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2/7/5/000035.txt b/CCRD/2/7/5/000035.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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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贵州赤水县委书记王临池同志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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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缺]的曲艺团为县办的曲艺团，专门教县委办公室主任胡诗良同志，通知城关镇南门上的居民住房迁走，让曲艺团的员工居住。并计划由生活秘书钟玉惠同志带领曲艺团赴遵义京剧团学习舞台艺术。继后又亲自召开曲艺团、川剧团团员座谈会，并和饰演“借亲配”、“萝卜园”的演员研究艺、唱词等，两次观看“借亲配”。为培养新生，批准招收47名学员，并调土城公社党委副书记和城关公社宣传委员分别担任两个剧团的团长。拨款一万元给曲艺团办道具。
+
+　　（3）积极修建人民剧场，规划新村街道。于1959年积极请示专员何林，修建人民剧场，于同年10月开工，先后花去人民币161,136元。动员机关干部、城镇居民、学生等搞义务劳动。为修建得更为美观，派人前往遵义红花岗，制造模型，展览修改。在今年元、二月份，组织基建部门，规划赤水大街道，并先后进行了改修。同时，为把县委花园培植美观，在土城果园中学调来两个学生赴遵学习园艺，以培植县委会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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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活特殊。仅在一九六零年吃各种贵重药品700多元，其中鹿茸精、人参精等补品就达400元。下乡带生活秘书、通讯员等，专为自己搞生活。并常带女秘书为自己掌握工作、休息、睡眠时间。下农村不在食堂吃饭，并带杂糖等下到农村去吃，经常派人到商业局拿肉、拿糖、酒等。如今年二月初农村正缺粮时，带着两斤米花糖和两瓶大曲酒到天台去吃。病时住院，单独住一间小屋，专门配备了一个医生、护士、北方医生（是反革命）。住院时，屋内放着留声机，们上写着四个大字——“禁止会客”。病中，带着护士、通讯员，拿着药瓶、水瓶去看戏看电影。县机关办有三种伙食，小灶、面灶、大灶，王一人吃小灶，县委吃面灶，一般干部吃大灶。
+
+　　（5）从1959年10月以来，常带县委办公室干部所谓“女秘书”邹正霞，借工作为名，常谈深夜。在邹的寝室内写报告。想与邹结婚，说邹是“红粉佳人”。根据各方面反映的材料，王与邹发生过两性关系（正查）。邹买避孕套、买打药、小产等。今年二月份时，王领着医生、护士与邹的父亲治病，并叫他来赤水医院住院，批准邹的全家从四川合江县迁移到赤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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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春节时，在农村广大群众受着饥寒，王率领机关干部、学校老师、剧团三百多人，到复兴慰问。为了搞热闹一下，通知组织群众夹道欢迎。到公社时，欢迎的人还多一点。在凉江生产队参观时，只有支书带着三个人打着锣欢迎。到复兴时，杀猪一只，大吃猪肉、鸡、鱼、酒等。又于二月批准土城春播现场会吃中灶，大办筵席，杀猪宰牛，大吃大喝。180多人开会，50多个招待员，派川剧团、电影队，专程为会议放映、唱戏。五天会议，浪费4,8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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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违反省委规定，于今年十月批准供应县机关食堂猪肉1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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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不关心群众死活，工作不负责任。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农村发生了大量肿病和死亡，王没有采取有效措施，造成了地区性的认为的死亡事件。根据县委会议上初步统计，[数字已涂黑]
+
+　　（1）知道缺粮，置之不理。农村缺粮早在去年11月份的五级干部会议上就发现过。因当时农村有的生产队断粮而没有粮食所带，部分队干欠着大会的粮食王是知道的。同年12月10号红旗队重点汇报了断粮、食堂散伙、群众吃菜的情况。12月初，城关城关公社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尽吃菜，王是亲眼见到的，并追问为什么吃菜不带粮食？结果，无粮可带。严家队怕受批评辩论，把谷种藟了两斗带来吃了。县委搞的粮食重点元厚公社新华生产队，断粮情况，王也是知道的。随后，个公社就普遍反映断粮。发现天台管理区三百多人逃荒，元厚公社川风地发生抢人。在12月中旬，元厚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各公社均汇报了缺粮、断粮情况。但王对于上述情况，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置之不理。主观地认为“今年的粮食亩产不管如何，也少不了600斤”，“下边有粮食，没有粮食是富裕农民捣鬼、瞒产私分了”，不承认有灾情，说“粮食问题是社会主义的问题，立场问题，思想问题”。教育下边“不要轻信自己的工作，算一下账”。因此，就采取了大反瞒产、不积极安排群众生活的错误作法。并提出“三不”供应的口号：一是春节前不供应；二是不是受灾地区不供应（王根本不承认有灾）；三是不是经济作物地区不供应。大搞粮食集中，主观提出集中四千万斤粮食。为证明下面有粮，找典型、组织参观，进行排队。复兴、大同、城关、元厚都没有，结果在旺隆公社找到一个百先队，组织了参观，但粮食不多，后来发现是陈世忠（原党委副书记，已捕）搞的假现场。并在机关干部会议说：“你们白天看到吃菜，晚上没有看见吃白米饭”。这样，干部的压力很大，情况反映上来就被顶回去。例如醒民公社党委书记彭才喜同志因粮食工作未搞好，就进行辩论，拉下来了。因而，全县相当一部分地区断粮两三个月之久。
+
+　　（2）发现大量的浮肿病、死人后，认为是个别问题，不但未采取有效措施，还进行批判，找藉口。1959年12月12日，地委倪书记打电报王说，土城兴隆管理区发现肿病、死人。当时王派土城公社党委书记杨保莲同志前去了解处理，但于同月2号，前往土城公社文农管理区参观油菜，两次路过兴隆，未亲自去处理。12月17号，元厚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各社就汇报农村病情、死人情况，不但不把安排生活、治病当为中心工作来解决，反以“对待死人的态度问题”进行了批判。说“是少数地区、个别现象”，“回去以后，开一个医生会，批判教育”。12月19日，县监委干部禹朝同志汇报了土城长远队，在一个月中就死了71个，其中19号一天就死了19个。后来县监委干部先少庸汇报了新华队死人126个后，王说“先有右倾富裕农民思想”。1960年元月，公安局向王汇报天台发生死人、吃人肉问题后，在公社党委书记和机关干部会议上，大肆批评，说“公安局有问题，是造谣的，我是不相信，你们（指政法部门干部）的干部，为什么这样积极，对这个问题（指吃人肉问题），又是调查，又是照相，你们这样搞，无非是把复兴公社党委会搞垮，无非是找共产党算账”。这样，使干部不敢如实反映情况。反映之后，一不采取措施，二打回去，问题更加严重，致使病情、死人蔓延三四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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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二月六号，地委召开的紧急电话会议，把地委盖子揭开之后，王仍不反映真情，把死人分为正常与非正常，将死人数压少。在四月五级干部会议上统计死人[原文空缺数目]个，只向地委汇报[原文空缺数目]个。由于这一事件未彻底揭露，没有吸取沉痛的教训，在今年秋后，旺隆永兴隆发生了断粮15天，死四个人。根据这次会议上统计，12月份全县死人1,760个，其中肿病死亡3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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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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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9 @@
+#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关于整风整社中若干犯罪分子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沿河县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青虎大队党支部书记混进党违法乱纪分子崔道才的出身历史和罪恶事实。
+
+　　崔道才，男，现年四十一岁，贫农成份，沿河县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青虎大队联合小队崔家湾人。解放后，一九五一年任闾长，一九五二年土改时任查田评户小组长，因立场不稳被撤职。一九五年任互助组组长，一九五六年元月起任社初级社副业委员，一九五八年春天起，任高级社副主任，公社化后，任高穴管理区青虎大队副大队长，一九五九年九月任大队长。一九六○年七月“三反”后，他即担任青虎大队党支部书记。
+
+　　一九五六年二月份入党，介绍人张献武（当时为楠木坪初级社主任，六○年五月份因贪污及违法乱纪被判刑劳改）和崔道全（当时为岩脑初级社主任，六○年五月在青虎大队党支书任内，因贪污瞒产私分，被撤职并留党察看）。
+
+　　一九六○年十二朋，由管理区总支书记田世培和主任李文藩提名，被选为高穴乡出席沿河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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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出身历史
+
+　　崔道才的祖父崔光泽是个私塾教员，祖母是个鸦片烟鬼。父亲崔照坛是个佃农，在崔道才二岁半的时候就死了。一九二三年，其母映银翠带着他，改嫁到四川酉阳。崔道才在继父家长到十二岁后即回流当上的。崔道才本人生性粗暴，加上崔照堂、崔玉昆给他作后台，所以对寨邻亲友经常辱骂、叱责。群众说当时他们一家人，文的有崔照堂，武的有崔道才。文的派款派伕子，喊不动就叫武的出来。只要崔道才一吓唬，事情就拿下来了（办成了）。解放前，崔道才同别人骂架时，经常自负地说：“你们）老鼠子一窝——空多（再多也白搭），（我）龙是一条——能拱起江河的。”
+
+　　解放后五一年，崔道才又帮他的堂叔公分散财产。崔玉昆以八十块银元十五匹小布十二听桐子交给崔道才，由他出面经营桐油加工生意。后来崔玉昆到铜仁劳改死了，这笔钱也就由他侵吞了。五二年土地改革斗争地主崔玉昆时，开初他不发言，后来就当场哭。他说：“我这一身肉都是我堂公（即崔玉昆）养大的，这下斗争他，我真不忍心。”由于这样严重丧失立场，当时的杨柳村农会主席张富昌（贫农，已逝）即宣布把崔道才的查田评户小组长的职务撤了。
+
+## 贰：主要罪恶事实
+
+## （1）已查清的直接人命两条：
+
+　　（一）一九五九年腊月十几（详细日期难定）联合小队贫农石秋兰（女，四十岁），因产后患病虚弱，加上断粮，身体浮肿，偷了邻居黎素珍（崔评光之妻）家中的七斤苞谷未吃，这苞谷是社里分在她家保存的种子。黎素珍去向崔道才报告了这件事，崔到石家中，走进门就拣一根酒杯粗五尺来长的青杠柴棍子，照着石秋兰腰部、背部一阵乱打，当即晕倒在地，崔始离去，然后是黎素珍把石扶到家中床上，躺了六天就死了。这是腊月廿四、五的事。石死以后，她在扔包村温家坝旁工作的丈夫崔光祥（老雇工）回来安埋了妻子，回厂去后，隔三天又来看了下他在家中的小孩（崔照恒，乳名横牛，十岁，在六○年二月间古历死了），这次回厂时，还未走到就死在车路上了，这一天正好是腊月卅日。
+
+　　（二）联合小队贫农崔照高（三十岁，绰号“七胡子”，是个傻子），解放时与崔道才同住，崔道才不仅剥削他的劳力，他的家财粮食也都由崔道才握住，成天无代价的给他种地挑水，而且稍不如意就拳打脚踢。从和崔道才住在一起之后，经常挨他的打，崔照高背上、腰上经常有被崔道才责打的血痕。五九年月中旬过难关时，崔照高体质变弱，崔道才又说他“不听话”，把几天口粮当一顿吃，“吃不出工”，就用青杠柴块将其毒打一顿，崔照高当即昏倒在地，多天后死去。
+
+## （2）严重违法乱纪，共捆吊社员30人，打18人，抄家三户：
+
+　　（一）五九年腊月十八过难关时，联合小队贫农崔照海（五八岁）因身体浮肿，没吃的东西，偷了自己侄儿崔道茂一只鸡，杀了煮好尚未吃，崔道才和崔照清（联合小队队长，一般集训人员）就跑去将崔照海捆在树上有两个钟头，然后把他全家的铺笼帐被、锅瓢碗盏一概扫地出门，又扣了崔照海二天饭。以后崔照海老两口没被，只好围着火炉过夜，最后崔照海于一九六○年五月十八日死去。
+
+　　（二）联合小队贫农石银钗，女，四十二岁（崔照泽之妻），被害两次。第一次是五九年冬月，崔道才硬说她偷了王金桦的四只鸡，将她拳打脚踢一顿，并抄去被子一床；第二次是六○年正月十四，石银钗因饥饿，偷了队里几个红苕（不到一斤重）来吃，崔道才命令崔照清（小队长）将石捆绑一夜，崔道才又亲自拳打脚踢她一顿（至今石的手臂上仍有被捆的伤痕），并将其家中值钱的东西抄收一些。
+
+　　（三）五九年冬月间，联合小队贫农崔辉光（五十八岁），杀自养猪渡难关，事先同崔道才说好，准他杀。猪杀了，请崔道才吃了一顿肉，又包了二斤猪肉，崔道才嫌少没有要，就反过来说他“不经请求私杀猪”，便伙同管理区主任李文藩一起，把崔辉光家中剩下的二十斤猪肉，一个猪头，六个鸡蛋全部抄后，并罚款二十三元。随后又逼令崔辉光“劳改”了三个月，到六○年三月间才转来。
+
+　　（四）其他在五九年冬天过难关和六○年秋天收红苕时，因偷食一种子或红苕而被崔道才打的有以下人员：
+
+　　一、简素娥：贫农，女，二十八岁，神经病患者；二、袁福修，女，贫农；三、崔照倍：贫农，男，二十五岁，团员；四、崔正明：孤儿，十二、三岁；五、崔素娥：女，贫农；六、张桂芝：女，贫农；七、肖淘香：女，贫农；八、崔照书：男，小土地出租；九、崔照奎：男，贫农，三十岁；十、杨翠二：贫农，女，三十岁，崔照奎妻；十一、田小：贫农，女；十二、崔光祥：贫农，男，十四岁（已死）；十三、崔光庆：贫农，男，十二岁，崔光祥之弟；十四、王继胜：男，地主；十五、王世中（小名黑崽）：男，地主王继胜之子；十六、崔道松：男，地主；十七、崔淘英：地主的女儿。
+
+　　（五）被他捆过的人有：田妹团：女，贫农，三十七岁；田六：女，贫农；田路：女，贫农；高贵之：女，贫农，三十五岁；杨翠二，崔满石，袁树英，崔照书，张群香，石银钗，崔祥英，崔照书，崔蛮子，等共十三人。
+
+　　（六）从五九年冬月到六○年四月，由他亲自带领翻箱倒柜共二十七家。计：春树坪小队六家，毛坡小队十二家，联合小队八家，狮子小队一家。
+
+## （3）贪污现金，多吃多占粮、油、肉款三百多元，本人现已承认七十八元，退出四十八元。
+
+## 叁：崔道才这个坏人是怎样钻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呢？
+
+　　解放初期，崔道才隐瞒了自己同恶霸地主堂而皇叔崔照堂的……
+
+　　（上缺）等管理区干部（后因群众意见太大，未敢送去。）李文藩的老婆，就至今年九月份，还从崔道才家中背走联合食堂的一大背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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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藩、王少康转过来也帮崔道才的忙。六○年“三反”时候，群众揭露了崔道才的贪污账，还未彻底追查，李文藩就出来帮他圆场，又开了一个多钟头的会，李就宣布“崔道才‘三反’过关了”。崔道才本人也公开向群众说“王少康是管理区的拦路虎，我们就是坐地猫。上边的同志一来，只要拦路虎一吼一吓，就把他弄跑了，下边的事，由我们坐地猫来管。”（六○年说）。
+
+　　一般社员有事找他，必须同时送上礼物。五九年腊月，“谁都不要理他。”崔道才在五九年冬天向社员说：“乱讲话的就是坏分子，就XX狗日的到冉来滩（地名）去‘劳改’（指违法乱纪的‘劳改’）。”在坏分子崔道才的压迫之下，青虎大队大部份基本群众被剥夺了讲话的自由，有的社员说：“我们这里明说解放了十一年，实际一天也未得解放。”“只有工作队来后，我们才算真正抬起了头。”
+
+　　（上缺）月，联合小队的几个石匠，要出外拣副业经，崔道才不允许，后来崔照文给他送了十元钱两瓶酒，崔道成送了他廿元钱，崔照松送了他两瓶酒，就允许他们去了。
+
+　　他怕自己的问题被揭发，就对群众采取欺压的手段。一九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或十八日）崔道才在联合小队群众会上说：“上边的同志来了（指省委工作队进村），谁乱说话谁负责。同志在我们这点是不会很长久的。待我们仍好，就拿点（饭菜）给他吃，他对待不好，谁都不要理他。”崔道才在五九年冬天向社员说：“乱讲话的就是坏分子，就送狗日的到冉来滩（地名）去‘劳改’（指违法乱纪的‘劳改’）。” 在坏分子崔道才的压迫之下，青虎大队大部份基本群众被剥夺了讲话的自由，有的社员说：“我们这里明说解放了十一年，实际一天也未得解放。”“只有工作队来后，我们才算真正抬起了头。”（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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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37.txt
@@ -0,0 +1,37 @@
+#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关于杨胜太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杨胜太，男，现年三十岁，家庭贫农成份，个人学生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人，五二年入共青团，五三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乡长、团委书记，现任新详管理区总支书记，公社党委委员，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违法乱纪，吊打逼死人命
+
+　　（1）五九年六月夏征小麦时，杨和田贵雄到四川属铺子口赶场回来，碰到社员袁满扯一把麦子头头，杨叫袁满交到队上去，袁不交，杨叫冉花禄拿绳子来亲手将袁绑起，正当这时，另有一个社员李月在则边说情：“没有好多一点，算了”，杨认为李月讥讽他，同队后，杨亲手将李月吊在田祥家柱头上，用木棒毒打，打后半月，因受伤过重，医治无效，就死了。
+
+　　（2）五九年古历腊月，农民张加茂偷杀民中一只羊子吃，杨知道后，叫黄廷顺、田世珍把张捆来管理区一晚吊到亮，没给饭吃，第二天杨将张交集训班劳改，在集训中不给饭吃，逼得张逃跑出去谋生，八天就饿死。
+
+　　（3）六○古历正月，中农黎福兰（女），食堂安排她去刁菜，被杨看到，说黎是破坏生产，杨骂“狗日婆娘，你还要反抗”，杨踢黎福兰两脚，打一耳光。同月贫农张献堂偷杀一头牛吃，杨知道到后，叫管理区干事彭学权去将张和牛肉一并弄来管理区，杨亲手捆吊打一次。同月贫农肖仁炳偷肖仁享的猪肉吃，杨叫肖子，将肖仁炳吊了一个多小时，吊后几天就死了。
+
+　　由于杨严重的违法乱纪，不顾党的政策，不顾群众的死活，来自吊打扣饭，影响中南全管理区各地被吊打的就有180多人。
+
+　　（4）五九年冬六○年初，杨在中南管理区办，一个集训班，凡是宰杀耕牛、猪、羊、小偷小摸都弄来管理区劳改，被劳改的约80多人。
+
+　　在六○年四月份，县委召开的一次五级干部大会上，伪装积极，将这些严重的错误免而不谈。
+
+　　（5）三反后，六○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坝管理区中坝队社员温兴周，因偷两个苞谷烧吃，杨通知温去建详队开小偷会，因话不头机，杨亲手打温两耳光，用皮鞋踢两脚，当时打倒在地。
+
+## 二、生活腐化
+
+　　六○年上半年除他经常将克扣社员的口粮用来自己多吃多占以外，另将克扣遗下来的2700斤粮食分别收买各大队的分支书记。
+
+　　上述错误，经过六○年三反运动的教育，但自己不痛改前非，三反后，特别是中央十二条指示和省委十条政策公布以后，仍继续再犯；六○年四月至十二月在田家院子食堂吃饭，共有八个月的油全部未交，七月他还敲诈群众的东西，社员温兴平自杀养猪一头，因没称肉给杨，杨就滥用职权，说要将猪上调，杀在家放了几天，温称有三斤肉给杨后，啥事都不说了。
+
+　　六一年元月十七日，组织分支书将克扣遗留下来的470斤粮食私分，每人已分得30斤，二个每人已分得25斤，共分去200斤（被领导发觉已制止）。
+
+　　同月政府发给三病糖三百多斤杨扣发五十七斤，组织分支书和在管理区工作的干部，每人一斤，杨同样分一斤。
+
+## 三、运动中的态度：
+
+　　自公社整风整社领导小组发现问题以后，通知到公社来检查中表现极不很好，不仅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认为领导是整他，到下坝、到幼儿院到处宣扬县委黄部长是整他，对领导十分不满，后通过张部长加强对他教育才初步认坝自己有错误，态度稍好一些，但对自己问题检查很不透，总认为自己错误，群众不知……（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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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38.txt
@@ -0,0 +1,15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吉光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崔吉光，男，28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出身务农，城关公社联桥管理人，解放后任队长、主任，现任马王堆小队承包队长。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60年元月分，贫农王冬秀在自己的自留地上扯了一把蔬菜来吃，被崔吉光发现，硬说是偷的，当即将王冬秀用棕绳捆起游寨，边走边喊，“你们来看我王冬秀，我偷菜是坏东西，不要学我”。游寨后又将王冬秀在食堂门前吊打一顿，放回家去半月就死了。人死后其家具被他拿走。
+
+　　2，60年元月，崔淑英所望的母牛一只，下有只小牛，由于看管不善，七天后牛死了，牛死后崔淑英把牛弄回家去吃。此事被崔吉光发现，将淑英捆起来一阵毒打，绳子打断后，崔淑英逃回家去，又被崔吉光捉回吊打二次。打后，没收盐巴1斤半，大米三斤半，乔子一斤，高粱一斤，洋芋半斤，包谷、豆子一部分，棉花7斤，皮鞋一双，并且不给饭吃，致使崔淑英半月就死了。
+
+　　3，60年2月分，为社员不出工和偷红苕吃，有社员崔光廷、崔洪生各被其毒打一次，同时为某些社员的小偷小摸行为而被他扣饭的有2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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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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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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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39.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冉崇清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冉崇清，男，35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随他的外舅父地主张信庭放牛，1947——1948年在张信庭的儿子张顺新伪保长手下当保丁两年，解放后历任互助组长，初级社主任，承包小队长等职。其错误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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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逼死人命三条：1，1959年2月，复员军人贫农张加金替食堂推包谷，张加金以半斤包谷面去换了蕨巴吃，冉崇清和张加乾共谋吊绑，后又三天不给张加金饭吃死去。2，1959年古历三月，贫农石翠香患浮肿及双脚背生大疮，冉崇清让其看一条大水牛，并规定每天打草一背，石翠香在放牛时偷了胡豆半碗，被冉崇清、张加乾主谋扣饭三顿，石翠香饿得没法，将小孩口粮自己吃掉，就此石翠香小孩死去，小孩死后，石翠香以稻草将小孩埋在灶前未报，又被冉崇清、张加乾知道，藉石翠香吃双分粮，这样又扣发石翠香口粮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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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亲手吊绑2人（黄兰英、张加金的妻田永芝），其中田永芝贫农被吊打后手成残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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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冉崇清就亲手扣因偷食堂蔬菜及因病没有出工社员9户，共53顿被冉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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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翻箱倒柜，共抄家8户16次（其中唐翠华2次，田玉华3次，黄兰英3次，唐满翠3次，田永香1次，张加全2次，黄月英1次，张富珍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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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贪污粮食700斤，牛肉1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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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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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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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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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40.txt
@@ -0,0 +1,31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景臣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田景臣，男，42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现任先进大队木瓜小队队长，解放前做木工，好嫖赌，解放后，继续做木工，历任互助组长，生产委员，承包队长等职。其错误如下：
+
+## 一、吊打逼死人命六条：
+
+　　1，1959年古历冬月廿二日，聋子刘瑞高偷了田景文看守队上的红苕，被田景文打了一顿，后交田景臣处理，田景臣就将刘瑞高吊绑在田景文的川坊上，田景文、田景臣俩便用柴块毒打刘瑞高二次，刘被打得耳鼻来鲜血，打后脱去棉衣，当晚刘瑞高打脱逃至田维刚家猪圈楼上死去。
+
+　　2，1959年古历冬月，田景文妻张素英偷了队里红苕半斤喂小孩，田景臣硬说是田景文主张偷的，就扣了全家的口粮后，第三天又逼田景文去卜溪挖蕨根，田景文因饿饭，两天后回家在尚家坝大路边牛栏圈内死去。同年腊月，其妻张素英又偷队里红苕，被田景臣吊绑并用柴块毒打，周身青肿并扣其小孩口粮。张素英负伤重得病死去了，其儿亦死。
+
+　　3，1959年10月下旬崔道华的小儿崔老虎偷了队里死羊头一个来吃，田景臣说是崔道华指使的，除将崔老虎捆绑柴块蕨杆毒打，周身肿外，并随将崔道华捆绑，柴块毒打得屎尿长流，全身伤痕，并抄其家产后赶至支托（地名）岩纲内居住，崔道华两岁的小儿子由于受冷受饿终于死在岩纲内。
+
+　　4，1959年腊月，侯柄年偷了队里几个洋芋吃，被田景臣发现，当天晚上田柴块毒打，侯柄年周身青肿，两臂不能动，第二天又将侯柄年400斤蔬菜全部搜去食堂吃了，并扣其口粮，于同年腊月下旬死去。
+
+## 二、违法乱纪打人、贪污没收群众家产：
+
+　　1，1959年腊月田淮均之母亲偷了田景武家鸡两只，让田景臣痛打一顿，并搜去草烟20斤，猪肉3斤私吃。
+
+　　2，59年腊月，田维刚和侯炳年一起偷了队里芋头，当晚田维刚逃脱，田景臣吊打未成，第二天田景臣率领社员抄其田维刚家产，计有口粮70斤，食油半斤，红苕两背，猪肉15斤，皮油两斤，芝麻2斤，蜂糖半斤，现金1元。
+
+　　3，59年冬月初五，张永华偷了队里几个红苕，被田景臣毒打，其妻黄桂兰因磨包谷偷了几粒包谷放在袋里，亦被田景臣毒打得手断口鼻出血，现张永华夫妻二人被打后成疾至今未愈。又60年春，田景臣要张永华蜂糖一斤赏给他吃，蜂糖价款不付。
+
+　　4，1959年冬月项启珍的女儿田蛮大因病不能看牛，被田景臣用钉鞋乱踢，菸杆毒打，口鼻出血，伤痛至今未愈。
+
+　　5，1959年田景臣指使其子田维贵盗窃群众交在食堂种子30合后将30合种子交食堂骗换口粮。
+
+　　撤职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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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41.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永洁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田永洁，男，32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旧职员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读书到初中二年肆业后教书四年半（任小学教员三年，校长一年），1948年在沿河县伪县政府任文书十个月，国民党员，1949年沿河解放回家生产，解放后在沿河自新2个月，1951年参加税务所工作员，52年因贪污挪用公款，伪造图章开假票，被开除工作籍，返家管制劳动生产两年，1958年7月至1959年6月任杉树林食堂会计，三反后又贪污克扣群众口粮被撤去会计职务。其错误如下：
+
+　　一、逼死人命四条：1，1959年腊月廿日，贫农王竹英在陈坤云家炒包谷花吃，田永洁诬说偷食堂红苕，被田永洁吊绑在梅树上，并毒打，强迫承认后解下绳子，王被吊打受伤过重，三天就死了。田永洁亲手吊后并拿走王竹英包谷花四两白吃。
+
+　　2，1959年12月，田永顺被诬偷红苕，田永洁亲手吊绑至承认后解下绳子，并扣其全家父子两人口粮五天，田永顺及其小孩两人死。
+
+　　3，1960年3月，贫农陈坤云之妻王秀英患有严重疾病不能出工，被田永洁连续扣饭七顿后死去。
+
+　　二、亲手打人2个：1，亲手吊打陈坤云两次，第一次60年月2月，诬说陈偷他家红苕，被吊半个多钟头，并柴块毒打，第二次在同年2月28日，亦诬说偷谷种，被吊半小时后抄其家产。
+
+　　2，59年腊月，贫农胡兰英的小孩在食堂烤火，田永洁不准烤，小孩不理，田永洁并用柴块打了小孩的头出了血。
+
+　　三、 贪污小麦160斤，菜230斤，牛肉一斤，猪油8斤（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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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42.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张加乾所犯错误的结论
+
+　　张加乾，男，22岁，汉族，家庭富裕中农，个人出身学生，1956年入团，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山岗陵生产队人，解放前，读书务农，解放后历任初级社会计，食堂会计，付大队长，三反中被撤去付大队长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其结论如下：
+
+　　一、陷害人命一条：1959年秋收时，贫农复员荣誉军人张家金揭发了富裕农民张加乾瞒产私分包谷1200斤，因此就怀恨在心，60年古历2月张家乾分配张加金给食堂加2包谷面，当时张加金就撮了半碗包谷掺进蕨根里，被张加乾发现后，将张加金及其妻田永芝捆绑起来，后被承包队长冉从清悬吊于饭店川上，共吊了两个多小时，张被悬吊得大小便都屙在裤里，受伤过重，张加金被打后，该员又亲手三天不给张加金饭吃，于第四天早上就死了。
+
+　　二、违法乱纪，捆绑二人（贫农张加金和其妻田永芝），打过二人（贫农唐翠华、张风翠绿）。
+
+　　三、抄家五户。其中贫农三户（石翠香、石金香、张加金），地主二户（田玉华、张献廷）。
+
+　　四、贪污粮食350斤，（其中私分红苕20斤，平时多吃贪污30斤，虚报人口套购国家粮食300斤），现金22。4元，牛肉25斤，菜油牛油各半斤，糖4两。
+
+　　撤职退回赃款，保留委员
+
+　　 61年4月17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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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43.txt
@@ -0,0 +1,37 @@
+#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对傅忠珍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傅忠珍，男，现年三十一岁，汉族，贫农成份，务农出身，高小文化程度，住贵州省沿河县城关公社新详管理区，现任黑獭管理区总支书记。
+
+## 简历
+
+　　一九三五年至四二年在家读书，一九四三年至四五年在家生产，四五年至四六年在和平镇当镇丁，一九四七年至五五年在家生产，一九五三年入党，一九五五年在新详乡任支部书记，一九五六年调城关区组织委员，一九五八年调任联桥总支书记，一九五九年调任黑獭管理区总支书记。
+
+## 社会关系：
+
+　　傅忠元，伪保长，亲兄弟关系。
+
+　　田国志，伪副镇长，领导关系。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傅忠珍在黑獭工作时，因田荣芳私杀小队耕牛，被傅于一九六○年元月一号召开全乡群众大会进行斗争，斗争后没收其全部家财。为此，田荣芳回家难处，只得外出逃荒，由于饥寒过度，不到半月饿死在我县洪渡地方。
+
+　　（2）一九六○年正月间，傅忠珍偏听别人说：谢大志吃人肉，被傅审讯不借，立即叫田贵福将谢悬吊在猪场川川上，事后开除回家，不给饭吃，相距两月而死。
+
+　　（3）一九六○年二月，田贵忠因偷小麦种100斤，当即被傅用抬扛毒打成伤，后经治疗，现在已成残废，不能做重活。
+
+　　（4）一九五八年任联桥总支书记时，在大购大销运动中，不深入调查了解，信口乱说：中农肖启成家有光洋、铜元抗拒不卖，就指使青年队将肖毒打，手被打断，受伤过重，当夜而死。
+
+　　（5）严重的翻箱倒柜，贪污克扣病人粮、糖100多斤和自己生活特殊。傅忠珍在黑獭工作时，翻箱倒柜二十六户，没收家产、扣饭和将扣的大米2000斤私自拿出开办干部食堂五个，多吃多占，克扣三病大米15斤，糖20余斤，牛、羊、猪肉各十多斤。
+
+## 在运动中的态度和组织处分：
+
+　　综上所述，傅忠珍同志在工作中不顾党的政策，严重的不关心群众的生疾疾苦，吊打群众，逼死人命，已给党的事业造成莫大的损失，六○年三反运动中不交待。但是，该员在这次的运动中经过教育，能检查自己，表示悔改，今后再不重犯，为此，经监委同意，在党内给予撤销职务处分。
+
+　　当否，请示。
+
+　　 中共沿河县监察委员会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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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44.txt
@@ -0,0 +1,45 @@
+# 关于四川渠县共和公社要民大队支书王贵仁案情的处理意见
+
+　　王贵仁系共和公社要民大队支部书记，家庭出身贫农，现年39岁，1929年至1937年在家放牛割草，1938年在达县尤会乡地主李百安家做长工，1939年至1944年在家学理发和务农，1944年至1949年4月在国民党54军8师直属连任理发兵，1949年5月在上海被我军解放后编入华东装甲部队仍任理发兵，1951年改任保管员，于1953年4月转业国家生产，1958年12月入党，1959年5月由公社调至要民大队任主任，1960年5月任党支书。
+
+　　这个大队在整社前系区、社的红旗大队，但在整风中斗争坏[人]的振动下，群众自动起来联名写检举信，到当时工作团驻该地区的八一大队告状，检举王贵仁逼死人命等违法乱纪的行为。经我们派干部检查的结果，王贵仁在要民营区任主任、支书时，不仅国民党作风严重，逼死了命，而且是一个盗窃私分、私设纪律队、绑打社员、罚款扣饭、浮报虚夸、任用坏人的五毒俱全的坏人。
+
+## （一）国民党作风严重，逼死人命，刑讯逼供。
+
+　　1、贫农王恩惠（曾任过乡丁、伪甲长）其子在坡上拣了几根红苕，由队长张明达报告王贵仁说：“王恩惠不出工，在家卷烟及偷红苕，次日即由王贵仁、覃文汉、潘光明三人到王恩惠家中进行搜查，发现红苕120斤，土菸6.5斤，由王贵仁将情况向原公社党委书记李绍泉汇报后，即召开社员大会斗争，在斗争时，因死者原患[此处有二字不清]病，站起交代吃力，但该员却不顾病情强迫他站起交代，因病不能久站，则以长板凳立起，叫病人认真交代，后又估到死者跪下交代，会中并由青年推打，社员万光渊在屁股上踢了四脚，斗争到两小时后，死者要求再次解便，王贵仁却不准离开，说其耍花样，后又推拉斗争了一段时间，把死者屎尿都搞出来了。在这个斗争中，王恩惠的妻子冉从发看到其夫被残酷斗争时，向王贵仁求情哭嚎，王贵仁不仅不允许，反而说冉从发破坏会场，并指使王茂竹、王宇政、王宇成等三人将冉从发捆在食堂门外的柱子上。王恩惠被斗后，精神上和身体上都受到损害，次日王贵仁又令死者去张家庵交代，因死者那晚被斗，加以身体有病，实不能行走。王贵仁就采用了惨[此处有一字不清]人道的办法，派王宇成、王茂竹、王伍义等三人用绳子捆腰，以棒穿绳心和将人搭在竹棒上抬，或两人架起拖着走，才将死者弄至张家庵交代。这次参加斗争的有王茂竹、王宇成等5-7人，当其子给死者送饭时，带去烘笼一个，被王贵仁发现即以穿着黄色军用皮鞋的脚踢去，据其子反映，前脚踢在死者腰部左侧，第二脚将烘笼踢在地坎上。斗争至午后，由其妻及子扶回。王恩惠经过两次斗争后，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不能行动，服药无效，于1960年2月21日死亡。
+
+　　2、王茂池（贫农，队长）至1959年9月15日晚上带领社员突击秋种时，因出夜工，身体疲倦，肚子发饿，至深夜休息时，社员王治义、陈占元向王茂池说：“有[此处有二字不清]的”，王茂池说：“没有杀吃的”，只剩下有10斤左右小麦种，随即在陈占元家中磨麦面煮饭，被支书覃文汉、副支书张帝云发现，除将顶锅吃剩下的面糊拿走外，并向王贵仁反映以上情况（王当时是管区主任，但管区主要是他负责）商量如何解决，覃的[此处有二字不清]是提出由支部解决，王贵仁却不同意，坚决要送公社斗争。王覃二人即去公社开会，临行前王贵仁声色俱厉地对王茂池说：“我不回来不准收工”。次日王覃二人去公社开会请示公社以后，第三天即将王茂池[此处有一字不清]贵发二人带到公社交代当天罚劳役，深挖田坎，晚上作交代，在交代中王茂池思想顾虑重重，曾向[此处有一字不清]贵发说：“我不想活下去了”。在由公社放回管区的当天晚上又被王贵仁叫到1队2个食堂令其写交代书，说：“你一定要交代清楚，现在公社马上要开始反右倾了，并[此处有一字不清]你看到威风没有？”因此王茂池心神不安，十分惧怕，过两天后，王茂池到公社汇报生产情况（因他是留守干部）时，正逢公社开展反右倾的斗争，看到斗争会非常紧张，将青河坝大队王宇斗得鼻孔嘴巴流血，就害怕以后挨斗，加之当天下午回家，供销社到德凯因经济作物任务重，曾催过王茂池完成青[此处有一字不清]、桐子、花生收购任务，并说：“完不成任务就要把你弄去辩论（是否说过要弄去辩论的话需进一步对证）。在这种情况下，王茂池于次日天未亮就上吊而死。
+
+　　3、私立刑法斗争生产副队长王茂太，王茂太于1959年冬月11日因王茂西偷了两只小牛，由坏分子王大福叫王茂太宰杀了，王贵仁不去追究主犯（坏分子王大福及王茂西）[此处有一字不清]会同[此处有一字不清]副主任何立遂先后（此处有一字不清）在郁牛湾、张家巷和公社斗争四次，去公社斗争时跪了板凳，在队[此处有一字不清]内斗争时，在王贵仁的支持下，进行了惨无人性的压杠子的刑法，将王茂太弄来跪在木柴上，并两腿弯里加上木柴，由张登义等二名青年先后用脚站在木柴上，当时脚弯处即皮破浸血致使王茂池、王茂太至斗争后15天不能出工，虽然伤势减轻后在食堂干过编烧箕等轻活，也曾参加挑谷子、下秧田等较重的活路，但因受伤较重，同年腊月后腿部都浮肿，不能参加劳动，延至1961年5月死亡。
+
+## （二）严重违法乱纪、罚款扣饭、捆打社员私设“纪律队”。
+
+　　王贵仁不仅振伤和逼死人命，而且罚款扣饭、捆打社员、私设“纪律队”。据我们了解，在他任职期间，规定了罚款制度，如振一根甘蔗就罚款1元，发现[此处有一字不清]就抢被盖，钱锅儿、蚊帐、鸡鸭抵罚。被他罚款的有14人，罚款212元。集体扣饭两次，共有221人被扣饭。其中1队2食堂105人集体扣饭11天，每天少吃一顿，3队9食堂96人被集体扣饭25天，每天只给一顿早饭，并被个别扣饭达50余人次之多。
+
+　　在绑打社员上，除了振伤和逼死人命外，还捆打了社员五人，如贫中农苏光[此处有一字不清]就被他曾打得鼻孔流血，特别恶劣的是他除兼任公社的“纪律队长”外，还在管理区私设“纪律队”，没有立[此处有五字不清]贫雇农，在31人中曾将属于贫农及以下中农14人与五类分子集中在一起，进行变相劳改，由民兵王伍义任队长，每天押解劳动，晚上作交代。如果不服管理还要挨整，像68岁的贫农王[此处有二字不清]因偷红苕一斤，不管年龄已是老至休养时期，仍被王贵仁罚到纪律队集中劳役甚至像贫农王宇孝因为反对他晴天栽红苕瞎指挥生产，而种了荞子也被罚到纪律队集中劳役。
+
+## （三）重用坏人，残害群众。
+
+　　在王贵仁任支部书记期间，重用坏人，将坏人提拔为干部，残害群众，并依靠其亲信达到贪污，多吃多占的目的。如管区副主任王茂成（集训对象）其父是族长与伪甲长，解放后划为游民，本人社会关系极为复杂，但因王茂成以小恩小惠在王贵仁面前献媚，成了王的亲信。据张帝云、王茂竹反映，没有经过支部讨论而且又不够党员条件的王茂成却在王贵仁的包庇下，以私人关系混入党内，并由作业组长提为管区副主任。在任职后就欲所不为地残害群众，逼死人命，打骂社员，罚款扣饭，盗窃私分。其他像张明福系伪军排长，但该员在任支书职后，将张由二队调到三队任保管员（王住3队），该[此处有二字不清]张就阳奉阴违，经常替王贵仁开小灶，并将社员口粮送给他爱人背回家去。
+
+　　在王贵仁纵容坏人的行动下，这个管区的干部队伍表现了严重的不纯。经查证的情况是：全管区生产队25个干部中就有80%的干部在政治历史和违法乱纪、贪污盗窃和右倾倒退上有问题。管区7个干部中他和王茂成因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在县里集训，保管员王茂竹、委员余学贵两人均分别认为他们二人逼死人命的帮凶。而管区会计却是一个算命[此处有七字不清]张帝云[此处有一字不清]右倾倒退严重。
+
+## （四）[和人]盗窃私分，本人贪污多吃多占。
+
+　　据本人意见，1959年9月至1960年9月先后和几个干部盗窃私分达15次之多，计有土菸169斤，米票140斤，经费1830斤，谷子84斤，大米8斤，小麦种30斤，荞子124斤，花生40斤，菜油6.5斤。其中本人就贪污盗窃、私分和在食堂另开小灶多吃多占的计有大米42斤，苕粉2斤，红苕220斤，盐巴2斤，菜油3.5斤，绿豆2斤，小麦20斤，花生15斤，猪肉3斤。据余学贵、王玉六的检举，王贵仁的贪污多吃多占是相当严重的。常假借开会不实为名在亲信王茂成家里和张明福的食堂内开小灶，趁王茂成、张明福管粮食之便，吃粮不定量，油盐随便拿，经常搞荞面吃。1960年10月3队死母猪一双，社员分2两，他却分2.5斤，去年他的妻子全家3人来吃一个多月搞小灶，不仅不带口粮，走时反而还推苕米豆腐50斤和大米苕粉、菜油等一大背送到他房里。
+
+　　王贵仁生活是特殊的，他对群众的生活却是漠不关心的。据我们了解，1959年至1960年这个管区因病加饥饿死亡的就有110人，有的社员指出，他生活吃饭不仅不定量，而且家属来不但不带口粮，反而随意把管区的口粮背走。但有的社员的爱人坐月子连要点油粮都不允许，王恩惠、王茂池因搞点粮食就被残酷地斗争，以致死亡。
+
+## （五）浮报虚夸，骗取信任
+
+　　为了骗取领导信任，王贵仁浮报虚夸作风是严重的。[此处有十八字不清]为171.5亩，中档实种187.29亩，却[此处有十二字不清]414.5亩，虚报为535亩。1959年至1960年实际死亡人口101人，却只报45人。在这种虚报浮夸的情况下，据说1960年因用社员口粮完成征购任务被区委、公社党委评为红旗管区，因而骗得了领导的信任。
+
+　　对于王贵仁这一案情的处理，涌兴区区委书记郑保谦从不对王贵仁开展斗争，特别是定案处理他都有很多分歧的意见，对定为一类不同意的理由是：（1）对逼死人命王不应负直接责任，王恩惠之死是原来有病，虽然经过了残酷斗争，但事隔50天才死了的，而且是有病死了的。王茂池的斗争是经过公社批准了的，而且上吊以前有供销社刘达凯前去催交青[此处有一字不清]桐子任务也是有关的，王茂池之死因此不能由王贵仁负责。王茂泰受酷刑斗争后只有15天没有出工，后来还做了编烧箕，还到几十里路的地方去挑谷子等，以后残废卧床不起与王贵仁无直接重大责任。（2）要民大队过去是红旗单位，王贵仁工作斗硬，所以惹人恨，应考虑过去的成绩，恰以从宽处理。（3）王家庭出身贫寒，本人属伪兵，但在当伪兵中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
+　　对于王贵仁这一案情的看法和处理，我们认为区委书记郑保谦的看法是不恰当的。根据王贵仁所犯错误的情况参照，本人系伪兵成份的历史，应划为一类，并开除其党籍为对一定为犯有严重违法乱纪和公众认为是坏人的坏分子来对待。其理由是：[此处有一字不清]逼死和振伤人命[此处有一字不清]，王贵仁都应负主要责任，王恩惠之死完全与残酷斗争有关，本人有病，经过残酷的斗争，就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促使其死亡。若未经过精神上与肉体上的折磨，经医生诊治是不会致死的，如果斗争致死是当场或只过二三天毙命的话，其所应负的责任和治罪的处理就应更重，对于王茂池之死，诚然有其他内外原因，但王贵仁却起了主导作用，决定送公社交代的是他，王茂池回大队，又拖加压力，令其[此处有一字不清]交代说：“反右倾开始了，看到威风没有”的又是他，这就给死者上吊自杀奠定了重要的前因，到公社看到反右倾搞得凶，再加上刘德凯催收桐子，就促使了王茂池之死，王茂泰受酷刑15天后，虽然做了些农活，但后卧病不起，决不能说与受刑无关。因为在斗争王茂泰以前，王本人身体是健康的，但在这以后又勉强干了些农活，后又卧病不起，就更进一步证明斗争使王负有内伤。2、特别是王贵仁在逼死和振伤人命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是极为残忍毫无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沿用了反动派残害人民的手段，罚跪、跌打踩杠子，就是病了走不得，也要用抬、拖、推的办法弄去斗争，在斗争会上连屙尿都不准，甚至亲属求情哭嚎也要被捆起来。3、王贵仁不仅逼死和振伤人命，而且是个重用坏人、盗窃私分、私设纪律队、绑打社员、罚款扣饭、生活特殊虚报虚夸五毒俱全的坏人，在他领导的大队内是坏人得势，群众遭殃。4、王贵仁解放前当伪兵五年，所犯罪行都说明他深受反动派的[此处有一字不清]染，是在当兵中接受了国民党作风的反映，虽然王当兵前出身贫寒，但根据他当伪兵的历史和犯罪的残忍性，已顾然失去一个贫苦群众的本色，而不是一般所犯错误所能干得出来的。5、至于要民是红旗大队，王过去工作有功等论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经查明要民大队是假红旗大队，王却是一个残害群众的坏人，对上欺骗，对下实行国民党的统治。
+
+　　 1961年4月25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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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45.txt
@@ -0,0 +1,41 @@
+#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关于傅忠甫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傅忠甫，男，现年三十一岁，家庭中农，个人务农，现高小文化程度，沿河县城关公社新译管理区人，一九五九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八月入党，现任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总支书记。
+
+　　简历：解放前，七至十四岁读书，一九四六年当保丁一年，学佛教一年，教书一年至解放。
+
+　　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四年八月任财干，一九五七年任总支部书记，一九五九年调任黑水管理区总支书记。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逼死人命：
+
+　　（1）一九五九年冬月，傅忠甫在黑水管理区任总支书记时，新进队社员田贵文，贫农，给大队看守红苕，因红苕被盗，傅忠甫亲自叫来管理区拷问，毒打后，将田贵文捆绑吊在食堂柱柱上三个小时，吊打后指使炊事员杨翠英连续扣饭四天，不到四天，田贵文死于家中。
+
+　　（2）一九六○年元月，新进队社员田贵礼贫农在一天晚上在自己自留地上扯菜吃，被傅甫看到，付不调查了解，倾听少数人的反映，说原该队红苕系田贵礼盗走，当场付给田贵礼打了两耳光，并拘留在管理区罚三天苦工，由于田贵礼原来就有点病，释放后，三天就死了。
+
+　　（3）一九五九年冬月，崔兰英，地主，偷食堂菜和谷子20斤，傅忠甫知道后，指使小队长田永忠，食堂会计田荣华将崔兰英捆绑半个小时，吊后傅忠甫亲自用风香条条进行毒打，由于当时负伤过量，五天后就死了。
+
+　　（4）一九六七年的冬月社员陈昌银贫农，与其父亲吵架，傅忠甫不问从来，对陈昌银进行毒打。
+
+## 二、违法乱纪，翻箱倒柜
+
+　　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傅忠甫不顾党的政策，带领青年到新进等队查收，傅忠甫亲自翻箱倒柜十户，其中贫农七户，小土地经营一户，支持和指使其他队干翻四十七户。
+
+　　一九六○年二月亲自罚二户，共罚款一百零五元作为食堂的收入。
+
+## 三、贪污多吃多占：
+
+　　一九五九年的腊月傅忠甫擅自动用贪污管理区机动粮十斤并在猪场、敬老院、岗陵等食堂吃饭不给粮票计四、六斤，现金1.50元。
+
+## 四、运动中的态度：
+
+　　傅忠甫在运动中的态度是不好的，运动开始认为自己的问题不大，不主动交待，当问题被群众揭发后，领导多次进行教育，仍是避而不谈，并在运动中多次申请要求公社党委批准回家生产，企图避免群众的斗争。后经过群众的揭发、斗争，在事实面前才承认错误。
+
+　　综上所述，错误是严重的，傅忠甫在任职期间，一惯不顾党的政策，不关心群众的死活，在群众中影响极坏。报经县委同意，在党内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当与否，请地监委批示。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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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46.txt
@@ -0,0 +1,15 @@
+# 关于处理都匀市物资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案件的报告
+
+　　（省委：）
+
+　　苗书记指示我们办理的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的案件，已经处理完毕，现将处理经过和处理结果报告于后：
+
+　　苗书记根据省委财贸部转报“贵阳市委财贸部关于都匀市物质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物资并购买赃物的情况报告”，批示，“此人应当受刑事处玢，请省法院会同贵阳、都匀负责处理，处理后，可以通报到各县、各厂矿企业。”我们遵照苗书记指示，立即审查了贵阳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关于都匀市物质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物资购买赃物的通报”，并向有关单位进行了调查了解，经过研究，我们认为鲁志强工作机关和住地均在都匀，为了便于处理，遂于七月二十三日将我们所了解的材料和苗书记的指示一并转发黔南中级法院处理。黔南中级法院接到我们的通知后，于七月二十八日报请州委批准，七月二十九日即将鲁志强依法逮捕。经过审讯和他们再次向贵阳、都匀等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进行了反复就地调查后，完全查明证实鲁志绐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的犯罪行为。其具体事实情况是：都匀市物资局干部鲁志强于今年五月七日到贵阳办理物资调拨工作，因常找赵立浩、唐选富、徐明国等人（均系去年盲目流入城市的十八岁以下的青少年，没有户口和固定住址）搬运胶底上车的关系，以后就不断同他们在贵阳市省府西路“互助茶社”一道喝茶、打扑克，并约定该茶社为聚焦地点。同月十三日鲁志强因装运精乾汽油需用汽油桶，就叫赵立浩、徐明国、唐选富等人设法寻找，并付给他们公共汽车费。赵立浩等积极到处寻找后，向鲁说：油桶已找到，但人家不卖，又没有发票。鲁不顾汽油桶是国家统销物资，早已明令禁止私人买卖的规定，断续叫赵等设法搞来，并说“要多少钱不论，有付款证明单就行”。这就激发了赵立浩等进行盗窃的念头。于是他们三人便于同月十五日约同肖胜文一起到城基路五十一号偷窥油桶一个交给鲁志强。鲁得桶后，立即以五元钱和一斤粮票请小偷吃饭，当天下午又付给他们人民币七十元，写了一张七十五元的付款证明单，上面经手人是鲁志强，证明人是小偷唐选富，没有卖主。之后，为了掩饰这个来路不明的油桶，鲁志强又指使小偷买回油漆一盒和笔一枝，在油桶上写上“都匀物资局”几个字，以免遭受检查。于十七日将油运回都匀后，鲁志强向该局李局长说：“贵阳没有油桶，从私人方面还能买到，不过价钱贵一点。”李局长说：“能买到就买，只要不违反政策，不出问题。”同月二十二日鲁志强第二次到贵阳，又遇到小偷赵立浩等人，赵说：“油桶还要不要？”鲁说：“当然要，但要有正式发票。”赵说没有税务局的发票，鲁说：“有付款证明单和证明也行。”于是赵立浩、肖胜文等又在紫林菴附近一个工厂偷窥了油桶一个，鲁志强付给赃款五十五元，并写了假证明和假发票各一张。后小偷因分赃不均，发生争吵，鲁恐怕张扬出去，事情被发觉，即劝告他们说：“你们不要闹，闹出事来我不负责，你们要吃亏的的。”同时，黔南中级法院还查清了鲁志强未经允许，未办任何手续，曾代人套购了统购统销物资砂胶四袋约四百斤和汽油等物资的行为。从以上情况分析，鲁志强为国家干部，竟不惜违反统购统销政策，无视国家法纪，教唆指使他们进行盗窃活动，严重的破坏了市场管理，危害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因此，其行为已经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单从物资价值看，虽然数量较小，但是违法乱纪、唆使他人犯罪的情节是严重恶劣的，应予严肃处理。基于上述，黔南中级法院报经州委批准，于九月十一日依法判处了鲁志强有期徒刑三年。（我们认为判刑三年过重，改为一年徒刑或者缓刑较合适）黔南州人委于同月十八日向该州、市属各工作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作了通报。
+
+　　在黔南中级法院审理该案的过程中，都匀市物资局不仅不遵照省委和州委的决定的指示，积极协同法院弄清事实，及时作出妥善处理，以从中吸取教训，教育干部，反而从本位主义出发，偏听鲁志强一面之词，以驳斥贵阳市市场管理委员会关于“都匀市物资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物资购买赃物的通报”为名，否定鲁的罪行，为鲁辩护开脱，以抗议贵阳市“公安机关没有进一步查实，偏听黄同志的汇报和小偷的供词，没有任何政法部门的签署和逮捕手续，非法将国家干部逮捕扣押四天，不分青红皂白，乱加刑具，这样做是非法的，侵犯了人权，要求贵阳市委和人委查实处理”为借口，而横加阻难。我们认为都匀市物资局的这种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是错误的。
+
+　　为了从本案中吸取教训，教育干部，严格遵守和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特提出两点建议：
+
+　　第一，建议各厂矿、企业、事业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必须加强对全体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和政策教育，特别是对外出采购人员的教育，使他们熟悉自己业务范围内有关的政策、法律、法令和规章制度的规定，并自觉地严格地遵守和执行。有关领导对于（下缺）
+
+　　来源： 贵州省档案：“关于处理都匀市物资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案件的报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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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47.txt
@@ -0,0 +1,37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关于田贵祥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田贵祥，男，现年三十五岁，汉族，家庭成份小土地经营，个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程度，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五四年八月入党，现任县委驻团结村工作组长兼燎原管理区总支书记。
+
+## 一、 简历：
+
+　　三四年至四四年读书，四五年至四八年在铜仁读师范，在校参加三青团，后任“新东晚报采访”，印文乡副乡长，四八年毕业回沿河任黑水、永祥伪小学校长、教导主任，四九年任伪黑水乡公所户籍干事、民政干事，解放前夕参加肖进坤匪部任副官，田粮稽征员，五○年当地解放后暗任匪副官职务，保留委任状参加我政府工作，历任副科长、秘书、支书等职。
+
+## 二、 社会关系：
+
+　　肖进坤，伪乡长，土匪大队长（已决），叔侄关系，系田的伪职上司。
+
+　　刘筱齐，大恶霸，内亲，解放前供田读中学，教其发展至上，升官发财（刘已决）。
+
+## 三、错误事实：
+
+　　（1）残害群众，五九年腊月崔兰英的猪被盗，小队长李素英强制群众进行搜查，搜查时在田世江（贫农）家中查出猪头一个，肉一腿，不问清由，将田吊在食堂的川川上打了两棒，早饭后，小队长李素英将田绑送管理区，交田贵祥进行处理，田将田世江打了一顿以后，召开群众会进行斗争，斗争中，田贵祥已发现田世江因受伤过重，情况非常危险，但不加以纠正，斗争后责成青年队强制劳动，青年队眼见田世江做不得什么，便将田放回家去，田回去的第三天，田贵祥亲自组织群众在天官庙开会斗争，罚站斗争三个钟头，当时田世江已坐立不住，放回家去就死在半路上。
+
+　　（2）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号晚上，田贵祥从鸟窝平回管理区，走至墨井弯，发现有人打菜，田不问清楚，开枪打人（未打中）。
+
+　　（3）同月贫农肖世全偷杀羊子一只，田将其捆送管理区，叫田永章打肖打了一顿，关两天一夜，召开群众会脱衣斗争。
+
+　　（4）利用职权，打击陷害群众，六○年二月有九户农民不执行田的错误主张，而被他强制搬家，今年二月整风整社期间，管理区田茂远等两人提出他的意见，田仅滥用职权将两人宣布开除党籍回家生产。开除三个党员的党籍，撤销十四个小队长的职务。
+
+## 四、运动中的态度：
+
+　　六○年的三反运动中，经群众多次揭发他的吊打群众的问题后，自己却不向组织交待，三反后支持其爱人克扣三病糖五斤，油二斤，在今年的整风整社运动中，开始不交待问题，后又经过群众的揭发，领导的教育，才避重就轻的将这些问题作基本上的交待，现在态度表现不好。
+
+　　综上所述错误事实，田贵祥早在五二年参加工作后的二年间，仍保藏反动副官的委任状，幻想“变天”，经领导指出后，五四年伪装积极，混入党内，入党后，其个人理想不能达到而又消极怠工，因此延长预备期二年。五八年公社化后，错误的认为组织不信任他，而对领导不满。为此，我们认为，田贵祥之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实属阶级本质所致，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报经县委同意，给予清洗出党，开除工作籍，并送劳动教养。
+
+　　请地委监委指示。
+
+　　 沿河县委监委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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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48.txt
@@ -0,0 +1,321 @@
+# 中共沿河县对犯法干部的处理决定
+
+## 关于崔道才所错误事实的综合材料
+
+　　崔道才，男，现年四十一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务农出身，沿河县庄关公社高穴管理区青虎生产队人。解放前四八年轮任三个月甲长，解放后历任互助组长，农业社主任，五六年入党，现任青虎队分支书。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 逼死人命：
+
+　　（1）五九年腊月，贫农社员崔照高，因体弱不能出工，向崔道才请假不准，又多次催督不到，于是崔道才在联合食堂门口，开始用柴块威胁逼其工无效，而后用棕绳将崔照高捆绑在食堂门口的川川上用柴块进行毒打，打后任其叫喊，崔照高由于负伤过重，医治无效，不到十天就死了。
+
+　　（2）同一天社员石秋兰因口粮少偷了生产队的五斤苞谷未吃，被崔道才知道，以上偷罪名，即跑到黎素珍家中拿一根木棒将石秋兰毒打一顿，当时打晕倒在地，崔就走了，崔道才走后，黎素珍才慢慢的把石秋兰扶回家中，第四天就死了。
+
+　　二、吊打群众。崔道才在五九年冬和六○年春，这一段时间，为某些社员的小偷小摸，或占公社的小便宜，而先后被他吊打的有贫农二十一人，中农六人，吊打后致使残废的二人，神经失常一人。例如，崔照普的女儿崔妹神裕于六○年二月间偷了生产队的几个胡豆角，被崔道才捉住，后被他吊在食堂的川川上，当即将手腕吊脱，现在虽已治好，但成残废，不能做重活。又如贫农妇女简素娥，因每天给小孩喂奶，出工走在后头，因此，经常受他辱骂、打，为此，简素娥即得上神经了。
+
+　　三、乱害杀耕牛，五九年冬，他未经上级批准，私自偷杀生产队耕牛一头，山羊一头。
+
+　　四、五九年利用收款不入账，假造发票的手段，贪污集体收入款362元，其中有10元是五保户的救济款。
+
+　　上述错误事实，已在三反运动中，不作交待，并将发票和账目烧毁。六一年元月已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仍是如此，既不参加开会，又不作详细交待，还暗地威胁群众不准揭露他的问题。态度非常凶恶，因此群众称他是“恶豹子”，民愤极大，群众公认他是坏人，因此，崔道才是混进党内来的坏分子。
+
+　　公社党委意见：开除党籍，法办。
+
+## 对崔玉光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崔玉光，男，现年四十八岁，汉族，家庭中农成份，个人农民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人。解放前夕当土匪抢人一个多月，解放后历任主任、队长等职，六○年五月贪污被撤去队长职务，现在家生产。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六○年二月份，贫农张何英由大山挖蕨巴回来，崔立即叫他转回去，张不去就被其扣饭二十多天，张没有饭吃，已经是四肢无力了，但崔玉光仍叫他到中南去背米，张不去，被他脚踢手打，最后将张何英，从五尺多高的田坎上推下来，为此，抬回家中，久治不好，一月多就卧床死了。
+
+　　（2）为偷粮食崔玉光曾打过曾道德、崔必光两人。
+
+　　（3）六○年二月份，克扣粮食饿死贫农崔光倍、崔照华、罗贵英小孩、崔光仕、崔罗代等。
+
+　　公社党委意见：管制生产。
+
+## 对肖文荣所犯错误的报告
+
+　　肖文荣，男，现年三十三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务农出身，共产党员，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人，解放后历任村委、主席、主任，五六年入党，任支委等职，六○年任钟南管理区总支副书记，三反中已撤职回家生产。现任总支委员。
+
+　　（1）五九年十二月廿五日，贫农杨全弟因偷杀生产队耕牛一头，被肖用木棒毒打一顿，当时把粪都打出来了。而后被他毒打的社员有肖文斗、肖明兵、肖文龙、肖启友、杨贵相等五人。
+
+　　（2）贪污七次，计大米六十斤，肉十二斤。
+
+　　（3）为生产扣饭五人。
+
+　　公社党委意见：不给予处分。
+
+## 对吴西江违法乱纪的处理
+
+　　吴西江，男，现年三十八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个人伪甲长，住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石坝队人，历任过生产小队长，主要错误事实：
+
+　　（1）一九五九年，社员田本令（中农），因病不能出工，吴说田是装病，被扣饭。田无法只得煮野菜吃，被吴发觉，将田毒打一顿，不给他吃，田丰令无奈，只得外出逃生，走到沿河梁执却不能支持便死了。
+
+　　（2）吊打群众，被打的社员有吴西田的儿子对狗，打后两天就死，吴德云、吴杏云等八人。
+
+　　（3）克扣社员口粮，其中被克扣的有吴西竟、王丰安、吴吉荣等十多人。
+
+　　（4）贪污荞子叁斗五升，高粱二升，红苕七背，苞谷三十斤等。
+
+　　公社党委意见：监督生产。
+
+## 对谢光益所犯错误的结论
+
+　　谢光益，男，三十八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出身小贩，住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射香生产队。解放前经营小贩，解放后任初级社出纳、会计，公社化任食堂会计，五九年大队财务等职。六○年三反被撤职。其父许文冀为甲长，解放前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群众十分痛恨。
+
+　　其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逼死人命三条
+
+　　（1）社员田贵民，贫农，四十岁左右。于去年冬月间，因饿急，到干部食堂抢了一把米塞在嘴里，被谢发现后，则连拖带打把田拉出，然后狠踢一脚横吊在门坎上，肠子立即从肛门出来，田被扶返家后，第四天就死了。
+
+　　（2）中农社员谢大志，三十五岁，今年正月谢得肿病，不能出工，谢光益却说他是装病，说“你们这些人没有一个好的，饿死也无所谓”。强逼出工，否则不给饭吃，谢大志撑着竹竿出工两天后，实在拖不起了，还逼他到黑獭背130多斤米，因为背不动，空手返家，在途中昏倒，回家即得重病，谢光益仍说他装病，不给饭吃，两天后一个半夜，谢大志即死去。
+
+　　（3）一九六○年古历三月，社员谢光明，被分配香树养蚕，谢光明不去，就不给饭吃，四天时间就饿死了（三月卅日）。
+
+　　二、贪污钱粮食五百斤左右（自己承认一百七十斤），现金八十多元。
+
+## 对张献海所犯错误的结论
+
+　　张献海，男，四十一岁，家庭成分贫农，个人出身小商。解放前做杂化生意数年，解放前夕和解放初期经营鸦片和贩卖枪弹，支持土匪叛乱，参加过杨通贤匪部，五八年还继续偷卖毒品——鸦片生意，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被集训一次，写书面反省交待。其错误事实：
+
+　　（1）贪污盗窃。一九六○年二月，担任小队长职务以来，一贯贪污瞒产和盗窃，夏收时贪污了四背小麦，又盗窃食堂粮食、胡豆等多次。
+
+　　（2）排斥干部，破坏食堂。该员自混入为小队领导后，企图个人并吞所得，与张建仁（副小队长）、张献敬（乡干），拉为小集团，将田竹梅（原小长副），张可德（会计）排挤，把张献敬（被撤职回家的乡干）担任小队食堂会计。自己带头将食堂蔬菜拿到街上卖，弄得食堂菜光、散伙。
+
+　　（3）无故没收社员财产。
+
+## 对田荣国所犯错误的结论
+
+　　田荣国，男，四十六岁，家庭成份贫农，务农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区香树生产大队四队长人，原任小队长，三反中被撤职，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任伪甲长，主要错误事实：
+
+　　一、扣粮逼死人命六条
+
+　　（1）吊过四人：田述华、田贵朋、田碧英、田贵凡四人，因偷队上粮食，于五九年腊月下旬吊的，后又支持田云国吊过二次，因负伤过重，不到半个月死了。
+
+　　（2）袁光英，因偷社上三十斤红苕，被扣饿十顿，后又因其子偷大队麻根烧吃，袁又被他打了一顿，十天后即死去。
+
+　　（3）田荣才因病不出工，被扣饭二顿，十天后死去。
+
+　　二、贪污没收社员财产：
+
+　　（1）贪污糯米三斤，私分花生三升（约二十五斤），芝麻一点五斤、盐巴一斤，红苕五十斤，吃食堂十二斤粮食。
+
+　　（2）田荣兵因偷其它兄弟的鸡，没收他家十二斤菸草，扣了两顿饭，将田荣才死后的财产没收。
+
+## 对田云国所犯错误的结论
+
+　　田云国，男，三十一岁，家庭成分贫农，个人农民出身，党员，沿河县城大会社里獭管理区杨柳生产队人：解放前帮四川地主田时倍当长工，曾被国民党抓去当兵数月，后逃回家，解放后，土改时期当民兵武装干部，互助助长，初级社副主任，高级社大队长，公社化后任杨柳大队长，六○年三反时被撤职。
+
+## 对侯阳春所犯错误的结论（原中农成份）
+
+　　侯阳春，男，现年，三十三岁，家庭富农成份，个人富农分子，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侯家生产队人，解放前不务正业，从未参加过劳动。解放后，一九五七——五八年任高级社生产小队长，五九——六○年三月任侯家中队副、小队长，三反前被撤职，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结论如下：
+
+　　一、吊绑逼死人命三条。
+
+　　（1）一九五九年腊月中农（土改时任村长）张新亮，四十岁，偷了队里红苕五升，侯阳春等六人共谋处罚张新亮，该员为首的将张新亮吊绑起来，后送黑水管理区集训，并抄收其张新亮全部粮食，张新亮得了严重肿病，于六○年三月死去。
+
+　　（2）一九五九年冬月间，贫农侯辉林，四十岁，偷杀生产队羊子一只，被侯阳春等四人共谋处罚侯辉林，将侯辉林吊绑于雪凌地里，由于吊绑结扎过严，负伤过重，吊后次日又送黑水集训七、八天，释放回家，五天死去。
+
+　　（3）一九五九年十月，贫农侯春富（十四岁）偷了队里红苕一撮，侯明春为首的协同侯春周等三人，吊绑第一次，同月侯春富吊二次又偷红苕，被该一人亲自吊绑第二次，由于吊绑负伤过重，当即死去。
+
+　　二、违法乱纪，亲手吊绑六人，其中贫农五人（田兰贵，田花，侯春贵，侯春晴）侯春富）中农一人（张新亮）。
+
+　　三、抄家五户，全是贫农成份（唐永福、赴承立、侯春贵、唐福南、侯春晴）
+
+　　四、贪污、虚报人口，套购国家粮食一百六十斤，贪污小队牛肉六斤，羊肉五斤。
+
+　　该员在整风整社运动中，一贯采取抗拒态度，运动初期，在群众中散布自己无罚，“我所办的事都是上级党的指示”，“上级不放口，你怎敢干？”企图在群众中降低斗志，蒙混过关。在运动中期，曾造谣公开在群众中说：“今天喊清账还款，明天喊清账还款，一切都是老家伙（意思是假的）”。在群众斗争中态度更加恶劣，避重就轻，对错误交待极不虚心，对事实一概否定，并还恶毒的向党进攻，说是“上级党指示办的”，“自己不作，上头边也背倒起，作了群众又有意见。”在事实确证面前才低头认罚。
+
+　　综上该员所犯错误，群众意见要求对该员成分划为富农（另附富农分子材料），民愤极大，逮捕法办处理。
+
+## 划富农材料：
+
+　　土改家占有土地45背（田二十多背，土二十二点五背），平均每人上有二十二点背（土改那年其家只有二人），其中自耕的三十一背（田十六背，土十五背）占69%，出租的十四背（田四点四背，土九点五背），占31%。
+
+　　自耕部分计有：屋基田六背，大水沟田四背，庙沟田六背，共十六背田，土有桑树蛇六背，坪上四背，园子二背，大水沟三背，共十五背土。
+
+　　出租部份计有：田长坑田一点五背，租种人田兴贡（贫农），于他上田三背（贫农张信珍、田闪贡租种），出租上有袁家二背（贫农侯万珍租种），长坑土一点五背（贫农陈德钧租种），桑树索土六背（贫农陈德钧租种）。
+
+　　土地改革期中，侯阳春将马山湾一坡土十二背，赠送给陈德钧（贫农）分散耕种。
+
+　　土改时有关干部与侯有亲戚关系，农会主席侯碧春是侯阳春的堂哥，评议委员侯春心（富裕中农），是该员的叔伯哥，评议委员侯再辉（贫农），是该员的侄儿，农会小组长侯年长是该员的叔。
+
+## 对黎青富所犯错误的结论
+
+　　黎春富，男，现年三十八岁，汉族，贫农成份，个人伪兵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联监生产队人，解放前在国民党的保井队当兵五年，直到解放最后一年，提任下士班长。解放后历任武装队长，互助助长，生产委员，副小队长，大队长等职，三反中被撤去大队长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结论如下。
+
+　　一、逼死人命六条。
+
+　　（1）一九五九年冬月，黎春富谋杀耕牛一头，牛头被别人盗走，诬说是贫农黎万显偷去，借此该员指使黎春贵等三人吊打绑送，大队当众斗争，被黎春仲、黎春普脚跌手打，负伤过重死去。其妻和两个小孩，生活难过，该员不为妥善安排生活，无人照管，先后五天内死去。全家四人绝亡。
+
+　　（2）一九五九年腊月贫农田云英生活困难，随带两岁女儿，黎华达到土地湖亲戚家逃荒谋生回家，黎春富借以逃避生产，不给田云英母子的饭吃，直饿五天，大人无妈，小孩黎华达饿死。
+
+　　（3）一九五九年腊月，贫农黎春明因患病严重，黎春富硬逼追到庆坝挖蕨根，该员说：“你要死，都去工地死”。于是头天去，第二天就死于蕨根山东上。
+
+　　二、违法乱纪，亲手打人二个（中农黎全相，贫农黎万成），亲手翻箱倒柜二户（贫农刘兴富，中农黎春阳），翻箱倒柜出来所有吃的食物，该员贪污。
+
+　　三、砍伐森林，破坏生产。当整风整社工作干部进村后，该员曾连续砍伐森林。解板投机私卖，屡次教育，态度极其生硬，共砍伐森林十根。
+
+　　四、贪污。本时多吃粮食先后共十五斤，牛肉十斤。
+
+　　综上错误事实，该员对其错误态度不够老实，执视苦主，指鸡骂狗，贫农田月英，被该员骂道“烂娼妇，烂婆娘”，畏惧该员，不敢大胆提他意见。该员平时生产消极，不积极出工，经常与落后群众打成一片，在群众中民愤极大。
+
+　　性质：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坏分子。
+
+　　公社党委意见，逮捕法办。
+
+　　管制生产（4.28）
+
+## 对罗耀举所犯错误的结论
+
+　　罗耀举，男，四十五岁，汉族，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兵痞成分，沿河县城关公社复兴管理区团结生产大队田家坡小队人。系国民党员，解放前伪法警多年，解放后一九五九年任承包小队长，现在家生产，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一九五九年腊月，贫农罗佑章（女），十八岁，由水利上回来不得饭吃，就去自留地上打点菜来吃，被罗耀举看见，将其毒打一顿，打后不给饭十多天。孩子无法外出逃荒（从家逼出去）两、三天就死于瓦窑场（罗佑章系罗耀举之继女，罗曾多次虐待此女）。
+
+　　二、一九五九年九月间贫农肖启才因病不能出工，罗耀举规定不劳动不得吃，结果不给肖的饭吃，在十月份小队分荞子也不给他，就这样拖到十月初七就死了（没送饭吃饿死的）。
+
+　　三、虐待灵继女罗素珍（奶名罗妹妹），在一九五九年八月间，罗素珍为扎鞋子扎不好，被罗逼出去跑在沟里，坐在沟里塘边哭，被罗耀举追到回后，狠狠地说：你要来跳水，就被罗跃举狠狠地抓住淹在塘里，拖两转才放转来，罗素珍起来就来跑到乡公社去告，走在田坝路上，被崔素云拦回家去，自从罗素珍身染重病（水疾病），数月于一九六○年七月十几日死去。
+
+　　四、一九六○年五月间亲手吊生产队生猪二头，羊子二头。
+
+　　五、翻箱倒柜二十多户，贪污现金一百七十多，蔬菜一千七百多斤。
+
+　　综上所述，罗耀举系克扣社员粮食致死二人，虐待继女罗素珍一人，破坏小队生猪二头，羊子一头，贪污现金一百七十多，蔬菜一千七百多斤，翻箱倒柜二十多户，民愤极大。
+
+　　公社党委意见送劳动教养。
+
+## 对田贵昌所犯错误的结论
+
+　　田贵昌，男，现年三十五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伪职员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爱群生产队人，解放前读私塾三年，小学三年，初中半年，兹后当小学教员六年半，曾与匪首肖井昆、张维汉、彭学礼，俱保长肖太臣等十人，约为十大弟兄，吃鸡炊血酒，并被选任伪乡人民代表，参加三青团，国民党员，任匪副保长四个月等职。解放后，在农村被管制两年半，当小学教员一年，历任两届人民代表，任初级社和高级社会计，生产大队会计，任队长，副大队长，三反后被撤去副大队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结论如下：
+
+　　一、亲手吊绑二人，其中逼死一人，毒打三人，扣饭饿死三人。
+
+　　（1）一九六○年三月，佃中农，温团的女儿，田纳香（十四岁），因偷了食堂苞谷四斤，温团被该员自亲吊绑半个钟头，其女田纳香被食堂会计田贵银吊绑，田贵昌随即指使食堂会计和炊事员，扣其母子两人饭一顿，温团被吊负伤过后得病，厉害不能出工，该员仍指使继续扣饭十天，后死去。
+
+　　（2）温团之女田纳香，患有肝病不能出工，被该员指使主谋扣饭，当温团死后四天，田纳香就死去。
+
+　　（3）同年贫农陈宗怀，中农田贵珍同时因病不能出工，被该员主谋扣饭各五天，后就死去。
+
+　　（4）一九五九年腊月，贫农温冬梅因偷食堂蔬菜，被该员和副承包队长田贵六吊绑了一小时，承认后释放。
+
+　　（5）一九六○年三月，贫农冉杏香偷了食堂热稀饭一钵，蔬菜二十斤，被该员吊了一个钟头，并用松木棒子毒打一顿（未成残疾）。
+
+　　（6）一九六○年三月，贫农王蛮子偷子大队油菜四斤，被该员使拳头狠打三拳，脚踢三脚（未残废）。
+
+　　（7） 一九六○年三月，中农王凤玉偷了食堂热饭三钵，被该员狠抓打耳光一下。
+
+　　二、抄家。亲手翻箱倒柜抄家一户（田云海中农）指使的二户（田荣家中农，王凤玉中农）。
+
+　　三、偷窃贪污、瞒产私分。偷窃食堂苞谷二斤，贪污食堂大米二斤（其中借以打火教迷信为名贪污一斤），私分瞒产粮食该员分得谷子卅斤。
+
+　　综上该员所犯错误事实，情节严重，性质属坏份子。
+
+　　公社党委意见，法办。
+
+## 对张献乾所犯错误事实的报告
+
+　　张献乾，男，现年四十八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流氓出身。......
+
+## 对黎万银所犯错误的结论
+
+　　黎万银，男，现年五十九岁，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农民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爱群生产队人，共产党员。解放前与地主张献初家当狗腿十年，在伪保长刘万阡手下当保丁三年，在国民党伪军当兵七个月，与反革命份子杨光怀等约十大弟兄当老么，做帮工十年，平时好赌。解放后历任农会主席，生产委员，军事营时任连长，后当食堂炊事员，小队长，三反后被撤去小队长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结论如下：
+
+　　一、违法乱纪，吊死人命一条。扣饭逼死人命一条，捆绑过二人，打过二人。（1）一九五九年腊月地主小孩刘中向（十七岁）偷了田庆春鸡一只，苞谷四合，米四合，被黎万银捆绑平地拖走三丈地远，悬吊梁柱一个多钟头，当场田庆春之儿田永隆用柴块打了四棒，刘被悬吊负伤过重，第五天上死于田细蛮家牛栏内。（2）一九五九年冬月贫农刘中成因身体瘦弱不能出工，黎万银执行不出工就扣饭的手段，刘被该员扣饭，受饿难受，被迫刘逃荒洪渡亲戚家谋生，到亲家的第二天就死于半路马达口地方。（3）亲手捆绑过田纳香、田顺福二人。尤其在六○年十二月二十日整社工作队进村后，该员还在继续采取国民党作风，对贫农田纳秀偷了油菜一斤进行捆绑。（4）打过崔树平、张兰英二人。
+
+　　二、贪污。私盗社员田庆春、田贵会、田贵保三户购粮证二十斤粮食，贪污猪场粮食十斤。六○年六月为大队晒麦子与崔道珍等五人私分小麦各得四十斤，并先后每人吃去十五斤，以上共计粮食八十五斤。
+
+　　综上该员所犯错误，在斗争态度上生硬抵赖，推卸责任，交待错误也是避重就轻，强词夺理，集训回家生产表现一般。
+
+　　公社党委意见，开除党籍、管制生产。
+
+## 对陈福海所犯错误的结论
+
+　　陈福海，男，现年四十八岁，汉族，家庭成份中农（漏网富农），个人富农分子，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联桥生产队小坝人，五四年入党，五三年至六○年七月任选为小坝人民代表，五五年任小坝初级社生产主任，五六年二月担任平寨初级社财务，五八年七月自任小坝食堂事务长至六○年二月，三反后撤销后收买干部陈天雄，又当上食堂的粮食经理等职务。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利用会计职权，克扣社员口粮八户二十二人，均在一月左右，致饿死人命三条。
+
+　　二、虚报人口三十七人，集中克扣社员口粮共三百四十一斤四两，被他暗地贪污。
+
+　　三、多吃多占，贪污多占粮食，麦子八十八斤，大米三十一斤八两，红苕一百斤，苞谷一百四十一斤八两，杂豆三十二斤，灰面十二斤，茨豆二十斤，现金三十七元六角，猪肉三十斤，牛肉八十斤，毛巾一条，小衣一根，中锅二口，生猪一头（六十多斤）。
+
+　　公社党委意见：
+
+　　开除党籍，依法管制生产。
+
+## 关于漏网富农的补充材料：
+
+　　解放前，家有五口，田七点五亩，土十亩。主要劳力一人（其爱人），在打田栽秧收获之际，通常雇用二人，约一百天，全年粮食总收入九千八百三十斤，每人合一千九百六十六斤，耕牛一头，大、小农具齐全，常年喂猪四头，房子一幢四间，其本人全年多为做生意，四六年至四九年贩卖酒生意，一年投资粮食五千八百三十二斤，主要赶沿河、其滩卖酒，每场六十斤，收入一年折粮一万九千四百四十斤，靠剥削为生。
+
+## 对黎春成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黎春成，男，四十岁，汉族，家庭成份现在是上中农，个人出身务农，城关公社中南管理区人，共产党员，解放前，四七年当伪兵一年，现任新型生产队分支部书记。
+
+　　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六○年古历正月初八日，下寨生产队黎望国不将自己的箩席借给黎之弟弟黎春文用，而后黎春成知道妒嫉在心，并以此扣发口粮五天，五天后直至二月十二日，每日扣饭二两（当时每人每天四两），二月十二号，黎望国因病加扣饭卧床不起，直拖到二月十九号，就死了。
+
+　　（2）六○年元月初，中农黎之连因揭发黎春成兄弟三人贪污生产队的口粮四百斤（是实）后，黎春成怀恨在心，以“造垮食堂”的罪名扣饭二两（当时每人每天口粮四两），连续扣一个月，在扣饭期间二月十三日，黎之连因被扣饭到自己的蔬菜地打菜吃，被黎春成发现后，又以小偷的罪名扣全家饭两天，一直拖到二月十三号，黎之连之妻就死了。
+
+　　（3）六○年元月初，六十一岁的中农黎春弟为反映黎春成的母无故不参加生产，被黎知道以后，骂黎春弟“造鸡皮蛋”，当即宣布扣饭五天，五天后，又连续折半扣口粮二个月（当时每人每天吃四两粮食），就这样拖到三月三日就死了。
+
+　　上述错误事实公社党委意见，开除党籍，劳动教养。
+
+## 对彭永跃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彭永跃，男，二十六岁，贫农，汉族，个人学生出身，城关公社中南管理区人，五九年入党，历任分支书，现任黑水管理区干事，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六○年元月十五日，十五岁小孩魏兰田，贫农，放学回家，路过仓库时，在仓板上拾得一包谷、黄豆，被彭永跃知，便以小偷的罪名，将其拉到仓库亲手毒打一顿，当场鼻口流血，昏倒过去，回家后因受伤过重，五天就死了。
+
+　　（2）六○年元月份联桥管理区崔道言，到中南花园大队探亲，冒充干部，被彭知道以后，即抓民兵将崔捆绑到队委会，一阵毒打，并用背石头的刑法悬吊在食堂的川坊上，连续受刑三天两夜，不给饭吃，第四天在送往沿河的途中，崔道言即死于半路。
+
+　　（3）六○年元月份，十七岁的张加金，贫农，因偷生产队红苕十斤，被彭知道后，就捆绑毒打一顿，鼻口流血，全身发青，因受伤过重，拖了二十天就死了。
+
+　　（4）五九年冬和六○年春，为某些社员的小偷小摸行为而被彭永跃亲自吊打的社员有六十八人，打后三人残废。
+
+　　上述错误事实，公社党委意见，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
+
+## 对崔照坤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崔照坤，三十九岁，原系中农，现在为地主，个人地主分子，住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一九四八年在三、二、七师当兵十个月，解放前不务正业，日嫖夜赌，随其父亲生活不存财。一九四九年三月被他父亲崔光澡（地主）另分居住，并分给田十背，土二背半，一九五○年教半年书。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一九五九年九月崔照坤之兄弟崔发，因生活困难，外出逃荒有四个月的时间，尚未来信，这时确认为崔照发在外已死，这样崔照坤就产生了不良之心，想夺取崔照发家全部财产。开初提出要崔照发之妻张兰英另改嫁，张不同意，而后被崔照坤经常扣饭，在这种情况下，生活难以维持，张兰英偷了崔华光冗根菜吃，以此为借口，崔照坤亲自用绳子将张兰英捆绑在张的堂屋里，进行毒行，由于打得厉害，同时整整扎扎实实的吊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释放后，张即倒在坝坝里，当天下午就死了，张死后，崔照坤与崔照华合伙分其全部家财。
+
+　　（2）由于在土改时被划为中农，漏划地主，而他父亲崔光澡系地主，被群众斗争，因此崔照坤在思想上长期扎下复辟和报仇的思想根子。一九五九年以来在粮食困艰的时候，而崔照坤混进干部队伍来担任承包队长，就借此机会利用小队长的职务（下缺）
+
+## 对田云庆违法乱纪的处分
+
+　　田云庆，男，三十八岁，汉族，贫农出身，伪甲长，中共党员，黑獭乡石坝人，一九五八年入党，现任小队长，解放前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九年当甲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克扣粮食饿死人命：共到三十五人，其中饿死十五人，最严重的是田荣坤家大小人口八人，当时田荣坤从河里放木筏回家，看见田云庆经常吃大米饭，田云坤请提田云庆的意见，田云庆就此报复说：田云坤是坏人，便扣他家人的饭到一个多月的时间，因而大人先后倒床能出工，大人不得饭吃，连全家人都不给饭吃，这样，在半月内，先死田云坤，再死其母，后老婆死，几个孩子（五个）无人照顾加上田云庆不给饭吃，有的死在灶堂门，有的死在火炕边，有的死在粪坑里。全家就死绝了。又田丰福小孩，因饿和病，田云庆要回丰福拾柴，田丰福没有去就不给饭吃，并毒打一顿，回去当晚就在山脚上死了，又杨昌廷，因打卷子没去打，就被田云庆扣饭而餐，杨昌廷无法到城里来求生，走到小口就死到船边了。
+
+　　（2）翻箱倒柜，没收社员财产，队上红苕不见了，田云庆就带人马，翻箱倒柜，没收社员财产，收的有田丰尚，田丰林等多家，没收的好东西放在私人家里，坏的东西就交大队。（下缺）
+
+## 对崔光清的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崔光清，男，三十六岁，家庭中农，个人务农，贵州省沿河县城关公社联桥管理区人。
+
+　　一九四一年至一九五○年当匪甲长，一九五五年任初级社监察主任，一九五八年入党，现任平头生产队小队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一九五九年腊月中南管理区，张献学十七岁，贫农，路过崔光清的门口，扯了几根菜吃，被崔光清发觉，亲自将张献学进行捆吊，并当场用杠子棒棒毒打，当时全身被打青，鼻、口都来鲜血，由于受伤过重第二天就死了。
+
+　　（2）一九五九年腊月八日，一九岁小孩子崔国崽，因被崔光清扣饭，无法生活到队里偷红苕吃，被崔光清知道后又被连续扣饭，结果不到一个星期就死于家中。
+
+　　（3）一九五九年以来因天灾欠收，粮食紧张时，崔光清不顾群众的死活，对群众克扣各种粮食五百斤，亲自吊打四人。
+
+　　由于扣粮扣饭该队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饿死的有十五人。
+
+　　运动中的态度：
+
+　　崔光清在运动中的态度是不老实的，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足，不向群众交待，并在群众中有活动，在某天晚上召开群众大会说：省委工作同志不要乱说闲话等等，对食堂的管理不加强领导把粮（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7/5/000049.txt b/CCRD/2/7/5/00004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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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49.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光成所犯错误的结论
+
+　　崔光成，男，39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中共党员，城关公社黑水凉村人，解放前1945年当伪甲长一年，1946年在国民党当兵三年，1949年在南京被解放，解放后在人民解放军当兵四年，1954年复员后担任凉村大队付大队长，三反中被撤去大队付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事实通过查对结论如下：
+
+　　一、逼死人命2条：
+
+　　1，1960年2月初7晚间，中农田云贵背米到仓库，路上抓了包谷一把，被崔光太看见，向崔光成说了，当时崔光成就将田云贵吊在二食堂用青杠柴块毒打，随即连续扣饭10天，田因负伤严重，长期拉血屎血尿，还逼迫出工，经大队医治一月无效，于2月10日死去。
+
+　　2，崔树梅1960年2月19日出嫁到四川，回来时，崔光成就说她没有户口子，不从积极方面处理，硬性不给饭吃，五天没有给饭就死了。
+
+　　二、主谋宰杀耕牛，破坏生产，1959年冬月间，崔光成带领田景丘、田学成等四人，私杀生产队的耕牛三条私分。
+
+　　三、贪污：1959年冬至1960年春，先后共贪污粮食400斤。综上该员对其所犯错误，在群众斗争中比较老实，集训在家生产一般较为积极，听从安排，有悔改错误之心。
+
+　　撤销大队副职务
+
+　　 61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7/5/000050.txt b/CCRD/2/7/5/000050.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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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50.txt
@@ -0,0 +1,3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照淮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崔照淮，男，29岁，家庭贫农，个人务农，任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劳联分支书，1947年在沿河保警队当兵半年，1949年在三、五七师当兵三个月，1950年在崔照清匪部当匪兵三天，尚未自新悔过，1956年入党，1959年任劳联大队分支书。
+
+## 社会关系
+
+　　大哥崔照江解放前在检查局任巡官，保安团任排长，1950年在杨通贤匪部任匪班长。
+
+　　堂哥崔照书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任团参谋长，现在贵阳劳改。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1959年冬月在群众生活非常困难下，而崔照淮将大队粮食弄来冒夜走早，后被社员严枝英看到，和群众讲了，因此崔照淮曾多次进行报复打击，1960年收麦子时借严枝英偷麦子，将严枝英捆绑到黎极坝，从此后，严在本队无法生活外逃求生，现此人下落不明。
+
+　　2，1959年以来因崔照淮对社员的口粮进行严重的克扣，该大队各小队出现有小偷小摸，因此崔照淮到处吊打群众，被他亲自吊打的有崔道尧等6人，支持吊打的有罗素香、王素贞等人，去吊打的同时，擅自罚款的有4户，罚款71元。
+
+　　由于生活困难，有崔洪孝、崔道分等6人偷一点粮食，被崔照淮弄在大队集训。
+
+　　3，1959年古历冬月，崔照淮在劳联大队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专门布置和解决因生活困难，外逃人员和外出搞付业缴不起款的办法，崔照淮在会上布置各小队凡有外逃人员和搞付业缴不起款的要坚决扣他全家人的饭，扣死不绝种不算数，从此以后各小队到处扣粮扣饭，死亡的人不断上升，如崔道友家5口人，除崔道友一人外出逃荒外，其余4个人全部被扣饭饿死。该队810人，就死亡了206人。
+
+　　4，1959年古历冬月，新群乡群众黎万俊、黎春场路过该队时，崔照淮组织青年进行抢劫，抢得的菜60斤，红苕20斤，木柴一捆，柿子100个。在该队亲自翻箱倒柜4户，支持的有26户。
+
+　　二、破坏农业生产，克扣社员粮食，组织干部私分
+
+　　1，1960年元月，崔照淮指使崔照坯将耕牛一支推下岩跌死，私分得牛肉10斤，吊死山羊一只。
+
+　　2，1959年10月以后，在国家没有供应粮食时，而大队有两千多斤粮食不分给群众吃，擅自组织干部食堂以崔照淮、黄修态、王绍康、崔祥光、崔道世等人在食堂大吃大喝，共吃去的粮食达1000斤。
+
+　　3，组织干部私分粮食，在国家没有粮食供应的时候，以崔照淮、王绍康为首的组织私分，大队干部分大米20斤，现金10元，小队干部15斤，现金5元，共私分的粮食400多斤。
+
+　　4，克扣社员粮食和饭，贪污。1960年三反以后，挪用现金50元，贪污球鞋两双，大米25斤，牛肉13斤，扣饭6户18人。
+
+　　三、打击报复
+
+　　1， 由于崔照淮到处打人，吊人克扣粮食，组织干部（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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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51.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何祖凤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何祖凤，男，45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出身伪兵，城关公社联乔管理区人，解放前在伪保长崔道坤手下当保丁八个月，四六年至四九年，在自卫班当班长，经常赌嫖，解放后任人民代表，五七年入党现任分支书。
+
+　　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五九年冬月，社员崔席光，因年老不能出工，何死规定不出工不给饭吃，因而扣饭半月。同月社员崔素英，因管理不好而使生产队的一头耕牛冻死，为此何祖凤将崔的家产全部没收，并扫地出门，逼其全家四口人外逃谋生（该户已死亡）。
+
+　　二、助长坏人坏事，五九年冬和60年春，一度出现少数社员偷生产队的东西，因而被生产队小队长对偷东西的社员进行吊打，何知道以后不进行教育，相反的还错误规定，对吊打小偷小摸的小队长有功者进行奖励，一等奖20元，二等奖10元，三等奖7元，因此助长小队长吊打社员50多人。
+
+　　三、整风整社运动中，态度表现不好，迄今工作消极。
+
+　　开除党籍
+
+　　 61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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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52.txt
@@ -0,0 +1,25 @@
+# 中共沿河县委对黄修态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黄修态，男，四十岁，家庭成份中农，个人务农，任沿河县城关公社高穴管理区劳联大队人，一九五八年入党，现任劳联大队长。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逼死人命：
+
+　　（1）一九五九年腊月十五日，崔照夫、崔照玉两人因病由大山挖根根回来时，黄修态说：崔照夫二人是私逃回家，不给饭吃，硬逼着崔照夫二人上大山挖根根，不去就不给饭吃，由于崔照夫两有病不能到大山，因此被黄修态连续扣饭七天和九天，崔照夫腊月二十二号饿死，崔照玉于腊月二十四号饿死。
+
+　　（2）崔洪基原由管理区介绍到福利厂当炊事员，一九六○年元月，由管理区介绍回本队生产，而黄修态认为崔洪基去时没有经本人同意，因此不给崔洪基的饭吃，被连续扣饭七天，崔洪基饿死于一九六○年元月十八日。
+
+　　（二）违法乱纪翻箱倒柜：
+
+　　（1）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年因粮食供应少的情况下，有的社员搞菜吃，被黄修态亲自和支持吊人、打人，黄亲自吊打有十三岁小孩崔照美、王荣香二人，他支持吊打的有五人。
+
+　　（2）一九五九年冬月黄修态亲自带领承包队长崔光华到庄冬小队将崔光林等三十户进行挨家挨户的收查，共收查各种粮食一千多斤。将收来的粮食放在干部食堂吃和干部私分，大队干部每人分粮食二十斤，现金十元，小队干部每人十五斤，现金五元。
+
+　　开除党籍管制。
+
+　　 六一年四月二十八号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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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53.txt
@@ -0,0 +1,23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兴宇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田兴宇，男、39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出身坏分子，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读书，1940年至1942年当两年伪保丁，1942年至1951年当伪甲长11年，参加过哥老会，解放后担任小队会计，记分员职务。
+
+　　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逼死人命六条
+
+　　1，1960年元月妇女崔春香，偷了食堂糯谷8合，被田兴宇亲手吊绑一整夜就死去了。
+
+　　2，1960年2月田兴宇的兄弟田兴珍得病，从民中回家死了，田兴宇诬说弟媳王兰英不给他弟田兴珍饭吃而饿死的，并怀心报仇，从弟死后就开始克扣王兰英的饭，扣了两个月后死去，王兰英死后并抄其家全部家产。
+
+　　3，1960年元月田应六偷了队里油菜，被田兴宇扣饭五天，田应六被扣五天饭的第二天就死了。
+
+　　4，1960年元月，食堂炊事员鲁翠兰因做饭偷了饭吃，被田兴宇（会计）扣了口粮四天，就在第四天上死去。
+
+　　5，1960年元月田兴民偷了田兴宇的哥田兴振的蔬菜，被田兴宇看见后就扣饭三顿，田兴民得病不能出工，又被田兴宇扣饭三顿后死去。
+
+　　6，1959年12月，田唐民偷了食堂麦子、豆子各一碗，拿去他女儿家去吃，走到半路火石坝被收去，转家后被田兴宇扣饭五天后的第三天上死去。（下缺）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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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54.txt
@@ -0,0 +1,1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肖廷沛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
+　　肖廷沛，男，42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出身流氓，城关公社复兴管理区人，解放前当保丁多年，在当保丁期间除抓兵派款，敲榨群众钱财外，还奸污妇女等，民愤很大，解放前夕为匪抢人，解放后56年伪装积极，混入党的组织，现任生产队小队长。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60年正月13号，贫农杨素芝之子9岁小孩黑马马，拔了生产队的三个罗卜回家，肖廷沛说黑拔他的罗卜，不问三七二十一，亲手将黑毒打一顿，并用麻绳将其吊在他家的房子穿坊上，吊了3、4个小时，逼说承认是偷了罗卜为止，将黑放下后不能行走，爬回家中，由于受伤过重16号就死了。
+
+　　2，59年冬月间，贫农田淑华之女肖碧珍11岁，曾先后为偷生产队的罗卜等小东西，被肖廷沛吊过四次，并且告她的父母亲说：“象这样的崽子，你们不整死，我要给你们整死”。同年冬月20号，又因偷生产队的罗卜，被肖廷沛捉住以后，就叫肖碧珍的母亲将肖碧珍吊起来，开始田不忍心吊自己的孩子，肖还骂她：“你这样能把她吊死”。就这样肖更逼田将她的孩子悬空吊走，并威协说：“那个把她解下来，就不给那个口粮”。直吊到天黑，田氏看见自己的女儿吊在牛栏川上嘴巴发乌，就偷偷的把她放下来，烧火给她烤。肖知道后不准，仍将她吊起来，结果天快亮时人就死了。
+
+　　3，59年冬月中旬，10岁的小孩肖才分，因拔队上的罗卜吃，被肖廷沛发现，肖先后将肖才分毒打二次，打后又将其吊在家门口的川川上，第二天晚上才放回家，回家后由于肖才分受伤过重，经常大便来血第三天就死了。
+
+　　4，解放前后共奸污妇女七人。
+
+　　开除党籍法办
+
+　　 61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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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55.txt
@@ -0,0 +1,35 @@
+#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员初步处理和安排意见的请示
+
+　　（省委：）
+
+　　我区整风整社运动，在中央、中南局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自去年九、十月份后在个区范围内开展，运动初期，为了扫除运动障碍，迅速发动群众，彻底揭开盖子，澄清问题，经省委批准，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延炳玉、武建华、石富荣。原信阳专署副专员王子祯、潘幼耕等六人予以停职反省；给予孟定功（西平县委第一书记）、蔡中田（遂平县委第一书记）以停职反省；给予弓治英（平舆县委第一书记）赵勋远（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以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并且把集中起来，进行整风学习，在几个月来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经过广大群众的揭发批判斗争和对材料进行初步查对的结果，证实他们在前冬去春“信阳事件”中均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或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是从已掌握的材料来看，他们所犯的错误性质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运动中一般地都作了检查交待，对自已的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据此，经地委常委会研究，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坚持错误从严，检讨改正从宽”的原则给予初步处理，先让他们到基层工作，待问题彻底查清后，再作最后结论处理。
+
+　　我们初步处理和安排的意见是：
+
+　　王达夫，原信阳地委书记处常务书记，在“信阳事件”中，他完全了解全区情况，没有对路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一意孤行，在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大量死人的情况下，还错误的批转了一些反瞒产报告，并亲自总结所谓反“瞒产”经验在全区推广；在群众外出逃生时，还绝人生路，亲自批捕群众 335人。另外，他作风十分粗暴，每逢作报告对干部无根据的点名批判，有时张冠李戴，挫伤干部积极性。在组织路线上，包庇重用坏人，应划为死官僚主义份子。虽有上述严重错误，但是在某些问题方面和路宪文并不完全一致；“信阳事件”盖子揭开后，积极揭发，检讨错误，有悔改表现，态度比较老实。根据上述情况，先让其到公社工作。继续查清他的问题，我们意见待最后查清后，将来撤消其地委书记处书记职务。
+
+　　延炳玉，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农业），1958年积极搞包工包产到户并亲自批转这方面的文件，企图在全区推广。当他的右倾错误被李瑞英同志（专区妇联主任）揭发后，为了掩盖错误，借1959年在省委党校学习的机会，划李瑞英同志为严重右倾，撤消了李党内外的一切职务，打击了李瑞英同志；1960年他从省委党校学习回来后，正是人口大量死亡、食堂停伙、问题最严重的时刻，他不但不向省委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同路宪文一道隐瞒错误，假报材料，欺骗上级检查；“信阳事件”揭发后，指使原农工部同志以地委名义发通知让各县、市退回并烧掉包工包产到户的所有文件，企图毁灭证据（由于地委办公室同志拒绝，未成事实）。在停职反省中，态度仍不老实，推脱责任，对自已错误认识很不深刻。根据上述情况，我们的意见先让其下去工作，待材料查清后给予一定处分，调外区工作。
+
+　　武建华，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党群政法），在“信阳事件”中，他也没有对路宪文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因而，也有责任。在干部工作上，不顾党的“德才兼备”的政策，提出：出身历史不好，只要现在积极可以提拔；不论品德如何，只要能说会写就要提拔；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的“积极份子”大胆提拔；贪污 100 元以下，有男女关系影响不大的、打人偶然的等都不算不够质量，等等。在组织工作上，违背党的阶级路线，提出：历史问题不能瞎怀疑；有问题发现以后他本人负责等。由于他严重的破坏了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路线，造成信阳地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另外他和路宪文同策共谋，指使政法部门制订了向人民专政的“八项规定”，使全区无数群众遭受残害，他亲自批捕的就有 180多人。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能够检查认识错误，态度比较好，而且，他主持地委书记处的工作时间很短，责任较小，因此，先让他下去工作，到基层锻炼一年，还可以保留地委书记处书记。
+
+　　石富荣，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地委分工管工业），他历史上于1938年、1941年因环境恶化、生活艰苦，曾先后两次脱党。道德品质很坏，生活堕落，历史上因贪污、搞女人，受留党察看处分，而前冬去春又和保姆发生两性关系，影响极坏；在工作上，一贯严重浮夸，弄虚作假，积极主张“要钢铁不要一切”，平调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严重破坏了工农业生产。同时，为了配合路宪文在农村反瞒产运动，前冬去春在全区厂矿、交通运输企业中开展了批判斗争，不少干部、工人被打和罚劳役。“信阳事件”揭发后，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散布“对路宪文处理太重了，信阳不是反革命复辟”等论调。对自已的错误则检查很不深刻。因此，地委认为原来提拔该同志作地委书记处书记就不够称职，现在可以先让下去工作，待问题查清后，再作最后处理。
+
+　　王子祯，原信阳专署副专员，作风恶劣，行政命令十分突出，工作上、生活上稍有不顺他意，就斥责为“无用”、“混蛋”。因而，很多干部都不敢和他接近，严重脱离群众；在工作上，他分工管工业、基建，打着抗旱旗号，向省要物资，长期扣押不报，在基本建设上，没有贯彻执行中央提出的“缩短战线，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设方针，而是错误的另搞一套，违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停职反省后，对自已所犯错误作了检查交待，有了初步认识，但对于“信阳事件”的性质和自已所负的责任认识很差。因此，保留副专员，需下放到基层单位锻炼一年。
+
+　　潘幼耕，原信阳专署副专员，生活上腐化堕落，1953年因强奸妇女，受到党政纪律处分。在近两年内，又和三青团员、右派份子的老婆柳凤兰搞男女关系，并提她为党委干事，还企图诱奸托儿所保育员。在任专署粮食局长时，严重破坏国家粮食政策，利用职权，克扣职工口粮，多吃多占，贪污浪费，长期养活五个无户口又无粮食关系的亲属。据已查实的共计贪污职工口粮2848斤，多吃多占、贪污浪费折款1500多元，在粮食工作上，一贯叫喊农村有黑仓库，加大征购任务，在农村食堂停伙、人口大量死亡之时，还扣押统销指标，迟迟不发。明明知道下边无粮食，不但不向上级反映，反而阻止别人向上级要粮食，情节十分恶劣。停职反省中，对自已错误没有深刻认识，推脱责任。据此，地委认为待材料查清后，撤消其副专员职务，现在可先让其到基层工作。
+
+　　孟定功，原西平县委第一书记，在“信阳事件”中，积极地执行了路宪文反动的方针路线，加派征购任务，断绝群众粮食，并且带头违法乱纪，使全县饿死9792人，逼死1742人，打死 748人。对于这样严重的情况，不但对上级封锁，而在运动初期还蒙蔽欺骗，犯了严重错误，主要是思想糊涂，工作不实际，作风不艰苦，认为还是较其它县死人为少。在西平问题揭发后，作了检查交待，对自已的错误表示十分痛心，愿意立功赎罪，为党继续工作。据此，瓜任西平县委第二书记。
+
+　　蔡中田，原遂平县委第一书记，在前冬去春“信阳事件”中，提出：“下狠心，下毒手”的口号向群众威逼要粮，对一些公社党委克扣群众口粮的错误作法，不但不制止，还大力表扬赞许，犯有比较严重的错误，同时在生活上也大吃大喝。但是对于遂平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恶果应由赵光（地委常委委员，下放遂平县任副书记）负主要责任，同时蔡中田在情况紧张的时刻，下拨了粮食，制止了干部收小锅，向违法乱纪行为进行了斗争，办了一些好事，加之对自已的错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态度较好。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
+
+　　弓治英，原平舆县委第一书记，前冬去春错误的分析形势，严重浮夸。写了“郭庄大队闹粮问题真相大白”的反瞒产报告，地委推广了这一报告，在全区发生了极坏的作用，对于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党员、好干部，则进行打击迫害，不正确地处理了一部份同志。在新蔡和平舆工作期间都犯有比较严重错误，造下了恶果。同时生活上大吃大喝。但是，他是全区向地委要粮最早的县，同时，在平时工作中，一贯表现尚好，这次管教反省期间，对自已所犯错误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态度比较老实，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
+
+　　赵勋远，原潢川县委第一书记。与前任第一书记梁德柱共谋策划，积极进行“反瞒产”活动，并以国家拨给群众口粮作挖出的漏洞粮食向省、地委报喜，亲自住社搞“重点”，致死致残大批群众。在潢川问题被揭发后，还封锁消息，抗拒检查，亲自给各公社布置不准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但是鉴于潢川县前任第一书记梁德柱一直没有离开，前冬今春又是梁亲自指挥。所以潢川县的问题，赵勋远不负主要责任。在管教反省期间，检查认识错误较深刻，态度较好。据此，给予降职使用，似任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
+
+　　对于以上几个同志，我们意见暂时均可叫他们先下去工作，待问题查清后，再作最后处理，可否，请省委批示。
+
+　　 中共信阳地委1961年 4月29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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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56.txt
@@ -0,0 +1,15 @@
+#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对阶级异己分子孙明和处分决定的通报
+
+　　孙明和，男，汉族，现年三十六岁，家庭地主成分，个人地主分子，住官舟公社永祥管理区，一九五六年混入党内，现任永东生产队分支部书记。其罪恶事实如下：
+
+　　（一）吊打群众，逼死人命，对农民进行阶级报复。六○年二月份的一天，有社员孙世明的小孩孙明英到孙明和的蔬菜地上扯几个萝卜吃，孙明和就叫小队长敖祖栋，将孙世明吊在他家的楼柱上毒打，由于孙世明挨打受伤过重，放后不能行走，在地下睡了半天，才慢慢走回家。孙回来后，又被孙明和扣饭三天，没收板子一团，被条一床、帕子二根。孙世明被吊打五天后死亡。同年元月份社员陈洪泽、陈洪恩兄弟二人偷了生产队的一小背红苕，孙明和就叫小队长敖祖栋把陈洪泽吊在仓库毒打，打后又宣布扣陈全家人的饭十天，并没收小锅三口，被条一床，瓷盆二个，碗五个，陈的被条被没收后，无法睡觉，就在红苕洞内睡二夜，第三天死亡。由于全家被扣饭，也造成陈洪恩，陈熊氏饿死。
+
+　　（二）贪污集体粮食。五九年秋，孙明和主持瞒产粮食1700斤，私藏起来，既不办食堂，又不发给群众口粮，而后，以他为主的与小队长敖祖栋等几个干部私分一半，余下的800多斤存放仓库，在社员吃粮少的情况下，任其生虫霉烂。
+
+　　（三）阳奉阴违，破坏食堂，虐待群众。孙明和所在的永丰食堂是形同虚设，他对该食堂会计和炊事员说：“办那样食堂，每天煮两把米，只要出烟应付一下就行”。由于他破坏食堂，使生产队的几十个浮肿病人发展到310人，严重的影响生产，而且病人发生以后，上级指示叫他集中治疗，他抗不执行，同时也不将实际情况向上级报告，社员曾纪才死后，他也不料理安埋，致使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
+　　综上所述罪恶事实，孙为什么混进党内破坏呢？经群众的揭发、斗争和深入查对证明，原来孙明和是一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孙解放前有田170背，土70背，房屋15间，牛栏9间，耕牛4头，长工一个，每年雇请短工八十个，出租田五十背，放价大米五百斤，自己有劳动力不劳动，靠剥削为生。并任伪甲长二年、保队副一年。曾抓兵派款，敲诈勒索群众钱财。个人出身是一个实足的地主阶级分子。解放后，孙明和为了隐瞒自己的反动身分。五一年，他亲自主谋将其家产分为三家。五二年土地改革时，用金钱收买村干部敖祖廷，并拉拢他的侄儿孙龙周（共产党员），同时又用一间半房屋、一口灶锅，一间牛栏收买老帮工曾纪宣。事后，他怕曾纪宣揭露他的违法事实，就威胁曾说：“你讲，不要你参加开会”。土改，这个极其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孙明和被划为“贫农”，充当了我们的所谓积极分子。五六年任初级社的主任，高级社的财务，同年被蜕化变质分子陈掌富（原总支书记现已开除党籍）的介绍混入了党内。六○年七月的农村“三反”运动中，由于窃取了党内分支部书记的职务，竟在一次群众会上宣布说：“富裕农民不准提意见，贫农提意见，再重新划过成分，贫农中也可划地主、富农，贫农中也有反革命分子”等等一些非常反动的宣传，曲解党的方针、政策，一次有三个农民在会上提了意见，他竟诬蔑为“有组织的集团”。孙员孙世贤、周富常揭露了他的罪恶事实，孙即用长期扣饭的手段，每天扣二两，……（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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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57.txt
@@ -0,0 +1,79 @@
+# 吴芝圃呈中央三份检讨（概要）
+
+　　[从1961年至1962年8月，吴芝圃先后作为河南省为第一书记和中南局第二书记，对自己在河南省所犯的严重错误作了初步检讨、再次检讨和补充检讨。这些检讨都是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一定程度地反映河南大跃进造成大灾难的重要主持人的思想轨迹。]
+
+## 吴芝圃的初步检讨
+
+## 1961.01.05
+
+　　1961年1月5日，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吴芝圃向毛泽东、党中央及中南局呈送了他关于信阳事件及河南问题的第一份正式检讨报告，他称之为初步检讨[内部文件]。
+
+　　吴芝圃说，河南人民所遭受的这种惨重的损失，主要是河南相当一部分地区被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从而对人民群众进行绝望性的政治报复和毁灭性的摧残。河南省委所犯的错误，主要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封建阶级时时刻刻企图复辟丧失了警惕，对打进来、拉出去的阶级敌人疏忽麻痹，又加上在执行政策方面犯了「左」倾冒险错误，以致被敌人钻了空子，在阶级斗争中打了一个大败仗，恶果极大，教训惨痛。吴芝圃说根据所掌握的情况看，在河南，被阶级敌人篡夺领导权和部分篡夺领导权的县、社、大队已经超过了40%，最近站队的情况是三类县（市）43个，占全省104个县（市）的41%；三类社256个，占全县1193个农村人民公社的44%；三类大队10476个，占全省27739个大队的37%。在这样多的地区，篡夺了领导权的阶级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犯错误和灾害造成的困难的机会，向农村的贫下中农进行极端残酷的阶级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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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敌人进行报复和破坏的目的，主要是毁灭人。敌人用种种剥夺人民吃饭权的办法，用种种无休止的强迫人民劳动的办法，用奴隶主、封建地主和法西斯所用过的最毒辣的刑罚，活活把大批人饿死、累死、打死。甚至于截路、奸污掳掠、无所不为，简直是恢复到河南解放前国民党、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统治的黑暗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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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估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11月，全省共死亡人口二百万以上，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绝大部分都集中在这些地区，单是信阳地区就占一百多万。受灾最重的地方，人民被摧残得家破人亡，几乎人人带孝、户户哭声，有的整个村庄变为废墟，令人目击泪下。一年来大牲畜的死亡各地已报八十余万头，其余农具、住房的破坏都很严重。在这些地区，斗争的性质已经和一般地区不同，敌我矛盾已经占了主要的地位，已经成了你死我活、十分激烈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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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继续说，因为我对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敌人麻木不仁，眼昏心软，束手挨手，以至河南在阶级斗争中打了大败仗。这是非常危险的。假使大的形势上一有风吹草动，这些钻进党内的阶级敌人和蜕化变质分子，是曾公开打出国民党旗帜的。想起来真令人不寒而慄。这是河南政治形势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经过主席和中央、中南局负责同志的一再指示，我们才从睡梦中醒来，开始发动群众用革命的手段夺取领导权。同时，河南是全国「五风」刮得最凶的地方，阶级敌人所以能够在河南进行疯狂的阶级报复，也就是因为钻了我们疏忽麻痹和「五风」泛滥的空子。灾情、敌人、工作错误三者交织在一起，就使河南人民遭受了不可弥补的损失，造成了大不好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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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说：河南人民的这场灾难，是不是可以避免呢？假使我在工作中不犯严重的错误，肯定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河南信阳地区和类似信阳地区所造成的严重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实际上不但没有避免，而且使灾难发展到惨绝人寰的程度，又很久没有得到严肃认真的处理，使阶级敌人很久没有受到打击，使受灾难的群众的冤枉很久得不到申雪，使党的组织和干部大批的烂掉，原因何在？上边已经说过了，是由于这几年来河南工作上犯了严重的错误。追根溯源，河南工作中所发生的问题，应该由我完全负责。从我身上来检查原因，除了在执行政策、工作作风上有严重错误外，主要是思想方法上的唯心观点和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在作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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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我有盲目的急于改变河南面貌，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观愿望，脑子经常发热，极端缺乏冷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总是主观片面地高估有利条件，轻视实际困难；总是过于强调主观能动性，忽视客观条件对于主观能动性的限制；总是夸大工作中的成绩和优点，不重视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甚至于把伟大艰巨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看作轻而易举的事情。主席在成都会议上就向我敲了警钟：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告一段落再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主席还说：建设的进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能勉强。目前我们有一股风，七八级，十级刮风，这股风好，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取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成都会议结束不久，主席又把我叫到武汉当面谈，总希望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对于主席的谆谆教导，当时也觉得恍然大悟，肯定了一年四化不可能，有把空气压一下的必要，但实际上我自己的高烧并没有退多少。后来看到农业生产有起色，群众的干部很大，加上完成了人民公社化，接着又出现了大办钢铁的群众运动，不知不觉地脑子又膨胀起来了。当年麦收后，根据个别的例子，又盲目相信粮食增产一年有翻一番的可能，一直发展到河南小麦放卫星，钢铁放卫星，农产品收购也放卫星，实际上已经是违背常识，离奇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但我仍然漫不加察，信以为真，让消息在报纸上发表宣扬，使全国都受到极坏的影响。这是浮夸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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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质上是单凭主观原谅，片面夸大好的一面，脱离实际和违反客观规律的唯心观点。用这种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来指导工作，必然要犯大错，必然会在战术上轻视敌人，轻视自然灾害，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危险性和危害性也说会认识不到。许昌地区有一个农民说：「脑子一热，决定一切；脑子一硬，什么都碰。」这两句话为我画像是很恰当的。事实证明，这种浮夸风危害非常大，不但是我们心中无数，把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建筑在空中楼阁之上，毫无根据地制定高指标、大任务，也使中央对河南的经济情况不摸底，尤其对河南的农业不摸底。对基层的影响就更加恶劣。两年来浮夸风越刮越大，有一些品质坏的人，就故意弄虚作假，骗取荣誉，不少地方发展对上级封锁消息，对群众控制舆论，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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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说：我的严重的主观片面和在我影响下的河南干部的浮夸作风和弄虚作假的恶劣现象，是河南工作发生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1958年冬季和1959年春季，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有过惨痛的教训。密县因生活安排不好和不注意劳逸结合，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现象。豫东因在省委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推广郸城县反瞒产的假现场会议的经验，也发生了规模更大的浮肿病和死人现象。长葛坡胡公社和其他地方还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这些现象，中央和省委发觉的比较早，制止的比较及时，也在河南党内进行了检查和教育，但没有和反浮夸风和反弄虚作假联系起来。尤其是我没有从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对工作的指导方针上查找根源。中央和中南各省的许多负责同志，对河南的工作作风上的错误都有恳切的批评和劝告。对于1958年河南粮食的产量估计过高，本省的同志，我所知道的，省计委、统计局、粮食厅的有些同志，都曾经根据一些调查材料提出过不同的意见，说实际上没有那么多，下边有虚报谎报的现象。对于钢铁产量的弄虚作假，也有不少同志揭发。但是，当时我没有能够正视1958年河南工作中的错误。1959年秋季，河南的浮夸风更加变本加厉了，这是因为我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不全面，没有注意防「左」，没有说明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必须防止「五」风的危害，也没有注意到划清右倾保守和实事求是的界限，更没有警惕到下边在反右倾时所发生的违法乱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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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在分析自己的脑子很久冷不下来，思想方法上的错误很久纠正不过来的原因时说：这是与我存在的严重的个人主义分不开的。有些卫星和红旗，我明知道是假的，或者知道有一部分虚假，但总是不肯严肃地揭穿和尖锐地批判。如1959年禹县钢铁产量，虚报的数目很大，有好几个同志揭发，我不但没有采取认真批判的态度，反而加以放任纵容，就使这个县弄虚作假的风气越来越严重，结果坏了一大批干部。信阳地区的严重情况发生在1959年冬季，我既不能及早察觉和制止，在1960年3月发觉固始、潢川有浮肿病和死人的严重现象之后，又不能采取断然的手段加以处理，迅速扭转局面。我对于信阳地区有一个固定的印象，就是这个地区在粮食、钢铁、人民公社等方面都当过红旗，惟恐把这个地区搞垮了，尤其是不愿意使这个地区垮掉。因此一再迟疑，舍不得将这个烂疮揭掉，结果使其越烂越大，直至体无完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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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认为，河南省1959年秋季之后，违反党的政策最严重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重新大刮「共产风」，第二是重新反瞒产。在重新大刮「共产风」方面，1959年河南省平调约七亿元左右，实际上会比这个数字大，可能与1958年的十一亿差不多。单大办水利一项就平调了三亿三千万元，占平调第一位；发展社有经济平调了二亿四千多万元，占第二位。在重复反瞒产错误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则更为严重。搜刮粮食，剥夺了人民群众的吃饭权力，简直是要命。信阳地区反瞒产达半年之久，造成了极为悲惨的局面。其他地区反瞒产反得凶的，也造成了同样的恶果。凡是反瞒产时间久的地方，都是干部违法乱纪、打人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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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说：由于我思想方法上的主观片面和执行党的政策上的「左」倾冒险，也就在执行党的政策上发生了偏差，违背了党的阶级路线，犯了重才轻德、偏听偏信的错误。最大的偏听偏信，是我喜欢干劲大，好提高指标、大任务，在做法上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却有华而不实的同志，对于这样的同志的意见我听进去的多；我不喜欢估计有利条件少，强调困难多，提的指标少，但实际上比较稳重和能够实事求是的同志，对于他们的意见我听的少，甚至于完全听不进去。因为自己搞了菩萨自己拜，自己有了框框，就流于自以为是，刚复自用。信阳问题在1960年三、四月分逐步被揭开，省委的绝大多数同志当时固然弄不清情况，更没有像现在这样认识清楚了问题的性质，但对于严重程度的估计和对于干部处理的具体办法是有不同意见的。有些同志主张对路宪文要严厉一些。但因为我对信阳工作和路宪文有了固定的印象。有惟恐把这个地区搞垮的顾虑。因此，我当时不主张马上处理路宪文，甚至在路宪文蜕化变质的真实情况被揭露以前，我都不主张处理路宪文。我这些想法和做法实际上是姑息养奸，包庇和纵容了坏人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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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最后说：由于我对工作成绩估计过大，对河南的政治、经济和党的组织等情况估计过好，就产生了自以为是、盲目乐观的心理，认为河南不至于发生大的问题。不仅对1959年的灾情没有警惕，对干部蜕化变质，组织不纯的严重情况，更是麻木不仁、熟视无睹。信阳地区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全区十六个县（市）都是三类县（市）。从原信阳地委起，全区党的组织基本上都烂掉了，真正好的纯洁的支部，占的比例很小。河南其他地区，组织不纯的情况也是很严重的。单就县一级来说，全省已经烂掉的县（市）委第一书记就有三十二个，烂掉的县（市）委书记处书记就有一百多个，这种教训实在沉痛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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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的再次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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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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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8月1日，吴芝圃向党中央、毛泽东及中南局呈送了他的再次检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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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说：近几年来，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虽然曾经作了初步检讨，但对于错误的认识是很浮浅的，是应该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中逐步加深的。最近，更加感觉到我的错误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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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1958年以来，河南在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违背了以农业为基础的基本方针，采取了不看农业实际情况，不顾农民死活的靠剥夺农民来无限制大办工业的办法。虽然口头上也说农轻重，而实际上是重轻农；口头上也说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而实际上是工业腿过长、农业腿过短的铁拐李式走路。这样做的恶果是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损害了农业的生产元气，造成了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严重失调。
+
+　　二是在党内几次反倾向斗争中，都进行了机械过火的斗争，使一部分同志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受到了委屈，伤害了感情，在干部中普遍产生了「恐右病」，窒息了党内的民主，破坏了党内的团结。河南在反倾向斗争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我应该完全负责任。几年来，我机械地认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反右倾反得越深越透，越能够打破障碍，对社会主义建设越有好处。这种「左」倾片面的想法，使我在反倾向斗争中脱离了实际，违背了党内斗争的正确方针。反对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把问题扩大化了，对潘、杨、王等同志没有区别对待；没有警惕到会影响原来平原省和河南省的同志的团结问题（没有从承认山头和照顾山头出发）；尤其是不应该把党内问题拿到群众中去辩论，以致产生了不少的副作用和坏影响。在传达庐山会议决议的时候，机械地理解了反右倾，把凡是与彭德怀类似的言论，都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结果，把一些实现求是的同志批判为右倾保守或严重右倾，特别是把对食堂、供给制和包工包产等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斗争方式上，一般是机械过火，不少地方发生了违法乱纪现象。河南的盖子被揭开以后，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时，由于对具体情况没有进行具体分析，界限很不清楚，不少地方把「五风」严得的错误当作敌我矛盾去对待，以致打击面过宽，使党内党外都震动很大。
+
+　　吴芝圃接着说，在这次反倾向斗争中，由于我的「左」倾片面的指导思想在作怪，这分不清正确和错误的界限，分不清「左」
+
+　　和右的界限，即是分不清是非界限，这样就必然使河南全省在反倾向斗争中发生严重的混乱现象。并且对犯错误的同志往往持否定一切，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把错误扩大化。以致使许多同志受到了委屈，使党的事业受到了难以弥补的损失。我每一念及，都感觉内疚深重。
+
+　　吴芝圃沉痛地说：在河南，要认真贯彻执行六十条，彻底纠正我所犯的剥夺农民、脱离农民的错误，就必须首先贯彻执行5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被批判错和被处分错的同志要彻底平反的指示。除省委已经决定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甄别处理外，我下定决心就几年来反倾向斗争的惨痛教训，作严肃认真的检讨，向河南全党同志做自我批评，并且向在反倾向斗争中被批判和受打击的同志赔礼道歉。同时对于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犯了机械过火斗争错误的同志们，也必须由我挑担子，使受委屈的同志的气慢慢平下去，使在反倾向斗争中犯错误的同志的思想顾虑也能够解除掉。我必须在长期的实践中，表现出真正能够改正错误，真正有团结所有同志的真心诚意，然后才能够起到加强党的团结的目的。
+
+　　1962年5月，吴芝圃调任中南局第二书记。在上任十天后，16日给省委常委各同志写了一封信。
+
+　　吴芝圃在信中说：我来中南局已经十多天，尚未开始工作，打算等陶铸同志回来听传达后，即着手再清算一下自己的错误思想，并从头做些调查研究，把脑筋整理一下，好在当前还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尽自己力所能及做一些工作，以弥补由于自己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于万一。我的错误给河南人民造成了灾难，使许多忠实于党的同志含冤受屈，使新到和留在河南工作的同志遭遇到难以想像的艰苦和困难，这些，使我每一念及都汗流浃背。但一转念间，又觉得调整后加强了战斗力的省委，经过一个时期的惨澹经营，是一定能够战胜灾荒，扭转局面的，多灾多难的河南人民是一定会苦尽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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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芝圃的补充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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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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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8月26日，吴芝圃在中南局工作一段时间后，向党中央、中南局及河南省委递交了补充检讨，对于自己在河南的工作，进行了较深层次的反省，以思想认识的发展为派络，勾勒出在1958年以来的错误由小到大，直至1959年秋到1960年春的极为严重的错误的基本轮廓。
+
+　　从1958年到1960年，吴芝圃分别在《红旗》、《哲学研究》、《中国青年报》、《中国学刊》等报刊上发表了〈由农业合作社到人民公社〉、〈论人民公社〉、〈跃进的哲学与哲学的跃进〉、〈大办钢铁与农业机械化〉、〈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等一系列文章，在国内的影响很大。
+
+　　吴芝圃说，对于过去的错误，我虽然做过几次书面和口头上的检讨，但感觉很不够。最近我又翻看了我在过去几年中所发表的一些言论，尤其是1958年秋季的言论，这些言论突出地表现了我当时的错误观点，现在特把最主要的摘录上来加以清算，作为我的补充检讨。
+
+　　吴芝圃说，在1958年的秋季，我的脑子热到了顶点，这时我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夸大到难以想像的程度，完全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我曾经说：「在这样一年多以来的英勇顽强的斗争中，广大人民群众的自信心是愈来愈强了，胆子是愈来愈大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怕自然灾难、怕统治阶级、怕帝国主义的畏怯自卑心理是一扫而光了。他们敢想、敢干，认为只要有决心，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这些话要从字面上看起来还不十分可怕，可怕的是我把当时荒唐到无边无沿的小麦卫星、钢铁卫星欲信以为真，把河南1958年粮食总产量的庞大数字信以为真，认为农业和工业都可以成倍、成多少倍地增产，认为是「从平地上陡然冲破九重云霄的大跃进」，公开在报章杂志上鼓吹宣传，而且根据这种由自己的主观愿望所造成的自欺欺人的假象，去决定政策，制定计划。什么粮食政策上的高征购、反瞒产；什么在社员生活上实行「八包」、「十包」的供给制；什么麦子亩产千斤省，以及在三五年内实现农业上的四化打算，都是在这种脱离实际的基础上制定的。
+
+　　吴芝圃说，当时之所以这样荒唐地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大跃进的速度，是以几点错误观点为根据的：一是把1958年河南水利工程的成绩估计得过高，认为可以灌溉全省耕地面积的94%。这就造成了水利已经基本过关、可以保证农业可以大量增产的错觉；二是认为重工业发展了，很快就可以把农业武装起来，使农业走上机械化、现代化的道路。曾经说：「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也就可以计日而待了，用不了二十年，也用不了十年，而是三、五年或者稍多一点的时间。」三是认为自然灾害已经不可怕了，说「河南人民在胜利地和自然打了这个大战役以后，是从多年来被水旱灾害压迫得喘不过气来的局面下解放出来了，他们已经由自然的奴隶，做到了人定胜天的地步。」在这样水利已经基本过关、机械化不及可以实现和天灾已经不可怕的错误观点上，得出粮食很快可以过关，一切事情都可以放手大办的结论。
+
+　　吴芝圃说，在改变所有制方面所犯的错误，和在发展工农业生产，进行基本建设方面所犯的错误有同样性质，而且变方面是互为影响、互为助长的。那时，总觉得集体所有制规模越大越好，由集体所有制转全国所有制越快越好。曾经撰文说：「人民公社建立起来以后，就进一步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人民公社有更大的抵抗自然灾害和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威力。」「有一部分社已经实行供给制，有的实行粮食供给制，经济条件最优越的社，正在实行生活基本需要供给制，确定供给标准，实行七包，即对人民公社全体人员的吃饭、穿衣、居住、生育、教育、看病、婚丧等生活需要的部分，均由公社供给。」这就是过高地估计农民的觉悟程度，过早地一笔抹煞农民个体的积极性，而且完全忽视中国农民经济落后和缺乏农业机械化的特点，而过急地完全取消农民的家庭副业，把农民经济生活限制得毫无机动的余地；在未实现农业机械化以前，即把人民公社的规模搞得这样大，实际上是大集体、小全民；这样过早地实行把农民生活几乎都包起来的供给制，实际上是按需分配，是集中起来吃大锅饭。这些都是超越了现实可能性，都对于发展农业生产不利，是在改变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要求过高过急的错误。
+
+　　吴芝圃在谈及改变所有制方面出现错误的原因时认为：一是军事共产主义的观念。曾经著文说：「人民解放军实际上是武装起来的农民。这支军队在共产党领导下，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后来发展到几百万人，创造许多大片的根据地，获得了民主革命的最后胜利。河南人民公社，不但普遍实行军事化，而且普遍实行了半供给制，社员把个人私有生产资料或其他财产自动交给公家，到处盛行社会主义协作。」「各地普遍采取大兵围作战的方式进行劳动，真正做到生活集体化、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当时觉得人民公社的许多具体办法都是中国革命战争中人民武装的优良传统在农村的普遍化，实质上是认为军事共产主义在农村中是可行的，认为中国农民的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会促使共产主义在中国提早实现。二是认为农业很快过关，不但实行最低限度的粮食供给制或伙食供给制有物质保证，还可以有物质力量多劳多得，可以刺激劳动积极性，不至于流于单纯的平均主义。
+
+　　吴芝圃最后说，我既把主观愿望当作客观真理，又把这些东西作为框子，作为标准去衡量一切，合乎这个标准的就是正确的，不合乎这个标准的就是错误的。尤其是庐山会议以后，竟然把应该纠正的缺点和错误也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如大办钢铁、大办食堂等，有人反对和怀疑，便认为是大逆不道，是右倾机会主义。于是愈来愈「左」，毫无分寸，毫无止境地来反右倾。我这样「左」倾冒险的想法和做法，不但对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欲速则不达，欲益反损，而且对于纠正党的右倾也很不利，更为党内滋长「左」倾思想创造了条件，这是令人非常痛心的。由于我在河南所犯的错误，不但增加了全省人民的困苦，使许多同志受到冤枉，而且把许多好同志带到错误的道路上了，实际上也是使他们受冤枉。因此，最近几年河南党的组织所犯的错误，我应该完全负责。
+
+　　吴芝圃在省委的检查中，曾承认河南人民「犯了大罪」，「对我处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他并未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只是、降职调动。这位生于1906年，十九岁就加入中共的第一代高级干部的结局，也许比他手下那些因信阳事件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地委县委书记们来得更早；在事件后的第六年，1967年死于广州，终年六十一岁。文革初期，他在四川。河南造反派揪吴回河南批斗，为大饥荒死难者复仇，称他为「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死后，周恩来四点指示，要为他开追悼会，都被造反派干扰，未能实现。文革后，1979年1月邓小平主持吴芝圃的平反昭雪大会，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优秀党员，称赞他为人民的解放和共产主义贡献了一生。
+
+　　来源：乔培华《信阳事件》，开放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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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58.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监委对杨光发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杨光发，男，现年五十一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当兵，原借四川省酉阳县丁市区人，五七年入党，五九年任幸福大队分支书，解放前四七年在沿河来招亲被国民党拉去当兵，四八年解放入伍，五二年复员回家，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1）六○年二月社员田永必（小土地经营），因宰杀耕牛，被杨光发发觉，吊在食堂内进门毒打，当即把田永必的尿屎打出，用扁担、柴棒打的（扁担、柴棒均已打断）；田永必身受重伤，不能行走，又把其全家搬到刺竹弯去坐，不给饭吃，十多天即死了。
+
+　　（2）六○年二月（古历腊月）社员崔光应（中农），在难关时将耕牛杀来吃，被杨发觉，并亲手将崔吊起，用柴棒毒打一顿，当时把崔打残废，并叫崔光中押送乡公所，乡里见人受重伤，叫其回家，回家后三天即死了。
+
+　　（3）五九年腊月间（古历）社员肖兰英在水利上因无粮食吃向田茂远请假回家，杨不给饭吃，肖便背着背兜进城，走在肖家坝碰着杨光发，当即被杨光发踢了几脚，倒在地上，杨便走了。
+
+　　（4）吊打群众，克扣粮食。被吊的有玉蛮、崔兰英、肖士荣、田世六、王南全、田南英、田贵现等人。
+
+　　（5）翻箱倒柜，没收群众财产计十家。
+
+　　（6）贪污粮食430斤（米票），现金188元7角。
+
+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杨光发的违法乱纪是严重的，但在这次运动（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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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59.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对魏荣举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魏荣举，男，现年二十二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高小文化程度，沿河县城关公社新祥管理区人，五九年入党，六○年任下坝乡干三个月，现任龙塘分支部书记。其错误事实如下：
+
+　　违法乱纪，逼死人命
+
+　　（一）五九年十二月，魏荣举怀疑贫农熊春和偷地主熊万乾女儿熊必英下装一件，熊春和不承认，魏荣举为此叫地主熊必英搜查熊的家庭，同时又把其身上的衣服脱光，然后进行捆绑，用木棒毒打一顿，打后，扣饭五天，逼使熊春和为了生活逃往塘坝，结果死于半路。
+
+　　（二）五九年十一月，贫农肖太平偷国家粮食100斤，魏荣举知道后，与社员肖翠芝等人将肖太平家中搜查一次，并将搜查出来的80斤粮食拿回家中，同时又将肖太平捆绑二天二夜，毒打一顿，当即把双手吊断，肖由于受作过重，被魏荣堂管押五天，后释放回家死在半路。
+
+　　（三）六○年元月二十五日，贫农肖国智因病不能出工，魏指使食堂会计扣饭二天，肖两天不得饭吃，加之生病，第三天就饿死了。
+
+　　（四）六○年三月初，魏细蛮因病不能出工，魏荣举叫食堂会计扣其全家口粮七顿，熊饿不过就代其女儿魏月香于三月十日偷了他家放在地主家的红苕几斤来吃，魏荣举知道后叫其父亲万金将两吊打一顿。三月十二日该两又偷了魏万金家大米三斤，魏荣举又指使民兵魏来汉将其吊打一顿，魏月香因受伤过重，当天就死了。
+
+　　综合以上错误事实，魏荣举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已经违犯党的纪律，为此，经研究决定，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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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60.txt
@@ -0,0 +1,27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黎术福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黎术福，男，现年28岁，汉族，家庭中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高小文化程度，沿河县城关公社中南管理区人。
+
+　　解放前读书和务农，解放后任中南管理区财干，中共党员，现任高穴管理区分支书。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1959年在中南管理区工作时见到联合食堂社员经常在食堂烤火，黎就用棒棒乱打，联合食堂251人就被打的有100多人。
+
+　　2，59年冬，联队社员张时源因生活较困难，逃至婺州，被黎派人拉回来，扣押在管理区日夜背砖二天病了，黎强迫张时源背菜到中岭山水库。
+
+　　3，59年官舟群众赶淇滩场路过中南，黎经常组织青年拦路搜查，凡有食物能吃的收起来与黎春喜等人私吃了，从而造成人心不安。
+
+　　4，59年中南组织卫生连100多人，后经简减为35人，而实际经常只有三、五人，但黎仍按35人冒领粮食计套购3000多斤。
+
+　　5，爱华队社员胡年青生小孩，59年冬天杀一只自养羊子作座月，黎硬以胡以乱宰牲畜为名，将羊肉全部没收私吃。
+
+　　综合以上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在群众中影响很坏，在工作一惯不顾党的政策，在群众中影响很大，为了教育其本人，经县委批准，在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
+
+　　1961年5月1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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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git a/CCRD/2/7/5/000061.txt b/CCRD/2/7/5/00006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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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61.txt
@@ -0,0 +1,15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冉崇清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冉崇清，男，现年37岁，汉族，家庭中农成分，个人务农出身，城关公社中南省管理区人，中共党员，现任中南生产队大队长。其错误事实如下：
+
+　　该同志于59年11月发现王家岩小队社员冉崇书和张永惠两人将自养的小黄牛杀吃，不分清是非，一律以破坏耕畜发展的恶名，将冉崇书父子两人进行吊打，由于受伤过重，第三天冉崇书就死了。
+
+　　60年春为少数社员不爱护公共财产，而被冉崇清亲手吊打的有38户，翻箱倒柜149户。
+
+　　综合以上错误事实，冉崇清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违犯党的纪律，但念在整风运动中，本人表示愿意悔改，为此，为了严肃党纪，经县监委4月28日研究决定，党内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1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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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62.txt
@@ -0,0 +1,15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吴庆永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吴庆永，男，现年53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务农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石坝生产队人，解放前三七年参加冬防训练一月，40年至44年在乡自卫班当兵，同年加入哥老会，当兵期间抓农民田丰财当兵，解放后于52年任互助组长、社主任，五八年入党，现任分支部书记。其错误事实如下：
+
+　　59年腊月间，六小队社员田贵昌将生产队30斤重的小猪一头杀吃，被田永永知道后，将其送石坝集训五天，不给饭吃，集训期满，放回去就死于半路。同月贫农社员田贵礼偷生产队10斤红苕，也同样被吴送去集训十天，不给饭吃。60年正月贫农社员田贵方因偷生产队稻谷种150斤，被吴庆永指使青年吊打一次。60年正月社员田丰政因偷生产队的罗卜，被他吊打后现已残废。前后被吴庆永亲手和指使吊打的计三人。
+
+　　60年上半年共贪污生产队的粮食420斤，油20斤，在4小队翻箱倒柜30多户
+
+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经研究决定，党内给予撤销支部书记职务，交出赃款。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1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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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63.txt
@@ -0,0 +1,21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张茂香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张茂香，女，现年45岁，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农民出身，沿河县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人，解放前务农，解放后历任妇女代表、社主任、生产队长、大队分支书等职，于60年三反时，因贪污、违法乱纪被撤销大队分支书职务。其错误事实如下：
+
+　　一、逼死人命三条：
+
+　　（一）60年2月，贫农田永荣，因女儿田世容从杨家迁回崔家坝居住，随带户口和粮食迁移手续，支书张茂香无理拒登户口、拒发口粮，田永荣只得五口人的粮食六口人吃，后来田永荣患了浮肿病，加上饿饭死去。
+
+　　（二）59年8月，田永汉因偷了队里的蔬菜，张茂香便指使其田永绪、崔光华扣饭半月，并罚田永汉桐卷子40背，加看水牛一头。张茂香指使田永绪、崔光华吊打扣饭，终于死去。
+
+　　（三）59年腊月，田世方之爱人崔梅偷了队里死牛一头，被田永绪发觉后吊打，张茂香暗地指使田永绪先后吊打过五次，打后又扣饭，就死去了。
+
+　　二、违法乱纪，贪污粮食620斤，偷盗粮食238斤，指使田永绪、崔光华曾吊打过六人，翻箱倒柜41户，占崔家坝49户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宰杀山羊五头。
+
+　　综合以上错误事实，其情节后果严重，已经违犯党纪，为此，经研究决定，给予张茂香撤销分支部书记职务，交出赃款。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1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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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64.txt
@@ -0,0 +1,33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贵寿违法乱纪的处分
+
+　　田贵寿，男，32岁，汉族，文盲，贫农成分，个人务农，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大溪生产队人，1948年当保丁，解放后历任过民兵队长，1957年入党，57年当生产队长，59年至60年任生产队支部书记。
+
+　　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同案人田贵泽）
+
+　　（一、吊打群众逼死人命：）
+
+　　1，1960年元月，田月成因无粮吃，到城里去讨饭，被田贵寿知道了，叫田云香抓回去，白天强迫劳动，晚上用戽斗关起，一直关了一个月，关死在戽斗内了。
+
+　　2，1960年2月六小队田贵武逃荒回家，被田贵泽、田贵寿知道后将田贵勋捉来用戽斗盖了20多天。
+
+　　3，田贵泽、田贵寿共同商量将田金钗开除食堂10天，田金钗无粮食5天就饿死了。
+
+　　4，60年2月间，田永成因饿吃了大队的红苕，被田贵泽、田贵寿吊死在队委会当门的梅子树上。
+
+　　5，被田贵泽、田贵寿吊打的社员有50多人，如侯春兰、田贵英等。
+
+　　6，抄家的有40多户中，张树容因偷菜2斤，罚款21元，田贵友偷菜80斤，将田贵友的财产被田贵泽、田贵寿两人叫青年队的？？掉，没收有锅一口，被条一床，箱子一口，衣5件，胶鞋一双，布两启，又抄田贵金家，没收被条两床，帐子一笼，皮箱一口等。
+
+　　二、虚报人口，套购国家粮食，和克扣社员口粮，贪污队里现金。
+
+　　1，该队实有社员1400多人，虚报为1566人，从中田贵泽、田贵寿与其队委委员进行私分。
+
+　　2，田贵寿58年贪污管理区交来的现金从中贪污50元，后扣克社员的工资每个社员一角来填补，又田贵寿贪污现金37.22元，盐瓶一个，洋瓷盒一个，又贪污大队没收的财产，有两床垫单，一床毯子，毛巾7根等。
+
+　　撤销支部书记职务，察看一年
+
+　　 61年5月2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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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65.txt
@@ -0,0 +1,2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贵泽违法乱纪错误的处分
+
+　　田贵泽，男，31岁，汉族，中农成分，个人务农，住沿河县城关公社，黑獭管理区人，1954年参加工作，1956年入党，历任乡干、乡总支付书记等职，现任付乡长。
+
+　　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同案人田贵寿）：
+
+　　一、 打人、吊人逼死命案
+
+　　1，1959年古历腊月14日，田永光之子田贵云，在队委会当门偷吃队上下的红苕种（晚上），被田贵泽看守红苕发觉，亲手用斛斗将田贵云盖住，于当晚就闷死于斗内，死后亲手将田贵云拖去丢在河坝里。
+
+　　2，1959年粮食紧张时，大溪小队队长袁启武将食堂下放到户，被田贵泽、田贵寿发觉，追问原因，当即田金钗（贫农）在旁答应了两句话，“粮食在食堂也是吃，在户也是吃”，说田金钗调皮，于是两人（田贵泽、田贵寿）商量决定开除田金钗出食堂不给粮食，并宣布“谁收留田金钗进食堂就逮捕谁”，田金钗因无粮食5天就饿死了。
+
+　　3，1960年2月，袁启良偷牛肉、杀羊子，被田永忠发觉送队委会（大？），田贵泽叫田永忠将袁启良吊在队委会当门电杆上两昼夜，放回家两天就死了。
+
+　　4，1960年初，王书香因没有粮食吃，又有病，饿得难受，便到队委会去找田贵泽、田贵寿要饭（当时田等正在开私锅煮饭吃），被田贵泽、田贵寿毒打一顿，抓出门外昏倒在地，后别人背回家去，当晚就死了。
+
+　　5，田永吉、田永农等杀羊子二只，当时被发觉弄到队委会去，田贵泽叫田贵勋用羊耳索把田永吉吊一顿，被田贵安放了，次日早又将田永吉弄来吊起送到集训队去劳动，放回来五天就死了。
+
+　　6，被田贵泽、田贵寿打吊的到50多人，抄家的40多户。
+
+　　二、贪污：田贵泽、田贵寿等共同克扣社员粮食进行开私锅，其中田贵泽贪污大米1002斤，牛肉30多斤等。
+
+　　开除党籍和工作籍
+
+　　（61年5月2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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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66.txt
@@ -0,0 +1,29 @@
+# 中共沿河县委对杨平昌所犯错误的结论
+
+　　杨平昌，男，32岁，家庭成分贫农，个人出身农民，城关公社黑水管理区杨寨生产队人，解放前读两年小学，1946年在黑水乡当伪乡长一年另四个月，49年解放前夕匪首魏延安委任匪分队长未到职，解放后历任互助组长，初级社副主任，小队长，杨寨队长，54年入团，58年退团，三反后被撤去小队长职务，现是社员。其错误通过查实核对结论如下：
+
+　　一、违法乱纪，吊绑九人（其中亲手吊绑三人，致死一人，指使吊绑6人，致死1人），扣饭饿死二人。
+
+　　1，1959年冬月间，贫农杨昌祥偷队里红苕20斤，被杨发现后，杨平昌和社员杨胜才用棕绳吊绑，杨平昌随即毒打一顿，并扣饭三天，杨昌祥被打后半死，该员就指使地主杨胜仁和社员杨光后挖坑活埋了。
+
+　　2，1959年冬月，贫农杨光后偷了红苕30斤，该员指使地主杨胜仁，富农杨胜贵吊绑后，负伤过重死去。
+
+　　3，1959年冬月，贫农杨胜友因病不能出工，杨平昌逼迫去黑水管理区捶石子和去盖上挖蕨根，并连续扣饭三天后死去。
+
+　　4，1959年冬月，贫农杨光汉因病不能出工，杨平昌逼去挖蕨根，发给杨光汉挖蕨根期间口粮，在蕨根山上被地主杨胜仁偷吃，杨光汉回家后没有口粮，被该员连续扣饭五天后饿死。
+
+　　5，亲手吊绑2人（田世树贫农，杨翠二贫农），打过一人（杨文昌中农），指使地主杨胜仁，富农杨胜桂，吊绑五人（杨昌料贫农，杨光怀贫农，詹荣科小土地出租，田冬香贫农，崔树霞贫农），其中贫农崔树霞右手被当场吊断残废。
+
+　　二、翻箱倒柜，亲手翻家12户，其中贫农6户（田丰香，杨昌权，杨昌科，杨光怀，田兴弟、田世树），中农三户（杨文昌，杨树香，杨昌福），富农二户（张贵花，杨胜贵）地主一户（杨胜利）。
+
+　　三、贪污盗窃粮食共769斤。
+
+　　该犯态度极不虚心，对其揭发群众公开吓唬说：“这一下个个整我，过了这段又看上我的火色。”社员代表杨昌群等夜晚不敢出门，怕他马刀行凶。上述错误严重，性质实属坏分子。
+
+　　建议公社给予撤职处分
+
+　　 61年5月2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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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67.txt
@@ -0,0 +1,15 @@
+# 中共赤水县监委会对违反乱纪分子梁子明的处分决定
+
+　　梁子明、男、34岁，汉族，赤水县复兴公社凯旋管理区人，贫农出身，农民成分。解放前务农，1948年起当保丁二年，解放后1950年在我区队当兵三个月，1951年起历任农兵队长，治安委员，副村长，民兵副队长，人民代表，农业社主任，生产大队长等职。1959年入党（60年农村三反中已撤掉队长职务，取销预备党员资格）。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1959年反瞒产中，同住队干部管理区主任黄良均，不加分析，将中农梁齐辉、梁树智、梁则民、王汝贤等八户戴上富裕农民帽子，进行捆绑斗争，并没收家庭财物。其中肖文英家因东西被没收，无法生活，迫使其小孩梁位清进行偷摸，该员得知后，将肖文英母子二人进行吊打。同年腊月初三，以生产小队长梁雨开（该员兄，已病死），副队长周全安（已死），会计梁云航为首，勾结地主王文庆（已死），偷杀生产队集体喂养肥猪一头分吃，假报被盗，梁子明随即进行追查，未获结果。同月28日上述三人将生产队的红苕偷吃120多斤，又伪造被盗假现场，诬赖是社员李志敏、梁树伦、梁树仁、黄昭民、梁树梅、兰世英六人偷的，向梁子明报案，梁子明不加调查，即指使梁雨开、梁云航、梁子伦三人将上述六人捆到队管会吊打三个多小时，估逼承招，梁树伦、梁树仁二人在严刑逼供下，假供还有梁业清、汪德荣在场，梁子明即派梁子伦将汪德荣捉来捆吊，半夜栓在木桩上，后挣断绳子脱逃，行至向阳平南竹林死亡。其余六人吊打后，关在队管会反省，梁树伦被活活关死。1960年正月初二日，梁子明又指使小队长贾树林同梁业清捉来队管会亲自吊打，驾“地爬子”，五天死亡。妇女黄昭明被吊手杆吊脱，造成残废。该员为了贪污队里财物，拿回家不被发觉，而采各种方法对其嫂袁德容和袁的两个小孩施以毒打，曾将梁的侄儿梁树林的头部打伤。1960年古历九月初八日早上，袁德容在饭后未将灶火扑灭，即上山干活，不慎造成失火，将房子烧毁，袁为避免毒打，带着口粮，被条回家躲避，半月后返回大队，梁子明得知后，认为袁德容有意纵火烧房，于十月十三日在大榜食堂将袁一阵拳打脚踢，用刀背毒打，全身打成青红伤痕，十五日又被看员梁位宾将其一斤多大米拿去，袁德容由于身有肿病，加上被打受伤，挨饿受冻，于十八日死亡。
+
+　　二、该员一九五六年任农业社主任兼财务委员时，贪污挪用集体公款60多元，60年3月贪污克扣社员口粮大米9斤，糯米2斤，牛肉12斤，菜油一斤等物。
+
+　　综上所述，梁子明在工作时，利用队长职权，任意捆绑吊打群众，非法搜查没收群众财物，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直接致死人命四条，吊残废一人，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群众切齿痛恨，以求严办。为此，经县委1961年元月22日研究，结论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为了维护国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挽回不良影响，决定依法逮捕法办。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7/5/000068.txt b/CCRD/2/7/5/00006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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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68.txt
@@ -0,0 +1,15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田茂远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田茂远，男，现年27岁，汉族，家庭贫农成分，个人学生出身，城关公社复兴管理区人，1953年参加工作，1958年入党，历任总支付书记、乡干等职，现任幸福坡分支部书记。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60年正月初四晚上，小土地出租田贵高，因宰杀耕牛一只，被田茂远知道以后，立即召开群众会斗争，斗争中他亲手将其衣服、裤子刮光，然后再进行绑吊打，连续打了二个多小时，当即把田贵高打得鼻口出血，放下后已不省人事，打后田贵高扣饭二天，第三天初七就死了。其爱人崔廷香为此也被毒打一顿。
+
+　　2，60年初因病不出工和小偷小摸行为而被他吊打的社员有冉翠弟、张桂芝
+
+　　根据以上错误事实，经研究决定，党内给予警告处分。
+
+　　 中共沿河县委监察委员会1961年5月2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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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69.txt
@@ -0,0 +1,15 @@
+# 安徽省阜南縣龍王公社唐莊大隊党支部關於馬士娥錯誤的報告（節選）
+
+　　【馬士娥为安徽省阜南縣龍王公社唐莊大隊的食堂負責人、中共黨員。】
+
+　　主要錯誤事實：
+
+　　59年冬和又年春，由於嚴重自然災害，農業生產失收致使59年農村缺糧、斷糧，廣大社員群眾處於極困難之際，雖然政府撥給大批糧食，但是來不及調運，在這種嚴重困難情況下，馬士娥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僅不能關心社員疾苦，反而與壞幹部曾繼寬等混在一起，偷吃偷喝，翻箱倒櫃，掠奪社員財物。
+
+　　當政府撥下來大批糧食後，生產隊恢複食堂，馬士娥掌握東頭食堂，進行偷吃偷喝，60年春節之際，每人一斤麵，結果每人隻發四個餃子三個圓子，剩很多餃子，結果未發給社員就沒有了，她家小孩吃的肚子脹的往外吐，吐出來的餃子又被別人家的孩子拾起來吃掉。她在掌握食堂同時，她女兒住在本社西頭，家裏是富農成分，馬士娥把她女兒搞來燒鍋做飯，偷吃偷喝，社員家餓死人很多，他家一個人未死。
+
+　　59年冬，社員曾慶祝娘家挖點菜，家裏原來曬點紅芋葉子及棉花，馬士娥不顧社員濟困，隨同壞幹部曾繼寬（支部書記）一道將菜及棉花全部搞到連部去，曾慶祝娘被曾繼寬吊後回去沒有吃的四五天後死去了（那時未開食堂），雖然不是馬士娥責任，但其參與一夥搜掠社員渡命東西，其錯誤性質也是極其嚴重的。
+
+　　社員王家錢家九口人，死了七口人，剩下兄妹兩人，因浮腫搞不動茅草，或達不上任務，馬士娥同代廣巨經常扣他的飯，一頓扣一碗或兩碗，有時甚至全不給，據廣大社員反映，代廣巨扣飯大都她出的主意，代廣巨執行。馬士娥本人不出麵，不打飯。馬士娥雖然未直接扣過，但民憤很大。在曾繼寬掠奪社員曾慶祝家豬肉、代學謙家豬肉、郭鳳英家豬肉，每次她都在吃，不僅在食堂偷吃偷喝，同時同壞幹部曾繼寬一起將社員東西掠奪來進行吃喝，不顧社員疾苦，完全喪失一個共產黨員應有的品質。
+
+　　来源： 网络所载档案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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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罪恶全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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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山县委办公室主任、万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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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党的正确英明领导与亲切教育翔下，虽然在各方面有了一些提高，为党为人民作了一些工作，但是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由于个人在组织上离开了党、离开了人民，缺乏应有的党性锻炼，在思想上缺乏深刻地、彻底的自我改造，陷入了蜕化变质，因此，自一九五八年以来连续犯了几个重大原则性的错误，直至发展到在前冬去春背叛了党、背叛了人民，作出了反党反人民的勾当，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了滔天罪行，给党的革命事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造下不可弥补的损失和毁灭性的破坏。现将我的几个主要罪恶与错误事实向党向人民作如下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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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前冬去春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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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虚夸：将一九五九年这个灾年，虚夸为丰收年、大丰收年。一九五九年秋季，罗山的农业生产在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英勇顽强和坚持不懈的与干旱作斗争，终于战胜了旱灾，获得了一定的收成。这是肯定的，也是罗山有史以来所没有的。但是八十多天不下雨，也是罗山一百多年以来少见的。在那种干旱持续了八十多天的情况下，加之水利条件的不同，抗旱能力的不同，工作基础和群众基础的不同，造成全县性的因灾而减产欠（应为“歉”-编者注）收，在罗山已经成了客观事实存在，这是任何人也不能不论的真象（应为“相”-编者注）。可是我确（应为“却”-编者注）反动的歪曲这一事实真象，想让上级说罗山是大跃进年，是大跃进地区，抗旱成绩巨大，领导有方，因此我在当时不仅不承认这一客观事实，相反的，还大喊大叫罗山抗旱成完（应为“绩”-编者注）巨大，全面丰收，不仅是丰收，而且是大丰收，五九年的粮食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还增产15至20%，夸大抗旱成绩。在这种反动的思想指导下，我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以前，积极主张将全县的秋季粮食产量定为四亿二千万斤（据现在落实为二亿斤），同时，我为了在全县干群中灌输我的反动的丰收毒素，煽起下面的虚夸，我亲自创刊了一个所谓“丰收简报”，登载一些假的丰收材料，迷惑全县干部和群众。为了实现我的幻想--人人都说丰收，因此我便在年成上喜听丰收，不愿听受灾减产；在产量上，喜听高的（实际上是假的），不愿听低的（实际上是真的）。同时，我还为了蒙哄上级，骗取荣誉，在出售公余余粮上，也是愿意超额，不愿意完不成，夸大工作成绩。更为严重的是：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省民政部门发下的灾情统计表，叫县民政科如实的统计上报，县民政科的同志找我两次，我都说“罗山没有灾情，纵有点灾情，现在也不是私有制时，现在公社化了，有点灾情，公社、大队统一核算，也没有什么问题，咱也不需要上级救济”等等。试等（？）第三次民政科李宏献找我说：“灾情表省里几次电示，还是叫报。”我才说：“真正叫报，你们就按照财政局报公粮减免的十个灾队上报。”由于我还这样以（应为“一”-编者注）来，造成全县性的假报丰收和虚夸风兴起，结果造成全县产量普遍偏高和购了群众的过头粮，致使群众饿饭，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大量饿死，以及上级得不到真实情况。这是我所犯罪恶的很重要和最根本的一条，现在我检查起来，我不仅在前冬去春在粮食工作上有严重的浮夸，就是在其它别的工作上，浮夸也很严重。总起来我认为：我凡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某些点滴成绩的工作，我都是夸夸其谈，以少报多，以小夸大；凡是属于缺点和错误的问题，我都是以大说小，甚至于避口不谈，纵然有时承认错误缺点，承认有错误，也将它说成是难免的。或者说是九与一的问题。以此种资产阶级卑鄙的手段，蒙哄上级，骗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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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由于我在粮食产量上有严重的浮夸，当然也就说“罗山的粮食多的很”，因此，对原反动地委分配罗山的一亿八千万斤公余粮任务和原反动县委主张出售二亿斤公余粮也表示同意，说什么“有信心、有决心”完成，并说什么“完成两亿斤公余粮也不成问题”。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当全县公余粮任务完成一亿五千多万斤下边就反映没有粮食时，我仍不加分析、仍不加思虑的说是所谓“思想问题”，因此，也就不择手段的采取一系列的反动作法，大搞反瞒产斗争。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到处大喊大叫大丰收。说什么“水利今年发挥了效能，秧栽的多。虽然中间干了一段，但经过十余万抗旱大军几十天的抗旱斗争，救了很多作物，后期又下了好雨，作物普遍生长良好，今年是样样皆收。谁要看不到这一点，就要犯错误，谁要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认抗旱成绩，就是否认大丰收”等等反动言论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对说没有粮食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斥责。第二，追逼完成追购任务。一方面为许文波准备材料，一天召开一次电话话，让我督战，说这还满足不了场，我还亲自召开了四次电话会，进行督战催粮。特别是有一镒电话会还直接接到大队。还是我召开的电话会，每次都不外乎是：先公布所谓“战果”，表扬所谓先进单位（即完成或超额完成公余粮任务和当日入库数量多的单位，如彭新、定远、县农场等）；批评所谓落后单位（即没完成公余粮任务或当日入库数量少的单位，如竹杆、城郊、栏干等），追究其检查公余粮入库进度慢的原因，并令其作出完成任务的计划。在最紧张的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我于四号夜晚召开电话会，贯彻路宪文的“社员向生产队报喜、生产队向大队报喜、大队向公社报喜、公社向县里报喜、县里向专里报喜”的所谓“层层报喜”的杀人措施，我并提出三抓（即：早晨抓计划，中午抓行动，夜晚抓效果）的反动措施，就是每次许文波作电话报告，事前我也是强调说：“今天的电话会很重要，有许书记作指示。希望大家好好的听，能作笔记的一定要作笔记”等等。会后我又是强调说“电话会议结束，希望各单位立即研究贯彻执行，并将你们研究的意见和执行情况以及经验，向办公室汇报”等等。同时我还以抓的紧、工作积极的面目出现，有时上午作报告，下午就要回报。甚至于有时候头里作报告，接着就要回报。更为恶毒的就是：有时电话会议中间，点问一至二个公社谈谈报告的内容是什么，唯恐许文波的反动指示贯彻不下去。这样一直坚持月余，弄的下面干部没有办法，有时连电话就不敢接。另一方面，积极拥护许文波提出的将统管粮（即种子、口粮、饲料）抵作公余粮入库的主张，并坚决贯彻执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号在许文波布置统管粮抵公余粮入库的电话会后，我紧接着说什么“先将统管粮抵上，完成任务，放下一头，以后再搞出来的粮食作为统管粮，这也搞得，搞工作就得搞一样清一样，免得陈的未去，新的又来，越累越多，越压越重”等等。这样以（应为“一”-编者注）来，全县将统管粮抵作公余粮入库达500多万斤。再一方面，积极鼓历（应为“励”-编者注）已经完成公余粮任务的彭新、定远县农场等单位，超额完成征购任务，手段也是常非（应为“非常”-编者注）恶毒的。除了在电话上表扬外，还给登报、通令加（应为“嘉”-编者注）奖，弄的这些单位骑虎难下，只得卖种子、口粮，结果购了彭新、定远两公社300多万斤过头粮，造成这些地区的群众饿饭，饿死几千人。第三，同谋策划杀人措施。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日在许文波主持召开的县委办公会议上，我除了积极提出“1. 大反右倾，大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搞评比竞赛，搞起社与社、队与队、人与人的红旗竞赛运动。2、大讲形势，系统的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倡导深入重点，突破落后，传播经验。3、大讲粮食统管的好处，大讲粮食政策”三条杀人措施以外，还赞同李如宾提出的“开展两条道路的斗争，继续召开五类份子会”和谌才良揭出的“前后方结合，在水利上、学校里，结合社会主义运动，揭发瞒产私分”的三条杀人措施，最后还研究了八大（即大反右倾鼓干劲；大搞群众运动；大讲当前好形势；大搞粮食统管；大搞红旗竞赛；大讲粮食政策；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搞水利），搞起全面生产高潮。第四，积极主张召开北四乡贫顾农代表会、万人大会和积极拥护召开彭新假现场会。凡店假现场会，搞反瞒产斗争。特别是召开万人大会，我是非常主张的。在万人大会召开之前，我为了对到会人员进行精神统治，一手支掌花了四百多元，办了一个所谓“解放前十年，解放后十年，今后十年”的三个十年展览馆，同时，我还为了讲展览馆办好，又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号许文波通知召开万人大会的电话会议上，强调要求各公社党委书记要大力提供材料，特别是要解放前贫苦要饭、解放后翻了身、生活很富裕这种典型户的物资来充实展览馆。结果我的爪牙、原港涩公社党委书记韩德富，讲港涩夏岩大队一个翻身户（名字不知道）的布？，衣服、胶皮鞋、粮食等物资于十二月一号用两部架子车装着送到县里，党我见到这些物资后，认为很好，便立即送到展览馆里陈列了。由于我对人民的生命财产漠不关心，事后没有将这些物资退回原主，放在文化馆，致造成这一户四口人，在前冬去春冻、饿死三口，这是我的直接人命，我应负完全责任。万人大会报到的那天，我命令县直机关干部、街道市民、厂矿职工，打着锣鼓，放着鞭炮，道城外四处迎接，还说什么“万人大会万人接”。在万人大会召开的时候，我组织与会的六千多名干部参观所谓“三个十年”展览馆，组织参观”刘介梅“戏剧。组织报喜、发奖、公布几堂红的公社、大队，以所谓的“抛砖引玉”派代表给城关公社大队送粮食等等反瞒产的新花样，都是我搞的。第五，到处收集有粮食的假材料。推广反瞒产的所谓“经验”，那（应为”哪“-编者注）怕是一个公社，一个大队，一个食堂，搞出几千斤、几百斤甚至几十斤粮食，也不分真假，也不管是什么粮食，更不管是用什么手段搞出来的，便一方面叫喊“农村有的是粮食，农村粮食多的很，粮食都被偷盗了、私分了，搞不出来是干部的右倾，是工作方法的问题”等等；另一方面，积极正（应为”整“-编者注）理材料发通报，如县委批转“*公社兴龙等六个大队关于发动群众，大力揭发瞒产私分的经验”一文的批语，是我为县委起的草；“是真象是假象，是实际问题还是思想问题，杨店大队完不成公余粮任务的原因何在”一文；“城郊公社岳冲大队尹湾小队是如何突破粮食重点的”一文等等。许多反瞒产斗争的假材料都是我签发的。就这我还不满足，更恶毒的总结了所谓瞒产私分的十大花样（如偷盗、私分、大秤进小秤出、多吃、多留种子、以私仓库报公仓库......等）。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省委宣布征购任务结束，我虽然不搞反瞒产完成公余粮任务了，可是我又搞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在十二月份我又以安排社员生活为幌子，办一个所谓“生活安排简报”、推广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为幌子，办一个所谓“生活安排简报”、推广反瞒产安排社员生活的经验（实际上都是假的），以此作为反瞒产斗争的资本。第六、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原反动县委抽调六、七十名干部下乡搞反瞒产，我亲自负责所谓“训练”灌输反瞒产斗争的毒素。说什么“罗山秋季农业是大丰收、农村粮食多的很”可是由于农村在粮食方面有两条的斗争，目前几乎普遍叫没有粮食了，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通过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精神，充分发动群众，作好粮食工作”等等。正在训练期间，原县委组织部附（应为“付”－编者注）谌才良回报城郊公社岳冲大队尹湾小队搞出2000多斤粮食。我就亲自带着这些干部去参观。参观后，并强迫该队队长尹连根介绍偷盗私分的思想和作法。最后，我又向全体干部强调说“通过今天下午的参观，我们可以看出农村粮食多得很，以前都被偷盗了、私分了。我们必须清楚的认识到：目前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突出的反映在粮食上，你们这次下去要顶得住，无论如何不能向富裕中农屈服，在思想上还要准备着下去吃菜或者说饿肚子，这都是可能的，不管怎么样，你们要占(应为“站”-编者注)稳立场，不要被假象所迷惑”等等。第七，当下边的正义干部反映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光吃菜时，我不仅不虚心倾听，反而还大加斥责，把说没有粮食一律说成是右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富裕中农向我们进攻的花样。对挺身而出为群众说话的人，施行批评打击。如原农业局附科长彭明礼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亲自向我反映莽张公社岳城大队他家庭所在的食堂断粮十多天，大人吃糠吃菜，小孩饿的哭的真实情况，我听了心里很烦躁，不但不听，反而还批评他不了解情况，最后很气愤的叫他将情况写一写（实际上是想抓他的小辫子）。不仅如此，事后还通知人委正风领导小组要批判他。幸亏该同志不是党员，没有遭到批判和斗争，可是该同志的入党问题，由于我这样一搞，一直到现在还没得到解决。我在这种极端反动的思想指导下，还亲自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份，先后指示公安局、商业局要批判反映农村真实情况的徐登高、刘自立同志，结果使好干部徐登高同志，在公安局遭到打击。又如信阳机机（？）厂一工人向我反映他家庭周党公社断粮饿死人的真实情况，我大批判该同志一顿。特别是在一九五九年十月份以许文波为首的反动集团(我个人在内)打着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幌子，打击陷害黄得功同志，我也是其中的积极分子，说黄得功是促退派。在罗山没搞出个啥名堂，罗山要叫黄得功领导一辈子也实现不了社会主义等等。对县农场场长陈广喜同志，也是打击陷害的态度。特别突出的是认为他是老右倾，对他反映县农场的粮食也吃不到六零年接麦的情况，一直是不相信。并曾批评他多次，说他要粮是乘风赶浪，是思想问题。后来原县委几次研究分配统销指标，我都说“县农场不缺粮食 ，不一定给他”。试到60年3月份县委再次分配给县农场40万斤粮食。就这我还在四月份以统销结余互相调剂为名，调出5万斤粮食。就从这个问题上，足以看出我在粮食产量上是主观的，是脱离实际的，也是不相信群众的，反瞒产是非常积极的，其结果是杀害了几万善良群众，这是我的一条重大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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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死人问题上，现在检查起来，我当时对人民群众的死活是极不关心的，明明人饿死成堆，可是我不论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一直不承认人是饿死，我把他说成是思患浮肿病而死。更为严重的是：认为有病就治疗，真正治不好死了人，那也没有办法。同时并将某些西医说的“发生浮肿病是因为营养不良所致”的正义言论，说成是我的所谓“思想意识不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也假装积极的亲自召开两次中医座谈会，假意研究发生浮肿病的原因和治疗办法，但由于过去反动县委对干群施行高压政策，批判过说患浮肿病是因为没有粮食吃所致的说法。因此两次中医座谈会，他们都说是“大旱之后，必有瘟疫”。结果在我的把持下，将患浮肿病和死人归结为：天旱的时间长，人体受了伤，加之卫生没搞好、劳逸结合没搞好等原因。为了向干群施放烟幕，我还亲自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下午，专门召开了一次公社第一书记电话会，散布和贩卖我的所谓发生浮肿病的原因和办法，最后还强调说“各地对浮肿病要突击治疗，今后再不准有死人现象，如那里再要发生死人，要追查责任”等等。自从我这样一搞，发生浮肿病谁也不敢说是没饭吃饿的了，死了人谁也不敢报告了，怕追查责任。结果很长一个时间，搞不准死人数字。试（应为“直”－编者注）到一九六零年元月份，县公安局向专公安处报年终户口，全年死人数字，一下子搞了一个全年死人13000多人的数字。派徐登高送给我审查（实际上那时已不止此数）。当时我一看大吃一惊，批评他说“你这数字从那里来的，去年入冬以来，浮肿病发生这么严重全县才死了多少人哪，办公室才掌握死了1800多人，全县要死这么多人那还得了。你这个数字暂时不能报。”“重新与各公社第一书记亲自联系一下再报。”不相信他的数字。办公室以后向地委仍是按死人1800多报的。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零年三月，由于原来群众虚弱，加之天气突然变冷，浮肿病又二次复发。在省委的多次指示下，县里也采取了集中突击治疗的办法。浮肿病号集中后，我又残无人心的执行了张子才提出的“将青壮年病号分别集中，有意识的加强他们的营养”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其次就是当时县委会大礼堂也集中了三十多名轻病号，他们没住上十天，我为了办展览馆，迎接全国水电现场会的参观，就毫无一点人性的硬性叫他们搬到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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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隐瞒罪恶，封锁消息。在前冬去春粮食紧张，食堂断炊停伙，群众吃菜饿饭，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的后一阶段，这些真实情况我是知道的。可是由于我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个人主义，采取对党欺骗和隐瞒的态度，不仅没有如实的向党报告，反继续埋头搞反瞒产斗争。这一条我具体有如下罪恶：第一、一九五九年秋季公余粮征购时，不论是自己亲自向原地委回报也好，是办公室的其它人员向原地委回报也好，自己都说“罗山是大丰收，粮食多的很，对完成地委分配给我们的征购任务，县委的信心很足，决心也很大。我们保证完成，争取超额”；在回报生活安排时，也不是按照公社回报的材料汇总回报，而每次都是按照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份彭新会议所谓最后定案的三亿四千万斤产量计算回报，编弄假材料，欺骗上级；在回报死人情况时，将饿死的人说成是疫情。在死人数字也是去头减尾（如扩大正常死亡）不按实数上报。十月份只回报全县死人120多人（当时下边报多少忘记了）。十二月份只回报死了1800多人（当时下边报多少忘记了）。一九六零年三月份只回报全县死了4000多人。五月份才回报死了22022人。这是对上汇报是这样，就是对下，也是施行高压。特别是当哪个公社报的数字多一下子，少一下子时，也是进行追查。弄的下面不敢报真实数字。第二，1960年元月份省委宋致和书记来罗山检查工作 ，当我接到地委办公室的通知后，一方面，召开筹备会，研究宋书记来后的住宿、生活和保卫等工作。另一方面，在电话上通知城关公社党委说“最近省委宋书记要到罗山来，你们要动手将街面上的卫生抓好。同时还要派人将汽车站一片和城关里边的外流人口，统统收容起来，送到收容所，不能让他们在街道上乱窜，否则影响不好”等。当宋书记检查罢罗山的工作，要到光山去前，我又****托底布置竹杆公社党委说：“省委宋书记马上要到光山去，你们要赶快派人将信湾公路两旁的外流人口集中起来，特别是竹*桥上，要有专人负责，不让光山那边的外流人口个（应为“过”－编者注）来。”又长途电话通知原光山县委说：“省委宋书记马上要到光山去，现在已在罗山吃饭，请你们作好准备。”等。不仅省委宋书记来是如此，凡是接到地委通知，公社要对什么客人，我都是积极的布置，每次都不例外这样几方面：1.卫生要搞好；2.外流人口要集中；3.生产劲头要大。第三、更为突出更为严重的是：1959年11月12月份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亲自接到上级转来和别人交给我的人民来信三封。这些信件都是向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反映农村缺粮，饿死人的情况。可是我不仅不慎重对待、严肃处理。反而，一律说成是所谓“反动匿名信”，一律交公安局或公社秘密破案。结果造成反映真实情况的一个家住周党公社的潢川中学生受到公安局的拘留审讯和竹杆公社一个下级干部受到斗争。第三、1959年12月份斗了某部队一个家住周党的战士接到家信说家乡没有粮食吃，饿死人，便立即向部队首长反映了。后来部队派一个指导员到周党公社了解情况。这个同志临回时路过县里，想了解一下全县情况。当天夜里我就在原组织部高绪增同志的住室里向该同志介绍了一套假情况。我所介绍的大致情况是：“罗山今年春季是大丰收，粮食收了三四千多万斤，前一段农村生活标准是每天每人1斤粮，目前生活安排的都很好，每天三餐有干有稀，不过目前的确也有少数食堂社员生活没有安排好，问题就是没有管理好，粮食都被偷盗私分了，而这样的食堂虽然集体没有粮食，但是社员家庭还都有粮食。至于死人问题，全县目前也死了一千多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疫情所致。”等等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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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充当了杀人凶（？）手，许文波、路宪文的忠实走狗和有力的杀人刽子手。在许多问题上，他们只要说一句，让我都当成是不可侵犯的旨指，不折不扣积极的、服服帖帖的去执行。我在检查起来，有这样几件最残、最无心的事情。第一、在粮食和死人问题上。许文波说：“不要光听下边的瞎叫喊，旧历年前不发粮，要饿死人，你勤找我”。我就不管谁反映的情况，更不管情况假如何，如反映的情况适合我的心意我就听，如何（应为“果”－编者注）不适合我的心意我就不听。如1959年12月份，原地委统战部部长王秀轩同志，向我反映竹杆公社赵山大队的死人情况，我说有片面性的，我就不听，也不反映。第二、1959年11月至12月份，死人最厉害的时候，群众没有办法，外出逃个活命，万若无可奈何丢掉自己亲生的儿女。路宪文、许文波说群众是正义逃生是所谓外流人口、流窜犯。说丢小孩的是假象。是敌人破坏。我就毫无一点人心（应为“性”－编者注）的积极卖和唱来，并积极的于1959年12月份一个夜晚在城关召开了党团员和县直机关负责人会，首先向他们讲了我的所谓“罗山的大好形势、秋季农业的大丰收”，接着就向他们讲：“要谁目前农村在粮食方面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并举例说：“目前城关发现不少外流人口和丢孩子的”，并强调说：这都是假象，是敌人破坏。同时还介绍潢川公安局破获的类似案件的情况，紧接着我就要求说：“今后要人人负责，发现外流人口，一律立即送到收留所，今后要再发现谁个门口有外流人口，要追查责任，同时，还要注意丢小孩的今后再发现有丢小孩的，不仅要收小孩，要着重的注意逮大人，逮住了大众很好的审查，看是否是敌人破坏”同时还责成城关派出所，要负责对外流人口的审查，并坚定的说，如何通过审查发现有五类分子的破坏，要立即逮扑。会后还责成城关党委公社党委，要在城关召开一次群众会，讲讲形势，揭发假象、以安定人心。由于我进行了这样一套反动宣传和下这一道反动命令，城关镇定一（？）大量收容所为“外流人口”，不仅白天搞，甚至夜晚也搞，12点钟以后，还派民兵在大街小巷搜索。结果造成城关一个收容所就收容1000余人，最严重的是就是对收容而来的大人小孩没有加强照管，派的管理人员不纯，喝他们的血，每天只给他们几两粮食吃，还叫劳动，结果造成大量死亡，据揭发城关收容所，死了450多人。不仅如此，我还于1959年12月份，在电话上通知“淮河沿岸的六个大队，要组织党团员分段负责，不准外流人口入境，今后那于（原文如此）再要有外来人口入流，都要追查责任”。这还不算，还于1959年1（？）月份下旬，批准汽车站执行地委的乘审（疑为“车”）要介绍信：“没有介绍信不卖票的反动指示。”第三，许文波说：“吃人肉是假象是敌人破坏，一律抓起来。”我就非常积极的在电话上通知竹竿公社、彭新公社、涩满（疑为满？）港公社说：“要讲你们原来回报的吃人肉的人一律逮扑送到县于（疑为里）”，结果在我的乱令下，逮扑了三个无辜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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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一评（应为平）二调刮共产风。我在这个问题上不仅严重、突出，而且历史性性（原文如此），是一犯再犯。第一，1958年，我兼任城关镇党委第一书记时，在转城关人民公社和大公（原文如此）钢铁上、我完全是大嗡大聂，不管三七二十一，生产资料统统入社，入社后社员吃饭不要钱，结果搞的乱七八糟，造成城关一度在经济上压力很大。在大办钢铁上，我更是不顾一切叫群众投资，大搞钢铁抗旱等。结果造成城关收小棍（自己不清，疑为棍），砸家具，甚至连生产工具也破坏很多。第二、1959年秋季，我又是大搞一评二调刮共产风，为了大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盖招待所、展览馆、发电站，都不顾群众死活。主谋向公社提取积累100多万元，并主谋向公社借款100多万元，后因省委指示，我的阴谋破产。仅有彭新、栏杆两公社上交了53万元，结果造成这些地区经济困难，工资不能发放，甚至于连买粮食的钱都没有。这我都要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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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严重的违法乱计（原文如此，应为纪）。1960年10月份，我在医院住院时，有一竹竿杆公社方集大队的两个妇女病号出院，医院事务长刘定如发现该两妇女的衣包里包着20多个馍，其中已有七个馍（？）了，就到处说。当我听到这个情况和见了我的馍时也很有气，说什么：“看个现场会让大家看看。”结果医院管理人员叫了20多个病号和医院医护人员开现场会，我在这个所谓现场会上说：“这是投机取巧行为，是富裕中农思想，真丢人等等”。接着大家对这两个妇女进行了批判，后虽说馍都给了他（应为她们，原文如此）了，但也使违法乱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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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违背中央指示，残害人民全县。前冬去春在群众生活那样困难，生命毫无保障的情况下，自己不仅没有提出搞生产救灾、安排群众生活、下水救人，反而大兴土木，大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1）同谋策划大搞水利，终于又叫全县兴建35座大、中、小型水库，投入民工十万人，后来由于任务大，要求紧，加之天气严寒，结果造成水利上的严重违法乱纪和大量死人，同时也造成后方老人、小孩无人服（自己不清？）养，饿死、冻死很多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水库上劳力强度太大，加之家庭有老人、小孩的牵挂，有一部分民工想回家。在这种情况下，我毫无一点人心（原文如此，应为性）的命令民工一律不准回家，并多次电话督促公社将回家的民工 一律动员回到水库去。特别是严重的是，这些水库不仅一无所成，而且在60年汛期炸毁龙山水库，弄得四方群众不得安宁。的确劳民伤财，给全县人民加深了很大灾难。（2）在县资金一手支拿花了17000多元盖了四幢（24间）办公室，花了4000多元，装饰了三间电话会议室，用布几千尺，用棉花几百斤，花了2000多元。打一眼机井现在还不出水，花了4000多元，修一座水电站，现在还不能发电，花了3800多元，办一个水电展览管（应为馆）。总共我在前冬去春花弗（原文如此，应为费）了国家资金28000多元，其中浪弗（费）药10000余元。不仅如此，我还于1960年4月份，指示我的瓜果。 原城关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王文礼，富（原文如此，应为副）书记熊保正扒县委会民房30多间，造成城关市民没有房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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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腐化堕落，大吃大喝，多吃多占，第一，前冬去春群众因少吃无穿、饿死、冻死成千上万人，可是我在机关一直吃着小伙，每天无（？自己不清）不餐，不仅白天吃，而且夜里还吃夜餐。群众吃糠咽菜，有的连糠菜也吃不到，可是我吃的好米白面，也不定量，鱼肉是家常便饭，有时还炸着吃，还喝酒。也可以说，我在前冬去春“只管自己（？字迹不清）肉醉，不管群众死路旁”的极端反动的国民党，地主阶级的生活方式。不仅自己吃，而且我的两个小孩也在小伙上吃半个月之久，光给钱，没有给粮票。第二， 1959年12月份和1960年4月份，省残废军人演唱队来罗山慰问和黑龙江水电站参观团来罗山参观，我负责全面安排工作，不仅令商业局大买高级菜和做高级点心，说什么：“这是罗山的光荣、要招待的好一些”， 而且浪弗（费）也很大。两起客人总共60多人，我们光招待员就请50多人，他们陪着大吃大喝，我也是陪客为名，大吃大喝两餐，没给钱也没有给粮票。据这次揭发的光水电站现场会就发了很多钱。总之我前冬去春完全是以资产阶级作风，请客送礼。据不完全统计，县委会在前冬去春光请客送礼，就报销了2800多元。第三，1960年7月至10月，我因病住医院，仍不是以一个普通病号的身份，与其他病号同吃同住，个人是平吃小伙，每天无（字迹不清？）不餐，有时还炸着吃，揩病号的油、粮。1960年9月份，我到洛阳看病以前有愁路上吃不上饭，专到商业局到粮食局搞粮、油，给自己加丁点心，作为路途吃，个人临走时买了五斤饼干，也没有给粮票。据这次揭发浪弗（应为费）好面50斤、油8斤。同时在到信阳去时还叫一个通讯员护送。
