，就是要我长大后，能够出人头地，在这样的教育下，从小我就有升官发财的思想和光宗耀祖的封建思想，这种思想根深蒂固的带到革命队伍中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清除，在参加工作以后不断的得到了提拔，因此这种思想一直都是在发展，这二年来发展得尤为突出，一手要官，一手要钱，希望年年提拔，步步高升，这山望见那山高，得不到满足时便埋怨组织，甚至发展到怀疑组织对党不满，与党离心离德等危险的地步。正由于自己是个孤儿，母亲溺爱自己，在学校读书时从小学到中学，成绩不是第一也是优等，在村中群众很器重自己，16岁（入中学前）即担任本村的小学教员。村里能读中学的只有三四个，因此从小就逐渐骄傲自满，自以为了不起，心目中只有自己，参加革命后一帆风顺，这种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肮脏思想不但没有被克服，反而发展了，发展到今天看不起领导，只看到自己的工作，否定领导的作用的严重程度。 + +　　由于我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对党不满意甚至是与党对立，向党进攻，其错误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我对不起党，对不起领导，我抚心自问入党后8、9年来受到党的培养教育，得到党的关怀与帮助，不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照顾得无微不至，工作上大胆的信任自己，党的所以这样，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要我好好的为人民当好长工，我本应当体会到这一点，勤勤恳恳，全心全意为人民，为党工作，但恰恰相反，满脑子个人打算，把个人利益高于一切，什么都从个人得失出发，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之于脑后，辜负了党的期望与培养教育，因个人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便埋怨组织，对党不满，直至攻击领导，在大鸣大放时期疯狂向党进攻以怨报德，这是多么的卑鄙、无耻、丑恶，想到这些不禁愧悔交并，痛恨自己。我感谢党这次在悬崖中挽救我，把我从坭坑中救出来，我诚恳的向党认罪。我要求党根据我错误的性质和严重的重度，为了教育我本人，给予应得的处分。从今以后我保证抛弃一切个人主义的打算，坚决站到党和人民这方面来，全心全意的做好工作，我还有勇气和决心来改造自己，要求党把我继续留在党内，放在最艰苦的地方和最需要的岗位上去，最好是放到农村去，当一辈子的农民进行全面的长期的改造，使我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人阶级的革命战士，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 +　　 李进文1957年12月30日 + +## 说明 + +　　最近来由于心情沉痛，思想很乱，且兼身体不舒服，对许多问题检查得不系统也不深刻，请领导上再帮助。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2/000002.txt b/CCRD/1/6/2/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4a0e260b3d150aec4cf1d8cdad7ff64d5f2a05 --- /dev/null +++ b/CCRD/1/6/2/000002.txt @@ -0,0 +1,15 @@ +# 我们的错误 + +　　<华南师范学院、徐道衡> + +## 编者按：从《我们的错误》看来，《还我河山》的作者徐道衡好象是真的很沉重地作了深刻检讨。其实不然，读者们细心读后就会知道，这不过是一篇仍然坚持错误掩饰错误的“检讨”文章。什么“主观动机上是不存在着反苏，批拨中苏关系的”，什么“不自觉的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国际主义精神来看问题”。真是这样吗?你徐道衡真是热爱苏联，热爱共产党，只是在学术问题上偶然失了一下足吗?请读者们对照对照《还我河山》的原文吧，看这种文章是不是“主观动机上不存在反苏，挑拨中苏关系”而仅仅是“不自觉的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的人所能写出来的。 + +　　我们——《还我河山》的作者，今天以沉重的心情向全体教师和同学作一次公开的检讨。 + +　　第一、二、三次声明中，我们已经承认这篇文章的后果是不好的，但对它的严重性还是认识不足的，我们只从问题提出的本身兜圈子，认为这是一个实际存在可以争论的问题。事情越来越明显，通过辩论会、大字报以及我们班里同学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今天来说我们大家都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们的错误在那里呢?实在，我们写这篇文章时，主观动机上是不存在反苏，挑拨中苏关系的(但是，显然我们太幼稚了，我们并没有很慎重地来考虑对待友邦的态度)。但是我们没有慎重地考虑而采用了富有反侵略意义的“还我河山”的标题，把对待敌人的态度用来对待自己的朋友。而且，像这样一个问题采用大字报的形式提出来，难免引起同学们思想的混乱，骤然一看，就很容易认为苏联侵占我们的领土，这实在是一个很坏的影响，我们非常痛心，我们不自觉的离了无产阶级的立场，国际主义精神来看问题。正当帝国主义疯狂向我们进攻，处心积虑想挑拨中苏关系，在此大敌当前的时候提出这样的问题，显然是立场太模糊了。它只会给帝国主义钻空子，影响中苏之团结，这就是我们严重的错误。我们将从这次错误教训中加强学习，坚定自己的立场。在批判自己的同时，我们积极投入反右派的斗争中来提高自己的认识。 + +　　最后，我们郑重地声明：(1) 绝对不存在苏联占领我国领土的事，我们地图标出的是沙俄时代的事；(2)关於我们提出的主权问题，我们准备请教史学界给我们解释；(3)为了集中力量向右派斗争，我们准备不再举行辩论会，我们欢迎老师同学对我们的批评。 + +　　 《还我河山》作者 + +　　 来源：华南师范学院学生会 编辑出版《华南师范学院反右派斗争初战记》，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2/000003.txt b/CCRD/1/6/2/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9aa2f2d14daa1a72b2d56d8ffd074c71210a23 --- /dev/null +++ b/CCRD/1/6/2/000003.txt @@ -0,0 +1,57 @@ +# 向人民低头认罪: 章伯钧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的发言 + +　　<章伯钧> + +　　我今天是一个在政治上犯有严重错误的罪人，能够获得全体代表们的宽大，站在你们面前，允许利用几分钟的时间，来表示我承认错误，低头认罪，下最大的决心努力改造自己的态度。