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1/3/3/000011.txt b/CCRD/1/3/3/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dac72e9aab6256b9c04fc4db71490d3ac2532e --- /dev/null +++ b/CCRD/1/3/3/000011.txt @@ -0,0 +1,13 @@ +# 武汉大学文科部分学生反对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方针的情况 + +　　新华社武汉14日讯 武汉大学在毛主席视察以后，理科专业的学生干劲很足，都积极为实现半工半读创造更好的条件，而文科专业的部分学生却很不满意，9月下旬到10月上旬，许多学生群起攻击党的教育方针，出大字报和公开在大会上叫喊武汉大学党委作法是错误的，文科如果结合生产劳动，只有降低教学质量。在这一段时间内，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人占到多数，形成西风压倒东风的形势。 + +　　历史系学生贴出许多大字报，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他们认为历史专业不能直接与劳动结合，在生产中搞不出历史来，劳动中不能出司马迁。学生杨德增说：“教育与劳动结合得越好，教学质量就越低，也就是说，劳动时间花多了，就会降低教学质量。”他还认为，“通过劳动不一定能解决立场、观点和方法的问题，而且，有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还有不行的，还需要史料。”他还说：“我对学历史的专业思想是很巩固的，但现在搞劳动，我对学历史动摇了。”其次是反对培养目标是作普通劳动者，而认为应是历史工作者。由于党委坚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学生的许多大字报和发言就集中攻击学校党委，认为党委搞生产劳动“是犯了方针性错误”，是“重视生产劳动，丢掉了教育”，攻击党委书记刘仰峤“搞运动出了名，就搞个没完了。” + +　　中文系也有许多学生反对教育结合生产劳动，他们认为“教育为政治服务是不用怀疑的，而教育结合生产劳动却想不通了。”他们强调“劳动中不能出红楼梦”，搞劳动是轻视业务，党不重视古典文学。学生江传荣在一次会上公开提出四大理由来反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论证了“劳动是可有可无的”，是“可以不搞”的。他的四大理由是：（一）劳动不是改造思想的唯一方法，不经过劳动也同样可以改造思想；（二）大学生搞劳动没有经济意义，延长了学习年限，还要吃得多穿得多，既不“快”，也不“省”；（三）劳动不是通向共产主义的唯一道路，安心读书也可以通向共产主义；（四）人的精力有限，我们将来作教员、文字工作，不一定要懂得种田、做工。他的结论是“劳动可以不搞”。此外，外文系、图书馆学系的学生也有相类似的思想情况。 + +　　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人不仅是政治上站在中间立场的人，而且有不少是一向被认为立场坚定、在政治上听党的话，跟着党走的左派。历史系四年级甲班一个左派学生，这次就坚决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班上跟着他走的就有十多个人。有一些党、团员也坚决反对教育结合劳动，历史系三年级一个党支部，除两个支委外，全部反对党的方针，两个团支部书记也是反对这个方针最坚决的人。因此攻击党的教育方针的人一时占了多数，只有极少数人反对他们，但也不是十分坚定。 + +　　最近，通过反复争辩和党的不断教育，情况才开始起了变化，公开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人逐渐减少，现在这场激烈的斗争正在继续进行中。（殷平） + +　　来源：1958年10月16日_第260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2.txt b/CCRD/1/3/3/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9d237f7852dd9e20d967e9f995983de3f62982b --- /dev/null +++ b/CCRD/1/3/3/000012.txt @@ -0,0 +1,21 @@ +# 坚决肃清伊斯兰教界中的败类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伊斯兰教界中的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败类马震武的罪行，真是令人发指！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反动头子，在全国解放后的九年中，凭借宗教特权，穷凶极恶地压迫和残害人民，策动反革命的武装叛乱，阴谋推翻人民政权，这是绝不能容忍的。因此，当马震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滔天罪行在西北地区的一些报纸和中国伊斯兰教界的刊物上公布以后，立即激起了全国伊斯兰教界和回族人民的愤怒，他们一致要求对马震武进行彻底的揭发和严肃的处理。 + +　　我国各族人民，在摆脱了旧制度的束缚以后，正以冲天的干劲和巨人式的步伐，向着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进。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也仍然有极个别的像马震武一类的反动透顶的分子，妄想依靠他们周围一小撮社会渣滓的微弱得可怜的力量，来阻挡历史巨轮的前进，以保持他们对人民对宗教信徒的专横统治，任意奴役和杀害人民。远在抗日战争时期，马震武向日本特务机关卖身投靠，阴谋在西北建立什么“清真国”。全国解放以前，马震武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者朱绍良和马鸿逵等勾结起来，杀害了很多农民和革命干部，并且参与了国民党反动派镇压甘肃海原、固原地区回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以后又妄图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北，对回族人民进行了一系列的极其恶毒的欺骗宣传。全国解放以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在政治上给他安置了职位，在各项运动中对他加以教育和照顾，希望他能够痛改前非，立功赎罪。然而马震武反以人民的宽大为可欺，坚持反动立场，积极利用宗教进行颠复人民政权的活动。他不但经常造谣惑众，离间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破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法令；而且先后策动和组织了几次反革命的武装叛乱。他的野心很大，最初想当土皇帝，“坐四十年天下”；而在最近一次的叛变中查明，他又想组织所谓“伊斯兰教民主党”，成立什么“宁夏地区回族共和国”。这些都足以说明，马震武是一个作恶多端而又毫无悔祸之心的反动分子，不彻底把他斗倒，不坚决剥去他身上的画皮，他就会继续为非作歹使我们的事业遭受损害。这当然是回族和其他民族的人民不能同意的。 + +　　马震武表面上是道貌岸然，实质上却比豺狼还要凶恶，比蛇蝎还要阴险毒辣。几十年来，在他淫威统治下的地区，多少善良的回族人民被杀害，多少家庭被摧毁。他的残忍毒辣真是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任何人的正义反抗，或者仅仅稍微触怒了他，他就指使他的爪牙，把这个人的全家杀光，或残酷地采用了挖眼睛、割耳朵、挑断脚筋、剖腹挖心、掏心炼油和把尸体剁成肉酱等等最野蛮、最惨无人道的刑罚。对于这样一个中世纪暴君式的家伙，如果不彻底把他斗倒，不剥夺他用以欺骗、剥削和压迫群众的特权，又怎么能平民愤呢？ + +　　应当说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回族人民包括绝大部分回族宗教界人士在内，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正同全国人民一起，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是马震武和回族宗教界中的一小撮其他反动分子顽固地站在反动立场上阴谋把人民拉向后退。回族人民紧密地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而马震武却极尽污蔑谩骂共产党之能事，要回族人民离开共产党。回族人民热诚地拥护人民政府，而马震武却极力想推翻它。回族人民要和汉族以及其他各族人民亲密地团结起来，在各方面实行互助合作，而马震武却恶毒地挑拨民族关系，破坏各族人民的团结。回族人民在消灭封建土地制度以后，已经实现了合作化，正在组织人民公社，而马震武却还拥有大量的土地，并且要人民无偿地为他劳动，用加重封建剥削的方法，来阻止他们建设社会主义。回族人民要大力发展经济和文化，而马震武却用许多极不合理的宗教制度，来加重他们的经济的和劳力的负担。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徒同马震武之间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小是小非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回族人民和伊斯兰教徒为了自己幸福美好的生活，就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决搬掉压在自己头上的马震武这座封建大山。 + +　　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是我们的党和政府的基本政策之一。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无神论者，是不信仰任何宗教的。但是由于认识到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有其发生、发展和消灭的必然规律，因此我们一贯主张宗教信仰自由。这在我国的宪法上已有明文规定。全国解放九年来，我们曾经一再说明过：每个公民信仰或不信仰宗教，信仰这种或那种宗教，过去信仰现在不信仰宗教，过去不信仰现在信仰宗教，这都由个人来作决定，政府不但不干涉，而且一概加以保护。党和国家的这个政策是长期一贯执行的，将来只要还有人信仰宗教，我们仍然执行这个政策。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曾经一再说明过，宗教徒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不能允许任何人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而宗教信仰自由和同利用宗教来进行反革命活动更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人民内部的思想信仰问题，是有自由的；后者是敌我之间的问题，是没有自由的。任何人如果利用宗教信仰来进行反革命活动，我们的政府就将坚决无情地加以镇压。马震武是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穷凶极恶的反动分子。宗教不过是他用以迷惑群众，实现他的政治野心，进行反对人民政权的反动活动的工具。他一贯凭借宗教特权来残害、剥削和压迫人民，窝藏和包庇反革命分子，策动和组织反革命的武装叛乱。在他以教主名义淫威统治的地区，广大的回族人民，事实上只能绝对服从马震武，供他驱使和奴役，没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没有从事正当的生产和生活的自由。因此，回族人民起来同马震武作斗争，坚决搬掉这个封建大山，不但不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而且恰恰是为了真正地贯彻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为了保护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权利。 + +　　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没有人压迫人，没有人剥削人的基础之上，这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像马震武这样的宗教界的上层分子，却至今还保持着许多用宗教掩护起来的封建特权，还在利用宗教对群众进行残酷的封建剥削。多少年来，马震武对教民的任何指示（放‘口唤’），教民都必须无条件地执行。他利用这一封建专制制度，大大地发展了他的封建特权，对教徒进行残酷的压迫和苛重的剥削。他拥有大量的封建财产，同时还假借宗教信仰之名，规定了许多剥削制度，大肆收刮群众的钱财，驱使群众为他无偿地劳动。他对群众的剥削，达到群众生产收入的３０％，甚至６０％。不难设想，在遭受如此惨重剥削的情况下，回族人民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促成民族的繁荣和进步的。因此，回族人民为了获得彻底解放，为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创造更好的条件，就不但要搬掉马震武这座封建大山，而且必须废除一切利用宗教掩护起来的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 + +　　保护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团结、教育、改造一切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肃清隐藏在宗教界中的反革命分子，反对宗教界中的右派分子和坏人坏事，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这是党和政府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只有采取这个方针，才能在宗教界分清敌我界限、守法和违法的界限，有利于团结人民和打击敌人，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和高涨。由于广大的宗教信徒认识到这一点，他们是热诚地拥护这个方针的。 + +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适应广大伊斯兰教徒的要求，在宁夏召开座谈会揭发和批判了反动分子马震武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这是完全作得对的。这个会议已经结束了，但是回族人民同马震武之流的大是大非的斗争，反对伊斯兰教中的其他坏人坏事的斗争，特别是废除封建特权和封建剥削的斗争还正在进行。我们相信，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的回族人民，一定会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继续坚决完成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彻底斗倒马震武和其他一小撮反动分子，扫清伊斯兰教中的一切封建残余势力，从而以更大的干劲，更加自由的双手，在经济和文化建设战线上掀起更大的跃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3.txt b/CCRD/1/3/3/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e19c7df218a2ef7569b31a121d72664ea0daeb --- /dev/null +++ b/CCRD/1/3/3/000013.txt @@ -0,0 +1,21 @@ +# 让户口登记工作更进一步为人民服务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今天公布了。这个条例的公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秩序，都具有重要意义。 + +　　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建设，是有计划地进行的。为了使各项计划制订得切合实际，就必须占有全国人口的分布、增减、变动等情况资料。有了人口资料，计划部门才好编制工、农业生产计划，劳动部门才好调配劳动力和安排劳动就业，粮食部门才好贯彻统购统销政策和调拨供给粮食，商业部门才好供应商品和生活资料，文教、卫生部门才好有计划地发展文教、卫生事业，等等。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和健全户口登记工作，把人口资料掌握得更及时、更全面、更准确。户口登记条例的公布正是为了改进这一工作，从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 +　　户口登记条例也是直接为广大人民服务的。广大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有很多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需要户口登记机关给予证明，予以保护。例如选举、就业、居住、迁徙、求学、结婚、购粮、买布、到外地探亲访友以及查找亲友住址等等，都需要户口登记机关证明身份，办理手续，予以协助，给以保障。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健全户口登记工作，才能使广大人民的这些合法权益得到更好的保护。 + +　　此外，户口登记条例对于进一步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也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大家知道，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进行破坏活动的特点之一，就是采取各种手段改名换姓，冒名顶替，伪造证件，假报户口，伪装起来。户口登记工作的健全，可以进一步限制和揭露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的伪装活动，更好地保护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安全。 + +　　我国户口登记制度的这些作用，充分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它同我国历代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户口制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我国历代反动政权的户口制度，都是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都是限制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一种工具。他们通过户口制度对人民进行抽丁、纳税、拉夫、派款，镇压人民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以维护其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家的户口制度，不管采取这种形式或者那种形式，也都是为了巩固反动统治，为剥削阶级服务的。而我们的户口制度，则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一项重要措施。 + +　　我国的户口登记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保护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户口登记条例中某些带约束性的规定，也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大家知道，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远大目的，是要建设一个幸福的美满的共产主义社会。但是要想实现这一伟大理想，有关国计民生的许多事情，都必须由国家来统筹安排。户口登记条例就是根据国家“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制定的。条例中某些带约束性的规定，比如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控制迁往边防地区的户口，以及公民外出、暂住时间的规定等，也都是为了从户口登记制度方面来保证全国人口的变动情况更好地适应国家统筹安排的要求，以使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按照计划顺利进行，广大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能够得到充分的保障。因为对那些违背国家统筹安排、妨碍集体利益的少数人的盲目流动迁徙行为如果不加约束，势必使广大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约束这些不合理行为，并不等于限制了公民的居住和迁徙自由。这是因为我们国家的自由，是有纪律的自由，并不是个人绝对自由，并不是无政府状态。而少数人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盲目流动迁徙行为，正是一种个人绝对自由、不守纪律的表现。如果容许少数人这种个人绝对自由、不守纪律的行为，就必然会打乱国家的统筹安排，侵犯广大人民的集体利益，必然会妨碍了大多数人的自由，也妨碍了大多数人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对于这些少数人的约束，也仅仅是约束他们的不合理行为，对于他们正当的居住和迁徙自由，我们是丝毫也不加以限制的；而且也只有对他们脱离国家统筹安排、损害广大人民集体利益的不合理行为加以约束，才能使他们正当的居住和迁徙自由得到保障。 + +　　应当指出，也还有少数人，由于对户口登记制度的重要意义和具体内容认识不足，或者是由于自私和怠惰，没有遵守或者没有很好地遵守这个制度。特别在国家机关、团体、学校、企业和事业单位中有极少数职工，他们自视特殊，以为户口登记制度只是为一般居民规定的，自己可以例外。这些都给户口登记工作带来了若干困难，使国家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的正常生活受到了一些不良的影响。这些现象，都必须加以纠正。 + +　　我们相信，只要全体人民充分认识户口登记条例的内容和意义，自觉地遵守和维护这个条例，只要户口登记机关和户口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和依靠群众，加强和健全户口登记工作，我们的户口登记条例一定能够很好地贯彻下去，让户口登记工作更进一步为人民服务。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4.txt b/CCRD/1/3/3/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bf6cb935d2e72995c143caef53dc55f3e6afdf --- /dev/null +++ b/CCRD/1/3/3/000014.txt @@ -0,0 +1,23 @@ +# 插红旗，拔白旗，开展全省翻身运动 + +　　<《辽宁日报》社论> + +　　从一九五四年并省以来，我们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全国的大力支援下，辽宁已经建成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正在发挥工业基地的作用，努力支援全国的工业和农业建设。全省农村在完成农业合作化后，已经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几年来，广大干部都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工作，全省人民群众发挥了勇敢勤劳精神，干劲十足，我省工作确已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但是，我省工业基础是全国少有的，无论大城市也好，中等城市也好，都是工业城市，而且大厂多，新厂多，生产潜力很大，技术力量很强。我省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也是较好的，土地肥沃，雨水充足，气候温暖。中央和全国都注视着辽宁，对我们抱有极大的期望。我们已得的工作成绩和我们具有的优越条件比较起来，应当说还不够出色，工业不出色，农业特别不出色。工业不出色表现在没有担当起我们应当担当的责任来，没有出更多的红旗，没有出更多的经验。农业特别不出色，表现在农业生产还没有翻身，全国今年粮食产量翻一番，有的省份翻两番还多，而我们则只增产百分之三十多。对于我省目前这种工作状况，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是不满意的。 + +　　为什么在全国轰轰烈烈大跃进中，辽宁仅有一般进步而没有大跃进?为什么辽宁各种条件都很好而不能争得上游?当然原因很多，从去年开始整风运动以来，我们就不断检查这些原因，直到今年六月底，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进行整风，才找到了最根本的原因。原来在省委内部存在着以王铮为首的，包括宋黎、杜者蘅、李涛、张烈、吴铎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他们形成“地下省委”，打着白旗，施展阴谋手段，破坏省委的团结，企图篡夺省委的领导权。他们抗拒中央某些重大方针政策，反对和抵制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若干基本点，反对大、中、小结合，反对工农业并举，不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农业“宪法”。他们的反党宗派活动，削弱了省委的领导力量，降低了省委的威信，腐蚀了某些干部和党员的党性，给辽宁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省委扩大会议，对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进行了多方面揭发，并从思想上、政治上展开了系统的批判。这是一场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尖锐斗争，拔掉了他们这面大白旗，插起了共产主义的红旗，取得了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将对辽宁省的各项建设事业发生深远的影响，为辽宁省翻身运动打下了良好基础。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是绝对不相容的。王铮等人受了党二十多年的培养教育，担负着党和人民交给的重大责任，不但不兢兢业业地努力为党工作，反而进行反党宗派活动，就是因为他们有个人政治野心，把个人利益摆在党的利益之上，不甘心作党的驯服工具，想把党的事业作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就必然堕落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从并省之初就开始了，他们并没有从七届四中全全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中受到教育，也没有从高岗反党事件中吸取教训，反而学习高岗的样子，干着反党的活动。这也并不是奇怪的事情，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尖锐斗争在党内的反映。中央在高岗、饶漱石反党事件发生后即已经指出：“只要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阶级的敌人总是会要设法影响我们党内不坚定和不可靠的分子，而我们党内总会有不坚定和不可靠的分子受他们的影响。和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相类似的事件今后还可能出现。”但是，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继续了四年之久，而没有被我们更早发现，一方面固然由于他们是采取秘密的阴谋手法；另方面也由于我们许多同志政治警惕性不高，原则性不强。我们应当在这方面吸取沉痛的教训。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再一次教育了我们：个人主义、宗派主义、地方主义是一切反党活动的温床，如果有这种思想情绪而不及时加以克服，就可能成为政治野心家的俘虏和牺牲品。王铮等人就是利用某些人的这种错误思想情绪作为市场，来扩大他们的影响。 + +　　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十分令人痛心，这是一件坏事。但是，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经过对他们反党宗派活动的揭发和批判，使得我们全党受到一次深刻的生动的教育，提高了党性，分清了是非，吸收了教训。因而我们辽宁省党组织经过这次斗争，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党的领导加强了，群众的革命干劲就会越来越大，全省工业、农业都会以革命精神来跃进，过去虽然落了后，今后可以急起直追，快马加鞭赶上去，实现全省工作大翻身。插红旗，拔白旗，开展翻身运动，就是我们辽宁省全党全民的当前政治任务。 + +　　我们辽宁省的今后任务很重大，对全国担负着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用工业的设备，工业的原材料，工业的技术，充分支援全国；另一方面要在工业农业生产和技术革命方面，创造更多的经验，插更多的红旗，以支援全国。因此，辽宁省工作如果不用彻底革命精神实现翻身，不仅影响我们一个省的今后发展，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建设速度。我们必须在粉碎了王铮等人的反党宗派活动的胜利基础上，再接再厉，奋勉前进。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都要根据这次省委扩大会议的精神，贯彻执行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对我们的指示，将整风运动进行得又深又透，加强党的领导，实行群众路线，开展一个全省规模的广泛群众性的翻身运动。在工业上我们要挖掘一切潜力，力争高速度地发展，贯彻执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创造更多的经验，插更多的红旗，以最大努力完成支援全国的任务。在农业上要从现在起就做好争取明年大丰收的一切准备，坚决按毛主席的农业“宪法”办事，将水、肥、土、种、密和田间管理几个方面都认真做好，为明年农业生产翻一番而奋斗。其他一切工作，也都要以革命精神，力争上游，做得出色，实现跃进再跃进。 + +　　开展全省翻身运动，就要大闹革命，而不能安于现状，也不能满足于改良。首先就必须实行思想革命，也就是政治挂帅，思想解放，拔白旗，插红旗。王铮等人的大白旗拔掉了，这是我们实行思想革命的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这个胜利，还要乘胜前进，继续拔掉别的许许多多的白旗。见物不见人的保守主义思想是面白旗；迷信教条，迷信洋人的“贾桂”思想，是面白旗；固执“一长制”，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群众路线，是面白旗；按常规办事，满足于微小进步，只能听表扬，不能听批评，不以革命精神来衡量自己的工作，是面白旗；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本位主义，也都是白旗。所有这些白旗，统统都要拔掉，一面也不能留下。拔白旗有两种作法：一种是自己执迷不悟，抓住白旗不放，只好由别人帮助拔掉，象王铮等人那样；一种是自己觉悟起来了，自己拔掉白旗，然后插起红旗来。我们希望打白旗的人，都能自己拔掉白旗，而不要等着人家去拔掉。拔白旗，插红旗的斗争，就是大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大立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斗争。必须加强党的领导，树立起共产主义思想，才有真正的思想解放，才能做到敢想、敢说、敢做，才能发挥无穷无尽的创造精神，不断出现奇迹。实行思想革命是开展翻身运动的基础。 + +　　开展全省翻身运动，只靠少数人去做是不行的，必须全党全民一致动员，形成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这就是说，一切工作都必须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是我们取得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胜利的唯一道路。有的人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习惯于靠行政命令办事，靠少数人办事，不去发动群众，不依靠群众，因而工作做的冷冷清清，不是轰轰烈烈。他们有这样一些荒谬的理论：认为大搞群众运动只适合于革命斗争时期，而不适合建设时期；或者只适合农村环境，而不适合工矿企业；或者只适合于落后的小企业，而不适合先进的大企业。为什么?他们的理由不外乎两条：一条是工业建设需要科学技术，群众“不懂”科学技术，因之不能搞群众运动；另一条是工业建设必须有“正常”秩序，一搞群众运动，就会打破“正常”秩序的，因之不能搞群众运动。所有这些理由，在全国大跃进中，早已被无数事实驳倒了。实践恰恰得出相反的结论：一切工作都必须大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就没有大跃进；要不断跃进，就必须不断搞群众运动。我们是不断革命论者，一切工作都要按照不断革命的精神去进行，每项建设事业都要按革命规章办事，而不能按常规办事。工业建设要飞跃前进，必须大搞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现代化设备的大厂更必须大搞群众运动。群众有极丰富的生产实践知识，群众发动起来了就会发挥无穷无尽的智慧，解决科学技术上各种各样的困难。同样，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也一定要打破束缚生产发展的各种陈规旧律的，这正是值得我们大大欢迎的好事情，绝不是需要忧虑的坏事情。我国今年粮食生产翻一番、钢铁生产翻一番，若不是大搞群众运动，如何能得到这样世界上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呢?谁有多么大本领也无法否认这种事实的。 + +　　开展全省翻身运动，还需要在思想革命和群众运动的基础上，大闹文化技术革命。工业和农业生产大跃进，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文化技术革命。人民群众的冲天革命干劲，加上科学技术，就将无限量地提高工农业生产水平。广大群众在文化技术革命上已经有了许多惊人的发明创造，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显示出思想解放后人民群众的伟大无比的力量。进行文化技术革命也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只靠少数专家而不发动群众的方法，其结果是少慢差费，甚至是一事无成；另一种是在党的领导下，行政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群众密切结合的方法，其结果是多快好省，不断出现意想不到的奇迹。我们一定要采取多快好省的方法，而不要采取少慢差费的方法。 + +　　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辽宁省党组织粉碎了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活动，再一次证明：我们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善于从自己的队伍中揭发一切反党的政治野心家而保持党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纯洁性。现在我们辽宁省党组织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团结一致，更加健康坚强了。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最短的时间内使我们全省工作面貌发生根本变化。我们真正做到大搞思想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大搞文化技术革命，就有充分的把握实现全省工作大翻身，完成中央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让我们高举共产主义红旗，胜利前进! + +　　 来源：《辽宁日报》1958年10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5.txt b/CCRD/1/3/3/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010004fe12e6023e598f8e4a10cb7cc23fee14 --- /dev/null +++ b/CCRD/1/3/3/000015.txt @@ -0,0 +1,13 @@ +# 内蒙古劳动教养工作获得成效 + +　　新华社呼和浩特3日讯　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教养工作在党政领导下已获得较为良好的效果。 + +　　自治区劳动教养工作是在去年10月间开始的。截至目前为止，全区共建立起八个劳动教养队，共收容劳动教养人员三千六百八十一人（内有女的一百七十三名），其中右派分子七百三十二人，坏分子八百四十二人，流氓九百三十二人，小偷四百八十二人，反革命分子二百人，吸毒者四十八名，游民二百二十六名，其他二百一十九人。在：强制劳动与政治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对教养人员不断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并认真贯彻了“教育改造大多数，孤立少数，打击个别顽固”的原则，对已构成犯罪的十五人依法判处，对少数不够判刑的则给予纪律处分，从而打击了歪风邪气，教育改造了大多数。目前，大部分人表示愿意好好改造自己，重新做人。在大跃进的形势鼓舞下，他们纷纷写了改造自己的保证书，并积极学习生产技术，劳动效率不断提高。在入队开始时，平均四个人才能完成一个正常劳动力的定额，现在有50％以上的人能单独完成劳动定额，有的人还能超额完成。第四教养队的女教养员，在开始打矿石时，每天每人平均只打三、四筐（每筐一百八十斤），现在平均每天每人能打十二筐。这些人过去都未劳动过，现在一般都初步树立了劳动习惯。他们的劳动收入不仅能自给自足，有些人还能给家里寄钱。 + +　　虽有上述成绩，但教养人员的情况还是很复杂的。从机关团体内部送来的教养人员，劳动一般都很积极，也能遵守纪律；但不愿意暴露思想，他们最关心的是前途问题，经常向干部打听，改造好了能否回原机关，还是就地安家。从社会上送来的小偷、流氓，大部分不遵守纪律，劳动不大积极，他们关心的是吃得好点，有零花钱，少干点活。个别人希望打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乘机制造谣言。 + +　　劳动教养工作现已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赞助。有的群众说：政府实行这种办法，使坏分子能够得到彻底改造，坏人能变成好人。因此，有些群众检举自己的亲人，甚至有的家长将自己管教不了的子女自备生活费送来教养。 + +　　随着人民公社的发展，更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对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进行改造和对二流子、懒汉、小偷等社会不良分子进行管理。但是劳动教养的形式可以多样化。有关部门认为，今后主要加强以下两方面的工作：一，继续加强国家办的劳动教养队的工作，为了加强领导，准备把八个教养队合并成六个，集中投入工业生产，并进一步加强政治教育。二、在人民公社内普遍开展劳动教养工作，其办法有三：①采取三包（包生产、包教育、包改造）、一保证（让教养对象订保证书）的办法，分散包干给各生产队；②白天集中起来劳动，晚间各自回家；③由公社组织劳动教养队，设立专职干部进行管教。上述办法现已开始实行。（特约通讯员曾庆波） + +　　来源：1958年11月7日_第2627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6.txt b/CCRD/1/3/3/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af88ac6d399ff61bf3d23869a36eae2f0a101d6 --- /dev/null +++ b/CCRD/1/3/3/000016.txt @@ -0,0 +1,25 @@ +# 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 +　　<《人民日报》> + +## 哲学界批判冯友兰的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 +　　最近一个时期，全国哲学工作者对冯友兰的唯心主义思想开展了批判。冯友兰是资产阶级在我国哲学界的一个典型代表。解放以前，他写过许多唯心主义的著作。解放以后，他继续发表八十余篇文章，坚持其唯心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从去年到现在，冯友兰又提出不少错误的论点，其中较突出的是：一，提出抽象继承法。他说，哲学命题可分为抽象的意义和具体的意义，某些命题的具体意义不能继承，而其抽象意义却可以继承。从抽象继承来看，“哲学思想中有为一切阶级服务的东西”。二，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也是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三，提出社会分工说。他认为社会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多做实际工作，一种是多做理论工作。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只能起改造世界的作用，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才能起说明世界的作用，而后者是较高明的。因此，他提出一个公式：理论——实践——理论。 + +　　冯友兰的这些错误论点，遭到了广大哲学工作者的驳斥。较集中地进行批判的，有去年５月间在北大召开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今年７月间北大哲学系召开了两次批判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召开了两次批判会；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也写了批判文章，编印成册。此外，许多哲学工作者都单独撰文或附带撰文提出批判。 + +　　关于冯友兰的抽象继承法，胡绳在“关于哲学史的研究”一文中指出，他“在我们头脑里把它们的本质属性抽象掉，把它们之间的其他某种相似处概括起来，就以为由此可以反过来证明有一部分哲学思想没有阶级性，这只能说是一种观念游戏。”吴传启在“从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看他的哲学观点”一文中，揭露了这种继承法同冯友兰的旧著“新理学”的内在联系。吴传启还以冯友兰的旧著“新理学”和“新世训”的反动内容为例，证明了所谓“为一切阶级服务的哲学”是骗人的。关于冯友兰的混淆历史唯物主义同历史唯心主义的界限，关锋在“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一文中指出，这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关于冯友兰的社会分工说，一些青年哲学工作者在一次批判会上，揭露了这是冯友兰过去的“继往开来”、“内圣外王”思想的残余。陈伯达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指出，冯友兰提出这个反唯物主义的“理论——实践——理论”的公式，就是“要你们做一个领头的、对人民毫无用处的‘哲学家’，要你们还是从书斋里冥想的所谓‘理论’中来，再回到你们书斋里所冥想的‘理论’中去。” + +　　目前，这个批判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 +## 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的唯心史观 + +　　最近，中山大学历史系大搞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工作，着重地批判了陈寅恪教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点。陈寅恪是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界泰斗之一，在史学界有着相当大的影响。过去，不少人对他有盲目崇拜思想，认为他的成就是不可企及的高峰。这次，全系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后，共写出了批判陈寅恪学术思想的论文三十六篇。从陈寅恪的政治思想到他的治学方法，都有专文加以批判；对陈寅恪的一些重要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等书，都写有专篇批判论文；其余如对陈寅恪的文化西来说，种族优劣论和对人民群众的错误观点等，也都写有专文给以批判。此外，部分曾听过陈寅恪讲课的教工学生，还揭露和批判了他在课堂上散播的资产阶级思想。 + +## 语言学界批判王力等的错误观点 + +　　前些时候，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对语言教学和研究工作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很多批判都集中在高名凯所著的“普通语言学”一书上。大家批判了书中表现的资产阶级观点，并且指出作者大量地贩卖西欧资产阶级语言学者方德里耶斯和格拉蒙等人的货色。王力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也受了批判。四年级学生还印出了两本批判王力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论文集子，共收文章十四篇，约十万字。这些论文有的是批判王力的部分著作（如“中国语法理论”）的，有的是专门批判他的某些错误观点（如在语法体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有的是专门批判他的治学态度的。此外，大家还对岑麟、袁家麟、朱德熙、周祖谟和魏建功等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提出了批判。 + +　　最近两期的“中国语文”月刊（１９５８年第九、十期），连续发表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第九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语言学界展开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的社论。社论说，语言学界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情况是严重的，主要地表现在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为数不少的语言工作者只从个人兴趣和个人利益出发进行教学或研究，必须进行彻底的检查和批判。社论还说，过去“中国语文”没有尽到学术批判的责任，现在决定陆续发表批判语言学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发表在这两期上的这些文章，着重地批判了王力、高名凯、吕叔湘和黎锦熙的资产阶级观点。此外，第十期上还发表了高名凯的一篇自我批判的文章。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7.txt b/CCRD/1/3/3/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5ee86d35cb9247b2a208961b3231154b6ff7d3 --- /dev/null +++ b/CCRD/1/3/3/000017.txt @@ -0,0 +1,37 @@ +# 北京矿业学院学生黄世荣贴出小字报公开反对党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 +　　新华社北京20日讯 北京矿业学院师生员工在讨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的鸣放中，矿山机械系二年级学生、党支部宣传委员黄世荣，写了一张小字报，公开反对党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小字报全文如下： + +## 一、目前办学不正规 + +　　我认为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在于为社会主义建设造就科学技术人材，如果是为了培养一般劳动力就不必花如此大的投资办大学。因此高等学校应以学习为主帅，其他活动应以服务于学习为原则，所以我不同意教育、劳动、体育并重的提法。 + +　　我认为从以下的这些方面来看当前办学是不够正规的。 + +　　1、要做多面手的提法，我认为是不正规的。做任何事情要精就要专，要广就不能深，因为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是有限的。过去说“万能博士”，这是一句讽刺话，现在似乎在提倡这种做法，这样做做那样搞搞，势必要影响专深，这样就不能培养出专家，而只能培养出“普通”劳动者。 + +　　2、目前按排劳动不是根据学习的需要，而是根据生产需要。许多劳动都没有结合专业的要求。我认为学校里应该根据学习的需要来按排劳动，使劳动为学习服务。因此一切长期性的学校，劳动均应充分结合专业，不结合专业将会是一种浪费。因为在学生时期对于社会的职责，主要在于获取知识，而不在于生产成品（当然在为教育服务的基础上力争生产成就这是完全应该的），如果把获取知识的时间消耗在一般性的劳动中这是得不偿失的。 + +　　3、用学习时间或用过多的休息时间来突击体育锻炼我认为是不必要的。体育应该为当前学习和今后劳动服务。所以对一般人来说以强身为主，至于提高体育水平的问题，应该由少数优秀分子去搞。 + +　　4、经常采取突击形式搞清洁卫生、文娱活动，我认为不正规。卫生、文娱应该成为学习生活的促进剂，而不应该成为学习生活的拌脚石，但从过去情况来说，由于搞突击，存在着损害学习的现象，有时竟成为学习生活的负担。 + +　　5、领导思想上偏重于突击任务，对学习倒似乎抱着马虎过关的态度。 + +　　根据以上种种情况，我认为目前这样不正常的办学方式对长远的社会利益害多益少，因此有时在思想上想不通，有所抵触，希望同学们分析帮助。 + +## 二、关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价值的问题 + +　　在当前党提出要求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强调人人是普通劳动者，一视同仁。而且提出工农知识化的优越性，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必然性。在这里我思想上就结了疙瘩，为知识分子抱委曲，因为我感到获得科学知识需要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贬低”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地位，是否会影响人们向科学进军的积极性。因此我认为当工农还没有普遍知识化，是否仍给予知识分子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否则思想懒汉可能增长。 + +## 三、教育质量并没有得到提高 + +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开展勤工俭学运动，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半年多来的实践，在我的思想上对于这样一个结论还是打着问号的。 + +　　从思想收获上来看，对于左派通过劳动有可能受到锻炼，进一步领会到劳动的可贵和作为劳动者的光荣。而对于占较多数的中间派来说，我认为体力劳动不一定人人都能收到改造思想的效果，有的可能是向左转，有的也可能看到体力劳动的劳累和单调而增加对体力劳动的忌讳，希望躲开它。 + +　　因此，我认为一般地来说劳动能改造思想，但对具体每个人来说，问题还是不少的。因此，劳动改造思想的作用，就没有必要强调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技术知识的增进方面，我认为假若能够按照专业学习的要求来有计划的进行，那确是对学以致用有极大好处的，但遗憾的是目前劳动结合专业的还很少，大多是忙乱在一般性的劳动中，这样对于增进专业知识并不见得有多大好处，反而是消耗了时间和精力，影响了原有的学习质量。理由是：（1）复习少，听课精神不振，学习效果差；（2）教师忙于劳动，备课时间减少，有的就根本没备课就讲课。因此，我感不到自己的学习质量究竟提高在那里，听听人家清华学汽车专业的，下放劳动后如何提高了专业知识质量，北大甚么经过勤工俭学活动，低年级编写出高年级的教材讲义，自己是很赞赏的，但一联系到自己却又有些不以为然，这里究竟存在什么问题，我也闹不清楚，总觉得对我来说学习质量没提高反而降低了，希大家帮助分析批判。 + +　　黄世荣原来是上海绿宝金笔厂的制杆工，有6年工龄，1954年入党。1953年在速成中学念书，去年考入矿业学院后，工作表现一般认真负责，有把工作搞好的愿望，但主动性不够，平时对学习看得较重，不想担任社会工作，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较为严重，但曾主动降低较高的助学金（享受产业工人助学金待遇，即原工资的75％，每月九十元，自动降低三十元）。双反运动交心时，曾有极为错误的言论，说：“个人主义大小不同，人皆有之，完全克服不可能，小个人主义有动力，对人有刺激作用，如博士、教授等名义就能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志愿军英勇牺牲也不见得没想到名和利，如黄继光，董存瑞的英勇牺牲是不理智，一时的感情冲动”。 + +　　来源：1958年11月22日_第2640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8.txt b/CCRD/1/3/3/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4004705daf7661a0c0bf1776d6ddd0d013e83a8 --- /dev/null +++ b/CCRD/1/3/3/000018.txt @@ -0,0 +1,17 @@ +# 陕西省高等学校部分师生对党的教育方针抵触情绪很大 + +　　新华社西安20日讯 陕西省高等学校在9月份陆续开学后，各校都以一个月左右时间学习了党的教育方针。有些学校并把它作为这个学期社会主义教育课程的第一讲，在师生中展开了大鸣大放大辩论，有些学校则结合学术批判来进行。 + +　　在学习中，大部份师生都拥护中央的指示和方针，正在采取各种办法贯彻和执行。西北农学院、西安外语学院、西安建筑学院、陕西师范学院等校已经实行了半工半读，其他学校也正在积极酝酿和研究。他们的生产劳动时间约占总学时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西北农学院已经实行伙食、理发、电影、报纸、洗澡等五项供给制。西安医学院已经实行了伙食供给制（都是由勤工俭学收入中解决的）。西安建筑学院、西安医学院等校都准备明年自给自足。有些学校最近还把社会主义教育课改为共产主义教育课，向学生进行关于共产主义的生产劳动、半工半读是培养共产主义新人的好办法等内容的教育。西安建筑学院政治课的教师已经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这个学校的政治课考试也改为政治鉴定，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地位。在学制方面，西北农学院准备由原来的四年缩短为三年半。西安建筑学院在讨论中大多数人趋向于由五年缩短为四年（新生）和四年半（旧生）。 + +　　少数人在开始学习时，认为教育为政治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已经贯彻了，各校大办工厂农场，师生上山下乡，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因此没有必要再学习。但是，经过实践和深入一步学习后，各种各样的思想又暴露出来了： + +　　一、关于培养目标问题。这个问题经过辩论虽然大体上已经解决，但是在少数人中还是有抵触情绪，认为人有聪明与愚笨之分，让聪明人老作简单的体力劳动是浪费。交通大学有的学生认为这是连降三级（由工程师降到技术员再降到劳动者）。有的认为提培养劳动者只能培养出一般人材，而不能培养出钱学森之类的人物。在培养目标中谈到多面手的问题，争论也很多。主要认为和红专有矛盾，多面手只能培养出来“样样通，样样松的万金油干部”。 + +　　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在今年新招收的学生中，各校都普遍出现了要求退学（有些已经退学），甚至私自离开学校的现象。这些学生认为参加生产劳动学不了什么知识。因此要求退学后参加生产或工作。交通大学有的学生说，二千五（全年理论学习时间）+工农业劳动=四不像（不像工人、农民、干部、也不像学生）。有的人认为这个方针与美国的实用主义没有区别，并且有人讽刺说，大概外语学院搞缝纫对翻译有帮助，医学院炼钢对治疗烧伤有帮助。他们说现在的生产劳动是“奴隶式劳动”。从最早（今年上半年）实行半工半读的西安外语学院的情况来看，积极拥护这个方针的约占30％，中间的40—50％，反对和应付的10％左右。 + +　　三、群众路线问题。这个问题在教授中抵触情绪大，顾虑多。他们说，这样一来，在学生中究竟以学生为主还是以教师为主呢？对用“三结合”的方法制订教学计划大纲、编教材等很反感。有人说，学生既然能行，为什么要到学校里来学习呢。他们认为让学生与教师平等自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事情。有人担心这样提出后学生对教师不尊敬了。陕西师范学院有的学生对群众办大学也不同意，说这样会降低质量。有的人认为大学教育普及了，大学生就不值钱了。 + +　　四、学术批判问题。大多数学校正在作准备工作，少数学校已经开始批判。11月各校将形成高潮。从已经开始的西安师范学院来看，这个学院语文系参加学术批判的五十个教教师中，积极参加的有十三人，基本同意而情绪消极的有十人，有抵触情绪的十人，个别教师公开抵抗。有的说校内没有什么批判的，还是到校外找些小册子批判一下算了；有的人把讲义藏起来，有的说，我的讲义是抄别人的，如果别人错了，那我就算了；自称我国语法学家的教授傅子东，公开说，他教的语法学陕西省没有人能批判倒，全国能驳倒的也不多。开始听说要批判他，就提出辞职。后来承认是白旗，但就别人都拔不了，只有自己能拔掉。陕西师范学院有的教师装病不上课。 + +　　来源：1958年11月22日_第2640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19.txt b/CCRD/1/3/3/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266c7f31d9a9561ce0c15b2c8c07f271b59e29 --- /dev/null +++ b/CCRD/1/3/3/000019.txt @@ -0,0 +1,89 @@ +# 高等学校部分学生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各种谬论 + +　　本刊讯　从全民大跃进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来，高等学校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热爱劳动、集体主义、勤俭朴素、向工农学习的风气大大高涨，资产阶级思想得到进一步的批判和克服。但是，随着党的教育方针的深入贯彻，和人民公社运动的开展、共产主义前途的宣传，在这一新的形势下，部分学生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 +## 一、关于劳动 + +　　（一）劳动分“等级”。 + +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一些学生说：“劳动有高级和低级的、平凡和不平凡的。脑力劳动高级，体力劳动低级。排列次序是：科学家、研究工程师、工程师、工人、农民、服务员……。”“脑力劳动是创造性的、复杂的、困难的、高级的、系统的、有趣的、不平凡的、创造价值高的、起领导作用的、有无限发展前途的；体力劳动是重复的、简单的、容易的、低级的、蛮干的、枯燥的、平凡的、创造价值低的、被领导的、将来要消灭的。” + +　　（二）不愿做普通劳动者。 + +　　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顾建国（团员）说：“现在我的心情很有点象富裕中农那样，一切私有的东西面临崩溃，连老根都要拔了，不免带有几分莫名的悲哀和惆怅。……几年来，个人奋斗，苦苦追求的理想幻灭了。原来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未来，想生活得优裕一些，能出人头地，享受社会的特权，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现在最臭的是知识分子，不如干脆退学，进工厂当工人去，现在工人最吃香”。 + +　　北京大学中文系二年级李泉（团员）说：“现在动不动就要进行思想斗争，要向工农学习，倒不如干脆去当农民，一劳永逸，自己也成了被人学习的对象了，可是真的去作农民呢？细细想来又觉得太苦了，恐怕受不住，真是左、右为难”。 + +　　（三）反对半工半读。 + +　　反对半工半读，大致有九种借口和“理由”： + +　　（1）“降低教学质量”：“体力劳动太多了，五年变二年半，学习时间减少了，分散精力，影响教学质量，特别是少了理论和基础课”。 + +　　（2）“与专业不结合”：“在学校办的土工厂中只能学点手艺，学不到专业知识，学不到尖端科学，将来只能去工厂劳动，不能去科学院进行研究。”“由于追求经济价值，半工半读必然会有不结合专业的劳动。因此，是一种少、慢、差、费的办法”。 + +　　（3）违反“青年特点”：“青年时期是培养阶段，应当多学习，少使用”。 + +　　（4）违反“学校特点”：有人问：“并进这么多工厂、农场，还念书不念？还要不要学校了？不如把武汉大学改成××企业或工厂。象现在这样只能培养出另杂工。” + +　　（5）“只利红不利专”：“劳动锻炼虽能改造思想，但立场、观点不能代替业务知识。挑泥巴挑不出文艺理论；炼铁炼不出红楼梦；种茄子、辣椒也产生不了莎士比亚”。 + +　　（6）“既不利专，也不利红”：“半工半读是否能改造思想也可怀疑，丁玲在延安搞了‘三同’却成了右派，学校办工厂除了把肩膀压一下、劳动态度好一些以外，得不到什么。” + +　　（7）半工半读“只能普及，不能提高”：“半工半读只能普及，是低级的，不能提高”“中央教育方针规定全日制也是一条腿，为什么我们要从全日制改成半工半读？苏联搞全日制，还不是把人造卫星送上了天？” + +　　（8）“四少一多”：“现在搞半工半读是工厂少、结合专业少、思想准备少、产品少，赔钱多。” + +　　（9）自己专业“特殊论”：有的理科学生说“我们是搞尖端的，又不是学技工的，不能半工半读。”有的文科学生说：“理、工科可以搞半工半读，但你让学文艺的去抡大锤，简直是浪费人才。” + +　　（四）“将来体力劳动要消灭”： + +　　清华大学有的学生说，“劳动本身是痛苦的、单调的、费力的、繁琐的和无味的苦差使，是对人全面发展的最残酷的束缚，是惩罚性的工具。共产主义社会中，劳动也不是人生第一需要，因此将来劳动时间要不断减少，否则为什么不增加呢？” + +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系一学生说“到共产主义社会体力劳动渐趋于零，而脑力劳动渐为无穷大。”他又说“共产主义社会科学发达到这种程度：一按电钮，汽车就一辆辆作出来；关上电钮回家，就玩玩乐乐，什么体力劳动也用不着。” + +## 二、关于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思想残余 + +　　（一）怕不能高人一等。 + +　　南开大学一个学生说：“对供给制起先想想还不错，但一想到自己上了几年大学，将来还要和大家吃一样的，就不满意了。” + +　　天津师大中文系三年级程家智说：“我入大学就是为了镀金，过去我当小学教员一月五十多元，上大学后，生活虽然暂时不如过去，但是我想先苦后甜，等大学毕业后就可以地位高、薪金多。现在看来反正将来大家都是大学生了，都一样，还不如不来念大学呢！”另一个学生说：“我有赔本思想，本想上大学可以赚大钱，作大事，生活好，现在看来还不如当时进工厂”。 + +　　（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不应该消灭”。 + +　　有人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可以结合、缩小，不一定消灭。因为人的智力发达程度不平衡，到共产主义社会总还要有社会分工。搞科学研究的人还是要终身从事脑力劳动，不能去搞体力劳动”。 + +　　（三）“按劳取酬是永恒的，各取所需是不平等”。 + +　　清华大学动力系、机械系一些学生说：“按劳取酬是天经地义的，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正确的。因为：（1）谁的贡献大，谁的收入就应该多；（2）有利于打击懒汉，刺激人们的积极性；（3）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工作有轻重、简繁之分，拿同样的报酬是不平等的，供给制是绝对平均主义。” + +　　清华大学土木系一学生说：“供给制是不合理的，是弱者剥削强者，贡献小的剥削贡献大的，落后的剥削先进的，多数剥削少数，后代剥削前代。” + +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东风辩论周”有的人说：“各取所需的原则渗透了剥削。不过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生产力发达，能力强者愿意把自己的一部分劳动价值转让给别人，当一个愉快的被剥削者。如果有人不愿意被剥削，也是无可非议的。” + +　　南开大学化学系一年级团员在争论供给制问题时，十八个团员中有六个团员坚持主张：“即使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教授的薪金也不可能和工人、农民一样，如果那样就没有人再搞脑力劳动、当教授了。” + +## 三、关于个人主义 + +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学生对个人主义有如下一些看法：“人之初，性本私、性本懒、性本享受，要作到忘我劳动，大公无私是不可能的。” + +　　“个人主义象影子一样，永远跟着人，从理论上讲，可以消灭个人主义，实际上不可能。” + +　　“人类对精神和物质享受的追求，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社会发展的永不枯竭的动力。” + +　　“枪救高炉等英雄行为是由于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考虑个人，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尤其是到了共产主义社会，生命是最宝贵的，根本不值得为了几件仪器而冒生命危险。” + +　　“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利’是可耻的，‘名’是崇高的，纯洁的。‘名’是一个客观存在，始终为人们所追求，而社会总是以一定的形式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名’能够促使人上进，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 + +## 四、对“三化”和苦战有不满情绪 + +　　南开大学化学系三年级大约有一半的学生对军事化不满，有的说：“一吹哨就起床，象耍猴一样”“军事化是一种对个人生活的特殊干涉，是对一个人的尊严的摧残。”共产主义社会是要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自在，而军事化却使人痛苦、呆板，使人的生活没有曲线条，只有直线条。” + +　　天津师范大学有的班团员中对苦战表示厌倦的占一半人以上。南开大学有的学生说：“只叫人民苦战，不见人民生活改善。”“今年既然大丰收，粮食很多，为什么还吃白薯？”一中右学生说：“一年来都在等待着学校生活恢复正常化，但来的只是‘不断革命’，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对这种紧张状况感到吃不消，很疲倦。” + +　　个别学生甚至对共产主义前途表示“失望”。南开大学团员张子琪说：“过去我把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想象得无限美好，现在看来，共产主义的萌芽就是军事化、忘我劳动和降低生活水平。”另有一个学生说：“我对共产主义的想法有三部曲，和巴金的一样：追求、动摇、幻灭。” + +## （共青团中央学校工作部整理） + +　　来源：1958年11月29日_第2646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0.txt b/CCRD/1/3/3/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7abaee36aeabed7148e7213e43760f2314540f8 --- /dev/null +++ b/CCRD/1/3/3/000020.txt @@ -0,0 +1,15 @@ +# 武汉医学院揭发出许多资产阶级专家在医学上存在着“一把刀主义”的反动思想 + +　　新华社武汉11月29日讯　最近，武汉医学院在拔白旗的教学改革运动中，揭发出资产阶级专家形形色色的反动医学思想，其中较突出的是外科的“一把刀主义”，在这个反动观点的支配下，很多病人成了他们的试验品和牺牲品。 + +　　按照资产阶级专家的看法：“医学就是外科，外科就是一把刀，医学技术水平的高低决定于一把刀上”。因开刀而闻名全国的外科教授裘法祖就一向以“德派第一把刀创始人”自居，自称为“外科全才”、“外科之宝”和“神刀”；临床外科教研组主任教授管汉屏也一直自称是“武汉市第一把刀”。这些称号迷惑了不少人，追求个人名利、个人技术至上形成风气。 + +　　为了追求“一把刀”的技术，一些资产阶级专家不顾病人死活，只顾练刀，他们根本不把病人当人看待。他们认为，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是一种交换关系：“我给你治病，你就供我提高技术。”外科讲师蒋先惠自己承认：”我总想从病人身上得点东西。”自称“武汉第一把刀”的管汉屏也说：“任你恨极，生命是掌握在外科医生的手中。”他经常在开刀前，不作好准备工作，甚至连检查也不作，直到手术台上才问下级医生：“到底在那一边，是左边？还是右边？”根据下级医生的回答就开始动刀了。有一次，他指导进行胸腹壁瘘管切除术，当切开疤痕以后，看到一块暗褐色的组织，他只瞄了一眼就说：“这是块死组织，继续切！切！”两刀之下鲜血直流，这时管汉屏才恍然大悟地说：“这是肝脏，缝！缝！”另一次，管汉屏给一个病人作食道切除术时，竟把一段切断了的胃管，留在病人胃中，直到第四天才呕吐出来。为了练刀，他不会作脾脏手术，就在病人身上蛮干，1954年以前，他作的脾脏手术，死亡率达百分之百。而他的食道癌手术，也是在十余病人死亡的情况下练出来的。还有好几次，病人已在生命危险关头，急需停止手术，可是管汉屏为“再看看才死心”，继续开刀，结果就使一条条无辜的生命被葬送了。在他进行的练刀活动下，不仅死亡率高，而且并发率也是十分惊人的。1953年至1958年在他所作的食道癌手术三十二个病例中，手术后出血、吻合口狭窄、肺不张、心律不整等并发症共二十五种，达六十五人次之多。有的人甚至说：“管汉屏这把刀是在病人的生命、金钱和家属的眼泪上练出来的。”号称“神刀”的名医生裘法祖，也经常把一些不该弄错的手术动错了。他在一次作喉头肿瘤手术时，就错将病人食道切断了；他一向吹嘘他的手术是“无血手术”，但他作的胰头切除术就损伤了脾静脉，引起大量出血。 + +　　更恶劣的是，有些专家完全把病人当作科学研究的试验材料，甚至把治病的范围扩大，把没有病的人也当作研究对象。外科讲师蒋先惠为了获得一套完整的病理标本，在作手术时竟扩大创口，将一个脊髓肿瘤患者的椎板多切断了两个，别的医生问他，他回答说：“从头切到尾，也没有什么关系。”有一次，蒋先惠在一本书上看到颞动脉炎可以用结扎颞动脉的手术治疗时，他就到处物色病人作试验，恰巧有一个偏头痛病人与颞动脉炎有相似的症状，他明知偏头痛不能开刀，却硬把病人作了颞动脉结扎试验，结果使病人失去了一条颞动脉。 + +　　在“一把刀主义”的思想支配下，不少医生想尽一切办法，找机会练刀，有的医生为了练刀，极力向院外发展，建立据点，只要有刀开，那里都去。管汉屏说：“开刀比吃肉还香。”他经常利用教研组主任教授的权利，在组内约法三章，进行技术垄断，凡他感兴趣的手术，别人都不能作。裘法祖却喜欢作别人开坏了的手术，因为即使开坏了那也是别人先开坏了的，而开好了就说明自己的技术高超。有的医生借全面发展之名，私下交换病人，进行练刀，群众称之为“开辟自由市场”进行“等价交换”。还有的利用门诊机会，抢收病人。有一个医生想学食道癌手术，他就将一个食道癌患者收到结核病房内，别人提出意见时，他却说：“没有关系，食道癌病人反正要死去的。”换班和值班也被认为是抢手术的好机会。他们每次交班时，就将病房来一个“大扫除”，把所有手术作光，有些没有准备的病人，因提前作手术常常发生问题。个别医生在作手术前不报告上级医生，在作手术过程中遇到问题，又不敢请示，硬着头皮蛮干到底，结果造成事故。有些上级医生对下级医生不是很好地进行指导和帮助，而是争作手术。有一次，下级医生在作口腔手术，上级医生感到兴趣，索性把刀子夺过来自己作，而下级医生又不同意，于是两个人把刀子抢来，夺过去，吓得病人胆颤心惊。他们对病人的手术后处理也不关心，甚至当病人提出问题要求解决时，还说：“是你自己找上门来的，又不是我请你来的。” + +　　现在，医学院已发动群众拔掉了这些白旗，正在继续深入地进行教学改革工作。（殷平） + +　　来源：1958年12月2日_第264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1.txt b/CCRD/1/3/3/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f52fe4590324b3ab0dbda43a91bcf9534aed08 --- /dev/null +++ b/CCRD/1/3/3/000021.txt @@ -0,0 +1,27 @@ +# 云阳中学、云阳师范部分教师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 + +　　本刊讯　据光明日报“内部情况”反映：四川云阳中学、云阳师范师生在学习党的教育工作方针中掀起教学改革鸣放高潮，两校贴出大字报两万多张，揭发批判了教学工作中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学观点： + +## 一、反对党对学校的领导，反对党的教育方针 + +　　有的教师认为“党员校长只能管思想领导，要办好学校必须有几个硬角才行”，主张“增配有知识、懂教学的校长来领导业务”或“推选经验丰富的教师参加学校的管理工作”。有的教师竟把教材上提到“党”的词句一律删去，把“党的领导”都改成“国家的领导”。 + +　　对于培养学生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也有不少抵触。许多教师还坚持“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分工论”，认为“参加生产劳动只要有气力，不需要有什么知识”，“中学毕业生参加体力劳动，不仅浪费可惜，而且屈辱斯文”。他们把培养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说成是“中学的任务是培养脑力劳动者，而不是培养体力劳动者，至少现阶段是如此”。甚至有的教师根本反对培养“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认为“二者不可得兼，也不必要”，“学校的任务就是传授知识的，知识分子就是读书的，这是一种社会分工”。因此，他们经常散播说：“一个人有了足够的知识，名和利都能得到解决，即令不能飞黄腾达，也不会缺衣少食”，“要有知识，就要多读书，书读得愈多，本事也就愈大，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闻，就是这个道理”。 + +　　他们还反对贯彻阶级路线，说：“青年人是一张白纸，又是在新社会里长大的，何况剥削阶级已经打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讲什么阶级路线？”个别教师诬蔑贯彻阶级路线会引起学生“互相歧视”，使地富子女“无辜受累，惨遭浩劫”。很多教师偏爱地富子女，认为他们“聪明好学”，歧视工农子女，说他们“呆滞愚笨”。评助学金时，有教师曾这样主张“不能看成份，应按需要而定”，说什么：“解放后地富子女的家庭经济被摧毁了，困难大，应照顾，工农子女的家庭翻了身，经济上升了，可以少评”。 + +　　他们对勤工俭学活动也有抵触。说它“挤掉了教师的备课时间和学生的自习时间”、“妨害了学生身心健康，影响了教学质量”，叫喊“学校办得越来越不像样子了！”有的宣扬“业务即政治”观点，认为“只要把知识教给了学生，他们就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反对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认为“跳跳蹦蹦是不务正业”。只强调书本知识，反对联系实际，如云师准备请老农讲“蔬菜栽培”，他们就反对，认为土专家“没有知识，讲不出啥名堂”。 + +## 二、散布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法西斯反动思想毒素 + +　　语文教学“艺术至上，厚古薄今”倾向很浓厚，有的教师反对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文艺标准和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他们认为“李煜的词，曾国藩的联句，刘鹗的‘老残游记’都是艺术性强的作品，有它存在的价值”。有的教师认为“只有唐宋八大家、桐城学派的文章，才是正统文学”，民间文学不能“登大雅之堂”，批评教材上的民歌“没有典型性”，“民歌没有味道，不是诗”。推崇古典作品，要学生“慢慢的舔，细细的嚼”，批评现代文学“拖踏松散，枯燥无味”。有的教师以全学期的三分之二的时间讲授分量不到教材一半的古典作品，而且还增讲许多古典诗词，擅自把现代作品减掉一半。如讲苏轼的词，就详尽介绍苏轼家三代人的经历，而对现代作品，特别是政论文，他们却讲得枯燥乏味，毫无感情。讲“长江大桥”一课时，就用五分之三的时间讲述唐宋作家如何描写黄河、长江的诗词，而对课文中歌颂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和中苏友谊，只是没精打采地提提。 + +　　此外，有些教师讲现代作品不联系现实生活，讲古典文学不注意时代背景，他们对作品中悲观厌世、颓废感伤、爱情至上……消极的东西不但不批判，反而发挥得淋漓尽致，要使学生进入作者安排的意境，与作者的思想感情发生共鸣。 + +　　历史教学，有些教师仍然坚持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尽情歌颂帝王将相，侮辱劳动人民。赞扬“唐太宗爱民如子”，拿破仑“英雄一世”，“华盛顿有相当的军事才能，所以革命取得了胜利”。他们极其反动地诬蔑农民革命，夸奖封建、法西斯的压迫和侵略。如有的诬蔑“张献忠杀人几百万”，夸奖屠杀太平天国革命群众的刽子手鲍超的军事才能，云阳知县镇压王三槐领导的农民起义，露骨地吹嘘希特勒的侵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势如破竹的闪电战术，轻而易举地席卷了整个欧洲，威震一时”，“可惜希特勒在并吞法国后，不坚决进攻英国，而去进攻苏联，遭到了失败”。他们在讲隋唐史时还用“略今详古”“略我详敌”的讲述手法，对唐代的刑律、官衔、科举制度等等，详加考证，而对工农群众前仆后继的革命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解放后的建设成就，却感到“无话可说，讲不下去”。有的教师甚至大讲日本侵略军屠杀我国人民的“梅花碉堡，铁壁合围，三光政策”……。 + +　　有些教师在自然科学中极力散播“科学至上”的纯技术观点，把自然科学的发展讲成只是科学家的发明创造，否定它们是劳动群众的贡献。 + +　　此外，有极少数教师为发泄他们的阶级仇恨，还采取颂古非今，借古骂今、含沙射影等手法，恶毒地诬蔑、诋毁党和社会主义，歪曲党的方针政策。如一位历史教师曾把“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结合的产物”竟向学生比喻成“好比你爸爸和你妈妈两个，如果你爸爸与你妈妈两个不结合，就不会有你的出现”。在分析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之后，向学生讲“任何一个朝代都是如此，共产主义社会还不是要灭亡！”有一位语文教师不仅把他在解放后写的反动诗词当作教材向学生传授，而且借着讲“岳阳楼记”诬蔑党的干部下放政策，说“迂客骚人就像现在的下放干部，从前的大官贬小官，就等于今天的下放劳动锻炼”…… + +　　来源：1958年12月6日_第2652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2.txt b/CCRD/1/3/3/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c4140f98b21d83ac8854dfc17da87e18ed56a1 --- /dev/null +++ b/CCRD/1/3/3/000022.txt @@ -0,0 +1,11 @@ +# 北京市的三个教授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 +　　本刊讯 北京市的三个教授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如下： + +　　北京工业学院教授张翼军（中中）12日在该校党委召开的座谈会上说：“昨天（指11日）儿子对我说毛主席辞职被批准了，我以为是政变，一夜未睡好。今早到学校后才明白是不当候选人，才放下心。中央这样决定一定有道理，但我在情感上还是想不通”。 + +　　清华大学体育教研室老教授马约翰（中中）11日晚，在体育教研组的同志到他家里传达了中央决定后，他立刻说：“不行不行，全国人民一定还会要选毛主席，人民代表大会通不过。”后来又说：“毛主席不当主席，我看不是什么时间问题，恐怕还有更重要的理由，这就是可以用更多时间发展马列主义，搞一个毛泽东主义，更高的主义。”在教研组会上说他一直在想，正在大跃进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对国际上有没有不良影响？后来说：“别想了，别想了，主席正确领导我们到今天，他是个英明伟大的人，今天他自己提出这问题，他所决定的事准没错，我相信他，就想通了，这是个感情问题。”又说：“不做国家主席可以，但他在国家机构中应该另安排一个更高的位置。” + +　　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教授高联佩（中右，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听了传达以后，在无线电系教师座谈会上大谈什么叫感情，唯物主义者应如何对待感情？接着他说：“凡是人，包括毛主席在内，都要呜呼哀哉、翘辫子的，毛主席总是要丢掉现在职务、离开人民的，现在辞去主席职务，是要让大家有思想准备。要找到一个人继承毛主席的职位也不容易，不过象周恩来、朱徳还可以。”12日上午，系党总支委员陈圣信同志和高谈到参考消息上登载的“反共必须反蒋”这篇文章，高说：“文章中谈到蒋介石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这次毛主席不当主席，是否让蒋介石来当主席”，当时陈质问他，高解释说：“这是开玩笑。”（原载北京市“党内参考资料”） + +　　来源：1958年12月15日_第265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3.txt b/CCRD/1/3/3/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0abbf3abb8be9ca2a5528c7fdadf59473c9418 --- /dev/null +++ b/CCRD/1/3/3/000023.txt @@ -0,0 +1,21 @@ +# 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天本报发表的中共湖北省委关于襄阳专区兴修水利的情况和经验的介绍，是一篇生动的富于革命创造精神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值得大家认真阅读。 + +　　襄阳专区各县山多岗多，雨量较少，水利条件很差，水田很少，产量一般很低。这都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些不利的条件。这是客观存在的困难。这些不利条件是否可以迅速改变呢？这些困难是否可以迅速克服呢？这是对于共产党人的严重考验。该专区均县和光化县的同志们并没有认为不利的条件是不能改变的，也没有认为困难是不可克服的。他们试图克服这些困难。但是他们在开始时的思想不对头，他们热中于兴办大型和中型的水利工程，并且企图依赖国家的投资来解决。结果费钱很多，收效很小。因为大、中型水利工程投资较多，国家财力有限，不能普遍兴办，很难使兴修水利成为群众性的运动。均县和光化县的同志们经过了几年的摸索之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采取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勤俭办水利、着重办小型水利的方针。他们采取了这个方针之后，局面完全改观了。光化县原来计划１９５７年冬和１９５８年春改水田七万亩，结果指标一再突破，提高到二三十万亩。均县也把原来改水田的计划从四万亩提高到七万亩，并且要争取达到九万五千亩。枣阳县采取同一方针，政府只补助六万元，就修筑了两条二百里以上的长渠和一个灌溉二万亩地的水库。这些事实表明，农业合作化以后，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解放了，只要领导上善于把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鼓舞起来和集中起来，就能够充分发挥合作化的优越性，就能够产生无穷无尽的力量，就能够克服过去人们认为不能克服的困难，迅速地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的水利建设运动。 + +　　襄阳专区兴办水利的经验，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的范例，对全国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襄阳专区以及均县、光化县的具体地理条件，当然同全国其他地区不同（事实上许多地区比那里的条件要好得多），因此其他地区未必需要也未必可能照样搬用那里的兴办水利的具体技术。但是问题是在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本来，兴办水利事业可以有两种方针。一种方针是主要依靠国家投资，热中于兴办大型和中型的水利工程。这样做的结果，花钱很多，兴办很少，进展很慢，效果不好。另一种方针是“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方针。这样做的结果，花钱很少，兴办很多，进展很快，效果很好。当然，一定数量的大型和中型的水利工程是必要的，前者必须国家投资，后者也需要国家帮助。但是最普遍的最大量的小型水利工程却应当而且完全能够由群众自办。襄阳专区的经验证明了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安徽全省的经验也完全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安徽省自入冬以来展开了群众性的水利建设高潮，到１月１０日为止已经完成了十三亿又八千万公方的工程，国家花钱极少。而由国家投下巨额资金的治淮工程几年来也不过完成了十二亿公方。当然安徽省目前进行的水利工程和治淮工程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土方的质量也不同，不能相提并论。但是，安徽全省在不到一个冬天中就能够完成这样大量的工程，却充分说明了群众办水利的潜力多么巨大。采取“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方针，一方面节省了大量的财力，使国家有限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大大地加快了水利建设的速度，使过去看来需要好多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很短时间内就办好了。这样的大好事，应该在全国普遍推广，使我国的水利建设做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 +　　从襄阳专区、安徽全省以及全国许多地方“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经验中，从本报不久前发表的湘江机器制造厂解决职工宿舍问题的经验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我国各项建设事业中，有许多事情单纯由国家出钱来办，不但办得慢，办得不好，而且由于国家资金有限，也必然办得少；相反地，这些事情如果发动群众自己动手，采取依靠群众、勤俭办事业的方针，群策群力，不但办得快、办得好，而且又办得多。由此可见，为了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和“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在许多方面必须着重采取群众路线的办法。发动群众自己来办，既合乎勤俭建国的原则，又可以使各项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当然，许多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基本建设，是群众无法自办而必须由国家投资兴办的，今后国家仍将投资兴办这样的事业，在这些事业中，也应该坚持实现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的方针。但是，如果全国都能够做到凡是群众能够自办的都通通发动群众自己动手，那末，国家就可以节省大量的资金，就可以集中力量来建设重点工程和全国性的事业，从而使我国各项建设事业办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 + +　　中共湖北省委的这篇报告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生动地提供了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就是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地发现成功的典型， + +　　（总结和推广成功的经验，使全盘工作能够迅速地前进。均县县委积极支持李大贵在山坡上开渠引水的创举，接着又进一步总结这个经验，加以提高，发动全县群众自力兴办水利；光化县在更大的规模和深度上发展了均县的经验；襄阳地委则及时地组织各县参观光化的做法和效果，总结和推广了这个县的经验。这一系列的活动，使“依靠群众、勤俭治水”的正确方针在很短时期内推广到整个专区。湖北省委也非常重视这一经验，特地组织了包括五个地委第一书记和三十五个县委书记的参观团，由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带领，前往参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的水利建设高潮。） + +　　这个报告所提供的情况表明，发展水利，改造自然条件，同其他任何工作一样，所遇到的客观困难是很多的，有时甚至似乎是难于克服的。但是，按照辩证法，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它既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另一面。当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广大群众急切要求解决的现实问题的时候，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也就同时存在。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及时地发现克服困难的积极因素，支持那些尚在萌芽中的创举，找寻解决问题的道路和方法，创造成功的经验，并且把这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全面推广。在实际工作中总是存在着先进的、中间状态的和落后的情况，正如政治生活中必然有左、中、右三派一样。发扬先进，带动中间状态，提高落后，这就是领导工作的基本任务。我国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特别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提高，尽管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克服这些困难的条件是完全存在的。各个工作部门的领导者，应该相信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发现克服困难的先进人物和先进经验，认真地加以总结和推广，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高涨。 + +　　我们希望各地党政领导同志和水利工作同志都认真阅读这个报告，对照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得出必要的教训，以利于发扬正确的积极的因素，克服错误的消极的因素，争取工作上的大跃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2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4.txt b/CCRD/1/3/3/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87a3dd0a167d9a5f844f7f329270500cf82767 --- /dev/null +++ b/CCRD/1/3/3/000024.txt @@ -0,0 +1,13 @@ +# 北京市高等学校部分右派教授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 +　　本刊讯 北京市高等学校部分右派教授对毛主席不担任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如下： + +　　一、高等学校很多右派教授表现沉默，讨论时很少发言，发言的也多是从正面说几句，不暴露真实思想。如师大右派教授傅种荪说：“我看到毛主席象就非常佩服。和国外的领袖比，毛主席的学问、经验、贡献、体力和体育知识，都比他们高。国际上尼赫鲁是狂妄骄傲的人，在毛主席面前也不敢骄傲。我的意见是让毛主席搞下去，实在不行就变通一下，多设几个副主席就有了。”又说：“接见是一种偶象的工作，见过毛主席的代表都为毛主席的威望而感动。”还说：“帝国主义造谣不造谣对我们都没有什么。”该校中文系右派教授彭慧说：“毛主席年纪老了，精力不够，多做理论工作也很好。”右派教授启功说：“哎哟！毛主席太谦虚了。”该校教育系右派教授谢斯骏说：“全世界的领袖都没有毛主席好，这下毛主席有时间搞理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就快出来了。”北大右派教授向达说：“现在世界上有两大阵营，毛主席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舵手，我们需要他多做些理论工作，不过帝国主义会不会造谣破坏？”清华数学教研室右派副教授李欧说：“解放后毛主席写的理论性文章少了。这样一来，毛主席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有系统地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对全世界革命意义更大。”右派副教授朱声绂说：“刚听传达时，想到可能毛主席健康有问题，解释后才明确，这样做是对的。从国际形势看，毛主席在莫斯科会议上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对指导社会主义阵营和殖民地斗争起了很大作用。在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毛主席也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毛主席有更多时间来发展马列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很重大意义。从国内形势看，我国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党领导的。所以专心研究根本方针，对党、对国家都有利。毛主席不再作主席，也说明了我们国家的巩固，如果是1949年的情况就不行了。同时这也说明我党毫无个人崇拜，而是集体领导，说明毛主席任何时候都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北京师院右派助教徐钟秀说：“这样先做宣传工作很好，不象苏联宣布布尔加宁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事先没有宣传，发生混乱。” + +　　二、也有一些右派教授和学生暴露出一些怀疑和反动的思想。 + +　　师范大学教育系右派教授陈友松说：“一宣布这事，我马上就想到这是接受了苏联的教训。斯大林就是功过的问题。当然我这比法不对，主席和斯大林不一样，他们性格不同、经历不同、经验不同。”又说：“如果换一不人，就可以不犯斯大林的错误，又可以扩大民主。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应该写到党史里作个榜样。主席很喜欢尧舜，写文章也常常歌颂他们。我想人民可能不大同意，最好毛主席还当主席，少做点事；但又想，不能，不能，马列主义者不能做挂名的事，有职就要作事。我这说法不对。”该校中文系右派教授俞敏说：“一听传达，马上联想到是否犯了错误，我想的乱七八糟的。”（当时年轻教师立即批判他，因此未能彻底暴露思想）会后他对党小组长说：“我不敢往下想，愈想愈糟，有功夫我找你谈。”右派教授穆木天说：“党中央对毛主席的这样一个处理……”（说到这里立即受到年轻教师的批判）接着马上改口说：“这样一个决议是很正确的”，就不发言了。外国语学院法文系右派教授谢戊申发表了极端反动的言论，说：“这次人事变动不奇怪，武汉会议是有历史意义的，金日成这次来，主席很久没有与他见面，分不开身，可见会议重要，不然不会如此紧张（言外之意，党内发生了什么分裂事件）。”他还居然幻想蒋介石来当主席，说：“这件事与争取台湾归来有关系。台湾问题不解决，对国际、国内的确是个大问题。……先前说蒋回来可当个部长，现在做法，使台湾爱国人士想到已有希望，对争取台湾好处很大。” + +　　（据北京市“党内参考资料”编） + +　　来源：1958年12月15日_第265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5.txt b/CCRD/1/3/3/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5231209f6fcd797fb9e1ddb1460540b0ea5070 --- /dev/null +++ b/CCRD/1/3/3/000025.txt @@ -0,0 +1,27 @@ +# 北京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 +　　新华社北京13日讯 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在北京市政协12日召开的常务委员会上传达了六中全会的决议。市政协还邀请了各民主党派北京市级的成员、工商界代表共九百多人参加了会议。 + +　　市政协常务委员在报告会后，立即举行了座谈。许多人在发言中一致拥护党中央的决议，但也有个别人看法不同。老中医张菊人说：“毛主席提出西医学中医，叫中医有今天这样的地位，这是历史上没有的事，是毛主席的英明。我们想他还是领导我们这班人前进好，希望毛主席别消极。”紧接着，余心清发言。他说，张老先生读古书多了，好像主席辞职就有倦情，事实不是这样，我跟着主席工作多年，深深体会到外交行政事务占去主席好多时间。例如，有一次印尼大使递呈国书，正值主席身体不佳，工作又忙，本想请副主席接受国书。但是，印度大使不同意，并且说：“前任大使是向毛主席呈国书，我要向副主席呈国书，难道我在中国吃不开吗？（大意如此）”又如，毛主席有时工作太忙，只好在下半夜两点钟和外宾合影。外交上的形式主义活动很多，主席相当辛苦。这样看，党中央的决议是非常英明的。另外，北京市文史馆馆长邢赞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北京市工商联主委乐松生等都相继发言，说明从情感上是不愿意毛主席辞退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是听了万里同志报告后，思想上也通了。 + +　　本刊讯 北京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如下： + +　　绝大多数表示赞成，认为这样作毛主席可以集中精力研究马列主义，加强党的领导，对中国对全世界都有好处。 + +　　蒋光鼐（民革市委主任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说：“毛主席辞掉主席，从感情上有些不舒服，但进一步考虑，主席这样作以后能丰富马列主义宝库意义更大。党的六中全会的决定是考虑得很远的，不仅为中国而是为全世界人民。决议还有一条，如有特殊情况，全国人民需要他出来，他还可以出来作主席，又很灵活。我们接受党的领导，对六中全会的英明决议应该同意。” + +　　傅学文（民革市委委员）说：“毛主席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已经巩固，人民公社已经成立，可以腾出一部分时间考虑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 + +　　李蒸（民革市委委员，国务院参事）说：“我们从旧社会来的人，对个人名位思想总不能忘情。毛主席无论做不做主席，都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何况我们的政权是在党的领导下，党的主席还是全国的领导，群众是可以说服的。” + +　　苏从周（民革市委副主委，铁道部人事教育局副局长）说：“这个决定说明我国政权巩固，全国人民大团结。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不是放弃领导，而是加强领导。在国际上，很多问题要中国出来说话，所以对很多国际问题不能不考虑。” + +　　雷洁琼（民进市政协常委，政法学院副教务长）说：“两年前虽然风闻，当时认为不可能。现在从感情上讲的确有些搞不通，如果从理智上考虑，为了爱护主席个人，为了使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和发展马列主义，加强党的领导，党中央这样处理问题是很正确的。” + +　　张菊人（市政协常委，中医医院副院长）说：“主席提出不任下届主席候选人，从倦勤来说可减少劳力，不过还是主席领导我们好。”他在未发言前，对座旁人低声说：“这可不行”，当余心清站起来发言解释主席应酬外宾等工作时，他又低声对座旁人说：“你不说谁知道呀”，表示不大满意。 + +　　乐松生（市工商联主委，副市长，市政协委员）说：“我仍有两面性：还是希望主席仍作下届代表候选人，因主席在全世界有很大威望。可是听说主席接待外宾每天要花费很大精力，不如集中时间研究马列主义，对中国对全人类更有利，因此我这两面性是后面战胜了前面。” + +　　李贻赞（市政协常委，市工商联副主委）说：“在感情上对主席有无限的留恋，不愿让主席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但是主席提出辞去行政职务完全是积极的态度，想腾出时间去研究和充实马列主义，去指导全人类，当然同意。”（摘编自北京市“党内参考资料”） + +　　来源：1958年12月15日_第265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6.txt b/CCRD/1/3/3/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93e70650d49d573ba45763ff89c7215e35817f --- /dev/null +++ b/CCRD/1/3/3/000026.txt @@ -0,0 +1,11 @@ +# 京沪等地反动分子就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大肆造谣诬蔑 + +　　本刊讯　毛主席不担任下届国家主席的决议（草案）传达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的反动分子，似乎从这里面“得到了什么”，有的兴高采烈，有的乘机造谣中伤。 + +　　北京市西城区有个地主听到这个消息后以为我们党内“出了什么问题”，于是高兴地蹦起来说：“我同意！”西城区謄印社管制分子李捷亭说：“毛主席将职权归还人民，对台湾、对六亿人民都有益处。”陕西省三原县民革负责人李文卿听到传达后，即和民盟成员贾志明等二人一起去饭馆吃饭，表示“庆贺”。 + +　　有些反动分子乘机对毛主席进行诬蔑。陕西省机械化公司刘万峰（历史反革命分子）说：“毛主席不当主席是因为他没本事。马林科夫就是因为没本事才叫别人干的。”上海市华东纺织工学院机械系右派学生莫尚志在漫谈时说：“一听到这个消息，就使我联想到斯大林、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言外之意，毛主席这次辞职是因为有什么“错误”。西安市民建成员、右派分子叶雨田含沙影射说：“大将善终很不容易，邓艾七十七岁还挨刀哩！”曾经担任过中国大学教授的韩之道说：“毛主席辞职是聪明的，再干下去他的英名就付之流水了。这次金门搞糟了，如意算盘没打对。对实现人民公社的问题也过于性急。杜勒斯说人民公社劳动是奴隶劳动，有道理。”他又说：“毛主席辞职后人选问题，顺理成章是朱德，论实力是周恩来，论派系是刘少奇。” + +　　北京市的一些反动教徒对毛主席将不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更是谬论百出，极尽诬蔑之能事。基督教反动教徒黄小同（黄炎培之女）说：“毛主席辞掉国家主席职务太突然。崇拜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一定有波动。可是我们信神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却很平稳，神要把权柄给谁就给谁，要拿去就拿去。”反动修生张玉山说：“毛主席一定犯了错误，不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主席不能随便辞职，马林科夫就是个例子。如果毛主席的错误小，可能不发表什么；如果错误大，在辞职后就要批判了。斯大林活着时谁也不敢批评，死了大家都批评起来。”反动教徒卜成祥说：“毛主席辞职后，准是刘少奇上台，他是留苏的，亲苏。刘少奇上台后，说不定把政权给苏联呢？”反动教徒萧安娜（无国籍）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消息后，立刻拍手大笑说：“我们的主，真是大有能力的神。如果不是我们的神惩治他们（指共产党），那还得了，可是他们就没想到神到时候会惩治他们的。”（据新华社陕西分社来稿及京、沪党内参考资料综合） + +　　来源：1958年12月19日_第266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7.txt b/CCRD/1/3/3/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078221b2fbc861e465e985b751071b08f0d29d --- /dev/null +++ b/CCRD/1/3/3/000027.txt @@ -0,0 +1,53 @@ +# 京、沪、宁等八个城市一些社会上层人物对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反应 + +　　本刊讯　北京、上海、天津、南京、重庆、武汉、沈阳、兰州等八个城市一些社会上层人物对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反应如下： + +　　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王敏生说：“主席辞职，专任党中央主席，要著书立说，永垂万代，要解放全世界，是伟大的。讨论宪法时，我想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政有国务院，中国人民共和国主席是‘架空’，不过是发发命令，任命任命而已。今后政府主席是不是还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修改宪法。” + +　　北京市工商联常委柏岳说：“从感情上不愿主席辞掉职务。毛主席是资产阶级的恩人，如不制定和平改造方针，中国资产阶级就没有这一天。” + +　　上海市副市长盛丕华说：“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仍担任党的主席，而党又是最高的领导，因此毛主席还是国家最高的领导者。从世界范围讲，毛主席还是革命的导师，应该做一些根本性的工作：一是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这无论在国际上和国内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一是在国内加强思想领导工作。” + +　　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大华仪表厂经理王性尧说：“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像毛主席这样的功、德，是可以终身做主席的；但是他退让了。他完全根据党的决定和工作的需要而退让的，一点也没有夹杂着什么名利、权位等资产阶级思想。”他又说：“这样做与和平解放台湾可能有关。因为毛主席不再担任主席，当然蒋光头也提不出什么过份要求了。这样一来，也会有利于解放台湾。” + +　　上海市宗教界吴耀宗说：“这个消息在国际间将会引起很大的反响。这件事在心理上的影响比实际上影响更大。”他又说：“党、政两位一体的趋势，近年来特别是反右后，我越看越清楚。所以这个变动没有什么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谁是继承人的问题。我估计朱德或刘少奇都有可能。” + +　　永安公司经理兼董事长、市人民代表郭琳爽认为：“主席辞职可能与和平解放台湾有关。毛主席让位就便于我们同蒋介石谈判，因抗日时期国共合作，毛主席也是让蒋介石当委员长，这次毛主席退席，让第三者出来，谈判就容易了。” + +　　天津市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教授龙吟说：“毛主席作国家的主席是每个人的愿望。不光是中国的主席，也是全人类的主席，从推动共产主义运动来看，对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问题，思想也就通了。” + +　　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陆小波说：“毛主席辞职可能有三个原因：①因为我们跑得太快的关系，如苏联尚无人民公社，我国有了，苏联对此有意见；②党内有矛盾；③毛主席有些倦情”。 + +　　江苏省民建副主委刘国钧对人耳语说：“将来弄一个人做牌位，应付应付，交往交往，实际上还是毛主席当家。” + +　　重庆市副市长肖松立（中中）说：“反正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当不当主席都是一样的。”民盟重庆市委主委肖华清说：“毛主席在理论上是首屈一指的。主席多作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仅对一个国家有好处，对全世界人民都有好处。” + +　　重庆农工民主党副主委唐阳春说：“听到这件事，心中有些感动，毛主席众望所归，怎么引退了呢。” + +　　武汉佛教副主委超荃（尼姑）说：“去年右派分子要毛主席让出‘宝座’，主席一辞职，不是正中了右派的计了吗？我认为毛主席不应当辞职。” + +　　武汉九三学社秘书长说，“毛主席的贡献太大，威信极高，过去就没分他是党的主席还是国家主席，反正是人民的领袖，保持原样下去好了；这一动，思想上的习惯不易打破。” + +　　沈阳市市政协委员、工商联副主委孟著圃说，“我想可能是局势问题、国家主席让朱德副主席来作，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现在世界各国军人当国家领导人的很多”。 + +　　沈阳市工商联常委张朝贵也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是军人，朱副主席也是军人，他可能当国家主席，由毛主席作幕后指挥”。 + +　　沈阳市民建宣传处长吴锡九说：“我想毛主席这样作可能怕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错误，这回先让别人当国家主席，把自己威望压一压，将来再出来。” + +　　沈阳市教育局副局长郭承权（民进会中央候补委员、中右分子）在背地发牢骚说：“因为党高于一切，大权仍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他一个人说了算，连周总理还得非常谨慎。他们决不能把国家主席让给党外人士去作，他们爱谁干就谁干吧，我们不管”。 + +　　甘肃省政协委员范振绪说：“在毛主席领导下，九年来国内风平浪静。现在毛主席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岂不是‘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吗？虽说毛主席研究马列主义是治国之本，但主席开天古未有之奇策，把国家治理的好，也很重要。况且我国处于逆水行舟时期，掌舵的人不应松手”。 + +　　兰州市食品加工厂副厂长刘平生说：“毛主席要专办党的事，我们是非党人士，毛主席就离我们远了！” + +　　兰州市人民代表马锦堂在决议公布以后说：“这只是八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是可以选举！” + +　　兰州市政协副主席姜志杰，愤愤不平地说：“党内既已决定了，还讨论什么？” + +　　民革中央副主席，甘肃省省长邓宝珊看法暧昧。他在甘肃省民革二届二次委员扩大会议上说：“蒋介石看到这个公报一定有所感想，应该认识到爱国不分前后，回到祖国来与我们共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 +　　甘肃省政协委员周海恩认为，毛主席不担任国家主席，可以在圈子外面看的更清。 + +　　（根据新华社北京、上海、河北、江苏、四川、湖北、辽宁、甘肃分社来稿及北京市委党刊综编） + +　　来源：1958年12月20日_第266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8.txt b/CCRD/1/3/3/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ef4fe466eb61ea28354111373a31bab7ff6132 --- /dev/null +++ b/CCRD/1/3/3/000028.txt @@ -0,0 +1,5 @@ +# 应吸取教训，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 滁县、蚌埠市两个右派分子逃往香港 + +　　新华社合肥15日讯　安徽省滁县、蚌埠市右派分子丁承华、丁崇鼎于11月中旬逃往香港投敌。丁承华，男，二十四岁，学生出身，江苏淮阴县人，1950年参加工作，1954年任滁县公安局政保股干事，在反右派斗争中划为右派分子，后在该县铁厂劳动。丁崇鼎是丁承华的哥哥，原在蚌埠三中教书，解放前曾任国民党少校军需，反右派斗争中划为极右分子，逮捕判刑，在蚂蚁山劳改队劳动改造。 + +　　来源：1958年12月20日_第266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29.txt b/CCRD/1/3/3/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e4b628a41afbb4fd26ede14734bd4194c323fb5 --- /dev/null +++ b/CCRD/1/3/3/000029.txt @@ -0,0 +1,31 @@ +# 南开大学展开“红”与“专”辩论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南开大学全校三千名学生最近结合整改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课程中开展了“红与专”问题的大辩论，现在辩论已经告一段落，每个学生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这次辩论是在党委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组的领导下，根据学生中在“政治和业务”的关系上所暴露出来的一些思想问题引导大家展开热烈争辩的。从去年１２月到今年１月初，全校举办了小组、班、年级及全系大会辩论上千次。部分教授包括教务长、系主任也被邀请参加了讨论会。教授们结合解放前后知识分子政治方向的亲身体验所作的专题发言及专题报告，引起了学生进一步深入展开了辩论。有的班系还利用大字报、黑板报提出问题，互相答辩，全校形成了自由争论的良好风气。 + +　　在这次大辩论中，争论不休的是关于“红和专”那个更重要更根本，“红和专”有没有矛盾，“先专后红”的道路是否走得通的问题。有些同学主张业务第一。他们认为“红”就是政治，就是阶级斗争，“目前我国大规模阶级斗争已基本结束，从现在起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向自然界开火，建设社会主义非要科学专家不可，有的学生认为生活在社会主义社会，“红”不“红”没有什么差别，学了本领，横竖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可能为资本主义服务。有的同学肯定，“大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一定的专业知识技术，毕业后参加建设，就这阶段来看，业务显然比政治重要”。有些学生提出，对文科和理科学生在政治上应该有不同要求。有的文科学生说，“我们的业务政治性很强，学业务就是学政治，马列主义的历史学、文艺学，都可学到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自然科学没有阶级性，理科学生要多搞点政治”。但是不少的理科学生说，“文科学生从事的工作政治性很高，写一篇文章观点错误便贻害千百个读者，应该多注意政治；我们理科学生少搞点政治关系不大，对一个自然科学家来说，最主要的是科学家的良心，只要有研究科学的兴趣和造福于人类的理想就行了。” + +　　在讨论“红”和“专”有没有矛盾时，有些同学认为是存在矛盾的。“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多搞些政治，势必少搞些业务”。他们根据社会分工的原则提出“政治和业务分工”，有的人可以专搞政治，成为政治家；有的人可以专搞业务，成为科学家。 + +　　在讨论知识分子的根本道路时，有些学生主张“先专后红”、“多专少红”。他们认为这条路事实上是存在的，虽然有些危险。他们说：“又红又专”好像长江大桥，保险安全，而“先专后红”犹如“独木桥”，只要小心在意，照样不出事故。他们根据我国许多老专家过去未能接触马列主义，改造思想，解放后才提高觉悟，其中有部分人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事实；和解放后培养出来的专家也不都是“红色专家”的事实，得出结论说：“如果说在旧社会，近墨者黑，那么在新社会，必然近朱者赤，耳濡目染全是社会主义，不‘红’的人也自然而然‘红’起来，先专后红的道路是可行的。”有的学生解释说：“先专后红”、“多专少红”还是要“红”的，“只专不红”才有问题，容易变成右派或充当右派俘虏，有“一点红”就没有这种顾虑了。有的学生更认为大多数大学生拥护社会主义，能服从分配，基本上是“红”了；“红”是容易的，“专”才是“一辈子的事情”，“学无止境”。 + +　　以上这些思想观点陆续提出后，学生们纷纷要求展开辩论，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局面。许多学生根据我们国家的性质，社会主义大学生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规格尖锐地指出：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知识分子，走什么样的道路，批驳了业务第一的观点。有史以来，业务首先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一定阶级服务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例外。固然我国目前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了，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方向是个首要的问题”。数学系学生刘子明说，“对政治首要性的任何动摇，都要导致敌我不分”。黎光禹揭穿“政治为业务服务”这口号“实质上要求阶级斗争为科学研究服务，要求工人阶级为知识分子服务”。许多学生联系本校学生反右派斗争的表现，认识到大学生政治教育思想改造还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半数以上学生还是中间派，不能一概认为大学生都已经是“红”的了。许多学生认为不应该把“红”和“专”对立起来，说有矛盾的就是拒绝思想改造的借口。“又红又专”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许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 +　　和“先专后红”论者的认识相反，许多学生明确指出，这绝对不是一条“捷径”，不是什么“有效方法”问题，而是根本道路根本方向的对立。“先专后红”和“只专不红”同是“一丘之貉”，同是“背弃了社会主义”。有的学生说“先专后红”等于“先专先白”，“一点红”论者便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调和派，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而“个人主义的物质基础已在我国消灭了，个人主义的专家道路肯定是没有前途的”。中间派路线也是注定要破灭的。有的学生作了比喻说：“中间派是脚踩两只船，对社会主义三心两意，对资本主义恋恋不舍，风平浪静时或者站得住，大风大浪来了，就有惨遭没顶的危险”。文科学生还对学业务即学政治的观点进行深入批判。历史系学生结合右派分子雷海宗说什么“奴隶社会不存在”，篡改马列主义历史科学原理，中文系学生结合冯雪峰、刘绍棠的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文艺观点，驳斥了这个口号的虚伪性，是右派分子迷惑青年的“惯技”，必须警惕。 + +　　辩论最后，副教务长滕维藻作了红与专问题的总结报告。他着重指出政治是根本的，是灵魂。先专后红或只专不红是危险的，走不通的道路，应当批判。只有又红又专才符合全面发展的要求。 + +　　滕维藻指出，我们党历来坚持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学好政治对自然科学工作者是非常必要的。科学家是个人，任何人是不能脱离政治的。右派分子不让青年人过问政治，但他们对政治兴趣很大，应当把他们的口号揭穿，脱离社会主义政治就是过问了资本主义的政治。 + +　　他说：政治与业务并不矛盾，从长期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来看是没有矛盾的。其中政治是最根本的，是灵魂，因为要培养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就首先应具有明确的政治观点。只有建立起共产主义人生观，立场坚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把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事业。没有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愿望，即使业务很好，这样的人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呢？甚至更能起消极破坏的作用。技术在我国很重要，但没有理由说业务重要而否定政治。要把社会主义建成，没有政治、组织领导，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是不可能的。苏联两个人造卫星上了天，正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苏联科学技术干部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 + +　　“先专后红”，是资产阶级的口号，是拒绝改造思想，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是引诱青年不过问政治以作为资产阶级右派的俘虏。如钱伟长、雷海宗等，就是这样号召青年的。“先专后红”，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忽视政治，一个是对政治要求不高。实质上是为个人打算的名利思想。他们的思想深处认为业务是吃得开的，是资本。这就是雇佣观点。在辩论过程中，有些同学很羡慕老专家，认为他们是从先专后红的道路走过来的，因而肯定先专后红是一条道路。从旧社会来的科学家，现在正进行改造，自我斗争。今天的老科学家，由于政治上不够好，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现在他们正进行补课。在现在的历史条件下，不可能走“先专后红”的道路。 + +　　滕维藻最后指出，在社会主义革命大跃进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光荣的道路。但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说，是不会没有困难的。达到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是艰巨曲折的，要经过艰苦的思想斗争。一帆风顺的想法是天真的。 + +　　这次南开大学全校性“红与专”问题的大辩论是有丰富思想收获的。通过辩论，学生在认识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明确了社会主义大学生的培养目标，普遍感到必须要“红”，不“红”是不行的。对“只专不红”、“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的思想本质及危害性有了明确的认识，是非基本上弄清了，抵制“先专后红”的群众舆论开始形成。对参加劳动生产来锻炼改造的意义也有了较深刻的了解，参加体力劳动的积极性提高了。同时，结合辩论，在同学中存在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也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一些人在讨论中主动做了检讨，很多班展开了批评与自我批评。通过讨论在学校中也开始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例如最近在讨论参加体力劳动时，全校有９０％以上的学生报名要求在寒假中去农村参加劳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3日,原题为：“南开大学展开“红”与“专”辩论 大学生要在社会主义辩论中思想大跃进 肯定了“又红又专”是正路，驳斥了“先专后红”“只专不红”的思想”。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0.txt b/CCRD/1/3/3/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060323c5f718e91a7cd87b09475a50f6251c9ed --- /dev/null +++ b/CCRD/1/3/3/000030.txt @@ -0,0 +1,15 @@ +# 山东省少数干部存在貪污盜窃、腐化墮落的現象 + +　　<林麟> + +　　新华社济南１０日訊 山东省监察厅厅長張謙恒在去年１２月下旬結束的山东省第一届党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議上，匯报了山东少数干部存在着貪污盜窃、腐化墮落的現象。他建議，在这次整風运动中，尤其在一些財貿部門，应有計划有意識地把反对貪污浪費作为整風中的重要議題之一，現將他提供的主要情况，整理如下： + +　　貪污盜窃、腐化墮落案件有上升趋势。据省监察厅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５７年上半年的統計，全省监察机关共处理干部一千另四十三人，其中貪污盜窃和腐化墮落的有三百三十七人，占总人数的３２．５％。青島市监察局最近在二百九十九起貪污案件中作了个对比：５２年六件，５３年十九件，５４年二十八件，５３年五十三件，５６年一百四十件，５７年第一季度即有五十三件。从一些調查材料看，財經企業部門貪污分子的数目是很惊人的。如惠民專署监察处对該專区所屬四个財經系統的調查，即有貪污分子一千三百七十五人，占四个部門总人数的６．５６％，其中供銷系統六百六十三人，服务系統四百四十九人，銀行系統一百五十二人，商業系統一百一十一人。又据最近在历城县五个区供銷社的初步調查，除公私不分占小便宜不計外，貪污分子約占总人数的２０％左右。东平县供銷社集訓了三百八十四名营業員，共中犯貪污盜窃錯誤的有一百六十七人，占受訓人数的４３．４％。济南市猪肉、牛羊肉、雞鴨蛋三个行業所屬的十二个中心店都有貪污的，已發現的即有三十六人，廢品采購批發站所屬市中区第二五金店，共有工作人員七人，就有六人集体貪污二千一百七十多元，超过了原有資金。历城县大辛庄区供銷社采購員馬念貴等三人集体貪污竟达一万八千七百四十六元之多，馬念貴一人即貪污一万五千八百三十多元。 + +　　在救济款的發放中，貪污現象也很严重。据菏澤專署监察处結合有关部門对定陶县冉固区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１９５７年８月發放的救济款作了檢查，全区共救济九千六百七十一戶，救济款六万四千五百元；有一千三百九十六戶，救济款七千九百十多元，因死亡、外出等原因無法查对；从現有的戶数中查出二百八十一戶，款一千六百八十多元，系有名（假名）無人；查出多报少發的七百二十一戶，少發款四千另六十多元，兩項合計五千七百四十多元，占發款数１２％。經檢查有一百二十二名干部有貪污行为，其中包括区干部二人，乡干部二十三人，社干部八十六人，其他十一人。 + +　　有的干部敗坏社会道德，腐化墮落，乱搞兩性关系。萊陽專署监察处１９５７年８月根据九个县的不完全統計，有上述行为的干部八百九十二名；济南市监察局近来在市屬政法、文敎、財貿和工業系統的部分單位調查，强奸、通奸和侮辱妇女的有一百七十六起；省直机关和济南市机关１９５６年以来有九个处長級干部犯了腐化墮落的錯誤。 + +　　以上述材料看出的几个問題。１、以部門作比較，貪污分子在財貿企業部門比較多，在財貿企業部門中，尤以供銷系統为严重。２、貪污的款数多的，主要是脫产干部。３、貪污人員中多是旧商人、資本家、旧职員、旧軍警和青年学生。４、貪污盜窃行为和生活揮霍乱搞男女关系，常常是結合在一起的。５、貪污和財产混乱浪費損失也往往是互相联系的。６、貪污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一般都是利用工作中的空隙和漏洞。 （林麟） + +　　来源：《內部參考》第2399期，1958年1月13日 新华通訊社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1.txt b/CCRD/1/3/3/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80597cf86637c504e29d4076e02673e696d9a9 --- /dev/null +++ b/CCRD/1/3/3/000031.txt @@ -0,0 +1,11 @@ +# 天津公私合营企業私方人員貪污盜窃行为严重 + +　　新华社天津１９５７年１２月２７日訊 据天津市第一輕工業局、机电局、第二商業局、第三商業局、工商局等五个單位的初步調查，从５６年第三季度以来，私方人員貪污、盜窃情况有所發展，商業較工業更为严重。第三商業局所屬糖果糕点、福利、飮食、專卖、蔬菜等五个公司，从５７年１至１１月有貪污行为的有六百零七人，共貪污九万四千六百五十五元（国营一百零二人，貪污一万二千余元；公私合营五百零五人，貪污八万二千六百五十五元），其中有私方人員三百三十五人，占公私合营商業貪污总人数的６６．４％；貪污金額六万四千七百五十四元，占合营企業貪污总額的７８．３％。据第三商業局私改办公室估計，該局所屬門市部，有貪污行为的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第二商業局已逮捕貪污、盜窃犯七十三人，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是私方人員。該局５７年第三季度查出貪污、盜窃案二百四十四件，貪污盜窃金額达二万九千元。机电局私方人員要求退出合营的有十六戶，私自搞地下工厂的有十一戶；已查实違法乱紀、貪污、盜窃的有三十九人，盜窃金額达四万一千一百三十八元。第一輕工業局第三季度从木材行業中，發現有貪污、盜窃行为的五十一人，盜窃金額达二万九千八百元，其中私方人員三十二人，貪污、盜窃金額二万二千四百元。 + +　　私方人員貪污盜窃的方法，除借合营招牌，搞非法活动，在国营商業中設坐探与小販勾結外，在某些基層門市部和小工厂中挪用公款、私漲工資、塗改單据、卖貨不入賬、利潤不上繳、盜卖原材料等違法行为是很普逼的，尤其是基層厂、店中的采購、售貨、会計人員貪污盜窃行为更为严 + +　　重，因此，有些私方人員反映：“不願在总店，願到門市部工作；不願当門市部經理，願做售貨員。” + +　　据第三商業局的檢查，今年貪污盜窃的人数比去年增加將近三倍，貪污盜窃的金款比去年增加了五倍半。 （据天津市整風情况簡报編） + +　　来源：《內部參考》第2399期，1958年1月13日 新华通訊社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2.txt b/CCRD/1/3/3/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772ffab858127181c66a59106937874fa5412d --- /dev/null +++ b/CCRD/1/3/3/000032.txt @@ -0,0 +1,23 @@ +# 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管庄“自由王国”问题的严重教训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管庄“自由王国”在报纸上揭露以后，好多人大吃一惊。人们不了解，为什么中央国家机关在首都附近的单位中竟然会有这种混乱状态？为什么这种混乱状态又会长期存在而得不到纠正？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猛省。应该承认，管庄“自由王国”的出现，决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而是暴露了在我们某些国家机关的领导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造成管庄“自由王国”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领导上的右倾思想。管庄问题上的右倾思想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脱离政治的倾向。这种倾向在其他很多经济机关中和厂矿企业中也是比较突出的，而且，在其他一些国家机关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因此不仅是建筑材料工业部，一切国家机关和厂矿企业都应该从管庄问题中吸取教训。 + +　　管庄问题的严重教训之一是任何部门的工作中都不能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建筑材料工业部在管庄问题上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放松了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只抓业务领导，不抓思想政治领导；只关心业务工作的完成情况，不关心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情况。结果上行下效，在这些单位中就严重地发展了单纯重视技术、完全轻视政治的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管庄泛滥的思想根源，也是管庄形成“自由王国”的思想根源。 + +　　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国家机关工作的生命线。为什么？首先，我们认为，在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列宁说过，工人运动本身不能自发地产生共产主义，只能产生工联主义，只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共产主义。工人阶级尚且如此，更不要说其他阶级了。因此那种认为只要生产资料私有制改变了，人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就会自然地产生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没有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就不可能在国家干部中树立社会主义的思想。其次，我们认为，过渡时期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最大量地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和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任何地区、任何部门只要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阵地，资本主义思想一定会去占领阵地，真空地带是不会有的。管庄“自由王国”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活生生的证明。而我们要让社会主义思想占领阵地，就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最后，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是千百万群众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事业，在党和国家制定方针、政策、任务之后，最重要的就是发动群众去贯彻、完成，就是要不断启发和提高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自觉。而要启发和提高群众这种自觉，就必须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可见，思想政治工作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和可有可无的东西，而是在一切工作中体现党的领导的不可以须臾分离的东西。政治和业务是矛盾的统一体。既要有政治，又要有业务，二者不可偏废。但是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政治是业务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保证。放弃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实质上就是放弃和忽视党的领导，放弃和忽视党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严重的右倾表现。 + +　　我们任何国家机关的领导人是业务领导者同时也应该成为政治领导者，没有社会主义政治就不会有社会主义。而政治敏感则是每一个政治领导者必备的品质。什么是政治敏感？就是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分析问题，善于从现象看本质，善于从小问题看大问题，善于预见事物的发展。而我们现在有些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他们虽然身为共产党员，但是却存在着一种非政治倾向，缺乏政治敏感，现象在他们看来仅仅是现象，小问题在他们看来也仅仅是小问题，甚至一些明明是政治性的问题，在他们看来也无所谓。建筑材料工业部的领导上就是这样。管庄存在的严重混乱情况，比如工作人员政治上和思想上严重不纯的情况，以及盗窃犯、流氓、阿飞等坏分子严重违法乱纪的情况等等，这个部的领导上虽然并不完全了解，也不是完全不了解。但这个部的领导上对这些比较严重的政治性的情况，泰然处之，若无其事，这是管庄“自由王国”得以长期存在的另一根源。 + +　　由于政治上这种严重的右倾，就使得建筑材料工业部的领导上没有注意到在管庄也有尖锐的敌我矛盾，因此也就没有对扰乱管庄社会治安的坏分子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这实际上是放弃了对这些坏分子实行专政。这种右倾思想不仅表现在管庄问题上，也表现在许多国家机关特别是一些政法部门的工作中。在反革命分子基本肃清以后，人民民主专政这一武器除了必须继续对付那些仍然存在但为数不多的反革命分子以外，必须经常地对准那些盗窃犯、贪污犯、强奸犯、诈骗犯等等坏分子。应该指出，这些坏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那种认为坏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也企图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去解决这种矛盾的想法是一种非常糊涂和荒谬的想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对如何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问题曾经明确地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那些对社会主义建设只能起破坏作用的坏分子显然不能属于人民的范围，只能属于敌人的范围。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同一文章中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对坏分子一定要发挥专政的威力，没有这种威力，是不能使坏分子慑服，也不能使好人得到保护的。 + +　　同样的，也由于政治上的右倾和保守，建筑材料工业部在处理管庄的一些问题上也就缺乏应有的革命精神。这个部的领导上对管庄的问题并非完全置之不理，有些问题也试图解决过，比如管庄各个单位之间各自为政、互不协作的本位主义问题，这个部的领导上就曾经试图解决过，但采取的不是革命的办法，而是改良的办法，解决不了，也就作罢，以致管庄各个单位的本位主义不但没有得到克服，甚至变本加厉起来。而这种在解决问题时缺乏革命精神的现象在我们国家的许多方面的工作中是相当普遍的，这次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很多情况就是有力的证明。 + +　　我们是革命派。我们的任务是推翻旧的东西，建立新的东西。而事实证明，旧的东西不会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新的东西也不是没有困难就可以成长和巩固起来的。这就要我们有一种彻底的顽强的革命精神，同旧的东西进行不调和、不妥协的斗争。在我们工作中问题是不断发生的，不断的发现问题和及时地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任务。有问题一定要解决，解决问题一定要力求彻底。今天解决不了，明天要继续想办法解决；这种办法解决不了，还要想出更好的办法来解决。遇难而退和半途而废，不是革命者应有的态度。 + +　　为什么在我们工作中常常会出现右倾错误呢？这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常常落后于实际，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也是右倾思想的主要根源。右倾思想的主要表现就是对客观形势的发展估计不足，对主观的能动性估计不足，也就是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事物发展的要求。同时，在我们目前的社会中，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在人们的头脑中普遍地存在着，就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也存在着这种思想和时时刻刻受着这种思想的影响。而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又经常表现为右倾。 + +　　因此，反对右倾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经常任务。尤其是在目前，当我国人民正在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当社会主义事业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跃进的可能性以后，右倾思想更成了主要的危险。必须坚决彻底地反掉这种右倾思想，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各个战线上获得更大的胜利。这是管庄“自由王国”问题给我们的最重要的教训。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3.txt b/CCRD/1/3/3/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6ae0433ff9e6c9ac589ff87b4dd50792b66ff0 --- /dev/null +++ b/CCRD/1/3/3/000033.txt @@ -0,0 +1,5 @@ +# 天津市部分中学生对丁玲和她的作品的糊塗認識 + +　　新华社天津１０日訊 天津巿部分中学生对丁玲和她的作品有許多糊塗的看法。主要集中在这几个問題上：（１）丁玲很早就反党了，为什么現在才發現？（２）丁玲的很多作品有毒，为什么过去还發表？如莎菲日記等。（３）丁玲反党是因为党对她敎育不夠。（４）“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这部書既然有毒，为何荣获斯大林獎金？（５）是根据作者这个人来分析作品呢，是还根据作品来分析人？ + +　　来源：《內部參考》第2400期，1958年1月15日 新华通訊社編 。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4.txt b/CCRD/1/3/3/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aa1329657e6013cc41d385644769553fbcc0dc --- /dev/null +++ b/CCRD/1/3/3/000034.txt @@ -0,0 +1,25 @@ +# “红与专”的大辩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 +　　<《中国青年报》社论> + +　　关于“红与专”——政治与业务关系的大辩论，目前在高等学校里，已经形成热潮。科学界、文艺界和一般机关的知识青年有些也已辩论起来了。我们以满腔热情赞助这样的辩论。这个辩论提出了知识青年中存在已久的是做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做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关系着知识青年如何健康地成长为符合党和国家需要的建设干部的大事情，必须把它辩深辩透。 + +　　各地的辩论，一般都充分运用了广泛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大鸣大放大争。事实证明，这种辩论，是对知识青年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这种辩论，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大大提高，出现了关心政治和心情舒畅的新局面。许多原来抱有“先专后红”“只专不红”等资产阶级观点的人，思想有了进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他们说：“不问无产阶级政治，就是问资产阶级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彻底改造思想，立志做个“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广大知识青年的战斗口号。 + +　　但，目前这个辩论发展得还不够平衡，不够深入。就是说在一部分高等学校学生和机关知识青年中还没有开展这样的辩论，或者虽已进行，但是问题暴露得还不够充分，思想交锋不够，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因此，我们认为，“红与专”的辩论还应往深广发展，把问题辩深辩透，以便使广大知识青年都受到深刻的教育。 + +　　根据各地辩论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把“红与专”问题辩深辩透，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 +　　首先，要明确“红与专”大辩论的实质是两种人生观的斗争，即破个人主义人生观，立共产主义人生观的斗争。在知识青年中一度流行的“先专后红”“只专不红”的论调，它的实质并不是“红”与“专”孰先孰后的问题，也不是“红”与“专”孰多孰少的问题。而是要做个以个人主义人生观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是做个以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基础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目前我国人民正乘共产主义之风，破万里浪，掀起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党中央提出在十五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这个战斗的号召，向知识青年提出了严重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造成具有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时代的要求，只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才能无限地忠于社会主义事业。但，知识青年中有一部分人思想落后于形势，还固守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愿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路。所以，他们提出了“先专后红”“多专少红”等口号。他们这样提，其论据虽然很多，但归根结蒂只不过是把“红”当作是为别人的，只有“专”才对个人有好处，有了“专”就有了一切。显然，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是同社会主义不相容的。这种思想在知识青年中还有一定“市场”，并在竭力扩大阵地，宣扬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因此，“红与专”的辩论，就不能不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两种人生观的大论战。 + +　　“红与专”的大辩论，既然是两条道路两种人生观的思想斗争，要把它辩深辩透，必须鸣放得透。要鸣放得透，首先要解除群众顾虑号召大胆鸣放，使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充分暴露出来。要向群众说明：“红”与“专”的辩论要解决的是思想问题，思想问题必须坚持思想解决的原则。只有把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充分暴露出来，然后才能够展开争论，解决问题。为了达到充分鸣放，还应注意发挥党团员的带头作用。许多单位首先发动党团员实事求是地暴露思想提出问题。这样，党团员鸣放起来了，也就带动了一些怀有顾虑的人普遍鸣放起来，形成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活跃局面，为下一步大争大辩作好了准备。 + +　　凡是鸣放得透的地方，群众提出的论点往往形形色色，各有依据。有的不下数百种。在这种情况下，不注意引导群众通过辩论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具体思想问题，自然是不对的，但是更要注意不要使辩论长期纠缠在非本质问题和枝节问题上面。因为“红与专”的辩论不是一般的“课堂讨论”探讨学术问题，而是一场思想斗争和群众的自我教育。经过辩论要解决知识青年走哪一条道路的根本问题，而不是在一些名词术语上打转转和在抽象概念上兜圈子。因比，为了搞好辩论，就要认真地分析各种论点和群众思想，要善于集中群众思想中的主要问题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交给群众辩论。例如有些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归纳出“中间道路走不走得通?”“‘先专后红’的实质是什么?”等问题，围绕这些问题组织深入的辩论。这种做法是比较好的，否则就不能透彻地解决问题，使群众的思想提高一步。 + +　　为了通过辩论更好地提高知识青年的社会主义觉悟，领导上必须注意引导群众，使“红”与“专”的辩论同我们国家建设总的形势和我们国家对青年的要求联系起来。在各地辩论中暴露出有相当一部分标榜“中间道路”“粉红色专家”“为科学而科学”的知识青年，其所以有这些错误观点，除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这一基本原因而外，还与他们缺少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和革命大志，缺乏对当前形势任务以及国家对青年的期望的了解，也是有关系的。例如他们说：“有党给指出方向，我只去钻好业务就够了。”“个人主义思想保留一点也算不了什么”等。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总是从个人主义角度提出问题。所以必须使他们了解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时代，青年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要继承老一代的革命事业，把祖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我们党和国家对青年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把青年看作是国家的未来。“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毛主席的这句话深切地表达了党和革命前辈对青年一代的期望。做一个现代的青年，在党和国家的期望面前应当是怎样要求自己呢?显然，不只是要作个精通业务的人，同时还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能够经得起大风大浪，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说，做一个现代青年要从集体主义角度去思考问题，以共产主义作为要求自己的最高标准。在辩论中，要这样启发群众认识时代的特点，和青年的任务，使他们立下共产主义的大志，克服那种鼠目寸光追求名利的个人主义思想。 + +　　还应指出“红与专”的辩论，是为了引导知识青年明确“又红又专”的方向，沿着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前进。在辩论中要反对两种片面观点：“先专后红”“只专不红”和“先红后专”“只红不专”。关于“先专后红”和“只专不红”，我们在去年10月31日的社论中已经作了较详尽的阐述。现在，在个别地方的辩论中，又出现了“先红后专”的主张。应该指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主张“先红后专”的人重视了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一面，这是好的。但是，决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专”的必要性，而放松了钻研业务方面的努力。现在，党号召全国人民为建设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须知，在我国目前落后的经济和文化的基础上，要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不进行一个技术革命，没有高度的科学技术水平是不行的。这就需要有一批既有社会主义觉悟，又有真实本领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也就是一支“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队伍。所以，应当引导知识青年弄清“红”与“专”矛盾统一的辩证关系，认识二者是不可分离的对立统一体。我们的口号非常明确：“又红又专”。那种不问政治，脱离群众的迷失了方向的科学家、技术家，是不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良好贡献的。同样，不钻业务不学技术在各种实际问题面前无能为力的空头政治家也是不能够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良好贡献的。党告诉我们既要下定决心改造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又要下苦功夫努力学习，做到精通业务变成内行。因此，“红与专”辩论的结果应当是在社会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明确目标，统一意志，掀起一个既自觉改造思想，又努力钻研业务的热潮。 + +　　“红与专”的辩论关系到我们国家培养知识分子的根本方针和每个知识青年的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有关共青团组织务必重视这件事情。凡是有条件的地方，应当在本单位党政的领导和规划之下，积极引导知识青年开展这样的辩论。知识青年更该自觉地积极地参加这样的辩论。我们相信，在反右派斗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基础上，这种辩论一定会推动广大知识青年，在政治与业务这两个方面同时得到更快的进步。 + +　　 ---- 原载《中国青年报》1957年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5.txt b/CCRD/1/3/3/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d814b1780463674b6f8473c2c989dc1a7973ae --- /dev/null +++ b/CCRD/1/3/3/000035.txt @@ -0,0 +1,19 @@ +# 高等学校也有浪费可反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绝大多数的高等学校中，目前正在掀起一个反浪费的鸣放高潮。这是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学方针的一场重要斗争。这场斗争的意义，是要扫除铺张浪费的坏风气，合理地、节约地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争取用更少的代价办更多的事，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每所高等学校，都应该把这场斗争作为整改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 + +　　有人说，高等学校是教育事业，不是创造物质财富的工厂矿山，因此浪费有限。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无数事实证明，高等学校的浪费不是有限的，而是普遍和严重的。建国以来，由于党和政府对于发展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关怀，国家已经投入了大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高等学校教师由建国初期的一万六千人增加到现在的七万人；校舍面积由建国初期的三百多万平方公尺增加到现在的一千一百多万平方公尺；贵重的仪器设备增加了数万件，价值在三亿五千万元以上。建国以来的高等教育投资约近三十亿元，现在一年的高等教育经费要超过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平均一年经费的十六倍以上。在使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很多是用的合理恰当的，但也有不少是用之不当并有严重铺张浪费的。只要算几笔账，就可以看到浪费问题的严重性。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的基本建设投资共计九亿多元，只要设法纠正设计标准过高、面积过大和修建过程中的管理不善，初步估计至少可以节省１０％左右的投资，也就是说可以节约九千多万元。根据清华大学在整改运动中对五十七个试验室的初步检查，由于错买、重买、乱买教学设备而造成的积压浪费，约占已经花费的教学设备费的１０％左右。高等学校人民助学金的使用，根据最近检查看来，享受面达到了８０％，也是宽了一些；每人每月平均十五元的标准也高了一些；只要把享受面和标准合理地压低些，一年就可以节省几百万元。在人员编制方面，机构大、层次多、忙闲不均、人浮于事的现象也比较普遍。只从这几方面来看，就充分说明高等学校还是可以大大合理节约的。 + +　　高等学校的浪费，有很多是由于我们的经验不足造成的，这在目前还是难免的。但是，这只是原因的一面，另一面，从各校各方面检查所发现的问题看起来，最主要的还在于若干高等学校的领导方面对勤俭办学的方针没有认真贯彻，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的作风还很差，甚至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作风。许多高等学校花钱很多，浪费很大，并不一定都把事情办好了。例如：有些新建或迁建的学校，没有执行国家的用地定额和征用土地的规定，用地过多，建筑密度很稀，对师生上下课反而有许多不便。有的学校盲目贪多贪大贪新，各种行政用房普遍偏多，设备水平很高，而利用率则很低，影响到该建的反而不能建。有的学校在使用仪器和图书方面，各实验室之间、各系之间强调专用，不通有无，结果一方面有重复多余和积压浪费现象，一方面由于资金使用不当，安排不当，又影响到应该买而且能够买到的没有买到，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都显然是思想问题而不是经验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干高等学校在这种铺张浪费风气的影响下，对学生自然更缺乏艰苦奋斗的锻炼和教育，少数学生开始滋长着一种不健康的思想，留恋大城市的生活条件，不愿意下乡下厂，不愿意到边疆地区为边疆建设事业而艰苦奋斗。某些教学人员也滋长了浮华怠惰、不务实际的思想，滋长了不负责任、依赖别人解决困难的思想。如果这些不良思想在高等学校成为风气，那末，高等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将不可能是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那种勤劳、勇敢、善于用自己的双手克服困难的好干部。 + +　　在高等学校开展反浪费斗争，首先应该反对高等学校领导方面求新求大，不从我国当前经济水平出发，不切实际地追求现代化以及讲究排场和气派的资产阶级思想。为着培养大批的掌握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高级建设人才，为着保证学校教学和科学研究最低的需要，修建一些比较好的教室和实验室，采购一批最新的仪器设备还是必要的。但是，日常的课程和实验应该充分利用旧有房屋和设备，而且也可以利用旧有设备来满足要求，并不都需要近代化的教室和实验室，许多实验并不都需要有最新的仪器设备才能进行。至于礼堂、体育馆和行政用房等非直接用于教学的建筑，更应因陋就简，不事铺张。今后，在校舍等基本建设方面要力求节俭；在仪器的购买方面，除了一些属于世界上最新科学技术（如和平利用原子能、航空工程、无线电工程、电子计算机等）专业的仪器设备以外，一般的应尽可能地利用旧设备、购买国内自制的仪器或提倡学校改制或自制仪器。 + +　　在高等学校反浪费斗争中，还要改变一些不合理的制度，纠正一些不合理的倾向。现在，在学校师生员工生活管理上有一种事事都要依赖公家包下来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学校负责提供取费低廉的宿舍、家具、食堂、澡堂、托儿所、理发室等一切生活福利设施，就连私人宿舍的房租水电费也要由公家补贴一部分。这样一来，师生员工就忽略了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忽略了节俭，助长了依赖思想，同时，也使学校中增加了许多不必要的行政机构和行政工作人员。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应该针对着这次整改中揭发出来的各种铺张浪费现象和群众提出的各种合理化建议，分别轻重缓急，逐步拟订一套克服浪费和贯彻勤俭办学方针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办法。 + +　　为了杜绝高等学校的浪费现象，坚持勤俭办学的方针，还要在师生员工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倡艰苦奋斗的精神。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的学校都以艰苦朴素作为自己的校风。过去有些大学生半工半读，勤工俭学，有些教师在设备极其简陋的情况下，自己想出了许多克服困难的办法进行了有成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这些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应当加以研究，继承下来，办好社会主义的高等学校。必须认识到，在高等学校反对铺张浪费的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为了节约国家资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一方面是为了用劳动人民勤劳俭朴的精神来培养国家新的建设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特色之一，就是他们不但要学会和掌握现代先进科学技术，还要了解和贯彻勤俭建国的方针。教育行政部门、各校党委和行政方面都应当重视这一工作，向一切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师生员工进行系统的思想教育，从思想上提高大家对勤俭办学方针的认识；同时也要采取一些组织措施，杜绝今后的铺张浪费。这是贯彻勤俭办学方针必须抓住的两个不可分离的重要环节。 + +　　高等学校过去虽然开展过反浪费运动，但经验还不是很多的；青年学生有很高的社会主义热情，但容易抓住一面，忽略一面。因此，在反对铺张浪费现象的时候，教育行政部门必须注意加强领导。要肯定为了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人才，必须有一定的物质条件；过去几年来，为了增进学生的身体健康，适当地改善学生的生活条件也是完全必要的。问题在于若干地方作得过分了，造成了浪费现象。这种现象是必须克服的；但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分清是非，对过去的各种制度和措施，进行细致的分析，应当肯定的加以肯定，应当改进的加以改进，应当取消的就取消。要防止已经在某些学校发生的过火现象，例如过多的降低伙食费用，教师大量地退宿舍用房，等等。这种不加分析的作法，对于办好我们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教育事业，也会产生不利的结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6.txt b/CCRD/1/3/3/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1f7ecf9f9bbcfe56d3f6c320301ead56fe66d8 --- /dev/null +++ b/CCRD/1/3/3/000036.txt @@ -0,0 +1,23 @@ +#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对光明日报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 +　　新华社北京讯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最近展开了对“光明日报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报纸”等四个问题的大辩论。在辩论中对今年４月间是否应该撤销光明日报党组问题有着许多不同看法。 + +　　这次辩论的四个问题是：（一）光明日报是工人阶级性质的，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二）光明日报的三篇文章（徐亦安写的“知识分子闻‘放＇之初”、“为‘放＇而争”、“何所惧、何所不惧”）是鲜花还是毒草？（三）光明日报被改变政治方向的标志是什么？（四）光明日报被改变政治方向的责任由谁负。每一个问题都有许多分歧意见。 + +　　关于党组问题，是在讨论“责任”的时候提出来的。在讨论光明日报一度被篡改政治方向问题时，许多班提出这类问题：“为什么在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彻销光明日报党组？是否有了党组对民主党派报纸的独立自主有了妨碍，不能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撤了党组又如何体现党的领导？”“光明日报被右派篡夺了领导权，这是否与党中央不过问民主党派的事有关？是否是储安平等进行反社会主义活动的客覌原因之一？＂“中央决定撤除党组，把一切有关民主党派的事全交出去，是否意味着放弃了政治领导？＂“撤销党组是否同和平时期被和平现象迷惑了头脑有关，是否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 + +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一种意见认为撤销党组是不对的。理由是：（１）从实际效果来看撤销党组不好。如果党组不撤销的话，政治方向的改变也不会这样久，在党组领导下可以与右派展开斗争，及时扭转。（２）既然必须在一切部门保持党的领导，为什么还要在这里彻出党组？这是麻痹。（３）既然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么武器就应牢牢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４）既然民主党派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为什么把光明日报交他们领导，由其独立负责？（５）难道能说不撤销党组就不能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和特色吗？（６）如果说党组的撤销对光明日报政治方向的改变漫没有关系，那就在客覌上否认了党组的作用。 + +　　另一种意见认为，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撤销党组是正确的。这要辩证地来看，通过光明日报这次事件再次证明建立党组是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为了贯彻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了发挥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再考虑到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机关报的特点，在当时这样做还是适宜的，这只是党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某一特殊部门在党的领导方法上的一个改变。这样做并不等于放弃领导，党的领导主要体现在同民主党派合作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和党的政治、思想领导方面，同时那里还有社委会、党组织。问题是章罗联盟、储安平否认和反对这种共同基础和党的领导。因此光明日报被篡改政治方向的责任不在党组的彻销。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就否认党组的作用，更不是说有了党组就会影响民主党派的积极性（贯彻党的领导也要通过民主党派的自覚），这要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祈。 + +　　辩论光明日报性质的问题也常常牵涉到对民主党派的性质、民主党派和其机关报的关系、党的领导、无产阶级办报方针路线和民主党派机关报的关系等问题。 + +　　争论中几乎一致认为它是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但是它是哪一个阶级的呢？就有分歧了。一种人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的报纸就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报纸，另一种人认为既然是民主党派的机关报，而民主党派又是资产阶级政党，它就应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纸，而是在党的领导下的，遵循无产阶级办报方针路线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一张资产阶级的报纸。第三种人认为，既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主党派的报纸。还有一种人认为，它是属于无产阶级范畴的报纸，但不必提它是无产阶级性质的。还有一种人同第一种看法相似，但把它称为：是工人阶级报纸的一种特殊形式。此外、有人说它是“实质上是无产阶级的＂，但还不完全同于无产阶级性质的，也有人说它是资产阶级左派的。此外还有人说它是过渡性的报纸，即由资产阶级性质向无产阶级过渡。各方的看法都有很多论据，到现在为止，谁也说服不了谁。 + +　　关于光明日报三篇文章的争论，实际上就是如何区别鲜花和毒草的问题。对这三篇文章也是看法不一。有的认为它是鲜花，有的认为它是毒草，也有认为它既不是鲜花，也不是毒草，但基本上可以肯定它是好的，可是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还有人认为第一篇是毒草，其余两篇不是毒草。 + +　　关于“责任与原因＂的讨论，除了前面谈到的关于党组问题外，还涉及到对内因、外因，主要责任、次要责任等问题的争论。关于报纸政治方向的“标志和标准＂问题，大都认为应以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标准为标准。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还是有许多分歧。 + +　　现在这四个问题，都还在热烈辩论中。 （徐熊） + +　　来源：《内部参考》第2394期，1958年1月4日 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7.txt b/CCRD/1/3/3/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056980cd3ec3fa76469561424d76588c4d551e --- /dev/null +++ b/CCRD/1/3/3/000037.txt @@ -0,0 +1,33 @@ +# 把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再推进一大步——为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而写 + +　　<《光明日报》社论> + +　　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激流中，民主党派及其成员必须进行根本改造，才能跟着社会主义的浪潮而不断前进。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自己组织中的右派分子及其所代表的右派路线，进行了七个多月的严肃斗争，获得了巨大的胜利；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改造，有了良好的开端。所以，各民主党派在本月份内，先后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或是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处理右派分子和开展一般整风问题，要把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工作再推进一大步。 + +　　会议的两项任务，是一始一终。做好处理右派分子的工作，使大规模的反右派运动全始全终，慎始慎终，反右派斗争阶段就宣告胜利完成了；同时，又要在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转入一般整风，这是下一阶段之“始”。两个任务，头尾相接，胜利相连，工作艰巨而复杂。会议要做好一系列的思想工作，大鸣大放，把许多重要问题辩论和讨论得彻底。有了思想基础，才能正确地处理右派，才能为一般整风运动作出良好的开端。 + +　　首先是要解决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右派是反动派，是人民的敌人，斗争之后，必须加以处理，不能一斗了之，宽大无边。不加处理，就会混淆敌我界限，使大是大非不分，无以平息人民的义愤。伤害了人民的革命积极性，是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必须处理。但是，处理必须适当：不能不处理，也不能过严。过严将不利于争取和教育中间分子，不利于分化、孤立和改造右派分子。同时，由于人民力量强大，对右派分子，也不需要采取极端政策。所以中国共产党提出严肃和宽大相结合的处理方针。各民主党派要确切地掌握“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原则，很好地使宽严相结合，并根据每个右派分子的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这样才能避免或“左”或右的倾向，才能恰如其分。在讨论过程中，一方面要爱护群众的可贵的义愤和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教育大家，从有利于社会主义这一观点出发，高瞻远瞩，根据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掌握适当的分寸。在讨论过程中，要使大家都认识到：处理右派分子，不仅是为了严肃组织纪律，而且是一次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教育。通过对处理原则的讨论，要进一步认识到右派言行对社会主义的危害性，进一步划清敌我界线。已经开会的单位，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有人对敌我界线的认识尚有模糊之处，通过争论，获得了进一步的明确，因而深感是受了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教育。会议之后，还要把讨论所得，贯彻到地方组织中去，使民主党派的广大成员都因此而获益。 + +　　正确地处理右派，是一项细致而复杂的任务。如何开展一般整风，更是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其所以艰巨，因为这是民主党派的第一次整风，中外各国史无前例，缺乏经验，也无可借鉴。正因为如此，绝大多数的民主党派成员，对民主党派整风的重要意义，整风的性质、目的及与性质密切结合的整风方法，认识不清，不免疑虑重重。 + +　　整风是好事，为什么有人疑虑?民主党派的整风，是要破资本主义立场，立无产阶级立场，促使组织和成员进行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其性质是属于思想上、政治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有人认为，既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就属于敌我矛盾的范围，即使目前暂时尚非如此，矛盾也易转化，稍有不慎，就有被划入右派的危险。这是怕被整成右派分子的主要顾虑的来源。诚然，民主党派的整风，是政治上、思想上两条道路的斗争，和共产党的整顿作风、改进工作的整风运动不同。但是，在我国目前条件下，两条道路的斗争，既可以表现为敌我矛盾，也可以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前一种情况比较是少数的，后一种情况却是大量存在。“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反右派斗争中所揭露出的情况，与此吻合：坚决反共的右派分子，终是少数；三心二意的中间分子却占了相当多的数量。经过反右派斗争，虽然很多人有不同程度的向左转，但绝不能说政治立场已经根本改造好了。整风运动是为了兴无灭资，也就是鼓励、发扬中间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一面，批判以至逐步消灭资本主义本质的一面。这和几年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采取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一脉相承，并无分歧。整风运动不过是一次集中的、深刻的自我教育运动，何惧之有?至于矛盾的转化问题，转化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坚决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就由大变小；另一种是不断发展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坚持资产阶级立场，从两面性转变到坚决站到资产阶级立场的一面，当然矛盾的性质也会转化为敌我矛盾，人也就成为右派分子了。诚心参加整风，认真改造自己的人，必然不会有后一种可能，这是很浅显的道理。 + +　　但也有相反的错误认识：把民主党派整风和共产党的整风混为一谈，把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整风划了一个等号。已经开展整风的单位，都有这样的经验，有些人在反右派斗争中还比较积极，在一般整风阶段，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认为既是人民内部矛盾，机关学校也在整改，也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民主党派又来一套，岂不是垒床架屋，多此一举。甚至开会也不来了。岂知，同是人民内部矛盾，却有两种不同的情况，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之间，这种矛盾，有非对抗性的一面，也有对抗性的一面。主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三心二意，某些问题赞成，某些又有抵触。共产党整风是解决前一种人民内部矛盾；民主党派整风，是解决后一种人民内部矛盾，绝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十分必要的一举。 + +　　再一个问题是整风的工作方法。方法决定于运动的性质和目的。民主党派的整风，是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同时又要严肃认真。民主党派整风所解决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正确的方法是：“团结——批评——团结”。这个大前提，规定了民主党派整风的方法必须是和风细雨。整风是为了治病救人。要治资产阶级思想、立场之病，一般说，必须具备两个条件：有可以促使进步的客观条件，本身也必须进行自觉的努力。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思想上和政治立场上的根本改造，在某种程度上说，自觉的努力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整风运动，就是要帮助人们发扬积极性，启发自觉，培养自觉。针对着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来说，是发扬和鼓励每个人倾向社会主义的一面，欢迎每个人的进步，那怕是微小的进步；同时，还要通过批评教育，诚恳地帮助每个人克服资产阶级本质的一面。因此，在欢迎自觉进步的同时，对那些自觉性较差的人，也绝不能采取粗暴的态度。应当允许保留意见，允许申辩。要有耐心地等待他的自觉，要很细致地启发他的自觉。这一切，唯有和风细雨的工作方法，才能达到目的。 + +　　与和风细雨相结合的，还有严肃认真的一面。这就是说，和风细雨不能被错误地执行为无原则的调和。例如说，允许别人保留不正确的意见，等待他的自觉，但同时要明确、严正地指出错误的所在，要加以必要的批评，有时还要进行比较尖锐的批评。因为，对资产阶级政治立场问题和资产阶级思想问题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采取调和的手法，不能模棱两可，必须表示明确的态度。和风细雨与严肃认真相结合的方法，正是与民主党派的整风性质相适应的。 + +　　民主党派整风的性质，不但规定了整风必须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也规定了整风的工作路线必须走群众路线。这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就是群众路线的具体体现。不通过大鸣大放，就不能深入地揭露矛盾；不通过大辩论，是非就不易分清，即使是分清了是非，也不会达到深刻的程度。也曾有人怀疑过民主党派的整风是不是适用大字报这一武器。民主促进会中央和民盟天津市委会的经验，回答了这个疑问。根据这两个单位的经验，大字报同样适用于民主党派的整风，它对于揭露矛盾和解决矛盾，促使人的自觉，都起着广泛而深刻的作用。这两个单位还有一个走群众路线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吸取。他们开始整风后，对某些问题揭露得比较透彻，对一些基本问题能够展开辩论，其原因之一，是吸收做实际工作的干部和一部分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一起鸣放，一起辩论。经验证明，这样做，对运动好处很大；对领导、对群众也可以取长补短，互相学习。这些经验都告诉我们，欲使问题解决得比较彻底，收效较大，就必须在整风中认真地贯彻群众路线。 + +　　阐述了民主党派一般整风的性质、目的、方法和工作路线之后，也许会有人发问：一般整风运动，是要为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奠定基础，反右派斗争，不是已经达到这个目的了吗?我们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在接受共产党领导或是反对共产党领导、赞成社会主义或是反对社会主义等根本问题上，使人们划清了敌我界线。对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确是一次很大的震动。震动大，才有可能接受根本改造。但是如何巩固这种可能，扩大这种可能，使可能变成现实，就有待于整风运动了。因为，如前所说，根本改造既需要有利的客观条件，还必须有自觉的努力。反右派斗争，对于为数众多的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人，老实说，开始时是大势所趋，被迫上阵；在斗争过程中，逐渐提高了觉悟，增加了对右派的义愤。因而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在不同程度上，是勉强接受的。思想改造过程，往往是从勉强到自然，从痛苦到愉快。达到了自然的境地，才能巩固。要达到自然的境地，就必须经过一段长期的、细致的工作。整风运动是一次集中的、深刻的思想教育，能够促使人们反省自己，能够启发人们的自觉的努力，这就有助于缩短从勉强到自然的思想转变过程。 + +　　不仅这样。同是资产阶级出身，同受资产阶级家庭影响，同被资产阶级教育熏陶的人，思想本质相同，但其思想状态不会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思想的变化甚为复杂。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给了人们一个清晰的轮廓，这并不等于说，在具体问题上都迎刃而解了。特别是在思想意识、世界观和人生观等重大问题上，没有涉及或接触不深的，仍然是很多很多。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遇到这样一种情况：有人坚决拥护共产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反右派斗争中，立场坚定。但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往往有错误观点，甚至是右倾思想。这是因为一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立场，并不都是明确地摆在外面，更多是藏在思想深处而不自知，有时虽也发觉，但又未能深知其错。犹如万里长江，某几段存有暗礁，奔腾洪水、流经三峡，就形成了回流。没有经过工程浩大的清江工作，有回流是不足为怪的。思想上的暗礁，最易淤积泥沙。日久年深，就形成了危险。所以说，即使是政治上进步的人，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以及世外观、人生观等问题，不一定都已解决，还必须进行彻底的思想改造。那么，处于中间状态的人，政治上还在摇摆不定，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往往是抽象的拥护，具体则又有所抵触，就更需要进行根本改造，其道理是不言而喻的。思想上的暗礁，生根于资产阶级立场。暗礁已深，其根更深。连根拔除，才能永不发芽。在反右派胜利的基础上开展整风，就会较深刻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其广度与深度，那必然比反右派斗争更进一步，必然有助于除根工作，有助于进行根本改造。 + +　　可以说，各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对于组织和个人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是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步骤。具体说，这次整风的任务，从组织上来说，要求进一步清算右派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逐步清理和健全自己的组织，为组织改造打下巩固的基础；从个人来说，则要求进一步明确一些主要的大是大非问题。也即是李维汉部长的建议，供各民主党派辩论的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同时，希望经过这次整风，都能真正认识到根本改造的必要性，习惯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步学会运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这样，也就为组织和个人的政治立场根本改造奠下了根基。 + +　　这次整风，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人人应该重视，人人应该欢迎。特别是各民主党派的各级领导人，尤应加以充分的重视。因为在各民主党派的成员中，回避、厌烦、甚至抵制这个运动的，大有人在。这对运动的开展，很为不利。这种情况要求各级领导人，大力抓紧宣传教育工作，不厌其烦的反复交代政策，解除顾虑，启发自觉。我们要相信大多数人，要相信大多数人力求上进的积极性，要相信他们体会到整风是好事之后，是会采取主动积极态度的。所以，运动能否顺利开展，关键在于领导对群众的教育。同时也应认识到，整风运动的整个过程，必然是复杂、细致、尖锐而深入的思想斗争过程。只有深入地分析问题，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这又要求各级领导人在政治思想上进行正确而深入的领导。各级整风领导人必需全力以赴，方能事半功倍。个别的领导人没有认识一般整风的重要，不了解工作的艰巨，以为反右派斗争胜利了，大事已定，可以松一口气了，因而产生了松劲情绪。这种松劲情绪，不但对整风不利，如果听其发展，就会使整风工作流于形式，甚至会影响反右派斗争中所取得的政治思想上的胜利成果。 + +　　这是一系列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群众大鸣、大放、大辩论，然后才能逐步深刻确切地加以认识。我们说了一得之见。只是作为引言，也作为对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的献词。 + +　　 ---- 原载《光明日报》1958年1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8.txt b/CCRD/1/3/3/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2cc1994dca2b4adbe2bb833c54954f056e12ae --- /dev/null +++ b/CCRD/1/3/3/000038.txt @@ -0,0 +1,13 @@ +# 上海工商界骨干分子结束整风学习 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受到深刻教育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上海２２日电上海市工商界六千名骨干分子２０日到郊区进行了半天农业劳动，结束了他们三个多月的整风学习。 + +　　这六千名工商业者１９日参加了学习期内的最后一次报告会。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在会上说，经过这三个多月的整风学习，工商业者的思想认识有了不同程度提高，政治立场有了不同程度改变，很多人的政治态度开始向左转化。他勉励到会的工商业者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在这次整风学习的基础上，继续不断地改造自己，在企业中很好地贡献力量，使自己跟上国家飞跃发展的新形势。 + +　　这六千名骨干分子是去年９月下旬起集中在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进行整风学习的。他们首先从理论上讨论了资本主义立场是不是反动的问题，初步树立了改变立场、投入整风的决心，接着联系实际，运用各种方式对自己的同业、同事与老朋友的错误言行和思想作风展开批评和帮助。他们贴出的大字报就有十万多张，暴露出许多工商业者在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等根本性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观念。各学习班、组就大字报揭露出来的大是大非问题进行了争辩，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反右派斗争，先后揭发出二百六十多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１２月中旬，整风学习转入一般整风阶段，人人进行自我检查，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针对自己政治思想上的主要缺点，订出个人整改规划，作为今后进一步自我改造的目标。学习结束前，这六千个工商业者又大鸣大放，向有关的政府领导部门、公方代表以及工商联、民主建国会等组织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他们整风。 + +　　这些工商业者经过三个多月的集中整风，普遍感到在一些根本性质问题上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生动的教育。许多人原来以为交出生产资料之后，资产阶级分子与工人阶级没有多大差别，用不着再改造；经过自我检查和互相帮助，在暴露出来的大量事实面前，他们开始否定这种见解，引起改造自己的要求。在千百次大是大非问题的辩论和同右派分子的说理斗争中，他们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许多中小工商业者谈到企业公私合营后给他们带来的好处，回想到过去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日子时，甚至痛哭失声，深感过去“合营不如单干”的想法是多么荒唐。在接受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领导问题上，他们体会得特别深刻，对公方代表制度开始有了新的认识。永秀斋塑胶厂副厂长张英才，过去总感到自己“有职无权”，现在认识到他所追求的“权”是像私营时期那样独断专行的“权”，这实质上是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心服。他表示回厂以后要把接受公方代表领导作为改造自己的一项具体行动。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39.txt b/CCRD/1/3/3/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9f5558733303329eadf767644921a212af3ffac --- /dev/null +++ b/CCRD/1/3/3/000039.txt @@ -0,0 +1,21 @@ +# 打掉官气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前天本报发表的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同志在中共上海市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是一篇充满革命精神、值得认真阅读的重要文件。这个报告用了比较大的篇幅详细地分析了群众对党的批评，并且指出了克服工作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缺点的方法。柯庆施同志在谈到党员领导干部的作风问题的时候，指出这是群众在大鸣大放中所提的意见的最集中、最特出的方面。他说：“领导作风问题，主要是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同群众的关系问题。群众对领导作风的意见，实际上反映了他们对一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在不同程度上脱离群众的‘官气’的不满。这次整改，首先就要狠狠地整掉这种‘官气’。”这一段话说得很好。我们现在想专就这个问题说一些意见。 + +　　对于掌握了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来说，什么是最危险的敌人呢？国民党反动派已经被赶出大陆了，美帝国主义也在朝鲜战场上较量过了。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基本上也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分子正被改造中，过去一年的事实证明他们造不了反：他们中间的多数愿意接受社会主义，少数反对社会主义的在群众中陷于孤立地位。那么，对于我们，究竟什么是最危险的敌人呢？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脱离群众的作风，也就是柯庆施同志在报告中所说的“官气”。毛主席曾经一再告诫我们。他在“论联合政府”中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各种反动力量在革命运动面前之所以不能免于败亡，就是因为他们彻底地脱离了群众。而我们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够战胜一切敌人，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并且得到了他们的拥护。人民群众是我们克服各种困难的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我们同人民群众在一起，已经推翻了旧时代的统治者——各式各样的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但是历史的垃圾并不容易就此铲除干净。旧官僚的恶习气好像苍蝇一般，还在革命队伍旁边飞来飞去，寻找可以产卵的缝隙。而我们一旦被这种官气所俘虏，脱离了群众，我们就会像鱼离开了水一样，丧失了一切能力。因此，我们全党在整改过程中必须集中力量，打掉这种危害我们同群众的联系的官气。 + +　　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认为国家和政府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以前是必要的。因此，一定数量的担任一定职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包括领导人员，是必要的。只有群众，没有领导者，一盘散沙，群龙无首，人民的伟大力量就将无从发挥。但是我们认为，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包括领导人员，决不应该因此而做官，做骑在人民头上的官，做脱离群众的官。这种官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官僚，压迫人民是他们的职业，脱离群众是他们的本性。这种官僚同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同共产党员应该具备的起码的条件绝对不相容。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做“官”只能是为人民服务的同义语。做“官”和不做“官”，做领导工作和做其他工作，只是社会分工的差别。做领导工作，仅仅意味着对党、对人民负有比一般人更多的义务，把职责范围内的革命工作做得更好的义务，而绝对不是享有特权。 + +　　使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员和广大劳动者、革命者升到我们国家的领导地位，这是人民革命伟大胜利的标志。从美帝国主义者到中国的资产阶级右派都反对这一件事，但是全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却都拥护这一件事。在我们的国家里，大多数国家工作人员是联系群众的，是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的，是勤劳、廉洁、艰苦朴素的，正是由于他们同全国人民一起英勇奋斗，我们的人民共和国才能在短短八年间获得如此惊人的进步。但是必须看到，也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把革命当官做，或者又要革命、又要做官。他们沾染了官气，自视特殊，高人一等，目无群众，摆官架子。他们把革命工作仅仅看作是办公文、做决定、发指示，上班从宿舍到办公室，下班从办公室到宿舍。无论什么风，也难得把他们吹到工厂、工地、农村、学校、连队中去，即使到了那里，见了群众，也“铁板着面孔，两只手插在裤袋里，笑也不笑一下”，盛气凌人，官架子十足。下面的情况有什么变化，群众有什么意见，他们既不了解，也不关心。这种脱离群众的作风，不是共产党员的作风，不是革命的国家工作人员的作风。虽然很严重地害这种毛病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为数很少，至多在十个指头中只占一个指头，我们决不可以以偏概全，像右派分子似的说什么整个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都官僚化，但是官僚主义的毛病无疑是一种严重的顽固的富有传染性的病症，我们必须用极大的努力来同它作斗争。我们党之所以要发动群众进行整风运动，主要目的之一正是要依靠群众的力量来进行这个斗争。 + +　　历史是群众创造的，任何伟大人物，比之于群众，有如沧海一粟。我们的干部，即便是有汗马功劳，也决然值不得夸耀——这种夸耀不但不能生出任何光荣，而且只能成为革命者的羞耻。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应该而且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除敌人以外的一切人。我们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工人、普通农民一样，去同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接触，不允许摆任何官架子。 + +　　我们曾经多次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上层建筑仍然会同经济基础发生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常常表现为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各个岗位上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提高自己对于旧社会的官僚习气侵袭的警惕性，如果不努力打破陈规积习，认真加强自己同群众的联系，防止由于自己的工作条件可能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就随时可能产生官气。官气的产生在目前的条件下固然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但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也可能因领导工作人员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的错误而产生。在社会主义社会以至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是会长期存在的，这方面的矛盾解决了，那一方面的矛盾又会产生，需要不断的调整和解决。因此，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时期的斗争。但是，只要我们采取有系统的反对官气的措施，例如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对官僚主义进行彻底批判、在一切方面提倡群众路线、干部下放和进行劳动锻炼、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定期下厂下乡和搞试验田等等，我们就有可能在主要的方面打掉官气，使官僚主义的危害缩小到最低限度。 + +　　领导和被领导的矛盾，是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用民主的、说服的方法去处理，而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压服的方法去处理。许多国家工作人员对于官气还恋恋不舍，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了解，我国目前已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国家权力对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及各种刑事罪犯必须坚决实行专政，对广大人民群众，只能实行民主，不能实行专政，只能说服，不能压服。这次整风运动中普遍采取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的办法，就是说服的办法，就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的一种新发展。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打掉官气，反对强迫命令，开展民主生活，坚持说服的而不是压服的办法。 + +　　我国目前正处在伟大变革的时代。我国的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生产关系改变了，生产力解放了。整风运动以来，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空前高涨，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旺盛的蓬勃的生命力，也表明了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大跃进中。广大的工人、农民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这种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对于这种新的形势，我们许多领导干部还没有足够的认识。目前各地工矿企业制订计划和农村冬季大生产运动中，领导落后于群众的现象是很多的。在这个时机，打掉官气更有迫切的必要，也比平时更易于见效。放在各个岗位的领导工作人员面前的伟大任务，就是坚决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勇敢地接受群众一切正确的批评，以乘风破浪之势，打掉一切官气，放下一切官架子，打破一切助长官气的制度，走出办公室，走到群众中间，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交朋友、谈心事，把人民群众的积极性统统调动起来，一切为着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在过去的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年代里，我们许多同志深入下层，同人民群众共患难、同呼吸，因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现在形势对我们更有利了，我们的任务也更艰巨了，全党应该鼓起干劲，打掉官气，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克服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所有的革命志士，都应该继承我们光荣的革命传统，发扬朝气，扫除暮气，深入群众，深入实际，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引向新的高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0.txt b/CCRD/1/3/3/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04423d4e677a480d228fb86a0e8b4ac4f91faa0 --- /dev/null +++ b/CCRD/1/3/3/000040.txt @@ -0,0 +1,19 @@ +# 坚决贯彻高等教育的阶级路线 + +　　<《文汇报》社论> + +　　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摆在全体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这一支队伍的建立，一方面要通过对现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而首要的是依靠从工农中培养出新型的知识分子，这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基干力量。因此，高等教育如何进一步贯彻阶级路线就成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了。 + +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高等学校贯彻向工农开门的方针是取得很大成绩的。大学生中的工农成分学生的比重逐年有所增加。就全国来说，工农成分的大学生从1952年的20.46%增加到1957年的36.42%。就上海来说，也已占到20%-30%。此外，各地曾大量的举办了工农速成中学，扩大高等学校工农成分学生的来源。同时举办了一批业余高等学校，1957年在校学生已达七万人，上海的十四所夜大学和函授部也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工农学生。 + +　　当然，高等学校现有的工农成分学生的比重还是很小，与我国人口80%以上是工农群众这一情况不相适应，与我国政权和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相适应，与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的规模和需要更不相适应。这个比重之所以不能迅速增长，虽然有其历史的、社会的原因；但是教育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对高等教育贯彻阶级路线这一方针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贯彻不够有力，无疑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现在，上海高等学校在整改中对这个问题普遍作了检查，从而制订今后规划。这是十分必要的。相信经过这次的整改，高等学校的面貌一定大为改观。 + +　　我们认为:从思想上重视对工农成分学生的培养是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关键所在。目前，我国正处在一个革命和建设的新高潮中，全国上下正在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要完成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就一定要依靠创造性的劳动和现代科学文化，一定要在生产战线上进行一个伟大的技术革命，因此，非建立一支宏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不可。那么，加强培养工农成分学生就具有战略的意义了。但是在不少教育工作者中间，对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却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对待工农成分学生工作方面，有些学校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工农成分学生克服学习上的困难，不少教师对自己班上那些是工农学生、那些人特别需要帮助，都不了解。有的教师甚至以知识质量较低为理由歧视工农学生。这种情绪，实际上就是剥削阶级思想的反映，必须迅速加以克服。须知如何对待工农成分学生的问题，就是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两条道路的斗争，因此也就是衡量一个教育工作者阶级立场与观点的准则。全体教师一定要自觉的树立起热爱工农分分学生的阶级感情，积极帮助工农成分学生克服学习中各种困难，大力纠正歧视工农成分学生的错误思想。 + +　　除了端正认识，还要作出措施。比如，过去高等学校在招收新生时，对吸收工农成分学生做得不够有力，普遍的情况是偏重学科考试成绩优劣作为标准而忽视政治质量，这就使不少工农成分考生失去入学机会。今后我们在吸收和培养干部方面必须坚决贯彻阶级路线，从考生的政治条件、学习成绩和健康水平来决定取舍。这样做是非常公平合理的。既扩大了工农成分考生的入学机会，也保证了新生的政治质量。成绩好的工农成分学生可以优先录取，一般的高中毕业生如果劳动表现好也可以优先录取。对在学的工农成分学生，学校教师一定要满腔热情的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上的困难。学校行政要考虑调配质量较高的教师来负责对工农成分学生的教学工作和辅导工作。上海的高等学校通过整改采取了一些措施，如让学习困难的工农学生免修或缓修部分次要课程；部分课程(如外文)为他们单独开班，放慢进度，指定教师加强个别辅导；对学习困难较大的工农学生减免其社会工作；放宽对工农学生因功课差而退学、留级的标准等等，都是非常必要的。希望各校在规划中有个统盘的安排。 + +　　业余高等教育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重要场所。过去几年业余高等教育是做出不少成绩的。但是由于或多或少片面地强调正规化，对培养重点是工农干部又不够明确，因此，只着重培养了一般在职干部，而没有很好的贯彻执行向工农开门的方针。许多业余高等学校只强调招收本科学生，因而考上夜大学、函授部的主要不是产业工人和工农干部，而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和高中毕业生。各校对举办工农老干部特别班也注意得很不够，有些举办了特别班的学校也没有很好地针对老干部特点进行教学。因此，业余高等学校如何贯彻阶级路线，同样值得重视。除了应该在思想上明确业余高等教育的培养对象外，还要在教学时间、教材、教学方法等方面，切实加以改进。 + +　　十分明显，在高等教育中贯彻阶级路线，决不是学校工作的方法问题，而是文教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我们相信:全体教育工作者经过整风，使自己思想认识能够赶上当前的新形势，在教育战线上坚决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贯彻阶级路线，大力培养出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宏伟目标。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1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1.txt b/CCRD/1/3/3/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99089e4723fda78b4090477be4ab3eca1b904b --- /dev/null +++ b/CCRD/1/3/3/000041.txt @@ -0,0 +1,23 @@ +# 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经过鸣放辩论解决六个主要问题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解放军报消息：解放军总政治部最近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讨论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会议研究了知识分子目前的思想状况，指出：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知识分子必须继续彻底地改造思想。 + +　　总政治部宣传部负责同志就这个问题作了专题报告。报告中指出：经过反右派斗争，知识分子中多数人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由于反右派斗争所解决的主要是敌我性质的矛盾，知识分子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各种问题不可能在这个斗争中完全解决。报告将当前部队中知识分子比较普遍存在的错误思想，归纳成六个主要问题： + +　　一、有些知识分子干部或学员思想上对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哪个优越的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有的人留恋或赞扬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制度，不满意或不习惯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制；有的人怀疑“东风压倒西风”，认为资本主义制度还有“生命力”。 + +　　二、反右派斗争后，公开反对党的领导的人已经很少了，但怀疑党的领导的人还为数不少。他们承认党能够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但怀疑党能够领导自然科学技术；他们承认党中央和高级机关能够领导科学、技术和文艺工作，但是怀疑本单位和基层单位能够领导这些工作；他们承认要接受党组织的领导和监督，但是怀疑或反对党的基层组织的领导活动。 + +　　三、有些人对思想改造仍有怀疑和抵触思想。有人认为知识分子比工农“优越、先进、作用大”，认为工农兵“肮脏、愚笨”，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有的人怀疑和反对思想改造的方法，对各种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尤其对于参加体力劳动，很不满意，认为这是“下贱活”，是虚度光阴。少数人还企图否定思想改造的必要性，说什么“既然社会制度可以和平共处，那么思想观点也可以求同存异”。 + +　　四、有的人要求超阶级的民主与自由，忽视和反对纪律与集中，说什么“纪律是无形的绳子，集中会扼杀个性”。 + +　　五、有些人主张先专后红，高唱“技术高于一切”，反对技术、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政治是领导、政治是灵魂的思想。 + +　　六、有些人斤斤计较军衔、级别、待遇、地位。有些人贪图安逸和享受，愿在大城市，不愿在中、小城市，更不愿到边疆、海岛；愿在机关、学校，不愿到连队。许多人一心想当专家、副博士，以便博取个人的荣誉和地位。 + +　　报告指出：知识分子干部暴露出来的上述各种错误思想，在程度上是有区别的。各单位要深入调查知识分子的思想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并结合当前的整改工作，或者在今后的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中，通过启发报告，鸣放辩论，阅读文件和总结提高等步骤，认真地加以解决。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7日,原题为：“政治是统帅 政治是灵魂 知识分子必须彻底改造思想 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经过鸣放辩论解决六个主要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2.txt b/CCRD/1/3/3/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130fb969273e189dfec34a216f622bdf337df3 --- /dev/null +++ b/CCRD/1/3/3/000042.txt @@ -0,0 +1,53 @@ +# 巢县农村整风运动中举办大字报的经验 + +　　<安徽省委农村工作组> + +　　巢县的农村整风运动，已在一百三十四个社（占全县三百六十七个社的36％）里开展起来了。在整社过程中，有一百三十三个社采用了大字报的形式，到1957年年底为止，共贴大字报一万九千九百十六张，其中漫画一千九百五十张。大字报在整社的各个阶段中，不仅是暴露各种问题的场所，而且也是推动整改、展开辩论的园地。因而，大字报已成为整社的有力工具。 + +## 一、大字报是怎样办起来的 + +　　首先，典型试验，加强领导。巢县的农村大字报，先在岱山乡联丰社进行试办成功。此后，在全县的乡党委书记会上进行传播，并组织了各乡党委书记及其他干部千余人去参观，周围群众也纷纷自动去看，参观的人反映很好，都说：“大字报是个好法子”；老区农民则说：“抗日战争时期出过红榜、黄榜、白榜，大字报同过去出榜差不多”；更多的群众认为大字报同农村的黑板报一样，也都乐意采用。同时各乡党委书记大都亲自掌握，做到了乡、社有重点、有领导地使大字报在全县范围内展开起来了。 + +　　其次，反复宣传，解除顾虑。开始，不同阶层的人，对大字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基本群众怕“得罪了社干部，犁不倒你耙倒你”，怕“一张大字报结成三世冤仇”；有的耽心“坏人写坏事，黑白分不清”；不少富裕中农想在大字报上提出“分田到户”、“粮食大解放”等主张，但又怕丢头露面，犹豫、观望。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则认为大字报可以出政府的“丑”了，于是大放毒气，也有的隐着不动。对此，领导上进行了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说明大字报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通过大字报可以把问题摆出来，让大家去“复脉看病”，改进工作，把社整好；同时指出，大字报可用真名，也可用假名或不用名字；凡是大字报提出的问题，都会“桩桩要处理，件件有着落”，从而解除了大家的顾虑，使所有的人都来贴大字报。当大字报一上墙，有些被提意见的人，认为是同他“过不去”，因而发生争吵，这时领导上又向群众反复说明大字报也要坚持“动嘴不动手，讲理不骂人”等原则，不同的意见大家都可提，“原告可以写，被告可以贴”。当坏分子乘机混水摸鱼，造谣污蔑，积极分子往往沉不住气时，领导上又个别打招呼，说明“凡事都有公断”。总之，办大字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解除各种顾虑的过程，使大字报成为放鸣、整改、辩论的园地。 + +　　再次，组织和运用社会力量，成立“代笔处”。由于农村识字的只占15—35％，会写的更少，因此，必须首先解决“写”的问题。各个社都把小学教师、五六年级小学生、中小学毕业生和念过私塾的社员等社会力量，组织起来，由工作组派人领导，成立“代笔处”（有的叫大字报小组）。在成立“代笔处”前，各社一般都对识字会写的人进行摸底排队，选择忠实可靠的参加“代笔处”工作，如新陈乡民主社，在全社会写的人当中推选忠实可靠、群众能够信任的人组成了八个“代笔处”，社员很满意，他们说“大字报实在好，能写的自己写，不能写的有‘代笔处’帮我们代劳”。同时，对“代笔处”的人员还要经常鼓励和教育，使其认真地做好代笔工作。中庙乡裴村社的五个“代笔处”，拟定了四项公约：一是群众讲什么写什么，不增加不减少；二是及时写，不积压；三是群众要求保密就保密，不得乱传；四是态度要热情和蔼，有求必应。 + +## 二、办好大字报的关键在于加强领导 + +　　在农村整风中使用大字报的形式，必须加强领导，才能取得显著效果。巢县农村大字报在实践过程中，注意了以下几个问题： + +　　第一，使大字报在运动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发挥不同的作用。大字报是随着整风运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鸣放时，主要是鼓励各阶层群众充分利用大字报提意见，发议论，掀起鸣放热潮。这就必须掌握各阶层群众的动向，大胆地让群众放，把问题摆出来，并注意研究大字报提出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在整改时，运用大字报进行整改，这就必须大刀阔斧，雷厉风行，使大字报体现出领导整改的决心，凡是可以改而又能改的问题要立即改，使人民内部矛盾很快地得到解决。群众说：“提出的问题马上解决真是说到做到”，从而更加喜爱大字报。对牛鬼蛇神的揭发和批驳不要过早。在整改进入高潮，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辨别能力，群众更向我们靠拢，牛鬼蛇神进一步处于孤立地位后，即应首先集中力量针对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进行揭发和批判，把它搞臭。对待富裕中农应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团结，使其向我们靠拢。当团结了群众大多数以后，就可以运用大字报打击和揭发牛鬼蛇神，做到打得狠，打得准。最后，大字报就成为正面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表扬新人新事，为整个运动服务的有力工具。 + +　　第二，大字报形式要适合农村特点。农村识字的人不多，能写的则更少，因此必须使大字报的形式多样化。从全县情况看，各地都做到了有字有画，使识字的和不识字的都能看懂。这些漫画主要是小学生和小学教师画的，虽然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简单明了，使人一看就懂。如龙门社群众揭发瞒产，画了一幅“瞒产小景”，图上画了社干部私分稻的情景，还配上一首顺口溜：“一队只见戽桶响，不见稻上场，二队摸摸心，三队每人五十斤”。舒桥社主任资本主义思想严重，平时作风不好，群众画了幅十二张的连环画，最后一张画了两条路，一条是社会主义大路，要他认错改正，一条是走不通的资本主义小路，如果不改就走这条路。许多地方的大字报都是群众的原话记录，有四言八句、顺口溜、小调、山歌等，简单明了，一事一张，通俗易懂，很受群众欢迎。由于大字报内容都是“熟人、熟事、熟语言，易记、易念、易流传”，因而很为群众所喜欢。但是，有的“代笔处”同志，特别是工作组同志，未能按照农民的口头语写成大字报，或者擅自增减，群众看后反映说“这不是我们的话”，“是干部写的”。因而效用较小。同时，由于农村分散，大字报必须集中张贴在固定地方，便于群众看，也便于管理和及时掌握情况，分析研究大字报内容，以防止引起混乱和制止事故的发生。 + +　　第三，要坚持说理原则，以理服人。全县农村大字报绝大部分是做到以理服人的，但也有少数地方的大字报发生乱带帽子，不讲事实，谩骂不讲理等偏向。凡是摆出问题说清道理的大字报都能打动人，激发了群众政治热情，反之，效果就不好。好的例子如大岭社青年团员周自江，原来是个赤贫户，解放前讨饭为生，父亲是饿死的，解放后，尤其是合作化后，已上升到当地富裕中农的生活水平，但他想个人发财，一头脑资本主义，群众说是“丢掉讨饭棍，忘记叫街时”，并画了一幅连环画，描述他的一生，这套画深刻地教育了他，促使他从资本主义道路上回心转意，承认“忘了本”，群众说“心向口，口向心，共产党领导我们大翻身，决不能做忘恩负义人”，从而坚定了走社会主义的信心和决心。坏的例子如有个坏分子提意见，画了六只狗，写了六个干部的名字，标题“窝狗阵”。群众说不是“窝狗阵”，而是狗咬人，说干部坏也要说个理由，千个“蛮”字抬不过一个“理”字，不讲理没那个相信。 + +　　第四，在办大字报中，对有关具体问题也应注意掌握。 + +　　1、掌握大是大非，解决主要问题。通过大字报鸣放暴露的问题很多，涉及的面很广，从细节问题到原则问题，从一般问题到重大的政治问题，这就必须把群众引导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和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来，不能纠缠在枝节问题上，不要“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 +　　2、大字报的内容很多，为了便于群众看和有系统性，可辟若干“专栏”以促进鸣放，如在鸣放时，辟“大家不要怕，都来提意见”；在整改时，辟“社员来当家，办好合作社”，“知错改错，浪子回头金不换”；在辩论时，辟“是非要分明，大家来讨论”，从而诱导大家提出问题和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但是，辟栏要慎重，切忌心血来潮，乱来一阵，否则会造成不良后果。如有一个社辟了“牛鬼蛇神栏”，结果谁都不愿贴大字报，影响放鸣。 + +　　3、揭发牛鬼蛇神要适时。揭发迟了减低作用，揭发早了牛鬼蛇神的毒放不出来，“拔进洞蛇”就困难了，影响鸣深放透。如半汤乡星期四社，鸣放开始就揭发了特务李求良，李平时散布了不少毒液，这次被揭发后，就死不吭声，其他牛鬼蛇神甚至有错误的群众也把头缩起来了。因此，揭发时机一般以转入辩论后为宜。在揭发中还应注意防止被揭发的牛鬼蛇神自杀、逃跑，如果是逮捕对象，更应当注意。 + +　　4、要防止大字报的两种倾向：一种是防止贴男女关系的大字报。农村男女关系有的地方比较乱，如大岭社一百一十三户就有一百一十户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如果一出大字报不但震动面广，容易混乱，效果不好，尤其会转移群众鸣放重心。另一种是要防止群众利用大字报进行宗派斗争，如大岭社原来是国光、白云、银屏三个小社并起来的，在大放大鸣中，他们把原来小社的干部拉在一起，采取“捣街不捣巷”的办法，尔虞我诈，互相攻击，掩盖了小社中的问题。这就必须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冲破阻碍，以便瓦解宗派斗争，做到鸣深放透。 + +## 三、大字报的作用 + +　　巢县农村大字报在整社工作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第一，改进了干部的思想作风，密切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基本群众通过大字报对干部中存在的不良思想作风，如不参加生产、大吃大喝、立场不稳、人情用事、强迫命令、工作漂浮、贪污等，进行了揭发和批判。他们批评不生产的干部是“穿袜子鞋甩袖子的干部”，是“千金小姐不下田”；批评“茶馆坐，酒店蹲，大鱼大肉醉熏熏”的干部对不起人民；批评贪污的干部是“手伸在别人荷包里”；有的批评社干部是“社主任两张脸，一张对群众，官腔官调架子郎当；一张对亲友，喜眉笑眼，亲人沾光”；批评工作漂浮的干部是“花先生，一天花到晚，不做实际工作。”大字报揭露的这些问题，引起了干部的重视，干部认为“这是当众警告”，再加上耐心教育，大多都能接受意见，决心改正，进行检讨，主动下楼。如散兵社被称为“千金小姐”的社主任张成英，现在已肩挑箩筐上堤埂，恢复了劳动妇女的本色；中捍乡联惠社好酒贪杯的沈吉生表示今后决“不把牙齿朝外长、铲吃漂喝了”；岱山乡“八斧子斩不开笑脸”的周副乡长，也同群众有说有笑有商量了；挪用社款的也自动退回，公私分清了。因此，群众很满意的说：“大字报人人爱，一贴出来人就改。”“知错改错，才能当个好干部。” + +　　在基本群众揭发干部思想作风的同时，也看坏分子乘机利用大字报，无中生有，诬害干部，但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终于揭穿了坏分子的阴谋。如中庙社地主、伪人员云益章匿名贴大字报陷害工作一贯积极可靠的党员社主任云柱兵是“狼头狼身狼心肠”，立即引起群众公愤。群众说：“这不是事实”，是云益章“暗下毒药酒，陷害忠良臣。” + +　　第二，解决了实际问题，巩固了合作社。有些社特别是三类社对“民主办社”和“勤俭办社”的方针没有很好贯彻，因而农业社中的经营管理、劳动纪律、组织领导和分配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大字报对这些方面提了很多意见，如要求“账目要清算，每月出榜大家明”；“生产要计划，劳力要安排”；“评工要合理，死分死记要改变”；不能再是“大社的工慢慢混，混到晩上七分工”；耕牛保养和农具保管要改进。有的还贴出了“老牛告状”的大字报，说：“老牛眼泪流，无草吃树头，稻草烧锅不顾我老牛”；有的贴出“农具诉苦”的大字报说：“我水车，风吹雨打太阳晒，搞得我皮开肉裂爬不起来”，“用过以后不洗脏，小犁身上害疥疮”，“下田做活任牛拖，弄得我齿也断来耙也伤”。这些大字报贴出后，各地都立即着手处理。如普遍进行了查账，做到“一卯对一卯，卯卯不错账”，并贯彻了多劳多得的原则；对农具保管，提出“丢掉私心爱公众，合作社的东西人人有份”，还订立了制度，派专人管理；对耕牛的保养，订立了“三包”、“三勤”、“四干净”的公约（三包即包牛膘、包草料、包工分；三勤即勤上草料、勤打扫、勤检查；四净即牛铺干净、牛身干净、喂水干净、草料干净），因此社员们满意的说：“这样干下去，笃定能增产，笃定早把社会主义办成功。” + +　　第三，有力地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行为。在鸣放时，有一些富裕中农错误地认为整社是按照他们的意见办事情，提出“分田到户能增产”，“粮食统购统死人，自由买卖活动些”等主张。也有的富裕中农耍花招，公开贴大字报说：“社会主义好，不走不得了”，暗地里又打招呼：“鸣放鸣放，使人上当”，这样两面捣的目的，是怕群众揭发他的资本主义行为。广大群众通过在大字报上摆事实，说道理，进一步把问题揭开来，对富裕中农假哭穷尖锐地批判：“哭穷哭穷，陈米生虫，哭穷哭穷，洋布成捆，哭穷哭穷，放债最凶，哭穷哭穷，想走资本主义”；对“合作化不好”，摆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合作社胜过单干户，对“粮食不够吃”又摆出真人真事说明有些富裕中农是“淘米背人，吃饭关门，吃糊搭菜，满村扬名。”通过大字报的形式，辩明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从而提高了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而富裕中农经过批判教育后，大都低头认错，有的写“坦白书”贴在墙上，说“今后再不存私心，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 +　　第四，暴露牛鬼蛇神的面目，打击了他们的破坏活动。牛鬼蛇神总是待机要利用大字报来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如新陈乡民主社的地主分子、国民党少校副团长梁书仁煽动落后群众向工作组提出：“一改婚姻法，二改统购统销，三改合作化，四改选干部”自己也贴反动大字报说：“生产不自由，穿衣吃饭有限头，要想再抬头，老蒋快回头”。这种显明的反动行为，立即在群众中暴露了他们的凶恶面目，群众马上集中火力用数十张大字报来对他们进行“围剿”。也有一种死不出洞的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他们满以为“一人不开口，神仙难下手”，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之后，在辩论过程中，群众会把这些牛鬼蛇神“揪出来”，暴露他们原来的反动面目。如庙岗乡经大字报的揭发，查出自1951年起一直改名换姓逃亡在外的反革命分子陈正风，还有一个小学生在大字报上揭发他家暗藏枪枝。大岭社的大字报揭发了十年前我方游击队队长董金福被坏分子周自生带领国民党军队在仙人洞杀害的实情。正由于大字报有这样的威力，所以，牛鬼蛇神最怕大字报他们说：“一张大字报，吓坏了我三魂七魄”。 + +　　大字报除了上述作用外，还对整社后形成的冬季生产高潮，起了配合作用。大字报介绍了：劳动出勤率空前提高、超额并提前完成了省委规定的二次兴修任务以及农村新气象；表扬了先进人物和积极分子。如黄冲社有的大字报说：“四位老将不服老，天天带头又起早，若问老将名和姓，请看红榜把名表”。 + +　　因此，大字报很受基本群众的欢迎，他们对大字报的评语是：“最公开，最民主，最过劲”。有的说大字报是“照妖镜，妖魔鬼怪现原形”；是“分金炉，谁是谁非分得清”。每当大字报一上墙，远近群众都赶来看，他们清早看，傍晩看，吃饭时看，天黑打电筒看；识字的念，不识字的就听。 + +　　来源：1958年1月31日_第241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3.txt b/CCRD/1/3/3/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7c42e12236a303e9c45f7f7f739adbc2a64503 --- /dev/null +++ b/CCRD/1/3/3/000043.txt @@ -0,0 +1,37 @@ +# 各民主党派开始整风撤销右派分子在民主党派中的领导职务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３１日讯各民主党派最近分别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或盟员代表会议，讨论了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问题和处理右派分子的问题。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１月１９日到２５日举行了中央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扩大）。民革主席李济深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初步总结和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报告。李济深从民革成员的政治状态和组织状况说明民革开展一般整风的重要性。他指出，民革成员多数是从国民党分化出来的，多数人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况下，不反对共产党的领导，不反对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由于他们基本上还没有抛弃资本主义立场，有些人还有着反动统治思想的残余，对于社会主义还是有抵触的，还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的。他们对工人阶级领导还不心服或不完全心服，对劳动人民翻身坐天下还看不顺眼，对反动统治的政治、法律和生活方式还有许多留恋，有时流露今不如昔的感叹，甚至有些人对反动阶级的消灭感到切肤之痛，这些思想感情都是反动的，都是和右派相通的。这种立场是同他们今天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不相称的，如果不进行根本的改造，在大风大浪当中，就会迷失方向，站不住脚跟，甚至有坠入右派泥坑的危险。因此，每个成员都应该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一般整风，争取在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上，继续向前跨进一大步。 + +　　会议还决定撤销龙云的副主席职务，陈铭枢的中常委兼理论政策研究委员会主委职务，黄绍竑的中常委兼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谭惕吾的中常委、中委、中央妇委副主任等职务，李俊龙的中常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作了处理。 + +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在１月２６日召开第十七次会议（扩大），对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右派分子，分别作了处理，同时通过“关于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号召全盟立即在反右派胜利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整风。会议决定撤销章伯钧、罗隆基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职务；撤销叶笃义的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职务；沈志远的中央常务委员职务；马哲民、郭翘然、潘大逵、钱端升、韩兆鹗中央常务委员和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曾昭抡中央常务委员、中央高教研究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撤销费孝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文教部部长的职务；撤销黄药眠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职务；撤销潘光旦中央常务委员、中央联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李伯球、陈仁炳、彭文应、黄琪翔、钱伟长等中央委员职务。 + +　　会议还听了民盟副主席高崇民所作的“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反右派斗争的基本情况”的报告，通过了在全盟开展一般整风运动的通知。高崇民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使民盟适应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真正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就要通过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中心的整风运动，在全盟进行“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教育，对盟员个人和盟的组织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社会主义关，这是民盟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历史任务。 + +　　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两会中央（执行）常务委员会联席会议１月１８日到２６日举行了第二十九次会议（扩大）。 + +　　会议决定撤销章乃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执行委员的职务；撤销毕鸣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务委员和其他职务，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撤销钱孙卿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常务委员的职务。民建会和工商联两会中央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分别受到了处分。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都在２６日的会议上讲了话。陈叔通在讲话中指出：这次会议是工商界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巨大胜利的基础上召开的，这说明了工商界在党的领导下，经过运动的锻炼，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为进一步进行自我改造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陈叔通说，两会中央及各地方组织都应在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仍以改造政治立场为主要内容的一般整风。他希望大家继续为取得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工商界的全面整风运动的完全胜利而努力。 + +　　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是１月１３日到２５日举行的。会议认为，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右派斗争中暴露的大量事实表明，民进的各级领导机构和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思想上还存在不少的错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没有得到完全的、彻底的解决。因此还必须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各级组织内全面展开一般整风，使大多数成员的政治立场向左推进一大步，为民进的根本改造奠定基础。会议决定撤销林汉达的副主席职务和其他右派分子的职务。 + +　　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扩大），从１月１５日到２５日举行。会议决议撤销章伯钧的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职务；撤销黄琪翔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执行局秘书长职务；撤销李伯球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局副秘书长职务；撤销杨逸棠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第一副部长职务；撤销王一帆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撤销张云川、李士豪的中央执行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的其他一些右派分子也被撤销了职务。 + +　　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季方，在闭幕会议上作了“彻底清算章（伯钧）黄（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发言。农工民主党中央执行局委员郭则沉在会上作了“农工民主党的反右派斗争”的发言，对农工民主党七个月来的反右派斗争，作了初步的小结。 + +　　郭则沉说，农工民主党解放前在章伯钧的领导下长期地从事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投机活动，解放以后，也未经过根本的改造，它的成员主要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在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期间，有不少人受了章黄李右派集团的利用和影响。他说，我们所取得的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还只是根本改造农工党的一个开端。今后要进一步彻底改造农工民主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一步根本改造成员的政治立场。 + +　　中国致公党第六届中央常务委员会１月１６日到２３日举行了第七次扩大会议。一致认为由于致公党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派，反右派斗争虽然在全党范围内基本上胜利结束了，但各地方组织在反右派斗争结束后还应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转入以改变立场为主的一般整风运动。会议对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还作出了决议，并且对中央常务委员会历来有关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决议进行了检查，纠正了若干错误。 + +　　九三学社第四届中央委员会１月１８日到２４日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会议决定撤销顾执中社内的一切职务；撤销陆侃如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的职务；撤销董渭川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中央科学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职务；撤销袁翰青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科学文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撤销薛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撤销储安平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职务。会议对中央委员会中的其他右派分子，也分别作了处理。 + +　　会议指出，九三学社是一个资产阶级性的政党，大多数社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是事实证明，只要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九三学社是可以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的，社员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转变是可能的。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九三学社当前的主要任务是积极开展全社规模的一般整风运动。这一运动的目的，是清除右派路线在各级组织中的影响，明确树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并使全体社员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 +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１月１４日到２５日在北京举行盟员代表会议。会议一致决议撤销谢雪红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职务。会议决定各地方组织应该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转入以改变政治立场为主的一般整风，使台盟改造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和解放台湾服务的政治力量。 + +　　 ----原载1958年2月1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4.txt b/CCRD/1/3/3/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f835bde41dc24290c1b15eae661a5bcc9717d9 --- /dev/null +++ b/CCRD/1/3/3/000044.txt @@ -0,0 +1,41 @@ +# 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向全国青年发出战斗号召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在当前深入全民整风运动和日益高涨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中，共青团组织如何当好革命的促进派，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各方面的跃进，这是１月７日至２１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三届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所讨论的中心议题。 + +　　在这次会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朱德副主席讲了话，给到会同志极大的鼓舞。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耀邦代表团中央常委会做了“共青团１９５８年的任务”的报告，到会同志热烈地讨论了这个报告，共有一百三十九人在会上发了言。大家一致认为，共青团的各级组织应当而且能够在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起积极促进的作用。为了促进团的工作的大跃进，不少同志提出许多创造性的建议或倡议。特别是湖北省提出推广麻城团干部搞试验田的倡议，得到全会同志的热烈响应。 + +　　会议指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随着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出现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工农业生产新高潮，共青团１９５８年的工作任务就是要继续参加整风运动，深入社会主义教育；整顿提高团的队伍，密切团结青年群众；千方百计把全国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调动起来，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的一支英勇的突击力量。 + +## 团员和青年鼓起革命劲头勤俭建国 + +## 下定决心努力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 + +　　全会号召全国团员和青年，鼓起革命劲头，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社、勤俭办一切事业和勤俭持家的指示，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积极参加增产节约运动，为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作出更大的贡献。目前全国青年正以旺盛的革命斗志投入生产高潮，不论是在日常劳动或是突击任务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现在全国农村中有青年种植小组十万个，青年爱畜小组二十五万个，青年山区建设队五万五千个，青年试验田十五万块，青年生产队四万个。在去冬今春的生产高潮中，各地又组织了九十五万个青年突击队，在水利、积肥、改良土壤等艰巨工程中发挥了带头作用。在工矿企业和基本建设部门中有两万多个青年先进班组和青年突击队，一万二千个青年监督岗，一百多万个青年先进生产者。他们都是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力部队。会议认为，全国青年在劳动中的英勇气概，是非常可贵的，这种英勇气概永远都需要保持，但是，还必须把英勇气概同掌握技术结合起来。只有政治加技术，干劲加钻劲，才能真正做到多快好省，使生产跃进。因此会议特别强调了在继续深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同时，大力提高团员和青年的技术水平和操作能力，要求团员和青年不仅要有英勇的劳动气概，而且要努力掌握先进的技术。农村的团组织要按照因地因人制宜、边做边学的原则，在青年中提倡逐步学会几项技术，如创造高额产量、栽培经济作物、种植林木、保护和饲养牲畜、培植和改良品种、兴修小型水利、改良土壤、防治病虫害、操作新式农具、防止一般疾病等方面的知识和技术，为在十年内，或提前几年争取每亩平均年产量分别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而奋斗。工矿企业的团员和青年要开展以学习和推广先进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技术学习活动。到会同志一致表示，要下决心，长志气，以英勇顽强的精神，争取在十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 +　　全会总结了团的组织在开展生产活动中的经验，指出继续深入开展先进生产者、优秀徒工、优秀社员活动，并且要善于根据整个生产需要和青年特点，选择自己的工作重点和突击方向，组织广大青年的行动，为促进高潮作出贡献。全会要求农村团的组织认真地学习和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特别要在兴修水利、积肥、改良土壤、创造高额丰产、除四害讲卫生、植树造林、扫除文盲等方面做出优异的成绩；工矿企业团的组织，应当以主人翁的态度讨论１９５８年国家建设计划，并订出集体和个人的保证条件，特别要在突破定额、创造新纪录、反对浪费、节约原材料、推广先进技术、保证优等质量等方面做出优异的成绩。这些办法以及根据生产需要而组织的青年突击队、生产班组等形式，都是发挥青年劳动积极性、推动劳动竞赛的有效形式，各级团的组织要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加以运用。在开展生产活动时要注意使生产活动同政治思想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要把发挥青年在日常劳动中的模范作用同组织青年进行突击活动结合起来；要把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团的主动精神同有关部门密切配合以及成老年人的帮助和支持结合起来；要把发挥青年的劳动积极性同帮助青年学习技术、提高技术水平，更好地结合起来。 + +## 思想工作是提起一切工作的纲 + +## “兴无灭资”的教育方针要贯彻 + +　　会议指出，思想工作是共青团提起一切工作的纲。继续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使青年能够经常持久地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的重要保证。如果我们放松了思想工作，听凭资产阶级思想在青年中自由存在和发展，那就必然会阻碍青年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必然会损害我国建设事业的前进。因此一切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全会指出不能因为广大青年在整风、反右派斗争中社会主义的思想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就看不到整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性，看不到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不少地方还没有受到深入的批判，看不到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将贯串在整个过渡时期。会议认为，必须把加强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看作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应当继续贯彻执行“兴无灭资”的教育方针，应当努力学习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关于解决我国过渡时期整个政治生活和思想工作的根本性的指示。 + +　　在目前，共青团要抓紧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有利形势，继续深入展开社会主义大辩论，划清敌我界限，批判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提高广大青年的共产主义觉悟，把他们的积极性及时组织到生产高潮中去。在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中，共青团在积极参加统一的辩论中，应当着重把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在青年中辩论深透：（一）通过对于世界形势、两条道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国家计划、本乡远景规划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学习和辩论，来鼓舞青年的革命志气，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克服一部分青年害怕艰苦和消极保守情绪，订出本地本乡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活动规划；（二）通过对勤俭、节约问题的辩论，来反对浪费、反对依赖思想、反对大吃大喝，树立勤劳节俭的新风气；（三）通过对积极劳动和掌握技术的辩论，使青年懂得既要英勇劳动，又要认真学习文化、钻研技术的关系，懂得必须“又红又专”的关系；（四）通过能不能当一个优秀社员、先进生产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辩论，掀起比工作、求进步、学习先进、赶上先进的群众性的热潮。在民族地区，还要加强马列主义民族观的教育，辩论民族团结问题，批判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在知识青年和青年干部中，特别要强调下乡、上山参加劳动锻炼，在同广大工农群众一起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来改造自己提高自己。在高等和中等学校的学生中，要有步骤地开展勤工俭学的活动。 + +　　全会认为，在我国青年中，同样也存在着两类性质的矛盾：有一小批害群之马，包括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极端仇恨新社会的反社会主义分子，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等，是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对这类坏分子必须采取坚决揭露、批判和打击的方针。但是，青年中的绝大部分问题是属于意识形态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问题，属于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属于先进和落后的矛盾问题，这都是属于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只能用说服而不能用压服的方法去进行解决。要把青年中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工作做好，全会认为，必须记取几年来的经验，就是必须坚持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青年中的多样的思想表现和行为，并且善于采用适合青年特点的工作方法去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对待青年一定要善于把正面引导和适当批评相结合，把热情爱护和严格要求相结合，把鼓励青年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培养青年的组织性、纪律性相结合，把经常的、个别的教育和集中的教育相结合。一定要学会运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这个群众路线的好形式，要充分运用典型事例，采取新旧对比、先进和落后对比的方法。 + +## 整顿团的基层组织加强干部队伍 + +## 全团干部要努力做到“四要四不要” + +　　会议指出，共青团要当好社会主义建设的促进派，必须认真整顿团的基层组织和加强自己的干部队伍。目前全国共有团支部近一百万个（团员二千四百万人）。团的战斗力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基层工作的好坏。如何使这些基层组织成为青年群众的坚强核心，是全会所特别关心的事。会议分析了全国团的基层组织的情况，认为绝大多数是好的，特别是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考验和锻炼，比以前更加纯洁和巩固了。但是在团员中也发现有极少数的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些团员政治觉悟不高，有比较严重的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有些团的基层组织涣散无力，个别的还为坏分子所掌握。会议认为：青年团是一个先进青年的政治组织，必须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不断地进行整顿和提高。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重巩固团的组织，提高团员质量。在１９５８年，所有团的基层组织，都要无例外地整顿一遍。整顿基层组织的要求是：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解决问题，按照团员标准，拿出好坏典型进行辩论，提高团员觉悟；同时也要从组织上清洗那些反社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坏分子，整理三类支部，并务必把支部领导骨干调整好。 + +　　全会认为，团的干部的思想作风和行为的好坏，对青年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现在全团专职干部中绝大多数是积极热情，努力工作的。但是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为了加强团的干部队伍，除应当彻底揭露和挖清团内右派分子外，团的干部都必须积极参加整风运动，来改造自己的思想和作风。会议号召全团干部要努力做到“四要四不要”：不要个人主义，要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要骄傲自大，要提倡谦虚谨慎和自我批评；不要空洞浮夸，要做到切切实实，深入工作；不要消极懒惰，要发扬生气勃勃，勤学苦干的精神。在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团的干部必须努力参加生产，学习生产，学会领导生产的本领，学会走群众路线，才有可能把党交付的工作做好。目前已出现的干部深入生产，搞试验田，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典型经验的好风气，应当继续发扬。团的组织还要加强对干部的管理，要注意挑选工人、农民中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优秀分子和经过生产和斗争锻炼、同工农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担任团的各级领导工作。 + +　　会议通过了团中央常委会所提出的“共青团１９５８年的任务”的报告，通过了在今年秋季召开第二次全国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的决议。通过了撤销右派分子陈模的中央委员资格和董学隆的候补中央委员资格的决议。 + +　　出席这次会议的共四百六十人，其中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一百五十四人，团地、县委书记及其他列席人员共三百零六人。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1月31日,原题为：“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向全国青年发出战斗号召 政治加技术 干劲加钻劲 政治是统帅，必须不断地提高觉悟，“兴无灭资” 技术是武器，必须顽强地锻炼本领，征服自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5.txt b/CCRD/1/3/3/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1ca609d92498a02cd2ef0e47231cfab1fbd706 --- /dev/null +++ b/CCRD/1/3/3/000045.txt @@ -0,0 +1,51 @@ +# 英报报道归国留学生中曾有一反革命小集团谋刺周总理未遂 + +　　【路透社曼彻斯特1月30日电】“曼彻斯特卫报”今天刊载了一篇报道说去年曾有三名只持有小刀的中国学生企图暗杀中国总理周恩来。 + +　　据这篇报道说，这些学生是在美国大学受教育的某一集团的成员，他们曾经立誓回中国反对共产党政权。 + +　　现在在英国的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向该报记者介绍了具体情况。这篇报道称他为“李先生”。 + +　　李先生说，这个集团是在1950年朝鲜战争激战方酣的时候在一所美国大学中成立的。集团的成员大都来自中国或香港。 + +　　他们一回到中国就被请到座落北京中心的一家豪华的饭店内学习思想灌输的课程。他们吃得极好，零用钱很够用，并且被允许到中国各地去旅行参观新政权已取得的成就。 + +　　李先生说：“我们拉别人参加了这个集团，最后我们这个集团一共有六十个人。后来才知道这中间有三个人是暗探。” + +　　在离北京以前，留学生们获得共产党领导人——通常是周恩来本人——的接见。 + +　　去年7月28日，这个集团中的三个人去见这位总理，企图暗杀他。 + +　　这篇报道接着说：“他们只有一把小刀。他们知道不管他们能不能成功，他们永远不会回来了。 + +　　“他们那天晚上没有回来，我们知道他们已动手试过了，但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知道这个企图已经失败。 + +　　“据公布的消息说，周恩来身体不适，在8月底印度舞蹈家的某次演出之前我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看到他。通常他几乎每晚都参加宴会或其他公开集会。 + +　　“后来他在戏院里观剧的时候竭力不让人注意，在演完以前就离场。后来也不再接见学生了。他没有同中国代表团前去莫斯科参加四十周年庆祝典礼。” + +　　李先生说，这个集团现在已经垮了。三人在汉阳学生暴动后被枪决，另外八人试图组织华南以前的地主要回他们的土地，以后也被处决。二十四人在贵州省武装暴动以后遭“歼灭”。 + +　　李先生说他打算回中国。他是用越境进入缅甸的办法逃离中国的。 + +　　他说，“虽然我们自己的集团已完了，还有许多别的集团在进行斗争。” + +　　他认为中国“只有三十个危险的共产党人”，如果能够将他们除掉，反对这个政权的人就会交运。 + +## 中央社转述英报关于一反革命小集团谋刺周总理未遂的消息? + +　　【中央社伦敦1月30日专电】现居英国的一个中国学生曾亲向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综述中国大陆上一个留美学生团体谋刺周匪恩来及其他反共活动的英勇动人故事。 + +　　现仅知其假姓为“李”的这个青年学生原为该团体的一份子，他后来取道缅甸逃抵英国。据他说，这个反共团体系于韩战期中在一个美国著名大学中组织的。在一次例行会议中有二十四人宣誓要为反共救国牺牲，决心遄返中国大陆。其后，他们分别在不同时间返回大陆，但互相间的行踪都保持着联系。该团体的会员有一时期曾增加至六十余人。 + +　　关于谋刺周匪恩来事，他说，“去年7月28日我们中有三人决定去见周恩来以谋刺他。他们只携带了小刀。他们都明白此次不成功便成仁，无论成败一去将永不复返。那晩他们没有回来。我们虽知道他们已举事，但在此后一个月中我们不知道谋刺已告失败。 + +　　他说“据当时传出的消息说，周恩来在害病，直至8月底印度歌舞团表演之前我一直未在公共场合中看到过他。通常他总是夜夜在各种集会及其他公共场合中露面的，那晩在剧院中他显得无精打采，在表演未完即行离去。他不再接见我们团体中的学生。他未偕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俄共四十周年庆典”。 + +　　关于该团体中的其他人，他说，有三人在汉阳学生事件后遭枪决，奉派前往华南工作的八人因组织以前的地主要求索回他们的土地亦遭处决。据官方报告说，另二十三个在贵州从事武装叛乱遭歼灭。 + +　　他要在可能时尽速返回中国大陆。他说，我仍旧相信中国大陆上只有三十个危险的共党分子。共党本身与中国人口比起来实在是微小的，很多党员不过是投机分子而已。在统治上共党是要依赖知识阶级，共党知道知识阶级中的95％都是反共的，共党的大多数共党党员的教育都曾深受西方自由观念的影响，共党离不了这些人。再过十五年共党便会培植起他们自己的知识阶层，到那时便太晚了。 + +　　他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要建立一种不把人当作机械的政治制度，他相信如果能把那三十名共党危险分子消灭，知识分子便会有建立此种制度的机会。虽然他所属的团体已完了，但还有很多其他团体在与共匪从事搏战。 + +　　来源：1958年2月3日_第2415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6.txt b/CCRD/1/3/3/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a6e1cb906361999a84636765e464087ca3c24a --- /dev/null +++ b/CCRD/1/3/3/000046.txt @@ -0,0 +1,35 @@ +#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场思想大辩论 + +　　<卢士超> + +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最近开展了“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全系学生在辩论中受到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 + +## 同学中存在着思想问题 + +　　哲学系同学大部分是高中毕业的青年学生，一年多来，许多同学表现了积极热情、要求上进等优点。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缺少明确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而思想问题是很多的。有的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自由主义。特别是去年匈牙利事件以来，不少人暴露了政治立场的动摇。而在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经过伟大的反右派斗争，政治立场的动摇以及某些资产阶级政治观点受到了有力的批判，使大家在政治上提高了一步。但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不少人头脑中还很牢固。有的人在各种“伟大理想”的支配下安排着自己的学习，自命为天才的诗人和作家的，专读文艺书籍，想做科学家的只钻自然科学基础课程；有的甚至忙着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他们不理解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也不了解社会主义祖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工作者。他们不肯踏实地学习专业知识，也不认真地在思想上政治上提高自己。相反地，他们却往往“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的个人主义论证：说什么青年人应当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只有学好自然科学才合乎“时代的要求”，否则就是“吹牛家”“万金油”，说什么“专就是红”，只要有知识将来就可以为人民服务，不必要经过劳动锻炼和思想改造。 + +　　这些事实表明，为了使同学们按照社会主义祖国的要求来安排自己的学习，培养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干部，就必须在同学中开展一次“两条路线”的大辩论。 + +## 提出问题展开辩论 + +　　在学校整改阶段的大鸣大放中，同学们除了对领导工作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批评和建议外，也反映了许多不正确的思想。党总支本着一边整改一边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精神，准备引导同学通过辩论解决一些根本性质的思想问题。首先把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交给同学讨论，并反复向同学说明讨论的目的是为了澄清认识，统一思想，动员大家打破顾虑，各抒己见。最初同学们提出的都是些具体问题，如要求增加自然科学的课时，增加文学选修课，要求开设罗素哲学，减少义务劳动时间等等。个别人对红和专的关系问题也发表了些意见，如说“哲学家不等于政治家”等。为了启发大家进一步暴露思想和开展争论，党总支从大家提出的问题中概括出以下几个问题：一，社会主义祖国需要什么样的哲学工作者？二，学习哲学对部门科学知识的要求如何？在学习期间应以哪些部门知识为主？我们的专业知识是什么？应该专到什么程度？三，哲学家是否一定是政治家？学习哲学与思想改造的关系如何？劳动教育在学校教育中应占什么地位？四，我们为什么要学唯心主义知识？应如何学法？ + +　　围绕着这几个中心问题，大家发表了许多不同的见解，很快就使辩论走向高潮，特别是在“红与专”的问题上展开了热烈的争辩。 + +## 两种世界观两条道路 + +　　围绕上面几个中心问题的讨论展开以后，形成了两种意见的尖锐对立。关于哲学和政治的关系，有的同学认为“哲学家不等于政治家”。现在应当抓紧时间多看书多掌握些知识，多学习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将来可以自修，参加政治斗争是将来到社会上工作时候的事。有的同学说，“我就愿做个‘梁上君子’只要学好本事，政治上只要做个中间分子就可了。”有的同学说，“政治就是干巴巴的，想到将来要当政治教师，就觉得这种命运太可悲了，这一辈子完了。”有的说，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本身就是“红”的，不必再进行思想改造。关于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许多同学认为只有学好一两门具体科学，研究解决其中的哲学问题才称得起是哲学家。至于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人，那是“吹牛家”、“万金油”、“水上漂”。有的提出哲学系的物理数学课程也要像大学物理系数学系一样的教学，说哲学系五年内自然科学知识起码要达到恩格斯的水平。关于唯心主义，有人大加赞赏它的“深奥”，它的“合理部分”，有个同学提出要求开罗素哲学，有人甚至论证上帝是存在的。关于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问题，有些同学也表示反对，说劳动改造不了什么人，浪费时间，还不如多看几本书对我有益。 + +　　和这些看法针锋相对的意见一直是占着上风的，许多同学起来驳斥那些错误的看法。他们用同学中的实际情况和反右派斗争的生动事例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高度党性的科学，要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就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活动家。他们指出，强调学习具体科学而认为学哲学、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吹牛家”的实质是轻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严重的脱离政治倾向，他们是在偷换社会主义大学哲学系的培养目标。而在哲学本身，又是企图以唯心主义来否定马克思主义。对于参加体力劳动和思想改造问题，大家从中国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和自我改造的途径以及自己在劳动中的体会，对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作了有力的批判，说明知识分子必须经过革命斗争和劳动的锻炼，才能改造自己。 + +　　当各种意见已经基本上发表出来以后，领导上明确指出，在我们的学习目的和学习态度的分歧上，反映着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领导上指出实质以后，许多原来坚持正确看法的同学更加坚定了；原来模糊不清、犹豫于两种意见之间的同学，逐渐明确了方向；原来坚持错误看法的同学，愈来愈感到理屈，有的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有的开始怀疑自己的看法。大多数同学已经初步地认识到这次所讨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在学习中所采取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利益出发，一味追求个人的名利、地位；一条是从社会主义利益出发，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前者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作祟，后者是工人阶级世界观的表现。那些“先专后红”的主张，实质上是“只专不红”的遮羞布。 + +## 必须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 + +　　经过逐步深入的辩论，全系同学在思想上得到了很大的收获。这些收获，为今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　　首先，绝大多数同学认识到了在学习上也有两条道路的斗争，同学们所以采取了两条不同的学习道路，是由于抱着两种不同的世界观。有的同学说原来以为我自己爱好什么就学什么，这是自己的事；现在才大吃一惊，觉悟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可怕。经过讨论，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已经成为大家努力的方向。个人主义的气势已经不复存在。以前谈到那些狂妄的个人打算时，洋洋得意，现在回忆起来，则认为是可耻的了。其次，对哲学专业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许多人认识到哲学是一门具有高度党性的科学，它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是改造世界唯一正确的方法，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宣传员是光荣的。许多专业思想不巩固的同学，进一步稳定了学习这门专业的决心。有的同学说“过去对哲学没有兴趣，总想转系，现在让我走我也不走了。”第三，很多同学通过辩论，体会到参加政治斗争、体力劳动和改造思想的必要性。一个同学说：在反右派斗争后，自己总结了一条错误的教训：“不关心政治为妙”，这次就抱着这个态度来参加辩论的，心想有关政治的问题我不提意见，只谈学自然科学的问题。可是现在一看：这还是反映了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又没有从政治斗争中逃避掉。一个一向不大与同学接近，常年钻在图书馆里看书，一心想创立新学说的同学，通过这次辩论，发觉自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太远了，决心今后要好好参加实际锻炼，并提出要求下乡参加劳动锻炼。 + +　　经过辩论，同学们明确了方向，鼓起了学习的劲头，对政治活动、社会主义教育、义务劳动普遍地重视起来。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比以前更加团结，全系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7.txt b/CCRD/1/3/3/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478e0dcd0f06b78b0a15d60105bcab49720a84 --- /dev/null +++ b/CCRD/1/3/3/000047.txt @@ -0,0 +1,29 @@ +# 流传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极为反动的“圣书”和“三大圣的圣旨” + +　　新华社呼和浩特1月30日讯 中国佛教协会内蒙古自治区分会，从去年12月9日到本月23日召开座谈会，在全区一百多个寺庙的喇嘛代表上层人物中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参加座谈会的有各寺庙的活佛、忽必力干（宗教职位名称）、大喇嘛等一百一十七人。在这一百一十七人中，除有十一人因材料不足暂还不能确定他们的政治态度外，其余一百零六人中：左派二十一人，中间派七十七人，右派八人。座谈会除了揭露这些右派分子的一般反党言论外，还揭发了流传在自治区境内的极为反动的“圣书”和“三大圣的圣旨”。这些反动“神圣”的来源尚未调查清，但主要是通过喇嘛流传到自治区农村牧区。这些“圣书”的全文如下： + +## 达赖喇嘛圣书 + +　　我登上大雪山（佛经称喜马拉亚山为大雪山）了望世界。众生遭灾的末劫时间已临。因世人相互残杀，无恶不作，世人福慧已衷发生疾病灾难。为此，千手千眼观音对菩帝说：因人们不愿布施，生死疾病和有饭无人吃，有衣无人穿的时间已到来。这时僧众不守戒律、酗酒、吸烟、任意嫖赌、不问佛事。 + +　　为此达赖喇嘛信奉的菩萨于孟春2月13日降世。随从一切行善的人渡过灾难。勿说谎话！勿嫌贪穷！得病别用汉人的药物。不要以为无神而诬骂苍天，室中勿祭各种木乃衣，要说吉利的话。不要生忌妒心，不要贪他人财，不要杀一切生灵，要虔诚信神，为此要多念：金钢经、六字真言、吉祥经等，可以渡难。达赖喇嘛为众生车自念七天经。干旱的地区人畜都有饿死的灾难。为了渡过，敬僧诵经，多行喜事。贴出这圣书者免灾。已未岁者带在身上降吉祥。多抄几份散发众人，可以免难。如不信难免灾难，为此寄给鄂尔多斯七旗扎萨克。希散发给全体蒙民。 + +　　西方极乐天上的崇哈巴看到，东分降生七万魔鬼、三个凶宿，发出庶天的五色尘。为了普渡众生。如来佛派菩萨，崇哈巴七七四十九神和各个呼图克图降魔，那时人骨堆成山。为相信这神书可以免灾，蒙古民众要祈祷亦可免灾。明年蔓延疾病，东方有水灾。要时常诵读的词是××××××（原文不清）……。 + +　　今年7月初7日以后东方有灾难，有路无人走，有房无人住，为此蒙古民众要注意祈祷。别在编信国家人们面前流泪。不要和三心二意的人说话，违者不易免灾。要保持原来思想，要大兴佛事。丑年要发大灾，各山门中的神仙发神水普渡众生。给蒙古人发去神书四十份。发给内四十九旗。尤其丙子干旱这分天数、不要计较贫富。蒙古民众要多念咒，遵敬父母不要骗盗，要注重身体，平时多练军事，不要和汉人结婚。等待天时。8月是很难渡过，汉人当中有粮没有人吃，蒙古人虽没有粮也可吃的东西很多。为此蒙古人要敬神。不要把前几年的神书当做谎骗。因时运末到延迟而已。今年8月“虎、齐、鸣、汉南延”（音译）降在唐（音译）岭，看到这书的人马上散发一分即消灾。吉布僧丹巴呼图克图派天兵。带白帽的汉人都消灭，城市堆满武器。天下汉人都不安，过今年以后有饭没有人吃，渡过巳年后信孝老年人，来年哭声满天。须现在开始敬神，尊敬喇嘛和父母。初1、8、15、21日诵读本神书，注意清洁。多散发我的圣旨，由东南请白龙。五种烟都成毒。虎狼腾空，被捕的很多。要向如来佛祈祷。如果把这圣旨故意给汉人散发的，那就要吐血死亡。根据圣旨蒙古人有流血疾病，不要流汉劳动谋生。最主要是准备骏马、武器和我的圣旨，等待机会。要记信我们向汉人报仇，蒙古人复兴的时候到了。蒙古人要向北方叩头，我在黄河岸上接你们，蒙古人家家户户要留一分圣旨，多念六字其言。尤其向汉人泛这圣旨的如何如何的人很难免流血灾难……（意思模糊）。圣旨告诉，不要穿汉人鞋，不要带白帽，不要吸汉人的烟，4月初3开始，别和汉人谈话……。申年7月不要和汉人在一起，蒙古人把头发分两头扎，男人穿白色或黑色袜子，女人穿黑裤子，要分清蒙汉，如有疾病熬香（烧烧香）汤喝。达赖喇嘛，地藏菩萨的化身，关帝的化身，莫日根喇嘛的化身，未勤佛的化身和观音菩萨等都要动身，申年4月在乌钦（译音）庙会合，6月不要吃鸡蛋，不要吸汉人的烟，门前堆灰堆，作为蒙古人的记号，不要给汉人说。 + +## 三大圣的圣旨 + +　　如日普照的崇喀吧，普救众生的达赖喇嘛，慈悲众生的班禅额尔德尼，三大圣，为众生利益下圣旨如下：今年为了五谷丰收，每值初一、十五观音下世，巡视仓库。