+
+　　（10）违反粮食政策。前冬去春群众连最低的粮食标准也吃不到，可是反动县委小伙吃饭确（应为却）不定量，随便吃，甚至来的家属吃饭也不给粮票，结果粮食吃月月超支，一超支我就写信报粮食局补助。据初报计算，我擅自写信给粮食局补助原县委小伙粮食达1000余斤。
+
+　　由于思想变质，工作就脱离实际，1960年夏至节已过20多天，我令全县：“凡是离水塘近的田，只要田于（原文如此，应为里）有水，塘于（应为里）有水，都是种上了黄豆的也得（？判）了插秧，保证全县完成80万斤水稻计划”。结果全县翻了4万多黄豆，插上晚秧，秋季这些晚秧是颗粒未收，给全县农业生产遭（应为造）下很大的损失。
+
+## 二、在生活作风方面的错误
+
+　　非法的上有夫之妇潘万慧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错误事实的经过是：1958年冬地委继续搜山工作取得胜利之行，为了彻底的挖掘隐瞒敌人，派我带一个工作组（因我当时是县委统战部长）到灵山寺和尚中开展真查( 应为侦察)工作，同时县委为了使当地公党委（原文如此，疑为公社）掌握情况和便于作尼姑工作，有从灵山附近农业大队抽出一个妇女干部潘万慧。由于工作组工作，从此我俩便认识了，时间长了，也渐渐熟了。在这种情况下，每天除了谈工作外，也谈一些私人生活问题，这时潘就向我谈出她和她爱人的关系问题不好，过去也闹过离婚，没有（？字迹不清）掉。开始在谈这些情况时，我也表示过要帮助（他）们解决夫妇关系问题，也曾拿我与我的爱人的关系，原来不好，后来也渐渐的好了的事例教育过她，后来由于在一起工作，就经常的要给我洗衣服，起初其拒绝过几次，后来看她很诚心，也就应承了。从此凡是我换的衣服，都是她给我洗，后来我为了奉送人情，也给她买了一瓶雪花膏，一双袜子，这样以来她就对我更加亲近了。在这种情况下，我的资产阶级卑鄙无耻的思想就作怪起来了，认为对我很好，又有文化，她与爱人关系又不好，将要是她离掉婚我能和她结婚，要比我现在的爱人好得多。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就在1959年3月上旬的一个上午在工作组的个住室于（应为里，原文如此），我就给她写了一个“敢情是双方建立起来的，”久后就会更加情爱”的纸条，暗示了我的情意，当天夜晚，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向我表示情意，我俩就通起恋爱信来了。3月的下半月我俩就通了三封。不仅如此，还在1959年4月上旬的一天下午，非法的在口头上谈起恋爱来。并订出她离婚，我离婚，将来我两结婚计划，从此，我两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甚至有时左右不离，直至发展到在1959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在灵山寺后白果树下，发生关系一次。当我这种卑鄙的行为被工作组的同志发现后，立即向原县委写了报告，县委接到这个报告后便三令五申的叫我调她出工作组，回农业大队。可是我由于资产阶级欲望没有达到，一方面拖延不让她走，一方面搞非组织活动，打电话找涩港公社党委张家升，要将??（此处看不清）潘要到林场工作。结果我就一手将潘要在林场作妇女工作，暂住大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仍想和她保持关系和继续发生关系，后面一连在外开会和有两次有人不方便，我的无耻愿望为呈（逞），五月底县委一方面叫潘走，一方面通知我回县，我两才算离开。在未离开之前，还订立共手（守）同盟，终身（生）不说，还互换了象（像）片，我又给她四块钱，又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表示愿意认她为我的养母等等无耻作法。我回县后，原县委对我开展批评和帮助，我抵触不承认，光检查现象，不交待事实，就在60年7月份，我住院时，潘到医院看我，我还企图不让她说。[??]（一字，看不清）到10月份，原县委二次对我开展批评帮助，我才被迫作了交待，直将错误向党隐瞒一年多。
+
+　　我为什么会犯这种严重的罪恶和错误呢？究其根原（源）是：
+
+　　一、与我的出生有关，这是阶级根原（源），由于我出生于万恶的旧社会的小资产阶级农民家庭，不仅小资产阶级，思想根深蒂固，而且在思想上受了反动的国民党、地主阶级的思想侵蚀。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加之又种（中）上了反动阶级的思想余毒，再加上，参加工作后这些反动思想没有得到深刻的改造和彻底的清算和打击，始终占领着个人思想领域。因而离开党和人民的监督，就经不起考验，就办坏事。
+
+　　二、参加革命的动机不纯。我参加革命的动机，根本就不是为了党、解放全人类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而完前（全）是为了在政治上不受压迫，在经济上不受剥削能够过着向（像）过去地主那样的安逸（享）受生活、因此，革命人生观也就没有确立。
+
+　　三、没有党心，真正的党心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时，可以豪（毫）不犹豫，豪（毫）不挽（勉）强的服从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党的、阶级的、民族解放与人类的解放事业，而牺牲个人，以致牺牲个人的生命而豪（毫）不优予（犹豫），以致感到愉快。而我却与这恰恰相反，我的一切为了个人，就从我所犯的罪恶与错误来看，我是为了谁，很明显是为了个人，很明显是没有党性的，现在我自己说：我在一九五八年以前，是组织上入了党，而思想上没有入党的党员。一九五八年以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披着共产党外衣，实际搞反革命工作的无耻叛徒。
+
+　　四、离开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我现在检查起来，我自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完全没有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完全是以个人的主观幻想工作，以命令主义代替党的充分发动群众，以敢想敢干代替党的方针政策。如果说，我能真正的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也根本不会给党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也根本不会给群众带来这样残忍的灾难，同时也不会使自己犯罪和犯错误。
+
+　　五、不爱学习。我过去在学习问题上，往往不是强调自己文化浅，钻不进去，就是说没有时间，可是有时学习一些党的方针政策和理论书籍，又有一个自满情绪支配，所以就是学学看看，也是敷衍了事，不去深苦（入）钻研领会精神与实质，更大的问题就是在学习时，不能联系思想，联系实际。因此，也就更不能正确的去运用。如党章，自己也买的有，也学习过，甚至于经常装在口袋里，可是身上带着党章，而严重的违犯党章，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
+　　六、盲目的骄傲自满。解放后，就个人来说，由于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培养下，工作是一帆风顺，不断的得到组织上的提扒（拔）和人民群众的信任。自己却错误的认为了不起，将党的关怀认为是自己的能得（原文如此）。就全县工作来说，由于党的正确领导，群众的支持，取得某些点滴成绩，自己就错误的认为工作搞的不错，如水利、商业、交通等获得全国红旗，出售余公粮在全专（区）来讲，也是数一数二的，有以这居功自傲，自己就错误的认为工作作的不错，领导有方，个人也是罗山的领导之一，这些成绩也与自己有一份，到外边去，也觉得腰干（杆）硬些，等等。特别是在粮食工作上，每当听到外县产量高的消息时，就不服气的说：咱不比产量高低，咱看谁卖给国家的余粮多，谁对国家的贡献大，等等。因此在一九五九年公余粮征购时，自己就拼命的反瞒产，追逼完成征购任务，不顾群众死活，只求骗取个人荣誉，到实际不行了时，自己也不认输，还以吹牛的办法硬顶，结果造成这一流血的大惨案。
+
+　　的确，通过这次五个月的集训反省，我对罗山的这一悲惨事件，在思想上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对罗山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我对我在这一事件中所犯的罪恶和错误，也口服心服了。我认为：罗山这一流血惨案是非常沉痛的，是我党所领导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所受的损失也比拟不了的，党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的岁月里，一切都是为了解放全国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有不少革命前辈流出了鲜血，牺牲了最宝贵的生命。到今天好容易（原文如此）全国人民解放了，罗山人民解放了，这种解放不是好容易的，是用鲜血换来的。可是就这样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民，用鲜血换取的革命胜利果实，却被我这个党的叛徒，民族的败类，反动派的忠实走狗，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将善良的群众杀害几万，将革命斗争果实，建设成就一风吹了。况且根据罗山一九五九年秋季收成情况，根本也不该饿死人，就是罗山一粒粮食不收，党和毛主席也不会让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民饿死。就这样素称鱼米之乡的罗山，解放后安居乐业的罗山人民，却叫我这个坏蛋、人民的敌人，弄的暗无天日，乌烟瘴气，到处形成白色恐布（怖），使人民又进入了不如封建王朝的时代，弄的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死的死，亡的亡，路断人希（稀），过着政治上受统治，经济上受剥削的悲惨生活，实在是痛心难（原文如此）。其次就我个人来说，我也是党用鲜血解放出来的人，党解放了我，受尽了说不尽的苦难，牺牲了多少革命先烈，解放后，党使我在经济上翻了身，政治上翻身，分给我土地，钱粮救济我，培养了我当了干部，入了党，付出了很大的政治待（代）价和经济待（代）价。可是我这个无良心、无人心的的（原文如此）人，却把这一切抛在九霄云外，在那里横行霸道，胡作非为。想到这里，我的确咬牙切齿的脑（恼）恨自己，也没（疑为“深”——J）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革命先烈，对不起前冬去春遭难的阶级兄弟，也对不起他们的家属，对不起罗山全体人民。
+
+　　伟大的党，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新县委首长，我在你们的亲切关怀下，已经觉悟了，愿意放下投刀（原文如此），弃暗投明，向人民低头认罪。这次党和人民给我任何处分我豪（毫）无怨言，就是法办我，杀我的头，我也认为是非常应该的，这也是应得的惩罚。判我徒刑，这是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我保证老老实实的守法，劳动改造自己。
+
+　　总之，我的罪恶是滔天的，是党纪国法所不能饶恕的。因此，我忠（衷）心诚意的恳求党和人民给予我严厉的党纪国法制裁，以挽回影响和教育改造我本人，我保证永无怨言，并保证终身（生）记取这一血教训，彻底的改造自己，老实守法，重新作（做）人。
+
+　　以上交待极不深刻，请党和人民审查！
+
+　　罪人：万家印（印章）
+
+　　1961年5月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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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71.txt
@@ -0,0 +1,55 @@
+# 田贵雄是怎样混进来的
+
+　　<贵州省委工作队黑獭县委工作小组>
+
+　　（简历及其社会关系：）
+
+　　田贵雄，男，三十三岁左右，家庭成份贫农，个人出身小商贩。田贵雄的父亲是伪甲长，解放前与当地土匪首罪张荣（已镇压），周克其等相互勾结，祸害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田贵雄从十四岁起，以购卖布匹为生，直到解放前。解放前夕至解放初期，因即加入以罗绍荣为首的伙匪，常进行抢劫，据群众揭发：其主要的抢案有四起：
+
+　　一九四九年古历腊月，在四川省的马山窝，抢劫姓陈的住家户；
+
+　　一九四九年冬月，在铺子孙万代口附近的龚滩，抢劫一商船；
+
+　　一九五○年种苞谷时，在四川的梁桥，抢劫一住家户；
+
+　　一九五○年种苞谷时，与地主、土匪田炳荣等一起，在大龙堡抢劫一住家户。
+
+　　以上前三起抢案，均为匪首罗绍荣率领。
+
+　　此外，一九四九年，田贵雄还偷过古坪小队田耕云的牛。
+
+　　田贵雄是怎样混进党来的？
+
+　　解放后，在成立初级社以前，田贵雄是以贩卖布匹为业，一九五六年成立初级社时，因为田贵雄能做生意，能说会道，被选为初级社副社委员，从此即混入幹部队伍。不久，因即抓生产的副主任谭昌顺年老，且老实不会讲话，策动群众，把谭排挤掉，窃取了初级社副社长的身份。
+
+　　一九五七年，成立高级社时，其兄田贵举已任黑獭乡乡长，于是，由其兄提出，任命田贵雄任高级社主任。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后，由于田贵雄会吹会捧，“善于大会发言”，被任命为射奋村营长。与此同时，当时黑獭总支书记王卓吉（未整风前调离黑獭，此人也是混进党的，现已法办），派人通知田贵雄到黑獭，叫他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既未经支部大会讨论，未经支委员讨论研究等，又未报公社党委审查批准，就宣布为预备党员（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同时，王卓吉又叫当时的支委田克昌与田贵雄填写转正表，因即按田贵雄的实际情况，将一九五八年瞒产、盗卖大队的猪等，填入了转正表，王看后说，“这不行，重填吧”，于是田克昌把填的贴了，重填上“对党忠诚……”等，王才感到满意。然后，王又操纵了总党会，通过了田贵雄转正为正式党员，并身任射奋大队的分支书记，兼民兵指导员。田贵雄就是这样混进来的
+
+　　田贵雄混进来后，于一九五九年冬月（古历），撤销办事公真，不准田贵雄拿大队麦种吃的田本成的职务，拉进原伪甲长的狗腿子，小商贩出身的谢光益来任财务，从此，田与谢互相勾结。于五八年底六○年初社员困难时期，大肆贪污和克扣社员口粮和麦种。此外，还拉进了地主、二流子任青来任古坪小队队长。
+
+　　一、田贵雄的主要罪恶事实：
+
+　　逼死人命三条：
+
+　　（1）五九年十二月，亲自主持斗争会，吊打贫农社员田丰训（是田贵雄亲手捆起来的），因被吊打，于第二天死亡。据农户的田丰成、冉镛虫等反映，田丰训未被吊打前身体健康，是全家的主要劳动力，死后，满身发青。
+
+　　（2）六○年二月，贫农田云寿，已得肿病，身体虚弱，因饿偷社上的花菜，被田贵雄指使田贵德用竹棒逼着桃粪淋麦子，折磨数天后，又被田贵德打一顿，回去后即死亡。
+
+　　（3）六○年元月，逼死社员田贵礼（中农、复员军人）。田贵礼（当时任射奋村小教员），因为饿偷大米，被田贵雄吊打一顿，并撤销其教员职务，返家劳动，田贵礼因被打，加饿，劳动不力，田贵雄又扬言要“振他”，田贵礼怕振，被迫外逃，不敢返家。后死于沿河。当田贵礼？，其妻张彩菁曾多次向田贵雄请假，送口粮到沿河救其父返家，但，田贵雄早有把“？？”的恶意，于是不准假，并逼张彩菁种“万亩苞谷山”。田贵礼死后，田贵雄即以“饿不至饿死”多方利诱张，张无奈，只得与田结婚。因此，群众反映说：“张实上是是被他霸占了的。”
+
+　　二、贪污克扣社员口粮和麦种：
+
+　　田贵雄与谢光益相互勾结，在干部食堂大量贪污和克扣社员口粮、麦种及从社员家里抢的粮食共讲1500多斤，应由田贵雄负责的有300多斤。
+
+　　三、经常残暴的吊打社员。
+
+　　全大队被田贵雄吊打和被田指使别人吊打的社员至少有二十人，其中，最严重的贫农社员陈素英，因在群众中摆谈田贵雄在干部食堂大量挥霍粮食的情况，被田贵雄借故连续吊打三次。最凶的一次，把陈（女）的下身吊得流血。
+
+　　四、抄家：全大队被田贵雄“封产”（即没收其全部家产）的有三户，均系贫农。并为首组织翻箱倒柜，并将从社员家翻出的粮食，拿到干部食堂去吃，带回家去，最恶劣的是，把一社员准备住月（生小孩）吃的甜酒，也给没收了，并在干部食堂以高价出售。
+
+　　五、经常扣社员的饭。
+
+　　 省委工作队黑獭县委工作小组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于农科所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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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72.txt
@@ -0,0 +1,15 @@
+# 中共赤水县委监委会对违法乱纪分子梁子明的处分决定
+
+　　梁子明、男、34岁，汉族，赤水县复兴公社凯旋管理区人，贫农出身，农民成分。解放前务农，1948年起当保丁二年，解放后1950年在我区队当兵三个月，1951年起历任农兵队长，治安委员，副村长，民兵副队长，人民代表，农业社主任，生产大队长等职。1959年入党（60年农村三反中已撤掉队长职务，取销预备党员资格）。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1959年反瞒产中，同住队干部管理区主任黄良均，不加分析，将中农梁齐辉、梁树智、梁则民、王汝贤等八户戴上富裕农民帽子，进行捆绑斗争，并没收家庭财物。其中肖文英家因东西被没收，无法生活，迫使其小孩梁位清进行偷摸，该员得知后，将肖文英母子二人进行吊打。同年腊月初三，以生产小队长梁雨开（该员兄，已病死），副队长周全安（已死），会计梁云航为首，勾结地主王文庆（已死），偷杀生产队集体喂养肥猪一头分吃，假报被盗，梁子明随即进行追查，未获结果。同月28日上述三人将生产队的红苕偷吃120多斤，又伪造被盗假现场，诬赖是社员李志敏、梁树伦、梁树仁、黄昭民、梁树梅、兰世英六人偷的，向梁子明报案，梁子明不加调查，即指使梁雨开、梁云航、梁子伦三人将上述六人捆到队管会吊打三个多小时，估逼承招，梁树伦、梁树仁二人在严刑逼供下，假供还有梁业清、汪德荣在场，梁子明即派梁子伦将汪德荣捉来捆吊，半夜栓在木桩上，后挣断绳子脱逃，行至向阳平南竹林死亡。其余六人吊打后，关在队管会反省，梁树伦被活活关死。1960年正月初二日，梁子明又指使小队长贾树林同梁业清捉来队管会亲自吊打，驾“地爬子”，五天死亡。妇女黄昭明被吊手杆吊脱，造成残废。该员为了贪污队里财物，拿回家不被发觉，而采各种方法对其嫂袁德容和袁的两个小孩施以毒打，曾将梁的侄儿梁树林的头部打伤。1960年古历九月初八日早上，袁德容在饭后未将灶火扑灭，即上山干活，不慎造成失火，将房子烧毁，袁为避免毒打，带着口粮，被条回后家躲避，半月后返回大队，梁子明得知后，认为袁德容有意纵火烧房，于十月十三日在大榜食堂将袁一阵拳打脚踢，用刀背毒打，全身打成青红伤痕，十五日又被看员梁位宾估将其一斤多大米拿去，袁德容由于身有肿病，加上被打受伤，挨饿受冻，于十八日死亡。
+
+　　二、该员一九五六年任农业社主任兼财务委员时，贪污挪用集体公款60多元，60年3月贪污克扣社员口粮大米9斤，糯米2斤，牛肉12斤，菜油一斤等物。
+
+　　综上所述，梁子明在工作时，利用队长职权，任意捆绑吊打群众，非法搜查没收群众财物，贪污克扣社员口粮，直接致死人命四条，吊残废一人，手段恶劣，后果严重，群众切齿痛恨，以求严办。为此，经县委1961年元月22日研究，结论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为了维护国法，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挽回不良影响，决定依法逮捕法办。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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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73.txt
@@ -0,0 +1,41 @@
+# 麻城县委组织部关于李克成同志所犯错误复查报告
+
+　　李克成同志，男，现年32岁，湖北英山县草盘公社占河管理区人，家庭贫农成份，个人学生出身，高中文化程度，1949年7月由湖北革命大学入伍，1952年入党，曾任黄岗地委通讯科通讯干事、办公室秘书、副队长等职，现任中共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并兼任县委农工部长。
+
+　　李克成同志在59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县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县委委员），工资由15级降为17级，现根据中央关于人民公社60条草案新精神来看，其本人错误经查证研究后，除否定“支持反党集团”、“破坏人民公社体制”、“反对总路线”、“反对农业八字宪法”等到问题外，仍有以下错误：
+
+## 一、违犯党的原则，破坏党的纪律。
+
+　　1958年3月县委农工部以王维捷为首的有曹铎、胡裕宽、熊德清、丁开焱等人组织民主治部，进行非组织活动，舆论县委领导，在执行县委指示决议上，有过标新立异的行为。在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的看法，他们有共同错误的观点。民主治部的非法组织，王维捷与李克成同志谈过，李一直未向县委反映，并指定由王维捷负责，叫王大胆领导，积极工作，李还亲自召开会议，散布一些对县委高产指标的不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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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还主张解散农工部和县妇联，到处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他既未经县委研究，又未向县委请示，就私自决定把王维捷放到白果当公社任党委村书记，曹铎到中一当部长，胡裕宽到宋埠当部长（均已选举），丁开焱到龟山当副部长，还封县委候补委员程子玉同志当农工部副部长，并要提拔王维捷为农工部副部长。实属无组织无纪律。
+
+## 二、散布流言蜚语，诬蔑县委领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
+
+　　1957年在福田河修水利，技术员迟到一步，他骂梁启傑同志（县委书记处书记）“娘卖×的，别人要人就有，我要人就没有。”1958年他公开骂陈化民同志（县长）是“相公”，骂赵金良同志（书记处书记）是拉蛮的祖宗，他攻击赵金良同志“会吹”“爱雄”，喜欢搞形式主义，处处打击县委领导威信，抬高自己的威信。在白果公社对农工部干部说：“县委决定要老赵管棉花，地委不肯，要我管棉花。”对农工部干部说：“县委决定叫老赵兼农工部长，地委不肯，要我兼农工部长”。为了制造党的分裂，挑拨县委之间不团结，他说：“麻城吴管全面，赵管农业和干部，陈管钱，我没有权。”诬蔑“麻城是赵陈之县”、“赵陈之天下”。并指使他的爱人甘智明到处散布说：“吴书记、赵书记是‘官官相为’，他们是老干部，吴书记只听赵书记、陈县长的话，我想我没有权利。”
+
+　　李克成同志还诬蔑第一书记吴德简同志，对地委书记易鹏同志说：“老吴的领导方法有问题，开个电话会开了两天两夜，连自己也睡着了。”这完全是诬蔑。
+
+　　还对一般县委同志采取拉拢挑拨拉拢，破坏党的团结。国庆节时为了副食品问题供应问题，对吴德简同志说：老吴，兵役局老李同志说肉供应少了。对县人委吃中灶有乙见（实际没有），又在人委请下放干部吃饭时（李少兰同志因有事未来），李克成就对陈化民同志挑拨说：老陈，李少兰同志他不会来的，对你有很大乙见。企图使陈化民对李少兰同志不满。
+
+## 三、对待上级指示，采取两面手法，显示自己，另搞一套。
+
+　　1959年秋季姜一同志在宋埠对分配问题作了指示，李克成同志当面积极赞成，而背后召集农工部干部开会布置，另搞一套。同时不经县委研究，个人决定在中一公社推广晏店八队下放鱼塘、柴山、副业等经验。更严重的是中一公社是省委的棉花重点。他却在那里大搞棉花撒播，大搞棉豆间作，使中一棉花生产受到很大损失，影响极坏。
+
+　　李克成同志为了显示自己，在白果对汪凤元（原党委书记）说：1958年棉花生产（是李管棉花）比1957年好（是赵管棉花），57年百斤皮棉是有问题的（实有百斤皮棉产量），李在粮食产量问题上也有右倾保守思想，他派农工部干部曹铎去中一“五一”第一队搞包产，每亩只包500斤（实际亩产700斤）李知后不但不加制止，反而召开现场会议推广。
+
+　　由于李克成同志骄傲自大，处处显示自己，所以他分工到那里，那里的工作没有搞好。1957年李在白果梁家畈搞社会主义教育时，不执行党的政策，运动中捆打181人。县委发现后，责成他检讨，他欺上压下，只承认骂了几个人，并写假报告介绍经验全县推广。
+
+## 四、同情反革命暴乱，丧失阶级立场。
+
+　　1959年春天，中一公社曾发生两次反革命暴乱事件，一是伪保长王文香为首的抢仓库，一是抢供销社事件。李克成对此不予制止，反而不叫武装干部带枪，并说：“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当迎集抢粮事件发生后，李亲自打电话粮食局要供应，并威胁说：“不拿粮食不能退兵”，结果要去两万斤“改和粮”。
+
+　　同年夏季李克成同志患病在五脑山休养，表现生活腐化，丧失立场，与右派陈家玉（女）打牌取乐，找判8年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周天卜诊病，并同意游弟波从国家财政中供给右派分子李辉150元到汉口看病，还提议要提前释放反革命罪犯。准备安排右派分子工作。
+
+　　李克成同志犯有严重个人主义错误，他一贯散布流言蜚语，诬蔑漫骂县委领导，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党内封官许愿，拉拉扯扯，争权夺利，挑拨县委不团结，丧失阶级立场。经县委再次研究，摘掉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不改变处分。
+
+　　 1961年6月10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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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74.txt
@@ -0,0 +1,43 @@
+# 思想总结
+
+　　<原潢川县孙庙公社胡庄大队书记、叶宏亮>
+
+　　（一）本县路口公社方回孜大队住在小叶庄，家庭下中农成份，男，31岁，在解放前上二年小学 ，以后在家放牛生产。
+
+　　解放后，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在本村当村委员民兵，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三年，在阳远乡任乡民兵队长。在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五年，在方回孜乡当乡长两年，在五六年至五八年六月在彭店当乡三书记，五八年七月份调到城郊公社任乡第五书记，在一九五九年在孙庙胡庄两住队担任大队支书，六零年三月份调到顺德大队搞三类队几个月，以后调到闫砦大队担任支书，从我参加工作以上经过情况。
+
+　　（二）从家庭社会关系，父母在解放前给别人当顾（应为雇——编者）工干活，解放后常在家参加生产，父亲在六一年元月份死在家。舅父中农成份，早已死过，在三弟老表都在本大队工作和生产。姑母和姐姐都贫农成份，以农叶（应为业——编者）为（应为维——编者）持生产活，岳父贫农成份，早已死。从以上历史都很好，对社会关系未有啥。
+
+　　（三）在工作中，受奖与除份（应为处分，下同——编者）：我参加工作从1949年到现在以来经过党的数次培养和教育下，在参加中国共产党员与（应为于——编者）一九五三年加入共产党员也是党的教育下，我们所作结果在工作中，在党的几年来共受过七次奖历（励），奖厉（应为励——编者）务资（应为物资——编者）共11件，未有受过除份什么除份。
+
+　　以上情况那一点不对请领导加以指明出来
+
+　　二、通过整风运动学习对我思想有了很大提高，经过学习省县委的各种文件学习和T（原文如此，应为党，下同——编者）的方针正（应为政，下同——编者）策，自己检查起来前冬去春，自己所犯的罪恶和错误主要如下几个方面。
+
+　　一，我在59年冬季工作据打社员方文一。他家贫农，在那里生活困难下，我家割的牛肉，方文一到我家强吃，他怕我小孩叫喊，他用一手堵着小孩嘴，一手拿吃。吃后小孩出来叫喊，当时我李林心发现，不固（应为顾，下同——编者）一切尹（应为影——编者）响当场给他吊打一吨（应为顿，下同——编者），头打破了，自己当时知到（应为道——编者）当时犯了错误，叫他回去了，现在在家生产。
+
+　　二，在六零年元月份，捆邦（应为绑——编者）社员管风明，贫农成份，我如（原文如此，应为和——编者）二队方正坤生产队长，去打更，到管庄发现了管风明在家火烧牛皮吃，我还说他家有牛皮就有牛肉，他说未有肉，当时给他绳子捆起来后，我叫方正坤送到方庄，给吊打一吨，现在生产。
+
+　　以收查群众小罐共2个，（1）在59年11月份，有一天早晨我到第二生产队方庄召开群众会，我到方文第家的，看他用小罐煮以（原文如此，应为着——编者）杀公家猪一口，当时我如（原文如此，应为和——编者）方文田支书说，方文田手拳头打他，两拳头子，我当时叫方文田和方文弟把肉担送到大队去了。（2）在59年8月份，我到林庄检查工作，当时发现林毛义用小罐煮黄豆吃，我把小罐送到北场的给打场的沈风英他们吃了。（3）在59年秋季到管庄检查工作发现管风起家的有排黄豆秧子，我收查了，叫他送到场的（原文如此，应为地——编者）去了。
+
+　　四、在1959年大旱灾情况下，错误认失（应为识——编者）了情况，进行需垮（应为虚夸——编者）夸，还说大丰收去进行反瞒产粮食斗争，干部和社员在公社大挖粮食会上变(应为辩，下同——编者)论干部，方文田、何青现、王伸道等三人，在本大队大搞反瞒产私分，共变论伍人，寸光禄、何玉章、荼玉真、方文田、王伸道等五人，结果未有变论粮食出来。通过对党不中（应为忠——编者）诚老实、瞒报需(虚)夸夸大自己成绩欺瞒上下坑害人民，被破坏生产力（原文如此——编者），损失人民群众财产。
+
+　　五、大刮共产风，大搞一平二调，时候在58年时，不分那队这队红芋和粮食乱调以起，从数字南（应为难——编者）以青（应为清，应加算——编者）社员家具和农具等等。在方法上硬性大调社员东西，群众不瞒（应为满——编者），生产不安，破坏社会制度，不去调查研究，个人主意论断，自己严重的个人主关(应为观——编者)主义，平调社员东西，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破坏生产，尾(应为违——编者)背党的方针正策。
+
+　　六、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污绩(应为迹——编者)想(应为享——编者)受补(应为铺——编者)张浪费，大吃大喝，不固群众及(应为疾——编者)苦，光固个人，以来客检查为明玉(应为名义——编者)，讲排上(应为场——编者)造成浪费，对人民的生活不顾尹(应为影，下同——编者)响，造成人民的损失，危害自己对群众不良尹响。
+
+　　(一)方面，根据以上错误事实，认识以下几点：
+
+　　1、抬（应为特，下同——编者)）别在前冬去春情况下，我县公社大批参 （原文如此，应为惨，该字后空白，应为痛——编者）事件，我对广大人民受到很大的损失，自己回想起来很痛心残奎（应为惭愧——编者），通过正风学习，我个人有很大提（应为体——编者）会：自己失迷了方向，不旦（应为但——编者）不反映正时（应为真实——编者）情况，而去作（应为做——编者）了一些错误：捆大(应为打——编者)群众和收(应为搜——编者)查社员，进行反瞒产斗争，脱立(应为离——编者）时机(应为实际——编者），歪出（应为曲——编者）了党的正策，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商（应为丧——编者）失了革命立场，给T和人民造成了很大损失，破坏了生产力和公共财产受了很损失。这些损失，自己是难以晚会（应为挽回——编者），抬别是劳畜力。经（应为今——编者）后在各方面，愿意诚诚恳恳接受了以上教训，搞好工作，挽回损失。
+
+　　二、方面，应报（应为抱——编者）什么态度，吸取以上教训，转变了自己的工作作风，在各方面应该踏踏实实的走群众路线，有事与群众商量。艰（应为坚——编者）持党的真理，直（应为执——编者）行T的正策下最大农（应为能——编者）力完成T所交自己以（应为一，下同——编者）切任务。（2）在工作中不傲不骄，加强正治思想团结，开展自我批评提高觉悟，改变工作作风。（3）加强政治学习，提高认识，多研究，多分西（应为析——编者），多看报纸，达到共同提高共同认识，艰（应为坚——编者）持政策。（4）服从领导遵首（应为守——编者）党的纪律，成（应为诚，下同——编者）心成义（应为意——编者）为人民服务，下最大坚（应为决——编者）心来完成T和人民一切事业。（5）提高政治思想，坚持T的立场，提高警提（应为惕——编者），向坏人坏事开展无勤（应为情——编者）斗争。发现重大问题多请示多回（应为汇——编者）报及时解决。
+
+　　根据我以上认识，十多年来T对我几年教育培养下经过了各各（原文如此,应为相——编者）运动，在每个运动中都有很大的提高，在我的政治思想，换（应为焕——编者）然一心（应为新——编者）。在这次运动中更加思想觉悟大大的提高，认识违（应为危——编者）害，吸取了经验工作教训，保证为T为人民利益出发和广大群众作（应为着——编者）想，当好群众情（应为勤——编者）务员，办好人民以切事业积极努力学习而奋斗。
+
+　　根据以上认识如有不妥地方请领导指正出来
+
+　　 叶宏亮 6月12号一九六一年六月12号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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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29 @@
+# 关于检查中共光山县委机关铺张浪费的综合材料
+
+　　<信阳地县委调查组>
+
+　　中共光山县委机关在掌握本单位的经费开支方面，由于少数领导干部资产阶级享乐腐化思想的支持。长期以来，存在着严重的铺张浪费现象，并在检查中发现以原任第一书记马龙山为首的少数人，有贪污多占，损公肥己，甚至违犯国家粮食、油料、统购统销政策的行为，情节严重，性质恶劣。（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将主要事实综合如下：
+
+　　注：这个材料是根据原始凭证逐笔逐条抄录，深入访问，找有关单位和有关人员座谈对证以后的材料。并经与县监委员相新书记、县委办公室赵政良主任作了研究，情况完全属实。
+
+## 第一部分  属于个人贪污多占方面的
+
+　　贪污多占是以马龙山为首的几个主要负责干部，其主要事实是多领福利费，常吃珍贵补品，生活腐化，大吃大喝，伙食吃的好，交款少，多方侵占公家便宜。“夜餐费，成为他们大吃大喝的合法科目。请客招待，成为他们损公肥己的机会，个别品质恶劣的干部，利用职权非法购买国家拱制拱应的一、二类物资，为自己的享乐腐化大开方便之门。从1959年9月至1960年3月统计，在县委、人委工作的县委委员中有九位委员领福利款1700元，吃各种珍贵补品3007.9元（福利费报销1558.78元，公费医疗报销2049.12元），两项共达5307.9元，占全县行政干部福利费支出10576.67元的50.10%，虽然这九位同志中间有的生活确有困难，应予补助，有的身体有病应该吃些补品，但也有的人确实没有什么困难，也并没有什么需要吃补品的病症，而也经常领福利费，吃补品，并且利用请客招待和吃夜餐的机会大吃大喝。现列出如下几个突出的事情：
+
+　　（此处1行字迹不清——编者）。
+
+　　张天山       6                              161    26.9  210
+
+　　孙广生       6                              137.5  22.9  130  20
+
+　　刘文彩       9    20    10                  99     13.3  290  316
+
+　　从以上四人的收入看，除了刘文彩收入较少，但也高于群众水平外，他们都没有遭受天灾人祸，并在银行长期有存款余额。因此，均不应领福利费，更不应经常欠公款不还。
+
+## 补 品 开 支
+
+　　马龙山                           合款757.49元
+
+　　其中：人参14.3两、葡萄糖257支、人参精11瓶、鹿茸精10合（应改为盒——编者）。
+
+　　刘文彩                           合款593.16元
+
+　　其中：人参11.6两、补血生两瓶。
+
+　　刘树（应为述——编者）增   合款990.75元
+
+　　其中：人参23.1两、人参精4瓶、银耳3两、葡萄糖43支。
+
+　　赵明英                           合款89.76元
+
+　　其中：人参1两、人参精18瓶、葡萄糖23支。
+
+　　孙广生                           合款124.38元
+
+　　其中：人参2.3两、人参精9瓶。
+
+　　张天山                           合款131.2元
+
+　　其中：人参2.1两、葡萄糖110支、人参精、鹿茸丸6盒。
+
+　　赵政良                           合款400.43元
+
+　　其中：人参4.65两、葡萄糖214支、鹿茸丸20盒、人参精9瓶。
+
+　　饶智有                           合款153.4元
+
+　　其中：人参1.9两、人参精5瓶、葡萄糖3支。
+
+　　李芳璋                           合款267.33元
+
+　　其中：人参2.65两、人参精21瓶、鹿茸丸5盒、葡萄糖40支。
+
+　　上述九人（此处脱印20字——编者）
+
+　　共吃人参63.6两、葡萄糖813支、人参精86瓶、鹿茸丸37盒、银耳6两。据医生反映，其中只有赵政良、李芳璋、刘树增三人有结核病。须适当吃些补品，别人都没有吃补品的必要。但为什么吃这么多补品呢？据医生反映有以下几种情况：
+
+　　1、 直接写信或派通讯员去要，以马龙山、刘树增较多；
+
+　　2、 打电话叫医生来机关，同医生指名要药；
+
+　　3、 到门诊诊断，同医生指名要；
+
+　　4、 医生为了照顾领导，在配药处方中主动开给的补品；
+
+　　因为医院制度规定取药必须经过医生处方，但处方都是一个格式，这四种情况时间久了很难划清，那（应改为哪——编者）是要的，哪是医生开的，谁个要多少，医生开给多少；可是有这样一个例子：刘树增书记一封信向医生一次要四两人参；去年七月因病发烧，但白天没电，刘竟直接打电话通知电厂，为他开电扇发电。
+
+## 夜 餐 费
+
+　　除了大伙夜餐以外，从58年7月到60年3月，小伙共吃夜餐费1892.41元，按经常在家吃小伙的14人计算，每人平均夜餐费高达128.67元。据开支较少的1958年7月至12月分（应改为份——编者）统计，共吃夜餐328餐，开支376.59元。每餐平均1.15元，最多的一餐平均高达7.83元，为什么花这么多呢？主要是利用吃夜餐大吃大喝。1959年3月31日，12人吃一次夜餐花93.97元，其中各种贵酒12瓶、海参1.3斤，鱼翅0.4斤，鱼肚片0.75斤，罐头25合（应改为盒——编者）、其他如紫菜、青笋等海味应有尽有。我们将1959年的夜餐开支情况分人员算了一下帐，数字列下：（因为夜餐没有分人登记，只能根据事务长谈的材料按吃的次数多少推算的。）
+
+　　马龙山112.83元，张福洪112.88元，李芳璋112.88元。
+
+　　（此处1行字迹不清——编者）。
+
+　　赵明英58.94元  岳振远58.94元  简国安58.94元
+
+　　刘明义58.94元  郭均功58.94元  （此处脱印3字——编者）58.94元
+
+　　张志超58.94元
+
+　　十几个人仅仅一年，并且有很大一部分时间不在家（此处脱印2字——编者）1000.92元的夜餐费，的确有些驚人，如果扣除他们不在家的时间，吃夜餐的开支可能超过他们的伙食部分；例如59年3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实开支夜餐309.42元，吃夜餐的有12人，每人平均高达25.78元，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
+　　夜餐是不是吃了这么多？究竟是谁占了便宜？我们专门找事务长、炊事员座谈了几次，得出的结论是张福洪、马龙山吃的多些，但吃小伙的人都占了便宜。因为第一，夜餐就是吃的好，大吃大喝丝毫没有夸大。第二，小伙吃的好，大家交钱少，超支列入夜餐报销了。具体到人吃的标准和交款标准。事务长按吃的多少和吃的好坏划了三个类型。
+
+　　第一， 马龙山、张福洪、每月约吃26元左右，而交伙10元左右；
+
+　　第二，赵政良、饶智有、刘树增、赵明英每月约吃22元左右，而交伙12元左右；
+
+　　第三，办公室两个付主任、简国安、刘明义每月约吃20元左右，而交伙12元左右；
+
+　　小伙未改为食堂制以前，每月有超支，59年改为食堂制以后，超支的更多，平均十多人吃饭的伙食单位，每月超支30多元，超的原因是以马龙山为主的想吃好的，但不愿拿钱，厨房按成本要价，还要正炊事人员的思想。比如三个鸡蛋一碗的油炒米饭2角钱还说要的贵，五个鸡蛋一盘的菜只要两角钱还不满意，结果只有事务人员另找出窍门，从请客和夜餐中来处理小伙的超支，平均每人每月至少要占5至10元公斤的粮食，其实这是一种变相的贪污。
+
+## 肥猪不售  宰杀自食
+
+　　60年二季度以来，省、地委一再号召机关不吃猪肉，喂猪支援出口、支援城市、支援工矿区，而县委机关为了照顾自己和家属，6-8月份杀了十七头猪，其中八月份杀的一头猪90斤，规定按干部等级出售。即：第一书记家属买肉七斤、油七斤、心肺2斤，计16斤。其他书记家属买5斤，部长家属买4斤，付部长家属3斤。部长以下干部家属只有不买，这样作法不仅违背了省、地委指示精神，而且在干部之间和干群之间也造下不良的影响。
+
+## 马龙山是贪污多占的典型
+
+　　经过多方查实对证，证实马龙山有严重的贪污多占以及违犯国家粮、油统购统销政策的事实。
+
+　　（1、五口人吃饭，两口每月收入173元，银行长期保持百元左右存款余额，但借哥哥探亲为名在民政局领了三次福利费，款达270元。）
+
+　　2、经常吃补养珍品，1958年10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到60年6月吃补养品价值757.49元，而据医生反映，马并没有什么病的症候。同时马的小孩（马英超）药费21.17元列入公费医疗报销了。并从三月分份到现在欠人民医院的药费74.44元未还。
+
+　　3、因老婆小孩有病，派专车到汉口、信阳接送老婆、小孩和医生，共计浪费697元（按成本计算的，如按一般运价计算为3012元），加上旅差费40.85元，共计浪费737.85元。第一次是4月中旬，因小孩有病，派专车和通讯员去信阳接爱人回来。第二次四月底因小孩病未好，又派专车去信阳人民医院接医生，另一次是今年三月分（应改为份——编者），派专车送其爱人、小孩去汉口治病，并同车去通讯员、事务长各一人待从。赵政良主任也同车前往，但经医生检查并没有大病，不必住院，马的爱人也就趁机坐专车游逛武汉三镇和东湖、长江大桥等风景名胜。
+
+　　4、其家属两次来机关。第一次他二哥来（58年11月）县委、人委和白雀公社请他五次，开支160元。第二次（59年11月）他的三哥来县委又请一次客。少给小伙的伙食30元共75元，两次共开支公款235元。
+
+　　5、 吃夜餐不按制度。从58年7月到60年3月共多吃夜餐费218.31元。
+
+　　6、马的爱人黄宗仁不应提级也提了级，第一次从59年9月到59年12月提一级。第二次从60年元月又提了一级。两次提级共多领工资116元。
+
+　　7、私人买一件雨衣15元叫公家报销了。
+
+　　8、严重的违犯粮食、油料统购统销政策。1960年上半年在粮食局不给粮、油凭证，购买花生米60斤，大米81斤，面粉8斤，麦麸150斤，香油4斤，并指示粮食局给原来他的老同事张文斗往汉口寄和稍（应改为捎——编者）去（三次）粮票200斤。
+
+　　另外，县委机关58年5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实行依人定量以来，马龙山家属经常到小伙吃饭，不付饭票，共计多占粮225斤，连同今年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马的爱人去信阳看病，多占县委机关粮票50斤（加工精粉）共275斤，并（此处脱印13字——编者）香油七斤。以上共计粮食838斤，麦麸折32斤粮食，花生米80斤，香油11斤。
+
+　　9、为保证出口，鸡蛋不准做糕点用，但马的小孩借有病为名，6-8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叫商业局为其加工蛋糕九次31斤，价格为1.2元一斤，而马却以成本价0.9斤付款，有一次为加工三斤蛋糕就烧了30多斤木炭。
+
+## 第二部分  属于机关铺张浪费方面的
+
+　　由于主要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机关经费开支方面也表现着讲阔气、讲排场、好新、求全挥霍浪费，脱离群众的大少爷作风。1959年以来，按最后发票计算，共计浪费国家资金达186（此处12字不清——编者）。
+
+　　一、基本建设方面，1959年以来，共计浪费71283元，其中：
+
+　　1、1959年5月分（应改为份——编者）新建县委会，截止停工日止共开支61592元，除了砖、木、沙、石等材料价值33509元外，净浪费28033元，打了40间房子的根脚。建新县委的计划，当时拿出40万元投资，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抽出五个干部，以张福洪为主负责这项工作，并且决议停止一切修建，提出新县委会的建筑是全县的重点之重，要求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保证45天力争一个月完成这项基建任务。后经地委发觉一再制止，才于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被迫停工。这项严重铺张浪费的计划才未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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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县委住址，从图纸上看是相当可观的，把书记处和常委办公、会议的地点建在余湖中心，各部办公地点和干部宿舍建在湖的四周。当中搭一道天桥通往外界，既幽雅又辟（应改为僻——编者）静，很象（应改为像—编者）一座公园，但严重的问题是离开了群众。
+
+　　2、建新县委计划虽未实现，但住好房子的思想并未解除。县委会有房175间，并且大部分是解放以来新建的房屋，不仅够住，而且比别的单位富裕，因此，暂时不建新房是完全可以的。但他们借口利用盖新县委会的材料和图纸在县委会内盖书记处（此处脱印10字——编者）元，平均每间花了3500元，造价高于最好的楼房两倍，并且浪费了国家大量的木柴，这幢房子按最好的平房每间以1000统计算，浪费了国家资金33750元。
+
+　　（3、买小汽车这也是县委一部分同志向往很久的计划，因而汽车未买，先盖了三间放汽车的房子，花了6000元，房子到现在还在闲着，也没利用起来。）
+
+　　（4、书记处本来盖在县委院内，已有一道围墙，但在书记处四周又拉了一道院墙，形成大院墙套小院墙，浪费了国家3500元资金，还隔绝了外界联系，脱离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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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缺乏艰苦朴素的作风。为了少数人的方便在运输力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们长期控制一部汽车为少数同志出差下乡乘坐。根据马龙山的指示，既不准单独拉货，又不准顺便稍（应改为捎——编者）脚，等于是县委机关的汽车，不过在交通局存放罢了，我们看了一下，这部汽车的使用登记薄，特点凡是领导出差，都必须备专车接送，甚至到胡围孜（三里路）也是坐汽车来去。张福洪闲着没事干，驾着汽车到湖北小界岭拍照风景照片，买一合（应改为盒——编者）纸烟，也开着汽车往潢川跑，到南大河洗澡也叫去汽车接。这种人已经成为不坐汽车就寸步难行的人了。
+
+　　这部长期备用的汽车，我们算了四笔帐，从1958年10月到1960年8月分（应改为份——编者）23个月按长途一般车到信阳每月来回拉货25趟计算，共计少拉货287500吨公里，减少运输收入71890元；第二笔帐按县境以内短途计算，少拉货20.4万吨公里，减少运输收入61200元；第三笔帐按这部车的耗费汽油、折旧费、司机工资、养路费等实际成本计算，23个月共计需要开支30031元；第四笔帐是按实际成本计算再扣除赴外地开会、接送上级领导以及因其他紧急工作还得乘坐专车的费用8365元以外，净浪费汽车费用23665元。
+
+　　（此处脱印2字——编者）工作方面追求形式，不考虑效果，属于工作方面本来可以为国家节约的开支，也不注意节约。工作中严重的浪费有：
+
+　　1、1958年春天，为了迎接四省卫生检查团，夺取卫生红旗县，他们搞卫生采取一种非常浪费而又不是治本办法的措施——放烟雾剂。全县一齐动手，用一切可以杀虫的药剂勳杀蚊、蝇，结果不仅卫生部门的杀虫药剂全部用光，而且将农林局存放的杀虫农药也全部用完。全县造成很大浪费，仅胡围孜一个公社浪费药物折款5万多元，由于这是临时措施，环境卫生制度没有坚持下来，虽然当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不久蚊蝇又活动起来，白白浪费了一批资财。
+
+　　2、（此处脱印10字——编者）科目，补助下发规矩，以（此处6字不清——编者）为例，全年共开支会议费55102元。按全年参加会议的人数57000人，每人平均六天计算，应开支公杂费（每人每天3分）（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元。炊事员工资7695元，伙食补助（按规定的四种会议）（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元，共计应支28735元，超支26267元，占会议费的（此处脱印一字——编者），超支的钱花到那（应改为哪——编者）里去了呢？我们检查了全部会议费开支单据，发现了很多漏洞：
+
+　　（1）不应开支补助的补助了伙食，仅此一项多补助了8200元，例如扩干会和布置工作的会议均不应开支伙食补助。可是他们有些类似的会议却有补助，去年九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开一次扩干会410人，开四天花了1844.93元，其中光伙食补助879.81元。
+
+　　（2）公杂费不按制度，随便开支，开支多少，报多少，甚至把机关开支也放在会议费上，因而造成大量超支，59年全年共计超支18067元，超支的原因：
+
+　　一、借会议机会购置东西，会后留机关用了，去年一年在会议费中光买皮线达13523公尺，水瓶96个，会后都叫开会的机关拿回了。下次会议又要重买，造成浪费。
+
+　　二、印刷品过多。去年（此处脱印15字——编者）元，其中六月份开的一个档案会，不到400人，公杂费就开支2787元，超过标准三倍，其中仅印刷一项开支1907.6元，包括有20种档案卡片，除了稻场、农具、水车、竹园建立档案卡片外，并建立5万户社员档案卡片。据反映这些卡片绝大部分没有执行，印的两千元的卡片被白白浪费掉了。一个贫雇农代表会印餐证10万分。
+
+　　三、不应在会议费开支的也从会议费报销了。去年县委开支的1898.96元的招待费和1801.41元的夜餐费被列入了会议费，去年六月分（应改为份——编者）开一个监察会95人开四天，应报销公杂费11.4元，而实际开支389.32元，（此处脱印6字——编者）开支了19元，（此处脱印6字——编者）28元都从会议费中报销了。会议费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后门。
+
+　　四、随便开支奖品，去年光奖品开支达1198.39元，其中有锦旗、实物、奖状，一个213人的劳模会印了500分（应改为份——编者）奖状，一个三八妇女节会议发了70面奖旗。
+
+　　五、看戏、看电影。基本是每会必看，看后公家出钱：去年会议餐中共开支文娱费达2197.79元。
+
+　　除了上述原因以外，主要是会议管理人员责任心不强，财政部门没有严格的会议预算申请制度，一部分会议服务人员在会议上借机大吃的喝，甚至有贪污盗窃的行为。
+
+## 四、机关开支没有制度，随意请客招待和购置设备。
+
+　　1、请客成风。1958年7月到1960年6月共计请客开支3018.96元（包括请省豫剧团花的1120元），其中58年下半年开支810.65元，59年开支855.87元，60年上半年开支232.44元。耗费的主要物资计有：
+
+　　肉蛋类        554斤                     合款269.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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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菜类        71.6斤                    合款200.6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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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类          619瓶                     合款386.14元
+
+　　糕点类        490.5斤                   合款38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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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烟类        1553合（应改为盒——编者）合款507.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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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待费适当开支一些是可以的，尤其对部队或上级首长给予必要的招待还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分对象请客成风或借请客机会大肆铺张，以请客为名损公肥己，那是完全错误的。从他们请客的对象和请客开支情况看，虽然一部分是应该的，但大部分是属于铺张的。例如：
+
+　　（1）58年省豫剧团来县慰问开支百元左右招待费完全可以，但结果花了1120元；
+
+　　（2）借请客为名，多买东西，结果客人吃不了，自己吃了。如58年11月分（应改为份——编者），路书记、雷秘书长来检查工作吃了一顿饭，开支44.34元。在招待的食品中有11合（应改为盒——编者）罐头、15斤水果、纸烟11元、12瓶酒、50斤土豆，显然，两个客人是吃不了这么多东西的。
+
+　　（3）县委小伙平时吃的东西有很多加在客人名下报销了。如59年3月分（应改为份——编者）买海参开支48.36元，罐头25盒，连其他肉蛋类共95.97元。是在请客单据中报销的，但没有注明招待何人，问事务长时，才说是县委小伙吃的。
+
+　　（4）请客不分对象，干部调动工作也请客（自己拿钱是可以的），58年肖崇俊部长调动工作前后请了四次客，开支达229.8元，59年张部长，范县长走又请客花了91元，实际东西是小伙（此处脱印2字——编者）大家吃了，而钱叫公家出了。
+
+　　（5）请客过多，客人厌烦。去年11月分份部队尤军长回来探亲住三天，餐餐备有丰富的延席，结果客人厌烦，到老同事卫生科长家里住去了，每顿只吃一般饭菜，谢绝了县委的招待。
+
+　　（6）家属来也请。凡领导来的家属都要请一下。张天山母亲来请一桌（此处脱印15字——编者），男客男陪，女客女陪。
+
+　　2开现场会也大肆铺张。59年12月（此处脱印5字——编者）开一次300多人的生活安排工作现场会，这个会议本应大兴勤俭之风，给基层干部以良好影响，但结果在现场会上大搞现场浪费，这个会议杀了12头猪、16只羊、吃600斤糍粑，400斤大鱼，开支总额880元。
+
+　　3、吃夜餐没有一个制度，小伙特殊，大伙也不按规定。县委机关仅夜餐费（从58年10月到60年6月止）就开支5815.76元，占全部办公费的65.93%，吃夜餐按国家规定，夜间工作在12点以后继续工作的人每餐才准报销0.15元，但以这个制度衡量一下这个（此处脱印27字——编者）
+
+　　机、四部电扇，12套沙发。显然物资配备的有些偏多，超过了地委、专署的设备。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59年以来添置的，例去年一年买了五部自行车，四部收音机、12套沙发、三部电扇、两部电话机，做被子45床、公用布买7958尺，共开支购置费达4620元。马龙山、孙广生、赵政良、刘树增等四人住室挨着，但每人房间安装一部电话机，一年多来浪费安装费和租赁费1827元，张福洪出一趟差买两部旅行收音机、三部自行车，为了装饰住室，马龙山买了62尺红布做窗帘，紧接着张福洪买了12.5尺，但马不久搬了住室，布帘也不见了，又重买新的。
+
+　　五、机关干部长期借支公款不还，外地干部借支公款、借支饭票，找不到下落的都列作了报销。县委机关截至八月底止，干部借支公款1331.51元，占一个月机关工资的20%，个人借支多的达316.33元，少的10多元，欠款时间较长的达二年之久。由于借款手续不严，本机关借款借的多还的少，愈累愈多。外机关借款到现在已有22人，欠款173.64元未还，而会计随便作了报销。甚至个别品质恶劣的人借公家饭票也不给钱。例如，9月2号办公室赵政良主任借餐票三元，于九月份列入公杂费内报销了。
+
+## 六几项不合理的规定：
+
+　　1、幼儿园保教人员的经费应从小孩收费中解决，不应列入国家报销。特别是每个小孩由公家发给两元补助的规定，完全违背了职工福利由中央统一规定的精神。
+
+　　2、招待所人员不应由国家供给，应当按照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管理，核定收支预算，确定收支任务，以发挥单位管理事业的积极性。
+
+　　（3、党校是国家的一个事业单位，所收折旧费应上交财政或抵拨支出，不应存放不交留作小家当。对长期雇用的11个炊事员，也应适当精简，既浪费了劳力，又加大了开支。）
+
+　　4、展览馆11个人编制太大，尤其现在对外不开馆，（此处脱印6字——编者），需要精简。今后开馆也只能临时抽人，不应把讲解员列为长期编制。
+
+　　5、广播站现有11人，配两个站长、三个编辑、两个播音员。编制也太大，因为每天对外只有四个多小时播音时间，编导播送任务只那么大，因而也就不需要这么多人。
+
+　　6、电影、剧团都是国营文化企业，但有很多场次影剧演出，当作义务不给钱，据剧团和电影队统计58年8月到60年8月共义务演剧大小40场次（58年两场，59年27场，60年11场，其中有5场是在县委院内和马龙山住室演的，应付款2760元未付。演义务电影109场（59年76场，60年33场。其中在县委演65场）应付款5150元未付。直接减少了国家收入。
+
+## 第三部分  造成以上问题的几个主要原因
+
+　　1、从问题的性质和情节看，我们认为主要是县委机关少数负责同志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在和平的环境下，经不起资产阶级的思想袭击，因而，处处讲排场，事事讲大方，不是比艰苦朴素、比勤俭建国，而是比阔气、比漂亮。在财务开支上可以不要制度，可以公私不分，（此处脱印17字——编者），因而，乱批（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子，乱定制度。张福洪可以一次批准93.97元的小伙开支列入夜餐费报销；马龙山可以随便派公家的汽车为自己接送老婆、小孩，这种特权思想和资产阶级脱离群众的作风，的确已经发展到严重的地步。如不及时扭转，势必葬送更多的干部。
+
+　　2、作为单位财务主管部门的县委办公室没有担负起管好本机关经费的责任。并且在浪费材料中间发现很多是在办公室主使下发生的，如夜餐和请客招待，办公室赵政良主任不仅参与了吃喝，而且还亲自安排；事务长刘朝应说：“凡是吃夜餐、请客招待除了马龙山、张福洪通知外，绝大部分是赵主任来（此处脱印6字——编者）的，并要求：“吃好些。”，但吃了以后（尾页未复印——编者）。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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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76.txt
@@ -0,0 +1,13 @@
+# 中共遵义地委监察委员会关于赤水县对坏分子梁子明案件打击不及时的检查报告
+
+　　（省委监委并报中央监委：）
+
+　　遵照中央监委金主任和省监委提示，我们三月十九日到赤水县检查了坏分子梁子明报复陷害案件的处理情况，现作如下报告。
+
+　　梁子明，男，34岁，赤水县复兴公社凯旋管理区人，贫农出身，解放前当过二年伪保长，五九年入党，历任过村长、生产队长等职，六零年因贪污已撤销队长职务，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梁子明于五九年三月，主谋伙同其兄梁雨开（已病死）偷杀生产队集体饲养生猪一头，分吃后，反而嫁祸于人，诬赖是社员肖良英母子二人所偷，梁亲自主持召开社员大会，将肖母子二人捆绑吊打四个多小时。同月二十八日，梁与其兄梁雨开偷生产队保管室红苕一百二十斤，又伪造现场，诬赖是社员李自颜、黄绍明、梁树梅、兰世英、任德云、梁树伦偷的，梁将上述六人捆到队管会，吊打四个小时之久，苦逼承招，其中任德云被打的严重当天死了，梁树伦被打后又被扣四天饭，又不许他在家开伙煮东西吃，第四天饿死。六零年元月该队社员梁德清，检举梁子明的盗窃行为，梁子明知道后就进行报复，诬说梁德清偷生产队肥猪，把梁德清捆打一个通宵，将其筋骨打断，第五天死去。六零年十一月梁子明之嫂袁德容不慎失火，梁得悉后，对袁拳打脚踢，用石灰塞袁的咀，打成重伤后十七天死去。梁在任队长期中，贪污社员收入二百余元，苞谷、黄豆七百多斤，洋芋三百多斤等。
+
+　　梁子明犯罪事实揭发后，复兴公社六零年六月九日呈报县公安局逮捕。公安局侦察后于六月二十八日转县检察院批捕，该院认为材料事实不清。七月二十六日退给公安局复查，该局七月二十七日退给复（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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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77.txt
@@ -0,0 +1,47 @@
+# 中共赤水县委监委委员会对马华仁同志所犯错误事实调查结论材料大都失实的检查报告
+
+## （一）
+
+## 对马华仁案件的分析和处理过程
+
+　　我县复兴公社的整风整社运动是从一九六零年十二月份中央批转河北省通海口公社整风经验之后，开展整社的试点，整风初期马华仁同志参加了领导小组，并负责全面工作。在一九六一年元月中旬县监委员会同组织部根据中央“六条标准”对全县干部进行了排队，当时分析，马华仁同志工作积极，基本上能掌握政策，但政策水平低，生活上有些特殊，工作方法简单生硬，作风不够民主，历史上其父当过伪保长，本人解放前当过伪328师的班长，并拐骗过妇女，系属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排为第二类（按西南局六条标准即属第五类），后在同年二月初旬，县委召开三级书记会议时，传达贯彻了省委扩大会议关于农村整风整社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之后，在会议中原县委农工部副部长周文炳同志（现下放任复兴公社党委书记，周入社整风时是整社工作队副队长），向县委汇报复兴公社整风整社情况时说“马华仁对死人未如实上报，粮食上虚报产量，生活上虽不突出，但复兴的问题（即死人问题）应由马负主要责任”。为此，县委常委对马华仁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分析研究，当时县委第一书记刘凤鸣同志根据县委组织部介绍马华仁同志的历史情况说：马仁化地历史上当过伪328师的班长，拐骗过妇女，并叫组织部长王扬萃同志拿档案来看（这次因管理档案人员不在家未拿到），经过一番分析后，刘凤鸣同志又继续带有结论性的说“从马华仁历史情况来看像个坏人”。并指示一边揭发、一边把材料整理好上报。会后县委分工，书记处书记解亭同志负责复兴公社的整社工作，当解亭同志在会议结束后去复兴公社贯彻县委三级书记会议精神的时期中，刘凤鸣同志又率县监委干部高其六同志去复兴公社检查整风整社的情况，正在会议中解亭同志叫县监委干部先绍庸同志根据群众检举揭发马的材料写一个电报稿上报地委，先将电稿写好后交刘凤鸣同志审查修改。在电稿中，县委对马华仁同志的结论意见是“马系混入革命队伍的坏人，为纯洁组织，先撤销党内职务，交群众斗争，报请地委批复”。当时地委的指示是“停职斗争”。同年三月下旬，县监委在家的同志根据地监委的指示，依照先绍庸同志写的电报稿和一些揭发材为，重新整理作为到地委开会的案件标准材料。当时县监委对这个案件曾作了初步研究，认为从马华仁的历史情况和现有材料来看，像个坏人，因此认定马为坏分子（未经县委审查），带去地委召开的会议上作为案例介绍。在这次会上对马的材料专门作了分析，并指出错误事实部分上下左右的责任来分清，特别是虚报浮夸，春节慰问团大摆酒席县委有一定责任，不能完全加在马的头上，又指出在认定性质上，只看历史不看事实，因此混我为敌的错误，最后统一的意见应划为四类，会议结束返县后，以县委组织部部长王锡萃同志为首把地委整风整社组织处理工作会议精神向解书记作了汇报，同时对马华仁同志案件的结论情况也作了简要汇报。根据县委指示，在召开全县各公社组、监干部会议，贯彻地委组织处理工作会议精神时，又将马的材料作为案例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划为四类是恰当的。会后分工监委干部先绍庸同志专门包王复兴的案件，并明确交待要把马华仁的材料查实分清责任，特别是在粮食和死人问题上要分清责任。这次会后，复兴公社报县审批的材料划为活官僚，给予撤职处分。县监委重新整理后，于5月18日报请县委和了讨论，决定为活官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处分决定打印后，因未与本人谈话，兼之五月二十八日马从中监委申诉回县找县监委副书记邱维新同志谈话。从谈话中发觉马的处分决定材料事实出入很大，他立即叫此决定暂不上报下达。六月初旬，我们在省、地监委等人共同前往复兴公社对马华仁同志所犯错误事实进行逐条查证的结果表明，原处分决定中的大多数材料事实都已失实，故于六月二十日请示县委常委对马的问题进行了复议，讨论决定马划为五类好干部，同时决定撤销县委五月十三日结论马华仁同志为活官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决定。
+
+## （二）
+
+　　根据马华仁同志提出的申诉和我们这次配合省、地监委派人对马所犯错误事实材料逐条调查证实的结果，原处分结论材料事实大部失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复兴公社整风整社运动初期，根据中央“六条”标准，马华仁同志系划为二类（即西南局标准的五类）的好干部，并参加整风领导小组、同时代表公社党委作过几次检讨，直到运动中期，即六一年二月上旬才确定为斗争对象。在斗争中主要是没有把上下左右和他本人应负的责任区别开，有的责任应该属领导上承担的，领导上没有承担起来，把全公社出现的问题都压在他个人头上。在处分决定中一些事实和文字结论，也有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其具体现现为：
+
+　　一、如在死人问题上，结论马仁华同志知道情况不向上报告，又不采取措施的问题。经调查马华仁自去复兴公社以后，在五九年十二月发现凤凰水库断粮死人，就派副书记张建良同志去检查处理。张去检查主要是断粮，肿病多，并写一式二分报告，马华仁同志亲自分别送交县长张峻玉和农工部副部长周文炳二同志，请示解决，当时张指示由公社解决，马说公社无粮，而张还叫公社自己想法。这次整风中作为马华仁同志的错误算。五九年十二月十二日天台管理区总支书记施云华在电话向马反映观音生产队三天死亡30多人后，次日马奔赴检查确有此事，并在电话上向县福利部和卫生科反映请示解决，第二天县委派福利部长李登伦同志带领工作组和卫生人员前去解决，后来二月区委书记会议上，马华仁同志将此情况向原地委书记何林汇报，被何林指责“病是有，是钩虫病，血丝病，死人归罪于粮食，实际上是归罪于共产党，医生有右倾，不发药就走了，干部不加分析一盘端过来，办社会主义事业，死几个人何必大惊小怪。”接着张峻玉县长传达了地委对粮食三不供应精神，即：旧历年前不供应；不是经济作物区不供应；不是灾区不供应。张并补充一条赤水县都不属这三类地区。这次斗争把何林的论点和三不供应的指示等也强加在马华仁同志的身上。六零年二月县党代会前夕，凯旋总支书记钱水福反映管区断粮死人严重，而马华仁同志在党代会上请示县委解决，县委派财贸部长洪奠华（县委委员）带领工作组前去检查，洪去后不但不检查发粮，反而大搞反瞒产斗争，结果死人越来越严重，这次整风中马华仁同志提出申辩，被工作队长周文炳同志责成为推上推下，态度极不老实，强制承认。六零年四月县五级干部会前，马华仁同志发现全公社的口粮只有五天供应指标了，在电话上请示县委如何解决，县委答复没有指标，可吃碗胡豆。因此公社党委根据县委指示研究决定，平坝地区31个队吃碗胡豆，把五天口粮供应高山地区。后马华仁同志到县开会，耿焕民（原遵义地委书记处书记）同志问马的生活安排如何，此时马将此情况如实地向耿反映了，耿答复：“不行，要供应”，县委才拨粮13万斤，当指标下达后，马华仁同志立即打电话通知张建良组织供应，张建良接电后不但没有如数安排，反而说下面有粮吃，在马的连续追问下，才回答承认下去调查。第二天马华仁同志直接打电话问天台管理区供应否？天台总支书记反映，已断粮一天多，病情十分严重，马并请示县委，当时就派杨振宵同志乘车到天如检查解决了。在整风中说马华仁决定停止三十一个队的口粮供应，造成断粮死的严重后果。一九六零年三月下旬，马华仁同志到省开会去了，留社的副书记张建良发现复兴镇的金红队有粮食1000多斤，张就以此类推下面有粮，回社后立即召开电话会宣布全社停止五天供应，两天后县委杨援宵同志到吼师管理区检查工作发现断粮，在电话上指示立即供应，张建良同志不但不执行，反而规定要各管理区先造计划报公社审批。因此先后断粮四天。在这次整风中，马提出来应由张建良负责，当时被工作组长王扬萃（县委组织部长）同志拍着桌子说“你负责全面工作，一点责任都没有吗？”逼着承认。
+
+　　二、六零年十一月十一日决定把各管理区报上来的700多万斤湿谷子作为干谷子上报，再加15%作为湿谷子上报的事，是县委书记处书记杨振宵同志主持办的，但确给马华仁同志结论为“六零年秋收后仍未吸取上春教训继续浮夸，多报产量160万斤，用空数字安排生活”，一律推在马华仁个人头上。六零年元月马华仁同志去正安县开现场会，临走时，为了报数字与县委对口，将前届书记马春景同志移交下来集中800多万斤粮食数，抄在留社副书记张建良同志的本子上，也说是马仁华同志虚报浮夸。
+
+　　三、在处分决定上给马华仁同志结论为“经常在商店购买糖油油、酒、肉、鸡、鸭、鱼等个人吃喝，私开小伙，大吃鹿茸精等补品药100多元。据调查马华仁同志到复兴公社一年多来仅在商业部门购买饼干8斤，天麻3.9两，花生米一斤，曲酒2瓶，牛肉1.3斤，炒米糖7两，红苕糖2.3斤，猪肚肉2斤等少量东西，也没有开过小伙，据反映马华仁同志生活作风还比较艰苦。
+
+　　四、历史成分的结论也有不够确切的地方。复兴公社党委对马华仁同志个人成分的结论系伪军人身身，其理由是说马华仁曾先后当兵三次为依据论定的。实际上马华仁同志只在当地伪警察所当兵和伪328师当班长共计约一年的时间，当兵之前主要生活来源靠帮人、务农、赶马车，马的家庭出身贫农，因此，马的个人成分应结论为农民，县监委干部先绍庸同志整理材料时，仅凭审干办公室干部袁伯林同志口头介绍马华仁同志在四九年曾拐骗一民妻出卖，即作为文字依据写入结论。根据马华仁本人交待和审干部调查材料，证明是当地邻居胡树芬给他介绍一个况姓童养媳谢友莲，因为当时生活所迫，马就介绍到他表兄张家士处寄居，后又由张介绍到伪遵义税捐处当女工，马就到伪328师当兵去了，此后谢因偷别人的东西逃跑了，并非出卖。
+
+## （三）
+
+　　马华仁案件材料为什么大部失实和结论不当呢？从县监委检查，主要原因是：
+
+　　一、从调查结论马华仁案件材料大部失实的情况来看，县监委是有直接责任的。特别是监委副书记邱维新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如在一九六一年元中旬，邱维新同志曾会同组织部负责同志对马华仁同志作过分析排队，当时根据马的历史和平时工作表现划为二类（即属西南局六条标准的五类）干部，当二月中旬复兴公社整风工作队周文炳同志向县委汇报马的错误事实时，县常委依据马的历史和现实错误，初步结论为坏人的，未积极提出建议和自己的认识。同年三月下旬，县监委在家同志根据地委指示，将马的材料整理为案例，县监委未认真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而简单草率的研究初步论定为坏人，即否定了原排二类好干部，带去遵义地委召开的组织处理工作会议上作为案件标兵介绍。会议认为马的问题有所出入，暂划为四类，并责成邱维新同志会后回县将马的错误事实查清，分清上下左右的责任，再作处理。邱回县后在全县各公社、组、监干部会后，虽明确分工监委干部先绍庸同志专门包干复兴公社的案件，并具体交待必须将马的材料查证落实，特别是粮食和死人问题要分清上下左右责任，但先绍庸将马的材料带回公社后，只作了一般调查了解，又分工给公社组织副部长邓光成同志负责查对马的材料的工作，由县派出的专职干部明方位同志负责审查和起草处分决定，决定写好后，公社研究结论（马本人未到会，已去中监委）报县，县监委在此基础上由专干王直宾同志负责审理起草的第二次处分结论（这份结论写好后曾经县委组织部长王锡萃同志[监委委员]审阅，当时在家掌握组织处理工作的副部长王远茂同志负责），邱维新从大同回县开会时，马的这个结论材料只在未报县委研究之前审阅修改了一下。于五月十三日报县委研究结论为活官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未执行）材料也是邱维新同志介绍的。因此，从对马华仁同志的排队到呈报审批案件的过程，邱维新同志不仅知情，而且亲手承办，这就充分说明邱维新同志对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是不严肃的，未有坚持党的原则，在工作上是极不深入的，对专职干部办案工作缺乏检查，审阅材料粗枝大叶，马虎草率，不分析，不调查，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是相当严重的。
+
+　　二、从调查结论马华仁案件材料大部失实的情况来看，还反映了具体承办马华仁案件的有关人员缺乏深入调查了解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呈批材料说“六零年春节迎接王临池慰问团时，马指使民兵持枪强迫群众严道欢迎，实际上是复兴镇为了保护安全，派民兵去厨房看管东西和监厨的，也未持枪。又说在迎接慰问团的当天复兴街上摆着三具死尸是马华仁同志为蒙蔽真象逼着民兵抬去埋的。据调查三具死尸有这回事，一具是复兴镇长雍太炎同志发觉后叫运输队抬去埋的，一具是民兵队长曹克文发觉后请示公社秘书郭云磊，郭随口答复抬至工人宿舍，并请医生打一针才死，还有一具是林归队的人，不是在此期间死的，与马华仁并无关系。但具体办案人邓光成（公社组织部副部长）、先绍庸（县监委干部）二同志不作深入调查，硬说是马华仁直接和指使办的，而两次结论为“群众处于水深火热死人成堆时，不关心群众死活，逼着管理区抬走蒙蔽真象”。又说马华仁同志因生活特殊，别人向他提意见就利用职权对商店干部刘敏池、禹明开等人进行压制民主，打击报复。据调查刘、禹二人都未检举，单弄一分检举材料就作结论。同时县专案人员王质宾同志在起草第二次处分决定时，也未认真详细的审查马华仁同志所犯错误事实的有关检举揭发和查证材料的真实性，而又凭公社成批的综合材料，只是删减了一部分长的文字而重新抄一道，因此，这就造成了马华仁案件的错误。上述情况说明，经办马华仁案件的有关人员，在调查案件工作中不深入，不细致，不实事求是，不倾听和采纳本人和群众言之有物的意见，偏听偏信，道听途说，捕风捉影，主观意测，情况事实不清就乱下结论的思想作风是极其严重的。
+
+## （四）
+
+　　通过对马华仁案件的检查，对我们的教育是深刻的，为了彻底转变作风，认真改进工作，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做好工作，今后必须：
+
+　　一、认真学习中央和上级党委监委的方针、政策和指示，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水平，坚决按照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坚持原则，坚持真理，坚持斗争，克服患得患失，不敢反映情况的个人主义思想，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当好党委的助手。
+
+　　二、深入调查研究，在调查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反映，弄清事实真象，客观冷静，实事求是的分析，切忌主观片面，情况未弄清前决不乱下结论。
+
+　　三、加强集体领导，县监委对每个案件都必须坚持集体研究的原则，对每个问题特别是重大问题都必须抱着严肃认真的态度，克服马虎草率不负责任的态度。
+
+　　以上检查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
+　　 中共赤水县委监委一九六一年七月一日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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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78.txt
@@ -0,0 +1,15 @@
+# 中共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
+
+　　<中共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
+
+　　我们没有按中央、省、地委指示办事，“共产风”一直未停，刮的范围很广，如土地、房屋、粮食、劳力、耕畜、农具、家禽、锅、碗、瓢、勺等。1958年冬，县委从各公社抽调劳力“修津浦铁路复线，共得工资35万元，没有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实行按劳分配，而是采取“刮富济贫”的办法将工资分配给板桥、小溪河、总铺3个公社。县委党群、政法、财贸、工交、农业、文教6个口以及其所属的基层单位共刮各公社工地8,220亩，房子364间，木料39根，耕畜29头，拖拉机1台，车辆1部，苇子500捆，资金2,500元。初步统计，全县一平二调的财物就有土地63,399亩，房子11,450间，粮食2,414,000斤，木材32,129根，耕畜1,537头，猪羊2,767头，家禽5,431只，农具6,368件，机器8台，木船46只，车辆428部，柴草92万担，瓜菜15万担，资金18.8万元，以上共折款732万元，平均每人27.1元。有的情况相当严重，强占民房，撵人搬家，不搬就把人家的东西往外扔。有的人家被逼的东逃西窜，有的一家大小十几口人挤在1间小房子里。县委要求，几天之内实现车子化，下边没有木料，只好扒社员的房子，用社员私人的木料，搞房前屋后的树木。“共产风”把人家的小锅子都刮走了，老年人要求留下1口锅烧开水都不准留，有的干部当社员的面就把锅给砸烂了。
+
+　　……弄虚作假，表现在农业生产上，全县只有141.2万亩耕地，去年（1960年）春种就上报播种面积184.8万亩，超过总田亩40多万亩，粮食产量1958年实产1.5亿斤，上报4.05亿斤，多报2亿多斤。今年烤烟实际栽57,388亩，上报137,400为，多报1倍以上。生猪实有43,000头，上报166,000头，多报12万头，开荒地上报468,500亩，实际开得很少，而且没有抛荒的多。在水利战线上，3年全县实作土方5,000万立方，上报2.1亿立方。上报板桥等9个公社实现了水利化，实际上还没有搞掉水利死角的帽子，……在造林方面的浮夸更为严重，为了搞表面化，就把社员的私人大树移栽到公路两旁，有不少这边没活，那边也搞掉了，劳民伤财。在淮南线上栽了一点果树，而且棵子很小，就上报实现了园林化。3年来全县栽树13.2万亩，上报绿化荒山隙地72万亩。……
+
+　　（县委）要求各公社当天数字当天下午4点钟汇报，不报不行。公社4点以前向大队要生产进度表，大队下午就向小队要生产进度。生产队的社员下地还没有干完活，哪来的数字汇报呢？不汇报就要受批评，只有假报估吹。有的想先报后补，而劳力只有那么多，天天多报怎么能补上呢？所以数字越报越假，越吹越大。
+
+　　在电灌站和燃灯水库工地上的民工不仅生活安排的不好，而且劳动强度特别大，门台子电灌站去年民工吃不饱，他们还结余10万多斤粮食，不执行劳逸结合的方针，天寒地冻、下雨下雪还逼着社员干活，对有病和体弱的民工，不能给予及时的治疗和照顾，相反是一推了事，叫民工回家，走又不给粮食，加上有病天又冷，有一部分民工死在路上，有的社员身体不好，大队和生产队硬叫人家上电灌站，到了电灌站又不收，两头不给粮食吃，三推两推就把人家搞死了，拿人命当儿戏，我们有罪。……
+
+　　……如对外流人口，下面说都是小偷小摸、调皮捣蛋的坏人，掩盖真象。实际上有的是食堂停伙没有饭吃；有的在家受气，挨打受骂，得不到解决，没有办法才走的。哪个愿意离开家呢？没有办法才外流的。
+
+　　来源：1961年1月7日《凤阳县委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材料》，见《乡村三十年──凤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实录(1949—1983)》(北京：农村读物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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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79.txt
@@ -0,0 +1,29 @@
+# 中共黄冈地委关于李克成同志所犯错误事实及处理的复议报告
+
+　　（省委：）
+
+　　李克成同志原任麻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在59年反右倾整风运动中。结论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给予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处分。工资级别由15级降为17级。现根据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和省委指示精神，我们又对李克成同志原结论中的事实作了查证。现将查证结果和复议意见报告如下：
+
+　　一、经过调查，原来性质结论不当，应该修改的几个问题：
+
+　　1.关于组织反党集团问题。1958年3月间，李克成同志兼任县委农工部长时，农工部干事王维捷、曹铎、胡裕宽、熊德清、丁开焱等人，成立了一个“民主治部”（又称五人领导小组）其动机是民主管理农工部的核心工作，这些成员都是区级干部，政治上没有问题，从其活动看并无反党计划和纲领。当时县委提出水稻总产1700斤的指标，他们下去作了一些调查，实际只有700—800斤，向县委作了报告，这样做是对的。并不是收集材料，向县委“进攻”，因此，不属于“反党集团”。
+
+　　2.关于否论58年大跃进的问题，在59年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李代表县委向中一公社干部检讨说：“58年没有搞好，是一笔糊涂账，对不起你们，明年再来吧！”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但不能视为否认大跃进。
+
+　　3.关于动摇人民的基础的问题。这主要是李克成同志曾说过：“没有丰富的物资基础，食堂是办不好的，食堂与公社体制是两回事，垮了没有什么可惜。”还总结过食堂下放有便于养猪等五大好处。在技术革新方面，县委提出水稻密植2×5寸，李提出4×6寸等，这都是属于工作意见和认识问题，也是反映了当时群众的一些实际要求，不应以错误论处。
+
+　　二、经过再次调查证实，李克成同志是有错误的。
+
+　　1.散布流言蜚语，影响县委的团结。李克成同志的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是突出的。有意见不在会上提出来，而是不择场合，不顾影响的乱散布。57年负责修福田河水库时，因人上迟了一点，就大骂：“娘卖×的，别人要人就有，我要人就没有”说县长陈化民同志是“相公”，说：“书记处书记赵金良同志是拉蛮的祖宗”还说：“麻城是吴（德简）管全面，赵（金良）管农业和干部，赵（化民）管钱，我没有权”，“麻城是赵、陈之县，赵、陈之天下”等等。这些流言蜚语，危害了县委之间的团结，在干部中确实造成了不良影响。
+
+　　2.无组织无纪律也是严重的。农工部成立的所谓“民主治部”虽然不属于反党集团，但在一个部门又搞一个小组织，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李克成同志知道后，既不向县委反映，又不加制止，是错误的。另外，在公社党委的要求下，李克成同志即同意了将农工部王维捷、曹铎、丁开焱等两个区级干部分别在宋埠、中一、白果等公社兼任社长、部长职务，这种作法既未经县委讨论研究，又没有向县委请示报告，是违法集体领导原则的。
+
+　　3.阶级立场模糊。59年夏季，李克成同志在五脑山休病期间，曾与女劳改犯陈加玉在一起打过麻将。县委组织部长游弟波提出的提前释放反革命分子周天卜和从国家财政中借给右反分子李辉150元去汉口诊病的意见，李克成同志不仅没有批评制止，反而批准了他的意见，是错误的，这说明李克成同志阶级立场模糊。
+
+　　三、鉴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李克成同志的错误还是严重的，主要是自由主义，散布流言蜚语，影响党的团结，在处理某些重大问题上，违背了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在立场观点上也相当模糊，对党的事业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其错误根源是与李克成同志出身知识分子，缺乏实际锻炼，严重的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是分不开的。其性质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因此，我们意见，摘掉其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帽子，将原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工资级别由15级降为17级处分，改为撤销书记处书记职务，保留县委常委，工资由15级降为16级。是否妥当，请省委批示。
+
+　　 中共黄冈地委1961年7月28日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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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80.txt
@@ -0,0 +1,35 @@
+# 赵平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
+
+　　[赵平，可能是安徽颍上、亳县、阜南、太和、阜阳县委中的一个县委书记]
+
+　　（缺页）按劳分配，钱被浪费了，很多社员周年劳动得不到报酬，吃饭还要拿钱买。在这种情况下，在农业生产劳动出勤上就出现了“两多”，（妇女下地生产的多，旷工的多）、“三等”（等干部喊、等一齐下地、等干部分配活），干活工效不高，质量很低，地里长的草锄了和未锄一样。
+
+　　第二、高指标，高征购。几年来高指标生产很严重。生产指标修改次数也很多，58年修订7次，最大指标订到14亿3千万斤，最低为5亿1千万斤，实际完成4亿斤；59年修订11次，最大指标保证数18亿4千多万斤，开展1千斤小麦、1千斤籽棉、2千斤水稻、2万斤红芋的“双一、二”增产运动，实际完成4亿4千多万斤；60年修订6次。最大指标13亿3千万斤，最低指标8亿2千万斤，实际完成3亿7千多万斤。59年“六条”指示信，其中一条讲粮食指标，没有那些不要讲那些。主席指示后脑子热的还是降不下来。高指标必然带来高征购，多用粮，多外调。那时算帐，口粮留的多多的，粮食还多，粮食成灾了，放开肚皮吃饭，吃饭也放卫星。这样做的结果，不但卖了过头粮，种籽也未留下来。从57年到61年的4年半中，国家征购农村粮食5亿多斤。有很多不该征购的粮食而购上来了，又回销2亿多斤粮食。其中口粮1亿5千多万斤，种籽粮8千多万斤。其结果：1.浪费了大批劳动力，影响了生产。没有那些粮食硬要送，然后又要回销。这样挑来挑去，一道一道的过秤，等种籽运回来再往下发，地里的墒情跑光了。初步算帐：全县多卖1亿6千多万斤粮食，每年平均4千多万斤。另外，在粮食工作上还存在着严重的、单纯的任务观点，认为粮食抓到国家手里好安排，而对种籽购上来浪费劳力未算帐。下面反映任务重完不成，我们也未很好的接受意见，还吓唬人家说：“不卖种籽以后可要供应了？”弄得人家无话可对，谁敢说不要供应了呢？2.卖出买回，多付差价，初步计算多付差价款127万元。3.粮食送来送去，扩大了损耗，按1千斤损耗1斤计算，也损耗几十万斤。4.种籽入库以后又供应，商品粮作种籽，种籽混杂了，有的麦子黄了，有的还未出穗。在多种经济生产发展上，也是高指标、高收购。如规定59年一年牲畜繁殖达到9万多头，猪一亩地要达到1头，饲养量达到220万头。还要求每个公社建两个万头养猪场，大队建两个二千头养猪场，小队建两个五百头养猪场。老母猪一年要求过几窝小猪，小母猪一年也要求过几窝，一年繁殖几代。棉、油、蔴、糖、果、烟、菜、药也是这样。要求每人一天吃3斤菜，每亩产量要达到多少多少。植树造林，全县要求造56万亩。完成这些造林任务，叫群众吃树叶子吗？发展指标高，购的任务大，完不成就违犯政策，硬性收购，翻箱倒柜堵鸡笼，出了很多坏主意。母猪当肥猪收购。县商业局二库头天收的第二天过一窝小猪子。有的鸡蛋抱几天小鸡了也把人家拿来了。购的多，销的少，肉票不能兑现。城郊有个社员拿着肉票，背着被夜里来排队也未买着肉，气愤的说：“以后也叫你们干部背着被来收购我的猪。”
+
+　　第三、赶风头，贪大贪多，事事搞新花样。各个部门都提出许多不适当的口号。搞什么都加个“化”字，什么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不问男女在一块睡觉，不问老年人、妇女、小孩都要下操。在农业生产上也提出：“千斤县”、“五百斤丰产县”、“千担肥，万担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搞畦田化，麦子种下地还叫抄。大搞园田化，提出什么“以河网为基础，肥网套渠网，渠网套河网，河网套路网，路网套畦网，河渠道路套林网，六网并举。”工业部门新名堂更多，也不知提出了多少化。什么工具改良化、运输轨道化、装卸自动化、超声波化、沼气化、土化肥化。大办也提得过多，无事不加个“大”字，什么大办养猪场、大搞声势、大战济河口。搞化肥提出：“从烟中取宝，向烟田夺肥”。要求全县实现无烟县。工具改革，没有木料扒房子、调工人、抽干部，4个轱辘的大车改为两个轱辘的大车。很多东西硬性规定。旧的不准用，新的又没有。耩地旧耩子不准用，大耩华[铧]子又生产不出来，影响下种。大搞土车床，没有原料扒石条，用大板凳做架子，全县搞多少，用的又有多少？搞风力车，每个大队都架一个，架上都不管用。搞汽车，集中很多铁木匠，汽车未搞成，毁坏了很多柴油机。沼气化，花了多少钱，不仅不起作用，而且又不卫生，生蛆生蚊子。商业部门提出无帐化，结果短货少款，不到一年多的时间就损失浪费77万多元。
+
+　　第四、生产瞎指挥，生搬硬套。一个布置一阵风，一个大呼隆。58年秋种用有线广播指挥秋种，采取连夜突击种，当时还提出五不种：不深挖一尺不准种，不施5千担肥不准种，下种不到50斤不准种，不浸种拌种不准种，不搞畦田不准种。卫星在每亩施万担肥，深挖泥，下种300斤到400斤，亩产万斤粮。59年秋种要求深耕7寸，全部达到畦田化，整地要求地平如镜，土细如面，沟直如线，还提“千亩百池”，10亩地挖一个沤肥池。在稻改规划上，59年要求搞40万亩，60年要求搞45万亩，平均每人7分，实现基本稻改化，结果因为计划过于太大，实际只完成17万亩；其中有收成的只有12万亩，造成很多耕地面积因失时而未种上庄稼。同时因为稻改任务大，强劳畜力过于集中搞稻改，也耽误了其他作物田间管理，出现了大片草荒。拉泥条打红芋沟，夜里摊场脱粒。在这些方面 ，都遭到群众的反对。去年红芋育苗，提的过早育苗，后因天寒烂掉一批，缺秧插不上红芋。社员反映：“城里指挥乡里生产，庄稼人成了门外汉，电话会议多，每天平均开到一次到两次，时间又长，有时一次都开一天，吃过饭再开，占去了基层领导干部很多时间下不去。开展大协作，大兵团作战，生产不讲究实效，不讲质量，窝工旷工，劳逸也未能结合好，生产也未能搞好。
+
+　　第五、水利办的过多。水利58年全县规划一级河10条，二级河道20条，三级河道51条，四、五级河道139条，土方工程1亿1千万，一年基本实现河网化。59年上堤民工最多，要求16万人，实际上堤11万人，经常有9万人，再加运粮、运柴草，劳力最多占到80％，做这些工程不是根据当前生产发展需要规划的，而是在纸上规划的，盲目的追求任务，挖压很多土地。城郊的青年大队是河网化重点，全大队规划11条河道。按照这个工程规划来搞，全大队就得挖掉3分之2的土地。59年规划那些河道，实际上也只完成3条，其他都只完成半拉，没有什么受益。任务大，要求高，一天要求每人搞到几十万，重劳动，高工效，口粮低标准，民工坚持不下来，前方把后方口粮吃掉了，生活福利照顾不好，几万人没有一个医疗机构，有的要求比干劲，十冬腊月光着脊梁干活，光干不休息，劳逸结合不好，有很多民工在前方生了病，从河堤被精减回来家，生活没有很好安排，出了很多问题，发生了不应有的死亡现象。
+
+　　第六、搞大食堂。对农村食堂，并了合，合了并，食堂越大越好，小了总感到领导不方便，提出一队一堂，队大的一队一堂还搞分堂。吃粮统一加工，有的一个大队搞一个加工厂，集中许多劳力和毛驴推磨，结果加工不出来吃不上饭。由于办大食堂，统一搞加工厂，把庄子也搬掉了，石磨也合并了，毁坏也很多。一个中心食堂有的离庄子几里路，给群众带来很多不方便。晴天打饭还好些，遇到雪雨天，老老少少磕磕绊绊的，不是打了盆就是打了碗，千把几百口子人吃饭，等饭做出来再排队打饭，往往早饭吃到日偏西，午饭吃到鸡上宿。到冬天饭打回家就凉了，还得重热重做，浪费还吃不好。为了怕大食堂散伙，干部轮流下食堂，有些食堂没有烧柴扒房子，没有菜吃收群众园地，有的怕群众不吃食堂把人家锅砸了。口粮标准那样低，还要求每天吃到三干三稀或两干三稀，拿什么东西来做呢？不断的检查食堂，查出很多问题，检查组走了锅还是揭不开。口粮少，食堂管理人员、炊事员多吃多占比较严重，总之是群众吃亏。群众反映：“脸大脖子粗，不是干部就是伙夫”。在加强食堂建设的同时，还要求以食堂为中心，建立“五房”、“一铺”。所谓“五房”、“一铺”就是灶房（包括饭厅、食堂、加工厂）、牲畜房、仓房（保管饲料、农具）、住房、茅房，人人都睡上床铺。并要求有布局，统一规划。植树造林，逐渐形成居民点，房子里泥上反手泥，清洁卫生。食堂有桌、椅、板凳、碗筷、刷碗池，集中吃饭。这些要求在当时来说意图是好的，可是实际很难办到。建新房没有条件，用旧房子修改，破坏了不少房子。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群众急特要求解决的问题，群众要求的是要把生产搞好，粮食问题解决。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形式主义的发展。助长了共产风刮得更厉害些。
+
+　　第七、对几年来灾情估计不足。我县年年有灾，58年大旱，59年大旱，59年在58年旱灾的基础上又增加一年，60年比59年灾情更严重，先涝后旱。59年130多天未下雨，总降雨量200公厘，比58年降低58公厘，蒸发量却达到1000多公厘，相当于同期降雨量5倍多，春种和秋种作物受到严重干旱，受旱面积达140多万么，差不多占作物总面积80％左右。59年的旱灾大于58年、53年；但在粮食安排上未能从灾情出发，征购粮食1亿5千4百多万斤，思想上总认为抗旱劲头很大，对抗旱成绩估计过高，当时提出：“百日不雨，也要保丰收”。有这个信心是对的，鼓干劲也是对的，就按这个要求来估计年成，未有看到灾情带来的损失，仍然高征购就不对了。正因为看不到灾情的严重性，未能及时提出生产救灾号召，战胜灾荒，思想麻痹。因此对如何渡过灾荒在思想上、物质上都没有准备，以至59年冬、60年春出了问题而措手不及。
+
+　　第八、浮夸不实，弄虚作假。特别是58、59、60三年相当严重，报喜不报忧，指标层层加码，讲话不负责任，产量已经是很高了，制订生产计划还是大幅度的百分之几十的增加。这样就产生了下面尽量合乎上面的口味，上面讲多少，下面讲的更多，讲少了比不过人家，面子上难看。下种多报面积，收时就没有了，种时按报的进度数字已经种完了，地还在那荒着，收时按报的进度数字已经收完了，庄稼还在地里长着。工具改革，总是集中试制新产品，而群众必须要的生产工具却没有人生产。结果新产品很少试制成功，还把原料浪费了，有的即使试制成一件新产品，敲锣打鼓报喜，报过喜以后送到上边展览，家中一件也没有了。以至造成这几年生产工具毁坏的多，添制的少。在水利上，几方的工数说成几十方。在赵集召开的水利现场会，集中了精干的劳力和大牲畜，按时间推算，一天才搞到10多方土，而夸大为135方土。水利工程土方完不成，把小型农田水利土方加上，假报成绩，骗取荣誉。诗画上墙，说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的产”。有的墙上还画着，飞机把玉米桿子碰断了，苹果上建飞机场。现在又出现了另一个方向，报产量越低越好，一百斤只报几十斤。这也是弄虚作假，虚而不实。
+
+　　第九、勤俭办社做得很差。生产上经济不核算，不计算成本，不讲实效，资金浪费非常大。这几年来由于盲目认为粮食过了关，增产幅度大，滋长了浮夸、讲排场和铺张浪费的风气，大花特花钱，大扎彩门、跃进门，搞宣传牌、砖头碑，报喜做彩旗，敲锣打鼓吹喇叭，召开现场会，杀猪宰羊招待，大办剧团、招待所，配了很多招待员，制了多少花被。这样做的结果很多钱浪费掉了。因此，几年来分配方案做了不少，就是不能兑现。特别是不讲成本，不讲核算，经营管理不善，养成公物没人爱护，牲畜死亡很大。这笔帐算起来是非常惊人的。
+
+　　第十、社队规模变动过多，一会儿小，一会儿大，划来划去把三级所有制打乱了，生产队的“四固定”，马马虎虎，也未固定下来，责任制也没有了，生产秩序打乱了，更没想到平均主义，错误认为一并队就没有穷富之分了。帐目未算，分配不兑现，致使少数有问题的干部混水摸鱼。这样做必然影响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生产安不下心来。
+
+　　第十一、护短。表现在严重的是对非正常死亡未能如实的反映情况，死了人不讲，封锁消息。60年春季，有的队和庄伤亡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向上级汇报，采取多方面借口，死了人说是体弱久病，治疗无效，不敢讲因为生活未安排好，饿死的；破坏尸体（编者按：所谓“破坏尸体”就是偷挖死尸、吃死人肉。）也说成是坏分子破坏，不敢讲因为生活而造成的。中央领导董老来，公路二面十里路开外，布置把坏分子看管起来，站岗放哨，很怕出岔子。这样做的结果，影响很大，上行下效。地委、县委、公社派检查组检查，也是采取层层封锁，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中央检查团到六十铺检查。走一庄问一庄死了多少人，我们还大吃一惊，思想上闹不通。现在看来，要不是中央来揭盖子，我们还不敢暴露和认识这些缺点和错误。当时的情况，我们是不是知道一点，是知道一点的。但错误的认为：年年都是大幅度增产，粮食过关了，还有吃不饱饭饿死人的？要是说了不是影响了“三面红旗”？怕戴帽子，怕受批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对当时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们也害怕出问题，下去也都是跑的重点地方，但又怕鬼，上面来检查不是带到这些重点地方看，而是带到好的地方看，心里非常矛盾。这种错误认识，致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哪里出了问题哪里安，头痛顾头，脚痛顾脚。在措施上，只单纯强调把食堂办好不停伙，实际上问题还是解决不了，粮食问题不解决怎么能搞好呢？强调搞代食品，强劳力大部分上河堤去了，后方还要搞运输，运煤、运粮，还有多少人参加生产呢?搞代食品群众劲头不大，老是迷在茅草根，小娘子根，一算帐能搞多少多少，算子有吃子无，食堂断炊，生产情绪更加低落。放在这种情况下粮食工作还是继续进行，一直抓到三月分，没有粮食，小娘子根也要抵交粮食入库。这十足表现了我们的群众观点薄弱，严重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这是血的教训，也是非常沉痛的教训。这不是个错误，这是个严重的罪恶。我们要更好的认识这个问题，加倍努力搞好今后工作，戴罪立功，弥补这个损失。
+
+　　第十二、对干部使用的多，教育的少。过去每个运动到来之前，干部都要普遍训练一遍，学习政策，弄通思想，学会一套方法，在互助合作化运动中都是这样干的。过去每进行一次大的，全面性的工作都开大会训练，这样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近两年来，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任务都是紧的，开会也是连夜赶来，连夜布置赶回去，匆匆忙忙，每次会议布置了以后很少讨论，使下面对如何结合本地区如何贯彻，思想不明，方法不明，工作中必然出问题。领导对干部耐心教育帮助不够，未能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平时不算小帐，出了问题算大帐，出了问题就处理。小问题不断的犯大问题就来了，加在一块处理。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处理，怎么能使干部认识自己的错误呢？对下面不相信，干部回避，互相调动，存在的问题还是得不到解决。干部被调到新岗位，抹不住[摸不着]头脑，思想波动，工作受到很大损失。
+
+　　第十三、党的群众路线未能很好的贯彻，群众观点薄弱，主席教导我们：政策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们在工作中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而是上边决定了以后就往下贯彻；解决问题不是去发动（下缺）
+
+　　来源：颍上、亳县、阜南、太和、阜阳县委在三、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材料。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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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8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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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县人民检察院对胡德全的刑事起诉书（61）
+
+　　[本起诉书所诉被告胡德全最后被判十年徒刑。]
+
+　　被告人胡德全，男，40岁，农民出身，贫农成份，江苏省沛县人，现住魏庙公社梅庄大队房北村，汉族，文盲，职业农。自幼务农，做小生意，49年解放后任民兵班长，53年任村长，56年任生产队长至被捕。?
+
+　　前科：无。
+
+　　案件来源：沛县公安局。
+
+　　犯罪事实：被告自1956年任职以来，对社员群众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一贯强迫命令、贪污、盗窃等犯罪行为。自56年以来，先后殴打社员23人，计37人次，其中被打跑2人，上吊自杀为逞的2人。如56年秋季，因张现成的小孩偷了生产队的几个毛豆角，被抓住用柳棍打，将柳棍打断几节，又用鞋底打了一百余下，后小孩病了月余才好。58年怀疑社员李玉龙偷抬柜跃子，被告即先后两次吊在办公室梁上吊打，后叫李回家吃饭再来，因李难忍痛打，逼得走投无路，当晚弃家外逃，至今下落不明。60年4月社员张建荣因干活去晚被胡犯大骂一顿，妇女与其讲理又被胡痛打一顿，致使妇女上吊自缢未逞；59年4月被告去社员李玉德家翻东西，李之母（70余岁）说：“和国民党一样，到社员家乱翻……”。当被胡抓住老太太的脚脖子拉了一圈子，吓的老太太病了一场。特别严重的是打击报复致死人命，自58年以来依仗职权扣发社员口粮和罚款等不择手段，计罚15户115元。如60年元月其奸妇秦某（妇女队长）与作业组长张洪荣打架，社员张现成拉架时，胡骂张是拉偏架，并说：“我要不饿死你算我没本事……”。张现成从正月即缺粮，在队 委会研究统销粮时两次曾有人提出发给张现成，但胡为达报复目的，坚持不发；第三次虽评议有张现成的粮，但粮食仍没有发到张手，因此，致使张现成活活饿死。又如韩犯向社员王世军要布票，王不给，被告怀恨在心，于59年秋借王之小孩偷队的一把庄稼，被罚款5元，更为恶劣的是于59年7月22日晚去强奸社员吕××，妇女不允时，胡恼怒在心，次日借吕氏偷队的两个玉米棒为名，去吕家清剿，翻去麦种23斤，罚款10元，扣发口粮5天；到第四天被告又去吕家用威逼的手段被（将）其强奸。同时被告不断对其妻进行虐待，曾因其妻和秦打架即将其妻痛打一顿，接着其婆母又要房子，因此，上吊自杀。
+
+　　胡犯除以上的严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强奸等罪外，自被告任职以来，先后数次集体和个人贪污人民币434元，粮食709斤等犯罪行为。
+
+　　结论：综上所述，被告虽出身于贫农家庭，又系共产党员，但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已完全蜕化变质了，实属道德败坏的违法乱纪分子，曾多次的打击报复逼死人命、强奸妇女、贪污盗窃等，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刑事犯罪，故起诉，请依法严加惩处。
+
+　　此致
+
+　　（沛县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刘洪斌1961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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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82.txt
@@ -0,0 +1,23 @@
+# 沛县人民检察院对胡德全起诉书
+
+　　[本起诉书所诉被告胡德全最后被判10年徒刑。]
+
+　　被告人胡德全，男，40岁，农民出身，贫农成分，江苏省沛县人，现住魏庙公社梅庄大队房北村，汉族，文盲，职业农民。自幼务农，做小生意，49年解放后任民兵班长，53年任村长，56年任生产队长至被捕。
+
+　　前科：无。
+
+　　犯罪事实：被告自1956年任职以来，对社员群众不是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一贯强迫命令、贪污、盗窃等犯罪行为。自56年以来，先后殴打社员23人，计37人次，其中被打跑2人，上吊自杀2人。如56年秋季，因张现成的小孩偷了生产队的几个毛豆角，被抓住用柳棍打，将柳棍打断几节，又用鞋底打了一百余下，后小孩病了月余才好……60年4月社员张建荣因干活去晚被胡犯大骂一顿，妇女与其讲理又被胡痛打一顿，致使妇女上吊自缢未逞；59年4月被告去社员李玉德家翻东西，李之母(70余岁)说：“和国民党一样，到社员家乱翻……”胡抓住老太太的脚脖子拉了一圈，吓得老太太病了一场。特别严重的是打击报复、致死人命，自58年以来依仗职权扣发社员口粮和罚款等不择手段，计罚15户115元。如60年元月秦某(妇女队长)与作业组长张洪荣打架，社员张现成拉架时，胡骂张是拉偏架，并说：“我要不饿死你算我没本事……”张现成从正月即缺粮，在队委会研究统销粮时两次曾有人提出发给张现成，但胡为达报复目的，坚持不发；第三次虽评议有张现成的粮，但粮食仍没有发到张手，因此，致使张现成活活饿死……更为恶劣的是于59年7月22日晚去强奸社员吕氏，妇女不允时，胡恼怒在心，次日借吕氏偷队里的两个玉米棒为名，去吕家清剿，翻去麦种23斤，罚款10元，扣发口粮5天；到第四天被告又去吕家用威逼的手段被(将)其强 奸。同时被告不断对其妻进行虐待，曾因其妻和秦打架即将其妻痛打一顿，接着其婆母又要房子，因此上吊自杀。
+
+　　胡犯除以上的严重违法乱纪逼死人命、强奸等罪外，自被告任职以来，先后数次集体和个人贪污人民币434元，粮食709斤等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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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论：综上所述，被告虽出身于贫农家庭，又系共产党员，但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腐化思想，已完全蜕化变质了，实属道德败坏的违法乱纪分子，曾多次的打击报复逼死人命、强奸妇女、贪污盗窃等，情节特别严重，已构成刑事犯罪，故起诉，请依法严加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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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致
+
+　　（沛县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刘洪斌1961年8月9日
+
+　　· 来源：
+
+　　来自网络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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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83.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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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检查
+
+　　<庞培庆>
+
+　　[作者是安徽省界首县、蒙城县、临泉县委的一个领导人]
+
+　　这几年来我的工作在县委的领导下，虽作了一些工作，但由于个人对上级的指示和党的政策学习和执行的差，以及群众观点薄弱，这几年在工作中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所受到的损失也很大，特别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天损失更大，现对几个主要错误作如下检查：但很难一下子检查彻底，请到会同志帮助：
+
+　　一、 在各项工作的计划上，不是从客观规律走群众路线出发，而是自作主张的个人主义，不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因此产生了吹虚假报的浮夸作风。
+
+　　（1）在农业生产方面，计划制定的过高过大，要求大面积丰产网40―50％，高额丰产田5－10％，小麦单产计划300－500斤，并开展小麦千斤，水稻双千斤，皮棉500斤和万斤红芋运动，小麦在措施上一般的要求种籽30－40斤,丰产田50斤以上；一般的达到三水四肥，丰产田达到五水七肥；深犂一尺以上和1000担至3000担肥料的要求。59年提出100亿斤的粮食指标，因为我们的要求既高而又大，压制了民主，限制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干部不敢说实话，就以少报多，浮夸成风，而又普遍。有了高指标，高估产，随之高征购，就购了过头粮，保命粮，完不成住务，布置把已留好的种籽也卖掉。59年冬会议布置后，长官公社就卖掉种籽10几万斤。
+
+　　（2）在付业生产方面，同样是指标高，任务大，付业生产任务要求每人平均400元，争取500元，同时计划每个公社建万头养猪场（宋集两万头场），县直双万头猪场，各大队5000－10000头猪场，有几个公社建万尾青鱼场，各公社建百万尾鱼场，500笼蜂场，以及各公社建万只鸡鸭、兔、羊场，当时认为这样搞起来按计划完成任务，我们的经济在一、二年之内就可以来一个大翻身，对国家、对集体，对社员个人都有好处，谁搞的不积极就批评，就没有分析考虑到这里边有没有困难和问题，光从个人的如意算盘着想，就没从坏处打算，结果来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调了群众的猪羊很多，不但没完成力不能及的空想计划。同时因为技术条件上的限制，和管理不善等等原因，受到了严重的损失，如县万头猪场，损失80％以上。
+
+　　（3）在指挥生产上，不是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生产，而是措施不当的蛮干瞎指挥。
+
+　　上级党委教导我们搞生产必须因地因时制宜，倾听群众的意见进行生产，不能生搬硬套，我们不是因地因时制宜的走群众路线，从实际出发搞好生产，而是撇开群众，撇开实际去搞，表现在：
+
+　　（一）59年秋种的要求上，达到园田化，做好大、中、小渠道，道渠相通，渠渠相连，沟畦相接，具体规定一千亩一个大渠，一百亩一个中渠，10亩一个小渠的要求，同时做到畦田平如镜，沟直如线，土碎如面。
+
+　　（二）60年栽水稻在密植的要求上：2×3、3×5、3×6密植，并棵，夏至已过不能再栽，还叫继续栽，为了完成任务，又叫旱植播，旱播水保等办法，结果没收益，浪费了种籽、土地和劳力，群众反映说劳民伤财，不敢讲。
+
+　　（三）大兵团作战，不爱惜劳力，对劳动力乱调，以大队为单位搞稻改专业队，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生产，认为集体生产有几大好处，第一集中生产好领导，治懒汉；第二便利指挥生产；第三好评比；第四好开展竞赛运动。其实从现在的实际效果和群众的反映来看，相反：第一，一天做不了半天的活，有的离劳动地点几里路，往返路途误工太大；第二，地少人多，一天挪几次地块，做活没有走路时间多；第三，不易于评工记分，违反了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降低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
+
+　　（四）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中打场，当时认为这个办法好，既节省劳力，又避免瞒产私分，从今年的午收来看，去年如果是分散打场小麦不会受到这样大的损失。
+
+　　（五）大队小队不定型，变动过多，高级社时由10几户并成30来个队，人民公社化后，大队小队又变了，以后实行军事化，营、连、排，59年春又把大队划小队恢复小组，59年整社后又并大队，这几年来就变了七、八次，因此帐目混乱分配就不能及时结清。
+
+　　二、生活安排上：
+
+　　由于浮夸虚报，59年对粮食上心中无数，灾情上不摸底，对抗旱成绩估计过高，虽一百余天没下雨，认为几年的水利工作已基本上实现了河网化，旱涝都不怕的思想存在，同时又提出生产自救，不向上级要粮，不当伸手派，在粮食工作上临泉又是老红旗县，主观主义的认为今年从各方面算帐有粮食，在高估产的思想推算的，无论如何这面粮食红旗要树起来。更严重的问题是认为59年种的胡萝卜和种的菜多,再加上其他的代食品是能过去的。由于有这些思想作怪，在生产上发生了问题，犯了错误。59年冬60年春非常被动，同时在生活安排的方法上，不是按实产算帐，把粮食安排到户，而是按高估产算帐，由于各个公社抓缺粮人数抓多了不行，按抓缺粮人口安排的，结果供应面小，而吃粮面大，—人的口粮一个半人吃、或者两个人吃，吃不到应吃的标准，在调运上又不及时，有时脱节供应不上，在运动中损耗过大，粮食质量又差，就是供应半斤也吃不到。
+
+　　以致发生问题就束手无策，只有大搞淀粉，大种菜和搞些其他代食品的办法，有时发生了问题自己解决不了，又不及时的向上汇报。如艾亭的洪北大队，60年春天检查发现问题很大束手无策，也无法解决，还埋怨公社对用粮制度掌握不够，又没很快的向上汇报，只给三千斤粮食维持几天，后白秘书长去才全部解决问题。
+
+　　由于思想上存在着高指标，高估产，工作上官僚主义，不调查不研究，对严重的灾情主观认为抗旱成绩大，取得丰收，在生活安排上，始终处于被动，就没有分析一百多天不落雨带来的困难，户里粮食被收翻，自留地被收回，社员家底空死，饿、病逃荒都很多。
+
+　　三、在大办上，不是根据需要与可能去办，而是盲目的大办，如大办工业，大办养猪场，办大食堂，大搞工具改革，三个月实现沼气化等等。
+
+　　大办工业方面，公社化后大办工业是对的，但由于自己政策观点薄弱，群众观点不强，单纯的任务观点，58年大办工业上要求过急，办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不但是县、社、大队办工业，小队也要大办工业，同时提出白手起家，土法上马办工业，半年时间就办成3000多个工厂，机械厂实现车床化，县机械厂50部铁制车床，公社机械厂铁木合制车床20部，大队5部的要求。
+
+　　工具改良化，车子轴承化，改的不管用硬改，不改不行，石磨有的改的不下面，深耕犁，改良耧改的牛拉不动也得改，谁不愿意改就给戴上右倾帽子，58年改大车一万多辆都不能用，改来改去浪费的很大，浪费了木材也很多，既浪费了人力，物力，又耽误了生产。
+
+　　大办养猪场损失过大，上面已作检查。
+
+　　大办食堂。以为大食堂好处多，吃饭省劳力，省烧柴，下地一致，便于领导，便于贯彻政策，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但不是根据条件与可能就去盲目的推广，造成很大的浪费和损失，群众不满意。由于项项大办就产生了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挪户并庄也就搞起来啦，群众反映说：大至房屋、牲口，大农具，小至盆、瓢、杓、碗、锅、筷子都并走，这样弄下去怎能过日子呀。
+
+　　沼气化三个月实现，各公社不讲，光县直机关不受批评很少，提出半个月不搞好沼气化就不供应煤烧。水利局，公安局搞的好一些，也是为了应付参观，光挖沼气窑子，做沼气盖子等等，沼气工具浪费的东西不少，以及搞沼气过冬，设保温设备，要用保温的柴草做饭，要比出来的沼气做饭多上好多倍。
+
+　　从此来看。我们推广一种新的东西，不是本着上级指示的精神去推广的，推广一种新的东西应该是试验成功和定了型以后，再逐步的推广，我们的办法听风就是雨，不根据实际情况，说干就干，慢了就批评，把保守、右倾帽子戴在头上。
+
+　　五、黄岭工作问题：黄岭是我分管的公社，该公社59年的冬天,60年的春天发生死人也很多，浮肿、干瘦病占60％以上，外流有1700多人，59年黄岭比别的公社偏了几场小雨，在粮食上也多收了一些，但〔本〕不应该发生问题，那么为甚么发生了问题，原因是：
+
+　　1.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走群众路线，认为这个地方多下了几次小雨，红芋栽的也不少，黄岭等作物生长也比较好，差的地方也就是两个大队，因此就产生了麻痹思想，对灾情不摸底，对粮食心中无数，算账也是高指标算的，咋算咋有粮食，征购任务完成1300多万斤，结果购了过头粮，（如果少购300多万斤粮食就不会发生大问题），以后分配的任务完不成，还是硬干，为了搞粮食在鲁楼开过找粮食现场会，介绍挖粮经验，其实对大家起了个回去收翻的作用。
+
+　　2.浮夸。59年午季以自己的主观愿望、小麦评的过高，开始评180斤，二次评的160斤，三次评为150斤，其实平均单产在110斤左右，结果午季任务没有完成，种籽没有留够，生活安排的也不好，为甚么评这样搞〔高〕呢？有自己的错误根据，到几个大队抽查几块小麦，做出标本样子，这些标本样子，挑选在一块地里较好的地方搞出来的，在评产时可以说服大家。如在前林大队河洼生产队搞的一块小麦，我们搞的单产90斤，基层干部搞的就是70斤，这就说明我们想搞高的，基层干部想搞的低，这样搞不是从实际出发的。
+
+　　在秋季产量上也是估的过高，作物面积不实，旱死的红芋、黄豆也未去掉。因此征购的多，供应的晚，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和安排生活，户里粮食被搜翻，社员的自留地从午季就收回，致使社员家底空。在供应上报的缺粮人数少，供应的多，如贡庄大队在三月分报缺粮人口3100人，实际供应4000多人，各处的社员都吃红芋秧子，吃青现象很普遍，以及某些基层干部的多吃多占，违法乱纪，致使造成广大社员的浮肿、干瘦等病和外流以至伤亡，房屋倒塌，牲口死亡的重大损失。如姚集大队在60年的午收后，因为生活没安排好，姚庄—个庄564人就外流104人，817亩午季作物，因管理不善和吃青，每亩只收66斤。128亩旱秋作物，因生活没安排好，大部未收割叫社员吃青吃啦，这个庄两个食堂每人每天只吃到半斤粮，还不及时，又没菜吃，早饭到中午，中午到下午，晩饭有时半夜还吃不上。
+
+　　3.在搞淀粉上也是浮夸虚报，光看见表上的数字很大就满足，食堂吃的很少，也有弄虚作假的应付检查，把水车和其他农具放在毛草根底下充实当原料多。
+
+　　4.在生产瞎指挥上：
+
+　　（一）59年那样的特大旱灾，不是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采取有效措施保住红竽不死，使其正常生长，而错误的提出万斤红芋的生产指标，群众没信心，结果有的旱死没收益，当时错误认为指标定的高，再加上社员的干劲，完不成一万斤就是完成三千斤或是二千斤也好。
+
+　　（二）60年春天红芋育苗，主张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育苗，认为这样既节省人力，又好管理，结果育上后，因管理不善偷吃和烂了一些，春红芋完成的少，影响了全年的收成，因缺红芋秧，73000亩的红芋任务只完成有60000亩，其中还有11000亩是因栽的晚是三类苗。
+
+　　（三）搞水稻也是强调以大队为单位搞稻改专业队，集体搞，这样劳动力浪费过多，7000亩的任务只完成1800亩，因管理不善，每亩产200斤左右的占三分之一。
+
+　　（四）60年午季打场一律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打，还有兼收兼打人，认为这样搞好处很多，这就是不相信群众的具体表现，结果场里边谁也不负责任，偷拿和霉烂现象很严重。
+
+　　5.在执行政策上：（一）在平调上：在59年春天在黄岭搞退赔重点，没搞好，认为这帐没法算，过去的事还算甚么，不但没很好的赔退，在59年的秋天又主张在全公社调30多个劳动力搞农场，还从大队里调的马车和其他农具。（二）在生产上没有很好的执行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和超产奖励，减产赔偿的政策。对包工包产执行不够，打多了没有奖励，打少了没赔偿，评工记分做的很差，多劳的没有多得，总认为国家的粮食任务完不成食堂口粮吃不上，这些就办不好了，结果降低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影响了生产。
+
+　　六、工作作风：（1）拖拉作风：如阅文件有时压的时间太长，60年从4月给我一分文件到8月分拿出来还未看，结果影响了部门的工作。（2）处理问题不果断：有些同志找我研究问题，有时不表示态度，也不提处理意见；（3）对个别同志应该批评的不说也就迁就过去了。（4）开会时间过长问题得不到完全解决，同志们反映是疲劳战术，如在黄岭搞粮食征购工作，天天兑现，时间又长，同志们说这样太疲劳，工作还搞不好。
+
+　　以上错误原因：
+
+　　第一：对党的方针政策以及上级的指示，既不很好的学习，又不很好的执行；政策不能及时与群众见面，群众反映说现在政策变啦。
+
+　　第二：既没群众观点，又没国家观点，工作不调查不研究，不从实际出发，愿意听高的，听大的，爱听说大话的；对说老实话的就不听，甚至批评，认为他们保守落后。
+
+　　第三：在看问题的方法上是偏面的，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如对外流人员的看法上认为这个地方有这个习惯：一到开春有些人到息县一带去种瓜，也有的到河南去走亲戚，没认识到本质问题是粮食问题，这是毫无阶级观点去看问题。
+
+　　第四：不能如实的反映情况，主要是患得患失的个人主义，怕批评怕处分。
+
+　　第五：主观主义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有事不和群众商量，认为自己高于群众一等,压制民主。
+
+　　今后努力方向：
+
+　　（1）认真学习与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的工作指示；
+
+　　（2）加强调査研究工作，细心的分析情况；
+
+　　（3）有事向群众请教和群众商量；
+
+　　（（4）如实反映情况，有甚么问题一五一十的反映出来。）
+
+　　 检查人 庞培庆1961年8月17日
+
+　　来源：安徽省界首县、蒙城县、临泉县委和领导人在县三、五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材料。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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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84.txt
@@ -0,0 +1,61 @@
+# 关于几年来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检查
+
+　　<中共安徽省临泉县县委书记、李昌晋>
+
+## 一
+
+　　三年来，我县各项工作，在上级党委的正确及时指导下，由于各级党委的重视，取得的成绩还是基本的，但是由于个人政策水平差，对上级指示认真研究掌握执行不够，工作不深入，官僚主义的领导作风，在工作中犯了很多错误，给党和人民造下了严重的损失。60年春在宋集工作此一段中，犯的错误更严重，检查起三年来我在工作中的主要错误是：
+
+## （一）在整个财贸工作方面：
+
+　　（1）不根据实际情况，任务要求过大过急，统购过头。在粮棉统购方面，我们提出“粮油棉为第一，组织力量大突击，苦战几昼夜，超额先报喜”等不适当的口号。全县58－60年完成征购粮食40182万斤。由于购了过头粮，购后又供应15147万斤，占37.7％，供销差价群众也吃很大的亏；特别是59年度，在百天大旱，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全县还完成粮食11975万斤，购后又供应6906万斤，占57.66％，不少地方完成任务没啥吃，反而又安排供应，群众很有意见。在棉花统购方面，58年实产棉花320万斤，分配任务858万斤，而统购上来372万斤，不但没给群众留，而把57年老棉也购上来了，群众反映连使的线都没有了。
+
+　　（2）采取夺红旗，放卫星，召开现场会，一天一兑现，完不成任务受批评，造成工作浮夸，弄虚作假：58－59年在粮食征购中，层层兑现，放卫星，控制卫星日进度，由于不根据实际情况，造成严重虚夸，58－59年不见粮食就付款的有11万元，多报空头粮260多万斤。在59年春上突击农付产品收购时,提出“庄庄清，户户清，完不成任务不收兵”的口号，滑集公社买空卖空，扩大收购额2.5万元，县里召开现场会受到表扬，59年全县收购总值最后落实虚报20多万元。
+
+　　（3）统购过头粮，供应不摸底，造成粮食往返调运，浪费劳畜力，损耗大，供应不及时，该多供而少供，造成疾病伤亡，深痛教训，特别是60年春上，由于59年在粮食工作上减产当丰收，任务偏大，卖了过头粮，生活有问题，又不摸底，结果调出粮食4000多万斤，由于粮食调空了又要供应。60年春上又从外地调进988万斤，县内调剂1500多万斤，由于原来入库急，水杂大，加上往返调运，全县损耗粮食250多万斤，安排口粮标准虽有那样多，实际吃的少。再加上调运供应不及时，部份地区伤亡很严重。如能及时反映真实情况，少购几千万斤，少调几千万斤，即不会死那样多的人。
+
+　　（4）不按政策办事，多购少留，只购不留，偏面的强调任务，造成部份地方还受批评，强迫收翻，破坏了群众家底，造成了群众极大不满，59年午季因完不成任务,下面将小麦种也卖了，下面思想不通。60年的午季粮食征购，由于阴雨连续不断，延长了三个多月时间，采取白天夜间打场，一天打多场的办法。由于瞎指挥浪费了劳畜力，还打不净，全县由于收打粗糙、浪费、多吃即损失粮食很多，最后任务完不成，从户上，大小队仓库、敬老院等找粮的办法，造成下面强迫搜翻。在农付产品收购方面，前二年来也是按户分任务，使下面有的地方完不成不打饭，组织突击，提出“庄庄清，户户清”的错误口号，下乡摸鸡窝，见猪就赶，收棉，收蛋挨户翻，收购采取一扫光，连种鸡都不留，59年收购家禽最多，由于白蛋多，出鸡率只占20％左右。在收猪方面，原来规定120斤以上才能收，为了夺红旗，争上游，70、80斤不够标准的猪也都收购，无法外调，就地育肥，死亡很多，干部群众吃不上肉，至今还欠群众猪肉票15万多斤，兑不上现。
+
+　　（5）不该收而收，乱搞投资，存实代食，损坏了群众的财产，银行、信用部在58－60年在农村开展实物投资，共578万元，提出口号是：“壮志赛凌云，干劲冲破天，积聚资金双千万”。由于单纯追求任务，部份地区逼着群众把家禽、家畜、家具、农具、树木、棺材、桌椅板櫈等都动员折价投了资，虽在今春整风整社退还了群众一部份，还欠68万元直到现在没还清，如58年的3月分县在城关王砦大队召开存食〔实〕现场会，批判了田桥信用部主任右倾思想后，一个月时间存食〔实〕投资上升到562万元，孟楼一户卖饭的孟广云，喂驴一头，非叫投资，逼的没办法〔而〕上吊（已解救），迎仙公社刘集大队60年春上搞投资，按5类人口分摊任务，有钱不存，有东西不卖，不给打饭吃，张砦生产队社员张玉山，为兑口粮款没办法，扒掉四间房料搞投资，杨桥公社的沿西等地，逼着群众卖桌、椅、板櫈搞投资，发生打人骂人的现象。在财政税收方面也有多征的现象，60年的农业税征收，由于产量估的高，最后落实少，公社分配超过12－15％的政策界限，而多购了农业税折款56万元。在税收方面按计划产值分配任务，不该征税的也即纳了税，宋集公社不该征而多征了税款19700元。
+
+## （二）在宋集阶段工作的错误：
+
+　　（1）死人方面：
+
+　　宋集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几年来工作成绩是巨大的，但我犯的主要错误是：59年冬到60年春这一段，饿、病，死、逃荒很严重，发病率较多时，全社占总人数60％左右，大队有的达70％，小队有的达80％，全社总的死人达25％，严重大队达到36％多，个别生产队达到40％强，将一个很好的局面造成悲惨局面，是很深痛的，是一生难忘的。从宋集历史条件来看，不应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农村基础好、畜力多、劳力强、土地好、干部也经过多年锻炼和考验，并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人事关系各地区情况也较熟，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问题的。在这样条件下发生这一严重的错误，可以说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人民不可饶恕的，为甚么会犯这些错误呢？
+
+　　严重的滋长着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工作不深入，不能确掌实际情况，滋长着浮夸、假报，59年那年的大旱，本来是减产，当成丰收去算帐，指标高，产最高，征购任务大，59年宋集分配任务1400万斤，实际完成758万斤，最后落实产量，全社仅收2188万斤，除去饲料、种籽、征购合计11770000斤，只剩余1010万斤，口粮那时吃的标准还不低，一人一天12两标准计算，只能吃不足6个月。这样总的算帐，算到11月底即无粮食了，夏荒地区从7月份虽即补助，但供应的数最不多，到12月下面即无粮食吃了，县供应了22万斤，社向下供应115000斤，60年到元月分才按比例增加供应848000斤，社供100万斤,向下按比例控制，结果下面全部供应，那时不是采取实事求是，倒算帐的办法去安排统销，而是按高指标去先购后按，购后再销，更错误的认为下面按估产粮食还多，又感觉粮食能抓到国家仓库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安定社会秩序，安排群众生活，才能有物资保证，如宋集少购几百万斤，即不会发生这样大的问题，供应粮食能及时调入，按标准及时供应到食堂，也会少死一些人，虽然每人供应7－8两，加之路上损失，调入粮食杂质过多，又加各方面多占，供应的红芋槎子，还有的变质霉烂，真吃到群众咀里却很少，粮食又不能及时运回，有时食堂发生停伙等原因，当时农村情况是知道的，看到病人，看到死人即束手无策，并说，浮肿病抓紧治疗，要杜绝死人，已死的很快埋掉，粮食不够吃要大搞淀粉，一天要吃7两粮再吃8－10两淀粉灾荒还可还以渡过去，干部挂牌再包到食堂，即不会出问题，并带干部给社员算帐，有粮兑到食堂，既得钱又吃了，还节约烧柴，一举两得，认为社员家有粮食，对安排好生活办好食堂是不利因素，结果形成下面有的追逼和收翻，不调查不分析、不听群众反映，如吃小死孩子问题，不从根本上去看问题、错误的认为是有意破坏，造谣传说，给造政治影响，思想有意破坏，这是特殊事故，要从政治上去认识这问题，食堂无柴社员扒棺材烧锅，思想感觉这样影响不好，实际食堂无烧的，也想不出好的办法解决，并说我们未提倡，社员自己搞的不考虑政治影响，这样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是不对的。
+
+　　讲形式，封锁消息，怕暴露实际情况，遇到检查团检查，事先通知要做好准备，特别是公路两旁一定搞好，因而就调干部、调劳力整修公路、锄草、扶树、扫路，并将劳力调到公路两边干活，应付检查，显示工作搞的好，群众干劲大，实际上封锁想把领导与群众关系割断。
+
+　　计较个人得失，怕右倾，因而死人情况既不全面了解，也不汇报，有时反映些情况也是零星的，一个庄上的问题，元月25号赵砦检查年关生活安排，即发现赵砦大队后张庄即伤24人，其它庄将死人关到屋里，这一严重的问题，如要及时反映情况，呈报上级采取措施，即不会造成这一悲惨事件。
+
+　　保红旗思想支持，感觉临泉工作搞的还不错，又在大跃进时期，看到问题想把他堵住解决了，未有全面打算措施，只强调浮肿病人要集中洽疗了，适当增加营养，粮食少，搞毛草根，实际粮食即那样多，不增加粮食，怎能增加营养呢？因而浮肿病此落彼起，以致发生到死亡，结果问题也得不到解决，造成严重的恶果。
+
+　　（2）生产方面，农村形势不加分析，方法不当：
+
+　　60年春的生产，未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去安排生产，要求过死、过高，水稻搞几万亩，春红芋搞几万亩，使劳畜力不能适应，红芋秧子也未有那样多，是春种作物安家不当，耕种粗糙，大部未得到中耕锄草，土地荒芜，下去看好的，听好的，以典型来推算，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要求，栽稻子，割麦子，田间比武，造大场一天打几场，打后即入仓，形成下面思想紧张，慢打多吃，虚夸假报，生产未搞好，午季粮食损失很大。
+
+　　办大食堂，组织干部到粱长营参观食堂，要求多样化，搞一条龙食堂这方面也浪费了很多劳力和物资，结果几个庄办一个食堂，由于过于集中，吃饭不方便，晴天多跑路还耽误生产，雨天不能到食堂吃饭，只好打回吃些冷饭，影响身体健康；有的打饭跌倒路上，把饭搬倒沟里，群众意见很大。
+
+## 二
+
+## （三）产生上述错误的主要原因和应接受的教训：
+
+　　（1）要面子怕落后，对自己分管的部门工作或包干地区的工作生怕搞落后，反上右倾，因此就不根据实际情况，单纯追求任务，认为只要能完成上级交给的指标，就能保住红旗，就受不了批评，并说那个部门保不住要检查原因。
+
+　　（2）不按实事求是办事，要求过大过急，超越了客观上的可能，提出一些不适当的突击口号，以致形成下面虚夸、假报、强迫命令，违犯政策，挫伤群众的积极性。
+
+　　（3）不能如实的反映情况，这是最深刻的教训，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一是不善于深入调查研究，对自己分管的工作不能掌握真实的情况，二是讲究个人得失，怕暴露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只光说成绩，不讲问题。由于存在着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思想，对下面汇报工作，也只能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听大的，不听小的，从而也更助长了下边的浮夸、假报等不良作风。
+
+　　（4）对上级指示缺乏认真的学习和研究，党的政策不能正确的贯彻执行，对下面执行政策又缺乏深入的检查，发生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
+
+　　（5）群众观点不强，不关心群众疾苦，因而也就不能正确的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把党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分别开来，没有认识到党的利益和群众利益的一致性。
+
+　　总之，几年来我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对上级指示学习的不够，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作风，不调查不研究，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犯了许多错误，这些错误是严重的，是沉痛的，给党给人民造下了不可补救的损失，也是我一生难以忘记的，我今后只有深刻的接受这些沉痛的教训，认真学习党的政策，提高政治水平，改造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在实际工作中锻炼改造自己，努力做好工作，勤勤恳恳的为人民服务。
+
+　　 李昌晋1961年9月6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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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85.txt
@@ -0,0 +1,87 @@
+# 我在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检查
+
+　　<中共安徽省阜阳地委、张友武>
+
+## （一）
+
+　　听了赵宋同志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和参加省监委会议听了陈元良书记传达中央监委会议内容，通过讨论和检査对照，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回忆起来这几年来，在地、县委的正确领导下，虽作了一些工作。但在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也是比较严重的，教训也是沉痛的。我的主要错误是：
+
+## 一、不讲群众死活，大刮共产风：
+
+　　1958年秋我在界首县委工作时，县委分工我负责光武公社工作期间，当时该公社书记徐守法同志把光武集南北一条街一百多户群众搬家分散到各庄住，腾出房子大办工厂，使群众家具、财产损失很大。我当时已发现他们搞大搬家，群众哭哭涕涕，不但没有制止还错误地认为他们这样搞点家底是对的，同时我又亲自动手帮助群众搬家，往外运东西，直接支持了他们的错误作法。这不仅使群众的财产遭到了严重的损失，而给党也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
+　　1958年冬我在地专直机关党委任书记时，曾利用职权乘共产风之机（在机关党委已试验的基础上）把阜阳搬运站购买的十亩建筑基地无代价的作为机关试验田，后来人家向我要，不但不给地，也没给钱，还给人家戴大帽子，说人家反对机关试验田，这是一种利用地委机关压制人家的特权思想，与党的政策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
+## 二、办事不民主，主观臆断：
+
+　　58年冬和59年春在地专直机关，没通过任何人商量，以强迫命令的方法布置地专直大办养猪厂，不根据物资条件和基础，主观的作出规划，在专直机关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大会上要求59年底机关行政干部，每人平均喂猪两头，争取两头半，工厂工人和家属保姆每人一头争取一头半，学校学生和教职员工两人一头，争取一人一头，并提出千头小场，五千头中场，万头大场等不适当的口号，三天一查，七天一评比，在专直机关原有300头的基础上要求发展到七万头，由于要求的过高过急，结果经济上受到损失，政治上受到影响，如交通汽车第二队去太和购买51头猪运回家连病带压死48头，糖厂买100多头猪，死80％以上。师专学校为了发展养猪速度，叫学生回家背自家养的猪，有的用布袋装，有的用衣服包，连夜回校，有的背到校，有的没背到校就死了，59年秋统计6000头猪，因管理不善病锇死两千多头，不仅没起到发展养猪的作用，而相反的起到破坏作用。
+
+　　为了解决烧柴不足的问题，没有试验成动就盲目布置搞沼气煤，机关，学校，工厂全面开展，限期完成，还错误的布置如完不成第—个星期扣发煤30％，第二个星期扣发煤70％，第三个星期全部扣发，在生活用煤要全面实现煤气化，由于我这样的硬性规定，布置，不少机关，工厂，学校为烧柴惊慌，到处抽人买麦槺，买稻壳挖塘泥，买食盐，日夜不停的搞沼气煤，团煤丙，结果不能烧，不仅经济上受损失，而也浪费了大批的劳力，影响了工作。
+
+## 三、群众观点薄弱，未能如实的反映情况：
+
+　　（1）60年地委派我代检查组到阜南赵集公社和临泉滑集公社检查生产和生活安排时，到处可以发现浮肿病人和非正常死亡问题，但在向地、县委汇报这方面材料时，仅是点点滴滴，零零星星的材料，而不敢大胆全面系统的向党委汇报，这是严重的个人主义，不关心群众的疾苦，光考虑个人的得失，怕反右倾，怕戴右倾帽子，而却把群众的生命抛在一边，去追求个人得失，不顾群众死活。
+
+　　（2）60年11月分县委派我到河南省新蔡县、息县等地接回我县外流人员，由于个人主义思想作怪，有顾虑，怕上报多了说我县的生活没安排好，而县委分工我又是负责管生活的，因此接多报少，弄虚作假，二本帐，如在新蔡接回1900多人，报1200多人，少报700多人。在息县接回2200多人，只报1000多人，同时还与地委冯部长争执，他说接回的多，我说接回的少，和我一同去的黄岭公社付书记常树林同志在新蔡十里公社摸底，他们介绍有我县外流人员200多人，常树林同志汇报300多人，接回400多人，说还有100多人，我当时就批评他说，你摸的再多也评不上你的模范，多就是多接回去不就算啦。在研究外流人员的原因时，没从实际问题上分析，拉客观，说甚么与河南临近，有亲戚关系，有外流习惯，想发洋财吃人家的省自己的等。这不仅不反映真实情况，反而又去封锁情况，这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
+
+## 四、不按党的原则办事，以个人代替组织：
+
+　　在主导思想上，错误的认为个人是书记，又是县长，又和办事人员研究的，由于个人和组织界限划的不清，往往以个人代替组织。60年7月我在滑集监委张治才同志代去对党员处理案件，仅我和王委员两个人研究决定二十多个党员的党纪处分。在机关有时个人签发处分党员的案件也有。在去秋和今年有些偷盗案件和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案件，公安局和法院同志有时拿给我没经县委研究就与办案的同志研究签发拘留，也有逮捕上报的案件。如去冬同城公社犂元大队电话报吿有个小偷偷食堂粮食50多斤,问我如何处理，没经任何人研究，我就随口应便的答复：拘留送县公安局，严重的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和国家法律。
+
+　　在今年早秋征粮时，地委通知农村口粮标准按半斤计算，各县研究提出意见进行安排，我接到这个通知后，既没经县委研究也没请示赵政委就叫财贸部长冷安甲和韩世田二同志电话传达下去，结果与实际情况有些不符，下边不好执行，直到赵政委在宋集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才认识到这是错误的，是组织观念不强，党性不强的表现。
+
+## 五、生产瞎指挥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
+　　60年接近午收时，我在滑集公社谢集召开艾亭、滑集、宋集三个公社大队以上的干部紧急会议，认为麦没真正熟，布置大突击三天栽水稻，因干群忙于栽稻，放松了午收的准备，再加上长期阴雨小麦损失很大，滑集梁砦大队张庄有80多亩大小麦在地里未收回来，生芽霉烂。高集大队岳庄有200多亩小麦全部生芽。
+
+　　栽稻时不根据实际情况，强调水稻连片，调了大批劳力搞水稻连片，在滑集大队搞一块1200亩，由于面积过大，劳力，工具顾不过来，结果有一半无收益，挫折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和生活的安排。
+
+　　在60年午收时,我去艾亭路过马窑大队见群众在没犂的麦茬地里栽红芋，我当时没考虑季节和劳畜力缺乏的具体情况，盲目强调把已栽上的红芋拔掉，犁后再栽，群众不拔也不敢栽了，生产队长怕挨批评也不给面见，后来犂后又栽季节晚了，再加上天旱，每亩少收500多斤，大大影响了农业增产。
+
+## 六、工作粗枝大叶责任心不强：
+
+　　（1）对上级下达的文件没有很好的深、细研究，及时的贯彻到工作中去。对下达文件反复修改不够，没有深刻认识到党委的文件是直接涉及到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是领导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钱，不费脑子不细心修改，往往印出的文件发现不当又去修改。
+
+　　（2）有时对问题处理不果断，拖拖拉拉，如董维生在姜砦王吕庄大队因贪污、多吃、扣发社员口粮，群众检举他，我虽去检查两次，但没有处理。
+
+　　（3）有时考虑问题过于简单，不分析，不讲方式，随口应话，如今年午征时在老集公社扩大干部会上有的同志问完不成征购任务是否可以不留饲料，我当时就回答说，征购任务一定要完成，要完不成饲料不留也可以，并说牲口打场吃过粮食了。去年黄岭建闸时路过这看见有的民工把砖开烂了，我问他咋搞的，李全才同志说：民工不听话和他讲了几次还弄烂，我当时回答说：不听话就不叫他们吃饭。
+
+　　从分管工作来看也是有其名无其实，没有真正把应管的工作管好，布置的多，检查研究的少，具体帮助解决问题不够，在分管的财贸工作，文卫工作方面都出了不少问题。
+
+　　在财贸方面的主要问题是：
+
+　　（1）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管理不严，甚至有的大肆浪费粮食，如迎仙、瓦店、韦砦三个粮站，浪费粮食五万多斤，没有及时的发现处理。
+
+　　（2）在农付产品收购方面：对上级的政策贯彻执行的不够，不根据实际情况，硬性的分配任务，不调查不研究，开电话会，排进度，硬叫完成任务。致使下边只顾完成任务，不问政策甚至强迫命令，不论大小标准，天天放卫星，见猪就要，见鸡就逮，有的为了完成收购任务把已经抱上小鸡的鸡蛋也拿出拿来卖，群众反映说收购家畜家禽有三多三少，即收的多，够标准的少，死的多，上交的少，收购单位吃的多，群众吃的少，有的地方没鸡，没鸡蛋，就不供应盐，群众反映很坏。
+
+　　（3）对商业部门的干部教育不够，有的竟不顾政治影响拿国家的东西做人情，开后门，宋集公社供销处开后门卖6000多尺布没要布票（正检查处理）。
+
+　　在文卫工作方面也是如此，表现最突出的是医院出了不少问题没处理。
+
+　　（1）叫医生给病人治病、吃药、打针，病人没有钱叫医生去要钱，影响了医生的积极性和对病人的治疗。
+
+　　（2）医生工作不细致，责任心不强，有一次给病人开刀，把肠子缝到肚皮上，致使伤亡。
+
+　　（3）医疗费掌握不严，公费医疗今年透支1万多元，群众欠医药费8000多元，现在流动资金少，缺药、缺血，直接影响了对病人的治疗。
+
+　　（从上述情况来看我犯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别是几年来由于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在脑子里作怪，不根据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不顾党的政治影响，不讲群众的死活，进行盲干、蛮干，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违背了党的组织原则，违犯了国家法律，破坏了党与人民的利益，在群众中给党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响，现在回忆起来非常沉痛，这是我一生难望的罪过，除从思想深处挖根，深刻接受这一教训，坚决痛改前非以前，请求组织上给予应得的处分，以达教育本人，挽回党的政治影响。）
+
+## （二）
+
+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和应接受的教训是：
+
+　　一、对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不深不透，理解不全面，在实际工怍中不能正确的坚持与执行政策，往往只凭个人主观愿望出发，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以致发生了不应有的问题，造成了很大损失，今后要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领会其实质精神，正确的贯彻执行。
+
+　　二、几年来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深入不调查，不研究，不了解实际情况，要求过高、过大、过急，如在地直机关大搞沼气煤。办养猪场都是盲目蛮干，违犯了客观发展规律，由于个人主义存在就患得患失，不如实反映情况，反而封锁情况，外流人员以多报少，发现非正常死亡问题报成是个别问题，因此上级领导不能及时的得到真实情况，致使问题不断发生和长期存在，挫折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和生活，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要以此为戒，深刻记取这一教训，今后深入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彻底改变克服个人主义、主现主义和官僚主义，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同群众商量，一切从实际出发，敢于坚持真理，如实反映情况，只有摸到真实情况，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作好工作。
+
+　　三、群众观点薄弱，单纯的讲排场，争面子，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今后要树立高度的群众观点，把党与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当成自己的疾苦来解决。时刻关心群众，切实帮助群众来解决具体问题。
+
+　　四、成绩估的过高，胜利冲昏了头脑，只看到成绩一面，就认为工怍做的很好，满足于成绩，对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经常的检查不够，特别是对个人缺乏严格的要求，所以致使错误一犯再犯，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今后不要把成绩估的过高，不能满足于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要讲实际效果，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也应该正视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提高警惕，争取主动，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
+　　（五、学习不够，水平不高，不善于辨风向，是非界限模糊，对某些问题，不能实事求是的作出正确的结论，今后在日常工作中加强党的方针政策学习，不断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改进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使自己不再在是非界限上、政策界限上再犯错误。）
+
+　　 张友武1961年9月6日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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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86.txt
@@ -0,0 +1,35 @@
+# 赵宋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的补充检查
+
+　　<安徽省阜阳地委书记、赵宋>
+
+　　这次三级干部会上检查之后，大家对我帮助〔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这对我今后改进工作作风，纠正错误帮助很大，现再作如下检查：
+
+　　一、工作不深入，不艰苦，下乡检查工作时坐汽车，光看路边情况，如去年发现非正常死亡时，滑集灾情那么严重，虽然去了几趟，只是沿崔砦，滑集，吕砦等大队看过几次，偏僻的高集、王庄等严重地方就没去过。去年午收经过柳集到宋集去，看到柳小庄麦场上的麦子生芽了，没有进一步检查，只是估算了—个损失数字，就对干部进行处理，大家反映说这个庄还不是严重的，而问题严重的因没看到却没得到处理。在杨桥董自成队看水渠时，有一处修的弯了，看后批评人家修的不直，叫扒了重新做。在姜砦挖河工程上，看到他们脱衣干活，插的红旗多，表扬了他们的干劲，叫别人学习，结果不少工地上都出现了冬天脱衣干活现象，到处插红旗。这样自己觉得很满意。但对浪费人力、物力、财力，损害社员身体健康，自己却理解不深。
+
+　　二、不关心群众疾苦。60年春天，有一次和白镜清同志，因天下雨检查生活，骑着马由同城到姜砦时，路过焦庄，听人讲小林庄死人严重，我们决定到那里去检査，后在路上遇着一个妇女跪在路上拦路，诉说家里死二个人没有人埋，当时因急着到小林庄，但遇到这一严重情况，却没下来去检查，帮助解决问题，只将情况记下来，一直到小林庄去了，后来才专派人去检查解决，叫公社派人去解决的，这是不关心群众疾苦的严重表现。又如59年春节时不让河工上社员回家过年，这也是不关心群众，单纯任务观点。
+
+　　三、官僚主义，工作不从实际出发，过去栽稻子要求过紧，去年5月28日麦子熟了，叫收麦停下来，用60％的劳力去大栽三天稻子，由于瞎指挥，使麦子受到不少损失。59年秋要求红芋80％的切片，因天气不好，怕坏烂，提出叫下边搞炕房炕红芋片，当时群众没烧的，用炕房实际上浪费了烧柴，还没有起到作用。由于官僚主义，深入不够，听汇报多，开的电话会多，听了汇报不去检查，认为有成绩就表扬，结果不符实际情况，使人听了不服气。如58年表扬牛文显从县开会回去一夜开三次电话会布置栽树。以后才知道是假的，不仅没开会他连回到家也没有。在杨桥看董自成的亩产九万多斤红芋时，认为不少人去看了，又有团县委书记亲自掌握重点，认为不会有假，所以信以为真，到处吹，结果今年才知道是假的，影响很大。
+
+　　四、说话不讲方式，有时批评人过重，缺乏说服教育，去年在杨桥检查公路迎接上级检查时，下了车就批评人家搞的不好，说草拔的不净，路扫的不净，对成广付同志也批评过，认为他搞的慢，派人去帮助，扫路拔草，实际上是护短的表现，浪费不少劳力，影响了生产，对机关工作同志也好批评，如粮食局郭纯学同志对调技术工人思想不通，没有很好讲清，就找来批评了一顿，使同志们对自己畏惧，在工作方法上不当，有强迫命令作风，去年调杨桥茶豆种时，他们说没有了，却还硬叫调，找着成广付同志说：一定要完成任务，成说都已发到小队了，又叫他们再从小队集中一些，说这是省委直接要的，还拿玉米换，即使不换也要调，实际这是硬性下命令。在搞粮食工作时，强迫命令更多，如在电话会上讲粮食任务完不成要考虑职务问题，这样无形中就犯了强迫命令错误，逼的下边卖了种籽和过头粮。
+
+　　另外，自己表现有特权思想，也是一种违纪行为，60年午收前就带检査团坐汽车到宋集公社检查工作，路上遇到一个拉马车的，因马车不躲路，叫郭部长下去，把人家车牌子搞下来，交公社政法部查清处理。还有一次坐汽车检查工作，在宋集六里庄碰见六个拉架车的人，因架车不躲路，结果把拉车的人带两个到宋集。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也是违纪行为。
+
+　　六、对民兵工作方面：主席指示一年要抓几次，可是自己却没有很好的抓，认为局里有二个常委，可以抓起来了，平时来的文件只看一下，参加研究不够，定期抓的不够，民兵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如搞三化，集中民兵生产，做衣服等问题，都未能及时得到纠正，对兵役局的住房问题，没有很好注意解决，以前幻想如能盖新的营房可请示上级批准盖好的，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在目前情况下不能实现。
+
+　　七、在生活作风上，过去在艾亭工作时，下乡不骑车子也能走，到县委工作后走的很少，下去要骑洋车子，58年后更想排场，买了一辆汽车，坐汽车下乡后，工作也就不够深入了。平时开的电话会议多，深入下去搞工作不多，重点情况掌握的不够，生活上，住房上，吃饭等都要求好一些，生活不能艰苦了。另外，58年以后看电影遇有人来就叫电影队来县委放，影响了国家收入，近一段不放影了，但有时还送有电影票、戏票，这实际上是占了国家的便宜，损公肥自了。
+
+　　八、在对待干部教育处理方面，对干部教育的少，在处理干部上缺乏细致分析，加上自己对干部不能经常的谈心，干部的情况了解不多。所以对提拔和处理干部上出了不少毛病。
+
+　　（1）对提拔干部全面了解不够，所以有些人不应该提拔而提拔了，不仅影响其他同志的积极性，而且违反了提拔干部德才兼备的原则，对处理干部上不够细致、认真分析不够、界限划的不清，个别人处理结论不准确，有的缺乏手续,甚至还有处理错误的，有的同志反映了真实情况还受到了处理，受了委屈，我向受委屈的同志们承认错误，并向其道歉，希望大家对我多提意见，帮助改正工作。
+
+　　（2）对同志不热情，除了谈工作，一般谈心不够，不善于多说话，就对县委办公室的同志，除谈工作以外，谈心时间不多，使有些同志不好接近我。
+
+　　九、铺张浪费方面，不管群众疾苦，大肆铺张浪费。58年后浪费大有增加，先后盖旅社、电影院、展览馆、礼堂等花费了20万元。特别是在59年严重的灾荒情况下，县委盖一个办公小楼花费十多万元，如果把这些钱拿下去安排生活，会解决不少问题，救许多人。当时为甚么这样作，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搞好一点，想在几年内将〔降〕临。泉城搞成十多万人口的城市，几年内变成几条高楼大街。这都是一种盲目蛮干作风，浪费了钱，在县的影响下，不少公社也盖了礼堂和新房。姜砦、杨桥等都盖了许多新房，而应该修的房子却未得到修理。如长官学校的小楼就未修，主要认为学校应拿学校经费来修，结果现在坏的不管住了。
+
+　　十、在主持常委日常工作中，自己有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包办代替作风。几年来住机关多，对日常工作缺乏认真的研究，自己决定的多，也就是政治挂帅没有挂好，常委会议未能定期召开，有时虽开了，有些下乡的不能经常参加会议，平时研究工作不够，对于部门认为有分管的书记负责了，所以定期研究部门工作不够，有的问题成了堆还没有及时解决，如医院治疗中死亡率大就未能及时处理。政法部门60年春在押案犯非正常的死亡等问题，也未能及时了解给予处理。县委会议中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做的不够认真，致使有些同志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
+　　十一、整风方面，对整风界限划的不清，只错误的认为凡是群众吿发和逼死人命，严重违法乱纪的人，经过斗争就可先拘留后处理。由于未认真的研究上级党委整风指示，结果有些不应该拘留的拘留了，不应该开除党籍的开除了，这是一种违纪行为，影响也是不好的，造（未完）
+
+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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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87.txt
@@ -0,0 +1,101 @@
+# 关于对原光山县委领导集团变质情况的调查
+
+　　<信阳地委调查研究室、光山县委调查研究室>
+
+## （供领导参考）
+
+　　1959年冬到1960年春“信阳事件”期间，光山县委党政领导集团基本上烂掉。领导权完全把持在县委第一书记蜕化变质分子马龙山、县委书记处书记蜕化变质分子刘述增、刘文彩，组织部长坏分子李芳璋，县委办公室主任阶级异己分子赵政良等人手中。党的性质被篡改，党的政策被歪曲，专政的矛头转向了劳动人民。在这种情况下，县、社、队中的变质分子、反坏分子互相勾结在一起，上呼下应，披着共产党的外衣，打着“反右倾”、“反瞒产”的招牌，到处为非作歹，进行阶级报复，公开地猖狂地向人民进攻，造成了全县的惨痛事件。
+
+　　从光山县敌人破坏的情况看，如果当时光山县党的组织是坚强的，或者他们对劳动人民还稍微有一点阶级感情，就决不会在全县造成极其惨痛的事件。因此，领导集团的变质是这次事件的直接的根本的原因。
+
+## 一、“信阳事件”前后光山县的一般情况
+
+　　早在1926年，党就在光山县领导人民进行过土地革命斗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该县部分地区一直是革命根据地。1949年元月，全县解放，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剿匪反霸、土改、镇反、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化等一系列政治活动，全县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1958年后，全县广大劳动人民，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照耀下，抱着极大愿望与决心，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但阶级斗争并未熄灭，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被推翻的封建阶级的残余，还时刻在影响和侵蚀着革命的力量，一部分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的地富反坏分子，无时不在企图复辟。他们利用着革命内部少数立场动摇意志薄弱的分子，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篡夺党的领导权。1959年秋，冬，在反动势力的影响侵蚀之下，光山县委领导集团变了质，县委主要领导成员，部分的变成了反革命在光山党内的代理人。反坏分子和变质分子结合一起篡夺了党的领导权，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半年时间里，在全县造成了一场（此处脱印3字——编者）。
+
+　　在这次惨案中，全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遭受了极大的破坏。
+
+　　全县原有107，363户，死绝9，123户，占总户数的8.39%；
+
+　　原有509，339人，死亡129，780人，占总人口的25.48%；
+
+　　其中：打逼死的12037人，占死亡人数的9.3%。
+
+　　全县外流33，629人，占总人口的6.6%。
+
+　　死亡和外流合计，全县减少163，409人，占总人口的32.08%。
+
+　　劳力死亡74，237人，占总劳力的35.3%；劳力外流15871人；
+
+　　全县共减少劳力90，103人，占总劳力的42.84%。
+
+　　全县原有耕畜57，442头，死亡15，802头，占27.51%。
+
+　　原有大中型农具288，203件，毁坏36，888件，占36.1%。
+
+　　原有集体喂养的家畜家禽593，745只，损失886，862只，占65.16%。
+
+　　原有生猪51，714头，损失35，773头，占69.17%。
+
+　　全县原有8，770个自然湾，被毁掉2060个，占23.49%。
+
+　　房屋破坏96，494间，占24.81%。
+
+　　由于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全县78，928亩田地荒芜，生产水平显著下降。1960年，在雨水充沛的条件下，全县粮食总产量比遭受严重旱灾的1959年还减少14.9%。
+
+## 二、惨案形成的概况
+
+　　1959年夏收后，光山全县遭到严重干旱，秋粮减产（1959年比1958年秋粮总数减少39.6%），但以马龙山为首的县委不顾天旱粮食减产的事实，从估产予购时起，就主观臆断地逼着各队高估产量，派员驻队估产定购，估不上去就要受批评、被斗争，甚至被戴上“反对大丰收”、“反对大跃进”、“思想右倾”等帽子。马龙山等则将全县产量吹嘘为49，000万斤，（超过实产2.7倍）征购任务定为10750万斤，（占实产的83.6%）。征购开始后，各社队因任务大，完不成，县、社就派了大批干部到各队坐镇征购，开始反瞒产斗争，要求各队“边打、边送、边入仓”。这样到10月初绝大部分社队除了种子、饲料外，其余粮食几乎都被征购一光。大多数队被征购65%以上。这时，全县人民生活已面临严重危机，但以马龙山为首的原县委，不顾人民死活，硬说“完不成任务是瞒产私分”，“拿不出粮食是右倾”，“是富裕中农的进攻”，对社队干部施加压力，逼着各社各队大反“瞒产”，大反“右倾”。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增公开在全县四级扩干会上提出“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共产党员”。在这种反动口号下反坏分子乘机到处捏造说：“社员户户都有粮”，“白天不吃晚上吃”，“食堂不吃家里吃”。无数好社员好干部就这样被诬害，被无理斗打、撤换，坏人则大批趁隙而入。社、队干部开始分化，许多社、队领导权逐步被变质分子和坏分子篡夺或部分篡夺。反坏分子把持领导权以后，更以反瞒产为名，打着“建设社会主义”的旗号，乘机兴风作浪，无情地向人民进攻。1959年11月，全县除白雀公社五四大队外，352个大队已全部征购透底，严重的队被征购的粮食都达产量的70%以上。当全县食堂开始普遍停伙断炊，浮肿病大量发生时，变质分子和反坏分子仍不罢休，他们继续以“反瞒产”为幌子，对社员乱斗乱打，到处搜查霸占民财，混水摸鱼，趁火打劫，把反瞒产扩大化，残酷地致死人命。这时，反瞒产的性质已经完全变了，成为敌人公开地向人民进行阶级报复的招牌，一场大惨案就这样开始了。
+
+　　在敌人把粮食搜刮殆尽，人人奄奄一息，无以为生的情况下，为了活命，群众纷纷外逃，有的用树皮野菜充饥，有的被迫杀牛度命。当时县委面对这种惨状，不但没有采取救灾措施，反而诬蔑群众自救的行为是“破坏”、“富裕中农的进攻”，并以取缔“杀牛犯”、“流窜犯”为名，变本加厉地扣押斗打群众，说杀牛是“破坏生产力”，说“好人不外逃，外逃没好人”，在县委的反动指示下，各社队干部（此处脱印2字——编者）对广大社员则采取了“不准冒烟”，“不准拾菜”，“不准杀牛”，“不准存粮”等四不准反动措施，把社员的锅碗盆罐砸光，东西搜光。有的社员在饥饿难忍的情况下，被迫破尸充饥，反坏分子竟毫无人性地说这也是“破坏”、是“进攻”。甚至当医院解剖一具尸体，证明胃内无物，纯系饿死时，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生却偏要说是“浮肿病”。这样，就堵死了一切生路，大量社员活活饿死，而且不少的人因杀牛、外逃、煮汤、煮菜、吃尸体被法办死在监狱或被活活打死。
+
+　　1959年12月2日，省委电话会议指示，停止征购，全力转到组织生活，宣布：“全省征购任务结束，任何一个地区、县、社、队都毫无例外，（包括信阳地区几千万斤不要）”。而县委并未执行这个指示。12月4日马龙山在全县万人大会上仍提出要全面完成粮、油、棉征购任务。并佯称已掌握满产私分（此处脱印6字——编者）粮食2500万斤，要各公社选典型人斗争。这次会上斗打了20多人，法办了5人，参加会议人员被饿死23人。12月15日马龙山又在白雀公社召开“安排生活”假现场会，向各公社施加压力，让各公社谎报“家底粮”。这样“反瞒产”继续发展下去，死人现象不断增加，全县到3月份已经死了约十万余人。对这样严重的情况，马龙山等人是知道的，但并未回心转意，而是落井下石，当各公社纷纷向县委告急，要求拨粮救济时，马龙山又提出“反对伸手派”，“伸左手打左手，伸右手打右手”，并令要粮积极的北向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徐德保检讨，把文殊公社第一书记魏日鐸调职。另一方面，县委又向省委地委写假报告说：“农村粮食潜力很大，大有可为”，说：“我们完全有根据自力更生，把生活安排下来，保证每人每天12两，吃到麦收”，因而“反瞒产”斗争就这样继续蔓延发展，达半年之久，造成了一场大灾难。
+
+## 三、原光山县委在组织上已经完全变了质，党政领导权被坏人篡夺
+
+　　从当时光山县委和县人委各主要部门的组织情况看，说明了这个问题。
+
+　　原县委共有县委委员、副部长以上的干部34人，其中就有蜕化变质分子6人，占17.65%；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4人，占11.76%。
+
+　　原县委共8个书记，其中蜕化变质分子有第一书记马龙山，书记处书记刘述增、刘文彩等3人；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的1人；犯有官僚主义错误和五风错误的3人；事件初期被打死1人（张福洪1959年10月被打死）。
+
+　　县委委员、副部长级干部26人，其中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4人，占15.39%；蜕化变质分子3人，占11.54%。县委办公室和组织部都在坏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控制之下。县人委14个部门中也有不少是被反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把持着的。
+
+　　由于原光山县委和县直各部门的领导成员极其不纯，一些坏人掌了权，他们在事件中，就利用我们执行政策上的左倾错误，向广大群众进行极残酷的阶级报复。
+
+　　（（一）早在事件前，光山县党的民主生活就遭到了彻底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就被逐渐篡改了，到事件中，党的领导已完全变了质。从1956年马龙山当上第一书记以后，原光山县委党的民主生活就逐渐被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逐渐被他们抛弃。）
+
+　　（马龙山等人很少参加支部生活会。县委对党的方针政策，从未认真研究，对重大问题的处理和决定，不是提交县委或常委讨论，而是个别人独断专行。如1958年大办钢铁，1959年秋季征购任务。1959年10月在扩干会议上斗争的各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科局长，1960年为准备召开党代会而确定的县委候选人，以及历次提拔干部等重大问题，都是凭他们少数人的个人所好，随便决定。）
+
+　　在马龙山等坏人把持下，原县委领导实行着少数人独裁，封建家长的统治，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到1959年秋冬，光山县就成为马龙山等少数人的天下。他们把党纪国法置于度外，把下级干部和广大群众看成是必须服从他们统治的对象。马龙山当上第一书记以后，一直骄傲自满，长期以来把自己凌驾于组织之上，破坏集体领导。他以光山县第一名革命英雄自居，写上县誌英雄篇第一名。马龙山经常散布“书记管书记”的谬论，书记之间的关系，书记与委员和一般干部的关系，不是同志关系，而是父子关系。马龙山同县委书记处书记刘述增、张福洪、孙广生之间及同办公室主任赵政良，组织部长李芳璋等之间，经常拉拉扯扯，彼此吹捧，利用别人，抬高自己。如书记张福洪、孙广生为讨好马龙山，不顾群众的反对，不按照党章和党员条件而将马的爱人黄宗仁硬拉入党内。组织部长李芳璋为了得到马龙山的提拔，对不合干部标准而将黄宗仁提为财政局审计科副科长，又提为县妇联副主任。马龙山等对好提意见的人，经常不择手段地加以恫吓、打击，甚至陷害。如孙舖区组织干事马德光，揭发了马龙山包庇地主错误，马龙山就诬指他是“攻击领导”，是“右派”，将马德光斗争后下放劳动改造。原计委副主任杨景新因反映马龙山不（此处脱印2字——编者）了财经制度，（此处脱印10字——编者），马龙山责杨不服从领导，在整风反右期间将杨斗争过火，划为右派，未经地委的批准，马又指示撤了杨的职。由19级降为25级，留党察看两年，下放劳动改造。1959年，又说杨反对大跃进，将杨斗打20多次，开除党籍回家。城关小学教师傅秀兰，批评了马的孩子，也被马扣上“攻击老干部”的罪名，打成“右派”。
+
+　　马龙山等原县委完全抛弃了党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政策，他们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可以不分敌我，不顾党的原则，拉拢任用坏人，（此处脱印4字——编者），凡善于歌功颂德、弄虚作假、逢迎拍骗的人都可得到提拔重用。为了达到他们重用、提拔坏人的目的，他们竟不择一切手段任意涂改坏人的“历史档案”。如原县委办公室主任赵政良、砦河公社第一书记周志清、粮食局党委书记彭尚根，都是政治历史上或社会关系上有问题的，但因得宠于马龙山和组织部长李芳璋等，马、李等涂改了他们档案，抹掉了他们的政治历史问题，将他们提拔起来。
+
+　　（1959年10月1960年6月，全县提拔50名科局长以上干部，其中不合“德才兼备”干部条件的86人，占72%，内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的10人，占20%，思想品质恶劣的11人，占22%，根本不称职的15人，占30%。）
+
+　　（二）1959年10月，在马龙山的主持下，公开在县委机关内打死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以马龙山为首的原光山县的专制统治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公开杀人，公开反党，他们的面貌完全暴露了。
+
+　　张福洪为原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事件前，在工作上一般表现还好。但在担任书记期间，生活作风上也有不少毛病，贪图享乐，并迁就讨好马龙山，迎合马的糜烂堕落行为。马也利用张出头露面搞一些荒淫无耻的勾当。
+
+　　1957年地委曾几次指示县委对张进行批评，但马怕牵连自己一再对张庇护。1959年9月，原地委再次指示对张进行批判，马不得已对张进行了批判，但他怕批判张反而露了自己的马脚，因而曾多次找张谈话，表示关心体贴，企图保张过关。但当有人揭发张福洪搞男女关系、生活挥霍和包产到户（实际上是推行管理责任到户）等问题时，张被迫说：“这些问题不能怨我，马书记都知道”，马当即恼羞成怒，一面令张停止检查，退出会场，一面从新组织斗争，并暗示对张毒打。第二次斗争会上就开始对张进行拳打脚踢、拔头发。县委书记刘述增，因同张争夺第二书记，趁机报复，煽动一些在审干时张福洪提出需要重点审查的原组织部长李芳璋、办公室主任赵政良、农工部副部长简国安等人起来向张进行斗争，激发他们对张的仇恨，将张毒打。经过20多次斗打，直把张福洪打得头脸发肿，头毛拔光，耳朵流血，大小便失禁，全身发臭，卧床不起。这时，马龙山怕张以后报复，萌起了杀死之心。因此，马又在干部中诬蔑说张福洪“盼蒋介石”、“装疯”，又组织人把张拖出来斗打，直到把张活活打死。张死后，马龙山又积极封锁消息，布置各方人员掩盖事实真象，向县直和各公社宣布张福洪“畏罪自杀”，并开除党籍，又召开县常委会，向地委写假报告。企图继续隐瞒罪状，欺骗党和人民。
+
+　　（三）在变质的县委领导下，专政矛头完全转向劳动人民。在“信阳事件”期间，光山县政法部门也被敌人篡夺了领导，被几个阶级异己分子、坏分子和变质分子把持着，他们都是事件中的祸首。
+
+　　政法大权在这些坏人把持下，他们大量地、无辜地逮捕法办好人。如事件中，原公安局副局长吴子柏有一次去孙舖公社碰到四个社员抬一具尸体越过公路去掩埋，吴即以有意破坏的罪名，将四人扣押起来，结果一人死于公社拘留所内，三人送进县监狱。原检察长易明信，将有精神病和浮肿病的李家术逮捕起来，并叫予审员每天只给一顿稀饭吃，十一天就把李致死。原法院院长袁忠保，在1960年元月7日，捏造了马畈公社社长谈泽全、信用会计殷进生阴谋炸死省委负责同志的假案，将他们逮捕监禁，进行刑讯，并叫予审员写好口供，迫使他们承认炸省委宋致和同志的汽车，要判处谈泽全死刑，殷进生徒刑15年，后上级法院改判谈泽全徒刑五年，殷进生徒刑三年。结果殷进生在狱中被折磨致死。原公安局副局长吴子柏在北向店公社，将反霸减租时斗争过他哥哥（吴子臣）的积极分子王化堂加上特务嫌疑的罪名，责令公社公安助理员整理材料，将王化堂逮捕，后王死于狱中。1959年10月29日，马龙山在一次电话会议上，为了“反瞒产”布置每个公社要捕2至3人，全县即逮捕了干部和社员34人，其中判刑的5名，其余29名长期监押不放。1959年12月，从新县运回来102名外流人员（内有6——8岁小孩30个），在刘述增、刘怀珍的反动指示下，全部入狱扣留，连饿带冻死去的18人。
+
+　　1959年9月到1960年9月，县看守所扣押1123人，其中因杀牛度命、外逃求生、“瞒产私分”、破尸充饥等案即占92.3%；无批准手续乱扣乱押的77.3%。他们对这些被关押的群众，不仅严刑逼供，乱斗乱打，而且克扣囚粮，不给饭吃，因饿加病，造成监内死亡达400余人，占监押总数的35.6%，有时一天死十数人。他们对扣押的有病者不给治疗，甚至抬到猪圈里面任猪乱啃，就这样死去的就达16人左右。
+
+　　（事件中，他们以取缔“流窜犯”为名，在全县设立拘留站91个，（此处脱印2字——编者）700余处，撒下天罗地网，杜绝群众生路。仅据槐店、泼河、南向店等七个公社统计，即设有拘留所42个，扣留476个，致死71人。1959年冬，县公安局和民政科，在城关设一个“收容所”，收容2000多人，因受虐待和被扣饭致死200多人。这期间变质分子，反坏分子，都变成拦劫的凶手，见人就拦，见物就抢，趁人之危，大发横财。）
+
+　　（当时，有些濒于亡命的人，将亲生女儿丢弃在县委和公安局门前。而马龙山、李烈君等见死不救，反诬为“敌人破坏”、“寡妇想改嫁”。他们还采取了不准上报，找典型打击，派民兵把守城关四门，不准带小孩进城，不准各家的门前有遗弃小孩等反动措施，使无数孩子被冻饿而死。）
+
+## （四）事件中，他们对外封锁消息，对内堵塞言路，欺上瞒下，掩盖罪责。
+
+　　方法是：勒令民兵站岗，组织行人来往；不准公路、街边有病人、死人；不准在公路两侧无人劳动；不准向上级机关写信。当时马龙山、李烈君还规定：宰杀牲畜、偷盗、私分瞒产、破坏尸体、遗弃小孩、人口外流和死亡等七个问题，不经县委批准，不得上报。1959年11月，晏河公社联盟大队副大队长鲁茂智（党员）向毛主席写信，反映光山干部腐化堕落，人民生活痛苦，全县死一万多人，被扣上“写反动信”的罪名，关押35天。1960年8月，中央和省委派人来检查时，法院院长袁忠保还布置韩启华等三人，伪造犯人名册。将监狱实押714名，假报为188名，实死400余人，假报为170人，并从在押的70余人中，临时送32人到劳改场，以掩盖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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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地委调查研究室光山县委调查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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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10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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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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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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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23 @@
+# 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蜕化变质的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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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地委调查研究室、光山县委调查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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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领导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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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庭情况和个人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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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是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现年39岁。山东省肥城县高游区东濁头村人。他家世代都是贫雇农，以种地打铁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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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9岁时参加辅助劳动，13岁至16岁上学，17岁开始打铁种地，21至22岁在张庄煤炭当工人。1945年2月参军，1946年2月入党。
+
+　　马参加革命后，先任泰安县大队连部文书。1945年8月至1947年8月在冀鲁豫军区特务营、一纵特务营当连队事务长、营管理员，1947年10月至1948年底任光罗县政府管理员、光罗支队连指导员。1949年1月至1952年春任光山县文殊区副区长、孙舖区区长、光山县政府民政科长、秘书。1952年春因包庇地主错误、受撤职处分，调马畈区任副区长，后又任区长、区委书记、县政府民政科长、秘书。1953年11月任副县长。1954年6月任县长。1955年任县委副书记。1955年8月任县委第一书记。1960年9月被捕。
+
+## 二、在革命战争中贪生怕死
+
+　　马龙山虽然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但小生产者自私自利的个人意识在他身上却相当浓厚。经过在革命队伍中的锻炼，他并没有下定决心改造自己，使自己成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战士。相反，在环境紧张、斗争尖锐的情况下逃避斗争，贪生怕死。
+
+　　1947年9月，马龙山任光罗县政府和县支队管理员。当时，环境恶化，粮秣缺乏。为了保证部队供应，领导上派马龙山和一批同志下山搞粮。马贪生怕死，不敢下山，屡次叫事务长焦凤山、炊事员文福顺等进湾搞粮，自己躲在山上，准备逃跑。一次焦凤山等人被敌人围在村里，马龙山自顾逃命，眼看着敌人把自己的同志李XX俘去。
+
+　　1947年秋，部队在光山县孙舖一带活动，战争间隙中，上级叫马带领部队去捡柴禾，因与小保队相遇，马听到枪响，还没看到敌人，就吓得爬在稻田里一动也不动。直至同志仍把敌人赶跑，进行追击时，马还不敢起来。
+
+　　在战争期间，尽管形势紧张，但马龙山一有空隙，就要设法到街上买鸡蛋、酒肉，大吃大喝一番。并和南向店拐子窑地主的媳妇勾勾搭搭，关系暧昧。因此，从那时起马龙山在生活上、思想上就开始堕落。
+
+## 三、不分敌我，陷入敌人的迷魂阵
+
+　　1949年1月，光山县解放，组织上派马去孙舖建立区政府。马龙山到孙舖后，不惜依靠贫雇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而是依靠伪公安局长余先民、伪区长吴耀南等为首的一批前伪官员，保甲长等开展工作。这些反坏分子对马极尽奉承之能事，区政府成立时，伪区长吴耀南、地主恶霸分子谈化民、谈海平、王茂寒等人大摆筵席，欢迎“马区长”，并夸耀马龙山有“才干”，有“理论”，有“经验”，是“全专区最强的区长”。此后，这伙反坏分子则经常对马请客送礼，马从这家吃到那家。马为了“还礼”，则多次利用公款，大摆筵席，请吴耀南等吃饭。广大干部和群众十分不满，群众反映说：“我们日夜盼着自己的政府来，可是现在呢。‘铜是铜，铁是铁，王八是王八，鱉是鱉。’”有的说“地主有钱能请客，区长还是听他们的！”
+
+　　1950年秋，县里明令禁止干部到地主、恶霸家去吃饭，但马仍经常带着区队、工作员、警卫员去这些地主恶霸家落脚吃喝。逢年过节，地主恶霸不仅美酒佳肴请马，而且还把礼物亲自送给马、马也上伪区长吴耀南等家去拜年。拜恶霸分子谈天池的老婆为干娘，想娶谈的女儿“一朵花”为妻。
+
+　　这样，马就被这群恶霸捧得晕头转向，经常花天酒地，和他们吃喝不分，无话不谈，结成了亲密之交，思想上完全成为他们的俘虏，中了他们的糖衣炮弹。
+
+　　马龙山信任吴耀南超过信任人民群众，以吴为军师，向吴求谋问策。1949年春，大恶霸王茂寒贪污违法，被区政府扣押，吴在马面前说情担保，马即将王释放。
+
+　　吴耀南是孙舖头号恶霸，群众恨之入骨，迫切要求斗争他，可是，在马的庇护下，使吴逃脱了反霸斗争。1950年5月间，吴看到群众发动起来了，自知马龙山一人包庇不住他，即组织地霸分子谈化民、谈海平、王茂寒等5人南逃，企图继续为非作歹。1951年，吴在信阳私刻印章，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我逮捕镇压。吴被镇压后，马对吴家的感情藕断丝连，仍同吴耀南儿子吴良玉来往。当时，民兵对吴良玉管制较严，马则将民兵队长周云太、武装部长马福现批评训斥一顿，说“吴良玉生产表现还不错”，为吴开脱。
+
+　　在光山县解放后的一年当中，马龙山在地主恶霸分子的百般拉拢下，贪图享乐的思想更加滋长。他不是考虑如何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而是竭力追求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的生活。
+
+## 四、爱上地主女儿，投靠，包庇地主阶级
+
+　　1950年，马龙山爱上了地主女儿黄宗仁。当时区委不同意马黄结婚，马则向组织提出“任凭我区长不当，也要和黄宗仁结婚！”从此，马龙山和区委会的关系很不正常，和区委会闹分裂、对区委书记韩鹏宵不满。
+
+　　马龙山爱上黄宗仁以后，黄即以浓厚的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着马，马为了追求黄，百般向黄讨好，迎合黄的要求。黄经常对马说：“我家划为地主真冤，母亲是受苦人”。马对黄很同情，并公开包庇黄宗仁之母、地主分子张普贤。马曾利用职权写信给黄桥乡乡长马传贵令其照顾张普贤，并派民工五人给张普贤代耕。又叫马传贵从减租减息粮中拿出200斤给张普贤。马传贵对此不满，只给了张70斤粮，则被马大骂一顿。马几次要免去张普贤向国家缴纳粮棉的义务，被马传贵给顶了回去。
+
+　　1950年4月，正当减租减息时，马则批准地主子黄林壁老婆（即黄宗仁六婶）向佃户要回租地5亩6分，袒护黄林壁逃避斗争。
+
+　　1950年8月，马与地主女儿黄宗仁结了婚。自此，马就一直怀着“一婿半子”的思想，马对干部说“对黄张不好就是对我马龙山不好”。
+
+　　1950年冬，土改开始，马龙山公开当地主的防空洞，将地主分子张普贤（马的岳母）剥削人民的财务（皮袄3件，皮斗蓬1件，绸衣4件）收藏起来。1951年春，群众要求地主张普贤交出土改斗争果实，马又向公家借400，000元（旧币）替黄家抵交斗争果实。
+
+　　（1951年，土改复查时，马龙山在一次干部会上，又公开地为其岳母、地主分子张普贤辩护，说其岳母雇工是因为没有劳动力，应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后在大家一致反对下，他才哑口无言。）
+
+## 五、打击陷害土改积极分子，培植地主子弟
+
+　　1952年，马龙山包庇地主的错误行为被揭发，曾受撤职处分，调马畈区任副区长，但是，他并没有从思想上接受教训，痛改前非。1956年，马龙山当县委第一书记之后，大权在握，他的错误思想又得到了变本加厉的发展。
+
+　　1957年下半年，马龙山为了供养其地主岳母张普贤，把张接到县委机关住。张到机关后，一直飞扬跋扈，仗势欺人，惹起干部普遍不满，他们说：“过去的官太太，现在的老夫人，过去的官小姐，现在的官太太”。当时，孙舖区委组织干事马德光写了一张题为“一美保三关”的大字报，揭发马龙山包庇地主的错误行为，马当即恼羞成怒，以攻击领导为名，要划马德光为右派。因材料不足未逞，但仍将马德光斗争一顿，并下放劳动改造。后马德光被评为劳动模范，他的模范事迹和照片被展览馆展出，马看到后勃然大怒，立即命令撕毁，并扬言要追查责任。
+
+　　（此处脱印5字——编者）大队党支部书记王守龙同志，是土改积极分子，曾斗争过马龙山的岳母张普贤，马龙山对王守龙极为不满。1959年春到1960年春，曾几次勒令砦河公社党委把王守龙撤下来。公社党委在马的压力下，只得把王调离大队支书职务。
+
+　　1959年12月，黄宗仁二弟黄钊宗向马诬告土改积极分子黄林申偷他的东西，马不问是非，即对砦河公社党委书记周志清和黄桥生产队队长崔长友说：“黄林申不干活，偷老黄弟弟的东西，你们回去了解处理”。因黄林申确未偷东西，故未处理。1960年5月，黄钊宗又向马说：“黄林申多吃多占，食堂停伙”。马即命办公室主任向国贤向公社打电话，派党委副书记连夜去清查。经查并未停伙，但社党委怕得罪马龙山，只得撤换黄林申生产队会计职务。
+
+　　（这时，马龙山和地主阶级的关系已经发展到如漆似胶的地步，他又将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拉进革命阵营。马曾利用职权，介绍地主分子、国民党员黄林壁作小学教员，将地主女儿（马妻妹）黄宗信、地主儿子（马妻弟）黄荣宗分别安插到医院和机械厂工作，对他们百般照顾。）
+
+　　马龙山的爱人黄宗仁，自参加工作以来，地主阶级思想原封未动，由于屡次包庇地主家庭，1952年，曾受停止团籍3个月的处分。黄平时工作消极，品质恶劣，根本不够入党条件，但马龙山利用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孙广生等人将黄拉入党内。马龙山又授意原组织部长李芳璋等人将黄先后提为财政局审计科副科长、县妇联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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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竭力追求剥削阶级腐烂腐化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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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龙山自1956年任县委第一书记以来，就肆无忌惮地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曾大兴土木，三迁新居。1959年年底，在全县食堂停伙大量死人的情况下，马则在县委会内修建书记院，并亲自派人去北台子、白雀园搜集花木，美化庭院，供其尝乐。
+
+　　在马龙山把持下，光山商业部门成了他私人的后勤部。各种计划供应的食品总要对马的岳母、地主分子张普贤大量供应。商店每天供应顾客一头猪，但马龙山想吃肉，即使猪肉卖完了，也要立即给他单杀一口。马经常以“上级来”、“家属来”、“开县委会”、“开现场会”为借口大吃大喝，大肆挥霍。并派人到潢川、汉口等地为他采买海参、鱼翅、猴头、燕窝。他经常吃人参，打葡萄糖针。
+
+　　马龙山从1956年8月至1960年5月当县委书记期间，很少深入到生产队去工作。偶而（应改为尔——编者）下乡，也要带着编辑、演员、通讯员、炊事员、勤杂员前呼后拥，到处吃喝游逛。1959年春节期间，连续两天派专车带着女演员等去光山马畈和新县沙窝、浒湾等地游山逛景，摄影取乐。他又以治病为名，叫县委办公室主任赵政良、商业局党委书记文福顺陪同黄宗仁到汉口游逛，一次就花26，000元。马在闲极无聊时，经常叫电影队到他或张福洪屋子单独为他放电影。从1959年1月至1960年4月，就给他放专场电影240场。
+
+　　马龙山在生活上也极为庸俗下流。1959年冬，在全县食堂停伙大量死人时，马竟在泼河公社找一些女干部陪着他饮酒作乐，将她们罐醉后，令其跳舞演唱，他坐在一旁捧腹大笑。马曾同孙广生（原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芳璋（原县委组织部长）等人数次将女县长张秀英的裤子扒掉，无恥取闹。1959年12月中旬，任白雀公社现场会上，马龙山还挑动孙广生等人将魏店公社妇联主任易秀英的裤子扒掉，朝裤子里塞酒瓶。
+
+## 七、实行家长统治
+
+　　马自从1956年当县委第一书记以来，一直骄傲自满，独断专行，长期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破坏集体领导原则。
+
+　　马和其他书记处书记、常委和委员之间的关系是很不正常的。在书记和委员之间拉拉扯扯，说张道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马在日常生活中盛气凌人，惟我独尊。只许别人颂扬，不许别人说坏，只许他批评别人，不准别人批评自己。
+
+　　马对上级党的方针、政策和各个时期的重大问题，很少开常委会或县委会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即使开会，也是他讲，别人听。省委、地委的重要电话会议或指示，经常不经其他书记或常委讨论，个人主观臆断。
+
+　　在马龙山的家长式统治之下，阶级异己分子和党内一部分品质极端恶劣的分子则竭力迎合马的心理。对马歌功颂德，弄虚作假，逢迎拍马，马对他们也大加赏识和提拔。几年来，在他周围聚集了不少坏人，他们狼狈为奸，公开为非作歹。
+
+　　马对于那些立场坚定、作风正派、工作负责、敢于坚持真理的干部，则千方百计地加以打击和陷害。如原计委副主任杨景新，因反映马龙山不遵守财经制度和反对黄宗仁入党，被马指责为不服从领导，1957年整风反右时，马捏造材料将杨斗打七场，划为右派，幸地委未予批准。1958年，马又擅自撤了杨的副主任职务，由19级降为25级（此处脱印12字——编者）上级回报以后，接着他又冠以反对大跃进，反对大丰收的罪名，将杨斗打25次，撤职反省6个月，开除党籍回家生产。1957年，由于城关小学老师傅秀兰批评了马的孩子，马就给傅秀兰加一个“攻击老干部”的罪名，将傅打成右派。
+
+## 八、破坏党纪国法，打死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
+
+　　马龙山与张福洪的关系一项很密切，互相吹捧，彼此利用。张经常投马所好，马则利用了张好吃好喝的弱点，靠张出头露面，遮掩个人在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正如马所招供的：“我是第一书记，为了照顾影响，在生活上的奢侈腐化都是通过张福洪和其他人去干，我既可享受，也落个好名义”。
+
+　　1959年10月，地委指示对张进行批判，马龙山被迫不得不对张进行批判。但是他一直心怀鬼胎，怕牵连自己。初则对张表示体贴，想保护张过关。但在斗争中，有人揭发了张生活挥霍浪费和在城郊公社搞包工包产到户问题（实际是推行管理责任到户），张被迫说：“这些问题不能完全怨我，马书记也知道。”马看到张揭了自己的底，当即令张停止检查，召开“整军会议”，要大家先打态度，狠狠斗，并暗示可以对张毒打，这样就开始斗打起来。从10月2日开始，经过20余次斗打；直至把张打得头发拔光，胸、背肿胀，四肢僵硬，口吐血水，马仍不甘心，诬蔑张“装疯”，“盼蒋介石来”，又叫人把张从床上拉下来进行毒打。到10月19日下午张被打致死。
+
+　　张福洪死后马为了逃避罪责，一面叫李芳璋向地委整风办公室报告说张已畏罪绝食自杀，一面暗地找人埋掉。并主持召开县常委会议捏造张有包工包产到户、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大跃进、收听敌台、违法乱纪、搞59个女人等“罪状”，把自己装扮成正人君子，企图欺骗党，掩盖自己罪行。
+
+## 九、残害人民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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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光山遭受严重旱灾，粮食减产，马龙山对这一事实是清楚的，在秋收前，马在号称“金五岳”的马畈公社亲眼看到禾苗一片枯萎，曾说过：“今年马畈不是块金子，而是块烂铁”，但他为了夸耀个人能干，吹嘘自己的功绩，把全县实产1.8亿斤，说成4.9亿斤，把征购任务定为1亿多斤，占实产的94%，不顾全县人民死活，强行征购，大搞反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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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9月底，马龙山主持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议。会上，斗打了57名干部。会后全县打人成风。