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曾指示过：只要“经过外力的推动，生活的体验和自己的觉悟，右派分子能够幡然悔悟，接受改造，社会主义改造的大门对他们是开着的。”在这次连日大会上和各个小组会议上，特别是安徽代表小组会议上各位代表对我所进行的谴责和揭发，将我的丑恶的荒谬的言行纷纷暴露出来，我表示衷心的接受和感谢。自从全国人民把我严重的错误言行提出以后，我们国家的敌人如帝国主义者，台湾蒋帮分子和潜藏在国内的少数反革命分子都在兴高彩烈地利用我们这般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当作宣传工具，企图破坏我们伟大祖国的威信，这使我感到万分的悲痛，觉得自己的罪行更加严重起来。“亲者痛心，仇者称快”，因此我深深地感到全国人民和全体代表对于我的责备和揭发，正是对我进行抢救工作，不让我完全沉沦下去，而是给我有再生的机会，我在此要再一次向全国人民和各位代表表示衷心的感谢！ + +　　我的错误思想和罪行是有历史的根源，反动的阶级本质和一贯性的。我是地主阶级出身，长期受着封建思想（桐城派）和资产阶级教育的人。一九二七年我背叛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以后，堕落成“三分反共，七分反蒋”的中间路线的首要分子，组成了所谓第三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专作政治军事投机活动，一遇到机会就行动起来，没有了机会，就停止下来。这样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投机思想，一直保留到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胜利以后。在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正逢着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诞辰之日，我虽然发表了“共产党救了我的自我批判”一文，表示了悔悟之意，但仍然没有完全挖出坏思想的根源，因此我的立场站得不稳，忽“左”忽右，忽冷忽热，往往表现两面派的作风，对旧事物很留恋，对新事物只是表面接受，而实际有距离。这个潜伏下来的坏思想在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批判以后，又重新冒出头来了。我对斯大林有着过分的恶毒的批评，对苏联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有时给以过低评价，有时强调了它的缺点。又因为反教条主义的影响，就连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加以轻视，从未认真学习，这就形成了反马列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思想。这个新的坏思想正与我过去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它的危险性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危险性，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它是：“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止于此，我的坏思想又窃取了联共第十九次党代表大会马林科夫报告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民主自由的旗帜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掌握了，要由工人阶级来掌握”。所以我在今年政协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有了这样两句话：“我爱社会主义，我也爱民主”。这显然我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对立的东西，这一个重大的错误思想正是“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中所痛加驳斥的一点。此外，我又荒谬地把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民主生活方式”看作有它们的生命力。错误地以为只要我们有了社会主义再加上科学技术和“民主”，我们国家的生活就更加完满。从去年以来我往往在许多私人谈话和大小会议上，把这一套挂着修正主义招牌而实际是资产阶级右派思想的谰调向人们鼓吹。这一毒素害人不浅，民盟和农工民主党中右派分子固然投其所好，有的进步分子也在不知不觉中受了毒害，这是我的罪过。 + +　　在这样恶毒的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资产阶级右派思想主导之下，我最近一年多以来，特别在帮助党整风运动期间所犯的严重错误的言行，是难以饶恕的。 + +　　一九五六年我提出把政协作为“参议院”看待，这就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民主议会形式。其目的在于扩大我的所谓“民主”，以便自己在此情况下有所作为，使非党民主人士也有所作为。在今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座谈会上，我又错误的提出“政治设计院”，主张多研究些国家的政策方针，加强民主党派的权利。我把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放在和人大一样的地位看待，这是不折不扣的想用资产阶级的民主，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违犯宪法的主张，必然走向反党反人民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 + +　　不仅如此，自从党中央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毛主席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后，我就根据我的主观愿望，加以曲解，特别强调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并且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各阶层特别是中上层知识分子有所进步，可以放心发展。