为分清众生福慧和灾难，下这圣旨。如果不散发本圣旨，就要吐血死亡，为此轻视本圣书者即降灾；重视尊重者请事如意，消除灾难，五谷丰收。今年有各种病灾，但得病后不得请巫师、大夫治病，只信封（奉）本圣旨，灾难自消。如信众们将这圣旨抄书后携带身上或烧香叩头，有很大好处。这圣旨是神秘的，保人畜安宁，积福存慧。 + +　　如敬封（奉）崇喀吧，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三大圣的圣旨者，消除广难，延长寿命，财畜兴旺，能见大德喇嘛。 + +　　三大圣由布达拉山预看世界，众生灾难很大，散布三百六十种病。今年人畜有病灾，蔓延未劫时代的疯颠等各种疾病。因此互相残杀，灾难更大。为了渡过要念×××等经。信教者（指喇嘛）与施主要和好，增强福慧，消除各种灾难。伊木图呼图克图，为了众生利益，将圣旨由青海传给鄂尔多六个旗。希各位施主多散发。 + +　　慈悲的千眼千手观音，黎山神母普渡众生。从皇帝至黎民的灾难很大。不思生死，病志的时代，死灵不超渡的时代，富有而说贪穷的时代，不思后世的时代，有病也不布施的时代，不愿化布念经的时代，不说实话，只是讹诈的时代，喇嘛吸烟喝酒的时代。在这种末劫时代，众僧要严守戒律，作官者要正确判明官司。不要怨命穷，不要心情暴躁，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不要轻视神。不要把药王的药当草看待。用无代价的药便成为毒，不要骂僧人，尊敬三宝，富有者不要骄傲，贫穷者不要丧气，不要把神佛当木头石头看待。不下雨也别骂苍天，不要说不吉利的话。三百六十种病，八十千个灾病，人人不识。不要杀兽类鱼类，杀生是作孽如守誓戒，我好似身影不离的保佑。要多念×××经及消除汉人灾的经。不要骂父母，罪恶会更大。舰不传这圣书，即落到地狱。如果相信尊敬即福慧无量，如抄书携带，其效更大。 + +　　视众生安乐。 + +　　 丁酉年6月25日书发（密吉德道尔吉） + +　　来源：1958年2月4日_第2416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8.txt b/CCRD/1/3/3/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c2f892d9793adb7dfdd5fa7c6ef1a5b34de262 --- /dev/null +++ b/CCRD/1/3/3/000048.txt @@ -0,0 +1,105 @@ +# 人民代表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谈论精神世界的改造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６日讯在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中，还必须一鼓作气同时来一个思想大跃进。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这几天来的小组讨论和同记者的接触中强调指出的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代表们今天上午继续分组举行会议。他们指出，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带来了生产建设的大跃进，使人们的思想和精神面貌大改观；但是，政治是统帅，是灵魂，为了适应建设大跃进的新形势，必须进一步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思想的改造，使人们来一个思想大跃进。 + +## 叙永县把右派分子带上大山 + +## 让他们看看社会主义的浪潮 + +　　在整风运动中，右派分子曾猖狂地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事业，现在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发展，有力地回击了右派分子的谰言。四川省叙永县副县长罗文才用生动的事例，说明了党和群众相结合以后所产生的伟大作用。他谈到这个县在去年整风时，右派分子从各方面对党的领导进行了污蔑，他们要求取消党的县委会，说县委领导农民生产是骗人的事情，他们到处散布悲观失望的情绪。但是广大劳动人民信任党的英明领导，在大争大辩以后，全县人民决定大力增产粮食，向荒山进军。这个县的中共县委会坚决转变了作风，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拟出了征服荒山的计划。县委书记和县长以及区委书记们，先后两次亲自率领上万农民、县城居民和机关干部，向着虎狼豺豹横行、云雾弥漫的荒山进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不怕冷，不怕饿，要叫大荒山向我们认错”。经过两个月的奋斗，全面改造了两座四周有六七十里长、八百多公尺高的大山，开垦出了大批荒地，其中一个大山，今年就可以增产十六万斤粮食。这个生动的事实，给了右派分子以最有力的回击。这个县在最后曾特地把右派分子们带到了大山上，叫他们看看人民群众的力量，看看社会主义的浪潮，看看党的领导的伟大作用。罗文才说，今年，县委会还计划再征服五座大山，全县增产粮食两千万斤。 + +## 打掉官气，深入田间，背着电话机 + +## 扛着锄头，进行生动的领导 + +　　代表们肯定地认为，在整风和反右派之后，显著的变化是各级领导干部思想作风的转变。现在，各地都在打掉官气，反对三个坏主义，摆着官僚架子，在群众面前指手划脚的人少起来了，那些过去曾经被农民嘲笑是“大少爷”的领导干部，今天也开始改变了。湖北省代表、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强调地指出，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他说，在湖北省的专区、县、区各级干部中，搞试验田钻下去具体领导生产的作风，已开始在全省形成风气，农民表示热烈欢迎。有的县和区的所有干部，在冬季大生产高潮中，每天早饭以前都要去帮助农民向地里送一担到两担粪，这种随时随地帮助农民生产的做法，在不少地区形成了经常的制度。张体学说，在整风以前，干部中联系群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曾经一度减弱，讲吃讲穿的风气有些抬头，农村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有些放松。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所取得的成果，充分地证明了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统帅。今后必须警惕骄傲自满和保守思想的抬头，继续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开展一年一度的整风运动，使全体干部和人民永远保持蓬勃的朝气。 + +　　为了适应生产大跃进的新形势，彻底转变作风，有的地方组织干部到先进地区去参观学习。黑龙江省代表、中共牡丹江地委书记任国栋，不久前曾带领一些干部亲自到湖北省红安县、河南省济源县去观摩学习。根据学习的体会，他认为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打掉官气，转变领导方法，是保证农业生产跃进再跃进的决定性环节。他说，他到济源县，看到这个县的女副县长同农民一起在石头山上开渠道，夜里就同农民一起住在山上。在红安县，他们找了三天才把县委书记找到，原来县委书记背着电话机、扛着锄头，去各乡了解情况和参加劳动去了。任国栋说，红安、济源两县都是山区，自然条件很坏，但是由于领导干部亲自种试验田，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入领导农民向大自然进军，终于改变了当地的落后面貌。他说，经过这次学习，同去的许多县委书记劲头很大，准备彻底转变不深不钻、脱离群众的领导作风，并且有信心带领群众提前实现每亩产量达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的要求。 + +## 知识分子不能掉队 + +## 教育人的人首先要教育好自己 + +　　许多知识分子出身的代表，强调地谈到今后加强思想改造做到又红又专的重要意义。他们说，工农劳动人民掀起了生产建设的大跃进，知识分子不能掉队，也必须来一个思想大跃进。年已花甲的老教育家、黑龙江省代表车向忱批评了有些知识分子认为思想改造已经差不多了的错误看法。他说，知识分子进一步加强思想改造，仍然是当前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做教师的不改变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实在误人子弟，害人不浅。他强调教育人的人首先必须教育好自己，党要继续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有计划地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劳动实践，而这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一个重要方向。湖北省代表、作家曹禺最近刚到农村中同农民们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了一个时间，他在谈到自己这一段生活的体会时说，他在农村里每天都充满了快乐，在那里，他发现农民们决不是坐着等待社会主义幸福生活的来临，而是以全家大小、夜以继日的艰苦劳动来争取它。他认为文艺工作者下放农村厂矿是“如鱼得水”，而漂浮在上面等于“枯水之鱼”。曹禺还谈到，在大批干部没有下放农村之前，有些农民曾经这样说，那些有知识的城里人，对国家对农村都大有用处，他们从来没有干过重活，刚来时要先给些轻活干，让他们慢慢锻炼，不要累垮他们的身体。曹禺感慨地说，这些话表达了农民对知识分子的关怀，面对着这样可爱、可亲、可敬的劳动人民，我们知识分子没有任何理由不下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地向他们学习，为他们服务。 + +　　作家巴金说，文艺工作如果离开了党的领导，作家不认真进行思想改造，不仅写不出什么好的作品，而且要犯大错误，更不能深刻地反映出大跃进的新形势。在这次会议上，工农群众在发言中已经拿出了很多惊人的成绩，我们听了一面兴奋得很，一面又着急得很，比起工农群众的创造，我们是太落后了。他强调说，文艺工作确实是一个“危险的职业”，作家都是个体劳动，对作家来说，应该特别强调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地改造自己的思想。 + +　　一些科学工作者也以一种焦急的心情探讨怎样进一步改造思想提高觉悟“赶上去”，更好地为建设大跃进服务。江苏省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说，科学工作者现在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更好地为建设大跃进服务，以旺盛的战斗意志同劳动人民一起向大自然进军。他说，科学研究工作只有走在生产前面才能起指导作用。为了很好地完成繁重的科学技术研究工作，我们必须在今后一方面努力向苏联学习，同时和群众结合，和生产结合，加强自己的思想改造。河南省代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者陈凤桐要求迅速扭转农业科学研究人员思想落后于形势的状况，他说，现在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落在大生产的后面，因此，我们也应该跃进。农业科学研究工作人员应该很好地参加生产和劳动锻炼，很好地总结群众创造的极为丰富的生产经验，如果能够迅速扭转我们思想落后的状况，就能够使研究工作赶上农业大跃进的新形势。 + +## 不要在名誉地位上竞赛 + +## 要掀起一个对国家贡献的大竞赛 + +　　一些工商界的代表，也纷纷谈论着要在思想上“赶上去”，要在工商界掀起一个对国家贡献的大竞赛。上海市代表、上海公私合营安达纺织厂总经理刘靖基说，我们上海市参加这次大会的几个工商界的代表，最近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就是“工商界也应该赶上去”，我们的“赶上去”就是要努力加速自我改造，端正自己的立场，把一切知识技能贡献给国家，我们工商界也应该掀起一个看谁改造得好、看谁贡献得多的竞赛。他说，我这次在上海参加整风运动，深深感觉到自己的立场问题并没有解决。今后要认真地参加整风学习，同时还要参加工厂和农业的劳动实践，并且以企业为基地，贡献自己的技术知识。他说：如果过去工商界有些人在名誉地位上“竞赛”的话，今后就要在“贡献”力量方面竞赛，看谁对国家贡献的多。 + +　　山东省代表、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常委孙晓村在小组会上说，民主党派成员、工商界人士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加速进行自我改造，否则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全面大跃进中就有了一个缺口。他认为，资产阶级中多数人还处于中间状态，不少人对右派分子的反动性还认识不够，有的还认为右派分子是“祸从口出”，今后“只要不开口、神仙难下手”；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也有不少人存在着“抱残守缺”的思想，他们表示虽然不去当右派，但也不想当左派，而是想保留一点“自由园地”。他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极大障碍。 + +## 少数民族代表决心改造自己 + +## 推动本地区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 +　　一些少数民族代表在讨论中，提出要当促进派，要首先改造自己，来推动本地区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州长黄正清说，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首先要改造自己，拥护社会主义不能只是口头上拥护，要拿出实际行动来。他表示回去要把自己的几百匹马、几百只羊和二百多头奶牛拿出来实行公私合营，促进甘南藏族自治州的社会主义事业。 + +　　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代表还严格地批判了地方民族主义，他们说，这些人打着“民族利益”、“民族化”的旗帜，进行反对共产党、反社会主义和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新疆代表马木提·尼亚孜说，地方民族主义者想把我们民族引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是我们民族的敌人。现在自治区正在进行反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向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我们要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族人民一道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副州长普照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副州长雷春国在发言中认为，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繁荣，只有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取得各民族间的互相帮助才成。普照说，那种不走合作化道路和不要汉族干部帮助的说法，已受到各族人民的反对。从去年１２月开始批判地方民族主义以来，各族干部的觉悟提高了，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教育中，积极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说他们州里边远的四个县，今春就可以建立四百多个合作社。 + +　　经过几天来的小组讨论，代表们表示相信：各族各界人民思想的大跃进，肯定地将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大跃进，我们的思想必须随着祖国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迅速地跟着跃进。 + +　　据新华社６日讯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今天下午继续进行大会讨论。许多代表在发言时意志昂扬，决心引导“六亿人民的东方巨龙乘风破浪，前进再前进”。今天的大会在下午三时开始，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代表共有二十一人。 + +　　“奋发向前，把我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鼓足干劲，掀起生产建设的大跃进”，已经成了所有发言者的共同语言。年已八旬的黄炎培代表登台挑战，要同全体代表比干劲；水利部长傅作义说：我们的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返老还童，六亿人民已经看清了自己的灿烂远大的前程。 + +## 把技术经验和“心”一齐贡献出来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第一个发言。他说，自从他看到和听到了目前国家在各方面的大跃进的情况后，就好像年轻了许多，心头上感到了春天的温暖，全身也出现了一股干劲。 + +　　黄炎培特别谈到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他认为在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特别需要自觉地坚决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首先解决为谁服务的政治立场问题，克服资产阶级思想，向工农群众学习，把自己变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一般工商业者虽然已把生产资料交给了国家，但大多数人的“心”并没有交给国家。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会随时暴露出来，工商界人士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立场以后，把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连同自己的“心”一齐贡献出来，才可以真正成为“国家的财富”。 + +　　今天就工农业生产建设问题发言的代表有：傅作义、陈绍宽、蔡以田、聂国青、李能、廖苏华、丘金等。 + +## 四个月的成绩等于四千年的一半 + +　　水利部长傅作义代表在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当前全国农田水利建设进行的情况。他说，八年来，全国水利建设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像今年水利运动这样的规模和速度，却是空前的。解放前，我们的祖先在四千年里一共开辟了两亿三千万亩的灌溉面积，可是在去冬到今年１月底的四个月里，我们就开辟了一亿一千七百多万亩，等于过去四千年开辟的总灌溉面积的一半。若非身临其境，真是不敢想像。 + +　　傅作义指出，觉醒了的人民所以能够干出前无古人谁也不敢想像的奇迹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英明坚强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六亿人民看见了自己更远大更灿烂的未来，这是我们战胜困难创造奇迹的力量的源泉。 + +　　福建省副省长陈绍宽代表在发言中说，福建全省人民正在信心百倍地积极发掘省内资源，大力支援农业，争取农业大丰收。他认为福建省在二、三年内使绝大多数合作社赶上或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生产水平，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 +　　来自湖北的农业劳动模范蔡以田代表，在书面发言中生动地介绍了他所在的谷城县傅湾乡改旱田为水田的情况。他说他们那里是个半山半平原地区，水量不足，每到拔麦插秧时，水渠发生枯竭现象。这个乡有一条水量充沛的南河，群众很早就想修一条大渠，利用它的水来灌溉农田，可是这一愿望从未实现，长期以来他们只能望着那滔滔的河水向东流去，叹息着说：“南河水救不了田！”可是，在这次水利建设大跃进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山腰开渠、把悬崖打通，一条二十里长的大渠终于修好，农民的宿愿终于实现了。蔡以田说，现在他们的合作社大家信心很高，已经订出了农业发展的十年远景规划，争取今年粮食要增加一番以上，棉花增加三番。 + +　　湖北省副省长聂国青代表说，湖北的棉花过去一直是产量低、品质差，曾有人怀疑：湖北是否适宜种棉花。可是从合作化以来，湖北的棉花生产却出现了跃进的形势，１９５７年全省棉花总产量达到了四百三十万担，比１９５６年增产１０．６２％，比１９５２年增产６２％。产量最高的麻城、广济两个县，全县平均亩产皮棉达到一百斤。聂国青说，今年湖北省的棉花总产量计划达到五百万担，只要加强领导，鼓足干劲，充分发动群众，完成这一任务是完全有把握的。 + +　　来自云南的农业劳动模范李能代表说，他们合作社现在正在同全县、全省兄弟社展开社会主义生产大竞赛，他们的主要增产指标是：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今年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八百斤的要求，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五成六，农副业总产值要增长一倍以上。 + +　　中共重庆市委监察委员会书记廖苏华代表介绍了重庆市工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 + +　　中国海员工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丘金在书面发言中表示，全体水运职工将拿出顽强不屈的工人阶级干劲，千方百计地使水运事业充分适应国民经济发展新跃进的需要。 + +## 文字改革将为文化高潮创造条件 + +　　叶圣陶、胡愈之、罗常培、韦悫的联合发言，向大会报告了最近政协全国委员会派出六个工作组到全国十多个城市举行有关文字改革的报告会和座谈会的情况。这四位代表都是上述工作组的负责人，今天由叶圣陶代表他们在会上发言。他们谈到了各城市的各界人士都拥护文字改革的方针和当前的任务，赞同“汉语拼音方案草案”，认为文字改革任务的实现将为社会主义文化高潮的到来创造条件。他们建议这次大会批准“汉语拼音方案草案”，并且说，汉语拼音方案的推行将使新的一代和劳动人民更快地掌握祖国的文字，将加速普通话的推广，促进民族共同语的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使用文字和符号的种种便利条件。他们希望大家都来做文字改革的促进派，全力推行汉语拼音方案，为完成当前文字改革任务而奋斗。 + +　　复旦大学教授周谷城代表在发言中要求高教界大力帮助拼音方案的推行，以促进语言的统一，并且在广大劳动人民中加快扫盲工作，使他们能够更好更快地吸收科学技术知识和享受文化生活。 + +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顾问高士其代表在书面发言中，谈到了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会员已发展到三十二万人，形成了一支强大的科学技术宣传大军。他号召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要协助有关部门总结、提高和推广农民的丰产经验，向广大农民宣传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和卫生知识，帮助农民更好地向技术进军，向自然灾害和疾病展开顽强的斗争，更好地为促进农业生产的大跃进服务。 + +## 青海出现农牧业结合的新气象 + +　　青海省副省长喜饶嘉错、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松布、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州长夏茸尕布等三位代表的发言中，都指出素称地广人稀的青海省，几年来工、农、牧业生产已有很大发展，各族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已有显著的提高和改善。 + +　　喜饶嘉错代表（藏族）说，青海省在１９５８年，粮食将在１９５７年十二亿八千万斤的基础上，增产二亿八千万斤，为原有产量的２１．８７％；全省各种牲畜头数，计划将达到一千八百五十五万二千头（匹），比１９５７年预计增长８％。工业产量和基本建设投资都比去年有增长。 + +　　夏茸尕布代表（藏族）在书面发言中介绍了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试办牧业合作社和公私合营牧场中所显示的牧业合作化的优越性，这就是：显著地增加了生产、增加了社员收入。这个州苏吉滩的五个牧业社，１９５７年的纯收入比１９５６年增加了５０％。加上几年来的定居，农牧业结合的新气象已经形成，苏吉滩牧业社二分社１９５７年收获的粮食，可供全社社员半年之用，种植的饲草基本上可以满足需要。他说，这些事实，向牧业区人民指出了正确方向，我们要拿出革命干劲，来促进牧业生产高潮。 + +　　松布代表（土族）在书面发言中，报告了他视察柴达木盆地所了解的丰富资源和建设情况。 + +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代表在书面发言中着重谈到了当前我国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 + +　　今天在大会上发言和书面发言的还有陈嘉庚代表和成都市长李宗林、江苏省副省长刘国钧。陈嘉庚代表在发言中谈到了反对地方主义的问题；李宗林代表介绍了成都市下放干部的情况；刘国钧代表就工商业者的思想改造问题发表了意见。 + +　　今天大会的执行主席是：沈钧儒、赖若愚、粟裕、徐特立、熊克武、胡和勒泰、盛丕华、林巧稚、陈垣、饶兴礼。 + +　　今天的大会在下午七时十五分结束。明天大会将继续举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7日, 原题为：“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统帅 建设大跃进必须思想大跃进 人民代表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谈论精神世界的改造”。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49.txt b/CCRD/1/3/3/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c32c87dea588caf383123db29c5f9b2a63e4c7 --- /dev/null +++ b/CCRD/1/3/3/000049.txt @@ -0,0 +1,21 @@ +# 在国家机关中反掉一切浪费现象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当“反对浪费勤俭建国”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口号的时候，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应该把反对浪费作为深入整改阶段的主要内容之一，烧起一把烈火，烧掉机关中的一切铺张浪费现象，打掉官风和暮气。 + +　　最近，中央国家机关整改进度较快的一些单位展开了反浪费斗争，在短短几天中就揭发了大量的令人触目惊心的浪费现象。据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初步揭发，在最近几年新建和扩建的十七个工程项目中，浪费竟达三千九百多万元。在各个经济部门中，由于计划、设计以及物资调拨等工作中的缺点而造成的浪费现象是十分严重的。同样，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似乎是“清水衙门”的文化部门，也大量地揭发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浪费现象。文化部所属的艺术事业单位中，铺张浪费，竞赛豪华的风气十分严重。在服装、道具、布景上大量挥霍国家资金毫不痛惜。排一个戏，服装道具费用动辄上万元。印刷出版事业中的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最近三年来，由于书籍降价、报废所造成的损失就达一百八十多万元。在国家机关中，人力的浪费也是惊人的。以文化部所属的艺术事业单位来说，演员长期不演戏，导演长期不排戏，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据揭发，中央实验歌剧院有一个演员去年一年仅仅在电台上作过一分二十一秒钟的广播，一个导演七八年中拿了三万多元工薪，却常常借口剧本不好而没有排一部电影。好多名演员一年只演出十几场或几十场戏。据文化部负责人估计，经过这次揭发，在已经下放的基础上，还可以再继续紧缩和下放１５％左右的干部。仅仅这几个机关的例子已经可以说明，在国家机关中反浪费决不是没有什么可搞，而是大有可为。 + +　　在国家机关中反浪费，不仅有极大的经济意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作用尤其巨大。不反浪费，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就不可能成为国家机关的行动指针；不反浪费，就不能彻底打掉官风和暮气，就不能革新机关风气，就不能鼓起革命干劲；不反浪费，资产阶级思想就还不容易受到深刻的揭发和批判。 + +　　造成这样严重的浪费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轻工业部和化工部等单位对一些典型设计的分析中看出，部分工程技术人员至今还不懂得我们不仅要求多、快、好，而且要求省，现在还不能完全采用新的技术设备，必须利用一部分落后的技术设备。正因为他们不懂得这个道理，所以盲目地要求一切都是现代化自动化，要求在技术设备方面立即赶上国际水平，不问有无必要，大量要求订购国外设备。轻工业部造纸设计院设计的“７９工程”，本来有９０％以上的设备可由国内制造，但是，设计中却百分之百地使用进口设备，而且其中有些设备国内制造的质量很好。这项工程中仅盲目购进国外订货，就浪费了一千二百万元。至于讲排场赛豪华的不良习气，在国家机关及所属的事业单位中还严重地存在着。并且还有不少人为这种行为寻找借口，说这是应该具有的国家气魄和国际水平。这些同志完全忘记了从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懂得在我们这样一个又穷又白又大的国家中，所谓国家气魄只能是克勤克俭、艰苦奋斗，而决不是豪华奢侈。讲排场比阔气是败家子、破落户的没落衰败气象，决不是建设者兴家立业、蓬勃向上的兴旺气象。 + +　　许多浪费现象由官风而来，许多浪费现象又助长了官风暮气的蔓延。很多浪费现象是那样明显那样严重，为什么负责干部长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单位不贯彻正确的业务方针，而领导方面竟毫不察觉？这不能不归咎于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员的不了解下情，不亲自动手处理问题的官僚主义作风。化工部和轻工业部在揭发设计工作中的严重浪费的时候，发现有些重要的工程设计，部和设计院里的领导同志平时既很少过问，设计完毕又不亲自动手进行审查，而只是听听下边干部的汇报，就通过了事。确实有不少领导同志不重视政治思想工作，容忍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作人员中间泛滥，放弃工人阶级思想阵地，特别是对少数著名的技术人员、艺术工作者迁就过多，放弃了必要的政治思想教育。 + +　　应该指出，浪费现象大多扎根在资产阶级思想基础上，同时，又为资产阶级思想的滋长准备了有利的气候和土壤。资产阶级的设计观点、资产阶级的艺术观点、资产阶级的经营管理思想对我们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腐蚀的结果，不但造成了大量的浪费，而且增加了国家机关同企业、事业单位同劳动人民之间的距离。文化部所属的中央实验歌剧院因为追求豪华的服装、布景、道具，到外地演出，仅运服装、布景等就需要两三个火车车皮。这样浩浩荡荡的队伍，不但下不了工厂、农村，也下不了中小城市。资产阶级的本位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使得有些同志，到处争干部、争物资、争设备。有的艺术团体人员，养尊处优，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连技巧也退步了。有一个京剧名演员因为平常很少演出，又不勤练功夫，过去一连翻上几十个跟斗而面不改色，现在则翻上几个跟斗就汗流满面。当全国人民正在鼓起革命干劲准备苦战三年向前跃进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艺术工作者却暮气沉沉，娇惰一至于此，这还不足以促起我们立即猛醒吗？现在，我们应该通过反浪费斗争，具体地大量地揭露资产阶级思想给我们建设事业的危害，并且明确地树立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思想，这就有可能更加有效地增强人们对于资产阶级思想的抵抗力和免疫性。 + +　　为了彻底地反掉一切浪费现象，要组织群众反复进行辩论。有些单位提出要在“经济上算账，思想上挖根”，这就是通过辩论弄清问题的性质，挖出思想根源，找出克服浪费、堵塞漏洞的办法，制定增产节约和改进有关方面工作的方案。在组织辩论中，要善于组织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特别注意给那些有错误认识但一时还没有弄通思想的同志们以发言的机会，否则就不能解决他们的思想问题，也不容易使大家真正分清正确的和错误的思想界限。进行辩论最好广泛地吸收基层单位及有关方面的同志参加，以便把问题辩深辩透。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必然会揭发出大量的浪费现象，当然不可能一一进行辩论。这就要求领导方面找出本机关浪费的主要方面，同时，从中选取典型的问题进行辩论。典型问题辩论清楚了，举一反三，其他类似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 +　　深入整改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是，一定要抓紧反对浪费这一重要环节。这一个环节抓住了，问题解决了，不但有利于贯彻勤俭建国的建设方针，对于解决其他问题也有重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于打掉官风暮气，这是不可缺少的一举。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0.txt b/CCRD/1/3/3/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56f8c076c6d1ce151e6f730bc0c86c994ddd79 --- /dev/null +++ b/CCRD/1/3/3/000050.txt @@ -0,0 +1,43 @@ +#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 + +　　<马寅初> + +##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的发言) + +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我向大会提出“新人口论”，其目的，在一面控制尚未出生之人口，一面提高现有人口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今日的发言是上次提出的“新人口论”之继续。我只谈下列二点，就是：（一）节制生育；（二）文化技术下乡。 + +## 一年以来，党和政府在节制生育方面作了不少工作，农民也开始逐步认识到节育是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的 + +　　关于节制生育，党和政府在过去的一年中，直接地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我所谓直接，是指取消军属多子女补助费一类措施而言。我所谓间接，是指最近热火朝天的兴修农田水利一类措施而言。从去年十月到今年一月底，全国每天在水利工程战线上从事劳动的农民，自十月份二、三千万，十一月份的六、七千万，又上升到今年一月份的一亿左右。按每人劳动一百二十天计算，共有一百二十亿个劳动日。以每个劳动日平均工资按六角计算，农民在水利工程上所投入的资金已有七十二亿元。现在人数还在增加，工作尚在进行。当然这七十二亿元所创造的财富当大大地超过此数，而且是无可估计的。这是直接的影响。这笔钱若不投入生产，而留在农民手中，不免用之于吃穿、婚丧、迷信、赌博等等，容易引起无计划的生育。这就是我所谓间接的工作。河南代表赵文甫先生在这次发言中指出，许多男女青年为了实现水利化，自愿推迟了结婚时间。辽宁省代表丘新野先生在发言中也说，打算在春节结婚的工人，纷纷给女方写信，推迟结婚期。这两位代表的发言，足以证明吾言之不误。所以我说关于节制生育一点，党和政府在过去一年中直接地或间接地已经做了不少工作。有一位研究东南亚国家人口问题的外国专家一日在和平大会讲演时由陈翰笙先生介绍他与我交谈，他对我说：“有的国家的人口问题比你们的严重得多，但政府对此漠不关心，不知将来要严重到什么程度。你们的优点，是党政领袖们已注意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然的话只靠学者们口说笔写效果很小。祝贺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党和这样的一个政府。”我听了他的话之后，觉得他说出了我心中要说的话。不仅党和政府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即地方和全国的人民代表也很关心这个问题。在今年一月五日、六日举行的上海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各种控制人口增长办法，如大力提倡节育提倡晚婚等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有李永等八位代表提出修改婚姻法的结婚年龄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把这个提案交由常务委员会交法案委员会研究。法案委员会认为：“提倡晚婚的精神是好的，应当在群众中加强宣传教育，使群众自愿地推迟结婚年龄。”在群众不了解早婚的害处和迟婚的好处以前，结婚年龄现在可以不改。徒法不能以自行，自古云然，所以，我认为法案委员会的意见是正确的。 + +　　党和政府已经着手做了，地方和全国人民代表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试问农民自己对这个问题如何看法？这个问题已经包含在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之中作为第二十九条。这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自农业发展纲要颁布之后，在农村中已掀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辩论，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已取得了不少收获。比如四川省内江县双井农业生产合作社最近就节制生育问题展开了大辩论，许多社员都认为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次辩论是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引起的。社里粮食年年增产，可是有些社员粮食消费水平却没有相应提高。社员在讨论中发现原来是人口增加太快，全社去年一年就增加五十二人，需要消费粮食三万一千多斤，要平均每亩多增产二十七斤才能够吃。但这里有早婚多生子的风气，这个问题过去并未引起大家注意。近几年，生活有了改善，这种风气更有了发展，许多人认为“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儿子早享福”。老年人鼓励儿女早婚，青年人也是刚满规定年龄就急忙结婚。政府宣传节制生育时，不少人思想有抵触。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还提出意见说：“政府连我们生多少娃娃也要管。”表示很不满意。后来这个社专门召开了节制生育问题的辩论会，辩论“节制生育到底好不好”。参加的人很踊跃。有人发言说：“娃娃多了，顾吃顾不到穿。前年入社，去年多分了四百多斤粮食，可是添个娃娃就用得精光，现在还欠三十多元债。娃娃多了，生活提不高，老婆和我吵过好多架。”在会上，大家都算起人口增加的细账来，算到后来都很吃惊。大家感到这样下去，一年要增产多少粮食才够吃？那还有多少余粮卖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接着，全场你一句，我一句议论起孩子过多的害处来。生过六个孩子的一个人说：“娃娃一多，照顾娃娃就照顾不了生产。有时候做活回来，娃娃没人照应跌得头破血流。去年我只做二百多个工分，娃娃少的人却做了一千多个工分。”在会场上有些人还批评了“早生子早享福”的思想，理由是有了合作社，勤劳动就能改善生活，把合作社办好，比啥都可靠（意思就是不必一定要靠儿子）。全场的人都认为政府提倡节育正是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不过有些社员嫌避孕麻烦。经过争论，大家感到有点小麻烦，还是比生育过多带来大麻烦好。有些社员还建议在农村加强节育的宣传，改进避孕药物的供应工作；并希望医院能想出更简便更经济的避孕方法。 + +　　关于第二点“文化和技术下乡”，特提出下列两点意见： + +## 农业生产经验非常丰富，总结这些农民自己创造的经验教育农民，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是下放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 + +## （甲）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 + +　　这就需要调查整理祖国极其丰富的遗产。当前，凡具备体力劳动条件的机关青年和其他知识分子，很多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下乡、上山，到工农群众中去，到劳动中去，彻底改造自己的思想，成为具有坚定的工人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这就是说，做有文化的劳动者。鄙意以为乘这个全国范围的整风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也可以开始引导农民做有劳动的文化者。据报载有的下放干部不甘落后，在劳动生产上还和社员展开竞赛，有的下放干部刚来不久就以劳动好而在全社全乡知了名。在农民方面也很关心他们的健康，总不肯让他们干重活，劝大家多休息。同时农民却也希望下乡干部，给他们搞一些脑力劳动，拿出一些文化和知识来，帮助他们做些扫盲工作，研究生产技术，讲解四十条纲要，编写简报，整理材料和调查研究。在知识分子方面，除劳动生产外，当然也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原来的业务，贡献出自己的文化和知识。这样就可以使大家更感到大有用武之地，自然也就会了解到在农村中生产工作的乐趣和前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搞好和群众的关系，才能在群众中生根、开花、结果。这样知识分子就成为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农民群众也可以很快地成为有劳动的文化者，同时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间界线逐步消灭。 + +　　为了提高农业科学水平，我们就要向外国的，特别是向苏联的先进农业科学学习。但是，农业是有地方性的，我们应该注意本国的特点。历代以来，我国劳动人民在农业生产斗争中，积累了非常辉煌的成就和经验。距今二千二百年前的战国时代，在“吕氏春秋”的“辨土篇”中，对于庄稼的播种，已经作了比较深刻的研究。可惜，战国时代的专门农书，多已失传。现在所保存者不过一些鳞爪而已。到了距今约二千年的汉朝，农书就有十几种之多，但除“泛胜之书”一书外，余皆失传。就是“泛胜之书”也只保存了一部分原文。此书是泛氏总结群众的经验而加以提高创造的一种成套的农田丰产技术专书，它所说的栽培法中，包括不少宝贵经验。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农书是“齐民要术”。这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在六世纪三十年代写成的，距今约一千四百二十多年。“齐民要术”后于“泛胜之书”五百多年，在这五百多年中，我国农业又有了很大的进步，“齐民要术’能比较全面地加以总结。 + +　　但古代农书和医书比较，在写作范围上有很大的区别。掌握和不断改进农业技术的是劳动农民，但他们不能著书立说，不像医生那样能说能写。医生人数虽远不如农民之多，但他们写成很多医书，而且这些医书能够师徒相承，继续发展。虽古代医书亦不免有散失，但比较起来，还是少数。至于农书，劳动农民既不能自己动笔，写成农书的任务就落在少数研究农业的人身上。因此一般农民其数量远不及医书之多，何况农书又无师徒相传而得继续发展。此外，农书很少受到一般文人和藏书家的重视，尤易失传。不但汉以前的农书失传，唐朝几种重要农书也都没有一种保存下来。不特此也，农书的写作者既不是农民自己，则随时随地发生的先进经验亦不能由农民自己总结记录下来。有些农业操作，虽有重要价值，但因语言隔阂，交通阻塞，传播不广，引不起文人的注意。因此农民的宝贵经验，能被总结而记录下来的，只是一小部分，而大部分只是世代流传在农民的实践中。我认为今日下乡的知识分子应广泛而深入地调查研究那些世代相传在农民实践中的经验和在实践中所获得的成就。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主任万国鼎先生说：“农民实践中的先进经验是说不尽的，但是我们往往习见而不以为奇，而在国际友人看来却很宝贵。例如一九五三年保加利亚科学院植物栽培研究所所长达期卡洛夫院士来我国考察，看到我国各地不同气候和地下的井窖贮藏，可使甘薯保持经年不坏。各种不同的井窖在保温通风等方面，都有轻而易举的方法。他认为这是十分可贵的经验”。“又如他在大连后牧村驿看到农民把白菜和韭菜间作防止白菜根腐病，认为这很合乎科学原理。他介绍苏联学者托金的研究，证明洋葱、蒜等根部分泌一种植物杀菌素，有杀菌作用。因此有些国际友人向我们建议，整理总结我国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并且认为，这样必将有助于国际农业科学的进步”。因此总结和推广我们几千年来的农业经验，就今日大规模地发展农业的时候来讲，殊有必要。这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必修之课。说到这里，我想起几位下乡干部在报上的谈话。他们说：各种菜蔬有各种不同的捆法；挖菜窖时，究竟如何挖法？窖眼该挖在什么地方？什么方向？农民都有一套极其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限于文化，不能很好地总结，而四十条纲要中明白指示我们“由各省、市、自治区收集当地的丰产经验，编印成书，传播推广”。所以为农民总结经验，是下乡知识分子的分内事，也是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最好最快的方法。这就是以农民几千年来自己创造的经验来教育农民。毛主席曾说过“年老体弱的可以不去农村工厂锻炼”。他大概是指体力劳动而言。写作是一种脑力劳动，年老体弱的知识分子亦可以做，发言人自己就抱有这样的志愿。 + +## 沁县解决工农业矛盾的经验说明，应该重视发挥县营工业的积极性，由县因地制宜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 +## （乙）帮助农民向大自然进军 + +　　就今日科学落后的中国来谈，提高农村中的科学水平是很不现实的。但我们可以先传播在农村中急迫需要的技术知识，并先提高技术水平。至于如何提高，我认为山西沁县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值得介绍和推广。事情是这样：农业生产的发展急切需要工业的支援，但工业所供应的机械和物资非常昂贵，合作社无法筹措这么多钱。比如说：（一）大规模地普遍兴修农田水利，需要勘测地势的水平仪，筑拦河坝需要地质钻探，水库上需要高压水闸、冲沙闸、起闸机、拦鱼网等等。这些东西价格太高，一个水平仪要四百多元，请钻探机来钻一公尺要二百元左右，而且经常排不上队。高压闸和起闸机等都要一千几百元，农业社很难筹到这笔钱，筹到钱也很难找到承制的单位。（二）农业社所需要的化学肥料不仅数量太少，而且价钱也太贵。（三）农业社为节省人力、畜力所需要的简单机械和新式农具，农民既不会安装，亦不会使用，坏了亦不会修理，急需工业方面来援助，但工厂离得太远，人也少，无法满足这许多农业的需要。这说明了工业和农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但学过辩证法的人相信在任何矛盾中包含着克服矛盾的因素，因此沁县本此信心找到了解决这个矛盾的途径。 + +　　兴修水利钻探地势所需要的水平仪，由沁县联合加工厂（地方国营）根据水平仪的原理，仿效水平仪的模样，用当地能够找到到的废铁玻璃等便宜材料，制造了一种简易水平仪，水平仪是由沁县中学校一位理化教员帮助设计的，并且由中学的化验室直接装置了玻璃圆筒。圆铁筒和木架子则是由铁业合作社和木业合作社的人们制造的。这个简易水平仪一部只化十三元，不及大工厂水平仪价格的三十分之一。它当然有些缺点，它不能看得很远，但可以多分几段来勘测，功效尚好，若干县份已经向沁县购买。至于钻探机，联合加工厂也是用当地材料，试制了一种手摇的简单钻探机，一共能钻十公尺深，一次只能钻一公尺，拿出这一截来，看了再往下钻，当然增加了麻烦，但也能搞清楚十公尺内的地质情况，每一公尺的钻探费不过三角八分，不及大钻机钻价的五百分之一。在同一方针下，这个厂自制了四吨重的高压水闸及同样能力的起闸机，价格只及大工厂产品价格的一半左右。 + +　　沁县最大的困难是政府和农业社都缺钱，要生产化学肥料，生产各种小型机械和新农具，开办各种小型企业，如发电、磨粉等站，都需要一定数量的经费。钱从何来？沁县以合营的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合营的形式有三种：因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谈一种，其余二种请看今年一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我要谈的就是工厂和农业社合营，用沁县开村一带的泥炭，生产颗粒肥料，一斤能顶一担农家肥料。如全部投资由政府负担，不仅款无从出，且成本亦太高，农民买不起。工厂与农业社合营，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办法是工厂提供设备，农业社提供劳力，生产出来的肥料由各社直接分配使用，推销问题也连带解决了。颗粒肥料原来一斤的价格是七分四，现在只有三分九，有的社还可以根本不花钱，干脆用劳力换肥料。 + +　　沁县的工厂过去是个专业的蛋厂，冬天无蛋就无事，一年要停工五个月。现在这问题也解决了。冬天到来，蛋厂停了，大家就来挖硝土，熬硝，做卤水（肥料）；冬天榨油的业务较少，人力就可以转向印刷（年终有换账簿的活动，所以印刷厂忙）。工业生产所要求的连续性和农村市场的季节性之间原来有矛盾，现在因工厂与农业社合营而解决了。 + +　　现在我要在这里特别着重指出的，就是沁县把这个加工厂同时当作技术学校和技术顾问来使用，在这个工厂式的学校带动下，各社已经组织了五十多个小组生产卤水。同时为农业社集中训练工人，若干天一期，外县也可以来学。卤水是沁县人们心目中一种很好的追肥，浇了水再上了卤，就会使土壤松软透风，更好地吸收和保持水分。但工厂的活动不限于在工厂以内，他们也组织各地农业社生产卤水，对各社的生产予以技术指导。各社原来只能生产水而不能产块，也不能提炼火硝，经过工厂技术人员的指导，这两样技能也都学会了。工厂本县营企业必须“面向农村”的指示，还负责为农业社安装和修理各种农业机械和新农具，同时帮助农业社训练使用机械的人，有的订有包教包学的合同。这样工农业间的矛盾解决了，农业社买不起新机械的问题解决了，安装、使用和修理机械的困难也克服了。同时，农民的技术知识也普遍地传播开来了。我认为这个工农业合营的办法在一定的时期内，可能是广大农村发展经济和文化的一种适当办法，值得各地仿效。 + +　　工业与农业脱节，不仅在山西如此，在其他各省，亦有同样的情形。过去襄阳专区许多农业社买了双轮双铧犁，都闲置着没有用，造成积压，并不是因为双轮双铧犁不好，而是因为技术工作没有跟上去，没有教会农民使用，没有根据地方的特点作适当的修理。当前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是改变地方工业的管理体制，发挥县一级经营工作的积极性。比如河北省的地方工业，虽然很大一部分都设在县里，但都属省或专区一级领导，县里管不着，有劲使不上。因此现在各省应考虑把地方工业下放到县的问题，发展县营工业，由县里根据当地的需要，组织当地群众的力量，使地方工业更好地因地制宜地为农村经济服务。 + +　　 来源：1958年2月10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1.txt b/CCRD/1/3/3/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40e3e421e6f035208edff8d4ef91617a4046641 --- /dev/null +++ b/CCRD/1/3/3/000051.txt @@ -0,0 +1,17 @@ +#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二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二十万张大字报，提出四十三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 +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一个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得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的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的迅速的改进。１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１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得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改积习，１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超额２．５％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了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 +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１９５７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职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职人员往往只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员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批判，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 +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然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 +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地讨论一些原则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前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的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的原则，并且边辩边改，立即见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一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问题，那就必然会失败。 + +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的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2.txt b/CCRD/1/3/3/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3b4987715107651582cb7b55c31d62413ac5e18 --- /dev/null +++ b/CCRD/1/3/3/000052.txt @@ -0,0 +1,13 @@ +# 上海科学家和教授掀起自我思想改造运动 + +　　<新华社> + +　　新华社上海２４日电上海的科学家、教授和其他知识分子正在掀起一个自我思想改造的运动，他们的行动口号是“争取做坚定的左派”。许多教授和科学家利用春节休假时间，制订了使自己达到又红又专的个人规划。华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和讲师们，几乎已全部订出这方面的个人规划。 + +　　从许多个人规划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把如何达到“红”放在首要的地位。许多教授、科学家经历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斗争，取得深刻的教训，使他们明确地认识到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我国发展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唯一保证，因而积极要求向左转。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在反右派斗争中曾经受右派欺骗的老教授沉痛地说：“过去我不问政治，政治却来问我了。”这次他在个人规划中表示一定要靠拢党，做坚定的左派。生物学家复旦大学教授谈家桢在他的规划中提出，要全心全意接受党的领导，把心交给组织，主动向组织汇报思想情况，争取党组织的帮助，每半年做一个思想小结。华东师范大学生物系六十多岁的老教授张宗汉决定上夜大学，系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精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争取每个月参加两三次体力劳动，同工农打成一片。历史系教授林举岱除了要求自己注意实际锻炼和学习政治理论以外，还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进行历史的教学和研究。著名数学家复旦大学副校长苏步青、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世澄，都提出要坚决抛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 + +　　科学家、教授们又红又专的个人规划，预示着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也将有一个大的跃进。苏步青在规划中保证完成国家十二年科学规划中的微分几何项目下的各项任务，争取在七年到十年的期间接近莫斯科大学微分几何教研组的学术水平，在五年内培养出副教授水平以上的教师六人，招收研究生八人到十人。物理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涵奎计划在十二年内使电磁波的研究达到国际水平，并使自己所在的教研组成为红色教研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好几位教授都订出了编写教材的规划。这个系有些专业八年来一直没有完整的教材，影响了教学质量；现在教授们规划要在两年之后使历史系的各个专业基本上都能做到有自编的教材。流行病学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教授苏德隆和妇产科专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妇产科医院院长王淑贞，提出要搞“试验田”，使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进一步与实际相结合。苏德隆已选定上海附近的青浦县，用新的方法试验预防血吸虫病。王淑贞准备亲自到上海郊区开展妇幼卫生和避孕工作。许多人的规划中都提到，要用最有效的办法来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 +　　华东师范大学正在筹备举办又红又专规划的展览会，交流制定规划情况。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2月25日, 原题为：“上海科学家和教授掀起自我思想改造运动 决心做左派 力争红又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3.txt b/CCRD/1/3/3/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310a6a0a6a5af3880462e3398e96dac7ea7f39 --- /dev/null +++ b/CCRD/1/3/3/000053.txt @@ -0,0 +1,9 @@ +# 天津部分资本家提出“放弃定息”、“取消高工资” + +　　新华社天津24日讯 天津市部分资本家提出“放弃定息”、“取消高工资”，作为跃进的目标。 + +　　花纱布绸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天津市纺织品公司副经理叶聘之最近召集这个行业的私方人员开会，动员大家向政府提出放弃定息、取消保留工资的要求，以表示私方人员的跃进。经过讨论，他们准备向全市私方人员提出四项倡议：（1）放弃定息，或把全部定息购买公债；（2）全市私方人员一律取消高工资；（3）资金在两千元以上的部分私方人员，过去医疗费用由公家补助，应该全部取消；（4）取消加班费和小礼拜制，延长工作时间。叶聘之说：“在生产跃进中，我们要以放弃定息、取消高工资的实际行动作一个‘促进派’”。国药商业同业公会主委、公私合营第二中药总店经理刘华圃也提出“要在大跃进中放弃定息，摘掉帽子”。百货行业的部分私方人员也有类似的要求。 + +　　他们提出“放弃定息”倡议的动机和目的何任，有关部门正在了解中。（黄军） + +　　来源：1958年2月25日_第242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4.txt b/CCRD/1/3/3/000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e9daa45fb42e998dcf0cd374f1f0cb99392802 --- /dev/null +++ b/CCRD/1/3/3/000054.txt @@ -0,0 +1,11 @@ +#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整风运动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２８日讯２７日下午，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的座谈会上，就如何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交换了意见。 + +　　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何香凝、程潜、高崇民、许德珩、杨钟健、周培源、季方、陈其尤、王绍鳌、黄炎培、陈叔通、凃长望等人。他们认为，各民主党派必须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一般整风，继续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要求。他们还认为，各民主党派进行一般整风的方针和目的，是既要促进革命、又要促进团结，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普遍和深入，其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 + +　　许多人在发言中提出，要通过整风掀起一个自我改造的运动，来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在立场上和思想上来一个大跃进，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跃进到无产阶级的一面性，从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心二意跃进到全心全意，从资产阶级立场跃进到无产阶级立场，在几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知识分子。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主任杨钟健用十六个字来概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点，这就是：“知识私有、个人单干、技术保守、不肯交心。”他认为，这四座大山不搬掉，就不可能很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说，他不仅要把心交出来，而且要把生命交出来，交给党，交给社会主义事业。他还宣读了九三学社成员许德珩、梁希等十九人，在２５日写的关于响应上海十七名科学家倡议的响应书。响应书说：我们要很好地向上海的十七位科学家学习，把心交出来，交给党和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原题为：“从资产阶级两面性跃进到无产阶级一面性 民主党派来个改造大竞赛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整风运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5.txt b/CCRD/1/3/3/0000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16b96fb7ec6edc858615f0a4435ef81d8c84a1 --- /dev/null +++ b/CCRD/1/3/3/000055.txt @@ -0,0 +1,19 @@ +# 坚决同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２８日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举行第五次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是以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为中心议题。参加会议的有六十位委员，九十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少数民族代表，以及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其他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共八百多人。 + +　　会议期间，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作了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的报告（报告全文将在本报发表）。参加会议的委员、人民代表，结合本地区的情况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在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的整风运动中，应该坚决进行反对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 + +　　会议最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谢扶民（僮族）作总结发言。他首先指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依靠少数民族中的共产主义骨干，坚决相信群众中的大多数，坚决争取团结那些中间状态的人们，批判一切右倾思想，扫除一切思想障碍，把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 + +　　谢扶民在发言中强调指出，要巩固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大团结。他说，地方民族主义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不承认汉族先进，不欢迎汉族的帮助，不愿意向汉族学习。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右派分子更是在这个问题上兴风作浪，公开煽动反对汉族干部和汉族人民，拒绝汉族的帮助，反对向汉族学习。对于这种错误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对于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行为必须坚决给予打击。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要使各民族得到共同的发展和繁荣，就必须不断加强以汉族为中心的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团结互助，共同努力，共同进步。汉族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主力军，是我国名民族团结的中心，搞好以汉族为中心的我国各民族间的大团结，不断改进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关系，是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的根本任务。 + +　　谢扶民说：今天的汉族，是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汉族，它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国内各民族获得发展和进步，同时也需要从少数民族方面取得一切可能取得的帮助和支持，向少数民族学习一切有益的东西。但是主要的，还是少数民族应当向汉族学习，和取得汉族的帮助，这是关系到各少数民族建设社会主义和发展、繁荣的重大问题。 + +　　最后，谢扶民对如何正确对待民族的风俗习惯问题，作了阐述。他说，每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中，都有一部分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民族发展的有益的成分，必须予以发扬，有一部分是对社会主义和民族发展没有多大影响的成分，可以不去管它；还有一部分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民族发展的有害的成分，则应该教育群众认识它的危害作用，在群众自觉的基础上，逐步加以改变。 + +　　这次会议历时三天，在２月１３日日下午闭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原题为：“汉族为中心 各族大团结 各民族委员在人大民族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表示决心 坚决同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6.txt b/CCRD/1/3/3/0000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89d39c23f86a5b9af0a1b0570cb92cb071ed047 --- /dev/null +++ b/CCRD/1/3/3/000056.txt @@ -0,0 +1,15 @@ +# 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２８日讯坚决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进一步巩固祖国大家庭的统一和团结，这是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委员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们，在发言中一致表示的决心。他们听取了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汪锋的报告，一致认为当前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一个以反对民族主义为重点的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完全必要的。 + +　　委员帕提汉·苏古尔巴也夫（哈萨克族）说：新疆广大劳动人民像保护自己的眼珠一样地在保护着自己的解放者和幸福生活的创造者——共产党。无论地方民族主义者的阴谋多么毒辣，但是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的人民是不会上当的。 + +　　喜饶嘉错（藏族）、计晋美（藏族）、邦达多吉（藏族）等三位委员在发言中，揭露了西藏一小撮披着民族外衣的反动分子搞“独立”的阴谋活动。喜饶嘉错说，那些投靠帝国主义的人是藏族的败类。我们国家的希望很大，前途很光明，我国信仰宗教的人是热爱祖国的。计晋美说，西藏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妄图依靠帝国主义的帮助，使西藏重走受帝国主义奴役的老路，这是西藏人民坚决反对的。邦达多吉说，分离主义分子是社会主义的敌人，他们如不及早回头，必定会遭到人民的唾弃，会被革命的洪流击碎。 + +　　许多人在发言中以亲身体会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是各少数民族能够得到迅速发展和繁荣的保证，他们用事实驳斥了地方民族主义者的谰言。委员果基本古（彝族）说，彝族内部过去经常打冤家。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了以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和分配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改革，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彝族内部也团结了。人民代表刀有良（傣族）说，西双版纳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已经有很大发展，今年还要在境内兴修一条公路，国家给这条公路的投资就相当于西双版纳地区农业总收入的七倍。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统一团结的祖国大家庭，如果没有汉族的帮助，这样迅速的发展是不可能的。委员赵世同（僮族）说，离开了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那就是重走受帝国主义压迫的老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罗文才（苗族）谈到四川省民族杂居的高山区，过去又穷又苦，只能种玉米、洋芋等，现在连双季稻、花生都上了山，这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和汉族的帮助。委员乌兰（蒙古族）说：少娄民族中的地方民族主义者，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他们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的无耻阴谋，注定要彻底破产。 + +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陈永康（布依族）、杨汉先（苗族）、官保加（蒙古族）、索观瀛（藏族）、马绍文（东乡族）、马豫真（回族）、松布（土族）、和夏茸尕布（藏族）作了书面发言。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日，原题为：“地方民族主义者是披羊皮的狼 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7.txt b/CCRD/1/3/3/0000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bba0ddb69cffb44033f2f3864c27813b88ffd1 --- /dev/null +++ b/CCRD/1/3/3/000057.txt @@ -0,0 +1,25 @@ +# 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清华大学红与专大辩论结束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清华大学近万名学生以“怎样做一个劳动者，怎样做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为题开展的社会主义大辩论，现已告一段落。通过辩论，大多数同学都明确了如何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要走的道路。这次辩论收获很大，不仅方向明确了，还发扬了社会主义的民主，鼓舞了大家走又红又专道路的信心。校长蒋南翔在４日向全校学生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着重指出正确的政治观点是灵魂，“中间道路”不值得留恋，要抛弃科学至上的迷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蒋南翔首先谈到，政治是灵魂。我们在红与专的讨论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在于做什么工作，而在于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政治态度，能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红与专是统一的，不能分开。有人说，“政治少些再少些，业务多些再多些”，结果就成为没有灵魂的机器，就像电子计算机一样，可以为剥削阶级服务，也可以为人民服务。这是非常危险的。只有红和专结合起来，才能使业务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苏联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有政治因素的作用。只有政治和业务结合，红与专结合，业务才能更好的发展。 + +　　蒋南翔说，学生在学校里不仅要学技术，还要学怎样做一个劳动者。这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学与资产阶级大学的不同点。有的学生说，“政治十年不学一年补，业务一年不学十年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只有政治方向正确，思想上进步，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好干部。 + +　　蒋南翔指出，中间道路不值得留恋。他首先批判了那种“不作右派，不去美国”就没有问题了的观点。他说，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从学校中揭发出来的右派看，有的人也没有去美国，表面上也不反对社会主义，为什么成了右派呢？一个人是怎样的人物？不能根据他自己的“自我评价”，只能由群众、历史来作评价。 + +　　愿意走中间道路的人，政治上没有什么方向，说穿了就是市侩主义。只考虑个人得失，看风使舵，不坚持原则立场，不辨明大是大非，这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 +　　蒋南翔还谈到要抛弃科学至上的迷信。他说，有些同学对科学有不正确的理解。他们说，“科学无国界”。我们说，科学原理没有国界，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就有鲜明的阶级性。科学家为谁服务就是有阶级性的。 + +　　科学是高尚的，但不能看得太神秘了，不能有“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的看法。是科学指导生产，还是生产决定科学呢？科学发明推动生产，生产决定科学，这说法似乎都对。但要追根究底，那就是人类在劳动中创造和发展了文化科学。科学至上是唯心论观点。把科学放的太高就不科学，不符合实际。 + +　　在辩论中，许多学生对资产阶级的科学家表示崇拜。蒋南翔说，他们的科学遗产是值得我们接受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才是我们的榜样。他们是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科学家，是红与专结合的典型。他们才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 +　　蒋南翔最后指出，同学们应该走的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做一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他说，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时代的主人呢？是劳动者。我们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是看个人和人民的关系如何？地位高低，学术的高低，不是衡量一个人的历史价值的最根本的前提。我们要做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者就是走一个最正确、最有创造性、最有前途的道路。这是条科学的道路。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8.txt b/CCRD/1/3/3/0000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50a24c7bba5a49d284fed42d58672c96382743 --- /dev/null +++ b/CCRD/1/3/3/000058.txt @@ -0,0 +1,19 @@ +# 抓住有利于自我改造的新形势 + +　　<《光明日报》社论> + +　　整个国家、社会的形势，有利于思想改造，有利于人的进步。最近一周来，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改造工作的形势，更有了新的、重要的发展。使民主党派及其成员的改造，大有希望，大有可为。领导改造工作的人，要重视这种形势；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要跟上这种形势，要努力把自己的政治思想立场的自我改造，大大地向前跃进。 + +　　整风运动，是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对于个人来说，是一个在政治上、思想上力争上游的运动。要力争上游，就必须鼓起干劲。要鼓起干劲，就必须有鼓得起干劲的澎湃的形势，个人也必须有不断向上的雄心。形势比人还强，形势迫人进步。工农业向前跃进的形势，首先催动了上海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的心弦。从个人制订改造规划开始，发展到集体提出以又红又专为目标的倡议书，向其他地区、城市挑战。北京等地的民主党派成员，已经开始响应，这又形成了相互竞赛的形势。我们说，这种形势很好，这种形势有利于自我改造，必然会使立场改造的工作，向前跃进。 + +　　知识分子已经逐渐认识到，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的目的，是为了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把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贡献给祖国人民对自然界的斗争。同时，也开始认识到“政治是统帅”的道理。对于个人来说，当然政治也是自己一切行动的统帅。保存资产阶级政治立场，是等于请资本主义思想做自己的统帅。在这样统帅的指挥下，焉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同时，工农业生产和社会风尚，以及国家的各个方面都在跃进。尚未摆脱资本主义思想圈圈的人，抬头一看，大有“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落于形势之后的慨叹。慨叹之余，有志者就奋起直追，订出了个人规划；同道而合，所以又有集体倡议之举。倡议者在前，响应者应声而起。这就会造成思想改造形势的高潮。这样的高潮，现在已经开始了。 + +　　有人说，这种形势，只是一种形式，只是一种方法，不值得如此重视。我们认为，这种形势固然是一形式、是一种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方法已经变成了力量，因此必须重视。解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就提出了政治思想立场的自我改造问题。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并没有真正接受这个真理，也没有接受为了改变政治立场而使用自我改造的方法。经过几年来的革命斗争的教育，特别是去年反右派斗争的教育，又加上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教育。不少的人，已经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个自我改造的方法。自我改造的方法，就变成了改造自己的自我运用的主要形式。这个方法是真理，真理为群众所掌握，就发生了力量。所以人们在不同程度的自觉基础上订出了个人改造规划。制订改造规划，是表明了在立场改造路途上迈开了不同程度的第一步。个人规划发展到集体倡议，又是从个人行动发展到群众共同行动的第一步。大家响应倡议，这种行动就真正成为群众性的行动了。又证明了这种方法、这种真理已开始为多数人所掌握。真理和正确的方法为多数人所掌握，必然发生力量。如其不相信这个道理，可以提出一个反证：若是这一真理和正确的方法尚没有为多数人所理解(在不同程度上的理解)，就不会造成目前这种有利于自我改造的新形势。所以我们说，目前这种澎湃的形势，是一种推动思想改造大跃进的力量，道理即在于此。因此，必须重视。 + +　　这种形势的本身，也是一种方法。明确地说，造成有利于政治思想立场改造的形势，只是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是为了达到立场改造的目的。我们的最后目的，是要促使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从资产阶级立场向工人阶级立场的转变过程中，来一个大跃进。这个跃进，是立场改造的本质上的跃进。只有达到这样的跃进，才能真正改变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面貌，才能使他们把全部知识贡献给社会主义。因此，自我改造得好，是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本人的根本转折点；也是六亿人民的共同利益。如何帮助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进行自我改造呢？有两种方法，两种手段。一种是快一点，一种是慢慢来。快一点的办法是鼓励他们的自觉，鼓励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行动，并把这种群众性的行动，变成为有利于自我改造的客观形势，同时用这种客观形势来促进自我改造的飞跃。所说，赞成快一点的人，愿意做促进派的人，就都应该赞成和帮助目前正在开展的形势。 + +　　从运动的发展来看，还证明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对于自我改造，都有不同程度的自觉。若非如此，运动是不会发展得如此迅速。因此，目前形势的主流是十分好的。在这样一个澎湃的形势中，因为“大势所趋”，并非自觉自愿而勉强跟上前来的人，当然也有。但是，必须认识到这是少数的人。绝不能因此而对运动有所怀疑。即使对这些人，也必须认识到，跟上来是好的，是证明他想跟上形势，虽然有些勉强，经过帮助，又会有一部分人因此而跟上了队伍。这种行动，仍然应该欢迎，仍然应该鼓励。 + +　　我们可以预期地说，有利于政治思想立场改造的形势在跃进，跟随着而来的，必然是立场本身改造的大跃进。前者是方法，是手段，是革命的方法，是革命的手段，是促使后者跃进的前提。同时，前者本身，也包含了思想的跃进，因此，又不仅是方法而已。两个跃进，前后相联，相互促进。必然会使思想政治立场的改造工作，迅速地向前跃进。这又是工农业跃进影响下必然的结果，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主观设计。总之，客观形势如此，这是必有的结果。民主党派的领导者要抓住这个时机，把整个思想政治立场改造的运动，全面地、深刻地带动起来，要把目前的运动火热朝天地带动起来。老皇历是吃不开了，在工农业生产上如此，在思想改造工作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 +　　大家都来做一个思想改造工作的促进派吧!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59.txt b/CCRD/1/3/3/0000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4f7193c0b5e6074334bdf2e91ceb6d9fdb7bdd --- /dev/null +++ b/CCRD/1/3/3/000059.txt @@ -0,0 +1,19 @@ +# 九三学社中委中的科学家发起社会主义竞赛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昨天下午，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的科学家、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界人士和大学教授三十多人，通过了一个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向九三学社全体社员、各民主党派成员、全国科学、文教、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界人士发起加速自我改造、争取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社会主义大竞赛。在决心书上签名的，有许德珩、梁希、潘菽、涂长望、严济慈、黄汲清、尹赞勋、茅以升、周培源、杨钟健、裴文中、黎锦熙、黄子卿、游国恩、魏建功等。 + +　　这份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是他们经过充分酝酿和多次认真讨论才确定的。在昨天以前，２月２５日下午，九三学社在京中央委员举行了座谈会，首先响应了上海十七位科学家争取五年内专深红透的倡议，发出了许德珩、梁希等十九人的响应书。随后，在２６日和２７日晚，又分组进行讨论、酝酿向全国科学、文教、医药卫生、工程技术界发起社会主义竞赛。小组开会讨论具体竞赛条件时，常常到午夜尚不休会，情绪至为热烈。经过四天来的充分酝酿和反复讨论，结合九三学社的特点提出了五项奋斗目标，作为竞赛条件，在昨天再作最后一次讨论。 + +　　昨天下午，讨论决心书草案时，发言的人非常踊跃、热烈，充分显示出大跃进和革命干劲的精神。 + +　　许德珩首先发言。他说，奋斗目标中“争取五年内社员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达到７０％”是否保守了？他认为国家和社会的形势是满园春色，并在不断大跃进中，我们的自我改造是可以而且可能加速的。要求大家根据形势充分讨论这个指标。起初，大家认为要达到７０％也不算低，但经过深入分析加速自我改造的主观、客观条件以后，一致认为可以提高到８０％。 + +　　讨论第二条奋斗目标草案时，大家认为单单提“保证完成国家科学文教事业计划”是不够的，作为一个科学文教工作者，起码应当做到这一点。现在，应当适应大跃进的形势，加上多、快、好、省的方针。还应根据九三学社组织和成员的特点，制订目标，担负起积极促进技术革新的光辉任务。 + +　　关于“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九三中央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在讨论时说：过去，有的人对于学习苏联的科学技术是没有信心或者是敷敷衍衍的。现在，我们要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要大跃进，就必须要诚心诚意而不是三心二意的学习苏联的先进科学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够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够有助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经过讨论，在奋斗目标第四条“学习苏联先进科学技术”之前，加上“诚心诚意”。 + +　　决心书通过以后，许多人认为，虽然下了决心，还应该有贯彻实行五项奋斗目标的组织保证。又经过充分讨论，决定推定涂长望、严济慈、茅以升、张席褆、金克木、孙承佩、李毅等七人，组成九三学社五年工作规划小组，负责制定九三学社五年工作规划。同时要求在决心书上签名的人，在最近期内，结合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制订个人规划，认真执行。九三学社中央、各级组织应负责定期检查、评比。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2日，原题为：“九三学社中委中的科学家发起社会主义竞赛 加速自我改造 争取又红又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0.txt b/CCRD/1/3/3/0000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edd84c2e7169f28353a62fa39900204ef50710 --- /dev/null +++ b/CCRD/1/3/3/000060.txt @@ -0,0 +1,57 @@ +# 各民主党派决定深入整风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５日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最近一次的双周座谈会上，经过讨论协商，一致通过了各民主党派中央关于在各民主党派内部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全文如下： + +## 一　力争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促进派 + +　　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国际上东风显著地压倒了西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超额完成，全民整风运动获得巨大胜利，在这个基础上掀起了一个热火朝天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全国人民正在以百倍信心，乘风破浪，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史无前例的高潮。目前在工商界、知识界和民主党派内也出现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新气象，很多人纷纷制定集体的和个人的改造规划，开始了挑战、评比、竞赛的群众性运动，鼓足干劲，宣示决心，要把自己尽早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力争上游。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各民主党派全心全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密地团结在新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统一战线内，充分运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加紧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进一步推动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促进派，奠定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政治基础。这一历史任务是光荣的，同时也是艰巨的。 + +　　１９５７年６月以来，各民主党派内部开展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经历了这一场严肃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各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大多数成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政治上和右派划清了敌我界限，在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上辨明了大是大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有了不同程度的增长，多数成员在政治立场上向左跨进了一大步。各民主党派的领导和成员在斗争中取得了重要的经验。这些，为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各民主党派总的说来，还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右派路线虽然已经受到有力的批判，但是它的影响还没有彻底清除；大多数成员在政治上还没有摆脱中间状态。各民主党派必须抓紧时机，把整风运动更加普遍和深入地进行到底，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要求。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整风运动正是使我们提高政治觉悟、改造政治立场和改造思想的必经之路。任何与目前新形势相违背的消极、松劲、借故回避整风等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历史向每一个民主党派和每一个成员尖锐地提出问题：或者是奋起直追，过好社会主义关；或者是停滞不前，被抛在时代车轮的后面。形势逼人，非此即彼，不进则退，这是我们在当前的整风运动中应有的根本认识。 + +## 二　既要促进革命，又要促进团结 + +　　各民主党派进行一般整风的方针和目的，是既要促进革命（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要促进团结（团结——批评——团结）。一般整风的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它同反右派斗争有着原则的区别，它是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运动，是为着治病救人，在改造立场、提高认识的基础上达到加强团结的目的。 + +　　一般整风的主要任务：对于民主党派的组织来说，是彻底清算右派路线的影响，进一步确立接受共产党领导、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对于民主党派的成员来说，是进一步辨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进一步改造政治立场，使尽可能多的人从原有基础上向工人阶级立场前进一大步，坚决接受共产党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行动上今后力求做到：（１）真诚跟着共产党走，交出心来；（２）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３）积极主动搞好共事合作关系；（４）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５）向工人、农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 +　　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除了主要地应当达到上述要求以外，同时也要整顿作风，改进工作，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毛病。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员和骨干分子在一般整风中负有重大的责任，应当在自我教育，相互教育方面起积极作用，既要采取诚恳热情的态度，帮助别人进步，又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对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工作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严肃检查、认真改正。 + +## 三　各民主党派进行整风的八个问题 + +　　根据各民主党派进行一般整风已有的经验，有必要明确下面几个问题： + +　　（一）进行一般整风的步骤，大体上可以包括： + +　　（１）总结反右派斗争的收获和体会，学习文件，展开漫谈，进行思想动员。 + +　　（２）大鸣大放。 + +　　（３）根据毛主席指示的六条政治标准，参照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等方面辩论的根本性问题，联系实际，进行专题辩论，并且在辩论中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 +　　（４）整改：总结民主党派检查路线、方针的结果；制定改进领导机关工作的方案和规划。 + +　　上述四个步骤互有交叉，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不要机械划分，强求一律。 + +　　（二）在自觉自愿基础上制定集体的和个人的改造规划，实行评比、竞赛，是当前促进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巩固整风收获的一种先进形式，应当积极倡导，并且通过个人努力、组织帮助、群众监督，定期检查、总结。 + +　　（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摆事实、讲道理、批评和自我批评是进行一般整风的基本方法，应当充分运用这种方法，发动群众。要注意采取小型座谈、自愿结合、促膝谈心等灵活的方式，反复进行思想工作，解除顾虑，启发自觉。做到既要严肃认真又要和风细雨。 + +　　（四）不采取“人人过关”即逐人通过的方式，不强迫别人接受批评，容许保留不同意见，不作鉴定，不追查历史。 + +　　（五）可以准许已经低头认罪的右派分子参加一般整风。以利于对他们继续进行分化和改造，使大多数人从政治上、思想上进一步同右派划清界限。如果右派分子继续散播毒素、进行反扑，应当坚决予以回击。 + +　　（六）对于一般整风中，被揭发出来的曾经有过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除情节特别严重、态度很恶劣、因而引起多数人公愤的分子，应当戴上右派帽子，按右派分子对待以外，其他可以不戴右派帽子，不按右派分子对待，但是应当进行严肃的批判。对于主动揭发自己的反共、反社会主义言行的人，不作右派分子对待，鼓励和帮助他深入检讨，决心改造。在一般整风中，如果有人乘机进行反共、反社会主义，这种人是现行的右派分子，应该对他进行坚决的斗争。 + +　　（七）机关、学校和企业中的民主党派成员，除参加民主党派组织内部的整风外，应当积极参加所在单位的整风，如果在时间安排上有困难，可以商请当地中共统战部门和有关单位的中共党委帮助解决。 + +　　（八）一般整风大体上要求在今年５月内结束，必要时可以适当延长。 + +　　× × × + +　　各民主党派的一般整风，关系到广大成员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的问题，性质上是“自己革自己的命”。因此，在进行这一工作的时候，必须充分估计到它的艰巨和复杂，必须通过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大多数参加整风的人，习惯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真正觉得整风对他有好处，是为了能够心情舒畅、精神奋发地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只要我们认清整风运动是各民主党派实现社会主义根本改造的历史转折点，解除顾虑，提高信心，鼓起干劲，努力以赴，就一定能够胜利完成整风运动的伟大任务，就一定能够使我们跟着伟大的祖国前进再前进，跃进再跃进！ （１９５８年３月４日） + +　　 （文内插题系《人民日报》编者所加）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3月6日,原题为：“形势逼人，一定要自己革自己的命！ 各民主党派决定深入整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1.txt b/CCRD/1/3/3/0000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a1a77f53ece95fd8693fbf771edcf38219bc5e --- /dev/null +++ b/CCRD/1/3/3/000061.txt @@ -0,0 +1,35 @@ +# 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促进工商界加快改造 + +　　<《人民日报》> + +　　李维汉在座谈会上说，工商界改造应力争较快较好，至于参加劳动锻炼、改变高工资等问题，相信由群众根据他们的自觉自愿和具体情况提出办法，会解决得更加适当。 + +　　＊ ＊ ＊ + +　　本报讯 ３月６日民主建国会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举行座谈会。出席会议的有两会的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南汉宸、吴雪之、胡子昂、乐松生、孙起孟、罗叔章、孙晓村、黄玠然等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李维汉部长也参加了这个座谈会。参加这个座谈会的，还有其他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胡愈之、闵刚侯、徐伯昕、徐萌山、梅龚彬、李毅、季方、郭则沉、黄鼎臣等。 + +## 自我改造运动风起云涌 + +　　会上座谈了当前工商界的自我改造运动高潮问题。在去年年底，上海工商界首先发起了在整风中订立个人整改规划的运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天津、上海的工商界代表都提出保证条件，向各兄弟城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进行友谊挑战。２月２２日，上海十七位科学家向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发出倡议，制订个人规划，争取在五年内成为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科学家。这些倡议和挑战，在全国知识界和工商界中引起了广泛的响应。北京上海等地的工商界都召开了群众大会，通过加速改造的保证条件，并且向全国工商业者挑战。一个工商界自我改造运动，正在风起云涌，进入高潮。 + +　　在这个座谈会上，胡子昂、孙晓村、乐松生、黄炎培、陈叔通、孙起孟、罗叔章等人发了言。乐松生说，目前北京市工商界情绪之高、劲头之大，都是空前的。在全市工商界举行跃进大会通过保证书以后，各区、各行业正在分别开跃进大会，制订集体的和个人的规划。工商界许多人过去对于向本厂本店的职工学习是有抵触的，现在在职工无比高度的革命干劲的教育下自觉地提出了向本厂本店的职工学习的口号。黄炎培、陈叔通、胡子昂等指出，这个热潮，向民建会、工商联提出两个迫切的任务：第一是如何积极地正确地指导和掌握这个运动，促使跃进再跃进。对工商界群众提出争取两三年内实现自食其力，放弃定息和高薪，参加劳动锻炼等规划，需要采取适当的态度和措施。第二，两会中央正在进行的一般整风，如何和这个高潮结合起来。现在的作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客观形势的要求。 + +## 整改高潮必将带来根本性改造 + +　　李维汉在发言中指出，工商界掀起整改运动，这是一件大事。李维汉说，在２月２７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双周座谈会，协商各民主党派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曾经对于知识界和工商界的整改运动作了初步的分析，认为这是知识界和工商界的整改高潮，是整风运动的跃进，反右派高潮到自我整改高潮的跃进，领导得好，将要带来根本改造的跃进。认为大家要做促进派，要力争上游。会后，各民主党派发出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积极地提倡了这个运动。李维汉说，这个运动是势所必至的，从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高潮到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再到目前的自我改造的高潮，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运动的来源，一是工人的影响，工人阶级对于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带动了工商界；二是党和国家几年来对工商界的教育，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促进了工商界的觉悟。这个运动同生产的跃进、同各项工作的改进是结合的，但是本质上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革命。自我改造的目的，就是要解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也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工商界的整改规划和保证书，就包括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这个运动是工商界政治上思想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和深入，表明工商界在政治上思想上前进了重要一步。 + +　　整改规划表明工商界政治上思想上前进一步 + +　　李汉维接着分析了这个运动的特点。他指出特点在于广大群众性和创造性。运动波澜壮阔，气魄宏大。群众起来了，就要打破常规，创造自己的方法。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整风目的，大鸣、大放、出大字报、大辩论等基本方法，在运动中得到了贯彻，同时群众创造了许多新的东西，并且提出和解决了一些过去难以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有些我们过去所设想的某些具体的整风方法，则被群众打破了。正确的领导的责任，就是要承认群众打破陈规的首创精神，接受群众创造的东西，拿来加以综合、加工、提高，作为指导方法。像毛主席指出的，凡事可以有两种处理的方法，一种办得较快、较好，一种较慢、较差。对工商界的改造也是这样。我们必须采取第一种方法，相信群众的创造性，力争较快、较好。 + +## 在更短时间内成为劳动者是可能的 + +　　关于这个运动的估计问题，李维汉说，在运动中工商界制订规划，提供保证，这是不是会成为空头支票呢？发展的前途是言必行，行必果呢？还是言不行，行不果，或有行有不行、有果有不果呢？这个估计问题不能不决定我们对运动的态度。我们要相信群众的多数。李维汉指出，多数人是能够基本上做到的。因为：第一，这是群众运动中产生的东西，是有群众觉悟做基础的，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群众的。第二，规划定下了，行不行，群众会检查、督促。群众的整风运动，群众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是实现这些东西的有力保证。第三，可能有一部分人暂时有些勉强，但是他们在群众运动中会逐步提高觉悟，由勉强到自觉。这是合乎工商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革命的规律的。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最重要的保证。工商界提出，要争取在更短的时间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可能的，事在人为，主要靠努力。整个说来，事情大有希望，情况很好。主要条件是要加以领导，领导上积极做促进派。当然，运动中会有缺点、偏差，但是要分别主流和支流，分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缺点、偏差只会是一个小指头或者半个指头，而且是可以改正的。对运动的无穷忧虑是不必要的，是保守思想作怪。还有些人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一个大革命起来了，工商界空前热烈的自我改造的积极性，他们都一概看不见。这种人已经暮气沉沉，是很危险的。 + +## 群众提出放弃定息，领导上会加以考虑 + +　　李维汉说，参加劳动锻炼、改变高工资，是实际生活上已经提出了的问题，我们一直对这些问题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我们曾经把这些问题和退休退职问题提请工商界代表商议处理办法。现在工商界已有许多方面提出办法。我们相信，由群众根据他们的自觉自愿和具体情况提出创议，会解决得更加适当。群众还提出了提前放弃定息，这是运动高潮中预料到要提出来的。所有这些问题，还有其他可能提出来的问题，领导上会加以考虑。地方有权处理的会作适当处理，应当由中央考虑决定的，中央会加以考虑决定。 + +　　最后，李维汉谈到两会中央一般整风和运动的结合问题。他说，这里有矛盾，但是二者可以统一而且应当统一起来。“春色满园关不住”，关门整风是关不住的。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可能是：一部分人留在原单位整风，一部分人采取各种适当方式到地方去看看，有些体力相当的同志还可以花一些时间参加劳动。这对于个人整改也很有好处。李维汉并建议各民主党派中央党部有同志下去看看。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9日，原题为：“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促进工商界加快改造 两三年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2.txt b/CCRD/1/3/3/0000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4e2e8b1fd3cd356059b48df935fa94f670d0d5 --- /dev/null +++ b/CCRD/1/3/3/000062.txt @@ -0,0 +1,19 @@ +# 民主党派中央自我改造大竞赛的号角响了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６日讯一个以自我进行根本改造大竞赛为内容的群众性运动，已经在各民主党派中央热火朝天地展开了。这是目前万马奔腾的全民革命大跃进中出现的一个新的方面，是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大跃进。 + +## 订规划 下战书 表决心 + +## 民主党派内部出现新景象 + +　　这些天来，在各民主党派内部出现了新景象。每天都有大会、小会和个别谈心会，人们忙着写决心书，订规划，相互挑战、竞赛。民革李济深、何香凝、程潜等三十四人的决心书上提出：忠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争取在三年内使民革成员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达到８０％，使民革组织基本上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民盟的沈钧儒、高祟民等一百多人提出的决心书，同样把全心全意跟着共产党走列为第一条。他们还提出要争取又红又专，更红更专，把知识无保留地交给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计较个人名誉地位，一切工作服从组织分配。民建中央号召各地组织领导会员掀起一个自我改造大竞赛，投入生产建设大跃进的行列，力争在三年内改造成为名实相符、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民进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三十五人的决心书说，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一切为社会主义，争取在三年内使会员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达到８０％。农工党向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写的决心书是：要站在运动的前面，领导和带动农工组织和成员加速自我改造，从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跃进到无产阶级的一面性，从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三心二意跃进到全心全意，从资产阶级立场跃进到无产阶级立场，争取在五年内使成员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超过７０％。致公党也向地方组织发出指示，决定开展一个自我改造的大竞赛。九三的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提出，全心全意接受党的领导，把心交给党，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努力贡献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并积极促进技术革新。争取五年内社员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达到８０％。 + +## 活到老 学到老 干到老 + +## 决心作“红色老人” + +　　不仅有各个党派集体的奋斗目标，而且有各个人的具体规划，他们表示，一定要跳进这大革命的激流里把自己身上的污泥彻底洗涤净尽。民革的朱蕴山、陈劭先、陈其瑗、邵力子、唐生智、张联棻、翁文灏、载涛、熊克武、蒋光鼐等十人，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表示决心要作一个“红色老人”。他们的决心书是：一、必须老当益壮，打掉暮气、打掉官气。二、决心把晚年生命交给党和社会主义。三、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当个小学生，向工人、农民学习，改造旧思想，破资本主义立场，立社会主义立场。四、拥护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积极贯彻执行政策、法令。五、严肃认真参加整风运动，要做促进派，决不落后。张治中说，他六十九岁了，他也要附骥尾，并且希望民革所有七十岁以上的老人起来向这十位老人应战，争取比他们更红。民盟的邓初民说，在广大知识分子鼓足革命干劲，争取做一个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政治生产两大跃进中，他一定拼着老命，一个脚印一个脚印紧跟上去，参加这革命的战斗，决心苦战。他说，他虽然已经七十岁了，也还要争取再活三十年，奋战三十年。数学家华罗庚说，知识分子在自我改造中最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大家把心交给党，把一切交给党，和党同心同意，爱党之所爱，恶党之所恶，一切思想行动都以接受党的领导作为唯一的指针。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7日, 原题为："跳进革命激流 彻底洗净污泥 民主党派中央自我改造大竞赛的号角响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3.txt b/CCRD/1/3/3/0000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9d803644bdd0099d827175307f4d198f763e0c5 --- /dev/null +++ b/CCRD/1/3/3/000063.txt @@ -0,0 +1,13 @@ +# 民主党派自我改造大跃进 + +　　<《文汇报》社论> + +　　这一次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的联席会议，是在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在加紧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方面比先进、赶先进的一次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各民主党派除了针对各自特点，提出组织的改造规划以外，许多领导人员还围绕着如何加紧改造自己，提出个人改造规划，谈了自己的体会，有些领导人员并针对自己的缺点，进行了自我批评。从大会上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员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表示充分信任和衷心拥护，对民主党派加紧完成自我改造的历史任务宣示很大决心，以及充分发扬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来看，足以表明各民主党派经过了反右派斗争和开展了整风运动，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今后，只要鼓起干劲，充分运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就有可能在加紧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方面，来一个大跃进。 + +　　民主党派的成员多数属于中间派，在政治上具有两面性。经过前一阶段的反右派斗争，大多数成员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对于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有了较深刻的认识，从而多数成员在政治立场上向左跨进了一大步，使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发生了新的变化。为了撤底清算右派路线的影响，进一步辨明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使民主党派的组织确立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路线，使民主党派的成员尽可能向工人阶级立场前进一大步，各民主党派中央、省市地方组织和一部分基层组织已经开展整风运动。由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都是民主党派进行根本改造的历史转折点，因此民主党派在当前新形势下的大跃进，就是要加紧把各级组织的整风运动普遍而深入地进行到底，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要求。这次在联席会议上提出的组织改造规划中，都表示要把民主党派基层组织的整风运动加紧推动起来，这是完全必要的。 + +　　各民主党派成员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的目标，如各民主党派中央在关于进一步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所指出的，在行动上今后力求做到:(1)真诚跟着共产党走，交出心来；(2)积极工作，贡献才能，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3)积极主动搞好共事合作关系；(4)努力学习政治、理论，认真进行思想改造；(5)向工人、农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从已经开展整风运动的各民主党派上海市地方组织成员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来看，这些目标确实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化的奋斗目标。很多成员都曾检查了在反右派斗争前由于对两条道路的大是大非分辨不清，曾受了资产阶级右派的煽惑、拉拢。同时，由于个人主义还没有很好克服，在思想感情上没有同工农打成一片，以及在作风上存在着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全心全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程度。在一般整风中，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把这些问题检查出来，就表示了自我改造的决心。但是，还必须面对着以上这些目标，经过艰苦的努力，才能完成政治立场和思想的自我改造。不少民主党派成员在当前全民大跃进的形势推动下，在反右派斗争和一般整风的社会主义教育下，都订出了把个人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规划，这是值得欢迎的。各民主党派在当前形势下的任务，就是要加紧推动和帮助成员订出个人改造规划，并采取各项必要的措施，如实行评比、竞赛，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等，来督促成员加紧实现个人改造的规划。 + +　　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全民性整风运动获得巨大胜利的基础上，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把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新的高潮。各民主党派成员一方面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又正置身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因此更需要鼓起干劲，力争上游。各民主党派能够加紧帮助成员进行自我改造，就为社会主义建设增加了力量，因此民主党派的事业就是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少数民主党派成员，在反右派斗争初期看到民主党派中出了较多右派分子，就认为民主党派臭了，不再有什么作用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误的。民主党派能够在反右派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基础上，开展一般整风，并且在当前全国大跃进的形势下，宣示决心，加紧进行根本的自我改造，就说明了民主党派是有作用的。民主党派成员如果看不到现在民主党派的政治面貌和组织面貌的新变化，还保持反右派斗争初期那种轻视民主党派工作的想法，那就会使自己在大跃进的形势下停滞不前。希望各民主党派成员在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下，鼓起干劲，提高信心，奋起直追，胜利完成整风运动，在今后朝着自我改造的目标努力以赴，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很好的贡献。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3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4.txt b/CCRD/1/3/3/0000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992b0607b84707d6d84a560b8454e3f5e6cc3d --- /dev/null +++ b/CCRD/1/3/3/000064.txt @@ -0,0 +1,23 @@ +# 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中共安徽省委扩大第六次全体会议，揭发出以省委书记处书记、省人民委员会副省长李世农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是我们党在深入整风运动中又一个重大的胜利。这个反党集团还包括省委委员、省检察院检察长杨效椿，省委委员、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李锐，和早已揭发出来的右派分子、省司法厅党组书记、副厅长陈仁刚。这个反党集团盘踞安徽省政法部门的领导岗位，千万百计地阻挠公安机关对反革命活动的打击，包庇和纵容了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叛变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为他们开脱罪责，为他们免刑减刑，为他们翻案。在他们的指示和影响下，全省机关肃反中和社会镇反中，就放掉了二千五百多名应该法办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怨的罪孽。 + +　　在反右派斗争中政法部门揭露出来若干党内外右派分子，如监察部副部长王翰，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贾潜，最高人民检察院运输检察院副检察长刘惠之，浙江省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以及浙江省司法厅厅长姜震中、福建省司法厅厅长何公敢、四川省司法厅副厅长张雪岩等人，他们的反动手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和李世农右派集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不只是妄图把无产阶级镇压敌人的专政机关变成使敌人逍遥法外的保镖机关，他他还故意制造出一套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为他们的罪孽作掩护；而且用这些反动谬论毒害政法部门若干工作干部的思想。因而安徽省委这次扩大会议，在揭发李世农反党集团的时候，还特别着重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有力地批判了这种无严阶级专政取消论，批评了阶级斗争中这种危害极大的右倾思想，对当前的思想斗争作了重要的贡献。 + +　　在机关肃反和社会镇反当中，李世农认为：“残余反革命保险一个也捉不到。”既然少到一个也捉不到，那还有什么反革命需要肃清呢？肃反工作不是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吗？因此在１９５７年５月安徽省政法工作会议上，他公然主张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矛头，不要对准反革命分子，而要对准一般刑事犯。他还说什么“反革命分子也有两面性”，说什么隐藏在革命阵营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为革命干了工作，甚至说什么“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内部多干一年工作就等于多赎一年罪”！因此，他希望人民把反革命分子也当成有功之臣，应该将功折罪免予法办。这就是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论点。 + +　　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在过渡时期有没有根本性质的改变呢？这个问题并不是所有的同志都有正确的认识。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对无产阶级专政取消论的批判，正确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 +　　反革命分子是不是少了呢？当然是少了。但是，反革命少了是和过去比较来说的，目前残留下来的反革命分子还有一定的数量。就在李世农大肆宣传反革命少了的时候，１９５７年１月到１０月，安徽省公安机关就逮捕了反革命罪犯三千二百七十九名。所以，应该肯定，反革命分子比过去是少得多了，但是还远没有完全彻底肃清。何况反革命分子对我们国家的危害，决不能只从他们的人数多少来衡量。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必须性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趁机搞乱。美帝国主义者和将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出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反革命少了就丧失革命警惕性，就对敌人放松专政，决不能误吃右派反党集团的麻醉剂。 + +　　反革命分子是少了，我们专政的主要对象，是不是就应该有所改变呢？也不能。各种刑事罪犯分子，各种流氓、阿飞、盗窃犯、凶杀犯、诈骗犯、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和严重违法乱纪的罪犯等坏分子，当然也是我国国家政权专政的对象。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有很大的破坏作用。如果不用专政的办法来严厉地惩办他们，自然是右倾。但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反革命分子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我们的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专政的主要锋芒应该对准阶级的敌人，对准反革命分子和各式各样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李世农要我们把专政的主要对象从反革命分子转到刑事罪犯，决不是什么简单的先后次序问题，其阴险的地方，就是要从本质上改变我们专政的根本性质，想用资产阶级专政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 + +　　镇压和宽大相结合，是我们肃反政策的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只讲镇压不讲宽大是错误的，但是片面地强调宽大而忽服镇压更是错误的。对敌人首先必须强调镇压，强调抗拒从严。因为只有坚决严厉地镇压那些最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能使其他反革命分子在雷霆万钧的压力下，感到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只有死路一条，才能使他们不得不投降、坦白。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能受到人民的宽大处理。所以，对坦白悔过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处理，也是为了肃清反革命分子，为了达到分化敌人和消灭敌人的目的。李世农反党集团把宽大强调成首要地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他们的感情和反革命分子是一脉相通的。 + +　　像李世农这些右派分子，有的是钻到我们党内来的反动阶级的代理人，有的是蜕化变质的各种反动分子，他们是故意认敌为我，敌我不分。但是确实还有不少政治经验幼稚的人，也往往分不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像不久以前山东四级干部会上所揭露和批判的那些人那样，当然是错误的；而把敌我矛盾也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更是大错特错。李世农反党集团和其他右派反党集团的揭露，再再证明敌我矛盾仍然存在，反革命分子仍然存在，我们和阶级敌人的斗争仍然是你死我活的生死之争，我们对阶级敌人不能有任何麻痹大意。我们决不能忘记，资产阶级按其本性的发展来说，它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去年夏季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和人民发动猖狂的进攻，正是这种本性发展的表现。如果党和人民去年不对右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将会产生怎样严重的结果，难道还不明显吗？所以我们丝毫也不能削弱对敌的专政，只要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只要还有敌人，我们对敌人就要专政到底！ + +　　安徽省委扩大会议在粉碎李世农右派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展开了肃清右倾思想的大辩论，有力地驳倒了他们的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这场斗争对于全党都有重大的教育意义。我们祝贺安徽省委这次会议的成功，祝贺他们在这一巨大胜利的基础上趁胜前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5.txt b/CCRD/1/3/3/0000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32877090dc49465b3a09d73b7161b54bf3c209 --- /dev/null +++ b/CCRD/1/3/3/000065.txt @@ -0,0 +1,15 @@ +# 申新九厂没有经过群众充分的酝酿、讨论，就展开工资福利问题的专题鸣放，引起职工思想混乱 + +　　新华社上海15日讯 申新九厂在双反运动中，没有经过群众的充分思想酝酿和讨论，没有进行一般整改就先展开工资福利问题的专题鸣放，引起职工的思想混乱。 + +　　这个厂在双反运动中共贴出了二十四万多张大字报，鸣放高潮时，有部分积极分子贴出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饭贴等。党委认为乘风点火，将工资福利问题烧一下，可以进一步揭发、暴露矛盾，以便将来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于是布置了对工资福利问题的专题鸣放。这时积极分子、干部带头贴大字报、广播喊话，如党委办公室文书写了“战斗的号角响了”的大字报号召大家对取消八项工资福利费——六分钱饭贴，子女教育补助费，子弟小学取消免费，房贴，保留工资，婴儿营养费，理发费等表示态度。总机械部工会主席画了二张漫画：一只马是国营厂，跑得快；一只是公私合营厂，被工资福利缠住了脚跑不动。科室工会主席还在广播台上喊话：“拿保留工资的职员快点表示态度吧……”。 + +　　这样一来，就增加了群众的顾虑，如说：“这不是反浪费，而是反工资福利”，“说起来社会主义生活越过越幸福，可是现在是越来越苦了”，“样样福利都取消，这叫自搬石头自压脚”，“生产克得紧，生活也克得这样紧，收骨头的日脚在后头”。工人郭玲妹说：“现在工人缠职员，职员缠工人，你缠我，我缠你，缠到后来，领导上就做报告说：‘根据群众意见，通过整风，职工觉悟提高了，保留工资、福利应该取消了’”。有的说：“以后再也不写大字报了，写了没好处。” + +　　四类分子乘机散播不满言论，如说：“共产党讲信用，这个问题也应讲信用，支票开出要算数。”并写大字报说：“农民与工人生活有差别，职员与工人的差别不奇怪，如果要改革，就应该消除全国的生活差距。”雷辛余说：“样样要从六亿人口出发，取消保留工资也应从六亿人口出发”。 + +　　工厂党委发现这种情况，立即加以制止，并向群众作了报告，说明鸣放提意见是好的，但处理是要慎重研究，领导没有表示取消与否的态度。这样，群众情绪才安定下来。 + +　　（高洁据市委工业部材料编） + +　　来源：1958年3月11日_第243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6.txt b/CCRD/1/3/3/0000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b367a6b475f6f9369416b9817dca896d1834c2 --- /dev/null +++ b/CCRD/1/3/3/000066.txt @@ -0,0 +1,13 @@ +# 各地天主教徒经过大鸣大争得出结论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１４日讯全国已有二十六个盛市、自治区在最近先后召开了天主教徒代表会、学习会或座谈会，进行社会主义学习和传达去年７月间召开的中国天主教代表会议的决议。 + +　　各地会议都是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争大辩的方式，摆事实讲道理，充分发扬了民主。他们在会上发言中都表示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决独立自主自办教会。沈阳总主教区总主教皮漱石、四川省万县主教段荫明、陕西省盩庢教区主教李伯渔、湖南省常德教区代主教杨高坚等都在各地的会议上指出：天主教徒必须发扬民族自尊心，彻底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坚决反对梵蒂冈的干涉，依靠中国天主教友的力量，独立自主地办好中国天主教会。 + +　　在各地举行的会议上，少数隐藏在天主教内的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作了许多恶毒的进攻。河北省保定教区主教范学淹疯狂地叫嚣驱逐帝国主义分子“有罪”，并污蔑人民政府“口是心非”、工农联盟是“狼狈关系”；吉林省四平教区代主教常镇国公然主张“决不能与人民政府合作”，并且还以“跪下祈祷，起来战斗”的反动口号，煽动教徒同人民政府进行“战斗”。这些右派分子还奴颜婢膝地为梵蒂冈的反动政治面目辩护。 + +　　参加会议的人对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极为愤慨。他们列举事实，对右派分子的反动言行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并且广泛地揭发了梵蒂冈的反动罪行。他们指出，梵蒂冈不但在解放前一贯敌视中国人民，利用天主教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服务。解放几年来，梵蒂冈还不断地破坏中国天主教徒的反帝爱国运动，挑拨中国天主教徒与全国人民的团结，干涉我国内政，直到现在，中国天主教的许多教区仍由已被中国人民驱逐出境的帝国主义分子霸占着主教的名义。爱国天主教徒绝对不能容忍梵蒂冈的这些罪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5日，原题为：“憎帝国主义干涉 爱社会主义祖国 中国天主教会坚决独立自主 各地天主教徒经过大鸣大争得出结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7.txt b/CCRD/1/3/3/0000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c87e07587b6aa879934b77f7bc54f54a99dd12 --- /dev/null +++ b/CCRD/1/3/3/000067.txt @@ -0,0 +1,23 @@ +# 在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 + +　　<《人民日报》社论> + +　　随着１９５７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超额完成，从１９５３年开始的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全面地超额完成了。根据国家计划机关和统计机关初步预计的数字，五年计划执行的实际情况同原定的指标相比较：现代工业总产值超过１７．３％，手工业总产值超过４．５％，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超过１．２％，各种现代运输工具的货运量超过１４％以上，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即工程总量）超过１４％，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总数超过１２％。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早在１９５６年底就已经提前完成。全面地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各项任务和各项指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伟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标志着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并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上跨进了一大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多种经济成分的面貌，也开始改变了我国经济文化极其落后的面貌。有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就有更好的条件继续建设社会主义了。 + +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经济是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已经确立了巩固的统治地位。我国人民在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要取得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彻底胜利。在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中，既有经济战线的斗争，也有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斗争；而在经济战线的斗争中，既要改造非社会主义经济，更要发展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把几十万户的资本主义工商企业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把一亿一千多万户的小农经济、七百多万的手工业者和几百万独立小商贩组织起来实行合作化，同时努力扩大了国营经济的阵地。我国在经济战线上也就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速度和成就比我们原来预想的要快得多、大得多。根据预计数字，在１９５７年以国民经济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的净产值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已占９５％左右，资本主义经济已只残留０．０１％，个体经济也只剩下５％左右。这就在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矛盾，解决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稳固地确立起来。当然，正像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的，只有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还不能完全解决两条道路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而必须有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国人民在１９５７年开展了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并且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获得进一步的巩固。为了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充分发展，我们在今后除了彻底完成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外，还必须继续不懈地努力完成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 +　　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五年内在全国各地开工建设的以苏联帮助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为中心的八百二十五个工业企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树立了一批比较强大的骨干，这些建设不仅一般地加强了我国的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工业、动力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而且为我国建立了一系列的新的工业部门，改变了我国工业体系残缺不全和互不配合的状态，提高了我国的设备制造能力。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载重汽车、喷气飞机和高效率的蒸气机车，现在能够大量制造了；我国过去不能制造的炼铁高炉、炼钢平炉、采矿设备、发电设备和很多种新式机床，现在也能够制造了；过去我们不能冶炼的高级合金钢和许多种有色金属，不能轧制的大型钢材，现在也能够生产了。我国的技术力量，已经有能力自己设计和建设较大型的和技术较复杂的企业，并且有能力掌握比较复杂的现代生产技术了。这种进步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因为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我们已经越过了工业化过程中的第一道障碍，取得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立脚点。１９５７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要的机器设备的自给率已经达到６０％以上，金属材料的自给率已经达到８０％以上，这就为今后的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准备了比较强大的物质条件。 + +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充分地表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我国的国民经济必须高速度发展，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国比经济发达的国家落后了几十年，没有很高的发展速度，我国将永远处于落后的地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证明，我国的国民经济完全有可能以较高的速度发展。同１９５２年比较，１９５７年我国的工业总产值预计增长了１３２．５％（其中重工业产值增长了两倍左右），手工业总产值增长了６９％，农业及其副业的总产值增长了２５％左右，各种现代运输工具的货运量增长了１４０％多，发展速度都是很高的。 + +　　根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为了使我国国民经济取得更高的发展速度，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和更省一些，就必须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利用各种有利的条件，把财力、物力和人力集中用之于生产性建设；就要厉行节约，把一切可以节省的钱节省下来，用之于生产性建设；就要有重点地进行建设，反对百废俱兴。一句话，要集中力量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做到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发展生产是其他建设的基础。因为只有工业农业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才可以改善，国防才可以更加巩固，其他各个经济部门和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才可以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建设，一切事业，一切工作，都要围绕发展工业农业生产这个中心。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这是我们发展生产的基本方针，是我国工业化所必须遵循的正确道路。经济建设不以重工业为中心是错误的，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不同时并举，也是错误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证明，加速农业的发展不仅不会延缓工业化的发展，相反地会促进工业化的更快发展。而工业的更快发展，又能够进一步支援农业逐步从落后技术转移到现代技术的轨道上。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应当使重工业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巩固基础，与此同时，又必须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要求，使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在单干时候的水平，争取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逐增６％以上，而得到一个跃进的发展，保证工业化的顺利进行。我们调整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关系，求得各部门的彼此协调和衔接，求得生产同消费的平衡，正是为了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得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和省一些。 + +　　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既集中了最大的力量进行了国家建设，也努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即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得到适当的兼顾。这期间对于国民收入的积累和消费的分配比例，也是适当的。在今后的工作中，对于建设和生活两个方面仍然应当统筹兼顾，对于城乡劳动力和工农生活也应当统筹兼顾。但是，统筹兼顾并不等于平均分配。照顾人民的当前利益是必要的，但是当前利益应当服从于长远利益，不能轻重倒置。为了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的落后面貌，扩大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基础，国民收入中积累的比重应当适当提高。必须勤俭建国，必须勤俭办一切事业，必须勤俭持家，这样才能够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完成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在钢铁和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我们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如果我们更加勤俭一些，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和赶上英国这样的伟大任务，所需要的时间有可能缩短。 + +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造谣和污蔑，现在，连帝国主义的代言人也不能不承认，我国人民有着巨大的潜力，我国国民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发展。他们关于中国建设失败和经济破产的幻想彻底破灭了。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也完全证明我们队伍中的一切悲观论者是毫无根据的。这些悲观论者只看到我国建设中的各种各样的困难，看不到克服这些困难的许多有利条件，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没有勇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去克服一切困难，他们怀疑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是不是搞得太多了。现在，人们可以看到，英勇勤劳的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能够破除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能够创造伟大的英雄业绩。 + +　　我国在１９５７年夏季开始的全民性的伟大整风运动，已经使人们的思想和各项工作有了极大的变化。思想前进和工作前进，一定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的大步前进。目前，农业生产战线上的跃进形势已经出现，工业生产战线上的新高潮也正在形成。我们对于这种有利的形势应当有足够的估计，不要让思想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 + +　　现在，我国人民面临一个新的伟大的也是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我们应当把一切应当办的事情办得更多一些、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和更省一些，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8.txt b/CCRD/1/3/3/0000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109d376950dc1dbebc6499273f9cdd18c2602a4 --- /dev/null +++ b/CCRD/1/3/3/000068.txt @@ -0,0 +1,31 @@ +#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６日讯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万人，今天下午举行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和盛大游行。他们决心要在思想改造上来一个大跃进，把心交给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全心全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 + +　　参加这个盛大集会和游行的，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程潜、张治中、傅作义、张奚若、李德全、许德珩、梁希、马寅初、熊克武、南汉宸、王绍鏊、陈其尤、胡子昂、孙起孟、李纯青等；有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常务委员、委员和北京市组织的成员；有全国知名的科学家、教授、工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还有工商界人士。 + +　　大会的主席台设在天安门广场南端，面向巍峨的天安门。在主席台两侧，高县着巨幅红底金字标语：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 + +　　下午二时，民革、民盟、民建、无党派民主人士、民进、农工、致公、九三和台盟的队伍，就开始向天安门广场云集。天安门广场沸腾起来了，场上一片彩旗和红色的决心书牌，到处锣鼓喧天。会场周围由无数市民组成了层层人墙。 + +　　三时，大会开始，沈钧儒致开会词，李济深、郭沫若、黄炎培先后讲了话。他们代表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表示，决心做到千颗心万颗心联成一条心，把知识拿出来，把力量使出来，把一切都交出来，贡献给可爱的祖国，贡献给人民，贡献给共产党。 + +　　大会最后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和上毛主席书。 + +　　大会在下午四时结束的时候，鞭炮齐鸣，口号声、锣鼓声响成一片，盛大的万人游行从天安门分东西两路沿着广阔的东西长安街行进。 + +　　“把心交给党，坚决当左派”，“效忠社会主义，力争又红又专”，在连绵不断的游行队伍中，人们到处呼喊着这样的口号。在由李济深、黄炎培、陈其尤、李纯青等率领前进的东路游行队伍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员抬着一颗巨大的用红布做成的心，上面横写着“把心交给党”的字样。在民主建国会的游行队伍里，工商业者抬着十面大红“”字牌。这表示这次是他们继１９５６年交出生产资料以后另一个“交出心来”的运动，是一件大大的喜事。 + +　　八十多岁的沈钧儒和年近七十的郭沫若，走在西路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无党派民主人士李德全、张奚若，民盟中央常委邓初民和胡愈之，他们抬着一个高大的木架，上面镶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公约。在游行队伍路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的新华门门前时，沈钧儒带头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 +　　游行的人们高举着各单位的决心书、挑战书、应战书、个人跃进规划和数不清的标语，显示着他们决心要在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下来一个思想改造的大跃进。民革和民进争取在三年内使它们的成员中的左派和中左派分子达到８０％。台盟和致公党要在两年内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在游行队伍里，人们抬着“比整风、比改造、比跃进”的红色的巨大字标前进，农工民主党的成员在巨幅标语上表示，他们决心要在这次整风运动中从五个方面把自己的心全部交出来，以加速改造。他们提出的“五交”是：交对共产党的认识；交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交去年大鸣大放期间的言行和思想活动；交个人所受右派分子言行的影响；交反右派斗争以后的思想认识。 + +　　九三学社的游行队伍抬着社会主义竞赛决心书。他们的竞赛条件中提出，要保证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科学文教事业计划所赋予的任务，并积极促进技术革新；与工农打成一片，决心做又红又专，更红更专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许多满头银发、白须齐胸的老人参加了今天的游行，他们老当益壮，决心做一个红色老人。在民革的队伍里，朱蕴山等十位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的“十老决心书”，吸引了许多人们的注意。他们在决心书上表示要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把晚年献给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在这个队伍里，民革北京市西单区组织的二十四位老人，高举着“向十老应战”的巨幅标语前进，他们决心要同朱蕴山等人比一比谁的立场站得稳，谁的劳动好，谁的学习好。 + +　　游行在下午五时许结束。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7日,原题为：“千颗心 万颗心 改造成一条心 把心交给共产党和人民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69.txt b/CCRD/1/3/3/0000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deb10a904e6e884ce549690ccfab0b4e34fd73 --- /dev/null +++ b/CCRD/1/3/3/000069.txt @@ -0,0 +1,25 @@ +# 自我改造的正确道路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国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北京举行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通过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会议万众一心地表示，决心跟共产党走，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向工农学习；把心交给党，即交给工人阶级、交给人民，把心交给社会主义。我们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大家都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资产阶级右派正在发动对我们的猖狂进攻，并且妄图篡夺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把它们作为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据点。但是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迅速地被全国人民的反击粉碎了。因而他们的这种进攻不但没有能够损害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且变成了促进全国人民社会主义觉悟提高的政治肥料，促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政治肥料。 + +　　资产阶级的自我改造是一个艰巨的历史任务。这个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有人说，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已经没有两面性了，只有一面性。这是不是事实呢？不是事实。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现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反右派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在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的新的高潮的推动下，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的公约。 + +　　通过这个大会，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自我改造运动，必将迅速前进，加速他们从一个阶级——资产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工人阶级的改造过程。 + +　　这个“公约”明确提出要“改造政治立场，把心交出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过去，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共产党领导下，参加了伟大的民主革命，并且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两年多以前，我们的国家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历史性的伟大变革。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基本上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就使资产阶级失去了它所依附的社会经济基础。古语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既已基本上消亡，原来作为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各民主党派当然不能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立场，坚决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来，为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尤其是经过了反右派斗争，人们就更深刻地理解到：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道路。一切民主党派应当走这条道路，一切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们都应当走这条道路。只有这祥，才会解除人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包袱”，在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上轻装前进；只有这样，才能加强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力量，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成为先进的国家。 + +　　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几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进行了许多思想改造的工作，已经有了显著的效果。但是应该看到，这一次在社会主义大跃进的鼓舞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公约”的形式提出了自我改造的标准，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这个意义就在于：有了这个“公约”，就好像工厂有了生产规划，军队有了作战部署一样，每个民主党派的成员就都有了具体的奋斗目标。在前进的道路上，人们随时可以对照“公约”检查自己，做到了哪一点，没有做到哪一点，经常地鞭策自己。只要下定决心，经过不断的努力，“公约”上的条文必然会变成现实。这样的“公约”无疑地是自我改造的一种新形式，这是用集体的力量促进每个个人改造的一种形式。它是个人的同时也是集体的进行自我改造的奋斗目标。在改造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互相帮助，互相督促，迅速地改造自己的政治立场。 + +　　怎样改造立场，对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在过去几年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曾经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组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的方针政策，这对于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觉悟，推动他们的自我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今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除了继续采用这个方法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作到“公约”第三条的规定：通过社会实践，向工人农民学习，树立劳动观点，积极培养劳动人民所具有的思想感情。 + +　　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自我改造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立场，建立起无产阶级的立场，把自己改造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分子。 + +　　很显然，要进行这种“脱胎换骨”的改造，决不能仅仅依靠书本上的学习，必须广泛地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在实践中才能增加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同劳动人民的接触，使自己真正认识到劳动的可贵和劳动人民的可爱；使自己亲身体会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千百万劳动人民的不可动摇的意向。这样，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场才有可能慢慢地起变化，从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逐渐转变为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从资产阶级的立场逐渐转变成无产阶级的立场。最近一个时期，有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下放到工厂、农村，同工人、农民劳动和生活在一起，他们开始深切地感到工人、农民的优良思想品质和工作作风值得他们学习，特别是工人、贫苦农民坚定的政治立场更给予他们以很大的教育和启发。这就说明，广泛地参加社会实践，尽可能地和劳动人民接触，乃是一切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人进行自我改造的根本途径。 + +　　进行政治立场的改造、从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这是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这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心交给人民。“公约”中说，要“交出心来”，这是一个很形象而又很深刻的说法。旧社会流行的所谓“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成语，同劳动人民的立身处世和为人之道是迥然不相符合的。而在我们今天这样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大跃进中，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提出要“交出心来”，这可以说是他们决心从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的誓言。 + +　　经过这次大会以后，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经常保持蓬蓬勃勃的革命热情，说到做到，始终坚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的自我改造的运动进行到底。这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能够作到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0.txt b/CCRD/1/3/3/0000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a42e51dd75b68ec42d66f0d397c2c9d6f03235 --- /dev/null +++ b/CCRD/1/3/3/000070.txt @@ -0,0 +1,19 @@ +# 一个思想上跃进的大会 + +　　<《文汇报》社论> + +　　昨天下午，上海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万多人举行了一个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会上万人齐心一致通过了一个保证实现“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的决心书；会后，全体与会者心情兴奋，脚步轻快地举行大游行，把决心书递交给中共上海市委员会。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大会。它不仅是一个促进派的大会，而且是一个思想上跃进的大会。 + +　　春节以来，在各方面出现了社会主义大跃进的新形势。生产上大跃进，带动了文化上的大跃进。工人农民在生产大跃进中所创造的许多动人事迹，鼓舞着知识界和工商界迫切要求加速自我改造，也来一个大跃进。在上海，十七位科学家首先订出了又红又专的规划；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计划一再突破了原来的指标；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群众之后就出现了生气蓬勃的局面；民主党派和工商界展开整风之后也都纷纷订出了自我改造的规划。这种令人兴奋的气象，预示着一个大跃进的到来。 + +　　订了又红又专的自我改造规划之后，如何保证它的实现?关键在于思想上的跃进。本月十六日首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万人大会上通过的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公约明白宣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了“尽早地把自己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决心实现公约的五项保证。这对上海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是一个有力的鼓舞。在昨天的大会上，全体一致响应这个号召，而且向中共市委会表示决心，要求全市人民加以监督，保证自我改造公约的实现。这是一个庄严的宣誓，也是一个思想上的跃进。 + +　　这个思想上的跃进，最生动地表现在大会上的两句话。一句是:把心交出来，交给党，交给人民!知识分子和工商界接受改造，一般要经过这样的过程:第一步是由于经济基础的改变，看到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接受改造，但是，道理似乎通了，思想上还是不对头，口头上服了，心里并不服；第二步，经过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看到工农生产大跃进中所出现的许多动人事迹，体会到党的领导的英明伟大，社会主义道路的完全正确。这时候，真正把心交出来了，表示真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这是很重要的一关。过这一关，就是一个思想上的跃进。 + +　　另一句话是:把一切知识和力量贡献给党，贡献给人民，贡献给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自以为有知识，就会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工农群众。资产阶级把私有的生产资料交出来了，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却把自己的知识认为独得之秘，当作私有的生产资料，这样就会限制自己的进步，得不到改造。口头上愿意和工农打成一片，实际上和工农在思想感情上是有很大距离的。现在，知识分子在实现又红又专的自我改造规划中，决心把知识无保留地交出来，贡献给党，贡献给人民，贡献给社会主义了。这样，才能真心诚意向工人农民学习，培养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也只有这样，才能接触现实，联系群众，把原来有限的死知识换来无限丰富的活知识，真正和工人农民打成一片，逐步改造成为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把知识交出来，这是知识分子从自己主观世界的小天地解放出来、走向广阔的客观世界的又一关。突破这一关，就是一个思想上的跃进。 + +　　事实证明，最近社会主义革命全面跃进中的丰富现实，已经给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这次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运动的出现，正是思想上跃进的一个具体表现。 + +　　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要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是革自己的命，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但是，只要有决心，就一定能够做到，而且能够愉快地做到。“放下包袱”，“轻骑前进”，那时候的心情是真正轻快而舒畅的。昨天的大会，是这种决心的一个表现。在这个大会上，我们一方面看到了在全体一致通过保证实现自我改造公约决心书时所表现的集中意志，同时也看到了在举行万人大游行时那种满怀兴奋的轻快舒畅的心情。这是一个跃进，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希望，本市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广大知识分子和工商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经常用公约的五项要求，来检查和督促自己，在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飞跃进展中，加速自我改造的完成。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3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1.txt b/CCRD/1/3/3/0000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d69acfaa6a7cf2b979467e7e952fbf815d2150 --- /dev/null +++ b/CCRD/1/3/3/000071.txt @@ -0,0 +1,23 @@ +# 武汉、西安民主人士举行改造促进大会 + +　　<新华社> + +　　新华社武汉２３日电各民主党派在武汉地区的地方组织、无党派民主人士五千五百多人，今天举行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和盛大游行。 + +　　会上，政协湖北省委员会副主席周杰致开幕词，陈离、刘俊、陈经畬、金通尹、唐午园、王家楫分别代表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九三的地方组织成员向大会宣誓：坚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民主党派在武汉地区的组织从资产阶极性质的政党改造成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破资产阶级政治立场，立无产阶级立场，向共产党向人民交心，保证交真心不交假心，交诚心不交并心，从对共产党三心二意跃进到对共产党一心一意。无党派民主人士唐星、李冬青在讲话中也宣布了自己的保证。 + +　　接着，大会全体通过了自我改造公约，上毛主席书，上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书和向全国各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自我改造竞赛书。大会主席团在会后拿着自我改造公约等文件，到中共湖北省委、武汉市委报喜，并请共产党监督和帮助他们的自我改造早期实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共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书记处书记李尔重代表省、市委接受了他们的文件。 + +　　大会结束后，开始了大游行。 + +　　新华社西安２３日电 西安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社会主义自我改造促进大会今天上午在人民体育场举行，有九千七百多人参加了大会。 + +　　大会主席团主席、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蔚如代表全体到会人员宣誓：要全心全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决心“自己革自己的命”，尽早地改造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决心把心交给党，把知识献给人民把生命和力量献给社会主义祖国；展开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大竞赛：比立场，比思想，比干劲。 + +　　民盟陕西省委员会副主委、西北大学副校长岳ｊｉé＠②恒，民主建国会西安市委员会主委韩望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陕西省文联副主席郑伯奇相继在大会上发言，他们一致表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祖国交出心来，坚决作政治上的左派、经济上的促进派、科学文化上的革新派。 + +　　会上，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治民向大会致了贺词。大会一致通过了社会主义自我改造公约，和向毛主席的致敬电。最后，岳劼恒和韩望尘代表大会将决心书献给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白治民和西安市委书记董学源。 + +　　会后，举行了大游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24日，原题为：“革自己的命 表赤忱的心 武汉、西安民主人士举行改造促进大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2.txt b/CCRD/1/3/3/0000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b89b2c3dd064ed9b3208628e8a70440ee021bc --- /dev/null +++ b/CCRD/1/3/3/000072.txt @@ -0,0 +1,33 @@ +# 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正在进行红与专的问题的大辩论。北大的教授们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结合业务进行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有许多教授诚恳地表示，要把心交给共产党和人民。他们的言论和行动说明，我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现在已经推进到新的阶段。这就是在全国双反运动的激烈开展中，知识分子自觉地要求进一步深入改造自己，力争红透专深。这是我国新形势下的新气象。这种新气象是极为可贵的。 + +　　我们的国家，八年来经历了所有制的革命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广大的劳动人民，迫切地要求建设起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工农业生产战线上，开始出现了各种惊人的奇迹。人民群众的热情冲击着上层建筑，要求彻底肃清障碍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前进的官气、阔气、暮气、骄气和娇气。 + +　　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跃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跃进必然会受到限制。任何经济基础都要求有与它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为它服务。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要求有一个强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我国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在成长过程中，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跃进，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应当加速成长。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今天的首要任务是努力学习，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而现有的知识分子，则要进行思想改造，把自己改造成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 + +　　“存在决定意识”。来自旧社会的人，都不免会受旧社会的思想影响。知识分子，他们大部分生长于地主、资产阶级家庭，长期所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离开学校以后，又依附资产阶级为生，耳濡目染，他们之中的大多数，脑子里装满了资产阶级的意识。这是无可讳言的。八年来，历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思想改造运动，对知识分子是有着一定影响的。有的知识分子已经觉悟到这一形势的变化，决心改造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但是，却还有相当数量的知识分子，认识不到这一点，没有自觉地改造自己，他们还改造得很不彻底。他们仍是从个人名利和狭隘兴趣出发，根据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来从事工作。他们重业务轻政治、追求个人名利和个人兴趣，理论脱离实际，缺乏工农感情。有的研究人员为了个人成名，可以眼看国家的生产受损失，拒绝研究生产中所提出的问题。有的教授为了个人的权威地位，可以眼看学生质量提不高，把知识占为私有，保密起来不肯教给学生。有的工程师，几年来没有钻研业务，硬充行家，使国家建设受损失。有的作家，不改造自己的思想，在作品中向读者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毒素。更严重的是，有的人假冒学术权威、有的人偷窃别人成果、有的人压制新生力量、有的人自满自足保守落后。 + +　　“不红不专就是最大的浪费”，这句话道破了一条真理。在研究机关，在高等学校，在创作单位，在医疗机构，在工程技术部门，当双反运动进入高潮以后，矛头就都指向知识分子不红不专所引起的严重浪费和严重保守的现象。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大时代里，他们所起的不是促进作用，而是促退炸用。他们已成了当前社会主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跃进中的障碍。应当承认，在我们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中，今天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然同时也还存在着多快好省和少慢差费的两种方法的斗争。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战线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艰苦复杂的斗争，在这个方面要“兴无灭资”，要“东风压倒西风”，从而使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跃进，必须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战线上有相当数量的红透专深的学者专家。那一门学科首先培养出红透专深的学者专家，那一门学科就将首先达到“兴无灭资”，出现大跃进的局面。 + +　　红和专的问题，从去年９月起，在许多高等学校中展开了比较深刻的辩论。通过辩论，许多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有所提高。但是，在高级知识分子之中，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很清楚。有的人认为：“高级知识分子只要交出业务来，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有人认为：“专还来不及，没有办法同时又红又专。”有人认为：“专而不红比红而不专对国家贡献大。”这些糊涂观念，表现为“重业务轻政治”和“重才轻德”。他们对“红”的要求没有搞清楚，他们对政治是统帅的道理也没有理解。 + +　　“红”是什么？“红”是要求每一个知识分子有适合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态度。我们的社会，革了一次命，私人所有制变成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了。基础变了，上层建筑也必须变。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革一次命，革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建立起工人阶级集体主义观念。这也就是说，要求每一个人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决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引导我们的社会分裂成千千万万个自私自利的小集团和个人，各自为自己的利益互相倾轧，从而把我们的社会拖向资本主义的倒退力量。这一点，在双反运动中许许多多大字报所揭露的事实已经说明。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没有和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觉悟，人们将迷失方向，他将不但不能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好的建设者，相反的甚至会走到反动的道路上去。 + +　　实现又红又专，而且要红透专深，这是不是有困难呢？当然是有困难的。我国的学术水平本来不高，十二年内要赶上世界水平，同时还要进行思想改造，这确实是一个困难。但是十二年赶上世界水平的首要条件就是红。这个红就是指的集体主义思想。想要单枪匹马赶上世界水平，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把科学家的力量组织起来，大家一心一德地集体地来赶，排除个人主义地分兵把口地研究一些枝节问题，而集中大家的力量和智慧去研究生产和生活过程中指出来的实际问题和科学上的根本问题，这样我们才能赶上世界水平。 + +　　对自然科学家来说，我们并不要求他既是科学家又是政治理论家、又是政治活动家。我们只要求他有社会主义的觉悟，树立集体主义的思想和作风，决心为人民服务，不脱离政治。对哲学家来说，他们要有社会主义的高度觉悟，要懂得自然界、社会及认识的变化和发展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他既要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又要有社会科学的知识。否则，他将言之无物，既不红又不专，不过是“玄学鬼”而已。对社会科学家来说，他们要有一定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对于自己所研究的一项社会科学，必须彻底地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 + +　　专而不红、红而不专，都是国家人力上的最大浪费。我们反对专而不红，我们也反对红而不专。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人都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集体力量这一巨大的优越性来发挥个人的作用。专而不红的人，由于他不红，他不依靠集体，而是凭主观想像，鼠目寸光，搞自己的一套。这就是迷失方向的实际家，他在学术上必然会落在别人的后面。因此不红透就不能专深。红而不专的人，由于他不专，他不能抓住工作中的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不能指导实际工作和生活的政治就是空头政治。这种红也就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此专而不红是“废品”，红而不专也是“废品”。所不同的只是专而不红的人，在个人主义发展到极为严重的时候，他对社会主义会起破坏作用。 + +　　我们的国家，在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完成了。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已经处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景况中。他们的绝大多数都愿意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服务，同劳动人民在一起，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但是要真正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必须认真地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改造自己。接受无产阶级的思想政治领导；以无产阶级的政治为统帅，促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在社会主义轨道上的迅速跃进。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是要靠知识分子来工作的，知识分子政治思想的前进和落后，关系着我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关系着我国整个建设事业的发展。 + +　　一切愿意进步的知识分子现在都应该下定决心，经历这一场痛苦的但是最后会是精神爽快的思想斗争。必须有孙悟空跳进老君炉去受锻炼的决心，让群众双反运动猛烈的火焰，把自己烧个四十九天。经过这样的熬炼，在群众的教育下，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把自己的错误缺点认识得越深，自我改造的决心才会越大。知识分子只有经过了这样的思想改造，才真正会生动活泼，心情舒畅，充满干劲。 + +　　时代在前进，形势在促使人前进。在双反运动中，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当前的形势，自觉地要求改造，提出红透专深的挑战。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双反运动中和群众在一起写大字报，揭露问题，引火烧身。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已经经历整风运动的烈火的熬炼，深刻地认识了自己，决心脱胎换骨改造自己，并将这种改造决心付诸行动。 + +　　在万马奔腾的今天，出现了知识分子思想大跃进的前景。让双反运动的火焰烧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烧掉资产阶级的学术思想。随着知识分子思想的跃进，我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将出现昌盛繁荣、万紫千红、百花盛开的壮丽景象。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3.txt b/CCRD/1/3/3/0000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db1611c2bbde9b3915cfccf4658e2d4e373d27 --- /dev/null +++ b/CCRD/1/3/3/000073.txt @@ -0,0 +1,29 @@ +#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 +　　<《人民日报》社论> + +　　铁道部工务局自整风运动以来，曾经出现许多批评局长领导作风的大字报，其中最突出的是批评局长对待下级工作人员的态度不好。这是值得注意的相当普遍的问题。 + +　　在我们的社会里，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同是革命工作人员，同是普通的劳动者，在这一点上大家没有任何不同。他们的关系也就是这一个普通劳动者和那一个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平等的同志关系。当然，领导者和被领导者职位不同，但是，这只是革命工作中必要的分工。这种分工使他们之间有着上下级的关系。这种上下级关系和他们的平等的同志关系并不矛盾。因为，我们的上下级关系和旧社会的上下级关系根本不同，在我们的上下级之间没有任何尊卑贵贱的不平等关系。可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上下级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某些单位仍然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在这次打倒官气的整风运动中，对这种残留下来的不平等现象，正在进行着一次大扫除。 + +　　铁道部工务局工作人员的大字报中批评局长态度比较生硬，不耐心听取下级干部意见，和下级干部接触较少。批评者希望局长对下级态度要和气些，还要常到各科走走，找大家谈谈。大字报还批评局长听汇报常常不听完就发表自己的意见，批评者要求局长“冷静地多听汇报人的意见和发言，晚点发表自己的意见。”人们也许会说，这些都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我们要问：破坏我们上下级之间应有的平等的同志式关系的是什么东西呢？难道不正是这种讨厌的官气吗？能说这是不值得注意的小事吗？ + +　　领导者，本来也是一个普通的劳动者。可是，因为他担任着领导职务，这种领导者的身份就常常掩盖了他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使他们在群众中显得特殊起来。担任领导工作的同志不妨考虑一下，当你和下级干部接触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到不要使自己领导者的身份掩盖了普通劳动者的身份？是不是有意识地感到你和他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 + +　　像工务局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很个别的。某些脱离群众的领导者，在下级面前面孔冷冷的，难见一丝笑容；除了开会、布置任务，很少和下级见面；彼此之间很疏远，谁也不大了解谁，谁也摸不着谁的心。特别使下级不满意的是他们不耐心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说话得噜苏一点了，就不耐烦，甚至制止别人发言；下级的意见和领导者不一致，立即就会被顶回去，甚至还会因此受到批评。这种情况，对下级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种束缚。有些人因此在上级面前不敢畅所欲言，甚至“话到口边留半句”。领导者也因此变得耳目蔽塞，容易发生主观片面性的错误。这种现象同我们社会主义所有制的生产关系的性质是不相符合的，它是我们的各项事业发展的障碍。在整风运动中，这种现象不能不受到群众的严厉批评。特别是当工农业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事业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出现以后，这种现象就更为人们所不能容忍。 + +　　整风运动以来，特别是反浪费反保守的高潮出现以后，官气已被打掉不少。许多沾染上官气的同志正在努力从自己身上扫除灰尘。铁道部工务局那位受到批评的局长现在已经有了显著的改进，对下级的态度不那么生硬了，开始耐心地听取同志们的意见了，同时也尽可能多找机会和同志们接触。可是，就一般情况看，这种改进毕竟还是不很巩固的，而且，有的改得好些，有的改得差些，有些领导同志虽然也在力求改进，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却还缺少深刻的认识。因此，从扫除官气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 +　　在我们的领导同志中，沾染了国民党作风，有意识地摆官架子以势压人的，当然极少。多数脱离群众的领导者虽有官气，可并不是有意要摆官架子，甚至，要下级没有对他们的官气提出批评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自己有那么大的官气。那么，这种官气究竟从何而来呢？ + +　　有些领导者虽然并不觉得自己比下级干部特殊或者尊贵，可是总以为自己比下级高明、正确。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对于下级的意见那么不感兴趣，甚至连下级汇报情况都不愿耐心听完？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那么不喜欢听不同的意见？不能否认，领导干部的水平要比下级干部高。可是，仅仅凭这一点，远不能做好领导工作。刘少奇同志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所以在我们的革命事业中起了伟大的舵手作用，所以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但是因为他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且是因为他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倡导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可见，是不是坚决地信任群众的力量和智慧，正是一个领导者是否成熟的主要标志之一。那些自以为总比别人高明的领导者恰恰忽略了这一点，脱离了党的群众路线，陷于主观武断的泥坑中去了。 + +　　不同的意见，经过争辩求得解决，是最好的领导方法。一个成熟的领导者，决不害怕讨论问题时有不同意见，害怕的是树立不起对立面，让事物的矛盾被隐蔽起来。掩盖矛盾，害怕争论的是不懂辩证法的主观主义的领导者。正确的东西决不害怕同不正确的东西进行斗争，经过斗争，正确的才能变得更充实更完整。而且，领导者的意见也并不永远都是正确的，尤其不会都是十分全面十分完整的。不听不同的意见，就有犯错误的危险。 + +　　有些领导者喜欢用下命令和发指示这种简便的办法去对待下级，就是征求意见，也常常只是简单的问一声，使人不便多谈。命令和指示是少不了的。但是，一般说，那应该是组织的集体的决定。领导者个人和下级干部谈工作，应该尽量避免指示和命令的口气，否则，对方就会感到你是上级他是下级，谈话就容易受到束缚。最好是像同级的同志在一起一样，毫无拘束地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你把你的看法告诉他，他把他的意见告诉你，互相补充、互相辩驳，使大家的看法渐渐接近。这样，下级干部就会感到这是同志间的研究问题，就不会觉得双方之间有什么不平等和界限。可是，为什么有些领导者只习惯于在同级干部中这样自由地商讨问题，而不习惯同下级干部一起商讨呢？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 +　　还应该说一说对下级的态度粗暴以至随便发脾气的问题。说这是官气，这是用不平等的态度对待下级干部，有些同志是不同意的，他们总说是因为脾气不好。这说法是很难站得住的。习惯对下级发脾气的同志，有多少也用同样粗暴的态度对待他的上级呢？恐怕不多吧。实际上不管自觉不自觉，这些同志总是以为我是你的上级，你是被我领导的，我对你发发脾气没有什么关系。这能够说是平等的态度吗？上级对下级应该有严格的要求，应该及时地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但是，这和发脾气是两回事。严肃的批评可以使人头脑清醒提高认识；发脾气却只能使人感到难堪和不平等。 + +　　增加上下级之间的接触，对于增加了解消除隔阂很有好处。领导工作的某些特殊情况，使上下级之间的接触不可能和同级干部之间完全一样。下级干部应该体谅到这一点，不要要求大家绝对一样；领导者却决不要因此就觉得自己可以特殊。事在人为，只要真正感到有必要，就可以想出很多办法。整风运动以来，这方面的情况就有了很大的改进。比如，领导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和大家一起除四害大扫除，在大鸣大放中和大家一块写大字报……，有些同志在这方面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阜新煤矿平安矿的领导干部，最近都搬到工人宿营去住，就是很值得提倡的好办法。增加接触、增进上下级之间友谊关系的办法很多，关键还在于领导干部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真正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是和大家推心置腹地商量问题。只有这样，下级干部才会把心交给你，把你当成亲密而又值得尊敬和信任的朋友，在别人面前不愿讲的话却愿意向你倾吐。否则，一切好办法都会流于形式主义，即使经常接触也是貌合神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3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4.txt b/CCRD/1/3/3/0000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23bc9e4ca86cdc4d461fed7ec908c244105cbf --- /dev/null +++ b/CCRD/1/3/3/000074.txt @@ -0,0 +1,23 @@ +# 北大物理系师生对走红专道路的不正确的看法 + +　　（新华社北京1日讯　知识分子对走红专道路有些什么不正确的看法？从北京大学物理系师生的有关言行中可以看出一二。） + +　　（一、粉红色道路。主张多专少红，保留个人主义。助教秦德华认为有一点点个人主义没什么，一个人政治上可以永远保持“三分”（意指中间），群众觉悟提高时，自己也会跟着提高，不会犯大错。讲师曹其昌主张“有限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不好，但只要自己把它控制在不妨碍社会主义的大前提下，政治上承认党的领导，弄清大是大非，留点个人主义也就没有什么坏处。也有人认为个人主义也有两面性，损人利己的一面是不好的，但有自发积极性的一面，可以利用它来为人民服务。助教陈志全认为红有上下限。上限是做党员，这个太困难：（1）党员社会工作多，不能成为科学家；（2）党员要舍己为人，容易把身体搞垮。下限接近右派边缘，这也要不得，因而取其中最适宜。他总结自己参加历次运动的经验以后说，不进步也不落后，走中间道路，完全可以走得通。） + +　　（二、先专后红阶段论。有一个讲师用“饱和曲线”作根据，认为一个科学工作者的发展用图表表示，十八岁到三十五岁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不少科学家都在二十五、六岁一鸣惊人，如果三十岁不成名就完蛋了。因之，在这段时间里要集中精力钻业务，三十五岁以后再锻炼红。下放农村去锻炼是好事，但时间不应太长，以免错过这个“黄金阶段”，终身遗憾。） + +　　（另一个教师提出动态平衡论作为多专少红的根据。主张对专要集中精力直接上升，而在红上可少花些精力，一旦发现政治落后，可再马上跟上去，使之与形势保持平衡。他的公式是：对专，要勇猛前进；对红，如落后——跟上来——又落后——再跟上来——求得平衡。如此反复，即可保持永远平衡。还有人认为：大学生一年级不要太积极，应在功课上取得成绩，以培养自己的威信；二年级可以稍微积极些，而到四年级自己学习有了基础，红上积极些，担负社会工作，就可取得组织信任，于是就成了专、红两得的人，工作也会分配得好些。） + +　　（三、专也就是红。有一个讲师认为党对旧知识分子是重视其业务，一个人在科学上有了成就，入党也就容易了。有的说：专是实际本领，一个人没有专，就不能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也就谈不上为人民服务。因此，他们认为业务即政治，作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比庸庸碌碌的党员对社会主义贡献大。有的说：如果专得不好，红了也不光彩。） + +　　（四、红专两者不可兼得。有人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搞业务就必须少搞政治，政治活动多了就妨碍业务。中国大学生的业务水平不高，其原因在于政治活动多，美国、西德的大学生业务水平高，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活动，可用全部精力读书。助教陈成钧提出“上山探宝论”。他说：科学是座大山，山下的宝已为前辈科学家取去了。现代的学者要取宝就要攀登高峰，要花更大的力量，如再考虑红就不能爬上山顶了。） + +　　（五、红专分工论：教授杜连耀认为红是党员的事，专是科学家的责任。教授俞忠钰说：有些党员适合做政治工作，而像他这样有才气的人应该做科学家。） + +　　（六、动力论。助教林仁明认为一个人对事物发生真正的兴趣，才有真正的动力。兴趣不一定都是个人主义。） + +　　（七、灰色的人生观，既不想红也不想专。他们认为过一天算一天，能教些书，吃吃喝喝就够了。） + +　　（八、时间矛盾论。这些人肯定要又红又专。但感到做起来实际上有困难。认为要红就得担负很多社会工作、政冶工作，有自我牺牲精神，但这样就没有时间专了。） + +　　来源：1958年4月1日_第2447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5.txt b/CCRD/1/3/3/00007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cbb73e9e31650c3bdf389f31b6ac9414fd8561 --- /dev/null +++ b/CCRD/1/3/3/000075.txt @@ -0,0 +1,99 @@ +#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争辩科学研究工作如何为生产服务的问题 + +　　新华社上海1日讯　最近，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全体研究人员，就科学研究为生产大跃进服务的问题，展开了一次大争大辩。 + +　　双反运动中，有机化学所有两个解放后从美国回来的科学家贴出大字报，指出该所研究工作无的放矢严重脱离实际。大家摊开今年研究题目一算，果然在全所七十六个题目中只有六个题目是联系生产实际的。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大辩论已进行了一个月之久，有机化学家们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大辩论中的问题关系到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其他基础学科研究所的工作方向，许多意见都是有代表性的。 + +　　现将有机化学所党组织关于这场大辩论的问题和科学家思想变化情况报告摘要报道如下： + +## 一、大辩论中的主要问题与分歧意见 + +## （一）科学研究的目的性问题。 + +　　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科学研究以发展本门学科，发展基础理论为主要任务，这也是科学院给的基本任务之一（对院部科学研究为生产服务，理论要联系实际的指示则不重视）。在有余力，有可能时，可以协助工业部门解决问题，作他们的顾问，但不能影响本门学科的发展。认为为生产服务的题目仿效性的多，不能提高本门学科。科学院研究所的任务，应当和工业部门的研究所有所区别，为生产服务主要是工业部门研究所的任务。我们应当研究长远题目、基础理论、探索性的问题。既是理论的探讨，当然不能规定期限。在探索中还会节外生枝，碰上新问题，题目也会中途变动，设备材料的浪费也在所难免。顺着一个方向，探索宇宙的秘密，研究一辈子也是可能的。科学研究工作不容易也就在这里。这种思想占统治地位。 + +　　另一种意见是，科学研究主要应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建设服务，要联系中国当前的实际，解决实际问题，理论要联系实际。和工业部门的研究所要有分工，实际也有分工。但科学院的研究所也必须明确要分担生产建设的研究题目，更应该解决生产中存在的关键性的理论问题。即便是研究长远些的题目，也要和中国的长远规划相结合，和有关业务部门相联系。研究理论性的问题，目的也要明确，不应作无目的凭兴趣的孤芳自赏的研究。暂时看不出用处的题目，如同下围棋先放一两颗闲子，也未尝不可，但闲子多了，会引起全局失败的。 + +　　坚持这种意见的人还认为，科学促进生产技术的发展，生产技术又促进科学的发展，互为因果，循环往复，每一循环都应进到高的一级。基础科学是从生产实际中产生的，无论在古代埃及或中国，在希腊和西洋其他各国，莫不如此。在当前生产大跃进时期，科学研究更应为生产大跃进服务。 + +## （二）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方向问题。 + +　　过去，有机化学所一直以研究天然有机化学中的轻有机化学为主，科学家们主要从个人兴趣考虑问题，整个所如何发展，如何发展空白点，如何培养新的一代，考虑较少，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他们不去解决本所的主要任务，而总是在边缘上向别所渗透、争题。 + +　　有些人主张在天然有机化学范围内，选择意义重大的研究对象，有机化学的园地是海阔天空，极为广泛的。应当主动去找重要题目，主动去和生产部门联系，去了解资源情况。边缘科学，要互相渗透，但不能争属于其他研究所研究范围的题目。根据现在科学家的专长，尽量发挥其作用，但对整个所的研究任务，则应从远景考虑。 + +## （三）对于理论的认识： + +　　一种见解认为，只要是未知的求得知道，就是理论的研究，而不思考这样的研究成果对实际有没有用，或什么时候才能有用。不重视系统的研究，只注意研究某一部分，特别重视化学结构的研究，认为这是基础理论，合成次之，轻视分离提取等工作，把化学结构和化学的基础理论，划成等号。这一种认识原来人数多，后来人数逐渐减少，有的不坚持了，但思想上有的仍未解决问题。 + +　　另一种意见认为，对于事物作系统的全面了解，发现其变化的规律，从而掌握其规律为人类服务，这才是理论，理论是有用的，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现在研究的许多题目，谈不上什么理论，即有理论，意义也不大。持这一种认识的人，过去少，现在多了。 + +## （四）对于赶上国际水平的认识。 + +　　一种意见是，在国际文献中，找出国际上尚未解决的题目，如果我们研究出来了，发表了论文，走到了其他国家前面，这就是赶上国际水平了。但对研究题目本身的意义和作用，为谁服务等问题考虑很少。所谓赶国际水平，是个人赶上呢？还是国家赶上呢？个人或几个人的论文在国际上发表了就算赶上了吗？认识是模糊的。 + +　　另一种意见是，要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在生产技术上表现出来，科学技术的研究要促进中国早日工业化，要做到能解决本国的任何重大的科学技术问题，还必须有一定质量和数量的科学家队伍，到那时才叫做达到了国际水平。除此而外，无所谓什么国际水平。从国际文献中找题目未尝不可，但如果选择了目的性不明确，不结合中国实际，不为生产着想，只是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研究所谓赶上国际水平的题目，是无补于祖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即使偶有成就，发表了论文，在国际文献中留了名，为祖国争了一定程度的荣誉，但为祖国社会主义生产建设贡献不大，为祖国人民服务不多，仍未超出个人主义的范围。这不是应有的方向。 + +## （五）科学研究的工作方法。 + +　　一种主张，在大学科中再分小学科，以小学科为中心进行研究，如有机化学的研究就应分为碳水化合物、多环、多肽类等小学科。过去有些研究工作采取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 +　　另一种主张是，要围绕着解决生产中的关键问题，选题目，订计划，进行研究工作，这样既能解决具体问题，促进本国的工业化，又能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发展理论，丰富本门学科。这二者是相互联系的，是统一的，并无矛盾。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本门学科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丰富和提高。 + +## （六）关于仿效性问题。 + +　　一种意见强调不作仿效性题目，认为那不是发明创造，没有理论价值，不能提高所谓水平。 + +　　另一种意见是，如生产上需要，仿效性题目也应积极地负担起来。在工业落后的中国，不向先进工业国学习是不行的。不仿效就是不学习，不学习如何能赶上呢？所谓发明创造也是在前人或别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没有空中楼阁。反对仿效，就是反对学习，仿效很要紧，仿效也不容易，恐怕还有许多题目我们解决不了。先仿效，在仿效中提高，再进而达到发明创造，这也是发展的规律。但仿效什么，怎样仿效，却值得慎重考虑，更重要的是在仿效中，不忘发展提高，不忘发明创造。 + +## （七）关于集体和单干问题。 + +　　一种人的想法是，为了发展小学科，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既无具体任务，随心所欲，以个人兴趣选择题目，以求达到发展本门学科的目的，知道了一个未知的东西，就认为这是理论，发展了本门学科。实际上天地间未知的太多了，想这样长期研究下去，谈不到集体解决，惟有单干到底。 + +　　另一种人认为：要围绕着研究的题目，围绕着交给的任务有组织地集体进行，虽有分工，但为解决一个问题，共同努力，互相启发，交流经验，集中群众智慧，为一个目标而奋斗。 + +## 二、研究工作脱离实际的几个例子和造成脱离实际的思想原因 + +　　大辩论中揭发出的无的放矢、严重脱离实际的情况突出地表现在下面几个例子上： + +　　维生素丁化学的研究，尽管这个问题在国民经济上有很大意义，但科学家认为维生素丁的照光合成法已为国外工业所采用，值不得做。因此他们不去研究解决维生素丁的生产问题，而只是将维生素丁从国外买来，研究它的化学反应和结构。 + +　　大豆醇的研究：大豆是我国的特产，榨油以后的油脚中含有很多可利用的物质，大豆醇就是其中之一。假如利用它合成有用的药物，意义是很大的。但是他们认为这些在国外专刊上都有记载，就对这个题目采取消极的态度。最近一、二年来又想入非非地来利用它合成类似维生素丁的东西，意图发现比维生素丁更有效的化合物。事实很清楚，维生素丁本身的合成工作都还没有解决，就想研究它的类似物，这是好高鹜远，脱离实际的。 + +　　链霉素化学的研究：有机化学所过去在链霉素的提取方面做过一些工作，对我国抗生素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工作以后的发展就成了问题。因为从文献上看到链霉素的化学结构没有完全解决（主要的都解决了，留下的是枝节问题），所以就未搞链霉素的化学结构，认为这样的题目是国际水平的。但是只凭一些碳水化合物的知识很难解决这些问题。结果，五年来整个工作组没有完成一篇论文。 + +　　我国天然资源极其丰富，当前化学工业还很落后，有许多重要任务需要解决。为什么放着这些工作不做，而去从文献缝里找题目，搞一些既无理论价值又缺乏现实意义的研究呢？有机所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时，分析原因有二。一是缺乏生产实践经验，对国内实际情况（如天然产物的资源）了解不够。二是对赶上国际水平的认识片面。最近大家更进一步分析出两个更主要的原因，一个是没有认识到生产实践是科学研究的一个主要推动力，很多科学家过去在国外学了一些实验室的东西回来，因为当时在国内没有实际可联系，虽然也进行了一些研究，收获不大。现在情况是变了，但是一套传统的工作方法和思想还没有打破。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个人主义因素，很多联系实际的题目是综合性的，解决也不容易，科学院的科学家一向以学术水平高而自傲，碰到实际问题解决不了岂不影响“威信”，倒不如关起门做一些别人不熟悉的研究，既可以孤芳自赏，又可以不受外界的牵连与压力，更何况搞这样的研究容易写论文，出名也比较容易。同时，所内有些科学家对基础理论的概念也很模糊，过去把一些不结合实际而能发表论文的工作都算作基础理论研究。 + +## 三、研究人员思想变化情况 + +　　有机化学所的多数研究人员对发展科学研究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党在科学研究工作中的方针，原则上是拥护的，但还缺乏正确的理解与认识。研究工作的目的性也不明确。刚开始提出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时，大家（包括积极分子在内）都不愿讨论，认为这些问题是专业部门或技术科学部门应该注意的，不用在研究基础科学的有机化学所讨论。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有机化学所化了两个半月的时间开了四十五次重点会讨论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干部、对外联系协作与勤俭办科学等四个问题，许多人有所提高，但未基本解决问题。 + +　　在这次双反运动中，副研究员黄维垣感到有机所大部分研究工作脱离实际，党员研究员黄耀曾领导的金霉素合成研究和副所长汪猷直接领导的链霉素合成研究，更是严重脱离生产实际。黄维垣是1955年回国的美国留学生，思想较单纯，比较注意联系实际。在党支部的鼓励与支持下，他一连写了六十多张大字报，提出了理论必须联系实际，为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的问题。另一个副研究员刘铸晋也贴出了大字报，向汪猷等人提意见，引起了这场大辩论。 + +　　在这一个多月中，研究人员们思想斗争的激烈是空前的。好几个高级研究人员晩上思想斗争得睡不着觉，经过大争大辩，以及到生产单位联系访问，双方意见渐趋一致。 + +　　目前，十一个高级研究人员中（另二人在养病，未参加），有黄维垣（左）、刘铸晋（中）、徐维华（中）、袁承业（党员）四人明确地表示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保证为生产建设服务。黄维垣所领导的研究组还贴出大字报向全所挑战。 + +　　思想上有转变，但仍有一定程度保留的有汪猷（副所长，科学院学部委员、左）、黄鸣龙（一级研究员，中右，最近政治上有进步）。仍坚持科学研究就是为发展本门学科的理论，不同意联系实际的有朱子清（兰州大学教授，兼任研究员）。 + +　　认识到不联系实际不对，但对作联系实际的题目表现动摇的有黄耀曾（党员）等四人。黄耀曾承认他所领导的金霉素合成研究实用意义和理论价值不大。但他说，几年来，已对这项研究产生了感情，放弃它就好比死了一个儿子一样。 + +　　九个中级研究人员对于为生产服务表现积极，态度明朗的有二人，至今改变不大的有一人。其余基本上改变了过去的看法，但对改变目前情况还有些犹豫不决。四十六个初级研究人员中，表现积极、明朗的有十二人，转变不大者一人，其余二十九人问题不大。 + +　　目前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大辩论中有些积极分子在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科学为生产服务时，产生了偏激情绪，对过去的研究工作否定得过多。如袁承业等说，有机化学所的研究工作，只有5％是联系生产实际的，还有5％是纯理论研究，其余90％既无实际意义又无理论价值，只能说是个人兴趣。汪猷、黄耀曾都不同意这种说法。 + +## 四、对1958年七十六个研究题目的分析 + +　　大辩论中，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人员们对今年研究工作计划中的七十六个大小题目全部摊出来，逐一分析，初步归纳为以下几类： + +　　（一）联系实际的研究题目，如有降低血压作用的萝芙藤全碱的分离、强心药物的研究，共有六个，占7.8％。 + +　　（二）理论性题目，没有。即使有一些称为理论性题目的工作，本身并无理论价值，因此都不能列入此项。 + +　　（三）既不联系实际又无理论意义的题目，如西贝素化学结构的研究、金霉素及其同型物的合成等，共五十六个，占73.9％。 + +　　（四）尚有争论未肯定的题目，如山马蹄碱化学结构的研究、多肽合成方法的研究，共十四个，占18.3％。 + +　　这些题目的分析还在继续辩论中，可能还有变动。 + +　　来源：1958年4月3日_第2448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6.txt b/CCRD/1/3/3/00007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aed3fc2cef6a27cc92b1c7439ea6c055f6cef --- /dev/null +++ b/CCRD/1/3/3/000076.txt @@ -0,0 +1,13 @@ +# 真诚交心 心情愉快 北京市工商界举行向党交心大会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５日讯把心交给党交给人民交给社会主义，这是北京市许多工商业者在５日举行的北京市工商界向党交心汇报大会上提出的保证。 + +　　参加大会的有一万多名工商业者，有许多人在会上自动地把很多以往认为见不得人的思想认识谈了出来。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乐松生说：几年来党对我进行了很多教育和照顾，但是我对党的态度若即若离，向党只说三分话，对党三心二意。他决心把“口袋”里的脏东西全翻出来，化三心二意为一心一意，永远跟着党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常子久在会上谈了他过去对党和政府的态度，五反、肃反运动和税收等方面的错误思想。常子久表示在向党交心运动中，一定要交得真、挖得深、倒得干净。 + +　　许多已经参加体力劳动的工商业者，在会上汇报了他们在劳动中的收获，他们都认为：参加体力劳动是资产阶级分子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好办法。 + +　　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崖月犁在会上讲了话。他说：工商业者开始向党交心，说明了工商界自我改造运动进行得更广泛更深入了。向党交心，是进一步在政治思想上进行革命，开始时是会有些痛苦的，但是交出心来、丢掉思想包袱以后，心情一定会愉快。他希望工商业者在政治、思想的革命中获得丰收。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6日，原题为：“真诚交心 心情愉快 北京市工商界举行向党交心大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7.txt b/CCRD/1/3/3/00007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cc18e007c80c3d8c4381fc7075833e2a5374ba --- /dev/null +++ b/CCRD/1/3/3/000077.txt @@ -0,0 +1,25 @@ +# 科学家资产阶级思想面面观 + +　　本刊讯　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从去年11月起，检查了静电加速器的工作。制造静电加速器是物理所的一项重大工作，从这项工作的检查，科学家形形式式的坏思想都暴露出来了。地球物理所也在最近期间着重批判了几个高级研究人的思想，摸到了一些科学家的学术思想和业务思想的底子，数学研究所通过培养干部的专题辩论，也揭发了科学研究人员思想上的毛病。 + +## 为了个人名利，不择手段 + +　　物理研究所从事制造加速器的一些研究人员把自己的研究工作看得特别高贵，把技术工作看成是服务性的工作，都希望快点把加速器装好，早日开始“物理研究”工作，而对于制造加速器的技术却很不认真（加速器是把核子加速后冲击原子核以便研究原子核中秘密的工具）。远在1954年加速器尚未完成以前，他们就每人确定了一个研究题目，迫不及待地想发表几篇论文出出名。有的科学家之间常常抢做容易讨巧的题目。1954年，物理所副所长赵忠尧和研究员杨澄中为了抢题目，曾经在领导人员的会议上拍桌大骂。 + +　　地球物理所研究员朱岗昆（新党员）解放后作了十二篇论文，除一篇尚有可取之处外，其余都是质量很差，有些是抄袭别人的。1957年他在“气象学报”上发表的“各河流水量平衡分析”一文错误百出。文中全部统计数字是技术人员作的。在未发表前，有人曾指出这个资料统计有错误，他不耐烦仔细审阅，急于出名，就马马虎虎发表了。该所所长赵九章擅长大气物理，但由于他自知落后于本所研究员叶笃正和顾震潮二人，就转入与国防有关的缺门——海浪的研究。现在他又感到海浪终非他所长，又想交出去。研究员傅承义过去自己没有研究题目，在副研究员曾融生的研究题目——“岩山磁性”上加上了他的名字，实际上他在这个题目上一点工作也没有作。研究员李善邦、朱岗昆领导下的青年研究人员写好了论文请他们审阅，他们在审阅之后要在论文上冠以自己的名字。李善邦领导下的一个青年改装了一种新地震仪器，写出了文章，李善邦迟迟不予发表，原因是怕“徒高于师，有损导师威信”。 + +## 知识私有观念 + +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对于他所培养的干部是使用多培养少。他利用青年研究人员为他计算，他只教给他们各人计算某一个题目时所需要的知识，不使他们系统地全面地学习知识。中华地理杂志编辑部研究员罗来兴为了抢出书、抢成果，把资料保密，甚至在中苏合作的黄土调查中也不愿把他占有的资料供给苏联专家。物理研究所制造两架加速器的研究人员，本来应该互相通力合作，但是由于不团结，各搞一套、互不通气，这架加速器的工作人员明明看到另一架的工作人员工作上遇到障碍，也不肯把自己的知识经验告诉他们。例如等压片针尖问题，徐建铭已有经验，但不介绍给叶铭汉，而叶铭汉宁愿自己瞎摸，也不愿向徐请教。又如叶龙飞作离子源用铜料，叶铭汉知道不能用铜，却看着叶龙飞长期搞不下去而不告诉他。 + +## 盲目崇美，保守落后 + +　　我国老一辈的科学家大多是留学资本主义国家的。盲目崇拜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还相当严重地存在于一部分科学家的头脑中间。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在领导制造加速器的工作中，对于一些主要部件（离子源、加速管、分析器），完全照抄了一套美国古老的设计，几年来一直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保守思想，拒绝别人的建议。这些美国古老设计是赵忠尧1947年在美国抄来的，在1951年到1953年间，这些部件的设计都有很大改进。如离子源，已经不用落后的秦型，普遍改用先进的高频型了。1951年，参加加速器领导工作的杨澄中曾提出要用高频型或磁型，赵拒不接受，以后中下级研究人员在实际工作中体会到做秦型困难重重，缺点很多，应该改做高频型，但赵仍然拒绝接受这个意见。直到1955年底，物理学家李整武从美国回来参加这项工作，告诉赵忠尧：美国加速器的老祖宗也放弃秦型离子源而改用高频型的了，赵忠尧才同意从1956年起另外加做高频型离子源。由于赵坚持采用落后的美国设计，使加速器走了很长弯路，不能如期完成。 + +　　物理所有些科学家向国外订货的时候，有些器材在国内或社会主义国家都有的，性能样式和大小都相同，也要订美国货。连橡皮夹子那样简单的小东西也要向美国订货。 + +## 名利得到，不求上进 + +　　数学研究所一张大字报揭露：在抗战的时候，华罗庚在昆明，生活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他还是孜孜不倦地钻研学问。有人发现他的一本数学书中夹着黄土，这说明他当时躲在防空壕里看过这本书。在解放初期，人们常看到他的窗户到深夜还亮着；图书馆里新到了数学书刊，别人总是不易先看到，因为总是华罗庚先借去看。而如今，华罗庚对于学问不很起劲了，新到的数学文献他也不多看了。大字报认为这是由于他满足了名位所致（按：华是人代常委，身兼数十职，过去当许多科学家高叫社会活动过多妨碍科学研究的时候，有关方面曾同意他减去一些兼职，但他连民盟常委的职务都不肯辞掉。其他一些科学家也有同样情况）。又据梁思成的女儿（新华社编辑）反映，梁思成现在热衷于一些社交活动，对科学研究不感兴趣，政治上也只是说些漂亮话。女儿要同他谈政治谈思想，他总说没有空，但一谈起他的外孙女，他却津津有味，时间也有了。（吕新初） + +　　来源：1958年4月7日_第2451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8.txt b/CCRD/1/3/3/00007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62c7961f0ede7648fe7db483c56c1a629ce30ad --- /dev/null +++ b/CCRD/1/3/3/000078.txt @@ -0,0 +1,27 @@ +# 地方主义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 + +　　<《浙江日报》社论> + +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认真批判了存在于党内的地方主义倾向。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加强全省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 +　　解放以后，党中央派了大批老解放区的干部来到浙江，同在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几年来，依靠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密切团结和共同努力，已经给全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各个地区和各项工作中，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基本上都是团结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的。许多外来干部已经和当地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做到了地方化；本地干部经过各项斗争的锻炼，也涌现出大批的优秀分子，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骨干。这些成绩，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主要方面。 + +　　但是，这次全省党代表大会所揭发的事实说明：还有些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他们总是强调本地干部能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能联系当地群众，抱怨领导上对本地干部提拔不够、照顾不够。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就利用这种错误情绪来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外来干部压倒了本地干部，他们在党内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拉拢一部分本地干部，排斥一部分外来干部。这种地方主义、宗派主义活动，已经对党内团结造成十分有害的影响。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应当从这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中吸取教训，划清界线，彻底批判和克服这种地方主义倾向。 + +　　谁能够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是那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的同志？还是像沙文汉、杨思一那样的所谓本地干部？事情是很明显的，只有坚决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够代表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对于任何干部，不论是外来干部或者本地干部，人民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主要的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坚决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而不是看他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几年来，外来干部在浙江，同本地干部一起，团结了全省人民，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完成了民主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浙江在短短的八年当中，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８０％以上，从缺粮省变为余粮省；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四倍以上，从过去破旧落后的旧有工业到目前的具有了现代工业的初步基础；在其他各项工作方面也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既然外来干部能够这样勤勤恳恳地为浙江人民服务，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呢？与此相反，像沙文汉、杨思一等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难道能叫作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吗？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代表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吗？由此可见，地方主义者所谓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实际上不过是为他们的个人野心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掩护，同真正的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利益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 +　　什么人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在这个方面，应当看到：本地干部比外来干部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例如他们和当地人民有着相同的语言和习惯，比较了解地方的情况，等等。但是，具有这些条件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有些人可以做到，有些人却做不到。做到或者做不到的主要关键，不在于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而在于他是不是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不是具有遇事同群众商量、经常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利益的群众观点，以及是不是善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事实证明：只要积极地从上述方面作不断的努力，不仅本地干部可以做到密切联系群众，而且外来干部也同样可以做到。浙江有很多本地干部在长期斗争中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样的，有很多外来干部，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也和当地群众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他们虽然不一定会讲本地话，但是却和当地群众有着共同的语言，他们虽然不出生于本地，但是却能够完全做到地方化。与此相反，凡是缺乏群众观点、缺乏社会主义的高度热忱的人，就一定做不到密切联系群众。像沙文汉这样的人，从来不到工厂和农村，不接近工人和农民，他们所密切联系的只是一小撮和他们臭味相投的人，他们所反映的意见多是那些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叫嚣。还应当指出：他们中间有些人（如杨思一等）也强调联系群众，但是，他们所谓联系群众，并不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老同事、老部下就拉拉扯扯，亲如家人，对于其他人就格格不入，十分冷淡。他们利用个人的影响，利用部分群众的落后意识，千万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特别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他们就以群众代表自居，起而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这就告诉我们：地方主义者决不可能真正地联系群众，他们的所谓联系群众，只不过是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反党活动的代名词而已。 + +　　应当选拔什么人到领导岗位上来？过去几年，党除了依靠从老解放区来的较有丰富经验的外来干部以外，还特别重视培养和提拔了大量的本地干部。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大批优秀的本地干部的出现，正是反映了党的工作已经深入，群众的觉悟已经提高，党在群众中已经生根。通过这些本地干部，可以更好地联系群众，更好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地情况结合起来。过去和现在这样做，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必须指出：干部地方化并不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无论是本地干部或者外来干部，都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努力做到共产主义化。“地方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于“共产主义化”，而决不容许破坏这个最高原则，更不容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干部地方化的口号来发展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如果有了地方主义倾向，对于党和人民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因为他们的地方主义是和个人野心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又能够影响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群众，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东西作为反党的资本。他们的地位愈高，对党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就愈大；他们不仅会葬送自己，而且还可能毒害其他同志。 + +　　在我们共产党内，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地方主义倾向呢？究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是由于党内有许多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他们受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同时，在过去长期的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中，曾经形成过许多分割的不同地区和山头。全国解放以后，有些人思想上仍然存在很深的烙印。他们往往计较你是那个地区，我是这个地区；只记得自己地区的光荣历史，而看不到别个地区的光荣历史；只看到自 + +　　（己地区的利益，而不顾全国的整体的利益。他们往往在政治上存在着排外主义、保守主义倾向，在组织上存在着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倾向。而具有个人野心的人就利用这些倾向，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活动，企图把自己的地区和部门变成独立王国，对抗党的统一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物，变成了某些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种倾向严重地妨害着党的团结和统一，损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高度统一意志、统一力量的情况下，地方主义的危害性更大。必须指出：这种极端保守落后的地方主义倾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更不用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统一意志、统一力量、交流经验。如果坐井观天、抱残守缺，贪图个人名利，不顾整体利益，还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吗？） + +　　我们的党是共产主义的党，不是家族团体，也不是同乡会。我们是以全党全体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只要党的事业需要，我们可以到任何地区去工作，也欢迎任何外来干部到自己家乡地区工作。只有全党在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下团结一致、同心合力，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地方主义者正好与此相反，他们是主张地方主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的，他们必然会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同地方主义划清界线。赞成共产主义，还是赞成地方主义，二者必居其一，决不容许挂名做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却在发展地方主义。 + +　　语言是交流思想、联系群众的桥梁。语言的相互沟通，将会大大地帮助外地干部同本地干部、一切干部同广大群众在工作上思想上感情上更好地打成一片，共同发展，共同提同。因此，所有的外来干部都要学本地话，所有的本地干部都要学普通话，并且订出规划，在两三年内一定要学会。 + +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在共产主义的原则下亲密团结起来。本地干部当中如果有地方主义倾向，就必须受到批判。外来干部当中如果有宗派主义倾向，也必须受到批判。但是在批判中要注意实事求是、划清界线。不能把工作上的不同意见、生活作风上的不同特点也错误地当作地方主义或者宗派主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籍贯虽然不同，但是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大家应当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一心一意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 +　　 ---- 转载于《人民日报》1958年1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79.txt b/CCRD/1/3/3/00007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c89f9295d85698145544ec1d536ff7df69757a --- /dev/null +++ b/CCRD/1/3/3/000079.txt @@ -0,0 +1,23 @@ +# 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双反运动在知识界已经形成争取红透专深的运动了，这是必需的。如果知识分子不红透专深，我国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就不能实现。但是，要做到红透专深，必须破除思想障碍。而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为在我国所有制改变还不久，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思想影响还很严重，即使在共产党员之中，也存在着这种思想。这个运动对于共产党员或者非共产党员都是一样的，这不是谁来教育谁的问题，而是每一个人都应当进行自我教育，并且教育别人。 + +　　目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还严重地束缚着许多知识分子。那些骗人的“为科学而科学”啦，“为艺术而艺术”啦，“个人自由”啦，“清高”啦，“力争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啦，“一本书”啦，各种口号不一而足。这些口号带着很浓烈的麻醉作用。在这种种口号之下，知识分子自我陶醉了，它麻醉了自己，又麻醉了青年一代。党和政府的号召，历次的政治运动，对这些麻醉了的人们来说，曾清醒一下，有一部分人确实清醒了过来。但是大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还在陶醉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许多地方，还有唱有和，还有一些市场。双反运动以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受到了大字报烈火的燃烧。这是给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来了一顿“杀威棒”，把威风打了下来，这是必要的。但是要比较彻底地解决思想问题，还有待于深入细致的座谈、交心、辩论。因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长年累月集成的，它根深蒂固，有系统，有体系，顽固地占领着许多人的头脑。它使许多知识分子，从待人接物直到学术思想，完全贯串着个人名利观念。没有细致的摆事实、讲道理、反复分析的批判态度，就不能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彻底搞臭。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确实是极臭的。有的教师，为了个人多拿几百元的稿费，出点小名气，把主要精力放在写稿译稿上，对国家交给他的教学任务却敷衍了事。让成百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浪费掉大好时光，在学校里得不到真才实学。有些人为了多拿到几个钱，他们所译所写的稿子往往粗制滥造，文理不通，并且把许多有毒的思想通过自己的写稿译稿，流传到广大读者中去。还有更严重的，他们自己学识浅薄，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却自己装作学者专家，背地里东拼西凑，干些个偷窃勾当！这就是知识分子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干出来的事。干这种事的，目前还不在少数。 + +　　有的知识分子，已经有了一定的名，国家给他的工资已经很不低。他们却继续追求更高的名，更多的利。他对国家交给他的生产上立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弃之不顾。即使应承了一些，也是三心二意，敷衍塞责。他对自己所领导的一部分青年人，也看作是自己前进道路上的赘瘤，不认真指导，随青年们去摸索。甚至把知识据为己有，把资料藏起来，把理论书籍霸占着，却指挥青年人为他的个人研究去找材料，搞数据。 + +　　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是形形色色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根本问题是从个人名利出发，而不顾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他们只想以最少的劳动，取得最大的个人利益。这种思想发展到严重的时候，投机取巧什么都干得出来。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正严重地障碍着我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事业的前进。对这些人，正确的学术思想是谈不进去的。你说联系实际，他却认为解决一个实际问题比他那种所谓论文要费劲得多，他当然不干。你说培养青年，他却觉得“后生可畏”，不把真本事教给青年。你说厚今薄古，他却为了谈古显得自己渊博，还可以东抄西凑，谈今却要有真本事，还容易碰钉子，他根本不敢干。你说集体协作，他却想独占名利，对这种要求他当然接受不了。你说服从国家需要，他心目中只有个人的小名小利，没有国家的大名大利，他怎么会服从国家的需要呢？ + +　　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学术研究是按照个人的小打算零敲碎打，无计划无重点的。它好像一个没有脊椎骨的人，也许有一个手指头生得还很好，但就整个的人来说是站不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能依靠这样的人来发展经济和文化事业。 + +　　问题很清楚，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严重的丑恶的思想在妨碍着许多知识分子的进步。它妨碍着学术的发展，它妨碍着国家建设的前进。要彻底地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丑恶面貌揭露出来，要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完完全全地揭开，把它彻底搞臭，彻底烧透。必须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又脏又臭的本质摆到光天化日之下，让这种浓烈的臭气使任何人都掩鼻而去，这样才会使那些受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麻醉的人们清醒过来。 + +　　在这一场双反的烈火中，我们要树起思想领域的红旗。我们的科学家，人人要讲真心话，不管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不管是不满或者牢骚，有什么说什么。只有当大家都敢于把什么思想都挖出来的时候，人们互相之间才可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才能进行比较深刻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从而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烧透，把人们的思想问题解决，使大家轻松愉快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彻底搞臭，并不是把所有有这种思想的人搞臭或者一棍子打死，而是以治病救人的态度使他们清醒过来。这样做不是乱戴一些帽子，而是要细致地摆事实，讲道理，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人们认识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对祖国建设事业的危害性，从而使更多的人们受到真正有益的教育。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1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0.txt b/CCRD/1/3/3/00008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4396393cd3772663fef60c77edb6499bda7744 --- /dev/null +++ b/CCRD/1/3/3/000080.txt @@ -0,0 +1,19 @@ +# 擒贼擒王 + +　　<《文汇报》社论> + +　　人民日报社论说，“要做到红透专深，必须破除思想障碍。而最大的思想障碍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真是一针见血，擒贼擒到了王了。 + +　　双反运动中经过烧五气或六气，已经开辟了向红透专深目标迈进的大道。可是这条路，正如唐僧拜佛求经时所走的路一样，是魔障重重的。不管五气亦罢，六气亦罢，即使被烧得烟消云散，但毕竟只像唐僧在西天路上遇到的六贼，不过小贼而已。擒贼不擒王，红专这条路便走不过去。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这个魔头是变幻多端的。经过党和政府所领导的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与整风，这个魔头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丑恶面目已经为人们越来越清楚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与观点是统帅，是灵魂；已经占了上风，把这个魔头的威风打下去了。但它却还是变尽花样在顽抗。它躲进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各项的业务问题里，披上了各种各样的外衣，千方百计地来和共产主义思想争夺统帅权。我们如果不从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各项业务工作去追击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魔头，红透专深便是虚话，我国的技术革命、文化革命也就不能实现。 + +　　在目前整风运动继续深入展开的时候，文教战线上各个方面都结合着业务上的整改，展开了根本性问题的讨论。这是必要的。从争辩的问题看，实质上是业务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知识分子可以从这些辩论中看出，专深的问题里便包含着红透的问题。必须把红“透”到专里面去。不要让业务上的问题变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魔头的防空洞。必须要深入到专业里面破除掉这个魔头的最后堡垒。 + +　　当然，业务思想上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比较复杂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魔头会变幻出许多迷人的花招。它有时变成美丽的鲜花，有时变成岸然的道貌。总之，它的丑恶的真面目容易吓人或迷人的，被学术或艺术的伪装所掩盖过去的。因此，要擒住这个魔头，一方面，要靠自觉；另方面，要靠别人的帮助。细致地摆事实，讲道理，用谈心方式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人们真正认识到这个魔头的危害性，从而自觉地跟它决裂，不再保护它，把它完全摆到光天化日之下，擒而歼之。乱戴一些帽子那样的简单的办法不能解决问题的。 + +　　知识界通过双反运动已经出现了争取红透专深运动。如同唐三藏，已经从长安起身了。知识分子都是俗骨凡胎，要想腾云驾雾是行不通的。必须脚踏实地，一心朝礼地走。时时刻刻要警惕着各种魔障在阻止我们前进。不管有多少妖魔，万变不离其宗，总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魔头的化身。我们必须不断地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武装自己，去和这个魔头斗法。越斗我们的法力就越高强，这个魔头便不能阻止我们前进。不论是在文化、艺术、科学、教育各行各业的路上都是如此。 + +　　知识分子都已经订了或者正在订出红专规划。如何保证实现规划?确乎在于下定决心，破除种种魔障，擒贼擒王，彻底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才能真正得到红透专深的正果，才能轻松愉快地过社会主义这一关。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4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1.txt b/CCRD/1/3/3/00008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c1c04aefc0e343800d59414c158391f7638c53 --- /dev/null +++ b/CCRD/1/3/3/000081.txt @@ -0,0 +1,13 @@ +# 天津、南京等地抄转整风材料工作中存在着混乱现象 + +　　新华社北京14日讯　最近，中共北京市委整风办公室把天津市、南京市、沈阳市，江苏无锡市、川沙县，河北任丘县、武清县，陕西雒南县等地党、政、军机关转来的七百多件整风鸣放意见进行了研究。发现在转递这些意见的工作中存在着混乱现象。 + +　　有些地区把不属于北京市处理的问题也转到了北京市。如河北省任丘县一次转来的二百九十六件中，属于北京的只有六件；武清县一次转来的一百七十三件中，属于北京的只有三件。经北京市整风办公室研究，在转给北京市处理的七百多件意见中，应该由北京市处理的不足三百件，其余四百多件，除有一小部分可以送中央有关部门参考和处理以外，有很大一部分则是不必要和不应该外转的。 + +　　有些意见根本无法处理，却要求处理和答复。如中共武清县委整风办公室转来的整风鸣放意见表上写着：“我们要解放台湾，收回香港”、“我们中国科学很落后，我认为应大力发展科学，研究科学”等意见。对这些意见，转递函件上都印有“请将处理情况及时函告”或者“请查收后，写出改进情况及今后改进意见或答复意见，务于近日报来”等字样。 + +　　有些转来的意见，叫人看了莫名其妙。南京军区直属政治部转来一张不到三寸长二寸宽的纸条上写着：“北京台动作普遍缓慢，重复太多”；另一纸条上写着“祝寿会不好”几个字。还有的写着：“农村有一种试婚现象，先试试好不好”。对这些意见，转件单位还分别要求中央人民政府、国防部处理；有的还要求立法委员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处理。 + +　　这种乱抄、乱转的现象，不仅给收发文件机关增添了不必要的负担和人力的浪费，而且也影响了整风运动，替工作造成了损失。 + +　　来源：1958年4月14日_第2457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2.txt b/CCRD/1/3/3/00008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d3ed5c75e99f5692c2dba73182611d2a14c0c2 --- /dev/null +++ b/CCRD/1/3/3/000082.txt @@ -0,0 +1,53 @@ +# 天津市民主党派开展交心运动的情况 + +　　新华社天津21日讯　中共中央统战部于14日至17日在天津召开现场会议，会上，天津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孟秋江同志作了关于天津市民主党派开展交心运动情况的介绍，现将他的讲话摘记如下： + +　　一、天津市各民主党派的交心运动于3月4日左右先后开始酝酿。最初是由九三学社天津分社副主委方先之（骨科专家）提出响应上海科学家的倡议，并向党交心。这引起了天津各党派的重视，经过约一周的酝酿准备，民盟主委张国藩（天津大学校长、天津市副市长）等各党派领导人也开始向党交心。但最初采取口头谈，大家帮助的方式，进展比较迟缓；后来我们建议各党派采取写大字报形式，集中时间进行，这样就很快地掀起了高潮。目前民革、民盟、民进、农工、九三等五个民主党派参加交心的共有一千八百三十八人（右派、下放、个别联系的除外），共交出大小问题三十万个（初步统计）。市委书记处决定将向党交心的高潮在全市知识界中推开，召开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界向党交心汇报大会”，全市有四万名知识分子收听了大会广播。目前全市共有三万余人参加了向党交心运动。 + +　　民主党派向党交心运动的特点： + +　　1.发展迅速、顺利，阻碍不大。开始时，他们有怕成为右派，怕党不信任、怕丧失威信、怕丢面子等等的顾虑。后经党出面讲清交心交出的问题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有本质的不同，才解除了他们的顾虑。 + +　　2.在交心开始时，发动定指标，比条数；待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便提出比真、比深、比透的要求，引导运动逐步深入。 + +　　3.左派带头交心，起了些推动作用，但他们交心的主要内容多属于思想作风问题；真正能代表中间分子立场的，还是中中、中右里的代表人物，如方先之就带动了医务界，张国藩带动了许多高级知识分子。 + +　　4.在过去的各项思想改造运动中，知识分子所关心的是自己过关，很少关心别人。但在这次交心运动中他们担心与自己相近的人过不了社会主义关，除了自己交心外，还拉着别人一起交心。 + +　　5.有比较成熟的自觉性。这种自觉性的形成，是与反右、整风和一年来党的工作有关的。在民主党派整风运动中，进一步揭发了他们的政治面貌，使他们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迫使他们考虑从资产阶级立场向社会主义立场转变的问题。双反运动中群众起来了，反浪费、反保守，扫五气，又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改变了他们对群众运动的错误看法，相信群众的力量了，承认群众比他们进步。其次群众在运动中揭发他们工作态度、业务思想上的错误观点，使他们对自己有个比较正确的估价，从而更进一步考虑改变立场问题。 + +　　二、民主党派交心中交出些什么问题？ + +　　根据三百一十七人交心五万四千九百四十一条（平均每人一百五十七条）的内容分析，其中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就占60％。大体可分： + +　　1.对党各式各样错误看法的占20％。他们对党不服气，认为“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他们感到“党的威信越高，自己的威信越低”。有的认为“国民党党军可爱，党员可杀，共产党也是党军可爱，党员可杀”。 + +　　2.对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种种怀疑、不满或不习惯的占6.7％。抵触最大的是民主自由问题。他们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们希望“苏联式的经济，美国式的民主”。金显宅（瘤科专家、九三社员）在交心中承认自己过去没有爱国思想，现在觉得祖国可爱，但对美国还恨得不深，愿以对美国的忠诚来对祖国。 + +　　3.攻击历次政治运动的占20.5％。 + +　　4.对党的方针政策的错误看法占5.9％。 + +　　5.对国际问题的占6.4％，其中包括亲美、崇美、恐美，以及对波匈事件、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看法。 + +　　6.属于各式各样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名利思想、有关民主党派问题（主要是退党思想）、教学工作等占25.8％。 + +　　7.不成其为问题的零碎问题只占15％左右。 + +　　三、通过交心运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出现了新的分化。他们向党交心的情况，虽有好、中、差之别，但总的看，动的面是很大的。 + +　　根据对一百五十二人的交心内容和表现分析，好的加上中等的共一百二十五人，占81％，估计一点未动的最多不超过5％。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类型上新的变化是比较大的，根据三百八十三人分类排队结果，向左转化者即达一百零五人，占排队总数的27.4％。 + +　　四、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交心运动中我们所感到的一些问题： + +　　1.民主党派在交心运动中，确实起了带头作用。如制药公司下属百余个厂的工程师的交心运动是交给该公司农工支部去推动的。纺管局系统（包括各纺织厂）工程师的交心运动是交给该局民革支部来带动的。民主党派组织在这个活动中，表现很积极，生动的发挥了助手作用，真正像个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结样子。各级党组织也比过去更加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组织的作用，作为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 + +　　2.我们对民主党派交心运动的估计。民主党派带头向党交心，这一实际行动就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多少年来掩盖着的丑恶的政治面貌暴露在人民群众面前，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政治影响，他们不仅把脏东西抖出来了，还提出了保证，在自己头上套上了金箍咒。因此他们就必须“言必信，行必果”。这样他们在政治上就处于一个被动的地位，而我们就更主动了。这件事表明我们在孤立、分化右派、团结争取中间派的斗争中又打了一个胜仗。 + +　　3.“交心”是新的阶级斗争的形式，它给统一战线工作带来新的问题。方先之说：“1956年我交出了医院，个人主义的包袱解除了，我同党站在一条线上了，党站那一头，我站在这一头，问题是等党向我边走呢？还是我走进党去？当时我是等党来找我，而现在呢，是我往党那里跑”。方的话足以说明一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目前的情况，他们不喊“礼贤下士”了，主动地向我们靠近了。因此，我们应抓紧这有利形势，改变冷淡态度，主动地去接近他们，表示欢迎，以安人心，使他们向左转变得更大一些。 + +　　4.对于自我改造、自我教育方针的体会。我们对中央的这个方针，通过民主党派内部的反右、整风到交心，有了更加具体的理解。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形式，是在民主党派内部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进行自我改造的很好的方式。现在他们对这种方式已经习惯了。改变了过去不能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沉闷空气。同时，因为在民主党派内部已经建立了左派核心力量，扩大了左的与中左队伍，因此，把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转到民主党派内部去进行，这是统战工作上的新问题。（尹崇敬摘编） + +　　来源：1958年4月21日_第2461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3.txt b/CCRD/1/3/3/00008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223339d42d900a7448a507e9261566045af017 --- /dev/null +++ b/CCRD/1/3/3/000083.txt @@ -0,0 +1,21 @@ +# 北大外国留学生对双反运动的反应 + +　　新华社北京21日讯 北京大学的双反运动，一开始就引起了各国留学生的注意。其中以越南留学生反映最好。他们说，整风运动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最好方式，我们国家也正在学习，你们跃进，我们也要跃进。他们还正式向学校党委提出意见，要求同中国学生一起参加辩论等活动，如果不能参加，他们就自己搞，请学校派人给予帮助和指导。他们并认为过去没有参加肃反、反右等斗争，很可惜，希望补课。现在北大正在草拟一个协作方案（原来双方党团组织有协作关系）。 + +　　苏联学生一般反映也很好。认为双反是中国的一种特殊形式。但他们也产生了一些疑问：如双反是否同三反运动斗老虎一样来斗资产阶级思想比较严重的人。他们要求能给予系统地介绍。 + +　　捷克斯洛伐克留学生感到小学生能够给教师贴大字报，大学生能够给教授贴大字报，是最高的民主。这种整风运动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即便是苏联、捷克斯洛伐克都不能作到。 + +　　蒙古留学生洛古桑干布曾写信回国，介绍北大双反运动的情况，要求国内也同样搞整风运动。 + +　　民主德国学生莫海内觉得大辩论是马列主义的发展，是最高的民主。最近他把原来学的中国古代史课程，改为中国现代史。他并表示将来要以探讨中国的双反运动作为论文题目。 + +　　埃及留学生爱得利斯对双反运动很感兴趣，把大字报照了相。他并要求办公室派一个翻译，专门给一周时间介绍大字报的内容。留学生办公室没有立即答复，他就再三的催，并且写信给校长。另外，爱得利斯还提出三个问题：一、大字报上那些意见对，那些意见不对？二、领导上规定了数字，写不出这么多大字报怎么办？三、领导干部又不下来看，对这么多大字报如何处理？ + +　　印尼留学生丁中春说：这种作法真能改进工作，解决问题，但在我们国家就行不通。苏加尔罗说：共产党员和非党群众，工人和厂长都能以平等地位展开批评是很难想象的。 + +　　泰国留学生苏纪对运动很关心，经常看大字报，并要求参加辩论会。 + +　　印度留学生万瑞思想一贯反动，平日跟波兰留学生关系搞得很好。他同路透社记者经常来往，反右派运动中，他曾带领路透社记者来校看大字报。这次运动中，他把教师正在写大字报的情况照下来，并说：整风对你们是好，对我的学习就不好。（朱继功） + +　　来源：1958年4月22日_第2462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4.txt b/CCRD/1/3/3/00008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4ebe2eb6762e90238f90c84edd2e95c3bb998a --- /dev/null +++ b/CCRD/1/3/3/000084.txt @@ -0,0 +1,21 @@ +# 首都科学家倾心清算个人主义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２２日讯正在热烈进行的北京科学界思想见面、互相交心的自我改造运动，使腐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第一次彻底暴露。在运动中，许多人自觉地挖出了思想深处的见不得人的东西。 + +　　中国科学院北京各研究单位的研究人员在地球物理研究所首先提供了科学家思想检查的经验以后，解除了怕丢面子、怕失威信等不必要的顾虑，同时在党员科学家和研究所（室）的负责人带头检查的推动下，第一批就有八十多名高级研究人员自动地要求首先检查自己和作为检查重点。物理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杨钟健、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施汝为、地质研究所所长侯德封、化工冶金研究所所长叶渚沛、应用真菌学研究所所长戴芳澜等著名科学家都主动地带头作了检查，推动了更多研究人员自觉投入了运动。地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鸿允历来对党很不满，怀疑党的政策，这次他把这种思想以及自己历史上的问题都向组织、向同志们痛快地讲了出来。 + +　　在这次思想见面和交心运动中，科学工作者们揭发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如何无孔不入地损害着科学事业，损害着社会主义建设。更危险的是许多人错误地认为迫求个人主义的名利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一样，也是一种对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的动力，他们强调个人主义名利思想同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是不矛盾的。有些人就在这种自欺欺人的谬论掩护下，心安理得地猎取个人名利。有些人为了个人名利，他们可以不顾国家迫切需要和国家计划，专心搞自己的“黑题目”；可以各搞各的，和同行不协作，甚至互相排斥，使力量抵消，形成“内耗”；为了抬高自己，故意贬低别人的研究工作和研究成果，压制其他学科的发展；有些人把知识当作成名获利的资本，不愿意把自己的学问无保留地传授给别人；有的人看到有的同行的水平高过自己，宁可放弃本门专业去啃别的……。有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科学家把别人的一本著作压了三年还不让发表，怕发表以后会贬低了他自己的同类著作；有的人经常利用别人的研究成果写自己的论文；有的人在修改别人文章的时候，加上自己的名字，甚或抹去别人的名字代之以自己的名字；学术论著中的剽窃行为也不是个别的现象。就因为这些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为从未彻底暴露和被彻底批判，以致越来越严重，对学术繁荣起了阻碍作用。 + +　　在这次思想见面运动中，已经有迹象可以看出科学工作者是在开始转变了。经济研究所的一个研究员过去保存着鸦片战争和其他史料，一直不肯给有关研究机关应用，现在他自动把这些史料全部交公了。有一个科学家编了一本有好几国文字对照的科学辞典，脱稿已有多时，却一直不肯出版，怕别人借助于他的辞典去写论文出名。现在他拿出来出版了。有一些原先在政治上落后的在这次运动却成为积极分子。有些一向自以为已经红了的共产党员，现在也正视到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还很多，要达到红的标准，尚须作很大努力。各研究机构中的青年人，看到老科学家也这样要求进步，看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在老科学家身上也已经保留不住，当然更不是青年人的理想前程。青年人和老科学家之间于是展开了热烈的自我改造的挑战和竞赛。现在，这种运动正方兴未艾，随处都有感人的事例。 + +　　这次运动的深刻不仅表现在许多人勇于和乐于暴露自己的缺点、正视自己的缺点并且已在行动中开始转变，而且表现在勇于揭发别人的缺点，热心帮助别人改造。在应用物理研究所，揭发和批判一位研究员的思想毛病的大字报就有八百多张。许多研究人员都有数十甚至数百张大字报批评和揭露他们的缺点。 + +　　交了心的科学工作者们，都呈现出一种轻松开朗的心情。正像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锡璋自己检查思想后对青年们说的：“只有毫无保留地将心和知识交给党和人民，才是最愉快的事，现在我简直要飞起来了！过去的朝气是为了个人，今天的朝气却是为了社会主义。” + +　　中国科学院北京各研究机关的思想见面和交心运动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的：有科学家之间的同辈会，也有按业务小组召开的同行会，有大会也有小会，还有三三两两自由结合的谈心。有的研究单位在科学家思想见面互相交心时，邀请了院外的有关专家一起谈心，效果更好。 + +　　在思想见面和交心的基础上，北京各研究机关的科学工作人员正开始转入“红与专”、“理论与实际”两大问题的专题辩论和制定规划。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4月23日，原题为：“首都科学家倾心清算个人主义 思想深处大放光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5.txt b/CCRD/1/3/3/00008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b501ca68d6300743cd8280a69f0688daf912e8 --- /dev/null +++ b/CCRD/1/3/3/000085.txt @@ -0,0 +1,23 @@ +# 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强调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 + +　　<新华社> + +　　新华社5月７日讯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４月３０日在北京闭幕。这次会议在思想解放的基础上，总结了八年来的文化工作，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的方针和任务。 + +　　会议指出，随着经济战线上大跃进形势的到来，作为文化革命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化艺术大跃进的高潮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它的基本标志是，工农兵广大劳动群众的业余文化活动空前活跃；全国文艺工作者大批下乡、下厂、下连队，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全国文艺团体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干劲十足地为工农兵创作和演出，反映现实生活的文艺创作有了很大发展。会议认为，摆在全体文化艺术工作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期中，实现全民的文化大曾及，同时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 + +　　会议认为，八年来，文化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它一直是为工农兵服务并基本上同经济基础相适应；在文化工作中，政治是基本上挂了帅的；这是主要方面。但是在文化部门的领导工作中还存在着教条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在文化队伍中，资产阶级思想和它作为资产阶级思潮的修正主义影响还相当严重。这就产生了文化脱离政治、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缺点，因此在文化工作中必须继续进行两条道路和两种方法的斗争。 + +　　会议指出，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决定性胜利，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淮海战役”是打过了，但是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文化工作中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道路主要表现在强调“为文艺而文艺”，反对文艺为政治服务；反对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方面。文艺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文化界两条道路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经常保持着应有的警惕。文化行政部门必须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所谓“文化行政部门不管思想，只管行政措施”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坚决加以纠正。 + +　　会议指出，文化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不从六亿人口出发，同政治和实际结合得不够密切，轻视普及，关门提高；厚古薄今、重外轻中；不尊重地方党委的领导，重“条条”轻“块块”等。这些都大大影响了群众积极性、创造性的发扬，形成了文化工作中的“少慢差费”。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政治挂帅”，坚决贯彻文化艺术为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方针；坚持走群众路线；继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确解决文化工作中“古与今”、“中与外”的关系问题，推陈出新，使“古为今用”、“外为中用”，大力发扬民族民间的文艺形式；建立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文化队伍；勤俭办文化事业；依靠地方党委并同各有关部门协作。会议指出，这六条纲是几年来文化工作中最基本的经验教训。 + +　　会议指出，当前文化工作应以普及为主，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在十年到十五年内实现文化大普及，在普及基础上逐步提高。必须大力发展群众自办的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群众业余文艺创作。文艺专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工农兵，把最好的作品献给他们；同时应善于向工农兵学习，从他们那里取得养料，并把群众的智慧和创造集中起来，加以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事业也应以普及为主，大力发展。 + +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作了总结报告。 + +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到会讲了话。周扬指出，文化大跃进有事业跃进和思想跃进两个方面。事业的跃进必须配合经济的发展，同经济的发展状况相适应，思想跃进则应当走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最前面，思想须循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跃进。文艺作品应当反映当前生产大跃进中的丰功伟绩，表现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相互关系的变化和社会主义精神的高涨。周扬在谈到两条道路、两种方法的斗争时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是解决文艺要不要为工农兵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反对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思想；两种方法的斗争，主要是解决文艺如何为工农兵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方法的斗争同两条道路的斗争既有区别又互相联系，两种方法的斗争在许多场合常常反映着两条道路的斗争，这说明进行两种方法的斗争的严重意义。周扬还说，在文艺工作中实现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问题。文艺的根本方针必须是普及为主，普及与提高正确结合。从思想的角度说，正确处理文艺的普及与提高问题的关键在于文艺工作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在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应当用工农群众的思想改造文艺家的思想，用群众的创作丰富专家的创作。周扬说，高与低必须按照阶级的、民族的标准，作品必须首先有工人阶级的、民族的风格。作品能真实地反映今天劳动阶级的生活思想和情感、有民族的风格就是高的，否则就是低级的。要想改变作品的风格，绝不是少数专家的事，必须首先大力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实现群众的思想解放，同时继续发展文艺上的互相讨论和互相竞赛。要做好文化艺术工作，必须有一支密切联系群众的又红又专的文艺专家的队伍。 + +　　会上还讨论了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全国文化工作发展规划要点以及改进文化工作的管理体制等方案，准备提请国务院批准后执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8日，原题为：“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认真改造自己 走在文化革命的前列 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强调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6.txt b/CCRD/1/3/3/00008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766765614a96647fac87c5a2118b2d1c5e1aa --- /dev/null +++ b/CCRD/1/3/3/000086.txt @@ -0,0 +1,19 @@ +# 安徽今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思想情况 + +　　新华社合肥4月26日讯 今年安徽师范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医学院、合肥矿业学院、合肥师范专科学校等五所大专学校的暑期毕业生共九百八十四人。据初步了解，其中绝大部分学生都积极要求进步，表示愿意服从祖国统一分配，愿意进行劳动锻炼。但也有少数人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个人打算。 + +　　（一）愿在城市，不愿到农村和边疆；愿意在上层，不愿到基层。存在这种思想的学生，绝大部分是怕吃苦，留恋城市的安逸生活；也有少数人错误地认为在城市和上层机关客观条件好，有利于自己的进步，便于成家成名。 + +　　（二）愿意到新建立的单位去，不愿到老的单位去。这种人为数不多，但也不是个别的。他们主要认为到新的单位或工矿企业中去，“矮子中选将军”，可以出人头地，如果到老的单位或工矿企业中去，那里技术人材多，本领大的人也多，怕压住了他们，长期做后生晚辈。 + +　　（三）强调困难，要求回原籍工作。他们提出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五句话：生活习惯，气候适应，语言通达，工作方便，公私兼顾。安徽医学院有些毕业生填了表以后，还怕靠不住，又给领导上写了“请求书”，坚决要求回原籍工作。 + +　　（四）希望劳动锻炼时间愈短愈好。有的学生说：毕业后参加一年劳动锻炼还可以，两年太长了。如果劳动两年，学的东西都忘光了。有些学生提出，劳动锻炼可以，但要按照毕业后的工资待遇发给工资。此外，也有个别学生不愿意参加劳动锻炼的。 + +　　（五）对低工资制度有不满情绪。安徽师范学院有不少学生对于国家规定大专学校毕业生从去年起降低工资待遇不满。他们提出：“要实行低工资制，全国工薪人员现有的工资就要一律降低，不能厚此薄彼。” + +　　（六）留校学习的右派分子，主要怕一时摘不掉右派分子帽子，怕到暑期不能毕业，不能分配工作。 + +　　根据以上情况，现在各大专学校已经加强毕业生的政治思想教育。 + +　　来源：1958年5月3日_第2470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7.txt b/CCRD/1/3/3/00008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b44bfd5b47388a1bae1d76e9ca3dda31a56a45 --- /dev/null +++ b/CCRD/1/3/3/000087.txt @@ -0,0 +1,21 @@ +# 政法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胜利 + +　　<《文汇报》社论> + +　　上海市司法部门在深入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彻底揭露了徐亚夫、韩述之、鞠华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面目，坚决地清除了他们在司法机关中散布的反动毒素，深刻地教育了广大司法干部，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有力地巩固了人民司法机关的专政力量，使人民司法机关在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斗争中，更好的担负起镇压敌人、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民的光荣任务，这是政法战线上又一个重大胜利。我们祝贺司法部门在胜利的基础上继续飞跃前进。 + +　　右派分子徐亚夫等人，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窃据司法部门领导岗位，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用“无罪推定论”和“有利被告论”等办法，千方百计的为犯罪分子开脱罪责。把反革命说成不是反革命，把有罪说成无罪。他们认为:反革命散发反动传单是“没有反革命动机”的!?伪检察处迫害进步群众的罪行，并不构成反革命罪名，而是“职务行为”!他们处心积虑地为反革命说话，希望人民群众对反革命“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在他们的庇护和纵容下，有不少罪该捕办的反革命及其他犯罪分子，得以逍遥法外，继续进行犯罪活动。他们这些罪孽，对党对人民造成的损害是十分严重的。 + +　　徐亚夫等人为了掩护他们的罪恶目的，还故意制造了一条取消对敌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所谓“理论”——“防错”论。徐亚夫等人认为:“人民法院的主要任务是‘防错’!不应该强调对敌斗争”，是“保护被告民主权利”!“不应该过多地强调专政”。他们一方面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加以割裂和曲解，说“前十二字是公安机关的事，后十二个字是法院的事”。妄图为他们篡改人民法院性质、任务的反动“防错”论，涂上一层保护色，欺骗群众。另一方面他们极力夸大镇反工作的个别缺点，攻击镇反肃反运动。否定镇反成绩。他们歪曲事实，造谣中伤说:“55年镇反斗争是盲目凑数，滥捕滥捉”。想为他们的“防错”论，制造事实根据。 + +　　可是，徐亚夫等人所玩的这套花招，毕竟是心劳日拙的，是经不起事实驳斥的。谁都知道:作为我们国家机关之一的人民法院，从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绝不是什么“防错”工具。虽然它与公安、检察机关的分工有所不同，但它们的性质和任务，则是统一的，共同的。是无产阶级用以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的武器。一句话:它们的共同任务，都是镇压敌人、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过去几年来，我们凭借这个专政武器，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积极支持下，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犯罪分子，进行了紧张而激烈的斗争，严厉地打击了各种犯罪分子的阴谋破坏活动，取得了肃反战线上的巨大胜利，发挥了专政机关捍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作用。工作中也曾发生过个别缺点和错误，虽然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但一经发觉，都立即进行了检查纠正。人民司法机关那种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决不是一小撮右派分子如徐亚夫之流能够否定得了的。对于伟大的镇反、肃反运动，尽管徐亚夫等人，百般进行污蔑和攻击，在黑云乱翻的那些日子里，起过暂时的欺骗作用，引起了少数不明事实真相的好人，对镇反成绩发生怀疑和动摇。但是，当他们的反动面目一经拆穿，人们就完全清醒了，他们那一点小得可怜的欺骗作用，也随之化为乌有了。 + +　　徐亚夫、韩述之等人，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同时，还反对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他们主张“党只能是方针、政策的领导，不能过问法院业务”。否则，就是所谓“违法”。他们指斥党委批案是“违反了法律规定‘审判独立’的原则”。他们这些谰言，一言以蔽之曰:党不能领导司法工作。 + +　　党是工人阶级最高组织形式，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力量。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是完全合法的，是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没有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道理，是十分明显的。人民法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武器之一，只有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专政力量，准确有力地打击敌人。所以，党的领导，是人民司法机关也同样是一切国家机关和各项工作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它包括各个方面——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领导。具体说来，人民司法机关在组织上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政治上必须坚决执行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指示和决议，在思想上必须以无产阶级的意志即党的意志为意志。决不是右派分子徐亚夫、韩述之所说的党除了方针、政策的领导外，其他就不能领导，无权过问。其实，右派分子徐亚夫等人所说的那种党的领导，不过是掩护他们否定党的领导作用的反党的幌子而已。 + +　　徐亚夫等人反对党的领导的另一种叫骂是，抬出“审判独立”来对抗和排斥党的领导。这也是不值一驳的。所谓“审判独立”是指人民司法机关，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按照党的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独立地进行工作。徐亚夫、韩述之等人，故意曲解法律，把“审判独立”歪曲成向党闹独立，除了更加暴露他们反党阴谋外其他解释是没有的。还应当指出:在徐亚夫等人上述反动思想影响下，有少数同志对党的领导以及党委批案的合法性，也感到似乎不那么“理直气壮”。司法部门在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徐亚夫等人的同时，对那种错误思想，也坚决进行了检查、纠正，这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 + +　　右派分子徐亚夫、韩述之、鞠华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终于被揭露了，被彻底粉碎了。这件事对于我们说来，应该吸取些什么有益的教训呢?首先，必须保持人民司法机关在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绝对纯洁。人民司法机关这个专政武器，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革命干部手里。这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对敌斗争和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重要保证之一。如果让徐亚夫等右派分子掌握司法大权，人民司法机关就有变质的危险。其次，对于一切政法工作人员特别是对政法战线上的知识分子说来，必须有“脱胎换骨”彻底自我改造的决心和勇气。徐亚夫、韩述之、鞠华等右派分子，都是出身于剥削阶级，入党以来，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又缺乏自我改造的决心。对于党对他们的批评和教育，非但不改，反而耿耿于怀，对党一贯心怀不满，因此，他们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这从反面教育我们:任何一个共产党员或革命干部，都要不断地自觉地改造自己，对党一心一德，把自己的真心交给党和人民。经常把自己置于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才能真正做到又红又专。否则，即使红了，仍有褪色的危险。这是应该引起警惕的。再次，必须坚定地树立共产主义、集体主义思想，彻底批判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历次的历史事实证明:个人主义是万恶根源，一切具有个人主义而又坚持不改正的人，发展下去，必然思想腐朽、政治动摇，革命意志衰退，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是不可能的。徐亚夫等人所以从一个共产党员堕落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就是由于他们坚持发展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狂妄自大，目空一切，只能受人奉承，不能受人批评，惯于站在个人利益的立场上去看事看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他们不惜背叛党的利益，投到右派那边。当然，像徐亚夫等人，在我们党内毕竟是个别的。但是，比上下，比高低追求个人名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并不是个别的，如果不及时检查纠正，就会导致泛滥成灾。我们必须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坚决丢掉个人主义臭包袱，朝气勃勃地向着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方向，奋发前进。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5月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8.txt b/CCRD/1/3/3/00008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7553f361bef19132eac8ca5871f35eb1f5b555 --- /dev/null +++ b/CCRD/1/3/3/000088.txt @@ -0,0 +1,25 @@ +# 地方主义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 + +　　<《浙江日报》社论> + +　　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重要收获之一，就是认真批判了存在于党内的地方主义倾向。解决这个问题，对于加强全省党组织在党中央领导下的团结和统一，具有重大的意义。 + +　　解放以后，党中央派了大批老解放区的干部来到浙江，同正当地坚持游击战争和地下斗争的干部会师。几年来，依靠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密切团结和共同努力，已经给全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各个地区和各项工作中，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基本上都是团结的，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服务的。许多外来干部已经和当地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做到了地方化；本地干部经过各项斗争的锻炼，也涌现出大批的优秀分子，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领导骨干。这些成绩，是党的干部工作的主要方面。 + +　　但是，这次全省党代表大会所揭发的事实说明：还有些人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倾向。他们总是强调本地干部能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能联系当地群众，抱怨领导上对本地干部提拔不够、照顾不够。极少数别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就利用这种错误情绪来进行反党活动，他们无中生有地说什么外来干部压倒了本地干部，他们在党内进行挑拨离间，制造分裂，拉拢一部分本地干部，排斥一部分外来干部。这种地方主义、宗派主义活动，已经对党内团结造成十分有害的影响。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都应当从这次全省党代表大会中吸取教训，划清界线，彻底批判和克服这种地方主义倾向。 + +　　谁能够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是那些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的同志？还是像沙文汉、杨思一那样的所谓本地干部？事情是很明显的，只有坚决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够代表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对于任何干部，不论是外来干部或者本地干部，人民赞成他还是反对他，主要的标准是看他是不是坚决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而不是看他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几年来，外来干部在浙江，同本地干部一起，团结了全省人民，执行了党中央的方针路线，完成了民主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使浙江在短短的八年当中，农业总产值增长了80％以上，从缺粮省变为余粮省；工业总产值增长了四倍以上，从过去破旧落后的旧有工业到目前的具有了现代工业的初步基础；在其他各项工作方面也都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既然外来干部能够这样勤勤恳恳地为浙江人民服务，为什么他们不能够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呢？与此相反，像沙文汉、杨思一等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这难道能叫作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吗？他们的所作所为，难道不正是代表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吗？由此可见，地方主义者所谓代表地方群众的利益，实际上不过是为他们的个人野心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打掩护，同真正的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利益是毫无相同之处的。 + +　　什么人能够密切联系群众？在这个方面，应当看到：本地干部比外来干部具有更多的有利条件。例如他们和当地人民有着相同的语言和习惯，比较了解地方的情况，等等。但是，具有这些条件并不等于一定能够做到密切联系群众。有些人可以做到，有些人却做不到。做到或者做不到的主要关键，不在于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而在于他是不是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不是能正确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不是具有遇事同群众商量、经常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利益的群众观点，以及是不是善于运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事实证明：只要积极地从上述方面作不断的努力，不仅本地干部可以做到密切联系群众，而且外来干部也同样可以做到。浙江有很多本地干部在长期斗争中和群众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同样的，有很多外来干部，经过几年来的努力，也和当地群众取得了密切的联系。他们虽然不一定会讲本地话，但是却和当地群众有着共同的语言，他们虽然不出生于本地，但是却能够完全做到地方化。与此相反，凡是缺乏群众观点、缺乏社会主义的高度热忱的人，就一定做不到密切联系群众。像沙文汉这样的人，从来不到工厂和农村，不接近工人和农民，他们所密切联系的只是一小撮和他们臭味相投的人，他们所反映的意见多是那些地主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反动叫嚣。还应当指出：他们中间有些人（如杨思一等）也强调联系群众，但是，他们所谓联系群众，并不是从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而是从个人主义、地方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于老同事、老部下就拉拉扯扯，亲如家人，对于其他人就格格不入，十分冷淡。他们利用个人的影响，利用部分群众的落后意识，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的政治资本。特别是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时候，他们就以群众代表自居，起而恶毒地攻击党的领导。这就告诉我们：地方主义者决不可能真正地联系群众，他们的所谓联系群众，只不过是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反党活动的代名词而已。 + +　　应当选拔什么人到领导岗位上来？过去几年，党除了依靠从老解放区来的较有丰富经验的外来干部以外，还特别重视培养和提拔了大量的本地干部。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大批优秀的本地干部的出现，正是反映了党的工作已经深入，群众的觉悟已经提高，党在群众中已经生根。通过这些本地干部，可以更好地联系群众，更好地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当地情况结合起来。过去和现在这样做，今后还要继续这样做，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必须指出：干部地方化并不是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党的干部政策的最高原则首先是共产主义化。无论是本地干部或者外来干部，都必须坚持德才兼备的原则，努力做到共产主义化。“地方化”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服从于“共产主义化”，而决不容许破坏这个最高原则，更不容许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干部地方化的口号来发展地方主义。地方主义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特别是在领导干部中，如果有了地方主义倾向，对于党和人民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因为他们的地方主义是和个人野心结合在一起的，他们有一定的地位和权力，又能够影响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群众，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东西作为反党的资本。他们的地位愈高，对党和人民所造成的损失就愈大；他们不仅会葬送自己，而且还可能毒害其他同志。 + +　　在我们共产党内，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地方主义倾向呢？究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是由于党内有许多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他们受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影响较深；同时，在过去长期的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中，曾经形成过许多分割的不同地区和山头。全国解放以后，有些人思想上仍然存在很深的烙印。他们往往计较你是那个地区，我是这个地区；只记得自己地区的光荣历史，而看不到别个地区的光荣历史；只看到自己地区的利益，而不顾全国的整体的利益。他们往往在政治上存在着排外主义、保守主义倾向，在组织上存在着分散主义、宗派主义倾向。而具有个人野心的人就利用这些倾向，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活动，企图把自己的地区和部门变成独立王国，对抗党的统一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主义就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物，变成了某些人实现个人野心的工具。这种倾向严重地妨害着党的团结和统一，损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需要高度统一意志、统一力量的情况下，地方主义的危害性更大。必须指出：这种极端保守落后的地方主义倾向，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就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更不用说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要求统一意志、统一力量、交流经验。如果坐井观天、抱残守缺，贪图个人名利，不顾整体利益，还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吗？ + +　　我们的党是共产主义的党，不是家族团体，也不是同乡会。我们是以全党全体人民的利益为自己的利益的。只要党的事业需要，我们可以到任何地区去工作，也欢迎任何外来干部到自己家乡地区工作。只有全党在党中央的方针路线下团结一致、同心合力，才能建成社会主义。而地方主义者正好与此相反，他们是主张地方主义、封建主义、个人主义的，他们必然会反对党的领导、破坏党的团结。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同地方主义划清界线。赞成共产主义，还是赞成地方主义，二者必居其一，决不容许挂名做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却在发展地方主义。 + +　　语言是交流思想、联系群众的桥梁。语言的相互沟通，将会大大地帮助外地干部同本地干部、一切干部同广大群众在工作上思想上感情上更好地打成一片，共同发展，共同提高。因此，所有的外来干部都要学本地话，所有的本地干部都要学普通话，并且要订出规划，在两三年内一定要学会。 + +　　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在共产主义的原则下亲密团结起来。本地干部当中如果有地方主义倾向，就必须受到批判。外来干部当中如果有宗派主义倾向，也必须受到批判。但是在批判中要注意实事求是、划清界线。不能把工作上的不同意见、生活作风上的不同特点也错误地当作地方主义或者宗派主义。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籍贯虽然不同，但是奋斗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大家应当在提高社会主义觉悟的基础上，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共同提高，一心一意地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 +　　 来源：河南人民出版社编《整风学习资料》， 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89.txt b/CCRD/1/3/3/00008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fe3a9876411dfb1db418237b48c754a30f3dc8c --- /dev/null +++ b/CCRD/1/3/3/000089.txt @@ -0,0 +1,25 @@ +# 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 + +　　<《人民日报》社论> + +　　今天是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马克思诞辰的一百四十周年。从１８４４年以来，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各式各样的反动思潮作斗争，同国际工人运动中的各式各样的机会主义思想作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不断地获得了胜利，因为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它的正确。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就是在斗争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推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即列宁主义的阶段。现在国际工人运动又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出了一个新的神圣任务，就是要同现代修正主义，或者说新的伯恩斯坦主义，进行毫不调和的斗争。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两条根本不同路线的斗争，这是关系国际工人阶级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一场大斗争。 + +　　最近结束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这是一个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概括地说来，这个纲领草案在思想方法上是用诡辩代替革命的唯物辩证法；在政治上是用反动的超阶级的国家论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论，用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代替革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是为垄断资本辩护，混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个纲领草案公然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与去年１１月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宣言相对抗，同时也违反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代表自己所曾经表示同意的六十四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和平宣言”。这个纲领草案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奠定的、经过列宁和其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发展的革命理论的基本原则，一概叫做“教条主义”，而南共领导人自称为“教条主义的不调和的敌人”。 + +　　南共领导人所要攻击的“教条主义”，最根本的是什么呢？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大家知道，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有什么社会主义。南共纲领草案集中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加以丑化，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阵营则加以美化。这就不能不使人们对于南共领导人所说的“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 + +　　像各国反动派和中国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说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思想、政治领导力量脱离劳动群众、停滞、社会主义发展畸形化以及内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锐化”。他们恶毒地诬蔑社会主义阵营，说它也有所谓“从实力地位出发采取霸权斗争的政策”。他们把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这两种根本不同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说成是“世界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军事政治集团”。他们描写自己是置身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个集团”之外，即处于所谓超集团的地位；他们认为美国操纵的联合国可以“使世界日趋统一”；世界各国，即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是“走向世界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世界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阻挡地深深地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些论点使人们不能不想起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的右翼社会党徒，如伯恩斯坦、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所谓“进化的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修正主义的说教。这种修正主义说教的目的，就是要引诱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南共领导人的说教，对于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也抱有一种狂妄的企图，就是想引诱工人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１９５６年１１月间，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曾经说过：“实际牵涉到的问题是：新的方针是否会在各国共产党内得胜——这种方针实际上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现在的问题是：是这条路线（按：这就是所谓南斯拉夫路线）得胜呢，还是斯大林路线再度得胜。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它必须在各方面努力。”这些话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野心究竟是什么。 + +　　南共纲领草案出现在目前时期，决不是偶然的。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九亿多人口中取得了胜利，资本主义总危机大大地扩大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正在经历一个新的深刻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因此，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在加紧进行破坏。资产阶级历来破坏工人运动的手段不外两种，一种是暴力镇压的手段，一种是欺骗的手段。在目前国际新形势下面，在右翼社会党的修正主义在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中的麻痹作用日益减弱的时候，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所提出的纲领，恰恰是符合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的需要。 + +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同志说的这一段话不但针对着我国的情况，并且也适合于国际的情况。 + +　　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主要的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它麻痹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要求保存或者恢复资本主义。”宣言还特别着重地指出：“现代修正主义企图诽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学说，说它是‘过了时的’，似乎目前对于社会发展已经丧失了意义。修正主义者力图腐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破坏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他们否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要性，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否认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要求放弃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原则，首先是放弃民主集中制，要求把共产党从一个战斗的革命组织变成某种争论不休的俱乐部。”宣言很清楚地描绘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嘴脸，南共纲领草案的内容正是表现了这样的一副嘴脸。 + +　　非常明显，对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纲领草案所集中起来的一系列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观点，必须进行公开的毫不调和的批判。如果说，上一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之流的修正主义展开理论批判是不可避免的话，那末，现在我们对于新伯恩斯坦主义的批判更加是必要的了。因为现代修正主义是由一个掌握国家政权的党的领导集团，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的纲领而提出的，因为现代修正主义的目的是在于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于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而且直接损害了南斯拉夫人民的根本利益。 + +　　我们认为，１９４８年６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中，对于南斯拉夫共产党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而陷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错误所进行的批评，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情报局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在方法上是有缺点和错误的。１９４９年１１月情报局通过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决议则是错误的，参加情报局会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后来已经撤消了这个决议。从１９５４年以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仁至义尽地采取各种措施，以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各国共产党采取耐心等待的态度，希望南共领导人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上来，以利于南斯拉夫人民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南共领导集团拒绝了苏共中央和各国共产党人的善意的努力。在匈牙利事变前后，他们曾经企图用所谓“反斯大林主义”来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团结，在匈牙利事变中，支持叛徒纳吉集团，而在他们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中，更提出了系统的完整的修正主义纲领。南共领导人应该冷静地想一想，难道南共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而坚持修正主义的观点，能够保持同各国共产党的团结吗？难道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同观点，能够有团结的基础吗？难道拒绝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友好，拒绝同各国共产党友好，对南斯拉夫人民是有利的吗？ + +　　我们认为，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分清大是大非，是完全必要的。正如列宁所说，“原则性的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政策”。目前世界是处在东风压倒西风的新的历史转折点。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不是别的，而是反映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力量同垂死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尖锐化的斗争，反映了帝国主义世界同社会主义世界的尖锐化的斗争。每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要想躲避这个斗争是不可能的。历史的发展将会越来越清楚地证明，这个斗争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0.txt b/CCRD/1/3/3/00009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987911a7546fe9e8e09471a672f6862b294160 --- /dev/null +++ b/CCRD/1/3/3/000090.txt @@ -0,0 +1,17 @@ +# 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中曾经指出：“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现在滋长着一种不愿意和群众同甘苦，喜欢计较个人名利的危险倾向，这是很不好的。我们在增产节约运动中要求精简机关，下放干部，使相当大的一批干部回到生产中去，就是克服这种危险倾向的一个方法。”５月５日在北京开幕的安徽省财贸系统下放干部生产成果展览会所展出的下放干部在劳动生产和政治思想方面获得的丰硕成果，雄辩地证明了毛泽东同志这一论断的英明和正确。 + +　　下放干部到生产中去劳动锻炼，加强生产战线，是党的一项重要的革命措施，是党的干部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这次整风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前一个时期，在我们的许多工作人员中间，特别是在一些没有经过生产劳动锻炼和实际斗争考验的青年知识分子干部中间，曾经滋长着一种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错误思想倾向。要他们到生产中去劳动锻炼，就感到有伤体面，大材小用，没有前途，怀疑多端，顾虑重重。这些顾虑实质上是一种剥削阶级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思想反映。安徽省财贸系统下放干部用自己亲身的体验，用一年中在思想上、生产上所取得的成果，彻底批驳了上述种种不正确的看法和顾虑。 + +　　安徽省是下放干部工作做得最早的一个省，他们从去年２月就开始大批下放干部到工农业劳动战线上去。开始，干部中间也有很多顾虑，但经过思想斗争，经过说服教育，觉悟提高了，信心增强了，情况于是大变，人员从减不下来到可以减一点，到可以大减；从不好安排到可以安排，到大有办法。几个月的时间内，全省仅财贸系统就下放了三万多人，今年还准备再减二万五千人。下放干部经过一年的生产劳动实践，精神面貌和思想状况都起了深刻的变化。有些原先认为参加生产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人，现在已经亲身体会到劳动的光荣和伟大，深切地认识到劳动创造一切的实际意义，从把参加劳动锻炼视为畏途转变到积极地从事生产劳动。这就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不只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上把自己当作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分子，置身于劳动人民当中了。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学而优则仕”的鄙视劳动的观念已经被打破，共产主义思想正在成长。这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变革。许多人过去是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的“书生”，现在已经掌握了一些生产技术。有些人已经成为生产能手和劳动模范，有的还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和经验，大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那些认为下放干部能红不能专的论点，在事实面前也被打破了。事实证明，只要肯为人民的事业尽心出力，虚心学习，刻苦钻研，就一定能够学到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宝贵知识，就能够在自己的岗位上成为内行。个人的钻研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结合起来了。另外，大批干部下放参加生产劳动，在广大劳动群众中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社会风气有了很大变化。下乡上山正成为社会风气。那些过去不安心农村工作的人现在也安心了。有些下放干部在向农民学习生产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还积极地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不仅对促进当地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也大大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所有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党的下放干部政策是一个完全正确的政策。 + +　　下放干部参加生产的门路是多方面的。到农业社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向农民学习又给农民以帮助，这是在目前条件下下放干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使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因为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要求有一批干部去支持农业生产大跃进。但在条件许可、事业发展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组织下放干部开办工厂、农场，集体进行生产。这同样可以达到锻炼和改造干部的目的，对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有重大的作用。安徽省财贸系统下放干部除了参加农业合作社进行生产劳动以外，还根据投资少、收效快、不与民争利，与本部门业务相结合的方针，举办了三百八十多个生产企业，总共投资只有七百八十万元，到去年年底就创造了财富二千三百多万元。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是正确的。供销社系统筹办的很多生产单位，都是用自己收购的农副产品和废料废物进行生产的。商业系统开办的一些小型日用杂品加工厂生产的纽扣、丝绸、藕粉等等，也都是就地取材、就地加工的。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发展了地方工业而且也有力地推动了供销系统本身业务的开展，更好地为农村服务。 + +　　把下放干部的生产组织好，使他们在劳动中充分的发挥作用，作出成绩，改变自己的精神面貌，最重要、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安徽的经验也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安徽省财贸系统下放干部中原来也有不少人不愿劳动或是轻视劳动，认为干部搞生产是“得不偿失”。但是，由于及时地对下放干部进行了细致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生产上和生活上实际存在的问题，定期总结经验，组织评比，奖励先进，树立旗帜，鼓励落后的赶上先进，对于个别不安心生产的人，进行耐心地说服教育。经过了这种种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后，下放干部的政治觉悟大为提高，进一步认识了党的干部政策的正确性，并且感到党对他们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因而绝大部分人情绪饱满，劳动积极，不少人已经打算在农村长期安家落户。安徽的经验还说明：加强党的政治思想领导，不仅在干部下放时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干部下放以后，在整个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都是一项重要工作。因此，各地党的组织应该注意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 +　　几年来，各地财贸部门的干部增加很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情况相当严重。目前全国财贸系统已有大批干部下放参加了生产劳动，今后还将有更多的人走上生产战线。安徽省财贸系统下放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为财贸部门如何改进本身的业务工作，如何更好地为生产、为消费服务，摸出了一条道路，其他地方可以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而安徽省财贸部门下放干部的劳动热情、克服困难的顽强精神，是值得所有下放干部学习的。全体下放干部，都应该下定决心，在劳动中同农民、工人结成一体，打成一片，虚心向劳动人民学习，充分发挥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使自己红透专深，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5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1.txt b/CCRD/1/3/3/00009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a14a68e02443ea8c0ad79bc43689d7a2282488 --- /dev/null +++ b/CCRD/1/3/3/000091.txt @@ -0,0 +1,29 @@ +# 浙江高等学校教师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形形色色 + +　　新华社杭州5日讯 浙江省各高等学校在“双反”运动中揭露出教师教学思想上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 + +　　重理论，轻实践 + +　　教师教学思想上的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是：重理论，轻实践，理论脱离实际。不少教师只愿做理论研究工作，不愿下实验室，不愿去工厂、农场作实际操作。由于长期不参加实际工作，因此实际知识很差，如浙江大学很多教师不会做工，教铸工的不会翻砂，教刀具的不会磨刀，教机床的不敢使用机床，教机械的画出来图纸不能施工；浙江农学院很多教师不懂农事，植保系助教把高粱条螟当作豇豆蛀螟。浙江农学院学生反映该院“家畜饲养管理”课有七多七少：“品种介绍多，饲养管理少；外国讲得多，本国讲得少；北方材料多，浙江情况少；放牧多，舍饲少；历史来源多，实际知识少；贵族式饲养方法多，实际农家情况少；过时的资料多，生产经验少。” + +　　重“专”轻“红” + +　　教师教学思想上的另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是“重专轻红”，提出了“只专不红”，“多专少红”、“先专后红”等错误论调。认为只红不专跌跤以后就爬不起来。有的认为先把专搞好，有了资本，红也就容易了。教师在这种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指导下，无形中就向学生灌输了“成名成家”的资产阶级思想。 + +　　崇拜资产阶级学说 + +　　很多教师在教学中散布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他们对苏联先进学说抱怀疑态度，而对资产阶级学说却十分欣赏。浙江医学院生物教授蔡堡在讲课中很少提到米丘林、达尔文和巴甫洛夫学说，却强调摩尔根学说的价值和发展前途。对李森科、勒伯辛斯卡娱学说则采取全部否定的态度。浙医教授郁知非公开说：“如果我国以巴甫洛夫学说为主要思想，则我国医学必然窒息而死。”浙江农业大学在“遗传学”教材中，摩尔根遗传学占了三分之二，米丘林学说只占三分之一。 + +　　厚古薄今 + +　　浙江师范学院中文、历史、地理等系和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国画系的一些教师普遍存在着厚古薄今，忽视当前斗争的倾向，特别是浙师中文系重古文学、轻现代文学的思想更加严重。这个系参加院内科学成就展览会的著作中，考、校、注、辑等论文就有一百五十件，占总数的81％，而面向现实斗争的只占19％。在讲课时偏重强调古典文学的艺术性和历史性，盲目培养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兴趣。历史系有些教师抱着为历史而历史的态度，认为历史不是政治，盲目考证资料。他们对研究历史人物很有兴趣，而对参加当前政治斗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却毫无兴趣。该系几年来所写的十二篇论文中，只有二篇是配合当前斗争的。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潘天寿、吴茀之的复古思想也很严重，他们以封建士大夫有闲阶级的审美观点来对待国画，拒绝用中国画来反映现实生活，为当前政治、经济服务。 + +　　“天才教育” + +　　不少教师有“天才教育思想”，喜欢“聪明人”，不喜欢“笨人”，不问学生政治情况如何，强调“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毫无阶级观点。浙师俄语教师德萝铁公开说：“我的指导思想是宁可照顾少数，决不愿意为了差的同学而降低全班水平。”因此，很多人不安心读俄专，而大量转系，留级的百分比也很高（原有三十三人，上期留级的就有十人）。 + +　　重研究，轻教学 + +　　还有部分教师重视科学研究、创作，而对教学抱敷衍塞责、不负责任的态度。浙医寄生虫教研组副主任黄天威，去年冒雪到肖山去做血吸虫病研究工作，但在接受教学任务时，要他多管一个实验室就说忙不过来。教师的不负责任还表现在事先不备课，迟到早退，不批改作业。浙医蔡堡教授上课时从不带书本、笔记，上到那里算那里。（黄客萍） + +　　来源：1958年5月9日_第2475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2.txt b/CCRD/1/3/3/00009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5ae8879f30cbb42dd043dcce0a3b383a394893 --- /dev/null +++ b/CCRD/1/3/3/000092.txt @@ -0,0 +1,19 @@ +# 论自觉革命 + +　　<《文汇报》社论> + +　　上海市中小学整风运动，已发展到新的阶段。广大教师为了更好地贯彻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正在认真地总结整风以来的巨大成绩，严格地检查和修订红专规划，掀起一次自觉革命的热潮，以争取整风运动的彻底胜利。 + +　　这种群众性的自觉革命热潮的形成，不是偶然的。这是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基础的这一规律的客观反映。我们知道，在经济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之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依附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一去不复返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促使知识分子必须考虑:应该用工人阶级的思想，来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才能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否则就有作“梁上君子”的危险。这就是毛主席的科学论断:“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 + +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的集体利益是格格不入的，是敌对的。死抱着这种思想的人，只会对社会主义起消极的和破坏的作用。这已经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因此，每一个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都会正视这一点，进而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作最彻底的决裂，树立起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先进的工人阶级思想，正在促进和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这种先进思想的引导下，人们正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先进的思想，万丈光芒。在人民群众中到处受到赞扬、鼓励和学习。凡是要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能不为这一时代潮流所感动，吸收了新的营养，增强了自我改造的勇气。这就是说，在今天的条件下，知识分子要求进行一次深刻的思想革命，革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已是大势所趋，水到渠成了。 + +　　自觉革命形势的出现，既然不是偶然的，为什么还要强调自觉革命呢?它的意义何在呢?形势是客观的存在，问题是有时人们认识还不足，或者还有些人不认识。因此当前强调自觉革命就有其重要意义。首先应该认识到，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毛主席教导我们:“过去为旧社会服务的几百万知识分子，现在转到为新社会服务，这里就存在着他们如何适应社会需要和我们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社会需要的问题。这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既然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所采取的方法就应该是说服而不是压服。自觉是说服的结果，说服又是自觉的基础。强调自觉革命，是充分体现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精神和方法。其次，解决思想问题要靠自觉。革命不是强迫的。一个人的思想问题不解决，总需要有客观影响和自我觉醒的过程。因为旧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未被清除之前，它必然进行着激烈的抵抗，新旧思想交错着，斗争着，这都反映在人们的脑海里。当然思想斗争必然形之于外，但局外人总不如自己了解得清楚，强调自觉革命就是加强自我斗争的责任感。有了这样的自觉，当新旧思想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时，就会主动地去请求外援。这样里应外合，才容易取得思想革命的胜利。第三，强调自觉革命，标志着党和人民对知识分子的信任。党对知识分子是一贯信任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真正愿意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都应当给予信任，从根本上改善同他们的关系，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必须解决的问题，使他们得以积极地发挥他们的才能。”党帮助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现在，知识分子中走向社会主义的人是越来越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强调自觉革命，就是信任他们已经有了进步，信任他们已有进步要求，信任他们在新的形势下，能够取得思想革命的胜利。最后，强调自觉革命，也显示着党的伟大的改造力量和坚信真理的必然胜利。知识分子的唯一出路就是改造自己，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党早已提出了这个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也已为广大知识分子所接受，许多知识分子都提出了向党交心，希望改变自己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三心二意、半心半意为全心全意，这不是显示出党的伟大改造力量吗?旧的社会意识必然要随着旧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消失而消失的，真理所在，所向披靡。社会主义这一关迟早地都要过，迟过不如早过，知识分子会有愈来愈多的人燃起自觉革命的火焰的。 + +　　自觉革命，必须取得彻底的胜利。但在革命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和斗争。思想斗争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在交心的时候，不会没有困难，不可能不进行思想斗争。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怎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呢?关键在于能不能下决心，能不能下决心在自己脑子里进行一次深刻的战斗，而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消除各种顾虑，坚决的相信党。 + +　　应该承认，有这种觉悟的人现在是大有人在的，但不能说，每个人都有了这样的精神准备。就目前的思想情况来看，还需要扫除自觉革命的一些思想障碍。如有人说:“解放九年了，思想改造也差不多了。”有这种思想即不能下决心改造自己，因为他已自满了。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广大的知识分子虽然已经有了进步，但是不应当因此自满。……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我们既要看到，知识分子几年来在自我改造中有进步的一面，但也必须看到继续改造的必要性。不然就不能进步，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有人说:“我承认有个人主义，但要克服很困难!”克服个人主义是不容易的，但不能得出结论说，个人主义不能克服。有这种思想的人，对自我改造失去了决心和信心，这是很危险的。有人说:“个人主义已经很臭了，我改就是了，何必揭发呢?”个人主义是臭的，要改造，这是好的。但怎样改造呢?个人主义不揭发出来，能否达到改造的目的呢?不能，因为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只有破的决心，才有立的大志。臭东西不拿出来示众，则偷偷地改，也会偷偷地犯，个人主义的这个毒瘤永远革不掉，贻害无穷。另有人说:“揭发可以，就是批判起来吃不消!”其实揭发本身不是目的，揭发出来都是坏东西，没有什么可留恋的，分析批判是相互教育，提高认识，这是思想斗争的锻炼，也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洗礼，有什么吃不消呢?有人说:“组织上和同志们过去很信任我，我的思想上脏东西拿出来，同志们对我怎么看呢?”这是一种爱面子的思想作怪。党信任的是表里如一的人，是勇于改正错误的人，是要求改造自己追求进步的人。今天你在自觉革命过程中丢掉了臭包袱，心灵纯洁了，表里如一了，进步更快了，工作就会更好了，组织和同志那就更信任了，这才是真正的面子。有人说:“既是自觉那就各管各好了。”这不对，这次革命是为了集体利益，应该有集体主义精神，自己自觉了，要帮助人家自觉，看到人家不自觉，每个人都有帮助的责任，这才是新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同志式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依靠组织和集体力量，取得这次思想革命的彻底胜利。凡此种种，都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我们在革个人主义命的过程中，就不应该再有个人主义。只有下定决心，克服这种顾虑和障碍，才能燃起自觉革命的火焰。 + +　　中小学的整风运动，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胜利，让我们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全体教工的自我努力相互帮助下，愉快地，勇敢地搞好自觉革命，把整风运动推向新的阶段，从胜利走向胜利。 + +　　 ---- 原载《文汇报》1958年5月1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3.txt b/CCRD/1/3/3/00009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f0026b94d1cae3c8e2e6e7203e3d4b5e48364d --- /dev/null +++ b/CCRD/1/3/3/000093.txt @@ -0,0 +1,13 @@ +# 南京市民办职业中学政治情况复杂 + +　　新华社南京10日讯　南京市民办职业中学中，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情况很复杂，不少学校完全被反革命分子所控制，存在着谁领导谁的尖锐斗争。 + +　　南京市现有民办中学二百一十二所，其中半数是由过去私人办的补习学校改建的。这些补习学校过去长期无人过问，现在虽然已改为民办中学，但学校的领导权还掌握在那些干过各种反革命勾当的人手里。如白下区化工职业中学的十三名教师（五名派进去的团员除外）中，就有九人是各种类型的坏分子。其中有七人是1955年后才释放的反革命分子。如教导主任陈锡汉是一个劳改二年未摘帽子的反革命分子。教员张瑶芸是兰衣社女特务。目前全校的语文课政治课都是由反革命分子任教的，他们经常利用上课的机会散布反动思想言论。街道支部要组织团员去上政治课，陈锡汉就煽动学生不上课。四月份团省委开广播大会，要学校组织收听，校方也不组织收听，因此到现在还无法向这个学校的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 +　　目前，这些学校也在进行大鸣大放，而整风领导骨干大部分又是由原来补习班人员担任的，这个问题也急需解决。 + +　　在民办中学大发展时，南京市曾抽调一批高中毕业生去任教，他们都是团的基层干部，干劲很大。但是，有些人到民办中学后，只想“专”，不想“红”，所以出现了“无人愿教政治课”的不正常现象。这也影响民办中学的巩固和提高。 + +　　民办中学学生成份也很复杂，一些流氓、坏分子也乘机混进学校，进行破坏活动。如棉织商业学校最近已逮捕一名男扮女装的反革命分子。（史越峨） + +　　来源：1958年5月14日_第247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4.txt b/CCRD/1/3/3/00009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b14a6bc11d33f6c73a2c75d6f04fa45a070b9f --- /dev/null +++ b/CCRD/1/3/3/000094.txt @@ -0,0 +1,29 @@ +# 浙江农学院土壤农化系部分学生对红、专问题的不正确看法 + +　　新华社杭州8日讯　浙江农学院部分师生在“红与专”的问题上仍有不少不正确看法。现将该院土壤农化系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些主要错误论点综述如下。 + +## 一、大专小红的论点： + +　　（一）形势变了，专应重于红。有人说：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了，现在所需要的不是枪杆，而是科学技术，否则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所以我们在学校里主要是“专”，在红的方面只要粉红就可以。有的说：我们的国家制度是好的，是最先进的，就是技术落后，要十五年赶上英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技术问题，否则就做不到。有的说：存在决定意识，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又有共产党的领导，所以不会走“出轨”；反右派后觉悟提高了，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因此可以少搞政治，多专一些。有的说：斯大林说过技术决定一切的话，目前党也需要我们“专”比红厉害。 + +　　（二）学校的任务是专，红到处可以红。有人说。学生在校就应该以学习为主，红只要到工作岗位上努一把力，看看理论书，在运动中表现积极些就可解决。有的说：我们不是政治学校，是农学院，农学院毕竟是培养专家的学校。有的说：我们祖国各个角落都可以红，而专必须在学校里打好基础。 + +　　（三）专可以体现红。有人说：干劲建筑在技术底基础上，没有技术你怎能使水稻丰产呢？有的说：专了以后自然会体现红，如我国体育运动，以前在国际上威望不高，现在有几项打破世界纪录，国际威望就大大提高了，陈镜开就是钻了业务而红的。马克思的理论是高度科学知识下的产物，没有文化就不能著作。有的说：大专小红是为了大红大专打基础的。红要做党员，目前我没有条件入党，肯定大专小红有利。 + +　　（四）红专视具体情况可先可后，可大可小。有的说：红与专不是绝对的，可以看时间、地点和一个人的具体情况，红而不专的可偏重专，专而不红的可偏重红，因此说红专可先可后，可大可小。有的说：红与专是我们终身努力方向，但现在齐头并进不可能，在时间上有困难，如明天要测验，你不去看书行吗？所以现在学校里应当多专一点，少红一些，将来到工作岗位可以多红一些。有的说：大部分同学都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故先专后红，又专又红都是可以的。 + +　　（五）可先专后红，不红的专家也可以为社会服务。有的说：过去专家是先专后红的，在那样条件下行得通，我们今天的条件也一定行得通。还有的说：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他们不红，他们的创造发明是为了个人，但创造发明毕竟是对社会起推动作用，而创造发明就必须专。 + +　　（六）红有底、专没底。有人说：红容易做到，而专却很深，根本没有止境，因此必须多钻专。 + +## 二、大红小专的论点： + +　　（一）红重于专，红不会成右派。有的说：从反右派斗争得出经验，只有大红才不会成右派，有的说：目前的勤工俭学等，目的是为了培养红，因此说明红比专更重要。有话说：从许多革命老前辈和老干部看，他们都是先红后专的，他们原来业务水平很低，但红后不管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有的文化水平很低，但他们都能很快地掌握高深的科学技术知识。 + +　　（二）红专并进有矛盾。有的说：红专并进时间上有矛盾，搞红就必然影响业务学习，因此要又红又专有困难，所以在此情况下应先红后专。 + +　　另外，关于红专问题的矛盾还没有解决。如有的说：红专的矛盾是不能统一的。有的说：红专象天平一样，红多一点，专就少了。有的说：理论上最好是又红又专，但实际上有困难。有的说：通过“双反”思想问题解决了，红专中最大的困难是时间和身体问题。 + +　　 （浙江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董志中） + +　　来源：1958年5月14日_第247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5.txt b/CCRD/1/3/3/00009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13eee82031a14801b4d616e411bb7221730196 --- /dev/null +++ b/CCRD/1/3/3/000095.txt @@ -0,0 +1,167 @@ +# 北京市西单区工商界“交心”，交了些什么？ + +　　本刊讯　根据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报道，北京市西单区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交出许多反动言行。下面摘录的是该区工商界最近几周向党交心的一部分材料，仅在这一部分材料中，就已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对党、对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严重不满和强烈的阶级仇恨。 + +## 资本家对我们有刻骨的仇恨，攻击、污蔑、咒骂无所不用其极 + +　　安清忠（照象业）：解放后到处写着“中国共产党万岁！”但是“国”字有三种不同写法，我认为有不同的三种含意：（1）有的写个大口字，我说中国早晚他得叫外国一口吞了或来个原子弹炸平了。（2）有的国字内写三个人字，我说这三个人是毛主席，朱司令，周总理，他们三个人轮流掌握政权，资本家没希望，熬着吧！（3）有的国字内写个王字，我说早晚还是帝王之国。 + +　　吴陛臣（国药业）：我说共产党来了人民涂炭，房倒屋塌，父母不相见，妻子都离散，老的死在沟壕，壮的死在四方，鸡鸭乱叫，草木皆无。 + +　　张福增（百货业）：汪精卫、蒋介石是认贼作父，共产党是引狼入室，中国独立富强再无希望！ + +　　王庆深（副食业）：国民党有个美国爸爸；共产党有个苏联爸爸。 + +　　张盛如（国药业）：8月15杀家达子，共产党得罪的人多了，人民起来反抗，党员少，一百个杀一个还不容易！共产党使用人的公式是：“狠”，狠加狠等于恨。共产党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有矛盾就有斗争，然后是渔翁得利。 + +　　郗若林（图书业）：历代政治家都有一套玩艺，不外乎是“收买人心”，换句话说，就是做个套让人往里钻。共产党叫你自己作套自己钻，这真是超前人万倍！ + +　　郑子石（照象业）：我认为八路军成功，是灭绝人性而成功的，一切都是欲达目的不择手段。 + +　　朱林亭（土产业）：在国民党时期我怕侦缉队，解放后共产党和侦缉队一样！ + +　　宛广生（饮食业）：我对过去封建势力并不很害怕，他欺压我，说几句好话就过去了。解放后我就怕干部与我说话，找出缺点，就不得了，你给他跪着也不饶你！ + +　　郭士荣（百货区店）：解放后我认为，蒋介石走了毛泽东来了，是一样，一二三是三二一。 + +　　郑子石（照象业）：解放后天安门挂毛主席的象，我心里想，真象土匪头！ + +　　于溶（副食品管理处）：每次开会喊毛主席万岁，我想这是帝王的称呼，又一想这是变相的皇上。 + +　　孟宪文（西单皮鞋厂）：国务院的副总理都是带兵的大老粗，我真怕他们造反。 + +## 资本家幻想蒋介石回来，把希望寄托在美帝国主义身上 + +　　兰巨元（粮食业）：美国英国这么大的势力，蒋介石这悚小子怎么叫穷小子打败了？ + +　　薛宝昆（首都汽车公司）：购买公债是为了解放台湾，我就不买，蒋介石的力量还大着呢，你们解放不了！ + +　　刘逢逭（电机修理厂）：解放后政府说蒋介石这么不好，那么不好，我心想不好也比你们强！ + +　　郑子石（照象业）：意大利、日本的两个反动派准备炮轰天安门，如不被发觉，十月一日国庆节来一下不就算完了吗？蒋介石、美国就可以回来啦，就是把我炸死也情愿！ + +　　朱林亭（土产业）：共产党号召修天兰铁路，防备跑的时候方便，将汽车火车都带到延安去。 + +　　薛宝昆（首都汽车公司）：政府在府右街修下水道，我想可能是怕蒋介石回来，准备从这下水道里跑。 + +　　朱永桂（首都汽车公司）：穷八路长不了，一个一个的都是土里土气的，到处扒城墙，等蒋介石回来好逃跑。 + +　　于溶（副食品管理处）：每到节日天安门上插旗子，跟强盗占山为王一样。 + +　　李博轩（三兴铁工厂）：参观了海军和炮兵展览，心想报纸总说美帝扩军备战，中国在干什么呢？不是也在扩军备战么。 + +　　孟永芳（百货业）：1952年听“美国之音”，说蒋介石快打上大陆，8月15日跟同胞们一块吃月饼，我很高兴。 + +## 资本家对历次政治运动及重大政策的态度是：破坏、抗拒、造谣中伤 + +　　张瑞（浴池业）：当我听到我家里的土地被分了，我就想起我还存着五个地雷呢，谁要种我的地就炸死谁！ + +　　孟永芳（百货业）：抗美援朝时我经常听“美国之音”，愿意听联合国打胜仗的消息，朝鲜停战签字时，我心里骂美国真废物！ + +　　胡绍文（百货业）：镇压反革命，都成了屠宰场了，这是恐怖政策。共产党太惨无人道，一定长不了！ + +　　刘九舟（旧书业）：在五反时职工斗资本家，叫他撅着臀、低着头，有的大胖子脖上挂块砖头，一来就是几个钟头，这简直比日本宪兵队的刑法无两样。 + +　　徐珍（饮食业）：1955年补所得税，我说：国民党喝穷人血，共产党连骨头带肉一齐吃啦！ + +　　张官鼎（木材业）：粮食统购统销时，我认为是准备打仗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临了。 + +　　靳宏斌（饮食业）：第一次发行公债，别人说出了公债了，我说不但今年出，后年还出。过去是民富国穷，今后是民穷国富。 + +　　孟永芳（百货业）：1950年查封妓院时，我认为共产党来了妓院也倒霉了。 + +　　张书义（百货业）：颁布婚姻法时，我说这是教女人造反，以后过家庭和平日子就难了。 + +　　张守义（副食业）：政府公布治安条例，我说用法律来管教人，还不如用绳子都给捆起来。 + +　　安靖忠（照象业）：前年为了环境卫生搞的好，不让养鸡，我说先打狗后轰鸡，共产党鸡犬不留！ + +　　何道平（副食业）：十三陵修水库等于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全是抓民夫，将来不知累死多少人。 + +　　朱永桂（首都汽车公司）：我认为共产党挖中南海是毛主席想长期的坐皇帝。 + +## 资本家对社会主义改造破口大骂 + +　　王福寿（西单木器厂）：同志！同志！全都受了制，制服！制服！全都给制服了，不服就不能生活。 + +　　宛广生（饮食业）：国民党要兵役费等，如恶狗一样，一口一口的咬，共产党和饿狗扑食一样，一口都进去了（指合营）。 + +　　王耀民（副食品管理处）：我对农业合作化不满，在国民党时期有绑票的，共产党来了后，我看象是抄家底了。 + +　　宛广生（饮食业）：共产党把我搞的象雁子飞到火坑里洗澡，烧的我爪干毛净，家里外边买卖全完。 + +　　朱林亭（土产业）：我认为合营了，把私方人员用绳子捆起来了，那一个也跑不了。 + +　　靳宏斌（饮食业）：我家中是四无鉴定户，无水、无面、无油、无盐，欢迎检查。 + +　　韩宗信（营造业）：共产党对工商界是捉住哈蟆挤出尿来。工商界现在是叫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不敢说话。 + +## 资本家仇恨工人，视为眼中钉 + +　　朱林亭（土产业）：工会小组长找工人入会，我入不进去，他走后我心里想，国民党来这是头一名，跑也跑不了。 + +　　刘洁如（茶叶业）：合营后工人有积极性，我想你们傻小子，干吧！共产党累死人不偿命。 + +　　朱林亭（土产业）：我店电灯坏了，工人要自己修，我心里说，你（指电）把他电死！ + +　　刘洁如（茶叶业）：工人们中午去颐和园游泳，到上班的时候不回来我也不管，心想去吧，淹死一个少一个和我作对的！ + +　　张治才（正大喷漆厂）：五反当中，工人王俊荣斗争我，我心里想别人自杀我不自杀，我要买一把刀临死前找个垫背的，再死也不晚。 + +## 资本家攻击我们的干部政策 + +　　何巨川（副食业）：解放时军队干部都是衣帽不正，现在全是西服革履，什么人生活高啦，就是党员和干部。 + +　　王庆深（副食业）：公方代表等于特务一样，来听情报。 + +　　倪华寿（洗染业）：农村的干部多数是地痞流氓，他们的作法同土皇上一样。 + +　　于溶（副食业）：农村干部是我的仇人，把我划为地主成分，我总想报复！ + +　　恋学孟（饮食业）：我认为现在说句话都得留神，在街上得前后先看看再说，否则被街道积极分子听见，就给扣上一个小帽子。 + +## 资本家对反右斗争的态度 + +　　刘逢逭（电机修理厂）：反右时我认为共产党把情况估计错了，以为人民都是真心诚意的拥护他呢，要知道有这一天，再也不敢叫鸣放了。 + +　　袁子明（图书业）：右派是没有规格标准的，倒霉的就扣上了。 + +　　王庆深（副食业）：我每天上同业公会去开反右斗争会，表面上是又说又笑，可是心里说整风领导小组的这群孙子，都当上狗腿子了。 + +　　商子盈（废品业）：在同业公会斗右派时，我不敢给右派提意见，我怕共产党走了，国民党回来，右派要我的命！ + +　　杜恩铭（强声电影机厂）：我内弟问我你与吴金萃（右派）十多年的交情，现在你斗他将来怎么见面？我说那还不是摆摆架势，将来抹抹稀泥也就完了。 + +## 资本家对双反运动明着赞成，暗中反对 + +　　田文清（副食业）：我真有上广寒宫的思想，盼天黑怕天亮，每天都听大跃进、干部下放、反右斗争等等，我的脑袋都快崩了，心要裂了，整！整！不给一点喘气的机会。 + +　　朱林亭（土产业）：整风是专题整资本家的，要整的象面筋一样，叫怎么着就怎么着。 + +　　徐珍（饮食业）：共产党的政策对资本家是步步高升，一个运动吓一跳，十个运动睡不着觉！ + +　　韩宗信（营造业）：双反运动是一跃进礼拜日都没了，二跃进股息没有了，三跃进福利也没有了。 + +　　张守义（副食业）：劳动竞赛比如拿食斗蟋蟀，累倒为止。 + +　　张官鼎（木材业）：这次上山下乡，我是愿意上山，一则是植树劳动轻，二则是世界大战起来了，都市来一个原子弹时，我在山上就躲开了。 + +## 资本家对苏联和匈牙利事件的看法 + +　　向道平（副食业）：唐明皇游月宫，秦始皇求寿，都是乐极生悲的妄想，现在苏联发明卫星和火箭，想到月球上去，这也是到头了，快完了。 + +　　刘洁如（茶叶业）：过去我想苏联像大气球，什么全往外运，表示自己强，其实国内什么都没有，早晚球一破就完了。 + +　　薛宝昆（首都汽车公司）：苏联总说停止原子武器试验，这是假的，自己偷着去造。南斯拉夫和苏联不团结，这回可好了，再打苏联可就有把握了。 + +　　朱永桂（首都汽车公司）：美国走了，苏联又来了，都是一样的统治中国。苏联的顾问和日本的顾问一样，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又吃又喝，政府让我们节约能省几个钱呀。 + +　　张守义（副食业）：匈牙利事件结束后进行追击反革命时，我想苏联愿意让谁坐天下谁就是革命者，谁不执行他的意志就是反革命。 + +　　孟永芳（百货业）：匈牙利事件最紧张的那两天，我心中特别舒服，幻想着中国也来一场多好。匈牙利一垮台，咱们政府一害怕，可能把资本家的财产退给资本家。 + +　　张新春（纺织业）：哥特瓦尔德死时我很高兴，共产党的领袖死一个少一个。 + +　　李连振（瓦木工具厂）：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蒙古也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第二部分。 + +　　来源：1958年5月17日_第2482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6.txt b/CCRD/1/3/3/00009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957e547380ade165161feffa1b6a776957ec58 --- /dev/null +++ b/CCRD/1/3/3/000096.txt @@ -0,0 +1,73 @@ +# 清华大学部分学生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教授 + +　　本刊讯　目前清华大学正在进行教学改革的大辩论，部分班级同学在辩论中暴露出来的一个突出的思想问题，就是盲目崇拜资产阶级专家，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青年一代无论如何也超不过他们。 + +## “我对教授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党的信任！” + +　　有些同学自命为“天才”、“大师”，是“第一号脑袋”，卑视工农，忽视政治，看不起党的领导；但是对资产阶级专家却佩服得五体投地。从牛顿、爱因斯坦、钱学森，一直到章名涛、梁思成、吴仲华，认为他们是“沙里淘金淘出来的天才”，是“不可超越的”，应该“全心全意、一心一意的向他们学习”。他们认为：科学家是大脑袋，小手，宜于搞理论研究；而工人、农民是小脑袋，大手，只能从事体力劳动。他们还说：共产党是把劳动人民从压迫中解放出来，而科学家是把劳动人民从贫穷中解放出来，科学家称得起站在时代最前边的人。动力系有同学讲：我对教授信任，远远超过对党的信任！ + +## “梁思成走路的风格很高，我学不了，将来让我儿子学” + +　　电机系的同学对于钱学森非常崇拜。去年钱到清华来作报告时，钱偶然地向大礼堂顶上看了一下，有一个同学立刻想：呵！不知道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又在考虑什么新的问题？他们说：钱学森的回国，等于美国送给我们三千架喷气式飞机！ + +　　虽然经过反右斗争，至今无线电系的有些同学还认为“孟昭英（右派教授）是科学界的绝对权威”。电机系的有些同学认为：“钱伟长毕竟有教授风度，dx dy（微积分上的符号）他念起来就是比你们念的好听”。 + +　　机械系有一个同学认为：“梁思成走路有教授风度，风格很高”，他很想学梁走路的风格，认为自己学不了，将来自己儿子也要学建筑，学梁思成。 + +　　有些同学走在南校门的林荫道上，看到左边是职工的宿舍，右边是教授住的新林院，不胜感叹，下定决心要做科学家，要当教授。有的同学惋惜自己的父母不是科学家，“否则生活过的好，又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东西”。 + +## 很多学生认为不能渺视教授 + +　　团委书记艾知生等分别对几个系进行动员，讲到关于风格的问题，年青一代应该后来居上，超过旧专家等，不少同学听了抵触很大。 + +　　动力系很多同学认为：不能渺视教授，现在的教授和过去的教授不同，过去教授是唯心主义者，现在是唯物主义者，解放后教授热爱新社会，经过双反，进步很大，决不能丑化高级知识分子。 + +　　在讨论中，有些同学对目前报刊和校内舆论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揭发与批判表示不满，情绪很激动。如对“新清华”、“北京日报”等登出章名涛检查不出1.7瓩电动串并联的错误表示不满，说：小小的1.7瓩电动机，绝不能否定章名涛的伟大学术成就！“新清华”登出钱伟长在实验室不会作实验，有人说：这足以证明理论的威力，钱伟长不会实验，尚且有如此成就！ + +　　在电机、无线电系动员时，团委的同志讲到了章名涛，认为章是有学问、有贡献的，但并不是没有缺点，举了1.7瓩的电动机为例，引起同学很大反感。同学们认为这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并质问：全国有多少个章名涛？1.7瓩的电动机如何否定得了章名涛？ + +　　同样，在建筑系动员时，团委林泰同志谈到了梁思成，也引起同学的反感，并质问林泰：你自己究竟学得怎样？并说林泰“狂妄自大”。 + +　　能不能赶上这些教授？不可能！请看他们的十大理由 + +　　能不能赶上这些教授？有些同学认为不可能。主要的理由是：政治活动多，学习时间少。也有些同学认为能赶上这些教授，但显然他们的理解也是错误的。他们说：现在高级知识分子的觉悟高了，可以毫无保留的把知识传授我们，象吴仲华研究燃汽轮已有一、二十年，他把这些研究的成果教给我们，一教就会，可以赶上。 + +　　经过讨论，机械系三年级绝大部分同学的结论是：不可能超过资产阶级专家。他们列举了十大理由： + +　　资产阶级的专家 今天的同学 + +　　1、大都留学英美 我们没有这种机会 + +　　2、懂得好几门外国语 我们懂得很少，或根本不懂 + +　　3、过去读书的时间多，每周在七十小时以上，可以埋头苦干 我们政治活动多，时间少，每周只有四十小时 + +　　4、这些人在大学时，大都是高材生，名列前茅，如王遵明 现在同学多，名列前茅的只是极少数 + +　　5、这些人大都脑袋大、秃顶、如钱学森、章名涛 我们却不是这样 + +　　6、旧社会中是自由竞争、压力大，动力也大 今天不是这样 + +　　7、现在象这样的专家人数很少，他们助手多，设备充足 将来专家愈来愈多，要成名就很困难。专家多了，资料、设备、助手条件就不及他们好 + +　　8、过去他们搞纯理论，可超过世界水平 我们却非理论联系实际不可，不能搞纯理论，所以不行 + +　　9、过去他们毕业后，就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一下就赶上世界水平 现在我们毕业后，要去工厂搞生产，只能跟着生产屁股后头跑，搞不出什么名堂 + +　　10、研究金相的专家人数少（交大和钢院有教授） 清华没有金相专家，只有讲 师陈南平一人。连交大、钢院也赶不上，何况赶上教授！ + +　　最后归结了一条：要超过钱学森这样的专家是不可能的。有些同学甚至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 +　　党员调干学生宋旻秋说：要超过专家？我超过班上都不行！ + +　　另一方面，他们对劳动人民的创造却十分卑视。有些同学说：要我超过旧专家这不行，要我超过搞农具改革的土专家则行！ + +## 九个超过，九个超不过 + +　　建筑系同学讨论能不能赶上资产阶级专家，能不能赶上梁思成、杨廷宝？讨论在那些方面可以超过，那些超不过？归纳起来，同学们认为：抽象讲可以超过，具体超不过；气氛（指现在的宣传）上超过了，但实际超不过；一般的资产阶级专家可以超过，天才的资产阶级专家则超不过；总的贡献可以超过，修养超不过；技术上可超过，艺术上超不过；低标准可超过，高标准超不过；红可超过，专超不过；总的可超过，个人超不过；工作可超过，名誉地位超不过。 + +　　此外，有些同学对今天的教育制度进一步发生了怀疑，认为：旧大学师傅带徒弟，沙里淘金，才能出天才，今天有计划的、大量的培养，不会出什么天才。 + +　　土木系的同学认为：物以稀为贵，土木系同学多，淘汰率又太低，所以质量不高，应该提高淘汰率，目前学校中政治活动太多，所以不容易培养天才。（摘自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 + +　　来源：1958年5月17日_第2482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7.txt b/CCRD/1/3/3/00009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0fb7039c65bc775d84e3d49ad3860ddc90d14f --- /dev/null +++ b/CCRD/1/3/3/000097.txt @@ -0,0 +1,201 @@ +# 北京市大学生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 +　　本刊讯　据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报道：北京市高等学校学生在交心运动中暴露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 +## “十年寒窗无人晓，一举成名天下知” + +　　有些学生从小读了许多名人传记，立志做一个“家”，自视高人一等，狂妄自大。 + +　　北京大学学生彭庆生（父亲是资本家）的座右铭是：“青霄有路终须上，宇宙无闻誓不休”，“生时居人之上，死后才能留名”。他认为：天赋+勤奋+狂妄＝伟大＝不朽。 + +　　人大哲学系学生胡建华写道，他将来非要“空间上四海扬名，与宇宙共边际；时间上永垂不朽，与人类共存亡”，方始甘心。 + +　　石油学院学生魏春生，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为成名成家作准备工作。每当读书疲倦时，想起牛顿怎样在暗淡的灯光下写着震动世界的著作，精神就振作起来了；抄写笔记贪多，目的是为了将来出名后，好在博物馆里展览；经常作思想笔记，目的是将来作家给他作传记时搜集材料方便。 + +　　人大历史系学生王佩敬，从小就要游荡江湖，称霸天下，曾发誓：“愿慷慨悲歌而死，不能默默无闻而丧生”。 + +　　北大、人大有的学生立志要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自己的名字被千人传，万人颂，列入文学史中永垂不朽”，决心“为作家而奋斗，为名利而奋斗”。 + +　　人大张锡春给自己作了一个规划：大学毕业——助教、讲师——教授，出国当专家——走入政界，先当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领事——大使——外交部长——总理。在党内想当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他在宿舍里组织了一个“四五三王国政府”，他担任“首相兼外交大臣”。 + +　　北大、清华、人大等校还有一些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将来有人给立铜象、建纪念碑。 + +## “有了知识就吃得开，党和人民也要让步” + +　　许多学生羡慕教授的名利，把知识看成得名获利和向上爬的手段。认为“知识是实在的，政治是抽象的”，“技术是靠山，铁饭碗，是幸福的源泉”，“有了业务，名誉、地位便会随之而来”。因此决心苦干几年，不问政治，著书立论，成名成家。 + +　　石油学院学生黄忠勇认为：有了知识就吃得开，走遍天下都不怕，那时党和人民也要向我让步。 + +　　人大历史系周志诚认为：知识是聚宝盆，摇钱树，有了知识就有一切，政治微不足道。 + +　　北医学生武贵生写诗一首歌颂“业务是铁饭碗”： + +　　读得书来胜大丘，　不须耕田自然收； + +　　东家有酒东家醉，　到处逢人到处留； + +　　日里不怕人家借，　夜晚不怕贼来偷； + +　　虫荒冰霜无损害，　快活风流到白头。 + +## 只要名利，不要政治 + +　　有些学生只要名利，不要政治。 + +　　北医一学生说：医生的职业清高，管它政治不政治，不论社会有什么变化，反正有人找我治病。 + +　　北京大学牟国相（团员）说：作教授有名有利，当党委又险又难；作政治工作有功不显，有过必罚，北大党委书记史梦兰月薪一百七十元，全国没人知道；教授月薪三百二十元，当上学部委员外加一百三十元，有了著作闻名全国。 + +　　北大学生沈大来认为：有了业务，提高政治地位就容易了，钱学森一回国，毛主席就接见了他，许多有名的学者都是人民代表。 + +　　清华大学一学生写了一首诗：“我是一个不倒翁，不偏西来不偏东，只要当成副博士，管它方向左右中。” + +## “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 + +　　有些学生片面夸大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认为“万般皆下品，唯有科学高，政治无用”。 + +　　北医一学生认为：一个医生只要有技术和人道主义就能治好病；一个科学工作者只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对科学有兴趣，就能对社会有贡献，政治是不关紧要的。如马文昭并没有红透，但他研究卵磷质有成就；勒柏辛斯卡娅虽然红透了，但是由于没有掌握科学规律，也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 +　　北大学生俞允强认为：科学是永恒的，千万年都有用，政治是暂时的，只在阶级社会里有用，所以一个人依附于科学比依附于政治要伟大。 + +　　北大学生朱立清认为：人类存在一天，科学就存在一天，取之不尽，以科学为目的，生活就有力量。科学是绝对真理，信仰科学就可以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 +　　北大物理系有些学生说：现在是原子弹、导弹的时代，其他都不重要。一个杰出的科学家对祖国对人民的贡献，要比一个平凡的共产党员大得多。 + +　　北医还有些学生认为：一个人对社会贡献的大小和他在业务上的成就成正比，与政治没什么关系。 + +## “政治庸俗，学者清高” + +　　少数学生自命清高，认为“政治庸俗”，向往“超脱”社会的、宁静的“学者生活”。 + +　　北大学生李有宜（团员）说：名是空虚的，利是低级的，决心抛弃一切，努力学习，沉醉在理论逻辑的美中。 + +　　北大学生戴冕（华侨）说：愿象居里夫人一样，生活在林间鸟语花香之中。我欣赏叔本华说的话——科学的动力出自于对世俗的厌恶。我不求功名，只想作个世界过客。 + +　　石油学院学生魏春生说：我厌倦世上的一切，愿在寂静的山野里自修，只有在书中才有幸福。他认为：孤独+书堆＝成功。 + +　　石油学院学生李大标说：希望离开当前的一切阶级斗争，一切政治活动，在一个偏僻的地方，安静地进行研究。象英国的物理学家卡迪文舒一样，躲到深山中去测定万有引力的常数。 + +　　还有的学生向往牛顿、诺贝尔的生活，“住在清静的地方，无牵无挂地搞科学，周围只有一个仆人、一个厨师，一条狗”。 + +## “政治太危险，随大流作中间群众最保险” + +　　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不少学生一方面认为不关心政治，容易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又感到政治是危险的，易变的，搞不好就要栽跟头，不要过多的过问政治，主张在业务上全力以赴，争取五分，在政治上达到三分，及格就成了。 + +　　北大数学系一学生说：从斯大林、莫洛托夫事件中，可以看出政治是危险的，昨天还是当代英豪，今天即身败名裂，政治不可多求。有的说：“是非皆因多开口，烦脑皆因强出头”，最好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条心”，与世无争，明哲保身，少管闲事。 + +　　地质学院一学生说：往左了右边骂，往右了左边骂，立在中间左右都不怕。 + +　　北大有的学生说：完全红了要丢掉个人主义，而且又容易犯错误，太不安全，太不自由；完全不红又容易被批判，被淘汰。最好不左也不右，不前也不后，立在中间，做个社会主义的“顺民”。 + +　　北医一学生说：政治上领先太吃亏，政治太落后要挨抠，可见最倒霉的是左、右派，占便宜的是中间派。 + +## “动态平衡论” + +　　北大物理系学生还提出了所谓“动态平衡论”，说：大家前进我也跟着前进，随大流，永远做中间群众。 + +　　北大生物系李锡金说：政治上的温度要象恒温箱一样，永远保持着不高不低的温度。 + +　　北大数学系张恭庆（团员）、刘景麟提出：最保险的道路等于二分之一加安全系数。他说：我不想做党员，因为入了党自由就要受到限制，牺牲个人利益，象保尔一样将生命献给社会主义，这样太可怕。但是也不愿意太落后，因为落后就要挨批判，被淘汰，因此决定随多数人走，站在中间前边一点点的位置上，遇到风浪动摇了，就正好动摇到中间，不至于跑到右边去。 + +　　还有些人由于进取心不强，安于中间状态。他们认为中间状态在客观上是永远存在的，任何时候都有中间、落后之分，大家前进，我也会随之进步，因此安于中游。 + +## “有限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矛盾” + +　　北大学生葛显良提出可以保留有限的个人主义。他主张在政治上跟着党走，不积极也不落后，循规蹈矩，安分守己；在思想上保留小的个人主义，即不损害别人利益，也不完全牺牲个人利益，要求在小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接受社会主义，在安全范围内追求个人最大的利益，被动的、不自觉的、勉强的服从社会的要求，三分之一为人民，三分之二为自己，半心半意为人民服务就成了。这样做还是符合按酬付劳的原则。这样人创造的价值还是大于消费的价值，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是大于消极作用。但是要经常进行自我“整风”，不使小个人主义越轨，发展成大个人主义，这样就不会和社会主义发生对抗性的矛盾。随着阶级斗争的日趋缓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这种小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就会慢慢解决了。 + +　　人大经济系学生杨昭兰说：损人利己是“罪恶滔天”，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有这一种利己是最人道的，也是最公平的，就是“公平的个人主义”。 + +　　人大哲学系学生徐国林说：人生要为集体也要为个人，只为集体是劳累的牛马，只为个人是生活的蛹蛆。 + +## “人生年几何，应及时行乐” + +　　有些学生的人生观是享乐主义：生活目的就是吃、喝、玩、乐，必须“及时行乐”。 + +　　石油学院学生崔谦写诗： + +　　人生年几何？好者七十过； + +　　实在不容易，应该多享乐。 + +　　石油学院徐赛风说：一个人的生命短促的，青春一去不复返，要趁年青时代好好享受一番。 + +　　邮电学院有的学生说：人早晚要死，何必对自己这样残酷，青年时代不享受一番更待何时？ + +　　清华大学有一个学生说：幸福就是“金钱加美酒”，物质享受加精神快乐”，生活上要一比衣服多，二比钱多，三比生活舒适。 + +　　石油学院学生谢鸿楷幻想：将来有一个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雅致的小洋房，还有汽车、沙发、收音机和漂亮的爱人，夕阳斜照时的田间散步，音乐悠闲的舞会。 + +　　人大学生仇芳兰的生活理想是：衣物充箱，银钱满柜，有汽车、洋房、仆人，和爱人一起度过甜蜜的一生。 + +　　北医有些学生希望吃高级食品，穿高级衣料，住高级宿舍，认为这是人生的最大幸福。还有的同学认为：名利加爱情等于幸福。 + +　　此外，还有少数学生追求资产阶级淫荡、糜烂的色情生活。 + +## “贵族生活是人生的目的！” + +　　有些学生向往贵族的生活，认为过那种生活就是人生的目的。 + +　　清华大学阐明婉（团员）向往着：愿自己是十八世纪的贵族小姐，白窗纱、红玫瑰，在阳台上看小说，过着温柔尔雅的生活。 + +　　北医刘传明幻想：住在蓝色的海洋和果树环绕的别墅里，打开窗子面对大海，朗诵着普希金的诗篇，如果能过一天这样的生活，立刻死去也值得。 + +　　北京师范学院一学生幻想的生活图画是：一间房，一壶茶，一本古书，一个钓鱼竿。3月看桃花，5月看牡丹，7月看荷花，8月看红叶，还要赏雪、听雨。当我临死前回首往事时，我可以说：这一生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了，人间的一切欢乐我都享受了。 + +## “让我风平浪静地度过一生” + +　　有些学生说，最好生活中不要有波折和斗争，风平浪静地度过一辈子。 + +　　清华大学苏邵嘉（团员，父是房主）说：三好是“吃好、睡好、玩好”。他追求的是生活的安定，“以不变应万变”，以减少矛盾，学习上是“宁可少些，但要早些（赶快做完功课），对付盯着就成了”，“力求最低限度”。他经常回家，到家后弹单弦，访亲戚、吃涮羊肉，同学称他是“清末遗少”。 + +　　还有的学生希望毕业后能布置一个舒适优美的小家庭，星期天带着孩子玩玩，听听音乐，这样有节奏、有旋律平静地过一生就满足了。 + +## “人生无大志，不红也不专” + +　　还有一种是灰色的人生观：人生无大志，不专也不红。 + +　　石油学院学生吕秉武说：我对前途没有幻想，也没有希望，我觉得生存就是消耗生命，过一天算一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到毕业，找个工作，管他到那里，马马虎虎地交代了，这一辈子也就没白活了。 + +　　航空学院学生居慧华在日记里写道：唉！过一天算一天，烂泥萝卜吃一段洗一段吧！ + +　　航空学院学生丘文正的处世方针是：听天由命，与世无争，以弱者自居。 + +## “人生若梦，悲欢几何” + +　　有的学生认为人生如梦，因而悲观厌世，个别的甚至想自杀。 + +　　石油学院于学成叹息道：“人生若梦，悲欢几何”，在日记上写道： + +　　“欲笑不开口，　欲哭泪不流； + +　　除非爹娘见，　莫道心里愁。” + +　　“夜儿伴随着孤灯，　室内冷冷清清， + +　　在这漫漫的长夜里，　我见不到一线光明， + +　　多么不幸啊！　这辗转的人生。” + +　　石油学院魏春生说：人生有什么意思？为了一个空空洞洞的“名”何必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人生若梦，我就象一块活肉。 + +　　北京大学翟世祯说：人类存在没有意义，与沙石草木鸟兽虫鱼无异，人生到死只不过是一种化学过程，生物的过程。生和死都是天赋的权利，生着固然快乐，死了也值得欣慰，羡慕庄子死了妻子还鼓盆而歌的心情。立下四十六岁自杀的志愿，因为社会上养了他二十三年，他再用二十三年向社会还债。 + +　　北京大学学生陈益镯认为：天也空，地也空，人生在世一场空。 + +　　石油学院张慧贞说：我不愿听笑声，也不愿和任何人接触，我写诗解忧，唱歌消愁，什么歌悲我唱什么，从歌里找到寄托。并常念一些灰色的诗。 + +　　路慢慢而休远垮，　吾将上下而求索 + +　　呜乎！己矣哉！　 抽刀断水水更流， + +　　举杯消愁愁更愁。 + +　　石油学院学生吕秉武认为：生活本身就是自我摧残。什么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等等，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的心里只有“我、孤独、无聊”。每当过了一年，别人都认为是长了一些，而我却认为是少了一些，离死亡就更近了。 + +　　航空学院学生陶优传说：我感到人生就是痛苦和灾难，欺压和灭亡。我最喜欢的一种娱乐就是守望着蜡烛头的熄灭，在熄灭的刹那，我的思维一齐涌上心头，我觉得那就是真理的高峰，一切都将是破灭、虚无和永恒的沉寂。他对人生作出的结论是：人生就是痛苦的旅程，悲剧的循回演出。 + +　　北大一学生说：我常常暗想，吃点安眠药，默默死去是最舒服的。 + +　　航院居慧华在日记上写着：死吧！死吧！快死吧！赶快死了真快乐。生活有什么意义！人的一生不是属于我的。我活在世上象一只绵羊，甚至连绵羊也不如，……象死去一百年前的人那样。…… + +　　来源：1958年5月20日_第248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8.txt b/CCRD/1/3/3/00009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945b29ab27f60bec7622ab9bd14c68c33e5663 --- /dev/null +++ b/CCRD/1/3/3/000098.txt @@ -0,0 +1,17 @@ +# 武汉大学教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 + +　　新华社武汉18日讯　武汉大学在进入以教学改革、搞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中心的双反运动后，揭发出不少教师的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 + +　　从已揭发的情况看来，老教师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特别严重，大体上可分成四类： + +　　第一类人的主要表现是持才骄傲，以自己的学术、知识作资本，向党、向人民要地位、名利和待遇，盛气凌人，态度傲慢，瞧不起党，也瞧不起任何人，对工作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态度，个人目的达不到，就以“辞职”、“罢教”相要挟。这类人以该校物理系主任王治梁和化学系教授王以德为代表。王治梁一贯表现高傲自大，上至校长、下至职工，他都瞧不起。有一次教务处通知几位老教师在张勃川副校长家开会，他接到通知后，大为不快说：“为什么你副校长不到我教授家来开会，”说完就把通知摔掉，拒绝到会。他对物理系的教学工作是大权独揽，对党总支过问系内教学工作很反感，他说：“总支书记这样年轻，我这大年纪为什么听他摆布”。他还认为：共产党员都是些不学无术，靠政治吃饭的货色，“这些党员根本不能领导业务。”在干部下放时，他主张把一些他认为业务能力强的一律留下，而把一些党员、脱产干部放下去，当他的主张和党总支分歧时，他就认为“系里有太上系主任”，“坚决要求辞职”。化学系王以德教授在学校请他担任教研组主任时，首先提出要一栋朝南靠北的楼房，当学校满足了他的要求后，他又说血压高不能担任；1956年他被评为四级教授，就表现很不高兴，甚至要以“罢教”相威胁。其他如历史系主任吴于尘、俄文系主任郑伯华等人，也有类似思想情况。 + +　　第二类人主要是争名求利，斤斤计较个人名利脱离政治。在业务上虽也能钻研，但目的是为了个人成名，多得稿费，存在着严重脱离实际、脱离教学的现象。这类人以哲学系的江天骥副教授，图书馆系的皮高品教授等为代表。江天骥副教授把科学研究当成自己的“晋升之梯”、“成名之本”，他打算独创一个学派“名震学术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躲避各种政治运动，不参加任何会议，甚至连反右斗争也置之度外，而利用一切时间专心一意地写自己的论文，他认为：“高等学校不应作为阶级斗争场所，应是学术研究的机关。”他对红与专问题的看法是：“学好了马列主义哲学，本身就是红”，“只是搞好业务，多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几篇文章就能红。”因此，他对日常政治活动毫不关心，成天钻在书本子里。对教学工作也不认真，备课时间很少，几年来没有编写过完整的讲义，有时甚至连讲稿也不写就去上课，教学效果很不好。图书馆系皮高品教授则是一个严重脱离政治、视钱如命的人。长期以来，他为了多赚钱，常利用教学时间写稿，这学期索性拒绝系里分配给他的教学任务，打着系统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幌子同出版社订立了写稿合同，给系里教学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 +　　第三类人是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对工作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满足于既得成就，不想再搞什么科学研究。这类人以数学系余家荣教授、生物系钟心煊教授等人为代表。余家荣教授说：“当我升了教授后，就不愿用功了，因为我的最高愿望已实现，再用功已无法上升了。”钟心烦教授早在三十年前著了一本书，成了名，从此他就没有写过一篇论文，中文、历史、化学等系的许多教师所用的讲义，有的还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以前编写的，至今仍原封未动地拿来教学生。 + +　　第四类人则是颓废派，他们对现实抱着“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态度，根本没有什么事业心，也没理想，只求庸庸碌碌渡此一生。这类人以化学系主任钟心厚、经济系副教授王耀墉、俄文系教授詹实之等为代表。钟心厚几年来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在业务上既不搞科学研究也不好好读书，讲课敷衍了事，整天逍遥自在。经济系王耀墉副教授五年来他领取工资八千元，只教了一百三十小时的课。去年暑假，他带领几十名学生到汉阳油厂实习，把学生留在厂里，自己却住在汉口招待所里，学生提出实习中的问题，他却一问三不知。詹实之在俄文系教了七、八年的翻译课，不但没有写出一套讲义，而且上课经常不带教案，只用香烟纸随便写上几个字。在他的讲稿中竟出现这样的词句：“其貌不扬，业务又差，交际不广，这种人根本很难找到爱人”，“见到对方会心的微笑，就应该及时的采取行动。”系里原来给他规定每周二小节课的任务，他却擅自改为每周一节课，余下时间大部消磨在玩乐里。 + +　　一些青年教师的个人主义表现为名利思想和“一本书主义”。理科各系不少青年助教普遍不安心教学，闹着要进修、考副博士等。数学系助教欧谷生认为能写出几篇象样的论文，就可以在系里站稳脚，就有了向党、向人民要地位的本钱。因此，一年多来，他日夜不断地看书，对教学工作很不负责，对学生交来的习题从来不检查，不管对、错，全都给打上个“阅”字。有一次一个学生误将别门功课的习题交给了他，他也照例打上“阅”字，弄得学生哭笑不得。有的教师不愿解答学生问题，有的甚至干脆躲在学生找不到的地方去看书。党员教师的个人主义主要表现是不愿多搞社会工作，只愿埋头搞业务。还有一些党的干部不想搞党的工作，而想专搞教学工作。（殷平编自武大内部资料） + +　　来源：1958年5月20日_第248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099.txt b/CCRD/1/3/3/00009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1148ef11d8af8df86fc82a35d4c7710fb29b5b --- /dev/null +++ b/CCRD/1/3/3/000099.txt @@ -0,0 +1,17 @@ +# 湘潭地区某些中学领导骨干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些错误看法 + +　　本刊讯　据光明日报“内部情况”报道：在湖南湘潭地委召开的党员中学校长和中学支部书记会议上，暴露了有些学校领导骨干对教育革命运动的方向不明确，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表示怀疑。 + +　　1、有些人对教育革命从生产劳动入手想不通。他们说：“搞了生产劳动并不等于就搞了教育革命。”有人说：“通过整风和反右斗争，学校里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还要来一个教育革命。”“学校已普遍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 +　　2、有人以为大搞生产劳动会改变普通中学性质，降低教学质量。变成“红薯学校”或“挑担子学校”。他们轻视劳动，把劳动简单化。与去年有些人叫喊“中学生参加农业生产是天大的浪费”唱同一种论调。 + +　　3、有些人害怕生产由党委统一安排，害怕把学校生产变为社会生产的一部分。认为生产由党委安排学校会“吃不消”。认为党委不懂教育，是“外行”。他们的逻辑是：“外行”就不能领导“内行”。 + +　　4、对半工半读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消极等待，上面“下命令”他们就搞。另一种是担心半工半读会降低教学质量，担心他们的学校“由一类降为二类”。有人说：“总的来说，教育服从于生产，但具体到学校，生产安排就必须服从于教学”。他们把教育为生产服务的方针，予以抽象的承认，具体的否认。 + +　　5、有些人担心“大搞生产劳动，学校会消亡，教育会消亡”。有些人又说“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实用主义”。有人说：“教育结合生产劳动会破坏知识的系统性”有些人说：“搞教育革命我没有意见，但你们得首先把修业年限、教学形式、教学计划……等作出具体规定”。有人说：“通过群众运动编写教材只适用大学、中学不能搞，否则不符合中央的指示”。 + +　　目前，各地党委对于搞好这次运动的决心很大，成立了机构、抽调了很多力量，大部分地区已经召开了县委宣传部长、中学支部书记会议，研究并且布置了全期的教学改革工作。 + +　　来源：1958年11月28日_第2645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0.txt b/CCRD/1/3/3/0001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2e85dec98eb212fc7a51af7ffeab57d7358986 --- /dev/null +++ b/CCRD/1/3/3/000100.txt @@ -0,0 +1,21 @@ +# 全民总动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 +　　<《人民日报》社论> + +　　近几个月来，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三中全会的号召，先后发动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许多城市和地方的党政负责人都亲自向群众作宣传，亲自动手除四害，掀起了爱国卫生运动的高潮。 + +　　在我们的国家里，开展一个规模宏大的爱国卫生运动，是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征战连年，民不聊生，灾荒、疾病接踵而来。只就鼠疫一种疾病来说，１９１０年、１９２０年、１９４７年三次在东北流行，死亡人数约达十万人；１９３１年在陕西、山西流行，死亡约二万人；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９年福建省死于鼠疫的约两万人。疟疾、痢疾、伤寒、霍乱、天花等烈性传染病，经常广泛流行。慢性结核病、性病和砂眼蔓延范围也很广。 + +　　各种疾病对人民的危害是惨痛的。云南省思茅县城区的复兴镇原有三万五千人，由于疟疾的超高度流行，到解放时全镇死的死逃的逃，只余下一千九百五十个人。这没有死的一千九百多人也都“七病八痨”，“有气无力”了。山西省屯留县的李高村叫作“病魔乡”，流行伤寒、痢疾、疟疾、天花各种疾病。其中下李高村有一百一十四户，患伤寒就死了八十三人；邢金科、王来金等二十九户死得绝了后，以至邻近村庄流传着一句话：“有女不嫁李高村”。解放前，中国人民灾难深重，贫病交加，营养不良，疲惫无力，人们的生活极为悲惨，根本没有可能改变自己的卫生环境和卫生习惯。外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们把中华民族称为“东亚病夫”。只有在解放以后，条件变了，人们已经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时才有可能来改变生活条件，实现文明健康生活的理想。坏事是会变成好事的。过去中国人民不卫生、多病、死亡，这是坏事，但是坏事中就蕴藏着变好事的因素，不卫生和多病就促使人们在改变了被压迫和贫困等根本状况之后迫切地要求卫生和健康。这对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来说，又是极为有利的好事。今天，中国人民决心把祖国建设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建设事业，日益要求迅速提高人民的文化和健康水平。因此，“除四害”，“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严重的疾病”，就被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积极开展群众的经常性的爱国卫生运动，它的根本精神，是为了养成人人讲卫生，家家爱清洁的良好习惯，是为了消灭疾病，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国家。这一理想实现后，我们的国家才能真正的得到改造，“东亚病夫”这一称号也将一去不复返。那时，在全国人民中将出现一个人人身强力壮，个个生龙活虎的动人景象。 + +　　除四害，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这是一个大胆的倡议。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人敢于提出。这一倡议，只有人民群众积极拥护的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提出并有可能实现。在所谓拥有物质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统治者们根本不想也不可能去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作这样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情。但在中国人民来说，却是一项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已经在逐步实现的实际措施。早在１９５２年，党和政府就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个以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全国人民热烈地响应了这个号召，粉碎了美帝国主义的细菌战。到了１９５４年，这一规模宏大的运动转入了为防止疾病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经常工作。１９５６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发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进一步提出十二年内消灭四害和消灭危害人民最大的疾病的要求。在中央的号召下，在全国开展了一个更大规模的除四害运动。六年来，爱国卫生运动逐步深入开展，在运动的过程中，全国人民普遍地受到了卫生教育，城乡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对人民危害最大的疾病，如鼠疫、天花，已经受到控制；霍乱没有发生；一般疾病的发病率也都显著下降。“四害”已经大为减少，并且出现了许多“四无”的村镇和单位。由于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绩和疾病的减少，使得工农业的出勤率提高，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开展。许多国际友人都盛赞我们爱国卫生运动的巨大的成就。但是，中国人民对已有的成就是不满足的。“除四害”，“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不彻底达到这一目的，决不罢休。中共中央三中全会重申了这个要求。党和政府代表中国人民的心愿，提出了继续前进的号召。几个月来，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已经有了很大的开展。大量的老鼠、麻雀和过冬的蚊子苍蝇正在被扑灭中。已经达到“四无”的乡村和街道相继出现。北京市全面的竞赛正热火朝天。上海市在消灭七害的口号下，已推动了几百万市民，８０％以上的家庭都参加了卫生运动。许多省和市提出了在几年内消灭“四害”的奋斗目标。这一运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并且已经进入高潮。 + +　　但是，在全国范围来说，还有一些城市和地方，党政负责人对这一运动的重视还不充分，运动在那些地区是开展得很不热烈。也还有相当数量的城镇和县，那里的党政负责人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布置爱国卫生运动。就是在运动热烈开展起来的城市和乡村，也还有一些工厂、机关、学校、商店和居民区，只是作了一般的动员，没有真正行动起来。运动中的空白点必须消灭，运动开展不平衡的现象必须消除。因为四害是极为顽强的大敌，一户不动手，四害就会以这一户为根据地迅速繁殖起来，只有家家动员、人人动手，才能保证除尽四害。 + +　　为了使这一运动能够顺利的开展，还必须深入的解决几个思想问题。首先必须反复地向群众宣传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意义，和通俗深入地向群众宣传科学的卫生知识，并且把科学的卫生知识的解释和本乡本土过去遭受病害的事例结合起来，才能使群众亲切地认识到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他生活中的严重意义。其次，就是要注意说服各部门的领导干部。由于各单位的生产、工作一般比较紧张，很容易忽视卫生工作。在工厂、商店、机关、学校中，领导干部不重视，运动就不会彻底。目前还有不少领导干部，没有充分认识到爱国卫生运动对他所领导的单位的工作有何实际意义，往往是强调工作任务重，爱国卫生运动和生产有矛盾等等。这就必须从各个单位的实际情况出发，用生动的事例来引起领导干部的重视。也有个别的领导干部明知本单位卫生情况不好，但是不负责任，嫌麻烦。这是一种缺乏群众观点的官僚主义态度。还有某些领导干部以特殊自居，不尊重当地党政的领导，不执行当地党政领导的决议。对这两种单位的领导干部，应该给他们以批评，并且应该报请他的上级机关给予严肃劝告和教育。还有一些干部，知识分子出身，轻视体力劳动，把爱国卫生运动看作是别人的事。在机关里，他把这些事完全推给勤杂人员去作；在家庭里他又把这些事完全推给家属保姆去作。自己不动手。这种好逸恶劳，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也是当前开展卫生运动的一种障碍。各机关单位的党、团、工会对这种现象应该进行斗争。配合着宣传工作，要把除四害和消灭对人民危害最严重的疾病的确实有效的科学办法，广为宣传，并且把作法教给群众。 + +　　冬天是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好季节，各地必须集中力量消灭过冬的蚊、蝇、鼠、雀。在冬春两季应该开展一个全国规模的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冬天消灭一个害虫，等于夏秋消灭几十几百个。但是仅仅依靠突击是不够的。１９５６年“除四害”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领导上忽视了“四害”的繁殖能力和适应环境的能力，曾一度放松了这项工作，许多地方“四害”又有所发展。因此，运动要有突击，还要“几起几伏”和反复扫荡。在一年中抓住消灭四害的主要时令，突击几次，而平时则转入经常工作，并建立一些经常的制度，使城乡人民逐步养成讲求卫生的良好习惯。这一运动还必须作到城乡结合，组织机关、学校、部队和农业社建立经常的联系制度，把城市里的粪便、垃圾用去帮助农村增加肥料。许多地区正在拟制爱国卫生运动的规划，这是很必要的，拟制规划要因时因地制宜，要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的工作基础和卫生习惯、环境气候的特点；同时既要充分估计群众发动起来以后的积极性，又要充分估计这一运动的艰巨性。 + +　　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开展这样一个运动是必要的。这是移风易俗改造国家的壮举，我们的工作作好了，我们的子孙万代都将得益无穷。只要我们有决心，我们是一定可以作到的。山西省出现了上百个“四无”村，广东乐昌县的歧乐村农业社、浙江的南浔镇，都已经拿出了出色的成就摆在全国人民的面前。有志气的中国人民是不怕困难的。中国劳动人民一经提出自己的要求，就将以愚公移山、始终不懈的精神来实现这个要求。六亿人民的意志是无战不胜无坚不摧的。我们的理想——一个清洁的、讲究卫生的“四无”的文明国家——一定会实现。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1月2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1.txt b/CCRD/1/3/3/0001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121fd64b961ba4bf71aba6ed093738d6b7e2e65 --- /dev/null +++ b/CCRD/1/3/3/000101.txt @@ -0,0 +1,43 @@ +# 陈沂的反党罪行和我们的教训 + +　　<《解放军报》社论> + +　　经过整风和反右派斗争，陈沂的罪恶活动，特别是最近一年来的反党言行，已经真相大白。原来这个素以“左派”自居的陈沂，竟是一个长期使用两面派手法在党内到处进行阴谋活动的右派分子。陈沂不仅反党反社会主义罪孽深重，而且还是一个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是一个卑鄙恶劣的投机分子、两面派分子。他惯于采取一套流氓政客手腕，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反抗领导、笼络群众，以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 +　　陈沂的反党言行，最集中的表现，是去年５月上旬，他在天津师范学院及第四军医预备学校的两次讲话。两次讲话中，陈沂除大肆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各领导机关而外，还恶毒地攻击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并且公然宣传阶级斗争熄灭论，宣传资产阶级民主的优越性。应当指出：陈沂到天津放火的时机，正是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大举进攻的初期。陈沂的反党言行，实质上是章罗联盟最早的内应。 + +　　陈沂反党反领导，并不是从天津两次讲话开始。长期以来，陈沂一直把他领导的总政文化部，当作一个独立王国。他目无组织，抗拒领导，并一再散布流言蜚语，污蔑军委和总政负责同志。特别是去年春天，军委决定文化部和宣传部合并以后，陈沂的反党活动就更加明目张胆。他不仅到处煽动不满情绪，而且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分裂活动。 + +　　破坏团结，是陈沂反党罪行的一个很突出的方面。他除了经常在同志之间、上下之间，播弄是非，制造“矛盾”，破坏我军内部团结而外，还在军队与地方文艺界、体育界的关系方面，进行了许多极为有害的宗派活动。 + +　　陈沂还是一个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他经常公然宣扬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成名成家的思想。并且用尽各种卑鄙手段追求个人名利。 + +　　陈沂又是一个卑鄙恶劣的投机分子、两面派分子。他对党的政策和上级的指示，常常是阳奉阴违。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陈沂在口头上完全拥护党的文艺路线，但在实际行动中，却竭力歪曲和抗拒党的文艺路线。 + +　　陈沂对党、对同志极不老实，品质恶劣，手段卑鄙，几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造遥说谎，习以为常。特别恶劣的是他经常假借、歪曲、或者捏造党和军队负责同志的话，来抬高自己，压制别人。他甚至卑鄙到一再化名写文章替自己捧场。 + +　　他还经常采取拉拢收买、或者打击报复的手法对待下级。他处心积虑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很会关心下级的首长，以便沽名钓誉、邀买人心。但是，如果下级对他稍有触犯，他就会抓住一切机会进行报复打击。甚至从政治上陷害同志。 + +　　人们不禁要问：一个二十多年的老党员，一个高级干部，为什么会坠落成为这样卑鄙恶劣的右派分子呢？ + +　　骤看起来，事情似乎是出人意外，不可理解。实际不然。陈沂出身于封建地主官僚的家庭，从小就养成了他那种极端严重的剥削阶级的思想品质。参加革命以后，他又不愿彻底放弃原来的阶级立场，仍然顽固地坚持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加上他长期目无组织，抗拒领导，同党不是一条心；并且妄想依靠卑鄙的两面派手法，在党内实现他的个人野心。因此，多年以来，他的阶级立场，他的思想品质，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造。这就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正是由于他的孽根未除，所以，在平时，他还可以靠伪装保护，迷惑一部分人；但是一碰到政治气候有了变化，他的狐狸尾巴就原形毕露。这就是陈沂为什么会在去年夏季，公然举起反党旗帜，和资产阶级右派一道，猖狂向党进攻的缘由。 + +　　陈沂罪行的彻底揭露，再一次说明，社会主义的关是不能混过去的。革命愈深入，对每一个人的考验愈严格。历史是无情的，不管你职位多高，党龄多长，如果你不能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彻底改造自己，你就一定会掉队，甚至会变成时代的渣滓。 + +　　陈沂所以能够长期在党内存身，一方面是由于过去他的反动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特别是他那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还没有被揭开；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党内军内，还存在一种不良的土壤和气候，可以被陈沂所利用。这是一条很值得重视的经验教训。 + +　　对于陈沂的恶劣品质和思想作风，领导上是早有察觉的，也曾不断进行过批评、斗争。仅仅最近几年，总政对文化部的工作及陈沂的思想作风，就曾进行过两次比较大的检查。但一方面由于陈沂的顽强抗拒，另一方面也由于当时陈沂周围的群众还没有觉悟起来，没有把问题彻底揭开，斗争就没有能深入下去。而这一次，由于陈沂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以后，群众的觉悟程度大大提高了，所以斗争就获得了完全的胜利。 陈沂到底利用了些什么土壤和气候进行活动呢？为了不让类似陈沂这样的人，今后再在党内长期存身，我们应当从那些方面接受经验教训，堵塞漏洞呢？ + +　　我们认为，第一个经验教训，就是必须提高嗅觉，提高警惕，必须学会识破两面派。 + +　　我们有许多同志为什么没有能够及早识破陈沂的真面目呢？有的人是不明真相；有的人是对他盲目信任；还有的人是警惕性不高，或者心地过分善良，明明看到陈沂的某些行动不大对头，但总觉得他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在这次揭发陈沂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斗争过程中，到会的同志，很多人都深感过去嗅觉不灵，缺乏警惕，以致常常上了陈沂的当而不自觉。事实教育了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物，都应当用鼻子嗅一嗅，不要轻信，不要盲从。特别是对于那些可疑的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更要十分警惕。对于一个人的了解，绝对不能光看他文章写得是否漂亮，或者光听他嘴上说得是否动听，而是要对他的实际行动，看他的言行是否一致，是否合乎党的原则。 + +　　我们的第二个经验教训就是必须彻底克服个人主义。对于陈沂的品质，有一些同志并不是一点不了解的，但为了个人的得失，就没有坚决和他进行斗争。其中有的人是和他气味相投，引为知己；有的人怀着个人目的、企图依附陈沂而成名成家；还有的人怕报复打击，有话不敢说。这些情况，就告诉我们：一切反党的言行，常常要依托个人主义才能生存。有个人主义的人，他的腰杆子就硬不起来。他们不仅不可能正确地、坚决地和一切反党的思想、行动作斗争，而且还很可能成为反党分子的俘虏，或被反党分子所利用。因此，我们就必须提高党性，提高共产主义觉悟，彻底克服个人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和党内外坏人坏事进行斗争中，具有无比的勇气和毅力。 + +　　我们的第三个经验教训就是，必须坚持党的原则，反对自由主义。陈沂常常用自由主义掩护自己的反党反领导的活动。而我们有若干同志，也常常是用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他的罪恶活动。有的同志明知陈沂的言行是错误的，却为了“朋友”、“义气”，为了怕伤害情面，而不和他斗争。有的时候，这些同志即使向陈沂提点意见，也只是为了“友谊”，而不是站在党的立场上，是一种“保护性”的批评，而不是原则性的斗争。他们是友情超过党性。他们不仅没有站稳共产党员的立场，而且，也完全违背了革命同志的朋友之道。还有些同志，缺乏高度的原则性，把陈沂的许多政治原则问题或思想品质问题，仅仅看作是个性、习惯、方式问题，因而放松了对他的斗争。再一部分同志是缺乏坚持真理的勇气，抱着躲得惹不得的态度，不能和陈沂坚决斗争到底。这就充分说明，自由主义对反党分子同样是很有帮助的。因此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坚持党的原则，反对自由主义。党的原则，是共产党员衡量一切言论行动的唯一标准。凡是合乎党的原则的就应当赞成，不合乎党的原则的就应当反对。对于那些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是否能坚持斗争，这是考验一个共产党员党性强弱的重要标志。如果我们党员，都能够坚持党的立场、党的原则，能够和一切违反党的原则的言行坚决进行斗争，我们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就会大大加强，一切能够损害党的毒菌就无法生存。 + +　　陈沂反党罪行的彻底揭发，对于全军干部都具有深刻的教育意义。特别是对文化工作干部，意义更加重大。这是因为，陈沂在长期领导总政文化部的工作期间，他的言论行动，特别是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给某些文化干部的影响比较大。部队文化工作，在总政的正确领导和全体文化干部的共同努力下，是有很大的成绩的。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受到陈沂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因而某些地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情况也比较严重。因此，我们建议大家通过整风学习，进一步深入揭发以陈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在各方面的表现。严格批判那种片面地强调文艺特性，强调专业提高，忽视政治，忽视普及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 + +　　党内右派分子陈沂被彻底揭露，是我军反右派斗争中的一项重大收获，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的重大胜利。让我们大家从这一斗争中深刻吸取教训，把这一斗争的胜利，继续巩固发展下去！ + +　　 ---- 原载《解放军报》1957年3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2.txt b/CCRD/1/3/3/0001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83f273a12e4fe4fb44ecbe269377c911874cd5 --- /dev/null +++ b/CCRD/1/3/3/000102.txt @@ -0,0 +1,59 @@ +# 北京市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工作的情况 + +　　新华社北京8日讯　北京市从1956年9月以来，作了许多工作争取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归国。 + +　　据了解，北京市目前有亲友联系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有二千三百七十一人，家属亲友共一千六百六十九人。这些留学生中，在美国的一千四百七十六人，占总数的62.2％，其余分布在日、英、法等国（见附表一）。这些留学生中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一千四百五十五人，占61.3％。博士四百二十八人，硕士二百七十六人，学士五十四人，学位不明的一千六百十一人。他们大都是1948年以前出国的，有的已出国二十年以上。根据一千二百十名留学生给其家属的来信分析，表示愿意回国的约占43％，不愿回国的2％，态度不明的55％。一年多以来北京市争取了五十七人回国，其中从美国回来的四十二人，法、英等国回来的十五人（见附表二）。在五十七人中，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四十二人，博士二十人，硕士十六人，学士一人，学位不明的二十人。从法国回来的数学博士熊庆来、天体物理博士程茂兰都是著名的科学家，回国后对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很有帮助，程现在正负责全国的天文工作的规划。李政道、杨振宁也有家属和师友在京，专家局已把他们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工作。 + +　　已归国的留学生都根据本人的专长和志愿安置了工作，大部分担任科学研究机构的正、副研究员和高等学校的正副教授等职务。他们对工作一般都表示满意，多数工作努力。 + +　　北京市已初步将留学生家属组织起来并加强了对留学生及其家属的联系和教育。北京市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在机关、学校、企业等单位和街道居民中建立“留学生家属联谊小组”，现在街道小组已经以区为单位全部建立起来，高等学校小组也已大部建立，机关小组建立起来的较少。通过“留美学生家属联谊会”多次举办了归国留学生和全体留学生家属联欢会和座谈会，并曾请周总理讲话，印发了“留学生家属联谊会会讯”和“留美学生归国须知”等宣传、教育材料。通过上述工作，特别是周总理讲话后，提高了很多留学生及留学生家属的政治认识，解除了对政府政策的某些疑虑（怕追海外关系，怕受牵连等）。如归国后一直不参加社会活动的留美学生萧桐年在家属座谈会上说：“现在我才算真正解放了，顾虑也没有了，以后有会议，一定要通知我参加”。有些留学生家属过去不敢登记的，也陆续进行了登记；过去没有联系的，也主动来联系了。 + +　　从苏联二十次党代表大会到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对争取留学生工作起了一些不利的影响。对于右派的进攻，帝国主义造了一些谣言，也使得一些留学生增加了顾虑。同时因为留学生家属最集中的高等院校、科学院都忙于整风反右派，争取留学生工作也放松了，许多家属小组活动停顿。因此去年争取计划完成较差。现在，北京市已初步订出了争取计划，拟定了全市的重点对象二百四十人，其中在1958年度至少争取二分之一回国。（任志樵编） + +　　附表一 + +　　北京市目前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的人数统计表 + +　　所在国 人数 占总数的％ + +　　美国 1,476 62.3 + +　　日本 90 3.8 + +　　英国 83 3.5 + +　　法国 74 3.1 + +　　加拿大 41 1.7 + +　　其他资本主义国家 130 5.5 + +　　国别不明的 432 18.2 + +　　由资本主义国家流入香港的 45 1.9 + +　　总计 2,371 100 + +　　附表二 + +　　1956年9月至1957年底北京市归国留学生统计表 + +　　留学国别 归国人数 所占％ + +　　美国 42 73.7 + +　　法国 5 8.7 + +　　英国 4 7.0 + +　　日本 2 3.5 + +　　瑞士 2 3.5 + +　　菲律宾 1 1.8 + +　　香港 1 1.8 + +　　共计 57 100 + +　　来源：1958年4月9日_第2453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3.txt b/CCRD/1/3/3/0001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b10f79c10927698d2b20348a108189dc3ee81ff --- /dev/null +++ b/CCRD/1/3/3/000103.txt @@ -0,0 +1,21 @@ +# 对反革命分子必须继续专政——驳杨延修否定肃反成绩的谬论 + +　　<陈平　范波　汤荣> + +　　右派分子杨延修在攻击肃反运动的时候，故意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他抓住我们工作中个别缺点，否定肃反运动基本成绩，散布了“肃反副作用很大，肃反运动是消极因素的根源，是工商局的主要矛盾”等一系列反动言论。这是他和我们之间存在的根本分歧之一。 + +　　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模一样，杨延修千方百计，企图否定肃反运动的基本成绩。可是，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如同党所领导的其他事业一样，肃反运动的成绩也是基本的，这是客观事实，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我们工商局的肃反运动，整个过程都是在上级领导和全局职工的直接参加下进行的，这是肃反运动取得胜利的保证。经过这场斗争，全局进一步清查出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弄清了几十个同志在历次运动中没有全部弄清的政治历史问题。他们放下了历史包袱，交出了长期不敢缴出的国民党党证、反动证件、委任状、武器等；通过斗争，教育与锻炼了群众，他们的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大大提高，全局干部提供了一千二百多份检举材料，对协助政府肃清社会上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些事实，杨延修是完全清楚的，他不仅自己参加了肃反运动，而且有些反革命分子的判决书及处理结案，在报纸上和局内部都曾加以公布，他们的反动身份和罪行历历在目，但是，杨延修却故意抹煞这些无可争辩的事实，否定肃反成绩，要对肃反重行估价，居心何在，也就十分明显了。 + +　　杨延修制造所谓工商局“肃反扩大化”的谎言，作为他据以否定肃反成绩、要求重行总结的借口，和局内其他右派分子一致，他也认为所谓“肃反扩大化”是由于“对敌情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以致打击面广”的结果。实际上，工商局肃反运动，虽然在善后处理上存在某些缺点，但并不存在肃反扩大化的情况。通过肃反，在工商局单位里，清查出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共是八个人，这是重大的胜利，也充分证明当时对敌情分析时，肯定工商局有残余反革命分子存在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这些反革命分子中有解放后隐蔽很深、从未暴露的职业特务。例如反革命分子金子鹏，早在一九三八年即参加日伪“复兴商业委员会”特务组织，专事搜集新四军抗日活动的情报，一九四三年又参加了毛森的“军事委员会浙西行动纵队”的特务组织当谍报员。金犯因反人民的罪行严重，七年来一直拒不交代，直至逮捕后才认罪。又如陈典文从一九三七年就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从事情报工作，上海沦陷后又投入汪伪的“特工总部”为丁匪默村长期搜集有关共产党地下动态、新四军的活动情况和工人运动的情报；抗日胜利后，又接上军统的组织关系，继续搜集情报；上海解放后，组织一些反动分子集体收听美国之音，传播谣言，并在工作上有破坏活动。(详细案情已载一九五六年八月十六日解放日报)此外，还有参加压榨农民，强拉壮丁，逮捕拷打群众的伪乡长、伪警官和一贯包庇窝藏反革命并贩卖毒品的坏分子。事实证明，如果对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不坚决地加以肃清，就会在我们的革命队伍中留下隐患，总有一天会给我们以严重的破坏。 + +　　那末，有没有毫无材料和事实根据就乱斗，或者对好人作出反革命分子的结论，造成所谓“扩大化”呢？根本没有这种事实。肃反运动中的重点审查对象，是经过对材料的研究分析后确定的。全局曾经被重点审查的只有十余人，何况最后经过定案，除分别处理了八个反革命分子外，其余属于政治历史问题范畴的被审查人员，根据上级规定的政策，实事求是地作出了结论。例如肃反运动中的一个重点审查对象，过去曾脱离革命、被敌人逮捕，出狱后又在汪伪机关任职，自己过去一直未交代，在一九五五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检举他出卖革命同志，因案情复杂，我们曾组织五次的当地调查，最后证明，他虽然没有出卖革命同志，但是审查他仍是必要的，而他本人弄清问题以后，内心也愉快了，并且感激地说：“如果没有这次审查考验，自己要背一辈子包袱，只有共产党才是实事求是的。”这件事，也充分证明了我们是严肃地执行了中央的政策：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 + +　　肃反运动查出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对于我们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和好事情，是一个巨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使革命组织进一步纯洁了，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了，有力地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前进。人们不难想像，让这些反革命分子留在工商局，让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在我们的国家里自由活动，将造成怎样一种局面。有些人因为背着历史包袱，对革命组织存有隔阂，工作信心不高；另一方面也正因为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政治上历史上的污点，就容易被敌人利用，肃反运动使这些人弄清政治历史问题，划清了界限，放下了包袱。如我局此次运动中弄清问题的一个干部在运动后期说：“这次肃反把我的问题弄清了，我放下包袱，如释重负。”由于这样，也扩大了我们的团结范围，缩小了敌人活动的基础。不仅如此，由于运动的本身是一次实际的阶级斗争的锻炼，因而大大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启发了他们的工作热忱，工商局的度量衡管理处，就是在肃反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先进工作者运动的，结果使机关内的政治、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去年一年中该处检定的计器量具3，191，982件，较一九五五年增加50％；而且生产中事故大大减少，许多本来埋头技术，不问政治的也转为进步，这也是肃反运动的积极因素的一个标志。该处工程师朱国柱自己总结说：“过去政治觉悟很低，认识模糊，肃反中得到很大的教育。”肃反后，他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在不久之后，终于设计成功一种比国内出产的精密度一般较高的油溶水溶恒温箱，在去年连续获得季度先进工作者的称号。对于这些活生生的事实，杨延修故意加以歪曲，颠倒黑白，硬说“肃反是工商局主要矛盾”，其用心无非是企图在肃反问题上迷惑群众，煽动群众，以便将右派进攻的锋芒，集中到党的肃反政策。 + +　　人们不禁要问，杨延修身为工商局局长，又是党组书记，为什么这样猖狂地攻击肃反运动，与右派分子内外呼应，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呢?这是值得人们思虑的问题，但如果了解一下他一贯的言行和他的政治立场，就不难看出他本来的面目。 + +　　杨延修虽然入党多年，但他的经济地位在入党前已是资产阶级，入党后与资产阶级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未能认真地改造自己，他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始终保持不变。更重要的是，他在解放前结交了许多国民党反动军政警宪头子，长期和他们混在一起，敌我界线模糊，解放后，他力求掩蔽自己的面貌，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是或隐或现，而在某些关键性问题上和大风大浪中，他就情不自禁地把自己原形暴露出来。如解放后，他仍与政治面目不清的人保持着联系，有时还为他们介绍工作；在镇反肃反运动中公安机关在处理工商局内部潜藏的反革命案件时，他往往找出“理由”为之辩解，强调某某人“解放前为我们党做一些工作”，某某人能力很强，故意拖延留难。一九五二年九月在讨论处理反革命案件时，他对经办案件的同志讲：“案件关系到人命问题”，某某人“有代表性”；企图以此为借口加以阻挠。在肃反中，由于他政治、历史、社会关系复杂，组织上曾经加以审查，他认为这是大惊小怪，并怀恨在心，对党不满，事后还曾经对肃反专门小组的成员进行攻击。由此可见，杨延修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是偶然的。 + +　　右派分子杨延修攻击肃反、抹煞肃反运动的巨大成绩，是仇恨人民民主专政，企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倒退的具体表现。大家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内容之一。当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必须认真地建立起专政的机器，用强力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保证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就曾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后他又总结了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的失败教训，其中之一就是因为公社在取得政权之后，未能及时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个基本观点后来被列宁所发展，同时也被我国的革命实践所证明。一九四九年七月毛主席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告诉我们如果放弃专政，“革命就要失败，人民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又说“革命的专政和反革命的专改性质是相反的，而前者是从后者学来的”。中国革命三十多年以来，有无数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死于战场和敌人的屠刀下。在革命胜利之后，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坚决地进行了镇压，不仅为广大人民复仇除害，更重要的是巩固了我们的政权，保卫了社会主义的建设。毫无疑问，如果没有一九五一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一九五五年的肃清残余反革命分子的伟大胜利，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和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反之凡是在取得政权之后，没有认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地方，就可能出现反革命的复辟，殷鉴不远，一九五六年十月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就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一个严重的教训。所以，肃清反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是关系到国家命运和无产阶级命运的根本问题。而右派分子趁着我们党整风的机会，集中地攻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什么“重新总结肃反，对运动另行估价”，“成立平反委员会”等，尽管其口号不同，究其实质则并无两样，都是为了要把我们的国家从社会主义道路拖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这是广大人民所不能容许的。因此，我们必须正告杨延修和其他右派分子，你们妄图用这些拙劣的手法来扭转历史的巨轮，犹如螳臂当车、狂犬吠日一样，是枉费心机的。客观的现实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必须继续镇压，人民民主专政必须继续加强。 + +　　 来源：《解放日报》1958年1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4.txt b/CCRD/1/3/3/0001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ecd02ad02500ffd12de2f0b8d0cc8e80f96baf --- /dev/null +++ b/CCRD/1/3/3/000104.txt @@ -0,0 +1,81 @@ +# 清华大学电机系师生对理论与实际、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错误理解 + +　　本刊讯　据北京市委“党内参考资料”报道：清华大学电机系师生最近讨论了理论与实际、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下面就是他们在讨论中发表的一些意见。 + +## 理论至上，科学至上 + +　　关于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学生的意见是： + +　　“过去靠政治解放生产力，今后要靠科学解放生产力”，“过去是生产决定科学，现在已进入核子、卫星时代，是科学决定生产”。 + +　　“在社会科学中物质存在第一，在自然科学中则是思维第一，因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定理都是从科学家头脑中产生的”。 + +　　“钱伟长不会用螺旋测微仪，但能写出获得三等奖金的科学论文，这正说明理论之伟大，掌握了理论就可以不必了解实际了。” + +　　“马克士威尔先从数学上推出了电磁波的存在，过了许多年赫茨才从实验中发现电磁波，因此理论不一定都来自实际。” + +　　“客观实际时刻都在变化，要想不脱离实际只有多钻理论，学了理论就可以跑在实际的前面去。”“学校中就是应该多学理论，毕业出去以后，工艺、结构一看便知，这就叫作先务虚，后务实”。 + +　　“人民日报上说县里要求一个电力工程师应该又懂电灯，又懂电话，因此我们更该多读理论，这样才能适应需要”。 + +## “理论难学，实际一看便知” + +　　党员教师也普遍认为理论高超，理论万能，实际简单，实际低能。 + +　　王先冲：“理论是懂不懂的问题，实际是搞不搞的问题。” + +　　陈允康（助教）：“理论难学，实际一看便知。1954年去发电厂实学，带我们去实习的王森同志常要问我们一些实际问题，如这个设备尺寸多大，那条轨道转弯半径多大，起初我们常答不上来，后来多看看也就知道了。有一天一个同学在王森枕下发现一本小书，上面专讲发电厂安装，这些实际东西上面都有，于是我们就更觉得实际东西没什么了。” + +　　万百五（交大进修教师）：“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劳动群众可以发现的，另一种则要靠科学家想出来。例如在我讲的自动调节原理中，就无法找出劳动群众的贡献。” + +　　金兰：“过去念书时常听说，一些大科学家精通了数学，也就精通了物理。钱学森精通了力学，结果对控制论、运筹学也都能掌握起来，所以理论学到一定深度就能一通百通，而实际工作是搞一样只会一样。” + +　　龚为挺（助教）：“电机系念好三门课（电工原理、电机原理、电子学），确实就可以掌握各种专业课。例如电器教研组在苏联专家未来时就开出了电器课，那时谁也没有学过电器，只凭上述三门课就搞懂了。钟士模就是因为理论基础好，所以要搞拖动，就可以搞拖动，要搞自动化就可搞自动化。” + +## “教授主要是搞理论，没有理论就不成其为教授，没有实际只是一个缺点而已” + +　　非党教授也发表了意见： + +　　章名涛（系主任）：“教授的主要任务是搞理论，把实际提高到理论，解决生产问题。工程师主要搞实际，没有时间又搞理论又搞实际。教授没有理论就不能成为教授，而没有实际只是一个缺点而已。高等学校与中技校不同，中技生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高等学校学生则要知其所以然（即理论），否则学生毕业出去就与中技生没有差别了。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实验室工作，都是生产实际，如果讲课再要讲实际，那理论在那里学呢？” + +　　黄眉：“实际低级，理论高明，而真正高明的理论是能用数学公式表达的。” + +　　童诗白：“实验的目的就是验证理论，可见理论还是重要。” + +　　余谦六：“有些由数学推出的理论并非由实际而来，脱离实际与否，决定于你搞理论时是不是与产业部门联系了。双反后，我们已经与工厂有了联系，不能再说脱离实际了。” + +　　郑维敏：“讲课时越讲理论，同学就越听得懂，能用数学表示就更易掌握。” + +## “科学家是先知先觉，工程师是后知后觉，工人是不知不觉” + +　　学生的意见：“理论是有预见性的，科学走在生产的前面，因此科学家永远站在时代的最前面。”“科学家是先知先觉，工程师是后知后觉，工人是不知不觉。” + +　　“现在的大跃进，主要是靠干劲，靠加班加点，没有什么创造性，真正的大跃进还是要靠知识分子。”“你们批评老教授脱离实际，其实没有他们清华还不就得关门！” + +　　“工人阶级固然伟大，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更伟大。” + +　　黄眉：“真正高明的理论是由科学家搞出来的，如电机中的双反应原理中的dg轴，要能想得出来这个，就要有聪明和基础。工农的创造主要是靠经验，如张明山创造了反围盘，这正如把抽屉分分格，使东西不乱一样，没什么科学问题。因此说，农民劳动简单，工人比农民高明些，工程师比工人高明些，科学家、教授就更加高明。” + +## “大学里应该强调多教些理论” + +　　王森、陈允康（助教）：“过去听王先冲同志说（似乎苏联专家也说过），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使学生学会学习的方法，学校不是要给学生很多金子是要教给他们点金术，这个道理自己很同意。因此感到大学校中应多教学生理论，实际的东西可到工厂去学。” + +　　陈丕璋：实际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的一看便知，另一种是复杂的（如特种工艺技巧），多年也不易学会。前者大学里不必学，后者大学里学不会，所以大学里主要应该搞理论。” + +　　王森：“过去下厂实习时，常发生到底工厂中需不需要大学生这样一个问题，自己所到过的一些发电厂，依靠中技生和老技工就足以进行生产，并有很多创造，所以似乎并不需要大学生了。由此联想，县、区、乡、社的小电站，就更不必要大学生去了，大学生主要是为科学研究机构、设计部门、大型电厂培养的。” + +　　“对于老教师政治方面可以要求得少一些，让他们多在业务上发挥作用” + +## 关于政治和业务的关系。 + +　　章名涛：“大原则上我承认政治是统帅，但对一个老教师来说，怎样能最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的年纪已很大了，是否政治方面少要求他们一些。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主要是政治上领导，业务方面不能领导，越到基层业务越多，党就越不能领导。今后能否在业务上加以领导？如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学法上加强领导。” + +　　王宗淦：“对老教师红的要求可以少一些（对青年同志可以要求多一些），目前老教师没有红，一说话就要挨批判，是不是可以给个过渡时期，让老教师少发表些意见。” + +　　王森：“科学家是不能超阶级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科学家不论其自觉与否，客观上都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科学家也不论自觉与否，都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样说来，似乎对科学家就不必强调要改造思想了。” + +　　章燕申：“科学技术有其特殊的规律，和马列主义并无直接关系。常常有些人有很严重的唯心主义观点，但是他们都能在自己的业务工作中作出不少成果，而相反的有着正确观点、方法的人，并不一定在科学上有很大成就。因此使人感到科学家不必改造思想也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 +　　魏志源（进修教师）：“党委的政治领导必须通过业务才能起作用，清华党委领导强是因为有一批懂业务的同志，否则是领导不好的。” + +　　来源：1958年5月23日_第2487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5.txt b/CCRD/1/3/3/0001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d3854649f9bf12bd6ba1a061d45bae6148a7ea --- /dev/null +++ b/CCRD/1/3/3/000105.txt @@ -0,0 +1,11 @@ +# 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思想 + +　　新华社西安17日讯　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极端反动的思想。仅西安市级资产阶级骨干分子九十多人就交出三万多条，百货、五金等十二个行业两千四百多私方人员最近不到一个月时间已交出五十九万四千多条。从已交出的情况看，除一部分（大多是股份较少的小户和小业主）是对党的个别政策个别组织不满，对于某些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检查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风外，还有一小部分人（据市委统战部估计约占2％左右，大多是股份较多的大户、中户和极少数小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系右派分子。）是对党和毛主席肆意进行污蔑、漫骂和诽谤，严重不满党的各项政策，特别不满三大改造、五大运动。现将这部分人的反动言论综合如下： + +　　一、对党进行污蔑、漫骂。百货业私方杨清泉交代说：“我对共产党恨之入骨，旧企业工人不要脸，吃我的饭，砸我的锅，住我的房戳我的窝。”王连印说，我觉得“共产员比国民党还厉害，国民党硬刀子戳人还死个痛快，共产党用软刀子杀人，使人活不了，死不去”。这个资本家还编了一首他认为很得意的反动歌谣：“老蒋作事太莽撞，丢失大陆走一场，我把苦头已吃尽，早就盼你回故乡”。有的资本家幻想美帝国主义给北京扔上一个原子弹。有的资本家穷凶恶极的咒骂我党，如说“共产党和奴隶主一样”，骂我党是“梁山贼宼下凡，”说“新社会拆庙平坟，共产党弄得鬼神不安。”甚至叫嚣说，“五星红旗是鬼旗、贼旗，没有青天白日旗好”。有人咒骂“人民民主政权是共产党的黑权，党是工人阶级的亲妈，资产阶级的后娘。”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现在的处境就似（小姑贤）剧中的小媳妇的处境一样”。 + +　　二、污蔑三大改造、五大运动。资本家魏仲山说，“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土改没收土地，合营没收财产，这是程咬金坐天下，贼性未倒。”有人把“和平改造”叫做“杀人不见血”。有的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无法无天的世界中，共产党既不公布民法，也不公布刑法，常常杀鸡给猴子看。”“共产党要怎样就怎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解放前国民党杀人一个布告上只有一两个人，共产党杀人成批，一批就是几十个。而这些被杀的人中有不少是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 + +　　三、许多资本家对中苏关系进行了恶毒的污蔑。如有些人对于“一边倒”政策极端不满，认为中国既然独立自主了，就应当采取多边外交政策。资本家王萼楼说，“苏联既然是援助中国，为什么贷款还要利息，还在大连驻过军，派专家来干涉中国内政。”有一个资本家说，他看见人民大厦（陕西省人民委员会交际处招待贵宾住所）的苏联专家，心头就感到厌恶，觉得“有伤民族自尊心”。有的资本家认为把伏罗希洛夫称做“伏老”是“拍马屁。”毛主席、金日成访苏是“献媚”、周总理访问欧亚各国是“受苏联的暗示”。毛主席和周总理访问各国，“是收买弱小国家的心”。还有的资本家认为“苏联有侵略别国的野心。”（张国宁） + +　　来源：1958年5月23日_第2487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6.txt b/CCRD/1/3/3/0001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4993472404056a6e966ab6d773a88ae3003cfa8 --- /dev/null +++ b/CCRD/1/3/3/000106.txt @@ -0,0 +1,7 @@ +# 湖北省高等学校今年招生工作中的问题 + +　　新华社武汉23日讯　湖北省高等学校于23日成立了联合招生工作委员会，会上有不少人反映今年招生工作有困难。有些人说，今年高教部的招生办法（即将统一招生改为联合招生和个别学校单独招生）浪费人力，没有多大好处。他们认为：一个学校单独招生是很困难的，需要派干部到各省去进行招生工作，如华中工学院、武汉大学等学校就需要派干部到中南几省去招生。武汉水利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等国内少有的单科性工科学院还需要到十多个省去招生，人力、物力的负担都很重。还有的认为：学校到各地单独招生，对各地学生来源不了解，对当地别的学校招生比例不掌握，要预先确定各种专业在各个地区的招生比例很难办到，这样，就给学校制订招生计划带来困难，特别是不同种类的专业较多的学校更加感到困难。各个地区的各类学校的各种专业招生比例也无法调剂。还有些人认为以学校单独或联合名义进行招生，往往不及党、政部门出面能得到有关单位的支持。现在已有个别学校进行招生宣传工作，但有些中等学校和有关单位置之不理，招生工作很难进行。 + +　　另外，今年招生感到学生来源不足，这主要是由于各地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以来，对知识青年都抓得很紧。据反映：江西等地就公开表示不欢迎别地到他们那里去招生，他们希望把省内青年留下为本省的工农业生产服务；湖北省的部分地区也有扣留高中毕业生作为发展地方工业的干部的现象。还有些农业部门自行招生，如湖北农业厅已开始自行招生交华中农学院培养。他们还准备在今年秋季以前招收一千多名高中毕业生，经过一、两年培养成为农业技术员，以满足本省农业生产需要。这种作法对保证优先完成国家招生任务也带来了不少困难。（殷平） + +　　来源：1958年5月26日_第2489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7.txt b/CCRD/1/3/3/0001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b1c5fa13cdf4ab773b9a74e0442b33e0a45949 --- /dev/null +++ b/CCRD/1/3/3/000107.txt @@ -0,0 +1,19 @@ +# 南京工学院不少学生认为中间道路走得通 + +　　新华社南京23日讯　南京工学院不少学生认为中间道路是走得通的，说“甘居中游好处多”。化工系矽酸盐67班，全班三十三个学生，有三十个学生认为中间道路好，理由是： + +　　1、对政治过问太多，容易出危险。他们认为解放后吃官司、被镇压的，都是过去参加国民党政治活动的人。许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也是因为他们热衷于政治。 + +　　2、红透了容易跌交，前功尽弃。他们认为苏联的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中国的高岗、饶漱石过去都很红，但现在都跌倒了。 + +　　3、红得越透，个人吃亏越多。他们认为党团员处处要带头，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都受到影响，并且工作多，会议多，会影响学习和健康。 + +　　4、中间分子很保险，没有思想斗争的痛苦，也不要带头。党、团员是小错误、大批评，中间分子是小进步、大鼓励。因而，中间分子可以出小力、流小汗，享受社会主义成果。 + +　　5、做中间分子，同学关系好，左派要团结它，右派也要接近它。 + +　　6、中间分子是客观存在，国际上有中立派，而且中间分子人数最多，跟着多数人走，最稳当。该院无线电系的学生还说，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派，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还有先进、中间、落后之分，赶形势的先进分子究竟是少数，多数还是中间分子，所以中间道路是有理论根据的。 + +　　7、要专又要红，时间上有矛盾。他们认为：专，要日积月累；红，可一举而得。只要学习好了，就能受到尊重，国家也尊重有本领的学者。目前高等学校录取学生，分配专业、编班、升留级都是根据学习成绩，在评论学生时，也总是以学习做标准，其它因素考虑少。大学是专的地方，失去这个机会太可惜，在大学里应该多钻些。（徐文） + +　　来源：1958年5月29日_第2492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8.txt b/CCRD/1/3/3/0001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76bada86773d8c9c9a63e56b3c7f755be7a660 --- /dev/null +++ b/CCRD/1/3/3/000108.txt @@ -0,0 +1,17 @@ +# 合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言论 + +　　新华社合肥27日讯　合肥市工商界七十九个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了许多反动言论和反动思想，现将其中十五人暴露出的问题综述如下： + +　　一、仇恨共产党，幻想国民党反动派卷土重来。 + +　　省工商联副主委孙友樵在交心时说，他不愿参加人民代表会议，照象时躲在人家后面，是怕蒋介石回来被抓到把柄。合肥市民建会秘书檀鹤皋说，他曾打听过熟悉的特务在台湾的情况，并准备路费，企图逃往台湾。合肥市被服厂门市部主任葛景伯不让子女学政治，他说：国民党下场是这样，将来共产党下场也会是这样。有些言论十分反动。如檀鹤皋骂共产党是“土包子”、“马虎队”、“比土匪还坏一百倍”。合肥市合营日用化工厂副厂长陆耀先说：“共产党的政策是苛政猛如虎”“共产党的报纸是虚报数字，与希特勒的宣传部一样”。 + +　　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攻击党的各项政策。 + +　　有些资本家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优越性，人民生活没有提高。如资本家徐霞云说：“过去豆饼是给猪吃的，现在豆饼做豆腐给人吃，这就证明人民生活没有提高，而是下降了”。资本家梁伯泉说：“工资加一点，生活用品长一点，提高人民生活是有名无实”。欧阳宗连说：“解放前农民大折子米，小折子稻，解放后农民连饭都吃不饱了”。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民主不自由，他说：“国民党时代言论自由，共产党只准群众有讲好话的自由”。陆耀先污蔑提名选举是“乱点鸳鸯”，说宪法是“杜撰一套，强奸民意”。欧阳宗连还把党的税收政策和国民党苛捐杂税相提并论，说“国民党是苛捐杂税，共产党是敲骨吸髓”“税收评议员太狠心，共产党杀人，评议员端盆”。他还污蔑统购统销政策，说“粮食定量太低了，都是那些无知无识的积极分子争功夺宠的结果。”孙友樵污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说：“共产党办法真多，要民主人士参加全国政协，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壳”。檀鹤皋说：“共产党拿民主党派来配配数，做给资本主义国家看的，证明不是一党专政，其实谁敢监督共产党呀！”有些资本家对五反、肃反不满。如孙友樵说：“我既无刀又无枪，怎能说是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真是太冤枉了”。陆耀先说：“共产党既要钱，又要命，五反运动被搞死不少人”。刘壁城说：“镇反是杀鸡给猴子看的，共产党杀人立威”。有些资本家对反右派斗争表示不满，并为右派鸣不平。欧阳宗连说：“大鸣大放是用圈套套人的，把人套上以后就来整”。又说：“共产党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现在是闻者不戒，反过来斗人家。”刘壁城说：“毛主席说过要保留一个反对派，反右开始后，不仅不能保留反对派，连反面意见也不能保留”。 + +　　三、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上的一些反动观点。 + +　　关于和平解放台湾问题，徐霞云认为：“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是因为武力不如人家，只好采用政治宣传，空喊口号的办法”。波匈事件发生时，欧阳宗连说：“匈牙利解放这么多年，还发生这样的事，说明匈牙利政府无能，也说明共产党的团结是不可靠的。檀鹤皋说：“波兰事件是波兰政府一味倒向苏联的结果”。王世惠说：“铁托要离开社会主义阵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否则，为什么要叛变呢？为什么要弃明投暗呢？”欧阳宗连说：“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是骗人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富强的国家，怎么会发生经济危机呢！”“苏联卫星上天是真的，但说美国卫星是最可耻的失败，这是压低人家的成绩”。葛景伯认为苏共内部争权夺利，互不团结。他说：“马林科夫上台，枪毙了贝利亚，赫鲁晓夫上台，撤了马林科夫，人人上台都要先立威风”。“斯大林在世，称他为革命导师，去世后，又去批判他，共产党用人则贵，不用则贱”。（纪和德、高文斌编） + +　　来源：1958年5月31日_第249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09.txt b/CCRD/1/3/3/0001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bf41205bc6858be5e7d98fc150beb2ca996a12 --- /dev/null +++ b/CCRD/1/3/3/000109.txt @@ -0,0 +1,27 @@ +# 从一批实物看资产阶级分子的复辟思想 + +　　新华社南京讯　江苏省南通市商业私方人员最近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了许多实物，充分地暴露了资产阶级分子长期潜存着的变天复僻思想。 + +## 田契，匪币和黄金 + +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四十九个商业私方人员交出了隐藏的田契八十六张，共计六百一十分，有的是土改时拍下的照片，有的是老契。交出伪法币、伪金元券票值九十六万六千元，黄金三十九两。 + +　　殷子言在交出田契时说：“我把田契藏在家里，是企图反动派再来，可以凭证明收回土地，扒田倒租”。 + +　　棉布业的吴德本说：“我藏的四万八千元金元券，当时值四十余包棉纱，解放前不久只值二十余包棉纱了，我没肯出笼。解放后认为共产党站不住脚，因此藏在家里等待蒋介石卷土重来时还可值大价钱。 + +## 象片、日历和招牌 + +　　文具业的孙令海，这次交出了二尺高的蒋匪介石象片一张，他说：“我把蒋介石的象藏在毛主席象的背后，等待反动派回来时迎接蒋匪。 + +　　文具业的邵范吾交出了两张日历，他说：“我在1951年因与反革命妹婿沈任甫通风报信被公安局逮捕，关押了七十七天，释放后我怀恨在心，将1957年3月3日（逮捕日）及5月19日（释放日）两张日历撕下来收藏起来，准备在反动派回来时拿出来，表示我吃过共产党的亏。假使反动派不来，我也准备交给自己子女，告诉他们我吃过一场冤枉官司”。 + +　　百货业的汤志芳交出了藏在家里的布庄招牌和伪政府的营业执照。她说：“我不再想开布庄了”。 + +## 一付对联，一首诗 + +　　棉布业的陈仲和交出了一付对联，上联是：“忍辱行柔为大勇”，下联是“沉机观变是真人”。他说：“解放后我很欣赏这付对联，这付对联意味着，‘忍辱’是忍共产党的‘辱’，‘行柔’是要把‘柔’来克共产党的刚，‘才智才勇’。‘沉机’是沉住气，等机会来，‘观变’是看资本主义复辟”。 + +　　棉布业蔡振坤交出一篇反动打油诗，题为“残酷的环境，美丽的人生”，内容全系咒骂社会主义，并且说，为了资本主义复僻，可以“献出我们的一切，甚至青春”。（史越峨编） + +　　来源：1958年6月2日_第2495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0.txt b/CCRD/1/3/3/0001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4bdd9028537f35d225084225985146007a6d3 --- /dev/null +++ b/CCRD/1/3/3/000110.txt @@ -0,0 +1,15 @@ +#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插红旗大会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６月２日召开了北京地区各研究单位的跃进大会。这是一次比先进、赶先进的大会。在会上，各研究单位纷纷提出了激动人心的跃进计划。这也是一次插红旗的大会，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开会时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灰旗、白旗拔掉，把无产阶级的红旗插满社会科学各个工作岗位。 + +　　各研究单位在会上提出了著作计划。这些著作中有百万字以上的学术著作，也有论文、书评和通俗性著作。文学研究所提出十年内撰著编译的书籍共有一千一百十四册，平均每年完成一百十四册，也就是每三天多就有一本书问世。 + +　　这些著作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开始走上厚今簿古、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经济研究所过去八年，只编纂资料书七种八百万字，没有其他专著，今后除继续编辑资料外，更要着重在研究当前现实问题。这个研究所五年内计划完成专题论文八百七十九篇，专著五十一种。专著中包括对毛主席有关财政、互助合作、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思想的研究和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及工业农业生产中现实问题的研究。哲学研究所五年内准备写出专著四十部，其中对毛主席哲学思想的研究占重要的地位。五年内完成论文一千篇，其内容，包括从哲学上总结实际工作中的先进经验，讨论哲学上的基本问题、批判唯心主义和修正主义等。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著作和专题研究计划中，属于现代史“五四”以后的占了很大比重。为加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他们已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准备在五年内写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考古研究所提出苦战五年，基本上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少数民族研究所准备在１９５８年以前，帮助所有现在还没有文字而需要创制文字的民族创制出文字；至迟在１９５９年底以前，帮助所有不创制文字而需要选择文字的民族，选定文字。对改革文字的民族，在提出要求后三个月内，帮助他们把新文字方案设计完成。语言研究所原定三年完成“现代汉语词典”，现在提出在明年完成。这部词典原拟收词三、四万条，现在收词增至五、六万条。正在筹建中的民族研究所和法学研究所、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也在会上报告了自己的规划。 + +　　工具书和资料的整理出版，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历史三所计划五年内整理近代、现代史资料九千三百万字。历史二所五年内整理资料和编纂工具书共二千万字。历史一所整理文献资料一千二百万字。经济研究所五年内编辑资料六十一种三千二百万字。哲学研究所整理资料五千万字。为加强情报工作，情报研究室提出要在五年内使研究室成为全国的情报工作中心。要在五年内对有关国内外哲学社会科学的当前动态，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其他重要的情报资料进行有系统、有计划地搜集和整理研究。 + +　　这次会议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工作跃进的一次大检阅。这次会议开得很热烈，大家劲头很足。这是由于经过双反交心运动，研究人员的思想大为解放。最近期间，各所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来讨论跃进计划。５月中旬，哲学社会科学部又组织了三百四十多个研究人员去河北昌黎、静海、武清等地参观，农业生产大跃进给大家很大的鼓舞。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又给研究人员指明了努力的方向。这一切，使研究人员的干劲不断高涨，跃进计划不断提高。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4日，原题为：“拔掉资产阶级的旗帜，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 厚今簿古 粉碎资产阶级的伪科学 把无产阶级红旗插满社会科学领域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插红旗大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1.txt b/CCRD/1/3/3/0001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2464e9bcbfc80eca96fa137ac731b6a788f270e --- /dev/null +++ b/CCRD/1/3/3/000111.txt @@ -0,0 +1,23 @@ +# 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斗争到底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我们党的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针对着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的情况，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中的观点，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重大任务。”“同各国兄弟党一起，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统一，是我们党对国际工人阶级的神圣义务。”现在，反对以南共纲领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已经开始了，但也只是一个开始。为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彻底粉碎现代修正主义，就需要把这个斗争继续进行到底。 + +　　这样来对待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过火”了？对于国际工人运动和争取和平的斗争，会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这是需要答复的问题。 + +　　有些人可能以为，南共纲领即使是修正主义的，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最好也不要那样指明，以免把南共领导集团推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但是南共纲领之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之有利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这个事实并不决定于任何方面的任何批评，而决定于客观存在的南共纲领本身。在南共领导集团起草他们的纲领的时候，并没有人指责他们是现代修正主义者，或者预先断定他们将提出一个如此集修正主义之大成、如此攻击社会主义阵营而如此保护美帝国主义的文件。相反，就在南共领导集团拒绝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并且公开反对这个会议所通过的宣言的时候，社会主义各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也仍然对南共保持友好关系，并没有同它进行争辩。但是这一切并没有阻止南共提出和通过自己的修正主义纲领。当南共纲领已经明明白白地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的时候，你不说它是修正主义，除了不利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觉悟以外，又能有什么别的结果呢？当南共纲领和南共领导集团的言论行动已经实际上帮助了美帝国主义，甚至美国的帝国主义报刊也已经毫不讳言“铁托的利益在将来很长时期内将与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是唯一秘密任务的同伙”的时候，你不说他们是为帝国主义效劳，除了让杜勒斯之流窃笑以外，又有什么意义呢？ + +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一切事物的基本出发点，就是按照它们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它们。我们不赞成把南共纲领和南共领导集团描画得比本来面目更坏，但是我们也没有义务和权利把它们描画得比本来面目更好。正是从这个立场出发，人民日报５月５日的社论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才一再指出，在一方面，共产党情报局１９４９年１１月关于南共的决议是错误的，１９４８年６月情报局批评南共的方法也是有缺点和错误的，而１９５４年以来，以赫鲁晓夫同志为首的苏共中央纠正了这些错误，创议改善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并且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在另一方面，１９４８年情报局决议对于南共错误的批评，却是基本上正确的和必要的。基本上正确的和必要的批评，用了有缺点和错误的方法，这是可惜的，应该当作教训的；但是形式同内容尽管不协调，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当然应该对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加以实事求是的分别对待，并且首先注意内容。现在的问题是，当苏共和其他有关的共产党采取积极步骤，消除了所有的缺点和错误以后，南共领导集团却企图利用１９４９年的错误和１９４８年的方法上的错误，根本否认１９４８年批评中的一切正确的东西，并且在各国共产党久已不提１９４８年的决议以后，在南共的代表大会上对这个决议大肆攻击。这样，我们就不能不再一次看看１９４８年的决议究竟说了些什么。 + +　　请看吧！这个决议批评南共领导机关“实行着一种脱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正确路线”；批评“南共领导者抱着一种共产党员不应有的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南共领导者开始把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混为一谈，并把它对待资产阶级国家的同样态度对待苏联”；批评“南共领导者离开了工人阶级的立场，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批评“南共领导机关修改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党的学说”。这些批评是不是事实呢？难道南共领导集团不正是以自己的十年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个决议的正确吗？对于这样严肃的问题，多说几次“任何人如果指望我们放弃我们在国际问题和国内问题上的原则性立场，那只是浪费时间”，难道就能表明自己有理吗？由此可见，拿出１９４８年情报局决议来攻击各国共产党，对于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是帮不了忙的；它不会压倒对于南共领导集团的批评，恰恰只能压倒南共领导者自己。 + +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于各国共产党的批评至今没有作过而且也不可能作出什么认真的答复。他们现在常用的武器之一是把这种批评说成是“干涉内政”。这当然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认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斗争，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义不容辞的。进行这种思想斗争，不但与国家的大小无关，而且与是否取得政权无关。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还是受着反动统治者压迫的一个小组，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剥夺他们进行这种思想斗争的权利。这种思想斗争同用强力或者阴谋的方法去干涉别国的内政毫不相干，同什么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等等毫不相干，用这些题目去转移论点、进行诡辩和污蔑是可笑的。由南共领导集团来提出所谓干涉内政的控告，更是加倍可笑。难道南共不是首先在自己的纲领里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这本来也只对它们本国“有约束力”）大谈特谈，并且加上了一系列恶毒的头衔吗？南共认为“南斯拉夫不能只管自己”，为什么别国就该只管自己呢？为什么南斯拉夫的一些较小的社会主义邻国，例如阿尔巴尼亚和匈牙利，连只管自己的权利也要受到南斯拉夫的侵犯呢？好奇怪的逻辑！自以为可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一受到反击，马上就装出一副可怜的“没有平等地位”的模样……算了吧！ + +　　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还有一种可怜的武器，说他们的这一套早就有了，为什么现在才这样批评？南共领导集团的这种修正主义观点确是早就有了的，这正是１９４８年情报局决议的根据。但是那时南共领导集团的修正主义观点还没有系统化。在社会主义各国恢复同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后，他们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系统地宣布这种观点。从１９５４年到南共七大以前，各国共产党曾经多次同南共领导集团进行公开的或者不公开的争论，大家知道，这种争论在１９５６年匈牙利反革命叛乱事件以后曾经达到高峰。这些争论并没有改变他们的立场，但是他们一再表示愿意停止这些争论，表示愿意继续保持以至增进同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的友好关系。在１９５７年１１月，南共领导集团虽然没有参加莫斯科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会议，却参加了六十四个共产党的会议，参加了和平宣言。这一切，曾经使各国共产党保持相当的希望。但是南共领导集团却再一次地背信弃义，以怨报德。他们片面地撕毁了１９５５年、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苏南历次会谈关于扩大和加强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合作的协议，片面地背弃了和平宣言对于国际形势的原则立场，提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若干国家的共产党在南共七大开幕以前，曾经向南共提出同志式的劝告，建议他们删去纲领草案中关于国际形势的显然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但是他们对于这些劝告的基本方面置若网闻。相反，他们在代表大会上集中地攻击了慷慨地给他们以兄弟援助的苏联，攻击了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而对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却竭力表示逢迎感戴。这样，各国共产党在长期的仁至义尽的努力失败以后，才给这伙可耻的背叛者以应有的反击。南共领导集团现在责备别人不用同志态度对待他们，责备别人没有遵守约言。试问：他们是想愚弄谁呢？有什么严肃的人能够忍受这种愚弄呢？ + +　　当前全世界人民的最迫切的任务是保卫和平。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斗争，会不会妨碍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事业？“纽约时报”６月１日的社论帮助我们答复了这个问题。它说：“在今后数月可能产生出乎意料之外的和现下还预见不到的事态发展，以致其他共产党统治的国家可能要求我们援助，而对我们来说，答应这种要求会是适宜的。……的确，最近几天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的消息暗示，从我们自己的利益来看，过去美国在援助南斯拉夫方面所表现的灵活性是明智的。”看不清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危险的人们请听吧！美国正在指望南斯拉夫的榜样会鼓励一些潜伏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中的新的纳吉，说不定“在今后数月内”这些新的纳吉就会造成某种“出乎意料之外的和现下还预见不到的事态发展”，以致他们取得了政权，并且像南斯拉夫一样地向美国要求援助。这虽然是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幻想，但是从这里不难看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在美帝国主义的颠复计划中究竟有怎样的作用，而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对于保卫和平的事业又有怎样的意义。同时，从这里也不难看出，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同一般的中立主义有怎样的不同：一般的中立国家起不了美国所要求的这种颠复作用，而且往往成为美国颠复活动的对象。反对南共的修正主义；不但是为了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界限，为了使所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们认清南共领导集团的本来面目，因而有利于巩固和平事业的核心——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而且是为了使所有拥护和平的人认清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本来面目，认清战争的危险在什么地方，这当然更加显著地有利于和平事业。 + +　　但是划清界限并不意味着断绝邦交。南共领导集团诉苦说，人们批评他们对美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就是强迫他们同美国断绝邦交。这不过是故意要赖地把两件不同的事混为一谈罢了。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吓唬人们说：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批评南共的修正主义，就是重演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５４年的历史，就是威胁这些国家同南斯拉夫的外交关系。但是这是吓不了人的。１９４８年以后的历史不会重演。只要认清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本来面目，那末，他们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破坏就比较容易制止。退回到１９５４年以前的状态是不正确的。无论如何，南斯拉夫的劳动人民是希望走社会主义道路，希望同社会主义各国人民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可以同资本主义国家保持外交关系，为什么不可以同南斯拉夫保持这种关系呢？但是，既然南斯拉夫领导人自己不愿意同社会主义各国建立兄弟关系，那末，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各国的国家关系降为普通的外交关系，就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自己以及别人就完全不必大惊小怪。南共纲领在许多地方表明，南斯拉夫是赞助和平的，这虽然不足以表示这个纲领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但是只要南斯拉夫愿意这样作，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各国也一定会继续在维护和平的问题上同南斯拉夫合作，犹如在这个问题上也能够同若干资本主义国家、若干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合作一样。列宁在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候曾经这样引用马克思：“如果真要联合——马克思当时向党的领袖们写道——那末为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尽可缔结条约，但决不要拿原则来讲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马克思和列宁的这个指示也就是我们的行动的指南。我们认为，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斗争到底，在这里没有可以让步的地方。但是无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各国，或者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各国共产党，今后仍然可以“缔结条约”。至于究竟能否“缔结条约”和缔结怎样的“条约”，这将首先取决于南共领导集团在今后采取什么态度。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2.txt b/CCRD/1/3/3/0001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09d99da7cad00b175ea36f391711b5ba9136cb9 --- /dev/null +++ b/CCRD/1/3/3/000112.txt @@ -0,0 +1,23 @@ +#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席会议提出六条经验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７日讯中国民主建国会和全国工商联６、７两日举行中央常务委员联席（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在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照耀下，如何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界加速进行自我改造问题。 + +　　会议在听取了两会派赴各地视察工商界整风运动情况的工作组汇报以后，对目前工商界政治思想状况作了分析研究，会议认为目前工商业者的政治分野大体情况是：左派分子的队伍比以前有了扩大和提高，但是还需要继续自我改造和提高；多数中间分子通过运动开始不同程度地向左转化，但还处在中间过渡状态中，在政治上仍然具有两面性。还有少数人资本主义立场还没有什么改变，他们对新社会格格不入，甚至对整风运动有强烈的抵触情绪。这些情况说明工商界的政治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复杂的教育和斗争过程，目前必须结合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学习，把总路线的精神贯彻到工商界的整风运动中去，动员广大工商业者继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加速自我改造。 + +　　会议认为，从前一阶段各地的情况看来，今后要继续深入开展这一运动应该吸收以下的经验： + +　　一、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运动取得胜利的关键。工商界的自我改造运动从开始到现在，一直是在党的领导、关怀与支持下进行的。今后仍然必须积极争取党的领导，正确地接受党的方针、政策和指示，并认真地加以贯彻。 + +　　二、进行形势教育、政策教育和各种形象化教育，启发工商业者自我改造的积极性。 + +　　三、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挥工商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　　四、领导带头、骨干先行、培养典型、动员家属。 + +　　五、把加速自我改造同参加体力劳动、积极贡献技术才能等实际行动结合起来，通过劳动和生产实践，使工商业者亲身体会到劳动的光荣和剥削可耻，感到自己有脱胎换骨地进行本质改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样就可以使整风运动开展得更快更好。 + +　　六、把社会主义竞赛的原则和方法运用到政治立场和思想改造中来。通过这种社会主义自我改造的竞赛，树立先进榜样，带动落后，使落后的赶上先进，先进的更先进。两会４月中旬在天津召开的现场会议上，七省八市的工商业者签订“五比”竞赛协议书后，己经推动了全国评比竞赛的开展。为了贯彻实现那次会议的倡议，把评比竞赛工作做好，这次会议决定在第三季度召开全国性评比会议，要求各地在全国性评比以前，先开本地区的评比会议，推选先进单位，交流先进经验，及时推广，以促进运动的发展，会议还决定在两会召开全国性评比会议的同时，举办一个自我改造展览会，以便通过形象化教育，巩固思想大跃进的成果，同时推动广大工商业者进一步接受改造，并在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 +　　（来源：《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原题为：“推动全国工商界加速自我改造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席会议提出六条经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3.txt b/CCRD/1/3/3/0001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ce5e83d3e7b0af4913d2005f8c2d52f15f3e5b --- /dev/null +++ b/CCRD/1/3/3/000113.txt @@ -0,0 +1,29 @@ +# 广州高等学校师生对红专问题的错误看法 + +　　新华社广州5日讯　广州各高等学校师生在对红与专问题的鸣放辩论中，暴露出不少错误的看法。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种论点： + +## 一、“只专不红论” + +　　认为知识分子只“专”不“红”同样可为人民服务。有些人认为政治不能解决业务问题，而业务可以创造财富，有了业务就有了一切。中山大学有些学生说，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而不是人们的政治思想，创造社会物质文化的过程，主要是“专”发挥了作用。华南师范学院一些教师举例说，苏联在革命初期，利用和强迫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时那些资产阶级专家对苏维埃的建设起了作用：我国目前一些专家虽然他们的立场、观点、思想作风属于资产阶级范畴，但毕竟还是对社会主义有贡献的。 + +　　在青年教师和学生中也有一部分人想走资产阶级专家“只专不红”的道路。他们说，爱迪生、牛顿并没有红，但并未因此影响他们成为世界著名的发明家。 + +## 二、“先专后红论” + +　　有些人说，专是为人民服务的本钱，没有专就不可能很好的服务于人民，因此只有先专后红。有些人说，“红”和“专”是有时代性的，如战争时期主要是“红”，和平建设时期主要是“专”；有些人认为“专”是“红”的基础，有了“专”就易“红”，有了专长，党就重视，就会请你入党。 + +　　还有一些人认为“专”难“红”易，所以应该先专后红。师范学院有人认为“红”只要积极参加几个政治运动便可达到；“专”则要长期学习，所以“专”应急急赶，“红”可以慢慢来。 + +## 三、“粉红论” + +　　有人说红与专的要求应按各人职业不同提出不同要求，搞政治的要红透，搞业务的只要有一点红，不犯大错误就可以了。中山医学院讲师蔡尚达以“近近靠紧专家，远远跟着党委”作为处理业务与政治关系的原则。中山大学有一个助教则认为学政治象吃盐一样，盐是必须的，但不可多食。 + +## 四、“专就是红论” + +　　这个论点是与“只专不红”同出一辙，同样是标榜业务第一。师范学院教授蒋根尧说，巴甫洛夫、李森科都不是党员，但他们的作用比一般党员大得多。中山大学地理系有些教师说：“红是可以自发的，通过专业便可实现“红”；他们并以马克思通过对商品的研究，发现资产阶级剥削工人阶级的实质为例，来“证明专能促进红”。也有业务和政治“殊途同归”的论调。甚至有的人把红与专的问题完全对立起来，说：“谈政治就干涉了业务”，“红”了会妨碍“专”，“红”了后患无穷，搞了政治就不能搞学术；所以主张不能搞学术的人可以去搞政治，能搞学术的人，应让他们专攻业务。 + +## 五、“不红不专论” + +　　有这种思想的主要是少数对又红又专缺乏信心的学生，他们不求上进，只求红——不反党就行，专——能教书就可以。（黄毅坚编） + +　　来源：1958年6月7日_第2500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4.txt b/CCRD/1/3/3/0001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e5cac04714700b06a6dc3a989af7e8e5a8df53 --- /dev/null +++ b/CCRD/1/3/3/000114.txt @@ -0,0 +1,15 @@ +# 和平改造的方针不容歪曲——驳右派分子杨延修的谬论 + +　　<《新闻日报》社论> + +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党组书记杨延修，在大鸣大放期间，和党外右派分子一唱一和，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他攻击肃反工作，企图否定肃反运动的伟大成就；他和局内右派分子相互呼应，组成了以右派分子势力占优势的“学习委员会”，企图代替党对整风运动的领导；他散布所谓“打破迷信、组织平等”的谬论，企图煽动机关内民主党派成员与党分庭抗礼，否定党的领导地位；他还散布否定阶级斗争的谬论，企图“修正”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政策。杨延修这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经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织和职工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已彻底暴露，这是我们反右派斗争的一个重大的胜利。这里，我们仅就杨延修否定阶级斗争，歪曲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的恶毒阴谋，予以揭发和驳斥。 + +　　杨延修说：“和平改造不是阶级斗争”，“五反作为阶级斗争来看是不对的”，“解放后对资产阶级一直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的”。他责怪我们“总认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遇事总想斗”，他咒骂人民政府对资本家的违法处理“是小资产阶级疯狂心理”，；因此，他肯定“在五反之后是左了”。它并露骨的说，“合营吃得太多了，要退出一部分”，“资本主义不仅还要存在，而且还要有所发展”。杨延修的谬论真是成套的：五反错了，对违法资本家的处理错了，合营高潮也错了，赶快向资产阶级承认错误吧，赶快变社会主义企业为资本主义企业吧，资本主义万万岁吧，这就是杨延修“理论”的实质。 + +　　为了揭穿杨延修成套的阴谋，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的事实。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和中国的具体条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限制、利用、改造的政策，实行和平改造。但是解放以后，资产阶级用什么行动来回答党的和平改造的方针呢?他们不惜用卑鄙的手段，大肆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五毒”行为，造成了国家的极大损失。据上海、天津、北京等九个城市的统计，四十五万多工商业户中，就有三十四万户(占76％)犯有不同程度的“五毒”行为，仅上海一地的五反退补就达三亿多元。杨延修抱怨的说：“总认为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请问，这不是唯利是图又是什么呢? + +　　不仅如此，资产阶级的五毒泛滥，不只表现在经济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当时，违法资本家以极其腐朽丑恶的思想，向工人阶级、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的干部进行腐蚀，甚至利用金钱、美女来收买干部，作为他们在国家机关的“坐探”，不少地方的国家经济机关和工会的领导权被违法资本家所篡夺，公然和共产党分庭抗礼。请问杨延修：这不是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杨延修说：“五反作为阶级斗争来看是不对的”，那么，什么才叫对的呢?难道不把五毒泛滥看成是资产阶级的进攻，不进行五反，让资产阶级篡夺党的领导，破坏国家的建设，才叫是对的吗？ + +　　“五反”运动以后，资产阶级的嚣张气焰是被压下去了，但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许多违法资本家仍然继续进行反限制的活动，不过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单从他们违法行为一项来看，据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不完全的统计，资本家在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五年两年内的违法活动，就有17，788件之多，违反加工定货、囤积居奇、抽逃资金等等，无所不有。就是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这种违法行为也没有完全停止，据上海市有关方面的统计：上海市重、轻、纺织业系统，从大合营高潮至去年二月份所发现并加以处理了的，私方人员贪污、盗窃、挪用资金等违法行为就有三千三百多件，金额达九十余万元。许多中小型企业的私方人员开设“地下工厂”，有的甚至窃取合营企业的资金、设备、原料来作为自己“地下工厂”的资本。请问杨延修：这不是唯利是图又是什么呢?杨延修说，对这些违法行为依法进行处理，是“小资产阶级的疯狂心里”，是“左”了。是的，杨延修既然主张“资本主义不仅要存在，而且要有所发展”，那么，对违法资本家依法进行处理，他当然感到心痛，当然认为是“左”了，但是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则，根据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本家进行双重改造的原则，对违法资本家依法进行处理，却是百分之百的正确。事实很明白，不是我们有什么“疯狂心理”，而正是杨延修这个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在疯狂地维护违法资本家的利益，疯狂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 +　　历史上铁的事实，有力的驳倒了杨延修的一切谬论。是的，在中国具体条件下，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斗争，我们也是作为人民内部的矛盾来处理的，但是，并不因此而否定它阶级斗争的性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指出：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就是今后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正是因为我们正确地进行了这个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展开了伟大的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的反限制的各种行为，分别进行了处理，采取一系列的相应措施，全面地执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才可能有公私合营的高潮，才可能在不太勉强的情况下，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变。这些人所共知的事实，决不允许杨延修和其他右派分子任意加以歪曲，党对资产阶级和平改进的方针，决不允许他们任意加以“修正”。杨延修这个窃据领导岗位的党内右派分子被揭发出来，他的各种荒唐的论调被彻底揭穿和驳倒，有利于我们继续贯彻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有利于当前的工商界的整风运动，所以是上海反右派斗争中的一个很大的胜利。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5.txt b/CCRD/1/3/3/0001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e998baf3fcb10f106e7955c152e91aad851124 --- /dev/null +++ b/CCRD/1/3/3/000115.txt @@ -0,0 +1,9 @@ +# 广州市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不少武器和反动证件 + +　　新华社广州7日讯　广州市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插入一段“送礼”，使“交心”搞得更深入更彻底；许多在“交心”中没有交出来的东西，通过“送礼”揭发出来了。 + +　　广州市南区有一个资本家向他的挚友“送礼”，叫他赶快把藏了多年的三支手枪交出来。他的朋友受了“礼物”后，果然交出两支手枪，九十发子弹。另一个资本家，听说人家都在“送礼”了，他硬着头皮交出一个手榴弹，几十两黄金。这些黄金都是在合营前偷偷运走的资金。此外交出反动证件和房地产证据的则不计其数。几乎90％以上的资本家在合营时，把厂房、商店的所有权证据，拍了照片保存起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打算，就是国民党回来可凭证取回房子；有一个资本家在合营时把商店原来的招牌藏起来，他在交心时说：“我当时想，反正公私合营，你们会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的，……我把它藏起来，有一天老蒋回来，我单凭它，也可以把商店重新开起来”。 + +　　“送礼”高潮时，有些资本家交出各种大小机器，这些机器，有的是在合营时偷走的，有的是合营后搞地下工厂时买的，估计价值十多万元。（黄毅坚） + +　　来源：1958年6月9日_第2501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6.txt b/CCRD/1/3/3/0001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cff31077f9565380c16aa5b74d9937b9182ee71 --- /dev/null +++ b/CCRD/1/3/3/000116.txt @@ -0,0 +1,23 @@ +# 文化革命开始了 + +　　<《人民日报》社论> + +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本点之一，是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刘少奇同志在中共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为了适应技术革命的需要，必须同时进行文化革命。 + +　　现在我国经过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生产力得到了大解放，几亿劳动大军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人们在实践中已经深刻地感觉到，要生产力进一步充分地得到发展，就要有文化，有技术。现在妨碍着生产力迅速发展的主要障碍是我国生产技术的落后和文化的落后。许多群众说：“社会主义是天堂，没有文化不能上。”群众已经迫切地感到掌握文化的必要了。 + +　　我们在最近几年来已经建立了成千上万个现代化工矿企业，生产技术已开始了重大的革新。但是六亿人民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很多手工业劳动者，还是凭着体力和简单工具在劳动。人们向往着机械化、电气化、工业化。要实现这个理想，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要使全国人民文化水平迅速提高。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说过：“必须认清，只有在现代知识基础上，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通晓这种知识，那共产主义就始终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这一句话对于今天的我们格外显得说到了痒处。 + +　　文化革命是全体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运动。在过去，剥削制度硬生生地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割裂开来。剥削阶级剥夺了劳动人民学文化的权利，反过来却卑视劳动人民，把劳动人民说成“愚昧无知”。他们故作玄虚，把文化知识神秘化，使人们误认为文化是高不可攀的东西。但是，即使在那种困难的条件下，劳动人民仍然对人类文化的发展作了巨大的贡献。历代的发明家，大多数是出身于文化知识不高的劳动人民。如果劳动人民掌握了文化知识，理论和生产实践得到了密切结合，那么，科学技术和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无疑更要迅速多少倍。在文化的堡垒面前，劳动人民的任何自卑心理和迷信观念都是没有根据的。打碎剥削阶级用来吓唬群众的一切泥塑木雕的偶像，是动员群众向文化革命的伟大目标进军的重要前提。 + +　　解放以来短短八年的时间，无论在经济方面或是文化方面，我们的努力已经大大地改变了我国原有的落后面貌。就从文化方面来说，现在全国各地己经普遍地开始了蓬蓬勃勃的文化革命的高潮。全国扫盲运动中已经出现了六千万人的扫盲大军，全国已有一百五十六个县消灭了文盲，被称为“无文盲县”。以普及小学为中心的群众办学运动正在全国开展起来，目前江苏、浙江、河南、湖南、福建、江西、黑龙江等七省已经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另外根据二十三个省和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已有一千零七十个县和市基本上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入学的占９０％到９８％。各地新办的中学数字也是惊人的，有十六个省市还举办了一百三十多所高等学校。许多新的科学研究机关也在各地成立了。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获得了巨大的成绩。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和新知识分子的培养工作目前进展都比较顺利。这个文化革命的形势完全不是孤立的，它同技术革命相辅而行，其目的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今后，只要我们发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文化革命的伟大目标。这里关键的问题是人人都要力争上游，决心走在文化革命高潮的前头，实现文化革命的全部目标。 + +　　文化革命同技术革命一样，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任何革命事业一样，必须走群众路线。在文化革命运动中，首先要调动全党的积极性，要全党来干。中央办，地方也办，要把中央力量和地方力量充分结合起来。中央地方都办，那就可以调动起各省、市、自治区、专区、县、乡的积极性。各级国家机关和党组织都必须注意调动全体劳动人民、全体知识分子的积极性。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不可能持久。”目前，凡是文化革命运动开展得好的地方，领导与群众已经结合起来。但有的地方，群众积极要求学文化，而领导落后于群众。也有的地方，领导干部重视文化，但还没有把群众的积极性组织起来。任何革命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轰轰烈烈地开展的。目前在文化科学工作者之中还有许多清规戒律在作祟。有人认为，文化教育事业只能由“国家办”。这种思想局限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仅仅由国家办，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有局限性；而群众也办，就可以把群众的财力物力人力的无限潜力发挥出来。因此，正确的方针是把国家的力量和群众的力量充分结合起来。有人认为，文教事业必须有一定的规格，“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这是一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观点。我们是为群众办文化，什么样的合乎群众的需要，什么样的就是群众的文化革命的正规。各种各样的形式，各种各样的文化组织，各种各样的文化事业，只要有需要和可能，都应当鼓励，妨碍群众利益的清规戒律应当一律取消。只有这样，才能多快好省地使我们的文化事业大发展而特发展。文化革命才能势如破竹，节节胜利。 + +　　在贯彻群众路线，进行文教事业的大发展中，要正确地对待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目前我们既要普及，又要提高。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中，还有很多人不识字，还有很多人达不到初级小学的水平，因此，很显然，我们应当大力普及。不普及，劳动人民不能掌握文化科学知识，生产力就得不到进一步的发展。当然，普及的速度，要看每个地方的具体条件，要建立在适当的基础上。在普及的同时，也要注意提高。八年来人民的文化事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必须继续迅速前进。文化事业有了提高，我们才能在科学上、生产技术上大步前进，在十二年内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普及和提高，都是相对的，它们的具体结合要因时因地制宜。比如民办农业中学，最近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是普及；目前，在已经发展起来了的地方，在继续发展普及工作的同时，就应该注意巩固和提高现有的民办农业中学。我们将在不断普及和提高的过程中，在十年至十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成千万人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有这样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成，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才能得到巩固。 + +　　在文化革命大进军的行列里，谁是领导者？是要党来领导，还是要专家来领导？我们说，必须由党来领导。政治是统帅，因为政治是解决人和人的关系的，是规定整个事业的目标和政策的。任何业务不能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党的路线和政策，是集中了最广大群众的经验和智慧而制定，然后又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企业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在同群众一起商量、研究、通过，再同他们一起去执行，并且准备根据实践再加以考验、补充或修改的。因此，文化工作和国家工作的其他部门一样，都必须由党来领导。 + +　　文化革命开始了。中国人民在取得所有制和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胜利之后，正在大踏步地向着自己的美好的理想、幸福的道路继续前进。六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前进吧，在国家历史上的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克服一切困难，夺取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先进红旗！在十年二十年以后，像毛泽东同志说过的那样：让我们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7.txt b/CCRD/1/3/3/0001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24711803e6aaf6cb604e0b01ca83740a26db11 --- /dev/null +++ b/CCRD/1/3/3/000117.txt @@ -0,0 +1,25 @@ +# 天津高等学校展开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两条道路斗争 + +　　新华社天津11日讯　天津市各高等学校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已普遍展开，在群众围攻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最后一道防线——“学问”和“业务”已经开始崩溃。 + +　　这次运动的特点是，来势很猛，声势大，揭得凶，打得重，矛头集中指向老教授。大字报已不是一张张的贴，而是一片片的贴，有事实，有分析，有评论，一般都是专人专题专栏，问题集中，内容醒目，把教授们在讲稿、论文、实验、科学研究、翻译等工作中的老底子都抖出来了。很多教授看了大字报神色紧张，有的说：“头蒙了！”有的说：“一看大字报，心刷的一下就凉了，歇一歇才能看第二张。”他们认为：“这次比1952年的思想改造重得多，摊我们的牌了。”他们把这次运动比喻成“第二次事变”，（反右派斗争是第一次事变）。揭发的初期，他们大多数是消极、被动、紧张。有的被揭疼了而痛哭；有的被揭了老底子想辞职回家；有的露了马脚，怕失去威信而百般掩盖；有的抱守残缺，到处抵抗；有的坐立不安，神情幌惚，耽心今后不能再教书了。 + +　　在运动中学生行动最快，他们既热情地向教授“送礼”，又坚决“退货”（教师传授的资产阶级货色），使许多资产阶级教授不得不举起白旗，表示投降。 + +　　在这次运动中揭发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伪科学丑恶面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 +　　（一）用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去教育学生，使学生一心想成名成家。如学师范的不愿做中学教师，学工程的不愿去工地。有的学生还因此拜倒教授名下，钻冷门，争取成家。历史系有的学生竟去研究“篮球发展史”、“京剧发展史”、“基督教发展史”等。 + +　　（二）三厚、三薄、四脱离。三厚是：厚古、厚资产阶级、厚唯心主义；三薄是：薄今、薄无产阶级、薄唯物主义；四脱离是：脱离党的方针政策、脱离当前阶级斗争和建设任务、脱离培养目标、脱离学生思想实际。 + +　　在社会科学中主要问题是厚古薄今。中文系教学计划中古代与现代的课程时数比例是五比一、六比一。在古典文学中不仅外国古典文学占优势，而且大量选教封建士大夫和没落阶级颓废伤感的文章。历史系更是走的“史料第一”的道路，他们主张“发现史料就是专家”，教导学生要“旁证博引，连篇累牍”，写一篇论文要有两万张卡片，有的学生花了四十多小时的时间去考证曹丕的丕字为什么底下有一横。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郑天挺考证“英使觐见乾隆皇帝是跪双腿还是跪单腿”；历史系教授王玉哲考证红楼梦中的凤姐是大脚还是小脚；教授华粹深甚至考证红楼梦中某某人和某小姐是否通奸。天津师范学院有的教授竟研究杨贵妃为什么胖、林黛玉为什么喜欢吃稀的……等。在自然科学方面主要是脱离政治，轻视实践，名为客观主义，实则大量散布资产阶级思想毒素。天津大学有一个自称“化工原理”的专家，课堂上讲纳氏泵津津有味，看到实物却不认识。 + +　　（三）用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教学态度和教学方法，同党争夺青年、争夺高等学校的思想阵地。 + +　　最突出的是他们反对向工农开门，主张“天才教育”。他们公开说工农学生笨，应该“回去念几年中学再来上大学”。有的教授居然在家里开“神童会”，把十七岁以下的大学生找来倍加鼓励，实际上这些学生全是资产阶级子弟。 + +　　以上所揭发的问题说明，高等学校的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思想和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不在这个战斗中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思想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最后堡垒，无情地揭破他们科学上的伪面具，无产阶级思想的红旗是不能高高举起的。 + +　　现在，中共天津市委已经决定在初步获得胜利的基础上，继续深入下去，扩大战果。（朱泽民编） + +　　来源：1958年6月12日_第250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8.txt b/CCRD/1/3/3/0001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9e21ab2da3707ae5acfb4a68fca0101ba53047 --- /dev/null +++ b/CCRD/1/3/3/000118.txt @@ -0,0 +1,21 @@ +# 重庆市在整风大检查中发现整风不彻底或未进行整风的单位有10％左右 + +　　新华社重庆9日电　重庆市最近在整风大检查中，发现整风不彻底或漏掉的单位大约有10％。 + +　　这些整风不彻底和漏掉的单位主要是一些地方工业厂矿、野外活动的勘测队、钻探队、基建工地、新改变所有制的合营厂店和手工业社等。 + +　　据沙坪坝区所属三十八个小型厂矿的统计，整风较彻底（政治挂帅）、党群关系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有了改变、职工思想大大解放的有十二个单位，占总数的31％；问题大体解决，但不彻底、遗留问题较多的有二十二个单位（其中有几个单位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整风完全是走过场），占59％；还有四个二、三十人的小厂矿，没有党组织，也没有党员，根本未进行整风的占10％。从人的变化来看，这三十八个厂矿共有九十八个一级干部，经过整风表现好的有二十七人；干劲有，但办法少，表现一般的有四十七人；“三风”、“五气”还严重的有二十四人。 + +　　其他各区整风不透或没有进行整风的小厂，一般有百分之十几；江北区占21％。手工业社整风不透或空白的单位，南岸区达到33％；一般是百分之十几。这些整风不彻底或漏掉的单位大致分两类： + +　　一类是双反没有搞透，政治还没有挂帅，“三风”、“五气”仍然存在，领导权还掌握在促退派手里。如南桐煤矿，解放前的老工人占25.13％，与解放后5年以上工龄的工人加起来达到85％，骨干多，技术条件好，从今年1月到5月出现新纪录二千四百二十三次，平均每天出现十七次，工人出勤率一般达到81—97％（以矿工的出勤率来说，是较高的），生产潜力很大，但到五月底为止才完成今年生产计划的31.6％。这里虽然到处张贴着“鼓足干劲”等标语、口号，但却没有踏实有效的具体措施。重大先进经验、创造不少，却没有总结、推广。矿长对完不成计划根本不着急。据反映，他在双反中被市委批评后，思想一直未通（当时市委发现计划保守，督促他们增加了任务），对完不成计划反而高兴，借此可以证明他“正确”。 + +　　类似南桐这样保守派占上风的，在各区所属的小厂矿中比例不小。据检查，有相当多的厂矿潜力还很大，下面工人喊“任务少，吃不饱，我们睡觉都可以完成”，上面却大叫“冒”了。这些小厂矿属于公私合营的占绝大多数，保守派大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如农产品制造厂，八个科、股级工作人员，有五个是资本家、旧军官。采购厂长、生产计划科长都是资产阶级分子。全厂一百多个采购人员，都是旧职员。因生猪收购不足影响生产计划完成的严重问题，在三、四月份就产生了，但他们到5月底仍不想法解决，反而叫计划“高”了。后来经过市委检查团督促，要他们深入乡下采购，实际上只花几天时间就超额完成了采购任务。 + +　　据南岸区的统计，全区三十四个厂，资方厂长四十一个，公方厂长四十个，主要车间主任、技术人员都是资方人员。这些厂矿的技术革新搞不起来，从外面派来的技术人员插不进去。这些厂工人中的革新派与资产阶级促退派的斗争十分尖锐，实际上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 + +　　另外一类，是没有经过反击右派和反击反社会主义分子斗争的单位，敌我矛盾还没有解决，不但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占上风，少数手工业社、公私合营厂甚至完全为坏分子掌握。如治华铁工厂，几乎全是坏人当道。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资本家占全厂人数的25％。他们给厂里党、团干部起了诬蔑性的“外号”，谁和党团员接近就骂是“拍马屁”。这伙人上班打瞌睡，晩上搞地下工厂，进行各种盗窃活动。和平化工厂出现了资产阶级不改造，要无产阶级改造的荒唐现象。这个厂的“公方厂长”受资产阶级分子的包围，不派资方人员下去劳动，却把党总支书记和党员、团员派到农村去参加生产。有一个苎麻厂，七个职员有两个伪上校，其他有伪连长、逃亡地主等。他们煽动一批人贴大字报，公然声称由他们来整共产党的风。 + +　　中共重庆市委确定整风不彻底或漏掉的单位，要坚决进行补课。个别单位可以把整风时间延长到问题彻底解决时为止。通过整风，一定要把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任何地方不容许有空白点。不仅不让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掌握某些单位的领导权，也不让领导权落在党内促退派手中，一定要掌握在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手里。“三风”、“五气”未打掉的单位，继续把双反搞彻底，在人与人之间关系改善的基础上，实行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廖永祥） + +　　来源：1958年6月12日_第2504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19.txt b/CCRD/1/3/3/0001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47f9828c5c42e47c16ae353c684d9e0aecfd28 --- /dev/null +++ b/CCRD/1/3/3/000119.txt @@ -0,0 +1,21 @@ +# 纳吉集团反革命叛乱给我们的教训 + +　　<《人民日报》社论> + +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匈牙利反革命叛乱的罪魁纳吉和他的同伙八人，已经由匈牙利政府分别判处死刑和徒刑。这是那些企图与帝国主义者里应外合，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分子的应得的下场；这是那些举着修正主义白旗，妄想把人民拖回资本主义的苦难深渊去的叛徒的可耻结局！ + +　　匈牙利最高法院人民法庭以广泛、确凿的人证物证，证明了纳吉和他的帮凶，远在匈牙利事变之前将近一年，已经进行秘密的叛国活动。这些叛徒早就想夺取政权。他们曾经成立了几个秘密的中心来指挥武装叛乱，并且得到了帝国主义者的支持。这些出卖匈牙利人民利益的叛徒，终究不能逃脱匈牙利人民的严正制裁。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为领导核心的匈牙利人民，在苏联的正义援助下，举起了铁拳，打断了反革命的脊骨，保卫了社会主义的事业。 + +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纳吉党徒所制造的反革命叛乱，对于匈牙利人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都给了重大的教训。教训之一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在实现了夺取政权的政治革命之后，不但要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必须进一步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粉碎一切图谋反革命复辟的政治力量，彻底地清除资本主义势力和资产阶级的影响，使广大人民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问题上真正作到明辨是非，坚决地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决地反对资本主义的道路。只有经过一个长时间的严重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如果不这样做，那么，潜伏的资产阶级影响和势力，就必然伺机而动，兴风作浪，破坏甚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或者使社会主义国家蜕化变质。非此即彼：阶级斗争的规律就是这样不留情的。匈牙利的纳吉反革命集团的叛乱证明了这一点，纳吉的朋友——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对于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也说明了这一点。 + +　　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宣言中说：“必须指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在取得政权以后，工人阶级面对着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技术基础的严重任务。同时，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总是企图复辟，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影响还很大。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则是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莫斯科宣言的这段话，值得各国的真诚的共产主义者、觉悟的工人和社会主义各国的爱国人民深思和牢记。 + +　　纳吉反革命集团的叛乱所以一度使匈牙利的局势陷于危险和混乱，表明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者工作中的巨大缺陷。他们脱离了人民群众，这不但是由于他们的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由于他们滥用职权，而且首先是由于他们没有进行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来认真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使得广大群众在同反革命势力和资产阶级影响的尖锐斗争中充分革命化，也就是没有为匈牙利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坚强的群众基础。因此，修正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革命余孽、帝国主义代理人就找到了滋生繁殖的土壤，能够进行长时间的阴谋活动，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党、军队和政府，竟没有经得起大风浪的考验。这是血腥的一课！ + +　　对纳吉反革命集团侦查和审讯的材料说明，凡是敢于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进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分子，他们总是和帝国主义者有勾结，总是以帝国主义者为靠山的。纳吉集团曾经同帝国主义的各种集团、机构和人物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合作。他们曾经同美国的谍报机关、英国驻匈的使馆、西德资本家有勾结。英国武官考莱通过纳吉集团的成员马勒特和这个集团联系，并且直接参加了叛乱的军事领导。甚至在叛乱失败之后，纳吉和他的帮凶，以南斯拉夫使馆为掩护，还同美帝国主义者指挥的“自由欧洲”电台联系。在匈牙利政府判处纳吉死刑的消息公布以后，帝国主义者和它的随从们狂怒起来了。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都企图借此进行新的反社会主义的煽动，转移世界舆论对于美英帝国主义干涉黎巴嫩的严重局势的注意，甚至用来作为破坏最高级会议的新的借口。凶恶地侵略黎巴嫩和印度尼西亚，顽固地拒绝最高级会议的美帝国主义者出来对社会主义国家大肆攻击，对纳吉集团表示同情，最能够说明纳吉集团反革命叛变的真正意义究竟是什么。对于美帝国主义，纳吉集团同黎巴嫩、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出卖民族利益的叛徒正是同样可爱，同样“高尚”。艾森豪威尔丝毫也不隐瞒他干涉外国内政的面目。他说：他愿意“援助任何会有助于削弱共产党集团的团结的东西”。“如果我们能使离心力——而不是向心力——起作用，那对自由世界是有利的。”这就把美国为什么要援助纳吉以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道理说得清清楚楚了。艾森豪威尔甚至忘记了铁托所作的美化的解释，在他的“援助”里丝毫也没有什么人道的动机！ + +　　对于纳吉反革命集团的审判进一步暴露了修正主义者的真面目。这些背弃社会主义道路和出卖人民利益的叛徒，为了欺骗群众，曾经长时间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他们曾经竭力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毁谤苏联，曾经竭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破坏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并且竭力鼓吹所谓不参加集团的“中立”政策。纳吉修正主义者不但在许多内政外交的原则问题上承受了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衣钵，而且他们之间始终有组织上的直接联系。在反革命叛乱失败以后，南斯拉夫驻布达佩斯使馆竟然把纳吉和洛松齐庇护起来，而且让他们同所谓“布达佩斯中央工人委员会”、“自由欧洲”电台建立联系，甚至开始出版秘密报纸“１０月２３日”。 + +　　匈牙利人民在１９５６年的反革命叛乱中流了血，他们的血不是白流的，他们要我们从纳吉反革命集团的叛乱事件中充分地接受教训，努力把世界和平的堡垒、人类进步事业和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者——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充分地巩固起来！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8年6月2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20.txt b/CCRD/1/3/3/0001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0eb7d73be0ee61f9038d04c40749150dd90c8b --- /dev/null +++ b/CCRD/1/3/3/000120.txt @@ -0,0 +1,13 @@ +# 河南资本家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一批武器并暴露出一些特务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 +　　新华社郑州19日讯　河南省资本家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一批杀人武器，并暴露出一些特务组织和罪大恶极的历史反革命分子。 + +　　仅据商丘专区十三个县的不完全统计，已经缴获到长短枪二百另四支，机枪六挺，子弹八百五十二发，迫击炮弹和手榴弹九十六枚；暴露出历史反革命分子九十九人，土匪九十八人，反动会道门十二人，另外还有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反动军官、特务分子、伪警宪和地痞流氓共一百八十三人。其中以夏邑、郓城等县暴露的问题最突出。郓城资本家交出步枪一百九十八支，子弹三百六十一发，炮弹和手榴弹九十三枚；夏邑县现在已经缴获到子弹六十发，手榴弹三枚，长枪两支，轻机枪四挺。这四挺机枪是连花台镇一个私营诊所的医生杨洪生、杨集车站铁业社社员董学礼和私营诊所的医生龚演昌交出的。 + +　　夏邑县资本家参加交心的有二百八十七人，共交出血债一百二十六条。革命叛徒陈成基于1947年叛变以后，当了国民党地方民团的营长，解放后，他潜伏在夏邑县经商，在这次交心中他交出了他在1947年、1948年4月，曾先后在该县的杨村和老家村活埋了我地下工作者各一人，打死新四军战士一人；在这期间，他还两次围剿我乡公所，抢走武器和弹药，并捉去乡干部十二人，其中四人被活埋、四人被用烈火烧死、四人被枪杀。这个县刘堤圈车站王孟春，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团长，1940年在牛奶奶庙打死群众十三人，又在大朱塞活埋了两男一女。 + +　　夏邑县刘金园车站，搬运大队里的程利宪交代了一个叫“青年九经社”的特务组织，这个组织在解放前叫国民第二集团，刚解放时，又改称老年会。成员都是国民党的特务和便衣侦探，共有三十多人。根据程利宪现在交出来的名单，经过查对证实，有二十多人已经在镇反时被政府镇压，其余罪犯畏罪潜逃。杨集车站代销员王景春交出了一个名叫“一心会”的反动组织，这个组织在机关、学校和商店广泛发展成员，至交心运动前期，已经发展了三千一百多人。驻马店还有人交出一贯道的暗杀团。息县资本家交出一支地下军反动组织，该反动组织早在1950年曾发生过暴乱，当时虽被镇压，但未弄清楚这个组织的真相，于是到1956年又发现这批人有现行活动。 + +　　另据郑州、安阳等市资本家交心的材料，这些地区的资本家曾经包庇和放走过恶霸地主与反革命分子一百三十九人，其中有伪青年军的团长、伪县长、伪公安局长、参谋长和特务分子等。（梁云） + +　　来源：1958年6月23日_第2512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21.txt b/CCRD/1/3/3/0001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e4637b9923c55f8d1a29804bdf442204b75b189 --- /dev/null +++ b/CCRD/1/3/3/000121.txt @@ -0,0 +1,69 @@ +# 坚决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从李峰等同志所犯错误中接受教训 + +　　<《大众日报》社论> + +　　今天本报发表了中共惠民地委在整风运动中进一步揭发与批判了李峰等同志所犯错误的消息，这是我省整风运动中的一个胜利，全党应当认真地接受教训，以便更好地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方针，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在党的总路线的照耀下，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 +　　李峰同志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他一贯地反对党中央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否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路线，错误地提出了自己的所谓“方针路线”与中央的方针路线相对抗，把大量的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并以此有组织有计划地向省委进行恶意的攻击。 + +　　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国内政治形势的范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我国今后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方针。他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以及两个概念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内容，告诉我们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以及对待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的不同方法，告诉我们为什么现在我国要特别强调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团结可能团结的力量来加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和文化，以及如何采用“白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实现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事实证明：凡是正确执行这个方针的，工作就很顺利，否则就要遭到失败。 + +　　但是，李峰同志对毛主席的这一伟大的指示，采取了一贯地反对和抗拒的态度。他看不到由于三大改造运动中社会主义革命在所有制问题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所起的根本的变化。他否认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他以教条主义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尽量夸大敌人的力量，把农村中显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少数闹事现象，看作是“地、富、反、坏一片嚣张”，凡是闹事的地方，“都是坏分子在捣乱”。因而采取了所谓“打击现行破坏”的方针，把富裕中农推到地、富、反、坏一边，用对付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对付人民内部矛盾。对人民群众不是采取耐心说服教育，而是采取压服的方法。李峰同志还自诩为这是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出发。从这次惠民地委整风揭发出来的大量事实证明，由于他这种错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结果，打击的重点恰恰落在人民群众的身上，打乱了农村的阶级阵营，破坏了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李峰的这种错误，从形式上看来很“左”，其实是最右的。在新的形势面前迷失了方向，表现惊慌失措，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疯狂性的一种表现，他常常以所谓“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来吓唬别人，其实他自己的观点和思想方法恰恰就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 + +　　李峰同志反对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还表现在对待群众路线问题上。他不是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勤务员，而是把自己当成人民群众的“老爷”，惯于强迫命令群众，说什么“干部打群众虽然不对，但效果很好，工作搞起来了”。他如同否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正确一样，也否定党的关于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正确性。他认为群众路线与阶级路线是矛盾的，强调群众路线，就一定会忽视阶级路线。他不懂得所谓群众路线就是党（也是无产阶级）如何依靠团结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完成党的任务的工作路线。“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经济”，这是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也是群众路线。在农村中的人民群众就是指的贫农和中农，党在农村中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说的依靠贫农，团结教育中农，以便动员他们来完成党在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任务。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是一个问题的两种提法。从方针政策上来提，叫阶级路线；从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上来提，叫群众路线。为什么党的工作必须采取群众路线呢？这是因为：一、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必须首先解放全人类，因此他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二、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不能单独作战，必须有同盟军，因此，如何动员一切可能的力量来执行和完成革命任务就成为十分必要；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的力量才是不可战胜的力量，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解放，不是依靠着任何个别“英雄”，而是依靠自己解放自己。所以“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革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改”（见中国共产党党章）。这种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是我们党一实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是党的一项优良传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李峰同志既然反对党的群众路线，认为“群众只能压服，不能说服”，其拒不执行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也就成为很自然的了。 + +　　革命是难免不犯错误的。但如果在错误刚发生的时候虚必接受党的教育，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就可以及时改正错误，不至于犯大错误。李峰同志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就在于他有资产阶级极端的个人主义，把自己工作的地区当作独立王国，中央和省委对他多次批评，当作有损于他个人的尊严。因而不仅他一再拒绝党的教育，坚持自己的错误，而且力图乘机报复，为自己的错误翻案，反过来就打击中央和省委，使党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资产阶级卑鄙的个人主义的发展是在政治上、组织上犯错误的总根源。它在党内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其中特别应该注意的是骄傲自满，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目无组织。骄傲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得以发展的因素，一个人如果滋长着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他就不会兢兢业业地工作，他就只能听人奉承，不能接受批评监督，他在思想上、政治上就会发霉，结果必然越来越陷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泥坑，不可避免地犯严重的错误。我们党内象犯李峰同志那样严重的错误的人当然是极少数，但从这次各地整风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等等，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殊”，破坏党的团结和统一、阻碍和拒不执行党的决议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的。特别是象闹地位、闹待遇，受到表扬就趾高气昂，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受到批评就心怀不满，个人突出，自以为是，等等之类的个人主义的表现在我们党内更不是个别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敌人，因此，我们对个人主义必须“防微杜渐”，坚决克服，挖掉这个万恶之根，全心全意地为党的事业艰苦奋斗。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自觉地和一切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把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忠诚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路线，特别是贯彻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和党的群众路线，当作自己的头等重要的任务。 + +　　每一个党员特别党的干部应当通过李峰等同志所犯错误这一事实，从中接受教训，认真学习党的指示，忠诚地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进一步加强党的团结，勤勤恳恳地为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 + +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大众日报”） + +　　附： + +## 惠民地区整风取得重大胜利 + +## 铁民 + +## 1958.06.24 + +　　中共惠民地委根据中共山东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精神，经过地委机关整风检查，又于3月10日至18日召开了地委全体委员会议（扩大），对前地委书记李峰同志等所犯错误作了进一步的揭发与批判。 + +　　李峰同志在去年11月13日到12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的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以否认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抱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向省委进行了恶意的攻击。会上，他的错误被初步揭露和批判以后，他虽然作了检讨，但内心仍然不服。经过这次惠民地委机关的整风检查和地委扩大会议上已经揭发出来的事实证明，李峰同志的错误是比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所揭发出来的错误要严重得多。除了左的教条主义，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的错误外，而还由于他的卑鄙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封建特权思想，已经发展到明目张胆搞地方主义“独立王国”，一直抵抗中央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指示，背着省委另搞一套，对中央和省委的批评心怀不满，以至有计划、有组织地向省委进攻。会上对李峰同志的极端恶劣的思想品质和作风，也比较彻底地揭露了出来。这是惠民地区整风中的一个重大胜利，也是我省整风中的一个大胜利。 + +　　会议认为，李峰同志在政治上犯了方针路线性质的错误。他一贯地反对党中央在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生产资料所有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对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分析，否认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示的正确性，并背着省委根据自己对农村形势的错误分析，在农村工作上另搞一套，而与中央的方针路线相对抗。 + +　　在党的八次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指出，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三大改造运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国家的内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的根本的变化。因此“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中对于国内政治形势也作了精辟的叙述，并说明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必要性。他说：“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立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关于反革命分子问题，他说：“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如果说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 +　　这就是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当前国内形势所作的正确估计。 + +　　李峰同志却不是这样估计，他看不到三大改造运动胜利以后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1956年冬到1957年春刮起了一股认为“合作化没有优越性”的小台风，在农村中也出现少数人闹粮、闹社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主要是：合作化以后，广大群众对于新的社会制度还不习惯；领导干部对于如何办好合作社还缺乏丰富经验，工作上和作风上有不少的缺点；少数富裕中农对走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等等，这些，显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虽然当时在一些闹事的案件中也有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乘机进行破坏活动的事例，并可以说明敌我矛盾确实是存在的，但毕竟是少数的、个别的。而人民内部矛盾则是大量的突出的。但李峰同志却采取了相反的看法，他在这样的情况面前惊慌失措，他认为农村形势是“地、富、反、坏一片嚣张”，“凡是闹事的地方，都是坏分子在捣乱”，是“富裕中农与地主、富农结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目的在于搞垮合作社”。这实际上就是说敌我矛盾是大量的突出的；反革命分子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地主、富农阶级不是已被消灭，地、富分子不是正在改造，而是原封未动了，同时已经参加合作社集体化了的富裕中农反而变成地主、富农一伙了。看不到形势的变化，无视两大革命的胜利，夸大敌人的力量，不相信群众与党的领导。这就是李峰同志对农村形势的所谓“阶级分析”。正是由于这样的分析，李峰同志背着省委提出了所谓“打击现行破坏”的错误方针，擅自决定在惠民、阳信、乐陵三个县成立打击现行破坏指挥部（有的叫办公室），用专政的手段来对付人民群众，并一直认为自己的这种认识和作法是正确的。 + +　　1957年2月，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3月，省委召开了地市委、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主席的这一指示，省委负责同志对李峰同志当时的错误曾一再提出进行批评。4月，中央在批转有关文件中也批评了李峰同志这一错误做法。这时候，李峰同志的那套错误论点和做法虽然暂时收起来了，但并没有认为自己是错误的。对于中央和省委的批评虽然口头上表示同意，但实际上是心怀不满，对于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虽然口头上拥护，但实际上不通。因此，从3月到6月，李峰同志对于执行主席的指示是抱着消极对抗态度的。既没有认真学习和宣传毛主席的指示，更没有根据主席指示的精神彻底检查过去在这方面的错误，对于如何贯彻执行主席指示也没有采取积极措施，害怕“宣传贯彻下去会搞乱了”，“会造成干部思想混乱”。 + +　　整风运动开始，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猖狂向党进攻时，农村中的一部分富裕中农由于受到城市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影响有些翘尾巴，资本主义思想与活动一度曾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及时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打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的反社会主义破坏活动，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这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这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但是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仍然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省委坚决地执行了中央这一指示。李峰同志却不然，他用夏季形势（反右派斗争）来否定春季形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否认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示的正确性，以此来证明他的正确。说什么“只讲人民内部矛盾不强调阶级斗争，还是不对的”，“我们的干部憋了半年气，农村中的牛、鬼、蛇、神很嚣张，使工作受了一些损失。”认为他在1957年春“打击现行破坏”的做法对了。他认为“农村右派也活动起来，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特别是富裕中农刮了几个月的狂风”，因此“要对农村的右派发动一次攻击”。这时，李峰同志乃进一步背着省委乘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这个机会，在惠民专区的农村中全面地布置了反右派斗争。并提出：“依靠贫农，团结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和分化右派”的斗争方针。这是违反“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消灭富农经济”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的。在社会主义教育中把大鸣大放当作“引鱼上钩”，把大辩论当作压服群众的手段。有不少地方召开千人大会和游行示威，造成了普遍而严重的打骂、体罚群众和“集训”单干农民，以及“翻粮”等违法乱纪事件。这实际上是他的1956年到1957年春“打击现行破坏”的翻板。这一错误的恶果是：打乱了农村的阶级阵营，使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威信和关系，遭受严重的破坏，使各项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失。 + +　　李峰同志的错误，省委对他进行过多次批评教育，他不但没有及时检查和纠正错误，反而心怀不满，阳奉阴违，坚持错误，以至发展到有计划、有组织地向省委进行恶意的攻击，这实际上是反党行为。他在去年11月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攻击省第一届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成就，说这次会议对农业生产起了“促退作用”，完全否定了这次大会以来全省工作上的成绩；他还集中地攻击了省委1957年3月召开的以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为主要内容的县委书记会议。他说：“省委对农村形势分析不对头”，“省委对农村情况缺乏阶级分析”。“省委指导思想上消极退却，右倾保守占了主导地位”。把省委在去年3月会议上强调转变干部作风，说成“省委对农村基层干部作风估计过于严重”，等等。他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除了自己积极搜集拼凑材料，带头向省委攻击外，还到处扇风点火，要惠民地区的干部在会上吐“苦水”，用指名发言等办法多方组织力量向省委攻击。他在平时对省委某些负责同志也散布了不少的流言蜚语，打击省委的威信；特别是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以后更加严重，企图混淆是非，颠倒黑明，推翻中央和省委对他的正确批评，借以显示自己的“正确”。他这种错误，在省的四级干部会议上被初步揭露和批判以后，表面上虽然承认自己错了，但内心仍然不服。他继续散布所谓“工作上还是有成绩的，阶级立场还是明确的”等谬论，企图混淆视听，减轻他的错误，把这样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变为一般的思想作风问题。 + +　　会议认为，李峰同志这种政治上的错误的思想实质是教条主义。他尽量扩大敌人的力量，不相信群众的多数，不相信富裕中农可以走社会主义道路，不相信党能够说服教育富裕中农。把一切都看成是敌我矛盾，他的公式是：“反对我，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要专政”。看到少数地区发生闹粮、闹社事件就惊慌失措，这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疯狂性的表现。在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的斗争中，又从狭隘的经验主义出发，采取斗争封建地主阶级的方法对待富裕中农，破坏团结中农的政策。他看不到由于三大改造运动胜利所引起的我国社会的根本变化，看不到新鲜事物的生长，他经常拿“阶级观点”“阶级分析”来吓唬人，但他自己的观点恰恰是形而上学的。他这种观点，看来很“左”，其实是最右的。 + +　　其次，李峰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是极端严重的。李峰同志如果在省委3月会议对他进行了批评之后，或者在中央批转的有关文件对他批评之后，能够虚心接受批评，彻底检查一下1956年冬到1957年春的那一段工作，得出教训，力求改正，本来可以不使错误继续发展的。或者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传达以后，如能认真加以研究，领会其精神，本来也可以不使错误继续发展的。但是李峰同志的骄傲自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堵塞了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他对中央和省委的批评不但不虚心接受，而且心怀不满，认为伤害了他的个人主义的尊严，而力求翻案；他不仅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报告精神，而且拒不执行，力求否认主席报告的正确性与重要性。这种目无组织，坚持错误的态度，使他自己陷于不能自拔的地步。 + +　　李峰同志之所以犯这样的错误，还由于他的官僚主义十分严重。教条主义、个人主义者必然是官僚主义者。他对待人民群众采取了毫不关心的态度。对于农村情况很少亲自深入调查研究。比如对1957年春“打击现行破坏”的案件，他认为“百案无错”，但后来检查结果证明大部分是错案。 + +　　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以及教条主义、官僚主义，这就是李峰同志在政治上对待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个重大方针路线问题上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 +　　会议认为，李峰同志在平素工作上，也一贯地抗上压下，独断专行，把自己置于组织之上。他不是把惠民地委当作贯彻执行上级党委方针路线的一级党的地方组织，而是当作个人为所欲为的“独立王国”，发展着严重的地方主义。他强调惠民地区“特殊”，对上级党的政策、指示合乎他的口味的就执行，不合乎他的口味的就采取“顶回去”、“压起来”等办法拒不执行。去年一年，中央和省委发下的重大指示共二十八件，均没有拿到地委会议上讨论。他不顾国家的整体利益，只顾本地区的局部利益和个人的权威，擅自决定“突击销粮”和修改税制。对许多重大问题的决定，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也不准别人向上级报告。对上级报喜不报忧，对下则听喜不听忧，一旦受到批评就认为损害了他的尊严。他对上级党委和政府派来检查工作的同志，不是抱着欢迎的态度，而是有的冷淡不理，有的故意刁难对抗，或者评头品足，散布不满情绪。借以掩盖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一些具体工作上业务部门只要稍不如他的意，说一声要请示上级业务部门即要遭到他的训斥：“请示也这样做，不请示也这样做”“你是谁领导的”。对待下级也是采取压制的办法，动辄以“撤下来”“纪律处分”相威胁。对待干部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一种封建特权思想的集中表现。李峰同志这种闹独立王国的行为，严重地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破坏了党的团结与统一和方针路线的正确贯彻执行。 + +　　李峰同志的国民党作风也是极端严重的，而且也是一贯的。在党内实行家长式的统治。他对委员时常表现了蛮横无理，横加训斥，甚至对某些持有正确意见反对他的同志进行排斥打击。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党内的民主生活，违反了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削弱了党的领导力量。他对上级骄气十足，对待下级官气十足，强迫命令，严重的压抑了干部的积极性。这种国民党作风，在惠民地区涉及很广，影响很深。 + +　　会议认为，地委副书记赵国栋、崔振华两同志对农村形势的分析和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的认识上，是同李峰同志有同样的错误。赵国栋同志还直接领导政法部门对向省委反映了李峰等同志错误的马本义同志进行打击报复。这证明赵国栋同志思想品质是恶劣的。同时，赵国栋同志近年来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崔振华同志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在李峰同志指使下代表惠民地委在大会上的发言是对省委进行攻击的第一炮，是严重的政治错误。 + +　　会议认为，李峰同志是地委书记，政治上负有主要的领导责任，其错误是极端严重的。但在几次检讨中还是一次比一次有进步，并表示愿意继续检查改正错误。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一致同意给李峰同志以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 +　　会议认为，地委副书记赵国栋、崔振华两同志的错误也是严重的。赵国栋同志对他的错误的检讨还很不深刻，除责成其继续作深刻检查外，鉴于赵国栋、崔振华两同志的错误性质和李峰同志错误是有区别的，他们也表示愿意决心继续检查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尤其是崔振华同志对他所犯错误检讨较好。因此，会上一致同意给赵国栋同志以撤销地委副书记和常委委员职务（保留地委委员）的处分。给崔振华同志以警告的处分。 + +　　会上，对滨县县委第一书记傅爱农、乐陵县委书记魏建光、利津县委第一书记李树荣等同志也进行了批评，他们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的认识上也有严重错误。