+
+　　1959年10月底，全县粮食已基本购光，群众生活面临危机，而马则毫无根据地说，完不成征购任务是敌人破坏，指示除完成征购任务的白雀、南向店公社外，其他每个公社捕2至3人。这样，全县以“破坏粮食征购现行犯”的罪名无理逮捕干部和社员34名。
+
+　　12月2日，省委宣布停止征购，安排社员生活、提出澄清家底，缺粮保证供应，同时拨下一批统销粮。当天，砦河公社向县报告东林舖大队发现大批非正常死亡，要求拨粮救济，而马不但对上级指示熟视无睹，对社员大量死亡置之不理，反而丧心病狂地继续大反“瞒产”。12月4日，召开了“万人大会”。马龙山大讲已掌握“瞒产私分”材料2300起，下面隐瞒粮食2500万斤；并确定各公社找几个典型开展斗争，法办一些人。结果，会上斗打20余人，以“杀牛犯”、“抗粮犯”为名当场逮捕5人。各公社在压力下被迫假报“瞒产粮”1820万斤。大会最后拟订了六条“反瞒产”措施，提出“大搞四五天，保证完成粮油棉征购任务”。当时全县食堂停伙情况严重，仅会议往返途中和会议期间就饿死23人。
+
+　　“万人大会”结束后，1959年12月15日，马又在白雀公社召开了安排生活现场会。各公社根据省委指示停止征购、安排生活，缺粮保证供应，该销必销的精神，报缺粮5000多万斤。可是马龙山却认为数字太大，拒不上报，再三向下压缩，最后，各公社仍坚持要粮2000多万斤，马就在会上威胁说：“右倾反得不深，富裕农民言论反得不透”。在他的压力下，会上报拨粮食1100多万斤。
+
+　　会议期间正是全县群众处于水深火热的关头，而马龙山却在白雀现场会上杀猪宰羊，单设小灶，大吃三天。会上杀猪12头，羊15只，吃鱼400余斤，豆腐500斤，糍粑600斤。
+
+　　会议结束后，马龙山隐瞒了缺粮数字，勒令县委办公室向省、地委写假报告，捏造说：“群众生活已安排下来”。实际这次会议后，死人现象继续发展。直到12月底地委拨给2000万斤粮食，才将大量死人现象缓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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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2-3月，上级拨粮已经吃完，大批食堂又先后停伙，各公社纷纷告急，北向店公社首先向县要粮。马龙山蓄意置人民于死地，一面向下施加压力，提出“反对伸手派”、“伸左手打左手，伸右手打右手”，并在县四级干部会议上，强迫先要粮的北向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徐德保检讨，把（此处脱印13字——编者）面却向省、地委报告说：“农村粮食潜力很大，大有可为”，“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决心。根据自力更生把生活彻底安排下来。保证吃到麦收，保证每天每人吃12两，保证不向上要一粒粮食”。因而又继续大搞“反瞒产”，使全县大量死人。就这样，造成了光山全县12万人无辜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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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马龙山堕落为蜕化变质分子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从小过着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生活。但自幼受到小生产者的思想影响，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意识根深蒂固。他为了寻找个人出路参加了革命。参加革命后，并没有自觉地改造自己，树立真正革命的人生观。当革命利益和个人利益没有矛盾的时候，他曾为革命做了些工作。当革命面临困难，要求他向敌人冲锋陷阵的时候，别人勇往直前，出生入死，他则畏缩不前，贪生怕死。全国胜利、进入城市后，马龙山又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他不是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而是羡慕追求地主、资产阶级豪华生活，在反坏分子和资产阶级的捧场喝采声中，他逐渐迷失了方向，丧失了立场，由生活上的腐烂腐化逐渐在政治上变成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由于马龙山一贯善于吹嘘，矇上欺下，赢得了原地委某些人的信任，从1954年以来接连得到了提拔。他自从担任县委第一书记以来，更加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打击好干部，陷害土改积极分子，拉拢提拔反坏分子，在党内实行家长统治，拒绝批评，压制民主，严重破坏党纪国法，公开杀害革命干部，残害劳动人民，使党和革命事业在这个地区受到了极大损害；在既成事实的面前，马不但不向党低头认罪，反而在党的组织面前千方百计掩盖自己的真面目，最后完全变为光山人民的死敌，无产阶级的叛徒。
+
+　　 信阳地委调查研究室光山县委调查研究室1961年10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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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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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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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9 @@
+# 甘肃定西地委扩大会议关于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错误的揭发
+
+　　<省委定西工作组、李步新、李生华、吕园>
+
+## 定西地委扩大会议简报之一
+
+　　（省委：）
+
+　　元月六日，地委扩大会议正式开始，由生华同志向参加会议的全体同志和专区机关、定西县的全体党员同志，传达了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对甘肃问题的指示和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步新同志讲了话，对与会同志启发很大。元月七日上午，分组进行了酝酿，下午分别讨论了西北局会议的指示。发言的同志心情沉重，情绪激昂，一致拥护西北局会议的指示，并满怀愤怒地揭发了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严重错误。在会上发言的有孟浩、冯兆芳、白国民等同志，插话的人很多。
+
+## （一）关于张仲良同志的错误。
+
+　　（1）以张仲良为首的宗派集团，口头上拥护党中央和毛主席，行动上口是心非，不过是把中央和毛主席的“金字招牌”掩盖他们所作所为。毛主席讲中国一穷二白，张仲良编说甘肃“更穷更白”，标新立异，好象主席讲的概括不了甘肃，国务院、中央各部下来的指示或检查工作，张仲良常常抵触不满，甚至抗拒。铁道部划分，西安铁路局管到天水，西宁铁路局管到八盘峡，宁夏铁路局管到白银市，何承华把兰州铁路局局长批评了很多次，就是“四把刀子插进了甘肃”。
+
+　　何承华在武威曾狂妄地讲：“毛主席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把别人讲的东西总结了起来。”
+
+　　（2）张仲良漠视人命，个人英雄主义由来已久。1948年西府战役，四军（当时张仲良为四军政委）撤退，不通知后勤机关，有一部分同志被俘，孟浩同志给提意见，张仲良说：“他妈的，作战就要牺牲人，死些人有什么了不起。”1949年张仲良一再夸耀“扶郿战役、兰州战役打的最好了”，实质上宣扬他指挥的正确。
+
+　　（3）干部政策上宗派主义，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他们之间互相宣扬、标榜，张仲良提出“欲革大自然的命，必先革思想的命”，如果写文章不引用，何承华就批评。阮迪民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批判甘肃落后论”，张仲良马上让在报纸上发表，并叫高干自修班学习讨论。何承华一再讲窦明海干劲大，有魄力，水平高，年青有为，并给白国明同志讲：“要好好向窦明海学习，在窦明海的领导下，有很大好处。”
+
+　　对其他同志则是别一种态度，经常说是“老右倾”、“老朽无能”、“老奸巨猾”，甚至骂“老而不死是为贼”、“老狗当道”，正得许多人抬不起头。特别是对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进行打击。一次高健君同志在会议上讲了下面的实际问题，安振一再说健君同志“气味不对”，追的健君同志下不了台。
+
+　　（4）弄虚作假，粉饰太平，掩盖真情，骗取荣誉。甘肃死了几十万人，张仲良闭口不讲，专门派他的秘书王仲贤到天水找了一个群众如何瞒产，如何多吃多占的“典型”，给地委书记介绍，还说要继续再找这样的“典型”。
+
+　　（5）手段毒辣，品质恶劣。张仲良一再讲“我就是喜欢大”，他的一些高足弟子如张克勋、席道隆、明星才之流，就投其所好，胡作非为。出了问题，张仲良反而嫁祸于下面，蹬一脚，牲牲一些人。他还讲：“必要时杀几个人”，目的不外掩盖自己的错误。因而，许多人“提心吊胆”，准备着犯错误。
+
+## （二）关于窦明海同志的错误。
+
+　　（1）窦明海是张仲良的“帮凶”，是张仲良放在定西地区的“一只豹子”，给定西人民带来很大的灾祸，是定西大惨案的罪人，罪大恶极。
+
+　　（2）漠视人命。定西地区死人问题，从1958年就开始了，一年比一年严重，一年比一年面广，窦明海一直没有正视，没有提出过任何措施，一味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革命不彻底”。通渭马巳在死人，他还指示，“底子摸不清，一颗粮食不能动用。”秉祥书记决定病人每人10两，窦明海硬叫降为8两。1960年春季，省上征求定西要多少粮食，窦明海说：“就是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
+
+　　（3）弄虚作假，骗取荣誉。1956年会川粮食亩产230多斤，张克勋报500斤，窦明海改为400斤报告省委。1960年五干地，把1959年粮食产量由26亿斤落实为12亿斤，窦明海一再批判有人是“观潮派”，非让县委书记签名不可。窦明海因能投张仲良的所好，定西地区出了这样大的问题，第三次省党代表大会上，张仲良一再解释是“工作问题”，结果窦明海当选了省委后补委员。
+
+　　（4）窦明海的干部政策，和张仲良一样是宗派主义。在县委中相信的是席道隆、张克勋、明星才，在地委是郭光临、区洁冰。陇西问题已经发生了，还给张克勋说：“我过去相信你，现在相信你，将来也相信你。”但对另一些同志，则蛮横、谩骂、打击，专署办公室主任段克温反映通渭缺粮，窦说是和通渭“一块闹粮”，下放劳动。李永浓等三同志为了一些小事情，三年没给工作。有的同志提出，对王克的批判，也有重新审查考虑的必要。
+
+　　窦的爱人张明琴（民政科副科长）飞扬跋扈，比专员权力还大，谁得罪了张明琴就招祸。一个专业军人反映张明琴的问题，窦明海让公安部门以反动信件追查。据揭发，生华、步新同志传达西北局会议指示时，张明琴擅自不让几个曾受批判的党员听传达，并在中途退席，实际上是抗拒态度。
+
+　　（5）生活特殊。窦明海经常批评同志们不和群众同甘共苦，定西报社的一个负责同志，已经浮肿了，晚上加班头晕，支持不住，休消的早，被批判了几次。但据地委机关一些同志揭发，窦明海下乡常是带着点心、白馒头、肉臊子等。西北局兰州会议后，他到会宁党岘去，点心就带15斤。靖远县财贸部长魏兴明，经常给窦送肉、送水果，最近还送来红枣200斤，冬果梨50斤。
+
+　　 省委定西工作组李步新李生华田  园1961年1月8日
+
+　　61．1．8．建仁抄，秀清校对
+
+　　来源：原题为：“定西地委扩大会议简报之一”，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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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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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璧山县农村落后情况的初步检查报告(三次修正稿)
+
+　　[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收文第5093号; 1961年10月26日收]
+
+　　我县在党的领导下，有三面红旗的指引，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工业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很快，农村人民公社在各方面都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但因我们在公社化以后经营管理方面一套制度没有跟上；执行政策不全面；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致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今年粮食只收7197万斤（掌握产量），生猪下降为23000只，病人上升到29276人，死亡达15272人。在全县37个公社中，落后公社占19个，这19个公社共213个大队，其中落后大队约占60%左右。最近我们在地委和省委工作团的帮助下，初步作了一些检查，认识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
+
+　　一、粮食产量以1958年总产作为100，1959年总产26452万斤，减少15.2%；1960年总产21468万斤，比1958年更减少32.1%；今年只产7197万斤，比1958年减少了三倍多。征购任务今年开初分配7300万斤，后减四次到现在为2800万斤。现实际只完成2539万斤，还欠261万斤（幅地粮食逐年减产，耕牛、生猪也随之下降，其中生猪1959年圈存十六万五千头，六O年下降到一万多头，今年略有回升，但也只有23000只）。今年粮食总产7197万斤，除去国家征购、留种和饲料外，平均每人约有口粮100斤。一部分落后地区从9月份起已经由国家供应了260万斤。如城南公社12个大队9167人，从9月24日起由国家供应89000斤谷子，这些队共种红苕1628亩，现在已经挖去361亩，未挖的876亩，预产13万多斤（贸易粮），按每人15斤留种，应留137505斤，不仅口粮不能解决一点，而且还差6175斤。又如城北公社六大队，有1015人，今年总产68426.5斤，除留种 10915斤外，口粮早已吃完，群众反映说：“丢下镰刀就饿饭”。由于生产下降，生活安排不下去，供应面也宽，到明年四月底止，需要国家陆续供应的有396个大队，占全县现有428个大队的92.52%。
+
+　　二、在部分落后地区，由于粮食减产，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因而病情蔓延，发生了较大的死亡现象。这些地区的群众和少数干部情绪很不安定。
+
+　　（1）在全县农村的342245人当中，据初步统计，现有病人29276人（肿病11319人，妇女病17957人）。城东公社12个大队，2312户8076人中，9月上旬只有肿病人154人。由于生活安排的不好，再加抢治不够及时，截至10月14日止，病人便上升到508人，占总人数的6.3%，较前增加了三倍多；在这些病人中，有劳动力的366人，占73%。有的病情严重到无人出工干活的程度，如该社塘弯大队二生产队，在47个劳动力中，外逃9人，生肿病19人，死亡10人，现在能出工的只有9个劳动力。
+
+　　（2）1959年特别是后半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开始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这年死亡8276人，占总人口的1.96%；一九六O年肿病一度上升到16000多人，死亡20657人，占总人口的4.11%，今年人口出生率最低，仅占总人口的0.64%，仅1月至10月14日即死亡15272人，占总人口的4.4%。河边区四个公社44165人，今年1月至10月14日即死亡2644人，占总人口的6%，其中全劳死亡591人，半劳力死亡679人，合计占评级劳动力的4.6%。尤其严重的是该区福禄公社，全社2921户，10778人，就死亡855人，占7.8%（其中：主要劳动力死428人，老年死399人，小孩死28人）。该社二大队308户，1080人，即死亡182人，占16.8%；其中全家死绝的5户（均是贫农），大人全部死光，只剩下小孩的10户，计留孤儿13人。又如城东公社的璧泉大队一生产队，108人，今年死亡高达29人，占26.7%。在这种情况下，人心不安，悲观情绪极为严重。该社大堰大队三生产贫农社员李继良，全家8口人，入春后陆续死去3人，情绪悲观，不参加集体生产，自留地不种，菜也不栽一窝，他说：“吃没得吃的，反正活不了，没有啥想头，死了就算了”。
+
+　　（3）在问题严重的地方，人口外流，早嫁和丢儿弃女的不正常现象不断发现。仅据福禄公社二大队了解：外流潼南、贵州等地逃荒的即有66人，占总人口（1080人）的6.11%。因生活所迫，发生早婚的6起；有夫之妇而重嫁的3起；丢儿弃女的3起，该大队转业军人余世昌，因肿病长期住院不能搞生产，其妻安永碧便在媒婆夏素清的拐骗下逃往潼南另嫁男人，随后又被夏素清骗走妇女5人前往潼南嫁人找饭吃；另有女孩何光明、李大明，年仅十三、四岁，因生活所迫而提早结婚（类似情况还有4人）。又如城东公社塘弯大队周成荣、孙代富因有亲戚在潼南，他们去后回来就到处宣扬潼南的生活好、生产好，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很多社员都想到潼南去，该社大旺大队三生产队已迁去7人，另有4人也准备要走。
+
+　　（4）发生卖衣物、卖家具的情况也较严重。据城东公社的塘弯、大堰、大旺三个大队的调查了解：塘弯大队166户，出卖生活资[下缺]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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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91.txt
@@ -0,0 +1,53 @@
+# 甘肃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
+
+　　（省委：）
+
+　　现将六一年九月各县委扩大会议上对中央和省委一些领导同志的意见反映摘要报上：
+
+　　1．甘肃出了大问题，中央一些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也曾派工作组到甘肃工作，对甘肃工作估价很高，却没给(此处二字辨认不出)反映问题。
+
+　　2．引洮工程中央知道，开工时发过贺电，朱德、习仲勋也视察过，没有发现问题纠正错误。
+
+　　3．谭震林同志是主管农业工作的，全国农业出了问题与他有关。他曾说过：“粮食已经过关”，“绳索牵引是农业发展的方向”，要求限期推广，还说：“货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商品是商品又不是商品，这是初级的按劳分配”。这些说法都给下边干部增加了糊涂认识。
+
+　　4．李先念同志提出“两放三统一包”打乱了财贸体制。
+
+　　5．“共产风”，大办食堂，吃饭不要钱，都是中央提出来的，应该由中央负责。
+
+　　6．五九年四月主席六条指示下达后，中央有关部门没有检查执行情况。
+
+　　7．刘主席视察河南工作时提出一县一社，对下面影响很大。
+
+　　8．陈正人同志来到临洮视察工作时说：“五九年每人要有粮500斤，黄豆280斤，清油15斤，都不切合实际。”
+
+　　9．胡耀邦同志提出“劳动不计报酬，工作不讲条件”，助长了命令风与共产风。
+
+　　10．中央工作组在陇西、岷县生活特殊，多吃多占严重，群众说：中央工作组来解决问题，我们信心很大，现在把咀吃软了，不如以前好。
+
+　　11．中央工作组工作方法简单，不允许被批判的同志讲意见。
+
+　　12．中央工作组在陇西整风整社时否定一切，别人意见不采纳，根本不管生产，王生荣同志讲“陇西整个是国民党的复辟，县委书记带头抢劫”。揭盖子时不了解实际情况，只说人祸，不承认天灾。
+
+　　13．自留地问题：省委不执行中央指示，变动太快，影响群众生产积极性。
+
+　　14．省委讲对过去的错误不查责任，可是张仲良、窦明海还是书记，而对下面不是集训、特训，就是撤职法办。省委、地委书记虽没有直接人命，但下面违法乱纪是他们逼出来的。有的同志说：这几年发生错误的原因是：“上面出题，下面发挥，下面胡干，上面支持”，一切归罪下面是不公平的。
+
+　　15．岷县20万吨铁，千斤县是张仲良同志来岷县逼出来的，后来还留下黄文清监督执行。
+
+　　16．有些同志提出：特训班把没开除党籍的人，持枪管起来，不合党章规定，在生活上不如犯人，应该宽一些。
+
+　　17．五风是从上面刮起来的，下面强迫命令是检查团逼出来的。
+
+　　18．通渭县反映省委工作组生活特殊，吃饭不限量、买东西不限量。
+
+　　 定西地委1961年11月25日
+
+　　印发：各常委　成湘　秘书长　办公厅　监委　存档　　共印33分
+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　　1961年11月28日印
+
+　　 11月28日15时40分月抄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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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5/000092.txt
@@ -0,0 +1,23 @@
+# 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赵广玉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毕节分院检查员张世斌。
+
+　　被告人：赵广玉，男，34岁，中农出生，学生成份，江苏省丰县人。一九四○年参加工作，一九四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任过通讯员、卫生员、文书、干事、付股长、科员、公安局付局长、局长、中共金沙县委第一书记等职。一九六○年十二月八日被逮捕。
+
+　　案由：严重违法乱纪。
+
+　　本案经审理完毕，现查明：
+
+　　被告人赵广玉在任中共金沙县委第一书记期间，为达到个人野心，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以保红旗为幌子，不惜牺牲人民生命财产，破坏党的政策。
+
+　　一九五九年，金沙县播种各种粮食作物五十一万亩，秋前各公社汇报受灾面积一十九万亩。秋后实产粮食一亿二千多万斤。各公社报产二亿八千多万斤。被告明知农业遭灾，粮食减产，但却有意向地委报为三亿五千万斤。征购粮食入仓八千二百万斤后，到十一月底，全县已有一十一万多人缺粮断炊，甚至有的地方出现脬肿，病死人，杀牛杀马，群众剥树皮吃等，上述严重情况，各公社和县委工作组先后向被告作过汇报，被告也曾下后到过红旗、禹谟、平坝公社等地了解灾情，但被告却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硬说下边有粮，是“富裕农民刮妖风”。并对反映浮肿、死人情况的同志尽行压制，说“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死，哪年不病哪年不死，难道都是粮食问题吗？”一九六○年元月各公社汇报缺粮人口一十五万五千多，要粮一千三百五十万斤。被告不但不如实向地委反映，反而对各公社尽行批评，说：“不捉鬼，光要粮，是标准的伸手派。不要拿粮食来填资本主义的坑。”在被告的压制下，各公社将缺粮人口压低为五万七千多人，只要粮食六百三十万斤。地委拨给七百万斤指标，被告只下拨四百一十三万斤。一九六○年三月，各公社汇报食堂大部分停伙。群众普遍发生浮肿、死亡。在此紧急关头，被告仍对群众生命置之不理，不采取有效措施安排群众生活，亦不向地委反映真实情况，继续弄虚作假，将各公社报的缺粮人口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三十二人，压为一十二万一千四百人，欺骗地委。并说：“我们兑现了一千三百九十万斤粮食。地委原分配的指标按十两吃，我门也不再要粮，还可支援外地四百万斤。”由于被告一系列的弄虚作假、欺上压下，使多数缺粮人口得不到粮食供应，生活无法安排，致使金沙人口外流逃荒者达××××人；浮肿病死达×××××人。土地丢荒一十一万余亩。粮食产量和各种牲畜大幅度下降，给金沙县人民造成惨痛的灾难。
+
+　　金沙县发生缺粮断炊以后，以被告为首纠和坏份子王国民等，大搞“反瞒产”、“捉鬼拿粮”运动，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侵犯人生自由，摧残群众。一九五九年十二月，被告亲自主持召开五级干部大会，实际上是一次违法乱纪、侵犯人权的现场会。被告在会上说：“我们要坚定立场批判右倾。我就掌握一条：闹也要捉鬼，不闹也捉鬼。你不捉鬼，你就是鬼。”因而在会议期间向对说真话的好干部非法斗争了六十七人。在斗争中竟施以站板櫈、轮班斗、背大字报、带尖尖帽等非法手段。会后，在被告这种违法乱纪、侵犯人权行为的指导和影响下，全县先后斗、打了六千余人，有的甚至被打残打死。被告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把坚持原则、如实反映情况的广大基层干部，说成是“民主时期的骨干，现在成了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党内的蜕化变质分子”；是“艾森豪威尔、蒋介石的雄心大志”；是“上中农的标准代表者”；是“死硬派”。并说：“他们在粮食问题上反对，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刀口不放在他脖子上，他就不缴械。对这部分人不要客气，不要小处理，要大处理，我们要和他们分手，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要一刀断，一斧截，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当机立断，撤换下去”。在被告这种错误路线的指导下，造成全县对基层干部的大撤大换。据不完全统计，在“捉鬼拿粮”期间，先后撤去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六千一百二十人，致使百分之七十的基层组织被打乱摧毁。不仅如此，被告还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改变党的性质，在县召开的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我们县就提拔一个生产队长付才清当公社党委书记，你们就不能打破这种迷信吗？”在被告这种“破迷信”的指导下，全县就拉上非党员二百五十名和预备党员三百九十人担任总支书记、分支书记等党内要职。被告为了进一步掩盖其罪恶事实，封锁消息，又在县各部委非法成立党组，并在县机关各党组书记会议上规定：“各部门向上反映情况，不经党组批准，就是反党；各部门一律不准统计病人、死人、外流人口数字；向上写报告，发电报要经县委批准，任何人不得擅自作主。”由于被告采取上述各种非法手段，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摧毁基层组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致使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敢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从而使金沙事件日益发展严重，给金沙人民造成惨痛的灾难和严重后果。
+
+　　被告人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之目的，掩盖其反党反人民的罪恶，竟不顾一切手段，包庇重用坏人，打击陷害好人。被告将一批善于弄虚作假、残害人民的地富反坏分子提任党内要职和要害部门工作，窃取领导职务，占据要害部位，互相勾结，乘机兴风作浪，为非作歹，进行阶级报复，残害人民。前禹谟公社党委书记杨品良(坏分子，已捕)，解放前不务正业，群众称为小流氓。参加工作后，一九五○年被土匪俘去后，回故(悔过)自首。二次参加工作后，被告明知杨犯上述历史，却于一九五四年将杨拉入党内。在预备期中把杨犯提任安底区委副书记；一九五六年，县党代表会上，强制将杨犯选为县委委员。一九五八年以来，杨犯一贯弄虚作假、奸污妇女，被告不做处理，反而对揭发杨犯的干部尽行打击。禹谟事件被揭发以后，被告还说，“杨品良(是)不是坏人，还值得考虑，”为杨辩护。前县委副秘书长毕荣光(坏分子，已捕)，解放前有“小流氓”、“小恶霸”之称，参加工作后，一九五二年因贪污受撤职和开除团籍的处分。一九五七年藉整风之机与右派分子多次密会，企图翻案。被告明知毕犯上述问题，但毕能捏造材料、写假报告、编写文章、对被告惊心(精心)标榜，臭味相投，从而将毕犯由工作员提拔为县委秘书，后又提拔为副秘书长。毕犯在预备期中，被告叫其担任机关党总支书记，后发现毕犯奸污妇女，被告不做处理，继续包庇重用。前清池公社党委书记王兆才(坏分子，已捕)，一九五八年任安底公社党委副书记，与妇女干部丁××通奸怀孕后，王犯指使女方服药堕胎而死。被告发觉后，不仅不做处理，反而将王提任清池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五八年王犯又强奸妇女干部张××，被告仍不处理，长期包庇重用。反之，被告对坚持原则、说老实话的干部则加以打击迫害。县委候补委员、清池公社党委书记陈洪彬同志为了教育干部向党说老实话，曾组织干部学习上级有关部门文件和通报，以吸取教训。陈的这种正确做法，被告则污为“企图以上级文件威胁领导，拉拢干部向党进攻，要党在粮食问题上让步，取消粮食政策。”并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加以斗争。斗后，歪曲和扩大事实，将陈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消职务。县委常委蔡芝蘭、汤存瑞同志在农村了解到群众缺粮、浮肿、死人等情况，向被告如实作了汇报，被告不仅不采取措施，反而指责蔡、汤二同志是“替富裕农民叫嚣”。当蔡、汤二同志不忍农村病亡惨景而流泪时，被告仍毫无同情之感，反而职责他们是“哭资本主义”。此外，被告以请客送礼、招待为名，挥霍浪费国家财产达一千九百多元，被告从中贪污、多占各种食品，据不完全的计算折款达五百余元。
+
+　　综上所述，被告赵广玉为了达到个人野心，一贯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包庇重用坏人，与地富反坏分子勾结在一起，互相包庇吹捧，采取各种非法手段，破坏党的组织原则，摧毁基层组织，打击迫害干部，破坏党的政策，残害人民，致使金沙人口大量外流逃荒，群众大量脬肿死亡，土地丢荒，粮食大幅度减产，给金沙人民造成了惨痛的灾难，给党和政府在政治上造下了极为严重的不良影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群众愤恨。为了严肃党纪国法，挽回党和政府的政治影响，对此严重违法乱纪、破坏党的政策、残害人民的犯罪分子，必须依法惩办，特判处被告有期徒刑，年……(注：省略是赵本人所作)。
+
+　　 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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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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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检查
+
+　　<商城县隆古公社党委书记、马益寿>
+
+## 一、积极的全社大搞反瞒产运动：
+
+　　1、58年秋，全社实际产量只有1700万斤，在开始向县预报产量4600多万斤，后又报粮3500多万斤，又报过2700万斤。
+
+　　2、在秋季征粮开始时，县委予计分配给隆古59年秋季征购任务800万斤，当时我就将这暂时予分的800万任务分配到各个大队。在有些大队接近完成这个任务时，我提出在原任务的基础上加翻后，县委在九月中旬就将全县征购任务定下了。分配给隆古公社的任务指标为2130万斤，当时接到这个书面的指标后就分配到各个生产大队，而且多分了150多万斤。
+
+　　3、在任务完不成的情况下，我就积极的进行反瞒产，而且以反右倾为动力。在10月上旬至下旬分别在县和公社召开了反右倾会议，在县斗争了有5人，在公社斗争了9人，在反右倾的压力下，紧接着就为了达到反瞒产的目的，进而就召开了一系列的反瞒产会，大小会公开有十多次。这些会是：在五里大队先后共开了二次党委扩大会，唐染坊一次党委扩大会，移山至洛店一次党委扩大会，在冯楼召开的全社扩干会，县和公社二次贫代会，四种人员会，在马大塘第二次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在公社召开的数次党委扩大会议，我亲自指使斗争的干部有汪金选、贾新贵、唐映现、代启瑞、祁国成、施宝付、张新华、邓有六等十人左右，在我的影响下，前冬各大队批判斗争的党员和干部达400—500人上下。
+
+　　4、在59年11月初，在公社水泥场召开的全社党员干部会议，到会的有200人上下，在反右倾斗争的基础上，进行了反瞒产，其会议共分反右倾、反瞒产两摊子分头进行的，反右倾斗争有九人。在会议的后期，我和县委书记处书记赵勋远主要卖力在当场反瞒产，共分两个大组斗争两个人，一个是路口大队的生产队长施宝付，当时斗争他瞒产，而且斗他历史不清，还有一个抢。另一个是冯楼大队的生产队长祁国民，当时会上发生按头推的现象，我看见了根本没有制止，而且要到会人员讨论这两个人不报粮食如何处理，其实际是我与各个大队书记说的，用这个方法对此两人施加压力，看一看有没有效，粮食能不能报出来，这个会散会不几天祁国民就逃到外边不敢回来。
+
+　　5、在59年11月的20号左右，我指示各大队以粮食为主的农付产品购收（应为收购，下同——编者）向县报告，即万人报喜团欢迎专区在潢川召开的经济工作现场会，这次收送的稻有二万斤左右，并有好几万斤土付产品，如青麻糖萝卜、猪、牛、鸡、鸭、花生等物。公社送物资的人都集中在城西关的运动场，我讲大好形势等内容的讲话（建国十年来的成就），这时有一个群众出来，我不知他是谁，当场向我说，你讲的很好，可是我们现在就没有吃的，同时他拿出糠菜做的馍给我看，我当时说他捣乱，接着就叫西店大队的民兵（我不知叫什么名字）给代（应为带，下同——编者）走了。
+
+　　6、在60年元月国家开始大量的统销了，当时县分配给我们的统销指标为473多万斤，此指标分配给各大队、生产队和食堂的，同时我在这时召开了大队书记会议，要各大队掌握好这批粮食，不能光吃国家的，要继续做工作。通过工作把种子给搞好，并要大队第一书记亲自掌握，对下边干部要保密，不然就不愿作（应为做，下同——编者）工作和不向外拿粮食了。总之，要以粮引粮，把口粮不足的部分和种子和种子缺少的问题，通过工作都要解决。这个问题以后县又分批拨了几批粮食，从元月的下旬其（应为起——编者）口粮基本都按一斤口粮批给补的部分（即不足的部分）。
+
+## 二、违法乱纪，残害人民
+
+　　1、在59年的11月间，我对各大队说杀牛、杀猪是破坏生产，一律捆绑送公社转县处理。
+
+　　2、收容外流人员问题：在9年11月间，我在公社向公安部长和武装部长布置要他两（应为俩——编者）负责收容工作，因现在外流人员很多，影响很坏，凡是外流到这里的，都收容，每天每人县规定的粮食指标，从仓库领粮食，边收容边集中，在公社的畜牧场，集中一批，送县一批，边收容边集中边往县送。这是我当时的安排，以后不几天，县对公社开的电话会，县并派公安局付局长高长付到隆古作具体安排，这一切我都不在家，情况我就不了解了。
+
+　　3、在59年的11月26号，我通知里棚片召开杀牛人员会议，以队为单位进行批判斗争。当天下午4点钟左右和公社秘书周家林一块到里棚，到后我叫把人员集中我讲的话，批判了杀牛是破坏生产等话，接着天黑了我就召开了各大队代队人员会， 把这20多个人一个一个的研究，其中我批准4人送公社转县法办，其余放回去了。
+
+　　4、在59年11月的28—29号这两天，我在付店看见集上搞得狠（应为很——编者）乱，抢买抢卖的（应为强买强卖——编者），这些东西都是些家器俱等物，当时我就指示要付店大队派几个人把集上的人都集中到付店学校院子里听梁德柱的广播报告。听了广播后我就叫当地人都回了，下余的都是光山人，有好几十人，当时我指示检查这些是否有坏人，就这样检查出几个人，有付店的生产队干部和大队干部说有两个是伪保长，一个是地主，我就叫捆起来，以后又说有几个严重杀牛的我也叫捆起来，说这些人都是坏人，并杀牛破坏生产。这几个人中有二个保长被吊起来了。这些被捆吊起来的人有一个多钟头，我叫周家林和其它（应为他——编者）人把这些人都松了，我一个一个问的，问后放走了六个人，下余三人一个是地主，二个保长，我叫打电话给光山寨河公社来人代回，结果第二天寨河公社来了个公安主任，给这三个人捆走的。29日由付店大队从下边捆来的四个杀牛的送到大队来，又有光山一个人拿一条泥（应为呢——编者）子（原文从此空一格，应加裤——编者）子，我问过他，他答不上来，说的很乱，我说他是小偷流窜犯，我叫人领着代（应为带，下同——编者）到大队部，叫他家来证明才叫他回去，结果这个人在夜里就死了，以后听说这个人姓宋。
+
+　　5、在59年11月初我代着公社的三个干部到冯楼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我当天去就在徐庄召开了社员会，会上斗争了付生产队长张新华，叫他承认瞒产和报出粮食，并事前研究好了，张不报出粮食就撤职他的付队长和取消他的予备党员资格，接着就斗争徐文郁、张玉、张保国等三人，斗争这四人时都发生了推、捆、按头现象，斗后我宣布张玉、张保国、徐文郁等三人以（应为依——编者）法处置。
+
+　　6、在60年的秋季10月份，我到方店检查工作时，我叫跟我一块工作的秘书周东林打电话通知公社办公室，传知粮店、商店和有关大队，其内容：粮店要在各集加强粮食管理，不许有粮食交易和流走，商店在各集和要道口设立柴草收购站方便生产。
+
+　　7、在60年的三月前后有县公安局杨建才在公社帮助搞公安工作，他拆阅了几封信说是外流人员跑到外边来信了，他们还想串动人，并说继续查问，以后好派人去要他们回来，当时对拆信问题未加制止，以后又由县通知公社，公社通知大队登记外流人员的地址，并派人代着粮票和钱到北京等地找人，县由公安付局长瞿洪文代领去的。全公社造成拆信达100余封。
+
+## 三、封锁消息
+
+　　1、在59年的12月份死人严重的时候，我说大旱之后有疫情，死人是疫情病等，并说谁说饿死人就是破坏。
+
+　　2、我指示医院的疫情报表，除了上报一份给县，报一份给我以外，任何人和单位都不准给。
+
+　　3、在59年12月份，我对办公室主任王荣说：没有县委的介绍信和公社党委的同意，任何人都不能随便写介绍信到下边了解有关疫情问题。
+
+　　4、省地委在60年5月份来隆古调查死人问题，我背地对他们有意见说调查方法不好，不应对群众直接说人都是饿死的，这样对党影响不好。
+
+## 四、生活腐化、挥霍浪费：
+
+　　1、在前冬人民饿死的情况下，我的生活是三吃三端，经常吃小伙，单做饭吃，有时有肉有点。
+
+　　2、在春节时，公社几个书记和主任在一块喝的酒共有二十多斤，过年费是大家共同拿的钱，其喝酒钱，我批准报销的。
+
+　　3、前冬人民在无衣无食的情况下，我批准公社盖大礼堂，购置其它用品，广播站、电厂等浪费10000多元，同时抽调东升和冯楼两个大队的100多人左右的劳动力，每个劳动力每天四角钱。
+
+　　4、我在公社购买好烟、糖果等物有特权，与众不同个人优先，并以低价和特权买公社畜牧场的鸭子七只，渔场的鱼有20斤左右和其它有些大队的付食。
+
+　　5、我在群众的统销口粮中未经县里的同意，批准文教现场会上的补助和公社机关食堂的超支钱，这两项超支有1000余斤，我同意由统销指标中解决的。
+
+　　6、在59年底人民无吃到处饿死的情况下，我批准商业部从冯楼大队种麦余下来的小麦做果子，批的是3000斤，做了有1000多斤，因县委批评不准做就停止了。
+
+　　 犯罪人隆古：马益寿1961年12月24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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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省委管理干部名单中的“信阳事件”中犯有比较严重错误和罪恶需要受到各种处分的初步处理意见的报告
+
+　　（省委：）
+
+　　1960年冬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根据中南局、省委领导同志关于集中整风、停职反省、撤职反省、撤职查办管教反省、法办初步处理的指示，我区小队长以上干部法办4，470人，集、特训77，105人，集中学习124，640人。原县委书记处书记以上领导骨干131人，除坚持工作28人，自杀1人外，法办15人，撤职查办的29人，撤职反省的12人，停职反省40人，集、特训6人。于1961年三月份即开始进行组织处理工作，几个月来已取得很大成绩，截至目前为止，全区尚有法办2，385人，集、特训3，905人。除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仍在撤职查办管教反省外，停职反省的地委书记处书记4人，已先后到基层工作。停职反省的副专员2人，已复职的1人（王子祯），等待处理的1人（潘幼耕）。原县委第一书记20人（包括在事件中调出的第一书记），法办的8人，除前淮滨县委第一书记石绍举，根据材料不够划敌人，暂已出狱反省、拟作内部处理外，其余7人仍在押等待处理；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7人中，改任第二书记的1人（弓治英）安排工作等待处理的1人（赵勋远，已分配专署水利局任副局长），回县等待处理的5人（邵鲁明、王太安、徐国樑、王聚德、梁德柱）；停职反省的4人中，改任第二书记的2人（徐小舟、孟定功），已工作待处理的2人（程国栋、蔡中田）。原县委书记处书记111人，法办的7人中，已释放待处理的1人（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张（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山），仍在押待处理的6人；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的22人中，已复职的8人，等待处理的14人。撤职反省的12人中，已复职的9人，安排工作待处理的1人，反省待处理的2人；停职反省的41人中，已复职的34人，安排工作的2人，等待处理的5人。
+
+　　根据中央、省委关于组织处理工作的指示：对敌人有多少清除多少；对犯错误的同志，贯彻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接受党内几年来反倾向斗争的严重教训，本着宁可不及不可过的精神，在11月下旬，地委召开的各县主管组织处理书记会议上，对犯有错误和罪恶的原县委书记处书记以上干部初步排队的基础上，由地委部分常委、地委组织处理领导小组成员和办公室专干（平均每次到会约20余人）参加。对在“信阳事件”中犯有比较严重错误和罪恶的原省委管理的37个干部。从12月5日到24日经过17天36次会议，充分民主讨论逐人提出了处理意见，并进行了重点复查。25日经地委常委逐人研究审定通过。计：原县委书记处书记111人，拟给予处分的26人，占23.4%。原县委第一书记20人，拟给予处分的16人，占30%。原县委第一书记和其他原属省委管理干部81人，拟给予处分的27人，占33.3%，其中拟划为敌人的7人，占8.5%，拟给予刑事处分的6人，免予刑事处分的1人。拟按内部犯错误给予党政纪律处分的20人，占24.6%，党内撤消职务以上处分的15人，党内警告、严重警告的5人现将我们对原属省委管理干部的初步处理意见分述如下：
+
+　　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定为蜕化变质分子或严重违法乱纪分子，他是“信阳事件”中的罪魁祸首，开除党籍，判处徒刑，召开群众会议公判。原光山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运动中已逮捕）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判死刑。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定为阶级异己分子判徒刑。原息县县委第一书记徐锡兰、原汝南县委第一书记付良太均定为蜕化变质分子判徒刑。前商城县委第一书记，原地委调查研究室副主任王汉卿，定为蜕化变质分子，运动中已开除党籍，并已法办，现拟党纪处分不变，免予刑事处分。原专署公安副处长韩仁秉，定为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判徒刑。
+
+　　原地委常务书记（省委没文字通知）王达夫，讨论中有三种意见：（1）撤职，（2）严重警告，改任书记处书记，（3）不处分。主导意见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改任书记处书记。原地委书记处书记武建华，不给处分，恢复书记处书记职务。原地委书记处书记延炳玉、石富荣不处分，建议省委调动工作，原副专员潘幼耕，犯有克扣职工口粮、贪污粮款和生活严重腐化的错误，给予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原商业局党委书记姚水清，犯有腐化、违法乱纪错误，给予撤职处分。
+
+　　前潢川县委第一书记，原地委组织部长梁德柱，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前淮滨县委第一书记，原固始县委第二书记石绍举（运动中已法办）、前固始县委第一书记，原地委农工部副部长杨守绩（运动中已法办）、原商城县委第一书记张念仲（运动中已法办）等三人，原开除党籍处分不变，免予刑事处分。原中级法院院长丁章喜（运动中已法办，现已放出）免予刑事处分，开除党籍不变或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前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原河南日报社秘书长赵（此处脱印一字——编者）光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处分。原潢川县委第一书记赵勋远、原遂平县委一书记蔡中田、原信阳市委第一书记程国栋、原确山县委第一书记邵鲁明、前信阳县委第一书记，原省委生活福利办公室副主任徐国樑、前正阳县委第一书记，原专署财委副主任王太安、原上蔡县委第二书记崔会文等7人，均给予撤消原任职务处分。原新蔡县委第一书记王聚德因开脱条件较多，给予严重警告处分，调出另行分配工作。原息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仲（此处脱印一字——编者）瑞，给予撤消行政职务，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汝南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刘占明，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原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张庆林，运动中已开除党籍，法办，现拟原开除党籍不变或改为留党察看二年，免予刑事处分。原上蔡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游洪儒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原正阳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裴振达，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　　上述意见，是经过定案的，经汇报通过，我们在写此报告外，并确定由乔浦同志前往面述详情，请省委审批，如果省委认为原则上可以，我们即按审批规定，随后逐案报送材料，正式办理报批手续。
+
+　　此报告妥否，请省委指示。
+
+　　 中共信阳地委1961年12月26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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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5/000095.txt
@@ -0,0 +1,19 @@
+# 一个自流人员的自述
+
+　　<苏志斌>
+
+　　沈阳市公安局劳动教育大队的同志，最近找了一个叫苏志斌的自流人员谈了一次话。下边就是苏志斌的自述。
+
+## 生活靠收容所
+
+　　我到过锦州、兴城、天津、北京、石家庄、保定、安阳、邯郸、郑州、洛阳、西安、兰州、西宁、汉口、驻马店、德州、济南、藤县、哈尔滨、大连、营口、秦皇岛、邢台、定县等地。生活主要靠收容所。前后已经被收容六七十次了。到那地方没被收容，我就自投。有时接济不上，就偷点吃，在火车上就向车长要。
+
+## 听说哪个地方好就到哪里去
+
+　　我怎么能到这些地方去呢？因为有这样一些方便条件：一个是遣送的时候自己报哪就送哪。我在德州报青岛就被送到济南。在天津报沈阳的就被送回沈阳。第二是给了车票自己去。北京就给我买过五次票，到西宁、沈阳、天津、郑州、哈尔滨去。第三是大多数地方把我们送到站就不管了。只是天津有两次，北京有一次，把我们送到要去的地方的收容所和接待部门。第四是被送的人多，护送的人少，中途可以跑掉，有一次，天津往东北送三百多人，只有五六个干部护送。到沈阳跑剩下的不到一半。
+
+　　（外流的人是听说哪个地方吃的好就到哪里去。一般的都报郑州。我也报过，被送到郑州几次，吃的确实不错。有的图逛。我就是想到各处看看，反正到哪都混饭吃，有的还给找工作。也有个别的是想到各处去偷。现在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不过没有办法，我就缺三样：户口，粮食关系和工作。）
+
+　　（摘自沈阳市公安局“情况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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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人民公安》1961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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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璧山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情况的初步检查报告
+
+　　我县在党的领导下，有三面红旗的指引，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工业和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很快，农村人民公社在各方面都显示了它的优越性。但因我们在公社化以后，执行政策不全面经营管理方面的一套制度没有跟上；今年犯有包产到户右倾倒退的单干活动严重；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1961年灾情调查附表），致使农业生产受到损失，今年粮食只收7,340万斤（掌握产量），生猪下降为19,714只，病人上升到38,662人，死亡达21,625人。在全县37个公社中，落后公社占19个，这19个公社共213个大队，其中落后大队的占60%左右。最近我们在省委和地委工作的帮助下，初步作了一些检查，认识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是极其严重的。
+
+　　一、粮食产量以1958年总产作为100，1959年总产一万九千七百一十三万斤，减少37.3%；1960年总产16,503万斤，比1958年更减少47.3%；今年只产7,340万斤，比1958年减少了四倍多。征购任务今年开初分配7,300万斤，后减5次，实际只完成2,540万斤。（由于粮食逐年减产、耕牛、生猪也随之下降，其中生猪1959年圈存165,000头，60年下降到1万多头，今年略有回升，但也只有19,714只）。今年粮食总产7,340万斤，除去国家征购、留种和饲料外，平均每人约有口粮100斤。一部分落后地区从9月份起已经国家供应了476.5万斤。城北公社六大队，有1015人，今年总产68,426.5斤，除留种10,915斤外，口粮早已吃完，群众反映说：“丢下镰刀就饿饭”。由于生产下降、生活安排不下去，供应面也宽，明年小春产新以前，需要国家陆续供应的有430个大队，占全县现有430个大队的100%，1962年1月1日到5月15日止，农村需要国家供应粮食2,321万斤。
+
+　　二、在部份落后地区，由于粮食减产，加上右倾倒退和投机倒把严重，粮食掌握很差，群众生活安排不好，因而病情蔓延，发生了较大量死亡现象。这些地区的群众和少数干部情绪很不安定。
+
+　　（1）在全县农村的333,113人中，据初步统计，现有病人38,662人（肿病22,173人，妇女病16,489人）。城东公社12大队，2,312户，7,835人，9月上旬只有肿病人154人，由于生活安排的不好，再加抢治不够及时，截至12月15日止，病人便上升到829人，占总人数的10.6%，较前增加了五倍多；在这些病人中，有劳动力的726人，占87.5%。
+
+　　（2）1959年特别是后半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开始出现了不正常的情况，这年死亡8,276人，占总人口的1.96%；1960年肿病一度上升到16,000多人，死亡20,657人，占总人口的4.11%，今年人口出生率最低，仅占总人口的0.64%，仅1月至12月31日即死亡21,625人，占总人口的5.53%。最严重的河边区四个公社44,165人，今年1月至12月15日即死亡3,632人，占总人口的8.37%，其中全劳死亡651人，半劳力死亡721人，合计占评级劳动力的5.1%。尤其严重的是该区福禄公社，全社2,921户、10,778人，就死亡1,064人，占9.82%（其中：主要劳动力死 512人、老年死480人、小孩死72人）。该社二大队308户，1080人，即死亡182人，占16.8%；其中全家死绝的5户（均是贫农），大人全部死光，只剩下小孩的10户，计留孤儿13人。又如城东公社璧泉大队一生产队，108人，今年死亡高达29人，占26.7%。在这种情况下人心不安，悲观情绪极为严重。
+
+　　（3）包产到户严重的地区，单干已形成思潮，投机倒把严重。据最近三级干部会议上的了解，全县420个大队中，有包产到户的306个大队，占70.6%，2,457个生产队中，有包产到户的1,453个生产队，占59%。丁家公社13个脱产干部中，有7个搞单干，其中5个又搞投机倒把。公社党委副书记袁贵廷，套购棉纱织布2匹，高价出售；私自拉去公社临产母猪一只，所生小猪每斤卖8元，每头还要粮食5斤，侵占集体土地6挑种菜。文书王定明、勾结奸商、偷盖公社印信，每张白条50元，初步了解该公社投机贩卖营业额在3万元以上的有3个。
+
+　　（4）在问题严重的地方，人口外流。早嫁和丢儿弃女的不正常现象不断发现。仅据福禄公社二大队了解：外流潼南、贵州等地逃荒的即有66人，占总人口（1,080人）的6.11%。因生活所迫，发生早婚的6起；有夫之妇而重嫁的3起；丢儿弃女的3起，该大队转业军人余世昌，因肿病长期住院不能搞生产，其妻安永碧便在婆婆夏素清的诱骗下逃往潼南另嫁男人。随后又被夏素清骗走妇女5人前往潼南嫁人找饭吃；另有女孩何光明、李大明，年仅13、14岁，因生活所迫而提早结婚（类似情况还有4人）。
+
+　　（5）发生卖衣物、卖家具的情况也较严重。据城东公社的塘弯、大堰、大旺三个大队的调查了解：塘弯大队166户，出卖生活生产资料的即有93户，占总户数的58.5%，其中：贫农68户，中农10户，地主2户，其他13户，计卖被盖54床，蚊帐34套，棉衣51件，棉袄11条，其他衣物家具352件，房屋33间，农具20件。大堰大队235户，卖东西的127户，占54%。大旺大队高家院子16户，原来养鸡、鸭78只，现在一只也没有了。又在城南公社医院102个病人中了解：卖东西的68人，占入院总病人的64%；其中卖被子12床，蚊帐8套，衣物87件，家具35件。卖东西的原因，有的是卖了东西换粮、换菜来充饥；也有的是趁高价卖去旧的换新的；有的是好吃懒做，将衣物卖后大吃大喝；也有的社员弃农经商，卖东西做本钱，这样搞的市场混乱，而且也严重的影响了农业生产。
+
+　　（6）落后地区的社会秩序也较混乱，偷盗现象不断发生。河边四个公社的分销店均先后发生奖售粮、现金等物被盗。据县公安局统计：9月至12月15日即发生盗窃、抢劫案62起。其中盗杀耕牛的就有21起；从作案的163人中了解，除贯资、坏分子和其他不纯份子外，农民就有92人，占作案人数的60%。
+
+　　三、在这些落后地区不少群众的思想情绪不安定，就是少数干部的情绪也不安定。城东12大队的支书当中，就有4个公开申请不干；有5个感到工作压头，畏难叫苦；如华龙大队支部书记罗万成，原来工作一贯表现积极，生肿病后情绪悲观地说：“这次怕跑不脱，不知还活得出来不啊！”。石堡大队支书严朝银不愿干工作，他说：“我自己都顾不了，还干啥哟！等他们来干两天”。大堰大队队长晏朝木也表示：“群众走，我也走，把生命保住要紧！”在全县脱产干部当中，已跑回家的区级干部2人，外流回家不干工作的县、区、公社级干部63人。这些干部有的家庭富裕，在暂时困难面前，就动摇不愿革命。如芋荷弯煤厂书记王杰，家庭富裕，喂有鸡鸭几十只，县委书记、部长等多次前去动员教育，但他仍拒不回返工作岗位，表示不要党员，当一辈子农民，还说：“要我回去，除非拿逮捕证来”。但也有的是因为家庭确有困难，爱人生病、小孩多，而个人又不够坚定，认为困难无法解决而回去的。
+
+　　总之，从1959年以来，我县粮食产量逐年下降，工作落后，1959年小春虽好，但浪费太大，致使在小春收割前，使出现缺粮现象。随之病人增多，影响到大春生产。1960年雨水正常，但因我们工作上又犯了瞎指挥，延误了栽插季节，使粮食减产，征购任务完不成，七月初便出现了拨“空心粮”的严重错误，接着而来的是病人多（16,000多人），死人多（全年死亡2万人）；劳动力减弱、部分田土荒芜，今年天干严重，减产很多，这是落后的一方面，但其造成落后的原因，经我们初步检查主要有以下几点：
+
+　　一、包产到户的右倾倒退严重，对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都造成了极大的损害，首先从根本上破坏了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动摇了社会主义方向，把农民引向单干倒退，因而出现争耕牛、农具，侵占集体土地，搞投机倒把等非法活动；其次，严重地破坏了集体生产，削弱了战胜灾荒的力量，生产搞不好，大量荒田荒土，产量下降，国家和集体都掌握不起来粮食，因而社员生活更加困难；第三，基层组织涣散，党、团组织战斗力不强，部分干部热衷于单干，消极工作，甚至躺下不干工作，放去生产领导，使集体生产遭到严重的损失。这是造成我县落后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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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人民公社化以后，我们犯了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干部中过多的，不适当的进行了反瞒产斗争，挫伤了部份干部的积极性，影响了生产。如兴修水利，除大多数能为农业服务以外，但也有的中途停工，或建成后利用率很低。浪费了土地、劳力、耕畜、农具，毁坏了群众的房屋，使靠近这些水库地区的群众在生产上不仅没有得到好处，反而影响了生产；同时又由于我们对民工生活安排不好，以及少数人的违法乱纪，在民工中产生了不应有的死亡，单八塘区参加修水库的民工就病死500多人。反瞒产斗争、县里召开过5,000人（实到3,000多人）的大会，批判斗争了一批干部。城东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240人，因反瞒产受处分的有15人，占6.15%，有的地区还要严重，这就大大损害了干部的积极性。此外，我们对贯彻生猪政策不够，加上不适当的大办养猪坊，又造成了生猪大量下降，生产上的瞎指挥也很严重。如1960年10月大搞积肥运动，限期交任务，要求全县行动一个样，这样主观主义的要求，使得下面完不成任务，有些地方便出现了弄虚作假和形式主义，如有的搞假肥堆，有的甚至把已下田的肥料拿起来，专门堆在公路两旁作样子。另外，浮夸也很严重。如1959年提出粮食10亿斤，向下布置“亩产双千斤”，结果粮食只产19713万斤。但是，加上菜蔬向上报总产46,000万斤。对征购任务层层加码。有的大队甚至增加到6次之多。对上述一系列的错误，虽然在去年的整风整社中进行了纠正，但纠正得很不彻底，如退赔，才处理了30%多。此外，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也依然严重的存在。农民群众的心情还不舒畅，对党的政策应有的信任还没有得到恢复。这样，就无法调动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生产搞上去。
+
+　　三、我们在执行党的政策上，缺乏认真研究，往往布置多检查少。如决算分配，1958年以来分配不够好，1960年算了帐，但只公布兑现了一部份。于是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是集体占社员，一是社员占集体。如临江公社的踏水大队225户，940人，大队应补社员的65户，1399元，社员应补大队的209户，9671元。该收的不能收，该补的未补出，就向国家贷款，大队集体贷13,293元，社员个人贷1,254元，同时评工记分、三包一奖等一套管理制度也没有建立，这样“干不干三顿饭”的平均主义就产生了。有的趁集市贸易开放，便大搞个人副业或发放私人手工业。由于我们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上存在着若干严重问题，该兑现的没有兑现，使有些群众说我们政策爱变，没有把党的政策交给群众，在群众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
+　　四、我们在工作上犯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一方面表现在我们对人民群众的疾苦关心不够，缺乏高度的责任心。在严重的旱灾情况下，我们没有认真的贯彻省委指示的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方针，去积极的领导群众战胜灾害，千方百计的安排好群众生活，把病情和大量死亡适时的停止下来，对严重的病情、死亡重视不够，了解不够，及时向上级作系统的反映也不够，措施不力，以致造成了病情蔓延，大量死亡，给党在政治上遭到不应有的损失。另方面表现在我们对下情了解不够，作风不民主，命令主义作风严重。忽视因时、因地制宜，五九年、六零年盲目放冬水田，扩大小春种植面积，为了追求形式主义，小春一律搞条播，栽秧拉绳索，结果花工大，延误季节，很、粗食减收。对党员、干部教育不够，不适当的处分了一些干部，致使下情不能上达，没有充分的调动起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工作被动，领导上感到很吃力，落后面不仅没有逐步缩小，反而有扩大的趋势。总之，从领导上检查，我们感到问题很多，教训十分沉痛。[下缺]
+
+　　来源：四川省民政厅农救处、省人委、本厅关于自然灾害情况的报告(1961年2月18日-12月13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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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冬去春个人所犯错误与罪恶的检查
+中共信阳地区整风办公室关于对违法乱纪份子刘文彩的处理意见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张加俊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关于小茴店公社大竹园大队“信阳事件”的调查报告
+坦白交待罪恶事实
+中共安徽省临泉县委的检查
+中共酒泉市委关于面粉厂发生对偷粮群众鸣枪错误的检查报告
+中共务川县委监察委员会关于严肃处理三反后违法乱纪案件的通报
+甘肃定西地委扩大会议关于张仲良等同志的错误的揭发
+中共赤水县委对王临池错误的处理初步意见
+敌人残害人民的主要刑罚、手段汇集
+商城前冬去春主要惨案简要情况
+赵玉书在安徽凤阳县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第二次的补充检查
+河北省农林厅党组关于瞎指挥风的初步检查（讨论稿）
+中共安徽省凤阳县委书记处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第一次检查材料）
+中共息县县委对徐锡兰同志所犯错误事实的初步整理
+商城县被敌人篡夺领导权情况
+对于坏分子张福海情况分析
+关于崔碧光的主要错误事实
+关于肖启玉的主要错误事实
+关于张珍乾的主要错误事实
+黑獭管理区大溪生产大队（贵州省）问题干部犯罪材料
+中共沿河县委对张艰珍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关于田碧云的主要错误事实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道扬其人的犯罪事实和处理决定
+中共息县县委关于徐锡兰同志所犯错误事实的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黎春仲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杨胜才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张异珍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高曙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初步的检查
+[中共息县县委] 对徐锡兰所犯罪性的调查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张珍祥同志所犯错误的事实结论
+自我交待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蜕化变质分子张念仲罪恶事实的综合报告
+[贵州省部分地区整风整社中]被斗争人员登记表
+关于贵州赤水县委书记王临池同志的材料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关于整风整社中若干犯罪分子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关于杨胜太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吉光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冉崇清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景臣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永洁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张加乾所犯错误的结论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对傅忠珍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关于四川渠县共和公社要民大队支书王贵仁案情的处理意见
+中共沿河县委（贵州）监委关于傅忠甫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关于处理都匀市物资局鲁志强唆使小偷盗窃油桶坐购赃物案件的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关于田贵祥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对犯法干部的处理决定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光成所犯错误的结论
+中共沿河县委对崔照淮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何祖凤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黄修态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兴宇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沿河县委对肖廷沛所犯错误的处分报告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对原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员初步处理和安排意见的请示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对阶级异己分子孙明和处分决定的通报
+吴芝圃呈中央三份检讨（概要）
+中共沿河县监委对杨光发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沿河县（贵州省）监委对魏荣举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黎术福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冉崇清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吴庆永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张茂香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贵寿违法乱纪的处分
+中共沿河县委对田贵泽违法乱纪错误的处分
+中共沿河县委对杨平昌所犯错误的结论
+中共赤水县监委会对违反乱纪分子梁子明的处分决定
+中共沿河县委监委对田茂远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安徽省阜南縣龍王公社唐莊大隊党支部關於馬士娥錯誤的報告（節選）
+我的罪恶全面检查
+田贵雄是怎样混进来的
+中共赤水县委监委会对违法乱纪分子梁子明的处分决定
+麻城县委组织部关于李克成同志所犯错误复查报告
+思想总结
+关于检查中共光山县委机关铺张浪费的综合材料
+中共遵义地委监察委员会关于赤水县对坏分子梁子明案件打击不及时的检查报告
+中共赤水县委监委委员会对马华仁同志所犯错误事实调查结论材料大都失实的检查报告
+中共凤阳县委第一书记赵玉书代表县委在五级干部扩大会议上的检查
+中共黄冈地委关于李克成同志所犯错误事实及处理的复议报告
+赵平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检查
+沛县人民检察院对胡德全的刑事起诉书（61）
+沛县人民检察院对胡德全起诉书
+自我检查
+关于几年来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检查
+我在几年来工作中的错误检查
+赵宋同志在县委扩大会议的补充检查
+关于对原光山县委领导集团变质情况的调查
+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蜕化变质的情况调查
+甘肃定西地委扩大会议关于张仲良、窦明海等同志的错误的揭发
+璧山县农村落后情况的初步检查报告(三次修正稿)
+甘肃定西地委转报各县委扩大会议对中央和省委负责同志的一些意见
+贵州省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赵广玉的刑事判决书
+自我检查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省委管理干部名单中的“信阳事件”中犯有比较严重错误和罪恶需要受到各种处分的初步处理意见的报告
+一个自流人员的自述
+璧山县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工作情况的初步检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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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徐德宝的交代
+
+　　<原中共光山县北向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徐德宝>
+
+　　徐德宝，男，年30岁，家系贫农成份，个人出身农民，住光山县孙铺公社刘渡大队后陈弯（应为湾，下同——编者）小队。1951年入伍，1952年入党，历任工作员、工作组长、宣传干事、宣传委员、付书记、书记等职。
+
+　　社会关系：岳父胡玉成，地主成份，右派分子。
+
+　　透过集训学习和县、区委在1962年元月16号宽大释放，自己在思想上，经常存在着：1、在1959年秋，1960年春，在北向店人民面前犯了严重的错误和罪恶，总是怕开除党籍，怕收回去，怕坐大所，怕判徒刑，不相信组织和县、区委的宽大政策；2、在马龙山时代，因为要粮受过多次批评和辩论，错误认为过去马龙山对个人不信任；3、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患得患失，计较个人得失，加之别有用心的人——向国贤对我煽动也受到一定影响，所以在原来的检查上避重就轻，推脱责任，不承认事实。透过县委孙书记等领导，对我多次的苦口婆心的教育，使我明确了前途和方向，透过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和党员的十项义务的学习，四条九条遵守党纪国法，对党忠诚老实，不隐瞒和歪曲事实真相，对照自己的检查，前一段的检查态度的确不老实。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北向店死去的阶级兄弟，对不起自己的父母，对不起本阶级。
+
+　　一、前一段的检查态度，避重就轻，推脱责任，欺上瞒下，狡猾抵赖，不承认事实罪恶，错误的具体表现是：（1）借着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欺骗党，在党校集训学习，已经多次进行交待了的罪恶，自1961年6月以后，不承认了，进行翻案。如私立班房，镇压群众和对杀牛的态度，中贫农采取说服教育，五类分子杀牛当场逮捕，如有反击，打死不偿命，这都是事实，以后不承认了，错误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认了不得了；（2）避重就轻，推脱责任，认小的不认大的，认一般的不认原则的，认现象不认实质。如反瞒产运动，在武合理没去之前，同样召开电话评比，党团员带粮评比，搞重点，好的谈经验，落后谈原因，而武合理去后，仍积极的到崔井搞反瞒产，而检查不愿承认主要责任，推到武合理身上，企图减轻自己的处理；（3)不服从区委领导，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非常突出，当县区委宽大放出来后，自己不愿到北向店去住，在家庭住，到亲友拜年，特别是到北向店结论，更为不忠诚不老实，在区委会上检查，本着翻案交待，企图马马虎虎过去。当区委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我进行了揭发，分析批判，提高认识，分找原因，诚意教育，而自己不虚心接受批评，改正错误，错误认为区委对我有意见，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不经领导批准，私自逃会两次，找这个领导、那个领导，实质是抗拒区委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处分结论。不服从区委领导的具体表现；（4）到处乱跑，乱找乱谈，无空（应为孔——编者）不入。在中央工作组来了，向国贤说：“听说这次对我们从严处理，你们亲自去找中央工作组谈，这次是决定命运的时候。”而自己积极响应了这种非组织活动，与中央孙处长谈了自己的问题和光山原县委问题，是本着翻案检查谈的，企图减轻自己的处理。
+
+　　59年秋60年春在北向店工作时期，主要错误和罪恶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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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大搞反瞒产运动，摧残群众，造成悲痛的损失：（1）虚报产量。59年遭受了严重的旱灾，单产171斤12两，总产1860万斤，而向县委虚报单产412斤，总产达3600万斤，多报1740万斤，县委分配征购任务2150万斤，按这个产量，不仅可以完成征购任务，而且够吃有余，由于产量浮夸，征购任务较大，任务完不成，不但不去改变主观认识，反而算大帐，算细帐，说明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为了证明自己的主观认识正确，而采取不正当手段了千方百计，电话评比，党团员带粮评比，先进谈经验，落后谈原因，辩论斗争，有时亲自主持，有时亲自做报告，如横大路大队支部书记张传友，该队不仅没粮完成任务，而且连吃的就（应为都——编者）没有，还在电话会上批评他说：“思想右倾，被富裕农民包围。”在学校学习，把他斗了一顿，撤销职务，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2）大搞反瞒产运动，粮食购完了，没有进度，而自己亲自到甘弯大队邬弯小队、西大湾搞重点，此时食堂已经停伙，西大弯光吃菜，一点也没有搞到。又于古历十月十五日带领马文治、李朝良、刘传志等人到崔井大队崔小弯小队搞第二个反瞒产重点，在方法上：召开贫农座谈会，诉苦串连，三支援，评比，威逼等办法，而自己到西龚楼小队威胁龚如富说：瞒产不报，我叫他们斗死你等语。又如东龚楼小队队长吴正顺，因不报粮，在二尺多高的房檐扔下来，亲自在食堂暗面小屋内，引子里面踩有谷，抓住这点，责问干部。在干部无法的情况下，将自己隐瞒的一万多斤保命粮、种子粮都报出来了，象抓住法宝一样，立即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的现场会议。会议斗争了保管范永印，小队长龚如富，在斗争中，有斗必打，打斗结合，并向干部讲：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是富裕农民向我们斗争集中表现在粮食问题上，我们要站稳立场，不要犯右倾错误，集中力量，一片搞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搞一个小队，推广了崔井的错误办法，全面铺开了反瞒产。有的扒草垛子，有的斗打社员，由于反瞒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崔大弯把粮食卖光了，十余天后饿死5人，应该是我的人命，如果要不把粮食卖了，崔大弯不会饿死人。（3）在征购时这样，在安排社员生活也同样采取了老办法，澄清家底，浮夸安排社员生活。如1960年3月28日，大检查，全社29个大队，423个食堂，只有粮食68000斤，几乎普遍停伙。而只向县委办公室付主任向国贤汇报6个大队，186个食堂，9244人，隐瞒了事实真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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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封锁消息，欺骗上级：如1960年元月6号，省委宋书记、监委刘书记、地委路书记到马畈检查西山大队一事，在未来之前，马龙山布置了封锁消息的指示，而自己积极执行了，这个封锁消息的指示，召开电话会、干部会布置，马文治、杨文开包杨墩至北向店，甘树恒、张元恺包北向店至罗陈，街上由各部门负责人负责，怕搞不好，亲自检查沿路大队的人，把人放在路边生产，结果领导下食堂吃饭，都是半干半稀，使上级了解不到我社的真实情况。在向省委宋书记汇报社员食堂生活，大部分都安排好了，死人去头去尾，只报中间，实际死7000人，只向省委汇报死101人，并说很多理由，掩盖事实真象，封锁了省地委，欺骗领导。如果实事求是的汇报，把光山的盖子揭开了，不仅北向店受不到这样的损失，就是光山也受不到这样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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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主持残酷斗打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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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9年10月份，县委召开反右倾会，我亲自主持斗争了不脱产的县委芦庆宽、付书记冷应茂、社长龚治田、支书杨文成。在斗争这之前，我亲自武装骨干，斗争他四人，我说，不要认为他们当了几年领导，不好意思斗，要打开情面，站稳立场，当场有徐弯大队支书向泽忠装个斗打样式，我说好，就这样斗。以至在斗争中有斗必打，打斗结合。芦庆宽的眼睛被龚砦小队长李治法踢了，冷应茂头发被拔，脸被打青了。接着公社贯彻县委反右倾精神，在这个会议上，又斗打了十八人。如李湖小队长李应强，仅有不多的头发几乎被拔光了，邬应同打的不能走了。特别是社直机关甘树恒掌握斗争李方盛，被打的昏死过去，逃跑一个多月才回来。由于在党内会议上斗打干部，以致造成上行下效，打人成风，普及到各个角落各部门、粮库、邮局、各大队、各上队都有打人，甚至打死人，这样严重恶果，我应该负完全责任。如果我要说：“谁打人法办谁”，我相信谁也不敢打人；（2）亲自打人。参加县委扩大会，斗争李毅夫、王后山，自己也进行了踢打；（3）指使捆人三个。如冷大弯大队，妇女队长李德玉，在高店工作批准杀牛三条，认为破坏生产，叫曾广真捆起法办；（4）私立班房，镇压群众。59年秋60年春，先后关押47人，其中有县批准杀牛的30人在内，公社私压17人，有的一天，有的三天。如张宋店陈后强到李棚大队走人家，路过中途将要快死一个人，他将人家的衣服扒了，扔塘淹死了。公安局通知法办，公社付书记马文治叫送来，当时吐沫，经过医治无效，当天下午就死了。（5）惩办杀牛的。59年秋60年春，广大群众没吃的，为了渡命杀牛吃。而自己不仅没有加以支持，反而认为杀牛是破坏生产，破坏人民公社，经常对干部讲对五种分子斗争法办。特别是60年5月3号，召开全公社广播大会讲，对杀牛采取两种办法处理，中贫农采取说服教育，五类分子当场逮捕，如有反击，可以打死不偿命，以致造成斗打杀牛成风。因杀牛被斗打2000多人，打后加之无粮死去了400多人，这些强迫命令，我应该负完全责任。（6）助长强迫命令。如公社干部杨先贵、方中良，经常在公社打杀牛的，将曹世寿打后因无粮死了，没有处理，实质就是助长了打人行为。（7）杨墩医生院长李传禹，报龚砦死了300多人，派刘朝江等人进行检查，隐瞒了事实情况。向我汇报死了74人。认为有意扩大疫情，批准斗争了一顿，反省七天，撤销院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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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群众生命毫不关心。1959年古历冬月上半月，召开社直干部会，我讲：我们全体干部、老乡们，要站稳立场，认清当前大好形势，不要受反动富裕农民的思想侵蚀，叫喊没粮吃饿死人。刘店大队刘保山之母死了说是饿死的，但死后还有一斗八升小麦，八斤猪油，这能说是饿死的吗。我说是胀死的，死了个别人，不要大惊小怪，人吗，有生有死，生死是新陈代谢，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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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腐化堕落，大吃大喝，铺张浪费，不关心群众死活。59年秋广大群众不但没有粮吃，而连菜也吃不上，自己没有跟群众同甘共苦，反而在干部大伙里煮好的吃，几乎天天有肉有鱼，顿顿有干有稀。由于生活腐化，没有和群众在一块吃饭，体会不到群众的疾苦。如果在一块，绝对出不了这大问题。估计多吃大米90斤，油10斤，肉40斤，鱼30斤，同时家庭也同样特殊，单独起小伙，购买细密240斤，肉鱼油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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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它方面：在县反右倾拿出两天反瞒产，在斗争的压力下，都报出了很多的假粮食，叫所有的大队支书回去清数灌仓，大彭弯付支书裴其庆自知无粮不搞，在我社掌握工作张永朋批评他，加之马文治付书记叫他带粮评比，怕遭斗打，投水自杀。而自己在县回去不但没有惩办马文治，反而说是大跃进的叛徒，死后开除党籍；（2）1959年春，在孙铺任付书记，地委派王尚勤同志来检查生活，当检查光明，发现生活困难，有的被饿的黄瘦，有的被逃走，有的有病，与饿也有关系死了九个人，当时王尚勤与我说了实事求是的话。反右倾时，雷光义问我老王说了那些话，我就把王说的话向雷说了。当时认为是右倾，写了检举材料，致使坚持真理的人被我陷害遭斗打；（3）在3月20号，我在县召开了集中病号的电话会，向砦大队积极行动起来了，甘树恒将42人病号派简德禹送病号院，付书记马文治指使逐个复查，有的病号回去时走在路上就死了。马文治向我汇报说：向砦老甘把好人都送来了，信假为真，不但没有惩办马文治，反而批评甘树恒，地委叫你去搞重点，不是叫你搞破坏，为什么把好人都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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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上述种种手段，致使北向店的人民遭到严重摧残，致使12000阶级弟兄，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损坏农具22755件，家具7176件，毁坏了自然村355个，房屋1145间，耕牛762头，猪1492头，家禽20203只。更悲惨的是，死绝了很多户，有的父母失去了可爱的儿女，变成了无依无靠的老人，有的兄弟姐妹失去了亲爱的父母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孤女，很多年轻的姐妹，失去了可爱的人。悲惨程度大大超过了蒋介石时代和日本鬼子对解放区人民的扫荡程度。 从上述完全看出自己完全背叛了党，背叛了革命，背叛了本阶级，走向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到了，也就是走向了反革命的道路，残杀人民。这种损失在党史上、党的任何指示上都是找不到的，应由我个人负责。北向店死去的人民就是我的人命债，我愿意低下头来，向北向店死去的人民认罪，向死去的家属致歉，保证承担罪恶，吸取血的教训，改正自己的罪恶，保证在任何战线上戴罪立功，补救对人民的损失，保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上，倒向党的怀抱，坚决向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人、破坏团结的人揭发和斗争，保证孙书记对我指示的五条，请求在今后再看我的表现，保证老老实实的彻底的改造掉过去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和个人主义，树立无产阶级立场、马列主义观点，把个人的终身献给党，献给祖国，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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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人：徐德宝1962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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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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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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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1959年到1960年我所犯错误的检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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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信阳地区行署付专员、潘幼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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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主要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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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粮食统购统销方面积极的贯彻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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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粮食作物的产量与征购任务的分配。1959年秋季信阳地区遭受了大旱灾，当时虽经全党全民的抗旱斗争，但农作物减产是很严重的。8 月20日前后各县市报的粮食作物秋季预计总产为 383（原文如此，按下面数字看，应为38.3——编者）亿余斤。按照当时的情况，这个产量是很高的，但自已认为这个产量不完全是实际情况。根据原地委意见，一方面派人下去进行产量调查，专粮局张立田同志到文殊公社赵湾大队作秋季产量调查，早稻平均每亩合 460斤，向我汇报后，因不符合要求与县委报的产量不一样，我没有加任何分析的批评张立田同志对产量重点选择不当，在光山南部没有代表性，这个产量到地委交不了差等，并提出叫张立田重新选点进行调查，还给划了一条杠，即：光山南部的产量 600斤以上才有代表性，使立田同志只有找产量高的、收成好的重新搞点上报。这就是说自已既没有调查又不了解情况，工作组给汇报了还不相信，压的下边搞浮夸。另一方面通过批判思想典型推算，大喊大丰收反右倾的方法后，9 月下旬全区粮食总产达到70余亿斤（地委办公室要的也是这个产量），在研究任务时路宪文说：“就依这个总产加以核减为64亿斤作为依据，向各县、市分配了秋季任务，”在10月 2日原地委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分配征购任务时，由于自已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怕说认识不到九比一的问题，对自已在下边看到的问题（9 月上旬我去准南一趟）没有全面的提出来和说出自已的看法，就按路宪文总的论据，经过县与县的征购任务的调整，将省分配的 9.6亿斤秋粮征购任务下分为 14919（原文如此，从下面数字看，应为104919——编者）万斤。由于专里加派任务对县和公社又不严加控制，下边也是层层加派任务，据10月13日县市粮食局长会议上的统计，下分征购任务为113043万斤，超省 17043万斤，超专8115万斤，我当时并没有考虑下边的实际情况和党的粮食政策规定，向路宪文作了汇报，并说大家带来的任务下分意见都表示保证完成，得到了路的同意，将专下分任务作为保证数，县市下分任务作为争取数，我并在会上提出任务就这样定了，县市应立即将任务落实到大队，保证完成。就这样将59年秋季粮食任务作为最后的定案。这种按照浮夸产量允许层层加派违犯粮食政策规定，自已不认真调查研究分析，不承认实际情况，盲目蛮干的作法，对信阳地区惨案来说，是由它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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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推行错误的粮食方针政策，大搞反瞒产，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在信阳地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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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秋粮征购任务入库是从 9月初开始的，为了督促任务，我于 9月上旬先后到淮南几个县和淮北的息县、淮滨走马观花的看了一趟，从沿途可以随便看到成片的被旱死的晚秋和很少收成的晚秋，并且也发现了因产量没那么高，秋粮任务分配过大，透了底和单纯的催任务，不管国家政策所引起的群众很多思想顾虑等情况，在商城钟卜粮库见到一个生产队长送公余粮，我问他任务能否完成，该队长说：“今年有灾分配任务太大，我们将余粮部份已卖完，今天送的是种子，往前就要断粮没吃的，”对这关系到正确执行政策的大问题并未引起我的注意，将问题弄淆，而不加任何分析的说是思想问题，不予理睬。潢川因灾情严重，分配任务过大，强调完成，不讲留量，干部看到群众吃干饭时说：“完不成任务还吃干饭？今后完不成任务不准吃干饭等”。群众说：“共产党的政策变了？光叫入库不叫吃饭”。群众只得夜里做饭吃，我把这种情况说成是干部宣传政策不够，敌人造谣破坏，群众有误解，对完成任务有抵触。商城峡口大队按当时的情况，因灾留量就不够，还分给了征购任务，干部说不能完成，公社还说是右倾，对这种情况说是征购任务分配不平衡，应当在县内队与队之间进行调整，并拢统的提出所谓调整，就是丰收地区应当多卖些粮食，并没有讲按照政策保证三留余粮部分合理多购一些。从下边看到的这些情况，本应当向上级反映，并根据情况考虑今后的工作安排，但在 9月23日召开的县、市粮食局长电话会议上，根本未讲有些地区灾情严重，下边执行政策有错误，征购透底已经出现，而是单纯的催要任务，批评进度慢的县工作安排不当，大叫下边瞒产私分严重，把上蔡塔桥公社张楼大队报的家家有粮食，西平老王坡报的检查私分瞒产 711起，粮 88561斤等，说这些地区已注意了这方面的问题，别的地分也应注意。由于光催征购任务，完成任务快的屡次加派在群众中引起很多顾虑和不满，汝南光明公社肖店大队群众问干部咱队的任务究竟是多少呢？这样打一场入一场啥时算完成呢？干部说打多少入多少，群众说还吃不吃呢？干部说你管那弄啥！没啥吃的再说。我不但没有从这些群众中来的真实反映加以分析研究，叫县、市粮食部门注意检查政策进行调整，反而说是思想问题，强调总结发动群众组织入库的经验。强调在本县内调整任务，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队与队调整任务的执行结果是不讲政策，鞭打快驴，对入库快的队，屡次加派任务，最后卖透底还是完不成任务，这是一条信阳地区造成丰收地区、遭灾地区严重透底极端错误的办法，并大叫大反右倾、大鼓干劲，结合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对有资本主义思想的要开展辩论，要求在七天内完成早秋粮食油料征购任务，迎接国庆十周年。粮食征购入库完成六亿余斤的时候，为督促任务10月14日召开的县市粮食局长会议上，由于我脑子里装满了单纯催要粮食入库的指导思想，并未认真的检查政策、审查任务和发动大家解除顾虑畅开思想说实话研究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解决具体问题，而是凭入库数字表扬进度快的县批评进度慢的县，在这次会议上除按照张树藩书记提出的所谓粮食问题的经验教训，讨论安排外并提出叫各县订完成任务的计划要求各县根据张书记的指示，以大反右倾大鼓干劲为纲，提高嗅觉随时随地的同资本主义思想进行斗争，对落后队要检查原因组织力量突破，掀起入库高潮。保证完成任务。由于这次会议提出的要求不符合下边的实际情况仍然进展不动，我向路宪文回报了这个情况，路说：“工作抓不上去任务完不成，将来一切工作都被动。”我按照路宪文的分析即：抗旱大丰收不能动摇，下边是有粮食的，所以入库进度不快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有些干部本身就是富裕农民，他是富裕农民的代表，加之敌人借机造谣破坏，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抓征购入库必须抓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要求各县第一书记亲自抓，并召开各种会议，总结推广完成任务的经验，对进度慢的县要提出点名批评，要具体的抓下边突破落后点的经验等说法。我在几次电话会议上都有原原本本的贯彻了这个精神，并积极搜集下边报出粮食完成任务安排好生活一些未经查实的假材料在电话会议上进行表扬，如59年10月下旬在电话会议上具体的传播了新蔡报来的五查五算的反瞒产办法。后来农村因征购透底和灾区仍未搞统销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就连鸡公山公社收成好任务完成的早也闹起粮来，特别是11月中旬后农村已经发展到食堂大量停伙，广大劳动人民为求生到处奔走外流丢小孩到处都可以看到浮肿病大量发生，并出现了饿死人破尸人食人的时候，农村仍在搞反偷盗私分，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搞粮食组织入库，开万人大会组织献粮对基层干部和群众进行非刑拷打，进行迫害，由于我毫无群众观点和坚强的革命意志，非但不提出农村情况严重说明原来在粮食问题上确定的政策办法和任务不符合下边的情况应当停止征购下放统销指标，改正错误思想指导挽救损失，而是为当路宪文的唯命是从者仍按照路不顾事实真象的错误论据不停止征购、不下放统销指标，特别是11月10日传播了罗山五种反瞒产方法后，给敌人以可乘的机会进行阶级报复。由于这些不顾事实不问方式乱打乱斗乱反以及利用敌人搞反瞒产的办法的推行，农村形成相互乱斗，到处搜查，翻缸倒柜有的地方地挖三尺，一斤半斤粮食都给拿走，还要被斗争打骂，什（应为甚——编者）至被打死，搞的农村十室九空，这与土匪国民党真是没有什么区别，直到12月 3日根据省委指示才停止了征购，这是农村饿死人发生严重违法乱纪最严重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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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阶级立场不明确；在路宪文的同意下，传播了罗山反瞒产的方法。11月 7日我受路宪文的委托到罗山主持召开光山（未去）潢川、淮滨、息县、正阳几个县参加的反瞒产经验交流现场会，11月 8日在罗山县委开的会，首先由徐文波在会上介绍他们的五条反瞒产办法，其中并提出集中五类份子到县进行守法教育，洗脑筋报偷盗隐瞒私分粮食，在介绍时徐说：“采用的方法叫五类份子报县里，马上通知公社、大队组织兑现”，并说已集中 400余个五类份子报出粮食48万斤，已兑现25万余斤。徐还说：看谁报的好好的可以提前汇报，并说还准备摘他们几个帽子等。当时我听到介绍后，根本未考虑用这种办法搞粮食会带来什么恶果，并认为自已是粮食局长，这是县里搞的，对不对回地委再说，就按徐文波的介绍组织了大家讨论，会议开了一天（未到现场去看），我在最后发言时说：“罗山的经验大家已讨论总结了，在这里只说一下我的看法”，首先表扬了罗山的反瞒产办法是很好的经验，各县回去后对依靠贫雇农的办法要坚决贯彻执行，至于五类份子会问题，你们回去请县委考虑，我并提出特别是淮、息、正三县的粮食工作要根据罗山的办法从新安排布置，扭转被动局面等。我九号返回信阳，当夜将情况向路宪文作了汇报，经路同意于10日在地委召开的电话会议上，把罗山的反动作法作了传播。虽然这残害人民的反动办法在全区没有全面推开（后来纠正了），但我当时并未提出反对意见，并认为五类份子有粮食应当弄出来，实际罗山的这种办法是通过五类份子报，说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有阴（应为隐——编者）瞒粮食，他利用了阶级敌人进行报复搞我们的干部和群众，恶果是很严重的，在这个问题上，我完全丧失了阶级立场，我是有严重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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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继续反瞒产开展两条道路斗争搞出粮食安排生活，造成了信阳惨案，向严重方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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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2月 3日宣布粮食征购结束后仍不下放统销指标叫作工作安排生活，在12月 4日的县市粮食局长会议上，县里确实反映了一些农村严重情况要求解决，但在这次会议上并未有认真的总结前段教训，搞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和承认事实的情况下，下放统销指标研究下一段工作如何搞法，而是对农村的严重缺粮莫（（应为漠——编者）然视之，特别是鸡公山假现场会后，仍认为下边有粮食，强调鸡公山搞出粮食这是铁的事实，虽然这次会议研究了灾区统销问题，但又对粮食局长提出地委已公开承认有花（应为旱——编者）灾在搞统销工作时应当防止新的右倾出现，并批评有的县张咀要这样多的统销指标那能办的到吗？直到12月26日根据省委指示，在宋书记的督促下才下分了农村统销3.37亿斤统销指标，下放后虽然农村情况有好转，但由于缺粮面大指标层层扣留，部份基层干部多吃多占，走私贩卖，食堂不能调剂生活，部份地区生活仍然安排不下来，县里提出要统销指标，我确（应为却，下同——编者）以专里才给了粮食和没有统销指标为理由，不予解决，1960年元月10日我参加了路宪文主持的在潢川、汝南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后，我具体的在二月四日县、市粮食局长、粮管所长会议上不顾事实的对潢川会议精神作了安排，叫通过分配搞出粮食安排生活，并具体解释说：所以我们提出从分配入手，就是因为农村有粮食。还提出我们现有的库存粮不要求省调出，也不调入，如果过不去就挖粮食、饲料、付产品搞混合粉顶抵统销搭配供应，这种搞混合粉的办法它带来的恶果也是严重的。并不顾事实的说前段工作成绩很大等等。当农村分配已经结束，群众生活仍然安排不下来的时候，县、市粮食局长发电报、打电话要求统销指标反而遭到了批评，如新蔡王局长从电话上汇报说：全县安排到接麦还缺2000余万斤粮食，通过工作可以搞 400余万斤（所谓工作粮），要求专解决1600万斤，我确不加任何考虑的追问这是那来的材料，并提出批评这样新蔡连自足也达不到吗？使对方不敢再说什么。这就是说给反映了情况自已咀里也说定要安排好群众生活，但不承认县里级反映的真实情况，就是在对粮食指挥部的几个同志抓材料上也是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如1960年 3月份我根据路宪文的意见，抓下边作好工作搞出粮食安排生活的经验，办公室向县里要时，县报的都是到接麦还差多少统销的材料，当办公室王道清给我这个材料时，我感到不合要求，我竟不顾事实真象的和荒谬到极点的说：“你们就是不听话，叫要安排生活的经验，你们光要些缺粮断炊的报丧材料，这到地委能汇报吗？”这就是可以看出我已丧失了与阶级弟兄劳动人民的感情，走上了思想变质的道路压制了下边对真实情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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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是路宪文反动粮食方针政策的积极原原本本的推行者，我和以路宪文为代表的原地委语言是一致的，我积极在粮食方面搜集材料、提供数字，我实际起了屠杀劳动人民的帮凶作用，之所以我在粮食问题犯了错误，这与自已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错误的领会粮食方针政策原则，贪图个人名利、不说实话不管劳动人民的死活是有直接关系的。按照党的原则我作为当时的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而且是粮食部门）和一个共产党员来检查自已是与党的要求相违的，党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必须诚诚恳恳的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实事求是的解决问题，要有百折不挠的坚强的革命意志，舍已为人的精神，工作作错了要诚恳的承认错误及时的纠正，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态度，我确违犯了这些原则。如果当时我能够坚持上述原则，有牺牲自已大无畏的精神的话，坚持原则进行斗争及时的向中央、省委反映信阳地区的真实情况，使上级党能够及时的发现信阳地区的问题，信阳惨案是可以避免的，起码可以不发展到这样严重的地步，这是一种党性不纯，对党的事业不忠诚、不老实的具体表现。现在充分认识到，一个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共产党员如果对革命事业抱着极端错误的态度的话，给革命事业、给劳动人民将带来多么大的损失呢？这个血的教训是我终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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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滋长，在生活作风上，贪污、多吃多占、挥霍浪费、特权作风所犯错误也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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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贪污多占特权作风。1959年专粮局组织了一个小伙，采用18元包伙的办法，吃好米好面每天三餐，起码一顿有肉、蛋类的西东，吃饭几个菜有时喝酒还叫给添菜，这种生活本来18元是不够的，当时自已也有感觉对别的同志也说过，但由于自已贪图好吃，明知不对也不加过问，并以改进生活吃饭样子，新为名叫炊事员给作这作那吃，逼的炊事员只有不讲制度挑样给作吃的。到1960年元月份原地委决定取消小伙专粮食局当时也说取消，但实际是化正（应为整——编者）为另（应为零——编者）仍然存在，我并且代（应为带——编者）头借工作忙动仍用18元包干单吃一样饭叫人给端吃端喝，有时饭端来了还叫给添菜，特别是星期天爱人孩子来了饭做的不够吃，叫给重作，应当拿的钱虽然发工资时扣了钱，但也有没扣的时候，并且我的家属也同样享受了这样的待遇。59年 3月份我的祖母、父亲从河北接来机关后，开始几个月同样吃的是小伙，后来才改成大伙，并在别人的提意（应为议——编者）老人买饭不方便用十元（一个人）包伙吧，我当时虽然说：10元不够，并未坚持纠正，还叫人给端吃端喝。在这一段吃小伙连同家属包伙吃是多占了大家的便宜的。其次是在我的带头下，专粮局喝酒的风气也是很突出的，虽非成天天喝，但隔些天总是要些，有的人喝醉了发酒风（应为疯——编者），我也未加严厉制止，在这一时期喝酒是给了钱，但有时吃的菜是没有给钱的，特别是允许机关杀猪后机关职工吃一次肉小伙就要吃几天，并且在1959年冬季我爱人小产时，还叫给送两次猪肉一次猪油一次鸡蛋，就是我调专署工作后仍到专粮局喝过两次酒，什么都没给，这些多占贪污，尤其在物资比较困难的情况下更是非常错误的。再次由于自已生活腐化，我的屋里果子、糖类的东西经常不断，由于自已的挥霍浪费不计算收入支出，每月发薪时条子一大把，还欠了公家较长期不能归还，加之家属来往的多，从59年到60年还享受了机关救济 210元之多。另外我调专署时为个人享受，带了专粮局很多用具，到民主革命才叫人拉回去，就是我的两个老人家长期住机关用的部份东西也是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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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铺张浪费违犯财经制度接受特殊待遇，进行贪污。开展增产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中央早有明确的指示，但我对这些指示则直若罔闻，明知故犯。专粮局从59年到60年我调专署前，据不完全的记忆，请客达11次之多，花去了几百元，并将我的家属来往也列为请客之内，借来往人多进行茶水招待。从1958年到我调离前，用公家的茶叶约计 7.5斤，烟三条之多，其次是别人给了东西和拿了东西未给钱进行公开贪污的，从我记忆中有猪肉三次17斤（其中10斤是在专署小伙上吃的）猪油 2斤、鸡蛋 125个、鱼一条、鸡两只，公家布40余尺，此布当时虽然叫扣钱，但据说没有扣，行（应为形，下同——编者）成了既不给布票也未给钱的贪污行为。别人送的东西也知道不对，并表示不叫这样，但并没有坚决拒绝进行了贪污。上述这些多吃多占公开或变象的贪污是我记忆中的，请组织查对。就是在机关购置上的铺张浪费也是很严重的，象买的皮包、旅行袋、台灯、日记本、车子灯等，我虽然开始不知道，后来知道了认为生米已成熟饭，也不加深纠，马虎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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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机关扣职工的口粮标准和自已的家属长期住机关，没吃粮关系，吃大家的粮食，违犯粮食政策也是非常严重的。59年春季机关食堂实行个人掌握标准，凭票吃饭后为调剂大肚汉粮食不够吃，错误的在专粮局实行扣一点粮食统一掌握，补助粮食不够吃的职工，并错误的在修配厂实行按工种扣粮，但实行的结果并未作到扣粮多少补助多少，专粮专用解决个别职工口粮不足，而是行成了扣的多补的少，积存些粮食行成了对职工的克扣，虽然对工人按级扣粮和扣多补少，这个情况我具体不了解，但扣粮调剂大肚汉的办法是我提出的，我应当负完全责任。由于采用这种错误加错误的办法特别是在当时粮食标准低、付食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就是标准高扣粮也是错误的）它的恶果也是非常严重的，造成了被扣粮的由于扣了粮不够吃，被补的由于补的少仍然吃不饱，忍饥挨饿的情况存在，行成了提前借粮票和买卖饭票的情况出现，当我听到说职工买卖饭票之后，不但未考虑解决，反在职工会上错误的提出粮食就是这些，自已严格掌握，不能超吃，个别人确实不够吃，由生活委员会研究，从扣大家粮食内评议解决，今后相互间不允许再调剂。还提出叫职工进行讨论，对买卖饭票的人要开展批评辩论，由于我采用了这种错误的态度，致使个别同志挨了批评受了怨，这充分说明我对职工生活不旦（应为但——编者）不关心，反而出了一些坏主意。而对我的家属即（因为既——编者）没吃粮关系又没带粮票长期住在机关吃人家的粮食，吃的饱吃的好，而且给端吃端喝，并在回家时还带粮食，占用了大家的口粮。从1959年 3月分来机关，达10个月之久（按每个人计），岳母和我的孙子在机关住三个月，我的侄子60年元月份带户口前来，到七月份才转来吃粮关系，达七个月，二哥和小侄子来约半个月，这些人来机关都没带粮票和吃粮关系，吃的职工的粮食，加上几个家属回家带走60余斤和我爱人、孩子在专粮局吃饭不给粮票共计约为1073斤。上述可以看出自已当时身为粮食局长，竟然这样违犯粮食政策，明明的知道不对，并且也经常这样说：“没吃粮关系不供应粮食，没粮票不准吃饭。”这只是约束别人的，叫别人执行而自已则不受这个约束，而且更严重的是不但在机关吃，家属回家时以大米到北方稀罕为名还要带些走，并给证明防止路上留难错误更是十分严重的，并且由于自已的特权作风不断滋长，在专粮局一个时期自已出去开会还任意让妇女干部（如柳凤兰等）给看孩子、作些私人事情，因而在机关引起了很大的反感，造成极坏的影响也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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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这些行为充分说明我为个人享受不惜采用各种手段进行多吃多占贪污中饱违犯粮食政策，搞损公利私损人利已的勾当。党经常教导我“一个党员应当俭朴，要防止资产阶级的侵蚀。”而贪污腐化铺张浪费我作为一个共产党来检查自已，完全违背了党的教导，而自已走上了思想腐化的道路。由于我在专粮局这样搞，一（应为以——编者）致发展到专粮食局有的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也进行了贪污多占，这些情况自已是知道的，但因已不正不能正人，而采用了一般不问事实在过不去了，说两句就了事，这就不但自已错了，还腐蚀了一些干部，同时也被贪污份子给钻了空子，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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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举动骄傲命令作风以及机关所发生的违法乱纪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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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8年正风反右后，我的骄傲自满面情绪又有新的抬头，错误的认为自已把专粮局搞的不坏，应当归功于自已，以致发展到认为自已在专粮局是唯一正确的。主观办事民主性不强，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尊重不够，工作包办代替，不注意发动同志的作用，特别是别的领导同志的积极作用（对宋局长就是这样），自已说了大家就得照办，谁要不照办或作错了工作不是耐心的说服帮助纠正不对之处，而是张咀就是批评。专粮局从办事员到领导同志差不多都挨过我的批评，特别是同我经常接触工作的同志挨我的批评就更多，特别是张洪升同志，我对洪升同志的批评有些我是根本不了解情况和不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而进行了批评的，致批评的张洪升同志害着怕谈工作。这种领导方法它的结果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输（应为疏——编者）远了。同志们之间的关系，我愿对受过我批评的同志致一欠意，并保证今后改正自已。并且自已已发展到喜奉承表扬，不愿听反面的意见，致行成在提拔干部问题上也是有错误的，还夸自已说别人说老潘成了粮食专家了，以抬高自已。
+
+　　（2） 破坏了党委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往往以几个人商谈或科长以上党员干部会代替了党总支委员会和支部委员会，就是党内负责干部在一起研究工作，往往也是我说大家听，说完了大家很少发表意见就去照发。从1959年后我长期不主动的过组织生活，不参加党的小组生活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把自已置于一个特殊的地位上，成了特殊的党员，这就直接违犯了党的组织原则，违犯了党章。由于自已带头不受党的约束不积极按照党的原则办事，致使专粮局党的组织处于一种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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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机关屡次发生违法乱纪，并造成残疾，我的错误也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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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粮局反右派的后期，斗争右派刘建宇由人事科长董志远亲自主持，发生了殴打刘的现象，在一天夜里我开会回局后，被我见到。对刘建宇的殴打虽然当时叫停止斗争会，并对有关人特别是对董志远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今后不准再打人。但由于对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未进行处理，致后来又连续发生对刘的殴打（这个情况是民主补课时知道的），后来反右派结束后，在大办钢铁时又发生干部徐德生打右派份子王子林的情况，我非但未作严肃处理，当王子林向我说挨打的情况后，我还提出你不好好劳动，打你教育教育你等。特别是到1959年反右倾时，由总支付书记黄伟涛主持并亲手打人，行成了打王资章同志的情况发生，致将王的生殖器打伤，这种情况我虽然当时不知道（我主要抓业务）事后知道了也曾对黄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指出打人是非常错误的，今后不准再打人，如果你不能保证我亲自领导批判斗争。但当时也仍未当成一个严重问题报告地委进行严肃处理，这就直接包庇了违法乱纪者，因此在上述事件中我是有严重错误的，并且由于专粮局屡次发生打人，特别是领导干部亲手打人又没进行处理，以致发展到修配厂、汽车队特别是修配厂开个批评会也要有人被挨打或变象的挨打（这个情况我后来知道的），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到它直接破坏了党纪国法，给党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和损失，这是我应负责任的。
+
+　　另外在反右倾中把一些未经查实的材料和道听途说的材料特别是把一些确实反映了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也当成了右倾材料进行了批判，它的结果堵塞了言路，扩大了右倾面，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挫伤了干部实事求是的精神，在干部中造成了一种恐慌情绪。这是非常错误的，受批判的同志是遭了不白之怨的，我愿面对批评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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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阳地区惨案的性质以及我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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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路宪文领导的原地委在信阳地区制造的这个大惨案，所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给信阳地区劳动人民造下了巨大的灾难，它使用了通过浮夸的大丰收，再是反瞒产开展两条道路斗争，使地主阶级反动派钻了空子，进行了阶级报复。对信阳地区劳动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信阳地区造成了人类不敢想像的凄惨景象，它直接破坏了农业劳动生产力，破坏了三大红旗，给信阳地区带来了在数年内无法恢复过来的损失（特别是劳动力），后果是惨痛的。信阳地区反革命复辟造成的这个惨案以路宪文为首的原地委应当负责。而我在这个惨案时期身为粮食局长，共产党员积极的推行了原地委的反动的粮食方针政策，我的罪恶也是十分重大的。我辜负了党对我的20余年的培养教育，我已蜕化到毫无群众观点，不关心劳动人民饥苦的地步，我背叛了无产阶级，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成了人民的罪人，我给党和人民造下了极大的损失，我应当对信阳事件负一定的责任。
+
+　　三、我所犯错误的罪恶的思想根源。
+
+　　（1、 缺乏明确的阶级立场，缺乏实事求是和关心劳动人民极苦的观点和作风。我完全辜负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加强调查研究，一切从实际出发，用马列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农村阶级形势和处处关心人民极（应为疾——编者）苦等指示。信阳地区事件是从1959年秋季浮夸的大丰收产量进行安排的，粮食征购统销农村生活安排都是按照这个吹牛的产量进行安排的，开始就是主观认识与客观物资存在有距离。这还可以考虑，但后来粮食征购完不成，农村食堂停伙，人口外流，丢小孩浮肿病饿死人的严重情况发生后，他就完全证明原来产量和任务安排是错误的，应当从新调查研究，正确的分析形势，解除顾虑、纠正错误、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我并没有这样去作，而是不承认实事否定真象，把劳动人民的多数对真实情况的反映说成是思想问题，是右倾，是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是谣言。抓住了未经查对的一些材料当作真象继续吹牛，批判右倾，大搞反瞒产特别是推广了罗山用阶级敌人搞反瞒产的作法，把敌人当自已人，给了阶级敌人以进行报复的机会，造成了这样大的事件。不承认事实吹牛浮夸和利用敌人搞反瞒产，它的结果是害了人民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
+　　2、 卑鄙的资产阶级思想品质长期来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是我犯下错误的另一个原因。我出生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中，养成一种性情傲慢放荡贪吃好玩的习气，参加工作后虽经过党的多年的培养教育和在一个较长时期的艰苦生活的锻炼，但未能彻底的改造了自已。全国解放后，组织上对我是非常信用的，分配我担任一定的领导工作。进城后由于资产阶级的侵蚀，自已又有了一定的工作地位，而那种举功骄傲、患得患失个人主义就抬起头来，摆架子闹个人享受，直发展到53年在商城县政府工作时乱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当时组织上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改造自已，给了我一个很轻的处分，仍保留在原工作岗位上。本应当接受教训痛改前非作好工作，挽回影响，而在后一时期虽然从表面上看，有改正错误的表现，各方面自已也比较注意，但到58年反右派后，我那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又逐渐抬起头来，居功骄傲，民主性不强，喜奉承表扬，不愿听反面意见，吃喝挥霍浪费等表现出来。这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存在并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危害是极大的。
+
+　　3、 资产阶级的名利观点，为在路宪文、王达夫面前讨好，取得信用，不惜丧失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积极的崇拜路宪文，把他提出的一切都认为是对的，随声附合的不折不扣的大喊大叫的贯彻执行。虽然到农村情况发展到严重的时候，因实在与良心过不去，自已思想上也有动摇，叫人倒算的几个账，并且也与别的同志谈过自已对粮食产量、农村情况的看法，并在粮食调运方面有个打算。但是由于毫无原则的思想支配，听道（应为到——编者）路、王在开会分析形势时说是大好的形势，自已看到了第一书记表态了也跟着说有道里（应为理——编者），不说，也不敢说自已的看法，更不敢坚持党的原则，向上级党委反映信阳地区的真实情况，实事求是解决问题，而是跟在后面积极的推行在粮食方面的反动的方针政策。吹牛说假话，这正象毛主席所指出的爱说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已。我就是害人民害了自已的一个。
+
+　　4、 错误的领会中央、省委所规定的正确方针政策，偏（应为片——编者）面的多购少销粮食，卡死的思想方法，他直接起到了催（应为摧——编者）残劳动人民，破坏生产力的作用。上级早有明确的指示，规定征购在保证三留之后余粮部份，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多购一些粮食，统销在保证城乡人民群众最低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合理少销一些。但我从1956年调专粮食局后，在指导思想上并非是按照中央这些指示进行工作的，而是按照错误的对形势估计（主要是粮食产量）和错误的粮食政策进行安排的粮食，不是按照先留后购，国社兼固（应为顾——编者）保证不透底不买过头粮的正确政策方法去进行，而是先完成国家征购后安排群众生活，征购越多越快越好的错误方法进行的，我一直是这个指导思想为指导工作的基础，买了过头粮不承认说产量有那么多还能透底吗？否定不平衡性和其他原因带来的问题，所以在信阳地区几年来粮食征购透底现象是年年有、季季有的。前头搞统购后头接住进行统销，这是事实。在城乡统销方面采取了扣紧卡死的单纯少销一点粮食的办法。这从表面上看来多购些粮食少销些粮食是符合国家的观点，但从信阳地区的实际结果来看，它严重的破坏了中央、省委正确的粮食政策，破坏劳动生产力，挫伤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危害也是很大的。
+
+　　（最后，以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我在信阳事件这一时期，所犯的错误和犯下的罪恶是很大的，我不但起到了残害人民的作用，犯下大罪，而且贪污多吃多占违犯粮食政策，错误也是十分严重的，应当受党纪国法严厉治（应为制——编者）裁。我是别无所怨的，我愿接受组织上对我作出的任何处理。今后重新作人，听党的话，克服一切错误观点积极的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毛主席的著作的学习，以提高思想认识改正错误，积极工作，挽回给党和人民造下的损失，并感谢组织这次对我的严格审查，也就是对我的挽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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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幼耕
+
+　　（1962年 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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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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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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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02.txt
@@ -0,0 +1,23 @@
+# 贵州省江口县茶交公社党员、干部甄别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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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口县茶交公社，一九五二年就开始建党，一九五四年成立了支部；现有四个支部，四十名党员。这些支部根子扎得正，党员是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考验的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其中，有百分之六十八的是清匪反霸、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领导骨干。从入党时间来看：解放战争时期入党的有四人（转业军人），占百分之十；土地改革时期入党的有十三人，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五；互助合作时期入党的十八人，占百分之四十五；公社化后入党的五人，占百分之十二点五。出身成分：有雇农八人，占百分之二十；贫农二十人，占百分之五十；下中农二人，占百分之五；中农九人，占百分之二十二点五；其他一人，占百分之二点五。党支部建立后到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党的组织生活、民主生活一直是正常、严格而活泼的；党员对党的事业，一直是热情的，在各项运动中都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完成了党的各项任务。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后，由于执行党的政策和各项运动中的偏差和错误，加上少数领导人员的违法乱纪，使一些党员遭到了粗暴的、是非不分的斗争和处分；支部处于瘫痪状态。全公社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整风整社时为止共批判、斗争和处分了党员十九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六，占现有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八。其中批判、斗争七人，受党纪处分的十二人（警告三人，撤职六人，留党察看一人，开除党籍二人）。他们被批判、斗争和处分的情况是：
+
+　　（1）“右倾”。原茶交大队支局甑启洪，一九六零年因石家寨生产队食堂断粮，他批准挖了一百多斤洋芋，被认为“同情富裕农民闹粮”；管理区向公社（现在的区）汇报劳动出勤率时，虚报出工三千五百人（全管理区总人口才三千零七十人），他揭露后被批判为右倾，管理区规定他一天一回报，他两、三天才报一次，说他看不起领导。因此受到撤职、管制生产的处分。象这样被批判、处分的共有五人。
+
+　　（2）“瞒产”。原茶交大队大队长徐世豪，一九六零年谷子还未熟时，被管理区逼报完成一百五十万斤公余粮的任务，最后，实际只收了一百四十二万斤，全部上交还不够任务数，管理区反说他“瞒产”，被斗争后撤消了大队长职务。类似这种情况被批判和处分的有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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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反对办食堂”。凯土大队原大队长吴治修，一九六零年管理区叫他将相隔三、四华里的和平、瓦寨两个食堂合并为一个食堂，他不表态，被说成“反对食堂”，遭到反省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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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破坏猪场”。原管理区副主任杨胜方，一九五九年被派修建管理区猪场，限期五天完工。由于时间过急，猪场没修好，完工后又倒塌，管理区总支书记即加以“有意破坏猪场”的罪名，将他开除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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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贪污”。原敬老院院长曾树云有贪污嫌疑，但未查出根据，一九六一年却被特别集训、扣留了衣服被子等，至今未全部退还。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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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打骂群众，逼死人命”。原茶交大队副大队长黎子亭，被一个三青团员诬告打死一人，逼死一人，打残废一人，去年整风整社中，被斗争，开除党籍。属于这种情况的也有两人。对这些党员干部的处理，绝大部分是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管理区书记的个人决定，口头宣布，无任何手续。经过甄别，除两名的处理基本上是正确的外，对十三名党员的批判、处分完全错了，对四名党员的批判、处分大部分错了，各占被批判、处分党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八点四和二十一，二者共占百分之十九点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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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问题，引起了党员干部思想上的极度混乱。不少党员怀疑，这几年党员不象党章上说的了，说：“党员不如群众”，“当党员背时”，“当党员戴过”，“伤万年心”。他们在工作上怕带“红胡子”（怕得罪人）；对包产到户的问题，明知不对也不敢去，纠正，怕遭人恨，将来又挨斗争。说“过去喊我们下茅房都干，现在是老鼠子缝屁眼，遭一个怕一个”；“黄狗遭碓打，见到磨搭勾都怕了”。凯土大队的十一个党员，除两个刚下放回来的以外，其余九个中有八个都怕担任职务，支书也找不到人当。这就削弱了党对实际工作的领导，降低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有的党员说：“过去是党领导群众，现在是群众领导党。”被错误处理的党员，竟成了一些落后群众讽刺的对象，喻为“积极工作的下场”，连地主也敢指着党员的鼻子骂“你们也会有今天”，使这些党员无法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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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指示，对最近几年来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实事求是地进行甄别以来，这个公社初步甄别了十二个人，占应甄别数的百分之六十三点二，对增强党内团结和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都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做得还很不彻底，一是应甄别的还有七人未进行甄别，占应甄别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八。其中，有三人是只要充分听取本人申诉，经过支部全体党员讨论，就可做出结论的；二是已甄别的人中，由于一般是采取专案的方法进行，没有充分听取本人意见；甄别结果应该平反的，又只是在少数（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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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03.txt
@@ -0,0 +1,217 @@
+#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王达夫的罪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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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达夫，原名王兴亚、王震，信阳地委书记处书记，男，现年42岁，中农（据审查可能是富农）出身，学生成分，1940年入伍，1940年11月入党，河南省新蔡县人，历任小学教员、管理员、保卫股长、科长、县支队副政委、土改工作队长、情报处长、县委书记、地委组织部长、书记处书记等职。历史上，1938年元月曾投考敌豫北师管区军事训练队受训半年，班长徐迂，后逃跑。1939年曾参加会道门，1947年10月，开辟新蔡地区工作时，在光山县耿寨被敌人85师某团盘查扣押一天两夜，后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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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主要罪恶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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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威逼群众要粮，致人民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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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秋季，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时法周和县委委员兼李屯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胡向山，写报告给地委，反映李屯公社当时因灾减产、征购任务过重、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等实际情况。王达夫看后认为不符合实际情况。即亲自到平舆李屯公社进行调查。他不顾大片土地荒芜、种子、口粮、饲料三留落空、部分食堂断炊等事实，反而召开社、队干部会，搜集“瞒产”情况，批判资本主义思想。他声色剧厉地批判时、胡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方针、错误的方法、错误的结果”，并强调要当机立断，不用动摇，下定决心，搞好粮食入库，进一步挖掘瞒产材料，批判富裕中农思想”。当时，因该公社食堂停伙，县批有10万斤统销粮，王认为是“私自动用国库，要追查处理”，并宣布停止供应。王回地委后，在电话会议上宣布了撤销胡向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平舆县委扩大会议，对时法周也进行了批判。
+
+　　同时，王达夫在各种会议上，利用时机，散步反动言论。如去年6月25日，王达夫传达中央反右倾指示时说：“粮食是个斗争问题，是要不要总路线问题，要不要大跃进问题，要不要人民公社问题。”1959年12月，在社会主义教育现场会上说：“农村生活不好，主要是富裕中农反对三面红旗和两条道路斗争”，他强调大丰收不是小丰收，不是小跃进而是大跃进。并在一次公社干部会议上诬骂说：“有些干部已变成了反动富裕农民的防空洞。”
+
+　　他组织干部、师生、工人、驻军到鸡公山参加反瞒产假现场，并布置暗中互相监视，搜集“怀疑”者的反应。并说：“农村有粮食，不但有粮食，而且多的很，农村今年偷粮和任何一年不同，是大偷、集体偷，偷得方法是多样的，有的用棺材，把粮食当死人，抬到外边放着，谢桥大队现在弄出粮食88万斤，谁不信就看，不通就辨，各单位组织先进的、一般的、落后三种人参观，看看农村有粮食没有，外流的是富裕农民，怕劳动，不想干活，各机关不要留客，来客赶快叫走。”
+
+　　他在地专直机关干部大会讲：“私分瞒产是普遍的，社社队队有瞒产，这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又说：“淮北有一户农民因做饭不慎失了火，烧出许多粮食来，这说明农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多的很，这都是思想问题。”并说：“人民公社成立后，还有些顽固分子，有粮食不往外拿，把粮食隐瞒起来，有的埋在地下面，不往外拿，这是思想问题。”
+
+　　去年8月，他向全体干部作报告时说：“现在党内有严重的右倾情绪，如我区粮食大丰收，有人质问粮食为什么不够吃？群众生产情绪热火朝天。”还有人说：“群众生产情绪不高，干部生产方法不好，这都是严重的右倾情绪，看不到右倾是瞎子”，说虚夸是“罪恶”。“现在摆在全党面前的是统一认识，迅速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严重打击，使他抬不起头来，说不出话来”，并说：“右倾分子将我区粮食产量说成36亿斤，农村若拼命战胜灾害，保证65亿斤，对外保证70亿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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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3月15日在新蔡县公社党委书记会议说：“粮食一是国家供应，一是作（应为做，下同——编者）好工作，发动群众搞好分配，挖出粮食，从现在看来，还是要做好思想工作，现在以多报少是有的，做好工作粮食是很多的，要解除顾虑，下边有粮食不兑现还要国家粮食，如果解决好就不要国家供应，他们的粮食不公开，是思想还不够解放，有的承认有粮食不愿意拿出来这是思想问题，有的饿死也不吃，中心问题是思想发动不够，政策贯彻不够，有些地方“顶牛”了，问题还在大队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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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今春，天天开电话会，有时一直开到公社，说什么农村富裕中农气焰旺盛，必须坚决予以回击。1959年9月21日在地委电话会议上讲，“抓紧时机，在国庆节完成粮、棉、油任务，这个任务不能动摇，要批判右倾思想，反右倾，鼓干劲，树立完成任务的信心。在粮、油、棉征购问题上，资本主义思想和富裕中农思想要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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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1月27日王在地委电话会议上讲：“有的富裕中农还是很猖狂的，破坏生产，破坏粮、油、棉征购、闹粮、停伙。”“关于当前工作安排，路书记在潢川、平舆、确山第一书记会议上都作了安排，在三个会议上的报告常委都同意，已批转下去了，各县认真贯彻执行……。”“社员外逃的一律找回来，没有外逃的不准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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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2月8日王在地委电话会议上说：“全区在春节后兑现出粮食924万斤，红芋干48万斤，红芋折粮865300斤，棉花25万斤，油料79198斤……。从这些证明，只要抓好分配，树立坚定信心，深入发动群众，粮食潜力还是很大的……。”“要解决好生活，第一关还要正确认识1959年农业大丰收形势，要大讲，要肯定农业大丰收，……。”“在某些地方，单位和某些干部怀疑1959年的抗旱伟大胜利，怀疑丰收，对安排生活悲观情绪等，这都是不对的、错误的。目前事实上不是这样，是大丰收，有了这个情绪是非常危险的，有了这个情绪就伸手往上要，他不是通过工作安排去安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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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2月13日王在各县、市委书记会议总结中说：“坚决制止外流，消灭外流现象。外流的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是受地、富、反、坏、右、富裕中农的煽动；有的是害怕劳动；有的是搞投机生意；有的是想进城找工作；有的确因食堂停伙，我们领导未能及时想办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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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4月24日，王在地直机关区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讲：“发生浮肿病和死人现象，这并不完全发生在灾区，丰收地区也有，不仅发生在农村，而也发生在厂矿、机关、学校，像鸡公山也发生了浮肿病和死人现象，按鸡公山的产量比1958年多完成任务500万斤，……。不管怎么样说，不能因为发生了浮肿病和死亡现象而否定去年农业大丰收，丰收必须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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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1月底，王达夫与杨玉璞二人不经常委认真研究，就同意批转了路宪文在潢川、平舆、确山擅自召开的各县市委第一书记会议布置反瞒产的报告，使反瞒产迅速在全区推行。
+
+　　1960年3月16日，王达夫从新蔡向地委写了 “新蔡县在安排群众生活中（此处有2字字迹不清——编者）组织现场会公开兑现经验和意见”的报告（延炳玉等人批转到各县市委），报告中说：“新蔡在四级干部会议上安排生活时，除了国家供应指标尚缺粮650万斤，但是广大干部在党与政府对群众无比关怀的感召下，在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又自动报出粮食1600万斤。……截止四号，已公开兑将粮食350万斤。县委和公社党委对这次报出的粮食，都满怀信心的认为有70%以上的可靠性，并已被实践所证明。……因此，下面有粮食是肯定的。”报告中还介绍了经验，说：“在指导思想上，要解决下面有没有粮食，粮食在那里……等几个问题。有些领导同志，特别是公社一级同志认为，经过多次搞粮食工作，下面没有“油水”了，……。这些思想是错误的，有害的……。在粮食工作上有四种情况、四种态度：一种是不仅报出粮食了，而且公开兑现了自己的粮食，表示不要或减少国家供应指标；二种，承认有粮食，但不能公开。这种情况主要是怕兑现后外调；三种，自己有粮不报出或报后不兑现，偷着吃，同时向国家要供应指标。这种情况主要是想多吃；四种，有粮不敢报，也不敢吃。上述情况，一、四种较少，二、三种情况是主要的，这种情况主要是过去把门堵的太死，归纳起来有四种：怕领导追查责任；怕收回指标；怕外调；怕群众埋怨。”他在平舆县后，又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介绍了新蔡的“经验”，他甚之（应为至——编者）提出分片包干，座（应为坐——编者）下来和谈摸底，把粮食公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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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1月信阳鸡公山公社在未开反瞒产现场会前，有地委工作组的同志回来向王达夫汇报了该社严重死人情况，王达夫不相信，又派王副专员去调查（据王秉林讲，当时已死亡300多人），情况属实，对这种情况，采取了既不向上级报告又不提到地常委会上讨论，反而为了隐瞒错误，又与路宪文商量在鸡公山召开了全区各县市委和地专直机关、工厂、学校、驻军等参加的反瞒产现场会。当时有几个县没来参加，而为王达夫亲自加以指名批评。强调提出这次会议是一次最深动教育最实际的会议，没来的县都必须补上这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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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2月召开了各县委书记会议，介绍了鸡公山反瞒产现场会经验，让各县、市委普遍推行。同时在省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上把鸡公山反瞒产经验又向信阳全区出席这个会议的干部作了传播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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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张树藩去遂平搞粮食，没搞出来，张回来后王达夫又让我（武建华）去，我去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召开了各种动员会，想尽了一切办法，还是没有粮食，因而我亲自给王达夫把没有粮食情况讲了。讲后王达夫在全区电话会上点名批评我右倾，我搞的不坚决，还要求迁（应为遣——编者）兵调将，批评后仍是没有搞出粮食来，而王达夫一直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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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歪曲事实，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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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八月计委根据调查和各县报告，将秋季粮食予（应为预，下同——编者）估34亿斤，他多次批评否认抗旱成绩，“右倾”无组织无纪律。他无数次批判凡不承认西平小麦亩产7320斤的，就是不承认大跃进，就是右倾。去冬今春下边死人，浮肿病已达十分严重的程度，而他在干部大会上仍大肆吹嘘说：“下边如何吃的好，生活好，群众情绪高涨，赶着大车唱着歌。”
+
+　　今年3、4月分（应为份，下同——编者），他在地直报告中说：“去年虽有几十天的大旱灾，我区还是大丰收，部分受灾区发生浮肿病有三种原因：（1）气候问题，大旱之后就要有疾病；（2）劳逸结合不够；（3）部分社、队没有吃到12两粮食，生活照顾的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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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三、四月向地直干部报告中说：“杀牛是坏人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反对社会主义。”把干部、工人家属到城市找自己亲人说成是逃避劳动，逃避斗争，是给干部送西风，声色剧厉的评判说：“你是听党的话，是听你父母亲、爱人的话？是要社会主义，还是不要社会主义？党亲，还是父母亲、爱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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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达夫在地直大会上说：“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是粮食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在两条道路斗争中丧失了立场，跟着坏人跑，因此，犯了错误，富裕农民大搞瞒产，我们有些干部不但不坚决打击，又没有立场，什么观点。”
+
+　　今年2月王向学生报告说：“59年大丰收，原来产量100多亿斤，现在已落实到160多亿斤，农村有部分富裕农民对人民公社不满，进行闹粮食、闹食堂 ，有的说农村人民和牲畜死的很多，过去也死人，过去年轻也是一样死，老人死、小孩死，这并不奇怪。由于1959年天旱，冬季到来气候较寒，所以要生病，有病就有老年人死，中年人死，小孩死，这也是很必然的。”
+
+　　1960年9月17日，王在生救会（生产救灾会——编者）上总结时说：“最近逃荒情况很复杂，原因很多，不要把所有逃荒都说没有吃的。（1）二流子怕劳动；（2）做买卖搞贩运；（3）偷盗流窜犯；（4）干部作风有问题；（5）敌人破坏煽动群众；（6）有个别群众生活没有安排好，生活安排不好是有粮食，是思想问题，把粮食私分。平舆县一个富裕中农偷米800斤，现在私分很严重，只要深入就会发现问题。”“救灾不能搞组织，不能承认救灾，回去不能开什么会，要与县委研究形势，不能动摇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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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直机关干部会上报告中说：“人总是要死的，死两个人算不了什么，并说毛主席也要死的。”并说：“有些人就是成心破坏，死了人不埋放在大路上干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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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达夫为了彻底掩盖农村真象（应为相，下同——编者），去年12月分较为厉害的一手是积极主张在12月分情况最紧张、死人最多的时候召开了一系列的全区性的、规模较大的十个代表大会，这时农村正在成千上万的死人，还在那里组织各县报喜评比竞赛，大搞浮夸。如在评比会上有的公社因生活所迫把猪羊都杀吃完了，但还在会上讲：“我社、我队猪的繁殖增加了多少倍，有多少队达到了每亩一头猪”，并在几个大会上杀猪宰羊，大吃大喝，粮食大量超支，随便批准报销。仅一个多种经营会议吃水果糖3500多斤，香烟几十条，还吃点心、月饼、苹果食物。照相仅一晌午用去电灯泡子100多个，还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代表分别得到了钢笔、日记本、锦旗、球衣、球裤、衣服等不同奖品，大量挥霍。这几个大会约浪费十几万元，同时，差不多每晚都有晚会，大部分会议都抽几十部汽车送代表到平桥南湾等地参观，轰动全市，群众反映极坏。这些会议绝大多数都是路宪文、王达夫亲自搞的。
+
+## 第三，弄虚作假，骗取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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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王听说国家档案局召开档案工作先进经验交流会，即叫通讯员和干部布置了一个所谓召开科局长会议研究档案工作的假现场会，拍了几张照片，作为“领导重视档案工作的经验”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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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年秋，他到处吹嘘，鸡公山是万斤乡，说：“5000斤有把握，万斤有希望”，并批判说：“谁不相信就是右倾，就是看不见新事物，就是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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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地区钢铁产量，上报是36万吨，掌握是10万吨，实际是7万吨，好钢只5万吨，是王一手掌握搞的。1960年小麦予产，县报200多斤，王叫报300多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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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蔡一头母猪生60头子猪，一头羊生30头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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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10月27日多种经营大会上王报告生猪发展到340万头，有285个大队实现一人一头猪，有188个大队实现一亩地一头猪，并且河南日报发表消息，实际上6月底全区不到200万头猪，7～10月根本没发展150万多头。
+
+　　王亲自召开金牛山铁矿和平桥钢铁厂八化，实现十二化的假现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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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秋报告说：“全区出现了千斤县，信阳县出现了几个千斤乡，出现了很多千斤队，吹嘘遂平一个大队红芋定量40万斤、60万斤是敢想、敢干、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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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冬今春他让讲师团的同志写了多次文章，并将别人劳动的成果盗抄过来签上自己的名字，送河南日报和中州评论刊载，仅一次就得稿费百多元，不仅得了名，而且得了利。）
+
+　　谁不相信今年（59年）是大丰收，大红芋、大萝卜就是炮弹，用这个炮弹打他的右倾，把大红芋、大萝卜挂到他的脖子里，让他到现场去看。他并叫遂平嵖岈山公社韩楼大队社干部申传江在地专直机关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介绍一亩地产红芋50万斤的经验，并布置讨论这个报告。
+
+　　有一次王达夫向农科所张绍儒说：“你们试验站水稻亩产多少？”张说：“2000斤” 。王说：“还能跃进不？”张说：“2500——3000斤”。王达夫说：“这个右倾头脑子，不行5000斤、1万斤、一万五千斤中不中！”
+
+　　大抓生猪时，商城长竹园一个大队实现了一亩地一头猪，为了虚夸成绩，王达夫叫崔经山，把一个大队改为一个公社，后来都去参观，弄得公社没办法，赶快采取措施，把全公社的猪都集中起来，结果花了一千多元，死了一千多头猪。
+
+　　王达夫不顾实际情况，擅自拨款100万元给信阳钢铁厂建土炉子，建成四个，有两个到现在还没用，小高炉也没全部投入生产，造成几十万元的浪费。
+
+　　同时，今年夏季王达夫在信阳钢铁厂，命令在一个月内建成鹤壁焦炉350个碳化室，共投资50多万元，这样重大建设既没经地委研究，又没有经省委批准。另盖储煤棚3000多平方米，投资款10万多元，至今省厅不投资。由于此，王达夫给信阳钢铁厂造成220多万元的赤字。
+
+　　1958年冬，他在地专直机关干部会上讲：“我们今年在农业上是大丰收，平均每人2800斤粮食，总产量达到200多亿斤，解决了历史上没有解决了的吃饭问题。粮食，目前不是吃饱问题，而是吃好问题。”
+
+　　1959年10月，王在地直干部大会上讲：“早稻，全区平均单产598斤，杂粮平均单产338斤，淮滨栏杆大队118亩红芋单产63200斤，城郊公社赵湾大队第三生产队六亩花生单产8715斤，罗山莽张公社长塘大队妇女试验田亩产5038斤。”
+
+　　王达夫今年主管工业，浮夸虚假严重，今年上半年工业产值报6亿元，钢铁小土群产量报9000多吨，八月分召开工业部长会议核实今年上半年产值3亿元，钢铁小土群完成6000多吨。
+
+　　今年2月到淮滨检查工作时，研（应为赶——编者）上该县正召开扩干会议，王听到一个干部反映说有个公社（记不清那个公社、大队），群众生活安排很好。王达夫马上就去总结经验，结果到后这个公社食堂停伙，人员外流，死人情况很严重，王达夫不叫写这些材料，怕影响不好，暴露死人。返县后住了三天，据淮滨干部讲，王达夫在这样情况下。除每天吃好饭外，每天夜12点给他做饺子吃，县委成条子烟送给他吸了不给钱。
+
+　　今年春季专民政局召开烈属和转业军人代表会议，彭育民局长根据省委指示精神，要在这个会上讲生产救灾，王达夫不让讲。不承认农村有灾情，据说把彭育民局长还批评一顿。
+
+　　今年元月分，专公安处统计全区死亡人口20多万人，要向省厅上报，而王达夫阅后，怕暴露真象，不让上报，让政法部门打电话通知各县、市委重新审查，经过审查减少了，特别是王达夫指名审查的商城、淮滨等县，减少了一半以上，这时才批准了上报。
+
+## 第四，生活腐化，作风特殊，变成特殊阶层。
+
+　　作报告时让老婆小孩乘小汽车同坐，老婆小孩同吃小伙，爱人看病、看戏也同样让汽车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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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在光山检查工作，顿顿单做端吃端喝，肉、花生米、鸡蛋，顿顿几盘几碗。）
+
+　　今春三、四月在塔桥公社，夜晚演剧，11点吃正桌夜餐，吃猪肉、大鱼，召开大队支书会说：“只有努力顶过去这一关就是胜利。”
+
+　　今年1月27号王在专区教育工作者先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单独吃小伙，鸡鱼、肉、蛋具（应为俱——编者）全，大吃大喝，照顾大会的水果，点心他们成包购买。
+
+　　今年七月地常委鸡公山扩大会议，大吃大喝，除按规定补助外，超支900多元，吃饭不定量每人每天合18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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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春王达夫到确山蜘蛛山铁矿检查职工生活安排，当时农村死人很严重，可是他到蜘蛛山时，几十人化装歌舞欢迎，大吃大喝。午饭后又到明港钢铁厂，又是大吃大喝，又将明港剧团已经出了戏报，化了装的演员，停止演出，到钢铁厂演出欢迎他。
+
+　　今春到罗山县检查工作，一顿吃20菜，群众反映比我们一年吃的还好。
+
+　　在去冬今春农村情况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批准成立专区歌舞团一个，由各县派来了干部、工人、教师、学生、演员，各县不给人员批评各县本位，下边反映极坏，并抽集了十几万元现金去购买了大批绸缎衣服，乐器，道具等物，有钱不搞生产救灾，而把钱用于享受。
+
+## 第五，包庇纵容坏人坏事。
+
+　　1、去冬因潢川某些社、队干部吊打群众被撤职法办，批判政法部门右倾说：“政法部门谁专谁的政？为什么要法办他们？他们打的是富裕中农反动富农，打的对嘛，你们回去检查一下，凡属于这一类被法办的，一律释放，回归名誉。”
+
+　　2、汝南县事务长系新蔡人，解放前曾在伪政府是统治人物，解放时曾带地主反动武装——游击队打过解放军，今年上半年王指示接收了该人入党（待查）。
+
+　　3、去秋王报告中批判说：“有些同志下乡，看到下边同志打人，就未看为什么要打人，打的是什么人，在啥情况下打的。这些干部打人是为了保卫三面红旗，被打的这些人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
+
+　　4、去年遂平石寨铺公社书记徐世兰亲手打死人，县委请示地委给开除党籍法办，王说：“动机是好的，结果只批了警告处分”。
+
+　　5、1957年地委组织部，办公室揭发了右派分子孙庆礼向党进攻的罪恶事实，并数次要求开展斗争，而王达夫再三不同意，并叫张茂春给有关同志解释。叫人家说明孙过去一贯表现好，最后在不得已地批准斗争，为什么呢？就是孙是他一手培植的心腹人，他到地委组织部将孙带到地委组织部，他到地委书记处，又将孙调到地委办公室。
+
+　　6、专粮局郑汉文历史上有问题未结论，南下时带着国民党员证，对党不一心，工作上一贯下游，并且包庇其大恶霸舅父，就这样被王达夫提拔为副局长。
+
+　　7、 专商业局李耀东是个假党员，审干时对党不满，整风中被帮助，与党闹不团结，被王达夫提为副局长。
+
+　　8、专商业局生产站曹凤同，是土匪出身混入党内，在工作中一贯拉拢坏人打击积极分子，肃反中组织上已发现了，后他装病一直不工作，工资照发，批评他不服气，亲自找王达夫写信。站、厂也写过单行材料上报，至今不处理。王达夫在正阳任县委书记时，曹任县委组织部长，最了解情况，但不处理。
+
+　　9、 去年夏季为严肃党纪国法，地委专门召开了各县市委组织部长、监委书记会议，准备严肃处理一批违法乱纪分子，各县劲头都很大。但是，王达夫最后代表地委结论时，同路宪文说法一样，怕给干部泼冷水，怕影响干部积极性，在会上只讲好的，而不强调处理，因而各县、市在会上站出600多个需要受到党纪国法不同处理的干部就“逍遥法外”，直至违法乱纪发展到如此严重。
+
+## 第六，见死不救，毫无人性。
+
+　　1，去年反右倾，他布置思想排队，组织排队，认为家里死了人的干部，对共产党能满意吗？
+
+　　2、他布置常献清说：“你谈谈话，如果思想情绪不好的话，马上调出去”，地委通讯员小王家中人死光了，寄10元作买棺材用，也被小队干部贪污。
+
+　　3、去冬信阳市外流群众遍街，其状甚惨，不少干部给钱救济，王在大会上批判说：“凡是外流出来的没有好人，不是地、富、坏、右，就是抵抗和反对公社的，不就是好逸恶劳，逃避劳动而往外跑。”强调今后任何机关或个人，不准救济“流窜犯”，批评给钱的干部是什么立场、观点，要各机关领导追查，作出检讨。
+
+　　4、他在信阳鸡公山现场会上说：“今年大旱，人畜死亡是很自然的现象，没有什么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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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他在地直干部会上，批判民警掉泪和一个营业员为外流受饿、遗弃子女而同情掉泪，追问是“啥立场”，有人说：“浮肿病和死人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追问是啥立场、啥观点，说“美国杜勒斯营养好，他还是死的。”要追查营业员的出身。
+
+　　6、王在去年向地直干部作报告时说：“外流的人都不是好人”，“死人过去能不死人，人总是要死的，光添人不死人就合乎事物发展的规律。”
+
+　　7、今春三月王去新蔡（其原籍）检查工作时，中途许多社员拦着他的车反映停伙断炊没粮食，王达夫听说其中有一个是干部因反瞒产被斗，即扣一个罪名说：“这是农村标准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说罢坐车就走了。到新蔡县委后，让县委第一书记王聚德侦查这两个人情况，说一定是富裕中农，不是好人。
+
+　　9、王作报告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没好人，凡是外流人都是二流子懒汉，不务正业”，他动员干部不能有任何仁政观点，动员干部不准给外流人钱和东西。
+
+　　10、今年5月，上蔡有些群众拿鸡蛋到商店换盐煮菜吃，王在电话会上批判，这是主张开小伙，不准商店这样搞。
+
+　　11、今春李杰从信阳市杨河公社回来向王汇报三个大队死230人，全社33个大队，生活安排好的11个，其他大队没有粮食吃，王置之不理。
+
+　　12、今春周承茂从正阳给王写的报告，反映同钟公社死亡8000多人等情况，王置之不理。
+
+　　13、今春3月，王达夫路过淮滨建湾，该队社员见地委来人了，有不少人围着，给王达夫叩头，哭着说：“病人很多，有的死在屋里无人埋”等，当时也没有解决就走了。
+
+　　14、去冬淮滨赵集发现人吃人，王明富接电话后就给王达夫汇报，王也不表态。
+
+　　15、王达夫今年3月回家，亲眼看到家乡的情况，农村没有粮食，你亲叔叔饿死了，你原先离婚的妻子也饿死了，不少乡亲也饿死了，你为啥没看到，为啥一点也不管呢？路上死人没人埋，医院死人成垛，你为啥一点也不难过，许多都是年青人，正能干的时候死了。你还算是个干部吗？
+
+　　16、去年11月中旬，潢川双柳公社一个医生亲自给王达夫写信，反映该公社因天旱无雨，征购任务过重，而造成大量食堂停伙，人口外流，丢弃小孩，已死亡2000多人，要求王达夫拿出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亲自到双柳公社视察群众疾苦，急救全社人民，火速火速。王达夫接信后派地监委干部进行了检查，检查证明，除了两头不算（即老人、小孩不算）外，实死1700人。在这样万分紧要关头，不积极解决，也不向上级反映，也不提到地常委会上讨论，不让地常委和地委同志们知道，把这样人命关天的大事情隐蔽起来，直到鸡公山会议才被揭发出来。
+
+　　17、今年元月统战部王秀轩（副部长）同志到罗山竹杆公社检查工作，发现该县因没粮吃，而饿死者一千多人，为帮助地委及时了解情况，亲自给王达夫写了报告，后又用电话把此情况告诉了地委办公室。但王达夫接到这个报告后又瞒起来。一直是怕暴露农村真实情况。
+
+## 七、作风粗暴，品质毒劣，打击报复。
+
+　　1、有干部提出意见，地委在市内或非因公不要坐汽车，他在会上批判说：“为什么不叫地委座小车？ 是地走快还是座车快？是地走对工作有利，还是座小车对工作有利？”
+
+　　2、1958年秋的一个下午，王在专属大院，向全体干部作报告，到会几千人，后边一同志因听不到，写了一个纸条子，要求声音放大些，王当场停止报告，追查写条子的是谁，他当众大发雷霆，说“我报告的不好，请你上来讲，我看你还不好我哩，骄傲什么。”
+
+　　3、去秋地委召开公社财贸书记会议，王在报告中批判一公社财贸书记接受任务不够快，让人家站起来叫大家看。
+
+　　4、批评林业局以木材换肉，实际没有此事。批评工业局张凤德（局长）听他的报告中途退场，实际是省工业厅负责同志要汇报。
+
+　　5、去年麦季，南湾水库蓄水极深，王达夫为了全家游山逛景，多次令南湾水产站开汽船下水库扑（应为捕，下同——编者）鱼，又一次开了一只汽船，一只木船，王达夫带着他的老婆孩子乘船在水库周游一遍，不仅浪费了人力物力，而且还大批评水产站无能，为什么鱼都扑不上来。
+
+　　6、1957年他在全体干部报告会上，曾三次宣布撤销范金玉任新华书店经理职务。
+
+　　7、去冬财贸系统提拔一批干部，其中一部分他擅自决定，没经地常委研究。
+
+　　8、去年下去检查工作，三天跑9个县。机关五多由他一手制造，他有时一天开两个电话会，一度每天夜晚都要开广播会，有不少在电话会、广播会上说过的东西，又叫速记的过来大量印发。
+
+　　9、负责群众来信来访，既不接见，又不认真处理来信，仅批××阅办即算了事。
+
+　　10、王达夫指示叫把潢川七里岗修为七里平，据说修这个七里岗伤人、死人不少。
+
+　　11、法院马院长一天拿案件找王达夫批，王问都是什么刑期，马答都是死刑，王达夫没看卷，在每一案签上都批上同意，马院长拿回去一看还有徒刑。
+
+　　12、今年秋季省委为了支援信阳地区抗旱保苗运动，拨给柴油机82台，电动机带水泵32台，并再三强调不准挪用，而王却放弃农业不管，把这批机器全部分到工业上去了。
+
+　　13、今年8月20日省委指示基建计划外项目一律停止，而王通知专财政局把专招待所饭厅、予（应为豫——编者）剧院和钢铁厂三个计划外项目例外。
+
+　　14、1959年12月20日王在地委电话会上讲：“地委要求十一天时间内，在水利任务上要求为完成十亿土方向元旦献礼。要求一天内现在1700万方的日进度，提高到2000万方以上。光山全县平均每人每天30方土，新蔡25方土，光山、新蔡能够这样办，其他县也是能够这样办的。劳力不足的要加强劳力，领导不强的要加强。”（以上亦未经地委研究，要求也脱离实际）
+
+　　15、今年5月，我在民主路上岗，他的小包车从地委出来转弯时不发信号，他从车子里走出了把我们张队长大熊一顿，他回去后通知公安处又把我们局长熊一次。
+
+　　16今年七月地常委在鸡公山会议上检查去冬今春错误时，地委党校严仲儒的发言是攻击地委，实际上是怕攻击路宪文，王是给路宪文打掩护，包庇路宪文的行为。因为路宪文的问题是和王达夫商量搞的，王达夫也怕暴露自己问题。因此指示王秉林（副秘书长）马上要把严的发言稿收回打印给到分地委，准备开展批判辩论，后被地委制止，这是一种压制民主打击行为。本来路宪文的问题王达夫是了解的最多，但是王达夫在鸡公山会上并不揭发，反而压制民主打击别人。
+
+　　17，鸡公山会议期间，因王子祯揭发了路王延三位一体独断专行的材料，王达夫听后很不满意，会后给武建华讲，老武，王子祯今天在会上“放啦！”意见还多得很没有放完，同时又说李瑞英也准备在会上放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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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破坏党的集体领导，擅自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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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去秋在抗旱斗争中，因汝南和平舆两县因水利灌溉发生了纠纷，而王达夫不经地委常委讨论，擅自准备处分：汝南县长刘占明，给了刘从党内警告处分。
+
+　　今年抓工业，而不经地委常委讨论决定，擅自让组织部给工业系统调县区级干部50多名，同时也不经地常委研究自己确定分配。如商城公安局长王志刚（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已法办）而王达夫报名调平桥钢铁厂任保卫科长，在任职期间回商城又搞女人。又如罗山县监委副书记赵永升（强诱奸妇女很多，送回集训），调来分配信钢水泥厂厂长。西平县工业部长王彬，几次动摇妥协，这些问题王都是知道的，可是又把他调来分配到专工业局任局长。
+
+　　2、今年六、七月分王达夫、王子祯布置叫专商业局长去淮南搞煤，进行大协作。以地委名义写信，只要给煤要啥给啥（这时中央指示停止大协作），但他不但不执行，反而大搞。我去后没有敢搞，就又回局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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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一真给福建省委、省监委和省委甄别领导小组的信
+
+　　<江一真>
+
+　　（省委、省监委和省委甄别领导小组的各位同志：）
+
+　　兹将我的申诉报告送上，请审查：
+
+　　……我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央的同志支持叶飞同志对我展开斗争，福建党的同志响应号召，积极参加斗争，这是能够理解的。对中央的同志和福建的同志们，我是没有意见的。因为这场斗争，是叶飞同志利用了中央和福建党的同志们当时不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的情况下制造出来的；同时，许多材料又是作为第一书记的叶飞同志自己提出来的。因此，在当时，中央和福建党的同志们当然会相信和支持叶飞同志。对于叶飞同志利用中央和同志们对他的信任和支持，利用接受上级的方便，滥用党给他的权力，制造了许多虚假的材料，来欺骗中央，甚至欺骗毛主席，蒙混同志们，以实现他封我的打击报复，对此，我是不能没有意见的。
+
+　　……我虽然在斗争大会后期，即10月8日在几位同志好心善意的劝说下，曾经一度发生过小的摇摆，但很快就清醒过来了。抱着暂时牺牲党籍和下放当农民的决心，坚持真理到底。……我应该承认，我受党内思想斗争的锻炼是不够的。在开始斗争我的时候，在受到打击、委屈的情况下，有些沉不住气，态度不够好，表现很激动，不够冷静。当有人对我提出一些无事实的意见时，不能够虚心地听取，不像平时支持群众斗争别人那样，去热情地支持群众封自己的斗争，在斗争之后，仍感到一肚子冤屈，当我一想到无辜地受打击，心情仍会激动，甚至有时表现沉闷。我的这种态度，是不对的、错误的。
+
+　　……我肯定地认为，叶下决心和我及魏决裂的主要原因，是魏向谭老反映了他的几条缺点，是他听说我向少奇同志告了他的状而引起的。这是发生决裂的爆发点、导火线，由此，他就作出这样的结论：魏、江是反党，是反党联盟，而江是联盟的首领，然后用这个“框框”去发动、指导和组织整个斗争。
+
+　　在省委扩大会斗争我的后期，叶甚至在会上公开宣布说：“实际上江一真可以开除党籍，他的工作能力还不如一个一般的省委委员。”奇怪得很，只要叶对你有了成见，下决心跟你决裂，甚至连你的工作能力也不如从前了。叶这种对待同志的态度，不仅见於我，而且也见於其他同志身上。
+
+　　……对我斗争以来，叶对上利用了中央对他的信任，对我的问题进行谎报，以取得中央的支持，对下则利用党给他的权力，在斗争之始，斗争之中、通过决议前直到斗争之后，抓住各种机会、场合，反复宣布斗争江魏卢是中央批准的、柯老张老邓老等中央同志支持的、省委一致通过的，以利动员群众力量，燃起斗争的火焰，发展与巩固所谓“斗争江魏卢的胜利”。
+
+　　……福建党，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集中统一领导下的一个地区党的组织，福建党的负责同志——叶飞同志，是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的一个干部，他不是一个独立王国和独立党的领袖，他必须执行党中央统一的路线、政策，我深信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个天他是遮不住的。因此，我也就更加满怀信心地，自始至终地坚持真理到底。……
+
+## 3月2日江一真给伍洪祥、林一心的信：
+
+　　……由于我一直没有得到机会向省委、省监委进行系统地申诉，所以在这个报告里，我就不得不较全面地说说我的意见，因而报告文字就显得长了一些，请原谅。
+
+　　华东局早就正式给我来了信，要求将我对甄别我的案件上的具体意见，给他们写报告去。我无力另外重新写起，打算将这个送给省委的报告，加以斩头去尾、略予修改之后，就给华东及中央有关负责同志送去，因此请您转办公厅及时将我这个报告印发，并请给我发七份，以便修正上报，是荷。
+
+　　 来源：钟兆云、王盛泽《赤子之心——江一真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553-5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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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 @@
+#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刘海清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刘海清，男，现年34岁，中农出身，学生成分，住商城县双铺区三里坪公社。该同志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乡征粮干事，县党训练班干事，区委组织干事，区委付书记、书记，五八年公社化后，任长竹园公社第一书记。
+
+　　主要社会关系：父亲刘荣彬，当过伪保长三个月，伪甲长四个月，1957年因破坏征集工作，被判管制二年。
+
+　　该同志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长竹园任第一书记期间，因不关心群众疾苦，克扣社员统销粮，支持违法乱纪克扣统销粮被集训，现全部资料已全部落实，其主要错误事实：
+
+　　1960年2月，上级已发现食堂停伙，人口死亡的严重问题，拨给了统销粮，当时县委分给了长竹园公社统销粮十五万斤，而刘海清同志私自扣下了四万两千五百斤（对上级报发给了木厂河大队，实际未发），直到三月分（应为份，下同——编者）才发给了木厂河三万斤，还扣留了一万两千五百斤。1960年元月分县委分给长竹园公社饲料五万斤，刘确又扣留八千斤（稻谷，折米六千斤），共计扣留了一万八千五百斤。加之公社筹集的工业用粮，到60年接麦尚结余19610斤，合计到1960年接麦，全公社尚有粮食38110斤。而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全公社饿死2200多人，当时刘手里还有这些粮食，没有很好的及时拿出了供应当时食堂停伙，因此长竹园公社饿死社员，刘应负重大责任。
+
+　　长竹园公社的违法乱纪不断发生，这与刘海清同志见到何听到违法乱纪情况不佳制止是有密切关系的。如1956年10月分，公社在金家榜召开反右倾党员大会上斗争党员熊书生时，当时把熊嘴、鼻都碰开，身上摔伤，刘对当时这种违法乱纪行为却不加制止。1959年7月，上方山大队支书彭瑞成逼死社员谢绍能一事，当时由陈子元向刘写了专题报告，刘却置之不理，以后陈又向刘提出处理，刘说：“你们看问题要全面一点，人家是贫农成分，工作积极。”由于对彭瑞成不加处理，彭于1959年10月分在反瞒产时，又亲自打死社员胡子贤，从上述几个事实来开，刘海卿同志对违法乱纪不是坚决制止态度，促使下边违法乱纪一再发生。
+
+　　1960年5月分，刘到两河口去，路过管家冲碰见路上一个死人，刘当时对陈子元说：“这些都是富裕农民，东跑西奔而死的。”1960年元月分，药卜大队向刘在电话上汇报邓畈路上死了一个人，管卜顶路上死了一个人。刘说：“那里死就在那里埋，不要大惊小怪，送到僻静的地方，死人吗！，不是常有的事。”
+
+　　综合上述事实，刘海卿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别是在群众停伙断炊的情况下，手中还有一部分粮食却不很好的安排去走内涵生活，加之长竹园区是我县代食品最多的地区，完全可以减少群众的死亡，而刘不顾群众的死活，对违法乱纪又不加制止，给党和人民造下了不应有的损失，本应严加处理，但该同志检讨比较深刻，本着从宽处理的精神，经县委研究决定给予党内警告。
+
+　　 中共商城县委1962年3月13日
+
+　　我同意组织对我所犯的错误实事的结论，但是只要陈子元关于上峰山大队彭瑞成打死谢绍，陈有专题报告，我没有见到，我知道是4月开党代会时听到。
+
+　　 刘海卿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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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06.txt
@@ -0,0 +1,51 @@
+# 自我检查
+
+　　<原中共商城县钟铺公社第一书记、冯万群>
+
+　　把我1959年和1960年春所犯错误与罪恶事实，再作如下的彻底的(应为地，下同——编者)检查交待。
+
+## 1.浮夸虚报
+
+　　我的浮夸风由1958年就开始存在着，危害着人民。1959年在县委所召开的反瞒产会议上，我用评比、竞赛、报喜等办法，致配（应为使——编者）到会的小队长以上的300多名干部，共报了一亿二千万斤粮食，回来后又在全社开展反瞒产运动，又在鲍楼大队召开所谓粮食现场会议，我听到胡延光、陈正康说鲍楼验收有16万斤（实际仅有9万斤）后，我就组织铜山、观庙等管理区干部和生产队干部参观，继续组织反瞒产高潮。由于我的浮夸，追逼干部报粮，有许多弄虚作假，没有粮食说有粮食，造成了观庙的惨痛的事件。1959年夏季当旱情日渐发展、正是抗旱的紧要关头，我还提出什么抗旱丰收，过什么粮食过关运动，浮夸说：“全社达到一亿二千万斤粮食，日子就好过了，八千万斤日子不好过。由于百日大旱，粮食作物遭受到大大减产，全社9斤（应为万——编者）亩水稻，就有4万余亩受到不同程度的灾害，旱情几乎无收，产量不足3千万斤，应该向省委如实的反映灾情，求得合理解决，而我却没有将灾情如实上报，反而浮夸说是百日无雨保丰收。由于我的浮夸，下边的虚报，对实产不摸底，又按特别丰收的地区分配了全社1700万斤征购任务，造成粮食普遍透底，当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时，生活无法安排，以致引起后来的大量食堂停伙和饿死人的惨案。
+
+## 2.反右倾，搞核产，违法乱纪：
+
+　　1959年10月为了贯彻县委扩干会议精神，我在陈畈召开了全社的党员大会和积极分子大会，共到会的有1500余人，当时主要是反右倾，保卫三面红旗，安排生产和安排生活。在反右倾中，由于我没有认真的执行上级政策，反准牌确实的存在的右倾思想，对当时的右倾思想与反映实际情况（复印时漏缺第2页，以下为第3页）
+
+　　的思想界线未能研究划分，结果错斗了一些说实话的好干部。冯光兴说大都没有粮食吃了，翟畈同观庙管理区说他反对大跃进，进行了斗争，会议经过党委研究的斗争对象26人，批判的28人，实际各管理区共斗了有120多人，其中有很多是贫农出身的干部因说实话被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帽子，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在斗争中由于未很好的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发生了炒盐豆子、推拥、按头，甚至（揪）耳朵、拳打脚踢等各种违法乱纪形式，汤泽山在大会上被斗争时，身背被挨了拳头子，孙庭山在铜山管理区干部中被斗争时被按头抓头发，当发觉后未采取坚决的态度制止，仅是就说以理服人，不要动手，当违法乱纪发生普遍的时候，虽然召开过两次会议，也指出过打人不对，影响不好，不是以严肃制止的态度，并说运动不是绣花，不要给积极分子大泼冷水，要有适当的方法背后制止就行了，对违法纪乱纪的人又没追没查，会议至发展到炒豆子、打人成风，据揭发被斗的干部80%的人受到不同程度的炒盐豆子、按头和挨打，严重的被致伤，如岳作太因被按头拔头发头也弄肿了，据肖文宣揭发说，胡海红的耳朵也被搞破了，直流鲜血。陈畈会议的影响，全公社的违法乱纪更为普遍，起到了训练打手的作用。
+
+## 3.反瞒产逼净粮食：
+
+　　全社1700万斤的征购任务完成到80%的时候，群众干部作急生活安排，征购进度异常迟缓，我一直追逼粮食入库，不管群众的生活的实际困难。1959年9月下旬开寺大队因灾减产，征购完成到17万斤说没粮食了，抓着个别干部分粮的现象指示戚新宽到开寺召开所谓粮食落后的现场会议，叫全社没有完成任务的干部都去参加，以开寺干部为重点，批判其右倾和抵触征购思想，并且用田地亩、产量、收支三站队办法进行算帐报粮，叫各队限期完成，布置后我去县开会走了，由戚新宽主持。又如1959年10月我正参加县委所召开的反右倾斗争的县委扩大会时，王汉卿在征购问题上批评钟铺党委是赖抵硬抗，任务完不成是本位主义，是思想问题，并说先国后社，任何情况都要保证任务完成，并叫我回公社设法突击完成。以实际行动向国庆节献礼。我在王汉卿的指示下，不愿实际情况回到钟铺公社，对已完成任务翟畈和匡店管理区又增加了12万斤，布置周兴武和汪长述负责完成，除此我又到何铺召开未完成任务的管理区书记会议，参加有彭庆（此处1字不清——编者）、戚新宽、胡明香以及粮管所的干部，在会议上一方面批判右倾思想，一方面算帐，一再强调完成任务，并布置号召所有干部要以实际行动向国庆节献礼，将现粮送去先完成任务以后再说，并叫粮食管理所干部向县委报完成了数字，以免受批评，之后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又组织了灌仓，开过会后我又进县参加会议，以后县委又派陈耀卿同朱玉荣负责钟铺征购，由于再三再四，粮食逼净，社员生活无着。
+
+## 4.指使破获杀牛犯，办案之中致死了人命。
+
+　　1960年春有何铺王殿荣向我汇报说：“匡店大队黄龙门偷杀何铺大队耕牛一条。”我说现在生活已安排好了，又杀害耕牛这是破坏行为，就指使王殿荣去破获杀牛犯，找到凶手王殿荣就去匡店捕杀牛的人，我并叫当时的司法部长程玉由钟铺农场赶到何铺专办此案，并指示程玉弄好材料，报请公安局。当天王殿荣等就将黄龙斗、鲍发友（地主）、杨传举（中农）由匡店赶到何铺，程玉也赶到何铺，就对被捕人进行审讯，这时我在何铺信用部屋里住，天将黑时，我听到后边屋里有人叫喊：“我的妈呀！”听到后我就喊程玉问：什么人吧叫喊，你赶快出去看，他们别胡搞。程玉就急慌走着，见一个人被捆在柱子上，程玉就给他放开了，天黑了，我就休息了，也不知道程玉等夜里对他们怎样审讯的？一夜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有肖文兴向我说：昨天捕的杀牛的死了一个，我问姓啥，他说鲍发友，怎样死的，不知道。我又找陈玉问死者的原因，程说：鲍昨天弄来就有病，又被雨淋了，来时病就很重了，我问他他已经答不明话了，后我又给他弄到饮食部门市部用米汤灌，但不行，天亮时死的。我又问：没捆没打吧，程说没有摸过他，我说没打没事，死了不怪你，我就叫肖文兴通知鲍的家属，后说他家庭没有人了，我就布置肖文兴给他埋了。至于杨传举（中农）这次运动揭发他是在何铺回家中途中死的，我才知道的。这两个人的致死，我虽未亲自动手或发觉不制止，但办事人按我的指示，事中不问不管，事后没有详细追清，我也有一定的责任。1960年春（三、四月份）有原公社妇联主任王殿荣前去查实破案，王去后在黄龙斗家除发现黄家中有牛皮牛肉等情况外，并向我说：“黄是一户独家在一个深山小村里，在一（应为以——编者）往土改复查和粮食统购时曾多次骂过干部，思想非常落后，现在他也不参加集体生产了，也没有加入食堂，还是一个单干户，他家中的粮食现在还有几斗没吃完，我们没有让他拿走。”何铺大队支书汪安海说：“这粮食应该赔给俺大队。”王殿荣问粮食如何办？我说：“偷的粮食都收归为食堂或交给大队，要通知匡店大队叫黄加入食堂和参加集体生产，不允许单干。”在我的这种指使下，王殿荣和王安海就将黄的粮食搜查担到何铺大队来了，当时我叫粮食交给匡店大队，王说：“他们给我队的牛杀吃了，粮食我们不给他队。”就这样把黄的粮食没收了。
+
+## 5.搞建设，铺张浪费，致死人命：
+
+　　1960年2月有余重禹提出公社办盖一座办公室，组织的有我戚新宽、朱玉荣等几人参加的会议，研究讨论是否盖办公室，余说：“钟铺公社没现成的大门，连房子住都没有，真不象话。”在会议上我尽不考虑到群众贫困情况，不仅不反对，反而积极的造成说：“认长远打算，还是要盖”，我说要盖抓紧盖起来起来。在我的积极支持下，其他人都同意了。这次会后我去郑州开会走了，余又召开党委会进行研究通过，并指使朱玉荣、周以迁具体负责。就这样不顾其党的影响、群众生活的疾苦，就盖起了11间大办公室，即用工3000余个，粮食16000斤，大小木料1500多件，合计浪费折合人民币28000多元。更为严重的是在房屋建筑期间，忽视施工工人的安全教育，加之工人缺乏经验，在盖屋架时倒歪了屋架，发生了公（应为工——编者）伤事故，当时被撞倒摔死的一人，负重伤抢救无效而死的一人，还有11人受伤抢治抢治后才痊愈。不仅浪费了人民财产，给党造下了不良影响。
+
+## 6.阶级路线不明，忽视组织原则：
+
+　　在使用干部上不是完全坚持党的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其看表面，忽视本质。公社委员会秘书孙振春，地主成分，又是三青团员，表面上看他工作积极，写作能力强些，就认为他是好干部，不仅叫做秘书工作，开党委碰头会除了党的建设、干部工作和传达上级党的机要指示文件等不参加外，在研究生产计划，汇报生产、粮食及社员生活等一般的党委会议上，让其参加听汇报、记录，为党委起草报告和文件等；不是党员叫参加党内会议，违犯党的组织原则。一次更为严重的是我根据县委传达鸡公山会议精神在公社召开的党委会，在党内贯彻强调说老实话，上下一条心，反虚夸，实事求是，加强集体领导，并接受教训，也让其参加会议作记录。这样的会议为什么不去挑选党员干部来参加会议作记录呢？从我的思想已经把这个地主出身而又非党的干部看成是党内人了。这是我毫无组织观点和严重违犯党的组织原则极端错误的作法。
+
+　　另外，在1960年春有余重禹提出，孙迎山和冯力军调到公社办公室写上下联系和统计数字。这两个干部都是地霸（地方口语，即地主恶霸简称，下同——编者）子弟，当时我虽然向余提出反对的意见，说孙、冯都是地霸家庭，工作消极，思想意识不好，反右派、反右倾斗争都被斗过，不宜作公社办公室工作。但是，由于我的阶级观点不明，终于同意了余的错误意见，将孙、冯二人调到公社办公室，搞整社和生产的上下联系。致使公社的不纯。
+
+## 7.克扣粮食，影响社员生活正常的安排：
+
+　　在1960年麦季，由于县、社均没有很好执行省委提出“三结合、两步走”的粮食方针，强调一股劲的完成任务。钟铺公社130万斤征购任务还将完成任务，有的大队又出现粮食透底，以后县委又用退销来安排生活，全社三次共退销小麦130万斤，第一次20万斤，第二次90万斤，第三次20万斤。我在一、二两次退销安排生活的基础上，由第三次指标中留了10万斤，当时我计划的用途一是唯恐秋季有的大队麦种不足，留点储备用做明年的种子；二是用于公社所办厂（场）矿。在这种随意支配下，扣下了十万斤未分配到队，影响了社员生活的正常安排。1960年县委共拨给全社返销用于发展牲畜的饲料粮9万斤，公社掌握专（此处空一格，应加门——编者）发展牲畜之用，当时县委强调专粮专用，除发给各队和厂矿外的饲料外，还剩有6万多斤未有拨下去。
+
+## 8.搞平调，限制社员生活方面：
+
+　　上级一再制止共产和平调风，我一直是存在着。在兴修翟畈、铜山水库时一直是无代价抽调各大队大量不计报酬，在生产上满足于表面形式，不讲实效，除了抽调各队牛羊外，1960年春各队卖给淮北的耕牛款五万元，我竟不顾各队的实际情况，都扣到公社，作为上缴公社积累，后被上级发觉制止，才又退给各大队。
+
+　　1960年夏季三里坪董本德向我汇报说现在偷麦的很多，怎办？我说要抓典型，枪打出头鸟，及时处理。由于我的指使，有些社员因偷点小麦就被批斗，我又说为了巩固食堂，防止偷盗，限制群众设小锅，结果到收处搜，发生搜查社员小锅，限制了社员生活的自由，引起了群众不满。
+
+　　钟铺公社人民无辜的遭到大量的死亡，群众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挨打受骂，房屋倒塌，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等重大的惨案，是我与上述浮夸、反瞒产和违法乱纪等罪恶活动是分不开的，深感对不起党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我辜负了党对我十余年的苦口婆心教育。从钟铺人民所受到的损失和给党造下的不良影响来说，我是应当受到严厉的制裁，判刑也完全应该，不判刑是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和饶怒（应为恕——编者）。从我个人所犯的错误事实来说，也应该受到党纪的处理，最低者也应给予撤职或高者给我留党察看。只要组织上对我作实事求是的结论，无论给我什么处分，虚心接受，决心接受教训，痛改前非，重新作人。
+
+　　 检查人：冯万群1962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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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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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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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中共光山县委对黄立元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黄立元，现年39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光山县城郊区十里庙大队人，1950年入党，1951年10月参加工作曾任区工作员，副区长，区长，1959年 7月至1960年 6月任孙铺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
+
+　　黄立元同志在光山事件期间，曾犯有严重违法乱纪错误，亲自批准和主持斗打23人（不包括58年批准和主持斗打 5人），斗后悬梁自杀一人。
+
+　　1959年10月中旬，孙铺公社在孙铺机械厂召开所谓“反瞒产”大会，黄立元亲自掌握龙台片斗争。在斗争前黄立元亲自动员说：“当前情况是思想问题，不是没粮食问题”。随之就分组斗争，黄巡回检查指导，在发现马岗大队副支书周金友被打晕倒后，黄还说：“是假的，装死狗，装洋熊的，大家不要大惊小怪”。周因被打的狠，回去卧床20天才好。会后黄又在龙台片召开了七个大队小队长以上干部 100 多人的会议，又亲自批准和主持斗打10余人，在斗争郑棚小队长郑帮安时，黄动员说：“现在粮食紧张，郑邦安还私分粮食，大家要狠狠地斗他”。说后 100多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把郑打倒拉起来再打，一直将郑的全身打得青肿，鼻、口流血，由大队治安主任郭中胜，背到猪厂，用水牛驮回去，卧床一个多月还不能起床。同时，把大队团支书冯玉梓在斗争时耳朵扯烂鲜血直流，回家睡十余天才好。
+
+　　群众在无粮糊口而杀牛渡命时，黄则积极执行了马龙山的反动命令。于1960年2 月在电话会上布置：发现杀牛的，将牛皮披在他身上，把刀子插在他背上，不用整理材料，就可法办……”等。因此就造成下面党员、干部对因生活所迫而杀牛的干群，进行斗争毒打，并亲自主持和批准捆绑吊打所谓“杀牛犯”和送县法办。如郑棚大队在电话会议后将“杀牛犯”熊朝武、冯义勇、冯义友三人未整理材料，拿上牛皮，担上牛肉送公社法办，结果熊朝武、冯义勇死于光山监狱，冯义友放回后死于途中。不仅如此，黄亲率大小队干部进行搜查群众。60年 3月中旬黄在刘砦大队西郑湾发现有牛皮，亲自到社员家中搜查出牛肉，便喝令将社员郑大志捆绑三个钟头。又在本月下旬亲率刘砦大队大小队干部50多人搜查西张（应为郑——编者）弯（应为湾，下同——编者）小队，搜查后并将队长张明贵、会计张自新斗打一顿。同年四月中旬，又率领七个大队支书，到郑堂大队检查麦田管理，在西郑湾发现一张牛皮后，便亲自领大小队干部，在西郑湾普遍搜查，将走亲戚的彭文荣，说是“杀牛犯”，将其捆绑起来，带到大队办公室，进行用木棍、牛绳斗打，将彭打的混身青肿，头部打肿，眼部出血，并又吊到树上，直到夜晚才放回，卧床七天不起。
+
+　　黄立元同志不仅在光山事件中严重违法乱纪，在58年搞麦种投资时，曾批准斗打烈属邹德凯，并说：“滚出去，狠斗！”斗后黄处理的也不具体，造成大队干部李世安和冯自德先后主持斗打邹德凯两次，引起邹德凯上吊自杀。黄要负很大责任。
+
+　　同时，黄在农村大量死人时，不仅不积极起来揭露问题，反而还封锁消息，隐瞒真情。60年 4月地委派人到孙铺检查病人、死人情况时，黄除派公社副社长吴正环到孙铺大队布置，并亲自到公社医院布置：“将重病号分蔽起来”。将 200多个病人，汇报67人。张弯大队支书余文灿向检查组汇报了实际情况，当时就遭到黄立元在电话上的批评。
+
+　　鉴于上述情况，黄立元同志，在光山事件中积极执行了马龙山反革命集团的命令，犯了严重违法乱纪的错误。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情节严重。但黄在以往工作中表现较好，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态度比较老实，能较深刻地检查和认识自已的错误，并有悔改之意。经县委常委1962年 3月28号研究决定：给黄立元同志撤消中共光山县孙铺公社第一书记职务之处分。
+
+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印）1962年 3月26号（原文如此——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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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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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改变黄立元同志处分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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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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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特别从宽的处理精神，县委常委于1962年 7月18日研（应加究——编者）决定，将黄立元同志原受撤消中共光山县孙铺公社第一书记职务之处分。改变为免于党的纪律处分。
+
+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印））
+
+　　1962年 7月18号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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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罪恶交代
+
+　　<原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张念仲>
+
+　　在张畈大队搞反瞒产是十一月二十二日, 在上石桥公社召开的干部会议(八十四人),开完后,分成两个小组,一个到张畈,一个到龙堂,我当时回县委开一次会议。十一月二十七日到双铺管理区去的.我到张畈大队时,有一天没有吃上饭,回到张畈大队办公室,叫肖德金给我们作饭吃,肖德金说没有米了,我说有菜作点也可以,他说菜也没有了,我又说我们有米票,到双铺买点也行,他没有去,就把他的粮食拿出来了,他给我们作了一顿饭,我们吃的有一斤多米,后来我对同志们说过,你们看支书,也和我们斗争起来了,有粮食放着不给我们吃,这斗争的多尖锐呢?