直到最近中共提出整风，要民主党派帮助整风，我对于发展组织更加强调起来，我认为每个民主党派可以发展几十万人，几个民主党派合起来可以发展一二百万人。我还主张民主党派可以发展组织到县一级，各民主党派协议分县发展。我又曾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后，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应重新估价，应该把民主党派的性质与任务提高一步。这种荒谬的主张是企图扩大民主党派的政治势力，增加政治资本以满足个人的政治欲望，实际上是削弱党的领导，形成和党“分庭抗礼”的形势，对于党是最危害的。 + +　　关于章、罗联盟的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以前，我和罗隆基有过私人权利的斗争。自五六年后，由于思想认识的一致，走上了今天章罗联盟的险途，我们联盟的结合，最基本的因素是由于彼此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我的政治主张，符合他的要求，因而一些过去和他接近而反对我的高级知识分子，也一变过去反对我的态度而同意了我。罗隆基曾不断地向我表示：“你走到那里，我跟到那里！”并提出民盟沈老做名誉主席，我可做主席，他就可以做第一副主席，我没有同意。自去年以来在民盟工作上，他支持我的意见，在民盟中央人事安排上，如费孝通、范朴斋、潘光旦、曾昭抡、吴景超等的工作岗位，我都满足了罗的愿望。民盟分工他管宣传，我管文教。“争鸣”月刊，同意由他领导，我亦不加以过问。特别是他在民盟和政协方面极力强调知识分子问题，我都予以支持，即在他硬要掌管文化俱乐部问题上，我也支持了他。 + +　　为什么我要和罗隆基妥协呢？我想在民盟内大知识分子中间取得一定的政治影响，所以我想通过罗的关系，使我在知识分子中间好做工作。盟内大知识分子如费孝通、潘大逵、曾昭抡、吴景超、潘光旦、华罗庚、钱端升、马哲民等都和罗有私交，在此我需要得到罗的支持，才能达到影响大知识分子的目的。这里，就可以说，由思想上的共鸣，进到政治上的联盟。彼此互为利用，相得益彰。 + +　　今年五月初，在中共整风开始时，由我专断地约罗共同召集有关宣传、文教、组织部分负责同志讨论设立四个小组座谈会的问题，此事事先并未和史、高二位副主席商量。 + +　　四个小组为： + +　　（一）“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组。 + +　　（二）科学规划组。 + +　　（三）有职无权组。 + +　　（四）高等学校党委制组。 + +　　组织这四个小组的目的是想通过大知识分子一套资产阶级的看法，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混淆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党的领导不可动摇性的认识。其后果造成思想混乱，使少数右派高级知识分子的阴谋活动更为猖狂起来向党进攻。如科学规划小组所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其危害于党的领导科学工作和破坏科学研究工作的计划性和统一性，正如郭沫若副委员长和潘梓年代表所指责的那样严重。其他三个小组，虽未召开会议进行工作，但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影响，同样严重和恶劣。 + +　　六月五日下午有三位教授，即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和民盟秘书长胡愈之来找我，谈到高等学校内整风运动的情况时，三位教授一致认为局面严重，随时可以发生大游行，假使处理不妥当，学生若是和市民联合起来，也有可能发生类似匈牙利的事件。他们还说，情况虽然严重，但他们有办法解决，“可放可收”，党委是无办法的。我同意他们的这个看法，并决定第二天召开会议，加约了黄药眠、陶大镛、吴景超三教授并邀请史副主席、闵刚侯常务委员和叶笃义主任，在一起谈了一次，谈话内容大致和头天所谈情况相同。我当时也同意他们的意见。这就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支持一个狂妄的反党的阴谋，企图由民盟代替党在高等学校的领导地位。 + +　　本年四月一日储安平到光明日报任总编辑后，我很赏识他，觉得他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而他的新闻观点和思想认识，有和我相符之处，这种不谋而合的看法表现在光明日报在此期间的编辑方针是： + +　　（一）多报道一些民主党派的活动和民主党派个人的活动。 + +　　（二）多报道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发明。 + +　　（三）多报道一些民族主义国家社会党的活动。 + +　　这样的方针是和我资产阶级的一套想法相吻合，从而篡改了光明日报的编辑方针，作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喉舌，尤其可恨的是我同意了储安平派记者到九大城市组织座谈会，发生到处点火的作用，破坏党的整风运动。同时储与罗的私人关系较多，对于储主持光明日报的方针罗亦有所指示，因而章罗储的右派思想在光明日报就起着共同的作用。 + +　　今年上半年，我在农工民主党鼓励李伯球在北京搞大发展，整风运动开始后，我也告诉他组织座谈会，农工北京市委会在五月一个多月中，在医药、卫生、工程技术、农业、教育、文艺、京剧六界共组织了二十一个座谈会，参加的成员和群众共有五百多人。不仅如此，在这期间，我又派王一帆到东北，杨逸棠到山东，张云川到河南等地发展组织。我这样的大发展计划，是想通过农工民主党影响科技医卫人员，正如通过民盟影响大学教授一样，其目的都是企图取得政治资本，扩大我的政治影响。 + +　　此外为了扩大我在农工民主党内外的政治影响，从去年以来将“学习通讯”改组为前进报，改变过去着重于报道党务报告工作总结等，加进了一些旧的诗词书画，这表现了我的封建残余思想。我在去年下半年，还打算恢复以前抗战期间的“中华论坛”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刊物，在学术上展开自由争论。我想邀请一些有名望的文学家、科学家、历史学家，组织一个编辑委员会，借此“以文会友，谈学谈政”。