魏建光、李树荣同志在全省四级干部会议上在李峰同志指使下向省委也进行了攻击，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会议认为，以上三同志虽作了检讨，但仍是初步的，因此，责成他们在县委会上继续揭发批判，并由县委作出结论，报告地委和省委。 + +　　会议最后一致认为，对李峰同志所犯错误的揭发和批判，是惠民地区整风中的一个重大胜利。这对于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水平，维护党的方针路线，正确坚持党的原则，发扬民主，转变作风，鼓起革命干劲，争取生产、整风两大丰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惠民地区各级党的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深刻地接受李峰等同志所犯错误的教训，认真学习党的指示，加强党的团结，彻底克服地方主义，扫除“三风”、“五气”，在党的方针路线下，想尽千方百计，为实现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大跃进而奋斗。 + +　　 来源：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大众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22.txt b/CCRD/1/3/3/0001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a85240ebc5bc1e5b1c3f4620bf1661bf2885cf --- /dev/null +++ b/CCRD/1/3/3/000122.txt @@ -0,0 +1,13 @@ +# 西安市中学生思想混乱 + +　　新华社西安25日讯 西安市中学生思想混乱。 + +　　有些学生存在名牌学校的思想，打算考交通大学和西北工业大学，而不愿意考其他学校。 + +　　有些高中和初中毕业生存在着迟参加生产，不如早参加生产的思想。因此，有的不准备升学，直接参加生产；有些计划学些技术后参加生产。 + +　　初中生普遍愿考中等技术学校，不愿考普通高中。西安市将毕业的八千五百多名初中毕业生中的有5、60％愿意上中等技术学校，不愿考普通高中。他们认为中等技术学校毕业后，有了技术，工作就有保证，高中毕业后若考不上大学，工作也没有保证。 + +　　在少数初中毕业生中，因为各种原因开始滋长了松劲情绪，不能认真复习功课。他们认为今年高中招生多，功课差一些也能考上。有的认为现在工农业生产大发展，到处要人，考不上还可以参加生产。有的高中毕业生认为自己出身于地富或资产阶级家庭，录取可能性不大，因而灰心丧气。（戚元珍） + +　　来源：1958年6月29日_第2516期《内部参考》新华通讯社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23.txt b/CCRD/1/3/3/0001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9fedcdda594b362bfdfbf6f201ea12932bd5fd --- /dev/null +++ b/CCRD/1/3/3/000123.txt @@ -0,0 +1,51 @@ +# 插红旗，辨风向，为彻底肃清潘复生的思想影响而斗争 + +　　<《河南日报》社论> + +　　（中共河南省委第九次全体会议(扩大)，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为思想武器，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红旗，揭露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和杨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这是河南党的组织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无疑地，这一胜利的取得，对于提高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增强党的团结，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加快河南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一定会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 +　　河南党的组织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和杨珏的斗争，是一场“兴无灭资”的尖锐的思想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1957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处在紧要关头，天空中出现了一片乌云的时候，潘复生勾结杨珏和王庭栋，打起了资产阶级的白旗，拿出了资本主义纲领，和资产阶级右派里应外合，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这正是说明了，这场斗争不是别的性质的斗争，乃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 +　　全会揭发的大量材料说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的思想本质是极其反动的。他的立场，是顽固的资产阶级立场；他的思想体系，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他的品质，是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他在政治上，长期和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他在组织上，企图分裂党的团结。这样，潘复生便深深地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泥坑。 + +　　潘复生和杨珏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去年上半年，阶级斗争形势是那样尖锐，资产阶级右派疯狂地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农村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也乘机而起，掀起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一时闹得黑云压城城欲摧；事情很明白，阶级敌人企图一举打翻共产党的领导，打翻无产阶级专政，打翻社会主义制度，使资本主义复辟。潘复生却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幌子，叫喊“中国阶级完全消灭”，叫喊“敌我矛盾下降了，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阶级斗争结束了”。潘复生和杨珏对河南阶级斗争形势，作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分析，他们认为两条道路斗争胜负问题已经解决，他们把一切问题，都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他们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不包括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在潘复生看来，实现合作化以后，甚至在土地改革结束以后，农村中就没有阶级斗争了，两条道路斗争也没有了。因此，他非常反对和仇视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去分析形势和观察问题，他把阶级分析观点，斥之为“土改观点”，斥之为“老眼光、老路数”。对于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结合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富裕中农，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潘复生和杨珏竟然不准许下级党老的组织和贫农、下中农起而反击，对他们的反动言行也不准许揭发和批驳；潘复生和杨珏认为如果那样做，“那就会打击了富裕中农，在农村造成人为的紧张形势，也会助长了强迫命令作风的发展”。这就是要我们在阶级敌人进攻的面前，只许挨打，不许还手。人们不禁要问，潘复生和杨珏居心何在？去年7月，荥阳县委为了保卫社会主义革命的成果，反击反社会主义的逆流，反击阶级敌人的进攻，曾经发出了“关于发动群众彻底揭发和打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这个指示完全符合当时农村阶级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完全符合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但是却遭到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的严厉斥责，他们盗用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展反右派分子斗争的指示”，制止了荥阳县委的正确作法，并且在这个指示中公开地否认了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说什么“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所谓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没有解决，就是说：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没有解决。荥阳县委在所发指示中，笼统地说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是不妥当的。”潘复生和杨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不是暴露得清清楚楚吗？实际上，他们所说的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间两条道路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也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罢了。 + +　　让我们再看看，潘复生和杨珏对于反击资产阶级右派这一场尖锐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又是怎样对待的。潘复生和杨珏在城市中犹如在农村中一样，同样大发其阶级斗争熄灭的谬论。资产阶级右派那样猖狂地向我们进攻，潘复生却认为“不是想打倒我们”；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的矛盾，他认为“不是敌我矛盾”。在大敌当前的紧张形势下，在思想战线和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潘复生完全抹煞了敌我矛盾，其居心又何在呢？不明明是掩护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吗？不明明是保护右派分子吗？潘复生曾经自吹自擂，说什么他“领导”了反右派斗争，试问潘复生不把右派分子当作敌人，能会去领导反右派斗争吗？事实是最雄辩的。潘复生在去年大鸣大放期间，竟然把右派分子对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攻击，说成是建设性的意见；把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说成是“五四”运动；他主张反右派斗争要“和风细雨”，并且从各方面束缚群众的手足，限制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的活动。实际上，潘复生和杨珏在反右派斗争中，竭力丑化共产党，美化右派分子；处处打击左派，包庇右派，严重地阻挠和破坏了反右派斗争。 + +　　潘复生和杨珏在否认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同时，却又故意扩大人民内部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扩大到对抗的程度。说什么党与人民政府和群众关系不得了了，共产党大失人心；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的关系不得了了，紧张得很；农民与农民相互间的矛盾不得了了，穷村与富村不能在一起了，合作社必须大分大散，等等。他们的上述种种谬论，和阶级敌人制造人民内部分裂的那些腔调，不是一模一样吗？很明显，潘复生和杨珏是在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观点下，有意识地歪曲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混淆大是大非的界限。 + +　　潘复生和杨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同党中央和毛主席所经常教导我们的要用阶级分析观点看问题的指示，是完全相对抗的。他们在叫嚣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时候，恰恰是在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演已经公开发表之后。我们看，毛主席是怎样分析我国的阶级斗争形势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毛主席又教导我们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难道还不明白吗？试问潘复生和杨珏的阶级斗争熄灭的谬论，同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则有什么共同之点？潘复生还诬蔑省委和下级党委的同志不懂得和抵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精神，到底是谁不懂得呢？到底是谁抵触呢?正是潘复生自己篡改和歪曲了毛主席的指示。 + +　　这里还应当说明，对于我国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对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问题，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就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最近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又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刘少奇同志代表党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说道：“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资产阶级右派在1957年的进攻中所表现的就是如此。这次进攻虽然被击退了，但是以后一有机会，他们还会兴风作浪。因此，对于资产阶级右派必须准备进行长时间的反复的斗争，才能彻底解决他们同人民之间的矛盾。”问题不是更清楚吗？潘复生和杨珏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完全是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 +　　潘复生和杨珏叫嚣阶级斗争熄灭论，贩卖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货色，其用意是极为阴险恶毒的。目的在于麻痹共产党员，麻痹工人和农民，即是说没有敌人了，你们不要警惕了。这不正是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给阶级敌人以可乘之机吗？ + +　　潘复生和杨珏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实质上是宣扬资本主义优越论。他们一贯反对社会主义的重大政策，反对合作化，反对粮食统购统销。他们把农村中的一切问题，都归罪于合作化，归罪于粮食统购统销，归罪于党的领导，归罪于“集体所有制有很多问题”。一句话，潘复生和杨珏认为合作化糟得很，统购统销糟得很。王庭栋也大肆叫嚣粮食问题，说统购“给农民压得很厉害”，“农民对粮食政策发生很大怀疑”。因而他们的结论是：“合作化以后生产力倒退了”，“农民的生产情绪不高”，“农民的生活很苦”，“社会主义没有饭吃”，“社会主义没有奔头”，甚至叫嚣“农民要造反”。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是多么仇视社会主义制度，仇视集体经济。相反地，他们却大肆提倡私人开荒、植树，提倡搞家庭副业，主张提高粮食留量标准，主张开放自由市场，主张给农民所谓“自由”，主张给农民所谓“礼拜天”，并且说什么生产不如1951年好，要向单干户学习。他们就是这样地美化小农经济，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潘复生和杨珏还提出“以退为进”、“退一步，进两步”的修正主义口号，企图迷惑群众，组织退却。所谓“以退为进”，所谓“退一步，进两步”，就是要把大社变成小社，把牲口分散到户喂养，多给农民留自留地，并且不计购销；特别是他们积极支持富裕中农退社，说什么“农民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总之，潘复生从1953年到河南工作以来，一直反抗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历次决议和指示，反抗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并且一心一意地要把集体经济，退回到小农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退回到资本主义经济。这显然是一种修正主义的革命倒退论。 + +　　潘复生和杨珏不但在小农经济优越论的观点支配下，公然主张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实行退却，而且他们还坚持地发布了所谓“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这个宣传要点，是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宣扬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一面资产阶级的白旗。它的基本精神，是反映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站在富裕中农立场上，替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张目，替富裕中农闹社退社撑腰。这个宣传要点发布以后，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气焰甚为嚣张。所以，它实际上起了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瓦解农业合作社的作用。潘复生和杨珏还一再坚持他们的资本主义纲领，并且说：“这不是为了一时刺激，而是根本问题”。诚然是根本问题，然而是什么根本问题呢？乃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根本问题。同时，当下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决反对他们的资本主义纲领的时候，潘复生又以极端粗暴的态度，强制下面同志以“党性保证，坚决执行”。由此可见，潘复生是多么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 + +　　潘复生和杨珏散布生产悲观论。他们对河南政治形势的估计，向来是非常悲观的。潘复生总是把河南描写得漆黑一团，经常唉声叹气地说：“河南人多地少，地瘠民贫，耕作粗糙，连年灾荒。”一句话，他们认为河南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半点希望。这里充分反映了，潘复生和杨珏所代表的没落的资产阶级快要灭亡的哀音。他们这种生产悲观论的腔调，同今天一日千里的大跃进的形势对比起来，同全省英雄的四千八百万人民的革命的乐观主义、冲天的干劲对比起来，同今年夏季空前大丰收的事实对比起来，显得多么悲哀，又多么令人发笑！他们这种荒谬的论调，同毛主席在红旗杂志第一期“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的指示，是完全相对抗的。毛主席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的速度，所以能够这样快，他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毛主席又说：“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我们看，毛主席这种伟大的革命气派，崇高的革命乐观主义，跃然纸上；毛主席把人这个决定一切的因素，看得多么宝贵！而潘复生和杨珏对河南政治形势的分析，同毛主席的指示有什么共同之点？他们简直把河南四千八百万人民看得一钱不值！对河南人民是一个莫大的污辱。 + +　　正因为潘复生打着资产阶级的白旗，所以他在各种工作上，一向主张四平八稳、甘拜下风、少慢差费，一向反对“冒进”。河南1956年——1957年——1958年的马鞍形的发展，就是由于潘复生反“冒进”的结果。这当然同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是完全相对抗的。 + +　　潘复生为了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路线，为了达到个人的政治野心，必然在组织上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独断专行，个人突出，飞扬跋扈，超越组织，完全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党的团结，违反了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长期以来，潘复生运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一套权术，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拉拉扯扯，挑拨离间，对干部封官许愿，培植个人势力。更为严重的是，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密谋策划，到处搜集材料，无中生有地散布流言蜚语，夸大工作中的个别缺点，打击省委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的同志，企图推翻在潘复生养病期间(1954年夏到1957年春)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否定河南工作的成绩，企图实现其分裂党的阴谋。在去年5月省委四次全会(扩大)上，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抓生粮食、夏荒、牲口、大社、自留地、干部作风等问题，公然在党内大鸣大放，攻击省委。潘复生为了达到其分裂党的目的，竟公然欺骗中央、抗拒中央的指示。去年7月，在中央召开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向中央和毛主席作假报告；青岛会议之后，在去年8月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上，潘复生传达青岛会议精神的时候，根本不联系河南的政治情况，完全避开他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且有意识地不让传达中央粮食会议的精神；他们三人还暗中计议，企图草草结束会议，以掩盖其反党反社会主义面貌。这说明了，他们多么狂妄地同中央的正确路线相对抗。这里，也完全暴露了他们的政治品质是多么恶劣。 + +　　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党内所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作足够的估计。从1953年到1957年，他这种思想曾经以两种带政治纲领的形式出现，1953年，在潘复生的坚持下，发布了所谓“十项布告”；1957年，又在潘复生的坚持下，发布了所谓“宣传要点”。这两个东西，都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是潘复生两次在河南插起来的资产阶级白旗。当潘复生在领导上占了上风，他的资本主义纲领在实际工作中起主导作用的时候，对党的事业所带来的危害是相当大的，在党内和群众中所产生的坏的影响也是相当严重的。例如1953年，由于潘复生坚持“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安定团结生产”等资本主义的纲领，不让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准批判资本主义自发趋势，因而曾经一时削弱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1957年，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又一时占了上风，虽然只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是由于许多东西已经变成了事实，如大社分小社、扩大自留地、私人开荒、植树等，其恶果更为严重；不但使一部分干部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影响了对城乡资本主义势力的有力反击，而且助长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气焰，影响了合作社的巩固。加之潘复生对干部的惩办主义，造成干部和积极分子的恐惧心理，严重地挫折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我们应当看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虽然受到了批判，但其影响还是存在的。同时，还应当看到，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并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因为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还大量存在，有些人盲目地、不自觉地接受潘复生的那种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而党内的右派分子更是打着潘复生的资产阶级白旗，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因此，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即修正主义思想，乃是有代表性的，它在党内和群众中的影响，我们是决不能忽视的。 + +　　应当认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伟大胜利的形势下，资产阶级右派从内部来破坏我们党的事业的理想的人物，因而对党的危害最大。这里，也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如果我们不能彻底粉碎潘复生在党内的思想影响，对于贯彻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则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问题很明白，在社会主义事业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地出现的形势下，修正主义毒素的危害就显得越发大。所以，如果不把这种毒素肃清，不把资产阶级的白旗连根拔掉，无产阶级的红旗就不能插遍全省，就会妨碍群众社会主义积极的充分发挥，就会妨碍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 +　　潘复生和杨珏所以堕落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决不是偶然的。自从土地改革结束之后，潘复生就同党中央的政治路线相对抗，就同党中央的正确主张发生了带根本性的分歧，即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革命是继续前进，这是停止不前的问题。十分明白，党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紧接着就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农村中在土地改革结束之后，紧接着就要迅速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可是，潘复生和杨珏却一直坚持资本主义道路反对走合作化道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潘复生和杨珏也曾经主张“和平土改”，并且取消贫农团，成立各界代表会来领导土改。这里说明了，潘复生和杨珏在民主革命阶段也是不彻底的。所以，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之后，当阶级斗争处在紧要的关头，他们的真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加上，他们极端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品质，就必然要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 +　　河南党的组织同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斗争，从1953年潘复生发布“十项布告”的时候就开始了。几年来，在合作化问题上，粮食问题上，发展生产上，以及生产救灾工作上，都同潘复生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在去年省委五次全会(扩大)上，揭开了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面貌，制止了潘复生的资本主义路线在党内的发展，从而使河南的工作由被动转为主动，出现了全面大跃进和跃进再跃进的新形势。但是，从省委五次全会到九次全会，十个多月来，省委虽然仁至义尽，一再帮助、挽救和等待潘复生幡然悔悟，而潘复生对他自己的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错误，对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却仍无真正悔改之意。这里使我们认识到，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即修正主义思想，是有体系的，是根深蒂固的；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也是很牢固的，因此，河南党的组织同潘复生的斗争，仍然是一场尖锐的、激烈的、长期的斗争。 + +　　在省委九次全会(扩大)上，杨珏和王庭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貌被揭露以后，他们的态度也是极不老实的，杨珏更为狡猾，完全暴露了他在政治上进行投机的本质。其实，省委对杨珏和王庭栋的错误也早已察觉，对他们进行了耐心的等待和诚恳的帮助，而他们却故作镇静，毫不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互相包庇，继续进行反党活动。因此，全会严肃地责令潘复生、杨珏和王庭栋彻底交代，并继续对他们进行批判和帮助，这表明党一直在等待他们觉悟。是彻底交代，还是顽抗到底，何去何从，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己。 + +　　如同前面所说，河南党的组织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和杨珏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场斗争，对于实现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着决定性的意义。为此，省委九次全会(扩大)要求在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中间，广泛地深入地开展对潘复生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揭发和批判，通过这一场“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划清大是大非的界限，彻底肃清潘复生思想在党内的影响，坚决地连根拔掉潘复生的资产阶级白旗，勇敢地普遍插上无产阶级的红旗。 + +　　当前，整风运动已经进入第四阶段，潘复生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恰恰是我们进行整风的对立面，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我们在学习文件的时候，在学习总路线的时候，和这个反面教材对照一下，就可以把思想搞深搞透。因此，应当结合第四阶段的整风，系统地清算潘复生在党内的思想影响，展开尖锐的思想斗争。这就是整风第四阶段的主要内容。 + +　　为了系统地清算潘复生的思想影响，应当发动全体党员，发动广大群众，彻底揭发和批判潘复生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彻底揭发和清除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所造成的种种危害。这就需要向党员和干部讲清道理，要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树立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敢于为真理冲锋陷阵，敢于插红旗的共产主义的高尚风格；要提高政治嗅觉，善于辨风向，不要一有风吹草动，就迷失方向；还要有把坏事变成好事，把毒草变成肥料的魄力和决心。在方法上，应当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并且应当在各种报纸刊物上，展开群众性的揭发和批判，从而使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 + +　　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的斗争中，证明河南党组织的战斗力是非常坚强的，是能够经得起考验的。我们完全相信，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正确领导下，一定能够彻底清除潘复生的思想影响，一定能够把坏事变成好事，从而进一步提高河南全党同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进一步提高党的战斗力，把党的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省，把河南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跃进的基础上更高速度地向前发展。 + +　　 ---- 原载《河南日报》1958年7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000124.txt b/CCRD/1/3/3/0001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a31e37047024199395b2968791d3e0b792567b --- /dev/null +++ b/CCRD/1/3/3/000124.txt @@ -0,0 +1,45 @@ +# 斥“阶级斗争熄灭论” + +　　<《河南日报》社论> + +　　我们的国家，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向前奋进的伟大时代，广大群众共产主义精神云起风发，一切不适用的东西正在土崩瓦解。这种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万马奔腾、一日千里的形势的出现，是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胜利分不开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日益深入，社会上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强烈地反映到党内来。潘复生、杨珏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正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潘复生、杨珏等提出了许多反动论点，作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中央政治路线的理论根据；其中“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理论的核心。潘复生、杨珏等企图以“阶级斗争熄灭论”来挽救资产阶级就要最后死亡的命运，使社会主义革命倒退，达到他们在河南使资本主义复辟的目的。但是，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河南全党和觉悟了的英雄的河南人民，一定可以连根拔掉这面“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白旗，彻底粉碎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我们警告潘复生、杨珏等，此路不通!收拾起你们那一面从资产阶级仓库里捡来的破烂的白旗吧! +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社会上只要有阶级存在，就有阶级斗争，它是客观存在的，它不能凭人们的主观愿望随意制造和随意消灭的。只有把阶级斗争扩展到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承认这一点，是鉴别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者的分水岭。这本来是最普通的常识，一般人都是懂得的。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杨珏等却不承认这一点。中央历次指示：“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我国现在还存在着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虽然在我们国家工人阶级已经取得了政权，实现了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但是，既然有阶级存在，就必然存在着阶级斗争。正如列宁说的：“过渡时期，不能不是死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就我们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来说，也正是如此。自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就连续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的五大运动。这都是群众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也是更加广泛更加深刻的阶级斗争。1957年所进行的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更是全民性的尖锐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斗争虽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并未结束，它将贯串在整个过渡时期。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完全一致的，并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请问：潘复生、杨珏，你们有什么根据说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了？ + +　　（那么，潘复生、杨珏等到底是怎样来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呢?他们主要是歪曲和修正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著作。现在，请大家来看看他们是怎样明目张胆地用偷梁换柱的手法，进行歪曲和修正的吧!） + +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教导我们：“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潘复生、杨珏等却说：“进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是中国阶级完全消灭”。大喊：“敌我矛盾下降了，人民内部矛盾突出了，阶级斗争结束了。”“目前农村中没有阶级斗争了，大家不要胡斗八斗，全是自己人。”我们可以看出，潘复生、杨珏等对我国当前阶级斗争基本形势的分析和毛主席的指示是完全针锋相对的。 + +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教导我们：“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又说：“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潘复生、杨珏等却矢口否认两类社会矛盾同时存在，只承认有人民内部矛盾，不承认有敌我矛盾。去年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大肆叫嚣要打倒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潘复生却说：我们和右派分子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是非问题”。杨珏也到处宣扬：“反右派好比唱戏的‘三岔口’，但‘三岔口’是黑夜，因为看不见，自己打了自己人，我们现在是白天，不能自己打自己人。”他还说：“对地主阶级的斗争基本结束，如若再向地主阶级开展斗争的话，就必然把富裕中农当地主斗争了，同时也会把中、贫农捎带斗争成地主。”潘复生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是打败的狗、斗败的鸡，不用怎样再搞，他们也不会怎样。”他们把右派当做自己人，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都说成是老实人。这样，他们就完全否定了敌我矛盾的存在，把毛主席所指示的两类社会矛盾修正掉了一个。 + +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教导我们：“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29)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从毛主席的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人民内部矛盾既包括工人、农民、其他劳动群众之间的矛盾，也包括劳动人民同城乡资产阶级之间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潘复生、杨珏等，却不承认人民内部矛盾包括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1956年冬和1957年春，我省临汝、永城、夏邑、民权等县部分地区发生的闹社问题，充分反映了农村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但是，潘复生、杨珏等，却完全否认这种客观存在的活生生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情况，硬把以上问题只归罪于干部作风不好，是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这样，他们就把毛主席所指示的在人民内部矛盾中也包括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内容也修正掉了。 + +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教导我们：“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根据毛主席指示，在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还是长期存在的。何况我们国家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彻底完成，那么思想斗争就更加不可忽视了。但是，潘复生、杨珏等却认为，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已经没有了，他们说：“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基本上解决了……。说思想战线上两条道路的斗争胜负问题还未解决，是不妥当的。”所以，他们反对党的政治思想工作，他们长期坚持反对批判农村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反对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倾向，反对向广大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相反地，他们主张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到处宣扬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这样，他们就把毛主席所指示的思想战线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又修正掉了。） + +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教导我们：“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潘复生、杨珏等，却一方面否认人民内部矛盾中包括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另一方面把劳动人民之间、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夸大为对抗性的矛盾。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看成是低潮，把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看成是正确的方向，把各个战线的辉煌成就看成是漆黑一团，把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中的问题看成是无法克服的困难，把省委领导全省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获得重大成就中的个别缺点说成是“罪恶”。他们说什么“党和人民政府同群众的关系不得了了”，“如同坐在火山上”，“农民要造反”，“可以不要共产党领导”，等等。这样，他们就把毛主席所指示的人民内部矛盾修改为敌我矛盾，混淆了大是大非，颠倒了黑白。 + +　　总之，潘复生、杨珏等，否认敌我矛盾；否认人民内部矛盾中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否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同时，相反地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对抗性的矛盾。他们一方面麻痹人民，不要向敌人斗争，向敌人投降交械；另一方面却又煽动人民，倒转枪口，向党向领导开枪，分裂人民内部的团结。一方面反对镇压反革命，包庇右派分子，反对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另一方面反抗党中央的政治路线，仇恨坚决执行党中央政治路线的同志，仇恨搞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丑化贫农，仇恨无产阶级。这就充分证明潘复生、杨珏等，完全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完全歪曲和修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指示；混淆了大是大非界限；猖狂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这就是潘复生、杨珏等人所制造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本质。 + +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分析一下潘复生、杨珏等，怎样运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 +　　潘复生、杨珏等，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武器，阻挠和破坏反右派斗争。1957年上半年，资产阶级右派和农村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乘整风之机，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城乡的阶级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已经成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他们竟公然扛起“阶级斗争熄灭论”的白旗，和右派分子里外呼应，到处煽风点火，带头鸣放，把农业合作化、粮食统购统销、农业生产、干部作风等说得漆黑一团。竟然打击领导群众向反社会主义逆流开展斗争的荥阳县委，打击保卫社会主义的广大积极分子。他们把黑云压城的局面，说成是“五四运动的情形”，把右派言论说成是建设性的意见，为右派高唱赞歌。这还不够，既然是“志同道合”，那能够只赞不帮呢?于是他们一方面把真正的人民内部矛盾说成敌我矛盾，诬蔑说“农民要造反”，借口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向社会主义制度、向党中央的政治路线进行恶毒的攻击；另一方面认为我们和右派的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右派斗争刚刚开始，他们就高喊：要和风细雨呀!不要简单急躁呀!防止扩大化呀!不要伤感情呀!人家会自觉地承认错误呀!等等。并且规定许多清规戒律，束缚群众手足，包庇右派分子。他们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和右派分子完全站在一条战线上。当然，右派分子对潘复生是会感恩戴德的，怪不得曾经亲聆过潘复生嘱咐要监督县委的沈丘县委办公室主任划成右派分子后，不肯低头认罪，反而要向潘复生打电报呼救。他们既然否认反右派斗争是敌我斗争，为什么把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说成是“五四运动”呢?你们不知道“五四运动”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吗?原来是潘复生等情不自禁地露出了本相。 + +　　潘复生、杨珏等，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武器，否认合作化的优越性，反对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对农业合作化极尽其攻击和丑化的能事。他们说什么，农业合作化后，“农民生产情绪不高，不如1951年”，“合作化能增产是个谜”“生产力倒退了”；说什么：“农民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说什么：“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会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说到这(30)里，就很自然的使人们联想到，在苏联进行集体农庄运动的时候，有一个党的叛徒布哈林，就曾经用“阶级斗争熄灭论”向联共党进行疯猖的进攻，公开反对党的政策。现在让我们把他们的论点对比一下吧：布哈林把富农经济的退化说成是农业生产的退化，用来反对集体农庄；潘复生、杨珏也大喊大叫，农业合作化后，生产力倒退了，借以攻击合作化制度。布哈林认为富农可以自行长入社会主义；潘复生认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可以自觉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布哈林认为资产阶级发财致富，对于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危险；潘复生也提倡确保私有，四大自由，发家致富。潘复生既然说“退社不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按照他的逻辑，农民单干不是也算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了吗?请看，这是多么既荒唐又可笑的谬论啊!苏联共产党称布哈林等为“右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是“富农在党内的代办”。潘复生等既然是扛起了布哈林曾经扛过的白旗，贩卖其私货，那么，他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也必然和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下场一样，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铁锤所粉碎。 + +　　潘复生、杨珏等，以“阶级斗争熄灭论”为武器，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1953年，中央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政策和重大措施，是支持广大贫农、下中农走合作化道路，向资本主义倾向作斗争的重要武器；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潘复生当时就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粮食统购统销中，他坚决反对批判农村资本主义自发趋势。特别是在1957年上半年，潘复生、杨珏、王庭栋竟明目张胆地大肆攻击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到处叫嚣：我省几年来粮食工作搞糟了，上交中央粮食太多了，把“缺粮省”变成了余粮省，农民生活苦得很，家无隔夜之粮，要省委作检讨，一再声称要追究责任。同时，他坚持地主张扩大自留地不计购销，提高粮食留量标准，等等。按照他们的主张计算，全年粮食逆差达二十三亿斤之多。这样就完全取消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 +　　潘复生、杨珏的“阶极斗争熄灭论”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远在1951年，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以后，潘复生就认为“农村已经中农化了”，富裕农民“怕露富”，“怕冒尖”，“农村的主要矛盾，不是互助合作与农民自发趋势的矛盾，而是农民敢不敢生产的矛盾。”因此，潘复生就提出了“安定、团结、生产”的方针，发布了“确保私有”、“四大自由”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十项布告。潘复生所大力提倡的“安定、团结、生产”方针，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它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民主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完全相对抗的。与中央所指出的，农村在土改以后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也是完全相对抗的。所谓“安定”，就是革命停止论，把革命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不要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是完全相对抗的。其实潘复生也不是一个彻底的民主革命者，当民主革命深入发展的时候，他就惧怕了；在土地改革中，他就曾经违背中央指示搞“和平土改”。所谓“团结”，就是阶级调和论，他们完全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要求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贫农、下中农，和资本主义势力妥协；也就是说，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们，大家都无条件的团结起来，和和气气地进行生产吧!至于他所主张的“生产”，当然是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了。 + +　　究竟潘复生、杨珏等为什么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其用意何在？ + +　　他们企图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了，以此来涣散党的组织，削弱党的战斗力，麻痹工人、农民的革命意志，动摇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使我们解除思想武装，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其用意是极其阴险毒辣的。 + +　　他们企图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取消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教导我们：“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潘复生、杨珏等既然认为没有阶级敌人，没有敌我矛盾，专政不是无的放矢吗?使我们放下专政的武器，这是敌人最欢迎的。我们知道，不法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时时刻刻待机而动，企图破坏社会主义，搞反革命复辟。因此，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就意味着向阶级敌人投降，给敌人破坏社会主义敞开了大门。 + +　　他们企图用“阶级斗争熄灭论”，来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他们认为：党不能领导学校，不能领导科学，不能领导医院，说省委不懂装懂，要省委向右派分子学习，主张左、中、右联合成立校务委员会，主张依靠资产阶级专家办工业。这样，在工业、农业、文教卫生事业等方面，都取消了党的领导。 + +　　“阶级斗争熄灭论”者如果得逞，党的组织涣散了，党的领导削弱了，工人、农民的斗志松懈了，无产阶级专政取消了，结果只有一个，就是资本主义复辟，社会主义垮台。必然在社会上造成一副悲惨的局面。当然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企图是不会也不可能实现的。河南党组织，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不断地和他们进行了严肃的斗争，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及时地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潘复生、杨珏等揭发出来，并且开展了批判，制止了他们的错误的发展，领导全省人民进行了反右派斗争，开展了全民性的整风运动，并且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我省出现了以工农业生产建设为中心的全面大跃进的形势，各个战线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目前，我省同全国一样，已经进入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新时期。 + +　　“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中国就要最后死亡的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是资产阶级垂死挣扎企图复辟的工具。因此，剥开潘复生、杨珏等所披的马列主义外衣，彻底揭露“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本质，彻底肃清他们的右倾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在河南党内外的影响，这是河南全党和全省人民的政治任务和战斗任务。我们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红旗，遵循着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指示，积极参加这一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斗争；在斗争中得到锻(31)炼，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增强党的团结，增强全省人民的大团结，以便更有效地贯彻执行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结，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把我省各项工作推向新的更高潮。 + +　　 ---- 原载1958年7月15日《河南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3/names.txt b/CCRD/1/3/3/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1a75d9e9be30ce24b58af3f693bede3594ef9c --- /dev/null +++ b/CCRD/1/3/3/names.txt @@ -0,0 +1,125 @@ +乘风破浪 +党的领导是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保证 +把思想工作做好做透 +浙江大学教师对教育方针有抵触情绪 +工会组织必须把整风运动进行到底 +陈叔通谈他对党的要求和对一些民主人士的看法 +不断地跃进，不断地自我改造 +安徽师范学院过去在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厚古薄今思想严重 +浙江应届高初中毕业生思想情况 +学术批判是深刻的自我革命 +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 +武汉大学文科部分学生反对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的方针的情况 +坚决肃清伊斯兰教界中的败类 +让户口登记工作更进一步为人民服务 +插红旗，拔白旗，开展全省翻身运动 +内蒙古劳动教养工作获得成效 +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北京矿业学院学生黄世荣贴出小字报公开反对党的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 +陕西省高等学校部分师生对党的教育方针抵触情绪很大 +高等学校部分学生对党的教育方针的各种谬论 +武汉医学院揭发出许多资产阶级专家在医学上存在着“一把刀主义”的反动思想 +云阳中学、云阳师范部分教师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严重 +北京市的三个教授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一篇生动的马克思主义的报告 +北京市高等学校部分右派教授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北京市民主党派和工商界对毛主席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反应 +京沪等地反动分子就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问题大肆造谣诬蔑 +京、沪、宁等八个城市一些社会上层人物对毛主席不作下届国家主席的反应 +应吸取教训，加强对右派分子的管理 滁县、蚌埠市两个右派分子逃往香港 +南开大学展开“红”与“专”辩论 +山东省少数干部存在貪污盜窃、腐化墮落的現象 +天津公私合营企業私方人員貪污盜窃行为严重 +坚决反对右倾思想 管庄“自由王国”问题的严重教训 +天津市部分中学生对丁玲和她的作品的糊塗認識 +“红与专”的大辩论是两条道路的斗争 +高等学校也有浪费可反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对光明日报的性质问题展开了大辩论 +把政治立场的根本改造再推进一大步——为各民主党派中央会议而写 +上海工商界骨干分子结束整风学习 在一些根本性问题上受到深刻教育 +打掉官气 +坚决贯彻高等教育的阶级路线 +解放军总政治部要求经过鸣放辩论解决六个主要问题 +巢县农村整风运动中举办大字报的经验 +各民主党派开始整风撤销右派分子在民主党派中的领导职务 +共青团三届二中全会向全国青年发出战斗号召 +英报报道归国留学生中曾有一反革命小集团谋刺周总理未遂 +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一场思想大辩论 +流传在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极为反动的“圣书”和“三大圣的圣旨” +人民代表在小组和大会讨论中谈论精神世界的改造 +在国家机关中反掉一切浪费现象 +有计划地生育和文化技术下乡 +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上海科学家和教授掀起自我思想改造运动 +天津部分资本家提出“放弃定息”、“取消高工资” +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整风运动 +坚决同地方民族主义作斗争进一步巩固祖国的统一 +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和人大代表批判地方民族主义 +做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清华大学红与专大辩论结束 +抓住有利于自我改造的新形势 +九三学社中委中的科学家发起社会主义竞赛 +各民主党派决定深入整风 +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促进工商界加快改造 +民主党派中央自我改造大竞赛的号角响了 +民主党派自我改造大跃进 +对敌人必须专政到底——论安徽省委揭露李世农反党集团的巨大胜利 +申新九厂没有经过群众充分的酝酿、讨论，就展开工资福利问题的专题鸣放，引起职工思想混乱 +各地天主教徒经过大鸣大争得出结论 +在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奋勇前进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自我改造促进大会 +自我改造的正确道路 +一个思想上跃进的大会 +武汉、西安民主人士举行改造促进大会 +向“红透专深”的目标前进 +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 +北大物理系师生对走红专道路的不正确的看法 +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争辩科学研究工作如何为生产服务的问题 +真诚交心 心情愉快 北京市工商界举行向党交心大会 +科学家资产阶级思想面面观 +地方主义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 +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擒贼擒王 +天津、南京等地抄转整风材料工作中存在着混乱现象 +天津市民主党派开展交心运动的情况 +北大外国留学生对双反运动的反应 +首都科学家倾心清算个人主义 +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强调坚持两条道路的斗争 +安徽今年高等学校毕业生的思想情况 +政法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的胜利 +地方主义同共产主义是不相容的 +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 +在又红又专的道路上 +浙江高等学校教师资产阶级教学思想形形色色 +论自觉革命 +南京市民办职业中学政治情况复杂 +浙江农学院土壤农化系部分学生对红、专问题的不正确看法 +北京市西单区工商界“交心”，交了些什么？ +清华大学部分学生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教授 +北京市大学生中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 +武汉大学教师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 +湘潭地区某些中学领导骨干对党的教育方针的一些错误看法 +全民总动员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陈沂的反党罪行和我们的教训 +北京市争取海外留学生归国工作的情况 +对反革命分子必须继续专政——驳杨延修否定肃反成绩的谬论 +清华大学电机系师生对理论与实际、政治与业务的关系的错误理解 +西安市工商业私方人员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思想 +湖北省高等学校今年招生工作中的问题 +南京工学院不少学生认为中间道路走得通 +合肥市工商界骨干分子在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许多反动言论 +从一批实物看资产阶级分子的复辟思想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插红旗大会 +对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斗争到底 +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联席会议提出六条经验 +广州高等学校师生对红专问题的错误看法 +和平改造的方针不容歪曲——驳右派分子杨延修的谬论 +广州市工商界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不少武器和反动证件 +文化革命开始了 +天津高等学校展开教学和科学研究中的两条道路斗争 +重庆市在整风大检查中发现整风不彻底或未进行整风的单位有10％左右 +纳吉集团反革命叛乱给我们的教训 +河南资本家在交心运动中交出一批武器并暴露出一些特务组织和反革命分子 +坚决贯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从李峰等同志所犯错误中接受教训 +西安市中学生思想混乱 +插红旗，辨风向，为彻底肃清潘复生的思想影响而斗争 +斥“阶级斗争熄灭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0.txt b/CCRD/1/3/4/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3a87f80fa1f3bfe1a192943eff0c6a5e48a3f7 --- /dev/null +++ b/CCRD/1/3/4/000000.txt @@ -0,0 +1,19 @@ +# 民建和工商联联席会议闭幕 对当前工商界自我改造等主要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２６日讯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联席（扩大）会议，已于２２日闭幕。 + +　　在这次会议期间，代表们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和毛主席“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等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到会作了重要报告，勉励工商界必须继续加强自我改造。 + +　　这次会议自始至终充分贯彻了和风细雨的精神，敞开思想，充分讨论，自由争辩，对有关当前工商界自我改造、积极服务的几个主要问题，取得了共同的认识。 + +　　会议认为：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工商业者政治思想面貌的变化是显著的，但是多数人的进步还是有快有慢。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六项政治标准来衡量，多数工商业者还没有达到改变资本主义立场为社会主义立场的程度，两面性仍然存在。因此，还必须不断努力，继续进行政治立场和思想的根本改造。会议并指出：工商业者的自我改造，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把改造与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贯彻以政治思想改造为统帅、以劳动和实践为基础、以企业或者工作岗位为基地，并把这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的方针，在企业和工作岗位上做好工作，积极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锻炼，加强政治学习，学会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立社会主义立场和思想、破资本主义立场和思想。 + +　　会议着重指出：民建和工商联两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教育两会成员，认真进行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用是显著的。今后，两会必须继续执行这项任务，并使两会组织逐步改造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两会还必须更好地密切联系两会成员，了解他们的情况，关心他们的问题和困难，运用有鼓励、有批评，鼓励和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帮助他们提高认识，树立改造的光荣感，发挥服务的积极性，充分贡献技术才能，在各项工作中做出成绩，在积极服务中加强改造。 + +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当前工商业者加强自我改造、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问题的几点认识”、“关于批准李烛尘副主任委员代表两会常务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的决议”等文件。 + +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两会的中央委员、执行委员和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工商界代表人士，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两会各级组织负责人共五百多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9年1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1.txt b/CCRD/1/3/4/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16c4d82c724e102a46a24bab541db3657b1956 --- /dev/null +++ b/CCRD/1/3/4/000001.txt @@ -0,0 +1,139 @@ +#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关于思想改造的讨论纪要 + +　　<大会秘书处会议组编> + +## （1959年4月12日上、下午） + +## 要目 + +## 一、讨论情况 + +## 二、关於接受党的领导与大胆负责有无矛盾问题 + +## 三、工商业者产生自卑感的原因 + +## 四、关於接受改造方面 + +## 五、关於改造与服务相结合的问题 + +## 六、关於“摘帽子”问题 + +## 一、讨论情况 + +　　今天上午、下午继续进行小组座谈。各区(县)代表团都采取“以辩带敞，敞中有辩”的方式进行讨论。一般说来，辩的较多，敞的较少。从辩论的内容看，较多的小组对於接受党的领导与大胆负责有无矛盾、是否需要继续根本改造及自卑感等问题进行了辩论。少数小组还辩论了改造与服务相结合、改造是否有底和“摘帽子”等问题。从辩论的情况看，关於接受党的领导与大胆负责有无矛盾的问题，一般道理谈得多一些，争论少一些。关於是否需要继续根本改造、“摘帽子”及自卑感等问题，发言情绪比较高一些，争论也多一些。晚上，由两会付主任委员王文彬同志传达了关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付总理李先念同志在中共中央统战部举办的报告会上的讲话”。大家认为内容很丰富，感到很好很兴奋。 + +## 二、关於接受党的领导与大胆负责有无矛盾问题 + +　　1．有人认为：“党对我们有些为难，既要服从党的领导，又要大胆负责，而我们私方厂长是关不倒火的，岂不是拿难题我们做?” + +　　2．有人认为：“大胆负责与接受领导没有矛盾：党安排我们工作，要我们守职尽责，只要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在自己职责范围内积极工作，就是大胆负责，只有这样，才算做到了守职尽责。大胆负责必须与守职尽责结合起来，也就是接受党的领导。” + +　　3．有人认为：“一切工作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问题在於我们自己是否负责。由於自己认识不够，思想没有底，才不敢大胆负责，不敢大胆负责才真是与接受领导有矛盾。” + +　　4．有人认为：“只要在你工作范围之内，合乎生产需要，大胆去搞。这与接受党的领导是不矛盾的。” + +　　5．有人认为：“搞对了当然没有问题，错了的话，有时还提到原则上来分析，说你不服从党的领导，纂夺领导权，遭不住。因此，多请示不得拐。宁愿背起事事请示的过错，也不敢代上不服从党的领导这顶帽子。” + +　　6．有人认为：“党叫我们大胆积极，是叫我们搞社会主义事业，而不是搞资本主义事业。对领导分配的工作，大胆负责，积极的去干，不但没有矛盾，而是进一步靠拢了党。” + +　　7．有人认为：“我们的立场还有问题，对事情拿不稳，怕处理不当刮胡子，其实刮胡子是好事，当然不犯错误不刮胡子最好，但是，多刮几回，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进步。” + +　　8．有人认为：“从有利於社会主义事业出发，大胆负责与接受党的领导是没有矛盾的；从个人利益出发是有矛盾的。” + +　　9．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方向不明确，所以处理问题时，特别是原则性的问题时，不敢大胆负责。” + +　　10．有人认为：“接受党的领导，就是接受党的政策方针，服从党的各级组织。有关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一般问题都去请示就不必要。凡有利於人民的事，可大胆的去作，纵然有错，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 + +　　11．有人说：“干得有道理，就大胆干。但那样才算有道理，很不好衡量。有的自己认为有道理，但事后又说你没有请示，又做错了。还是唯唯诺诺好些。” + +　　12．有人认为：“唯唯诺诺主要是怕负责任和不愿负责任，不是大胆负责的表现，是畏首畏尾，贪生怕死的胆小鬼。” + +　　13．有人说：“在进行工作中，我感到大胆负责与接受党的领导有矛盾，有一次为了安排一批新到同志的宿舍问题，没有床，我是坚持不在地上打地铺的，想找行政科长(党员)买床，由於他平时总爱刮胡子，怕和他商量，但又想到未必这件小事也去找局长解决吗?我想如果是我原来搞的企业，一手拿过来，自己作主，随便怎样就解决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有‘黔驴技穷，知难而退’之感。” + +　　14．有人认为：“我们发现可以利用旧铁门改造锅炉底、盖，边缘用木质，能够解决生产及照明的问题，就向党汇报，得到党的支持，我们就在党的领导下，与工人同志一道大胆的搞就搞出成绩来了，后来中央都要来开现场会议，交流经验，从这一事件说明了，只有在党的领导与支持之下，自己积极努力并依靠职工同志的帮助，就会作出成绩来，因之，大胆负责与接受领导就会毫无矛盾。” + +## 三、工商业者产生自卑感的原因 + +　　1．有人说：“由於党对私方人员信任不够，动辄就括胡子，因而就产生了自卑感”。又有人认为：“因为职务安排不适当，安排低了，关不到火，所以就自卑。” + +　　但是，有的人对以上意见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自卑是资产阶级本质的具体反映”。如： + +　　2．有的人说：“资产阶级分子，在私营时期，是要想怎样做就怎样做，所谓‘只要我腰包装得满，那管你升天不升天’，独行独断搞惯了，现在不能任所欲为，而且要听党的话，接受职工的意见，很不习惯，但又必须如此，因而觉得不关火了，自卑了。” + +　　3．有人认为：“假若我们是一心一意接受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搞起工作来，就不会干而无劲，因之，自卑感就是我们阶级立场尚未得到根本改造的反映。而不是党对我们信不信任的问题，因为和平改造，就是党对我们最大的信任。” + +　　4．有人说：“由於我们政治立场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工作中就难免不犯错误，党能对我们的错误提出批评，是从政治上关心我们进步的表现，也是对我们信任的表现。” + +　　5．有人说：“党把我们安排在各种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又把我们当成财富，还要把我们由朋友变为一家人，从以上这些具体事实来说，对我们是何等的亲切与信任，我们不但不加强自我改造与积极工作来报答党及人民对我们的信任，反而说是由於党的不信任才产生了自卑感，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 +　　6．有人说：“安排职务的高低，不能作为信任与不信任的标准，因之，不能说安排为经理就是信任了，安排为主任、营业员就是不信任，比如廖世刚、夏更芳以及18号等同志，他们都是一个普通工人，售货员，因为他们没有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所以干劲冲天，就能作出那样大的贡献，受到党及全国人民的热爱，反之，我们成天抱怨党不信任我们，说职务低了呀，关不到火呀，所以就自卑呀等等，这只能说明，他们那些同志，是热爱社会主义，与党一条心，而我们是热爱名誉地位，与党有距离。” + +## 四、关于接受改造方面 + +　　有些组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提出了以下几点和看法： + +　　(一)关于改造的标准问题 + +　　1．有人说：“究竟怎样才算改造好，真是越改造越深沉，越改造越没有底了”。又有人说：“我自己衡量已经改造好了，可以说是左派。但听到要长期改造，感到毛骨悚然。” + +　　2．有人认为：“在经济上做到自食其力；在政治上大体符合六项标准，这是改造的底。但是光用这几句话是说服不了人的，特别是有些人完全靠工资收入，表现好，听党的话，工作积极，有的还是先进生产者，这些人是不服的。改造是必要的，但如何对改造更有利，使工商界更有信心，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说几年来一个改造好的都没有，那是不合逻辑的。改造既然有底，就应该把已经改造好了的人摘掉帽子，让大家看到有一个榜样，不仅增强大家对改造的信心，而且使大家觉得确实有个底。” + +　　3．有人认为：“先进生产者在生产上作出了成绩，这是好的表现应该肯定的，但不能因此就笼统的说，他们改造好了。例如某厂一个先进生产者，在一个落雨的晚上，别人都起来收拾公物，而他醒在床上怕冷不起来，怕人家看见还把灯熄了，这种人改造好了吗？他的立场转变过来了吗？” + +　　4．有人认为：“我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做到了六项政治标准，我看值得研究，一般的讲，工商界多数人政治立场未解决，有的干而无劲，时鼓时不鼓，这个问题通了，那个问题又不通；特别是对党有距离心存戒备等等，这能说改造好了吗?就连左派，立场问题虽然解决了，也还需要巩固提高，继续改造。” + +　　(二)关于大中小的改造问题 + +　　1．有人说：“有老牌资本家，有自己参加劳动的小资方，有解放后的青年资本家。他们所受的毒素各不相同。小的有劳动习惯，觉悟高些，老牌的对环境改变不甘心，觉悟底些，我认为这三种人同样要进行改造，不同意。” + +　　2．有人认为：“从改造的要求来说，是一致的。并不是大的改造难些，小的改造就容易些。譬如未生长出来的苗苗，冲劲还大些，没有爬上去跌下来的抵触更大。所以老牌并不比青年资本家的毒素深。” + +　　3．有人说：“大中小都一样要改造，我是中型资本家，过去就是以大资本家为灯塔，是大资本家的思想意识。” + +　　4．有人又说：“小资本家还要厉害些。如裁缝店带徒弟，还要徒弟烧火、煮饭。剥削比大的还要凶些。” + +　　5．有人认为：“不能说大中小的改造有所不同，更不能说，大的才要改造，中小就不要改造。譬如生疮，不论大疮小疮，一律都要开了刀才医得好，因为治病的目的是一样的。” + +　　(三)关于改造是不是自觉的问题 + +　　1．有人说：“改造决不是自觉的。如说是自觉的，那么五反中的老虎，为什么要过打。”又说：“资产阶级好比有雅片烟瘾的人一样，你叫他戒，他是没有自觉性的。” + +　　2．有人又说：“我认为改造是自觉的，不是被迫的。如果说改造是被迫的，那就没有信心了。” + +　　3．有人又说：“整风以后，我们的改造是有自觉性的。不然我们为啥会向党交心呢?” + +　　4．有人认为：“改造是自觉不是被迫，要从发展来看问题。如五反坦白是被迫，全业合营是半自觉，目前是从半自觉转到自觉这个方向去了。” + +　　5．有人认为：“党相信我们能够改造，所以才采取和平改造政策。如说是被迫，就没有认识到我们积极的一面，党和两会的教育，是减少我们消极的一面，增加我们积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就是我们的自觉性。进步的快慢，决定于我们自觉性的高低。” + +## 五、关于改造与服务相结合的问题 + +　　在讨论中提出了以下的一些看法： + +　　1．有人说：“我对改造是无所谓，只要服务得好就是改造得好。是否接受改造，主要表现在是否积极服务。”“我在企业里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职工都说我改造得好。因此，我认为服务得好，就是改造得好。思想支配行动，没有好的思想，就搞不好工作。” + +　　2．有人认为：“学习与工作有矛盾，学习会影响工作。我不爱看报纸，因为看了会产生怪头怪脑的思想，我干脆不看。” + +　　3．有人说：“改造得好不好，的确要看他的行动表现。一般说来，改造得好，就服务得好。先进工作者可能有两种情况：一种人的确是一心一意的为社会主义，因而作出了成绩；还有一种人是从个人名誉出发。因此，服务好的，不一定都是改造好的，要看他的动机，为谁服务。”“闷起干有时要迷失方向，要七分政治，三分业务。积极工作如果没有政治挂帅，为谁服务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是从个人出发，偶然做出成绩，也不会巩固的。因此，两者必须结合，改造推动服务，服务中得到改造。” + +　　4．有人说：“去年大购大销，我为了完成任务，不择手段抓货，看来把东西购进来了，完成了任务，服务表现好。然而犯了错误，欺骗了别人。这说明，我没有改造好。所以我任为，服务得好，不一定就改造得好。必须改造好，服务才好；改造多一分，服务多一分；不改造就根本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 + +　　5．有人认为：“学习的目的是提高我们的认识，使我们能通过学习，改造政治立场，如果不学习，就要迷失方向。” + +## 六、关于“摘帽子”问题 + +　　有的组在昨天讨论的基础上，继续对“摘帽子”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人认为：“尽管说帽子是客观存在，但总觉得戴起这顶帽子不舒服。”“由于有了这顶帽子，才产生了自卑感，经常放心不下，怕犯错误，以致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工作。” + +　　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 +　　1．有的说：“改造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问题在于如何对待它。如果有了正确的认识，痛苦的事也可以变为不痛苦。正如无痛分娩法一样，只要产妇认识了分娩时的必然规律，她也就不会感到痛了。”“只要树立改造的光荣感，认识改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觉加强改造，不舒服的感觉就会消失。” + +　　2．有的说：“自卑感决不是这顶帽子带来的，帽子是客观存在，自卑感就是阶级立场的反映，它是消极性的一面。没有消极性就不会有自卑感，正说明我们两面性依然存在，所以还须加强改造。” + +　　3．还有人把改造立场比作修理汽车。说：“一辆汽车的内燃机坏了，尽管汽车的外壳漆得很美观，机器没有修好还是不能跑路。反之，内燃机修理好了，汽车外壳虽然破烂，它能跑路起到汽车外壳的作用。”因此，“问题在于修理内燃机，进行本质改造。重要的是实质，而不是只重开工或外表。” + +　　4．有人认为：“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帽子自然会脱。不舒服也丢，自卑感也罢，根本还是对接受改造服不服汽的问题。” + +　　但是，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如果比成一部汽车，机器坏了，这次开到会上来修，配了些零件，修好了开回去，但壳壳(帽子)仍是坏的，壳壳也换一换岂不更好?”又说：“疑神疑鬼就是帽子产生的，没有帽子就不会猜疑，那有没得病的人怕鬼叫的呀？” + +　　（来源：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重庆市工商业联合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各区(县)代表团分组讨论综合纪要第5号》，大会秘书处会议组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2.txt b/CCRD/1/3/4/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f4cbd3bbe4e1ef579540d016307d330f4c3366 --- /dev/null +++ b/CCRD/1/3/4/000002.txt @@ -0,0 +1,9 @@ +# 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４日讯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最近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 +　　这一批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黄琪翔、费孝通、叶恭绰、林汉达、潘光旦、浦熙修、向达、薛愚、袁翰青、陶大镛、陈铭德、谢家荣、费振东、谭志清、金芝轩、吴文藻、刘瑶章、曾彦修、王曼硕、范澄川、雷天觉、彦涵、董守义、陈明绍、裘祖源等一百四十二人。 + +　　 ----原载1959年12月5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3.txt b/CCRD/1/3/4/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f99e6dbc1cd8135a412800ec3230d07a7a2dc8 --- /dev/null +++ b/CCRD/1/3/4/000003.txt @@ -0,0 +1,39 @@ +# 毛主席邀各党派团体负责人等举行会议 + +　　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会议座谈了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 + +　　＊ ＊ ＊ + +　　新华社15日讯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同志，９月１５日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负责人，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和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会议。在会议上就关于反右倾、鼓干劲、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问题，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期间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问题，进行了座谈。 + +　　毛泽东同志在座谈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 + +　　参加今天的会议的有： + +　　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毅，候补委员陆定一、陈伯达、康生，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胡乔木、习仲勋，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刘仁、徐冰、张苏，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副主席何香凝、程潜、蔡廷锴、张治中、熊克武，常务委员卢汉、邵力子、梅龚彬； + +　　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副主席杨明轩、史良、高崇民、胡愈之、邓初民、吴晗、楚图南，中央常务委员闵刚侯； + +　　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副主任委员李烛尘、施复亮、胡子昂、孙起孟，常务委员荣毅仁、孙晓村； + +　　中国民主促进会副主席王绍鏊、许广平、杨东莼，常务委员徐伯昕； + +　　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团主席季方、主席团委员郭则沉； + +　　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 + +　　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副主席周培源、潘菽，中央常务委员孙承佩； +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秘书长徐萌山； + +　　粮食部部长沙千里，纺织工业部部长蒋光鼐，邮电部部长朱学范，林业部部长刘文辉，水利电力部部长傅作义，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张奚若； + +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妇女联合会主席蔡畅、副主席李德全，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胡耀邦，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茅盾、主席团委员老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李四光、副主席竺可桢，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主任委员陈叔通，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陈嘉庚，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会长王芸生； + +　　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副校长陆平，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 + +　　 来源：1959年9月16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4.txt b/CCRD/1/3/4/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fd29a8e9f3ec8bd9912327992f8d4133451562 --- /dev/null +++ b/CCRD/1/3/4/000004.txt @@ -0,0 +1,11 @@ +# 国务院举行第九十二次全体会议　批准西藏各级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同时通过有关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的决定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１６日讯国务院在今天举行了第九十二次全体会议，讨论和批准了“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组织章程”和“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 + +　　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原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组织农村集市贸易的指示。”会议还通过了国务院就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可以领导县的问题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的议案。 + +　　会议最后通过了任免名单。 + +　　 ---- 原载《人民日报》1959年9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5.txt b/CCRD/1/3/4/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d507197596cad6446cc4d76730c8a3511eebd --- /dev/null +++ b/CCRD/1/3/4/000005.txt @@ -0,0 +1,7 @@ +# 葛佩琦等在押右派分子对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 +　　新华社北京18日讯 在押的右派分子葛佩琦和林希翎对右派分子摘帽子问题很感兴趣。林希翎在中午读报时风听到“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标题后，就跑到监房里对其他犯人喊：“快听好消息!”她在甬道里一边走一边唱。盗窃犯刘惠彬问她：“是不是各种犯人都放？”她说：“都放，‘十一’都可以到天安门跳舞去！”她又自言自语地说：“这回队长(管理犯人的干部)该失业了，到共产主义社会还能有看守所?” + +　　葛佩琦听到读报后喊了两声“毛主席万岁！”别的犯人问他：“特赦、大赦有什么区别！”他说：“今天不能用旧法观点来看问题，我弄不清楚。”他分析为什么要特赦时说：“第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了；第二、人民公社彻底消灭了私有制。就是把犯人放出去也很难有犯罪的机会了！”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9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6.txt b/CCRD/1/3/4/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2aaf4d25ccbb8e144536435656ac09fc5d718e --- /dev/null +++ b/CCRD/1/3/4/000006.txt @@ -0,0 +1,9 @@ +# 清华、师大右派分子对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 +　　新华社北京18日讯　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公布后，清华、师大一些右派分子普遍兴高采烈。清华大学有很多右派分子要求找党委谈话、召开座谈会。有的说摘掉右派帽子是“两年来一直向往的事情”，“这个愿望现在实现了”。 + +　　有些人悔恨自己“过去态度不好，没有很好地改造”，估计这次不会摘掉帽子，表示“今后要好好改造，争取尽早摘掉帽子”。清华大学土木系学生鲁竞(女)说：“看了报纸很高兴，但是想到自己犯了罪感到很可耻、很惭愧，自己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对待这个问题，不能混水摸鱼。”机械系学生曹得强说：“看了报纸很兴奋。过去我错误很严重，态度也不好，肯定不会摘掉帽子，以前认为是政策问题，现在看来是取决于自己。以后我要好好改造，争取在第二批、第三批摘掉帽子。”电机系学生钟尔宽说：“这个消息很意外，以前我总以为3、5年后才能摘帽子。我原先怀疑党看不准人，因此自己改造不踏实。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大门还是开着的，今后还得好好改造自己。” + +　　有的衡量自己能不能摘掉右派帽子。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穆木天说：“听了广播很高兴。改造一切人是党的一贯政策。但怎么样叫改造好了呢?现在我还弄不清楚。有时觉得自己现在差不多了，有时又觉得不行。现在能不能摘帽子，自己还不能下结论。”中文系教授彭慧，听了广播后痛哭，她说：“我很激动，也很惭愧。自己不敢说已经改造好了，但对党的领导再也不会动摇了。个人主义恐怕还是有的，干劲是不够的，但希整自己能算改好了的一类。”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9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7.txt b/CCRD/1/3/4/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36e8576a5bfb5ab43c23af05b95e59f3efdd2 --- /dev/null +++ b/CCRD/1/3/4/000007.txt @@ -0,0 +1,11 @@ +# 北京在押犯和右派分子对特赦和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 +　　新华社北京讯: 16日报纸公布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和对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后，在北京在押犯人中和在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中，引起了十分强烈的反应，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大喜事”，奔走相告，互相“报喜”。还有的犯人在车间扬着报纸喊：“毛主席说要特赦了，加油干吧!有盼头了。”有的看了报纸兴奋的蹦了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周围的犯人都热烈鼓掌。有的认为“毛主席开了大恩”感激政府对他们的宽大，给了他重新做人的机会。有的激动的掉了眼泪。还有的右派后悔自己过去没有好好改造自己。 + +　　很多犯人和右派分子对特赦和摘右派帽子的范围作种种推测，议论纷纷。有的犯人认为“特赦比大赦范围要宽，得放出不少人。”更多的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如刑事犯夏长河说：“特赦和大赦不一样，大赦是人人有份，特赦是个别好的，不过只要有赦对我们就有好处。” + +　　有的人迫不及待地衡量自己够不够特赦的条件。判十三年徒刑的反革命犯范洪昌说：“我真高兴，我已经押了十年了，有希望，赦不了也得减几年”。判无期徒刑的反革命犯司允明说：“我没有希望，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认罪，怎能轮到我呢?”判十年徒刑的反革命犯杨文新说：“我已经改造五年了，有可能赦，但前年受过批判也可能不赦”。还有的表现不好的反革命犯，自知没有希望，很后悔。反革命犯郭玉林说：“我痛恨自己反动思想没有根除，一直没有转变，如果过去不这样，这次特赦不就赦到我了吗?” + +　　有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对实行特赦进行歪曲污蔑。如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朱绍扬对民警说：“你看到特赦的消息了吧！这个问题我早就给毛主席、董必武写过信，说那些人应赦，那些人不应赦，如果不赦共产党内部就团结不了，因为党内也有右派，各民主党派里有右派十万人，如果不赦，和他们的团结问题就解决不了。” + +　　 来源： 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9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8.txt b/CCRD/1/3/4/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554fe0f6e027d1772144f866ad6afec2aa5380f --- /dev/null +++ b/CCRD/1/3/4/000008.txt @@ -0,0 +1,9 @@ +# 上海市在押犯和被管制分子对特赦的反应 + +　　本刊讯 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对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公布后，上海市被管制分子、在押犯及右派分子无不表现兴高彩烈。但他们对摘帽子的条件有很多猜测。 + +## 被管制分子和反属到派出所打听消息 + +　　消息公布后，被管制分子争购报纸，说好消息来了。但一看报56．7％，收音机增长55％。另据长沙市调查，今年国庆节前居民从银行提取现款将比去年同期增加三倍，湘乡县调查湖南铅厂103户职工的银行现有存款为5，203元，10月1日前要提取20％左右来购买商品。因此，全国城市储蓄额9月上旬比8月下旬只增加二千万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中的一些大型百货商店里，不断有消费者问讯手表、100型英雄牌金笔、熊猫牌收音机的上市日期。这些情况都说明国庆期间社会购买力特别是城市购买力对市场将有一定的冲击。商业部门除加紧组织货源外，更应当做好国庆节前后商品供应工作，以免国庆节日过多地消费物资。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9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09.txt b/CCRD/1/3/4/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93e50cb52e8e0479c6e3e659783c0710db47ab --- /dev/null +++ b/CCRD/1/3/4/000009.txt @@ -0,0 +1,29 @@ +# 北京等地民主党派人士对特赦和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 +　　本刊讯 关于对确实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以及对确实表现好了的右派分子摘帽子的决定公布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江苏等地的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表示拥护，认为这样处理是符合党一贯采取的严肃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是我们国家政权巩固强大的表现，对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全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吴耀宗说：“从这件事越发可以看出我国的政权巩固，右派分子所起的影响已经没有多大市场，所以不必再用消极的办法对待他们，而可以用积极的办法教育他们。” + +## 曲解特赦和摘帽子的意义 + +　　对确已改恶从善的各种罪犯实行特赦，对确已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右派帽子的消息发表后，北京师大物理系教授刘世楷荒谬地说实行特赦是“为了增加祥和的气氛”。他说：“为什么要在这时实行特赦，是不是为了增加祥和的气氛。人总是感情动物，十年大庆，就要有一个祥和的气氛，这问题很要紧。印度说我们好战，是想给我们增加坏的气氛，我们应当造成好的气氛。一个国家应该对罪人抱可怜他们的心肠。”他接着说：“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还提倡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还要同艾森豪威尔会谈哩！何况一个国家之间的人民?”他又说：“我们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始人，对外尚且讲和平，对自己人更应宽大了。过去帝国主义批评我们是冷冰冰的，现在这样做，可以表示我们是合情合理的；这样做，可以使高兴的气氛推广到监狱中去。” + +## 认为特赦、摘帽子“快了点，早了点” + +　　有的认为现在提出特赦和摘掉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快了点，早了点”。农工民主党武汉市委主委唐午园认为门不能开大了，右派一出笼，中间派会放松改造，会向右转，对改造不利。有的担心有些右派分子摘掉帽子后，会翘尾巴。 + +## 对特赦、摘帽子范围议论纷纷 + +　　许多人对特赦和摘帽子的范围，议论纷纷。上海棉纺织业私方人员韩志明说：“董春芳(资本家)对我说，他估计这次摘右派帽子的人是大多数，总在70％—80％左右；对罪犯实行特赦的大概在30％—40％。照我的看法，如果一定要严格按照“确已改恶从善”和“确实表现好了”的要求，那人数当然不会多。但是根据我的体会，这次中央的精神不会这样严格，因为摘帽子的目的在于调动这部分人的积极因素，所以我估计大多数右派这次多会摘掉帽子的。”有的说，大右派政治上有影响，因此大部分大右派是要摘帽子的。特赦主要是对战犯说的，地富分子以及反革命就是次要的。有的说“确实”改造好了的右派，“确实”二字究竟如何掌握?最好有个具体例子，不然很难掌握。 + +## 对怎样赦法摘法很感兴趣 + +　　有些人对怎样赦法、摘法很感兴趣。有的人认为要在民主党派里和工商界里评比，较多的认为要在基层里经过群众讨论，但对经过群众讨论这点，有点耽心，因此表示的意见也较含糊。 + +## 资本家妒嫉右派分子摘帽子 + +　　有的资本家妒嫉右派分子摘帽子，如说，上海大新振染织厂副经理、工商青年史济民(中中)说：“本来想国庆十周年，资产阶级也放个卫星，摘掉一批人帽子。现在资产阶级的帽子并未摘掉，而右派分子的帽子倒先摘掉了。” + +## 个别人流露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 + +　　个别的人在拥护特赦、摘帽子的同时，流露出对反右斗争的不满。上海文史馆副馆长江庸说：“过去处理反革命时，呼冤的和认为判刑过重的议论很少，但对右派分子的处理议论很多，因为右派分子中有不少都是很有学问很有本事的人。现在乘这个机会清理一下，把有学问的人才挑出来，这样做很好。”又说：“右派分子戴上帽子后，是很不好过的。其实，不仅对右派分子自己有损失，而且对国家也有损失。比如原来当教授的，戴了右派分子帽子后就不好教书，即使再找人代替，学问和技术方面也够不上。现在宣布宽大处理，我相信右派分子更能鼓足干劲。” + +　　 来源：新华社《内部参考》1959年9月23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000010.txt b/CCRD/1/3/4/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2e767e5655b049bf8f6fdf93e82582000ee2a7a --- /dev/null +++ b/CCRD/1/3/4/000010.txt @@ -0,0 +1,37 @@ +# 各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　向毛泽东主席献辞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２８日讯各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向毛泽东主席献辞，全文如下： + +　　（敬爱的毛主席：） + +　　在这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的伟大节日，我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怀着无限感奋的心情，谨向您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最崇高的敬礼和最热烈的祝贺！ + +　　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年了。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国家经历了翻天复地的巨大变化：中国人民永远摆脱了被奴役、被掠夺、被压迫的悲惨命运。我们基本上结束了几千年来人剥削人的历史，胜利地进行着宏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短短的十年中，我们国家的成就加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国际斗争中，起着愈来愈大的作用。我们国家所以能够取得这样伟大的成就，这是您和党中央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制定了路线、方针和政策，领导全国人民英勇奋斗的结果。中国人民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现在，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得像磐石一般地坚固，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和决议的光辉照耀下，高举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光荣旗帜，鼓足干劲，奋勇前进。在十年前的今天，您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这个庄严的宣告，今天已经实现了，今后还会被更多的辉煌成就所证明。 + +　　十年来，我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您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使我们有可能逐步成为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历史的事实已经作了证明，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仅在人民民主革命中起了重大的作用，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还会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在这个伟大的节日里，我们谨向您表示衷心的爱戴，并向您保证：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您和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坚决响应您和党的一切号召，永远跟着您和党走！ + +　　敬爱的毛主席！是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得了自由，获得了光明；是您和中国共产党恢复了我们民族的永久青春。您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救星，是各族人民团结的旗帜。回顾光辉的十年，展望美好的将来，我们要为您和党的丰功伟绩而欢呼。我们祝贺您，敬爱的毛主席，像苍松翠柏，万世常青，领导着全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 +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 +　　中国民主同盟 + +　　中国民主建国会 + +　　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 + +　　中国民主促进会 + +　　中国农工民主党 + +　　中国致公党 + +　　九三学社 + +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 +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 +　　 ---- 原载1959年9月29日《人民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4/names.txt b/CCRD/1/3/4/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e59c864c0da4087d467fedcde22bde3ed086442 --- /dev/null +++ b/CCRD/1/3/4/names.txt @@ -0,0 +1,11 @@ +民建和工商联联席会议闭幕 对当前工商界自我改造等主要问题取得了共同认识 +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关于思想改造的讨论纪要 +中央国家机关和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摘掉一批确已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毛主席邀各党派团体负责人等举行会议 +国务院举行第九十二次全体会议　批准西藏各级农民协会组织章程 同时通过有关右派分子处理问题的决定 +葛佩琦等在押右派分子对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清华、师大右派分子对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北京在押犯和右派分子对特赦和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上海市在押犯和被管制分子对特赦的反应 +北京等地民主党派人士对特赦和右派摘帽子问题的反应 +各民主党派、政协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　向毛泽东主席献辞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5/000000.txt b/CCRD/1/3/5/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0d79bacea9e123fe388228b5cc38572164992c5 --- /dev/null +++ b/CCRD/1/3/5/000000.txt @@ -0,0 +1,11 @@ +# 认真接受改造就有光明前途 两万六千多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３日讯全国各盛市、自治区的政府机关及民主党派的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最近摘掉一批确实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 +　　据不完全统计，各地第一批宣布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人中有：徐铸成、沈志远、吴茵、吴艺五、连瑞琦、陈子展、陆晶清、连阔如、王雪涛、万福恩、沈慧儒、马品芳、王海亭、晏道刚、厉无咎、苏先勤、林孔湘、叶启芳、白施恩、李紫翔、黄宪章、张雪岩、罗筱元、李述礼、孙殿才、苗复生、何善周、武百祥、叶喜扎布、王卓如、陆侃如、高觉敷、倪鹤笙、蔡维庚、潘锷鏱、徐陬、李寿恒、许显时、刘永业、王梦周、廖元、骆明、李克鸿、陈新民等二万六千多人。这一工作还在继续进行。 + +　　这些被摘掉右派帽子的人都表示感激党和人民政府对自己的宽大处理。他们表示今后一定要更好地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他们认识到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认真接受改造，都有自己光明的前途。 + +　　 ---- 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1月4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5/000001.txt b/CCRD/1/3/5/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cd6d86c973c100a782b3eb1a7d71c90969b814 --- /dev/null +++ b/CCRD/1/3/5/000001.txt @@ -0,0 +1,23 @@ +# 民主党派前进的道路 + +　　<《人民日报》社论> + +　　最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和九三学社分别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以前，中国民主建国会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一起，在今年１、２月间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些会议总结了它们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以来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前进的道路和当前的任务，要求它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这些会议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这几年来都大有进步的新气象、充分反映了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的基础上空前的巩固和团结。 + +　　我国各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曾经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我们党有过合作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逐步走上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近几年来，经过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各民主党派整顿了组织，改进了领导，进一步贯彻了接受共产党领导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成员受到了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教育和鼓舞，投入了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群众运动，参加生产劳动，学习政治理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无论是政治面貌、思想状况或者业务水平，已经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一部分人有很大的变化。总的说来，他们在政治上更加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靠拢，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和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自觉性有了显著的提高。所有这些，标志着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过程中，又继续前进了一大步。这就为他们进一步发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造成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并且使他们的自我改造推进到以改造世界观为中心的新阶段。 + +　　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能够逐步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决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在我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同广大农民结成了巩固的联盟，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建立了雄厚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这是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也由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不同，他们有两面性。在民主革命时期，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特点，制定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政策。在消灭资产阶级的问题上，对于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采取了严格的区别对待的政策。对于一贯依附帝国主义、决心和人民为敌的买办资产阶级，采取剥夺和专政的方法。对于爱国的、和我们党有过合作历史的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方法。这就是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采取赎买的政策；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使他们能够逐步地不太勉强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 +　　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党派走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道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着深刻复杂的阶级斗争。我国在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过程。１９５６年我国基本上废除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战线上的基本胜利，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突出起来，１９５７年的反右派斗争和整风运动，就是这个斗争的一次集中表现。经验证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斗争，比之于在经济上的斗争更艰巨、更复杂，它将继续很长的时间，高一阵，低一阵，再高一阵，再低一阵，直到资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和思想影响完全消灭为止。因为，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是在我国具体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无产阶级最坚定的阶级政策，它同阶级调和、取消阶级斗争的论点毫无共同之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的一个光辉典范。 + +　　现在，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面临着新的大好形势，全世界东风继续压倒西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世界和平的斗争空前高涨，全中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团结一心，干劲冲天，不断革命，持续跃进，在各个战线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当前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下，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党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加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领导的全国人民大团结，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进行到底，取得彻底胜利，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斗争；就是要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大团结，加强不包括敌人在内的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世界人民大团结，建立和发展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崇高目的而斗争。各民主党派过去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作出了贡献，我们相信今后将会作出更多的贡献。 + +　　国内外的大好形势，对于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自我改造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过去相比较，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虽然是大有进步，但是他们的根本改造还没有完成，多数人还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状态，还有两面性。这就是说，他们虽然一方面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他们在社会主义的大变革中，对新事物和新变化往往认识不清，不大习惯，甚至格格不入，对不断发展的新形势普遍感到跟不上。这就妨碍他们进一步发挥作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建设持续跃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正在展开一场激烈的斗争，改造世界观也就不能不成为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自我改造的迫切任务。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转变，需要经过长期的逐步改造的过程，才能由部分质变积累为根本的转变。由于我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他们的世界观的改造不但有了必要，而且有了可能。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只要在现有的进步的基础上，循着实践和学习相结合的途径，继续努力加强自我改造，就能够逐步破除资产阶级世界观，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 + +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对于改造世界观有决定的意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民族解放运动和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斗争胜利的有力武器。必须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才能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掌握自己的命运，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在国内外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辨别是非，站稳脚跟；才能在反对帝国主义和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更多更好的贡献。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原则。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必须贯彻联系实际、改造思想的方针。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投身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去，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去，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洪流中去，和自我改造密切结合，和工农打成一片，学用一致，言行一致，这样才能使学习的成效在实践中开花结果。现在全国人民正在展开一个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运动。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应当积极投入这一运动。 + +　　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我们党既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的六条标准，就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和互相监督的共同准则。各民主党派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只有进行根本改造，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需要，同共产党长期共存，更好地实现互相监督。民主党派的根本改造，归根到底是它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根本改造。各民主党派应当自觉地代表自己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帮助他们克服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一面，使他们逐步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根本改造的目标，就是使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使资产阶级性的民主党派改造成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刘少奇同志在代表中共中央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的一部分。各民主党派就将变成这部分劳动者的政党。由于在这部分劳动者中，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还会拖得很长，各民主党派还需要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继续联系他们，代表他们，并且帮助他们改造。”由此可见，民主党派前进的道路是明确的，前途是光明的。 + +　　资产阶级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紧密地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循着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光明道路，更加积极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努力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逐步改造世界观，再接再厉地继续奋勇前进！ + +　　 ---- 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9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5/000002.txt b/CCRD/1/3/5/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247805b27af0ee26a3761246054c4d1a397954 --- /dev/null +++ b/CCRD/1/3/5/000002.txt @@ -0,0 +1,9 @@ +#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 又一批确有改悔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 +　　<新华社> + +　　新华社２４日讯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根据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确实表现改好了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最近又摘掉一批确有改悔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 +　　这一批被宣布摘掉右派帽子的有：黄绍竑、刘王立明、钱伟长、王葆真、董渭川、宋云彬、李俊龙、李伯球、谭惕吾、邓季惺、楼邦彦、叶笃义、徐诵明、崔敬伯、王寄一、周颖、金宝善、骆介子、万枚子等二百六十多人。 + +　　 ---- 原载《人民日报》1960年11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5/names.txt b/CCRD/1/3/5/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fb0551684f098fe7d9306db4d144664f529e3c --- /dev/null +++ b/CCRD/1/3/5/names.txt @@ -0,0 +1,3 @@ +认真接受改造就有光明前途 两万六千多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民主党派前进的道路 +中央国家机关和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 又一批确有改悔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6/000000.txt b/CCRD/1/3/6/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e2234c39a03e6d0e0191f2e40f99a1bbc3c0c0 --- /dev/null +++ b/CCRD/1/3/6/000000.txt @@ -0,0 +1,27 @@ +# 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 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 +　　<新华社> + +## 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 + +## 安置工作和党的有关政策的落实正在进行 + +　　＊ ＊ ＊ + +　　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 +　　＊ ＊ ＊ + +　　新华社北京十一月十六日电 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全国各地党委已经给最后一批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现在，各地党委正在根据中央的指示，给摘掉右派帽子的人进行适当安置。这是我党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的胜利。 + +　　在为右派摘帽子的工作中，各级党委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改造右派分子的有关指示，学习了党中央、华主席为右派摘帽子工作规定的各项政策。大家认为，毛主席、党中央在一九五七年领导的反右派斗争，是我国政治战线、思想战线上的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在这场斗争中，毛主席、党中央规定了一整套改造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即宽大和严肃相结合，区别对待，教育、改造，争取他们转变立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分期分批摘掉帽子，使他们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实践证明，这些方针、政策是正确的。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全国曾经先后五批摘掉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林彪、“四人帮”出于他们篡党夺权反革命阴谋的需要，竭力破坏毛主席、党中央改造右派分子的政策和部署，使改造右派分子和摘帽子的工作都无法进行。一九七五年，根据毛主席、周总理的有关指示，考虑到右派分子经过长期的教育改造，他们的思想有了转变，准备全部摘掉他们的右派帽子。但是，由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疯狂破坏，毛主席、周总理的这一无产阶级政策未能实现。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全国人民欢欣鼓舞，现在全国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继承毛主席、周总理的遗志，贯彻党的十一大路线，及时作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这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有着重要的意义。 + +　　做好这次及前几次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有关政策，这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这部分人当中，有不少有用之才，统筹安排，妥善细致地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使他们各得其所，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其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十分必要的。 + +　　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对过去错划为右派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反必肃，有错必纠。凡已经发现划错了的，尽管事隔多年，也应积极主动地予以改正。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党中央曾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人，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样做，对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各级党委正在认真负责地进行这项工作。 + +　　华主席、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有关规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广大干部和群众一致拥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改造右派工作的罪行。一些被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听到党中央宣布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歧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子女，并且要切实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以后，心情十分激动。许多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眼含热泪，感谢党中央、华主席对他们的教育、改造和挽救，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学习，继续改造世界观，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他们的家属子女表示，一定要紧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努力奋斗。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6/000001.txt b/CCRD/1/3/6/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8632ea87b83895867f28f11f2f2b38e0b8b8795 --- /dev/null +++ b/CCRD/1/3/6/000001.txt @@ -0,0 +1,19 @@ +# 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 +　　<《人民日报》社论> + +　　在抓纲治国初见成效的大好形势下，在全国人民进行新长征的时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遗志，遵循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最近作出了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进行妥善安置、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工作的重要决定。这项决定，深得人心。决定下达后，广大群众称是道好，热烈拥护。这个重大的政策措施，对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促进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贯彻党中央的这项决定，是我国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 +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当时，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刚刚基本完成，一些不甘心“共产”的资产阶级，妄图在政治上思想上跟无产阶级作一番较量。国际上的帝、修、反，这时也掀起了一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逆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那些资产阶级右派就利用我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的进攻。为了捍卫我们的党，捍卫社会主义，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反右派斗争。毛主席指出：“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这个伟大斗争中，围绕着要不要共产党的领导、中国走什么道路等大是大非问题，亿万人民同资产阶级右派开展了大辩论，击退了他们的猖狂进攻，给他们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加强了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了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成果，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促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蓬勃发展。事实证明，在一九五七年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是非常必要的，是完全正确的。正如毛主席所说：“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 + +　　我们给资产阶级右派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目的是教育改造他们，促使他们改变政治立场。当年，反右派斗争还在进行，毛主席就明确宣布：对资产阶级右派，“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毛主席还作了这样的估计：“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四年，先后五批摘掉了大部分右派分子的帽子。一九七五年，毛主席、周总理曾考虑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由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干扰和破坏，这个无产阶级政策当时未能实现。粉碎“四人帮”以后，各项政策逐步得到落实。右派分子经过二十一年长期的教育改造，绝大多数有了转变，表现较好。全部摘掉帽子的条件已经更加成熟。因此，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自今年四月起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摘掉帽子以后，我们就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了。今后在提职、提级、调整工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都要与其他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目前，摘帽工作已经全部完成。经过教育改造，全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这是我党无产阶级政策的伟大胜利。 + +　　宣布全部摘帽以后，还要认真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他们中间许多人是有用之才。做好安置工作，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问题，更重要的要做到人尽其才，发挥所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规定，统筹安排，根据不同情况，妥善解决他们的工作、就业和工资待遇等问题。原来已经摘帽和改正的人，过去如果没有安置或者安置不当的，现在也应予以妥善安置。安置工作是落实党的政策的重要环节，必须认真做好，务使需要安置的对象包括退职退休和丧失劳动能力生活无来源的人，都得到妥善安置。 + +　　在这次摘帽工作中，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于确属错划为右派的人，尽管事隔多年，也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有反必肃，有错必纠，这是我党的一贯方针。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党中央曾明确规定了应划和不应划右派分子的标准。现在我们处理这个问题，仍应以一九五七年中央的规定为依据，凡符合划右派标准而定为右派的，是摘掉他们右派帽子的问题，不是改正的问题；凡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这样做，对于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对于恢复和健全正常的民主生活，对于造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对于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调动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样做，过去被错划为右派而今天得到改正的同志，以及他们的家属将会迸发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样做，并不否定反右派斗争，否定的只是那些背离毛主席正确政策的错误东西。全部摘掉右派帽子的措施，体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政策。这个政策，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争取和团结尽可能多的人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政策。 + +　　贯彻党中央关于右派分子问题的决定，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是一项繁重、细致、复杂的任务，各级党委必须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把它放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当作一件大事来抓。要建立和健全专门的工作机构，抽调政策水平较高、经验较丰富的干部参加这项工作。各级领导和有关干部，要深入学习党中央的有关文件，深入学习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处理来信来访，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不折不扣地落实党的政策。各有关部门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分工合作，密切配合，主动承担任务，认真解决问题。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深刻认识反右派斗争的伟大意义和党关于改造右派分子的方针政策，正确理解党中央决定的重要意义，正确对待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对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对划错了予以改正的人，也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鼓励他们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从严要求自己，在各自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 +　　干革命，搞建设，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总是人多一点好。革命的力量，积极的因素，多多益善。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大路线，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并尽可能争取各种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千军万马，万众一心，完成新时期的总任务，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夺取新长征的伟大胜利！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8年11月1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6/names.txt b/CCRD/1/3/6/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56fc6bf772b2653ce0e0da6d585705cfee5629 --- /dev/null +++ b/CCRD/1/3/6/names.txt @@ -0,0 +1,2 @@ +遵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 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 +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0.txt b/CCRD/1/3/7/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150d664a9c985c0ae4c28100caa235642851f4 --- /dev/null +++ b/CCRD/1/3/7/000000.txt @@ -0,0 +1,15 @@ +# 中央一些部门已改正一批错划右派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属一些部门，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积极慎重地做好已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做好不应划右派而被错划了的人的改正工作。这对发扬党的实事求是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具有重要意义。 + +　　中央的决定下达后，不少单位对这项工作抓得较紧，进展较快，已正式公布了第一批改正的名单。据了解，中央党校原划右派分子九十八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王谭等三十九人属错划，应予改正。最高人民法院原划右派分子五十六人（包括由他们复审的原司法部、政法学会、法律出版社等单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贾潜、林亨元、朱耀堂等十二位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应予改正。公安部原划右派分子六十三名，经过复查，确定有六十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外贸部原划右派分子一百九十三人，经过初步复查，确定有一百零四人是错划的，应予改正。人民日报社原划右派分子三十名，经过复查，初步确定黄操良、蒋元椿、刘衡等十位同志是错划的，应予改正。凡是应予改正的，经过党支部讨论通过，报上级党委或党组批准，均已恢复组织生活和原来的工资级别，另行安排适当工作。现在这些单位的复查改正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不受比例限制，错多少，改正多少，力争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全部妥善地完成这项工作。 + +　　这些单位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做出一定成绩，主要是由于领导重视，建立了专门班子。有的领导同志亲自审阅材料，分析案情，接待申诉者；并以中央决定为武器，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方针，以一九五七年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依据，解除专案工作人员的思想顾虑。他们认真地分析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和当时的定案材料，以及这些同志在革命斗争中的全部表现，确定是否应该改正。 + +　　通过这一段的工作，许多单位的同志认识到，做好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既恢复和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又维护了反右斗争的成果，这是大得人心之事，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促进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 +　　复查、改正的情况表明：这些年来，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虽然开除了党籍，降职降薪，但他们中的多数仍然相信群众相信党，仍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坚持为人民服务。经过改正，这些同志和他们的家属都感谢党给了他们第二次政治生命。他们表示：今后在新的长征中，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为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月2日, 原题为：“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中央一些部门已改正一批错划右派”。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1.txt b/CCRD/1/3/7/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8b03375fd54b6805fa5328b3a620460ead60df --- /dev/null +++ b/CCRD/1/3/7/000001.txt @@ -0,0 +1,15 @@ +# 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北京一月十二日电公安部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分子进行改正的指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这项工作做得又快又好。经过复查，原划的六十三名右派分子都属于错划，在去年年底前已经全部进行改正。 + +　　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刚开始时，有些同志顾虑这样做会否定反右派斗争的成绩；有的办案同志怕将来被扣上“右倾”、“一风吹”的帽子。经过反复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大家认识到，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当坚持实事求是这一党的根本原则。不能认为对错划的右派进行改正就是否定反右斗争的成绩。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复查小组还提出，要设身处地为被错划的同志着想。二十一年来，这些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时刻盼望着党对他们落实政策。早一天解决他们的问题，就可以早一天调动他们及其亲属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进一步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 + +　　在对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进行改正的工作中，公安部坚持在弄清事实的基础上，以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绳，依靠各单位群众讨论，分清大是大非。凡错划的就坚决改正，不附加任何条件，不纠缠具体问题。对属于给本部门的领导和工作提意见，改正结论就写上“没有右派言论”；对说过一些错话，但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结论就写为“不是右派言论”，而不再纠缠具体错误问题，不搞烦琐哲学；对确有类似右派言论而当时很快作了深刻检查的，结论就写为“有错误，但不应定为右派分子”。对于一些全部闻名的、难度较大的案件，由部领导同志主持召开有各局负责同志参加的典型案例讨论会，引导大家不要仅仅凭当事人几句尖锐的话下定论，而要分析他通篇言论的基本思想，严格按照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办事。有一个干部对在肃反中自己被审查有意见，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时曾写文章批评本单位的肃反运动是“无反也肃，有错不纠，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因而被错划为右派。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人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他的上述言论是阶级本能的反映，他被划为右派的问题不能改正。经过典型案例讨论会和本单位党支部会、群众会上下多次讨论，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这位干部的文章是在充分肯定全国肃反运动的成绩的前提下，对本单位的肃反工作提出批评，言词虽然尖锐一些，但按“标准”衡量，仍属于错划，不能以他出身不好作为附加条件而不予改正。还有一位干部被错划为右派，前几年“四人帮”在公安部的亲信曾利用这一错案整老干部。有人担心改正这个错案会使问题复杂化。但大家认为，这个同志既属错划，就不能因为“四人帮”的亲信曾经插手而放弃实事求是的原则，因此，也坚决改正了错划他为右派的结论。 + +　　公安部对待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满腔热忱，改正的结论批准后，就立即通过口头或打电报、电话通知他们本人。部里还派出专人到这个部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居住比较集中的青海省，向他们当面宣布改正结论，和他们谈心，并对经济困难的同志给予了补助。这些同志对这次改正的决定都表示满意，特别为党恢复、发扬了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而欢呼，表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出力。 + +　　目前，公安部正根据这些同志的专长、健康状况、本人要求和工作需要，着手安排他们的工作。有一个懂三种外文的同志，已经上班工作。对于过去家属受到株连和影响的问题，公安部正根据本人提出的名单，分别发函到有关单位，消除影响。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1月13日,原题为：“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　坚持原则　有错必纠　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 根据这些同志的专长、健康状况、本人要求和工作需要，正着手安排工作”。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2.txt b/CCRD/1/3/7/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511880f540e0bb7ddfe33fdbc7a31cce920662 --- /dev/null +++ b/CCRD/1/3/7/000002.txt @@ -0,0 +1,17 @@ +# 解放思想分清是非 + +　　<于浩成> + +　　三中全会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这次会议宣告揭批林彪、“四人帮”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基本结束，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战略性转移，三中全会制定了“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正确方针。三中全会决定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平反，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有力地推动了纠正冤、假、错案工作的进展。各地公安机关和广大干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给改造好了的地、富、反、坏分子摘掉帽子的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基本完成。《逮捕拘留条例》公布施行后，全国公安人员热烈拥护，坚决执行，办案质量和工作效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公安干警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传统作风得到了恢复和发扬。这一系列落实政策的正确措施，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增强了党内外的团结。这是公安工作方面的主流。当然，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并不是没有阻力的。林彪、“四人帮”多年来推行极左路线，使一些同志深受毒害。消毒的工作，我们应该继续下大力做。关于极左流毒在公安战线上的表现，有以下几个事例： + +　　一、党中央决定给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摘掉帽子，明明是从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实际出发，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安定团结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正确措施。但却有一些同志怀疑这样做是不是“不讲阶级路线了”。党报刊载了有些地方地、富家庭出身的子女被选为生产队长的消息，这明明是有利于纠正林彪、“四人帮”的“血统论”、“唯成份论”，完全符合党的政策。但却有人认为这是宣传“阶级调和论”，说什么“即使这样做了，也不应登报”。总之，这些同志的思想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较深，以致习非成是，对于党和人民粉碎“四人帮”以来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措施看不惯，认为是偏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这些同志说来，首先必须端正思想路线，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认真学习和领会三中全会的精神，使自己的思想从林彪、“四人帮”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否则就会固步自封、裹足不前，适应不了新时期形势和任务的要求。解放思想的必要性也正在这里。 + +　　二、公安部纠正错划右派，对错划的六十三人全部实事求是地给以改正以后，在公安系统中引起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议论：大多数同志认为这是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符合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教导；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有意推广‘一律改正’的经验，把全国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基本否定了”。还有人说这是“给罗瑞卿同志脸上抹黑”。按照这些同志的想法，好象即使全部错划也不应全部纠正，总得保留几个才对。须知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不但损害不了党的威信，反而会提高党的威信。如果罗瑞卿同志在世，也一定会表示赞同的。我们的公安工作是有成绩的、正确的、成功的，但是，我们也并不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工作中一点缺点也没有，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 +　　三、有些同志对平反冤、假、错案有一种消极情绪，认为平反冤、假、错案把公安干警搞得灰溜溜的。一些同志对报刊上宣传报道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有意见，认为“党报把公安机关描写得阴森恐怖”，“把干警说成是‘四人帮’的爪牙和‘刽子手’，把错误责任都往现在的公安机关和干警身上推”，“不符合事实，也很不公平”。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报刊这些报道呢？应当首先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平反林彪、“四人帮”一伙过去制造的冤、假、错案是揭批“四人帮”的重要成果，是拨乱反正，怎么会使现在的公安干警灰溜溜的呢？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在被他们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和单位，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已经蜕变为封建法西斯专政，那里的一些公安机关不仅被他们砸烂了，而且被他们作为镇压正直共产党员、革命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工具。揭批林彪、“四人帮”这方面的罪行怎么能是“把错误责任推给现在的公安机关和干警”呢？如果报道这些事实就是“丑化公安干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那么，恰恰是我们一些同志自己把林彪、“四人帮”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同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混为一谈了，把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极少数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的爪牙和刽子手同我们现在广大公安干警混为一谈了。应该指出，在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有少数人确实对党报上的某些文章和报道不满意。他们最感不满意的恰恰是广大人民拍手叫好的，大快人心的好文章，例如象陶斯亮同志《一封终于发出的信》那样感人至深、发人深省的文章，有的人竟指责这些文章是什么“控诉了文化大革命”。有些人说这样的话并不奇怪，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有些做公安工作的同志似乎也养成了一种只许人家说好，不许说坏的坏习惯。只听得进颂扬的话，听不得半点批评。甚至个别同志一听到批评，火冒三丈，毫无道理地给人扣上“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等等大帽子。这种作风实际上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流毒的表现。如不注意改正，就会同党的三中全会大力提倡的解放思想，发扬民主，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精神愈来愈格格不入。在这个问题上，需要的是我们的高度自觉和应有的谦虚、谨慎。 + +　　四、《逮捕拘留条例》公布实行以后，有些同志把加强法制建设同打击反革命和刑事犯罪活动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法律束缚了自己的手脚。这些同志不大了解：林彪、“四人帮”所以会横行十年之久，残酷迫害大批党的干部，固然是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所决定，难道不也是钻了我们过去缺乏民主和法制不完备的空子吗？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正是今日的当务之急。《逮捕拘留条例》以及已经公布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等重要法律，一方面将加强我们同少数阶级敌人的斗争，另一方面将充分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这也就是用法律来保证做到：“既不放过一个犯罪分子，也不冤枉一个好人”。加强法制建设是我们党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尤其是鉴于林彪、“四人帮”一伙煽动极左思潮，大搞所谓“群众专政”，非法关押、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株连亲友，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的教训而采取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我们公安机关只能坚决拥护，大力改进自己的工作，严格执行有关的法律规定，积极支持检察院、法院的工作，自觉接受法律监督，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作用。 + +　　从上面几个问题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我们公安战线上确实有一些同志对三中全会的精神学习和领会得很不够。他们的思想还没有从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还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这种情况对于公安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是非常不利的。斯大林同志说得好：“转折是一种严重的事情。转折对于那些在党的车子上坐得不稳的人是很危险的。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在转折时保持平衡的。每当车子转弯的时候，你总会看见有些人从车子上摔下去的。”（《斯大林全集》第十卷第三一八页）在党的工作着重点实行战略转移的时候，我们认为有必要提出努力学习，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任务，与同志们共勉。让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继续解放思想，为实现和保卫四个现代化而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 +　　 ---- 原载《人民公安》第七期,《人民日报》1979年9月1日转载，略有删节。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3.txt b/CCRD/1/3/7/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d0747bbcbed557726e47d8d774e3a540fc0846 --- /dev/null +++ b/CCRD/1/3/7/000003.txt @@ -0,0 +1,11 @@ +# 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 + +　　<《人民日报》> + +　　本报讯北京市各部门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对错划右派进行改正的指示。经过复查，到春节前，全市已有二千五百三十一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了改正。其中，原市、区、局级领导干部和知名的教授、副教授王斐然、贺生高、罗青、钱端升、向达、陈达、薛愚、金宝善、孟昭英、王重民、王铁崖、张岱年、孙念增、刘思职、于振鹏、张天麟、林传鼎、沈启无等三十五位同志都已得到改正。党的政策的落实，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对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起了积极作用。 + +　　中共北京市委在切实贯彻执行中央有关指示的同时，结合本市情况，对改正和安置工作作了一些具体规定。许多单位以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准则，参照市委的具体规定，依靠本单位的复审人员和群众进行讨论分析，分清大是大非，凡属错划的，坚决改正；凡应该安置的，妥善安置。北京大学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抓得较紧，他们的主要经验是发动群众办案。北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划右派分子七百一十五名，还有未戴右派帽子受各种处分的人八百四十二名，需要复审的面相当大，光靠少数人关门搞专案是不行的。他们采取层层发动的办法，从校党委、系总支到党支部和每个党员，都动员起来，大家畅所欲言，提出审改意见。他们采取先易后难的办法，抓住集团性案件，解决一个，改正一批人的问题。同时，做过细的思想工作，使受审人员和所有同志都能深刻理解中央文件精神，对当时定案情况分析有个准绳，做到既积极又慎重，坚持实事求是。市法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把九名右派分子开除、强迫退职退休、遣送回乡。这些年来，他们虽然不断申诉，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中央文件下达以后，院党委从去年九月初开始，对这些人的改正、安置问题多次研究，并迅速派人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给他们认真落实政策。在当地党委协助下，给这九位同志恢复了公职，并对他们的工作、生活作了妥善安排。市公安局对错划为右派的民警，做到了一个不漏地全部改正，千方百计找到他们的下落，把改正结论通知到本人。 + +　　据市委有关部门介绍说：北京市这项工作与中央一些机关相比，还是落后的。因此，市委要求各级党组织要继续解放思想，提高认识，打破条条、框框，坚决落实党的政策，继续抓好这项工作。力求在较短时间内做好这项工作，把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投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中去。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2月3日，原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4.txt b/CCRD/1/3/7/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b5358b22aea00979cf79c2d80cde183b8a49d42 --- /dev/null +++ b/CCRD/1/3/7/000004.txt @@ -0,0 +1,13 @@ +# 团中央系统改正错划右派工作基本结束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北京二月四日电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共青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党组织，对全系统原划的五十六名右派分子进行了认真的复查。到目前为止，已有五十一名同志，得到改正；有一名定性准确，维持原结论；其余因查找下落正抓紧进行工作。 + +　　在对错划右派的改正工作中，各单位党组织本着对党对人民和对同志负责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为依据，充分依靠群众，弄清事实，分清是非，不划框框，不定调子，不提比例，错多少，改多少，本人没有提出申诉的或本人已经去世的，也都负责地对他们进行复查。 + +　　在复查工作中，不少单位把在团中央和全团有影响的重大问题和在机关内部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公布出来，引导大家讨论，提高了认识。如：当时《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陈模同志等因为对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开法有意见，发表了一些看法，而被划为反党分子。这次复查时，大家认为，对团的工作和上级领导发表意见，提出批评，是应该允许的，不能视为“否定团的工作成绩”、“反对党对团的领导”、“向党进攻”。有的同志如原《中国青年报》编委兼文艺部主任吴一铿同志（已病逝）由于对机关政治生活、干部工作提出批评意见，而划为右派。经过复查，这些同志提的问题，有的是客观存在的，有的是针对个别人具体事讲的，即使有些意见有片面、偏激的地方，也不能认为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有的同志如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社长李庚、原《中国青年报》编委兼工商部主任刘宾雁、原《旅行家》杂志主编彭子冈、青年专业作家刘绍棠，对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工作，发表过一些议论和看法，或发表过一些作品、文章，而被划为右派的。经复查，多数是属于探讨性和学术性问题，而对学术理论问题的探讨应该是允许的，不应该视为“恶毒攻击”和“猖狂进攻”；有的同志的作品和文章大都是好的，即使有的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也不应随意说成是“毒草”和“反党文章”。凡属上述问题，都已得到了改正。被改正的还有病逝的曾担任过《中国青年报》社社长的陈绪宗同志。这些被改正的同志当中，不少都是出于关心国家大事，敢于提出意见，是党和国家的有用之才；有的是入党多年的老同志，为党作了大量工作，对革命是有贡献的。他们被错划成右派之后，始终坚信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一直坚持积极努力为党工作。各单位批准了改正结论后，立即口头或打电报通知本人，开大会宣布。被改正的同志心情异常激动，无比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表示尽最大努力，为加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 + +　　目前，团中央各单位已开始对在反右派运动中受处分的同志的问题进行复查。对受株连和影响的家属亲友也着手进行清除影响的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2月6日，原题为：“依靠群众，弄清事实，错多少，改多少 团中央系统改正错划右派工作基本结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5.txt b/CCRD/1/3/7/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e015177fb57c3a36a2c968f5fc7112ad98d5fd --- /dev/null +++ b/CCRD/1/3/7/000005.txt @@ -0,0 +1,27 @@ +#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顺乎民情大得人心 + +　　<新华社> + +　　中央有关部门召开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提出要继续抓紧抓好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做到善始善终 + +　　（＊　　　　　　　　　　　　＊　　　　　　　　　　　＊） + +　　新华社北京三月五日电　新华社记者报道：在最近中央有关部门召开的改正错划右派工作经验交流会上，通过总结前一阶段工作，到会同志体会到：改正错划右派是一件顺乎民情、大得人心的事情，它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发扬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 +　　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是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于去年九月前后相继在全国各地展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传达贯彻，加快了这一工作的步伐。目前，绝大多数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都已基本结束或即将基本结束。各省、市、自治区的与会同志都表示一定要把这一工作抓紧抓好。 + +　　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指出，从已经复审过的大量案件来看，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教训是深刻的。他们说，一九五七年确实有一小撮右派分子乘党整风的机会向党进攻，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但是，由于不恰当地估计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运动过程中出现了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好同志和一些曾经和我们党长期合作的朋友，搞得许多人再也不敢提出和领导不同的意见，妨碍了民主集中制的贯彻，造成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 + +　　会上，同志们用大量事实，说明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展开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群众赞扬我党“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精神，“具有无产阶级应有的气魄和品质”。改正的喜讯传到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同志家里，人人喜笑颜开，都感到搬掉了压在心上的一块石头，可以甩开膀子大干“四化”了。有一位阔别祖国三十七年的科学家，得知在国内的父亲被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继而给他改正了错划的右派结论后，专程回国探亲，表示要把自己掌握的科学知识贡献给祖国。 + +　　在总结交流前一阶段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经验时，大家认为，基本经验有两条。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同志们说，由于多年来右派问题成了禁区，右派一案成了铁案，因此，在刚开始这一工作时，不少人有思想顾虑，怕被扣上“为右派翻案”、“右倾”等帽子，希望上级能提出改正的比例数字。也有个别人怕否定自己，丢面子。实践证明，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他们说，所谓改正是按照一九五七年《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把错划的右派结论改正过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怎么会是翻案呢！这样的错案就是应该翻。根据中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凡属错划的，不管是谁，也不论是谁批的，都应该改正，决不能规定什么百分比。至于怕否定自己，这就更不应该了。大家说，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应该设身处地为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着想，主动地、不怕麻烦地做好这项工作。 + +　　二、领导重视，走群众路。同志们体会到领导重视与否是做好这一工作的关键。许多领导同志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造成的严重后果有切身的感受，他们以高度的责任感，把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当作大事来抓，有的领导同志还主动给自己过去参与错划成右派的同志写证明材料，提出改正意见。有些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也亲自过问这一工作，召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这就保证了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 + +　　同志们还体会到，在复审工作中走群众路线，有利于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进行群众性的恢复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使大家从实际工作中学会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同时，有一些疑难案件，也只有依靠群众，才能弄清事实真相，全面地了解本人的政治表现。许多单位的疑难案件，一经走访群众，都迎刃而解。 + +　　为了使改正错划右派的工作善始善终，到会同志提出要把改正以后的一系列善后工作抓紧抓好。要本着人尽其才，各得其所，统筹兼顾的精神，做好安置工作，使那些确有真才实学的人能充分发挥作用，把党的政策落实到每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和受株连人的身上。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6.txt b/CCRD/1/3/7/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b05b47158d553311518bf09356fc7049e7f5a4 --- /dev/null +++ b/CCRD/1/3/7/000006.txt @@ -0,0 +1,15 @@ +# 广东清理一批重大遗留问题 + +　　<新华社> + +　　据新华社广州三月八日电在最近举行的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广东省委强调干部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为加速四个现代化创造有利条件。省委根据这个精神，经过认真研究，清理了广东十一个重大遗留问题，作出了正确结论，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 + +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指出，林彪、“四人帮”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制造大批冤案、假案、错案，现在随着发扬民主和逐步落实政策，许多被掩盖和积压的问题陆续暴露出来了。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细致地一件件加以解决。省委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一方面要主动、积极、热情地解决群众的问题，同时要积极引导他们正确使用民主权利，使人民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发展起来。对一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群众讲清楚情况，使群众理解。 + +　　中共广东省委在这次广大会议上解决了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重大政治问题和一些历史遗贸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放下包袱，轻装前进。例如，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在广东的死党秉承叛徒江青一伙的黑旨意，在广东搞了一个“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的政治大阴谋，揪什么“南方叛徒网”，他们成立专门机构进行非法审理，受牵连的干部和群众遍布全省城乡。省委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四人帮”一伙策划揪“南方叛徒网”，其罪恶的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应该彻底揭露和清算。至于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林彪、“四人帮”一伙的一切诬蔑之词，必须统统推倒。省委宣布，凡因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 + +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恶毒攻击“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紧接着，林彪在广东的死党就对归桥、侨眷大下毒手。在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影响下，一九七○年，当时的省革委会有人搞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在一些地方试点，以后又在全省推行，制造了一批假案，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省委指出，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一向具有爱国的传统，所谓“六条意见”是反动的，应该加以彻底批判，凡因这个六条受到迫害的人，都要平反昭雪。 + +　　对广东历史上反地方主义的问题，省委也表明了态度。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第一次是一九五二年到一九五三年，第二次是一九五七年。省委指出，反地方主义是必要的。但一九五七年那次反地方主义，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现在，应当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加以纠正。省委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关于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省委强调，凡属搞错了的，必须改正，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另外，在反右派斗争中，还划了一些“中右分子”，应当全部否定。为了搞好安定团结，广东省委要求加快步伐，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力争在三月底以前，把文化大革命以来干部的冤案、假案、错案以及处理不当的案件复查完毕。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落实，动手晚一些，也要在今年春季做出显著成绩，上半年基本搞完。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原题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巩固发展安定团结大好形势 广东清理一批重大遗留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7.txt b/CCRD/1/3/7/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9e4593ce800b109fd14bb5bdb9500246e3eb66 --- /dev/null +++ b/CCRD/1/3/7/000007.txt @@ -0,0 +1,15 @@ +# 社会学研究会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成立社会学研究所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北京三月二十日电一个新的群众性学术团体——社会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了。 + +　　它是在最近举行的社会学科研人员座谈会上，由社会学界知名人士和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成都等地的社会学工作者六十余人，经过认真讨论，宣告成立的。 + +　　我国的社会学的教研工作，从一九五二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被撤销，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又受到批判，中断了二十多年。这次座谈会认为，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科学事业的方针，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恢复社会学的研究是必要的。 + +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副院长于光远出席座谈会，并讲了话。胡乔木说，否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用粗暴的方法禁止这门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是错误的。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说，为我们研究社会生活、社会现象、社会发展，在广大的范围内提供了根本的观点、原理和方法。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也不能代替各种社会科学。各种具体的社会科学还是要专门研究的。他说，社会学要研究的东西很多，既要研究实际的问题，又要研究理论的问题，不仅要研究本国当前的社会问题，还要研究外国的社会问题，但就研究的迫切性来说，实际问题的研究更重要一些，应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他告诉到会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成立社会学研究所，并希望有条件的大学设立社会学系。他鼓励大家为发展我国的社会学研究而努力工作。 + +　　这次座谈会讨论通过了《社会学研究会工作条例》（草案），确定了今后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并选举费孝通为社会学研究会会长，田汝康、杜任之、陈道、李正文、罗青、林耀华、雷洁琼等为副会长，理事三十余人；还聘请陈翰笙、吴文藻、李景汉、洪廉、吴泽霖、言心哲、柯象峰、李安宅等为顾问。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3月2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8.txt b/CCRD/1/3/7/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8c31ac054d64ab77162d3b6d4a1fed88674974 --- /dev/null +++ b/CCRD/1/3/7/000008.txt @@ -0,0 +1,25 @@ +# 人口理论座谈会介绍 + +　　<罗丽> + +　　最近，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理论研究所、《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召开了人口理论座谈会。 + +　　到会的同志们认为，在人口理论研究工作中，必须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现在一提起人口理论，提起有计划地控制人口，许多人往往联想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什么货色呢？他离开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去谈人口规律，把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失业、贫困，归罪于劳动人民生育子女。他公然提出战争、瘟疫和饥荒是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决定因素。我们探讨人口理论和计划生育，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毫无共同之处。在研究人口理论和进行计划生育宣传的时候，我们决不能因为害怕别人的无理攻击而缩手缩脚。我们要总结实际经验，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 + +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放后，人口增长很快，这反映了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人口的增长对国民经济也带来很大困难。 + +　　人口发展实质上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但是人并不能一生下来就成为劳动力。邬沧萍同志在会上指出：一个人从婴儿成长为劳动力，需要十六年到十七年的时间。就我国目前的生活水平粗略估计，把婴儿抚育成人，在农村需要抚养费一千六百元，在城镇约需四千八百元，在城市约需六千九百元。按这样的标准计算，我国解放以来出生人口的抚育费用，要占解放后累计的国民收入总额的相当大的比重。人们要进行生产劳动，必须具备一定的生产资料，有劳动能力的人口的增长要和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相适应。就我国目前的技术构成来看，装备一个生产工人约需一万元左右，人口增长过快，缺乏充分的生产资料，劳动力就不能得到充分利用，在城市就会出现待业人口，在农村就会加深人口多与耕地少的矛盾。人口增长还要和生活资料的增长相适应。人口增长过快，吃饭、穿衣、住房等方面都会紧张，妨碍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的改善。因此，研究人口规律，控制人口增长，对实现四个现代化，高速发展国民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　　刘铮同志在发言中说，人口再生产的规模和速度，受现有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只有正视历史形成的客观现实，按客观规律办事，因势利导，用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控制人口的增长，不能凭主观想象，想增就增，想减就减。例如，决定生产率的育龄妇女人数和生育率这两个因素，我们能改变生育率，而不能改变育龄妇女的人数。如果育龄妇女数量增大，在生育率不变的情况下，人口生长率就会不断增高，而现有育龄妇女人数是多年前人口状况决定的，是我们今天无法改变的客观现实。因此，人口控制要有一个过程。我们要对人口的数量和人口的年龄构成进行研究，要对人口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这样才能高瞻远瞩，做到胸中有数。 + +　　李宗正同志认为，在人口问题方面要克服理论宣传工作中的片面性。过去公开发表的文章，都只讲人多、议论多、热气高的一面，不讲也会带来困难的一面。有的论述人口与人手的文章也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指出，人口规律固然可以从医学、社会学等方面去研究，但是人口是政治经济学重要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是把自然人口放在资本论中劳动力一章去研究的。 + +　　王维志同志说，解放后对人口问题有两次大的宣传活动：一次是五十年代，主要是反右派和批判马尔萨斯；一次是六十年代初，批判“新人口论”。这种批判，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增加人口只有积极的一面。此外，当时还给许多研究人口学的学者戴上了政治帽子，妨碍了学术上的讨论。 + +　　林森木同志说，人口理论研究带有综合性质，涉及面比较广，现在我们把问题搞得很狭窄，似乎人口问题只是一个计划生育问题，人口理论就是计划生育理论。对吃饭问题、就业问题，许多研究者都不敢去涉及。目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人口有计划增长是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按照这种说法，人口有计划地增长同计划生育是一回事，是同义语的反复。为了论证这个规律，一些同志引用恩格斯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一日给考茨基信中的话，其实这段话并不能说明问题。在那封信里，恩格斯说的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不得不象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末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做到这点。恩格斯这里说的“不得不”，不是一种客观必然性。总之，不能把计划生育和社会主义人口规律混为一谈。 + +　　胡开华同志就城市规划中的人口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城市合理的人口规模，城市人口的年龄构成的预测，城市人口构成和劳动构成，城市人口中职工和眷属的比例，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例如，劳动年龄组的人口比重对城市规模有直接关系；未成年年龄组的人口比重，直接关系中小学校、幼儿园的教育和福利设施；老年组人口比重，对休养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制订城市规划必须研究人口年龄构成。城市基本人口和服务人口的比例也对生产和生活有直接影响。城市人口中职工与眷属的比例关系也要适当。职工家属进城过多，造成许多人吃闲饭，需要防止；但两地分居太多，又会造成探亲路费和探亲期巨额工资的支出，以及因探亲缺勤带来生产上的损失。 + +　　同志们认为，我国成立了人口办事机构以后，控制人口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九七一年以来，每年以千分之一点四的速度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了一半，这样控制人口发展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使人感到控制人口是权宜之计。为此，建议成立一个常设的人口委员会来统筹我国人口发展，拟订人口规划，贯彻执行人口政策，开展各种有关人口问题的调查研究，总结我国人口发展的经验。目前，发表人口学研究成果的园地太少，人口统计资料缺乏，也希望认真解决，以利于开展研究工作。 + +　　 ---- 原载《人民日报》1979年6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09.txt b/CCRD/1/3/7/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29abcb2fd3589fb82f88e7b1e66d81aa2382a0a --- /dev/null +++ b/CCRD/1/3/7/000009.txt @@ -0,0 +1,17 @@ +# 认真贯彻执行中发（78）五十五号文件精神 院右派复查工作即将结束 + +　　<贵阳师范学院　马黔民> + +　　为了迅速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根据中央〈78〉55号文件精神，我院对右派分子的复查工作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即将结束。对原划右派分子189人进行了认真的复查，除6人还待进一步研究，15人因判刑问题需等法院复查，一人无材料外，其余167人经过复查均属于错划，已全部改正（其中教职工25人，学生142人）。已经上报批准改正的正副教授有朱厚锟、邹钟山、沈仲龙、符仁芳四人，还有四位正副教授正待审批之中。 + +　　改正错划右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党中央的这一决策，大得人心。它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四个现代化，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中央〈78〉55号文件下达后，我院党委十分重视，迅速组织专门机构，制定具体计划，并分派一位党委常委抓这项工作。同时，党委还组织有关人员认真学习党中央关于右派复查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要求大家以一九五七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为依据，解放思想，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把这项工作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 +　　各系党总支对这项工作都认真负责，采取各种措施抓紧复查。中文系原划右派62人，复查工作量较大，系党总支组织部分教师、学生，放弃寒假休息，在短时期内，对全系绝大多数原划右派进行了复查，并写出了初步的复查意见。数学、历史、外语等系党总支充分发动群众，召开各种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对每一个复查对象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由于院党委的重视，各系、各单位同志们的努力，至今年四月底，我院原划右派已有百分之八十五得到改正。 + +　　对已经批准改正的同志，立即由学院落实政策办公室发出“改正通知书”。有许多被改正的同志接到“改正通知书”后热泪盈眶，心情万分激动，纷纷来信感谢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并表示决心努力工作，团结起来向前看，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 +　　在对右派进行复查的同时，我院还对一九五七年整风中被划为“中右”，受到错误处分的同志进行了复查和改正。 + +　　目前，我院正抓紧进行复查改正的收尾工作，争取尽快在短时期内把这项工作搞结束，做到善始善终。 + +　　 ---- 原载1979年《贵阳师范学院》学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000010.txt b/CCRD/1/3/7/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133ea79d3009d72539a294267d0bd556d11283a --- /dev/null +++ b/CCRD/1/3/7/000010.txt @@ -0,0 +1,27 @@ +# 我院召开第二次落实政策大会为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职工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 +　　<贵阳师范学院院落实政策办公室> + +　　我院于7月26日下午，在联合教室召开全院第二次落实政策大会，为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领导干部和历次政治运动中搞错的案件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名誉。大会由院党委副书记关海亭同志主持，院党委常委谢轮飞同志宣布了被落实政策的干部名单，并讲了有关落实政策的几个问题。谢轮飞同志说：截至今天为止，全院要求复查的申诉案件151件（不包括右派案件和学籍校纪案件），其中有84人应予受理，进行了复查，另有67人按政策不属复查范围。全院复查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的教学人员讲师以上、行政副科长以上干部20人。其中，正、副处级、副付系主任以上干部，经院党委做出复查结论，报经省有关领导部门批准；讲师、科级以下干部、教师，分别由党委或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讨论通过结论。在这次大会上，宣布平反、改正、恢复名誉的有原院党委书记黄辅忠同志和孙成章、周春元、张玉麟一案及王林岗、陈若夫、周应培、马元钤、李兆民、邓心福、寸镇东、汪秉彝、傅志澄、叶贵康、殷廷元、姚绍斌等同志。另有一部分放在系或处的范围内宣布。 + +　　全院原划右派分子186人，加上原老二中（现附中）划的3人，共189人。其中：正、副教授10人，讲师5人，一般教师、助教5人，副科长以上干部4人，一般干部2人，工人1人，学生142人，其中绝大多数早已先后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自中发（78）11号文件下达以来，对尚未摘掉右派帽子的9人，遵照文件精神，也宣布摘掉了右派帽子。中央下达55号文件及其补充通知以后，我们对原划右派189人进行了复查，其中15人因其他罪行被判处徒刑，待法院审查；1人无档案、无申诉；6人问题复杂，还须调查研究外，其余167人经过复查，均属错划，已予以改正或正在待批改正，恢复名誉。167人中，除学生147人外，其余20人中，有正、副教授4人，讲师4人，一般教师、助教5人，副科长以上干部4人，一般干部2人，工人1人。他们是：符仁芳、赵昌容、金之昆、陶磊、程甦、谢祥华、邱树勋、蒲昌基、丁美和、周载康、肖成钰、周学义、傅德山、周志新、张廷辉、杨国栋（工人）等同志。还有已死亡的正、副教授3人：朱厚锟、邹钟山、沈仲龙；调外单位工作的讲师1人：熊寅谷等，均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名誉。此外，外单位划为右派，现在我院工作的12人，经原划单位复查，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名誉。计有孙运仁、谭东北、黄北斗、傅家训、方明亮、吕廷中、丁有为、雷德荣、卫常德、许华彬、陈昌文、刘释吾等同志。 + +　　1957年定为中右，被开除党籍、团籍，取销预备党员资格，或受到各种处分，到目前为止，提出申诉的共63人，经过复查，属于定性或处理不当，决定撤销原结论和原处分的32人。其余31人正在复查。 + +　　对原划为右派的职工，作了开除公职或强制退职下放的共18人，已收回安排了工作的16人（本院安排了12人，报请人事局安排在外单位的4人）。此外，凡属我院所划右派，因此失掉工作的（多数是学生），现均已摘帽，绝大多数予以改正，并建议本人现所在地区人事、组织、劳动部门根据其所长给予适当安置，解决了他们多年来由于被划为右派而受到不合理的政治待遇和遇到的经济困难。 + +　　谢轮飞同志还就有关落实政策问题，讲了以下几点意见： + +　　1、什么叫冤假错案？所谓冤假错案，系指在文化大革命中，即从1966年5月16日以后，至1976年10月6日以前这段时间内，林彪、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大搞法西斯专政，在这种情况下，把本来没有问题的，被说成有问题；本来不是问题，被说成是问题；本来是小问题，被说成是大问题。过去已经做过结论（包括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和其他问题），硬把它重查重审，无限上纲，栽赃诬陷，搞出了一大批叛徒、特务、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分子、漏纲右派等等，造成了干部队伍的混乱，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而制造出来的重大案件。其他历次政治运动中形成的案件，那怕完全搞错了或处分过头了，一般不用“冤、假、错案”的名义。 + +　　2.落实政策的范围，主要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制造的冤假错案。其次是一九五七年错划右派的改正，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中错案的纠正以及四清运动中错案的复查问题。 + +　　3.什么是老案？所谓老案，系指一九五七年反右派以前的案件，如土改整党、清理中内层、肃反、审干、三反、五反、合作化、思想改造、新三反等历次运动中的案件，以及日常工作中所处理的案件等。其中虽有一些搞错了的，或畸轻畸重的，但绝大多数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当时党的政策规定处理的，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如果对这些老案不作历史的分析，通通都翻一遍，甚至以现在的政策观点作标准，势必造成是非不清，引起思想混乱，影响安定团结，脱离党内外广大干部和群众。因此，这一类案件，均不属落实政策的范围。如果个别原定性处理的主要事实依据是失实的，对照当时党的政策，属于错开除党籍，错开除公职，错定为敌我矛盾的，根据“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原则，应予以复查改正。但应放在组织、人事部门的日常工作中进行。 + +　　4.关于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问题。一九六○年前后精减下放回乡的职工，一九七○年前后战备疏散迁送农村的居民，以及自动离职的人员，一般地不能复工复职，也不再返回城镇。精简职工，战备疏散，压缩城镇人口，是正确的。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带上“黑五类”帽子，下放农村，确实搞错了的，政治上给予改正，但原则上不能回城。此外，右派改正后，要求回城工作的，除改正单位确有需要，并经所在地区同意，可回原改正单位安排工作外，其它均应就地安排、分配或调整工作。在农村的原则上不回城市。上山下乡知青，要求回城安排的，不能解决，历次政治运动中下放农村人员，随同下放的子女，不能按上山下乡知青待遇对待。农村户口的临时工（包括职工家属子女），一律辞退。临时工、合同工、家属工，不能转为正式工。类似问题，均应照此精神处理。 + +　　5.处理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些案件，应着重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经济问题原则上不作清退。对于错被开除党籍，后来一直表现好，现在具备党员条件者，可恢复其党籍或重新入党。对错被开除公职的给予改正后，一般不再收回安排工作，可按退职等办法酌情处理。现有工作的（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和别的行业），不再重新安排。需安排工作的，原是干部，也可以当工人。现在的工资级别或金额属于原工资的，一般不动，但不能套级。现在的工资级别低于原工资级别，只能恢复到原工资级别。在错处分期间已经提了级的，不能累计。对其中犯有严重错误，因处分过重，改为从轻处理的，也可适当降低原工资级别。 + +　　谢轮飞同志最后说：为了把落实政策的工作做到善始善终，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把政策交给群众，请大家都来做落实党的政策的工作，把它做好，减少阻力，尽快地为我院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为早日实现四化而奋斗。（院落实政策办公室） + +　　 ---- 原载1979年《贵阳师范学院》学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7/names.txt b/CCRD/1/3/7/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f8c8bec8c23368ef0ab1d71fd07a7c9b8917e0b --- /dev/null +++ b/CCRD/1/3/7/names.txt @@ -0,0 +1,11 @@ +中央一些部门已改正一批错划右派 +公安部错划右派全部改正 +解放思想分清是非 +北京市一批错划为右派的同志得到改正 +团中央系统改正错划右派工作基本结束 +改正错划右派工作顺乎民情大得人心 +广东清理一批重大遗留问题 +社会学研究会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决定成立社会学研究所 +人口理论座谈会介绍 +认真贯彻执行中发（78）五十五号文件精神 院右派复查工作即将结束 +我院召开第二次落实政策大会为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教职工落实政策恢复名誉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8/000000.txt b/CCRD/1/3/8/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dcc4845c94c200ca1fc0378465230b5305cf3d --- /dev/null +++ b/CCRD/1/3/8/000000.txt @@ -0,0 +1,9 @@ +# 刘靖宇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北京六月十九日电刘靖宇同志追悼会最近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 +　　刘靖宇于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旅大地区等地从事革命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我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外交部苏联东欧司专员、副司长和代司长等职，一九六三年调第一轻工业部工作。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中，刘靖宇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日含冤逝世，终年五十七岁。粉碎“四人帮”以后，有关部门为刘靖宇进行了平反昭雪。 + +　　 ----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6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8/000001.txt b/CCRD/1/3/8/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2bfc55d4cd1e4f3f5c45e90f2b5171e3bd6106 --- /dev/null +++ b/CCRD/1/3/8/000001.txt @@ -0,0 +1,9 @@ +# “六教授”右派问题全部改正 + +　　<新华社> + +　　新华社北京８月１６日: 电在１９５７年反右斗争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著名“六教授”曾昭抡、费孝通、黄药眠、陶大镛、钱伟长和吴景超，已经全部得到改正。 + +　　在被错划为右派之前，曾昭抡是原高教部副部长，费孝通是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黄药眠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陶大镛是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教授、系主任；钱伟长是清华大学教授、副校长；吴景超是中国人民大学计统系教授。曾昭抡、吴景超已故，其他四位教授现在的工作是：费孝通，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陶大镛，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教授、系主任；钱伟长，清华大学教授。 + +　　 ---- 原载《人民日报》1980年8月1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8/names.txt b/CCRD/1/3/8/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ddb0006e84733560db3bfa6e8496cf4d8002b2 --- /dev/null +++ b/CCRD/1/3/8/names.txt @@ -0,0 +1,2 @@ +刘靖宇同志追悼会在京举行 +“六教授”右派问题全部改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9/000000.txt b/CCRD/1/3/9/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40ebc43c380d3fa3a03b85c98798771ddd9d97 --- /dev/null +++ b/CCRD/1/3/9/000000.txt @@ -0,0 +1,15 @@ +# 关于给沙文汉平反的报道 + +　　<《浙江日报》> + +　　【本报讯】经中共浙江省委复查，党中央批准，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省长沙文汉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已得到彻底改正，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 + +　　沙文汉同志，浙江省鄞县人，生于一九○八年。一九二五年三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鄞奉中心县委书记、共青团（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团江苏省委青工部长。一九三三年二月去日本，一九三五年十月回国。回国后，在上海救国会工作。一九三七年任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一九四三年在淮南根据地工作，任华中局党校教务长、华中分局城工部长、上海局宣传部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书记、浙江省委宣传部长、浙江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省委常委、省长等职。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影响下，沙文汉同志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开除了党籍。一九六三年底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一九六四年一月病故。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对沙文汉同志被划为右派分子的问题进行了复查。复查结论认为：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开除沙文汉同志党籍的决议所认定的，他和当时的省委常委、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常委、省检察长彭瑞林，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长孙章录等同志“共同反党”的问题是不存在的，作出的决议也是错误的；沙文汉同志在省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就党政分工问题所作的发言，基本上是正确的，而且是在党的会议上讲的。沙文汉同志一生没有被捕过，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省委再次复议认为，一九五七年将沙文汉同志划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应当彻底改正。并撤销中共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开除沙文汉同志党籍的决议，恢复党籍，恢复政治名誉。对因沙文汉同志错案而受株连的同志，应一律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 + +　　 1982年11月7日。转载于黄仁柯《沙孟海兄弟风云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 + +　　· 来源： + +　　《浙江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3/9/names.txt b/CCRD/1/3/9/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27ab2ff89331d64b02f87f18add916a1bf5549 --- /dev/null +++ b/CCRD/1/3/9/names.txt @@ -0,0 +1 @@ +关于给沙文汉平反的报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0/000000.txt b/CCRD/1/4/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368cf2b4ff70b721c804cb21603b9ab8b1cb35 --- /dev/null +++ b/CCRD/1/4/0/000000.txt @@ -0,0 +1,177 @@ +# 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 + +　　<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 + +## （罗隆基：1957年为森林工业部部部长）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一） + +　　共产主义不是二十世纪的新思想，亦不是十九世纪马克斯的新发明。伯拉图在马克斯二千多年前，就大谈共产主义。取消私有财产，打破家庭制度，就是柏拉图要建设的理想社会。从柏拉图到马克斯，共产主义派的思想家，络绎不绝的出现。罗马极盛时代的律师，耶教新兴时代的神父，在许多就是反对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的学者。其后象卫克理夫（John Wycliffe 1320—1384），慕尔（Thomas More 1478—1535），康白纳拉（Thomas Companela 1568—1639），赫林顿（James Harrington 1611—1677），希斯孟底（Jean de Sismyndi 1773—1843），这一班人，在共产主义方面，都是马克斯的前辈。 + +　　这些名字，如今在我们的中国是不常听人提起的。中国谈共产的人，一致推尊马克斯。的确，工业革命后的共产主义与以前的是有分别的。 + +　　十九世纪以前的共产学说是政治的，不是经济的反响。他们着眼在改革政治，不在改造社会。中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议论，有共产的意义，这当与欧洲十九世纪以前的共产学说一体看待，与目前中国流行的共产学说无关。这与本文讨论的对象无关。 + +　　马克斯的共产主义，是工业革命的产物。在如今工业革命未完备的中国，马克斯的共产主义能否实现，这点，作者将来另有文章讨论。这里，我们讨论和批评的只以马克斯派的共产主义为限。 + +## （二） + +　　马克斯派的思想，归纳起来，可分这四部：（一）历史哲学（二）经济理论（三）革命策略（四）理想社会。 + +　　马克斯的历史哲学，就是他的唯物史观。心，受物质条件的支配。人类的思想，是物质条件的反映。人类思想的变迁，以物质条件的变迁为转移。物质条件上重要的部分，是人类生活的方法。生活方法上重要的部分，是经济的生产方法。因此，生产方法改变的时候，人类的一切思想——社会制度，政治组织，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一切一切，——都因之而改变。换言之，某个时代的思想，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政治组织，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一切一切，就是那个时代的物质条件的产物。物质条件，依照马克斯的辩证法，是顺着“正”、“反”、“合”三个程序在演化变换。因为有这种“正”、“反”、“合”的演化变换，所以人类的思想随之有不断的变迁。这变迁就产生阶级战争。阶级战争就是历史！ + +　　在马克斯的历史哲学上，我们可以指出来的有这几点。（一）唯物史观，我们可以相当的承认。在井田制的社会里，其它制度要适应井田制的环境。到了封建的社会，一切制度随之有相当的改变以适应封建的环境。中国以农立国，所以过去的思想是重农轻商。中国是男子生产，女子消费的社会，所以法律上，礼教上，都是男尊女卑。这些都可算物质条件支配制度和思想的证据。这样的唯物史观我们固不能否认，然亦不待马克斯的标榜。亚理士多德是西洋的唯物史观的先觉。“无恒产者无恒心”，“仓廪实而知礼义，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亦可算东方唯物史观的前例。 + +　　不过物质条件支配思想，这种说法，自有他的限制。经济条件，支配思想，更有他的限制。马克斯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弟，马克斯毕竟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恩格司（Engels）亦是这样。马克斯，思格司辈的思想，可以超出物质条件以外，旁人的思想，何以绝对范围在经济定命论以内？ + +　　物质条件可以相当解释历史；历史变动，不是完全依据物质条件的改变，这又是我们要指正出来的。中古时代的十字军东征，近世史上的民族主义运动。这自然是历史上的大节目，若认都是生产方法直接的影响，自然是过甚。拿中国的历史来看，生产方法几千年来，实在没有变更，然而政治制度，伦理观念，宗教思想，这几千年来，不能说无演进变化的痕迹。再进一步，秦朝改封建为郡县，废井田为阡陌，这是经济条件改变政治，还是政治势力转移经济？佛教入中国，这与生产方法无关的，试问，中国的文化因此受了多大的影响？欧亚交通打开以后，中国生产方法直到现在没有多大变动，然而思想上“德漠克拉西”，“普罗”政治，这些名词，普遍了全国。经济条件影响思想，思想亦影响思想，甚至先有思想的变迁，而后发生经济现象的改换。所以绝对的唯物史观是讲不通的，绝对的经济史观更讲不通。 + +　　唯物史观不是马克斯的创造，从经济史观里演绎出来的阶级战争是马克斯的发明。照马克斯的说法，社会不是静的，是动的；不是定的，是变的。新的科学起来了，新的机器发明了，新的市场寻着了，新的原料发现了，这一切当然改变社会上的经济现象。他进一步又根本动摇经济组织：经济组织的改变跟着动摇社会一切思想和制度。在这演化变换的程序上，新环境的思想当然与现存的统治思想相冲突。这种冲突的定律就是他的辩证法。 + +　　根据他的辩证法，社会的物质是在永远不断的新旧蜕化的程序中，社会的思想亦在永远不断的新旧蜕化的程序中。任何物质，任何思想，他们的本体，就有“正”“反”两面（Thesis and Antithesis）。例如爱里有恨；喜里有悲；好里有坏。进步就是这“正”“反”冲突的结果。冲突结果，又成为“合”（Synthesis）。简单的说，这个循环式的辩证法是：“正”中有“反”，“反”归于“合”；“合”复成“正”，“正”又有“反”，以此照推。 + +　　（根据这个说法，没有封建的社会，就不能产生现在的资本主义；没有现在的资本主义，就不能形成将来的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崩溃的成分，孕育在资本主义的本身。无产阶级有必然的胜利，就因为资本主义有必然失败的缘因。这就是辩证法，这又是阶级战争的轨道。） + +　　阶级战争的本身，下文再论列。这里我们要讨论的是马克斯在辩证法上的结论。我们姑承认社会是“动”不是“静”的，是“变”的不是“定”那条原则。我们姑承认“动”与“变”的程序是“正”中有反，“反”归于“合”。“合”又成“正”的轨道。若然，到了共产的社会共产的反面当然要应运而生，到了无阶级的社会，新兴的阶级当然要应运而起。否则，社会有“不动”“不变”的时间了。不动不变，马克斯的有机社会说就不能成文，马克斯的辩证法就不算彻底。果“动”果“变”。马克斯的共产社会就不算止境，马克斯的阶级战争，将永无已时。这就是马克斯的辩证法的矛盾。这就是马克斯唯物史观上的弱点。 + +## （三） + +　　马克斯的经济学说，可以算近八十年来经济学上争辩最烈的问题。共产派，认马克斯的经济学为天经地义，修正派认他为不合时宜；正统派的经济学家又认他为矛盾不通。 + +　　在这篇短文里，我们当然不能拿马克斯的绖济学说作尽情详细的研究。我们的态度，亦可以简单说明如下： + +　　马克斯经济思想上的要点有二：（一）劳动价值（二）剩余价值。 + +　　照马克斯说，商品的价值，因观点不同，可分为二种。从质上看，着他的使用价值（Use-value）；从量上看，有他的交换价值（Exchange Value）。以通俗的语言来解释，交换价值就是价钱。十块钱买双靴，这双靴的交换价值就是十块洋钱。用什么来估定商品的交换价值呢？马克斯说商品价钱的高低，就以制造那商品时所需的“劳力”Labour—Power的多少为准。三天工做双靴，六天工做件衣，一件衣的交换价值就等于两双靴。不过“劳力”的计算，不能拿时，日，月这种单位来计算。马克斯有他所谓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time）做单位。无论他计算法如何的复杂，简单说，只有一句话：劳力决定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通常所谓的价钱）这就是他的劳动价值论。 + +　　“劳动价值”论的缺点，有许多人已经指正出来了。马克斯说各商品交换价值的关系，以各该商品所包含的“劳力”为比例。假如有一百双靴，买靴的人只有二十；有二十件农，买农的人有一百。这种供过于求与求过于供的事实，完全不影响靴与衣的交换价值的比例吗？这点大家已公认为马克斯价值论上的忽略。 + +　　马克斯说劳力计算是以“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为单位。“社会必须的”（Socially Necessary）又怎样测量呢？马克斯说在各商品互相交换的过程中（in the Process of Exchange）自然可以寻得出他们的比例式来。我们不知道一件衣所包含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是多少，等到一件衣换了三双靴，衣靴所包含的“社会必须的劳动时间”就找出来了。这不啻说交换价格决定交换价值。（Value defends upon Value）这又是马克斯经济学说上的矛盾。 + +　　劳动价值论不是马克斯的发明，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亚丹斯密，利加图这些经济学者早已有这项理论。我们这里批评的又不止马克斯一人。 + +　　根据马克斯的劳动价值论，他建设了剩余价值论。马克斯说商品是生产工具，原料，劳力的结果。单有生产工具及原料，没有劳力，不能制造商品。资本家于是买了工具，买了原料，买了劳力来制造商品。某件商品，他的交换价超过于他的工具，原料，及劳力的原本，这种超过数，就是剩余价值。 + +　　商品的交换价值怎能超过于他的原本呢？马克斯说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劳力亦成了商品。劳力有他的交换价值。他的交换价值以劳工的生活费用为准。假使五块饯一天，可以使劳工张三活在世上尽一天劳工的责任，张三的劳力的价值就是五元一天。然而张三的劳力，五小时的工夫，可以生产价值五元的商品，那么，张三在五小时以外的一切工作，都是剩余价值。因此工人每日做工的时间愈长，资本家所得的剩余价值愈大。因此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斯攻击资本家的基本理论。 + +　　资本家剥削劳工的事实，我们不完全否认。如今的经济制度，当然有许多应改造的地方。然而马克斯剩余价值的学说，仍引起许多怀疑之点。马克斯认生产工具，原料等等为“定的资本”（Constant Capital）劳力为“变的资本”（Variable Capital）。根据马氏劳工价值说，只有变的资本可以产生阶值，若然，在工业组织上，剩余价值的增减，当然随“变的资本”为转移。“定的资本”愈少，“变的资本”愈多，剩余价值愈大；反之，“定的资本”愈大，“变的资本”愈小，剩余价值愈少。然而事实又确与此相反。 + +　　再进一步，马克斯亦承认剩余价值的计算，不是那般的简单。在如今社会里，经济组织，十分复杂，没有一个人凭他单独的劳力，可以出产商品。即令劳力价值论是真理，商品的交换价值，绝对不能认为某劳工的单独产物。衣服是裁缝做的。布是那里来的？织布的纱是那里来的？纺纱的棉花那里来的？裁缝的针那里来的？打针的铁那里来的？这样类推，商品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社会合作的产物。共产学者认为衣服公司的掌柜赚了钱，这利息是剥削裁缝的剩余价值，这是把一个有连贯性的社会勉强切成片断去看。整个的社会看起来，把商品认作社会合作的产物，那么，剩余价值怎样计算，剥削剩余价值的责任又在谁呢？ + +　　马克斯说衣服公司里的衣服的交换价值，超过成本，其所得即是剩余价值。在成本之内，马克斯又何尝计算了公司经理的时间精力在内。马克斯认劳工的劳力是商品，经理人的心思才力，何尝不是劳力？何尝不是商品？工人的劳力有交换价值，经理人的劳力，何尝没有交换价值？工人的劳力的价值以“社会必须的劳力时间”计算，经理人的劳力，又何尝不可以这般计算。若然，马克斯所说的剩余价值，何尝不可以做经理人的劳力的交换价值呢？认工人的劳力和经理人的劳力，他们的交换价值相差太远，这是一种批评，这绝对与认交换价值为工人单独的出产又为两事了。 + +　　根据他的剩余价值论，马克斯又建设他的资本集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预言。资本家的目的，马克斯说，在取得剩余价值，于是更设法扩充他们“定的资本”（Constant Capital）。资本愈集中，小资本阶级亦被压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增，境况愈坏，阶级战争的事实愈不可避免了。 + +　　马克斯在1848年（指共产党宣言）的预言，与八十年来美国经济史的事实，确相反对。据美国的统计：在1861年，美国有百万金以上家产的人不过三个；1897年，增至三千八百人；至1928年，数目增至四万二千以上。固然，以全国人口计算，国家的财富，仍握在比较极少数的人手中，然而数十年来，百万金家产的人数，增加万倍以上，当然证明马克斯所谓资本日趋集中的错误。共产派的人或者要举出铜铁大王，煤油大王，汽车大王一班人来做“富者愈富”的证据。然贫者愈贫，的确不是美国的事实。照比尔德（Beard）教授的计算，二千五百万家庭的美国，大约有汽车两千万辆，有电话一千五百万架以上，有无线电收音机三百万具以上，每月进电影院看影戏的人在二千五百万以上（见《美国文明史》二册716页）。又据英国每月邮报年鉴的计算，美国在1928年时，本国人买用的汽车在三百五十万以上。在1918年不过八十余万。1928年共有电话一千九百万具，1920年不过一千二百万具。如今有电灯的家庭在一千九百万以上，与1920年较，增加一一六倍。三分之一的家庭装置了无线电收音机。每年卖出的电气洗衣机及扫地帆在二百万具以上。每年戏园，电影，游戏场的收入在二十万万以上。根据这种统计，我们可以说今日的美国是“贫者变富，富者愈富”，这与马克斯的预言，当然不相符合。 + +　　在国家的大企业方面，组织的规模扩大，管理的权限集中，这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然而合股公司的增加（参看本期读书杂记）又表明资本享有权的趋势是日趋分散而非集中。在大企业的管理权上又有马克斯所预料不到的事实发现。一方面，在欧美国家，工商业的管理日趋民主化，英国Whitley Council，德国Factory Workers Council等等是劳工参加管理的明证，另一方面国家社会主义（Collectivism——有人译为集团主义）试验的成功，又证明个人资本主义的罪恶有节制补救的可能。国家或市镇团体，直接经营铁路，邮电，矿产，森林等企业，是二十世纪很普通的现象，即在英美私人资本主义发达最盛的国家，交通电报等仍是私人企业，然而国家在这种企业上的干涉权是日益增大，这一切都指示出来自由放任的私人资本主义已撕成明日黄花了。 + +　　德国有位批评马克斯的学者说： + +　　“马克斯的劳工价值论与剩余价值论在政治及社会运动的标语上较在经济学的理论上更有地位。” + +　　英国肯斯（Keynes）教授说： + +　　“马克斯社会主义是历史家永远的疑团——这种不逻辑的。这种愚呆的一个主义，能够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量的并且很长远的影响，并且因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影响历史。” + +　　我对马克斯的经济学说，结论亦如此。 + +## （四） + +　　共产主义的特点在方法而不在理论。反对私有财产，攻击资本主义，这是各种社会主义共同的主张。从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地，共产党有他们革命策略上的特点。 + +　　共产党革命策略上的特点：（一）阶级战争（二）暴力革命。 + +　　马克斯说，社会的历史，从始至终是部阶级战争史。自由人和奴隶，贵族和平民，诸侯和佃奴的冲突，这就是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互相战争的历史。根据马克斯的学说，社会是有机体，他是动的，不是静的，他是不断的在变更不断的在演进。然而他的变更演进是跟着一条定例走的。这定例就是阶级战争。 + +　　马克斯及其它共产派并不否认社会上经济以外的阶级，然而经济上的阶级是根本。经济上的利害冲突，比他项的利害冲突更深刻，更厉害。因为共同利害的关系，经济上被压迫的阶级总是联合起来与压迫阶级奋斗，结果，被压迫阶级总取压迫阶级而代之，这又是马克斯的辩证法。 + +　　工业革命以后，社会上形成的阶级是资本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阶级就是从前取封建阶级起而代之的人。照他的辩证法推算，资本主义一切内存的缺点，就是资本家自趋灭亡的必然的道路。无产阶级取资本家而代之，是辩证法上必然的结果。 + +　　无产阶级，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这在无产阶级的眼光里，是何等动听的话！这又是共产主义在宣传上最迎合心理的文章。然而阶级战争的本身，又非绝对无可评击之点。 + +　　共产党的阶级论，是以唯物史观为立脚点。唯物史观，上面我们已经说过，只能相当的接受，因此，阶级战争的说素，亦只能相当的接受。英国罗素说：“世界政治上的事件，是人的情欲和物质的环境相互荡击的结果。”拉斯基说：“当我们估定一种社会制度的特性时，我们不能专从生活方法对人发生的影响去看，要以在这种制度上人类的主要冲动（Impulses）的满足的机会如何为断。人们很多时候肯做经济上比较利小的事情，因为他们宁愿选择某事情在心理上所产生的结果。” + +　　假使我们承认这些话足以补充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就不能死板板的肯定社会是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是生死不并立的。 + +　　照共产党的说法，工人农人应站在同一阶级的战线上.证诸目前的事实，又实不然。美国中部的农人，他们在政治上的立场，与东部的工人，有许多不同点。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要求就根本不能一致。因为经济利害不同的关系，英国的工党在农村的活动力，始终没有发展的方法。保守党直到现在，在乡村的势力，未能动摇。俄国这十年来的经验，处处可以证明农人和工人的利害不是完全一致的。 + +　　马克斯在八十年前就预料资本日趋集中，劳资的界限日益分明。在业方面，马克斯的预料，始终未实现。假使马克斯承认农业亦是经济上重要的部分，他的两阶级对峙的学说，就得有相当的修正。这又是阶级战争上要指出来的一点。 + +　　即令马克斯的前题是有根据，社会是划分两个阶级，两阶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这种冲突是否要采暴力革命的方式，又是另一问题。 + +　　杜诺斯基说：“谁来统治，这问题的解决，不在宪法条文的检查，而在各种暴力的运用。从历史上看来，打破仇人阶级的意志，没有别法，只在取有条理、有勇气的方式，运用暴力。” + +　　暴力革命，是共产主义者方法论上的特点。试问，中产阶级怎样打倒了封建阶级，怎样得到了统治的地位？是充分利用暴力革命的结果吗？我们相信那是经过工业革命，物质环境变更后自然的结果。工业革命这名词，虽然有“革命”这字义，然而这“革命”依然是和平的演进，不是暴力的促成。 + +　　马克斯说：“人们造成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不能在他们选择的境遇里任意去造成历史，反之，他们一定要在一种遗传的并命定的条件上去建造。” + +　　若然，即令资本阶级暴力可以消灭，这种遗传的并命定的物质条件是暴力在一朝一夕可以变换得了的吗？物质条件没有改换，单单用暴力杀尽资本家，这就算得创造了新的社会吗？ + +　　社会的本身是有机体，是动的，是变的，是在不断的演进。社会的改革手段是暴力的屠杀。这又是共产主义者理论与方法上的矛盾。 + +　　英国工党的领袖麦克唐纳（T.R. MacDonald）对于暴力革命曾经这样的说过： + +　　“这样，就可以看得见。认革命为社会主义者的方法是错误。革命永久不能实现社会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者所希望的改变，是社会各方面的彻底更换，因此，这种变换一定是一种有变化的程序。政府形式的更换，例如君主或共和，人民是政治的主人抑政治的奴隶，这些事，刀枪的力量或者可以做得到，但是一种影响经济生产的程序的变更，一种影响国内或国际贸易的变更，一种建设劳工与酬报的公平关系的变更，一种打破贫富不均的变迁，这些变更。革命是无能为力的。” + +　　我们觉得麦克唐纳这种批评不是空泛无立脚点的。在英国方面，菲滨社会主义，不能谓其毫无成功。教育的普及，市政的的改革，社会政策的扩充，在这几方面，1930年的英国，比1880年时的英国，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这些成绩是一滴一点得来的，暴力革命是办不到的。弗布（Webb）夫妇，就可以告诉我们，英国有英国的“遗传的与命定的”物质条件，他们不能跳出那些物质条件去创造新的历史。 + +　　在俄国方面，我们又可以找着事实来证明麦克唐纳的批评的正当。杜诺斯基固然可以代“恐怖”（Terrorism）辩护，然而经济上共产政策的实现，不是“恐怖”可以为力的。俄国皇帝是一刀杀得了的，俄国社会上物质条件不是一枪可以变换得了的。社会倘真是有机体，物质定命论果然存在，那么，暴力革命的能力就有限了。 + +　　这里我们不是根本抹杀革命，我们觉得在改造社会上，暴力革命的功用是有限制的。“恐怖”在心理上或者有片时的效力，物质社会没有根本改变，暂时变换了的心理是立脚不住的。共产主义者说得好，什么样的经济条件，产生什么样的思想。支配思想的经济条件没有改换，杀人放火，除了报复的作用外，果没有高深的意义的。 + +## （五） + +　　共产主义者的理想社会到底是什么？这点，我们在共产主义者的著作里亦寻不着方案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没有代将来的酒饭馆开菜单的兴趣。无论共产党的著作在这点上如何的空泛，他们的希望，我们可以归纳起来如下：（一）将来的社会是无阶级的，（二）将来的经济组织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 +　　资本阶级，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得到最后的胜利，这点我们姑不加以怀疑，同时亦可以说我们的希望，正是如此。不过从有阶级的社会转变到无阶级的社会，这狸猫换太子的戏法，我们真莫明其妙了。 + +　　（黑格尔用他的辩证法，证明普鲁士的自由到了绝顶。马克斯用他的辩证法，证明共产主义的社会，到了社会进化的绝顶。动的社会忽然不动；变的社会，忽然不变。黑格尔与马克斯，彼此的辩证法都不彻底，都是自相矛盾。） + +　　到了无阶级的社会，阶级自然会生出来，这是我们的推论。密曲司（Robert Michels）柏热托（Vilfredo Preto）们都有过这样的怀疑。英国的拉斯基又这般说：“社会或者就分为共产党和共产党领袖两个阶级”。这种批评，我们又可以拿俄国共产的事实来证明。 + +　　在陈独秀等那本《我们的政治意见书》里，我们就读到这样一段： + +　　“十月革命到现在，以列宁之病和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夺取政权，建设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做军事的防御，及采用一些基本的办法以确定经济道路的时代。……后一时期即史大林继列宁而执政的时期。这时期的情形就不同了。他的主要的特征。就是二元政权的势力增涨。其客观的原因是物质生活相当的提高，内部的军事状态停止，及世界革命到来的迟缓，群众需要恢复他的疲劳，非无产阶级的成分及其意识渐有抬头的机会，于是曾经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至此反而被抛弃放在后面去了，在它之旁，甚至在它的面前，树起别的阶级成分，别的阶级意识大显其作用，在政权上占领了一大部分势力。这些别的成分就是那些一天一天形成一个很大的官僚系统之国家机关，职工会，合作社的职员及其它自由职业者和办事员等。这些人们由他们的生活条件，他们的习惯及他们的思想方式，是与无产阶级分离的，或一天一天与他分离。” + +　　在陈独秀等看来，这些都是史大林等几个机会主义者的罪恶，都是史大林几个人凭空造成的局面，殊不知这就是社会演化上自然的结果。资本阶级打倒的时候，就是无产阶级起首分化的时候，这就是辩证法，就又是无产阶级不能实现的证据。 + +　　现在我们又假定无阶级的社会是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再来看看将来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社会。第一，我们要问这“尽”字，“能”字，“取”字，“需”字，有什么定义？在一个社会里，我们可以承认“各有所能”，我们有什么方法担保“各尽所能”？其实这就是苏俄实行共产时首先遇到的困难。张三可以做十小时的工作，李四只能做六小时的工作，在没有私产制的社会里，有什么方法担保张三的尽其所能，更有什么方法来侦察张三的未尽所能。 + +　　共产党人相信教育的功用是万能，人人都可以变成完人，“不尽所能”的事是过虑。这些话，在宣传上自有他欺骗的功用，在科学上有什么根据？物质条件支配人的思想，这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哲学。李四做六小时工，可以得到生活，张三凭什么要作十小时的工作？人性就是这般。共产党的魔术在那里，可以使人人都成绝对没有自私观念的完人？ + +　　谈到“各取所需”，问题更加复杂了。张三喜欢喝酒，李四喜欢抽烟，王五喜欢吃西菜，刘七喜欢听音乐，既能“各取所需”，就可要素无厌。到这地步，这又怎样？共产党人一定要说，“各取所需”，自有限制。试问，限制的标准又在那里？有人说以各人的生产，定分酬的多寡：萧伯纳（G.B. Shaw）对于这点，批评得痛快淋漓，他说： + +　　“工厂里一付机器每日制成了千千万万的钢针，谁能计算出来，多少是机匠的功劳，多少是机器发明者的功劳，多少是造机器者的功劳，多少是矿工出铁的功劳，多少是铁匠炼钢的功劳……只有鲁滨森（Robinson Crusoe）在荒岛上，可以说一切制造是他个人的产物，因为他取材于天然界；等他回到了文明的社会里，他家里的一桌一椅，都不能认为是他的出产，因为这是经过许多劳工的结果……以生产做分配的标准，等于大雨之后，在水池中估定某雨点增加了池水多少的分量。这是办不到的事。” + +　　共产主义者或者要说，我们以各人的能力，定各人的需要，然而分配的困难又起来了。吴稚晖能执笔做文，蒋介石能带兵打仗，张惠长能航空，李惠堂能踢球，王无能能说书，梅兰芳能做戏，张三哥能种地，李四嫂能纺纱，各有所能，各有专长，用什么做“能”的比较标准，用什么做经济分配的标准？ + +　　共产主义者说，在共产社会里，种地纺纱的能力，自然比说书唱戏的能力要紧，比打仗做文的能力要紧。试问，改良播种的农学家，发明机器的科学家，他们的能力，又怎样报酬？维持治安的警察，主持公道的法官，他们的能力，又怎样报酬？试问，“各取所需”的标准在那里？ + +　　共产主义者说，理想社会里，谁要什么，谁取什么，无标准就是标准，无限制就是限制，当然，这是回到大自然的境域里去了。结果，这当然是绝对放任的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天演社会。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吗！这是共产主义者革命的目的吗？ + +## （六） + +　　上面我对共产主义，提出了许多怀疑点，这些不是我的创见，其实许多都是欧西学者已经说过了的。我不是先有打倒共产主义的成见，才来写这样一篇文章。我的意思是任何主义都要有正反两面的研究。 + +　　共产主义在目前的中国，俨然哄动一时，有许多人觉得他是万验灵丹，其实他的长处短处，外国的学者，早有定论了。 + +　　萧伯纳有这样一段文章： + +　　马克斯在经济学里价值论上的贡献，那种谬误，已为格望斯（Jevons）的价值论所修正并代替了。关于他的剩余价值论——租、息、利这一类的东西——不能因为剩余价值论的谬误，即否认马克斯对资本主义攻击的正当，同时或否认他的历史观，他的经济定命论的社会演进论。他所谓的唯物史观，同其它任何一条自然律一样，容易受批评者的摧伤；然而他那假设，认人类社会缘着经济条件的轨道在演变的假设，是有用的。”（见萧伯纳著的女子的社会主义指南） + +　　麦克唐纳又这般说： + +　　“他（指马克斯）的经济理论的根据是大可怀疑：他的历史哲学是在同样的地位。……马克斯融化戈温（Godwin）的理想和贺尔（Charles Hall）的经验于一炉，他凑合别人的东西，造成了一个历史的运动。他并没有发明新的教义。马克斯的经济批评并没有新发现，假使剽窃的含义是指‘人云亦云’而言，那么他人攻击马克斯剽窃英国前辈的东西，不是偶然的，马克斯采用一个很可怀疑的经济方式——剩余价值——来解释汤浦森（Thompson）已经写过的东西，一个很可怀疑的历史的方式——经济定命论——解释社会演进。这些并不能使马克斯在历史上占席地位，他的成名，是把死的经济批评变成活的革命运动，他的伟大的人格，他的气魄，给革命运动一种精神。他的知识，提高了运动的自信力，他的方法上明白的见解，成全了运动的形体并指明了他的方向。他的哲学的分析，使运动得与历史发生关系，总合这一切起来，马克斯使现在的革命成为有希望的，奋斗的，并且建设的运动。所以马克斯的一身，代表了工人对资本阶级的革命并且工人向社会主义的奋斗。”（见MacDonald's Socialism its Organization and Criticism） + +　　我认为这些议论是对共产主义领袖马克斯的很公正很平稳的批评。马克斯对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揭发无余；对将来社会的建造，是全无把握。他的经济的理论已成过时黄花，然而他在社会革命运动上的贡献，是功德无量。 + +　　这里我们又引用拉斯基一段话来结束我们这篇文章： + +　　“这些，要特别声明，并非说共产主义预料的冲突是不会实现的。共产派对现状所分析出来的罪恶是实情，只有在这些罪恶上的补救是避免经济战争的唯一方法。因为社会制度到了某个程度；人民拒绝容忍那不能再事容忍的痛苦；那个时候，他们要没有别的方法减少痛苦，最低限度他们愿与现状同归于尽。国家存立的希望，条件就在他能使自由日渐扩充，日见实在。然而这就不是容易办到的事。人总是愿意他人吃亏，不肯自己放弃自己的欲望。鸦诺德（Mathew Arnold）曾这般说过，甘与人平等，是历史上的例外的事；社会的毁灭，就因为人民没有放弃贪求的勇气。我们如今或者又要亲遭这样的经验。果然如此，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错，亦不是普通平民的错。共产主义是国家执政权者的一个警告，只有不断努力的改革是应付过激份子挑战的方法；普通人是得过且过不肯革命作乱的。共产党的理论，最少有这点意义，就是说，证明共产的错误，只要证明别的方法可以得到共产党所耍的目的。这点又在力行不在多言。假使希望行的有效力。那么，早行早好。” + +　　 9月1日（选自《新月月刊》第3卷第1期，1930年3月）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0/names.txt b/CCRD/1/4/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d8fc8b22f5109cd5a6a034e335309e9487290d --- /dev/null +++ b/CCRD/1/4/0/names.txt @@ -0,0 +1 @@ +论共产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上的批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000000.txt b/CCRD/1/4/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df8c19cf2fbf920b8d391ce3d9da502a89af64 --- /dev/null +++ b/CCRD/1/4/1/000000.txt @@ -0,0 +1,37 @@ +# 现代中国之唯一革命路线 + +　　<中南财经学院、马哲民> + +## （马哲民：中南财经学院院长） + +　　近数十年来日加动荡飘摇的中国，除了极少数懵然无知者外，大家都在探求出路，必须奋斗以图存；而其欲求，亦除极少数在想复古开倒车，返回封建主义的怀抱外，有的想进到资本主义，有的想就此走上社会主义，有的甚至想追踪法西斯主义；而这种思想，大都非根据我国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发生的自觉，只想照资本列强所走的路线，照抄一下。不知道现实的中国，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无论任何方面，都与资本列强，有些不同。资本列强之革命，大概只有两种路线和性质；其一为其由封建主义时代，转变到资本主义时代；其二为由资本主义，尤其帝国主义时代之转向社会主义时代；而其前一转变，谓之资本主义的或资产阶级的革命，后一转变，谓之社会主义的或无产阶级的革命；并且这种路线和性质的革命，亦阶段整齐，层次井然。至法西斯主义，乃资本主义走到末路的表现，落后的国家，虽有反动势力如地主、官僚、军阀等亦尝起而效颦，然其任务，仅止于单纯的反动，与革命殊无缘也。而资本列强之所以有此种政治发展的路线，其根本原因，乃以其自身的资本主义能有或多或少的独立自主的发达。 + +　　但中国的情形，便与此不同，中国之不能直接走上社会主义，是因为自身本无资本主义的健全发展，复丧失了独立自由，其理由很是明显；然而是否即以此决定了中国还有发达资本主义的前途呢？则又不然。以中国之沦为半殖民地，不求民族独立，固什么进步，都谈不到；而陷中国于半殖民地的，乃资本主义之最后或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非普通的外力；在我们自己，固必须求反帝国主义，在客观上，亦系帝国主义之被打倒，与国际帝国主义之没落，互相关联；所以单于争求民族独立自主这一点上，已经不是止着眼于发展资本主义，便可走通的。再就民权问题说，因其对象，非为单纯的封建势力，而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之勾结和合流，且系以帝国主义为中心，如果我们要求本社会主义的立场，作彻底的解决，因未通过资本主义之发达，原办不到，但如本资本主义的立场，则自己主观力量，既太薄弱，客观对象，复非单纯反封建势力，故其路线，也必不通。至若民生问题，不但其彻底解决，须求实现社会主义，即以改良的关系来说，亦不能仅求之如资本主义之反封建势力，而必更求之于帝国主义，故其性质，决不单纯。 + +　　中国革命问题的性质，本有互相关联的关系，亦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渗透的内容。发生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源，妨碍中国进步的反动势力，作为中国革命之最大的对象的，固非民族资本主义，亦非单纯的封建势力，而是与封建势力合流或勾结的帝国主义，且是以帝国主义为其中心之两重性的东西；它匪特压抑了社会主义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它压抑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之发展，而使我们无论由民族革命上，或由民权革命上，抑或由民生革命上，都充满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重性；且在事实上，一方面须求农工小市民和民族资本等广大革命群众之联合，形成所谓“全民性”的国民革命；另方面又须以“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之世界大同为目标，及最革命的群众为中心，方能发挥中国革命的力量，求得中国革命的出路。故中国革命的性质，决不是单属之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中国革命的斗争，亦决不是本之于狭义的阶级对立；同时，中国革命的路线，固谈不上立即实现社会主义，也不能无条件的归之资本主义，而法西斯主义，亦因系由资本主义之独立自主的发达，以拒绝走向社会主义，不适用于现代中国，也无考虑的余地。由以上中国与资本列强之实现环境与历史条件之不同，便将两者间的政治路线，也区别起来了。 + +　　中国革命之第一阶段，或前一阶段，与其谓为社会主义，无宁更带资本主义的性质；这不但因为只有经过资本主义之发展，才能克服封建遗物，才能有所谓社会主义之客观条件之成熟，与主观力量之健全；并且即就对帝国主义说，亦须或多或少的发挥民族资本的要求，才能发展民族的统一战线。然而决不以这个原故，便以为我们这一阶段的革命，真正可以与社会主义绝缘。我们要知道，就是因为中国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成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反动的两重性，而使一切革命问题发生的根源和内容，亦相应的发生了两重性；所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途径，决不仅单纯依赖资本主义的要求和力量；换言之，亦即表现中国的革命，自始带有社会主义的性质，而无法单纯。况中国革命问题之发生，既系以帝国主义之侵略为主因，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根据，复须以中国最革命的群众作重心；则中国革命问题之解决，自始即贯通了彻底性，中国革命的性质，在最初阶段即与最后阶段相连接，乃无疑问的事；因而谓中国革命之第一的或前一阶段，为社会主义，原属岂有此理，谓之为纯资本主义，亦岂其然乎？ + +　　并且中国革命之非单纯的性质，不仅第一个阶段，或前一阶段如此；即第二阶段或后一阶段亦然。因中国既无单纯的资本主义的发达，当然亦不能有单纯的社会革命之实现。普通一般的典型资本主义之完全的无产阶级专政，借以实现社会主义，因中国之无单纯的资本主义之发达，固不会有；即如那资本主义发展不十分成熟的国家，以无产阶级与农民之联盟，建设一种革命政权（如苏联），用以建设社会主义，亦以中国许多条件之欠缺（若民族之独立，民族资本和无产阶级之相当发达的水准等等），恐怕不易办到。中国革命之最可能的方式，是以农工小市民及民族资本，结成共同联合，以求得民族独立和民权自由，脱却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束缚，开始民生主义的建设，而完成国民革命；同时，即以此种国民革命之发展中，于一方面扬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于另方面逐渐克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重性，以达到“大同世界”之实现。因之，现代中国之革命，其最不同的特征，是不能有单纯的由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的事实；亦不能有严格的划作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阶段之性质的事实，这种特殊的革命过程，系由中国的现实环境和历史条件所决定；同时，亦以这种关系，产生了中国的特殊的革命思想——三民主义；且使三民主义，成为现代中国革命最有力的理论。 + +　　三民主义之最伟大的地方，就在于表现中国革命问题之复杂性，及其互相的关联性，并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系以社会主义为目标；但不仅未脱却资本主义的性质，且非以无产阶级之斗争为立场，而仅注重于用渐进的手段去克服它；并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两者之合流，所构成之以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反动势力（所以先以之民族主义）；而将其一切革命要求，均放在既非社会主义又非资本主义，乃为两者之综合或渗透的原则上，但却并非两者之调和或折衷，仍倾向着以社会主义为重心去渐进的克服资本主义的作用，所以它的根本精神，与中国的革命路线，正相吻合。 + +　　中国之革命路线，既有上述的特殊，因而中国的革命过程，除却到了“大同世界”完全实现以后，自始至终，常保持着两重性——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兼有性，只不过其资本主义性，是愈到最后将愈少，而其社会主义性，则愈到最后将愈多；且其发展过程，亦系保持着社会主义之渐进的优势发展，而以之逐渐行对资本主义之扬弃作用。 + +　　现代中国的革命的总路线，既具有上述的特性，因而表现在中国的一切革命的问题上，皆具有此种特性。 + +　　首先就政治方面说，这有对外的民族问题与对内的民权问题——而其所以有此两大政治问题，正为中国系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社会之反映，且因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乃中国之最大的反动对象，而她们自身，又互相勾结，所以民族问题与民权问题，亦不可分离。 + +　　中国民族问题之所以发生的主因，系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非普通外力压迫——因而中国的民族革命，须与国际的反资本帝国主义合流，非狭义的国家主义；同时，又以中国的民族革命，非单纯出于无产阶级之彻底消灭阶级与民族之界限的要求，须渗透广大的小有产者群众与大民族资本之反封建与反帝的要求，结为民族的统一战线，所以它又是非纯粹社会主义性的。以中国民族革命，具有此种特征，故使其性质，固不是单纯根据社会主义的立场，亦非单纯根据资本主义的立场，而是其两者的综合，只不过以帝国主义系民族革命之最大对象之故，不仅这民族解放的任务，非所谓民族资本所能完成（封建势力，则更不消说；所以狭义的国家主义，决走不通），且须与国际反资本帝国主义之更进步的力量相携手，因而这种民族革命，是与彻底性之“世界大同”相贯通，决非仅走到一个资本主义的国民主义的国家可以停止的。具体的说，即决不能实现那“打倒别人的帝国主义”，而实现“自己的帝国主义”的梦想的！ + +　　中国的民权革命之需要，不但由于反封建势力，不但由于我们过去和现在之非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中国，不能直接透到社会革命，且因为我们今后亦无发展资本主义之良好前途，将亦无纯粹社会革命的事实之故，所以中国的民权革命，决不仅是一个过渡阶段，而是长期保持民权革命之形势，以逐渐推移到民权革命愈彻底，而社会主义之建设或实现，愈成为可能。如果在中国民权革命，或现阶段之革命中，忽视其资本主义性，真是若椽木之求鱼，犯了极大的“幼稚病”；然而毕竟因为中国的民权革命的对象，决非仅止是封建势力，并有与其“互相勾结”的帝国主义；而且帝国主义为中国反动势力之中心（这即是反映中国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之综合，亦即反映中国民权革命，不能离民族革命而独立），及中国无资本主义健全发展之前途等等原因，亦使中国的民权革命，决不能单限于资本主义的性质；换言之，即须兼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也可以说，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互相渗透的东西。所以中国的民权革命，既非“资本主义型”的“虚伪的”民主，亦非“社会主义型”之经过无产阶级专政以消灭阶级的民主；而是在一方面本之各个人的利益，各阶层的利益，与夫各部分的利益，反对一切超的特权，超的身份，超的收夺，以一致要求平等与自由；它对于私有财产的利益，不但不如社会主义之要求撤废，反而根据各阶层与各个人——尤其如小生产者及民族资本——之利益的保障和发展，须给予相对的保证，因而它的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在另方面，却不仅那反革命的分子，不能给予以民权（如“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谓“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不仅非根据资产阶级之狭义的个人主义（如曰“与所谓天赋人权殊科”），不仅须打倒一切财产的，教育的，性别的，种族的等等民权的限制，不仅“于间接民权之外更注意直接民权之行使”，不仅反对资产阶级之“虚伪的”民权；并且于贯通“经济平等”之“民生主义”建设而外，复注重于“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自私”；此外如再以建设国家资本，抑制私人资本，及在国营的社会化的大农工业中，实行“产业民主制”等条件来做综合的观察，则此种民权政治，便充分的含有社会主义性了。 + +　　再就经济方面说，如谓可有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之前途，固系梦想，如谓即以此而实行消灭私有财产制，及生产社会化和计划经济，这在中国因未经过工业化相当发展的阶段，亦绝不可能。中国所迫切需要的，是在一方面必须去掉一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经济关系（即半殖民地与半封建的经济关系）的束缚，改善农工小市民和民族资本的经济生活，并发展其经济利益；而他们之经济利益的发展，与其谓为社会主义的，无宁谓为更带资本主义的；而且只有本之资本主义的要求，才能扬弃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系，发展健全的国民经济，以为实行社会主义的前提；不过在另方面说，因中国无发展资本主义的前途之故，亦必以革命的民主政权，实行国家资本之建设，和保护农工利益，并相对的抑制私人资本，以发挥社会主义的经济作用。在这种经济生活中，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竞争作用等等，均须存在，而且要加速度的发展；但因为是与国家的或社会化的资本同时并存，所以它的发展，不但加速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关系之淘汰或扬弃作用，且加速国家的或社会化的资本之对私人资本的淘汰或扬弃作用。此种经济生活之淘汰，与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之大资本并吞小资本，资本主义扬弃封建主义，有些外表之相同；而其根本不同的是支配国有资本或社会化资本之国家政权，既非一般资产阶级又非少数独占资本所专有，乃属之大多数民众；而且国有资本或社会化资本之自身，亦实行了“产业民主化”；所以其结果不是大资本战胜小资本，乃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所以中国之新经济生活，决不在于完全行计划经济，或统制经济，而根本消灭竞争，与彻底干涉私人的经济的活动，与无条件的取消资本主义；相反的是要合理发挥竞争作用，有条件的保障私人的经济活动及其利益（带独占性的资本与地主等当然例外），机动的运用资本主义的法则，而着重于革命的民主政权之建立，与真正的国家资本或社会资本之建设。纯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则（如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竞争作用等），由社会主义的观点看，它是坏的，但它的发展，不仅是消灭封建经济，形成国民经济之统一，且可促进其生产技术之进步，与产业社会化；何况我们不仅利用这种法则，以获得上述的利益，同时又可获得社会主义之克服资本主义的利益，这便不能不说它是好的了。因为我们的经济路线，必须如此，所以我们在工商及交通运输等方面，除了对私人经营必须予以保障外，仅能积极于国家或社会的经营之发展，并使其互相作合理的竞争，而使其进行自然淘汰，作新陈的代谢；同时于农业方面，除了确立“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原则而外，仍着于用渐进的方法，达到“耕者有其田”或“土地归农”之实现；并使农业问题，在“土地国有”与“耕者有其田”这种矛盾关系上，以达到“平均地权”与农业社会化。 + +　　更就文化方面说，它本是社会生活综合之精神表现，是与政治任务不能分离的。我国近代的社会现实如是，而其前进的出路，亦复如是，则文化的路线，不言可知。在今日之中国，必须消灭一切盲目的对外人崇拜，与无条件的因袭主义，斩断一切文化上的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性；打破偶像，抛弃尾巴主义；反对愚昧锢蔽和教条等等，发挥自我精神，根据自觉心，强调自由，客观，批判，及科学等立场，以与民族之独立和民主的大潮流相配合，这是无疑问的事实。只不过这种文化，在一方面须具备资本主义的性质，且此种精神，只有本之资本主义的自我和自觉；换言之，即根据其个人主义之“我”的强烈表现，才能将上述的文化，发扬出来，以与那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的文化相搏斗；如果我们反其道而行，专去提倡社会主义文化，这在客观上既无事实的根据，复会阻塞个人之“我”的自觉的发展，以在事实上帮助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主义之文化的抬头。资本主义之个人主义，对于社会主义之“只有大我而无小我”，在外表上是坏的；然而较之那抹杀一切个人的利益，惟以“朕”即国家为本位的或除特权贵族外，不承认有人的封建主义，与夫那抽出个人利益或阶级利益，而惟夸大国家利益，俾其少数特殊财阀或爪牙来专有国家权利的法西斯主义，又好得多。况且在没有实现个人利益，与平等自由以前，及其国家尚在为封建势力或法西斯主义掌握之中，而去无条件反对个人主义，主张空洞的“只有大我无小我”，那不是甘心反动，也是故意糊涂，所谓“社会法西斯”，就是这一类的东西。虽然，我们的文化之资本主义性，固须发挥，而社会主义性亦须渗透。我们之所谓“我的自觉”与“个人主义”，均非以狭义的个人为出发，乃系以社会的个人为出发；换言之，我们固反对只有整个，而无个别，同时我们亦须反对只有个别，没有整个；我们必须认清没有国家社会，固不会有个人，没有个人，亦不会有国家社会，国家社会必须总和其所有的个人以形成，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必须通过其所有个人以互相联络。国家社会之利益，即是其所有个人的利益之总和。因而我们只有根据整个中有个别，个别中有整个的立场，认清国家社会与其个人关系之渗透，即不强调整个去抹杀个别，复不强调个别去抹杀整个。譬如绝对个人主义之“天赋人权”思想，我们应该反对，然而我们非以此取消“人权”，却是本着更进步的“大同世界”的立场，或“国际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的立场上去拥护“人权”；那么，此种“人权”思想，与资本主义的思想，本多相通，而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亦多吻合；且根据此种条件所发挥民权自由平等的作用，将更伟大。又如“人道主义”，在反特权，反封建，反法西斯主义之将人不当做人说，或为克服狭义的“阶级斗争”说，它是需要的；然而如仅是那单视人为同类的空泛的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其力量尚嫌不足，反不若抱“大同世界”的见地，视人我在社会生活中有共同的利害，假使无人即会无我的“人道主义”，其作用更为宏巨。再如“启蒙运动”，在反“愚蒙”“锢蔽”说，是有强烈的需要的，但我们不仅为反封建的愚蒙锢蔽，而且须反法西斯主义的愚蒙锢蔽，因而这种“启蒙运动”，绝非纯资本主义性的东西，必须包含有更进步的东西；而且只有这兼有更进步性的“启蒙运动”，才能发生更有效的作用。由此可见，中国现代的文化，必须摄取资本主义之最革命的东西，乃属不成问题；只不过须贯通以更进步的东西，而改正其狭义的个人主义之偏差性，更充实以社会化的个人主义的立场，以益加强化其作用，发展一新兴型的文化，这是必要的。 + +　　依照上述各点看来，中国的革命路线，虽不能完全偏于社会主义，亦不能完全偏于资本主义，乃是其两者之综合与渗透；所以它是一种两重性的；只不过须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发挥资本主义的革命性，并以此种关系之发展，而使资本主义消灭于无形。所以在此种革命过程中，非常富于机动性，如徒羡资本列强拾级而登的革命路线，做东施之效颦，鲜有不偾事者。至若与此相反的法西斯主义路线，则纯为半殖民地性与半封建性之发展，非其扬弃；因而它只会促进民族的灭亡，民权的消灭，与民生的断绝，而形成一种官僚，军阀，买办，地主等互相勾结，各得其所，陷人民于水深火热的东西，首先即为盟国和国民所唾弃，万难成功；且以其万难成功，故事实上只有作帝国主义之宰制国人，采取国家民族利益之爪牙或工具！借退一万步说，纵其侥幸成功，这必只是打倒别个帝国主义，来形成自己的帝国主义，亦与三民主义的精神，风马牛不相及。 + +　　 （原载大学月刊第三卷三、四期合刊） + +　　（来源：《批判马哲民的反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names.txt b/CCRD/1/4/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eff5c552c45e561ebd6693ff94d423c252935f --- /dev/null +++ b/CCRD/1/4/1/names.txt @@ -0,0 +1 @@ +现代中国之唯一革命路线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0/000000.txt b/CCRD/1/4/1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484a2a35d84fb789dbdcb0dbbb18016961a1e0 --- /dev/null +++ b/CCRD/1/4/10/000000.txt @@ -0,0 +1,41 @@ +# 中国的政局 + +　　<光明日报、储安平> + +## 一 + +　　大局已到了穷则变的阶段；虽未变出，确已穷极。 + +　　在最近几个月中，南京的高级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未有的。这个变化就是：他们已深切感觉大势之日非了。迫使他们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种的：马歇尔的离华，共产党的不妥协，一般舆论对于政府的抨击，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显已沦入黯淡与苦痛之中。 + +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谁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机。而还要花样百出，「帽子」乱飞，无异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厌恶南京政权的局面。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层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分子深痛恶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现政权中的人，恐怕也未尝不顿脚叹息：为什么这些人都「左倾」了！假如不满政府就是「左倾」，那么老实说，在二十年来国民党这种统治作风下，假如还不「左倾」，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就思想左倾而言，思想左倾和信奉共产主义本为两事；思想左倾不一定就是附和共产党。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政争之中，一切不满现政权的情绪，其无异间接增涨共产党的声势，确为事实。共产党是有组织的，一般人是没有组织的，没有组织的人之渐渐被有组织的人吸去，已为事理之常，而当局还采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来愈和共产党接近。不论这些不满国民党的分子和共产党有无联系，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产党，总之在国共的斗争中，凡此皆对国民党为大不利。然而是谁驱使大家不满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痛恨国民党的？不是别人，就是国民党自己。今日国民党脑子里所想的是如何消灭共产党，然而他两只手所做的却无一不是在培植共产党，替共产党制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形势。可是在这样一个极为明显的大势之下，现政权当让不让，可和不和，应改不改，要做不做，还是迷信武力，图以武力解决一切。不幸得很，现在已经开始感觉武力解决不了一切！武力肃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贪污风气，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决的经济危机，武力收拾不回麻痹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决定不了前线的战局。美国军火快用完了，日本军火也维持不了好久，自己制造则远水不救近火。虽然大帅出巡，而未必有补于士气，因为将军们都吃得饱饱的，而士兵们已无意为少数人送命了。 + +## 二 + +　　据我们观察，现政权业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这个颓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说，从抗战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动攻势，迄在反对派一面，特别是中共一面，国民党始终处于招架的地位；直到国大开会前一两个月，国民党突然争取主动，但国大一开，局势大僵，最近喧染政府改组，闹了几个月也无甚成就。再说军事，军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二月十七日蒋主席在中枢纪念周上论及临沂之战时说：「不管是共产党自行撤退或国军进攻，总之现已占领」（二月十八日大公报），在过去蒋主席的演说中亦从无如此的语气。经济更是束手无策，上海的金价跳到九百六十万，南京还在指派人员，组会研究。出口补贴，令甫十日，即行取销，简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抛售救济物资，现政权的穷形极相，实已毕露。在一个民主国家，一个由民选出来的政党，为了顾全本党的前途，搞不下时，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个以武力争得政权的国家，一个执政党，即使在最无办法的时候，还是要挣扎维持其政权。挣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挣扎。在正路上挣扎，成败另为一事，要亦不失为一种努力；若走错了路，则所有的挣扎，都成为了一种浪费和罪行。据我们的观察，现政权的挣扎，显然并未针对病源。举例言之，现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组政府。但我们不知照现政权最近两三月来努力改组政府的做法，这种改组，在政治上有何意义？还是想以此使国内人民一新耳目呢？还是为了对友邦一种表示呢？在我们看来，目前这种改组，无甚意义。第一，要改组政府无非要刷新政治，振奋人心。那就得大公无私，唯贤是用。被延揽的人总要德才孚望，能胜重任。可是现在政府所拉拢的是些什么人？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闻也，有的根本在算盘子上没有地位。拉这些人入府，不足为国民党之助，反足为国民党之累；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诚，反足以见国民党开放政权之伪。这是就改组改组。第二，要使改组政府获得成功，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同时改革政治作风。而在我们看来，改革政治，远较改组政府为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随便换几个部长，添几个委员，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风。老实说，单替国民党设想，国民党果有决心打开当前的局面，振奋人心，则改组政府，尽不必向党外拉那些不相干凑凑数的人，国民党里面未尝没有优秀开明的自由进步分子。给他们权力，给他们机会，接受他们的观点，接受他们的作风，全国耳目，也会一新。今日国人深受「训政」之赐，政治的经验与政治的认识，确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订建国大纲时所认为那样的简单幼稚了，他们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外表上的改变而是政治本质上的改变；何者为假改革，何者为真改革，他们洞若观火，一目了然。但是事突上国民党有无此种远见，有无此种胸怀，有无此种决心，我们简直怀疑。就说最近上海发生的劝工大楼血案，还不是一套老办法？工商界人平时对于民主运动，本来不甚关心，处于旁观地位，可是给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许多反对派，真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权，一方面在北平大举逮捕。我们别的且不说，就说蒋主席所提的四项诺言，若能兑现，人心亦可渐渐拉回过来。诚则灵，只要国民党有诚意，有决心，民心未尝不可收拾。传说当局对于目前局势，非常明白，忧虑焦愁，倍于常人。但是觉悟而无行动，这种觉悟仍是属于私人的，而无任何政治上的价值。二十年的时间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远，要拉回来，须费大气力，我们怀疑现政权的人物有没有这大气力。 + +## 三 + +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争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争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坚主组织联合政府，只是他们的一个步骤，并非永远满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谈判方式，插入政权阶层，徐图後举，自然最好；否则只好硬硬头皮用武力来夺取。我们在原则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军队，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气设想，我们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论而言。就事论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枪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风下，没有枪，简直没有发言权，甚至没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张先军队国家化，然後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主张先政治民主化，然後军队国家化，个人的出发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则为过去种种事实。在政协阶段，共产党表示愿意还军与国，但须得到保障，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联合在国府会议中取得否决权的背景（当时民盟力劝共产党放下军队）。後来这个计划固未实现，就是实现了，共产党到底放不放心交出军队，还是一个大疑问。 + +　　计划中的联合政府，至今未能实现。实在说，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参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发挥有效能的政治力量，还是一个问题。不过我们相当赞成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我们希望在这个联合政府里，发生一种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在这个拟议中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即使联合民盟）原只是一个少数派，容能ch ck，未必balance。但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坚强的党，是一个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政治计划与政治作风的党，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这个联合政府中，或能发生一种领导作用。现在人民实在太穷太苦，政府应当推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借以改善今日一般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後，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後，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 +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中，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一再要求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绝不足以语「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从前共产党反对美国调解，主张美苏英根据莫斯科三国宣言共同调解，可是现在，共产党宣言反对任何外国的调解了（二月二十二日合众社延安电：周恩来谈话）。在过去和谈一年中，在共产党自身看来，他们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来氏返延後提出的和谈两前提，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其事之甚少可能。既无可能而仍提出，也是有意使马歇尔和南京方面难过难过而已。共产党是现实的，所提和谈的前提，在我们看来，也只是一种幌子。即以国大及国大通过的宪法而论，周恩来氏既然同意由沪去京，至少表示共产党有一种「有条件的」参加国大的可能。假如共产党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其内容容有变更，但共产党之不参加国大，并非为了宪草，而是为了宪草以外的其他条件没有讲好。要是讲好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参加国大？而且去冬国大之所以开得成，也是因为政协承认了那批旧代表的缘故。要知这批旧代表，本无承认之理，但绝无承认之理者政协那些代表们也居然承认了——只要自己的党得到利益，牺牲人民亦竟不顾！去冬国大之能开得成，至少与政协的承认这批旧代表有关；而关于这点，共产党也是同负其责的。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无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军队和地盘两者之上。就军队论，他们显然不愿再接受过去整军协议中所规定的国共军队的比例了。就地盘论，他们有他们的价钱。他们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给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连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们不要。那四个地方，他们不说，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陕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给他们这四个省，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 +## 四 + +　　共产党是一个组织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们一直住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内情，我们自承所知不多，我们暂时只能根据常识来说。近几年来，外间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带的作风，颇有好评。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内，能站得住，亦自有他们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朝气和生命的力量的。不过上年他们在苏北一带的作风，却大失人望。苏北的作风，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呢？还是中共在延安一带是一种做法，在苏北这一类地带又是一种做法呢？还是苏北一带的作风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级干部干出来的呢？我们未能了解。但是中共必须认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的党员是中国人，他所企图起而统治的一个国家是中国。中国有中国的民性，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完全不顾他们所属于的这一个国家的民性传统，必将减少他们成功的希望而拉长他们离开成功的距离。社会主义是一个极其广泛笼统的名词，就经济生活方面言之，共产主义只是社会主义的一种，其间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而已。就实行社会主义而言，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识分子，在共产党心目下，他们都是「小资产阶级」，但是实际上，今日中国的知识阶级，除了极少数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沦为「无产阶级」了。这是国民党的恩赐！知识阶级的领导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国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那一个不是已经到了虽然尚未饿死而早已不能吃饱的局面！而且知识阶级，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数自私分子外，那一个不承认贫富的悬殊是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所以共产党在经济生活方面的原则，并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产主义的人才有言论自由，那还谈什么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同时，要实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种公道的精神。所谓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说他好，不好的说他不好，二是我固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点论，譬如说我们这批自由分子，不讳言，都是受英美传统的自由思想影响的，但我们一样批评英美，抨击英美。同时，苏联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们一样称颂他们的好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共产党批评斯大林或苏联？从来没有看到左派的报纸批评毛泽东或延安？难道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圣中之圣，竟无可以批评之处？难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圆满得一无可以评论的地方？就後一点说，我们虽非共产党党员，但一样尊重共产党的党员，只要他确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义，忠于他的党，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业，我们都在心底里对他尊敬。但是共产党的对人，只有「敌」「我」，跟他们跑的，他们可以承纳，不跟他们跑的，他们一律敌视。一切都以实际利害为出发，不存任何人情与友谊。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极端，共产党的极端作风，实在大大地限制了他获得同情的范围，亦即减少他获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摆脱现实政治和张君劢先生的脱离民盟也多少与共产党这种极点作风有关。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前年英国工党竞选胜利以後，我替东方杂志写过一篇文章，结论说：假如英国工党执政成功，则使世人明白，实行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线。英国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的政策，但同时仍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假如共产党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宽其尺度，则将更能增加他们获得成功的希望。我们对于共产党，私人方面无恩无怨，我这一番意见，我并不认为仅仅是一种消极性的批评，毋宁说是一种积极性的建议。 + +## 五 + +　　现在再来观察国共以外的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自由思想分子」这个名词，本来是很笼统的。若从「思想」的角度来说，则中国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可以说是自由思想分子。若以政党为别，则不仅国民党中很有一些开明进步的自由思想分子，就是在共产党中，恐怕也有这种分子。马歇尔的声明中曾抨击过共产党里的极端分子。按照逻辑说来，根据马歇尔的声明，则共产党中也是有温和的自由分子的。据我们所知，恐是有的，问题是数量的多少，以及在那种严密的党纪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论述政治形势的文字，所以我们在此讨论「自由思想分子」，大体上系指国共两党以外的自由分子而言。在中国，散布于国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为数极多，不过他们较为散漫，甚少严密的组织。其中组织较大的就是民盟。我们现在先就民盟作一个大概的论述。我们可以拿两句话来批评民盟，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调」。民盟是一个很勉强集合而成的政团，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历史环境，他们只是在一个相同的情绪下集合起来的，就是「反对国民党」，这是他们唯一联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种政党的做法，还是一种运动的做法呢？就过去情形观之，似属于後者而非属于前者。民盟的历史已有数年，而其出头则为前年的政协时期，不过在过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种印象，即政府来借重他们时，有了「民盟」，不来借重他们时，就没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谈」，民盟就大大热闹，没有「和谈」，民盟就冷清清的无事可做；这情形至少在过去是如此。照近来的趋势看，他们似已企图改内政党的做法一途发展。中国社会上的封建味道本来还很重，民盟的领导人物还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辈。我们若将民盟的领导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政团是非常脆弱的。我们不能不承认：像张表方（澜）、沈衡山（钧儒）等几位老先生，实在都是过去的人物了。民盟领导人物中实际政治经验最丰富的当推黄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们也不能不说，黄先生也是过去的人物了。张君劢先生（现已脱离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个宪政学者，一个最好的政论家，然而他只是一个论政的人物，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国会议员，而不宜于掌行政责任。张东荪先生比不适宜从事实际的政治生活，他是一个哲学家，一个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贡献的还是在思想及言论方面。若以现代的标准言之，严格说来，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从各方面分析，民盟实是一个貌合神离的团体，而所以能勉强集合起来，完全是由于实际的政治环境逼成的。但单靠对国民党的一种不满情绪来维系一个政团，这显然是一种极其脆弱的结合。照我个人的观察，民盟诸君子，可以共患难，不一定能共富贵。这句话或许说得太率直，我们将来再看吧。 + +　　至于现在一般人都说民盟太左，成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评，我认为无甚价值。凡是进步的政治集团，当然是比较左的；世界大势如此。成为了共产党尾巴一点，纯然是恶意的侮蔑。要知实际政治不能完全摆脱权术，从战略上说，民盟和共产党互为呼应，实为必然，两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这个前提下，两者当然要并行联系的。假如一定要说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则我们也未尝不可说，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权上的优势，民盟与中共可能继续维持其联系的步调。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权上已不占优势时，在那个时候，中共与民盟恐将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应了。 + +## 六 + +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从无足以重视的组织。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一、过去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义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长处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长，其短处则为胸度狭窄，个人主义。中国有句话：「文人相轻，自古已然」；自由思想分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都受过现代文化的洗礼，但那个「相轻」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脱。比如这次民社党和民盟的脱辐，政治上的看法固为主要的原因，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事政治，必须有政治家的修养。第一要看得远，认得清；大的要争，小的就不该争。第二要有气量，唯气量大，才能放弃自己的成见，抑平自己的感情，牺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顾全大局，争取目的，团结合作，开创前途。政治活动不能没有领导人物，但是因为「相轻」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难产生领导人物；政治活动是必须有组织和纪律的，但是因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义的，不是权力的，所以很不容易发挥组织的力量。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点。二、今日中国极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头，但事实上自由分子的抬头非常困难，这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制有关。国民党二十年的统制对于自由思想分子的抬头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政治方面的限制。这点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释。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没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谈不到。2．经济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动必须有充裕的时间和财力，八年抗战，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个个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们在政治方面所能发挥的积极力量。3．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来党化教育的结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党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义，做国民党的孝子顺孙，不料国民党自己不争气，越搞越不像样，弄到青年大都厌恶国民党。厌恶国民党不要紧，党化教育给青年的并不是一种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应有的教化，于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满实现而日益泛滥。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须在理性上有修养，始能接受自由主义的熏陶。情感泛滥的结果是趋于极点，不是极点的右就是极点的左。但现实环境逼得青年左，于是青年越来越不易保持其冷静的头脑而对各事作沉着的思想。在国民党，可谓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义的传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时，党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罗奴才，放任浪才，杀害人才。我称那些只知享乐百事不管的青年为浪才。浪才越多，对于自由主义的传播也是一种限制。自由主义是最讲是非的，那些浪才什么都不管，那还管什么是非呢？ + +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不过若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看，这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显然失之消极。今日绝大多数的人，既不满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绝大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这个要求是时代逼出来的。我们认为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内，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说得远一点，则我们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後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们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後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 +　　 来源：1947年3月8日「观察」杂志二卷二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0/000001.txt b/CCRD/1/4/1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6acd790d839c76e3340b488159d3797ef0f3ae --- /dev/null +++ b/CCRD/1/4/10/000001.txt @@ -0,0 +1,79 @@ +# 论寡与不均 + +　　<北京大学、陈振汉> + +## （陈振汉：1957年为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 +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第十六 + +## 一、古今中外的问题 + +　　财富所得在各个人间的分配不均或不合理想，即使不是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与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制度）最显著，也是最基本的弊端。这分配不均的现象的普遍与悠久，无需引用史实来作证明，真可说是古今中外，自有私有财产以来所同具的现象。各地各时所不同的，只是程度的深浅而已。 + +　　我们说这分配不均的现象是一种弊端，即在现在恐怕尚非大家都同意的看法；至少在英美，特别在美国，还有大部份人相信私有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人权。既然实行私有，便不能绝对平均。他们虽然完纳着累进所得税与高额遗产税，但距财富能用这种课税方法平均的日子还是很远。譬如美国一九四一的遗产税率已经很高，照这税率，五千万美金的财产，经过五次遗转，便只剩一百万，但较小的私产，仍可保持得十分久远。 + +　　在英美一般人所以认私产制度为天经地义，倒不尽是从保守，自私的观点出发，而是真正认为私产制度对于整个社会是有利的——即是私有财产，通过利润制度，可以刺激生产技术的改良，生产组织的进步，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劳工生产率增加的主要推动力量。从十八世纪以来，英美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有一个不可否认的成就，即是每一单位时间的劳力的生产效率的增进。因此，即使是人口在这时期内有空前的增加，平均国民所得与生活程度也同时提高了不少。而且这生活程度的提高，并不限于衣食住行等消费便利的量的增加，同时更有质的改进。现在西欧美澳一般平民的物质生活内容，可说比英国伊丽沙白女皇，法国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庭贵族丰富得多：冰激凌，丝袜子，汽车，电影等所代表的英美平民享受，是十七八世纪的王公贵族所无法梦想的。当然这一般生活水准的提高，并不能完全写在资本主义的功绩簿上。因为资本主义下面的地域，像西欧美澳各国的劳工生产率固然有显著的增加，但也在有许多区域如中国，印度，并没有多少增加的。同时在没有资本主义的社会内如苏俄，生产率也有急速的增进。如此，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并不能单独的决定生产率与生活水准，但可能因为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利润追求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目的，财富聚积被当作社会地位的标志，才有人肯专心孜孜精益求精的去改良生产技术与企业组织，节衣缩食锱铢必较的来储蓄资本，寻求新的投资途径。于是我们才有新的发明，新的产品，生产效能与生活程度的提高。假若一旦私产制度取消，或者财富差别不能存在，是否会连这种根深蒂固的资本家的勤俭美德，进取精神会扫地以尽？生产活动归于停滞，整个物质文明寿终正寝？ + +　　私有财产制度既然有这些功绩，何以又自来就是社会改革的对象？不同程度的公有或平均财富的理想，几乎在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是随私有财产以俱来的。原因可以有两方面：第一，不均的现象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十八九世纪劳工生产率有显著的增进以前，私有财产制度所产生的贫富悬殊的现象——“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情形，早已十分显著。而且在历史愈久的国家，因为种种原因，生产效能不能增进，这种不均现象愈趋极端。或者可以说是这一类国家所特有的社会征象。 + +　　第二，这种现象最能刺激一般人的直觉。在生产效能改进以后，贫富间的距离可谓已经缩短了不少，（英国十九世纪初年工人阶级的财产，据估计不过全国的四分之一，廿世纪初则占全部之半。见Clap-ham；Economic History Modern Britain，V.III.P.497）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严重的难关是，高度恐慌与普遍失业；但恐慌失业等虽是英美社会近来最严重的病症，而且似乎是使他们朝野公私束手无策进退维谷的沈疴痼疾，对于一般人是不易明白的专门问题，他们一看到这些现象，只能惊愕，只能茫然，或只能根据一个简单粗率的剥削，或消费不足论来解释，把造成这些困难的责任置诸私产制度之上。至于由于财富不均的现象，同是五官四肢，父母所生的人，而可以在生活条件上有天壤之别，是最易使人直觉的愤概的。特别是由于财富所能获得的教育机会，政治与社会地位，以及遗产制度使得富者不特可以继续的富下去，而且可以比从前更富。任何诗人墨客可来凄切动人的伤叹，任何政客文士能够慷慨激昂的抨击，博得广大读者听众的传诵欣赏。 + +　　这种直觉的愤慨是基于普通所谓正义感，或同情心。但正义，同情这类的字眼所代表的意义甚不确定，各人往往可自有解释，基于这种观念而讨论私产制度的意义是马克思所谓不科学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剩余价值，劳动的生活的恶化，以及粗率的消费不足说法，复难令人折服。究竟分配不均的现象，是否有比较确定的经济上的意义？即是对于某一社会分子物质生活（皮古Pigou教授所谓经济福利）有没有具体确定的关系，根据这些关系，如果取消私产制度，平均分配或用其它方式分配，是否较现在的私产制度有利？这是下文所欲讨论的问题。 + +## 二、为不均下一经济注释 + +　　我们要比较具体确定的分析财富不均对于一般经济福利的影响，最好分开从既定就业水准与就业水准尚可变动两种情形来看。这后一种情形，就是不论已达到的就业水准的实际高度如何，仍可以由人民的经济行为——他们的储蓄消费习惯——提高或减低。 + +　　在一定就业水准的情形下，也就是有一定量的资源与劳工被利用着，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生产某一数量的再生产品，消费品与劳务。假定撇开资本的保存与储蓄等问题不论，这一时期内人民的物资生活享受，就限于这同时期内所生产的消费品与劳务。因为资源的总数量有定，每类消费物品（生活必需品，或奢侈品，黄油或大炮）的生产数量，就以用来生产它们的资源与劳工数量决定；分配到奢侈品生产事业上去的数量多了留给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便少。奢侈与必需的差别是相对的，但这差别是永远存在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作这资源分派的任务的是价格市场。换言之，这定量的资源是依消费者的有效需求为指针，流入各种货品的生产部门，也就是看那一种货品有销路能赚钱，便生产那一种货品。由于财富的不均，资产阶级能有钱，穷奢极欲，争奇斗妍，便有人把资源用去生产绫罗绸缎，山珍海错，香水口红；但因资源数量有限，盈于此即亏于彼，能用到生活必需品，粮食，布疋，肥皂之类上去的资源即少，它们的产量也就减少。同时资产阶级当然并不因能享有这些奢侈品而减少必需品的消费。换言之，他们的奢侈品享受，实际是侵占了平民的必需品消费，也可以说他们一人的消费，往往侵占了几个，几十个，甚至成百成千个贫民的消费物资，也就等于为了他们一人的享受可能成千成百的人要不能活命。这一数目的人的牺牲，或是转移收入较高阶级的奢侈费用所能救活的家口，代表在这种情形下面贫富不均对于人民经济福利的影响。那末贫富不均的影响，可以从转移富人在一定生活水准以上所需的收入到穷人身上以后所能提高的生活水准来测量。 + +　　上面是一定就业水准下贫富不均的经济影响。实际上一个社会的就业水准是变动的，即便已达到充份就业的情形，因生产技术的进步，新市场的开拓，就业水准仍可提高。就业水准提高，社会总所得也就增加。 + +　　与所得水准有关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的是投资数量与所得中的消费比例。增加投资能够增加所得的道理是极显然的，我们暂置不论。现在先从增加消费方面来看：一个社会的消费数量的大小与所得的分配的情形，有密切的关系。普通我们的生活必需费用伸缩性很小，无论怎样没有钱的人，开门七件事一样不可少，怎样富有的人，也决无过人之量，能多吃几碗米饭。在奢侈品上的化费，伸缩性较大。但一人的消费并不与他的收入，呈比例的增减，普通收入愈多，他的消费额所占收入的比率必定愈小。如某甲的收入比某乙大二十倍，他的消费额至多不过大五倍。一人的收入如不消费净尽，即是存储起来。愈有钱的人愈能有大部份的收入可以储存。因此从整个社会来说，财富愈不平均，消费额所占总所得的比率愈小。但同时我们知道，收入只有消费出去以后，才能转变为他人的收入，他人的收入的消费部分又转变为他人的收入，如是辗转相生相发，整个社会收入才能增加；如果一到有钱人手里，一开头就储存起来，即失去再转为他人收入的可能。所以比较平均的分配，使维持一个较高的消费比率，实是加增总收入与提高就业水准的有利条件。 + +　　现在我们可以很确切地说：贫富不均的结果，只是浪费资源，在比较更根本的欲望未能满足以前，被拿去满足远为次要的少数人的享受，或者说是使同一数量的资源所能养活的人口无端减少；尤其重要的是在整个社会（包括各种程度的贫富人民在内）的消费总量，也因贫富不均而减低；而分配愈不平均，财富愈集中，消费量所占总所得的比率愈小。我们要知道生产的最终目的在消费，即在资本主义社会内，生产也是因有效需求的变动而变动；现在消费总量既然减少，如其它情形不变，整个国家的生产总量也自然随之减缩。这关系从现在的国内产业情形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现在百业萧条，固由于战乱不已，也因为通货膨胀极度以后，财富大量集中，消费总量与有效需求锐减。从此可以看出国民所得在个人之间的分配并不如一般所想象的与生产问题（所得的增加）是截然不相关连的两个问题，其中实有密切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是多少年来讨论这问题的人所始终没有注意的。因为不从这个关系上去注意，传统的资本主义辩获者便只歌颂生产效率与数量的增进，而攻击之者也只从资源的浪费出发。在考虑平均分配与增加生产（增加国民所得提高生活程度或工业化）的先后缓急时，又只从一国的实际所得水准与分配不均程度来作根据。他们的论调不外是；如一国的所得水准已高，而分配复极不平均，则应解决分配问题，反之，像中国的情形，则应先注意投资，生产或工业化。三民主义中讲民生主义的时候即认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即使平均分配，每人所得也极有限，最近有些政论家的论调亦复如是。泉清先生最近在世纪评论第九期中有一段话很可以用来代表这种观点。他说：“我们知道，除少数例外，中国地主的田庄是小型的，小到可怜的程度，不但不能与南北美及澳洲比，而且不能与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比……“根本人口太多，土地不够……中国之大病在于穷，而医穷业无百灵之之药，只有各方面同时下手，一齐迈进。如有已成之大财可分，则杀人放火尚可考虑。如杀人放火以后，又发现要分之财并不存在岂不冤枉？”（第八页） + +## 三、缓急先后之辨 + +　　中国国民所得的低微，是尽人皆知的事。根据克拉克（Colin cl-ark）的估计，一九三〇年中国每一工作人口的平均所得仅及一一四国际单位。（一国际单位等于在—九二五——三四间一美元在美国平均所购得的货物与劳务数量，见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P.46）此一数字如按当时汇率折成国币，再由每一工作人口的眷属平均，与中央研究院巫宝三先生的较为审慎的估计——每人国币四十六元（见中农月刊七卷五六期，页二）——相较，似平偏高，但为便于与他国比较计，仍以之作根据。）以与美国的一、三八一，加拿大一、三三七，纽西兰一，二〇二，英国的一、〇六九（一九二五——三四平均，上引书页四一——四二）相较，简直不成比例。也是与中国地主的田庄面积一样，用美澳的尺度来比，诚属“小到可怜的程度”，但这种数字的比较，只是告诉我国内节储资本的困难。 + +　　（我们不能凭借低微的国民所得以从事大规模的投资，是这几年大家都同意的见解。中国如要踏上相当规模的工业化，只有利用外来投资。现在我们所待解决的是，只就已经存在的国民所得情形作根据，生产与分配两者之间的先后缓急。换言之，无论利用外资的可能如何，假如我们要自力更生，分配问题是否可以暂且搁浅，或是须先事解决？事实上，当然，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可以影响到外资利用的可能上去。） + +　　解答这一问题的主要关键是财富与所得集中程度的高低，不是财富或所得的绝对太小。集中程度较高的国家，提高生产与就业水堆的可能，如没有政府的投资，犹较集中程度低的国家为少，分配问题就应先于生产问题求得解决。 + +　　上面说过英国在近一世纪来的财富集中程度已行低减，但到今天为止，不均的情形自仍相当可观；根据比较审慎的统计，在十年以前，英国百分之三的家庭，（每家每年收入在五百磅或二千美金以上）占全国百分之廿八的收入，其余百分之九十七的家庭，（每年收入五百磅或不及五百磅）仅占百分之七十二的收入。（Hicks；Social Framework，P.181）美国情形与此相仿佛，全国有百分之四的家庭，占百分之廿二的收入，每家每年收入在五千美金以上（Hicks&Hart；The Social Framework of the American Economy，P。222）。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是在征税以前的收入情形，消费者能够完全用来消费的，是在税捐以后的收入，或是可供消费的收入。从消费收入来看，英国原来百分之三的家庭所占的比例即从百分之廿八降低为百分之廿（从Hicks上引书页一八八中计算），在美国原来百分之四的家庭收入从百分之廿二降低为首分之十六。 + +　　关于中国的收入集中状况，完全没有类似的统计数字以资比较，但根据我们的观察，中国的财产（尤其是不动产土地）分配，虽不至如英美集中，目前可资消费的收入集中情形，较之战前固然加甚，较之英美也恐有过之而无不及。 + +　　现在的国民所得分配，所以较战前更为集中，最主要的原因，自然是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近十年来，政府只靠增发通货以为支付工具，没有同时增加租税与公债去吸收所增发的通货。通货膨胀的本身对于人民所加的负担是和人头税一样的，不论贫富都负担相同的数额，结果是愈有钱的人负担愈小。这已足以使财富不均的程度增加，更重要的是在这通货膨胀过程中，政府虽有所管制而未能彻底，资产阶级乃能利用物价暴涨的机会，从事投机事业，囤积居奇，获取暴利，所以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此外更有许多财政政策是帮助这些资产阶级或暴利阶级，更从中渔利的。譬如各种方式的生产贷款，黄金外汇的卖买政策，都是开的方便之门，使得财富大量集中。 + +　　这一方面的原因，现在已有许多论者提到。另一个原因，不大有人注意到的，是政府的经济职权的扩张，与吏治的腐败。中国历史上吏治败坏，贿赂公行的时期很多，但从没有一个时期政府的经济活动像现在这样繁多，政府官吏与人民经济活动的关系有像现在这样密切的。我们的政府现在不特经营银行，信托，交通与邮电，控制贸易汇兑，而且从事不少公用，矿冶与制造事业。同时外来的借款与援助，在近五年内数量特别巨大，管制法令之多而且杂，在中国也可谓史无前例，王安石时代较之近十年远为逊色。我们晓得多一层管制，便多一重营私舞弊鱼肉人民的机会。 + +　　至于在这所得重分配过程中，究竟多少人民的财富减少或增加，以及增减的程度如何，我们没有材料来确切说明。中国人口的职业分配到现在仍是一个谜，但以一般人的猜想——地主，农民（包括手艺工人与帮佣）占全人口百分之七十或七十五——作根据，则所有公敌人员与自由职业者，工商以及工厂工人共占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左右。这里面农民与工人的所得大致无甚增减，公教人员则差不多沦为赤贫。地主所受通货膨胀的影响较小，可是除了财产受战乱破坏外，租税派捐的负担也较战前增重，其所得亦已减少。商人阶级分子最为复杂，由于战乱的影响，一般工商业阶级的收入亦不如前。这些减少的收入中消耗于战争者当然不少，但有一部分是转移到少数不负多少税捐负担的特殊工商业阶级，贪赃枉法营私舞弊的政府大员，特别是兼有两种身份或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的人物。 + +　　至于今日财富分配可能较英美更为集中，我们可以从下面的情形推断 + +　　抗战时期美国政府所冻结的华人存款，据政府公布为美金三亿元以上（三月十九日中央社南京电），尚不包括身在美国或在美国运用的资金在内。这些年来从购买美金公债，美金储蓄券，以及用其它方式所获得的美汇数目更巨，有人估计抗战后期以来政府外汇落入私人腰包的即达七亿美元的大数目。我们姑假定这些年来的总共续存为七亿，合前三亿，共达十亿。这些存户的国内资产当数倍或十数倍于此数，但即以十亿美金计算，已达一九三三年全国国民所得的六分之一（据上述巫宝三估计计算。现在的美金购买力不及战前，但并不影响结论），或百分之十五以上，与英美全国百分之三左右人民所得的比例相似。当然这十亿美金财产的每年收益最多不过一亿，是这十亿存款的户主，所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不知道要小到什么地步呢？就以一万个人计算，他们不过全国人口的四万分之一，而其所得至少占百分之一。况且一万人是一个过高的估计，而他们的国内财产并没有计算在里面。 + +　　这种现象从中国的少数资产阶级与贫民消费的悬殊也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贫富阶级在生活享受上的悬殊，向来比英美社会来得异甚，而近年来这种情形更趋显著。今日各地灾区城市僻巷，固然仍是“饿莩”“饥色”，但达官富商们的生活远非“肥肉肥马”所能形容。这种现象所可产生的社会政治影响姑置勿论，但可表示财富差别程度的可惊。达官富商的豪华奢侈，一方面可能由于其财富并非辛艰而得的劳务酬报，也可由于社会习惯，但他们的消费也决不会超过他们的所得的一定比例。消费上的差别可以反映贫富悬殊的程度。 + +　　在中国。贫富之间的鸿沟，既然至深且阔，财富集中的程度，甚至比英美更甚，其所产生的消费不足，有效需求过低的现象，也更值得重视。在没有外来投资的情形下，这种情形可以塞住所有的私人投资，自力更生失去发动的机会。而且对于这样有效需求低微的社会，除非有非经济的理由，或者国外市场的资本完全没有其它出路，对于中国的未来信心特别强烈，就是外资也将裹足。即令外资来了，如果现在的政治风气维持下去，岂不又只是替富户多开一个获得暴利的方便之门？当然这一可能性的关键在政治，不在财富分配，但财富悬殊的存在，至少增大这种可能性。 + +　　除了上述的基本考虑之外，有一个事实也是值得注意的。由于平均国民所得的低微，中国人民收入的百分之八十用于食物，但这食物的营养价值，只及美国人每人食物的四分之一，英国的三分之一，这是平均数。所得分配不均的结果，更使得大多数人的食物营养远在这一水准之下。这样营养的劳动者，又岂能有生产效率？ + +　　所以我们以为，现在仍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在生产不在分配的看法，是把车套在马前的看法。 + +　　英国在十八九世纪之交，生产事业所以能有比较迅速的发展（即历史上所谓工业革命），很得力于当时劳工阶级之比较富庶，对于几种过去所认为奢侈品的需求的增加，社会阶级界限之破除，及社会阶层之间流动性的加大。我们如果要免除剧烈的社会扰乱与破坏，希望循序渐进的促进生产，提高生活水准，这是值得注意的历史先例。 + +　　读到这里，有些读者或会反问：我们开首说过增加是生产与所得的一个途径是增加投资，增加投资不是需要资本的储蓄（不用作消费的生产因素）？既然贫富愈不均愈可以增加储蓄，则保持不均的情形，不是也可以增加生产与所得吗？ + +　　当然，增加投资是增进生产与所得总量的坦途。而投资需要“储蓄”。但除非是政府的公共投资（国营事业），私人投资，无论投在生产工具或消费用品的制造上面，都需要计较利润得失。换言之，也就是投资市场的利率与投资的利润率高下来决定，而投资的利润直接间接因消费者的需求状况而异。 + +　　政府公共投资是可以不计成本的，也就是可以不顾市场利率，而用征调。捐税，公债，或发行通货的办法去获得储蓄来作投资之用。不管是抢修铁路，开发三峡水利或是来一次内战（当然这是反投资），均无不可。发行通货的办法，政府已经充分利用。这是不论贫富，一视同仁的征用储蓄，由于上述中国国民所得的低微，与分配的不均，此道已经不通。其余三端，从征用财产，征收累进的所得与遗产税，及发行公债来征调储蓄以作投资，则正是我们所馨香祷祝的，与实行财产与所得的比较合理分配以增加私人投资机会，从达到最终目的来说，正可殊途同归；在过程与达到目的的迟速上，当然差别很大，容另为文讨论。 + +　　 北京大学，三月三十一日（选自“经济评论”，第1卷第3期，1947年，第8—12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0/000002.txt b/CCRD/1/4/1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62a0a5db4f2a0af909654fd51f8760bd77126 --- /dev/null +++ b/CCRD/1/4/10/000002.txt @@ -0,0 +1,39 @@ +# 缩短贫富的距离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吴景超：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 +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在英美的经济制度之下，人民收入的不平等，是一个很显著的特质，也是受人批评最厉害的一点。 + +　　在美国，根据一九三五年的统计，最富的十分之一的家庭，共收入的总额，等于全国人民收入百分之三十七。最穷的三分之一的家庭，其收入的总额，只等于全国人民收入百分之十。 + +　　在英国，一位统计学者根据一九一○年的资料说：百分之一的人，拿了百分之三十的全国收入。百分之五点五的人，拿了全国收入百分之四十四。从另一端看去，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只分到全国收入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九十四点五的人，只分到全国收入百分之五十六。 + +　　这点统计，充分表示贫富间的距离。如何缩短这个距离，乃是英美等国家里面的社会改良者所常思虑的一个问题。他们所思虑的结果，已有一部份见诸实行。我们现在愿意把他们实行的成绩，提出几点来一谈。 + +　　缩短贫富距离，可以致力的一点，就是提高贫穷者的收入。在十九世纪的末年，研究英国贫穷问题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结论，就是穷人之所以穷，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工资太低。这些工人，就是在就业的情形之下，其劳力的所得，也无法维持其家属的生活于贫穷线之上。这种结论，直接的影响到英国的劳工立法。自一八九六年以后，国会中就有人主张制定最低工资律，不准工资跌到某种水准以下。无论何种工业，如付给工人的工资，在某种水准以下的，应提高到水准以上。经过多年的提倡，最低工资律，终于一九○九年，在国会中通过。起初这种法律，只限于裁缝、花边、等四种工业，其后推广到四十七种工业。在这些工业之中，最低工资，是由一个委员会决定的。委员会中，有劳资双方的代表，也有政府的代表。委员会决定最低工资的水准之后，这个工业中的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就不得低于这个水准。英国的工人，因为有这个法律的保护，而得到实惠的，在一百万人以上。 + +　　美国的最低工资律，起初由各州自己通过，但在一九三八年，联邦政府，也通过最低工资法。这个法律，对于最低工资，作了一个富于弹性的规定。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最低工资，每点钟不得少于二角五分。到了一九三九年十月，最低工资，便不能少于每点钟三角。自一九三九年之后，到一九四五年以前，最低工资，可以由主管的委员会，加到三角以上，但不得超过四角。纺织工人的最低工资，自一九三八年以后，就规定过两次。第一次在一九三九年十月，最低工资，规定不得少于每点钟三角二分五厘，因此而得到加薪的.十七万五千人。一九四一年九月，最低工资，在纺织业中，又改为三角七分五厘，因此而得到加薪的；凡三十万人。 + +　　这种最低工资律，对于消灭贫穷所发生的影响，举一个实例，便可证明。在英国的约克市，有人曾于一八九九年及一九三六年，作过两次的贫穷调查，在一八九九年，低薪是贫穷的最大原因，占各种原因百分之五十一。到了一九三六年，低薪已经不是贫穷的主要原因了。他的成份，由百分之五十一，跌到百分之九。研究伦敦市贫穷问题的人，也有同样的结论。 + +　　现在研究英美工人的生活程度，如只从工资方面着手，是不够的。假如工人的生活只受工资的决定，那么研究工资的升降，来判断工人生活的优劣，是很适当的。可是他们的生活，特别在英国，颇受社会福利的各种设施的影响。社会福利的各种设施，从某一个角度看去，可以说是缩短贫富距离的一个办法。政府办社会福利的钱，是由国库拿出来的，而国库的收入，最主要的来源是所得税。所得税的担负者，大部份是富人，是收入较多的人。从富人那儿抽出来的钱，以办社会福利的各种事业，受惠的大部份是穷人，是收入较少的人。假如政府不办这些社会事业，那么收入较少的人，还得在他那有限的收入中，提出一部份来，满足教育、医药、保险等之需要。这笔费用的支出，可以影响到他在别的方面的享受。他可能的在衣食住行等方面减少支出，因而降低了他的生活程度。现在政府挺身而出，替他担负了教育、医药等方面的开支，因而工人在自己的进款中，便不必顾虑到这些开支，便可在别的方面，多花点钱，多得点享受。所以现在英美的工人，其收入实有两方面，一为个人的收入，一为社会的收入，这两种收入之和，演化成为现在他们所享受的生活程度。 + +　　社会福利的各种事业中，如教育、公共医药、社会保险、社会救济，比较的为大众所熟悉，因为他们的历史，比较长久。另外有一种社会福利工作，我们可以称之为消费的津贴，乃是最近的一种发展。消费津贴的目的，乃是想以政府的力量，来提高国民住宅及营养两方面的水准。提高住宅标准的办法，普通有两种。一是私人建筑房屋，由公家低利贷款，此种房屋，在出租时，共租金便受政府的限制，不得超过某种限度。另外一个办法，便是由政府直接担任建筑房屋的工作，这种房屋，在出租时，租金每较流行的租金为廉。 + +　　提高营养标准的方法，英美两国的措施，略有不同。英国的注意力，集中在入学年龄的儿童。这些儿童，在校中可以半价或免费得到一顿午餐，又可以半价或免费喝到一杯牛奶。在一九三八年，有三百多万儿童，喝到这种便宜的牛奶。美国的注意力，集中在贫穷的家庭。自一九三九年起，美国推行一种购买食物证制度。负责办理这种工作的机构，乃是各城市的慈善机关。一个贫穷的家庭，可以到慈善机关中，请购这种食物证。食物证分为两种，一种是橘色的，持此可以在店铺中，购买任何食物。在买一块钱橘色食物证的时候，政府委托慈善机关，另外送给这个贫苦家庭五角钱之蓝色食物证，持此可以购买政府指定的食品。所以实际穷人花了一块钱，便能获得一块五角钱的食物。自一九四○年七月一号起，至一九四一年五月一号止，联邦政府，在这个计划上，花了美金六千二百万元。 + +　　最低工资律及社会福利事业，是英美等国家，消灭贫穷的主要方法，也可以说是他们缩短贫富距离的一种方法。本来缩短贫富间的距离，可以从两端努力。从贫的一端着手，凡是一切办法，可以使贫民往上升的都有缩短贫富距离的功用。从富的一端着手，凡是一切办法，可以使富人往下降的，也有缩短贫富距离的功用。我们上面已经提过，从贫的一端着手的几项设施了，现在我们可以顺便的谈一下从富的一端着手的设施。 + +　　变大富为小富的方法，在英美等国家采用的，主要的还是所得税与遗产税。以英国来说，政府从遗产税所得的收入，在一九四○年，还只八千五百万镑，以后年有加增，一九四四年，便达一亿一千三百万镑。但是所得税对于均贫富所发生的功用，尤为显著。以一九四二年来说，收入在一万镑以上的，凡八千家。他们收入的总数，为一亿七千万镑。在交了所得税之后，这一亿七千万镑，便减低至三千五百万镑。换句话说，这些富人的收入，交了所得税之后，只等于交所得税之前的百分之二十点六。将近百分之八十的收入，都给政府抽去了。低薪的人的收入，虽然也纳所得税，但税率低得多。英国在同年内，收入在二百五十镑以下的，交了所得税之后，还能保持原有收入百分之九十七。收入在二百五十镑至五百镑之同的，在交了所得税之后，也还能促持原有收入百分之八五点四。 + +　　一九四二年英国的所得税率，比一九三八年要高得多。在一九三八年，交了所得税之后，收入在六千镑以上的，还有七千人。到了一九四二年，交了所得税之后，收入在六千镑以上的，只有八十人了。假如英美等国家，在平时也能像战时一样，充分的利用所得税的工具，来抑制富人，我们相信富人的数目，会一天一天减少的。从富人身上抽出来的钱，用以推广社会福利的事业，那么穷人的生活，也可以一天一天提高的。 + +　　 六月十七日清华园。（选自“世纪评论”，第2卷第3期，1947年，第9—11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0/000003.txt b/CCRD/1/4/1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7961e718a9fd931ebea68e7d9c85c6d1c88b1f --- /dev/null +++ b/CCRD/1/4/10/000003.txt @@ -0,0 +1,35 @@ +# 储蓄、消费与全民就业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吴景超：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在英美等社会中，失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失业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因商业循环而引起的失业，因为影响的人数太多，所以最能引起社会的注意。商业循环，似乎是工业化的国家所必有的现象。美国自一七九五年起，至一九三七年止，商业循环，一共有十七次，平均每次的时间，是八年以上。英国自一七九二年至一九一三年的统计，表示商业循环的时间，自五年至十一年不等，平均也是八年。商业循环所引起的大规模失业，以第二次大战前所发生的一次为最甚。在英美两国，失业的人数，在最严重的两年，都在百分之二十以上。英国最严重的两年，是一九三一与一九三二。美国最严重的两年，是一九三二与一九三三。 + +　　最近一次的商业循环，情势极端严重，因而引起经济学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兴趣，也非以前任何时期所能比拟。现在英美的学者，对于商业循环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应付的方法，似乎已有一致的结论。简单的说，他们认为商业循环之所以发生，乃由于社会的消费与投资，不足以吸收社会的总生产。预防的方法，应由政府计划，先看社会中的人力，如欲达到全民就业的地步，社会必需要有多少消费与投资。然后政府根据搜集到手的一切统计，应预测来年公家与私人可能的消费与投资总数。假如这个总数，可以维持全民就业，那是最好没有。假如这个总数，不能维持全民就业，那么政府便应设法，从加增消费与投资两方面着手，以达到全民就业的地步。我们都知道，在商业循环的不景气阶段，生产者有货销不出去，所以厂主要将一部份工人解雇，这些解雇的工人，不但自己失业，且因失业之后，消费减少的缘故，连累别人也要失业。在这种危急的时候，假如政府挺身而出，把销不出的货物，都买下来，那么生产的工人，自然不会受到解雇的待遇，失业的恶氛，从此便可云消雾散。所以政府如能以全民就业为其施政的一个主要工作，商业循环的不景气阶段，应当是可以免去的。 + +　　我们上面所说的达到全民就业的方法，是比较简单的方法，随时都可以应用的。另外还有一种办法。便是从影响国民收入中消费与储蓄的比例下手，比较所花的时间多些，但似乎是一个更基本的办法。 + +　　近来研究商业循环的人，发现不景气的现象，常由生产品工业起始。所谓生产品工业，就是制造生产工具，如机器，以及生产工具的基础，如钢铁等工业。建筑业也是生产品工业的重要部份。美国在上一次不景气发生的时候，生产品工业的出路，大为减少。在—九二九年以前，美国的净投资，也就是用于购买生产品工业出品的花费，常在二百五十亿元左右。但在一九三二年，竟降至十二亿，一九三三年，也只有六十六亿。这两年净投资的减少，与失业人数在百分之二十以上，是有密切关系的。这儿便有问题出来了，为什么投资会减少呢？一九二九年以后，投资的数量，为什么不能保持以前的水准呢？ + +　　也许有人以为美国自一九二九年起，存款减少了，想发展事业的人，没有资本可以利用。这是错误的。事实证明，在投资减少的时候，社会上可以利用的资本还很多。 + +　　真正的解释是，投资的减少，是因为投资者瞻望前途，觉得获利并无把握，投资者所以花钱去建厂屋、买机器，并非因为社会上有现存的资本，可以利用，而是因为他觉得现在花钱，将来可以获利。假如他觉得现在投资，将来无利可图，那么社会上即使有人肯不取息借钱给他去投资，他也不顾接受。 + +　　我们可以再问一句，为什么新的投资，加增到一个程度，便没有获利的机会呢？答案是：一切新的投资，最后的目的，是在加增消费品的供给。譬如投资于一新面包房，最后的目的，乃在加增面包的生产。假如面包的消费，是与日俱增的，那么投资于新面包房，便有利可图。万一面包的消费，其增加不能与新投资的加增成正比例，那么新面包房即使增设，新制出来的面包，总有消不完的一天。到那时，再也没有人肯投资于新面包房了。举此一例，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英美等国的经济制度之下，新投资不能作直线的上升，而是有涨落、有升降的。 + +　　要打破这种矛盾，冲破这个难关，应当设法改善国民收入的分配，缩短贫富的距离。换句话说，应当减少富人及穷人的数目，加增中同阶级的百分数。这种分配状况，可以加增消费，减少储蓄，使全民就业的目的，易于实现。 + +　　关于这个提议，我们得举一些统计来说明。在英美等国家中，因为分配不公平，所以少数人可以分得大量的收入。以一九四五年的收入来说，收入最多的百分之十的人，分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九。收入最少的百分之五十的人，只分到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二。这是分配集中的情形，可是储蓄集中的情形，尤为显著。最富的百分之十的人，其储蓄占全部的百分之五十三。收入最少的百分之五十的人，其储蓄只占全部的百分之三。换一个观点去看，大部份的储蓄，都是收入在五千元以上的人所供给的。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的人，不但没有储蓄，还要借债过日。 + +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很多人的需要，并没有满足，而且因为他缺少购买力，也无法满足。消费是可以增加的，而且从人民福利的观点看去，是应当增加的，但因分配不公平，大多数人缺少购买力，消费无法增加。另一方面，有许多人收入太多了，用都用不完，于是便把一部份储蓄起来。储蓄起来的收入，有时超过了投资的需要。这一部份的钱，既不用以消费，又不用于投资，结果只是造成失业，促使不景气的降临。分配不均与失业问题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是很密切的。 + +　　我们可以把国民收入看作一湖春水，其向外流出的途径，共有两条，一是消费，二是投资。现在英美等国家中的问题，是要加宽消费的河道，使较大量的国民收入，可以从这条河道流出。在高度的工业化国家中，投资的河道，可以缩小一点，因为在这种国家中，特别是美国，新投资的需要，已没有五十年前或一百年前那样迫切。如达到了这个目标，政府应当利用各种方法，如社会保险之类，从富人的口袋中，拿出一部份钱来。富人的钱少了，自然能够储蓄的数目也少了。储蓄的数目减少之后，社会也不必时在资本无出路上着急。从富人那儿拿出来的钱，如转移到贫苦的人民手中以后，社会上的消费数量，自然会有显著的加增，因为穷人之不大量消费，并非因为他们无此需要，而是因为他们没有购买力。 + +　　这种分配的改革，连带的要产生工业组织的改革。这种改革，其目的在改变目前生产品工业与消费品工业的比例。在英美等国家中，生产品工业的比重，应当降低；消费品工业的比重，应当提高。消费品工业的生产，自然是为满足人民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品工业的生产，只要能维持一切生产事业的效率，使其不要降低，就算满意了。这个目标，是可以较少于今日的储蓄量去达到的。超乎这个数目的储蓄，便失去其功能，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所以分配的改革，可以使英美的社会，更为公平，更能提高大众的生活程度，更易达到全民就业。 + +　　 七月五日于清华园。（选自“世纪评论”，第2卷第6期，1947年，第5—6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0/000004.txt b/CCRD/1/4/10/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be5c502ef8d9dfa2007a3df1588198dba57796 --- /dev/null +++ b/CCRD/1/4/10/000004.txt @@ -0,0 +1,67 @@ +# 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吴景超：清华大学教授；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一 + +　　我们提倡工业化的人，其中心的愿望，就是想以机械的生产方法，来代替古老的筋肉生产方法。机械的生产方法，其效率超过筋肉的生产方法，事实摆在目前，实在太清楚了，不必多来讨论。不过机械的生产方法，还是手段，我们想达到的目标，还是高水平的生活程度。一个国家里的人民，其生活程度的高下，当然受很多原素的影响，但其中最重要的原素，莫过于生产方法。生产方法的优劣，决定工人的生产效率。生产效率的高低，影响工人的生活程度。在今日的中国，如想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决不可忽略生产方法的改良。 + +　　所谓生产方法的改良，从另一个角度看去，就是增加资本的供给。机械是资本中最重要的部分。假如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机械，都以金钱来计算，那么每个工人所能控制的资本的多寡，就可表示机械化的深浅，也就可以表示生产方法的优劣。一个中国乡下的铁匠，他所控制的资本，或者说，他所利用的工具，其价值是很低的，所以他的生产效率，也随之而低。在美国一个钢铁厂中，每个工人所控制的资本，也就是说，他所利用的生产工具，其价值是很高的，所以他的生产效率，也随之而高。我们再从农业中举一个类似的来说明此点。一个华北的农民，他所控制的生产工具，如锄、耙、犁、镰刀等等，其总值是有限的，决不能与美国农民所利用的曳引机，播种器，收割器等相比；因此两个国家农民的生产效率，也大有差别。这种差别，是影响生活程度的主因。 + +　　美国的资源委员会，曾根据1935年的统计，算出在每项实业中，美国每个工人所能利用的资本，其数目如下： + +　　实业名称　每个工人所能利用的资本 + +　　（单位美元） + +　　公用事业　11，900 + +　　矿业　8，700 + +　　农业　3，900 + +　　工业　3，700 + +　　劳务供给　3，700 + +　　商业　2，000 + +　　平均数　4，600 + +　　一个工人，专靠两只手，其生产的能力，是有限的，但是在两只手之外，如以资本来协助他，那么他的生产能力，可以加增若干倍。英国矿业工人的生产能力，与别个国家比较，算是高的，但在美国工程师的眼光中，以为英国矿业中，犯了资本不足的毛病。换句话说，英国的矿业，特别是煤矿业，机械化的程度还不高。现在英国的煤矿业，共享七十万另九千工人，每年产煤一亿八千二百万吨。假如英人能在煤矿业中，再投资二亿镑，那么只要用四十五万工人，每年便可产煤二亿五千万吨。每一个煤矿工人，在投资之后，其生产效率，可以提高一倍。工业化与资本的关系，这些统计已经替我们说得很清楚了。 + +## 二 + +　　我们无妨借用美国的统计，来算一下中国工业化中所需要的资本。假定中国的人口，为四亿五千万人，其中就业的人数，为百分之四十，即一亿八千万人。此一亿八千万就业的人，如每人给以四千六百元的资本，以协助其生产，即需资本总量八千二百八十亿美元，此数等于美国1940年的国民收入十倍以上，或1945年的国民收入五倍以上。 + +　　此庞大的资本需要，几乎可以说是无法满足的。此项资本的来源，不外两途，一为靠自己储蓄，一为向国外借贷。但中国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贫穷的，所以储蓄的力量很低。根据中国农业实验所的报告，中国的农民，有一半以上是欠债的。这些人不但没有储蓄，而且每年的消费，还超过其收入。他们以借贷的方法来补偿收入的不足，因而使那些有储蓄的人，不能以其储蓄来投资，而是以其储蓄借与他人，满足消费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形之下，如要靠我们自己的储蓄，来满足工业化上的需要，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中国有储蓄的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我们无法知道。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每年收入在二千元以上的家庭，才开始有储蓄。二千元以下的家庭，每年的消费，都超过收入。收入愈少的，欠债也越多。每年收入在五百元以下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债三百二十元。收入在五百元至一千元的家庭，平均每年要欠债二百另六元。假如这种情形，也在中国发现，那么国内能够储蓄的家庭，其百分数一定是很低的。这些人即使勤俭度日，其储蓄所得，离我们的需要，真是太远了。 + +　　假如靠自己的储蓄，不能产生我们在工业化中所需要的资本，那么向外国借贷的希望又如何？诚然，在中国政治问题解决之后，向国外借贷成功的可能是很大的。但是我们的胃口太大了、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填满我们的欲壑。美国即使每年借十亿元给我们，十年也不过一百亿而已，此与八千二百八十亿的需要比较，相差还是很巨的。 + +　　由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断言，在最近的两三代，我们即使朝野一心，努力于工业化，但是我们每一个工人平均所能利用的资本，其数目必远较美国为低，因而我国工人的生产效率，也必然不能与美国工人比较。结果也必然是：我国工人的工资低，生活程度也低，决不能达到美国劳工的生活水准。 + +　　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纺织业中举一个例子。美国现有棉纺锭二千三百万枚，但运用此庞大纱锭之工人，只有七万左右。中国现在的纱锭，不过美国的五分之一，但纱厂中的工人，却不只一万四千人。朱仙舫先生，在其三十年来中国之纺织工业一文中，假定中国以后要添置棉纺锭一千万枚，共需工人约二百万左右。这个具体的例，说明中国的工人，将来也难希望控制象美国劳工所控制那样多的资本，以协助其生产工作。 + +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愿意提出现在一般人所不愿讨论，或有意忽略的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口的量的问题。中国人口的量，与工业化所需资本的多寡，是有密切关系的。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资本那样多，完全是因为我们人口的数目太大。假如我们不减少人口，而减少资本，那么我们工人的生产效率，必无法与美国相抗衡，此点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不必辞赘。但是假如我们的人口减少，我们资本的需要也就减少了。假如我们的人口只有一亿人，其中有四千万人就业，那么我们的工业化，为想达到最高的效率，也只须资本一千八百四十亿美元，这是一个比较易于达到的目标。 + +　　英国以提倡社会安全出名的俾佛利支先生，曾有一篇文章，说明他的乌托邦的内容，他说，在他的乌托邦中，人口比现在要稍少些。他希望英国只有五百万人，而中国则只有三千万人。假如中国只有三千万人，那是同汉唐时代的人口差不多了，我们的生活，一定比现在要舒服得多，一切的问题，也都容易解决了。不过减少中国的人口，使其退回到三千万人，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做到的事，正如使中国人民，储蓄八千二百八十亿美元，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做到的事一样。但是我们希望政府，以节制生育为其人口政策，规定各地办卫生事业的人，凡在各地努力降低死亡率的人，都应同时努力，降低人民的生育率。换句话说，我们要各地的医生，把节制生育的各种方法，传布到中国每一个角落。假如每一对成婚的夫妇，生育子女，不得超过二人，则在目前的死亡率之下，将中国的人口，降低为二亿人，其可能性要比储蓄美元八千二百八十亿，要大得多。 + +## 三 + +　　我们现在愿再作进一步的讨论，即假定中国储蓄八千二百八十亿美元，是一件可能的事，再看此事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影响如何。当然，假如中国境内，可以利用的资本有那样大，工人的生产效率，一定可以达到很高的水准，因为他们的生活程度，也可提高到很高的水准。但是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中国的资本还没有发达到这个程度之前，就要发现中国国内的资源不够用了。在机械化的生产方法之下，农业，矿业，以及利用国内资源从事制造的工业，其吸收就业人口的能力是有限的。譬如在机械化的农业生产方法之下，农业中大约只须要一千万的就业人口。假如土地不加增，而只加增农业中的就业人口，必然会降低农民的生产效率，因而降低他们的生活程度。在各种实业之中，只有工业，如能从国外获得原料，又在国外觅得市场，那么他的扩充，是不受国内资源所限制的。譬如我们如只利用国内土地上生长的棉花，也许我们只能设置纱锭一千万枚或二千万枚。但是我们如能从国外运入棉花，又能在国外觅得棉纱的市场，那么我们的纱锭，即使加至三千万枚，或六千万枚，亦无不可。工业扩充到利用国外资源的阶段，则运输业，金融业，商业，以及劳务的供给，都可以随之而扩充。英国就是走了这样的一条路。英国在1907年，其国内的生产，有百分之三十点五，是输出国外的，到了1930年，也还有百分之二十二的生产品输出国外。他们的棉纺织业，可以说大部分是靠国外市场而生存的。在第一次大战以前，英国的布在国内市场中只能销去七分之一。纺纱所用的棉花，则完全来自国外。美国与英国，在这一点上，是大不相同的。美国的生产，只有百分之五，是销往国外的。 + +　　假定资本不成问题，那么走英国的路，以提高庞大的人口生活程度，也未常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可惜这条路并不好走。不好走的原因，除了资本问题撇开不谈外，国外市场，早已有人捷足先登，我们这些后进的国家，已难有插足的余地。即使可以插足，这种生活方式的危险性也是很大的，英国纺织业的没落，便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例子。我们的纺织业，如生存在国外的市场上，则别国自己发展共纺织业，或另外一个国家来加入竞争，或输入国提高关税，或战事发生阻碍了交通，都可以给我们的纺织业以致命的打击。所以在天下还未一家的今日，工业的市场，应当注重在国内，国外的市场，只可置于次要的地位。假如这点判断是可靠的，那么中国工业所利用的资源，应当大部分由国内供给，其产品也应当以大部分在国内的市场中销售。在这种情形之下，工业吸收人口的能力，也就是有限制的，与农业矿业相同。 + +## 四 + +　　以上的讨论，意在说明在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的庞大，以及资本的缺乏，为我们将要遭遇的巨大困难。这两种困难，也许是可以克服的，但需要相当的时日，而且还需要合适的政策。只要我们开始降低生育率，开始以资本来辅助劳工的生产，那么人民的生活程度，总可以往上升的。可是上升的速度，不能期望其太快，而且在两三代之内，想赶上英美等国家，大约是不可能的。 + +　　 八月二日于清华园。 + +　　 （选自“观察”，第3卷第3期，1947年，第10—12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0/000005.txt b/CCRD/1/4/10/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ac4627f7e909883edff33d261e0ab5ef3ee351 --- /dev/null +++ b/CCRD/1/4/10/000005.txt @@ -0,0 +1,39 @@ +# 给胡风的三封信 + +　　<河南、苏金伞> + +## (苏金伞：诗人，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人大代表) + +　　（风先生：） + +　　有一年多没有给你去信了，由于你的沉默，想到你的苦闷，这种沉重地日子所压在心境上的重量，要想驱逐出来，也确非易事。近日大公报“出版界”上披露说先生主编的“脉膊”正在申请登记中，又使我大为兴奋，我们渴望“希望”已非一日，尤其在目前文坛凋落文艺刊物都不称意的情况下，“脉膊”底消息，使人有起死回生之感，希望它快些出来。 + +　　现在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解释：星群出版公司托克家编一诗丛他要我参加一册，我因为做诗十余年，稿子丢失甚多，一直也没机会出个诗集，现在有这个机会，所以就答应了。而这两天上海朋友来信责备我不该参加；一来因为大家对臧诗不满，一则有与先生对立之嫌。这使我非常慌忙，这见解很对。但稿子已经寄去（或已付印），不好抽回怎么办呢？但转过来一想，处此战乱时期，各书店都不肯印诗集，有此时机，何必丢掉？而且我虽然参加了这个诗丛，但我并非就是臧派，毁誉应由作品负责，自己底诗不好，挨骂，是应该的，但因为是臧编，而影响了各个作者，我想也不会的。所以我除了同那些朋友们解释外，并将详情告诉先生，以表示我底坦白而又无知。 + +　　但我也要整肃我自己：以后绝不多发表作品；一些不好的刊物，绝不投稿，有新作，先寄先生评阅，给我以意见，然后再投到或由先生介绍与较好的刊物上发表，不知先生肯不肯受这个麻烦？兹奉上近作数首，敬请指正，望来信示知尊见，并请代为处理它底命运。 肃此 + +　　即致 + +　　（秋安） + +　　 苏金伞（一九四七年）九、廿二 + +　　（风先生：） + +　　尊札拜读。指示之点，真是入骨穿心，正中要害；见解之深令人感佩！嗣后每有新作，当先寄先生请示意见，望千万勿怕麻烦而推却也。 + +　　我们在这里办“沙漠文艺”，想请亦门、力扬、路翎诸先生写些文章，不知能办到否？承此。 敬致 + +　　（秋安） + +　　 苏金伞（一九四七年）十、八 + +　　（风先生：） + +　　诗丛出来了，兹奉上拙集“地层下”一册，请披阅后予以指正，我总是尊重你底意见的，阿垅先生地址希见告当托上海友人就近送给他一册，请他著文批评一下，不管多么苛酷，我一定诚恳地接收的，不过这个小册子收诗太少，不足以见拙诗底全貌耳，肃此。 敬致 + +　　（著安） + +　　 苏金伞上（一九四七年）十、卅一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0/names.txt b/CCRD/1/4/1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2ad1918336ec6ee9c9c9cac433745264fb6ade5 --- /dev/null +++ b/CCRD/1/4/10/names.txt @@ -0,0 +1,6 @@ +中国的政局 +论寡与不均 +缩短贫富的距离 +储蓄、消费与全民就业 +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与人口 +给胡风的三封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0.txt b/CCRD/1/4/1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91d39b8d2d25d41ba7b7cfe045ac07cef4dca1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0.txt @@ -0,0 +1,57 @@ +# 从四种观点论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吴景超：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经济平等”一词，含义甚多，我们很难找到一个为大众都能接受的定义。现在谈经济平等的人，各人对于这个名词，有各人的用法。现在我们采用几种不同的定义，也就是从几个不同的观点，来看美苏两国中经济平等的实际状态。 + +## 一 + +　　经济平等的第一个意义，就是各人所得的来源是一样的。在理想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私有财产的制度取消了，人民的所得，照理只有一个来源，便是劳务的收入。在这种情形之下，虽然各人的劳务所得，有多寡之不同，但无害于经济的平等。这是正统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平等的看法。恩格斯曾说过：“无产阶级平等要求底实在内容，就是要消灭阶级。任何超过这一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会得出荒谬结论来的。”列宁解释这一句话说：“恩格斯写得千真万确，平等概念除消灭阶级而外，就是最荒谬的一窍不通的偏见。”遵照这种解释，一个国内，如有一部分人靠劳务的收入维持生活，另外还有一部分人，靠财产的收入维持生活，那就是表现阶级的存在，也就是表现着经济的不平等。反是，不工作的不许吃饭，大家都靠劳务的收入来维持生活，那就是表现阶级已经取消，也就是表现着经济的平等。 + +　　如以这个定义来衡量美苏两国，那么这两个国家的经济，都是不平等的，但美国经济不平等的程度，超过苏联。 + +　　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全国的收益，有一部分为劳务的收入，另外一部分则为财产的收入，所以从上面的定义去观察，美国是一个有阶级的国家，也就是一个经济不平等的国家。研究美国经济的人，都很愿意知道，在美国的全国收益中，有几成是劳务的收入，又有几成是财产的收入。这两种收入，在过去几十年内，变动的经过如何。这些都不是容易回答的问题，其所以不容易回答，就是因为美国的公私统计，凡是讨论全国收益的，都不是采用二分法（即将全国收益分为劳务收入与财产收入），而是采用三分法。三分法的内容，一为被雇者的收入，这是劳务收入，不成问题。二为公司利润及存货调整，此为财产收入，亦不成问题。只有第三项目，包括经营者及地租的收入，不易处理。地租收入，可以归于财产收入一项之内。只是经营者的收入，包括一切非公司组织的事业单位的收入，如农业、商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其中到底那一部分是财产收入，那一部分是劳务收入，是不易分别的。譬如美国中部的一个农民，拥有田地一百七十英亩，自己一人利用曳引机来耕种，年终收入五千元。这五千元是劳务收入呢，还是财产收入呢？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呢？ + +　　关于美国的全国收益，我们虽然不能采用二分法，但是过去各阶级中收入的演变，也有几点可说。第一，被雇者的收入，在1947年，占全国收益的百分之五九点九，较之1929年的百分之五五点九，显有改善。公司的利润在未付税以前，1929年占百分之一一点八，1947年占百分之一五点五，也有加增；但在付税以后，前期仍占百分之一〇点一，后期则占百分之九点四，略有下降。地租与利息的收入，1947年的百分数，均低于1929年。地租在1929年占百分之七，1947年只占百分之三点九。利息在前期为七点九，而后期则为一点九。农业经营者及自由职业者的收入，后期的百分数，都较前期为高。在美国这种资本主义的国家中，欲求财产收入的压低，只有在税则上想法，如所得税、遗产税、及过分利得税，都是很好的工具。过去美国的政府，曾在这个途径上用过功夫，公司利润百分数的升降，可以说明。但是这种努力，还没有达到社会改良者所希望的。 + +　　苏联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照理应无财产的收入，可是现在这种收入，已经出现。利息便是财产收入的显例。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阶级的取消，并不是说大家的收入便会一样。在劳务的收入中，还是有多寡之不同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便发生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政府，对于那些收入较多的人，应当鼓励他消费呢，还是应当鼓励他储蓄？在需要资本甚为迫切的苏联，自然是走第二条路，即是鼓励人民储蓄，而利息的付给，便为鼓励储蓄的工具。在1937年，苏联付出的薪资，为八二、二四七兆卢布，同年人民投资于政府公债的数目，为一八、二七四兆卢布，储蓄银行的存款为三、九八五兆卢布。人民的总储蓄，约占薪资总额四分之一以上。公债与储蓄的利息，平均约为四厘，所以利息的收入，约在八亿八千万卢布左右。有人怀疑，在这种情形之下，苏联是否会产生资产阶级。贝柯夫（A.Baykov）的推论，说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苏联的公债，为五千万人所保有，每人平均分得债额三六五卢布，银行储蓄，为一千四百万人所保有，每人平均储蓄额为二八五卢布。平均每人的储蓄数量不多，所以专靠利息维持生活是不可能的。贝柯夫的推论，有一点是站不住的，就是他假定每人所保持的公债或储蓄款额是一样的，但据博格森（A.Bergson）的报告，在1937年正月，苏联的储蓄存款，有百分之六十七在百分之十的人手里。假如这个报告是可靠的，那么这百分之十的人的利息收入，也就可观了。不过苏联的公民，即有利息的收入，也不能把他转变为资本，从事于再生产，因为生产的原素，如机器及他人的劳力，不是私人所能购买的，而且苏联的宪法中，也不许有不劳而食的人存在，所以假如有人真想靠利息维持生活，他的归宿，可能是在集中营。 + +## 二 + +　　第二种经济平等论者，其判断一个社会的平等与否，不注重收入的来源，而注意各人收入的数量是否有很大的悬殊。 + +　　不管收入的来源如何，只看收入的数量，那么社会中贫富的差别，在美国与苏联是同样存在的。收入的不同，自然会影响到生活的不同。生活程度上的差异，美国与苏联的社会中，也都一样存在的。有人以为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生活程度的不平等，乃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据斯大林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各人底胃口和需要，无论按质量或数量来说，无论在社会主义时期或共产主义时期，都不会是，而且不能是彼此一样，大家平等的。”“如说社会主义要求把社会组成员们底需要都平均，划一和均等起来，要求把他们的胃口和个人日常生活都均等起来，说按马克思主义者底计划，大家都应当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和同量的饮食，那就是胡说八道，诽谤马克思主义了。”由此可见苏联在现阶段的社会中。并不要求个人收入的平等。现在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在两个国家中，这种不平等的程度，有何深浅的不同。 + +　　简单的说，从收入的数量去看，两个国家都是不平等的，但不平等的程度，美国深于苏联。 + +　　我们先看巨万者的收入。在美国，净收入每年在百万元以上的，1914年约有六十人。以后十年内，此种富豪的数目，在二十与二百之间。1929年达到最高峰，共有五百十三人。在不景气时期内，此数骤降，在1932年，只有二十人，1936年，也只有六十一人。最近这种富人的数目，想必又加增了，但详细数字不详。苏联收入量多的人，到底一年可以拿到多少卢布，我们没有看到统计。但从1940年所通过的所得税法案中，我们曾看到一个规定，就是自由职业者，如作家、艺术家、及医生等，每年的收入，有一千卢布可以不必纳所得税，但收入超过三十万卢布的，其超过部分，纳税百分之五十，由此可见苏联也有收入在三十万卢布以上的人。假定有一艺术家，每年的收入为五十万卢布，以官价汇率五点三卢布等于一美金来计算，这位艺术家的收入，也还不到十万美元，所以苏联的富翁，远赶不上美国的富翁。 + +　　但是比较两国富豪的距离，远不如比较在一国内贫富的距离为有意义。美国的最低工资，自1938年规定为每小时二角五分以后，1945年加至每小时四角。1948年1月，杜鲁门总统曾提议将最低工资，增为每小时七角五分（1947年12月，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为每点钟一元二角七分）。今假定有一工人，每点钟得最低工资七角五分，每星期工作四十点钟，可得工资三十元，每年如作工五十二星期，可得工资，一千五百六十元。苏联的最低工资，1937年规定为每月一百一十卢布，每年应为一三二〇卢布，约合美金二百五十四元。苏联的最低工资，虽然赶不上美国，但是贫富间的距离，却比美国为短。 + +　　除了以上的统计外，我们还可以收入集中的情形作一比较。根据美国1936年的统计，最富的百分之十的家庭，共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三六，最富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五一。在另外一极端，最穷的百分之十的家庭，共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二；最穷的百分之二十的家庭，其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五。关于苏联的情形，传说极不一致。托洛斯基在一篇文章里，曾说苏联有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十二的人民，共收入占全国收益百分之五十。这种说法，显然有点夸张。就是对于苏联抱敌视态度的达林（David J。Dallin）在他的“真实的苏联”一书中，也只承认有百分之十二至百分之十四的人，收入占总额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三十五。另外那些在集中营中被迫服劳役的，人数占百分之八到百分之十一，收入只占百分之二点三。关于苏联集中营里面的人数，各人有各人的估计。他们是否有达林所说的那样多，其收入是否如达林所说的那样少，乃是苏联经济组织中的一个谜，外人是无法猜透的。对于苏联收入的分布，我们愿意采取博格森的结论。他研究了1934年苏联的薪资支出，发现苏联收入最少的百分之十的人民，其薪资占总数的百分之三；收入最少的百分之二十的人民，其薪资占总数的百分之七点八。另一极端，收入最多的百分之十，其薪资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四点三；收入最多的百分之二十，其薪资占总数的四〇点三。这个统计，勉强可与美国的统计比较。他表示苏联收入集中的程度，也还不如美国。造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美国人除了劳务的收入，还有财产的收入。假如美国的收入统计中，把财产收入除开，那么美国贫富的距离，马上就可缩短不少。就我们手边所有的统计来说，美国同一工厂中工人的收入，以及规模相似的事业，其经理的收入，彼此相差是无几的。譬如苏联同一工厂中的工人，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之间，据道布（M.Dobb）的计算，约为三与一之比。美国钢业公司的工资，虽然分为三十等，但最低工资，为每点钟一元零九分，最高工资，为每点钟二元二角五分，相差的比例，还到不了三比一。苏联的经理，平均每月拿薪水二千卢布。美国的大公司经理，（在战前曾有人调查过二百六十四个此类经理的薪水）在制造业中，平均每人每年得七万九千二百元，在公用事业中，得四万八千六百元；在铁路局中，得四万零六百元，彼此相差，也不太大。专靠薪水的收入，美国很少几个人能每年拿过十万元，但连财产的收入，便有不少人超过百万元了。 + +## 三 + +　　希克斯（J.R. Hicks）在他的名著“社会骨架”一书中，在讨论平等问题时，说是铲除不平等，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收入的不平等，只是外面的表现。社会上还有更深刻，更基本的一种不平等现象，就是权力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弥漫于各种社会之中，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有组织的社会，权力的分派，是平等的。在人类演化的过程中，这种权力的不平等，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出现；主人控制他的奴隶，贵族控制他的佃奴，地主控制他的佃户，资本家控制工人，组织者控制被组织的群众，官吏控制人民。从各种不平等的现象中去观察，收入的不平等还是比较坏处最少的。这种不平等，可以测量，因而也有方法控制。现代的社会，必须控制这种不平等。但是为人类的自由着想，我们不要前门拒狼，而让后门进虎。 + +　　这个警告，是值得我们仔细思量的。在现代的社会里，为企求某一种的平等，很容易陷入另一种的不平等。我们为要求收入的比较平等，很容易引进经济权力的更不平等。在经济平等这个名词的含义之中，我们不要放弃经济权力平等这一个概念。所谓经济权力，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与私有财产颇有密切的关系。谁把握着财产，谁就把握着经济权。美国的国会，为调查经济权的集中问题，曾指派一个委员会，专门搜集这一类的资料。他们所搜集的意见，已达数十厚册。专家根据这些资料而写成的丛刊，也有数十余种。我们对于美国经济权集中的情形，是有相当认识的。我们从这些意见之中，看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经济权的意义，不但包括财产所有权，还应包括财产使用权。这两种权力，在以前的社会中，是集中的，在现代的社会中，则可分开。象美国的电话与电报公司，股东多至几十万人。握有公司股票的人，虽然把握着财产所有权，但不能行使财产的使用权。在另一方面，公司的经理，可能的并未保有公司的股票，但整个公司的资产，都由他指挥使用。这种经理的经济权，是很大的，有许多人归他指挥调用，有许多物资归他安排支配。这种人在美国的社会中，薪水很多，地位很高。 + +　　用同样的观点来看苏联的经济组织，可以看到他的一个特殊而有深刻意义之点。在苏联，生产工具是公有的，私人对于这些资本，并没有所有权。可是苏联的生产工具，总得有人使用，所以财产的使用权，是寄托在若干人手中的。在苏联，财产使用权的集中程度，超过美国，所以经济权力的不平等，苏联大于美国。我们可以举几个例来说明此点。美国的钢铁工业，是相当集中的。美国钢铁公司，是美国钢铁业中的巨子，他手下的公司，便有一百三十家，可是美国钢铁公司的产额，只占美国钢铁总产额百分之四十。在美自的钢铁厂中，除去美国钢铁公司之外，还有八家，每年的产量，均在一百万吨以上。美国没有一家公司，能够指挥全国的钢铁生产。在苏联，所有的铁钢生产事业，都归一个生产部门主管。这个主管部门的首长，对于钢铁事业中的指挥权，用人权，决非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所能望其项背。再以汽车工业来说，美国有三家大汽车公司，其出产量占全国约百分之九十。但在1939年，除了这三家公司之外，每年生产汽车在一万部以上的，还有五家。苏联的汽车工业，与钢铁工业一样，也是归一个生产部门主管。这些生产部门，都归行政院指挥，而行政院又听命于党的中央政治局。所以苏联经济权力的集中，世界各国，没有一国能比得上。在苏联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政府，甚于在美国工作的人之不敢得罪资本家。在美国，因为经济权还未十分集中，作工的人，得罪了一个资本家，还可在别的资本家手下谋一位置，甚或自立门户，小本营生。在苏联，得罪了政府，还有什么别的政府可以收容他呢？在八百余万英方里的苏联领土之内，他有何处可以成家立业呢？苏联国内政治权与经济权的集中，是苏联人民的最大不幸，不过这种不幸，与社会主义无关，因为在理想的社会主义体系之下，经济权力，即财产的控制权与使用权，依旧是可以分散的。 + +## 四 + +　　若干社会学者，讨论经济平等一个概念时，特别注重机会平等。机会平等的核心，就是教育机会的平等。一个人假如在受教育方面，与别的人得到同样的机会，因而得到他的天资可以吸收的教育，然后根据他所受的训练，在社会中得到一个适合他的才能的位置，他对于这个社会应无怨尤。从这个观点看去，一个社会，假如在教育上，使所有的公民机会平等，这个社会也就是平等的。 + +　　关于美苏两个国家中的受教育机会，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指出两点。第一，苏联中学的最高三级，是要收学费的，而美国的公立中学，完全免费。第二，在大学及其它高级学校中就学的青年，美国人数多于苏联。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几点来比较。一为两个国家在教育上的花费。美国于1940年，花在教育上的，共为美金三十九亿元。同年苏联花在教育上的，共为二百二十七亿卢布，以官价折合美金，共为四十三亿元。苏联在教育上的总支出，多于美国四亿，但如以用在每一个人民身上的教育费用来说，则苏联以人口较多，其平均数低于美国。第二点可以比较的，为高级学校中学生的出身。据鸟格朋（W.F.Ogburn）的报告，美国自由职业者的子女，有百分之五十二进大学，而粗工的子女，只有百分之六进大学。与此类似但不能作严格比较的一个统计，是1938年苏联高级学校中学生的出身。在总额五十三万五千人中；出身于劳工家庭的，占百分之三三点九，出身子农民家庭的，占百分之二一点六；出身于薪水阶级的，占百分之四二点二；出身于其它家庭的，占百分之二点三。苏联薪水阶级的人数，决无农民及劳工阶级那样多，但其子弟在高级学校中读书的，超过任何一个阶级的子弟。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尚有此种现象，可见教育机会平等之难。教育机会如不平等，则欲企求收入的平等，或经济权的平等，亦为妄想。 + +## 五 + +　　我们已经从四个不同的观点，来讨论经济平等的意义。从收入的来源与收入的数量两方面去看，苏联均较美国为平等。从经济权的分派去看，美国又较苏联为平等。这些现象，与两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有密切的关系，如经济制度不改变，这种差异，也难改变。教育机会的平等，现在苏联似乎不如美国，此点与经济制度的关系不大密切，将来到底教育机会，在那一个国家中，更为平等，第一要看谁能生产盈余较多，第二要看各国的政府，是否肯以更大的盈余，用于教育之上。这两个国家，在教育上都是不很吝啬的，因而在这两国中，教育机会的平等，假以时日，将来似乎都有实现的可能。 + +　　 （选自“观察”，第5卷第15期）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1.txt b/CCRD/1/4/11/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576f46fb599cdad03ba6a902a41afb12c69814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1.txt @@ -0,0 +1,57 @@ +# 论经济福利与政治自由 + +　　<北京大学、陈振汉> + +## （陈振汉：北京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经济评论”编者注：本文是去年五月寄来的一篇特约稿，因接作者来信，留未发麦，现编者取出重读一过，不仅未失时效，且更增加其意义与价值，故于此刊出。 + +## 一、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的冲突 + +　　作者在本刊第一卷第三期“论寡与不均”一文中，会说过取消私产与获得一种比较能适应生活需要的收入分配制度，对于人民经济福利的增加，即在中国也是有裨益的。要达到这目的，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的方式，即是政府利用累进税收来逐渐减低人民财富的不均程度，同时用财政支出来济贫养老恤孤拯寡，举办公用事业来救济失业人口，这样双管齐下，假以时日，国民收入的分配可望逐渐能与生活需要相适合。一种是快刀斩乱麻的方式；便是实行社会主义式的革命，一举即将财产收归国有国营，由政府依照所认为适宜的标准，分配国民收入。 + +　　渐进的方法是现在英美所已经实行的方法，其缺点不仅是过于缓慢，（例如依据美国的遗产税率，一家五百万美元的财产须经过十五次的继承，与至少四百年的时间方能减到十万美元），而且在税率超过一个程度以后，会鼓励资产阶级过度的浪费，阻碍整个社会的资本储蓄。 + +　　如果实行社会主义。自然可以避免这些困难。实际上，对于一切方式的社会主义理想，改良分配制度是首要的目的。然而社会主义制度所能增进国民经济福利的地方，至少尚另有两端：（一）生产效率的改进或资源浪费的减少。（二）减少就业水准的变动或增加收入安全的保障。 +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企业家，对于生产技术的促进，本属功臣，然近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内，生产技术的重要改良反大部成于国营或政府贴补事业之手；另一方面，由于私人企业的生产目的在追求最大的利润，生产品的种类多寡与每一种产品的产量大小，俱未必能为全社会获致最大经济福利，商业广告的畸形发达，尤属坐耗资源而于国计民生毫无补益。这种种弊端，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虽未必能消除净尽，但大部份可以得到纠正。 + +　　失业，尤其是长期的失业，是英美资本主义社会最显著的弊端。就失业的工人本身来说，这是人力的浪费，然而更重要的，这是对于全体劳动者的一种恐怖，一种对于生活权利的威胁。在英美，政府当然也殚精竭虑在谋对策，但最主要的两种方策（货币政策与财政或公共事业政策）在实行时都有很大的困难，不及社会主义的制度能较有数的消弥长期失业现象。 + +　　一个社会主义的制度，基于均贫富的理想，复能免除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显著弊端（社会主义者尚能举出若干其它好处），在现在已无人能予否认。因了最近十多年来的社会主义理论上的发展，以及苏联的实际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行上的可能亦不复有人怀疑。现在许多人所仍不能释然于怀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便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人是否将丧失或减少他在资本主义内所习有的一些行为自由，其中主要的是政治自由。这便是今日许多人所讨论的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一碗饭”和“一张票”的冲突。 + +　　J.R. Hicks在其一近着中曾认为财富所代表的也是一种权力，“收入的不均是一种更基本的不均——权力的不均——在人类社会所表现的主要方式之一。任何社会都有权力的不均；不然，我们真不容易想象一个社会能够组织起来.在历史过程中，这种权力的不均曾以许多方式出现——人主之于奴隶，封君之于佃客，地主之于佃户，雇主之于工人，党魁或领袖之于一党党员或工会会员，政治上的治者之于被治者。在这些不均现象之中，收入的不均是比较没有妨害的。……收入不均的限制固很重要，但对于未来人类的自由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以暴易暴，开门迎入别的魔鬼来替代它。”（Framework of American Economy P.232—233） + +　　Hicks的话可以代表今日许多自由主义者的共同看法，与他们所同具的恐惧迟疑神情。Hicks所指的魔鬼是在充分限制或根本另立收入分配的制度以后，如果利润制度与价格机构取消，则在消费者与一般劳动者，过去须忍受独占生产者的剥削的，或是仰雇主的鼻息的，现在须看统治者的颜色，这是以暴易暴。如在共产主义社会，根本连消费自由职业自由可被剥削，生活工作在在受制，更是引狼入室。至于生产者，既丧失财产，复被剥夺了企业自由，也自然要谈虎变色。政府的经济权力庞大以后，在政治上自更可为所欲为。政府掌握了人民的劳逸饥饱寒暖，也掌握了他们在社会上的荣辱成败，即使不用秘密侦察，集中营，又有几人还敢去攫其锋批其鳞，说当权者所不愿听的话，投当权者所不悦意的票？不幸在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其实际情形正是以为这种恐惧心理作证明。如果没有从业，言论，信仰，选举的自由，即使可以免于冻馁，得到就业保障，或甚至生活水准能够提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不又是驱整个社会于奴役之境吗？但是这种恐惧是否必需？社会主义与政治自由或民主政治是否立于不可并存的地位？下面的篇幅试图作一答复。 + +## 二、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定义 + +　　鉴于许多类似的讨论，往往在名词上面绕圈子，我们特先在此对于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下一比较确切的定义。这些定义并不新奇，尤非作者所杜譔，所以特予表明者，完全只是为避免许多用通俗名词说话所引起的无谓误会。 + +　　所谓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是指一个人类集团，其中大部份的财产或生产工具，系归此集团所有与经营。因为没有私产，利润目的不复普遍存在，市场与价格机构失其依据，生产工作（生产因素在各种用途间与在时间过程上的分派）与收入分配只有由集团根据某种目标出之以集体的计划的进行。（A.C.Pigou在其Socialism vs.Cap-italism中认为取消私有财产与利润制度不一定须实行计划经济，然而如私有财产与利润制度取消而不实行计划经济，则除非使整个经济制度陷于紊乱至于不可收拾也是一个办法外，我们实未见有其它可行的办法。）当然目标与理想可有多种，因此计划的集体程度也可有大小之别。有的集团可以认为应当尊重每一人民的选择自由，让他们自由的选择消费物品，自由的选择职业，有的集团也可以并此也不许可。现在一般论者大概把前一种情形叫做社会主义制度，后一种情形叫做共产主义制度（这当然只是名称之别，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理想与政策无关）。同一集团也可以在此一时许可某种程度的个人自由，而在另一时扩大或缩小。 + +　　所谓民主政治更是一个笼统名词，一般人（也就是十八世纪的民主哲学）心目中的民主政治不外是指一种决断政务的制度上的设施，其特点是使人民自己来实行决断，其办法是由人民选举代表，然后集合起来实现人民的共同意志，谋取人民的共同福利，这也就是林肯所谓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事实上这样的民主政体不特并未在历史上存在，也恐怕永远无法实行的，主要原因在于所谓人民共同福利，在事实上往往言人人殊，不易发现，亦不易确定，而每人对于人生对于社会，可以各有理想，复甚难调和一致。如果没有一个共同福利观念，则所谓人民的共同意志亦落了空。因为如果把共同意志解释为个别意志的集体，这些个别意志必须以一共同对象（共同福利）作中心，同时又假定经过理智的考虑，方能归纳在一起。既无共同福利作对象，共同意志即失其基础。个别意志本身既非理智考虑的结果，亦未必能归纳或调和成什么结果。所谓理智的个别意志，就是每一个人须确定的晓得他的立场，并非随意在喊口号，人云亦云，他要能够获得准确的事实报告，独立的观察与分析这些事实，迅速的获致结论。事实上就是在英美，普通人民又何足以语此。近代心理学与社会学告诉我们变态心理的重要，理智行为的稀少，在政治上选民的行动大都决定于各种方式的竞选运动的影响，平常一般人除非对于有关切身利害的问题，没有兴趣也没有具体观感。 + +　　简单的说，在传统的观念里。政事是主体，人民因事择人以治事。现在既然在实际上人民并非对于政事具有理性的共同意见。现代政治应当是专家政治，为什么不能以人与政府为主体，人民但送贤与能，择人以治事？人民只要能够在不受威逼利诱的环境下，能够运用自由独立的判断，产生政府，使政府对他们负责，有重大失职违法的时候便罢免它，这样的政治，在我们看去，即可称得起民主政治。当然这里所说选举的自由，是相对的。政客的竞争选举票，可以比诸商人的推销货物，政治上自由或公正竞争（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与经济上的完全竞争（Perfect competition），同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各种方式的竞选运动与政治宣传，可以比诸花样百出的商业广告，但只要不以暴力胁迫，金钱贿买，人民所能选举出来与罢免下去的政府，应可以称得起民主政府。 + +## 三、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的调和 + +　　这样的社会主义与这样的民主政治能否调和？我们又须分两层来考虑：（一）过渡时期中的情形与（二）实现后的社会主义。在过渡时期中的情形，复因转变开始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达到的高下程度而异。 + +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资本主义制度高度发展以后所无可避免的趋势，虽然他也承认中间需要经过暴力革命或阶级斗争。这话在论理上与历史上是否真实且不去谈，但我们应当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不能自动的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而须用行动去促其实现，同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如愈具备有某些条件，这一过渡工作愈能平顺，愈无乎需暴力。这些条件便是：高度的财富集中（单纯的通货膨胀是造成财富集中的最有效手段），大规模企业的普遍化，证券市场的发达，股权与生产事业管理的脱节，企业经营的合理化或机械化等等——都是许多老一代的德国经济学家如Schmoller，Max Weber以及Sombart认为高度资本主义的特征。在这些情形之下，财产阶级的收入——年金，利息——性质与在社会主义下的养老金抚恤金相似，企业经理人才的收入亦只是薪俸，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在态度上也比较接近于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也就能够竞得政权，在上述民主方式下推行社会主义政策。反之凡愈未具备这种条件的，便愈需要暴力来促使社会主义的实现，同时所须经过的这种暴力阶段也愈为长久。暴力本身便是火药气息很重的名辞，革命斗争等字眼所代表的也是强制威胁等与上述民主的定义相水火的情形。所以除非在有成熟的社会主义条件的社会里，执政党得以一纸命令平和的取消大部份的私有企业以外，在过渡时期内，政治民主是谈不到的。我想，所有的社会主义者也不讳言这一时期中一党专政的必要。不过近来的社会主义者，基于经济上的理由，大都主张高速度的社会化，不把过渡时期拖延得太长。如是，在资本主义基础薄弱的国家，纵然在短期间内，有专政甚至于用暴力的必要，他们也希望把牺牲减至最小限度。 + +　　（至于已经建立了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便看不出与上述民主政治的原则有什么相违反的地方。上面说过民主政治主要的意义是政党（及其所代表的主张）间的竞选，这在原则上与政党所代表的主张内容是并不冲突的，这主张可以激进，也可以保守，可以是社会主义，也可以是其它主义。诚然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面，主要的政治问题的内容必然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不同，这里不再有个别利益（如重农重工，保护工业与出口商，生产者与消费者，）或公私利益的冲突（如独占与竞争），等待政府去调整管制，但另有一套间题（如资本积储率，社会所Social Dividend的分配原则）需要解决，为解决这些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也自然要有选举，政党，国会，内阁及首相等等政治机构。民主政治的条件，似乎只是这些政治工具的产生须符合上面所述的原则。） + +　　若就个别问题来说，一般所恐惧的一些基本自由（如消费与职业的选择）的消失，根本不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定义之内。现在一般社会主义者大致也都承认这些自由应受尊重，因此认共产社会是不民主的。当然，定义与信念都不是事实的保证。而且就是政府能尊重消费自由，消费者能利用大小不同的货币收入，从市场选购消费品，并不就是一切生产事业与资源分派，悉以消费者的偏好高下为依据。苏联在一九三五年以后，取消定量分配，恢复消费品价格制度，可以说是尊重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然而生产事业的种类与每一类的比重，却另有政治军事上的考虑以作依据，这可以说是消费者有选择的自由，却并没有在资本主义竞争价格下消费者所享有的理论上的主权（Consumers’ Sovereignty）。在资本主义的竞争机构下，在理论上一切生产事业的目的在供消费者的需要，如是当需求增加，通过价格关系，生产量即应增加。但在苏联的情形，消费者的偏好与消费品的价格并没有这种作用。固然苏联政府始终认这种情形是不正常的状态，极非他们的本意，他们也预备俟情形许可时立即改正这种情形，做到真正消费者的偏好高于一切，视需求情形以决定生产的地步，事实上如果能有上述限度的民主机构，人民也将不许可这种情形存在。在消费者仅有自由而无“主权”的情形，政府在出售与生产货品时势须有不同的价格，前者用以对外，后者用以对内（使生产成本与政府的目标相一致），这种双重会计价格的存在，是政府的生产目标与人民的消费偏好相左的有力证据。人民如能运用民权，一定不会容忍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能根据苏联一时的情形遽而判断这是不可能的事。在现在的英美社会，消费者难道真有“主权”吗？消费品不是借种种商业广告而推销吗？财富阶级的欲望不是较贫民的能得到满足吗？商品的生产数量与价格与其说是决定于需求不如说是决定于独占生产者的打算更为适切。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完全抹煞消费者需求在资本主义下的长期与潜在影响。 + +　　私有财产及其运用权的丧失，是否合于民主观念的问题，已见于上面关于过渡时期的讨论。现在所尚待注意的，只是政府获得支配生产工具的权力以后，是否可因此权力的增加，恣意妄为，连人民的选择自由也不尊重？这也就是Hicks所提出的问题，是否一种新的权力的不均会来代替旧的财富的不均？ + +　　在资本主义社会内，财产私有的确是对政权的一种约束。现在这种约束不复存在了。人民是否只有颤栗匍匐于独裁势力之前？这问题本身是无法答复的，但如果真有独裁者想篡窃权位，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的存在与否并不增损多少他的权力。有志者事竟成，他如果需要这一种工具，他很可以就地制造的。另一方面，一种机构的存在，却未必即被滥用。譬如警察所以维持治安，亦能为非作恶；而我们并不惧怕警察，怕他们会夤夜来滥捕我们去枪杀（过去有几个大城市里面的类此之举希望只是非常举措）；同样电灯电力所供给我们的便利在平时我们也不相信公司当局一定会有特别不利于某一用户或某一市区的待遇（近来许多城市中停电党政军机关得以获免，也希望不是常例）。威逼利诱可以引人就范，但在各国劳工运动史与民权革命史中，也自有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大丈夫。大体上说，在社会主义之下，生活比较安定，收入比较平均，人的尊严也比较能够提高与维持。 + +　　 三十六年五月，北平 + +　　 （选自“经济评论”，第4卷第10期，1948年，第4—6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2.txt b/CCRD/1/4/11/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8a08c497b5f2571fd8df9811f7e76f7f2d0117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2.txt @@ -0,0 +1,67 @@ +# 论经济自由——美苏经济制度述评之一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吴景超：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 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经济自由这个名词，在传统的经济学中，包括两个概念，一为消费的自由，一为择业的自由。自从罗斯福总统提出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两种自由以后，有一些人，以为这两种自由，也应当包括在经济自由的含义以内。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同。我们以为经济自由一名词，最好还是维持其传统的含义。至于免于匮乏及免于恐惧的两种自由，则应置于“社会安全”Social Security一个名词的涵义之内。所以我们在这一篇文章里，只讨论消费的自由，及择业的自由。 + +## （一） + +　　在美国与苏联，都曾经有一个时期，消费者无自由可言。这一个时期，便是定量分配时期。苏联在实行第一次五年计划不久之后，便利用定量分配的方法，来控制人民的消费。这个办法，到一九三五年取消。一九四一年苏联与德国间的战争爆发，定量分配制度，又重新树立起来，到了一九四七年的十二月，在改革币制的时候，才行取消。美国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对于若干物品，也实行配给制度，但其范围不如苏联之广，譬如面包与牛奶，在美国始终可以自由购买的，没有放在配给制度之内。 + +　　配给制度妨害人民消费自由的症结，就是在配给制度之下，人民对于每种物品购买的数量，不是决定于自己的嗜好及购买力，而是由政府代为决定的。自决与被决，是消费自由有无的分界线。在普通的情形之下，每一个人，对于某一物品的需求，都有其适当的数量。这个适当的数量的满足，是使人类感到生活舒适的最大因素。这个适当的数量，只有本人知道，别人如借箸代筹，总难恰到好处，因而总难使人满意。所以配给制度，乃是一种不得已的办法。任何政府，凡是顾到人民生活程度问题的，总不愿剥削人民这种基本权利。如果取消配给制度，不发生别的重大社会问题，那么任何政府，都会取消配给制度的。 + +　　在今日，苏联与美国，都已取消配给制度了，但是这两国人民的消费自由，却并不一致。造成这种不同的消费自由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苏联是实行计划经济的，而美国则否。计划经济限制人民消费自由，我可以举美国第二次大战时一个例子来说明。美国在参战以后，可以说是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内大部份的生产能力，都用以生产作战物资，同时有好些消费物资，则停止生产，汽车便是其中之一。美国在作战的前夕，即一九四〇年，曾生产汽车四百四十余万部，可见人民对于汽车的需要。战时充分就业的目的已达，人民的收入加增，对于汽车的需求更高，可是因为政府下令停止制造汽车，所以人民即使有购买汽车的愿望，又有购买汽车的能力，也无法购到汽车。这是在计划经济之下，人民的消费自由，受到限制的例子。在计划经济之下，生产原素的分配，操在政府的手中，人民没有方法，以其有效的需求（即有购买力作后盾的需求），来指挥生产原素的分配。可是战争一旦停止，政府的计划经济取消，消费者的主权重行抬头，美国的生产原素，又重受消费者的支配，于是汽车又重行恢复过去的大量生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 + +　　在苏联，配给制度取消之后，消费品的生产，还是在计划经济之下进行的。为满足人民的需要，苏联的政府，对于消费品的生产，当然也有计划。凡是在市场上出售的，都是计划中要生产的。没有包括在计划中的物资，自然不会有人生产，也自然不会出现于苏联的市场，正如汽车不会出现于美国一九四二年的市场一样。苏联消费者的自由，因此是有限制的，他只能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物品之中，选择其愿意购买的。他的有效需求，不能指挥生产原素的分配。在美国，消费者的要求，假如得不到充分的满足，自然会行使他的购买力，压迫物价上涨。在物价上涨的状况之下，自然有一些企业家，眼见有利可图，便会配合一些生产原素，来从事于此种物品的生产。最后，大量的产品问世，尽可使消费者的要求得到满足。所以实际上美国生产原素的配合及其移动，无形的，间接的，是受消费者指挥的。只有消费者能够指挥生产原素的配合的时候，消费者的自由，才可以说是得到真正的满足。 + +## （二） + +　　我们现在再讨论经济自由的另一方面，即择业的自由。 + +　　在计划经济之下，每种重要物资的生产，已由计划决定，则生产此种物资的劳力，势非与之相符合不可，否则计划即无由完成。我们因此可以想象，计划经济是无法容许择业完全自由的，因为在完全择业自由的状态之下，每一实业，或某一工厂，所能得到的劳工，其数量决不能与计划所必需的数目相吻合。我们再看事实，就可知道，苏联的实际就业情形，是在政府控制之下的。先说最上层的就业者，即大学毕业生。苏联的大学，是由各生产部门管辖的。每一生产部门所需的高级人材，由这一生产部门所管制的大学或高级专门学校供给。自一九三三年起，此种受过高级教育的毕业生，即由生产部指定其在某处工作，以五年为期，在五年之内，其行动须完全受生产部的指挥。派定工作之后，不去到差，或私自与生产机构商定工作，是犯法的，须受刑法的处分。自一九三八年起，此项毕业生，在毕业前六个月，便须与生产部主管人员面谈，由主管人员计划其工作性质及工作地点。每一生产部门，对于此项毕业生及其它专家，均有一记录。生产部门的主管者，随时可以知道某人工作的所在地，在必要的时候，加以适当的调动。其次，关于技工的训练与就业，在一九四〇年以前，一部份在学校中训练，一部份在工厂中训练。一九四〇年起，苏联新设立两种学校，专门训练技工，一种期限两年，招收十四岁到十五岁的青年，另外一种，期限六个月，招收十六岁到十七岁的青年。苏联的政府，希望在这两种职业学校中，每年能够训练出八十万到一百万的技工来，作为劳工的生力军。为使学生的数目，易于招足起见，苏联一方面用利诱的方法，即到职业学校中受训练的，不但不取学费，而且一切生活的需要，都由国家供给，可是在别的学校中上学的，得交相当数额的学费。在这种新的教育制度之下，那些出得起学费的，便送子弟入中学大学，那些出不起学费的，只好进职业学校了。另外还有一种招生的方法，即指定集体农场保送，每一集体农场，人口满一百人的，便要保送两个青年到职业学校。在职业学校毕业之后，每一个毕业生，须在指定的地点工作四年。最后，关于粗工的募集，系由中央将全国的行政区域，分配与各生产部门，由其在指定的行政区域中招募。每每是某一行政区域，由某一部门利用，但也有一个行政区域，由两三个生产部门同时利用的。在指定的区域内，生产部门可与集体农场商洽，由集体农场在某种工资之下，供给劳工若干名，期限至少是六个月或一年。从以上的办法看来，苏联的人民，在他们第一次就业时，选择的机会是很少的，与其说他们的职业是选定的，不如说他们的职业是派定的，就业之后，大学毕业生在前五年，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前四年，也没有随意变动职业的权利，可是政府却保留权利来调动他们。至于普通的粗工，那些初次离开乡村到工厂中去作工的，对于有规律的生活自然不惯，所以苏联在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工人的流动率是非常之高的。一九三一年以后，政府规定工人及其家属的食品配给证，由工厂发给。工人一旦离办厂，其配给证即由工厂收回，同时取消他在工厂宿舍中的居住权。这种办法，对于控制劳工，使其不轻易离职一点，发生很大的效用。自一九三八年起，又有两种新的办法，来限制工人的自由离职。一为工作证的发行，凡在工厂中工作的人，都应将工作证交与管理员，在离职的时候，须由管理员将离职原因，载明于工作证之上。工人从甲厂取回此项工作证之后，方能在乙厂另谋一职，没有工作证的工人，别的工厂不能雇用。第二种办法，即将工人所享受的社会保险权利及假期权利，与其在一工厂中作工时间的长短发生联系。假如一个工人，在某一工厂中，继续工作的时间很长，那么他能得到的福利，也就较多。在这两种办法之中，工作证是限制工人选择职业最利害的工具。在这种办法之下，一个工人，即使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满意，但是如得不到经理的允许，他是无法别谋生路的。 + +　　在美国，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或大学的毕业生，不一定就能找到工作。在不景气的时期，像一九二九到一九三三年那几年内，他的工作更无把握。可是他有好些就业的途径，以及选择这些途征的自由，是苏联的人民所不及的。第一，他可请自己的亲戚朋友帮忙，上层家庭的子弟，许多人利用这一途径而得到第一个职业。其次，在美的一千二百万个生产单位之中，其中用人在三百人以上的，在一万五千单位以上。初出茅庐的人，可以自我介绍，向这些生产单位中求职业。这些大的生产单位，新陈代谢的过程是很速的，一年总要添用许多新人，合格的人，自有被录用的可能。第三，美国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合作之下，在全国设立了四千五百个职业介绍所。这是美国的劳工市场，需要与供给的总汇。谋事的人，可以把他愿意担任的工作，告知职业介绍所，职业介绍所必尽他的能力，替谋事的人，寻觅一个适当的位置。在一九四七年，有一千一百五十万人，委托职业介绍所谋事，其中有六百三十万人，得到他们所愿意做的工作。美国的工人，在就业以后，政府并没有任何规定，防止他的转业。他可以找报酬最高的地方去工作，一旦这种地方被他发现了，没有人可以阻止他离开他的旧职，而去就他的新职。 + +## （三） + +　　在择业自由的一个观念之内，还包含着创业的自由。择业与创业，严格的说，是有显著分别的。择业的前提是社会上已有某种位置的存在，这些位置须要人来填补他，择业便是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兴趣，在已有的位置中，选定一种而置身其中。创业的前提，是社会上还没有创业理想中的那个位置，他以他自己的能力，或集合若干人的能力，创造出那个新的位置来，然后来占据那个位置，从事于经济的活动。创业的自由，在苏联与美国，都是在少数人的手中。但这少数人的数目，在两个国家中，却有大小的不同。在苏联，创业的自由，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手里，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在政府及党的少数大员的手中，他们在决定某项事业要扩张的时候，也就是行使创业自由的时候。普通的人民，是没有创业自由的，因为既创一业，就得在此业中，放进资本，放进劳力，而这两种生产原素，都不在人民的掌握之中。 + +　　在美国，大事业的开创，非有大资本不可。所以创业的自由，似乎只有资本家能够享受。这种看法，只有局部的真理。在某种情形之下，美国没有资本的人，或者资本很少的人，也可以创业，这是因为美国的资本是私有的，在契约的条件之下，可以移转归他人使用。所以志在创业的人，如自己没有资本，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本。福德公司的创业者，在他三十岁的时候，月薪不过数十元，但他得到几个朋友的协助，集合了几万元的资本，设立福德公司，现在已经是十亿元以上的事业。至于志不在大，只想创立一种小规模的生产事业，以为独立谋生之计，如办农场，开杂货店等事业，那是很多的人如果想办是必然办得到的。这种创业的自由，是独立生活，脱人篱下的必需条件。他的存在，表示经济权的不集中，是维持人民福利所不可少的。 + +## （四） + +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经济自由的享受，美国人民大于苏联。这种情形，与财产的私有或公有的关系很少，而与计划经济的关系却很大。我很相信，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假如社会主义放弃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便可恢复，正如资本主义或任何主义，一旦采用了计划经济，经济自由必然丧失。汉姆教授（G. Halm）曾说过：“一方面照着计划生产，一方面不许消费自由，是不可能的。计划与自由选择，不能并存。”也许有人觉得世间还有别的价值，在经济自由之上，为实现此种价值，牺牲经济自由，亦所不惜。在战争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为着祖国的独立与安全，经济自由应当牺牲。但在太平的时候，经济自由是否应当牺牲呢？苏联与美国，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有了两个不同的答案。 + +## 总答复 + +　　我的“论经济自由”一文，写成以后，蒙徐毓枬，刘大中，及赵守愚三位先生赐予指正，甚为感谢。 + +　　（一）定义和方法 + +　　首先，我要补充说明我对于制度一辞的用法。我所谓制度，包括（1）功能，（2）价值观念的系统，（3）组织，（4）办法，（5）工具五个方面。这已是近代社会学者所常用的一套概念，不必在此多加说明。因为我对于制度的看法是如此，所以我对于制度的研究，是离不开事实的。概念与假设是我研究的起点，但是这些概念与假设，是否与客观的现象相符合，必须经过搜集事实与分析事实的过程，始能得一结论。又因社会制度是常在变动的，所以我们研究所得的结论，还须时时与新的事实相印证，因事实的变迁，我们的结论也得随时修正。社会制度的研究，因此是永无止境的。也许我研究的办法，与徐先生的方法不同，所以我们的结论相差得那样多。徐先生那种根据“先验的理论”的讨论，自然有其价值，但与我的方法，“引用许多事实及数字的”，既然不是在同一领域中下工夫，自然难望得到相同的结果。譬如徐先生曾假定消费者把社会总所得全部用之于消费，并由此观点出发，比较美苏三国之消费自由，但是这个问题，在我的脑筋中根本不存在，因为在美苏两国中，都没有这种事实，所以在理论上虽然是有趣的，已超出我的研究范围之内。 + +　　（二）消费自由的五个阶段 + +　　从这次讨论里，特别从徐先生的文章里，我们可以看出，消费自由的程度是有不同的，由于此种不向，我们可以把消费自由分为四级或五级。第一级为定量分配制，配给消费者以某项数量的某种物品，这是最不自由的一级。第二级为积点分配制，也就是徐先生所说在英国施行的。消费者在某一种物品之中，只要不超过分配所得的积点，还有选择的自由，但消费者不能以甲种物品的积点，来购买乙种物品，这是他不自由的地方。第三级为消费者对于市场上出售的一切物资，可以自由选择，不受积点的限制，但是他的需要，不能影响生产原素的分配。第四级的境界，即英美各国所常说的消费者的主权，消费者可以共购买力，来影响生产原素的分配。假如消费者对于某种物资的需要加增，生产原素便移转去生产该项物资。但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消费者的自由，还是受购买力所束缚的。最高的一个境界，即各取所需的境界，也可称为神仙境界。在一切物资与劳务的供给，还没有多到像空气一样的时候，那种境界，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以美苏两国来说，苏联的消费自由，已到了第三段，而美国则到了第四段。徐先生说：在苏联，衣着总额虽有限制，但如果消费者多用毛织品，少用棉织品，无异指挥资源用于畜牧，而不用于农作。假如苏联的政府注意人民的偏好，然后根据此种偏好，来决定资源利用的途径，那就是以价格机构为标准来分配资源，也就与美国的办法一样了。可是事实上，苏联的计划，并不是研究了消费者的偏好而定的。假如生产原素的分配，已在计划中规定，苏联政府，并不因人民的需要加增，便牺牲其原计划，而拨出一部份资源，一部份人力，来加增毛织品之生产，以供给人民的需要。人民的愿望，与计划者的意志相冲突时，在计划经济之下，我看不出人民的愿望，如何可以获得胜利。 + +　　（三）择业自由与教育机会 + +　　徐赵二先生都提到教育机会与择业自由的关系。教育机会诚是经济制度中一个重要现象，我因为拟在别的场合中讨论，所以在本文中未提。我在此处要指出的一点，就是徐赵二先生对于这一点的观察与事实不尽相符。徐先生说在美国，教育机会是不平等的，而在苏联则是均等的。赵先生说苏联在某些办法上优于美国，譬如教育训练机会之平等。我的看法，是教育机会，目前在两个国家中都不平等的，而苏联较美国更不平等。美国的公立中学，都是免费的，而且书籍也由公家供给。苏联自一九四〇年的九月起，中学的最高三级，每年要收学费一百五十至二百卢布，大学及高级专门学校，每年要收三百至五百卢布。这个法律，使苏联在十四岁以上的青年，多数只能进免费的职业学校，以便在十六岁时便可就业。而在一九四〇年，美国十五岁至十八岁的青年，有百分之六四点九，都在学校中读书。苏联的人口，多于美国。可是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之间，苏联人民在大学及高级专门学校中读书的，只有六十万人。在一九四〇年，美国十九岁至二十二岁的青年，在大学及其它高级学校受教育的，便有一百四十九万人。两者相此，美国教育机会的比较平等，显而易见。这种比较当然是指现状而言，并不假定苏联将来赶不上或者赶得上美国，那是要靠将来的事实证明的。 + +　　（四）社会主义与经济自由 + +　　赵先生说美国自从独占性和不完全竞争扩大范围之后，人民消费的自由大受限制，此点我极同意。因此，我们以为美国假如实行社会主义，使生产照刘先生所提出的两项原则之下进行，也就是照完全竞争的理想状态之下进行，那么赵先生所说的弊病，都可免除。我所谓的社会主义，最要的是生产工具公有，并不包括计划经济。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我对于此点，曾有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必赘叙。在此，我只能简单的答复赵刘二先生所提出的问题。 + +　　赵先生的社会理想有两点，一为保证全民得到最低生活的必需数量，二为保障就业。这两个理想，在社会主义的国家中，都可以不必靠计划经济来达到。最低生活程度的保障，只须制定最低工资率及社会保险律。全民就业的目的，只要政府负起责任，在失业发生的时候，创造职业来吸收失业者便行。这一切，不但社会主义的国家中，是以此为鹄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不靠计划经济，也可以达到。凯因斯在其就业通论中，曾说明计划全民就业与计划经济，是完全不同的。计划经济，要安排就业者的工作园地，而计划全民就业，则是由国家来保障就业总数，至于就业者的工作园地，最大部份，还是由价格机构来安排的。总之，计划经济，是如刘先生所说，指全面的计划经济而言。至于局部的计划，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理想的社会主义中，因为若干考虑，是不能避免的。譬如教育劳务的供给，至少是初级的一部份，现在世界各国，都放在局部计划之内，而不是让价格机构来决定供求的。 + +　　刘先生提出的问题，是最难答复的一点，因为现在还没有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在我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权完全是分散的，譬如美国明天忽然实行社会主义了，现在的生产单位，除了为增加生产效率所必需的以外，其余的依旧单独存在，受不同的董事会所指挥。董事会依然根据价格机构，来定生产方针，可是生产的目标，不为谋利，而是依照刘先生所提出的原则。董事会的人选，只有一小部份是政府所派的，其余的大部份，由不同的社团举出。每一生产单位中工作的人，与单位的董事会或董事会所指派的经理，发生契约关系，不与政府任何机关，发生契约关系，因而生产单位中的工作者，既非政府所雇用，也不为政府所解雇。这是保证私人就业，不受政府干涉的办法，也就是分裂政治权与经济权的方法。全国生产机关，都向政府交租，交利息。如有红利，也交国库，此项财产收入，以前属于个人的，现在属于国家，由国家转存银行。凡是要创业的，可以商请银行投资，正如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中，私人创业，也要与银行接洽一样。无论是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于新投资的审核，总是有一部份人担任的。创业者受到此种限制，从整个社会的福利看来，乃是必需的，否则创业者失败的例子，必然会要加增。在社会主义之下，创业者说服银行家的困难，并不较资本主义之下加增。政府收到的利息，红利及地租，也许还不够新投资的需要，在人民的同意（通过国会的立法）之下，可以利用强迫储蓄的方法，来加增资本的蓄积。徐刘二先生，都以为政府如规定一个资本的累积速率，便是全面计划经济。据我看来，并非如此。假如政府规定了资本的累积速率，同时又规定新资本的用途，那就走上了全面计划经济之路。假如政府以新资本交给银行，而让人民或公司出相当的利息（此项利率，必须使新投资等于新储蓄的数量）来利用这些资本，那么人民的消费主权，还可充分的行使，便非计划经济了。 + +　　社会主义，是人类的一个很高的理想，经济自由，也是人类文化史上一个辉煌的成绩。如何兼而有之，乃是第一次大战以后，欧洲大陆以及英美的社会主义者所常辩论推敲的一个问题。我们关怀人类的福利，对于这个根本问题，实在愿意更多的人，来绞他们的脑汁。 + +　　 （摘自“新路”，第1卷第21期，1948年，第4—6、10—11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3.txt b/CCRD/1/4/11/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66841e1b1ab0cab0e6fc56738e8684dd3fcf58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3.txt @@ -0,0 +1,55 @@ +# 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美苏经济制度述评之—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吴景超：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一） + +　　我们假如想在美国与苏联的经济制度中，找出最不相同的一点，大多数的人，一定会指出：在美国，财产是私有的，而在苏联，财产是公有的。对于一般人，这种模糊的分别，也许就够了，但是对于研究经济制度的人，关于这一点差异，我们还得进一步的分析。首先，我们就要把财产分为生产工具与消费数据两种。生产工具，在美国可以私有，而在苏联则为公有。消费数据，在两个国家中，都是可以私有的。在生产工具公有的苏联，唯一的例外，就是农民在参加集体农场工作之外，还可有一块自耕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面，他可随便种植什么东西。生产出来的成品，他可以送到集体农民市场上去出售。除了这个显著的例外——这也许是过渡时代的情形——其余的生产工具都为公有。其次，当私人的财产，还是以货币姿态出现的时候，他的出路。在美国与苏联是大有不同的。在苏联，当工作者接到他的薪资之后，也就是他的财产还是以货币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只能以货币去换取消费数据。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在消费之后，还可以把他收入的一部份，存入储蓄银行，或购买公债，取得些微的利息。在美国，以货币的收入，去换取消费资料，当然也是很普通的现象，特别在劳工阶级中，这种现象，尤为普遍。但如马克斯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货币的收入，在资本家的手中，便可换取生产工具及劳力，以从事于资本主义式的生产。在美国，生产工具及劳力都有市场的，私人可以在市场中购得生产工具及劳力。在苏联，生产工具是没有市场的，私人不得购买生产工具。私人更不能雇用别人的劳动力。所以从财产的动态去观察，私有与公有的差异，实在是深刻的，影响到生产，分配，消费等过程及人与人间的关系。 + +## （二） + +　　在私有财产的制度之下，每一种生产原素（土地，资本，劳力），都有一个价格，每种货品及劳务，也都有一个价格。生产原素的价格，在美国的生产机构中，其重要实无与伦比，因为他决定了利用的途径。譬如某个地方，有一块土地。这是生产原素之一，到底应当如何利用呢？谁来决定利用的途径呢？假如土地只有一种用途，假如在某种社会里，土地只许有一种用途，那么我上面所提出的问题是不会发生的。可是土地的用途，实在是不只一端的。只以农业的用途而论，他可以用于种草养牛，也可以用来种麦种稻，以及其它各种人用的农产品。同时，这块土地，也可拿来作为住宅之用，作为工业之用，作为商业之用，作为娱乐之用，以及其它一切之用。解决这块土地的用途，在美国是不难的，谁能付出最高的地租，谁就取得这块地的使用权。譬如今有甲乙丙三人在此，甲拟将这块土地种麦，他愿意每年付十块钱的地租；乙拟将这块地盖房子，他愿意出每年百元的地租；丙拟将这块地开百货店，他愿意出每年千元的地租。假如只有这三个人竞争，结果这块地一定是用于开百货商店。在这种情形之下，土地得到最适宜的利用，因为他在这三个可能之中，是利用在产生最大价值的可能。 + +　　私人把握着生产原素，然后看谁能出最高的价格，便交给谁去利用，在完全竞争的状态之下，各种生产原素每能得到最合理的安排，产生最大的效用。这种理想的境地，在美国的经济组织中，是没有达到的。其所以没有达到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美国经济的现实，与合理安排发生冲突。在美国的经济组织中，有许多企业范围，采用了大规模的生产方法，少数生产单位，其生产的成品，常占此项企业中生产总值一个很大的百分数；又有许多企业，是天然只能允许一个或极少数的单位来经营的（如各种公用企业）；又有许多产品，实质虽然相同，名目则不一致，人民因此并不把他们看成一种物品，因而任何一种商标物品的产商，多少有左右他们的主顾的消费支出的能力。这些都是独占企业和半独占企业存在的主要原因，而在带有独占性的企业里，生产原素的分配，是不能完全合理的。其次，人民收入的不平等，使富人对于他们所喜用物品的价格，有特别的提高能力，因为能使生产原素大量的被用去生产这些物品。在财富过度不均的状态下，以价格为标准的分配办法，往往产生不公平的结果。 + +　　在我们理想的社会主义中，生产原素虽然不为私有，但每一生产原素，还可让供求力量产生一个价格，然后让一切生产事业，能够付出这个价格的，便得到利用这个生产原素的权利与机会。可是苏联对于生产原素的分配，并不是根据于价格机构，而是根据于一个经济计计。在美国，生产原素的价格，如地租，利息，工资，成为分配生产原素的指南针。这些生产原素是有限的，而想利用这些生产原素的个人或企业则很多。在取舍的时候，在迎此拒彼的时候，生产原素的价格，完成了分配的功能。在分配这些生产原素的过程中，个人或企业，凡是想利用这些生产原素的人，其所出的代价，并不是盲目的，武断的，感情用事的。相反的，他所出的代价，乃是很理性的，由于精密的计算而来。生产原素的价格，是企业家的担负，是他的支出，而利用这些原素所生产的物质及劳务，在市场上所能得到的价格，则是企业家的收入。他权衡这两种价格，觉得有利可图，然后他才肯对于生产原素，付出代价。这些价格的存在，是他的合理计算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企业家的生产，是无法进行的。 + +　　在苏联，这个基础是不存在的。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在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之下，这个基础一定要毁灭，要消失。相反的，我们相信在社会主义之下，假如每一个生产原素，都有一个根据需求状况而产生的价格，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将为一种极重要的贡献。不管理论上的看法如何，实际的情形是，苏联并没有依赖生产原素的价格，来作分配生产原素的根据。举几个例来说：苏联的土地是公有的，但在乡村中，土地利用的方式，并不受地租的影响。苏联的政府，虽然每年向集体农场征收实物，而且这种实物，虽然实际上包括了地租，但是以纳税的名义交给政府的。政府并没有于事先规定，谁能出得起地租，谁就可以决定土地应当如何利用。土地上应当生产什么农作物，乃是由计划决定的。我们再以利息为例。苏联的银行，对于生产单位的贷款，是要索取二厘至六厘的利息的。但是苏联的利息，并不发生分配资本的作用，只是生产者成本中的一笔开支。某项生产事业，假如其生产计划，已为政府所规定，必然的可以在银行中取得贷款的方便。银行中的贷款，自然有他的一份。他所得到的一份，与他所能付出利息的大小无关。 + +　　我们还可以工资为例，苏联的工资，并不像美国的工资那样有分配劳动力的功能。假如某项生产事业，其发展的计划，已在政府的五年计划之中，那么这个事业所需工人的数目，也必然成为计划的一部份。苏联每年在十四岁至十七岁的青年中，要训练一百万人，训练出来的青年，由政府分配在各种生产事业中，目的就是想要使劳动力在某种企业中的供给，不为工资所左右，而完全受计划的支配。 + +　　以上说明美苏两国生产制度不同之点。美国是私有财产由私人支配，其支配的标准为价格机构。苏联是公有财产由政府支配，其支配的标准为经济计划。除了这两种配搭之外，私有财产，也可由政府照经济计划支配，美国在战争期内所实行的，便是这种制度。唯公有财产由私人及公司照价格机构来支配，虽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实际还没有这种例子。这几种配合方法的利弊，不是在一篇文章内所能说得清楚的。可是这个问题，乃是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实在是值得仔细分析的。 + +## （三） + +　　美苏因为财产制度的不同，影响到生产的方式，已如上述。我们现在再换一个观点，来看财产制度对于分配的影响。 + +　　很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私有财产制度之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收入，一为劳务的收入，一为财产的收入。美国人的劳务收入，两端距离是不大的。譬如美国制造业中的工人，在一九四五年，平均每星期可得工资四十四元三角九分，假如他每年可以工作五十二星期，那么他一年便可得工资二千三百零八元二角八分。在另外的一个极端，如共和钢铁公司的经理，每年的薪金为二十万元。杜邦化学公司的经理，每年的薪金为十七万五千元。在美国，高的收入，必须付出高的所得税，杜邦化学公司的经理，在交纳所得税之后，收入便只有四万八千二百五十一元了。概括的说，美国人劳务的收入，两端的距离，大约在二三十倍之间。假如美国人只有劳务的收入，那么美国的社会可以说是很平等的。但是美国的富人，还有财产的收入，那是造成巨富的根本原因。美国人的收入，总数愈少的，其来源由于劳务的收入的百分数也愈高；总数愈大的，其来源由于劳务的收入的百分数也愈低。譬如收入在五千元以下的，其来源由于劳务的收入的，占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但收入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其来源由于劳务的收入的，只占百分之一点零九。换句话说，那些收入在一百万元以上的，财产的收入，要占百分之九八点九一。以一百万元的收入，来与二千元的收入相比，中间的距离，不是几十倍，而是几百倍了。 + +　　苏联的人民，不能私有生产工具，所以其收入多为劳务所得。唯一的例外，就是因购买公债或存款于储蓄银行而得到的利息。国营企业中，有计划红利的名目，但这种红利，除一小部份作生产者的奖金及举办福利事业之外，其余概归国库。我们在上面所提到的集体农场上的农民，每人可以经营一小块田地，这种经营的结果，也许可以产生红利。但是红利与利息，在苏联人民的收入中，实在占一个无关重要的地位。在苏联人民的收入中，占重要地位的，只有薪资，即是劳务的收入。劳务的收入，各人是不同的。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苏联政府曾有一道命令，规定最低工资，不得少于一百一十卢布。一九三八年的八月，又规定最高的薪水，不得超过每月二千卢布。根据这两道命令，我们可取计算得出，苏联最高的薪水，超过最低的工资十八倍。可是苏联工厂的经理，虽然月薪不得超过二千卢布，假如他的成绩卓异，可以领到额外的奖金。在一九四二年，有几个成绩特殊的经理，得到斯大林奖金，自五万卢布至十五万卢布不等。这种得到奖金的经理，假定他的年薪是二万四千卢布，加上十五万卢布的奖金，便可得到十七万四千卢布。他的收入，比起那每年只得工资一千三百二十卢布的粗工，要大一百三十余倍。 + +　　由此可见两种财产制度，产生两种不同的贫富距离。私有财产制度下所产生的贫富距离，其宽度远非公有财产制度下所产生的所可比。 + +## （四） + +　　在两种财产制度之下，资本形成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美国的资本形成，大部份是由富人来负担的。富人的收入，只有一部份是拿来消费，在巨富的家庭中，消费的部份，可能是很小的一部份，而另外的一大部份，则是储蓄起来的。无论旧生产事业的扩充，或新生产事业的开办，都需要这种储蓄起来的资本。有一个估计，指出在美国，那些收入在一千元以下的，储蓄百分之三，纳税百分之三，而消费的支出，则达百分之九十四。那些收入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储蓄百分之七十七，纳税百分之十七，消费的支出，只占百分之六。纳税的一部份，可能成为政府的新投资，而储蓄的大部份，在充分就业的情形下，可能变为私人的新投资，所以美国的资本形成，大部份得力于富人的储蓄。 + +　　在苏联，因为收入比较的平均，消费的倾向较大，所以私人的收入，除去购买公债及存入于储蓄银行的一小部份外，大部份都用在消费之上。而且在苏联的经济制度之下，私人投资于生产事业，是不许的，因此私人的储蓄，也少了一个重要的动机。在这种情形之下，资本的形成，不能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私人储蓄方法，而采用了计划的强迫储蓄方法。这种计划的强迫储蓄方法，在实质方面，便是由政府分配一部份人力，配合一部份的资源，从事于生产工具的生产。在货币方面，便是由政府制定销售税，加在每种消费物资的上面，成为每种物品价格的一部份。每一个消费者，当他花一个卢布购买某项物品的时候，其中只有一部份是物品的成本，另外一部份便是销售税。销售税这一部份，等于政府加在消费者身上的强迫储蓄。譬如在一九四〇年，糖的售价，为每公斤六点五卢布，其中五点二卢布为销售税。所以人民在消费每一公斤糖的时候，政府就强迫他储蓄了五点二卢布。这样强迫储蓄起来的钱，转到国库以后，便可用以支付那些制造生产工具的人的工资。所以苏联资本形成的代价，是全国人民的降低生活程度。可是这种强迫储蓄方法的效率却是很高的。据估计，苏联在几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人民的储蓄，约等于全国收益的三分之一。这样高程度的储蓄，在美国的经济史中，就从来没有发生过。美国自一九二一年至一九四〇年的二十年间，全国的总投资，约等于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至百分之九。美国现在不需要高程度的储蓄，那个时代在美国已经过去了。相反的，美国的经济组织，现在却为庞大的储蓄所累。有储蓄而无投资的机会，使得美国的资本家感到烦恼，使得整个的社会感到不安。 + +## （五） + +　　我个人的私见，取为苏联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问题，是生产原素的合理分配，而在美国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问题，乃是储蓄与投资的如何平衡。苏联的生产因素，现在以一种不用价格作标准的经济计划来配合，是不合乎经济原则的。他的缺点，现在并不暴露，主要的原因，就是苏联的经济，现在是与外间隔绝的，因而外界的合理生产，无法打倒苏联的不合理生产。假如苏联所生产的货品，在国外与国内，可以自由的与外国所生产的货品相接触，在价格上来争一个优胜劣败，那么苏联的生产原素，因为分配是不遵照经济原则的，其产品的价格，必无法与别人竞争而归于淘汰。假如有这一天，其责任不能由公有财产制度担负，因为根据许多经济学者的意见，公有财产制度，仍可配合着自由竞争所产生的价格机构一同运用的。 + +　　在美国，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是过去发生商业循环的主要原因，而这种现象，是要由私有财产制度负责的，私有财产制度，造成分配的不平等，已如上述。把握着财产所得的巨富，其储蓄倾向是很高的，储蓄的款项，假如不用于投资上面，或借给别人用于消费及投资上面，共结果必然产生整个社会的收入与支出的不平衡，因而发生失业的结果。这种失业现象的产生，假如没有政府于事先设法预防，乃是私有财产制度下必然的结果。正如凯因斯所指出的，在私有财产制度的国家，负责储蓄的是一种人，负责投资的又是另一种人。两种人各不相谋，而想他们的活动，自然的产生互相抵消或恰好相等的结果，乃是不可能的。如欲储蓄与投资互相抵消，非由政府出而做一种补救的工作不可，一九四六年美国通过的就业法案，就是为做补救的工作而设的。政府于事先对于各方面的储蓄与投资，都做一个估计，假如发现私人的力量，不能使储蓄与投资相抵消时，政府即举办一些事业，来达到这两方面的平衡。这种设施，是否可以避免美国未来大规模的失业，是可以注意的一个问题。在苏联，大规模的失业，是不会发生的。苏联的失业保险，在一九三〇年便取消了，因为苏联的政府，相信已无此必要。假如大规模的失业，是由于储蓄与投资的不平衡，那么苏联政府，造成这种平衡的办法，较美国政府要容易得多。在苏联，一切的储蓄，都集中于政府之手。这是政府的一笔收入。根据这笔收入，然后在支出方面，使其能与这笔收入相抵消，在计划经济之下，真是太容易的一件事。苏联的储蓄，所以集中于政府的原因，与公有财产制度是相关的。 + +## （六） + +　　有人称储蓄为剩余价值。假如我们把这个名词所含的道德意味撇开，只看这种剩余价值在某种社会中所产生的数量及其用途，乃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工作。我们很可以说，一个社会里的人民生活程度，就受这种剩余价值的数量及其用途而定。我们现在可惜还没有精密的统计，来比较美苏两国剩余价值的数量及其各种用途，但是大略的轮廓是可以看得出的。假如我们把一国的生产，分为人民消费及剩余价值两部份，那么在目前，人民消费的部份，在总生产中的百分数，美国的高于苏联。剩余价值在这两个国家中产生的方法，是一样的，即由于劳动者的所得，小于他所生产。由此而产生的剩余，在美国归于资本家，而在苏联则归于政府。这种剩余价值在总生产中所占的百分数，当然会影响到目前人民的生活程度。譬如苏联假如降低强迫储蓄的数量，也就是减少剩余价值的吸取，目前（不谈将来，那是另一个问题）苏联人民的生活程度，是可以提高的。但是对于人民生活程度更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剩余价值的用途。在美国，这种剩余价值到了资本家的手中，有一种浪费，是苏联所没有的，即由于此种剩余价值为私人所保有，社会上产生一种不劳而食的阶级，及此种阶级所过的奢侈生活。但在苏联，也有一种浪费，是美国所没有的，即剩余价值到了政府的手里以后，政府以一部份来创立一种特务制度，来侦察人民的行动与言论。这一部份人，对于生产是无贡献的，其数目是否超过了美国的不劳而食的阶级，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但是我们手中所得的材料，还不能对此问题作一回答。这还是次要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看剩余价值的总值内，除去浪费的一部份，其余的部份——当然是较大的部份——是如何用法。假如这较大的部份，是用以发展生产事业，而这些生产事业，是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有关的，那么剩余价值，不问其最初是到什么人手里，最后还可发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功能。美国与苏联每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大部份都是用于发展生产事业，可是所发展的事业，其内容是不相同的。其所以不相同，乃是由于在一个国家内，生产是照计划进行，因此其发展的事业，决定于少数人的意志；而在另一个国家内，生产是照价格机构的指示进行的，因此共生产的内容，决定于消费者的偏好。后一种办法，比较的能保障人民的生活程度，在我的心目中，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后一种办法，并不为财产的私有或公有所决定。在公有财产制度之下，生产依旧可以根据价格机构进行的。苏联的政府，所以不采取这种办法，而要制定经济计划，来作生产的准则，那是因为当权的人，有一个超经济的目标，要努力求其实现。这种超经济的目标，便是不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为其主要工作的目标，是否可取，那是属于政治的或道德的范围，不是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了。 + +　　 （选自“新路”，第1卷第15期，1948年，第4—7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4.txt b/CCRD/1/4/11/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0f381c360fb06a4d7c8b7461f333dd9346c4b1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4.txt @@ -0,0 +1,101 @@ +# 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吴景超：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现代生产与过去生产最不同的一点，就是现代化的生产，所需要的资本很多。在采集经济时代，一个人从他的岩穴中，跑到野地上去采集自然界所赐予的植物或小动物，身边是不带什么资本的。双手是他唯一的工具。人类自从以赤手空拳来打开生路的时候起，到二十世纪为止，少说一点，也有五十万年至一百万年。在这样悠久的岁月中，他的物质生活的进步，完全有赖于资本的蓄积。到了现在，我们比较各国生活程度的高下，探索造成这种不同生活程度的原因，一定可以发现一条原则，就是每一个生产者所能利用的资本，其大小是决定他的生活程度一个最重要的原素。一个用牛耕田的人，与一个用曳引机来耕田的人，其所利用的资本，是有多寡之不同的。用牛耕田的人，其所利用的资本，没有以曳引机耕田的人所利用的资本多，因而前者的生活程度，也赶不上后者。谁能控制更多的资本，谁的生产力也就愈大，因而他的生活程度也就愈高。 + +　　从这个观点看去，提高中国人民生活程度的问题，也就是一个如何加增资本，扩大每一个中国人的生产力问题。 + +## （一）中国工业化需要多少资本？ + +　　对于这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愿意提供几个答案。让我们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计算一下，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需要多少资本。 + +　　第一个计算的方法，就是先开一个单子，胪列工业化的项目，然后对于每一项目，估计所需的资金。关于这一类的材料，我们所搜集到的，极为零碎。譬如安诺德（Julian Arnold）曾替我们计算过，中国需要新筑铁路十万英里，以每英里需美金五万元计算，共需美金五十亿元。法理斯（L. Mpharis）以为中国发电的设备，过于简陋，目前所有发点能力，不过七十万瓩，但中国至少需要二千万瓩（美国有五千万瓩）。每瓩的建设费，在美国为三百五十美元，中国因为人工便宜，可以每瓩二百七十五元计算。二千万瓩的建设费，应为美金五十三亿元。资源委员会曾有一个扩充棉纺织工业所需资金的估计。中国在战前计有纱锭五百万枚，如再加增五百万枚，共需美金五亿六千万元。像这一类的估计，我们所没有看到的应该还有。假如每一估计，都出自专家之手，是很有价值的。可惜这种材料，只是片段的，把这些片段的材料加起来，得不到一个工业化所需资金的总数。 + +　　第二种估计的办法，是看我们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每年拟在农业中，抽出多少人来，使其转业。同时再看每一个转业的人，社会应该替他安排多少工作所必需的资本。有了这两个数目字以后，每年所需要的资金，便容易算得出来了。这种估计方法所根据的理论是简单的。任何一个农业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过程中，人口的职业分配，必然的要引起剧烈的变动。像中国这种国家，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就业人口，是集中于农业，而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就业人口，分布于其它各种行业。工业化之后，此种职业分配，必然的倒转过来，即就业人口中，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五，从事于农业，而其它的百分之七十五，则从事于农业以外的生产事业。这种改变，不是短时期之内所能实现的，也许要五十年，也许要一百年。有人曾替我们计算过，假如中国的农业人口，从百分之七十五，减为百分之六十，中国的全国收益，可以加增一倍。假如再从百分之六十，减至百分之五十，中国的全国收益，可以加增三倍。这种成绩的表现，并不足奇，因为农业人口百分数的降低，就是工业化的一个象征，而工业化是必然的会加增全国收益，这是施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条原则。 + +　　在工业化的时期内，我们对于转业的人数，愿意作两个假定，一为每年六十万人，一为每年一百二十五万人。（此种假定的根据，参看拙著“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见本刊一卷二期）对于每一转业的人所需的资本，我们也作两个假定，一为四千六百美元，一为四十七美元：这两个数目的距离，相差很大。四千六百美元这个数目，是美国的资源委员会，计算美国在一九三五年，每一就业人口，所能利用资本的数目。四十七美元，是汪馥荪先生，估计中国目前全部就业人口，每人平均利用的资本。我们利用的资本，数目太低，所以我国工人的聪明才智，虽然天赋的并不比别人差，可是我国工厂工人的生产效率，照巫宝三及汪馥荪二先生的估计，只等于美国工人十九分之一。这种差别，亟需改进，加增资本，便是改进我国工人生产效率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 +　　根据上面的几个数字，我们可以算出几个不同的答案。第一，假如我们每年使六个万人转业，而转业的人，每人只替他预备四十七元美金的资本，一共只需美金二千八百二十万元。第二，假如我们还是使六十万人转业，但每人要替他预备四千六百美元的资本，一共便要美金二十七亿六千万元。第三，假如我们每年使一百二十五万人转业，每人有四十七元美金可以利用，一共只需美金六千零十五万元。第四，假如我们还是使一百二十五万人转业，但每人可以利用的资本，为美金四千六百元，则所需资金的总数，便为五十七亿五千万美元。 + +　　在我们批评这几个数目字之前，我愿意介绍美国一位经济学者斯丹莱（Eugene Staley）对于我国资金需要的估计。他的计算，是根据若干假定而来的。第一，他假定中国以后工业化的速率，等于日本在一九〇〇年以后工业的速率，第二，他计算自一九〇〇年起，每一个十年之内，日本在工业上的投资，总数若干。第三，他以此根据，来计算中国在以后四十年内对于资本的需要。在把日本的材料，应用到中国的时候，他曾根据中国的面积及人口，加以修正。有些材料，他是根据中国的面积来加以修正的，如在铁路上的投资，中国的面积大若干倍，需要也就大若干倍。又有些材料，他是根据中国的人口来加以修正的，譬如面粉厂上面的投资，中国的人口多若干倍，需要也就大若干倍。根据他计算出来的结果，是中国在战后如实行工业化政策，则第一个十年，每年需要美金十三亿元；第二个十年，每年需要美金二十三亿元；第三个十年，每年需要美金四十四亿元；第四个十年，每年需要美金五十一亿元。 + +　　斯丹莱的估计数字，有一点是极有趣味的。在一九四三年正月，翁文灏先生，曾在重庆有一公开演讲，谓中国战后为推行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共需资金约为战前国币三百亿。此三百亿资金，应于前四年内支付，每年平均须国币七十五亿元，约为美金二十三亿元。此项估计，与斯丹莱估计我国在战后第二个十年每年需要的数字相同，也与我们上面假定每年六十万人转业，每个转业的人需要六千四百美金的总数二十七亿六千万美元，相差无几。 + +　　所以，我们就假定在最近的将来，如要实行工业化，每年需要资金二十三亿美元罢。 + +## （二）中国能够供给多少建设的资本？ + +　　在一九四二年，我曾根据不甚完备的资料，估计中国在战前用于经济建设上面的款项，约在五亿元左右。这个数目，我以为在下列的条件之下，是可加增的。 + +　　第一，假如我们能够改良税制，特别是田赋及所得税等，那么每年中央及地方的收入，应可加到二十亿元，假定政府分配预算时，能更注意于经济建设，以收入百分之二十，用在这个上面，则每年便可有经济建设经费四亿元。 + +　　第二，假如我们能改进国内的生产，使国民每年在衣食住各方面的消耗，都可自给而无须外求。又假定我国对于入口货品之种类，能略加管制，使入口货物中，百分之七十，皆与经济建设有关，则每年我国在国外市场十亿元的购买方，可以有七亿元，用于经济建设。 + +　　第三，假如政府能设法使国人的储蓄，能尽存入国内的银行，使储蓄数量，由战前平均之每年五亿元，增至十亿元。又假定政府对于人民投资的途径，略加管制，使每年的剩余资金，有百分之七十，投资于经济建设事业，则从国民总储蓄中，每年可有七亿元，用于经济建设。 + +　　以上三项合计，每年用于经济建设的款项，可达十八亿元，较过去每年之五亿元，超过三倍以上。 + +　　这个十八亿元的估计，因为方法不甚严密，所以我常希望有人出来矫正他，希望有人根据比较精确的数字，作一个更可靠的估计。但是这种希望，至今还没有满足的机会。丁忱先生，曾把刘大中巫宝三两位先生对于中国全国收益加以检讨，而假定战前一九三一至一九三六年之平均全国收益为二百五十亿元之当时国币。同时他又假定国民储蓄为全国收益的百分之四，即战前国币十亿元。我所希望达到的建设资金，为十八亿元，等于全国收益的百分之七点二。根据各国的经验来说，平均国民所得高的国家，也是储蓄能力最大的国家。以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来说，当他的全国收益上升的时候，储蓄的百分数也越高。以中国人民的穷困、及全国收益总额之低而言，则每年储蓄的百分数，只能在百分之五左右，是不足为奇的。但储蓄的数量，是颇富弹性的。一个穷的国家，在强迫储蓄的压力之下，其所储蓄的百分数，可以比一个富的国家在普通状态下所储蓄的百分数为高，苏联的经验，可以说明此点。不过目前如想中国人民自己的储蓄，可以达到每年美金二十三亿，亦即等于战前国币七十六亿，亦即等于全国收益的三分之一，恐怕是办不到的。假如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则已在饥饿在线徘徊的中国民众，非要再降低生活程度不可，这不是讲人道主义的人所愿意提出的主张。 + +　　因此，我们以为中国以后经济建设所必需的资金，无妨用两种方发筹集，即向国内募集，同时也向国外募集；即利用本国的资本，同时也用外国的资本。这是一条使中国在最短期内工业化的快捷方式，我们应当在这条途径上多想办法。 + +## 总答复 + +　　（一）我写了“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之后，送给好些朋友去看，请他们批评，蒙丁忱，谷春帆，汪馥荪，刘大中，蒋硕杰诸位先生，供给我许多宝贵的意见，非常感谢。 + +　　（二）这一次的讨论，得到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就是估计中国能够供给多少建设的资本，须采用严密的方法。 + +　　在这一点上，刘蒋二先生贡献的意见尤多，我对于他们的见解，完全同意。不过有方法而无统计资料，还是产生不出答案。因此，我们希望以后政府及民间的研究机关，对于有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公布，应该多花一点精力。假如对此问题有兴趣的人，都能朝这一个方向共同努力，也许不久的将来，我们便可对于中国的资本形成，作一可靠的估计。 + +　　我对于战前国内资本形成的估计，就是因为国内可用的数据有限，所以不能照刘蒋二先生所提出的方法进行。而且战时后方所能参考的书籍无多，所以估计方法所根据的理论，也有欠缺的地方，不过汪馥荪先生所批评的一点，我想还要声辩。汪先生以为政府建设经费，已经包括在人民的储蓄之内，此点我不同意。汪先生是研究全国收益的专家，我愿意提出下面一个假设的全国收益内容分析表，来讨论这一点： + +　　1.全国生产总值　　　　　180 + +　　2.　　除去折旧等支出　　10 + +　　（──） + +　　3.全国生产净值　　　　　170 + +　　4.　　除去商业赋税　　　15 + +　　（──） + +　　5.全国收益　　　　　　　155 + +　　6.　　除去企业储蓄　　　　5 + +　　（──） + +　　7.私人所得　　　　　　　150 + +　　8.除去私人赋税　　　　　15 + +　　（──） + +　　9.私人可以利用的所得　　135 + +　　10.除去私人储蓄　　　　　15 + +　　（──） + +　　11.私人消费　　　　　　 120 + +　　上面这表内，第四项及第八项，为政府的收入。政府在这些收入中，在理论上讲，是可以提出一部份来，作为投资之用，而成为公有资本的。假如他这样做，那么公有资本的形成，并不与第六项及第十项的企业及私人储蓄重复。假如政府从第四及第八的收入中，以之支付平常开支及投资，还感不足，而以严行公债的方法来弥补，然后我们才应由第六及第十两项中，减去公债发行的数目。除非公债把这两项储蓄，完全吃去，我们决不能说，政府的建设资本，已包括在人民的储蓄之中。 + +　　（三）关于资本的供给方面，丁忱先生以为银行信用的扩张，也应列为重要来源之一，刘大中先生对于此点，更有发挥。在中国没有达到充份就业时这当然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方法。丁先生又提到乡村中地主的窖藏，可加利用。我在一九四二年，写那篇“经济建设与国内资金”时，也曾提到“许多乡下地主豪绅，其剩余资金，并未存入银行”，因此我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曾提议“在各县各乡，都设立银行的机构，使一切节衣缩食的人，都能把他的盈余，存入银行之内，只有在这种金融网完成状态之下，全国人民的剩余资本，才能全体动员，用于生产事业之上，否则有一部分资本，一定会冻结在老百姓的箱里或地下，对于国家的建设，是一严重的损失。”（拙著中国经济建之路页九五）谷春帆先生说“假使真有储蓄，倒也不必定要存入银行，方能作为工建资金，”也许他忽略了在中国储蓄可以变为窖藏的一项重要事实。除了乡下人的窖藏之外，蒋硕杰先生又提到“我国民间藏有相当数额的美钞和港币。”这种城里人的窖藏，诚如蒋先生所说，只要国内经济政治都稳定下来，是可以变为建设的资本，用以成为入超的一种抵补的。此外，谷，蒋，刘三位先生，都指出中国逃亡在外的资本，如加以利用，也可成为我国工业化的资本来源之一。谷蒋二先生都提到此项资本的数目字，但因为根据不同，所以相差很大（二亿二千万与十五亿）。不管实际数字如何，这是一笔可以利用的资本，自无疑义，问题是在用什么方法，可以使这些逃避资本，重返祖国，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值得仔细研究的。 + +　　（四）关于资本的需要方面，我所供给的数目字，只是表示用各种方法所能得到的数字。数字的本身，只是一种参考，一种尺度，并不代表客观的需要，也不代表主观的企求。特别是我根据转业人数及每人所需资本数目而得到的几套数目字，只是表示“取法乎上”与“取法乎下”两个极端的情形之下，我们对于资本的要求。至于将来真正建设的时候，对于资本的需要，大约是一个政权的意志的表示，与我那几套数目字，也许根本无关。不过私人的猜度，以为任何政权的决定，总会落在那最高与最低数字二者之中的任何一点。 + +　　（五）刘大中与蒋硕杰先生，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轻工业抑重工业，都有详细的讨论。他们的意见是一样的，就是中国应当先发展消费品工业，也就是一般人所谓的轻工业。从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立场去看，这是无可非议的。中国过去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抗战以前是一个阶段，那时大家都注意于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而且实际也是朝消费工业方面发展。抗战发生之后，大家的观点都有改变，再加以俄德二国昭示的榜样，抗战所加于我们身上的痛苦经验，使得大家都觉得国防没有巩固之前，人民的生活是无保障的，因此一般的见解，认为中国应当先发展重工业，虽节衣缩食，亦所愿为。抗战胜利以后，这个问题似乎已在论坛上退隐，不成为注意及讨论的焦点了。我很高兴刘蒋二先生不约而同的提出这个问题来，希望以后可以有再加讨论的机会。 + +　　（六）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就是关于资本的需要，并不限于生产工具一方面。生产工具的加增与改良，诚然可以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因而这一方面资本的形成，是必需的。可是另一方面，生产工具，必须有生产经验及劳动技术的人去使用他，才可以发挥效力。有了火车头而没有开火车的技工，有了炼铁炉而没有炼铁经验的工程师，结果生产还是无法进行，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对于人材的培植，是必需的，因此而加增的投资，也是必需的。生产工具，是我们有形的资本，而经验技术，则是我们无形的资本，但是这种无形的资本，也须花去有形的金线，才可以产生出来。这一笔资本的筹措，是在任何工业化的计划中所不能忽略的。 + +　　 （摘自“新路”，第1卷第7期，1948年，第3—5、9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5.txt b/CCRD/1/4/11/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0207de8a5f33df03dcd792d257260d9335e8b1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5.txt @@ -0,0 +1,17 @@ +# 前奏曲 + +　　<北京市、张权> + +## [张权：1957年为中央实验歌剧院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师] + +## (海外音乐通讯“留美杂志”) + +　　能得到赴美研究音乐的机会，是远在前三年时，由于斌大主教决定的，但是当时仍在水深火热的抗战期间，整个大后方的交通工具都颇感困难，而当时出国的路线，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由重庆乘飞机到印度的加尔格答城。然后再改乘美军返国的军舰渡洋赴美。可是我并没有采取这条航线。一，因为我是公费及奖学金的留学生，自己本身经济能力，可以说是极有限；二，到了加城，因等候船只而逗留三、四个月未能成行者，大有人在。倘若一旦我也如此，那将必成为流浪儿无疑了。 + +　　所幸上天助我，战事在第二年就胜利结束了。我在胜利初的第九个月，返抵了久别的上海，立即办理一切出国手续，到美大使馆，到医院，到南京教育部，往返京沪线上就有八次之多。与美方学校联络，到中央银行，到外交部的……到……，就是如此的东到西的，又到中国旅行社定船票，定了又退，退了又定，后来又退。第一次是因为证件，教育部成问题，给耽搁了船期而退。第二次一切都办好了，因美海员大罢工，中美停航而退。一延再延，一等再等，终於在今年五月十六日，连人带行李上了将军号船，离开了祖国，心里深深念了一句“阿门”。 + +　　这只船是美国一只运输船改造的，从前战时只有官长与士兵室，所以被改为将军号之后，舱位就只有头等与三等。头等房是三人一间，八人一间，二等三等的起码则是三十个人、多者六十人。我买的是三等票，票价美金一百七十一元整，同船者共有一千多人，留学生有一百多人。占全数十分之一强。船於六月二日抵达旧金山，半个月的海上生活暂告一段落。 + +　　在旧金山住在天主教的一个女子客室里，是教会里早就予备好的，而我人尚未到，报纸则早就有消息了，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有了一个半公开的独唱会，以后是在两个月的期中举行了四个独唱会，最后一个是完全公开的演唱。据说在旧金山华人开独唱会者尚以此次为首次，我并没有以此为荣，我只是站在音乐工作者岗位上从事我工作而已。在这几个音乐会的情况中，我有几种感觉。一、美国的朋友们这样的惊奇，中国会有人能唱歌和有人能作歌曲，是那样的使他们兴奋与热爱。在一个他们欢迎的茶会中。曾有很多人问我“中国的音乐是如此的在进步吗？请你告诉我们吧！这是我们坦白的问话，别生气吧”；朋友们，你们知道我的心吗？我并没有生气，我只是想哭出来，我难过，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认识这样浅呢？多少年来所谓国际文化交流，就是这个成绩吗？我并没有口头回答他们，只是以事实予以答复。 + +　　（来源：原载综合艺术杂志社出版，第一卷第一期“综艺”,1948年1月1日出版。摘自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二)，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6.txt b/CCRD/1/4/11/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991843f65635fa10a5022a64e81e18647cf825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6.txt @@ -0,0 +1,21 @@ +# 人间？天堂？ + +　　<北京市、张权> + +## [张权：1957年为中央实验歌剧院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师] + +## (海外音乐通讯“留美杂志”) + +　　学校里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在教室里举行早Mass，几日旅途上的疲乏和近两个月来的生活不安，到了这里，由昨天晚上起，好像完全安定了下去重新得到了温暖与安静。所以早晨起来心神非常清快，全个学校都在晨曦之中活动起来，踏着这带露水软如毛毯一般的草地来到了大教堂前。所有的全是Sister——修女——和Mather——姑奶奶——都穿的是黑色大袍，只有我一个人是外国人，而且不是穿的黑衣服。在这庄严伟大的教堂内，我才真正的发觉出宗教的至高点，管风琴一直在响着，Sisters轻轻的唱着“光荣归於主”的圣诗。阳光由高窗上直射出几道金黄色的光来，神父在台上念经，这歌声与琴声就如来自天上。是那么美丽和热诚，我忘记了自己，眼泪迷住了我的眼帘。我深深的感觉到，宇宙间只有一种无形无影的力量存在着，那就是天主！而能带领我与天主最接近的就是Mass中的音乐。 + +　　翻开音乐史的第一页，我们立刻可以看到，音乐之有形始於天主教。音乐之所以进步是有於天主教。音乐之能传流后世，是归功於天主教，音乐之有今日，是因为天主教永远作为领导音乐者。 + +　　一个理想的希望，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什么中国的音乐自清以来就日渐低落？而这多年来，尤其是抗战的八年中，音乐教育的发展，仍只限於极小的一个阶级中？是否由音乐史中告诉我们的其所以欧美洲有今日的原故，是全力有愿於天主教会的关系？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采取这个有效的方法行之於国内？这不但普遍了中国人对音乐欣赏的水准，同时也提高了文化教育。在精神方面更洁净了每一个人的内心与灵魂，这一种潜在的伟大的力量可以改造了中国，也可以促进世界的进步，我想我应该这样去做，这是一个最急需而正确的音乐工作道路，我将以之终身。 + +　　将“人间”一易而成为“天堂”，绝不是由物质方面可以体会得到的，这只有从崇高的音乐艺术上，去培养出纯洁的灵魂，使人们都生活在“真”“美”“善”里，这就是人间的天堂。我的先生莫桂新，在天津市组织了一个纯爱好音乐艺术的青年学生们的黄钟歌咏团，据说他们的旨趣，就在於“美化民心”，而以一种无条件的“给”的方式出现。他们曾经有过三两次的演唱，他们的对象是社会广大的群众，而我爱做的是由教堂出发，这可说是异工同曲，不约而同。这是否称为“夫唱妇随”呢？读者们笑一笑吧！ + +　　每天早上的Mass都给予我无限的安慰与鼓励，我相信我将会在如月夜海水一般平静澄清的环境里，努力研究学术各科，研究院里为我特地每月多支出六十元的声乐学费，由有名的Eastman Music School请了声乐系主任每周教我声乐课二次。我为了报答院方对我的美意，应该努力学习。我为了祖国和一些期望我的亲友们，更应该努力的学习，“人间”之能为变成“天堂”还有赖於读者们的协助和支持！ + +　　我们希望“人间”呢？抑或“天堂”呢？ + +　　（来源：原载综合艺术出版社第一卷第三期“综艺”,1948年2月1日出版。摘自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二)，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7.txt b/CCRD/1/4/11/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a793b0b16251c48f21602a7b01976da6679980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7.txt @@ -0,0 +1,21 @@ +# 我的第二学校 + +　　<北京市、张权> + +## [张权：1957年为中央实验歌剧院独唱演员和声乐教师] + +## (海外音乐通讯“留美杂志”) + +　　我虽在Mzaerth college研究所有的功课。可是我的主科——“声乐”是要到Eastman School of music去念的，现在让我来介绍一下我的第二学校。 + +　　Eastman School of music是和我的学校同在Rechester市，每次去上课都要乘坐一毛五分钱的汽车，需时二十分钟。这个学校历史虽不太久，可是也不能说短。它是全美国第一流音乐学校之一的，而且这是名列前茅的。学校的创办人是Mr. Eastman，因此该校就以这位创办人之姓为名。这位先生不但创办了学校而且在Rochester市还建筑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歌剧场，该剧场也以Eastman为名，是直属於音乐学校的。所以学校可以作为公开的演出。或是聘请各大音乐团体及音乐家演唱。这个学校有一个如此理想的设备，这给予一般学习的青年男女精神上莫大的鼓励。那一个学生不日夜祈祷着。希望能有朝一日走上了Eastman剧院的舞台上，在三千的听众之前将自己的音乐表现出来？它有这样迷人的强大吸引力，每一个学生却怀着一个梦境，由梦境中而能步入到真实的境界里，那是需要多少的天才、努力、忍耐，刻苦和人生的体验！所以到目前为止实在是寥若晨星。谈到了这里，不免又给希望之人罩上了一层薄雾…… + +　　音乐学校能够单独有一个规模宏大的歌剧院，这是该校最独特的地方。这个学校现有如此超越的完善设备，而对於敏捷选择与待遇又是如此的严格与优厚，这也是其他音乐学校不及之处。教我声乐的先生，就是该校声乐系的系主任。他曾经这样的和我谈过话：“在战争的七八年中。你是怎样学习音乐的？教授们是怎样的教学？”我的回答很简单，只是拿事实真象告诉了他：“在整个国家陷於神圣的抗战之中，我们能够跟随政府得到读书的机会，这是一生最荣幸的事。因为我相信，任何第二个国家，如似中国一样在坚苦中抗战而仍不拒艰苦的努力办学，是绝不可能的事情。至於教授们并不计较到待遇方面。而只是为未来的新生中国打一个新的有热力的础石……，这克服了金钱与物质，而获得了抗战的胜利”？ + +　　“那么现今的情形呢：”他紧接着发出类似关怀而令人非常难答的问题来。 + +　　“现在吗？”我说：“中国虽然又陷於一个新的苦难中，但光明、和平、幸福的未来，总会被创造出来的”。 + +　　“我很了解你的意思”他说“光明快乐的日子总会来的。因为它是属於我们的。您能到Eastmea来念书是非常好的，也是难得到的机会。这个学校不但教您音乐艺术的技术与理论，它还要培植一群战士，用他们——她们——的歌声去呼醒那些在黑暗中行走的，跟着这个金黄色明亮的太阳一般的歌声去创造人类的真正永久和平与幸福！Ceiclia你在这个学校学习的任务。就是这些！”他休息了一下站起来抚着我的肩严肃的说：“艺术家本身是完全的，他的任务也要使整个人类完全！” + +　　（来源：原载综合艺术杂志社出版 第一卷第六期“综艺”，1948年3月16日出版。摘自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二)，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000008.txt b/CCRD/1/4/11/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0eb8f6cd7c67d238e07cb81b34edcfbef02421c --- /dev/null +++ b/CCRD/1/4/11/000008.txt @@ -0,0 +1,125 @@ +# 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後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吴景超：清华大学教授；1957年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者的话〉：1957年在党整风期间，经济学界的右派分子和社会上其他右派一樣，向党发动了疯狂的进攻，阴谋复辟资產阶级的经济学。由於全国人民紧密的团结在党的周围，给右派以狠狠的打擊以后，右派的罪恶阴谋被揭穿了。为了进一步揭露右派的反党面目和彻底肃清右派思想的影响，我们将社会学界和经济学界的一些右派分子解放前后发表的文章，选了一些，同时並将人民公敌蒋介石、阎锡山的文章也选入了二段，编成本书，以供批判时参考。] + +## 一、耕者如何能够有其田 + +　　在十几年以前，我曾在《清华学报》里，发表过一篇论文，题为“从佃户到自耕农”。在那篇文章中，我曾作下列的结论： + +　　（1）佃户是乡村中一个被压迫的阶级，我们如要为他们谋福利，当设法使他们成为自耕农。 + +　　（2）美国的佃户，有许多靠自己的力量，便升为自耕农的，但中美的情形，相差太远，中国的佃户，如无外力的帮助，很难改变他们的身份。 + +　　（3）丹麦以政府的力量，帮助农民购地，结果使国内佃户的百分数，从百分之四十二，降低到百分之十，此举中国颇可效法。 + +　　（4）中国如实行丹麦的政策，有三点仍须注意。第一、政府应效法爱尔兰减租的办法，使地主肯将土地出售。第二、应以东欧各国的成例为鉴，由政府以公平的方法，规定土地的价格，俾地主不致居奇。第三、购买土地所需之款，应由政府全部借给农民。至于此种款项之来源，或由政府举债，或发给地主以土地债券均可。政府借给佃户购地之款，利息应低，可由佃户将本息于若干年内摊还，其数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户负担为原则。 + +　　十余年的光阴，匆匆的过去了。佃户的地位，似乎没有什么改良。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各方面的人士，对于这个问题发生兴趣的人，逐渐的多起来，土地改革的方案，我们也看到不少。根据各方面的意见，我愿意对我上面所述的第四点，便是如何使耕者有其田的步骤，作以下的修正。 + +　　（1）佃户的租额，应照土地法上的规定，以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计算。 + +　　（2）地价应规定为现租额的七倍，由佃户分七年交纳，取得土地所有权。 + +　　（3）在佃户尚在清偿地价的时期内，田赋仍由原土地所有人交纳，佃户同时不向地主另交地租。 + +　　这个办法的好处，就是在清偿地价的时期内，佃户与地主之间，地主与政府之间，所有的支出与收入，都没有变更，所以社会上一点骚扰也不会引起。可是地主与佃户心里都很明白，七年之后，土地的所有权，便要转移了，地主可以从容的另谋生路，不致张皇失措，佃户想到不久担负便要减轻，心中必定感到很大的安慰。 + +　　此种改革，一方面可以提高佃户的生活程度，另一方面，可以消灭一个在生产过程中已无功能的地主阶级，使他们另谋生计，由不生产者变为生产者，所以对于整个的社会，是有利的。 + +## 二、只变动生产关系而不变动生产力 + +　　不能算是根本的改革 + +　　中国佃户的百分数，根据南京金陵大学卜凯等的调查，张心一先生的估计，以及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都不算是很高。概括的说，中国的佃户，在农民中，只占百分之三十左右。假如上面所提的办法实现，那么七年之后，这些佃户，便都变为自耕农了。 + +　　（自耕农的生活程度，是否比佃户高得很多？中国全国的农民，假如都是自耕农，农村中是否便会繁荣？凡是在乡村中住过的人，或者在乡村中做过调查的人，或者有亲戚朋友在乡村中当自耕农的人，对于上列的问题，恐怕不会给一个肯定的答复。中国的自耕农，现在的生活是苦的，以前也是苦的。假如农村中的生产力没有重大的变更，他很难希望脱离贫苦的日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描写过中国自耕农的生活。汉书食货志记载李悝治魏时的自耕农生活如下：） + +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左边田右边每），岁收（左边田右边每）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石三十（钱），为钱千三百五十。除社闾尝新春秋之祠，用钱三百，余千五十。衣，人率用钱三百，五人终岁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丧之费，及上赋敛，又未与此，此农夫所以常困。” + +　　现在的自耕农，与李悝时代的自耕农，其生活程度有何差异？他一年收获所得，除了交税，祭祀，衣食等的花费之外，是否还有很多的剩余？我们只要放眼观察一下，就知道二千余年以来，自耕农的生活，实在是没有进步，没有可以值得羡慕的。 + +　　这种生活，在生产力没有变更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把他加以改进的。中国古代的仁君。最多只能做到薄赋敛。薄赋敛的结果，也只能使这些自耕农生活不致恶化而已。这虽然在中国的历史上，已经是难能而可贵，但是这种典型的中国自耕农生活，如与近代文明国家的自耕农生活相比，相去实有天壤之别。 + +　　近代文明国家的自耕农生活程度，所以能够上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握着新的生产力。曳引机及其它新式农业机械，是新的生产力的象征。有了这种新的生产力，一个农夫，可以耕种的田地，便扩充了若干倍。我们用人力与兽力来耕种，所以每一个农夫，只能耕种三或四英亩的土地。但是已经采用或局部采用了机械耕种的国家，农民所能耕种的面积便扩大了，如德国的平均农场为二十二英亩，瑞典为二十五英亩，丹麦为四十英亩，美国为一百七十四英亩。在这样大的农场上，收获自然非小农场所可比。因此这些国家的农民，以其收获所得，除了交税，除了满足衣食住的需要之外，还有剩余，可以作教育，医药卫生，娱乐，旅行，交际，慈善事业及储蓄之用。他们生活程度之所以提高，因为他们有大农场，用机器耕种，每人的收获量丰富的缘故。 + +## 三、如何变动农业中的生产力 + +　　我们为想提高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使其可以与文明国家的农民相比拟，非变更他们的生产工具不可。 + +　　可是在过去二三十年之内，提倡中国农村改革的人，很少在这个问题上用心思的。只有这次抗战胜利之后，善后救济总署的主持者，才大胆的在农业机械化一问题上，作初步的尝试。现在有好些省份，如河南，浙江，湖北等省，都得到了一些曳引机，作开垦荒地的工作。我于一九四六年的十一月，曾到过湖北京山县的罗汉寺，参观那儿合作农场上曳引机的工作。我同农场上的技术人员谈话，知道罗汉寺一带的土地，在抗战期内，已有六七年没有耕种过了。野草的根，入土很深，如用牛耕，每日只能犁地二亩，但用曳引机，每日可以犁地约一百亩。因为机器的效率高，所以京山合作农场，开垦二万华亩荒地，共拟招收四百家农户，每户可以分得农田五十亩。五十亩这个数目，比较长江一带的平均农场面积，至少要大二倍以上。所以将来合作农场上的农民，其生活程度，一定可以比普通农民要高些，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 +　　京山农场，是在荒地上建筑起来的，所以没有地权的问题。在人烟稠密的地方，如欲推行农业机械化，许多困难的问题便发生了。 + +　　第一、农业机械化之后，需要农户的数目便减少了，这些多余的农户，安插到什么地方去？ + +　　第二、细碎的农场，像目前中国乡村中所呈现的，并不适于机械的使用。为使曳引机可以发挥其作用起见，现在的农场，应当如何合并？ + +　　第三、假定农场已合并了，参加工作的人，其土地权的收获及其个人工作的收获，如何计算？ + +　　这几个问题，在理论上都是需要解决的。解决了这些问题，然后中国的农业机械化，才可以实现。 + +## 四、农业机械化的步骤 + +　　我们先讨论第一个问题。 + +　　农业机械化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提高农民的生产效率，以少数的农民，来耕种中国的已耕地。在已耕地并不减少而农民数目减少的条件下，每一农民的收获量，自然增加，因而他的收入，他的购买方，他的生活程度，也就自然随之而提高。所以曳引机到了农村，引起一部份人民的离村，乃是我们所想达到的目标，不必惊奇。我们所要考虑的，乃是这些剩余的农民，应当安插在什么地方。我们的答案，是把他们安插到别的职业里。因此，农业机械化，应当与中国现代化或工业化同时进行。我们应当计划，假如在下一年内，新兴的工业，矿业，交通业，运输业，以及其它的职业中，需要若干人力，我们便以等于这些人力的曳引机，送到农村中，去换出农民来。这样的办，农村中的生产力不会减少，因而到别的职业中去的人民，在粮食上也不会发生问题，可是在别的职业中，因为这批生力军加入了，生产便会加增，事业得以发展，结果一定可以使全国的收益加增。这个办法，并无新颖之处，欧美与苏联，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人口的移动，都是从农业转到别的职业，我们不过采用他人已经走过的途径而已。 + +　　我们在此要特别指出的，就是这儿所提出的农业机械化办法，乃是一种渐进的办法，由局部的机械化，以至全部机械化的办法。我们所以不主张农业立刻全部机械化的原故，一因曳引机不是一下就可以造得出许多部的，但是如欲中国的农业全部机械化，大约需要二百五十万部左右的曳引机，其它的机械还未计算在内。这一大笔资本，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创造出来的。其次，即使我们能够弄得到这么多的曳引机，我们也不应马上采取全部机械化的办法，因为如采用这种办法，马上就会发生大规模的失业问题。根据别个国家的经验，农业以外的职业，吸收人口的能力，在短时期内，是有一定限度的。原因是就业机会的产生，由于资本的加增，而资本的加增，无论是利用外资，或自己积蓄，都不是想要多少就有多少的事。每一种实业中，不加增资本，而加增就业的机会，只有在降低生产效率一个条件下可以达到，而降低生产效率，是与社会进化背道而驰的，为我们所不愿意采取。美国自一九一○年至一九三○年，农业以外的就业人口，从二千五百七十万人，加至三千八百三十万人。在二十年之内，加了—千二百五十万人，平均每年只加六十余万人。苏联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工人及雇员的总数，除开就业于农林渔业的不计外，从八百三十万人，加至二千四百六十余万人。在十三年之内，加了一千六百二十余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一百二十五万人。假定我们的工业化，其速度可与苏联相比，也就是说，假定我们每年可以从农业中提出一百二十五万人，参加别种职业的生产，那么我们每年送到农村去的曳引机，最好每年只能代替一百二十五万人的工作。多造曳引机，只有使工农的就业人数失调，不是妥当的办法。苏联在推行集体农场时，没有顾到这一点，以致曳引机到了农场之后，一部份的农民，无法安插，结果只好打破社会主义的信条，对于加入集体农场的农户，每户分配私有农场一英亩左右，以便他们可以充分利用其闲暇。在集体农场上是用新的生产力，而在私有小农场上，还是利用旧的生产力，即人力及兽力。由此可见农业全部机械化，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完成的，我们因此应当作长时期的打算。 + +## 五、土地国有与农业机械化 + +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第三节内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农场的合并问题。 + +　　目前我们这种小农场制度，阻碍了新生产力的使用，是很为显明的。我们如欲利用曳引机来耕种，非铲除现在田亩间的经界不可。如何使这个目标实现，同时又使农民肯自动的来赞助这种运动，乃是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 + +　　我们现在假定以七年的时间，来完成耕者有其田的工作。在七年之内，现代化所需的劳力，由现在都市中的游民或乡村中无地的雇农来供给。七年之后的第一年，中国农业以外的实业，假定可以吸收一百二十五万人。此项劳力，应当用什么方法来吸收呢？ + +　　为讨论的方便起见，我们假定此一百二十五万人，将平均分配于一百个都市的新兴事业之中，于是每一都市，应向其附近农村吸收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使这个目标易于达到，政府有几件事，是要事先妥为筹划的。所应筹划的第一点，就是要制造或购买若干曳引机，使其所产生的能力，等于一百二十五万人。第二、政府应在一百个都市的附近，兴办合作农场。在合作农场之上，是用曳引机耕种的。每一都市，既要向附近的农村吸收一万二千五百人，以每一农户平均有工作人口二点五计算，等于五千农户。此五千农户，也就是要转业的农户。政府于兴办合作农场，圈定农场范围之后，应以保证转业后之所得，不会减于过去五年平均所得之条件下，劝导合作农场中一部份的农民转业。转业之农民，其土地移转给政府，政府所付的地价，也是等于地租七倍的债券，分七年付清。转业的农民，一方面得到政府的保证，在新的职业中，其所得不下于过去五年的平均数，另外还可坐食地租七年之利，所以他们应当是赞成这种办法的。 + +　　此五千农户转业之后，合作农场上的劳力，大为减少，但因有曳引机的替代，所以生产力并未减低。这些加入合作农场的农户，我们假定他们都是自耕农，但其田亩之多寡是不等的。政府对于他们的参加，只附一个条件，就是所有的土地，都要以债券收归国有。政府于七年之内，付以等于地租七倍的地价。所以合作农场成立七年之后，农场上的土地，便由私有移转为国有了。合作农场成立前的七年，是土地由地主转入自耕农手中的时期；合作农场成立后的七年，是土地由自耕农手中转为国有时期。合作农场的推广，也就是国有土地的推广。等到农业机械化全面达到了，所有的农地，也都变为国有了。这是利用生产力来变更生产关系的办法。可是加入合作农场的自耕农，是否可以赞成这种办法呢？我们的推想，假如合作农场的办法，对于他们有利，他们是会赞成的。而有利与否，要看合作农场上的收获如何分配以为定。 + +## 六、农业机械化之后的收获如何分配 + +　　我们现在可以讨论本文第三节内所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了。 + +　　我们理想中的合作农场，是由参加农场工作的自耕农的土地，与五千户转业农民的土地合并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农场，其土地面积，如平均分配于参加农场工作的自耕农，则每一农户的所得，可能比他参加合作农场以前的土地面积大好几倍，这是我们最要记着的一点。但是因为有曳引机帮助耕种，所以土地面积虽然大了好几倍，这些农民也照顾得来。他们耕种的所得，在合作农场成立后的七年内，因为土地权还未完全移与国家，所以要照常纳税，也许是等于收入的百分之十。另外我们假定曳引机是要租金的，此项租金，也等于收入的百分之十。余下来的部份，除提出若干公积金外，其余的在七年之内，一概照自耕农参加合作农场时所贡献亩数的多寡分配。今有甲乙二自耕农于此，甲在参加时有田三十亩，乙在参加时有田二十亩，那么乙的所得，应为甲的所得的三分之二。在此七年之内，转业农民五千户的所得，由政府代收。政府于收到此五千户农民原有土地上分配得到的实物或代金后，以百分之三七点五，付与转业农民，作为转业农民应得的地价。余下来的百分之六二点五的实物或代金，政府即用以收回自耕农的土地。自耕农在每一年内所应得的地价，等于一年的地租，如是者七年，自耕农的土地，便为国家所有。 + +　　在合作农场办理以后的七年之内，自耕农的收获，除了本人土地上的收获外，另外还加上百分之三七点五的地价所得，所以他的收获是加增了。他的支出，表面上似乎加了一项，即曳引机的租金，但是如无曳引机，他得买牛或者雇用人力，此项支出，照浙江省试用曳引机的计算，可能大于曳引机的租金。收支相抵，他是有利可图的。七年之后，所有合作农场上的土地，都为国有了。政府对于这个农场，或者收租，或者把自耕农一律当为国家农场的雇员看待，一律付给薪资。无论是采那一种办法，对于农民都是有利的。因为农场的面积较前扩大了，所以自耕农而使变为国家的佃户，其所得也会超过他在自耕农时代的所得。试举一例说明此点。假定在自耕农时代，某甲有田二十亩，每亩收获谷物三担，共为六十担，除去田赋十分之一约为六担外，余下的为五十四担。加入合作农场之后，因为有转业农民留下的土地，每一合作农户分配得到的土地，一定要大好几倍。现在假定只大三倍，又假定每亩的收获量亦如前，共为一百八十担。除去向国家纳租百分之三七点五应为六七点五担外，尚余一一二点五担。他的收入，比在自耕农时代还多，所以他的生活程度也会好转，这都是新生产力所造成的结果。 + +## 七、结论 + +　　（我们所提出的土地改革计划，不但是生产关系的改革，也是生产力的改革，似乎比主张耕者有其田的人，更进一步。这种计划的实行办法，尚待详细的规划，理论上也许有若干点，还要修正。这样一个大问题，我们不敢说是看得已经十分周到，希望国内对于这个问题有兴趣的人士，共同加以研讨。） + +　　 四月七日，清华园。 + +## 总答复 + +　　我写完〈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后〉，送给一些朋友去批评，承徐毓枬、戴世光、陈振汉、韩德章诸先生把他们的意见写出来给我，读后非常感激。韩德章先生的四点意见，及陈振汉先生的第二点意见，全是补充性质，不必答复。其余各位先生所提出来的意见，我综合答复如下： + +　　（一）消灭地主阶级，是否公平？ + +　　公平的观念，历代常有变更，来属于“价值”范畴，不能像科学原理的可以用事实证明。我个人的看法，以为一个阶级，假如他在生产过程中，有其贡献，那么消灭他是不公平的。假如他在生产过程中，并无贡献，只过一种寄生的生活，那么消灭他是公平的。同时，我们还要看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合理。地主阶级，虽然已失其功能，但他们乃是社会制度的产物，社会对于他们地位的形成，也要负一部份责任。因此，我们不可以为某人是地主，便要驱逐他，或者杀掉他。我们应当给他一个机会，使他可以从一个不生产者，变为一个生产者。这就是我们提议以七年的时间，来消灭这个阶级的理由。我的文章，是谈土地问题时，在此范围之内，自然不必牵涉到别的不劳而获的阶级。徐先生说我的文章中不攻击别的巨富，为不公平，其实此乃为题目所限制。别的问题，应当在别的题目下讨论。 + +　　（二）一番工作为什么要两番做 + +　　徐先生及戴先生都提出一点来质问我，那就是：为什么不直接将土地收归国有，而要分作两段办理。他们两个人既然都提出同样的问题来，显然是我没有把我的意思说得清楚，其实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所以要分作两段做，因为是要解决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个是生产关系问题，这是可以全国同时解决的，可以在七年之内到处解决的。解决之后，全国便没有地主，也没有佃户，而只有自耕农。地主剥削佃户的事实，在七年之后，可以完全不存在。第二个问题乃是生产力问题，这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我们要逐步的推进，须要比较长久的时间。 + +　　在我的文章中，我曾提议，在全国农民都成为自耕农之后，我们即可开始农业机械化的工作，第一年由农村中吸收一百二十五万人，令其转入别的职业。此一百二十五万人，假定等于五十万农户，中国目前大约有农户六千万，那么五十万农户，不过总农户一百二十分之一而已。所以在我们开始改良农村生产力的第一年，只有很少数的农户要转业，也只有很少数的农户要加入合作农场，因此也只有很少数的土地，要收归国有。以后机械化的范围逐渐扩大，国有土地的面积也就逐渐加增。 + +　　这两种工作所需的时间既然不同，自然不能在同时内完成的。 + +　　如照徐先生所提出的办法，国家只须视工业人口上之需要，逐渐圈地，办理合作农场，把地权收归国有，那么我要问：在合作农场以外的佃户，是否让其依旧向地主纳租呢？假如徐先生的意思，是在合作农场没有推行之前，地主与佃户的关系依旧，那正是我所反对的。我以为生产关系的规定，是法律方面的事，只要舆论赞同，或行政者有此勇气，则变更法律，不过是议会中举手之势，实在是很容易的。而生产力的变更，却不可一蹴而几。我们不能因为后者推动很慢，而把前者也搁下来。 + +　　同样的，我以为戴先生所谓佃户因为土地有两次改革，因而对土地所有权问题不发生兴趣，也是过虑。他以为佃农变成自耕农以后，一定要被劝导转业，或参加合作农场。其实是不然的。如上面统计所表示，只有少数的佃户，在成为自耕农之后，是马上又要走到转业或参加合作农场之路的。大部份的佃户，在成为自耕农之后，因为农业机械化迟缓的缘故，是要花很长的一段时间，也许是终身要在他自己的农场上耕作的。但是他的收获，没有地主向他要租，这是使他的生活程度，即使没有机械化，也可以略为提高的一个因素，所以徐先生谓要提高生活程度，不必牵涉地权之说，我不同意。难道一个交租的农夫，和不交租的农夫，中间就没有一点分别吗？ + +　　（三）农业机械化与人口问题 + +　　戴世光先生及陈振汉先生，都提到人口问题。他们一方面看到农业机械后转业人数的有限，一方面看到我国人口自然加增率之高，因而怀疑：即使转业者每年有一百二十五万人，农民的生活程度，是否可以提高。我对于这个看法，极表同情。我在没有写这篇文章以前，脑海中原来另有一个题目，名为“三管齐下的经济建设”，说明农业机械化，工业化，及节制人口，应当同时办理，才可以收提高生活程度之效。后来觉得人口问题牵涉太广，有另外写文章说明之必要，所以在这篇文章中，便没有提。其实我很同意陈戴二先生的看法，认为如乡村中移出的人数，不能超过增殖的人数，那么生活程度是很难提高的。可是我也要说明一点，就是中国人口，在目前那种高的自然加增率之下，如不立即推行工业化及农业机械化，则农民的生活程度，有更趋于恶化之虞。农业机械化，虽然不是提高农民生活程度唯一的因素，却是许多因素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　　 （摘自“新路”，第1卷第2期，1948年，第2—5、9页） + +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中国资產阶级右派经济言论批判参考资料》，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1/names.txt b/CCRD/1/4/1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7a330164b12c02452c9923c9e34ac18ca7d352 --- /dev/null +++ b/CCRD/1/4/11/names.txt @@ -0,0 +1,9 @@ +从四种观点论美苏两国的经济平等 +论经济福利与政治自由 +论经济自由——美苏经济制度述评之一 +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美苏经济制度述评之— +中国工业化的资本问题 +前奏曲 +人间？天堂？ +我的第二学校 +论耕者有其田及有田之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2/000000.txt b/CCRD/1/4/1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63398b2c7c7841a98ed4f086b9fd055ffa3b85e --- /dev/null +++ b/CCRD/1/4/12/000000.txt @@ -0,0 +1,25 @@ +# 无题草 + +　　<山西、姚青苗> + +## (姚青苗：作家，1957年时任山西省文联副主任) + +## 一、天真的无耻 + +　　艺术绝不是培植在温室里的花草。没有从事物本质发掘的精神，捕风捉影，歌颂黎明，或者是生吞活剥，削足就履，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空空洞洞千篇一律的场面。另一方面是些努力而有自信力的朋友，但却缺乏修养，不会观察生活，不会分析地判断。你叫他到农村去，他写了几句土语方言和劣等的通俗东西，便自以为写出了农村的作品。你叫他到工厂去吧，那更是浮光掠影，连题材都无法去找，如何能谈到写作，但是既已去过工厂，也要硬着头皮写这么几篇汽笛烟囱之类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充数，把自己的眼睛变为照相机，把现实看成凝固着的素描来处理。生活，生活，已经喊破喉咙了，可是你跳到生活的海洋里去了，什么都抓，什么都又抓不到，在座谈会上整整听了你们两天报告，得到了些什么呢。 + +　　从事艺术工作的人大都有着一个可悲的气质：重视自己主观的努力，过分相信自己的天才和聪明，那就是伟大的杜斯退益夫斯基所指出的“天真的无耻”。这样“天真的无耻”的例子，一个愚人对于自己的天才的深信，被果戈里在皮洛郭夫中尉的奇怪的典型中极佳妙地举了出来，皮洛郭夫甚至不疑惑他是天才，甚至比天才还高。自信力本来是好东西，但过分的自信，对于自己的进步就成了障碍，当一个作者真实地发现了或体验到他的失败和空虚时，那就证明他在进步之中，可是这种“天真的无耻”却常常像魔鬼一样在我们心头作祟，使我们不能深彻地挖出那个苍白虚弱的艺术情操，不能客观而深入地观察和评断自己的作品。虚心绝不是学来的，而是从工作中产生的，凡是认真工作的人，没有一个不是虚心的，试看果戈里在“死魂灵”第一部后边那篇对读者呼吁的文字吧。 + +　　在学习文艺将近二十年的时光中，我一直是滚在“天真的无耻”的泥潭里的，将主观的努力看成绝对的本质，怀才不遇，悒悒不乐，实际上并无“才”，这“才”是用主观的色彩所涂出的空中楼阁。眼高手低，正如伯林斯基所常说的“鹰有时比鸡飞得还低，但鸡却永远不能飞得像鹰那么高，但我们看到鹰降落下来的时候，便被主观的幻梦所歪曲，便以为我们比鹰飞得还要高，因此，许多伟大的天才都被庸才所抹煞了。 + +## 二、桥 + +　　一本书，一篇作品，常常是作者和读者间精神上的桥梁，忽视这个桥梁的人，不管他的作品写得怎样好，读者有时也会对他冷淡，甚至非难的。近读S同志所遗留下的日记，不禁怆然泣下。这日记的文体是非常幼稚，甚至不客气地说，是非常拙劣和生涩的，但是它却是那样可怕地震撼着我的心灵，这原由就是由于作者和我的精神是沟通的，他所经历的苦难和喜乐，也正是我所感受过的或正在感受着的，假如把这本日记当作书看，那对我将是一本最伟大的作品。 + +　　常常有一本伟大的作品，但由于作者与读者间生活的悬殊，思想情感的悬殊，读者不能用想象和联想来发掘和分析这个作品，因此读起来就乏味，不能发现其中的好处。反之，有时一篇作品写得并不好，但他所写的事物正是我所见和我所想象的，因之，我不单是读着这本书，同时在扩大自己的想象。……我常常从许多极不成熟的文章里，发现了许多新鲜的和非常重要的事物。 + +　　聪明的作者常常是估计到读者的，须知所谓艺术的完美，是没有止境的，美的本身就存在着朴质和含蓄的因素。一个作家常常在艺术的完美上没有达到充分的成就，但因为有读者的想象力作为补充，而达到了那充分的成就。在作者的笔力所不能攀及的高峰前，作者却鼓励读者自己攀登上去了，因为这个聪明的作者，很客气地为他的读者在作品中留出想象余地，没有像乡下老太婆那样罗嗦，像牧师或政客那样说教，使读者对他生厌。 + +　　读一百卷海阔天空的书，不如读十卷有桥梁的书，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做一个书呆子。（原载1949年5月30日天津“进步日报”） + +　　（来源：《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2/000001.txt b/CCRD/1/4/12/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675a262b4160aaa6cdf40878c399c9ea8a3b7d --- /dev/null +++ b/CCRD/1/4/12/000001.txt @@ -0,0 +1,43 @@ +# 由现阶段的革命形势谈到民盟的性质与任务 + +　　<中南财经学院、马哲民> + +## （马哲民：中南财经学院院长） + +　　谈到民盟，性质与任务，首先我们必定要涉及到历史现阶段中中国革命的任务，认清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假若我们要研讨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与任务诸问题，当更进一步的要认清历史现阶段中世界革命的本质。 + +　　历史的现阶段，已早不是由封建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时代，而是资本主义已走上解体进程而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时代，因而现阶段中世界的革命，不是有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有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因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而发生了资本集中独占与法西斯主义，使一些独占财阀与法西斯主义者的优越的特殊阶级，垄断了其国内以及全世界的经济命脉，支配了其国内的政治生活，宰割了世界上各弱小和落后民族，根本上抹煞了一般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一般民族的独立自主；换言之，因独占资本之形成，资本主义之垂于没落，而将其在由封建主义时代转向资本主义时代的有产者所要求之民主自由，加以否定了。所以现阶段世界的革命，不是有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这种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尤其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就已经失掉了时代性，失掉了社会的客观的需要性了。 + +## 世界革命之现阶段 + +　　现阶段中世界的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作领导之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的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到了顶点所形成之资本帝国主义，再也不能使人类社会相安无事的向前进步了。由于集中独占的资本主义之形成，其矛盾根据和矛盾关系，便不同了；她不仅有劳资对立之尖锐，帝国主义者相互间，及帝国主义者与弱小民族间，以暨帝国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苏联间之矛盾的白热化；并窒息其中小资本的生机，完全消灭所谓自由竞争的经济法则，（以独占的法则来代替）而使其一般中小有产者以下的人民，都与独占财阀相对立，是资本主义已钻到牛角尖里了，无产阶级之与一般人民结成反独占资本反帝国主义者的人民阵线——并由此为基础所产生的新民主主义阵线，乃属理之当然的。 + +## 中国革命的本质 + +　　中国革命的性质又是怎样呢？中国的革命本是世界革命的一环；那么中国的革命，也应当被历史现阶段所规定，是以无产阶级为主导，反资本帝国主义为目标的革命了。不过中国虽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底尾闾，而中国自身则以资本帝国主义之侵略压抑，反使中国之资本主义的发展未能成熟。中国是以封建的落后性与帝国主义之支配相结合着，并渗透着，以形成所谓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所以中国革命的本质，并不是无产者对资本家的革命。并且按照社会发展的规律，仍须通过民族的和自由的资本主义之发展的关系，方能克服半封建的乃至半殖民地的落后性。得到社会的前进。只是近代中国的落后，虽表现在半封建的关系，而其根源则由于资本帝国主义者之独占压榨中国的半殖民地关系；中国的落后的封建性，召致了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形成半殖民地性，并对原来的封建主义，加以若干的改造，使其与帝国主义对中国之独占掠夺相适应，而中国的半殖民地性则又吸住了落后的封建性并使其强化。因此客观现实的中国社会，是一种半封建半殖民地关系相混合渗透的社会。（即以资本帝国主义之独占的掠夺与封建主义之特权的榨取相溶合，而形成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体制）明显的说：是残余封建势力的地主军阀官僚政客金融资本商业资本和洋奴买办等等依附着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而豪门资本则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关系之发展的最后的产物，是中国反动势力之结晶体）以压榨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的社会，故中国革命之命运，仍与世界革命相连接，以及资本帝国主义者为目标，无产阶级为主导通过反帝反封建之广泛人民的革命结合而成为一新民主主义的革命。 + +##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 + +　　然而，在现阶段中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级性又是怎样呢？中国社会阶级的构成，好像一个橄榄形的状态，两头小而中间大，即这个橄榄的一端，是中国少数的特殊阶级如豪门资本军阀官僚地主买办等等最反动的势力，而另一端却是无产阶级的劳动者的这种最进步的分子，这个阶级也是少数的；除了这个橄榄的两尖端外，是庞大的占中国总人口十之八九以上的中间阶层。这种中间阶层的成分，是复杂的多样的，且是按社会关系之发展，随时变化的；如在乡村除了大地主以外，所有中农富农乃至小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在城市中，除了豪门买办官僚金融财阀等特殊资产阶级外，民族的和自由的工商业者，手工业者，中小商人，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等等，也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之对工农无产者，虽有若干的差异性和矛盾性，但其对帝国主义者和封建势力及豪门资本买办等等，则亦是对立的。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出的是，这庞大的中间阶层，不仅具有复杂性，且具有游离性和不安定性的。因此在中国革命历史各阶段过程中，怎样领导这庞大的的中间阶层，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 + +　　我们再看这庞大的中间阶层之不安定性，究竟是怎样呢？如在封建社会，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威胁，他们固然可以反对特权及主张自由民主为号召，走上民主主义的革命，摧毁封建领主，但是在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而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他们既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等之压抑，又与社会主义相隔离，便不得不有些动摇了。又如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可以擢升为士大夫官僚，而成为封建贵族的帮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便可以作为资本家的帮手，做资本家筹划发财的经纪人，工程师和管理员，会计师等等。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若中间阶层全体投在反革命的阵容里，与国际资本主义及封建势力勾结一致，自然会使中国革命增加困难，形成孤立了。 + +　　然而现代中国的中间层，以受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之双重的压抑，不但不能发展为健全的资本家阶级，且只有日加没落，而知识分子亦于向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投靠或服务，而均无出路；因之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没落过程中，无产阶级固然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反帝而又反封建的中国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与中小有产者之联盟——尤其工人与农民的联盟，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为革命的主力和领导者，乃是不成问题的；但除无产阶级外的中间阶层，则亦只有集中于反帝反封建的旗帜之下，参加革命战线，方能孤立最反动的势力，解放自己，而使封建残余提早瓦解，资本帝国主义早日崩溃，并使中国豪门资本，官僚资产，地主土地，早为人民所享有。因此，以集中中间层革命力量为任务的民盟，与中共对目前的革命，在性质上是共同的，同以新民主主义为革命目标的；然而，在任务上却各有区别；中共着重在团结工农无产阶级而民盟则在动员中间阶层，使其有革命的自觉，使其变游离散漫而为有组织有纪律的革命力量，庶不致这股力量或消沉埋没，或为反革命势力所利用，以延长被压榨被奴役的历史；因而中国民主同盟这个组织，并不是多余的，她的作用和她的力量是影响着整个中国革命转捩的。 + +　　内战前后，民盟的性质与任务，是伊然不同的。在内战前，尤其旧政协前的民盟，只是站在中间人的立场，作为国共二者间的调和人，以求民主团结与和平统一，自国民党撕毁政协的诺言，发动疯狂的内战后，向以民主为幌子而实在只求升官发财，投机取巧的民青两党，脱离民盟，投靠了国民党，并经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以后，民盟的性质，便转变到一方面力求自己内部的健全，另一方面则负起革命的任务，参加中共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行列，来为解放中国人民和自身而奋斗了。 + +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虽然是中国共产党以工农同盟作基础的革命，然而以这个革命，仍系反帝反封建之国民革命之昂扬，中国的广泛的中间层大众，仍是革命斗争中有力的一环；所以民盟自亦有其重大的革命使命。在新政协未开会前，在联合政府未组织前，民盟虽为在野党，虽未正式参加政权，然而目前中共的政权，仍是军事时期的临时性质，在最近的将来，必将实现联合政府的组织，使我们正式参加政府，负起共同的责任，所以我们在现时： + +　　（一）要协助解放后革命新秩序的建立：假如解放一地区后，我们仅仅维持旧有的旧秩序，那岂不失掉了解放的意义，革命的意义，所以我们必须协力建设解放后的革命新秩序。 + +　　（二）要支援前线：现在的武汉是解放了，但是还有许多地域和千万人民，还在水深火热之中，渴望着解放；因此，我们必须抱定要解放每一寸的土地，捉尽一切战犯，毁灭一切反动统治的决心支援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到底。 + +　　（三）要协助建设城市：要使每一个城市新生，以城市为基础，去支援残破的乡村，要变反动的腐化的城市，为革命的前进的城市；要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 + +　　所有这一切的任务，都是必须我们去参加协助来完成的。 + +　　这里所谈的，不过是我们研究民盟问题的开端，今后如有时间，当更就下列诸问题——如1.民盟与中间层。2.民盟的政纲。3.民盟的组织。4.民盟之最近的政治任务。5.民盟底哲学基础。6.民盟之自我教育等等，——提供出来，作为同人们研讨的敲门砖。 + +　　 （原载“光明”创刊号1949年6月14日） + +　　 来源：《批判马哲民的反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2/000002.txt b/CCRD/1/4/12/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8713a68e4cf10439e30a70e4aa012aec51a258 --- /dev/null +++ b/CCRD/1/4/12/000002.txt @@ -0,0 +1,49 @@ +# 中国社会层与民主同盟——民盟之间阶级性问题 + +　　<中南财经学院、马哲民> + +## （马哲民：中南财经学院院长） + +　　一个政党的形成，必定有一个政治主张作目标。政治主张是随阶级立场而决定的，阶级立场不同，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自亦不同，则其政治观点、政治主张，也随之而异。 + +## 中国现阶段的阶级形势 + +　　中国社会现阶段的阶级形势是怎样呢？ + +　　有人说中国社会根本没有阶级，又有人说中国有阶级而无阶级斗争，这种说法，都是错误。因为不仅如现代中国社会之地主与佃农，劳动者之与资本家，显然是阶级的区分；近代中国政治的动荡，革命的发生，实也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即如在中国古代，根据农民与贵族地主的对立所激发的农民革命或农民暴动，（如陈胜、吴广之叛乱的一类事件，曾史不绝书）也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 + +　　不过在中国社会虽有阶级分裂和阶级斗争，但以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故中国社会阶级之构成，既非如资本主义社会之以劳资对立为中心，又非如纯封建主义社会之以地主贵族与农奴的对立来支配一切。中国社会阶级之分裂，是既存在有封建主义之特权的超经济剥削，又渗透着帝国主义侵入后之资本，尤其独占资本之资本榨取的关系；因而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是复杂多样的，绝不能以纯资本主义社会或纯封建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来衡量它。 + +## 现代中国社会的阶层 + +　　现代中国社会的阶层，约可划分下列的几个范畴： + +　　（一）反动集团——豪门、买办、官僚、军阀、地主（金融资本和大商业资本亦多属此集团）等等，或直接依附帝国主义，或为封建势力之遗物，无论对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都立于反动地位，并以压榨中国人民为生的一团。以循着半殖民地半封建关系之发展，已达到以豪门资本为中心来支配一切垄断一切，中国最近之反动政权的性质，便是在此种基础上建立的。 + +　　（二）民族的或自由的资产阶级如民族工业家，以他们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抬不起头，故对于民族革命或民主革命，都应该是革命的阶层；只是因为他们本身发展的不健全，和恐惧社会主义的革命，便不免徘徊不定，甚至作了反动集团的俘虏。 + +　　（三）小有产者——包括乡村的农民（尤其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城市的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一般自由职业者等等，这是中国最广大的阶层；虽在一方面看是介乎在剥削与被剥削之间，并以小规模的私经济生活为基础，养成了自私的、散漫的、动摇的习惯，可以因生活无出路走向革命，也可以因反动势力之利用，苟安一时，甚至以自身之散漫不易集中而感觉软弱无力，只有消极颓废；但以他们受帝国主义之侵略，封建势力的压迫，和大资产阶级（如豪门、买办、官僚资本、金融资本、大商业资本等等）的盘剥，唯有趋于破产没落——尤其是小农、中农、和小手工业者，都必然免不掉没落艰苦的命运。就是一般自由职业者，也因民族经济的衰败，政治的动摇和社会的不安，难得有稳定和发展的机会；所以反帝反封建和大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他们所需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部分是反映他们的要求。 + +　　（四）无产阶级——自己一无所有而以出卖劳力生存的，都算是无产阶级，而产业工人，则是这一阶级的典型。这种最进步的革命力量，虽然在目前的中国，数量并不算庞大，但以他们是最进步最彻底的革命阶级，当着今日历史条件已转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且在中国原已表演过光荣的革命斗争——事实上表现了他们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他们所身受之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的痛苦，亦为各国所少有，因之他们对于革命，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英勇和坚决。至在城市和乡村之破产失业的流氓无产者，虽以脱离生产而成为游荡分子，甚至完全失掉劳动生产兴趣；且以他们原多从小有产者的阶层中沉淀下来，不能免除自私和动摇的锢习；并不能算做进步和可靠的革命成分；可是以他们失掉生活的凭借，受着生活的威胁，不能不和现实社会秩序相冲矣。 + +　　上述的阶级构成，因系被支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乃使其原有的封建地主与农民的阶级关系，与新生的资本家与劳动者阶级关系，都被此种关系所渗透，而以帝国主义者之超利润的掠夺，及其所强化的封建势力之超经济的压榨作基础，以贯通一切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关系中，使那或凭借资本或土地之所有或凭借特权之把持者，皆得进行最残酷的榨取；而一般生产者的人民，尤其是农民，便是最大的剥削对象。这种阶级构成，以发展到豪门资本之发生，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剥削之发展的高峰；而一般反帝反封建的人民之与此种反动势力的对立，乃达到白热化。 + +## 改善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前提 + +　　以中国近代社会阶级的形成，是以此种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封建势力的压榨的关系为根据，故反帝与反封建乃改善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解放人民的前提；而此种革命，自为统一战线的性质：且事实上从民族工业家起到无产阶级，乃至流氓无产者有反帝反封建的需要。只不过这种革命的统一战线，究以社会的客观条件，和革命的主观力量之发展，随时变化其形式与内容。 + +　　在原则上中国之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阶级关系，以通过抗战和内战时期，发展到一空前的阶段；（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亦以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临于空前的解体过程）而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亦以通过抗战和内战时期，发展到一空前的阶段。即是说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之结合，虽仍以反帝反封建作目标，但其领导者已不是有产者而是无产者，其革命的性质，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 + +　　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是除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关系，消灭反动集团及其社会基础，解放工农及小有产者和民族的或自由的资产阶级，实现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这个新社会之建设中，虽以对反动集团之消灭，及无产者之握有领导权，和国家资本之发展，可以进行阶级剥削关系之消弭；但从土地问题之解决，耕者有其田之实行，以及工商政策之实施，小有产者乃至自由的资产阶级之私经济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亦有某种限度的展开。只不过因无产者之握有政治领导权和国家资本控制了经济生活的重心，决不至使此种阶级关系，展开到如一般资本主义国的程度。 + +## 民盟之阶级代表性 + +　　民主同盟原是代表小有产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故新民主主义的政纲，就是其自身的政纲，乃不成问题的事实。新民主主义革命，如没有小有产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参加，固然是会落空；即以新中国之建设说，如不通过小有产者和自由资产阶级之解放和发展，则对于社会主义的前途，也会是此路不通。中国的小有产者，尤其自由资产阶级之与无产阶级，本来包含着矛盾，而新民主主义之与社会主义，亦有很大的距离；但其阶级的矛盾，固可以无产阶级之政治的领导和国家资本之经济建设而逐渐转变，新民主主义之与社会主义的鸿沟，亦自必逐渐被缩小。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本是“资产阶级性”与“社会主义性”之双重关系的发展，并且这双重的矛盾性，是互相依赖，互相渗透；因而我们决不能考虑到抛弃任何方面单保留一个方面；但以政治上之无产者的领导，经济上的国家资本的重心，则发展到一定阶段，以社会主义扬弃资本主义，乃极可能的事。而且此种扬弃是以其矛盾之展开而逐渐成长，故此后之由和平转变向社会主义，亦为极可能的事。因之，今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是逐渐被改造的，就是小有产者和自由资产阶级，也不是按照封建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来保存着和发展着；以之代表小有产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民盟之与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之长期的合作，实有一定的物质根据；而且中共之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也正是因为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又代表了小有产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 + +## 民盟前途之展望 + +　　具体的说，今后中国的小有产者，乃至自由资产阶级，将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完成，解放了自己，发展了自己，并改造了自己；同时即以这种解放，发展，和改造来促进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完成，并使中国革命，跨上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而有利于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共对于中国革命之领导也从这里发挥出来。代表小有产者和自由资产阶级的民盟，当然本着这种客观的需要，站在自己的立场，认清自己的任务，向着此种光明前途前进。民盟并不必标榜着社会主义，毋宁是相反的应注重小有产者和自由资产阶级之经济生活的发展，政治地位的提高，职业的向上，技术应用之推广，文化水准的上长等等，而使其自身有合理的发展；然而以这种工作，是须以粉碎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为主脑的反动集团，割断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之对人民的锁炼。 + +　　 （原载“光明”第2号，1949年6月28日） + +　　（来源：《批判马哲民的反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2/000003.txt b/CCRD/1/4/12/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81b41e1fb129d5521d7de5f37a098d18b20d4d --- /dev/null +++ b/CCRD/1/4/12/000003.txt @@ -0,0 +1,13 @@ +# 新中国建设与政治制度问题 + +　　<中南财经学院、马哲民> + +## （马哲民：中南财经学院院长） + +## （摘录） + +　　“有人说苏联在大革命后，不但实行了阶级的专制，更有共产党操纵于其间，而其结果，不但建设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且实现了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民主，抑又何耶？殊不知苏联所实行者，系无产阶级之独裁，它循着无产者之解放的自然要求，而可达到私有财产制之废除，阶级关系的消灭；而苏联的共产党，即为此种无产者革命的前卫，所以他们能担任此种特殊任务。我们中国的革命，固非这种性质，也不是以实行此种任务的党，来执行这种专政，如果强以学之，何异东施之效颦。” + +　　“可见这种主张（录者按指法西斯主义）之于我国，与那主张根据狭窄的革命阶级的利益，建设革命的独裁，以从事所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之实施，不仅有革命与反革命之性质的差分，更是同样的具有不可能性。何况现在我们中国所要求，与夫国际现阶段的形势所决定于我们的，只有实现民主政治，方能内求统一，外求独立，而为世界和平之一保证，如果反其道而行，无论是最革命的社会主义政治，或是最反革命的法西斯主义的政治，都一样成为破坏国内统一与世界和平的东西。”（原载1945年9月大学月刊4卷5、6期合刊） + +　　 来源：《批判马哲民的反动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2/names.txt b/CCRD/1/4/12/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0294bc1493af7d91528d7a5138dc7977168bc3 --- /dev/null +++ b/CCRD/1/4/12/names.txt @@ -0,0 +1,4 @@ +无题草 +由现阶段的革命形势谈到民盟的性质与任务 +中国社会层与民主同盟 +新中国建设与政治制度问题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3/000000.txt b/CCRD/1/4/13/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6411175894db8aa9e99e2ba3804a5a6b39559ba --- /dev/null +++ b/CCRD/1/4/13/000000.txt @@ -0,0 +1,39 @@ +# 立场问题 + +　　<北京大学、沈宗灵> + +## （沈宗灵：北京大学法律系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研室主任） + +　　在中学读书的时候，自己就立下了将来要做一番"经国济民"大事业的人生观。这样一个人生观包含了英雄主义、领袖欲、或者权力欲望等成份。可是它的产生毕竟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下面几种原因的影响:首先是我生长的时代背景，在我的过去一生中，(一九二三年出生到一九四九年止)是一个整个中国革命的年代，在这种时代洪流的冲击下，年青的人都可能多少为革命潮流所影响。同时，我刚小学毕业的时候，因为我家里住在上海租界里，所以在整个抗战期间(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我出国止)，除了在十三岁的时候有过几个月到内地传奇式的去参加救亡工作外，就完全在那种半沦陷区的环境里完成我的大学教育。在这一冗长而极重要的一段时期里，我的思想便成了真空现象，对现实中国的认识完全是隔绝的。当时惟一希望是抗战快快胜利，而幻想胜利之后，中国会变得如何富强(这种强烈欲望贯串了我整个一生)，所以当时亦就有了自己应该贡献于完成这种事业的狂热。并且田于我的家庭是中等资产阶级，环境富裕，我这一生从不曾为小片面包而忧虑过，所以这样的物质条件，支持着我的人生观，朝着为本阶级服务的这一方向发展。最显著的说明我这人生观的具体概念是站在最上层的政治社会上，用我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去把中国搞好。我认识到中国这个国家的落后，要使它富强起来，但是我认为这是上层社会的大人物们的事业，依靠他们主观的努力，就可以把中国搞好，这样，就使我为了要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人物而努力。 + +　　这一主流思想，影响或者整个的支配了我过去所有的行为及思想。譬如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后，就觉得自己比任何人来得"高明"，其他人都是在为生活问题而平凡地度完他的一生，而我却对世界背负着这么一个崇高的责任，这种优越感，虽没有经常的流露出来，那是由于我觉得要做一个"经国济民"的人物应该有适当的修养，但是基本上它是深深地存在着的。譬如我这过去的岁月中都生活并呼吸在经院的象牙之塔里，由于这种事实更使我认为天下事物，尤其是"经国济民"的大事情。都是天才人物(包括了我)的深思熟虑所创造并决定的。因此我对每一件重大的政治问题的态度都诉之于政治家们的良知以及智慧，这表示了我与现实生活的隔绝，对客观事实存在缺乏感觉。我这主流思想影响了我的历史行为的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毫无犹疑的选择了读法律，因为我已想到法律是与从事政治事业分不开的，虽然我父亲坚持要我学工程。 + +　　进一步的事实是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马上到美国去留学这一行为。当时自己的想法是到美国去镀过金以后，才可以回到国内取得很高的社会地位。而这是过渡到我所希望要取得的政治社会中的最上层地位的一定过程。那一个政治家不是到过几个国家的？到外国去念书，可以学得高深的理论。对我自己的智慧与能力，我是有自信的，但总感到没有一整套的高深理论是再亦不能实现"经国济民"的抱负的，这种求知欲与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企图加上当时的虚荣心-到资本主义的王国去可以取得多少荣耀-是混在一起的。而在物质基础上我父亲为我遗下了一笔教育费，这些主客观因素把我送到了美国。这一历史行为，无疑的对我的人生观是有决定性的影响的，因为我在上面说过，有做一番"经国济民"大事业的人生观本身完全是个抽象的概念，我的阶级出身为我决定了这一概念的具体基础，但毕竟仍是缺乏内容的。这就是说有了阶级基础后，这一单纯的人生观已在本质上变为我是在为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的人物而努力，但如何去参加统治，它的具体内容还是不存在的，由于这一行为-到资本主义的宝库里去探求"经国济民"的大道理，使这一人生观在实践以前的准备阶段完全充实了。在那里，我埋头读书，结果是学得一大套高深而且"正统"的理论，我原来的人生观从此有了具体而丰富的基础与内容了。但是我何曾晓得我是站在由我自己阶级利益为前提的基础上，我的智慧与能力所代表的内容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是整个剥削阶级所创造的思想体系！ + +　　它到底包含了些什么呢？是从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启蒙学说起一直到帝国主义时代最新的世界主义止，这一整套的"正统"理论反映得最具体的，是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无限崇拜。我认为三权分立与尊重少数派这种政治形式是与天赋自由最适合的，我记得最足以说明我对三权分立的崇拜是表现在下面哪一小动作上，我最欢喜的一张相片，就是我在美国最高法院门口摄的那一张，那个大门口有着刻在大理石上面的几个大字-"法律前人人平等"。我从不曾怀疑过能代表民主制度的，除了总统制与内阁制以外，还有什么形式。斯大林宪法亦曾当作参考资料看过，然而只有很简单的反应-集权政治，与"民主"精神完全不合。我又对和平转入社会主义，以及所谓"进步"(改良)资本主义有无限的响往。我自认从不敌视苏联，但总觉得一九四五年英国工党上台执政这一件事比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配我的胃口得多。这还表现在我对罗斯福"新政"与对他本人的崇拜，并在继承罗氏衣钵的华莱士第三党成立后，我亦积极去参加活动，虽然我不可能是该党的党员，而我参加最主要的动机还是着重在华氏的提出美国退出中国的这一政治主张上，但是这无论如何亦表示了我对"新政"，对改良资本主义的同情。我总认为罗斯福不死，美国不至于会这样反动，世界上不会发生"冷战"这一回事，中国亦不会搞得这么糟。无疑的，这种对改良主义的接受，就必然发展到我对一切现实政治问题的"中间路线"的立场。譬如对国内政治问题吧，我既压恶蒋介石那种中世纪式的封建统治，但我亦反对中国被"赤化"；我既不愿中国被置在美国参谋长心目中的"战略地区"，但我更不愿中国被圈在"铁幕"内。因此，我主张以自由主义者来代替蒋介石那一顽固集团，来组织一个可以包括共产党的联合政府。共产党为什么要被包括在内呢？为了尊重少数派民主政治的精神。我指的自由主义者是那一些人呢？就是像我那样抱"中间偏左"的份子，有能力，有修养，同时主观上又积极希望把中国弄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度，才够标准。因此，我认为中国可以成为美苏二国之间的桥梁(正如英国的工党一样)，世界上这二大体系可以通过国际组织而取得永久和平，并最后得到"合流"。因此，我对学校里所规定的联合国的学习工作发生很大的兴趣。事实上，我对罗斯福个人的崇拜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认为他"预见"了并"开辟"了这二大体系"合流"的前途。每次我坐在联合国的会场上，我便想起了威尔斯所说的"天下一家"！由于这种幻想的发展，我就觉得"世界主义"可爱了。为了国际间的和平，为了人类的共同发展，为了要取得二大体系的"一致"，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固执于十七世纪陈旧的民族主权呢？为什么不通过一个"世界议会"或者"世界政府"来调解一切"纠纷"呢？ + +　　为了上面这些原因，我在学校里专修了"国际公法"与"国际组织"，打定了主意，我要拿它作为我将来的职业与事业，因为这与我的"经国济民"的抱负是完全一致的。 + +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就带了这一大套完整而高深的理论以及与这相适应的生活作风与习惯回到了中国。不但是虚荣心得到最大的满足，而以为从此以后我那酝酿了不知多少岁月的大换负，可以到伸展的阶段了。在归国的旅途中，我仔细的安排了我回国的计划--贯彻我那人生观到实践中去的计划，亦是我这一生前途的计划。首先，我打算在大学里教点书，这表示我不是一个起码，过全的人而是有一套的。可是我又决不愿终身做个教书匠，因为这会埋没了我的抱负。另外我把律师业务作为我的工作重点，因为这一职业是可退可进的，可退的是假使中国还在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下，内战还在继续中，那么我可以"洁身自好"而等待时机。但是内战总是要有结束的，不管怎样结束，(但我从未估计到是由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而结束这一点！)中国反正是应该实行民主宪政的。所以，我这律师决不是做一个"讼棍"之流，专门打钱债官司的，而是像美国那样完全政治气味的律师。譬如我所崇拜的罗斯福以及当时的副国务卿艾契生都是律师出身，他们的事业活动都是从律师竞选国会议员而展开的，当然我亦应该这样做。事实上，早在我那人生观成熟的时候，自己就已想到要实现这种大事业，非站在最上层政治社会上去不可！国会议员，就是我所指的那种上层社会。我要争取到这样一个位置，站在议坛上，我可以滔滔雄辩，拿我那一套"经国济民"的大道理变成无数的法案，经过这种长久的努力，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我亦估计到我自己回国后的经济问题；可是我从不曾为这一问题而担忧过，我晓得，通过我哥哥的关系-他继承并扩大了我父亲的事业-就可以支持我做一个"高等华人"的生活水平的。譬如我可以做他们名义上的法律顾问，我所谓他们，就是指与我哥哥有关系的这些有钱人。在这种理想的计划下，我登了陆，到了上海。 + +　　可是历史的发展对我那一伟大的人生观以及在旅途中所安排好了的实践的计划真是一个大讽刺。就在我归国不久，淮海大战发生了，这一战局的结果决定了中国甚至世界的命运，亦使我那有具体内容的人生观破了产！没有话可以形容当时我的沉重心情。我采取的态度是二三个月来完全闭门读书-整理过去读"国际公法"的笔记，当时这种"与世隔绝"的态度充分表示了自己的失望、空虚，彷徨与痛苦，到底我错在什么地方呢？历史要对我开这样大的玩笑！为什么我过去从未曾估计到中国的命运会由共产党的彻底胜利而结束这一点呢？这时候，我才真正感到我那生观的实现是与蒋介石政权的存在，美国的存在分不开的，没有了他们，我的"中间路线"，我的实践计划就都垮台了。 + +　　对的，我对中国现实的社会太缺少认识了，像中国这种国家只能由共产党这种"强权政治"来统治的，民主政治在中国是隔靴搔痒的，问题是以后我应该做什么呢？教授律师都是为了自己达到上层政治社会的手段--竞选议员席的手段，现在目的已不存在，手段自然用不着了。当时曾估计过的出路是第一，气愤下再到美国去，我的护照还没有到期，我身边的美金足够我到香港转美国的盘川。通过我先生的关系，移民局的问题都不至成为严重的事情，并且可以找一个起码的工作。可是我是中国人，我生在这块土地上，我要死在这块土地上，我记得波兰那个大音乐家肖邦在离开家乡时拾起一撮泥土放在衣袋里时那种黑暗伤的神情，我想起了我是黄种人，想起了有色人种受白色的"绅士"们歧视的神情，我想起了我在愉快的工作时要被人骂"白华"的神情，我又却步了。第二个出路的考虑是通过我哥哥的关系转业到工商企业方面去，从此不过问政治了！(事实上，我回国后，就依靠我哥哥公司里的顾问职务，作为我生活收入的主要来源的)可是"论人民民主专政"响亮的告诉我民族资产阶级将来亦是要被改造的。我还年轻，十年，二十年，刚是我事业有成就的时候，自己花了十年二十年的心血却反过来被人改造，而且谁能保证以后私人企业的前途是什么呢？要我花那一生的精力去做没有希望的事，我是不愿干的。那么到底做什么好呢？在这一段时期中，自己真是到了痛苦的深渊了。多少年来，自己有了希望中国应该强大起来的强烈欲望，自己愿意为这一伟大的事业而贡献，因此打定了要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而在过去的生活中，一步步的做完这种准备工作，我从没有浪费我过去这一段过，但是当我要贡献出这一切来的时候，天翻地覆的变了，变得是这样的快，这样彻底。眼前的事实告诉我中国已开始强大起来了，可是它并不是我所希望的那种强大起来的方式，它的强大中没有我努力的成分。而且它强大起来了，连我的人生观都动摇了，我怎么能甘心永久放弃自己的抱负呢？好吧！到共产党下面去做事吧！承认"既成事实"，亦许在共产党下面到能伸展我那伟大的抱负，紧接着的考虑是第一，生活水平要不堪想像地降低了。假使说做一个中国现在的民族资产阶级要十年二十年才被改造，那么这十年二十年总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何必现在就去做任务子先去吃苦呢！第二，我回国的几个月里面亦认识了"美援"在中国干了些什么？这与我过去在"纽约时报"上所看到的是如何两样，但是一定要我承认美国是我们的敌人，总觉得有亏良心的。(在当时，我是拿美国人民的美国与美国资产阶级的美国不分开来看的。)第三，我自认自己是个彻底的自由主义者，一想到共产党的"铁的纪律"，我就马上想起了军国主义与法西斯的集权制度，尤其听说共产党是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的，"这句话是胡适说的那我如何忍受得了。第四，我这一去以后过去的社会关系，就不可避免地要中断了。我所谓我的社会关系就是指我哥哥的那些朋友以及我自己的坐在上海花旗银行楼上"留学生俱乐部"里的那批高贵"绅士"们，同时亦包括了我的爱人，她还在美国读书，而她大概是打算在美国做白领了。虽然我过去与他们的政治观点上有冲突，(因为我是"中间偏左"呵！)但在感情上，我们还是一致的，然而我这一去北京的行动，就觉得这种冲突已到了决定性程度而感到有点留恋起来了(我还不晓得这就是阶级感情)。最后一个考虑是自己的虚荣心太受打击了，无论如何，我到底亦是一个在大学教过书的人，我到底还是个研究"国际公法"以及"国际组织"的"专家"，管理国家大事是我们份内的事，可是现在却要向共产党，向无产阶级讨管这份事的饭吃了！但是这种种的顾虑迟疑到底还是胜不了自己要发展"经国济民"抱负的强烈欲望，就在那种不妨去试一试的原则下进了本院。对朋友们说:我上香港去做寓公了。记得自己到北京来的火车途上，每想到上面那种种委曲，就赶紧用欧洲史上，宗教革命后的一句名言--"此时此地"--来鼓励自己。到底我为了什么呢？为了吃饭，我是降低了吃饭的水准而来的；为了做官吗？我最看不起混饭吃，向上爬，结果是误国误民的官僚；一切是为了继续实现自己的人生观--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 + +　　我在上面已分析过我那人生观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使自己天真的有了要想搞好中国的强烈欲望。一个年轻人，有这样一个欲望，并不是坏事呀，但是为什么我这单纯的欲望会使我走向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人物而努力呢？为什么旧中国被打垮了，而我那人生观亦随之而发生动摇呢？没有疑问的，在不学社会发展史之前是不可能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的。整个社会发展史的学习对找最重要的收获，就在了解到一切事物都有阶级性，了解了这一点，我的人生观本质被找出来了，我的过去的思想以及行为被找出规律来，我的碰壁失败原因被得出必然性的答案，而且根本动摇了我那过去自傲过的那整个体系的高深理论。 + +　　从一切事物都有阶级性这一点，我了解了社会发展的规律，从认识世界中而反过来又认识了自己。自己过去在这个世界中占了一个什么地位？亦就是说，问问自己过去是个什么阶级呢？我在上面说过，我这一生从不曾为小片面包而忧虑过，而能专倾心于我认为是"经国济民"的准备工作。到底是什么魔术使我从上海到纽约的象牙之塔里去呢？我的本能的答复是我父亲抚养了我，他留给我的教育费使我到美国留学去。但是为什么我父亲会有那么多的钱呢？他开了公司，通过他的事业而获得的正当利润。(是的，他从不曾投机囤积过)我晓得我父亲雇了很多人，他们为他的事业而工作。我亦晓得我父亲是个资本家，但是我父亲付了他们很"好"的工资，他们和我父亲很"和洽"的在一起做事。做事、拿钱，天经地义的事。然而我父亲到底与他们有什么两样呢？他对社会的贡献是创造了并经营着他的事业，这种事业是一个严密分工的社会里所不可缺少的，他的工作比其他人来得复杂，他的能力又这样的强，我亲眼看他为他的事业而耗尽了他的一生以至生命。我是他心爱的儿子，我承继了他一生经营事业所得的一部分财产到外国留学去，而去的目的又是立志要为中国做一番"经国济民"的大事业！这有什么错呢？所以要我承认我父亲，或者是我自己是个剥削阶级，寄生阶级，不要说在感情上，是不会有的事，在事实上，亦是我所不堪想像的。虽然有时我亦看到整个社会贫富间的差别并没有像我父亲与他的受雇人之间那种"成就"，我亦了解到我父亲的收入与其他人相差太大了，我亦想到过我是个"既得利益"阶级，因此亦怀疑过这是一个制度问题，但是怀疑一件事与承认一件事是有着不可估计的距离的。 + +　　社会发展史说明了我父亲是个什么阶级，他通过什么而占有旁人的剩余劳动，最要紧的，我晓得了他的历史任务是什么？真理面前我低头！我接受真理，我承认他是个剥削阶级，所以我亦是个剥削阶级。在这个基础上，我产生出要想把中国搞好的人生观，在这个基础上的意识支配包围下，我接受了怎样才搞得好中国，怎样去搞好它的内容。因此，我的思想主流(人生观)的本质就必然是为做一个统治阶级的特出人物而努力。我是在想着由自己去直接参加统治，如何更高明的去统治。我所努力的对象，就是为一个"正统"的资产阶级专政而努力，所以这一主流思想，这一人生观，无论在表面上看起来如何漂亮堂皇，而我的本意又是如何纯正，但是在本质上它是反动的，反人民的，是背着社会发展规律的方向而努力的，它的失败自然亦不是偶然的了。 + +　　正因为这主流思想本质上是反动的。由这一思想所支配的，或受这影响的其他思想以及行为亦是反动的了。譬如，我的读法律和到美国留学去，就是表示剥削阶级以剥削所得来支持去取得如何巩固这种剥削的经验；尤其是后者的行为是帝国主义者为了要巩固它在殖民地的统治，所以在被统治的社会中间找出帮助它的工具来(无论是行为上或意识上的工具)，我的虚荣心正就是表示了这种殖民地买办思想的显露。我所接受的那一整套的高深理论以及我对现实政治问题的看法都是剥削阶级所创造的。譬如我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崇拜正是因为这种政治形式最足以保障剥削者的自由的。而我呢？既然已在这个社会上取得这种利益，那么我就必然的赞扬这一适合我利益的政治形式，所以再亦看不到这种政治形式是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的最好形式。又譬如我对和平转入社会主义以及所谓"进步"的资本主义的倾向是因为我亦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有缺陷了。消灭这种缺陷的方法呢？当然是革命，但是革命意味着财产关系的移转(包括了名誉、地位、虚荣心等)这是我这一阶级所不能容忍的，那么一切出之于改良吧！一切出之于温和手段的改革吧！这种观念上的冲突决定了我对一切事物"中间偏左"的"中间路线"的立场。表现在对国内政治的，我为什么蒋介石统治呢？因为他所代表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官僚资本，这与我所依附的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是相反的。为什么我又反对中国被"赤化"或者被放在"铁幕"之内呢？这理由是用不到解释的。为什么我又不愿意中国被放在美帝的控制之下呢？因为这与我那一阶级的利益部分上是矛盾的，并且又损及了我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自尊感。我所主张的以自由主义者来组织联合政府就是一个以"正统"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这就是说，它不是军阀的、买办的、封建的份子所参加的。这一切都表示了站在剥削阶级立场去幻想阶级调和而得到自己的巩固，幻想国家与法律是调和各种阶级间"纠纷"的"公平"手段。中国的国内问题可以通过我这一阶级的"专政"来解决，世界问题可以帝国主义的继续扩张而解决。 + +　　正因为自己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所以就必须会想到自己将来一定要站在最上层的政治社会，用自己的能力来搞好中国，这一思想表现得最具体的是自己在回国后，学得了美国政客那一套向上爬的方法，做教授、做律师、做资本家的愿望。他们的金钱支持了我的享受要求，我希望去竞选议席，我去通过一大套议案来搞好"中国"，为我所依附的那一阶级尽力。我是他们的代表，他们的发言人，然而我主观上还认为这是我努力事业的目的-搞好中国，一番对全人类都有贡献的大事业！亦正因为自己觉得背负了这样一个崇高的责任-做一个统治阶级特出人物的责任，亦认为自己懂得了一大批高深理论-统治的经验，而去耻笑旁人在为生活问题而庸俗地奔走，因此潜伏了自己的优越感；他方面又使我在享受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时候觉得很应该。因为我对社会"贡献"得大呀！我所耻笑的那批人，他们正是为生产社会生活资料而努力的劳动人民，而我则完全依靠在剥削他们这种辛劳的果实而生活，每天思想着如何巩固这种制度，准备并竞争着使自己做一个这一剥削集团里面的特出人物！ + +　　解放战争的胜利正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我的统治思想也随着旧社会一道崩溃。自己当时的痛苦正表示了一个剥削阶级的悲哀，一个知识份子的无知。虽然我亦不否认我那人生观的核心-用自己的智慧与能力去搞好中国-战胜了自己的悲哀，而仍支持自己到本院来这一行为在客观上说是正确的，就是我要求参加这个新国家的建设工作，为已站起来了的中国贡献自己，然而这种动机里面又包含了些什么错误成分呢？我当时所设想的是企图在共产党政权下工作，在承认这个"既成事实"的原则下来发展自己"经国济民"的抱负。做事要经过学习这一点我是理解的，所以进本院来就是要想通过这个关系而取得做事的机会，拿来作为发展自己的基础。但是我从来不承认我是要被改造的，我有什么错呢？一个年轻人，很早的时候，立下要有"经国济民"的人生观，难道犯罪吗？自己忍受了多少痛苦顾虑而来到北京，希望拿自己献身于使中国强大的事业难道犯罪吗？那么为什么我亦居然要被"改造"？所以在听到改造两字，不但是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绝大的侮辱，而且觉得自己的委曲无比地加重了，但是这种感觉在学习社会发展史中就逐渐的被克服了。对的，我是一个剥削阶级，我的意识充满了剥削气味，将来要为一个消灭剥削本身的社会而努力，那么自己过去那种浓厚的旧意识不应该被清算吗？了解了这一点，亦同时消除了过去防止阻止自己入本院的那种种顾虑。对的，生活水平是大大地降低了，因为过去是习惯于剥削阶级的享受，要求自己生活水平的提高，就首先应该看我们的工业水平到达了什么程度，超过这种比例的要求就是剥削阶级的要求！自己过去觉得受委曲了，我是在向无产阶级讨饭吃了，正因为我过去是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的，它是无产阶级的敌对者，现在是劳动人民自己来管理国家的时候了，所以问题是我愿不愿意接受真理？愿不愿意为争取一个合理而美满的社会而努力？假使愿意的话，那么，就是我的阶级立场应该转变了，亦因此就决不会觉得这是在向人讨饭吃了，而我是在为一个崇高事业而努力！亦因此，可以想到过去认为自己来北京后要与我的所有社会关系断绝了，这种估计是对的！我那时的留恋就表示了本阶级的感情，我的社会关系就是表示了我与剥削阶级之间的关系。假使他们不愿像我一样转变过来，的确我与他们之间是一定站在相反的地位，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政治信仰的问题，而是一个彻底的阶级感情的问题了。 + +　　但是，立场的转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不过在理论上开始了并帮助了自己这种转变。 + +　　 （原载1950年《新法学研究院院刊》第一期。） + +　　 来源：《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9月。原题为：“立场问题 第一大组第四小组成员 沈宗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3/000001.txt b/CCRD/1/4/13/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20546f14394f1e653eeb66be148c2bb060e903 --- /dev/null +++ b/CCRD/1/4/13/000001.txt @@ -0,0 +1,111 @@ +# 在河南省第一次文代大会上的报告 + +　　<河南、苏金伞> + +## (苏金伞：诗人，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人大代表) + +## （第二部分） + +　　我们的工作，虽然获得了以上一些成绩，但是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在戏剧改革、刊物编辑，尤其在文艺创作上存在着不少问题。创作的质量和要求相比，实在相差太远了。我们改编介绍了不少全国性的优秀的剧本，使全省的剧团都有好戏可演，这是好的；周扬同志认为这是我们工作上最大特点之一。可是另外还需要我们更深地发掘一下我们本省自己原有的剧目加以修改推广，否则有些优秀的剧本就逐渐被人遗忘以至失传了。我们希望舞台上有更多更好的保留节目，如果老是“陈妙常”“白蛇传”“梁山伯与祝英台”“张羽煮海”。走到那里，那里就是这几个节目，那就未免太贫乏了。我们应该多向老艺人请教，把河南所有的旧剧本都翻腾出来，加以整理。我们经常上演的节目不是几出，而应是几百出。 + +　　而且我们经常演出的节目，还是关于爱情的戏多。女主角的戏多。老看这几种戏，也觉得腻胃。我们应该有各种题材的戏，应有各种角色的戏。这也是使我们的舞台丰富的一个办法。 + +　　在团结艺人上，过去也存在一些问题，埋怨艺人落后，但并未认真地对他们进行教育。对老艺人的经验和技巧不够尊重，甚至对艺人的人格竟有加以损伤，任意留难或拘禁的各种粗暴无理的态度，给戏剧改革工作造成很大的损失。今后，我们必须做好团结艺人工作，虚心地向艺人学习，只要有一技之长，必须使之传之后世，勿使湮减。 + +　　我们戏剧的表演艺术必须提高，旧剧艺人应该了解现实主义的表演方法，克服形式主义的倾向。必须接受发扬表演艺术的优秀传统。帮助老艺人总结其经验，使其将他们高度的技巧和丰富的舞台经验流传下来。我们一般演员，工夫还不够很深。做戏也不够十分细致。必须向外地名演员学习，把我们的演技水平提高一步。 + +　　我们的刊物，我们的创作，存在着大量的公式化、概念化甚或粗制滥造的作品。因此，我们的很多剧本虽然在当时起过一些作用，但演过一阵后就没人再演，我们的唱词有很多不能演唱，或演唱一时而不能流传。致使群众仍然喜欢听旧词而不喜欢听新词。 + +　　公式化、概念化之所以产生，由于作者写作时不是从生活出发而是从概念出发。这些概念只是从书本上、政策条文上得来的。比如“互助比单干强”这一概念，根据书本上的理由，编造几个人物，通过人物讲出一些道理，或根据道理想像出一些情节。于是写成一篇小说或一个剧本。公式化是作者不是按照生活的发展规律而是按照预先规定的公式来填写。比如写卖余粮：两个农民，一个把余粮卖给国家，一个则由于想多卖几个钱，又受到奸商的勾引，要把余粮卖给私商。被进步农民发觉，对他说了一番道理，于是落后农民觉悟了，也把余粮卖给国家，并把奸商骂了一顿。按照这种公式填写作品，什么题材都可以套用。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既没有人物形象，也没有生活气息，缺乏说服力，缺乏感染力，缺乏真实性。这样的作品如何能教育人民？ + +　　在美术创作中也常常看到作品中的人物在讲道理。画中的人物既无表情，也不像说话的样子，于是加上一个说教的标题，或在人物的嘴里引出一句话：“把粮食卖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在音乐创作上，作曲家不是把那些最能打动人心的东西制成歌曲，而是抓住一个政治口号作为创作的主题，因此枯燥乏味，毫不动听。 + +　　有些作者，在未下去以前，就先规定了主题，然后下去找材料，填生活。却不知主题也是从生活中获得的，而不是凭教条想出来的。 + +　　此外，还有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另一个更普遍的原因，就是作者并非没有生活，他们也参加了群众的实际生活和斗争。但是缺乏认识生活、理解生活的能力或者还没有充分掌握表现生活的能力和技巧。因此写出的东西也是公式化、概念化的。 + +　　要克服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必须从三方面着手：即深入群众生活，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群众中去，并提高马列主义的理论水平，学会以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生活、分析生活：同时还要提高艺术技巧，能将庞杂的生活加以概括、加以集中，真实地表现出来。 + +　　要想克服公式化、概念化，还需要解决一个问题：即文艺怎样为政治服务的问题。我们必须克服一种狭隘的看法，认为所谓文艺为政治服务，即是配合各种政治运动，表现党的政策。 + +　　不错，文艺是必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作品必须表现党的政策。文艺不为政治服务，就会脱离群众，脱离政治，脱离党的领导，就会变成为艺术而艺术。我们必须以党的政策为指针观察生活和描写生活，必须以政策的观点来估量社会的一切生活现象。不这样，我们就会掉到生活的大海里迷失了方向。但是在创作的时候，必须估计到艺术的特点。艺术的特点：就是借助形象表达思想，通过形象表现生活。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而形象是从生活吸取来的，不是从政策条文制造出来的。我们必须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在政策指导之下的人民的生活，借形象向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教育。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特点，却去单纯地去追求政治性，单纯地配合政治任务，制造出一批纸札的人物讲解政策，作为宣传政治的传声筒。那就一定成为空洞的说教，成为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也得不到教育人的效果。因此，我们必须正确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根本精神，使正确地表现政策和真实地反映生活二者统一起来。 + +　　因此我们领导创作或组织创作时，应给作者充分的自由。列宁早在一九○五年在其所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就曾指出：“无可争论的，文学事业不允许机械的平均的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的，在这种事业里无条件地必须保正个人的创造性，个人的爱好的广大地盘。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大地盘。”我们给创作以广阔的领域，不必要求一定在每一篇作品里包含着一个什么政治目的。周扬部长曾提出文艺负有文化休息的作用。使劳动人得到满意的休息，恢复疲劳，对于提高生产也是有帮助的。 + +　　这样说，并不是以后我们完全可以拒绝赶任务了。用文艺形式写宣传材料还是必需的。地方刊物还必须登载一定分量的这种宣传材料。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来写一些对于各个政治运动有帮助的东西。如果作者完全拒绝写这些东西也是错误的。但作为文艺创作，必须根据艺术特点来进行工作，否则创作就要受到损害，受到限制。 + +　　我们必须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来克服公式、概念化的倾向。必须逐渐学会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来从事写作和批评。必须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 +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实质，就是：在革命发展过程中真实地、历史地、具体地描写现实生活。同时还必须和以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 +　　真实的描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中的重要关键。我们首先要求作品要忠实于生活，生活是什么样子，就把它表现成什么样子，不肯歪曲、不能粉饰、不能隐瞒、不能说谎。只要能真实地反映生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就可以基本掌握了。斯大林说： + +　　“让作家在生活中学习吧！如果他能以高度艺术形式反映生活真实，他就一定能达到马克思主义。” + +　　可见真实是艺术的灵魂。但是怎样才能达到真实呢？那就必须把生活放在历史环境中具体地加以描写。不具体地描写，也就很难达到真实。 + +　　但写真实，并不是写琐碎的表面的现象，也不是把事情一成不变地照描下来。这样就成为照像，成为自然主义。而是要加工，要创造形象。所谓生活的真实，只有在它的历史具体性和经常革新的过程才能显现出来；所谓艺术的真实，就是反映出生活中最本质的、最典型的、最基本的东西：反映出现实中最先进的、日益成长；日益巩固的东西。反映出新旧的斗争，新的事物在同旧的事物的斗争中的百战百胜的力量。 + +　　而斗争要通过人来进行，因此，真实地表现人，尤其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根本问题。 + +　　怎样真实地表现人物呢？那就是人是什么样子，就把他表现成什么样子。但这并不等于把一个人毫不走样的描写下来，而是要典型化，典型人物是富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宋老定这个人物，好多人来信反映说：“宋老定就跟俺爹一样。”可见宋老定是可以代表很大一部分农民的。想把人物的典型性更突出，还可以用夸张的手法，所谓夸张，是夸张一个人的性格，也就是把一个人的个性突出出来。所以要创造典型，一定要突出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如水浒中的李逵、武松、鲁智深等英雄人物，他们的形象所以如此突出，就是由于夸张的缘故。夸张就是强调他，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 +　　在创造典型人物时，主要是表现先进的正面的人物。因为这些人物，可以使人学习，可以作为人仿效的榜样。人们从这些人物中可以预先见到社会主义的人的品质和特征，因而也可以逐渐使自己获得这样的品质和特征。这就是典型的政治意义。所以马林科夫说：“典型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畴。典型性经常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 + +　　但是正面的典型人物并不等于理想人物，典型形象不等于“神像”。我们创造正面典型人物时，不是把人类所有的美德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不是A加B加C等于典型人物。而是像马林科夫所说的：“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高尚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仿效对象的普遍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他必须是个活生生的人有鲜明的性格，有不同于别人的个性，有他自己的生活风趣，有他的思想活动。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平凡的但又可敬可爱的人物。正像西蒙诺夫所说的：“是活的、人间的人，他们斗争、思考，有时动摇，有时还犯错误，可是最后总是采取正确的决定的。” + +　　西蒙诺夫接着说：“并不是所有正面人物都要经过迟疑动摇才采取决定的。而是说：考虑是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一，正面人物也跟一切活的人一样具有同样的权利。而且一个人物的有时动摇，只要终于又坚定下来，也并不影响他的作为正面人物的品质。（比如包丞在铡美之前，皇姑来讲情，国太来威胁，老包当时曾动摇了一下，给秦香莲五百两银子，让她回家。秦香莲拒绝了银钱，说以后再不告状了，原来都是官官相卫。老包才下了决心，铡了陈世美。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说老包不公正。） + +　　所以我们塑造人物，除了要有鲜明的性格外，还要有丰富的内心生活。一个人物没有性格，他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人，没有内心活动，他就是一个简单的没有灵魂的人。人们是不喜欢这样的人的。这样的人，不管他的道理说的多漂亮，都不能感动人。因此也就不能教育人。一个人物的内心生活，可以使人物的性格丰富复杂，可以使人物更加真实。比如“不能走那一条路”中的宋老定，如果不是那么多思想变化和内心活动，宋老定这个人物决不能这样突出和真实。一个人在作出重要决定之前，心里一定有些想法的，没有这些，就会使人感到是个假人物。比如一个母亲，她的大儿子在解放战争中牺牲了，她又动员她的二儿子参加志愿军到朝鲜去。在未决定之前，她是经过怎样的考虑和痛苦，经过怎样的思想斗争的？有了这种内心活动，才使观众感到真实合乎情理。如果只写“她送儿子骑上马，给他带上大红花，在锣鼓声中笑哈哈，”那就使观众怀疑她是不是有感情，再不然就是她并不爱她的儿子。西蒙诺夫有一句名言我们应该记住：“仅仅正确的行为决不能充分地教育人们。要使这些行为真正能够教育人，一定要使它们是观众明白看到的内心斗争所产生出来的。” + +　　写一个人物的考虑，内心斗争及其所犯错误并非写一个人的品质上的缺点。应该把这些生活上的缺点和品质上的缺陷分别开来，一个正面人物允许有品质上的缺陷，那就会使人物分裂，变成所谓两重人格，那也是不真实的。 + +　　这样说，并不是要求所有作品，甚而一个小快板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也要写内心活动，而是在重大问题上，在关于重要的决定上，是必须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的。 + +　　我们应该以写正面人物为主，写光明为主，这是文艺的党性的表现。决不许我们犹疑。但这并不是说在每一部作品里，甚至连一个短篇作品也都要写一个正面人物进去，也不是说写正面人物就不写反面人物了。因为正面人物一定要经过和反面人物的斗争才能显示出来。而是说，在我们整个所创造的人物中正面人物和先进事物应占主要地位，并且应当把正面人物放在主攻地位，而最后一定获得胜利。这是新与旧斗争的胜利，先进与落后斗争的胜利，新生的、生长的东西与垂死的腐朽的东西的斗争的胜利，这胜利是必然的。 + +　　但是这个胜利不是垂手而得的，一定得经过激烈而尖锐的斗争。因此我们要大胆地揭发其中间的矛盾。所以写矛盾，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的课题。不要怕别人误为是暴露黑暗，避而不谈；或不敢展开矛盾“浅尝辄止”，刚刚接触，问题就解决了。要知道作品的深刻与否，就决定于揭发矛盾的深浅如何。而且只有深刻地揭发出了矛盾，也才能显示出事物的真实。如果单写先进事物不写落后事物；只写光明面，不写阴暗面；只写好人，不写坏人，那就使人感到在生活中所见的和在作品中所见的“剪刀差”。比如去年霜灾时，曾发生了很混乱的情况，听说有些老太婆，在受灾的地头上烧香跪拜，给麦子叫魂。等到浇水救麦保持了一定的收获量；而政府也运来粮食救济时，这些老太婆也掂着布袋来领粮食，不再跪在地头等麦子“回家”了。如果把这种矛盾和斗争真实地展示开来，作品一定会动人的。李文元同志想写一篇关于霜灾的小说，我当时就回信跟他这样谈：如果把这些混乱的情况避开，好像并没发生什么问题，很容易就把问题解决了，那这篇作品一定是浮浅的，单薄的，决不能把真实的生活反映出来。 + +　　怎样才能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重要的关键在于艰苦地学习，终身不懈地学习。要把全副精力，全副生命都贡献在艺术上。那末，学习什么呢？首先学习政治：学习马列主义，学习党的政策，把我们的思想武装起来，以之作为我们观察生活、理解生活、分析生活的武器；以之作为发掘主题、提高作品思想性的依据。 + +　　其次要学习生活。生活是创作的源泉，是创作的物质基础。没有生活，决写不出东西来，正如没有米，做不出米饭来一样。“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确是一句俗语，却是很合乎唯物主义的。生活的深入与否，将决定我们创作的命运。我们忠实于生活，生活也将忠实于我们；我们欺骗生活，生活也将欺骗我们。如果我们到生活里去，只是游逛一番，东张西望，心存侥幸，像李贺似的，骑着小毛驴，后面跟着书童，带着一个锦囊，写了一句诗，就投到里面去。回来以后，竟想写出一部伟大的作品，突然成为大诗人，那是永远也不会遇到的奇迹。我们一定得记住毛主席的话，要长期地、全身心地无条件地到生活中去。不少作家就是失败在生活上，我们应引以为戒。 + +　　我这是对专业创作者而言，那末，不是专业创作者，怎么办呢？是不是就不能写东西了呢？我看业余作家也不是根本就不能接触生活的。如果我们的创作，只靠创作组少数同志，那恐怕将来仍然不会丰收。需要从青年中从群众中不断地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新的作家，使我们的队伍一天比一天庞大。除此以外，有些业余的写作者，也可以根据各个不同的情况，作出不同的打算。这些业余作者，有的在工厂或农村工作，有的在城市机关里工作，有的在教书……。身在工厂、农村的，他本身就在群众生活中，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他只要提高观察生活的能力和表现生活的能力就行了。不在工厂农村的，我觉得也有跟群众生活接触的机会。在比较大的城市，可以和工厂联系，和工人交朋友，抽空或星期日到工厂里去，或到工人家里去，或邀工人到自己家里来。苏联有些作家就是采取这种办法。而且，也不要把生活看得太死，认为非工农兵的生活不算生活，非写工农兵就不算给工农兵服务。自然，工农是国家的主人，兵是国家的捍卫者，而且从中产生了很多的英雄模范。我们不表现他们表现谁呢？但是，除此以外，也并不是没有可写的东西了，不管什么工作，都是革命工作；不管什么机关，都是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管什么问题都是与国家有关系的问题。任何部门工作，都是离不开总路线。每一个人都在变化着，都在进步着。只要我们站在工人阶级立扬上，抓住主要问题，什么题材都可以写的，而且也同样，可以对人民进行教育。（北京一个师大女附中学生写了一篇“枣”，在“新观察”上发表后，接到成百封志愿军的来信。这就是一个很小的例子。）所以，我希望所有对写作有兴趣的同志们，在各个不同的岗位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反映我们这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急剧变化的，飞速前进的伟大的时代。 + +　　第三还要学习艺术技巧，提高艺术修养。 + +　　什么叫技巧？根据法捷耶夫的说法：“技巧——这就是掌握那不驯服的新的生活材料，并善于以自己的艺术手段去征服它。艺术的任务是描写人的性格，他们的关系和冲突。但是不能把性格和它所借以表现的东西对立起来。” + +　　我们所说的技巧，不是资产阶级的唯技巧论，我们要反对纯技术观点。技巧不是孤立的。技巧是为生活服务的。没有生活，没有思想内容而专谈技巧，那技巧将没有丝毫用处。技巧不仅是反映生活的能力，（即征服生活材料的艺术手段）而且还是掌握庞杂的不驯服的生活材料的本领。写作的技巧，是更复杂、更精致的技巧。 + +　　我们要把生活变成艺术，那就要通过我们选择事物、描绘事物的能力。这些能力不是一下子可以得到的。需要我们刻苦锻炼，努力学习。“必须十分直率而严肃地说，不深刻地、经常地、终生地研究过去艺术的伟大典范，就不能成为文学的真正匠师。”（法捷耶夫）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地严肃地对待民族遗产问题。我们接受民族遗产就是要接受现实主义的精神和艺术技巧。为什么“水浒”和“红楼梦”中的人物那样突出，真实？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把人物写得这样生动？实在值得我们研究。而且我们的前人，已在实践中得出很多写作和绘画的经验。其中有很多合乎科学的方法，也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 +　　要想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高我们的创作水平，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努力艺术实践。其实艺术技巧也是从实践中得来的。前人的创作经验，也是他们从终身创作中获得的，我们对这些经验，如果不学会怎样掌握运用，恐怕连真正懂得这些道理也很成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艺术实践。歌唱家必须多唱歌，画家必须多画画，作曲家必须多作曲，作家必须多写作品，研究古典文学的必须多写文章。常言说：“三天不写一手生。”“光说不练，不是真把戏。”再大的作家，画家、作曲家，如果长期不拿笔，那就慢慢地拿不起了；也就很难再称为“家”了。人的所以能成为“家”，也是由于不断实践的结果；“家”的大小，也决定于实践的努力程度如何。这里面是一点侥幸也没有的。 + +　　在艺术形式上，我们主张多种多样，百花齐放，展开各种艺术形式的自由竞赛。各人创造各人的风格，各人发挥各人的天才，应该给作者以完全的自由。艾青同志在“诗的形式问题”中说：“在生活内容越来越丰富的时代，人们的爱好也越来越丰富，无论从为了表现生活的需要出发，还是满足人们的爱好出发。都不可能达到形式上完全的统一；要求形式完全的统一是天真的想法。”有人认为形式问题是思想问题。这就是要求用他所主张的形式统治天下。我们反对这样的说法。 + +　　在绘画中，我们自然首先提倡人物画，因为人物画可以反映人民的生活。但我们也爱好风景画，也赞成静物画，也喜欢花鸟草虫。只要是现实主义的，只要是能提高人们的精神作用和思想感情的都是好的，都是合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的。（蔡若虹曾举一个例子：比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在人们生活上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在冬天刚刚过去，突然在积雪的悬岩下发现一朵金黄的蒲公英时，我们胸中就会荡漾起一种诗的灵感。那末，难到蒲公英就不值得画家们画下来吗？）连环画是群众喜欢的一种艺术形式，我们应该大量制作，供给人民的需要，但是必须严肃认真，把它当作一种创作来进行。不能满足于目前既无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无生动的故事情节，不加说明就不能使人看懂的连环画。我们不能要求艺术形象说道理，传授知识。艺术的力量是使人感动，通过艺术感染力达到思想教育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使连环画不仅供人们看故事，而且要使人们欣赏艺术。 + +　　在戏剧上，我们需要把话剧运动再推进一步。现在梆曲剧已很盛行，连学校、工厂也都演起梆曲剧来。这是好的现象。但我们不能认为只有歌剧群众才喜欢。好的话剧群众也会喜欢的。而且话剧在表现现代人民生活上有很大的优越性。我们应该提倡话剧，使话剧和歌剧一样的普遍。 + +　　在文学创作上，我们希望地方作者们多写普及的作品，真正为群众所懂得、所欢迎的作品。但同时我们也不反对提高的作品。我们应该多发掘民间存在的各种艺术形式，并予以发展提高。我们要提高说唱文学的质量。应该把说唱文学和诗歌小说同等看待。在说唱文学里，应克服过去单描写生产过程、描写找窍门过程、描写机器的倾向。也以写人物、反映生活为主。扩大写作的天地，丰富题材的范围。在形式上也不必墨守成规，一成不变。要逐渐有所发展。在音乐上，我们写出来的唱词必须有人唱，广为流传，百听不厌。除了创作新词外，也应该整理旧词，使好的旧词成为经常演出的节目。在音乐上，我们欢迎战斗歌曲，也欢迎抒情歌曲。抒情歌曲以优美的形式表现了生活的真实，能给我们展开广阔的精神世界，使我们跟着它的曲调走上精神上的旷野，使我们情绪激动，有时把我们引入深思。而且抒情歌曲的主题和题材异常广泛，歌颂领袖、歌颂劳动、歌颂生活、歌颂爱情……只要对人民有益的东西，什么都可以歌颂，什么题材都可以包括。有些人认为一抒情，就是不健康的小资产阶级的情绪，这是企图把歌曲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显然是不正确的。目前新的现实给我们带来丰富的精神生活，群众需要抒情歌曲，我们应该满足群众的迫切要求。 + +　　在诗的形式上，我们主张新的格律诗和自由诗的自由竞赛。主张“百花齐放”。格律诗和自由诗都出现过好诗，而且将来都还要出现更多的好诗。我们不能说只有某种形式才能写出好诗。更不能说某种形式代表某一阶级。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正如语言没有阶级性一样。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反过来又影响其内容。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就用适合于它的语言、节奏和韵律来表现。反过来语言、节奏和韵律，又可以使感情更加精炼。所以不管是自由诗或格律诗，都必须考虑语言、节奏和韵律。至于韵律的运用，可以灵活一些，押大致相近的韵就行；只要念起来谐和，引起读者的快感，不押韵脚也不是不可以的。在诗上，跟在歌曲上—样，同样需要抒情诗，希望产生更多更好的抒情诗。 + +　　可以根据各人不同的气质、不同的个性，创造各人不同的风格，如果每一个人风格都—样。那也成了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东西了。如果大家都做五言诗或七言诗，那就走上复古的道路了。 + +　　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不尊重本国人民的心理和习惯以及他们所喜爱的形式是错误的。但人民的生活是有发展的，民族形式也将随之发展，人民的习惯和喜爱也是有变化的。今天不习惯的东西，明天就可以习惯了。比如农民对于拖拉机，今天还大部分没见过，但是不久他们就会使用的。因此，我们必须随着人民生活习惯的改变以及文化程度和欣赏能力的提高，在民族固有风格基础上创造新的民族风格。那种认为一提起中国小说就是章回体，一提起诗就是五七言，一提起画就是“单线平涂”，一提起音乐就是民歌小调，只有这些才是民族形式，有些人用农民能否接受来衡量或判断是否是民族形式，那是过于片面狭隘了。 + +　　但是在目前，我们地方文艺工作者，还必须重视并以最大的热情从事通俗文艺的创作。我们必须克服过去认为通俗文艺容易写，群众的水平不高，可以马马虎虎，因此粗制滥造的倾向；同时也必须纠正不顾群众的需要，不愿写短小的，通俗的作品的倾向。我们尊重各人创作的自由，但也希望他们考虑群众的需要，勿过份强调个人的自由。尤其希望有些作家能终身从事这个工作，矢志不贰，成为伟大的专门的通俗文艺作家。 + +　　我们的文艺批评工作也应该改善和加强。过去在文艺批评工作上是有成绩的，除了经常对于电影的评价外，还不断地举行各种演出座谈会、作品讨论会等。