+
+　　当时，我在双卜管理区，说过根据鸡公山的经验，只要我们顶的住，就战胜资本主义思想，就能够动员出粮食来，我没有提出过顶几天的问题。在双铺开干部会时，有的干部提过他们吃顿干饭，我答复过可以，你们有米票就吃顿吧，我没有叫干部趁开会吃饱回去顶。
+
+　　我有一次在张畈大队住，商业局的通讯员给下放的干部送米、栗（应为粟——编者）和钱去到张畈大队，给我带了一包点心，一块冰糖，我问通讯员是那里的，他说姚书记说你病了，叫我给你带来的，我说我没有病啦，谁说我病了，这点心和冰糖我们几个人在张畈就吃了，我没有叫商业局给我买过糕点吃。
+
+　　在张畈搞反瞒产中的违法乱纪问题。有一次在小组会上李超同志向我汇报过一次王培化打骂群众，说她打了群众一个把（应为巴——编者）掌，还骂群众。我当时对李超说：“开小组会批评斗争她，我说非处分她不可。”可是因为当时她病了，没有处分她，小组里也未有斗争她，后来我也没有追问这个问题。另外，就是彭光起住到余传道家里，不给余传道饭吃，还叫他到别的生产队去生产。这个问题是在一次小组碰头会上彭光起汇报时说的，他说他今天没有叫余传道吃饭，叫到别的队去生产了，我当时说那还行，你不给他饭吃，还叫他去生产，他说余传道粮食不够，我说你越是这样搞越紧，他越不拿，我又说他到底有没有粮食呢？彭光起说有。朱德田也接着说：“他到余传道生产队去了几次了解，他们集体瞒的粮食到现在没有拿出来，粮食是肯定有，他还说我们在观庙音山（应为观音山——编者）搞就是这样，支部书记斗了几天几夜才拿出粮食来，还有很多的布都是贪污的。我接直（应为着——编者注）说，你们在观音山时二十一个党员斗去了十九个，干部普遍斗了一遍，也没有解决多大问题，我说不能按观音山的办法办，那不行。我对彭光起说他得给他饭吃，不给饭吃不行，彭光起说他有粮食不拿出来真气死我，当时我没有加以严格的制止。
+
+　　对富裕中农的斗争方式是斗深、斗透、斗臭、斗到底，斗死了埋了。这话我也说了。刘守信斗争张（应加畈——编者）大队的付一田，我确实是不知道。
+
+　　关于不叫吃的问题，我确实没有说过，只是我初到双卜时，同志们汇报说，过去瞒产私分粮食的，现在有粮食吃，过去没有搞瞒产私分的，现在也没有粮食吃，顶不住，说胆大的群众偷着杀牛杀猪，偷东西，也能过得了，就是老实群众没有饭吃，顶不住，又有浮肿病，我当时考虑这个问题是个实际问题，怎么办呢？后来我们商量的结果先拿出一部分粮食来恢复食堂，安定群众的情绪，解决干部和群众们的顶牛问题，因为同志向他汇报粮食，这两个大队过去搞了几次挨户翻群众的家，现在有粮食也不敢拿出来，拿出来怕斗争，看样子三、五天的时间是动员不出粮食来。所以我当时就主张拿出部分粮食来（六、七万斤，具体数字记不清楚了）。这部分粮食，是按每个大队的人数平均分配的，我记得张畈和龙堂大队比别的大队还多分了一点，对不叫那些人吃这些粮食，我确实没有说过。因为拿这些粮食当时县委不知道，所以我对同志们说这部分粮食是借给大队的，今后搞了来粮食来再还给政府。
+
+　　大双卜完小斗争余传道和芦百臣的问题，到会的党员和干部约有一百多人，开始是动员他们两个，过去瞒产私分的粮食拿出来，这时我没有在屋里，在屋外。到后来我听着屋里推拉的声音，我就进屋了，一看正在你推我拉的斗争芦百臣呢，把芦百臣推在地下坐着，不敢起来，我进去后，和同志们摆了摆手，说叫他休息休息，说着我把芦百臣抚（应为扶——编者）坐到板凳上，我对芦百臣说你有粮食拿出来就行了吗（应为嘛——编者），何必挨这样的斗争呢？你是要命呢还是要粮食呢？难道说有粮食不拿出来就不要命了吗？当时芦百臣对我说，张书记现在我没有粮食了，过去有粮早就拿出来，现在没有。当时我没有说就算了，我对同志们说：叫他休息一会，这时我就出来了。出了屋到外边和何善普和宋保衡说：我们这样斗争不好，我们在跟前，就这样斗，如果我们不在跟前，该怎样斗争呢？他们说那群众起来，在斗争中也免不了过点火。这就这样算了，我没有加以严格的批评纠正，这种违法乱纪的行动，这就吃饭了，吃饭后各大队的党员和干部都回大队了。这次的违法乱纪我没有在严格的制止，只是在屋里和同志们摆了摆手，出来对何善普与宋保卫说下，我们不敢这样斗争就算完了。
+
+　　关于张国喜吃人肉的问题，是这样的，我初到双卜（十一月二十七日），张贵和朱德田对我谈过这个问题。王志刚同志从张畈回来对我说，张畈大队张国喜在大路上挑着小孩的心肝、肺，宣传说好吃的很，想的很，影响很坏，群众从那里过都看着他，我问王志刚他是什么成份、过去干什么？王志刚说是老富裕中农，过去当过几年甲长，我接着说，这时纯粹的破坏、造谣，非法办他不可。这时朱德田说：“我问他母亲和弟弟，他说他们家里昨天吃的不是人肉，吃的是兔子肉，别听他瞎说”。王志刚说，他们吃的是人肉。当时我批评王志刚说，你也迷信吗？你当局长的脑子里清醒一点，我还说我自古以来也没听说吃这东西，（？？？原文不清）一个小孩放到锅里煮了，我们的干部到他家叫他吃，他怎样也没有吃，这也是向我们斗争的方式，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不要迷信。我对王志刚说，他真吃了怎么办呢？我接着说，你也相信他吃吗？，他不会吃的，因为这不是人吃的东西。你要去讲他吃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不吃，因为这不是人吃的东西，另一个是他咬着牙吃，因为他是存心破坏，他就是咬着牙吃了，他一定会吐出来，因为这不是人吃的东西。我就这样避着王志刚到张畈大队叫张国喜吃人肉。王志刚回来对我说，他叫他吃了，吃完后十几分钟的时间就吐出来了。王志刚说，我叫他吃，他不吃，他母亲说吃的是兔子肉，他母亲和他弟弟都走了，就是一个人吃了，他吃完吐了，以后群众都骂他不是人，说他今后还瞎说不瞎说。我说你叫他吃他不吃就算了，证明他是造谣破坏就行了。什么时候把张国喜逮捕的，我的确不知道。
+
+　　关于我批捕案子的问题，有时法院把案件给我送来，叫我审查签字，政法部门的同志到我那里以后，把情况说一下，政法党组和三长的意见书后，有当时签字的，有的又在我那里放，两天后我再签字叫他们拿走的，我签字同意党组的案件多；批多少我不很清楚。我记得案情杀牛的多是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还有过去的伪人员。
+
+　　水库决口的事件是这样的，一九六零年五月十七日，我们正在开县委扩大会议，地委张书记和省商业厅长睢福增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下午六点多钟的时候天下了大雨，八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还是在办公室开会，这个时候，不下大雨了，下小细雨。刚要开会，我给水库打电话，问水的情况，水库的同志说现在山水还没有下来呢，水还没有涨，我说什么时候山水下来呢，他说山上的水下来得四个小时，我问山上水下来后水库怎样，他说从现在不下没有什么问题，我说水面离坝顶有多高，他说二公尺多。我又说，他们去好好守住大坝，可不能出问题，干部要带头把民工动员起来守住大坝，他说好，这时我把电话机子放下了，回到办公室还是继续开会。时间不大一会，水库打来电话，电话是我接的，说山上的水下来了，水库的水在涨，我问涨多少，他说每小时计算涨一公寸五左右，我说你们把民工动员起来没有，水库的干部（名字我不清楚）说山上的水下来了，他说我们干部都出去了（原文重复——编者），民工也动员起来了，都在大坝上呢。我又问水离大坝顶还有多高，他说一公尺七到坝顶。我说你们干部要带头守住坝，把防汛器材都准备好，干部决不能离开大坝，不能麻痹，他又说我们的干部都出去了，民工也动员起来了，守着大坝哩，我对他们说可要守好，决不能叫它出问题，出了问题可不得了，有问题给家打个电话。他说好，这样把电话机放下了，我回到办公室，把这个情况对大家谈了以后，还是接着开会，这时就有九点钟了，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水库里打来电话，这次电话先是熊满银接的，我随后也到电话机子跟前，只听熊满银说每小时涨两公寸，水面离大坝顶一公尺五寸，我这时从熊满银手里把电话机子接过问水库的情况，他说现在水涨的很快，每小时涨两公寸，水面离大坝顶有一公尺五寸。我问他水库的涵洞开了没有，他说开着呢，我说开的大不大，他说现开到底了，水过的很大，这时我和熊满银把机子放下，又回办公室开会。走到办公室门口，戴云霞对我说，张书记，水库放下水来了，河边上的菜准淹了，我动员群众把河边上的菜扒了好不好，我说可以。我们回到办公室，我向张书记、睢厅长和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谈了谈水库的情况，我说下这次大雨对我们县来说是一是福，一个是祸，福是这次雨下的大，把山里的木材放下来了，能完成一万立方米木材的任务，祸是怕我们的水库发生问题。正说着呢，熊满银对我说，我到水库去看看好不好，我对张书记说，叫熊县长到水库看去，看看情况到底怎样，张书记说好去看看吧。熊满银走前我和他商量说，你去带着几个干部当你的助手，你从粮食局带着麻袋，商业局的防汛器材也带着，到了后，你看一看能不能从东侧边搞一个临时的移洪道，因为东侧是山下边是石头，能顶一阵，熊满银说好，到了再看吧。我说你到了很快给家打个电话，他说好。这时不到十分钟，熊满银走后，我们还是开会，在十点钟左右的时间， 我要水库找熊满银问水库的情况，没有找着，说到大坝去了，我叫水库接电话找他回来说一下水库的情况，他说好，就去找。我又回到办公室开会，到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我又要他，他又没有在，接电话的和我说水涨的很快，每小时涨二公寸，大坝顶离水面只有一尺到一尺三了，会不开了，我去看看好不好，张书记说好，不开了就算了，这时候散会了，我收拾一下文件，对张书记说，你在，我去水库看看，他说好，你去吧，我说你在我屋里别动，我什么时候要你，什么时候有，你就在屋里坐着，千万别动，他说好，你放心吧，我又说，我到了就给你打电话，怎样的情况，你听我通知。丁章希说我帮助你看电话，我出了办公室以后，你叫别人去不好吗，你在家里，我说陈书记在家，可以我去看看，我又说我心里总有一些放不下，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张书记说好吧，你去吧，张书记回到屋里休息去了，我去水库，走到张书记屋里问张书记还有什么只是没有，张书记说没有什么指示，你到了以后看情况不好，就通知南关靠河边的群众是不是转移一下，我说，我到了以后看情况怎样再通知家里。说这样我和通讯员小葛就走了，这时有十一点半钟，我走时还下着下雨，我没有到水库办公室，直接到了大坝，我刚上大坝，电话杆子就被牛冲倒了，电灯也灭了。我在大坝上碰见熊满银，当时我的态度是对他不好的，我批评他说，水已经从大坝上过了，你为什么不给家里打电话，我又说这完了，商关城全城都没有了。这时的水，已从大坝顶上过有二十三公尺宽了，我批评熊满银时，我看他也不说话，也很难过，我也没有再向下说，我想从大坝上过来，给家里打电话，可是这时大坝上的水流的已经过不来人了，我们手拉着手怎样也过不来，怎样办呢？没有我回转过去跑到高中给家打电话，电话是陈书记接的，我对陈书记说大坝上已经过水了，动员机关干部和市民，一部分来水库抢险，一部分动员群众搬家。抢险的人来，必须带麻袋和其他的防汛设备的东西。陈书记问我，县委会搬不搬，我说县委会也要搬，我还说越快越好，他说我们马上就分头动员。这样就把电话机子放下了，我又回到了大坝，这时二点钟不到。我回到大坝后问熊满银，民工都到哪里去了，当时熊满银没有说话，水库的干部对我说，民工的衣服都淋湿了，肚子也饿了，熊县长来了每个民工半斤米回去作饭吃了，我说这样的情况，还批粮食作饭去吃，我说快喊他们去，干部去的时间很大了一会就快来了。我们正谈这个问题时，张昆山就来到了大坝上了，他一看也急了，对我说，我再去给家里打个电话去吧，我说，好，你再去催他们一下，叫他们快动员群众搬家，说着张昆山就到高中去了，到高中电话还没有打完，我也随后到了高中，这时高中的电线杆子也被水冲倒了，电话也不通了。这时河里的水涨大了，也过不来人了，我和同志们就在河那边动员高中学生转移。到十八日的上午七、八点钟，才和熊满银、张昆山、小葛我们回到城里。关于戴云霞请示我叫群众搬家，和陈书记请示，我叫下游群众转移的问题，我确实是记不清了，那时没有一个人和我提出叫群众搬家或转移的问题。报死人数的问题，一九六0年四月份全县就我知道死人就有两万六、七千人（这个数字是各公社统计的）。
+
+　　我四月去到省委去开六级干部会议，我没有走以前，在地委开的各县委的县委书记会议，地委给省委写了浮肿病死人数问题的报告，叫各县回去也给地委写关于浮肿病（应加死——编者）人问题的报告。我从地委回到县后，接着就去省开六级干部会，我走以前对陈书记说，给地委写浮肿病死人的问题的报告，我说写好了你好好的看一看，原则精神按地委的报告写就行了，死人的数填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在家的县委再讨论一下，写完后打完文件送地委。五月份给地委写死人问题的报告问题，我记不很清楚了，我记得有这样一回事，从省委开六级干部会议回来统计，给地委写过一次报告，这次报告是光报的浮肿病人的数，其他的死人数字没有报，是不是这一次。可能是这一次。阮坐到省委开会去，阮坐回来时我说：他在会上向省委报死人两万八千人，我当时对阮坐说，你报的这个数字你有什么根据，我说省委办公统计的数是两万六千多人，六0年分公安局向公安处报死人数字时，我记得是公安局的死人数字三万一千多人，粮食局和县委统计的数字是两万八千人，我和公安局的干部（名子我记不清的了）说要和粮食局的数字对对，结果是按粮食局的数字报的，我就没有和焦希明谈过向上级汇报死人问题。六0年五月份，何店的党委办公室向县委报死人一万多点，我知道后，在电话上问杨功时，你们报的这个死人的数字，你审查了没有，你们公社怎死这些，他说我也看看，没有很好的研究，我说全县数你们公社死的多，他说，我们再审查一下。关于下马河群众给上级党委写信反映干部作风和灾情的问题时，信转回来交给了我，叫我处理，我对下马河的驻队部欧其彬说，下马河有人给上级去信，反映干部作风和灾情，我还说这种情况是不想完成公余粮任务，有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我还叫他们回去检查一下，到底这信是谁写的。
+
+　　 张念仲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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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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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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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09.txt
@@ -0,0 +1,65 @@
+# 自我检查
+
+　　<原商城县何店公社党委书记、杨功时>
+
+　　检查人：杨功时，男，现年34岁，贫农成份，农民出身，住商城县石头岗公社响塘岗大队。
+
+　　个人经历：从八岁起开始在本村袁家湾上学半年，9-10岁在家放牛，11-12 岁在本村杨家湾上学两年，13-14 岁在祝家湾上学一年半，15岁在家放牛，16-17 岁在潘家湾上学两年，18岁在艾家湾上学 7个月，19-20 岁在家佃种地主雨田两年，21岁在家推大磨一年，22岁即是1950年 3月选任本村区代表、村长，8 月由席发善、李荣喜介绍参加工作，曾任工作员、青年团干事、书记、区委组织委员、付书记、书记、付县长、公社党委书记。
+
+　　社会关系：我父杨成金，在民国十八年我两岁时与红军一块参加了革命，后被政府追为烈士，家庭烈属；祖父、叔父、姑父均系贫农成份，务农为业，没干过任何伪事，于解放前病故。我舅父戚凯周，贫农成份，农民出身，解放前当过五年伪保丁，于47年病故。岳父张自申，地主成份，商城县东街人，于1958年病故，此人在旧社会的政治情况我不了解，因我是在53年革命阵营与他女儿结婚的，我爱人张亚平，地主成份，学生出身，在上学时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现在文教局工作。我干父（也是我叔）名叫贺豪川，贫农成份，木匠出身，在52年土改复查时被群众揭发贺与土匪杨成寿有联系，坐大号三个月，此人现在在家做木匠活。我有个共太爷的叔杨成寿，在解放前一贯不务正业，带着自已的老婆在外当伪兵、当土匪，解放后被我政府依法逮捕判刑劳改。我有一个远门自家爷杨培农，中农成份，当过小炮队分队长，解放后煽动群众抢我国家粮库，被我政府依法镇压。此人在未当小炮队教书时，我从他读过两年书。其余亲属都系贫农成份，没干过任何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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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罪恶交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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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59年 9月中旬，正当全县秋季公余粮完不成任务时，我被王汉卿张念仲抽调去何店公社卜店管理区突击完成征购任务，去时带领人委干事周乃涛、孔凡泽二人到管理区，当晚召开了管理区负责人会议，叫他们汇报公余粮征购情况和各大队收入情况，该区书记贺裕科介绍说：“全区平均单产有 300斤（好田 500斤，一般田 300斤，差的 200斤），征购任务 350 万斤，全区 1.4万余亩水稻，7000余口人，按这样算起来除扣除部份口粮，完成征购任务有把握。”第二天我就与周乃涛、贺裕科到各大队去看了一下情况，我看后该区灾情确实不小，特别是峡口大队几乎全队无收，这时我就与驻社的县委书记祝海停进行了汇报，我说卜店管理区灾情大，征购任务有完不成的危险，当时祝说，你从县里要两个干部去很好摸摸一下底搞个重点，这时我就打电话找人委办公室将孔凡泽、罗德化二人要到该管理区去了。孔、罗二人去到后，我将罗分到峡口大队摸底，孔周分到韩楼大队去算账摸底重点（都驻在管理区）孔、周去到韩楼大队后，就确定黑洼作业组为核实产量、完成任务的重点，过有 4-5天左右的时间，孔到管理区向我汇报说，黑洼作业组突破了，该组会计陈荣甫、组长丁海如已自报床底下藏有1400斤稻，竹林有两缸糙米，合计有2000斤左右，要说产量已达到 600多斤了。孔汇报后我说很好，有了一千斤，不着急上万斤、十万斤，并说你回去不要先将粮食弄出来了，明天在那里开个现场会，对干部进行一次实际教育，第二天我就到黑洼食堂召开了全管理（区）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到会80余人，干部去到后我叫该作业组会计领参加人员当场把粮食从床下扒出来了，粮食扒出后我叫丁海如和会计在会上坦白瞒粮的思想顾虑。丁说我瞒粮主要是想多吃点，害怕今后挨饿等。丁介绍后，我在会上讲了话，我首先讲59年全县大丰收形势、抗旱成绩、粮食政策，批判了丁的瞒产私分的错误思想，并对到会干部回去要认真贯彻粮食政策，摸底算账，解除群众顾虑，坚定丰收信心，限三天要完成征购任务，并将已扒出的稻子叫大队干部送给国家（因那时作业组没有保管粮食的权利，食堂吃粮由会计造计划，大队拨给，组内收的粮食送交大队），粮食送走后，过有一个多月时间到阴历11月分食堂开始停伙，食堂停伙后饿死18人，我应负很大责任。我在该管理区先后工作有半个月时间，召开过两次全区干部会议，这两次会议我都是鼓吹大好形势，肯定大丰收，限期完成征购任务。干部在我这种威逼下，共送给国家群众口粮70余万斤。
+
+　　2、 1959年10月上旬，县委叫我负责何店公社全面工作后，我在沙河村召开了在家坚持工作的生产队干部会议（当时住该社的县委杨振昌、刘德馨都在会上讲了话），我在会上大讲抗旱成绩、人民公社优越性，反右倾鼓干劲，批判动摇丰收，替富裕农民叫喊的干部思想，限期完成征购任务。会中我和刘德馨错误的研究了对所谓消极而右倾的干部进行了小组织处理，这个会议上处理了四个干部，即高桥大队支书花树保（警告）、峡口大队支书梅庆洲（警告）、姚堰生产队长钟德兴（撤职）、横山生产队长曾文义（撤职），同时还有青山、霸王两个大队进行了假报喜（没有完成征购任务而报完成了）。这个会议由于采取了大鼓吹形势，非法处理干部等作法，使到会干部回去后，将队里少数晚稻和留的一点稻种都送给了国家，群众只有靠红芋、豆子杂粮生活，这造成何店公社食堂过早停伙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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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959年10月中旬，以我为主的在丰集沙河子相继召开了党员干部和社员代表会两次，会议内容主要是贯彻县委三级干部反右倾会议精神，会议开始王汉卿作了当前形势、批判两条道路斗争的报告。我在会上大讲鼓干劲、反右倾、保护三面红旗、坚决完成征购任务等，同时组织了各大队报喜，向大会献礼，来促使完成征购任务。会中我特别错误的在张、王指示下，对到会的干部进行了分类站队，对当时所谓有右倾的干部都整理材料送县批准，进行了非法斗争，这两个会议共批判和斗争了干部80余人，在斗争时不论其他方面问题的大小，只要说没丰收，完不成征购任务，当时的县委和我个人就批准斗争。在斗争开始我亲自掌握重点人余功太、余少清等三人的斗争，并吸收了管理区负责人参加，推广经验，在斗争时我看到了会上积极份子叫被斗人低头，都要去帽子我没加制止，反说斗争积极，情绪高涨，特别严重的是由于我对党的讲事实讲道理的政策交待不严，会上出现了按被斗人的头、弯腰等违法乱纪行为，这两个会议的结果使全体干部回去后掀起来了怕（原文如此，应去掉怕——编者）对富裕农民斗争的高潮，挨斗的社员、干部不计其数，同时在这个会议后，把各大队的一点种子、食堂少数杂粮也逼光送尽，在造成全社食堂普遍停伙，人口外流的凄惨局面，这个会议所造成的后果我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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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959年11月下旬，我错误的执行王汉卿叫各公社书记搞好一点核产重点的指示，我接到报告后，就抽调北京下放干部和公社干部李世英、杨明功等 8人到高斛山大队去搞核产安排生活重点。我和工作组去到该队后，召开全大队干部会议，说明工作组的来意，讲了当前大好形势，肯定大丰收，并说要坚决核实产量，显示公社优越性等，我讲后就由该队支书介绍了全队收入情况，进行逐生产队、作业组站队，全队站出了有五个很大怀疑的生产队，其中有雷中湾生产队，这时我就将工作组分配到雷中湾生产队，住到雷中湾作业组去，搞核产安排生活重点。工作组去到后，当天晚我主持召开了全作业组群众会议，在会上我讲了人民公社优越性，抗旱成绩，大丰收情况，党的粮食政策，并将大队介绍的雷中湾田地好、水利强，是个丰收组，水稻单产至少有 500余斤，可是当前你们说没有粮食了，食堂也停伙了，这不是事实，工作组这次来，主要是帮助你们查实产量，安排生活，把食堂恢复起来，同时着重讲核实产量的好处，你们应说实话，把粮食拿出来，我保证国家不要，外队不调。讲后我就将工作组分配到各户群众家住着，晚上领着群众讨论（我回公社了）。我将工作组分配到各户的企图有两个：一是便于逐户进行动员，了解情况；二是防止群众偷吃和向外运粮。第二天我就与工作组干部到曾油坊湾进行了解情况动员，但没有效果，下午我叫工作组干部把食堂恢复起来，把群众的代食品种子、少量红芋、豆子、菜等兑到一块，再加工作组的粮食，着个干部负责开伙，强调要叫群众拿出粮食，我说后工作组就执行了，第三天食堂就开伙了，开伙后我对工作组干部说你们要深入，利用各方面关系来把这个点突破。我就离开了这个食堂到其他大队去了，过有 3-4天我回来找李、杨汇报这个重点搞的怎样，李、杨说未有突破一点，效果没有，群众都说没有粮食。我又说你们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杨说我发现一个老奶奶床上放着一地红芋，小孩吃锅巴，杨明珍并说我看雷中湾都是同姓，又是富裕农民，抱的紧，我看光动员不行，非斗争不可。我说斗谁呢？杨李说要斗就斗雷德保、雷树庭、雷树寿三人，这时我就批准了对这三人的斗争，当天晚我就主持了全食堂群众会议，在会上首先讲抗旱成绩、公社优越性、党的粮食政策，又重复的说了你们雷中湾田地好，按算账全组尚差5000余斤粮食说不上账，搞那里去了呢？我已经说过把粮食拿出来国家不要，外队不调，还是你们吃，为什么不拿呢？我讲后就有李、杨把发现的红芋、锅巴、一点米在会上说了，叫雷树庭、雷德保二人交待产量粮食情况。开始雷不说话，在干部的追逼下，雷说俺确实没瞒粮，你把俺斗死拉去坟葬了也没有一点粮食。这时积极份子听到雷的拒绝封口，都急着磨拳擦掌，想动手违法乱纪。我看到这一情况后，就站起来讲了话，缓和了一阵子，我很生气的指手划脚说，你这种抵触思想是不对的，大家给你摆出这么多瞒产事实，算账这样细，你现在说不出相差粮食的理由，又拒绝没有粮食，并说斗死也没有一粒粮食，我说你如果敢拒绝你们没有私分粮食，屋内确实没有一粒禄食，不能开伙的话，我可以代表政府、公社党委开库进行供应，我说的就算，如果查实确瞒粮不拿，也我可以代表政府、公社党委食堂停伙也不供应，并说你死了也吓不倒谁，死了给你埋个资本主义老坟，插个资本主义大牌子，叫你子孙万代都知道你为维护资本主义利益而死，死了也不是光荣的。我又将粮食政策讲了一遍，反复表态外面瞒产也不是你一队，不光是你雷中湾一个地方，瞒的粮食又不是偷的，你怕啥呢？拿出来还是你们自已吃，你想这对谁有利呢？雷看我讲了以后态度有些转变，雷说俺们在打稻时吃过几晚夜饭，有两罗筐稻，没有向大队报告，没有私分粮，屋内都没有现粮了，我说那不行，今晚你们二人自觉想想对谁有利，想好后拿出来。这时因（应加时——编者）间不早就散会了。散会后我对工作组李、杨说雷有了认口，你们不要急，一定要突破，继续动员。我说后第二天就离开此地到县内开会去了。我走后，李、杨为了完成我交给他俩突破这个重点的任务，就举行了数次的对雷斗争，用炒盐豆子、吊打的办法，把雷树庭斗昏死过去，雷德保斗伤，这我应负对干部交待政策不严的责任。只（应为直——编者）到12日有原县委书记处书记祝海停在上石桥开县委常委会议回何店来说，县委这次借给你们全社大米10万斤，主要对个别队的幼儿园、敬老院供应的，县委这次常委会议决定再顶十天，并说光山孙铁铺用以粮引粮的经验很好，弄出来了很多粮食，我们研究一下也搞他两个试点试一试，我说好，结果就确定在高斛山和青山两个大队搞，高斛山以我为主，青山由祝海停为主搞，各带 3万斤。我将粮食带到大队后就向干部宣布，群众不拿粮国家拿粮，政府有的是粮食，按人口分配到各食堂去了，明天你们干部领着群众都去担粮，接着就将粮食按人头口分配到各食堂去了。这时我问李世英、杨明珍雷中湾突破了没有，李、杨说没有，我就说这次分给雷中湾的粮食，你们回去告诉群众去担，把粮食担回来放在食堂内，叫群众把自已的粮食拿出来兑到一块吃，自已粮食不拿出来，不能先吃国家的，最近两天不要叫吃这粮食，顶两天叫他们看到周围食堂没有瞒产都吃政府的供应粮，俺们工作组因为认为瞒产了政府供应的也不叫吃，在这种情况下看他们拿出来否。我说后就没问这个大队和该食堂的工作了，该队的抛砖引玉就由雷栋材具体搞了，我就到其他队去了。在扣粮期间据群众揭发和当时人的证明饿死该食堂社员贺裕括等 2人，由我负主要责任（请领导将发给该食堂的粮食时间即开始吃这粮食的时间及贺裕括饿死的时间详细查对一下，我不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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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959年12月中旬，何店公社在食堂停伙、人口外流饿死人的时候，我还奉王汉卿的指示，把全县党员干部集中到城关镇开反瞒产大会，在会上我大讲当前形势、抗旱成绩、大丰收等来逼使干部承认下边有粮食，特别错误的是把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我说当前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不仅表现在广大群众中，而且也反映到党内来，有的党员立场不稳，帮助富裕农民闹粮，饿死的人是疫情病死的，死在路上的是敌人对我们斗争的花样等，并说人的生死死是个规律，只生不死，世界上还装不了呢？同时在会上开展了自报瞒产粮，有干部因没粮不报，管理区对个别人也进行了斗争（县、社都布置这个会议斗，是管理区自管斗争的没有违法乱纪，因这次会县已准备发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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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959年12月下旬，我又奉王汉卿的指示在城关召开了社员代表会议，进行所谓算账兑现，会议开始王汉卿传达了地委潢川县委书记会议精神，报告后便对我说，老杨！你们何店通过这次算账兑现，要弄 500-600万斤粮食，弄不出来这些粮食，会议算没开好，不能散会，我说可以。会议就本着王的报告进行了讨论，在讨论中我又集中起来进行动员，我在会上大讲抗旱成绩，大丰收事实，肯定下边有粮食，讲后就让干部讨论报粮，开始干部不报，我又进行了动员，这时干部在我的逼逼（应为迫——编者）下就报起来了，在报不到 200万斤时干部不报了，我看干部压力很大，就找王汉卿汇报，我说王书记干部压力很大，看来达不到你讲的数字，王问报多少了，我说不到 200万斤，王说你太片面，这不到几天的功夫报出 200万斤，这说明下边有粮食，你很好动员一下管理区书记把干部集中起来我还讲一讲，王又亲自作了第二次的报告，在报告后干部看到不报不行就又假报起来了，共报出假粮 500余万斤，我说拿出来恐怕还是一关，王说你不要怀疑，人家既然能报出来就能拿的出来，并当天就召开了全县电话会议叫我介绍何店公社的报粮经验，又叫刘德兴和我去验收各大队报出来的粮食。我和刘到下边一粒也未验收着。这个会议不仅推动了何店公社反瞒产运动，而且也推动了全县反瞒产高潮，这个会议后，由于干部没粮而假报有粮，思想有压力，眼看群众饿死也不敢找公社要粮了，只好让群众饿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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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1959年12月中旬，我到青山大队与祝海停汇报工作时，汇报后祝找几个生活安排好的队参观一下，开个现场会，帮助干部找些安排生活的斗争经验，这时我说南边的几个管理区生活都安排的好一些，代食品搞的多，我说就确定在苏仙石开吧，我并说要开就很好开一下，声势要大些，从苏仙石到芦店、官畈、何店四个管理区参观，祝说可以，祝同意后我就叫公社办公室通知全社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和部份社员代表带七天伙食到苏仙石开会，会后我派乡党委付书记雷栋材前去准备参观人员的住室、吃饭、参观地址等，第二天我和祝海停带着电影队去到该管理区去了，我去后问雷准备好了没有，雷说准备好了，共分两路等。第二天我就简单的讲了一下就进行参观，参观时我看到苏仙石街头一处粮食不像大队的（计11万斤），我就有怀疑，待参观人员离此地后，我就问该管理区负责人夏久林，我说老夏你这粮食房子不象大队的，好象国家的，夏说房子是国家的，粮食是大队的，大队因没房子向国家借的房子。这时我就没再追问了。实际查实房子、粮食都是国家的，造成了假现场，我应负主要的官僚主义。特别是这个会议参观人员到各大队后，他们为了证明下边生活安排的好，下边有粮食，参观人员到达后，不但鼓吹大丰收，而且在生活上有干有稀，有的管理区还进行打鱼、杀家禽进行招待，造成大量浪费，招待费达二千余元，尤其严重的是参观人员看到现场会后，回去看到群众饿死，也没有理由找国家要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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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不合理地使用统销粮。从1959年12月到1960年 4月国家先后供应何店公社大米 802万斤。具体使用是：59年12月 5号借给大米 5万斤，我接到通知后当即与刘德兴研究，分配到峡口、姚堰、河凤桥等四个大队，结果刘打电话请示祝海停时，祝说我不同意你们这个屌意见，你给他粮食后还承认他有粮没有粮呢？既然你承认有粮就不能分给他粮食，并说我只同意给峡口、姚堰两个大队，其余的暂时不给，当时我听刘德兴向我说后，就将峡口大队分给 1.8万斤，姚堰大队 2万斤，河凤桥、高桥两个大队的数字被扣压下来了，计 1.2万斤，只到12月上旬才分下去；12月10日左右县又分借何店10万斤大米，除拿 6万斤到高斛山、青山大队搞抛砖引玉外，其余的配到下马河、陈楼、王集、高桥等大队去了；12月30日大量供应时，县给何店统销大米 400万斤，分到农村 370万斤，工业上20万斤，水利粮10万斤，当即分配到四顾墩、丰集、河凤桥、红旗、鲢鱼山工地去了，工业用粮由工业部按各厂矿人口多少造计划按月领取，公社没掌握粮食，当时工业人口一千余人；1960年元月，县又分给统销粮50万斤，从中县委直接给何店大队20万斤，乡党委只分30万斤下去；60年 3月又分给大米 300万斤，分到农村大约 280万斤，工业用粮20万斤。个人回忆起来工业用粮当时有些过多，到四月初清查库存时发现工业用粮有多余的，又拿出 8万余斤分到了农村，主要是以后工厂人口回到农村去了，粮食多了（统销数字和分配情况我记得就是这样，具体实际情况粮管所详细）。
+
+　　9、 错误的执行张念仲大搞代食品，如加工混合粉的指示。59年冬60年春在食堂停伙、人口外流时，张念仲分给何店公社加工混合粉任务70万斤，我接到这一任务后，当即责成公社粮食管理所向各大队分配加工任务，并要按时完成，任务分配到各大队后，群众因没有加工工具，又没原料，加之群众身体瘦弱，没有按时完成任务。这时粮食部门为了单纯的完成任务指标，我没经党委批准，把上面供应给群众的口粮扣下10万斤，作为各大队加工混合粉任务。同时供应粮群众的混合粉有一干（应为大——编者）部份是粗糠不能吃，因此造成群众不但不能吃到应有的粮食数，反而使个别年老体弱的群众吃了混合粉后死亡，这是我应负严重的官僚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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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959年11月底，我在王汉卿的指示下，把所谓当时的流窜犯（实际是出外谋生命的群众）一律收容起来，集中进行劳动。我在接到熊满银电话通知说县委分配何店公社大米 2万斤作为收容流窜犯开支时，我亲自把打电话给何店、卜店、河凤桥三个管理区，叫他们把到集上去的起外流人员收容起来，每天按半斤粮食供应，并叫参加劳动。我这样布置后，丰集一个街就收有80多人送到沙河水库劳动（时间有 3-4天左右）。在劳动期间据当时的负责任人彭仁尧说冻死一个姓彭的（其他两个管理是否收容多少我不知道）。由于我这种错误拘留群众结果，也给何店干部造成了随便扣压群众和罚群众劳役不计其数，这我应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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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59年11月分至12月分，我先后叫公社政法部长赵连元到红旗管理区和王集大队整理材料，逮捕所谓杀牛犯三次计捕四人（这四人有一人死在大号里），据赵连元说，全社经县批准共逮捕杀牛群众80多人，死在大号里20余人。这一事件我应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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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60年 6月我到姚堰检查工作时，午睡时自已的手表丢了，我就叫通讯员杨南银给我找表，我并亲自问了县、乡党委工作组人员拿了没有，干部都说没拿，我说你们看见有别人到我这床跟前来了没有，该大队妇女主任小黄说有后湾姓朱来了，还有四个买盐的，我说你把这几个人都找来我来问一下。我说后到我屋里来了过的人都找来了，我就问姓朱的你拿我的手表没有，朱说我看见在你床头前放着，我拾两烟头就走了，俺没有拿表，我说你要拿了给，你要那东西没用等，朱说俺没拿，我要拿了你枪毙我。这时开会的人员到齐了，我就叫朱到后屋里想想，我去开干部会，到我开完会到后屋去找他时，我看他时，看见朱被绳子捆着站在会计的桌子面前，我看后就叫谭德发把朱的绳子解了，我又问他你要拿了你给我，你有什么困难、要求，我帮你解决等，别人在旁边说你这回算偷对了，偷县长头上来了，我听到后我说你不要怕，拿了给我保证没事，朱一再口说没拿，这时我看天已黑了，我就叫被叫来的几个人回去想想，我就没问了。这时我叫刘建训打电话给公社赵连元叫他来继续给我找，赵在当晚就来了，来后我把表丢的时间、地点、情况说给他听后，第二天早我就走了，赵去后又打电话给公安局，公安局又去了一个干部，他们用的什么办法我就不知道了（这事件严方和、谭德发、常锦洪清楚）。
+
+　　13、1960年 6月因青山大队烧小锅失火，我去救火回来时对赵（原文空格——编者）说，说你明天给机关、街上干部开个会议，叫他们都不要烧小锅了，把小锅都收起来，并说谁不叫收，街上引起火灾由谁负责，我这样指示后，第二天，一个上午就把全集20多口小锅统统收起来了，收后干部、群众连烧水洗脸的锅都没有了，影响极坏，这我应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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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没有一点群众观点。1959年12月分有一天晚上我到丰集管理区开会时，发现该管理区前屋有个社员病倒在屋内，（原文空格，应加病——编者）的很厉害，我当时问该管理区吕秘书，我说这个病人是那里来的，你们知道吧？吕说是王集大队的，我说你赶快打电话通知王集大队叫人来抬回，吕说好，以后我也没有过问就开会去了，此人的生死情况我不知道。
+
+　　15、1959年12月上旬，刘德兴去何店大队组织一个千人兑现售粮大会，在开会前一个晚上，刘在电话上说明天何店大队开售粮大会，你来参加一下吧，我说好，第二天我与雷秘书就去了，去后看到群众都担的的粮食，敲罗打鼓，等人到齐后，刘叫我在会上讲话，我就将当前大好形势、抗旱成绩、大丰收鼓吹了一遍，讲后由蒋文忠宣布生产计划，并对杀母猪的张本银开展了斗争，在斗争未开始，我就到食堂吃饭去了，斗争张我也没有批准，都是刘事前安排好的（此事雷程志详细）。
+
+　　16、严重的铺张浪费。1959年在群众没吃、没穿，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我没有领导群众生产渡荒，反而进行了一些不必要的非生产建设，购买了一些不必要物资，60年春以我为主的将公社从张砦搬到丰集街，花去修缮费2000余元，盖机械厂花 1.5万元，水利投资8000元。这些物资虽经县委批准，但不买是完全可以的，把这批钱用到生产救灾上，要挽回很大灾难。这种浪费我应负主要责任。
+
+　　17、违背中央规定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大刮共产风，造成全社性的一平二调。1959年11月以我为主的在王集大队召开的公社常委会议，在我主持下错误的决定以下三个问题：一是提取公社公共积累；二是大搞水利建设；三是兴办一个公社畜牧场。在灾荒严重，社员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错误的规定五九年大队扣除部分占总收入的35%，在35%内上交公社40% 作为公社积累，并决定兴建三个中型水库，投资二万元，从各大队调一部份母牛、牲猪，兴办公社畜牧场。这一错误的决定在全社很快执行了，被调上来的母牛70余头，从各大队提取的公积金四万元，兴办三个水库没有一个成功。又如59年11月分从苏仙石、官畈调劳广到峡口、江棚大队帮助生产，两次共调劳力 500余人，绝大部分未付报酬。由于公社党委是我个人带头违犯中央规定，破坏三级所有制，给全社造成了生产消极、物资丢失，破坏（应加，号——编者）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等一平二调的共产风象烈火一样的燃烧起来了，不管什么物资都可以由干部随便摆弄，因而由平调变成了搜查。这一严重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
+
+　　18、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上的严重错误：
+
+　　（1） 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1959年冬在群众没吃没穿、饥寒交迫的情况下，我错误的执行了原县委大搞水利建设的领指示，主观决定兴办了三个中型水库，逼迫上工民工2500余人，上工后由于雪雨交加，生活安排的不好，据整风揭发，全社因修水利冻死冻伤20余人，同时由于技术条件和物资的限制三个水库没有一个成功的。造成这一事件我应负主要责任。
+
+　　（2） 对党不忠诚、不老实，浮夸作风非常严重。1959年何店水稻单产实际不到 300斤，我不去很好的摸底，始终按原乡党委确定的4-500 斤。当王汉卿问有这样的单产为什么食堂停伙呢？我说是思想问题没解决好，最残忍的是在食堂停伙后群众自已搞点付食用小锅烧着吃，我说是群众是大锅不烧小锅烧，白天不吃夜晚吃，这是富裕农民向我们斗争的花样等。如60年 4月分统计死人数字时，下边统计实际死人一万多，我只叫报7000人，就是到 7月分省委工作组到何店统计死人时，常委下去统计一万一千多人，我只叫报一万零一百人少报一千多，由于我个人的工作作风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结果，也给下边干部造成了严重的浮夸和说假话的风气。
+
+　　（3） 态度生硬，作风恶劣。我在工作中对待干部往往不是采取说服教育，贯彻党的政策，交待工作方法去完成征购任务，而是用批评、大熊、斗争、处理等办法来强迫干部完成任务。如59年我在每次电话会议上，对当时我认为有右倾的干部都是大熊、大批评；60年 3月分，公社畜牧场支书（党委委员）杨永凤因猪没有饲料饿死一部份猪，当时我发现后就不根据实际情况，大熊杨一次。我说你连过去的地主都不如，地主还知道谁欠的稞稻一粒少拿了，把财产管理的很好，你身为党委委员，对集体财产就这样不关心等，一直把杨批评的伤心流泪才算为止。5 月分我在信阳开会打电话回来问家里情况时，公社办公室贺裕科同志说征购完不成，我听后很生气的说，你胡说不了解情况，限三天完成任务等，把贺大熊一顿把电话放下不与贺说了。由于我的作风恶劣，使下边干部在工作中对自已产生了害怕心理，不向我反映实际情况，更不敢向我的错误开展斗争，因此使自已不能及时发现工作中的严重错误得到及时纠正，以致使自已走向脱离党、脱离群众的死亡道路。
+
+　　（4） 严重的违犯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一年来我在何店公社每次党委会议上没有很好的坚持发挥每个党委委员的作用，听取下边意见，让大家提问题，更没有把上级党的方针政策与本地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讨论和制订具体措施，而往往自已包办代替组织的非法行为，特别是在59年在全社发生严重的饿死人的时候，自已没有给县委写过一次报告，反映这方面的问题，而错误的认为县委书记、委员都在这里，不写报告县委也知道等目无组织的思想，特别是张、王的反动思想行为自已没有开展挥（应去掉挥——编者）揭发斗争。
+
+　　（5） 在生活上主要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腐化。如59年12月分个人为了享乐腐化，听说王坳学校有个宗（应为棕——编者）床，我就叫该公社丁怀民去学校买来了，影响极坏，特别是六0年春群众没吃没住，饥寒交迫的时候，我没有深入到一个队一个食堂与群众同甘共苦，领导群众渡过灾荒，而经常在办公室下命令催逼群众口粮，不问群众死活。因为机关生活好，有干有稀，吃的好，下去了吃不上饭，有时连菜也吃不上，即是下去了也不到群众食堂吃饭，而是在大队、管理区吃，在这些地方吃饭有干有稀，有酒有肉，特殊招待。总之，从人民公社化以来，我和我家庭按群众标准计算，多吃大米 400斤，油 230斤，肉食 300斤，酒50元。
+
+　　检查起来我为什么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和罪恶呢？这主要是由于我的出身和革命人生观分不开的。我虽然出身在一个贫农家庭里，但是在旧社会生长起来的，对旧社会的一切腐朽制度在我脑子里影响很深，加之参加革命后，没有认真彻底地进行自我改造，一些资产阶级的封建残余思想在我脑子里根深蒂固的存在着。在工作中处处记较个人得失，为个人升官发财，不顾党的政策、国家法律，胡作非为，没有树立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思想观点。检查起来我确实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和罪恶的人，要求党根据我所犯的错误罪恶事实，给我以应得的处理，我保证虚心接受。
+
+　　 检查人：杨功时1962年 4月 5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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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10.txt
@@ -0,0 +1,53 @@
+# 史万修关于要求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信
+
+　　[史万修，原河北省张家口地委干部。大跃进中因为坚决反对浮夸风得罪了不少吹牛谎报大跃进成果的干部。 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被错误地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 胡开明到张家口地委任第一书记后，坚决主张为他平反。这是史万修写的申诉信。]
+
+　　（胡开明、刘一鸣书记并转地委：）
+
+　　最近王克东同志转来了地委和胡书记的意见，对我的问题要进行一次甄别。这使我十分感谢党和地委对我的关怀。
+
+## 一　关于历史错误
+
+　　1、我的家庭成分是手工业者。个人出身是学生。不是地主资本家出身。
+
+　　2、1946年土改时，我在赤诚县政府担任秘书，多做机关工作。当时县委、县政府并未分配我下乡做土改工作，并非反对土改，装病不去。
+
+　　3、1947年土改时，我并没有给任何地主通风报信或和地主吃吃喝喝。没有给地主多留土地，更没威胁任何贫农给地富退回果实，帮地主要租。当时我在察东专署做秘书工作，葛启任专员。因做具体工作，根本没参加任何土改工作。有的同志说，我曾给李志先家多留土地，但当时敌人还占着赤诚，她家也并不是地富。
+
+　　4、说我任用包庇十几个国民党特务、顽伪人员等，这种指责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直到现在为止，我没有介绍过任何人参加革命工作。
+
+　　5、在赤诚工作时，有严重的贪污问题。抗战胜利后，当时的龙关县委书记车夫同志曾送给我一个被子、一个褥子、一个日本棉袄。到赤诚后，县委又给了我一个缴获的羊羔皮大衣。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了。当时我闹肺病，遗精病也很重，约花过几万元（当时币值）看病，生活上也有浪费现象，但并没有贪污。
+
+　　6、土改时，我和家庭有经常联系是不确实的。直到1949年华北解放，我曾请察哈尔省调查我在土改整党时的问题是否属实。后省委组织部正式来信，让察北地委转告我取消对我的怀疑后，我才和家里通信。
+
+　　7、在赤诚破坏党的团结问题。当时闹病，闹情绪，认为党照顾自己不够，埋怨地委不提拔，讲怪话，发牢骚，说不如当教员省心等，自己的思想是错误的，但并没有破坏党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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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关于破坏合作化、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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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53、1955年两次反急躁冒进和盲目冒进的问题。我市执行了这条方针是错误的。但这和上级党委领导有很大关系，并不是有意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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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说我在改造工商业时，主张照顾资本家等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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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曲解毛主席对总路线及其他指示的精神。情况是这样的，武汉会议后，传达中央和主席指示，说总路线尚需10年时间的检验（大意如此）。并说主席说，依靠某些人是吃不开的。在张北的一次县委书记会上，我曾传达过这些意见，当时听这个传达的人很多。
+
+　　4、反对大炼钢铁运动。对蔚县炼铁，我确实喊过困难，也有牴触情绪。蔚县本地只有一个铁矿坑，可凑合炼铁，日产4.5吨。从宣化运来矿石太远，运力不足，也供应不上。本地铁矿含铁量少，长时间炼不成铁，或出铁很少。曾提出本地停止炼，多出人畜，支援张宣炼铁的意见。一次王云传达省委指示说：砸锅砍树也要完成炼铁任务。后我曾向蔚县的赵建国、张烈说，这是精神，不要真的砸锅砍树。最后一个钢铁战役时，我曾给下面打电话说：我矿石装好，点火就算完成任务。上报完成后，赶快秋收秋耕，拖下去，明年农业就不好办了。
+
+## 三　关于谩骂基层领导干部
+
+　　我是有错的，影响也不好。但我所骂的是坏分子、坏干部，有些话我也没说过。如“共产党员要当共产党的狗腿子”等。党委可以查一查。多少年来，经我的手或主要由我负责处理的好干部，好党员有很多很多，就可以证明。
+
+## 四　关于反对党的专政机构，破坏专政
+
+　　说我一贯反对、仇视公安部门。主要是下放了一个公安干部，让他当公社书记（蔚县合并后）。骂一个公安干部是流氓。让下面处理几个公安系统违法乱纪严重的干部。这些问题是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我有缺点或错误，但不是一贯反对仇视公安系统干部。
+
+## 五　关于破坏各级党委问题
+
+　　1、对省委领导，我提过一些意见，也讲过不满的话。这些意见有的或许是正确的。但讲法和提意见的方式是错误的。
+
+　　2、在张北一次和张文光闲扯，扯到大跃进工作中发生的问题时，说这许多是全国性，全省性的问题，上级也有责任（大意）。我曾说过，这些问题是上级考虑的，从实际工作出发，主要应由上级领导来负责（大意）。
+
+　　……
+
+　　 史万修1962年4月8日于崇礼
+
+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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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11.txt
@@ -0,0 +1,137 @@
+# 1959年冬1960年春的错误检讨
+
+　　<原商城县委办公室主任、陈道发>
+
+## （一）
+
+　　1959年冬和1960年春，商城以张念仲、王汉卿为首的反革命份子和蜕化变质份子，不择手段，采取种种措施，向全县人民进行大屠杀，使成千上万的人民被他们活活饿死、打死，许多群众安门绝户，妻离子散，真是一个非常惨痛的事件。这是由于民主革命不彻底，敌人利用灾荒和我们工作上的某些缺点对人民进行阶级报复。党中央和毛主席发现这一惨痛事件后，迅速采取了措施，及时拨了大批粮食和各种物资，解决群众疾苦，并派来大批干部，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发动群众揭发、检举了坏人，打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的敌人。从而，商城人民重新站立起来，见了青天，这就证明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在商城县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的重要性和正确性。
+
+　　在商城事件中，几十万人由于没有粮食吃，发生严重浮肿，几万人被活活饿死，失去生命。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我是下水救人或是火上加油呢？对一个革命干部是一个严重考验，也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根本标志。当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办公室负责人，应该是坚定不移的向张、王斗争，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使群众从饥饿之中解救出来，这才是真正是党的立场，是为人民服务，但是，我没有那样作，反而站在敌人方面，跟着张、王一道，为他们出谋划策，火上加油，残害人民，这样我就成了张、王反人民的帮凶，因此，商城县几万人白白死去，我是有很大责任的。我辜负党的领导，我对不起商城人民。
+
+　　商城事件过程中，我是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办公室是党委的参谋部，我是县委的参谋，参谋部和参谋应该是为党、为人民工作。但在这个期间，我成了张、王残害人民的参谋了，一心一意为他们服务，为他们收集反瞒产的材料，封锁情况，隐瞒错误等等。因此，在商城事件中，我不是一般的人，而是外掌握政策和解读，而是内掌握大权，在反瞒产斗争中起很大作用的人。
+
+## （二）
+
+　　我的主要错误事实。
+
+　　在商城事件中，我的错误很多，而且又很严重。以下几个方面的事实就可以证明。
+
+## 一、在人民来信来访方面的错误。
+
+　　1959年冬和1960年春商城事件过程中，许多同志看到群众没有饭吃而饿死的情况后，便挺身而出，坚持真理，向上级党委反映真实情况。当时，我是县委办公室负责人，又是负责处理信访工作的，应该对人民来信来访严肃对待，认真负责，进行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并向上级如实地反映真实情况。但是，我不但未这样作，反而把他们反映的真实情况说是破坏三面红旗，是代表付裕农民的思想，正是由于这种观点，对他们就抱着歧视、敌歧的态度，打击陷害他们，把一些材料报送上级，使上级不能了解真实情况，群众的痛苦得不到解决，并使一些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受到了批判或处分，使他们受到迫害。由于我的这些，给这些同志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
+　　1、 1959年冬，伏山公社的一个军人从部队回来探家，给县委写一封信，信中说：“进入商城就买不着饭吃，市场很紧张，农村也没粮食，”，我没调查了解情况，就错误的说：这是十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光看到这一点是错误的，并说是人民群众生活提高的表现。
+
+　　2、 59年10月，城关镇的一个学生写一封信反映市场紧张的信，说现在什么都买不到，不如过去了。实际情况也就是这样，但我偏不承认这种情况，反而还说：“他是攻击三面红旗。”亲自到城关镇找戴云霞，叫他调查这个人是什么成份，还叫批评处理他。
+
+　　3、 60年湖南大学学生冯兴付回余集探家，回校后给省委写一封信，内容是”农村粮食紧张，群众没有饭吃，发生严重的浮肿和饿死人的现象“，省委办公厅将此信转县委调查处理。我叫杨启国同志转余集公社党委调查。余集公社党委报来的调查材料说：今年是大丰收，根本没有饿死人的问题。便将原信和材料一并报送省委。后来，该学生又连续来三封信，叫县委把饿死人的情况弄清送给他。特别是最后一封信我看后非常恼火，便叫杨启国同志给湖南大学党委写一封信，叫审查他是什么人，政治态度怎么样。
+
+　　4、 535 工厂许立华同志给中央写一封信，中央办公厅转县委处理，信的内容是：群众没有粮食吃，干部强迫命令严重，吃人肉等。他反映问题完全属实。但不正视这种情况，根据上石桥公社的调查材料是：听了富裕农民的话，攻击三面红旗。给省委回信说：“今年是大丰收，群众有粮食吃，生活已经安排好，没有饿死人的情况。”
+
+　　5、 陈应治同志给省委写信反映食堂停伙和饿死人口的情况，此信钟卜公社调查处理，当时该公社党委付书记朱玉荣写了一个调查材料送县委，调查材料说：“他反映的情况是假的，说的胡说八道，是造谣。”我看后将此材料报送地委，地委看这个材料有出入，又转来重新调查的，由于这个材料没有转到该同志工作单位，要是转去的话，他一定会受到批判或处分。
+
+　　我在人民来信来访上的错误是有历史性的，如58年春季徐学富同志反映观庙事件时，我说他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是右派言论，够右派条件。”
+
+　　以上同志要是受到任何斗争或处分，都是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因而我要负完全的责任。
+
+## 二、在收集反瞒材料方面的错误。
+
+　　59年冬和60年春，当群众没有粮食吃而发生浮肿和饿死的严重情况下，张念仲、王汉卿硬说粮食多的很，群众有粮食吃，浮肿和死人不是没粮食吃，而是疫情造成的。这时，我就积极收集一些“反瞒产”的材料，为张、王“反瞒产”的依据。
+
+　　1、 59年冬，长竹园公社报县委 5分“反瞒产”的报告，我们认为很好，提出意见，送王汉卿看后批转各公社，并报地委，地委也批转各县，这个材料，对于“反瞒产”斗争起了很大的作用。
+
+　　2、 59年冬，我收集一个死人数字，从数字上看，死的人老年、小孩比较多，以此来看证明死人不是饿死的，是发生疫情病死的，王汉卿就以这个数字到处宣传说：“死人不是饿死的，是疫情传染的”。
+
+　　3、 59冬和60春，群众因没有粮食吃，纷纷外流逃命，而张、王坚决制止，到处设收容所，收容所名义上是收养给饭吃，实际成了教养院和劳改队，在收容所内开展斗争，强迫劳动。因此，群众就不敢外流了，在家等死，所以收容所的人渐渐少了。我向王汉卿汇报这个情况，他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粮食问题还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如果没有粮食吃，为什么收容所内的人比以前少了呢？”
+
+　　4、 59年冬，钟铺、上石桥、何店公社几个大队开始发生浮肿，个别地方饿死人，县委要我出面搞个报告。我收集了一些典型，分析浮肿原因是：劳逸结合不好，劳动强度过重，群众不讲卫生，气候突然变冷。并以赵棚吃塘水为例加以说明，这个材料，很迎合王汉卿的思想，到处宣传。
+
+　　5、 59年冬，王汉卿作电话报告，布置“反瞒产”斗争，我给他收集了达权店、长竹园、伏山公社的几个典型，他便以作为开展“反瞒产”的论据，批判干部不积极开展“反瞒产”的思想。
+
+　　6、 59年10，在县委召开各公社书记电话在会议上（这个会议是传达地委电话会议的报告），在会议开始，我公布了各公社粮食征购和付食品的进度。表扬了进度快的长竹园、达权店、伏山公社，批评进度慢的上石桥、何店公社，要求无条件反瞒产，这是我违反党的政策罪行。
+
+　　7、 在县委一次扩干会议上，我召开了县委办公室干部和各公社的秘书会议，布置收集有关“反瞒产”的材料，其中有付裕农民把粮食放到塘里，干部把粮食放起来不给群众吃等。在会议上收集了丰集、双铺等很多的这方面的典型送给王汉卿，他便以这些例子说明粮食多的很，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
+
+　　8、 在我的指示下，以县委办公室的名义办了“丰收喜讯”和发了一些通报，以一些典型和假材料，证明59年是大丰收，粮食多的很，大大促进了“反瞒产”斗争。
+
+## 三、积极封锁消息，隐瞒问题的真相。
+
+　　商城事件发生，商城几万人饿死了，我不但不积极揭发张念仲、王汉卿的反人民的罪恶，反而与他们一起封锁消息，隐瞒罪恶。
+
+　　1、 在南司常委会议上，在会议统计上石桥公社就死了3600多人，在给地委写报告时，我和王汉卿只报2700人人，少报 900多人。这虽然是王汉卿叫的，但我有很大责任。
+
+　　2、 60年 4月，地委电话会议布置澄清死人数字，我积极执行了张念仲的反动指示，召开了各公社、大队秘书会议，当时会议整理情况，叫公社报来，汇报的数字是：截止59年10月 1日，全县实有人口是41万多人，60年 4月底实有人口38万多人。从这个数字看全县死人 3万多（实际不是这个数字）。张念仲看后，人少的太多，怕上级知道追查责任，叫把59年10月 1日的41万多人压缩到40万多点，我就和办公室的同志把他减去了。
+
+　　3、 60年春，地委负责同志由固始返回，经过何店，张念仲叫我通知何店、钟铺几个公社把死在路上的人埋了。我就亲自通知了。
+
+　　4、 60年 3月，地委要死人数字和发生浮肿情况的报告。当时从下边（以下缺若干字），报告给地委，我当时请示张念仲（张在省开会），张念仲只准报4777人。后来地委负责同志来商城检查工作，我没有反映。
+
+## 四、关于收毛主席六条指示问题。
+
+　　毛主席指示是我叫翻印的，具体负责翻印的罗崇恩，由机要室郑家旺同志分发的，至于谁叫收的我不知道，我还可以回忆。不管是谁叫收的，我是有责任的，因为当时我是办公室的负责人，也是负责机要工作的。
+
+## 五、在商城事件发生过程中，很多干部家属到机关渡命，但王汉卿坚决禁止。我坚决贯彻执行王汉卿的反动指示。
+
+　　有一次王汉卿召集县直机关负责会议，布置禁止家属到机关，因他有事不能参加，叫我作了布置。在会议上我说：“干部家属到机关，在政治上影响不好，也是干部对待粮食问题的态度问题”，对禁止县委会干部家属到机关也是很严格的，如刘元钧同志的母亲到县委会，刘元钧同志怕知道受批评，把他母亲锁在屋里不敢出来。但对自已就不同了，59年10月间，粮食开始紧张时，我利用职权，把我岳母的户口从乡里移到城关。
+
+## 六、严重的浮夸错误。
+
+　　58年和59年我是浮夸最典型的人，到处制造假材料，说假话，欺骗上级，骗取名誉。
+
+　　58年春，在省委登封现场会议上，我提出全县水稻亩产1000斤，一年实现农业机械化，二年实现电气化，四十天消灭四害，一年普及中、小学教育。在大会上作了发言，并在河南日报人民广播电台上作了录音广播。
+
+　　58年冬季，在全国水稻科学技术经验交流会议上，我把全县水稻亩产估计1500斤，提出60年亩产 15000斤的指标。建国十周年，给商城县报写个稿子大部份都浮夸的。
+
+　　在很多文件上的材料和典型，很多都是我假造的。由于我浮夸错误严重，对办公室干部影响极坏，逼迫他们也不得不浮夸。
+
+　　现在检查，在58年和59年，我所搞的材料和数字真实程度只在10%—20%左右。可见，我的浮夸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
+　　八、生活特殊，多吃多占，大肆铺张浪费。
+
+　　在商城事件中，群众没有饭吃饿的发生浮肿，有的饿死，但我生活很特殊，多吃多占，大肆铺张浪费。如在粮食上，按规定在机关的干部每月每人吃29斤，我吃33斤，共领了好几个月。每月吃白馍、猪肉的面条，而干部都吃不着，每当召开公社书记会议时，特别招待，吃的特别好，粮食不限止吃，超过叫粮食局报销，钱叫财政局开支。这就严重的脱离了群众，在群众中造成很不良的影响。这也充分证明我是没有群众观点的。
+
+　　九、作风恶劣，态度生硬。
+
+　　很多干部都怕我，对我是敬而远之。为什么呢？不是干部不对，是我办事不民主，主观主义，态度生硬等错误所造成的。在讨论研究工作时，不听同志们的意见。三言两语了事。不看干部好的方面，成绩方面，光找缺点，进行无根据的批评指责。不关心干部的生活福利，有困难不给解决，但在工作上扣的很紧，要求的太严。如检查组规定：每个组写稿子二十篇，并保证质量，登的多，一个月进行一次评比。由于我的这种强迫命令，不仅加重了他们的负担，还逼得他们在有些方面的材料弄虚作假。
+
+　　我的错误很多，仅以上就是以证明我的错误严重性。
+
+## （三）
+
+　　我为什么会犯这种严重的错误呢？主要的根源有如下四个方面。
+
+　　党和毛主席一惯地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并经常教育我关心群众疾苦，做好人民的经济生活工作，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他说：“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这一点也不能忽视，一点也不能轻看。”但是，59年和60年春商城事件中，我没有听党和毛主席的话，把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性命的重大问题“疏急了”。特别是当群众没有粮食吃而被饿死的时候，不但不为他们解决问题，还说粮食多的很，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是思想问题，而是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把群众当成敌人去对待，去处理。
+
+　　二、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
+　　59年冬和60年春发生严重的浮肿和饿死人的情况下，我是知道的，也知道是个大问题，也曾几次想向上级写信反映，但始终没有写。我既然知道这种情况，就是不敢向张、王开展斗争，又为什么不写信向上级反映呢？主要是自已存在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怕斗争，怕划右倾机会主义，怕摘乌纱帽。所以就宁愿群众饿死，也要保住自已的名利地位。我经常喊着为人民服务，实际做了反人民的事。这就使我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
+
+　　三、没有群众观点。
+
+　　一个有群众观点或稍微有群众观点的人，看到群众饿死，一定会坚持真理，挺身而出，向张、王开展斗争，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没有遵守党章，不按党的政策办事，不顾群众的死活，胡作非为，火上加油，根本问题是没有群众观点的表现。
+
+　　四、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在旧社会出生长大的，参加革命后，虽经过党的10多年的教育培养，但阶级本质还未彻底得到改造。革命人生观未确立，对劳动人民没有建立阶级感情，商城事件中所以我犯严重的错误，就是我的阶级本质未得到改造的总暴露，这是我犯错误的阶级根源。
+
+## （四）
+
+　　今后努力方向：
+
+　　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政策，不断地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提高马列主义水平，树立世界革命人生观，彻底克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二、学习党章党纲，加强党性训练，严格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对党忠诚老实，说老实话，如实反映情况，不假报，不隐瞒，严格要求自已，不断地检查自已的缺点和错误，向一切不良倾向开展斗争。
+
+　　三、加强群众观点，关心群众疾苦，时刻注意解决群众的一切困难。
+
+　　四、转变作风。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处理问题。在一切工作中，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扬民主，坚决克服主观主义，遵守各种制度，生活不特殊，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
+　　五、积极工作，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完成党交给的一切工作任务。
+
+　　我的错误很严重，给党和全县人民造成很大损失。为了教育我，改造我，特请党给我严厉的处分。
+
+　　我保证接受教训，改正错误，好好工作，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
+
+　　 陈道发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三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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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12.txt
@@ -0,0 +1,107 @@
+# 自我检讨
+
+　　<原中共商城县委农工部副部长、曾厚仁>
+
+　　检查人，曾厚仁，现年三十二岁，中农成分，农民出身，生于1930年元月，家住本县双铺区陈砦大队。
+
+　　1937年至1941年在家放牛和闲玩，1942年至1945年在学校读书，1945年至1946年6月分参加工作，到52年9月任工作员，52年9月到53年4月任区团委付书记兼工作组长，53年5月至54年5月任区团委书记，54年4月到55年2月任双铺区委付书记55年3月到56年3月任区委书记，56年4月到61年3月任县委农工部付部长，从61年3月到现在任农委秘书（54年中南学校学习半年，56年在省委党校学习半年）。我在解放前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组织（原文重复两个组织）。我的亲友大部分都是中、贫农，只有我的远门姐夫陈齐仁是地主成份，当过伪官，守过法（此字不清，疑为“法”），现劳改期满在家生产，我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
+　　1959年冬和1960年商城人民遭到了反革命分子一次大屠杀，是一个很大的惨案事件。自己在这个事件中，虽然在紧要关头我在信阳学习，但经现在这个时期的转变，是犯了很多严重的罪行，经过九个月的反复思考和领导同志们的帮助，认识到我的错误严重性，现将我的认错事实和认识检讨如下：
+
+## 一、主要错误事实：
+
+## 1、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欺骗上级领导，夸大个人作用。
+
+　　（1）1958年大办钢铁时，我在三里桥铁厂负责，报了很多假数字，放了很多假卫星，每天只生产铁一、两顿，而上报100多吨。
+
+　　（2）58年在何店时，县委工作组九个同志种了一块棉花，实际只产籽棉102斤，确（应为却——编者））上报亩产皮棉102斤，并向外地介绍了经验。
+
+　　（3） 1958年开始搞社办工业时，燎原大队一个多月办了三个小厂，而上报说办成30多个厂，并说取得了很大成绩，去总结推广这个假经验。
+
+　　（4）1958年上报水稻产量时，燎原大队的水稻，亩产实际只530斤，上报为1500斤，并总结成文字经验带到北京，在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应加会——编者）上去推广。
+
+　　（5）1958年12月份我参加全国先进单位代表会议时，带去的数字绝大部分都是假的，骗取了自己的名誉。
+
+　　（6）1959年全县遭受了百日无雨的大旱灾，自己认识不到有灾情，还说商城是大丰收，在秋季上报水稻产量时，燎原大队水稻实际亩产450斤，而上报为610斤。
+
+　　（7）从58年到59年两年中，我在燎原大队搞包工包产和分配方案时，绝大部分都是假的，要求高，数字不实际，都当成经验去推广，而造成下边无法执行。
+
+　　（8）1960年夏季核实小麦产量时，自己还在虚报，燎原大队小麦实际亩产只110斤，而上报150斤，叫公社按150斤去计算征购和安排群众生活。
+
+　　（9）1960年（此处26字不清——编者）水稻要达到1500斤，并总结成经验，叫县委去推广。
+
+## 2、盲目的执行张、王的反动政策，对说真实话的干部和农民采取辩论、斗争。
+
+　　（1）1957年秋季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也错斗了一些好人，如社员张长银是贫农，因说一些不满的话，也给他戴上了富裕农民的帽子，叫群众去批判斗争。
+
+　　（2）1959年10月在县张花园反右倾斗争时，我主持斗争了燎原第四队支书余庆堂，因说他瞒报土地面积，私分粮食和自留地给社员，斗争后又宣布他撤职反省，后又转到打米厂去反省，实际也是劳动改造。
+
+　　（3）同时在会上还批判辩论了五队支书刘文清、张大国、邓中许等三人，主要是说他们有悲观论，不应说是粮食不够吃，否认人民公社优越性等，批判后并让他们都写了书面检讨。
+
+　　（4）1959年10月分在县反右倾斗争后，接着又在丰集寨开一次党员大会，早会上批判斗争了很多人，当时我是在办公室负责材料的审查，报县委批准，在材料中很多人都是反映59年灾荒大，粮食减产，征购任务完不成，农民可怜等真实情况，也把他们戴上右倾思想帽子，送县批准斗争，如粮食干事胡能光，就是因为反映粮食减产，被批准斗争。
+
+　　（5）1959年10月在县反右倾斗争后，因说王银保同志斗争后回来不老实、有活动，我与欧启彬、杨功时、雷栋材、董如江等八人，写了一个检举材料送给王汉卿，致使王汉卿又把王银保同志叫到县反省十多天。
+
+　　（6）1960年5月分在燎原大队工作时，社员岳作中、马明章等二人在高（应加楼”——编者）烧炭把芦店大队的黄牛吃了一条，当时有会计冯兴德把他二人捆起来，带来找我处理，我不仅没释放，反而与公安局打电话，要公安局拘留，当时公安局未批准，结果交到米厂，去劳改十多天，斗争了两次，又将他二人送劳改队。
+
+　　（7）1960年夏季核实小麦产量时，我在燎原大队还主张反瞒产，说二、五小队产量不实，组织十多个干部到二、五小队清查稻场，清查食堂和队保管室，清查会计账目，并批准姜志超同志在五队不负责任，黄湾子产量有问题。
+
+　　（8）1960年夏季吃小麦时，上级指示每人每天吃十三两，自己在燎原大队按每人每天十二两安排给社员，并对会计说：我给你们按十二两安排，你们过去可以吃十三两，食堂内有机动粮，结果实际食堂只吃十二两，使社员的身体不能很好的恢复健康。
+
+　　（9）1960年6月分，我在燎原大队搞消灭落后队时，因说第六队落后，（此处32字不清——编者）。青年都是家中有人把他调走，离开了家庭，致使他们不能和自己的亲人长期在一起，当时由杨庭秀等粮户对搬家思想不通，经过强迫动员数次才搬去，并对会计黄卫民说：“他们不搬家，不要在他们队计算口粮。”
+
+　　（10）1959年冬在燎原大队召开干部和教师会时，在开会期间有个姓芦的老师回去了，自己又派人把他找回来，叫大家批判斗争他一次。
+
+　　（11）1960年2月分我由信阳学校回来时，蒋文忠把犯错误的干部和小偷小摸集中10多人，在打米厂去劳动改造，自己没有制止，并送去两个杀牛的。
+
+　　（12）1958年冬在大搞大办钢铁和大办社办企工业时，自己在燎原强迫了一部分群众搬家，腾出了10多个湾子扎上了工业和大学，对群众的财产造成了很大损失。
+
+　　（13）1960年7月分为了制止群众偷青稻，我在燎原管理区召开了党员会，研究了三个办法：一是没收偷的稻，二是赔偿损失，三是进行辩论。结果六队长曾文友回去过了几天捉住了张国珍偷稻，没收了张家中的全部东西，而张跳水自尽，我应负一定责任的。
+
+## 3、多吃多占，讲排场，浪费人民财产。
+
+　　（1）1958年冬到1959年春，我在燎原大队工作时，开始来参观人民公社搞招待所我都参加了，吃有十多头猪，几百斤大鱼，我都陪着吃了，大部分是没有给钱。
+
+　　（2）1958年到1959年两年中与大队干部在夜内也吃了很多饭，共计有三十多顿，每顿都有肉、鱼，吃后都没有给东西。
+
+　　（3）在燎原大队工作时，过年过节大队有东西，我总是要买些到家中吃，猪、牛肉都买过，虽然也都给了钱，但是很便宜。
+
+　　（4）从人民公社化后，我在燎原大队工作时，为了搞形式，讲排场，也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和财力，搞跃进门、试验田树标牌，搞展览，办大学等，如办何店综合大学，有次苏联专家来，买书浪费款1200元。
+
+## 4、玩弄妇女，乱搞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
+　　（1）调戏何店总机女话务员林承秀同志。我刚到何店工作时，而林还是小孩，我们经常与她闹着玩，到1958年秋林长大了，原县委内勤小张托我介绍与林谈结婚，经过几次谈话，我与林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有时一搞大半夜，在总机内开电话、听报告，不讲形式的与他（应为她，下同——编者）说笑话，打着玩，有时要电话时若是他睡着了，我就打她，拉她的腿，就她的头发。为小张的婚姻问题，有时话未谈好她要走，我就拉住她的手或衣服不叫走，有时她也很生气。
+
+　　1958年5、6月分有一天夜晚，原县委书记刘保印电话报告叫连夜动员抢收，我听了电话后由五队赶到何店总机作电话报告，我到总机已经十二点了，总机室内林与徐都为睡，等着找我开电话会。电话会议开到三点钟左右，在我电话会开始时，林与徐道荣（也是话务员）都为睡，办公室也有人。电话会后，办公室同志都睡了，而林承秀和徐道荣都睡在总机室内一个床上，也都睡着了，但有两个队还没有要到，我又重新来要这两个队的电话，我先叫林而林未醒，我叫徐而徐也未醒，我又叫林后林还未醒，我又去（此处5字不清——编者）林，把林的裤子一扯，把她的裤子连裤带都扯散了，这时而林还未醒，我就去解林的褂扣子。徐道荣醒了，发现她的裤子被扯散，而徐就说是我扯的，因而小林就哭起来了，第二天而林就找了龚书记、王汉卿、王银保、江品山等三人，说我想强奸她，扒她的裤子等。我与林承秀的问题从思想上来检查，开始是与她闹着玩，到了最后一段是想通过调戏达到发生关系的目的，但当时那一夜的确真不是想与她发生关系。
+
+　　（2）1959年春我在柳坪大队办猪场时，与受精员朱吉霞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两次，第一次是有天夜晚我俩在一块写（此处6字不清——编者）是说猪的受精谈起，谈人的受精问题，最后她写个条说：“你若对我没意见，可以到我住处去玩玩。”结果我去了去了与她发生了肉体关系。第二次，过几天后她又到我屋内来，又发生了一次关系。过了几天后我俩一块到何店开会，夜晚回来走到马大堰路上，我两坐在那里，拉着手，杨廷秀来看见了，所以她就回去装疯作怪，说我踢她的脚、抹（应为摸——编者）她的手等，群众都知道了，从此我俩断绝了关系。
+
+　　（3）1959年4、5月分，燎原剧团演员程长秀与县民警队姓彭的结了婚，结婚后要求把粮食传到城关镇供应，当时我没同意，后她又从生产队写来个介绍信，我有没有同意，最后由几天夜晚她又来找我转粮食关系，结果我两就发生了关系，过了几天才把粮食关系转走，从此我两断绝了关系。
+
+　　（4）从58年到59年还与朱时惠、岳作秀、陈月芳等女同志关系很密切，有时到一块想找她们拉拉关系，但是由于与她们接近的很少，所以没有与她们发生关系，特别是与朱时惠同志，我两有一个时期关系更好，在一块交谈过思想，从我思想上是想与她发生关系，但与她在一块时间短，更加她是军属，怕犯错误处分的重，所以没有敢与她发生关系。
+
+　　（总之，我从58年到59年秋，在一年度的时间中，我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氓作风，已经发展到顶点，见到年轻妇女就想与她拉关系，不顾党纪国法，乱搞一切，特别是林承秀问题，闹得很严重，群众非常反对，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卑鄙可耻的。）
+
+## 二、对错误地认识：
+
+　　从我犯错误事实来看，确实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男女作风方面，做的都是非人所为的事情，广大劳动人民在那里受苦受难，而自己在那离开心取乐，成天不考虑工作，被一些年轻妇女所造成不顾群众的影响，不顾党的威信，只顾自己的享乐腐化，我的党员，是变了质的，我的思想是腐化堕落的，做的事情是卑鄙可耻的。破坏了党群关系，破坏了党的威信，适党在群众中造下了不好的影响，我虽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已经丧失了一个普通人应有的道德品质，真正走向了资产阶级腐化道路，养成了流氓成性的坏作风，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几年来党对我是忠诚的培养，我自己是慢慢的走向脱离党的道路，回想起来我真是对不起党、对不起广大人民。
+
+　　我为什么犯这种严重的错误呢？其根源是：（1）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没有受到残酷的压迫和剥削，不能体贴贫苦农民的痛苦生活，所以在农民没有吃的、正在受苦受难时，自己不仅不能关心群众生活，而还在那里辩论斗争农民、挥霍浪费、乱搞男女关系，这不是共产党员所作的事，而是资产阶级流氓地痞所作的事。（2）我生于旧社会，过了旧社会一段腐化生活，思想上受的影响很大，在入党时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升官发财，享乐腐化，所以自己扒上了领导岗位，就利用职权，进行胡作非为，达到个人享乐腐化的目的。（3）我从参加工作以来，是一帆风顺的，是一直上升的，没有受过什么挫折和打击，所以自己在思想上就产生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没有用党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特别是林承秀问题发生后，当时领导上没有对我进行处理，所以我的资产阶级卑鄙思想和流氓行为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有很大的发展，以致形成玩弄妇女，乱搞两性关系，不仅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而且也丧失了一个人的社会性。（4）最主要的是我的思想变坏了，从58年以后，我是不听党的话，不按党的要求办事，一切为了个人的享乐腐化，如违法乱纪，乱搞男女关系，自己也知道是党所不允许的，自己是明知故犯，一犯再犯，一直走向腐化堕落，蜕化变质道路。
+
+## 三、几个对人民有益的工作：
+
+　　1、有些坚持了真理，向坏人坏事开展了斗争：（1）59年春我向地委反映了王汉卿的男女作风问题，并写了书面检举，结果撤职了王汉卿第一书记职务；（2）60年2月分，我由信阳党校反右倾回来时候，看到（此处2字不清——编者）死人、死牲口，没有粮食吃，自己亲自向毛主席写了一封无名信，反映了商城因为王汉卿不发粮食，造成死人、死牲畜的情形，并请求中央派工作组来检查，发粮食，搭救商城人民。
+
+　　2、自己在了原（应为燎原——编者）工作时，也经常向县委反映真实情况，找县委要粮食，同时也要到了一些粮食，使原管理区的群众也少受了一些损失。
+
+　　3、自己在工作中一贯积极主动地，能克服困难，能吃苦，能与群众一样参加劳动，与群众关系搞的比较好。
+
+　　4、1959年冬，在信阳党校反右倾是，我也是斗争的对象，我受过批判，写过检讨。
+
+　　总之，我在58年、59年两年中，虽然做了些工作，但是错误还是主要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为了挽回党的影响，使自己接受教训，请求组织上给予我严重的处分。我今后重新作人，不再犯类似这样性质的错误。
+
+　　 检查人：曾厚仁1962年4月13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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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13.txt
@@ -0,0 +1,67 @@
+# 我的检查
+
+　　<原中共信阳县委第一书记、徐国樑>
+
+　　信阳县五九年冬至六0年春季，在工作上由于违背了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指示，积极贯彻执行了以路宪文为首的原信阳地委的错误方针政策，加之我们在执行中那些问题，又有所发挥，因而造成了惨痛的死人事件。我对信阳县的死人事件应负主要责任，我在这事件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
+## 一，浮夸。
+
+　　五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鸡公山公社已有十一个大队统销粮食。公社确定秋季亩产为一千斤、八百斤、七百斤三个方案向我汇报，我听了不高兴，批评他们想动摇千斤公社，为这事曾批评过阎凤梧同志三次。五九年十二月上旬，县委在鸡公山公社开扩大会议时孔繁志向我汇报说泗河岗公社秋季稻子亩产只有七百二十五斤，我当时批评他：“你们还说五八年减产吗？大跃进搞的什么？有右倾指导思想，现在产量越搞越低，信阳县三个千斤公社我是不动摇的。”结果压得下面只有空报成绩。
+
+## 二，大搞反瞒产大搞征购。
+
+　　五九年本来是灾年，而自己却认为是大丰收的年份。县常委研究总产量五亿多斤我相信。五九年秋季征购，地委三次给信阳县一亿一千多万斤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强行征购继续贯彻四边四快先国后社的精神，要一气呵成，并规定先用稻谷抵交黄豆任务，用社办工业粮食抵交国家任务，结果把公社的工业粮、队里的种子、饲料、口粮大都搞光，使社员生活无法安排。在这种情况自己并不认为下边没有粮食，反而认为下边粮食多的很，因此在安排群众生活时奇连续搞反瞒产。
+
+　　五九年九月二十八日县委扩大会议和十月五日县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即贯彻了路宪文的“粮食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三级干部会议中专门拿一天多时间解决粮食问题的错误指示。于县委扩大会议上斗争了刘忽先、邢占祥同志，于县三级干部会议上斗争了二三十个干部。会后先党内后党外一直贯彻到群众。在干部中展开反右倾，在群众中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结果是说老实话反映粮食问题的都把他当着（应为做——编者）右倾进行斗争处理。
+
+　　五九年十一月九日县召开扩干会议反瞒产，培养邢集公社五一大队妇女主任廉白珍（共产党员）在大会上进行反瞒产斗争经验（介绍）。会议上斗争和撤职了该队高振银的支部副书记职务，提廉为支书，并用录音机把廉的发言录下来向全县广播半个月，表扬廉为保卫社会主义的红色女战士。
+
+　　五九年十二月六、七号，我去鸡公山公社参加安排生活的扩干会议，谢元贵给我说皇湾大队有几个小队报不出粮食，我就找小队干部座谈。他们说：“以前是想有顾虑不敢说，说了怕增加任务，怕大队调”。我给他们讲公余粮任务已宣布结束了，粮食再多国家也不要了，你们小队拿出粮食先仅（应为尽——编者）你们自己安排生活，多余地上交大队，那么报出粮食好，明天我去看你们的粮食。公社扩干会结束后，我随着鸡公山区的管理干部去到管理区，管理区干部分到各大队去工作，我和谢元贵去黄湾大队看粮食，大队干部说已拿出二十多万斤放到食堂里了，我听了很高兴。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公社党委，公社要在这里开现场会。我不放心，晚上去楼房湾看稻穴子，夜晚看不清。第二天白日又去看，一检查里边是假的，上边放一层稻子，下边都是稻壳。回大队又开小队长会议，动员大家说实话，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横竖是你们自己拿出来自己吃，别人有不要你们的。各小队干部又报一遍，都说有粮食，并放在什么地方。管理区干部和大队干部分头到个小队去验收，回来汇报都说有粮食。大队开群众会叫曹端业介绍报出粮食好如何安排群众生活。第二天我与谢元贵又去曹端业队看，到吴家畈有一小穴，有一个人说这就是这次报出的粮食穴子。我用手向下一插，上边是稻子，下边是稻壳。我对谢说这家伙不包（保）险。谢当时批评那个人，问他是谁叫搞的。他就（说）是大队青年团曹支书。我与谢又去黄湾周德贤小队看粮食，见他办公室内有一个稻穴，几个缸都盛的是稻子，食堂饭也比过去好（这是群众说的）。这时我认为有假的有真的，弄假的可能思想上还有顾虑，需要进一步做工作。十二月十日晚上在管理区召开八个大队支书好管理区的干部会议，汇报各队报出粮食的情况，大家说已弄到食堂的粮食共有七十多万斤，而且都是真的。我在会议上表扬老门、马河、武胜关大队，说他们有干劲、有办法，批评万家冲、台子畈大队，说他们思想不对头，方法不对头。我总结了四条经验：1，大讲政策；2，大讲大丰收；3，依靠贫雇农积极分子；4，干部要深入工作，并告诉大家，公社准备来这里开现场会议，大家回去把粮食都拿到食堂叫人家参观。散会后我与谢元贵研究同意公社来这管理区开会。同时对各队报出的粮食进行分析，我说看起来是真的多，假的少，黄湾大队有的个（别）队所以弄假的，主要是小队干部有顾虑，对政策不完全相信，怕大队调他的，公社来开现场会，可以叫人分队参观，我们看了是假的，不要让人家再看。为了开好现场会，就叫刘金秀到老门大队，李道岭到马河大队，侯甫到新店大队，检查验收大队报出的粮食。后来也到马河大队看了两个湾都有粮食。现场会确定重点参观马河、老门、武胜关三个大队，先参观后开会。会议上由黄湾小队长周得贤，新店大队长詹金有介绍报出粮食的思想变化和今后怎样安排好社员生活等情况。会前周得贤说：“从前没有在会上讲过话，不敢讲”。我认为周还可能是怕大队调他的粮食，我给周说你怕什么勤讲啦！我给你撑腰。会议最后我做的总结。主要意思是：1，表扬介绍情况的人；2，继续讲那四条经验好政策；3，号召大家去弄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
+
+　　五九年十二月份以前县委未经地委批准，先拿出二百四十万斤粮食小给农村（动用的城市用粮）。十二月底元月初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安排生活，全县确定销给农村两千三百万斤（到接麦），叫阎凤梧去地委找（王——编者）达夫要粮，王扒除出田店南湾灌渠的民工粮二百六十万斤，县委又扣下十二月份以前销的二百四十万斤，实际销给农村一千八百万斤，这是全县安排生活才基本上停止了反瞒产。
+
+## 三、放棉、麻卫星
+
+　　地委宣布粮食征购任务结束，指示继续完成棉麻任务，完成者为满堂红县。这时信阳县的棉麻任务还未完成。我为了争夺满堂红县，就布置放棉、麻卫星突击完成，县成立办公室，规定公社党委有一书记专抓，三天完成任务，麻可以不再留免购点，生产需要用麻可以找代用品，未扒皮的麻杆也可以收购。为了收购的快，可以多设收购点，交通要道可以设临时收购点，每个收购点要有三至五人，照过称付款为准，收购人员不足，可以临时抽调国家干部去帮助。一天几次电话会促催任务进行评比，表扬好的，批评落后的，继续造成全县普遍而又严重的违法乱纪。有的搜查群众，有的抢拿群众财物，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
+## 四、大收外流捕杀牛犯。
+
+　　不折不扣的执行路宪文时期地委的收外流捕杀牛犯的错误指示，打击人民群众，不让人民群众自己求生，致群众于死地。收外流不仅积极地贯彻执行，反而进行了发挥，如我又规定了四不准进（不准进县，不准进公车，不准进大队，不准进村）。结果是火上添油，助柴（应为纣——编者）为虐，残害了人民群众。
+
+## 五、关于疾病和死人问题。
+
+　　五九年十一月、十二月份，我县疾病和死人情况已发展的很严重。县里虽然成立了防疫办公室，有书记专抓，组织县里医生向专（专署——编者）里要医生治疗，要商业部门供应一些副食，但疾病和死人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好转。我现在认识到当时对疾病和死人情况分析分析是错误的，没有肯定疾病和死人就是因为没有吃的，是饿的而是认为是疾病的发展。我在鸡公山公社时疾病和死人所做分析就是错误的：1，天气不好骤冷骤热；2，卫生搞的不好，细菌容易传染；3，党委抓的不紧，措施不力；4，因为有两条路线斗争，富裕中农捣鬼，生活未完全安排好。
+
+　　疾病和死人发展的很严重，没有向上级党委写过正式报告，只是每天向地委去人口头回报或送报表。
+
+## 六、关于人民群众来信问题
+
+　　1，五九年冬季，肖王公社黄湾大队有一无名信反映食堂有饿死人的情况，我把信交给苏鲁明（当时公社党委书记），要他调查解决（县给该公社有统销粮）。以后苏向我说：“食堂没有停火，更没有饿死人，这信可能是一个小学教员写的”。我当（应加时——编者）批评他：“不要管他是谁写的，就看反映的真不真，是真的应该给该大队解决粮食问题，反映的事不真也不要再去追查他，是哪个人写的，你们今后要注意检查生活安排。”
+
+　　2，五九年冬鸡公山公社甘家冲福利大队有十几个群众到县人委请愿，反映食堂停火，没有粮食吃。（应加我——编者）叫县人委把群众先说服回去，后叫侯辅弼和鸡公山公社去干部调查解决。不几天县公安局在明港开会，我碰见侯辅弼。我问他那里情况怎样那（应为哪——编者），（他）说不是群众请愿反映的那样，食堂没有停火。后来我又去鸡公山公社，在晏向真同志屋内侯又向我说，甘家冲群众请愿，食堂没有停火，该队还有粮有菜。我说只要有粮，食堂未停火就祘啦！
+
+　　3，公安局副局长暴朝兴向我说肖店公社发生有活人吃死人肉的情况，我当时抱着怀疑的态度，我对暴讲，你再调查一下，究竟真不真。以后暴说是真的，我说你没（改）个名称。暴回公安局，改为“破坏尸体”。由于在反右倾中，加上粮食问题和连续搞反瞒产等一系列的错误措施，结果使全县人民群众家贫如洗，身无衣被，吃无米面，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父南子北，牲畜死亡。土地荒芜，房屋倒塌等的悲惨景象，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罪恶是我应当负主要责任。
+
+　　我在信阳县惨痛事件中的具体错误，也是我自己的沉痛教训，也是造成信阳县事件的主要原因：
+
+　　一、在浮夸方面，自己有争先进，争名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想法，只要下边报的是高产量，自己就高兴，就表扬，就相信；下边若要是报的是低产量，不但不相信，反而加以批评，说他们右倾地产论等等。在作风上强迫命令极端不民主，不愿倾听正确意见，不实事求是，造成全县虚夸，层层虚夸。
+
+　　二、在反瞒产方面，1，贯彻执行了路宪文的错误指示，而我在执行中又是积极的，没有按照中央的正确指示做，在执行路宪文的错误指示时，没有仔细调查对待，而是硬干盲干。2，自己在思想意识上有唯心主义和严重的个人主义，满脑子大丰收，满脑子两条道路斗争满脑子右倾，因而自己无论在工作中、在思想斗争中都是采取了左倾蛮干的作法。鸡公山管理区的现场会，当时我在思想上认为真的多，假的少，在方法上仅采用对假的进行封锁的办法，不叫群众去参观，叫群众去看我们认为是真的地方。这种对现场会的态度和作法是及其错误的，当时发现有假的不应该组织现场会，应全部停下来进行彻底检查，如果全是真的再开，如果不是全真的，应该马上向上级要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不应再叫队里做工作，就不会造成全县性的反瞒产，就不至于造成全县这样惨痛的事件。
+
+　　三、在放粮食卫星工作上的错误。当地委指示叫突击棉麻任务，样样完成满堂红县的时候，自己为了当满堂红的县，会放卫星，对具体问题不作调查分析，主观摊派，强逼完成，这是极端个人主义和争名誉当先进，光为自己有名，不管群众死活的错误做法。
+
+　　四、在捕杀牛犯收外流方面的错误是，我最根本的错误是没有阶级观点，没有群众观点，把农民当成了打击对象。第二条错误是在执行收外流指示时自己发挥了四不准进（不准进县，不准进公车，不准进大队，不准进村）。这一条主要是限制湖北省或外县人口流入。这是对外流人员不是抱着同情感，设法解决他们的困难的态度，而是打击的态度。
+
+　　（五、在疾病和死人问题方面的错误：1，没有写过正式文字报告，仅是每天向地委去人口头回报或送报表。现在想，当疾病死人大发生的时候，应该向上级党委（省、中央）写正式报告，以便使省、中央即（应为及——编者）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最大的错误是自己把疾病和死人的原因分析错了，当时只认为是疫情，没有敢肯定它是粮食问题，生活问题，如果当时能面对事实，实事求是的确实的发粮食给群众吃，也不会造成这样惨痛的死人事件。）
+
+　　结合以上的错误事实，由于我积极执行路宪文时期的地委的错误方针政策指示和自己没有阶级观点没有人民群众感情，没有把农民当成阶级同盟者看待，反而当成敌对阶级加以打击，因而在执行指示时不但是积极的，而且加以发挥，火上加油，造成全县性的惨痛的死人事件，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遭受破坏，使人民遭受了一次大灾大难。现在每当回忆起来，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为了沉痛的记忆这个惨痛的历史事件，我现在认识到我所犯错误的根源是：
+
+　　1，积极贯彻执行原信阳地委和路宪文的错误方针政策指示，没有深入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的作风，只做了对路宪文负责的坏事，没有作向群众负责的好事。在执行时没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是积极的硬性的贯彻执行。2，错误的分析了农村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把两条（道路）斗争扩大化，把农民当成打击对象，把大灾年说成是大丰收年，因而就造成反右倾的扩大化。粮食工作和安排群众生活上连续反瞒产，打击了好干部好群众。3，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没有阶级观点，没有群众观点，办事不从人民群众利益出发，一时争名誉、争先进、夺红旗，因而在工作上即采取左的措施，在生产上订高指标，在作风上极端不民主，强迫命令，唯我独尊，结果是害了党，害了人民，害了干部，自己也犯下了历史性的罪过，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主要根源。
+
+　　我现在所抱的态度是认真地检查自己，深刻地接受教训，积极地工作，立功赎过，改造自己。
+
+　　 徐国樑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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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14.txt
@@ -0,0 +1,29 @@
+# 中共商城县委对阮坐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阮坐，男，现年32岁，贫农成分，农民出身，河南辉县人。194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10月入伍，历任村支部书记、武委会主任、区武装干事、大队付、区组织部长、县监委干事、秘书、监委付书记，1960年4月任商城县委组织部部长。60年10月因在“信阳事件”中犯了严重错误被集训。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1959年10月，阮坐同志亲自带领反瞒产工作组在双卜管理区大岗大队搞反瞒产时，亲自指使队干部非法搜查社员26户，搜出粮食70余斤，这时阮坐便听信别人汇报，说社员苏德理瞒有700斤粮食，硬逼着苏交出来，苏不承认，阮就在电话上指示大队支书喻修生对苏进行斗争，同时斗争了社员5人（未有造成后果，斗争时阮未在面）；1959年10月下旬，阮听到蔡店支书艾有周汇报说：周岗队经过搜查，社员屋内屋外到处埋的是粮食。阮就亲自去看过后，当即布置艾有周召开全管理区9个大队的队长、支书开现场会议，布置后因阮到管理区开电话会议，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后，对全管理区的搜查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59年10月7日，由粮局干部徐于尧向阮汇报社员苏玉亭瞒产等，阮指示干部搜查的社员15户，阮并带粮食局三个干部到苏玉亭家搜查，共搜出稻、米、面20多斤，这时阮即认为有粮，认为芦湾生产队彭作荣和作业组长肖大虎瞒有产，就指示积极分子对彭、肖进行斗争。斗争时炒盐豆子，把彭的浑身碰青（斗争阮应负指使责任）。
+
+　　1959年10月中旬，蔡店大队陈大鹏（付农）、刘长鉴（贫农）、周明祥（贫农）3人，因饥饿无奈偷杀了大队的两头牛，后发觉向阮汇报，阮便指使蔡店大队支书艾有周把人看好，整理好材料、送县法办，因当夜看守不严，陈大鹏等3个逃跑。当时艾有周又向阮汇报人已逃跑，阮便说：“放跑一个杀牛的，就是放跑一个敌人，一定要派人连夜捉回来。”第二天将陈大鹏捉住后，经公安局长王志刚批准送县入狱，死在狱中。
+
+　　1959年12月，郭砦大队生产队长岳德全，因饥饿杀了大队的一条猪，大队即派人将岳送到双卜管理区处理，当时阮看到捆的不紧，就亲自动手又将岳捆了一道，当时把岳捆的只（原文如此）叫喊。到晚上又将岳拉到管理区干部会上进行斗争，由杨宜科对岳又捆又打，阮当面还说：“岳装驴熊。”此后被公安局长王志刚批准送县入狱，于60年死在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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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2月，大岗大队社员胡基金因饥饿杀了大队的5只鸭子，此人捉到管理区，由阮指使张畈大队付支书汪福先对胡进行先捆后吊，吊的脸上汗直往下淌，棉衣都湿透了，吊有一尺多高（此人没吊坏），阮还亲自用一把粪叉子对胡的屁股打了三铲子， 阮还骂着：“这个反动付农，胆子不小”。
+
+　　1959年10月下旬阮在蔡店大队搞反瞒产时，偏听干部汇报，说社员芦尽成瞒有粮食。阮将芦叫到蔡场场长叶光成住室审问，芦不承认，阮就亲自用一根大拇指头的竹棍，对芦屁股上毒打三棍，后又指使别人将芦捆到柱子上，阮并威胁说：“明天非法办你不可（此人没法办，人还在）”。59年12月，汪砦大队社员汪启凤，因饥饿无奈，弄了大队的一头猪吃，后被该队支书蔡正银向阮汇报，阮当即指示管理区劳动教养汪，在劳动教养场被打、被斗而死去（在劳动教养场的情况阮不知道，属遣送的责任）。
+
+　　59年10月，上石桥公社党委在周砦管理区山坎大队召开大队以上反瞒产现场会，会上说龙堂大队党员周道海瞒了1000多斤大米，周让阮开除他党籍，阮就以县监委书记的职权，当场宣布开除了周的党籍。
+
+　　59年12月9日晚，阮坐和朱德田一块到张畈大队羊场去，当时碰到张思朋偷杀羊场羊吃，阮就拉着张，手里提着枪，到后山去，并拉开枪栓威胁的说：“你想死想活。”用枪托子照张的头上狠狠打三下，到食堂拿劈柴照庇（应为屁——编者）股上狠打三下，当时打坐在地上。
+
+　　60年2月，在上石桥公社办公室，由张昆山交给阮一封群众向中央的一封信，主要是反映粮食问题。信的内容是反映蔡店和张畈两个大队停伙，饿死人的情况。阮把这信压了起来，到60年7月才把此信交给干部吴善彬。
+
+　　59年冬，双卜管理区街上有些卖糠、馍的，当时阮认为这是有意造（此处2字不清——编者），布置干部见到卖糠馍的一律收起来，干部就执行了阮的指使，共没收了100多斤糠馍放到管理区，有的霉烂被丢掉。
+
+　　阮坐同志在“信阳事件”中，身为监委书记和当时管理区负责任，非但不坚持真理，反而亲自动手打骂群众，犯了严重违法乱纪错误，给党在群众中造下了积（应为极——编者）坏影响，本应严加处理。但该同志出身历史好，自参加工作以来，工作表现积极。59年冬虽然亲自动手打人，确属迷失方向，非出本意。60年1月分停伙的紧要关头，双铺街上（管理区住地）群众没肉吃，小麦种不上，阮即召开了党员、干部、学校教师70多人，动员从自己的口粮中主动的拿出了一部分粮食给了群众。商城揭开盖子后，能主动交待自己的责任，检讨比较深刻。本着批评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既要挽回群众影响，又要教育本人。经县委研究，给予该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中共商城县委一九六二年元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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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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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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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覃新同志的控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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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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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柳州铁路公安处刑警队苍惠恩、高文华等随便逮捕毒打革命干部，无法无天、极端恶劣的行为，实在是令人不能容忍的。经公安部调查，证实证人所说情况完全属实。现已依法将苍惠恩、高文华两人逮捕，准备给以■。韦覃新同志是坚决维护党的利益、坚持党的政策、敢于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好同志好公安干部。公安部政治部已向韦覃新同志写信慰问，并告广西公安部政治部对韦覃新同志好好照顾，使他早日恢复健康,并予通令表扬。
+
+　　贯彻政策，整顿干警的纪律作风，反对违法乱纪，何止三令五申。但是直到现在，还有象苍惠恩、高文华这样的人。最近以来，我们不断收到检举和揭发少数公安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来信。对于这些来信，我们除已转告有关地区认真查处外，打算在刊物上刊登一些，以唤起全体公安工作同志们的注意，共同来反对这种残余的国民党作风彻底把它反掉。必须认识，不反掉这种作风，就不能很好地团结群众，发扬民主，也就不能很好地向敌人实行专政。
+
+　　我是广西公安厅柳州监狱的干部。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我在柳州市飞鹅路和平旅社门口的广场上，见一男人，喊两个青年妇女跟他走，这两个女人不去，在广场上拉拉扯扯。我即上前询问：“同志，你是哪个单位的。”他回答：“我是柳州铁路公安处刑警队的。”我说：“你有证件吗？”答：“没有。”我说：“这是柳南派出所辖区，抓人要通过当地派出所，不能乱抓。”之后，我喊他们三人往柳南派出所去了，我也回家吃午饭。下午一时左右，我骑自行车去柳州河北商店归来时，走至驾鹤路，突有三个骑自行车的人赶到我的面前，命令我下车，其中一人说：“就是他”，此人就是午前抓那两个女人的人。我下了车他们即用绳子将我绑紧。我质问：“你们凭什么捆人？我犯了什么法？”但是不由我分说，就把我捆紧，勒得脸青，气难喘。当时围观很多群众纷纷提出抗议，有一位归国华侨提出抗议：“不准你们乱绑人，要讲道理，按法律办事”。可是，这三个人竟置若罔闻，更加气势汹汹，其中柳州铁路公安大队队长苍惠恩最为恶劣，使尽平生之力踢我两脚，几乎把我踢倒。我再三申明要讲道理，按法律办事，不能侵犯人权，捆绑我是违法的。可是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街上，竟不顾党纪国法，不顾群众呼声和我的再三申明，即将我连推带拉押至柳南后，苍惠恩又尽力劈我两个耳光，我眼冒金花，口吐鲜血。之后，押我至公安处刑警队关在房内。约半小时后，该队的高文华检查我的口袋，当时我■制造厂（即柳州监狱）饭卡一本、■厂公费医疗症记帐单一张等物，交给他。接着他就进行审讯，我说明我是■科的管教员，并把个人历史、出身成份，工作经历等作了详细说明。高文华又问我今天干过什么？”我又把上午见到情况全部说明。我还提出，他们将我绑来是违法的，是侵犯人权。高文华无话可说：“你嘴巴倒厉害。你是公安干警管教员，我就要多打几下！”说着就打耳光，踢了几脚。同时该队吴文久也打了我几个耳光。一阵毒打之后，我鲜血直流，痛得要死，即大呼救命。当时有群众来看，高文华见情况不妙，即把我关起，继续用铁棍打我的脚及腰，打得我倒在地，不省人事。苏醒后，我抗议说共产党和毛主席指示不准打人。我犯什么法，你们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可是无良的高文华再次猛扑过来，又是一阵毒打。我倒在地上不能动弹，用衣袖去擦口内流出的鲜血。这个毫无人性的高文华跳过来，又打我几个耳光，并命令我：“不准用衣袖去擦”，要我把血吞下肚里，不准吐出。我坚持用衣袖擦，他又毒打，并扬言：“你搞了十多年的管教工作了，懂得政策，我现在打了你，你去告吧！”
+
+　　我亲爱的党呀！我出身于贫农家庭，党把我抚养长大，教育培养成人，得到党无微不至的关怀。我也以饮水思源之心，尽自己的力量，报效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由于我制止他们的违法行为，他们即心怀愤恨，顿起歹心，非法将我逮捕，丧尽天良地毒打。他们身为公安人员，知法犯法，无法无天，将我打成这个样子，还扬言：“你搞了十多年的管教工作，懂得政策，我现在打了你，你去告吧！”党呀！请看，他们多么嚣张，在他们眼里根本没有什么党纪国法。
+
+　　我亲爱的党，我现在躺在医院，不能动弹。在此生命垂危之际，我向党求救，我要向党申冤，请求党与人民政府依法严惩打我的凶手。
+
+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日
+
+　　来源：《人民公安》196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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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功时个人补充检查
+
+　　<原商城县何店公社党委书记、杨功时>
+
+　　1、 1959年12月上旬，我带着公社工作组到高斛山大队去推广光山孙铁铺以粮引粮（也叫抛砖引玉）经验时，我和雷栋材等人去到后，就召开了全大队干部会议，在干部未到齐前，我找该队支书孙少富了解该队粮食核产及群众生活情况时，孙说当时前粮食核产工作没有进度，食堂全部停了伙，并说（此处2字不清——编者）、白龙岗等生产队疫情很严重，几天就死了好几个人，当时我说：“当前粮食上的斗争很激烈，很尖锐，把粮食隐藏起来让食堂停伙，自已忍饿就不把粮食拿出来，这次光山县孙铁铺公社国家开始供应粮食时，群众看到政府拿粮供应，自已的粮食没用时才把隐藏的粮食拿出来，这次县委、公社党委已对你大队开始供应，这一次给你的大米 3万斤，工作组主要来帮助你们恢复食堂，安排生活等；后干部到齐了，我就在干部会议上讲了话，我讲话的内容主要是鼓吹59年的大好形势，抗旱成绩，大丰收，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等……。我在批判两条道路斗争时，我说：“当前因疫情病，有的生产队死了人，我说人的生生死死，这是个规律，不管那个朝代总是有生有死的，如果只生不死，说远了地球还装不下呢？”我讲后就把带去的粮食分到各生产队去了，并叫干部回去大量宣传党的粮食政策，付裕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不给群众吃，政府给吃，明天你们干部都带领群众到仓库里担粮食就散会了。我不但在这个会议上说人的生生死死是个规律，不死地球装不了，而且在其他会上我也说过。由于我这种没有良心，没有一点阶级感情的说法，给下边干部看到到处饿死人的悲惨情况，也不向上级反映，只好让群众大量饿死，这我应负主要责务。
+
+　　2、 1959年10月下旬，公社反右倾会议结束时，由卜店管理区付书记芦永明与商店支书黄志荣说，峡口大队不到一个星期饿死10多人，现在屋里还病有几十个，黄听到后，当时向我作了反映，我听到后，就把芦永明从商店找到财政所屋里问了这个情况，芦说：“峡口大队这两天有些发展，他说有个把星期死了十多人，现在全队正病的还有几十，我听芦说后，我说你赶快下去了解一下是什么原因，我开完会就去。芦走后，我又派付书记雷栋材带着办公室三个干部、五个医生，当天到峡口大队去进行急救和检查原因，到第二天上午，雷将五个医生留在该队，他就回来向我汇报，我没在屋，到王集大队去了，雷就要电话找到了我，并把死人情况、原因，及他们如何安排的情况，简单的在电话上作了汇报，当时雷在电话上说的大致内容是：全队在一个星期内，共死了24个人，现病40余人，多少大人，多少小孩，男女各多少等！我问什么原因，雷说我们和医生、干部到死人和病家看后，认为有四个原因：（1） 劳役过度，并带了从58年大办钢铁到59年抗旱，群众的冲天干劲情况，又说从已死的看男的多，女的少，壮年多，老年、小孩少等，男壮年在大办钢铁、抗旱都是先锋军，所以这些人多；（2） 不讲卫生引起了疫情。雷并说：他检查好几个湾，他说某某湾卫生搞的好，也没有病人，也没有死人；某某湾不讲卫生，床头前放粪桶，喝冰冷水等造成病人过多、病人重等。雷都举的例子我忘记了；（3） 今年的天气冷得早，群众缺乏防寒准备；（4） 群众不注意饭食，乱吃东西，如吃象子、粟树子等等，由于上述这些原因，造成了死亡和疫情病发生。
+
+　　从阶级成份分析来看，贫农多，中、付农少，因为贫农身体差，抗毒能力弱，等等。这时我又问雷如何安排的，雷说：我把稻谷种开支了1000多斤，每个病人一斤大米，医生到家逐户治疗，药费公社开支，干部全力以赴搞卫生等。我说：你这安排很对，你写个报告，送县委，并向卫生科反映一下，我晚上就回去再说，我到晚上回社后，雷又将上述情况谈了一下，写的也有报告（我忘记了，也不是雷栋材写的，也不是医生写的，记不清了），到四天左右县巡回医疗组和专医疗组也到该队去了，他们临走时也给县、乡党委写过报告，以后我认为雷栋材对峡口大队死人病人分析的四个原因，很客观，很对，我就在电话会议上和干部会议上对死人和病人问题宣传了这四个原因，并叫干部大搞卫生，搞防疫，对病人隔离治疗等。由于我这种不实事求是，没人性的说法，干部见到了病人、死人也同样说是不讲卫生传染起来的，疫情病根本不说是饿死的，以致造成何店公社大量饿死人的惨痛事件，我应负主要责任。
+
+　　3、 弄虚作假，欺骗领导，其事实：1960年 3月分，报死人数字时，下边各队统计全社实际死人 10500，我说不合呼规律，并叫雷呈智找各管理区书记，我批评他们报多了，并说全社不能超过7000人，叫各管理区书记审查，管理区书记在我逼迫的情况下，下掉了一部，只报6832人，60年 5月分，县委叫报死人数字时，我又将 11000人叫办公室上报7100人，少报4000人。1960年 6月，省委工作组到何店公社统计死人数字时，我叫公社常委分头到各队去统计，常委统计的结果，全社共死人12000 人，我认为多了，又叫办公室打电话把医院统计的数字要求对一下，医院数要来后，是一万零几百人，我认为医院的数字准确，他们是逐个统计的，在常委会上我坚持按医院数字上报了。由于我这种弄虚作假，造成全社饿死人口数始终没有弄清，只到整风民主革命补课才澄实全社死亡 26000多人。不仅我在这个问题上我弄虚作假，就是在日常工作中浮夸作风也是严重的（已作了检查）。
+
+　　4、 1959年10月中旬，我在河子召开社员代表和党员代表会议时，在开会前我在电话上通知各管理区书记，叫参加会议的人员带一挑子稻来开会，作为向大会献礼，并叫各管理区干部未来开会前安排好会中向大会组织献煽动，促使全社的征购任务完成，我这布置后，各区就执行了，并强调每人带一挑子稻，这时，有陈楼大队徐启发，因大队干部再三催徐挑稻去开会，徐因没有稻怕去开会受斗争，被迫上吊自杀，在整风运动后，群众揭发我才知道这事，这我应负主要责任。
+
+　　5、 1959年10月，有一天晚上我从公社到丰集管理区开干部会时，发现该管理区前屋有个病人，我当时就问该区秘书吕家声，我说前屋病人是那里的你们问了没有，吕说问了，是王集大队的，我说你通知王集大队叫他家里来抬去，放到这里怎么办呢？你们叫医生看了没有？吕说我通知了王集大队医生也看了，这时我就没问了，开完会我又回公社去了。在整风运动中吕家声揭发此事，在第二天早死在该管理区厕所边。此人我应负不关心疾苦，没有负责急救的责任。
+
+　　6、 有一次我在峡口去检查工作时，在吃上午饭时，有王保银弄一盆菜饭，我看到后用勺子搅擦，生气的说：这顿饭这样稀，你们这干部一月30多斤粮食，尽装穷叫苦，我不吃你的，到峡口锅厂去吃油馍了。
+
+　　7、 何店公社的统销分配，请组织按县粮局分配的数字及公社粮管所对各队分配的表上数字结论，因我记不清了，我相信粮局和粮管所的数字。另外向县委说明的就是在分配统销时，有时公社对各队分配后，余多余少都给公社（办工业了）。
+
+　　1959年到1960年，县委分配给何店公社统销及公社对下边分配情况，我记得有 800多万斤。12月 5号 5万斤，当即分下 3.8万斤，扣 1.2万斤，因当时都不同意给何凤桥、高桥两个大队，12月 9号分20万斤，没扣，当即分配到了高斛山、陈楼、青山、王集、下马河工业用等地方，12月18号13万斤，已分配下去，60年元月 1号 400万斤，扣水利用10万斤，工业用20万斤，其余分配到各大队，2 月分50万斤，其中县委直接给何店大队20万斤，公社党委只分30万斤，2 月17号 300万斤，扣工业用粮20万斤，2 月底13万斤。
+
+　　（以上数字只是容记意的大致情况，其具体事实请组织按县粮局及公社粮管所对各大队分配表上数字结论，因我记不清了，另外向组织说明的就是在布置在分配时统销时，各队分配后余多少，都给工业用了，有时也是事先扣一部分给工业和作为机动粮，作为机动粮和多给工业上的粮食，当时乡党委和我个人的思想是，工业人口不稳定，还想增加工业人口，另一个就是怕下边个别队以及公社特殊用粮，如外流人员回来等。）
+
+　　 检查人：杨功时1962年 4月23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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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罗山县委对阶级异己分子许文波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许文波，男、现年三十八岁，富农出身，学生成分，河北省涞水县人。一九四四年七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七年五月入党，一九四八年五月南下，一九四九年四月到罗山县。曾任小学校长、区公所教育助理员、工作员工作队指导员、县教育科长、团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付书记，一九五六年任县委第一书记。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经省委批准于一九六一年元月十六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经过一年多的查对工作，事实证明徐文波在“信阳事件”中是犯有严重罪行的，是残害罗山县人民的罪奎（应为“魁”）祸首，是阶级异己分子。其所犯主要罪恶事实如下：
+
+　　一、以搞五类分子评查为名，依靠五类分子反瞒产，实质上是斗争和党员基层干部，向广大农民进行阶级报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上旬，许批准原公安局长李汝彬（已捕）分两批三片召开了全县范围的五类分子评查会议。徐文波亲自在北四乡（六十六个大队的五类分子参加）五类分子会议上作了动员报告。许在报告中说：“自给问题敢说，别人问题不敢说，特别是涉及到干部身上，说了怕挨整，怕斗争，怕食堂不给饭吃，有的既不交待，又不检举别人，这样的人是非常错误的。这次会议上坦白交待说实话的从宽，抗拒交待，欺骗蒙哄说假话的从严。为了具体体现政府的宽大政策，只要你们能够把你那个队的贪污、私分现象都交待出来，一律免予斗争，从宽处理，回去一批，有的还可以摘掉帽子；拒不交待的，留下来继续学习，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去。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能够回去的，留下来的是少数的，也要老实交待，不交待就过不去社会主义关，就不能争取早日改造成为新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徐文波在北四乡五类分子会上的报告记录）。
+
+　　另外，从“关于五类分子训话会议总结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召开五类分子会议全部情况。 报告中说：“县委批准于十一月三日至二十日先后分两批分片集中召开了五类分子训话会，全县共分两批三片，到会的五类分子一千八百七十一名。其中：地主六百五十六人，富农三百七十五人，反革命四百五十二人，右派分子四十九人，占全县五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五类分子训话会，我们认为开的非常成功，收效很大。主要成绩，除表现在其它方面以外，在粮食工作上共坦白交待出粮食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八百七十四斤。其中吃掉浪费的一百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斤，现存二百五十万零七百二十斤。这些粮食，目前正在大力组织查证，从已查证的结果来看，大部分情况属实。如莽张一个公社经过查证属实的粮食有十万斤--------。这次参加驯化的五类分子，绝大部分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政治觉悟都有很大的提高，愿意改恶从善，原彻底改造。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坦白交待了个人问题，大胆检举揭发了别人，得到了从宽处理。共当场摘掉帽子的有十五名（注一、一就是敢于造谣，胡说党员、干部瞒产的）”。对少数不忠诚老实，顽固不化分子，不向政府说实话，欺骗蒙哄、抗拒坦白的人（注一、一实际上是不敢胡说党员、干部瞒产的），积极开展了斗争。共批判四十八名，斗争五十三名。对个别情节严重的分子，依法管制二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许还在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确定在罗山召开的潢川、正阳等五县负责同志会议上，介绍了依靠五类分子反瞒产的经验。正在五类分子开会的时候，还开有贫雇农代表会议，许文波叫做唱对台戏。在好多大队根据五类分子所揭发的材料，组织了斗争，进行了搜查、逼粮，使许多干部、群众遭受迫害。据观察、南杨店、鸡龙等五十二个大队，占全县一百八十三个大队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以五类分子的假检举为依据，斗争、吊、打干部四十七人，拘留二人（二天），撤销职务十八人，致死杨世政等三人。搜查社员八百余户，黑夜在搜查中烧掉黄世怀三间房屋和全部家财。扒草垛而烂掉稻草四十二万余斤。摘掉五类分子的帽子二十人，其中十六人原来表现就不够老实守法，而根据捏造我干部瞒产多，摘掉了帽子。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又重新带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四人。如原定远公社鸡龙大队反革命分子黄国华捏造本队事务长黄成学同社员瞒产三千余斤，因无粮将黄进行了斗争，撤除其事务长职务，并送水库劳动改造二十天。又因不发给该队食堂口粮，活活饿死社员十七名。顾寨大队地主分子顾胜孔、石洪基捏造大李弯生产队事务长顾从和等瞒产五千斤，以次为依据，把顾斗争一夜，苦打成招，直至把顾打到承认粮食出卖了（是假话）才算了事。顾被逼逃到周家湾，因打受伤，加之受饿不到一月即死去。
+
+　　残害农民的铁的事实，就连许文波自己也不能不承认。徐文波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交待说：“现在看，不论当时的动机、出发点如何，最后的结局是五类分子反瞒产，反到干部、群众身上，实质上形成了阶级报复，对群众进行迫害，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与自己的阶级出身本质有关系，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里立场，未得到彻底改造”。
+
+　　二、以预备党员为条件，以反瞒产为名，违法乱纪，残害群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许电话指示各公社第一书记把预备党员集中起来，由公社党委派一较强委员或付支书带领“落后队”搞粮食工作，考验转正。各公社在许的指使下，先后集中预备党员五百零五人，分到十一个“落后队”，以反瞒产为名，大肆搜查群众、逼粮、逼钱、逼人、逼要东西，致农民于死地。据胡大塘、河东、姜把三个大队（预备党员训练所在地）不完全统计，搜查六百八十三户，吊打群众九十八人，致死六人。彭新公社集中三十六名预备党员到姜把大队大整农民。共搜查一百一十七户搜拿人民币二百七十四元三角，挂面十五斤，鲜蛋二百六十余个，各种粮食一千二百余斤，生、熟红薯六十余斤，银元九块，布七尺青麻二百六十余斤，油、肉类十余斤，糖一斤四两，以及柿子、花生等物，按搜查的户家贫如洗。负责训练预备党员的徐乃江、骆大训在姜把小队、香炉寺两处吊打五十四人。竹竿公社集中五十二名预备党员在胡大塘大队搞二十余天，把全大队三百一十多户反复搜查三次，并用锄头、铁铣、棍到处挖掘，有的房屋内被挖二尺余深，造成该队死亡人口占总人数百分之三十一的大惨案。姚集大队预备党员孔凡运同志在搜查中不积极，病、饿死在大队部里。此后将在反满产中搜查积极的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定远一个公社九十四名预备党员，转正的有二十五个；不愿执行反动命令，反映真实情况，被扣上右派帽子，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三人；另外有八个预备党员是应该延期的，有个预备党员是应该取消预备期的）如鸡龙大队预备党员刘天泽在河东大队搞不出粮食，加之有病跑回，后在鸡龙水库反映河东大队群众没粮吃的实际情况，被斗争后撤销了预备党员资格（一九六一年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平反纠正）。前峰大队预备党员殷绍全在香炉寺参加徐乃江主持吊打三十余人的会上，殷未上前打人，认为殷在粮食战场上不敢上前打冲锋，是严重右倾，被斗争一夜，撤销了殷绍全的预备党员资格。七湖大队预备党员胡良芳在河东大队没搞出粮食，被撤职了党内小组长的职务。
+
+　　对于预备党员转正问题，徐文波自己说：“这种作（应为做）法不仅害了群众，而且害了党员，这实际上就是让党员去搞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破坏党与群众关系”（徐文波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三日关于去冬今春罪恶检查）。徐文波又说：“凡是预备党员转正的队粮食购的最彻底，违法乱纪最严重，死人最多，因此我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元月八日徐文波的罪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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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徐文波在坚持执行路宪文残骸人民的干部过“三关”（即叫喊关 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关）的基础上，发展为干部过“五关”（即加不搞生产关、造谣关），促使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甚至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当群众大批死亡的时候，许还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死人是不可抗拒的疾病，不是饿死的，阴历年以前不会饿死人，如饿死人，由我负责”。徐文波又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凡店现场会议上总结说：“粮食问题，要经过“五关”（即（1）呼喊关，（2）停伙关，（3）不搞生产关，（4）外流关，（5）造谣关，病死说是饿死）。能经过这“五关”的，是很好的干部；过不了这些关的，是很然危险的”。凡店现场会后，全县又欣起了新的所谓反瞒产高潮，违法乱纪更为严重，死人更多，广大农民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许文波自己说：“前三关地委应该负责任，后两关是自己的发挥，进一步促进了反瞒产斗争和干部违法乱纪，群众成批死亡，因此，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元月八日许文波罪恶交代）。
+
+　　四、借收容流窜犯之名，建站设卡，大量的拘留外逃求生的农民，造成了外逃农民的大量死亡。许文波对于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所布置的所谓抓窜犯的反动乱令，不仅不抵抗，反而积极的贯彻执行。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三日许文波两次在公社党委书记电话会上说：“外流人口是富裕中农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制造社会秩序混乱。指使各公社采取措施，并要求外流人口不准入境。流入动员不走者，一律送水库劳动，管他们稀饭吃。”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许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丢小孩是富裕中农捣鬼，是敌人破坏，是两条道路斗争更加尖锐的表现，有意给政府弄难看。”并指使李汝彬追查丢小孩的大人。从此，不论大众或小孩一律收容，许多孤儿被收容后，因无人抚养而死亡，据调查死亡九十余人。结果全县建立收容所六个，关卡四十八处，据不完全统计，收容外流人口七千五百零一人，被收容的灾民已饿的奄奄一息，每人每天只吃到几两粮，还强迫他们在严寒的冬天劳动。致死灾民六百五十九人。仅城关一个收容所即死四百五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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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抵抗和歪曲省委指示，克扣群众口粮，扩大了农民的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下旬，省委指示：“立即停止征购，全面安排社员生活，保证社员每天吃到十二两粮食。”许文波不但不执行这一指示，反而歪曲和进行抵抗。借粮食统管（即大队统一管理口粮、种、饲料、储备粮）之名，夺取了群众的渡命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许文波在各公社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上指示说：“最近几天，在公余粮入库和粮食管理上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也有问题，就是公余粮进度很慢，应该统管的粮食，还没有统管起来，根据这个情况，在公余粮方面，地委分配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动摇，今天明天放卫星，如放不出来，就用统管粮抵，抵上后再作工作。但是，不要运入国库，可派粮管所干部就地接管，付款付给公社，不付给大队，由公社存起来，将来搞出粮食，再入国库，兑回统管粮，搞不出粮食，将来公社拿这钱给大队买种子。”各公社在许这一错误指示下，把未完成征购任务大队的统管粮五百余万斤（实际上绝大部分是种子粮，由粮食所接管了）上报抵交了征购任务。以后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追查其动用国库粮时，许又未指示，私把上级拨给罗山二百零五十万斤统销粮（实际上是紧要关头救命粮）扣压了六百万斤，抵交了征购任务，没有发给群众。这一严重错误决定时，虽县委和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场，但是，仍应当由许文波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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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隐瞒罪恶。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周党公社民办教师徐光友匿名写信向许文波反映食堂停伙，群众死亡情况。许接到这一封信后，不但不倾听徐的正确意见，反而以仇视的态度，叫公安局侦查破案，认为是敌人破坏，结果徐光友被查出来，斗争后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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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零年元月三日省委书记宋致和通知来落山检查工作的前两天，许一方面是根据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反动乱令；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封锁掩盖。首先，指示原公安局长李汝彬说：“地委通知，省委宋书记要来落山检查工作，你派任前往莽张、彭新公路沿线检查，不准有外流人口和尸体出现。”李根据许文波封锁、欺骗上级的指示精神，及时派民警队警士到公路检查，又派闵德华等二同志作好宋书记的吃饭化验工作和保卫工作，同时李又指示各公社进行检查，不准有病人和穿破衣服的人在公路上行走。许又亲自打电话指示原莽张公社第一书记杨刚同志、彭新公社第一书记胡德仁说：“乔张至石山口的公路，倒座至铜矿的公路，要连夜修好，能通汽车。”宋致和同志到罗山后，这时已死亡一万三千余人，许向宋书记汇报欺骗说：“全县因疫情死亡一千多人，社员每天吃十二两粮食，生活安排得很好，干劲很大。”一九六零年元月，中央派人来检查罗山周党公社九龙大队的死人情况，这时全县已死两万多人，许汇报死两千七百多人。并亲自打电话给田林同志（县委委员，当时负责周党公社工作）说：“中央派人来检查你公社九龙大队的死人情况，你要很好准备一下，全县的情况我已汇报了，你也可把全公社的情况向中央同志谈一下。”中央同志到周党公社后，田林、刘家诗已准备汇报全社死亡二千四百多人（实际这时已死三千余人），随中央同志一块前去的县福利办公室付主任杨文亮同志说：许汇报全县死二千七百多，你一个公社就汇报死二千四百多人呀？后田、刘又研究将小孩、老人、正常死亡的人除掉，向中央同志汇报全社死亡七百多人。虽说周党这次少报死人数字，许没有责任，但是，许向中央检查组同志汇报全县死二千七百多人，是一种封锁、隐瞒行为。更严重的是，周党等公社如实的向县汇报死人的真实情况。遭到许的批评、指责，质问死人的原因，逼着下面压缩死亡人口数字。全县实际死亡三万五千余人，许文波于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报只死亡三千二百二十四人。许在一九六二年元月八日罪恶交代中说：“一九五九年十月分已经开始死人（当时只承认浮肿病死人，不承认是饿死的），而且死了几百人，给地委只汇报几十人；十一月分已经死到几千人，只给地委汇报死几百人；十二月分已经死到一万余人，只给地委汇报死一千余人；一九六零年元月已经死到两万余人，只给地委汇报死两千余人；一九六零年二月已经死到三万余人，只给地委汇报四千余人。”这样就使罗山死人一直持续五个月之久，造成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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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异已分子许文波在“信阳事件”中以五类分子评查为名，依靠五类分子向罗山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富农家庭，参加革命后，虽然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但其阶级本质并未彻底改变，如革命直接损害到自己的剥削家庭时，就对革命发生怀疑和动摇，就犯了丧失立场的错误，危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早在一九四六年土改时，其家庭划为富农，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正如他在一九四八年整风时说：“我认为家庭不够富农成分，有意见也不敢提，否则，群众说我破坏土改。好多地主在历史上以及在革命当中，都是很好的，也被吊、打，甚至被枪决；这并不是群众意见，我对此始终是怀疑的。”许还说：“土改开始，为了使家庭逃避斗争，在农会的写信，组织上的批准，让自己回家打一炮，所谓开明富农，献房、献地、献洋钱，回家后，首先动员家庭将田地、房屋、耕畜，全部交到了农会，并且动员父亲将祖母去世时埋在地下的七百元银洋全部拿出来，这样，就使家庭逃脱了土改斗争，这实际上是包庇了自己的剥削家庭”（许文波一九六一年元月二十五日历史罪恶交代）。一九四九年来罗山后，凡是组织上让填干部表的时候，并没有再填富农家庭出身，而竟私填为富裕中农家庭出身。据许自己交代说：“是家庭一九五零年来信改的，”实际上是一九五三年普选时摘掉了其家庭的富农帽子（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李春元、席修礼二同志到其家乡查证许文绿等七人证明）。这显然是一种错误行为。并私改党龄（一九四七年入党，改为一九四五年入党），冒充抗日时期老党员，骗取了党的信任，爬上了县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一九四九年到罗山不久，即与城关镇反属李雨苍（其父大恶霸，一九五零年被我镇压）的女儿结了婚。一九五七年其岳父李雨苍被划为右派后，许无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都没有和李分了家。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其岳父给他和他爱人李承泽金？五个（逮捕五个（逮捕法办时，搜查出来的，过去没有作过交代）。关于他的本质问题，许文波说：“过去认为在立场上是比较坚定的，可是现在检查起来，事与其反，不仅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直接充当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如岳父李雨苍一九五七年以前由于他的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充当了县人民代表，直到县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自己对他就更加信任，因此，在政治上根本不把他视为阶级敌人，而看成自己最亲近的人。在经济上则彼此不分，互相体贴，互相支持......。从这些事实即说明了我始终没有在思想上和李雨苍分家，这当然不是什么亲戚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何况我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富农，而一九五九年在粮食问题上，又勾结全县的五类分子大搞反瞒产斗争呢？把这一系列的事实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我的立场－－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抗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的反党、反人民是不奇怪的"（许文波一九六二年元月八日罪恶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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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文波参加革命后，在党的领导下，十几年来，也作了不少工作，但是对党、对人民并不是完全忠诚老实的。在坚决地听党的话的时候，在工作中就取得了成绩；在和党离心离德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站在其反动的富农立场上，办了违犯党、违犯人民利益的坏事。到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信阳事件”中，则不顾党和不顾人民的利益，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成了罗山县人民的罪奎（应为“魁”-编者注）祸首，完全堕落到与人民为敌的地步，确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本应从严处理，但念其在过去为党、为人民作了不少工作，并愿意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低头认罪，根据从宽处理的精神，经县委常委于一九六二年元月二十日研究决定，原开除党籍处分不变，并建议政府依法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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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罗山县委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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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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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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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许文波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行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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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文波，男、现年三十八岁，富农出身，学生成分，河北省涞水县人。一九四四年七月参加工作，一九四七年五月入党，一九四八年五月南下，一九四九年四月到罗山县。曾任小学校长、区公所教育助理员、工作员工作队指导员、县教育科长、团县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县委付书记，一九五六年任县委第一书记。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经省委批准于一九六一年元月十六日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经过一年多的查对工作，事实证明徐文波在“信阳事件”中是犯有严重罪行的，是残害罗山县人民的罪魁祸首，是阶级异己分子。其所犯主要罪恶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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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搞五类分子评查为名，依靠五类分子反瞒产，实质上是斗争和党员基层干部，向广大农民进行阶级报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上旬，许批准原公安局长李汝彬（已捕）分两批三片召开了全县范围的五类分子评查会议。徐文波亲自在北四乡（六十六个大队的五类分子参加）五类分子会议上作了动员报告。许在报告中说：“自给问题敢说，别人问题不敢说，特别是涉及到干部身上，说了怕挨整，怕斗争，怕食堂不给饭吃，有的既不交待，又不检举别人，这样的人是非常错误的。这次会议上坦白交待说实话的从宽，抗拒交待，欺骗蒙哄说假话的从严。为了具体体现政府的宽大政策，只要你们能够把你那个队的贪污、私分现象都交待出来，一律免予斗争，从宽处理，回去一批，有的还可以摘掉帽子；拒不交待的，留下来继续学习，什么时候交代清楚了，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回去。我相信你们绝大多数是能够回去的，留下来的是少数的，也要老实交待，不交待就过不去社会主义关，就不能争取早日改造成为新人”（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七日徐文波在北四乡五类分子会上的报告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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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从“关于五类分子训话会议总结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召开五类分子会议全部情况。 报告中说：“县委批准于十一月三日至二十日先后分两批分片集中召开了五类分子训话会，全县共分两批三片，到会的五类分子一千八百七十一名。其中：地主六百五十六人，富农三百七十五人，反革命四百五十二人，右派分子四十九人，占全县五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二。五类分子训话会，我们认为开的非常成功，收效很大。主要成绩，除表现在其它方面以外，在粮食工作上共坦白交待出粮食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八百七十四斤。其中吃掉浪费的一百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七十斤，现存二百五十万零七百二十斤。这些粮食，目前正在大力组织查证，从已查证的结果来看，大部分情况属实。如莽张一个公社经过查证属实的粮食有十万斤--------。这次参加训话的五类分子，绝大部分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政治觉悟都有很大的提高，愿意改恶从善，原彻底改造。经过严重的思想斗争。坦白交待了个人问题，大胆检举揭发了别人，得到了从宽处理。共当场摘掉帽子的有十五名（注一、一就是敢于造谣，胡说党员、干部瞒产的）”。对少数不忠诚老实，顽固不化分子，不向政府说实话，欺骗蒙哄、抗拒坦白的人（注一、一实际上是不敢胡说党员、干部瞒产的），积极开展了斗争。共批判四十八名，斗争五十三名。对个别情节严重的分子，依法管制二名。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八日许还在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确定在罗山召开的潢川、正阳等五县负责同志会议上，介绍了依靠五类分子反瞒产的经验。正在五类分子开会的时候，还开有贫雇农代表会议，许文波叫做唱对台戏。在好多大队根据五类分子所揭发的材料，组织了斗争，进行了搜查、逼粮，使许多干部、群众遭受迫害。据观察、南杨店、鸡龙等五十二个大队，占全县一百八十三个大队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四。以五类分子的假检举为依据，斗争、吊、打干部四十七人，拘留二人（二天），撤销职务十八人，致死杨世政等三人。搜查社员八百余户，黑夜在搜查中烧掉黄世怀三间房屋和全部家财。扒草垛而烂掉稻草四十二万余斤。摘掉五类分子的帽子二十人，其中十六人原来表现就不够老实守法，而根据捏造我干部瞒产多，摘掉了帽子。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又重新带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四人。如原定远公社鸡龙大队反革命分子黄国华捏造本队事务长黄成学同社员瞒产三千余斤，因无粮将黄进行了斗争，撤除其事务长职务，并送水库劳动改造二十天。又因不发给该队食堂口粮，活活饿死社员十七名。顾寨大队地主分子顾胜孔、石洪基捏造大李弯生产队事务长顾从和等瞒产五千斤，以次为依据，把顾斗争一夜，苦打成招，直至把顾打到承认粮食出卖了（是假话）才算了事。顾被逼逃到周家湾，因打受伤，加之受饿不到一月即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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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害农民的铁的事实，就连许文波自己也不能不承认。许文波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一日交待说：“现在看，不论当时的动机、出发点如何，最后的结局是五类分子反瞒产，反到干部、群众身上，实质上形成了阶级报复，对群众进行迫害，这是一个立场问题，与自己的阶级出身本质有关系，没有坚定的无产阶级里立场，未得到彻底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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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预备党员为条件，以反瞒产为名，违法乱纪，残害群众。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许电话指示各公社第一书记把预备党员集中起来，由公社党委派一较强委员或付支书带领“落后队”搞粮食工作，考验转正。各公社在许的指使下，先后集中预备党员五百零五人，分到十一个“落后队”，以反瞒产为名，大肆搜查群众、逼粮、逼钱、逼人、逼要东西，致农民于死地。据胡大塘、河东、姜把三个大队（预备党员训练所在地）不完全统计，搜查六百八十三户，吊打群众九十八人，致死六人。彭新公社集中三十六名预备党员到姜把大队大整农民。共搜查一百一十七户搜拿人民币二百七十四元三角，挂面十五斤，鲜蛋二百六十余个，各种粮食一千二百余斤，生、熟红薯六十余斤，银元九块，布七尺青麻二百六十余斤，油、肉类十余斤，糖一斤四两，以及柿子、花生等物，按搜查的户家贫如洗。负责训练预备党员的徐乃江、骆大训在姜把小队、香炉寺两处吊打五十四人。竹竿公社集中五十二名预备党员在胡大塘大队搞二十余天，把全大队三百一十多户反复搜查三次，并用锄头、铁铣、棍到处挖掘，有的房屋内被挖二尺余深，造成该队死亡人口占总人数百分之三十一的大惨案。姚集大队预备党员孔凡运同志在搜查中不积极，病、饿死在大队部里。此后将在反满产中搜查积极的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的（定远一个公社九十四名预备党员，转正的有二十五个；不愿执行反动命令，反映真实情况，被扣上右派帽子，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三人；另外有八个预备党员是应该延期的，有个预备党员是应该取消预备期的）如鸡龙大队预备党员刘天泽在河东大队搞不出粮食，加之有病跑回，后在鸡龙水库反映河东大队群众没粮吃的实际情况，被斗争后撤销了预备党员资格（一九六一年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平反纠正）。前峰大队预备党员殷绍全在香炉寺参加徐乃江主持吊打三十余人的会上，殷未上前打人，认为殷在粮食战场上不敢上前打冲锋，是严重右倾，被斗争一夜，撤销了殷绍全的预备党员资格。七湖大队预备党员胡良芳在河东大队没搞出粮食，被撤职了党内小组长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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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预备党员转正问题，许文波自己说：“这种作（应为做）法不仅害了群众，而且害了党员，这实际上就是让党员去搞违法乱纪，打骂群众，破坏党与群众关系”（徐文波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三日关于去冬今春罪恶检查）。徐文波又说：“凡是预备党员转正的队粮食购的最彻底，违法乱纪最严重，死人最多，因此我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元月八日许文波的罪恶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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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徐文波在坚持执行路宪文残骸人民的干部过“三关”（即叫喊关 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关）的基础上，发展为干部过“五关”（即加不搞生产关、造谣关），促使一些干部违法乱纪，甚至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七日正当群众大批死亡的时候，许还在县委扩大会上说：“粮食问题不是实际问题，而是思想问题，死人是不可抗拒的疾病，不是饿死的，阴历年以前不会饿死人，如饿死人，由我负责”。徐文波又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凡店现场会议上总结说：“粮食问题，要经过“五关”（即（1）呼喊关，（2）停伙关，（3）不搞生产关，（4）外流关，（5）造谣关，病死说是饿死）。能经过这“五关”的，是很好的干部；过不了这些关的，是很然危险的”。凡店现场会后，全县又欣起了新的所谓反瞒产高潮，违法乱纪更为严重，死人更多，广大农民更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许文波自己说：“前三关地委应该负责任，后两关是自己的发挥，进一步促进了反瞒产斗争和干部违法乱纪，群众成批死亡，因此，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一九六二年元月八日许文波罪恶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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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借收容流窜犯之名，建站设卡，大量的拘留外逃求生的农民，造成了外逃农民的大量死亡。许文波对于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所布置的所谓抓窜犯的反动乱令，不仅不抵抗，反而积极的贯彻执行。于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三日许文波两次在公社党委书记电话会上说：“外流人口是富裕中农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制造社会秩序混乱。指使各公社采取措施，并要求外流人口不准入境。流入动员不走者，一律送水库劳动，管他们稀饭吃。”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许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丢小孩是富裕中农捣鬼，是敌人破坏，是两条道路斗争更加尖锐的表现，有意给政府弄难看。”并指使李汝彬追查丢小孩的大人。从此，不论大众或小孩一律收容，许多孤儿被收容后，因无人抚养而死亡，据调查死亡九十余人。结果全县建立收容所六个，关卡四十八处，据不完全统计，收容外流人口七千五百零一人，被收容的灾民已饿的奄奄一息，每人每天只吃到几两粮，还强迫他们在严寒的冬天劳动。致死灾民六百五十九人。仅城关一个收容所即死四百五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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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抵抗和歪曲省委指示，克扣群众口粮，扩大了农民的非正常死亡。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下旬，省委指示：“立即停止征购，全面安排社员生活，保证社员每天吃到十二两粮食。”许文波不但不执行这一指示，反而歪曲和进行抵抗。借粮食统管（即大队统一管理口粮、种、饲料、储备粮）之名，夺取了群众的渡命粮。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许文波在各公社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上指示说：“最近几天，在公余粮入库和粮食管理上取得的成绩很大，但也有问题，就是公余粮进度很慢，应该统管的粮食，还没有统管起来，根据这个情况，在公余粮方面，地委分配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不能动摇，今天明天放卫星，如放不出来，就用统管粮抵，抵上后再作工作。但是，不要运入国库，可派粮管所干部就地接管，付款付给公社，不付给大队，由公社存起来，将来搞出粮食，再入国库，兑回统管粮，搞不出粮食，将来公社拿这钱给大队买种子。”各公社在许这一错误指示下，把未完成征购任务大队的统管粮五百余万斤（实际上绝大部分是种子粮，由粮食所接管了）上报抵交了征购任务。以后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追查其动用国库粮时，许又未指示，私把上级拨给罗山二百零五十万斤统销粮（实际上是紧要关头救命粮）扣压了六百万斤，抵交了征购任务，没有发给群众。这一严重错误决定时，虽县委和各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在场，但是，仍应当由许文波负主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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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弄虚作假，欺上压下，封锁消息，隐瞒罪恶。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周党公社民办教师徐光友匿名写信向许文波反映食堂停伙，群众死亡情况。许接到这一封信后，不但不倾听徐的正确意见，反而以仇视的态度，叫公安局侦查破案，认为是敌人破坏，结果徐光友被查出来，斗争后被开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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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零年元月三日省委书记宋致和通知来落山检查工作的前两天，许一方面是根据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反动乱令；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地封锁掩盖。首先，指示原公安局长李汝彬说：“地委通知，省委宋书记要来落山检查工作，你派任前往莽张、彭新公路沿线检查，不准有外流人口和尸体出现。”李根据许文波封锁、欺骗上级的指示精神，及时派民警队警士到公路检查，又派闵德华等二同志作好宋书记的吃饭化验工作和保卫工作，同时李又指示各公社进行检查，不准有病人和穿破衣服的人在公路上行走。许又亲自打电话指示原莽张公社第一书记杨刚同志、彭新公社第一书记胡德仁说：“乔张至石山口的公路，倒座至铜矿的公路，要连夜修好，能通汽车。”宋致和同志到罗山后，这时已死亡一万三千余人，许向宋书记汇报欺骗说：“全县因疫情死亡一千多人，社员每天吃十二两粮食，生活安排得很好，干劲很大。”一九六零年元月，中央派人来检查罗山周党公社九龙大队的死人情况，这时全县已死两万多人，许汇报死两千七百多人。并亲自打电话给田林同志（县委委员，当时负责周党公社工作）说：“中央派人来检查你公社九龙大队的死人情况，你要很好准备一下，全县的情况我已汇报了，你也可把全公社的情况向中央同志谈一下。”中央同志到周党公社后，田林、刘家诗已准备汇报全社死亡二千四百多人（实际这时已死三千余人），随中央同志一块前去的县福利办公室付主任杨文亮同志说：许汇报全县死二千七百多，你一个公社就汇报死二千四百多人呀？后田、刘又研究将小孩、老人、正常死亡的人除掉，向中央同志汇报全社死亡七百多人。虽说周党这次少报死人数字，许没有责任，但是，许向中央检查组同志汇报全县死二千七百多人，是一种封锁、隐瞒行为。更严重的是，周党等公社如实的向县汇报死人的真实情况。遭到许的批评、指责，质问死人的原因，逼着下面压缩死亡人口数字。全县实际死亡三万五千余人，许文波于一九六零年四月二十一日上报只死亡三千二百二十四人。许在一九六二年元月八日罪恶交代中说：“一九五九年十月分已经开始死人（当时只承认浮肿病死人，不承认是饿死的），而且死了几百人，给地委只汇报几十人；十一月分已经死到几千人，只给地委汇报死几百人；十二月分已经死到一万余人，只给地委汇报死一千余人；一九六零年元月已经死到两万余人，只给地委汇报死两千余人；一九六零年二月已经死到三万余人，只给地委汇报四千余人。”这样就使罗山死人一直持续五个月之久，造成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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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阶级异已分子许文波在“信阳事件”中以五类分子评查为名，依靠五类分子向罗山人民进行残酷的阶级报复，不是偶然的。他出身于富农家庭，参加革命后，虽然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但其阶级本质并未彻底改变，如革命直接损害到自己的剥削家庭时，就对革命发生怀疑和动摇，就犯了丧失立场的错误，危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早在一九四六年土改时，其家庭划为富农，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正如他在一九四八年整风时说：“我认为家庭不够富农成分，有意见也不敢提，否则，群众说我破坏土改。好多地主在历史上以及在革命当中，都是很好的，也被吊、打，甚至被枪决；这并不是群众意见，我对此始终是怀疑的。”许还说：“土改开始，为了使家庭逃避斗争，在农会的写信，组织上的批准，让自己回家打一炮，所谓开明富农，献房、献地、献洋钱，回家后，首先动员家庭将田地、房屋、耕畜，全部交到了农会，并且动员父亲将祖母去世时埋在地下的七百元银洋全部拿出来，这样，就使家庭逃脱了土改斗争，这实际上是包庇了自己的剥削家庭”（许文波一九六一年元月二十五日历史罪恶交代）。一九四九年来罗山后，凡是组织上让填干部表的时候，并没有再填富农家庭出身，而竟私填为富裕中农家庭出身。据许自己交代说：“是家庭一九五零年来信改的，”实际上是一九五三年普选时摘掉了其家庭的富农帽子（一九六零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李春元、席修礼二同志到其家乡查证许文绿等七人证明）。这显然是一种错误行为。并私改党龄（一九四七年入党，改为一九四五年入党），冒充抗日时期老党员，骗取了党的信任，爬上了县委第一书记的职位。一九四九年到罗山不久，即与城关镇反属李雨苍（其父大恶霸，一九五零年被我镇压）的女儿结了婚。一九五七年其岳父李雨苍被划为右派后，许无论在政治上或在经济上都没有和李分了家。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时，其岳父给他和他爱人李承泽金？五个（逮捕五个（逮捕法办时，搜查出来的，过去没有作过交代）。关于他的本质问题，许文波说：“过去认为在立场上是比较坚定的，可是现在检查起来，事与其反，不仅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直接充当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如岳父李雨苍一九五七年以前由于他的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充当了县人民代表，直到县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自己对他就更加信任，因此，在政治上根本不把他视为阶级敌人，而看成自己最亲近的人。在经济上则彼此不分，互相体贴，互相支持......。从这些事实即说明了我始终没有在思想上和李雨苍分家，这当然不是什么亲戚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何况我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富农，而一九五九年在粮食问题上，又勾结全县的五类分子大搞反瞒产斗争呢？把这一系列的事实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我的立场－－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抗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的反党、反人民是不奇怪的"（许文波一九六二年元月八日罪恶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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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文波参加革命后，在党的领导下，十几年来，也作了不少工作，但是对党、对人民并不是完全忠诚老实的。在坚决地听党的话的时候，在工作中就取得了成绩；在和党离心离德的时候，有意无意地站在其反动的富农立场上，办了违犯党、违犯人民利益的坏事。到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信阳事件”中，则不顾党和不顾人民的利益，站在反动阶级立场上，成了罗山县人民的罪奎（应为“魁”-编者注）祸首，完全堕落到与人民为敌的地步，确是一个阶级异己分子。本应从严处理，但念其在过去为党、为人民作了不少工作，并愿意检查自己的错误，愿意低头认罪，根据从宽处理的精神，经县委常委于一九六二年元月二十日研究决定，原开除党籍处分不变，并建议政府依法判处十年有期徒刑。