这件事直到现在虽未实现，但说明我的企图和活动，总想在文教界和科技界起点作用。这些想法和做法，显然是跟我政治上搞一套的办法是相适应的。 + +　　我在农工民主党向来习惯于家长制的领导作风，如今年三月农工民主党三中全会补选黄琪翔为副主席的事，就是用不民主的方式产生的，引起党内同志们的不满。这就说明我把农工党当做私有天下，忘记它是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往往不尊重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危害领导党的组织，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今后必须彻底改变方向，把农工民主党归还于全体成员，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把农工民主党引向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组织。 + +　　从上述各种错误的事实看来，在这一年多来，我的政治思想蜕化到了这样可耻可恶而又这样可怕的地步，我得意忘形，利令智昏，个人政治野心与日俱增起来。我企图把自己一套的反动的政治主张，利用我的工作的地位，通过种种方式，如正式会议、座谈会和私人会谈等和两个民主党派组织关系与一个光明日报的宣传机构，去逐步扩大影响，散布毒素，以求其实现。而这一切错误的言论和行动，就是说明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来否定我们国家最基本的制度，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否定民主集中制，否定党的领导，是完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这一个重大的罪行的责任，我是不能逃避的。我愿向全国人民请罪，向党和政府请罪。 + +　　当前全国人民要求给我这个右派分子以严正的处分，这是理所当然的，我愿意接受。我恨自己的丑恶，要把旧的反动的我彻底打垮，不再让他还魂，我要同全国人民一道来参加反右派分子的严肃斗争，包括对我自己的斗争在内。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过去救了我，今天党又重新救我一次，我希望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和教育下，获得新的生命，使我重新回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立场，痛改前非，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 + +　　各位代表，我这个检讨只是一个低头认罪的检讨，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刻。关于一切必须交代的问题将继续向有关单位进行彻底交代。最后希望各位代表对我的错误言行，继续给予严正的揭发和批判。 + +　　 ---- 原载1957年7月16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2/000004.txt b/CCRD/1/6/2/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ebad6f9bfb287a95f2f6550003aab7d60dfd1f --- /dev/null +++ b/CCRD/1/6/2/000004.txt @@ -0,0 +1,85 @@ +# 右派分子谢光的错误事实 + +　　<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整风小组整理> + +　　右派分子谢光（原办公厅研究室主任）在历史上一贯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立场问题上曾犯过多次错误。在1955年的第二次镇反运动和内部肃反运动开展以来，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曾发表过一系列的右派言论。现将谢光的主要错误事实整理如下： + +## 一、关于社会镇反的右派言论问题 + +　　1、否定第二次社会镇反运动的必要性： + +　　从第二次镇反运动一开始谢光就抱着反对态度。他歪曲事实地说：“1955年6月召开的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对镇反运动的部署没有根据不同地区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认为“东北、华北是老区不能同中南、西南一样要求，公安部不但不考虑这种情况，反而批评黑龙江、辽宁右倾。”意思就是说，当时不应该反黑龙江、辽宁的右倾情绪。他认为“1955年9、10月两次20个省、市公安厅、局长会议上，提出的提高质量的三点要求：①反革命犯要多，刑事犯要少；②现行犯要多，历史犯要少；③减少错案和可捕可不捕，第一、二两条要求是三观的”，这实际上就是说没有那么多反革命，也没有那么多现行犯，何必要搞镇反运动。但对于全国第七次公安会议，一直是抱着抵触情绪的，认为第七次公安会议“夸大了敌情”。在那次会议上根据各地调查摸底的结果所制订的镇反计划以及各项业务工作指标都是“从主观臆想出发的”。 + +　　2、夸大二次镇反的错误，认为中央及公安部对二次镇反的指导是“左”的： + +　　二次镇反运动开始时，四川劲头很足，积极行动，谢光反对四川省集中搜捕5万人的正确措施，曾提出要领导上不支持这个措施。领导上否定了他的右倾观点，并请中央批准通报了四川的报告。谢光不仅不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到处散布说：“通报四川的经验在全国的影响如何，值得检查”。以后又歪曲事实，说“据西山省委报告错捕、可捕可不捕的约有20%。也就是说，有一万人需要释放。放了以后在清案中检查，不算以前的还有10%几的冤案、错案和可捕可不捕的案件。”他这样说法就是将四川省的缺点错误前后加到一起夸大成30%。而实际上四川省委的报告说的是在已捕的人中有10%是可判三年以下徒刑的，真正构成缺点错误的只有10%，其中可捕可不捕的占7%，真正错捕的仅占3%。谢光还认为公安部“对第二次镇反运动的缺点，本来早有察觉，就是不相信。1956年初下去的视察组，有局、处长报告镇反缺点，就不那么相信。周部长考察了几个省写了报告，办公厅还是不相信。直到罗部长经通报各地，才把罗部长批的几个字照抄下来作为批语转出去了。”他还说由于公安部“主观想象的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结果下边往往硬凑这个比例数字，把历史犯也说成是现行犯，把刑事犯也说成反革命犯。