（五二年开封各戏院曾有过一个时期互相竞赛着演神怪戏或连台戏，我们曾举行过几次座谈会予以批判。）文艺整风时期的批评，无情地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对于文艺界的侵袭，并纠正了当时存在的坏作风。但是由于受了当时风行的“批评要狠”的影响，在态度上有些不够与人为善。而且批评过以后，也未给被批评者以应有的帮助，因之使其长期地感到苦闷。这是批评工作上所存在的缺点。 + +　　批评的没有很好展开，是由于领导上对于批评的重视不够，放弃了对于批评的领导和指导。今后要加强批评工作，并提出今后的批评以推荐新作，鼓励创作为主。要使我们的批评有助于作者发挥他的创造性，使他们能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我们反对抱着打击的态度或专门找岔子吹毛求疵的作法。人民日报社论“努力发展文学艺术的创作”一文中，有这样的几句话： + +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一切事业发展的动力，也是文学艺术事业的动力。我们反对有些作家的那种对批评置身事外并且在原则上加以轻视和敌视的错误观点，但也必须反对有些批评家不尊重作家的劳动和经验，信口开河而又自以为是的横暴态度。在同志的作家间应当发展同志式的爱人以德、与人为善的批评，这就是说，既不要互相捧场，也不要把对方‘一举歼灭’。在批评的时候必须遵守斯大林的原则指示，即任何作品的价值应当从它的总的倾向而不从个别细节来决定。” + +　　我们对作品中所犯的错误，也应划一个界线，就是属于艺术上的缺点呢还是属于思想上的缺点；是偶然性的错误呢还是严重的错误；是无意或由于无知而犯了错误呢或是有意识地反对我们政权的异己分子。我们要分别对待，不能采取一律的态度，也不能得出千篇一律的结论。 + +　　这就是批评的原则，我们应该牢牢遵守。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3/names.txt b/CCRD/1/4/13/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e3b2a531a96880e5011d1b8a8e18526c685cdb --- /dev/null +++ b/CCRD/1/4/13/names.txt @@ -0,0 +1,2 @@ +立场问题 +在河南省第一次文代大会上的报告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4/000000.txt b/CCRD/1/4/14/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ed25ea89148b0755819f414798c2c6d0e2c15d --- /dev/null +++ b/CCRD/1/4/14/000000.txt @@ -0,0 +1,71 @@ +# 检查团领导“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海军服务的思想” + +　　<总政治部、黄源洛> + +　　同志们，我们来大连快一年了，一年收获不大，这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这收获不大的根本原因在那里，就在“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海军服务的思想”上。而我们的团领导，甚至可说“根本没有为人民海军服务的思想”。 + +　　为什么？ + +　　毛主席的文艺方向，要我们“屁股坐在工农兵身上，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西洋”。而我们这一年，究竟屁股坐在那里去了！？两手伸向那里去了！？ + +　　我个人的回答是，我们根本没有坐着，甚至，还没有知道往何处坐。还是在站着，走着，游离着，徬徨着！领导的号召，要我们面向海洋！要我们面向舰队，要我们面向荒岛，啊呀呀！辽阔的海洋，可惜缺乏船只，雄纠纠的舰队，可惜大连暂时还没有开来，荒岛既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可惜插了翅膀也难飞渡重洋！因此，我们只有引颈以望，望来日，去青岛、望来日去南京，去广州……这一切，只有未来，只有存在於我们寐寤思之的未来啊！只有把一切寄托於今日的幻想！现在我们没有地方可坐。要坐，等幻想中的未来，现在大家只有站着，走着、游离着、徬徨着！ + +　　同志们！我们还没有坐着，就用不着伸手。因为伸手是求援，是希望援者把我们从现有的基础上提高。不坐着伸手，手是平的，是没有求援意识，那就像有意无意的伸出半臂，随即又可放下来，因为他不是像坐着时有迫切要求提高的意图。 + +　　同志们，究竟我们有没有坐的地方！？ + +　　我的回答是“有”，是我们的现实，不是幻想，我们的现实的服务对象—一学员、学校。 + +　　我要问一问我们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号召我们“面向学校”“面向学员”！我们的领导者是不是存在着“大连作客”思想？是不是认为大连海校不是我们服务的主要对象而可以“等闲视之”？可以“敷衍塞责”！ + +　　同志们！领导思想不给我们指出现实，却故弄玄虚，叫我们幻想未来，是不是犯了毛病，是不是应该对同志们负责！该对人民负责，而我们一年的损失，该如何赔偿！ + +　　首先，我们看一看大连海校和海校学员的重要。大连海校是我们全人民海军的新干部培植的摇篮。海校干部的思想作风，专家顾问们的思想作风，决定了全人民海军新干部的思想作风，大连海校的学员，是我们全人民海军的新生主力(干部)，大连海校学员的思想作风，决定了未来全人民海军的思想作风，他们的思想作风的纯正与否，决定了未来全海军建军的命运，也决定了拱卫祖国海防和保卫世界和平的命运！ + +　　上级给我们到大连来建团，和未来的全海军新干部一块成长，一同训练，使命如何重大，责任如何深重，而偏偏我们的团领导，却首先来一个“作客”，把现实推开，把主要的任务，搁置一边！ + +　　文艺是反应现实、指导现实的。我们至今还不会认清对象更谈不上为他们服务，反应他们的思想生活，指导他们的思想生活了。 + +　　同志们！我们坐在那里了？根本没有坐，是站着、站在小资产阶级、幻想的、保守的原有的地方，来回踱着呀！徬徨着呀！ + +　　其次，我们看一看我们一年来的成绩。工作，紧张繁忙，服从领导，服从组织，一切几乎都达成了任务，是对得起人民了吗？对得起自己了吗？ + +　　我不客气的说，我们的思想、工作、学习、都死硬得和僵尸一般！！！ + +　　政治学习，成了教条、工作忙忙碌碌，毫无计划，业务学习，成了钻牛角尖？ + +　　为什么？不学习文艺思想！不学习探求人民海军的文艺思想！！ + +　　只有文艺思想的学习，才是我们文艺工作者的往生咒，只有海军文艺思想的学习和探求，才是我们起死回生的唯一法门。我们要贯穿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思想，业务思想，不把海军文艺思想学习当成重要的环节，一切，白费工夫！一天到晚捆在一起，成了一个巨大的造粪机！！ + +　　同志们不会感觉我说得过左了吧？不，假如我们有良知，反省一下自己，检查一下我们的领导，领导一贯摇摆不定，同志们一天到晚无所适从。没有生命，没有灵魂，没有前途的啃！啃！啃！啃饭，啃音符，啃台词，啃手，啃脚，啃出来干什么，为谁服务？ + +　　对服务的对象这般遥远，这般生疏，呵！海军呵！舰队呵！荒岛呵！在天之涯地之角呵！ + +　　一年逝去了，我们在徬徨的等待您呀！ + +　　同志们、谁使我们悲伤、感喟？ + +　　海洋、舰队、荒岛、是有生命的吗？不，它是没有生命的自然现象，有生命的是活着的“人”，这“人”是谁？是海校，是海校的学员，是为海校干部、专家、顾问而服务的我们文工团团员，我们文工团员是指引海校学员、干部、专家顾问们认识那死的海洋、舰队、荒岛，使海洋、舰队荒岛变成活力的，有生命的，有战斗意志的指导者，我们为什么不该负起这个责任，谁叫我们不负？ + +　　我的回答，是我们的团领导者，团领导者不叫我们面对学员、面对学校，关在房子里死啃。自己又没有一套纯正无偏差的“海军文艺思想的方针”，实际上，即算有一套，也应该培养同志、锻炼同志、叫同志们深入群众、深入学员、才能求到配合现实，发掘问题作将来的改进途径。 + +　　没有、没有、即算有一点儿，那真是等於没有！ + +　　最后，谈一谈我们人的建议： + +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在大连还有一个时期，通过这次整风我希望一星期至少给同志两个三个下午去学校，深入干部和学员，回来以后，当晚要作检讨、交换经验和心得。 + +　　业务学习要正常，要求达成预定计划，学了有用没有用的问题！不能单凭主观。因为这是工作的基本技术，技术使用得灵活与否，要凭生活锻炼，技术学到某种程度，即可能发挥某种程度的效能，断章取义，片面的主观的看问题的方法必须汰除。 + +　　从此时开始，要给大家学习民间艺术的时间，每周至少一、二个下午或晚上，去过要立即作检讨，交换经验和心得。 + +　　这样，剩下的时间搞政治思想、文艺思想的学习和工作实践。工作中，轻视了“创作工作”的重要性是大愚不智的，因为“海军文艺”是一个新事业，新事业要从我们开端。轻视自己的创作，一定要作人家的尾巴的思想要求彻底打垮。因为，我们不能表现海军、叫谁来表现海军的问题在一个海军文艺工作者如何解释；尽拿非海军的东西来表现海军又是否合乎实际、合乎我们工作需要这问题也得不到解释。 + +　　同志们！注意吧！ + +　　检查一些小节固然也可以看出大问题，但是大问题每每在自己的小角落里不容易看见、团的生命、同志们的前途、人民海军文艺的前途通过这次整风，一定要明明朗朗的展开。 + +　　同志们！努力！努力！ + +　　（来源：《首都音乐界反右派斗争资料(三)》，(首都音乐界整风联合办公室编印，1957．11．)，原题为：“检查团领导“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海军服务的思想”或“根本没有为人民海军服务的思想”！”）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4/000001.txt b/CCRD/1/4/14/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5a15bfe74ee0cb79d1b36522d71a5610bba374 --- /dev/null +++ b/CCRD/1/4/14/000001.txt @@ -0,0 +1,7 @@ +# 我怎样摆脱旧法影响？ + +　　<中央政法幹校、谢怀栻> + +　　我的学习方法是遵照领导上的号召，先就新的规定研究，就具体的问题去体会新法的精神，然后转头来站在新的方面去看旧的理论。在一次民法讨论中，我们讨论一件汽车案件，我就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所有权、善意的保护等)只是想这个问题要如何决定才好。后来民法测验，试判一件煤矿租赁案件，我也绝不去想那些“理论”(例如契约之解释、契约之终止等)也只想对这个案件要如何决定才好。结果这两次我都没有犯大的错误。由此我体会到，在自己没有力量对旧的一些理论为彻底的批判之前，最好不要去高谈批判，最好不要去钻那些理论，而只应该就具体的问题，站在新的立场，依照新的政策去求具体的解决。如果仍旧要去钻那些“理论”，结果就会让自己钻了进去，爬不出来，仍旧陷在那里面了。以前我总不放弃那些理论，以为那些理论不会变的，是因为自己离不了那些理论，恐怕离了它，没法办事。现在我丢开它，可以解决问题，并且可以解决得更好些。（原载《中国新法学研究院院刊》，1951年三月三十一日出版） + +　　 来源：《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4/000002.txt b/CCRD/1/4/14/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eb70279dd8ffcb5f310c38493a079ebd84ab0b --- /dev/null +++ b/CCRD/1/4/14/000002.txt @@ -0,0 +1,61 @@ +# 章乃器言论汇编 + +　　<中国民主建国会、章乃器> + +## （章乃器：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 +## （一）论剥削 + +　　有人要问：克服剥削意识如何来进行剥削呢？是不是不应该再作资本家呢？我的答只是可以进行一种没有剥削意识的剥削，一种老老实实的剥削，一种为人民所允许的剥削。为自己，为国家，为人民，工商业者大可以提出1952年的剥削计划，也就是营业计划，和职工群众讨论，说明为着扩大再生产和分配合理的股息，这个剥削是必要的，职工们同意了，还可以老老实实地报告领导的国营经济机构，这样做就是彻底执行共同纲领，是完全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这样的剥削是有利于人民的，是光荣的。（《工商业者与自我改造》——1951年11月25日在本会天津市分会第28次新世纪学习座谈会上讲话） + +　　剥削是不是都是要不得的呢？为什么新民主主义之下，还要允许资本主义剥削的存在呢？这是因为剥削的性质是有所不同的。有的剥削，像封建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时的剥削，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障碍，必须肃清它。有的剥削，如资本主义青年期的剥削，在社会发展上可能起一定的进步作用。区别剥削好不好的标准，要看它究竟在这一个社会里是否有害或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主要的。因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剥削是资本主又青年期的剥削，是可以而且应该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之下，允许它的存在的，这种合理合法的剥削制度的存在，以长远的人民利益看是无害的。这种剥削还是带着进步性的，做民族资产阶级是光荣的。（《从宣教工作说到本会的性质和任务——在组织工作会议中的报告》——刊载于1951年6月民建会《民讯》第12期） + +　　在新中国符合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剥削是人民所允许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人民还要鼓励其发展，而剥削正是发展的条件，所以今天的工商业者。就可以而且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剥削这一事实，他们还必须公开地和职工群众讨论，准备进行剥削的数额，和必须剥削的理由——一发展生产和分配股息的需要，剥削的结果不但应当公开于股东，而且应当公开于政府，这样一定可以得到职工群众以至全体人民的同情，同时受到政府的保护，人民允许、鼓励我们做的事，就应该公开积极地做……（《土地改革与民族工商业》——1951年10月10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词——刊载于1951年10月民建会《民讯》第15期） + +　　中国革命一定要消灭封建地主阶级，一面要保护工商业，正因作为一个阶级来看，工商业者的利害，和封建地生阶级的利害是相反的。中因工商业者之所以能够参加革命队伍，是因为他们还处在资本主义的青年时期；不但没有长成的一个足以妨害生产力发展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且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摧残。资本主义青年时期的剥削，还可以经过节制与领导，向有利于国家与人民的方向发展。这又不同于那只能损人利己的野蛮的封建剥削。由于此，中国工商业者就具有发展爱国主义和从而产生的为人民服务的条件。（《土地改革与民族工商业》——1951年10月10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讲词——刊载于1951年10月民建会《民讯》第15期） + +## （二）论两面性 + +　　能否认，过去民族工商业者，在反动统治之下，是有两面性和动摇性的，是不太可靠的，但是也不能否认。经过一年多新时代的教育，他们的两面性和动摇性已大体消除了。如果还把解放初期甚至在反动时代的眼光来看他们，就不符事实了，不适当了。如果我们永远这样看他们，那就缺乏对新事物的认识，对四个阶级和平地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没有信心，就会在社会向前的时候，自己的思想落了后。”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的真心诚意，更应该认识到民族工商业者将来带着礼物——他们的事业，一同进入社会主义是可能的，就应该确立我们新的态度和作风——在宣传工作中心口如一的态度和作风。（《从宣教工作说到本会的性质和任务——在组织工作会议中的报告》——刊载于1951年6月民建会《民讯》第12期） + +　　有人问：“是不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完全要不得？”那也不是的。毛主席告诉我们；“一方面———革命性，又一方面——妥协性，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一身而二任焉’的两面性。”（新民主主义论）对革命的两面性决不是偶然的。它发源于思想上的两面性；而思想上的两面性，又有其物质的基础。发展资产阶级思想当中积极的、进步的、革命的一面，克服其消极的、落后的、反动的一面；这就是思想改造的任务。资产阶级思想的前一面，是接近工人阶级思想的，但是必须在工人阶级的领导教育之下才能发展的。（《四个阶级联合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工商界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理由》——刊载于1952年1月9日《光明日报》） + +## （三）论民族资产阶级 + +　　中国的产业家的确有一部分人存心并不“唯利是图”，而是想做一番事业的。他们和欧美资本家比起来，力量也真太小。就说自己吧，当有人说我是资本家的时候，我也有点不好意思承认。我尤其明了，在过去，中国工商业家真要“唯利是图”的话，做生产事业就大傻了。其实“唯利是图”和剥削是两回事，前者是主观的，而后者是客观的，剥削的结果也可以无利可图，因为利润是被帝国主义者、封建势力和官僚资本家所夺取了。此外，某些做生产事业的人，主视上即使并不“唯利是图”，但是依然需要谋取利润以满足资本家赚钱分红的要求。这些企业经营家在主现上不“唯利是图”，不存心剥削，不一味的代表资方，乃是资本主义青年时代产业家可能有的美德，是足以珍贵的。（《平津工商业的新生》——刊载于1949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 +　　本会是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党，不是一个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这点仍然是肯定的。一个统一战线的政党。不是一个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同时也不怕被认为资产阶级政党，而且欣然接受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称号；这在逻辑上是丝毫没有矛盾的。（《关于“工作报告”的一些补充说明》——1955年4月3日） + +　　如果哪位先生问：那末，正如工会有红色工会和黄色工会一样，你会可不可以说是一个红色的资产阶级政党？我以为，我们正可以欣然接受“红色资产阶级政党”的光荣称号。（《关于“工作报告”的一些补充说明》——1955年4月3日） + +　　显然有人认为民建会不应该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人认为知识分子不屑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好，请试试看，从工作中去得到教训的，不如此就做不通，其实，何必再试？检讨过去就够了。会务做不好的症结，就在这里。（《知何搞好我们的会（初稿）》——1950年4月在民建会全国干部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 +　　在共同纲领的领导下，站在统一战线人民民主专政的大立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不会发生‘闹独立性’的问题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本质上就不大闹独立性，它过去怯于革命，今天决不会勇于造反。（《知何搞好我们的会（初稿）》——1950年4月在民建会全国干部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 +　　民建会不能缺乏知识分子，那是肯定的。但，民建会必须以民族工商业者为主体，我门知识分子是辅佐他们，为他们服务的，找是必须肯定下去的吧？不如此，就不能说民建会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 + +　　知识分子通过民建会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在共同纲领的指导下，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和为人民服务是分不开的。（《知何搞好我们的会（初稿）》——1950年4月在民建会全国干部会议上的书面发言） + +## （四）论思想改造 + +　　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是可以成功的，一般说来，工商界是实事求是的，由于能够实事求是，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可能比较少一些，因而比较易于接受实践性。 + +　　有人想，我们要被推翻，如何还能接受马列主义呢？但事实上工商界一旦懂得了劳动观点，认识到剥削思想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民所允许的剥削是例外），只要善于设身处地，推己及人，那么由于自己是实际参加了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的，了解得可以比较迅速一些，还有人不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情况工商界是会少一些的。此外工商界在政治上一般地没有大的成见，所以也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工商业者与自我改造》——1951年11月25日在本会天津市分会第28次新世纪学习座谈会上讲话） + +　　在共产党领导下有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工商界思想改造是不大困准的，凡是真诚实行共同纲领，同时也会愿意学习共产党的理论，那样，向工人阶级学习为工农大众服务就成为很自然的了。工商业者如能在这一方面多多体会，虚心地向工人阶级学习，老实积极地为工农大众服务，本质上就要变成了服务工农的脑力劳动者。（《工商业者与自我改造》——1951年11月25日在本会天津市分会第28次新世纪学习座谈会上讲话） + +　　大学教授有超阶级与技术观点，工商界有他的优点即政治上上没有多大成见，政治上没有一套永远不肯放弃的理论，一般工商界对政治要凌空些。工商界的唯物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比较好的。没有真正的唯心的，他决不空想，超阶级思想是没有的。…… + +　　慢慢经过学习，他们自己检讨起来，就可以很明白过去自己对付工人的态度是不对的。俗话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屠夫一旦觉悟过去的错误，可以即时纠正。而我们吃肉的人反觉得不易知道屠夫究竟有什么不好。根据这些道理，对工商界的思想改造我很乐观。（《在北京市民主党派干部夜校讲话》） + +　　中国工商界的思想改造运动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那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小工商业者在人数上占绝大的比重。他们没有好大的资本可以依靠，“资本架子”小，而又从事于一部分的劳动。他们容易接受工人阶级思想。他们依靠新国家的决心很大，有的希望能到国营企业里去做一名职员，有的甚至希望到工厂里去做工人。（《四个阶级联合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工商界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理由》——刊载于1952年1月9日《光明日报》。） + +　　一般说来，人们往往欢喜接受那些有利于自己的思想。而拒抗那些不利于自己的思想，思想的发展当然也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工人阶级之所以容易接受马克思主又，就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它有利。旧资产阶级之所以拒抗马克思主义，就因为马克思主义对它不利。（《四个阶级联合与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性——工商界必须进行思想改造的理由》——刊载于1952年1月9日《光明日报》。） + +　　李维汉部长说企业是进一步团结、教育和改造资方人员的主要基地。我想，企业也是实行互相监督的主要基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来说，机关是实行互相监督的主要基地。现在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了，今后的主要任务，工业是搞好生产，商业是搞好经营。在企业中公私双方必须互相帮助，互相监督，互相学习；私方人员在业多上要努力发挥自己的专长；应该比过去私营时期更加对企业关心和爱护，以表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这正是工人阶级的思想和国家主人翁的态度。（《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说到我会的组织工作》——1956羊8月15日在民建中常委召开的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刊载于1956年10月民建会《民讯》） + +## （五）论党与非党 + +　　党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而不是行政领导，什么是政治领导。政治领导是讲清道理，依靠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比较高，善于解决原则方针性的问题来执行领导。……行政领导是依靠发号施令，往往容易由于包办代替而自陷于事务主义。所以实行政治领导，绝不是降低了领导，而是提高了领导。互相监督必须贯彻平等精神。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尽管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共产党员与民主党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全国公民的政治地位尽管不同，但人格是平等的。（《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说到我会的组织工作》——1956羊8月15日在民建中常委召开的组织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刊载于1956年10月民建会《民讯》） + +　　（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临时工作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二辑）》，1957年7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4/names.txt b/CCRD/1/4/14/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cb6e4fdda900a25b11c9d6e173b25c736028bf0 --- /dev/null +++ b/CCRD/1/4/14/names.txt @@ -0,0 +1,3 @@ +检查团领导“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海军服务的思想” +我怎样摆脱旧法影响？ +章乃器言论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5/000000.txt b/CCRD/1/4/15/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6b17e14fec49f292489be0210830e8dc5a9c76 --- /dev/null +++ b/CCRD/1/4/15/000000.txt @@ -0,0 +1,31 @@ +# 我们在学习苏联的道路上前进 + +　　<清华大学、钱伟长> + +　　自院系调整以来，清华大学开始学习苏联先进的教学制度和方法。在这条学习苏联的道路上有着层层的障碍。资产阶级落后的教学制度和教学思想，使我们在学习苏联的初期一般地只能限於教材的机械搬运和一些教学形式的改变，甚至还保留着“英美为体，苏联为用”的情形。但是当我们认清了新旧教学思想和教学制度是根本互相对立的两种体系以后，我们坚决依靠苏联专家，发动群众，从修改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入手，开始逐步细致地教学习苏联教学经验基本精神。在这些过程中，我们认识了只有坚决地长期地学习苏联的经验，才能最后改变我们学校成为一个新型的大学，才能培养祖国所需要的掌握先进科学技术、才德兼备体魄健全的建设干部，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工作和科学工作不断地创造前进。苏联专家在教学改革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切根本性的问题，都是依靠他们热情的指导和无私的帮助才获得解决，同时他们在校内是一个新型教师的旗帜，从各方面影响着全校师生。 + +　　我们究竟在学习苏联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呢？让我们在下列各主要方面进行一些估计： + +## 明确培养目标 + +　　我们的培养目标经过这一年的摸索已经初步明确了。旧大学并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这一点充分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盲目性。旧的对工程师的了解，并不需要什么政治思想性和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在科学技术上一般是经验主义的，按设计手册操作规程行事的，所以也是保守的没有创造性的。在大学毕业后，由於实际经验不足，并不能立刻独立工作，要作见习技术员三五年或是十年八年才能成为一个旧式工程师。一开始大家对於大学中能培养出工程师来这一点是既不相信，也很难想像的。就是相信了，在心目中所想像的也是旧式的经验主义的工程师。经过苏联专家在几次报告里，着重指出大学要培养工程师，并在各种场合下指出，一切教学工作都是围绕着这种目标有意识地进行的，现在我们才明确了，工程师的任务是改造自然，使自然的力量为人民服务。他们首先要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和通晓社会发展规律的知识，其次他们要掌握自然的客观规律，最后他们要能熟练地运用这些客观规律，独立地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现在相信，既然苏联能够培养这样的工程师，我们只要坚决学习苏联，也一定可以做到的。 + +## 课程为培养目标服务 + +　　其次，在培养过程上也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苏联的教学工作是围绕着培养目标在教学计划里统一进行的。这恰好和过去自由选课的学分制成一鲜明的对比。在去年院系调整初期，我们也学习了苏联的教学计划并订定了我们的教学计划；但是在那时没有实践的知识，也不掌握苏联教学计划的原则。一般是把苏联五年制大学的课程机械地压缩在四年里。有的课程名词翻译错了也就将错就错的开了上去。也有课程只知其名不知其内容。经过一学期的教学实践和专家的指导，我们认识了教学计划是培养一个中学生成为一个工程师的带有战略性的计划。我们懂得了因为初进大学的中学毕业生不易接受大学的教学方式，所以要多加课堂辅导；在高班里则应该逐步减少课堂时间，多增课程设计和课外自学的时间，以培养他们独力工作能力。我们重视了起决定性作用的生产实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并且对这些设计的要求和内容也具备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我们发现了在以往教学里各科教师各自为政、互不配合的严重缺点。我们懂得了教学大纲是保证教学计划的重要环节。所以我们不仅全部重新修订了教学计划，并且也重新修订了为各专业服务的教学大纲，并正在计划做生产实习和课程设计。一般讲来，我们现在对一二年级的课程和计划已经初具把握。对三年级的课程和计划，把握便较少，对四年级的毕业班课程便只有抽象的了解，我们相信在此后两年里经过了实践之后，便会一样地有把握的。 + +## 培养学生独立工作能力 + +　　在教学方法的某本原则的认识上，我们也提高了一步。过去教学原则是知识的口授，是填鸭式的，并不问学生究竟消化了多少。增加了习题课和讨论课，重点举行了口试，收获很大。一方面由於讲课采用了苏联教材，内容丰富了，但是在另一方面，由於教师不体会怎样有意识地培养同学独立思考能力的重要，因此内容太多，重点不突出，学生有问必答，在某些程度上增加了学生的依赖性。在这一学期起，经过了苏联专家指出大学的教学过程是一个培养独立创造的工程师以后，教师们已经普遍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注意，许多教研组都已订立了计划，如何施行启发性的有重点的讲课，以提高质量，如何领导习题课使与讲课配合，为培养独立工作能力而努力。 + +## 改进教材内容 + +　　在教材内容方面我们的成绩是很显著的。我们全校课程一百零七种中除了少数七种外，都已全部或大部采用了苏联教材。新的教材中强烈地贯穿着政治思想性，每一章里都贯穿着苏联的伟大成就与对科学的贡献，坚决地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唯心论的观点。在建筑土木机械等课程里贯穿着正确的经济观点和处处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观点，批判着资产阶级的浪费的设计思想，和保守主义的理论。尤其是苏联专家的讲课中贯穿着鼓舞学生为共产主义建设奋斗的思想内容。苏联教材一般有严密的科学系统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并且处处强调实际运用。这些优越的教材在学生里发生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因为这些教材准备仓促，一般教师对苏联教材的体会是不深入的，也有教师还认为换了书就把问题解决了，甚致有少数人把采用苏联教本和采用另一种英美教本同一看待。可见我们教师的认识也极不平衡的。 + +## 健全教研组 + +　　在学习苏联的教学组织和计划工作上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普遍地在院系调整后成立了教研组，在教研组主任领导下大部份教研组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保证了分配人力，组织了翻译教材，编订了大量讲义，通过试讲备课等方式保证了新教师讲课，加强了教师助教和学生的联系，全学期只有一次教师无故缺课没人代替。教研组在组织学习苏联中也起了作用。但是在上学期里，有一半的教研组并没有充份发挥集体的组织作用，形成“组织起来单干”。一般在经常深入讨论教材、教学方法等问题上，在经常检查成员的教学效果上，在交流教学经验上，在师资进修上都是做得不够的。自这一学期开学以来，各教研组在行政的领导和苏联专家帮助下，都订定了全学期的工作计划。在这次订计划的工作里，各教研组都研究了本组的实际情况，看到了今后教学工作对这一教研组的要求，因此除提高现在的教学质量外，还注意到科学研究及提高旧师资培养新师资的重要性，通过这次订计划，我们更深入地体会到苏联教研组制度的无比优越，和认识到教研组工作的重要和内容的丰富。 + +　　总之，我们的教学工作各方面，在行政和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苏联专家热情的指导和帮助下，在各系系主任和教师们的努力下。已经在学习苏联的大道上，迈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不能满足於现有的成绩，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学习苏联，改进工作，做到真正能为祖国建设的需要培养合格的工程师。 + +　　（来源： 原载1953年5月2日《新清华》， 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5/000001.txt b/CCRD/1/4/15/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b4dbd07b8331f7c7ead504b168aca2130abec1 --- /dev/null +++ b/CCRD/1/4/15/000001.txt @@ -0,0 +1,25 @@ +# 学习苏联一年的收获 + +　　<清华大学、钱伟长> + +## （钱伟长在1953年9月教学研究会上发言摘要） + +## 一、 积极学习苏联的一年 + +　　自院系调整以来，本校在这一年里，在党和中央高等教育部的关怀和指导下，在苏联专家的热心帮助下，经全体师生共同努力，在教学方面，已经克服了许多困难，获得了很大的成绩。 + +　　蒋校长来校后，坚决依靠苏联专家，发动教师，通过了一系列有步骤的教学改革工作，即修订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订立教研组的工作计划，教师们在苏联专家帮助下通过我们教师自己创造的典型，认真学习了苏联的先进教学经验，明确了培养的目标和各课程、各教学方式的目的性及其相互关系，这样才使我们的教学工作，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同时通过教研组和系的工作计划，把全体教师的工作有机地组织了起来，不仅对於目前的工作有了分工，使教师各按职责进行工作，并且对於今后的工作，也做了必要的准备。这样我们这半年在教学工作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不仅在教学质量上普遍提高了，并且在培养师资上也完成了巨大的任务。由於我们全体教师的努力，我们在教学改革的各方面都创造了不少宝贵的经验。 + +## 二、 明确了培养目标和各课程目的性 + +　　我们所要培养的新型工程师，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具有坚强耐劳的体魄的，是要系统的掌握自然规律，并能独立运用这些规律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人。根据这样的培养目标，我们才深切的体会到政治思想教育不仅是政治课教研组的责任，并且是我们一切教师的共同任务，因此政治思想教育也要贯穿在业务课中进行，并且不应该停留在绪论的一堂课里。譬如我们建筑系里提出了“对人的关怀”和“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相结合”的问题，我们的各种设计课里开始提出了为祖国节省财力、物力的经济核算观点，我们也明白了一切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不仅是为了增加劳动生产率，并且也是为了改进工人的劳动条件。 + +　　我们也试行了专家给我们的指示，在教材里贯彻国家的政策法令，批判资本主义教材里落后反动和唯心的成分，经常指出帝国主义使我国工业处於半殖民地的落后地位的影响，同时，也时时刻刻指出苏联科学的先进性，和苏联对我国的无私援助，增加着同学们学习苏联的热情，和对於建设祖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信心。 + +　　其次我们明确了新型工程师要系统的掌握自然规律，在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材里，一般是片段的，零碎的，经验性的材料，这种狭隘的实用主义观点使工学院的师生一贯轻视象化学一类的课程，对於物理也就发生了光学要不要和近代物理、原子物理要不要教的问题。很明显的，没有全面的、系统的自然科学知识作基础就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性的工程师。经过了一年的实践和体会，我们认识了系统科学知识的重要性。苏联教材体系分明，说理清楚，不仅在关键性问题上具体深入，而且把各种实际问题都建立在系统的基础科学知识上。 + +　　再次，因为我们认识到新型工程师要能独立运用自然规律，去解决实际问题，所以我们在上学期普遍地注意了培养同学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像电力机械教研组在实践里要求同学自己准备实验，使同学增加了收获。课程设计和科技小组的试行，在这方面收获更大，水工结构教研组所领导的同学科学研究小组对荆江分洪和润河集的止洪闸提出了意见。 + +　　为了巩固同学的学习情绪，发挥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正确的在同学中宣传专业目标是必要的。同学由於专业目标不清楚，往往产生一些不正确的看法。………建筑系同学有一批同学强调自己数理好，不愿学画图，要求转学转系，但在校庆展览宣传专业目的后，这些同学的学习情绪一般便安定了下来。 + +　　（来源：　《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5/000002.txt b/CCRD/1/4/15/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7127a60110813b5a901e1857506aff07d2c28cd --- /dev/null +++ b/CCRD/1/4/15/000002.txt @@ -0,0 +1,65 @@ +# 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 + +　　<北京大学、向达> + +## （向达：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发表时用笔名“方回”） + +　　中国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几千年来我们英雄的人民，经过无数的艰难困苦，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伟大史迹，到今天仍然昂首挺胸地走在世界进步人类的最前面。我们在世界上也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文化与历史文献；不仅如此，我们在历史科学方面并且还有极其优良的传统。 + +　　近百年来，我们国家受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治上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于是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也遭受了无比的诬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而然地蒙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色彩，以至于“数典忘祖”、“认贼作父”。历史学的工作当然不能例外。那时候，如胡适蒋廷黻之流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出卖祖国的“白华人”，打起伪历史学家的招牌，任意颠倒事实，把近百年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特别是美帝国主义者——认为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们在中国近代历史学工作方面所遗留的毒害，一方面使历史学脱离现实，引导青年为学术而学术，在一些孤立的古代历史事实中兜圈子，一方面在那里歪曲近代的历史事实，为帝国主义者歌功颂德。 + +　　因此，解放前，中国的历史学工作，在研究方面以及在大学的历史教学方面一般都表现出一种畸形的发展：研究工作偏重于上古的商周，近代史只谈外交不及其他。大学历史教学的教和学都从兴趣出发，不顾科学体系和客观要求；有的大学历史系竟从不开中国近代史课程。于是历史学中的基本工作如史料整理、总结工作如历史编纂的历史成为最不发达的部门。满眼是一些片断孤立不相连贯的著作；看不见爱国主义，也丧失了自己的优良传统。 + +　　但是，这并不是说近几十年来我们的历史科学工作完全是一张白纸。对于我们的历史，尤其是近代的历史，毛主席就有精辟而很正确的分析，对于历史科学工作，他也有很具体的指示。而一些先进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在动荡的革命时期，他们曾开辟了历史科学的道路。另一方旧派的历史学工作者中，一些渊博的学者们也作出了很好的成绩。 + +　　这是解放前中国历史学工作的一幅简单速写。解放后中国的历史科学工作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成长起来的。 + +　　×　　×　　× + +　　一九四九年全中国绝大部分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在科学研究工作方面首先成立中国科学院，把旧有的分歧的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合并，整理为将近二十个研究所。其中与历史科学有关的是考古研究所和近代史研究所。这两个研究所的成立，说明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工作即将走上一个新的方向：考古研究从附庸的地位独立成所，使将来的古代史研究可以更稳固地建立在物质文化史的基础上。而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使历史科学工作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这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所办不到的。 + +　　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短短的四年中间，考古和近代史两个研究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有了相当的成绩，起了相当的作用。考古方面把安阳的发掘从头作起，对于商周历史有惊人的发见。此外配合国家的建设，在唐山、白沙、郑州、洛阳以及长沙，作过很好的发掘工作，为战国秦汉的历史增添很多的知识，尤其是关于楚国文化，更可以说是面目一新。发掘工作以外，还出版了考古学报和两种专刊。并且也负起了领导全国考古工作和培养考古工作干部的任务，于一九五二年至五三年，和文化部的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高等教育部的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两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调集各大行政从事文物工作的青年干部予以三个月的短期训练。训练完毕回到原来工作岗位，配合当地的基本建设，从事清理和保护文物工作，逐渐纠正过去反动政府时代无政府的状态。 + +　　近代史研究所在这几年之间也作了不少的工作：培养了受过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训练的工作干部，初步建立起集体研究的基础，出版了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论文集，修订和重新出版了范文澜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一分册，以及范先生著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这些书籍的修订和出版，对于大学中学的历史教学起了相当的作用。 + +　　一九四九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下面成立了文物局，一九五二年改为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其中的博物馆处和文物处都是和历史科学有密切关系的。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央人民政府并陆续颁布关于保护文物古迹和禁止文物出口的法令。同时各行政区各省市也建立了文物局和文物保管委员会。重视文物，并把爱国主义教育贯彻到全国去，这是过去反动政府时代所不能想象的。 + +　　（×　　×　　×） + +　　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以后，历史科学工作者也呈现出一种空前未有的大团结，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新史学会，于一九五一年更名为中国史学会。全国各大城市如天津、上海、南京、开封、西安等处都成立了分会。过去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因为受反动政府的压迫，学阀们以及帝国主义者的挑拨和控制，意见分歧，始终不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解放以后，以前压在历史科学工作者头上的大山都扳倒了，于是在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范文澜、陈垣、陈寅恪诸先生的号召之下，成立中国史学会，全国有名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大学的历史教师，一部分的中小学历史教师，几乎都加入了。史学会内分成许多组，进行对于历史科学各部门的讨论和研究，主要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史和亚洲史诸方面。并决定联合北京各大学历史系以及其他各地的力量，从事于整理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工作，自鸦片战争起，分成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义和团、戊戍变法、辛亥革命、北洋军阀、五四运动，一共十二个段落。自一九五一年至五三年，已出义和团、太平天国、回民起义、捻军、戊戍变法五种，二十六厚册将近二千万字。其余七种可望陆续出齐。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和出版，是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团结的一个有力的说明，也是新中国历史科学方面的一个鲜明的指标。 + +　　×　　×　　× + +　　历史科学工作和大学的历史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解放前中国的大学实质上不过是英美大学的分校，大学的研究工作也只是受英美大学的委托为其分劳，或者为其供给资料而已。因此我们的学术不可避免地沦为附庸，脱离实际，有枝枝节节的建设，而无完整独立的体系。历史学也是如此。 + +　　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首先从事大学课程的改革，逐渐扭转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使之成为适合中国实际需要的，独立自主的教育制度。大学历史系规定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名著选读为必修；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史和亚洲史也列入课程作为选修。这算是初步纠正了过去大学里历史教育的自由散漫的现象，为学生打下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扫除过去叠床架座脱离实际的情形，把人才也作了合理的调整，并且开始教学计划的根本修改。全国各综合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是参考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课程的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修订的。把历史系的课程分成理论的修营（如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工具的训练（如俄文、历史文选）基础课程（如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亚洲史）辅助课程（如原始社会史及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国际关系史）一共四大类（体育除外），称为基本训练，一律必修。这比一九四九年的初步改革又迈进了一大步，使得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基础更坚实，更有系统。 + +　　自从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初步修订教学计划以后，到一九五三年七月，积累了一个学年的经验，于是又进行第二次的教学计划的修订。在综合大学历史系方面，基本训练部分除去个别课程上课时间稍有增减外，无其他大的改动（新民主主义论改为中国革命史，另添中国古典文学和教育学两门课程）。此外高等教育部要求综合大学作开设专门化的计划，为研究工作和培养高等学校师资准备条件，提出历史系设置七个专门化的草案。七个专门化是：（一）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前）、（二）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至五四运动）、（三）中国境内汉族以外诸少数民族史、（四）苏联及东欧诸人民民主国家史、（五）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史、（六）亚洲史、（七）国际关系史。每一个专门化课程可分为（一）中心课程、专门课程、专题讨论、（二）史料整理、历史编纂、（三）语文训练、（四）作业实习，四类。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 + +　　综合大学历史系教学计划的根本修改和专门化的设置，一方面标志着过去混乱和畸形发展的终止，一方面指示解放后即将走向自由独立发展的新的努力方向。这是历史科学工作自旧中国走向新中国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然也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一个光荣而又艰钜的任务！ + +　　（×　　×　　×） + +　　（以上所述是解放后新中国历史科学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此外如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对于新疆——特别民南疆——社会的调查，以及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上都是有重大意义的。全国类此者尚复不少，兹不一一叙述。） + +　　解放以后的新中国，在短短的四年间，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起了绝大的变化。整个国家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走上了自由独立的道路，一九五三年经济建设计划开始，向着社会主义迈进。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展转困苦于帝国主义蹂躏之下历时百年，至今重获自由，凡是热爱祖国的历史具有良知的人们，对于新中国的出现，无不欢欣鼓舞。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毛主席在天安门宣读公告，读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时候，全国人民感到无比的兴奋。历史是政治性最强的一门科学，历史科学工作者也是首先感到新中国自由独立的气息的。解放以来，历史科学工作者也在那里自发自觉地批判过去的思想努力改造自己。一九四九年北京解放不久，行年七十的历史学家陈垣先生就发表了他的致胡适的公开信，表示他对胡适诸人的憎恨，对新中国的热爱。而年逾六十的冯友兰先生，几年来继续不断地检讨和批判他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和所受实验主义历史观点的危害。这是新中国历史科学工作者自我改造的两个典型的例子。举此可概其余。 + +　　×　　×　　× + +　　以上对于解放后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工作，作一个乌贼式的报道，其中自然不免有遗漏或不够全面的地方。但是四年来历史科学和历史科学工作者之在那里配合着祖国的建设，稳步地转入一个新的方面，从上面简单的叙述里还是可以看出一点消息来的。不过在这四年中间，历史科学工作的发展不是没有缺点的。据我个人的意见，缺点表现在下列几方面： + +　　第一、领导不够强不够明确。历史科学工作究竟是由那一方面来领导？这是一般从事于历史科学工作者所想知道的。照说当然是由中国科学院来领导，但是科学院至今只有考古和近代史两个研究所，而照顾全面的历史研究所始终未见成立。中国史学会对于团结历史科学工作者一点曾起了相当的作用，而自一九五二年以后，就此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所以这几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 + +　　第二、没有树立起自由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解放后四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在自由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方面，表现得太沉默了。象武训的问题，象宋景诗的问题，就是由文艺界发动起来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很少人参加讨论。象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问题，在历史教学上是需要予以解决的，但是就讨论不起来，几篇文章之后，不闻嗣响，好象有所顾虑似的。究竟有什么顾虑呢？自由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不能树立，要想学术进步和提高是不可能的。 + +　　第三、没有一种比较全面的历史科学刊物。现在所有与历史科学工作有关的刊物只不过是“文史哲”、“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和光明日报的“史学”副刊等几种。而这几种都为它们本身的条件所限制。还不能成为全面性的历史科学刊物。科学院出版了考古学报，而史学集刊又有停刊之讯。所以历史科学工作，就定期出版物而言是比较寂寞的。但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未能建立自由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情况下沉闷的空气，窒死了历史科学工作者的热情，其不能出版全面性刊物，乃是势所必至。 + +　　第四、各大学的历史系缺乏联系。历史科学工作在上面所说一种情况之下，以至于人自为战；各大学的历史系埋头于自己的问题，“小国寡民，彼此不相往来，”因而发生了历史科学工作的自流现象，或者可以说怠工的现象。以上四方面都是互相关联的：无组织无领导，就不容易发挥力量，就很难作到自由讨论，出版刊物，商量邃密了！ + +　　×　　×　　× + +　　解放后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工作，它的成绩是应该肯定，它的缺点也是应该承认的。但是我们认为这种现象，在发展过程中仍然是正常的。我们相信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之下，凭借着自己丰富的历史文献和优良传统，好好的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有组织，有领导，团结所有的历史科学工作者，树立起自由讨论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必然能把历史科学推动起来，配合祖国的建设，发出它应有的光辉。 + +　　 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于北京 + +　　（来源：1953年10月3日《光明日报》，史学第十四号；《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5/names.txt b/CCRD/1/4/15/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57678b68bd6d3085a87c61c0d44b5d1536b2c --- /dev/null +++ b/CCRD/1/4/15/names.txt @@ -0,0 +1,3 @@ +我们在学习苏联的道路上前进 +学习苏联一年的收获 +解放四年来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发展概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6/000000.txt b/CCRD/1/4/16/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4cfde25f12c868e8f0c31ab45ca6358bdccef9 --- /dev/null +++ b/CCRD/1/4/16/000000.txt @@ -0,0 +1,37 @@ +# “三也”革命小组纲领 + +　　<四川、张化纯> + +## 一、序言 + +　　历史的巨轮是无时无刻不在前进着，新生的力量推翻旧的力量而代替之。世界上没有永恒不变之物，这是历史运动的规律。世界各国的历史演进，都证明了这一真理。江山依旧，朝廷人新。值此宇宙处于大的变动之际，我辈青年岂能静坐其中？应当奋起，以自己的双手推动历史巨轮前进，变自己为主人。 + +　　国家——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统治者要力保自己的统治，被统治者要求得自身的解放，摆脱桎梏，英雄立起，反对统治异己的阶级。后浪推前浪，新人代旧人，这是推进历史前进的力量。青年们——推进历史的主力军，应当组织一支巨流，以排山倒海之势，把历史推进一步，完成生活赋予的使命。 + +## 二、总纲 + +　　反对共产主义是我们的宗旨。在中国建立一个没有共产主义的社会是我们的目的。 + +　　目前世界形成两大壁垒。一是共产主义力量，一是反共产主义力量。二者已成均势，正处于决斗之际，更需加倍努力，以战胜共产主义之统治。 + +## 三、章程 + +　　第一条：凡反对共产主义，要变中国为非共产主义的人士，均为三也革命小组之友人、盟军。共同努力，以推翻以共产党为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建立没有共产主义的新社会、新世界。 + +　　第二条：目前的中国，共产党的势力已占优势，人们被压在深渊，国民党在国内的武装已被解除，红色宣传麻醉着人们的心灵，统治着人心。特别的法纪森严。据此，不能擅动，应忍受痛苦，伺机而起，以利三也长远事业。 + +　　第三条：国外反共势力的兴衰，是我们行动的依据。须内应外合以攻共。扩大组织，充实力量，视战争的变化，鸣鼓而起。 + +　　第四条：国内的反共势力是我们斗争的盟军，与其联合，组成游击时期之力量，以解决武装问题，保证实际行动的实现。 + +　　第五条：三也应以各在单位为阵地，展开对共产党的“和平”斗争。揭露其腐朽、丑恶、黑暗之面目。不让红色宣传顺风无阻，麻醉人心。 + +　　第六条：为适应新生的未来之需要，必须努力学习知识，各专其一，保证未来的应用。 + +　　第七条：永久忠实于自己的革命友人，在任何情形之下，决不叛变，是三也革命小组的崇高品质。是斗争胜利的保证。为此，发生不幸之时，责任由其个人负担，勿贪生畏死，以他人的生命来保存自己的生命。为个人的偷生毁灭整个的事业。 + +　　第八条：三也革命小组的纲领，是三也的行动南针。是三也的决议。必须保证实行。保证贯彻。 + +　　 三也革命小组　组长×××参谋张化纯组织联络××× + +　　（来源：《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2》（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1957年7月23日。原题为：“成都铁路局生活供应处业务员张化纯亲手起草的“三也”革命小组纲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6/000001.txt b/CCRD/1/4/16/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994db678f152a889a1ad85b8762cd83f9e4597 --- /dev/null +++ b/CCRD/1/4/16/000001.txt @@ -0,0 +1,49 @@ +# 给教育部高等师范司司长李实的信 + +　　<北京师范大学、胡明> + +　　(胡明：俄语系教授、系主任) + +　　（高等师范教育司司长李实同志：） + +　　根据四月十二日在何副校长办公室谈话的结果，我觉得有几点要向上级有所申述： + +　　何锡麟同志在专家报告会上的总结发言与事实有很大的出入，虽然记录不完全，但何校长本身是不能否定的，归纳当时的谈话及日常的一切工作情况，应当指出： + +　　(1)何校长是只听汇报没有进行分析的，因此不能真正掌握事实的真相。 + +　　(2)何校长虽然不是只凭单线反映，但充分证明了他的偏听偏信，因此失去了原则而有意或无意包庇了犯错误的党员。 + +　　(3)何校长虽然是搞理论工作的，而且革命斗争经硷也很丰富但在俄语系的事件上却没有正确分析事物的能力，不能鉴别什么是唯物主义和什么是唯心主义。 + +　　(4)何校长在他自己的指导中有意或无意地鼓励或支持了俄语系内的唯心主义的教学路线。 + +　　(5)何校长在他自己的指导中有意或无意地鼓励或支持了俄语系内的分散主义和极端自由主义的工作路线。 + +　　(6)何校长在他自己的指导中有意或无意地主张单纯的惩办主义。 + +　　(7)何校长是只能听颂扬而不能听批评的，所以在指出了他的错误时不能诚恳地承认错误，而尽力逃避推卸。 + +　　(8)何校长是感情冲动意气用事的，当我按组织系统向检查组提出五十二个问题时，何校长是气势汹汹准备各种办法来对我加以打击的，幸得有教育部的制止才未能继续发展，但何校长的个人意气是不能消除的，因此在专家报告会上带有浓厚的意气成分。 + +　　(9)何校长在各种总结发言或报告中，几乎都是采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式进行，忽视基本情况，对个别现象或偶然现象加以夸大或渲染，以期高下在手，随心所欲。 + +　　(10)何校长的办事原则是不尊重组织系统的，(至少在俄语系是如此)，系主任处于毫无作用的地位，同时也不能按组织系统进行从上而下的纠正或指导，而是有意或无意地鼓励下层来反对系主任。 + +　　(11)何校长不了解党与非党的组织界线不能成为工作上的界线，党与非党在工作上应当是没有界线的，应当都是按照党的世界观和人员政府的法令政策来办事的。 + +　　(12)何校长对他自己要求是不严格的，习惯于发号施令，常常作轻率的发言，不认真考虑他自己的地位会对群众起什么样的影响，对校部也是要求不严格的，发生责任事故时一律往下推，不管校部的指示前后矛盾，人各矛盾，而把一切的错误都算在下级的账上。 + +　　总而言之，我觉得何校长犯了自高自大官僚主义的错误，而工作方法和思想方法又没有消除主观唯心论的因素，用此只能依靠党的威望来工作，而不能通过自己的工作来为党增加威望。对不少事故由于缺乏鉴别的能力所以不能及时处理，长期拖延不决，一切听其自流，而造成工作上很难补偿的损失。至于这些是否由何校长个人负责或另有原因，那么我就无法知道了。 + +　　在这样的具体工作环境中，我深深地感到万分困难并且毫无保障，因为一切工作都是要及时进行的，一切工作决不能都等待教育部的检查组和费拉托夫专家来解决，教育部的检查组走了以后我们怎么办，我们是要在校长领导下来进行工作的，在无力鉴别，是非不明的情况下怎能进行工作，何况还有或多或少意气的成分。因此，我郑重提出请教育部重新考虑我的工作问题，党号召科学工作者都回归到自己的研究工作岗位去。我虽然不是一个什么象样的科学工作者，至少自己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二十年的学习，也少写了二——三十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或译作，当然，以一个非党的身分，谈到党的世界观时，或多或少不可避免会犯一些错误，但就基本情况来说总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来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的，即使过去有错误，也可以通过党的领导和帮助来改正自己的错误，即使过去学习得不够，也可以在党的领导和帮助下来重新开始从头学起，所以，我虽然是一个不象样的科学工作者，却迫切盼望党——一切科学工作的母亲和最高指导者能给我一个继续研究的机会，把我调出北京师范大学，免得使我在俄语系的工作中铸成大错而百身莫赎。 + +　　请李司长把我这封信转呈柳湜副部长，如教育都解决有困难，则请柳副部长逐级转呈党中央，我愿耐心地暂时继续进行俄语系工作直到党中央批准了我转移工作的时候为止，虽然我自已是象大旱望云雨一样时刻不宁地在等待着教育部和党中央的指示。 + +　　（致以同志般的敬礼。） + +　　 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系主任胡明 + +　　1955年4月14日(此件系摘要发表，见《北师大反右资料汇编》) + +　　来源：《“阳谋”下的北师大之难》(真相出版社，2011)。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6/000002.txt b/CCRD/1/4/16/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c9d4a3505730bd0c569b4034f5455c111528382 --- /dev/null +++ b/CCRD/1/4/16/000002.txt @@ -0,0 +1,31 @@ +# 向浪费专业人材的现象作斗争 + +　　<清华大学、钱伟长> + +　　《新清华》编者按：1955年以前全国还没有教育改革后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除个别学校的少量毕业生外)，而五年计划才制订不久，各项企业和管理部门正相继建立，五年计划前招的学生分科人数和国家当前需要事实上不可能完全对准。钱伟长当时就利用人事部门分配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和一些毕业生对工作岗位的不满意，大肆攻击党的人事部门；说他们是“不能容忍”的“官僚主义”，“无情地浪费人材”，“缺乏应有的甚至是起码的科学技术常识”，煽动青年起来斗争。他当时表面上仍打着拥护教学改革的幌子，强调专业教育的优越性，但却有意地加以绝对化(如础学桥梁结构的作房屋结构就会毛病百出，而实际上这个专业是有相同的技术基础知识的)，毫不考虑必要条件下的灵活性。(1957年1月他在高教部修改教学计划座谈会上却大谈其“专业宽些，这样万能性大些”根本反对专业教育。)他的真意就是取消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思想和曲解“学以致用”的意义，对学生在服从国家统一分配问题上进行挑拨煽动。这一点在另外一篇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思想的反映”里，暴露得更清楚了。 + +　　 1957年12月 + +## (原文) + +　　一个高等学校的毕业生，不是随便就能够培养出来的。在高等学校里，一个学生要经过四年到五年的长期教育。他们根据不同专业需要，要学习三十多种内容完全不同的课程，要进行二次到三次专门的生产实习，五次到十次的课程设计，和整整半年的毕业论文设计工作。他们经常受到热爱专业的教育，通过这些教育，使他们的热情、爱好和希望完全融合到国家建设中来。因此那种官僚主义的对待去年毕业专业人材的态度，草率地要求去更改专业的行动，实在是我们所不能容忍的。 + +　　高等学校教师们是完全了解祖国建设需要专业干部的情况的，教师们为了支援祖国的建设，总是尽量克己，少留助教，以至有些老教师，一人担当了两人的工作，尤其是缺人的新学科，一天担任十几小时工作，对教师来说是普遍的情况。但是，正是我们支援的用人部门，有的却在无情地浪费着我们支援的人材，这怎样不使我们高等学校的工作者们感到愤慨呢? + +　　在苏联，高等学校的毕业生称为专家，专家的业务，不是在短期工作中便能熟习的。因此，在苏联专家有进行他的专业工作的权利，这是因为在工业农业等建设里，专业人员一方面有着严格的分工，另一方面又有密切的配合联系，一个人的问题，常常会牵一发而动全身，以致造成很多的浪费和损失。假如一位学桥梁结构的专家，不让他去搞桥梁结构，而要求他去搞房屋结构，这不仅会因为在桥梁结构方面缺人，影响桥梁的建设工作；而且，这个桥梁结构的专家在搞房屋结构时也一定会毛病百出，影响房屋设计、房屋施工、上下水道、暖气通风等专家的协同工作，造成其他专业人员的工作上的浪费。这好像一架机器，一个齿轮安错了地方，这架机器的全部功能就会大大降低，或是根本不能使用。因此，一个专业人材分配不合理所造成的损失，决不是浪费了一个人材，而是会使国家浪费很多人材。 + +　　轻视专业训练，笼统的认为“大学生所学的是基本知识，没有什么专不专”，公开要求高等学校毕业生树立“改行思想”的胡涂观念，充分表示了这些用人单位怎样落后地用手工业生产的用人观点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工业建设。就是在手工业生产的时代，学徒学一样手艺也需要几个月或几年的时间，这种漠视专业，漠视科学技术分工的用人思想。正严重地影响着祖国技术力量的增长，影响着祖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使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 + +　　造成人材浪费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主要是某些用人单位的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缺乏应有的甚至是起码的科学和技术的常识，同时，他们并不虚心听取毕业生的意见，认真研究毕业生所学专业的用途，了解本单位工作的实际需要情况。有些工作的同志，仍用他自己在反动统治时代所受的大学教育，来衡量今天在教学改革后的专业教学，那时确实在大学里学到的只是一般的基础知识，至多也是分科的专业基础知识，如分成电机，机械，化工，冶金，采矿等科学。但今天，高等学校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学习着苏联的学制和专业专家的培养计划，已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较合理细密的分工，我们现在已设了一百六、七十个不同的专业。在反动时代，半殖民地性质的工作，没有什么独立自主的生产需要，因此，笼统的只有什么机械的训练就足够，机械系毕业的学生，只是一只三脚猫，什么都知道一些，什么也知道得不够。但是我们业已走进了社会主义建设时代，我们已经有条件进行专业人材的分工培养了。在机械方面，我们分为机械制造和动力机械制造两大类专业。每一类专业又根据现场分工需要分成铸工、切削车床、压力加工、热处理、焊接、汽车、拖拉机等许多的专业，进行着完全不同的专业训练。用人部门假如年年分配干部，而又年年弄不清楚这些分工，那我们完全有必要要求他们到新华书店买一本每年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编制的“升学指导”，因为在那上面，就详细地、通俗地解释了每一个专业的培养内容和培养目标，明确地写明着每一个专业的毕业生的专业服务对象。 + +　　其次，计划不周也是人材浪费的主要原因之一，用人单位在事前没有计划，事到临头，伸手要人，譬如对暖气通风专业的要求，电机及电器专业的要求，就是一例。 + +　　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专业是绝对不能更改的，因为在目前，高等学校专业设置反教学内容不可能完全符合实际需要，毕业生的各专业人数之间的比例和实际需要的各种人材之间的比例还有一定矛盾。而且技术在发展，现代化工业建设常常会提出前所未有的专门人材的需要。国家为了发展新型的企业，就会要求一些干部改行，进行完全新的工作，但是，这样的改行，必须经过很慎重，很周密地考虑。譬如，苏联在发展建筑机械工业时，就是动员了一批工业民用房屋建筑的施工工程师和一批拖拉机制造工程师改行来完成的。又譬如，苏联在发展水力发电站的工业时，就是动员了一批电力工程师改行来完成的。但我们必须指出，改行是万不得已的事情，也是非常复杂事情，有的好改，有的不好改。用人部门要求专业人材改行，应该多多同学校和专家们商量。而且，国家最好是能有一个部门专管专业人材改行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个别用人部门的本位主义，才能避免造成不必要的改行。 + +　　还有，在量材使用上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高等学校经过了教学改革，学习了苏联的教学方法和教材内容，毕业生的质量已有很大提高，全国不少学校，不少专业的毕业生，已经正规地进行了毕业设计。我们认为，完全有必要要求全国给予进行毕业设计工作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以统一规定的技术职位。因为这样，更易於发掘潜力和克服浪费人材的现象。为了取得用人部门的信任，我们高等学校完全欢迎用人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高等学校毕业生毕业设计答辩委员会，来参加审查毕业生的标准和水平。 + +　　最后，许多高等工业学校的毕业生在分配工作后，被用人单位留在机关里进行着像秘书等行政性的机关工作。甚至，有人从一九五一年毕业后就一直作着某机关的秘书，三年来把什么专业知识都忘光了。我们要知道，专业技术人员是很难培养的，他们在高等学校毕业后，应该给予生产现场的锻炼，这样才能巩固和发展他们的专业知识。这对於国家培养青年技术干部是完全必要的。否则，只把他们放在机关里，就一定会使他们脱离生产实际。部里、局里要不要工程师或技术人员呢?当然要，但是应该调现场有经验的工程师来充任。至於说调技术人员做一般性的行政工作，不论甚么借口，都不能是合理的。 + +　　今天，祖国一方面需要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浪费人材的现象，这是使人十分痛心的事情。各个用人单位为了本部门狭隘的利益，硬给高等学校的毕业生扣上一大堆毫不相干的帽子，压制着他们的意见，使一部分有用的专门人材无为地被浪费着，闲置着，我们希望有关单位尽快的纠正这些现象。但是记得这样的事情年年发生，也年年批评。有时候只是批评，没有组织的保证是不成的。我们希望政府专门指定部门，来管理这种人材浪费的现象。并应该主动地公开鼓励凡被不适当使用的专业人员向这种浪费人材的现象进行斗争，可以公开鼓励这些人员写信给这个专门指定的部门进行控诉，并给予法律上的保障，不使因为进行控诉而受到任何损害。这个指定的专门部门，有权进行调查研究和处理调整。各个高等学校在这些工作上，是完全有条件来根据专业知识帮助这个指定的部门判定自己的学生是否被使用得合理的。 + +　　（来源： 原载1955年4月27日《人民日报》，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6/000003.txt b/CCRD/1/4/16/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1f4f7c3d82e7802c04a6066519c36372a594e5 --- /dev/null +++ b/CCRD/1/4/16/000003.txt @@ -0,0 +1,15 @@ +# 在河南省文联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 +　　<河南、李索开> + +## (李索开：诗人，《奔流》编辑) + +　　河南人民出版社，大官容易小官难缠，《奔流》广告到一号还不给登，说怕越登订户越多。出书质量低，作者不愿拿稿子去，愿到外地出书。 + +　　编辑也有苦恼，无社会地位，无政治地位。人代会编辑就没有参加的，作者写文章能参加。现在是一级级的，开鲁迅纪念会、作者在主席台是主席团，编辑只能当记录。 + +　　编者、作者、读者有矛盾，质量低，读者有意见，不发表作者有意见，编辑两头受挤，这也是苦恼。 + +　　 （根据记录整理）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6/000004.txt b/CCRD/1/4/16/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2d9ef6938ccf4b2dab4d38dcfedf6056d3cfa0 --- /dev/null +++ b/CCRD/1/4/16/000004.txt @@ -0,0 +1,157 @@ +# 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 +　　<中国人民大学、吴景超> + +　　梁漱溟在解放前后，一共写了四本书，即《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作於一九二○——一九二一)，《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作於一九二九——一九三一)，《乡村建设理论》(作於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及《中国文化要义》(作於一九四一——一九四九)，在这些著作中，梁漱溟一贯宣传他的反动理论。解放以后，他的思想进步是非常迟缓的。他在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自己承认：“表面上好像思想意识也有了不少改变，而实际上还是老一套的思想观点盘据在脑子里，很难拔除。”一九五五年二月，他发表了—篇告台湾同胞书，从中我们才开始看到他有了一点转变的痕迹；但是这种转变，同人民对於他的要求，相距还是很远的。 + +## 一 + +　　梁漱溟思想的中心环节，是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他的那套理论，萌芽於一九二二年，大半决定於一九二六年冬，而成熟於一九二八年(《乡村建设理论》〔以下简称“理论”〕自序，第二页)。这个时期，正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中国共产党正将工作的重点，由敌人力量比较强大的城市，转移到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对於这一伟大的人民解放运动，敌人当然是视为心腹之患的。所以从一九三○年起，敌人对於红军根据地，就连续进行了五次的“围剿”。同时在思想战线上，敌人配合这五次围剿，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梁漱溟就在这条反动的思想战线上，担任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武器，就是乡村建设理论。 + +　　梁漱溟所搞的那一套乡村建设，其目的是在反对中国共产党。这一点，他是并不隐讳的。他说： + +　　“共产党在眼前短期间内，将成一时有力倾向，殆为必然的。我们如果不能指点出一餍足人心的新方向，不能开辟一条给社会有力分子情甘努力的大道，则举国青年都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以下简称“觉悟”〕，第二四页) + +　　他自吹自擂，说他所搞的乡村建设，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妄想以这一运动来代替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运动。他说： + +　　“共产党的作为，实是中国的一种农民运动。农民运动为中国今日必定要有的，谁若忽视农民运动，便是不识时务；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我们的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替代共产党。”(“理论”，第二七九—二八○页) + +　　他又厚颜地说： + +　　“有此运动而后其他的农民运动才用不着，共产党才可以没有。”(同上，第二八四页) + +　　但是，共产党如何才可以像梁漱溟所希望的那样消灭下去呢？一方面，他期待着反动政府的“围剿”。他说： + +　　“最近中央政府因为剿除共匪，盛倡要以人民自卫组织为根本方法；谓必人民如是起来协助政府，而后匪共可清。这自然是不错的。”(同上，第二七七页) + +　　另一方面，也就是梁漱溟所致力的方面，就是妄想从理论上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路是走不通的。在梁漱溟的眼光中，我们政治上的第一条不通的路，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而我们政治上的第二个不通的路，就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觉悟”，第一六三—二○一页)为甚么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在我国走不通呢？根据梁漱溟的说法，是因为有三点困难：“第一阶级基础难；第二革命对象难；第三理论统一难。”(“理论”，第九四页)梁漱溟那些“最精采的”谬论，都在这三点困难面前表现出来了。 + +　　“第一阶级基础难”。针对着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梁漱溟否认中国有阶级，他认为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理论”，第二八页)。中国是否有工业无产阶级来作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呢？关於这一问题，梁漱溟的答案是前后不一致的。有一个时候他说：“中国所有近代产业工人甚少，靠他革命是靠不来的。”(“觉悟”，第一七四页)但到后来，他连这很少的近代产业工人也否认了。他说：“无垄断即无阶级。生产工作者(农民、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可以自行其生产。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理论”，第二八页)。你看，工人恒自有其生产工具，那能算是无产阶级？於是，几百万工业无产阶级，便从梁漱溟的视线中消失了。工人既不革命，那末农民是否革命呢？梁漱溟代替农民说：“他们的信仰和习惯数千年沿用，无大改变，保守性格外深重。所以要向中国农民谈革命简直是碰壁不通。”(“觉悟”，第一七六页)工人农民都不革命了，还有甚么别人要革命吗？，梁漱溟说：“我敢说，一切劳苦群众但有工可作，有地可耕，不拘如何劳苦，均不存破坏现状之想；除非他们失业流落，或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者。然即至於此，仍未见得“绝对革命”；投身土匪，或投身军阀的军队，或为窃贼，或为革命先锋，在他们是没甚分别的。”(同上，第一七七页)梁漱溟就是这样来诬蔑我们的革命队伍的。工人不革命，农民不革命，一切劳苦群众也不革命。只有失业流落，荒唐嗜赌，或少数例外的人，才去革命。而对於这些投身革命的人，作窃贼与为革命先锋，并无分别!在这样的诬蔑了革命队伍之后，梁漱溟便得出他的第一条结论：“阶级基础难”。 + +　　“第二革命对象难”。为了反对中国共产党所指出的革命对象，梁漱溟说：“现在凡是关切中国问题的人，多半痛恨两个势力：一是帝国主义，一是封建军阀。我也不能不痛恨。但大家以此为革命对象，则为错误。”(“理论”，第九九页)为甚么把帝国主义当作革命对象是错误呢？梁漱溟的解释说：“国际的侵略压迫亦不能怪人家，而实由自己不能应付环境。其最大原因在自身陷於分裂冲突不能凝合为一个力量以对外。”(同上，第九页)这种倒果为因的说法，同胡适的主张如出一辙。所以梁漱溟便引胡适为同调说：“说到此处，使我们想起胡适之先生於打倒帝国主义不置意，而独创其五大魔之说，虽立言不免稍笨，而正非无所谓也。”(同上，第九七页)至於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在梁漱溟的眼光中，则是革命的产物，而非革命对象。为甚么说他是革命的产物呢？据说，军阀在一九一一年革命前是没有的。辛亥革命以后，虽然出现了军阀，但“他不劳再否认；——因他并没有被承认。他不劳再推翻；——因他并没有设立”(同上，第一○二页。重点是原有的)。此外，中国是否还有剥削阶级可以成为革命的对象呢？梁漱溟回答说：“现在许多人咒骂剥削，其实中国离剥削尚远，没有秩序那能谈到剥削!”(同上，第七四页)。在这样否定一切革命对象之后，梁漱溟便得出他的第二条结论，“革命对象难”。 + +　　“第三理论统一难”。毛主席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由此可见，在真正革命的阵营内，理论是统一的。但是梁漱溟却把一九二七年以后反动的国民党内各种派别的争论，说成是理论统一难。他就在理论统一难的幌子下，贩卖他那一套反动的乡村建设理论，还以为他那一套是“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其狂妄可见。 + +## 二 +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梁漱溟过去的思想，是反党的，反革命的，因而也必然是反人民的。 + +　　现在我们要进一步追问，他的理论到底是代表谁的利益，是为谁服务的。 + +　　在梁漱溟的告台湾同胞书中曾有一段提到他过去自己的立场。他说：“过去我在国内政治上一向的立场和行动路线，既不是一个跟着国民党走的人，亦不是一个跟着共产党走的人，若干年来历历在人耳目，是不须多表的。”梁漱溟说他不跟着共产党走，那未免轻描淡写了。过去有一些知识分子没有跟着共产党走，但他们并不攻击共产党。而梁漱溟呢，从上面所引的几段文字里，就可看出他过去是以消灭共产党为他自己的任务的。他不只不跟着共产党走而已，他是站在共产党的对面，以他那套理论为武器，攻击共产党最厉害的人。 + +　　这一点是没有甚么可以讨论的。 + +　　现在要讨论的一点，就是梁漱溟过去是否一个不跟着国民党走的人。 + +　　一九三五年十月，梁漱溟在邹平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中作了一次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把当时国民党统治区一切的乡村工作的后台老板，无意地暴露出来了。他说：“国内各地乡村工作的财源，不外两个来成：一是从政府来的；一是从外国来的。”(“理论”附录，第九页)定县平教会，以及燕京大学、金陵大学等处所搞的乡村工作，是帝国主义给钱的。而梁漱溟等所搞的乡村工作，则是当时的反动政府给钱的。 + +　　当时的反动政府，为甚么肯把钱给梁漱溟来搞乡村工作呢？这是因为梁漱溟已经向反动政府替自己写了保票，保证自己是国民党的一名成员，是替国民党办事的，他在编“村治”月刊的时候，在第一篇文章里，就把自己的党籍确定下来了。他郑重申明说： + +　　“我在国民党过去的历史上是有党籍的；——我曾参加光复前的京津同盟会，和民国初年的国民党。不过在十三年以后便无我的党籍。照我自己的解释，我依旧算国民党人，旁人如何论法，就非我所知。”(“觉悟”，第二九页) + +　　（这段声明的用意，现在看来是很明显的。一九二八年蒋介石曾在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许多人在白色恐怖下吓昏了头脑，就赶快声明自己同共产党无关。梁漱溟说他在十三年以后无党籍的用意就在此。但是当时如不沾一点国民党的边，就不会得到反动统治的信任，所以他又搬出一套身份证来，说明自己是一个同共产党无关的国民党人。然后他便向国民党表示以后工作的方向，那就是清除共产党理论。“彼共产党理论胡为而要劳我们国民党人去清除他？正谓其混迹於国民党理论内而惑乱我耳”(同上)。自此以后，梁漱溟在做农村工作的年代里，就没有改变过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三五年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我们与农民处於对立的地位”(“理论”附录，第十页，重点是原有的)。） + +　　梁漱溟是否一个不跟国民党走的人，上面的分析不是已经给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了吗？ + +　　蒋介石在叛变革命以后，已经不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了。蒋介石发展了买办的封建的军事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官僚资本主义。梁漱溟在这个反动政权之下进行乡村工作，也只能为反动的阶级服务，而首先就是为封建地主阶级服务。 + +　　中国过去的乡村中，分化为地主阶级及农民阶级。少数的地主及富农掌握着大量的土地，他们藉此残酷地剥削农民。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向领导着农民，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当然要对此拼命反对。梁漱溟反对在乡村中进行阶级斗争的理由有好几个。第一，他否认中国有阶级，这在上面已经指出了。在有一次演说中，他还提议不要用“农民”，“农工”，“被压迫民众”，“无产阶级”等名词，而用“乡村居民”一个名词来包括所有住在乡村中的人。(参阅“觉悟”，第二一五页)这样，地主是乡村居民，农民也是乡村居民，大家都是一样，就用不着进行斗争了。其次，假如还有人坚持乡村中有地主阶级，也有无地少地的农民阶级，他就提出另外一种缓和局面的论调说：“土地集中垄断之情形不著；一般估计，有地底人颇占多数”。(“中国文化要义”〔以下简称“要义”〕第一六五页)这等於承认了乡村中有垄断土地的事实，还有无地的农民。假如无地的人起而要求土地，怎样办呢？这就引出梁漱溟第三种反对阶级斗争的理由来了。他说：“中国过去对於农地私有的反响或则欲为根本推翻，或则欲为相当限制；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欲推翻者无不失败，即限制者亦收效甚微。”(“理论”，第四一三页)在梁漱溟的眼光中，“现在的农民对於很多重要的事情，他都是模糊”(同上，第四三七页)，所以只要梁漱溟把历史拿出来吓唬他们一下，说他们如果提出土地要求，那一定失败，或者收效甚微，农民也就会知难而退了。 + +　　这种主张，完全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 +　　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人，到乡村去工作，当然不是要暴露和揭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矛盾，而是要掩饰这个社会中的各种矛盾，不是要去帮助农民进行阶级斗争，而是要熄灭阶级斗争。 + +　　了解梁漱溟是站在谁的立场上到农村去进行工作，我们就不易为他的“哲学”，“理论”，“运动”，“文化”，“理性”，“向上精神”等等名词所诱惑，而能够从他的阶级根源去看他的工作实质。 + +　　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运动，有几件事情是不做的。首先，他不领导农民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据说这些事情，“在农民都看得不切己，……这在多数中国农民是不能干的，不肯干的”(“理论”，第三五一—三五二页)。他也不领导农民去打倒土豪劣绅，废除苛捐杂税，据说如果这样做，“没土地没生路的少数农民也许跟着你走，大体上还是不行的。即令一时引动起来，也许走到半路仍废然思返”(同上，第三五二页)。总之，凡是农民坚决要求的事，梁漱溟所领导的乡村运动，就坚决不干。他决定同农民处於对立的地位。这一点，初看似乎不好懂。为甚么搞乡村运动的人，根本不理会农民的痛苦，农民的要求呢？如果我们了解梁漱溟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去搞乡村运动，那末这一切就都成为可以理解的了。 + +　　梁漱溟既然要搞乡村运动，所以就要建立组织。他的乡时组织，内容共分四项：一、乡长；二、乡农学校；三、乡公所；四、乡民会议。第一第二两项，属於文化运动团体，但要得现政权的承认。第三第四两项，则属於现政权下之政治组织系统(同上，第二二九页)。梁漱溟说他要坚守社会运动的立场，但从这个组织的内容，就可以知道他同反动政权已经是打成一片而不可分。他所要做的，只是在这个组织中，更加巩固地主阶级在乡村中的统治力量而已。 + +　　首先，我们看一下在整个组织系统中起监督教训作用的乡长是怎样推出来的。他说：“应当由众人(团体范围内的分子)聚会开会来推定乡长；在未推定之先，乡长应是谁，大家心目中已有，开会时再来表示决定。”(“理论”，第二五六页)我们细想，在反动政府统治的时代，当土地改革运动还没有在乡村中发动，当农民群众还是处於被压迫被剥削地位的时候，这样推出来的乡长必然会是一种甚么人？除了地主阶级中最有势力，上能结交官府，下能鱼肉乡民的恶霸，谁还会被推出来当乡长？ + +　　其次，我们来看乡农学校。乡农学校由四部分人组成；一为校董会，二为校长，三为教员，四为乡民，也就是学生(同上，第二一五页)。校长由上面所说的乡长兼任，乡长和乡农学校校长就是一回事(同上，第二四五页)。校董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呢？梁漱溟说：“我们的乡农学校所划的范围，是由一百五六十户至三四百户，在此范围内，先成立校董会。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同上，第二一六页)。所谓领袖人物，当然都是一些大小地主。所以在梁漱溟的组织中的中心人物，就是独占一方的恶霸，旁边还有一些大小地主来辅助他。拆穿西洋镜，他的文化运动团体的动力，就是这样组成的。 + +　　他的乡农学校，任务是做推动设计工作。光靠一些地主，是很难进行设计的。於是他就想到知识分子，想从外面请一些知识分子来当教员。“只有教员是外来的，其他三项人都是本地人”(同上，第二一七页)。据他说：“中国问题之解决，其发动主动以至於完成，都要靠其社会中知识分子的。”(同上，第三二八页)他为了发动知识分子下乡，还特别办一个刊物，“专意在对着青年——尤其是左倾青年——说话”(“觉悟”，第二五页)。但是这些左倾青年下乡以后，如何肯替地主阶级服务呢？梁漱溟也顾虑到这一点，所以在把知识分子送下乡去工作之前，先要在他所办的乡村建设研究院中训练一番。研究院中的科目，第一就是所谓“党义”的研究，包括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及其他等目。还要受精神陶炼。还要学习现行法令，公文程式等等(同上，第二五二—二五三页)。他就这样妄图把一些革命的青年，训练成为可资地主阶级利用的工具。 + +　　我们看了上面的分析，就可知道梁漱溟的文化运动系统，同反动政权下的政治组织系统，名目上好像是两个系统，实际上是为一个主人办事。这一道理，梁漱溟倒也并不讳言。他说：“若明白军阀不会与我们冲突之理，则我们不能自操政权之理，亦可明白。这都是一个理，其理皆在彼我根本不可分。”(“理论”，第三一八页)梁漱溟的利益与军阀的利益“根本不可分”，而且两者都是“与农民处於对立的地位”，梁漱溟是看得很清楚的，他并不是糊涂地进行他的乡村工作的。 + +## 三 + +　　现在我们还要进一步来研究梁漱溟在建立乡村组织之后，准备做些甚么工作。 + +　　首先，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他所说的“尽力於复兴农业生产”。这一决定，据说不是由主观方面设想，而是观察审度四周的情势而后决定的。这四周形势是甚么呢？梁漱溟说：“工业先进国嫉妒我们工业起来和他争回市场，而於农业尚可放过我们一步(如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他希望华北棉产发达，而不愿意纺织业发达，即其一例)”(同上，第三七五—三七六页)。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开口闭口地说自尊，但是在决定工作方向时，先要揣测一下帝国主义的意旨，观察一下帝国主义的颜色。再没有比上面所引的一段话更能揭示反动知识分子的丑恶面貌了。 + +　　梁漱溟在观察审度了帝国主义的意旨之后，就决定来“积极使农业进步”了。要积极使农业进步，据说要把握三个要点：“一、疏通金融；二、引入科学技术；三、促进合作组织。”(同上，第四○一页) + +　　我们现在就来分析这些提议的阶级根源。先从合作组织谈起。 + +　　我们现在也谈合作。但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所进行的合作运动，同地主阶级所搞的合作运动，是毫无共同之点的。关於这一点，列宁早就作了分析。他说：“为什么说自欧文起所有旧时那些合作社提倡者底计划都是幻想的呢？就是因为他们不估计到如阶级斗争，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推翻剥削者阶级底统治等基本问题，而梦想用社会主义来和平地改造现代社会。因此，我们很有理由把这种“合作制”的社会主义，看成完全是幻想，是空想，而把期望用简单的居民合作化就能将阶级敌人转为阶级朋友，将阶级战争转为阶级和平(所谓国内和平)的梦想当作甚至是庸俗不堪的东西。”(列宁：“论合作制”)列宁的分析，早把一切反动阶级所提倡的合作社计划的企图一语道破了。中国农村中原来有尖锐的阶级斗争，梁漱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极端仇恨共产党来发动农民进行斗争，说共产党“不惜伤和气毁交情，造成嫌怨仇忌心理，……以此领导农民，无异使农民都变成流氓”(“理论”，第二八三页)。所以他在乡村中提倡合作，讲究和气，不伤交情。这当然只是对於地主阶级有利，而对於农民则是极端不利的。 + +　　至於流通金融，其本质就是要建成地主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加紧剥削农民。梁漱溟在一九二九年所作的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上说：“夫我固无资本可言，其犹有些许资金则唯在军阀官僚商人买办之手，……此时大计，唯在因势导之以回返流入农村，集於新式农业之开发一途。”(同上，第四○七页)他告诉这些官僚买办说：“游资偏集上海一隅，壅塞膨胀，无法疏导；而内地则金融枯竭，民生凋敝，沾润无从。”“非使资金返输於农业，以恢愎农业生产，……有出有入环转流通不可。”(同上，第四○八页)他指出这事在两方面互有需要。所谓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买办资产阶级，他需要在乡付中开辟投资的市场。另一方面就是地主阶级，他需要得到一些外面的援助，来作为高利贷的补充资本。因为在旧社会里面，所谓资金由都市输入农业，当然不是输到农民的手中。在这些买办资产阶级的眼光中，贫苦的农民，不是一个可靠的放款对象，而且这些住在都市租界中的军阀官僚商人买办，根本也不可能直接同农民打交道。於是所谓资金流入乡村，就必然流入地主阶级或富农的手里。地主阶级和富农利用这些资金来在乡村中放高利贷，剥削农民，并以剥削所得，拿出一部分来送给买办资产阶级。这就是在反动统治时期所谓流通金融的实质。 + +　　关於如何引入科学技术，梁漱溟谈得最少。大约他所依靠的，就是一些农业改良试验推广机关。为甚么他提出这一工作而又谈得很少呢？因为他认为“零散的农民小块的田地，断无法采用什么进步的技术的，只有组织合作社来经营庶乎其可以”(同上，第四○六页)。既然进步的技术目前还“断无法采用”，所以缓一步谈也无妨。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引入科学技术，还是合乎他的利益的。因为有了科学技术，就有希望增产，而在增产的基础上，他就可以向农民加租，把农民的辛劳所得，占为己有。地主阶级是把引入科学技术来作为提高收入的一种工具的。 + +## 四 + +　　梁漱溟一方面感谢帝国主义者让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还可以在农村中继续剥削农民，另一方面他又感谢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工业的压迫，使工业兴不起来。为甚么他要感谢帝国主义者对於中国工业的压迫呢？请看他的自白： + +　　“帝国主义以不平等条约和种种经济手段，对於中国的竞争压迫，杜绝了中国工商业的兴起，使中国免於资本主义化，这真是非常庆幸之事，我愿谢天谢地。我不否认他们重重压迫，几乎致我们死命；可是八十年来极容易走上工业资本之路的，竟得幸而免，不能不说是食他们之赐。这样，才留给我们今天讲乡村建设的机会。要不然，像俄国那样，形成一个半通不通的工业国家，最适宜於发生共产革命；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能讲乡村建设，而得讲共产主义了!”(“理论”，第三七八页。重点是原有的) + +　　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自十九世纪下半期起，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即已开始了初步的发展，但是帝国主义者却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变成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这样地压制着中国的生产力，使其得不到发展的广阔场所，本来是一件可以痛心的事，但梁漱溟却认为是非常之幸的事而愿意谢天谢地。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相比较，虽然是落后的，但同封建主义相比较，则又是进步的。资本主义如进一步在过去的中国发展，则第一个要被淘汰的阶级，就是封建地主阶级。可是地主阶级却遇到一个救命恩人，那就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到处致力於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关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度革命运动的提纲”，引自“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梁漱溟所以要再一次感谢帝国主义，其原因在此。 + +　　但是如果以为梁漱溟一点工业都不要，那也是错误的。他所愿意要的工业，就是那些“以自己现成的劳力加工於自己现成的原料，满足自己的需要”(“理论”，第三八九页。重点是原有的)的工业。关於这一类的工业，他还举了两个例子：“食用品如面粉：就不用购之面粉厂，而合作社自营面粉厂。又如衣用品侭可以从羊毛棉花的生产到纺纱织布，统置於农民合作自营之下”(同上)。 + +　　梁漱溟所提倡的工业，其特点有三： + +　　第一，他所提倡的都是一些制造消费品的工业。我们还不能说他是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老路，要从轻工业下手。因为他经营工业的方法，还够不上说是资本主义形式的，而是属於资本主义前期形式的，此点我们看下面就可知道。 + +　　第二，他提倡的工业，是不要工人阶级参加的。他要农民来兼营工业。他说：“许多的研究估计，大致都证明中国人口繁密，可耕地少，每人匀不到几亩地。所以非使农民兼事工业不可。一面生活不足，一面劳力有余，两面相迫，其必出於兼事工业一途，固属自然之势”(“理论”，第三九○页)。梁漱溟不愿意工人阶级壮大，从地主阶级的立场看去，也是可以理解的。首先，工人阶级壮大，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也要壮大。而不要中国出现共产党，出现了就要努力消灭他，正是梁漱溟的理论工作所致力之点。其次，工人阶级的前身，主要就是脱离了土地的农民。假如农民大批变成了工人，地主阶级的剥削的对象就要大大减少。於是他从历史上的封建主那儿学到一条妙计，就是使农民兼营工业。这样，封建主所需要的食品和布疋，是可以得到满足了，同时农民又不离开土地，为地主阶级源源不断地创造地租。 + +　　第三，他提倡的工业，是以现有的劳力加工於现有的原料的工业，换句话说，就是道地的手工业。为甚么不要机器设备呢？梁漱溟说：“工业生产的要件是资本(指机器及一切设备)；农业生产的要件是土地。土地在我们是现成的；资本是我们所缺乏的。”(同上，第三八四页)既然我们还缺乏机器设备，那就只好以劳力来进行对於原料的加工了。梁漱溟的这一理论，是十足反动的。因为即使在解放前的中国，机器工业也已经出现了。虽然因为种种反动力量的束缚，得不到发展的可能，但是同十九世纪比较起来，一定的进展还是有的。但是梁漱溟在资本主义已有某些基础的旧中国，还要提倡手工业方式的生产，这就是要开倒车。这种企图，当然会为历史上客观发展的规律所粉碎。 + +　　从上所述，可见工业化的思想，在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是不占任何地位的。他当然不要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他也不要资本主义的工业化，他只满足於封建主义的手工业。他不但自己不主张工业化，而且还替农民说，农民根本没有工业化的要求。他说：“中国工业(特指为日常消费的那些工业)如我所想，又将建立在“乡下人以其自己的劳力，加工於其现成的原料，以满足其自己需要”的那条路上。此时他自己反正要吃饭，反正要活着，自己的劳力简直不算钱；那么，为什么要热心采用电力机械呢？恐怕从他自己身上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的要求”(同上，第四三五——四三六页)。 + +　　领导乡村建设运动的人不要工业化，农民自己也“难得发出高度工业化的要求”，那么梁漱溟是否就不谈工业化呢？在梁漱溟那本四百五十多页的“乡村建设理论”里，倒是用了八页的篇幅，来谈工业化问题的。梁漱溟也谈工业化，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地主阶级也有他的同盟，而官僚资产阶级，就是他的同盟，同时再记得代表他们共同利益的，还有一个反动的政权，而这个反动政权，还要藉助於枪炮弹药，来进行血腥的统治，那么梁漱溟要谈工业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 +　　梁漱溟所需要的工业化，一共包括四项内容：“第一要供给动力於全国各地”，“次则同时要注意钢铁出产和机械制造，亦同样为有计划地供给各处”，“又次如为一般工业建设之关系条件的化学工业以及水泥(土敏土)木材等问题，皆应统盘规划，预为之备。至如铁路、轮航、港口等一切商业运输上的工程或事业，似非工业本身的事，而其间接刺激工业生产，力量绝大；如何善为规划安排，实促进工业化最大条件之一。这都是中央应作的事”(同上，第四三七——四三九页)。这一段话，首先说明工业化的内容，然后指出，这些事应当由谁来主办。 + +　　梁漱溟的中央，必须做一些工业化的工作的道理何在呢？梁漱溟虽然说过：“自闽变失败，我们尝推断南京政府大约不容易倒了。……南京之稳固可无待卜”(同上，第三六二——三六三页)但他总是不放心的，总觉得要替他的稳固的南京创造一个物质基础、使他更稳固些。这个物质基础，在他的眼光中就是当时反动政权，在帝国主义的支持、鼓舞、栽培之下所创立的一些军事工业。这些军事工业如要建立起来，发挥效力，就必需要有电力、钢铁、机械制造、化学工业、水泥、木材，以及铁路、轮航等等作为基础。有了军事工业在反动政权的手里，梁漱溟便更相信南京的稳固了。而南京的稳固，同地主阶级的存亡是有密切联系的。所以梁漱溟所代表的地主阶级虽然不要工业化，但却希望他的中央要从事工业化。 + +　　所以，在揭穿了梁漱溟的工业化主张的阶级立场之后，就不必以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理论来同他进行辩论了。那样的辩论，完全是多余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的和手段，完全同梁漱溟所谓的工业化是两件事，属於不同的范畴，没有比较研究的可能。 + +## 五 + +　　梁漱溟的反动理论，不但有其阶级根源，也还有其思想根源。 + +　　一切反动阶级的思想，都属於唯心论，梁漱溟也不能例外。 + +　　请看他对於革命的解释： + +　　“中国近三十年一切改革或革命大抵出於所谓“先觉之士”主观上的要求，而很少是出於这社会里面事实上客观的要求。”(“觉悟”，第七三页) + +　　“中国革命完全出於知识分子奔赴理想，爱好真理的心。”(“理论”，第六六——六七页) + +　　（如果我们追问一下这个主观的要求、理想，是从那儿得来的，梁漱溟便说这是“天所给”的，或者是“人所本有”的。譬如他说：“人生应当是为理的奔赴；就是你看到你所应当做的你就去做，你将会继续扩充你的可能，……继续发挥天所给你的那个可能。”(同上，第一三一页)他又说，“向上心，……在中国古人，即谓之“义”谓之“理”。这原是人所本有底”(“要义”，第一四六页)。） + +　　由此可见，梁漱溟的所谓理性，乃是第一性的东西，它是人所本有的，不是客观事物规律在人脑中的反映。这个理性，虽然是人所本有，但却需要一个特殊的职业来代表它。代表理性的人，古代就是“士”，也就是读书人，而现在则称为知识分子。士人代表理性，所以在社会上有绝大功用。梁漱溟说： + +　　“中国旧日社会秩序的维持，不靠他力而靠自力，不靠强力而靠理性，……但如何得理性常能表现其活力於社会间，而尽其维持之功？此则在有“士人”者，以代表理性。旧日中国社会的成分，为士、农、工、商之四民，而士居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产，却於社会有其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理论，第四三页) + +　　从此梁漱溟便得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结论。“一社会知识智力之士，是其社会头脑心思之所寄；社会众人离他不得”(同上，第三三二页)。“知识分子这一项人，无疑地是在完成中国社会改造文化改造上顶重要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大的”(同上，第三四四页)。反是，对於真正创造历史的劳动人民，在梁漱溟眼中则是一钱不值的。“农民虽多，而太散漫固陋，不见力量”(同上，第三三五页)。“现在的农民，非有人替他出主意不可”(同上，第二三三页)。“群众到底是庸凡的，不够智慧的啊!”(同上，第四三六页) + +　　在中国所有的知识分子中，谁掌握了最高的智慧呢？关於这一点，梁漱溟虽然没有给一个明显的答案，但在他的著作中，却处处暗示这一个答案。我们从下列的例子中，听一听他的口气。 + +　　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他一开头就说：“我在本刊第一期，“主编本刊之自白”一文中，说明我现在的见解主张，是由过去几年的烦闷开悟而得。这是我个人的开悟么？这是中国民族的开悟!”(“觉悟”第三一页)在“乡村建设理论”中，他说：“中国问题已经问到根本处，不能再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反而要待我这非专门家才行。”(“理论”，第四四○页)在解放初期，这种夸大并未有一点收敛，他在“中国文化要义”的“自序”中说：“我希望我的朋友，遇到有人问起：梁某究是怎样一个人？便为我回答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底人。或说：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动底人。这样便恰如其分，最好不过。如其说：他是一个思想家，同时又是一社会改造运动者。那便是十分恭维了。”(“要义”自序，第四一五页)这段话说得有点扭扭捏捏，但其用意却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别人恭维他是思想家，是社会改造运动者。就是在解放了几年之后，他还不知天高地厚，仍然以思想家自居。 + +　　唯心主义者研究问题的方法，同唯物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唯物主义者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唯物主义者在研究问题时，不凭主观想像，不凭一时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 + +　　梁漱溟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他不是这样做的。他说：“所有这许多对人问题，却与对物问题完全两样。它都是使人向里用力，以求解决底。……凡一切心思力气向外用者，皆非其道也。”(“要义”，第二一八页，重点是原有的)所谓向里用力，“就是将标准放在里边，处处让你向内反省。”(“理论”，第一三三页)既然标准是放在心里，所以一遇着问题，并不是去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去发现客观的规律，而是闭起眼睛来想。但是凭这种方法，如果要使想出的东西。同客观的情况及客观的规律相吻合，那是不可能的。主观不去反映客观，不从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出发，如何能够符合於客观呢？因此，一般略为有点常识的人所不会闹笑话的，而梁漱溟的著作中，却充满了这一类的笑话。譬如中国明明是一个有阶级的社会，他却说中国没有阶级；中国人民受了军阀的痛苦好几十年，他却说军阀还没有建立；中国旧社会中充满了剥削，他却说中国离剥削尚远；革命本是客观的要求，他却说是知识分子主观上的要求。假如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在作祟，是不会闹出这一类的笑话来的。 + +　　梁漱溟还有一套思想方法，那就是主观地寻找别人同他相符合的主观见解，来证明他的结论。例如他认为中国文化停滞不进，以及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是两个大问题。如何来研究这两个问题呢？他告诉别人说：“这两大问题，如果你要加解释，请你莫忙开口，先多取前人议论来研究看!如你又要说话，我仍请你莫开口，再沉想沉想看!”(“觉悟”，第五三页) + +　　所谓沉想沉想看的思想方法，我们上面已批评过了。把前人议论来研究，是不是有一点客观的气息呢？当然，如果前人的议论，是根据事实总结出来的，那末用来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参考资料，是有益处的。但梁漱溟的出发点并不在此。他从主观的沉想中，已经得出了他的结论，然后再在前人议论中，去找那些同他思想相投的章句。这种引证，自然是片面的，主观的，对於发现真理，毫无用处。只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就够了。梁漱溟关於中国无阶级的说法，我们前面已批判过了。他说“秦汉以来之中国，单纯从经济上看去，其农工生产都不会演出对立之阶级来。”(“要义”，第一六七页)在他的著作中，也常引用史记汉书，但他偏不引晁错“商人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的言论，偏不引董仲舒所指责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事实(均见“前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见税什五，师古注说：下户贫人，自无田而耕垦豪富家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也。证明秦汉以来，中国已有对立阶级)。但他却引一九二八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的党员训练大纲上的一段话说：“中国社会上，大体只有农工商学兵妇女各界地位职业和性别的区分，而没有阶级对立的显著事实”(“觉悟”，第一七九页)。像这一类的胡说，再引上一百条，又有甚么用处呢？ + +　　梁漱溟应当认识他过去的丑恶面貌。他一直是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帮助反动阶级麻醉人民，压迫人民的。他过去对於革命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现在人民不咎既往，对他宽大，他就应当彻底地改变他的立场，为人民服务，不要再以立场转变不易来搪塞。 + +　　（来源：1955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原载“新建设”杂志一九五五年第七号，人民日报转载时，经作者同意做了一些删改。）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6/000005.txt b/CCRD/1/4/16/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479aeb3068f1aba9e2823d3c2d7d1878bcf899 --- /dev/null +++ b/CCRD/1/4/16/000005.txt @@ -0,0 +1,283 @@ +# 我们这里曾有一位同志 + +　　<河南、王大海> + +## (王大海：作家，《奔流》编辑，河南省文联常委) + +　　很难用棍棒和拳头制服革命者， + +　　可是有时候却很容易用甜言蜜语制服他们。 + +　　 ——列 宁 + +　　我们这里曾有一位同志， + +　　青年人个个把他敬仰， + +　　只要一提到他啊， + +　　谁不竖起大拇指来夸奖？ + +　　“三八”年的老干部， + +　　坚持过白区地下斗争， + +　　在敌人的法庭上他保持着革命气节， + +　　阴森的牢狱也没有吞噬他的意志。 + +　　漫长的游击战争中他扛过步枪， + +　　他用两颗子弹， + +　　把敌人的轰炸机射伤。 + +　　要说起他的党龄， + +　　几乎就和我们的年纪一样。 + +　　可是谁能想到， + +　　这一个在刽子手的鞭棍面前从不皱眉的人， + +　　在和平的年月毕竟变成了俘虏， + +　　不拿枪的敌人居然使他乖乖地缴了枪！ + +　　他科里的一个科员 + +　　（据说是个“老老实实，埋头工作”的人。） + +　　有一天悄悄地走到科长身旁， + +　　他的睫毛上闪动着泪光： + +　　“我想和首长诉一诉衷肠。……” + +　　“听过首长的斗争历史， + +　　我读过多少苏联小说也从未激动得这样； + +　　我首先为自己有这样一位领导， + +　　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荣耀。 + +　　我压抑不住一个真诚的愿望： + +　　希望首长把光荣的斗争史对我细讲， + +　　我要写一本书，一本厚厚的书， + +　　一本“中国的夏伯阳”。 + +　　夏伯阳不过是苏联一位农民英雄， + +　　而您，您既在白色的战场上宁死不屈， + +　　又曾在烈火样的游击战争中百炼成钢。 + +　　难道说您的生活不是一部活生生的史诗？ + +　　无需文学的修饰， + +　　朴素的记录就能令人读了热血奔腾！ + +　　请您千万别拒绝， + +　　我明白您的工作实在异常繁忙； + +　　但您所特有的高度党性定会让您答应， + +　　因为这会让千万青年的心得到鼓舞， + +　　向您学习，把您作为榜样。……” + +　　这位准确的射手的第一发炮弹， + +　　恰恰打中了这位“老革命”的心脏。 + +　　起初还有点谦逊， + +　　但接着便把科员的请求一口承当。 + +　　这位科员怎么能不获得科长的欢心？ + +　　论他的表现也确实令人赞赏： + +　　上班从未早退迟到， + +　　自己的工作做完还抢着给别人帮忙； + +　　对经济困难的同志经常慷慨解囊， + +　　谁有一点小病他马上赶到宿舍探望。 + +　　纵然也有人反映这人的来历有点古怪， + +　　我们的科长却不断把他当众表扬： + +　　“××同志工作积极，对革命一片忠肠， + +　　谁要说他坏话，不是妒忌， + +　　就是拿个别缺点有意夸张！” + +　　那一日科长开会回来，闷闷不乐， + +　　他把这个科员请到身旁， + +　　“今天上级对咱们的工作，狠狠批评了一场， + +　　尽管他提的都是事实， + +　　不过，不该当众使我脸上无光！” + +　　“老实”的科员深深叹息， + +　　像对科长讲又像自言自语： + +　　“按道理我这话不一定恰当， + +　　像×科长，论资格、能力、思想和作风， + +　　那一样能和您比得上？ + +　　可是上级偏偏把他们夸奖。 + +　　也许我这人水平低，看问题片面， + +　　不过一般同志都为您喊叫冤枉！ + +　　还有一句话我始终压在心里， + +　　听说×主任背后不断把您毁谤， + +　　说您既不学习，又表现得自高自大…… + +　　上级为啥对您有成见？ + +　　根源不外乎别人在背后中伤。” + +　　科长渐渐失却了理智， + +　　他对过去亲密的战友开始提防； + +　　别人咳嗽一声他也要在心里来回乱想， + +　　就是在党的小组会上， + +　　他也把自己的心事深深埋藏。 + +　　季度总结来到， + +　　这个单位执行政策有着严重偏差， + +　　科长急得直抓头皮， + +　　他既感到愧恧，更怕上级又要严厉批评， + +　　他病态的自尊心已经再经不住损伤。 + +　　这时候，科员又悄悄来到身傍， + +　　“依我看，咱们的问题不一定讲， + +　　上级本来对咱有偏见， + +　　这一次可不敢再添坏印象； + +　　咱们的总结应该讲点‘策略’， + +　　把发生的毛病来一个‘捉迷藏’。” + +　　这位科长默默无言， + +　　他没有指令科员去写假报告， + +　　但是经他签了字送上的总结， + +　　满纸是虚报成绩的撒谎。 + +　　从此以后，科员钻进了科长的“肝脏”， + +　　大事小事科长都要找科员商量； + +　　国家机密，党内文件， + +　　科员的口袋变成了保险箱。 + +　　机关的工作和生活忽然变得希奇古怪， + +　　人事纠纷层出不穷， + +　　无头谣言到处飞翔， + +　　更奇怪的是：重要文件经常不知去向。 + +　　震天霹雳一声巨响， + +　　党领导全国人民活捉豺狼， + +　　胡风反革命集团现出吃人的原形， + +　　无数伪装的敌人再也无处隐藏。 + +　　现在，这一位“老实”的科员， + +　　到底也被群众揭露了真相。 + +　　他的真实身份是美蒋职业特务， + +　　幻想反革命复辟是他的真诚愿望， + +　　满口“忠诚”自然都是假的， + +　　“埋头工作”不过是“为了更远大的未来”， + +　　心里在咀咒：“人民力量赶快呜呼完蛋！” + +　　嘴里却高喊：“拥护中国共产党！” + +　　人事纠纷是他一手制造， + +　　他的舌头便是散布谣言的喇叭； + +　　国家机密和各种文件， + +　　经过他的手心运向阴暗的地方。 + +　　啊！我们那位同志到这时忽然大吃一惊， + +　　捶胸顿足，恨不能挖出自己的眼睛， + +　　可是，无论咒骂，或者哭喊， + +　　又怎样能把人民受到的损害补偿？ + +　　有人在问：他过去既然这样坚强， + +　　如今怎么会上了敌人的大当？ + +　　这样的事儿其实并不奇怪， + +　　有人在老虎面前是位勇士， + +　　可就是不能辨识披起羊皮的豺狼。 + +　　他也许曾记住党的一千次教诲， + +　　偏偏忘记了最重要的一句话： + +　　政治警惕性是共产党人最重要的武器。 + +　　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 +　　要像记住自己名字一样牢牢不忘： + +　　凶恶的敌人也许就在我们身边暗藏！ + +　　 七月十二日，郑州 + +　　 （《河南文艺》一九五五年第十五本）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6/names.txt b/CCRD/1/4/16/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0823f45566d97733a6203ae780ce2a6b7095e --- /dev/null +++ b/CCRD/1/4/16/names.txt @@ -0,0 +1,6 @@ +“三也”革命小组纲领 +给教育部高等师范司司长李实的信 +向浪费专业人材的现象作斗争 +在河南省文联文学座谈会上的发言 +批判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 +我们这里曾有一位同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0.txt b/CCRD/1/4/17/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dda98d9d6419fe2876dd4f5c37162302488afc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0.txt @@ -0,0 +1,119 @@ +# 徐铸成在编辑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摘录 + +　　<徐铸成> + +## 【一】1956年9月10日编辑工作会议 + +　　“关于‘八大’(按：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不要以教条主义形式宋宣传，主要是通过民族遗产问题来宣传，拿具体的问题来宣传。‘文汇报’的出版，就是一个标志，宣传须跟‘百家争鸣’结合起来。” + +　　“关于‘八大’宣传，主要是宣传知识分子靠拢党这一精神。第二方面，从‘百家争鸣’、民族遗产等来体现。要避免过去咬文嚼字的教条主义做法。” + +　　“第一天（按：指复刊第一天）对我们是一个考验，不一般化，要有特色。” + +## 【二】1956年9月22日编辑工作扩大会议 + +　　“关于内容方面，要注意和发挥我报的特点。 + +　　第一版：把最重要的国内外新闻放在第一版，做到名符其实的‘新闻橱窗’。除新华社电讯外，可以多登一些通讯、特写和重要的专文，并且争取有二分之一的稿件是本报记者采写的。使读者一纸在手，一目了然。但两次试版结果，第一版的新闻量还很少，自己组织的新闻更少，需要加强。 + +　　第二版：目前要着重用新闻报道和专栏形式反映国内外文化、科学、教育各方面动态，用新闻报道推动‘百家争鸣’。长文章要少些，每周至多发表一两次。可组织各种专题文章、通讯发表。以两次试版观之，还不能尽符要求。 + +　　第三版：‘笔会’副刊，应该不同于党报。‘人民日报’的副刊做为党报，有局限性。我报则时不论古今，地不分中外，文不问新旧，一律兼收蓄，反映中国民族遗产好的东西。副刊基本上是好的，对旧的东西要注意，应该容许矛盾和不调和。‘社会大学’作为理论学习，要避免大块文章和教条概念。 + +　　第四版：整版要以国际新闻为主，反映东南亚情况，帮助读者分析和说明国际问题，文字要精雕细琢。除国际方面外，有关国内方面的材料也可以选登。 + +　　试验下来，每版八栏是一个很好的创造。” + +　　“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好象吃两餐，我们副刊要象满汉全席。” + +　　“注意‘人弃我取’。”（按：有人说“第一次试版，一版较好，要避免跟‘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相同”，徐铸成接着说的这句话。） + +　　“把力量放在人家不注意的地方，要打破过去规律。” + +## 【三】1956年10月5日编辑工作会议 + +　　“……今天的版面，高和深的多，怕发展到‘光明日报’的路。要注意两头小中间大，否则危机就可能出在下月。各版和副刊都要注意一些常识性的东西，…… + +　　……新闻少，不等于多登新华社稿，要改写和补充。困难在国际版，自己没有什么，四版编排好看，内容空洞。标题要打破成规。” + +## 【四】1956年10月22日编委会议 + +　　“……我看改写还不够大胆。第一版有很多新闻，可以做头条的没做。……我们的胆子还要大些，进一步打破清规戒律。” + +　　“螃蟹上市，全国关心。黄岩桔子上市也如此。别报想不到的，我报可做。” + +　　“听批评，有时也要分析研究。” + +　　“……有些同志，根据‘人民日报’和‘解放日报’，作机械学习，也有不妥之处。……” + +## 【五】1956年10月25日编辑工作扩大会议 + +　　“出版近一个月，一般说，采声多于批评。主要是新鲜，缺点是质量不高。在思想上要：1．继续与教条主义作斗争；2．继续与长文章作斗争。而这两个斗争，是提高质量的关键。二十多天来，有些自满情绪，……保守思想也不断在抬头，创造新形式仅仅是开端，保守思想抬头后，有些在回生。我们要大胆创造，老文汇的传统，就是不断创造。…… + +　　七年来，对学习苏联、人民民主国家有成绩，但也带来了概念化、公式化、一般化。要创造人民民主时代的报纸风格。 + +　　中央提出争鸣和齐放的方针，立场观点是一样，但要与众不同。通过我报，团结更多的知识分子，……繁荣文化，调动一切力量，建设社会主义。我们要继续创造一条路。……” + +## 【六】1956年10月30日编委会 + +　　“……我们把二版做为灵魂版，但过去没有经验，与人民、光明等报又有不同。我报二版作为‘百家争鸣’的论坛，最新科学的情报以及重要通讯等。出版以来，大家很注意，但认为质量不高，只有宋云彬、付雷和舒新城的三篇较好。……面要广，不能走‘光明日报’的路，登一两篇长文章。” + +　　“……评论问题，数量不算少，但计划性不足，政治多，干预生活不足。” + +　　“社论不走长文章出路，长文可做‘专论’，也不象今天应景的短文章。时事社论不必向‘大公报’去约，我们要调动社内力量，必要时才向外间组织力量。” + +## 【七】1956年11月6日编委会议 + +　　“……解放前，通讯员写当地发生的新闻；解放后，写各机关的工作经验。这两个概念，不要混同起来。解放前，有好处和坏处；解放后，写经验，甲地不适于乙地，也有好处和坏处。要截短取长。我的意思，要在各文教机关和江南地区，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通讯员，反映当地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变化。旧瓶装起新醋来，例如无锡土地庙改学校，用旧的通讯形式，反映新面目。这也是我们的一条路。” + +## 【八】1956年11月22日编辑工作扩大会议 + +　　“……第一版……继续组织力量是必要的，京、宁、杭、穗各办事处，按照我们特点，多打专电，或多写通讯。 + +　　关于上海方面，消息不跟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比较，我们有四分之三的读者在外埠，这个特点要记住。‘人弃我取’这个原则要抓住。例如反对英法侵略埃及，到领事馆一幕，可写特写，‘人略我详’。必须使北京读者，看了‘人民日报’之外，还想看本报。可搞一点小特写，例如党的二中全会的分析。有计划地对高等学校组织稿子，分量好的可上一版做头条。上海博物馆、友好画廊，可写一个很漂亮的特写。可提出上海文化生活中心问题而具有全国意义的，同志们可多想想。一版可以经常保持新的东西。 + +　　二版方面，…… + +　　第三版，名作家多，不能算是缺点，……名作家要占主要地位，以高级知识分子带动一般知识分子，调动一切力量，介绍新旧东西。…… + +　　第四版，新闻窗有特色，……但还未充分利用我们好的条件，例如外文书报，就未很好利用。新闻窗绝不走上过去五版的道路，主要是背景材料，丰富读者知识。 + +　　对亚非国家报导的特点，也未突出。 + +　　内幕新闻，可以经常组织力量去搞，要加强与香港（按：指香港“文汇报”）和北京的联系。 + +　　……” + +## 【九】1956年12月13日编辑工作扩大会议 + +　　“…… + +　　第一版，加强本市新闻，加强自己专电和特稿，保证二分之一是自己东西，要求每周有一头条，北京办事处供给两条或三条，不限于文化科学范围，……希望北京办事处、广州办事处和采访部要注意这一点，要求取材适合知识分子。……每周要有一张独立照片。主要力量不要用在游行等政治任务上，要订出专题，照出上海或全国人民关心的画面，例如雪景、马戏团、春在江南等镜头。…… + +　　……” + +## 【十】1956年12月7日编委会议 + +　　“形式不要学他报，不要头条是杂文，不能面貌一般化。” + +## 【十一】1957年2月8日编委会议 + +　　“……我的思想情况，初出版时，受批评，未动摇。今天北京方面反映些好话，我则难受，因为几个月来的报纸在后退，这是真的危机。从一版到四版，生气蓬勃的气象越来越少，一版版面一般化了。因为没登铁托的文章，怕犯错误，回到‘应有尽有’的路上，题目越来越一般化了。……最近一个时期，同解放（日报）、新闻（日报）没有什么两样。有些自己的东西，但未在版面上突出。……” + +## 【十二】1957年2月28日编委会议 + +　　“……电影讨论编辑部无主见，客观上造成‘文汇报’无肩膀。” + +　　“民盟讨论了电影问题五次，有人不服气，没有什么谈头。储安平告诉我，人家说，象电影问题不让自由发表意见，还有什么可说。我们鼓励争鸣，假如如此，可造成很不好后果。” + +　　“电影讨论……中反映批评的缺点：1．前者缺乏与人为善；2．后者接受批评不虚心。……我想写“培养批评风度”的社论。对我们的教训是要全面，要两点论，必要时，编者要站出来。张骏祥的长文章变成公式，是教条，我不赞成。” + +## 【十三】1957年5月21日编委会议 + +　　“……关于气候问题，应以北京气候为主，要尊重北京办事处的意见和判断。 + +　　浦熙修同志视察回来后，……电报、电话要加一符号。她是副总编辑，可以作主。要当天见报的就当天见报，这是解决京沪矛盾的一个方法。……” + +　　（“有些问题需要独立思考，上海和北京的气候，就是有点不同。” （摘自“文汇报”会议纪录）） + +　　 来源：《右派分子徐铸成的言论作品选》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人民大学新闻系 编，人民大学新闻系1957年10月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1.txt b/CCRD/1/4/17/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e13d99cb4dec15cc56bcaa45f68f09f690b3d8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1.txt @@ -0,0 +1,37 @@ +# 关于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 + +　　<中国民主建国会、章乃器> + +## （章乃器：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 +## 关于两面性、思想教育工作、对党的态度、理论性问题的讨论等若干原则问题的意见（初稿） + +　　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八大”政治报告）这句话能不能解释为：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的物质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如果可以这样解释，那么，我们就可以说：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两面性也已经基本上消灭了；留下未只是残余或者尾巴罢了。 + +　　实际上也正是如此。由于股息已经改为定息，私方人员已经成为收入一定工资的公职人员，企业的盈亏同资本家不发生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再从“唯利是图”出发，重施“五毒”发挥经济上的两面性中的消极性了，当然也谈不到政治上企图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的一面了。 + +　　我们要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和平竞赛，而且完全相信最后胜利属于我们。我们不仅要在工业化的速度、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人民生活提高的速度等方面同它们竞赛，还要在政治上的民主自由方面同它们竞赛。应该相信，尽管扩大民主生活，在我国也出现不了政治路线上的反对派。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甚至连“资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绝或者反对”，这难道不是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小资本家的生活也并不是那么美妙的，他们对于自己命运前途是苦闷的。通过和平竞赛，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榜样——特别是他们所最关心的民主自由的榜样显示给他们看，慢慢地，随着形势的发展，是可以影响他们，扩大他们同垄断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做统战工作的人，尤其是做国际统战工作的人，必须掌握“原则性愈强、灵活性愈大”的规律。也必须掌握“人的性格极端复杂，人类愈进化人的性格愈复杂”的规律。“人心之不同有如其面”这句古语是很科学的。教条主义的僵硬死板的做法，是完全不相宜的。 + +　　取消“定息”并不是什么困准的事情。百分之九十几的私方人员每月的“定息”收入不过几元，他们绝大多数都愿意放弃“定息”以摘掉“剥削”帽子。政府为着不使他们的生活降低，采取了缓步稳重的政策，还要说服他们不要突出。说在取消“定息”上面还要用多少气力，那是不符合实际的。 + +　　教条主义者在本会所起的作用是：一贯低估民族资产阶级的积极性，一贯夸大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性，和一笔抹杀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不承认那中间会有任何特出人物，也不承认那中间有许多有用的人材。就在送种情况之下，他们俨然以改造者自居，把工商界会员一律当作被改造者。就在这一点上，教条主义同宗派主义合流起来了。 + +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了不少的特出的商人。“管鲍遗风” 、“陶朱遗范”的牌子，曾在许多的店铺上挂着；他们的生动的故事，在民间广泛地流传着、尽管说许多挂这种牌子的商人，仍然是“挂羊头卖狗肉”，但如认为这一系列的历史事迹竟然不会在中国的工商界中起一定的作用，那就根本否定了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教育的作用和历史传统了。实际上，它是起到作用的。在实业救国运动中，在抗日战争中，的确有不少人是从爱国主义出发办企业，而并不是从唯利是图出发的。很明显，当时他们如果真是“唯利是图”，那最好还是搞投机，而不必冒险犯难地去办工矿企业了。尽管这中间去有许多人中途变节、同流合污，或者失败了；但是，幸存者也会有不少的。“隐于市”的思想甚至使得许多在革命中失败的人们投到工商业中去。在这些当时的有志之士当中，抱有空想社会主义的人数是不会少的。 + +　　从教条主义者看来，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毫无例外地都是“唯利是图”的。如果有人敢于不承认自己是“唯利是图”那就是落后、顽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某些特出的爱国主义者把爱国思想放在图利思想上，最后把图利的结果——企业甘心情愿地献给国家，这难道还能算是“唯利是图”？ + +　　全行业公私合营甚至整个的城市宣告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一这是整个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向国际资本主又宣告背叛自己的阶级的集体起义运动。有了这样一件历史上的大事，我们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应该有新的认识。 + +　　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的特点是共性（一般性）、人的共性首先表现在大家都是人，人同野兽有本质的区别；其次是大家都是现代的人，不是古代的野蛮人；又其次对中国人来说，还须记着，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一般都爱中国。人之所以可以改变，不但因为人有共性，还因为这个共性突出地表现在人的高级神经具有第二信号系统——语言和文字，因而易于教育改造。党确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所以能够在化敌为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连续的胜利，由国内的胜利发展到国际上的胜利。‘人是可以改变的’这句话还曾经使得一位日本旧军阀听到了感动得落泪。党对敌人尚且如此，对同属盟友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的与人为善的热情更是难以比拟的了。 + +　　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成为一个革命阶级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说它是红色资产阶级是说不到什么夸张的。这对于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小资产阶级是有好处的。 + +　　如果我们再笼统地提两面性，那么，有些私方人员可能就要问；何以不久以前才说我们是积极因素，现在又提两面性呢？两面性中的消极性就是“五毒”。是不是又要来一个“五反”呢？地主改造了五、六年，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摘了帽子了，何以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了七年，仍然给戴上两面性的帽子呢？是不是党的政策又有新的变化呢？发生了这些疑虑，显然是不利于提高私方人员积极性的。 + +　　民族资产阶级中会有少数特别好的人，工人阶级中也会有少数落后分子，这种看法也是实事求是的。赞扬少数特出的人物，批评少数落后分子，决不能视成“美化”或者“丑化”这个阶级。把工人阶级品质看成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望而生畏，发生“学不了”的感觉，的确是对思想改造不利的，同时也是不切实际、不利团结的。 + +　　说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积极的一面同工人阶级有本质的区分，这从哲学体系来说，应该截然分别唯心和唯物，那是完全对的；但从现实政治的要求和政策思想来说，就不应该如此。比如，我们对于台湾的敌对集团尚且发出“爱国一家”的号召，那还有什么理由说同属盟友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应该同工人阶级的爱国主义“分家”呢？ + +　　在我们的国家里，领导与被领导本来都是独立、自由的，是平等的。他们则认为这样就是党放弃了领导，就是不要领导。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们则认为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甚至在理论性问题上和工作方法上也不能“争鸣”。党号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们则认为“监督不了”或者“监督不敢”。这哪里能算是老老实实地接受党的导？这实际上是对党的不信任。造成本会右倾保守思想和怕右过左的作风，养成一些唯唯诺诺、没有是非的官僚主义者，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要共同负责的。 + +　　（来源：原载于1956年民建会二中全会汇刊，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临时工作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二辑）》，1957年7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2.txt b/CCRD/1/4/17/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e5d38258053f55c5ce97bb7300c3c5ccc53bb7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2.txt @@ -0,0 +1,7 @@ +# 钱伟长反对派遣党团员留学 + +　　<清华大学、钱伟长> + +　　（据机械科学院院长聂春荣同志揭露，钱伟长在1956年出国考察时，在德国有一次向聂说：“现在科学工作搞得很糟，送留学生也全是党委管，送出去的都是没才能的、业务差的党团员。我是喜欢能独立工作的学生而不是一推才动的人，而现在培养的干部都是些‘听话的’，实际上是推一推动一动，不会独立思考没有能力的人。”当时聂问钱：“党团员功课都不好吗”?钱答：“当然啰，党团员一天到晚有多少政治活动，怎么能念好书呢?”） + +　　（来源：《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3.txt b/CCRD/1/4/17/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19b5ef74181cca99010ca6d85c068d0c0b9ca5d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3.txt @@ -0,0 +1,21 @@ +# 关于蒋南翔同志在清华大学工作中的错误事实的材料（摘要） + +　　<清华大学、俞时模> + +## （俞时模：清华大学人事室主任、中共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 + +　　这份材料提供的事例基本上就是他在“意见”中所说的那些，最后他还提出如下意见： + +　　我认为蒋南翔同志在清华工作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并不是偶然的，这正是他把在党中央领导下向×××错误进行斗争的功劳记到自己的名下(虽然他没有这样说)，背上了一个骄傲自满的包袱，因而在清华工作丧失了资产阶级思想浸蚀的警惕性，而又不肯接受同志对他的监督(清华党委在蒋的错误影响下也丧失了对他监督的作用)的恶果。 + +　　在调查蒋南翔同志错误事实时，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供市监委着重予以调查研究，并应得出结论：第一，在1953年蒋在一连串几件事情上，充分表现了对党的领袖不恭，甚至於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政治立场(如对陈诚的现行反革命活动不予处理)。因此我认为有必要调查一下在中央决定调蒋到清华工作的当时思想活动情况。 + +　　第二，据说在蒋已决定调清华工作但尚未到校之前，当时全市正在打击托匪活动，何东昌认为对清华师生中的托匪处理有些过火(?)曾亲自到团中央找蒋谈了一次，蒋即将此意见向有关方面反映过。而托匪份子陈诚的处理问题，又是蒋同意何东昌提出不予处理的意见。按蒋对何东昌的信任已超出一般情况，如对何“偏听偏信”，甚至在工作上有些“形影不离”似的。我认为蒋何两次对托匪问题的处理，应联系起来调查研究，同时还应调查和研究蒋何二人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因素使之这样密切。 + +　　第三，在党中央已对叛徒高岗作出政治上组织上的结论，并已向全党作了通知，但蒋仍然似乎恋恋不忘地在党内会议上宣传高岗对清华还有好处，借此散布对高教部的领导不满。因此我认为应调查蒋与高有无联系情况。这些情况在高饶问题揭发后，蒋是否向党交待过。(按：俞在他的控告材料中前一部份说：“1954年下半年内部汇报会上蒋还在党内宣传叛徒高岗对清华有好处，来对抗高教部的领导”。这是俞时模血口喷人，杜撰出来的，参加汇报的党委同志都证明并无此事) + +　　我对上述问题虽尚无足够的材料进一步地说明是何性质，但我觉得应有所警惕，因为这些现象似乎不是偶然的。 + +　　蒋南翔同志在清华工作中所犯的这些错误是很严重的，蒋在党内经过很长时期的锻炼，又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参加过对×××错误的斗争(当时蒋是站在正确的方面的，而现在他的错误有些是重复了×××的错误)，应该是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的，特别是党的四中全会向全党敲起了警钟，以及经过高、饶反党分子事件的实际教育后，蒋不但无所悔悟，反而继续坚持错误，打击报复向他进行忠告的同志。蒋南翔同志的这些错误是不能容忍的。在经调查基本属实后，我建议市委应予严厉处理。 + +　　 来源：1957年7月9日《新清华》。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4.txt b/CCRD/1/4/17/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b626a7933aaf9b0fc6ee47e31d44fb97c7823aa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4.txt @@ -0,0 +1,119 @@ +# 论电影指导思想中的几个问题 + +　　<中宣部、钟惦棐> + +## （钟惦棐：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局幹部，此文作者署名“文艺报评论员”） + +　　(原注：这篇文章是钟惦棐同志1956年6月写成的，他本想交《人民日报》发表，并由此掀起电影问题的讨论。文章写好后，由《人民日报》打印分发给周扬、林默涵同志，并由《人民日报》邀请陈荒煤、黄钢等同志座谈，周扬、林默涵以及陈荒煤等同志都不同意他的论点。因而这篇文章没有发表。后来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其基本论点与此篇一致。) + +　　电影是拥有观众最多的艺术，因而它底发展情况也最为大家所关心、所注目；电影的国际交往最多，因而它底成就和缺陷也最易从相互的比较中察觉出来。近十年中，我国全体电影工作者毫不懈怠地在为了完成党的嘱托、人民的嘱托，争取国际荣誉中做了许多事情，但总的说来，其成就还不是为大家所满意的。在电影工作的实践当中，不少人感觉到在电影艺术事业的指导思想中尚有一些问题不很对头；如果说我国还落后于丰富的现实生活，那么，在它的指导思想上恐也落后于电影工作的实践。 + +　　本文即打算在电影的指导思想方面大胆地提出三个问题，供正在从事电影工作的同志们参考。 + +## 一、 关于“工农兵电影” + +　　文艺应该为工农兵服务，即为人民群众中的绝大多数人服务，亦即列宁所说的，党的文学艺术应该为“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服务”，不是为饱食终日、百无所赖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这对文艺，是个绝大的解放。对于这点，我们永远也不会怀疑。如果还有与此相反的方针，这方针就一定是错误的。 + +　　问题在于：电影在执行这一方针的时候与别的艺术有所不同，即它提出了“工农兵电影”的口号，这一口号指导了电影工作初期的实践，并在今天也还有着它深刻的影响。因此有值得提起的必要。 + +　　在1951年出版的《党论电影》这本书的前言中，作为当时的电影局局长袁牧之同志这样写道：“我们中国的人民电影，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数年来也已初步奠定了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工农兵电影基础。 + +　　“中国的人民电影能否起着党的助手的作用，当视我们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是否忠诚与坚决。 + +　　“对一切不从工农大众出发而只从小资产阶级出发，来降低、冲淡、或曲解党的方针——毛泽东的方针的论调与企图，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不能允许自由主义态度的存在！” + +　　这里就有几个问题值得研究。 + +　　第一，在引文的第一段话中，牧之同志是把“毛泽东文艺方针”与“工农兵电影”并提的，即所谓“毛泽东文艺方针的工农兵电影”，意思是说“工农兵电影”即“毛泽东文艺方针”！ + +　　正是因为牧之同志把“工农兵电影”这一口号和一个伟大的名字联结起来，正是因为他把“工农兵电影”这一口号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针混淆起来，就长期地令人不能识别它的谬误！因此要弄清“工农兵电影”这一口号对不对，首先要重新温习一下什么是“毛泽东文艺方针”。 + +　　抗战以后，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大后方到了延安，到了华北和华中的抗日根据地，时代变了，艺术的内容也变了，这一点，大家是知道的。但是文艺所服务的对象也跟着变了，这点，由于大家很少直接地接触工农兵大众，所以不很清楚，所以还是用大后方习惯的一套在创作。这就产生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苦闷。毛泽东同志认为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这一方针之所以不仅在根据地，而且在全国各地发生了广泛的影响，乃是由于它要求文艺从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更加深刻地作用于亿万工农大众。鼓舞他们，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进步。至干应该用什么东西在为他们服务，毛泽东同志提出不能用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东西，而应该用具有无产阶级思想内容的东西。这和单独提出“工农兵文艺”是有原则性的区别的。通观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一处是提到与“工农兵电影”近似的“工农兵文艺”的话。即在要求艺术家们深入生活的时候，毛泽东同志也提出应该“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按《讲话》的精神，毛泽东同志是认为艺术家们首先应该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熟悉他们，并借以改变自己的思想感情。但要从事创作，则是任何一个作品所描写的内容，也不可能是孤立的——农民和地主联系着，工人和资本家联系着，所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熟悉一切的任务，没有只熟悉或只描写工农兵的说法。但在电影工作的实践中，由于指导思想的谬误，使电影的题材愈来愈窄狭，竟至主张有单纯的所谓“工业片”、“农业片”、“军事片”！即使得那些把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一种孤立描写，取得合法的地位，这不仅使工农兵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的生活隔离开来，而且，使在工农兵之间，也被相互隔开来！艺术要求反映生活的丰富多彩，这种作法，则只能使它贫乏。使他们的文化生活单一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取消了他们的文化生活。实践证明，许多工人并不喜欢“工业片”，他们说；“刚走出车间，洗过澡、吃过饭，去看一场电影，嗬！又进了车间了。”农民在看《春风吹到诺敏河》、《人往高处走》等影片时便说：“农民真命苦，干的是庄稼活儿，看的也是庄稼活儿！”最近有人从苏州回来说，苏州一带的农民也不喜欢“农村片”，他们喜欢看的是大戏、打仗的影片和香港影片。 + +　　这不是什么事与愿违，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感觉恰恰是合理的，是“工农兵电影”实践的必然结果。把党所规定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针，错误地解释为“工农兵电影”，就是要使工人看机器，农民看种地，土兵看打仗，干部看办公！就要走到否定人的精神生活的复杂性，需要的多样性。这能说与我们党的文艺方针，有任何共通之点吗！按照列宁的说法，工人阶级提高其阶级的政治知识不是从生产中得到，而是从生产以外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斗争生活中得到，从古往今来各种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知识中得到。下面一段引文，竟好像是列宁针对着我们现今的所谓“工农兵电影”及其实践后果而写的。 + +　　……须知，你们总想以提出一些能给予鲜明结果的具体要求来加以维持的工人“积极性”，我们工人已经具备了，并且我们自己在我们日常的、职业的，细小的工作中，往往是丝毫不需要知识分子帮助而提出这种具体要求．但我们不能以这样的积极性为满足：我们并不是一些单靠“经济主义’政治稀饭所能喂饱的小孩子；我们想知道别人所知道的一切，我们想仔细认识政治生活底各方面，想积极参加所有一切政治事变。但为了这点，就要知识分子们少讲些我们自己也知道的东西（列宁引注工人思想报的话说：“你们讲来讲去，总是这一套，总是人家早已知道，早已读过的东西。”）而多给我们些我们不知道，并且是我们自己根据自己工厂方面的经验和经济方面的经验永远也不能知道的东西，即政治知识。这种知识是你们知识分子所能获得的，你们应该比过去更努力千百倍地来把这种知识供给我们，并且你们用以供给我们这种知识的方式，又不要仅以议论、小册子和文章为限（这些东西——恕我说句老实话！——往往是枯燥无味的），……请你们多多努力来执行你们的这一责任，而少讲些什么“提高工人群众积极性”的空话吧。我们所有的积极性要比你们所想象的多得多．（列宁：《做什么？》引自莫斯科中文版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第241页） + +　　按照我们党的一切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观点，按照我们党从来不忽视人民群众的政治生活的观点，按照一般人在欣赏艺术作品时总是不喜欢看他已经知道而是喜欢看他还不知道或不能知道的普遍心理，以及整个社会生活中所不能不有的“张弛之道”（紧张的劳动和文化的休息的结合），和人民的美学要求，都足以反证“工农兵电影”的提法之所以错误，乃是由于它把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这一正确方针，曲解为只写工农兵或着重写工农兵；把党所提出的用无产阶级观点去认识生活，用无产阶级思想去教育人民，曲解为给工农兵看的东西，只能是工农兵做过的事情。而且忽视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上的多样性，忽视正当的美学要求。 + +　　应该说，我们的电影要着重去反映工农兵的生活，这是没有错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是我们国家的主体，是领导的力量，而且向来的当权的阶级，都是要求文艺反映本阶级的面貌，并用它去影响别的阶级的。在这一点上，不仅解放初期有过斗争，而且今后也还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如果不能深刻具体地反映他们，也就是说，文艺没有能够反映这个时代的主要面貌。 + +　　但是这点，必须和“工农兵电影”的口号区别开来。即文艺为什么人和写什么人虽然有着联系，但到底不能等同，更不能用一个口号简单地加以规定，认为它们便是一回事情，而且看作方针，非此不可。这种规定，只能把事情僵化，不能有别的好处。实际上，我国劳动人民过去就从《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等受到教益，今后还将继续受到教益，而且范围会更扩大——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工农兵的、非工农兵的，只要它们的内容是有益的，都对我们有好处。还在1948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电影工作给东北局宣传部的指示中，关于电影的题材，便有明确指出：“电影剧本故事，范围，主要的应是解放区的、现代的、中国的，但同时亦可采取国民党统洽区的、外国的、古代的。外国的进步名著，须加以适当的改造，古代的历史故事，亦可以选择。”便在这一指示的精神下，出现了《民主青年进行曲》、《走向新中国》等影片，但这一指示的精神，在以后的电影工作中并未得到认真的贯彻；其后，在与若干具有错误思想的私营影片的斗争中，竟错误地提出了所谓“工农兵电影”的口号。这口号除了不能正确地指导电影艺术实践以外，同时也不能从思想上团结广大的电影工作者在党的周围，因而这也是个具有宗派主义性质的口号。 + +　　因此值得继续注意的是：牧之同志在《党论电影》的前言中把“工农兵电影”与“党的文艺方针”加以等同之后，接着说：“中国人民电影能否起着党的助手作用，当视我们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是否忠诚与坚决。”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工农兵电影”，电影就不能起到党的助手作用！因此要求贯彻这一方针时要“忠诚”，要“坚决”。如果不“忠诚”，不“坚决”，就有如引文第三段中说的，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发”，来“降低、冲淡、或曲解党的方针”，就“必须进行严肃的批评，不能允许自由主义态度的存在！” + +　　牧之同志在短短的不足两千字的前言中不仅错误地解释了党的文艺方针，而且把各种可能的通路都堵死了。谁敢怀疑、反对“工农兵电影”！ + +　　的的确确，此后也没有谁反对“工农兵电影”，风平浪静地过了好几年。但实践反对了它，工农兵大众反对了它。 + +　　牧之同志在他的前言中还有一个可疑的名字，便是“人民电影”。在一般情况下讲，这原也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已经很习惯地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学艺术冠以“人民”二字，如“人民文学”、“人民音乐”等等。而牧之同志笔下的“人民电影”则另有含义，即不仅以“工农兵电影”去区别解放以前的电影，而且以“人民电影”去区别解放以前的电影，把解放以前的电影，在电影工作的实践中统称之日“小资产阶级的电影”；把解放以前的影片统称之日“消极片”。因之牧之同志所称谓的“人民电影”，实际上又是一种宗派情绪的表现。 + +　　这些错误观点的危害性质便在于；第一，它妨碍了电影艺术的正常发展，使电影脱离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首先脱离了工农兵群众本身的利益；第二，妨碍了相当多一部分电影从业人员的积极性，使他们发生这样的感觉——党的文艺方针是正确的，但在电影部门的具体实践中使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去年在上海见到电影界的前辈杨小仲先生，他便发生这样的疑问：现在专以工农兵生活为题材的影片，他不能导演，但他说：“我在上海住了几十年，上海这地方的情形我很熟悉，从帝国主义到许多资本家怎样在上海发迹的，我比较清楚。这样的题材能不能写？” + +　　我们今天有责任来正式地回答杨小仲先生提出的问题。他所提出的题材不仅可以写，而且应该写。应该让我们年轻人懂得，在早先，上海发生过什么事情，在伊犁，在武汉，在北京以及其它等等地方发生过什么事情。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我们的年轻人不仅应该知道黄继光、邱少云、孟泰、王崇伦、李顺达等人是怎样战斗，怎样工作和生活的，而且应该知道我们的先人是怎样战斗、工作和生活，以至怎样痛苦和流泪的。 + +　　而“工农兵电影”打算把我们引导到怎样狭窄的道路上啊？！他们是怎样把这些足以很好地使工农兵增长知识的东西，堵塞在宗派主义的大门外啊？！ + +## 二、“传统”问题 + +　　由于以上一个问题使人长期地模糊不清，便在一部分电影从业人员中发生了这样的争论，中国人民电影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有人说应该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算起；有人则主张应该远一些，从1947年东北电影制片厂在兴山的时候算起；有人主张应该更远一些，从延安时期算起。这样的争论意味着；不承认解放区以外的即国统区时期的电影。认为这些电影都是“小资产阶级的”，都是“消极片”，当然，它与我们今天所谓的“工农兵电影”没有缘分。 + +　　由于这种思想、情绪的滋长，在电影工作的实践中就发生了下列一些问题。 + +　　第一、解放以前的影片很少看见了。不仅如此，今年在电影局的主持之下，还销毁了大量的解放以前的旧影片，其中包括明星公司早期拍的影片《孤儿救生记》。 + +　　第二、对原在国统区工作的一些有经验的编剧、导演和演员重视不足，许多人长期没有戏演，没有事做。这一情况，近年来由于领导上的再三提醒、督促，有所改变，但如果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不予澄清，这种改变就不能认为是一种基本性质的改变。 + +　　第三、不重视自己影片的民族风格，盲目地学习苏联。 + +　　第四、关于中国电影历史的研究整理工作，几年来无人过问。对中国电影艺术家们在创作实践中的经验，未予认真的总结。 + +　　几年来除了翻译苏联的文章，在我国的电影理论建设上，可以说还是一张白纸。 + +　　现在有许多人吵嚷着我国的电影水平不高，缺乏自己的民族风格，殊不知，它的两条重要的根子，便埋藏从指导思想上看，是由于它用“工农兵电影”的口号，使电影艺术和丰富的现实生活隔绝起来；用传统虚无主义的观点，把现在和过去隔绝起来。我国唐朝的名相魏微说过：“源不深而欲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乎明哲乎？”我们今天也可以说，堵塞生活，割断传统，这在今天的法国、意大利、印度、日本的进步电影中，都认为是不可的事情，何况是把它用在一个进入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乎？ + +　　关于解放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工作的电影编剧、导演和演员，这是我们今天电影工作的一部分活的财产，我们应该认真研究、学习他们的经验。比如演技，有他们成功的地方，也有缺陷。而成功或缺陷，又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他们在政治上不满意国民党，但在当时的高压政策下，他们不能不采取了革命的浪漫主义的手法，来抒发角色的和自己的感情，借以激起人们对革命、对新社会的向往。这种表现手法，应该说我们今天也还是需要的。过分地朴素到“完全和生活一样”，是会走到否认表演艺术的。至于说其中还受到许多美国影片的影响，这和当时中国的电影演员只能从银幕看见外国人的表演又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他们看不见苏联影片。由此而沾染了某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妨碍了他们在今天创造新人物时的深度，这正是他们今天的负担和苦恼。为了我们整个表演艺术的成长，大家应该来帮助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不能认为这中间（指演剧方法）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而且事实上这样的界限也正在突破，如上官云珠同志在《南岛风云》中的表演，便是很有力地说明了这一变化。 + +　　同样地，原在解放区从事戏剧工作，而今天参加到电影工作中来的同志们，亦有许多好的经验，那时花一个星期突击排演出来的《雷雨》，即比我入城后看见的所有的《雷雨》都好。由胡朋同志扮演的鲁妈，和由胡可同志扮演的鲁贵，以及在整个的舞台情调上，时隔十多年，还能够保持着鲜明的印象。轻视这一部分经验，无疑是很不对的。 + +　　关于我国过去的许多影片，应该承认，有许多影片是不好的；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便是在艺术上也不好。但也有许多好影片。对待这些问题，必须作专门的研究。但是我国解放前的影片有一个一般性的特征，即它所叙述的故事，大体上是清清楚楚的；电影的文法也大体上是符合我国人民的习惯的，跳动得不是很大，节奏比较平稳，看起来不很吃力，因此容易为一般人所接受。解放以后，我们在学习苏联电影方面有成绩，但也有缺点，成绩是使得我们的影片在思想性、艺术性上都有所提高，缺点是对我们过去的影片，简单地认为是落后的，因此放弃了对它的研究、学习。 + +　　去年我国举行印度电影展览时，印度电影以其浓烈的民族风格吸引了我国广大的观众。但像《两亩地》、《流浪者》这样的影片，我国早先是出现过前，如《渔光曲》、《大路》、《桃李劫》等。问题在于我们丢掉了自己的传统，而印度、日本等东方国家，则尚保留着。西方国家如意大利、法国的现实主义的影片，亦均因有其自己的民族的特色，受到了各国人民的欢迎。 + +## 三、关于组织电影创作及制片工作作风的问题 + +　　电影艺术之所以不同于其它的姊妹艺术，便是它有着庞大的而且带有固定性的市场，观众希望经常看到新的影片。这一特点，便规定了电影的生产每年必须有一定的数量，要多要快，要能够吸引观众。 + +　　但是近数年来，我们并未充分掌握这一特点。过多地强调了影片的质量，从写作剧本到完成影片的时间过长，审查的层次过多，致使电影制片事业严重地脱离了市场的需要——出片少，这也是使得电影艺术不能很快发展的一个主要原因。 + +　　我们现在写作一个剧本，动辄要半年、一年，甚至两年、三年，再加上导演研究剧本、修改剧本、分镜头、成立摄制组。又需要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如果再加上演员体验生活然后进行创作、拍摄等等，一部影片从写剧本到摄制完成，往往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 + +　　有的影片确实需要一年、两年，甚至更多的时间，但这只能是极少数的影片，而不能是极多数的影片。去年《人民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她为什么被杀》的通讯，有人说，如果按解放前的制片情况，通讯发表一个月后，影片就可以和观众见面。 + +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制片条件好了，反而做不到呢？ + +　　这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形成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剧本如果是一个月或十天、一星期写出来的，便被认定是创作态度不严肃！因此通讯上虽已有了故事、人物和情节，但也还是不能由编剧、导演（他们也可能便是一个人）在写成一个简单的分镜头剧本之后，便物色演员，准备拍摄。 + +　　我把当前这种“老牛拉车”的制片作风叫做“学院派作风”，而有人则认为这是受了教条主义的影响。其实是同义语。都是无视于电影生产的特殊性的结果。 + +　　还有，我们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为特定的演员写剧本的事了。有的演员希望创造某一种类型的人物，但是没有剧本；接到剧本，却不适合于某些演员。现在电影女演员过多，但是没有一个剧作家考虑到专为她们写几个剧本，如果有人居然这样做了，则又是会被批评为违反创作规律的！ + +　　创作确有规律，但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认为所谓创作规律是一成不变的，是不能随着作家的才能、个性而有所不同的，不能随着观众的需要以及演出对象的不同而有所改变的。契诃夫即为某一女演员的特长而改写过他的剧本。有的作曲家亦有根据某一歌手的特长而专为他谱曲的事。梅兰芳先生的剧目，有许多是根据他自己的特长而请人专门创作或改作的。而早期的明星公司，则专门为胡蝶和郑小秋写过无数个剧本。 + +　　当前的问题即在于我们的制片方法被许许多多的成规束缚着。我们有电影局局长、有制片厂厂长，却没有制片家。而制片家，首先是要考虑为观众服务的。 + +　　有人要问，这些成规是哪里来的？我以为有思想上的问题，也有生产组织上的问题。所谓思想的问题，即在制片工作上过多地拘泥于“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这一套，因此在平素的工作中，不敢越雷池一步，缺乏创造性，深怕想出的主意成了“资本主义的”！殊不知，出片多、出片快、出片好，不一定就是资本主义的，反之，出片少、出片慢而又不好，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的！如果出片少、慢而又不好是社会主义的，那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哪里呢？ + +　　从现在领导电影生产的组织情况看，各个电影制片厂过多地依靠电影局的指示进行生产，而电影局又过多地要求统一制度、规格等，对复杂的电影制片事业，是不相宜的。竟至像有的录音师要把一个光学录音机改做磁带录音机这样纯技术性的问题，也要请示电影局，得到批准！而又迟迟地得不到批准！北京电影制片厂已经深深感到机关的一套学习方法十分不适宜于电影厂的职工，但是无权改变它。 + +　　目前在电影创作及制片上处于“胶柱鼓瑟”的状况，除前面提到的两个大问题外，还在于它是用行政的方法领导创作，用机关的方法领导生产。现在许多电影导演把拍片子叫做“完成任务”，许多电影作曲家把为电影作曲叫做“完成任务”。他们在创作上的不同意见不能够得到自由讨论，这对于形成艺术创作上的各种风格，对于充分发挥艺术家们的创作想象，实在是很难做到的。 + +　　我以为电影厂厂长应该是名符其实的制片家。他们不仅了解剧作家、导演、演员、摄影师、美工师及作曲家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了解市场。知道人民喜欢什么，需要什么，在什么时候应该上映什么影片，什么影片能够有多少观众。一个制片厂不应该和社会隔绝，而应该主动地联系作家、艺术家，联系观众。 + +　　在各电影制片厂的年度制片计划中，也不宜规定得太死，以准备能有余裕去应付某些临时性的题材。而影片的审查制度，亦应该简化到最小的程度，最好是一次送审。 + +　　据最近从国际电影节回来的代表同志们说，我国的电影艺术水平实在不能算是很低的，问题在于选题不尽恰当及民族风格不足方面。因此我们应该有充分的信心把我国的电影事业的面貌，按照党的实际需要，人民的实际需要，加以有效的改变。党，人民和国际的朋友们期待我们这样做，我们也应该这样做。 + +　　这点意见，只是我对当前电影工作问题的一个初步的探索。其中的某些论点，可能是很不正确的。请读者及从事电影工作、文艺工作的同志们对它的错误之处进行批评。 + +　　 来源：《陆沉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3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5.txt b/CCRD/1/4/17/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720f5c901c37f127fa3758cf5700d36bd50357c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5.txt @@ -0,0 +1,23 @@ +# 章乃器在杭州市民建会、工商联负责人座谈会上讲话 + +　　<中国民主建国会、章乃器> + +## （章乃器：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 +## （摘要） + +　　工商界许多朋友翻过筋斗，没有跌到毛坑中聊以自慰。工商界进社会主义交出企业而无留恋，比那些赤手空拳，喊口号，贴标语的人进入社会主义要好些。 + +　　有的人将工入阶级品质看成高不可攀，这样使人家认为这一辈子学不到，把它看得很奥妙。神秘莫测。工人也是人。共产党员也是人，我遇到一位女同志，嫁个丈夫也要共产党员，我说：‘西望长安’就是教训。所有制一改变都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主义公民那有天上掉下来的，还不是我们远些人跑过去算社会主义公民。 + +　　我们在贯彻长期共存、互相益督的方针时，要反对“折扣思想”和“抵消思想”，这两者都是取消主义。“折扣思想”就见把党的政策打折扣。例如，党提出的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首先是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但有人说后一句话是党的客气，民主党派也应该以客气回敬，因而不要提后一句话。这是把党的政策打折扣了。党为什么说“首先对共产党起监督作用”呢？因为共产党是领导党，责任特别重大，所以首先要受监督。客气，作为对人的态度来说，只要不流于虚伪，是可以的；但在政治上提出这样伟大的方针，就不能有什么客气了。还有一种，是党提出民主党派“独立自主”后，民主党派有些人就赶忙回敬一句“加强领导”，这很可能是“抵消思想”。“加强领导”若作为“提高领导”来解释。那是对的，不然就没有内容，而只有客气了。也有的民主党派成员认为自己是“小孩子”，“独立自主”不了，还是党来“加强领导”吧，这是依赖思想，也是“抵消思想”。 + +　　我做了三年粮食部长有职有权也是斗争得来的，要经常不断地斗争才做到有职有权。我经常见到总理，不时见到毛主席，但权不是送上手来的，是斗争得来的。 + +　　工商界主动积极差，被动积极性有，还有创造性，最好三性一起提，单提积极性不够，要打很大的折头。…… + +　　积极性而不主动，我总觉得工商界还有一些，数量也不少，头只抬起半个，没有完全抬起来，自卑感包袱相当大。我这次在上海里到几位工商界，一讲起过去剥削工人无脸见人，我说经常记得它不好，一次检讨就将包袱丢了，头只抬了一半不好。我又遇到银行家，他们说革命性太差，对革命性是消极的。我说一个人有两种积极性，一是革命积极性，一是生产建设积极性，两者都有更好。但不能强求，有一也好。因为革命已胜利，今后是生产建设，在生产上发挥积极性则可弥补过去革命积极性之不足而有余。我想抬起半个头的人，肯定不可能发挥主动性积极性达到100%，至少去掉50%多，因此今后用什么方法使五百万工商界既积极又主动，把头整个都抬起来，主动性积极性由50％提高导100%，则我们两会对社会主义尽了很大的努力。 + +　　有没有个崇拜？我国没有苏联这样严重，在民主党派内部以及党与非党之间是有的。看见党员，觉得自已低一级．把党员看作老爷。共产党党章规定党是人民的勤务员，不是人民的老爷，我们非党不能看他们是勤务员，但不能捧为老爷。党与非党应该是平等、真诚、团结，不平等就没有民主。 + +　　（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临时工作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二辑）》，1957年7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6.txt b/CCRD/1/4/17/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ff52e07747a14fbfd32ba663f8f15e4610e915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6.txt @@ -0,0 +1,49 @@ +# 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 + +　　<中国民主同盟、罗隆基> + +　　今天我不谈森林工业有关的问题。 + +　　今天我愿意就国家目前高级知识分子问题谈谈我个人的了解和意见。 + +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政协委员在旧年冬季曾经联合视察过知识分子的情况，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问题，并且总共写了将近六十万字的书面报告。我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的工作岗位上同十几位委员和教授担负了研究全部书面报告的工作。各位代表当然还记得，在旧年视察的时候，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的方面是很广的。我们从书面报告中，就整理出来了３９０多个项目。一个项目可能只是一两个高级知识分子的有关问题，可能是几个学术单位的问题，亦可能是某个区域甚至全国所有高级学术机关，所有全国高级知识分子共同的问题。现在政协常委会已把经过整理的材料分别转送给大约三十个与问题有关的中央主管部门，协商处理办法。我们希望对每个项目都能够了解真象，并且能够逐步得到适当的解决。我们相信，只要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认真地切实地执行党和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能够逐步得到解决的。 + +## 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成绩 + +　　什么是党和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周恩来总理今年一月间曾经发表过两篇重要的报告，一篇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一篇是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中的“政治报告”，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周总理在两篇报告中都提出了这样三项原则：（一）改善对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二）对知识分子给以应有的信任和支持；（三）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待遇。同时周总理对知识分子亦指示“采取自我教育的方法，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业务的实践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这样三个互相联系的途径，逐步地成长为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知识分子”这个政策是正确的，是切合实际的，亦是全国知识分子所热烈拥护的。 + +　　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贯彻这个政策的实际情况。今天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四个多月来，在解决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上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有了很显著的成绩。举几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旧年高级知识分子普遍叫喊的，而且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时间不够的问题，是时间上太忙太乱的问题。自从政府提出了保证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日以后，依据我个人了解，北京的教授和科学家们大约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数已经初步地解决了时间问题。一般地说来，北京的大学和高等学校，大都采取了或正在设法采用有效的措施，减少教授和科学家们用在非业务性会议和行政事务上的时间。为了解决图书资料缺乏问题，许多单位对原有图书正在进行整理，并且在可能和必要的范围内正在订购新的图书资料。在配备助手方面，有些单位已经解决了人员编制上的一些问题，力求增补一些人员。许多单位在可能的条件下正在进行合理的调整工资。我想在座的各位代表都已经知道，最近国务院改革工资的决定实施以后，对知识分子，特别对科学技术工作者们的工资都将有较多的提高。四个多月来，领导党已经吸收了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旧知识分子最光荣的前途。这就大大地鼓舞了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对自己的信心，对工作的积极性。 + +## 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 + +　　照这样说来，高级知识分子问题是不是已经全部解决了呢？我们今天还不能过早地做这样的结论。拿代表委员们最近一次视察关于这方面的材料同旧年第二次视察的材料比照起来，高级知识分子中有些问题还是依然存在着。当然，有些问题因为客观条件的困难，还不是立时可以解决的。我今天不谈这一类的问题。但亦有些问题，因为高级知识分子和某些国家工作人员双方的主观努力不够，而没有得到解决。今天我要特别提出来谈的是团结问题，主要的是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是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指的一部分知识分子同党员之间“还存在着某种隔膜”这样一个问题。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敞开来谈，是有好处的。 + +　　极大多数的知识分子诚心诚意接受党的领导，诚心诚意拥护政府，这点是必须肯定的。但这不等于说某些知识分子同党员之间都完全没有了隔膜。党和政府的政策是明确的。但有些知识分子和少数党员对政策体会得不够，执行得不好，亦是不可隐讳的事实。这里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依据最近一次视察的一小部分材料，党和政府政策的贯彻程度，似乎有些地区因距离首都北京比较远些，对政策的了解比较少些，而贯彻的程度亦比较差些。最近视察某个地区的材料中有这样突出的一个例子：有个别的人认为改善高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和工作条件是“打天下的不坐，坐天下的不打”。这尽管是个别人的错误见解，但说明仍有人对周总理的两篇报告还没有好好学习过，对党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政策，对党的统战政策还缺乏认识。这种错误见解，不止不能消除这种隔膜，必定会加强隔膜。第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与党员间的隔膜，责任是在双方，但周总理指示党员“必须主动地努力消除这种隔膜”，我以为这是高明的指示。根据最近视察报告的材料，有些党员在这方面的主动努力还有不够的地方。就拿“有职有权”这个问题来说，由于个别党员一方面勇于任事，敢于负责的过分热情，他却忽视了职权的界线，这就引起了他方面“有职无权”尸位素餐的敏感。有了这种敏感的人，又不以主人翁态度，展开批评，争取合作，共同完成职责，这亦是错误的。这类事情还在继续造成不必要的隔膜。第三，几年来，三反、五反、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毫无疑问，基本上提高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但过去运动中偶尔发生了某些偏差亦增加了一部分旧知识分子的戒慎恐惧。甚至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由于对党的政策认识不清，体会不够，竟把党员个人的偏差，当成党的政策，他于是顾虑种种，忧闷重重，对人、对事，少说话，不说话，怕说话，一方面既然是“三缄其口”，他方面就敬而远之，这又不可避免地保存了隔膜。由于这种种隔膜的存在，今天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潜力就还没有充分地发挥，这亦是个事实。 + +## 充分发挥高级知识分子的潜力 + +　　怎样来消除隔膜，进一步地加强团结，充分地发挥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潜力，这是国家目前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主席“百家争鸣”的号召是扫除党与非党间的隔膜、加强团结的对症良方。“百家争鸣”可以发生这样两个好的作用：一方面教育一些党员和我们党派、团体、机关的负责人，让别人说话，听别人说话，容忍别人说话，尊重别人言论自由的权利；另一方面，鼓励另外一些消极沉默的高级知识分子，肯说话，多说话，大胆说话，珍视自己言论自由的权利。 + +　　中国现有的十万个高级知识分子，极大部分是旧社会中长成的知识分子，他学术上的造诣越高，他的旧知识的根底就越深。在这样天翻地复的一个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潮流中，某一些旧的高级知识分子发生了某些顾虑，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他们有政治上的顾虑，怕戴帽子，怕犯政治错误，怕受批评打击。他们有业务上的顾虑，旧知识不合时宜；新理论没有头绪。脑中空虚；心里彷徨。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更是不健康的。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这种事实的改善，当然一方面要靠知识分子加强对马列主义的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各方面负责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国家工作人员亦要面对现实，实事求是，帮助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解决这些问题。 + +## 实现“百家争鸣”，消除顾虑 + +　　在我个人看来，我以为毛泽东主席号召的“百家争鸣”真正展开以后，就必然会解除旧的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顾虑和业务顾虑。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中这样说过：“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今天有了这些自由的保证，高级知识分子还有什么顾虑吗？全国一切高级知识分子就应该把所有的知识尽量地贡献出来。中国有句老话：“知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一得之愚，一点一滴的知识，就是贡献。中国的旧知识分子，几年来经过党的教育培养，一般是提高了的，在批判和整理旧学术方面，今天是可以有贡献的。就科学来说，批判唯心主义者的学术并没有必要根本否定牛顿的“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一条规律，亦没有必要全部抹杀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这里，旧科学家就可能作出许多有益的贡献。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固然不应该低估今天知识分子的进步，同时，旧知识分子亦不必过分低估自己以往的工作和成绩，“妄自菲薄”。“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只要知识分子们把所有的思想货物，全盘托出，通过自由讨论、自由辩论、自由批评、自由竞争比赛，就得出了高低、好坏、取舍的结果了。旧知识分子通过这样实际的竞争比赛，就得到了学习马列主义的机会，就进一步地提高了自己，改造了自己了！这样，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八股文章，当然亦就会被淘汰被清除了！ + +## 关于“百家争鸣”实现方法的问题 + +　　从最近一次视察反映中，我们知道全国高级知识分子是热烈拥护“百家争鸣”这个号召的，都认为这是对知识分子，特别对高级知识分子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一个极大的鼓舞。不过对“百家争鸣”实现的方法对怎样能够开展“百家争鸣”还有某些怀疑。 + +　　有人认为一定要经过长期钻研、真正成“家”，是“百家争鸣”的起码应该具备的认识。我以为这种条件未免求之过严，提之太早。今天国家迫切的问题是怎样鼓励和推动知识分子起来“鸣”，起来“争鸣”不是怎样防止知识分子的“肯鸣”、“多鸣”、甚至一些“乱鸣”。谁 + +　　（人是“家”？谁人非“家”？我们固不能承认“鸣”就是“家”，倘真要“鸣者必家，非家莫鸣”，倘真要首先确定这样“家”的标准，这必定造成百鸣争“家”，而不是“百家争鸣”。结果在文学艺术和科学研究工作上可能又要使现在的宗派主义，教条主义垄断把持，使原来畏缩不前的旧知识分子丧气；使青年的新生力量受到排挤和压迫。） + +　　有人认为“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动乱时代的产物，在一个有组织，有领导，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开展“百家争鸣”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看法。春秋战国动乱时期的“百家争鸣”同社会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个人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同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动乱时期的“百家争鸣”是各为其主，各自成家，正如汉书上所说的“各引一端、崇其所好、以此驰说、取合诸侯”的争鸣。儒家说：“杨子为我，是无君也；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这样你骂我是畜生，我骂你是禽兽的争鸣，这样彼此敌视，彼此仇恨的争鸣，在当时固然起过各放光彩的作用，但毕竟是水火不容，得到相灭而不相生的后果。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是人民内部的争鸣，是大家有共同目标，有共同方向，有共同前途的争鸣，是彼此互助合作的争鸣。拿音乐来作譬喻，在散漫动乱的时代，在个人主义时代，各敲各的锣，各打各的鼓，锣鼓喧天，音调杂乱，这样的“百家争鸣”，人民得不到音乐很大的好处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时代的“百家争鸣”，如同一个伟大的管弦乐队。乐队中弹琴的，吹笛的，敲锣的，打鼓的，在乐器上各有专长，在技术上各显神通，而这些音乐家的技术专长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的。乐队的艺术水准是同各个队员的艺术发展相结合的。它鼓励队员各就所长精研艺术，它绝对不会埋没任何队员的音乐天才。乐队表演方式，有单人的独奏，有双人的二重奏，有四人的四重奏，也有整体的交响曲的演奏。它要演奏人民要听的，人民喜欢听的各种各样的乐谱，而音乐家自己亦可以编制各种各样的乐谱，使音乐家各尽所能，各展其才。但乐队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的，乐队队员每个人的目的亦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样，乐队在为听众演奏的时候就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指挥，而后演奏出来才有和声，有节奏。这样的“百家争鸣”才是今天人民需要的，才是适合今天的时代的。这是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时代“百家争鸣”同动乱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不同的地方。 + +　　在视察材料中，有人认为“百家争鸣”以宪法为范围，这又约束限制了言论。我以为倘有人希望在“百家争鸣”中，可以违反宪法，可以违反爱国主义立场，可以敌我不分，这是荒谬的思想。我们必须认识，人民民主国家的宪法是人民自己制定的法律，每个人都有遵守的义务。宪法是人民自卫的武器，不是政府压迫人民的工具。我们必须记到，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国家供给必需的物质上的便利，以保证公民享受这些自由”。宪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这就是“百家争鸣”的法律根据。毛泽东主席“百家争鸣”的号召正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履行宪法上的职责。同时有了这样的宪法，“百家争鸣”就真有了法律上的保障。这样，全国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就能各凭本事，各显神通，欢欣鼓舞，踊跃争先，大胆地“鸣”起来，大胆地“争”起来了！ + +## 加倍努力，在“百家争鸣”中起带头作用 + +　　最后，我要谈一点我们中国民主同盟在高级知识分子问题中的任务。高级知识分子中某些问题没有能够及时地得到解决，特别高级知识分子还没有充分地发挥潜力，这说明我们民盟几年来没有做好工作，没有能够在党的领导下很好地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是民盟的一切负责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应该深自检讨的。今天我愿意代表我们民盟的负责同志，号召民盟的全体盟员，特别是盟员中全体高级知识分子，加倍努力，在“百家争鸣”的伟大号召中，起带头作用，全心全意地协助党和政府，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光荣任务！ + +　　（来源：1956年6月29日《人民日报》第3版。原题为：“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对高级知识分子问题的了解和意见——森林工业部长罗隆基的发言”。）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7.txt b/CCRD/1/4/17/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a7801306a8b1ae107a88e5ebd143ce0d6db160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7.txt @@ -0,0 +1,37 @@ +# 关于诗 + +　　<河南、赵青勃> + +## (赵青勃：《奔流》编辑部副主任，河南省作协副主席) + +　　最近翻了一下杂志、报纸和出版物，看上面发表的诗，颇有沿一条瘦小的河看水的感觉。这几年来，河南的诗歌创作，年景不算好，是歉收的。我这样想：是不是没有天才呢？是不是没有持着诗歌这一武器的兵种呢？想的结果，我不能这样回答：只要是关心诗歌创作的人，就会回忆到在河南诗歌创作上曾经闪现过天才的光芒，你不是也曾经为这一光彩的出现而感到过喜悦吗？但是，光彩被清规戒律的尘土蒙盖了。在诗歌创作上探索、追求，甚至以宣誓的激动的情感表示要以诗作武器来歌唱和战斗的大有人在，但他们没有战场，连宽阔的练兵的操场也没有。我也这样想：是不是诗人们把琴弦挂到墙壁上，连他们的心也停止了颤动呢？想的结果，我不能这样回答：琴弦不曾挂起，诗人们的心在颤动着，作为一个中国的公民，在幸福的生活中呼吸着，如同在春风里的小树，他怎么能够没有颤动，没有激情，没有欢乐？但是琴声被嘈杂的声音压住了，歌的翅膀被束缚着。 + +　　几年来的情况如何呢？ + +　　文艺刊物很少发表诗；出版社仅仅出版了一两本诗集。河南的诗歌创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发表出来的诗歌作品，多数都是节日的应景文章、中心工作出分行的宣传……有些是出题目做文章；有些是掌握了刊物集稿规律的人在事前赶制的“作品”。哎！诗人呵！你为什么不清醒的歌唱呢？为什么要赶浪头呢？为什么把诗写成分行的社论呢？这又怎么能够单去责怪诗人？再看看我们的另一情况吧！ + +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论调和对诗人的责难：为什么不这样写？为什么不那样写？关于这个么，宣传指示包括七个方面，你只写了一点！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感情，为什么要抒情呢？为什么要写爱情呢？这首诗动人倒动人，但主题思想应当加上标签！你这首我们认为还不错，但是，我们希望你改写成快板。有的摇摇头说道：“这一行一行的，太浪费纸张了。”有的编辑部则常常挤掉诗稿，或者让诗敬陪末座，在有补白时才无可奈何的高抬一下贵手。…… + +　　清规戒律和不懂、偏见成了诗神的两只臂膀，于是：天才怀疑了自己；战士在徘徊，诗的琴弦仿佛是瘖哑了。 + +　　有些同志说：“这几年河南在小说创作上出现了不少新人，为什么在诗歌创作上没有开放几朵鲜花呢？”群众完全有权利这样指责我们。 + +　　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给文艺创作带来了清新的风，诗歌创作的面貌也开始有了改变，让我们读一下最近刊物上的诗歌作品吧！我不愿意过早的为一个人鼓掌，但是，当我读了“河南文艺”上赵守先的“牧羊人的早晨”等短诗以后，我看见了初开的花朵，我感到喜悦。为了诗歌的百花齐放，诗人们，放开嗓子歌唱吧！创造自己的风格吧！用花朵来复盖空地，用作品来参加争鸣。而编辑部和出版社呢？诗人们的要求是多么少啊！你们对诗人的关心、支持，就是发表和出版他们的作品。而你们的这种关心，是诗人们的最大的幸福。 + +　　我甚至主张发表一部分带有缺点的作品，如果作品中有独特的东西。 + +　　也希望文艺批评家对诗歌给予青睐。 + +　　让讽刺诗闪耀出宝剑的光！ + +　　让人物在叙事诗里站立起来！ + +　　让政论诗和鸽子一-起飞翔！ + +　　让抒情诗的湖水在读者的心窝里荡漾！ + +　　让万紫千红的诗的花朵一齐盛开。 + +　　 （《河南文艺》1956年第13本）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8.txt b/CCRD/1/4/17/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e12eedd28b18c17aecb9e1161f371421d127ee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8.txt @@ -0,0 +1,683 @@ +#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小说） + +　　<北京市、王蒙> + +## 一 + +　　三月，天空中纷洒着的似雨似雪。三轮车在区委会门口停住，一个年轻人跳下来。车夫 + +　　（看了看门口挂着的大牌子，客气地对乘客说：“您到这儿来，我不收钱。”） + +　　传达室的工人、复员荣军老吕微跛着脚走出，问明了那年轻人的来历后，连忙帮他搬下微湿的行李，又去把组织部的秘书赵慧文叫出来。赵慧文紧握着年轻人的两只手说：“我们等你好久了。”这个叫林震的年轻人，在小学教师支部的时候就与赵慧文认识。她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上，两只大眼睛闪着友善亲切的光亮，只是下眼皮上有着因疲倦而现出来的青色。她带林震到男宿舍，把行李放好、解开，把湿了的毡子晾上，再铺被褥。在她料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撩一撩自己的头发，正像那些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们一样。 + +　　她说：“我们等了你好久！半年前就要调你来，区人民委员会文教科死也不同意，后来区委书记直接找区长要人，又和教育局人事室吵了一回，这才把你调了来。” + +　　“可我前天才知道，”林震说：“听说调我到区委会，真不知怎么好。咱们区委会尽干什么呀？” + +　　“什么都干。” + +　　“组织部呢？” + +　　“组织部就作组织工作。” + +　　“工作忙不忙？” + +　　“有时候忙，有时候不忙。” + +　　赵慧文端详着林震的床铺，摇摇头，大姐姐似的不以为然地说：“小伙子，真不讲卫生；瞧那枕头布，已经由白变黑；被头呢，吸饱了你脖子上的油；还有床单，那么多折子，简直成了泡泡纱……” + +　　林震觉得，他一走进区委会的门，他的新的生活刚一开始，就碰到了一个很亲切的人。 + +　　他带着一种节日的兴奋心情跑着到组织部第一副部长的办公室去报到。副部长有一个古怪的名字：刘世吾。在林震心跳着敲门的时候，他正仰着脸衔着烟考虑组织部的工作规划。他热情而得体地接待林震，让林震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办公桌边，推一推玻璃板上叠得高高的文件，从容地问： + +　　“怎么样？”他的左眼微皱，右手弹着烟灰。 + +　　“支部书记通知我后天搬来，我在学校已经没事，今天就来了，叫我到组织部工作，我怕干不了，我是个新党员，过去作小学教师，小学教师的工作与党的组织工作有些不同……” + +　　林震说着他早已准备好的话，说得很不自然，正像小学生第一次见老师一样。于是他感到这间屋子很热。三月中旬，冬天就要过去，屋里还生着火，玻璃上的霜花融解成一条条的污道子。他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他想掏出手绢擦擦，在衣袋里摸索了半天没有找到。 + +　　刘世吾机械地点着头，看也不看地从那一大叠文件中抽出一个牛皮纸袋，打开纸袋，拿出林震的党员登记表，锐利的眼光迅速掠过，宽阔的前额下出现了密密的皱纹，闭了一下眼，手扶着椅子背站起来，披着的棉袄从肩头滑落了，然后用熟练的毫不费力的声调说： + +　　“好，好，好极了，组织部正缺干部，你来得好。不，我们的工作并不难作，学习学习就会作的，就那么回事。而且你原来在下边工作的……相当不错嘛，是不是不错？” + +　　林震觉得这种称赞似乎有某种嘲笑意味，他惶恐地摇头： + +　　“我工作作得并不好……” + +　　刘世吾的不太整洁的脸上现出隐约的笑容，他的眼光聪敏地闪动着，继续说：“当然也可能有困难，可能。这是个了不起的工作。中央的一位同志说过，组织工作是给党管家的，如果家管不好，党就没有力量。”然后他不等问就加以解释：“管什么家呢？发展党和巩固党，壮大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把党的生活建立在集体领导、批评和自我批评与密切联系群众的基础上。这样作好了，党组织就是坚强的、活泼的、有战斗力的，就足以团结和指引群众，完成和更好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 + +　　他每说一句话，都干咳一下，但说到那些惯用语的时候，快得像说一个字。譬如他说“把党的生活建立在……上，”听起来就像“把生活建在登登登上”，他纯熟地驾驭那些林震觉得是相当深奥的概念，像拨弄算盘子一样地灵活。林震集中最大的注意力，仍然不能把他讲的话全部把握住。 + +　　接着，刘世吾给他分配了工作。 + +　　当林震推门要走的时候。刘世吾又叫住他，用另一种全然不同的随意神情问； + +　　“怎么样，小林，有对象了没有？” + +　　“没……”林震的脸刷地红了。 + +　　“大小伙子还红脸？”刘世吾大笑了，“才２２岁，不忙。” + +　　他又问：“口袋里装着什么书？” + +　　林震拿出书，说出书名：“《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 + +　　刘世吾拿过书去，从中间打开看了几行，问：“这是他们团中央推荐给你们青年看的吧？” + +　　林震点头。 + +　　“借我看看。” + +　　“您有时间看小说吗？”林震看着副部长桌上的大叠材料，惊异了。 + +　　刘世吾用手托了托书，试了试分量，微皱着左眼说：“怎么样？这么一薄本有半个夜车就开完啦。四本《静静的顿河》我只看了一个星期，就那么回事。” + +　　当林震走向组织部大办公室的时候，天已经放晴，残留的几片云现出了亮晶晶的边缘。太阳照亮了区委会的大院子。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夹着皮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 + +　　（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还可以听见忽快忽慢的哐哧哐哧声——是一只生疏的手使用着打字机，“她也和我一样，是新调来的吧？”林震不知凭什么理由，猜打字员一定是个女的。他在走廊上站了一站，望着耀眼的区委会的院子，高兴自己新生活的开始。） + +## 二 + +　　组织部的干部算上林震一共二十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临时调到肃反办公室去了，一个人半日工作准备考大学，一个人请产假。能按时工作的只剩下１９个人。四个人作干部工作，１５个人按工厂、机关、学校分工管理建党工作，林震被分配与工厂支部联系组织发展工。 + +　　组织部部长由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兼任，他并不常过问组织部的事，实际工作是由第一副部长刘世吾掌握。另一个副部长负责干部工作。具体指导林震工作的是工厂建党组的组长韩常新。 + +　　韩常新的风度与刘世吾迥然不同。他２７岁，穿蓝色海军呢制服，干净得抖都抖不下土。他有高大的身材，配着英武的只因为粉刺太多而略有瑕疵的脸。他拍着林震的肩膀，用嘹亮的嗓音讲解工作，不时发出豪放的笑声，使林震想：“他比领导干部还像领导干部。”特别是第二天韩常新与一个支部的组织委员的谈话，加强了他给林震的这种印象。 + +　　“为什么你们只谈了半小时？我在电话里告诉你，至少要用两小时讨论发展计划！” + +　　那个组织委员说：“这个月生产任务太忙……” + +　　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富有教训意味地说：“生产任务忙就不认真研究发展工作了？这是把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也是党不管党的一种表现……” + +　　林震弄不明白什么叫“中心工作与经常工作对立起来”和“党不管党”，他熟悉的是另外一类名词：“课堂五环节”与“直观教具”。他很钦佩韩常新的这种气魄与能力——迅速地提高到原则上分析问题和指示别人。 + +　　他转过头，看见正伏在桌上复写材料的赵慧文，她皱着眉怀疑地看一看韩常新，然后扶正头上的假琥珀发卡，用微带忧郁的目光看向窗外。 + +　　晚上，有的干部去参加基层支部的组织生活，有的休息了，赵慧文仍然赶着复写“税务分局培养、提拔干部的经验”，累了一天，手腕酸痛，不时在写的中间撂下笔，摇摇手，往手上吹口气。林震自告奋勇来帮忙，她拒绝了，说：“你抄，我不放心。”于是林震帮她把抄过的美浓纸叠整齐，站在她身旁，起一点精神支援作用。她一边抄，一边时时抬头看林震，林震问：“干吗老看我？”赵慧文咬了一下复写笔，笑了笑。 + +## 三 + +　　林震是１９５３年秋天由师范学校毕业的，当时是候补党员，被分配到这个区的中心小学当教员。作了教师的他，仍然保持中学生的生活习惯：清晨练哑铃，夜晚记日记，每个大节日——五一、七一……以前到处征求人们对他的意见。曾经有人预言，过不了三个月他就会被那些生活不规律的成年人“同化”。但，不久以后，许多教师夸奖他也羡慕他了，说： + +　　（“这孩子无忧无虑，无牵无挂，除了工作，就是工作……”他也没有辜负这种羡慕，1954年寒假，由于教学上的成绩，他受到了教育局的奖励。） + +　　人们也许以为，这位年轻的教师就会这样平稳地、满足而快乐地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但是不，孩子般单纯的林震，也有自己的心事。 + +　　一年以后，他经常焦灼地鞭策自己。是因为社会主义高潮的推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会议的召开，还是因为年龄的增长？ + +　　他已经２２岁了，记得在初中一年级时作过一篇文，题目是“当我××岁的时候”，他写成“当我２２岁的时候，我要……”现在２２岁，他的生命史上好像还是白纸，没有功勋，没有创造，没有冒险，也没有爱情——连给某个姑娘写一封信的事都没做过。他努力工作，但是他作的少、慢、差。和青年积极分子们比较，和生活的飞奔比较，难道能安慰自己吗？他订规划，学这学那，作这作那，他要一日千里！ + +　　这时，接到调动工作的通知，“当我２２岁的时候，我成了党工作者……”也许真正的生活在这里开始了？他抑制住对小学教育工作和孩子们的依恋，燃烧起对新的工作的渴望。 + +　　支部书记和他谈话的那个晚上，他想了一夜。 + +　　就这样，林震口袋里装着《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兴高采烈地登上区委会的石阶，对于党工作者（他是根据电影里全能的党委书记的形象来猜测他们的）的生活，充满了神圣的憧憬。但是，等他接触到那些忙碌而自信的领导同志，看到来往的文件和同时举行的会议，听到那些尖锐争吵与高深的分析，他眨眨那有些特别的淡褐色眼珠的眼睛，心里有点怯…… + +　　到区委会的第四天，林震去通华麻袋厂了解第一季度发展党员工作的情况，去以前，他看了有关的文件和名叫《怎样进行调查研究》的小册子，再三地请教了韩常新，他密密麻麻地写了一篇提纲，然后飞快地骑着新领到的自行车，向麻袋厂驶去。 + +　　工厂门口的警卫同志听说他是区委会的干部，没要他签名，信任地请他进去了。穿过一个大空场，走过一片放麻的露天货场与机器隆隆响的厂房，他心神不安地去敲厂长兼支部书记王清泉办公室的门。得到了里面“进来”的回答后，他慢慢地走进去，怕走快了显得没有经验。他看见一个阔脸、粗脖子、身材矮小的男人正与一个头发上抹了许多油的驼背的男人下棋。小个子的同志抬起头，右手玩着棋子，问清了林震找谁以后，不耐烦地挥一挥手：“你去西跨院党支部办公室找魏鹤鸣，他是组织委员。”然后低下头继续下棋。林震找着了红脸的魏鹤鸣，开始按提纲发问了：“１９５６年第一季度，你们发展了几个人？” + +　　“一个半。”魏鹤鸣粗声粗气地说。 + +　　“什么叫‘半’？” + +　　“有一个通过了，区委拖了两个多月还没有批下来。” + +　　林震掏出笔记本记了下来。又问： + +　　“发展工作是怎么样进行的，有什么经验？” + +　　“进行过程和向来一样——和党章的规定一样。” + +　　林震看了看对方，为什么他说出的话像搁了一个星期的窝窝头一样干巴？魏鹤鸣托着腮，眼睛看着别处，心里也像在想别的事。 + +　　林震又问：“发展工作的成绩怎么样？” + +　　魏鹤鸣答：“刚才说过了，就是那些。”他好像应付似的希望快点谈完。 + +　　林震不知道应该再问什么了，预备了一下午的提纲，和人家只谈上五分钟就用完了。他很窘。 + +　　这时门被一只有力的手推开了。那个小个子的同志进来，匆匆忙忙地问魏鹤鸣：“来信的事你知道吗？” + +　　魏鹤鸣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 + +　　小个子的同志来回踱着步子，然后撇开腿站在房中央：“你们要想办法！质量问题去年就提出来了，为什么还等着合同单位给纺织工业部写信？在社会主义高潮当中我们的生产迟迟不能提高，这是耻辱！” + +　　魏鹤鸣冷冷地看着小个子的脸，用颤抖的声音问：“您说谁？” + +　　“我说你们大家！”小个子手一挥，把林震也包括在里面了。 + +　　魏鹤鸣因为抑制着的愤怒的爆发而显得可怕，他的红脸更红了，他站起来问：“那么您呢？您不负责任？”“我当然负责。”小个子的同志却平静了，“对于上级，我负责，他们怎么处分我！我也接受。对于我，你得负责，谁让你作生产科长呢？你得小心……”说完，他威胁地看了魏鹤鸣一眼，走了。 + +　　魏鹤鸣坐下，把棉袄的扣子全解开了，喘着气。林震问：“他是谁？”魏鹤鸣讽刺地说：“你不认识？他就是厂长王清泉。” + +　　于是魏鹤鸣向林震详细地谈起了王清泉的情况。王清泉原来在中央某部工作，因为在男女关系上犯错误受了处分，１９５１年调到这个厂子作副厂长，１９５３年厂长他调，他就被提拔作厂长。他一向是吃饱了转一转，躲在办公室批批文件下下棋，然后每月在工会大会、党支部大会、团总支大会上讲话，批评工人群众竞赛没搞好，对质量不关心，有经济主义思想……魏鹤鸣没说完，王清泉又推门进来了。他看着左腕上的表，下令说：“今天中午12点10分，你通知党、团、工会和行政各科室的负责人到厂长室开会。”然后把门砰的一带，走了。 + +　　魏鹤鸣嘟哝着：“你看他怎么样？” + +　　林震说：“你别光发牢骚，你批评他，也可以向上级反映，上级绝不允许有这样的厂长。” + +　　魏鹤鸣笑了，问林震：“老林同志，你是新来的吧？” + +　　“老林”同志脸红了。 + +　　魏鹤鸣说：“批评不动！他根本不参加党的会议，你上哪儿批评去？偶尔参加一次，你提意见，他说：‘提意见是好的，不过应该掌握分寸，也应该看时间、场合。现在，我们不应该因为个人意见侵占党支部讨论国家任务的宝贵时间。’好，不占用宝贵时间，我找他个别提，于是我们俩吵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 +　　“向上级反映呢？” + +　　“１９５４年我给纺织工业部和区委写了信，部里一位张同志与你们那儿的老韩同志下来检查了一回。检查结果是：‘官僚主义较严重，但主要是作风问题，任务基本上完成了，只是完成任务的方法有缺点。’然后找王清泉‘批评’了一下，又找我鼓励了一下开展自下而上的批评的精神，就完事了。此后，王厂长有一个来月对工作比较认真，不久他得了肾病，病好以后他说自己是‘因劳致疾’，就又成了这个样子。” + +　　“你再反映呀！” + +　　“哼，后来与韩常新也不知说过多少次，老韩也不答理，反倒向我进行教育说，应该尊重领导，加强团结。也许我不该这样想，但我觉得也许要等到王厂长贪污了人民币或者强奸了妇女，上级才会重视起来！” + +　　林震出了厂子再骑上自行车的时候，车轮旋转的速度就慢多了。他深深地把眉头皱了起来。他发现他的工作的第一步就有重重的困难，但他也受到一种刺激，甚至是激励——这正是发挥战斗精神的时候啊！他想着想着，直到因为车子溜进了急行线而受到交通民警的申。 + +## 四 + +　　吃完午饭，林震迫不及待地找韩常新汇报情况。韩常新有些疲倦地靠着沙发背，高大的身体显得笨重，从身上掏出火柴盒，拿起一根火柴剔牙。 + +　　林震杂乱地叙述他去麻袋厂的见闻，韩常新脚尖打着地不住地说：“是的，我知道。”然后他拍一拍林震的肩膀，愉快地说：“情况没了解上来不要紧，第一次下去嘛，下次就好了。” + +　　林震说：“可是我了解了关于王清泉的情况。”他把笔记本打开。 + +　　韩常新把他的笔记本合上，告诉他：“对，这个情况我早知道。前年区委让我处理过这个事情，我严厉地批评过他，指出他的缺点和危险性，我们谈了至少有三四个钟头……” + +　　“可是并没有效果呀，魏鹤鸣说他只好了一个月……”林震插嘴说。 + +　　“一个月也是效果，而且绝不止一个月。魏鹤鸣那个人思想上有问题，见人就告厂长的状……” + +　　“他告的状是不是真的？” + +　　“很难说不真，也很难说全真。当然这个问题是应该解决的，我和区委副书记李宗秦同志谈过。” + +　　“副书记的意见是什么？” + +　　“副书记同意我的意见，王清泉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也是可能解决的……不过，你不要一下子就陷到这里边去。” + +　　“我？” + +　　“是的。你第一次去一个工厂，全面情况也不了解，你的任务又不是去解决王清泉的问题，而且，直爽地说，解决他的问题也需要更有经验的干部；何况我们并不是没有管过这件事……你要是一下子陷到这个里头，三个月也出不来，第一季度的建党总结还了解不了解？上级正催我们交汇报呢！” + +　　林震说不出话。 + +　　韩常新又拍拍林震的肩膀：“不要急躁嘛。咱们区三千个党员，百十几个支部，你一来就什么问题都摸还行？”他打了个哈欠，有倦意的脸上的粉刺涨红了：“啊——哈，该睡午觉了。” + +　　“那，发展工作怎么再去了解？”林震没有办法地问。 + +　　韩常新又去拍林震的肩膀，林震不由得躲开了。韩常新有把握地说：“明天咱们俩一齐去，我帮你去了解，好不？”然后他拉着林震一同到宿舍去。 + +　　第二天，林震很有兴趣地观察韩常新如何了解情况。三年前，林震在北京师范上学的时候，出去作过见习教师，老教师在前面讲，林震和学生一起听，学了不少东西。这次，他也抱着见习的态度，打开笔记本，准备把韩常新的工作过程详细记录下来。 + +　　韩常新问魏鹤鸣：“发展了几个党员？” + +　　“一个半。” + +　　“不是一个半，是两个，我是检查你们的发展情况，不是检查区委批没批。”韩常新纠正他，又问：“这两个人本季度生产计划完成的怎么样？” + +　　“很好，他们一个超额７％，一个超额４％，厂里黑板报还表扬……” + +　　谈起生产情况，魏鹤鸣似乎起劲了些，但是韩常新打断了他的话：“他们有些什么缺点？” + +　　魏鹤鸣想了半天，空空洞洞地说了些缺点。 + +　　韩常新叫他给所举的缺点提一些例子。 + +　　提完例子，韩常新再问他党的积极分子完成本季度生产任务的情况，他特别感兴趣的是一些数字和具体事例，至于这些先进的工人克服困难、钻研创造的过程，他听都不要听。 + +　　回来以后，韩常新用流利的行书示范地写了一个“麻袋厂发展工作简况”，内容是这样的： + +　　……本季度（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３月）麻袋厂支部基本上贯彻了积极慎重发展新党员的方针，在建党工作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新通过的党员朱××与范××受到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的鼓舞，增强了主人翁的观念，在第一季度繁重的生产任务中各超额７％、４％。广大积极分子围绕在支部周围，受到了朱××与范××模范事例的教育，并为争取入党的决心所推动，发挥了劳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良好地完成或者超额完成了第一季度的生产任务……（下面是一系列数字与具体事例）这说明： + +　　一、建党工作不仅与生产工作不会发生矛盾，而且大大推动了生产，任何借口生产忙而忽视建党工作的作法是错误的。二、……但同时必须指出，麻袋厂支部的建党工作，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缺点……例如…… + +　　林震把写着“简况”的片艳纸捧在手里看了又看，他有一刹那，甚至于怀疑自己去没去过麻袋厂。还是上次与韩常新同去时自己睡着了，为什么许多情况他根本不记得呢？他迷惑地问韩常新： + +　　“这，这是根据什么写的？” + +　　“根据那天魏鹤鸣的汇报呀。” + +　　“他们在生产上取得的成绩是因为建党工作么？”林震口吃起来。 + +　　韩常新抖一抖裤脚，说：“当然。” + +　　“不吧？上次魏鹤鸣并没有这样讲。他们的生产提高了，也可能是由于开展竞赛，也许由于青年团建立了监督岗，未必是建党工作的成绩……” + +　　“当然，我不否认。各种因素是统一起来的，不能形而上学地割裂地分析这是甲项工作的成绩，那是乙项工作的成绩。” + +　　“那，譬如我们写第一季度的捕鼠工作总结，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些数字和事例呢？” + +　　韩常新沉着地笑了，他笑林震不懂“行”，他说：“那可以灵活掌握……” + +　　林震又抓住几个小问题问： + +　　“你怎么知道他们的生产任务是繁重的呢？” + +　　“难道现在会有一个工厂任务很清闲吗？” + +　　林震目瞪口呆了。 + +## 五 + +　　初到区委会十天的生活，在林震头脑中积累起的印象与产生的问题，比他在小学呆了两年的还多。区委会的工作是紧张而严肃的，在区委书记办公室，连日开会到深夜。从汉语拼 + +　　（到预防大脑炎，从劳动保护到政治经济学讲座，无一不经过区委会的忠实的手。林震有一次去收发室取报纸，看见一份厚厚的材料，第一页上写着“区人民委员会党组关于调整公私合营工商业的分布、管理、经营方法及贯彻市委关于公私合营工商业工人工资问题的报告的请示”。他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这份厚得像一本书的材料和它的长题目。有时，一眼望去，却又觉得区委干部们是随意而松懈的，他们在办公时间聊天，看报纸，大胆地拿林震认为最严肃的题目开玩笑，例如，青年监督岗开展工作，韩常新半嘲笑地说：“吓，小青年们脑门子热起来啦……”林震参加的组织部一次部务会议也很有意思，讨论市委布置的一个临时任务，大家抽着烟，说着笑话，打着岔，开了两个钟头，拖拖沓沓，没有什么结果。这时，皱着眉思索了好久的刘世吾提出了一个方案，马上热烈地展开了讨论，很多人发表了使林震敬佩的精采意见。林震觉得，这最后的３０多分钟的讨论要比以前的两个钟头有效十倍。某些时候，譬如说夜里，各屋亮着灯：第一会议室，出席座谈会的胖胖的工商业者愉快地与统战部长交换意见；第二会议室，各单位的学习辅导员们为“价值”与“价格”的关系争得面红耳赤；组织部坐着等待入党谈话的激动的年轻人，而市委的某个严厉的书记出现在书记办公室，找区委正副书记汇报贯彻工资改革的情况……这时，人声嘈杂，人影交错，电话铃声断断续续，林震仿佛从中听到了本区生活的脉搏的跳动，而区委会这座不新的、平凡的院落，也变得辉煌壮观起来。） + +　　在一切印象中，最突出和新鲜的印象是关于刘世吾的：刘世吾工作极多，常常同一个时间好几个电话催他去开会，但他还是一会儿就看完了《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把书转借给了韩常新；而且，他已经把前一个月公布的拼音文字草案学会了，开始在开会时用拼音文字作记录了。某些传阅文件刘世吾拿过来看看题目和结尾就签上名送走，也有的不到三千字的指示他看上一下午，密密麻麻地划上各种符号。刘世吾有时一面听韩常新汇报情况，一面漫不经心地查阅其他的材料，听着听着却突然指出：“上次你汇报的情况不是这样！”韩常新不自然地笑着，刘世吾的眼睛捉摸不定地闪着光；但刘世吾并不深入追究，仍然查他的材料，于是韩常新恢复了常态，有声有色地汇报下去。 + +　　赵慧文与韩常新的关系也被林震看出了一些疑窦：韩常新对一切人都是拍着肩膀，称呼着“老王”、“小李”，亲热而随便。独独对赵慧文，却是一种礼貌的“公事公办”的态度。这样说话：“赵慧文同志，党刊第１０４期放在哪里？”而赵慧文也用顺从包含警戒的神情对待他。 + +　　……四月，东风悄悄地刮起，不再被人喜爱的火炉蜷缩在阴暗的贮藏室，只有各房间熏黑了的屋顶还存留着严冬的痕迹。往年，这个时候，林震就会带着活泼的孩子们去卧佛寺或者西山八大处踏青，在早开的桃李与混浊的溪水中寻找春天的消息……区委会的生活却不怎么受季节的影响，继续以那种紧张的节奏和复杂的色彩流转着。当林震从院里的垂柳上摘下一颗多汁的嫩芽时，他稍微有点怅惘，因为春天来得那么快，而他，却没作出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来迎接这个美妙的季节…… + +　　晚上九点钟，林震走进了刘世吾办公室的门。赵慧文正在这里，她穿着紫黑色的毛衣。脸儿在灯光下显得越发苍白。听到有人进来，她迅速地转过头来，林震仍然看见了她略略突出的颧骨上的泪迹。他回身要走，低着头吸烟的刘世吾作手势止住他：“坐在这儿吧，我们就谈完了。” + +　　林震坐在一角，远远地隔着灯光看报，刘世吾用烟卷在空中划着圆圈，诚恳地说： + +　　“相信我的话吧，没错。年轻人都这样，最初互相美化，慢慢发现了缺点，就觉得都很平凡。不要作不切实际的要求，没有遗弃，没有虐待，没有发现他政治上、品质上的问题，怎么能说生活不下去呢？才四年嘛。你的许多想法是从苏联电影里学来的，实际上，就那么回事……” + +　　赵慧文没说话，她撩一撩头发，临走的时候，对林震惨然地一笑。 + +　　刘世吾走到林震旁边，问：“怎么样？”他丢下烟蒂，又掏出一支来点上火，紧接着贪婪地吸了几口，缓缓地吐着白烟，告诉林震：“赵慧文跟她爱人又闹翻了……”接着，他开开窗户，一阵风吹掉了办公桌上的几张纸，传来了前院里散会以后人们的笑声、招呼声和自行车铃响。 + +　　刘世吾把只抽了几口的烟扔出去，伸了个懒腰，扶着窗户，低声说：“真的是春天了呢！” + +　　“我想谈谈来区委工作的情况，我有一些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林震用一种坚决的神气说，同时把落在地上的纸页拾起来。 + +　　“对，很好。”刘世吾仍然靠着窗户框子。 + +　　林震从去麻袋厂说起：“……我走到厂长室，正看见王清泉同志……” + +　　“下棋呢还是打扑克？”刘世吾微笑着问。 + +　　“您怎么知道？”林震惊骇了。 + +　　“他老兄什么时候干什么我都算得出来，”刘世吾慢慢地说，“这个老兄棋瘾很大，有一次在咱这儿开了半截会，他出去上厕所，半天不回来，我出去一找，原来他看见老吕和区委书记的儿子下棋，他在旁边‘支’上‘招儿’了。” + +　　林震把魏鹤鸣对他的控告讲了一遍。 + +　　刘世吾关上窗户，拉一把椅子坐下，用两个手扶着膝头支持着身体，轻轻地摆动着头： + +　　“魏鹤鸣是个直性子，他一来就和王清泉吵得面红耳赤……你知道，王清泉也是个特殊人物，不太简单。抗日胜利以后，王清泉被派到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他作过国民党军的副团 + +　　（长，是个呱呱叫的情报人员。一九四七年以后他与我们的联系中断，直到解放以后才接上线。他是去瓦解敌人的，但是他自己也染上国民党军官的一些习气，改不过来，其实是个英勇的老同志。”） + +　　“这样……” + +　　“是啊。”刘世吾严肃地点点头，接着说：“当然，这不能为他辩护，党是派他去战胜敌人而不是与敌人同流合污，所以他的错误是应该纠正的。” + +　　“怎么去解决呢？魏鹤鸣说，这个问题已经拖了好久。他到处写过信……” + +　　“是啊。”刘世吾又干咳了一会，作着手势说，“现在下边支部里各类问题很多，你如果一一地用手工业的方法去解决，那是事倍功半的。而且，上级布置的任务追着屁股，完成这些任务已经感到很吃力。作为领导，必须掌握一种把个别问题与一般问题结合起来，把上级分配的任务与基层存在的问题结合起来的艺术。再者，王清泉工作不努力是事实，但还没有发展到消极怠工的地步；作风有些生硬，也不是什么违法乱纪；显然，这不是组织处理问题而是经常教育的问题。从各方面看，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 + +　　林震沉默着，他判断不清究竟哪样对；是娜斯嘉的“对坏事绝不容忍”对呢，还是刘世吾的“条件成熟论”对。他一想起王清泉那样的厂长就觉得难受，但是，他驳不倒刘世吾的“领导艺术”。刘世吾又告诉他：“其实，有类似毛病的干部也不只一个……”这更加使得林震睁大了眼睛，觉得这跟他在小学时所听的党课的内容不是一个味儿。 + +　　后来，林震又把看到的韩常新如何了解情况与写简报的事说了说，他说，他觉得这样整理简报不太真实。 + +　　刘世吾大笑起来，说：“老韩……这家伙……真高明……”笑完了，又长出一口气，告诉林震：“对，我把你的意见告诉他。” + +　　林震犹豫着，刘世吾问：“还有别的意见么？” + +　　于是林震勇敢地提出：“我不知道为什么，来了区委会以后发现了许多许多缺点，过去我想象的党的领导机关不是这样……” + +　　刘世吾把茶杯一放：“当然，想象总是好的，实际呢，就那么回事。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缺点，而在于什么是主导的。我们区委的工作，包括组织部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呢，还是缺点是基本的？显然成绩是基本的，缺点是前进中的缺点。我们伟大的事业，正是由这些有缺点的组织和党员完成着的。” + +　　走出办公室以后，林震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和刘世吾谈话似乎可以消食化气，而他自己的那些肯定的判断，明确的意见，却变得模糊不清了。他更加惶惑了。 + +## 六 + +　　不久，在党小组会上，林震受到了一次严厉的批评。 + +　　事情是这样：有一次，林震去麻袋厂，魏鹤鸣说，由于季度生产质量指标没有达到，王厂长狠狠地训了一回工人，工人意见很大，魏鹤鸣打算找些人开个座谈会，搜集意见，准备向上反映。林震很同意这种作法，以为这样也许能促进“条件的成熟”。过了三天，王清泉气急败坏地到区委会找副书记李宗秦，说魏鹤鸣在林震支持下搞小集团进行反领导的活动，还说参加魏鹤鸣主持的座谈会的工人都有历史问题……最后说自己请求辞职。李宗秦批评了他的一些缺点，同意制止魏鹤鸣再开座谈会，“至于林震，”他对王清泉说，“我们会给予应有的教育的。” + +　　批评会上，韩常新分析道：“林震同志没有和领导上商量，擅自同意魏鹤鸣召集座谈会，这首先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 +　　林震不服气，他说：“没有请示领导，是我的错。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但不去主动了解群众的意见，反而制止基层这样作！” + +　　“谁说我们不了解？”韩常新翘起一只腿，“我们对麻袋厂的情况统统掌握……” + +　　“掌握了而不去解决，这正是最痛心的！党章上规定着，我们党员应该向一切违反党的利益的现象作斗争……”林震的脸变青了。 + +　　富有经验的刘世吾开始发言了，他向来就专门能在一定的关头起扭转局面的作用。 + +　　“林震同志的工作热情不错，但是他刚来一个月就给组织部的干部讲党章，未免仓促了些。林震以为自己是支持自下而上的批评，是作一件漂亮事，他的动机当然是好的；不过，自下而上的批评必须有领导地去开展，譬如这回事，请林震同志想一想：第一，魏鹤鸣是不是对王清泉有个人成见呢？很难说没有。那么魏鹤鸣那样积极地去召集座谈会，可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目的呢？我看不一定完全不可能。第二，参加会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历史复杂别有用心的分子呢？这也应该考虑到。第三，开这样一个会，会不会在群众里造成一种王清泉快要挨整了的印象因而天下大乱了呢？等等。至于林震同志的思想情况，我愿意直爽地提出一个推测：年轻人容易把生活理想化，他以为生活应该怎样，便要求生活怎样，作一个党的工作者，要多考虑的却是客观现实，是生活可能怎样。年轻人也容易过高估计自己，抱负甚多，一到新的工作岗位就想对缺点斗争一番，充当个娜斯嘉式的英雄。这是一种可贵的、可爱的想法，也是一种虚妄……” + +　　林震像被打中了似的颤了一下，他紧咬住了下嘴唇。 + +　　他鼓起勇气再问：“那么王清泉……”刘世吾把头一仰： + +　　“我明天找他谈话，有原则性的并不仅是你一个人。” + +## 七 + +　　星期六晚上，韩常新举行婚礼。林震走进礼堂，他不喜欢那弥漫的呛人的烟气，还有地上杂乱的糖果皮与空中杂乱的哄笑；没等婚礼开始他就退了出来。 + +　　组织部的办公室黑着，他拉开灯，看见自己桌上的信，是小学的同事们写来，其中还夹着孩子们用小手签了名的信： + +　　林老师：您身体好吗；我们特别特别想您，女同学都哭了，后来就不哭了，后来我们作算术，题目特别特别难，我们费了半天劲，中于算出来了…… + +　　看着信，林震不禁独自笑起来了，他拿起笔把“中于”改成“终于”，准备在回信时告诉他们下次要避免别字。他仿佛看见了系蝴蝶结的李琳琳、爱画水彩画的刘小毛和常常把铅笔头含在嘴里的孟飞，……他猛把头从信纸上抬起来，所看见的却是电话、吸墨纸和玻璃板。他所熟悉的孩子的世界和他的单纯的工作已经离他而去了，新的工作要复杂得多……他想起前天党小组会上人们对他的批评。难道自己真的错了？真的是莽撞和幼稚，再加几分年轻人的廉价的勇气？也许真的应该切实估量一下自己，把份内的事作好，过两年，等到自己“成熟”了以后再干预一切吧？ + +　　礼堂里传来爆发的掌声和笑声。 + +　　一只手落在肩上，他吃惊地回过头来，灯光显得刺眼，赵慧文没有声响地站在他的身边，女同志走路都有这种不声不响的本事。 + +　　赵慧文问：“怎么不去玩？” + +　　“我懒得去。你呢？” + +　　“我该回家了，”赵慧文说，“到我家坐坐好吗？省得一个人在这儿想心事。” + +　　“我没有心事。”林震分辩着，但他接受了赵慧文的好意。 + +　　赵慧文住在离区委会不远的一个小院落里。 + +　　孩子睡在浅蓝色的小床里，幸福地含着指头，赵慧文吻了儿子，拉林震到自己房间里来。 + +　　“他父亲不回来吗？”林震问。 + +　　赵慧文摇摇头。 + +　　这间卧室好像是布置得很仓促，墙壁因为空无一物而显得过分洁白，盆架孤单地缩在一角，窗台上的花瓶傻气地张着口；只有床头上桌上的收音机，好像还能扰乱这卧室的安静。 + +　　林震坐在藤椅上，赵慧文靠墙站着。林震指着花瓶说：“应该插枝花，”又指着墙壁说：“为什么不买几张画挂上？” + +　　赵慧文说：“经常也不在，就没有管它。”然后她指着收音机问：“听不听？星期六晚上，总有好的音乐。” + +　　收音机响了，一种梦幻的柔美的旋律从远处飘来，慢慢变得热情激荡。提琴奏出的诗一样的主题，立即揪住了林震的心。他托着腮，屏住了气。他的青春，他的追求，他的碰壁，似乎都能与这乐曲相通。 + +　　赵慧文背着手靠在墙上，不顾衣服蹭上了石灰粉，等这段乐曲过去，她用和音乐一样的声音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的《意大利随想曲》，让人想到南国，想到海……我在文工团的时候常听它，慢慢觉得，这调子不是别人演奏出的，而是从我心里钻出来的……” + +　　“在文工团？” + +　　“参加军事干部学校以后被分配去的，在朝鲜，我用我的蹩脚的嗓子给战士唱过歌，我是个哑嗓子的歌手。” + +　　林震像第一次见面似的又重新打量赵慧文。 + +　　“怎么？不像了吧？”这时电台改放“剧场实况”了，赵慧文把收音机关了。 + +　　“你是文工团的，为什么很少唱歌？”林震问。她不回答，走到床边，坐下。她说：“我们谈谈吧，小林，告诉我，你对咱们区委的印象怎么样？” + +　　“不知道，我是说，还不明确。” + +　　“你对韩常新和刘世吾有点意见吧，是不？” + +　　“也许。” + +　　“当初我也这样，从部队转业到这里，和部队的严格准确比较，许多东西我看不惯。我给他们提了好多意见，和韩常新激动地吵过一回，但是他们笑我幼稚，笑我工作没作好意见倒一大堆，慢慢地我发现，和区委的这些缺点作斗争是我力不胜任的……” + +　　“为什么力不胜任？”林震像刺痛了似的跳起来，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了。 + +　　“这是我的错，”赵慧文抓起一个枕头，放在腿上，“那时我觉得自己水平太低，自己也很不完美，却想纠正那些水平比自己高得多的同志，实在不量力。而且，刘世吾、韩常新还有别人，他们确实把有些工作作得很好。他们的缺点散布在咱们工作的成绩里边，就像灰尘散布在美好的空气中，你嗅得出来，但抓不住，这正是难办的地方。” + +　　“对！”林震把右拳头打在左手掌上。 + +　　赵慧文也有些激动了，她把枕头抛开，话说得更慢，她说：“我做的是事务工作，领导同志也不大过问，加上个人生活上的许多牵扯，我沉默了，于是，上班抄抄写写，下班给孩子洗尿布、买奶粉。我觉得我老得很快，参加军干校时候那种热情和幻想，不知道哪里去了。”她沉默着，一个一个地捏着自己的手指，接着说：“两个月以前，北京市进入社会主义高潮，工人、店员还有资本家，放着鞭炮，打着锣鼓到区委会报喜，工人、店员把入党申请书直接送到组织部，大街上一天一变，整个区委会彻夜通明，吃饭的时候，宣传部、财经部的同志滔滔不绝地讲着社会主义高潮中的各种气象；可我们组织部呢？工作改进很少！打电话催催发展数字，按前年的格式添几条新例子写写总结……最近，大家检查保守思想，组织部也检查，拖拖沓沓开了三次会，然后写个材料完事。……哎，我说乱了，社会主义高潮中，每一声鞭炮都刺着我，当我复写批准新党员通知的时候，我的手激动得发抖，可是我们的工作就这样依然故我地下去吗？”她喘了一口气，来回踱着，然后接着说：“我在党小组会上谈自己的想法，韩常新满足地问：‘难道我们发展数字的完成比例不是各区最高的？难道市委组织部没要我们写过经验？’然后他进行分析，说我情绪不够乐观，是因为不安心事务工作……” + +　　“开始的时候，韩常新给人一个了不起的印象，但是实际一接触……”林震又说起那次 + +　　（写汇报的事。） + +　　赵慧文同意地点头：“这一二年，虽然我没提什么意见，但我无时无刻不在观察。生活里的一切，有表面也有内容，作到金玉其外，并不是难事。譬如韩常新，充领导他会拉长了声音训人，写汇报他会强拉硬扯生动的例子，分析问题，他会用几个无所不包的概念；于是，俨然成了个少壮有为的干部，他漂浮在生活上边，悠然得意。” + +　　“那么刘世吾呢？”林震问，“他绝不像韩常新那样浅薄，但是他的那些独到的见解，精辟的分析，好像包含着一种可怕的冷漠。看到他容忍王清泉这样的厂长，我无法理解，而当我想向他表示什么意见的时候，他的议论却使人越绕越糊涂，除了跟着他走，似乎没有别的路……” + +　　“刘世吾有一句口头语：就那么回事，他看透了一切，以为一切就那么回事。按他自己的说法，他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还知道‘是’一定战胜‘非’，又知道‘是’不是一下子战胜‘非’，他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见过——党的工作给人的经验本来很多。于是他不再操心，不再爱也不再恨。他取笑缺陷，仅仅是取笑；欣赏成绩，仅仅是欣赏。他满有把握地应付一切，再也不需要虔诚地学习什么，除了拼音文字之类的具体知识。一旦他认为条件成熟需要干一气，他一把把事情抓在手里，教育这个，处理那个，俨然是一切人的上司。凭他的经验和智慧，他当然可以作好一些事，于是他更加自信。”赵慧文毫不容情地说道。这些话曾经在多少个不眠的夜晚萦绕在她的心头…… + +　　“我们的区委副书记兼部长呢？他不管么？” + +　　赵慧文更加兴奋了，她说：“李宗秦身体不好，他想去作理论研究工作，嫌区的工作过于具体。他作组织部长只是挂名，把一切事情推给刘世吾。这也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不正常的现象，有一批老党员，因为病，因为文化水平低，或者因为是首长爱人，他们挂着厂长、校长和书记的名，却由副厂长、教导主任、秘书或者某个干事作实际工作。” + +　　“我们的正书记——周润祥同志呢？” + +　　“周润祥是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工作太多，忙着肃反、私营企业的改造……各种带有突击性的任务，我们组织部的工作呢，一般说永远成不了带突击性的中心任务，所以他管的也不多。” + +　　“那……怎么办呢？”林震直到现在，才开始明白了事情的复杂性，一个缺点，仿佛粘在从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缘故上。 + +　　“是啊。”赵慧文沉思地用手指弹着自己的腿，好像在弹一架钢琴，然后她向着远处笑了，她说：“谢谢你……” + +　　“谢我？”林震以为自己听错了。 + +　　“是的，见到你，我好像又年轻了。你天不怕地不怕，敢于和一切坏现象作斗争，于是我有一种婆婆妈妈的预感：你……一场风波要起来了。” + +　　林震脸红了。他根本没想到这些，他正为自己的无能而十分羞耻。他嘟哝着说：“但愿是真正的风波而不是瞎胡闹。”然后他问：“你想了这么多，分析得这么清楚，为什么只是憋在心里呢？” + +　　“我老觉得没有把握，”赵慧文把手放在自己的胸前，“我看了想，想了又看，我有时候想得一夜都睡不好，我问自己： + +　　‘你的工作是事务性的，你能理解这些吗？’” + +　　“你怎么会这样想？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对极了！你应该把你刚才说的对区委书记谈，或者写成材料给《人民日报》 + +　　……” + +　　“瞧，你又来了。”赵慧文露出润湿的牙齿笑了。“怎么叫又来了？”林震不高兴地站起来，使劲搔着头皮，“我也想过多少次，我觉得，人要在斗争中使自己变正确，而不能等到正确了才去作斗争！” + +　　赵慧文突然推门出去了，把林震一个人留在这空旷的屋子里，他嗅见了肥皂的香气。马上，赵慧文回来了，端着一个长柄的小锅，她跳着进来，像一个梳着三只辫子的小姑娘。 + +　　她打开锅盖，戏剧性地向林震说： + +　　“来，我们吃荸荠，煮熟了的荸荠！我没有找到别的好吃的。” + +　　“我从小就喜欢吃熟荸荠，”林震愉快地把锅接过来，他挑了一个大的没剥皮就咬了一口，然后他皱着眉吐了出来，“这是个坏的，又酸又臭。”赵慧文大笑了。林震气愤地把捏烂了的酸荸荠扔到地上。 + +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纯净的天空上布满了畏怯的小星星。有一个老头儿吆喝：“炸丸子开锅！”推车走过。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她说：“下次来的时候，墙上就有画了。” + +　　林震会心地笑着：“而且希望你把丢下的歌儿唱起来！”他摇了一下她的手。 + +　　林震用力地呼吸着春夜的清香之气，一股温暖的泉水在心头涌了上来。 + +## 八 + +　　韩常新最近被任命为组织部副部长。新婚和被提拔，使他愈益精神焕发和朝气勃勃。他每天刮一次脸，在参观了服装展览会以后又作了一套凡尔丁料子的衣服。不过，最近他亲自出马下去检查工作少了，主要是在办公室听汇报、改文件和找人谈话。刘世吾仍然那么忙…… + +　　一天，晚饭以后，韩常新把《拖拉机站站长与总农艺师》还给林震，他用手弹一弹那本书，点点头说：“很有意思，也很荒唐。当个作家倒不坏，编得天花乱坠。赶明儿我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犯错误受了处分，就也写小说去。” + +　　林震接过书，赶快拉开抽屉，把它压在最底下。 + +　　刘世吾坐在另一边的沙发上正出神地研究一盘象棋残局，听了韩常新的话，刻薄地说：“老韩将来得关节炎或者受处分倒不见得不可能，至于小说，我们可以放心，至少在这个行星上不会看到您的大作。”他说的时候一点不像开玩笑，以致韩常新尴尬地转过头，装没听见。 + +　　这时刘世吾又把林震叫过去，坐在他旁边，问：“最近看什么书了？有没有好的借我看看？” + +　　林震说没有。 + +　　刘世吾挪动着身体，斜躺在沙发上，两手托在脑后，半闭着眼，缓慢地说：“最近在《译文》上看了《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二部的片段，人家写得真好，活得很……” + +　　“您常看小说？”林震真不大相信。 + +　　“我愿意荣幸地表示，我和你一样地爱读书：小说、诗歌，包括童话。解放以前，我最喜欢屠格涅夫，小学五年级，我已经读《贵族之家》，我为伦蒙那个德国老头儿流泪，我也喜欢叶琳娜；英沙罗夫写得却并不好……可他的书有一种清新的、委婉多情的调子。”他忽地站起来，走近林震，扶着沙发背，弯着腰继续说，“现在也爱看，看的时候很入迷，看完了又觉得没什么，你知道，”他紧挨林震坐下，又半闭起眼睛，“当我读一本好小说的时候，我梦想一种单纯的、美妙的、透明的生活。我想去作水手，或者穿上白衣服研究红血球，或者作一个花匠，专门培植十样锦……”他笑了，从来没这样笑过，不是用机智，而是用心。“可还是得作什么组织部长。” + +　　他摊开了手。 + +　　“为什么您把现在的工作看得和小说那么不一样呢？党的工作不单纯，不美妙，也不透明么？”林震友好而关切地问。 + +　　刘世吾接连摇头，咳嗽了一会儿又站起来。靠到远一点的地方，嘲笑地说：“党工作者不适合看小说。……譬如，”他用手在空中一划，“拿发展党员来说，小说可以写：‘在壮丽的事业里，多少名新战士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先锋行列，万岁！’而我们呢，组织部呢，却正在发愁：第一，某支部组织委员工作马大哈，谈不清新党员的历史情况。第二，组织部压了百十几个等着批准的新党员，没时间审查。第三，新党员需经常委会批准，常委委员一听开会批准党员就请假。第四，公安局长参加常委会批准党员的时候老是打瞌睡……” + +　　“您不对！”林震大声说，他像本人受了侮辱一样地难以忍耐，“您看不见壮丽的事业，只看见某某在打瞌睡……难道您也打瞌睡了？” + +　　刘世吾笑了笑，叫韩常新：“来，看看报上登的这个象棋残局，该先挪车呢还是先跳马？” + +## 九 + +　　魏鹤鸣告诉林震，他要求回到车间作工人，他说：“这个支部委员和生产科长我干不了。”林震费尽唇舌，劝他把那次座谈会搜集的意见写给党报，并且质问他：“你退缩了，你不信任党和国家了，是吗？”后来魏鹤鸣和几个意见较多的工人写了一封长信，偷偷地寄给报纸，连魏鹤鸣本人都对自己有些怀疑：“也许这又是‘小集团活动’？那就处罚我吧！”他是带着有罪的心情把大信封扔进邮箱的。 + +　　五月中旬，《北京日报》以显明的标题登出揭发王清泉官僚主义作风的群众来信。署名“麻袋厂一群工人”的信，愤怒地要求领导上处理这一问题。《北京日报》编者也在按语中指出：“……有关领导部门应迅速作认真的检查……” + +　　赵慧文首先发现了，她叫林震来看。林震兴奋得手发抖，看了半天连不成句子，他想： + +　　（好！终于揭出来了！还是党报有力量！”） + +　　他把报纸拿给刘世吾看，刘世吾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抖一抖报纸，客观地说：“好，开刀了！” + +　　这时，区委书记周润祥走进来，他问：“王清泉的情况你们了解不？” + +　　刘世吾不慌不忙地说：“麻袋厂支部的一些不健康的情况那是确实存在的。过去，我们就了解过，最近我亲自找王清泉谈过话，同时小林同志也去了解过。”他转身向林震：“小林，你谈谈王清泉的情况吧。” + +　　有人敲门，魏鹤鸣紧张地撞进来，他的脸由红色变成了青色，他说，王厂长在看到《北京日报》以后非常生气，现在正追查写信的人。 + +　　……经过党报的揭发与区委书记的过问，刘世吾以出乎林震意料之外的雷厉风行的精神处理了麻袋厂的问题。刘世吾一下决心，就可以把工作作得很出色。他把其他工作交代给别人，连日与林震一起下到麻袋厂去。他深入车间，详细调查了王清泉工作的一切情况，征询工人群众的一切意见。然后，与各有关部门进行了联系，只用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就对王清泉作了处理——党内和行政都予以撤职处分。 + +　　处理王清泉的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开完会，外面下起雨，雨忽大忽小，久久地不停息。风吹到人脸上有些凉。刘世吾与林震到附近的一个小铺子去吃馄饨。 + +　　这是新近公私合营的小铺子，整理得干净而且舒适。由于下雨，顾客不多。他们避开热气腾腾的馄饨锅，在墙角的小桌旁坐下来。 + +　　他们要了馄饨，刘世吾还要了白酒，他呷了一口酒，掐着手指，有些感触地说：“我这是第六次参加处理犯错误的负责干部的问题了，头几次，我的心很沉重。”由于在大会上激昂地讲过话，他的嗓音有些嘶哑，“党工作者是医生，他要给人治病，他自己却是并不轻松的。”他用无名指轻轻敲着桌子。 + +　　林震同意地点头。 + +　　刘世吾忽问：“今天是几号？” + +　　“５月２０。”林震告诉他。 + +　　“５月２０，对了。九年前的今天，‘青年军’二○八师打坏了我的腿。” + +　　“打坏了腿？”林震对刘世吾的过去历史还不了解。 + +　　刘世吾不说话，雨一阵大起来，他听着那哗啦哗啦的单调的响声，嗅着潮湿的土气。一个被雨淋透的小孩子跑进来避雨。小孩的头发在往下滴水。 + +　　刘世吾招呼店员：“切一盘肘子。”然后告诉林震：“１９４７年，我在北大作自治会主席。参加五·二○游行的时候，二○八师的流氓打坏了我的腿。”他挽起裤子，可以看到一道弧形的疤痕，然后他站起来：“看，我的左腿是不是比右腿短一点？” + +　　林震第一次以深深的尊敬和爱戴的眼光看着他。 + +　　喝了几口酒，刘世吾的脸微微发红，他坐下，把肉片夹给林震，然后斜着头说：“那时候……我是多么热情，多么年轻啊！我真恨不得……” + +　　“现在就不年轻，不热情了么？”林震用期待的眼光看着。“当然不，”刘世吾玩着空酒杯，“可是我真忙啊！忙得什么都习惯了，疲倦了。解放以来从来没睡够过八小时觉。我处理这个人和那个人，却没有时间处理处理自己。”他托起腮，用最质朴的人对人的态度看着林震，“是啊，一个布尔什维克，经验要丰富，但是心要单纯。……再来一两！”刘世吾举起酒杯，向店员招手。 + +　　这时林震已经开始被他深刻和真诚的抒发所感动了。刘世吾接着闷闷地说：“据说，炊事员的职业病是缺少良好的食欲，饭菜是他们作的，他们整天和饭菜打交道。我们，党工作者，我们创造了新生活，结果，生活反倒不能激动我们……” + +　　林震的嘴动了动，刘世吾摆摆手，表示希望不要现在就和他辩论。他不说话，独自托着腮发愣。 + +　　“雨小多了，这场雨对麦子不错，”过了半天，刘世吾叹了口气，忽然又说：“你这个干部好，比韩常新强。” + +　　林震在慌乱中赶紧喝汤。 + +　　刘世吾盯着他，亲切地笑着，问他：“赵慧文最近怎么样？” + +　　“她情绪挺好。”林震随口说。他拿起筷子去夹熟肉，看见了他熟悉的刘世吾的闪烁的 + +　　（目光。） + +　　刘世吾把椅子拉近了，缓缓地说：“原谅我的直爽，但是我有责任告诉你……” + +　　“什么？”林震停止了夹肉。 + +　　“据我看，赵慧文对你的感情有些不……” + +　　林震颤抖着手放下了筷子。 + +　　离开馄饨铺，雨已经停了，星光从黑云下面迅速地露出来，风更凉了，积水潺潺地从马路两边的泄水池流下去。林震迷惘地跑回宿舍，好像喝了酒的不是刘世吾，倒是他。同宿舍的同志都睡得很甜，粗短的和细长的鼾声此起彼伏。林震坐在床上，摸着湿了的裤脚，眼前浮现了赵慧文的苍白而美丽的脸。……他还是个毛小伙子，他什么也没经历过，什么都不懂。他走近窗子，把脸紧贴在外面沾满了水珠的冰冷的玻璃上。 + +## 十 + +　　区委常委开会讨论麻袋厂的问题。 + +　　林震列席参加。他坐在一角，心跳、紧张，手心里出了汗。他的衣袋里装着好几千字的发言提纲，准备在常委会上从麻袋厂事件扯出组织部工作中的问题。他觉得麻袋厂问题的揭发和解决，造成了最好的机会，可以促请领导从根本上考虑一下组织部的工作。时候到了！ + +　　刘世吾正在条理分明地汇报情况。书记周润祥显出沉思的神色，用左拳托着士兵式的粗壮而宽大的脸，右腕子压着一张纸，时而在上面写几个字。李宗秦用食指在空中写划着。 + +　　韩常新也参加了会，他专心地把自己的鞋带解开又系上。 + +　　林震几次想说话，但是心跳得使他喘不上气。第一次参加常委会，就作这种大胆的发言，未免过于莽撞吧？不怕，不怕！他鼓励自己。他想起八岁那年在青岛学跳水，他也一边听着心跳，一边生气地对自己说：“不怕，不怕！” + +　　区委常委批准了刘世吾对于麻袋厂问题提出的处理意见，马上就要进行下面一项议程了，林震霍地举起了手。 + +　　“有意见吗？不举手就可以发言的。”周书记笑着说。 + +　　林震站起来，碰响了椅子，掏出笔记本看着提纲，他不敢看大家。 + +　　他说：“王清泉个人是作了处理了，但是如何保证不再有第二、第三个王清泉出现呢？我们应该检查一下区委组织工作中的缺点：第一，我们只抓了建党，对于巩固党没给予应有的注意，使基层的党内斗争处于自流状态。第二，我们明知有问题却拖延着不去解决，王清泉来厂子整整五年，问题一直存在而且愈发展愈严重。……具体地说，我认为韩常新同志与刘世吾同志有责任……” + +　　会场起了轻微的骚动，有人咳嗽，有人放下了烟卷，有人打开笔记本，有人挪了一下椅子。 + +　　韩常新耸了一下肩，用舌头舔了一下扭动着的牙床，讽刺地说：“往往听到一种事后诸 + +　　（葛亮的意见：‘为什么不早一点处理呢？’当然是愈早愈好罗……高、饶事件发生了，有人） + +　　（问为什么不早一点，贝利亚，也有人问为什么不早一点。再者，组织部并不能保证第二、第三个王清泉不会出现，林震同志也未尝能保证这一点。……”） + +　　林震抬起头，用激怒的目光看着韩常新。韩常新却只是冷冷地笑。林震压抑着自己说：“老韩同志知道缺点的存在是规律，但他不知道克服缺点前进更是规律。老韩同志和刘部长，就是抱住了头一个规律，因而对各种严重的缺点采取了容忍乃至于麻木的态度！”说完，他用手抹了抹头上的汗，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敢说得这样尖锐，但是终究说出来了，他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 +　　李宗秦在空中划着的食指停住了。周润祥转头看看林震又看看大家，他的沉重的身躯使木椅发出了吱吱声。他向刘世吾示意：“你的意见？” + +　　刘世吾点点头：“小林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他的精神也给了我一些启发……”然后他悠闲地溜到桌子边去倒茶水，用手抚摸着茶碗沉思地说：“不过具体到麻袋厂事件，倒难说了。组织部门巩固党的工作抓得不够，是的，我们干部太少，建党还抓不过来。麻袋厂王清泉的处理，应该说还是及时而有效的。在宣布处理的工人大会上，工人的情绪空前高涨，有些落后的工人也表示更认识到了党的大公无私，有一个老工人在台上一边讲话一边落泪，他们口口声声说着感谢党，感谢区委……” + +　　林震小声说：“是的，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们工作中的麻木、拖延、不负责任，是对群众犯罪。”他提高了声音，“党是人民的、阶级的心脏，我们不能容忍心脏上有灰尘，就像不能容忍党的机关的缺点！” + +　　李宗秦把两手交叉起来放在膝头，他缓缓地说，像是一边说一边思索着如何造句：“我认为林震、韩常新、刘世吾同志的主要争论有两个症结，一个是规律性与能动性的问题，……一个是……” + +　　林震以不知从哪儿来的勇气对李宗秦说：“我希望不要只作冷静而全面的分析……”他没有说下去，他怕自己掉下眼泪来。 + +　　周润祥看一看林震，又看一看李宗秦，皱起了眉头，沉默了一会，迅速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对大家说：“讨论下一项议程吧。” + +　　散会后，林震气恼得没有吃下饭，区委书记的态度他没想到。他不满甚至有点失望。韩常新与刘世吾找他一起出去散步，就像根本没理会他对他们的不满意，这使林震更意识到自己和他们力量的悬殊。他苦笑着想：“你还以为常委会上发一席言就可以起好大的作用呢！”他打开抽屉，拿起那本被韩常新嘲笑过的苏联小说，翻开第一篇，上面写着：“按娜斯嘉的方式生活！”他自言自语：“真难啊！” + +　　他缺少了什么呢？ + +## 十一 + +　　第二天下班以后，赵慧文告诉林震：“到我家吃饭去吧，我自己包饺子。”他想推辞，赵慧文已经走了。 + +　　林震犹豫了好久，终于在食堂吃了饭再到赵慧文家去。赵慧文的饺子刚刚煮熟。她穿上暗红色的旗袍，系着围裙，手上沾满面粉，像一个殷勤的主妇似的对林震说：“新下来的豆角做的馅子……” + +　　林震嗫嚅地说：“我吃过了。” + +　　赵慧文不信，跑出去给他拿来了筷子，林震再三表示确实吃过，赵慧文不满意地一个人吃起来。林震不安地坐在一旁，一会儿看看这，一会儿看看那，一会儿搓搓手，一会儿晃一晃身体。 + +　　“小林，有什么事么？”赵慧文停止了吃饺子。 + +　　“没……有。” + +　　“告诉我吧。”赵慧文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 +　　“昨天在常委会上我把意见都提了，区委书记睬都不睬……” + +　　赵慧文咬着筷子端想了想，她坚决地说：“不会的，周润祥同志只是不轻易发表意见……” + +　　“也许，”林震半信半疑地说，他低下头，不敢正面接触赵慧文关切的目光。 + +　　赵慧文吃了几个饺子，又问：“还有呢？” + +　　林震的心跳起来了。他抬起头，看见了赵慧文的好意的眼睛，他轻轻地叫：“赵慧文同志……” + +　　赵慧文放下筷子，靠在椅子背子，有些吃惊了。 + +　　“我很想知道，你是否幸福。”林震用一种粗重的，完全像大人一样的声音说，“我看见过你的眼泪，在刘世吾的办公室，那时候春天刚来……后来忘记了。我自己马马虎虎地过日子，也不会关心人。你幸福吗？” + +　　赵慧文略略疑惑地看着他，摇头，“有时候我也忘记……”然后点头，“会的，会幸福的。你为什么问它呢？”她安详地笑着。 + +　　林震把刘世吾对他讲的告诉了她：“……请原谅我，把刘世吾同志随便讲的一些话告诉了你，那完全是瞎说……我很愿意和你一起说话或者听交响乐，你好极了，那是自然而然的，……也许这里边有什么不好的，不合适的东西，马马虎虎的我忽然多虑了，我恐怕我扰乱谁。”林震抱歉地结束了。 + +　　赵慧文安详地笑着，接着皱起了眉尖儿，又抬起了细瘦的胳臂，用力擦了一下前额，然后她甩了一下头，好像甩掉什么不愉快的心事似的转过身去了。 + +　　她慢慢地走到墙壁上新挂的油画前边，默默地看画。那幅画的题目是《春》，莫斯科，太阳在春天初次出现，母亲和孩子到街头去…… + +　　一会，她又转过身来，迅速地坐在床上，一只手扶着床栏杆，异常平静地说：“你说了些什么呀？真的！我不会作那些不经过考虑的事。我有丈夫，有孩子，我还没和你谈过我的丈夫，”她不用常说的“爱人”，而强调地说着“丈夫”，“我们在五二年结的婚，我才十九，真不该结婚那么早。他从部队里转业，在中央一个部里作科长，他慢慢地染上了一种油条劲儿，争地位、争待遇，和别人不团结。我们之间呢，好像也只剩下了星期六晚上回来和星期一走。我的看法是：或者是崇高的爱情，或者什么都没有。我们争吵了……但我仍然等待着……他最近出差去上海，等回来，我要和他好好谈一谈。可你说了些什么呢？”她又一次问，“小林，你是我所尊敬的顶好的朋友，但你还是个孩子——这个称呼也许不对，对不起。我们都希望过一种真正的生活，我们希望组织部成为真正的党的工作机构，我觉着你像是我的弟弟，你盼望我振作起来，是吧？生活是应该有互相支援和友谊的温暖，我从来就害怕冷淡。就是这些了，还有什么呢？还能有什么呢？” + +　　林震惶恐地说：“我不该受刘世吾话的影响……”“不，”赵慧文摇头，“刘世吾同志是聪明人，他的警告也许并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然后……”她深深地吐一口气，“那就好了。” + +　　她收拾起碗筷，出去了。 + +　　林震茫然地站起，来回踱着步子，他想着、想着，好像有许多话要说，慢慢地，又没有了。他要说什么呢？本来什么都没有发生。生活有时候带来某种情绪的波流，使人激动也使人困扰，然后波流流过去，没有一点痕迹……真的没有痕迹吗？它留下对于相逢者的纯洁和美好的记忆，虽然淡淡，却难忘…… + +　　赵慧文又进来了，她领着两岁的儿子，还提着一个书包。小孩已经与林震见过几次面，亲热地叫林震“夫夫”——他说不清“叔叔”。 + +　　林震用强健的手臂把他举了起来。空旷的屋子里顿时充满了孩子的笑闹声。 + +　　赵慧文打开书包，拿出一叠纸，翻着，说：“今天晚上，我要让你看几样东西。我已经把三年来看到的组织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和自己的意见写了一个草稿。这个……”她不好意思地摸了一下一张橡皮纸，“大概这是可笑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竞赛的办法。让今天的自己和昨天的自己竞赛。我划了表，如果我的工作有了失误——写入党批准通知的时候抄错了名字或者统计错了新党员人数，我就在表上画一个黑叉子，如果一天没有错，就画一个小红旗。连续一个月都是红旗，我就买一条漂亮的头巾或者别的什么奖励自己……也许，这像幼儿园的作法吧？你好笑吗？” + +　　林震入神地听着，他严肃地说：“绝不，我尊敬你对你自己的……” + +　　临走的时候，夜已经深了，林震站在门外，赵慧文站在门里，她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着光，她说：“今天的夜色非常好，你同意吗？你嗅见槐花的香气了没有？平凡的小白花，它比牡丹清雅，比桃李浓馥。你嗅不见？真是！再见。明天一早就见面了，我们各自投身在伟大而麻烦的工作里边。然后晚上来找我吧，我们听美丽的《意大利随想曲》。听完歌，我给你煮荸荠，然后我们把荸荠皮扔得满地都是……” + +　　……林震靠着组织部门前的大柱子好久好久地呆立着，望着夜的天空。初夏的南风吹拂着他——他来时是残冬，现在已经是初夏了。他在区委会度过了第一个春天。 + +　　他作好的事情简直很少，简直就是没有，但他学了很多，多懂了不少事。他懂了生活的真正的美好和真正的分量；他懂了斗争的困难和斗争的价值。他渐渐明白，在这平凡而又伟大的、包罗万象的、担负着无数艰巨任务的区委会，单凭个人的勇气是作不成任何事情的……从明天…… + +　　办公室的小刘走过，叫他：“林震，你上哪儿去了？快去找周润祥同志，他刚才找了你三次。” + +　　区委书记找林震了吗？那么不是从明天，而是从现在，他要尽一切力量去争取领导的指引，这正是目前最重要的…… + +　　隔着窗子，他看见绿色的台灯和夜间办公的区委书记的高大侧影，他坚决地、迫不及待地敲响了领导同志办公室的门。 + +　　 １９５６年５月—７月 + +　　 来源：原载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见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09.txt b/CCRD/1/4/17/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621521d5e02499ae072369a75bb835c8013c34 --- /dev/null +++ b/CCRD/1/4/17/000009.txt @@ -0,0 +1,37 @@ +# 养花人的梦 + +　　<北京市、艾青> + +## (艾青：诗人，《诗刊》编委) + +　　在一个院子里，种了几百棵月季花，养花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每个月都看见花。月季的种类很多，是各地的朋友知道他有这种偏爱，设法托人带来送给他的。开 花的时候，那同一形状的不同颜色的花，使他的院子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他为了使这些花保养得好，费了很多心血，每天给这些花浇水，松土，上肥，修剪枝叶。 + +　　一天晚上，他忽然做了一个梦：当他正在修剪月季花的老枝的时候，看见许多花走进了院子，好像全世界的花都来了，所有的花都愁眉泪睫地看着他。他惊讶地站起来，环视着所有的花。 + +　　最先说话的是牡丹，她说：“以我的自尊，决不愿成为你的院子的不速之客，但是今天，众姐妹们邀我同来，我就来了。” + +　　接着说话的是睡莲，她说：“我在林边的水池里醒来的时候，听见众姐妹叫嚷着穿过林子，我也跟着来了。” + +　　牵牛弯着纤弱的身子，张着嘴说：“难道我们长得不美吗？” + +　　石榴激动得红着脸说：“冷淡里面就含有轻蔑。” + +　　白兰说：“要能体会性格的美。” + +　　仙人掌说：“只爱温顺的人，本身是软弱的；而我们却具有倔强的灵魂。” + +　　迎春说：“我带来了信念。” + +　　兰花说：“我看重友谊。” + +　　所有的花都说了自己的话，最后一致地说：“能被理解就是幸福。” + +　　这时候，月季说话了：“我们实在寂寞，要是能和众姊妹们在一起，我们也会更快乐。” + +　　众姊妹们说：“得到专宠的有福了，我们被遗忘已经很久，在幸运者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怨言呢。”说完了话之后，所有的花忽然不见了。 + +　　他醒来的时候，心里很闷，一个人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想：“花本身是有意志的，而开放正是她们的权利。我已由于偏爱而激起了所有的花的不满。我自己也 越来越觉得世界太狭窄了。没有比较，就会使许多概念都模糊起来。有了短的，才能看见长的；有了小的，才能看见大的；有了不好看的，才能看见好看的……从今 天起，我的院子应该成为众芳之国。让我们生活得更聪明，让所有的花都在她们自己的季节里开放吧。” + +　　 1956年7月6日 + +　　 来源：《文艺报》1957年第1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0.txt b/CCRD/1/4/17/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e25c50ea3c8c6c0cd3abea6dc9e668f5d88d55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0.txt @@ -0,0 +1,21 @@ +# 主观主义的调味派 + +　　<北京市、谭之仁> + +## (谭之仁：《人民文学》编辑部编辑，笔名白榕) + +　　山西人没理由攻击湖南人的嗜辣如命，湖南人也大可不必讪笑山西人的盘盘菜都离不开醋。人们总是那样多年而不改地嗜恋着自己的“家乡味”啊。很难设想有这样一种霸道的人，他除了只欣赏一种口味的菜以外，便到处排斥甚至禁止别人的不同的爱好；或者，他竟连一种口味的菜也不欣赏，而只是主张地无分南北，菜不分中西，都应该用一种方法(仅仅一种)去处理，那就是所谓的“一锅煮”。是的，“一锅煮”，这自然既简单又省力，而且还可以“包罗万象”——五香大料，色色皆备，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是，若真有这样的人的话，我想，人们不说他是疯子至少也得说他是傻子。 + +　　其实，象这种吃菜问题上的疯子或傻子，毕竟还不多见。多见的倒是对于文艺作品有不少这类“一锅煮”主义者，或者，也可以美其名曰“主观主义的调味派”。这种人，他们总是习惯于用一种不变的尺度、一种固定的眼光去品评不同作家的不同的作品。他们排斥作家的个性以及他们的对题材的独特的构思和处理，他们也从不尊重作家的对生活的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他们只善于用一些过时的理论和陈腐的老调去硬套所有的艺术成果。凡作品中写了的，而又恰恰是这类调味派闻所未闻的，那么，他们便会随随便便给你一个“这不真实”或“那不可能”的断语；而凡作品中所没有也不可能有或不应该有的，则他们又会对你“求全责备”起来。他们会指手画脚地向你提出：“既然是反映农村的阶级斗争，那你怎么能不写地主、富农呢？怎么能不写他们的放火放毒的破坏活动呢？”或者“……如所周知，伟大的翻天复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党所领导的，那你的作品里怎么可以没有党员、团员呢？你这岂不是……”(我知道，再要说下去，那口气准又是要训人了。)因此，若照这样的逻辑推论下去，那就是说：如果想写一篇农村生活的作品，不论长短，你必得面面俱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细节都得写进去，否则，就不足以构成农村生活的“全貌”。但是，作品的特定的题材和结构，决定了它的容量是有限的；即使退一万步说，作品可以“包罗万象”，那么，象这种“内容丰富的”“作品”，它是不是会反而产生其他真正的缺点——例如，使作品变成“合作社手册”呢？ + +　　不是还有这样的例子么，一位青年剧作家，忠于对生活的体验，经过苦心的探索和劳动，写成了一个以富农家庭内部矛盾为题材的剧本，送给有关领导方面去审查。据说，审查者也肯定了这个剧本的取材角度的新颕，肯定了它的语言的生动以及冲突的真实性(夸大一点说，他们甚至于有点喜欢这个剧本了)，但是，很不幸，只是因为这个剧本里没有一个正面人物，于是，它便遭到了被否定的厄运。最后，他们还好心地劝说着作者，为了使作品“全面”起见，不妨加进去一两个正面人物。啊，这真让人糊涂！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剧本里，就非得有正面人物出场呢？难道除了让正面人物和地富分子直接冲突以外，就不可能或不允许运用别的处理方式来表现敌对阶级的“分崩离析”吗？不是连拍照人们也喜欢采取不同的角度么？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么，果戈理的“钦差大臣”，高尔基的“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其他的人们”又算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 +　　某些人对相声“买猴儿”的意见，也是一例。谁还能不知道相声的特点？它不过是一把匕首，它只能起一把匕首的作用。它的喜笑怒骂，对反面事物的嘲讽，都必须在引人发笑的、滑稽夸张的戏剧性的情节中表达出来。从形式上看，它也许压根儿就不是什么严肃的玩意儿。它的严肃之处正是在它的不严肃之中。可是，根据某些人的意见的弦外之音听起来，仿佛写相声也得变着法儿弄进去一些合乎标准的严肃的东西，譬如：完全合乎实事呀，正面人物呀，冷静的分析呀，慎重的解释呀，否则，据说就必定会导致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恶意的诬蔑。我真忍不住要纳闷：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相声，让正面反面两个人物在那里辩论什么生活的真理，而且每隔个三句五句就得严肃地向观众作一番声明的话，那，那它还算不算是相声呢？那还有谁爱听呢？ + +　　总之，这些形形色色的新的调味派，他们之往来于厨房，似乎只是为了向厨师们呵斥，“你怎么加糖呢？只有咖啡才加糖呀！”或者“你怎么不放芥末呢？红烧鱼能不用芥末么？”(天知道，红烧鱼要用芥末！)诸如此类。而他们这样做的结果，那就是：将我们的整个的文学创作，从内容到形式，从语言到风格，从题材到构思，都拖向于一般化的水平—一亦即是“一锅煮”的水平。他们是在抹煞作家的个性和风格，客观上在阻挠着“百花齐放”。 + +　　我常想：这世上，好花何止万千，好鸟何止千万！但如果花一色，鸟同音，则这样的山林花圃又有什么可供欣赏的呢？ + +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日于北京 + +　　（来源：原载1956年8月号《人民文学》，摘自《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刊物的参考材料》，第一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1.txt b/CCRD/1/4/17/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fd90ad06d42db4fc7ccd70b1701a94d3fcf7bd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1.txt @@ -0,0 +1,147 @@ +# 日记数十则 + +　　<山东、王希坚> + +## (1956.7.16 – 1957.8.27) + +　　56．7．16． + +　　大会(指省党代会)发言，因为都是照稿子念，而且念得很快，实在不过是一种形式，大部分稿子都还是未脱公式化的一套，只谈自己工作报告，不谈别人，听起来也殊无意思，但也有几个比较好的，如菏泽一个县，对县委受处分不同意，提出报告还很直接了当，不过仔细一听，也原来是早已翻案有了定论的了，估计没定论时他也不敢说，说不一定能行，不过无论如何这样的听听也比听党八股好些，另外，沈百贞和几个医院工作人员讲的也不错，特别是医院一同志反映对知识分子发展的问题，以前关门，现在又追求数字，发展了都不巩固，这是典型的命令主义的例子。 + +　　56．7．18． + +　　大会发言最后一天，越发越多，几乎未收场，后大家一致同意不再延期，才勉强结束，最后还有几个一定要发，也发了，这一般算按期完，统算写稿子的160人，发的大约七八十人，梁找我写稿，未写，因为一般化的东西写起来不带劲，有问题的话又不大敢说，还是来个黔驴之技，不露为佳罢。(梁，可能指梁晓庵——录者) + +　　56．7．23． + +　　早上车与任迁乔一起，听他谈又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如打井，有的非要300眼井，群众挖了些小窟窿，又挑上几担水，以掩耳目。修县道糟塌很多地，麦苗很高了，都不允许称有拖延，移民有雇的，如石泉湖一移民带去全社唯一的三百余元，移民时说得天花乱坠，到那里一看大哭，有一个水土不服跑回，社里不准入社，区干天天问他什么时候回去，去管路费回来不管等，卖牛，有的一头牛换匣烟卷，有的以牛抵二升米的偷跑了，党群团结问题，许多地方见党员叫万岁。有一老头卖粮后故意查票不存，问他为何不存，他说钱多不存，为什么?钱多有用处，准备买个拖拉机，把党员干部一遭拖拉死，人家说他破坏，他说破坏你们小干部不是破坏党。 + +　　56．10．15． + +　　镜子：有的人犯错误也会犯，赶浪头，犯了错误仍然是成绩，有的人不会犯错误，犯在刀尖上，一犯就倒霉。 + +　　56．10．18． + +　　自己的镜子：所谓政策专家，如提小商人即谓违犯团结商人政策，仍似1950年我写的“地主办饭”改为“懒地主办饭”才能通过一样，“统计表”的被通过，也是一个巧妙的例子。 + +　　56．11．10． + +　　拟定的题目，(1)从“全面发展”谈起，从学校教育中的“全面发展”经验受批判，谈到文艺中的要求全面思想，联系到高尔基的“母亲”也有缺点，有些缺点是不能弥补的；(2)谈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反对把形象思维神秘化，其实农民的思维就是形象思维，当我们听汇报时，有的井井有条，分阶段，分析力量对比及变化，总的估计成绩是基本的等，均是逻辑思维，而叙述过程是形象思维；(3)谈“白浪河上”中的一个人物。 + +　　56．11．30． + +　　到文教部作报告，主要谈的庸俗社会学的八大罪状，大概不大符合要求，但也只好这样。 + +　　56．12．29． + +　　今天写作的成绩不好，上午拿任迁乔送来的画题诗一首于其上，诗曰：“山水小茅亭，无人住此中，可怜高飞雁，竟日为谁鸣?”借以讽无的放矢之争鸣家也……。 + +　　57．2．6． + +　　写第十六节，下午鲁特来又讨论文联机构问题，实在讨论得太多了，真没意思。 + +　　57．2．19． + +　　自己的镜子：今天我主要谈了反对两边倒，象王安友那样虽有许多意见不一致，但他不是两边倒的人，鲁特两边倒的最厉害。 + +　　57．2．20． + +　　想买一本“诗刊”创刊号，昨天一天也未买到，百货公司门口的售书处甚至贴着一个条说“此书已售完，敬告同志”，可见要买的人很多，但买不到也就算了，其实也没有什么，别人争之若惊的事情我每每不愿染指。 + +　　听说苗得雨和都郁生争论现在是庸俗社会学是主要的呢，还是否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倾向是主要的?苗认为后者是主要的，我说主要的也主在他身上，“第一个春天”出版社还有意见。这些人变得真快，使人无法捉摸。 + +　　57．2．27． + +　　自己的镜子：毛主席延安座谈会讲话的修改，周总理谈现在已经超过了托尔斯泰，陈伯达谈思想性就是写主要矛盾，二次文代会上周谈写英雄人物与理想人物问题(根据当时情况是对的)，以此看陆定一谈“人造天河”问题，周南谈“啃肩章”问题等，我觉得县委书记会议上的文件对蚂蚁估计太高了。 + +　　57．3．1． + +　　晚上读何直“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他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的，有许多意见是正确的，但也有些地方较为片面。 + +　　57．3．2． + +　　上午方平、王福慧来玩，他们学习听报告，大概教哲学的教员水平不高，只能照本宣读，还有的句子念不通，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学了。闲谈了一阵。 + +　　57．3．19． + +　　上午给文汇报写了一篇杂文，还不知道是否能出问题，自己没把握，不关痛痒的话还不愿意讲，反正寄出去了不管它吧。(指“一阵风杂感”——录者) + +　　57．4．15． + +　　早回机关，中苏友协来找作报告，报社来找写文章，伏罗希洛夫来了，又是一阵风，真成问题。 + +　　57．5．6． + +　　上午给“学习通讯”写了一篇稿子，题目是“谈干部学习领导中的教条主义”估计是不能用的，但也会有作用。 + +　　57．5．31． + +　　上午与任迁乔同邮政协会座谈台湾反美运动问题，发了几句形式的言。…… + +　　收到“学习通讯”想不到我那篇短文也登出来了，真是百家争鸣的时候话好讲一些。 + +　　57．6．8． + +　　我的稿子“结论出现前后”在大众日报登出来了。 + +　　读新观察，有一个新闻记者写的自己工作中的苦恼，非常痛快淋漓，有趣味。读文艺月报，魏金枝、王若望的两篇文章发表了，我觉得他们说的也可能有一面的道理，上海的庸俗社会学和简单粗暴作风其实也绝不会轻的。(新观察一文，系右派分子黄沙骂党的文章——录者) + +　　57．7．14． + +　　（题扇诗一首，曰“千佛山下雾漫漫，漱玉泉边铁网拦，流水无情空怅惘，古今都道作诗难。”(此时，我们已与任迁乔展开斗争——录者)） + +　　57．7．17． + +　　路上和王颖奋谈，他对他的宣传会议发言怕有问题，现在竭力主张目标不宜扩大，并问我任引用的我的一句话如登报是否删去，我说：“删不删一样，现在要我谈，我也还是这样谈，我认为有的人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 + +　　57．7．18． + +　　下午开音乐评奖会，真没兴趣，听不下去，写了一首绝句，因昨晚王安友来谈，动员我走专业化的道路，我的思想这几天也有了改变，一是反右派，一是音乐美术等工作的混扰，因此情绪上有些消极，今天写的诗是：十年一瞬去如流，惭愧席间强应酬，莫怨寒风吹落叶，且教稚子认牵牛。 + +　　57．7．19． + +　　早起读杜少陵诗评论，戏占一绝，以赠某君。 + +　　闲爱孤云静爱僧，君应着意爱浮萍， + +　　随风逐浪团团转，永不生根入土中。 + +　　57．8．11． + +　　晚饭后到大明湖玩了一次，步行来去，不然也觉得无聊。今天又写了一首诗： + +　　描花更比种花难，终日辛勤不敢闲， + +　　路窄时疑方向转，江宽惟恐渡船翻， + +　　颠簸未说心中苦，挫折犹思后味甜， + +　　水尽山穷行不息，迷津过去是桃源。 + +　　写完之后又觉得有阿Q气味，反正在现在这种情况下面是写不出好诗来的，将来再写吧。 + +　　57．8．17． + +　　四十未老力先衰，惭愧别人讯问时， + +　　报答人民多少事，风吹云卷日平西。 + +　　57．8．26． + +　　一直听了八天的大会发言，六次人代会还没有这样耐心的听过，这次不听也没有办法，…… + +　　歌德说“有天才的人在一生中能几度恢复青春”，普希金最喜欢写作的时间是秋天，盖达尔在写作的时候出来跑，写成的小说他能从头到底地背下来。费定能在夜里写作，大海的声音对他没有妨碍，海沉默了，他却一夜不能写。福楼拜是个受难者，他写的那么慢，以致绝望的说：“为了写这样的作品，自己该打嘴巴。”以上这些颇为有趣的事情。 + +　　下午借来“克里·萨木金一生”，约22万字，拟于这一时期仔细读一读，他们正忙着搞材料，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 +　　57．8．27． + +　　上午包来谈要我后天检查大鸣大放时的错误。今天读了两大章克里·萨木金，作了一章的笔记，下午到大明湖喝茶两个钟头。(包指包干夫——录者) + +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不见还， + +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在水中翻。 + +　　买了三张看乒乓球的票，又买了一小瓶兰陵，回来后一边看，一边喝了多半瓶，竟然未醉。 + +　　 来源：《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济南。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2.txt b/CCRD/1/4/17/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041faa38ccd267a6f521c8922e6132457c27edc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2.txt @@ -0,0 +1,183 @@ +# 试谈民歌、快板的创作 + +　　<河南、苏金伞> + +## (苏金伞：诗人，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人大代表) + +　　本刊复刊以来，每日收到大量的民歌和快板的稿件。这些来稿，有些是从农村里搜集来的，大多是群众的口头创作；有的是作者们自己的作品。从来稿的量来说，可以说明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随着生产积极性的提高，随着经济生活的上升，也激发了农民群众的创作热情；从作品的内容来看，可以看出农民对农业合作化的欢欣鼓舞的情绪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生活的变化；在质量上说，显然可以看出不断地在提高。民歌、快板是群众最易掌握的文艺形式，不管识字不识字都可以运用。民歌、快板也可以说是群众向文学创作进军时所使用的第一件武器。我认为民歌、快板是诗的一种形式，因此也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中的一种花。我们要加意对它的养护，使它放出灿烂夺目的光彩来。 + +　　目前民歌、快板虽有一定的发展，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从大量的来稿及已发表的作品中可以归纳成以下几个问题： + +　　第一种是单纯地模仿或套用民歌的语句，而这些语句不管套用在什么题材上都合适。如： + +　　月奶奶，明晃晃，开开后门洗衣裳， + +　　洗的净，浆的光，打发哥哥把兵当。…… + +　　像这样的稿子，编辑部不知收到多少，从前就曾发表过几首，目前仍然不断地拥来。像写这类的稿子，不用化费多少心思，只要把“把兵当”三个字换一换就成。此外如： + +　　小喜鹊，叫喳喳，有个客人到俺家…… + +　　这个“客人”，也可以是社长，也可以是生产队长，也可以是隔壁李大娘，把他们说的话稍微改变一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学习民歌要学习它的朴素的风格，直截真挚地抒情，表现事物的灵活性，但不是简单的套用或模仿，更不是抄袭。因为既然叫作文学创作，就必须有自己的创造，必须有自己独到之见，即所谓“独出心裁”。作者在即使是最短小的一首歌中，即使只有三四行，也必须说的是自己的话，而不是别人说过的话。 + +　　第二种是对于机器或其他劳动工具的说明。这一类的来稿也很多，本刊第三期就曾发表了一篇“锅驼机”： + +　　锅驼机，用处大， 这个机器咋使用？ + +　　能榨油，能轧花， 柴油木柴能开动它。 + +　　带动磨盘嗡嗡响， 这个东西谁造哩？ + +　　天涝用它排水洼。 工人大哥本领大。 + +　　此外如说明一件事情的经过或一个场景模样，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型内。如本刊二期上有一首“农村俱乐部”，就是这样： + +　　门上挂着匾一方， 光荣锦旗挂满墙。 + +　　白底红字亮堂堂， 左边放着图书架， + +　　农业社的俱乐部， 右边放着乐器箱， + +　　字儿写得真漂亮。 中间摆着大案子， + +　　打开玻璃门两扇， 收音机在上边放。 + +　　打开两边四扇窗， 看图画，看书报， + +　　进去门，抬头望， 又听新闻又听唱。 + +　　正中挂着毛主席像。全体社员都爱它， + +　　还有标语彩色画， 俱乐部真是好地方。 + +　　以上所举两首快板，第一首只说明了事物的形状、性质、作用，但没说出人们对它的态度，感想，人的活动以及在生活上发生的变化。第二首写的倒很具体，应该说作者有相当的表现本领，把俱乐部许多东西都组织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形象。一般说来，不能算坏，但作者只写出了这个场景，却没写出它和人的关系。农村出现了俱乐部，在农民生活上自然要引起很大的影响。但作者只用“全体社员都爱它”一句笼统地提了一下，而大部的笔墨却铺叙着俱乐部的陈设。从“陈设上”来刻划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从“人”对俱乐部的感情及生活的影响来刻划就比较难了。这就需要作者多方观察，一直考察到人们的灵魂里去。这样才能写出一首生动的、深刻的、富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来。 + +　　第三种是讲道理或说明政策。比如说，高级社的优越性这样一个主题，是应该许多作者大力表现的。农村进入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变革，即在历史上也应该大书特书，在文学作品上自然应该得到充分的反映。可是在民歌、快板中，我们所看到的大多是说明高级社怎样比互助组单干好，不是通过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即所谓通过个别表现一般，而只是从道理上来说明。因此就缺乏感染力。如本刊今年第二本里有一首快板“高级社，力量大”： + +　　高级社， 副业搞的也不差： + +　　力量大， 又造林，又种瓜， + +　　不光粮食打得多， 又喂猪羊又喂鸭。…… + +　　（同期还有一首：） + +　　（合作化，力量大， 发水咱就把河挖。） + +　　水旱虫灾都不怕， 如果庄稼生了虫， + +　　天旱咱们把井打， 大家一起把虫杀。 + +　　这些道理是不是真的呢？都是千真万确的。高级社确实有这些好处。但是这些道理普通农民都知道，而且都可以说得出。即使不知这些道理的农民，听了后也仅只知道了这些道理，但不能给农民更多的东西，不能在他们的感情上引起波动，因此也就缺乏艺术的力量。 + +　　第四种是概念化。这类的例子到处都是，第三本上就有两首现成的例子，一首是“双铧犁”： + +　　双铧犁，真是好， …… + +　　物美价廉又灵巧， 千斤担子肩上挑， + +　　一天犁地十几亩， 开动脑筋把窍门找， + +　　又深又匀不毛草。 厉行节约反浪费， + +　　…… 保证它成本更低质更高。 + +　　支援国家工业化， 支援农业大生产， + +　　使社会主义早来到。工农联盟要记牢。…… + +　　还有—首，也是第三本上的，题目是“你用斧头我用镰”： + +　　你用斧头我用镰， 工厂农庄手拉手， + +　　你造机器我种田， 工人农民心相连， + +　　我生产的原料运工厂，农民跟着老大哥， + +　　你造的农具我使唤。 一齐建设大乐园。 + +　　以上两首，并不是典型，我不过随手拈来两个而已。第一首里大半都是现成的口号，如“支援国家工业化”“厉行节约反浪费”“支援农民大生产，工农联盟要记牢”……等等。但工人在制造双铧犁时思想感情以及把双铧犁送到农民手里时心里怀着什末期望，却丝毫没有说出。这首快板的作者是个工人，而自己又是亲手制造双铧犁的，一定会有更深刻、更亲切的感情在心里蕴藏着，可惜他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只说出些现成的大道理。第二首包括着工农联盟的思想，表现这种思想是非常好的，对工农群众进行工农联盟的教育是十分需要的。但作者只从“工农联盟”这个概念上来敷陈，如“我生产的原料运工厂，你造的农具我使唤”“农民跟着老大哥，一齐建设大乐园”。说的话都很正确，但看不出“工人农民心相连”在那里，因此给人的印象不深。一篇文学作品，内中所包括的意思，不一定在字面上明说出来，而是暗示出来。同期有一首“送花布”也是一个工人写的。字面上虽没有“工农联盟”的字样，但它含藏着工人对农民热爱的感情，“全厂的工人齐拍手，成行的汽车上了路”，工人们的欢送汽车给农民送花布；而花布又是工人精心制作的，织的很美，因此“有的花开引蜂来，有的碎叶翠又绿”。这一首，叫农民看起来，他会受到感动，因此也引起热爱工人的感情，这才是文学作品的力量。我不是说这首快板已经写的很好了，里面的感情还不够强烈。但是比较起来，要比那概念化的作品感人一些。还有同期一首“矿工和农庄庄员”也是工人写的。写农民到煤矿上和工人联欢的情况，写的也比较具体，比较生动，农民到了以后“谈了半天没谈够，太阳偏向该回庄”，临走时工人送农民一车煤，“煤炭一车千斤重，矿工的情意记心上”，都表现出了工人对农民兄弟热烈的依依不舍的感情。这首快板到最后几行也出现了一些概念化的句子，如“工人农民一颗心，兄弟联盟互相帮，手拉着手向前进，要祖国更加繁荣和富强”。其实这几句满可以不要。 + +　　以上把本刊最近几期发表过的民歌、快板稿件中所存在着的问题，约略地归纳成几种类型。归纳得还不够全面，除了这几种以外，还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只写生活的表面现象，没有更深的发掘，如描写担粪，就把担粪的场面写下来；描写割麦，就把割麦的情景写下来，没有更多的生活联系和劳动热情的抒发。但这种缺点，也存在其他作品中，所以就不再举例了。 + +　　由于民歌、快板的来稿存在着以上几个问题，所以阻碍着民歌、快板的质量不能很快提高。因此要求作者及指导群众创作的同志们大力克服这些缺点，把民歌、快板引导到更高的水平上。 + +　　那末，民歌、快板向那里去呢？ + +　　民歌、快板既然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形式，因此必须具备文学的特点；民歌、快板既然要求是诗，那末，我们就应该以诗来要求它；民歌、快板既然是“百花齐放”中的一种花，就必须争取是花，必须具备花的条件。否则就没有资格参加竞赛。至于一般初学写作者，尤其工农群众，刚刚掌握了这种形式，还不知道文学的特点，对他们不能要求太高，只要能鼓舞起他们的创作兴趣就是好的。目前或许还不能称做花，但是将来一定会开出花来的。不过我们不能满足于现状，一定要随时提高它们。另外，还有一些群众的快板创作，推动了当地的政治或生产运动，我们对这些快板应该表示欢迎，文艺能直接为政治服务，那是文艺最大的功绩。不过这类作品，如果能加强它的艺术性，它的力量就更大。不好的鼓动宣传品，只能使人了解运动的意义，好的鼓动宣传品使人产生行动。而且我也希望指导群众创作的同志，也不要尽从是否推动了运动来着眼。因为单从这个观点来着眼，则群众丰富多彩的生活却反映不出来；对于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也受了限制。单从这个观点来着眼，在运动中也许形成一阵热闹，但过后就完了，也不能使群众的创作持久或丰富起来。 + +　　那末，民歌、快板应该怎末办呢？我认为应该反映群众各方面的生活，表现群众的各种感情。反映生活的面要广阔，从劳动生产到家庭生活，到私人生活，到男女爱情都可以写。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写，从具体的事件写——从大事件到小事件。当然，我们的作品，必须以歌颂劳动为主。