+
+　　 中共罗山县委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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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3 @@
+# 中共中央、中南局对河南省委《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的批示
+
+　　中共中央1962年5月18日批示：中央同意河南省委“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和中南局的批复，并同意将河南省委的平反决议和中南局的批复一起在《中南通讯》上发表。
+
+　　（河南省委并报中央：）
+
+　　中南局同意河南省委《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潘复生同志在河南工作期间，基本上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不应当受到处分。河南省委这样明确地纠正自己在对待潘复生同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正确的和十分必要的。
+
+　　纠正这个错误之所以必要，首先是在于：对一个同志处分错了，就应当予以平反。其所以必要还在于：第一、河南省委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内所犯“左”倾蛮干错误，实际上是从错误地斗争潘复生同志开始的。潘复生同志许多正确的意见被当作右的错误的东西受到了批判，结果造成了某种政策界限不清，是非混淆，人人自危的局面。第二、从错误地斗争潘复生同志开始，凡是对省委的作法表示异议的同志，动辄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被这样错误地处分了的干部为数不少，损害了党的团结。第三、在斗争潘复生同志时候，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这种过火斗争完全违反了党内生活的准则，对河南党内生活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由此可见，河南省委在对待潘复生同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不只是错误地对待了潘复生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一年多以来，河南省委在中央直接帮助下纠正“左”倾蛮干的错误，是取得了成绩的，但进展还不够快，党的某些政策的执行有时还难于贯彻到底，“恐右病”和“怕挨整”的思想，还相当广泛地在干部中存在。其所在如此，同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有着一定的关系。现在省委认真地纠正了这个错误，中南局相信，今后河南全党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加强党的团结和联系群众方面，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为了更快地达到这个目的，中南局再提出几点意见如下：
+
+　　第一，全面彻底做好平反工作。1958年以来，河南斗争错了和处分错了的干部数量较大，如果逐个进行甄别，必致迁延时日，不利工作。因此，根据中央指示，可以把个别确实明显地犯有严重错误因而应当保留原来结论的人除外(开列名单，经过批准)，其余的成批宣布，一律平反。
+
+　　第二，划清政策界线，抓紧传达这个决议的机会，使干部和群众懂得，潘复生同志过去哪些意见是符合中央政策的，即便在今天也还是应当那样做的，而哪些意见则不是完全正确的或是有错误的，以及错在什么地方，只有划清政策界线、分清是非，才能统一思想，加强团结。
+
+　　第三，恢复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健全党委的集体领导，正确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内的分歧必须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处理。今后一定要吸取教训，永远不再犯过火斗争的错误。
+
+　　第四，加强团结。中南局希望，无论是原有的或者新去的同志，外地的或者本地的同志，特别是被错斗了或者错斗了别人的同志，为了党和群众的利益，都要紧密地团结起来。受了委屈的同志既已得到平反，就不要计较个人的恩怨。河南省前一段的错误应当由省委负主要责任，现在已经纠正了错误，大家便应当积极支持省委、拥护省委的领导。我们要往前看，不要往后看，要抓紧现在，不要计较过去。在调整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方面，统一认识，统一行动是十分重要的，目前河南的困难较大，河南五千万人民群众热烈地盼望着我们党领导他们去战胜困难，恢复生产。我们相信河南省委和河南全体同志，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在建设社会主义新河南的艰巨斗争中，必能发奋图强，鼓足干劲，团结一致，逐步克服困难，取得胜利。
+
+　　妥否，请中央指示。
+
+　　 中共中央中南局1962年4月24日
+
+　　来源：原载于1962年《中南通讯》和《河南通讯》，转载于《风雨春秋》——潘复生诗文纪念集，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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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平反“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
+
+## [省委常委会1962年4月24日通过]
+
+　　（中央、华东局：）
+
+　　我们于1959年9、10月间，召开了省委第一届第十六次全体（扩大）会议，对江一真、魏金水、卢叨等同志进行了批判斗争。 10月8日向中央和主席作了「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10月16日通过了「关于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经过甄别复查，说明当时对他们的批判斗争，以及向中央的请示报告和省委全体（扩大）会议的决议都是错误的，应予平反。
+
+　　造成这一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我们具有严重的「左」的情绪，对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精神讨论不够，领会不深，没有划清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问题和在党的路线和组织原则范围内对於具体工作，具体措施抱有不同意见的原则界限；思想上主观、片面，不实事求是，冷静分析问题；采取了简单化的斗争方法，对被批判的同志没有给予申辩的机会，具有逼供信的错误，这和几年来我们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不够，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有密切关系。这些都是我们应该引以为训的。
+
+　　我们除向中央，华东局作检讨，并向江一真，魏金水、卢叨等同志道歉以外，建议撤销对他们的处分，恢复他们被撤销的原有工作职务，恢复他们的名誉。我们准备在中央审核批示以后，在五、六月份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上，撤销省委第一届第十六次全体(扩大)会议的决议，并通报福建全党。
+
+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后，我们已进一步部署，要求各级党委，认真执行中央，华东局历次指示，切实抓紧并做好甄别工作；对在近年来历次运动中凡是被批判处理错了的同志，都要迅速纠正错误，以达到团结全党，做好工作的目的。
+
+　　以上报告，请中央，华东局批示。
+
+　　 1962年4月25日
+
+　　来源：钟兆云、王盛泽《赤子之心——江一真传》(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8)584-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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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21.txt
@@ -0,0 +1,33 @@
+# 余尽臣的自我检查书
+
+　　<原中共商城县余集区委书记、余尽臣>
+
+　　我经过这次整风学习，同志们对我的教育，我认为完全的正确，表示衷心的拥护，同时也深刻的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是严重的。
+
+　　一、积极地执行了反瞒产运动，搞反瞒产重点。59年11月分，县委扩大会议回来后，我亲自带领陈声一、花金昌、余为海，在龙河大队搞反瞒产重点，并亲自的摸底，亲自动手，当时我不相信付支书杨作海反映真实情况，目前本队没有多的粮食，只有五万斤，各小队只留三千斤，可是我单独的相信支书杨作贵的话，本队今年至少要收60万斤产量，实际60万斤的虚夸的产量（实际最后落实过秤库存只有47000斤），并说杨作海有瞒产现象，他不是贫农，是富裕农民，他已经变质了，批准陈声一在龙河队宣布撤职付支书，开展思想批判斗争，理由是不应在征购中叫各队偷瞒粮食。现场会议后，我已经发现九小队有假稻踅子，龙河粮食有假象，这时还组织斗争杨作海瞒产和私人偷盗，结果给杨作海斗争过狠，并炒了盐豆子，提出了搞核产运动。方法上，由上而下的摸底，由下而上的自报偷盗、瞒产14万斤的假产量，我叫陈声一把这个产量拿出来做成稻踅子，明天组织参观，搞现场会议，我在这个会议中领导了参观三个队的重点，并讲龙河大丰收、特大丰收，龙河队有粮食，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不是实际问题。我代了全区干部，召开了假现场会议，同时并布置了各队都核实产量，继续搞反瞒产，干部带头拿粮食。用总结丰收的办法，表扬先进，教育群众，吃光荣粮食的，吃隐瞒粮食的呢？有粮拿出来的，不拿出来的呢？公开吃的，偷着吃的呢？你们干部现在要两眼向下发动群众，不能两眼向上伸手要粮食，通过参观叫各大队回去自报工作量，对核产要启发，一定把粮食搞出来，组织大会发言，表扬先进。由于龙河大队这次争先官僚主义，召开假现场会议，参观了假稻踅子，也召开了不少的假现场会议，由于反瞒产中追逼粮食，也造成下面违法乱纪，在各大队的反瞒产违法乱纪日益严重起来。
+
+　　59年11月分公社反瞒产，公社召开党员大会，又一次在县委扩干会议之后，公社召开一百余人党员干部会议，进行再次动员粮食进行核实产量，在这个会议中，同样的办法，搞自报瞒粮食，搞了斗争。余集管理区党员干部（此处1字不清——编者）法部（应加分——编者）地点进行搞反瞒产、搞斗争，中间有违法乱纪现象。会议开始，在检查报粮食时候，当时由余祖芳、李善白同志说余集大队以张振泉为主的集体瞒五个黑库，互相观望不报。我当时说可以分开动员，个别不报进行批判思想，结果把詹远福、余培顺、余良银等都斗争过狠，特别错误又把龙河大队支书为杨为海不仅在龙河队斗争了他，同时又在政法部党员会议中进行了斗争。私人偷粮食，并斗争过狠，也炒了盐豆子。由于这个党员会议追逼粮食，造成违法乱纪开始，影响到各管理区、各大队都发展到追逼粮食有违法乱纪现象。有一次我到施河管理区反瞒产时候，我去检查工作，召开了两次干部碰头会议，叫积极地动员粮食，表扬他们搞出粮食有成绩，当天晚上并给他们作了报告，说富裕农民瞒产有四种花样，采取偷、瞒、私分、拉拢干部等办法，当然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工作问题，不是实际问题，那里搞了粮食，那个管理区就安排生活，不作调剂等多种布置。现在我通过这次深刻的反省，认识到余集以斗争来动员粮食，争取思想转变，造成违法乱纪，我不是采取坚决制止的态度，而是积极地支持反瞒产，支持了违法乱纪，表扬了先进，表扬了反瞒产有成绩，斗争搞粮食积极，完全没有执行党的政策，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渐滋长了违法乱纪现象严重。如施河、雷冲大队在11月分中为反瞒产，张传富逼死余秀英，张明轩在电话上向我汇报说，前几天张传富把余秀珍逼吊死了。我错误的说人都死了，暂时叫他张传富作检查，以后我派人去调查情况。结果时间拖延下去，我没有处理，也没有调查追原因。
+
+　　二、60年迁移搬家。县委把大柳树、项冲两个大队划归余集公社后，我错误认为大柳树人死的太多，田多人少，在乡常委会上提出，迁移搬家移民一大半到大柳树去住，我们这里人口太稠，迁移后有好处，能改变大柳树落后面貌，田多人少，迁移后能大量增产，是余裕集公社直属队，粮食吃的多，公社发工资，去了有好处。我在花湾大队亲自向花少去说：你们人多田少，将来口粮依靠国家供给有困难的。方法上开会动员，个人申请，领导批准的办法，当时分配迁移的有连塘、花湾、李湾、余集、张冲、石板、皮冲等几个队社员迁移到大柳树。由于工作粗糙，造成强迫迁移，群众反对，去后生活安排不当死亡十三个。
+
+　　三、刮共产风，小湾并大湾。58年并湾、59年换肥料，共折毁房子五百多间，搞街道化、房天化、农村城市化，折旧盖新的，同时折陈墙土又肥，又能消灭三类麦苗，一举两得，我并亲自给大队的作规划，搞设计，将来盖居民点。如在李湾大队办公室测房中说墙有一百多年了，陈墙土粪肥，比饼肥还肥，好消灭三类苗，虽然说现在换肥料，今今后马上盖，结果折了没有盖，造成群众没有住的，有些通风漏雨的现象。
+
+　　四、59年10分在县委反右倾结束后，公社反右倾，余集在后围子召开二百多个党员干部会议，由县委李书记贯彻中央芦（应为庐——-编者）山会议精神，学习三面红旗，进行反右倾，我作的报告和总结，呈批县委批准斗争反右倾的有20多个干部，其中有张富荣，他是余集机械厂厂长，由该厂支书雷显弟收集材料，报县批准后，在余集社直小组斗争一天时间，主要是小组批判他，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粮食吃的少，合作化十大不自由等言论，加之在总结会议中，文件上汇合多样各种论点进行了批判，说明这些错误论点是右倾机会主义言论。散会后虽然对批判的20多个干部中进行善后工作，稳定情绪但张富荣回去后，第二天就吊死在机械厂，我应负一定的责任。
+
+　　五、58、59年错办劳动教养场。59年我叫詹氏词盖猪场，发展集体养猪，我叫各队抽调劳力支援，并说各队可以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批判斗争的富裕农民也来集中盖猪场，以免抽其他劳力有困难，白天叫富裕农民盖猪场，晚上进一步贯彻学习三面红旗，由于生活安排不好，每天吃半斤，饿死余信单、（此处2字不清——编者）功等三人。并在这个影响下，各管理区也借来立劳改组织。
+
+　　六、多吃多占，生活腐化。59年12月分食堂停伙时候，我家属父母、弟弟没有粮食关系，来余集多吃多占粮食240斤，我个人有时在乡政府、公社又多吃多占，单独做饭吃，同志们每月吃九元，我每月吃十二元，高人一等。为了给王汉卿打席子，我买一床价格26元，我只给16元，多占10元，我到各大队中或到各队检查工作，有时在大队中吃饭没有给粮票现象。
+
+　　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工作上搞虚夸、回假报、隐瞒自己的错误。
+
+　　去年特大自然灾害拿文桥队亩产500斤，李湾704斤年产量，来推算全公社的产量（实际整风后落实产量亩产370斤）进行虚夸产量，征购一超再超，造成征购透底现象。全公社38个大队，透底的就有38个大队，不应该搞统购的16个大队，当时有灾不承认灾，说灾年是丰收年，原县委分配全社征购任务四百万斤，结果加派超额170万斤，造成征购完成后，生活安排不下去，吃粮不够省委标准一斤，饿死、浮肿病死有5000多人，损失严重。
+
+　　八、我在余集地区所负余集工作任务，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在余集地区给人民造成损失和灾难，给党造成严重的损失和不良的影响，我自己回忆到，这是我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关心人民疾苦，所造成恶果，是对不起党、对不起全社人民的，这完全是我一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的发展所造成的损失。
+
+　　今天通过最后一次领导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教育，深刻地接受教训，痛改前非，并要求上级党给我适当处理，通过处理更进一步接受教训，改正错误，重新做人，积极工作，来弥补以前的损失。这是我的希望与决心。
+
+　　 余集区 余尽臣1962年4月28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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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22.txt
@@ -0,0 +1,13 @@
+#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同意对罗山县委“对阶级异已分子许文波的处分决定”给省委的报告
+
+　　（省委：）
+
+　　地委常委于一九六二年四月六日讨论了罗山县委“对阶级异已分子许文波的处分决定”，地委同意罗山县委定许文波为阶级异已分子，依法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
+　　当否，请批示。
+
+　　 中共信阳地委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二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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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23.txt
@@ -0,0 +1,63 @@
+# 我的自我检查
+
+　　<原罗山县东舖公社第一书记、刘荣月>
+
+## 一、在个人负责方面：
+
+　　1、 于1959年11月16日县委在彭新召开粮食现场会议，许文波在会议上布置各个公社都要深入重点，搞出粮食，召开现场会议。许文波并说地委在鸡公山作为重点，搞出很多粮食，各公社要很好的学习鸡公山经验。我从彭新开会回来，召开党委会传达了彭新粮食现场会精神，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抽调较强的55名付职大队干部，由我负责到双店大队搞反瞒产斗争重点。到双店大队去后，大队支部书记谢凤昌、李右民表态不要外队干部来帮助，我们自已完全可以作好。所以将这55名大队干部调到朱●大队去了，我一个人在双店大队工作，方法召开群众会、干部会，用送红旗，开现场会议的办法来鼓励他们。自已把粮食工作搞好，经过几天工作，大队支书谢凤昌、李右民向我汇报搞出粮食16万斤（包括种子，全部实际）。并说各个食堂都有三、四百斤粮食，我很相信，强调双店大队把任务完成了（因只欠六万斤），我就认为双店大队粮食工作搞的很好，比其它大队强，向县委许文波作了汇。许文波也认为搞的很好，在电话上指示东卜公社可在双店大队召开粮食现场会议。于11月30号在双店大队召开各个大队书记、落后小队长及社员代表，共计到会 200余人。粮食现场会议给双店大队送红旗，参观学习双店大队完成征购任务，安排好群众生活经验。在没召开现场会议头一天下午，我和大队秘书蔡学万、团支书谢天保，我们三人到刘乡小队去检查，发现有假象，谷囤上面是谷，下面是谷壳，有的是糠。当时我就批评本小队长这样搞是错误的，到刘乡小队检查后，就回大队部召开大队干部会议，把刘乡小队检查情况告诉了大队干部。我责成大队支书谢凤昌、李右民连夜到各小队去检查，如发现有假象立即纠正，到开会同志来参观时，是公社付书记李守和带领参观。双园大队支书李保含、银冲大队治保主任李学运发现假谷囤，说了出来，我在总结时不提名的批判他两人是右倾思想。我在大队部听许文波电话报告，没和开会同志去参观，因没布置后，如何纠正的我不大了解情况。由于我在双店大队搞反瞒产斗争，完全相信了大队干部的汇报，没有深入到小队具体作，就按大队干部汇报情况，给许文波写个书面汇报，许文波认为搞的很好，有很多经验，亲批后通报全县。
+
+　　1959年11月我在双店大队搞反瞒产重点，同时对朱岗大队也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原准备在双店大队搞反瞒产斗争重点的55名付职大队干部，到双店大队去后，大队干部表态不要外队干部来帮助，所以才调到朱岗大队去了。在朱岗大队搞三天，在三天中将朱岗大队部分小队进行了反瞒产斗争，我没有去。
+
+　　2、 1959年11月 7号夜，许文波、万家印亲自召开电话会议，布置叫大干三天完成粮、油、棉、麻任务，向专在罗山召开的东八县县委书记报喜，最后万家印再三强调，东卜公社附近十几个大队（一个个大队点名的），下雨也要送，要给全县争光。我和公社付书记李守和、付社长李明和、办公室主任黄崇宝，我们四人听报告后，就在电话上研究意见，执行许文波这一指示，为了给全县争光，要造声势，决定11月 9号集中组织群众送粮（名叫万人送余粮），要求公社党委分片负责，大队支书亲自带领群众，担着粮食，打着锣鼓，放着鞭炮，向专在罗山召开的东八县县委书记报喜，实际这次送粮群众有三千多人，送粮食十几万斤，受到许文波表扬，许文波把送粮群众集中在电影院作报告，表扬群众，唱戏给群众看，在罗山县报发号外进行表扬。
+
+　　3、 59年12月14号县委在莽张槐店召开粮食现场会议，许文波在会议上布置各个公社书记回去后要搞一个重点大队。我回来后召开党委会，传达了许文波这一布置，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于18号组织下放干部24名由我负责到北李店搞反瞒产斗争，搞出粮食来安排群众生活重点（这时地委已宣布征购结束，谁搞出粮食归谁安排群众生活）。我到北李店大队去后，大队支书张提荣汇报说，大东弯小队粮食有问题，前几天他们小队使几包粮食埋在大河里，被正阳群众发现搞去了（约有1000余斤），我就相信他们汇报，决定大东弯小队作为北李店反瞒产斗争重点的重点。我而置大队干部、下放干部、社员积极份子将大东弯小队进行反瞒产斗争（我未参加，因我回公社开会来了）。搞的情况，下放干部谌祥纪等同志在电话上向我作了汇报，说未搞出粮食，只搞出一部分菜交本食堂吃了。根据群众反映，李世保贪污很多瓜钱，我们把他家庭贪污瓜钱50元存单拿来了，交大队部去了。搞的其它东西他们未汇报，我也不知道。
+
+　　由于李世保贪污很多瓜钱，群众反映很坏，我布置大队干部张提荣和下放干部谌祥纪召开全大队干部会议，对李世保开展斗争，叫他承认把粮食埋在大河里，被正阳群众搞去了是谁搞的，李世保共贪污多少瓜钱。在斗争李世保夜里，由大队支书张提荣掌握斗争的，因我正在召开全公社电话会议，未有参加成。斗争后，我把李世保留大队住一夜，第二天早晨我与他谈谈，吃早饭后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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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北李店搞反瞒产斗争，搞出粮食来安排群众生活重点，已进行了四天，于22号夜我在北李店召开全公社电话会议，首先各个大队书记汇报，陈大砦支书张从明（现公安局秘书），汇报他从莽张槐店粮食现场会议回来后，在大姚店小队挖出粮食3000余斤，并介绍了他作的经验和干部思想情况。各个大队书记汇报后，我总结了大家作的情况，在总结同时，我介绍了北李店重点作的情况，在介绍的时候，我说明了当前下放干部有的不愿干，想回去，怕吃苦。因此，我对下放干部多提出三关要求：（1） 干部吃菜关；（2） 干部挨骂受气关；（3） 不要干部吃饭关。要求他们艰苦深入，一定要和群众同甘共苦。我每次会议上对下放干部讲的是我对他们提出要求，未有明显讲提出三关，实际下放干部也不知道。我提出三关内容，北李店大队干部、公社党委、公社干部都不知道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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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9年12月 4号，县委在莽张槐店召开粮食现场会议，许文波在会上布置各个公社书记回去后，要搞一个重点大队，我在这个会议上布置东卜公社各个大队书记回去后也搞一个重点小队。并提出以三餐不吃饭的决心，挖出粮食来安排群众生活，有不少大队书记这样作了，具体作的情况未详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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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9年12月30号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安排群众生活。县委组织大会发言，县委办公室主任万家印叫我在大会上发言，我首先检查了东卜公社未完成公余粮任务的原因，最后向县委提出四条保证，其中一条少要国家统销指标，县委在这次会议上分配东卜公社 350万斤，我在大会表态只要 200万斤。因为东卜公社未有完成公余粮任务，少要国家统销指标也是支援国家建设。会议结束后，全部发给我公社（350 万斤），我一点未有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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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9年11月 4号许文波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布置各个公社书记回去去后，对当前粮食工作有右倾的干部，抓几个典型进行批判斗争来教育全体干部。我回来后，于59年11月 5号召开全公社 200多名大队干部会议，县委办公室主任万家印亲来掌握召开，我在会议上传达县委扩大会议精神，根据许文波布置，经公社党委研究，对杨店大队付支书万春云、刘台大队治保主任周敬益、陈大砦大队长刘胜年进行了批判（未有斗争他们，大家都未发言，只我在大会上批判下）。并在大会宣布停止工作、留乡反省，说他们对粮食工作有严重右倾。在乡只反省两天时间，就叫他们回原大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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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59年10月分县委组织部付部长谌才良（这时县委派他负责东卜公社全面工作，我在县参加反右倾会议），岳冲大队书记明学贵，在岳冲尹弯小队搜查粮食1800斤，这时公社正在召开全公社积极份子大会，有 400余人，我带去参观的，在参观中，岳冲大队书记明学贵向大家介绍了他们搞的情况，说是以大队会计尹连从为主私分的，参观回来后，当天上午岳冲大队开会同志，自动的把尹连从开展了斗争，在斗争中，叫尹站起来，未有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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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9年冬、60年春，群众生活那么疾苦，自已未有很好的关心群众生活，和群众同甘共苦的深入食堂和群众同甘共苦。公社过年请客六桌，吃的较好，我也参加吃了，我到南弯●渠慰问两次，吃的很好，有酒有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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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在执行上级指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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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8年干旱80多天的情况下，东卜公社未有根据本公社实际情况，就根据县委确定东卜公社秋季水稻单产 510斤，征购任务2000万斤，于。 9月19日召开全公社大小队干部会议 400余人，按数分配到各个大队。由于产量确定太高，征购任务分配太大，把粮食都卖透底了，造成全公社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和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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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9年11月许文波、谌才良在县委扩大会议布置，预备党员可以到落后大队去转正，结合粮食工作。许文波并提出东卜公社可以到北枫店大队去转正，结合粮食工作，该店有名三类队，公余粮完成最差，我回公社后，在党委扩大会议上贯彻了许文波这一布置，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组织全公社70多个预备党员，由公社付书记李守和、组织干部何占远负责到北枫店大队去领导预备党员转正，结合搞粮食工作。具体作的情况我不了解，因我未有去过。
+
+　　3、 59年11月 4号许文波、段来玉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布置，将各个大队所有粮食都统管起来，并●●统管有三大好处。我回公社后，于11月 5号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贯彻执行了这一布置，将全公社 138万斤种子全部都管起来，由粮食管理所管理起来，以后又交给大队自已保管，全部作种子用了。
+
+　　4、 59年冬60年春公安局长李汝彬，多次布置，凡是交通要道都要设立关卡，不准路上有外流人员行走，不准路上有死人，如发现有外流人员，都送到收容所去；如发现路上有死人，立即埋掉，免上级来检查工作看到了。东卜公社贯彻执行了这一布置，并确定公社政法干部王善怀、尹世群去作好这一工作。
+
+　　5、 在59年冬60年，群众为了不饿死出外找生路，许文波说好人不外流，外流不是好人，布置要收留起来，各公社都要成立收留所，将外流人员都送到收留所去。东卜公社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在炮盆店成立收留所，在全公社范围内外流人员都送到炮盆店去，并确定公社政法干部去抓好这一工作。具体作的情况，我不了解。
+
+　　6、 在59年冬60年春群众因生活问题，偷杀耕牛、猪、羊吃，路宪文、许文波说是破坏生产，布置叫一律法办起来。东卜公社执行了这一指示，并确定公社政法书记杨守和、政法干部王善怀、尹世海去抓好这一工作。具体情况我不了解，因我没有批准过。
+
+　　7、 59年10月分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反黄得功、马圣元右倾的时候，县委叫东卜公社在这个会议上对公社付书记石世模、付社长陈广喜，大队干部康文良、汪华文同志开展批判斗争，斗争石世模的材料，是从定远公社转来的，当过土匪。因他在东卜公社时间不长，有两个多月，我们对石世模的情况不了解，在批判石世模的时候，定远公社派有代表20余人，参加批判斗争，叫石站起来，扒石的大衣，把石的帽子拿掉，未有动手打他。
+
+　　对陈广喜是坐下来开展批判的，陈也未站起来，陈也未写过书面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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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59年12月县公安局要死人数字和浮肿病人数字，经公社办公室向各个大队统计第一次，统计死1200人，浮肿病1000人，办公室赵礼胜叫我审核，当时我提出这个数字是否准确，大队书记是否签有字，赵礼胜说未有，我布置赵礼胜重新统计下，一定叫大队书记签字。结果第二次统计死人 700余人，浮肿病 250人，按这个数字上报的，各个大队书记都签有字。
+
+　　9、 59年12月我到烧盆大队检查工作，路过岳冲大队蔡弯小队，发现公路上有两个死人，如何死的，什么地方人，当时我未弄清，也未说怎样死的，我叫姚弯小队长去找几个群众埋掉，以免影响不好。我布置后，就到烧盆大队去了。
+
+## 三、在集体负责方面：
+
+　　1、 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反右倾结束后，根据许文波布置，公社开了党员大会、积极分子大会，在这两个会议上，共批判斗争 9人（公社马车站长钱保●、烧盆大队长何正海、县农场职工袁世炳、县委下放干部王荣旭、马店大队长刘文章、康文茂、公路段钱保齐、朱岗大队长刘文荣、东卜大队付支书胡安义）。在批判斗争他们 9个人，是公社党委分片掌握的，未有动手打他们。
+
+　　（2、 59年冬60年春在开支上有不少钱不应该发而发了，造成浪费。59年冬60年春全县在东卜公社召开两次文卫现场会议，由公社付社长罗文造负责招待，这两次文卫现场会议共发了1000余元，靖客、放炮、乱送红旗、建立广播站、建设砖瓦厂，共浪费5000多元。）
+
+　　3、 公社为了积极发展社有经济，增强集体经济，59年冬在黄弯大队建立万头猪场，用银行贷款买 400多头猪，由于管理不善，饲料不足，结果死的只剩下30多个猪，浪费很大一批资金，具体数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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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人：刘荣月1962年 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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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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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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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24.txt
@@ -0,0 +1,65 @@
+# 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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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河南省商城县副县长、何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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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河南省商城县长竹园区新店公社花店大队何家冲人，现年35岁，贫农成份，个人学生出身，生于1926年。
+
+　　个人解放前后的历史：1935-1936（10岁-11岁）在家放牛，错落有致37年在本湾子读私塾书一年，1938-1940年（13岁-14岁）因家 生活困难在姐姐家读书三年，1941年在长竹园涂氏祠小学读书半年，1942年在长竹园金家湾中心学校当校工1年，1943年-1944年在金家场学校打 打钟摇铃给教员打洗脸洗澡水扫地等以外，下余（应为“余下”-编者注）的时间读而在这个学校当半读生三年。1945-1946年（20岁-21岁）在商城 新建？明达中学上学一年半，上到二年级以后，一方面因为是半读生，虽然是高小毕业，但程度很差，另方面上学生活费用是贷金（借？），怕时间上长了还不起， 这时也不想上了，以后学校？的通知书写道：“成绩很差，勒令退学”，这时就算退学了。1947年-1948年（22岁-24岁）上半年，在商城县木厂河檀 树庙保国民小学校，当小学事务教员（管五个教员伙食及代一年级的课）1年半。1948年下半年，刘邓大军南下了，伪县长原敬之原来组织的壮丁队为顾保家， 我四哥哥何文明当壮丁队（小保队），48年的8月间，有壮丁队就到盛家店对门那山上站岗，我四哥何文明也在那里站岗，这时我刚从檀树庙学校回来，家中收割 生产很忙，这时我就去换他回来收割生产，我在那里顶替他站岗有三、四天的时间后，小保队就向南边转移，这时我又跟小保队一块走，走到离我家附近的马？山我 就回家了，跟着一块走的时间又有四、五天。同年10月间我哥何文明从小保队回来说：“别人都跑了，你光在家不走，将来小保队说你想入共产党非要杀你的头不 可；这时我想不跑不得了，我又跟小保队跑了一大圈子，时间约10余天，跑到马家堰祖寺店一个同学张振华家后，我就没有与小保队跑了，而在张振华家住有十余 天后，我就回跑了。又经1949年2月间，我哥何文明又跑回家来了说：“你跟我一块跑吧，不走不行呢！”，此时我又到小保队去了，过了几天后，我哥就回家 去了，我就在小保队（小保队长？友余，已镇压）。这时小保队事务长胡友贤请假回家去了，有胡把小保队吃的伙食的三本帐交给我替他代写，时间有十余天，以后 小保队投降解放了，我把三本帐交给？友余了，我就回家了（小保队点名时，喊何文明名子时，是我答应，从开始到解散时小保队都没有我的名子，顶我哥的名 子）。我参加小保共计有三段时间，共计有一个多月，其中替胡友贤写帐有十余天，1949年3月间直到年底在家生产，挖葛根渡生活，同年秋天参加反？斗争当 贫农代表，1950年2月当人民法庭审判员、区代表、县人民代表，同年5月间，搞农业调查任调查员有2个月，7月间有区委书记李英杰、区长徐寿臣介绍参加 工作。1951年11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候补期一年，按期转正。1950年7月间到1951年任区生产助理员，52年任付区长，53年参加区委，同 年11月份任区委付书记，54年到56年任区委书记，56年3月到60年付县长（56年参加县委）。
+
+　　社会关系：我四哥何文明，当小保队有2年多，叔伯哥何文章当伪甲长有三、四年（49年已病死），叔伯哥何文蔚在伪张旭东独立团匪部下当过连部的医官，以后 因他搞女人开除了，现在在湖北省广水县当医生。有一个自家叔伯弟何文福，他任伪张旭东匪部下当过中队长，以后在小保队又当过中队长，在50年已镇压。自家 的只有两户是小土地出租成份，做生意人，其余都是中贫农成份，种田出身，我祖父、叔父、舅父、岳父、姐家、姑家、嫂娘家都是贫农成份，农民出身，现在都在 家种田。
+
+　　我在1959年冬至60年春所犯的罪恶事实交待如下：
+
+　　1959年11月间我在双？管理区龙堂大队反瞒产时所犯的罪恶如下：
+
+　　（1）1959年12月间，社员郭赤勇，那时因生活无奈，而第一次杀了一头驴一支羊吃后，把他弄到大队扣押后，他偷跑回去了。第二次在南？生产队与关文？、樊文发、吕子华等合伙杀了一头黄牛，干部向我汇报后，当时我很生气的说：”第一次他杀驴、羊吃，这次又杀牛吃。“当天晚上我与宋保？亲自到尚楼生产 队去了，去到尚楼生产队（学校），住队工作组干部张东升等干部说，九个杀牛的只捉住？？？一个人，现在？？？？在学校上边空房子里。过了有一个钟头的时间 我与宋保直及一个民兵，亲自带着枪，把樊带到大队部，其余的都跑了，这时干部说：”我？了郭赤勇分有一百斤重的一支牛？到？川江集去卖，买羊回来，我在他 还在凡楼生产队他亲戚他？着没有走，把樊带到大队后，我问他说：“你为什么把耕牛杀了呢？”樊说：“不是我为主杀的，而是郭赤勇杀的。”我追问以后就把他 放回去去找郭赤能（过有几天的时间，有大队把杀牛、羊、驴、猪吃的人集中劳动，而？关文？也弄来集中劳动有7天左右，以后把他放回去了。整风时揭发说，在 60年元月份死去了。第二天半晌午有干部，（名子记不清了）把郭赤勇和一去牛腿一并送到大队部，这时我一看郭的脸被打开流鲜血（揭发说牙齿被打掉一、二 个，当时我不知道，当时我看到郭的脸被打开流鲜血，我很生气的批评说：“郭的脸是谁打的呢？（我不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打的、是谁打的）谁叫你们乱打人 呢？你们真怪的很，随便就打起人来了，你们打人还要偏偏在头上、脸上打，你们真可恨，你看！脸上流血，你们打人打得奇怪，打别的地方也好一点叱，偏偏往 头、脸上打。我这样批评后，带郭来的干部而都偷跑了，而把郭仍然捆在大队扣押着，到夜深时，因郭身体被打有伤，加之又冻又饿，而把栓（应为”拴“－编者 注）在身上的绳子咬断而跑掉了（啥时间？？不清楚，整风揭发说：跑到三星坪有三、四天时间死去了。）。
+
+　　（2）1959年12月上旬，以我为主的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时，有一个党员胡正山来参加会议，到会以后不长的时间胡又让往回家走(这时我正在大队部屋内研 究如何开群众会)，听着外边喊叫声：“？？？？就跑了啊！过一会下放干部涂世民跑到怀里说：有的不听会就跑了。？？哪个跑了呢？涂世民说：凡楼队（是涂世 民住的队）胡正山？？？？人也走了，我说你赶快把他追回来（指胡），涂世民说：我去追，胡正山不？，他坏的很，自己不听会，把别人也带走了。我说你再去喊 回来，涂说：他不回来；我说：他再不来，把他捆也要捆来。这时间涂世民又去追他回来，胡就不来，他二人就拉拉扯扯的（据说......）？了过来。而涂世 民就真把胡捆起来了放到大队部，我从办公室出来看到胡被捆着的，当时我也没有？，我就在群众大会上作报告，一直等到报告完（时间有一个多钟头），才把胡的 身上绳子解掉。过了一会，有大队支部书记雷显贵、队长芦开？宣布拘留杀牛、羊、猪、驴吃的人名单时，又有胡正山的名子，说：他杀了一头驴吃，因杀驴吃把他 拘留下来了（集中劳动，所谓教养队），这时胡也浮肿了，加之也没有饭吃，只是依靠他爱人送点把菜吃，拘留有三、四天左右的时间而胡饿死在教养队。
+
+　　（3）1959年12月上旬，有郭？大队社员王安贵，因生活没有办法，他把龙堂大队高楼生产队的耕牛杀了二头，被住队干部知道了，而把王捆绑送到龙堂大队 来了；王的脸也不知道是谁把他打？了而捆在龙堂办公室窗户上，我亲眼看到的，也没有给他解绳子，下午我写了一个信，信中这样写的：“管理区负责同志：王安 贵把龙堂高楼队牛杀了，此人交管理区处理。”（以早张念仲已说过风是杀牛的是破坏，要法办他）叫两个民兵带着信捆王安贵送到管理区去，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
+　　（4）1959年12月上旬，所谓富裕农民瞒产私分向富裕农民开展斗争，除了我指导全大队以外，我亲自住大队附近？楼生产队。在摸底了解情况时，有大队支 书、队长向我反映说：邵楼洪克德家（是大队信用部会计）他是中农，据了解摸底，他家不但？有很多粮食，而且还有陈粮食，他家有夹山墙，可能是放到夹山墙里 藏着的，我听了他这样说以后，我就叫干部周其？在他家住着了解情况，实际上就是？？监督，这时我就认为他家有粮食，并且与支书研究斗争他。有一天晚上我与 支书、队长说：找几个了解情况的积极分子斗争他。第二天晚上，有支书、队长和几个积极分子共计有10人左右，在大队办公室侧面一个小层内就斗争他。在斗争 这天晚上，我在大队的办公室陈会计住室内烤火，过一会我听到对洪斗争时乱叫喊，要捆洪，同时还对洪进行推拥炒盐豆子，这时我想，我在大队听到的推拥并且还 要吊他，我不知道那就算了，我在这里不制止那就不像话，我就从办公室赶到会场去了，正在对洪克德推拥，我说：“这是干啥？你们叫洪自己交待吗（应为”嘛 “－编者注）！”我又对洪说：“你是干部，你有粮食拿出来，你能不看你的前途吗？”说后积极分子都坐下来了，这时就没有推拥了，我就走了，过了一会就散会了。第二天大队干部又向我反映说：“要想搞出他家粮食，要解决他母亲及他爱人的问题。”我说：“斗争洪克德他母亲知道吗？”他们说不知道，我说让她知道也 没有啥。有的说洪克血块是他母亲最疼爱的儿子，知道斗争他，可能把粮食拿出来。第二天我又叫把他爱人找到办公室谈话，我与他爱人说：“你的丈夫是干部，把 粮食拿出来有好处，别人有吃的，自己也有吃的了，还能继续当干部，不拿出来别人还要斗争，何必呢？”说这话后才让他回去的。第二天对洪的斗争，因我去开工作组会议去了，？？斗争是宋保恒。第三天早上有芦开榜等几个人就到洪家去找他要饭吃，这时我在邵楼队办公室，听说有人找他要饭吃，我就去把积极分子喊回来了。以后宋保恒向张念仲汇报说，龙堂群众发动起来了，社员找富裕农民要饭吃（这个办法是宋保恒叫的），张仲说：好！好！斗争后洪克德有两天没有到大队工作 了。
+
+　　（5）1959年12月上旬，双铺管理区（学校）召开积极分子大会，斗争了余传道、芦百成。虽然不是我为主召开的，但我有重要责任。芦百成是龙堂李楼生产 队的共产党员，在这次积极分子大会未有报告之前，张念仲说：“要想搞出来粮食，非要找两个典型在这个会议点他的名不可，张畈大队的问题就是余传道的问题。 今天我非要斗争不可。这时张念仲问我说：龙堂也要找一个典型不可，这时我向张念仲说：”张东升向我汇报说过，龙堂李楼生产队有一个共产党员芦百成，他偷有 两缸米糙子，而他跑到南楼生产队芦百同他哥家住着不回来。“张东升向我汇报情况我就向张念仲说了，张念仲在积极分子大会上就点了芦百成的名，张念仲说：” 今天你两个不好好的把粮食叫出来，今天是要斗争你们》“报告之后，张？分为两个大组讨论，张畈为一个组在教室西边讨论，龙堂在东边讨论，讨论不长的时间， 西边组积极分子就对余传道推拥拔头毛，张念仲亲自在那里看到搞，东边组看到西边组这样搞，也不叫芦百成坐了，叫站起来，交（应为”叫“-编者注）芦交粮 食；过一小会张念仲就到东边这个组来了，这时积极分子看到张念仲来了，对芦百成推拥更积极了，一下子把芦推倒在地下，这时张念仲说：”芦百成，你装死吗？ 你今天是要粮食是要命呢？“张念仲说这话时我也在面，没有生气，也没有提出任何制止意见，斗争以后啥时饿死的不清楚，这个斗争与我有一定的重要责任的。
+
+　　（6）1959年12月上旬，大队支书雷显贵他从管理区开会回来问我说：“张书记（张念仲）指示把那些杀牛、羊、猪吃的人都集中到大队劳动，问他们还杀牛 否？当时我答应雷说”好“，我又说：”龙堂队有多少杀牛、羊、猪吃的人呢？“雷把日记本子翻开告诉我说：有谁，有谁。我说”好吧，明天不是召开群众会吗？ 今天晚上你通知一下，叫明天把这些人和群众一块通知来，对群众教育还在些。“第二天随着群众就来了，我在会上作了报告之后，叫雷显贵、芦开榜宣布了名单， 留下约有15人左右，集中拘留时间有7天（疑为缺字）石，在集中期间叫他们打柴，打木梓，（？字迹不清）油菜，犁板田等，以后看到他们没有吃的，教育意义 也不大，我叫解放了。在集中期间（上面交待的）铁证如山，揭发说的有熊春雨。
+
+　　（7）1959年12月上旬，新岗（字迹不清，疑为新岗）富 裕农民满产私分向富裕农民斗争，有天张念仲与我打电话，说：“张畈已向富裕农民斗争有两天了，龙堂怎样的呢？”我说：“我们正在搞呀！”我听他这样说以 后，我马上就召开工组长会议，我说张书记打电话来，张畈已向富裕农民开展斗争有两天了，我们怎么搞呢？组长都说：我们也来斗呀！我说你们摸好底吗？斗争谁 呢？（原文缺字，疑为组）长说：咱们这个队斗谁，他那个队斗谁。当时我说：“好！你们回去每队斗他一至两个”。我是这样批准斗争对象及斗争的，也没有说什 么方法就让他们回去斗争了。第二天我就召开工作组长会议，汇报斗争的情况，这个说跑了，那个说也跑了（整风揭发说：斗争14人而终13人），当时我很生气 的说：“跑了吗？他跑了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可能你们对他斗争方法粗暴，另一个也可能证明他有粮食，他顽固。跑了不行，你们要把他找回来，虽然影响不好，以 后我又安慰组长说了：跑了不要怕，运动不是绣花，今后要（原字不清，疑为留）意，斗争要有准备，十次八次三十五十十次准备才行，要向观音山那样抓住（缺 字，疑为“几”）个至死不丢，坚决摸好底才行，以后叫他们回去，把跑了的人找回来。（缺字？）斗争的，斗争死多少，后果不清楚。”
+
+　　（8） 我在龙堂反瞒产时在工作组长会议上所提出来的措施交待如下：我在工作组长会议上说：“现在的形势很好，我们这段工作有成绩，据你们谈粮食由白天不敢吃到白 天敢吃饭了，由隐蔽到公开了。但是我们工作还有缺点：1、我们干部本身深入的不够；2、我们干部三同而三同，表面瞒产积极，实际上不积极，看到吃饭的户都 说是留稻草的，那粮票买的，那有这多粮票，这种说法不对，要驳倒。3、我们对富裕农民顽抗性估计不够。4、打拉结合也不够”。批判后我又指出（字迹不清 2个字）：（一）要充分发动群众，方法是亲自串亲、邻（？居）串邻，找几户根子户取得联系，了解情况；（二）我们要过好三关（1、决心关，搞不出粮食不 走，2、耐心教育群众；3、贯彻政策，解除思想顾虑关）；（三）（？字迹不清）四结合；1、揭发与算报结合；2、说理斗争与宣传政策结合；3、谈心找矛盾 与生产座谈结合；4、安排生产与发动群众结合。（四）算好四笔账：1、算大丰收的帐；2、总收入总支出帐；3 那来那去帐；4、算好把粮食拿出来吃，安排好生活搞好生产的好处帐。（五）要求我们干部包干负责，12号把麦种完，20号把板田犁完，上午搞好生产，下午 搞好核产。
+
+　　每一次我在工作组长会议上提出用五比五看的方法发动群众，即是：1、比思想看谁积极，2、比爱国看谁交给国家多，3、比产量看谁组高，4、比工作看谁积极（原字不清 疑为“深”）入，5、比生产看谁搞得好（但没有记下？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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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次我在群众大会上提出十不算的办法向群众讲，当时我认为工作搞僵局了，搞紧张了有粮食也不敢拿出来吃，怕他们有粮食埃斗争。为了缓和紧张局面，好把粮食拿出来吃，我就提出来十不算：一算（原文如 此）即是：1、漏查不算偷盗；2、错帐不算偷盗；3、种子为用完的不算偷盗；4、社员给的粮食不算偷盗；5、社员结余的粮食不算偷盗；6、因下雨抢收的粮 食不算偷盗；7、过去你们粮食未报完，现在报出来不算偷盗；8、别人放在你家的粮食不算偷盗；9、凡是过去的陈粮不算偷盗；10、稻堆子未打完剩下点把粮 食不算偷盗。但是自己（？字迹不清）的粮食不报出来，别人检举的算偷盗。并且提出报粮食口号：一人报粮，全家光荣，一组报粮，全队光荣，先报先光荣，后报 后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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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灾959年12月上旬，在南司召开了县常委扩大会议，我参加了。王汉卿在会上提出的：“为了推动核产，拿10万斤碎米出 来，继续顶下去看一看，（字迹不清 2个字）以粮引粮的方法来搞一下”。王汉卿说这个碎米子不能普遍的人都吃，王总结散会后，我与张念仲一块从南司往双（疑为“铺”）管理区去，在路上张念仲 说：“杀牛的真恨人，像那些杀牛的富裕农民等都不给他们吃”。双铺管理区，由阮左（原文如此，应为“坐”）、宋宝恒正在往各大队分配碎米指标，这时张念仲 说：“社员不能认为这是供应的粮食，而是借的，要认为是供应的，那就承认下没有粮食了，拿出来的粮食，将来还会高出更多的粮食来。这个粮食不能谁都吃，像 那些杀牛的；富裕农民；地、富、反、坏、右；（？？）的人不能给他们吃”。张说以后，我第二天回到龙堂及时召开工作组长会议，首先把（字迹不清，疑为同） 常委扩大会议精神简单传达了一下以后，我说：“这次供应的粮食是（？？）的通过这个办法，还会（？）出更多的粮食来，这个粮食不能普遍都吃，像杀牛的； 地、富、反、坏、右；小偷都不给他吃（不检举反瞒产的不能吃，是谁说的我记不清了）。”张所说的我积极的向组长说了，当我又强调说：“有了这个粮食，要把 所有的食堂都开起伙来，都要吃饭”，但有的同志说：“没有评上的户如何办呢？”我说：“有粮食的叫他拿出粮食吃，没有粮食的叫他们拿菜及其它待食品，与供 应的户兑到一块吃，像（？？字迹不清）队菜多的户可以少评，叫他们拿菜兑着吃”。有的（？？字迹不清）如何算法呢？ 我说：“我们研究一个办法：那1斤菜及其代食品折算多少米（当时研究——如1斤菜及代食品折算几两米，数字我记不清了）”。以后我又说：“你回去按这个精 神好好的评议一下把评上的户数、人数报到大队，叫大队统计按户、人好分配指标到人，明天好去买粮食（当时说的是每人每天稻谷（？数字不清）两）。 我布置以后我就没有管了，全大队有多少户、人供应了，有多少户、人没有供应，因执行“五不吃”死了多少 ，这个后果我不知道（在整风揭发（字迹不清）说：李楼队88户职供应了19户）。
+
+　　（10）我在龙堂反瞒产时弄虚作假方面的交待：
+
+　　1、 1959年12月上旬，县委通知上石桥公社，公社用电话转告我说：“张畈、龙堂搞反瞒产时间很（字迹不清）了，要写一个报告给县委”，我接到电话后，我就 召开了工作组长会，叫他汇报，好向县写报告。当时我听了汇报后，我感觉说的不具体，有的说有数字，没有典型事实例子证明，有事实没有数字，我提出说：“你 们不能这样（字迹不清？？），要有具体数字例子证明的典型，例如产量问题，丰产多少，一般丰收多少亩，平收多少亩，减收多少亩，（疑为逐）块站队汇总起 来。例如死人，共计死了多少，是什么原因死的，分田类型统计，每类型要有实际例子，例如统计的要分年龄、成分、时间、男女、老少、停伙前停伙后，10岁以 前以后、55岁以上的，你们（？）地主不好劳动光睡，（？疑为好）人睡病了是谁？多少丫囡小麦种吃又泼冷水 ，肚子发胀（字迹不清，疑为不）死的有多少？是谁？（？？字迹不清）有病，有人造谣不吃药，胡吃乱吃，因大人死了，小孩没有人照顾遭踏（应为“糟蹋”）死 的，大人死了小孩没奶吃死的，因天气变化忽冷忽热，老年人注意不够浮肿，小孩发（？？字迹不清）、伤寒，痢疾等死的是谁？都要有实际数字及典型例子”。我 说了以后，我叫他们回去重去搞。第二天我叫曹静液（字迹不清，疑为液）付（？）太写，当时我感觉曹静液写的不好，有时我（？？字迹不清）他能写以后，我看 了一下，叫送一份给县委了，一份送给了上石桥公社党委了。这个报告在数字上及典型上，有很大的一部分歪曲事实真相。（这个报告的详细内容我记不清了，请领 导在县委和上市桥查验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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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59年12月上旬我在龙堂反瞒产时，张念仲在张畈与我打电话说，张畈这两天发动群众搞出粮食有几十 万斤，你们龙堂咋搞的呢？ 我说：我们也发动群众来报呀，张又说你们要相信群众有粮食，先报的可能是假的，后报的是真的，报了以后不要（？字迹不清）收，要就地安排生活。我接到这个 电话后，又积极召开了工作组长会议，我说张畈社员已报出来几十万斤粮食了，我们（？？字迹不清） 社员报。我又指示说：以李楼生产队为重点先报，我又（？字迹不清）我们大干（缺字，疑为天）来赶上张畈。我布置后，第二天就有李楼队打着锣鼓，拿着喜报， 向大队（缺字，疑为和）我报喜。喜报写的粮食是7000多斤，当时我对报喜的人说：“你们（？？字迹不清，疑为“搞的”）好。你们报的粮食不要一？，留着 好好安排生活，”第三天各队就有陆续的向大队报喜，全大队报的假数字有35万斤。
+
+　　3.我在龙堂反瞒产时，叫干部在各队？？摸底，经过摸底后统计有92户有粮户，其中有62户看到夜晚做饭吃，这个情况在召开大组长会议时，我向张念仲汇报 了，我说：“张书记要看到这个情况，？有粮食，要是没有粮食，我们摸底有92户有粮户，有62户夜晚做饭吃。这个汇报给张念仲认为有粮食增加了信心，害了群众。
+
+　　4.我在龙堂召开一次群众大会，到会有100人左右，徐讲了十不？一算外，并且把几斤？面和几斤茭面和？？肉拿到群众大会上作证明说：有粮食，我对社员 说：”没有粮食这是那来的呢？不是政府不供应，而是富裕农民把粮食瞒起来了，应该面向富裕农民要粮食吃。
+
+　　5.我到龙堂反瞒产不长的时间，有大队干部及工作组干部汇报说，大队干部刘福兴，他在大办钢铁时贪污，他女人又是地主，女人瞒产私分他知道他不说，工作也 不积极，工作也不积极。工作组干部 ？景堂（粮食局干部）说：他对群众说他的脸也肿了，大家一致认为这样与粮食叫苦顶不住，你一句我一句就对他二人进行了思想批判。散会后我对个别干部说：” 我们今天这个会议开得很自然，来了一个先批判后撤职，要想搞出粮食，就要先打拦路虎。“总之，我在龙堂反瞒产造成后果是严重的，除了我亲自违法乱纪向社员 斗争我应负完全责任外，龙堂死了900多人，由我完全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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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960年3月份，省委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后，省委给商城500万粮食，分给达权店公社70公斤。我从省回来，亲把这70万斤粮食给了一部分粮食约 有10万斤，给各紧张的队。到县开扩大会贯彻省委精神时，王汉卿、张念仲说：”达权店公社不能说现在没有粮食吃了，给的70万斤不能往下面分（这时已分了 10万斤），看看以后再说。“当时我说有些队真不行了，王汉卿不相信，他在会上找几个支部书记开个座谈会，王说：”达权店是红旗，能？粮食吗？不能给粮 食。“当时支部书记说：”真不给，我们回去想办法，别的有啥办法呢？“以后王汉卿回到县委办公室说：”达权店70万斤粮食不给了，顶一个时间再说。“问 我，我当时没吭气，王汉卿又说：”就是供应这70万斤，也不能所有的队都供应，一定要留一部分队。“王说？？？还有很多粮没打吗！有粮食吗！我回到公社党 委商量了一下，留粮河三个队、？？？、通城店、何畈等六个队暂时不供应。以后王？留那些队呢？我说留楼河三个队加？？？、通城店、何畈等六个队，当时王 说：”行“（暂时不供应，时间说不清了）这70万斤粮食从扩干会前已经分了约有10万斤到队吃了，但是张念仲仍然按扩干会后为供？起的时间，早吃的10万 斤他不承认，仍然按70万斤计算，这样每人每天就吃不到12两，怎么办呢？我回去后在钢铁厂又召开一次支部书记会议，我说：”你们回去好好工作，现在你们 报一报能搞出多少？大家报约有10万斤，我说保证吃到12两。有的回去后就没有搞出粮食，也就没有吃到12两。另方面我又布置，要抽出大批劳动力，上山去 挖葛根来代食品，同时也叫粮了来代食品？和劳力？，由于有的队没有供应而造成人的死亡，我应负积极执行留队不供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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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959年秋季，达权店公社一连超征购五次粮食140多万斤，卖的过多，造成食堂停伙，人口的死亡，我应负重要的责任。
+
+　　（13）1960年5月份，达权店公社小店大队确定是三类队，在开始整顿时，我到那里去了一趟，当时大队干部向我汇报说：有的地主、富农不老实，还有小 的，把大？头、青碗豆、红芋种都偷着弄吃了，还有的干部贪污不交，也制止不住，他不好办。开会教育吧！大山区路又远，住的又分散，开会也来不刘，不好办。 我说：“把他们集中起来，白天有大队长李林？领导，帮助落后组突击打秧草积记，夜晚由支书肖云波、住队干部杨永奇负责叫他们讨论，给他上课，进行社会主义 道德教育，叫他们坦白交待好后，写一个不再偷保证书，叫他们回去。我布置后，第二天就走了，反省起来，这也是一种违法乱纪（后果不知道）。这种错误的作法 应该由我负完全责任。
+
+　　（14）1960年6月左右的时间，达权店公社六甲畈、盛家店、达权店等地方，连续发生几次火灾，查其原因，都是烧小锅引起的。六甲畈发生火灾后，县委在 电话上批评，并且发了文字通报批评，叫达权店党委写检讨，以后我在电话上、党委会上都指示过说：烧小锅有害处，容易发生火灾，？？生，影响集体生产，讲社 员好偷粮食吃。我说：“要以生产队为单位把小锅收起来，记上是谁的？，放到生产队。”为了制止“烧小锅”，叫把私人种的菜，一律收归食堂集体所有（后果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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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我在达权店公社粮食产量上的浮夸：同时犯了非生产性的建设（剧团）的浪费等以外，在群众的饥寒交迫的情况喜爱，有时多吃多占，特别是我在龙堂反瞒 产时，我爱人、人说我有胃病，身体不好，她认为在龙堂生活苦，通讯员给我送被子时，他偷叫通讯员带鱼肝油一瓶、豆粉子10两，葡萄糖1包，饼干有2-3 斤，自己偷着吃而叫别人顶住，同时在双铺管理区开碰头会时，吃午饭、馍、牛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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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以上所犯的罪恶是严重的，通过一年来集训、反省学习。对我不仅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接受了很大很大的深刻教育。个人反省期在1959年冬及 1960年春。由于个人的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没有根除，计较个人得失，表现在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不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疾苦，处处为个人打算，怕什么受批 评、斗争，怕反右倾，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不实事求是的向上级党反映真实情况，说真实话，由于这样就把个人的利益放在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之上，反省到自己所作所为，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在前冬去春自己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革命干部所作的事，自己作了，用国民党的作风、手段损害了人民利益，给党造 下了不良影响，给社会主义建设造下了极大的损失，商城的这种残酷事件造下的损失，与我有一定的重要责任，我今后如何弥补这个损失和影响呢？1.虚心接受党 给我的处分，自己保证没有任何一点怨言，抱着重新做人的态度来改造自己；2.党与人民说，还需要我工作，我保证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听毛主席的话，积极 做好工作；3.需要我劳动生产，我保证积极劳动生产。
+
+　　 检查人：何善普1962年元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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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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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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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25.txt
@@ -0,0 +1,43 @@
+# 中共罗山县委对赵永升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赵永升，男，现年39岁，贫农出身，农民成分，高小文化程度，汉族，山西吕梁县人，1937年参加工作，1939年10月入党。历任通讯员、班长、排长、侦查参谋等职，1949年到罗山先后任工作员、区委宣传委员、正、付书记、县监委付书记、公社第一书记等职。1954年参加县委为委员，1960年7月调任信阳平桥钢铁厂耐火分厂厂长职务，工资17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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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在光山阎家河因与领导闹意见，受过党内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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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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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信阳事件中，先后以提拔入党、入团、物品收买等手段，与妇女发生肉体关系的有曹凤籣、孙慧敏（军属）、张锡琴三人，玩弄调戏的有刘籣英、刘泽惠等六人，见面随便摸打玩弄的有五人。其中造成家庭不和的有五起，离婚的一起，为了腐化，主持召开党委会，批准不够条件入党的有张宏英、刘籣英、张桂山、黎谊荣登，提为国家干部的有张宏英、张桂山、黄友芝等（后因上级有精神，没有宣布）。
+
+　　子路大队女学生孙慧敏，58年在信阳学习时，其去孙家庭两趟，准备安排孙的工作，孙回后（赵在伍家坡钢铁厂），把孙安排到伍家坡，不久其被调到楠杆，又将孙调到楠杆党委办公室工作。以“关心”孙的工作前途，经常到孙的住室乘机调戏，59年乘孙的爱人把食堂种菜地分到户之机，对孙讨好说：“你爱人小付，在部队犯了错误，受到团内警告处分，现又在大队犯了错误，公社党委会上讨论，要求给他处分，我没同乙（应为意，下同——编者）”等，以致孙对爱人的关系更加破裂，闹离婚，加深了孙对赵的事从心，给其送鸡蛋两次，送桃子一次，并做袜底等，两人的表现超过了彼此的夫妇关系，据孙交待，1960年6、7月，先后发生两次肉体关系。1960年发展党员时，其对组织委员说：“孙的家属关系（父亲被管制等）不是亲的，她工作不好可以教育，你们应关心人家（后组织没通过孙入党）”。
+
+　　1960年春，将才从学校出来的学生曹凤籣安排公社档案室，给曹买钢笔一支，手帕一条，笔记本一个，先调戏后发发生肉体关系。
+
+　　张锡琴原在伍家坡营业食堂当服务员，被陈明金奸污后，张提出离开那里，赵永升即把她调到楠杆招待所当招待员，时间不长，又掉到汽车站当售票员，趁机奸污后，给张买绒衣一件，秋裤一件、头巾一条，又提拔张任机械厂付厂长，继续保持关系。60年7月，赵离开楠杆之前，把张锡琴作为心腹事，亲自去罗山两趟作媒，解释给董自强结婚（已离婚）。
+
+　　1960年7月，其见到高店总机话务员高乃秀长的很漂亮，乘高要求到外地看病之机，耍流氓搞高的肚子，后将高调到楠杆公社电话会议室当话务员，作电话报告时，叫高一人在会议室作记录（高写不好字），对高摸弄调戏。1960年8月，其调信阳平桥钢铁厂，回楠杆时，又在高总机房内对高调戏。1960年4月，刘籣英要求到信阳治病，乘机摸弄调戏，刘回后，其又以看病为名到刘住室调戏，1960年夏季发展党员时，刘申请入党，因不够条件没有批准，刘到其住室倒在他怀里哭一场，第二天即叫组织委员把入党志愿书给刘填表入党了。
+
+　　他的作风问题，早在1953年就有检举，1958年与冯登云、王全秀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信阳事件中，堕落尤甚，59年12月，正大量饿死人时，下乡带三个妇女，打打闹闹，很少过问工作；1960年5月，党委办公室主任王世富到其住室去请示工作，见其正与女干部曹××接吻玩弄，二次去时，见其又将女干部张××抱在怀里调戏玩弄；公社干部陈明武在其住室正汇报工作时，几个青年妇女拥到屋里，其不听汇报了，叫去找办公室主任汇报。
+
+　　二、1959年11月分（应为份——编者）以前，楠杆公社原存有80万斤机动粮没往下发，到11月底，与统管的种子、饲料、口粮一并有1937000多斤，区委几个同志向其建议发给农村一部分，其坚持不往下发，当时的农村情况他是了解的，11月17日，他由彭新会议回来，下边干部向其汇报：有的食堂停伙，有的因浮肿病死了。他不听，反认为是思想问题，组织20多名干部，分成四个小组，下乡搞反“瞒产”。下去后，有些干部说：“一天吃不到饭”。他到夏楼小队后，发现几具尸体在床上，几天没有人埋，还不承认是饿死的，仍开会搞反“瞒产”。1959年12月19日，县拨给15万斤粮食（包括工付业）安排社员生活，其只下发92000斤，少发58000斤（以后发给机关、厂矿了）；12月27日，县拨楠杆380万斤，其只下发3457595斤（包括工付业），少发342405斤；1960年元月，县拨楠杆25万斤粮食，全部未往下发，先后共扣69万斤，其认为“农村没有粮食可以对付，不要紧”。
+
+　　三、1959年12月，其在莽张凡店参加现场会时，楠杆张店大队社员王继良因饥饿无法，到凡店大队走亲戚，在吃饭中吹嘘自己是楠杆赵书记叫来参加现场会的干部。赵认为丢楠杆的人，派人将王叫来，亲自审问了几句，随后“积极分子”将王吊在屋梁上用棍子边打边问，因王喊救，“积极分子”用稻壳塞着嘴，王晕死醒活后，其派人捆送到张店大队。
+
+　　其于1959年冬，主持召开两次全公社小队长以上干部会，十余次大队干部会的反“瞒产”斗争中，对于按头、推、按、罚跪等，不严加制止，并在大会上宣布：“凡是完不成公余粮任务，是党团员的，开除党笈（应为籍，下同——编者）、团笈，斗争撤职，反省劳动”。大队支书顾德厚、汪道敏等，因完不成公余粮任务，被斗争后，送居民点建筑队劳动反省一个多星期。会后又斗51人中，开除党笈（籍）的四人，留党察看的五人，严重警告的三人。
+
+　　赵永升自参加工作后，表现良好，曾立功，受到嘉奖。但由于平时学习不好，组织纪律思想不强，于1956年以后生活逐渐腐化，思想随之堕落，先后利用职权，奸污妇女五人，调戏多人；59年冬和60年春，在死人的情况下，有粮不及时发给农村，致使死人惨状不能及时扭转。其错误实属严重。但经过集训学习后尚能作出一般检查，根据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经楠杆区党委研究给予开除党笈并建议行政撤销职务之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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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县常委于1966年5月22日研究，决定给赵永升以开除党笈，工资由17级降为19级之处分。
+
+　　（组织上对我的结论完全是事实，我本人没有什么意见。）
+
+　　 赵永升62年5月21日
+
+　　楠杆区委提出对我的处理，我是没有什么乙见，我今后下决心改，重新作（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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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永升62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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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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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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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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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26.txt
@@ -0,0 +1,29 @@
+# 中共商城县委对王昆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王昆明，男，现年37岁，个人农民成份，家庭中农，河南省内黄县人。1947年 2月参加我军，49年 3月入党，50年来商城工作，历任区组织委员，县检察院付检察长，公安局长等职，60年冬因犯错误被集训。
+
+## 主要历史问题：
+
+　　王1946年曾参加过伪内黄县地方团土匪郭建林部充当匪兵10多天，并参加抢劫两次，抢走我军地方粮仓粮食八千多斤，王分得五斗（审干已结论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免予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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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错误事实：
+
+　　1、 1959年11月 4日上午，王问县监所管理干部吴家声说：“现在监内犯人吃多少粮？”吴答：“按标准每人每月吃22斤。”王说：“现在农村社员每人每天只能吃到半斤粮，有的半斤还吃不上，监内生活不能高出群众”，随指示吴说：“从现在起每人每天改吃半斤粮”。执行后过约20多天，王昆明亲自入监查看犯人生活，这时新来的犯人反映监内生活好，比农村强（农村食堂停伙了），原来的犯人叫喊半斤吃不饱，同时王又亲自检查，见到犯人面黄饥瘦，病情严重，不去过问，反而对吴又指示说“现在监内生活还比农村强，从现在起每人每天改吃四两，（16两秤的）。煮一两一碗的稀饭，吃两顿”，执行时吴实际叫吃六两，过有10多天后，吴家声见监内犯人病情严重，死人增多，才请示局长焦希明批准改吃半斤，直至12月底才恢复按标准吃粮。在改吃四两期间监内死人22个，王应负重要责任。
+
+　　2、 1959年11月间，王在原上石桥公社土埂大队搞反瞒产时，亲自掌握会议斗争干部 6人，并将该队党支部书王庆金斗争10多次，逼王交粮，在斗争中均采用推、打、炒盐豆子等违法乱纪手段，王不但不加制止，还亲自动手推拉、罚站，在群众无粮停火，人口开始死亡时王又指使干部搜查社员，共搜查40多户，王并亲自动手搜查贫农社员吕大付家，将吕家几斤粮食全部搜走。王子该队反瞒产期间，死亡社员41人，王应负一定的责任。
+
+　　3、1960年元月，王到邬岗大队搞生活安排时，住在该队教养场内，一天夜里被教养人员王治安（贫农使用）偷跑被捉回来，有干部丁法科等将王治安吊起用小板凳毒打，王因受刑不过，大声喊叫“救命”，当时王昆明睡在屋内被叫声惊醒，提着手枪到现场查看了情况，对干部打人未加追究，反而大熊王治安一顿，次日又亲自写信派民兵将王送县入狱，一个月后王死在监内。
+
+　　4、1959年11月15日王在土埂大队搞反瞒产时，有贫农社员凡少清偷杀别人的一只羊吃，被王昆明知道后，派民兵周传甫、凡文礼二人将凡捆到大队部，王亲自进行审讯，并威吓说：“凡少清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凡交代后，被扣押一夜。次日王亲自写信派民兵将凡捆送县监狱，凡因身体太坏，走到城关外三里桥死在路上。
+
+　　王昆明在“信阳事件”中积极执行原地委的反动乱令，非法逮捕为生活所迫杀牛、杀羊渡命的基本群众，不执行党的政策，私自降低犯人吃粮标准，造成严重死亡。在土埂工作时，大搞反瞒产斗争，违法乱纪，亲自搜查社员，影响很坏，错误严重。为了严肃党纪，挽回影响，教育本人，故根据党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精神，经县委常委于5月23日研究，给王昆明撤除公安局长，工资由19级降为20级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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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章）1962年5月23日
+
+　　县委对我在59年冬60年春所犯错误的结论，经审阅后符合实际情况，没有意见，对我的处分完全接受。
+
+　　 王昆明1962年5月24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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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27.txt
@@ -0,0 +1,27 @@
+# 胡德仕的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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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光山县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孙铺公社党委书记、胡德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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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粮食方面：浮夸，否认了59年大旱80天，受自然灾害袭击，认为是丰收，把彭新公社单产订（应为定——编者）为619斤（而实际上只有400斤）。由于提高了产量，购了群众的过头粮，造成彭新饿死人。59年秋县委分配彭新公社公余粮任务1400万斤，由于我当时缺乏坚（应为艰——编者）苦深入的作风，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对下边的情况心中没数，又加上工作方法简单粗糙，没有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致使彭新饿死人。59年秋县委分配彭新公社公余粮任务1400万斤，由于我当时缺乏坚苦深入的作风，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对下边的情况心中没数，又加上工作方法简单粗糙，没有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致使把公社人力物力畜力集中起来投入送粮，结果完成了1600万斤，超额200万斤，后来经党委研究作为公社自筹粮主。后来全县任务完成80%左右就进展不动，许文波召开电话会议，号召没有完成任务的一定要完成任务，完成任务的要争起（应为取——编者）多卖，我在电话会上两次上报再卖1550万斤，这时粮食已购透底了，再往下分配任务完不成，结果没有办法，只得用公社的自筹粮卖了145万斤。由于彭新公社多卖了145万斤粮食，县委在彭新召开 一次现场会议，许文波在此会议上表扬了彭新，因此付书记毕家得在会议上介绍了经验。接着县里召开了万人大会又奖给彭新一面红旗，从此我就带上了思想包袱，当时自己错误认为，红旗公社一切工作都要主动，只要县委一布置，我就积极贯彻执行，只顾完成任务，不顾群众生活，一直造成彭新公社饿死人。
+
+　　（二）由于粮食购透了底，生活无法安排，就进行反瞒产，组织现场参观，如公社徐仍江在鲁台大队，采取大搬家的办法，搜查群众的粮食，不但没有制止，反而表扬了徐仍江的办法很好，并组织300余人去参观，我就拿此便在会上大讲粮食问题是思想问题还是实际问题，是假象还是真象，又说农村不是没有粮食，而是很多。说没有粮食是否认59年大丰收，并在大礼堂开会时指着谷堆子说，这不是粮食是什么，说没有粮食是敌人造谣，是敌人破坏，富裕农民叫喊，同时教育干部，要认清形势，大讲59年大丰收，依靠贫农召开座谈会进行回忆对比；由于给到会干部贯彻了反动毒素，就造成了下面干部大搜大查，使下面形成了一种混乱局面，造成人口外留，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大量伤亡。59年12(月)上旬我积极执行了许文波的指示，把预备党员集中到落后队去搞反瞒产。江榜大队（当时我认为很落后），粮食工作打不上去，就抽25个党员到江榜去搞反瞒产，当时有徐仁江代（应为带——编者）领，没去之前我对他们讲，这次下去，对每个党员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锻炼，这次下去两个任务：（1）把下边粮动员出来，把社员的生活安排好。（2）是把生产搞好。啥时候完不成认为啥时不能回来。有一条不准逃跑回家。由于当时只是考虑完成任务，而没有交待政策，使徐仍江在江榜搞违法乱纪。如干部陈光谈说，猪厂厂长谢明友被打了，当时我说，你别瞎说，尚部长还在那里检查去了，还说猪厂的猪都搞死光了，能不是打的是坏人把？我当时对此问题没有很好的分析认识这是违法乱纪行为，而且还没有严加制止，又没有调查，使徐仍将在江榜打人骂人致死人命，使江榜造成一重大惨案，弄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给党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口造成伤亡。59年11月份许文波的指使彭新和涩港两个公社在一起召开五类份子会议，进行反瞒产，当时有县法院付院长陈道经同志在那里负责召开的，当时陈道经叫我去讲话，我认为没有什么可讲的，陈就给我一份文件，是许文波写的，因为我要来县开会等着走，我把后边一段念了我就走了，我没有发挥，这说明我已经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运用了敌人残害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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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封锁消息，欺骗组织：59年12月份许文波指示说：“最近省委有人来检查工作，并叫从倒座到杨店钢厂修一条能走包车的公路”，结果按许的指使完成了。第二天省委宋书记到彭新，当时彭新的情况处于食堂停伙，入口外留（应为流——编者），浮肿病大量发生，人口死亡，这一严重的情况没有跟宋书记汇报，使宋书记不了解当时农村情况，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当天夜晚鲁台水库失火，烧死21人，烧伤22人，使人命和财产遭到了不应有的损失。由于当时政治觉悟不高，为了个人得失怕省委知道后当面指责，错误的怕省委宋书记知道后看了心中难过，因此叫水库人员不要跟宋书记汇报，并指示叫用官（应为棺--编者注）木将烧死的人连夜壮（应为装——编者注）起，别叫宋书记看到了，叫动员家属别哭，人已经烧死了，再哭也哭不活，同时叫召开了一个干部会议，要化悲（痛）为力量，还要继续鼓足干劲，因此使易红义将现场全部破坏了，隐瞒了事实，欺骗了省委，封锁消息。这就是不忠诚不老实不对党说实话，欺骗了省委。59年元月份黎文厚向上报死亡人数，大约死了1300余人，我对黎文厚说，应把正常死亡人数去掉，结果只报800余人，同时在59年元月底甘自胜上报死亡人数时，我不叫报那些（我当时数字记不清），并对甘自胜说，今后报死人数字不要乱报，汪书记、社长研究后再上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谎报了上级追查责任怕处分，这是为个人得失，不顾人民的生命，隐瞒了史诗，封锁了消息。由于个人主义严重怕反右倾，怕斗争，明知道食堂停伙，社员吃糠吃野菜，王金朋说，应向上反映，我说咱是红旗公社咋向上要粮食。这说明只顾个人的名义，不顾群众的生命，一直造成彭新饿死人。
+
+　　四）积极的贯彻许文波的反动指示，逮捕所谓杀牛犯，59年冬粮食购透底，社员无法生活，不得不杀猪宰牛来渡命，我不仅不加以分析，想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反而用专政的办法来对待他们，又一次保卫部汇报说小河大队刘XX保长杀牛、杀猪，李XX国民党员杀牛、杀猪，说李汝彬要将人送县，问你同意吧，当时我不仅同意送县，而叫王立兴在小河大队召开会议进行斗争再送走，在送走时，我又叫送到杨店街对群众讲一讲，目的是为了扩大影响，以免今后再杀牛，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些人是为了生活渡命而杀猪、杀牛，而认为这些人是破坏生产送乡（？）扣留，走到路上当时自杀了一人，在保卫部又死了一人，这都是我当时政策水平不高，对形势认识不足，划不清是非界线，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解决，所以造成人命伤亡，镇压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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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59年10月，我积极贯彻县委10月份反右倾会议精神，在彭新公社广大干部会中进行反右倾斗争，斗争了万寿大队付书记陈尚古，倒座大队长彭成六、杨店大队付支书汪书念。由于我当时掌握政策不够，在会议上发生你推我扌翁，弯腰勾头违法乱纪行为，我看到时没有认识到这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即（应为既——编者）没有严加制止又没有追查责任，反而在总结会上说，汪、陈你们有资本主义思想，不坦白挨打，乡党委不负责，我不负责，由你自己负责，这样就助长了下边干部打人、骂人、逼死人命，破坏了党群关系，给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检查起来我是非常痛心，使我深刻的认识到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一身（应为生——编者）难以挽回的，以致造成人口伤亡，田地荒芜，墙倒屋塌，妻儿（应为离——编者）子散，给党解放十几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的光辉成就被摧残，群众美满幸福生活变成了一片凄惨景象，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破坏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制，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给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人力物力和财产代来了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是任何人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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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起来我在59年冬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检查起来有以下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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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由于我存在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计较个人得失，入伍以来，虽说也经过各种的政治运动，但在最坚苦的环境中未有很好改造自己，由于满脑子个人主义尚未得到彻底根除，处处为个人打算，光顾个人的利益，不顾党和人民的利益，只顾完成任务，不顾群众的生死存亡，在工作中只能受表扬，不能受批评，在工作中浮夸，报喜不报忧，例如59年粮食问题曾发生食堂停伙，群众饿死人现象，开始还敢反映情况，后来怕受批评，怕斗争，怕戴右倾帽子，对下边的严重情况也不敢向上反映，以致造成浮肿病大量发生，造成群众饿饭而死的严重恶果。
+
+　　其次由于我出身是个农民，在旧社会里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代着小资产阶级尾巴走向了革命阵营，在党的十余年，在党的亲切培养和教导下，虽然阶级觉悟、政治思想有所提高，但由于没有决心彻底悔改自己，经不起党和革命事业的考验，在59年在信阳事件中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不顾群众的死活，这很显然我入党的动机不纯，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了，但在思想上并没有入党，对党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党说瞎话，欺骗了组织，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
+　　再一方面：由于我平时不好学习，对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没有很好的坐下来研究，对党的方针政策精神一知半解，政治观念薄弱，嗅觉不灵，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坚持党的原则，在大风大浪袭击的时候就辨别不了是非界线，站不稳无产阶级立场，把矛盾扩大化，59年冬农村断粮停伙饿死人的情况下，群众为了自己的生命杀牛、杀猪渡命，我还认为是破坏生产，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用专政的方法来对待他们，严重的违犯了党的方针政策，违犯了群众的利益。由于学习不够，对农村形势认识不足，本来大旱80多天，粮食受灾减产，我还认为是丰收，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而只顾征购，忽视了安排群众生活，不仅完成任务，而多卖了145万斤粮食，而把群众的口粮卖掉了，生活无法安排，就进行反瞒产斗争，一直造成断粮停伙，使农村饿死人，由于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党纪国法不能容忍的，我要求组织对我严加处理，才能挽回党的影响，我认为组织不论给我任何处分，我认为都是应该的，我保证没有意见。
+
+　　 检查人：胡德仕1962年5月25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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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王子明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王子明，男，现年32岁，学生出身，贫农成份，中学文化程度，商城县城郊区人。1949年元月参加革命工作，50年10月入党，先后担任过税务员、工作员、公安员、付区长、区长、区委书记，58年转人民公社以来，担任伏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60年冬集训学习。
+
+　　该同志解放前1946年至47年间先后在伪双枚乡公所伪乡长陈泽州家当勤务员一年另5个月，47年至48年先后在（此处8字不清——编者）仁和李海州部下充当伪兵四个月，其父亲王雨樵，当过伪保长，伪兵四年，妻叔系反革命分子，于51年镇反时被人民镇压。
+
+　　主要错误事实：
+
+　　（1、） 1959年11月王在公社召开党员会议，亲自主持斗争了毛坪河大队支书赵家柱，并炒盐豆子，逼赵交出假粮后，才停止斗争，随派干部彭仁金、（此处1字不清——编者）远海等四人同赵入队验收，赵因无粮当夜吓跑，逃往江西（至今未回），王又批准入队干部组织群众会议，斗争了陈荣光等人，将该队社员仅有的一些口粮、种子2千多斤全部送交国库。区干部彭仁金等发现食堂停伙，当即捎话向王汇报说：“毛坪河大队13个食堂，已有 3个食堂停伙了，死了人，社员们见天吃的是糠菜糊涂、红芋叶子”等，王当时很生气的说：“你动摇了，多嘴，要防止冷风，要顶得住，不要叫付（应为富，下同——编者）裕农民的进攻吓倒了。你要采取措施搞好工作，叫他们把粮食拿出来。”随后派出以党委付书记王从明为首的10人工作组入队，王指示说：“以毛坪河为重点，到连二塘、千金山三个大潜队搞反瞒产重点。”并说：“粮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党委相信你们，树立信心，搞出粮食来，为伏山党委争光！”由于在王的这种思想指导下，工作组为搞出粮食，入队后即采取搜查斗争，捆绑吊打，炒盐豆子等违法乱纪手段，进行核产，组织斗争干部和社员30余人。如在连二塘因斗不出粮食，工作组叫生产队干部高树生等人当牛犁田，夜晚开长会熬眼，摧残人身，15名干部被打跑12人，有的眼被熬坏了。王虽未亲自前往，但在公社经常听取电话汇报，负责指挥造成毛坪河大队食堂停伙一个多月，死亡社员 194 人，死绝35户，外逃57人的严重后果，王应负重要责任。
+
+　　（2、） 1959年严冬，在食堂停伙，群众身体极为瘦弱的情况下，王子明增调了大批社员劳力1673人，强迫修筑伏山水库，并指使原公社党委付书记廖（此处1字不清——编者）山负责施工领导。在当时因社员身体瘦弱，天气严寒，工效很低时，王经常亲临工地指挥，民工确实身体支持不住，大量偷跑回家，王即指示工地站岗看守外，还将民工口粮一律留水库，民工回家也没有饭吃，在水库里和跑回家因饿而死亡的民工 118人。
+
+　　3、 1959年11月，有杨桥大队社员南瑞举因饥饿偷吃大队的稻种，被支书汪国启发现，捉住，向王作了汇报，王当即叫汪国启将南瑞举带到大队部，并通知了鲍冲、杨桥两个大队干部、社员和有小偷小摸行为的共 100多人，在杨桥召开了现场会议，王亲自在会中作报告后，令汪组织到会群人斗争南，斗争中又打又斗，南被推倒数次，头被碰破流血，而王在一边看报纸，让其斗争。斗后派汪带南游街，次日送县法办入狱，至今下落不明。同年10月，王亲自在伏山水库工地召开千人大会，组织斗争，因饥饿杀牛渡命的社员夏长贵（毛坪河人，贫农社员）斗争后当场宣布法办，送县入狱。并报告说：“今后要枪打出头鸟！”
+
+　　4、 王自任伏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以来，生活上逐渐贪图享受，曾专派干部到汉口用公款购买手提式收音机一架，照象机一个，经常供自已玩乐，为买毛毯和手表长期拉用公款 140多元，至今未还。经常利用职权派汽车接送爱人和小孩，用公款请客吃酒，多吃多占。有时下乡吃饭不给钱和粮票；不但如此，而王在品德作风上也是极不正派的。如伏山公社缝纫厂青年女工周柏秀给王做了一条新裤子送去（是王送布叫做的），王就借此机会拉手、拥抱、摸乳房，调戏妇女，当时被女方生颜拒绝，影响很坏。
+
+　　（王子明同志，身为伏山公社党委第一书记，不关心群众生活，贪图个人享受，在59年冬和60年春“信阳事件”中，广大农民群众缺粮死人情况下，明知肿病泛滥，发动了反瞒产斗争，违法乱纪。自已却过着腐化生活，造成伏山人民死亡3134人，给党造下了严重损失，但念其参加革命工作表现尚好，集训后对自已所犯错误作了交待，故根据党的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精神，经县委常委于 5月25日研究，给予该同志撤消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工资由19级降为20级的处分。）
+
+　　中共商城县委（印）
+
+　　1962年 5月25日
+
+## 同意组织上对我错误事实的结论，同意对我的处分决定。
+
+　　王子明
+
+　　1962年 5月25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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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29.txt
@@ -0,0 +1,35 @@
+# 中共信阳县委关于徐国樑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徐国樑，男，现年三十九岁，安徽省嘉善县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者，本人成分学生。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一九四一年参加工作，同年入党。历任法院书记官、区长、区委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副书记、书记、地委副秘书长，省委农工部处长，省委生活福利办公室付主任等职。
+
+　　徐在一九五0年信阳县委办公室任主任时，因擅自用县委名义给其哥哥所在部队写信要求让其哥退伍，受过党的严重警告处分。
+
+　　徐国樑同志在“信阳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展开后，经省委于一九六0年十二月批准“撤职查办，管教反省”，经过一年多的查对工作，其所犯主要错误如下:
+
+　　(1) 发现假现场仍坚持召开鸡公山反瞒产假现场会议。
+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底，全县已发现大批食堂断炊、人员外流和死亡。据平昌、邢集、长合、肖王四个公社统计，死人数即达六千四百九十一人，鸡公山公社也死了四百二十四人（全县死人情况防疫办公室每天都有表报）。十一月中旬徐去洋河途经陆庙时又曾亲眼看见路上有两个死人，这就说明徐对当时的死人情况是知道的。
+
+　　十二月五日，全县召开广博万人大会，会上鸡公山公社报出五百多万斤瞒产粮，徐就决定在该社召开反瞒产现场会，并于同月十日亲赴鸡公山管理区黄湾大队楼房湾小队看稻穴字，当时就发现里边是假的，上边一层是谷，中间隔一层报纸，下边是稻壳。第二天又与谢元贵去吴家畈看粮食，仍发现是假的后，仍确定在该管理区召开现场会议，在会议上由黄湾小队队长周德贤，新店大队队长詹金有介绍报出粮食的思想转变过程。会前周德贤知道是假的不敢讲，徐给周说：“你怕什么？勤讲啦！我给你撑腰”以后徐到吴家畈看现场时，胡九宽等三个社员也曾向徐反映说“粮食是假的，我们已经停伙很久了”。徐说：“你们是千斤公社，你们小队的条件更好，怎么会没有粮食呢？为此，县在返回管理区的路上还问了谢元贵说：“这些人是什么成分？”谢说：“有一个是老中农”，徐说：“富裕中农就是不一样，他们到处叫喊没粮，向我们进攻”。这一假现场会的后果是很坏的，本来因连续几个月反瞒产的结果，粮食征透了底，夺取了农民的口粮，食堂停伙，疾病、外逃等非正常死亡现象普遍发生，加之在全县范围①推广了这一反动的经验，更促使了全县农民的非正常死亡，这徐应负主要责任。
+
+　　（2）大放棉麻收购卫星，形成全县大搜查。
+
+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粮食征购结束后，徐在争夺“满堂红县” 大放棉麻收购卫星的工作中，抽调了干部三千四百余人，组成号称万人的检查验收团，规定一天三次电话会，四小时一次战役，进行突击，并错误的确定了可以不再留自留麻，没有扒皮的麻杆也可以收购，由于任务大，时间逼得紧，并弯曲了党的收购政策，结果造成普遍搜查和掠夺群众，给敌人进行阶级报复以可乘之机，在全县范围内造成一次普遍严重的违法乱纪，危害极大。
+
+　　(3)在收捕外流和扑（应为捕，下同——编者）杀牛犯的问题上，徐国樑同志不仅积极地执行路宪文（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的反动乱令，而且有些是徐自己规定的，这样就扩大了农民的非正常死亡，当农村大部分食堂停伙断炊群众外出逃生的情况下，徐国樑同志又提出外流人员不准外出送到收容站，对于流入人员规定了四不准——不准进县，不准进公社，不准进大队，不准进村。结果大收大扑三万七千六百九十起人，在拘留期间被逼饿死达千余人。又原信阳县委坚决地贯彻执行了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规定的“凡是杀牛的都是破坏生产，一律法办”。乱下命令，把因生活所迫杀牛吃渡命的群众当“杀牛犯”逮捕法办。徐应付领导上的责任。
+
+　　（4）为了掩盖错误，批判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
+
+　　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鸡公山公社甘家冲大队队长甘龙祥和互利大队会计陈善宾等因停伙断炊，确定以社员杨德胜为首带领互利大队二十余名中贫农社员到县委情愿要粮食，徐对这关系到群众生命的严重问题未予解决，反而与十一月初去鸡公山公社时该社提出要以“闹粮”为名，斗争甘龙祥和陈善宾等，徐表示同意斗争，致使该队饿死一百五十四人的事件。
+
+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公安局副局长暴朝兴同志向徐汇报肖店公社发现有人吃人肉现象，在一家搜出七个人头，徐即责问暴“是否亲眼所见”并批评一顿。当暴把吃人肉案件拿给徐看时，徐见到上面写着“人吃人案件”后，不分析原因，不采取措施，杜绝这种现象，反而责问谁叫这样写的，令暴把“人吃人” 案件回去改为“破坏尸体”这样一改，就把案情完全改变了。此案在徐调走后，县委以“破坏尸体”为罪名逮捕法办了二人。在十二月份统计死人数字时，徐提出老年不祘，小孩不祘，结果造成隐瞒真实情况的行为。
+
+　　徐国樑同志身为县委第一书记，对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0年春信阳县大量饿死、冻死、打死、逼死人民的大惨案应该负主要责任，尤其是明知没有粮食，明知是假现场还坚持召开鸡公山反瞒产假现场会议，促使了人民大量的非正常死亡，造成的损失和恶果是极严重的。从以上所犯错误事实中，完全可以说明徐国樑同志为了争夺“满堂红县”，为了个人名誉地位，不顾人民死活，不顾党的政策；但考虑其错误有些是执行原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反动乱令，加之“五凤”错误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问题，所以不能完全由徐负责。并鉴于徐国樑同志以往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不少工作，在这次“撤职查办，管教反省”期间，在党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检讨了自己的错误，但有些问题检查的还不够深刻，根据“思想检查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经县委常委于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研究决定，建议省委给予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
+
+　　以上妥否，请指示。
+
+　　 中共信阳县委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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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30.txt
@@ -0,0 +1,79 @@
+# 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
+　　<原中共河南省信阳地区第一书记、路宪文>
+
+　　最近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又不够确 切的地方，我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
+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跟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经过贯彻党的九中全会决议，在信阳地区开展的整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彻底的清算了我的错误和罪 恶，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纯洁了信阳地区党，在信阳地区重新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保卫了三大（面）大旗，把信阳地区党的工作引向正确的轨道，恢复发展了信阳地区的生产，救信阳地区人民出水火，使信阳地区人民重现真理，再见光明，过幸福的生活。回 头看我的错误和罪恶遗臭万年，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难以弥补。每想至此我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向前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前途无限光明。每思至此 我又看到了自我改造立功赎罪，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前途，鼓舞和增强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决心从错误和失败中站起来，用流过血泪的经验和教训把自己 武装起来，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效犬马之力。
+
+　　过去的两年，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的极大困难的两年。外有帝国主义的破坏，现代国际修正主义的压迫，内有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我的错误给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两年也是我们党取得伟大胜利的两年。在国际上我们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彻底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保卫了马列主义，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组织了世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深入世界人心，成为世界人民的旗帜。在国内我们党的九十（原文如此，应为“中”）全会总结了大跃进的宝贵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方 针政策和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使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政策更加完善，使国民经济建设走上更健康的发展到了，胜利的进行了整风和毛泽东著作的 运动，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改造了党的作风，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两年的进步实在是巨大的。 我由于犯了错误使我长期离开党的政治生活，离开了群众队伍，我思想上落后了一个时期。我从报纸上看到的材料，一切都是新的。过去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事，自己思想上认为我错误的曾经加以反对的事，现在都成了正确地为党所提倡的事；过去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按在都成了坏的东西，加以反对的东西。今昔对比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对比，更深刻的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深深感到自己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远远的离开了党的原则。在大跃进的胜利的声浪中自 己在思想上已经不自觉的僵化了，变质了。自己的头脑怎么能不犯严重错误呢？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了。越想越后（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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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信阳地区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主要表现在：把特大的灾年当作丰收年安排工作，不搞生产救灾，大搞征购，大搞工农业基本建设，在工作方针上完全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在争购粮食工作中错误的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大搞反瞒产运动，把灾情引起的一切社会现象（逃荒、杀牛、丢小孩、破坏尸体）都归之于两条路线斗争、或敌人破坏，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的办法加以处理，在一系列上的政策上脱离了党的原则，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在反右倾斗争中之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方针和方法，打击了坚持正义意见的同志，纵容了错误思想，打击了正气，发展了邪气，发展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作风，特别是以错误的办法打击了用书面或口头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更完全堵塞了党内外言路，造成了恐怖情绪。大刮共产风，把群众私有的一些财产也收走 浪费了，陷人民于死地。在错误发生以后又不敢大胆正视错误，采取彻底的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反而顾虑重重，多方面隐蔽错误，使错误长期不能纠正 ，一错再错，就不能不给党的事业造成骇人听闻的惨痛的损失。 致使大批群众死亡或身体遭受摧残，大量牲口死亡或瘦弱，失去了生产能力，极其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有些严重的地方妻离子散，绝户灭村田地荒芜，房倒屋塌， 十室九空，弃尸山野，使人民群众遭受极其惨痛令人寒心的损失。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失则更是无法估计的。实在痛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造成如此严重的损 失，使人民群众遭受如此严重怨痛，是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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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经过全党全民的斗争，仍然取得了一定收成。如果正确的分析形势，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的进 行分配安排群众生活，认真的组织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困难是可以渡过的，这样严重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我的指导思想和实际工作离开了马列主义原则，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执行了一套完全错误的方针政策，错误的工作方法，严重的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人为的扩大了灾情，制造了紧张和混乱。我是信阳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错误思想起了主导作用，因此，对信阳地区的错误我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一个党员的地位越高，他所担负的责任越大,他的错误的影响和造成的恶果就越大,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脱（托），给党和人民造成了罪恶，万分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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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两年来的学习和反省，我深刻地认识了使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我脑子里非无产阶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我的头脑。区别干部队伍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个人和集体和群众的关系。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行为应当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尊 重客观真理。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无条件的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利益，忠心耿耿的全心全意的为群众服务，当群众的公仆，一刻也不应该脱离群众。而我的错误正集中表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小娇生贯养，过着较富裕的生活，养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主 观片面，好大喜功，看不起劳动人民。入党以后一帆风顺，未受挫折，我的，我的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未得到彻底改造。大跃进以来，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 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喜欢表扬，怕受批评，愿听好的，不愿听坏的，不敢也不愿 正视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不顾客观可能，不顾群众利益，不听群众意见，根据主观愿望，站在群众之上发号司令，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群众去完成任务。这样就使自己的思想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品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一旦僵化了，停止进步了，在政治上就必然变成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鼠目寸光的庸人，就难于接受新鲜事物，识别方向，明察真伪，就不能虚心倾听群众 意见，关于（注：疑是“心”）群众生活，正确的领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必然走上脱离党的方针路线的错误道路，犯严重的错误。尤其这种错误反映在一个担任领导工作的党员身上，就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这些错误思想表现在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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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我的思想方法上是极端严重的主观主义。我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恰合在一起，就发展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迷 信主观想象，一点也不相信群众的荒谬绝论（应为“伦”）的程度。把自己看做高于群众的所谓“聪明人”，总认为自己比群众觉悟高，经验多，是革命的，而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则看做一群庸俗无智（应为“知”）、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人。口头上叫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实际工作上则要求群众听自己的，一旦 工作遇到困难，不检查自己的思想计划方针政策是否脱离实际，则即不加分析的责备基层干部和群众右倾保守落后，尤其在粮食工作上表现的最突出，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观点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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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以来，信阳地区刮起了严重的浮夸风。这种浮夸风所以能在全区范围内刮起来，长期不能得到纠正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一九五八年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 想支配下，在工家业生产上制定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号召下边去完成，只要报成绩大就不变（应为“辨”）真伪盲目相信加以表扬，或开现场会加以传 播，完成不好的就批评其右倾，光看缺点，否定成绩，给群众泼冷水。逼得下边弄虚作假，不敢反映真实情况。一九五八年罗山县委小麦估产低，认为其右倾，忽视 两条道路斗争，错误地批评了罗山县委。西平县委组织部长反映西平小麦七斤（千）三百斤有虚假，地委支持了西平县委，批评了反映真实情况的组织部长。这些错 误的作法，促进了浮夸风，起了极坏的作用。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但是信阳地区始终没有认真的进行过纠正。一方面我错误的认为怕纠正浮夸风打 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错误的认为，许多数字已经公布，甚至开了现场会组织了参观，公开纠正觉得不好讲，不好看，自己也怕强调反浮夸犯错 误。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我脑子的反映。由于许多数字没有落实，迷糊了自己的眼睛，思想上长期不摸实底，浮夸风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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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秋季反右倾斗争以后浮夸风共产风发展到了最高峰，是造成信阳地区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把信阳地区的 反右倾斗争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打击了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击了执行党的政策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保护和发展了浮夸风、共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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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信阳地区夏季粮食征购工作做了错误的保证。一九五九年信阳地区夏季征购没完成任务主要是浮夸产量估计过高，脱离实际，当时强调 贯彻分配政策，超产奖励，妥善解决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矜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却错误的认为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片面强调照顾群众利益忽视两条道路斗争的 结果。实际上夏季有些地区已经透底，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而我却认为群众私分瞒产，麦收后多吃浪费了粮食。夏季没有完成任务，我思想感到有压力，不好看， 不好向省委交代。因此，强调秋季要早下手抓粮食征购，注意两条道路斗争。要保证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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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我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斗争了曹铭同志，认为平舆县夏季粮食征购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曹铭同志思想右倾，忽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曹铭同志反映 的情况是真实的，对群众情况是关心的，对曹铭同志的斗争是错误的。对黄德功、息县农场张场长的批判也是错误的。由于对曹铭同志的斗争主要是以粮食征购问题为中心，对造成信阳地区的错误影响极大。曹铭同志反映西洋店有灾情，主张早搞生产救灾计划是正确，批判曹铭同志不积极抗旱，及早提出生产救灾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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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奖励生产队开荒、副业下放生产队，把大队猪下放给生产队食堂和群众喂养，等都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后，提倡大搞集体养猪，大办百 头猪场，普遍试办穷队过渡，共产风又刮起来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违背了中央关于执行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政策的精神.共产风给群众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破坏了群众私有的一点家庭付业。其四，对张树藩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张树藩同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是正确的，春季在遂平县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是关心群众的， 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较接近实际，我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胡友录同志反映生产中的问题是正确的，我认为胡友录同志思想右倾，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因而批判胡 友录同志是错误的。信阳地区在反右倾斗争中，突出地批判了对粮食问题和浮夸伤风有意见的同志，认为对粮食征购有意见是右倾思想代表富裕中农叫喊，否认农村 两条道路斗争。认为对浮夸有意见，是否定成绩否定大跃进。现在看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对这些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其结果 就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堵塞了党内言路，保护和发展了浮夸的不关心群众利益的坏思想作风。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我错误的以非无产 阶级的立场观点去领会和执行中央庐山会议的精神，结果就把一些反映真实情况和反映工作中错误缺点的同志不加分析都认为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的右倾思想，把一切反映粮食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意见都认为凶（是）替富裕中农叫喊，是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干部思想上的表现。这些都集中的反映了我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不关心群众的痛苦，不敢正视工作中错误缺点。由于我思想认识上的错误，使许多正确的同志受了打击，忍受了冤屈，现在想起来实在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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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秋，信阳地区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在我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分析，把灾年 当作丰收年，按大丰收年安排工作。提出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强迫下边去执行。当时我根据一些片面的虚假的材料和主观臆断，估计秋季产量五十亿斤，安排群众生产完成征购任务没有问题。当时下边报六十亿七十亿斤，我思想上是不相信的，但没有积极去纠正，不敢提反浮夸，怕犯错误。反右倾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 的同志，自己也不敢正视实际。有了个人主义情绪就利会（令）智昏不能尊重真理。对有些水源条件不好的地区有百分之二十左右受灾，部分田地无收的情况自己是 知道的。但认为旱灾面广，插花性大，大队统一分配，不会形成灾区。认为有灾情无灾区。错误的认为在分配征购任务时照顾一下即可，不敢提生产救灾，怕戴灾 帽，影响下边积极性，同时认为一方面讲抗旱成绩，一方面又讲救灾不好看。这种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思想作风，突出的反映了我不从实际出发，不关心群众生活 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结果由于产量估计浮夸，征购任务分配过多，对灾区没有查灾减免，丰收区购了过头粮，灾区购了口粮，人为的造成了灾情，扩大了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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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注：原“绪”字缺，此补），表现在我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豪（注：应为“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对食堂停伙、逃荒要饭、丢弃婴儿、路旁死人、破坏尸体等极端惨痛情况，无动于衷，见死不救，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国民党作风，是统治阶 级对待群众的态度。说明我已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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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十月下旬已听到有部分地区征购底食堂停伙等现象，但我没有正视这种情况，及时的向上级反映。当时主观臆断的认为，十月分秋尚未收完，征购任务才完成百 分之七十，就叫喊缺粮显然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错误的认为是两条道路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集中反映。认为反右倾精神尚未贯彻到农村，右倾思想尚未解决。 当时听说其他专区已经完成任务，信阳地区落后了，思想上更加急燥起来，连续开电话会议组织突击。强调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僱开展两 条道路斗争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反瞒产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起来。省委批转了湟川召开贫僱会谈搞粮食征购的经验，更坚定了我反瞒产的思想，认为自己抓对了。 十一月上旬王秉林同志两次向我反映了鸡公山谢桥大队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我不但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批评工作组不深入，有右倾思想，叫工作组深入下去 依靠贫僱实行三同，群众吃什么你们吃什么，群众三天不吃饭，你们也三天不吃饭。较工作组顶着，坚决突开（原文如此），一定要搞出粮食来，十七号工作组又派 人向地委反映情况，我同意先给一些粮食解决当前生活问题，继续作工作搞粮食。当时认为鸡公山是千斤社，征购仅四百多斤，按七百斤计算安排生活也不成问题。 鸡公山如果吃统销全区就成大问题了。在我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不敢正视这种情况，十二月初又派县委书记徐国良同志到鸡公山去搞反瞒产。徐国良向我 回报鸡公山搞出七百万斤粮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认为鸡公山问题解决了。叫王秉林在电话会议上给各县传播经验，我和王达夫同志商议在鸡公山召开现场会组织参观。后来又人反映有虚假，但认为没有七百万斤有三百万斤也是好的。地委又批转了鸡公山反瞒产的报告。对反瞒产可能造成的恶果毫无警惕。十一月下旬我 到确山，听邵鲁民同志回（应为“汇”）报三万人大会交心运动的经验，当时我对报出的三千万斤粮食数字有怀疑，我向邵说搞出百分之三十就是胜利，况出百分之 五十是伟大胜利，确山问题就解决了，错误的认为用回忆对比诉苦三个十年前后对比阶级教育的办法启发干群阶级觉悟，向党交红心说实话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参观了展览馆感觉不坏，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的经验。现在想起来以交心逼粮食实际上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办法。罗山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回报了五条经验， 说五类分子评比搞出很多粮食，交出很多破坏事件。当时反映三类地区地主富农造谣破坏粮食煽动群众瞒产私分，我认为在三类地区整一下五类分子有好处，当时也 提出不准让五类分子反干部的瞒产，指出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又让潘局长到罗山召开五个落后县会议推广罗山经验。潘局长回来向我汇报了，我还问潘没有让五类 分子搞干部吗？潘说他没有讲这一点，电话会议结束时我又专门强调了这一点，后来韩处长向我汇报说省厅不同意开五类分子大会，当即让韩给各县打电话进行了纠 正，已集中的解散，未集中的停止。潢川会议上我又问许文波同志他说没有搞干部，实际上搞了干部。开五类分子会议反瞒产是一种反动的作法。我不加警惕的推广 了这一经验，说明我的思想上视粮食为珠宝，只要搞出粮食就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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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下旬在平舆、潢川两地召开了县委书记碰头会议，会议上回报了许多私分瞒产的情况，粮食（食堂）停伙，丢小孩等情况，以及基层干部不敢见领导干部等情 况。当时感到有问题。当时怀疑有灾情，但在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没有认真组织查实情。根据一些虚假汇报，认为私分瞒产是普遍的。落后地区甚至是社社队队 有。错误的认为，当前紧张现象主要是前段工作没有区别对待，私分瞒产企图搞夸（注：应为“垮”）是两条道路斗争，有些私分一点粮食想多吃一点是本位主义， 应当说服教育。提出核实产量，在搞好分配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六好运动。宁书记同意了我的方针。潢川会议虽然提出分配安排群众生活，但没有查实落实产量，没有解决粮食问题，仍是用反瞒产办法安排群众生活，只强调了方法上区别对待问题。更错误的是由于我思想上认为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敌人必然乘机破坏， 敌我毛段也必然紧张。因而根据当时汇报的一些片面的虚假的典型材料，把一切社会现象都说成是富裕中农进攻和敌人破坏。如有的同志说有的富裕中农煽动说成立 托儿所所收的小孩管吃管穿，有的人偷引别人的小孩往城里丢，就错误地认为是富裕中农煽动制造紧张空气。有的同志说，有些地方要公安局破案。实际上这些都是 明显的灾情造成的，群众被迫求生的手段，而我却把这一切现象归之于富裕中农和敌人破坏，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完全混淆，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法用专政的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置农民于死地。真正荒谬绝伦，罪大恶极，危险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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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兴开会路过息县包信，到街上散步发现街后一个死人，当时一个群众在旁说是饿死的。我叫秘书叫这个人到公社谈一谈，半路逃跑了，我当即找公社（住）队人工作组的书记问死人情况，他说这个人生痨病好几个月，公社给他治病花 了六十元，医院说他是慢性病，把他送在她亲戚家里，昨日病重他亲家迷信害怕死在自己家里把他抬到街后去了。并说那个队生活暂时没有问题。我说那个群众吃的 肥胖可能是富裕中农造谣挑拨党群关系。路过寨河在公社上看到一个青年妇女抱一个小孩坐在一个大车上，看见汽车过去了跪下叫喊要钱，我未停车就过去了。路过 明港在街外修理汽车，一个妇女引一个孩子找我要粮票，我问了他（原文如此，应为“她”）那社那队（原文如此，应为“哪社哪队”）姓名，他（“应为她”）说 粮食少她引孩子来拾菜，丈夫在家犁地，省些粮食叫他吃饱好劳动，我没给他（应为她）粮票叫她回家去。不要在外乱跑，把情况告诉公社党委书记叫去查。路过湟 川付店见公路上两个人拉一死人，我未停车走了。路过罗山竹点桿店有几个外流群众拦车要坐车到信阳去，司机把曲种哄（原文如此，应为“轰”）开开走了。不多 远又看见稻田有两个尸体，未停车过去了。当时我感到问题严重了。到罗山慌忙下车告诉罗山县委，提出解决问题的三点意见：⑴派人掩埋路旁尸体。⑵信湟公路二 旁（原文如此，应为“两旁”）有灾情，派人把生活安排好。⑶把外流人员收留起来，每人每日半斤粮食，实报实销。我看到群众挤买点心，我叫停卖点心， 在街后设摊卖稀饭，在大街上挤着不好看，也容易发生车祸。回地委后向地委常委做（原文如此，应为“作”）了汇报，晚上又开了电话会。第二日根据省委的指 示，宣布征购结束，全面安排生活，地委开电话会提出收容外流、治病、安排生活等八大措施，拨了五百万斤粮食给各县安排生活。当时认为停止征购紧张情绪即可 缓和。除少数灾区外（估计百分之十）多数地区可安排好生活仍大搞反瞒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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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情况已经万分严重，到处发生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丢小孩、破坏尸体等严重情况，我为什么不停止反瞒产，反而把这些现象都归之于敌人破坏富裕中农进 攻，用专政办法处理呢？ 回忆起来主要是：主观主义不承认灾情那样严重，认为下边有粮食。思想上有粮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敌我矛盾必然紧张的教条主 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观点。反瞒产搞出的一些粮食迷惑了自己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反右倾后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粮食征购未完成任务，感到不好看丢人，怕省委批 评，冬季就要粮食搞统销怕批评右倾。对一些弃小孩、食堂停伙严重情况，不敢正视，怕犯右倾错误。由宁左勿右的情绪。当时看到这些问题，思想上急躁，害怕， 顾虑崇崇（重重），慌手慌足，束手无策，本来开锁钥匙只有一个，拿粮食安排生活，但自己又不敢向省反映情况要粮食，总怕犯右倾错误。我思想上这种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已发展到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地位，不顾人民死活的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程度。完全是一种剥削阶 级思想意识在我脑子里的反应，根本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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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我向省委汇报了 信阳地区的情况，估计灾情百分之二十，透底百分之二十向省委要了三亿五千万斤粮食。省委给了二亿八千斤。杨书记讲了在粮食工作上不能搞反瞒产，不能搞两条 路线斗争，我思想上才明确了。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和二次潢川会议上我检讨了三条教训。但由于思想上有怕犯错误右倾错误的个人主义情绪，总是强调成绩，对问题 不敢深挖，不敢严肃批判。因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同时看到省委粮食已不多，省委又表示不向中央要粮，因而自己仍主张作工作，搞一部分粮食安排生活。反瞒产 变为做工作实际上仍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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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三、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反映在我的工作作风上是：简单粗暴，强迫命令，违法乱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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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斗争曹铭同志时，曾发生过推拉等违法乱纪行为，由于我没有采取坚决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纠正，对造成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中普遍发生违法乱纪行为起到了开导作用。在斗争曹铭同志最初两天，采取摆材料讲道理的方法，一个人发表一套道理，互不交锋，在小组长会上研究改进斗争方法，我错误地认为会议开 的不严肃，不紧张，不像斗争会样子，提出了分析批判和逐项追根相结合。在闲谈中我又讲了斗争潘复生时的一些情况，使大家思想上发生了错觉。在最后几次斗争 会上曾发生推拉等现象，我当时让大家坐下来一个一个的讲，叫曹铭坐下纪录。在小组会上我提出不要指手动脚，没有严肃批评这是一种错误。在会议结束安排工作 时，我又讲了回去要注意防止违法乱纪，你们都是县级干部还老想动手动足，基层干部就可想而知更难避免。同时告诉大家既不要给基层干部泼冷水，又要防止违法 乱纪现象发生的指导方法。在斗争形成相持顶牛局面时，就主动停止会议帮助干部研究方法等。由于我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的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当作一个大问题 严肃地纠正，结果使大家思想产生错觉，在各县扩干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一级比一级严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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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反瞒产斗争中， 我强调两条道路战争，逼着下边搞粮食，三天一个电话会议，五天一总结，对搞得好的，成绩大的，不辨真假，不问政策方法就加以表扬推广，对搞不出成绩的就批 评右倾，推广了许多错误的反瞒产经验，领导上强迫命令，逼着下边违法乱纪，形成了反瞒产中的逼供信。造成了普遍的打人吊人甚至打死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听到有些同志反映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我在电话会议上讲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不能允许的，但不要简单的批评处分基层干部，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 要泼冷水，主要帮助继承干部总结经验，告诉基层干部方法。同时我认为在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死个别人是难免的。在我这种极端错误思想支配下，对违法乱纪现象没有认真检查处理，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造成违法乱纪成风，逢会必斗打，打人合法的极其严重的现象。阶级敌对分子乘机实行阶级 报复，残害群众。各种手段千奇百出，残酷毒辣。马龙山打死了张福洪向地委报告，危（畏）罪自杀，地委虽然派人检查了，但没有查出问题来，没有认真的继续追 查，使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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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次平兴会议上发现西洋店群众大量外流，我和宋书记专门召集五个外流严重的大队干部和公社书记开了一天座谈会。会议 上除了统计外流情况外还反映了许多地富伪军官富裕中农破坏抗旱斗争，带头煽动群众抢秋，煽动群众等外流现象，以及一些贫农积极分子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保护耕牛，坚持生产，维护食堂的模范行为。当时有些群众回来感到上了当，当时强调安排生活，对坏分子破坏等情况稳定后再处理。回地委后召开电话会议。曾指出有 些群众外流是灾情生活问题，有些是富裕中农瞒产私分逃避斗争，有些是五类分子破坏，有些是投机商贩。当时指出不论什么地方外流来的一律收容管饭吃，每人每 天半斤粮食，实报实销，集中送回原地。每个收容所要拍三种干部，公安干部负责审查坏分子，民政干部管生活，卫生干部管治病，当时公安局长正在专区开会，我又给公安局长讲了一次。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有些农民外逃是富裕中农煽动的，有些是少数富裕农民干部瞒产私分不叫群众吃饭农民群众外逃，有些是富裕农民 瞒产私分怕斗争外流，有些是敌人破坏等。因为当时苏联专家到信阳查矿，空军等部队开现场会，怕影响不好，要求各县在二三天内消灭外流，要深入各社队调查地 富反坏右，富裕中农外流情况，揭发他们的破坏活动，开展斗争，斗后管制不准外逃，有犯罪行为的要法办。要组织民兵巡逻等。我曾经说过：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的话，我这种对待外流群众的错误分析，和极端错误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群众外逃求生，我把他当作坏人，不准外流更堵杀了群众的求生之路，这完全是一种国民党对待群众的办法。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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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五里店公社社员罗付业，贫农成分，十五岁，父母饿死。杀吃了四岁的妹子，我批准了法办，错误的认为杀人犯法行为。而不（问）犯法原因。实际上这种残 暴行为应当由我负责，因为我反瞒产饿死了他父母，使他无饭吃，逼他杀人。在光山马畈公社时听了该县委书记 刘文彩的汇报还当场批准逮扑了三个破坏尸体的贫农。后来两人均死于狱中，我对这一冤狱应负直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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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思想作风，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行为。我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提出的许多办法政策都是违法乱纪的。我对违法乱纪行为又熟视无睹，强调保护违法乱纪的积极性，怕给违法乱纪泼冷水，实际上就是支持纵容了违法乱纪，使之残害人民，打击了坚持正确工作作风 的同志。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我这种对待群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生死无动于衷，对许多政策问题采取信口开河，轻率了（潦）草的态度，说明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已经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的土皇帝。对群众的呼声利益倾（听）而不闻，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顺我者昌，还（逆）我者亡。我的错误实在严重极了，危险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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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四，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对待组织的态度上是不忠诚的，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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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地区这样严重的情况，我没有及时向省委汇报，许多重大政策问题既没有向省委请示，也没有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就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进行了处理。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情绪，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讲好典型多，讲坏典型少，怕说看消极面多受批评。死人问题一直到省委指示时才向省委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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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待错误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想方设法掩盖错误。一九六零年元月十二日我到平兴开会，路过新蔡时见路旁村庄有群众扒树皮，我当时就认为那里的生活有问题， 当即告诉县委书记叫他亲自派人去查明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认为剥了皮的树留着不好看，叫群众砍了。路过万金店见村庄有五棵没皮的树，我将同样的话告诉了 平兴县委宫书记。我在火车上看到信阳长台附近有一个村有几棵剥了皮的树，我又告诉余书记派人去查，看生活是否问题把树砍掉，我说火车上来往的各种人都有不好看。一九五九年春我和杨书记路过光山泼河南一个小店又一座仿倒塌了，那里已无人。我见了马龙山说，你那破房不扒了，放在那里展览吗？我的各种错误思想对 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助长了下边封锁消息。
+
+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春生为告诉我毛主席要到嵖岈山，延炳玉、韩仁秉同志为此事省里开了会。延炳玉回来向我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叫我准备死人浮肿病等 材料向毛主席汇报。我交延炳玉同志去了再检查一下生活的问题安排的怎样，把原来的展览馆再收拾一下，食堂土蒸汽恢复起来，没有集中的浮肿病集中起来。我去了以后，听说韩仁秉同志把中央下放的干部都调离了，把群众也准备调到远地生产，只留少数干部积极分子接见主席，我和老延都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叫群众见 主席不好。研究结果，叫中央下放干部的组长审查一下，把政治上可靠的留下，除把五类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富裕中农调离以外，多数政治上可靠的群众留在公路两旁 和村庄附近接见主席。现在听说把浮肿病人调走了，把托儿所小孩调走了，只留下一部分胖的，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食堂吃了几天大米饭。实际上形成了布置假现 场，蒙蔽主席，对群众影响很坏。我的思想可能对延炳玉同志有影响，我应负一定责任。
+
+　　我对死人数字的统计存在少比多好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每次都强调叫下边划清正常和非正常死亡的界限。我这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一九六零年元月 十号左右到湟川见了宋书记，他告诉我潢川已死人八千，固始死人一百多，并说老梁思想有顾虑，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省委工作来的一些同志不知道是否是党团员， 到处统计死人数字，以后没有县委通知不准给他。 湟川会议上我问老梁和老杨，他们都不承认有那么多。当时我批评梁德柱同志不改在县委会上批评省委工作组，因该和他们组长商量一下统计死的办法。我同意老梁 注意保密的精神，所以我说工作组的组员有许多不是党团员 ，团员，给他们说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同时告诉他们对上级领导同志有什么说什么，对下要保密，不要乱发通报文件，叫敌人知道了不好。当前应集中抓好生活安 排，不要忙于统计死人数字，以免发生消极情绪，结合安排生活摸一下底，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委写报告，张甫同志对老梁意见很大，当时我批评老梁不该和 张甫顶嘴，固始死人多，对张甫招呼很好，张没啥意见，你死人少，你对张甫态度不好张甫对你意见很大。这是一种庸俗的错误观点，我的这些话促进了老梁对张甫 同志不满，影响很坏。元月底我回地委，王达夫同志向我说，公安处年终统计全区死人二十三万，浮肿病死人八万，已叫各县委审核一下再报省。我同意了王达夫同 志的意见，弄清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委写检查报告。在我错误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时向省委反映。二月初在省委开会，杨守迹（绩）同志和我说死人二万多， 我说有那么多么，再审核一下，划一下界限。我也没有即时向省委写报告。只到三月初固始开始向省委报告死人四万多，赵书记电话会议上点了地委的名，地委才对 固始死人问题向省委写了检查报告。三月下旬省委吴书记和我谈了话，我才把全区的死人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这样严重的人命关天的大问题长期没有主动向省委写 书面的正式的检查报告，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毫无党性的表现。
+
+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对中央、省委派来的 同志不够尊重。李坚（中央监委）同志在省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把信阳地区的死人情况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从固始、光山回来我找李坚同志谈了一次。决 定第二天晚上向李坚同志汇报，下午正开常委会，邱进敏同志说李坚同志叫你谈话，本来因该停止常委会去见李坚同志，但当时我即借口开会未去见李坚同志。晚上地常委集体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对问题认真负责，态度严肃，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但当时我思想有顾虑，怕李坚同志批评，对李坚 同志有些意见，说了一些不满意李坚同志的话。现在检查起来我对李坚同志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消极抗拒检查的态度，是党所不允许的。
+
+　　一九六零年五月六日，地委扩大会议结束我把马龙山梁德柱留下，我问他们死人数字为什么一下由九千增 到五万多。当时我思想上对这个数有怀疑。梁德柱说省委检查组逐户登记的，按工作组统计的数字，加现有人口比选举时统计的人口多一万七千多，死人没有那么 多。我和梁德柱、马龙山说，你们再派县委同志亲自摸两个大队，核对一下看是 出入，不要和工作组讲。到底多少心中也有个底。我对省委检查组统计的数字有些怀疑，怕统计得不准确，这是一种对工作组不但不尊重不相信的错误态度，严格说 来也是一种抗拒检查的态度，我的这种错误思想，对梁德柱的抗拒检查起了支持作用。是党纪所不允许的。
+
+　　我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采取了违法乱纪的态度。光山白雀园公社民校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反映群众生活问题，当时我看了以后认为情况可能有扩大，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我不准备再去检查了，王达夫同志说还是查一下好，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就派陈正卿同志去检查。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见了马龙山和黄文儒，问他们查的怎 样，他们说没弄清，我说还是查清楚好一些。结果黄文儒回去就追查起来，并把来信人扣起来了，陈正卿同志回来回报才知道扣起人来了，我和王达夫叫他立即放出 来，我虽未叫扣人，但我叫黄文儒查来信人是错误的我应负责。专署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用地委信纸和名义给信阳县委写了一封信批评县委，我听说后认为借地委 名义批评县委是违法行为。叫公安局破案，并进行批判斗争，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鸡公山会议后纠正了）。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信阳县监委书记胡修玉同志向中央 写匿名信反映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转信阳地委处理，我同意王达夫同志意见叫公安处侦察破案，进行斗争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看。现在看来这些同志都是 对党负责的，关心群众生活，同党如实反映情况的好同志，但是我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对这些同志的来信采取了压制民主，打击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好 同志，是一种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
+
+　　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登峰照（造）极的程度。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愿接受党任何严厉处分。我希望党给我留一个自我改造、立功赎罪的机会。
+
+　　由于我长期脱离党的政治生活，我的思想落后了。再加我的错误对我自己精神上的压力很大，思想很混乱，因此我的检查写的仍不系统不深刻，有些观点还可能有错误。我熟（热）诚的希望省委、地委能给我以帮助，挽救我。
+
+　　 路宪文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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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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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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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 @@
+# 本人检查
+
+　　<原中共光山县南向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县委工业部长、芦子玉>
+
+　　我叫芦子玉，男，现年40岁，住河北省易县白杨公社真武庙村人，家系贫农成分，个人出身农民。解放前家庭7口人，地4亩7分，房间6间。解放后家庭7口人，另分土地4亩，计8亩7分。
+
+　　1942年参加抗日先锋队（任主任），1946年9月参加第一总队，第一旅，七团，七连、二排战士，同年12月班长，1947年7月任排长，同年9月到湖北麻城县岐亭镇九龙山战斗负伤，负伤后，送到红安县七里坪开荒了（应去此3字——编者）柳树柏小湾休养，同年12月，被敌人围剿后，那时我的伤疾比较好了些，但扶着棍能走，那时也找不着老队和工作人员，我就慢慢向方北方逃，结果逃到南向店区何家畈区分部，并找到刘述增、郭柄峰、赵乃力等人接头后，一起工作，1950年 4月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区通讯员、工作队员。1949年任工作队长，1950年任区宣传委员，1951年任区长，同年10月任区委付（应为副，下同——编者）书记，1952年元月任区第一书记，1954年6月任槐店区书记，同年10月任县国营农场场长，1956年7月到省文化干校学习，1958年9月担任光山县钢铁厂长，1959年调到南向店公社任第一书记，同年12月调县任工业部长。
+
+　　1959年冬和1960年春，所犯错误如下。
+
+　　1，南向店公社粮食问题“欺上瞒下”，虚报产量。全社实收每亩单产360多斤，虚报为600多斤。尤其我不执行中央双统（即统购统销——编者）政策，全社征购1160万多斤，不顾群众生死，窃取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在全社总收入内，已征购80%以上。例如柴山大队，有田1500多亩，实收53万多斤，就征购44万与斤·，全队有700余人吃饭。全社完成任务中，但是大队与大队完成不够平衡，有的超额完成了，有的队尚未完成，后来又在完成好的队进行加派征购任务38万余斤，弥补完成差的队和非农业人口粮等，全社完成征购任务后，在安排生活中，在黄畈大队召开大队副队长和食堂管理人员参加这个现场会，计70余人，我亲自带领人员参观了黄畈、孙湾、余楼、业弯，实际看着粮食1万余斤，后又参观大队仓库有粮70000斤左右（其中有种子40000斤），我叫杨华江介绍实有粮10万斤，会后我又布置全公社工作，并说哪队弄出来粮食自供自己小队不准乱调，大队不要搞统管（实际这个现场会就是反瞒产现场会），并在口头上说，干部回去如何思想发动，解除群众思想顾虑，干部以自己实际行动，教育群众，影响群众，安排好生活等。同时，把蔬菜和其它副食品加强管理。由于这个会议造成全公社有的地方进行搜查，代替思想发动，此后我叫长冲支部书记冷朝均在电话会上，介绍罗弯自报粮300多斤（实际有搜查现象）。由于这样不断（应为但，应加不能——编者）把全社生活安排好，相反的给群众造下思想和生活中的困难，以后到12月份在全社造下大量的断炊现象，从而发生人口大量外流，浮肿和死亡现象，恶果是严重的，在这种情况下，县与县和社与社之间发生人员大量外流，县委办公室主任赵政良在电话会议上，传达马龙山的指示说省、地委指示，无论那县那社外流人员一律都收容起来，每人每天给他4两米吃，由国家拨给，收容后急（应为及——编者）时上报，本县通知各公社去镇，外县的一律送到县内来，公社没有研究以前，新县千斤公社送来我县外流人员27人，在我社停留一天，后他们已领走，此后公社党委会进行研究设立收容所，建立罗丝弯，具体分工由财贸书记李明负责，后我就调县内来了，以后收我就不知道了。