我们总结中说现行犯占60%不是那么可靠的。有些说落后话的，对合作社不满的，对统购统销不满的群众，也当成新生反革命分子加以打击。”暴露了谢光闭着眼睛在看1955年社会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不正视当时反革命的猖狂破坏。暴露了谢光的十分严重的右派思想。 + +## 二、关于内部肃反运动的右派言论问题 + +　　1、夸大内部肃反运动的缺点错误： + +　　谢光一直怀疑内部肃反运动的必要性，他说：“提起肃反，就担心害怕，搞的结果，冤枉同志，损害团结，使党受到损失。”认为全国第一批内部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严重的，他说：“第一批内部肃反运动的错误要比社会镇反的错误严得得多”，“不能说第一批肃反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如上所述谢光把社会镇反的错误已经夸大了，又说内部肃反比社会镇反的缺点错误更严重，可见在他的心目中内部肃反运动成了个什么样子。 + +　　2、破坏研究室的内部肃反运动： + +　　1955年研究室开展内部肃反时，谢光一开始就采取否定态度，他认为“研究室肃反没搞头，大家学习学习文件，提高提高认识就算完了。”办公厅领导上对他曾进行严厉批评，但他有坚持这种右派观点，运动开展以后他不是积极参加领导，而是抱着消极右倾态度，并且指手划脚挑剔“毛病”。运动结束以后，他毫不正视肃反运动的成绩，而是一味片面地渲染运动中的某些缺点。还不仅如此，他甚至背着组织对肃反对象泄露组织上审查的意图，并在一次会议上当着肃反中被审查的同志说：“我曾经向办公厅反映过你们几个人都不错，有些问题过去作过结论的就不必再翻了，可是办公厅主任不相信你们，批评我右倾，结果还是斗了你们。”在私下也曾分别地对当时被审查的同志散布过类似这样的论调。完全丧失了党的立场。 + +## 三、关于谢光的思想品质问题 + +　　谢光的思想品质是极端恶劣的，他对党对同志一贯采取两面派的手法，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拨弄是非，在他尚未调来公安部前，在华北公安局结束工作时，他就在干部中拨弄是非，说这个同志可当副局长，那个不能当副局长。曾在当时准备调动的干部中造成了混乱。 + +　　他喜欢听流言蜚语，并加以广播：来公安部以前，听了一些流言蜚语，就认为公安部领导干部多是部队转业的，好训斥人，公安部老干部多，提拔慢等。到公安部以后，又向一些同志广播，起了很坏的影响。 + +　　他刚来公安部不久，就向王副主任讲过：“刘主任脾气粗暴，席主任办事拖拉，唯有你解决问题”之类的话。 但当着刘主任又说席、王主任如何如何不好，表现两面三刀，企业挑拨团结。 + +　　挑拨被领导同领导之间的关系： + +　　谢光在负责研究室工作期间，常常挑拨研究室的干部同厅领导之间的关系。如在一次大会上公开讲：我主张某某几个科长应当提拔为副处长，可是厅里不同意，认为他们资格嫩，配不上厅里其他老处长。还说过某某几个科员应当提供为副科长，只是协理员不同意，等等。以此来拉拢干部，煽动干部对厅的不满，助长了干部的名利观点。据过去曾经同他在平原工作的孟光华同志说，那时他也是经常向同志散布这样的言论的。 + +　　他挑拨肃反中被审查的同志对厅领导的不满。在同肃反中的重点对象谈话中，他表示：我认为你没有问题，不必审查，但是厅领导上认为你有问题。并在一次会上公开地讲：我说某某几人没有问题，不必审查，但领导训斥我是右倾，说：你认为这几个好的干部，现在都是些什么人？斗争的结果，还不是没有一个反革命。 + +　　杨永恒副主任初来部时，他偷偷地告诉杨永恒说：厅里几位主任对你有如此这般的看法，使杨一直对厅有意见，今年调动时还未清除。更严重的是：杨永恒有一次批签文件被厅里退回来时，谢讲，部里有一种习气，写“呈”某主任审阅就能通过，写“请”某主任审阅就通不过，这完全是捏造和恶意中伤，把厅的领导上无端地加以丑化。 + +　　对公安部的老干部同大区调来的新干部之间，也有破坏团结的言论。他曾经公开地讲：大区调来的不见得不行，老公安部的也不见得行。大区来的现在不是都提拔了吗？向干部表示自己看干部正确，而厅里不正确，似乎他是一直主持正义的。 + +　　目无组织，自我吹嘘： + +　　黑龙江省某副厅长来研究室谈工作时，他说：部里批评黑龙江省右倾是错误的。黑龙江副厅长是向公安部汇报，但他却以研究室主任的个人名义来否定部党组对黑龙江的批评。妄自尊大，已达极点。 + +　　1955年俞雷同志去山东开会，临行前，他把罗部长在七届六中全会上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草稿）中的有关问题，讲给俞雷。并说：“把我的这个意图向下边透一透”。这里，不仅把部长的意图说成是自己的意图，并且不自量地要别人向下传达他的“意图”。 + +　　1955年到辽宁检查工作，曾向下边吹嘘：“镇反政策45条是我起草的”。并不自量地向辽宁省全厅干部做了报告，在报告时又吹嘘了自己一套。随周部长下去，又向下吹嘘：“公安部的东西，多是办公厅写的，办公厅的是研究室写的，研究室的是我写的”。企图以此抬高身价。 + +　　在第七次公安会议的简报、记录组的总结会议上，不按照厅的意图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反而夸扬自己说：我给杨部长写了发言稿，关上门整两天，还不是一人上字没改，照着我写的念的吗？这种表功式地吹嘘自己写作质量高的事，不时有所谈论。 + +　　仅就以上这些事实，就可以说明谢光的思想品质是极为恶劣的。他是一贯地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意识。他的这种行为不但破坏了党内团结，并且已经发展到无组织、无纪律的程度，严重地危害了党的利益。 + +## 四、关于谢光的整风态度问题 + +　　谢光在党号召整风特别是开展反右派斗争以来，仍然坚持右派立场，表现了极严重的抵触情绪。 + +　　在大放大鸣阶段，谢光十分活跃，以为这是他进攻党的时候到了，因而发表了一系列的右派言论。但当同志们的意见基本上放完的时候，他又一再着重强调干部顾虑很多：怕意见提错了，怕领导给小鞋穿，怕大会点名，怕向上反映，怕“挖底”，等等。因此，他在几次办公厅处长以上干部会议和研究室整风领导小组会议上，都借领导上要“放手让干部提意见”的口实，强调在会议上“领导不要发言，不要急于批驳，不要过早地收”。 + +　　实际上，研究室干部在整风中的情绪一般是正常的，并没有多少顾虑。谢光把个别干部在整风初期的顾虑夸大起来，反映成为一种普遍的情绪，同时又把“怕挖底”的谢光本人的顾虑，说成是大家的顾虑，言中之意，就是暗示领导上下隔阂很深，企图事先就堵住反批评的口，让不正确的言论和右派的言论泛滥。 + +　　当大放大鸣由批判部、厅转到批判研究室领导的时候，谢光又说：“对部的意见提的差不多了，但对厅的意见还没提完”，对转到室里表示不热心。同时，又以自己不好出面同干部谈话酝酿为名，退居一旁，不积极进行领导；但另方面对意见较多的廖贤金同志，则又个别谈话直到夜深方休。后来，研究室的同志刚提了两次意见，谢光又表示说：“意见差不多了”，企图收兵。 + +　　在反右派斗争开始的阶段：谢光表示不赞成开展反右派的斗争。在看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这篇文章后，仍仍然认为：“党内不应当划左、中、右派”。“在党内反右同在党外反右，是两码事，不要混淆不清，不要联系起来。”“尽管是错误的右倾的意见，也不要过多地批驳”，应当“吸取其合理的内核”，免得“伤害其积极的因素”。 + +　　当研究室领导小组确定要争的时候，他又提出了许多清规戒律，主张领导要少说话；不要挖底；要按问题搞，不要按人搞等等。他说：“研究室对内外肃反不是否定成绩的问题，而是对缺点错误程度的估计大小问题。”这就是说是认识问题，并不发生立场的问题。对于办公厅领导小组的估计：“办公厅有极少数的意见是非善意的，是有些从个人表现出发的”，他不同意。总之，企图用各种办法，阻挠反右派斗争的开展。 + +　　在被确定为批判重点的阶段：尽管研究室同志在批判他的右派言论时，采取和风细雨、治病救人的方法，耐心、诚恳地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抵触情绪更加发展，检查态度很不端正。他虽然口头上承认自己有严重的右倾思想，但在自己的检查发言中则用种种手段方法加以解释，推诿，甚至对同志们揭发出来的事实，抵赖、歪曲，实际上是否定了自己有右派的观点和言论。他说：对镇反的右倾观点是1956年随周部长到广东检查工作时，受了周部长的影响，在此以前，自己还没有右的东西。实际上，1955年我部通报四川经验时，他的右倾思想就暴露得很明显了。并且在他随周部长出发时，周部长即针对他存在的右倾观点进行了几次批评。他说他的不同意民主人士右派进攻的提法，是受了耿增泽同志的影响，实际上他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是耿增泽同志之先。怎能说人家影响了他呢？同时，他对自己的问题，不抓住右派思想的批判，反而把一些生活作风问题分成几十件小事，零打碎敲地逐个作解释，做说明，这样，就回避了本质的问题，削弱了问题的严重性。 + +　　当同志们开始表示要彻底批判的时候，他则四处摸底。向杨之槐同志讲：“看样子我是右派了，当成重点了”，并企图摸出领导的意图，进行对付。后来，厅的积极分子会没让他参加，整风动态34期登了他的发言以后，他一方面，表示自己错误严重，不能见人了；但另方面，则又说“领导上似乎要反过来整他”等。 + +　　上述这一系列的错误态度，说明他始终是站在同党相反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终于不能不走上自绝于党的可耻的道路。 + +## 五、谢光的右倾思想有其阶级根源及历史根源 + +　　谢光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参加革命以来一直没有很好改造自己。历史上曾数次动摇，在立场问题上屡犯错误。1943年大扫荡中他曾被捕，当时思想上产生了动摇。1945年任营政委时因住民房吵架，战士将房东殴打受到县委批评，酗酒后携枪回家不干，其父劝他投向国民党区，他表现了动摇，被找回来。1945年曾将为我们俘获的堂弟反革命分子谢光弟（51年镇反时为我处决）保释，据他自己过去交代，认为这样作是为了搞“双保险”，即他的家庭在共产党、国民党两个方面，都有了“把手”有了“保险”。1946年他在战争中贪生怕死、拒绝组织上分配的艰苦工作，要求住党校，以逃避紧张的斗争环境。1946年在当地领导土改时表面上很左，搞打乱平分，实际上斗争中农，打击贫雇农，给地主包括他家在内都分了土地，并且不经县委批准，擅自斗争了总支书记。曾因此受过留党察看两年，后改为当众警告的处分。 + +　　由此可见，谢光的坚持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坚持右派立场，抗拒检查，拒绝改造，走上可耻的叛党的自杀的道路，完全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深刻的阶级根源和历史根源的。参加革命以来，在几次紧要斗争关头上，他都表现了动摇，他都表现了动摇，最后以自杀来对抗反右派斗争，他实质上是个混入革命队伍搞个人投机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这一卑劣的叛党行为，不但不能阻挠反右派斗争的深入展开，相反的，会使我们更加认识到右派思想的严重性。如果我们不坚决地批判掉右倾思想，同时坚决克服三个主义，使整风运动深入，我们就不能够进一步团结起来，为巩固党，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 + +　　 1957年7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2/000005.txt b/CCRD/1/6/2/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c8ec195907c8f5f7c7415b78eb426e73e51c39 --- /dev/null +++ b/CCRD/1/6/2/000005.txt @@ -0,0 +1,33 @@ +# 袁永熙关于钱伟长的交代和检讨 + +　　<清华大学、袁永熙> + +　　我和钱伟长在整风期间接触过三次(上次会上已谈起)，现再根据我的回忆，把谈话内容写在下面： + +　　第一次：在整风开始，党委听取各系教授意见，在召开的无线电系教授座谈会以后，晚十一点钟我走出工字厅，他走过来，一直和他走到他家门口，在他家门口又谈了一会，大约谈了半个钟头。 + +　　谈话内容：开始我问他座谈会怎么来晚了，他讲参加宴会欢送缅甸议长(?)，问到孟昭英的讲话，我简述一遍，以后话题转到“党委制”、“教授治校”的问题，他表示他不赞成“教授治校”，可是谈到旧清华的做法，说当时设了许多委员会，每个教授参加一个委员会，我问他有那些?他列举几个，我表示这很困难，教授那有那么多的时间。他表示可少设几个。我说：这些问题以后再研究，现在整风，我们先听大家意见。 + +　　这时他问起，你们对整风的看法一致吗?我回答他一致。他又问你们党内团结吗?我回答他团结。过去有个俞时模，不安心工作，闹情绪，现在很团结。 + +　　这里我犯了错误，我应当根本不回答这问题或质问他、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钱伟长是右派分子，可是这也说明我缺乏阶级警惕性，立场有问题。虽然俞时模的事校长在校务行政会议讲过，可是在整风期间提这事也是很大的错误。 + +　　只谈这几句以后就差开，记得他又发表一通知识分子就是要尊重他们的知识，他们要求能传授知识。 + +　　最后他谈到对齐小军爱人要转学清华附中，孔祥瑛(他的爱人)很有意见，今天下午职工座谈会她有病还要去，他劝阻了她，我告诉他下午座谈会上已听到附中同志谈起，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 +　　时间很晚我要走，他看来兴致还高，说明天一早四点就要到飞机场，反正今晚睡不了了，再谈谈，我表示太晚了，和他分手。 + +　　第二次：校长和他开完会，匆忙走到党委会，钱在工字厅门口遇上我问校长做什么?我告诉他要去广播支持出大字报。他说：让学生出，我说已然出了一张，北大在贴，清华也会贴的。他表示这样那就贴吧。以后就谈起北大大字报，他问我看过没有?有些什么?我说看过，有些政治性问题。简单说了一两张大字报。他讲这我知道。以后他就谈到收到几封反动信，说：有一封是清华老同学写的，这人很有问题。蒋校长也知道。他送过黑名单，我是代表同学去狱里看被捕同学，有个看狱的露出来的，这人没有抓起来，现在人民银行，现在忽然写信给我，要和我谈谈，你是否通过党委调查一下这人情况，他要来我好对付。 + +　　由工字厅走到他家，他把三封信交给我(我已转交给何介人)，他说：这封信(指人民银行那个人)希望快办，从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话，我看有人要钻空子，以前也有交给何东昌了。他要我坐坐，因为中午要吃饭，我拿信走了。由工字厅门口一起走到他家，大约谈了不到十分钟。 + +　　第三次：确实日期已记不起，可能在周寿昌六月五日发言已在会上发出以后。一天中午我在校长办公室看公文，周寿昌和钱一起进来，周不久就走了，一进来钱就提到教师要做学生工作，我表示应该做。我说过去也做了，一、二年级都有班主任。他说老教师亦应该做，我说教授有没有时间是否愿做。以后他说，你将来就管行政工作，管不管学生工作，我告诉他以后还想念念书，下学期想听听周华章先生的运筹学。这和经济学有些关系。他说这需要数学，我说有时间也听听数学。后又谈到看古书，他介绍要研究经济学要看盐铁论等等。 + +　　最后他说，我总开会，兼职太多，以后也要多做科学研究。他要我向上面反映一下，是否去掉一些兼职，他说第一步已退掉三个，“新建设”杂志的编委，青联付秘书长，还有一个我已记不起。这次没有谈到整风问题，和他一起走出工字厅分手。 + +　　和他在整风期间接触三次就是如此。 + +　　 袁永熙1957年7月15日 + +　　 来源：1957年7月15日《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2/000006.txt b/CCRD/1/6/2/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ad0dd11c2230bd60b19982d0d7750368840119 --- /dev/null +++ b/CCRD/1/6/2/000006.txt @@ -0,0 +1,17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党支部关于开除叛党分子谢光党籍的决定 + +## （这项决定，已经第一总支委员会讨论通过并经公安部机关党委批准） + +　　叛党分子谢光，男，现年35岁，江苏省丰县人，官僚地主家庭出身，1939年2月参加工作，同年5月入党，曾担任过区委书记，县委宣传部长兼独立营政委、省公安厅研究科长、华北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副主任和主任等职务。 + +　　谢光在研究室工作期间对于社会镇反、内部肃反存在着严重的右倾观点，曾经散布过一系列的反党的右派言论。在整风运动的大放大鸣阶段中，他的右派言行又有了较为系统的暴露，主要表现在否定1955年开展第二次镇反运动的必要性。认为全国第七次公安会议夸大的敌情，所制订的镇反计划及各项业务工作指标都是主观臆造的，并有意地夸大二次镇反中的缺点错误。甚至发展到公开对黑龙江省公安厅某副厅长宣称：七次公安会议批评黑龙江省公安厅右倾是批评错了。谢光对机关内部肃反运动则存在着更为严重的右倾观点，认为内部肃反“冤枉了同志、损害了团结”，[此处有一字不清]内部肃反的错误比社会镇反更为严重。第一批内部肃反运动不能说成绩是主要的。反映在对待研究室内部肃反问题上，更是抱着坚决反对的态度，不但不积极参加领导，而且在一旁指手划脚，挑剔“毛病”，企图阻挠运动的进行。甚至在运动中和运动结束以后，背着组织向被审查对象透露他不同意组织上决定审查某某人，而是办公厅领导上要审查的，等等。 + +　　谢光个人的思想品质也是极端恶劣的，经常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内团结。例如散布领导上对某些人的“看法如何”，传播领导上信任谁不信任谁。谢光对于干部则采取卑鄙的手法进行拉拢，公开说，我主张提拔某某科长、某某科员，就是办公厅领导上不同意。谢光一贯傲慢自恃，自我吹嘘。在日常工作中一向突出地表现自己。曾说1955年镇反政策界限是他写的，公安部许多的重要报告指示都是他起草的，他所写的东西常常是一字未改等等。谢光这种卑鄙的自我煊耀的恶劣行为，在公安机关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在整风运动以前，研究室党的支部曾对谢光的错误进行了一些批评，在1956年民主检查中集中地对他提出了意见，1957年2月又进行了一次批评，但谢光缺乏自我批评，很少改正。 + +　　在整风运动转入反右派的斗争以后，研究室全体同志曾于7月10日和13日对谢光上述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和风细雨的批判，可是谢光竟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可耻的叛党道路。于7月14日中午酗酒后用手枪自杀身死。 + +　　研究室党支部全体同志一致认为谢光是一个混入党风多年的进行个人政治投机的阶级异己分子，他的叛党行为决不是偶然的。谢光在历史上曾多次在艰苦的斗争面前表现政治动摇，贪生怕死。1945年任独立营政委时曾逃离革命队伍，带枪回家，后被找回。1945年曾包庇过他的反革命堂兄弟伪丰县三青团负责人谢光弟（此人在1951年被处决），企图包庇谢光弟达到给自己留下投靠敌人的后路，按谢光自己的说法就是为了“双保险”；1946年在丰县领导土改时从破落地主阶级利益出发，违反党的土改政策，实行“三亩椎平”，给自己家里多分土地，并打击在当时坚持正确立场的党总支书记，为此曾受过当众警告的处分。由此可以看出谢光是一个混入党内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人民抱着两条心而又死不悔改的投机分子。