但如果大家都光写劳动，那也就显得单调。反映重大事件自然是必要的，而且应该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但如果都只反映重大事件，那也会显得单调。写的时候，必须对真实的生活有所感，而不是从空洞的概念出发。比如上面所举例子，同样是写工农联盟的，但从概念出发，就只能写出“我生产的原料运工厂，你造的农具我使唤；农民跟着老大哥，一齐建设大乐园”；从生活出发，从具体事件出发，就会写出“送花布”或“矿工和农庄庄员”那样的作品，这样的作品比前者就显得比较有力而动人。 + +　　作品里必须有强烈的感情。诗的特点，就是用感情来感动人，来影响人。不管是写景，不管是叙事，里面都须有作者的感情，抒情诗就更不用说了。作者是有感而写，读者才会“一赞三叹”而读；作者“无动于衷”，读者自然要打磕睡。 + +　　在这里我提出一个要求，或者也可以算是一个口号，就是：写景要迷人，抒情要动人，叙事要吸引人。 + +　　艺术作品是人“自愿”阅读的，因此必须建立在“自愿原则”上，“强迫命令”地叫人阅读是办不到的，即使能办到，其效果也可想而知。既然根据人的“自愿”，那就要有力量使人乐于阅读，读者读过这篇作品后，感情上发生一种变化，或者是快感，或者是悲痛，或者是兴奋…… + +　　一首民歌或快板也需要具备这种力量。民歌快板也可以写景，也可以叙事，自然更可以抒情，不管怎样，都不要忘记这种要求。 + +　　旧民歌的抒情，往往采取直截坦率方式，不像知识分子的迂回曲折，隐晦细致，这也就形成风格的朴素，也就更易打动人心。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蒋介石匪帮统治中国的时候，连年发动内战，拉夫抓车，人民痛苦万分。群众有一首短短的歌谣，反映了当时的惨状，歌谣全文如下： + +　　去时牛拉车， 车卖啦， + +　　回时车拉牛。 扛着牛铃铛， + +　　牛死啦， 回家啦！ + +　　歌谣很短，表面上也没有憎恶国民党的字样，也没有描述国民党匪军怎样虐待赶车农民的情况，但把当时的惨状表现得很充分，表现农民憎恨国民党匪帮的感情也很强烈。 + +　　本刊今年第六期有一首“山小虫”（应该是山小雀），最后几句是： + +　　亲娘坟上长棵谷， 后娘坟上长株麻， + +　　过来过去守着哭； 过来过去都想拔！ + +　　你看表现的感情多末深沉、强烈！我们看过后，不能不受感动，不能不表示同情。解放以后也产生了许多好的新民歌。四九年长江以南地区解放时，我在报上看到一首歌谣，表现农民的欢呼情况，原文我不记得了，只记得两句：“穿个可脚鞋，睡个直腿觉！”意思是解放军一到，就可以舒舒服服地过日子，不再像在国民党在时的灾难重重了，可是表现的方法多末单纯朴素！ + +　　农民诗人王老九在题为“想起毛主席”的一首快板诗中，有如下的句子： + +　　梦中想起毛主席， 走路想起毛主席， + +　　半夜三更太阳起。 千斤担子不知累。 + +　　种地想起毛主席， 墙上挂着毛主席， + +　　周身上下增力气。 一片红光照屋里。 + +　　表现了农民对毛主席的真挚感情，而表现的方法是通过日常生活和劳动，没有一点花腔。这是作者深刻的亲身体会，才能产生这样真实动人的作品。本刊第七本有一首“长马鞭”，作者是李云仓，内容是这样： + +　　长马鞭，缠红缨， 后面的胶轮一阵风， + +　　赶车的人儿多威风， 有心打个响鞭儿， + +　　前面大马得得走， 还怕马儿受了惊。 + +　　词句不多，但从这首民歌里，我们可以想像到农业社有很多胶轮大车，排着队运送东西，十分有声势；赶车的人精神旺盛，又很爱惜马。按着高兴的劲儿，真该打几下响鞭，可是打响鞭又怕马受了惊，只好不打了。就在这个片刻矛盾的心情下，把今天农民的精神状态，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这里面有生活也有感情。同期还有一首“我摸杨树得弯腰”： + +　　白杨树，顶天高， 你问我在那里站， + +　　我摸杨树得弯腰， 电线杆上安灯泡。 + +　　全文只四句，把电灯工人的自豪感和乐观气派以及对自己工作的热爱都表现出来了。还有第四期上有一首“山南山北一家人”，不知是章建勋搜集来的，还是自己作的，全文是这样： + +　　哥住山南金鸡岭， 翻山越岭人人问。 + +　　妹住山北桃花村。 今年成立合作社， + +　　想唱山歌叫哥听， 山南山北一家人， + +　　高山挡住不透音； 朝夕能见情哥面， + +　　想采鲜花送哥看， 心窝话儿听的真。 + +　　一个少女纯真的爱情，通过这几行诗很自然地透露出来了。合作社不仅使他们的经济生活、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而且也使他们的爱情生活更加大胆和自由。虽然字面上没宣传合作社的好处，但也可以使人对合作社发生好感。 + +　　通过以上所举各例，可以看出，有生活、有感情的民歌或小快板多末使人爱。一首作品能否使人爱，就是一个最可靠的艺术标准。 + +　　通过以上所举各例，也可以看出民歌、快板另一个特点，即语言口语化，音节自然流动。这都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 +　　民歌、快板既然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学形式，又是群众最易掌握的一种形式，我们就不应该忽视。目前群众创作已成为一个热潮，我们的任务是使群众了解文学的特点以及掌握这个特点，使民歌、快板的质量提高一步，把群众的生活丰富多样、光彩夺目地反映出来；我们的要求是又多又好，并从民歌、快板的创作中出现很多群众诗人！ + +　　 1956．7．16．（《河南文艺》1956年第9本）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3.txt b/CCRD/1/4/17/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8ca9a97feea47ef1369a6e43815a34ba34d3dca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3.txt @@ -0,0 +1,39 @@ +# 过严的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 + +　　<清华大学、钱伟长> + +　　《新清华》编者按：钱伟长是以教育家，青年导师自居，在教育的战线上公然地宣扬资产阶级思想，诋毁社会主义教育。钱伟长贩买一些什么样的私货呢? + +　　首先，高喊不要对青年进行阶级教育，“办教育挂两个牌子”是“无论如何也搞不好的”，“不要用阶级分析(在市委座谈会上的发言)，不要对青年进行教育，“三十而立”，“对青年的缺点要容忍”(对热8同学讲话)；以至不要学习政治，不参加政治活动，和宣扬纯技术观点(在力学班的言论)等等。显然是在诋毁社会主义教育，要拉青年离开社会主义，用资本主义思想来侵蚀青年，让他们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 +　　其次，借口反对“束缚”青年，发扬青年的积极性的美名，反对当前党对青年所进行的集体主义教育，且恶意地说成是封建主义教育的复活，“借户还魂了，”(见“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一文)，说今天的教学改革是教条主义(见“旧清华是结合中国实际的，教育改革是教条主义”一文)来反对今天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方式、教育内容；宣扬“走私”“私淑”来反对服从分配(见195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钱伟长语重心长谈矛盾一文)，使青年不服从国家需要，走上个人主义的道路；又借反宗派主义之名，不要党团来进行青年思想教育，使青年从组织上脱离党、团组织。 + +　　第三，积极宣扬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个人主义思想。宣传资产阶级的个性自由，个性发展，宣传青年爱干什么学什么就干什么学什么。这与钱伟长在教学上反对培养干部的计划性，反对确立培养目标，教师爱教什么就教什么，学生爱学什么就学什么，这种盲目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是他在教育路线上的两个方面。他又宣传资本主义国家物质文明，宣传“写文章成名”，搞“科学成名”，宣传“奖金”、“付博士”等等不考虑国家利益的极端腐朽的个人名利思想。这些思想迎合了青年中的落后情绪，毒化了青年思想。 + +　　钱伟长就是这样，从思想上、组织上来与党夺取对青年的领导，展开两条路线的斗争。企图破社会主义，立资本主义。企图阻碍培养青年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份子；引导青年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 +　　 1957年12月 + +## 【原文】 + +　　“教育”原本是很好的字眼，它包含着培养的意义，主要是引导青年向正当的道路发展，使他们热爱祖国，有知识，有朝气，敢作敢为。但是有些人对“教育”的意义理解不同。一谈到“教育”青年，就代表着一套无数的清规戒律，对青年划地为牢，不要青年这样，不要青年那样，他们为青年选择的正当道路是：循“规”蹈“矩”，老成持重。在方法上也过於严厉，用群众的压力，甚至於引用体罚。这样的“教育”，消极限制过多，引导鼓励太少。平常说某某青年怎样，应该“教育教育”，就是从消极意义上来说的。 + +　　为什么积极的字眼会发生消极的作用呢?为什么把教育培养理解为限制管教呢?这不仅是反映了干部水平问题，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思想残余。今天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根本改变了，但是，从整个社会看来，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於“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束缚了不少青年。 + +　　过去在旧社会里，青年为生活为出路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这种社会压力和虚伪，黑暗，阶级压迫，不平等，腐败等为青年所厌恶的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青年在这种情况下就起来反抗，他们在那时候受到的压制，和他们对於这种压制所发出的反抗，是和人类本能的善良的正义感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们的朝气勃勃的行为在人民中间得到了同情和鼓励。但是在现在，我们的祖国正在走着富强幸福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的社会代表着正义，光明，友爱，团结和进步，这是青年们和我们所有的人民所乐於走向的道路。为了走这条道路，青年们自觉地虽然不习惯地接受了约束和管教。这正是证明了我国青年普遍要求进步，珍惜自己的和祖国的政治道路和热情。但是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假如，我们在青年热烈要求进步，热烈爱护祖国的进步的基础上，打破了许多不正当的约束和管教青年的清规戒律，使青年的自己的理想和爱好能和祖国的发展结合起来，岂不是更好么? + +　　“中国青年”在“青年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讨论中，所发表的几个青年的呼声，决不是个别的。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余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於青年的教育的。妇女的服装问题是一个明显的事例，要不是大擂大鼓的宣传鼓动，妇女的正当的爱美要求可能仍旧在所谓的“舆论”的群众压力和封建残余思想压迫之下抬不起头来。正当的男女恋爱在所谓生活不正派的帽子下给封建礼教压制着。“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是富有积极意义的，是代表着同志间同学间互相关心，互相友爱的基础上的互相帮助。在科学工作的范围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指公开和实事求是的科学讨论，以便取长补短，求得整个科学事业的发展进步。绝不是对一些非原则性的鸡毛蒜皮，婆婆妈妈的事，都提高到原则上来批评一顿。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就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象“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 + +　　青年人是富有革命性创造性的，发挥这些革命性和创造性对革命事业的好处很大。如何发挥他们的革命性创造性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我们对青年人的一举一动，首先应该从积极方面来考虑。这样容易同情青年们的一些行动，就容易培养和发展他们的长处。相反地，如果永远觉得他们有毛病，就会发生管教过多的现象。青年人不大顾面子，而我们则死要面子，於是，如果不认为这种不认面子的“青年行动”是青年的积极方面，就会发生抵触，就会找出一番大道理来压制他们。如果青年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从积极方面来考虑，也可以变成不好的性格。如坦白大胆，好发表自己的看法，工作积极，肯负责任，这样优秀的品格，也可以看成好表现自己，自高自大。学习努力，有独立见解，可以说成是个人英雄，标新立异。同样一个行动，如果从不同态度去分析，就可能得到两个极端相反的结论。 + +　　青年最关心的是如何实现他们的志愿和理想的问题，他们在很早的年代就在为自己考虑如何把他们的热情贡献给祖国，但是，他们从初中到高中，进大学，毕业参加工作，这四个步骤上要连闯四关。这四个关的把关将军，好像很少同情他们的正确要求的。给他们树立着很多清规戒律。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教师和青年团组织是应该给予指导的，这种指导是在学生志愿的基础上来正当地引导，和他们谈谈，了解他们的志愿和要求，多向他们介绍一些知识和情况，使他们了解得更全面，以便更全面地决定他们的志愿。但是，在不少地方我们做的却不是这样，而是硬性地过多的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只能在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这样热爱农业的知识青年，不正是我们国家需要的吗，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动员”他学本省的师范学院呢。 + +　　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青年要求把学过的东西充分地用来为国家服务，难道不是更合理吗？ + +　　对待集体主义的了解上，问题也不小，把集体主义理解为简单的共同行动，一律要求平均主义。科学中的集体主义是这样理解的：为了促进社会主义的共同的目的，大家在不同的方面贡献出自己的劳动，互相尊重各人的劳动，共同求得科学的进步。每个科学工作者都有一得之见，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拿出来，同时也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这就是科学工作里的集体主义。决不是说人人都做一样的工作，唱一样的调子，因为每个人的劳动条件不同，历史过程也不同，性格不同，不可能要求完全一样，看法也完全有所差异，但是只要共同为一个伟大的目标工作，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就是集体主义的主要方面。 + +　　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青年的革命性和积极性是非常可贵的。社会就要依靠这种革命性来推动进步的。只要青年懂得了大前题，实际上极大多数青年早已了解，早已有一定的觉悟程度了，这就可以放开一些，这样反而会鼓励青年们积极进步的热情。 + +　　成年人一代不要要求青年也盲目服从，今天能大胆发表意见的虽然发表的意见不一定成熟，不一定就是不好的青年，而老是“唯唯诺诺”、“言听计从”的，也不一定是好青年。从青年来说，要虚心学习成年人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人类长期劳动所积累下来的，但是也不过分地相信这些长期的经验，因为人类的经验不断地在创造在发展，青年人正代表着人类发展的将来和明天，这一方面，总是代表着进步的一面的。 + +　　（来源： 原载《中国青年》1956年第15期，选自《捍卫高等教育和科学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清华大学新清华编辑委员会编，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4.txt b/CCRD/1/4/17/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bd16596be3a6e23c6f95eb8c3b64038a0e0ba3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4.txt @@ -0,0 +1,481 @@ +# 在桥梁工地上 + +　　<中国青年报、刘宾雁> + +## （一） + +　　在河对岸，大桥工程的桥头堡上，我终于找到了桥梁队的罗队长。他正在对一个领工员模样的人布置着甚么事情，那人吃力地用铅笔朝一个小本子上记着。 + +　　大概这几年里我变了许多。他眯起眼睛辨认了一会儿，才迈着大步走过来和我握手，兴奋地说：“老刘，还在报馆么？来采访我们啦？好！” + +　　他的嗓音还跟六年前一样，稍微有点沙哑。脸胖了，面色却发黄了。没等我说明来意，就拉着我跟他一道去巡视工地，要给我看看，对我讲讲。 + +　　在便桥头上，他领了两件救生衣，给我一件。一面吃力地结着背后的那个扣子，一面笑着说： + +　　“制度！这是制度啊。不穿救生衣，队长也不许上桥。现在不比从前，甚么都得有个制度。” + +　　紧靠着这座便桥，一个巨大的拱形铁桥正在建造。从下面望上去，这座拱桥的工程显得分外雄伟。第一个拱架已经造好，从河南岸起上升成一个半圆，像一条彩虹似的。简直不能想象，就凭这么一根窄窄的钢筋水泥的拱架，能经得住几千吨重的列车不断开过。好像看出了我的惊异，我的老朋友说： + +　　“这是中国第一座钢拱桥。不用钢梁，一个跨度就有五十三米那么宽，不简单哪。从前，连想也不敢想。” + +　　罗队长给我详细介绍造桥的准备过程，施工的现状。我们手扶着便桥的木栏杆，脚下就是奔腾的黄河之水。比起中下游的黄河，这里河水要清得多了：泡沫是白的，浪花也是白的。一股奇怪的味道，随着风和水向我们扑来，越来越浓，像水的清香，又像泥土的香味，有时又觉得它不过就是股潮湿味。春天来了。 + +　　我们顺着河边慢慢走着。罗队长对我指点着、解释着几十丈高的钢塔，新来的各种建筑机器，工人自己绑扎的各种把竿，一面不住地说：“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这可不是咱们白天黑夜搞抢修那时候了”…… + +　　忽然间，从左侧传来一阵比春雷还响的轰响。接着，有几块小石头从山上一直滚到我们脚下。一刹那间，觉得脚下的整个土地都颤动起来。我的朋友叫我猜猜这是甚么。我说，当然是爆炸，大概是山后甚么地方在炸石头罢。他笑了，说： + +　　“是爆炸，可不是山后面。这是二三十里以外开隧道呢。 + +　　大—爆—破，这叫大爆破。听见过没有？把几十吨炸药一块填进去，送药的‘眼’儿里能走得开人。一炮，就下来几万、几十万公方的石头。这才真是中国铁路史上前所未有的啊……” + +　　两人都有点累了。我们在陡峭的黄土崖壁边上坐下来。黄河正好在我们脚下面拐了一个弯，拐得那么柔软，像一根随便丢在那里的带子。 + +　　“不简单哪，”他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前，几十年间黄河上只修了三座桥。解放这么几年，咱们就一鼓气儿造了它三座！你写吧，我们造桥，你们报道！……” + +　　我很想听听这位老朋友几年来的经历。从我们在解放战争末期一起抢修桥梁那时候算起，过去整整六年了。罗立正——当时刚刚改行不久的区委书记，现在成了桥梁专家。讲业务，不说是大学毕业，也该是专科学校毕业的水平了。据说，这几年他领导过施工的桥梁有三十多座。 + +　　“一万四千多公尺，”他在历数过他造的这些桥的种类以后，竟算出了三十多座桥梁的总长度：“还不算现在同时施工的这五座桥……” + +　　许是因为这一天遇到了老朋友，回忆起几年前充满战斗的生活，也许是因为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能和我一起鸟瞰一下自己几年来工作的全貌罢，罗队长的心情一直是十分愉快的。 + +　　在我们快走到大虎沟的时候，他竟轻轻地哼起一个歌儿来。但是，一当我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后，一切就都变了： + +　　“你们队里有个曾工程师吧？”我说：“我这次来，就是要采访他。” + +　　没等我把话说完，只见他双眉越皱越紧，眼睛直视着前方，一股说不清的不痛快在他整个脸上表现出来。他沉吟了一会儿，使劲揉着眉头，叹了口气说： + +　　“你是要找个工程师是不是？” + +　　我点头。他紧接着说： + +　　“那好办。我给你推荐另外一个罢。我们技术室的周主任，可以在报纸上介绍介绍。” + +　　我想问，为甚么不可以采访曾工程师。可是这时我的朋友已向前走去，而且情绪远不适于提出这个问题，我就把话收住，跟着他朝叮叮当当的石场走去。 + +　　我住在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的房间里。 + +　　这是一幢用土坯造成的房屋。黄河边上，这要算是最好的住所了。它不像帐篷，可以不受任何风雨的威胁，除了大风天气大粒沙石打在玻璃上的响声以外，简直一点也不觉得自己是住在旷野里。也不像窑洞，一点不觉得有甚么阴沉。 + +　　在我的房间里听隔壁技术室的话声是一清二楚，甚至在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隔壁的人打电话都能使谈话中断。各处工地在电话里提出的问题，有许多是要技术室主任亲自回答的。奇怪的是这些回答都十分相像。说得最多的是“这个问题呢，已经请示工程局的技术处了”，“这个问题呢，施工处还没答复”。当然，有不少问题，主任还是提出了意见的，但紧接着就一准说——“这是苏联专家的意见”，“这是局里张总工程师说的”，“不，这可不是我的话呀，队长的意思”…… + +　　都是些何等重要的问题必须请示，技术室主任自己拿不出意见呢？ + +　　有一回，我正在跟一个装吊工人谈话，隔壁又传来周主任打电话的声音—— + +　　“哎，别急嘛，不请示局里怎么行呢，王处长说这两天就批示的……” + +　　这时候，那个名叫张广发的起重工人忽然从条凳上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 +　　“又是这一套！把南岸一个螺丝拿到北岸去都要请示，要你这个主任干屁呢？为了你这请示，我们窝了八天工了……” + +　　说完，吐了口唾沫，又坐下来给我讲，甚么叫“骑马扣”，甚么叫“鸳鸯扣”……没有多大一会儿，他又站了起来，气愤地说： + +　　“哼，灰尘掉下来都怕把自己砸死，还叫工程师，主任呢！ + +　　曾工程师就不这样。跟你说，干起重工的，就愿意跟这样工程师干。他敢决定事情，常说：就这么干，我负责任！ + +## （二） + +　　我开始知道年轻的工程师曾刚，是在一九五四年春天。一次在工程局施工处等着拿一个资料的时候，听两个职员谈起这个工程师的“怪事”。桥梁队的两个工人家属吵架动了手，一个女人被打伤了，最后扭到法院。出庭作证的人里面，有一个就是工程师曾刚。 + +　　“多新鲜，”报告这个新闻的职员，最后加上一句自己的评论：“工程师连工人家属打架都管了起来，这还是头一遭儿听说……” + +　　“那有甚么新鲜，”第二个人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前些日子人家还给部长写过一封信呢。” + +　　“甚么？别瞎扯了！” + +　　“信不信由你。信是请报社转去的。听说还打听过有没有回信呢……” + +　　这两条新闻是不是确有其事，我没去了解。引起我注意的，是每逢到工程局来跟有关桥梁建筑的部门打交道时，常常听到关于曾刚的一些传说。事情都一样，意见却分为两派。 + +　　（谈得最多的，当然还不是曾刚在民事诉讼方面的活动或对国际政治局势的兴趣，而是一个工程师任务范围以内的事。） + +　　比方说，多少年来造桥墩的沉井都是在岸上，造好再运到河心的，桥梁队的三分队却建议在钢板桩里、在水下造沉井，说是这样每个沉井可以节省一万多块钱。多少年来，桥身施工的脚手架都是在水上搭的，形状像个楼房，三分队却建议把它挪到岸上来，形状也改变一下，说是可以少用几百根木头…… + +　　处长、科长、技术员都对我说过：同样一块木料或一立方公分的混凝土，在别处如果只能吃七十公斤的力量，在三分队就得叫它吃一百公斤。 + +　　三分队新事情最多，而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就是曾刚。 + +　　但是传说也不限于这一类技术问题。有一次，施工处的几个年轻人就为曾刚的一个举动展开过一次辩论。那是抢修渭河桥的时候发生的事。桥墩要垮了，钢梁已经朝便桥这边歪下来，看样子一阵大风就能把它给刮到河里。几个技术人员都拿不定主意，踌躇不前。曾刚来了，提出个方案，自己亲自走上了便桥，指挥工人用“千斤顶”把钢梁吊起，然后处理桥墩。一个当时在场的人说，曾刚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冒险——万一吊不起来怎么办？况且，工程师也没必要和工人一起站到便桥上去冒这个生命的危险。反对这个意见的人说，曾刚的作法是根据科学的计算和经验，不能叫冒险，事实证明是成功了，至于工程师和工人站在一起，那更没甚么不对，——在工作的紧急关头，工人们知道“工程师也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 +　　我听到的许多关于曾刚的意见，放在一起就是一场严重的、针锋相对的争辩。部分人是用钦佩、敬羡的口吻肯定曾刚的大胆精神，另一些人则抱着否定、怀疑的态度，认为这个人冒险，幼稚，不讲究科学…… + +　　我听到的，毕竟还是后一种意见更多一些。虽然没有轻易置信，却也受了一定影响。 + +　　在凌口大桥工地上住了几天，工地上的景象，和我预料的完全相反。这几年采访中所见所闻，使我对于建筑工地的某些混乱状态已经习以为常。而凌口大桥工地上，却是有条有理，秩序井然。这里，几乎找不到一个闲人，也看不出一点忙乱。人，机器，工具都安放在最合理的地方。看得出，甚至一个洗石子的地方，一台混凝土搅拌机放在哪里，都是经过一番周密的考虑才安排下来的。一般工地上常见的恼人的“小搬运”，这里几乎没有。我问过不少普通工人，都不仅知道自己今天、明天的任务是甚么，而且了解本小组小队的任务和当前工作中的主要问题在哪里。所以，也就没有工地上常常发生的那种“我在哪儿？”的笑话了。分队的计划，每月都超额完成。 + +　　这一切，看来都那么稳当，和“冒险”是一点边儿也沾不上的。而桥梁队的其它分队，情形却正好相反：经常是月初窝工，月底加班加点，有的竟同时二者并存；每年计划的百分之三十几拖到最后一个月完成，也是常有的事。但是从来无人说这种杂乱无章、盲目赶工、大量发生人身、质量事故是冒险，反而觉得那里一切都很正常，很稳当。 + +　　起初，我主要是从工作方法上去考虑了这种差别。我和曾工程师一起一连坐了两个夜晚，研究和总结他的经验。他重视计划工作，每次编计划都亲自动手。这样每月、每旬队里工作中的各种有利因素、不利因素就都通过他一次脑筋，随时记得。一切具体措施，都是在这个全盘考虑下作出的。和一般工程技术人员不同，他亲自掌管全队的合理化建议工作，工人提出甚么意见，他随时可以根据当前的和长远的需要及时作出结论，不必经过繁复的登记、审查、批准等手续……如此等等。 + +　　但是谈了两个晚上，我忽然觉得这不是我需要了解的主要之点。这几年，施工组织上的经验总结得还算少么？但是在有些人手下，再成功的经验也行不通。而一到把生产搞到一片混乱、犯了错误的时候，这种人却又挠着头皮，抱歉地（决不是负咎地）微笑着说：“不行啊，都是因为咱们经验不足啊……”缺乏经验，当然就无可厚非了：谁能责备一个小学生写了错别字呢？但是不，在很多场合，这不是或至少不完全是经验的问题。 + +　　不，一个心上遮盖了灰尘的人，不可能单依靠别人的经验就能增加自己对于新鲜事物的敏感，正像贪生怕死的人不能从黄继光的作战方法上来学习勇敢一样。 + +　　当然，像一切经验一样，曾刚这两天所谈的经验中间，也包含着比方法问题更高也更深刻的东西。例如，他说“每逢作计划，我只是打个底子，叫工人补充”，“我不怕谈困难，困难在哪儿，一定得告诉工人——只要提出来，就会有办法解决”，他也激动地说过：“这几年，和工人一起吃一起睡一起工作，才知道劳动的不容易，国家建设的果实来得不易，硬是工人们一滴血一滴汗凝结起来的啊。看着工人在水下作业呼吸困难，脸都白了，浇湿了浑身衣服，冻肿了手脚，心里就再也不容许自己有一点疏忽，浪费他们一点力量。同时，也慢慢懂得了工作有困难才有趣，化的力量越大，干完了越愉快……”这里，都反映了他对工人群众的感情，对工人主动精神的信任。他的“联系群众”，也不光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或者教教他们算术、画图之类的东西（可惜，许多行政干部和技术人员还认为只要跟工人互称“老王”“老李”，或每天和工人一起打上两个钟头扑克，这就是“联系群众”了），而是——想尽办法去组织这些力量，凭自己的技术知识和经验把工人和他们的机械、工作场地安排妥当，使每个工人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他的积极性和力量。 + +　　但是，这仍然不是主要的东西。 + +　　第三次谈话，曾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那边说话的人已经谈了老半天，曾刚在耐心地听着，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面，见我进来，用眼睛告诉我在桌旁的椅子上坐下，然后对着听筒说：“没错，一点也没错。挖土工是干了八方，八个立方公尺。 + +　　混凝土工是二十七个人。二十七个劳动力完成了四十个人的任务。” + +　　电话里又说了一句话。我看见曾刚的脸色霎时变了，敲着桌子的那只手也忽然停下来，声音肯定而坚决地说： + +　　“我没有权利捆住工人的手。至于质量，你们已经检查了三次。还可以来检查第四次。……但是请记住，上星期干了八方，下星期就可能干到十方。混凝土工也是，现在他们已经在研究用二十人干四十人的工作了。队部该早一点作准备。” + +　　放下电话，他忽然笑了。当人们发觉自己在干着可笑的事情时，才这么笑的。他请我跟他一起出去走走。没走几步路，他又那么笑了，带着请求的口气对我说：“咱们别谈经验了。扯点别的吧。……” + +　　可是他没说该谈些甚么。我等他开头。这时已走到河边。 + +　　河上已是一片暮色。远处大桥的桥头，燃起了几点灯火。我们两人同时看见河心的上空有一只老鹰张着翅膀在半空中一动不动地停着。初看去，仿佛是站在一根细细的铁丝上面，其实是站在空气里。几秒钟以后，它飞走了。这时曾刚才开口说： + +　　“有时候，我倒羡慕你们作记者，当作家的。哪儿出了甚么好事，有了甚么经验，你们去写写，在报上登登，任务就完成了。……可是实际怎么样呢？事情明明是好的，经验明明是成功的，要想大干，就有困难。” + +　　我一听，这话里有话，就连忙问下去。像平常一样，曾刚回答得很简单： + +　　“半年以前，三分队一个混凝土工人超额一倍。队部在全队通报表扬，给了奖励。上个月，突破定额一倍的增加到四五十人，队部也表扬了，可是同时就来了指示，叫分队领导上控制。这几天，青年工人们提出要搞双倍定额运动，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儿，一个月完成两个月的任务，队部忽然火急通知：不许发动，说这是冒险……” + +　　他看我莫名其妙，笑了，说：“不懂？我也不懂。奥妙也就在这里。这不是头一次了。” + +　　大概他知道话不是几分钟就谈得完的，自己首先在河边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我也跟着坐下。 + +　　“这个问题，暂且不去谈它。就说这双倍定额罢：前几天党委书记也问过我工作速度能不能加快这个问题。”他拿起一根干树枝，在地上画了个50％，又把它擦掉，说：“以我们现有的力量，把桥梁修建的速度提高一倍，没有问题。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力量现在只用了一半。你看，机械设备的运用率不到40％。每年因为施工准备工作不好、施工力量组织得不好而浪费的人力，至少有30％，因为没好好组织而没有发挥出来的潜力，就无法统计了。可是拿青年工人来说，据我了解，把劳动效率普遍提高50％没有问题。这就是说，人力可以增加一倍。有了机器又有了人，你说还缺什么？” + +　　他用鞋底擦掉那几个数字，猛一下站了起来。被他的脚踹掉的一堆土，从陡峭的土崖上急滚下去，就像一条土的河流。土粉在下面流个不断，土块和石块在这“水流”的上面飞跳着朝前滚去，最先落到黄河水里。 + +　　“就剩下一个问题了：需要用斯塔哈诺夫精神来工作。可是为了大家能够用斯塔哈诺夫精神工作，那些干计划、组织、设计工作的人就得首先有斯塔哈诺夫精神。” + +　　他斩钉截铁地说了这几句话，然后询问地望着我。见我点头，就笑了，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我忽然觉得他那么像个孩子。 + +　　晚上，我把这次谈话补记到笔记上。顺便翻一翻前几天笔记上随便乱画的一些问题——“曾刚的经验里最主要的是甚么？”“为甚么‘冒险’的人工作最稳当，而工作‘稳当’的人反而冒着失败的危险？”……忽然觉得好像朝答案前进了一步。 + +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百思不得其解——为甚么桥梁队队长罗立正（我相信自己了解他）不喜欢他手下这个如此得力的干部？ + +## （三） + +　　不能说罗立正不了解自己的干部，也不能说他不爱才。提拔曾刚作第三分队的队长兼主管工程师，是他的意思。也是他，一九五三年里接连几次在队部干部会议上表扬过曾刚，一再提起第三分队对于扭转桥梁队完不成国家计划的局面起了很大作用。他私下跟老朋友谈话中间也表示过，曾刚的勇于负责的精神，正是周维本的不足之处，虽然也同时表示了对周维本的细心谨慎的推崇。对于曾刚敢于提出一定见解，罗立正也不完全反对。近两年，罗队长不大好提出自己意见来，在讨论计划或总结工作的场合，他宁愿等别人提出个意见、方案，然后点点头说“可以”。通过别人的意见、方案，或者对个别问题提出点修正的意见，总比自己去从头到尾构思、起草要轻松得多啊。一个桥梁队长又没有个自己的秘书！ + +　　可是在一九五三年年底，罗队长和曾工程师的关系史上发生了一个转折。十二月里一次讨论一九五四年度计划的会议上，发生了一场争论。 + +　　会议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各科室主任、分队队长相继发言，对计划的某些细节作了些补充，文字上作了些修正。茶壶里的茶水已经淡得跟白水差不多了，桌上的纸烟已经抽完，有人在卷烟头了。罗队长正要宣布散会，曾工程师忽然提出个问题。他把前胸紧靠着桌子，眼睛瞅着烟灰盒说： + +　　“指标，明年的各项指标，是不是都低了一点？” + +　　一下子，会场的空气马上变了，仿佛甚么人一手推开了所有这六面窗子。靠在椅背上打盹的，也伸直了腰。罗队长用眼睛示意请曾刚说下去。 + +　　“这些数字，比咱们实际完成的还低一点，”曾刚手里捏着一本计划，心里怪不好意思，所以把“一点”说得特别清楚一些，以缓和自己这个意见的锋芒。本来事先他已经在心里斗争了老半天，可是这次会议和历次的会议的空气一向都那么温和，所以提出这样的意见，事先都能预感到众人好奇的、责备的眼光会多么难受：“我是说，应该把指标订高点。 + +　　（就说材料这一项，报上还批评过咱们，不想办法，明年超支要更严重。三分队的技术人员们说，咱们队造两个桥就整整赔掉一个桥……”） + +　　罗立正心里好不自在。他瞅着曾刚的高而宽的前额，好像在细心倾听别人的意见，心里可在想：哎——，怎么搞的，昨天在下面都跟你谈了嘛：指标高点、低点有什么关系？大家有多少劲使多少劲嘛。”低点，超额容易点”——这个道理你还不懂？这对国家也没有多少损失嘛！ + +　　经过周主任的解释，计划室主任又说了句“会后研究”，曾刚这个问题没有引起什么风波。可是这次事件却给罗立正一个警号：曾刚这人在变！ + +　　从此，罗队长对三分队和曾工程师就多了一份儿心。果然，不出罗立正所料：从前，三分队新事儿也不少，一九五四年里可有点特别。从前，罗立正觉得三分队出的事都和自己的意图相吻合，比方说，打钢板桩不圆，是全队的大困难，三分队曾工程师发明了“转盘打桩架”，罗队长从心眼里高兴，亲自打电话给报社，请把这件事给“登到头版头条”；局的领导也拍手叫好。但是五四年里三分队出的新事好像都多多少少长点刺儿，比方说，三分队学了长春的经验，成立了青年节约队。别处节约队都是拾废铁，三分队的，却要搞甚么“反浪费展览会”，甚么“要求降低材料消耗定额”。搞节约，不是队里、局里的中心工作，反浪费，更不在工程局领导意图的范围之内。这还不说，六月里，曾刚竟给工程局局长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提了一大串建议，自然也少不了对桥梁队的批评。局里三个星期没答复，这封信竟又出现在部里！ + +　　从前，别人带着责备的口气说曾刚“大胆”，罗立正还不置可否，心里想，胆大点有甚么不好——多搞点发明创造，成绩还不是整个队的！这回，罗立正才真正领会了这“大胆”的滋味。隔三岔五的，三分队就打电话找队长。别的分队也打电话，人家不是请示就是报告，三分队呢，除了请示报告之外总爱提点问题，凡事都好催、好争、弄得罗立正一听见电话铃响就有点心神不安…… + +　　于是，为了防止这种大胆给事业造成损失，就必须加以控制了。审查计划、技术方案，对第三分队总要更仔细些。如果要求其它分队把技术方案的保险系数加大百分之二十的话，第三分队就一定得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别的分队提出的数字，明明是估算出来的，也不追究；三分队的数字，即使经过最仔细的计算，也要反复怀疑，一再叮问：有问题吧？计算过么？假如一些可有可无的报表、资料、其它分队不一定要交的话，第三分队就非但必交，而且要在规定的期限之内。 + +　　器材、机具的供应，一般都是不及时的，对第三分队呢，就分外迟缓一些，催得急了，就答复说：你们队底子好，先进嘛，差这一星半点的算得了甚么，得发挥阶级友爱精神，多帮助一下落后的单位呀。 + +　　如果你有不同意见，“请尽量提”，但为了每一件具体事都准备有具体理由反驳，除了浩繁的中外古今的技术资料，还有厚得像枕头的各种规章制度可供参考。要弄清谁是谁非，就得有耗费时间和精力的决心，而一个人只要还想工作，就下不起这种决心，——每件事，都得去争论，这种旷日耗时的争论本身，客观上也起着“控制冒险”的作用。 + +　　日久天长，队部与三分队领导之间的关系弄僵了。三分队为了工作的利益，除了提抗议以外，只有一种办法：一切能够自己负责、自己解决的事，就自己想办法，少跟队部扯皮。 + +　　（可是这一来，事情就反而更复杂了：从分队朝总队打来的电话次数减少这个事实本身，就可以定下“无纪律”的罪名。） + +　　等到有一次曾刚在队务会议上与周主任针锋相对地争论起来，拒绝接受过低的工作指标，后来又把自己的意见一直提到工程局局长办公室的时候，队部里一片哗然，调度室主任竟把这件事提到“是否反党行为”的高度来加以评论，而且居然有一两个科室的干部点头称是，主张把问题提到党委会议上加以“肯定”。直到党委书记出面加以解释，才算打消了这种想法。但这种评论却已经发生影响，有些人从此就把曾刚看作一个危险人物，了解他、同情他的人，也只能暗暗为他着急，担心。 + +　　于是，在队部的一部分干部中间，就形成一种舆论：三分队最难惹，最不好领导；曾工程师最难打交道。原因呢？简单得很——他这人“太大胆”了。 + +　　事情竟发展到这种地步：在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连曾刚本人都一再否认自己大胆。在跟我谈话的时候，他一再否认自己是大胆的人，说自己的一切思想、行为都平常得很，算不得甚么大胆。 + +　　后来才知道，在桥梁队，“大胆”这个字眼儿是“冒失”、“狂妄”、“鲁莽”以及“不负责任”等等东西的混合体，有时候“大胆”和“冒险”又是一个意思。难怪连曾刚自己都害怕这个字眼儿了。 + +　　现在，再把话拉回来说。我从凌口大桥回来两天以后，罗队长和曾工程师进行过一次谈话。这次谈话，开头是私人性质的，结尾就变成纯粹工作性质——甚至可以说是政治性的谈话了。 + +　　许是因为很久没到罗队长家来过的缘故，曾刚一走进这个房间，就觉得浑身紧张，好像小学生走进试场，又不能指望这次考试顺利似的。 + +　　罗队长却和两年以前曾刚最后一次到这里来一样，亲切而自然地让曾刚坐在他自己的那把破转椅上，接着就去沏茶。 + +　　照例寒暄了一阵，照例闲扯扯队里的新闻以后，罗立正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谈话引入了正题。 + +　　“不简单，不简单哪，”罗立正拖长声音说：“可是这几年咱们祖国建设的成就，不能说不惊人哪。还记得咱们造木桥那时节么？跟现在比比看。真是从前连想也不敢想啊……”一口气喝下多半杯凉茶，又接着说：“当然，缺点也不是没有。有，有。就拿你我说，以咱们这样水平负这样的责任，谁敢说没毛病？有，有缺点……” + +　　听他的语气，曾刚知道他这段话不过是引子，下面就该把这些话否定掉了。先肯定后否定，一正一反，就分外有力量。果然，罗立正的眼光更真挚感人了，语气也更加有力量： + +　　“可是，不管缺点怎么多，成绩还是最主要的。谁要是忽略这一点，谁就得犯错误。就说造桥，就说咱们队上，有人批评说我们浪费，成本超支，这都是事实。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赔了钱就是赔了钱。可是桥呢？桥还是造起来了！我们没来，这一带黄河上没有桥，我们一走——这块儿就有了桥。从无到有，这叫成就。不错，钱是化多了点，桥可造起来了！……” + +　　说着说着，他就从衣袋里掏出一块薄薄的白纸，——这是一篇稿子的“小样”递给曾刚。曾刚一看就明白了。这是三分队一个通讯员写的一篇稿子。说来说去，原来是为着这件事！他笑了。 + +　　这一笑不要紧，罗立正变了脸，站起来在土地上走来走去，疾言厉色地说： + +　　“‘领导保守’！‘保守’！根据是甚么？指标低了点？定额落后了？可这是经过局里批准的呀。况且，工程局属下段段如此，队队如此。说桥梁队领导保守，就等于说工程局领导保守。这话可不能随便说……” + +　　曾刚知道这种辩论不会有甚么结果。他早有打算把这些问题铺开来好好争论一下，可这不是合适的地方。最好在党委会议上。他想早一点结束这次谈话，就随便说了一句：“这篇稿子主要是表扬工人劳动热情的。这不是，标题就叫‘桥梁队三分队青年突击队开展双倍定额运动’。说领导保守，只不过提了一句……” + +　　罗立正忽然在他面前站下，直视着他的眼睛，非常严肃地说： + +　　“对，对，问题就在这里呀。老弟，你仔细想想，工人要搞双倍定额，这不等于说定额太保守么？定额保守，不就是等于说工程局领导保守么？有心人一看就明白的。这是一。更重要的还是：别的队，有的连一个定额还完不成。叫上边部里知道这事会怎么样？那就得命令工程局在各队都搞。这一军，可就要把局长给将住。明明办不到嘛。部里可就得说，桥梁队办得到，为什么别的队就办不到？这还是朝轻里估计。万一中央负责同志知道了这件事，就许连部的领导都要作难——那就得在全国各地都这么搞哇……” + +　　“那有甚么不好，”曾刚心里火气上升，可是罗立正这种说法又不能不叫他觉得好笑：“大家都来超额，有甚么不好？……” + +　　“不，”罗立正伸出一只手，好像要堵住对方的嘴：“问题是行不通！十个指头从来没有一般齐的。我知道，苏联有过这么一个运动——叫‘两倍定额’，可那是苏联。不，不行，把苏联的玩意儿硬搬到中国来不行。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搞大运动，像‘三反’‘五反’的时候，有中央指示，可以批评。平时，没有指示，我们就不能批评局里；要批评，也得局里批准。苏联做事讲究猛，咱们中国就讲究稳，这也是一个特点。凡事都要多多注意中国的特点，就不会犯错误了。懂么？……” + +　　这回，是曾刚站起来了。这些话，他听过不止一次，唯其不止一次，才忍无可忍。他想一下就把想过多少次的意见都朝罗立正兜出来，可又不知先从哪里开始。要说，就要说得有力量，使对方失去反击的能力。所以，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把话说出来： + +　　“算了，罗队长。不喜欢的，就说不合中国特点所以不能办，喜欢的就说这是中国特点必须这么办。不行，说不过去。请问你，罗队长，中国难道只有这些特点么？生产条件落后，机器不够，领导不提倡，可是工人们还要搞两倍定额，这叫不叫中国特点？你光说落后的特点，可这些特点，就一点也不需要改变么？因为工人技术低，所以机器常出毛病；机器出毛病，只好用人力。这叫中国特点。那么，把工人技术提高一点，对中国有甚么损失？干部水平低，工人文化浅，所以只好多开会，只好开长会。这叫中国特点。可是你成天开会，层层开会，干部不用思想、工人无法学习，怎么能提高？……”他还想说下去，忽然看见罗立正的眼睛里已经充满睡意，显然没有把他的话听进去，就不往下说了。 + +　　罗立正对于这些抽象问题一点也没有兴趣。他一向只关心具体问题。此刻他想的，是怎样把这团火给压住，不叫这篇稿子见报，不叫这惹是生非的什么几倍定额运动搞起来。他也设想了：万一压不住，局长、副局长对这些东西会有甚么反应…… + +　　（像平时一样，在曾刚火气正盛的时候，罗立正就把谈话引到更和平一些的话题上去，颇为认真地和曾刚探讨起如何在洪水到来以前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好，如何处理过期的水泥、不合规格的石料，一直谈到下一次队务会议怎样个开法。这时，一群群乌鸦从屋顶上呱呱飞过，房屋对面黄土山上层层窑洞里已经燃起万家灯火，曾刚呢，也疲倦得要打哈欠，一只手轻轻地敲着桌子。这时罗立正才把最后一个话题草草结束，站起身来，十分亲切地握住曾刚的手说：） + +　　“事情总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得多。这篇稿子，我看还是不忙发表。跟党委书记研究一下……”在曾刚的眼睛看不到反对的意思，这才进一步说道：“至于两倍定额运动这个事，我也并不是反对。这样的大事，党委会怎么能不讨论一下？我看，最好先在那两个突击队试试点，然后再考虑铺开的问题。……” + +　　已经走出房门，罗立正已经把曾刚送到街上，才像自己人似的低声说道： + +　　“咱们是老同志，我才跟你说，队部里有些同志说你太褊狭，只看缺点不看成绩。个别的负责干部还说过，这是不是一种反党情绪，不然，为甚么尽找领导的毛病呢？……” + +　　（曾刚本已朝河岸走去，听见这最后一句话，猛然站下来。） + +　　天色已经很黑，河上吹来的风逼得人透不过气来，显然不是谈话的时候。他把背对着风向站了几秒钟，一句话也没说就走开了。 + +　　世界上没有两条完全相同的河流。自然界从来都比试验室的配方或设计院的图纸里所反映的要复杂得多。再高明的工程师，也躲不开工作里必然碰到的偶然因素。建设，就是不断的试探，摸索，创造，发现新的办法，然后又否定掉它，再去创造更为新颖、更为合理的办法。 + +　　设计图或计划，是张素描，必须有千百只劳动的画笔给它涂抹上各种鲜艳的色彩，才能变成一张真正的图画。从挖起第一锹土、炸下第一块石头到安好桥上的最后一根钢梁，需要群众想出多少“独出心裁”的办法，才能把一座桥梁造得又快又好又省啊！他们不仅能够想办法更有效地使用自己的双手，而且能够帮助领导把千万只手组织得更好，帮助领导早一点发现成熟了的问题，早一点防止或克服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灾害。造桥如此，事事如此。 + +　　（人身上最可贵的品质之一，不就是这种主动性么？在桥梁队和工人、技术人员们一起度过的这些日子里，我随时感觉到他们在为许多事焦虑不安，为许多事议论纷纷。跟他们在一起，你会又兴奋，又着急：有多少聪敏的头脑在为我们国家想事情，有多少颗不安的心在为我们大家的事业忧虑和喜悦啊！但是，许许多多新鲜的思想没有成为实际，许许多多有益的、明智的意见变成空谈。） + +　　就在队长办公室门外，墙上挂着一个大木箱，上面写着“意见箱”三个大字。锁都锈住了，也没有人投进什么意见。 + +　　工人们每天上下班要经过队部两次，也很少有人走进办公室，坐下来谈谈。这也难怪：既然意见、建议变成了有效行动的还要受到排斥，谈话还有甚么用处呢？队部里，是另外一种空气。 + +　　队部里最常用的字眼是“正常”。每周计划会议上各科室主任回顾七天工作时，嘴里说的是“正常”；调度电话里、给局里的汇报上，写的也是“正常”。 + +　　所谓“正常”，就是一切该传达、该布置、该讨论、该计算的都作过了。但是在作过这一切以后，下面存在甚么困难，有甚么问题，群众有甚么要求或建议，就都不在话下了。 + +　　罗队长只承认局里来的决定、指标、规章、制度。一切来自群众的意思、意见、办法等等，哪怕是实现一个指示所必需的，也不加理睬。倘使一个建议或方案超乎计划、规定的范围之外，罗队长自己还没来得及想到，就带着紧张与厌烦混杂在一起的情绪去看待。如果它们不慎触犯了队里的秩序，可能破坏队里的“正常”状态或违背五年前制订的哪一条规章；或者——这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它们正好不是局里目前所提倡的，甚至可能是违背“领导意图”的，就大惊失色地目为异端，说是“冒险”。 + +　　罗立正每有机会就向队部和各分队的干部谆谆告诫： + +　　“在我们，最重要的是领会领导意图。对上级的困难，则要多多体谅。有时候，你以为领导大意马虎，办事拖拉，岂不知人家心中有数，这里面有个意图……” + +　　执行上级规定，罗立正一向是不遗余力的，有时甚至可以牺牲一点工作利益。我就见过这样一件怪事： + +　　砌石拱桥用的方顺石，工程局原来的要求是公差不许超过二厘。技术室要求石工这么作。凡超过二厘的，一律算作废品。做了半个月，打了几千块石头，百分之七十五都不合乎这个要求。工人拿不到基本工资。老工人、技术员提了多少次，说石拱桥上的方顺石，不需要这么精密，而且石质确实太粗，不是掉角就是裂缝。吵得凶了，技术室周主任到工地上实地看了看，确实不是工人偷懒，也不是技术太差，这种石头就是做不精细。回到队部，把情况汇报给罗队长，两人交换了意见，最后由罗队长签名给石工队写了个命令： + +　　“……为保证石拱桥质量，方顺石规格不许擅自更改，必须严格执行工程局规定，按原规格要求加工……” + +　　后来事情闹到了工程局，局里派人来检查一次，把方顺石规格的公差放宽了四倍——八厘，认为对桥身牢固毫无影响。再回头找那几千块报废了的石头，已经毫无踪影——都给市建设局铺了马路了。 + +　　罗立正在这方面，从来是有过之无不及的。如果局里要队上通知一下职工注意安全，队部就得叫工人讨论三次；如果局里说，安全问题必须组织一次学习，桥梁队就要拿一个星期的晚上作报告、组织层层讨论。但一个星期以后，队部也可以根本忘记安全这一回事。 + +　　（这就叫似是而非。） + +　　技术室主任周维本第一个学会了这个“精神”。凡事多说几个“不够”，总没有坏处。各分队提上来的技术方案、措施之类东西，技术室总要把保险系数在原有基础上再加大20％。几百吨水泥、钢材、木料都在“力求安全”的要求下白白浪费了。可是谁也不能把罪名加在周主任的头上，“安全第一”嘛，这是上级的指示，周维本又一个钱也没放到自己腰包里！…… + +　　在党委办公室里，有一次我和党委书记章志华同志谈起了这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他听完我谈这段时期看到的这些情况，捏了把烟叶塞到用得发亮了的烟斗里，使劲吸了一会儿，烟叶才算燃着了。他脸上忽然现出一丝苦笑，显然是想起了不快的往事： + +　　“外边人、局里人都说，要说桥梁队的队长嘛，那可是组织性、纪律性最强的。谁也没有他请示的次数多；局里的甚么指示，桥梁队也贯彻的最坚决。这倒是事实。可是究竟甚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呢？中央的政策，不学习；中央的决定、指示不附着局里的命令就不理会；党报的社论也从来不大看，说这是针对‘一般情况’写的，咱们队是‘具体情况’，不一样……。”他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一阵，又说： + +　　“方针是一条：一个人不按报纸的社论办事，多咱也不会为这一点而受处分。这不算犯错误。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就是这么个逻辑……” + +　　听着这位瘦瘦的、因为贫血脸色苍白的同志这些话，大体上就可以理解他每天工作里遇到的主要困难是甚么。 + +　　队长是党委委员。党委会议上多数人作出甚么决议，他从来不反对。党委书记平时的意见，他也是尊重的。但是，实现任何一个决议、意见，都需要条件。许多条件要靠行政上支持、采取措施才创造得出来，而行政领导人——队长随时都可以举出几十个具体困难，把他不十分喜欢或认为非当务之急的事给拖下去。谁也不能责备，因为他并不是反对党委会的决议啊。 + +　　党委书记来了三个月，看势头不对，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到下面去。他凭着长期政治工作的嗅觉，一下子就看中了三分队。三分队的曾刚，从三方面给党委书记以帮助：作为一个行政领导人和主管工程师，他在自己分队里想尽办法创造条件，按党委决议组织起真正的竞赛，把工人的每一件可行的合理化建议付诸实现。作为团委会的一个委员，他在三分队首先成立了三个青年团监督岗，这就大大推动了行政管理、施工组织的改进。最后，作为一个同志，他帮助这位门外汉的党委书记在一个月之内熟悉了造桥原理和施工组织上的基本原则。 + +　　（章志华原来想的是，先在三分队作出个样子，叫别的分队跟着走，也可以推动队部领导改进自己的工作。事情可比他所想的要复杂得多。把三分队的一两点经验传授给别的分队，是容易的，要把队长的根本态度以及这种态度给各科室、各分队的强大的影响扭转过来，可就困难得多了。这个影响不改变，好东西也要走样子。三分队的青年团监督岗推广到五分队，忽然变成了“表扬”岗，每批评一次甚么人，就要在黑板报、大字报上表扬五次别的人，这是队长来过以后提的意见，说是必须多表扬，监督岗才不至脱离群众。二分队的监督岗刚成立五天，就揭发了十三件分队部、大队部工作里的拖拉、疏忽和不负责任现象。第七天，团总支书记从大队部回来，皱着眉传达了罗队长的意思：监督岗，主要是监督工人群众中间的问题，不应把矛头指向领导，这样下去有损害领导威信的危险……） + +　　一个党委书记，总不能为每一件这类事情都去找一次队长。而且，桥梁队历来的空气是不大容易展开什么争论的，如果哪个领导干部对另一个领导干部的意见迎头给以反驳，大家会觉得这“不正常”，在场的人都会有几分钟不大舒服。章志华自然也不能一点不受这个传统的约束。况且，问题是即便你决心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大家痛痛快快地把真理争个明白，也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因为对方躲着你的锋芒，不肯应战。许多次谈话都是无济而终，不明不白地结束的。 + +## （四） + +　　四月底，黄河的水发黑了。 + +　　这是警报，洪水就要来了。这一带，造桥的人每年要两次面对自然的威胁：春季的洪水和冬季的流冰。 + +　　眼看着水位一天比一天高，流速一天比一天急。工人们的心比水还急：不赶快把桥墩抢修出水面，就要扔掉半年时间，到秋天，洪水退了，才能继续施工。工作速度一鼓劲地加快了。 + +　　洪水也不让步。它要抢先。它横冲直撞地朝桥墩工程袭来，要冲倒立在河心的钢板桩。 + +　　（水文站每天几次来电话通知水位，流速的发展。能够安全施工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黄河上两座大桥，有两个桥墩还在施工。钢板桩有被冲垮的危险。） + +　　五月七日这天，拱桥的一号墩钢板桩迎着水头的那一面： + +　　有点向后倾斜了。继续施工？还是先去把钢板桩加固？主管工程师拿不定主意，向队部请示。罗队长跑到桥头看了看，又跑回来，愁眉深锁，忧虑重重：继续施工吧，不一定能抢修得出来，钢板桩被冲垮或是水淹了人可怎么办？停止施工吧，万一洪水来得太猛，以后无法把桥墩抢出水面，这责任谁负得了？需要决定，即刻作出决定。可是这太困难了啊：无论怎么决定，都没有十分把握，倒有七分犯错误的可能。要负责任，这责任可担待不了啊…… + +　　（急中生智：请示工程局！再没有比这更如意的办法了。只要处长或局长说话，一切问题，一切困难就都不存在了。） + +　　于是，罗队长拿起电话耳机来。处长不在，副处长也不在。第二次拿起耳机，仍然不在。第三次，交换台算是从会议上把处长找来了。可是，罗队长总算还在河边看过，处长却看也没看见水势怎样。自然需要考虑。约好了，夜里来电话，通告处理的意见。 + +　　就在罗立正站在电话机旁着急、对话的时候，黄河的水朝河心的钢板桩一次又一次猛力打来。下午五时，就是罗队长好容易在耳机里听到处长声音的时候，圆圆的钢板桩变扁了，整个朝后仰过身去。河岸上的工人张罗着要上去抢救里面的机器。可是这已经确实要冒险了，谁也不放他们上去。五点半钟，便桥的木头吱吱嘎嘎地响了起来。下午六时，钢板桩前面的便桥叫河水给冲断了。七点钟左右，周副队长仍然在办公室等着电话，外面传来群众惊呼、忙乱的声音。罗立正不看就知道出了什么事。但他还是跟着众人朝河边走去。他走到河边的时候，钢板桩已经没有了影子。在他身旁，一个工人哭了。 + +　　“一百多根钢板桩，怎么打捞啊？” + +　　“不打捞也不行，桥墩还得修在这块地方……”“抽水机也给冲走了……” + +　　工人们议论着这次灾害造成的损失。队长比他们清楚得多，他早都想过了。打捞费、材料费、工时损失费……，你如果要，他可以在十分钟内就计算出来。他想的是另一回事：“万幸，万幸，电话总算打通了——不管怎样，我请示过了……” + +　　就在这同一段时间，凌口大桥上发生着另一件事。 + +　　凌口大桥离大拱桥有十几里路远。打在拱桥桥墩上的洪水，几分钟以后就朝河口大桥的桥墩上冲来了。 + +　　五月七号早晨，曾刚从桥头帐篷里走出来的时候，河水快跟五号墩桩子扫平了。下面，基础还差六寸多就可以落底。 + +　　但是洪水每分钟都可能冲垮便桥，断绝工人的后路，随时都可能打进桥墩工事，把工人埋在里面。 + +　　“桥墩不出水，就要影响通车！” + +　　“瞧这水头，快有你高了。” + +　　怎么着也得把它抢出来！” + +　　工人们议论纷纷。曾刚马上召集积极分子开会讨论：能不能继续施工？如果能够，有甚么办法保证安全？ + +　　还没等会议开完，这天早晨接班的基础工就成立了突击队。这群小伙子穿上胶皮衣裤走过颤颤悠悠的便桥去上班，并不是不担心：只要洪水耍个急躁，就准保有去无回呀。但是谁都知道这八小时多么重要，也相信主管工程师和老工人们有办法，不会叫他们吃亏。 + +　　前一天，就作了准备。修理了便桥，检查了一切钢索，调换了钢板桩下的抽水机，在钢板桩中间加了一道支撑，上面还加了一圈土口袋。这天的会议上又想了许多办法，方针是：能坚持，就多坚持一分钟；水情剧变，就立即停止工作。党团组织在工人中间也作了工作。 + +　　（水下，破碎机加快了凿岩速度，响声连成一片。梯子上设置了专人注视着岸上，手里紧捏着电门——岸上一摇旗，他就要关死绿灯，打开红灯，命令工人们撤退。工人们却谁也顾不得仰头去看灯。） + +　　河上水涨一点，沉井下面马上就觉得出来。到中午，水都没了工人们的膝盖。下午二时，钢板桩的支撑被洪水硬给挤断了，水从钢板桩的缝子里扑扑地淌进来。工人们不敢挺直腰板——一挺身，就灌一脖子水。水一股一股地涌进来，抽水机的大管子都抽不干了。工人们仍然支持工作，沉井缓缓地下沉着…… + +　　这个时刻，分队办公室里电话响了。没人接。过了几分钟，又响了。还是没人接。电话执拗地响个不停，一个过路去接班的工人进来拿起了听筒。电话里说，据了解，凌口大桥的便桥不行了，必须马上拆掉。这工人告诉它，便桥昨天早已修好了，要拆也不行——沉井下面的工人们怎么回来啊。 + +　　电话里的声音沉默了一会儿，又说，必须停止施工，等待局里指示，还要找曾工程师说话。这工人放下耳机，朝工地走去。他在桥头上见了曾工程师，想叫他来接电话，可是又一想，算了，抢工要紧，现在就是要谁放弃工作他也不肯干的，于是，就脱下棉衣，换上胶衣，走上了便桥……，电话还在办公室里等着，就再也没人理会。 + +　　沉井下面，水还在上涨。人们工作四小时，就疲劳了，石粉呛人，空气也不是味道。曾工程师下令，把三八制工班改成四六制，另外随时准备一批人接替疲乏过度的工人。 + +　　……天刚扑亮，沉井落底了。最后一班工人顺梯子爬上水面时，耳朵震动得甚么也听不见了。心里呢，可着实欢哪，就像烧了把火似的。一上来，没顾水面已经把便桥给浮了起来，就扯着嗓子朝岸上喊： + +　　“提前啦——！” + +　　“交——出去啦——！” + +　　“这边没问题啦——！” + +　　岸上，人们早已在等着这个消息了。 + +　　事情可还没完。砌石工接着就爬上了桥墩砌镶面石。说也紧张，工人在上面砌，水在下面涨；石头起一层，水涨起一层。刚把镶面石作完，水就淹上来了…… + +　　人们都轻松地喘了口气：就靠这二十四小时，真险哪！但他们没有欢乐多久。几分钟以后，他们得到一个丧气的消息： + +　　拱桥的一号墩叫洪水给冲垮了。 + +## （五） + +　　在离开桥梁队以前，我来到河边和未完成的拱桥告别。 + +　　这将是一座多么漂亮的桥梁啊！从南岸扬起的第一个拱架，活像一只雄鹰的翅膀。如果一号墩修起来，那么另一只翅膀也该张开了。现在，在河心仅有的一个桥墩的北侧，露出几根钢筋，拱架却没有了，就像甚么人一刀砍断了这只翅膀，只剩下几根筋骨似的…… + +　　令人惋惜的，当然不仅是这一座桥梁。半年以后，被冲垮的桥墩仍然要树立起来。火车仍然要从这桥上开过。人们仍然有机会欣赏这座雄伟的大桥。另一件事远比这件更为重要。 + +　　我向罗队长、周主任告别。天气已是黄昏时候，工地上一片寂静。往常这个时候，工人们正来来往往交班，最热闹不过了。一号墩冲垮以后，各项工作大都停了下来，于是整个工地便沉陷在对于这个不幸事件的哀悼之中。看见这副景象，我不禁叹了口气。罗立正跟着也叹了口气。但是我知道，从最近他写给局里的报告看，他并不认为自己在一号墩事件上有甚么责任。洪水来得太早，自然灾害，有甚么办法呀！…… + +　　每逢提起一号墩的事，罗立正总是苦笑着摇头。起初闹不清他这笑和摇头是甚么意思，仔细看了几次才恍然大悟，这意思是：有甚么办法呢？倒霉事都叫我们摊上了。今天，叹气之后他又这样苦笑起来。 + +　　我忽然想起周主任最爱说的一句说，也苦笑着说：“造桥，不容易啊！” + +　　“是呢，不容易啊！”周主任马上发生了共鸣：“好在，这次没出人身事故。一个人也没有死。这么大的洪水！来得又那么突然！不死人，这不简单哪……” + +　　罗队长马上又把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说：“就是，就是。不可避免。谁让老天爷不跟咱们商量呢！光凭主观愿望办事，就是行不通。不可避免的，就是不可避免……” + +　　我想问：假如既不让桥墩冲垮，又不出人身事故，岂不是更好么？三分队的凌口大桥跟拱桥同在一条河上，不是也避免了“不可避免”的灾害么？ + +　　一路上，我的思想里不停地翻腾着这个问题。是的，在我们建设初期，由于缺乏经验，不能不遭受一些不可避免的损失。今后，经验不足、自然灾害也是不能完全防止的。但是，我们少炼出的每一吨钢水、少铺下的每一根钢轨、糟蹋掉的每一方木材和多耗费的每一元资金都是“不可避免”的么？就在今天，条件完全一样的两个地方，事故次数、工作速度和成本与质量的高低悬殊很大，这又怎么解释呢？ + +　　五个月以后，一九五五年十月里，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了。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开始，工业建设战线上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年年底，工人们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建设速度的指示。工人们说，“毛主席给咱们撑腰了！” + +　　一个空前规模的劳动高潮首先从辽宁省、从抚顺的矿下和沈阳的车间里出现，紧接着就开始在全国各地形成。群众的劳动热情像潮水一般，冲破保守主义者设下的堤防，卷走了许许多多据说是“祖传下来”因而“动不得”的东西。工人们扬眉吐气，用自己的双手修改了计划和指标，扩大了先进生产者名单，打破了许许多多似是而非的迷信。大批大批昨天的“落后分子”挤入了最前列，一天干两个定额的青年突击手们越来越多了。 + +　　过去也有过劳动热潮，有过群众性的技术改革运动，但哪一次也没有这么广泛，没有这么迅速；这是第一次，群众竞赛的矛头首先指向保守主义和官僚主义。一再斟酌、壮着胆子拟出的规划，一拿到工人大会上就被更高的要求给突破了。愁坏了计划工作者，忙坏了搞原材料供应的人…… + +　　二月里，我为一个采访任务去西北，路上忽然想起了老朋友罗立正和他的桥梁队。这位仁兄今天在干些甚么？还是那么泰然自若么？还是在群众大会上擦着汗朗读自己修改了几次的检讨呢？想起这些，我忍不住要笑。 + +　　我决定顺便去看望看望他。 + +　　从高兰市乘公共汽车走二十多分钟，就到了西冈镇。从这里，还要翻过几个山头，才是桥梁队队部的所在地。 + +　　这里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沿着路轨走那段平路还没有甚么，上山的时候可就有点艰难了。我身上的老羊皮大衣骤然增加了十几斤分量。翻过两个山头，我就累得满头大汗了。 + +　　走上最后一个山头，我不由自主地站住了。面前是一片迷人的雪景。无边的白雪罩住了目所能及的一切。黄河不见了。没有风，缕缕炊烟从窑洞和土房的门前像条线般向空中升起。在一片静穆之中，沐浴着阳光的枯树枝儿和一两声吱喳的鸟鸣，透露着分外强烈的生气。我张开嘴，狠狠地吸了一口清鲜的、带着一股甜味的空气。春天要到了。 + +　　阳光在那屹立在河心的拱桥石墩上抹下了最浓的色彩。 + +　　这时我才看见，一群稀稀拉拉的黑影在河边雪地上来回移动。 + +　　对岸也是一样。定睛看去，才知道这些工人们是在搬运木桩。 + +　　一定是一号墩的重新修建又要开始了。我在编辑部看过来稿，说是五月的事故发生以后，在洪水的威胁下，半年多时间桥墩不能动工。十二月才请来潜水工人，在河底把一百多根钢板桩一一拆开，有的还要一段段锯开，然后才慢慢打捞上来。 + +　　看来这些工作都已经做完我身后传来吱吱咯咯的踏雪声。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个工人赶上了我。那个子稍矮的一个，穿着一身染满了油垢的黄色棉大衣。看见我，他忽然站了下来，然后就迈着大步跑来拉我的手。原来他是起重工张广发，从前教过我认各种绳扣的。我们一起朝队部走去。这三里地路上，他忽而兴奋、忽而气愤地对我追述着半年多时间里桥梁队发生的事情。他的脸通红，冒着热气，眼睛显得分外地黑白分明，露着一股稚气。我奇怪为甚么他一句也没提到他十分敬爱的曾工程师。问起曾工程师，他忽然站住，直瞪着我惊讶地问道： + +　　“怎么，你还不知道曾工程师早就调走了？” + +　　这回是轮到我惊讶了。他这才说道： + +　　“那还是六月的事，半年多了……” + +　　他的同伴，一路上一言未发的，这时忽然开口纠正他： + +　　“哪是六月，五月底么，棉衣还没脱下来呢……” + +　　“对，许是五月底，”张广发郑重其事地说下去。显然，这次人事调动在他们看来是桥梁队的一个大事件：“抢修五号墩过去没几天，就给调走了。这都是咱们听说的。那几天队部里成天开会，我们还以为是检查一号墩冲垮的事故呢。后来才知道是讨论曾工程师跟周主任的关系问题。说是，两人都有缺点，曾工程师骄傲自满，周维本也有毛病……。最后领导上的意见是两个人里一定得调走一个。我就不信曾工程师有缺点，可没想偏偏就把曾工程师给调走了……” + +　　“那也不是，”那个个子稍微高一些的工人说，我这时才发觉他年纪要比张广发大得多，四十岁总有了：“曾工程师也不是一点缺点都没有。骄傲，大概也有点。可是人年轻，做事怎么能没有点不是？就说你，张广发，要挑毛病也总能挑出一篓子。你别笑。……我是说，不能光从这上看。凡事都得先把谁是谁非弄清楚。主任跟工程师不和，不能说两人都不对。早先劝架的常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可是这一件跟吵嘴打架是两码事……” + +　　“就算是两人都不对，为什么单把曾工程师给调走呢？我想不通！”张广发说完把嘴一闭，脸更红了。 + +　　“吴书记的意思，是两个都不调。要调，就调主任走。局里说，闹关系，就得拆开。偏巧水泥成品厂缺人。也怪，偏巧就非曾工程师这样的人去不可……” + +　　我们已经走到最后的一个斜坡。队部办公室屋顶上滴下的雪水，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辞别了两位同伴，就朝队部走去。 + +　　我推开门，就走进队长办公室。罗立正正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好像在写甚么。仔细一看，原来他还在修理手表！见我进来，他惊呼一声，就过来用左手紧紧握住我的手——右手上尽是油泥。他满面笑容地和我寒暄。他一点也没瘦，还是满面红光，倒还胖了点。忽然间，他非常严肃地板起面孔，小声问我： + +　　“听见中央的指示了么？” + +　　不等我回答，就一面沏着红茶，感慨不已地说： + +　　“英明啊，党中央真是无限英明！你说，咱们怎么就那么迟钝呢？故步自封，故步自封啊！” + +　　接连歌颂了几句党中央英明之后，他瞅瞅我，忽然妙不可言地大笑起来。喝了口红茶，才说： + +　　“小脚女人，哈，小脚女人，我们都是工业方面的小脚女人啦！哈……没长犄角，我们都没长犄角啊……”一阵笑声过去以后，他擦着眼泪，慷慨激昂地说：“豁然开朗，真叫是豁然开朗啊！谁说不保守？谁说中国没有官僚主义？啊？我们不就是？……” + +　　我忽然想起一个熟识的厂长。这人平日矢口否认他有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为了我们报纸上的一篇批评稿里有这个字样，他竟争辩到面红耳赤，不肯退让，官司一直打到党省委工业部。可是上面一批判这类现象，大家都或多或少地检查出这一类思想的时候，他又逢人便说自己就是“最典型”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代表，而且作了“深刻”的检查。这次反保守斗争，他又是奋勇承认自己是“最典型”的一个。而且多么巧，这人在谈到这些话的时候，也像今天罗立正这样大笑。连笑的声音都那么相似！ + +　　罗立正接着又谈了许多事例，证明“我们”过去是如何保守。他说了那么多“我们”，从话音里看，他这“我们”里既包括了他，也有全体干部和一切工人，好像除了党中央，大家都保守，而罗立正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 + +　　我提醒他，不久以前就在这个桥梁队，有人反对过保守，可是保守主义者不仅自己不长“犄角”，也不许别人头上长这类东西，把一切意见、建议都给打回去了。 + +　　他不笑了，可也没怎么介意，随便说道： + +　　“那时节，还不是谁都一样？没有中央的指示嘛……。”沉思了一会儿，他忽然若有所感，激动地说：“这就叫党的领导啊！有了党的领导，我们还怕甚么？啊？还怕甚么？无论甚么问题，中央都想得周周到到，迟早总要解决的。”说完，他又笑了。 + +　　不知是因为黄土墙上那只大钟的响声太单调了呢，还是因为罗立正的笑容过于熟悉了，我觉得烦闷起来。我信步走到窗边，向外面看去。拱桥附近燃起的灯火，像星星似地在蓝色的黄河上颤抖。这个劳动日的第三班开始了。这些将要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工作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普通工人们，是不是也在想“反正有了党的领导，一切都没有问题”呢？…… + +　　在这里再坐下去，已经无聊，可是我还是随便问了一句： + +　　“队里的反保守进行得怎么样了？” + +　　“自下而上，”看来他非常乐于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自下而上地搞，群众性的。先由工人、技术人员检查自己的保守思想，领导上加以批判，再由小队长、领工员检查——这些干部，保守思想最严重。然后，各分队、各科室的干部再作自我检查……” + +　　（我打断他，问道：“队长甚么时候才检查呢？”） + +　　他又笑了，拉开抽屉，拿出一大本文件递给我，胸有成竹地说：“呶，都在这里头了，两年规划。”他走过来，拉住我的胳臂亲热地说：“写篇文章，报道报道我们罢。写罢，写我们的保守也行。嘿，对，我可以给你找个典型，周主任！技术室的周主任！” + +　　一股十分激烈的失望感忽然在我心头升起。又觉得懊丧而气愤。我曾以为，在今天这样全国性的高潮正在形成的时候，反掉保守、至少使保守者清醒过来该不是太难的事。我想错了。困难恰恰在于罗立正这样的人并不抵抗这个浪潮，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 + +　　（外面，暴风从夜的黄河上呼啸着、翻腾着飞过。透过窗子，好像也能闻到春天的充满生命的气息。北方的春天派狂风为春天扫路来了。） + +　　我的朋友呢，还坐在那里，眼里凝结着睡意。 + +　　春风啊，你几时才吹进这个办公室呢？ + +　　1956年2月 + +　　 来源：原载《人民文学》1956年第4期，见刘宾雁网坛(www.liubinyan.com)。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5.txt b/CCRD/1/4/17/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1d429ba48d6b084d67433ed49a9d692d460b985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5.txt @@ -0,0 +1,17 @@ +# 忽然想到（杂文） + +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姚北桦> + +## （姚北桦：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学员；入学前为江苏《新华日报》副刊主编） + +　　[原编者按：这是姚北桦在1956年8月写的一篇污蔑新社会里“连读报也没有自由”的杂文。发表于新华日报1956年8月8日“副刊”。署名：司空见。全文如下。] + +　　据说某学校有位教师因爱看上海某小报，也被人指为有“思想问题”。理由是：上海者，花花世界也，爱看花花世界的小报者，一定是羡慕花花世界的生活方式者也。结论是：资产阶级思想无疑。 + +　　乍听的时候，觉得这种事情实在好笑；转而一想，又似乎觉得不值一笑；但是想而又想，却觉得严重起来了。 + +　　按照上述公式推论，岂不事事都可能成为“问题”？比如，北京是历代帝王的都城，如果爱看北京的报纸，就会有封建思想之嫌。准此，南京的报纸也不能看，因为南京曾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首都……。 + +　　想不到在看报这件日常小事上，也有这么大的“帽子”。 + +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印；共印1800份，发全校学员和有关干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6.txt b/CCRD/1/4/17/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5c9886a1193b0142fffd24324b6b99fd3f6fbcc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6.txt @@ -0,0 +1,149 @@ +# 日记二十四则 + +　　<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学生、查启林> + +## 一 唐多令 + +　　花香春至，岑头梅争开。严冬重来，冰河结冻阻中流，在何日、始还舟！ + +　　一跃三千丈，跳过对岸头。定神看，不堪回首。目瞻四野尽方洲，出蛇穴、入虎口。 + +## 二 生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 +　　生命是最不值钱的东西，因为随时都可以死去。它的宝贵是人为的加工上面，是“道义”叫人活下去的。 + +## 三 最痛苦的是不信任 + +　　感到人生最痛苦的是不信任，当你满肚子的衷心话向他倾吐，而使他无动于衷，这有何趣？然还好一点。最可怕的却还有暗的讥笑、毁谤、种种骇骇不忍入耳听起来是令人伤心已极。 + +## 四 “高利贷”何曾算得清 + +　　记主，不要再“欠债”，日积日累的是叫人还不清的，况且还要手续费等的这一翻的“高利贷”何曾算得清！ + +## 五 夜 + +　　夜啊！秋天的夜，是因为面临深秋，就是寒冬了，虫在忧愁的叫，“促织”也不能成布过冬。 + +　　他唯一的希望——还有一个小阳春。依篱残菊，那经得过严霜，满花飞舞，那把你放在眼上。孤株唯独立，落得有花无叶。赤祼祼，成什么样！春一来，百花齐宠。冬一到，万物皆殃。人在得意之中万般好，得/失意之时，条条路不通。 + +## 六 一叶扁舟 + +　　架一叶扁舟，落帆丢舵，飘在长流的水面上，随波逐浪，驶向那渺茫的旅途，无边无际，头顶穷庐、脚不踏地、随水向东流……。 + +## 七 人怕死而活 + +　　人为死而生，怕死而活。 + +## 八 人有二个特征 + +　　人有二个特征——自私和取巧。 + +## 九 命运是上帝安排的 + +　　生活走在歧途，命运是上帝安排的。驱使着、命令着人们去波奔、探求、碰壁、回头……。 + +## 十 “喊打喊杀的蚊声” + +　　……喊打喊杀的蚊声，向人猛烈攻击。汗水把我和床缚在一起。我没有力量和这些小小的蚊子搏斗，我仅有的一点点血，让它吸尽吧！ + +　　贪婪无厌的东西，竟是如此大胆地饱吸又饱吸，我狠狠的打击它，然而我的手是重重地落在我的身上，挨痛的还是我。我呆不下去了我企图离开这里，我终于逃出了这里。 + +　　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朦胧的弯月，虽不甚明，照在大地上青的山，绿的草，纷白的墙、红色的屋顶。…… + +## 十一 “生活是一所没有狱卒的大笼” + +　　生活是一所没有狱卒的大牢笼，安分者每天可以求平安的二顿饭。通过栏棚。还可以重见青天(或者不可能)，只看得见门缝里射进来的阳光(或者不可能)可是只要你掘个洞逃亡夭夭，就有广阔的天地。会看见盛开的花，自由的写……幸福的暂时满足。有着愉快，纵有风雨的摧残。 + +## 十二 “社会上主要矛盾是自私” + +　　社会上的主要矛盾都是自私。因为自私各不相让，因为各不相让才有斗争。无论个人、社会、阶级、同学皆如此。 + +## 十三 “不媚其何能让你立足” + +　　看样子吹牛拍马，献媚自己宠还很适合。因为这样很迎合某些“人物”的兴趣，不媚其何能让你立足，Q一事可证也。 + +　　 (约56年8 20日以前写) + +## 十四 “巴上斯下都是人”社会主义制度 + +　　万物有时人有运，得意之时喜逢丢， + +　　乐人不知愁人苦。强人总把弱人欺。 + +　　快哉乐哉忘了形。苦哉愁哉伤死神， + +　　快哉公道安何有？巴上欺下都是人。(56年4.11) + +## 十五 要坏就坏到底(56.10.19) + +　　要坏就坏到底。就象行驶在大海中的无帆之船，飘入孤岛，土人则会把你当作外人看待的。转变就是屈膝，屈膝就得使人支配，支配之下必须服从。何谓也！ + +## 十六 真理不止一个 + +　　真理就是人的理性。一个人就有一个人的理性，真理也就不止一个。 + +## 十七 挺受人世间的摆布和折磨 + +　　不知在上天作了什么罪恶，刀杀、棍打一刻之痛， + +　　被上帝贬责下凡。苦磨、刑拷身躯之残。 + +　　挺受人世间的摆布、折磨，心头之苦，无伤之苦， + +　　看穿乱赵的幻境畸形。更胜那枪杀苦刑。 + +## 十八 人与人之间关系是假面具 + +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总是带着假面具，我咀咒，但我也不能不合污。 + +## 十九 真是体无完肤了 + +　　我是体无完肤了！这除了肉体的还有心灵的。南无大慈大悲啊！救一救多苦多难的弟子！ + +## 二十 世界上有两种人 + +　　世界上只有二种人，而这二种人都是危险的。叫的狗不咬人，然而他会骗人，不叫的狗是阴着咬人的。 + +## 二十一 有人在监视我 + +　　一举一动一言行都有人在监视你的。这些好功者！这些无能落于妬嫉者！ + +## 二十二 叹菊 + +　　独立寒秋，寄居篱下， + +　　含悲装笑，叹孤苦零仃， + +　　谁个见怜？骨节不硬， + +　　根底非深，无能为力， + +　　何敢强行？岂能与晴令抗争！ + +　　休了罢！称一时英雄， + +　　座落何名？！寒露无面无情， + +　　况晚风吹来更严峻，岂可能久有？ + +　　晚秋深处，落花呜咽， + +　　一夜秋雨，残骸无存， + +　　再欢天色，鹅毛飞飘冬至也。 + +　　这时节，纵我遍天下， + +　　菊无一存！ + +## 二十三 落枫 + +　　是风在调笑她么？赶得漫天飞舞，弄得脸儿绯红，一个个跟着追踪，满天布的尽是情网。 + +## 二十四 灵魂是什么？ + +　　灵魂是什么？我在知道，应当是一颗冰冻的心和一付破裂了的胆，没有野心，没有雄劲，不必去征服人。它已经没有了任何容量。 + +　　（(以上24篇日记标题都是编者所加的)） + +　　来源：中共武汉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办公室编《武汉大学右派言论汇编(二)》, 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7.txt b/CCRD/1/4/17/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dfe530d111c436508a3f832ad1a94960af4a84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7.txt @@ -0,0 +1,51 @@ +# 一九五六年度年终鉴定“自我批评”部份 + +　　<南开大学、邹海泉> + +## [邹海泉：南开大学物理系学生] + +　　（一）前言：到南开以来两年了，这两年的变化是很大的至于这种变化对我一生的影响会是怎样的我还不敢下结论，愿意在这次鉴定中提出一些具体问题，同志们可以从中看见我的思想面貌，从而决定对我的帮助的内容。 + +　　（二）影响我的几个因素：在这两年中我的思想一直是在激烈的动荡中，影响它如此的，在我看来有如下几点： + +　　1、家庭生活问题。 + +　　2、南大党政组织思想工作的特色。 + +　　3、二十大与中共中央新近几件措施（如百家争鸣等方针之制定） + +　　（三）我对几个具体问题的观点。 + +　　首先要说明，我现在仍然有着对自己的怀疑，我还不愿肯定自己的观点从而一切都按此行动，愿意接受来自客观的善意劝导，并且有许多问题可能由于阐述不清而引起误会，保留从新解释的权利。 + +　　1、人的问题：我认为世界上人是最神圣不过的东西，可是人们自己觉悟到这点的很少，因此在某种必然性的条件上产生了人们之间的多种多样的斗争，这都是在人类史上可叹的现象，我渴望着人们之间只有合作的关系的社会的来临，也稍懂的如何去实现它，可是却有一件事使我痛心和迷惑，在南大党组织中，从报章上看到的某些其他地方存在的类似的东西，就是在党内人们中，特别是干部中存在着那种现象，关心的只是个人的名利，崇拜的只是教条与偶像，下层中如何动人心魄的事情也不为其所知，干部的生活可以是那样舒适，而许多整天流汗的工人，日夜勤学的大学生们，却可以是那样的清苦，当我看到“四世同堂”的漫画时不禁流下泪来，不禁叹曰：“现在的世界还是能者的世界啊！” + +　　然而我并未着急，不合理的现象总要扫除，人们总会起来的，况且近来党的许多政策（如工资改革等）也使我心悦，看来贤能者大有人在！ + +　　二十大扫除了一种沉闷的空气，毛兵小卒都纷纷起而舆论了，有人说：“真正的人民的世代快要来临了，在那里一切最下层人民的言论，只要是真理便能在社会上站住脚！” + +　　2、关于民主制度问题：基于我上述的观点，我认为任何人的平等自由是完全应该的，不是任何人或党派赋予的，民主便成为不可抹煞的了，我不能理解南大组织一直到现在未曾选举过领导机构这件事，也不能理解党委们从未召见过我们一次，这现象，党员这又是人们中的精华，群众的喉舌和核心分子，上面要联系群众不通过这些人怎样联系的呢？我认为这造成了一种不良现象，使党员质量降低，事实上有些党员只是行政手段，组织决议最忠顺的服从者，而不能是事业上的最坚强的战斗员，有些党员与群众成了风马牛不相及，而有些则在与群众演三岔口了。 + +　　我认为必须把党组织放在党员们的监督下，党委与党员见面，充分酝酿选举，党员无记名投票选出党委会委员，只有党委会集中了党员们的意见以后才有资格命令党员行动，本来任何重大政策，像五年计划等等都应该组织党员讨论，然后集中到中央，这样的党员才是名符其实的党员，而现在我有些觉得是在挂着党员的光荣招牌尽义务。 + +　　比如我对“百家争鸣”这方针便可提供一点意见，可能这是谬论，但党的事业就是党员的生命无不关心者，我们一定会讨论的很好，年青的可以吸收有经验的人的宝贵思想，如我认为不要强调马列主义在百家之上，这样是会影响百家的大胆争鸣，马列主义在当年也是争鸣出来的，虽然一再证实它的正确，并且在马列主义者看来是战无不胜的了，然而其他人并未必如此认为，马列主义者决不害怕别人的反马列主义学说和思想体系，何况马列主义还是需要不断补充和发展，有的也要死亡，至于指导思想问题，马列主义者执政总是以此为指导思想，其他人们的思想以什么来指导也决不是我们说要以马列主义指导他就以马列主义指导，说马列主义乃百家之上就是百家之上！这样看来，我们不应该说：“马列主义学说乃百家之上，争鸣不能抵触它！” + +　　我所以要这样谈一下是为了证明普通党员对党的政策是关心的，是可以提供集思广益之料的，党的一切不可以长期的由领导者的智慧决定政策而抛开了广大的下层党员。党代会的代表就应该带着党员的意见去中央，我们至少可以对高等教育政策问题提出许多宝贵意见。 + +　　3、对年终鉴定的意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经常的不可缺少的修养与斗争的手段，过去我作过的也是经常看见的那种定期的自我咒骂，自我否定的一套，现在我想起来有些恶心！我认为鉴定就是自己充分表述在几个根本问题上的自己的观点，党组织和同志们便可充分看到他的思想面貌，从而得以了解，细支末节的问题最多只能做引例，扣什么主义根本没有必要，所以我预先反对任何认为我这个鉴定缺乏自我批判精神的意见，我需要的是来讨论肯定那些对，那些不对，在讨论中我和同志们都可提出许多具体问题，把鉴定会议也变成对党员和党组织的一次检查，特别是要打击官僚主义！ + +　　4、个人崇拜问题；在中国党内也存在个人崇拜，呼某个人万岁就是一种表现，无论在革命史上，在各种报告人的口中，在分析中国革命的问题时总着重分析某人的作用，对于其客观必然性，群众的作用，其他人物的作用则轻描淡写甚至不提，并听人说曾经禁止人民歌颂另外的英雄，任何英明的人物最多也只能多看到一些必然性从而提出比较正确的行动纲领促进事物发展，真正的动力是人民，往往一个计划一个指示没来以前，人民就已经行动了，在各种斗争中普通人流血出汗，把丰功伟业归于个人理想，说人们都是永远跟着某个人走，这都是罪恶的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在党内没有充分讨论也是奇怪不应该的！ + +　　5、建党问题：每个党员既有自己的灵魂，就关心自己的生命，党的存在发展壮大便是党员的生命，建党因此是党员的神圣的职责，我是多么希望我能真正为党介绍某个我长期观察有深厚友谊的同志入党啊！可是看来，只是党组织分配给你某个人，那怕一点也不了解也得完成任务，介绍人只算得是傀儡，从何谈得上对被介绍人一生的政治品质负责呢？党组织应该相信党员的推荐，帮助党员力不能及的东西（如历史材料，社会关系的审查、了解），提出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来摊派，有点荒谬，造成了某些不良现象，被分配的与介绍人有私人意见了；有成见彼此不说话，那谈的上了解，培养，只是被分配者倒霉而已！ + +　　（四）写在后面： + +　　还有其他许多细小的具体问题同志们都了解，如对事务科加铺的问题，一直牵涉到国家的建设计划的问题才罢，这些都是同志们可据而分析的，过去我也计较过一下个人的利益生活问题，现在我觉得那是没有谈论的价值的事情，没有整体的解决，根本不可能有个人的解决！ + +　　至于我是否用功呀；完成了学习任务与否呀，群众关系如何呀，等等问题，那只是枝叶的相对的，平常同志们可以经常交换的，根本用不着正式行文和大为讨论。 + +　　（到此结束） + +　　 邹海泉 56·8·31·于天津南开 + +　　（来源：《南开大学右派反动言论选集》（天津：南开大学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教研室，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8.txt b/CCRD/1/4/17/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945611390a6435568dde2af3e3aad757f51a1a6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8.txt @@ -0,0 +1,19 @@ +# 杂文——带头 + +　　<河南、苏金伞> + +## (苏金伞：诗人，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人大代表) + +　　先进带后进，本是推进工作，开展运动，带动社会前进的好方法。但就在这大家公认的规律上，却也常常发生问题。 + +　　不久以前，安阳动员农民打井，打井本来是解决农村水利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措施，但由于缺乏砖石，农民须挖窍门，想办法。某乡的支都书记就动员农民“挖”祖坟，并“带头”首先“挖”了自己的祖坟。农民在他这样“带头”之下，纷纷挖起祖坟来，有的挖开坟墓对着尸骨说：“老爷爷，请你也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吧！” + +　　乡支部书记为了动员大家打井，带头挖了自己的祖坟，其真心为社会主义，是很感动人的，可惜影响却很不好，实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 +　　可见“头”也不能乱“带”，乱“带”，就会带出恶结果。 + +　　即使是最好的事情，带头也要首先带动思想，如果以自己的“带头”，“逼着”群众照自己的样子作，实际上那是变相的强迫命令，好事也会作成坏事的。 + +　　 （人民日报1956年8月31日）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19.txt b/CCRD/1/4/17/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a96b2f879af488c062362d9a1cf0f04967b970 --- /dev/null +++ b/CCRD/1/4/17/000019.txt @@ -0,0 +1,15 @@ +# 半间房随笔 + +　　<人民日报社、蓝翎> + +## （蓝翎，原名蒋元椿：《人民日报》文艺编辑部编辑） + +　　若是“桃园结义”，何必畏人私语，今既畏人私语，其中必有诈。有诈不是“结义”，乃是营私欺世耳。因此，友谊、集体同小宗派不相干。历史的美谈严峻无情，不替歪曲者辩护。内容决定形式，光挂漂亮招牌是没用的。 + +　　刘备不光会“哭”，他也稍有武功和大有谋略。关羽有青龙偃月刀，能过五关斩六将。张飞有丈八蛇矛，万夫难敌。他们分能战，合更能战。光靠合而不能分开独战的人，难说是有真本领的斗士，混在大将群里率士卒，难以让人心服，“滥竽”而已。借历史的美谈说几句“老朋友”之类的话，究竟不能产生出好东西，反而让人看出了苟且偷安怯懦无能的惰性。 + +　　梁山将情笃义厚，忠义堂秩序威严。情谊不僭越秩序，秩序不排斥情谊，二者生于人的本身要求，并非势不两立。以为“地位”可以决定一切人与人的感情，那就是践踏了人的情感，是对人的轻蔑。像封建官僚那样踏着群众的头皮上“青云”，毕竟不是人生真正的路。 + +　　雄鸡是黎明的报信者，但其功只在于此。若因此而觉得自己就是黎明的创造者，没有它的啼声人们就永远昏睡不醒，那就太不自量。没有雄鸡黎明也要来，人们也要醒。然而，官僚主义者却以为一声命令可以扭转乾坤，视群众为“雏狗”，这除下盲目的狂妄之外，也包含着他的历史命运的悲哀。 + +　　 来源：《新港》1956年9月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0.txt b/CCRD/1/4/17/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08503ec49384a7e6e559e8befe40bf7c97a75b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0.txt @@ -0,0 +1,413 @@ +# 本报内部消息(续篇) + +　　<中国青年报、刘宾雁> + +## （刘宾雁：中国青年报记者） + +## 一 + +　　这天夜里十点半钟。“十五贯”快散了，“友谊馆”里的舞会大概正热闹呢，而“新光日报”总编辑陈立栋还得拖着风湿性关节炎的两条腿，走上办公楼。有人说，有值班编委在，他本可以不来的。以前他也试过。可是与其睡到一半再爬起来，就不如早来。反正不放心，总编辑不在，谁敢说明天报上不出个漏子？ + +　　所以，总编室主任马文元一点也不感到惊奇。陈立栋一走进他的办公室，他就把一张印着美术字的纸递过来，那上面印着：“××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这是新建立的一栏的栏题。 + +　　陈立栋坐到一只坏了弹簧的沙发上，想了一会儿，就(此处一字辨认不出)着马文元喊道——他说话从来是这样的： + +　　“那么全国呢？把全国摆在哪儿呢？全国都在朝社会主义前进吆！” + +　　这倒使马文元感到意外了。他解释说： + +　　“多半个版宣传全国，就这么一小块地方宣传省里的事，不会有甚么问题罢？……” + +　　陈立栋那两道粗眉毛皱了起来，这就打断了马文元的话。他喊道： + +　　“你大概也不想叫别人说你分散主义罢？” + +　　马文元看着他太阳穴旁绷起的那根青筋，再就没说话。陈立栋想，他心里一定在考虑换个甚么新栏题了，拿起两个版的大样走了出去。 + +　　但是马文元想的可不是甚么新栏题。陈立栋的背影刚刚消逝，他心里就是一阵懊悔：该跟他吵吵。是时候了。一想到这种事后懊悔是他的老毛病，他又懊悔起来。 + +　　这些日子，没有谁比马文元更急于要改变自己的了。穿惯了布鞋的他，忽然觉得软底鞋走路没劲，第一次定做了一双皮鞋。人人都觉得总编室发出的要求多而且急了，而马文元在编前会上说话的声音也变得更加肯定。六月这一整月，马文元跟消息组谈好，尽一切力量改变报纸的一版的面貌。正好，陈立栋关节炎发作，请了假。接连两期，一版上每期有一篇报道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的生动通讯，消息的主题从五、六个增加到二十多个，而且居然有一篇批评性的“住在江边没水喝”的读者来信上了头版。那两天夜里，马文元亲自设计了版面结构，跑到拼字房挑选了几条最漂亮的花边。直等到报纸出来，还围着桌子流连了老半天舍不得走开。第二天一清早就爬起来到报社贴报牌旁听人们的反应。贴报牌前还从没有围过那么多人呢。谁说编报的人不爱看自己的报纸是人之常情？听到别人的赞美之声，马文元一再提起消息组和总编室编辑花的功夫，心里可忍不住为报纸上首次出现的自己劳动的成果感到兴奋。第三天，陈立栋上了班。他一点也没表示反对这两期报纸的编法，却一再叮嘱明天报纸一版上一定得转载一篇“人民日报”的社论、一篇中央农业部检查本省工作的报告和省委常书记在向科学进军大会上的发言。这天晚上，马文元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他实践了在日记本上写了几次的打算，找省委常书记谈了一次话。 + +　　谈过话以后，他越发不能抑制改变报纸的欲望了。 + +　　这几天，他每天夜里都留到最后一个走，为的是从陈立栋的全部指示里找出点空子，就塞上一篇通讯或是消息——这么作了，心就安点，好象总算多给读者一些他们真正需要的东西。 + +　　但是，报社里热哄哄的新潮流不住地冲涌，再一看陈立栋纹丝不动，他可真有些急了。 + +　　文教组的办公室象还有人，陈立栋信步走进去。组长郑克俭正伏在桌上拿毛笔改一张小样。见了总编辑，就站了起来。 + +　　“还没走？……改甚么？”陈立栋问。 + +　　“一封读者来信。有的中学粮食供应不足，学生吃不饱……” + +　　“甚么？” + +　　郑克俭又重说了一遍。陈立栋惊诧地瞪着他的眼睛，仔细端详了一阵，才喊道： + +　　“你这个老党员，怎么对党的政策也有这种看法呢？……把这封读者来信抽下来！” + +　　郑克俭本想解释，粮食厅决定要充分供应的，是市、县里执行得不好；并且，党的政策是要满足全国人民的生活需要……可是陈立栋已经转身走去了。 + +　　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门口，碰到了文艺组的编辑郭珂。看来郭珂已经等了他半天。 + +　　“我想下去跑跑。很久没下去了。”这青年象对长辈那样笑着说，故意使自己象个孩子。 + +　　“下去，好嘛。去哪里？” + +　　“想去农村，跑跑合作社。” + +　　“去乡下？好嘛，去就是。” + +　　陈立栋就没想，今天早上这个青年编辑就为了这下去采访的事跟文艺组组长吵过嘴。明天他就可以说“总编辑答应了。” + +　　陈立栋迈着八字脚缓缓地朝自己的办公室里走去。这本是一间旧日俄国人的客厅改装成的办公室。墙上裱着一层深咖啡色的锦缎，皮沙发、写字台、厚窗帘也都是咖啡色的。整个房间，都浸润在咖啡色和绛红色里，独有那支大台灯的罩子是米黄色的，一张又大又厚又重的包着漆布的木门，把一切声响都隔在门外，而台灯的柔和得象乳液似的光线，越发使人感到安静而舒适。整个房间的布置，都给人以幽静、文雅之感，唯独一件东西，把整个气氛给破坏了。那就是墙壁上的一张画满了各种工作母机与农具的大广告画。挂这幅广告画的地方原有两幅油画，一幅画的是早晨深谷中的森林，另一幅是名画“第九浪”的复制品，都被这办公室的主人摘掉了。陈立栋对于装饰以及一切与工作无关的东西，从来是没有闲情逸致的。连那面大玻璃窗外的江景，他也不大理睬。人们走进这间房子，都禁不住要在这幅最生动的图画——江景前面流连一会儿。这时，陈立栋就一言不发地在这人背后，直楞楞地望着窗外那片最平常的水，感到奇怪：这有甚么看头呢？许是我看腻了？有时也打趣地说：你们都是诗人，我可是个大老粗！ + +　　他推开桌上的几张作废了的入场卷、请贴，看见一张字体工整的字条儿：“亲爱的立栋同志……”原来就是刚才那个编辑写的。这几年，陈立栋爱和下面的某些编辑、记者接触，给他们讲一些战斗经历或报纸工作的经验，也喜欢他们有事直接找他，或写信来。三、五个年轻的编辑和记者就成了陈立栋的知心下级。他们遇事首先找总编辑，而不找自己的组长。甚至当编辑与组长在工作上发生争执的时候，陈立栋也常常直接批准编辑的意见。往往记者写来稿子，编辑部决定不用，退回去了，只要记者给总编辑寄来，便能一律照登。“亲爱的立栋同志”！……陈立栋拿着这纸条儿，轻轻出了口气。 + +　　一件不痛快的事在心里翻了上来。今天下午省委财经部外会的时候，又碰上了常书记，他劈头就说：“怎么又是你来了呢？叫别人也来开开会吆”，说着，还笑了。这话他说过几次了，可陈立栋直到如今还体会不了它的意思：是责备他不相信干部，凡事都自己包揽呢，还是为了减轻他的负担，好意相劝呢？……还有，那一笑是甚么意思呢？ + +　　门忽然开了。马文元走到灯光下面来，对陈立栋含笑说： + +　　“想不出更好的栏题了。那个，总编室的同志们都认为还可以……” + +　　“你呢？”陈立栋知道叫马文元当着他的面说反对意见是困难的事，故意这么问。 + +　　马文元犹豫了一下，口气温和但肯定的说：“我也是。况且那几个美术字都制成版了。” + +　　陈立栋没说话，向前探着半个身子——因为腿短，所以上半身就象要倒坍下来似的，眼睛里闪着奇异的光，直瞪着马文元。马文元从陈立栋的眼光里看出了点东西，他脸红了，两只小眼睛里现出了愤怒，声音从来没这么响过： + +　　“我是不是总编室主任？我是不是编委？……你要我在这儿，就单单是为了屁大的事儿也听你的指示吗？” + +　　他想说，假如总编室主任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叫总编辑来一一否定他的决定，那就不必要这个总编室。他想说，他不愿再作总编辑个人的传令兵，还想说，他反对陈立栋，因为你不愿把这个报纸办好……他本想用最激烈的言词把这几年心头郁积的一切都倾诉出来，可是再一看陈立栋的眼睛，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那眼神似乎是在欣赏他，这使马文元觉得自己可笑。 + +　　他仰着头，直挺挺地走出门去。 + +　　陈立栋机械地拿起一版的大样看下去。但是说甚么也看不下去了。他失去了精神上的稳定，而这是极少有的。在马文元的态度里他确确实实触摸到报社内部的那个大变化。会有多少人呢，假如连马文元这样的人都发脾气了？…… + +　　天闷热，许是要下雨了。陈立栋把夏布衬衣的扣子全解开了，还是热。他使劲推开朝江的那面大窗子，竟也是一丝风都没有。江北岸上，一片墨黑，只剩下两三点半明半灭的灯火。有谁会象陈立栋似的这么晚还工作？准是粗心的人忘记灭灯了。 + +　　……这是头一个这样的夜晚，陈总编辑没完成任务就回家了。 + +　　打开房门，妻子还没睡，两眼又红又肿。两人都没说话。陈立栋洗完脚，躺下来，旁边的人说话了： + +　　“明天是礼拜，带孩子去玩玩吧？” + +　　没有应声。又说： + +　　“结婚七年了，你就没有带我去散过一次步……别人家夫妇没有这样的。” + +　　“呃，”陈立栋心不在焉地答应，忽然发觉自己并没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又——“呃？” + +　　妻子重说了一遍，他这才不以为然地说道： + +　　“五个孩子了，还那么贪玩……有功夫学习学习不好？工农速成中学都上了七年了，还是三年级呢……” + +　　妻子羞得把脸埋在枕头里。……但她心里似乎又有了新的埋怨：你为甚么今天才想起提醒我呢？…… + +　　陈立栋的思想又回到原来的题目上去了：常书记的那句话，究竟是甚么意思呢？ + +　　几个小时以后，又一份“新光日报”从印刷机上滚下来。卖报的人要把它唤作“今天的报”，送到人们的手里。 + +　　今天的报纸——这是多么诱人的东西！在我们祖国的各个角落，每天早晨有多少万人用兴奋的心情、好奇的眼光和最清新的头脑来迎接这时间的使节啊！它浑身喷放着全世界的声响、色彩与香味，扑进对着朝日打开的大门，向人们大声疾呼，喃喃细语，引人激动，令人深思…… + +　　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报纸，它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一排排陌生的铅字。它叫人摸不清出版日期。你必须耐心到四块版上费力地寻找，而所得到的还是非常微少。 + +　　“新光日报”的读者不懂，为甚么报上那么多“大力开展”、“坚决贯彻”、“积极响应”的号召和指令，而群众自己的生活，他们的要求与建议却少得可怜？为甚么，到了明天就要群众动手的时候，才告诉人们我们面前还有困难？为甚么热火朝天的斗争，蓬蓬勃勃的新生活，到了报上就都变成数字与百分比？ + +　　要说党省委满意这个报纸，那也是不对的。这张报纸在群众中听到的议论，每天早晨在党省委办公室里也能听到。但是，想起这个报纸的总编辑陈立栋，人们往往会叹息着说：“编好一份报纸，也确实不容易啊！”在党省委的大楼里看见的陈立栋，跟编辑部那个陈立栋是不一样的。不管这人有甚么缺点，可你总不能说他不负责任。随便哪天夜里，省委的电话都能在总编辑办公室里找到陈立栋，而在晚会上你却很难遇见他。况且，要说执行省委的决议，还有比他更坚决更仔细的么？ + +　　但是，时间使人慢慢变得清醒起来了。如果一九五五年六月人们还只不过是议论议论这张报纸，那么一九五六年六月，人们就觉得不改变这张报纸是不行了。 + +　　省委决定，七月一日起，取消一部份公费订阅，扩大零售份数，提倡个人订阅。 + +　　这是一个聪明的决定。七月一日这天，三张不同的报纸并列在报摊上。当人们用自己的五分钱去换取一份报纸时，就要选择，这就是一个最有力的批评。 + +　　这天下午，噩耗传来：“新光日报”的销路在一天之间由三万份骤然降到一万二千份。 + +　　傍晚时候，收发室的老王、老许垂着头把两辆装满报纸的三轮车推进了报社的大门。按合同规定，凡各零售处销不掉的报纸，都得由报社包下，收回来。 + +　　正赶上编辑部下班，人们一下就围住了这两辆三轮车。 + +　　这以下的情形，是无须描述的。谁都能够想象，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劳动成果竟是谁也不需要的时候，那反应将是怎样的。 + +## 二 + +　　七月二日早晨，天气又阴又闷。 + +　　从床上爬起来，陈立栋觉得他彷佛受了甚么伤。他没心去摸桌上那份报纸。早先他为这份报纸感到骄傲，现在就感到沉痛。 + +　　吃饭时不想事情，是陈立栋多少年来的定规。今天就没法控制这脑筋。今天这牛奶准是掺了水。馒头硬梆梆的，活象石头。谁都知道他爱吃洋莓果酱，今天端上来的却偏偏是苹果酱。桌布上叫他吸烟时烧破的那个洞，今天也没盖在碟子下面。好象人人都在跟他作对！ + +　　他甚么都可以承认，可就是不能承认人们不需要这张报纸。 + +　　他没有努力工作么？假如他有两个生命，也一定都把它放到报纸里去了。这股干劲，是从五年前叫他负责这个报纸时开始的。也是从那时起，陈立栋彷彿头一回发现了自己。自从坐到总编辑办公室那天起，他就觉得两只膀子无形中增添了力量。一个人的自信跟着他的责任与威望一起上升，又有甚么不自然的呢？ + +　　报社里有哪个是参加革命二十年的呢？马文元这个一九四二年入伍的就算是最老的了。陈立栋参加革命是从文书干起的，而这些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干部，一来就作记者，编辑。靠这些人办报，简直是冒险啊。陈立栋不对各方面都加以具体指导又怎么行呢？ + +　　五年来如一日，陈立栋从未感到过疲乏。而且一点怨言也没有。五年来如一日，他在党省委干部的眼睛里看见信任，在编辑部人们中间摸触到厚厚实实的威信；无论在哪里，感觉到自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如果他在开几天会或生几天病后回到编辑部大楼时，就会听到一些惊喜的呼声： + +　　“正等着你呢！” + +　　“唉，你可来了！” + +　　“你不在呀，这里都……” + +　　一听到这些话，陈立栋的心都酥了。 + +　　总编辑不是神仙，自然免不了会说错话、作错事。但是在陈立栋，这都是“为了工作”，一般都是“思想方法”还不纯熟，而下级干部反映情况也片面了的原故。想起那面每天都亮到深夜的总编辑办公室的窗子，别人有意见也收回去了：陈总编辑确实勤勤恳恳，没有丝毫个人打算。 + +　　几次运动，陈立栋都是坦然地、也是懒洋洋地参加的。听到别人嘴里说出“个人打算”这个字眼儿，他心里就想道：“个人打算！我陈立栋可有甚么个人打算么？” + +　　每逢年终鉴定，陈立栋介绍自己时都庄严而谦恭地首先吐出这几个字： + +　　“对党忠实，一切服从党的利益……” + +　　没有异议。从报社到省委，没有谁怀疑过这一条优点。至于平时靠近陈立栋的几个象张野这样的人，更是从不放过每一个机会在会议上或私下里表示： + +　　“立栋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的精神，值得……” + +　　“……这都是因为立栋同志想得好。” + +　　“要是编委会的领导不稳，那还能不……” + +　　“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 + +## 但是，一个晴天霹雳，在昨天一天当中，报纸竟失去了一多半读者！直到今天，陈立栋还觉得象是一场梦…… + +　　他烦躁地推开食具，站了起来，在房间里蹓跶起来。 + +　　唉唉，更叫人心情沉重的，是一个多月没有得到省委书记的指示了。省委新来的常书记是个摸不透的人。刘书记走了，还才是一切变化中最要紧的变化呢。常书记，甚么都有点两样。他不爱说话，尽是问。从前常委开会或个别谈话，就是刘书记一个人说，陈立栋只要来得及记，就可以了。现在每次走出省委大门，手腕子倒是不疼了，可心里总免不了嘀咕：没说错甚么，漏掉甚么呀？上次听说他要写党代会报告，陈立栋回来就派了张野去。过去书记的报告每次都叫报社起草的。这回呢，常书记把张野给赶了回来，说他自己有个脑袋，不愿意叫它锈掉。 + +　　有一次，常书记突然问起这样一个问题来： + +　　“你们有个女记者？……怎么样，不大好领导罢？” + +　　当时，回到报社以后，陈立栋就叫人把黄佳英叫来，找了个岔子训了她一顿。当然，黄佳英的倔强的辩白也使他很生了一阵气。他陈立栋竟对这样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没有办法。 + +　　但是，如今又有了一个马文元。陈立栋从来也没把马文元放在眼里，这不仅因为他无能，而且也由于他顺从。现在连马文元也变了！不，不是马文元一个人变了，是报社里很多人都变了。李鹤青在最近一次报纸检查会上说的那句话是甚么意思？他照例对这一周的报纸表示不满以后，扫视全场，一字一顿地说： + +　　“……从这张报纸上看，要么，就是我们没有个总编辑，要么，就是只有一个总编辑。也许，二者都是。” + +　　想到这里，一股悲愤涌上了陈立栋的心头。他烦躁地拿起又丢开桌上的报纸，拿起又丢开扇子，最后，撕下墙上六月份那张月历，揉烂它使劲扔到地下，就大声召唤通讯员来收拾屋子。 + +　　对，现在把一切都推到他一人头上了！这就叫党省委的领导。可是报纸办不好难道是陈立栋一人的责任么？省委有谁叫陈立栋关心群众、为群众办报了么？现在来了：群众！群众！陈立栋就不懂得要关心群众？ + +　　他抬起了头，眼睛盯在墙上。 + +　　墙上挂的是两幅照片。这是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四年编辑部全体人员的合影，记不清是欢迎还是欢送甚么人了。那发黄的一张上，泰然含笑的陈立栋身旁坐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大高个儿，他是一九五二年时报纸的副总编辑。他微皱着眉头，象在不满意摄影师的摆布。对，这人就是吃了这个爱闹别扭的亏。他是这几年来在党支部大会上批评过陈立栋的唯一的人。另一张上，泰然微笑的陈立栋身旁坐着的是一个姿态文弱而面色严肃的中等身材的人。这人太聪明了。也太认真，就连这沉默的神情似乎就随时在向别人表示他比陈立栋高明。…… + +　　陈立栋觉得他不是不能团结人的人，可是这两个副总编辑都工作不到半年，就自动要求调转工作了。在一次送别的晚餐席上，陈立栋喝了两盅酒，忽然可怜起生坐他对面的那个高个儿的瘦子，他是那么忧郁。放弃一个省党报副总编辑的职位，怎能不有点不快呢？ + +　　想到这里，陈立栋心里忽然一闪：会不会有一天欢送我走呢？他从来，从来也没考虑过他可能离开这个报社。怎么会想起这件事？……不，这怎么可能。找不到人代替他的，资历，经验，魄力……在全省范围的党内找一个有二十年党龄的老新闻干部，谈何容易！…… + +　　他坐到沙发上，一只手摸着脑门子，想叫自己的思想镇静下来。他慢慢明白了，在他一切顾虑、恐惧之中，最主要的原来就是——他害怕走。不能够，陈立栋不能够离开报社！“新光日报”的一草一木，这房间，这小花园，这虽然旧了却还中用的小卧车，这一切他是那么习惯了，他的身体仿佛早已和这些东西长到一起，再也分不开了。尽管那么多操劳，那么多烦恼，可是总编辑毕竟是最理想的职业。他不必担心田里收成好坏，生产计划完成得怎样；他知道商业厅长对每个公司、每个县份分的那份儿心，他知道一个地委书记对几个县里每小块土地上发生的事都得负责。不行，陈立栋已经习惯于总编辑这个职位。在这里，他的任务就是去报道别人作完的事；城里乡下，天大的事也找不到陈立栋的头上来。而且，就连这报道，也用不着他自己动手，只要他把这幢大楼里的事情管好就行…… + +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一个人在纱门外站住了。 + +　　张野的脸上没有笑容，显得那么深沉。陈立栋猜着他又带来了甚么坏消息，让他坐到长沙发上。 + +　　“省委派了两个同志来了，”怕陈立栋听不懂，张野又重说一遍，“省委派来了两个人，正在找人谈话呢。” + +　　陈立栋没说话，从脸上看，他的反应是：果然如此，我早就料到了。这是黄佳英写给省委的信的必然结果。其实，这一着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 + +　　张野又仔细看了看陈立栋的脸色，才掏出一个红皮的笔记本，慢条斯理地，显得十分关切地说： + +　　“我跟十一个人谈过。都在议论，情绪不大安稳，可是真正不满意领导的人还是少数。” + +　　他看看陈立栋，心里捉摸：这人今天怎么了？……陈立栋把厚厚的上眼皮往下一压，意思是叫他说下去。张野这才接着说： + +　　“立栋同志，在这样情况下，你应该主动地看清自己的缺点，要主动。……在报社内部，立栋同志怕还要作个检讨，自然也不必言过其实，但我觉得，你在思想方法方面是应该有所检查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要发起个竞赛，动员编辑人员大胆提出合理化建议……” + +　　张野注意到，陈立栋的眼光游移不定，不知是赞同还是反对这个作法。他在想些甚么呢？过了几秒钟，张野才明白，总编辑大概压根儿就没听进去他这番话，因为他看见陈立栋忽然笑了。 + +　　但是张野很快就恢复了自信心。不，陈立栋是在注意听，不过只是表面上装出不在意的样子罢了。于是张野又用关切的、批评建议的口气说下去了……他渐渐地看到了陈立栋眼睛里现出了兴奋的、甚至是感激的光芒。 + +　　这天下午，天气豁然开朗。报社工会组织了第一次江北野游。人们都愿意去沐浴一下阳光、空气和江水，一下班就动身了。 + +　　第一批下水的人里，皮肤最白的那个，就是马文元。其实，他游泳的资格最老，只是游的次数最少而已。往常，别人在水里扑腾，他拿着一根钓竿，找个僻静地方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今天，他下水了。 + +　　这是一个小小的江湾，两岸相隔不过二百米。李鹤青和两个年轻人吆吆喝喝地猛劲朝对岸游去。多数人还是聚在靠岸一带没腰深的水里，有的脖子上还套个救生圈。马文元也在没腰深的水里站着。他朝跟江岸平行的方向游了两段，站下来瞧着李鹤青他们从对岸游回来。这三人游的都是蛙式，靠岸的人观赏和评论着这几个人的本事。马文元也想试试。可惜就是不知道中间有多深。他是只要水没了下巴的地方，从来不肯去冒险的。他纵身扑向前去，游了十几步远，呼吸不匀了，心也跳得慌起来，就又拐了回来。 + +　　躺在沙滩上，天空就彷佛靠自己更近，又似乎离得更远了。两三片透明的白云轻悄悄地游动着。天蓝到迷人，云白得迷人。马文元狠狠地吸了一口气，江水把空气染得香甜而清新，洗涤着人的皮肤，沁透着人的心肺。 + +　　多么开阔，多么舒畅！马文元觉得他彷佛从一只密闭的又黑又小的箱子里刚刚跳出来，这耀眼的江水，柔软的沙滩，清郁的空气现在又重新属于他了。是的，这几年的日子就是这么过的：他为自己造了一只四四方方、厚厚实实的箱子，把自己装了进去。这箱子隔音，防潮，也不怕震动，可它同时也把阳光给隔在外面了。 + +　　马文元闭上眼睛。阳光把浑身的皮肤晒得刺刺挠挠的，他仿佛觉得他身上最外面的一层细胞被太阳烤得变着颜色。他是太讨厌自己的颜色了，又白又黄，好象在药水里浸了多少日子似的。在这皮肤上，头发，胡子也长得稀稀拉拉，跟没施过肥的庄稼一样。还有，就是这个肚子。身子长得并不胖，肚子倒无缘无故地胖了起来。 + +　　“这几年的生活，清淡而空虚，”他懒洋洋地想道，“真正的生活，要象河水那样。它有点杂质，也就有味道，有声响，有色彩；它不住地流啊流，越流越开阔，给自己给别人带来生气……” + +　　有人喊他。被太阳晒得痒痒的，他不想起来。可是这些日子他给自己定了条座右铭，“需要作的事，一分钟也不迟延”，所以，为了培养决断精神，只好起来。原来是江边上几个人邀他一道比赛游泳。 + +　　“随便甚么姿势都可以，”李鹤青知道马文元的姿势任甚么也不是，才说，“只要游到对岸就行。才二百米。” + +　　马文元瞪着江中心那一块，有点为难。他想问问那儿的水没得了人不，可人们已经把他拉下水去了。 + +　　他游的还不算慢。站在岸上不觉得，一游起来，眼睛下面的那一片水就显得分外宽，一片汪洋，有点吓人。最糟的是不知道脚能不能够着底儿，又不敢试。这时，心跳得分外响，有点支持不住，大概已经游到中间了，他想扭回头去，不冒这份儿险。可是一想，回去的距离也一样，只好游下去。两只胳膊都软了。他试着翻个身，想变换下姿势，来个仰游。没想一慌，喝了口水，身子倒是翻过来了。他不敢再看水，四肢紧张地活动着，心里计算着离对岸还差多远。就在这时候，他的屁股碰上了沙底——原来已经到了。而且，他竟然不是最后一个！ + +　　他觉得两臂发酸，头有点晕，就坐在沙滩上了。望着江中心的那股水流，心里觉着又兴奋又骄傲。他终于征服了几年来威胁着他的这块水！象一个完成了大事的人那样，他从容地躺到沙滩上。 + +　　“人的生活，不也应该是这样么？”—一他又继续刚才中断了的思想。 + +　　他这些日子觉得身体里面很多机能、很多欲望在复活，头一个就是思想。而想得最多的又是：共产党员该是怎样的人？他对自己估计从来是不高的，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不好也不坏、不积极也不消极、不进步也不落后的共产党员。这几年，他在人群里也看见过不少和自己模样相似的共产党员，这些人也是心满意足地过着日子。这些人，也许是过得去的局长、科长、厂长、编辑，可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们的分量够不够呢？不是说一个党员不能有缺点，但是这些人身上短少的那个东西是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不能短少的；马文元还不能用几个字把这东西概括起来，可是与这种精神相反的那个东西却是明明白白的两个字：冷淡。马文元需要的，不正就是这种对甚么事都不禁要管一管的那股热劲儿么？共产党员不是个职业称号，一个共产党人不仅要是个好工人，好干部，好编辑，而且要关心一切，在人民需要的地方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不是么？而马文元呢，连自己眼皮底下的事都不想碰一碰——没有热心，也缺乏胆量。 + +　　要碰，首先就是陈立栋。不纠正这人的脑筋，报纸就没法办好。昨天晚上碰了一下，把马文元心里对这人的恐惧赶走了一半。他必须找陈立栋再谈上一次，把对他的意见都痛痛快快兜出来。 + +　　一声尖利刺耳的叫喊，把马文元从沉思里惊醒。他坐起来一看。原来是几个年轻人正在按着钱家娴的头，要灌她水。她拼命叫，挣扎，终于挣脱开了。她跑上岸，一直朝马文元这里跑来，摇着沾湿了的头发。 + +　　马文元赶忙躺下，闭上眼睛。他不愿和这个女孩子打交道。 + +　　可是钱家娴仍然跑过来，坐到马文元身旁。她抓起一把沙子，往马文元肚子上慢慢浇下去，快活地说： + +　　“埋住你这个胖肚子！……胖肚子，哈哈……！” + +　　真叫讨厌，马文元急忙用双手遮住难看的肚皮，也不睁眼，心里想：这么年轻的姑娘，怎么灵魂就衰老了呢？可是，她还入党了呢。 + +　　马文元再睁开眼睛时，看见一双又宽又肥的脚站在他旁边。抬头一看，原来是陈立栋。 + +　　“想和你谈谈。”陈立栋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说着，就坐下来。 + +　　马文元坐起来，拂掉头发上的沙子。看来，陈立栋不象是来兴师问罪，马文元却觉得昨天作错了甚么事，对不住这个人，他觉得自己脸红了，就极力压制这个讨厌的情绪。他用右手抓了把沙子，扔到左手，眼睛还是躲着陈立栋。 + +　　“我决定要求上级调我的工作，”陈立栋不动声色地说。似乎说得太轻了，又重说一遍，“我决定要求调工作。” + +　　马文元一愕，半信半疑地瞪着陈立栋的眼睛。陈立栋瞪着在水里抢着水球的一群青年，继续说： + +　　“我没有才能。报纸办不好，是我失职，也是不能胜任。……我打算推荐你作总编辑，或者，代理总编辑。” + +　　“这怎么行——”，马文元觉得他的脸刷一下全红了。他心里涌起一股子奇怪的恼怒，却又不是朝着陈立栋。他向陈立栋解释，办好报纸不是一个人的事(完全忘记他昨天晚间还在日记上责备陈立栋)，报社的党组织和党省委也有很大责任，并且找出许多事例来证明这点。 + +　　陈立栋只管摇头。马文元没看见他讲话时陈立栋眼睛里闪过的喜悦的光，却只看见他愁容满面，他心里竟有点可怜这个人了。是啊，陈立栋这几年那天不是披星戴月地工作？ + +　　“这只是你一个人的看法，谁知道别人怎么想？陈立栋苦笑说，“也难怪。我缺点太多，主要是思想方法片面。对你，我使用上就不够大胆。我走也好，不走也好，你在报社一定得负起更多的责任。” + +　　（马文元又想分辩，陈立栋用一只手止住了他，接着说：） + +　　“个人的去留是小事，办好报纸是大事。同志们急，我不急？我比谁都急。党把你放得高，你责任感就得重嘛。……今天晚上，你到我家里谈谈。我考虑了一个不成熟的新方案。” + +　　陈立栋拖着一双短腿走开了。马文元才忽然想起，他本该把陈立栋的缺点也指出来，却只是把他恭维了一番。他懊悔了，这又说明他还没有战胜自己那种软弱的毛病。 + +## 三 + +　　当天晚上，党支部大会开会了。 + +　　黄佳英一站起来，会场上立刻静下来了。人们还从来未曾以这么大的兴趣来讨论一个人的入党问题。往常，人们早就知道要讨论的人准通过；这一次，却都预感到不那么简单。关于黄佳英，报社里人们中间存在着多少种不同的看法啊。 + +　　她非常简单地介绍了经历—一那经历本来就非常简单，又扼要地谈了谈优缺点，忽然说不下去了。她把眼睛从手里的提纲上挪开，看看人们，又看看桌面，然后才吃力地说： + +　　“入党动机，跟别人差不多，我都写在申请书上了。……我想说的是……我想，入了党，我就能更好地维护党的利益。……当然，现在也不是不能，不过假如我是个党员，我可以更……” + +　　没说完，她皱着眉头坐下了。那么多眼睛望她，她有点紧张，又不满意自己说的这些话。这个思想在日记上写过多少遍，可是说出来还是那么不确切，平常，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热情的十分之一，人们还许觉得有些虚夸呢。 + +　　张野沉着地，故意象法官那么冷静地谈党支部与介绍人的意见。心里呢，却纷乱得很。再也没有谁比他更为难的了。陈立栋不同意黄佳英入党。并且警告过张野，叫他在这个问题上要客观一些。他不能为这个姑娘入党的事而和总编辑对立。谁知道黄佳英能不能跟他重新和好呢？这些日子，她对他越法生硬了，走碰头连看也不看，眼睛里厌恶的意思比痛苦更多了。也怪，她越是推他，他越被吸引；越是发觉可能完全失去她，就越觉得需要她。这里面有多少是爱，又有多少是自尊、逞强和占有的欲望，他自己当然并没有考虑过。但是，如他对这姑娘的入党问题投了反对票，那么，还有跟她言归于好的可能吗？事情就是这么矛盾。 + +　　这样，张野的这段发言就使熟悉这个女孩子的人都感到莫名其妙了。好象说话的是两个人，一个人赞成她入党，而另一个人时常偷偷打扰他的话，表示反对。 + +　　休息五分钟。黄佳英坐在桌角上没动。她知道这五分钟对她多么重要。她知道，熟悉她的党员们对她的看法不一致，还有一半是根本不了解她的。很难预料，她将在什么心情下走出这个会场。 + +　　她仿佛听见了她背后人们议论的声音。一个声音似乎在埋怨谁，意思是不该把黄佳英的入党申请提出来、可是这个声音很快就被谁打断，而后就被一群人的声音给淹没了。 + +　　还没等大家落坐，靠窗子那里站起一个人，这是文艺组的编辑郭珂，他阖起手里的纸扇，对着主席说： + +　　“这是一个矛盾的性格。黄佳英说她忠实于党，可是她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党的主张是背道而驰的。党要求老老实实，谦虚谨慎，而黄佳英呢。我要说，她对一切都有自己的看法，她不把党的政策放在眼里。我不禁要问，对于黄佳英同志最重要的是编委会的意图呢，还是她自己的想法？我不禁要……” + +　　“除了陈立栋，编委会在哪儿呢？” + +　　人们正要找寻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的来源，一个三十多岁的大胖子已经把身子挡住了大家的视綫。这是资料室的王主任。这人很少在会上发言，至多也不过是提个问题。这回，他也是问了一句话，仿佛这就表示了他的全部意见： + +　　“有自己的看法，这算什么错误呢？” + +　　说完就坐下了。 + +　　“那也不见得！”一个女人的声音。 + +　　说话的人似乎信心更强了一点。她在人群中站起来了。这是一个中年妇人，报社里女同志中间拿薪水最多、休养时间最长的一个。她把脸冲着正面的讲台，话可是对着她右边的黄佳英说的： + +　　“谁都知道，你是我们女同志中间又年轻又能干的，可是单凭火气和聪明办事是不行的。还得讲立场。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为什么有的记者对我们生活的黑暗面那么感兴趣？听说黄佳英同志今年写的五十多篇稿子倒有二十几篇是批评的。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呢，我们的社会就有几乎一半是黑暗的么？” + +　　这女人说话从来是随心所欲的，唯其随心所欲，就能滔滔不绝，咄咄逼人。她刚刚坐下去，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在后面说，象随便发抒感想，可又要叫别人听见： + +　　“是个问题呀！……” + +　　黄佳英还站着，觉得手有些发抖。她使劲捏住它，拿不定主意回答还是不回答，又怕声音太激动，惹大家笑话。 + +　　“让我来说说，”李鹤青站立起来，“不过我觉得也没必要反驳这些话。同志，请问是谁告诉你用百分比的办法考查人的思想的？发言的这位同志今年一篇批评稿也没写，能说她就比别人热爱新社会么？当然不能，因为，因为正面的稿子她也是一篇都没写啊。甚么都没写，完全克服了犯错误的可能性！”照例在发言的结尾放进一根小小的刺，他就在一阵哄堂大笑声中坐下了。 + +　　钱家娴也笑了。她觉得那个中年女同志可笑，李鹤青也可笑，可笑的是两人说话的姿态与声调。干么那样激动呢！每逢开会，她都喜欢坐在一个角落里静静地观察别人，主要是拿别人跟自己比。钱家娴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啊。报社里的女同志，进步比她快的，身体可不如她好；入党比她早的，家庭负担可重得多；各方面都不错的，不是婚姻不美满，就是家庭成分不如她，或者年纪太大。她在十九岁零三个月的时候又入了党。这是简单的事么？将来，比方，活到二十九岁时，就有十年党龄，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么？……这些日子，她看见同房间的黄佳英接连多少个夜晚伏在桌上写了又改、改了又写入党申请书和自传，心里就是又有点同情地，又忍不住为自己感到无名的喜悦：钱家娴总算是跨进这个门坎了！钱家娴永远不再被人叫作“青年团员”了！……报社里还有那么多年纪比她大的人没入党呢。今天在这个会上，听见这么多激烈的争论，她有点觉得她应该同情黄佳英，可是接着就又沉醉在一阵幸福感里。她现在只有一个东西还没得到，但是也一点也不怀疑，过不多久，李鹤青就不会再躲她了…… + +　　会场上忽然静下来，又是那个郭珂的尖嗓音，怪刺耳的： + +　　“……要是把一个毫无优点的人拿到支部大会上讨论，那就奇怪了。问题是黄佳英的缺点就其性质说来是十分严重的，我甚至要怀疑，要提出……不，我不禁要问，黄佳英是不是对党的不满……” + +　　黄佳英站起来了。奇怪，她此刻显得比平时瘦得多。张野的不安的、带有警戒意味的眼光朝这边投过来，这姑娘没有理会，用有点子哑的声音说道： + +　　“我干么要隐瞒我的意见呢？我说。我不满意的，是陈立栋同志，他不相信我们大家。他听过我们谁的话呢？……我也不满意我们的报纸。我觉得，报纸应该说实话，要说实话，才有力量，群众才爱看。毛主席说过多少次了，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可是我们的报纸呢？”她象跟谁辩论似地猛然仰起了头，红着脸，说：“躲躲闪闪，害怕事实，又不承认自己的缺点。有个逻辑：党代会么，就一定是发扬了民主的，中心工作么，就一定是群众热烈参加的……假如你写的是事实而不是这个套子，那就不是总编辑不对，是你思想不正常！”黄佳英高举起她的右手，这时人们才发觉她带了份报纸，“但是你看‘人民日报’，看看我们的中央党报是怎么报道的！同一个城市里开的党代会，北京说它开得不民主，我们说它发扬了民主……有人想，承认我们的一些缺点、错误，就是承认我们党不行了，整个党犯了错误了，我们的社会不好了。不，这是两回事。恰恰相反。不说话，把坏的说成好的，那才正是承认它合法，承认我们软弱。……病得要死的人才怕医生呢，我们，不怕甚么伤风咳嗽！”她把头一甩，好象受了谁的气。 + +　　张野看见，黄佳英说到这里时，坐在桌角上的陈立栋身体动了一动。这一瞬间，不知是因为黄佳英这几句话呢，还是因为陈立栋的不安，张野的心使劲跳了两下。他想，完了，她这么干等于自暴自弃。她还想入党吗？ + +　　曹梦飞站起来了。他起来就说，彷彿他来参加的不是讨论黄佳英，而是讨论陈立栋问题的会议： + +　　“相信自己正确，也是需要的，不相信别人就不行了。报社上上下下这一百多号人，陈立栋相信他们称职的有几个呢？报社这几年讨论、制定了不少制度，可是到如今还都是‘草案’，总编辑害怕行不通。五年了，他就下去过两次，而两次又都是是把行李往工地上一撂就回来了。他不放心，彷彿他一走，报纸就完蛋了。”曹梦飞含笑摇头，瞪着陈立栋，“不会的，放心罢。我倒是想，你下去住上两个月试试，报纸大概受不了甚么损失，还备不住好起来呢。……你不了解群众，又不相信别人对于群众的了解，就闭塞了自己的毛孔。报纸也就越办越象你自己的模样了。” + +　　党支部书记着急了。他早就觉得有些发言离了题，可是这些发言又都跟黄佳英有点关系，不好制止。曹梦飞一说完，整个会场都纷纷议论起报纸来，自然也免不了要谈陈立栋。可这是讨论黄佳英入党问题的会，不是讨论陈立栋问题的会呀！他喊了两声“同志们！”才把大家的声音压下去。他提醒大家回到正题上来。 + +　　这一来，反而没人发言了。奇怪的沉默。人们不知道还要说甚么，好象该说的都说完了。 + +　　马文元站起来了。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他。 + +　　从一开会，马文元一个字也没出口，心里的激动可不比黄佳英轻。这些天来他心里不住想的“共产党员”这个抽象问题，在这里一下子变成一些活生生的人——黄佳英，张野，郭珂，陈立栋……，当然，也有他自己。他本来早就给黄佳英准备好了结结实实的一票，可是讨论一展开，他才发现事情不那么简单。这里谈论的，显然不是黄佳英这一个人能不能作个共产党员的问题；他，马文元这个共产党员，要作的事也绝不止于投一张赞成票。是时候了，他应该把他的见解告诉党的组织，他应该也来击退那股逆流。但是，他又犹豫，他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些人、对正在发生的事件摸不准。陈立栋究竟是个甚么人？张野这人是怎么回事？…… + +　　可是他终于站起来了。不写提纲就起来发言，这还是第一次呢。他的眼睛忽然和张野的眼光碰上了——这人怎么了？那眼光里是什么意思？他还想再看看别人——特别是陈立栋，可是已经晚了——他必须说话了。他象对自己，又象跟谁聊天似地说下去： + +　　“我赞成黄佳英入党。刚才有人反对。”我赞成她入党的原因，和他们反对的原因大体上是相同的。我不是说黄佳英没有缺点，我是说，反对她的人所反对的，未必都是缺点。……这些日子，我想了又想：咱们党最需要的是甚么人？五年了，我没有自己的思想；也不是没有，可我把它储藏起来。陈立栋说甚么，我就干甚么。我还觉得没啥。想想看，这该多么危险！人人都只是奉命办事，一切的事都依靠毛主席和党中央替我们想，这象甚么样子呢？共产主义者而没有头脑，能算个甚么共产主义者？……而且，从失掉了自己的思考习惯那天起，我也就慢慢失去了热情。有人反对热心这个字眼儿。你叫不叫它热心都可以，反正不能没有这种感情，对共产主义的感情。就是有这种人，守职尽责，服从纪律，不贪污也不腐化。一切都好，可就是有一条，看见国家吃亏他不着急，看见人民吃苦他不心疼。这种人，算个甚么共产党员！……” + +　　黄佳英屏住呼吸，聚精会神地听着。马文元说的一字一句都在她心里引起共鸣。这不正是她要说的话么？她仿佛已经忘记了这是讨论她终生大事的会议。周围那些聚精会神的面孔，使她觉得非常满意。她偷偷看了张野一眼，只见他无精打彩地用只铅笔在纸上瞎画。她知道，张野在人们面前越是镇静，他心里越是烦恼。他在抽烟——几时学会的呢？ + +　　陈立栋今日也跟往常大不一样。平时开会，他时常打断别人的发言，说上一通自己的意见，叫发言的人站在那儿手足无措，再不就是跟左右的人谈天。今天就怪，他那么安稳而严肃，只是有几次轻轻扬起眉头，仿佛是对谁说的话感到惊异。 + +　　“这几年，我们报社发展了七个人入党，大部份是好同志，”马文元接着说，“可是也用不着隐瞒，我们举手通过这七人入党的时候，也不是一点错误都没犯。共产党人应该是最优秀的人。想想看，我们吸收的这些人是不是每个都那么优秀？报社里有没有人被我们遗忘？”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他又是犹豫下面的话该不该说出来。“既然想过好多次，为甚么不能说？这不分明又是优柔寡断么？”想到这里，决心已定，就越发激动地说下去，几乎连气也不喘，仿佛生怕自己又变了主意——：“要是允许，我就想收回投到钱家娴名下的那一票！……” + +　　全场为之一动。这里的党支部大会上，指名批评人的事是从来没有过的，而这样的话出自马文元之口，更是谁都料想不到。场内所有的扇子都不动了。 + +　　马文元的又黄又白的脸涨得通红，嘴里迸散着唾沫星子，一只手愤怒地挥动着，仿佛他在一个对手面前争取着一个非常重要的、几分钟以后可能永远失掉的东西。 + +　　“有人说黄佳英意见多是个缺点。那么看看钱家娴罢。她写的稿子，你叫她修改一百遍，叫她把原来的思想倒个个儿，不管你的意见对不对，她都没一点意见！这是个甚么问题呢？也怪，好些事，我们都给解释错了。钱家娴的材料上写着她主要优点是群众观点强。甚么叫群众观点？她从来不发脾气，她跟人人都搞好了关系，这就是？但是她看见群众切身利益受到官僚主义者侵犯时说过话么？！她听见群众的正当要求反映过，支持过么？……连党性这两个字，我们也给曲解了。我们觉得，规规矩矩，不声不响，照章办事，这就是党性。见了违反党的利益的事可以不说话，报纸办不好可以不着急，就凭一个百依百顺，对任何事没意见，这就是党性？纪律性是非有不可的，可是有人在纪律性下面掩盖了对党的事业的冷淡无情和不负责任。你说罢，下令罢，我干就是。况且，又怎么可以从党性里阉割掉战斗性、创造性呢？……” + +　　谁也没站起来，却听见一阵轰隆轰隆的声音。原来是记者组的有名的低音林胖子。他早就声明过当众站着说不出话来。他补充马文元的发言说： + +　　“我也想过多少日子了。一个共产党员除了采访、编写，保证按时出版报纸，还要不要干些别的？党内会议从来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我们干记者的，哪一个下去一次不是带回一些问题来？回到家来，笔记本上剩下那么多情况，脑子里积累了那么多思想，都是党的领导机关所需要的，但是党的会议上不谈这些，汇报工作也不谈这些，我们也不知道该找个什么机会把这些东西反映给上级。久而久之，就造成个印象，似乎党并不需要我们反映下面生活里存在的问题，也不要求我们提出自己对各种问题的见解。你是党员么？好，老老实实工作，这就够了。……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每个党员都该是党的耳目，党的头脑……” + +　　在开会以前，陈立栋也象别人一样，估计到要发生争论。但他没有想到人们会把问题提得这么尖锐。他有好几次为自己的这个感觉奇怪：怎么好象都是些生人？为甚么他仿佛是头一回认识这些人，头一回听到他们的思想？……他对这些问题应该怎么看法呢？如果黄佳英是个好同志，那么，一向总是认为黄佳英有很多严重缺点的陈立栋，反倒党性不强吗？也就是说，象陈立栋这样辛辛苦苦地为党工作，难道是没有热情的人么？什么叫“冷淡”？什么叫“热情”？连马文元也学会了一套时髦的玩意儿了！……那么，在黄佳英入党的问题上，陈立栋最后到底应该表示什么态度呢？……好象，连省委常书记也听信了黄佳英的“反映”呢！今天省委派来的两个人了解了一天情况，临回去时只跟陈立栋招呼一声就走了…… + +　　有谁在发言里又提起他的名字，他只听见最后一句话： + +　　“……说陈立栋同志工作不积极是不对的，但是他积极性越高，别人的积极性就越难发挥！” + +　　陈立栋心里又一次出现了那个最使他痛苦的问题：“莫非我真的错了？” + +　　他脑子里很快地转了几个弯儿，很快地考虑清楚了报社内外目前的情势，因此很快就作出了决定——虽然是个不无痛苦的决定，却又有些满意自己这种当机立断的能力，同时又想到自己的话将要引起的效果，脸上竟现出了一丝笑容。他慢慢地站起身来，做出了一个又认真又沉着的样子。 + +　　人们以为，陈立栋反对黄佳英入党是肯定的。但是，对于人们那么尖锐的批评，他将怎样回答呢？这却谁也料想不到，所以全会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 + +　　“我赞成黄佳英同志入党，”陈立栋觉得自己的口气是肯定的，但心里是不肯定的，所以声音很小，倒显得态度很是诚恳，“她政治热情高，敢于维护党的利益，工作积极……我看，她可以入党。” + +　　感到惊奇的人真是不少。但是几个反对黄佳英的人似乎认为这些话不是总编辑的真实思想，于是依旧坚持原来的看法。这样，支部大会就又一次被卷入一场新的争论。 + +　　支部书记看了看手表，跟几个支委商量一下，就起来宣布，关于黄佳英入党问题的讨论，至此告一段落。今天暂不进行表决。 + +　　（人们有些失望，但时间已晚，只好站起来，挪开椅子。） + +　　张野故意在门口逗留了一会儿，想看看黄佳英的反应。她过来了。她一面走，一面向身旁一个女同志费力地解释着什么，歪着头，直视着对方的眼睛。从张野面前走过时，她的脸正背着他，没走几步就大笑起来。 + +　　（“还笑呢！”张野不去理会从黄佳英身上传过来的那股非常熟悉的香味，心里想，“她一点也不愁。……”） + +　　为了失去的这个人，为了枉费的心血，他感到苦恼。但是过了几秒钟，他的心就被另一件事给占住了。一个非常熟悉的背影，在他面前缓缓移动。那是陈立栋。他微微低着头，象是在地上寻找什么。脖子显得更粗了，仿佛有谁的一只手在使劲按着这粗脖子，叫他低下头去。现在，张野觉得跟陈立栋靠得更近了，他俩在黄佳英入党的问题上已经没有了矛盾，陈立栋在这个问题上改变得很快，这正足以说明他俩是如何在新的情势下心心相印了。张野不禁又暗暗地有些得意了。 + +　　“领导，组织，纪律，毕竟是最基本的，”他含着得意的微笑在心里对自己说，“最基本，也就最牢靠，再过火些也出不了什么毛病。民主，自由，总是与个人连在一起，一不小心就走上极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 +　　回家的路上，他心里已经在盘算过些时候有几篇批判思想的文章好写了。不知不觉，黄佳英的影子又在他跟前浮现出来，不过他已经不是烦恼，而是想着在明天白天里，在再开支部大会以前，找她谈一次话。现在必须要主动地去争取一下了，必须要用暗示的办法让她知道，为了她的入党问题，特别是为了纠正陈立栋的脑筋，他是花了多少心血。 + +　　已经躺在床上，他才叫自己的思想告一段落。然后，又仔细核算一回今天在一些事情上耗费的精力是不是浪费，认为不是，才安心地闭上了眼睛。 + +　　 一九五六年九月 + +　　（来源：原载1956年10号《人民文学》，摘自《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刊物的参考材料》，第一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1.txt b/CCRD/1/4/17/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8e435bcb5d647054949302501f63a3a1ddf87bc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1.txt @@ -0,0 +1,177 @@ +# 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 + +　　<人民文学杂志社、何直、（秦兆阳）> + +　　在学术问题的研究上，有意见应该说出来，如果说错了，可以衬托出别人正确的意见来；只要多少有一点道理，就可以起抛砖引玉的作用——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心情。 + +　　我想以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心，来谈一谈教条主义对于我们的束缚。 + +## 一 + +　　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它以严格地忠实于现实，艺术地真实地反映现实，并反转来影响现实为自己的任务。它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现实和对于艺术本身的根本的态度和方法。这所谓根本的态度和方法，不是指人们的世界观(虽然它被世界观所影响所制约)，而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创作的整个活动中，是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而它的反映现实，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而是追求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 + +　　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的大前提。现实主义的一切其他的具体原则，都应该是紧紧地依据这一前提来产生。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性质的前提去考虑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则所谓现实主义，所谓创作方法，它的意义就含糊了，狭小了。 + +　　现实主义文学既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其耕耘的园地，那么，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它给了作家们以多么广阔的发挥创造性的天地啊!如果说现实主义文学有什么局限性的话，如果说它对于作家们有什么限制的话，那就是现实本身、艺木本身和作家们的才能所允许达到的程度。 + +　　当然，现实主义文学也有它自身的衡量标准。不过，我们在寻求这种标准的时候，同样地也不应该忘记了前面所说的，现实主义的那个基本的大前提。正因为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来掌握它的评判标准，所以现实主义文学必须首先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当它反映客观现实的时候，它所达到的艺术性和真实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的思想性的高度。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 +　　但是，这里就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仅仅根据上述那个基本的大前提就已经够了吗？ + +　　虽然你主观上认为自己是尊重现实和依据现实的，是以现实生活为你的创作源泉的，是追求艺术的真实性的，但是，正因为客观现实是太广阔太复杂了，而艺术的创造性的途径也是太广阔太复杂了，所以作家在认识现实和表现现实时就要碰到很多困难。怎样才算是真实的艺术的呢？怎样才可以达到真实的艺术的和高度的思想性呢？怎样才能够分辨各个作品和各个作家所达到的不同程度呢？这也就是说，所谓真实性和艺术性这一目标，其本身仍然过分空阔，不够具体，难以把握。古往今来有多少作家用其毕生的精力探索过这种现实主义的具体途径啊!他们有不少人成功了——找到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的路径，给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不朽的杰作。因此，必须从他们的经验里给现实主义提炼出一些比较具体的规律和原理来。 + +　　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给我们作了许多有名的阐述。恩格斯有几句简明扼要的话：“照我看来，现实主义是除了细节的真实之外，还要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现实主义文学领域内，这其所以是有名的原则，是因为，一方面，它是根据现实主义，是以现实生活为土壤、为目的而又不是生活的翻版这一大前提发生出来的；其次，而且它确定了怎样把现实生活集中地表现在作品里的最合理的艺术的途径(或者说是“方法”)；因而它也最充分地阐明了、同时也是最充分地适合于艺术的特点。也就是说，恩格斯的这一原则给艺术性和真实性规定了一个最确切的途径，它不但没有缩小现实主义文学发挥其艺术的创造性的范围。相反地，它给作家指明了一条充分地发挥其创造性的道路。 + +　　但是，后世的人们却并不以已经总结出来了的这些原则原理为满足。因为，在整个文学事业的领域中，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找到门径。例如：如何去正确地深刻地认识生活呢？如何才能“正确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呢？怎样才算是典型的，怎样才算是不典型的呢？当历史、当现实生活已经起了空前的变化的时候，文学的现实主义本身是不是也应该有所发展，或者，对于现实主义的一些具体原则是不是应该重新加以规定呢？当人们检阅某一时期文学创作的情况而发现了什么问题时，很自然地就要提出一些新的论点，怎样提法才是对的呢？…… + +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避免地应该被提出来的。正因为这样，人们才需要不断地进行探索，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进行斗争。而且，人们在不断的探索和斗争中，确实也曾经找到过一些正确的、或比较以前进了一步的答案。不过是，这些答案有的是从现实主义本身、有的是从整个文学事业的发展方向，有的是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有的是从政治的角度上提出来的。提出的角度虽然不同，但对于上述这些问题的回答却是都有意义的。 + +　　例如，学习马克思主义可以提高作家们认识生活的能力，——这一点现在大概是不可动摇的真理了吧？那些反对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实际上也就反对了世界观对于现实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制约作用，也就是反对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现实的现实主义原则。又例如，应该把文学事业从资产阶级的金钱、名誉以及所谓艺术至上主义等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以便作家们真正能够自由地进行创作，能够充分地发挥其创造性，使得文学能够更加充分发挥其认识现实和影响现实的作用，——这大概也是没有什么疑问的问题吧？又例如，当劳动人民基本上已经成了自觉的历史的创造者，时代的主人翁，正在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进行巨大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之时，而我国的文学事业，我们的作家，却长期地存在着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没有很好地与政治结合起来，与群众结合起来，因而妨害了作家们创造性地表现历史的真实，妨害了文学事业的发展；在这样的时候，毛主席提出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方针，难道不是对文学事业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吗？而且，无疑的，它的基本精神今后将仍然要在我们的文学事业里起着异常深刻的影响。此外，在整个文艺问题上，还有多少重要的论述，对于解决一系列的美学问题，以及如何去分析一个作家或一部作品，如何充分发挥现实主义的能动性，都有其重大的意义。 + +　　但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去回忆一下，就可以发现，在最近若干年来，在许多有益的工作的同时，我们新的文学事业里确实也存在着以下的一些不正常的情况：或者是，有关现实主义的新的原则被提出来了，却是不够科学，意义很含混；或者是，对于一些正确的原则作了不恰当的引伸和片面性的解释，使得真理越过了与实践的生动的关系，而变成了僵硬的套子；或者是，在一定的时候提出了不很确切的口号，而解释它的人们又把它进一步引伸到了绝对化的地步上去……。总之，在提出这些问题、解释这些问题、作出这些规定之时，本来应该是为了使得对于现实主义的遵循途径更加具体明确，实际上却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大前提，因而反倒形成了对于现实主义的束缚和误解，给文学事业造成了很多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因而妨害了文学的现实主义原则的发挥，妨害了作家的创造性的发挥。 + +## 二 + +　　我想首先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谈起。 + +　　如果说这一定义的提出有其历史意义的话，那就是：它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更清醒更自觉的时期；它提醒作家应该用自觉的社会主义的眼光去看取新的现实生活，以便能够更好地把握真实和表现真实。但是，自从这一定义在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上被确立以后，正如西蒙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在苏联出现了不少的庸俗论者对它作了错误的解释。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相反，它“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而不同时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西蒙诺夫说，这就是无冲突论的发源地。此外，还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规定了文学的风格本身，也就是它只允许一种文学风格存在。 + +　　所有这些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错误的或片面的解释，当然是这些解释者本身的过错，但也不能不说与这一定义本身的不够科学有关。在这里，为了省事，我想仍然先引用西蒙诺夫的一段话来作为说明： + +　　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我们的会章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本质给了最简洁的定义。那里面这样说： +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 +　　这个定义是完全正确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并且表达出我们的社会向文学作品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的实质。 + +　　但是在会章里接着这样说： + +　　“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 +　　我觉得，这……第二句是不确切的，甚至反而容许有歪曲原意的可能。它可能被了解为一种附带条件：是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艺术家真实地描写现实，但是“同时”这种描写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那就是说，好像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能够与这个任务结合，也能够不结合；换句话说，并不是任何的真实性和任何的历史具体性都能够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正是对这条定义的这种任意的了解在战后时期在一部分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里特别经常地发生，他们借口现实要从发展的趋向来表现，力图“改善”现实。 + +　　我完全同意这段话，但我觉得还应该对这一定义的不合理性作几点补充： + +　　首先，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划什么呢？它一定是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这就无异于是说，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那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 +　　其次，这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既是作家主观上的一种观念，那么，它必定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作家的世界观对其创作实践的影响作用是不是存在于“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的呢？任何有成就的作家都可以证明说：不是的。这里所说的世界观，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是在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过程中，在认识生活和形成形象以及写成作品的过程中，起着有机的、自然的、血肉生动的作用。也就是说，作家的思想——世界观，是在探索、认识、反映客观真实时，伴随着形象思维，起其能动性的作用，因此，这种作用是有机地表现在艺术的真实性里面，是无须乎在艺术描写的真实性之外再去加进或“结合”进一些什么东西去的。 + +　　再其次，所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从文字含义上和从习惯上，我们都可以把它与“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原则联系起来进行了解。恩格斯正是在批评哈克纳斯没有从革命的发展中去描写工人，因而说她写得不够真实——正是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意义上提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这一原则来的。确实，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离开了革命发展所给予人们生活的复杂影响，离开了现实在革命发展中的面貌，是难以想像如何去描写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反之，如果离开了典型化的方法，也就很难去描写革命发展中的现实，很难去达到艺术描写的真实性。这里所说的典型的方法，当然不仅仅是描写人物性格的方法，而且是指对于各种文学形式及其创作过程中所应用的一个广泛的方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规定，在“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描写现实”时，又要求“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于是，我们又不能不怀疑，所谓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所谓“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既是似乎可以与思想性(所谓“教育……人民的任务”)分离，自然也就可以与典型问题分离；因为典型性与思想性本来是分不开的，因为现实主义文学本来是将文学描写的艺术性、真实性、思想性，与典型问题和典型化的方法紧密地有机地溶合在一起的。 + +　　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其他方面的理由来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疑问，例如：从这一定义被确立以来，从来还没有人能够对它作出最确切最完善的解释，常常是昨天还被认为是很正确的解释，今天又被人推翻了。又例如，所谓旧现实主义，也并非绝对的只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而且，对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里某些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国五四以后的某些作品，人们都很难说明它们是哪一类现实主义的作品。因此，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很困难的。 + +　　因此，我认为，如果从时代的不同，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运动对于人类生活的巨大影响，从现实主义文学已经发展到了对于客观现实的空前自觉的阶段，以及由此而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必然的发展，我们也许可以称当前的现实主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号召作家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使得文学能够更好地反映现实和影响现实。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去探讨文学实践中不断地提出来的一些新的课题。但是，当实践的经验还很不丰富的时候，我就认为，企图在几句简单的词句里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现实主义和现实主义文学作出硬性的规定和说明来，这是很困难的，因而也是不聪明的。 + +## 三 + +　　我其所以要研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缺点，是因为由这一定义所产生的一些庸俗的思想，在我们中国还跟另外一些性质相同的庸俗思想结合起来了，因而更加对文学事业形成了种种教条主义的束缚。这些庸俗思想，就是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谎话”的庸俗化的理解和解释，而且主要表现在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上。 + +　　文学事业是人民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应当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事。从古以来就没有所谓无倾向性的文学，所谓纯艺术的文学，更没有没有人民性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在我们这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里，在这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的时代里，特别是针对着那些所谓艺术至上主义者、脱离政治脱离人民的个人主义者、人性论者等等，提出文艺为政治服务与为劳动人民服务等原则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在这样的时代里，如果作家们企图游离于伟大的群众斗争和重大的社会变化之外，把自己卷缩在知识分子狭小的个人主义的生活圈子和思想领域里，他怎么可能脚步坚实地走上现实主义的道路呢？怎么能够反映出人民的和时代的真实面貌来呢？怎么可能不去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呢？怎么可能不歪曲现实呢？为政治服务和为劳动人民服务，是从政治上提出问题，它应该是作家的世界观的一部分，但它同时也是要求现实主义文学走向更加完美——更加提高其对于现实和对于艺术的自觉性。只有具备了这种最起码的为政治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在这样的时代里，作家才有可能严肃认真地参加到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改造自己，才有可能严肃认真地去探索、去实践文学的现实主义的道路，才有可能认识真实从而反映真实。这一问题的提法，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的提法是截然不同的。它没有任何对于现实主义原则的矛盾，也没有对现实主义本身强制性地加进什么东西去，更没有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让某种“精神”——某种思想或愿望离开艺术的真实性而变成纯粹抽象的东西，并反转来用之去作用、去改变艺术的真实性。相反地，它是号召作家去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去学习马克思主义，去与人民——与现实结合，从而使作家能够获得现实生活的源泉，能够用先进的世界观在艺术思维里起血肉生动的作用，能够探索出一条充分发挥创造性的、现实主义的道路。 + +　　一切的非政治倾向都是对文学事业不利的。一切艺术至上主义者的文学都实质上是反现实主义的。这早已为我国五四以后文学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了。 + +　　几年来，我们在执行这一方针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使得我们的文学真正成了人民大众的文学，因而把我们的文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关于这一方面我不想详细谈它，我所要谈的，是我们在执行这一方针时发生了一些混乱思想，而这些混乱思想又是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所反映出来的不科学的思想相一致、相结合、相助长的。也就是说，这种混乱思想主要表现在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的理解——即怎样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问题上，同时也就表现在对于现实主义的特点，对于文学艺术的特点的认识上。 + +　　文学艺术怎样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呢？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考虑到这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是针对着文学艺术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等等落后现象而提出来的要求，是一个加强文学艺术对于客观现实的自觉性和战斗性的要求，是一个改造作家的思想意识(世界观)的要求。为了很好地实现这一原则，必须经常注意加强作家们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加强作家们思想意识的锻炼，必须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和现实主义原则，充分发挥作家们的政治热情和对于现实生活的敏感性。 + +　　一切进步的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有着强烈的思想倾向和政治倾向，这早就证明了文学在为政治服务的问题上具有必然性和极大的能动性。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品其所以有如此巨大的说服力，还是由于作者忠实于客观真实并充分地表现了客观真实，充分地发挥了文学艺术的特性，而达到了高度的艺术性和真实性；当然，这跟他们世界观的积极因素也是分不开的。它们决不单纯只是“配合”某种任务的作品，因而这些作品就具有长远的社会意义，是高度现实主义成就的艺术品。在这一点上，高尔基的《母亲》可以说是我们的榜样。此外，我们还不妨以十月革命以前的一部特殊的作品为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做什么？》，可以说是一部很明显地宣传某种社会理想的作品，但是这部作品的主要的成功之处和令人信服之处，还是在于它成功地描写了几个真实的典型的人物性格。其中的拉赫美托夫和薇拉·巴夫洛芙娜等主要人物，正是当时俄国许多爱国的、寻求社会出路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车尔尼雪夫斯基一生的经历，就证明了他自己就有着他所写的人物的气质。 + +　　更进一步说，文学艺术是不是有可能为当前的每一个政治任务服务呢？一个有高度政治热情和对于生活十分敏感的作家，他是不可能对于当前的生活变化抱冷淡态度的，他是会自觉地去干预当前的生活的。我们知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伟大的战士鲁迅和高尔基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新时代的每一个作家都应该学习他们的精神，使自己的一生成为一个战斗的人生。但是，当我们向文学向作家们作这样要求的时候，也不能不考虑到其他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和问题，那就是：首先，必须考虑到，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应该是一个长远性的总的要求，那就不能眼光短浅地只顾眼前的政治宣传的任务，只满足于一些在当时能够起一定宣传作用的作品。其次，必须考虑到如何充分发挥文学艺术的特点，不要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当做某种概念的传声筒，而应该考虑到它首先必须是艺术的、真实的，然后它才是文学艺术，才能更好地起到文学这一武器的作用；即或是一篇杂文，一段鼓书，一篇特写，也不要忘记了它的文艺性。此外，还必须要考虑到各种文学形式的性能，必须考虑到各个作家本身的条件，不应该对每一个作家和每一种文学形式作同样的要求，必须要尽可能发挥——而不是妨害各个作家独特的创造性，必须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文学创作进行干涉…… + +　　高尔基和鲁迅一生的战斗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样事实：他们的一切政论、杂文以及文学创作，都是深刻地认识了客观真实，从而反映了客观真实的结果。他们的政论和杂文都是抓住了敌人和落后现象的最基本的特点，并用其特有的文艺性的笔调将其揭发出来并予以打击。他们不是告诉人们某种工作过程、生产过程，也不是去替某些政策条文作简单的注解。他们更不是机械地去配合每一个工作任务。他们是在打击敌人，是在教导人们如何认识生活并如何去生活，以及为生活而战斗。 + +　　说“政治标准第一”，是因为，自古以来没有无倾向性的文学；是因为人民所需要的是那种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文学。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以是否配合了每一个临时性的政治任务为文学作品的最重要的标准；也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是艺术标准并不重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必须统一。怎样统一呢？不是要求艺术消失于一般性的、抽象的政治概念之中，也不是要求政治与艺术的生硬的简单化地“结合”，更不是只要艺术而不要政治，而是要求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为了很好地达到这样的统一，作家就必须尽可能做到世界观与创作方法、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有机的结合，使这种统一开始于对于生活真实的认识和把握中，以及艺术的真实性的创造中，也就是开始于作家对于现实生活的政治热情、敏感性、自觉性、创造性、战斗性之中。 + +　　政治标准第一，也并不等于说，作品中的任何成功或错误，作者任何文艺思想上的倾向，都应该从政治上去找原因。文学创作是一种极其复杂的精神劳动。诗与科学的高度结合，是我们所应该达到的目标，但并不是那么容易达到的目标。尽管一个人的政治修养很高，他却很可能缺乏艺术的修养和才能，因而不一定能够写出好的文艺作品来。作者的主观愿望与主观认识和他的作品的客观成就常常有着这样那样的距离。作者的世界观虽然对他的创作活动有着指导作用和制约作用，但世界观并不是决定他的创作活动的唯一条件，作者对于生活知识的积累，作者的艺术修养、经验、才能，也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条件。艺术的形象思维本身，也有其极为复杂的特征和能动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 + +　　如果违背了或缩小了现实主义真实地反映现实然后才能影响现实的大前提，如果忽视了或违背了现实主义文学的艺术特征，如果忽视了各个作家本身的某些情况，而单纯从主观愿望和政治概念出发，简单地想用艺术去图解政治，那结果必须只会产生虚伪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东西，或者类似普通宣传品式的东西；那就甚至于连最适宜于迅速反映当前生活的短小的文艺形式，也是很难写得比较精彩的。 + +　　须知，宣传品固然需要，也有它独特的重大的价值，但它究竟不能代替艺术作品。那种类似宣传品的所谓文学艺术作品，当它的艺术性越低而公式化概念化的气味越浓时，当人们不是干脆把它当做宣传品而是当做艺术品来接受时，人们甚至会对这样的艺术作品产生厌恶的情绪。这就不单降低了艺术品的作用，如果把它当做宣传品的话，而且也降低了宣传品的作用。人们愿意听政治报告和读理论书籍，而某些概念公式的影片却没有人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 +　　长期这样片面地机械地强调文学艺术配合任务，其结果必然是：即或在某种程度上为当时具体的政治服务了，即或用政策和工作方法等等去对人民多少起了一点宣传作用，却没有产生出更多更好的文学作品。这就使得文学艺术没有能够更深刻、更广泛、更长远地去对人民的精神品质起影响作用，并且使得人民在生活里不能得到更加满足的艺术享受。这损失是看不见的。这样，就与最初的目的相反——贬低了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作用。 + +　　当然——我再说一遍——我们每个作家都应该学会迅速反映现实的本领，而且也应该有这种热情，但是，这是说，我们应该学会更好地使用文学这一武器，而不是让我们忘记了这一武器的特点和性能。 + +　　正因为我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糊涂观念，于是，就发生了多种多样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混乱思想，例如：不应该写过去的题材呀，过多地从是否配合了任务来估计作品的社会意义呀，出题目作文章并限时交卷呀，必须像工作总结似的反映政策执行的过程呀，以各种工作方法为作品的主旨和基本内容而忘记了人物形象呀，不应该写知识分子呀，不应以资本家或地主富农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呀，作家最激动和最熟悉的“过去的题材”不要写而硬要去写那些不激动不熟悉的东西呀，生活本身就是公式化的呀，离开了形象及其意义去找主题思想呀，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去领导创作呀，政治加技术(艺术)呀……还有：我提倡写新人物，你就不应该写落后人物呀；如果你写了落后党员，就是“歪曲共产党员的形象”呀；创造新人物最好是按照几条规则来进行呀；大家都习惯地把人机械地分成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两大类呀；写先进人物不应该写他有缺点和一定要写缺点呀；机械地把生活内容分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并用之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呀；把对作品的批评变成对作家的政治鉴定呀；文艺刊物都机械地忙于配合当前任务呀……还有：你说描写新英雄人物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我又说反映矛盾冲突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而他又说人道主义精神才是“社会主义精神”呀…… + +　　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其共同的特点：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企图把复杂万状的现实生活和生动的创作规律简单化图解化；都以为自己是在掌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而实际上是在不同的程度上离开了、缩小了、曲解了现实主义原则；都以为自己是在强调文学的政治性思想性甚至于艺术性，而实际上却是在不同的程度上降低了文学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 + +　　并不是说所有这些问题在每个人身上都是同样存在着的，如果是这样，那就把教条主义的力量估计得太大了，那就无法说明我们的文学事业为什么还在发展，为什么还会获得相当大的成绩；但不能否认这类思想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同程度的影响。自然，也不是说某些问题不需要在一定的时候提出来谈，问题在于：或者是，大家都引经据典，却很少刻苦用功地研究生活实际和创作实际，不是争论不清，就是迷信权威；或者是，有些问题提出来以后也收到了一些好的效果(例如打击了某些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错误的创作倾向)，但常常总是提得不够确切、全面和周密，总是生硬地搬用某些文艺理论；特别是一联系到对于具体作品的评价和分析时，就不够准确和公正，因而产生了副作用……。总之，这些问题和情况都曾经一阵风又一阵风地、全面地或部分地吹过我们的文艺领域；都曾经使得不少的作家、批评家、文艺爱好者、业余作者、新生力量和原有的力量等等忙于看风行事并互相影响；有些人并且曾经按照流行的样式制造过各色各样借以吓人的帽子，而且一直到现在也并不是完全失掉它们的威力。 + +　　“也许你把我们的文坛描写得太糟糕了吧？”——一定会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来质问我了。不。首先，我在这里不是在谈论我们的成绩和优点，而是在专门谈论我们的缺点。而且我平常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里也曾经听到过不少不满意我们文学现状的言论，只不过是见于口传比见于文字的要多得多。几年来大家不是一直都在嚷叫着反对概念化公式化吗？这种反对难道是无的放矢吗？只要看一看今年的全国话剧会演就可以知道了：在四十九个剧目中，大部分都是在上述那样一类混乱思想的支配下写出来的。一小部分企图突破而且确实有所突破的剧本，也并未达到应有的水平；会演以后，也并未给我们留下几个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剧本。而我们人民的戏剧事业(包括传统剧中的话剧成份)的历史，应该是用千来计算它的发展年代的，而且它的水平曾经是多么高啊!，难道是因为现在这些剧作者们都没有才能吗？当然不是的。难道别的艺术部门(例如电影)就没有程度不同的类似的情况吗？ + +　　是的，几年来确实有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作者写了一些好的文学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此外，几年来也出现了一大群新的作家，他们都写了一些较好的作品，都很有发展前途。从整个看来，我们的文学事业是一种发展的趋势，我们也正在努力克服存在着的一些缺点，这都是不错的。但是，只要看一看几年来出现的一些好作品有几部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就可以知道文学水平的现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了。而且，对于所有这些受读者欢迎的作品，又出现过几篇真正很有见解的评论文章呢？那么，除了大家不够努力以外，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呢？ + +　　这种思想混乱的情况，跟教条主义在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总是主观地片面地去考虑问题，总是机械地搬用条文而忘记了实际。它在文学领域内是忘记了或支解了作为文学实践的规律的现实主义和生活实际。 + +　　如果说文学创作上带普遍性的公式主义倾向，不是跟文艺思想上带着普遍性的教条主义倾向有关系，那是说不通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不正视这个问题呢？为什么不可以解除这些思想上的束缚呢？ + +## 四 + +　　除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以及文艺为政治服务等等问题上的教条主义表现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与此相联系的教条主义的表现。 + +　　马林科夫在联共十九次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里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现实主义艺术的力量和意义就在于：它能够而且必须发掘和表现普通人的精神品质和典型的、正面的特质，创造值得做别人的模范和效仿对象的普通人的明朗的艺术形象”。在更早以前，日丹诺夫也说过类似的话。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也许是有他们的目的和意义。不过，毫无疑问，这也正像苏联的其他文艺理论一样，被我们的作家们和批评家们很表面地接受过来了，而且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日丹诺夫的话常常被我们引用。我们通常所说的“写新人物”，实际上就是指的写普通人当中的先进人物。由于这种影响跟我们自己种种的教条主义思想接合起来了，例如，由于我们曾经片面地强调歌颂光明，片面地含糊地理解了所谓“社会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任务”，就产生了我们自己的无冲突论；又由于我们片面地机械地解释了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就缩小了我们观察生活和选取题材的范围；又由于我们习惯于机械地用文学去对人民群众进行一般的宣传，于是大家都只去注意那些普通的面貌相似的人物形象，只去注意那些对各种具体政策表示态度的人物，只去注意一般性的所谓新品质和落后思想。再加上大家都怕犯错误，都习惯于看风行事，都习惯于模仿别人的“窍门”，于是，作家们就更加失去了大胆想像、大胆创造、追求艺术风格以及深刻地凝视生活的习惯，而只是去注意那些大家都可以看得见的平平常常“平均数”似的东西。这，不能不说也是我们的作品陷于一般化公式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 + +　　在文学作品里，有看起来极为普通的普通人的典型形象。这是随便翻开一本书就可以找得到的。但也有看起来极不常见，而实际上是普通人的形象。劳动人民每个人都是很普通的人。但是作为一个作家，不但要看得见他们的普通的一面，也要看得见他们身上和他们生活里那种一般人所注意不到的、深刻的、因而也是似乎不大普通的东西。把一般人习以为常但并不注意也不理解的东西实现在一般人面前，这正是一个作家发挥其独特的创造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每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应该追求的一种本领。须知，即或是那些写普通人和普通事的作品，如果写得具有深刻的真实性，具有作者的独创性，它也会不可避免地有其不同于一般的特异的色彩。例如，“被开垦的处女地”里面所写的，都是普通农民和普通的集体化的过程吧？但是，其中的很多人物不都是有其特异的色彩吗？在鲁迅的“祝福”、“孔乙己”等等作品中，虽然人物都是平常的，普通的，然而作者独特而深刻的眼光和感情，和独特的文学风格，却赋予了这些人物和整个作品以多么独特而深沉的东西啊！在世界文学的范围内，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的。问题是：作家一方面把这些人当做普通人看待，另一方面呢，又不是以世俗的眼光，而是以深沉的眼光去看待现实生活。 + +　　而且，我们这些普通人难道就不可能有独特的命运吗？文学就不可以描写这种独特的、甚至是极为特殊的命运吗？如果按我们通常所流行的观念和说法，把葛利高里这一普通的有特殊命运的人物称为所谓“反面人物”，那么，为什么就不可以写这样的“反面人物”呢？而且，为什么对于所谓“正面人物”就不可以写他的独特的一面呢？白毛女不是一个有特殊命运的普通人物吗？不正是因为这样，“白毛女”才能够深深地激动我们吗？在我们多年的革命战争当中，有多少极为普通而同时又极为独特的人物啊！有多少夏伯阳式的、郭如鹤式的、诸葛亮式的、张飞李逵式的人物啊！我们这急遽变化的时代，正是出现奇人奇事的时代；我们这把散漫的人群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的时代，正是出现许多杰出的群众代表的时代；我们这集中地表现各阶级人们意志的时代，正是出现许多杰出的英雄和出奇的坏蛋的时代；我们这个性解放和感情奋发的时代，正是人们充分表现其性格特点的时代。我们放弃了多少创造具有光彩的典型性格的机会啊!我们的批评界和舆论界甚至于不允许作家在写作上有一点新鲜的试探。记得前几年有一位作者写了一篇〈柳堡的故事〉——是一篇非常激动人心的爱情故事和阶级斗争的故事，是一个令人信服的现实性极强的故事，然而某些批评家却以八路军不准恋爱为理由，批评它“不典型”，会起坏的影响，以致这篇作品从此就湮没无闻了。 + +　　而且，从广义上说，只要是人，就都是普通的人，因为他们都有普通人所共有的思想、感情、欲望、习惯的特点。诸葛亮可算是一个特殊人物吧？他的地位、经历、智慧、学问，都是普通人所难以企及的。但是，“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只要想一想这句话，就可以知道多少年来人民一直是怎样在羡慕和学习他的智慧。这样文学上的例子是还可以举出很多来的。这是因为，所有这些特殊的人和事，都有与我们这些普通人相通之处。因为无论多么特殊的人也是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绝对没有智慧的木头，而且我们又都有着变得更聪明一些的愿望，因此，诸葛亮的特殊的智慧跟我们普通人是相通的。 + +　　取消了所有上述那些带特异性和深厚性的色彩以后，也就取消了作家的个性和创造性了，所剩下的自然就只有“某种统计的平均数”了，自然就只有一般的和平庸而浅薄的了，自然就不去作艺术的追求了，自然也就没有了艺术的魅力了。即或是去描写那些本来是很惊人的新英雄人物，也会在我们的笔下失去其内心的、个性上的、生命的光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很多作品都差不多的原因。这种差不多的现象本身倒是十分特别的：不少作品都是风格相同，语言相同，事件类似；许多面貌相同的人物和故事不断地在许多作品里重复出现；大家都去写那些婆婆妈妈的情节事件；大家的优点都是“朴素的”，“自然的”；大家都“反正没有错误”。如果这些作品的题目下边没有作者的名字，你是不容易猜出它的作者来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批评家没有小辫子可抓了，于是就只好抓一个“公式主义”之类的总辫子了。然而公式主义最初是大家兴出来而且是大家都不许违反的，也许这些抓辫子的批评家最初也曾有意无意地提倡过公式主义吧？于是大家都想在作品的平凡的细节上去惨淡经营，企图通过这类烦琐的细节描写来克服概念化。于是许多人都多多少少地苦闷起来了，大家——批评家、作家、编辑人员、领导和被领导——都互相有这样那样的意见了。 + +　　我绝对不是在这里提倡作家们形式主义或自然主义地去搜奇猎异，搜奇猎异和大胆的独创性之间的区别，就在于作品是否有着内在的真正的真实性。我是主张要扩大现实主义的创造性的范围，主张更深入一步去了解现实主义的特点，主张我们的作家们从千万条教条主义的绳子下解放出来! + +　　近两年来我们虽然也不断地谈到艺术特征和形象思维之类的问题，但是，有多少人曾经去研究过、提倡过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的“艺术特征”呢？对于艺术的创造性的追求，是否曾经受到应有的重视呢？我们的文艺批评总是说着流行的一般化的语言，总是在一般化地阐述作品的思想意义或反对某种偏向，而对于一些创造性的萌芽的东西则不去注意扶持，有时是默不作声，有时反而因为它不合乎当时的风气和习惯而去打击它——常常不是首先看到了并肯定它的创造性的一面然后再去指出缺点，而是首先去夸大它的缺点。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柳堡的故事”以外，还有，例如对于陈其通的“万水千山”，就有人曾经企图用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一类的公式去否定它。大家都似乎不约而同地认为，所谓“艺术分析”，就是对作品的结构、语言、风格、形象的完整性生动性等等方面的承认或否认。却很少有人想到，批评家应该是一个思想家和艺术的鉴赏家，不仅是对于书本子的“思想家”，而且是对于现实生活的思想家，而且是对于艺术科学的思想家。如果离开了对于形象的典型性的探讨，离开了对于生活的深刻解剖，离开了对于作家的个性和创造性的认识，也就离开了现实主义，又怎样确切地判定结构、语言、风格、形象等等的好坏呢？那结果，如果不是用教条去硬套作品，如果反对了教条主义的粗暴批评，就只好各人凭各人的感觉和感想去进行批评了，于是批评就变成剧场散戏以后的“走廊上的声音”了。最近不是还有人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为了安慰作家们不要害怕批评，而提倡感想式的批评吗？ + +　　现在不光是作家们害怕批评，就连批评家们自己也在害怕批评呢!如果说在过去，批评曾经是非常简单地武断地说这是典型而那是不典型，那么，现在的批评就学得乖巧些了，是含糊其词地不去接触典型问题了。现在，是我觉得这篇作品有优点有缺点，你觉得那篇作品有优点也有缺点，他对第三篇作品也有同样的感觉。没有一个批评家敢于、或者能够将两三部题材相同的作品，或两三部作品中类似的人物加以比较，并且得出有见解的结论。……于是，又有人在反对批评工作上的“五十度的微温”了，实际上是又在提倡教条主义的“尖锐”了。 + +　　这样，创作上的教条主义和批评上的教条主义，创作上的一般化和批评上的一般化，正是一对双生姐妹，而且是一对不很和睦的姐妹。 + +## 五 + +　　在文学艺术的广阔天地里，正像在其他一切学术性和非学术性的问题上一样，一切这样那样的教条主义都是有害的。就连马克思、恩格斯在文艺问题上的许多名言，我们也决不应该当做教条来脱离实际地片面地加以理解和应用。恩格斯自己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不把唯物论的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导线索，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将历史的事实宰割和剪裁得适合于它，那末唯物论的方法就要适得其反了”(见〈给哈因斯特的信〉)。我想，在应用任何文艺理论的时候，也应该抱这种态度才对。 + +　　就拿什么是典型、怎样创造典型、怎样处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问题来说吧，我们只要约略回忆一下古往今来的一些有名的作品，就可以证明：任何人也不应该、也不可能给这些活生生的问题定出一个死板而狭小的公式来；任何人如果想对这些作品试一试教条主义的本事，他只能碰壁而回。 + +　　谁看见过堂·吉呵德这样的人？他想凭自己单人匹马去拯救世界，去建立功勋。他把自己所碰见的任何东西都想像成敌人，都想对之施加武士的威力。他跟风车打仗，把羊群想像成魔鬼的阵营。世界上真的有过这样的人吗？这是真实的吗？这是典型的吗？然而，这一形象决不只是讽刺了愚蠢的武士精神。堂·吉呵德式的人道主义，堂·吉呵德式的幻想，堂·吉呵德式的征服世界的愿望，我们不是一直到现在还常常看见它们的变像的存在吗？在我们经常所反对的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当中，不是也常常有堂·吉呵德式的主观主义吗？表面看起来，塞万提斯是编造了一个多么荒诞不经的故事啊，然而，当我们阅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却禁不住要认为堂·吉呵德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物。而他所处的环境则是寂寞的，充满了残忍和不平的，可悲的，而另一方面它又充满了生活的诱人的力量。它使我们能够理解它，使我们觉得这正是堂·吉呵德所生活的世界——这世界似乎必定会出现像堂·吉呵德这样的人，虽然表面看来在这个环境里只有一个堂·吉呵德这样的人。 + +　　谁在生活里常常看见阿Q这样的人？别人把他的头往墙上碰，他被迫承认自己是豸虫，然而转过背来他又“儿子打老子”了，又精神胜利了。他无往而不被侮辱与被损害，但他无往而不精神胜利。肤浅的读者只是觉得他好笑，正直的读者为他悲哀，而有头脑的读者却要流泪，要愤怒，甚至要自惭，最后要挺身起来有所行动。难道鲁迅是编造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吗？难道这个故事只是——像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鞭挞了当时的某种国民性，或，鞭挞了当时劳动人民不觉悟的麻木状态吗？是的，但又不仅如此。阿Q这一人物，正像其他许多概括性很大的人物形象一样，远远地超出了它的时代和它的空间，超出了这些批评家、甚至于鲁迅自己给它所规定的范围。阿Q精神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并没有被彻底地清除掉。扩大来看，阿Q精神的基本特质，是私有制的社会生活，是阶级压迫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关系，所产生的一种莫可奈何的、可悲可笑而又未尝不可恨的人的特质。它是世界性的。有谁考虑过人们骂人和咒诅人的起源和原因吗？这难道不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精神胜利的表现吗？而且，在作品中，在阿Q所生活的环境里，实际上是无人不有一些阿Q精神，这一点就充分说明了阿Q精神的普遍性，也就说明了阿Q与他的环境之间深刻而合理的关系的一个方面。 + +　　在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斗争里，无论是在苏联也好，在中国也好，中农虽然有很大的动摇性，一般的却都是跟着革命走的。但是肖洛霍夫却在那部篇幅浩长的“静静的顿河”里，写了一个反革命到底的中农的形象。难道这是典型的真实的吗？这部作品及其主要人物的意义何在呢？我想在这里引用一段尼古拉耶娃的话来加以探讨： + +　　把典型解释为“数学平均数”的批评家，对他们所解释不了的这种绝非常见的性格的生命力是想不通的。……对葛利高里的绝无仅有的悲惨命运的深刻的艺术确实性是困惑莫解的。这些批评家企图用肖洛霍夫的天才的力量来解释他们所不易理解的这种性格底说服力：说什么肖洛霍夫的天才，竟如此伟大，甚至像葛利高里·梅列霍夫非典型的形象在他的勾勒之下居然也会如此的令人信服。 + +　　但是，肖洛霍夫的天才和力量并不在于他能把非典型的性格刻划得令人信服，而恰巧是在于他创造了真正的典型，创造了并非是最普遍的死板的照像，而是那种能最充分、最尖锐地反映出最伟大的现实现象底性格。 + +　　葛利高里·梅列霍夫是旧时未成立集体农庄以前的哥萨克人底代表人物。梅列霍夫形象的典型性在于它是最充分、最鲜明和最尖锐地表现了列宁曾多次写到过的关于农民的两重性。肖洛霍夫小说中人物的两重性，表现在以下各方面：在于人物的性格上、他的政治意图中、和他的全部命运的极端矛盾性。这个人物是充满着内心冲突的、是复杂而矛盾的，正像肖洛霍夫通过葛利高里·梅列霍夫的形象所描写的当时社会力量的矛盾而复杂一样。 + +　　…… + +　　……作家以其杰出的艺术的天才力量，通过梅列霍夫而表明了在农民处于决定自己命运、决定跟谁走的历史时期表现得特别尖锐的农民自发势力底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在这个真正的典型化中也就蕴藏着形象的生命力底秘密。(〈论艺术文学的特征〉) + +　　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一些教条主义的批评家在这种有独创性的作品面前是表现了怎样的束手无策的窘态。 + +　　但是尼古拉耶娃这段话虽然说得很好，却也未见得完善。第一，不错，《静静的顿河》里是充分表现了当时历史时期“特别尖锐的农民自发势力底全部复杂性和矛盾性”，而这种复杂的矛盾也反映在作为农民的葛利高里身上，我们读这部书时确实是不断地被这些尖锐复杂的社会形态和人物命运所激动。但是，尼古拉耶娃忘记了，肖洛霍夫所写的是顿河哥萨克地区，作品中充分揭示了这一地区人民的特点，这些特点更加深化了矛盾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就更加显示了葛利高里这一人物的合理性。第二，当我读这作品的时候，除了被那些农民自发势力的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所激动以外，也为葛利高里这一人物强烈的生活欲望、令人惊叹的勇敢和才能——也就是说，为他的个性，以及这一个性与其悲剧性命运的关系所激动。也就是说，我们被作品里清楚地显示着的一个内在的思想线索所激动：不管你是怎样有强烈生活欲望自的人，不管你是一个多么才力充沛的人，如果你走上了与历史与群众相背谬的道路，你也只会得到悲剧的下场。这，应该是被一切类似葛利高里的人当作教训来接受的。这应该也是作品的力量的一个重要方面吧？简单地用所谓阶级分析的方法，或教条主义地套用某种公式，是不能完满地解释这些问题的。 + +　　此外，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似乎“不好解释”或“出人意外”的作品来，例如，当苏联革命胜利了以后，法捷耶夫却写了一部一个游击队的毁灭的故事。“红楼梦”里的环境，似乎是一个产生忠臣孝子的环境，然而却十分合理地出现了贾宝玉这样很特殊的叛逆的性格。…… + +　　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是一种多么富于创造性的劳动啊!它是现实主义的，但它甚至于可以用看起来是荒诞不经的人物和故事去表现深刻的现实内容。它甚至可以真实到近于虚幻的地步。它有多么广大的发挥想像的余地啊!它的集中、概括、夸张——它的典型化的方法能够发挥到何等惊人的程度啊! + +## 六 + +　　只要仔细地去思索一下，你就可以知道，无论哪一本不朽的杰作，无论哪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是有着这样那样的独创性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一本好的作品出版以后，除了被一些反动的批评家们百般地毁谤以外，也同时被一些教条主义者所曲解，有的甚至于有被埋没的危险；如果不是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家挽救了它，就一定是由于它在广大的读者的土壤里生了根，任何有意无意的扼杀才不能使它真的变成“失败的作品”。有的作品甚至一直流传了若干年以后，人们一直还在研究它，还没有一个有真知灼见的人能够把它各方面的成就和特点分析得十分透彻。所以作家研究和作品研究就成了一种专门性的学问。这些作家和作品，总是在内容上、艺术方法上、技巧上、风格上，给文学的总宝库里带来一些新鲜的独特的东西。有些作品，因为有其高度的独创性，所以多半都有其绝对的不可模仿的性质，它们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够出现一回；它被一般读者所接受，使一般人感动，但它绝对不是一般化的东西，相反地，却正是因为它们有其独创性的一面，从此世界上只有一本《阿Q正传》，一本《堂·吉呵德》，一本《静静的顿河》，一本《水浒》和《三国》；也只有一个鲁迅，一个曹雪芹，一个高尔基，一个托尔斯泰……从此人们只可以向这些作品和这些巨人学习到一些东西，人们只可以从另外的新的途径上去赶上他们，但人们绝对不可以完全模仿他们的老路而能够达到他们那样高的水平。只有那些平庸的一般化的作品，才会无数次地重复出现，而一些平庸的批评家则最善于替这些平庸的作品找到“成功的原因”。 + +　　我并不是在这里提倡好高骛远的毛病。“志大才疏”同“因循懒惰”是同样要不得的缺点。正因为伟大的先辈们已经用其毕生的精力胜利地完成了他们的道路，正因为他们是可以学习而不可以模仿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倍努力地在文学的园地里走出自己的新路来。我们每个人不一定都能够达得到他们那样的水平，但我们只有看着前人的业绩，脚踏实地地走去，庶几才会有一点成绩。这个作家或那个作家，由于各人的生活经历、修养和气质、艺术个性种种条件的不同，你喜欢这样的风格，他喜欢那样的风格，你喜欢着眼于这样的生活素材，他欢喜解剖那一类的人物和事态，张三立志于塑造一群新英雄人物的群像，李四又可能有兴趣于写讽刺作品，王五却愿意用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贯串他的创作道路，还有人一辈子只愿意写一些短小的抒情诗，而另外的人则又有多方面的才能……这是不能而且也不应强求一致的。正因为文学的现实主义是一个无限广阔的发挥创造性的天地，所以任何人也不应该用他的死硬的教条给人们画出一条固定不移的小路来。一切正确的理论都只能帮助作家找到通向高度成就的现实主义道路，但决不能够代替作家自己对于现实主义途径的探索。 + +　　现实主义其所以不同于其他的流派，就在于它是用积极的态度去面对现实，去追求生活的真理，去追求艺术的真实性和创造性，以达到在最大的程度上反映现实并影响现实。因此它的道路比任何艺术流派的道路要宽阔得多。通向生活的真实的道路，只能说大的方向是一致的，只能、而且只应该是殊途同归。而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却又有着极大的差别，和极其宽大的可供作家回旋其创造天才的余地。并不是现实主义的每一个具体内容和具体方法都已经固定化了，或者是都已经完整得无以复加了。它还要向前发展。还有许多新的重大的课题需要我们去作许许多多辛勤的探索，例如：新英雄人物的创造问题，如何写新的讽刺作品，个人的命运如何与集体的命运关联起来，如何表现有组织的人们的组织性的活动，如何反映巨大的工程建设，如何描写巨大的军事行动，如何正确地处理科学技术在人们生活中日益增长的关系……对于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是要通过创作实践去摸索出经验来，而不应该首先去忙于制造各种各样的教条主义的框子。 + +　　摆在我们面前的还有一个最大的困难，那就是今天的现实生活发展得比任何时候都快——快得使人看不清楚，使人来不及思索，自然也就更加来不及抓住我们所要抓住的东西。因此，所谓创作，是何等的困难!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容易习惯于去寻找一些现成的套子，去求得教条的帮助，而这正是教条主义能够抓住我们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正因为这样，如果我们想要探索出自己的道路，想要去反映我国伟大现实生活的万分之一，想要使得我国新的文学达到世界文学的高峰，那就应该付出多少时间和精力啊！然而，一想到这些，就又不禁要令人想到下面这样的情况了：我们的作家队伍太小了，而大多数人都是常年地担任着文艺部门中各种各样的工作；于是，搞创作需要请“创作假”，需要突击；有的人为想得到写作的机会而日夜不安；有的人很幸运地“轮”到了写作的机会，却一边写，一边在生活中，一边发愁时间太短写不出来；真正想努力干的人无时间干，一小部分有时间写也有时间“下去”的人，则浮在那里白白地浪费时间；不光是很少人有时间写，也很少有人有时间好好儿学习业务；不光是没有时间读一读古典名著和外国作品，而且很多人都既无时间也无热情去读本国当前出版的一些作品。谁真正在那里刻苦努力地作艺术的追求呢？有几个人真正抱定了反映我们这伟大时代的志愿呢？有几个人在准备去写一部革命战争的史诗呢？有几个人不是偶然去赶一赶某种运动的浅水浪头呢？然而，又有几个人能够偶然去赶一赶浅水浪头呢？ + +　　我绝对不是文学的组织工作的取消论者，不，文学工作中绝对没有行政组织工作是不行的。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我们的人数太少，而应作的事情又太多，所以我们不能不“看人行事”，不能不首先抓住最主要的环节——创作，让更多的人有时间去创作——不重视创作，那就是作文艺工作而忽视了实际，这与教条主义也未尝没有极为复杂的关系。 + +　　我觉得，教条主义对于文学艺术的束缚，这不光是中国的情况，而且是带世界性的情况。也许正因为它是带世界性的情况，所以才更加难以克服吧？ + +　　让我们勇敢地从自身的教条主义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吧!让我们大胆地刻苦地来进行百花齐放吧!我们是生长在一个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国家里，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带着新的创造、新的宏大气魄走出来的，都是突破了若干陈规走出来的。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吧! + +　　 来源：《人民文学》1956年9月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2.txt b/CCRD/1/4/17/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f8b9d361698a3ad5096ab94f0e61237373a6b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2.txt @@ -0,0 +1,39 @@ +# 徐铸成在社外编委会议上的发言 + +　　<徐铸成> + +## 【一】1956年9月14日“文汇报”第一次社外编委会议 + +　　“‘文汇报’于4月底休刊，旋即去北京改为教师报，这样一办，不久之后，各方面便发觉有不妥之处，中央宣传部也找我们谈话，最后决定‘文汇报’在上海复刊，…… + +　　全国性报纸不一定要在北京出版，上海是国际大都市，‘文汇报’在上海有根基，所以决定十月一日在上海复刊。复刊后的‘文汇报’应不同于以前的‘文汇报’，应当具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应当反对公式和教条。‘文汇报’的主要对象从前是中小学教师，以后将是高级知识分子和一般知识分子。 + +　　报纸当然要刊载新闻，但是‘文汇报’将着重国内外文化、科学消息的报道。我们当努力鼓励知识分子发表意见，展开讨论，反映知识分子工作、生活各方面的问题，在报道文化、科学的消息中，当注重日本及亚非各国。 + +　　根据我们的对象是知识分子这一特点，我们除采用新华社电讯以外，还要进行自由采访，刊载我们自己的通讯和专电。 + +　　关于版面，目前这样打算： + +　　第一版：重要新闻。 + +　　第二版：文化、学术上的新闻和文稿，中心在百家争鸣。我们想一开始就鸣，而不拟讨论怎样去鸣。这一版将报道那些问题正在鸣，分歧之处何在，并指出鸣的趋向。 + +　　（第三版：一部分刊载综合性文艺，包括新的和旧的，其余地位用作付刊。碰到星期天，读者大都在家休息，我们的版面安排都稍有不同，例如第三版就可以专稿影剧。） + +　　……” + +## 【二】1956年1重月30日“文汇报”第二次社外编委会议 + +　　“‘文汇报’继续出版，到现在正是两个月。现在销数约13万，本市两万余，其余都在外埠，销行面很广。取得这些成绩，是执行编委会的方针的结果。但还存在缺点，社内编委检查的结论是： + +　　编辑部人力还相当薄弱，外埠只北京、南京、广州有特派记者，北京阵营较强。现在设法扩大记者网，希望做到国内各大城市、江南各小城市、各文化学术机关团体都有特约记者。 + +　　读者对论坛情报、教育生活、新闻窗、外论选译等都表示欢迎。不少读者希望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多多介绍。在这方面，有两个困难：一、所订资本主义国家的书刊要到明年一月以后才能收到；二、缺乏外语人才，最近聘到俄文、日文翻译各一人，懂法文的人还找不到。 + +　　读者的批评是：报上旧东西偏多，干涉生活的东西嫌少，培养新生力量还做得不够。 + +　　以我们现有的力量和社会给予的支持，我们应当比现在做得好些。可是，我们……，已经冒出了骄傲自满的情绪。此外，严重的保守思想还存在着。 + +　　……” （摘自“文汇报”会议纪录） + +　　 来源：《右派分子徐铸成的言论作品选》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人民大学新闻系 编，人民大学新闻系1957年10月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3.txt b/CCRD/1/4/17/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4a36dac74dbf02da5b521ebb100b689595f3a1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3.txt @@ -0,0 +1,37 @@ +# 从鲁迅先生想到 + +　　<山西、沈成均> + +　　毛主席称道鲁迅是一个毫无奴颜与媚骨的人。鲁迅自己则称自己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精神，无疑正是毫无奴颜与媚骨的准确的解释。 + +　　在鲁迅先生当时，“千夫”就是当道的权贵。他们的势力，是得到社会上除了人民以外的多数人的承认与拥护的。虽然人民并不支持他们而倒是反对他们，但他们却居于压倒一切的地位。这是很明白的。 + +　　在先生当时，“孺子”却是被压迫的人民。人民群众在数字上当然居于多数，但在社会势力上却无异居于少数。除了人民自己，实在缺乏或竟没有支持他们的人。恰恰相反，他们正是被当道的权贵和那些承认与拥护当道权贵的多数人们所唾弃，所压倒，因而处于很尴尬的地位的。这也是很明白的。 + +　　所以，鲁迅先生那种横眉冷对千夫指的精神，其可贵，就在于横眉冷对了这当道的权贵，就在于横眉冷对了这承认与拥护当道权贵的多数人，就在于横眉冷对了这番社会势力；而先生那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其可贵，也就在于俯首甘为这被压迫的人民作牛马，也就在于俯首甘为这社会上的不得势的少数人作牛马，也就在于俯首甘为这番反叛社会统治势力的人们作牛马呵！ + +　　总之，鲁迅先生精神品质上的可贵，就在于敢于犯天下之不韪，为人之所不敢为，作人之所不敢做，拥护人之所不敢拥护，反对人之所不敢反对。而这无非是先生在真理与正义面前一种独往独来的精神罢了。这种精神，乃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一贯被称为铁中铮铮的“骨头”与“气节”的；乃是我国人民在历史上的英雄主义与大无畏精神，而被鲁迅先生卓越地富有代表性地在近代表现出来的。 + +　　但在今天，值得一提的是：有没有一些人们，对于鲁迅先生的为人，还未得其深解呢？有的。他们只知道先生横眉冷对的“千夫”是士大夫，而俯首甘心去服伺的“孺子”是人民；倒忘了“千夫”是在朝的，是当权的，“孺子”是在野的，是被压迫的。他们把横眉冷对只当作是横眉冷对一般士大夫，而忘了是横眉冷对其势可炙的当权者。同样也把俯首甘心的服伺只当作是俯首甘心去服伺一般人民，而忘了是俯首甘心去服伺被压迫的阶级。因此，如果那个当权阶级已经倒下了，则虽故意表示横眉冷对的姿态，这还显得有什么勇气？又如果那个被压迫阶级已经翻身变成了当权者，则虽故意装作对他俯首甘心去服伺的姿态，这又显得有什么义气？这些问题，倒似乎无人来理会的了。 + +　　专门在死老虎面前逞勇的人，大抵是在活老虎面前退却的人。当老虎活着的时候，这班勇士们的勇气，也许早跑到爪哇国里去了。而只有当老虎死了的时候，才又把这番勇气招魂回来。专门在大老倌面前奉敬的人，大抵是在大老倌还倒霉的时候唾弃他的人。当大老倌还未成为大老倌时候，这班君子们奉敬，也许还在乌何有之乡呢！而只有当他一旦做了大老倌，他们的奉敬才油然而生。 + +　　谨防钻革命的空子呵！ + +　　今天啊，同志们！我们之中是不是还有人被表面现象迷惑了。看不出这种变相的但是仍然存在的先怯后勇，先倨后恭、能伸能缩的人物，逞其伎俩，活动在我们面前呢？我看是有的。这种玩弄近乎两面派伎俩的人物，本来是喜剧舞台上一种丑角，甚至是别有用心的。虽然他们的数目日渐减少，但很难一下便断根。他们实在不见得对革命有什么利益吧！为什么倒被我们捧给一顶忠贞不二的革命的仁人志士的帽子呢？这原因无非为了他们包裹得相当严密，装潢得十分雅致啊。 + +　　过去崇拜“千夫”的人，当然有的是。但今天崇拜“千夫”的人真的没有了吗？名为崇拜“孺子”，实则把“孺子”当作“千夫”来崇拜的，我看大有人在。他们过去崇拜“千夫”，无非以为“千夫”是当道的权威，是居于多数的势力，因而除了必恭必敬加以崇拜，就再无别的办法，否则不但打破饭碗之可畏，而且被人目为精神破产之可畏。他们今天来崇拜“孺子”，又岂非以为“孺子”已经成了当道的权威和居于多数的势力，因而除了必恭必敬加以崇拜也就再无别的办法，否则不但打破饭碗之可畏，而且被人目为精神破产之可畏吗？我看这样一丘之貉，还是大大有的。不但不肖之徒有之，而且“贤者”也难免。这真是可以慨叹的！但我们必须知道这种一丘之貉的精神品质，和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品质，是绝无一点相同之处的！ + +　　鲁迅先生之精神品质，其特点就在于敢为被压迫的弱小服务，不为居于多数的反动势力所压倒。这就是先生自己给自己的写照：“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之所以可信的地方，这也就是我们之所以倾倒先生的地方。今天那种对革命势力、对人民势力趋炎附势和别有用心的人，固然不用提了；而所谓“贤者”，竟也难免有哗众取宠与某些取媚于群众的手法出现，这实在是值得加以揭露的。他们往往装模作态，热热活活和群众混在一起，名为看得起群众，却并不是在心坎上真正非爱敬群众不可，而只是怕被人目为精神破产与政治下降，故此才来一番表现的。他们的表现能力固然不错了，以至于把一般同志的眼光都迷惑了，但事情还是要水落石出的。这且不说吧。只说，过去有人取媚于君主，今天有人取媚于群众。到底群众比君主高在那里？好在何处。这个问题，在他们心上有没有解决了呢？这倒真正是个天大的疑问！明白说，他们并不一定认识了群众高明的本质，同样也没有认识了君主罪恶的本质；只不过把今天之群众，也当过去当权的君主，也当作站在朝廷之上的权威，因而给予无庸解释的崇拜而已。如果只把群众这个观念囫圇吞枣加以崇拜，那还算是一些老实人；但如果是把群众观念当作一个升官发财的阶梯，当作思想上、政治上的保镳的标签，那就令人未免为“贤者”抱憾了。因为他们已成了所谓“聪明人”了。我们不能不说，最糟糕的正是这班“贤者”和“聪明人”。因为老实人与不肖之徒，是不足议论的；而“贤者”的对群众捧之、拍之；表面上做出忠贞不二的模样，实质上却在玩弄群众于掌上，仿佛把群众当作童话中的金娃娃，打她一下，叫她给自己吐一块金子，借此来给自己带来日增月盛和无穷富贵，这实在是一种无耻的行径！有这种行径的人，真值得称为聪明的好汉，与革命的枭雄了。清醒的群众，对他们是会有正确的认识的，倒不必怕喜欢他们的人是多数，或是有力的人们。 + +　　如果这种哗众取宠与取媚于群众的品质，真的是“贤者”也难免，则这种品质就是最下流的品质和最有毒素的品质了。因为它的传染力太大，竟连“贤者”的身上也传染到了。但也可见大底“贤者”的本身上也还有着下流的品质的阴影。 + +　　谁懂得在一般被称为“贤者”的同志们身上去追查下流的品质呢？除了群众，我看是很少有人懂得的。同志们今天只喜欢把这些在群众面前亦步亦趋的人当作党性高的人，当作好同志，当作头等战友；却并不喜欢去觉察一下这些人表皮以里包裹着是啥货色！大家分析研究的眼光还只放在这些人的颜面上，而不曾放在他们的心坎上。以此作为知人的标尺，无怪乎长短不辨了。那些取媚群众获得应有报酬的“贤者”，自然是得意忘形了，而这种得意忘形的姿态，却又被人目为是一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这就更属荣誉有加！有些同志的眼光，好像等待个千年百载，也还看不出有这等取媚群众的人，有这等取媚群众的事。这就只有等待群众的揭发，或者等待一个艺术家在一篇艺术作品中去描绘了。 + +　　鲁迅先生才真正是一个毫无奴颜媚骨的人。毛主席深知鲁迅之为人，所以有这样指示。毛主席和鲁迅先生，一定都会反对在任何社会力量面前，做出和装出一付奴颜与媚骨的姿态的人，无论他是“贤者”和不肖之徒。人民群众不需要他的奴颜媚骨。假借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名义，在群众面前扭揑作态表示有点精神品质的人，结果并不能在所有的人们的面前，完全不露出虚伪的马脚啊。 + +　　把哗众取宠和取媚于群众这条虚伪的马脚、斩掉吧！斩掉它！ + +　　 ——1956年9月25日 + +　　（来源：《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原题为：“从鲁迅先生想到——论哗众取宠与俯首甘为孺子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4.txt b/CCRD/1/4/17/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91533926a36888edee9f29fec6795105b5061c2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4.txt @@ -0,0 +1,45 @@ +# 从“孟德新书”失传说起 + +　　<北京市、曾彦修> + +## （曾彦修：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笔名严秀） + +　　《三国演义》，是大家都熟悉的一部小说，其中有若干可以独立成篇的短篇小说和一些片段的小故事，特别令人喜爱。这里要提起的这个故事，就是这种小故事中十分精彩的一个，或者说，晶莹的像荷叶上的水珠一样的“佳话”之一。 + +　　书的六十回，叫做“张永年反难杨修”——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张松献地图的一幕。为了使不熟悉这个故事的人也能够了解，这里不得不用去几行字来介绍这个故事。张松是汉末益州牧(领有今四川一部分土地)刘璋派到曹操那里去的一个小小的使官，到了当时的许都以后，一见面就和曹操顶僵了，曹操的幕僚杨修，看见张松言词锋利，不免引为同调，就出来转个弯，把张松引到下处，两人就此斗起小聪明来。张松故意贬低曹操，把曹操说得一钱不值。杨修为了证明曹操的奇才异能，就取出一卷名为“孟德新书”的东西来，要张松见识见识。张松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原来是曹操的大著，一本研究兵法的杰作。杨修以为这下可以解决问题了，对张松说：“此是丞相酌古准今，仿孙子十三篇而作。公欺丞相无才，此堪以传后世否？”哪晓得张松记性很好，读了一遍就全都被他记住了。他哈哈大笑道：“此书吾蜀中三尺小童，亦能暗诵，何为‘新书’？此是战国时无名氏所作，曹丞相盗窃以为己能，止好瞒足下耳！”说完，就逐字背诵一遍，无一差错。杨修也知道这是张松的过目不忘，故意斗法。 + +　　于是杨修就把这事原原本本地报告与曹操，要曹操不要简慢张松。你说曹操怎么回答？他说：“莫非古人与我暗合否？”当场就命令杨修一把火烧掉了所谓“孟德新书”！于是乎我们在历史上就永远“失掉”了这么一部一定是具有十分创造性的好书！ + +　　这是小说上的故事，我还未细查过，因此孟德新书四字只能用引号，不能用书名号，以免误以为实有其事。至于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的全部评价究竟应该如何，也不是本文的事情。但是这个绝顶聪明的、高度智慧的故事本身，却值得一切拿笔杆子写文章的人，特别是弄艺术创作和一切作学术研究、著书立说的人们大大的品味一番，无妨把曹操拜为老师：学不到他的这种精神的全部，就学到十分之一也好。 + +　　任何的艺术创作和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最贵重的精神是创造。这是一切艺术和科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立足点。没有这个精神和见识，就什么都谈不到了。 + +　　但是我们在平常却遇见了太多的相反的情形。 + +　　华某(1)以抄袭与剽窃“起家”，他所抄的有些还不是“孟德新书”，连“抄乎其上”也够不上。曹操泉下有知，一定羞与这种人同处一个“地府”。 + +　　某某某(见《文艺报》和《北京日报》揭发的)，也差不多。盗窃、抄袭，还加上一些垄断、抽头等等的恶劣行为。但是他们以艺术家、作家自命，“搞创作的”，有勇气说得出口！ + +　　当然，像这样极坏的典型是不多的。但是，程度比他们轻微，但在基本性质上用抄袭或简单的摹拟行为来弄“创作”，来写文章，来著书立说的，却大有人在。 + +　　各地的报刊，都曾经揭露过不少这类的现象：从甲报抄一篇什么流行的东西投到乙报发表，甚或就在本报本刊抄一篇不久前才发表的文章“投”到该报该刊发表。这种例子当然是不值得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拿笔杆的人的一顾的。他们会说：这不过是一些宵小无赖罢了，何足挂齿！是的，谈起来真是有些何足挂齿。问题是，还有一些比他们足以挂齿得多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也走了错误的道路。在各个出版社和报刊工作的人们，就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多来稿，甚至整部整部的、以十万字计算的“著作”，就是简单的抄袭或者改编，而他的蓝本又是一本很普遍的、现在还在流传的书。有的人就明白说我是根据某某一本书、两本书来进行写作的(这里不是指把小说改编成戏剧这一类的情形)，这在道德上当然比不声明的好一些，但是在志气上却未免太低下了。他们把创作、科学研究、著书立说的观念完全弄错了，他们以为抄录一遍或者略加改编，就可以堂哉皇哉地印成一本书或印成一篇文章(当然，为了教学方便而印成的基础课程的讲义不在此内)。他们浪费了可贵的光阴，浪费了别人的时间，也浪费了国家的物质财富。这种人中有一部分还是有希望的，他原来只是志气太低了一点，把写作和创作看得太容易了一点，经过帮助和提醒之后，还是可以改正的。但是，另外有某些人就比较恼火(2)。他们自己不用功不费力，以有身份有地位的什么家自命，但是演的却是“空城计”，东抄西录，错误百出，简陋到早已赶不上一个青年人的程度而不自知，声势汹汹，完全缺乏自知之明。实在的，这种人比较难办，他如果不大彻大悟，放下架子，关起空城，从头作起，甘当小学生，那么，他就是自甘落后，终究要全线崩溃，老本也要输光的。 + +　　曹操的这种精神是不容易学到的，但是必须学。学这个魏武帝，而不要学腾(誊)文公。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如果连这个志气都没有，取法乎下，那就要仅得乎零，或者，要得乎负数了。 + +　　这个问题，对有志于学问和写作的青年人特别重要。青年人的写作，难免有些地方是要模仿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一般地说，他们的学问不够，见识不广，生活还不深，比较容易满足于弄出一点东西来，至于这个东西是否多少带有一点创造性，却常常不去注意，只要弄出来就满足了，甚至有些骄傲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人将来就没有出息。我们必须从年青时起，就要刻苦钻研，幼稚、模仿，有一点是难免的，但是不要以此为荣，而要以此为戒，尽其所能地去做创造性的工作。不然，就要毁了自己。一个人有没有前途，有没有成就，单看这一点就大体可以作出判断的。 + +　　在学术研究上，也要有这种精神。党中央和毛主席号召全国科学界在十二年内，要在各种重要的科学部门接近或者赶上世界的先进的科学水平。这就要我们特别虚心地学习，刻苦地学习，顽强地学习。但是，我们却不能做简单的抄袭者和搬运者，更不能以抄袭和搬运来一点东西而自鸣得意。一面学习，一面就必须同时作创造性的研究，这两者是相辅相成，决不矛盾的。小说上的曹操这种羞于拾人牙慧的精神，珍视创造的精神，对科学工作者说来，是必须认真学习的。 + +　　有人会说，现在中国各方面的著作很不发达，要提倡著作，奖励著作，要求不能过高，你“提倡”如果与别人雷同一点，就一把火烧掉，这是错误的。不，这是两回事。在创造的道路上，有水准高低的不同，创造性多少的区别，但是单纯的抄袭、复述，却无论如何提倡不得。这样的“文章”和“著作”多了，真正用功夫的人就懒得动笔了，因为鱼龙混杂，好坏不分，特别是批评介绍工作又很少，有的人就宁肯留着自己看看，也不愿意拿到世面上来了。华某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乱七八糟一大堆抄袭剽窃的东西，把“文坛”占住了，把市场抢去了，而且名气还不小，要想单凭资格、凭名气就可以和他来竞争的人为数并不多，结果不是妨碍了真正的创作是什么呢？不是打击了创造性的研究是什么呢？ + +　　百花齐放、繁荣著作是对的。但是这百花都是要有生命的花：有的是牡丹，有的是玫瑰，有的是杜鹃，有的是雏菊，但不能在纸花店里去买一百朵纸花来代替真的、有生命的鲜花。著作也是一个道理，像鲜花一样，它们之间有美妙、香郁、姿态的不同，但总是有自己或浓或淡的芳香，或素或艳的颜色，或强或弱的生命，或多或少的魅力，单纯的抄袭、模拟、复述，就是买纸花来作真花，实际上是一朵花也没有因此而开放。 + +　　感谢《三国演义》的作者——这位真正的大手笔，他仅仅用了一千多字的笔墨，就把曹操这么一个雄才大略、器识非凡的人物的个性十分突出地塑造出来了。他恐怕没有想到，他给后人创造了一个多么深刻、多么智慧、多么勇毅的故事啊！他给我们的这个讽喻教训，可以使我们受益无穷，十年、百年以至于永远。同样，我们还得感谢曹操，如果历史学家能够证明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件事情的话。 + +　　（【作者后注】：） + +　　(1) 华某：指华岗同志。他是前辈革命家、史学家、哲学家、著作家。他一生对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解放初期，他在山东大学任校长时，被指为外国特务，并被投入狱中。同时即在内部和公开报刊上指摘他的大量著作全是抄袭。现在他的政治上的冤案已经平反了。在学术上也有一个强烈的反证，就是他在狱中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写成了两本好书：《美学论要》和《规律论》，已于1981、1982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当时是不相信美国特务问题的，但对他学术上的批判，则完全盲目地相信了。此文在事后参加了对他的挞伐，我感到很惭愧，在此谨向华岗前辈和他的家属，表示衷心的歉意。——作者补记。 + +　　(2)恼火：四川方言，难办、不好办之意。 + +　　 来源：《文艺报》半月刊1956年第7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5.txt b/CCRD/1/4/17/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825f74bc80f8bf70805fe559ef4044d55885aae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5.txt @@ -0,0 +1,31 @@ +# “爆竹”反党小集团的右派言论 + +　　<云南大学、沙毓麟、崔学义、张士林、刘麟先、黄集寿、丁光汉、李湘、王志充、赵乃德> + +　　（数学系四年级“爆竹”反党小集团沙毓麟、崔学义、张士林、刘麟先、黄集寿、丁光汉、李湘、王志充和物理系一年级赵乃德，在“匈牙利事件”发生后10月到12月召开的六次会议记录摘要。） + +　　第一次 时间：1956年10月某天 地点：翠湖茶社　讨论中心：社会主义“垮台”问题 + +　　第一个发言的是黄集寿，他说：“看来现在还有好些人不满意社会主义。”赵乃德接着发言，他的发言好似一个“预言家”，他兴高采烈地说：“匈牙利这一搞，他们的社会主义就不稳当了！”最后，“胸有成竹”的李湘断言：“以前还说社会主义日渐巩固，这都是假话；过去把各国内部的问题避而不谈，这下可包不住了。看来，社会主义迟早总会垮台的!” + +　　第二次 时间：1956年10月某天 地点：翠湖茶社　讨论中心：酝酿“大民主”问题 + +　　沙毓麟首先以头子的身份暗示他的喽啰们说：“匈牙利事件是大学生搞起来的，说不定在中国也会来一个。”赵乃德马上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大家是不满意的，当然会起来干！”黄集寿接着造谣：“听说那些广东人，还要到省委请愿。近来其他各地工厂也有人罢工，大学生也在闹，看样子全国各地都在闹，说不定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很快就搞起来。要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老子倒要干他几个！老子要把他们杀光!我是老命一条，死了也值得。”并说：“中国的大学生中很多人都是不满意的；几次运动把人整够了，要干起来人才多哩！”沙毓麟、赵乃德同声说：“这次运动还不是像三、五反一样!没有贪污也说贪污了，说贪了一小点还不行，要说他妈的很多才行。学校搞肃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这一席话，正合黄集寿心意，他说：“像搞我那时一样，说我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把我搞了很久。学校里这种人不知有多少!搞匈牙利事件这些人一定会参加。”李湘磨拳擦掌的表示：“好！要干我就先杀某党员，后杀党支书！”经过这夥凶神恶煞们的讨论，作为首脑的沙毓麟对其成员的“决心”感到非常满意，会议结束时他就作了“匈牙利事件会在中国闹起来”的结论。 + +　　第三次 时间：1956年10月某天晚上 地点：长城茶社　讨论中心：为纳吉上台祝贺、污蔑苏联出兵匈牙利是“干涉”、祈祷第三次世界大战赶快爆发 + +　　这次会议，是为祝贺匈牙利纳吉卖国政府的上台而专门召开的。在会上，他们说：“纳吉上台，撤去了很多共产党员部长，杀了许多共产党员，这个人有办法，有主见，我们赞成纳吉的主张与措施，但可惜还没有彻底推翻工农政府，美国应当多投些人去帮助，加强纳吉政府，才能敌得过工农政府。”同时，他们极力反对苏联出兵援助匈牙利人民，污蔑苏联是“干涉匈牙利内政”。赵乃德说：“若美国出兵到别国，就说是干涉人家的内政；而苏联出兵就说是帮助，这明明是苏联干涉别国的内政嘛！”由于对苏联的正义行动大为不满，因此这群鬼魂就做梦似的祈祷着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们说：“苏联这一出兵，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爆发，希望快点打起来才好，希望苏、匈在战争中失败。” + +　　第四次 时间：1956年10月某天英法侵埃后某天 地点：长城茶社 讨论中心：埃及问题 + +　　这次秘密会议首先发言的是赵乃德，他说：“美国真厉害，它不当面向苏联出兵匈牙利挑战，而来一个埃及事件，这下苏联想干涉也不可能了。首先它不可能渡过波斯普鲁斯海峡，美国就方便多了，这下美国一定能胜利。这是英法攻下埃及的好机会，而且纳吉也可趁势反击。”最后，他们又分析了双方的力量，认为“美国一定会胜利”。沙毓麟还乐观的说：“埃及攻下后，欧洲也可以来大革命，社会主义阵营就推翻了。”黄集寿说：“中国快点闹起来，才会天下大乱!” + +　　第五次 时间：1956年11月某天 地点：长城茶社　讨论中心：抗议苏联最后通牒 + +　　赵乃德说：“苏联真凶，自己还来不及出兵，就来个最后通牒，反将美国一军，把美国控制着，若美国出兵，它就有藉口了，苏联这种做法真卑鄙！”沙毓麟接着说：“它不来这一手，如果出兵就会引起全世界人民的不满；这样一做，公理就在它那边了。美国再敢出兵，苏联就会说它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们为美国大抱不平，希望美国对苏联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他们认为：现在苏联的工业还赶不上美国，美国应当先下手，出兵拿下埃及，然后将埃及作为基地向苏联进攻，摧毁社会主义，否则，再过几年，苏联科学发达了，美国将打不赢苏联，那时将会失败的。 + +　　第六次 时间：1956年12月某天 地点：翠湖茶社　讨论中心：关于个人崇拜问题 + +　　这次会议召集的时间是在铁托的演说发表以后的不久。在会上他们对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以及我们党的伟大领袖进行了肆意的攻击。黄集寿说：“我看苏联内部也要出问题了，主要是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这些都是个人崇拜造成的。”沙毓麟、崔学义相继发言，对毛主席进行了恶毒的污蔑，他们说：“个人崇拜在我们中国还不是一样!无论在作品、歌曲中都提到毛主席，作品中不提毛主席、共产党怎样怎样，就是缺乏党性，就连那些小娃娃唱的歌，都是左一句右一句的提上共产党和毛主席。很多工厂、街道还不是用这些名字！可见中国的个人崇拜不仅普遍，而且非常严重，特别在我国只要上面(按：指党的领导)说句话就好像是真理，党团员赶快记好，下次用得着时马上抬出来，这就叫听党的话！”李湘则愤愤地说：“拿我们班上来说，那个团员不是捧党员!这种是大个人崇拜中的小个人崇拜。”赵乃德同意了李湘的话，并且作了补充说：“是嘛?这种现象到处都有，更使人不平的是群众不敢得罪党员，如果得罪了，将来有事就跑不脱，一定说你反党。” + +　　（来源：《右派言行集(下集)》 (全校学生中部分右派言行)，中共云南大学委员会编，一九五七年九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6.txt b/CCRD/1/4/17/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b65a327c00b992b2db70a1c698a0e01ed69a2c1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6.txt @@ -0,0 +1,33 @@ +# “鲁迅最近写了一篇小说”？ + +　　<重庆、石曼、（吕贤汶）> + +　　[编者按：石曼，出身于商人之家。现为重庆市文工团文学创作组组长。吕贤汶即石曼。这篇文章，对党的文艺领导干部进行了污蔑和讽刺。说这些老干部是“鼠目寸光”“孤陋寡闻”。末了说“似丁主任者，岂只一人而已”。] + +　　丁主任有一个时期作报告，常爱讲“诸类而此”，讲的那么坚定、响亮，听报告的人听不懂这句话，只有自愧才疏学浅，不敢作其他想法。这因为：一、丁主任是老革命。二、丁主任是在中央某艺术学府学习过的。虽如此“诸类而此”四个字大家还是不懂，不懂之余，只好猜测，从丁主任说话的神情，语气连贯起来看这四个字大概是丁主任对“诸如此类”的另一个说法。 + +　　不久，丁主任的报告中又出来了“社会主义实现主义”，乍一听，大家以为天气热，可能是自己的耳朵背气失灵，但是，一个报告中提了五次“社会主义实现主义”，连年纪最轻的同志也奇怪了，因为，不管作报告的人讲得多么自信有力，听报告的人水平如何不行，作为文艺干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还是常听说的。 + +　　这还不算，丁主任还有许多奇怪的主义论：什么莎士比亚不是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家；“十五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等等……。有一天，丁主任忽然兴高彩烈的对我说：“鲁迅最近写了篇小说，你看到了吗？”我一时怔住了，鲁迅先生早作了古人，丁主任这句话是从何说起呢？丁主任看着我惊诧的神气，洋洋得意地拿出一本“文艺学习”创刊号来，指着跟我说：“在这里，你还没看过吧。”原来那是附在对鲁迅作品分析后面的一篇鲁迅的小说“药”。我赶紧告诉他，鲁迅先生早已逝世了，这是他早年写的作品。丁主任还不相信，他说既然是登载在杂志上的，当然是最近的；要说死了的话，我怎么不记得开过他的追悼会呢？幸好附在“文艺学习”上的这篇小说，还留有鲁迅先生写作的年代，那是一九一九年四月，我指给丁主任看了，他才再没有说话。至于鲁迅先生是否死了，他还半信半疑。 + +　　本来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对于一个人来讲，不是多大的缺点，值不得小题大作。当然，对于丁主任来讲，作为一个相当负责的干部未免是点遗憾。但是，问题还不在这里，谁要是批评丁主任不肯学习，尽闹笑话，丁主任就嘻皮笑脸地说：“这些小事有什么要紧，我在政治上也没犯错误。就是你们这些洋学生出身的知识份子，才挑我们工、农、兵这些小毛病。” + +　　查阅丁主任的历史自传，他是城市市民成分，文化程度初中，而且参加了革命十几年，住过高等学府，虽难列他为高级知识份子，知识份子是算得的。丁主任的这一切，似乎都与工、农、兵无涉。何况今天我们的工、农、兵，也都在向文化、科学进军呢？ + +　　然而，不管别人的批评和督促，丁主任依然故我，有空时坐在机关的收发室门口看过路的车、马、行人，或者上菜市场买上四两猪肉，关起门来包饺子吃。 + +　　（至今，丁主任身为文艺干部仍旧不读“文艺报”。） + +　　至今，丁主任仍旧认为莎士比亚没有为工、农、兵服务，不算是好作家。 + +　　至今，丁主任仍说“十五贯”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理由是：人民日报为“十五贯”发表过社论；周总理都说“十五贯”好。 + +## 然而，至今丁主任已经相信鲁迅先生是死去了，因为后来我找到了一九三六年上海各界人士追悼鲁迅先生大会的图片送给他看过。可见，多看看，多学习还是有好处的。 + +　　我们常说：“知识即是力量”。丁主任视求知为小节，而自诩政治上不犯错误。然而，日久天长，必将鼠目寸光，不晓天下事，孤陋寡闻难辨红与黑。无知无识，力量从何而来，政治上焉能不犯错误。 + +　　噫，似丁主任者，岂只一人而已！ + +　　 （抄自一九五六年《红岩》十月号） + +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五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7.txt b/CCRD/1/4/17/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4df994d01c39315df7a730ca503271411c3ae47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7.txt @@ -0,0 +1,33 @@ +# 仇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 +　　<中国人民大学、李德> + +## (李德：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生) + +　　“……在目前，我是否应该和现实对抗？是否与现实妥协？我知道也不知道。我反抗它，因为人们没有自由与幸福，我暂时妥协，因为我的祖国毕竟在历史上前进!当前，巨大的矛盾酝酿于其中的时候，这个政权便土崩瓦解了！……” + +　　“几天的活动我得出下列结论： + +　　必须推翻现有制度，代替以更新的社会，但决不是私有制的资本主义。……” + +　　“时代动荡！我也在动荡——! + +　　我希望在这样动荡的时代当一个演员！ + +　　我并不希望当一个观众！ + +　　动荡，我应该沉着、沉着，看看世界将变成什么样？！！” + +　　（原编者注：这正是匈牙利事件的时候。） + +　　“甚至恨这个社会，但理想的社会又不是资本主义！无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于人类全是枷锁和镣铐，明天会来吗？真理在邪恶面前颤抖吗？伟大的永恒的真理；光明灿烂的明天，你什么时候降临到人类中来呢？” + +　　“社会支配在一个人的意志之下，全国多数在盲目的批评矛盾暴露了，不彻底摧毁生番的制度，怎么能解决根本问题呢？我在想人类往什么地方发展的问题？先寻找社会形态呢？还是先从哲学来解决？我不知道，正在研究。” + +　　“……我只想到社会内充满了虚伪，并且国家处于危机中，提倡‘节育论’，‘人口过剩’，‘中国用机器’，‘就有人失业’，这是永远不会使用机器的呀！人永远是奴隶，中国人永远是牛马！幸福的生活？！” + +　　“我不知别的，说不上怎的、我又讨厌那些政治人物，见着那些伪君子，道学家，我就感到恶心的×哭，伪弊。我可真从心眼里看不起他们。我很沉默。我沉默这个没有个性的时代，没有幸福的时代，不是一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没有幸福，而是全国，究竟谁在幸福啊！？人民是否还愿意寻找幸福了啊？！历史还会前进吗？ + +　　我要反抗，反抗这个没有个性的时代，这个全国的人民都没有幸福的时代，我要理论亦要实践。” + +　　“……这是什么预兆，使我这么害怕，白色的？红色的？红白不一样么？……”“我生活的目的是创造成理想的社会。”他把他理想的社会描绘成“自由、平等、劳动”，认为“平等”是“没有将军和主席的国度”，“自由”是“人间没有拘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8.txt b/CCRD/1/4/17/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ca5430bb8dd4bd8f920e49719a2ba5fe2611e3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8.txt @@ -0,0 +1,53 @@ +# 克服对创作问题认识上的主观主义 + +　　<河南、苏金伞> + +## (苏金伞：诗人，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人大代表) + +　　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质上是创作上的自由竞赛和理论批评上的自由讨论。这是发展文学艺术的方针，也是繁荣创作、开展批评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刘少奇同志在党的八代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提到： + +　　“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 + +　　这个方针的提出，是适时的。这是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如何向文化科学进军，如何从事学术建设和艺术建设的问题。也就是学术艺术如何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问题。 + +　　文艺为政治服务，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和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有所区别的基本界线。今后总的任务，就是毛主席在党的八代大会开幕词中所说的： + +　　“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 +　　这个任务，就是我们今后的政治目标，也就是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应该忠诚不二地为其服务的总的课题。 + +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一个多末广阔的主题。“社会主义建设”这几个字，包括着多末丰富的生活，多末辽阔的境地，多末复杂而又时刻变化的场景。这就不容许我们作任何狭隘的、简单的理解。 + +　　只要是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就都是好的，这就是我们评判一篇文艺作品最主要的标尺。 + +　　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益”这几个字，也不能作死板的学究式的理解。凡是能影响人的精神，鼓舞人的情绪，使其积极向上或身心愉快的东西，就都是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东西。 + +　　过去，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有着狭隘的理解，认为只有在作品中配合了当前的中心工作而能解决问题的，才算为政治服务。这样就把文艺作为简单的传声筒，表面看起来是配合政治任务了，但忽视了艺术的特征，缺乏感染人的力量，使人看过以后，感到索然无味，甚或发生烦赋的感觉，因而为政治服务也服务的很不好。实质上这就是毛主席所说的“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作祟。因此，我们必须打破由于主观主义所造成的一切“清规戒律”和死板的教条，让作者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熟悉的生活，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自己所掌握的形式与独特的风格投入自己的艰苦实践与劳动创造中去。让他的作品在群众中、在时间上受考验。 + +　　作品的有无教育意义，要看它对人精神上、心理上的影响；而不在于仅仅给人解决一个思想问题。 + +　　解决思想问题，也应该在不知不党之间，在大受感动之下，读者自自然然地提高了觉悟，而不是在勉强状态之下，用说教的方式硬塞给读者或观众。—一个高明的宣传员也不会这样笨的。 + +　　这样就必须根据艺术的特点，遵循着艺术的规律行事，否则就不会达到上述的效果。 + +　　艺术的特点，就是要感染人。怎样才能感染人？那就要通过生动的、鲜明的艺术彤象，通过浓烈的、真挚的感情来诉说自己所想要诉说的东西。 + +　　那末，在文学创作上的“百花齐放”，就是各种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相互竞赛。看谁开得鲜艳，看谁能出人头地。 + +　　过去有一些人往往主观臆造地说某种形式为人民所喜欢，某种为人民所不喜欢，因此用某种形式统治创作；并且以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作者，让作者也按照自以为是的样式去写作。于是作者就没有了自己的风格，或丢掉了自己的风格而去模写某种形式。于是，“千篇一律”“千口一腔”的情形出现了。 + +　　这样，互相影响，陈陈相因，随使文学创作趋向贫乏单调，为广大人民所不满。 + +　　在理论批评上，自由讨论的风气还没有开展起来。粗暴的简单的有时甚至是错误的批评相当流行。尤其奇怪的，是作品一受批评，连作者本人也成了问题，人人瞧不起，几乎到了为人所不齿的境地。而且一受批评就得检讨，检讨得把什末思想都翻出来，但创作热情却冷却了。为什么不让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呢？为什么不准他为自己的作品辩护呢？ + +　　既然不准辩护，于是批评就成了判决词，剥夺作品发行权终身。 + +　　“百家争鸣”提出来后，我觉得完全可以解禁了。有理大家说，“争”的是理，谁有理谁鸣得好，有理的人最后总是获得胜利，而理也“愈辩愈明”了。 + +　　因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正确方针的贯彻执行，将使中国文学艺术很快地趋向繁荣。目前的问题是：免除一切顾虑，打破一切清规戒律，大胆创作，大胆发表自己独创的见解。 + +　　而我自己，已经为这个方针，鼓舞起我的创作热情来了。 + +　　 （《河南文艺》1956年第13本）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29.txt b/CCRD/1/4/17/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e22e5761fdae1c375a4713dbd3a673f3706a49 --- /dev/null +++ b/CCRD/1/4/17/000029.txt @@ -0,0 +1,405 @@ +# 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的鲁迅 + +　　<北京市、陈涌> + +## （陈涌：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家） + +## 一 + +　　鲁迅的一生都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方向而斗争，他既反对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同时也反对文学艺术上的庸俗的机械论。鲁迅的文艺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今天还是有着巨大的意义的。 + +　　鲁迅反对文学艺术的无思想性，反对资产阶级认为文学艺术可以超阶级超政治的思想，反对形式主义、颓废主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艺术上的表现。这样的事实是很多而且是十分鲜明的。我们只要举出他反对梁实秋思想、反对“民族主义文学”思想、反对“第三种人”“自由人”思想、反对形式主义、唯美主义对年青的木刻艺术家的影响等就够了。 + +　　大家都知道，鲁迅从进入文学生活的第一天起，便肯定文学应该服务于革命的政治的。还在他年青的时候，鲁迅便在他名为“摩罗诗力说”这篇论文里，把他所理想的作家称为“精神界的战士”。在他这篇表现了当时在文学上最先进的思想，表现了革命民主主义对于文学的伟大理想的纲领性的论文里，鲁迅热情地渴望着中国产生的作家，正是这种不愧为“精神界的战士”的作家。用不着证明，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学的历史里，最无愧于这个称号的，正是鲁迅自己。 + +　　鲁迅从一开始便坚决地反对文学的无思想性，我们只要回忆一下“五四”的历史就可以说明这点了。当胡适等人把当时的文学革命的中心问题放在语言文字等形式问题上的时候，最能表明鲁迅对文学的态度便是他所发表的小说，这些小说直到现在看来还是思想和艺术达到高度的统一。我们应当说，鲁迅的创作实践，是远远地超越了当时文学运动的口号的。把象鲁迅那样先进的思想熔铸到他的创作里的作家，在当时是很难找到第二个的。 + +　　（但鲁迅在那时候也发表过他的文学艺术见解，这些见解，不但是他对于当时文学艺术的要求，而且也可以看作是他自己的创作的注解：） + +　　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 + +　　美术家固然要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象，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喜欢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 +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热风”四十三页) + +　　鲁迅说过这些话，到现在几乎四十年过去了。但现在看来，也几乎每一句都还保存着它的新鲜的意义。原因是在于，鲁迅在这里提出的，为作家和艺术家的先进的世界观，为文学艺术的高度的思想性而斗争的任务，在今天还是同样迫切的。 + +　　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精神界的战士”鲁迅是按照文学艺术的特点，按照文学艺术自身的特殊的规律，去处理政治、思想和艺术的关系的。鲁迅既没有使艺术从政治脱离开来而孤立地存在，也没有使政治从艺术脱离开来而孤立地存在。 + +　　但庸俗的机械论却往往否认文学艺术有它的特点和有它的特殊的发展规律，因而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政治、思想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庸俗的机械论不去深刻地研究文学艺术的专门问题，他们关于文艺的理论往往是从一般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演绎出来的，他们简单地把文学艺术去和哲学，社会科学这些抽象的理论类比。如果说，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夸大文学艺术的特殊性，否定文学艺术在阶级社会里总是服从一定的阶级斗争的要求，否定政治对于文学艺术的决定作用，那么，庸俗机械论者、公式主义者，却往往否定文学艺术的特殊性，把文学艺术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作简单的机械的理解。 + +　　庸俗的机械论只看到文学艺术和其他意识形式，其他宣传工具的共同性，却看不到文学艺术不同于其他意识形式，不同于其他宣传工具的特殊性，但是研究每种部门的特殊性正是真正的科学所要求的。我们有些人在强调艺术服务于政治，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性、思想性的时候，便往往忽视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现实主义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有许多文艺论文，甚至是连现实主义这类字眼也是很少出现的，更不用说深刻地阐明现实主义的问题了。 + +　　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反映论为基础，越是正确地反映现实的作品，便越能对现实发生积极的作用。也就因为这样，真实地反映现实的问题，便应该成为文学艺术创作的第一个和基本的问题。不能真实地反映现实的作品，是不可能真正对于现实发生积极的作用的。 + +　　真实地反映现实，这在过去和现在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共同的，问题只在于有时表现得较为明显、直接，有时则是采取较为曲折、间接的方式。我们只能要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应该更真实地反映现实，而不能要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品用一般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去代替真实地反映现实。马克思主义思想，正是保证我们能够更真实地反映现实同时也更有效地对群众发生积极的教育作用的。 + +　　但在解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时候，我们往往把艺术的真实性和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分裂开来，其结果，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便往往成了在艺术的真实之外附加上去的，这不但损害艺术的真实，而且这样的作法即使在政治教育作用这个观点看来，也不能不是拙劣的。这种忽视艺术的真实，把艺术的真实和艺术的政治教育作用分裂开来的思想对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有着很大的危害。 + +　　（文学艺术应该反映现实，而且这不是一般地反映现实，因为一般地说，一切意识形态都是反映现实的。文学艺术应该用它具体感性的形象的形式来反映现实。也因为这样，真实性的问题，在文学艺术里是有它的特殊意义的。） + +　　真实是艺术的生命，没有真实，便没有艺术的生命。艺术的政治价值和社会价值，都是不能离开艺术的真实而存在的。 + +　　但在过去长久的革命文学的历史里，象艺术的真实性这样根本的问题在我们的文艺思想里往往是被忽视的。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个问题，也为了更清楚地理解鲁迅，理解鲁迅所坚持的正是现实主义的方向，在这篇文章里有时也回顾一下过去的看来并不能算是多余的。 + +## 二 + +　　如果说，犯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的机械论的错误的人对中国的现实不理解，他们在规定中国革命文学斗争的性质和任务的时候不是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而只是从一般的原理出发，例如革命文艺运动初期，把“无产阶级文学”这个口号硬搬过来，以致在实际上便发生过关门主义冒险主义的错误，那么，犯了教条主义和庸俗的机械论的错误的人对于文学艺术也同样地不理解，他们在谈到艺术的作用和机能，谈到艺术和政治、谈到世界观和创作这些复杂的专门的问题的时候，也是用一般的意识形态的性质来代替对于文学艺术的专门特点的科学的分析。也因为这样，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所得出的结论，也往往是抽象的空洞的，违背文学艺术本身的规律的。 + +　　中国革命文学的初期的倡导者们，都一致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学艺术是有阶级性的，每一个阶级都有意无意地把文学艺术作为自己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文学艺术都是宣传。他们的这样看法无疑地是正确的，在当时是发生过革命的启蒙作用的。他们并且还用这个正确的观点来反对当时的梁实秋为代表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观点。但谈到文学艺术和阶级斗争，也就是说，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具体关系的时候，也还是停留在这个一般的观点上的那就非常不够了。可惜的是，当时许多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们，都正是停留在这个一般的观点上的。 + +　　如果说，在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初期，有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不满意革命文学，他们往往把艺术的真实性和政治性对立起来，认为如果艺术一有了政治目的，便不真实，便不是真实的感情的流露，当时有一位甘人的有名的话，“文艺须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一有使命，便是假的”便是这类思想的表现，那么，在当时的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中间，却往往相反地，把艺术的政治目的去和艺术的真实性对立起来，而走到另一个极端，而发生另一种性质的错误。 + +　　这类错误和缺点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李初梨同志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这篇文章，便是一个例子。李初梨同志在回答“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的时候，批判了“文学是自我的表现”、“文学的任务是描写社会生活”这两种观点，但他给与文学的定义却是： + +　　一切的文学，都是宣传、普遍地，而且不可逃避的是宣传；有时无意识地，然而当时故意地是宣传。(原载“文化批判”第二期。一九二八。) + +　　这是根据辛克莱关于艺术的一段话改编的。但这不能成为文学的定义，因为它只指明艺术的政治性这个方面，对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的专门的特点，在这里是一点也没有接触到的。但在作者看来，文学的专门的特点是并不重要的，我们只要记住文学是一种政治宣传工具，也就够了。结果作者在同一文章里还出现了把文学的政治性阶级性和反映社会生活的真实性对立起来的主张： + +　　文学，与其说它是社会生活的表现，毋宁说它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同前) + +　　当然，在这样的理论的指导和影响下，在创作上会发生怎样的结果，这是不难想象的。 + +　　在这个问题上，也许从当时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上，看得更为明显。由于对文学艺术和政治的关系没有全面的深刻的理解，由于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考虑到或者很少考虑到文学艺术的专门的特点，把文学艺术服务于政治的方式和一般宣传工作服务于政治的方式等同起来，因而在创作实践上，在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初期，公式化概念化便流行起来。这就是为鲁迅所讥刺的“赋得革命，五言八韵”的革命试贴诗式的做法。当时另一个优秀的作家茅盾对于这种公式化概念化的现象也表示了他的不满，并且提出过自己对于革命文学的忠告： + +　　我们的“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走入了“标语口号的文学”的绝路，至少也是无意的撞了上去了。有革命的热情而忽略了文艺的本质，或把文艺也视为宣传工具(狭义的)，或虽无此忽略而缺乏了文艺素养的人们，是会不知不觉地走上了这条路的。然而我们的革命文艺批评家似乎始终不曾预料到这一着，因而也就发生了可痛的现象：被许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却正为并不反对革命文艺的人们所叹息摇头了。“新作品”之最初尚受人注意，而其后竟受到摇头，这便是一个解释，不能专怪别人不革命。这是一个真事，我们应该有勇气来承认这个真实，承认这个失败的原因，承认改进的必要!(“从牯岭到东京”) + +　　尽管茅盾先生在这个时期的整个文学艺术的观点里，还有着在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以前的一些弱点，但他在这些具体问题上，在对于革命文学的缺点的指摘上，有什么不真实不正确的地方呢?但是，在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犯了教条主义和庸俗论的错误、抱着无比的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来对待问题的当时一些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对于这类诚恳的善意的忠告是不加考虑，并且在他们对于别人的忠告的反驳中间继续扩大和暴露他们的教条主义和庸俗机械论的观点的。 + +　　……如果说，应该顾虑文艺的本质，不应该把它当作宣传工具以致踏上这条路(摘引者注：茅盾并没有一般地否认文艺是宣传工具，他只是不赞成把它当作“狭义的”宣传工具)，那是不对的。文艺本来是宣传阶级意识的武器，所谓本质仅限于文字本身，除此之外，更没有什么形而上学的本质。我们知道过去的作品在于生活的描写，而现在最要紧的，在于如何应用文学的武器，组织大众的意识和生活，并推进社会的潮流。至于还要我们顾虑到资产阶级所给与的文艺的本质，那全是时代错误了。(克兴：“评茅盾的‘从牯岭到东京’”) + +　　在这里，文艺的特性实际上是完全被抹杀了的。看来文艺的本质——在这里指的是文艺的特性，“仅限于文字本身”，如果更多的承认一点，便要被这位理论家斥为“形而上学”的了。“文学的武器”的作用是可以而且应该离开“生活的描写”而独立存在的，“生活的描写”是无足轻重的，它只是在“过去的作品”里才需要的。我们且不说文学“组织大众生活”一类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吧，单是前面所说的意见，人们便只能说，这是公开的毫不掩饰的宣传公式主义。在现代文学的历史里，象这样公开的毫不掩饰的教条主义和庸俗机械论，应该说也是不很多的。 + +　　显然的，作为一个深刻的现实主义作家和唯物主义的思想家，鲁迅是坚决地反对这类教条主义和庸俗的机械论的观点的。 + +　　每一个对文学艺术的特性有深刻理解的想想家和革命家，在谈到文学艺术的时候都不会忽视现实主义的问题。而且，他们是知道怎样用现实主义来抗拒公式主义的。当十九世纪的德国流行着那些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庸俗化的廉价的“倾向性”的时候，恩格斯正是反复地强调现实主义，提出按照莎士比亚、巴尔扎克这样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方法来克服当时的公式主义的。 + +　　尽管鲁迅在革命文艺运动的初期，暂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暂时还正经历着一个严重的思想斗争和思想变化的过程。但由于自己长时间的斗争经验，由于对于中国实际的深刻的了解，由于对于中国革命文学艺术事业以至于对整个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他对于当时中国文学艺术斗争许多重要问题的看法，还是比当时许多革命文艺运动的提倡者的看法深刻正确得多。 + +　　在中国革命文学运动的初期，中国也流行着那些实质上是把社会主义思想庸俗化的廉价的“倾向性”的作品，公式主义的作品，作为一个对文学艺术有深刻理解的作家，鲁迅也有过这样严正的见解： + +　　但我以为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稻香村”，“陆稿荐”，已经不能打动人心了，“皇太后鞋店”的顾客，我看见也并不比“皇后鞋店”里的多。一说“技巧”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但我以为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我将白也算作色)，而凡颜色未必都是花一样。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文艺与革命”) + +　　在这一段话里，我们清楚地看到，鲁迅既不同于把文学艺术的真实性去和政治性对立起来的(“文艺须完全是真情的流露，一有使命，便是假的”，等等)所谓“语丝派”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也不同于把文学艺术的政治性去和真实性对立起来以至于否定文学艺术的特点(“文艺……所谓本质仅限于文字本身”，等等)的教条主义的庸俗机械论的观点。鲁迅是站在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立场上，对文学艺术和政治，对真实性和政治性统一起来理解的。 + +　　鲁迅所说的不必忙于挂招牌，自然并不是说不必提倡革命文学，不是对于革命文学的否定，正如恩格斯批判那些肤浅庸俗的、廉价的政治倾向性并不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倾向性是一样的。鲁迅在这里也是尖锐地批判那些只是象招牌一样地挂在外面的肤浅庸俗的、廉价的政治倾向性。在鲁迅看来，文学艺术需要通过他自己的特点来发挥它的革命宣传的效能的。文学艺术的所以制胜，并不在于它的招牌是什么，而在于“内容的充实，技巧的上达”。鲁迅在这里所强调的，正是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 + +　　（既然首先要求“内容的充实，技巧的上达”，那末，这就是说，第一，首先要求我们的作品真正反映了现实生活，如果我们的作品不是真正地反映了生活，自然谈不上内容的充实，也谈不上现实主义；第二，自然也要求这种反映是艺术的反映，要求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而所谓“技巧的上达”，所谓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中心的问题也仍然是真实，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鲁迅对革命文学首先要求的，也仍然是现实主义。） + +　　正如对于资产阶级的唯心论一样，对于那种否认文学艺术的特性，用抽象空洞的政治叫喊去代替艺术的表现，鲁迅的斗争是始终没有中断过的。在鲁迅看来，腐朽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如形式主义、颓废主义等等，和庸俗的机械论的观点，同样是敌视艺术的真实的。庸俗的机械论总是不能正确地解决政治和艺术的关系的问题。当他们在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性、强调文学艺术的斗争作用的时候，总是离开了文学艺术的特点，总是不愿意再看到艺术的真实，仿佛不是这样，便不够革命，他所创造的便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艺术。鲁迅不能不在他所接触到的各个艺术部门都反对这种庸俗的机械论和公式主义的潮流。在他谈到诗的时候，他是这样说的： + +　　口号是口号，诗是诗，如果用进去还是好诗，用亦可，倘是坏诗，即和用不用都无关。譬如文学与宣传，原不过说：凡有文学，都是宣传，因为其中总不免传布着什么，但后来却有人解为文学必须故意做成宣传文字的样子了。诗必用口号，其误正等。(“鲁迅书简”，九五五——九五六页) + +　　当这种理论和做法后来也危害到还是刚刚萌芽的革命的木刻艺术的发展的时候，鲁迅是几乎重复了他在革命文艺运动初期说过的话来对抗这种潮流的： + +　　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重点为鲁迅自己所加——摘引者注)。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五六年前，曾有此类争论，现在却移到木刻上去了。(“鲁迅书简”，九○六页) + +　　鲁迅对于庸俗的机械论以及它在创作上的表现——公式主义的斗争十分坚决，从这里我们是看得很清楚的。但庸俗的机械论和公式主义在过去一直没有能够根本克服，它在中国有极深，极长久，和极恶劣的影响，它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一样，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的前进道路的一种阻力。而且，这是一个规律，当一个新的政治斗争形势出现，当新的政治上和文学上的口号提出来以后，这种庸俗的机械论和公式主义也就往往更加容易抬头，例如，当一九三六年“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提出来以后，和当时的一些能够真实地反映生活的作品的出现同时，公式主义也就泛滥起来。为了保证中国文学沿着现实主义的道路前进，在这样的时候，鲁迅是保持清醒的头脑，很快便指出这种公式主义的倾向，批判这种公式主义的倾向的： + +　　……以过去的经验，我们的批评常流于标准太狭窄，看法太肤浅；我们的创作也常现出近于出题目做八股的弱点。所以我想现在应当特别注意这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决不是只局限于写义勇军打仗，学生请愿示威……等等的作品。这些当然是最好的，但不应这样狭窄。它广泛得多，广泛到包括描写现在中国各种生活和斗争的意识的一切文学。(“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 +　　也正在这样的时候，为了对抗公式主义，鲁迅一再强调文学应该表现现实生活的全部真实性，不应该按照我们主观的公式撷取生活中某些特殊的片断孤立地加以夸大，也许为我们所撷取的正是精华，而丢弃的只是枝叶，但在鲁迅看来，“删夷枝叶的人，决定得不到花果”。(“‘这也是生活’……”) + +　　给名人作传的人，也大抵一味铺张其特点，李白怎样做诗，怎样耍颠，拿破仑怎样打仗，怎样不睡觉，却不说他们怎样不耍颠，要睡觉。其实，一生中专门耍颠或不睡觉，是一定活不下去的，人之有时能耍颠和不睡觉，就因为倒是有时不耍颠和也睡觉的缘故。然而人们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同上) + +　　当有人认为爱国者在吃西瓜的时候，“也该想到我们土地的被割碎，象这西瓜一样”!以为只有这样才象一个爱国者，鲁迅这样指出说： + +　　其实，战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这才是实际的战士。(同上) + +　　在这些言论里，鲁迅是异常深刻地分析了平凡的事件和伟大的事件，日常的生活和可歌可泣的、战斗生活的相互关系。鲁迅正是认为，在现实生活里，这两方面都是不可分离的，为了文学艺术的真实，便不应该只是孤立地由表现那些伟大的斗争的部分而完全抛弃了那些平凡的日常的部分。对于具体的英雄人物的表现也是这样。鲁迅这些意见，对于我们表现今天的社会主义的新生活和新人物，也是完全正确，而且，它同样是可以医治我们现在的公式主义的。 + +　　鲁迅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一文里，更概括地用艺术的真实来对抗公式主义，这在现在看来，也同样是一点也没有失掉它的意义的： + +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作品后面添上去的口号和矫作的尾巴，而是那全部作品中的真实的生活，生龙活虎中的战斗，跳动着的脉搏，思想和热情，等等。 + +## 三 + +　　没有理由怀疑鲁迅轻视文学艺术的政治上的尖锐性、战斗性，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作为很好的证明的，不仅有他的全部思想，而且有他的全部创作实践，这篇文章一开头也谈到过这个问题。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在鲁迅看来，政治上的尖锐性、战斗性是不应该离开艺术上的真实性而抽象孤立地存在的，政治上的尖锐性、战斗性应该以真实性为基础，否则，公式主义是无避免的。 + +　　在这里，我们还不妨回顾一下鲁迅具体的文艺批评的实践。显然的，为鲁迅称赞的以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为题材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作品，正是反映了当时我们民族的政治生活，现实生活的最迫切的问题的，但同时，这些作品在当时的许多创作中间也是比较真实的。这些作品所以能够相当强烈地激动读者，不但是因为它是表现到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作品，而且因为它是真实地表现到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作品。在对于“八月的乡村”的简短的评语里，鲁迅也正是把这作品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统一起来理解的： + +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 + +　　在鲁迅看来，政治上的尖锐性、战斗性不应该离开艺术上的真实性而抽象孤立地存在，政治上的尖锐性、战斗性应该以真实性为基础，对于甚至象讽刺这样有着强烈的政治内容的形式也不能例外。鲁迅直截了当地指出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 + +　　鲁迅关于讽刺的论述，是特别清楚地表明真实性在艺术上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特别清楚地表明鲁迅的文艺思想的深刻的现实主义性质的。鲁迅在“论讽刺”、“什么是‘讽刺’”这些论文里一再说明的，正是“‘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个思想。鲁迅揭开了“金瓶梅”(关于蔡御史)、“儒林外史”以用果戈里等人的作品的本质，指出这些讽刺所以有价值，所以直到后来还没有失去它的意义，主要的原因是在于它的真实。甚至对于果戈理的“外套”、“鼻子”一类带着很大的幻想和夸张成分的作品，也并没有离开文学艺术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个根本规律，相反地更加证实这个规律。鲁迅指出，在“外套”和“鼻子”里的“绅士，医士，闲人们之类的典型，是虽在中国的现在，也还可以遇见的。这分明是事实，而且是很广泛的事实，……”在鲁迅看来，如果“外套”、“鼻子”等等只是毫无现实根据的幻想和夸张，它是不可能获得艺术的价值的。 + +　　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回顾一下鲁迅对“儒林外史”和晚清的几部所谓“谴责小说”的不同的看法，是会更为清楚的。这还是鲁迅早期的看法。大家都知道，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对“儒林外史”有极高的评价，对它的长处备极赞扬，这在鲁迅的整部著作里也是非常突出的。鲁迅是在整个中国讽刺小说发展的历史的背景上来评价“儒林外史”的。在鲁迅看来，“儒林外史”出现以前晋唐以来的中国的讽刺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除此之外，便都是些“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或者“词意浅露，已同嫚骂”之作，但“儒林外史”怎样呢?在鲁迅看来，它攻击当时的科举制度，“既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 +　　在鲁迅看来，象“儒林外史”这样优秀的“足称讽刺之书”，不但在它以前没有，而且在它以后直到五四以前，也不可得见，至于晚清出现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作品，鲁迅对它的优点是这样估计的，“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立，并及风俗”，但它的根本的缺点就在于“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同伦，而词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 +　　在这里，中心问题是什么呢?鲁迅在评定“儒林外史”和它前后许多讽刺小说有不同的价值的标准是什么呢?无疑地是真实，是艺术的现实主义的这个根本要求。“官场现形记”等作品“命意在于匡世”，难道不是很好，难道不正可以看到这些作者关心现实关心世道的么?事实上，这些作品都是“有所为”而作的，而且在当时是发生过积极的作用，直到现在也还在一定的程度上使我们看到当时的黑暗的现实的。鲁迅并没有根本否定它们的意思。但如果我们也能够从现实主义的高度来观察这几部作品，我们是会理解鲁迅对它们的批评，拥护鲁迅对它们的批评的。“词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词，以合时人嗜好”，这都是不符合艺术的真实的要求，不符合艺术的现实主义的要求的。 + +　　鲁迅所指摘的“儒林外史”以前的讽刺小说的缺点，或则“大不近情”，或则变成了个人的报复(“疑私怀怨毒，乃逞恶言”)，或则艺术上十分浅露(“词意浅露，已同嫚骂”)，在这里，中心问题也仍然是它们违背了艺术的真实，因而也违背了艺术的现实主义。 + +　　在鲁迅看来，艺术首先要求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鲁迅对于“儒林外史”的赞扬和对子它前后许多讽刺作品的批评都是从这个观点出发的。鲁迅和一切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一样，认为作品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最好是不着痕迹地自然流露出来，也就是说，应当通过艺术的真实的表现流露出来。而且，只要我们能够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即使我们不再加上作者自己的意见，这个作品倾向也仍然会是明显的，因为现实生活本身的倾向，和我们自己的进步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而且，我们自己头脑中的思想倾向，如果它是正确的时候，它只能是客观的现实生活本身的倾向的真确的反映。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是只能这样理解的。 + +　　我们看，鲁迅是这样赞扬“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特点的： + +　　……叙范进家本寒微，以乡试中式暴发，旋丁母忧，翼翼尽礼，则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诚微词之妙选，狙击之辣手矣。 + +　　从艺术首先要求真实地反映生活这个观点出发，鲁迅强调“白描”，强调作者首先应该忠实于现实生活。而“白描”，忠实于现实生活，正是“儒林外史”在艺术上的最重要的特点，它的最精彩的部分，包括前引关于范进的描写、关于马二先生游西湖的描写，都是不加任何涂饰地忠实地再现生活的真实的，然而，“诚微词之妙选，狙击之辣手”，在鲁迅看来，正是这种“白描”，这种不加任何涂饰地忠实地再现生活的方法，在艺术上是最有力的。 + +　　反过来，一个作品，如果它不能不加任何涂饰地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或者，至少不是常常都能够不加任何涂饰地忠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即使它在政治上思想上十分进步，即使它的技巧很好，也是会失去艺术的真实，因而也没有艺术的力量的。鲁迅称赞“孽海花”“结构工巧，文采斐然”，这个意见是很对的，“孽海花”在艺术上比较起其他一些“谴责小说”来，是有较多的光彩的。而且“孽海花”比起其他一些“谴责小说”来也有更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但鲁迅看来，“孽海花”不能常常遵守忠实地反映生活的真实这个原则，却是和其他一些“谴责小说”共同的，在它写到作者本来熟悉的事物的时候也不免这样，例如，作者假李纯客来写他的老师李慈铭便是一例。鲁迅是这样指摘作者的： + +　　……改称李纯客者实其师李慈铭字莼客(见曾之撰越缦堂骈体文集序)亲灸者久，描写当能近实，而形容时复过度，亦失自然，盖尚增饰而贱白描，当日之风尚固如此矣。 + +## 四 + +　　鲁迅强调不加涂饰地真实地反映生活，这和他把文学艺术看作认识生活的工具这个观点是分不开的。文学艺术是认识生活的工具，它反映生活越真实，越丰富，便越有价值。 + +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强调文学艺术在认识上的意义，马克思的称赞巴尔扎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巴尔扎克在他的小说里所反映的法国社会的历史的内容比当时法国的历史家、经济学家等等著作全部所反映的还要多，几乎同样意思的话，也被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拿来应用到英国作家萨克莱、白朗底女士、狄更斯的身上。 + +　　文学艺术是认识生活的工具，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认识生活的工具。文学艺术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是通过具体感性的形式来反映生活的。在这方面，各种不同艺术部门还有各种不同各自的特点，但具体感性这个特点，直接反映人们的生活和人们的精神来帮助人们认识生活、来达到它的教育目的这个特点，却是共同的。鲁迅在“‘死魂灵’百图小引”里有过一段这样的论述，是谈到造型艺术在认识上的特殊机能的： + +　　果戈里开手作“死魂灵”第一部的时候，是一八三五年的下半年，离现在足有一百年(本文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摘引者注)了。幸而还是不幸呢，其中的许多人物，到现在还很有生气，使我们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读者，也仿佛觉得写着自己的周围，不得不叹服他的伟大的写实的本领。不过那时的风尚，却究竟有了变迁，例如男子的衣服，和现在虽然小异大同，而闺秀们的高髻圆裙，则已经少见；那时的时髦的车子，并非流线型的摩托卡，却是三匹马拉的篷车，照着跳舞会的所谓眩眼的光辉，也不是电灯，只不过许多插在多臂烛台上的蜡烛：凡这些，倘没有图画，是很难想象清楚的。 + +　　现实主义当然并不等于对于现实生活采取所谓“纯客观”的观照的态度，不等于自然主义的态度，但是反对对于现实生活采取“纯客观”的观照的态度、自然主义的态度，并不等于否定文学艺术应该反映现实生活。如果象我们前面提到的庸俗的机械论的观点一样，从根本上否定了“生活的描写”，认为“生活的描写”只是“过去的”作品的事，那么，它是必然要走向从根本上否定文学艺术本身的。 + +　　正因为把文学艺术看作认识生活的工具，鲁迅在例如中国造型艺术的历史里，是首先而且着重强调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这个传统的。鲁迅也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汉代、唐代和宋代艺术和社会生活是保持着密切的关系的，在这个时候，有着丰富的灿烂的人物画的传统，在宋末以后，这个传统显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以抒写性灵为主的山水画是占着绝对优势了。鲁迅甚至说过，“我以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鲁迅当然并不是没有看到在宋末以后，例如在明代也出现了象仇英、陈老莲这样的杰出的人物画家，鲁迅在另外的地方，对陈老莲的“博古页子”，仇英的关于赵飞燕和西厢的“连环图画”，是十分赞许的。鲁迅认为宋末以后中国除了山水便没有什么绘画是从整个发展趋势来看的。但正如前面所说的，在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十分贫弱的情况下，鲁迅也还小心地发掘出这个时期的人物画的创造，使它们连接着汉唐宋的传说，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创作的借鉴。 + +　　在和郑振铎先生的通讯里，鲁迅曾经提出了几乎关于中国整个人物画历史的介绍和复制出版的计划。这个计划虽然还只是一个概略，但鲁迅的极为广阔的意图以及在这里所包含的现实主义的深湛的思想，还是应该被我们看到的。这个计划是这样写着的： + +　　……(一)选取汉石刻中画象之清晰者，晋唐人物画(如顾凯之“女史箴图”之类)，直至明朝之“圣谕象解”(西安有刻本)等，加以说明；(二)再选六朝及唐之士俑，托善画者用线条描下(但此种描手，中国现时难得，则只好用照相)，而一一加以说明。(“鲁迅书简”，五五九页) + +　　在这里，鲁迅和汉代石刻画象的关系是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根据蔡元培先生的看法，鲁迅是中国最早重视汉代石刻画象的价值的一个，在他以前，对于汉石是只注意到它的文字的。还在辛亥革命以后，鲁迅便开始收集和研究从汉代到唐代的石刻画象了，而且，一直到他的晚年也没有放弃这项工作，还在念念不忘地计划出版石刻画象的选集。鲁迅对于汉代以至六朝、唐代的石刻艺术的深切持久的注意和热情不能只看作是他个人的爱好的表现。它和鲁迅一贯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 +　　在中国造型艺术的历史里，汉唐时代的艺术和元明清的艺术可以说是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典型的艺术。汉唐时代的艺术，整个地说来，和现实和人民有着深刻的联系，现实生活的面貌和人民的精神的面貌在这里都得到了深刻的反映，鲁迅对汉唐时代的艺术的赞扬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 + +## 有些人在把汉代石刻艺术和其他时代的艺术去比较的时候，只是看到汉代石刻艺术上的幼稚的一面。说汉代的石刻艺术在技术上还幼稚，这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汉代是这样的时代，在中国的造型艺术说来还是童年时代，童年时代的幼稚是可以想象的，但这个童年，是一个像大民族的造型艺术的童年，它所具有的伟大民族的特征正是以最真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且，这个特征，并不是中国以后所有时代的造型艺术都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的。 + +　　汉代的石刻艺术也和人类其他许多早期的艺术一样，和现实的关系是密切的。在汉代，纯粹的山水画特别是元明以后只强调表现性灵的山水画还没有出现。艺术在这时候往往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它往往比后来许多落在士大夫手里的艺术制作更能鲜明地说明现实主义艺术的特征。一方面，这些石刻的作者是依靠现实生活所给予他的真切的认识，首先是真切的印象和真切的感受，另一方面，这些作者又往往简直令人惊奇的对客观现实进行大胆的艺术的概括，因而，事物的特征在这里是被表现得很清楚，很突出的。 + +　　汉代石刻的现实主义精神，是鲁迅十分注意的。他在晚年几乎每次提到选印汉代石刻画象的时候都着重地指出汉代石刻反映当时生活这个特点。鲁迅总是把文学艺术看作认识生活(现在的或者过去的)的一种手段，而汉代石刻画象，主要地正是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内容的。汉代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从生产到战争，从贵族的乐到普通人的活动，在这里都得到了真实的反映。 + +　　文学艺术应当反映生活，通过文学艺术去认识生活这个要求可以从鲁迅对于“圣谕象解”的态度得到进一步的说明。在我们前面提起过的，在他的计划选印从汉到明清的人物画的纲要里，鲁迅是把清初的木刻“圣谕象解”也列进去的。但“圣谕象解”在艺术上的成就是不高的，而且它本来是一部直接宣扬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的作品，但在它为数几百幅的插图里，却给我们展示出许多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状况的社会风俗画，在这点上，可以说是许多有名的元明以来的文人画家的作品所不及的。也正因为这样，鲁迅对“圣谕象解”便甚至比对许多有名的元明以来的文人画家给予更大的重视。 + +　　在这里还可以提到，由于同样的原因，由于首先要求艺术反映社会生活，鲁迅对清代另一种人物画，“晚笑堂竹庄画传”，也是予以应有的重视的。鲁迅认为“晚笑堂竹庄画传”应该介绍，他曾经收集这部作品的原版寄给苏联的木刻家，目的主要的是帮助苏联的木刻家认识中国。在这里，鲁迅的所以重视这部作品仍然是从他所坚持的艺术应当真实地反映现实这个观点出发的。 + +　　直到现在我们越发感觉到，在鲁迅生活着的时代，在许多革命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对于自己祖国的历史遗产一般地都没有足够的认识，一般地对于祖国的历史遗产或多或少地抱着虚无主义态度的时候，鲁迅是最能保持清醒的分析的态度的。例如对于过去许多并不是站在社会主义现实立场上的人都表示了不满的宋末以来的文人的山水画，鲁迅也持着谨慎的态度。鲁迅并没有根本否定宋末以来的文人画，这点后面我们还要说到。但鲁迅批评当时的文人画远离社会生活，无意也无力去反映社会生活，这是绝对正确的，这正是从他一贯坚持的现实主义观点出发的。 + +　　在汉代以前，中国的绘画和雕刻也有它的现实主义的特点，但它主要的是图案，而很少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直接表现生活。在汉代以后，中国造型艺术整个说来在许多方面都有了重大的发展，特别是唐代。但鲁迅自己也曾经说过，中国从宋末以后，在绘画方面主要地便只有山水画了，表现社会生活，表现人物这个汉代和唐代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无疑地是减弱了。 + +　　即使在元明清的山水画里，现实主义的传统也没有中断，但象汉代和唐代的那种强烈的现实精神，在这里一般地是消失了。不少宋末和元代以后的山水画家，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成就，他们在创作之前，对于自然界，对于真山真水，都是作过认真的观察、揣摩的，他们很懂得自然的美，并且在他们的作品里反映出自己对于自然美的向往，表现出程度不同的符合于人们需要的美的理想。并且由于长久的锻炼，许多优秀的山水画有着高度的艺术技巧，在表现的方法上达到高度的洗炼，这就是这些作品还有它的程度不同的现实性，还能给我们以美的享受，还值得我们采取和学习的原因。 + +　　即使就整个看来，有着游离现实的倾向，即使现实主义比较微弱的宋末以后的文人画，由于有着自己长久的历史，也仍然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这些经验很大的程度被概括在过去的各种画论和画谱等著作里，这些画论和画谱，许多都是要求绘画的技法服从客观的对象，因而是符合现实主义的要求的。对于各种自然现象的性质和变化规律，这些画论和画谱往往能够从艺术的角度作出深刻准确的解说，它们直到现在对于我们还是很有教益的。 + +　　但也是在宋末和元代，许多山水画家却一反汉唐以来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即使在山水画范围内，也轻视写实，片面地强调写意，只看重表现作者个人主观的感觉、情绪、意趣等等，只看重抒写性灵，强调作画的所谓笔情墨趣。中国绘画的这种思想，给中国后来的绘画带来很坏的影响。就总的倾向说来，这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 + +　　直到鲁迅生活着的时代，还需要鲁迅起来抗拒这种消极的影响。原因就在于中国宋末以来的绘画的这个历史性的弱点，还继续影响着后来的创作，并且一直影响到后来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的革命的美术创作。在鲁迅看来，正确地从严格的现实主义立场解释艺术的这个问题，同时也会是正确地指出当前的实践的方向的。 + +　　鲁迅正当中国青年木刻家的作品在上海展览的时候，同时指出了中国过去的山水画给青年艺术家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影响： + +　　曾被看作高尚的风景和静物画，在新的木刻上是减少了，然而看起出品来，这二者反显着较优的成绩。因为中国旧画，两者最多，耳濡目染，不觉见其久经摄取的所长了，而现在最需要的，也是作者最着力的人物和故事画，却仍然不免有些逊色，平常的器具和形态，也间有不合实际的。由这事实，一面固足见古文化之裨助着后来，也束缚着后来，但一面也可见入“俗”之不易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 +　　也就因为这样，在鲁迅看来，对于中国过去的艺术，便应该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去加以分析评价，找寻出它的现实性的部分和抛弃它的反现实性的部分。不能因为它是中国特有的便认为是好的。鲁迅在谈到所谓“国粹”的问题的时候，便曾经说： + +　　至于怎样的是中国精神，我实在不知道。就绘画而论，六朝以来，就大受印度美术的影响，无所谓国画了；元人的水墨山水，或者可以说是国粹，但这是不必复兴，而且复兴起来，也不会发展的。(“鲁迅书简”，九○二页) + +　　用不着再重复前面引用过的“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里的话来证明，鲁迅并未完全否定了中国的山水画，其中也包括元人的山水画，在另一个地方，我们是可以看到鲁迅对元明以来的文人画是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的，”……写意画(文人画)有无用处，我此刻不敢确论，恐怕也许还有可用之点的吧”。(“论‘旧形式的采用’”)正如在“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里一样，在他和一些青年作家的通信里，也肯定了文人画对于新艺术可能而且实际发生积极的影响，他给李桦的通信里说： + +　　我看先生的作品，总觉得“春郊小景”和“罗浮集”最好，恐怕是为宋元以来的文人的山水画涵养的结果吧。(“鲁迅书简”，九○一页) + +　　问题是十分清楚，鲁迅的认为元人水墨山水画“不必复兴”，是就其整个方向来说的。就其整个方向来说，元人的水墨山水画是离开了现实主义的。元人的墨山水画本身证明了鲁迅的看法的正确，证明了他对元人水墨山水画的态度是从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出发的。 + +　　我们看一看元代典型的文人画家倪瓒吧!他是曾经被评为元“四大家”之一的，但他的有许多人为它写了提跋的“秋林图”立轴，清同治时李佐贤称赞它的好处却是，“此幅秀骨天成，真所谓藐姑仙子不食人间烟火者。(见日本出版的“南宗衣(此处一字打不出)”，“秋林图”复制本)。在我们看来，正是在称赞倪瓒的时候，李佐贤却不自觉地暴露了倪瓒在艺术上远离现实的致命的弱点。事实上，倪瓒在这幅“秋林图”里也和他其他的一些水墨山水画的作品一样，他的那种所谓极度枯瘦简淡的作风，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作风，已经很难引起我们现在的人的共鸣，甚至很难为现在的普通人所理解了。 + +　　“不食人间烟火”，并不只是倪瓒一幅作品的特点，而且是倪瓒所有作品的特点，而且不只是倪瓒一个人的作品特点，多数元人水墨山水画都或多或少的有这个共同的特点，倪瓒不过是表现得更为突出吧了。如果用朱光潜所提倡的“静穆”这个标准来看，多数元人水墨山水画的确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但也正因为这样，这些作品和现实的关系，也就可想而知了。 + +　　对于元以后的文人画的脱离现实，在现代的一些艺术家和艺术学者中间也有感觉到的。俞剑华先生便是一个，他在他的“中国绘画史”里一再对于元以后的文人画包括倪瓒的画的这种倾向加以非难。这是一种先进的思想。在这里，稍为引用一点他的对于倪瓒的批评，对于我们了解这个问题是有帮助的： + +　　倪瓒……其目的非以作画，只为写其胸逸气，画之似不似，并不在注意之列，真可谓主观之画，而表现个性最强烈者也。后人无此逸气，强欲学之，其何能济?惟其画，布置单纯，树石寥落，房屋稀少，人迹绝无。虽有幽澹清远之趣，终乏丰富变化之妙，如小家碧玉，非不楚楚可人，究嫌无大方气象，是名家非大家也。(“中国绘画史”，下册，十八页) + +　　俞剑华至少在写作“中国绘画史”的时候，只不过是主张写生，它和我们在艺术上的完整的现实主义的要求还是不同的。但就是从山水范围内也应该写生这个起码的要求来看，“元四大家”之一的倪瓒也受到这样严酷的非难了。 + +　　从完整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从文学艺术发展的主流来看，单是提出山水画范围内的“师造化”还是不够的。正如鲁迅所指出过的，艺术应该反映社会生活，应该表现人的生活。因而艺术家不但应该向自然学习，而且甚至更重要的，还应该向社会学习，不但应该“师”自然这个“造化”，而且还应该“师”社会这个“造化”。山水画本身是有限制的。 + +　　关于这个问题，鲁迅是这样说的： + +　　我以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即使用了别的手法和工具，虽然可以见得新颖，却难于更加伟大，因为一方面也被题材所限制了。 + +　　在这段话里，是显示了鲁迅是持着完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他和那些只是一般地强调写生的朴素的现实主义的观点是不同的。 + +　　在宋末以来中国美术界竞尚模仿古人，轻视自然的真实的空气中，也有过许多俊秀的现实主义的画家提出并且坚持向自然学习——“师造化”这样的方针，这无疑地是可贵的，应该受到我们的尊敬的。但是只有到了鲁迅，只有到了从完整的现实主义的观点，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观点出发的鲁迅，才能更进一步地从理论上提出艺术应该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问题。 + +## 五 + +　　文学艺术所反映的生活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艺术的真实的程度是有密切关系的，但它并不是决定艺术真实的唯一的条件。艺术的真实要求作者对于他所表现的生活有深切的体验，深刻的理解，这点对于文学艺术是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的。文学艺术要求作者所反映的事物，不仅是他思考过，而且也是他深切地感受过和深刻地感动过的事物。否则，他是不可能创造出真实的能够激动读者的艺术作品的。 + +　　也就因为这样，在关于写什么的问题，我们是应该从两方面去看的。现实斗争的需要还是一方面，作者对于这个斗争需要的感受和理解的程度，他和它的思想感情的结合的程度，这是另一方面。在这里，艺术的真实要求现实斗争的需要和作者自己主观的认识，作者自己的主观的准备的统一。 + +　　许多艺术实践都在证明，如果缺乏深切的体验和感受，而徒有重要的题材，也是不可能产生真实的、在人们中间发生深刻的影响的作品的。庸俗的机械论不考虑这点，在评价一个作品的时候，往往只在题材的大小重要的程度上着眼。题材大的重要的作品便往往不加具体分析、不从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统一的观点作全面的估计，而简单地加以赞扬、肯定。在这样的情况下，许多作者毫不考虑自己的主观条件而盲目地追求所谓大的重要的题材，另一部分作者则考虑到一时既不能处理所谓大的重要的题材但又没有勇气继续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因而搁笔。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方面是没有艺术生命的公式主义的流行，一方面创作又极贫乏，这是十分自然的。 + +　　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也坚决地反对庸俗的机械论。鲁迅从来没有放弃过引导青年作家去接近新的群众的生活，但他同时坚决地反对盲目地不考虑自己的具体的主观条件地追求所谓大的重要的题材。为了艺术的真实，为了艺术的现实主义，鲁迅总是既考虑到现实斗争对于文艺的要求，又考虑到作者自己主观的认识和准备来解决应该写什么的问题的。 + +　　由于自己的丰富的艺术经验，由于自己对文学艺术的深刻的理解，鲁迅是清楚地看到，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在他和现实生活的关系这个问题上，在他接近和认识现实生活的时候，他对于现实生活的体验，他的亲切深刻的感受，是特别重要的，这是被文学艺术本身的特点所规定的。用不着怀疑，一个对于现实生活有过许多亲身的体验，许多亲切深刻的感受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可以成为更好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但也没有理由要求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研究的对象都是经过他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受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的材料主要是思想的材料和经济现象的材料，但是没有经过他自己深切地体验过和感受过的“材料”，是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对象的，除非他从一开始便没有打算使自己的作品成为真实的作品。 + +　　由于缺乏生活的经验，即使对于一个天才的作家在创作上也是难免遭遇困难的。鲁迅在谈到自己的经验时便这样说道： + +　　现在苏联的存在和成功，使我确切的相信无产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不但完全扫除了怀疑，而且增加了许多勇气了。但在创作上，则因为我不在革命的漩涡中心，而且久不能到各处去考察，所以我大约仍然只能暴露旧社会的坏处。(“答国际文学社问”) + +　　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真实的艺术的产生，是不能仅仅依靠责任感，仅仅依靠理性的认识，善良的动机和愿望，而同时是需要依靠作家的生活实践，作家的个人的经验，并且主要的是从这种个人的经验所产生的对于现实的深刻的理解，深刻的感受的。 + +　　鲁迅并没有否认理性认识对于一个作家和艺术家的作用，他并没有认为只有作家和艺术家直接经验过的生活才能加以表现，如果这样，他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像“故事新编”这类以历史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便无法表现了。这里所说的体验，包括鲁迅所说的“体察”，也就是即使他并没有经验过某一种人的生活，他也能够设身处地的体察这种生活，体察这种人的悲喜以至他的整个精神过程。但是体察也是需要以作者的丰富的生活经验为基础的。鲁迅关于这个问题是这样理解的： + +　　日本的厨川白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说：作家之所描写，必得是自己经验过的么?他自答道，不必，因为他能够体察。所以他写偷，他不必亲自去做贼，要写通奸，他不必亲自去私通。但我以为这是因为作家生长在旧社会里，熟悉了旧社会的情形，看惯了旧社会的人物的缘故，所以他能够体察；对于和他向来没有关系的无产阶级的情形和人物，他就会无能，或者弄成错误的描写了。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上海文艺之一瞥”) + +　　由于有了丰富的过去时代的生活经验，对于一些自己虽然没有直接经验过的旧生活，他可以体察，可以联想，因而也可以创造出真实的艺术作品来，而由于还没有丰富的新的生活经验，这种体察，联想的可能便很少，便往往束手无策，或者在艺术上作了歪曲的表现了。鲁迅认为作者的体察、联想等，也是被生活的经验所决定，也是把自己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白手在空地上是盖不出楼房的。鲁迅的这个深刻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我们现在的许多作家都可以从自己的经验加以证实的。 + +　　在鲁迅看来，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而不管什么样的艺术的真实，都是现实生活的真实的反映和加工，一个作家的艺术想象，即使最纵横恣肆的艺术的想象，也是无法离开现实生活这个基础的。鲁迅说： + +　　天才们无论怎样说大话，归根结蒂，还是不能凭空创造。描神画鬼，毫无对证，本可以专靠了神思，所谓“天马行空”似的挥写了，然而他们写出来的，也不过三只眼，长颈子，就是在常人的身体上，增加了眼睛一只，增长了颈子二三尺而已。这算什么本领，这算什么创造?(叶紫作“丰收”序) + +　　也就因为这样，鲁迅首先强调的，是作家的实践，是作家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这种生活的实践，没有和生活的结合，即使在理智上，在理论的认识上深知某种题材的重要，他也很难在艺术上成功地加以表现。正如前面说到过的，真实的艺术的产生，是不能仅仅依靠责任感，理性的认识，善良的动机和愿望的。 + +　　从这样的理解出发，鲁迅反对盲目地追求所谓重大的题材的庸俗的机械的观点。 + +　　现在有许多人，以为应该表现国民的难苦，国民的战斗，这自然并不错的，但如自己并不在这样的漩涡中，实在无法表现，假使以意为之，那就决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能成为艺术。所以我的意见，以为一个艺术家，只要表现他所经验的就好了，当然，书斋外面是应该走出去的，倘不在什么漩涡中，那么，只表现些所见的平常的社会状态也好。日本的浮世绘，何尝有什么大题目，但它的艺术价值却在的。如果社会状态不同了，那自然也就不固定在一点上。(“鲁迅书简”，九○二页) + +　　在这里，鲁迅强调的正是作家的实践，作家和现实生活的结合。鲁迅首先便认为作家和艺术家，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这不可否认是正确的，在这里，鲁迅便不同于那种只是强调作家的主观——“主观战斗精神”或者“主观战斗热情”一类的思想，但鲁迅却明白地指出，表现“国民的艰苦、国民的战斗”本身，这个重大的题材本身，还不能保证他所产生出来的便一定是艺术。艺术要求作家、艺术家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在鲁迅看来，没有这种结合，他的创作是不可能真切、深刻的，而不能真切、深刻，也就不能成为艺术。而有了这种结合，即使“小一点”的题材，也是可能产生有价值的作品的。鲁迅在这里是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而不只是从表面上的题材之类来观察艺术的真实的问题的。 + +## 六 + +　　但难道对于一个作家和艺术家说来，有了生活，熟悉了生活，便可以保证产生真实的艺术作品的么?真实的艺术不但需要有具体感性的特点，而且需要能够唤起读者和观众的美的感情，需要能够激动读者和观众，也就因为这样，对于生活，对于为美好的事物而斗争的真诚和热情，这在作家和艺术家是格外重要的。没有这种真诚和热情，真实的艺术，能够激动读者和观众的艺术，是不可能出现的。在鲁迅看来，为了艺术的真实，为了艺术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和反映人民的精神，不但要求作家和艺术家在生活上和现实的结合，而且还要作家和艺术家在思想感情上的结合。在最深刻的意义上的真实的艺术是从这样结合中间产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艺术上反对虚伪，要求真诚，是完全正当的，我们反对胡风的所谓真诚，所谓主观战斗热情，是因为他把真诚和所谓主观战斗热情作为文艺创作的基础。但难道我们是认为文艺不需要真诚不需要热情的么?不管作家表现多么重大的事件，如果他的感情虚伪，不真诚，言不由衷，是绝对不能产生真实的艺术的。鲁迅所说的“明确的是非，热烈的好恶”对于作家和艺术家说来，是格外重要的。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对于生活，对于为美好的事物而斗争的真诚和热情，鲁迅曾经有过这样生动而深刻的描写： + +　　……唱着所是，颂着所爱，而不管所非和所憎；他得象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所非，象热烈的拥抱着所爱一样，更热烈地拥抱着所憎——恰如赫尔库来斯的紧抱了巨人安太乌斯一样，因为要折断他的肋骨。(“且介亭杂文二集”) + +　　鲁迅在谈到造型艺术，在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 +　　所说的现代版画的内容小资产阶级的气分太重，固然不错，但这是意识如此，所以有些气分，并非因此而有“意识堕落之危险”，不过非革命的而已。但要消除此气分，必先改变这意识，这须由经验，观察，思索而来，非空言所能转变，如果硬装前进，其实比直抒他所固有的情绪还要坏。因为前者我们还可以看见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心情的反映，后者便成为虚伪了。(“鲁迅书简”，九○六页) + +　　在另一方面，一个作家和艺术家，如果在生活上，在思想感情上和现实和人民有了真正的结合，如果他的思想感情是现实的人民的，即使在他并不直接表现现实的人民的生活，艺术的真实、作品的思想意义，也还是掩盖不住的。在这里，应该记起鲁迅有名的话： + +　　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革命文学”) + +　　“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一个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鲁迅书简”，七六五——七六六页) + +　　也就因为这样，艺术的真实的问题，便应该从更深的地方去理解，便往往呈现出异常复杂的形态。在这里，庸俗机械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 +　　庸俗的机械论的方法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片面性和表面性，看不到事物的全面和实质，当它要求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的时候，它便只着眼于题材，只看到也只关心作品的题材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不去深刻具体地分析文学艺术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时候，也往往是经过极为曲折复杂的方式。 + +　　为了更好的理解鲁迅的思想，了解艺术的真实性往往表现为复杂曲折的形态，我们不妨再来回顾一下鲁迅对于汉代石刻艺术的看法。 + +　　鲁迅的所以着重赞扬汉代的石刻艺术，我们前面提到过，是因为汉代的石刻艺术曾经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生活状况，我们能够直接通过汉代的石刻艺术去认识当时的社会生活，包括当时的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等。 + +　　但这还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更深刻更完整地认识鲁迅的现实主义观点。如果我们只是认为，鲁迅的所以赞扬汉代石刻艺术，只是因为它直接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的状况，只是因为它取材于社会生活，这是不能使我们完整地理解鲁迅对于汉代艺术赞扬的原因，而且也不能使我们完整地理解鲁迅的现实主义观点的。在鲁迅看来，那些即使并不直接来自社会生活的题材，那些取材于奇禽异兽的汉代以至唐代的雕刻，也是真实的，因为它们也是深刻地反映出现实的人民的精神的。它们的根是伸入到我们民族生活的最深的土壤里面的。远在一九二七年的时候，鲁迅便曾经这样说： + +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则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 +　　宋的文艺，现在似的国粹气味就熏人。然而辽、金、元陆续进来了，这消息很耐寻味。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看镜有感”) + +　　鲁迅在他的通讯信里还说过，“汉人的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鲁迅书简”，九○九页)难道只是对于那些直接表现了当时社会生活状况的作品才这样说的么?汉代的石刻不但有许多直接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且也有许多幻想的或者虽然并不是幻想，但也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社会生活的题材。但汉代石刻艺术的真实性，却是完全一致的，并不因为它的题材的差别而有差别的。即使那些不是直接来自现实生活的想象中的题材，它所给人的现实感，也是并不稍逊于那些直接来自现实生活的题材的。 + +　　“汉人的石刻气魄深沉雄大”，在鲁迅看来，能够深刻地反映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和伟大的人民的伟大的特征，是汉代石刻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 +　　鲁迅赞美汉代的“天马葡萄镜”，汉代墓前的石兽，以至于唐代昭陵六骏(其中便有鲁迅所说的“带箭的骏马”)，当然这里没有直接反映出当时中国人民的斗争和劳动的场景，鲁迅思想的深刻的地方，就在于他看到这两个时代的石刻艺术，能够把在当时中国来说是完全新的内容带到艺术创作里面来的那种大胆的、毫无顾虑的革新精神。正是这种大胆的、毫无顾虑的革新精神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气魄，我们民族的信心和力量。 + +　　如果不但就作品所选取的内容，而且也就作品的实际成就来看，是更可以这样说的。 + +　　为了说明汉代墓前石兽的真实性的一个重要的表现是它真实地反映出我们前面所说的我们民族的和人民的特征，霍去病墓前的石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已经出土现在还保存在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九个石刻，它的共同的特点正是鲁迅所说的“气魄深沉雄大”，这个特点如果单从被缩得很小的图片里是很难完全领会的。这些作品，是厚重，有时甚至是令人感到笨拙的吧，但如果我们在观察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不仅注意到它的细节，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的整体，那么，这些作品都是充沛着现实的精神，给人以深刻的现实的感觉的。 + +　　石马所真实生动表现的马的跃起的姿态，石牛所表现的那种咄咄迫人的强健沉毅的牛性，这些形象本身的真实就整体来看是无可怀疑的。但鲁迅在这些作品里所看到的真实性并不停留在这里。鲁迅更主要的是通过这些形象感觉到一种宏伟的雄大的力量，而这种宏伟的雄大的力量，具体的说是和汉代的我们民族的特征，一般的说是和有过几千年光荣的历史的我们民族的特征相一致的。 + +　　霍去病墓前的石兽所表现的宏伟雄大的力量是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宏伟雄大的力量的反映。但这种力量是一种沉着的深厚的内在的力量，它不是浮薄的，不是盲目的热情和自大。我们民族的信心和力量是和对于现实人生的深刻的理解分不开的，我们的民族经过无数的苦难，这些苦难的深重的程度是世界上其他民族少见的，我们民族的信心和力量正是建立在战胜这许多深重的苦难的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民族的信心和力量表现得极其深沉的原因。鲁迅说“汉人的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鲁迅正是扼要而准确地指出了汉代石刻的本质的特点，而这个特点，正是反映了我们民族和人民的精神特点的。 + +　　从这里我们便可以看到，如果只停留在这个题材本身，或者停留在这个题材本身所达到的描写的真实的程度，而不去理解在这里面所反映的现实的人民的精神，是无法真正理解这些汉代石刻的现实意义，也无法真正理解鲁迅所以特别赞扬汉代石刻的深刻的意义的。 + +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艺术作品的现实的精神和人民的精神，是不仅在直接采用现实和人民生活的场景可以得到表现，在许多并未直接采用现实和人民生活的场景的作品，也有可能得到表现的。 + +　　难道鲁迅爱好十竹斋笺谱是偶然的么?难道十竹斋笺谱没有自己的真实性而可以被称为中国明代木刻艺术最杰出的作品或者最杰出的作品之一么?或者十竹斋笺谱的真实性是表现在他直接反映什么重大的斗争和生活的场景么?都不是的。十竹斋笺谱的真实性是在于他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美的需要或者美的感情，这种美的需要和美的感情和我们另一种美的需要美的感情，也就是说；和那种深沉雄大奔放有力的表现不同，它是属于秀丽雅致，平静柔和这方面的。 + +　　在看到复刻的“十竹斋笺谱”第一册以后，鲁迅对其中的花卉和山水特别赞赏，他在写给郑振铎的信里一再提起它们。对于鲁迅的这个看法，我们也应该从这些作品所包含的现实性去加以解释。在“十竹斋笺谱”第一册里的花卉和山水(原书的总题是“写生”、“画诗”等)，在整个“十竹斋笺谱”里是比较最有真实性。因而也比较更符合我们今天的美的观念的。这里的花卉色彩浓郁，富有生气，它们给人以神彩唤发的感觉。如果，“十竹斋笺谱”有不少的作品，例如总题叫作“清供”和“博古”这两类的作品，有近于纤巧和过于所谓脱俗的缺点，那么，这里的花卉却是多少反映出一种热烈的乐生的精神的。 + +　　至于“十竹斋笺谱”里的山水，看过许多陈陈相因、互相模仿，毫无创意、脱离真山真水的明清作品的人很容易会感觉到，它们是写实的，它们因为在它们的范围内真正反映出自然的真实和美而给我们以清新的喜悦的感觉。 + +　　十分显然的，鲁迅对于“十竹斋笺谱”的花卉和山水特别赞赏，并不只是和他在别的时候所表现的现实主义观点无关的“个人的趣味”，这种赞赏并没有破坏他的要求艺术必须真实这个原则，相反的，它充实了鲁迅所坚持的这个原则。 + +## 七 + +　　艺术的真实不能只是由作品的题材来判断，更重要的关键是在于作者和现实生活的结合，和现实生活在思想感情上的结合，在于作者的现实的精神，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去看看中国明代的木刻艺术。 + +　　就整个看来，鲁迅对中国明代木刻艺术是保持很大的批判的态度的。当然，鲁迅清楚地看到，明代木刻艺术的空前的繁荣，看到明代是历史上的中国木刻艺术发展的鼎盛的时代。木刻“降至明代，为用愈宏，小说传奇，每作出相，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发，亦有画谱，累次套印，文彩绚烂，夺人目睛，是为木刻之盛世”。(“北平笺谱序”) + +　　被鲁迅认为是“木刻之盛世”的明代的主要标志，便是，在木刻艺术上它是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的。“或拙如画沙，或细于擘发”，各种不同的风格同时存在，同时又都各极其长。任何读者都能够在“拙如画沙”的“海内奇观”的插图和“细于擘发”的“吴骚合编”的插图里看出它们的显著的差别，但它们又都是令人惊叹的艺术的创造!明代木刻艺术的高度的发展和繁荣如果和清代的显著的衰退和雕零加以对照，便会显得更为突出，这用鲁迅的话来说，便是“清尚朴学，兼斥纷华，而此道于是凌替”。优秀的木刻艺术创作在清代也并不是没有的，但只是少数。 + +　　许多明代最著名的戏曲的插画，不论是玉合、幽闺、琵琶(又不论是朱墨本和李卓吾评本)、西厢(又不论是香雪居本和董西厢本)都无可否认的达到高度的艺术表现力和浓厚的民族风格，它和许多中国的绘画作品一样，只依靠线条，而且往往是很简单的线条，便能够敏锐地反映出种种不同的环境的不同的气氛，以及作者自己和他所表现的人物的最纤微的感觉、情绪。宋元以来经过长久积累的绘画艺术的经验，无疑的也是被这些木刻艺术继承过来了的。 + +　　但对明代木刻艺术的赞扬，并不妨碍鲁迅同时对明代木刻艺术保持清醒的分析批判的态度。如果我们是站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上，正如鲁迅一样，我们便不但应当指出我们民族艺术遗产的长处，而且也不应当隐讳它的弱点。应当承认，正如元明的文人画一样，明代的木刻艺术的现实主义是不充分的，这用鲁迅的话来说是这样的： + +　　我以为明木刻大有发扬，但大抵趋于超世间的，否则即有纤巧之憾。(“鲁迅书简”，九○九页) + +　　鲁迅对明代木刻艺术作出这样的一个判断的时候，我们可以设想，他所能见到的材料，是受了限制的，因而这个判断还不是很完全的。但毫无疑问的，鲁迅是敏锐地感觉到明代木刻艺术的一个根本的倾向，这个倾向和中国宋元以来的绘画的倾向是有共同的地方的，前者是受后者的影响的。但难道明代木刻艺术的主要问题仅仅在于它没有直接从现实里汲取题材么?并不是的。由于明代木刻很大一部分都是元明的小说戏曲的插画，在取材于社会生活这点上，它是远胜于它同时代的绘画的。但这并不能掩盖许多明代木刻作品的和现实游离的精神，即使在表现现实生活的时候，许多明代木刻艺术也往往给人以一种所谓出尘脱俗的感觉。在这里，是可以举出很多例子的，比较明显的例子之一是朱墨本的董西厢的插图，这是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的，但在这全部十二幅的插图里，为作者所强调的，并不是西厢记这部作品的现实内容，并不是这部作品所反映的连普通的群众都能了解的感情，而是象许多元明文人画家那样的主观的感受，是所谓抒写性灵，因而这里给人的感觉也象许多元明的文人画给人的感觉一样：飘逸，潇洒，空灵。 + +　　但更尖锐的例子似乎是几种明代刻本的“琵琶记”的插图。 + +　　朱墨本“琵琶记”在艺术上的成就也是高的，它的许多画幅都是根据原作的词句再现出这些词句所包含的生活和感情的气氛，并且丰富了它。特别是象“解鞍沽洒共论文”、“归梦杳，绕屏山烟树，那是家乡”、“曲涧小桥边，梅花照眼鲜”等幅里，是真正所谓画中有诗的。但是，这些令我们喜爱的充满诗意的画幅的缺点也是很显著，无法代它隐蔽的。 + +　　“琵琶记”深刻地表现出封建社会里的功名利禄对于蔡伯喈一家的平静、纯朴的生活的破坏，作品最终虽然并没有越出了封建社会的界限。这里所表现的平静纯朴的生活仍然是中世纪的家长制的平静纯朴的生活。但作者在这里所强调的，并不是这种家长制的僵死的不自然的硬壳，不是那种违反人们意愿的封建义务，而是人们的比较自然的关系。这部作品所表现的现实生活自身的力量和作者的那种深沉宏大的感情的力量实际上是否定了那些违反人们的真正的感情的意愿的封建社会视为最高理想的功名利禄。但整个的看来，不论是李卓吾本或朱墨本的“琵琶记”的插图，都没有能够把原作反映现实最深刻的部分再现出来。“琵琶记”原作的那种强烈地激动读者的现实生活的力量和作者的深沉宏大的感情力量，和蔡伯喈一家特别是蔡伯喈妻子赵五娘的命运，都未能得到反映。 + +　　作者也有直接表现赵五娘的画幅，但正是这些画幅，却尖锐地向读者暴露出作者并不理解因而也无力表现赵五娘的深刻的悲剧的命运。例如朱墨本的“野圹原空”这幅，它所表现的内容，按照“琵琶记”这个剧本，应该是严重的灾荒的一个圹野的悲凉的场面。赵五娘便是这次灾荒和这个圹野的悲凉的场面的身历其境的人。但是，这样的内容，是只有我们读过“琵琶记”这个剧本，并且把它去和这幅木刻加以对照才可能知道的。读者不可能在这幅“野圹原空”里感觉到什么灾荒的悲凉的气氛，站立在圹野中央的赵五娘，和其他一些作品的普通的仕女是很少有什么分别的。作品的背景也是普通的山水。如果说这是一幅我们常常会碰到山水人物画，这会是更恰当的。 + +　　元曲“琵琶记”的原作，赵五娘在她公公死后，要想卖掉自己的头发来埋葬她公公这部分，可以说是赵五娘悲剧命运发展的顶点，这时候她内心的矛盾、痛苦、骚动给读者以强烈的印象。朱墨本的插图也表现到赵五娘剪发这个场面，但他所能发生的艺术效果是什么呢?在这里我们也完全感觉不到什么悲剧的气氛。拿着剪刀正在剪下自己的头发或者正在打算剪下自己的头发的赵五娘竟被表现得这样平静、闲雅，如果没有“金刀下处应心疼”这个标题，如果读者不知道这是“琵琶记”这样的一个场面，同样地，任何一个读者都会把它当作普通闺阁里的仕女的画幅看待的。 + +　　李卓吾评本“琵琶记”的插图是另一个例子。它和朱墨本的艺术作风是很不同的，它的笔法更为简炼，但它却也十分敏锐地反映出它所要反映的极为纤微的情绪和气氛。和朱墨本的插图一样，在表现人物的离愁别恨，是十分真切的。“郎上孤舟妾倚楼”、“客路空瞻一片云”等等便是显明的例子。宋元以来中国绘画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的经验，也给它带来了好的影响，这也是无可怀疑的。 + +　　“今夜清光好，可惜人千里”一幅表现现实的冲突最为深刻。画面只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使女，另外一男一女年纪相若，一看便知道是夫妇，但那个男的却带着无限怅望的心情发出“今夜清光好，可惜人千里”的感叹。在这里，蔡伯喈和他后来的妻子的特殊的不自然的关系，以及蔡伯喈不得已重婚以后的矛盾苦闷的心情，是真实地表现出来了。 + +　　但李卓吾评本的“琵琶记”的插图也和朱墨本的插图同样回避了或者是无力再现这个作品所表现到的最深刻的现实冲突。女主人公赵五娘的悲剧的命运，和赵五娘的悲剧一起反映出来广大的悲惨的社会生活的背景，在这里也完全没有得到表现，除了是失败的表现。蔡伯喈走后家乡发生灾荒的表现，这里也可以找到一幅，题辞也是“琵琶记”的原句，“圹野萧疏绝烟火，日色惨淡黯村坞”，但这里，也和朱墨本插图的“野圹原空”一样，能带给我们一点点现实的灾荒的感觉不能呢?如果“野圹原空”只能说是一幅普通的仕女画，那么，说这是一幅普通的秋高气爽一类的山水画，大约也不会令人感到太不恰当的。 + +　　十分显然的，“琵琶记”的插图的作者，首先是它的作画者，是并不理解，似乎也并不真正关心他的主人公的命运的。这些插图原是文人雅士的所谓案头清玩，看来作者也不愿意使它有太现实的内容，特别是太现实的生活中的矛盾突冲内容。因为太现实的内容，特别是太现实的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内容，是和案头清玩所要求的闲适静穆之类不调和的。作者，当然首先是它的作画者，在创作“野圹原空”、“金万下处应心疼”、“圹野萧疏绝烟火，日色惨淡黯村坞”这些画幅的时候，与其说他是在忠实地再现这些题目所包含的现实内容，还不如说他是在抒写作者自己的性灵。题材和普通山水人物画不同了，但如果作者的感情仍旧，抒写性灵还是一样的。 + +　　因此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文学上的“琵琶记”和木刻艺术上时“琵琶记”各有不同的成就。作为对于文学上的“琵琶记”的插图，木刻艺术上的“琵琶记”有些地方能够准确地再现出前者不少的内容，并且丰富了它。但整个说来，木刻艺术上的“琵琶记”的现实主义是不充分的，在这方面，它不但在实际上的表现和文学上比较起来有逊色，而且，作者在主观上看来也并不没有打算追踪文学上走过的现实主义的路的。 + +　　也就因为这样，为鲁迅所指摘的许多明代木刻艺术的“超世间”往往是在最深刻的意义上的“超世间”。在这里，问题还不仅在于题材，问题还在用什么样的精神来处理题材，如果用“超世间”的非现实的精神，即使在处理象“琵琶记”里面那样悲惨的场面也是不可能呈现出现实的精神的。相反的，一个有现实精神的作者，即使处理的是山水花鸟一类的题材，也有可能给我们带来现实的精神。同是明代的黄凤池的“草木花诗谱”、“梅竹兰菊四谱”等作品便是例子。这些作品神采焕发、粗豪有力，较之直接表现社会生活的“琵琶记”的插图，是有着更为热烈的乐生的精神的。 + +　　明代木刻也有许多是表现自然现象，如山水花鸟、石竹等等，而不是直接表现人的生活的，但在这里，问题也不仅在他是否直接表现了人的生活，问题也在于他用什么样的精神来表现山水、花鸟、石竹等等。 + +　　明万历刊印的在当时也相当有名的“素园石谱”，描绘了名山大川的形形式式的石头——所谓“怪青奇碧”，作者林有麟在自序里说：“自宣和帝而后，有绘图哦咏者手汇辑之，凡得四卷”。在谈到自己对于石头的爱好、体会，他是这样说的： + +　　……家有先人敝庐玄池石二拳，在逸堂左个，少时纮诵之暇便，居起之。每焚香静对，肃然改容，如见尊宿。已于素园辟玄池馆，供礼石丈，而三吴之残崖断壁，堑崿窿坳者，稍具焉。两深苔屋，秋爽长林，风入陵波哀玉自奏一篇，隐几筦尔不言，一洗人间肉飞丝语境界。余赏谓法书名画，金石鼎彝，皆足令人自远，而石尤近于禅。……(“素园石谱”，明万历刊本) + +　　在这样的心情下创作出来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是可想而知的，事实上，作者的这种心情在他的作品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我们宽阔的自然的怀抱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的美，“素园石谱”是就石这个范围内赞赏自然的美的。但是，察物寄意，在作者看来，正是因为“石尤近于禅”才专去表现石的。我们个天也不会抛弃作者在这里所反映的自然的美，但我们也不能不感到，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整个“素园石谱”却是令人感到脱尽尘俗的。它不是更多地使我们想到世间的生活，而是更多地使我们忘却世间的生活的。 + +　　作者对于载于卷二的“栖霞石”，作了这样的解说： + +　　至正间钱惟善先生游江左，获奇石，峰峦秀润，上有古篆曰栖霞，心异之。作供几上，每神游其间，便有世外之想。(同上) + +　　其实，并不只是这个栖霞石，“素园石谱”大多数作品，都是使人“有世外之想”的。 + +　　对于自然的向往超过对于人的生活的向往，这个弱点不仅表现在那些并未直接采取现实生活作题材的作品里，而且也往往表现在那些直接以现实生活作题材的作品里。 + +　　如果我们看过许多明代的木刻作品，又去看一看例如唐代的佛象的雕塑，我们便不能不发生这样的感想，以宗教的想象中的事物为题材的唐代雕塑的人间性，要比许多直接表现人间生活的明代木刻作品的人间性强烈得多；在表面上是超世间的唐代雕塑所包含的现实内容，比许多表面上是向着世间的明代木刻作品的现实内容丰富得多。在这里主要问题不是题材，是十分明显的，同时，鲁迅对于明代木刻的批判的深刻、正确也是十分明显的。 + +　　难道题材只是几匹马的唐昭陵六骏，或者只是几种兽畜的汉霍去病墓前石刻的现实精神，不比例如朱墨本的董西厢的插图的现实精神更深刻丰富一些么?鲁迅的着重称赞汉唐的雕刻而批判明代的木刻，决不是偶然的。 + +　　值得在这里提起的是，鲁迅所说的明代木刻艺术的“超世间”，它的现实精神的不充分，主要是在它的最发展的时期，大致是万历中到明末这个时期表现得最为突出，在这个时期以前的明代木刻艺术，倒不是这样的。例如，就其现实精神来看，我们可以说不论是董西厢本和香雪居本的插图，都是不及明初的几种西厢的插图的。明初的几种西厢的插图，技术也还幼稚，远不如后来之精进，但它们却保持着更多使群众感到是现实的、容易理解的、泼辣的精神，这就是鲁迅在谈到民间文艺的特点时所说的刚健清新。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鲁迅曾经一再指出过的文艺发展的一条重要的规律：当文艺还在人民手里或者和人民保持密切关系的时候，它是富于艺术生命，富于现实精神的，相反的，当它开始离开了人民或者和人民有了距离以后，这种艺术的生命和现实精神总是受到损害的。明代木刻的制作虽然一直依靠许多民间的刻手，但当它成了文人雅士的案头清玩，许多文人画家参与了它的制图以后，它也没有能够逃出这条变化的规律。 + +　　鲁迅对于中国过去的木刻艺术遗产的极深的理解和尊重，这是未必有人怀疑的，同时，鲁迅对于由他自己培养起来的他那个时代的革命的木刻艺术，还很年青，因此也还幼稚，他也是说过的，然而，正是持着深刻完整的现实主义观点的鲁迅，在谈到木刻艺术的现实精神的时候，不能不明确地肯定当时还很年轻的革命木刻艺术所带来的变革： + +　　……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实绩其在，说它“杂”，固然是不可的，但指为“俗”，又断呼不能。这之前，有木刻了，却未曾有过这境界。 + +　　中国新的木刻艺术，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就其主流就其根本方向来说，它是属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尽管中国木刻艺术还很年轻，还幼稚，但它根本性质和倾向和它以前的中国木刻艺术是有区别的。它表现着中国木刻艺术发展的新阶段。不承认这点，便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便会走向颂古非今的地步。 + +　　正是鲁迅，从一开始便清楚地看到，正在生长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木刻艺术表现出一种新的现实的精神，这用鲁迅的话来说，“它所表现的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这种新的现实的精神，这种“现代社会的魂魄”，过去的木刻艺术是不会有过的。 + +##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鲁迅在先进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木刻艺术里看到了艺术的现实精神的最充分的表现，下面这几句话，对于了解鲁迅的艺术观点是十分重要的： + +　　我觉得这些作者——鲁迅在谈到苏联版画的时候说——没有一个是潇洒，飘逸，伶俐，玲珑的。他们个个如广大的黑土的化身，有时简直显得笨重，自十月革命以后，开山的大师就忍饥，斗寒，以一个廓大镜和一把刀，不屈不挠地开拓了这一部门的艺术。…… + +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的最高的表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可能使艺术的现实性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这个观念在鲁迅是十分牢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观点对于艺术遗产采取清醒的分析的态度，它即不否定每一种艺术遗产应该受到我们尊重和继承的长处，也毫不隐蔽它可能存在的弱点。被鲁迅称为“木刻之盛世”的光辉的明代木刻艺术里，许多作品的现实主义的不充分这个弱点的确是共同存在着的，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的充分的现实精神成了对比，“潇洒，飘逸，伶俐，玲珑”，在明代的许多木刻作品里，正是存在着的。 + +## 八 + +　　作为一个伟大的文艺思想家，鲁迅的最根本的特点就在于他和文学艺术的实践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鲁迅不但吸收了历史上许多文艺思想的积极的因素，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而且独立的研究了大量的文学艺术的现象，考虑了历史上许多文学艺术的实际经验，特别是有过长久历史的中国文学艺术的实际经验。这点是使他和那些脱离中国实际脱离中国历史而只有空洞抽象的概念的教条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的。 + +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里赞扬黑格尔的时候认为黑格尔不仅是一个天才，而且有极广博的知识。事实上，一切真正伟大的思想家都不能不是这样的。在现代中国文学艺术的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人象鲁迅有着这样广博的知识，包括文学艺术的知识。鲁迅在谈到外国的或是中国的，古代的或是现代的作家以及艺术家的时候，他的意见都不是浅薄的。鲁迅的文艺思想的所以特别丰富，和他的广博的知识是有密切关系的。 + +　　鲁迅对文学艺术本身的特性有深刻的理解。鲁迅不是根据一般逻辑的推论，不是根据一般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来演绎出文艺的见解，如同那些教条主义者和庸俗的机械论者那样，而是具体地分析了文学艺术的专门的特点和专门的发展规律，然后形成自己对于文学艺术的见解的。鲁迅在解决每一个文学艺术的理论问题的时候，都没有离开文学艺术的专门的特点和专门的发展规律，鲁迅的文艺思想所以正确，所以成为真正科学的文艺思想，和这点是分不开的。 + +　　鲁迅是现代中国革命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真正的奠基者。认识这点，对于认识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上的历史地位和认识现代文学发展的真实的面貌，都是十分重要的。 + +　　鲁迅为文学艺术的现实主义而斗争所走过的路是漫长而艰苦的。不论是从右面来的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或是从左面来的庸俗的机械论，都是敌视现实主义的。鲁迅对它们的斗争不能不付出极大的代价。但精力并没有白费，斗争并不是徒劳，为鲁迅的思想所照耀的中国的现实主义的方向，始终是鲜明的。 + +　　继承鲁迅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遗产，对于我们今天正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鲁迅的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遗产在今天也仍然是抗击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形式主义和庸俗的机械论的有力的武器。应当承认，庸俗的机械论以及它在创作上的表现公式主义所以至今未能从根本上克服，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对鲁迅的现实主义思想重视和研究不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继承和发展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也就因为这样，更加重视和深入地研究鲁迅的现实主义思想，继承和发展鲁迅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于我们今天是十分迫切的。 + +　　（来源：原载1956年10月号《人民文学》，摘自《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刊物的参考材料》，第一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0.txt b/CCRD/1/4/17/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fa792f54efc473544829afd05d98129e08227df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0.txt @@ -0,0 +1,9 @@ +# 匈牙利事件后给苏联大使馆的信 + +　　<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杨汉斌> + +## （杨汉斌：北京地质学院203—13班学生；摘要） + +　　苏联出兵是干涉别国内政，不合国际公法，由于苏联出兵所导致的一切后果，应由苏联负责。 + +　　（来源：北京地质勘探学院党委会宣传部编《社会主义教育参考资料第二编：右派言论汇编》，1957年10月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1.txt b/CCRD/1/4/17/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8d81736e63b1413c737d02a6205f6cb7838669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1.txt @@ -0,0 +1,179 @@ +# 致毛泽东的信——对《矛盾论》、《实践论》的意见 + +　　<黑龙江李守正> + +## （李守正：哈尔滨市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统计员） + +　　[原编者按：这是右派分子李守正在1955年10月写的一篇反动的哲学论文，他写好后寄给毛主席，要求“答复”。这是他整个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阴谋的一部分。他妄图通过对《矛盾论》和《实践论》的攻击，迫使我们党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推翻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在回信中严正地批驳了他的反动观点，并告诉他应当切实地进行自我改造。但是他不但毫无悔改，而且变本加厉。以后他又连续写了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 +　　在这篇文章里，他对《矛盾论》和《实践论》展开了全面攻击，他认为： + +　　矛盾的规律不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差异不是矛盾：×××同一性是绝对的；矛盾是不能转化的。 + +　　真理并不是符合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而是客观规律本身；实践不是真理的标准，而是相反：真理是实践的标准。] + +## 关于真理（对《矛盾论》、《实践论》的意见） + +　　一、矛盾论中没有下了矛盾的定义 + +　　矛盾论中对什么叫矛盾？矛盾的本质是什么？关于这些问题没有下定义，也没有下结论。矛盾这一概念的含义包括很多方面。各人可能各有不同的观点，多义中可能发生很多不同结论。 + +　　二、矛盾论中对宇宙的本质没讲明白。对“物质”这样唯物论基本的概念没有下了定义。 + +　　两种宇宙观中，宇宙的本质是什么？究竟什么东西是宇宙的本质？关于这个问题没有讲明白。在读者中可能无意识地或有意识地引起下列误解的危险性存在。 + +　　假设理论 + +　　“宇宙是由矛盾的东西组成的。这些矛盾的东西互相关联，互相制约，永远斗争，而且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 +　　根据我的观点来看，上述论点有那些错误呢？ + +　　宇宙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是由唯一的物质所组成的东西，精神不过是物质的属性，是物质的作用，没有物质，就不可能有精神，可是不但没有精神的物质是存在的，而且宇宙是永远运动着的物质。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本质上唯一的物质底各种形态，各现象由辩证法所判明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是运动着的物质底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着，而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前记假设观点的错误在“精神”的根源与精神所起的作用混同分不清的地方。如果我们承认矛盾的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互相转化。物质变质为精神，精神变质为物质的话用不着什么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争论。我认为精神这一东西的根源是永远在物质中，精神是物质的产物而且物质并不是精神的产物，斯大林说：“新的社会观念和理论，只有当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已在社会面前提出新的任务时，才会产生出来。”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承认和拥护“精神的作用”，新的社会观念和理论既已在社会与物质生活发展过程所提出的那些新任务基础上产生出来，便能扫除障碍，深入民众意识，动员民众，组织民众去反对社会上衰颓着的势力，因而便利着推翻社会上正在衰颓而障碍社会物质生活发展的势力。 + +　　三、矛盾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物质与精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等之间，它们的起源和作用混为一谈 + +　　矛盾论第33页说：“有人觉得有些矛盾并不是这样。例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的见解……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然而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 +　　我拥护斯大林学说，“生产力不仅是生产中最活动最革命的要素而且是生产发展过程中决定的要素。生产力怎样，生产关系也就应怎样”“但这并不是说，生产关系不影响到生产力底发展，生产力不依赖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虽然是依赖于生产力发展而发展，但同时它们又反转过来影响到生产力，加速或延缓其发展。” + +　　我因为什么拥护斯大林而批评毛泽东矛盾论呢？毛泽东所说的“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这里，是否“当着”如何决定呢？这应该是看生产力（物质条件）发展到什么程度而决定。那么还不是生产力是决定的要素呢？这里我们应该把起源与作用分别开来，才能有正确的决论。生产关系是肯定地决定地起源于生产力。所以生产力情况决定生产关系情况是肯定的，但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起破坏生产力的作用，在我国和苏联的生产关系不但与生产力不发生矛盾而且大大地推进生产力的作用。 + +　　四、实践论中“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论断是与真理的确知性相矛盾的错误论，这是近似于真理不可知论。 + +　　《实践论》第17页中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 +　　我认为这里包含有不少问题： + +　　1、什么叫真理？真理的定义是什么？ + +　　2、真理有几个？ + +　　3、人们能不能认识真理？ + +　　4、真理是否没有结束？ + +　　我认为毛主席是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精通人而且实践人。可是“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这一段话好像似使读者陷于对真理永远不可知论。 + +　　据我来看，宇宙是由唯一的物质所组成的统一的整体，这宇宙是唯一的世界，世界是有唯一性，毛主席所说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观点是容易使读者，想象佛教的此岸，彼岸三世轮回的唯心主义思想。这唯一的宇宙是按着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物质是由数变到质变永远地运动着，变化着，物质的运动和变化是带着一定的永远不变的规律。因此客观中存在的规律是有一定性，结束性，永远不变性，这个物质，自然界，宇宙是在意识以外，不依赖于意识而存在着的客观现实，世界及其规律是完全可能认识，我们对于自然界规律的那些已由经验和实践考验过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而只有现在尚未认识，但将来却会由科学和实践力量揭出和认识之物。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呢？其所以这样说是： + +　　l、世界是唯一的物质所组成的，太阳、星星、地球都是本质上唯一的同一的物质所组成的，已经人们所认识的物质的各种形态是不用说，还没有认识的东西也是与已经我们所认识的物质本质上同质的物质而不过是物质的某种特殊的形态。 + +　　2、真理是客观上存在的物质运动的规律，物质及其发展所依据的规律是永久不变的唯一的，一定的东西，宇宙只有一个，因此关于宇宙的真理只有一个，只有一个的宇宙运动，变化成为千态万象，虽然变化成为千态万象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制约组成统一的整体，而且受“一定的物质条件产生一定的变化”的规律的约束。宇宙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勿论如何多么长的时间总是一系列的有联系的统一的物质运动，宇宙空间扩展到多么广的范围总是不例外于唯一的物质世界。物质的质变到多么多种，脱不出物质运动规律的。 + +　　3、人们认识能力的范围和内容都是无限的，人们能认识无限大的空间和时间，人们利用分光器认识了星星的物质与地球上的物质是本质上同质的东西。实验、工业的方法人们亲自制造出自然界某一现象，依它的条件，把它千百万回同样地产生出来，例如，飞机、火车、棉布、洋火、电灯、避雷针、其他各类工业品，这是人们认识真理的可能性，确实性的证明。毛主席所说的“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一次又一次地深化”这是对的。“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这也是对的。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这是包含着错误的论断。这是由于否认人们认识真理的可能性，否认人们已得的科学知识的确实性，否认世界的可知性，因此这是必然地引导到非常危险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的道理。我认为斯大林所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著作是关于马列主义的很好的著作。我现在关于马列主义哲学，只看过斯大林著“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著“自然辩证法导言”两本书，我想要看列宁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黑格尔“逻辑学”等书，可是生活费中不容易抽出买书费用，找不到这书，买不到这些书等原因没有实现这个志望，我认为前揭斯大林著作与恩格斯著作之间不但没有矛盾而且在实质上完全一致的。这些著作内容与我的思想不发生任何矛盾，完全一致，我认为真理只有一个，因此虽然我没看过列宁著作，如果列宁著作是真理，一定会与前揭斯大林、恩格斯著作互相一致，不会发生任何矛盾。 + +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引用列宁话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我对这个观点发生矛盾，把“相对的”了解为什么呢？了解“相对的”“一时的”或是“暂存的”意义的话，这样“一时的”“暂存的”真理是与真理的普遍性，永久不变性相抵触、发生矛盾。在实质上否认真理，“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如何把无数相对真理相加得出其总和呢？把永远没有完结，永远前进发展着的相对真理如何地相加得出其总和呢？这是在实践上在理论上都是不可能的事实。那这样推论的话，应得出结论，绝对真理是人们永远不能认识的东西，这种结论是否正确？是否符合于现实？我认为这种结论是不正确，不符合于实际情况。 + +　　我把真理了解为，物质的运动变化的规律。物质运动变化的必然性就是真理，规律，必然性，只有一个“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产生一定的现象”这是最抽象的绝对真理的定义。 + +　　在地球范围内三角形的内角和是等于2直角，这是一个定律，这是在理论上划一个平行补助线的方法可以证明，在实践上千百万回测量也不会有变动，去世界上那一个地方，男女老少，谁测量也是同样一致，不会有变动，电气发电原理，杠杆原理、三角函数原理，这些定理都是带有普遍性，结束性，不变性，永久性，确定性，水在经常气压下摄氏零度和一百度之间是液体这是定律，资本主义社会里必然地发生经济危机，失业，剥削现象，这些是决定性，结束性，但是由于定律，本身的决定性，确定性结束性，与确定的条件相同的地方不能产生另外定理，不同条件产生另一种定理，例如，前记水的液体温度定律在水不存在的月球和太阳中不能起作用，不能产生，这里只是那些定律是物质的另一种形态中带着潜伏潜在的形态存在着，在苏联社会主义社会里像资本主义社会里存在那样的经济危机、失业，剥削现象及其定律是不存在地不能发生。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数学、经济学、政治学其他科学中各种定律是如果它们是正确地反映客观的存在（物质）及其规律的话，这些定理是唯一的真理的组成部分，所谓如此是：这些无数的定律不过是在各个部门中说明“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产生一定的现象这一个真理。到我们工地运坏了一百五十万块红砖虽然它们都是红砖，它们都是有矛盾，一百五十万块中完全一样的红砖是看不见的，每一个都有差异，如果专门地研究一百五十万块的差异、矛盾，找不出红砖定律的。它们的共同性，一致性是找出关于红砖定理的途径，例：形状是，长24，宽25，厚5.3内外出入不大，硬度有那些，红色、四角6面体，这些是红砖的共同性，这些共同性是红砖与非红砖区别的标准，同样地与物质及物质变化运动的规律共同性，一致性是真理与非真理区别的标准。总而言之：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自然界，由其最小单位到最大物体，由沙粒到太阳，由原生生物到人，都是处在永恒的产生和消灭过程中，处在毫不间断的流动中，处在始终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中”。而且数变到质变的运动，并不是偶然地变化而是规律式的，必然的变化运动，在这里必须引起注意的事情是：物质在其一切变化中永远是一样的，物质及其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是永久不变的东西，这永久不变的物质运动变化的规律就是真理，因此真理的特点是在于它的结论性、结束性、确定性、唯一性中，在于它的普遍性、贯通性、永恒性、不变性、必然性中。如果有人主张说“有资产阶级的真理，另外还有工人阶级的真理，具体发展过程都是相对的，因此真理也是相对的”我不能同意这种相对论。我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然地发生和增长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通过革命运动夺取政权，必然地消灭那些痛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种发展过程是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存在的客观的物质发展规律，资本家知道也好，不知道也好，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那些规律是必然地实现，社会发展的定律，真理这些东西是只要认识、利用、却不可能创造、改变消灭，真理只有一个，在客观世界中却没有相对的真理（一时性的，不确定的规律、必然性、真理却是没有的），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学说的理论的变迁，例如氧气学说出来以后从前的燃素学说变为错误的学说，列宁的，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可能学说出来以后从前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在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不可能学说，变为不妥当的学说，哥白尼的地动说出来以后几千年以来的一切神话，天动说（太阳周转地球周围说）都变为误谬的世界观。可是由这些事实中却不可以得出“人们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结论。其理由说明在以下论述。 + +　　我对真理的了解我认为“物质运动变化的必然性过程就是真理”真理的记述与散文、日记文、纪行文、想象文、谈话、演说等等之间有差异，因为许多文章里包含着非真理单纯的记事或者是错误认识，这些文章里的片言，段句不一定都是真理。教条主义者的特征是真理和非真理的文章片言段句混为一谈，从片言段句出发主观地规定出自然界及社会现象的规律订出行动纲领。特别是把过去错的理论作为不动的真理，在实践中想要实现它是教条主义者特征。经验主义者的特征是把坚定不动客观世界真理与自己的主观经验混为一谈，把自己的主观的经验结论作为不动的真理。否认永久不变的普遍性的客观真理是经验主义者的特征。 + +　　真理并不是散文，真理是各种各样物质运动变化的有机的统一的整体的规律，真理只有一个。如果无数的相对的真理存在的话那是什么样的真理呢？如果昨天的真理与今天的真理互相矛盾，今天的真理与明天的真理互相矛盾的话那是什么样的真理呢？那不过是散文，那不过是假理，那不过是否认真理，如果指南针不一定指南方，北极星不一定在北方的话，时时刻刻变化其位置和方向的话，如何地指导走舶的方向呢？当然北极星位置将来各星星运动结果可能有变动，但是物质变动中的互相关系规律是一定的，思维变动中的互相关系也是一定的，思维变动与物质变动之间的关系也是一定的，不变的。就是物质变动反映到思维里来形成思维运动。这些一定不变的关系便组成真理。 + +　　直角三角形三边的关系是一定不变的，就是 + +　　a2+b2=c2这是2千5百年以前发见的所谓毕达哥拉斯定律，所谓中国的陈方定理，如果2500年以前的该定律与今天的该定律互相矛盾，互相差异变化的话，如果现在的毕达哥拉斯定律与1万年以后该定律之间互相矛盾、变化的话，这不是定律而是散文，或者是滑稽的笑话，自然界中存在的直角三角形的三边关系是不论人们认识它与否一定的永久不动的东西，这个永久不变一定的关系反映到人们头脑里来组成科学定理，人们只能认识这个定律，不可能创造这个定律，只能利用这个定律，不可能变更或是消灭这个定律，其所以叫定律是与处在永远运动变化着的物质之间永久地不发生矛盾，就是物质与定律之间有一定不变的关系。 + +　　五、我并不是否认在自然界中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只不过是主张没有矛盾的东西存在也要承认。只是这些矛盾与一致不过是唯一的统一的物质本来固有的性质而已。 + +　　我并不是否认在自然界中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斯大林所说那样我也承认自然界的对象或是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该社会内在矛盾。但是引起注意的东西是： + +　　矛盾发展的事实与矛盾发展的规律之间永远没有矛盾，永远是一致的。因此我强调说：物质运动变化与物质运动变化所依据的规律之间并没有矛盾而且有一定的、永久的一致性。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虽然写了不同的文章对于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中没有矛盾而且完全一致的。 + +　　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之间也同样地对辩证唯物主义问题中没有矛盾，他们之间却没有包藏着未爆炸以前的炸弹那样的矛盾，马、恩、列、斯和现在及未来的几千万年历史中会产生的几万万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者之间会不会产生矛盾呢？我认为肯定地不会产生矛盾，那么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的法则是什么呢？ + +　　六、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法则是什么？ + +　　毛主席在《矛盾论》开卷头一页中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在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主义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斯大林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说“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现象是运动着的物质的各种形态，各现象由辩证法所判明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是运动的物质底发展规律，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着。而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又说“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基本特征是：（1）……把自然界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其中各个对象或各个现象是互相密切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的。”该书在第四特征中说“辩证法所持的出发点是：自然界的对象或自然界的现象含有内在的矛盾。”我认为斯大林所说“世界按其本质说来是物质的……。把自然界看作有内在联系的统一的整体！”这种法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根本的法则，所以说如此是因为如果没有物质不可能有什么矛盾不矛盾。这法则中当然地包括矛盾的法则在内。因为矛盾不过是物质变化运动中必然产生的各种对象或现象的互相关系中的一个方面。 + +　　七、我对矛盾的了解： + +　　什么叫矛盾？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了很多问题，可是究竟什么是矛盾？这个问题没有讲明白，因此解决问题不大，《矛盾论》中有如下一段话“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如果差异就是矛盾的话“关于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是差异或是矛盾”？这个问题何必有布哈林派与布尔什维克之间激烈地争论呢？一般地矛盾这个概念中含有势不两立，冲突，斗争，对立，抗争等意义，所以这种关系存在的话不论冲突对象是否属于同一种类或是差异种类，可以说它们是处在矛盾中，例如，异种大炮属于我军对敌军作战时该异种大炮之间并没有矛盾关系，只有联系关系，方向、目的有一致性。 + +　　如果虽然同种的大炮分属于敌我两军相互作战时，这些同种大炮是不拘其同一性，可以说处的矛盾状态，因此差异不一定是矛盾，同一也不一定是矛盾，构成矛盾一定是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就是一定的物质条件下才产生一定的矛盾现象。在我们的现实世界这样的物质条件下产生的相互冲突的力量称为矛盾。虽然不同的，有差异的力量，结合成为有机的一体，向同一的目的，向同一的方向起作用的时候，不称为矛盾。例如，社会主义国营企业内部工人与职员的关系，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都是为了完成国家计划而奋斗的同志的联系关系，他们之间只有差异并没有根本的矛盾或是冲突关系。在我国，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是一致关系却不是矛盾关系。可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有矛盾，职员与资本家之间，工人与职员之间是矛盾关系。这样各社会之间产生不同的现象，其原因是，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的关系。产生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在于全世界的物质性中。 + +　　八、我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永久不变论者，而是“资本主义必然变真理”的不变论 + +　　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与一切物质变化运动同样处在变化中，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与生产关系之间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候，必然地发生革命，该社会变质为社会主义社会，但是我强调说，有不变的东西。……一定的物质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必然发生革命的必然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一定律是永久不变的。 + +　　九、我的理论却是不反革命理论 + +　　最后我谈一谈，我的理论是否是反革命理论？对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否定，否定，否定，我认为我的理论是肯定地革命理论，我承认在接触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联共党史）以前（1949年3月）是因受过反动阶级的社会制度及其思想影响，处在唯心论的，或者是机械唯物的动摇不定的不可知论倾向中。可是，我接触马列主义后了解自己的错误观点，我完全变化为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今后的历史上我的理论、观点、行动上能不能再转变为与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相反的东西呢？我的回答是否定，否定，否定。因为什么能主张这样的呢？马克思本身也是由非马克思主义转变到马克思主义去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历史的事实，也是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恩格斯在他的自然辩证法导言的最后结论中说，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或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并且在这个循环中，除了永恒变化着的，永恒运动着的矛盾及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什么永久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恩格斯揭露真理，唯一的真理（普遍、永久中真理）我认为恩格斯证明了“物质运动变化及其变化运动所依据的规律是永久不变”的真理。我的革命理论是这个永久不变的真理为依据的。因此我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同样是坚定不移的。 + +　　我主观上拥护马列主义革命理论，毛主席也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因此这里并没有根本上的矛盾，不过是理论上的某些枝叶问题上有意见差异。我的理论在客观上可能对广大知识分子群众改造思想，树立坚定不移的革命人生观、世界观，共同地建设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会起积极的作用。因此我认为我的理论却不是反革命理论而是革命的理论，我再次强调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是客观真理为依据的理论，客观真理与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之间永久地不能发生矛盾，而且客观真理是唯一的、普遍的永久的物质运动变化的必然过程，最后我引用斯大林的一段话，作为我的结论。“既然世界可能认识，既然我们关于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知识是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那么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生活、社会发展也同样可能认识，科学方面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材料虽具有客观真理意义的确实知识，由此可见，社会历史科学，不管社会生活中的现象怎样复杂，都能成为例如生物学一样的准确科学，能利用社会发展规律来供实际的应用。由此可见，无产阶级党在它的实际活动中，决不应以什么偶然动机为准则，而应以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中所得出的实际结论为准则。”因此，显然地毛主席“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论断是错误的。 + +　　十、毛主席《实践论》中错误在什么地方？ + +　　1、“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这是非常正确的判断。“人们的认识的发生，发展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这也是非常正确的论断。可是毛主席由这些正确的判断中抽出来了“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的错误结论。为什么说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判断呢？我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毛主席这个结论与实际情况是发生矛盾的。实际情况是反驳这个结论。人们在过去封建社会里还未认识到当时还未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这是历史的确实的事实，可是由这些事实中抽出结论说“人们在实践中对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是不应该的。这却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列宁说“在认识论上，正如在科学的其他一切领域一样，我们应该辩证地思考，即是不能认为我们的认识是既成的和不变的，而要分析从无知中怎样出现了知识，不完全的，不确切的知识怎样变成了较完全的和较确切的知识。人类社会中人们的科学知识是日益增大化，而相反地无知（不管对已出现或还未出现现象的无知）是日益减少化的倾向，这些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人类从无知的情况转变到对真理完全有知的时期到来是必然的事实。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已经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全部过程及其规律，马克思不但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全部规律而且把还未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产生的必然性，拿科学的铁的事实来认识出来了。亚里查，飞机，火车，电话机的设计者把这些东西在世界上出现以前已经认识到了其规律，这些事实及其发展趋势来看，由“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可怜的状态转变到“对真理完全有知的状态”是不可避免的事实。斯大林说“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是完全正确的论断，依据斯大林来看，虽然现在尚未认识之物存在，可是它们是将来却会由科学和实践力量揭示和认识之物。 + +　　2、毛主席在实践论最后结论中说“发展真理”的错误理论，有些地方“预想”到“实现”过程为“实践”，这实践为真理的标准，这是客观真理（不依赖于人们意识而独立地存在着的自然界及自然规律）与主观理论（不管正确与否，已经人们在人们意识中反映出来的理论或是某些事实）的区别分不开，混为一谈的理论。 + +　　我们应该承认，列宁所揭露的原则：“外在世界，自然底规律，以及机械的规律，与化学的规律之划分（这是非常重要的）乃是人底合乎目的活动底基础，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有客观世界在面前，以客观世界为转移，以客观世界规定自己的活动。”因此我们却不应该是由“预想”出发开始实践活动，而是应该由辩证法唯物论所判明的“自然界客观规律”出发开始实践活动，这样作才得出“预想”的结果。 + +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客观真理（自然规律）是固定不变的事实。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说“马克思主义把科学法则——无论是指自然科学法则或政治经济学法则都一样——了解为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的反映。人们能发现这些法则，认识它们，研究它们，在自己的行动中估计到它们，利用它们来为社会谋福利，但是人们不能改变或废除这些法则，尤其不能制定或创造新的科学法则”。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发展真理”的理论是明显地错误的理论。 + +　　3、人的社会“实践”中已包含着“思维”。因此把人的实践作为认识“思维”的出发点的理论，必然地陷于无可证明的唯心论的无限的循环论。 + +　　（可能导引到对真理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论，这是人不能完全知道真理，不过是不完全，部分地知道真理，这样的不可知论的可能性）。 + +　　4、毛主席的《实践论》是否“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实践论的真理性也要走发生，发展消灭的过程？” + +　　根据毛主席实践论中的理论来看，不能不肯定实践论本身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因此实践论的真理也必须要走发生、发展、消灭的过程，毛主席实践论中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实践论》也是“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因此根据毛主席的理论‘实践论’是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就是相对真理性是必然地走上发生、发展、消灭的道路。”为什么能说这样呢？因为是“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这种理论是包含着错误认识。这错误被揭发，被证明为错误的时期到来的时候“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的真理是必然地被消灭。毛主席本身的伟大革命斗争胜利，在过去胜利，现在也胜利着，将来也是一定胜利，这是真理的具体表现，这个真理的事实证明着毛主席实践论中的有些错误理论，据我来看毛主席的有些理论是不但具有相对真理性，而且是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因此我们必须具体地分析了解对其各矛盾部分，那些是正确的部分，那些是不正确的部分，这样作到才是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者。这样做到才是真正的毛泽东的学生。毛主席说“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所谓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论断里也包含着矛盾的部分，正确的部分与不正确的部分。“有些理论是错误的”这是正确的部分。没有说出“实践活动的基础是外在世界，自然界底规律（真理）”是不正确的部分。“实践”不是真理的标准，相反地真理（客观自然规律，必然性）是实践的标准。因为什么？人的实践产生以前几亿万年以来就有物质世界及自然规律，而人的实践只要发见它们，认识它们，研究它们，执行它们，却不可能改变真理，废除真理，却不可能发展客观真理，许多实践是错误的，不合乎客观真理，自然的社会法则的实践是毫无例外地成为错误。因此真理是把人们的实践是否正确的区分标准。 + +　　毛主席实践论中把“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与“真理”混为一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与“真理”混为一谈。因此说“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内”。这里也包含着正确的一方面和不正确的另一方面。辩证唯物论并不是马克思等人构成而存在的理论而是在客观世界中存在着（永远地存在着）的规律，因此马克思等人不过是发见了这些法则。因此不但是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而且无论自然界的（包括社会及精神现象）任何现象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 + +　　5、如果实践论的“相对的真理性”部分假设为正确的话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我对党的认识永远没有完结、我对党的事业的认识运动永远没有完结，因为什么？党是永远前进着，党的事业也是永远前进着，因我对党和党的事业的认识也远没有完结必然地永远地不能参加共产党，在另一方面我本身永远地前进着，因此党对我的认识也永远地不能完结，因此必然地永远的不能吸收为党员。唯一的结论是我永远地不能参加共产党。 + +　　我认为这是合乎某种逻辑的推论。但是其结论是与客观实在情况相矛盾的错误的理论。我不相信“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的理论，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的辩证唯物论的道理，这个真理鼓动着我的勇气。这些真理帮助着我前进，所以我相信总会有一天我能有参加党的一天。 + +　　我认为不管参加党与否，这次对实践论与矛盾论的批评意见对社会建设事业中的理论、实践、知识、真理与错误，成功与失败等问题起不少的积极作用。 + +　　十一、矛盾论中是否包含着理论的矛盾？ + +　　对这问题根据毛主席的矛盾论中指出来的“矛盾的普遍性”来看毫无疑问的，马列主义者必须要了解和分析各矛盾的具体的部分。那么那些是具体的矛盾部分呢？包含着许多矛盾的部分，可是因时间不足而只举出重要的2、3个矛盾部分。 + +　　矛盾论开卷头一页，头一行，头一个字是“事物的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列宁说：“这样引用了，就本来的意义讲，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这里错误在什么地方呢？矛盾法则不是最根本的法则，而是辩证法庭本质之一，或是其基本特征之一而已。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中说道：“统一物之分解为二及对其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底本质（本质之一，即使不是基本的特征或特点，也是基本的特征或特点之一）”。这样在括号中特别强调矛盾法则并不是辩证法的本质的全部而是一部。毛主席在这里把矛盾法则列为最根本法则来认识。因此推论，结论中都发生不可克服的矛盾。成为不合乎辩证唯物论的结论，宇宙的物质性是唯物辩证法则最根本的法则，矛盾法则不过是这个物质性的一方面而已。 + +　　十二、是否宇宙是暂存的，相对的？ + +　　毛主席在矛盾论中引用列宁话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列宁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一切过程都有始有终，一切过程都转化为它的对立物。一切过程的常住性是相对的。但是一种过程转化为他种过程的这种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 +　　据我来看有些东西是永久的统一、同一，有些东西是一时的同一、统一，今后的中国是永久的统一。中国与苏联，各新民主主义国家之间的友谊关系是永久性的，却不是一时性的。 + +　　可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相互联合，同盟关系是暂时的，相对的关系。另外一切过程中有些过程是有始有终，有些过程是无始无终。例如宇宙物质这些东西本身是无论怎样复杂地变化，无始无终在宇宙物质的某些部分中的现象过程是有始有终。因此在部分中的现象来看，一切过程都转化的现象存在，可是宇宙转化为非宇宙，物质转化为非物质的现象却是不可能有的现象。 + +　　唯物论是这个永远运动着的，永远没有消灭，永远没有转化为非物质的物质为基础的学说。因此辩证唯物论是带有永远性的，我来看，辩证唯物论转化为其对立物，即转化为唯心论的过程是不会发生的，另外世界是唯一的世界，一元的世界，我们现实的世界以外想象另一个或是无数的世界，例如超时间、超空间的无数的世界的观点是佛教的唯心论的世界观，如果谁否认世界的唯一性，谁否认真理的唯一性，谁否认世界统一性、同一性的永久不变的性格，那他就不是唯物一元论者，不管谁否认也好，承认也好，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唯一的绝对的存在，精神现象是在物质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必然地产生出来的，某种物质（人类）中产生的物质的现象而已。如果谁主张世界的统一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一时的，相对的，这样主张的话，他就犯大错特错，列宁的“对立的统一（一致的、同一、合一）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这种主张是对于全体物质变化运动，世界、自然界的总的运动变化中的在某一部分中发生的现象的主张，既然宇宙、自然界、物质是唯一的东西，它的统一性是永久的，而却不是暂时的，因此得出结论：世界上的一切现象是物质的统一原则下的矛盾现象。斯大林说“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着，而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这是非常正确的理论。 + +　　十三、关于真理结论 + +　　为了避免对我的理论的误解，我再次强调我的结论：宇宙（自然界、当然物质，人、社会、精神等包括一切）是由物质组成的，这个物质是我们常见的，太阳、星星、地球、砂石、房屋等的本质，这个本质是唯一的物质。这个唯一的物质是不断地运动变化着，物质的运动变化产生千态万象的现象，物质变化运动的各个部分现象是产生、发展、消灭过程，可是唯一的物质本质本身是永远存在的东西，这个物质是既不发生，也不消灭，永远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既没有开端也没有末尾，这里就产生永远的东西和暂时的东西，暂时的东西是永远的东西（物质）的一部分现象。物质现象永远地变动着，可是物质变动的规律（必然性）是永远不变的。怎样的条件下怎样变动是固定，永久不变的规律，既然世界是由物质条件组成的，世界上无条件产生的现象是不存在，可是物质，世界本身本质是无条件，也就是最后的条件，最后的原因。最初的原因。人们的头脑对真理的认识不断地发展（人类的在宇宙上消灭为止）。人们对真理的认识怎样变化运动发展，宇宙上物质运动变化规律本身是永远不变动，客观真理本身的永远不变动。人们能不能完全地彻底地认识这个永远不变动的姿体，永远行动着的客观自然规律（客观真理）呢？既然永远不变动的真理（永恒真理，绝对真理）在客观世界上严肃地存在着，这个确固不变动的永恒真理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的现象是必然的现象，科学的证明（它的基础应该是确固不动的永恒真理）已经证明出来了，人们的对自然界、宇宙、社会、人、物质精神等包括一切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事实。拿无限的认识能力可能认识出确固不变动的永恒真理是自明的事实。物质的各个的现象互相之间联系和制约是必然性的内容，也是客观真理的内容，物质现象与精神现象（人们的认识运动）之间也有着联系和制约，形成必然性，形成认识之真理人们对客观真理的接近在过去是不完全的，现在也是在某些确定的范围内对真理的接近是不完全的，不完结的。可是人们的这种认识程度却不是永久不变的，唯物辩证法证明： + +　　人们拿他的无限的认识能力，完全地认识客观真理的那一天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斯大林）。 + +　　十四、关于真理的定义问题 + +　　艾思奇同志在他的论文“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真理论”中说，“什么是真理？真理就是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正确认识。人的思想如果不符合于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这就不是真理的认识，而是错误的认识。”这个定义的有决定性的错误是在于把不需要的最后的一句话“正确认识”填上去了的地方。依据艾思奇同志的定义真理是“正确认识”就是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的许多现象中，把符合于客观事物规律性的部分抽出来，命名为真理。因此就必然地产生这种真理是否绝对真理或相对真理的问题。换言之，这种真理是否有永远普遍妥当性呢？还是临时的，暂存的妥当性呢？这种真理是否发展下去呢？还是停止不前呢？问题却不在乎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在客观事物（人、意识在世界上出现以前）中是否存在真理？这个问题未解决以前，讨论在人们意识中的真理如何问题是无益的也是不可能的。忘记了这点就要产生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所说的那样的“发展真理”的谬论。我下一下对真理的定义。真理是物质（包括自然界，社会，人，精神现象）的变化运动的必然性的定律。我简单地解释一下，真理是与真实的某一种断片事实不同，例如拿破仑死于1821年5月5日，这种事实是虽然确定不变的事实，它还未揭露出与各个有关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制约中产生的必然性过程，因此还不能算入真理，a2+b2=c2，这是揭出直角三角形的各边的必然的变化关系，因此这个定律是关于直角三角形的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种断片的事实是虽然怎样正确也好，还不能算入真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各个现象的互相联系和制约中产生的必然性的揭露，才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真理。这些真理在确定的条件下只有一个，这只有一个的性质是真理的本性，因此客观“真理的发展”论是否认真理的理论，明显的错误理论。在人们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现象中不完全反映出来的真理现象是有的，在这种反映中给他一个“相对真理”名称却是不适当的，我们应该对这种现象命名为“相对的理论”或是“相对的认识”。人们能不能达到绝对的理论，绝对的认识呢？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是“世界上没有不可认识之物”（斯大林）艾思奇同志，什么是真理？应该怎样说“真理就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是可以容纳的定义。 + +　　十五、什么东西是全世界的最高的，最终的实体？ + +　　根据《实践论》的论题及论述来看，实践是最高实体，也是最高概念，可以说实践一元论。实践论中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这一段话与下一段是有矛盾的。“人们要想得到工作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这一矛盾中那一个是正确呢？我认为后者是正确，既然人们的思想或者是人们的实践要符合于外界的规律性，那么为什么把外界的规律不应该提到第一的地位呢？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理论是在革命斗争中的道德论观点来看有一定的重要意义的，可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哲学观点来看不可能说是绝对地正确的。我们明确知道，人类的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的思想是说明不了人类发生以前的地球的物质的规律性的。 + +　　根据《矛盾论》的论题论及其绪论及结论来看，“矛盾”这个东西是最高的概念，或者是最高的实体。矛盾论结论中说“矛盾存在于一切客观事物和主观思维的过程中，矛盾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这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毛主席的观点来看“矛盾”的概念，是比任何实体高于一切的概念。因为实践与认识，客观事物与主观思维都是服从于矛盾的法则，因此在实践论中“实践”（提高第一的地位）的法则是在矛盾论中因为产生矛盾而被否定了。矛盾究竟是什么东西？是物质？还是思维？矛盾论中有这一段话“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第26页）我们很难了解这种定义。为什么说矛盾即是事物？为什么又说矛盾即是思想呢？毛泽东同志把“矛盾”这一特点绝对化了。按着矛盾论观点来看，世界是矛盾的统一性，世界上一切都是矛盾，因此说“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又说“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26页）据我来看，毛主席在这里过度的胀大了矛盾的思想。因此必然地漠视了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漠视了物质的规律的统一性。因此如果我们把实践论矛盾论的观点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陷入于唯心论哲学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列宁在他的“关于辩证法问题”中说“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论是把认识的诸特点，诸方面，诸界限之一片面地，夸大地，过度地（狄兹根）发展（吹肿胀大）为与物质和自然分离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论是僧侣主义”。毛主席把“实践”“矛盾”这些断片，裁片，小片，转化为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一直线，（如果只看见矛盾而不看见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不看物质的统一规律的不矛盾性，就会导引到泥坑，导引到僧侣主义（在那里大资产阶级底阶级利益把它巩固起来。）虽然实践，矛盾这些是辩证唯物论观点上站着很重要的地位，却不可以把它们提高到比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超越的地位。如果它们超越这一点，它们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于不可知论的境地。 + +　　列宁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说“不可知论者断言，我们不能知道，在我们知觉之外的东西。据不可知论者看来，我们的认识是主观的，相对的，认识的过程只是一些表象，被另一些表象所代替的无限变换底过程，而在这些表象中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和永久的。因此，我们不能知道，在我们感觉之外有什么。这种观点是拒绝认识自然底规律。它引导到绝对的怀疑论，诡辩论，相对论，引导到否定任何的客观真理，因而引导到否定外间世界”。毛主席虽然承认“客观外界的规律性”（第2页）但是由于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必然地达到了相对论，不可知论。 + +　　实践论16页及17页中说“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又说“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 + +　　既然把人们的实践提到第1的地位，必然地达到下列结论：在无限的矛盾发展过程中，没有一个是可靠的和永久的。因此我们不能知道，在我们实践之外有什么。我不能断定毛主席的论断是这样的相对论，和不可知论。可是一个事实是不可置疑的。《实践论》这一论题的说明中说“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这一重要哲学论文里没有一句话提到世界的物质的统一性问题。没有一句话提到人们对世界底物质的规律性底可知性问题。也没有给读者对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可知性明确的科学的论证。矛盾论中更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也没有论证着这些问题。那么没有解决这些问题能不能解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问题吗？这是肯定地行不通的事实。群众的普遍的反映是：毛主席的矛盾论和实践论是矛盾和抽象名词百出，了解不通其实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是通俗，论证理路井井齐齐不难了解其实质。使大家能看懂，使大家在实践中能利用这一点来看矛盾论和实践论是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辩证唯物论底各种著作却不是发展一步，而是后退一步的。 + +　　实践论及矛盾论是在1937年及38年中国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的矛盾及实践情况和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发展情况，以及当时毛主席思维发展情况相适应的。我们面对着目前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面前，需要起一个伟大的动员的组织的和改革的作用的哲学著作。我希望毛主席总结最近的原子能其他自然科学和工业新成就的基础上写出一篇“物质运动论”来满足广大科学界及知识群众的要求。 + +　　十六、什么是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 + +　　矛盾论中说“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私产和公产之间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或互相转化，互相渗透。”我们不能否认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农民转化为土地的小私有者。问题是这种变化是由于哲学上名之曰矛盾的同一性而引起的呢？还是由于其它的原因而引起的呢？根据辩证唯物论所判明的定律来看，这种变化却不是由于哲学上名曰矛盾的同一性存在而引起的，而是由于物质的互相联系和制约中产生的必然的运动而引起的必然的现象。因此重要的事情是研究具体的物质与物质之间产生的具体必然性而不是矛盾的同一性，什么性，××性。这样的抽象的了解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却不是科学的态度。另外，我们研究一下物质与思维的关系。质量与能量的关系。按着矛盾论的观点来看这些东西是矛盾的东西，因此应该它们是有同一性，有互相转化性。可是可惜他们是虽然有辩证唯物论的互相联系和制约，但是他们是任何条件下也绝对的决不能互相转化或者互相渗透。 + +　　钢笔是物质，我在今天用二支红色钢笔来写哲学论文。我们所得的二支红色钢笔这种思想是由实在的钢笔得来的。物质与思想有这种联系和制约，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实在的钢笔，我不可能有这钢笔的思想。那么钢笔的质量能不能转化为2个或是红这样的非物质的数字或者颜色呢？二个这样数字能不能转化为钢笔呢？我说这种转化是在任何条件也没有的。那么什么根据来证明它们之间互相转化呢？我说物质不灭和物质运动（能量）转化的定律来证明这一点的。如果物质转化为精神，那么物质就要消灭，只剩下一个精神，这正是极端敌视辩证唯物论的，实际上也是令人产生混乱的唯心论哲学的一个变种。关于质量与能量问题，奥夫钦尼柯夫说“现代物理学实际上已经丰富了能量不灭与能量转化的定律，因为它已经揭示了能量与质量之间的密切联系。从现代物理学观点来看，质量是任何物质构成的最重要的物理属性之一。因为旧物理学只研究较小速度的运动，所以没发现质量对于物体运动的依存性。现代物理学才肯定了物体运动与其质量之间的深刻的依存性。物体的能量随着运动的速度而变化，物体运动的速度愈大，其质量也愈大。……这一事实也表现于物体质量与其所具有的能量的密切联系这个定律中。质量与能量之密切联系是在研究光现象时初次发现的。这种相互联系是由证明光压力现象之存在的俄国物理学家Π.Β.列别捷夫的著作实验中发现的。……现代物理学发现的相互联系定律（E=c2）。……有时候有人把这一定律解释成仿佛就是质量变为能量的证明，还有人甚而说变为物体的，乃至于物理质的能量。这种解释是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手法之一，其目的是曲解这种新发现的真正内容。实际上，根本不能从质量与能量的相互联系定律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说质量转化为能量，甚至物质转化为能量。质量与能量的相互联系定律是说，一定量的任何一种能量，是完全与相应的一定大小的质量相联系的，在任何一种能量转化时，同时也就产生了与有机联系的质量的转化。如果像某些资产阶级物理学家硬要说的那样，质量转化为能量，那么这就是说，能量便是可以脱离具有质量的物质客体而单独存在的东西。能量因而就会由物质运动的特性转化为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也就是说，运动似乎是脱离物质的。”（1955年北京，时代书社，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第46页、47页）根据上述论述来看，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五、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中说的“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是显明的错误，至少它不是科学的论证而是形而上学的论述。至少令人引导到形而上学哲学的论述。 + +　　 来源：《右派文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2.txt b/CCRD/1/4/17/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5dd137458d8a6d93b6db64d0227ef6b913f7f7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2.txt @@ -0,0 +1,25 @@ +# 关心人（杂文） + +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姚北桦> + +## （姚北桦：新闻班第三班第一支部学员；入学前为江苏《新华日报》副刊主编） + +　　[原编者按：这一篇杂文是姚北桦署名高空蔚发表在1956年10月11日新华日报副刊上的。在这篇杂文里，他把共产党的干部诬蔑成一羣极其自私的人，是除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外，对谁也不关心的人。现将其主要部分摘要如下] + +　　“的确，希望通过喝茶来使领导与被领导、同志与同志彼此更接近，更了解，特别是‘产生出真挚、深厚的友谊来’（9月9日新华副刊‘喝茶有感’）这未免太天真了（如果不是太幼稚的话）。其实，就在过去，在解放前的黑暗岁月中，人们又何尝是‘靠吃茶’来寻找‘革命同道’的呢？” + +　　“……在当时促成人们之间的革命友谊的，不是喝茶，也不是聊天，而是患难与共，‘相濡以沬’的感情；……” + +　　“喝茶有感’（作者左风）尽管有这样一些缺点，可是我以为，在这篇文章中仍然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有意义的问题：人们需要接触，在接触中加强了解，建立友谊。” + +　　“解放后，人们建立了同志式的新型关系，照理说互相之间的接触应该更多了，了解更深了，同志间的革命友谊应当更深厚了。然而几年过去以后，不少人都有左风同志的那种感觉：同志之间很少往来；除了工作以外，生活上、思想上很少接触，当然也很少了解。不用说，不在一起工作、生活的人有这种感觉，就是在同一个机关，甚至同住在一处宿舍里，‘老死而不相往来’的，岂不是大有人在吗？” + +　　“这是什么缘故呢？……星期天带爱人孩子逛公园尚嫌时间不够，那有空闲作其他交往呢？” + +　　“……然而我想，人们之间缺少一根把友谊串连起来的红绳，缺乏一种推动着互相之间加强接触的力量，恐怕是重要原因吧？……” + +　　“在和平的环境中，在城市生活中，很容易蒙上这样一种灰尘：除了自己，对任何人也不再发生兴趣；小家庭就是他的世界；同志与同志除了办公室与小组会上见面之外，仿佛再也没有其他任何关系。” + +　　 10月1日夜北京 + +　　 来源：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部办公室印；共印1800份，发全校学员和有关干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3.txt b/CCRD/1/4/17/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926d7dd0f34ac8a78a60c6dda2cdb788d4fcf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3.txt @@ -0,0 +1,27 @@ +# 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 +　　<中国民主建国会、章乃器> + +## （章乃器：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 +　　（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全第14、16、18、16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 +　　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我提出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引起一场风波，现在已解决了。有一次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曾指着我说：“我很同意你的红色资产阶级的说法，维道我们还允许白色资产阶级存在？”我提的是红色资产阶级政党，既然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有什么不可以说红色资产阶级政党？。（《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全第14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11日） + +　　民主党派的暗流是十二个字：争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谀逢承。有些人看见党员要低一等，对党员无原则的奉承。而且那种样子很不美丽，这是违反党的原则，党与非党都是平等的。（《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全第14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11日） + +　　大家知道已经批判了形式上的歌功颂德，拥护号召一番。党“八大”开会，不要每一个党派来一套祝词，总算勉强地接受合起来搞了一个祝词。关于号召成员学习“八大”文件，这样大的文件，大家不会不学的；有人批评说迟了，但我认为形式主义的东西，迟些也没关系。不在迟不迟，要问内容好不好。苏共二十次大会，中共的发言最迟，但内容最好。学习八大文件，一定抢前几天，是不是还有些资产阶级竞争性。（《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全第14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11日） + +　　毛主席已经肯定工商界是积极因素，我们只有克服自卑感，抬起头来，才能发挥积极性，抬半个头就发挥不出积极性，要把头全抬起来才行……。一个真正爱国主义者必然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者。（《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全第16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15日） + +　　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中，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应该怎样解释呢，现阶段的两面性只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面性，也就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已基本解决了。至于思想作风上不能作为两面性未讲。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有待于长期改造；从旧社会来的人都有光明的一面与阴暗的一面，不单工商界为然，有许多人有。所以，在这一意义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不存在了，再提出资产阶级有两面性一就无异于否定了毛主席所说的工商界人士基本上是租极因素，能够接受改造的说法。就有碍于工商界人士积极性的发挥，动摇了他们接受改造的信心。因此我认为不应该再提两面性，更不应该强调。（《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全第18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17日） + +　　我确提出了“争权夺利，趋炎附势，阿谀奉承”十二个字。在统战部所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感觉到有些党派负责人反映的情况，不是“百家争鸣”而是“百党争人”。（现在民主党派有七、八个）。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有些党派在抢党员。（《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全第18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17日） + +　　对两面性提法。我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不能把这句话强加于我，我是说“几乎”没有……我以为今天提两面性，特别在工商界消极情绪给尚相当存在的情况下，易于造成思想怀疑与混乱……如笼统的提两面性，就会又说是积极因素，又说是两面性，容易在思想上造成混乱。使他们会怀疑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里面一套，外面又是一套 。（《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去第26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27日） + +　　我在粮食部有职有权是斗争来的，党的政策自毛主席起向下贯彻下去，也是要经过斗争的。（《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去第26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27日） + +　　我说过两句话，即完全相信党与拥护党的政策方针，以完全平等的精神来实行互相监督，这是真正团结、合作。（《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常务委员去第26次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10月27日） + +　　（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临时工作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二辑）》，1957年7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4.txt b/CCRD/1/4/17/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8fce1ae21c3707449a681df724877c99339563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4.txt @@ -0,0 +1,21 @@ +# 哲言 + +　　<西北农学院、金宗仪> + +## (金宗仪：西北农学院林60级学生) + +## 哲言 人生一日虽无死 但留片丹汗青 + +　　恨屈死在武功，远离家乡，有家难奔，有国难投，我从今天晚上始终拖着有消极情绪，我悔恨啊！人生多么消极啊！死在武功就算了吧！魔鬼的爪牙将来临到我的身上，我要接受人生更上最痛苦的考验，天啊！人为什么如此消极。 再见。 + +　　我，总要奋斗，我要跳出痛苦深渊，从明天我不愿同所有人讲一句话，没有值得发表的意见，他们是魔鬼的代言人，一切的一切使我绝望死了，美丽的城市我日夜思念你，你对我太亲切关怀了，千百万受苦受难的兄弟们，赶快起来，起来赶走我憎恨的敌人，人生最大的痛苦是什么？青年嘹亮的歌声，使我感到前途的渺茫，人生活在世界上是多么痛苦，人为什么受这样的刺激呢？啊！我明白了，我了解了，我痛苦极了，魔鬼你们害死了我成千百万善良的人们，害得我在思想上受了沉重的打击的，我亲爱的家乡，美丽的城市，人间向往境地，看那乌云，共产党是什么东西，我坚决不加入什么党，不与任何人讲一句话，我内心的痛苦，唯有在心中发愤了怒，共产党是下等人士，里面充满有腐烂的习气。 + +　　千百万人在魔掌下，在痛苦的挣扎。我坚决不愿与魔鬼任何人讲一句话话，心中实在不愿意说……一切要忍耐，忍受痛苦的时刻，死神请你结束我的生命吧！死去了永远是死去了，魔鬼你们这辈吃人不见血的傢伙，再见，要消极了，我要奋斗了。 + +　　我用诗要咒骂害人的共产党。 + +　　大地上升起薄明的晨曦，完了人生一切完了，再见吧!晨曦的阳光在充满乌雪的天空里闪灿着。亲爱的故乡人间幸福乐园，祝一切被魔鬼害死的人们祝永垂不朽，留芳百世，打倒魔鬼活捉俄国瘪三，中国国民党为复兴新中国我将忍受一切痛苦，蒋介石我仅祝你在未来恢复共同道路创造出恒古的伟迹吧!中国国民党万岁，人类最敬爱的领袖蒋介石万岁！ + +　　(此反动哲言系于56年10月16日在测量实验室所写。) + +　　 来源：《西北农学院右派言论及错误言论汇集》(西北农学院马列主义教研组编印，1957年12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5.txt b/CCRD/1/4/17/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33cbff687322339c26e5700770cb70bb3724a45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5.txt @@ -0,0 +1,23 @@ +# 论落后思想的顽固性和作家的任务 + +　　<人民文学、陈士黌> + +## (陈士黌：作家，笔名稚洪) + +　　“人民文学”四月号发表的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是篇人人该读的好特写，在我看来，特别觉得它非常深刻地揭露了保守主义思想的顽固性。 + +　　我们一般文学作品，往往不敢深刻地表现保守主义以及一切反面东西的严重性，据说，他们是怕歪曲了生活，歪曲了劳动人民。但他们似乎没有想到：粉饰生活一样是歪曲现实，而深刻揭露一切反面的东西的存在势力，则正是显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抗毒的力量和战斗的力量。作家们往往只是把保守势力拉来作“正面人物”的一种“陪衬”，写是写，但是轻描淡写，一下子就“转变”了、“克服”了，等等。这当然是“无冲突论”影响的结果。可是，殊不知“无冲突论”之产生，泛滥，本身就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了一些文学家做了保守主义的俘虏。——自己都让保守主义抓住了，还反什么保守主义？ + +　　保守主义有极大的顽固性，常常你从这边打退了它，它又从那边扼住你的脖子。譬如你去鼓励新事物的成长吧，这当然是好事，你以为这下子总打破了保守主义吧？而哪知不一定!有的保守主义者甚至会拿这个作为他自己的防空洞! + +　　这一点，在刘宾雁这篇特写里，可以说是表现得顶明白出色了。 + +　　桥梁工地队长罗立正，过去的勇敢战士、老革命，现在却拼命阻止新事物的生长和前进，这是怎么回事呢？保守主义和个人主义作怪。事情的难办在于：他的保守主义不是以赤裸裸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是凭借了一个武器：上级指示！原来他的方针是这样一条：一个人不按报纸上的社论办事，多喒也不会为这一点受处分，按行政命令办事，即便违反了党的政策，责任也不会追到下边来。就是这么个逻辑!你看保守主义多厉害!他能把上级的指示变成了自己错误思想的挡箭牌。而“五个月以后”，毛主席报告发表了，社会主义浪潮席卷而来，这下子你觉得罗立正该“转变”，“克服”了吧？回答是：他什么也没有。他的保守主义立场不变，却只是钻到另一个防空洞里去了！而这防空洞不是别的，就是“反对保守主义”！他丝毫不为自己过去顽固地阻碍新事物的发展而难过，却是嘻嘻哈哈来一套“党中央真英明呵!”“我们真保守呵!”把自己的保守混在“大家都保守”里藏起来。仿佛这里压根儿就没存在过新事物。然后，他也就以领导者的身分，毫无愧色、俨乎其然地谈起反保守主义来了：“我们是自下而上的搞，群众性的，先由……再由……然后……”，至于他自己呢，“他又笑了，拉开抽屉，拿出一大本文件递给我，胸有成竹地说：‘呶，都在这里头了……’”你看，有什么办法？在这里你算再度领教了保守主义的厉害!作者在特写结尾“懊丧而气愤”地说：“我曾以为，在今天这样全国性的高潮正在形成的时候，反掉保守，至少使保守者清醒过来，该不是太难的事。我想错了。困难恰恰在于罗立正这样的人并不抵抗这个浪潮，困难在于问题不仅是个保守思想……”(着重点是我加的)这实在是非常深刻、引人深思的话。 + +　　〈在桥梁工地上〉这个特写告诉我们：旧社会的遗毒并不是象某些文学家想象的那样，来上三两个“思想斗争”，“事实教训”就可以马上“消除”的；同时，反面的力量，在我们今天社会里，往往不一定采取对抗形态，而是有极大的变态适应能力。我们到处可以看见：人云亦云，因人成事；习非为是，似是而非；依违两可，笑容可掬；冠冕堂皇，架子吓人……形形色色的姿态，这都表明保守主义及一切旧思想是顽固的、可怕的，作家的任务不是在于否认这可怕，掩盖这可怕，而是大胆去揭露它，干预它。这么做，决不用担心“损害光明面”，而是相反，宣告了光明面对黑暗面的胜利。而那些专务掩盖、缓和生活中的矛盾的作家，则适足见其对光明面力量的信心和认识不足。 + +　　〈在桥梁工地上〉这个特写值得欢迎，“人民文学”的编者在这篇特写前头所加的按语代表了广大读者的心情。附带说一句：苏联从反对“无冲突论”以来，出现了好些深刻大胆揭露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的作品，如奥维奇金《区里的日常生活》，尼古拉耶娃《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最近《译文》四月号上刊载的伏罗宁的小说《不需要的荣誉》，更是淋漓尽致。可见，苏联文艺界的反“无冲突论”确实收到了成效；而我们呢，在这方面可以说也正在开始。 + +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 +　　（来源：原载1956年6月号《人民文学》。摘自《中国作家协会检查刊物的参考材料》，第一辑“人民文学”，1957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6.txt b/CCRD/1/4/17/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6e75a0275c41e26fd81189537c8e1382be53e4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6.txt @@ -0,0 +1,39 @@ +# 在郑州市文联诗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 +　　<河南、苏金伞> + +## (苏金伞：诗人，河南省文联主席，河南省政协常委、人大代表) + +　　我喜欢诗，也喜欢读诗。见到写诗的人就很亲热。以后写诗的同志常到一块谈谈，并不难，互相启发，互相鼓励。 + +　　我对诗的问题还在探索，有些人曾经问我“诗是什末？”我一时就回答不出来。诗究竟是什末东西？有人说：诗是神的启示，但我们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是唯物者。诗应该与有些东西不同的地方。苏联有些政治报告中引用诗，苏加诺的演说，有诗的语言，他说：在婴儿的眼睛里，看到中国的幸福。这是诗的语言，这是诗。苏加诺还会做诗吗？他不会。那末，诗究竟是什末东西呢？因此，在探索这个问题时，应该大家共同努力。 + +　　诗是用精炼的语言，表现出最美的、最纯真的感情。诗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东西，凝结成为最高的东西。 + +　　诗人是个探险者，是到深山探宝的人。这是要经过自己努力的，这路别人没有走过，而你走了，才算探险。在生活里，别人所看见的，你也能看见，就不算稀奇，不算“宝。”别人不能看见的、不能感觉到的，你看见了，感觉到了，一写出来，别人都说“好”，这才是“宝”。 + +　　感情不是凭空来的，光坐在房子里不行。看到一种东西，引起了感情的波动，就想写诗了，那不行。因此，你的感情不能是一般人的，一般人都能感觉到的，否则，就平凡，人家说牡丹是红的，你也说牡丹是红的，就是平凡。因此，要大胆的想像。刚才，大家所谈的“我们好像见过面”的现象，就是因为他想到了，大家也想到了，他所想到的，没出大家想到的范围。因此，诗人必须是个创造者。说到探索，就要无穷无尽地探索下去。一首诗必须给人一种快感，你必须说出别人想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东西。你要得给人一种新的东西。要探索，就要刻苦。有了这种精神，才能写出好诗。 + +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验，有时考虑诗句，苦苦不得，躺到床上还在索求，甚至在梦里还在作诗，醒来，记忆犹新，诗从梦中得到。我确有梦中得诗的经验。诗不能是顺口溜，顺口溜不是好东西。 + +　　诗人应该不同于一般人，因为他有灵敏的感觉和丰富的想像。否则，就不能成为诗人。有丰富的生活，才有丰富的想像。使人看了一首诗，要想像到好多东西。否则，就不是好诗，或者不是诗。 + +　　诗是抒情的，叙事诗里也有很多的抒情。把大众的感情吸收为自己所有，才行。而这种感情，又是自己独特的真挚的感情，一点不虚伪，一点不做作。 + +　　各色各样的人有各色各样的感情，根据你自己的感情来写，就有你自己的风格了。要根据个人抒发感情的特点来写诗。我写诗就是根据自己抒发感情的特点来写的。不要看到别人这样走，自己才这样走。自己要走自己的路。看到什末都感到新奇，才行，因此说，青年是诗的时代。 + +　　主要的问题，是表现自己真正感动的东西，诗人要是虚伪，说瞎话，就不是诗人。只有有真挚的感情，才会写出好诗。 + +　　探索你自己的形式与自己的风格，千万不要拿别人的框子来套你自己的感情。在形式上，要探索最美的形式，自己要闯过暗礁。自己的感情要是经常在警戒中，那就糟糕了。抒情嘛，抒各种各样的情。因此，题材是很丰富的。 + +　　一个诗人要经常有诗思，他的心里要像山谷一样，经常要有云彩。这样，看到什末都是诗。 + +　　风格、意境问题，也都需要探索。 + +　　今后，我们可以多谈谈。 + +　　我今天的发言，也是没有经过探索的。 + +　　 （根据记录整理） + +　　 来源：《苏金伞右派集团言论与作品》（河南省文学美术工作者联合会，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7.txt b/CCRD/1/4/17/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e7a525e1edda53765840639f983ffe93809c9df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7.txt @@ -0,0 +1,19 @@ +# 说“难免” + +　　<北京市、舒芜> + +## (原文署笔名“尉迟葵“，即舒芜：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 + +　　１０月１６日《文汇报》载有石渠同志的一篇杂谈：〈匹夫不可夺志也〉，里面说：“在大运动中（例如在肃反运动中），有时发生一点过火的斗争，伤了自己人的感情，甚至错误地搜了自己人的腰包，这也是难免的。但是有些领导干部，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陶醉于‘运动是健康的，成绩是主要的’，于是把‘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草草了之——这同样也是缺乏人道主义的表现。” + +　　这段话说得很好。不过，我觉得，还可以补充一点意见。说是“难免”的事，未必都是真正难免的事。至于“把‘难免’二字作为免战牌”挂起来的地方，我看那下面简直就不是什么难免的事。 + +　　欧阳修的名文〈泷冈阡表〉里面记有他父亲关于治狱的一段名言：“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也。矧求而有得邪？以其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犹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这说的是，治死狱的时候要力求其生，推而广之，定任何罪之先都要力求其无罪，犹如今天司法工作中所谓“无罪假定”，具体表现为辩护律师的制度。封建王朝的法律，本质上就是残害人民的，当然不可能有这个制度。那时，个别的对人民生命有责任感的法官，就只好这样地在思想方法上由自己来兼任被告的辩护律师。只有这种“常求其生，犹失之死”常求其无罪，犹失之有罪的情况，才能说是“难免”的。那时，正像欧阳修的父亲那样，说起来是深感疚心的。 + +　　可是，某些开口就是“难免”的领导干部，他们虽不是“常求其死”、常求其有罪的，至少也不是力求“能免”而竟“难免”，却是早就预期着“难免”，结果当然就有人“不免”。他们其实是粗枝大叶，浮光掠影，安闲得很，又有什么“难”在哪里！所以他们说起“难免”时也就那么飘飘然。 + +　　其他许多工作当中，也都有这种“难免”论。例如，工资改革评论会上，领导上提出了草案，有人对某些部分提出了不同意见，却不让展开讨论，理由是：一次改革就完全合理是不可能的，暂时还有某些不合理是难免的。结果还是非照草案通过不可。其实，会议正是为了解决问题，既已有了不同的意见，便已提出了合理不合理的问题。偏偏不让讨论，这就不是什么“难免”，只是宁肯不合理也硬要那么办罢了。 + +　　清代杰出的作家高鹗说过：“这‘不得已’三字也不是一概推委得的。”我想换“不得已”为“难免”，“三字”为“二字”，附“泷冈阡表”一篇，以赠“难免”论者。 + +　　 来源：1956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第7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8.txt b/CCRD/1/4/17/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d99c4fab62b3919926dfb29a118f711eb5d541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8.txt @@ -0,0 +1,31 @@ +# 草木篇 + +　　<四川、流沙河> + +## （流沙河：四川成都诗人） + +　　寄言立身者 勿学柔弱苗——唐：白居易 + +## 白杨 + +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零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 +## 藤 + +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 +## 仙人掌 + +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 +## 梅 + +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 +## 毒菌 + +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 +　　 1956年10月30日 + +　　（来源：原载1957年1月成都出版的诗歌刊物《星星》创刊号，引自《鸣放言论(一)》（北京：“学习生活”编辑室编，1957年7月2日）；《四川省右派言论选辑9》（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办公室编，1957年8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39.txt b/CCRD/1/4/17/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f8da056583a6c90a0ea0f0500a40add92007cd7 --- /dev/null +++ b/CCRD/1/4/17/000039.txt @@ -0,0 +1,63 @@ +# 怀古 + +　　<公刘> + +## (一) + +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杭州当过三年刺史；宋代大诗人苏东坡更两度出守杭州。他们在任时不但写下了许多千古传诵的名句，而且有着重大的政绩。他们都是在政治上有着远大抱负而无从施展的人物。 + +　　踏遍名山，掬遍湖水， + +　　都为了探访先贤遗迹； + +　　何处有白居易的青衫？ + +　　何处有苏东坡的布履? + +　　满怀壮志，屈居杭州小吏！ + +　　长夜忧愤，毕生颠沛， + +　　只换得千锤黄粱，三百诗句…… + +## (二) + +　　陆游是我国南宋时的大诗人，曾寄寓杭州孩儿巷。他写下了为数惊人的爱国主义的诗篇，中年投笔从戎，到过当时的最前线——汉中一带。他是诗人和战士相结合的典范；我国诗歌传统中学剑四十年。 + +　　——摘陆放翁诗 + +　　腰间系剑，怀中揣笔， + +　　走遍蜀山吴水， + +　　昏庸当道，戕尽了男儿志气， + +　　报国无门，何处能跃马杀敌? + +　　仰天悲歌，远望登高， + +　　胡尘滚滚，难见中原风貌； + +　　愿将“剑南诗稿”， + +　　换取汗马功劳！ + +　　 原载《新观察》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二期。 + +## 〔说明〕 + +　　公刘在《新观察》一九五六年第二十二期发表了组诗《杭州诗稿》，其中有《怀古》二首。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公刘的一些诗也受到批判。自一九五七年十月至一九五八年一月，先后在《文艺报》、《解放军文艺》、《新观察》及《诗刊》等报刊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对公刘的二首《怀古》诗进行了批判。 + +　　这些文章认为，《怀古》二首，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都是不好的，是公刘射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箭”。 + +　　（《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诗人”》一文认为，“公刘之怀‘古’是有感于‘今’，这两首诗不但流露了公刘肃反后的阴暗心理和消沉颓废的情绪”，而且“也明显地反映了他对现状的不满，和对党、对今天社会制度的攻击。”） + +　　《公刘仇视什么?宣扬什么?》一文认为，公刘“感到‘长夜忧愤’、‘仰天悲歌’、‘毕生颠沛’、‘报国无门’，而且竟然用‘昏庸当道’、‘胡尘滚滚’这一类的恶毒字眼来发泄他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仇恨，稍具天良，何至如斯！” + +　　《浩然巾下面的脸相》一文认为，“公刘到杭州‘踏遍名山’，‘掬遍湖水’，寻找江州司马的青衫之泪，寻找苏东坡的布履，其实不如说他在寻找可以借题发挥、辱骂祖国现实生活的题目。” + +　　《公刘近作批判》一文认为，《怀古》二首，是“将古比今”，“借酒浇愁”，“矛头是指向党的”，表面是追怀白居易、苏东坡，实际是抱着“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心情，借以“自况”。“由于生活的空虚，由于与人民的疏远，由于对斗争的脱离，便失去了现实的深刻的认识与细致的锐敏的感受，便失去热烈的情感。不从生活态度和斗争实践去寻求解决的办法，片面地在语言韵律上，表现技巧上加油用力，乞灵于古人和洋人。名曰继承传统，结果只是自投形式主义的罗网中。公刘的某些所谓怀古诗，这一倾向表现得是很突出的。公刘的《西湖诗稿》便是极端显著的例子”。《怀古》二首“既无新的意境，文字又多不通，给人雕琢、破碎的印象”。“只为了追求酷肖旧诗词，不惜雕琢到破碎不通的程度：……‘掬遍湖水’，‘远望登高’以及‘愿将剑南诗稿，换取汗马功劳’，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文句，堕入如此恶趣，除了由于生活空虚，还能找到什么说明呢?”“脱离生活所给予诗歌的消极影响，当然不限于形式的僵化与内容的空泛；更重要的，它势必给诗染上一种病态。”“头脑不健康，对现实的反映则势必颠倒错乱起来。” + +　　刘岚山《诗穷而后工》一文给公刘的诗以极高的评价：“我国当代诗人中，公刘才华横溢，诗思锐敏，这是大家早就公认的，他深入生活，接触面广，博学多识，这从他过去的作品里也可看出；他以真实为诗的生命，为人民敢说真话、敢说别人不敢说或只能小声说的话，而且达到了艺术的高度。” + +　　 (杭州大学 何寅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0.txt b/CCRD/1/4/17/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b3459e3b4650e742848370fd39c3bfb3cd1632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0.txt @@ -0,0 +1,47 @@ +# 追根 + +　　<山西、高沐鸿> + +## (高沐鸿：山西省文联主席) + +　　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一切束缚人们思想的清规戒律，这些东西从何而来呢？人们都知道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了，但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从何而来，这却是一个尚未加以追求解决的问题。 + +　　不追求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也可以。但却使更重大的问题解决不了，以致影响我们的思想和工作。 + +　　也许可以这样说：教条主义（以下单提教条主义，即包含公式主义在内）当然由于人们的思想浅薄，不肯费脑子，不肯进行独立思考而来。教条主义的结论实际上并不能成立，教条主义的架子实际上并没有人爱见。 + +　　但是在事实上，教条主义的结论却成立了，教条主义架子却被人信仰了。那些被叫作不肯费脑子、不肯进行独立思考而来的浅薄思想，却有时几乎抢占了思想界的统治地位了。否则的话，我们今天也就不来大张旗鼓地反对它。可见上述的话，是说得有点不大对头、不够充分的。 + +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单纯由于思想浅薄，不肯费脑子，便产生了教条主义，那么，这种教条主义也许是很容易被人打倒的。因为这种教条主义，本身就是软弱无力，站不住脚跟。可是事实摆在面前，为什么流行的教条主义，不但没有被人打倒，甚至很少有人敢去触犯他的鳞角，唾弃他的假面具呢？可见他还另有一种不可侵犯的尊严和力量存在。 + +　　这末一追，我们就有可能找到一点根源了。 + +　　教条主义从何而来？为什么人们要奉之若神明牢牢地去信服它？为什么人们一定要言论教条主义之所言论？行动教条主义之所行动？修养教条主义之所修养？一句话：为什么人们一定非要学教条主义的模样不可？为什么教条主义具有这样的威力呢？到底谁付与它这样威力呢？ + +　　这一串问题，都需要答复。 + +　　假使教条主义没有威力，我看人们也就不一定非去言论它之所言论，行动它之所行动，修养它之所修养不可了。一句话：也就不一定非去学它的模样不可了。因为在没有威力的东西面前，人们是有点自由的，是敢于说点话和表示点态度的。人们有了点自由权，就绝对不会去逢迎自己瞧不起的东西。教条主义本身，就是谁也瞧不起的东西呀。但事实上却又几乎个个人去逢迎它，去奉行它，以至在它面前，只有孔步亦步，孔趋亦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就可见它是有一股威力存在的。 + +　　这股威力何在？这便是我们现在要探讨的问题。 + +　　追一下根吧：教条主义是否从服务于革命这个立场而来的呢？这是首先需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教条主义往往发生于为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势力去服务。当反动势力居于压倒优势的时候，教条主义的发生，乃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反动势力去服务的；在革命势力占压倒优势的今天，教条主义的发生，则又是要为这种压倒一切的革命势力去服务的。这就是它的规律。换句话说，教条主义的本质很软弱，它自己站立不起来，经常是需要一种统治势力给它来撑腰的。它利用统治势力给自己装幌子，同时主观上也要为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势力去服务。但由于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势力的曲解，有时结果却适得其反，倒损害了这种占统治地位的客观势力。比方说，在反动社会里的教条主义，就常常为了讲反动势力的好话，结果却揭露了反动势力的罪恶真相；而在今天革命社会里的教条主义，不也常常为了要讲革命势力的好话，反而不是歪曲了革命真相吗？难道这情形是没有的吗？ + +　　因此我们就不要害怕说：教条主义是和革命有点儿关系了。当然革命并不产生教条主义，但是今天的教条主义却往往假借革命之名而行。如果教条主义往往假借革命之名而行，那么，也就难怪我们要为自己揑一把汗，不敢进行独立思考，以防投入它的罗网了。同时我们也就应该为革命揑一把汗，不得不为了保障革命的正义，而来勇敢地铲掉这个表面上向革命献媚的家伙，实质上蛀蚀了革命的蟊贼。是的，当然革命并不产生教条主义。当然我们否定教条主义，并不等于否定革命（只有严重的教条主义者才会给人乱扣这种帽子！），不是的！可是教条主义者惯会随随便便，不时不节，给别人头上扣一顶“思想不纯”或“思想上有问题”的帽子，而这顶帽子无疑是对革命大大不敬的。那么，教条主义缘此就有了本钱，可以者行天下了。革命神圣嘛，谁不知道！人们谁不怕对革命犯错误？教条主义者瞅中这个空子，便要求每个人在思想上绝对不犯错误；一犯错误，便是“思想不纯”或“思想上有问题”！他们便要大喝一声：“军法从事”！你想这样，人们谁还敢进行独立思考？谁还敢不低头认罪？谁还敢不一言一行，只去拾他人的牙慧，或者只去照抄书本，以求无事？造成思想上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造成人们只好做一个死气沉沉的教条主义的信徒的原因，就在这里。人们都怕犯错误，你想对革命犯错误，这岂不是天大的事！这还怎怪人们一切都顾不得了呢！ + +　　让我重申几句：为了避免错误，人们自然就学会了人云亦云或者不吭不响的办法。当然这办法是犯了更大的错误！谁不知道它是自由主义的一套呢？但是谁还顾得上去管这一套呢！因为进行独立思考犯了错误，是要受处分的；而人云亦云或则不吭不响，犯这末点自由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则不但不受处分，而且有时还受到鼓励。这种情形，就好像一位尊严的爸爸教小孩子走路一般：爸爸说：“你走走看。走不对，我就揍你。走的不像我一样，我就揍死你。”这结果，只有逼使孩子除了站在原地一步也不敢动弹之外，就只有老着脸皮去学老子出扭揑作态，丝毫也不敢大胆放步，进行自己的创造了。小孩子也就变成毫无独创的教条主义的信徒了。 + +　　革命本来是件圣物。只要真正是革命的东西，当然是不可侵犯的。但有些人们却不知不觉把革命当作了市场，因此不怕辛苦地把这件东西贴一个革命的商标，把那件东西上也贴一个革命的商标，仿佛革命真成了唯利是图的东西似的！他们简直把革命这名词，花儿唿哨，贴得满天飞！你睁睁眼看，哪里还有一件不是革命的货色呢？你竖起耳朵听，哪里还有一句不是革命的话头呢？而且只要是假借了这个革命的名词，名之曰为革命服务，则无论什么别扭的言论和行动，也就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因此你一旦触犯了这些贴着革命商标的东西，他们便说你侵犯了革命本身，这罪名谁可担得起！你敢触犯这些商标嘛，你就得小心你的脑袋！小心“军法从事”！这些清规戒律——实际上有时竟变成森严的“军法”——原来也就是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原来不但善于墨守成规和胶柱鼓瑟，而且还善于推广演绎，并强迫别人来照样泡制的。因为教条主义是把凡关于革命的东西，不管它是属于自己主观的、臆造的、虚假的、都一概名之曰革命，不敢不承认下来，不得不肯定下来，而且强迫人们去仿行的。在权威面前，教条主义者是个毫无力量的软汉，只知道服从；而在别人面前，则又变成个勇士，执行着强迫命令主义！这就叫教条嘛！我所说的教条主义和革命有点儿关系！意思即指这些教条如上所述，都名之曰为革命服务，因此便获得了一种不可侵犯的威力。换句话说，也就是：既然假借了革命的名义，教条主义当然具有压倒一切的威风了。 + +　　然而糟糕得很。这种教条主义，实际上并不能给革命带来什么利益，恰恰相反，它带来的倒是损失。虽然这种损失，倒不必是奉行这种教条主义的人们的真心愿望，但在事实上其为害还是一样的。好心的愿望济什么事！我们要知道教条主义，原来就是主观主义哪！ + +　　我们这样追来，根是找到了。那么，如何挖掉这条根呢？不挖吧，它并不是一条好根，而是一条病根。挖吧，难道挖掉革命吗？否，否。当然不能挖掉革命！而是要挖掉附在革命上面的这条教条主义的病虫！ + +　　主观主义地为革命服务，教条主义地为革命和思想服务，这就是在思想上不去真正考虑这种服务的方法有效与否。盲从附会，拾他人之牙慧，做自己的窍门，只求自我陶醉，不去实事求是，不用思想去触问题，不睁眼睛去看问题，不从思想上真正去衡量服务方法的得失，这当然要招到失败。教条主义，并不是一朵四季不败的花！ + +　　医治教条主义唯一而有力的药方，就是要反对把革命的道理简单化、庸俗化，自己居于权威，又爱给别人扣帽子。因此就要承认独立思考，打倒对权威的绝对崇拜，教条主义的信徒们，毛病就在于无所思考，不肯思考，尤其不敢思考，在思想领域里完全没有个自己。他们对待问题，不肯费心，不肯费脑子；但尤其是不敢费心，不敢费脑子。他们遇到问题，只肯费那么浅浅的一点心，费那么针尖尖大一点脑子。而尤其是不敢不这么做！不敢不作如是想！这就是教条主义者的本色！这种人，一接触问题，便以为古人早已有了定论，不必自己去发明。好像今天的问题，古代早已全部存在过了，而且全部解决过了。亏他们博学广记，多见多闻，一切都好像早已成竹在胸，完全亮堂堂的。这种人，你不要看他们不讲发明，可满有套自高自大的本领。他们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并不钻研什么，却倒有股吹拍的威风，到了一定时候，狐假虎威，他硬想压倒一切哩！仅仅在昨天，我们可就有几分处在他们的淫威之下，翻不得身！他们重重地披了革命的盔甲，孔武直前，仿佛自己真是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勇士哩！不知道他们的人，真也曾经被他吓了一跳！却谁知在思想上他们只爱一溜风地去走老路，不敢闯一步新道儿，对新事物不钻研，不调查，老以为治国平天下的一套，早已挟在自己的提包里；真是“半部论语治天下”，他们早把这“半部论语”式的新时代的经典著作，背诵过来了。把马列主义当作敲门砖还不算，而且有时还当作万应灵药，到处乱用。别人不信服他们，他们可就老羞变怒，说你思想上有问题。这就是教条主义者恶劣的嘴脸！ + +　　话说回来了。归到问题上了。教条主义就是从这里发生的。 + +　　打倒教条主义！打倒教条主义的权威！ + +　　 来源：原载1956年11月“出版通讯”第22期。转载于《坚决保卫了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太原：山西省文联，1957）。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1.txt b/CCRD/1/4/17/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6f724d2a297a6998906186fb9677d607bcb1bb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1.txt @@ -0,0 +1,17 @@ +# 未来的讲话稿 + +　　<河北、张培瑚> + +## （张培瑚：张家口下花园电厂生产技术科统计员） + +## 国民党“光复”大陆的欢迎词 + +　　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正是大家受苦受难不见天日的时候，连我在内，所有大陆的同胞，都受着赤色恐怖政权的极端罪恶的统治，当你们看到这篇东西的时候——并不太晚——太阳已是东升的时候了，黑暗的日子就过去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摧毁共产的基石；一是建立新的社会，我想前者并不太难，因为我们过去几年所走的路，正是为达到这个目的所走出路，主要出是在于如何使我国迎头赶上世界大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自由我们算是获得了，和平也算获得了，只差的就是国家建设而已，……在争取自由的光景里，我们之中有的人背道而驰，做了不敢告人的秘密，当然我不怪你们，但是现在应该醒过来，同你的同胞一起，为祖国的更自由更独立更幸福出一把力的时候了，我们仅仅庆祝胜利还不够，必须跟着就站起来，动身去恢复我们的和平生活，建设可爱的中华民国，让他在世界上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不再是帝国主义的咀下食。 + +　　从什么地方下手，要我看来，在思想上先明确了目的再动手也不迟，我并不像共产党那样每做一个工作先来一个动员报告，那是拉你下水……我们要想消除此毒害，不是一举便得的，须负负（付出）代价，因为有的人心目中对共党还是抱有希望态度，他们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毒较重，不易一时喊醒，不过我告诉这些人们，不必想不必忧放下你们的幻想，赶快觉醒过来，重做人民的子弟，擦干净手的血迹……，你们一天喊什么历史车轮不倒转逆流，事实也是如此，不过共产党想错了，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政权会永存人类，可以受他们的欺负（侮）到地球不存在那一天，其实他们想错了，地球不会不存，人类不会尽管受他们的欺（侮），他们的专政只是在世界某一个时期某个国家犯了原则错误的时候才能出现，当这些错误给以纠正不再发生的时候，共党专政是存在不住的，他们欺骗发家，靠残酷杀人手段夺城，人民在一定时期为了不使社会要走悲路，让他们暂时逞凶也是有的，因此幻想共党统制到底的想法是没有根据的。 + +　　我们现在要动手去建设我们自由的生活，不为别人，完全是为我们自己，我们今后生产的粮食不再运往苏联了，我们今后生产的钢铁不再为共党刽子首作凶器了，而是建设生活的工具了，……我们会得到世界人民的援助。 + +　　夕阳西照着花园，我在（写）这个东西是在办公室里，……周围的人都是我眼中的临时敌人，因为他们不是我真正的敌人，如果我们把他们认为敌人的话，那就错了，现在他们在执行中共的政策，他们的思想只不过是简单了一些而已。 + +　　 来源：《右派文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办公室，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2.txt b/CCRD/1/4/17/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ebbfa0d373a0e6a78af11789ac56b518a1950c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2.txt @@ -0,0 +1,61 @@ +# 隔着一层——青年团市委工作随感 + +　　<《中国青年报》、刘宾雁> + +　　哈尔滨市人民委员会正在日以继夜地研究降低人民生活费用与物价，十几个调查组成天往下跑，了解情况，研究措施。问题很多，又都复杂。 + +　　我很想知道青年团在这方面干了些甚么事，就对市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迟疑了一会儿，遗憾地说： + +　　“甚么也没有。团市委跟我们似乎隔着一层。平时从来没甚么联系，团市委书记是市人委的委员，开会也很少到场……”。 + +　　过了几天，我又听见“隔着一层”这个字眼儿。那是在劳动局。局长向我们介绍了劳动力调配制度中的一些问题后，我们问劳动局局长；青年团市委可曾提过甚么意见？反映过甚么情况？ + +　　局长摇头。旁边一位同志说： + +　　“青年团不管这种事，好象隔着一层……”。 + +　　我们不禁发生一个很大的疑问：为甚么“隔着一层”？这隔着的，是甚么？ + +　　几年来，这个城市里党、政府工作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忽视了人民生活，官僚主义有些滋长，民主生活不够活跃，有些干部脱离群众。因此，党市委决定普遍缩减机构，充实下层，使干部更加接近群众。这是意义极其重大的一项措施。但是这个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了阻碍。市人民委员会一个单位就有三十多个局，其中有些局下面还设有许多公司，总计干部六七千人，不能说不是个庞大的队伍了，但是许多处长、科长认为不仅不能裁减，还有扩充的必要。 + +　　这里面，青年团可以作的事就很多。市人民委员会系统里有上千名青年团员，他们最了解各局、处、科、室的工作，他们不仅可以研究与提出哪个部门可有可无，哪个部门人员可以缩减，也能够研究，如何改进工作方式，克服官僚主义作风与密切群众联系的办法，还可以以身作则，在这方面作出些成绩来。这就可以帮助党实现精简机构的决定。 + +　　政权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着全市人民的生活与民主权利。在政府各部门青年职员以及年轻的人民代表中间，青年团可作的事很多。 + +　　城市生活是个异常复杂的有机体，一个青年团市委既然要引导全市青年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就不能不关心整个城市生活。 + +　　医院里有上千名年轻的医生与护士。他们有些人能力低下，思想疏忽，医疗事故时常发生。 + +　　手工业合作化以后，接连出现许多问题——从工人生活福利到产品质量、成本问题。这里党的组织不大，青年工人不少，青年团也该是一支活跃的力量。城市服务业里，青年理发师、厨师、饭馆、浴室、旅店里的青年服务员，如果组织得好，可以使市民生活（包括青年）更加便利。法院里青年工作人员越来越多了，有的区法院就完全是青年。他们在维护正当的社会秩序与法治观念的宣传上任务日益重大，也是对青年进行道德教育的有力工具。 + +　　如此等等，是列举不完的。不到这些人中作工作，就是放弃了许许多多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不去组织，就是忽视了团组织在改进人民生活上可以发挥的不少潜在力量。 + +　　青年团所以不大注意这些方面的工作，恐怕是由于这样一个认识所致：青年工人、学生是城市青年中的主要部分，基本建设与工业生产又是整个城市工作的中心。青年团的战线很长，作为团的领导机关来说，不能平均使用力量，应该抓住中心，那么首要的就是生产、学习，这种想法没有错，但是如果只抓工人或者学生，那就是把事情简单化了。在一个城市是少数人的手工业者，在全国就是一支庞大的队伍。人数最少的医药工作者，却影响着多数人的生命与健康。一切行业、一切经济与文化部门，都是不可缺少的，况且，青年工人与学生在物质、文化生活上的需要，并不都是工厂行政或学校行政所能解决的，要依靠城市工作的各个方面。何况社会主义建设并不仅仅是工业建设，工业建设也不完全是工人的生产活动。 + +　　作为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的助手，青年团不能不对党所领导的国家工作各个方面加以关心，为了改进这些工作而付出自己的力量。 + +　　这种只管工厂学校而不顾其它的作法，与青年团的组织状况也是不适应的。既然青年团不是工人的青年团或学生青年团，既然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都有团组织与青年在活动、在影响或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各方面成就，青年团又怎能抛开不管呢？青年团组织必须关心与热心地参加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 + +　　这当然有许多困难。团市委的机构再大，这许许多多工作也是作不完的。这里不是说青年团市委要亲自掌管一切，或平均地分配力量。要关心这些问题，要解决方法问题。比如如何发挥整个青年团组织的活力，叫各个区委、基层团委以至团小组主动地多作些工作。象以减少医疗事故为目的的活动，不就是可以由一个或几个医院的团组织自己去搞么？ + +　　这里又不能不说说感觉。采访青年团城市工作中间，我经常感到题材的贫乏。党、政府和人民关心着的事，青年团往往不去关心。今年，许多城市里党代会、人代会与团代会是相继召开或者是同时召开的。把这三种会议上反映的问题放在一起一比，就更加明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造的高潮中间，人民生活各方面发生了急遽的、复杂的变化，出现了许许多多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而青年团工作呢，在某些城市里显然是落后了，它几乎没有接触到这些变化。 + +　　但是，离开这新的形势，不去研究这形势并提出新的任务，青年的作用又怎么可能充分发挥呢？ + +　　一个例子：长江航运是今年入夏以来全国人民所关注的问题。写这几个字时，有一万多名旅客堵塞在汉口。武汉的旅店、澡堂里住满了外地人。对于武汉的长江航运局党、政各方面，这是一个最头痛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访问该局团委的一位负责干部时，了解不到任何情况，问到青年团正在如何动员青年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时，回答是： + +　　“我们一直没考虑这个问题呢。……全国在搞钢材水泥的节约，我们也没考虑呢。” + +　　那么青年团在考虑甚么呢？ + +　　青年团经常在考虑如何叫青年起作用，也考虑青年的成长与他们的生活问题，但是在某些地方，这种考虑时常脱离开当前本地人民生活中最迫切的需要。有些笑话就是这么出来的：在人们理发要排队的城市里，一个青年团区委考虑的不是别的，而是怎样成立一个青年理发馆。谁都知道，靠一个青年理发馆来突击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甚至还会使理发的质量下降。 + +　　生活的发展总是越来越复杂、越丰富。青年团如果不去研究生活各个领域里存在的具体问题，是永远也无法充分发挥青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的。这决不是要求青年团代替哪个组织，但是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一个城市团组织的领导人不多关心、多了解一点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实在情况，是不行了。不这样，就无法领导。 + +　　把城市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放在青年团的视野以内，从各个方面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出发更广泛、更多样地把青年的积极性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的轨道上来，关心每个工作的实际效果，同时不放弃在青年当中进行的日常思想、组织工作，大概就可以消除那个“隔着一层”了。 + +　　 刘宾雁 + +　　（原载1956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报”） + +　　来源：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英勇前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3.txt b/CCRD/1/4/17/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a834cead39bcd98b5cd11c4270370b9e2b5b4d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3.txt @@ -0,0 +1,19 @@ +# 在民建一中全会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 +　　<中国民主建国会、章乃器> + +## （章乃器：国务院粮食部部长，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 + +　　列宁认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原则，是先用国家和政权的力量，为知识分子准备足够工作条件，使他们在工作上获得巨大贡献和成就，最后自然而然地去接受社去主义改造。不是先要求改造好思想，而后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我们过去就是这种思想：先要求改造思想而后发挥积极性。 + +　　究竟我们怎样来提高资产阶级的积极的一面来帮助克服消极的一面，这点上我们发生分歧。还是戴上两面 性帽子符合方针呢？还是不戴上这顶帽子符合方针？争论的焦点就在这里。在我的思想上，不戴上这帽子好。如果戴上这帽子，确实是使人容易联想到“五反”，经济上的消极性就是五毒，对于思想改造有压力。使思想不敞开，不真实，不利于思想改造。也不利于提高他们的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 +　　是不是有些人唯利是图？肯定有些人不是唯利是图，……实业救国，那时开办工厂的资本向人家募化的不少，这些民族资本家是发起人，参加股份的人，不能不承认他是爱国主义出发。爱国主义高于剥削思想这是事实。在抗日战争时期，更有不少的例子，我在银行里做了20几年，那时的民族工业家的确是苦恼，包括一些在座的同志在内，到银行去搞几千元的贷款来维持生产。的确，他们也有许多另外的路可走，可以做官，可以当教授，可以搞投机，而他们如何非要走搞工业企业的路，说他们是唯利是图，是说不服他们的，不符合事实的。只能说他们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唯利是图的利是唯一的，他们有相当的爱国主义，那就不是唯一的了，就不能说他们是唯利是图了。如果他们是把爱国主义放在剥削以上，更不能说是唯利是图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是为阶级利益，唯利是图是另一个事，阶级利益和唯利是图是两回事，哪个阶级不为自己的阶级利益。 + +　　毛主席夸奖资产阶级比我还厉害。毛主席说：这几年来，我看工商界是愈看愈好，不知你们看我们工人阶级、共产党员怎样？在艾德礼来访问中国的时候，毛主席曾说：“我们民族资产阶级比你们英国工人阶级进步。（座上有人说：毛主席是指英国工党，不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们民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 + +　　说中国民资产阶级是革命阶级，一点不夸大。决不能说它是不革命，要就是反革命，要就是革命，只能有一个，我认为只能是革命的阶级……既然是革命阶级，当然是红色的，难道是白色的？在中国一切是红色的，红色的中国就不能允许白色的资产阶级存在，这不算夸张。这样说有好处，针对它能消灭阶级，不能推论说是维持它的阶级，夸奖它搞社会主义，不是搞资本主义。 + +　　从阶级成分出发来对待人的相处关系，是不利于团结的。及阶级成分来区别对待人与人的关系，与党所划分的先进、中间、落后来区别对待，毫无共同之处。我说“唯成分论”就是指此。 + +　　（来源：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临时工作委员会：《关于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材料（第二辑）》，1957年7月。原题为："在民建会第一届中央委员全第二次全体会议各小组长召集人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4.txt b/CCRD/1/4/17/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93843453cbba888de2af99c7405d5fc2c5618a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4.txt @@ -0,0 +1,19 @@ +# 国产影片上座率情况不好、不受观众欢迎的事应引起电影制片厂的重视 + +　　<文汇报、姚芳藻> + +　　【本报讯】本报编辑部收到了许多读者来信，他们对目前国产电影感到不满意。为此，记者访问了中国电影发行公司上海市公司，了解了近年来国产影片（艺术片）在上海的发行情况。一般地说来，国产影片上座的情况是不好的。 + +　　近年来，影片《梁山伯与祝英台》、《渡江侦察记》一直保持了最高上座率的记录。 + +　　《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首轮电影院上映了1292场，有观众1，575，597人次，上座率是94％。《渡江侦察记》在1955年春节期间上映，映出1425场，有观众1，478，170人次，上座率是85％。 + +　　由于观众的欣赏水平逐年提高，对上映节目要求也逐渐提高，一方面感到量的不满足，一方面对影片的选择也严格了。因此，有些题材类同的国产影片的上座情况就很不好。1956年元旦上映的《平原游击队》，上映了1386场，只有观众879,497人次，上座率是51％。以描写农村合作社的影片为例，上座情况就更不好。《春风吹到诺敏河》上映了101场，观众32，825人次，上座率是23％，《闽江桔子红》映出了132场，观众43，502人次，上座率是23％，《人往高处走》映出了103场，观众38,865人次，上座率是24％，《一件提案》原在上海新华等五家电影院映出53场，现今只有6,099人次，上座率是9％，而新年电影院在上映的第一天只有二三百观众，不得不临时抽片。影片《土地》当作思想性和艺术性都不差的影片，在上海发行，结果映出了187场，观众只有41,241人次，上座率是20％。 + +　　观众喜爱有情节的故事片，和突破了舞台限制摄制成功的舞台纪录片。因此，《天仙配》和重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一些影片都为群众欢迎。 + +　　由于国产影片的上映节目少，排片上有时过于集中，抵销了上座率，也造成了变相强迫观众看片的情况。像今年国庆节全市22家“新片影院”都排了《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部分影院播映两部纪录片。这样就使观众要看故事片时，毫无选择余地。虽然在国庆假日里，上映784场，有观众685,882人次，上座率在68％之上，可是观众反映说这部电影和《扑不灭的火焰》、《平原游击队》差不多，看过之后都不够满意。而刚刚结束的全市22家影院参加映出的法国电影周，平均上座率是89.7％，其中《勇士的奇遇》的上座率是97.9％。 + +　　从上面所举的发行情况来看，虽然上座数字不能完全判断国产影片的成功和失败，但是观众欢迎或是不欢迎的事实，应引起电影制片厂的注意。 + +　　 来源：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5.txt b/CCRD/1/4/17/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69d883ab7afb8c921650d37eeda169ac7d9022c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5.txt @@ -0,0 +1,267 @@ +# 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 +　　<复旦大学、杨兆龙> + +## （杨兆龙：复旦大学教授） + +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後，全国法学界对过去的法律研究及实际工作进行了全面检查，作出了初步总结。在总结里面，除肯定过去的伟大成就外，并着重指出法律和法律科学落後的情况及其落後的原因。 + +　　最近半年来，苏联法学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和研究。法律、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的阶级性和继承性问题，也已经在论著或讨论中被接触到。我国学者过去对这类问题研究得不多，有些重要论点还没有获得一致。我对于这类问题不敢说有什么研究，但鉴于问题的重要性，愿将平时一得之愚在本文中提出一部分来和大家商榷。 + +## （一）法律的阶级性 + +　　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所称的“法律”是广义的，乃是一切法的规范的总称，不仅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的规范，其他的法的规范也都包括在内。（1） + +　　其次要谈一谈阶级性问题和继承性问题的关系。法律有阶级性——这是大家所熟知的。至于法律有无继承性，则大家的认识并不一致，恐怕至今还有很多人根本否认或怀疑法律有继承性。否认或怀疑法律有继承性的论点，固然不止一种，但是最常听到的乃是以法律的阶级性为根据的理由。例如，我们常听到人说：旧社会的法律具有旧社会的反动阶级本质，因此和新社会的阶级要求不合，不能由新社会继承，是应该全部摒弃的……。这样的说法是否对或是否全对，可留待後面讨论。但由此可以看出：在许多人看来，法律的继承性是决定于它的阶级性的。所以要解决法律的继承性问题，必须先进一步研究法律的阶级性。这种情形在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方面也同样地存在着。本文题目之所以将阶级性和继承性并举，也就是为此。 + +　　法律的阶级性究竟表现在哪里？它的表现方式怎样？这些问题在过去虽然被接触到过，但是一般人的认识还是相当地抽象、模糊。现在让我们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两方面来加以研究。 + +## 一、国内法的阶级性 + +　　关于国内法的阶级性，过去曾有过下列几种不正确或似是而非的看法： + +　　1．认为法律的起源是决定法律的阶级性的唯一标准。照这种看法，凡是产生在某一个阶级社会里的法律规范，永远具有那个阶级社会的阶级本质。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将法律规范的起源作为决定阶级性的唯一标准，而没有注意到法律规范的阶级性主要是决定于每个时代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文化的条件的（2）。例如，同样一个“不得杀人，杀人者处死刑或徒刑”，或“不得窃盗财物，窃盗财物者处徒刑或死刑”，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及社会主义社会，其作用便各不相同，因此，其阶级本质也不能相提并论。其主要原因是各个类型的社会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使这个规范发生不同的作用，而具有不同的本质。如果因为这个规范最初产生于奴隶社会而便认为它永远具有奴隶社会的阶级本质，那就大错而特错了（3）。这也就说明为什么近代各国的、甚至于苏联的法律里还有不少发源于古代的规范。 + +　　2．认为法律规范的阶级性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照这种看法，凡被某一个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采用过的法律规范，永远是为那个阶级服务的，不能改为其他阶级服务；即或被另一个阶级采用的话，它还仍旧保持着它原来的阶级本质。十月革命後的最初十年间，苏联的法学界就有过这样的看法。如芮叶斯纳尔（М.рейснер）认为当时苏联的法律是由三种不同阶级性质的法组成的复合体系，其中包括：（1）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法、（2）农民阶级的土地法、（3）资产阶级的民法（4）。这种看法的缺点在于机械地、孤立地看问题，而没有想到旧社会采用过的法律规范在新社会里，因为社会经济的及政治文化的具体条件不同，可以具有新的内容而发生不同的作用。 + +　　3．认为法律的形式是法律的阶级性的可靠的标志。照这种看法，凡形式相同的法律，其阶级性亦相同。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有时就采取这种看法。我国解放後反对旧法的学者，在旧法能否被批判地吸收这一问题上，也往往表现出这种看法。这样的见解显然是错误的。法律形式的相同并不一定意味着内容的相同。同一形式的法律规范，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之下可以具有不同的内容，为不同的阶级服务，从而表现出不同的阶级性（5）。 + +　　4．认为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在反映阶级利益或立场时其作用是一样的，没有主次之分的。照这种看法，凡是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其阶级性都是一样强。这样的见解是与事实有出入的。实际上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主导性或关键性的，一类是辅佐性或从属性的。主导性的规范是纲领，是主干；辅佐性的规范是细则，是枝叶。主导性规范的变动是可以改变法律的阶级本质的，而辅佐性规范的变动则往往无伤于大体。主导性规范往往只能用于某一个特定阶级社会，而辅佐性规范往往可以用于各种不同性质的阶级社会，例如，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是主导性的，而关于保护公有财产制的方法的规范则是辅佐性的。如果将前者废除或加以基本改变，则社会主义的法律将失去其社会主义的特点；如果将後者删去或吸取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范以替代之，那就不一定会发生这么大的影响。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如果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确立公有财产制的规范移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末资本主义国家便失去资本主义的特点；如果只将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保护公有财产制的法律规范移植到资本主义国家去，那就不会引起这样的结果。 + +　　5．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只有一个阶级性（6）。照这种看法，一个国家的法律规范，不问性质如何，都只能为那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服务。这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对的；但对剥削阶级国家来讲，则未必完全说得通。这有以下几个事实可以证明： + +　　（1）从历史的发展来看，过去在剥削阶级国家里领导统治权不一定完全掌握在一个阶级手中，它可能在某个发展阶段掌握在几个不同的阶级手中。而这几个不同的阶级力量的对比也可能是不相上下或无大区别的。这从某些资产阶级国家过去议会中各党派或成分所占的席次往往可以看出来。如法国大革命初期的制宪会议及国民会议的组织成员中有僧侣及贵族代表，也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代表；其党派或集团中有替封建僧侣贵族说话的，有替农民说话的，也有替工商界说话的。他们往往是势均力敌的。他们维护着不同阶级的利益。因此他们所制定的法律也是反映着不同阶级的立场的。 + +　　（2）在现代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垄断资本家虽占领导地位，但劳动人民的觉悟一天天提高起来，反抗反动统治的进步力量也一天天壮大起来。掌握统治权的资本家及其伙伴们不得不对进步人民的要求作一些让步。因此出现了一些对进步人民比较有利的法律。统治阶级之所以同意制定这些法律，是为了对自己的利益作长远的打算。就这点来讲，这些法律的制定可能还是间接反映着统治阶级的立场的。但是从被统治阶级的角度来看，这些法律究竟是他们初步争取到的，是或多或少地符合他们的利益的，是可以直接反映他们的立场的。就意志表现的程度来讲，在这些法律里被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无疑地要比统治阶级意志表现的程度强得多。因此在体系上这些法律虽是资产阶级法律的一部分，而在实际作用上它们却反映着被统治阶级的阶级性。 + +　　（3）进步势力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情况以及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已经证明：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在某些国家并不是不可能的。在这些国家里当进步力量强大到和敌对力量相等或超过它，而在议会中力量的对比上得到相应的反映的时候，则议会所制定的法律就不可能反映一种阶级性。那末在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里面，在某一个阶段，也许一个相当长的阶段，包含着两种或更多种的不同阶级性的法律规范。这些不同阶级性的法律规范，在进步力量完全可以控制整个形势而在议会中各种力量的对比上也反映出来时，是会统一的，但在这以前是不可能马上具有一个阶级性的。 + +　　从以上三点看来，法律的阶级性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必然是统一的——这样说法是值得考虑的。这里所谈的乃是我个人研究的一点体会，特别希望法学界的同志们作更进一步的研究。 + +　　或许有人要问：你在上面既批评芮叶斯纳尔的看法不对，为什么现在又说在剥削阶级国家里法律的阶级性未必统一呢？我的答复是：这两种说法是不矛盾的。其理由如下：（1）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後，虽然吸取了一部分过去在资产阶级国家或革命前所见过的法律规范，但这些法律规范在苏联的法律体系内是受社会主义的主导法律规范的支配而适应苏联过渡时期的需要的，它们不是和统治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意志对立的，相反地，是促成其顺利地实现的。它们之被吸收。既不是出于苏联统治阶级的让步，也不是出于那一个对立阶级的要求。它们乃是苏联人民，通过代表他们的立法机关，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有计划地吸收到苏联的法律体系里去的。所以它们并不是有不同的阶级性。（2）剥削阶级国家里代表某一阶级利益的法律，往往是和其他阶级的利益对立的。一个法律体系内所包含的阶级性不同的法律规范，是因为阶级的互相斗争或让步而产生的。其产生不是为了实现什么长远的共同目标，往往是无计划的。这里主要是创制或认可法律规范的问题，并不是单纯吸取一些旧法律规范的问题。 + +　　上述五种不正确的看法的缺点，归纳起来，不外乎机械地、孤立地、简化地、形式地、不加分析地看问题。正确的办法应该是根据法律规范的性质，联系具体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来分别决定法律的阶级性表现在哪里。 + +　　专就性质来讲，法律规范可大别为四类： + +　　1．法律规范的本身是对某一阶级或某一部分人不利或反人民，非正义或反人道的，如：维护有产者的特权或压迫贫穷者的法律；以出身、性别、种族、财产条件来限制劳动权及选举权或被选举权的法律；排斥有色人种担任某种任务、进某种学校或享受某种权利的法律；根据种族、出身、信仰、社会地位等原因限制或禁止结婚的法律；限制寡妇结婚以及依据宗教的封建迷信传统禁止离婚的法律；承认高利贷的法律；不必要地剥夺或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如言论自由，学术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居住迁徙自由，人身自由等等的法律；对性别、种族、出身、社会地位等不同的人，犯某种罪采用不同的处理方法的法律；准许或鼓励用残酷刑罚或虐待方法来处罚、威逼或折磨诉讼当事人或刑事被告或嫌疑人的法律；不尊重诉讼当事人或刑事被告的诉讼权利的法律；推定刑事被告为有罪，以禁止上诉为原则，以秘密审讯为原则，以刑事被告的自白或证人的证言为定罪的唯一基础。而不考虑自白或证言的真实性的法律；对于犯罪构成要件，刑罚种类，量刑标准，执行方法等漫无规定或基本上规定不明确，从而造成审判及执行人员的专横武断的法律（7）；保持法律的秘密性的法律（8）等。这些法律本身就是非正义，反人道，危害人民的，或对被压迫的某阶级或某部分人不利的；只有剥削统治阶级才会采用它们。剥削统治阶级采用这些法律，是因为这些法律本身的反动性最符合他们的意志，最能保护他们的利益或巩固他们的地位。这些法律本身的反动性就表现了剥削统治阶级的反动性。所以它们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它们本身的反动性上。 + +　　2．法律规范的本身是正义的，符合人民要求的，如：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主张不论性别、信仰、种族、经济地位、职业等一律平等的法律；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法律；保证正确公平裁判的法律；禁止刑讯或变相刑讯的法律；限制政府机关职权，明确政府机关办事程序，以防止专横渎职及官僚主义的法律；主张罪刑法定主义的法律；废除残酷刑罚及禁止虐待犯人的法律；保护人民请愿、诉愿及对政府机关违法及不当行为提起诉讼之权的法律等。这些法律的本身是有进步性的，如果认真地执行，基本上是和剥削统治阶级的利益冲突的。剥削统治阶级怕执行这些法律，因此不免故意逃避它们或设法曲解它们。可是被统治阶级却利用它们作合法的斗争。这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事例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剥削阶级国家之所以采用这些法律，主要有三个原因：（1）统治阶级，因为人民有此要求或愿望，不得不让步；（2）统治阶级想借此装饰门面，欺骗人民，博得民主法治之名，以巩固政权；（3）统治阶级的某些成员有时也觉得：如果不采用这些法律，遇到自己人的权利受侵害时，将没有保障。所以仔细分析起来，在剥削阶级国家里，这些法律虽然在形式上是剥削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但在实际运用上，它们的阶级性不表现在它们的本身，而表现在它们在具体情况下所服务的对象。但是在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形就不同了。在这里这些法律本身的进步性是和无产阶级的要求基本符合的，因此它们本身的进步性基本上也就是它们阶级性的表现（9）。 + +　　3．法律规范的本身是有反抗性的，是长期为剥削阶级国家的被统治阶级用来对抗统治阶级的，如承认罢工权的法律。这一类法律在剥削阶级国家是反映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是进步的。但在劳动人民自己做主人的国家里，其破坏性往往大于进步性，就未必符合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可见其阶级性决定于其运用的场合或用来对付谁。 + +　　4．法律规范本身不一定表现得出具体的阶级性，它们大都是辅佐主导的法律规范的，有关于调整各种关系的一般标准及处理各种事件的程序方法的，根据过去经验的累积而制定或形成的。它们主要可分二种： + +　　（1）关于权利义务或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丧失的辅佐性的或带有一些国际共同性的法律规范，如规定确定损害程度的标准的法律，规定亲子相互间扶养义务的法律，规定夫妇同居义务的法律，规定带有一些国际共同性的事项，如票据、海商、邮政、电报、国际航空等等的法律。 + +　　（2）关于保障权利或法律关系及法律程序的法律规范，如刑法中非主导性的规范，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中多数的规范。 + +　　这些法律规范的具体阶级性决定于和它们有关的主导性法律规范的阶级性。主导性法律规范的阶级性是和当时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一致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这些法律规范的具体阶级性决定于当时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所谓当时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是决定于当时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的具体条件的。各个社会发展阶段及各个国家的具体经济条件既然不同，那末与其有牵连关系的政治文化条件，也必然有出入。因此，反映当时的统治阶级的具体阶级性的主导性法律规范，尽管形式相同，也必然是有性质上或程度上不同的内容；而上述辅佐性的法律规范，由于受到当时主导性的法律规范支配或影响，尽管形式相同，也必然具有性质上或程度上不同的内容。 + +## 二、国际法的阶级性 + +　　先谈国际公法的阶级性问题。这一问题，可分两部分来讨论：一是阶级性的有无，一是阶级性的表现方式。 + +　　（1）国际公法有无阶级性？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承认国际公法有阶级性。这是苏联一般法学家的看法。另一种否认国际公法有阶级性，但有两种不同的理由。第一种认为国际公法是国际交往的工具，是和语言一样，没有阶级性的。第二种认为国际公法的规范具有客观的公平合理性、普遍性和永恒性，不是专为某些国家或阶级服务的，所以没有阶级性。前一种理由过去曾为苏联一部分学者所采用（10）。後一种理由一向是资产阶级国家所流行的。 + +　　我个人认为承认国际公法有阶级性的看法是正确的。这有以下各点可以证明：（1）从国际公法的发展史来看，近代国际公法有很长一个时期是所谓西方“文明国家”之间适用的法。这从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学者关于国际公法的定义就可以看出来。在国际公法里有很多原则，是专从帝国主义的立场出发的。关于租借地、租界、外交团、外国驻军、势力范围以及所谓“国际干涉”等片面无理的原则固不必说，就是关于国家的承认，战争的发动、战争的状态，交战国的权利，限制条约的修改等原则，也主要地从当时的强国的角度出发。（2）从实际运用的情况来看，近代国际公法，是往往以某些国家的片面的解释或惯例为根据，或者专被某些国家当作武器运用，而别的弱小国家只好俯首从命或随声附和。甚至国际领导机构，如过去的国际联盟及现在的联合国等，尽管在文件上规定得冠冕堂皇，在实际上曾有过某些国家企图将它变成自己的或少数集团的工具。我国从九一八事变起，一系列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事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以及最近几年来联合国对某些国际纠纷的不合理的处理方法就是明证。 + +　　（2）国际公法的阶级性表现在哪里或如何表现出来？这个问题很不简单。苏联法学界曾有过不少争论，至今还没有得到统一。有些人怀疑国际公法的阶级性，也与此不无关系。现在先将苏联学者的几种不同的学说简单介绍一下。苏联学者一般都承认国际公法里有不少一般国家公认的规范（Oбшепризнанные нормы），也有不少非一般国家公认的规范。後者的阶级性，似乎没有引起什么问题。但关于前者的阶级性的具体表现问题，看法并不一致，约有下列几种说法： + +　　1．资产阶级性说。这种说法的主要理由可能（11）是：这些规范形成于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出现之时，是一向或长期被资产阶级国家所利用的。 + +　　2．社会主义法律规范说。这种说法认为一般公认的规范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被资产阶级国家所接受的法律规范。其理由可能（12）是：这种规范是正义的，符合无产阶级的要求的，其本身的性质是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一致的。 + +　　3．半社会主义性，半资产阶级性说。这种说法的主要理由是：这种规范是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的两种不同制度的互相让步的结果，是法律上双重阶级性的东西（13）。 + +　　4．不同的法律性的上层建筑中的相同规范说。这种说法认为一般公认的规范虽被资产阶级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承认，但承认的动机既不同，而规范所保护的利益及所具有的目的亦各异；它们是不同的阶级性的上层建筑，即法律里相同的部分（14）。 + +　　5．社会主义的及资产阶级的两种上层建筑的构成部分说。这种说法认为上述的第四种说法是不正确的，而其不正确之处，主要在于将一般公认的规范看作两种不同阶级性的上层建筑中的相同部分，因为不同阶级性的上层建筑中，只能有形式相同的部分，而不能有本质相同的部分（15）。 + +　　6．与本国生产关系间接联系说。这种说法认为国际公法（包括一般公认的规范在内）是通过国际关系而间接和不同阶级国家本国的生产关系联系的，而国际关系乃是各个国家本国生产关系的派生的关系。结合到阶级性来讲，这似乎是说：国际法规范的阶级性间接决定于参加或发生国际关系的各个国家本身的阶级性，它们的阶级性是各个国家本身的阶级的反映（16）。 + +　　7．各国统治阶级意志表达说。这种说法认为国际公法（包括一般公认的规范在内）可反映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间的关系；当它反映着这种关系时，它也就表达了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17）。 + +　　以上前二种说法有一大缺点即：都没有考虑到国际公法是社会主义及资本主义国家阵营的国家所共同遵守或适用的，它们与事实不符，故不足取。第四及第五种说法也有一大缺点，即：将国际法的规范当作各个国家法律性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忘记各个国家是国际法上的主体，是受它拘束的，因此也不足取。第六种说法从各个国家的生产关系间接联系到国际公法的规范，将国内的生产关系和国际关系相提并论，不甚恰当，有些教条主义的气味，并且也未说明各种不同生产关系的国家所共同遵守的国际公法究竟具有什么阶级性，因此也未见得可取。第七种说法指出：国际公法的规范反映不同社会结构的国家间的关系并表达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意志，能说明一部分事实，但也没有说明国际公法的规范究竟反映着什么阶级性，未免美中不足。第三种说法说明了国际公法规范的一部分真实情况，可以补第六种说法的不足；但仅把这两种说法合起来，还不够全面。 + +　　以上所谈的是关于苏联学者对于国际公法阶级性表现的看法，而且侧重于一般公认的规范方面，不够全面。现在让我们来正面地谈一谈我们所应该有的正确看法。 + +　　我们应该知道：国际公法乃是从各国之间的合作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它的规范是国际合作与斗争的一种结果（18）。合作的结果必然意味着各方意志的一致；斗争的结果有时意味着各方由互相让步而归于意志一致，也有时意味着一方压制他方，使他方勉强地与其意志一致。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国际公法是国际社会里各国统治阶级在国际合作及斗争的过程中意志一致的表现（19）。在某些场合这种意志一致的表现，只反映着某些国家或某种类型国家的利益，因此专门呈现出这些国家统治阶级的阶级性，这种情形在帝国主义国家独霸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尚未出现或力量尚未壮大以前，是相当多的。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现代国际公法中还保留着一部分专对资产阶级有利的规范。不过这类片面性的规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压力下，将来是会逐步减少，乃至消灭的。在另外一些场合这种意志一致的表现可以同时反映各种类型国家的利益，因此呈现出几种阶级性。因为一个公认的规范或一个由各种类型的国家参加的条约或公约，虽然只具有一个形式，但对各种类型的国家来讲，可以在不同的方面满足不同的要求，保护不同的阶级利益。这正和普通的买卖契约可以有利于契约当事人双方一样。在这种情形下，国际公法的阶级性不一定表现在它的规范的本身，而主要地表现在各国对规范的实际运用或从规范所获得的或预期获得的利益。因为国际公法中有不少是一般公认的规范。这些一般公认的规范有以习惯法的方式出现的，也有以条约或公约的方式出现的。其本身是合乎正义的要求或有助于国际友谊的培养增进或国际纠纷的合理解决的，不是专对一种类型的国家有利的。 + +　　现在让我们来略论国际私法的阶级性问题（20）。这个问题也包括两点，即：（1）国际私法有无产阶级性？（2）它的阶级性表现在哪里或如何表现出来？ + +　　关于第一点，我们可肯定地说：国际私法是有阶级性的。其主要理由是：国际私法是与国内法及国际公法有局部共同之点的；就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说，它的规范可大体分为国际法性质的和国内法性质的二部分；我们既不否认国内法及国际公法都有阶级性，当然应该承认国际私法有阶级性。 + +　　关于第二点，我们应按法律规范的性质采取不同的看法。对于具有国际共同性，而有国际条约或国际协议为根据的规范，应照上述对于国际公法中一般公认的规范的看法决定其阶级性。对于其余的规范，应照上述对于国内法或国际公法中其他规范的看法分别决定其阶级性。因为第一类规范是和国际公法中一般公认的规范在性质上基本一样的，并且它们的国际共同拘束力，通过国际条约或协议也表现得特别明确。单具有国际共同性而无国际条约或协议为根据的规范是被国内法片面地吸收进去的，无国际共同拘束力，仍不失为国内法。至于具有国内特殊性的规范，那更不成问题？是国内法的一部分。 + +## （二）法律的继承性 + +　　过去七、八年中由于客观形势的不同，大家的革命警惕性提得特别高，因此对于法律、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的继承性问题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在思想上往往存在着一些简化的、机械的、脱离实际的看法。并专就法律的继承性方面的问题重点地提出三点来谈谈。 + +## 一、法律中的遗产 + +　　过去由于对法律的阶级性缺乏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有些人曾否认法律中有遗产可以继承。根据本文上面关于法律的阶级性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法律中有许多规范的阶级性不表现在规范的本身，而表现在谁运用它们或用它们来对付谁。尤其在国际法里面有许多一般公认的规范或具有国际共同性的规范，它们或是人类正义感的表现，或是被人类长期的经验证明为有益于共同生活的规范。我们不但不应该将它们摒弃，而相反地对于其中某些部分是有必要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这一切的法律规范，虽然被旧的或剥削统治阶级利用过，但在新社会的各种新的条件下是可以取得新的内容，发生新的作用的。有人可能认为承认法律的继承性是一种复古主义的表现，这是一种幼稚的看法。任何一种新的东西决不能从“无”中产生出来，它必须在不同的程度上利用一些旧的或原有的东西作为根据、起点、资料或参考。法律当然也不能例外。 + +　　罗马法是奴隶社会里发展出来的东西。但是後代各种类型国家的法律中有很大的部分是从它的老的规范中直接或间接演变出来的；就是苏联的法律也不能完全例外。因为罗马法的编制和规范在中世纪以後是被大陆及英美各国在不同的程度上吸收了的，而近代资本主义的法典对苏联的立法在某种程度上也起了一些参考作用。据苏联民法学家瑙维次基（и.Б.новицкй）教授表示，苏联民法中有些名词和概念是发源于罗马法的；研究了罗马法，才能更好地理解它们（21）。 + +　　法国拿破仑时代所制定的各种法典，一面吸取了法国习惯法及封建王朝时代的立法经验（如海商法等），一面又吸取了过去法学著作中的研究成果，以後间接直接流传到别的国家，也被广泛地吸收。这些法典在形式上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影响。 + +　　英国的宪法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它在英国本土上已经过了几个社会发展阶段，但有些基本原则和制度至今还大体保留着。英国的宪法在法国大革命的前後被各国广泛吸收，为条件不同的社会制度服务，影响颇大。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过去曾这样说过：在私法方面，罗马法统治了世界；在公法方面，英国的宪法统治了世界。今日社会主义国家的宪法当然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相提并论，但在形式上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直接或间接参考英国宪法之处。在某些进步力量正在用议会斗争的方式争取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国家，如意大利等，将来的新议会也必然从现在的旧议会中演变出来。这就意味着将来的宪法和现在的旧宪法间的继承关系。 + +　　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有个别国家至今还利用着人民民主政权成立前的立法。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後一直到如今利用着希特勒以前的民法典、刑法典及民事诉讼法典，不过对旧法典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旧的刑事诉讼法典直到1952年10月才废止。波兰至今还利用着1932年的刑法典。新政权成立後仅作了某些补充和修改。当然德、波二国在法律方面所作的这些补充和修改大部分是关键性的，具有主导作用的。不过这可以很好地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规范中有许多是可以被社会主义国家吸收或继承来为新社会服务的。 + +## 二、法律继承的性质 + +　　所谓继承是一个借用的名词，实际上仅指局部地吸收过去的或先产生的东西而言。对我们今天来讲，法律的继承只能理解为对过去的或先产生的法律，根据马列主义的原则及国家的基本政策和纲领，结合具体情况与需要予以批判的有选择的吸收。这绝不意味着全盘地、机械地、无原则地抄袭或复制。这是毋庸详细解释的。这里所要说明的只有一点，即：从旧的或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所吸取来的法律规范，在被吸收到新的或另一个法律体系内以後是否还具有原来的内容？根据本文上面所已经附带提到的情形，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旧的或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所吸取来的法律规范在被吸收到新的或另一个法律体系内以後，尽管还保持着原来的形式，在新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之下，是会失去它原来的内容的。正如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55年编辑出版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科书所说的，“当一个新的阶级对于社会取得政治领导权时，如果还有一部分旧的法律保持其效力的话，这就说明在这些旧的法律中已经注入新的阶级内容了”（22）。有些学者甚至还有更进一步的看法，认为在这种情形之下被吸收或保留的旧法律，不但在内容上变成新的法律，并且在形式上也变成新的法律。如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法学研究所最近编辑出版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法（总编）曾这样说：“旧法律及旧法律的制度被赋予了新的阶级内容这一事实，使得一种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是新的法律由旧的法律中演变出来。旧社会的一些法律规范之保持效力并不意味着，并且也不可能意味着在新政权所制定的规范体系以外，还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法律体系。这不过说明：我们的统一的社会主义的法律，即我们人民民主国家的法律，在为维护新法治的斗争中，根据任务，即阶级要求等，利用了一些完全变了质的旧法律的规范。”（23） + +## 三、法律继承的重要性 + +　　（新的法律或後产生的法律吸收旧的或先产生的法律，在过去是常发生的事实。这在上文已经说明过。这种事实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必然性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後，不可能创出一套形式与内容都是新的法律及法律制度。这不但在新政权刚建立时是如此，就是在新政权建立很久以後也是如此。这里面当然有程度上的差别，但这并不等于说新政权的法律及法律制度中没有一点旧的东西。实际上当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後，它只能制定一些主导性的或关键性的法律规范，但这些主导性或关键性的法律规范，也不一定是完全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很可能是参考过去的或别的国家的法律或受其启发而制定的。至于那些辅佐性或从属性的法律规范，其牵涉面很广，并且绝大部分是过去长期经验智慧累积的结果，如果因为是前人或别的国家有过的而一概摒弃，其结果将不堪设想。就拿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为例吧。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与旧类型国家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的主要区别，一方面表现在法律规范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在法律规范的内容。就形式方面讲，二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少数的主导性的或关键性的规范，如有关犯罪概念、犯罪构成、刑罚目的、刑诉的基本原则、基本阶段等规范。但是就这些规范来讲旧型与新型的法律之间也不是彼此全部没有一点共同之点的。至于其余的辅佐性的规范，则形式上共同之点更多，如果社会主义国家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将形式上与旧类型国家的刑法及刑事诉讼法或其他法或多或少有相同之点者一律摒弃，那末剩下来的规范一定很少，与犯罪作斗争的任务必无法完成。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尚且如此，其他部门的法律概可想见。以上这些情形都充分说明了法律的继承和任何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以及任何阶级统治的成功，有着永远不可分割的关系。） + +## 注解： + +　　（1）这样做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并不否定法律科学上“法”与“法律”等的区别。 + +　　（2）见卡列瓦主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教科书，1955年俄文版第77-79，270页。 + +　　（3）见卡列瓦主编的同书第73页。 + +　　（4）见维辛斯基著“国家与法权的理论问题”，1949年俄文版第17页，中文版第19至20页。 + +　　（5）参阅柯罗文“国际法的现代理论的几个问题”，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4年第6期第35页。 + +　　（6）见卡列瓦主编的同书第73页。 + +　　（7）以上五种类型的法律规范在苏联及人民民主国家，尤其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以後，已经普遍地遭到严厉批评，根本违反社会主义的法治原则及人道主义，论著颇多，兹不赘引。 + +　　（8）这在罗马古代曾有过。见 Fustel de Coulanges 著“古代城市”（La cité antique）第3卷第11章。 + +　　（9）见卡列瓦主编的同书第14至15页。 + +　　（10）见柯罗文“论国际法的一般公认的规范”一文，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1年第9期16页。 + +　　（11）见柯罗文“论国际法的一般公认的规范”一文，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1年第9期16页，该文未说明理由。 + +　　（12）见同上第16页。该文关于这一点也未附理由。 + +　　（13）见同上第16页。 + +　　（14）见柯罗文“论国际法的一般公认的规范”一文，载“苏维埃国家与法”杂志，1951年第9期第16页。此为柯罗文本人一度所主张，但以後被放弃。 + +　　（15）见前引柯罗文“国际法的现代理论的几个问题”一文第34页。 + +　　（16）见“国际法现代理论几个问题的讨论总结”一文，载“苏维埃国家与法”，1955年第5期第46-47页。後面一段关于阶级性说法是我补进去的。 + +　　（17）见苏联科学院法学研究所1951年编辑的“国际法”一书，俄文版第11页。该部分亦为柯罗文所写。 + +　　（18）见柯谢尼柯夫（ф.и.кожевниов），国际公法教程，1947年俄文版第24页；李索夫斯基（B.N.лисовский），“国际法”一书，1955年俄文版第13页。 + +　　（19）李索夫斯基的看法与这种说法近似。见氏著“国际法”第14页。 + +　　（20）国际私法的一般性质及内容问题，因限于篇幅，从略。 + +　　（21）见氏著“罗马私法”1948年俄文版第6页。 + +　　（22）见卡列瓦主编的同书第73页。 + +　　（23）见Dornberger等合著的该书德文版第103页所引波兰法学家Muszkat教授的意见。（原载“华东政法学报”，1956年第3期） + +　　 来源：《政法界右派分子谬论汇集》，法律出版社，1957年9月。 + +　　（附：） + +## 1957年错批杨兆龙的《法律继承论》纪实 + +## 铁犁 陆锦碧 杨黎明 + +　　编者按：1956年，著名法学家杨兆龙教授在华东政法学院学报第三期上，发表了《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而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却遭到了法学界的口诛笔伐。由于彻底否定了法律继承论，曾使我国立法事业延误了廿多年，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为此本刊采访了杨兆龙的女儿杨黎明医师、女婿陆锦碧副教授，请他们介绍历史真相。以正视听。 + +　　铁犁（以下简称铁）：从杨兆龙教授的简历看，虽然他曾在司法界担任过某些职务，但是他始终没有脱离教育界，一直在各个大学担任法学教授，请您介绍有关情况。 + +　　杨黎明（以下简称杨）：我父亲于1922年至1927年，先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和东吴大学法学院。从此，他先后在上海法政大学、持志大学、东吴法学院任教授。与此同时，还出任过上海市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及租界上诉法院推事（法官），兼任过上海、镇江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执行律师。1934年被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破格接受为博士生，攻读英美法，并提前于1935年夏以优秀成绩获得SJD博士学位。继而赴德国柏林大学进行博士后深造，研究大陆法，主攻刑法。1936年归国任资源委员会专员，研究抗日问题，为发动全民抗日起草了《总动员法》、《军事征用法及实施细则》。1942年任教育部参事，从事法律教育改革的计划工作。同时任教于中央大学、朝阳法学院、复旦大学及重庆各大学，西北联大法商学院并任院长。 + +　　铁：据了解1945年8月抗战胜利，您父亲出任司法部刑事司司长与处理日本战犯有关？ + +　　杨：是的，当时为审理日本战犯，急需一位精通国际刑法的专家出任此职。原司长李泰山主动让贤，当局嘱意我父亲，遂由他继任。上任伊始，即着手组建战犯罪证调查室并兼主任。著名法学家倪征日奥任副职。领导下属七百余人搜集日寇侵华罪行材料卅余万件，提供远东军事法庭及我国战罪委员会。同时组建汉奸惩治委员会。亲自起草《战争罪犯审判条例》。此时任务虽重，他仍在南京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 + +　　铁：据悉您父亲曾出国考察，并参加国际法学界的活动。 + +　　杨：是的。 + +　　1946年冬，国民党政府组织司法考察团，任命我父亲为团长，率团赴欧美各国考察司法、司法制度及法律教育。历时近一年。在此期间，他先后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国际刑法学会第八届大会、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统一刑法学会第五届大会。分别当选两个大会的副会长，并任中国刑法学会分会会长。1948年，又相继当选为国际行政法学会理事，国际比较法学会理事。海牙国际法学院在世界范围内评选五十名法学家，中国有两名当选，我父亲在其中。 + +　　铁：据悉解放前夕，您父亲原来是准备离开大陆去国外任教的。具体情况如何？ + +　　杨：早在1949年初，我父亲已接到由加拿大大使馆转交的某大学任终身教授的聘书，稍后还收到了美国庞德教授的来函，邀请他去美国大学任教。他本人也有此意。但是有两个原因使他未能成行：（一）是中共南京市地下党因感到我父亲为人正直，便通过我姨妈、南京市地下党学委沙轶因竭力挽留，后来白沙同志劝他接受最高检察长一职以便营救被关押的中共党员时还奉命保证他身家性命安全。表示新政权需要象他这样精通法学的人才。（二）是我母亲沙溯因因长期与共产党地下党员接触，思想进步，信任中共，执意不走。我父亲也早已深感当局无能，从而对中共寄予期望，便决定留下。 + +　　铁：1956年杨兆龙教授在华政学报第三期上发表了《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提出了颇有创见的法律继承论，年轻一代对此不太了解。请您介绍该文的写作背景。 + +　　陆锦碧（以下简称陆）：建国初期《共同纲领）第17条规定要“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1。差不多与此同时设立的《法制委员会》。随即努力从事民、刑法典及民、刑诉讼法典的起草工作。可是当时人治思想占主导地位，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又颇具影响。法律界习惯于迷信教条盲从权威，运用僵化的思维定式来看待新、旧法律、新旧法学，新旧法律思想，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同于好与坏、是与非、善与恶、革命与反动的关系，犹如“水火不能相容”。总之，片面地强调法律的阶级性，简单地否定社会主义法律对旧法的继承性。当局要求“经常拿蔑视和批判”的态度，对待“国民党六法全书及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的法律”*2“彻底粉碎”旧法思想*3。在国共和谈时国民党要求保存旧法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采取这个步骤，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的副作用甚大。使人们对于先产生的中外法律统统看成一堆精神垃圾，唯恐受其污染。此事还延伸到对熟悉旧法的司法人员乃至造诣很深的法学家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其结果便是：建国虽已七、八年，各种急需制定的法典始终处于难产之中，法制建设严重滞后。同时也给司法工作带来了困难，造成了混乱，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有法乱依，违法不究的现象随处可见，错押、错捕、错判等时有发生。究其思想根源，就在于对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缺乏正确的认识。有鉴于此。杨兆龙教授撰写了《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一文。 + +　　铁：现在请您介绍该文的主要内容。 + +　　陆：该文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法律的阶级性，（二）是法律的继承性。作者首先说明法律的概念是指“－切法的规范的总称”。并且在备注内说明“这样做是为了叙述的便利，并不否认法律科学上‘法’与‘法律’的区别”。其次谈到“阶级性问题和继承性问题的关系”。他说：“法律有阶级性——这是大家所熟悉的，至于法律有无继承性，则大家的认识很不一致，恐怕至今还有很多人根本否认或者怀疑法律有继承性”。最常听到的论点，“乃是以法律的阶级性为根据的理由”。“所以要解决法律的继承性问题，必须先进一步研究法律的阶级性。”作者从国内法与国际法两方面对法的阶级性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鉴于本文主要在于说明法律继承性，这一部分内容，此处不再复述。 + +　　谈到“法律的继承性”时，作者指出：“过去七、八年中”由于某些客观原因，“大家对于法律、法律思想及法律科学的继承性问题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在思想上往往存在着一些简单化的、机械的、脱离实际的看法”。 + +　　首先，关于“法律中的遗产问题”，作者指出：“过去由于对法律的阶级性缺乏全面的正确的认识，有些人曾否认法律中有遗产可以继承”。根据他“在上面关于法律的阶级性的分析”，可知“法律中有许多规范的阶级性不表现在规范本身，而表现在谁运用它们或用它们来对付谁。尤其在国际法里面有许多一般公认的规范或具有国际共同性的规范。它们或是人类正义感的表现，或是被人类长期的经验证明为有益于共同生活的规范”。他说对此，“不但不应该将它们摒弃，而相反地对于其中某些部分是有必要更好地发挥其作用的。这一切的法律规范，虽然被旧的或剥削统治阶级利用过，但在新社会的各种新的条件下是可以取得新的内容，发生新的作用的”。“任何一种新的东西决不能从无中产生出来，它必须在不同的程度上利用一些旧的或原有的东西作为根据、起点、资料或参考，法律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 +　　作者以罗马法、拿破仑法典及英国宪法为例，论证了它们对各个不同时期和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立法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学家曾这样说过：“在私法方面，罗马法统治了世界；在公法方面。英国的宪法统治了世界”，这并非虚言。作者还以前苏联、东德和波兰各自利用本国的旧法，经过修改和补充为社会主义所用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法律的继承性，对社会主义国家也概莫能外。 + +　　其次，作者阐明了“法律继承的性质”。他说“法律的继承性只能理解为对过去的或先产生的法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及国家的基本政策和纲领，结合具体情况与需要予以批判的有选择的吸收。这绝不意味着全盘地、机械地、无原则地抄袭或复制。这是毋庸详细解释的”。作者强调只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从旧的或不同的法律体系中所吸取来的法律规范在被吸收到新的或另一个法律体系内以后，尽管还保持着原来的形式，在新的社会经济及政治文化条件之下，是会失去它原来的内容的。” + +　　最后，作者谈到了“法律继承的重要性”。他说：“新的法律或后产生的法律吸收旧的或先产生的法律”，这种经常发生的事实，“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新政权建立后，不可能创出一套形式与内容都是新的法律及法律制度。这不但在新政权刚建立时是如此，就是在新政权建立很久以后也是如此”。“实际上当一个新政权建立以后，它只能制定一些主导性的或关键性的法律规范，但这些主导性或关键性的法律规范，也不一定是完全从‘无’中创造出来的，很可能是参考过去的或别的国家的法律或受其启发而制定的。至于那些辅佐性或从属性的法律规范，其牵涉面很广，并且绝大部分是过去长期经验智慧累积的结果，如果因为是前人或别的国家有过的而一概摒弃，其结果将不堪设想”。作者强调指出：“法律的继承性和任何法律体系的形成发展以及任何阶级统治的成功，有着永远不可分割的关系”。 + +　　铁：四十年后重温杨兆龙教授的法学论文《法律的阶级性和继承性》，结合我国立法事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来看，使人深感他的法律继承论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他的论证是令人信服的。但是在当时却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被彻底否定。请您介绍一下那些错误的批判文章是采取什么方法来进行批判的。 + +　　陆：常见的批判武器就是教条主义加法律虚无主义。几乎所有的批判文章都要从马恩等经典著作中按需取材、断章取义，然后把它绝对化、公式化，变成僵死的教条；或者直接援引已经教条化了的苏联教科书，任意解释，为己所用。仿佛离开了教条的支撑，他们的论据就无法自立。例如杨某关于法律的阶级性的理论依据就是苏联法理教科书关于法的定义。而这个定义的核心即“法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则取自《共产党宣言》的半句话：“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现已查明：过去对这句话既存在误译又存在误解。正确的译文“应是‘你们的权利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这句话所涉及的既不是法的定义问题，也不是与法的定义直接关联的问题”。*4而是经过维辛斯基的推衍变成了所谓“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科学定义”，马克思本人认为“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5应该“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6可见马克思从不以法律的阶级性去否认法律的社会性，从不以法律仅“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去否认“法律应表现人民的意志”。杨某对法或法律的理解，恰恰只强调其“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阶级镇压的工具”而否认其余。显然与马克思的本意有悖。 + +　　潘某否认旧法对于社会主义法律有继承性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说过：“法律关系如同国家形态一样，既不能就其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不如说，它们是在物质生产关系之中生根”。马克思的意思是指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不能从它本身而要从产生它的物质生产关系之中去寻根究底。研究法律理应如此。但是潘文却据此作出了两个错误的解释： + +　　（一）认为“法律直接反映经济基础，本身没有独立的历史，它的历史联系是通过基础关系而间接反映的”。*7错误在于潘文只看到经济基础对法律的决定作用，没有考虑到法律本身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及其发展史；这是不争的事实。 + +　　（二）认为“对立社会的法律只是敌对的关系、矛盾的关系，没有继承的关系”*8。这样潘文便既否定了人类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连续性，也否定了人类法律文化遗产的历史继承性。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并不把资产阶级时代最珍贵的成就完全抛弃，相反地，而是把人类思想及文化两千年以上发展中的有价值的一切东西，加以摄取与改造”。毫无疑问，法律文化也是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中有价值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对人类社会文化遗产的“摄取与改造”，马克思主义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同样，拒绝接受人类社会法律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的精华，其结果只能使社会主义立法事业拖残导阙、因陋就简、停滞不前。建国以后近卅年的历史就是铁证。 + +　　由此可见，潘某所谓“在根本性质不同的社会，法律没有继承关系”*9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 + +　　批判文章使用的另一个武器就是法律虚无主义。其表现就是对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合乎正义的具有民主性的法律，一概斥之为虚伪的欺骗的东西而不屑一顾，统统看成是“镣铐”是“陷井”而深恶痛绝。恕不具引。 + +　　潘文认为“资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利益观和正义观是根本对立的”。他说：“正义是有阶级性的、对于资产阶级有利，是正义的，但对劳动人民是不利，非正义。阶级不同，不可能有共同的利益和正义”。正是根据这种人们熟悉的阶级分析法，潘文认定“杨兆龙所谓正义的法律，在今天恰恰是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有用的法律。如‘罪刑法定主义’，‘无罪推定’，及关于限制政府机关职权，明确政府机关办事程序，以防止专横渎职及官僚主义的法律和保护人民请愿、诉愿及对政府机关违法及不当行为提起诉讼之权的法律”。潘文责问“杨兆龙提出这些规范来称为正义的，究竟是便利谁？对付谁？是什么用心？”*10 其实“用心”是一清二楚的，就是为了“便利”人民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对付”专横渎职及官僚主义。政权不受限制，民权就失去保障，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然而潘某却说：这些正义的符合人民利益的法律规范“在资本主义国家从未实现”，“显然是不能够转移到杜会主义社会来利用”*11。 很难认为这是实事求是的唯物史观。 + +　　铁：我看过几篇五七年针对杨教授的批判文章，其中污蔑、诽谤之词几乎触目皆是，要是在现在，那是可以依法起诉，追究作者的法律责任的。 + +　　陆：造谣污蔑，任意诽谤，这在五七年是根本不当一回事的，也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例如杨某根据“法律是阶级镇压的工具”这个教条，可以想当然地随意推断：“杨兆龙在身任国民党反动政权司法部刑事司司长，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要职的时候，曾代表反动派的利益，运用了国民党的法律去镇压劳动人民”，*12无须举证，也无证可举。作者似乎根本无须了解杨兆龙出任上述两项要职的背景和作为。这些不难了解的历史事实，对于迷信法律仅仅是“阶级镇压的工具”的作者来说，也许是不可思议的或者是不愿正视的。 + +　　铁：杨兆龙教授被打成右派后，那些严重的政治指控如何处理？ + +　　陆：官方没有出来澄清事实的真相，也未追究诬陷者的法律责任。有人提到列宁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13。由于纯系污蔑不实之词，当然无法据此定罪。但是有关部门对于象他这样一个曾在国民党司法界一度担任要职的大官留在大陆不走。始终是一大疑点。早在五五年肃反时就怀疑他是潜伏特务，逼他交代。他不能无中生有，有关方面也无法证实他们的怀疑。直至1963年，终于采用特种方法，以莫须有的现行反革命罪把他逮捕人狱。1971年判处无期徒刑，1980年彻底平反昭雪，但为时已晚，他本人已于1979年4月含冤去世。 + +　　1957年对杨兆龙法学论文的错误批判，反映了法学界当年反右斗争的一个缩影。他本人的遭遇乃是法学界同仁成千上万无辜受害者中最为惨重的一例。 + +　　客观而论，在反右斗争的狂风横扫神州大地时，高压之下，人人自危。不是参予整人，充当阶级斗争的工具；就得准备挨整，成为阶级斗争的活靶。很难作出别的选择。除极少数人心术不正，妒贤忌能、整人成习，另有所图外，绝大多数人都是迫于无奈，出于自保，违心表态，应付过关。有些人即使参予整人，也在劫难逃。如陈仁炳教授刚才还在报上撰文批判杨兆龙的“右派言论”，没过几天，他自己也被打成大右派受到了批判。有些人虽然反右时幸免于难，在紧接着进行的拔白旗运动中却首当其冲。或者在以后的运动中终遭厄远。这是我国“阶级斗争”恶性循环的必然规律。 + +　　铁：您认为五七年反右运动中错误的批判如此盛行，其根源是什么？ + +　　陆：我认为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是造成错批盛行的两大祸根。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不免要压制民主，表现为高压政策，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势必会束缚思想，表现为愚民政策。前者使人明哲保身，不敢解放思想；后者使人思想僵化，不能独立思考。专制主义与教条主义相结合的宣传教育，只能培养奴才的性格和愚蠢的头脑，表现为盲从权威、迷信教条，一呼万诺，唯命是从，于是便形成了错批盛行的舆论景观。 + +　　铁：－九五七年错批了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致使中国多生了几亿人，给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与此同时，错批了著名法学家杨兆龙等人士的《法律继承论》，使我国的立法事业延误了廿多年，给国家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灾难性后果。这类事件发生在廿世纪中叶，不能不说是中国的一大悲剧。没有学术自由，言者有罪、闻者不戒，会付出如此高昂的代价，大概是人们始料不及的。这个历史事件值得中国人民永远记住！ + +　　注释： + +　　*1《宪法资料选编》第一册，第5页。 + +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参考资料》第一辑第331页，第140页。 + +　　*4《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问题讨论集》，第366-7页。 + +　　*5《马恩全集》第六卷，第292页。 + +　　*6《马恩全集》第一卷，第148页。 + +　　*7*8*9*10*11　1957年《法学》第4期。 + +　　*12　1957年（法学）另5期另5页。 + +　　*13《列宁文选》两卷，第452页。 + +　　 来源：《法学》杂志1998年第1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6.txt b/CCRD/1/4/17/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af59aee77c2775226b4231d3ce12dace4fa193d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6.txt @@ -0,0 +1,17 @@ +# 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 + +　　<文汇报、姚芳藻> + +## （《文汇报》短评） + +　　新中国电影事业有了很好的发展。放映单位和观众人数的增加，说明了电影已成为人民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有过一些很好的影片，如《白毛女》、《钢铁战士》等，在国内外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可是影片的产量不多，以艺术片来说，今年36部，明年预计40部，这个数字虽然有了提高，但还跟不上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要。不仅如此，问题还在于有一些影片的质量不高。观众对国产影片是有意见的。 + +　　本报编辑部经常收到读者的来信来稿，他们对这种情况提出了批评。他们指出国产片的题材狭窄，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局。他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 + +　　为了了解电影工作的实际情况，我们编辑部分别邀请编剧、导演和观众举行了座谈会，分别访问了一些艺术上有成就的演员，和影片发行公司的同志交换意见，还同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负责同志进行讨论。我们发现：像上海这样一个有6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一直是电影事业比较发达、观众人数又很多的地方，但有些国产片的上座率却十分低落。影片“一件提案”的观众仅6000多人次，上座率只有9%；据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都较好的影片《土地》，上座率也不过20％；一般国产片的上座率在30％到40％左右；有60％上座率的影片，已经很难得了。上座率的低落，很说明观众的意见。 + +　　电影工作者对电影事业的现状，有很多意见。涉及的面比较广，问题也比较复杂。如怎样正确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问题；接受“五四”以来进步电影的经验问题；影片以编剧作为“起点”呢，还是以导演作为“起点”的问题；怎样领导电影工作和当前领导工作中的缺点问题；剧本的审查以及对演员的安排等等问题。大家都认为今天的情况必须改变。但是改变的关键在那里呢？ + +　　电影是综合性的艺术，是宣传、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要使中国电影能够繁荣发展，让观众能够经常看到好影片，还要经过不断的努力。这中间，贯彻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保证电影事业繁荣的关键。因此，我们决定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大家来发表意见。我们希望电影工作者，包括编剧、导演、演员、摄影师、美术工作者、发行工作者、电影工作的领导同志和观众都来参加讨论，发表自己的意见。 + +　　 来源：1956年11月14日《文汇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7.txt b/CCRD/1/4/17/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23978592f20bf3455ebbe3f671ba7704f0c4f6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7.txt @@ -0,0 +1,45 @@ +# 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 +　　<上海市、沈志远> + +## （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沈志远） + +　　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提出，引起了各方面高度的兴趣和重视。这个方针和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一样，是从同一精神出发、为同一个目的服务的。这同一精神就是要进一步地来充分发扬人民的民主自由；这同一目的就是要调动一切力量来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假使说“百家争鸣”是意味着我国人民民主制度下学术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更高度的昂扬，那末“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就意味着人民内部政治民主的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两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是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和创造性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好办法。 + +　　或许有人说，拥有一千多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和一切事业的领导核心，它具有强大无比、压倒一切的物质和精神力量，而民主党派的成员数目要少得多，它们的力量差得太远，在这样的力量对比之下来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恐怕是共产党的一种策略吧？让各党派长期存在，恐怕是民主形式的点缀吧？ + +　　我们说不，这样的怀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　　这绝对不是策略，而是中国共产党长时期来一贯奉行的根本原则之一。这个方针是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化，它的理论根据就是毛主席的如下的指示：“共产党的这个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是固定不移的，是永远不变的。只要社会上还有党存在，加入党的人总是少数，党外的人总是多数，所以党员总是要和党外的人合作”。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共产党员必须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给别人以说话的机会。”最近毛主席在“八大”的开幕词中又说：“虽然我们有一千多万党员，但是在全国人口中仍然只占极少数。在我们的各个国家机关和各项社会事业中，大量的工作要依靠党外的人员来作。如果我们不善于依靠人民群众，不善于同党外的人员合作，那就无法把工作做好。”共产党力量的强大并不等于它就无需乎受任何人的监督，相反的，党中央和毛主席是一再地、经常地强调着要把党和每一党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密切联系群众——这一党的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威力的泉源，它的永远朝气蓬勃的生命力的源泉。其意义不只限于教育群众、指导群众，而首先在于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监督。必先“从群众中来”，然后才能“到群众中去”；若不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不了解群众的情况和要求，就没有了“从群众中来”，既没有了“从群众中来”，那就不可能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或只能主观主义地“到群众中去”，也就是说，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因此，共产党之所以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和无限旺盛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它是一切政党中最善于关心群众的利益、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的一个党。因此，认为共产党提出与民主党派互相监督的口号是玩策略，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　　再从民主党派方面来说，目前它们的成员数量确是比共产党少得多，但是它们在组织原则上有着一个和共产党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本身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政治团体，它们的大多数成员是各方面、各部门的代表性人士，他们中多数在各自所接触的社会阶层或工作部门内能够代表和影响一部分群众，有些上层民主人士甚至能影响到很广大的群众。因此，通过各民主党派来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监督的人，并不限于它们的成员，还有比它们的成员多几倍几十倍乃至成百倍的它们所代表、所联系的各阶层各方面的广大人民。因此，互相监督”这一口号实质上不只是指党与民主党派的相互关系，而且是指整个的党与非党（包括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等）的关系而言的。何况各民主党派的组织情况也不是停滞不变的，它们在这个新的方针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形势的鼓舞之下，正在积极展开活动、发展组织呢！因此，认为民主党派的长期存在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点缀，更是极端错误的看法。 +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既非什么策略，更非形式上的点缀，它是具有深刻的理论原则意义的一项重大方针。“长期共存”意味着不仅在过渡时期，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下实行多党制。“互相监督”意味着通过矛盾的揭发、通过斗争（批评、提意见）来克服矛盾、克服困难，使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不断地改进和加速地发展。“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口号的意思就是说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内，我国将长期实行多党制来进行互相监督，以达到互相补充、互相教育、及时暴露缺点、纠正错误，以便把我们的国家管理得更好，建设得更快。 + +　　大家知道，人民民主专政本质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早就有过明确的指示，他说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中间的过渡时期的国家，除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以外，不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呢？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对全部国家事务的领导，对被推翻的人民敌人实行无情的镇压，对亿万农民小生产者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从小私有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把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改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资本主义和其他任何形式的剥削制度，消灭阶级对立。在我国，这些事情都在一一实现中，且已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不远的将来就要全部彻底实现了。所以今天我国的人民民主制度的本质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地球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从其存在的第一天起，那里的无产阶级专政就一直是采取一党制的形式来体现的。这是因为苏联在十月革命前存在过的一些党派，或者本来就是反革命，或者在革命过程中蜕化成为反革命；因此在苏联，布尔塞维克共产党成为唯一的政党，是苏联特殊的历史发展的结果。我们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一党制是体现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形式。更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共产党一党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要求（也必不可要求）无产阶级一个阶级或共产党一党来包办国事，相反的，恰恰是要求在无产阶级对国家机关的坚强领导下与非无产阶级的广大人民群众结成联盟，并吸收和领导他们来积极参加国家政权工作。不这样就根本无法完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由于我国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由于解放以前的十余年间，我国各民主党派一直与共产党合作，积极参加民主革命斗争，作出了很多的贡献；解放以后，它们又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对于国家的经济恢复、民主改革、社会主义的改造和建设，以及对内外敌人的斗争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斗争，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它们不但在团结和动员一切积极力量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相互监督方面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七年来的经验证明，通过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人民团体，通过以各党派和团体成员为主要成分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国家的施政纲领、宪法、政策、法令、计划等等的制定进行协商和辩论，对它们的执行情况和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了批评、质询、检查和视察，对干部违法乱纪的现象进行了调查、揭发或检举，并经常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这一切对于促进党政领导的加强，各项工作的改进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确是有很大帮助的。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样一项破天荒的艰巨复杂的历史任务，是在民建会、工商联及其他有关组织的协助之下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当然主要是由于党的领导）。像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党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政策措施的贯彻执行，也是在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及其他民主党派和教育工会、科联及其他有关组织的协助之下获得了显著成就的。而作为党派、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政治协商会议，则在解放以来一系列的社会民主改革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事业中，无可争辩地都起了有力的相互监督作用。 + +　　由此可见，体现无产阶级专政本质的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多党制下的人民民主，依据我国的具体情况来说，是比一党制有更大的优越性的制度；通过多党制来贯彻社会主义民主，是可以比一党制做得更加深入、更加细致和更加全面的。而且“长期共存”的方针是意味着我国的多党制不但在目前的过渡时期能起好作用，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建成后的时期还要继续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对人的剥削已经根除，阶级的鸿沟已经消灭，全国广大人民已经具备了政治上和精神道义上的高度一致性，高度发扬人民内部的民主就不但有了充分的可能性，而且还成为完全必要的事了。只有充分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最充分地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国家的建设事业才能办得更快更好，党政领导的力量才能更加变得无比的坚强。 + +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上的具体运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发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过程。在对抗性的社会里，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主要就是阶级斗争；在非对抗性的社会（如社会主义社会）里，或在社会主义改造业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对抗性正在逐步消失中的社会（如目前的我国和其他一些人民民主国家）里，对立面的斗争就主要的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正确与谬误之间的斗争。今天我们国内政治生活上的主要矛盾和斗争，正是这一类的矛盾和斗争，而不是如斯大林所强调的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向前进展而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自然，由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间的斗争，还会继续一个很长的时间”（刘少奇），新与旧、进步与落后……的矛盾和斗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具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意义的。否认这一事实也是错误的。但既然今天我国人民政治上和精神上的一致性已大为增强，既然国内政治生活上的主要矛盾是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正确与谬误之间的矛盾，那末我们处理这些矛盾的方法主要的应该是互相批评、自我批评、说服教育、自由讨论、开会协商、视察工作和检查工作。我们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讲坛上，在各级政协的会议桌上，在工厂管理委员会议和生产会议上，在学校的校务会议上，在机关的行政会议和工作会议上，以及各党派本身的各项会议和社会政治活动中，都将成为（而且现在已经成为）我们揭发矛盾、展开斗争的重要场所。 + +　　同时，互相监督的方针，也是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这一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我们国家建设的任何一件工作，任何一个问题，都是跟其他的各项工作和许许多多的条件有联系的。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无论怎样明察秋毫，总不免有片面性，总不如多些人、多些组织从各方面来观察和提意见，来得更周到、更全面些。为了使领导我们国家事务的党和政府能够更加全面地掌握各种情况，从而更加正确地制定和贯彻各项政策方针，采取互相监督的方针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原则的要求的。事实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 +　　我们的国家是这么大，自然、历史、经济、文化、民族等等情况是那么复杂，而我们国家的建设事业又是千头万绪、日新月异，浩繁复杂、异乎寻常，执行一项任务，完成一个计划，牵涉到的方面和问题是非常多的，再加上今天许多工作都是新的，我们的经验不足，我们的干部不免有所欠缺，主观条件总不能完全适应客观发展的要求。由于这种种原因，我们的看法和做法，特别是我们贯彻执行路线、计划、政策、法令等等的具体工作，就不可能没有或多或少的片面性，不可能避免或大或小的偏差，不可能不犯或大或小的过错。通过群众的监督，通过经常的批评和建议，也还要通过答辩和反批评，通过反复的争论，来达到互相补充和修正，这样做是完全合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的；不这样，事情是做不好的。 + +　　假如上述的看法是能够成立的，那末说民主党派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没有继续存在之必要的看法也就站不住了。即从概念上讲，民主也不一定是指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民主，它也可以指社会主义民主或无产阶级民主。更重要的是从一件事物的历史发展来看，我们也无权、并且不可能把民主党派永远限制在民主革命的框子内而不许它向更高阶段上升。事实上今天我国的各民主党派和绝大多数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三年前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早就公开表示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接受社会主义的纲领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已经积极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工作。 + +　　假如上述的看法是能够成立的，那末根据党派是阶级的产物这一原理，说随着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阶级对立的消灭，各民主党派将丧失其存在的根据的看法，也就有问题了。我们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是从概念出发的教条主义的看法。如果用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那末首先应当承认解放后七年来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互监督的实践经验（其中较大的问题有如：关于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统购统销、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知识分子问题的解决等，各党派、各方面对于这些运动都有所贡献，对于其中所存在的个别的缺点、偏向和问题，都曾随时随地反映了群众的意见，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尽了监督的责任。而党对于非党人士的说服、教育、批评、斗争，也同样是一种监督。双方都得到了好处，对于国家的工作发挥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并从这种实践经验出发，结合每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情况、新要求，推动各民主党派充分发挥其积极性创造性，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绝不可以闭着眼睛不顾事实，不问实际作用，而背诵“政党是阶级的产物”的教条，否定民主党派存在的根据。 + +　　而且实际上，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后，是不是我国社会里真的没有任何的阶级痕迹或残余了呢？那时候的党派是不是真的跟阶级完全绝缘了呢？那也并不如此。因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之后，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作风、习惯等势力将相当长期地保存下去，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不可能随着它所由产生的物质存在（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度）的消灭而立即消逝的。这种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甚至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意识上的习惯势力，将长期地在许多人、特别是这些阶级出身的人的立场、思想认识、生活作风、工作方法、以及对人对事的态度上表现出来。六亿人的政治水平永远是会大有悬殊的；社会上将永远存在着进步、中间和落后的人，他们中间的差别就是思想认识、态度、作风等等上的差别，而这些差别本质上仍然是阶级性的：所谓进步分子就是在立场、观点、方法，态度、作风上，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成分较多的人，所谓中间、落后，就是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态度、作风较少而资产阶级或其他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态度、作风较多一些的人。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派的存在也不是完全没有阶级根源的。使中间、落后的人不断向前进步，使进步的人更加进步，这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政治任务。通过各民主党派（加上各人民团体和各级政治协商会议）去联系资产阶级出身和其他非工人阶级出身的人们，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的工作，来执行上述的艰巨任务，显然比光靠一个党去进行要有利得多。因此，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之后，民主党派将在不断地克服进步与落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残余的矛盾中长期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对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观、对苏联的革命经验（一党制）抱教条主义态度的人，是不容易理解在社会主义社会有多党制存在的根据和必要的。只有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对待问题，以我国革命的具体情况和实践经验为出发点，我们才能领悟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针的伟大意义。 + +　　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加上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的原则，是不是跟接受党的领导这一原则发生冲突了呢？我们认为这里一点冲突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所以具有无穷的生命力，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它同人民群众永远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而这种关系中最重要的环节就是接受群众的监督，倾听群众的意见。民主党派代表它所联系的群众去监督党政领导，经常向党政领导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这正所以加强党的领导，使党的领导更为有力、更为有效。倾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和领导群众是完全一致的。民主党派代表一部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对党多多起监督作用，这就补充了党的耳目之不足，补充了党的工作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从而也就大大地加强了党的领导。 + +　　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的原则，同样是跟民主党派接受党的领导的原则没有丝毫冲突的。什么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那就是它们参不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有自由，接不接受政协章程的约束有自由，以及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义务范围内的各种自由。政治自由就是在宪法范围内依据自觉自愿来选择政治方向、路线和政策原则等等，但事实上却没有一个民主党派会选择退出政协的路，没有一个民主党派愿意抛弃或抗拒共产党的领导，正如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依据宪法有退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自由而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共和国愿意作出这一抉择一样。它们的不选择退出政协、抛弃共产党领导的路，正是它们享有政治自由的明证，因为它们这样的抉择完全是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在没有任何威胁、诱迫、恐吓、强制的自由气氛中作出的。至于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的领导，而政治、思想的领导能不能被别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则决定于这一领导的是否正确（包括党的政治路线、政策方针和指导思想是否正确）。像过去陈独秀那样的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路线的领导，１９３０年李立三盲动主义路线的领导，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等等，要强令别人接受是很困难的。这样的错误领导别说党外人士不能接受，即党内的大多数党员也是要坚决反对的。今天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以及无党派民主人士都一致忠诚热烈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就因为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自己，密切地联系群众并接受群众的监督，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武器，无限忠诚于人民的事业；因而拥护党的领导也就无形中成了我国六亿人民的政治上和精神道义上一致性的最高标志。这也正是我国各民主党派、我国全体人民的政治自由的集中表现。 + +　　既然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是自由的，既然党的领导主要只是政治、思想的领导，那末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就不成问题了。假使说它们政治上是自由的，它们拥护党的领导是完全出于自觉自愿的，可是它们的组织倒被控制在别人的手里，这岂不是荒诞无稽之至呢？果真如此，那还有什么政治自由之可言呢？政治自由是要用组织独立来保证的。组织独立是政治自由的先决条件。每一民主党派都是一个组织独立的政治团体，别的任何党派、团体或个人都没有权去干涉它的“内政”：如各党派的章程、组织大纲和规程的制定，路线、方针、工作制度和工作计划的决定，各级领导机构的选举，各项人事安排和调动，各个工作机构的建立和调整，各项会议制度、奖惩制度的规定，诸如此类等等，每一党派都有独立自主之权，是不受其他任何党派的干涉的。但保证这样的组织独立跟接受党的领导是没有任何冲突的，因为保证组织独立并不排斥民主党派和各级共产党组织的密切合作，相反的，愈能在保证组织独立的前提下加强双方的合作，就愈能搞好民主党派的工作，从而也能使党对群众、对事业的领导愈加巩固。民主党派的同志不能因为强调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而把自己的党派设想成为类似资产阶级国家的“在野党”或“反对党”，对于共产党来一个“分庭抗礼”。各级共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的同志也不要因为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自由和组织独立而对民主党派组织或成员的错误和缺点采取客客气气、相敬如宾的态度，因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意味着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放弃领导。过去几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哪里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的同级组织关系搞得密切的，合作得很好的，哪里的民主党派工作和统一战线工作就搞得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相反，哪里的党组织和民主党派组织的关系是疏远的、不正常的、谈不到什么合作的，哪里的民主党派工作就搞不好，不能发挥什么积极作用，有时甚至还要起一些消极作用，因而那个单位的业务工作也必然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损失。这可算是一条规律。在保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的前提下，全面加强在党领导下的党和民主党派的兄弟般的亲密合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互相监督的作用，这便是搞好各部门、各单位工作的政治保证。而党的具体领导正是通过党对非党的亲密合作、具体帮助和互相监督来实现的。通过这些来贯彻党的领导意图，通过民主党派作为助手来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核心的作用，这与保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是完全不相冲突的。 + +　　以上所谈，只是个人关于“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方针本身的一点肤浅的认识，错误在所难免，希望高明的读者予以指正。至于如何具体贯彻这个方针的问题，因为篇幅所限只好留待以后再谈了。 + +　　作为民主党派的一个成员，我们将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创造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指导之下，在光荣、正确、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跟我们所联系的群众在一起，努力奔赴光芒万丈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 +　　 来源：1956年11月20、21日《人民日报》第4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8.txt b/CCRD/1/4/17/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437a6830da690dcd99f8a8926ff54e89ae71b96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8.txt @@ -0,0 +1,63 @@ +# 在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会的谈话 + +　　<中国科学院、袁翰青> + +## （袁翰青：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及情报所付所长、代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 +## （汇报会，1956年11月22日） + +　　一、新阶段的发展组织问题： + +　　各民主党派之间亦有社会主义竞赛。1956年“发展指标”亦表现这一点。指标较高是为了我社起更多作用，这一阶段还要强调发展，并不是迁就指标，而是为了发挥作用。对发展落后分子的看法可以等待一下，不要顾虑太多。长期共存必须向青年一层发展我社亦有基础。向年青人发展，亦不致影响上层人士参加。新回国留学生，作为本社工作重点。科学院以九三为主。对文化界、技术界亦应注意。 + +　　（发展工作如做的太细致可能时间拖长一些。如经我社对发展对象做了工作，而入社亦是自愿。巩固和发展不一定划分太清楚。） + +　　为了扩大本社影响，大家在写政治性文章时，可把“九三”职务写上去。 + +　　二、民主党派入党问题（已与统战部协商同意？） + +　　一般成员可以入党。有威望的负责人不可以。个别的可享受“党员待遇” + +　　三、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了解： + +　　参加专政、实行监督、联系群众、教育群众。 + +　　四、政治与业务的时间矛盾问题： + +　　（分社反映）：分社负责人不能化很多时间来关心业务。 + +　　时间只可由自己掌握，可做个人规划。目前工作还是集中在少数人身上，所以劳逸不均。 + +　　许多事情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看法。自从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后，发展组织是一个重要任务。“九三”应参加社会主义竞赛。毛主席说500万知识分子参加组织的只有100万，因此民主党派大有可为。在现阶段发展是一重点。许主席向南京指标完成的怎样。要求在数量中多多的注意。有些人对“九三”有心响往事之感。对耿可以等待一下。九三在社会上已有相当荣誉。有几个落后分子无妨，只要多加帮助，有了些进步，就已经起作用了。 + +　　对支社交待任务，还注重发展方面。自愿与工作程度是有关系的。 + +　　助教，工程技术人员问题，本人以为助教是不成问题的。长期共存需要新生力量。青年同志参加民主党派是有帮助的。一六二人只有一位助教，说明发展上还有一些问题。新回国的留学生也是适当的对象。 + +　　工作做的细，时间拖长些。应争取时间。对立的人参加了民主党派也易于解决问题。 + +　　关于分工，科学院为九三阵地，九三在这阵地上应多做些工作。医药卫生主要属于农工，但如有人愿意参加九三，亦应予以吸收。文化界亦应注意。技术人员可以吸收一部份。同志们发表的政治性文章，可列社名衔。 + +　　全社已有三千多人左右。 + +　　关于时间矛盾，学术人员是很难免的。5/6时间保证确是困难的。但关门写论文也是不对的，有些不必要的会还是不参加为宜。 + +　　十月下旬举行最高国务会议，动员一切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 + +　　危险性：中南海警卫人员从1300人减到300人，党员喜排场。中南海盖了一奢侈的游泳场。三反时对浪费反的不彻底。反官僚主义不够。现应反专制主义。反保守之后，现又有冒进偏向。冒→紧→松→散。百废俱兴现象很坏。赶快下马。这是周总理的话。原则是国富兵强如果冒下去，问题越来越大。 + +　　二中全会上周总理认为1956年总的情况是冒进，千军万马齐头并进。产生了赤字，把历年来积存的物资用掉。基本建设用了156亿元，比去年增加60％，文教工作冒进太严重，大学生增加一倍，计划性是很重要的，“穷人办富人的事，短期办长期的事，外行办内行的事。”明年建设速度应放慢，今冬明春开展增产约节运动。沙文主义问题与经济政策问题应从国际上吸取教训。人口每年增加2—25％，约一千万人。明年猪肉出口减少。建立基本上独立的完正的国家。 + +　　三个五年计划可以放长些。1953年冒进，1954年稳，1955年保守，1956年冒进。基本建设开支超过很大。明年应有修改。 + +　　陆定一同志报告： + +　　学校开不开唯心主义课，决定开。好处比坏处多，不要怕。首先有人有材料。准备请外国第一流学者来讲学，扩大眼界。马列主义基础拟改为社会主义运动史。要了解反对的人为什么不对。曾国藩、张之洞甚至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须研究。 + +　　国际会议应争取参加，如果有意搞两个中国，是不参加的，原则是应该参加的。 + +　　培养新生力量问题，应坚持贯彻。青年应向老年学习。 + +　　参加专政，实行监督，联系群众，教育群众。 + +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原题为：“九三中委袁翰青在九三学社南京分社委员会的谈话”。）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49.txt b/CCRD/1/4/17/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033f4311a396475be7f998716c31539671228 --- /dev/null +++ b/CCRD/1/4/17/000049.txt @@ -0,0 +1,21 @@ +# 夏原和知识分子 + +　　<华东师范大学、施蛰存> + +　　十八日文汇报“读者的话”栏内记载了夏原的事情，读后不免有点感想。我并不认识夏原，但记得在抗战时期看到过十几张以贵州苗家生活为题材的木刻，那作者署名是夏原，当时的印象觉得也还不坏。如果今天在劳动教养所里的夏原就是青年从事木刻艺术工作的夏原，我想陈道怡君为他老师的呼吁是应该的。 + +　　从编者的按语看来，可以明白夏原之所以被送进劳动教养所当作游民处理，主要是由于他的自高自大发展得太突出了，以致被目为一个空虚而颓废的艺术家，甚至根本不是一个艺术家。这件事实本身，当然是夏原自己应该负首要的责任，他的处世态度一定有些缺点，使别人屋法帮助他。 + +　　我的感想是因夏原而联系到知识分子的自高自大，这问题有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一般地说来，自高自大当然不是美德，它不但妨碍了自己的进步，也容易影响别人的进步。可是，在知识分子中间，无可讳言地，自高自大的现象却普遍地存在着，有不少知识分子，别的品德都不坏，却偏偏犯了自高自大的毛病，为群众所不满，尤其为领导所头痛。这是什么缘故呢？我以为我们应该深入了解一下，找出它的根源来，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 +　　据我的看法，自高自大大多是自尊心的恶化发展。知识分子，特别是艺术工作者，凭他自己的学养，常常容易以自己的尺度去衡量别人的成就。自己的尺度愈严，对别人成就的菲薄也愈甚。有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尽管瞧不起别人的成就，要是叫他自己动手，也“拿不出真货色来”，然而他还是瞧不起别人的，这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同样的高。人家以为他的态度是“人不如我”，事实上应该理解做“人不如我的理想”。 + +　　因此，自高自大的发展，往往是不自党的。惟有能够从自己的甘苦中体会到别人的甘苦，才能养成“不薄今人爱古人”的杜甫的胸襟。但这却并不容易，尤其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很少能达到这个境界。 + +　　正因为这是一种不自党的发展，所以应该采取极自然的教育方法，以消弭于无形。如果采取打击他的自尊心的方法，我以为是毫无好处的。它反面只会促成这自尊心的狂妄发展，以非常突出的自高自大态度来敌对思想改造。或者另外也有一些人，当他的自尊心完全被打垮之后，态度大变，非但丝毫不再自高自大，能直自卑自小到极度，变成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对一切都欣然同意，对一切都恭维一阵。这一种人的思想状况，分析起来，还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真的完全失却了自信心，心灵整个麻痹了，只求适应他的生活环境，以取得生存；另一个是把他的自高自大转为向内发展，表现做一个玩世不恭的大儒主义者。我以为，不管他是属于那一类型，都是戕贼了他的个性，屋形中也妨碍了社会的进步。 + +　　我所谓极自然的教育方法，就是给他以工作。一切人都能从适当的工作中受到教育。这里最重要的是“适当的”这一条件。对于一个自高自大的人，如果给他以起过他的能力的工作，这是对他讽刺，也等于打击。如果给他以他的能力以下的工作，这是培养他的自高自大，无补于事。一定要适当的工作，使他不能不努力去做。他既不轻视这工作，也不憎畏这工作，他就不会再自高自大了。 + +　　自高自大虽然从自尊心发展而成，但自尊心与自高自大却截然是两个东西。我们要消弭的是自高自大，可不必连自尊心都一起铲除。夏原如果从前确是个非常自高自大的人，可是“几年来，他到处奔走，要求职业，连机关的传达都乐于去做。”这说明他的自高自大已经消耗到连一个艺术家的自信心都崩溃了，然而人们还把他当作一个游民处理，这又怎么能怪他要认为是“宗派主义的排挤”呢。 + +　　 来源：1956年11月23日《文汇报》第3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50.txt b/CCRD/1/4/17/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f941ecf5f83cb60fd05519fb9b621e8761db715 --- /dev/null +++ b/CCRD/1/4/17/000050.txt @@ -0,0 +1,47 @@ +# 在南京工学院的报告——向科学进军 + +　　<中国科学院、袁翰青> + +## （袁翰青：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及情报所付所长、代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 +## 向科学进军 + +## 报告人：袁翰青 + +## 时间：1956年11月25日上午8：30 + +## 地点：南京工学院礼堂 + +　　江苏科普九年来作了很多工作，有不少成绩。这些成绩主要是靠科技工作人员的努力得到的。因此我个人首先代表总会向江苏科技同志表示感谢和敬意。 + +　　自从去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号召，在十二年内把我国科学提高到世界科学水平后，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大家对研究、学习科学具有极高度的积极性。但单凭热情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中间的关系。 + +　　谈谈我个人向科学进军的体会： + +　　（1）认识一下当前的科学是怎样成长起来的。 + +　　自然科学是由于生产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例如三角，是由于埃及尼罗河冬季常泛滥，秋季水少，因此必须有一种测量土地的方法，因此今天的三角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了。欧洲封建社会崩溃较早，商业资本发展起来，使航海事业发展起来，发现了不少城市，城市的交通运输依靠着轮船木船航海。为了航行的安全必须要有方向、风力的仪器，因此在16世纪初期就有了新的天文知识。（主要是意大利）。因此就进一步形成了数学、力学的发展。力学最初概念是在17世纪初期积累起来的。数学基础的建立是在17世纪。化学生物学也是这时发展起来的。到17世纪英国的波义耳发现风火水内包含各种不同的元素。生物学奠定基础有两个方面（1）实验的结果，（2）是世界动植物很多需作分类。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这本书。 + +　　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展。毛主席在纪念孙中山的文章上说我们应对世界有较多贡献，但很多年来没有贡献。这是暂时的，我们承认这几年来是落后，但有绝对的自信心赶上去。如果不承认我们落后是不好的。苏联同志问范文澜说：“中国科学为什么不发达？范文澜说“很简单，过去中国生产水平不高，长期受封建社会束缚”。炼钢中国是在二千年前开始的，欧洲是第八世纪开始的。欧洲很快发展成科学，中国到清朝还是很简单的炼钢法。 + +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学发展很快，十分惊人，每日每刻都在发展。原子能最早的概念是在20世纪20年代。1940年德国一个科学杂志发表一篇文章不过千字介绍原子核。从那时起美国很快召集了科学人员研究原子核，现在每年有多少万字报导。世界各国报导科学创造性的刊物有6000多种，创造性的论文去年一年有180万篇。 + +　　科学是堡垒，我们要攻打它。今年3—6月国务院领导下订了12年的科学规划，我们科学水平落后世界水平30年，我们应该赶上42年，这是绝对可能的。 + +　　（2）学习科学问题： + +　　在座的科学水平是不同的有讲师、同学、机关工作人员，要我讲学习科学问题不大好讲。 + +　　第一个问题是一定要自己肯定一个学习方向，东看一本书西看一本书不算进军。进军是要向前进，所以必须要钻进去。“科学”就是分科的学问，你必须要向一科钻进去。我认为对青年同志要成为专家，我们不应该批判，但我们反对妄狂自大，自称是专家。光靠教科书是不够的，要成为专家还必须要专题阅读。如生理学专家写篇专门文章不是写给初学者看的，而是写给相同水平的人看的。 + +　　只懂中文成为专家是很困难的，中文论文只占千分之二，最好懂三种文字（英俄德）。掌握外文是掌握科学的钥匙。科学知识分为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运用间接知识是很重要的。 + +　　（3）科学研究的问题： + +　　每人有一定科学水平后，就可进行科学研究，大学教授科学院研究员有条件。日本一个专家写了温泉的论文，他就是靠全国各地中学教师等对各地温泉的具体视察、测量集中而来的，所以科学研究不一定专家才能做。科学研究上如了解了前人所做的，那就研究了一半了。 + +　　科学研究总是首先模仿人家的，然后再改造缺点。 + +　　今天看起来科学是一个很大的堡垒，但再过几十几百年我们全都感到今天的科学没有什么。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无穷的是美的是灿烂的。每个人要以很大的努力掌握伟大的科学。 + +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51.txt b/CCRD/1/4/17/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76d43bd7735dca4deff7a0dce9e92cd6fc9ce4 --- /dev/null +++ b/CCRD/1/4/17/000051.txt @@ -0,0 +1,61 @@ +# 袁翰青委员谈话记要 + +　　<中国科学院、袁翰青> + +## （袁翰青：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及情报所付所长、代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 +　　袁翰青委员谈话记要 + +　　时间：1956年11月27日 + +　　地点：南京饭店 + +## 一、几个团结问题，即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的团结问题，综合大学与单科院校的团结问题和综合大学与师范学院的团结问题： + +## （一）科学院与高等学校： + +　　科学院与高等学校的老科学家，一般都是英美留学生。英美科学研究主要在学校，科学院是一个荣誉组成，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但今天也有些变化，就是美国目前也开始建立国家研究室，苏联在彼得大帝时，要赶上欧洲，一开始就建立了独立的科学研究院。苏联现在也有些批判，卅年来对高等学校科研工作注意不够。我们中国的情况是科学院要发展，高等学校也要重视。 + +　　中央在今年三月间曾拟大力加强科学院，科学规划以后好象有些变化，提倡“三头六臂”各方面都要兼顾。不能完全集中在科学院。要使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也开展起来，现在是机会不均等，科学院条件好，高等学校有些情绪。科学院的人对高等学校的人更应谦虚些，主动团结些。能够帮助的尽量帮助，要尽量鼓励科学院的人到高等学校教一点书，科学院要主动向高等学校请教，要向科学院的同志反复具体的讲清这一点。 + +## （二）综合大学和单科院校的关系： + +　　是否可以搞一些兼课的办法，综合大学可以到单科院校兼一些基础课，这个办法还可以扩大些，如化学系的到药学院，数学系的到航空学院兼一些课，帮助搞好基础课的数学水平。 + +## （三）综合大学与师范学院的问题： + +　　师范学院对属教育部（厅）领导意见很大，科学院很少把眼睛看到师范学院。如果成立教育科学院，地方上可以考虑一些师范学院的人参加教育科学院的领导。综合大学要多帮助师范学院，地方上可以有一些具体办法，创造一些典型供中央参考。如休假、参观等给予机会均等。 + +## 二、青年助教问题： + +　　助教培养开课的多，真正开展科研的还太少。老教师很少，如果不使助教做些科学研究工作，助教是很困难在将来接替老教师的科学研究领导工作。要鼓励助教做一些科学研究工作。是否可使些助教少担些教学。 + +　　不宜将助教与研究生截然分开。将来可能还要开些很新的课程专门对助教和研究生讲。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学术水平。 + +## 三、图书问题： + +　　有些地方图书没有正理、没有运用。如南京农学院有九万种未公开出卖过的小册子没有正理。图书要很好分类正理如何作法要好好研究。在南京区的有研究性的书刊分类编印一个联合目录。 + +## 四、出版问题： + +　　江苏人民出版社的出版范围是否可以扩大些。除出版通俗性的书籍外，还可以出一定的科学专著。使专家著作有出版机会。也可避免集中中央，增加中央印刷负担，时间也快一些。 + +## 五、器材设备： + +　　教学设备大体还可以解决，科学研究仪器解决有困难。南京有些厂是否可以抽出一定力量来为科学研究服务。上海有些仪器厂也可在南京设立一些分支机构以供南京选购。 + +## 六、其他问题： + +　　（一）生活条件南京比北京一般还好一些，设法使专家们更安于这里工作。 + +　　（二）“江苏地理志”问题各部门如何更好的帮助他们。 + +　　（三）民主党派在学校中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南京做的很稳“九三”是否可吸收助教？今天青年中旧思想恐怕也不少，我个人意见可吸收一些助教。 + +　　（四）有人反映，邓克生对高级知识份子作“政治经济学”的报告，准备是否还要充分些。 + +　　（五）高等学校工资等级从22级一下子提到12级，太快了。 + +　　（六）5/6的时间也还是一个问题。 + +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52.txt b/CCRD/1/4/17/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4d48d646ed342126a8af3c0f1ce85cf72d1087 --- /dev/null +++ b/CCRD/1/4/17/000052.txt @@ -0,0 +1,33 @@ +# 在南京师范学院的报告——谈青年学生向科学进军问题 + +　　<中国科学院、袁翰青> + +## （袁翰青：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及情报所付所长、代所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 + +　　谈青年学生向科学进军问题 + +　　报告人：袁翰青（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所长） + +　　地点：南京师范学院 + +　　时间：1956年11月27日 + +　　我们学生怎样向科学进军呢？科学范围广的很，因此，在同科学进军中，有它的循序渐进性，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在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有希望到这光辉的顶点。”我们要向科学进军，要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连最根本的科学知识都没有，我们怎能做别的事呢？要想向科学进军，首先要站得住脚，站稳了脚才能拿起向科学进军的武器。我谈的这些话别人也曾谈过，因为道理相同，真理只有一个，所以我还要老生常谈，要踏实地向前进，要掌握老师传授给我们的知识。譬如：什么是有机酸？它的性质如何？反应，结果又怎样？这些都要知道。又如若不知道什么是胺，不知道胺有几种？不知道它们的制法怎样？那么你怎么能研究蛋白脂呢？没有知识就不能向科学进军。在生物学中也是如此，若连生物的分类都不了解，那怎么能参加“种类杂交”的辩论呢？怎么能研究种类间的斗争呢？若素描不好怎么画油画呢？ + +　　以往的知识是前人步步的积累起来的，今天的知识已经有了系统有了组织，可以诸类旁通。作为老先生仍要常谈，我们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学基本知识。作当前教育的人，若不知道婴儿的基本生理，心理特征，怎么能写婴儿教养方面的论文呢？没有知识就不能向科学进军，这并非虚言。 + +　　我们学习科学知识不是死啃，而是要吸收、消化、巩固和重新温习。在科学军的号召下，今天的中心任务是学习基本课程。要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和“物理化学”。若不具备基本的化学知识，怎么能做微量分析呢？今天进军的第一步，是要学习基本的专业知识。科学进军的动机，是我们前进的动力。因为有科学进军号召的发出，某校又有了“学好数理化，吃穿都不怕”的只专业而不政治的思想。要想科学向前进，人也要向前进。人本身不向前进，科学怎么能跟随着你一齐前进呢？ + +　　为了未来创造性的工作，我们要积累知识。知识有两大类：即直接知识和间接知识。直接知识是自己经理解了，记忆了，搞懂了的知识，而间接知识是在书本中可以立即查到的知识。酒精的沸点为78℃；乙醇是由乙醚加硫酸液水而成。这些都是直接知识，但是你若是问我酒精63℃时的蒸汽压多大，我马上不能回答，但是我可以在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来，马上查给你看，这就是间接知识，间接知识是人们享受不完全的知识。图书馆就是我们间接知识的宝库。要会使用书，这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书有那么多，从何看起呢？要先看大部头的书。在化学系的图书馆里，有部德文的“有机圣经”这是盖斯著成的，我们常称为“拜尔斯坦”。这本有机大全有120多万种有机化合物的结构性能的记载。我们要会查书，查书就是工作的秘诀。要看大书少看小册子，因为小册的内容不见得多于我们的直接知识。会查书就是具备了间接知识。因为我们的科学落后，所以我们汉字大部头的书也少。所以老科学家常常想帮助年轻人学会一种外文。不会讲不要紧，只要能看书就行，尤其是只要能看专业书就行。我们的付博士研究生的国家制度中，规定每人要会一种外国语（本国史研究者除外）。 + +　　我不知道你们化学系的同学是不是学的“格林卡无机化学”假若是的话，那么一本中文的“格林卡无机化学”再加上一本俄文的，慢慢地啃一下试试看。我们要有计划的钻研一下本行的外文书。假若我们学会了两三种外文就更好了。要学外文，是因为，在很久之后，我们才能有中文的“百科全书”。化学、物理、生物的综合百科全书和分类百科全书目前都没有。 + +　　以后你们得了大学的讲座后，在授课时有讲义，有教科书，仍要看参考书，要掌握间接知识。但是看书却不能乱看，要作“专题阅读”。在看书时有个笨法，就是从后往前看，当然也可以从前往后面顺次看。当科学和知识写成书的时候，这已是第二道手，或第三道手的知识了。而根本的，第一道手的知识是在期刊杂志里。当著作者把期刊杂志上的知识写成大部头书时，他已经删节了一些知识了。当1953年的书在1956年改订再版时，1953年的版本便报废了。但是期刊杂志都是这样。譬如防出血剂维生素K方面的输文在期刊上发表了，你要学习它，但是1956年这期杂志上关于维生素K的论文内容你只看懂10％，这不要紧。你要根据论文中的实验数据，化学、生理学的动物实验报告来考虑。在所附的参考文献中，来追随往日已刊过的论文。把文献目录抄下来，查阅1955年维生素方面的论文，结果看懂了15％。1955年的论文中又引到了1954、1953、1952……等年的论文，那么一步步的查阅，一直查到1932年的最初一篇关于维生素K方面的论文时，论文的内容你100％的看懂了。然后你再回过头来由头到尾的再读一下，你会很透彻的了解关于维生素K方面的150篇论文中，第二人如何补充了第一人的漏洞，第三人又如何补充了第二人的漏洞……。你就会很清楚的知道维生素K的题目是如何发展起来的。 + +　　我们要学外文，要做“专题阅读”。不能只是站在游泳池边讲理论，要跳到水中去游泳。 + +　　在近代的科学中，实验室的技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自然界中不能生成的现象，在实验室中人为一条件使它生成。在实验室中，有自然界没有的现象。雷达、原子能、半导体，自动控制……等都是在实验中得来的。在艺术中的实验工作是作曲和画。我们的一些同学对实验室工作不太重视，以为，反正实验中的东西书本上都有，考试时把书本翻一下就可以了。这是不对的，实验和课本是同等重要的东西。自己的实验结果和别人的不同，这是为什么呢？别人做出来了。为什么自己做不出来呢？做不对时要重作，来逐步消灭百分误差的数字。 + +　　总之，在科学进军中，我们要掌握基本知识，要会看书，要作“专题阅读”，要重视实验。同时要参考一下本年5月4日“人民日报”的社论。 + +　　 来源：《中国科学院右派分子言论材料汇集(一)》内部资料，中国科学院整风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58年6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53.txt b/CCRD/1/4/17/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c7cfadaccff6186dd38f444727f701a766b66a6 --- /dev/null +++ b/CCRD/1/4/17/000053.txt @@ -0,0 +1,79 @@ +# 诗一首：给同学 + +　　<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李冶> + +　　[编者按：李冶，男，西南美术专科学校附中教员，解放前当过伪军，伪警察，加入过三青团。现为青年团员。这首诗的中心精神是煽动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党的领导。] + +　　在黄桷坪僻远的一角， + +　　人们都沉睡着， + +　　除了懒散和懈怠以外， + +　　压郁了一切蓬勃的 + +　　生机力量， + +　　这里的戈尔洛夫们正象 + +　　一条母猪在糟坑酣睡， + +　　舒展着懒腰。 + +　　（*　　*　　*） + +　　年青的人们， + +　　你们应该起来呀， + +　　吹起你们的战斗号角， + +　　迈跨你们的雄健步伐， + +　　昂起首，挺起胸， + +　　一点不犹豫， + +　　一点不动摇。 + +　　勇往直前地 + +　　参加战斗吧！ + +　　（*　　*　　*） + +　　咦，你们怎么不来， + +　　难道也睡迷了吗？ + +　　喔，你们有顾虑， + +　　担忧你们的力量单薄， + +　　火力不足， + +　　不，朋友，你们错啦， + +　　火在地下， + +　　火在四周， + +　　火在人们心中 + +　　只要把它点燃， + +　　火， + +　　就会熊熊地燃烧起来， + +　　赤热地滚动起来， + +　　汇合成火的海洋， + +　　烧毁腐朽， + +　　烧毁僵躯！ + +　　 1956．11．29 + +　　（来源：《重庆市右派言论选辑第一集》（内部文件，只供领导同志参考，请勿外传和翻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编印，1957年8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1/4/17/000054.txt b/CCRD/1/4/17/000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e714fad1a713d1a85a24c17dff5469c73e6b12 --- /dev/null +++ b/CCRD/1/4/17/000054.txt @@ -0,0 +1,43 @@ +# 关于文艺方针政策的体会 + +　　<山东、王希坚> + +## （王希坚：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 + +　　(一)少奇同志报告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重要的方针，周扬同志对这一方针又作了解释。 + +　　“百家争鸣”最后归于客观真理，而文艺的“百花齐放”却更广泛一些，不是最后只有一个东西是唯一的，真理，始终是百花齐放，越放越多。 + +　　科学是愈辩愈明，艺术则是兼容并包。 + +　　过去认为一切好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这种看法也不对。浪漫主义也适合于一部分人，因各有所好。 + +　　(二)“百花齐放”的主要障碍是：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简单化的粗暴态度，即庸俗社会学。庸俗社会学表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例如： + +　　（(1)把文艺服从政治等于政治，把文艺的特点一笔抹煞，用政策套文艺作品，使文艺成为空洞的教条，我们要求千篇一律，公式化，机械的与政策联系，好象文艺只能反映政策，为政策服务。如“集体喂养牲口”的作品到报纸上登载后面还加上小注。又如讽刺地主寄生生活，也受到干涉。“身上背着大皮包，到处去把群众找……。”“谷子上有一蝗虫”的画不能评奖，拿到北京去评上了奖。不应把作品仅视为宣传品。不容许写反面人物，否则即遭抗议。） + +　　(2)强调文艺反映社会本质，这是片面的。讨厌写细节，庸俗社会学首先要求作品要有主题，都要有阶级性，结果使文章枯燥无味。只强调反映本质，结果一个阶级才只有一个典型，一个事件只能写一篇文章。强调只写主要矛盾，把文艺与政治经济学抽象概念等同论点是不对的。因比，后果使文艺的领域非常狭窄，只能从正面写工农兵，而写知识分子就是反映小资产阶级情调。 + +　　(3)要求严格的典型，不能有其他不符之处。 + +　　(4)要求通过正面人物体现党的领导。 + +　　(5)轻视民族传统，认为旧的社会基础不存在，上层建筑亦随之垮台，地方戏改得失去原有风格(如吕戏加入西洋音乐或类似越剧)。 + +　　(6)在文艺批评中，简单化、粗暴，出自一人之口，别人既无资格发言，认为北京没有说的话，我们即不敢说，又认为党章言论应是一致的，不能争论和意见不一致。我们认为批评不能过早下结论。 + +　　(7)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以行政命令领导文学，要求有计划有规格的完成任务。 + +　　文联的组织有人认为可有可无。 + +　　对党外人士的团结也不够好，不相信他们能写出社会主义作品。 + +　　(8)庸俗社会学发展到极端就必然否定文艺的作用。 + +　　鉴于上述障碍，必须对庸俗社会学进行批判，加以纠正。其次，文学作家必须研究业务，提高业务水平。不应从计划、报告、总结方面打圈子，而应研究些问题，第三大胆放手进行领导，多表扬，对待错误应适当引导纠正。 + +　　按：此稿系根据记录稿誊出来的。1956年11月30日，省委文教部领导上为了帮助部里的干部熟悉业务，曾请有关厅局负责同志来文教部作关于文教政策执行情况的报告，王希坚所作的文艺方面的报告，不仅丝毫没有提及省文联如何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中央及省委的指示，反而“控诉”了所谓庸俗社会学的“八大罪状”，以此攻击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报告中所举八条，绝大部分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要求千篇一律”、“不容许写反面人物”、“只强调写本质”、“只能从正面描写工农兵”、“要求严格的典型”、“要求有计划有规格的完成任务”等等，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事。同时，这些似是而非的所谓对庸俗社会学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否定文艺为政治服务和否认文艺事业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的根本原则，宣传文艺绝对特殊的论调。 + +　　更值得注意的是：王希坚在这次报告后，曾得意的对方平(右派分子)说：“我在文教部谈了个庸俗社会学八大罪状，可把他们气坏了！”从这里完全看出，王希坚这次向党的攻击，绝不是偶然的论点上的错误，而是有意识、有准备的进行的。 + +　　（来源：《山东文艺界反右派斗争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九年济南。原题为：“关于文艺方针政策的体会 (即：庸俗社会学八大罪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