+
+　　2,由于全公社粮食征购透底，生活不能安排，造成食堂停伙，有的地方宰杀耕牛，破坏尸体，如刘堂大队毕香铺小队女社员曾广秀，为生活所迫，将自己的死去的小孩吃掉，又方店大队社员刘基善宰杀耕牛维持生活，大队反映后，我叫张大本（党委办公室干事）、熊登永（公安助理员）了解情况，整理材料进行法办，曾广秀死在狱中，刘基善死在公社（但是他两人材料我也没看，又没研究）。
+
+　　3，违法乱纪。1959年10月初，县委召开党员扩干大会上，在会议当中进行了斗打公社党委副书记、王荣义头毛扒掉，头打肿，同时将党委委员副社长李家乐的衣服撕破，身上打青，另将县委你根本长郭均功也进行了毒打，斗郭时，我亲自主持，这次共斗争5人，我应负责。由于在县扩干会议，这一股的歪风，造成党员干部的恐慌，同月14日回到公社，召开公社小队长以上的党员干部会议时，由（应加于——编者）陈墩大队长李文开不敢到会，在会议中并在有的地方进行了斗打，由于这样不管，是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给党和政府反映真实情况，严重的脱离了群众，群众因饿死现象，就不敢反映真实情况，所以我在南向店造成严重的最后恶果，并且我亲自在县委扩大会上打了晏河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本深几下子。由于我个人不顾国法党纪，造成其它干部进行打人，干部与干部之间，领导与领导之间互不相信，离心离德，所以全公社造下（应为成，下同——编者）破产。
+
+　　4，在光山事件中的认识。自从1960年12月底进大仓，和反右倾学习以来，这个思想回忆起来，实在光山事件中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虽然在党的教育十余年，不断（应为但——编者）没有给党和群众做出贡献，给党造下不可挽回的损失，在人民当中和劳动人民果实抢购透底，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生产遭到破坏，是对不起光山的父母、姐妹，更重要的破坏党中央提出的三面红旗，在这种情况下为个人得失，不顾党中央的指示，一切，好表扬，不愿受批评，在马龙山弯曲党中央指示政策，自己是积极的跟着马龙山一块跑，陷害了光山的人民，进行毒打和亲自的斗争，造成乱七八糟，不顾党纪国法，自己为王，所以说我个人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作风是恶劣的，并要求上级党给予我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到农村去劳动改造，挽回党和人民的关系。
+
+　　5，个人保证。由于在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以来，新的县委对（应为的——编者）教育和帮助，全体党员干部和群众对我严格批评和教育，我深刻认识到是一个血地（应为的——编者）教训，我个人进一步提高了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理论，处处为人民着想，听取上级的正确指示和教育，到农村劳动当中偿还人民血债，改造我的思想，忠心恳（应为耿——编者）恳地的为人民服务，感谢党和新的县委对我的帮助和教育，就是在工作中，积极的、大胆的把问题向新的县委反映和汇报，恢复光山破产状况（原文如此——编者）。
+
+　　 芦子玉1962年5月27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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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1 @@
+# 连水发的检查
+
+　　<中共罗山县监委副主任、县水利局长、连水发>
+
+　　59年冬60年春，在石山口水库所犯的违法乱纪错误是严重的。经过党一年多的教育，近日又组织座谈，兑材料，对我回忆情况，深刻检查改错帮助很大，现重新把我所犯的错误事实检查如下：
+
+## 一、整顿食堂中的违法乱纪：
+
+　　石山口水库59年冬修建，于12月20号左右开工，竹杆按民工带粮标准（县委规定民工吃的从后防带36斤，国家补助15斤），莽张、涩港到工地民工一部分带有粮，周党大部分没带，工地吃粮情况多次向县委反映，县委指示叫公社统一发给，只周党没给。在工地没办法，开会研究，带不到粮的单位互借调剂，保证每人一天吃到一斤米，粮少可多吃些菜（没开工前种有蔬菜 150 多亩）。到12月分，由于民工不断增加，加之后防粮食紧张，工地有个别干部和炊管人员，偷民工口粮，多吃多占，民工上班走后，他们住屋偷做干饭吃，食堂办的不好，民工意见很大，到处反映。我于12月20日左右召开工地党委扩大会，研究整顿食堂，我说后防整党整社，办好食堂，经营管理，县委指示在工地贯彻，咱们工地整顿办好食堂，搞好技术改新等，并能通过整顿食堂教育干部和炊管人员，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下能和民工同甘共苦，会上研究所有干部都三同下去分包食堂，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如何办好食堂，不几天挖出很多问题，有的单位采取了改进措施，有的单位对个别错误严重的干部和炊管人员已开展了辩论。
+
+　　我于12月27号从县到石山口，已夜 7点钟，指挥部职工都去开会了，叫通讯员去找黄开伦、时奇华问下工地情况，问后他两说：“在开会，辩论李道生。”我说：“别开长了，免影响明天早起上班。”给我弄的吃后，停一会，约到十点钟，没见散会，就去看，一是催他们散会，一是即告通知兵团干部第二天早饭赶到指挥挥部开会。去时职工都在向李●●●●，大声斥责，并说不坦白交待，捆起来，吊起来等。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就叫散会不大好，停一会看李能否坦白，我说：“你把食堂搞的这啥样，开现场会时没吃着肉，一顿的两盆盐菜，伙食还不如石工低，你要不很好坦白交待，把你捆起来。”威胁他。职工进而倍加威胁，到威逼不住时，吕伟上去用绳子捆吊，因是稻草绳，一拉就断了，又把满绳接住吊，一吊起他要求坦白，就把他放下。放下后，他要求拉屎，没人理他，他拉到一裤档，收工●臭时，我叫到地牵回屋去，因时不早就叫散会，并布置通知开会之事。
+
+　　辩论李道生我是中间去的，捆吊李道生我是起了点火作用，当时虽只以“捆起来”的威胁口口，而对个别职工早已隐蔽的愤气，则一触即发，对李进行捆吊，当捆吊时也知不对，又不好制止，错误的认为同着李道生当面制止怕给职工泼冷水，结果使个别职工认为捆吊人成了合法的了，我应负主要责任的。
+
+　　第二天干部会上汇报整顿食堂情况，都反映很好，出现很多一干两稀食堂，都要求开个大会辩论几个，当时我说：“现场施工很紧张，不能影响施工。”有的就提出利用中饭休息时在工地开。黄开伦提出指挥部炊事员李道生（偷米，偷开现场会的肉，还偷有几十斤餐票），甘祖海提十里大队事务长祝宏志（反属，在工地偷30多斤米，30多元钱，经常背着民工偷食干饭吃），吴天马提吴堂大队惯偷（经常偷民工衣物、水鞋、钱等，二次偷周党一民工50多元钱，因他是单身汉，钱被偷后，急●失●一夜，第二天早上在山坳找到已快死了，抬指挥部抢救才好过来），会上就决定辩论他三人。
+
+　　大会开始后，我先把前一段整顿食堂取得的成绩谈了一下，并提出辩论他三人。由黄开伦、甘祖海、吴天周进行揭发，没等吴天周对那个小偷揭发完，被偷钱的那位民工，就哭涕不能语，上去拉住就打，一些勇敢分子和丢东西的民工也上去打。这时我就去拉住不叫打，并说不要乱吵，继续揭发（实际是不叫打）。揭发一会，又乱了，这时看指挥部职工围李道生，看要打的样子，接着下面又拉上三、四人，我就给黄开伦、鲁智道说：“可不能叫打要！都去制止。”但没有公开的向群众讲不叫打人，错误的认为怕给群众泼冷水，这时不打了，开始捆压土坯、推、拉、等。看制止不住，就叫散会。我说：“好了！好了！上班时间到了。”静下来后，我总结说：“今天大家情绪很高，对他们辩论是对的，有错误的人要主动检查认错，群众是会谅解的。”最后干部留下开会。在干部会上我批判说：“不叫乱吵，叫揭发，就是不叫打，你们怎么没有眼色，群众起来了，干部就得掌握政策，今后再不准动手动脚打人。”并宣布李道生回本队监督生产。
+
+　　这次整顿食堂，为了发生严重的违法乱纪呢？首先是没开大会前辩论李道生时，自已在场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的影响；再者我没认识到群众在粮食紧张时对偷粮多吃多占，影响个人吃饭的心里，当发生捆打时，只在会上进行了个别制止和使眼色等。会后虽作了布置，但措施不力，造成这次严重违法乱纪。是我应负完全责任。
+
+## 二、防火中的违法乱纪：
+
+　　彭新鲁台水库发火死伤34人的惨痛事件之后，县委指示土棚不准烤火。我回到石山口水库，在60年元月 7号召开了民工大会，我讲：“这次鲁台着火是非常痛心的事件，人烧的很惨，亲人去连尸体也认不出来。我们再不能在工棚烤火，叫冻死也不叫烧死，冻死亲人来了还可看到尸体，烧死了啥都看不到。事实是冻不死的，天冷可坐在被窝里，今后谁在工棚烤火得受辩论。”并派民兵昼夜站岗，防火防盗，带小孩的妇女都搬到民房瓦屋（以便起暖）。由于防火措施不力，只布置在工在工棚烤火，致使个别民工棉衣单薄受冻，对民工体质受了摧残，我是有责任的。
+
+## 三、叫民兵吊胡玉全的问题：
+
+　　我于10月20日左右，去水库路过兴隆，刚吃罢晚饭，食堂营业员跑来说：“胡玉全在食堂吃饭喝酒，把他的衣服等拿走。”我叫找通讯员去找他，，把东西要回，通讯员转来讲：“胡要打他。”我叫找两个民兵去，据民兵说弄不住他，就捆住，他大骂政府、党、刘部长等，我去后说：“你偷人家的东西不给，还大骂，思想真反动”，他仍骂不止。我说再骂给你吊起来，把他吊起来，他不骂了，放下来了他又骂，涂立明对我说：“这家伙坏的很，家是地主反属，把他下放管制生产，他不劳动，生产队长叫他劳动，他把生产队长打了。”我听后觉得真反动，即向保卫部打电话，保卫部说：“他的材料早就知道了，准备搞他，把他送乡吧！”据说送乡劳动一星期，又送县拘留死在狱中。
+
+　　当时叫吊胡玉全，认为他是敌人，又当众骂政府，影响坏，想住吊他一下就不会骂了。忽视了国法，没有认识到他尽管怎样，应有法律部门制裁，个人这样作是错误的。
+
+　　四、任建科（地主家庭）要求参加水电队学习，我就以私人关系叫他参加水电队。后来听反映他不好好学习（三个月），就叫他回去了。以私人关系介绍他参加工作是错误的。
+
+　　我的父母安置在龙山水管所劳动，是头年在龙山谈起，我会种瓜的时候，我说：“我父亲过去老给地主种瓜，是行家。”到60年春天徐宏福说：“龙山种瓜没人，叫你父亲来。”我很高兴，觉得双亲可以团住，因此我父母来时没有粮食关系（后又回去弄一次，仍没搞到）。我就叫我父母才回去，徐宏福说算了，在那劳动就给吃饭。弄不来咱水管所有粮食，这样正符合我个人希望，就没有迁来户口，在水管所劳动起来，这是不符合政策的，是有错误的。
+
+　　以上检查是否妥当，请领导批评指正。
+
+　　 连水发1962年5月29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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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33.txt
@@ -0,0 +1,57 @@
+# 吴良保的错误检讨
+
+　　<原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孙舖公社党委书记、吴良保>
+
+## 一、家庭经济状况：
+
+　　我家住河南息县任店区梅寨公社梅寨大队周双楼，解放前，家有我父母亲、两个弟弟、一个妹和我妻及弟媳等八人，共有土地旧式亩4石6斗（折新亩32亩），房屋7间，耕牛一条，犁耙各一。生活来源依靠我父母、二弟和我妻种田劳动为生。土改时划为中农成分。
+
+## 二、个人出生和社会的重大关系
+
+　　我从小在家放牛和农业劳动外，在解放前我上学读书五个年头，其他任何反动团体和迷信团体没有参加过，更没有作（应为做，下同——编者）过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我现年34岁，从8岁之16岁在家放牛、劳动，17岁至18岁在本弯私塾读书，19岁在本地孙铺小学读书，20至21岁在本地舒黄园私塾和任店农村职业学校读书。22岁本地解放后于1949年4月份参加革命工作，1949年至1950年元月在潢川渝鄂皖边区干部训练班、专区行政干校和淮滨剿匪、光山白雀区土改队工作，1950年至1952年在孙铺区任团委副书记、区委宣传傅委员、副书记，1953年至1957年12月任光山县人民法院副院长、院长，1958年至1960年5月任光山一中校长，孙铺公社党委书记、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1960年6月至12月调省计划委员会、信仰专署农委任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同年12月被管教反省到现在。
+
+　　我家三代都是劳动农民，只有我叔伯兄弟吴良培，因怕拉丁在伪乡公所当过办事员、干事，吴良全在伪部队当过兵上士。吴良培子现在家劳动，吴良全在商城县粮食局工作，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自愿回家生产，59年冬死于家中，我爱人和我舅家都是劳动人民出身。没有其它重大社会关系。
+
+## 三、1959年冬和1960年春，我在孙铺公社所犯严重错误事实如下：
+
+　　1、严重浮夸和歪曲事实真相：
+
+　　（1）浮夸虚报1959年秋季粮产量，据60年12月当时新公社党委对我控诉的材料证明，我原把秋季单产报290斤，是浮夸虚报了。（2）在安排群众生活上有浮夸虚报，1959年12月，把公社27个大队浮夸报有5个大队群众生活能安排好接上麦。（3）59年12月，我在刘渡大队搞反瞒产时，把实际搞出200多斤粮食，夸报为2000斤。（4）我向原县委和县报社写有浮夸报告材料5份，在汇报工作中经常有浮夸。
+
+　　2、反瞒产，我急急（应为积极——编者）地执行了原地、县委的反瞒产指示，我错误地认为坏分子马龙山经常说的社社队队弯（应为湾，下同——编者）弯有瞒产，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群众生活安排不好是富裕农民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尖锐化的具体表现，是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攻的表现。马还说，为了保卫党的三面红旗，必须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和搞出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否则就是各公社党委的主要负责人的思想右倾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掌握了公社的领导权。我不仅没有认识到马的这个说法是反动的，还错误的认为这个说法是对的。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于1959年10月份县委扩大会议斗争张福洪、郭均功等我参加了斗争。并且在县委扩大会议结束后，接着召开的县扩大干部会议中，我主持斗争了公社党委副书记黄光全，下放住队干部谈运广、杨时义、大队支书郑炎中等4人进行了反瞒产斗争。1959年10月份，根据原县委的指示，在孙铺机械厂召开小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进行了反瞒产斗争，在这个会议上经公社党委研究报在孙铺公社坐阵指导粮食征购工作的原县委书记处书记赵明英批准斗争8人，当场逮捕2人。同时我到刘渡大队搞反瞒产重点。
+
+　　在安排群众生活时，我又积极地执行了原地县委通过分配搞出粮食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反动指令。我错误地认为坏分子马龙山说的农村食堂停伙是农村两条道路斗争，是富裕农民破坏的花样，是大伙不开，小伙开，白天不开，夜晚开伙的反对指示是对的。根据大队的一些假材料，我当时还认为是适合孙铺当时的情况。我当时总认为根据孙铺情况把群众的生活安排到接上麦，更没有认识到，国家不供应粮食是有问题的，但我确实没有认识到全公社食堂都没有粮食，更没有认识到当时会产生饿死人的严重问题。直到发现了有的大队死亡了一些人，我还认为是有各种疾病死亡的。自己虽然认识到与生活搞的不好、营养不足有关系，确一直没有深入调查分析，找出死亡人的根本原因，只是听信一些假材料，就信以为真，致使全公社饿死7300多人的大惨案。这是我应负主要责任的。
+
+　　3、 违法乱纪：
+
+　　（1）1959年10月份，在县委扩大干部会议中，我主持斗争公社党委副书记黄光全时，有的人在斗争中推翁，并且黄的头发拔掉了一些，和斗争下放干部谈运广、杨时义、郑炎中等人都发生推扌翁（下同——编者）人的违法乱纪行为。我虽没有亲手推翁和看见把黄光全的头发拔掉和打人的情况，但我亲眼看见到斗争中有的因说被斗争人不好好交待，说被斗争人不老实就发生推翁，有时我到各片看到推翁严重时，我没有进行了制止就走开了。这个会议上发生了严重违法乱纪我应负主要责任。在斗争中我并作了布置，全公社分四个片斗争，每片有一个领导人，组织积极分子进行斗争，并还说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要斗深斗透、斗臭，要打开情面进行斗争，保卫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总的来说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的话。我也分别和被斗的人谈过话，主要是说，叫他们老实交待自己的错误，别的没讲什么。1959年10月份，在公社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反瞒产斗争中把徐楼大队支书周月仁的耳朵推翁打的流出血，马岗大队副支书周金有推翁的混（应为昏——编者）死活来，蒋楼大队副支书蒋盛奎推翁后，回家睡几个月才好，在这个会议中还是被斗争的人都采取程度不同的被推翁过。发生这个严重问题我虽然亲眼看到推翁严重时作了一些制止，因制止的不坚决不大胆，并还错误的认为这个会议是赵明英亲自主持召开的赵在斗者中也和我一般推翁没有制止，看到严重时才制止。另一种我错误的认为一时群众义愤对被斗争的人发生个别问题是难免的。至于把周月仁、周金有、蒋盛奎推翁打的这样严重，当时我并没有看见过，散会后我才听说斗争中把周月仁的耳朵推翁的流血，周金有因有老病在斗争中混过去又活过来，蒋盛奎的事，我当时根本不知道，1960年控诉我时，才知道的。这个会议共开三天，开始时讨论赵明英的动员报告，只是快散会时斗争了两个多小时，天快黑时我总结的。这个会议主要是搞反瞒产，硬把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说是坏人破坏，造成的，在这个会还经过赵批准的，由原县检察院检察长易明信宣布逮捕法办的2人（另有2人是原县批准后捕的，也放在这个会议上捕的）。 这个会上斗争的逮捕的，因此，除了在这个会议中被斗争的人被推翁、打、散会后对各大队必然产生严重的违法乱纪的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
+
+　　同年10月份我在刘弯搞反瞒产时批准斗争小队干部3人，在斗争中我只看到轻的推翁，没有见到严重的推翁人的，我应负主要责任。同时召开公社党委代表会议中我和公社党委批准斗争王楼大队小队长张明乐，在斗争中我发现推翁，我当时制止了。1960年10月份在龙台片，召开小队汇报反瞒产时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在斗争小队长王恩国时，我看到推翁，有时严重了我制止，有时轻的我没有制止。
+
+　　（1959年12月份因公社临时炊事员小冯因听办公室主任张绍廉说小冯偷公社的粮食和牛肉，我批准斗争他一次，我没有亲自主持斗争小冯，也没有见到推翁他。1959年10月我参加了孙铺片斗争会，至于斗争谁我记不清。）
+
+　　（2）执行了原地县委凡是杀牛一律法办的反动指令。据当时孙铺的情况，因杀牛的太多，我和公社党委研究，对杀牛的应批判或经过批准进行斗争年，对其中富裕农民应赔款或者罚款，有严重的也可以整理好材料送县批准逮捕法办。对五类分子杀牛的，应很快地整理材料逮捕法办，经公社党委研究同意，报县批准法办的我知道有四份（姓名不详）。60年3月我在孙铺大队胡楼小队，因以小队长李长有为主的20户社员偷该大队三小队的耕牛杀了，我批准叫他们赔三小队的社员耕牛款，并且还说：要整理好材料开除李长有的党籍。当时我看见三小队的一个社员把胡楼队的一个偷杀牛的社员耳朵咬的流出血，我及时制止了，并批评了这个社员。因为群众生活所迫，杀牛吃，在当时情况下完全是因该的，我不仅不关心群众生活，反而执行了原地县委的反对指令，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我负主要责任。
+
+　　（3）1959年冬、60年春，我知道经公社党委研究同意送报县批准，逮捕法办吃死人肉的2人，一个是马岗大队，据当时说是一个富农，一个是刘渡大队，我应负主要责任。
+
+　　（4）我和公社党委研究，分别在孙铺、仙居、何棚、龙台设立收容所，收留外流人员，公社以县派公安局付局长吴子柏等4名政法干部和公社政法干事张治海、公社干事舒成善专门负责收容所收容外流人员的工作。收容站的每人每天吃大米12两，管吃、管住、管治疗病，没有其它规定。
+
+　　4、 封锁消息，弄虚作假。
+
+　　1959年12月份召开支书电话会议上我积极执行了坏分子马龙山指示各公社当时工作应该要求是：群众不准外流，食堂不准停伙，不准有浮肿病的三不准的反动规定。同年12月省委宋致和书记、监委刘名榜书记从马畈经过孙铺检查工作时，我和公社党委执行了马龙山、刘文彩在电话会上布置封锁消息的反对指示。我接电话会议后，连夜召开了公社机关干部会议进行了布置，强调干部分片包干，把孙铺街道食堂生活检查安排好，不允许路上有死人和浮肿病人的现象。在检查孙铺群众食堂没有菜吃时，当时张绍廉把商店的菜分给街道食堂用，我没有制止。60年4月省委检查组杨处长来孙铺检查工作时，我和公社党委研究后，我向杨处长汇报，把我们在支部会议上统计死亡5000多人，假报4400多人，去瞒哄省委工作组，我当时主要怕把数字报多了，受马龙山的批判。再一方面怕个大队统计的数字多报了，今后检查出来多报死亡人恐怕受处分。没有如实的反映情况，这是我应负主要责任。
+
+　　5、生活特殊，多吃多占：
+
+　　公社干部就要凭票就餐，我借口工作忙包伙吃，有时还有人送到我屋里给我吃。我家属在公社生活也特殊，我母亲和我小侄女在公社住17天吃饭没给粮票（因我家庭的食堂当时生活安排的不好）。每逢过节，商店给我家属送一些市场供应紧张的商品。我吃夜餐没有粮票和款共计多吃多占粮食40多斤，猪肉20多斤，鱼20多斤，鸡鸭蛋100多个，各种糕点10多斤（都给了款）。我共多吃多占有40多元。
+
+　　另外，我和公社党委因马龙山来孙铺检查工作，和他到省开五级干部会议从省回县路径孙铺时，请客供给浪费50多元。盖公社办公室浪费1000多元（经县委批准），这是我应负主要责任的。
+
+　　从上述事实来看，我确实给党、人民的利益造下了严重的无法挽回的损失，现在自己很感到惭愧痛心，实在对不起党和人民，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干部的应有条件。虽然我当时的出发点和主观愿望是想把工作做好，但事实上已经形成了自己不自觉地走向了反党、反人民的道路上来了。现在我不管如何后悔，已经晚了，更是无用，只有老老实实低头向党、向人民认错认罪，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一个改造的机会别无其它要求和出路。
+
+　　党和人民不论对我怎样处理，我都愉快的接受，决不象民主革命补课运动那样埋怨党和人民处理冤枉了我。经过一年多的管教、反省、学习，深深的认识到自己的严重错误，但党和人民对我这样的人还给了这样长改造的机会，使我从内心里感到党和人民对我的处理的宽大和温暖，感到党对光山事件采取民主补课的方法是完全正确的，英明的。1959年冬季和1960年春和现在对比，证明了民主补课的成绩是很大的。只要我活着，永远跟着共产党走，听党的话，时刻去为人民服务，在今后工作中将功折罪 ，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恩情。
+
+　　 检讨人：吴良保1962年5月30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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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34.txt
@@ -0,0 +1,45 @@
+# 中共光山县委对吴良保所犯错误的结论
+
+　　吴良保，男，现年34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初中文化程度，息县曹黄杯公社梅砦大队人，解放前其父种田兼做白布商，农忙时家庭常雇短工。吴本人在解放前上学，1949年参加工作，1950年入党，历任工作员、区团委副书记、区委宣传委员、副书记、县法院副院长、院长、一中校长、公社党委书记，一九五九年十月提任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孙铺公社党委书记，一九六零年调任省计委副处长，同年十月任专农委办公室副主任等职。一九六零年十二月经地委批示，给吴良保同志撤职查办，管教反省。
+
+　　吴良保同志于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在“信阳事件”中所犯主要错误事实是：
+
+　　一、一九五九年十月在县委召开的扩干会上，反右倾时，吴亲自主持斗打原公社副书记黄光前，副社长杨时义，住队干部谈运广，郑堂大队支书郑炎中等人，一连斗打了四天，将黄光前等同志头发被拔掉许多，有的脸被打肿，杨时义同志被打得睡觉不能上床，不能脱衣服，喝水就（应为都——编者）不能端，并屙了六、七天血。在斗打期间，吴还亲自与谈运广、杨时义、黄光前等个别谈话，说：“你不老实，还没有斗好”，“要好好的低头认罪”，“你已经靠近右派的边缘了，趁早放弃你杀人的屠刀”等等。
+
+　　一九五九年古历九月二十七日，有县委书记处书记赵明英和吴良宝主持，梁立成（县委委员）参加，在孙铺机械厂召开千余人的大、小队干部会议上进行反“右倾”斗争，斗打了十余名干部，其中三人被打伤，如徐楼大队支书周悦仁，头被打肿，耳朵打破流血。马岗大队支书周金友被打得晕死过去，蒋楼大队队长蒋胜牵当场被打得不能动，由蒋正刚、方立寿等人架回家后七十余天才好。斗打时虽县委书记处书记赵明英在场，应由赵来复杂，但是吴良保同志也应负一定责任。
+
+　　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吴良保、赵明英、梁立成（原县委财贸部副部长）到徐湾大队搞“反瞒产”时，他们共同主持斗打了赵乡小队长乐心寿、副队长赵子林，用拳打脚踢，打倒拉起来又斗打，致将赵、乐两人头脸和耳朵都打得流血，赵、乐两人被斗打后外逃十余天；赵子林因受伤过重，加上生活所致，月余后即死去。同年十月间，以赵明英为主，吴和梁立成等人亲赴蒋楼大队搞“反瞒产”重点时，主持斗打了小队会计员蒋秀开，蒋头脸被打得流血，衣服被撕破两件，当场打得不能动，由别人将其抬回，卧床四十五天才好。斗打时虽赵明英、梁立成在场，对于发生违法乱纪应负主要责任，但是吴保良同志身为公社第一书记也应负一定责任。
+
+　　二、一九五九年古历冬月上旬，孙铺大队胡楼小队社员因生活所迫，杀牛渡命，公社副社长吴正环召开全大队群众会，将社员李继明等进行残酷毒打，吴保良在场，当场有第三小队队长潘换明讲李的耳朵咬掉一块，知道潘咬李的耳朵，吴才加以制止，但已造成严重后果。会后将全小队34户社员进行罚款计1200余元，（实际上是赔偿损失，因当时没钱，用工分抵款了）。
+
+　　三、1959年9月初，吴亲自到张洼大队检查，这时该大队食堂已经断伙，贫雇农群众面向吴反映今年未收粮食，社员徐大清说：“要有粮食我把头兑上，现在要有粮食能不煮饭吗？”吴说：“你敢说没有粮食，你有几个头？”又说：“这是找些富裕农民来捣蛋”等，大训干部。
+
+　　四、封锁消息，积极地执行马龙山提出的：“不准有死人，不准有病人和穿破衣服的人在公路上走”的乱令。1960年春省委宋致和书记和省监委刘名榜书记来光山检查工作时，吴接马龙山电话会后，立即就召开各大队支书电话会布置，要搞好生产和生活，强调“谁搞不好谁负责》”
+
+　　五、1959年冬和60年春，在饿死人的情况下，吴的生活极为特殊，其家属（吴的母亲和侄女）在公社住半个多月，吃饭亦不给粮票。在1959年冬，吴被提拔为县委书记处书记时，马龙山等到孙铺向其道贺和1960年马龙山等人到郑州开会往返路过孙铺时，吴请厨师吃饭，大吃大喝，浪费公款50余元。
+
+　　吴良保同志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在“信阳事件”中，为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孙铺公社第一书记期间，孙铺公社公死亡8000余人，其中劳力4000余人，死绝710多户，房屋破坏8500余间，田地荒废，生产元气遭到极大破坏。造成这种惨痛的局面后，吴不仅不痛心疾首，同党向人民交待自己的错误，反而在自己错误被揭发后，在反省期间，吴在讨论会上散布不满情绪，说什么：“革命工作没干头，不但这辈子不干了，将来自己的孩子也不能叫干革命了……”等等。但在运动后期，经组织上教育帮助，对错误检查较好，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经县委常委1962年6月10日研究，建议地委给予吴保良同志党内严重警告之处分。
+
+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章）1962年6月5日
+
+　　同意县委给我的结论材料和处分意见
+
+　　 吴良保1962年6月17日
+
+## 中共信阳地委对光山县委《关于吴良保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的批复
+
+　　（中共光山县委：）
+
+　　地委常委于1062年7月4日讨论了县委关于吴良保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同意给予吴良保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中共信阳地委（盖章）1962年7月4日
+
+## 中共光山县委关于改变吴良保同志处分的请示
+
+　　根据特别从宽处理的精神，县委常委于1962年7月18日研究决定，将吴良保同志原受党内严重警告之处分，改变为免予党的纪律处分。
+
+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章）1962年7月18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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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35.txt
@@ -0,0 +1,63 @@
+# 自我检查
+
+　　<原商城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王志刚>
+
+　　王志刚，男，38岁，贫农、农民出身，原籍河北省威县寺庄村人，家有祖母、三个弟弟，二个妹妹，一个弟媳，一个侄子，爱人，四个小孩共14口人，爱人郝忠莲，现在商城城关粮管所工作，共产党员。
+
+　　没有重要社会关系。
+
+　　个人简历：1923年3月28日生，1930年至1931年上小学，1931年至38年在家种地，1938年至1939年初在威县大队任通讯员，4、5个月回家种地，1940年5月至1942年3月在广崇县大队任通讯员（因负伤回家）在家养病，1942年6月至42年？月在本区队任副班长，后被开除，1942年9月卖壮丁到威县伪警察局任警士至1944年元月止（已有结论）回家生产。1944年4月参加四分区补充营后部二纵五旅十五团团部任通讯员，1946年任通讯员副班长班长，1947年调到旅部教导队学习，1948年任商城指挥部通讯排长1949年任商城县公安队长，1950年任商城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所长，1952年任商城县公安局治安股长，1955年4月商城县公安局局长，1960 年7月调信阳平桥钢铁厂任保卫科长。至1960年12月12号，1946年6月入党，至被捕为业。
+
+　　一年多来在党和领导的长期教育下，特别是在党的政策宽大的感召下，经过学习、反省深深地认识到，我再1959年冬60年春采取了一切毒辣的手段来残害人民，给党造下了不可挽救的严重损失，自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其具体事实交待如下：
+
+## 一、 扩大了敌我矛盾
+
+　　由于我存在严重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的估计了当时情况，而又积极的执行张念中、王汉卿的错误指示，就把一些没有饭吃，在快要饿死的情况下为了维护持自己的生命杀牛吃，偷点东西的基本群众，我却说杀牛就是敌人破坏或贯偷盗给以扣押、逮捕。从1959年冬60年春共扣押所谓杀牛犯破坏尸体犯，小偷小盗等800多名（详数记不清），仅杀牛一项我亲自批准扣押的有70多人，1959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20余天内在双x铺管理区就亲自批准扣押40多人，特别严重的是在双铺管理区一次叫民警解回8人（吃人肉的4人，杀牛的4人）,走在路上就死了二人，对小偷小盗我亲自批准扣押的更不计其数了。（详数我不清楚）
+
+　　1959年11月下旬叫民警到双x铺管理区带所谓破坏尸体犯、杀牛犯时，民警给我说过河要每人2角钱，我说你们走时要在（再——编者）给你们要2角钱你们把他带走罚他，如不要就算了，结果将撑船的代（带——编者）县扣押几天才放回去。
+
+## 二、由于我采取了乱捕乱押造成了狱内大量死人。
+
+　　自1959年冬至60年5月止，统计共死285名，又经过清案死了400多人（详数不清）。我在张念中的错误指示下，降低了犯人的吃粮标准，即已决犯吃33斤降到28斤，未决犯吃28斤降到22斤（从59年10月份起）。另一方面就是没有采取对病的人给以大力治疗，并给吴家声说快要死的人不给他好药吃了，吃了也浪费，把好药可给轻病号吃。其三为了隐瞒死人问题就采取了三不算。即拘留的死了不算，正常死亡的不算，保外就医死在监狱外的不算。隐瞒不报欺骗上级。我到公安处开会已死了890人了，公安处问我监狱死了多少人，我只报死了30多人，仍继续隐瞒，由于我采取了上述毒辣的残害人民的措施，才造成了监内大量死人，给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
+
+## 三、破坏尸体和张国喜吃人肉问题
+
+　　1959年11月下旬张念中教我给他一块到原上石桥乡双铺管理区去工作，主要是破所谓吃人肉案件。我并带领汪平凡、梁祁祖、张世均、何治国、黄体修等人进行对吃人肉的人进行侦察，我共亲自侦察吃人肉的事件4起，扣押4人，其4人都死在狱内。严重的造成了他们的家庭破产人口死亡。特别是在1959年11月下旬张畈大队社员张国喜（30多岁中农成分）将他侄子的心肝挖回家煮煮吃了，大队给张念中报告后张要我去进行侦察。我即带领汪平凡前去张畈了解。
+
+　　经了解，张国喜确实在埋他侄子时带一口菜刀将心、肝割下来拿回家吃了。回管理区给张念中汇报，当汇报到张国喜确实把他侄子的心、肝吃了，张也承认吃了时，张念中问我你相信否，我说确实是吃了，别人也看见吃了。张念中说人肉根本就不能吃，我说能吃（因我见过吃人肉的）。张念中说我就不相信人肉能吃，就像你这种思想就能侦破破坏尸体案了？我说我要向你汇报真实情况。张念中说我就不相信你的真实情况，你什么真实情况，我说你思想有问题，我就是不相信人肉能吃，亘古以来也没有听说过人肉能吃，这完全是敌人破坏，他说人肉能吃，你去监督他吃不吃，非确实他不可。我说他要是吃了怎么办呢？张念中说，那你不能定案，不确定不行，还是不能吃说人肉能吃就是破坏，非法办他不可，你去找块人肉看着他吃。就这样我又和汪平凡回到张畈大队，找到张国喜，问他人肉能吃吧，他说人肉能吃，我说人肉能吃，叫我看着你吃，张说我不吃了，我说你不吃不行，你先吃的不是人肉，说吃人肉你是有意破坏，叫我们看着吃才能真的，张仍然不吃。我说你不吃不行法办你也得吃，后张说我哪有人肉呢？我说不用你管，到你家拿把菜刀来，张拿了一把菜刀给汪平凡，我二人带着张到了他侄子埋的地方，把坟扒开一点，扒一条腿，将腿肚子割了一块（有5、6两），在河里洗了洗，拿回他家，由汪平凡跟着他炒熟（我在大队部等着），张国喜拿到大队部吃的。吃了不到半小时，张叫唤说不好受要吐，当时我说人肉好吃为什么吃了吐呢，你以前吃的不是人肉吧，故意破坏说人肉能吃。张说以前也是人肉，我不是破坏，我要吐。我说不准你吐，吐了也得吃了，结果张就吐了，躺在地上叫唤不好受。我就叫人把他架回他家。我就和汪平凡回管理区给张念中将上述情况汇报了，张念中说怎么样，我说人肉不能吃，就是不能吃，为什么吃了叫唤不好受呢？说人肉能吃，这完全是破坏，非法办他不可，将他带来了没有？我说他病了不能来，张念中说病了也不行，把他弄来。我就给朱德田（县工会主席）打电话说，叫他第二天将张国喜带管理区，第三天就送县监狱了，后死在监狱。由于张国喜的被捕也造成了他的父母因无吃想儿，先后也死，其妻、女儿也流离失所，造成了他们的家庭破产。这是严重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也我给人民造下的重大罪恶。
+
+## 四、所谓大办劳动教养
+
+　　我积极的坚决的执行了王汉卿、张念中的错误指示，大办了所谓劳动教养。1959年11月30号召开的南司县常委扩大会议，责成公安局对五类份子集中改造。12月1号张念中回双铺管理区，张给我说，县常委决定责成公安局对五类份子集中改造，我看上石桥大搞他一下，把五类份子杀牛的小偷小盗，集中在上石桥，由你负责，白天叫他们劳动，夜晚学习。当时我不同意以乡为单位，我说人太多，不好管等等，我说以管理区为单位好。张念中说，你去给阮书记（即阮坐）研究吧，阮也同意以管理区为单位好。12月3、4号之际，我回城开了政法党组会，专门研究了大办劳动教养问题。参加会议的有焦希明、李象贤、陶敬恒等人。研究的结果是上石桥乡、中铺乡公路以北，丰集乡公路以北都办劳动教养，以管理区为单位。中铺公路以南丰集乡公路以南达权店，杨桥、长竹园、余集等乡不办劳动教养，可以评查。以双铺管理区为重点由我负责，我会管理区后，将政法党分组意见给张念中汇报了，张也同意，以双铺管理区为重点由我负责，后给阮坐商议五类份子名单，住的地点应带的东西（如劳动工具口粮等等）抽调具体负责人员看管人员等，由阮坐召开了各大队支部书记电话会议，将上述问题写了报告和报到的时间等。全管理区应报到五类份子200多名，除有病外还应报到120名，超过规定报到期的三天才报到了40多名，我就做了报告，下午我就回县到信阳公安处开会去了，以后我始终也在没有到双铺去了，当时交给侯振干，双铺大？大队团支书艾青山二人负责。
+
+　　由于我采取了这种毒辣的措施，不管他们的死活硬集中，结果，在集中报到的第二天就死了1人，第三天死了二人，以后集中多少人死了多少人和在办劳动教养期间的违法乱纪等，我就不详细了，总之是我积极的执行了王汉卿、张念中的错误指示，给党和人民造下了这样惨重的损失，我也应该负主要责任的。
+
+## 五、我积极的坚决的执行了公安处错误的布置所谓大收盲流人口的指示
+
+　　1959年12月3、4号我回县开会，5、6号听了公安处的电话报告，向公安处长汇报了盲流人口工作状况，当时批评商城行动的不好，没有引起领导重视等，又布置了下步的工作。他要求在三天内将盲流人口收光收净，保证做到本地不外流，外地不过往，来一个收一个的要求，措施是向群众进行外流的害处的教育，严格控制五类份子的破坏，对交通要道，边沿结合部，复杂集镇，常发生问题的地区饭店等，要专门设立岗卡。并做到四就。四就即就地收容，就地审查，就地劳动，就地处理。各县要成立专门组织，确定专人负责，县成立收容所，乡成立收容站，收容人口吃粮每人每天6两，由县报销，最后说这是地委书记的指示，要马上给书记汇报，马上布置，我第二天就给王汉卿将上述报告进行了汇报，王汉卿说当前还有很多人口在外边流浪着。这些人大部分是五类份子，游手好闲的懒汉，他们对社会、生产都影响很大，根据地委指示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天内一定要把盲流人口收光收净，对收容人员要严格审查，从中发现敌人给以打击。对收容人员吃粮问题按每人每天6两实报实销，由县解决。你按照地委、公安处的指示马上布置各乡立即行动。我当天夜里召开了各乡政法部长、政法干部电话会议，将地、县委的指示进行了贯彻，我又积极的坚决的作了强调，我说各乡政法部长要切实做好这一工作，各乡对各大队要指定专员负责，坚决在三天内收光收净，如果发现哪个乡大队有盲流人口一定要追究责任，保证做到本地不外流，外地不过往，收容人员每人每天6两粮食，由县解决等，布置后各乡大队都立即行动了。从59年12月上旬到60年3月止，全县共收容3000多人（不够精确）更严重的是布置后的第二天我到派出所去，看到街上人很多，城关没有行动，我回公安局给城关镇委副书记戴云霞打电话说，你们有些右倾，如不解决，你们怎能搞好这一工作，你们不要怕，就是把进城买卖东西的收起来审查后可以再放吗，给你们怕也强的多吗，不然就达不到收光收净（此处字迹不清）收容；我布置后城关都行动了，仅三天的时间收容了2300人，以致造成了乡里的群众不敢进城买卖东西，街断人稀的悲惨局面。特别严重的是造成了被收容的群众的死亡。仅城关收容所就死了20多人，其它乡有的更为严重（因我没有统计，究竟死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可按原统计和档案材料为准）总之，由于我积极的采取了这一残害人民的措施，给人民造下的苦难、损失是不可估量的。
+
+　　以上我所交代的罪恶事实我是要完全负责的，不过对各种数字交待是不具体的，因为我事前事后都没有统计，所以也很难交待详细数字。无论是在逮捕、扣押、集训、收盲流等有多少人其中冤狱、死亡、错案等数字的统计，可以依据我亲自批准和档案材料为准，我决不推托责任。
+
+## 六、我在过去工作中也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享乐腐化思想给党给人民也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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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7年某月城关粮管所被盗800多元，虽在案发时自己没在家，没有参加现场勘查，确定案情，事后由杨振昌，牛保印掌握侦察，可是在牛保印调县委会后即交给我掌握侦察，由于自己存在有严重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没有深入到实际工作中去，偏听偏信侦查人员的汇报，又没有证据主观臆断的将营业员易林霞逮捕法办，结果问题也没有弄清，使易被扣押二年之久，后不得不释放，于60年8月才放出，给党造下了严重的损失。同时在侦察易中又怀疑其保姆余陈氏有问题，又将余陈氏拘留年余，这都是我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给党给人民造成的严重后果。
+
+　　1958年2月给公安局办事员胡香的爱人王毕化发生了两性关系共6次，直至1960年3月为止共保持关系达二年之久。具体实施已有系统检查。
+
+　　由于我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主观主义，在工作上也是存在着严重的浮夸作风，欺上压下。1959年在4月、5月，开展安全运动和十天运动以来，是报喜不报忧，争红旗争名誉，如60年元月份发生13起火灾，只叫报6起，其他7起以没有造成损失或损失不大为由不叫上报。又如上石桥乡财政所被盗公债200多元，因无现场为理由不承认是案件。监狱大量死人不报也是为了显示成绩，我的浮夸虚报是极为严重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总之有利于自己事情的就多说多报，不利自己的就少报不报、少说不说，采取这样无耻的手段骗上级的相信，其结果给党造下的损失是不堪设想的。
+
+　　在多吃多占方面和铺张浪费方面：
+
+　　1959年过年买劳改股犯人的猪肉3斤半，油5斤，粉条2斤，羊油3斤，碎米20斤磨成面没给粮票，钱都给了。
+
+　　给刘先华要粮票45斤，其中给王毕化15斤，下余自己家中用了，我又给占中利要粮票40斤自己用了，临调走时要20斤。
+
+　　在浪费方面，1960年6月份批准民警队买球衣300元，成立政法业余剧团买衣服、制旗200多元，买照相器材等共浪费1000余元。
+
+　　总之，从上述我所给党给人民造下了严重的灾难，我已经成了人民的罪人，我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失去了人性，根本就谈不上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国家干部所作的事，也是我个人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的结果，本在前冬去春群众无吃无穿、在快要饿死的时候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命而杀牛吃，偷点东西吃，更惨痛的是发现普遍的吃人肉；自己也知道，也看见过，不仅不同情乡上级反映，反而还附和张念中、王汉卿的所谓杀牛就是破坏、吃人肉就是有特务活动，而自己又更积极的采取一切（此处不清——编者）残害人民，（此处不清——编者）人民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造成了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断烟火，剩下老弱到处一般无人照管，这种局面是多么的悲惨，是令人难忍。我所给人民给党造成的这样重大的罪恶也是不能容忍的，这也完全证明我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已经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党为了挽救我给党造成的损失依法逮捕我也是正确的，要求党还应当给最严厉的惩处，以便彻底地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
+　　 检查人 王志刚1962年元月7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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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36.txt
@@ -0,0 +1,39 @@
+#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对刘荣月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刘荣月，男，现年33岁，中农出身，学生成份，信阳县东双河人。1949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历任会计、财政科付科长、科长、付县长，1958年 6月至1960年底任东卜公社第一书记。
+
+## 一、指使斗打干部
+
+　　1959年12月22日刘在北李店大队搞粮食重点时，召开 100余人的反瞒产斗争会，刘叫大队干部张●荣，下放干部谌祥纪组织积极份子对大队干部李世保（因为他和别人合伙埋藏1000多斤粮食，本人也有贪污）进行斗争，刘布置后去另一屋开电话会。张、谌即主持会场对李斗争，你推我翁，拔头毛，扒掉衣服冻，当场李的头部被打伤两处流血，斗打结束后，刘叫将李留下反省。第二天早晨又对李进行个别批判，而后才被放回。
+
+　　1959年11月 2日岳冲大队支书明学贵在尹弯小队搜查出来一部份粮食，刘知道后，亲自带领正在开会的 400多名积极份子到尹弯参观，参观后刘在这个大会上作报告，不指名的批判了尹弯的瞒产私分，报告后叫分组讨论。这时岳冲大队积极份子对尹弯大（小？）队干部尹连从进行推翁按头，刘在场不加制止。
+
+　　1959年10月东卜公社付书记石世根，因反映农村真实情况，被原县委划为右倾，并批准交由东卜公社开展斗争，刘积极执行，主持会场进行斗争，积极份子对石推打、按头、扒衣服等违法乱纪，刘不加制止。此外，还指使斗争大队干部李文良、汪华文、付社长陈广喜三人。被其大会批判后，当场宣布撤职大队干部万春云、周敬益、刘胜年三人。
+
+## 二、指使干部搜查群众
+
+　　1959年11月中旬，农村的粮食已极为透底，刘仍说下面有粮食，即抽出下放干部24人，积极份子30余人，亲自带领到北李店搞粮食重点。入队后其指使下放干部谌祥纪等人到大东弯搜查（刘没去）。谌等人去后将 100余名社员集中到一个院子内，派人看守，对大东弯31户挨街挨户进行搜查。共搜出干菜 700斤，存款单50元。社员李之三为救活快要饿死的母亲，从外面借来四斤熟牛肉也被搜出，群众说他们是“活土匪”。四月下旬刘又组织积极份子55名到朱岗大队进行搜查（没搜出东西）。由于将稻草扒开，无人管理，受阴雨霉烂30余万斤。
+
+## 三、纵容弄虚作假
+
+　　1959年11月份东卜公社有些食堂停伙，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其不顾这些情况，弄虚作假。11月底在解占召开假粮食现场会时，刘亲自去刘乡小队检查，发现谷囤上面放粮食，下面放谷壳的假谷囤，刘仍然在该队召开所谓粮食现场会。到会大队干部 200余人，在参观时，双园大队支书李保含，银中大队治保主任李学运发现假谷囤说了出来，刘却在总结时大肆批评是“右倾”思想。同年12月东卜饿死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刘不顾这一情况，却在许文波提出过五关的基础上又提出三关：即吃菜关、干部挨骂受气关、干部挨饿关（这三关是刘在北李店召开下放干部会上提出来的），称为干部过八关。
+
+　　1959年12月底公社监委付书记刘国政向其反映下面饿死人的情况，同时刘在岳冲大队叶小弯后园里也发现死二人，刘不承认这种饿死人的情况。于是，12月30日在县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对发给东卜统销粮 350 万斤，只要 200万斤（实际上仍按 350万斤发给东卜公社的）。
+
+## 四、封锁消息
+
+　　1959年12月商县公安局向各公社要死人数字和浮肿病人数，东卜公社办公室向各大队已经死亡1800余人，浮肿病1000余人（此数是实际的），叫刘荣月上报，刘认为不实，叫各大队重新报，结果全社只上报死亡 700余人，浮肿病 250余人。
+
+　　鉴于上述事实，刘荣月同志在信阳事件中，不管人民死活，组织积极份子搜查群众、纵容干部弄虚作假，进行违法乱纪，错误实属严重。集训学习后，尚能认识错误，坦白交待问题。根据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政策精神，经县常委1962年 6月 8日研究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之处分。
+
+　　 中共罗山县委（印）1962年 6月 8日
+
+## 本人意见：
+
+　　以上材料属实，同意组织的结论，对我的严重警告处分没意见。
+
+　　 刘荣月1962年 6月11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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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37.txt
@@ -0,0 +1,41 @@
+#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郑廷怀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郑廷怀，男，现年44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高小文化程度，汉族，河北省元化县人。194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5年参加工作，历任区农协委员、宣传委员、区委书记、县委组织部付部长、公社书记、县税收局长。1951年参加委委，1959年任竹杆公社第一书记。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积极组织预备党员反瞒产，带头违法乱纪，造成严重后果。
+
+　　1959年11月郑在动员预备党员反瞒产时说：“先到胡大塘，后去付店、姚渠、李砦，那个队不交粮就向他们要粮食。你们思想要坚决，死也要把浪食搞出来，你家里死了人也不要管。如不坚决，中途逃跑，先取销预备期再进行处理。群众叫喊没粮食，我不承认你们也不承认。现在的粮食都在田亩里、社员家里，只要查出粮食就给你们转正。”又说：“稻草复打光，现有●●（粮食？）统管起来，●果中到食堂吃，社员家庭要进行检查。不准社员说没粮食，不准开小伙，不准随便外流。”又说“一部分人夜里偷听社员烧锅和窖粮，一部分人遍地搜，一部分人以打扫卫生为名搞检查，一部分人翻草垛，一部分人弄粮食到外边去。”预备党员到胡大塘大搞廿一天，挨门挨户进行搜查，全队 317户无一得免。共搜出粮食1300多斤（大部分被预备党员吃掉），麻 100多斤，鸡子一只，糠 100多斤，菜 630斤。社员徐成名家中已饿死三人，为渡命杀一只鸡也被搜去。社员刘天纯全家四口人已饿死三口，杀个羊吃也给搜去，结果全家死绝。同时，还布置各大队搞反瞒产重点队，搞出粮食做干饭吃，叫社员看看。
+
+　　1959年11月 5日夜，他在全公社干部会上说：“农村没粮食为啥不饿死人（实际上已饿死了）？农村没粮食群众为啥不跑？农村没粮食外来人为啥不走？粮食问题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要求大干七昼夜，三天不吃饭也要干下去。随后县五级分子（？）会●举同中大队方小弯瞒产粮食，郑亲自在同心大队同支书赵祥才在方●●牛栏里搜查，搜出芝麻 4斤，黄豆30余斤，并召集群众60余人参观，在郑亲自搜查影响下，全公社向农民展开了残酷的大搜查。
+
+　　1959年11月，竹杆公社已饿死 800多人，他不但不解救，反而将粮、菜统管起来。并在电话报告中说：“统管粮谁也不准动用，谁要发一粒粮就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同时，将秕谷也统管起来（统管秕谷的目的，是防止下面以发秕谷为名将粮食发下去）。并说：“秕谷不经批准谁也不准动用，谁不执行拿党籍作保证。”11月底姚集大队干部向郑反映他大队已饿死 100多人，要求把2000斤秕谷发给社员吃，郑不准，公社付书记徐开荣对郑说：“河口大队群众没吃的，要求买糠吃。”郑不同意说：“这是猪吃的，人能吃吗？”
+
+　　1959年11月20日全公社 330个食堂停伙，有些大队正在死人，广大群众吃树皮、糠壳、野菜持续40多天。在这样情况下，群众为求生，出外投亲靠友。但是，郑却积极设立关卡，大收盲流。并叫从竹杆河到十里塘确定两个专人巡河检查，发现死人就地埋掉，凡是路上行人一律按流窜犯收容。因而，造成收容的人员对带有财物的人先搜去财物，再以小偷小摸名义进行斗争。如看守民兵张顺付说：“有一外流人员身上带钱 1.8元未交出来，即借口说是偷杀猪场的小猪吃了，便进行吊打，打后即死了。”民兵徐守礼一天就抢截50人，搜查勒索 180余元，能吃的东西都给吃掉。据统计收容外流人口1500多人，死亡 200余人。
+
+　　1959年12月上级叫报死人数字时，竹杆已饿死1800多人，郑不叫报那些，并说：“谁要报死亡1800多人，我不负责，我也不盖章。”
+
+## 二、大吃大喝，生活腐化。
+
+　　1959年冬在大量饿死人的悲惨遭情况下，他大吃大喝，经常吃肉。其吃的肉大多数都是灾民为了求生杀的猪、羊、牛肉。而且有时还送回家中。群众用来保命的肉，不但自已吃不上，反找问了罪。如在1959年冬开始断粮之际，郑向下布置，凡是宰杀牲畜的一律连人带肉和宰杀牲畜的证物一齐送到乡处理，全公社各大队即按照执行。据统计，全公社杀牲畜吃的被送乡 100余人，其中有27人送县（被送县的大都是五类份子）。没有被送县的人在乡收容所劳动。送到乡的猪、羊、牛肉有一千多斤，这些肉都有为收（此字疑为“郑”）所经管，按国营牌价卖给公社食堂（钱没有及时付给大队）和私人吃了。
+
+## 三、玩弄妇女。
+
+　　1959年冬他将被楠杆开除回家的冯秀英（女）安置到汽车站当售票员，与冯来往密切。有时郑睡在冯家或冯睡在他床上，尤如夫妻。同时，与社直部门年轻妇女说说笑笑，有时还一手拉一个妇女去街上玩，而又和同心大队妇产院接生员张绍勋（原系伪保长，地主恶霸谈海山的老婆，50年镇反时谈被我镇压，张回竹杆乡娘家，后又嫁过二次人，民主补课开始时上吊自杀）家吃喝，一次睡在张的床上，将手枪丢在那里，后来对张说：“丢在你那里倒不怕，我就怕丢在发电站。”
+
+　　郑廷怀同志在信阳事件中带头违法乱纪，亲自搜查群众，封锁消息，生活腐化，玩弄妇女，错误突出严重，但在运动尚能检查。根据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经县常委1962年 6月 8日研究决定：给予撤消党内职务，工资降一级之处分。
+
+　　 中共罗山县委员会（印）1962年 6月 8日
+
+　　（本人意见：）
+
+　　（材料属实，同意县委对我的结论处分。）
+
+　　（郑廷怀）
+
+　　（1962年 6月18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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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38.txt
@@ -0,0 +1,29 @@
+# 中共罗山县委对连水发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连水发，男，现年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初中文化程度，河南午阳县人。自幼上学，1949年参加我予（应为豫——编者注）西干校学习，1950年入党，54年参加县委。历任工作员、区团委付书记、区宣传委员、区委正、付书记、县委办公室主任，县监委付书记，事件中任水利局长。
+
+　　1953年因搞不正当男女关系，受党内警告处分。
+
+## 其主要错误事实：
+
+　　一、指使和纵容违法乱纪。
+
+　　1959年10月20日，连在莽张公社兴隆大队搞反瞒产时，教员胡玉金（右派）因饿在兴隆食堂吃了一碗稀饭，又偷了一点东西，其知道后，指使民兵把胡捆吊两次后，送公社转县拘留死在狱中。
+
+　　1959年12月在石山口水库工地整屯食堂期间，有些人反映工地文卫现场会中 100多斤肉，没有吃够数量，恰遇黄开伦、时奇华向他反映说：“炊事员李道生偷吃肉”。连即批准在指挥部斗争，斗争中推、翁、按头，他入会场后，对违法乱纪没加制止，反人（认）为李不坦白，并威胁说：“不坦白拿绳子绳起来”，工地邮电所吕伟式当即将李吊在屋梁上，草绳断了，换了绳又吊起来，李受刑难忍，哀求说：“把我放下来！我说！”。放下后李仍不承认，直至李拉一裤档屎。这时连还用手指着李说：“不坦白，不亏你吧！”。连在指挥部的违法乱纪行为，很快传遍了全工地，影响到各连队。次日他又召开各兵团负责人会议，研究整屯（顿）食堂斗争对象，确定斗争祝洪志（竹杆兵团事务长），李道生（指挥部炊事员），董●●（莽张兵团民工）等三人。午饭后集中 400余人参加的辩论会，连在会上号召各兵团当场揭发，开展斗争。随之工地分头拉出10余人作为斗争对象，斗争中又出现推、翁、、拳打脚踢、按头发及用土坯压等，当场董●●、孔祥成被打得头鼻流血。连对这种违法乱纪行为也曾作过一般制止，但由于制止不力，致使工地违法乱纪继续发生。
+
+　　二、利用职权，将地主子弟作风流氓的任建科（连的妻弟）安置在龙山水电队学习。1960年 4月份将自已的父亲、外甥，不带户口和吃粮关系，从午阳迁移罗山，私自安置在龙山水库种瓜。
+
+　　连水发同志，身为县委委员，水利局长，在莽张公社兴隆大队搞反瞒产斗争时和在水利工地整屯食堂中，亲自指使和纵容违法乱纪，造成恶劣的影响。虽经过一年多的集训学习和同志们的多次帮助，但其对错误的认识检讨仍不深刻。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经县委常委于1962年 6月 8日研究决定给予党内严重警告之处分。
+
+　　 中共罗山县委员会1962年 6月11日
+
+## 以上材料属实，同意组织结论对给予我党内严重警告之处分完全同意。
+
+　　 连水发
+
+　　1962年 6月12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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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39.txt
@@ -0,0 +1,31 @@
+# 郑廷怀的补充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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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罗山县竹杆公社第一书记、郑廷怀>
+
+　　1、 59年11月分20号全公社 330个食堂全部停伙，社员家中都搜查了一次，有些大队正在死人，广大群众没吃的，约断40多天粮。在这样情况下，群众为求生活，出外投亲靠友，但是我都积极布置设关卡，大收盲流。在河口、竹杆、周店设立三个关卡外，还要求每个大队设关卡，将外流人口收容起来。此外，又在东至竹杆河，西至十里头，这一段公路上设有专人流动。我并指示他们说：“发现死人就埋掉，只要是路行人一律按流窜犯收容起来。”因而造成执行收容的人员，对带有财物的人员收去财物，形成了拦路截卡。这样以来，造成收容人员的大量死亡。这完全是我一手造成的恶果。
+
+　　2、 59年11月分为了大搞反瞒产，我乡进行了预备党员训练，并和中心工作结合起来，把预备党员集中在落后队，通过实际工作来考验每一个党员，从此集中52名预备党员到胡大塘大队，在未走前，我作了动员报告，我说现在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主要表现在粮食上，富裕农民资本主义实质。就是只顾自已不管国家，他把粮食埋藏起来，不卖给国家，影响食堂开伙，破坏人民公社。我讲的另一内容：就是每一个党员必须经得起考验，必须认识目前农村的形势，虽说目前没有战争，但是富裕农民是千方百计的想破坏人民公社，我们党员必须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打好这一仗，这是我们党员能否转正，能否经得起考验，这一工作是艰苦的，但必须坚决完成。我并说，不仅是大塘大队的问题，付店、姚集也是最落后，如果搞不好，我们也要去。总之，我们是那里打不上去，就到那里去工作，工作是艰苦的，主要看大家有没有信心。我们这次党员训练，主要是三大任务：（1） 学习；（2） 参加劳动；搞出粮食，完成任务。我并说我们参加劳动并不是为了劳动而劳动，主要是通过劳动，联系群众，搞出粮食，完成任务，能争取我们党员转了正，就是我们的胜利。我并说，入队后进行三大讲：（1） 大讲粮食政策；（2） 大讲三个十年；（3） 大讲远景规划，特别是总结我们解放十年来的伟大成就。最后我说，这次下去是考验预备党员能否转正问题，公社以我为指挥，黄治生书记挂帅，陈光生书记为先行，张少关部长为战将，你们为突击队人。从11月起到60年 5 月止，大干 8个月，先到胡大塘，后到付店、姚集、李砦。那里不交粮食
+
+　　就向他们要粮食，●●●●●●管吃一家，你们思想要坚决，死也要把粮食搞出来，你家死了人也不要管，如不坚决，中途逃跑，先取消预备期再进行处理，群众捣鬼不烧锅，到处外流，叫喊没粮食，我不承认你们也不要承认。现在粮食都在田畈里、社员家里，只要搜出粮食就给你们转正。我又说，稻草没打光，现在粮食统管起来，菜集中到食堂吃，社员家里要进行检查，不准社员说没有粮食，不准开小伙，不准随便外流。又说，一部分人夜里偷听社员烧锅和埋粮，一部分人以打扫卫生为名搞搜查，一部分人遍地跑，一部分人翻打草，一部分人弄粮食。到了那里有黄书记再作具体安排。由于我的违法乱纪的讲话，预备党员搜查了群众，造成大塘大队人口大量死亡，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莫大损失。这是我严重的罪恶。
+
+　　3、 60年元月分竹杆公社已饿死1800人，上级叫报死人数字，民政科张同志找我，我不叫他报那些，我并说，谁要报死亡1800多人，我不负责，我不盖章。我主要怕负责任。
+
+　　4、 1959年11月分竹杆公社已经饿死 800多人，我不但不解救，反而将粮食统管起来。并在电话上说统管粮谁也不能动用，谁要发一粒就开除党籍，逮捕法办，同时秕谷也统管起来。并说，秕谷不能经批准谁也不准动，谁不执行拿党籍作保证。11月分姚集大队党支书禹元国向我说，他队已经饿死 100多人，要求把 200斤秕谷发给社员吃，我不批准。主要是我认为他是说的假话，利用秕谷做偷发好粮。
+
+　　5、 59年冬上级宣布公余粮征购结束后，说再搞出粮食安排生活。当时我的指导思想认为农村仍有瞒产私分的粮食不敢拿出来吃，我就为了打破群众的思想顾虑，把粮食搞出来安排生活。因此，我对干部说，各大队培训一批积极份子，带粮食下去搞反瞒产，走到那里吃到那里，常做干饭吃，叫社员看看，这样可以解除顾虑。
+
+　　6、 1959年11月？号夜里，我在全公社干部会上说，农村没粮食为啥不饿死人？农村没粮食群众为啥不跑？农村没粮食外来人为啥不走？粮食是你死我活的殊死斗争。要求大干七昼夜，三天不吃饭也要干下去。会后我又亲自在同心大队黄弯东头牛棚里搜查，搜出芝麻 4斤，黄豆30余斤，并召开60余人参观。在我亲自搜查的影响下，全乡向农民展开了残酷的大搜查。这是我的违法乱纪思想行动所造成的恶果。
+
+　　7、 59年食堂停伙没吃的时，后有徐开荣付书记向我说河口大队群众没吃的，要求买糠吃，我不同意。并说，这是猪吃的，人能吃吗？主要是不相信徐开荣付书记说的话，没叫他买。
+
+　　8、 生活腐化堕落。在59年冬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我是大吃大喝，经常吃肉。吃的大多数都是灾民为了求生杀的猪、羊、牛肉，群众用来保命的肉，不但自已吃不上，反而被问了罪，我叫凡是宰杀耕牛的，证物一齐送乡处理。我这一指示，也不知道被送了多少，死了多少，这是我只顾自已，不不顾群众的表现。当时（有）的送县，有的在收容所劳动，造成很大的后果。
+
+　　9、 提拔重用坏人。59年冬我并将楠杆开除的冯秀英安置在汽车站卖票因我光凭过去了解她的情况，就吸收了她，光凭她说就安置了她。并不知她在楠杆的情况，就盲目安置了她的工作。由于过去49年就和她在一起，从52年后就不了解她了。因此，她到竹杆后仍和过去那样的说笑，来往密切，我在她床上睡一上午，她也在我床上睡过，和她并没有男女关系。不仅和她这样，就是和社直部门妇女也是经常不顾影响的说笑，更严重的是失去了革命警惕性，和伪所长老婆张绍勋家吃喝一次，睡在她床上，走时将手枪丢在那里，我还认为没啥，谁知后来听说她是伪军官老婆。现在回忆起来，确实失去了革命警惕性。
+
+　　这些问题，我在过去都详细的写过说明，进行现在，如有其它问题，我愿受从严处理（这是指的最后第九个问题）。
+
+　　 郑廷怀1962年 6月13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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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40.txt
@@ -0,0 +1,23 @@
+# 中共光山县委对芦子玉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芦子玉，男，现年40岁，河北省易县白杨公社真武庙村人，贫农出身，农民成份，1946年入党，同年 9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1947年随军南下，同年 9月在湖北歧亭镇九龙山战斗中负伤，送红安县第三分医院休养，后芦子玉同志在1947年 9月到光山县南向店区何家畈与我区工作人员接头，安排了工作。1950年 4月又重新入党，历任区通讯员、工作队员、干事、区长、区委书记、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县委工业部长等职务。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严重违法乱纪。1959年10月在县委反右倾扩大会议上，芦毒打原晏河公社党委副书记张本深两个耳光子，主持斗打了南向店公社党委委员李家乐、王荣义等五人，当场把李家乐同志打的冒屎，其他同志被打的也很厉害，有的被打的身子发青，有的被打的屙血，也有的当场被打伤等，芦不仅如此，还积极要求把县直机关和外公社的所谓犯有“右倾”错误的党员干部，要到本公社进行斗打。如把泼河公社王道明要到南向店组，芦亲自主持斗争。不仅在会上发生乱打，而且斗争会上有的同志还叫王学狗爬等，芦在场不加制止。后又把县委农工部长郭均功同志要到南向店组进行斗争，在斗争时芦子玉同志亲自站在凳子上指挥斗打，并说：“郭均功1958年在南向店大办钢铁时，诬蔑南向店、晏河两个公社的党员干部是土匪、小保队等等”。促使到会人员一轰而上，拳打脚踢，拔头发等，打的更加厉害。郭感到难忍受时，芦还说：“郭均功装洋迷……”等。
+
+　　二、积极执行马龙山等人的乱令，限制人民的自由，断绝群众生路。1959年冬当农村发生食堂普遍断炊、人口死亡、外流之机，芦在公社党委会上，根据乱令作出决议，设立收容所（实际是拘留所）。芦子玉说：“杀牛的、破坏尸体的、外逃的都是敌人，趁机破坏粮食工作和社会主义建设”等。指使熊登永（原政法助理员）整理材料，将所谓“杀牛犯”、“破坏尸体犯”、“外逃犯”等前后拘留27人，如1959年11月间刘堂大队毕店铺小队社员曾广秀因饥饿无法，将自已死去的小孩吃了，该同志得知后，即指使公社干部张大本整理材料，第二天又指派公安助理员熊登永前去，将其逮捕法办，送县后死于狱中。同时，方店大队汇报刘基善杀牛，芦又派熊登永整理材料，逮捕法办，由于沿路斗打，到公社后又被党委办公室主任叶继续毒打一顿，于当天下午死在公社小房内。
+
+　　三、芦子玉同志任南向店公社党委书记期间，据不完全统计，群众被饥饿死的就达2600余人，牲畜房屋均受到严重破坏，芦应负一定责任。
+
+　　芦子玉同志在“信阳事件”中，犯了严重地违法乱纪错误，斗打党员干部，杜绝群众生路，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本着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精神，经县委常委1962年 6月20日研究决定：给予芦子玉同志党内严重警告之处分。
+
+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印）1962年 6月25日
+
+　　除了王道明我没有亲自主持斗争外，其它材料事实。同意常委处分决定。
+
+　　 芦子玉1962年 6月25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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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41.txt
@@ -0,0 +1,43 @@
+#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清除张作和出党的决定
+
+　　张作和,原名张作有,曾用名张平达,男,现年40岁,富裕中农出身,本人学生成分,现有初中文化程度,系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峰峰人民公社辛寺庄生产队人.1945年10月入伍,历任我乡长、区民政助理、副区长、县粮食局长、供销社主任、信阳专署商业局副科长、副局长、潢川县委财贸部长、县委书记处书记等职务。
+
+　　在“信阳事件”中，揭发出其如下错误：
+
+## 一、 隐瞒重大政治历史：
+
+　　1941年春，该地在日伪统治时期，其父张存礼当伪乡长，名义上张存礼任伪乡长，实际上是张作和在伪乡公所当权派款要亻夫。1941年5月至1942年秋季张作和在本村干日伪情报员时，每日向日伪报告我军在该地的活动情况。1941年秋季，我侦查连付连长张明堂同志（辛寺庄人）在该村开展抗日工作，张作和向日伪报告过。1941年张任伪乡长时，敌人包围了辛寺庄逼问谁是八路军，张作和说：“小穷与八路军有联系”。（1938年当我军游击队员），随后敌人立即进行搜查，幸亏小穷没在家，未被搜捕。
+
+## 二、解放后组织假贫农团，进行破坏活动：
+
+　　1、1945年8月当地解放，我党把留用人员韩连福（伪矿井队司护兵）、江洪斌（伪矿井队秘书）派住该村工作，他们入村后即和该村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张金森（杀害我工作人员，解放后被镇压），张作和等即在一起组织了假贫农团。该乡政权和地方武装均被他们所操纵，在向地富斗争中，该斗的未斗，如地主伪乡长张用芝和地主日伪情报员王生堂等人；不该斗争的斗了，如贫农张景德、张映清等五人。
+
+　　2、1945年古历11月，新建立乡政权，由部队转业回来的张明福同志（共产党员）任农会长，撤销了假贫农团，对人员作了清理，武器进行了调整，张金森等人被清除后，对我党极为不满，以张金森为首的组成了反革命暴动集团；这时张作和任我乡长，虽未参加暴动，但对我农会长张明福同志也很不满，并搜集过材料，提意（应为议——编者）罢免张明福的农会长，仍想让张金森当我农会长，把持我乡政权。
+
+## 三、趁南下之机，冒充党员窃取我党重要职务：
+
+　　1946年该村有中共党员十余人，成立了党支部，支部书记是张用金。张作和在本村任乡长及临水区民政助理期间，根本没有入党，只是区干部工作队住该村和村干部几个党员曾对张作和入党问题作过议论，但没有填过入党表。张作和于1947年10月随军南下，乘了解他真情的老同志较少，人员流动性大，当时手续不严的机会，便乘机在1947年11月26日填南下干部表时，冒填1947年7月在辛寺庄由韩志忠、吴元林介绍入党。
+
+## 四、 在“信阳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
+
+　　1、1959年9月19日，张作和去和桃林公社高砦大队反瞒产时，大队干部黄树运向张汇报有的食堂停伙，张不听，反当场批评了黄。该大队在张的逼迫下，干部到处搜查群众，三天内给社员口粮、种子卖出4万余斤。，致使该大队食堂全部停伙，饿打而死的群众517人。21日晚上，张在张老营子大队召开全大队作业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斗争了张老营子生产队长齐荣法 ，张光白等三人，斗争时，发生了罚站、按头等违法乱纪行为，张也未制止。
+
+　　2、1959年10月下旬，张去双柳公社搞党内整风，大搞反瞒产，会上批判斗争了19人。公社党委向张反映该社新春等三个大队食堂停伙，有死人现象，张说是假情，叫医生下去检查，但医生回来向张说：“死人与吃的有关系。”而张批判医生说：“你们不要上富裕农民的当了。”
+
+　　3、1959年11月10日，经梁德柱同意召开全县五类分子会，张作和亲自给大队作动员报告和总结报告，在动员报告中，号召五类分子检举干群瞒产私分，五类分子共检举材料达1031份，粮食645090斤，油料13103斤，棉麻1300余斤（实际都是假的），张认为五类分子检举干群有功，同意胡崇本（原法院副院长）所请示的发给双柳等四个公社因路途远的五类分子伙食补助费由大队报销。
+
+　　4、1959年冬和1960年春，张负责政法工作，坚决执行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的反动乱令，亲自批扑所谓“杀牛、杀猪、杀羊和破坏粮食政策（群众从食堂拿粮回家作饭吃的）犯”104人，其中冤死狱中14人。1959年11月份，传店公社大队民兵营长唐道昌同志（中共党员）见该大队已饿死很多人，而（此处2字不清——编者）关心群众生活，坚持真理，叫社员给食堂的粮食弄回家，公社副书记王忠海发现后，即打电话向宋时祥（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因在县开会）汇报说：“唐道昌组织十余人进行暴乱，抢窃国家粮食。”宋时祥又向梁德柱反映了，梁即找张作和说了。张认为问题严重，立即亲自率领公安干警十余人，前往传店公社坐阵破案，亲自参加连夜突击审讯，给唐道昌等人加一所谓“反动人民军之罪名”，虽经原公安处副处长韩仁秉批准，将唐道昌等四人逮捕法办。张对这一冤案应负一定责任。1960年冬整风开始后，该案全部平反。除唐道昌一人外，其余三人冤死在狱中（贫农陈国有、唐友山、富农喻长海）
+
+　　5、1960年春，省委聂同志来潢川了解死人情况，而张给在县参加县委扩大会的公社党委书记留下布置说：“省委来的同志到那个公社，你们说话要注意，死人数字不经县委同意，不向他（指省委来的同志）汇报。”
+
+　　综上所述，张作和在任日伪乡长和日伪情报员期间，向日伪军报告我侦查连副连长张明堂和我地下游击队员小穷的活动，张等当时虽未被捕，给我军在该地活动造成了困难；解放后组织假贫农团，进行破坏活动；南下时冒充党员混入我党内窃取我党重要职务；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事件”中，又犯有严重错误，整风运动开始后，仍不坦白交待，后在广大干群的揭发下，交待仍不彻底。为了纯洁党的组织，经县委机关支部大队讨论，经县委常委于1962年7月11日研究决定，清除张作和出党，工资级别由15级为19级之处分。
+
+　　 中共潢川县委1962年6月27日
+
+　　同意以上材料结论和组织对我的处分。
+
+　　 张作和62年7月11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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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42.txt
@@ -0,0 +1,49 @@
+# 张作和的系统检查
+
+　　<原中共潢川县委书记处书记、张作和>
+
+　　从参加工作以来，由于主导思想上的问题，又辜负了党对我的多年教育，使我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犯下了原则性的错误，现将主要错误系统检查如下：
+
+## 一．      关于我的历史问题的检查：
+
+　　1、在41年5月间的日本占领期间，我村确定为轮流任乡长时，这就轮到我们身上，当时我父亲不识字，我父亲就叫我去乡公社办理具体事情，我父亲应名，当时乡公所实际掌权的虽仍然是以前的重要人物（如张清和、王相如、张金贵等），但名誉上仍然是我们的、当时我在乡公所的主要事情是办理催亻夫催款、派车等具体事情，实际就是为日本服务。在任乡长期间，有一次日本包围了村庄，叫乡长出来找当八路军的，当时就把我拉出来，叫找谁和八路军有关系，因为全村人都在一个大院内，我看形势不对头，就随口说小穷与八路军有联系（我当时看到他没有在），所以找了一阵没有找到才算罢休。
+
+　　在乡公所有五、六个月的时间，距我庄四里地一个煤矿叫“南大荒”的日本人叫村上派一个报告员，当时因没人干，乡公所的几个人就叫我兼任报告员，每天早饭后去报告一次（在乡公所拿个条子，上写“今日无事”，盖上章送去）。在当报告员期间，有一天的下午，我在场打场时，看到张明堂（是我庄人，据现在了解说当时是我军连长），带领五、六个人追赶着一个叫小洞的（小洞当时是在南大荒矿上日本那干事，不知是干啥），追到村西，小洞抓住小火车跑了，跑到南大荒后，一会他领着伪矿警队来找，张明堂早跑没影了，没找到回去。第二天我到南大荒煤矿上报告发生的这次情况。张明堂由于在那一带活动，虽然早已出名，日本人对他已有警惕，再加我这次去报告了这一情况，使日本人对他更加警惕，对他的活动，当然也要受到一定影响。这样干了有四、五个月，到42年夏天就不干了。
+
+　　2、在解放初期（45年冬）与本村张景森（后来才发现是一个潜伏的反革命分子），由韩连福（解放后的矿井队长，留用人员，当时在我村工作）主持组织了所谓贫农团，吸收了一些所谓敢说、没地、干斗争的（有些是地痞流氓）参加，开展了斗争，使一些该斗的没有斗到（如张润芝、王升堂），不该斗的斗争了（如张润清等），后来由部队转来的张明福（中共党员）在村上正式组织村政权时，他担任了农会主席，对原有人员重新进行了整顿，当时我担任村长，清洗了张景森。这时，张景森就起反动意图，以张明福作风不民主为名，活动村干部，叫组织向张明福提意见，当时我也认为张明福作风不民主，也有些意见，变成了张景森活动的对象之一，也就替张景森去活动干部（如副村长张树保、妇联主任尚美容等人）叫他们准备提意见，后来发觉了张景森企图推倒张明福篡夺村政权，他党农会主席，他兄弟张景亮当村长，并计划串动矿井对包围民兵部等活动，我才叫觉悟过来，揭发了他们的活动，经政府调查后，逮捕了张景森，对我们进行了教育（后来张景森被政府枪毙了）。
+
+　　3、关于参加组织问题：是在46年冬和47年的春季，我任村长，当时的民兵指导员张润金（当时的党组织还未公开，不知道他是支部书记）与我谈参加组织的好处和前途等等问题，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说愿意参加，后又与我谈说你要参加候补期需要六个月，等候补期满后，才能转为正式党员，与我谈了以后，再没有找我谈，当时我一直认定是六个月后再说。随后我被调到区任民政助理员，不久就组织干部南下，我当时就报名南下了。负责集中干部（是47年的10月下旬）的是区长赵祥，这时我就认为已够六个多月了，我就找赵祥要求转正的问题，赵祥就研究一下再说，过有一两天，我又找赵祥问，赵祥说研究了同意你的转正（也没有什么手续），随后，就叫南下干部填表，在填表时就填上了，这就成了正式党员。
+
+## 二、潢川事件中的主要错误：
+
+　　59年冬和60年春，由于指导思想的错误，不仅没有执行党的政策，而且歪曲了的党的政策，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造成了潢川事件，其错误事实如下：
+
+　　1、59年冬经我批准逮捕了所谓的“杀牛、破坏食堂”等案件100多人，逮捕后，由于长期不加过问，再加上监所的违法乱纪，致冤死在狱中者达20余人。
+
+　　2、59年11月份，一天晚上梁德柱忽然找我说：“传店公社副书记王海忠汇报，一个民兵营长唐道昌活动了很多人，准备夺大队枪、抢仓库，并准备今晚动手”说完叫我和当时公安局长杜荣生去破案，当时我就和杜荣生带领民警和干部等一、二十人连夜到传店，召集了有关人员汇报后，就认为情况属实，就把唐道昌找到叫杜荣生进行了初次审问，审后，专署公安处韩处长也带了六、七个人到传店了，杜荣生汇报后，我和韩处长又进行了审问，和杜荣生汇报差不多。认为事实属实，经研究确定并报地委批准，逮扑了四人（一个地主，一个富农，两个贫农），到60年七、八月份，经地委、县委调查组调查后，证明唐道昌是为了群众着想，成了假案，结果除唐道昌外，冤死在监内者三人。
+
+　　3、59年的11月份，为了推广所谓罗山经验，与梁德柱、赵勋远共同策划在城内召开五类分子会议，开始我去作的报告，叫他们进行检举别人，所谓别人，那没问题就是群众、干部，在会议中揭发材料达1000多，粮食、棉花、油料也有几十万斤，其结果都是假的。散会时并批准胡崇本请示的桃林等几个路远的公社，给一顿饭到大队报销的请示（以后没有执行）。
+
+　　4、59年9月份我上桃林公社搞反瞒产时，到高砦大队时，该大队队长与我汇报说：他搞的几个生产队都没有粮食了，任务50%也完不成。当时我批评他是右倾，群众说口粮、种子也不能相信，要见粮就送。在这种威逼下，这个队连口粮、种子都卖完了，结果饿死了不少人。
+
+　　又到张集大队，认为这个队搞的好，入库多，就主张在这个大队召开了公社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在大会上批准批判斗争了一个大队干部沈柏根和17个生产队长，在这个会议上曾发现有推和按头现象，认为是怕影响积极性，而未加制止，会后还撤职了两个生产队长。
+
+　　并在该公社一次党委扩大会议上对所谓“一贯右倾”的干部主张处分，经与公社书记国中华研究并用电话向县委赵勋远书记请示后，处分了三个干部。
+
+　　5、从桃林公社会县时，又在伞陂寺公社召开了伞陂寺、黄岗、桃林三个公社书记会议，在会议上，将当时干部的被迫表现说成是三软：开会后回去腿软，见了群众嘴软，群众一说心软，并说为了执行县委“粮食工作搞不好撤下来”的指示，提出“第一次搞不好给以警告，第二次搞不上去要开展斗争，第三次再上不去要撤下来”的错误口号。
+
+　　6、对于普遍缺粮问题说成是假象，干部下乡吃不上饭认为是群众抵触的表现，所以就在一次县委抽调干部下乡搞粮食工作时，我向干部提出：这次下乡准备三天不吃饭呢，实际也是不让群众吃饭。
+
+　　7、以反右倾为名搞反瞒产：59年10月下旬，我到双柳公社搞反右倾试点时，就将反瞒产当成了主要内容，在会议上就批判斗争了所谓“有严重右倾的干部”20余人。
+
+　　我在该公社时，有公社书记程友江与我汇报说：“有三个大队发现有死人现象，有个医生说和吃的有关系。”当时我认为是疫情是病，并批判了医生的说法，虽然叫派了公社党委副书记桃德龄带了医生去检查医治，也是打针吃药的，向县委梁德柱汇报时，也指使汇报疫情死人，根本没有考虑缺粮饿死问题，知识这个公社的死人不但没有制止，而且有了发展。
+
+　　8、60年六、七月分，省委调查组来潢川调查死人情况时，县委正在召开公社党委书记会议，散会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梁德柱叫我把公社党委书记留下，布置一下作些思想准备，我在会议上就说省委调查组已经下去了，你们要作写思想准备，死人数字不经县委批准不能向调查组汇报数字等等，给调查组增加了不少困难。
+
+　　9、59年的11月间，省委宋书记来潢川了解群众生活情况时，梁德柱叫我和宋书记一块到伞陂寺公社的八里大队，去到后，我向宋书记说这里生活还不错（当时这个大队在全县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中午又在大队吃的干饭、鱼、鸡、红芋等，这样使宋书记没有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全县问题也没有被暴露出来。
+
+　　 张作和62年7月6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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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43.txt
@@ -0,0 +1,47 @@
+#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
+
+　　路宪文，男，41岁，山西省陵川县人。出身，学生成份。1937年9月参加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工作后，历任县“牺盟会”协助员、县委宣传部长、分区武工队副政委、县长、县委书记、副专员、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等职。
+
+　　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死人事件。据统计，全区死亡百余万人，占全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三，死绝五万多户，村庄毁灭一万多个，牲畜死亡二十一万多头。破坏严重的地方，大量田地荒芜，房屋倒塌，十室九空，一片凄凉。这一残酷事件虽然说和“五风”错误、执行左倾盲干有极大关系，上级应负很大责任，但是，路宪文身为信阳地委第一节记，应该负直接的重大的责任。其具体罪恶事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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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59年10月，全区就发现有粮食征购透底、食堂停伙现象，部分地区已开始死人。路对这一严重情况不但不加正（应为重——编者）视，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反而继续开展所谓反瞒产斗争，支持弄虚作假，纵容违法乱纪，推广假现场会的经验，批判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在路的这种极端错误的指示下，于11月份在全区范围内普遍发生了农民非正常死亡的严重现象。1959年10月下旬，路派原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工作组到鸡公山公社搞社会主义教育、整党、整社重点。王去后即发现全社闹粮情况较普遍，谢桥等大队从国庆节开始即断粮停炊，11月初发生肿病死人。王于11月8日、15日两次向路汇报了这一严重情况，并要求解决粮食问题。但是，路两次都拒绝给粮，并且批评王秉林同志思想右倾，工作不深入，叫工作组“硬顶”，并说：“要和群众实行‘三同’，群众三天不吃，你们也三天不吃，看他们拿粮不拿？”要工作组“坚决突开”，一定要搞出粮食来。16日工作组执行路的“硬顶”指示，到19日已顶不下去，死人情况急剧发展，谢桥大队即死二十多人。12月初因鸡公山还未突开，路便让信阳县委第一书记徐国梁同志亲自前去突开。徐国梁同志召开了鸡公山反瞒产搞出粮食的假现场会后，路就让王秉林同志两次给各县传播鸡公山反瞒产假现场会的经验。经验中强调要顶住“叫喊缺粮、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的现象，就是在反瞒产中干部要过“三关”，后来被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发展为干部过“五关”（加造谣关和不生产关）。十二月十九日到二十三日路又让王秉林同志主持召开了十三个县六十六个公社，七百三十多人参加的反瞒产假现场会议。这就迫使全区在群众口粮极少的情况下，还大搞反瞒产，各县先后召开了假现场会474次，挤光了群众的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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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群众因食堂停伙已开始发生非正常死亡的时候，路还推广了确山县所谓反瞒产万人大会的错误经验。1959年11月24日至26日确山召开了万人反瞒产大会，会上采取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办法，逼着干部群众报出粮食三千五百万斤。25日路到确山，26日听了原确山县委第一书记邵鲁明的汇报。邵向路汇报了号召交红心反对交黑心的经验（实际上是批判斗打），路听后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大加赞扬，要邵鲁明同志在电话会上介绍经验，积极向全区推广。于是全区各县相继召开了52次万人、双万人大会，到处斗、逼干部和群众，直到把全自动口粮挤光受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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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还推广了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阶级异己分子许文波组织五类分子反瞒产、预备党员转正反瞒产的反动经验。1959年11月6日在地委召开的“突破落后，搞出粮食征购入库”的电话会议上，罗山县许文波汇报了五条经验，其中一条就是集中五类分子在县训练，以搞评比为名，让他们报队里瞒产私分粮食。路听后当即表扬了罗山的作法，并派专署粮食局长潘耕同志于11月7日到罗山召开了光山、潢川、正阳、息县、淮滨等五个所谓落后县的会议。让许文波在会上介绍了罗山集中五类分子反瞒产的经验，实际上是向农民进行阶级报复。11月9日潘幼耕同志回信阳把这些情况一一向路作了汇报，路虽提出集中五类分子搞粮，不能让五类分子搞干部的意见，但实际上仍然同意和推广了这个组织五类分子向群众逼粮（实际上也搞了干部），对群众进行阶级报复的经验。1962年5月26日路宪文自己检讨说：“开五类分子会议反瞒产是一种反动的作法。我不加警惕的推广了这一经验，说明我的思想已经发展到了荒谬绝伦的程度。当时我的思想上视粮食为珠宝，只要搞了粮食就能解决问题，发展到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的严重程度”。这以后，正阳集中五类分子944人，潢川集中五类分子700多人准备反瞒产，后被河南省公安厅发觉后制止，所以，没有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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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路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反瞒产，以致挤光群众口粮，食堂停伙，这是造成信阳地区人口大量死亡的直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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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信阳地区在反右倾和反瞒产斗争中，违法乱纪现象非常严重，摧残农民的手段，实难容忍，好多农民被打残直至被活活打死。路宪文1959年9月在省三级干部会上亲自主持小组会斗争推扌翁平舆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曹铭同志，是1959年冬1960年春全区发生严重违法乱纪现象的开端。当时，平舆县征购任务没有完成，路认为是曹存在有右倾思想的结果，让曹参加省三级干部反右倾会议，反曹的右倾。开始小组会斗争曹铭时，大家准备发言提纲，采取说理斗争的形式。但路认为不紧张，即专门向大家动员说：“这样斗争不严肃不紧张，不象个斗争样子”。这以后，斗争会就出现了一哄而上、拍桌子，向曹指手划脚的情况。9月14日下午，路亲自主持小组会，曹检讨，大家认为交代不好，当时有潢川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汝南县委第一书记付良太、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固始县委第一书记杨守绩、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等人一哄而上你推我翁（应为扌翁，下同——编者），梁德柱还打了曹一下，马龙山按曹的头，有人还抽走曹的椅子，罚曹站着，发生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路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不仅不严加制止，反而拍着桌子逼曹交代。16日晚有人说曹翻案，大家在河南饭店走廊里斗争起来，又推翁一阵。路坐在门口也不加制止。这一严重违法乱纪行为，路隐瞒真实情况，没有向省委报告，在路的影响下，上行下效，全区在反右倾和的反瞒产中，普遍发生了打人等违法乱纪现象。路对全区所发生这样普遍严重的违法乱纪现象，仍然未加严肃制止，反而强调要保护干部积极性，不要单纯批评干部，并说：“群众运动总是要死些人的”。同年12月商城县委书记处书记张念仲，为了掩盖吃人肉的真相，叫公安局长王志刚故意强逼群众吃人肉，造成惨案，1960年元月1日，在潢川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商城县委第一书记王汉卿作了汇报，路也未表示态度。由于路对违法乱纪行为采取了纵容态度，因此，全区在反瞒产和反右倾中几乎逢会必斗，逢斗必打，打人成风，竟成合法。阶级异已分子、反、坏分子更乘机阶级报复，残害群众。据统计，全区被打致死群众达六万七千余人，被打致残三万四千余人。打害群众的酷刑在几十种以上，如吊梁、跪砖、砸牙、剪耳朵、刺手、缝嘴、火烧、铁烙、火葬、活埋等等，真是残忍毒辣，骇人听闻。原光山县委第一书记、蜕化变质分子马龙山就在这种情况下，活活打死了县委书记处书记张福洪同志。路对张福洪的死，没认真查处，使这一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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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信阳地区开始死人和以后大量死人的时候，路不仅听到过食堂停伙、人口外流、肿病死人等严重情况的汇报，而且在其下乡时，也亲眼见过。但是，路见死不救，继续坚持所谓反瞒产斗争，实际上是置农民于死地，还说是敌人破坏，富农叫嚣，以致死人情况越发不能竭止，起了落井下石，火上加油的作用。1959年11月22日路到息县包信公社，在南边街上看到一个死人，死者腿和肚子肿肿的。当时在场的一个群众对路说：“死者是徐楼的，食堂已半月未开伙，外流和死的人很多。”路听后（应加叫——编者）随同去的地委办公室副主任安廷堂把说话的人带到公社，那人害怕便半路逃跑了，而路说：“那个群众吃得肥胖，可能是富裕中农造谣，挑拨党群关系。”11月28日，路坐汽车到信阳明港，汽车坏了，停车修理时，一个妇女引一个小孩面黄饥瘦，向路要钱、要粮票，并向路哀求说：“可怜可怜我们母子吧！救救俺孩子吧！”路不仅不可怜她母子，尽力救人，反而对她说：“不要在外乱跑，回家去。”12月2日，路宪文从潢川回信阳，当时有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同车回光山。车过付店西边，见公路北边有两人拉一死尸，车未停便走了。到光山寨河马龙山下车，看到有很多外流群众，有的拥向车来，想拦车，马龙山正下车回光山，路就叫马去问问他们要干什么，自己坐车走了。出寨河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年纪20多岁的妇女，抱着一个小孩，看见路的汽车，把小孩放在大路上，自己双腿跪下，叩头要饭吃，路一声不吭，车未停就走了。到光山孙铁铺，又见到路边食堂附近有外流群众吵吵闹闹要买饭吃。到罗山竹杆河，有三个妇女挡车要钱，还有些人要坐车，路硬叫司机开车，司机就向拦车群众说：“你们让开，我把车开到路边，你们好上车。”当群众一让路，车就开跑了，群众在背后大骂。车开出不远，又看到路边稻田里有两三具尸体，有一个没衣服，头发长长的，身体肿肿的，路仍无动于衷驱车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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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罗山县委，路为了掩盖问题的真相，对原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提出三条意见：一是赶快派人把路旁的尸体埋掉；二是把信潢公路两边的食堂生活安排好，因为信潢公路来往旅客多，安排不好影响大；三是收容外流，先管饭吃（当时下边实际没有粮）。并叫安廷堂同志把这三条意见，打电话告诉光山、潢川县委。还叫对光山说，把孙铁铺街上的食堂迁到背街去，在公路边挤着买饭吃影响不好。12月3日路回信阳，在地常委会上还宣扬司机如何机灵地躲开外流群众拦车，对见到的死人，说成是敌人破坏，未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难怪当时群众反映“听到包车响，一定有指望，眼看包车走，活命也难逃。”这就是说，群众对原信阳地区领导上的最后一丝求救活命希望，也断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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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在会议上，县社干部汇报浮肿病死人的情况，路更置若罔闻。1959年11月17日在潢川召开淮南各县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淮滨汇报刘群大队群众已有六天光吃菜，赵集铁路营子队因吃菜外逃五十三人。商城汇报达权店白权铺队已有十六天不烧锅，观音山、峡口等大队因停伙疫情严重，发生死人情况。罗山汇报北徐大队六个食堂停伙。潢川商城等县汇报有的群众把小孩丢在县委、公社、托儿所门口。潢川梁德柱还汇报，有的群众把小孩放在柴禾里去卖等等。路对此种人命关天的大事并不引起同情，反而武断地说：“私分瞒产较普遍，特别是落后地区，几乎社社有，队队有。”提出要以“核实产量，安排生活”为名继续搞反瞒产。12月1日光山马龙山向路汇报了当时全县有四百一十五个食堂停伙，九百一十四人外流，丢小孩三百四十八个，并有吃人肉的情况。路当时说：“吃人肉、丢小孩是敌人破坏。”12月29日，路去罗山，县里正在开扩干会议，路听了汇报。彭新公社党委书记当时汇报，该公社从十月到12日（应为月——编者）死亡三百六十人；定远公社汇报，十月以来死四百余人；竹杆公社汇报十月以来死一千七百余人，周店大队一夜死了20多人，大塘大队河口小队26户死29人。但路对病人、死人原因，竟说成是：“夏季大旱，血气运转不周，天冷血紧缩了，加上吃的不清洁，生活安排不好，促进了生病的发展。”1960年元月12日路在汝南召开淮北各县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会上新蔡汇报，外流一千多人，于庄公社宋寨队已死30余人；正阳汇报，李堰大队二千多人死了三百多人，路对死人问题没有表示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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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959年冬至1960年春，信阳地区群众处在口粮征光，蔬菜吃尽，被逼得丢儿弃女，破产逃荒，杀吃耕牛，甚至吃死人肉充饥的悲惨的境地。路对此诬之为“富裕农民进攻”，“敌人破坏”，并对群众采用专政的手段，实行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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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小孩问题，如前所述，在几次会议上都有汇报。1960年元月10日在潢川召开第二次淮南各县第一书记会议上，也有汇报，但路则说“丢小孩问题，有的是小孩他父母教给他说父母饿死了，等等，这明显是敌人的破坏”，以致各县对丢小孩的事件，不仅不加正视，凡而用各种办法打击群众，致使大量被遗弃的小孩冻饿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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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1月群众因没饭吃，无奈而杀牛充饥的事情已经陆续发生。路则在一次地委常委会上。向原公安处副处长韩仁秉布置说：“凡杀牛不管是谁，不管杀的大牛小牛，一律法办”。韩按照路的指示通知各县执行，以致全区从1959年10月至1960年五月共逮捕因饥饿而杀牛保命的所谓“杀牛犯”2053人，死于狱中454人。对待被迫外逃的群众，也同样采取了专政的手段。路布置公安部门组织民兵巡逻，收容送回，不准外流。1959年12月6日，路在各县县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上虽然也说外流有些是属于生活问题；但强调有些外流是“属于地富反坏右……趁逃荒为名到处破坏、造谣制造案件；特别强调有些外流是富裕中农因为隐瞒产量很多，怕斗争而外逃出来了”。因此他布置各县：“必须坚决消灭外流。政法部门要深入到各乡、各大队调查地富反坏右、富裕中农外流到底有多少？……查出搞回来后揭发他们的破坏活动，开展斗争，斗后管制而不准外逃”。当夜路又在各县公安局长会议上指示：“消灭外流问题，在最近两三天一定坚决搞好。特别是信阳地区要开几个现场会，明天中央地质部专家和苏联专家要来固始查矿。组织民兵搞好这一件事，搞不好不行”。平时，路还说“好人不外流，外流没好人”。在这种错误的、反动的思想指导下，各县到处组织民兵设立岗卡，拦路扣留、搜查群众，全区从1959年十月到1960年5月共收留了46万人次，其中在扣留期间冻饿致死一万余人。路宪文于1962年5月26日检讨说：“我这种对待外流群众的错误分析和极端错误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群众外逃求生我把他当作坏人，不准外流更堵塞了群众的求生之路，这完全是一种国民党对待群众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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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群众一无口粮，二无蔬菜，三不能逃荒，四不能杀牛充饥，以致逼得人吃人肉。这样悲惨的事情，路还说是“敌人破坏尸体”，并亲自批准逮捕了吃人肉的群众，如罗富学，贫农，才十五岁，信阳五里店人，1959年12月父母饿死治留下四岁的小妹妹，无衣无食，罗在饿急的情况下，将其亲妹妹杀死吃肉，这本来很明显不是什么敌人破坏，相反是悲惨难忍的事情，但路竟亲自批准逮捕判刑十五年。又如1960年元月路在光山马畈公社，利用职权擅自口头批准逮捕吃人肉的周曾大队社员张建华、土门大队社员闵世千、涼停大队社员杨耀中等三人（均系贫农）。捕后，闵张二人死于狱中。路对于这两件冤狱事件，应负直接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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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发生了这样严重的大惨案，在省委未追查之前，路在此前后从未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而采取掩盖真相，封锁消息，违抗检查的错误行为，使这一惨案持续半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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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元月12日，路从息县出发经新蔡、平舆到汝南开会，看到沿路有些榆树树皮被群众剥吃了，路到新蔡、平舆停车时叫新蔡县委书记处书记巨庆彦同志、平兴县委第一书记弓治英同志赶快通知下边把剥了皮的榆树砍掉。1960年2月，路从省开会回来经过信阳县长台关车站，见到淮河南边铁路两旁，有的树皮被剥光。路就叫信阳县委书记处书记余伴勤同志派人检查，把树砍掉。1960年春，路和省委杨蔚屏书记从新县到光山，经过泼河南边的张傲，见有倒塌的房子。到光山，一见马龙山便说：“你们那里的坏房子不扒掉放在那里展览吗？”马龙山随即通知把坏房子扒掉了。1959年12月2日，路从潢川回信阳的路上见到死尸，他指示潢川、光山、罗山三县立即加以掩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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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对死人数字更采取了报少不报多的隐瞒态度。1960年元月，公安处韩仁秉根据各县公安局统计向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同志汇报，1959年死人23万，其中浮肿病死八万人。王叫公安处弄清情况后再报（实际上是不同意报这个死人数字），路同意王的意见，让重新统计十九万人后，才上报省公安厅。1960年4月，省委催要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路在给省委的书面报告中，只报11月以来（信阳地区大量死人就是集中在这一段时间），“全区发生浮肿病、紫疳病和其他疫病累计596176人次，死亡71658人。”1960年元月11日，在潢川召开的淮南各县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上，固始杨守绩向路说了死人数字，路说：“死人数字要进一步核实，不要犯扩大化的错误，你们应把他们分开说明，有正常死的，有病死的，有些老年人死是难免的。”1960年2月省五级干部会议上，杨守绩向路汇报固始死两万多人，路说：“会有那么多？再审查一下划划界限。”1960年元月，省委派工作组了解生活安排情况，发现死人并加检查。在检查潢川县死人问题时，梁德柱同志采取抗拒态度，曾说过“省里来的不知是否党团员，不能给他们说死人数字。”元月11日，路在潢川听梁说这话后，当着马龙山、杨守绩等人面前，支持梁的说法，并说“省里来的不知是否党团员，给他们说有什么好处？”省工作组张富同志，对梁德柱抗拒检查很有意见。路不但不批评梁山，反说“张富同志态度不好。”省工作组陈志骙同志（省粮食厅处长）检查发现鸡公山现场会是假的，而且那里肿病死人严重，向原地委书记处书记王达夫同志作了汇报，王向路说后，路竟说“陈有情绪，思想右倾。”1960年春，中央监委李坚同志检查信阳地区死人问题，路曾散布不满情绪。李坚同志临走前，找路交换意见，路借口没时间，拒绝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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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5、6月间地委召开扩大会议时，有一天夜里路把梁德柱同志和马龙山留下，问死人情况。梁说：“潢川没死那么多（当时说死人五万五千人），这是省检查组，从原来人口减掉现有人口得出来的，原来人口也有虚假”，路即对梁、马说“你们再搞一下，不叫省检查组知道，咱心里也要有个底”。更严重的是路还压制民主，非法追查反映真实情况的人。光山县白雀公社民校教师李玉伦，匿名向信阳地委写信，反映群众生活问题，批评路对农村情况的分析不切实。路曾指令马龙山和白雀公社书记黄文儒，追查写信人，经查档案1650份，对笔记（应为迹——编者）六千多份，结果查出来是李玉伦，将李扣押二十多天。专署建筑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同志，匿名向中央、省委反映信阳地区外流、死亡情况。路指示公安处侦查破案，查出来，对邢进行了批判斗争，并督促该局将邢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因信阳问题盖子揭开，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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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宪文对待其所犯错误和罪恶的态度是不够老实的，信阳地区死人问题，先后经中央、省委八次检查，以及有关负责同志耐心教育帮助，但仍未彻底底检查。省委宣布将其“撤职查办，管教反省”时，仍不老实认罪，彻底悔改。直到经过群众揭发斗争，在大量事实面前才低头认罪，初步作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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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宪文所以犯上述严重错误和罪行，决不是偶然的。路长期以来，存在有名誉、地位思想，特别是1958年以来，骄傲自满情绪比较突出，虚报浮夸，弄虚作假，谎报成绩，骗取荣誉，甚至不择手段，纵容违法乱纪，利用五类分子搞反瞒产来完成征购任务；直至发现群众生活有严重问题，大量肿病死人的时候，仍念念怜惜其名利地位，怕否定自己谎报的成绩，怕失去骗得的荣誉，怕揭露自己的错误，以致在12月底，省委指示拨粮以前，见死不救，不准群众外流逃荒，不准群众杀牛充饥，断绝群众一切生路，置群众于死地；惨案暴露后，又扒房砍树，掩埋尸体，追查写信反映情况的人，掩盖罪行，封锁消息，甚至对中央、省委的检查采取逃避和对抗的态度。所有这些事实，证明，路宪文已经从骄傲自满、贪名利、图荣誉的严重个人主义，发展成为一个政治上思想上完全叛变无产阶级立场，堕落成为一个蜕化变质分子，在信阳地区犯下了严重罪行。但考虑路在参加工作后，在党的领导下还作了不少工作，且在1959年12月底以后，还执行了省委的一些指示，向下拨了一些粮食；1960年春第二次下乡时，见到路上浮肿病人也进行了一些抢救治疗工作。最近期间，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表示愿意检讨，低头认罪，还有回头之意。经地委常委于1962年7月6日研究决定，给予路宪文开除党籍的处分，并建议政府判处适当徒刑，以平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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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信阳地委1962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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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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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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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44.txt
@@ -0,0 +1,59 @@
+# 李鸿书自我检查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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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中共光山县南向店公社书记、李鸿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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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人李鸿书，男，现年29岁，贫农成分，农民出身，住南向店杨冲大队官冲小队人，全家共计11人吃饭，有母亲、哥嫂、五个小侄、、爱人小孩和我，在解放前我家寸土无有，解放后新分田8亩，地5分，房子6间，柴山15亩，竹菜园各一块，解放前有农具半套，解放后仍是半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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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社会关系方面：我母亲姓赵，以纺织为业，我出在老（应为姥——编者）爷舅舅无有，我母亲是童养媳出身；父亲李正盛当我八岁时逝世，我哥哥李鸿生农民出身，后来因壮丁跑到罗山学木匠三年，解放后回家，53年参加工作，历任互助组长、初级社长、大队党支书，社办厂副支书等职。53年入党，现在家种田。我嫂张秀英贫农成分，童养媳出身，以纺织为业。我爱人田文秀，贫农成分，童养媳出身，以纺织为业，53年参加工作，历任妇联委员、初、高级社社长、大队女队长、缝纫厂厂长、商店营业员等职，52年入团，53年入党，现下放回家生产。宗族方面：我姑父万义海住新县万新弯（应为湾，下同——编者），贫农成分，农民出身，什么伪事未干，59年因无粮饿死，我姑60年因无粮饿死，（此处9字不清——编者）在家生产。我姑丈刘学明住新县刘乡弯，贫农成分，农民出售，什么伪事未干，57年因斗病而死。我姐58年因病而死，落下两个小外甥，大外甥刘以升现在千斤公社当通讯员，小外甥在家闲玩。我岳父田太宽住本大队田家洼，贫农成分，农民出身，什么伪事未干，59年冬因无粮饿死，岳母60年春因无粮饿死，她家现在死绝了没有人。宗族方面：我小老（方言，即叔叔——编者）李正耀住本大队化堰，贫农成分，农民出售，什么伪事未干，60年春因无粮饿死，我小娘殷桂兰家贫农成分，一个人童养媳出身。弟弟李鸿永在家种田，妹妹在家闲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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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出身和工作简历：我生于1032年——41年在家闲玩，42——45年在家放牛打柴，因家丧了劳动能力，我在这一年在本大队富农曾宪初干房（原文如此——编者），这一年我以抬轿要饭维持生活，48年——49年因大军南下我哥回来了，又种大地主曾昭豪象（应为家——编者）的田一年，49年——50年又搬到官冲住地主曾凤成干房一年·，这一年·我和哥在家做木箱维持生活，50年解放后在本杨冲乡进行镇反剿匪、反霸和减租减息，我就入团当民兵，52年正、二月杨冲乡进行土地改革，我当贫雇团委员，直到把本乡土改搞完后，三四月份由区工作组长冷映茂、黄世宗等二人，叫我到苏河乡帮助土改，任土改员，本年5月份苏河乡土改搞完，又回到杨冲乡群众选举当乡长一个月，同年6月份，由南向店区委郭炳峰，工作组长冷映茂二（应加人——编者）介绍我参加工作，当时任工作员，52——53年任区团委宣传委员，54——55年任区团委组织委员，55年——56年任区团委副书记，56——57年任区团委书记，参加区委，58年5月——12月任南向店大乡党委第三书记，58年12月——59年3月任南向店公社（此处6字不清——编者），59年3有——5月任南向店大管理区书记处书记，59年6有任南向店公社副书记，59年12月因第一书记芦子玉调县工业部长，我任第一书记，直到60年整风时止（撤职）。我是50年12月入团，有团支书吴祖元、乡长殷绍珍二人介绍，同志关系，54年在区入党，有区委副书记谈泽全、秘书殷久伦二人介绍，同志关系候补期6个月按期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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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光山事件中所犯的错误与罪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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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9年12月份，有一夜吃罢晚饭后，有新县三个民兵送来三个小孩，当时三个民兵说：“这三个小孩是你公社的，你们去领。”公社干事和民兵接锋（应为手——编者）后我就去了。我问那几个民兵说：“要你们跑了走，辛苦了。”又问民兵：“这三个小孩是哪个大队的？”民兵回答说：“小孩知道。”我就问那个大小孩，“你是哪个大队的？姓名什么？你父母叫什么？”当时小孩没有回答。民兵说：“他冷冻了说不出来。”我就将小孩带到办公室煤炉子上烤有一个多钟头，我再问小孩还是不知道，手指着北。我就对民兵说：“小孩不是我公社，请你带走吧，我要去接电话会，我再向各大队查一下。”民兵说：“天黑了我明天再走。”我说好，即叫公社营业所副主任杨世高把三个民兵及三个小孩带到街上食堂做饭吃。这样三个民兵及小孩同杨一起去了。走时我对民兵说“你千万别把小孩丢在无边，找不到地点你们再来。”民兵回答说“保证不丢，我要丢就丢到新县，就不送你光山来。”那时思想上认为已经安排好了，才算了心，我就去接地委电话会去了，第二天就到县开会走了。后这三个小孩的下落如何我就不知道，这三个小孩要是死了，是属于我的安排不当，我应负责任，因新县千斤公社的党委对人民生命那么关心，好心好意将小孩送到我公社，可是我呢，也是一级党的负责人，与千斤公社党委对比恰巧相反，不但没有愉快地将小孩收容起来，将小孩妥善的安排好，将小孩救活，反而还把（应去此字——编者）批评民兵是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从此看来我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起码条件，走向了犯罪道路，现在回忆起实感痛心，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但是事做了于（应为如——编者）瓢泼水，悔之晚已（应为矣——编者），只好向党和人民请罪，请示党和人民给我严重处分，因三个人的生命白白的牺牲了，党不叫我偿命，就是对我的宽大，叫我偿命也是应该的，我要求党组织唸（应为念——编者）我参加革命多年，年轻无知，有改过从新的决心，请党和人民对我（应加给予——编者）应得的处分。
+
+　　二、60年元月份，有一天接到县委办公室电话指示说：“地委路书记和县委马书记来你公社检查工作，还指示五不准（不准路上有死人、浮肿病、外流人员、食堂断炊、生产情绪不高等），我接通知后，我立即与副书记叶继顺骑着车子在路上检查，天要黑时我与叶从何畈往回走，走到公社邮电局门口，看到纸厂墙下睡着一个人，我在路上问道：“刘万厚那里为什么还睡着一个人呢？”刘说：“不知道一天就在些（应为这——编者）里。”我批评他说：“你不知道地委来检查吗？”刘说：“局里没有人，都下乡送报纸去了。”我说你去叫纸厂的人抬走，就这样回公社去了。到（应加底——编者）死未死，有气未气我不知道，在当时思想上认为应该为人死了应该抬走，怕地委检查发现了受批评，结果要知道有气我决不会叫他抬走，之（应为只——编者）因那时为人民服务的立场观点变质了，无人性，有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我应负责任。因那时明知农村无粮，群众处于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到处饿冻的（应为得——编者）死那些阶级兄弟我不去分析，又不去检查，就这样造成了（此处27字不清——编者）我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处处为人民生命精神，对我的初恋，接受党和人民给我应有的处分，决无怨言。
+
+　　三、60年元月份，我与公社干事张大本一块到王店大队去检查病情时，我这次检查病情的主要目的是深入弯户检查是否还有没有集中的病人没有，当我检查二个弯后，又与张大本到病人院去检查治疗、卫生等问题，实际这个病院各方面都搞得很好，不料在检查要结束时，在病房的看见一个病人的确姓金（不知名字）我与这个病人接触之后，他就问我说：“李书记我们病人生活每天能否多吃一顿呢？”我便问他：“你每天吃多少粮食？”他回答说：“我们吃一斤二两大米。”我当时又问：“你吃几顿？”“我吃三顿。”之后我便说：“你吃的不算少，比农村社员吃的还多。”并说：“你要想吃多就回去吃，你是不是富裕农民”（未问他成分），就这样我就有（应为由——编者）病院往出走，有病院的李院长对我说：“这个人是个老上中农，是个富裕农民，大队支部早就叫他出院，现在未走，因为他是一个老吐血的病治也无法治好。”当时我随意的答复李院长说“你看吧”（意思说你叫他走也好，不叫他走也好）就这样我与张大本一块走了。当时的思想活动是：一、那时看到病人院的粮食确实吃了不少（一斤二两大米、二两豆汁），二、的确看到这个人是老毛病，那时县委指示老病不收，又加上的确是个富裕农民，57年反锋芒将他斗争一次，当时的确认为他对粮食不满。所以我回答说：“你要想吃多就回去吃。”但我不知道这个人大队什么时候叫他回去的，后什么时间死的。这是我当时的思想错误活动，但从现在检查起来，的确有错误并很严重，那时明知农村比病院粮食吃的少，又无医生治疗，我想只有死无活，再从病人问我要多吃粮食方面，当时我并没有及时解救他们的生命，反而叫他们回去吃，现在检查起来，就是他是老毛病也应该治疗，就是治不好也尽到了责任，虽然那时病院吃一斤二两大米，看起来不算少，但他们还是没有吃饱，就是他是一个富裕农民，他总是一个人的生命，我应当关心，可是我身为一个共产党员处处为人民服务对照起来是恰巧相反的，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立场观点，因此给人民造下了这样的恶果，现在回忆起来的确痛心，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我多年来的教育和培养，现在愿意组织给我应得的处分。
+
+　　四、于59年11月份，有一天夜晚我吃了夜饭后，那是（应为时——编者）我是农业书记抓水利，这天我吃了夜饭以后，独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王母观水库开水库干部会议，有南向店至露水弯上首碰到一群民工10多人，在喧哗中由水库往回走，当时我问应加符号：“，下同——编者）你们上那里去？”民工回答的说“我们回去拿菜。”有的说我回去换衣服、回去拿东西”。我当时对他们说：“水库刚上马，民工情绪刚稳定下来，你们去、回去不就影响其它（应为他——编者）人的思想拨（应为波——编者）动吗？而且水利工程完成，同时水库和各大队都设立了物资供应后勤部，什么事都能给你们办到，特别是今天到水库来开扩干会议，就是来给你们解决这些问题的，你们需要什么就向你们大队干部说，我开挖完会再开电话会叫各大队明天给你们送来，”我用这些道理说服了他们，这一群民工都喜欢的说：“好！好！好！有李书记能给我们办到，我们都回去吧，”就这样这群民工就和我一同回到水库去了，这一夜我既没有推人，也没有骂人，连批评过人就没有，请领导进一步给我查实，这一夜确没有出其它事故。
+
+　　五、58年大办钢铁时，因黄畈大队小围孜大队的社员占道银，因他偷潢川的矿石，在潢川被人捉住送到南向店钢铁基地（安畈），当时我踢了他一脚，要别人当时打（此处6字不清——编者）死人。在60年9月份，我任南向店片长时，那时搞征购和抗旱种麦，每次召开全片干部会议，就找一、二个典型人辩论斗争，先后斗争9人，晏洼大队的郝胜海、胡其瑞、吴大明，黄畈大队的孔祥举、黄立瑞，六畈大队的何炎喜、李文升、斗冲大队的闵守中、闵干停，这些人都是大小队的干部（都未伤未死），59年10月份，反右倾斗争时，公社党委分我抓全面生产，尚带（原文如此——编者）和公社副社长叶树信负责南向店片反右倾斗争，先后斗争7人，公社的财贸书记王荣义、刘店大队的副书记李文事、小队长谈（此处19字不清——编者）大队吴大明、魏本胜，未死未伤，公社负全面反右倾是第一书记芦子玉，60年4月份经县批准法办蔡冲大队团支书李良明，因宰杀牛，在公社召开扩干会议进行斗争，先后送县拘留一个多月回家了，未伤未死。60年4月份有杨冲大队支书兰华瑞、保管增广汉，拐（此处原文空一格——编者）大队团支书金凤秀在（应为和——编者）队长刘友华到江西，在武汉捉住，送回本大队斗了他二人，斗后送县拘留两个多月回家的，未伤未死。59年10月份我和副书记熊敦玉在何畈召开干部会斗争了蔡冲大队支书张华茂，未伤未死。60年5月份召开干部会斗争了铁塝大队支书张世凯，未伤未死，以上都是我主持斗的人。
+
+　　六、生活特殊，多吃多占方面。从59年10月份到60年5月份先后多吃大米4至50斤，多吃猪牛羊鱼肉20余斤，红白糖7——8斤，油2——3斤（都是把了钱），购买饼干8——9斤，有时下队检查工作时，吃的钱和粮票都是干事给的，特别是下队碰头时没有与干部一同吃饭，一顿几个菜。如天登大队、长安大队、杨冲大队都是如此。虽然在公社没有立小伙，在群众食堂一块吃，但我不仅比社员吃得好，单炒的荤菜，不是吃多少钱我自己给他多少钱，实际也占了大伙的便宜，特别是（此处5字不清——编者）有时吃油饼、吃油干饭、总之我的生活特殊是严重的，过着超群生活，严重的脱离了群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本应说与群众同甘共苦，但在1959年冬和60年春，当群众生活处于饥寒交迫之时，但我却把这些事完全置于脑后，过安逸享受生活，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
+
+　　七、铺张浪费和占小便宜。59年10月至60年10月为迎接上级检查先后浪费4——500元，全社送喜报、放鞭炮先后浪费3——400元，全社机关干部互相请客送礼，先后污费1——200元，全社美化食堂1000元左右。62年2月份，由公社副书记叶继顺、粮库主任夏传志、商店经理胡仕超三人与我买粮库干部孟环耀手表130元，已兑现。60年3月份我用友联金星笔换社员胡良巨一支好金笔，已兑现。59年5月份，有马畈公社柳林河锅厂一位师傅在南向店街一个皮袄卖了几个月没人要，后有张见平给我购买的，价值50元。
+
+　　综上交待，我在59年冬60年春所犯的错误与罪恶实属严重，经检讨认识，深感痛心，给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给人民造下了严重的损失，一个革命者特别是我个人身为一个基层党的负责者，就目无党纪国法，在59年犯下了严重违法乱纪的错误，不仅如此，正当光山人民遭受着严重灾难的时候，我没有尽到我应有的责任，与新县民兵送几个小孩到我公社，由于我个人安排不当，没有更好地作具体安排，造成了三个小孩的失踪，这就是我没有救活他们，这就是严重的失掉了我的责任，更严重的正当南向店人民生活饥寒交迫的时候，本应该与社员一起同甘共苦，可是我确（应为却——编者）与此相反，生活追求腐化享受，过着特殊的生活。从我犯的错误看出，我完全辜负了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完全丧失了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依照我所作（应为犯——编者）的错误就是人民叫我用生命来补偿损失也全应该的，可是党和人民对我抱着教育再教育，挽救再挽救，所以我内心实感党和人民对我的宽大，这就大大地鼓舞了我检讨错误和认识错误，深挖自己错误根源，以很好的接受教训，改过重新做人。
+
+　　（我在59年冬60年春所犯的错误和罪恶的根源是：）
+
+　　一、我出身于一个农村的贫农家庭里，由于在旧社会家庭里生活极为贫困，那时家里无力培养我上学，解放时我方18岁，在党的农村土改运动中，提高了我的阶级觉悟，参加了伟大的土改运动和镇压（应为反——编者）及各个运动，于1951年参加了工作，在党的亲切教育培养下，十多年来，在政治上虽有进步，但我从农村到机关，由农民当上干部，经历十多年的工作，始终于和平建设，没受过任何风险，不料于59年秋，马龙山在光山摆布了反动乱令，歪曲了党的正确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党的正确政策，跟随光山事件犯了错误。
+
+　　二、由于我出身于农民参加工作，没有经过起伏曲折锻炼，我的确在59年冬60年春迷失了方向，犯了错误实感痛心，自我参加革命十多年来，虽说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但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很薄弱的，缺乏无产阶级思想，缺乏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因此在59年冬60年春，南向店人民公社遭受严重损失的时候，我真正的缺乏无产阶级立场来解决人民的饥寒交迫，与人民作主，我的错误就是缺乏正确的人生观所致。
+
+　　三、自参加工作以来，党虽给了我一下学习的机会，在工作中也学习了些毛主席著作，但由于自己的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真正的用主席的著作来武装我的头脑，联系思想，联系实际，用马克思主义来铲除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自己怕戴右倾帽子，怕斗的资产阶级思想在脑子里作怪，使我陷入强迫命令、资产阶级泥坑里。
+
+　　四、我的错误一个是由于我年轻幼稚，政治上不成熟不老练，一遇马龙山的反动乱令，我又划不清大是大非的界限，就凭我年轻能干成为革命资本，不料马龙山坏了，就这样使我这不怕干的人，越干劲越大，犯的错误也就很大，这也是我所犯错误的根源之一。
+
+　　亲爱的党，仅两年来，承你的亲切教导和领导教训使我犯下严重错误人回头是案（应为岸——编者），重新做人，为了使我在光山事件中深刻吸取教训，特作出如下保证：
+
+　　（1）保证继续地深刻反省认识，认识我在南向店人民面前所犯有严重错误，深挖根源，保证永远不再重犯，在任何岗位上牢牢记取事件中的教育。
+
+　　（2）保证虚心的老实的愉快的接受组织上对我所犯错误的结论处理。不管组织给我什么处分，没有怨言，并在改造中戴罪立功赎罪，脱骨换胎，重新做人，永不再犯。
+
+　　（3）保证努力学习毛主席的伟大著作，来彻底改造我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观点和立场，坚决站稳和树立革命世界观和人生观，坚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立场和观点。
+
+　　（4）保证按期完成党和人民给我的各项改造任务。
+
+　　（5）保证永远致死跟着党不忘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和教育。
+
+　　（6）保证在未处理之前，我老老实实地改造自己，再来弥补党和人民的损失，服从领导，决不再犯的错误，争取组织上对我提前从宽处理，使我早日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
+
+　　以上是我的誓言。
+
+　　 交待人 李鸿书1962年7月11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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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45.txt
@@ -0,0 +1,65 @@
+# 罪恶交代
+
+　　<原中共罗山县委第一书记、许文波>
+
+　　我是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因为残害人民,于一九六一年元月分逮捕法办,迄今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经过反复地思想斗争和多次的反省检查,特别是党和政府的耐心教育,对自己罪恶的认识,由不自觉到自觉,由认为是工作上的错误,提高到政治上的反党反人民,一句话,由不自觉的认罪,提高到自觉的认罪(当然也并非说完全都认识到了,仅是思想改造的开始)。
+
+　　现仅自己的认识水平,将几个主要方面的罪恶（即特殊性的罪恶）交代如下：
+
+## 一、弄虚作假欺骗组织、残害人民。
+
+　　一九五九年大旱八十天，使农业生产－粮食造成严重的减产这是客观存在，可是自己又不顾事实认定罗山“是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定为三点四亿斤（实际只有一点九亿斤），因此每逢开会（包括县委会和各种不同形式的会议），经过算帐，全县有粮食，既能完成征购任务又能安排好群众生活，凡是那种认为无粮食的想法都是错误的，是思想上的“右倾”，是“否认一九五九年的农业大丰收”，甚至给予无情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这样一来就完全堵塞了下边言论（实际上是强迫全党和全县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使粮食工作完全脱离了实际－不是丰收，而是减产，不是有粮，而是无粮，因此就不可能不造成严重的恶果，现在检查起来，非常痛心，实在对不起党和全县人民。
+
+## 二、以“两条道路斗争”为借口，大搞反瞒产斗争，进一步迫害全县人民。
+
+　　由于在思想上顽固的坚持了自己的看法，认定罗山是大丰收，有粮食，因此就千方百计地不顾党的政策和群众的生活，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残害人民：
+
+　　（1）召开五类分子会，大搞反瞒产斗争（实际上是大搞阶级报复），正当粮食处于紧张关头（征购任务完成百分之八十、部分食堂停伙散伙），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在领导面前讨好（主要是路宪文），取得所谓“红旗县”的称号，即不顾党的政策和群众的死活，批准了公安局的请示（李汝彬的请示），在全县范围内召开五类分子会，大搞反瞒产斗争（当然当时不是为了专搞粮食召开的五类分子会，而是根据专处的指示搞“评查”召开的五类分子会，可是事实上形成了反瞒产斗争），在会议中间，并亲自给五类分子讲了话，其内容主要有三：1、五类分子为什么要改造？2、政府对五类分子的政策是什么？3、五类分子有无前途？
+
+　　但不管当时讲的如何好听，总的精神是贯彻反瞒产斗争，给阶级敌人撑了腰，对干部群众进行了阶级报复，其恶果是严重的，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变成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据当时自己知道全县五类分子会报出所谓瞒产私分粮食三十八万斤，实际上经过查对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假的，但是违法乱纪是相当严重的，特别是对干部群众的阶级报复是不能容忍的，现在检查起来实在痛心，实在对不起党和人民。
+
+　　（2）预备党员转正：根据地委指示，预备党员本来是让集中到县，通过训练（即办党训练班的办法）进行转正工作，可是自己偏偏提出以公社为单位，由组织委员或分管政治工作的书记亲自带领到所谓“落后队”（即粮食征购任务完成最差的队），通过“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考验预备党员进行转正工作，当时的想法是：想通过预备党员转正，特别是通过“三同”了解下边的情况，到底有粮还是无粮（因叫喊无粮现象很严重），如果有粮的话，要坚决完成征购任务，可是事实上已经完全形成了反瞒产斗争，因此，凡是预备党员转正的队，粮食（此处缺一“征”字－编者注）购的最彻底，违法乱纪最严重，死人最多，因此，我要负主要责任。
+
+　　（3）干部过“五关”：地委鸡公山现场会议本来提的是干部过“三关”（即叫喊关、食堂停伙关、人口外流关），可是在凡店现场会议上经过大家的讨论（即贯彻鸡公山现场会议精神），最后总结为干部过“五关”，即叫喊关、食堂停伙关、人口外流关、不搞生产关、造谣关（凡是说人死是饿死的均视为造谣），前“三关”地委应该负责任，后“两关”是自己的发挥，进一步促使了反瞒产斗争和干部违法乱纪，群众的大批死亡，因此，自己应负主要罪责。
+
+　　（4）粮食统管：虽然是地委的指示让公社大队把所有的粮食（包括种子、饲料、储备粮等），统一管理起来，但并没有指示，有粮食让群众饿死，可是自己仅（应为“竟”－编者注）不顾群众死活，正当粮食处于紧要关头，把群众渡命的一点口粮让公社大队统一管理起来，最初根据各公社报的数字全县统管起来的粮食是二千余万斤，实际经过以及查对，真正统管的粮食只有一千余万斤，其中种子八百余万斤、储备粮二百余万斤（实际上是一点口粮），并规定了公社需要动用储备粮食（实际上是群众的口粮），必须经县委批准，大队需要动用储备粮（实际上也是群众的一点口粮），必须经公社批准（实际上就是不让区群众吃饭）这样以来就把粮食卡的死死的，让群众有粮不得食活活饿死，这都是自己不能推脱的罪责。
+
+## 三．大搞水利和非常性的建设。
+
+　　一九五九年的水利不仅搞得多（仅中、小型水库即开工三十三处，而且搞得大，如石山口、鲁台均系大水库），前初计划动员八万精工上阵，可是因为群众无粮吃（当时还不承认无粮），经过多次动员（实际上是强制）民工计三万余人，可是就这样还要求在来年的春耕前必须把所有的开工工程全部完成。因此，就形成水利上的加班加点（如一天四上班），违法乱纪打骂民工，更严重的是民工吃不饱饭（但是规定每人每天不得少于一斤粮食，实际上有的民工一天只吃到半斤，甚至四两），因此，就造成浮肿病大量发生，民工大批死亡，仅据周党公社汇报，在石山口民工回家死亡达二百余人。
+
+　　另外就是大搞非生产性的建设，仅一九五九年全社盖礼堂二座（电影院、定远礼堂），招待所三处（扔楠杆、 莽张、竹杆），居民点三处（楠杆、漫港、彭新），如楠杆为了盖居民点，把原来的房子全部拆掉，城关为了讲排场，把南关市民房子拆掉一百五十余间，在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所有这些都是与自己分不开的。
+
+## 四、 封锁消息，隐蔽罪恶。
+
+　　开始是不认（？），或者是不了解下边的真实情况，认为罗山不会出大的问题，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麻痹思想（如说在春节前不会出问题，如出的话，完全由自己负责），可是问题一旦暴露而且发展到乡大严重的时候（即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分），又采取了躲躲闪闪的态度，即对党不老实，不能如实的向党反映死人的真实情况，如依旧俄五九年的十月分已经开始死人（当时只承认浮肿病死人，还不承认是饿死的），而且已经死了几百，可是给地委回报几百人，是二月分已经死亡一万余人只给地委回报二千余人，二月分已死到三万余人只给地委回报四千余人，又如省委宋致和书记，于一九五九年年十一月分去罗山检查工作，当时虽然不知道问题是那么严重，但总是觉察到了这些问题，可是并没有很好的把这些问题向宋致和书记回报，而回报的都是好的方面，（如大部分是堂生活安排很好，群众的生产情绪很高，等等），再如中央派人检查，周党公社九龙大队的死人问题，自己也并没有很好的向其回报，只说你到那里去了解一下吧，结果也未能把真实情况弄清，中央的同志即离开罗山，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对党不老实的，是一种欺瞒行为，所以使罗山的问题一直延续到去年的整风，这才全部揭开了盖子，自己才收到了法律上的惩处。
+
+## 五、丧失立场，敌我不分。
+
+　　过去自己以（原文如此）向认为在立场上是比较坚定的，可是现在检查起来事如其反，不仅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且直接充当了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如岳父李雨苍，一九五九年以前由于他的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政府的信任，充当了县人民代表，直至人民委员会的委员，自己当让对他就更加信任，因此在政治上根本就不把他当作阶级敌人，而看成是自己最亲近的人，在经济上则是彼此不分，互相体贴，互相支持，除过年过节到他家做客吃饭以外，每年大约给我几十元人民币，作为孩子们之生活不足部分，总计约给人民币二百余元，一九五七年李雨苍被打成右派之后，从形式已经断绝了关系（不再到他家吃饭了），实际上在思想上并没有分家，仍然保持着一定的关系，如在一九五八年公社化李雨苍又给承泽（我的爱人）金镏子五个，而我供他次子李承善上学（兰州大学），人民币约百余元，从这些事实即说明了我始终没有在思想上和李雨苍分家，这当然不是什么亲戚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何况我家庭出身是剥削阶级——富农，而一九五九年在粮食问题上又拘（原文如此）结全县的五类分子大搞反瞒产斗争呢！ 把这一系列的事实联系起来，就不难看出我的立场——完全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抗党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零年春的反党反人民是不奇怪的。
+
+## 六、隐瞒成分，多报工龄、党龄。
+
+　　一九四六年土改我家被划为富农，这是事实，而且自己也知道，可是南下以后一九五零年接家中来信成份已改为富裕中农，当时对家庭来信时相信的，其理由是：一、家庭不会私自改变成分；二、认为改为富裕中农也说得过去，因为每年知请一个长工（有时请临工是在解放前，即一九三七年前距一九四六年已经相隔九年了），三、从思想上检查，当时也确实不愿戴剥削阶级帽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就把成分变了，现在检查起来事非常错误的，不应该听信家庭的话，更不应该对自己的成分有所动摇，这实际上就是对党不忠诚，是一种欺骗行为，特别是现在还在犹豫不定，这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资产阶级偷（原文如此，应为投）机思想在作怪，必须给予纠正，工龄、党龄也是如此，虽然工龄当时组织上讲（教育科），当教员可以算工龄，可是南下以后，组织上讲不能算工龄，这是不仅在思想上有埋怨情绪，而且产生了坏思想，认为自己“吃了亏”，于是就把教学时间减少一年，而把入伍时间增加一年，党龄也是如此，明明是一九四七年入党，当时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是有好像是有益的，可是不久自己刚到错了，是对党不老实的具体表现，是资产阶级革命偷（应为投）机思想在作怪，但是始终没有勇气向党作交待，特别是爬上领导岗位以后，感到更不好说了，因为自己经常对干部讲。对党要忠诚，可是自己恰恰对党最不忠诚，如果交待了，一方面怕同志们看不起，另一方面怕组织上不相信，因此一直斗争了十余年，到去年逮扑法办，这才解除了上述思想顾虑，向党作了交代。从这一点即说明我虽然入党多年，但在思想上和党并不是一条心，而是两条心，是组织上入党，而思想上未入党，因此自己要下苦工，从头学起好改造自己，重作（原文如此。应为做）新人。
+
+## 七、在干部政策上，以反右倾为名，打击陷害了好干部，提议重用了坏干部。
+
+　　凡是积极为党工作，模范的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又能如实的反映下边真实情况（特别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律视为“右倾”，是对三面红旗的不相信，是对干部群众的泼冷水，等等。因此就给予辩论和斗争，甚至要划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黄德功（书记处书记）、马胜元（工业部长）即是明显的例证，相反有些干部对党极不忠诚，在工作一贯弄虚作假，欺骗组织，破坏党的方针政策，违法乱纪，等等。则视为好干部，给予提拔重用，如蜕化变质分子——陈明金（院组织部长，以后提为书记处书记），即是明显的例证。总之，在干部政策上，打击了好人好事，助长了坏人坏事，给党的革命事业带来极大的损失。
+
+## 八、 在领导作风上不民主，破坏了县委的集体领导。
+
+　　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往往不经县委很好研究。就擅自决定（如五类分子会、预备党员转正等问题），在工作上则是不艰苦，座机管关下命令，不调查不研究，完全是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办事，来自各方面的反映一概不听，严重的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离开了党的方针政策，而积极地执行了地委的反党反人民的方针政策，并在许多方面有了新的发挥，在生活上特殊，高人一等，在机关上是同堂不同饭，下乡也很少到群众食堂吃饭，即便吃的话也是好菜好饭，更严重的是当群众无有饭吃的时候，县委在凡店、彭新开现场会，另起小伙，在群众中的影响是极坏的。
+
+　　总之，罪恶是极其严重的，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给党在人民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特别是政治上的影响是不能弥补的），不仅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而且破坏了工农联盟，破坏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任何阶级敌人所不能起到的作用，自己已起到了。 因此检查起来是非常痛心，实在是对不起党和人民。
+
+　　那么为什么犯了这样极其严重的罪行呢？而产生这种罪行的原因又是为什么呢？当然原因不是一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因（主要的）也有外因（次要的），但最主要的也是根本的是由于自己出身于剥削阶级——富农，而参加工作后始终未能得到改造，继续坚持了原来的立场（如隐瞒成分、多报工龄、党龄。在粮食问题上勾结五类分子大搞反瞒产斗争，对农民进行阶级报复。-------），一句话，并未树立无产阶级革命人生观，一切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而完全是从个人利益出发，对党不是一心一意，而是三心二意，在工作上弄虚作假，骗取党的信任，在思想上坚持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处处与党的方针政策对抗，在作风上不民主破坏了党委的集体领导，所有这些归根结底一是革命人生观未有确定，这就是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所在。
+
+　　其次是外界的影响（如路宪文的影响，家庭的影响，以及岳父的影响，等等），但这些影响不能起主导作用，仅是起一些影响作用，如果自己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坚决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政策办事，紧密地依靠群众，是不会犯这样大的罪恶的。因此要想改恶从善，从新作（原文如此应为做）人，必须站在党的立场上（即无产阶级立场上），坚决听党的话，紧密依靠群众，处处要从人民利益着想，要不断地与非无产阶级作斗争，下决心从思想上好好改造自己，只有如此，才是唯一正确的出路，否则是要碰壁的，而且也是走不通的。
+
+　　以上罪恶交待，很不深刻，请党和政府给予指教
+
+　　 许文波一九六二年一月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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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46.txt
@@ -0,0 +1,33 @@
+# 中共光山县委对徐德宝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徐德宝，男，现年30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光山县孙铺区刘渡大队人。1951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历任工作员、工作组长、区委宣传干事、宣传委员、付书记、书记等职。
+
+　　社会关系：其岳父胡玉成系地主，右派分子。
+
+## 主要错误事实是
+
+　　一、1959年冬徐根据刘述曾（原县委书记处书记）提出的“宁要一斤粮食，不要一个共产党员”的口号，在党内和干部职工会上多次提出：“要站稳立场，死了个把人不要大惊小怪。人吗，有死有生。生死是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
+
+　　1959年10月份，北向店公社即出现了部分食堂停伙，人口外流和饿死人的严重现象。横大路支书张传友在公社召开大队支书、队长会上，汇报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食堂普遍停伙，社员外流等实际情况，徐不仅不听，反而批判张是“被富裕农民包围了，是资产阶级代理人。”对张进行斗争，以后又给张戴上右倾帽子，撤消（应为销——编者）支书，受留党察看一年之处分（经原县委常委批准）。随后并抽公社干部龚树成等8人去该队检查，当检查情况属实时，徐不仅不纠正错误，安排社员生活，反而加紧进行所谓“反瞒产”。如在县召开的所谓“反瞒产”大会上，不少的大队被迫假报产量。徐便叫各大队付支书回去验收灌仓，限三天完成向县报喜。大彭弯大队付支书裴其庆回去后自知没粮不敢去县，公社付书记马文治又叫代（应为带——编者）粮到公社评比，裴怕挨打，走到沈河沟投水自杀。徐知道后却说：“这是社会主义叛徒，就是死了也得开除党籍。”在同年11月上旬还同武合理（县常委）一道带领公社干部到甘弯大队搞“反瞒产”重点。这时甘弯大队食堂已经停伙，社员吃菜渡（应为度——编者）日，一点粮食搞不出来。他除了留两个干部在该队继续搜查外，又到崔井大队搞第二个“反瞒产”重点。徐亲自在崔大弯小队食堂地窖里进行搜查，并到西龚楼小队用手枪朝小队长龚汝富头上捣着，骂道：“你妈的必（应为毴——编者），你不把粮食报出来，我把你打死。”结果该队仅有的一点种子和社员的保命粮亦被搜走，致使该队食堂即刻停伙。西龚楼三天内饿死社员三人，崔大弯小队在十天左右就饿死社员5人。问题如此严重，徐还同武合理在该队召开小队长以上干部300余人的现场会，并在会议上斗打了小队长龚汝富，保管范永应等人。徐并亲自将小队长吴正顺（党员）从二尺多高的廊詹（应为檐——编者）上一掌子打倒下去。会议结束时，布置各片搞一个重点大队，大队搞一个重点小队。这个现场会后，全社形成扒草垛、挖坟根、勒索粮食和残酷斗打干部、群众。
+
+　　二、违法乱纪。1959年10月，在原县委召开扩大会上，徐参与斗打原商业局付局长李毅夫，槐店公社付书记王厚山等人。主持斗打了不脱产的县委委员芦庆宽，公社付书记冷映茂，社长龚智天，北新大队支书杨文成等人。在斗争时徐第一次武装骨干说：“要打开情面，不要认为他们当了几年领导就不好意思斗......”。在动员中间，向砦大队支书向泽中跳起来作个斗打样式，徐称赞说：“好，就这样斗。”以致冷映茂等同志被斗打得两天两夜，头发被拔掉很多，头脸被打肿。这时徐又二次武装骨干说：“我们不要打明场，打避场。”在会议中发生了威逼龚智天承认与其大女发生两性关系的问题。县扩干会后，北向店公社召开的反“右倾”大会上，又分片斗打了18人。徐主持会议，在斗争中不断到各片巡逻查看，对严重违法乱纪行为亦不制止。致使罗陈大队李湖小队李应祥的头发几乎被拔光。小彭弯小队长邬应桐被打得不能走路，社直机关干部李万胜同志被打得昏死过去数次，酥（应为苏——编者）醒后逃跑月余，后李回来又斗争两次，并受到降薪之处分。
+
+　　1959年冬和1960年冬，部分群众因饥饿所迫，杀牛渡命，徐不仅不予同情，反而于1959年12月和1960年元月，召开电话会议和全民广播会时说：“凡是五类分子和富裕农民杀牛可以当场逮捕，如有反击者，可以打死，打死不偿命；若是中贫农杀牛进行教育和斗争。”结果造成全社斗打所谓“杀牛犯”成风。有当场打死的或因被打致伤而死。如冷大弯大队社员冷华莆在1960年元月中旬因杀横大路大队一条牛渡命，被队干部邬年君等人拉到大队办公室吊打，当场死去。向砦大队社员吴子贵，因生活所迫，杀了一条牛，被大队粮食会计张泽成用大竹棍、刀背等凶具毒打其全家四口人，在半个月内先后死去。1959年冬，公社私立“班房”先后关押所谓“杀牛犯”40多人。向砦大队社员曹世寿因杀牛渡命，被关在公社班房内，被杨先贵、方忠良等人用扁担轮流斗打，当时徐在公社开常委会，明知不加制止，结果曹因受伤，放出后于1960年3月4日死去。陈福祥死在班房内，李继堂由公社放回时死于途中。
+
+　　三、封锁消息，打击反映情况的干部。在食堂断伙，饿死人的紧要关头，北向店公社党委于1959年11月中旬，还向县委写假报告称：“彭小湾大队11个食堂每人每天都可吃到一斤主粮，二斤以上的蔬菜，顿顿有干有稀，饭菜达到多样化......”1959年10月下旬，杨墩卫生所长李传禹因向县反映了当时饿死人的情况，徐知道后立即派社直干部刘朝江、刘家太等人到龚砦大队检查，检查后徐说：“李扩大疫情，是反社会主义分子。”并亲自主持将李斗打得鼻嘴流血，斗打后又令其反省七天，并给予降薪之处分。1960年元月上旬，省委宋致和书记等到马畈公社检查工作时，路过北向店，徐组织干部沿路把守，并布置将公社沿线的食堂煮下饭，安排好社员生活，进行封锁消息。在向宋书记汇报工作时，本来人口已经大量死亡，徐反而说：“全社515个食堂每人每天吃10两，一个食堂每人每天吃9两。每人每天吃二斤蔬菜的188个食堂，吃2～3斤的252个食堂，3斤以上的75个食堂。”全社当时已死亡7000多人，徐只说死亡201人，隐瞒了真实真象。尤其严重的是，早在1959年4月，徐任孙铺公社党委付书记时，地委监委王尚勤同志来该社检查工作时，发现光明、灯塔等十个食堂死亡10余人，外流20余人等实际情况，徐不仅不检查纠正，反而说：“群众说的是假象，下边粮食多得很，社员是白天不吃夜里吃，明着不吃暗地吃；死人与粮食无关。你没有听他介绍说（指社员）一家三人只死一人，为什么全家三口人没死完呢？这不是一个很明白的事情吗？”一个病人请求其治疗浮肿病时，徐说：“他是几年老黄肿，这家伙资本主义思想严重，不要理会他。”并在1959年10月写出材料说：“王尚勤同志是挑拨煽动，否认大丰收，不承认粮食是思想问题等等”，致使该同志被批判为“右倾”，遭到斗争。
+
+　　四、在民不聊生，群众大批饿死的情况下，徐还大吃大喝，几乎天天有鱼有肉。同时徐家属单起小伙，粮食吃超了，到粮店去买，共超买细米240斤。但徐对其它干部职工确（应为却——编者）说：“谁给饭家属吃，是填资本主义坑。”
+
+　　由于徐德保同志的上述严重错误，致使北向店公社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共死亡12000多人，占全社总人口的27%，死绝900多户；毁灭自然村300多个；有500多个孩子失去了父母，300多个老人失去了儿女，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和生产元气遭到极大的摧残，给党和人民群（应加众——编者）的革命事业造下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
+　　根据特别的从宽处理的精神，经县委常委1962年7月13日研究决定免予徐德保同志党内纪律处分。
+
+　　 中共光山县委员会1962年7月13日
+
+　　县委对我处分决定我早也看过，在11月2号，又给我看过，从材料来看，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是有一部分与事实不符，责任界限不清，断章起意（应为取义——编者），有的情节上扩大，有的是无字说成有字。有的是一个小字说成大字，当然县委对我免予处分，我深深感到县委和人民对我的宽大，我在这里感谢，保证吸取这个教训，可是材料上是历史档案，请求组织调查事实。至于材料出入部分，很早以前我也写了说明，我向县委也写过数次，向地委也写了，在7月11日左右，地委丘书记找我谈话，我把那些出入意见，写一个说明。交地委书记请求组织调查，并请求转交县委。
+
+　　 徐德保1962年11月2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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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47.txt
@@ -0,0 +1,27 @@
+#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万家印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中共罗山县委>
+
+　　万家印，男，现年32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初中文件程度，汉族，在罗山河口公社尚庙大队。自幼上学、务农，1951年3月参加工作，1952年6月入党，历任乡长、区团委付书记、书记、区宣传委员、付书记、书记、县委统战部长、县委办公室主任。1956年参加县委，工资18级。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道德败坏，奸污妇女，破坏（？）婚姻。1958年12月24日，万家印同志率领工作组在贡（？）圹工作时，与组员潘万惠（有夫之妇）双方阴谋，离婚后两人结婚。，59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在灵山寺后白果树下发生两性关系。后被组织发现，曾多次通知将潘调出工作组，他拖延不执行，设法将潘安排在林场工作（还住灵山大寺）。5月底县委通知他回县时，二人订立共（应为“攻”-编者注）守同盟，终身不说，互换象（应为“像”-编者注），方给潘钱4元，并给潘母写信，表示愿意跟潘母作儿。1960年7月份万因病住院，潘前来探望，方又嘱咐，不能说此事，坚持错误长达一年之久，直到60年10月份，在群众的揭发，女方的证实和领导多次谈话，他才作交待。
+
+　　二、压制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和工人。农业局干部彭明礼于1959年11月24日探家返回向万反映：“我那大队无粮，食堂已停伙，大人吃粮，小孩饿的哭，生产无人搞......等。”万听后，责成县委整风领导小组和农业局对彭进行批判处理。公安局干部徐登高，商业局干部刘自立因反映了农村里一些真实情况，万叫公安局、商业局分别给予批判打击。信阳机械厂一个工人回？？探家，见到农村缺粮断炊的情况，亲自向万反映，万批评说：“你站在啥立场？有什么根据？缺粮不缺粮公社党委还不能比你清楚？你为什么要捏造事实，硬说没粮呢？”事后他叫办公室李培德写信给该厂党支部说该工人立场不稳，随富裕农民叫喊，建议该厂领导进行批判处理。
+
+　　三、封锁消息，掩盖事实真象。1959年12月份民政科根据省、地委指示，两次统计全县的灾情送其审核，其说：“罗山没有灾情，不需要上级救济”等。59年底其亲自召开两次医生座谈会，假意找死人原因，控制医生把非正常死人归结为：“久旱必有一瘟，卫生搞的不好，水里有毒”等。60年元月份，胡玉立等同志到竹竿调查死人数字为3800人。方看后责问说：“你们这数字是那来的？经过第一书记审查没有？拿回从（应为“重”-编者注）搞！”县公安局向专公安处报年终户口和全年全县死人情况，当时通过调查，统计全县共死13000余人（实际不只（应为“止”-编者注）），送万审查上报，万看后将此数字扣压，叫原县委办公室只上报1800余人。59年12月统计科根据专里指示，当时统计全县有14个大队缺粮停伙，送万审查上报，万说：“你们是胡搞，不准上报，以后这些数字你们不要搞。”
+
+　　万家印同志在1959年犯乱搞男女关系的错误；在“信阳事件”中发挥一些乱令，犯了封锁消息，掩盖事实，压制反映真实情况的干部等错误。但其通过集训学习后，尚能检讨认识错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经支部大会5月12日讨论，县常委于1962年7月24日讨论,决定给予该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中共罗山县委1962年7月24日
+
+## 本人意见：
+
+　　根据我在信阳事件中和在事件前所犯的错误，的确在性质上和情节上均属实严重。为了使我接受教训和挽救我自己，同意县委对我所犯的错误事实的结论和给予我的处分。
+
+　　 万家印1962年7月26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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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48.txt
@@ -0,0 +1,19 @@
+# 关于审查田家耕流亡江南问题的结论新稿
+
+　　<中共开封五金交电厂总支>
+
+　　田家耕 男 25岁 河南省开封县人 家庭出身地主 　本人成份学生，1954年7月河南省商丘第一高级中学毕业后分配来厂，设备科、销售科任统计、计划员。
+
+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审查档案中发现田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底在滑县新中一年级上学时随校流亡江南，于1949年十一月间到达浙江省嘉兴县东栅镇。一九四九年五月当地解放后回家。为此根据市委对一九四八年流亡江南学生审查的指示精神，经组织谈话主动交待参加了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问题。
+
+　　一九四九年的三月的一天，在东栅镇校本部的大院内，由校长刘秀峰，教务主任时蔓硕召集全校师生大会，由校长报告国内外形势，进行反动宣传说：成立青年的组织——青年救国团，当时大家一致举手通过，接着由教务主任时蔓硕宣布组织形式，全校成立一个大队，下设二个中队。
+
+　　参加组织后当时学校协助伪政府清查过一次户口，帮助当地巩固治安，进行过反动宣传，张贴过反动标语。
+
+　　一九五九年三月份通过竣县同班同学安明堂证实田家耕确实于一九四八年十月间到一九四九年五月随当时滑县中学流亡江南浙江省嘉兴县东栅镇，并于一九四九年三月在该校集体参加了“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为一般团员。
+
+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田家耕在1949年三月在浙江嘉兴县东栅镇集体参加伪“国防部青年救国团”为一般团员，查该组织是特务武装性质，但田家耕当时系学生，参加时间短，未纳入伪“国防部”组织正式编制之前即被解散，故应按政治历史问题看待，但参加工作一直隐瞒，是错误，而审干开始经组织谈话后，即作了交待和检查，认识，经研究决定不给予处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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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49.txt
@@ -0,0 +1,53 @@
+# 关于否定“王国治同志所犯一般右倾错误”的甄别复议结论
+
+　　<中共开封五金交电厂总支>
+
+　　王国治同志，男，现年34岁，1952年参加工作，1954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家庭成份：中农，转厂前任原铁一社党支部书记，1958年3月转厂后任厂工会主席，60年4月至现在任生产股股长。
+
+　　该同志于59年11月份在党内反右倾正风运动中经市重工业党委批准划为“一般右倾、严肃批判”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进行了批判帮助。现根据市委甄别复议精神，我们对王国治同志原批示材料进行了逐条查对，座谈，经总支研究决定，原批判是错误的，应给予全部平反，恢复其名誉。
+
+　　 中共开封五金交电厂总支62.8.28
+
+## 工资卡片
+
+　　姓名　王国治
+
+　　参加工作时间：1952年7月  日
+
+　　工作单位　　　合作社
+
+　　地区工资类别
+
+　　确定和调整工资时间  57.4
+
+　　工种或职务　　　干部
+
+　　工资等级
+
+　　工资金额　55
+
+　　其中（标准工资 55 　固定津贴   保留工资  其它）
+
+　　备注
+
+　　工作单位　　　五金交电
+
+　　地区工资类别　　四类
+
+　　确定和调整工资时间  63.8.