在此次全党和全国人民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中，谢光终于原形毕露，走上了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可耻道路。经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决定开除其党籍。 + +　　 1957年7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6/2/000007.txt b/CCRD/1/6/2/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6f57c7ed239ca27e087d639086677ba4540ac5 --- /dev/null +++ b/CCRD/1/6/2/000007.txt @@ -0,0 +1,35 @@ +# 中央公安部党组和机关党委关于谢光叛党自杀问题给中央和国家机关党委的报告 + +　　中央公安部办公厅研究室主任谢光，于7月14日上午11时酗酒后用手枪自杀身死。 + +　　谢光在镇反、肃反等问题上存在严重的右倾观念。整风运动以来，他的错误言行更有了比较系统的暴露。主要表现在夸大1955年二次镇反的错误，不同意经中央批准的第八次全国公安会议对二次镇反的估计，认为镇反错误是严重的。甚至歪曲捏造事实，认为四川在二次镇反中的错捕和可捕可不捕至少有30%。认为1956年底第七次公安会议反右倾保守是错误的。甚至发展到公开对黑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说：“七次公安批评黑龙江右倾，我个人认为是批评错了”。谢光根本怀疑内部肃反运动的必要性，说“提起肃反，担心害怕，搞的结果，冤枉同志，损害团结”。认为内部肃反比社会镇反错误更大。认为第一批肃反运动的错误是严重的，成绩不能说是主要的。对研究室内部肃反一贯采取右倾态度，不仅不积极参加，而且背着组织向肃反清查对象透露组织上审查的意图，并表示“我认为你没有什么问题，是办公厅主任要斗你”等等。 + +　　谢光有极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平日在工作中吹嘘自己，拉拉扯扯，拨弄是非。例如向人吹嘘公安部的重要报告指示都是他起草的；1955年镇反政策界限54条是他写的；他写的东西上级一个字都没有改。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谢光对于干部常常采取个人拉拢的办法，对人说，我是主张提拔你的，就是领导上不同意。又常用所谓透露领导看法的办法，散布领导上信任谁或不信任谁，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党内团结。 + +　　由于谢光有严重右派观点，作风很不正派，因此在他负责研究室的工作期间，使研究室的原则空气稀薄，邪气上升。在研究室干部中可以随便散布怀疑农业合作化越优性的议论，怀疑主席说1956年粮食增产的数字是虚假的。认为罗瑞卿同志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进攻，就是表现了公安部有严重的宗派主义，是违反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等等。所有这些，谢光不仅不加反对，而且附和支持，有些就是他自己散布的，例如他自己就对粮食统购统销不满，认为他家乡发生的抢粮事件，是我们的错误造成的。例如谢光就经常议论领导上对研究室不放手，抓的过紧，实际上是想削弱部、厅对研究室的领导，想搞自己的一套。 + +　　谢光的错误言行，几年来曾经受过一些批评，但谢光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很少改正。 + +　　在机关开展反右派斗争后，根据谢光平日的思想表现，特别是整风中所暴露的问题，在排队中，他被排为办公厅的右派分子。但只是在小组会上点名要他检讨，他也只在小组会上做了一些检查和解释，抵触情绪很大，检查很肤浅。尽管这样，我们对谢光的批评仍然是和风细雨的，而且还仅是开始，还没有进行更尖锐的批判。组织上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例如谢光是研究室整风指导小组的组长，迄他自杀时止，还没有加以撤换。近几天来，发觉谢光情绪不好，7月13日下午会后，和14日上午谢自杀前，办公厅领导上还专门布置同志找他谈话对他作了思想帮助。但是，谢光竟然自绝于党而自杀。 + +　　从谢光的全部历史来看，他所暴露的严重的右派言论，以至他的自杀都不是偶然的。 + +　　谢光出身地主家庭，学生成分，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入党，十几年来，思想没有得到改造，而且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性的错误。1945年任县独立营政委的时候，曾动摇带枪回家，经县委派人找回。1945年包庇他的兄弟反革命分子谢光弟（此人在1951年被镇压）。1946年土改，从破落地主阶级利益出发，搞三亩推平，给地主富农包括自己家庭多分土地，严重地伤害了中农，并打击坚持正确立场的党总支书记。为此在1947年受到留党察看两年，后改为当众警告的处分。 + +　　此外，谢光的历史是有问题的，1943年9月曾被日军俘虏，另在1955年审干的时候有人检举他在1947年曾企图动摇逃跑到敌占区。这两个问题，经过审查，还没有做出最后结论。很可能谢光在历史上还有政治问题没有交代，害怕在这次整风中暴露出来。谢光在1955年审干和这次整风开始的时候，再三向人表示对挖历史问题是畏惧情绪，可能是有原因的。 + +　　由此可见，谢光是党内的一个十足的右派分子，他的自杀，对我们是一个警号。从谢光自杀中可以使人们看出，党内的右派分子更坏更可恶，如果容忍他们藏在我们内部，特别是藏在重要岗位，是很危险的。因此反右派斗争必须坚决进行到底。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警惕地看到，党内反右派和右派思想的斗争，虽然形式和风细雨，但是确实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我们不应对此估计不足，而应充分做好工作，尽量预防可能发生的意外。 + +　　公安部党组和机关党委于7月14日晚召开了联席会议，严肃批判了谢光的叛党行为，并一致决定： + +　　一、将谢光的右派言行，整风以来的表现，以及他的历史问题，向全体工作人员公布，彻底加以批判。 + +　　二、行政上撤销谢光研究室主任的职务。 + +　　三、开除谢光的党籍。 + +　　（到会的机关党委委员全体通过，并另送决定报国家机关党委。）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