+
+　　工种或职务　　　干部
+
+　　工资等级　　　　21
+
+　　工资金额　59
+
+　　其中（标准工资 59 　固定津贴   保留工资  其它）
+
+　　备注
+
+　　 注：固定津贴：系指技术津贴、工龄津贴等，具有长期固定性的津贴；不包括暂时性或季节性的津贴，如高温津贴和保健津贴等。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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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50.txt
@@ -0,0 +1,61 @@
+# 胡开明对巩固集体经济的思想检查
+
+　　<胡开明>
+
+　　[胡开明,时任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他于1962年8月8日给毛泽东上书，建议以“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解决农村粮荒问题，但遭到毛的批判。为此，胡被迫做了如下的检查。]
+
+　　（林铁、子厚同志并转华北局：）
+
+　　我在华北局召开的农村工作座谈会议上，曾经提出过三包到组的建议，并发表了一些很不妥当的意见。经您俩及其他与会同志给予批评指正，使我收益很大。现在特作如下检讨：
+
+## 一　关于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问题
+
+　　今年春播期间，看到一些生产队，社员搞自留地、小片荒的劲头很大，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还不很高，不大注意农活质量。经与基层干部商量，有人建议实行包产到组，超产奖励的办法。他们认为这样按组包产，长期固定，责任明确。加之超产奖励，减产受罚，就把集体同个人的利害关系更紧密地连在一起。从而更有利于吸引社员关心集体生产，充分发挥劳动积极性。
+
+　　我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就在这个时候，发现张家口市郊区有几个生产队自发地实行了三包到组，效果很好。这就更加引起了自己的兴趣。因此，在5月省委常委扩大会上，我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后来又看了几本关于苏联集体农庄的书籍，了解到苏联在1932年就推行了“小组地段责任制”，其办法同三包到组差不多。因此，我的思想上就把三包到组肯定了下来。开始还只考虑在落后队实行。后来又看到省委宣传部徐纯性同志的调查报告，说赤城县沙狐墩生产队早已实行了三包到组，几年来生产一直稳定上升。于是我又觉得，在一些先进队中实行这一办法，也未尝不可。因此，今年6月份给雪峰同志和林铁同志写信，建议推行这个办法。这次在北戴河会议上的发言中，又把它发挥了一下。
+
+　　原先自己只是从加强生产责任制上做文章，后来又把责任制同劳动计酬方法联系起来。现在来看，这个办法实行起来，如果指导思想不明确，掌握不好，就会弄得基本核算单位再次下放。如万全县城关西南大队的一个落后队，原来是搞包产到组试点的，结果变成了小组大包干，引起生产关系和体制上的很大变动。苏联有些地方也曾一度发生过小组取代生产队的错误。总之，对这样一个涉及到生产关系的重大问题，在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证明的时候，就急急忙忙地向省委、华北局直至中央建议推行，显然是一种很不慎重的态度。
+
+　　同时，我在这个建议中，虽然反对了包产到户，指出这是单干，“不可能不产生两极分化，也不可能不产生资本主义”；但是又说，“如果把包工包产到户作为一种辅助的办法，例如在生产组中，把某些少量的，技术性强的作物（如烟叶）和留种地，包给有经验的个别社员去负责经营掌握，那是有好处的。”
+
+　　现在看来这样搞，如果掌握不紧，很容易扩大包产到户的范围，甚至有全部滑到包产到户的危险。可见自己在这个问题的考虑上，也是很欠慎重的。
+
+## 二　关于合作化和粮食统购统销等问题
+
+　　我在北戴河座谈关于巩固集体经济决定草案时，汇报了地委常委会讨论这个决定草案时，大家提的问题和意见。其中有不少意见是错误的，我也不加分析地汇报了。这一方面固然是根据中央指示，对决议草案的各种不同意见都要反映上来；另一方面，当时自己对于某些意见也觉得有些道理，并且汇报时在个别地方还作了阐述。这说明自己的认识至少也是模糊的。
+
+　　主要问题是：
+
+　　1、说张家口专区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化这一段生产是上升的，高级合作化以后，生产就开始下降了。农业生产最好的一年是1954年，而不是1958年。这本是个地区性的问题，不能代表全国情况。同时这样说，容易得出两个错误的结论：一是高级社不如初级社，二是1958年并不是大跃进……自己不加分析地反映这个问题，是很不应该的。
+
+　　说“1955年7月主席提出反对小脚女人加快了合作化的速度。广大群众积极要求搞初级社，可我们在1955年冬一下子就搞高级合作社了，有些地方一步登天。当时各方面准备不足，曾经发生破坏生产的现象……”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这反映了自己政治上的迟钝。
+
+　　……
+
+　　说“我们的粮食征购不稳定，对发展生产很不利。历代封建统治者，甚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苛捐杂税很多，但农业税率还是稳定的。”……把我们的征购不稳定，同旧的统治时期的农业税相比，也是很不妥当的。
+
+## 三　关于形势估计问题
+
+　　座谈会中我对中央提出的“我国农业生产高涨的新阶段将要到来”这个重要的形势估计，曾经表示怀疑。当时自己觉得，这个提法既可理解为今后生产一年比一年高涨，也可理解为生产高潮的更高阶段即将到来。当时主要考虑这几年生产力破坏严重，生产下降幅度很大，恢复到1957年水平，尚需要一个阶段，大体上总得三四年时间。同时考虑，把恢复时间估计长了不好，容易使群众悲观失望，估计短了也不好，容易产生盲目乐观情绪。所以曾经提出把这句话修改一下，一方面指出形势有利，鼓舞大家信心；另一方面也指出暂时困难，使大家发奋图强。现在看来，自己对困难条件看多了，对有利条件看少了，特别是对中央指示下达后即将发生的伟大作用估计不足……我的认识是狭隘的，错误的。
+
+　　基于同样的观点，我对四、五个五年计划能否实现农业机械化，也曾提出了怀疑。当时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两个五年计划，剩下两三个五年计划，恐怕有困难。而没有分析，过去几年是因为工作没有抓紧，今后认真贯彻执行主席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机械化的速度将要大大加快，再有两三个五年计划，也是可能的。自己看问题总是看过去，看困难比较多，对有利条件和趋势看得不够。这也是政治上的近视，缺乏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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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关于包产到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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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张家口地区，今年6月份以前，除了张北县有些地方包了一部分山药以外，其他地区都还没有发现过。但在7月份抢锄灭荒期间，却有了发展。此时我虽然调动了工作，但是也有一定的责任。这个问题，开始是去年夏天，听到张家口市郊区四级干部会上，有80％的人主张实行包产到户。会后市委农村工作部长也给我写了一封信，建议推行“包产到户，超产分成”的办法。当时我觉得这个办法不是方向，有问题，因此没有答应他们，只同意搞个试点作研究。去年9月到邯郸给主席汇报改变基本核算单位试点工作，回来在火车上向子厚同志谈起此事。子厚同志当时即直截了当指出：“单干，中国几千年历史已经证明了，还用试验！”记得当时我还同子厚同志辩论了几句，认为它和过去单干有区别。但子厚同志的话毕竟给了我很好的提醒，回来就吹了郊区试点。今年春天又发现张北县每人分了半亩山药地，抵顶一百斤口粮的做法。当时就指示他们纠正，但纠正得不彻底。我也没有进行深入检查，就认为没有事了。今年7月中旬在县书联席会议上讨论中央发的调查研究“一批问题”的时候，又有个别同志赞成包产到户和主张实行定产到地，责任到人的办法。在会上我虽然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这是单干，违背组织起来的原则，是方向问题，但是没有进行深入的阶级分析，没有把它提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所以也就没有能够彻底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观点。因此，在我走了以后，地委批准了在那些生产破坏严重的生产队，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实行上述办法，从而实际上扩大了包产到户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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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上述问题，都反映了自己思想上存在着小农经济的狭隘观点，因而遇到这些具体问题，就不能很好地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问题的本质，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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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调查研究不全面，对落后队看得多，对先进队看得少，因而在认识问题上就产生了片面性，强调了困难，对有利形势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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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是，自己平时对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学习很差，遇到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就往往识别不清，甚至把本质和现象、主流和非主流混淆起来。今后一定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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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检讨，不深刻之处，还请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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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致
+
+　　（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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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开明1962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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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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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五九年冬六0年春所犯错误的检讨
+
+　　<原商城县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县检察院检察长、焦希明>
+
+　　家住河北威？县，城南老营寨村，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帮工出身，38年参加八路军地方武装，参加后历任班、排、连、营长，县大队长，兵役局副局长等职，37年6月份参加中国共产党，党内曾担任小组长，支委、支书、区委、营委书记，团党委委员，党内从没有受过处分。
+
+　　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五号专业到公安局任第二局长，党内支部书记，六0年元月份又调到人民检察院任检察长，现在任民政科科长。
+
+　　一九五九年冬和六0年二月份为止，我所犯的错误和罪行，有如下几方面：
+
+　　1.我在59年冬和60年春二月份止，错误的执行了路宪文、韩？炳、王汉清（应为卿，下同——编者）、张念中（（应为仲，下同——编者）的错误指示，我没有按着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政策指示办事，我就违犯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指示精神，中国解放以来经过了党的重大运动，打击了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的破坏活动，镇压了反革命暴动人员的特务，杀了头面人物，根据今天的社会形势的转变，敌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这是合乎事实的，但是还有敌人，不能麻痹大意，要提高警惕，还有新生反革命分子，今后在政法战线上的政策方针、指示规定，根据形势的转变少捕少管制，今后杀人也要少一些的政策指示办事。
+
+　　2.我在政法工作上，做的恰恰相反，违犯了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委的政策指示精神，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成敌我矛盾处理了，我在前冬去春错误的执行了王汉清、张念中、韩？炳的错误指示，把因为生活引起的群众没有粮食吃饿死人的情况下，引起群众杀牛、杀羊、杀猪、吃人肉、偷盗都关在大号，和判刑一部分，放了一部分，死亡在大号仅有一部分。
+
+　　3.我的政治思想，理论觉悟水平不高，不能坚持党的原则，政治观点模糊，不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处理问题，我站在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立场看问题，处理问题，不敢向坏人坏事坚决最后的斗争，怕戴帽子，怕斗争，我就不坚持党的原则立场了。
+
+　　4.经过了伟大的党内整风和党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在地委党校学习，我在政治思想理论觉悟上，大大的有了提高，更深刻的认识到信阳事件的性质，产生的根源和我个人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对党对人民危害很大，划清了大是大非界线，认清了敌我界线，提高了思想觉悟水平。
+
+## 二、我在五九年冬和六0年春二月份所犯的错误事实：
+
+　　1. 我在前冬去春拘留犯人上错误的执行了王汉清、张念中、韩？炳的错误指示。王汉清、张念中经常在会议上讲的商城县百日无雨抗旱保丰收，特大丰收，59年的产量实际产量1亿3千万斤粮食，王、张往地、省委报3亿7千万斤粮食。把群众的粮食要光要净了，群众没有粮食吃，农村食堂停伙，引起群众性的杀牛、杀羊、杀猪、吃人肉、偷盗外流等等，统统地当成敌人破坏，当成了富裕农民在农村进行破坏活动，动员捉到杀牛的，要是富裕农民的话，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不要动摇立场，要向富裕农民作坚决的斗争，这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农村粮食多的粮三年、五年吃不完的粮食，王汉清、张念中指示政法部门把杀牛、吃人肉、盗窃主犯要逮捕、拘留、法办起来。（地委专处都有指示）以政法党组书记王志刚为首的在党组会议上进行了研究，提出方案。我记得59年11月份王志刚从专处开会回来，传达过指示，杀牛、吃人肉、盗窃的主犯逮捕拘留、法办，当时研究时我内心有些怀疑，因为我下乡的时间很少，农村情况了解不多，王志刚、王昆明、李象贤偷偷摸摸的跟我说过农村的情况，下乡吃不上饭，饿肚子，农村食堂停伙群众吃不上饭，有死人现象发生等之（应为等——编者），在我思想上不敢直接说出来，我拐弯抹角的说，王局长你知道吧，咱们河北1942年灾荒饿死多少人，杀牛、吃人肉、盗窃的很多，这些例子都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有目的的说，商城不是那种情况，商城有粮食吃，我说对。我就错误的执行了王汉清、张念中的错误指示，杀牛、吃人肉、盗窃的主犯进行了拘留、法办起来，59年10月至12月份初还好一些，拘留、法办的是主犯，还好些。特别是12月份县委在上石桥县常委扩大会议以后，拘留、法办的就更严重了，59年12月份县委在上石桥召开的县常委扩大会议时，全县正在死人严重的时候，在会议上张念中指示王志刚、王昆明把杀牛的，吃人肉的，盗窃的一律逮捕拘留法办，严重的杀他两个。王志刚从上石桥回到局后召开了党组会议，传达了张念中的错误指示以后，在我思想上很难为情，也不敢说别的，又怕说错了，有人向张念中汇报了受批评，我只好同意大家的意见，按县委的指示办事，无论那个县委批准杀牛、吃人肉、盗窃的送县的，我就批准拘留起来，光我亲自批准的杀牛、吃人肉就有190个在押，死在大号的也有整风开始时统计（此处12字不清——编者）多人，仅在大号的死人273人）。
+
+　　1. 我在五九年冬和60年春，我积极的执行了王汉清的错误指示，大号死犯人三不算，一不算，没有进大号死了不算，二不算，未决犯和拘留犯死了不算，三不算，死在大号里抬出去不算。大号死犯人，不经县委批准你们不能向上报告，死犯人情况，我一直隐瞒上报，没有向上级汇报过死犯人的真实情况，引起死犯人过多现象发生。
+
+　　2. 我在前冬去春在收容盲流人员所犯的错误。
+
+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号我到公安处开局长会议时，会议内容保卫年关工作，和总结一年来的公安工作，打击现行破坏活动，大搞破案，案件不能过年。会议开完后韩处长说今天晚上地委路书记叫局长同志到地委办公室开会，有紧急任务，大收盲流人员。当天晚上十二点钟韩处长代领我们局长同志到地委办公室去开会，地委路书记传达大收盲流的指示说：我昨天晚上召开了各县委第一书记的电话会议，各县委第一书记亲自我的电话，三天完成大收盲流的任务，县委书记亲自抓这一工作，文件明天就到县委了，我今天把各县局长同志请来，把大收盲流工作给局长同志谈一下吧。你们回去后好协助县委把这一工作完成。路书记指示说，根据省委的指示大收盲流精神，经地委研究，我们信阳地区三天完成大收盲流的任务，各县成立收容站，干部1至2人，乡党委第一书记抓这项工作。
+
+　　（对收容对象，各省、各县流到你们县的人员全部收容起来，那个省那个县你们负责转送到外省外县，要是本县的人员，流到外乡外社的人员，收容起来送到本乡本社本队安排好生产生活，如果他本乡的生活没有安排好的话，他们公安和县委部门组织强制生产，在粮食供应上，有（此处23字不清——编者）有劳动能力每人每天吃半斤大米，运送的路费开支，民政部门开支。为了全部收容起来，按时完成任务，你们把各个要道口、车站、饭馆、各个场所都建立管卡，一个不准漏掉。你们公安部门派干部到收容所进行审查，统计发现流窜犯，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贯（应为惯，下同——编者）偷、贯盗。根据罪恶轻重，该拘留的拘留，该法办的法办。外地的专送到外地公安机关处理。局长同志回去后向县委第一书记汇报好，按时完成任务。）
+
+　　我回县后向政法党组报告了开会的精神以后，进行了研究。我就在当天的下午向县委书记王汉清汇报了地委书记路书记的大收盲流的指示精神，我没汇报完，王汉清说我知道了，你不用说了，地委路书记早就有指示，我前天晚上作了电话报告，传达到各乡党委第一书记专抓大收盲流，现在行动起来了，我昨天又告诉熊县长了，我叫熊县长负责召开各部门的领导人员的会议，你去找熊县长去吧，研究一下吧，你给我完成三千人的收容任务，送到水库去修水库，我叫熊县长抓这项工作。我找到熊县长说我告诉张主任了，叫主任告诉负责召开各部门领导同志的会议，到会的人员有粮食局刘局长、财政局、民政科王立功、城关镇戴书记、派出所陈继龙、陈炳文、我、人委张主任传达地委大收盲流人员的指示精神和文件，张主任还说熊县长指示真好，各乡要大修水库，不给我，你们给我完成3000人的收容盲流人员的任务修水库劳动去，一定完成任务。我又把地委路书记的指示说了一下，就进行了分头讨论。张主任分工叫我负责召开政法部门干部会议，城关镇戴书记负责全城关镇干部会议，布置大收盲流人员工作我回公安局以后，在政法党组会议上，传达了县委指示大收盲流的指示精神，党组叫我在全体政法干部会议传达了县委指示大收盲流指示，我就按着做、县委的指示精神传达到全体政法干部，要按时完成任务，县里成立了收容所，陈继龙负责，城关镇成立了收容所，（此处17字不清——编者）公社成立收容站，干部1872人，各个要地、部位、商店、车站、路口都有关卡，一个不能漏掉，三天完成任务，办公室的负责抓各乡的收容和负责上下联系，统计上报数字，办公室会议上分工，李象贤和我亲自抓大收盲流工作，三天以后没有完成任务，共收容不到1000人，韩处长用电话亲自指示王志刚局长，你亲自动手抓这一工作，你要向县委王书记亲自汇报地委指示。王局长向王书记汇报后，王汉清叫王局长给政法干部和城关戴书记开干部会后才大搞起来，（据整风开始统计调查，共收容了700多人，送水库劳动死的100多人）。转外省外县也有数字，我记不住了，拘留的有8人，有反革命、有贯偷、贯盗死在大号的也有。59年12月份陈继龙向我汇报收容所的情况时，陈继龙提出收容所人员病人太多了，生活条件也不好，光怕有死的危险性，我说你们收容所的把生活卫生搞好些，病号的生活很好的调剂，吃点吧面饭就中了。你收容所有方医生加强治疗就中了，我对收容所工作检查了解情况很少的。
+
+　　3. 我在59年12月份大办劳动教养上犯的错误。59年12月份县委在上石桥召开的县常委扩大会议上，张念中书记指示王志刚、王昆明，全县大搞劳动教养，你们把这些杀牛的，吃人肉的，小偷，小盗和五类分子全部给我集中起来进行劳动教养，各乡以管理区为单位集中起来进行教养，各管理区抽调1~2人负责这一工作。以王志刚、王昆明为首的，在上石桥双椿舖管理区搞重点，代动全县的劳动教养工作。会议开吧（应为罢，下同——编者）以后，王志刚、王昆明进行了商量研究，出大办劳动教养的计划以后，王志刚就亲自用电话要我接电话，王志刚吧张念中书记的大办劳动收容的指示和他三人的研究意见告诉我，我回答他，上面58年指示县的不能办劳动教养了，上级有指示，请你很好的考虑一下，农村的情况你比我了解的多，现在人口集中没有什么好处，上级也不叫咱们办，请你给张书记请示一下。王志刚说我给张书记说，张书记说根据外县情况，目前大办劳动教养有好处，这些人杀牛、吃人肉、盗窃，影响社会治安，把他们集中起来，这些问题在（应为再——编者）也不会发生了，社会也安定了，对你们公安部门有多大有好处。王志刚说按县委的指示办吧。我说好吧，我接吧电话以后，我就和李象贤研究了一下，我在办公室人员会议上布置的，我说张念中书记、王局长指示全县搞劳动教养，以管理区为单位，集中起来搞。王局长在双椿舖管理区搞点创造经验，扩大全面。你们办公室分一下工，分头传达张书记的指示，要很好的抓起来。光我知道的双椿舖一个点，王志刚、法院王震负责，伏山乡有李红照检察员负责搞重点，其他我不知道了。大部分乡没有搞起来，原因没有粮食吃。我对办公室人员说过，劳动教养搞好了，对咱们公安部门有工作有好处。你们很好的抓这个工作。（民主革命补课开始同志揭发双椿舖一个劳动教养点，共集中了118人，就死了73人）全县共教养人员和搞了多少点没有统计出来。
+
+　　4. 我在59年12月份错误的执行了王汉卿、张念中的错误指示，干部家属不能到机关来。
+
+　　59年12月份王汉清、张念中在县委办公室召开的各机关支部书记会议，王、张二位书记指示说，现在农村的富裕农民活动，造谣的非常厉害，影响到干部家属思想上动荡不安，干部家属来到机关，对干部说农村没有粮食吃，食堂停伙吃不上饭，家属要粮票，乘机关不查等问题严重。张念中还说今年是大丰收，农村有粮食吃，农村的粮食多的很，3年5年吃不了的粮食。在座的支部书记同志，你们要站稳无产阶级的立场，不能动摇思想，你们不能上富裕农民的当。这些富裕农民在农村破坏大跃进、破坏三面红旗，破坏社会主义建设。县委规定机关干部家属不能到机关来，来了干部不能听家属的话，不能家属粮票，不能管饭，不能在机关住。他们都是富裕农民的思想受了影响，你支部书记回去后对干部说一下，我今天下午在人民广场召开全体机关干部会议，进行动员报告，动员后很好的听干部讨论，说清当前农村形势，富裕农民产生的思想在农村的破坏活动。张念中在大会动员后，把各支部书记留下来又指示说，我的话不好懂，你们回去后很好的讲，反复的动员，很好的听全部干部的讨论，表态度下决心订保证。还指示监察委员会吴书记专抓这一项工作，三天以后给吴书记汇报。回到局后，我就召开全体政法干部会议，布置干部家属不准到机关来的指示，我没有完全按照张念中的指示去作，外省的干部家属来住十天至半个月，本省本专的干部家属了机关最多住7天至5天时间，本县的干部家属了，县委有指示，我的意见家属来机关时不能马上叫走的，家属来到机关心里很难过的，要是晚上来了，吃一顿饭，早晨再吃一顿饭很好的动员回家生产，家属在（应为再，下同——编者）要叫我们干部很好的说服教育他们，也要站稳立场不要动摇。民警队长朱世科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坚决执行县委的指示，不能叫吃饭，我说不行，你们民警队的粮食多一定要吃饭。全体同志讨论，只是表态度下决心、订计划，弄得父母不能见儿子，儿子不能见父母，子女互不见面，亲戚不来往，有的干部家属饿死在家中，干部也不敢回家，真是伤心。
+
+　　5.我在工作作风所犯的错误：
+
+　　在工作上简单化，有布置没有检查，也不监促检查，在工作上乱无头绪，忙于事务，抓住大的，放掉小的，抓住小的，放掉大的工作，我县59年的下半年，县发生6起大案，小案件还不在内，各处重大案件（此处2字不清——编者）起，在会议上也丢人，县委书记王汉清（此处4字不清——编者），你不要（此处8字不清——编者）破不掉，因为6起大案破不掉，正天受专县领导批评的我抬不起头来，把我的全部力量用尽力，60年元月才把6起案件破掉了。同志们都说是老好好，有事情好商量，好解决问题，同志们一天到晚找我研究工作，商量事情，只要我在家，我屋子里就有人研究工作，商量工作，弄得我一天到晚都不能休息，特别是6起大案压头，研究案件到晚上十一十二点钟后人才能休息，我又是支部书记职务，我也要当一点，我看也没管好。我的全部精力集中在6起大案上了，放弃了其他工作，。我在前冬去春对大号的工作和大收盲流上，劳动教养上等等，我放弃了管理，我深入检查很少，也发现不了问题，有的同志反映实际情况少、坏的不反映。我记得有一次刘先华说大号的病人很多，没有药了，大号犯人很多，铺的稻草很少。我说把大号的生活调剂一下，买些面，在把大号的卫生搞好些，你今天下午叫李玉寿同志到农场去买3000斤稻草去。天正下雨，我又说再买1300元的，大号有梁医生，这些事情赶快办。刘先华给我反映大号里死了一个犯人，我说怎么死的？刘先华说有病的，还有几个病号有危险性，我说大号里有医生，你在把人民医院的罗医生请来，加强治疗，把咱们的力量用尽了，治好病、治不好命，死了就算了吧，通知他家的领尸首来，要是他家没有人的话，很好的埋起来，你们登记起来，所以我整天忙于其他工作，把主要工作放弃了，不深入不检查，造成了下级干部违法乱纪，到处死的有人（大号里死的收容所的也有），有些时候我说话上批评同志不讲场合，特别是我转业到地方去以后看不惯地方干部工作人员的自由散漫生活，对同志们的生活，制度要求严格，对同志们的批评太重，使同志对我不满意。
+
+　　我在生活作风上，不艰苦不深入，一脱离群众的生活作风，经常吃小锅饭，尝小锅菜，吃同志们的油，吃饭不凭票就餐，多吃同志们的粮食。58年和59年二年过节时，县委给犯人批的副食品，我买6斤猪肉，7斤粉条，白糖6斤，鸡子10支，碎米子30斤，没有给粮票，都给钱了，这是在过节时克扣犯人的食品，我家的人吃了，犯人要少吃，这是我不关心犯人的生活的表现，我光顾个人的享受，不顾福瑞的痛苦，一个革命干部和一个共产党员不应该作的事情我作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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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我的斗争性不强，不能坚持无产阶级立场，观点，不能坚持原则真理，不敢向坏人坏事违犯党的政策的作坚决的斗争，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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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59年冬商城县开始上石桥公社公路上死的有几人，我就派侦察员刘良忠、陈新付同志勘察现场，死人身上没有任何伤痕，死人尸体又瘦又黄，我给王汉清汇报说，四路死的人不是凶杀，也不是害死的，全部身上都没有任何伤痕，又瘦又黄，身体缺乏营养，县委是否想一些办法。王汉清说你说是饿死的，你的思想不对头吧，你叫县委想办法，农村有粮食吃，今年农村是大丰收，3年5年吃不了的粮食。你这是思想问题，观点问题，立场问题。王汉清说你是个老同志，年纪大了，接受新的事物慢了，形势转变了。我说我在商城呆了10多年时间了，你不知道我的事情我什么是思想、观点问题，我了解情况不向你反映我向谁反映去，我觉着向你反映没有事，王汉清说你不要说了，把我弄得思想上很难受，有话不（应加敢——编者）于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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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59年12月份农村群众开始往城里扔时，我就向王汉卿汇报过，说王书记，乡的群众向城里仍小孩子的很多，怎么办，县委想啥办法。王汉清说你又来了，你光反映这种情况，你光叫县委想办法，你就没有办法吗？我说有啥办法，我叫政法干部到街上去捡了几个小孩，都在劳改股里养活着，王汉清说这是敌人和富裕农民的破坏活动，这是坏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叫你思想上动摇，你看农村没有粮食吃，把人都饿死，（此处7字不清——编者），要是叫我说这是敌人破坏治安，你们思想不能动摇，要站在党的立场，你们政法部门到晚上都上街给我把仍小孩的全部捉起来，送到大号里压起来，你回去要给干部讲一下，今天晚上就行动。王汉清说我给戴镇长说一下，叫城关镇成立临时托儿所，你把小孩子都送到城关托儿所去好了，我没有按王汉清的指示办，小孩子给城关托儿所戴镇长不叫收，我和戴镇长吵了几次，政法干部光捡小孩子，捡20多个送到劳改股的女犯人养活着，把小孩养活得很胖，后来谁家的小孩子谁家抱回去，孩子的父母很高兴的感谢政法干部。这二次我又向王汉清汇报，我说小孩子送到城关镇，送去戴镇长不收，县委也不管，也不想办法，劳改股在好也是犯人住的地方，小孩子没有犯罪送到劳改股养活影响不好，县委要想办法吧，到处至今正在仍小孩子，县委不想办法怎么办。王汉清把我大批评一顿，我的确很难受的出来了。
+
+　　（三）59年冬商城县一开始死人，我就向王汉卿汇报过，我第一次向王汉清汇报是在他住屋内，我说王书记，上石桥公路和丰集公路死的有人，经过侦察员刘良忠、陈新付同志亲自勘察的现场，死人身上无任何伤痕，死者身上又瘦又黄，缺乏营养，向县委写的都有报告，王汉清说你是说是饿死的吧，我说我不敢说，王汉清说你认为农村没有粮食吃，你的思想思想没有别的，来到我这里老是胡啰啰，你的思想、观点立场上哪里去了，农村有粮食吃，三、五年也吃不了的粮食，你完全是思想问题，观点立场问题。我说王书记，我在商城干了1十多年了，你还不知道我思想，我了解情况，我在思想认识不向王书记你反映，我向谁反映去，我感觉向你反映能够解决问题，王汉清说你不要胡啰啰了，你回去也不要提这些问题了。在我心的非常难过，我有话不能说，我心的说死这些人你不管，将来上级知道了你王汉清负责任，我老焦给你负不了任何责任。
+
+　　（四）59年12月份至我县进行死亡人口调查时，全县实际死亡人口死亡人口19000人，（此处16字不清——编者）专属统计各县死亡人口数字，专公安处办公室人员用电话要报我县死亡人口的实际数字，我叫郭金堂同志给专处办公室的电话报告全县死亡人口的实际数字19000多人，专公安处办公室人员给地委王大福书记汇报了商城死亡人口情况数字后，王大福用电话要王汉清，王大福说你商城死了19000多人口，为什么你们不向地委说，王汉清说没有死这么多的人口，王大福说你们县公安局报告的。王汉清当天就把我叫到他住房的，我一进王汉清的门口，王汉清一站就说，你是干啥吃的，你胡报八报的，你不经县委知道，你乱向地委汇报死人数字，谁对你说商城死了19000多人口，我说各人委秘书和大队会计亲自逐家逐户进行了登记的，错不了。王汉清说就你胡吊乱弄上报，商城一年时间根本不能死亡这么多人，最多不过死亡5000人，我的思想不通，我们二人争吵几次，我说我根据逐家逐户登记，王汉清说你回去叫王志刚、李象贤来。王汉清批评了王志刚、李象贤，今天晚上要各乡党委第一书记往下压，压到5000人左右，压不到5000人左右就不行，你就说王汉清说的。一晚上也没有压下去，王汉清往上级报告5000人，我说上级知道了要受批评和处分，王汉清说有县委负责任，不叫你老焦负责。最后往上报死亡人口11000人，少报8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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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年5月份地委公安处指示登记人口，根据商城县各乡社队登记数字，全县共死人40000多人，张念中硬要报25000人，在我思想上弄不通，说张书记咱们县去年少报死亡人口8000人，今年再少报死亡人口15000多人，上级要知道了我非受处分不行，张念中说你们按粮食局统计材料上报数字报告，我再三再四的向张念中请示报告真实死亡人口的数字不准，陈新付同志请示张念中几次又不准，硬要按粮食局统计的数字报告死亡人口26000人，我还在说，张念中说上级知道了处分我张念中，不叫你老焦负责任，少报15000多人死亡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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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59年12月份我向王汉清汇报，各乡送来杀牛犯人太多了，但不管主犯，次要杀牛犯都送来了，杀牛犯人没有向县送以前，乡的和大队的干部首先在乡的斗争一顿，打的杀牛的犯人头破血流的往县送，乡里再这样送来我就不收了。王汉清说不要给乡中干部泼冷水，我说县委的指示杀牛的人，吃人肉的、偷盗的不要在乡的斗争，打了进大号有死的危险性，王汉清说这些坏家伙不斗争不行的，送来你们就拘留起来。
+
+　　59年12月余集公社送来一个杀牛的，也打的头破血流，东倒西歪的快死了，我说坚决不收，叫民兵代回去，王志刚说收下吧，不要给各乡里干部泼冷水，把我气得没有办法只好拘留起来。60年5月份王志刚说观庙公社搞整社的时候，他发觉了两个杀牛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这里有两个杀牛的，群众要求法办，我说上级指示杀牛的、吃人肉的、小偷小摸的大部分叫放了，现在不能拘留了，更不能法办了，王志刚说不拘留的话，这里整社工作就不好开展了，少拘留几天吧，我说不行吧，到第二天王志刚叫民兵把两个杀牛的送来了。
+
+　　60年4月份有一个杀牛的，李象贤和我同意放，王昆明不叫放，王昆明向张念中汇报杀牛的不能放，又压一个月的时间才放，又叫我受张念中的批评。在60年4月份我从地委党校学习回来的，我说王昆明给我汇报家里的工作，和大号的情况，王昆明说你抓你的政治工作吧，政法的全面工作王局长叫我王昆明负责抓，我找他几次就不给我汇报工作（我是检察长，王昆明是副检察长），我到公安部门王昆明从来就看不起我，啥事情他都瞒着我干，不和我研究商量。59年12月份王昆明说大号的犯人吃的粮食标准高了，要减犯人的粮食标准，他找我说这事，我不同意，我说犯人吃粮标准说国家给上的规定，谁也没有权力减了粮，我不同意减少。王昆明给张家声偷偷的叫犯人吃半斤大米（同志揭发时我才知道）。
+
+　　（六）59年12月份大收盲流人员时，只要各乡各队干部给我来信说是好人我就是全就放了，我亲自批准放的人员就有70多人。
+
+　　（七）59年12月份我指示全体政法干部都和我捡小孩子就有30人左右送城关托儿所，也有送在劳改股就有20多个小孩子，养活了后来谁的谁抱走了。
+
+## 三、我在前冬去春犯错误的根源：
+
+　　1．我对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学习不够，致使政治思想水平不高，没有按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政策方针指示办事情。
+
+　　2.我没有坚持党的原则，斗争性不强，如在前冬去春不敢向违法乱纪党的政策（原文如此——编者）和坏人坏事作坚决斗争，主要原因怕戴右倾帽子怕丢掉了个人得失，而不顾党和人民而造成。
+
+　　（3. 我没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观点去分析和看问题，盲目的跟坏分子王汉清、张念中跑，致使混敌为我把好人压在大号里，拘留判刑了，犯了大错误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
+　　4.工作上我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不深入不检查和盲目听取下面干部的汇报就处理问题和不能及时的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
+　　5.我的民主作风不强，不能深入和同志们打成一片研究和解决问题，致使有些帖子不敢向我反映问题。
+
+## 四、今后的努力方向：
+
+　　1.我要经常学习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党的政策方针路线，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毛主席的著作。
+
+　　2.我坚决听党的话和毛主席的话，要按党的政策方针路线办事情。
+
+　　3.不但提高我的政治思想理论水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观点，坚决向坏人坏事作坚决的斗争。
+
+　　4.加强个人的党性锻炼，克服个人主义，事事要为群众利益作想。
+
+　　5.大走群众路线，有事多和群众商量，同志商量，坚决做到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虚心向群众学习。
+
+　　6.在工作上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下层，要很好听取同志与群众意见。
+
+　　7.坚持党的民主原则，大胆向党反映真实的情况，虚心接受同志们意见，在工作上要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
+　　我经过反复的学习检查，使我深刻的认识到我在前冬去春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请求县委给我严格的处分，我保证虚心接受党给我的处理，以上我犯的错误是血的教训，坚决回（应为悔——编者）改永不再犯。
+
+　　 焦希明1962年9月29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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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52.txt
@@ -0,0 +1,33 @@
+# 中共黔南州委关于以刘洪斌为首的破坏集团案件的报告
+
+　　（省委监委：）
+
+　　从原都匀市财贸部副部长刘洪斌为首的，同原市商业局局长张治荣、市商业局副食品科副科长杨玉霞（女）等人构成的破坏集团案件，去年十月向省委作过初步检查报告。当时对若干重大问题没有查清，整个案件未作最后结论。根据省委指示，去年[此处有三字不清]在省委工作组直接帮助下，又以两个多月的时间对该案进一步作了查对，州委进一步作了研究，确定了结论，进行了处理，得到了教训。现作如下报告。
+
+## （一）
+
+　　刘、张、杨破坏集团，在一九六零年至一九六一年这个国家[此处有二字不清]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抓住粮食这个要害问题，以市商业局[此处有三字不清]河联合加工厂为基地，别有用心地非法囤积了粮食二十四万三千七百七十五斤，企图挖空国家库存，造成中断粮食供应的严重局面。
+
+　　他们进行破坏的手段之一，是乘我困难的时候，极力扩大三道河加工厂的用粮计划，长期大量隐瞒囤积粮食。经过他们核定“合法”计划，一般超过加工厂生产能力的一倍以上，经常非[此处有二字不清]囤积国家的粮食达八至十多万斤。即使当加工厂提出粮食用不[此处有二字不清]，粮食局提出异议时，他们仍然明目张胆地坚持原定指标，并[此处有二字不清]“用不完也要买完”，责难粮食局“死扣指标”，加以压制。一九六零年冬季，都匀城区只有一、二十天的口粮库存，这使刘、张、杨开会研究，假借元旦、春节生产节日副食品的机会，隐瞒了加工厂尚有粮食十三万多斤、黄豆一万八千多斤的库存事实，由张治荣、杨玉霞两次起草报告向市委要粮九万八千斤、黄豆二万斤。当市委拒绝批准他们的意见后，竟假冒市委决议，要挟粮食局拨给粮食三万多斤。在食油问题上他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一九六零年三月，都匀城区国家库存食油只有二百斤，同期三道河加工厂却已囤积了二千八百斤，在此情况下，他们却以生产高级水果糖为名，密谋指使杨玉霞造假告急：“只剩十五斤油了，如不解决下午就要停止生产”，迫使粮食局把仅有的二百斤葵花油拨给加工厂，中断了对居民的供应。
+
+　　利用职权，混水摸鱼，制造混乱，企图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是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刘、张、杨等人以“整顿饭店”为名，对饮食行业用粮在党委已经进行了必要的压缩之后，又进行了大幅度地克扣；以“节约粮食”为名，更改、降低高空、高温、井下和病人的保健特需供应标准；为了挖空粮食库存，制造市场紧张，挑起群众对党的不满，他们在一九六一年初，借机私自将都匀城区二十三个饭店取销了十七个，剩下的六个经刘洪斌批准、张冶荣出面还压低指标，“加大毛利，降低质量，限制供应”，同时命令蔬菜公司停止供应饭店豆腐和好菜，造成市场供应极度紧张。一九六零年九月，他们竭力提议将特种工每月供应糕点一斤改为白糖二两五，将医院病床糕点每月一斤半降为一斤，并迟迟不安排消肿粉生产，散布“消肿粉治不好病，要有油、肉才能解决问题”，使许多持证病人得不到治病的副食品，意见纷纷。为了破坏粮食集运工作，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刘洪斌为首把经过压缩的农村集镇饭店用粮指标，私自砍掉（以下有一页模糊不清）
+
+　　点。他经常勾引女色，如在影场中猥亵妇女，设宴吃酒要指定一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侍候，把长得漂亮的五类分子家属安排工作，以便其腐化生活。两年多来，被他侮辱的妇女有十多人，长期与一有夫之妇通奸，甚至在一床上同两个女人睡觉。
+
+## （二）
+
+　　这个破坏集团的形成和一系列破坏计划的推行，具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和由来已久的历史。
+
+　　杨玉霞是地主家庭出身，父亲被我镇压，母亲被我管制，对人对党对人民怀有刻骨的仇恨。她曾向刘洪斌吐露过自己的复仇情绪，发泄过心头之恨，深得刘洪斌的赏识和同情。刘洪斌看中了这个打手，一手将杨由门市部主任提为副食品科副科长，窃取了全市副食品生产和分配的大权。张治荣是旧职员出身，特嫌分子，为公安部门长期侦察的对象。贵州解放后，张治荣与其弟曾隐瞒过枪枝子弹，在反右派斗争中被划为中右，一贯对党怀敌意。刘洪斌同张治荣“志同道合”，刘在市委面前一再夸耀张的“能干”，以至骗取了党的信任，篡夺了商业局长的重要职位，与之相互策划，为非作歹。刘洪斌的来头再大，他出身于富农家庭，祖父、岳父被我镇压、管制，本人见一个反革命分子。在东北伪满时期，刘在日伪政权任职达九年之久。在此期间，他欺压毒打群众，抢劫人民财产，先后四次去日本大坂接受训练，充当翻译、监工，并拜一日本警察为干爹。抗战胜利，其家乡被我解放后，刘与当地反动头子勾结在一起，破坏雇工合理清算运动，指使地富分散财产。后来，刘洪斌为逃避斗争，又跑到沈阳蒋管区投案国民党反动派，任青年军[此处有一字不清]士班长三年。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被我解放，混入革命队伍，并进一步找入党风，窃踞了要职。如上所述，刘、张、杨三人，正是在这种共同思想和阶级的基础上，以刘洪斌为首结合起来的一个破坏集团，而刘洪斌个人是反革命分子，张治荣和杨玉霞均属坏分子。
+
+　　刘洪斌还在部队服役期间，当得知其祖父被我镇压、岳父被我管制的情况时，便加深了对党对人民的仇恨，在内心深处燃起了反党复仇的火种。一九五六年转业到地方工作时，他即精心策划了自己的反革命计划，并按照计划展开了罪恶的破坏活动。这个计划是：首先，他伪装积极，假报成绩，抓住某些领导人的弱点投其所好，骗取了领导的信任，窃踞了市委财贸部副部长、市财经办公室主任和市财经党组书记的重要职位，篡夺了市级商业部门的领导权。刘洪斌为了迎奉取宠，常常报喜不报优，显示自己的“才能”；常常用国家物资请客送礼，迎合某些领导人生活特殊化的弱点。市委、市人委的某些负责同志，在不同程度上曾得到过刘洪斌的手表、衣料票证和烟酒糖肉等副食品，同他一起吃吃喝喝，个别的甚至同流合污。其次，在站稳自己脚跟之后。刘洪斌进而一方面用吹嘘、越权等手腕，拉进了一批心腹力量。除了推荐和提拔重用了张治荣、杨玉霞，作为其左右帮手之外，还提拔重用了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伪宪兵、妓女等十二个坏人为工业科长、业务科长、秘书、工会主席、公司副经理等重要职务，吸收了八个拿定息的私方人员进入党内，从组织上控制了市商业部门的领导权。另一方面，用物资利诱的方法，从思想上腐蚀组织和干部，拉拢同情，扩大党羽。刘洪斌不仅同市商业局副局长、总支副书记经常吃吃喝喝拉扯不清，凡召开商业部门负责干部会议都要招待一番，几乎每会必宴，鱼肉糖酒，应有尽有。为了方便，他们在商业局秘书科还存有一千多元的公款，备有烟酒细点，随时用于腐蚀干部。然后，由于从组织上、思想上控制了商业部门，在一九六零年正是我州农业连续受灾减产，经济生活遇到严重困难的时期，当他听到某些地方群众抢粮、都匀城区粮食库存极其虚薄的消息后，便认为时机已到，展开了自己的破坏计划。
+
+## （三）
+
+　　以刘洪斌为首的破坏集团，蓄谋已久，发生在我们脚下，为什么长期未被发觉，而且发觉之后迟迟不能作出正确的处理呢？早在一九六零年三月、六月、十一月间，市粮食局三仓库、市粮食局、三道河加工厂都曾先后向市委提出过文字报告进行揭发；同时他们的破坏活动已经推行到很多方面，涉及到广大人民日常生活，招致了强烈反应；严重的是，一九六一年四月当州委接到市粮食局报告、派人着手进行检查后，竟拖长一年半的时间、久久不能作出正确的处理。这除了刘洪斌的极力压制，案件的复杂情节，和他们破坏手段的阴险巧妙而外，市委和州委都负有重大的责任。都匀市委某些领导同志，对以刘洪斌为首的破坏集团的案件性质，长期缺乏阶级观点和阶级调查；若干同志被其一些小恩小惠所迷惑，与之划不清界限；案件中的某些问题还曾得到过个别领导同志的批准。因而，失去了应有的阶级警惕，在查破案件过程中表现了软弱无力，起了纵容包庇的作用。州委对于查破此案的指示，有的被个别市委领导同志阻住了，派去工作组的人员得不到支持和合作，以至影响了及时结案。从州委来讲，我们也有着自己的错误。我们平时的工作不够深入，政治警惕不那么高，对长期发生在身边的若干现象没有引起高度注意，及时察觉，加以制止。案件发现后，我们对于此案的复杂情节和它的严重性质，一开始也还估计不足，遣派的力量不强，督促的不严，抓的不具体，表现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党经常提醒我们，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那些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以刘洪斌为首的破坏集团案件，再一次证实了党的教导的可贵，无情地指出了州委领导政治上的麻痹和阶级警惕性不高，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
+
+　　这个破坏集团案件雄辩地表明，当社会上阶级斗争激烈化的时候，反映在内部的阶级斗争也必然相互策应，随之激烈起来。一个重大案件的形成，往往牵扯或发生在内部，内部不纯是最危险的。由于我党是执政的党，阶级敌人总是千方百计用打进来、拉出去的办法，窃取重要的职位，安置自己的钉子，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顺利推行其破坏活动。为此，我们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我们的某些组织和领导同志，阶级观点模糊，政治上相当麻痹，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用人不问政治，不作阶级考察，把象刘洪斌、张治荣这样明显的反、坏分子竟然也提拔到领导机关担任重要职务，为他们的破坏活动开了方便之门，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下了不应有的损失，我们的某些领导同志，沾染了资产阶级的生活习惯，被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丧失了警惕，划不清界限，以至处理不力。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应当深深引以为戒的。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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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53.txt
@@ -0,0 +1,131 @@
+# 我的检查
+
+　　<中央广播事业局、马映泉>
+
+　　（梅益同志并党组：）
+
+　　最近一个时期，因党和同志们的热情帮助及启发，认识到自己错误很严重。现分述如下：一、我的主要错误。二、态度。三、几个主要问题的情况。
+
+## （一）
+
+　　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并表现到各个方面：一、政策思想水平低，对中央政策学习很差，领会不够，体会不深，在某些问题上违犯了党和国家政策。二、近水楼台、生活特殊化，一直到假公济私。三、工作中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表现爱动不爱静，好广而不深，并有很重的特权思想、个人主义、骄傲自大，把行政部门工作中某些成绩作为本钱抵制组织和群众的监督，犯了分散主义错误。四、以上错误思想已影响个人与组织关系，损害局党组织的威信和严重脱离群众而有民愤地步。
+
+　　以上这些思想毛病以前有时也有些觉察，领导上和同志们也提醒过我。特别是反官僚主义运动中对我所犯的错误提了很多严厉的批评，但运动后没有多大改进。由于自己政治觉悟不高，个人主义、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思想作怪，所以我的错误在近一两年来有了新的发展。最近经过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指出我所犯的错误的严重性、对工作造成的危害，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必须立即改正。现把我所犯的错误检查如下：
+
+　　一、奉公守法、按党的政策办事，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条件之一。特别是在国家经济处在暂时困难时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应采取什么态度是衡量一个党员党性的所在。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坚决按照党的政策办事，而我呢切忘掉了党的最高原则，在实际行动中从本位出发，手伸的特别长，以协作为名到处抓东西，从广东、九江到新疆以及沧、黄两县等搞了几万斤副食品。这种作法违犯了国家统购政策，特别是在困难时期应从大局出发。改善机关生活的正确途径应采取自己动手、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多劳多得。而不能采取不劳多得的投机办法。如果大家都这样局面将是怎样呢？可想而知，这样做不是损害了党和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呢？不按照正式合法渠道求得供应就是破坏国家的分配原则。更不应该是有部分副食品是用公家汽车给黄骅县运输四个多月换取的。这种本位主义发生和发展是和我个人主义思想毛病分不开的。因为这种做法，有些同志不了解真实情况，可以得到好评，说我有办法。所以我深深体会到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是双胞胎。我以前因为政策思想水平低没有认识这是错误，如果把局部利益放在不适当地位，一定会破坏党的集体利益。所以必须纠正，停止这种损公利己的协作。
+
+　　二、我没有按照党经常教导我们的要发扬党的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而犯了近水楼台、生活特殊化、假公济私的错误。从去年到今年三月份，我分别在专家楼、粉楼食堂和农场请协作单位，包括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行政部门负责人、海军后勤部供给部、沧县、黄骅县等近50次客，用款约五百元（内包括五级干部会议前后请我局下放地区十多个县委书记五次客，用了人民币188元）。其中属于私人请客报到公家帐上的有六次，合人民币22.60元。从去年三月份到今年三月份我先后走后门在专家楼小卖部买日用品和副食品40多次，合人民币80元左右（有些是给别人捎买的）。我买公家的烟和同级干部比起来要多。另外农场将大家劳动果实——酒和肉也曾经送给过我，向外送礼及外边向我局送礼有时也送我一点，多吃多占的现象在我身上是有的。这种近水楼台、特殊化恶习所以一直没有认识这是种错误，反而认为吃吃喝喝是为了搞到副食品、改善机关生活的好办法，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庸俗思想作怪。请原新华社前行政处长卢积仓、局里农场场长安国云、周清书、十二号台石堂贵同志和局里李先候同志、任杰同志到专家楼正碰到吃饭时间即吃了一顿，当时认为没有什么，因卢是老机关的人、老上级，安、周、石是谈土地和生产问题，请他们吃顿便饭有慰劳之意。李、任当时一块在专家楼吃饭，因身上都没有带钱，后来也忘了付钱了，如果别人也有这种情况，不但不能报帐，自己拿钱去吃我也不会同意的。这种私人请客报公家帐上的假公济私的特权思想，现在看来造成政治影响是不好的。陶然、王文元同志调工作时，当时有同志向我建议，请他们俩人吃饭，我即同意了，但没有想到这样做法产生的不良影响和后果。这些都是由于我政策思想水平不高而产生的假公济私、变相贪污的行为。现在，我完全同意同志们对我的批评和帮助，除了检讨外，私人请客用的钱我愿如数退还公家。
+
+　　此外，自己认为，为了搞些关系，便利工作和显示我局副食生产搞的有成绩，一年多来给一些有关单位部分领导同志送过二、三次礼（肉、鸡和香肠），作为局的一个行政部门负责人送去，人家不收也感到难为情，只好收下，但给人影响也不好。
+
+　　我这种坏作风和坏思想除给工作造成损失外，对我所领导下的部分干部起了腐蚀作用。上行下效。这次检查组提出的错误事实和某些问题，我事先也不知道，如：把用公家汽车给黄骅运东西所收入的汽油费500多元和卖螃蟹给职工提价盈余的300多元记在仓、黄往来帐上，以及有些人吃饭多次折合人民币100多元，不报帐沾集体伙食费。看了后我感到吃惊，不管怎样，这些歪风邪气的漫延是和我的领导责任分不开的。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思想比较流行，走后门的现象严重，这是和我的政治不排帅，特别是我不以身作则所造成的，责任也应我负责。今后一定要以艰苦朴素为荣、铺张浪费为耻作为我生活的总则。
+
+　　三、我的错误不断的发生，而且越来越严重，主要近几年来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有了滋长，并发展到相当危险的地步。在反官僚主义时期和运动以后，群众对我提了不少的批评，揭发了不少的错误事实，但我还没有觉悟，还认为没有什么，自以为是，感到我并不是那么样的糟吧？工作还是有不少的成绩吧？因而冲昏了头脑，认为别人来搞我这一行工作也不一定比我强，而骄傲起来，对批评意见听不进去。有时自己安慰自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实际是不重视批评意见，甚至发展到不满。如：党委办公室曾美若等同志经常对福利工作提些意见，我即感到她有些偏激，有时还加以为难；说我好，或者能按我的脾气办事的，就比较好办。如文艺部门有几个同志曾说：“当我高兴时就好办事，不高兴时，就可能碰钉子。”在和同志相处中，合得来的，有时没有原则的迁就，合不来的，敬而远之，互相处事也不那么顺利。对上是报喜不报忧，表自己的功。从这次党组扩大会议时我的态度就可以证明我的骄傲自大的严重性。我在工作中不能很好的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是有独断专行的情况的，现在想，如果不是党和群众的监督，我的错误发展下去是不堪设想的。所以我诚心诚意的接受组织和同志们的忠告。坚决克服骄傲自满和个人主义，时刻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有事多和群众商量，做一个人民的好勤务员。今后一定时刻记住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真理。在党的日常生活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我的错误。
+
+　　工作中爱动不爱静，好广而不深，好出头露面，实质上是一种懒惰思想的表现。由于我的官僚主义，对下情不了解，浮在上面，如局办室某部门目前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或问一件事如何，有时吱吱吾吾的答不上来。但领导上和同志们对行政工作提意见时，即感到别人不了解情况，于是批评行政工作时又认为别人体会不到行政工作的困难和难处，或者说找岔子等怨言，并在情绪上有抵触。如：白薯的霉烂问题是人为为主呢？还是天灾为主呢？很长时间得不到一致的意见，群众意见很多，有关人员压力很大。这样重大问题我也没有亲身下去好好了解一下，虽然局常委会讨论意见基本一致，也在科级干部会议上谈过，但由于情况不很明，道理解的不够充分有力，再加上会上别人对此事批评和提出处理意见，自认为有些过火，而提出了批评，因此群众仍然议论纷纷。这时我埋怨局负责人为什么不出面解决，我也有怨气。此事现在看来长期不了了之，除了其他客观原因外，是和我的官僚主义、不虚心考虑同志们的意见有关的。
+
+　　农场的副食品分配问题，长期以来有两种显然不同的意见，即按劳分配呢（按人平均分为主），还是集中使用（主要分到食堂）。但我对这两种意见没有很好调查、细心研究同志们意见，而采取简单粗暴、行政式的决定，伤害了生产积极性。所以应很快的经过群众讨论，改变现行不够合理的分配办法。
+
+　　自己可管可不管的工作，往往参与过问很多；自己管的工作不愿让别人干涉等特权思想。行政工作是为大家服务的工作，它的好坏首先应有群众来评定，这样才能使行政工作人员面向群众，勤勤恳恳的为大家服务，应该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当一个人民很好的勤务员。而近几年来这种思想在我们行政部门一部分同志中淡漠了，有些背道而驰，这种思想必须纠正。树立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特别是为广播宣传服务的思想。
+
+　　四、以上这些错误发展使我和党有了一定的距离，关系不够正常，实际上是犯了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如党组对陶然同志问题的处理，总的来说，是正确的。但长期以来，我因两个具体事情的处理，认为梅益同志做的不够妥当。一：在检查伙食期间（因局内当时有不少浮肿，听说枣子配红糖吃了后浮肿很快就可以好）陶然同志提出要到沧县买些枣子，我同意他去了。回来后梅益同志为此严厉的批评了陶。意思是：检查组检查你们的工作，你走了，这是抵触，这种态度极坏，应处理。这时我再三申明陶去买枣是我同意的，主要责任应我负。梅益同志还是把责任压到陶的身上。所以我感到不公平。二、在同一次会上宣布撤陶然同志的工作。理由是陶有严重官僚主义、作风不好，在群众中有义愤；对检查组检查工作态度很坏，抵触。因为事先梅益同志没有和我谈过，所以感到突然，思想接受不了。另外，宣布撤消工作，是撤职处分？还是撤离他伙食管理工作，不算处分呢？不明确，我的理解是后者。所以一直没有作为处分对待。现在我认为对陶处理有意见正式向党组提出是允许的。对一个同志的处分，是一件严肃慎重的事情。为了执行党的决定，应该及时向党组问清楚，否则向其他同志议论就是组织性纪律性的错误。对魏其光的处分我没有什么意见。也没有议论过。李伍同志最近说对魏其光处理作为反官僚主义引火线不妥当。给我思想上一度发生过波动这也不好。又如这次行动会议中期，局党组决定检查行政工作后，行政部门不少有关同志思想上有抵触不满（有一些也是我心上的话）我就默言了。特别是李伍同志在行政会上宣布了检查八个问题的内容和检查人员名单后，参加会议的部分同志对党组有卑视、歪曲等对抗情绪。我感到不对头，但没有敢制止并及时引导大家虚心的检查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同时又有利调查组检查工作的正确方面去。再加上李伍同志宣布这八个问题的意图何在不大清楚等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我怕不让同志们提意见是压制民主。所以我曾将行政会议记录本送给梅益同志看（他当时没看）并请梅益同志参加会议听听，以便推脱责任（行政会议详细情况可看记录）现在同志们批评行政会议是和党组唱对台戏，从效果（行政会中期）看我没意见。
+
+　　另外，由于自己错误严重，已发展到严重的脱离了机关广大群众，在群众中造成影响不好，民愤很大，自己应清醒起来，提高阶级觉悟，很好的深思。这些错误的发展，不仅是思想作风问题，而在政治上也造成不良的影响。因为思想作风不好是代表着腐朽阶级的残余。不从这方面考虑，对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是不利的。
+
+## （二）
+
+　　态度：从党组开扩大会议以来，我的态度一直是不够端正的。自己不虚心，不能耐心地听取同志们的意见，实事求是，诚心诚意检查自己，改正缺点、错误，而是有时消极对抗；有时当面顶住，特别是在个别同志举的个别事例和个别词句，自己认为不妥当时，就采取非同志式态度给予回击，或是讽刺，有时还用难听话伤害同志，如我曾说：“我不当伪君子”，还说过：“自己先洗手再帮助别人洗手”等。这种错误态度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
+　　一、骄傲自大不在乎。我认为我的工作繁杂、自己在工作中还是努力的，做的也不错。虽然长期以来，群众对行政工作意见很多，但自己认为有些我已注意改正；有些是客观困难所致，有些是行政难以难免的，有些不是属于我决定的。另外意见最多的部分，是夸大不真实，人云亦云而形成的，认为没有什么，所以采取不在乎的态度。这是群众观点不强的表现。
+
+　　二、对领导不满，消极抵抗。群众提意见，我认为没有什么——“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而对领导同志提的意见斤斤计较，认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所以在这次会议中后期，调查组第一批材料整理和印发给到会的同志看，其中说到农场和伙房有50多头猪没有下落，并要把死的两头猪死体刨出来对证，以及其他。另外，再加上梅益同志在会上当场要我答复的几个问题。如当时自己认为不妥当，应向组织把情况谈清楚，而不应该表示反感和消极抵抗不吭声的办法。
+
+　　三、感到处事不公正、有委曲情绪。有些事领导上事先也知道这些，也有些问题是同意的，而现在都加到我身上，感到委曲。如请客吃饭的问题，梅、金、李局长个别口头讲过：下放地区、协作单位和地方台台长来人时，在不浪费的原则下可以请吃点便饭。但会上几次都不加区别的说专家楼请客几十次，伙房、农场几十次都不应该。沧黄往来帐户的建立，党组成员也有同志知道，可是会上不加分析说成私立帐目，感到委曲。但自己有些问题处理的错误和属于私人请客却不去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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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这次会议是总结经验、提高认识，我认为应抓住局里主要关键问题解决。但总是谈行政工作中违犯制度、走后门、特殊风问题，我比别人严重，总是批评我。另外内心想过、既然不是整人，别人这方面缺点也应检查，否则不够合理。于是我在会上提出了错误论调：“我走后门，别人也有，而我还开后门呢，别人也应洗手”等错误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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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抵制党内的正确斗争和批评。近两年来，我在局内已经名声不好，每次运动开始都有名，平时意见也很多，经过这次会议能把老问题都澄清，以后再不要算老帐了，我有这样愿望，同时也想到局党组，按照中央新的方针政策，不会象以前运动那样过火的斗争。所以在会上我片面的引用了刘少奇同志论党内斗争正确态度来抵制党组会上的正当批评和斗争的必要性。
+
+　　（以上是我这次会议上采取的错误态度（也是我犯错误的集中表现），妨碍我对错误的认识，同时我认识到坚持这种错误态度，它比所犯错误的性质会更严重。现在我认识到犯了错误应正视错误、改正错误是一个党员就有的品德，是衡量一个共产党能否为党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的标志。所以要做个好党员，一定要立即纠正自己的错误态度，总结为什么犯错误、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提高自己的政策思想水平，改进工作。同时我决不因为自己犯了错误而工作上灰心丧气，而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和群众的监督下更好地积极工作，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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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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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事实向同志们谈一些情况，如：为什么我们经常和几个单位来往多？是什么关系？有些事为什么当时那样的处理？当时的理由是什么？以及一些重要事实的经过介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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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几个经常来往的单位：人民日报、新华社行政部门是从一九五九年起，我们三家在局双桥台成立联合农场，六O年因大搞副业生产，又商定到河北卢台建立五、六千亩地的大农场（开始时我局派人到两处参加过劳动，后因我局劳动力和经费的限制就主动退出了）。六一年二、三月份我们四家（包括广播学院）又合伙在黄骅县南大港成立了打鱼队。另外黄骅县县委同志表示，只要有个打鱼滩子，就可以解决我们机关的吃鱼问题。（因六一年鱼汛不好，打鱼队的成绩不大），我们吃的鱼大部分是该县拨给的，但该县表示运输工具困难，所以在一个相当时间（四个多月），人民日报、新华社和我们轮流派车去支援。每次换车时都给我们鱼和其他副食品，然后四个单位分。因为鱼队是新成立，有不少问题（如打鱼工具等）的解决和安排、车辆支援黄骅运输以及有关其他、生活福利事业等问题要商谈。由于这些情况，几家来往关系比较密切些，在这里吃便饭机会比较多些。
+
+　　和海军后勤部的关系是：在南口绿化时，我们两个单位是邻居，当时相互支援不少。六一年我们打鱼队不少工具是他们帮助解决的。同时也知道海军有规模较大的打鱼队。打的鱼除交任务外，有几十万斤鱼由他们支配，为了能够搞好关系，分配我们些鱼，改善局职工的生活（61年分给我局一万几千斤鱼），所以和他们来往比较频繁，互相之间也请客吃了饭。
+
+　　和莫斯科餐厅的关系是：我们执行局党组规定的肉食采取细水长流的原则，特别是夏天，为了免除肉的腐坏，经刘茂桢同志介绍知莫斯科餐厅有冷库可储藏，在他们同意下，我们每杀一批猪都不付租费的存放他们那里的冷库，我们随吃随取，还经常麻烦别人，所以请他们吃过几顿饭。我局和各单位的协作关系，除莫斯科餐厅外，自中央扩大会议后都已停止。
+
+　　二、沧县、黄骅往来帐户的建立过程，我局58年下放沧、黄两县干部，除了参加农业劳动外，下放的后半年帮助他们建立了有线广播站和一些工厂、发电站，除技术帮助外，有些器材设备也是局调给的。由于这种情况，后来他们就经常派人来搞器材和探望。沧县因交通方便，公社和生产队也不断来人。来的吃饭都不付钱。我想，如果这些开支经常向财政部和伙房的集体伙食报销，都不妥当，故确定将他们送来部分不要钱的食品折价，在伙房总帐内建立沧县往来户口，以便支付沧、黄两县来往吃饭的开支。但六一年以后，不适当的将这项开支扩大了是错误的。这个帐户自中央扩大会议以后我已宣布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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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检查组报告中说，局办室今年七月份向党组报告提出沧、黄帐户已经没钱了，调查组检查发现还有三千多元余额，这是什么原因？事情是这样的：原管食堂总分类帐的会计于去年病故，新调来一位会计。因原来会计六一年一月份帐未记，帐目单据也没有交，资产负债也没有结算，所以新任会计只按当时现金帐余额和库存物品盘点后，于六一年二月份重新建立了新帐。沧、黄往来户数字也是二月份以后按新的收支记载的。今年七月份我让食堂将六一年到六二年七月份沧黄收支情况告我，当时收支数字基本相等。因六一年一月份以前帐户未查，所以三千元余额向党组报告时没有表现出来，并没有其他意思，详情可问食堂四个经手人员。
+
+　　另外，61年以后，沧黄往来发生的几笔不合理的收入，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和我们给黄骅运输汽油费五百多元和食堂价卖螃蟹，盈利三百多元我是不清楚的，是下面同志办的。
+
+　　四、调查组报告中又说：经我同意，高天真同志几次动员专家楼会计高桂梅同志开了一张460多元“假单据”，现说明如下：中央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我局历年下放的十多个地区、三十多个县、市委书记来京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下放到各地区回来的领队负责同志积极向我建议要请他们客，但因一块来我局有困难，所以分别请他们来，有的在专家楼请，用款194元（内包括以前请协作单位的几笔），有的在粉楼食堂请，用款271元多（主要副食品是专家楼调来的）我当时想为了统一报帐，请高桂梅同志将两年开支数字加起来开一张统一发票报帐。现在我认为这样处理只是会计手续上欠妥，并不是什么假单据。
+
+　　（另外，有些人在食堂请客不报帐，沾集体伙食费，这种做法以前我不知道，也没有人向我反映过，这是经手的过错，但我自己也有责任，官僚主义没有及时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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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请客风气的形成：从反官僚主义到去年三月份以前，在这方面控制还是比较严的。那时沧县县委书记来吃饭都没人敢陪客，表现冷淡。因此，李伍同志曾数次批评有关人员应该请的还是可以请。也有人说搞协作，人家卖给我们机关好多副食，应该请人家吃便饭，否则不够人情。也有些人说，农场是生产基地，参观者尝尝我们的产品也是可以的。地方台的台长来局也应该请一、两次客，我也有类似这要想法。所以在这种舆论下，我没有正式请示党组就放宽了尺度，形成了请客风气。当时认为这是人之常情，请客是搞到副食品的好办法。群众为此事意见很多，我采取了不理采的态度，这是很错误的。这种坏风气直到今年三月份中央指示“不请客、不送礼”的规定后才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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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映泉1962年10月3日
+
+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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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同志吃吃喝喝和走后门的初步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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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党组的决定，调查组一个半月来对吃吃喝喝和走后门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我们着重调查了专家楼餐厅、粉楼食堂和农场，先后访问了七十多位有关的同志，开了三次调查座谈会。由于行政部门的负责人和有关科长（如王镇），对调查组采取了抵制的态度，因而困难很多，时间拖的很长，调查得很不彻底。至于本市有联系的8大饭店和10个协作单位，尚无暇顾及。调查中发现，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同志，从1960年反官僚主义运动以后，不顾上万张大字报的批评，不顾中央历次有关指示，吃吃喝喝和走后门仍陆续不断，特别是马映泉和刘茂桢同志，更为严重。调查的事实，均经本人核对并签署意见，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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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1月到今年3月，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在上述三处分别或同时出面请客吃饭共133次（因公请客和自费吃喝除外），合人民币1567.89元，折合高级饭馆价格4703.67元，其中在专家楼吃喝43次，515.5元；在粉楼食堂吃喝48次，835.79元；在农场吃喝42次，216.6元；除少数请客的性质尚待研究外，绝大多数均系私人请客、公家报销和白吃大食堂的伙食。如去年8月17日，李伍同志宴请探望他的病的叶子龙，有马映泉、刘茂桢、任杰作陪，五菜一汤，还有茅台酒、啤酒、汽水、糖果、香烟等，一次花掉18.25元，8月16日马映泉在会计科报销。今年2月，李伍同志先后宴请探望他的老朋友卢积仓和宣武区医院副院长耿森（原中苏友谊医院办公室副主任），花费都在“沧黄往来帐”报销。马映泉从1961年4月19日到8月14日，两次在家中请客从专家楼拿来的主副食以及两次请人民日报安文毅、两次请中苏友谊医院耿森和先后请局内的任杰、李先侯、石堂贵、安国云等一共10次，47.7元，8月21日在会计科一次报销。报销时，马映泉对会计科批示道：“刘士英同志，四个月左右，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数个单位开农业生产协作会议吃饭几次，共花钱47元多，请财务科给予报销。马映泉。8月21日。”今年2月27日，李五、马映泉、刘茂桢设宴招待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同志，一次花掉34.6元，也在“沧黄往来”帐中报销。饭后刘茂桢还拿走茅台酒一瓶（按供应专家的价格，每瓶3.6元，市场价格为16元）。
+
+　　马映泉和刘茂桢不仅在专家楼和粉楼几乎每宴必到，而且经常坐着汽车到农场去吃。吃法也有几种形式：（一）请客饭。据不完全统计，从1961年1月到1962年4月，农场请“参观”的人吃喝就有46次，出席作陪的主要是刘茂桢，马映泉次数较少。这些客人大多是本市各单位的，也有经常出现在专家楼餐厅的人。据农场反映：这些人名义上参观，实际上并不到田里和养猪场，只是吃喝一顿，扬长而去。因私事来农场的也请吃饭。如去年7月8日，海军某单位开来一辆汽车，载有31人，其中半数是小孩，是刘茂桢答应通过农场来买西瓜的，一餐就吃掉粮食25斤，酒6.5斤，鸡蛋49个，鸡肉3斤。（二）在农场干部家里吃，农场供应饭菜，干部家中也要准备酒席。有些人为了应付这种招待，不喝酒的人也要买几瓶存着，以备“不速之客”，这就增加了额外开支，如一位周管理员一次招待刘茂桢等人吃饭就贴补了6元和20个鸡蛋。而且还得好好待候着，稍有不周，就给脸子看。（三）在发射台的食堂吃。主副食由农场供应，以发射台请客形式出现，遮人耳目。
+
+　　不管是在专家楼、粉楼和农场，他们吃的喝的都是国家对专家的供应和干部辛勤劳动的果实。甚至吃后既不报销，也不记帐，分文不交，全部白吃同志们的伙食。如受到撤职处分的陶然、调离工作时，马映泉、刘茂桢出面请他和王文元吃饭，作陪六、七人，白吃白喝一顿。这种白吃白喝很多，据不完全统计，在粉楼食堂就有24次。调查组也听到一些同志反映，“六号门”经常有人吃吃喝喝，专家楼仓库的食品也经常有人拿出，这些都因无帐，一时查不清。
+
+　　更值得提出的，马映泉等人吃了喝了还不准记帐，甚至强使专家楼会计高桂梅开出假单据。高桂梅同志是共产党员，经过一再动员，打破了顾虑，向调查组揭发：反官僚主义运动结束后，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在专家楼吃吃喝喝仍陆续不断，向他们要钱，不给；由会计科扣工资，又受到批评；为他们记帐又遭到制止。为了分清责任，她暗中建立一本帐。据记载，从1961年4月19日到1962年2月27日，先后由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分别或同时出面请客37次，花费468.05元，都分别在会计科和“沧黄往来”帐报销。另外，从今年 1月到2月14日，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在专家楼请客花掉194.76元，为了能同时报销春节前后在粉楼的请客费用271.5元，经马映泉同意，由高天真一再说服动员，要高桂梅开出一张466.26元的假单据，拿到会计科报销，会计科不同意，遂报在“沧黄往来”帐上，但只报了405.06元，还有61.2元经调查组一再查问，才能这61.2元是买了专家楼的东西。
+
+　　调查中还发现，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在专家楼的吃喝，报帐方法隐蔽、多端：（一）凡是有名可借的，统向会计科报销。如前所述，马映泉去年8月21日以与新华社等单位开协作会议为名，一次向会计科报销10次吃喝费用47.7元。今年专家楼一老炊事员退休，刘茂桢在2月8日请吃饭，五个人作陪，2月19日在会计科报销。（二）无名可借的就乘机乱塞。如马映泉去年3月25日、30日从专家楼小卖部买点糕点、糖果等，就塞在梅益同志3月28日请客的帐上；刘茂桢去年5月16日请农场人员吃饭和大曲酒一瓶，全部报在当天请外国专家的帐上；马映泉、刘茂桢去年2月17日吃饭和喝的汽水、可可、咖啡等，就塞在金照同志2月16日请新来的伊拉克专家的帐上。上行下效，有的科长从小卖部拿走两瓶二锅头酒，也塞在李伍同志宴请林达光的帐上。（三）无机可塞、会计科又不同意报的，就报在“沧黄往来”帐上。报的次数很多，款数很大（见附表）。如李伍同志请他的老朋友卢积仓和刘茂桢今年3月在九江买鱼举行宴会，一次花掉77.76元；又如今年3月29日，马映泉、刘茂桢、任杰在专家楼请沧县县长等人吃饭，花掉16.52元，专家楼的帐上注明马映泉自费付清，但马却拿着收据，于6月14日转报在“沧黄往来”帐上。
+
+　　（（二））
+
+　　（根据上述，这种违法乱纪，任意挥霍国家资财和干部劳动果实的情况是严重的，但是他们却一推二赖。在133次吃喝中，李伍同志出面请客9次，他承认5次是私人请客、公家报销；马映泉和刘茂桢出面吃喝124次，但只承认27次（因马、刘经常同时出面，很难划分由谁承担）是私人请客，其余都说是“协作”和因公请客。而请来的客人，又主要是新华社的秦学、李春岚，人民日报的安文毅，中苏友谊医院耿森和海军后勤部魏、鄂等人，局内作陪的也总是李伍、马映泉、刘茂桢、任杰、李先侯、王镇。其中请新华社28次，请海军某部18次。李伍和马映泉同志说，请中苏友谊医院办公室副主任耿森吃饭，是为了“协作”，因为专家在那里看病。既然如此，专家还在协和医院和北京医院看病，为什么不请这两个医院？又为什么只请办公室副主任而不请主治大夫？耿森调到宣武区医院后，和我局并无联系，为何还要继续请他吃饭？又如今年一月一个星期天，新华社秦学、人民日报安文毅等到刘茂桢家打麻将，刘叫食堂送去啤酒四瓶，炒菜两大盘，冷荤一个，也说是“协作”。去年12月25日，新年将近，马映泉和李先候从食堂拿走30多斤肉、四只鸡、二只鸭到北京饭店，由李伍出面请国务院高登榜副秘书长、赖局长和海军、新华社、人民日报、北京饭店、机关事务管理局等同志，有马映泉、李先候、任杰、刘茂桢等人作陪，大吃大喝一顿，调料费用掉20.5元（公家报销）。这30多斤肉在食堂的帐上写着“冲回”农场的，实际上“冲回”到李、马、刘等人的肚子里，但是他们也称这是“协作”。另外还有半条猪10只鸡，去年国庆前夕由他们分掉，帐上也写着“冲回”农场。今年六月，刘茂桢又指示送给北京饭店八头克郎猪；迄今没有收费。）
+
+　　（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同志走后门的情况也很严重。如今年春节广东送给局里的白糖、腊肠、腊肉，分给局的领导同志和部分处长的都折价收钱，唯有马、刘除外。分剩的东西，过秤入库后，马映泉把白糖915斤改为900斤，腊肠92.5斤改为80斤，腊肉61.5斤改为50斤，并把柿饼72.5斤和广柑391斤的数字，全部划掉，对食堂说：“以后还有损失嘛！”马映泉指使食堂把10斤腊肠、5斤腊肉包成15包，任杰、刘茂桢、王世民、王镇每人一包腊肠，其余腊肠和腊肉全由马拿走，如何处理不详。新华社送给局领导的羊肉，每人5斤，马、刘和王镇也各有5斤。农场酿的酒，他们也一尝再尝，刘茂桢就喝了13瓶，马映泉喝了6瓶。据农场反映，放在场长办公室的20多斤酒，也都被他们尝光了。马映泉还从粉楼食堂仓库里拿回家牛肉灌头、方糖、咖啡、酒、不给钱，仓库管理员只好写条报在“沧黄往来”帐上。李伍同志两次从农场买鸡蛋95个。）
+
+　　在专家楼小卖部买东西，更是平常。据极不完全的统计，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李伍共买副食、水果、糖、点心等110多次，马映泉、刘茂桢买的也不少，刘茂镇光酒就买了13瓶，香烟13条。调查组开始工作后，8月14日，刘茂桢去小卖部说：“我老婆要吃肉”，买去猪肉一斤，饼干二包，前门香烟一条，酒一瓶。
+
+　　在这里，还有必要说明甚么是“沧黄往来帐”。这个帐是1959年1月2日建立的。沧县和黄骅是我局下放干部地区，为了支援农业，我局援助两县一些物资和广播设备，1958年底以来，沧县和黄骅先后送给全局职工吃的几批鱼、枣、梨等（不收费），李伍、马映泉遂指示食堂转卖给职工，以其所得，立帐称为“沧黄往来”。后来黄骅送给我局螃蟹（收费）食堂转卖给职工获得341.39元，以及沧县付给我局和人民日报社汽车代拉东西的汽油费563.16元，也都列入此帐内，总计5487.77元。这种“往来帐”，在形式上是假借沧县、黄骅暂存款的名义，更由于放在食堂（属于集体经济性质），可以逃避财政部门和银行的监督，实际上成了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同志不正当开支的源泉。这笔钱的开支，行政部门从未向党组汇报过，今年七月，党组扩大会期间，局办室写给党组的报告中也未提到“沧黄往来”帐，只说：“我们把过去有些单位送给我们不收钱的副食品，折价转给了食堂，就利用了这笔款子作了招待费用。”还说：“现在这笔费用已经用光，春节以后招待客饭也没有了。”实际上并非如此，据调查，这笔钱近三年来招待沧、黄客人和其他吃喝共花掉2421.63元，还应结存3066.1元；也不是春节后没有请客，据帐面记载，就有8次。
+
+　　关于农场产品分配方面，问题很大。据马映泉同志汇报，从59年建立农场以来到今年上半年的不完全统计，除去粮食和蔬菜外，农场分配给局食堂的肉蛋64,132斤，其中猪肉35,308斤，鸡肉4,563斤，鸭肉2,800斤，鸡蛋142,085个，白酒3704斤；另外，通过协作搞来的肉类、鱼类和各种贵重副食品67,144斤。也就是说，在最近两年多的时间内，局里的食堂得到131,276斤肉，蛋、鱼等副食品。这些东西究竟同志们吃到了多少，很难查清，因为大食堂帐目不全，仅有一项可供参考的大、小灶食谱帐，也被烧掉，因此请党组责成马映泉、刘茂桢和王镇同志等切实交待清楚。
+
+　　另据我局下放干部王云轩、司远同志反映，刘茂桢今年三月在番禺探望他的爱人（朱鹤，下放干部），作风恶劣，给当地的影响极坏。在番禺住了十几天，县委请他吃了三次饭，县委第一书记亲自请他在家里吃饭，并派人陪他乘小汽车去广州 和佛山名胜西樵山游玩。回北京时，又派专人送他到广州上车。刘茂桢对县委这样热情招待并不满意，在佛山食堂时，管记帐的同志谈起此次来玩每人要付多少钱，刘茂桢大为不满，说：“怎么？这些费用都要自己出钱？都由我付好了。我姓刘的这几个钱还是出得起的，这次我来，县里就这样招待，就是出一辆汽车，我姓刘的从那里还找不到一辆破汽车送送我？书记们也不来一个陪陪，就这样忙吗？”到西樵山游玩花了38元钱，刘茂桢想让县委报帐，王云轩和司远同志考虑到县委办公室报帐有困难，影响不好，由他们二人拿出38元包下，对刘茂桢说，已由县委报销。在番禺，刘茂桢官腔十足，架子大，爱说大话，如说：“我去江西时，他们招待我的时候真不错，住的地方如何阔气、高级，吃了一顿就花了多少钱……。”
+
+　　刘茂桢去番禺是探望爱人的，他对王云轩、司远说：“我这次来，李伍同志再三向我说了，纯粹是看望朱鹤和玩儿来的，没有任何任务……”但他去带去四速电唱机一部、新胶带四盘和大小密纹唱片数十张，送给县里广播站，回来后，经马映泉批准，向局会计科报销了旅差费243元，特别他是14级干部，坐软席卧铺不合制度，马映泉也同意报销，说他不了解财务制度。
+
+## （三）
+
+　　根据上述，调查组认为，李伍、马映泉、刘茂桢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
+
+　　一、利用职权，自居特殊，违反制度，假公济私、化公为主和违法乱纪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进步，但是他们直到现在，拒不提供任何事实。李伍和马映泉同志虽然一再要求党组弄清事实，但当党组决定派调查组和调查组开始工作时，他们不接受调查组提出向行政部门有关干部进行动员的要求，却在行政会议上扬言“要真包公，不要三花脸”，李伍同志还说无论如何也撤不了他们的职，等等，盅惑部分科级干部的不满情绪，对党组的检查采取了封锁和抵制的态度。
+
+　　二、巧立帐目，假造单据，私人请客报公帐和白吃大食堂集体伙食，以及挥霍干部的劳动果实等，严重地损害了国家的资财和群众利益，建议党组责成他们深刻检讨，主动交待，并按每个人的情节，分别给以处理。
+
+　　三、违反财政制度，自立“沧黄往来”帐，逃避银行和财政部门的监督，并为违法乱纪、贪污盗窃开辟了道路。这本帐应立即撤销，余款上交。
+
+　　四、所谓“协作”，实际上是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多占多得，打乱了国家的贸易渠道，影响市场供应，违反了中央的政策，而且也助长了某些人的本位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今后应予以制止。
+
+　　五、李伍同志“哪个炸油条的身上不沾油”的观点，在行政部门某些人中上行下效，成为风习。建议党组清除其影响，恢复党的行政工作的光荣传统。
+
+　　 调查组1962年9月21日
+
+　　按调查组是由局各部门分党委或总支指定的同志组成的，组长是蒋建忠和徐功堂同志。他们先后调查了一个半月，因没与当事人核对，报告直至二十一日才定稿。现印发参加党组扩大会的同志。党组拟在最近讨论调查组建议。
+
+　　 梅益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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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54.txt
@@ -0,0 +1,27 @@
+# 四川省合川三年来公社一级党委书记受批判、处分面高达百分之六十
+
+　　<中央工作组（统战部小组）编、机密、《情况简报》（第廿四期）>
+
+　　据合川县委负责同志反映，该县近三年来（五九、六○、六一）由於反右倾运动扩大到了基层，整风整社，在高估产的前提下，又搞了反瞒产私分等运动，对基层干部发生了斗争过火，处分过多过重的情况，严重的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
+
+　　全县共有干部二万五千二百八十三人，自五九年以来几次运动中共处理了五千一百八十四人，占百分之二十点五；公社以下干部一万七千七百一十六人，处理了四千六百九十九人，占百分之二十六点五，其中，各级干部处理面：
+
+　　公社级：党委书记占60％；党委副书记占35．7％；正副社长占36．7％；一般干部占28．6％。
+
+　　大队级：正副书记占57．2％；正副大队长占38．7％；一般干部占31．6％。
+
+　　生产队级：正副队长占24．8％；一般干部占11．8％。
+
+　　以城郊南屏公社为例，公社共有九个脱产干部，就处理了7人，其中，逮捕了4人（包括书记和社长），当时这个公社的整社工作，是由省、县工作组同志带领的云南师范学院210名师生参加下进行的。认为该社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当道，要收回五权，撤换了全部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由西南师范学院学生代替。该社社员至今仍对他们有很多意见和不满。
+
+　　乱打乱斗的情况也很严重，据不完全统计，36个公社有155个干部，在整社中被坏分子斗打。
+
+　　产生斗争处分面过大、斗争过火的原因，一是混淆了两类矛盾，把58年以来由於各种原因所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都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当道所致，因而斗争的性质就变为敌我矛盾的性质；二是把58年以来所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都推在基层干部身上；三是运动过猛、过急，缺乏调查研究；四是没有政策指导，任意扩大斗争、处分的比例。这样就给工作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和深远的后果，当地干部反映：当干部是欢迎上台，斗争下台。“当干部像夜壶，要就夹起，不要就丢开”。有一个大队，因怕挨斗，三年找不出一个支书来。
+
+　　目前，该县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对受批判、处分的干部，进行了甄别处理，初步甄别结果证明，过去处理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公社级干部仅占19％；大队级干部占32．2％。
+
+　　发：中央办公厅，西南局，四川省委，江津地委（共印24份）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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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7 @@
+# 中共贵州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安顺地委监委开除盗窃犯李德村党籍的通报
+
+　　为了对党员、干部进行遵守党纪国法的教育，特将安顺发委监委“关于开除盗窃犯李德村党籍的决定”通报如下：
+
+　　安顺市城关税务所秘书李德村，原在安顺市商业局党总支办公室任秘书（总支委员）时，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五日午夜扒窗入室，破坏木质保险柜，盗窃布票四万七千七百二十市尺，棉花票七百九十六张（可购棉花三百九十八斤）。于一九六一年古历腊月先后三次勾结私商出售布票一千六百市尺，获赃款一千六百元。一九六二年春节，借看病为名，曾两次到贵阳出售布票三万三千尺，共获赃款二万三千元和部分赃物。同时贩卖大烟三两和糖精等，共获利三百四十元。经公安部门对其进行搜查，共查出布票一万二千三百四十七尺，现金一万七千六百九十六元，黄金二两，大洋三十元，小洋十八元，手表二块，收音机一部，高级象牙麻将一付以及电炉、糖精、衣物等大批赃物。
+
+　　李德村盗窃犯罪不是偶然的，早在一九五九年出差至贵阳工作时，曾盗窃省人委旅差空白单据伪造发票贪污公款，受党内警告处分。在国家物资暂时困难的时期，又利用职权大“走后门”，党的组织虽然对其进行严肃的处理，但他不接受党的教育，反而变本加厉，进行盗窃国家财产，以致堕落成为犯罪分子。经安顺地委监委决定并报地委批准，开除其党籍，逮捕法办。
+
+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
+
+　　报：省委，中央监委，西南局组织部监察处。发：省委各部委，省级机关各厅（局）机关党委（总支），各地（州、市）、县（市、区）委监委，厂矿党委监委，省委监委党委、处（室）。（共印300份）
+
+　　中共贵州省委监委办公室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印发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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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7 @@
+# 我所犯罪恶和错误事实的检查
+
+　　<原中共商城县委监委付书记、组织部长、阮坐>
+
+## 一、违法乱纪方面：
+
+　　1959年10月20日左右，在原上石桥公社双铺管理区蔡大队芦湾生产队搞粮食征购，当时为了完成任务，这时已经没有粮食了，但我不相信，搞了几天，搞不出来了粮食，在这时思想发急，所以就采取不清手段。错误的听到下边干部的汇报，说本湾中农芦新成，30多岁了，他企图杀生产队里的猪，又听说他瞒产知道，因此，我有一天夜晚叫人将芦叫到菜场场长叶光成住屋，我问他不承认，这时我就大发邪，我说早知道，你是个坏蛋，反动富裕农民思想，并用一根大母（应为拇——编者）指粗的一根竹棍，照芦屁股上打了三棍。后为了威胁芦报出粮食，又叫人将芦捆到屋柱子上冻，并说明天非法办他不可，到半夜听说他跑了，实际上是将他放了。第二天我又去他家里，他母亲说他病了，以后也没弄出粮食，也没怎样他。
+
+　　59年12月9日夜间，我和朱德田一块到张畈大队羊场去，我背了一支长枪，发现地主张恩明偷羊场的羊吃，当时认为贫农 没有杀羊吃，你地主胆大，不论怎说，将张拉出去假枪毙，张头走，我后边走，我还拉开枪栓，走到离羊场六、七十步远南半山坡上，威胁张你想死想活，你这个反动地主，后又叫张走头里，走着走着，我就用枪拖（应为托——编者）子照张的头上狠狠打了三下子，走到屋内我记得又用一根劈柴又照屁股上打了三下，将他打坐在地下。当时因是黑夜，随后就走了，也不知道打坏了没有，这是实际经过。
+
+　　59年11月分，因郭砦大队一个生产队长岳德权，贫农，因生活被逼杀牛，这是大队派人送到管理区，我看见后，捆的不紧，我又捆了一道。当时王志刚当时在专搞这些杀牛犯，所以将人拘留到管理区，王志刚管理了。一天半晚上时，张念仲在学校召开干部大会，讲富裕农民的破坏花样，所以有的干部就提出来将岳带到会场，当时我记得有陈砦支书杨玉科又捆又打，我不但没有禁止，还说叫起来，装驴熊。我没有用脚踢岳，后这人还是交给王志刚了，送县死了。
+
+　　59年12月9号早起，我在张畈大队办公室发现富裕农民胡继金20多岁，是大岗大队人，因生活所迫流入到鸭棚子里放鸭子，偷吃鸭子，当时我认为是破坏人民公社，所以我当场指示付支书汪付先，先捆后吊，吊有一尺高，有一个多小时，我还用一把粪铲子，照屁股上打了三铲子，打的直叫喊，我还骂你这个反动富农，胆不小！脸上的汗直往下淌，棉衣都湿透了，没吊打坏。晚上打电话给喻支书派人带回大岗的，中午也没给饭吃。
+
+　　59年11月上旬，关于管理区私自扣押人问题。当时我认为张念仲带的公安局长、干部专搞打击五类分子的，所以，我当时是采取不管不问的态度，一扣几天不给饭吃，下面送来捆在柱子上，里边死人，我知道，我即没有设法解救，又没有提出我的反对意见，这是我要负责任的。
+
+　　1959年12月17日，王志刚和我商量研究集训五类分子，当时分工是：我负责下通知集中，王志刚负责集训，中间我提出来每三个人带锄头、铁铣和大箕子，这我要负责任，叫这些人集中起来一面学习，一面参加冬修（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坏、右）。地主出身的子弟不参加，因病和妇女孩子多不能来时不来。最后集中了多少人数、啥成分，我一次没有去，又没严格审查。但在下大雪时，我还与侯正钱布置叫修塘，要求修五尺高，旧历年前完成。虽然塘未修成，造下的损失很大，这我要负一部分责任。
+
+　　59年10月20日左右，由蔡店大队支书艾有周与我打电话汇报周岗瞒产很多，叫我和霍新宇一块去看看，并说怎样处理。当天上午我两个一块去的。到那湾时，一看屋内埋的都有粮食，三、四十处，约有三、四百斤稻子。我当时一看，怪惊奇，认为就是瞒产不少。当时为了教育干部认识清楚富裕农民在粮食上的斗争花样，加速完成征购任务。当时因为叫去听电话会，所以不能参加，当场与艾友周布置：全区九个大队，每一个队来一个大队长或支书，还来一个生产队长，蔡店大队干部全部参加。方法上先看，后开会，说明粮食是有。看工作深入不深入？干劲大不大？到底是思想问题 是实际问题？到会约有六、七十人。这个会议对全区的干部违法乱纪是一个很大扩展，因为看到了一点粮食，我在电话会议上表扬艾友周，应象（应为向——编者）蔡店学习。这个责任完全由我自己负。
+
+　　59年10月7日由粮食局干部徐于克反映中农苏玉亭军属瞒有产，我当天晚上把苏叫到食堂门口问，你瞒多少，早知道，看你说不说。苏不承认，我就在发邪气，又说到他家搜，结果我指示粮局三个干部到他家搜的，当时搜出有稻、大米、面，共有二十来斤，还有大半洋油桶高梁。共计搜查了两户，这是我亲自领导搞的。还将这个湾的社员集中到食堂开会，叫报粮食，开了半夜也没有的报出来。这是我作我为的。还在蔡店大队芦湾生产队长搞（应加反——编者）瞒产，又怀疑生产队长彭作荣和作业组长肖大虎，我指使积极分子斗争，在斗争中还炒盐豆子，冤枉了好干部，这我应负责任。
+
+　　59年10月15号，我和霍新宇在龙堂大队部对门召开全区作业组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因天下大雨，人未到齐。这次会议的目的，也是贯彻反右，鼓干劲，解除思想顾虑，报出粮食，完成征购任务。共到有一百八十多人，并在会议上表扬了龙堂核产成绩大，前后共搞出两万多斤粮食。动员干部看那个队的干部听党的话，回去搞出粮食与管理区争先报喜。这次会议也同样促使了干部的违法乱纪的深入发展，这是我逼的。
+
+　　59年11月20号霍新宇去地委学校学习，我这时负责全区工作，又到张畈大队关桥生产队搞反瞒产，组织了蔡文金、彭光启、杨光亚、王国钧、蔡德银等五人，一边搞了六七天也没有搞了粮食。有一天我在这个食堂作业组长沈均金、会计付登义大骂人家说：“瞒产你两人知道，不报出来非法办不可，你这两个坏蛋，反动富裕农民思想，”这种作风，今天回忆起来，确实是和国民党的作风是没有分别的。
+
+　　59年10月分上石桥公社党委在周砦区山坎大队召开大队以上反瞒产的现场会议，主要是参观粮食多的。在会议的中间党委给我们反映，龙堂大队党员周道海，瞒产私分大米一千多斤，请示我能不能对这样的党员当场处理后报县批准？我答复说可以，这样教育意义大，因为各队主要干部都来参加了。结果我就以县监委书记的职权，当场宣布开除了周的党籍。由于这种作法，对干部的压力是很大的。为了不犯右的错误，也同样促使干部的违法乱纪的发展，这是与我有责任的。
+
+　　59年10月组织公余粮入库至11月15号为止，不顾灾情如何，当时怕反右倾，因为有以往的老经验，先征购后统销，先完成征购任务不反我的右倾其再讲。所以我在10月和11月的上半月，在完成征购任务时是最积极的，一超再超，所以把王店大队36万斤任务，超额62000斤，闵楼大队同样超额34000斤（稻）。如果两个队完成任务，不叫再超，群众不至遭到这样大的灾难，这个责任我要担。
+
+　　59年11月王店大队电话汇报（天已黑透了）沈先汇报的说捉住一个杀牛的（未杀），这人是张畈大队人，将牛拉到王店亲戚家杀的，后又说他企图放火烧办公室，请示怎样处理。我答复连人带牛一块送管理区来。后来又说走到半路走不动，又回到王店大队了。当时认为牛没有杀成，这怎样处理呢？后未追问了。
+
+　　于60年2月分在上石桥办公室，由张昆山交给我一封群众向中央写的一封信，主要是反映粮食问题。写信的是蔡店和张畈两个大队的，有七八人说食堂停伙，人被饿死。叫我找到这些写信人谈谈话，说明人家反映的是事实，解释解释。但我把信积压起来了，没有向中央回答。当时认为害怕，不敢向中央回答，所以到7月分才交给吴善彬了。
+
+　　（在态度和作风粗野简单，特别是在工作中没有坚持耐心地说服教育，而是批评、指责，致使在工作中丧失阶级的革命感情，对任务不是从实际出发，老是要求过急过严。这样以来，使下面基层干部失去考虑研究的机会，这样不但脱离群众，同时也脱离了干部。）
+
+　　在生活上，59年冬在双铺管理区拉用民用布证17尺，关帝庙大队的6户。
+
+## 对犯罪和犯错误的认识：
+
+　　我身为领导干部，又是负责和执行党的纪律的人，本应模范的遵守党纪国法，可是我完全相反，带头违犯了党纪国法，竟然带头违法乱纪，这样以来对党员、干部的影响是很大的，直接的破坏了党的纪律，违犯了宪法，这是明知顾（应为故——编者）犯的。由于这一条，给党和人民群众造下的损失是很大，深刻地接受这一教训。
+
+　　另外，我经过了一年多的学习、劳动，在党的关怀、帮助、教育、等待，深深的认识到这次民主革命补课的英明正确和适时。这次运动既挽救了人民群众，发展了生产，又挽救了广大党员、干部，挽救了我。如果再发展一年，群众死的还多，干部犯罪在，这是无数的事实证明了的。
+
+　　关于一切问题从实际出发，这条对我教育也最为深刻，从思想上，彻底干净的肃清“五风”，同时也更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革命干部，无论在任何时候要坚持真理，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在战争时期执行了，而在和平建设时期没有执行。这一条从主观上检查，主要是个人主义，怕反自己的右倾，一切为（应为唯——编者）己为重，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有的高尚品质。另外，从客观上说，当时也有糊涂认识，越集体越好粮食问题可能全国都受灾了，党不好解决，对反右倾，鼓干劲，劲可鼓不可懈，反对党的领导与反映真实情况分不清楚，所以当时思想斗争也是很激烈的。有的执行了，思想上是不通的，不是愉快的，认为是上级党布置的错了，由党负责，也不光我一个人，也缺乏集体研究，盲动的把工作做了还不知对不对，不严肃，不认真，光考虑直接领导上的意见，而没有认真的对照党中央的历来的方针政策和考虑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去做。所以这一教训慎（应为甚——编者）为深刻。说起来，我当时也有同情群众大量死亡和挨饿的一面，我也害了不少群众的一面。确实，当时的立场是两面摇摇（应为摆——编者）的，这是我今天的反省，回忆的真实思想，我愿意将我所犯罪恶和错误的事实经过、当时思想全部交给党，交给群众，今后便以帮助教育我。
+
+## 今后的态度和努力方向：
+
+　　首先，认罪认错，我在思想上深刻地接受信阳事件的血的教训。我既有罪也有错误，这次集训我不亏，我不愿（应为怨——编者）党和任何人，只是怨恨我自己。所以我虚心的听取和接受党对我的处理，就是开除我党籍，回家生产，也要好好当一个社员，再不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为准则。我是帮工出身，任何时候不背判（应为叛——编者注）我的无产阶级，不与党三心二意。今后还可以看着，还要兑现才算。
+
+　　我深深的体会党和人民群众对我的宽大，如果允许我工作的话，愿意将工作做好，再不重犯此项错误，并在工作中还要尽力尽心，尽量克服苦闷情绪，与干部搞团结，搞好工作，以往的事已经过去重新来，别的想法没有了。
+
+　　 检查人：阮坐1962年元月9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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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对我处分决定材料上说明
+
+　　<原中共光山县北向店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徐德宝>
+
+　　（徐德保,70年代从光山调河南省委组织部工作,曾任河南省委省直机关党委组织部部长。）
+
+　　（1）结论材料上说，要一斤粮食，不要一个共产党员，这与事实根本不符其事实情况，在任何会议上，我就没有说过，连这一句开始我也不知道，直等到斗争刘述增、徐大刚提出来，我才知道这个事。
+
+　　（2）材料上就要站稳立场，死了个把人不要大惊小怪，人属有死有生，生死是新陈代谢的自然现象，这个事是事实，这是我在59年古历冬月上半月贯彻地委在阳历11月20号潢川县书记会议精神，马龙山传达的，同时马龙山在常委会议室多次讲的，我是传达地县委对形势分析，不能算我讲的。
+
+　　（3）材料上说横大路支书张传友在公社召开的大队支书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本食堂普遍停伙，社员外流，不安排生活，斗争他，与事实不符，其事实情况他只回（应为汇，下同——编者）报粮食任务无法完成，群众把稻草卖了，牛无人管，在支书兑现上我批评他被富裕农民包围，资产阶级代理人。检查人员去检查回来，没有向我回报实情，只说敌人破坏。他的斗争是在县党校轮训班斗的，处分也是县直接搞上的，我不知道，不安排社员生活，反而加紧反瞒产，没有此事。
+
+　　（4）材料上说，在县召开所谓瞒产一事，与事实不符。其事实情况是在县10月2号反右倾因光山征购任务落后，县委马龙山决定在反右倾基础上，全县公社拿出三天时间报粮食，报了后，落后公社大队副书记副支书都回去清粮灌仓，没三天向县委报喜，我社是本着县委指示，副支书回去了，一大部分，裴其庆是大彭弯副支书从县回去，回后未搞到粮食，在我社掌握工作张文明批评了裴，第二天带粮评比，裴怕斗争，投水自杀，我这时还在县的，我也认不到他，也没点他的名，也没批评他，不应该写在我的帐上，至于说起过：这是社会主义叛徒死了，也开除党籍，这是我回去后问明情况，请示县监委答复我的，我按县答复说的。
+
+　　（5）材料上说我同武合理反瞒产一事与事实出入很大，其事实情况反瞒产是事实说我亲自在二尺多高廊詹（应为檐——编者）上将吴正顺一掌打倒下去，根本没有此事，到叶鼓楼小队用手枪朝小队长龚玉富头上指着骂道，你妈的必（应为毴——编者），你不把粮食报出来，我把你打死，根本没有这个事，至于搜查也根本没有这个事，强调一片性一个大队，一个大队搞一个小队，这是县常委武合理讲的，他讲后，我说县委武局长指示的很好，同志们贯彻执行。
+
+　　（6）材料上说违法乱纪一事，与事实出入很大，是县委反右倾会议我说批准斗争材料上说的四个人，分片有刘朝江、芦朝仁等人掌握管理，龚寨大队小队李支花将芦庆宽气眼推了，发现后当众对李开展了批评，不准参加斗争，进一步强调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根本没有说：打暗伤，不要打明伤。(原文此处空两格)之事……。威胁龚智天与大女有两性关系根本没有此事，这是龙庙小队长向家太在斗争中说出的，说后立即制止了。在公社召开反右倾大会，我社县批准斗争八人，根本没有十八人。在没有开会之前召开党委会，研究斗争方法，强调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不准动手动脚，那里发现打人，由掌握斗争片长负责，各片片长掌握：南片张文刘、中片甘树恒、东片杨文刘、北片赵大才、北片李孝州，在斗争中发现北片李孝州掌握斗争冷华德是、打人立即召开常委会对李孝州开展了批评，并责成李检讨，因此说打人我不能负责，谁掌握有（应为由——编者）谁负责：一、我制止了；二、开始研究了，制订了纪律；三、我没叫人家打；四、我不在场，至于李应祥头发拔光，他一了（方言，意为自小——编者）是一个小秃，名字叫个李万胜，是甘树恒掌握（监委书记），我不知道鄒应同，我也不在场；李万胜降薪处分，是县批的。
+
+　　（（6）、对待杀牛一事，与事实出入很大。其事实情况，当时对杀牛的地委有八条规定，县委孙广生传达贯彻潢川制止杀牛经验，讲到对杀牛的贴上条子，到处讲话斗争。在1960年4月8日我倒省去开会，28日由郑州散会，30号到家，在家书记马文治、陈传彩向我汇报说：你走后西街小队五种分子余万德与我们社一个食堂吃饭，偷杀耕牛，在这时候，粮食问题已根本解决，大至（应为致——编者）已经开始认定坏分子有意破坏人民公社，破坏生产力，所以在5月3号召开全民性扩（应为广——编者）播会，传达贯彻省委六级干部会议精神，讲到对敌专政时，是我认（原文如此——编者）讲到：五类分子杀牛，可以当场逮捕，如有反击着，可以打死，打死了不偿命；若是贫农杀牛，可以采取说服教育。讲后，就意识到是错误的，立即召开大队支书队长有的会计参加电话会，纠正上述错误说话，强调对杀牛首先整好材料，报请党委研究，县委批准才可以；谁打人，谁犯法；谁打死人，谁偿命。可是，在这个时候杀牛以（应为已，下同——编者）根本拒绝了（原文如此——编者），打人根本没有，后果也根本没有，至于说后果，都是假的。1959年12月、1960年元月份，时间是假的。根本没有讲、机器也坏了。至于公社班房问题，与事实也不符。在那时杀牛很多，县委批准捕杀牛的，头天下午送会（应为回——编者）公社，第二天送县，各在食堂关门场屋的（原文如此——编者），根本没有关一、二天，我也没叫他立（原文如此——编者），陈福祥是因剥快死的人衣服，把人拥塘去了，死了，县公安局批准捕，是公社马文治、陈传彩他两人不知谁叫来的，送来管祥风我正在主持检查新兴，我不知道，后有曾广珍与我说，我叫他找医师抢救，抢救无效而龙（应为致——编者）死。李继堂我根本不知道，杨先贵、方中良打曹世寿，我根本不知道。）
+
+　　（7）、封锁消息一事，如（应加与——编者）事实出入很大。其事实情况是：材料上说北向店党委1959年11月份还向县委写假报告，小彭弯的食堂，生活安排好，根本没有此事。我也么没叫谁写，谁写我也不知道，我也有审逼李传禹一事，是县防医（应为疫——编者）站甘、赵二位医生检查发现呈报死人名单中还有人活着牵牛应（应为饮——编者）水，等四人，他们建议文件，对李开展斗争，经党委研究批准斗争，赵大才掌握，我根本不在场，他的撤职降新（应为薪——编者）是1960年4月我到省委开会，赵大彩（原文如此——编者）付书记请示卫生科批准的，我不知道。
+
+　　1960年元月上旬，省委宋致和到马畈检查之前，马龙山布置（1）直条（即主路——编者）生产要搞好劲头要大，(2) 、路上街上不要有浮肿病人行走，（3）、路上不要有怪现象（死人），（4）、食堂生活要安排好，有干有希（应为稀——编者），饭菜多样化，（5）、做好汇报不准要粮，一律书记挂帅，党员包干，谁出问题谁负责任 。当时在我社掌握工作县委公安局长李烈军，我们将接的电话原文向下传达根本没加任何一句，可是宋书记来时粮食问题以解决二百万斤，（1960年12月28号） 就解决了，食堂就是那时情况，而并向原地委要粮食74万斤，李烈军在场，地监委王尚勤一事在反右倾我检举他右倾事实与他说的那些话完全是假的，在地委邱书记来所之前把孙铺缺粮情况向宋纪武专粮食局付局长汇报了，他到地委要粮食去了，后来不久地委贾秘书长来我也向他要粮180万斤，邱书记来因邱说赵月治不向他反映真实情况，我亲自又叫赵月治把全管理区缺粮情况与赵谈，叫赵向邱书记说实话要粮食，从上述现实就可以看出我是要粮食还是没有要粮食，因此，说王尚勤同志说我底下粮食多得很，明着不吃暗着吃是假的。
+
+　　（8）， 大吃大喝一事，吃超到粮店去买是假的，不叫干部把家属吃是假的。
+
+　　后果我不知道那些数，只知道集训9306人全年，59年秋3000多人，弯的毁坏大办钢铁，是有联系的，不全是59年秋60年春毁坏的，上述说明请求组织调查事实。
+
+　　（我同意3月28号一个系统检查，其它检查我不同意）。
+
+　　 徐德宝1962年11月3号
+
+## 关于徐德宝同志县委处理决定见面后提出意见的说明
+
+## 中共光山县委组织部处理办公室
+
+　　徐德宝同志在1962年11月2号，县委处理决定见面之后，提出了意见，提出的意见，经我们重新查对，和甄别了原材料，并根据本人交待和1961年3月26日给信阳地委邱书记即各位书记的检讨信之后认为结论完全实事，不再修改，特作如下说明：
+
+　　1、徐德宝同志提出“结论材料上说，要一斤粮食，不要一个共产党员。这与事实根本不符”的问题。经调查刘义国、杨在胜、陈以模、熊朝应、林孝成等同志证明，徐德宝以反右倾的名义，大搞反瞒产工作……教育全体干部，多次讲：“宁要一斤粮食，不要一个共产党员和宁要一粒粮食，不要一个共产党员。如在北向店学校院子召开扩大干部会，讲过多次。”
+
+　　2、徐德宝同志提出材料上说：“要站稳立场，死了个把人不要大惊小怪……，这是传达地、县委对形势的分析，不能算我讲。”根据调查魏其福、王圣西、袁本华等同志证明：“1959年冬月间有一个下午，专门召开社直干部和职员全体会议，叫我们要认清当前大好形势，不要在粮食方面，徐在会上讲话说……现在死了个别人，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人吗？总是有生有死，生死是一种新陈代谢的必然现象。”这个问题，徐德宝同志在1962年5月18日自我检讨中：1959年古历冬月上半月，召开社直干部会，我讲：“我们全体干部，老师们。要站稳立场认清当前大好形势。不要受反动富裕农民的思想侵袭，……死了个别人，不要大惊小怪的，人吗！有生有死。生死是新陈代谢的必然规律。”
+
+　　3、徐德宝同志提出：“材料上说横大路支书张传友在公社召开的大队支书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本食堂普遍停伙，社员外流，不安排生活，斗争他，与事实不符”等经调查，张传友证明。59年古历9月底，召开全公社支书队长会议，主要汇报粮食进度，当时，徐德宝叫有粮谈经验，没粮找原因，……徐先叫横大路汇报，我就说，“横大路30万斤余粮任务完不成，……全大队10个食堂有9个食堂断伙，社员外流，……-副支书开会不来，要领着小孩到城里喝菜汤。我汇报到这里，徐德宝把桌子一拍，说：“……张传友走上了资产阶级代理人，被富裕农民包围了，……接着到会人员就对我进行分析批判一顿。……第二天徐德宝宣布横大路的工作交给庞汝（此处1字不清——编者）负责，并抽李效洲，曾广珍等8人到我大队，又叫老曾最少要给我法办四个，……最后，反右倾时，问我到县党校反我右倾……到1960年3月，区文件通知，给我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并回家生产。”另外，曾广珍、龚汝成的证明都与结论完全一致，并且本人已于1962年5月8日作了部分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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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徐德宝同志提出：“材料上说：在县召开所谓反瞒产一事，与事实不符……”，等等，经张元怀、刘国义、梅再胜、陈明汉、熊朝应、林学成、姚傅安、李传友、赵敏贤、毛宗应、陈其武、李往春、刘傅荣、吴自明、周世明等证明：“徐德宝以反右倾的名义，大搞反瞒产工作。……在支书会上叫报粮，而彭大弯大队，实际缺粮、断伙，在它（应为他——编者）的影响下，报了3万斤粮等叫副书记裴其庆先回大队清理粮食，再来县报喜，而裴其庆因没有粮食，而公社马文治、张文胜通知，回公社开会，该员因无粮，怕斗打，中途投水而死，发觉后，而徐德宝说：“这是社会主义叛徒，就是死后，也要开除党笈（应为籍——编者）”等等。据徐德宝1961年元月5号本人交代：再一个，大彭弯副支书裴其庆，参加县的反瞒产，（各）小队报粮300余万斤征购，落后队副支书叫回来搞粮兑现，搞不出来不行，三天后到返要来县，搞不好要斗争。结果裴回来说未兑到什么，怕到县斗争，在顺河冲淹死了，这条人命我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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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徐德宝同志提出：“材料上说我同武合理反瞒产一事，与事实出入很大”，首先提出：说我亲自从二尺多高屋詹（应为檐，下同——编者）上将吴正顺一掌打倒下去，根本没有这事。经调查廖西永、吴正顺等人证明：“在1959年古历10月11日夜，徐德宝在我大队西大弯小队反瞒产时，徐德宝说你队的粮食为什么不报出来，当时吴正顺说，我弯真是没有粮食，话未说落地，徐德宝开口就骂，当时徐德宝说，叫我出来，我到门詹上站着，有4尺高的坎子，徐德宝亲自把吴正顺一掌子达到下来，地下睡着，即时嘴流血，吐四口血，从那以后回家并一个多月不能参加生产”。徐德宝1962年5月8日交待：“第二个反瞒产重点，自己到西龚楼小队威胁龚汝富说：瞒产不报，我叫他们斗死你等语，又如东龚楼小队长吴正顺因不报粮在二尺多高的房詹拥下来……-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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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提出：到西龚楼小队用手枪朝小队长龚汝富捣着骂……根本没有这个事……”经调查龚汝富证明：“在1959年古历10月10日在崔大弯小队反瞒产运动，当日下午徐德宝亲自把我弄到曾世明家。徐德宝说你弯瞒产的粮食你为什么不报，当时我说，徐书记我弯没有粮食，在徐德宝亲自在他的身上拿出一个手枪来，照我头打两下，把握的耳朵扯着叫我说粮食在哪放着，并通了一掌子……，当日下午召开全公社所有的小队干部会，徐德宝亲自宣布叫他们干部斗我，说我瞒有粮食，当时把我打的吐有一碗血，打的推倒地上，徐德宝当时叫来开会的人把我抬回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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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提出：“至于搜查也根本没有这个事”，经调查范永映，崔西永、吴正顺、崔天明、崔天太等人证明：“59年古历10月初7夜，徐德宝、马文治，县委武合理等七人来我大队崔弯大队小队搞反瞒产工作……”徐、武、马三天没有弄一粒粮食出来，到第四天早晨，徐起来到食堂里去与炊事员谈，转来就到食堂暗间内，徐去后就用脚踩一踩发现让脚，徐伸手往底下扒，发现底下有谷，这不是谷是啥，你们不说出来不行等，连威胁带领把粮食搞走了，造成食堂停伙饿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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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徐德宝同志提出，材料上说违法乱纪一事，与事实出入很大，经调查龚智天证明，1959年10月7号在光山一中反右倾会上采取亲自主持斗打冷映茂和我，首先有徐再三主持说，在斗争中如果不老实，就首先打态度……，说不老实大家都狠打，当时把腰打的直不起腰了，在10月28号夜里，把我和冷应（应为映——编者）茂叫他小房，当时徐说，不老实，有些问题向党交待，例如你与你女儿搞鬼问题就不交，这是一个明例，你如果不老实的话，马上叫大家斗你，谈话后，夜里又把我斗打一夜。冷映茂证明，一夜把我和龚智天二人叫到徐德宝小房，首先由徐德宝问，你二人通过这段反省……龚智天的问题就没有交代，例如，你与你女儿搞鬼问题就没有交待……，当夜又把我们斗打一场，罗家照证明：……由徐德宝将龚智天、冷映茂二人弄到徐的住室里，由徐亲自逼着龚承认，和他女儿通奸，还说不承认还把你拉出狠斗，刘家照证明……，这次会上斗争的有冷映茂、龚智天、杨文成、芦庆宽等四人，在未斗之前，由徐德宝组织力量，武装骨干分子说：我们要打开面情，不要认为他们当了几年领导，就不好意思斗，有个别人有右倾，这次来就是要检验你们……，又说先作（应为做——编者））个实验，看你们敢斗争不，应该怎样干法，我们首先打他们的态度。首先有向泽忠，即时跳起来表演……，徐说就这样作。斗了三天两夜之后，冷映茂被打的肿好大，徐说我们再不要打明的，以后打避门的地方，冷映茂证明……徐德宝亲自掌握打我共有10种花样：（1）低下头不准抬起来，两手扒地；（2）打耳扒子；（3）拔头发；（4）用手指捣眼睛；（5）向脸上吐臭痰；（6）两个扯耳朵往外扯；（7）两个人对拥着撞；（8）足踢；（9）扒衣服冻；（10）……骂我禽兽的名字，狗熊等等。另据徐德宝1961年元月5号交待……（6）批评斗争主持打人，去冬今春我社有我们集体研究批准，共计240人，特别是在县里反右倾，我社斗争冷映茂、龚智天、杨文成、芦庆宽打的，如冷映茂头打肿了，芦庆宽当时打的不能走，又在崔井大队崔大弯小队斗争范永应保管，西龚楼龚汝富，特别小队长在崔大弯由屋詹翁下来，打的吐血，睡41天，又有在1960年5月份，斗打龚全明三人，特别公社反右倾会上，我亲自斗打40余人，第七，我亲自打人，去年在县的反右倾，我打晏河公社副书记张本深两下子，商业局李毅夫两下子，1962年5月8日交待……县委反右倾后……接着公社贯彻反右倾精神，在这个会上又都打18人……，以后造成上行下效，打人成风，普及到各个角落，各部门，粮库、邮局，各大队、各小队都有打人，甚至打死人，这样严重的后果，我应该负完全责任，如果我要说谁打人法办谁，我相信谁也不敢打人，亲自打人，参加县委扩大会斗争李毅夫、王厚山，自己也进行踢打……。
+
+　　7、徐德宝同志提出：封锁消息一事，与事实出入很大。（1）关于在紧要关头，北向店公社党委1959年11月20日向县委的报告，徐不负责任问题。我们认为，该报告是用党委名义，并加盖了公社党委公章，徐身为党委第一书记，应负责任。（2）关于斗打李傅雨的问题：李傅雨同志证明，59年我如实反映饿死人的情况，在公社开扩大干部会时，第一书记徐德宝说我是扩大疫情，是反社会主义分子，今天夜里要狠狠斗争。……当天夜里在公社卫生院办公室向我开展拔白旗斗争，狠斗打骂一顿，给我耳朵拧的出血，嘴也打的流血。第二天夜里，在公社办公室徐德宝、马文治都在场，徐德宝并拿出手枪向桌子上一放说：“说我不老实，暗示，狠狠地打。打后在60年元月3号宣布撤职，降薪处分。”
+
+　　据徐德宝1961年元月5号交代：“打击反应真实情况的人，如撤杨墩卫生院长，李傅雨汇报龚寨死人，自己不知道，向县委汇报了，结果将他打一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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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与地监委王尚勤一事，在反右倾我检举他右倾是事实，与他说那些话是假的”，经调查王尚勤同志证明：“1959年4月，我同徐德宝在孙铺灯塔大队检查安排生活时，他对我说：“你在农村不长，不要盲目相信群众，群众说的是假象，下边粮食多的很，社员是白天不吃，夜里吃，明着不吃暗地吃……死人与粮食无关，不是实际问题。”“老王同志这个弯群众落后，富裕中农最多，土改时，是一个封建堡垒，你没听他介绍说（指社员），一家三口，只死一个，为什么全家三个人，没有死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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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向省委宋书记汇报的问题”，经调查省委财贸部王世义同志证明与结论完全一致。
+
+　　7、徐德宝同志提出：“对杀牛一事，与事实出入很大。”等等，问题中提出两点：
+
+　　（1）、“讲五类分子杀牛，可以当场逮捕，如有反击再（应为者——编者），可以打死，打死不偿命……，是60年5月3号召开全民广播会议讲的而不是1959年冬月和1960年元月份讲的……”等等。经调查刘启甲、夏汝全、汤庆胜 、熊朝应、姚傅安、裴其亮、林孝成、陈明模、刘义国、程功裕、杨再胜、曹茂奎、邵令富等等证明：徐德宝于59年腊月18号，在大队支书电话会上说：“凡是杀牛犯，对贫雇农，进行教育，对反动的富裕农民和五类分子杀牛，当场逮捕，如有反击者，打死一人，少一人……”等等。
+
+　　（2）“至于公社班房问题，与事实也不符合……”。经调查甘树恒等证明，徐德宝于1959年在反瞒产和安排生活危急的时候，农村出现杀牛和小偷小摸，就不问青红皂白，凡是杀牛，就放在公社内边关着，关41人。如一个杀牛犯跑了，当曾广珍给徐汇报时，徐说：“把你填内去，要找不到，开出你的党籍……”。其他陈全富、刘加业、甘树恒、曹吉庭、陈秀珍、张德华、杨先贵、刘义国、曾广珍等人证明与结论完全一致。
+
+　　以上两个问题，徐德宝于1961年元月5号检讨中：“私办班房，镇压群众，共计47人，县批准30人在内，自己私压群众17人，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基本群众、党团员……”。1962年5月8号检讨中：“……公社干部杨先贵、方思良，经常在公社打杀牛的，将曹世寿打死了，没有处理，实质就是助长了打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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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光山县委组织处理办公室1962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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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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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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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58.txt
@@ -0,0 +1,47 @@
+# 甘肃省委关于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死亡问题的检查报告
+
+　　（西北局并中央：）
+
+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春，由于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的严重错误，在全省农村许多地方发生了严重的非正常的死亡现象，劳改农场的劳改犯、刑满就业人员和劳教人员也发生了大量的死亡。酒泉夹边沟劳教农场是死亡严重的单位之一，由于这个农场收容劳教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原来机关、企业、学校犯有各种错误的职工，也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因此，这些劳教人员的死亡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最大，造成的恶果也最为严重。现将这个农场劳教人员的死亡情况报告如下：
+
+　　夹边沟农场是一九五四年为安置刑满留场就业人员而建立的，一九五七年后半年，为了收容机关、企业、学校在肃反和反右派斗争中给予劳动教养处分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改为劳教农场。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年，该场共收容劳教人员二千三百六十九人，其中由机关、企业、学校收容的二千一百三十四人(内中央在兰单位一百八十四人，省级四百五十二人，兰州市三百四十二人，各专区一千零六十人)，由社会上收容的二百三十五人。这些人中，原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八百九十八人，右派分子八百八十七人，坏分子四百三十八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六十八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七十八人。
+
+　　这个农场劳教人员的死亡，从一九五八年就开始发生，到一九六○年发展到极其严重的程度。一九五八年死亡二十一人，一九五九年死亡五十七人，一九六○年死亡九百五十六人，一九六一年死亡一百三十一人，合计死亡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占该场劳教人员一人，合计死亡一千一百六十五人，占该场劳教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八。死亡的人员中，原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五百六十二人，右派分子三百七十五人，坏分子一百五十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二十五人，贪污、违法乱纪分子五十三人。其中，原由机关、企业、学校收容的一千零八十一人，有原县委书记、县长、付县长各一人，省级厅局的科处长九人，大学付教授一人，讲师二人，工程师四人，中学校长二人，区级干部三十六人，一般职工一千零二十四人。占死亡总人数的百分之九十二点七九，原由社会上收容的死亡了八十四人，占死亡总数的百分之七点二一。
+
+　　这个农场劳教人员的死亡问题，主管部门曾召开过专门会议并同有关部门组织工作组进行过检查，对制止死亡问题也提出过一些措施，对死亡严重的农场的有关干部进行过处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相反的死亡现象一直在发展。一九六○年十二月西北局兰州会议以后，根据西北局抢救人命的指示，我们对现有劳教人员采取遣送分散、集中治疗、安排生活等紧急措施进行了抢救，原从机关、企业、学校收容的劳教人员，凡能行动的，一律送回原工作单位或本人家庭休养治疗，对不能行动的重病号，送附近医院集中治疗，对留在农场的劳教人员，增加了口粮、付食、蔬菜和急救药品等，到一九六一年二月，死亡现象才停止下来。
+
+　　最近，我们根据西北局和谢富治同志的指示，组织了一个专门小组，召集原夹边沟农场的管理干部和部分接回机关的该场劳教人员，分别进行了多次座谈，进一步检查了造成劳教人员大批死亡的原因，并且研究了善后处理意见。
+
+　　经过反复检查，我们深刻认识到，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大量死亡，是一个大惨案，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后果极为严重，教训极为沉痛。所以造成该场劳教人员大批死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
+　　首先，夹边沟农场劳改人员大量死亡是过去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的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之一。过去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党内外实行过火斗争，大量惩办干部，对犯有某些错误的干部，不是按不同的错误性质分别采取教育、改造以及其他原则来解决而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办法。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有一批一九五七年和五八年内部肃反和反右派斗争中被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送去劳动教养是正确的，但也有运动中犯有其它错误的干部，这些人虽未经全部清理和审查，但肯定有一部分错案和假案，将这些人送去劳动教养强迫实行劳动改造，这件事情本身就是错误的。送去以后，又没有进行真正的教育和改造，而是强迫他们从事力不能及的劳动，在管教方法上，没有把劳教人员同劳改犯严格加以区别，以对待劳改犯的办法对待劳教人员，甚至根本不顾他们的死活，在生活上、精神上给以种种摧残和折磨，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实际上把劳动教养变成了肉体消灭。这更是错误的。
+
+　　第二，劳教人员口粮标准多次大幅度下降，劳动强度过大，是造成大批死亡的直接原因。过去张仲良同志长期不承认有粮食问题，特别不承认因粮食问题而引起的人口死亡问题。过去因缺粮发生的非正常死亡，有人调查后报告死人原因是“营养不良，劳动过度”，他指责为：“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否定农业生产成绩”。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年，全省粮食供应发生严重问题，省委一方面不顾实际情况，几次降低全省粮食定量或同意有关地区降低粮食定量，另一方面，在反右倾斗争中又批判斗争了不少反映粮食和死人问题的同志，前张掖地委第一书记、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安振还批评反映犯人和劳教人员口粮低，发生死人问题的同志是：“替犯人喊冤”这就更加助长了漠视人命的错误思想和作法，有的人更错误地认为：“农村也死人，死几个犯人有什么了不起”，“死一个，少一个反革命”。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的口粮，多次大幅度下降，一九五八年每人每月平均成品粮四十九斤，一九五九年省委在调整全省粮食定量时降为四十二斤，一九六○年春天，原张掖地委又在调整全区粮食定量时降为原粮三十斤，同年十一月，又猛降为十五斤，不但口粮标准一再大幅度下降，而且品种单调，质量极差，加上长期吃不到油、肉，蔬菜也很少，许多人乱吃生粮、野菜、野物等，致使劳教人员营养极度缺乏，体力日渐瘦弱，在这种情况下，该场生产任务不但没有相应减少，反而成倍地增加。在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高指标、大计划、盲目大开荒的指导思想下，一九六○年省委开始设想全省到一九六三年，开荒五千万亩，其中分配河西三千四百万亩，到年底虽作了调整，但任务已分配下去，加上劳教农场领导关系的改变和逐级下放，更加助长了生产任务层层加码的现象，夹边沟农场一九五九年实有能劳动的一千八百多人，播种面积九千五百多亩，一九六○年，省公安厅农垦局原下达一万亩，张掖农垦局和酒泉市委加到一万八千亩，酒泉市委工作组又加到二万亩，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了一倍多，按当时实有劳动力计算，每人平均负担二十八亩半，比一九五九年增加了四倍多，生产任务大大超过了实际可能。农场为了完成任务，就拉长劳动时间，加大劳动强度，劳动时间一般都在十小时左右，甚至有时长达十四小时以上，这种超体力劳动，加重了劳教人员的体力消耗，加快了劳教人员的疾病和死亡，这也是一条沉痛的教训。
+
+　　在劳教人员死亡发生以后，公安厅曾向省委作过多次综合报告，但没有引起省委的重视，对这些报告有的没有处理，有的只作了一般的不解决问题的批答，没有采取坚决有效的措施，迅速制止死亡问题，这是对人命严重不负责任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省委主管部门、主管负责同志也有一定责任。
+
+　　第三，公安厅和农垦局等主管单位在贯彻执行有关劳教政策方面和农场的经营管理工作中也存在不少问题，农场少数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不断发生，这对造成劳教人员的大量死亡也有一定影响。在贯彻政策方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对劳动教养人员的教育管理“应当采取劳动生产和政治教育相结合的方针”，实际执行中一直是强调劳动生产多，注意教育改造少。一九六○年二月，省委决定将劳改、劳教农场划归农垦部门领导，当时虽确定生产、生活管理归农垦局统一领导，公安系统负责教育改造，但由于多头领导，形成生产与教育改造脱节，只顾生产，不管教育改造。国务院决定中规定：“对于被劳动教养的人，应当按照其劳动成果发给适当的工资。”几年来，对该场劳教人员只管了吃、穿和医疗费，每人每月发给二元零用钱，有的连零用钱也没有发。中央规定，对右派分子应该分批摘掉帽子，中央公安部一九五九年三月提出，在一、二年内解除劳动教养的人数，不宜过多，每年可以控制在百分之三左右。农场曾先后五次提出摘掉一百多名右派分子的帽子，解除一百多人的劳教，处理一百多名老、弱、病、残人员，并且整理报送了有关材料。结果只摘了三名右派分子的帽子，解除了五个人的劳教(包括摘掉右派帽子的三人在内)，其余的人，有些是张掖劳改分局没有批复，有些是省劳教委员会没有研究。有的单位还规定凡进场人员所代的粮票要一律没收。对劳教人员的信件要进行普遍检查。在农场生活管理上，粮食加工、炊管、医务人员非法克扣劳教人员口粮、药品的现象相当严重，加之居住条件不好，冬季取暖用煤和烧炕柴草，没有得到适当解决，有的人住在零下几十度的沙棚里，衣被单薄，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农场少数干部和管理人员违法乱纪相当严重，有的随便辱骂、捆绑吊打劳教人员，有的强迫某些病员参加劳动，有的随意罚饭扣饭，对一些困饥饿而偷吃和违犯了各种制度的劳教人员，轻则在小组会上进行批判斗争，重则送入“严管队”限制自由，有的在晚上还给带上手铐坐禁闭。违法乱纪之所以这样严重，一方面是农场某些干部思想作风恶劣，一方面是农场的粮食加工、炊管、医疗工作和小队长绝大多数由劳改犯中的刑满留场人员和劳教人员担任，他们中间有些人心怀不满，利用职权，有意干了许多坏事。这种违犯政策的作法，也是造成了死亡的一种原因。劳教人员反映：“劳教不如劳改，劳改有期，劳教无期”；对上述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公安厅，农垦局等单位检查不够及时，处理不够严肃，是有一定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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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省委特别是张仲良同志违背中央的方针政策，犯了严重错误，在一个劳教农场就造成千余名职工的死亡，确实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大惨案。这个惨案的主要责任应该由省委和张仲良同志来承担，有关主管单位和农场，也有一定责任，应该认真检查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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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北局兰州会议以来，我们对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死亡问题虽然做了一些善后工作，但是，前一段工作中从上到下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对这样严重的问题，没有作出严肃处理。在西北局和谢富治同志指出并多次督促后，检查得仍然很不及时，没有迅速提出检查报告和处理意见是错误的，省委应该向西北局作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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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挽回这一问题的政治影响，我们准备对这批劳教人员根据党的政策精神，分别不同情况，进一步作适当的处理。具体意见是：对这批劳教分子，除个别表现极坏的以外，一般均宣布解除劳动教养，然后分别处理。原定的右派分子，已经死亡的，除了少数在生前死不悔改的以外，基本上符合摘帽子标准的，即宣布摘去右派帽子，并通知其家属；其余的右派分子，确有悔改表现的，可以摘掉帽子。家庭生活确有困难的，给予适当救济。这项工作由各级改造右派分子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进行。原定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贪污分子和违法乱纪分子，由原单位和各级案件复查小组分别进行清理。原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列入甄别范围，由原单位和各级甄别委员会进行甄别。经过甄别以后，凡是原定性错误的，一律平反，赔情道歉，恢复工作，死亡了的，按烈士待遇，对家属进行优抚；原定性正确的，由原单位和当地政府设法予以安置。对已死亡的劳教人员带到农场的财产，虽然作过一些清退工作，但遗留的问题还很多，而且人已分散，省委责成公安部门继续彻底进行清理和退还。善后清理工作，由省右派分子改造工作领导小组、案件复查小组、甄别委员会负责督促各有关地县委、有关部门、有关单位进行，首先应该把已死亡的和各级骨干的问题搞清楚，清理工作，争取在明年元月底前全部完成。
+
+　　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大批死亡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错误，给党在政治上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在广大职工群众中，和死者家属中留下了很坏的印象，我们准备结合总结过去几年的经验教训，对造成死亡的原因和各级组织、有关人员的责任等再作进一步检查处理，并拟在适当场合向有关的党员和干部作必要的交待，进一步教育干部，从中吸取教训。
+
+　　以上报告，如有不妥之处，请西北局指示。
+
+　　 甘肃省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
+
+　　已抄报：中央、中央西北局。
+
+　　已印发：省委各常委、秘书长，办公厅、组织部、监委、各党员付省长，省人委、民政厅、公安厅、检察院、法院、农垦局党组。
+
+　　共印32份
+
+　　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机要室　　1962年11月5日　印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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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县委对所犯的错误结论材料的意见
+
+　　<原中共光山县南向店公社书记、李鸿书>
+
+　　关于县委对所犯的错误结论材料上，除事实过程外全部同意，但将事实情节上有很大出入的地方写一说明，万望组织作最后的调查落实，以求早日得到党组织给我应有的处理。
+
+　　（一）关于刘文明一事，结论材料上说：我批评刘是富裕农民，并说叫，叶继顺他还在活着的刘文明抬到西河埂内，当夜死去，事实不是那样，有根本的出入。当时的事实情况是这样的：于60年元月4号我接到县委办公室的通知，说今天地、县委来检查工作（指示有五不准），我接此指示以后，就立即与付书记叶继顺一同到何畈片去检查工作，下午从何畈片回来，天已黑时不料发现，公社纸厂、邮电局门口墙脚下睡一个人，我就与叶继顺停下来问，邮电局付局长刘芳后这是那里杀人，刘说不知道是那里人死一下午未有人抬，我就批评刘说你不知道今天地、县委来检查吗？还不赶快将人抬走，刘说局内没有人，我说死人放在大路边上，不是影响吗。局无颜找我叫刘和叶找纸厂工人以抬走，就这样找到公社去了。当时情况一来我回时天以黑，根本认不到刘文明；二来未（此字应于根本后——编者）根本批评刘文明（因为死人怎么批评呢？）三来决没有叫叶继顺，把还在活着刘文明抬走，以上这是当时事实情况，请示组织在进一步调查刘芳厚、叶继顺。
+
+　　（二）关于新县什么公社送来一个小孩问题。结论材料上说：“这三个小孩是五一大队的小孩，又说我不积极的去查找三个小孩的住址，还说我迫使民兵把三个小孩代走”。事实根本（应加不是——编者）那样，这三个事出入很大。
+
+　　当时事实情况是这样的：于59年12月11日夜里，新县什么公社三个民兵看三个小孩，这是事实，当时我问民兵这三个小孩是那个大队、那各个弯、姓什么，小孩大人叫什么，当时民兵说我不知道小孩。我急（应为及——编者）时问大小孩也不知道，民兵说小孩冻冷了，我又把小孩领到党委办公室烤火。在办公室煤火上烤了好久的时间，再问小孩父母姓啥？叫什么，那里住小孩都不知道，问后我就叫营业所付主任杨世高（党员）将三个民兵和三个小孩带送到集体食堂吃饭，我再打电话各大队查一下，三个民兵临走时，我还再三的说不要把小孩放在外边，找不到地点再送来，这是当时的事实。在当时的思想是这样的：一来不是南向店公社的小孩，在材料上是五一大队三个小孩，请组织可查这三个小孩，要是五一大队小孩，有一个证明我愿意，组织甘心加重处分我，根本不是五一大队小孩。二来我是积极查找小孩的下落，说我未找不是事实。三来我根本未迫使民兵将这三个小孩代走，不仅未这样作，反而我再三的说民兵不要把小孩放在外边，找不到地方再送来，以上是当时事实，请组织问公社全体干事详知，并请组织把公社干部找一路份（原文如此——编者）当面对。
+
+　　（三）结论材料上说：“我指使王店大队病院负责人，大队干部将金士百赶出院。”金士百被赶出院后，由于生活断炊，病情更加严重，次日死去。根本没有这回事，全是假的，请求组织要求有一个人大队干部，和病人也好，证明我叫大队干部，将金士百赶出院的证明，我愿意偿命，结论材料过程是事实，详细情况检查上有请组织调查，请调查公社干部张大本和病人，我决没有叫人将金士百赶出院，金走的时出院和死多时走的我根本不知道，请组织费最后的心血调查一下。
+
+　　（四）结论材料上说：“我主持斗打雷畈大队队长陈家炎的问题。”根本没有这回事，因我在南向店片当片长，陈归何畈片管我根本不知这回事。2、关于王母观水库什么姚泽民死的问题，我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过程和情况检查上面说有，请组织再查一下，论事实没有这回事，但有检举证明，望组织酌情处理。
+
+　　（五）结论材料上说：“我在那个断炊停伙的情况下公社还起小灶”。在多吃多占上，我不仅是有也很严重，可是公社根本没有小灶吃。另外关于购买孟还跃手表当时兑了现，胡良据钢笔也兑了现，毯子把了钱。
+
+　　总之，我以上的证明，全是收（应为属——编者）实，望组织再调查落实：同时还要求县委研究处理我问题时，将我60年5月份正处于始终无法（原文如此——编者）我动用国库大米13万多斤和动用公社公积金5万多元钱拿下各大队去购买粮食和治了病用了。这两件好事，望组织给我从宽大大宽的处理。总之，望党组织再费最后一次心血与我调查一次，以求得到组织早日处理，给我应有处分，使我早日得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在工作中立功赎罪，重作新人，永不再犯，在工作中来弥补党和人民的损失，请求党谅解我吧。
+
+　　 检查交待人 李宏书1962年11月7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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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60.txt
@@ -0,0 +1,13 @@
+# 请求县常委对我所犯错误从宽再从宽的处理
+
+　　<原中共光山县南向店公社书记、李鸿书>
+
+　　关于中共光山县委、常委，根据我犯错误的事实，给我开除党籍之处分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执行和巩固党的纪律：之有这样才能使我深刻的吸收教训，使我在今后工作中脱骨换胎重新做人，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县常委对这样的处分，使我犯的错误，我是虚心接受的。
+
+　　亲爱的党组织、县常委，要求党组织让我年轻重有改造决心，让我出身抬轿要饭，是一个苦孩孩子；念我出身于一个贫雇农家庭，念我在党内培养我十多年，从来未犯过任何错误。望组织谅解我是初犯，不是一贯的，万望组织请求县常委留在党内，留我一个改造机会，让我在今后工作中立功来报答党和组织，来弥补人民的损失。特此请求组织、县常委给我从宽处理从再宽的处分，使我知宽而觉永不再犯。特此请求并向党组织作出保证。
+
+　　 请求人 李鸿书1962年11月7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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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6/000061.txt
@@ -0,0 +1,13 @@
+# 一个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
+
+　　今年十月份，我县在升钟区双凤公社破获的匪“太华军四川地际队第二支队”预谋反革命组织案，其首犯冯加明是一个十九岁的贫农青年（已逮捕归案），现将冯加明走向反革命道路的具体事实综述如下：
+
+　　冯加明，男，十九岁，南部县双凤公社十大队人，家庭贫农成份，本人学生出身，一九五八年高小毕业，接着读农中两期，至五九年九月被调去荣昌县广顺场省煤炭厅建安公司第三工程处混泥队当工人，表现一般，于六零年由本公司调重庆中樑山华岩工人技术学校建安班学习。在学习期中，由于对连续两年自然灾害带来的暂时困难认识不足，对国内形势产生悲观情绪，对现实生活不满，常闹粮荒，散布落后言论，加之行窃，被学校组织过两次批判，于六一年一月二次批判后，当晚即逃跑回家，返家后，不安心农业生产，东流西窜，把农村形势看成黑漆一团，认为农村什么都不好，说农村生活不如解放以前，对我党和政府敌视不满，常看“王匣记”，“挽回天意”和剑仙侠客等反动封建书籍，制造散布反动言论，时刻寻机进行反革命活动，六一年冬，冯犯先后向表兄何明格，姑父罗寒华等造谣吹虚说：“重庆有个组织，是台湾直接领导，由陈[此处有一字不清]的儿子陈伯遂负总责，指挥部在武汉，重庆是总办公室，阆中有地下室，里面有手枪、电刀、收音机，是一个医院副院长在管”，并说：这个组织已给我发有一个金属证件，只要有人愿意参加，我就可以和重庆取得联系。冯犯采取亲友串联等手段，先后在我县双凤、保城、升钟以及盐亭铁边等四个公社的十三个大队内，拉拢发展过成员十一人，威胁欺骗落后群众三十人，组织匪“太华军四川地际队第二支队”的反革命组织，并四处打听所谓蒋匪帮领导的地下组织，企图与敌特挂钩搭线，六月得悉匪“民主党”的反革命组织有名称纲领，刻有大印，便亲赴盐亭刺探“民主党”内幕情况，准备合而为一，因被发觉控制，未得其果。七月当公布蒋匪帮阴谋窜犯沿海大陆的消息以后，他认为机会已到，活动气焰更为嚣张，大肆造谣煽动说：“世界大战已打起来了，现在是八个国家的军队从朝鲜、台湾、西藏三路进攻中国，打起来了要丢原子弹，八、九月份，蒋介石要派五百架飞机来打四川，现有蒋介石和毛主席在武汉谈判，谈判不合适还是要打，……等。”并公开叫嚣要积极发展成员，搜罗武器，伺机暴动，同拉拢的骨干分子宋世奎共谋策划制订了如蒋匪帮反攻大陆成功就配合蒋匪帮统一行动的计划，并打算集中所有成员潜伏南部县城，先割电线，切断交通线，后攻兵役局和公安局，夺取武器，上山安营扎寨等。因被我发觉，现已逮捕归案。
+
+　　 共青团南部县委1962年11月26日
+
+　　来源：中共四川省委办公厅秘书处  一九六三年二月五日印发  共200份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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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62.txt
@@ -0,0 +1,25 @@
+# 中共内江地委关于石纯华所犯错误处理意见的报告
+
+　　（前缺）地委给予开除党籍和行政上撤销一切职务的处分，级别由十三降为十六级，并建议省委将石纯华所犯错误的处理决定，[有3个字不清]通报，教育全党。
+
+　　妥否，请省委批示。
+
+　　 中共四川省委监察委员会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
+　　（省委：）
+
+　　石纯华，现任内江地委常委、专署专员。今年四十四岁，河北省灵寿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一九三八年入伍，同年入党。一九四九年转入地方后，曾任泸州专署办公室主任、内江市长、副专员等职务。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七年，因放纵士兵违犯军纪，先后两次受党内警告处分。一九五二年“三反”运动中，因贪污又受党内警告、行政记过的处分。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在两性问题上，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发展到违法乱纪，而且一犯再犯，屡教不改，其情节十分严重。他利用职权，采取各种流氓手段，先后玩弄妇女达十余人之多（其中有干部、学工、演员、医士、电话员、打字员等），自己承认被他奸污过的青年妇女就有四人。
+
+　　石纯华玩弄妇女的手段是十分卑鄙恶劣的。他经常借跳舞、看戏、打牌、请客的机会和利用职权“开后门”代买高级商品等，接近和讨好一些青年妇女，进而采取物资引诱、欺骗或威胁等办法，来玩弄和奸污妇女。一九五九年他在越溪煤铁矿工作时，初则假借政治上“关怀”，继而采取物资引诱、佯许结婚等手段，诱奸了该矿电话员王淑华，与王明目张胆地同宿，并说“别人晓得了，也不敢到这里来捉奸”。以后又无中生有地说王的丈夫贪污已被组织上发觉，刁唆王闹离婚，替王起草离婚申请书，叫王照抄后又把原稿收回，以免露出他的“马脚”。王的丈夫因妻子被霸占，曾气愤持刀自杀，经其他同志发觉获救。一九六一年初在荣县第二冶炼厂又看上了广播员刘德芳，利用职权将刘调到专区邮电局工作，也是先用物资引诱、进行欺骗，进而持枪、卧轨、跳河伪装自杀，说“我死后你也脱不了手”，威逼女方与他同宿。石以“拜干姊妹”为名，利用一个政治面貌不清、思想品质很坏的女人欧泽云（原专区运输公司干部，已清洗）替他拉拢过两三个青年妇女。他奸污过的另一青年妇女、专区手管局干部邵永佑，贪污公款三百多元，经揭发后，他竟公开包庇，亲自告诉该单位领导不予处分。他一方面戏弄、奸污妇女，破坏别人的夫妻关系，另一方面，虐待、打骂已有三个孩子的妻子，无理取闹要离婚，并在其妻将要分娩时将她赶走，强迫分居。
+
+　　三年多来，地委对于石纯华的错误，曾经进行过多次的严厉批评和教育，耐心等待他觉悟。但是，事实证明，他不仅没有认识错误，痛改前非，反而拒绝党的教育，当面表示愿意悔改，背后却又变本加厉地继续玩弄妇女。一九六O年五月，地委曾责成李轩同志亲自参加越溪煤铁矿当委扩大会议对他和王淑华、罗佩玉乱搞男女关系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不久，他到成都参加省人代会，党带着罗佩玉同去同宿。据他回去的警卫员王仲揭发，当组织上了解他和刘德芳的不正常关系时，他曾指使王与刘串通消息，威逼女方不作交待。当地委决定召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他的错误时，他竟至拒绝到会，态度十分蛮横。尤其的是，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地委决定对他处分并上报审批期间，他住专区医院时，又与被他玩弄过而已结婚的刘德芳重新勾搭。在六月上中旬的二十天中给刘写了四封“情书”一首。“情诗”。他告诉刘：“自从分别以后，夜晚常失眠，睡觉就拿出你的照片对影悲泣”；“也只有你留下一条腰带，一张照片，使我拿出来看一看得到些安慰”；“地委决定给我撤职处分，不过我并不感到失悔，为了您，我早就准备身败名裂”；“现在的问题已失去了你，这到使我最伤心的一件事”。他表示“国×家恨×无愧”，“意如孟姜奔万里”，“现在难如愿，望度晚年”。当时又与专署卫生员女干部，现役军人[此处有2字不清]文学习胡混，互赌“情诗”。他特而感到他（她）们的“恩爱”将无希望，而异常愁苦，说什么“钢笔难写每天苦，拿纸难记时光优”；时而又自我鼓励的写道：“幻想[此处有二字不清]如愿，[此处有二字不清]深情无望”。他把组织上和同志们对他的批评教育则比作“无情风云”，居然说“谈心不慎风浪袭”，死后也要：“化蝶飞，共天存”；此话不知耻地当为自己“[此处有二字不清]能干有人爱，女方爱才中意是真心”，透露地表现了他的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本质。
+
+　　上述事实说明，石纯华所犯的错误是一分严重的。他身为[此处有三字不清]和党的负责干部，却无礼党纪国法，对组织上的[以下有一行模糊不清]法玩弄和奸污妇女。他对自己的错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及至地委决定给他处分的时候，仍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毫不悔改。这是党纪国法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他这些腐化堕落、道德败坏的思想行为，在党员、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公愤，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说“他见了女人就象苍蝇见了屎一样”。有的女干部反映不敢和他接近，纷纷要求地委严肃处理。地委认为，石纯华的错误，已经由严重的腐化堕落发展到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由生活上的享乐腐化发展到了政治上的蜕化变质，陷入了卑鄙无耻的资产阶级腐化生活的泥坑，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品质。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教育党员干部，地委意见：将他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工资级别由十三级降为十八级。
+
+　　当否，请省委批示。
+
+　　 中共内江地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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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63.txt
@@ -0,0 +1,29 @@
+# 我所犯错误的检查
+
+　　<原信阳地区行署财委办公室付主任、李英>
+
+　　1959年我由地委财贸部下放到光山县孙（应加铁，下同——编者）铺公社从事基层工作锻炼和搞基层财贸工作重点。在这年的冬季正当信阳事件严重的时候，当时由于自己思想觉悟不高，原则性不坚强，以及存有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从而犯了严重的违法乱纪的错误，造下了严重恶果，给党在人民群众中，造下了极坏的影响。
+
+　　自从61年12月参加集中整风学习以来，经过个人反省交待，小组和大会斗争，一年多来在党的一再教育挽救下，使我逐步的认识到了信阳事件的性质及危害，同时更加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其教训是极为深刻的，终生难忘的。
+
+　　一年来，经过领导上的多次组织查对和自己反复反省检查，为了帮助组织上最后把问题弄清，现在我再次本着党一再教导的实事求是、忠诚老实的态度，将个人在59年冬所犯的严重错误检查交代如下：
+
+## （一）
+
+　　1959年12月上旬一天下午四点多钟，我正在自己住室写调整基层财贸体制试点第二期简报”，孙铺商店付主任余绍良慌慌张张在我的窗外边走边叫喊：“李主任、李主任，刚才捉住一个小偷，现在后院，你快去看看吧！”说罢就有出去了，（这个小偷是余绍良等人赶到孙铺北地捉住的，捉后拉到北头食堂搜查打了一顿，又拉到公社找内政科干事舒成善，和舒成善一起弄到商店后院的，这是余绍良说的），我放下笔就去后院看，我一出门就见一群人就那里围着他七言八语乱说乱问（我能以记起名子的有公社内政科干事舒成善，工商联的舒传芳，营业员徐小兰，服务员陈常英等，另外银行营业所的李照茂等也能在场，还有一些记不清了），我还未走到跟前小偷张立全就一头向地上砖处碰去，倒地不起，我慌忙走到将他拉起来，因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向张立全说：“你姓啥，那里的”，张立全说：“我姓×，是曙光大队的”，张立全刚说完这句话，内政干事舒成善立即驳他说：“你是曙光的？你们这些小偷我那个不认识，你是龙台的，还胡吊扯”，别人就骂他不老实，我有向他说：“你为啥碰头，你把头碰破，弄流血，这是说你自己碰的呢，还是说是别人打的呢？”张立全只是说：“我不能活，我不能活”，并不答复，他为啥碰头，还问了几句其他的话，正在这时，余绍良慌慌张张从银行营业所后门（营业所后门与商店后门通着，在一个伙上吃饭）领着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走来，边走边说：“不怕你这个吊家伙咀硬，这有检举人”，说着就叫着青年人与张立全对证，这时忘记是谁把张立全全身上搜出的东西交给舒成善，我就过去查看，是一个装纸烟的铁盒，内有一些零钱，几只纸烟，几尺布票，等等，我和舒成善一样看看又数数，这时余绍良叫那青年人与张对证，张立全仍不承认，七对八对，余绍良火了，就说：“我看是不给你来硬的是不中，走，弄到前边把他绳起来”，一群人就推推拥拥把张立全往前院弄，这时我和舒成善也随后跟去，而没有及时反对和制止他这样作。到前院就弄到饭厅里去了，我就到饭厅里，这时余绍良等几个人把张立全捆吊起来，边打边追问，正在这时，商店秘书蒋修强从外边回来，见打小偷，不知他在那里摸了一根板凳腿，照张立全的屁股上狠打，另一个营业员（忘记是郑朝庭还是万克荣）手里拿个棍去打张立全的头部，我用眼瞪他一眼，制止了他，并对他说：“你打他的头干啥，你要是一下子把他打晕死了怎么办？”，由于蒋修强打得很，同时因吊的不高，张的脚尖可以够着地，蒋修强打他时，张护疼挣扎，一下子把绳弄断了，这时，    我见绳断了，就对他们说：“你不能找个结实的？”他又跑去找了一根结实的重新捆吊，继续打逼，在他们打的时期，自己也不断插言追问，因人多乱追问，我在问他时，为了教他听清和答复，也曾用手指指他的脸。这时下放付主任武善斋（原专区商业干校政治教研室主任）从粮管所回来，见打小偷围上去就说：“又是这家伙，他在龙台一贯偷盗，还戴高帽子画脸游街，是个老干家。”并指着当时那种捆法（当时他们是连胳膊带身子胡乱的）说：“你们这样绑太便宜他啦，光绑两个手脖哎”，蒋修强、余绍良等又重新按照武善斋的那样捆吊起来。这时，因原来绳的另一头拴在顶柱上，张立全光用脚够攀，我指着一旁的一个马车盘说：“你不能拴在马车盘上，自己也走过去把车盘上的乱东西拿掉。” 这时税务所，邮电所，兽医站，营业所等单位的商店搭伙都陆续来吃饭，不少人也都围上去打了。我见一时弄不出结果，而余绍良、舒成善他们开始弄的，他们又在，我便端饭碗回自己屋去了，吃过饭连碗也未送，就点起灯写起文件来了，蒋修强在我窗外说一句：“李主任那个小偷怎么办？”我因正集中思想写文件，没多考虑，我就说：“你去找余主任”，他就走了（以后听说蒋修强和两个营业员把张送到公社找舒成善，舒不在屋，说交给一个姓李的干事，放在公社过门下，连衣服也没给穿，舒回来后才送到收容所去了”。
+
+　　次日清早，我因当晚写文件睡的晚了，起床后还未吃饭，蒋修强就慌慌张张跑到我屋说：“昨天晚上逮的那个小偷快断气了，”我听说后，心里一惊，忙对他说：“你不快到医院找医生给他看看，再给他熬点热汤喝喝，”说罢，蒋修强就走了，又过了一大会子，蒋修强回来说：“不中了，已经断气了，”我说：“你快去找余主任，武主任，研究研究看怎么办。”余绍良、武善斋找来后，蒋修强又说了说，大家都很害怕，我说：“不管咋着，得去找公社吴书记（当时公社第一书记，县委书记处书记）回（应为汇，下同——编者）报回报”，叫余绍良去，余不敢去，他叫我去，说我是地委财贸部下放的，到那里好说些，我就去找吴良保，把这事给他回报后，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只是埋怨地说：“你们领导上也不管管，打也不要打这很，天这冷，又没吃饭，咋不死呢，你对舒成善说，叫他给龙台打个电话，问问他家还有啥人，通知他们领回，再给他们几个安葬费”，我转告舒成善后，回到商店，他们还在等着我，我把吴良保的话又说了一遍，蒋修强门市部小冯家是龙全的，他也可能知道他家有啥人，我说：“你去问问他”，又过一会，吴良保打电话又叫我去，他对我说：“最近社直部门不断打人，为了避免今后再出事，你们支部要写信检讨，同时还批评说“你们打小偷也不叫公社知道，公社是政府，小偷应由公社来管”，我说：“是余绍良和公社舒干事弄到商店去的，老舒还跟着来”，他没再说别的，我回去又把这话对他们几个说了，他们叫我执笔写，余绍良、蒋修强又分别把开始和以后的情况说了遍，我写好后一念，余绍良说写的太具体了，蒋修强主冰应带他的名子，武善？说他那话不是那样说的，都不同意，这时余绍良说，“咱去找找公社党委办公室张主任，问问他怎样，叫我和他一起去找张少廉，张少廉也说写个原则，检讨就行，不一定那么太具体，以后又重新写了一份交给公社党委了。公社党委也没有再说什么。舒成善打电话了解张立全家已无人，单身一个，给吴良保说后，就由公社内政部找人给代埋了。另外，在余绍良、蒋修强等人吊打另一个小偷谭天江时，自己也曾在场，在他们打时，自己也曾插言追问，同时还用菜叶子往他脸上打了两下子，后来钱交出来后，这个小偷就送公社，说话送县去了。
+
+## （二）
+
+　　对于这种严重的违法乱（应加纪—编者）和由此而带来的恶果，我个人负有重要责任，当时自己身为地委财贸部的下放干部，同时也是商店里的负责人之一，对于这种违法乱纪行为，没有能坚持党的原则，坚决加以反对的制止，而是采取一种自由主义态度，放弃党的政策原则，同情和支持了这种恶劣行为，以致造下了严重恶果。当时我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呢？从思想上检查，主要是当时当地严重违法乱纪情况下，思想上动摇了，犹豫了，因为在59年冬季，光山的违法乱纪十分严重和普遍，见到原县委的很多负责干部也都亲自主持会场打人，甚至亲自打人，如原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赵明英、吴良保等在孙铺召开几千人大会主持会场斗打下边的干部，公社党委会议开会斗打大队支书，党内反右倾也是打人，而他们亲自在会场上都不加过问，逮扑法办杀牛杀猪，几乎天天如此，弄的下边违法乱纪成风，逢会就斗，一斗就打，打人成性，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思想犹豫了，认为你们都是县委书记还开会打人，你们不仅不制止，有的还亲自出手打，我才没有法管呢，就是以后上级追查，这种打人也不是我叫打的，更不是从我这里兴起来的，所以对下边干部打人就采取一种不加制止的自由主义态度。同时，另一方面自己也常常在思想上原谅他们，认为基层干部就是简单，他们不会讲道理，缺乏法纪教育，不会采取说服教育方法，作风粗暴简单，所以动不动就会来武的，动手动脚打人这是必然的。由于这种思想的错误支配，所以在商店后院余绍良叫往前院拉，弄去吊打时，自己就没加反对和提出制止，但也不是完全支持他那样作，而是放任不管，同时又见公社有人跟着，他是专门管这事的，自己也就更没有提出不同意来，也就随之跟去，见到他们绑吊起来打时，心想他不过用这办法威胁他，把钱弄出来，只要不打破皮，打伤也没啥，所以在他们打时，自己也就插言追问，见别人打他的头，怕打出事来，就提出制止了。总之，由于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不高，党的原则性不强，在党的政策原则遭到破坏的情况下，不能够坚决的维护党的原则，而采取了一种严重的自由主义态度，放弃斗争，对干部无原则的迁就姑息，以致于自己这种错误思想和行为，直接的起了同情和支持他们违法乱纪。而忘记了党一再教育的原则，也忘记了党的铁的纪律，更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缺乏忠贞，一个共产党员不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严重关头，都应该坚持党的原则，向一切破坏党纪国法的行为开展坚决的斗争，党的原则，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而自己在当时却把党一再教导的原则忘记了，对违法乱纪行为熟视无睹，不是以党的政策原则、党的纪律为准则，而是以某些干部的错误言行为标准，结果是错上加错，违法了党纪国法，造下了严重恶果，这一血的教训是极为痛心的，永生难忘的。
+
+　　总之，由于我的错误，带来的危害是极为严重的，破坏了党的纪律，违犯了国家法律，助长和支持了下边干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造下了无法挽回的后果，犯下的罪恶，给党在人民群众中造下了极为恶劣的影响。因此，自己负有重要责任。为了挽回党的影响，接受教训，同时也为了教育改造我本人，现在我除了在党的宽大下，痛改错误，立功赎罪外，并忠（应为衷——编者）心的请求党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
+　　以上检查，如有不妥，请指教。
+
+　　 李英1962年元月16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7/6/000064.txt b/CCRD/2/7/6/00006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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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6b9081c9695280476181f448fb516510b42644
--- /dev/null
+++ b/CCRD/2/7/6/000064.txt
@@ -0,0 +1,199 @@
+# 自我系充（统）检查
+
+　　<原商城县公安局局长、王昆明>
+
+　　王昆明，男，37岁，中农成份，农民出身，原籍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集大街路西住，现在河南省商城县公安局工作。
+
+## 简历：
+
+　　1927年 5月生，35～41年在家玩检柴火生产，当时家有12亩地，一头牛，农具不齐全，12口人，13间房子，我父和两个哥生产，冬闲时卖工，土改时又分给我家 1亩多地，我从41年—42年参加解放区新划商领县三区通讯员，八区通讯员，九分区桥队队员，因灾荒年中年收（应为岁——编者）小被精兵减政回家生产，43—45年在家生产，当民兵冬闲时做小生意，卖油条、烟。46年因论县（应为沦陷，下同——编者）时往北没有突围出去，我们活动雪村沙窝，把枪支都藏到沙窝理（应为里——编者），指导员平进美说大家各找门路，我回家生产时，因为在当民兵时检查过鱼河西客商偷漏税，他借着论县之机代托找我的麻烦，我听说后立即逃到善堂集上胡文礼家住着做生意，又被敌人每天搜查，解放后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出（应为处——编者）在困难之处被迫托我街之王清泉到土匪头郭建那里说我也要当他的兵，说好后我才从善堂回家，到郭建匪部后名义上当他的兵，实际上吃饭、睡觉都在自已家。当12天的土匪，同郭建到袁六村抢过一次粮食，我还分五斗粮食背回家了。跟王清泉到南往了王家起过一次枪。后来郭建明说乡下有到二队，郭就跑到鱼河西。我没有跑（应为跟——编者）他们走。又解放了我还是当民兵，到47年 2月份由王崇田介绍我参加刘邓大军大军区野战总邮局当交通员，47年 2月南下到大队（应为别——编者）山区新县沙城区搞土改当工作队员，47年10月又被调回总邮局后编到工分区侦察连，当战士，付班长、班长，49年 3月入党，50年调黄（应为潢——编者）川地委党校住学时把当土匪的事在小组上作过交待，50年 5月调商城县九区当组织员——54年10月任组织干事，组织委员，54年10月调县，任付检长，56年审干时对历史问题作一般历史问题的结论，60年 8月调公安局当局长。
+
+## 社会关系：
+
+　　父王崇贤劳动出身，58年死了，他老弟兄三个二叔早已死去，三叔王崇功付（应为富——编者）农，历史上吸大烟当牛行户，现在生产没干伪事，我弟兄三个大哥王昆山在42年往山西逃荒路过瑞随县被国民党抓兵抓去了，在安阳县解放时被捕死了。二哥王昆行现在甘肃省建筑程队任五级工人，历史未干过啥事。叔白（应为伯——编者）哥王昆玉在家生产，没干过伪事，三叔的儿子王昆富在贵州任公安局长，三个至（应为侄——编者）儿都在工厂、一个至女也在工厂。
+
+　　三个老娘家老娘舅都不再（应为在——编者）了，都是中农、贫农，没干过伪事，两个姐家，一个地主，一个富农，现在家生产，未干过伪事，未有什么关系。岳父赵自和中农，做生意出身，经过大队会计，历史上未干过伪事，一个表弟现当小学教员，一个朋友胡文礼贫农，在46年当过会道门，现在家生产。
+
+　　于1959年11月份上旬我在土坡搞反瞒产时，有该队社员凡少清贫农成份，40岁左右，当时身体瘦弱为他偷杀羊和偷了本湾何勤武家的门，想进行偷盗被本湾干部报告我之后当即叫刘大礼、周传富去搞他的材料，当天下午又把（应加他——编者）搞到学校里我亲自审问，夜晚又搞到干部会议上进行说理斗争（没有违法乱纪）到后又弄到幼儿院扣押一夜，第二天我亲自写信送县据说走在半路上死了。
+
+　　1959年11月份可能在28日时我和李宏照在上石桥乡政府，这时张昆山说肖寨大队有破坏尸体的，叫我和李去肖寨去，当时张也去了，去到肖寨后先到邓有龙家去，将现场看过之后发现小孩子骨头，当时叫本组小组长通知邓有龙到家去一趟，这时叫李宏照在邓的本弯（应为湾，下同——编者）了解情况，不一会李也来大队去了，这时邓也到大队部来了，我和张审问，李宏照记录，张昆山先问邓有龙你来是为什么事你说下，我接着你没啥为啥来了，老邓说我就是弄了几个小孩子肉吃人家死了也丢了，不如我吃了还粗（应为舒——编者）坦些，张昆山说老头你这不是，可能是偷杀人家牛或羊吃了吧，这时老头急了，站起来对上一板说，不根（应为跟——编者）你说了，政府给我弄饭吃，我就不再弄人肉吃了，这时再问不下去了，当时张昆山将我拉了以（应为一，下同——编者）下叫李宏照问他历史，我们两人出去商量以下，开始张叫老实弄到是（应为县——编者）里，我说老头年纪过大能到炮楼里压压气，当时张说这个老狗熊非官（应为关——编者）起来饿死他儿不行，又说他究竟弄人肉，我说不如把他儿弄到县里去，不判刑，也判管制，把他儿材料弄好，后本弯开个会揭发以下说明晚（应为明——编者）人肉是假的再送县，我照这样不研究的与李宏说的，下午我和张昆山回到周寨去了，当晚我又在周寨打电话与李宏照说，把将又（原文如此——编者）个材料弄好了没有，他说都办了，第三天把邓家喜送县了，于60年 3月判管制回家死的。他老头据说是弄到教养场死的谁教（应为叫——编者）弄的不知道。
+
+　　60年元月到鄢岗的当时去是安排生活，搞生产八号住在陈太山生产队教养场里，白天小队晚回来，有一天夜晚有王治安偷鄢岗门市部里边，被营业员姓谭的抓住了，当时被吊捆起来了，送教养场。当时有该场的丁场长收下的，丁说曹科长和王检察长都睡觉了，先放回放着当晚王治安将绳咬断了又跑了，民兵发现了打他，将我们警醒了，我问为啥，他们将情况向我介绍，第二天我写信送县了啥时死的我不知道。
+
+　　（60年元月我住教养场时，有曹先友向我介绍被教养情况，总计教养34人，截止我去前又死八人，在我住的期间又死四人，当时我发现有8—9人病的很严重，当时与曹先友说病不参加劳动，还李（应为要——编者）以（应为一——编者）送回并要加紧治疗，一定按口粮标准吃；3.不准在（应为再——编者）收，在这里没几天就到省里开会去了。）
+
+　　1959年10月下旬到墩子塘和土埂大队搞反瞒产个人所作的事实如下：首先开会反瞒产宣传说富裕农民有粮不拿出来吃，讲两条道路，两种思想，两个阶级的斗争，最尖锐的是表现在粮食上，说农民大锅不烧小锅烧，白天不吃晚上吃，干部不说吃，个人偷着吃，其次叫干部摸情况找有粮食进行斗争，如在墩塘干部会上斗争肖易祖在斗争中有违法乱纪（炒盐豆子）我当场制止，在斗争王庆重时逼他要粮食说他偷瞒有粮食，斗他多次有一晚上说他有两个钟头，共计有10多个干部（都是讲理没有违法乱纪）其三叫干部偷啊，找缺点进行搜查，我自已代领到土（原文缺1字——编者）的（原文缺1字——编者）畈去搜查一户大富家共 315斤荞子面半筐干鱼（鱼没要）。将15斤荞子面拿青年给做活的吃了。其他代领的在土埂共收40多户，我在土埂住的期间，先后死人41人，以后又死多少我不知道。
+
+　　1959年11月份有一天我从上石桥回来在焦希明住室内研究案件，后闲谈时，当时人有焦希明、吴家声有我扯到案件，放不出去，他不走，说不走，又说一个地主自动拿被子到大号来，有的是我们放出去的已走到七里岗去了，这个人迎着送案子的，他说他是逃跑的叫那送案子的再给我送县去，跟着又来了，接着我说下面有的群众说我们不如坐大号，在大号有饭吃我们错误也去坐大号，他们内心都说这样像这样反映在少（原文如此——编者），这时我向（应为问——编者）大号吃多少粮食焦希明说按上级标准劳动吃22斤，不劳动吃半斤，我说吃半斤也不少，能养住活命就中，吃半斤看有啥反映，我到汝南开现场会回来跟吴家声到监所里看了一下走到铁门外下砍（应为坎——编者）时我问吴家声有啥反映，吴说反映很好，在家不能吃饭，在这能吃饭，这时吴说案子还是放不走，我说群众吃不上饭，叫吃四两看试试看，我也没说多常（应为长——编者）时期，不中赶快扭过来，以后我就下乡了。据说吴执行了 8天死20多人。
+
+　　1959年冬至60年春先后批捕 104人其中亲自批捕拘留36人共同研究案件 199人，其中错案冤案死多少都不知道。现将我所知道的杀耕牛、吃人肉、偷盗、污贪污逮捕、判刑、判管制的10人，吃人肉有 4人，是从名子。其中杀耕牛的56人，吃人肉 9人，死到大号里 9人，有一个被判管制放回死家的一人，其余是研究释放回家的，实际上死多少人我不知道清查对。让实死的数我完全接受。
+
+## 集体研究拘留逮捕和判刑、管制的名单，与我知道死大号的名单：
+
+　　周新月      杀牛        捕
+
+　　王盛堂      杀牛        捕
+
+　　黄新凤      杀牛        捕  吃人肉  死
+
+　　狄金国      杀牛        捕  吃人肉  死
+
+　　徐少祥      杀牛        捕  吃人肉  死 管
+
+　　易传海      杀牛        捕
+
+　　×（说明：此处及以下姓氏均未复印上——编者）新荣   杀牛    捕 吃人肉 死
+
+　　×光贵      杀牛        捕
+
+　　×发银      杀牛        捕
+
+　　×万顺      杀牛        捕
+
+　　×开秀      杀牛        捕  吃人肉  死
+
+　　×  金      杀牛
+
+　　×德有      杀牛
+
+　　刘新介      杀牛
+
+　　×友义      杀牛
+
+　　×家友      杀牛
+
+　　×宏求      杀牛
+
+　　×善山      杀牛
+
+　　（姓  名    杀牛  捕  人肉  偷 死  姓  名    杀牛  捕 死  偷 死）
+
+　　×继堂          捕        偷 死  张里州    杀牛  捕 死
+
+　　×家生    杀牛  捕               曹坤国    杀牛  捕 死
+
+　　×建贤    杀牛  捕        偷 死  冯汉坤    杀牛        偷 死
+
+　　姓  名    杀牛  捕  人肉  偷 死  姓  名    杀牛  捕死  偷 死
+
+　　陈道前    杀牛  捕        偷 死   任中海   汽车压死人
+
+　　余秀珍    杀牛  捕              陈从中    杀牛
+
+　　张得国    杀牛  捕      偷 死   张文泽    杀牛
+
+　　周帮清    杀牛  捕              彭应礼    弄假粮票
+
+　　陈本堂    杀牛  捕              黄寿银    杀牛
+
+　　姚发雪    杀牛  捕              曹成轩    杀牛  捕 死
+
+　　高雨清    杀牛  捕                  共同研究批准逮捕
+
+　　王英才    杀牛  捕              47人杀耕牛30人吃人肉 5人
+
+　　韩顺道        因                我知道死到大号里的 7人。
+
+　　顾元学    杀牛  捕
+
+　　张颖用    杀牛  捕
+
+　　陈中力          捕  人肉
+
+　　胡光发    杀牛  捕
+
+　　武方科    杀牛  捕
+
+　　叶传先          捕
+
+　　王俊成    杀牛  捕
+
+## 我参加研究判刑的名单，死从名的情况。
+
+　　姓  名  杀牛  人肉  死  从各  偷  从名  姓  名  杀牛  肉  死  偷
+
+　　云前告                        偷        赵据全  杀牛
+
+　　（冯保脱                        偷        夏少芝  杀害父亲）
+
+　　江友停         贪污                     胡继发  杀牛
+
+　　姜明堂  杀牛                            秦大雨  杀牛
+
+　　敖振昌  杀牛                            张中臣  杀牛
+
+　　张发任  杀牛                            肖期荣  杀牛
+
+　　韩家发  杀牛        死                  黄文生  杀牛
+
+　　姓  名  杀牛  人肉  死  从名  偷  从名  姓  名  杀牛  肉  死  偷
+
+　　黄新峰  杀牛  人肉  死                  × 宾等  反革命杀牛
+
+　　夏长贵  杀牛                            盛  怀  凶杀犯
+
+　　姜司娥        杀害丈夫                  刘明青  杀人犯
+
+　　刘荣发                                  判刑的29人
+
+　　库里堂       贪污案子                   杀耕牛的22人
+
+　　漆传英       富农杀害贫农               吃人肉的 2人
+
+　　韩益道       衣服冻死人大号             死到大号里 2人
+
+　　杨家治                                  判刑29人占研究捕的人
+
+　　杨成元       人肉                       数从性 4人
+
+　　余丙超
+
+　　孟希乐       老犯人从新犯罪
+
+　　田光贵       人肉
+
+## 参加研究判刑管的名单
+
+　　（姓  名  杀牛  吃肉  死  偷  姓  名  杀牛  吃肉  死  偷）
+
+　　黄新付  杀牛                易义忠  反革命犯
+
+　　李大山  杀牛            偷  宋志有  反革命犯
+
+　　付李五  杀牛                王雨太  特务
+
+　　刘起臣  历史罪恶            胡大轩  历史罪恶
+
+　　陈崇科  历史罪恶            折造成  逃海（逃亡海外——编者）
+
+　　陈中远  保丁造谣            周超格
+
+　　柳大宏  杀牛                万虽英
+
+　　喻泽海                      邓家喜        吃肉死要到家里
+
+　　张泽贵  杀牛                参加研究判管制人
+
+　　张有田  杀牛                杀牛的15人
+
+　　盛犯太  杀牛                吃人肉的 2人
+
+　　何开清  杀牛                知道判管后放回家死的一人
+
+　　涂能玉  杀牛        芦发有        赵怀堂
+
+　　武方科  杀牛        肖得荣        熊炎丙
+
+　　通过一年来的思想改造劳动改造回忆起来，确从内心里痛感对不起党对我的长期培养和教育，对不起商城县阶级兄弟，于1959年冬60年春个人立场完全伤失政治完全退残害了商城良民，变成了人民罪人，现在个人表示决心愿意改造自已决心跟党走，听党的话，坚决与张念忠（应为仲——编者决裂。
+
+　　回忆起来个人在前冬去春在农村反瞒产时，并非是没有看出一点问题，如第一次我在土埂工作时，看到土埂死人有肿的现象，我就向张昆山反映食堂停伙，征购任务完不成，并说明死了多少人，过几天张昆山批评我说，死人不要大见小怪，伙食停伙，是富裕农民的花样，并叫我不要（应加听——编者）富裕农民叫喊，但个人确没有立场的去坚持当时的实际情况，继续反映逐级上报，相反的个人不管，放弃了个人正确意见，企图怕个人挨斗，当上了张王的顺服工具。
+
+　　第二次这时在张王的反动教育下，由于个人丧失了立场，被反动真像的指示所引他人思想，又认为张王的政策对头，到农村接触实际，深入下面又搞，到土埂之后看到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日趋严重，这时已11月份了，这时个人思想对张王指示发生动摇，个人血心奋勇又向张昆山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我向张说死人渐多，食堂普遍停伙，干部会开不起来等情况，并说真有粮食群众不吃吗？很多户吃野菜找篦子，生产根本搞不起来等。张又批评我说你右倾，死人是新承（应为陈——编者）代谢，现在不是病而疫情，希望你们要站起来坚决把食堂搞起来，不给粮食并叫群众吃菜也要在一块，这时个人又被坏人所吓倒偏信张的指示，倒向残害人民的行为。
+
+　　第三次于11月21日我在周寨管理区听取了管理的回报看小麦的情况，所谓当时疫情发展情况之后，了解了群众大量死亡的情况，小麦又没完成播种计划，这时我又到上石桥公社去张昆山反映，张当时大发雷（应为脾——编者）气说，老王你们在下面没搞出粮食还向上要麦种，这样能在电话说出来，现在头脑要清醒，必须看到敌人的活动情况，你不说路上脚（此处1字不清——编者）不能走人吗，如何作斗争多次才斗出粮食，不是一次才能叫富裕农民拿出来。如太平大队老母猪在竹园里能搞出粮食，你们真是无能，这时我看反映实际情况多了对个人无利，我看在要说多了非挨斗就不行，再反映实际情况也也不中了，后完（应为来——编者）对说实话时意见完全免退了，从此个人就千方百计的维护个人主义再也不敢说了，这说明了个人出身于无产阶级的人变成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坚决执行张王指示，并切积极发挥了张王相信自已采取临左勿右来，我现在回想起来个人真是丧尽无（应为天——编者）理的坏人，向（应为像——编者）我这样罪恶滔天的王昆明按国法党纪本应严惩，但党对我确采取将我从死路上挽救回来还在教育我改造我，使我（应加及——编者）时无不认罪之处不管党给我之处分永无怨言。
+
+　　 王昆明1962年元月22日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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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ile mode 1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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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6/000065.txt
@@ -0,0 +1,37 @@
+# 我在信阳事件所犯的错误事实
+
+　　<原中共商城县长竹园公社第一书记、刘海清>
+
+　　刘海清，男，34岁，中农成分，学生出身，原任长竹园公社第一书记，主要社会关系：父亲刘荣彬，在1929年当过伪保长一个月、1946年当过伪甲长四个月、57年破坏征集工作，被判管刑两年。
+
+　　一、粮食方面：（1）不承认灾情，征购任务一超再超，原县委分配长竹园区征购任务100万斤，而我共超过5次，达159万多斤，造成了旱树榜等六个大队卖了口粮（我觉得原县委指示不准调整任务），饿死了社员。（2）大搞工业用粮和筹备粮，1959年9月我在分配任务时就多分45万斤，就出现了卖口粮的队，我不但没有接受教训，而1959年发现长塘埂等八个大队缺粮，我又从周湾等六个队调剂27.5万斤粮食给他队（当时实调出13.5万斤，加上夏季工业用粮，结余小麦4.9万斤，大麦1.2万斤，合计除去超额卖给国家外，公社实有67万多斤粮食，这些粮食对工业1300多人安排6月10月（应为日——编者）），对农业安排5月20号，可是工业用粮6月1号收归国家供应，只（应为直——编者）到接麦公社存有1.9万多斤粮食，如果发到社员手里，最少也要少饿死100多个社员。（3）克扣国家统销指标。1960年2月，当时县委分给长竹园公社15万斤粮食，木厂河大队缺粮（当时我去看一次，因为开会我没有看完）也分给该队42500斤（我又怕不真实缺粮）、未叫办公室通知该队来领粮，过了20天左右，我又派社长张霞祥同志去检查，他回来说：该队还有19千多斤稻谷，我才从工业用粮内少购该队4万斤稻谷，扣留了该队12500斤，统销粮指标混为工业用粮一并放起来了，结果该队饿死50余人，我负直接责任。（4）1959年12月，县委分给长竹园公社饲料粮稻谷5万斤，我只分给3.4万斤，扣留了1万斤（当时1万斤作为新店管理区各队拿糠换），以后没有换，直放到快接麦时才给木厂河队2000斤，现在还有8000斤饲料票。（5）1960年7月召开支书会议时，由马堰队支书李绪功说：“俺队玉米被偷完了”。当时由黄作根（脱产干部）说：“还是采取我57年在头战坪的办法，偷一个玉米罚款5角，粮票4两，公安局老楚掰了两个玉米，社员叫他到高级社，楚没办法，给两元钱，从此后，没有人再偷了。”我说：“行得。”会议后，马堰大队东头子食堂，捉住一个担挑偷玉米，没有钱，那（应为拿——编者）衣服作垫。由于我不执行国家政策，克扣统销指标，有粮不发，见死不救，造成了长竹园公社饿死2000余人，我负直接责任。
+
+　　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劳动人民开展斗争，1959年11月，正当社员停伙断炊之际，我不但不去领导生产自救，相反的大搞反瞒产斗争，我先以武畈为重点，叫管理区付书记吕恒义掌握，我每天电话会议督催，逼得干部违法乱纪，作业组长程采彬没有粮食，逼得上吊自杀（未遂），我不但不接受教训，1959年12月，我亲自率领程荣华等7个干部到前河大队搞反瞒产，当时我住了三天，作（应为做，下同——编者）了两次动员，由党委委员赵承禄负责，我回去后，在电话上督催，逼得干部违法乱纪，社员冯春德被斗跑、死在外面，直到民主革命补课时，才从山上窑洞里将尸首找出来。据不完全的统计，由于我这样作的结果，这两个大队斗伤干部9人，饿死了社员300余人，我负主要责任。
+
+　　三、违法乱纪。1959年10月，全体党员反右倾会议上，到会的342人到会，斗争238人，都有违法乱纪现象，其中熊书生被炒盐豆子，咀摔破了，当时我两次到找了陈书记汇报，听到会场很乱，我说陈书记，我们两个到里面看看吧，他说好。到场后，熊书生向陈书记说，斗争的人打了熊书生，陈书记说，你不好好的交待，他们捆了你几下，谁打你了，可是我呢？不但没有很好的对掌握会场的管理区干部书记陈子元付书记吕恒义进行批评，相反令老熊老实交待。1959年10月，公社召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积极分子大会，到会的共378人，被斗的22人。前河大队队长朱子良被炒盐豆子，我也没有很好的对管理区书记易以星进行批评，我亲自看到斗争武畈队会计王玉先，别人按他的头，我也没有制止。
+
+　　1960年2月芦士地（有精神病）省委文化干校同志来帮助我们生活安排，他在街上胡闹，我和曹述之（民兵队）将他弄到屋里，指使余正炎捆他一个钟头，未伤。
+
+　　1960年4月，药铺管理区书记易以星，反映脱产干部林志山在磨石山大队打人捆人，克扣粮食，我说他队的彭姓户大，是否有打击报复，如果情况不错，是好人办坏事（派人检查几次没有定案）。
+
+　　1960年7月，陈子元在党委会议上，公社干部站队时说：“彭瑞成（上峰山队支书）在抗旱时打死人，反瞒产时打死人，当时争论很大，我说不要把所有的事都拉到干部头上，打死人是个大事，我的亲自去检查”。会后我也没有检查。由于我的国民党作风，法西斯手段，在两次公社会议上训练打手，在语言行动上，支持违法乱纪的干部，造成长竹园公社捆绑吊打社员，侵犯人权，破坏了党纪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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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封锁消息，隐瞒错误。对上级是吹捧，欺骗领导的信任，拿长竹园人民的鲜血换回我个人的荣誉地位，虚报产量，骗得了地委红旗公社，省委甲等公社的光荣称号，省委五级干部会议，我明知道水稻亩产300多斤，我却写千斤水稻发言稿，印发全省，欺骗省委。于1959年12月县公安局调查死人数，当时陈祥之向他们汇报死了1009人，王汉卿知道后，叫我亲口报，我汇报了二次，最后报死了600人，不但没有坚持斗争，相反的组织党委干部隐瞒。60年5月分，当时统计死了1200余人，我召开公社党委研究汇报死人1096人，60年7月分，当时统计三个队死人数字1300余人，我召开公社党委研究汇报1496人，只（应为直——编者）到60年10月，县委来长竹园检查时，霍书记要非正常死亡人口，我还说死了700人，企图欺骗新的县委。由于我欺上瞒下，使党长期不能了解下面真实情况，是一个党员不相称的。
+
+　　五、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只顾个人享乐，不管群众的死活。1959年12月，我到旱树榜大队看水库时，走到东湾食堂，支书筑定启说：“在这里，东湾食堂去。”60年3月我和陈子元到两河口大队，路过筑家冲、听说死了一个人，我说都是付(应为富，下同——编者)裕农民，东跑西跑的，叫他队抬回去，1960年元月，药铺汇报说路上死了一个人，我在电话会议上说，不要大惊小怪的，死人是常有的，那（应为哪，下同——编者）里见到那里埋，放在路上影响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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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11月，周家山食堂社员余白汝70岁，到公社要饭，我叫余正炎给他轰走，并在干部会议上批评支书筑定启说，你队的付裕农民上了街，啥事都有他出头，你回去检查，是否有活动。支书会议后，我从药铺回来，该队斗争周家冲食堂会计曾孝千，本来应该了解情况，帮助解决，我不但不了解，就和曾孝千说：“他们说你瞒了几千斤产，没有那些，瞒了2、3百是有的，不要肉落千人口，罪过一人当。”我就这样漠不关心的就走了。由于该食堂困难没有解决，致使余白汝逃到外面一个多月才回来，后死去，造成该食堂饿死10余人。
+
+　　1960年3月，木厂河大队队长周发民说：“他队没有粮食了、我气愤的说：“从前你们瞎报，要我命的。你们是浪费队，让你们夸去，我不管，垮了你一个队也能到社会主义。如果调用了工业用粮，杀你们的头。”吕恒义反映木厂河大队停伙，我在电话上说：“是不是时机已到，攻击领导。”而我则利用职权，肥己、送人情。59年2月，我私自批给我原住队黄木匠做木料70斤周转粮，批给我小孩及亲属三个没粮食关系供应了600斤。我在前河公社反瞒产住了三天，就吃了一顿肉一顿油馍，一顿饺子。在队里看小说，不下食堂，在公社住不凭票就餐，吃油馍、吃鱼等，由于堕落的资产阶级泥坑里，所以就不关心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生活，因此，长竹园公社饿死人事件不断发生。
+
+　　六、阶级立场不稳，59年12月，政法部陈义之贯彻政法会议精神，收流抓流，我同意马上就办，当时陈义之提出人员不够用，我说给他们放到药厂里，叫张泽迪看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张泽迪是三青团员cc%派（原文如此，为百分之百符合——编者），被清洗了的干部，是一般的反革命，这事我也知道，当时我认为叫他当会计没有啥，这就使他在收容所继续作恶，与我有直接关系的。
+
+　　七、家长式的领导方法。常以地区熟悉为借口，经常重大问题，不和同志们研究，都是我主观决定。1959年分配征购任务时，前河大队58年征购（原文空两格，没有数字——编者）万斤，而59年大旱年，还分配给该队14.5万斤，致使该队卖了社员口粮，饿死劳动人民。高高在上，随心所欲，任意批判，把社员种的私菜和家里小锅都说是挖人民公社的墙角，都要收起来。由于我的作风恶劣，致使下面干部不敢反映真实情况。
+
+　　以上我所犯错误，主要不执行党的政策，克扣统销粮指标，有粮不发，见死不救，生活腐化，站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破坏民主集中制，情节是严重的，是党纪国法不能容许的。要求党给我留党察看处分，今后立功赎罪。
+
+　　 检查人：刘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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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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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德宝的交代
+对1959年到1960年我所犯错误的检查交待
+贵州省江口县茶交公社党员、干部甄别工作总结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王达夫的罪恶材料
+江一真给福建省委、省监委和省委甄别领导小组的信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刘海清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自我检查
+中共光山县委对黄立元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我的罪恶交代
+自我检查
+史万修关于要求平反右倾机会主义的信
+1959年冬1960年春的错误检讨
+自我检讨
+我的检查
+中共商城县委对阮坐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韦覃新同志的控告信
+杨功时个人补充检查
+中共罗山县委对阶级异己分子许文波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许文波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行的调查报告
+中共中央、中南局对河南省委《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的批示
+中共福建省委关于平反“以江一真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向中央、华东局的报告
+余尽臣的自我检查书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同意对罗山县委“对阶级异已分子许文波的处分决定”给省委的报告
+我的自我检查
+自我检查
+中共罗山县委对赵永升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商城县委对王昆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胡德仕的自我检查
+中共商城县委关于王子明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信阳县委关于徐国樑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本人检查
+连水发的检查
+吴良保的错误检讨
+中共光山县委对吴良保所犯错误的结论
+自我检查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对刘荣月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郑廷怀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罗山县委对连水发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郑廷怀的补充检查
+中共光山县委对芦子玉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潢川县委关于清除张作和出党的决定
+张作和的系统检查
+中共信阳地委关于路宪文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罪恶的处分决定（草稿）
+李鸿书自我检查交待
+罪恶交代
+中共光山县委对徐德宝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罗山县委关于万家印同志在“信阳事件”中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关于审查田家耕流亡江南问题的结论新稿
+关于否定“王国治同志所犯一般右倾错误”的甄别复议结论
+胡开明对巩固集体经济的思想检查
+我在五九年冬六0年春所犯错误的检讨
+中共黔南州委关于以刘洪斌为首的破坏集团案件的报告
+我的检查
+四川省合川三年来公社一级党委书记受批判、处分面高达百分之六十
+中共贵州省委监察委员会关于安顺地委监委开除盗窃犯李德村党籍的通报
+我所犯罪恶和错误事实的检查
+县委对我处分决定材料上说明
+甘肃省委关于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死亡问题的检查报告
+关于县委对所犯的错误结论材料的意见
+请求县常委对我所犯错误从宽再从宽的处理
+一个新滋生的反革命分子
+中共内江地委关于石纯华所犯错误处理意见的报告
+我所犯错误的检查
+自我系充（统）检查
+我在信阳事件所犯的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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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毕节地委关于处理王德龙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报告
+
+　　（省委：）
+
+　　我们接到赫章县一些干部对该县商业局长王德龙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和县委对他有包庇行为的控告材料后，地委召开了常委会议进行研究，并组织了以地委常委程绍祥同志为首的工作组，在省委监委工作组的协助下，对这一案件进行了检查处理。
+
+　　经查实，王德龙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的情况是严重的，控告检举材料基本属实。
+
+　　一、贪污大量布票，挥霍浪费国家财物。王德龙一九六一年经管全县调剂布票四万三千二百六十七尺，现在查清有着落的只二万四千五百九十四尺，其中已证明被他贪污、送人二千九百二十尺，还有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三尺没有交代出去向。他所贪污的布票绝大部分作奸淫妇女、拉不正当的“人事关系”之用。如送给被其奸污、调戏的妇女的布票就有六百六十尺。为掩盖其犯罪事实，他竟指使该局干部岳华将全部申请补助布票的单据烧毁，有意制造混乱。不仅如此，他还将国家各种紧张物资乱批、乱送，到处拉关系、做人情。仅一九六二年反对商品“走后门”以后，他就擅自处理肥猪三十七头，猪肉五十八斤，鸡四十斤，白酒十斤，瓶酒六瓶，香烟一百二十六条，丝绸九十尺，布裤子三条，毛巾二百条，袜子三百八十双，皮鞋十双，皮衣五件，鸡蛋一千多个，饼子、饼干三百三十五斤，原木八点三五立方。如借“协作”为名，一次就送给贵州省商业厅汽车修配厂副厂长苏占山肥猪二十头。继后，又三次私送肥猪十七头和白糖、核桃、以及其他副食品、针织品等物资给苏占山。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八日苏占山来赫章，王大摆筵席招待，两餐共花去七十二元，吃后叫财会报销。此外，王德龙还经常带着一些同他“关系”较好的人到食品公司、国营饭店大吃大喝，乱拿东西，并且不给钱或者少给钱。据不完全统计，少给、未给的钱就达三百四十多元。
+
+　　二、打击、排斥好人，拉拢重用坏人。王德龙调任县商业局长以后，一意独断专行，不仅对一般党员干部施加压抑，就是党支部书记和几个副局长也受到他的种种排斥和打击。党支部书记李广元同志处理的问题，他不仅加以否定，而且还质问说：“你有多大权利？”当县委确定调周云同志任该局副局长以后，他却对别人说：“周云不行，我的意见坚决不要；县委已经确定，来了就叫他下乡”。相反，他对于局内的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却十分信任，加以重用。如该局留机关监督使用的右派分子成启祥，与王的关系非常密切，得到王特别器重，局内物资审批工作交给成独揽，业务科的公章也交给成保管使用。一九六一年又将曾任伪青年军中队副的龙祖珍调业务科，审批猪油、猪肉，掌握全县的供应安排。对曾任匪排长的饶天庆、作过伪警察的龙泽贵（特嫌）等采购员，王德龙也都当作心腹使用。
+
+　　三、公开威胁检举人。企图行凶。王德龙的罪行，在群众中早有舆论和揭发，王对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无耻手段进行压制、威胁，直到持枪行凶。县商业局供应经理部副经理陈铭静，曾因提过王德龙的意见，被说成“要反党”。一九六二年四月反对商品“走后门”时，党支部排过王的名单，王从贵阳开会回来知道后，就在职工大会上借事生非地训斥在家的副局长，说：“正职不在家，要改朝换代了！”当县机关干部陶家义同志向上级控告了他的罪恶事实之后，王德龙公开向县长张景悦同志和县委监委副书记李玉英同志说：“陶家义告我，我要整死他，整死他后我去劳改！”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日，他果然持枪对陶家义同志说：“你老是扭住我的问题不放，我与你有十大冤、九大仇，老子两枪把你打掉……”。幸好这时有人惊叱，行凶未遂。
+
+　　四、王德龙一贯腐化堕落，道德败坏，流氓成性。他早在部队期间曾因犯不正当的两性关系错误，受过批评教育。一九五七年转业到地方后，被其玩弄和奸污的妇女达十九人之多，其中最恶劣的是挑拨现役军人傅培良的夫妇关系；以物资引诱等手段，长期与现役军人的未婚妻李某长期通奸，直到怀孕；威胁被强奸未遂的剧团一女演员说：“你再大吵大闹老子杀了你！”
+
+　　王德龙的犯罪行为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远的历史根源的。他在解放前曾两次卖过兵，任过伪军副班长等职。第一次被我俘虏后逃跑，第二次又被我俘虏才入伍。参加我军后，坏习气未得到改造，不断犯错误。部队对他的政治鉴定中，曾有“品质恶劣，挑拨离间，流氓习气严重”的结论，可见，王德龙实属混进党内拒绝改造的坏分子。因此，地委同意赫章县委最近的决定，将王德龙清洗出党，撤销一切职务，逮捕法办。
+
+　　王德龙的问题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而未得到及时处理，赫章县委特别是县委书记刘大嵩同志是有很大责任的。一方面，他们偏信了王德龙的花言巧语，接受了王德龙的一些小恩小惠（如给县委每人送了几丈布票）；另方面，不虚心听取群众反映，主观主义地认为王德龙工作有办法，虽有点毛病，似乎还是功大于过。因此，在有人向县委监委检举王德龙的违法乱纪行为时，他们不但不及时处理，反而批评提意见的同志看问题不全面。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实质上是包庇王德龙、压抑民主、堵塞言路的行为。在这次检查王德龙案件中，县委认识还好，积极参加工作，查清案情，这（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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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01.txt
@@ -0,0 +1,67 @@
+# 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检讨
+
+　　<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王达夫>
+
+　　我以十分严重的心情来检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我坚决拥护中央、中南局和省委对信阳事件所采取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我坚决拥护省委、地委对我的停职反省决定。我完全接受广大干部对我的错误事实揭发与批判。我十分感激地委和全党同志对我所采取的治病救人，与人为善的态度。我愉快的解释党给我的宽大处分决定。
+
+　　关于我在信阳事件中的责任和主要错误事实检讨如下：
+
+## 一、我在信阳事件中应负重大责任的。
+
+　　信阳事件是一九五九年冬和1960年春发生的。这个事件的程度是十分凄惨的、痛心的，这是历史罕见的，这给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失与恶果是不可估量的。（1）十分痛心的是葬送了大批阶级兄弟的宝贵生命，由于饿死、打死人的地区广、时间长、程度严重，不少公社、大队村庄，死亡人数占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比例；特别是许多村庄和许多户，成庄成户的死绝，致使死人无人埋、人食人现象的发生，造成老者无儿女，壮者无夫妇，幼者无父母。这种凄惨情况是目不忍睹的。难以忍视，忍目的，这一损失也是难以弥补的。（2）由于事件严重不仅丧失了大批劳动力，而且也严重地摧残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在全区范围内的浮肿病、妇女闭经等各种疾病发生，严重的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育。（3）在人民生活上，造成了严重灾难，房屋严重倒塌和失修，室内十有九空，生活资料损失也大，家底十分空虚，广大社员受缺吃缺穿缺住之苦。（4）生产元气遭受到严重破坏，由于天灾人祸（主要是人祸）严重，不仅丧失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大牲畜死亡也是严重的。各项生产资料大量的破坏。大部分的村边、路旁、树木和山林，砍伐净光。大量良田严重荒芜，这些生产元气的破坏和损失，没有三、五年或者十年难以恢复的，这不仅直接影响和破坏了生产元气，而且也严重的破坏国民经济基础，给今后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和困难。（5）在政治上损失也是严重的。在政治上不仅破坏了三面红旗、工农联盟、干群关系和毛主席的威信，而且也严重的给阶级敌人利用自然灾害困难和工作中的错误，进行疯狂的破坏留下可乘之机，他们一时兴风作浪，为非作歹残害人民，破坏社会主义事业。（6）在组织上，由于以路宪文为首的原地委常委严重的错误方针政策和错误指导思想的直接影响下，不仅原地委成了瘫痪，而且某些县、社、大队党的组织年也成了瘫痪，甚至变了质，特别是一大批领导领导骨干迷失了方向，犯了严重错误，少数一直发展到蜕化变质背叛党、背叛人民、背叛阶级的泥坑，其恶果是极大的，广大农村形势曾一度呈现，一片凄凉严重危机局面。这是我们在社会建设上打个大败仗，在阶级斗争上打个大败仗，也是在党的建设上打个大败仗，这一教训是十分严重的，深刻的，终生难忘的。
+
+　　信阳地区在一九五九年冬、一九六〇年春的形势是十分严重危机的。信阳事件给党给人民造成的损失和恶果，与以路宪文为首和我的错误政策和错误指导思想都有直接关系的。这一事件的政治责任除路宪文外，我应负重大责任，信阳事件造成程度如此严重时间如此长，地区如此广，情况是十分凄惨的，信阳事件是以原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把严重灾情当丰收，把实际问题当两条道路斗争问题，特别是认为有敌人破坏，尤其是一九五九年全区广大群众处在严重饥饿情况下，而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政策（如反瞒产、大扑杀牛和破尸体犯组织大收外流人员等）我在这些错误政策执行上，在某些问题与向路宪文提出不同意见，但路不接受之后，我不但没有坚持下去，反而积极的区执行路的一些错误措施（反瞒产、批准扑人、收外流人员），特别是发生重大死人情况时，没提到原地委常委专门讨论以制止死人，又没有积极提议或亲自报告省委，这一政治责任应由我来负的，如果我坚持原则，不支持与执行路宪文的错误方针政策，同时将死人问题交原地委常委会议讨论，采取断然措施，或报告省委让省委早知道信阳问题，信阳地区人民也不会遭受到这样严重的摧残，也不会拖延半年之久，仍然揭不开盖子。
+
+　　我是信阳人，长期在信阳地区工作，我又是地委常务书记（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地委常委分工，我分工主持地委常务工作，省委未批示），因此信阳造成这一极为惨痛的死人事件，我是应负重大责任的。
+
+## 二、我在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〇年春，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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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推广鸡公山假现场会议问题。鸡公山在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安排群众生活中，搞出粮食七百万斤的经营报告（兑现三百万斤）在全区推广。实际上粮食是假的，造成恶果是极大的，这是应由我负重大责任的。鸡公山是地、县委整社重点，是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转入安排群众生活的，工作组除王秉林同志负责外，县委徐国梁也到该社去搞安排群众生活的重点，十二月上旬有一天路宪文在原地委常委办公室说：鸡公山已突开，地委召开个现场会（杨玉璞同志也在场）有教育意义，我没问怎样突开的，我认为鸡公山有粮食，我同意路宪文意见，开现场会的通知是我叫原地委办公室发的，在会议前鸡公山挖出的粮食的经验，分别在电话会议和县委农业书记会议上都作了介绍，县委会议未开前我曾叫地委办公室给鸡公山打电话，问粮食清点怎样？能不能开等，王秉林同志答复说：个别队有问题，大多数队没有问题，可以开。这样我才决心叫原地委办公室发开会通知（具体日期是十二月十七日）。会议中间，我叫办公室问下会议开的怎样？要求写个简报送地委，送来的简报主要反映会开的好，大家反映很解决问题，我阅后批语：没来参观的组织参观等。到会议末尾，听到炮校胡政委和地专直一个同志除反映好外，还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参观人员快上火车时一个老婆不叫走，提出大丰收就是没啥吃；二是参观某个队谷踅被人挤倒了发现是假的。我听了认为有问题，我又叫办公室通知停止参观，一是问下鸡公山公社这是怎么一回事？该社答复：有问题不很大。这样我又相信了，没有追根到底，直到一九六〇年元月上旬省委检查组汇报鸡公山生活安排不好，有停伙外流死人等问题，我听了后，认为问题很大，也觉得鸡公山搞出粮食有鬼了，叫办公室给鸡公山公社党委打电话，责问有问题为啥不向地委反映？ 应作检查（鸡公山党委和王秉林同志都作了检讨）。群众吃粮问题全部解决（从当时起直到接麦），鸡公山问题教训很大，恶果也是严重的。鸡公山发现问题很早，问题也很严重。如采取断然措施，鸡公山死人完全可以减少，反瞒产早会停止，全区死人问题会被正视，死人程度也会减轻；反之，而采取反瞒产假现场会等错误政策和错误措施，不仅给鸡公山造成了严重恶果和损失，也给全区造成严重恶果和损失。这个恶果是正当全区群众生活紧要关头，正需要解决粮食开伙吃饭等问题，我推广了鸡公山假现场会议这实际上是弄虚作假，混淆了是非，致使真假难辨，也是对人民等于落井下石，结果造成全区严重死人，这一损失应由我来负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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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公山假现场会的这个政治责任，应由我来负的，因为：（1）鸡公山经验不该推广，现场会不该开，同时这样重大问题，没经原地常委讨论，事后发现问题只跟路宪文说说，又没有向原地常委汇报和讨论。（2）鸡公山发现问题很早，为啥不采取积极的断然措施，而采取错误政策和错误措施呢？开头认为鸡公山有粮食闹粮，停伙外流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情况，我这个观点跟路宪文是一致的。因此对有粮食是肯定的，对会前会中发现问题半信半疑，认为就是有问题也不是主流，而有粮食则是主流，坚持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当会后发现问题严重，只对鸡公山采取了措施，则对推广假现场会的危害和恶果没考虑，因而没有采取否定鸡公山现场会议停止推广接受这个教训，如果这样做，这个恶果的影响是可以减少或避免的。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我应负重大责任。（3）会前关于鸡公山搞出七百万斤粮食的经验向省委作了报告，会后发现是假的没向省委作专题检查报告，这是向省委不反映真实情况，事后发现有问题，又没报告省委，是对省委隐瞒错误的严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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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外流人员和丢小孩的态度问题。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冬因缺粮而停伙外流、丢小孩、弃儿女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我在外流人员和丢小孩的态度上，是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但不同情，反而大肆批评别的同志的同情，我这种态度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完全丧失阶级立场的严重行为。在一九五九年初冬（十一月下旬或十二月上旬）我在地专直干部大会上作报告时，讲到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形势的时候，举出外流人员、丢小孩统计数目和成分例子，指出外流人员原因很复杂，分为七种人：一是地富和富裕中农逃避斗争（那时正出整社高潮）；二是小商贩投机贩运；三是二流子懒汉怕劳动；四是敌人煽动的盲目外流；五是青年人不安心农村劳动，想到城市找职业；六是农村生活安排的不好；七是流窜犯。这个分析与批判是错误的，特别是我在这个报告大会上还不指名的批判一个营业员、一个路警对外流人员和丢小孩同情流泪的问题，我很严厉的批判他们说：外流人员很复杂，啥人都有调查没有？为什么哭，啥立场等。我在报告中乱发言论，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严重行为；二是对外流人员情况分析与批判，没有阶级立场与观点，错误判断，歪曲事实真相，混淆了两类矛盾，把生活问题当思想问题，把富裕中农问题当敌我矛盾，把现象当本质，这是极端错误的，也是严重歪曲事实真相的；三是打击了好人，压制了民主，那时全区正处于严重食堂停伙断炊，人员外流，丢小孩的紧要关头，广大人民吃饭和生命重大问题，我不但不同情，反而还判断有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批判他们同情流泪，这正证明了他们立场稳，为人民外流、丢小孩同情流泪，我为啥不丢小孩，我为啥不调查，我为啥不同情流泪，反而还批判别人同情流泪是立场问题，我是个啥共产党员，是个啥领导，是个啥立场呢？这些言行充分暴露我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付人员外流和丢小孩的态度和立场，这是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和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我应向他们道歉认错，我应向他们学习无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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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对饿死人的态度，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的，也是对全区人民严重的犯罪行为。信阳地区死人我知道的早，情况也知道的多，我对人民生命关天的大问题不仅不采取断然措施，抢救人民生命，而且抱着无动于衷态度，只是以事论事，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没有提交原地常委讨论，又不请示报告省委，实质上是隐瞒省委的严重行为。在对待死人问题的态度上，我检讨如下：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王秉林、阎凤西二同志到地委汇报食堂停伙、外流和死人问题，这时我才头一次知道死人，当时认为问题不小，提出三条办法：一是给粮，食堂一律开伙；二是组织力量突击治病；三是正视死人问题，处理通报，这三个办法我与杨玉璞、雷玉俭同志商量同意后，跟路宪文商量，路不同意处理通报，还说：应接受开封教训，死人是坏事，应抓九个指头，不要抓一个指头，不要泼冷水，应从正面抓等。我怕泼冷水，怕犯右倾，当时同意了路的意见，没有坚持到底，不了了之，我这种对人民生命关天的大事情，而抱着怕泼冷水，怕犯右倾的严重个人主义错误是不能容许的。是和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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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初接到潢川双柳方仁木给我一封揭发死亡二千余人的信，我阅后，叫雷玉俭同志派工作组去检查，并叫检查同志不要转原信，不要追查谁写的主要检查情况是否属实，问题解决没有等。检查期间，县委梁德柱拒绝检查，批评检查组不应去检查死人问题，我叫雷玉俭批判梁的态度，检查后情况完全属实，地委已拨粮食，县委派人员正突击治病，认为问题已解决了，当时，只提出潢川县委检查处理，梁抗拒不检查，路宪文支持他，检查报告一直没写，盖子没揭开，方仁木受到打击陷害。我在双柳群众来信揭发死人问题上，错误是严重的，揭发死人正是全区死人严重的时候，如果交原地委讨论，把问题报告省委，信阳地区死人问题，程度是可以大大减轻的，但我没有这样做，我把群众来信当成儿戏，不坚持党的原则，怕得罪了路宪文，怕影响团结，不支持好人好事，不向坏人坏事作斗争，把双柳死人这么大的问题不了了之，我这种态度还不如方仁木同志关心群众生命，挺身而出揭发死人问题，为人民生活呼吁，而我则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严重行为，这和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是不相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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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南湾和出山店水库工地死人问题，那时认为是因疾病而死，没考虑到是饿死的，那时只强调解决口粮，口粮包干，管好生活，突击扑灭疫情，要求不死人，对已死人的单位只作了批评，没有采取工程停工或减少土方，对已死人的单位严肃检查处理，保证不死人等根本措施，相反的还大叫大干水利工程，开展土方翻一番运动，这不但是无动于衷，而且也是对人民生命落井下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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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〇年元月底，光山白雀公社给地委一封匿名信，揭发该社生活安排不好，干部说假话，并批评路宪文对农村形势，粮食多得很，食堂停伙是富裕中农进攻等分析，当时我向路宪文提出派检查组去检查，路当时还不同意，之后经商量路也同意了，我交雷玉俭同志去派员检查，没直接当面交代，也没有过问检查的情况，说了就不了了之，直到一九六〇年七月鸡公山会议时才知道原检举人受到打击陷害，我这样对人民生命不负责任，对好人好事不支持，已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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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信阳市付市长汇报金平小铁路工地民工生活问题，南湾灌渠工地赵子荣汇报工地民工疾病和死人问题，一九六〇年元月分省委工作组刘处长汇报鸡公山公社群众疾病外流问题。信阳县余伴勤同志汇报群众疾病问题。一九六〇年二月地委统战部周春茂同志汇报正阳同中公社死人问题等。我只采取了拨粮食，抓治病等措施，也就是以事论事的作法，还认为这样就把问题解决了，没有采取根本性的断然措施，以有效的制止死人，更严重的是有的连具体措施也没采取，地委办公室刘永泰同志汇报遂平嵖岈山公社一个大队生活安排不好和死人问题，地委工作组李傑同志汇报信阳谭河公社一个大队生活安排不好和死人问题，这些我是知道的，地委把粮食已发了，当前农村主要工作是抓生活，没采取具体措施，这是对人民死亡无动于衷的表现。特别是一九六〇年元月底，专公安处把一九五九年年终死亡二十三万人的报告表送给我，我阅后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对淮滨、潢川、商城等县死亡严重的县，向县委第一书记打个电话，看县委知道否？研究没有？向地委写出检查报告；二是死亡人数应分季度，可以看出是什么时候死的；三是抓紧抓好，以便地委向省委作报告。第二天路宪文从乡下回来，我将公安处的报表和三点处理意见向路作了汇报，路表示同意三条意见，我还不放心，当日下午通知韩仁秉到地委，我向韩说：死人问题路同意你们抓紧抓好，写个材料，地委好给省委报告，我对这个人口死亡统计报告表应负的责任和主要错误：一是认为路宪文、张树潘都知道，我没向原地委常委汇报和提出措施，这是我破坏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是隐瞒严重行为；二是没批准及时上报和报告省委，使省委早知道信阳的死人问题，避免严重死人事件的发生；三是公安处报告表不但拖延了一个多月，死亡数字由二十三万，减少到十九万多人，比原报数少了四万多人，直到一九六〇年原地委常委向省委作了一次死人报告时，是按县委七万数字报告，没按公安处年终死亡十九万人报，我虽向路宪文提出过这个死亡数字和公安处数字不符，路一再解释，死亡不（在）多少，主要是吸取教训，县委数字没减少不算隐瞒，结果我没坚持到底，同意了路的解释，还是按路宪文意见办事，这些都是我与路宪文欺骗省委作了假报告，也是严重违犯了党纪。从上述许多人口死亡的事实看，我对信阳地区死人知道的早，也是知道的最多，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冬正处在死亡关键的时候，我没有挺身而出，采取断然措施，抢救人民的死亡，正当这个时候我怕泼冷水，怕得罪路宪文，怕犯右倾等严重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不采取断然措施，不坚持党的原则，不揭死人的盖子，不支持好人好事，不交原地委常委讨论，不上报省委，甚至对死人无动于衷。我与路宪文意见，虽有分歧，但不坚持原则，丧失立场，这些都充分暴露了我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关心人民生命的大问题，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这是我蜕化变质的表现，也是我对信阳地区人民犯罪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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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在审批逮扑案件问题上，是对信阳地区广大人民专政和镇压的政策，大扑宰杀和刑事犯罪案，我是积极执行路宪文错误政策的，信阳地区在一九五九年冬是个严重缺粮、断炊停伙危机形势，把广大人民因生活所迫而宰杀耕牛、抢劫等情况，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采取了大扑措施，这些都是对人民实行专政和镇压政策，致人民于死地的严重罪过。特别是我在具体审批案件上，经我批准逮扑大批案件（批扑数清查档案），这些案件都是为生活所迫，这些人都是无辜的劳动人民，我在审批案件上缺乏对人民严肃负责的态度，没有识别真假，没有区别两类不同的矛盾。而把实际情况当思想问题，把是当非，特别是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这是我对人民实行专政。特别是对审批案件上不严肃，曾有两次经我审阅后让承办人员代我签字，这是极不负责任的，这是我对信阳专区人民严重的残害行为，也是我对信阳人民严重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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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许多错误事实，我在信阳事件上是有重大责任和严重错误的。特别是一九五九年冬和一九六〇年春，全区正处于严重混乱危机形势下，尤其是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不但无动于衷，而且积极执行路宪文的错误政策，搞反瞒产，逮扑人，大讲不准外流人，批判对外流人员、丢小孩同情流泪，对死人问题无动于衷，既不采取断然措施，不交原地委常委讨论，又不向省委作正式报告，对群众检举揭发坏人不支持，这些错误思想和言行是完全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待人民，这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这也是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这也违背党、违背阶级、违背人民利益的严重行为。我的错误是不能容忍的，信阳事件给党、给人民、给社会主义造成的损失是极大的，严重地葬送了大批人民的生命，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严重地破坏了三面红旗、破坏了工农联盟和党与群众的关系，葬送了大批干部，特别是县、社领导骨干。给阶级敌人的破坏运动以可乘之机，这些恶果和损失，是不可估量的，这一血的教训是十分痛心的，是我一生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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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仅在信阳事件有许多重大弄错误，而在几年来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也是严重的，主要错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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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关于对胡友录同志的批判问题，胡友录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时受到了批判，他是全区批判最早的一个同志，批判他是我亲自主持的，对他是批判错了，我应负主要责任，在批判胡友录同志的问题上，我应深刻检讨和向他道歉：1、胡友录同志是一个能坚持真理，说实话，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在批判时我对中央反右倾政策领会，是非界限没划清，把他说实话，坚持实事求是当右倾思想批判，把是当非了，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打击好人好事，实质上也是纵容弄虚作假的错误。2、批判胡友录同志的方法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我在地专直党员干部大会上，作反右倾动员报告批判胡友录同志右倾时，把展览红芋、黄豆等农作物标本拿到大会场去，叫他看看抗旱能不能保丰收，我还批判胡友录同志说：把大红芋、黄豆等高产作物当反胡友录同志的机枪，当反右倾的子弹等，我这种思想言行和方法都是错误的，把典型高产当作普遍高产，把解决右倾思想当作敌我矛盾去对待。严重的混淆是非，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对待的不同方法，严重的歪曲中央和省委反右倾方针政策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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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蔡监委付谨信同志的批判我应负主要责任。一九五九年八月间，他向地监委邱进敏同志反映上蔡一个食堂停伙外流、吃青等问题，地监委交我阅完，我认为有思想问题转县委孙建三同志查一查，于十月分反右倾时付受批判，这是我把反映真实情况当思想问题对待，这是打击好人好事的严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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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执行党的纪律方面的检查。几年来，信阳地区在执行党的纪律上是松弛的，特别是对坏人坏事斗争上存在着严重地姑息养奸的现象。例如一九五九年春季整社中揭发出违法乱纪打死人命七百余起，当地常委已作严肃处理的决定和方案，因路宪文怕泼冷水，当典型等抵触情绪事后，我没坚持原则，有始无终，最后不了了之，这是我对坏人坏事姑息养奸的表现，由于对坏人坏事姑息养奸，所以在信阳事件中揭发成千上万活活打死人，活活打残废人等凄惨景况，这一祸根是与一九五九年春整社中对坏人坏事姑息养奸有直接关系的。那时我是分工抓群团战线，又兼监委书记，因而对此我应负主要责任，最近几年来，党的纪律为什么松弛，对坏人坏事为什么姑息养奸呢？一是我对待坏人坏事斗争没有认识到是阶级斗争，也没有认识到这一斗争的长期性；二是大跃进以来，干部干劲很大，对坏人坏事处理多了、重了，怕打击情绪，怕泼冷水，没有认识到严肃处理坏人坏事和鼓干劲是一致的。由于我在认识上有模糊观点，因此对坏人坏事斗争不坚决、不严肃，甚至姑息养奸，这也是助长坏人坏事的滋长残害人民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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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浮夸风错误问题，信阳地区浮夸错误已发展到严重程度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恶果。信阳地区浮夸严重是与我带头浮夸分不开的，我的浮夸错误的主要事实：1、不顾客观事实，自己是主观臆断，盲目主张三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例如一九五八年提出“三年实现粮食年产量千斤专”的口号。一九五九年秋季粮食生产指标五十亿斤，再遭遇到夏季特大的干旱，指标不但不减少，反而又提出增产一成半，秋季估产六十四亿斤，征购十亿多斤。大牲畜发展：一九五九年终一百一十八万头，一九六〇年要求发展到一百三十万头。鸡鸭一九五九年底两千四百万只，一九六〇年要求发展到八千万只。生猪一九五九年三百个大队发展到一亩地一头猪，一九六〇年要求发展到全区一亩地一头猪。工业产值，一九六〇年要求提高到十亿元。一九六〇年开展全民办电要求国庆节实现电气化。淮河航运要求在一九六〇年第二季度开展双千万吨公里运动。这些计划计划指标和任务要求，都是在原地委常委会议上我积极同意或由我提出后通过的。这些都是严重的脱离实际的倾向，都是严重的浮夸表现，也是弄虚作假的表现。2、对高产优质不加分析，盲目的信以为真，大张旗鼓地叫好，表扬和推广，对真正说老实话的同志施加压力，并加以批评或戴上右倾帽子。例如一九五九年初冬专召开的发展六畜、工业、抗旱等先进生产者，积极分子表模大会上，表扬了十七个公社为粮食高产红旗社，三百个大队实现一亩地一头猪，上蔡一头母猪一窝生三十个猪娃，确山新安店石子厂一炮炸石方完成全年任务的红旗手，淮河航运实现千吨公里等，这些单位和个人都受到了表扬，称为先进生产者或先进单位。但这些成绩和经验，事后发现有不真实的，由半真半假的，甚至全假的。我对这些虚报成绩，骗取荣誉知道了，也不了了之。并没有追查处理，而对检查说老实话，实事求是完不成任务的好同志当右倾批评，打击了好人好事，助长了弄虚作假的发展，严重混淆了是非界限。3、向省委作假报告，例如一九五九年生猪发展情况。全区社办工业计划、产值完成的情况。一九六〇年淮河航运实现千万吨公里情况等报告，这些报告经原地委办公室起草，经我签发报省委的。我对这些重大报告没有严肃审查区别对待，就草率签发了，事后发现有问题、又没纠正和检查，这是我弄虚作假，欺骗省委的严重行为，也是违反党纪的严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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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工作作风上的错误，在我的工作作风上错误也是极其严重的，突出的，尤其最近几年来，由于个人无产阶级立场没有能树立，在反动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影响和侵蚀下，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危险情绪严重滋长着，我工作作风上的主要错误，首先是不深入、不艰苦，贪图享乐思想的滋长，我长期不下乡，特别是一九五九年特大干旱时期，又没下乡（从一九五九年七月至一九六〇年二月）蹲在机关，依靠汇报、电话办事，严重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即使下乡也是走马观花，只是到县、社一级看一看，听一听汇报，而没有深入到一个队、一个食堂、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中与群众见面，住在县社机关多，三同少；到先进地区多，到灾区和落后地区少；写报告动嘴多，亲自动手少，在生活上在县吃饭多，在群众食堂吃饭少，这种不深入、不艰苦，贪图享乐的作风是严重的。是和中央、省委三令五申要求领导同志多深入下层与群众三同指示精神相违背的。特别是我的作风粗暴，对待同志们不是同志式的平等，谦逊，和气对人的态度，尤其是我一贯喜爱大会批评，指名指事，乱戴帽子，不讲场合和方式，批评人不留余地，话说的过早过死，甚至一个问题反复批评，有些问题小题大作，有些问题是混淆是非，冤枉好人好事，这些错误实例是很多的。例如一九五八年在地直干部大会上指名批评张凤德同志不听省委史书记的报告，给他戴自高自大，无组织无纪律的帽子，这种批评是过火的，不利于团结的。一九五九年在批判反右倾大会上批评专气象站长韩芳兰的暮气，实际上是因起床晚了，没有分析原因而加以批评。一九五九年八月我在地专直干部大会上传达中央和省委反右倾鼓干劲精神时，批评专计委，对秋季估产过低，我不分析原因没有划清实际问题与思想问题的界限，而武断地批评是思想右倾。这是冤枉了好人好事，这种批评是严重错误的。一九五九年夏季全区正处于抗旱紧要关头，专科委王效羽同志在上蔡请示全区现场会推广提水工具经验，当时不同（意）开是对的，王不通：不分析动机是好的，当王一再请示要开，我不耐烦听，不但没解释清楚，而且批评其不听话，这种批评不是鼓气而是泄气，不是有益而是有害的批评。一九六〇年第一季度我在公路运输公司职工大会对完不成万吨公里，不分析原因，而武断地批评是思想问题，指责某些队有右倾，提出整顿思想，这些批评和要求都是错误的。一九五九年秋地委组织部对提拔常宪清为地委办公室付主任，因群众有意见没宣布是对的，我不分析原因和情况，批判其积压原地常委决定，这种乱戴帽子是极其有害的。一九六〇年第二季度，我在地专直干部大会上动员支援钢铁时，批评专林业、机电、工程局对平桥钢铁厂支援不积极，有思想问题等一大堆帽子，特别是对林业局多次在大会上批评，指责他们本位主义，不听地委决定和指示。这种批评是不应该的，也是蛮不讲理的，有害团结。从以上许多事实看，我在批评方式上是过分的，不分场合的，在批评内容上是粗暴的，蛮不讲理的，甚至混淆了是非，打击了好人好事，我这种批评不但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而且是严重的有害于干部团结的，有害于积极性的发挥，有害于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害于民主生活正常开展，有害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因而许多同志对我敬而远之，堵塞了言路，混淆了是非，这也给党造成了极大危害，我对所有被我批评错了的或过火的同志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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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实现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也有问题。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国家的根制度，在这一根本原则和根本制度上被我完全破坏了。首先，我对于群众，以及下级干部之间的关系是处于不正常，紧张状态的。严重的不尊重群众和下级干部的权利，不虚心接受他们的意见。对许多重大问题，不与地常委、部委、党组商量，就草率从事。对地常委、部委、党组同志的意见不加分析，对于不属于正确的接受、采纳很不够。属于不正确的或者完全错误的不但不等人家的话说完，就不耐烦听下去于（应为予——编者）以顶回去或者批判一顿，或者戴个有思想问题的帽子就了事。这些都是对他们民主权利不尊重。由于我在骄傲自满情绪的支配下，我没有受到群众监督。许多同志对我的错误，特别是工作作风上的错误的批判，接受不自觉，不诚恳，甚至满不在乎，不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使我的错误由一般发展到严重的程度。这就是我脱离了群众，失去了群众的监督，破坏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破坏了民主生活，伤害了群众积极性。在对中央和省委的态度上，不是无条件的执行上级党的指示，而是强调信阳地区特殊情况为借口，打折扣，讲价钱，或者拒不执行。对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省委。例如一九六〇年地方动用木材过多，影响上调任务的完成。一九五九年右派摘帽子没有请示省委批准，而擅自摘掉一批右派帽子。一九六〇年春省委调驻马店火车头没有执行。对中央、省委关于坚决纠正共产风错误不但没执行，反而变本加厉，使共产风越刮越大越严重，并派人员到外地搞协作，不请示报告省委批准。这些重大问题，我是有重大责任的。这都是违犯党纪的，不能容许的严重的分散主义行为，是和共产主义精神绝对不相容的。它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集中统一，实际上来着破坏与扰乱作用的。在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的原则上，犯有严重的个人包办代替，个人决定重大问题，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个人决定问题。在原地委常委会议上，特别是我主持会议时，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会前不通知准备，会中不善于气氛诱导，致使委员不能畅所欲言，属于证券意见采纳很不够，属于不正确的，不能等人话说完就解释或者硬性的碰回去。这样一来，对一些重大问题，虽经讨论也是流于形式，委员会等于虚设。在分工负责上，我不放手，有些问题，非个人说了才算，有时一天安排两三个会，非个人参加不解决问题，致使别的委员没啥干，个人忙个不休。有些重大问题我和路宪文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有些是不一致的，有些明知是不对的也不敢坚持争论，主要是怕得罪第一书记，怕影响团结。由于这些错误的支配下，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不坚持或不能坚持斗争到底，这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这一切都说明了我严重的违犯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精神，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严重影响大家积极性和独立负责的主动精神和对全局的关心，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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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于写文章上的错误。我在写文章上是有严重错误的，从一九五八年秋到一九六〇年春我共写了十三篇文章，其中有七篇是我开现场会、专叶（应为业——编者）会或动员报告材料由别的同志将讲稿正（应为整，下同——编者）理后我提出修改发出的（一篇是，是我个人动手正理的），三篇是小型座谈会议上讲的材料别人正理的。三篇是出题目（根据我报告底稿）由别同志写的。我在写文章上的主要错误是，个人亲自动手少，动嘴多，内容浮夸严重，脱离实际，影响了党报的严肃性，更严重的是四百元稿费全部归已，这是极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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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我的错误的主要根源和应吸取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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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来我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也是党纪国法所不能容许的，特别是在信阳事件中我犯严重错误，给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恶果和损失，我所以犯这么严重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有它的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我家庭是一个中农成分，个人是学生出身，入伍后，虽经党的长期教育，由于个人主观，努力差，非无产阶级思想没有得到改造，无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树立，参加革命后一帆风顺，总认为个人进步快，没有错误，历次各种整风运动都是整年别人，没有整自己，在群众中虽对个人提出一些批评，个人还不虚心接受，满不在呼，这样以来，欠下了一笔政治账，在“信阳事件”中我犯的错误，就有力的证明欠政治账。一生总是要还的，老账不还，新错必犯，这是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在和平环境里过日子，忽视政治原则性，在反动资产阶级严重影响和侵蚀下 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背上了信阳地区公社、办钢铁、粮食三大包袱，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滋长起来，一直发展到信阳地区广大人民正处于严重死亡关头害怕泼冷水，犯右倾不敢坚持原则，竟把这个（应加人——编者）命关天的大事既不提交原地委常务讨论，又不报告省委，这完全是个人主义占上风，这是忘了本，忘了党，忘了人民，者完全是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应有的道德品质，这完全做了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完全是站到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待劳动人民的态度，我已完全走上了损害党、损害阶级、损害人民、损害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道路，我深刻地体会到资产阶级个人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骄傲必败，骄傲就是罪恶，政治账欠不得；对党必须忠诚老实，这些都是我犯错误的规律和根源。信阳事件与我个人主义严重滋长分不开的，“信阳事件”的恶果就我的个人主义滋长的恶果，我在政治上欠下了党的帐，欠下了全区人民的帐，欠下了使我一生难以还清的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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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阳事件”是严重的，我的错误是严重的，血的教训是深刻的，必须虚心学习，戒骄戒躁，树立和坚定为人民服务时刻关心群众生活。坚决从实际情况出发，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如实的反映实际情况，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理论水平，不断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加强党性锻炼。
+
+　　我的责任重大，错误严重，党应对我严肃处理，只有如此才能挽回党的政治影响，才能平民愤，也才能有利于我接受教训，改造自己，我保证愉快的接受党给我的处分，分配给我最低的工作，我保证积极工作，团结同志，向全党全区人民作长期的检讨认错，我完全有信心在我的后半生，在今后实际工作中吸取教训，考验自己，重新作（应为做——编者）人，改造自己。来弥补“信阳事件”的损失，因“信阳事件”严重和我的错误重大，尤其是我对个人错误认识不够之处请省委、地委指示，我决心在今后实际工作中继续提高认识，真正吸取教训，把坏事变好事，我决心在我的后半生，用最大努力做到小错误不犯，大错误避免。
+
+　　 王达夫在一九六二年检讨的基础上于一九六三年元月五日重新修正的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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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1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周居正的起诉书
+
+　　被告，周居正，化名张华，笔名未来，男，现年38岁，汉族，家庭中农，个人反革命，高中文化程度，四川省合川县人。（大哥周镛，二哥周敬之均係反革命判刑劳改）1943年在武胜中学读书时，参加三青团任分队长，发展成员2名，接受过“监视异党活动”的任务，并带头参加青年军，煽惑青年“有功”，被提升为中队长，同时参加了国民党。1946年被告著书“活源”一文中，竭力为蒋匪的反动统治诏媚献策。1947年参加反动组织“光复会”和青邦，勾结军统特务陈建若组织反动的“中国青年革新学会”自任主席兼联络部长。重庆解放后，伪造历史冒充地下党员，混入重庆市人事局、教育局、中共中央第七党校工作。利用职权介绍反革命分子周若尧（已镇压）等7人，钻进国家机关伺机活动。1957年借整风之机，向我党猖狂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公职，1958年4月强制劳动教养。因主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于1963年2月18日依法逮捕，经省公安厅预审终结，移送我院，经审查被告周居正犯有下列罪行，其事实如下：
+
+　　被告周居正投入劳教后，不仅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地敌视社会主义制度，1961年7月与劳教分子彭恢荣共同策划成立了反革命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后，为了掩盖其反动阶级复辟的本质，更能迷惑人心，达到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反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于1962年3月将反革命集团名称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设有“中央委员会、书记局、组织、宣传、保安三部”和“省、专、县盟委书记长”等反革命组织机构，自任书记总长，委任魏昭担任“书记局书记”和彭恢荣、陈仲伟等7人为“中央委员”。还委任陈玉平、杨应森等15人为上海重庆、成都、四川以及川东、川南、川北、川西、西昌、壁山、荣县等地区“盟委书记长、书记。”同年6月在新胜茶厂设立了直属“中央”的“永胜茶场盟委会”，设有组织、宣传、保安3部和4个分部8个支部，自兼任总负责人，并委任了各分、支部书记。与骨干魏昭、彭恢荣等先后数次密谋，由被告亲手草拟了“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极为反动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路线、方针、原则及活动的手法。在其纲领中，大肆叫嚣要“推翻共产党的统治”，建立所谓“以知识分子为核心”，“六权分立”，“议会总统制”，“一切党派退出军队”的国家。同时主张实行“私有经济自由化、土地归农民个人所有，工厂归工人所有”等反动的政治经济制度。并企图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举行“武装叛乱”，制定了军事上攻城陷阵的三大战略十大战术”。大肆发展反革命成员，该集团共有成员68人，其中被告亲自发展陈仲伟等15名，妄图“在3至5年内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又有战斗力的队伍”，并规定“入盟”必须缴纳已用过邮票一张，背面注写永久通讯地址，按月缴纳“组织费”，只准发生直接的联系，不准横的联系，接头的暗语是“新”字开头，6月6日落尾，以及“保守秘密，服从组织，决不叛变”等三大纪律。1962年3至5月，被告先后向骨干分子冉茂涵、熊绍武（62年5月解除劳教）布置在川东、贵州、湖南、湖北交界处开展“农民运动”，建立游击根据地，组织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同年8月又写信指使骨干陈仲伟等人在重庆成立“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以投机倒把，破坏国家经济的手段，牟取暴利，筹集反革命活动经费。被告在劳教人员中，大肆诬蔑煽动：“社会主义制度没有给劳教分子起码的民主自由”“不仅要统治人的肉体，而且要统治人的灵魂”，恶毒咒骂人民领袖是“混世魔王”“无产阶级专政是流氓专政，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蛮横、最凶恶、最专制的社会，人民公社化更使农民失去了土地自由，成为奴隶”等。并且，还对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国内外形势等进行了一系列的造谣和诬蔑，广泛传播，企图借此坚定反革命成员的反动意志，以达到所谓的“挺身而出，打垮共产党的专制极权统治，建立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反革命目的。
+
+　　综上所述，被告在解放前为强化蒋匪帮的血腥统治，出版反动书籍，积极诏媚献策，解放后隐瞒其反革命罪行，伪造历史混入革命队伍后，一贯进行反革命活动，劳教期间主谋组织反革命集团，亲自草拟反革命纲领和行动计划，大肆造谣煽动和发展反革命成员，阴谋组织武装暴乱，妄想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实属罪大恶极的坚决反革命分子，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5条、第10条、第13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严惩。
+
+　　此致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岳鸿杰1963年7月13日
+
+　　附：1、被告周居正现押四川省公安厅看守所；
+
+　　2、被告人卷宗材料4卷。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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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03.txt
@@ -0,0 +1,23 @@
+# 我的控诉
+
+　　<李明善>
+
+　　下面是沙市棉织厂青工李明善对老资产阶级分子梁汉斌的控诉：
+
+　　我是沙市棉织厂青工，今年十八岁。通过这次五反运动，党挽救了我，把我从资产阶级的危险道路上拯救了出来。在这里，让我控诉一个老资产阶级分子梁汉斌对我的毒害。
+
+　　我一九六〇年进厂学织布，那时劲头比较大，也要求进步。一九六二年初，领导上调我学保养工，因工作关系经常和梁汉斌打交道。他发现我年轻，没有经历过阶级斗争；喜欢看小说以及有些个人主义情绪。首先讲一些如“青坐苦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之类的东西给我听。由此我感到他有才学，应该好好向他学习。从那时起，由平时喊“老梁”改为尊称“梁伯伯”，每天上班几乎百分之八十的时间呆在他那里。
+
+　　在国家经济比较困难的时期，梁汉斌就对我大肆散布“今不如昔”的论调，说：“你们现在真不叫做生活，每天上班，两顿饭都吃不饱。我们那时候（指旧社会），才真正叫做生活，太阳照到屁股才起来，上午搞个把钟头事就完了，下午就找别人去玩琴、书、诗、画。早上吃的是牛奶、蛋花，中午、晚上是鸡鸭鱼肉，山珍海味。你们不仅没有看过，连听都没听过。”一次他看到我穿了一双有补疤的袜子，又对我说：“哼！我们那时买袜子一买就是一打，一双袜子只穿一、二次就不穿了，那里兴补疤？现在两三年才发七、八尺布票，做了上装没裤子，我们那时一年几套，绸子、呢子、长的、短的，一个人都有几箱子。”我听了他的话后想：你那时候一天只搞个把钟头的事，生活多好啊！而我每天八小时“到堂”，两、三年连一套衣服都没有做，定量吃饭还要搭杂粮，这真不是人过的生活。于是思想上开始对政府不满，以为政府克扣了我们工人。在政治上也不再要求进步，喊我开会，我就说：“有什么开头？开会又开不饱肚子！”生活上越干越没劲，有时三小时可干完的活，我偏要拖到六小时才完成，甚至有时干脆跑到房屋睡觉或旷工不来。
+
+　　梁汉斌看到我思想在变，又对我进一步火上添油，说：“年青人就是要调皮，越调越好，只要调得‘正当’，有什么怕的，吃不饱嘛！”在他的鼓动下，我更无组织纪律，与梁汉斌鬼混在一起，有时成天不上班，听他讲过去的生活。他说：“我们这一代比你们划算，而我们父亲比我们划算，享了一生的福，我们也享了几十年的福。我们还有点老底子能够顶几年，而你们这一代算最苦了。你们刚踏入社会，连饭都吃不饱，最多活到四十岁左右就不行了。”这一听，我恨自己迟生了几十年。心想：如果早生几十年让我也尝尝旧社会那生活多好啊！现在活着真没有意思。
+
+　　当我中了他散布的毒素，对新社会不满后，他紧接着就在我面前诬蔑领导，挑拨我与领导的关系。他说：“现在当官不难，只要你听领导的话，他说白就说白，说黑就说黑，不管他说的对与错，你都说对就行了。现在的先进分子、党员，之所以得到领导的信任都是用怕、捧、欺上压下等办法搞来的。”并告诉我对待车间主任的办法：“你不和他碰面，他走东你往西，他往南你走北，万一找到你布置工作，不管怎样都满口答应，等他走了之后，搞不搞由你。到他检查时，你就把理由搞上一大堆，他就把你没有办法，只有干着急。”同时，还挑拨我与黄师傅（党员）的关系，说：“跟黄学没有意思，他为人阴险，喜欢捧领导，目空一切，你要跟芦××吴××学。”我听了他的话，碰到主任就跑开，也不很好学习技术，黄师傅教育帮助我，所以为是爱管闲事。领导对我感到很辣手。
+
+　　他还经常向我念他作的诗。如“人家有年我无年，买个猪头要现钱；有朝一日时运转，朝朝每日似过年”、“一家有七口，种田种一亩；自己吃不够，还有喂只狗。”由于我的政治觉悟低，也不知道他是个老资本家，当时看不出这里面的毒素。
+
+　　回想起来，和梁汉斌呆在一起的日子，是多么可怕呀！我那时当作“知心好人”的梁汉斌竟是一个狼心狗肺的资本家。通过五反运动，我觉醒了。我一定要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向新老资产阶级分子作坚决的斗争。
+
+　　 （摘自沙市市委五反简报）
+
+　　来源：中共湖北省委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五反简报》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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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1 @@
+# “五反”运动的十个案例
+
+　　〔《五反简报》编者按〕这期“简报”登载的十个案例，均自下至上经各级党组织讨论，最后并经省委审查。有的人，由于情节较轻，坦白好，退赃好，受到了宽大处理。反之，也有的人，由于情节恶劣，态度刁顽，拒不坦白和退赃，而受到了从严处理。这些案例，可供各单位具体掌握政策界限的参考。
+
+　　处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案件，必须有宽有严，宽严结合，区别对待。该宽的必须宽，不然就不能分化和瓦解敌人，不能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该严的必须严，不然就煞不住黑风，而且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只有恰当地掌握宽严界限，才能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最有效地孤立和打击敌人。
+
+　　各地在进入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斗争以后，可以选择这里刊登的从宽处理的案件，向群众宣传；还可以选择本地区、本单位少数情节较轻、坦白好，退赃好，可以从宽处理的典型，经过批准后，公开宣布。这对于促进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坦白交佣工，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类典型不能太多，不能降格以求，必须符合从宽处理的条件。在处理前，还必须经小组批判，经查证确已彻底坦白，再无可怀疑。同时决不能因此而放松深入发动群众和调查研究的工作。必须明确：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斗争，最主要的是靠充分发动群众和深入调查研究，只有在此基础上，政策才能充分发挥威力。如果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敌人的坦白交代上面，以为只要一宣布坦白从宽的政策，就可以轻易制胜，那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的表现。
+
+## 周芳主动坦白，积极退赃，真诚悔改，从宽处理
+
+　　周芳，女，三十三岁，江西福安人，家庭出身资本家兼地主，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三年参加工作，现任省外贸局总务会计。
+
+　　周芳自一九五九年九月调到我局，不到一年时间，贪污公款两笔，共计一千七百零二元八角八分。第一笔是一九六〇年一月，贪污六百二十九元一角二分。第二笔是一九六〇年八月，贪污煤店退回煤款一千零七十三元七角六分。贪污的方式是收款不记帐，做假帐，撕毁银行进帐单及传单等。周芳把贪污所得以她丈夫李蔚良、儿子李平、母亲彭友珍等人的名字，存入武汉市江汉路、黎黄陂路、民生路三处银行储蓄所，前后共得利息一百零九元三角。
+
+　　在五反运动中，周芳听了动员报告，特别是听了揭露武汉市五金公司大贪污犯项淑华的情况以后，感到不彻底坦白交代别无出路。当我局五反运动进入反贪污斗争时，她在五月十八日由她丈夫陪来，向组织上作了坦白交代。由于认识到犯了罪、悔改心切，夫妻二人当场痛哭流涕。坦白交代以后，立即将贪污未用完的银行存款存折交了出来，随即又将用赃款买的衣物全部交了出来，并积极设法退赃。为了早日退清赃款，紧缩家庭生活开支。截至今年七月二十二日，已退回赃款、赃物共计一千七百三十六元五角四分，除贪污的赃款存入银行所得利息没有退清以外，赃款已全部退清。她在运动当中还揭发了别人。我们组织专人对她的问题进行调查对证，证实她坦白交代属实；另外，对她几年来所经手的帐务做了全面清查，尚未发现新的问题。根据上述情况，可以从宽处理，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不予刑事处分，也不开除公职。
+
+　　 湖北省对外贸易局
+
+## 杜明堂坦白交代，积极退赃，从宽处理
+
+　　杜明堂，男，三十八岁，湖北黄冈人，家庭出身伪职员，个人成分伪职员。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四川成都起义，一九五〇年十月由孝感专署民政局介绍到专署人民法院工作，一九五三年调到专署人民医院做收费、总务等工作。
+
+　　1、一九五九年七月，杜明堂在医院搞基建临时会计，管线管帐。专建设银行从基建款内拨三千元由他掌握，以活期存款存入孝感县银行。后专署与武汉市合并，基建工程下马，三千元中尚余三百三十八元，加上从群建社收回砖瓦款五百元，共八百三十八元。这笔钱，他没有交出来，贪污了。
+
+　　2、一九六〇年底将工会经费一千元存入银行，到一九六一年取出利息三十元七角六分，贪污了。
+
+　　3、一九六一年将一元七角五分的书费单据改为十七元五角，从中贪污一十五元七角五分。
+
+　　以上三笔共贪污八百八十五元五角一分。
+
+　　杜明堂平常工作积极，每年评为模范。运动开始，对他没有怀疑。他学习了别人的主动坦白材料，第二天就向五反领导小组交代了基建款八百三十八元的问题，第三天把现金和帐目一起交了出来。但当时还只承认是搞小家当，经过两次小组斗争和个别谈话，承认是贪污。第二、第三两笔是查帐查出来的，不过为数不多。杜明堂平时表现较好，在运动中对贪污错误，能够坦白交代，积极退赃，可以从宽处理：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免予处分。
+
+　　 孝感专署人民医院
+
+## 顾品尚主动坦白，积极退赃，并且检举别人，从宽处理
+
+　　顾品尚，男，二十六岁，湖北黄梅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二年参军，一九五六年入党，一九五九年复员到黄冈专署商业局汽车队任司机。
+
+　　1、一九五九年初到今年一月，在黄冈至新洲公路上，载客收费不给车票，贪污四百三十元。
+
+　　2、汽车载客不给正式发票，以存根冒充，贪污一百四十元。
+
+　　3、今年四月给黄冈路口公社幸福生产队运煤一车，收动费二十七元不给收据，贪污了。
+
+　　4、一九六一年应缴原综合经理部载客票款四十元，全部贪污。
+
+　　以上四笔，共计贪污六百三十七元。
+
+　　五反运动开始他并未通知。到反贪污斗争时，由于要他检举别人和分析他可能贪污，才通知他参加。他参加运动表现积极，只在领导个别谈话以后，就主动坦白了贪污行为，认识比较深刻，退赃也很积极，目前已退赃款五百元（内现金三百一十六元，其余是实物折款），其余一百三十七元，计划在年内分月退清。同时检举了别人的贪污行为十一起。
+
+　　顾品尚主动坦白，积极退赃，并且积极检举别人，应当从宽处理，决定不戴贪污分子帽子，免予处分。
+
+　　 黄冈专署商业
+
+## 关于贪污分子周雪泉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
+　　周雪泉，男，三十五岁，浙江绍兴人，家庭出身工商业，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参加工作，现任武汉市财政局企财三科科员。
+
+　　1、一九六二年七月，武汉市交通运输指挥部撤销，偿还了江汉区交通管理科一笔款项，结余部分应上缴市财局。周雪泉发现了这笔结余款，就于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伪造“地方企业精简职工费用表”一份，计精简费用八百九十八元。前企财处处长没有仔细审查就签字同意。周雪泉拿这份表到江汉区交通管理科冒领了精简费用八百九十八元。
+
+　　2、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周雪泉用同样手法又冒领精简费用二百五十一元。
+
+　　3、武汉市交通指挥部撤销后，职工归还所欠公款十五元，周雪泉也贪污了。
+
+　　（以上三笔，共计贪污一千一百六十四元。）
+
+　　周雪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参加革命工作以后，没有很好改造，计较个人得失，贪图享受，终于发展到贪污。
+
+　　周雪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态度比较老实，在五反运动初期就交出了全部伪造单据，主动坦白交代，并且对错误有一定的认识。经过查证，本人交代属实，并未发现其他问题，根据上述情况，可以从宽处理，戴贪污分子帽子，免予刑事处分，行政上给以撤职处分，追回全部赃款。
+
+　　 武汉市财政局
+
+## 关于投机倒把分子胡大珍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
+　　胡大珍，男，二十九岁，湖北襄阳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农民，一九五〇年五月入伍，一九五四年十一月由部队转业至武汉市公安局八处，一九六一年九月入党，现任八处二科科员。
+
+　　胡大珍和胡秉生（同科工作）、臧沙平（坏分子，已送劳动教养）、潘炳元（省博物馆摄影员）等人，一九六二年开始勾结一起盗窃、套购国家物资，准备开设照相馆牟利。一九六二年十月，和臧沙平帮襄阳农村投机倒把分子套购国家物资，从中加码牟取暴利一千三百九十五元。错误事实如下：
+
+　　一、为农村投机倒把分子套购国家物资，从中加码牟取暴利。一九六二年十月襄樊市东风染业社范东伍（投机倒把为首分子）、潘庭均、胡大全（胡大珍的堂弟）等人来汉找胡大珍帮忙买颜料。胡大珍通过省物资计划处×××科长介绍，到武汉市化工原料公司买硫化青一吨；武汉市公私合营新康化工厂买硫化碱三吨。与臧沙平共谋以厂方要求给工人搞点福利为由，按出厂价，硫化青加价百分之二十，获利四百四十元；硫化碱加价百分之三十，获利一千零八十元。范东伍先后三次交了一千四百四十元，胡大珍得一千二百元，臧沙平得二百四十元。范东伍等人将颜料运回襄阳高价出售，从中牟利达五千五百一十二元。
+
+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胡大珍还通过原市物资局罗发金和何友仁的关系，先后三次帮其叔父胡光亮套购颜料，计购硫化碱六百公斤，硫化兰十五公斤，并与臧沙平共谋加码六十元，胡大珍分得三十元。一九六二年九月份，胡大珍还帮农村投机倒把分子朱长义（已被县公安局拘留）假借支援农业之名，骗购木料四立方米，红瓦四千五百块。朱长义运回襄阳高价出售，牟取八百四十元，胡大珍除接受朱长义在汉请客吃饭外，还接受香油四斤、芝麻十斤。
+
+　　二、套购、骗借、偷换、盗窃国家物资。
+
+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胡大珍胡秉生假借省委保卫科工作需要之名，并说经招待处处长同意，骗得省人委×××批借条到省财政厅清仓办公室借用一部照相机，又将批借一部改为二部，在清仓办公室借出的二部照相机，一部苏制价值三百元，一部德制价值六百元。他们发现保管员不懂照相机的好坏，胡大珍便与胡秉生、臧沙平共谋采取以劣换好的方式，给臧沙平四十五元买了二部国产兰色次品照相机，顶原借之二部照相机还给了清仓办公室。同时，胡大珍与仓库保管员看照相纸时，臧沙平乘机偷了一部德制135照相机（约值一千元），用衣服包好交胡秉生带出仓库。臧沙平又将另一照相机（价值六百元）的镜头拆下偷出，使这部照相机剩下空盒，成为废品。后来又由胡大珍出面到清仓办公室将那个空盒用五元买回配成一部照相机，第二天仓库保管员发现德制135照相机不见了，来找胡秉生问是否借用。胡秉生谎称“是借用了”。此照相机后来由胡秉生花六十元骗买了下来。
+
+　　同时胡大珍还拉拢胡秉生，假借省委保卫科工作需要，谎说领导同意，分二次找省人委行政处×处长批条子，在省财政厅清仓办公室套购了照相机五部，放大机一部，计价一千二百一十元；同时还套购了放大纸十盒，每盒三十元计三百元；印相纸八盒半，每盒十五元计一百二十七元；六筒放大纸，每筒五元计三十元；小盒放大纸四盒，每盒五元计二十元。胡大珍将上述放大纸、印相纸交潘炳元，由潘炳元通过私人关系买借发票高价出售给中苏友好宫和水果湖天然照相馆。后中苏友好宫发觉发票是假的，胡大珍害怕组织发觉，才将套购未卖出的十七盒放大纸和印相纸，退给了清仓办公室，其余除其自用二盒外，卖掉了九盒，从中牟利一百九十五元。套购的照相机、放大机除以廉价一百元卖了一部日制120照相机外，其余全部退给清仓办公室。
+
+　　三、积极支持单干，准备开照相馆，想方设法筹集资金和照相器材。胡大珍于一九六〇年十月用省委信笺以私人名义写信给襄阳东津区委，介绍潘炳元、臧沙平去开设照相馆，搞了半个月，修了房子，做了二百多元营业额，后来因东津区委要正式介绍信并需要县办理营业执照，没有开成。
+
+　　综合上述错误事实，胡大珍勾结城乡不法分子进行投机倒把，共得利一千三百九十五元，接受贿赂芝麻十斤、香油四斤。
+
+　　胡大珍由于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羡慕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讲究吃、穿、玩乐，从贪图小便宜，发展到出谋献策搞单干（开照相馆），直到大量套购、骗购、偷换国家物资，与投机倒把分子相勾结。其错误是严重的，已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应有的品质。他过去工作表现尚好，在这次运动中经过领导谈话教育，群众的揭发批判，对错误认识尚好，态度较老实，能积极主动退赃（现已退赃一千元）。经党委研究，从宽处理，决定戴投机倒把分子帽子，开除党籍，行政上给予开除留用处分。
+
+　　 中共武汉市公安局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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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贪污分子周宇煌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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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宇煌，男，三十九岁，湖北黄陂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个人成分旧职员。一九五〇年考入长江水利委员会中游局任会计。一九五六年调孝感专署水利局任会计至现在。一九六〇年新三反中，因多报搬家费二十元零二分，受到批评，责令退款没有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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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九五九年孝感专署与武汉市合并，周宇煌于十二月向专财政局估报全年决算款共计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三元八角一分。一九六〇年十月结算时，实际支出一万五千六百一十六元四角九分，结余九千一百二十七元三角四分，应当上缴。周宇煌从中动用了五百四十元。上缴结余款时，周宇煌利用决算已报的情况，认为武汉市财政局不会检查专署的帐，只上缴了八千五百八十七元三角四分，已用的五百四十元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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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五八年大办钢铁，组织上号召投资办工业，经局领导批准，将一九五八年劳保结余款八百三十五元交财政局作工业投资。一九五九年原款退给水利局，与武汉市合并时带到武汉市。一九六一年回孝感时又转存孝感县银行。同年八月，水利局主管会计张世信怕此款被冻结，通过周宇煌取出转为活期存款，存折由他保管。他在一九六一年冬天私自取出三十元，一九六二年春节前又私自取出一百八十五元，都用于个人生活开支了。一九六二年六月，评干部福利费，提出把他经管的八百三十五元用作福利费。六月三十日，支部通知付出福利费九百五十元。因为他已经从八百三十五元当中用了二百一十五元，所以在把实际剩下的六百二十元付出以后，又从其他项目中支付了三百三十元，凑足九百五十元。已用的二百一十五元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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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九六二年四月至一九六三年四月，经管修防处水文站和机械费用三项帐户的出纳时，先后共贪污三百八十八元一角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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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三笔共贪污一千三百三十九元一角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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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宇煌在日常工作中表现一般，五反运动中态度较好，经过学习文件，在第二阶段小组斗争中即主动交代了上述事实，经查对属实，并未发现新的问题。现已退出国产手表一支，绸料一件，折抵赃款九十元，下余赃款已表示分期退还。根据以上情况，决定从宽处理；戴贪污分子帽子，免予刑事处分，开除留用，下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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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感专署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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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贪污发子张肇澄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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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肇澄，男，三十四岁，家庭出身城市贫民，本人成分店员。解放前在日商汉和洋行和英商波楼馆搞过杂役、招待员。解放后跑过行商（汉口到河南）、摆过杂粮摊子和当过私营粮店会计。一九五二年二月经武汉市劳动局介绍来汉口中心气象台任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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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肇澄曾经隐瞒在英商波楼馆参加伪海员工会和国民党的历史问题。一九五六年肃反审干时查出，经过教育才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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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肇澄参加工作初期，表现还好，但是由于受旧社会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深，没有得到改造，走上了贪污犯罪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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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武汉分会交来购我局气球款二百五十二元一角。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丹江口水利工程指挥部交来运输费四十元三角二分。以上两项共二百九十二元四角二分，存入银行之后没有记帐。以后借提取备用金和支付购买汽车零件为名，分两次取出，一次二百元，一次九十元四角二分，贪污了。原来二百五十二元一角的有关凭证还在，四十元三角二分的有关凭证已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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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七日，我局卖给财贸学院汽车钢板款一百九十元六角。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武汉水利局在我局鉴定和修理仪器费七十元有。以上两项共二百六十元六角。存入银行之后，同年三月三十日以提取现金支付旅差费为名一次提出，全部贪污。其中一百九十元六角的有关凭证已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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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市电话局退来绿葱坡安装发报台多收款二百四十七元七角八分。存入银行之后，同年七月二十八日以通信科买通信器材名义全部取出贪污了。有关凭证已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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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二日，省金属材料站退还多付金属材料款五百零五元八角五分。存入银行之后，于七月二十八日以取备用金为名，分两次提取现金三百元和二百零五元八角五分，全部贪污，证据已经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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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日，武汉电力设计院在我局买气象仪器款五百六十二元六角。存入银行之后，于十一月一日以支付旅差费名义取出现金二百八十元；十一月七日以支付材料费名义提取现金二百八十一元四角。两次取出五百六十一元四角。另有同年八月支付印刷费时多开了一元二角。前后共计五百六十二元六角，全部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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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省直党校交给我局十一月份水电费九百二十元三角二分。存入银行之后，十二月五日以提取备用金名义取出三百二十元，十二月十一日以旅差费和备用金名义两次共取出六百元，十二月十四日在支付油漆修理工资时，多提取现金三角二分，三笔共九百二十元三角二分，全部贪污。为了制造假象，有关凭证混夹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单据中而不记帐。
+
+　　七、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私人买一只收音机用变压器，价值三元三角八分，混在我局机务员购买电讯器材的发票中报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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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采买王启仁报销厨具费，实有单据为三十六元八角四分，帐上记为现金四十一元八角四分，从中贪污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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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报销汽车修理费和烤火费时，以少报多，从中贪污三十六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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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日，重报东西湖气象站工作人员市内交通费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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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一九六一年四月六日，收洪湖等六站器材现金款二百四十二元三角六分，少记一角三分，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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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给八铺街小学安装电线工程，同时给居民架线接火，全部安装费已向小学报销，又收居民交来安装费一百元，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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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由成都气象学校分配来我省工作十二人，退来在离校前学校多发的助学金共计六十三元四角五分，他贪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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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共贪污十五笔，合计人民币二千九百九十八元四角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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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肇澄在运动中态度不老实，只交代贪污六百元，其余完全是靠查帐查出来的。现在已退赃一千四百二十二元四角（其中现金六百元，实物按原价折现金八百二十二元四角）。根据上述情况，应当从严处理，决定戴贪污分子帽子，开除公职，建议司法机关判三至五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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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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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贪污分子陶炳辉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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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炳辉，男，四十四岁，湖北新洲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旧职员。一九五〇年参加工作，现任孝感农校教员。一九五〇年因买农药械受贿记过一次。一九五五年因打人撤销副股长职务。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一九六一年摘帽子）。一九六〇年以后生活困难，陶炳辉认为“共产党的饭是吃不饱、饿不死、不如单干”，一面申请退职单干，一面大肆贪污盗窃。
+
+　　一、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在孝感北门外四十一号副食品商店和原财经干校小卖部偷空白发票十七张，开了十五张假发票，共贪污七百六十一元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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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九六二年替专农业局买兽医药品，并盗窃的农校失效药品冒充新购药品，伪造发票两张，贪污一百四十一元九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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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九六一年替专农科所买兽医药品，伪造发票，贪污三百零八元二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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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一九六一年将盗窃农校的兽医用的铜注射器一个，卖给零九幼儿园，伪造发票一张，贪污十二元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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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给农校买兽药，先后报销伪造发票十张，共贪污二百二十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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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六一年在农校学习农场盗窃兽医器械六十九种、药品二十五盒（瓶），折款七十八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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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共贪污盗窃八百三十九元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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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反运动放包袱时，除重述一九六二年已被查实的一百四十一元九角的贪污事实以外，只交代了为农科所买药贪污一百二十元和为农校买药贪污七十元，其他贪污行为都不交代。开展小组斗争以后，态度仍不老实，拒不交代。一直到把假发票摆出来，经过三次小组斗争和领导上的个别谈话，才承认贪污，表示愿意退赃。但除退还未用完的兽医器械六十九件，药品二十五盒（瓶）之外，其余赃款都没有退。
+
+　　陶炳辉参加工作十三年，受过几次处分，一贯坚持反动立场。在划为右派分子以后，仍然大肆贪污盗窃。在五反运动中态度很不老实，拒不交代，又不积极退赃。根据上述情况，应当从严处理，决定戴贪污分子帽子，开除公职，管制劳动。
+
+　　 孝感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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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盗窃分子胡秉生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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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秉生，男，二十九岁，河南鹿邑人，家庭出身贫民，本人成分农民，一九五〇年十月入伍，一九五三年七月入团，一九五四年由部队转业到武汉市公安局八处工作，现任八处二科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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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秉生于一九六二年二月至七月，先后在省委机关、洪山礼堂、洪山宾馆盗窃自行车三辆。一九六二年七月，又在胡大珍的策划下，伙同臧沙平（坏分子，已送劳动教养）等人进行盗窃和套购照相机、照相器材。错误事实如下：
+
+　　一、盗窃自行车。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胡秉生结婚，办酒席，买家具等，借款五百五十元，无法偿还。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晚上，在洪山宾馆门口，用石头将东湖民警队李必银同志的凤凰牌新自行车的锁砸开，把车偷走，卖给他侄子胡福建抵债二百元。一九六二年四月一天晚上，在省委四号办公楼门前，又以同样的方法，将一辆七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偷走，卖给东西湖农场医务所王广吉，得款二百三十元。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八日晚上，在洪山大礼堂门口，又用钥匙掏开锁偷走武昌水暖电机厂工人李久林同志的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还给了行政处王得纯同志（胡秉生曾把王得纯的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卖了），以上三辆自行车共卖得人民币五百八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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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在胡大珍的指使下，假借保卫科工作需要为名，骗得了省人委×××的批条，到省清仓办公室借用苏制德制照相机各一部，价值九百余元。胡大珍、臧沙平并且在他家中合谋采取以劣换优的方式，在市场上花了四十五元，买了两部国产兰色的照相机，顶替原借的两部照相机，还给了清仓办公室。在还照相机的过程中，又乘仓库保管员与胡大珍谈话的机会，臧沙平又把仓库里的德制135照相机一部用衣服包好交给胡秉生带出仓库。这部照相机约值一千元。臧沙平还偷拆了一部德制照相机的镜头。这些赃物都放在胡秉生家中（现已全部追回）。第二天仓库保管员忠子义同志发觉135照相机不见了，到胡秉生家中追问，胡秉生不得已，承认是借了，用后归还。胡秉生为了将这部照相机买到手，借口照相机借给一个工程师拿到上海去了，问仓库保管员是否作价六十元卖给工程师，保管员不同意。胡秉生给仓库保管员送香烟，帮忙买东西，设法拉拢，终于花六十元将这部照相机骗买了。在此同时，胡大珍听说仓库里有大量照相器材需要处理，便和臧沙平、潘炳元在胡秉生家策划开设照相馆，购买照相器材。胡秉生和胡大珍合谋，由他出面，以保卫科工作需要的为名，又骗取了省人委行政处×处长的批条，在清仓办公室套购了五部照相机，一部放大机，八盒放大纸，九盒印相机，拿回后也放在胡秉生家中（这些器材由胡大珍、潘炳元卖了一部分，退回一部分，当时胡秉生不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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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一九六二年七月，处里搞副业生产，领导上给他七十四元叫他到东西湖农场去买红苕秧子，实际上他只给了农场五十元，买了五元钱的香烟作招待，贪污一十九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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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秉生盗窃自行车三辆卖得五百八十元，贪污副业生产费一十九元，偷窃骗买德制135照相机一部，积极支持臧沙平等人开照相馆，搞单干，企图从中牟利，和胡大珍、潘炳元、臧沙平盗窃套购国家器材，在自己家里窝脏。错误是严重的。胡秉生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侵蚀，已经蜕化，失去了公安人员和共青团员应有的品质，在群众中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他过去工作表现尚好，在五反运动中被揭发后，尚能坦白交代，检查错误，表示悔改，并退出各种脏物共折款五百五十三元。根据上述情况，决定戴盗窃分子帽子，交司法机关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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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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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坏分子冯祖亮的结论和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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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祖亮，男，现年三十三岁，湖北黄冈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工人，一九五一年八月入伍，一九五四年五月入党，现任武汉市公安局十三处侦察队刑侦科员。
+
+　　冯祖亮自一九五八年在武昌分局刑警队工作以来，与该队田海清、陈松波（已拘留）等人勾结一起，利用职权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敲诈勒索、侮辱妇女等违法乱纪活动。据交代和检举查证，贪污赃款二百二十四元，布票三十八尺，粮票四十二斤，衣服二件，香烟六盒，背包一个，拖鞋一双；盗窃电扇一把（卖了三十元），绸子一段（四尺多）；投机倒把得利三十七元，大米七十五斤；受贿木料卖得一百多元。前后共得三百九十一元。侮辱妇女三人。
+
+　　一、敲诈勒索，贪污受贿。
+
+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李庆如（惯赌）探知武昌静宜别墅三号万挂芝家中赌博。冯祖亮和李庆如商量好，由李庆如先进去装作赌博，然后冯祖亮持枪进去抓赌。冯祖亮进去把桌面上的二十余元和十九斤粮票、一块现洋一起用手帕包上，又把赌犯的姓名、住址记下。冯祖亮以认识他们为借口叫李庆如和另外四人先回家，另外把万桂芝等五人带到武昌茶社说：“你们是初犯，宽大处理，东西留下来，都回家。”七月六日，万桂芝因为赌博又被武昌分局拘留。冯祖亮怕上次的事情暴露，到三科提审万桂芝，说：“那个事情你说了没有？没有说就不要说。你的问题不要紧，只拘留几天。当组织上追查时，冯祖亮一面隐瞒，一面背着组织还给赌主十七元，粮票十九斤，现洋一块。”
+
+　　一九六二年三月，原武昌飞车走壁团徐昌文与长沙飞车走壁团黄燕飞（该两团均为政府勒令停止营业）因木料问题发生纠纷。黄燕飞托同行谢鹏飞（与冯祖亮要好）请冯祖亮出面干涉。冯祖亮以公安人员身份出面，抓住徐昌文其他违法事实，强制退给黄燕飞九百余元及一批木料。事后冯祖亮向黄燕飞说：“我有个朋友需要一付棺材木料。”黄燕飞过了几天就拉来一车木料。为了欺骗别人，冯祖亮又叫李庆如出面叫黄燕飞写了一个假收据作为是黄给李庆如的。这一车木料卖了一百多元，由冯祖亮和李庆如、黄运吃喝挥霍了。
+
+　　二、贪赃枉法。
+
+　　1、一九五七年，他和田海清侦破武昌大堤口无缝钢管被盗案，到黄陂、嘉鱼追赃，贪污赃款七十二元，冯祖亮得二十元。
+
+　　2、一九五九年夏天，和陈松波在武昌百货公司抓一哑巴扒手，没收背包一个。冯祖亮分得白府绸衬衣一件、白高布裤子一条、背包一个。
+
+　　3、一九五九年夏天，陈松波从汉阳门汽车站领回华中工学院一学生失掉的东西，其中有十六元现金，物归原主时现金未还原主，冯祖亮从中分了八元。
+
+　　4、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在解放路抓一哑巴扒手，搜出五十余元，到扒犯家里又搜出五十元、二丈布票。冯祖亮从中抽出五十元和二丈布票和陈松波两人平分了。
+
+　　5、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在首义路处理一扒窃犯，搜出一百八十余元，只退给失主一百一十元，和陈松波共同贪污七十元，冯祖亮得二十五元。
+
+　　6、一九六〇年五月，处理徐家棚沟边街一个女扒窃犯，先退赃四十元上缴了，后退赃二十余元，冯祖亮和陈松波拿去了馆子吃掉了。
+
+　　7、一九六〇年夏天，积玉桥派出所抓一扒窃犯，赃款三十余元，冯祖亮叫陈松波带回来，两人平分，冯祖亮得十五元。
+
+　　8、一九六〇年十一月，解放路派出所抓一扒窃犯送局处理，退赃一百四十余元，粮票四十多斤，布票十六尺多，红双环香烟十六盒多。冯祖亮和陈松波、田海清三人贪污了，冯祖亮得人民币二十五元、布票六尺、粮票二斤、香烟五盒。
+
+　　9、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田海清抓一卖粮票的学生，搜出粮票二十八斤，七十余元，给了冯祖亮粮票五斤，人民币十元。以后又从别的扒窃犯的赃物、赃款中扣出粮票和钱发还学生。
+
+　　10、一九六一年二月，黄运送来一个扒窃犯的粮票六斤（扒窃犯半路跑了），冯祖亮贪污了。
+
+　　11、一九六一年二月，处理女扒窃犯张四珍，从徐家棚取回赃款、赃物、人民币十三元六角三分，粮票二十四斤九两，油票三分，布票六丈六尺三寸，毛线票三分，肥皂票六分。冯祖亮和田海清从中贪污人民币十一元，粮票二十四斤九两，布票四丈四尺，除下馆子吃了一餐之外，冯祖亮得三元，粮票四斤，布票二十二尺。
+
+　　12、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水利电力部廖学茂在武昌三义百货商店被扒二百七十元、粮票十九斤半，等等。不久破案，追回赃款一百五十余元，冯祖亮只给失主寄去一百零一元五角，其余五十元被田海清贪污。
+
+　　13、一九六一年四月，在司门口发现一个从工读学校跑出来的少年扒窃犯童光汉，搜出人民币三元，粮票五斤，翠竹香烟一盒，全部贪污。
+
+　　14、一九六一年五月，盗窃犯赵景林供出收赃犯容家惠地址，容家惠曾得四十元。冯祖亮追回这四十元，上缴二十元，贪污二十元。
+
+　　15、一九六一年六月，和陈松波在司门口副食品商店抓住一扒窃犯，搜出二十多元，将犯人放走，赃款二人贪污，冯祖亮得十元。
+
+　　16、一九六一年七月，和陈松波在阅马场从三个扒窃犯身上搜出四十元，粮票四十斤，黑眼镜一付。犯人带到大桥头放走。赃物、赃款二人贪污，冯祖亮得二十元，粮票二十斤。
+
+　　17、一九六一年九月，处理冷承达盗窃自行车案件，冯祖亮追回赃款二十元贪污了。
+
+　　18、一九六二年夏天，群众送一扒窃犯来，冯祖亮将人放走，贪污拖鞋一双。
+
+　　三、盗窃。
+
+　　一九六〇年二月一天晚上，冯祖亮和陈松波到司门口，从一睡熟的妇女身边偷走草提包一个，内有青绸子一丈多，白东方绸九尺多，女式衣服五件，布鞋底五双。冯祖亮分得东方绸四尺五寸，绸褂子一件，布鞋底二双。
+
+　　一九六二年五月，冯祖亮和陈松波一起盗窃武昌分局暗室的电扇一把，拿到汉口卖了三十元，冯祖亮一人得了。
+
+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夜，冯祖亮和张文全（劳改释放犯）等人在李裕泽（下乡卖药的）家中吃酒，随后在武昌大陶家巷五号之一门口偷了张文全的自行车。要李庆如窝藏，李庆如不干。怕事情败露，第二把自行车放在大成路餐馆门口，邀张文全去过早，让张文全发现车子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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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投机倒把。
+
+　　一九六二年三、四月间，伙同坏分子黄运、惯赌李庆如，和陈松波一起，两次从武汉套购柴油六十斤、套鞋二双、毛衣四件、电池六打、雨伞十三把等，到麻城农村换回大米二百一十斤，几个人平分了。
+
+　　一九六二年，冯祖亮和黄运共同在武昌和平市场用五十元买回狐皮和豹皮各一张，转手以七十多元卖出，从中得利二十元，冯祖亮得十元。
+
+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伙同陈松波在武汉套购电池三十打、牙膏四十条、套鞋四双。拿到乡下换回大米一百六十斤，运到武汉以每斤六角出卖。每人得利二十七元。
+
+　　（五、侮辱妇女。）
+
+　　一九六〇年三月一天晚上，冯祖亮和陈松波在武昌电影院门口将一被抓过的女哑巴扒窃犯带到沙湖边上玩弄。冯祖亮企图发生两性关系未成。
+
+　　一九六一年夏天，冯祖亮和陈松波从武昌电影院门口将一妇女引到蛇山陈友谅基地谈话。冯祖亮企图发生两性关系，那女的要粮票和钱，冯祖亮说了些下流话才走。
+
+　　（一九六一年夏天，冯祖亮和陈松波在武昌显真楼照相馆门口同一妇女谈话。冯祖亮和那女的共一把伞朝江边走，在路上摸妇女的奶。）
+
+　　冯祖亮的错误极为严重。在五反运动中经过多次教育，才坦白交代，低头认罪，并检举了别人。
+
+　　根据上述情况，经局党委研究，决定戴坏分子的帽子，开除党籍，交司法机关法办。
+
+　　来源：中共湖北省委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五反简报》1963年第45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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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7/000005.txt
@@ -0,0 +1,27 @@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路宪文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曾焜
+
+　　被告人：路宪文，男，现年43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汉族，山西省陵川县人。1937年参加工作，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已开除党籍）。在任中共信阳地委第一书记期间，于1959年冬至1960年春，因犯渎职罪1960年11月16日依法逮捕。无前科。
+
+　　被告渎职一案，已由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现在业经审理终结。查明：
+
+　　被告路宪文，不关心群众疾苦，不管群众死活，明知1959年信阳地区灾情严重，在粮食征购期间，有些县、社反映任务大完不成，被告置之不理，反而又过高的加派了任务，大大超过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当时不少县委将这种情况向路宪文作过汇报，被告到各地检查工作时，也亲自看到这些现象，对这种情况不仅不采取措施，反而武断的说是“富裕农民抵抗征购”和“敌人破坏征购”，硬叫各县坚决完成任务。并推广了反瞒产斗争的错误经验，这就严重的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征购政策，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严重损失。
+
+　　被告路宪文，当灾情严重，群众生活困难，面临饥饿，不得不外出谋生和宰杀牛羊渡荒的时候，路宪文对这种情况，不但不采取有效措施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反而对外出谋生的人一律称之为“流窜犯”说：“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把外流的农民说成是“地、富、反、坏份子破坏”，并布置公安机关消灭外流，打击流窜，设置岗卡，强制收容；对杀牛渡荒的群众，一律称之为破坏生产的“杀牛犯”通知各地可以先斗后捕，形成了违法乱纪、乱捕乱押，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
+　　被告路宪文，为了隐瞒罪恶，打击陷害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人。有些人对路宪文的严重错误表示不满，向上级写信反映真实情况，被告路宪文知道以后，不但不认真检查改正错误，反而利用职权，打击陷害好人。如光山县李玉伦、信阳县胡修玉、信阳专署建筑工程局邢贵良等同志，先后署名向中央、省委和地委反映群众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路宪文知道后，反而指示有关部门给以非法斗争，结果将李玉伦查出扣押20余天，胡修玉划为右倾机会主义份子，斗争后给予留党察看处分，邢贵良斗争后开除党籍。
+
+　　本院认为：被告路宪文的上述罪行，不仅严重地违犯了党纪国法，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已构成渎职罪。本应依法从严惩处，但念其在管押期间，尚能坦白认罪，愿意悔改，因此，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政策精神，按渎职罪从轻处理，特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路宪文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11月16日起至1963年11月15日止）。
+
+　　1963年 9月13日作成。
+
+　　如不服从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限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院长  王光力人民陪审员  王之敬李 智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元1963年 9月13日书记员  黄坤华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7/7/000006.txt b/CCRD/2/7/7/000006.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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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7/000006.txt
@@ -0,0 +1,29 @@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对徐锡兰判决书
+
+　　<附于法刑一字、第16号>
+
+　　公诉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付 检察长曾（？）
+
+　　被 告：徐锡兰，男，现年36 岁，贫农出身，学生成分，山东省安邱县人。1946年2月参加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已开除党籍）。在任中共息县县委第一书记期间，于1959年冬至1960年春，因犯渎职和件无军属罪，1960年10月29日被依法批捕（扑）。无前科。
+
+　　被告因渎职和奸污军属一案，已由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现在业经审理终结，查明：
+
+　　被告徐锡兰，明知1959年该县灾情严重，粮食征购大完不成，群众被迫逃荒，对这种情况被告不该步采取 ------------------------任群众生活困难，面临饥荒不得不外出渡荒的时候，徐锡兰亲眼见到，不但不管不稳，反说“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外流是资本主义思想严重的分子，社会不纯分子”等，指使政法机关，控制岗卡，大量扣留外出的群众；1959年冬当灾情严重，省委宣布停止粮食征购，并发粮食安排群众生活，被告拖延不发，继续坚持反瞒产斗争，这就严重的破坏了党和国家的征购政策，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摧残。
+
+　　被告徐锡兰，腐化堕落，道德败坏。1959年冬到朱店大队工作时，利用职权奸污了军属贾××。
+
+　　被告徐锡兰，丧失立场，包庇敌人。 1959年冬，被依法管治的地主分子任邵恒（徐妻的姑丈），为逃避管制，以外出治病为名，曾多次向生产大队要求外出未被批准，被告徐锡兰利用职权，亲笔写信给大队支部准任外出，并指使大队支部给办理必要手续；徐锡兰因与大地主胡祥生的女儿又不正当的关系，便千方百计的为胡祥生服务，待胡亲如一家，先后两次 为胡祥生安排了工作。
+
+　　本院认为：被告徐锡兰德上述罪行，不仅严重地违犯了党纪国法，所造成的影响和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已构成了渎职和奸污军属罪。本应依法从严惩处，但念其在入狱之后，尚能低头认罪，愿意悔改，因此，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政策精神，按渎职和奸污军属罪从轻处理，特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徐锡兰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10月29日起计算）。
+
+　　1963年9月23日作成。
+
+　　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限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付本，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院长 王光力人民陪审员 朱（？）郜秀鸾公元一九六三年九月廿三日书记员 黄增华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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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07.txt
@@ -0,0 +1,25 @@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许文波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付检察长曾昆。
+
+　　被告：许文波，男，现年39岁，富农出身，学生成份，汉族，河北省莱水县人。1944年参加工作，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已开除党籍）。在任罗山县委第一书记期间，于1959年冬至1960年春，因犯阶级报复罪，1961年元月16日被依法逮捕。无前科。
+
+　　被告许文波，因阶级报复一案，已由河南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现在业经审理终结，查明：
+
+　　被告许文波，隐瞒富农成份，骗取领导职权，进行阶级报复。1959年11月间，依靠五类份子，进行反瞒产斗争，被告在召开的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会议上，亲自动员五类份子“检举、揭发”干部、党员的瞒产私分，以五类份子的检举为依据，非法斗争、吊打干部、搜查社员。并以某些五类份子能“大胆揭发”别人，给他们摘掉了帽子，结果使许多基层干部和群众遭受到严重迫害。
+
+　　被告许文波，为了隐瞒罪恶，打击陷害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人。1959年12月民办教师徐光友同志，匿名写信向许文波反映群众生活中的实际情况，被告收到该信后，不仅不认真检查纠正，反而叫公安机关侦察破案，结果，将徐光友查出斗争后开除。
+
+　　被告许文波，明知1959年罗山县灾情严重，征购任务完不成，既不采取措施，又不向上级反映真实情况，反而集中很多人，分别到11个大队进行反瞒产斗争，吊打干部，搜查社员，对因灾外出渡荒的群众，被告不仅不采取有效措施，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反而说：“是敌人破坏”、“富裕中农的猖狂进攻和捣鬼”等等。到处设置岗卡，强制收容外出谋生的灾民，形成违法乱纪，乱扣乱押，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
+
+　　本院认为：被告许文波的上述行为，不仅严重的触犯了党纪国法，所造成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已构成阶级报复罪，本应从严惩处。但念被告入狱后，尚能认罪，愿意悔改。故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和“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政策精神，按阶级报复罪，从轻处理。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许文波有期徒刑三年（刑期从1960年元月16日起计算）。1963年9月24日作成。
+
+　　被告许文波，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限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院长  王光力人民陪审员  李玉华徐京荣公元一九六三年九月廿四日（印）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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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08.txt
@@ -0,0 +1,31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魏昭的通知书
+
+　　（被告：魏昭）
+
+　　你因反革命集团案，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已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决定由审判员王殿理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于1963年11月2日在梓橦巷5号审理你的案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你有辩护和提出证人、证据的权利。现将起诉书副本给你，如对起诉书上所列事实有意见，可在收到起诉书后3天内提出，并写成书面材料交本院。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63年10月30日
+
+　　发王殿理
+
+　　 10月30日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回证
+
+　　收件人：魏昭
+
+　　案由：反革命集团
+
+　　送达地点：四川省看守所
+
+　　送达文件：通知
+
+　　签发人：王殿理
+
+　　收到日期：63年10月30日10时
+
+　　起诉书：63年10月30日10时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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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09.txt
@@ -0,0 +1,131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总结报告
+
+　　1961年7月，由劳教右派分子周居正为首，在省属筑路支队（劳教队）勾结劳教分子彭恢荣，策划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反革命集团。1962年3月又勾结劳教分子魏昭，共谋策划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立“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局”，设有“书记总长”、“书记”，“中央委员”和省、市、地区“盟委”书记长、书记。并在周犯劳教的永川新胜茶场成立直属“永生茶场盟委会”。先后在筑路支队、永川茶场劳改、劳教分子中串连发展成员69名（其中社会上4名）。草拟了“民主社会主义论”、“三大战略”“十大战术”等反革命纲领，阴谋配合国际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颠复我人民民主政权。
+
+　　1962年7月，由受骗被发展为成员的灌县龙溪公社生产队会计魏兴志等回当地劳教队揭发检举，经侦察破案，缴获反革命纲领、诗歌、“入盟”邮票、联络信件等罪证数十件。1963年2月先后逮扑罪犯23名，加刑1名，管制劳教9名，劳教3名。对已扑罪犯的主要罪行：
+
+　　1、首犯周居正，男，38岁，汉族，家庭中农，本人反革命，高中文化，四川省合川县人。其大哥、二哥系反革命判刑劳改。解放前参加三青团、国民党、青年军等反动组织，曾任三青团分队长和青年军中队长，发展三青团员2名，积极监视我地下党活动，1946年曾写“活源”反动文件，竭力为维护蒋匪反动统治献策。47年勾结军统特务陈建若组织“中国青年革新学会”，自任主席兼联络部长。解放后，伪造历史，冒充地下党员，混入重庆市人事局，教育局、中共第七党校工作。并利用职权将反革命分子周若尧（已镇压）等7人，拉入我机关，进行破坏活动。1957年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教，对我怀有刻骨的阶级仇恨。1961年以来，周犯认为“国内外形势紧张，人心背向共产党”，勾结彭恢荣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1962年3月又接受魏昭建议，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自任“书记总长”，兼直属“永生茶场盟委”总负责人，亲自发展成员15名，委任了“中央委员”7名，省、市、地区“盟委”书记长、书记10余名。指使骨干陈仲伟等在重庆成立“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进行投机倒把，筹集反革命经费。亲手草拟“民主社会主义论”、“三大战略”、“十大战术”等反动纲领，诬蔑我党“违背马列主义”、人民公社“使农民失去土地自由，成为奴隶”。辱骂我人民领袖是“混世魔王”，“无产阶级专政是流氓专政，中国历史上最残暴、最凶恶、最专制的社会”。提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推翻共产党”，建立“以知识分子为核心”“六权分立”“议会总统制”“一切党派退出军队”的国家；实行“私有经济自由化，土地为农民所有，为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等反动主张。策划在川、黔、湘、鄂边境，建立“武装根据地”，伺机“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2、首犯杨应森，男，33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学生，高中文化，四川岳池县人。解放前参加三青团，在伪军当兵。解放后混入我军，曾任文教、军事助教，1953年实弹射击中，因违犯纪律，受过警告处分，1957年整风中，恶毒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军籍。送劳教后，仍坚持反动立场，1961年曾两次与劳教右派分子张先痴、罗铁夫等策划逃跑，阴谋叛国投敌。勾结劳教分子白福里等，企图逃往旺苍山区搞“农民运动”。并利用给劳教队住地附近的农民种自留地、担水等，骗取信任，阴谋煽起群众对我不满，和组织复员军人暴动。企图通过劳教分子朱世臣姨娘在香港的通讯处，与海外敌特挂钩。1962年5月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后，大肆宣传首犯的反动主张，积极为首犯献策，修改反革命纪律等。亲手发展成员10余人（其中农民3人）。被委任为“川北区盟委书记长”。1962年7月，首犯周居正被调往永川茶场后，该犯为首在灌县筑路支队成立了反革命“核心小组”，委任了财经、保卫、组织、宣传负责人，提出“趁我清放劳教人员之机，大力发展组织，在三、五年内建立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亲自书写反动诗歌，散发给成员传阅，以鼓舞反革命意志。亲手向我队部书写匿名恐吓信，攻击我党的政策是“惨无人道”，辱骂我干部是“野兽”“反动派”“残害人民的帮凶”，叫嚣“打倒反动派（指我党）”等。并指使成员陈民国到附近大山寻找空投特务，图谋挂钩联系。乘我工地搬迁时，布置成员偷盗物资，烧毁档案，和阴谋暗杀我中队长，夺取武器，煽起叛乱，上山“打游击”（均未逞）。又指使成员王景等与该队“中国劳动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挂钩，以扩大反革命实力，伺机暴动，妄图推翻我党和人民政权。逮扑入狱后，拒不坦白，公开对抗，并在犯人中宣传反革命纲领，辱骂我人民领袖。
+
+　　3、首犯魏昭，男，36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高中文化，湖北省均县人。其父土改中被斗，大哥、三哥是反革命，判刑劳改。该犯系三青团员，1948年隐瞒历史混入我军，随军入川，又混入我党，曾任重庆市区人委付科长，1955年内部肃反运动中，受到党内警告处分，仍无悔改，1957年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开除党籍，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对我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1962年3月，与周犯居正勾结，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书记局书记”兼直属“永生茶场盟委”负责人。多次密谋策划，主张参加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动理论，制定了该集团的反革命纲领，积极策谋将“中华工农民主联盟”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提出“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反革命总路线。共谋建立“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亲自发展劳教分子余荣中（陕西人）、陈同瑞（河南人），指使余、陈二人在陕、豫发展反革命组织，并造谣诬蔑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流氓专政，僵化的独裁集团，教条主义，混世魔王”等等，妄图伺机暴动，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4、骨干陈仲伟 ，男，30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坏分子，初中文化，四川巴县人。其父是恶霸，被判刑劳改病死，其母是一贯道坛主，现管制生产。该犯系一贯道徒，解放后混入我企业部门作电工，一贯奸污妇女，偷盗，1958年被划为坏分子，送劳教后，对我刻骨仇恨，1962年4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积极宣传反革命纲领，亲自发展成员11人，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重庆市盟委书记长”、“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经理”。1962年7月清放回家后，积极与首犯通信联系，当其得知该组织被我发觉追查时，即告知首犯。指使成员邓先基搜集我军事、经济情报，并大肆造谣煽动说“现在人民不如牛马，怨声连天，这是大好形势，三、五年内这种专制独裁统治就会彻底瓦解”等等，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5、骨干廖廉康，男，35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旧军人，四川荣县人。解放前在伪军当护士，被我解放后，在我军医院任助理护士，1954年转业地方当医生，曾因奸污妇女受到批判。1958年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2年5月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荣县盟委书记长”和“永生茶场盟委联络委员”，积极“培养”发展对象多人，亲自发展成员1人。将首犯委任陈云武为“中央委员”、费宇鸣为“成都市盟委书记长”之职，通知陈、费二犯。并向首犯建议“在书刊上划密码、符号进行联络”，积极传送首犯划了密码符号的杂志阅读。当得知首犯被拘留时，将读物焚毁，消灭罪证。在多次传讯中，拒不坦白，顽抗抵赖，公开叫嚣“我们走的是真正马列主义道路，是革命的，要我背叛，改变主张，是万不能的，头可断，志不可屈”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被扑后，仍公开对抗，宣传反革命纲领，叫嚣“要与共产党斗争到底”。并与在押的“四川省流动委员会”反革命组织首犯周维金和成员王锡华勾结，将周、王发展为成员，当被揭发审讯时，又猖狂说“共产党把我杀了，江山还是保不住的”等。
+
+　　6、骨干冉茂函，男，44岁，汉族，家庭贫农，本人反革命，四川酉阳县人。解放前参加国民党，历任敌川东运陆总队小队长，酉阳县府事务员、看守所文书主任、防护团书记、军法室事务员和国民党区党部执行委员等职。解放后混入学校教书，肃反中经宽大处理，整风时又猖狂向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仍不悔改，坚持反动立场，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不得民心”。1961年12月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后，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川东区盟委书记长”，提出制定“统战政策”“特资令”“农业税征不超过30%”等反动主张。并向首犯献策，在酉阳县八面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1962年5月，被清放时，积极找周犯居正要任务，共谋策划设立反革命联络点，发展成员、建立“川、黔、湘、鄂根据地”，搜集我政治、经济情报，伺机组织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该犯被清放回家后，积极与周犯通信联系，写信指使清放回到秀山县的熊绍武等进行反革命活动，亲自物色发展过生产队会计熊连章、反革命分子冉成之。并造谣煽动说“这几年的困难是人造成的，是共产党的教条主义”等。逮扑后，向人犯杨元登宣扬反革命纲领，指使杨出狱后与首犯周居正报信联系，要周犯为其“报仇雪恨”。
+
+　　7、骨干彭恢荣，男，32岁，汉族，家庭工人，本人坏分子，初中文化，四川健为县人。解放前曾任煤矿会计、营运处管事，仗其义父肖国烈（恶霸，已镇压）反动势力，欺压工人，贩运大烟。解放后混入我财贸机关任会计，因奸污妇女受记大过处分。1957年整风中，猖狂向我党进攻，被划为坏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1年7月与首犯周居正共谋组织“中华工农民主联盟”反革命集团，负责保安工作，积极参与制定反革命纲领和发展成员的原则等，亲自发展成员1人。1962年4月被清放回家，途经五通桥时，企图到来凤煤矿发展组织，因该矿停办未逞。回家后，大肆造谣破坏，又发展成员1人。曾向首犯写信报告发展成员和农村经济情报，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川南区盟委书记长”（尚未通知到）。并伪造证明，企图前往永川与首犯会晤，策划反革命活动。
+
+　　8、骨干杨全松，男，31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学生，江苏省潥阳县人。解放后在我志愿军和重炮校任参谋、教员、代理主任教员，1957年转业旺苍县银行工作，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2年6月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联络员”，发展成员2人，积极为首犯传达情报，将首犯委任李玉平为“永生茶场盟委会”第一分部兼第一支部书记的纸条送给李，并向介绍人写信联系，被发觉传讯中，拒不坦白交代，还向成员通风报信。被扑后，仍与同犯串通情报，书写反动诗词，叫嚣“把牢底坐穿”，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　　9、骨干朱文安，男，50岁，汉族，家庭商人，本人伪军官，四川什邡县人。曾参加袍哥、国民党，历任伪军准尉司书，上尉课员、代理连长、警察分队长，解放后被资遣回家，对我怀有刻骨仇恨，辱骂政府，1958年收容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1年10月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川西地区盟委书记长”，接受了发展组织的任务，在劳教队造谣破坏，煽动成员要区分“敌我友”，并将首犯抄写在该犯日记本上的反革命纲领烧毁，淹灭罪征。后调往灌县劳教中，仍积极与首犯联络，进行反革命活动。1962年2月解除劳教回家后，到处流窜，曾两次被收容。
+
+　　10、骨干付汝舟，男，38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学生，四川汉源县人。系三青团员。1951年在重庆市工商局工作中，因道德败坏被开除，后在四川省城市规化设计院工作，1957年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教，仍坚持反动立场，诬蔑“劳教队是集中营，比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西昌地区盟委书记长”，积极发展成员1人。同时，参加了以劳教分子蒋世恒为首组织的“中国劳动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向蒋犯宣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反革命纲领。破案后，煽动同犯拒不交待，逮扑入狱后，叫嚣“坐监狱我不怕，要斗争到底”，诬蔑我党是“法西斯”，大肆煽动说“组织是彭XX领导，已派人到南斯拉夫大使馆和苏联，找赫鲁晓夫支持”，并鼓励同舍犯人“绝食”斗争，高唱“热血”等歌曲反抗。
+
+　　11、骨干袁进修，男，31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四川梁平县人。其父因反革命被镇压。1957年在万县师资训练班学习中，猖狂的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仍不悔改，1962年6月积极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永生茶场盟委会保安部长”，缴纳组织费2元，给首犯保管反革命花名册。当首犯拘留后，又向首犯之妻通风报信，曾3次去大足邮亭铺找已被清放的劳教分子曾法宪，企图将曾发展为成员未逞。当我传讯时，竟公开反抗说：“我们是为人民着想，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周居正是有理论根据的”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　　12、骨干李玉平，男，31岁，汉族，家庭资本家，本人伪军官，上海市人。解放前在伪警官校受训后，任伪军教导总队少尉队员。被我解放入伍后，1954年转业屏山县粮食局工作，1957年整风中，组织“金钢委员会”反党集团，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于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上海市盟委书记长”，发展成员4人，为首犯传送委任付汝舟为“西昌地区盟委书记长”职务和传达指示等。积极向首犯献策，在劳教单位组成“永生茶场盟委会”，又被委任为委员兼第一分部和第一支部书记，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
+　　13、骨干彭福志，男，38岁，家庭中农，本人自由职业，四川铜梁县人。解放前当小学教员，解放后加入共产党，曾任乡支部、区委书记，铜梁县委农工部付部长，1957年整风时，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散布反动言论，攻击我三面红旗。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川东盟委书记兼璧山地区盟委书记长”，积极向首犯建议将反革命组织改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亲自将劳教分子廖廉康发展为成员，并与首犯策谋将廖委任为“荣县盟委书记长”，当得知廖被清放时，将反革命纲领交廖转给骨干分子彭恢荣，布置“很好了解情况”等反革命任务。彭犯被清放后，曾两次与首犯通信联系。进行反革命活动。
+
+　　（14、骨干熊绍武，男，30岁，汉族，家庭贫农，本人农民，四川秀山县人。解放初当过土匪，后参加我军，1956年转业在秀山县联社工作，1957年整风时，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教，1962年3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川东区盟委书记”，积极与首犯密谋在酉阳八面山建立“反革命根据地”，策划“三、五年内发展壮大力量后，举行暴动，占领城市”。1962年4月被清放回家时，曾代信与首犯周居正和骨干冉茂函联系，打听成员舒顺达的住处。同时伪装积极窃取生产队记分员职务后，与自新土匪胡伯川私加工分，在征购中盗窃黄谷200余斤，伙同伪军官雷春芳折毁公房5间，并毒打一青年社员。）
+
+　　（15、王犯景，男、35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大学文化，四川达县人。解放前曾参加青年军当兵，解放后参加工作，1957年在一机部重庆供应处工作时，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于1962年7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筑路支队“核心小组”财贸负责人，积极宣传反革命纲领，加倍缴纳“盟费”，发展成员1人，物色推荐发展对象3人。并主张“放宽发展组织面”，建议将“盟”改为“党”，策谋“组织盗窃公物和生产必需品”，“以盗窃掩护政治活动”。曾支使成员去灌县龙溪山寻找空投特务未逞。同时，伙同骨干分子策划向劳教队写匿名恐吓信，向劳教分子写“告白书”，图谋煽动闹事，杀害劳教队长。）
+
+　　16、骨干费宇鸣，男，33岁，汉族，家庭工商业兼地主，本人伪职员，成都市人，解放前任伪田粮管理处会计，解放后在我广元粮食公司工作，51年因逃跑被开除，后又在绵阳、江油银行工作，1957年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对我仇恨，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成都市盟委书记长”（未通知到），后被委任为“永生茶场盟委会”委员兼第二支部书记，缴纳“盟费”2元，积极物色发展对象，指使成员“说话要小心，不要暴露身分”，并造谣说：“王丹凤是定时炸弹，刺杀刘主席被逮扑了”。将首犯划有密码、符号的杂志传送给成员阅读，当破案后，将所传阅的杂志烧毁，淹灭罪证，煽动成员坚不向我投降，要“斗争到底”。
+
+　　17、陈犯民国，男，33岁，汉族，家庭贫农，四川陪陵县人。1955年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因乱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后混入民办校教书，1957年整风时，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回家后，因破坏生产被斗争，伪造公章潜逃，1959年，被收容劳教后，仍不悔改，1962年7月加入“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积极物色发展对象，大肆书写反动诗歌，恶毒攻击我社会主义制度，叫嚣“变天”，在杨犯应森的指使下，以卖毯子为名，到灌县龙溪山探听空投特务，妄图挂钩联系。并参与盗窃销赃，轰闹劳教队部，破案后，不仅拒不交代，反书写反动诗歌，煽动同犯“坚持真理”，“坐监、杀头都不交代”等，辱骂向我坦白交代的成员是“叛徒”。
+
+　　18、梅犯明春，男，50岁，汉族，家庭小土地出租，本人反革命分子，四川江北县人。解放前参加国民党，曾任伪乡长，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解放后混入小学教书，1957年整风时，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62年6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接受骨干分子贺肇炎抄写给他的反革命纲领，和发展组织的任务后，发展成员3人，鼓动成员坚定反革命立场，同时，指使成员盗窃，筹集反革命经费。逮扑后，拒不认罪。
+
+　　19、陈犯彦，男，34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贵州省大定县人。解放前参加三青团任分队长，解放后参军，54年转业在平武县粮食局工作，1957年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坚持反动立场，1962年5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接受发展组织的任务，积极向劳教就业人员余国辉和劳教分子谢友树等4人宣传反革命纲领，大肆造谣煽动：“现中国的情况似炸药库，一点就要暴炸”，“美国军舰开到青岛海面来投罐头、饼干、传单，不久前成都吃到美国罐头”等，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
+　　20、陈犯有为，男，31岁，汉族，家庭地主，本人学生，四川武胜县人。解放后曾任教员，1957年整风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农村监督劳动，1960年潜逃到重庆被收容劳教，在劳教分子中煽动说“不要对共产党有任何幻想，只有头人（指我领袖）死了，情况才能好转”，诬蔑我党是“独裁者”。1965年5月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宣誓“一定听组织的话，为组织保密”，向反革命组织荐发展了成员1人。伙同集团成员毒打靠拢政府的劳教人员鲁玉伦，当干部制止时，反大闹大叫，煽起数十名劳教分子前往队部闹事。该犯先后毒打劳教人员3人。并勾结劳教分子马德驹等盗窃伙食团大米和劳教分子的衣物等。
+
+　　21、朱犯梦波，男，33岁，汉族，家庭工人，本人学生，江苏省无锡县人。解放前读书，解放后参军，1955年转业搞医务工作，因伪造假药诈骗钱财，侮辱妇女，1958年送去劳教，因进行破坏活动，于1960年判处管制3年。但仍不悔改，辱骂我干部说“现在干部都贪污，跟国民党作风一样”，叫嚣“国民党返回来后，我要亲手干掉他们（指干部）”，反动气焰嚣张。1962年6月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阅读反革命纲领后，表示“一定好好干”，大肆诬蔑攻击我人民公社。
+
+　　22、骨干朱世臣，男，26岁，汉族，家庭中农，本人学生，四川新都县人。1958年在西南师范学院读书时，猖狂的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教后，妄图为右派言论翻案，支使劳教分子朱化伟打人。1962年4月与首犯周居正相识后，积极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中央委员兼四川省盟委书记长”，向首犯物色推荐发展对象，献策说：“诸事必须慎小谨微，发展对象时，应千切留心，小不成则乱大谋”，又说：“搞政治是危险，希能考虑到‘安危’这一切”，并大骂我干部“污教”，公开要求解除劳教，赔偿损失，补发工资，还经常造谣煽动，诬蔑我党说：“农民吞糠嚥菜，面黄肌瘦，有的全家死绝，仍高叫三面红旗万岁，真是无耻之优”，并大肆诬蔑我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1962年5月清放回家后，仍企图伺机活动。新都县院报温江地委批处该犯徒刑13年已判决投入劳改。
+
+　　23、谢犯友树，男，33岁，汉族，家庭小土地出租，本人学生，射洪县人。解放后参军，1953年转业到地方当售货员，因不安心工作，退职回家。1955年窜至重庆流浪，被收容教养，1957年放回后，仍逃至重庆流浪，制造、贩卖假药，1958年被收容后送去筑路支队劳教。1962年6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当时该犯被调往广元县营山煤矿后，积极物色发展对象，接受收缴“盟费”的任务。破案后，1962年8月畏罪逃往成都，追扑归案后，拒不坦白，又书写反动诗词。现已由广元县院判处徒刑8年，并投入劳改。
+
+　　合议庭意见：判处周居正、杨应森2犯死刑，魏昭、陈仲伟、廖廉康3犯死缓，冉茂函、彭恢荣、杨全松、朱文安4犯无期徒刑，付汝舟、袁进修、李玉平、彭福志、熊绍武5犯有期徒刑20年，王景18年，费宇鸣、陈民国、梅明春3犯25年，陈彦、陈有为2犯12年，朱梦波10年。朱世臣、谢友树2犯，因广元、新都县院已分别判决处理了，我们意见不再变动。
+
+　　 审判员	王殿理陪审员	黄先文	刘永福1963年11月   日
+
+## 合议庭意见
+
+　　处周居正、杨应森、魏昭3犯死刑立即执行；陈仲伟、廖廉康2犯死缓；冉茂涵、彭恢荣、杨全松、朱文安4犯无期徒刑；付汝舟、袁进修、李玉平、彭福志、熊绍武5犯有期徒刑20年；王景有期徒刑18年；费宇鸣、陈民国、梅明春3犯有期徒刑15年；陈彦、陈有为2犯有期徒刑12年；朱梦波有期徒刑10年。
+
+　　 张小英、路贵桢、王殿理、谭贤臣	1963.8.6
+
+## 省高级法院分党组意见
+
+　　判处周居正、杨应森、魏昭3犯死刑立即执行；陈仲伟、廖廉康2犯死缓；冉茂涵、彭恢荣、杨全松、朱文安4犯无期徒刑；付汝舟、袁进修、李玉平、彭福志、熊绍武5犯有期徒刑20年；王景有期徒刑18年；费宇鸣、陈民国、梅明春3犯有期徒刑15年；陈彦、陈有为2犯有期徒刑12年；朱梦波有期徒刑10年。朱世臣同意原判13年刑期。
+
+　　 1963年8月8日
+
+## 省政法党组意见
+
+　　判处周犯居正、杨犯应森死刑立即执行；魏昭、陈仲伟、廖廉康3犯死缓。其余各犯同意省法院分党组意见。
+
+　　 1963年10月12日
+
+## 省委批示
+
+　　同意省政法党组意见。
+
+　　 1963年10月12日四川省委员会
+
+## “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成员名单
+
+　　
+
+　　   姓名 现在住址 反动职务 处理情况 备考   周居正 四川省看守所 书记总长 死刑 --   杨应森 四川省看守所 川北区盟委书记长 死刑 --   魏昭 四川省看守所 中央书记局书记 死缓 --   陈仲伟 四川省看守所 中央委员，重庆市盟委书记 长，地下贸易委员会经理。 死缓 --   廖廉康 永川县看守所 荣县盟委书记长，永生茶场盟 委联络员 死缓 --   冉茂涵 四川省看守所 中央委员，川东区盟委书记长 无期 --   彭恢荣 四川省看守所 中央委员，川南盟委书记长 无期 --   杨全松 永川县看守所 永生茶场盟委会联络员 无期 --   朱文安 灌县看守所 中央委员兼川西盟委书记长 无期 --   付汝舟 灌县看守所 西昌地区盟委书记长 20年 --   袁进修 永川县看守所 永生茶场盟委会保安部长 20年 --   李玉平 永川县看守所 上海市盟委书记长 20年 --   彭福志 灌县看守所 川东区盟委书记长兼 璧山县盟委书纪长 20年 --   熊绍武 灌县看守所 川东区盟委书记长 20年 --   王景 灌县看守所 灌县筑路支队核心小组 财贸负责人 18年 --   费宇鸣 永川县看守所 成都市盟委书记长，永生茶 场盟委委员兼二支部书记 15年 --   陈民国  灌县看守所 一般成员 15年 --   梅明春 灌县看守所 一般成员 15年 --   陈彦 灌县看守所 一般成员 12年 --   陈有为 灌县看守所  一般成员 12年 --   朱梦波 灌县看守所 一般成员 10年 --   朱世臣 新都县看守所 中央委员兼四川盟委书记长 13年 已投入劳改   谢友树 广元县看守所 一般成员 8年 67.7判决   李朝富 灌县筑路支队 一般成员 管制3年 --   朱绍文 灌县筑路支队 一般成员 管制3年 --   黄光明 灌县筑路支队 重庆地区贸易委员会委员 管制3年 --   周志坚 灌县筑路支队 一般成员 管制3年 --   殷立万 灌县筑路支队 一般成员 登记自首 无活动   陈昌辉 荣山煤矿 一般成员 劳改3年 --   陈光裕 荣山煤矿 一般成员 劳改3年 --   谢永昌 荣山煤矿 一般成员 登记自首 --   范建才 荣山煤矿 一般成员 另案处理 与投敌叛国罪 现已捕   魏登高 荣山煤矿 一般成员 加刑2年 --   刘福民 荣山煤矿 一般成员 登记自首 无活动   李平扬 芦山苗溪茶场 一般成员 管制3年 --   马国才 芦山苗溪茶场 一般成员 管制3年 --   田增民 陕西省韩城县 兰川公社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 处理 --   余运中 陕西省源县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 处理 --   舒顺德 秀山县保安公社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 处理 --   向远福 石龙县冷水公社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 处理 --   任明晃 达县张家公社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 处理 --   杨温友 黑龙江呼兰县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 处理 --   邓先基 灌县筑路支队 一般成员 登记自首 无活动   胡荣光 灌县筑路支队 一般成员 劳改2年 --   周荣华 灌县筑路支队 一般成员 免予处分 参加不久，又 无活动   陈云武 永川县看守所 中央委员 管制3年 --   游长全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登记自首 无活动   谭国仁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管制3年 --   焦德润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管制3年 --   易永康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管制3年 --   刘大学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免予处分 自首后无特情   钟光勤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登记自首 无活动   张因洲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登记自首 无活动   李治民 永川新胜茶场 永生茶场盟委会二分部书记 管制3年 --   杨兴■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记过 --   贺少尖 荣山煤矿 中央委员 加刑10年 原判10年 63年8月20日 加刑10年   陈同瑞 河南镇平县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处理   李海龙 吉林省登华县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处理   唐永禄 杜潘县 一般成员 已转当地处理   吴建章 内江市 一般成员 已判刑8年，已捕   汤从田 灌县龙溪公社 一般成员 批评教育   魏兴志 灌县龙溪公社 一般成员 批评教育   郭福良 灌县新城公社 一般成员 批评教育   刘华平 ■■县 一般成员 当地处理   菅光荣 内江市 一般成员 2年 已捕   周维金 永川县看守所 一般成员 于63年9月10日 判处10年 当地处理   王锡华 永川县看守所 一般成员 于63年9月10日 判处8年当地处理       该二犯均已四川省流动委员会反革命集团罪处理   李才义 永川新胜茶场 一般成员 另案处理，又参加投敌叛国 罪，■判劳改3年   姚凤起 灌县筑路支队 一般成员 免予处分自首后优待处理   
+
+## 以上共逮捕判刑25人，其中死2，死缓3，无期4，20年5个，18年1，15年3，12年2，10年1，13年1，8年1。
+
+## 灌县人民法院函
+
+## 字第  号
+
+　　朱绍文	管制3年	现系劳教
+
+　　黄光明	管制3年	同时收容劳动教养。
+
+　　周志坚	管制3年	现系劳教
+
+　　李朝富	管制3年	现系劳教
+
+　　胡荣光	劳动教养2年
+
+　　邓先基	登记自首
+
+　　殷立万	登记自首
+
+　　周荣华	免予处分
+
+　　陈云武	管制劳教3年
+
+　　谭国仁	管制劳教3年
+
+　　易永康	管制劳教3年
+
+　　李志民	管制劳教3年
+
+　　焦德润	劳教3年
+
+　　游长全	自首登记，记过处分。
+
+　　魏兴爵	自首登记，记过处分
+
+　　张因洲	自首登记，不给处分。
+
+　　张克勤	自首登记，不给处分。
+
+　　（刘大学	不登记，不给处分，不宣布。）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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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7/000010.txt
@@ -0,0 +1,25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周居正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
+
+　　被告：周居正，男，38岁，汉族，四川省合川县人，高中文化，家庭出身中农，本人反革命分子。扑前系永川新胜茶场就业人员。
+
+　　周犯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本院于1963年11月1日，由审判员王殿理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书记员彭正担任记录，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查明：
+
+　　周犯居正，解放前参加三青团、国民党、青年军等反动组织，任过三青团分队长、青年军中队长，并为首组织“中国青年革新会”反动组织，自任主席兼联络部长，积极发展反动成员，监视我地下党活动。解放后，伪造历史，冒充中共地下党员，混入革命阵营，并利用职权，将反革命分子周若尧等7人拉入我政府机关，进行破坏活动。1957年整风运动中，猖狂的攻击我党，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四川省筑路支队劳动教养。改造中，周犯仍不思悔改，于1961年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自任“书记总长”，发展成员；1962年调去永川新胜茶场劳教，继续进行活动，先后串连发展反革命成员69名，委任“中央委员”、“盟委书记长”等骨干分子10余名，并指使骨干分子陈仲伟等在重庆设立“地下贸易委员会”，进行投机倒把活动，筹集反革命经费；同时，又亲拟反革命纲领，大肆诬蔑我党和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辱骂人民领袖，策划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伺机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
+　　本院认为：周犯居正，一贯反共反人民，虽经我人民政府一再宽大处理，毫无悔悟，竟敢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暴动，实属罪大恶极，怙恶不悛，死心踏地，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处。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处周犯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1963年11月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员　王殿理人民陪审员　黄先文人民陪审员　刘永福1963年11月2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彭正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2/7/7/000011.txt b/CCRD/2/7/7/00001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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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7/000011.txt
@@ -0,0 +1,27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魏昭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
+
+　　被告：魏昭，男，36岁，汉族，湖北省均县人，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扑前系永川新胜茶场就业人员。
+
+　　罪犯魏昭，为自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本院于1963年11月5日，由审判员王殿理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书记员彭正担任记录，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查明：
+
+　　魏犯出身于地主家庭，1948年隐瞒政治历史，混入革命阵营。解放后，其两个哥哥因反革命罪被判刑劳改，其父在土改中又被斗争，因而，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1957年整风运动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1962年3月，伙同周犯居正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任匪“中央书记局书记”，积极造谣煽动，发展成员，策划制定反革命纲领，密谋建立“地下贸易委员会”，筹集反革命经费，并指派成员到外地进行串连发展活动，妄图扩大其反革命组织后，伺机暴动，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本院认为：魏犯的反革命罪行，虽经人民政府予以从宽处理，仍不思悔改，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企图反动统治复辟，实属罪恶重大，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9条、第10条和第12条的规定，判处罪犯魏昭死刑，缓期2年，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
+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1963年11月5日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王殿理人民陪审员	黄先文人民陪审员	刘永福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63年11月6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彭正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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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7/000012.txt
@@ -0,0 +1,19 @@
+# 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谢友树的材料
+
+　　谢友树，男，现年33岁，四川省射洪县人，家庭出身小土地出租，个人学生成份，高中文化程度，现在荣山煤矿留队就业。
+
+　　该犯解放前一直读书，解放后参加我人民解放军，53年转业到松潘县民族贸易公司任售货员，因不安心工作，请假回家生产，55年流浪重庆，并到重庆转建委员会找工作，因不听劝告被收容送歌乐山教养院，57年3月处理回家。该犯教育出院后，仍不回家生产，流浪于重庆并进行制造、贩卖假药的违法活动，于58年1月10日经重庆市劳教工作五人小组批准送劳动教养，62年元月解除劳教留队就业。
+
+　　该犯在解除劳教留队就业后，不痛改前非，又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于1962年6月4日在灌县由该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陈彦介绍加入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该犯参加反革命组织后，活动十分猖獗，于去年6月6日，该犯从灌县筑路支队调往荣山煤矿途中，在青白江火车站候车时，即去发展就业人员谢永昌参加反革命组织。当该犯了解谢永昌已参加了该反革命组织后，又布置谢永昌发展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陈仲伟，谢犯调到荣山煤矿后，积极物色对象，又准备发展就业人员张仁伦、苏全东、谢兴民、唐印中等为反革命组织成员（未遂）。1962年7月19日陈犯仲伟被清放回重庆时，谢犯友树又接受了陈犯布署每月收缴该反革命组织成员陈光玉、陈昌辉、谢永昌3人“盟费”的任务。同时，向陈犯仲伟交了一张“入盟”的纪念邮票。谢犯友树的罪恶活动被我发觉后，于62年8月3日乘机畏罪潜逃至成都，被我追捕归案，扣押广元县公安局。但该犯思想极端反动，拒不坦白交待，在看守所中书写“我住在囚笼里逢佳节，燃起了我胸中愁火，为了推翻这万恶的社会，……我永远站在斗争的前哨”等反动诗词。
+
+　　综上所述，谢犯友树参加反革命组织“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虽系一成员，但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当被我发觉后，又畏罪潜逃，在关押期间仍继续顽抗，书写反动诗词，情节严重，应依法逮捕法办。
+
+　　 厅长　秦传厚1963年1月14日
+
+　　此材料由劳改局黄先文同志带头，据黄同志谈，已由广元县院判刑8年，可附我院鉴存查。
+
+　　 承办人　谭贯法63.10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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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7/000013.txt
@@ -0,0 +1,19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全松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
+
+　　被告：杨全松，男，33岁，汉族，江苏省溧阳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学生，捕前系永川新胜茶场就业人员。
+
+　　杨犯全松，因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一案，本院于1963年11月16日，由审判员王殿理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书记员彭正担任记录，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
+
+　　查明：
+
+　　杨犯全松于1957年整风运动中，猖狂向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后，仍坚持反动立场，不思悔悟。1962年6月积极参加以周犯居正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任匪“联络员”，传送“情报和委任状”，并发展反革命成员2人，交李玉平“履行入盟手续”。逮捕后，拒不坦白，又与李犯传送纸条，订立攻守同盟，气焰十分嚣张。
+
+　　本院认为：杨犯一贯仇视党，仇视人民政府，其罪行经人民政府宽大处理后，毫不悔悟，又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入狱后，拒不认罪服法，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罪恶重大，应予严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处杨犯全松无期徒刑。
+
+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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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永川县法院对四川省流动委员反革命集团案周维金、王锡华的判决
+
+　　首犯周维金，男，21岁，家庭贫农，本人农民，有偷摸行为，曾二次关押释放。因对现实不满为首组织该反革命集团，任大队长职务，其组织成形为大队、中队、小队等。
+
+　　王锡华，男，24岁，家庭贫农，本人农民，58年在铁厂工作，60年下放回家，亦因对现实不满参加组织反革命集团为付大队长。以上二犯在狱内又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均已在63年9月10日判处周犯徒刑10年，王犯徒刑8年。
+
+　　 63年11月18日记于永川县法院
+
+　　王殿理  （记录）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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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周居正的刑事判决书
+
+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周居正，男，38岁，汉族，家庭中农，本人是反革命分子，四川省合川县人，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中国青年革新会、光复会和青帮等反动组织，并任三青团分队长、青年军中队长、中国青年革新会主席兼联络部长等反动职务，捕前系永川新胜茶场就业人员。
+
+　　（上诉人周居正为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63年11月1日，以（63）法刑一字第1号第一审刑事判决判处死刑，上诉人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1963年11月23日，由审判员甘学标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赵于涛、代理审判员张敏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
+
+　　（上诉人上诉的主要理由是：一、我被拘留后不几天，将主要犯罪事实作了全面交代和揭发检举；二、在关押反省期中，写出“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几点重要建议”等材料，这是“我在科学上有重大创造发明”、“可以赎罪”，请求从宽予以处理。）
+
+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周居正，在解放前积极参加各种反动组织，并进行反革命活动。1942年在武胜中学任三青团分队长时，发展成员，接受“监视异党活动”任务；1947年为首组织“中国青年革新会”反动组织，自任主席兼联络部长，积极发展反动成员，监视我地下党的活动。）
+
+　　（解放后，上诉人隐瞒罪行，伪造历史，冒充中共地下党员，混入革命阵营，利用职权，先后将反革命分子周若尧等7人拉入政府机关，进行破坏活动。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劳动教养。但上诉人不接受改造，继续与人民为敌。1961年又为首组织“中结工农民主联盟”反革命集团，1962年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自任“书记总长”，先后发展反革命成员69名，委任“中央委员”、“盟委书记”等骨干分子10余名，并指使骨干分子陈中伟等在重庆设立“地下贸易委员会”，企图进行投机倒把来筹集反革命经费；同时，又亲拟反革命纲领，大肆诬蔑共产党和领袖，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策划建立反革命“根据地”，伺机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恢复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被捕后，拒不坦白，后虽在罪证面前被迫有所交代，但在监禁中仍有反动活动。）
+
+　　（上诉人上述罪行，业经查证属实，应予认定。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是有历史罪恶的反革命分子，解放后经政府宽大处理，竟不悔悟，又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暴动，确系不堪改造坚持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至于上诉人所写“关于中国文字改革的几点重要建议”等材料，经有关部门鉴定：没有参考价值，更不是什么“创造发明”，不予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14条规定的精神，不适用于上诉人。据此，特判决如下：）
+
+　　（原判反革命集团主犯周居正死刑正确，应予维持；驳回上诉。）
+
+　　（1963年11月23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长甘学标）
+
+　　（审判员赵于涛）
+
+　　（代理审判员	张敏）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1963年   月   日）
+
+　　（书记员王永成）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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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16.txt
@@ -0,0 +1,49 @@
+# 中共遵义县委“关于板桥区委以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为主、犯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纪律贪污国家粮食和物资错误的处理报告”
+
+　　（前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为主隐瞒大量粮食的现象，随即于十一月、十二月期间组织工作组作了三次检查，现在主要事实已经查清，县委于今年元月二日和元月十七日作了两次讨论，现将我们讨论的意见报告如下：
+
+## 一、主要错误事实
+
+　　1、板桥区委以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为主，从一九六一年六月起到一九六二年十一月止，先后以各种方式隐瞒粮食（商品粮，下同）四十二万五千零四十三斤、油菜子一万斤。为了隐瞒上述粮食，挪用了国家的穷队补助款、社会救济款、治病款、铁厂下马上交国家资金等四万九千九百七十六元六角六分。这些款项，除了盖办公大楼用去三千八百五十二元五角七分、购买自来水管用去三千六百元、购买变压器用去四千五百元，以及购买自行车、买马、修补电厂、打围墙、补助干部、搞招待被褥、过春节请客和区委开会等总共用去一万六千四百四十一元二角一分外，其余三万三千五百三十五元四角五分均作为购买上项粮食的资金。其中：有以销为名买回未用完的农村回销粮食六万八千四百三十四斤，一九六一年少报实际入仓粮食十八万六千六百零九斤；收回已销给社员的口粮种子十七万斤。一九六二年五月，在王春志同志的主持下，经区委会议研究决定，采取以已回销给社员的粮食三斤换一斤的办法隐瞒入仓的油菜子一万斤。
+
+　　上述粮食被隐瞒之后，除退赔用去三百八十斤、一九六一年秋季安排社员生活用去五万一千六百八十一斤、售给区供销社作为农具加工奖励和煮酒搞插秧奖励用去七千五百斤、修补电厂用去四万七千五百九十二斤、借给区供销社和各公社买耕牛、仔猪用去五万六千五百九十五斤、售给电厂、猪场、娄山水库作种子饲料用去一百斤以外，区委机关和区委召开各种会议用粮食加工土酒、粉条、面条等共计挥霍浪费掉粮食一万二千九百多斤；以区委领导为首在干部中贪污私分粮食七千五百三十多斤，其中：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分得粮食三百九十七斤，其爱人何良贤（区妇联主任、党员）分得三百四十四斤，钟启昆同志（区长、负责财经工作）分得四百九十九斤，胡双清同志（原该区财贸书记、现调遵义市工作）分得三百四十九斤，杨武江同志（区委副书记）分得二百四十八斤。王春志同志之爱人何良贤并将分得的粮食换成一部分粮票亲自拿到湄潭去高价出售了一百三十斤。更严重的是王春志同志为了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竟主张将隐瞒的粮食在市场上高价出售，于一九六二年九月通过猪场、电厂假作家底粮名义在市场上以每斤四至五角的高价出售商品粮一万二千五百多斤，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一九六二年八月，板桥区委怕县委在清仓核资中发现该区上述隐瞒粮食的情况，经钟启昆同志请示王春志同志同意，把现存在板桥街上新仓库的稻谷二十万斤突击转移到四华里以外的老仓库进行隐蔽。同年十一月县委发现上述情况后，王春志同志企图继续隐瞒其错误，又在区委会议上布置，借买耕牛为名，把所存粮食分给各公社假作集体粮，由区供销社向营业所贷款当落市粮议价收购。又以一九六一年大公社财贸部的名义向中寺、柏杨等八个生产大队打了假存条，并责令各公社于十二月五日前办完。上项粮食，除去挥霍浪费和贪污私分的以外，现在还存有粮食二十二万九千零八十二斤，油菜子一万斤。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县委已将上项物资冻结，听候处理。
+
+　　2、一九六一年县委布置该区全年粮食征购任务为三百五十万斤（不包括布政农场在内），区委都如数布置给大队，并且各大队都如数超额完成了任务。而区委为了隐瞒粮食多得奖售物资，在粮食入仓后期，王春志同志则一面欺骗县委，报称区委布置给各大队的任务只有三百二十四万斤，已完成三百三十万斤，超额六万斤；一面坚持要县委将布政农场的粮食征购任务划归区的征购任务以内，其余二十六万斤征购任务应由布政农场完成。据此，按超额六万斤冒领了奖售布票一千一百五十五尺，胶鞋票一百九十五双，香烟票一百六十七条。这些布票、胶鞋票、香烟票，除区公所添置新被条作为招待来往客人用去布票八百四十二尺六寸外，其余三百一十二尺四寸布票和胶鞋、香烟票，以区委领导为首的在干部中全部贪污私分掉了。更恶劣的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份，县发给该区高寒地区贫苦农民补助布票，亦在王春志同志和钟启昆同志的主持下，在干部中私分掉六百二十五尺。一九六二年元月，该区完成追加的粮食收购任务八万四千三百零六斤，按政策规定，收购私人粮食每百斤为一个奖售单位，收购集体粮食每二百斤为一个奖售单位，而区委会议研究决定，对上一律按一百斤为单位领取奖售票证，对下则按二百斤为单位下发，多余的票证，王春志同志又指示各公社党委私分掉。这次共私分布票二千一百八十六尺，胶鞋票一百九十双。上述几次总共贪污私分布票三千九百六十六尺，胶鞋票三百八十五双，香烟票一百六十七条。其中：王春志同志分得布票一百二十九尺、香烟票十五条，胶鞋票九双；其爱人何良贤分得布票四十二尺，胶鞋票三双，香烟票二条；胡双清同志分得布票八十九尺，胶鞋票八双，香烟票四条；钟启昆同志分得布票七十三尺，胶鞋票五双；杨武汉同志（副区长）分得布票五十八尺，胶鞋票三双，香烟票五条；唐代录同志（副区长）分得布票十一尺。
+
+## 二、对板桥区委以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为主所犯严重错误认识
+
+　　板桥区委以王春志同志为主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情节也是恶劣的。特别是他们隐瞒大量粮食的时候，正是我们在粮食问题上处于最困难的时候，这时上级党委曾再三教育各级党委在粮食问题上，必须和党一条心，不要犯错误。板桥区委特别是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不是在克服党和国家的困难的时候，尽自己应有的力量，而是不听党的教育，明知故犯，隐瞒了大量粮食，并带头贪污、私分，破坏国家财政纪律，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非常恶劣的行为。由于区委领导如此，以致这种错误进一步发展到全区，各个公社都有类似行为，给党在政治上、经济上造成了重大损失。
+
+　　板桥区委错误的发生，主要是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大，对党不满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因此，在许多问题上，对党采取了极不正确的态度。例如一九六一年县委布置板桥区粮食征购任务三百五十万斤，不包括布政农场交售粮食在内，当时板桥区实际已超额完成了上项任务，但王春志同志则坚持说要将布政农场交售的二十七万斤粮食包括在全区任务以内，否则就完不成任务。县委反对他的意见，但王春志同志仍坚持其不正确的思想。一方面坚决对抗县委，而另一方面却隐瞒了大量粮食，并任意挥霍浪费、贪污、私分。在奖售布票问题上，王春志同志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一方面冒领布票约四千万，另一方面则在区书会议上指责县委不兑现奖售政策。县委察觉板桥区财经方面有些问题后，曾先后派工作组前往检查，当时王春志同志不但没有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反而继续采取错误态度，企图阻拦其他同志向上级党委反映情况，对反映情况的同志进行批评，还企图继续将错误隐瞒下去。上述行为表明，王春志同志目无组织纪律的错误已发展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
+
+　　王春志同志虽然经过了党的长期培养和教育，过去也曾做了不少工作，但是，近几年来，由于严重地滋长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不听党的教育，以致发展到瞒上欺下、破坏财政纪律、贪污，肥己、挥霍浪费等恶劣行为。这一切所作所为，都充分说明是王春志同志革命意志的衰退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增长。
+
+　　板桥区委错误的发生，也与区委其他同志存在本位主义思想和不坚持党的原则，以及某些同志存在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是分不开的。有些同志认为，出问题有区委主要领导担当，自己又可以得些便宜，因此，明知错误也不揭露，对党的原则抱着极不负责的态度，甚至宁愿背弃党的原则，也不敢坚持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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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桥区委以王春志同志为主所犯的严重错误，说明了一部分党员干部在最近一个时期，严重地滋长着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在困难时期，没有站稳立场，加强党性，竟和党背道而驰，这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党内的反映，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它教育我们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思想是不断地在向我们干部队伍进行侵蚀的。因此，加强干部的思想工作，首先是党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加强党员的组织性、纪律性，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是我们一项重要的长期的任务。
+
+　　板桥区委的错误，县委是有责任的，说明我们对干部的教育工作做得很不够，暴露了我县财经方面问题较多，制度不严，以致使他们有可乘之隙，而且该区的错误发展了一年多的时间才被揭露出来，这说明我们还有官僚主义，应将此事引为教训，鞭策自己，并向地委作正式检讨。
+
+## 三、处理决定
+
+　　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坚决和贪污、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进行斗争，县委对板桥区委以王春志同志为主所犯的严重错误，决定如下：
+
+　　1、板桥区的错误，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应负主要责任。王春志同志身为区委书记，主持隐瞒大量粮食，并带头贪污私分，挥霍浪费情节严重。在错误发生的一年多时间里，王春志同志对待错误态度基本上是不好的，多方企图隐瞒错误，而且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其错误揭露以后，王春志同志检讨也是不深刻的。经过县委的耐心教育后，尚能认识错误的严重性，基本上没有抵抗。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并教育王春志同志本人，县委决定给王春志同志以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报请地委审批。
+
+　　前任区委副书记胡双清同志，当时负责分管该区财贸工作，对该区所犯错误负有重要责任，也是积极主张隐瞒粮食的为首分子之一，并参与贪污私分。该同志现已调遵义市工作，建议遵义市委给予撤职处分。
+
+　　现任板桥区长钟启昆同志（分管财贸），对板桥区所犯错误也有重要责任。开始患得患失，不坚持党的原则，不向上级反映，继而又与王春志同志一起大搞非生产性建设，参加贪污私分，并主张私分寒衣补助布票，错误也很严重。但事后尚能认识错误，主动交代问题。因此，决定给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区妇联主任何良贤同志（党员、王春志同志的爱人），不仅参与贪污私分，而且将私分的粮食换成粮票，拿到湄潭黑市出售一百三十斤。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种投机倒把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因此，决定应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
+　　2、板桥区委隐瞒的粮食，除已经挥霍浪费的以外，现在尚存粮食二十二万九千零八十二斤，油菜子一万斤，全部上报国库，收归国家所有。
+
+　　3、在这一错误中，个人私发得的物资，应坚决退回，以挽回国家在经济上的损失。
+
+　　4、将板桥区委这一错误在全县公社党委以上的党组织中进行公布，在板桥区全体群众中公布，以教育各级党组织引以为戒，从中（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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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决制止腐化堕落行为——屡教不改的腐化堕落分子尹先炳被开除出党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批语：
+
+　　尹先炳是一个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腐化堕落分子，把他开除出党是完全正确的。
+
+　　尹先炳有三十多年军龄、二十多年党龄，是经历过长期的革命战争锻炼的老干部，但是，在革命胜利以后，他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丧失了革命意志，以致发展到道德败坏，蜕化变质。为此曾受过留党察看、降级和开除党籍等处分。但他没有接受教训，痛改前非，却一犯再犯，继续其腐化堕落行为，终于再次被开除出党。这是我们干部、特别是在男女关系上行为不检的干部，应当引以为戒的。
+
+　　腐化堕落的倾向，是阶级斗争在我军内部的反映。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最可怕的是政治堕落，丧失了革命意志。凡是生活上腐化堕落，必然导致政治上蜕化变质。乱搞男女关系，生活腐化，决不是生活小节，而是剥削阶级的思想行为，是共产主义道德品质问题。在我们的队伍中，象尹先炳这样的屡教不改的腐化堕落分子是绝不能容忍的，不管他们资格多老，职位多高，“功劳”多大，都必须严肃处理。各级党委和党的监察委员会，必须坚持原则，严格管理、监督干部，维护党的纪律。党的纯洁，不许任何人沾污；党的纪律，不许任何人破坏。
+
+　　 1963年1月30日
+
+## 政治学院党委员会关于开除尹先炳党籍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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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院院务部副部长尹先炳，贫农成份，贫农出身，1930年入伍，同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转党，历任班、排、连、营、团、旅、军长等职。1954年在任某军军长期间，曾因贪污公款、腐化堕落并造成女护士王瑁玲自杀身死的严重错误，受到留党察看两年、行政上由正军级降为准军级的处分。尹先炳不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痛改前非，相反地，当总政治部正在处理他的上述错误的时候，以及在受处分期间，又与五一小学一个女教养员通奸，同时，与五七速中一个保姆勾搭。为此，被开除出党。
+
+　　尹先炳被开除党籍后，调我院工作。在我院四年来，由于我们对他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本质认识不足，对群众反映他的生活作风上的问题没有引起警惕，而被他表面上一时工作比较积极和痛哭流涕假检讨的两面手法所蒙蔽，片面地认为他资格老，工作还积极，所以于今年2月重新吸收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不久，尹先柄又犯腐化堕落的错误。今年7月到10月，尹先炳利用保姆阮慈芳要求找工作的机会，先后九次找她到家里谈“工作”，于8月份与她同居三夜。女方怀了孕，尹先炳给她人币五十元进行人工流产，流产后又给补药一盒。此外，据群众反映，尹先炳和另外几个女人关系也不正常。现在看来，吸收尹先炳入党是不严肃的。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
+　　以上事实充分证明，尹先炳的腐化堕落错误是一贯的，一犯再犯，屡教不改。他已经蜕化变质，根本没有一点共产党员的气味。为了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队伍，经我院党委讨论，一致同意把尹先炳开除出党。
+
+　　 1962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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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工作通讯》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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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中共信阳地委直属党委关于李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中共信阳地委直属党委>
+
+　　李英，男、29岁，河南省夏邑县人，家庭贫农成份，个人学生出身，1949年参加工作，1952年入党，历任专食品公司科长、地委财贸部干事、付科长，现任专财委办公室付主任。
+
+　　李英在1959年3月至1960年元月下放光山县孙铁铺公社任下放干部组付组长兼综合商店付主任职务，在这期间犯有严重违法乱纪的错误，其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李英在1959年12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孙铁铺公社龙台大队郭庙小队贫农社员张礼全，企图偷综合商店的钱，被商店付主任余绍良、工商联干事舒传芳追至孙铁铺北头捉住，拉到营业食堂，脱去棉衣捆着双手，进行搜查，在张的被子里搜出钱11元，张不承认是偷的，余绍良看食堂人很多，怕影响不好，将张拉到公社找民政干事舒存善和舒一起又拉到综合商店，张被拉到综合商店大院里以后，余绍良对李英说：“李主任，抓住一个小偷，你去看看”，说罢，李英就去大院了，李英见一群人正围着张礼全，张已经碰头在砖地上，碰的头破（应加血——编者）流，张不承认偷钱，李英即将拉起来说：“你这是为什么？ 是说别人打的，还是想怎么？你姓啥？是那里人？”这时余绍良从外面找来一个学生与张对证，张仍不承认，余绍良恼火的说：“不承认钱放在那里，马上把你踞起来”（即吊起来），接着余绍良、舒传芳把张礼全拉到综合商店饭厅里，李英也同时跟去，到饭厅后，余绍良等人即把张吊在梁上，开始吊的离顶梁柱近些，张可以用脚抱着柱子，减轻吊起来的压力，吊起之后，余绍良用劈柴棍子进行拷打逼供，李英用手指捣着张的脸，用话威胁进行追问。正在打中，商店秘书蒋修强见吊打小偷，蒋一拥而上，拾了一根板凳腿向张的屁股狠打，张因疼痛把绳子挣断了。李英又叫找来一根结实绳进行重挂吊起，李英叫把张吊离顶梁柱远点，叫蒋修强将绳子另一头拴在地上的马车盘上，李英并亲自动手将马车盘上的破筐子拿去后，张的脚不能抱着顶梁柱了，这时下放干部另一个付组长吴喜斋从粮库回来看到吊打小偷说：“这家伙是个惯偷，在龙台游过街，这样绑（绑的身子）太便宜他了，光绑两个手脖子。”当即又光绑两个手脖子吊了起来，依照很打，李英就去吃饭走了，张被打的直出冷汗，喊叫求饶，张忍受不了只好说：“是我偷的，钱放到北头营业食堂屋檐下了。”这时停止对张的拷打。余绍良、蒋修强等七人去北头找钱，张仍在吊着，蒋修强去问李英小偷怎么办？ 李英说：“找老余（指余绍良）去。”张放下来就不能站了，由蒋修强、郑朝、何国（此处空一字——编者）等人扶着张送到公社门口，公社的民政干事叫送到收容所，由于当时天气很冷，又没穿棉衣，加之吊打的过很，也没饭吃，当晚即死去。第二天早上蒋修强给李英说：“昨天晚上那个小偷要断气了。”当时李英叫蒋修强找个医生去看看，蒋去看时早已断气，后向公社吴良保书记汇报，公社叫商店支部写检讨，后有李英执笔写了一份“吊打小偷致死”的检讨，为了减轻责任，余绍良出主意叫找公社办公室主任张绍廉讲情，张绍廉就叫将“吊打小偷致死”改为“殴打小偷致死”。
+
+　　二、在1959年11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孙铁铺公社舒堂大队胡庄小队中农社员谭天江，在综合商店偷钱20元，被商店付主任余绍良等人追赶到商店南边路口捉住，当时谭天江把手往附近煤堆里插，余绍良等人怀疑谭往煤堆里藏钱，便在煤堆里找，就把谭拉到商店去了，这时营业员周尤秀将谭天江偷钱的经过告诉李英，李英就和周到煤堆里找，未找到钱即返回商店，李英到商店后院大屋里，看到蒋、余已将谭吊起来拷打追问，并用一条长凳子，叫谭站在凳子上，把谭捆好拴在梁上后，炊事员张明华用脚把谭站的板凳踢倒，悬空吊起。李英用青菜碰打着谭的脸说：“你把偷的钱弄到那去了，你不承认看能放你不，你再不承认我们都走，啥时承认啥时放。”谭仍不承认，大家走出屋，将门关上了，这时谭无可奈何，才承认把偷的钱扔到商店后隔墙的群众张文道家里去了，这时才（应加把——编者）谭放下来（被送到公社又转到县里释放了），随（应加后——编者）在张文道家里动员交出18元。
+
+　　综上所述，李英同志当时虽是商店付主任（该店没有正主任），但是地委财贸部下放的干部，并为下放干部付组长，实际是负商店的全面工作，张礼全被拉到商店后，进行吊打逼供的全部过程， 李不但在场，而且纵容主持还亲自动手，因此造成严重的违法乱纪，致死张礼全应负严重责任。本应加重处理，但念其再犯错误前表现较好，为党作了一些工作，本人通过集训学习尚能认识自己的错误。本着对敌人从严，对内部从宽的原则，经支部研究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　　同意党内严重警告
+
+　　 地直党委  中共信阳地方委员会（章）1963年2月3日
+
+　　（附（2）：）
+
+## 对“处分决定”的几点意见
+
+　　（1）结论语说：“（该商店没有正主任）。”实际上是有，原来是王家柱，王调任财贸总支书后，县局下放了一个杨主任，王家柱兼商店党支书，并非是由我“实际上负责商店的全面工作”。
+
+　　（2）“进行吊打逼供的全部过程，李不但在场，而且还亲自动手”。开始我并不在场，中途我又走了，只是中间一段在场。我的“亲自动手”是：（1）用手指过张的脸，（2）用手把马车上的破筐子拿到一边，（3）曾用手拿着一把青菜碰了张（应为谭——编者）天江的脸。亲自动手不能笼统，并非亲自动手捆、绑、吊、打。
+
+　　 （3）“李应负严重责任”。我个人认为应该负一定责任。
+
+　　 李 英盖章：李英之印1963年3月2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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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19.txt
@@ -0,0 +1,25 @@
+# 中共贵州省委批发“关于处理蜕化分子张云先案件的报告”
+
+　　各级党委，必须从政治上关心和爱护干部，对他们在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即使是微小的缺点，也必须及时纠正。对干部中的某些错误行为，迁就姑息，舍不得处理或处理得不及时，都会给党的事情带来重大损失。这是各级党组织应当引起注意的。
+
+　　现将毕节地委“关于处理蜕化分子张先云案件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组织所有党员干部认真阅读。
+
+　　 中共贵州省委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
+　　（省委：）
+
+　　我区原商业局副局长张先云，在贵阳市因投机倒把、诈骗活动被拘留后，地委即组织力量检查处理。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帮助下，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张先云的错误和犯罪事实，已经初步查对清楚。事实证明，张先云已经完全蜕化变质，并犯有违反国家法律的罪行。因此，经地委研究决定，开除张先云的党籍，撤销其行政职务，交由司法机关逮捕法办。
+
+　　张先云的错误和犯罪事实，主要是长期进行流氓诈骗活动，政治思想上完全蜕化变质。一九六一年二月，张因慢性病由毕节专区医院转来贵阳医学院附属医疗治疗，在住院期间，一方面采用各种手段，骗取贵重药品，另一方面又以“老干部”、“老党员”的身份，采取小恩小惠的手法，骗得该院住院处一女会计陈兰的好感，俟后即长期姘居。一九六一年五月，张又以伪造病历、捏造病情，未经组织和院方的批准，擅自前往北京，并以假冒中央卫生部徐运北副部长的名义和一些伪造的证件，骗住了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在北京住院期间，张先云仍然继续进行招摇撞骗的活动，冒充高级干部，私改病历和治疗意见，捏造病情，强求院方和组织必须给他十分特殊的生活照顾，让他到气候温和的地方——青岛去长期疗养，并向省委和地委负责同志写信威胁说：“若不答应，他就要去中南海找毛主席告状”。与此同时，他还以流言蜚语，中伤和侮辱住在这个医院治病的印度尼西亚和朝鲜籍的女病人，激起了国际友人的极大愤慨，被朝鲜患者告到大使馆，影响极坏。这些事情被揭发后，地委即遵照省委指示，于一九六二年八月派人去京将张带回。但张回贵阳后，即拒绝返回毕节，并扬言“宁死也不回毕节”，后又用其诈骗的卑鄙手法，二次骗住了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至此，张的诈骗活动更为猖狂，先后私刻公章、伪造有关证件，假造省商业厅副厅长车民、李遵周二同志的私人信函，指使其姘头陈兰，和一个被其拉拢利用的李瑶章，冒充贵阳八角岩招待所服务员、贵州军区采购员，到处进行诈骗活动，假称“省委统战部、省委宣传部举行击落美蒋U-2飞机座谈会”、“贵州军区招待调往边防军官”、“军区进行爆炸试验急需糖精等保密物资”等等，先后在贵阳市商业局进行了十二次诈骗活动，共提甲级香烟五百九十一条，白糖六十五斤，糖精二十四斤，猪肉七十五斤，猪肉罐头十听，猪油七十三斤，月饼三十五斤，鸡蛋七百五十一个，国产和进口手表十只，毛线二十四斤，钢精锅十二口等等。共值五千二百余元（按国家牌价）。张骗得这些物资后，除大肆挥霍外，还指使其姘头陈兰，拿去进行黑市投机倒卖，遂于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五日被贵阳市公安部门查获扣留。除被没收的物资外，张等已经牟取暴利三千四百八十余元。
+
+　　张先云还在两次住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期间，通过陈兰的关系，盗得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空白收据，三次伪造住宅医药费单据，贪污六百九十二元。
+
+　　张先云流氓诈骗、腐化堕落是带有一贯性的。早在一九五O年任大方县工商局副局长时，就因贪污腐化、违法乱纪的错误，于一九五二年受到党内警告、撤销工作的处分。一九五九年商业系统进行新“三反”时，张为了躲“风”，伙同毕节专署手工业管理局的一个蜕化分子陈宝珠（张的同乡），私刻“贵州省人民医院“公章和“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疾病证明章”，伪造假病的证明，逃避这次运动。张先云堕落腐化、道德败坏已达到惊人的程度。他以欺骗、收买、物资利诱、封官许愿、“介绍入党入团”、“关心”、“帮助”以及进行“个别谈话”等等手段，自一九五四年以来，仅据已经查实的材料，就侮辱过二十六个妇女，其中被其奸污的有十六人。更为卑鄙恶劣的是，张先云竟将被他奸污、调戏过的妇女，一一登记在日记本上，并注明谁被奸污、谁被调戏，姑娘几人、未生过孩子的已婚妇女几人，等等。
+
+　　张先云是贫农成分，十四、五岁就当我儿童团长，参加县抗日宣传队，一九四一年正式参加工作，一九四六年入党。但由于张参加革命的动机很不纯，参加共产党是为了个人，如在一九五二年补填党员登记表时，张在入党动机栏内只写了十几个字。“自己到了入党年龄，为了个人进步快，需要入党”。可见其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并未得到很好的改造，南下以后，在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下，一味追求糜烂腐化生活，拒绝组织的上教育，以致完全蜕化变质。
+
+　　在对待和处理张先云所犯错误的问题上，地委是有缺点的。一九五四年，张先云一面继续腐化搞女人，一面又为一九五二年所受的处分翻案，一再向省、地委申诉，而地委研究其申诉时，没有察觉其继续乱搞女人的错误，反认为原处发在情节上有点出入、措词上（下缺）
+
+　　· 来源：
+
+　　贵州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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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20.txt
@@ -0,0 +1,65 @@
+# 关于齐尊周、齐家贞反革命案的定案和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
+##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关于齐尊周、齐家贞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
+## 1963.04.00；（62）刑字第650
+
+　　公诉人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向希贤
+
+　　被告　齐尊周　男　51岁　广东文昌人　现在押
+
+　　被告　齐家贞　女　22岁　广东文昌人　现在押
+
+　　上列被告人因反革命案，业经本院审理终结。现查明：
+
+　　齐犯尊周解放前长期担任反动要职，并在伪中央训练团受过反动训练，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励志社等反革命组织，历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职务。解放后于1951年因反革命案被判刑3年，1958年又被送集中改造。但齐犯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并企图骗取合法手续投敌叛国。1959年齐犯尊周指使其女儿齐家贞去广州寻找出国“门路”。齐犯家贞到达广州后，通过亲友结识反革命分子╳╳╳，因臭味相投、目的一致，相互勾结一起，进行反革命活动。齐犯家贞不仅极力赞成╳╳╳提出先从事经济破坏，筹集反革命资金，潜逃国外，投靠美帝，建立反革命据点，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张，而且还扬言到国外要找美帝大使馆，召开记者招待会，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同时齐犯家贞将此情况写信向其父作了汇报，齐犯尊周回信积极为齐犯家贞出谋献策。1960年1月因╳╳╳被捕，齐犯返回重庆。此时齐犯尊周又积极鼓励其女儿齐家贞“要耐心等待机会，不要着急”。又不断指使齐犯家贞设法先迁广州或海南岛等地，伺机叛国投敌。1960年7月╳╳犯释放后，即与齐犯家贞通信联系，诬蔑我党的政策，阴谋联络人员，组织一个反革命政党。并遵照反革命分子╳╳提出“组织起来、唤醒民众、军政并举、联合外力”的反革命主张，积极纠合五类分子子女朱╳╳、吴╳╳、尹╳╳等人，并向朱╳╳等人吹嘘╳╳是其的“革命导师”，传播反动信件，策划朱等投敌叛国。1961年6月齐犯获悉反革命分子╳╳再次被捕后，又伪造证件，化名王晓萍去广州与其反革命组织的另一首犯汤╳╳接关系，预谋偷渡计划。并从广州写信告诉其父母和集团成员已同“组织”接上了线的情况。又鼓吹汤犯是“伟大的人物”，可作反革命首脑。并遵照汤犯指示，通知其集团成员立即练习游泳，准备偷渡。齐犯尊周得信后，不仅写信鼓励其女儿齐家贞的作法，“完全正确”，而且要其女儿为反革命事业“勇敢奋斗”，不应消极等待。嘱咐齐犯家贞应“小心谨慎，不因小行动影响大计划”。齐家贞从广州返渝后，两次召集反革命集团成员开会，要成员们本着“组织起来、唤醒民众、军政并举、联合外力”的16个字进行活动。积极发展组织。同时向其父齐尊周报告了去广州的活动情况，商定齐犯尊周先偷渡出国，齐犯家贞在国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
+
+　　以上犯罪事实经公安、检察机关侦讯属实，本院审理无异，并有同案犯供词和缴获大量的反动信件为证，罪证确凿，齐等二犯亦供认不讳，为此，本院分别判决如下：
+
+　　齐犯尊周解放前为非作歹，解放后虽被我判刑处理，仍不悔改。对我党和政府一贯敌视不满，竟敢在集改期中企图叛国投敌，当其阴谋不能得逞时，又策划指挥其女齐犯家贞继续进行叛国活动。实属死心塌地坚决与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罪行重大、情节极为恶劣。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第7条4款和第11条规定之精神，判处齐犯尊周有期徒刑15年。
+
+　　齐犯家贞思想反动，不仅常为其反革命父亲喊“冤”叫“屈”，而且积极书写反动文章，恶毒的诬蔑攻击我人民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进行造谣破坏，并数度到广州与反革命犯联系，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叛国投敌。忘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罪行严重，情节亦属恶劣。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第7条2款、第10条3款和第11条规定之精神，判处齐犯家贞有期徒刑13年。
+
+　　如不服本判决得于接到判决书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四川省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
+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杜德华人民陪审员　蔡庆华人民陪审员　戴成珍1963年4月　日书记员　黄春荣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08.10；（1982）刑再字第120号
+
+　　申诉人齐尊周，男，现年69岁，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现任重庆市市中区工业局电视大学教师、市中区政协委员，住重庆市和平路105号。
+
+　　申诉人齐尊周，经原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1952年院特刑字第15号刑事判决，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申诉人不服，以“事实有出入”为理由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处理。经委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调查报送本院。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此案重新进行了审理。
+
+　　本庭确认：原判决认定齐尊周，曾于1942年在国民党“军统衡训班”受特务训练的事实根据不足，应予否定。齐尊周1942年冬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期间，参加了国民党和励志社，结业后又参加了中训团通讯组，1943年任伪交通部转运处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约两个月，发展过国民党党员，1948年参加“三一”联谊社，1949年参加了龙虎山帮会，均属事实，但其担任国民党区分部书记系在1946年以前，且为时甚短，可不以反革命论处。原判决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当。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1952年院特刑字第15号刑事判决；
+
+　　二、对齐尊周宣告无罪。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秦志新代理审判员　曹锡波代理审判员　董清泽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1982年8月10日书记员　张爱群
+
+## 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78）刑申字第080号
+
+　　申诉人即被告：齐尊周，男，现年69岁，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现任重庆市市中区工业局电视大学教师，住和平路105号。
+
+　　申诉人即被告：齐家贞，女，现年41岁，现在长江仪表厂工作（籍贯与住址同齐尊周）。
+
+　　上列被告人齐尊周、齐家贞（系父女关系），1963年4月经我院（62）刑字第650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罪判处齐尊周有期徒刑15年，齐家贞有期徒刑13年，两被告不服，提出申诉，经再审查明：
+
+　　原判认定主要事实是，齐尊周企图投敌叛国未成，又策划指使其女儿齐家贞两次到广州与反革命联系，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经查，1959年齐家贞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取理想的大学，因齐尊周曾对她讲过“只有出去才有出路。”于是，她便想出去读书。齐尊周也极表赞同。因此，齐家贞在1959年9月和1961年7月，曾两次到广州寻找出去门路。齐在广州期间，结识了企图偷渡香港的莫╳和汤╳╳，互相说过些不满甚至反动的话。回渝后，齐还将莫、汤的反动言论向其同学、好友讲过。这显然是极其错误的，但原判对齐尊周、齐家贞以反革命定罪判刑不当，应予改正。特判决如下：
+
+　　1.撤销本院（62）刑字第650号刑事判决；
+
+　　2.对齐尊周、齐家贞宣告无罪。
+
+　　 198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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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7/000021.txt
@@ -0,0 +1,25 @@
+# 湖南省委开除蜕化变质分子陈曦出党
+
+　　<潘荻>
+
+　　本刊讯    湖南省委最近把蜕化变质分子、前湖南省文化局长陈曦开除出党，并通报全省各级党组织，组织干部讨论，吸取教训。
+
+## 盗名窃誉，剥夺他人劳动成果
+
+　　陈曦于1956年7月调任文化局长后，自认为“出生入死革命二十多年，还不及一个作家、导演和名演员赚钱多，生活好，荣誉大”，于是利用职权，采取抄袭、剽窃以及霸占他人劳动成果等恶劣手段来搞“创作”。他还带在群众中说什么“创作没有巧，看谁偷得好”，为其偷窃行为作辩护。从1958年起，他就东拼西凑，把别人的作品抄过来当作自己的“创作”；或以领导者身份提点意见，根本没有动笔就变成了作品的“合作者”；或利用职权将别人送审的剧本改动一下，当作自己的“创作”，甚至直接在别人编写的剧本上硬加上自己的名字。有时还一剧多名，反复出版，骗取稿费。几年来，陈曦采取上述手段，单独署名或与人联名的剧本就有三十五个，已经出版的有二十四个。这些剧本的三千四百三十元稿费中，陈个人即得一千零二十元。陈曦的剽窃行为，严重打击了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影响很坏。
+
+## 抗上压下，独断专行，歪曲政策，打击报复
+
+　　1957年反右斗争后，陈曦在工作上独断专行，以党自居，谁不听他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甚至给扣上“反党”的帽子。全国戏曲研究院负责同志对他署名的剧本提了些意见，他就诬之为“右派言论”。文化局人事科某同志对湘剧院工作提了些批评意见，陈就公开骂提意见的同志“是什么东西，也想来湘剧院与我争权”。
+
+　　1959年冬，他剽窃“生死牌”一剧的行为被上级发觉后，他公然抗拒检查，同时对下压制封锁，不准湘剧老演员反映真实情况。1961年6月，陈曦参加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回湖南后，怕暴露自己所犯的错误，竟不向党组传达，却擅自召集省直剧团支部书记和团长开会，歪曲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企图阻止大家揭发他的错误。此外，他还在演员中散布混乱思想，说什么：“你们不懂得政策，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今天讲劳逸结合，明天又讲好逸恶劳。今天你们是对的，过个时期是否会变呢？你们要准备，今年会有紧张的来啦！”以此进行威胁和压制。
+
+## 奸污、玩弄女性，腐化堕落
+
+　　陈曦自1958年以来，利用职权，先后奸污和调戏妇女十二人。1961年来北京参加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期间，他经常借病不参加会议，却带着四名在京学戏的女演员到处游逛，大吃大喝，并玩弄了一个女演员。1961年夏季，有一次他带着六名女演员去游泳，对她们进行调戏污辱。群众愤慨地说：“陈曦离了女人就不能活。”更为恶劣的是，对于不肯顺从他的女演员则打击报复，在群众中丑化她们的历史，或在演员会议上宣布她们“不听党的话”，“是白专分子”，不让她们演主角，以进行报复打击。（潘荻）
+
+　　 来源：根据1963年6月7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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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3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杨应森的起诉书
+
+　　被告杨应森，男，33岁，家庭富农，个人右派分子，高中文化，四川岳池县人。1944年至1946年8月，在伪航空特务旅、伪军校当勤务兵，后返乡读书，1947年参加三青团。1950年9月参加我人民解放军，历任文书、军事助教。1953年实弹射击中，因违犯靶场纪律，险出事故，受到行政通令警告处分，1957年因恶毒攻击我党，咒骂我领袖，叫嚣：“若有一天把我押赴刑场，我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打倒XXX……”等，被划为右派分子，剥夺其准尉军衔，开除军笈；1958年送劳动教养。在劳教期间，又因抗拒改造。打击改造积极分子，受记过处分。63年2月18日因反革命罪被我依法逮捕经四川省公安厅预审终结移送我院，经审查被告犯有下列罪行：
+
+　　一、被告杨应森在劳教期间，一贯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1961年入夏以来，纠合劳教右派分子任世同、张无痴、周茂岐、罗铁夫、范通才等人经常聚会，制造谣言，妄想反革命复辟，1961年10月，积极策划劳教右派分子张先痴、周茂岐逃往北京，投奔南斯拉夫大使馆，叛国投敌；同时勾结劳教分子白福里、郑均盛等人，企图逃往旺苍县的南山搞所谓“农民运动”，同年11月，与范通才勾结以帮助当地农民种自留地、担水、砍柴等手段骗得群众的信任，阴谋煽起群众对我不满，组织复员军人武装暴动；1962年2月，获悉劳教分子朱世臣的姨娘在香港的通讯地址，企图和海外敌特挂钩，同年5月还竭力支持罗铁夫、张先痴伺机逃往西藏、印度搞反革命武装等活动。
+
+　　二、1962年5月经首犯周居正介绍参加“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后，大肆在成员中宣扬首犯的反动主张，积极向首犯出谋献策，修改反革命纪律，伙同策划反革命活动，并亲自发展劳教右派分子王景、姚凤起、农民汤从田、魏兴志，粮食保管员郭福良等十余人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由于被告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深受首犯周居正的赏识、信任、被委任为“川北区盟委书记长”反动要职。同年7月，以被告为首，纠合成员王景、姚凤起等人在灌县筑路支队成立了反革命“核心小组”。委任王景负责财经，姚凤起负责保卫，被告自负组织、宣传反革命活动。同时提出：“乘清放劳教人员之机，大力发展成员，以分散活动，要在3－5年内建立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妄图推翻我党。被告以“狂涛”为笔名，先后编写有“为了自由”“致勇士”，“疯狗咬人”，“送君”和“战斗进行曲”，并指使成员王景、陈民国写有“战歌”，“儿歌”，“为了这，来找你”等反革命诗歌，指使姚凤起大量缮写，散发给成员，进行所谓“自我教育”，鼓午反革命士气。与此同时，被告又亲手草拟了长达3000余字的署名为75岁老人的“告白、蒋队长”匿名恐吓信一封。恶毒攻击我党的方针、政策是：“惨无人道”，“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诬蔑咒骂我国家工作人员是：“残害人民的帮凶”，是“共匪”，“野兽”，“反动派”，叫嚣要“打倒反动派”等。
+
+　　1962年7月中旬，被告闻讯龙溪大山有空降国民党的特务消息后，随即指派成员陈民国进山寻找，图谋挂钩联系，终因无寻着空投特务，使其阴谋未能得逞。但被告反革命野心不死，一方面积极唆使成员王景、姚凤起乘我工地搬迁之机，偷窃物资，破坏烧毁档案文件（未遂），另方面又积极与成员王、姚两犯共谋暗杀我筑路支队中队长蒋白合同志，进而夺得武器，控制劳教人员、煽起民兵叛乱，最后上山打游击，同时又指派成员王景、姚凤起积极与“中国劳动者联盟”反革命集团的首犯蒋世恒（劳教分子）挂钩，以扩展反革命实力。
+
+　　三、被告在成员中大肆造谣煽动说：“共产党专横武断，监狱成倍增加，城市、农村到处都是监狱”，“目前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都埋藏着一颗定时炸弹，只要有人登高一呼，肯定会有无数人揭竿而起”，“盟中央在党内有实力，解放军内部有我们的人，公安部门、机要部门、政府、文教各处都有我们的人，有朝一日，上级令下，上面来个政变，下面来个遍地开花……”，“我们好比是屠宰场里的牛羊，任你怎样啼哭，怎样哀号，但屠夫的刀还会放到你的脖子上”，“共产党也会关我们，杀我们，但他是关不完，杀不尽的！”等等。
+
+　　四、被告在被审讯期间，一直抗拒狡辩，拒不认罪，公开在人犯中宣传其“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的反革命纲领和政治主张，并大肆进行造谣破坏，煽动犯人说：“我一人作事一人当，什么立功赎罪，不过是他们到处挖线索来振人罢了”，“他们是残酷无情的，不要对共产党抱有任何幻想！”“什么坦白，我把团体交待了之后，现在又如何呢？只是给我加上了手铐、脚镣，手铐脚镣是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文明产物”，“我死不甘心……”并多次恶毒咒骂我领袖等等。
+
+　　综上所述，被告杨应森实属死心踏地，誓以人民为敌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反革命分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的第四条、第五条、第九条、第十条及第十一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予以严惩。
+
+　　此致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岳鸿杰1963年7月12日
+
+　　附：1、被告杨应森现押四川省看守所；
+
+　　2、随案移送被告杨应森的预审卷宗共5册。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63年法刑一字第1号
+
+　　公诉人：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岳鸿杰。
+
+　　被告：杨应森，男，33岁，汉族，四川省岳池县人，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分学生，高中文化，扑前在四川省筑路支队劳动教养。
+
+　　杨犯应森，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一案，本院于1963年11月2日，由审判员王殿理担任审判长和人民陪审员黄先文、刘永福组成审判庭，书记员彭正担任记录，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已审理终结，查明：
+
+　　杨犯应森，出身于富农家庭，解放前当过伪兵，解放后混入我人民解放军，1953年因违犯纪律，受过警告处分，对我不满。1957年整风运动中，恶毒攻击我党，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军籍，送四川省筑路支队劳动教养。改造中，坚持反动立场，曾与右派分子张先痴等勾结，策划逃跑，企图和海外敌特挂勾，阴谋进行反革命活动。1962年5月，加入周犯居正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任匪“川北区盟委书记长”，积极参与周犯草拟反革命纲领的活动；同年6月，周犯居正调走后，杨犯即为首成立“核心小组”，发展成员，委任组织、宣传、保卫、财经等骨干分子；亲手书写反动诗歌和恐吓信，恶毒诬蔑我党方针政策。同时，指使成员寻找特务组织，积极与另一反革命集团勾结，扩大反革命实力，密谋偷盗工地物资，烧毁公文，杀害我中队长，夺取武器，进行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逮扑入狱后，拒不坦白，公开在人犯中进行宣传反革命纲领等破坏活动。
+
+　　本院认为：杨犯反共反人民的罪行，经人民政府从宽处理后，毫无悔悟，胆敢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杀害干部，夺枪暴动入狱后，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处。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的规定，判处杨犯应森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如不服本判决，应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5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1963年11月2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	王殿理人民陪审员	黄先文人民陪审员	刘永福
+
+## 1963年11月4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彭正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63年度刑二字第20号（乙）
+
+　　上诉人（即被告人）杨应森，男，33岁，汉族，家庭富农，本人学生，四川省岳池县人，解放前充当伪兵，捕前在四川省筑路支队劳动教养。
+
+　　上诉人杨应森为反革命集团一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63年1月2日，以（63）法刑一字第1号第一审刑事判决判处死刑，上诉人不服，向我院提起上诉，请求从宽处理。本院于1963年11月23日，由审判员甘学标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赵于涛、代理审判员张敏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
+
+　　经审理查明：上诉人杨应森，在混入人民解放军后，因违犯军纪，受过警告处分不满；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军籍，在送劳动教养中，不思改造，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与人民为敌。1961年10月间，与右派分子张先痴等勾结，策划逃跑，企图和海外敌特挂勾。1962年5月，又参与周犯居正组织的反革命集团，任匪“川北区盟委书记长”职务，积极参与周犯草拟反革命纲领活动；同年6月，周犯居正调走后，上诉人又为首成立“核心小组”，继续进行发展成员等活动；亲手书写反动诗歌和恐吓信，恶毒诬蔑党的方针政策；同时，指使其成员积极与另一反革命集团勾结，以扩大反革命实力，密谋偷盗工地物资，烧毁公文，杀害我中队长，夺取武器，进行暴动，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被捕后，拒不坦白，还公开在犯人中进行宣传反革命纲领等破坏活动。
+
+　　上诉人上述罪恶，业经查证确实，上诉人对原判认定的事实也无意见，应予认定。据此，本院认为：上诉人一贯反动，在劳动教养中，不接受改造，又组织反革命集团，阴谋杀害干部，夺枪暴动；被捕后，拒不坦白，还继续在犯人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罪行严重，而又不堪改造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从严惩处。上诉人要求“再给最后一次恩宽”是毫无理由的。据此，特判决如下：
+
+　　原判反革命犯杨应森死刑正确，应予维持；驳回上诉。
+
+　　 1963年12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甘学标审判员	 赵于涛代理审判员	 张敏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1963年  月  日书记员	王永成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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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7/names.txt
@@ -0,0 +1,23 @@
+中共毕节地委关于处理王德龙腐化堕落、违法乱纪案件的报告
+我在“信阳事件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检讨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周居正的起诉书
+我的控诉
+“五反”运动的十个案例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路宪文的刑事判决书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对徐锡兰判决书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许文波刑事判决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魏昭的通知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反革命集团案总结报告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周居正的刑事判决书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魏昭的刑事判决书
+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反革命集团“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成员谢友树的材料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杨全松刑事判决书
+四川永川县法院对四川省流动委员反革命集团案周维金、王锡华的判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周居正的刑事判决书
+中共遵义县委“关于板桥区委以区委书记王春志同志为主、犯严重破坏国家财政纪律贪污国家粮食和物资错误的处理报告”
+坚决制止腐化堕落行为——屡教不改的腐化堕落分子尹先炳被开除出党
+中共信阳地委直属党委关于李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中共贵州省委批发“关于处理蜕化分子张云先案件的报告”
+关于齐尊周、齐家贞反革命案的定案和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湖南省委开除蜕化变质分子陈曦出党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对杨应森的起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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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8/000000.txt
@@ -0,0 +1,19 @@
+# 反动富农林万里的自白
+
+　　有人说：“现在五类分子都改造好了”，也有人说：“他们都很老实，没有什么破坏活动了”。事实果真如此吗？不！在五类分子中有那么一部分长着花岗岩脑袋的人是不老实的，如果有人不相信，请看看反动富农林万里的自白吧！
+
+　　我在旧中国当村副，伪满时当村董、当警察，国民党时又当村牌长。那时凡事由我说了算，管别人。家中有房八间，有田百亩，我的生活是享荣华，受富贵，满吃喝，足穿戴，每天消闲作乐，游游逛逛，要权有权，要势有势，要人有人。自从来了共产党，我才落了魄，共产党领穷人夺了我的权势，分了我的地和房，劈了我的车马和家业，使我一落千丈，还得受管制，说话不自由，劳动被监督，低三下四不如人，一想起这些，我就恨这个社会，恨这帮穷人，盼国民党能快回来。但是我不敢和共产党硬干，硬干我干不过，只好使软办法暗算，拆社会主义的台。
+
+　　贫农马奎福分了我的房子一间半，我心不甘，住在我的院内，我干啥都不方便，碍我的眼，我总想把他撵走，叫房子还家。但我不敢公开要，这样别人一定要说我反把，我就得坐牢，于是就想别的法。有一次马奎福修房子，我就趁机说：“修它干啥，另租个住多好”，但他没听。又一次他砌烟囱时，我告诉他：“往后点砌，省得抹车时挂倒了”。心想往后砌叫他锅灶不好烧，他就能搬走。这一招也没成。后来马要卖房子，我真心喜，就赶快拿钱把房子买下，我怕别人说我反把，作契时我写了儿子的名，要是有人问，我就说是我儿子的事，这样也就不会处我的罪。
+
+　　土改时和前年整社时斗争过我的人，我都恨之入骨，见了他们我就恨得眼珠子发绿，但在表面上我还得装作恭恭敬敬，称他们大叔，二大爷，问他们吃饭没有，可是心想：“杂种！等有那一天我非把你们好好收拾了不可！”
+
+　　去年听说蒋介石要反回来，我心里特别高兴，我想：这回可好了，蒋介石回来我又能有势啦，房子地还得给我，我得报仇，收拾管制我的公安人员，把斗过我的人全部抓起来。
+
+　　我被管制不得自由，就总想办法，在表面上装老实，对人亲近。为了笼络人心，麻痹社员，我有时借讲聊斋妖魔鬼怪的故事，迷乱社员的思想。我想，把他们讲得人心慌慌，无心好好生产，叫社会主义早点垮台。我讲这些不少人爱听，一来二去，对我管制就不严了。铲地时有些小青年还帮我接垄■闹了个一团和气。
+
+　　我恨新社会，可是不敢公开反对，就经常暗下毒手。今年铲地时有人谈论生活，我乘机插嘴说：“过去铲地时吃秫米干饭，■饽馒头往地里送。六月六祭庙时吃大片肉■你们年青人没吃过这些好东西”。又一次有人说绿豆糕不甜，我又趁机说：“过去卖的绿豆糕有一层糖皮”，“我们小时候吃饭么，一角钱买不少火烧，小猪倌手里都有钱，你们长这么大，连麻花都不认识”。我想这样久而久之，大家都想旧社会，对现在不满，社会主义就得垮台。
+
+　　请看！这就是阶级敌人反动本质的暴露，敌人是不甘心失去过去的“天堂”的，在他们被推翻之后，他们还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复辟。“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阶级敌人的逻辑。（原载沈阳市局“工作简报”）
+
+　　来源：《人民公安》1964年第1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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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8/000001.txt
@@ -0,0 +1,75 @@
+# 周居正临死前的复查记录
+
+　　1964年1月9日上午10时，省高院审判员王殿理，省检察院检查员岳鸿杰提审周居正，对其进行复查。下面摘录《复查记录》内容：
+
+　　……
+
+　　？你对法院判决（指最高院维持原判的判决——作者注）后还有何意见？
+
+　　：就是我陈述报告的那些意见，就是我的实际思想。
+
+　　？犯罪事实上？
+
+　　：……我现在还有对事实思想上有新的贡献：1、对毛泽东的战略上重视敌人，战术上藐视敌人；2、敌人一定要灭亡；3、决定战争是人。此外，我对世界文还有贡献。
+
+　　……
+
+　　？：你这个问题就这样了。你对犯罪事实还有何意见？
+
+　　：犯罪事实就是我原来交待的东西，是事实我就承认。不是事实就不同意。
+
+　　？那些不是事实？
+
+　　：我不是“一贯反革命”。我犯罪主要三年认识错误。还有关于后果，我已叫成员目前不搞军事、经济破坏，因为，我认为目前应积蓄力量，等待时机。2、如果我将来还能工作，有些问题还能够解决，想以此来作个收场。即骑墙思想。
+
+　　？你发展这样多成员，进行了这些活动，还不算后果？
+
+　　：这是后果……与拿起枪杆子来干有区别。
+
+　　？你实际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了。你已发展这样多成员，使之反对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这难道还不是后果？
+
+　　：我只是说未造成严重后果。
+
+　　？你实际上已经造成严重后果了。你使这样多人起来反对共产党，要推翻共产党，这还不算严重后果？难道要杀了人才算？
+
+　　：还有我手上未沾有人民的血，不是“一贯”的。
+
+　　？在你看来不算，在我们看来完全是一贯的。解放前反革命，解放后攻击党，划为右派，又进行活动，这还不是一贯是什么呢？你完全不是偶尔犯罪。
+
+　　审：你这不是受蒙蔽，你有你的目的。
+
+　　：如果说目的，也不是个人目的。
+
+　　……
+
+　　？其他都是事实？
+
+　　：都是事实。
+
+　　……
+
+　　？你还有什么？
+
+　　：我交待的就是这些。
+
+　　？对犯罪事实就是这些？
+
+　　：就是这些，都是事实。
+
+　　？还有什么可以提出……
+
+　　：就是陈述报告中所提到的那些。
+
+　　？你就只有你说的“三个问题”？
+
+　　：还有“不是死心踏地”。因为在关押后有悔改。原来我确实是“死心踏地”的。
+
+　　？就是这些？
+
+　　：就是这些。
+
+　　1964年1月15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召开公判大会，枪杀周居正。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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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8/000002.txt
@@ -0,0 +1,19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判处反革命集团首犯周居正、杨应森死刑的布告
+
+　　为判处反革命集团首犯周居正、杨应森死刑由
+
+　　周犯居正，男，现年三十八岁，汉族，反革命分子，四川省合川县人。解放前参加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军等反动组织，任过三青团分队长，青年军中队长，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解放后，隐瞒罪行，伪造历史，冒充中共地下党员，混入革命阵营，利用职权，先后将反革命分子七人拉入人民政府机关，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
+　　杨犯应森，男，现年三十三岁，汉族，右派，四川省岳池县人。解放前当过伪兵，解放后混入人民解放军，因违犯军纪，曾受记过处分。
+
+　　周、杨二犯解放前积极反共反人民，罪恶很大，解放后仍不悔改，继续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一九五七年利用整风运动，猖狂攻击我党和人民政府，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经从宽处理，送劳动教养。改造中仍坚持反动立场，复于一九六一年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周犯居正自任“书记总长”，杨犯应森任“地区盟委书记长”，亲手草拟反革命纲领，书写反动诗词，投递恐吓信，大肆诬蔑共产党和领袖，恶毒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积极扩大反革命组织，发展成员，委任骨干分子，并策划建立反革命根据地，阴谋杀害干部，夺取武器，烧毁公文，进行暴动，妄图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实行反革命复辟。逮捕后，拒不坦白，在狱中继续破坏。
+
+　　查周、杨二犯的反革命罪行，经人民政府从宽处理后，毫无悔悟，竟又在劳动改造期间，阴谋杀害干部，夺枪暴动，实属罪大恶极，怙恶不悛，死心踏地，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为了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特依法判处周居正、杨应森死刑，立即执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本案业经报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于一九六四年元月十四日分别在灌县、永川劳动教养单位，将周犯居正、杨犯应森验明正身，执行枪决。以儆效尤。
+
+　　此布
+
+　　 院长  赵方一九六四年元月十四日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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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8/000003.txt
@@ -0,0 +1,51 @@
+# 魏昭的罪犯结案登记表
+
+　　审判机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　　填写日期：1964年元月27日
+
+　　姓名：魏昭
+
+　　性别：男
+
+　　年龄：36
+
+　　民族：汉
+
+　　出身：地主
+
+　　成分：学生
+
+　　文化程度：高中
+
+　　籍贯：湖北省均县
+
+　　捕前住址：四川省新胜县
+
+　　捕前职业、政治面目：劳教就业人员
+
+　　逮捕机关：四川省公安厅
+
+　　案件类别：反革命集团
+
+　　刑期：死缓
+
+## 简历：
+
+　　解放前读书，48年隐瞒历史混入我军，随军入川，又混入我党，曾任重庆市区人委付科长，55年肃反中受到党内警告处分，57年整风中，猖狂向党进攻，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送劳动教养。
+
+## 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
+
+　　46年曾参加三青团反动组织。
+
+## 犯罪事实（时间、地点、手段、动机、结果等）
+
+　　送劳教后，不思悔改，6■年2月，与周居正勾结，积极组织反革命集团，被委任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直属“永胜茶场盟委负责人。多次密谋策划，主张参照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反动理论，制定了该集团的反革命纲领，积极策谋将“中华工农民主联盟”改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联盟”，自称为“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提出“高举马列主义旗帜和中国革命的三面大旗，在中国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反革命总路线。又共谋建立“盟委地下贸易委员会”。亲自发展成员2人，并指使成员到外地发展组织，造谣诬蔑，等等，妄图伺机暴动，推翻我人民民主政权。
+
+## 证据（人证、物证）
+
+　　有反革命纲领、路线及同案人犯周居正、罗铁夫、廖廉康等人证明。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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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2/7/8/000004.txt
@@ -0,0 +1,21 @@
+# 长沙市委把打击贫下中农的刘一述开除出党
+
+　　（新华社长沙讯    湖南省长沙建筑机械修配厂刘一述（党员，支部宣传委员）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严重丧失立场，打击贫下中农和大队干部，为地主叔父刘志远翻案。经支部大会决定和中菜长沙市委批准，给予刘一述开除党籍、行政上开除留用察看的处分。）
+
+　　去年下半年，湘潭市郊区长城公社犁头大队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将刘一述的叔父刘志远补划为富农（今年四月，经过进一步查实，湘潭市人委批准，划为地主），刘志远即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今年三月，他抓住生产队个别干部又有一些新的“四不清”问题。借题发挥，唆使他的三个儿子，伙同刘一述的父亲和弟弟，煽动部分后进群众，于十四日我，假借清账不名，聚众闹事，殴打生产队干部，先后两次抢走生产队长许泽民（贫农）的三百五十多斤稻谷，还打伤许的父亲。
+
+　　事件发生后，刘一述的父亲给刘写信，捏造歪贡事实，说坏人“差点把我打死”、“弟弟手被打断”，要他“速回处理”。刘于三月十七日请假回家。刘一述回家后，积极进行非法活动，私自数次召开有地、富、反、坏分子参加的会议，诬蔑大队是“坏人当权”、“我叔父（刘志远）划为富农是少数人的阶级报复”，并声称“我这次回来，一定要揭开大队这个乌云罩着的盖子”。在会上，刘号召他们提供材料，不要害怕，“我把十几年的党籍、干籍（刘今天三十三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店员，一九五零年参加工作，一九五六年入党）不要，也要同他们（指大家干部）干一场。”四月十日，他第二次从长沙回家，又秘密集会，对搞垮现任大队干部后的继任人选作了安排，并计划准备继续向上诬告。
+
+　　问题揭发后，组织上警告他：“五一”节不要回去。但他又偷偷地跑回湘潭，继续与地主刘志远等共谋对策。他到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同时，他从坏人那里搜集了一些颠倒黑白的材料，带着他的父亲、弟弟等人，先后向湘潭市委、人委、法院、地委和省委监委进行诬告，说“大队是坏人当权”、“现在是坏人整好人”，他叔叔划为富农是支部书记吕阎南“私人报复”。
+
+　　刘一述一系列的错误活动，更加助长了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地主刘志远在群众中杀气腾腾地说：“要毛主席活一万岁就好，活不到一万岁，他们（指大队干部）就要死在我手上。”地主刘书阁公开在社员中叫骂说：“这次搞他们不翻，我不但不在犁头咀站，我还不在湘潭站。”弄得当地群众人心惶惶，议论纷纷，说“我们这里是第二个‘槐树庄’，刘一述是‘槐树庄’中的第二个‘崔治国’”。个别贫下中农和干部群众提心吊胆，怕坏人放火烧房子，怕报复暗害，情绪低落，严重地影响了在耕生产。
+
+　　刘一述的上述错误行为被揭发后，虽然工厂党支部、驻厂“五反”工作组和长沙市委监委多次教育，但刘毫无悔改诚意，坚持错误立场，继续为地主叔父辩护，完全堕落成为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因此，中共长沙市委给予刘一述开除党籍、行政上开除留用察看的处分，并通报全党。
+
+　　六月十三日，中共湖南省委批转了省委监委关于是刘一述为地主翻案的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省委在批示中指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在党的领导下，纷纷起来向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作坚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面前，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一切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省委的这个文件已印发到公社党委，在全体党员和干部中进行宣读、讨论，从中吸取教训。
+
+　　来源：根据1964年8月4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
+　　· 来源：
+
+　　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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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2/7/8/000005.txt
@@ -0,0 +1,25 @@
+# 混入党内拒绝改造的旧艺人小白玉霜被开除出党
+
+　　<安仲皇>
+
+　　新华社北京讯    中国评剧院二团演员小白玉霜（原名李再雯），是一个混入党内带有深厚的封建习气和严重资产阶级思想、并且拒绝改造的旧艺人，最近已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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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玉霜是在一九五六年混入党内的。她入党后，拒绝思想改造，长期对党对剧院不满。特别是在国家困难时期，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互呼应，反对党的文艺方针，攻击党的领导，企图按照她的资产阶级思想改造剧院，闹单干。她达到目的就消极怠工，长期不干工作，而且道德败坏。由于一再犯错误，预备期拖延了三年才勉强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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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玉霜反对演革命现代戏，攻击戏曲工作大跃进，反对党的领导。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零年的文艺革命高潮时期，她对评剧院演工夫不负有心人现代戏抱有很大的抵触情绪，干劲不足，不愿参加演出。一九六零年排演《生活的凯歌》，她不积极参加中途奶出，党支部书记于萍批评她“不象个党员的样子”，她就怀恨在心。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刮黑风时，他趁机向党进攻，大肆攻击党支部书记于萍，向剧院提出“有她无我”，要挟“不和于同台演戏”，“不在一个支部过组织生活”。党总支副书记胡斌到她家去帮助她，因为没有完全满足她的要求，她竟将门用力一摔，将胡斌关在门外。一九六二年春，小白玉霜坚持要排《珍珠衫》。剧院明知这是个坏戏，为了搞好团结，向她让了步，并千万百计帮助修改。副作者、导演、演员都由她挑选，排练过程中，她愿排就排，愿歇就歇，陆续排了八个月，打乱了剧院的生产计划。后因大演现代戏，《珍珠衫》才未演出。在一次排练中，因拉大弦的龚占海（党员）有事未向小白玉霜请假（已向所属领导请了假）而发生口角，小白玉霜气势汹汹对二团负责人说：“他居然敢和我顶嘴！”并指责总支副书记说：“为什么青年人敢和我顶嘴，就是你们思想工作没做好。”当天晚上计划演出《朱痕记》，他坚决不要龚拉弦伴奏，并威胁团领导说，你不把他换下来，我到台上把头一卸，可别说我预先没告诉你。迫使剧院不得不把龚占海换下来。她经常说：“到底听谁的？”要党服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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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玉霜闹单干，要脱离评剧院，另搞白派剧团。一九六二年夏，她在反党分子李建彤的策动、支持下，公开向剧院党总支提出要成立以她为首的“白派剧团”，从剧院拉出去单干。她找田汉帮忙，并到天津去活动。党组织教育她也不接受。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以后，她知道李建彤是反党分子，才不提“白派剧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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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玉霜消极怠工，长期躺倒不干。一九六三年排《李双双》时，她提出要减少别的演员的戏，突出自己，领导不同意，她很不满。《李双双》公演十场后，剧院院长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是肯定她的成绩，也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她看好了大发雷霆，极为不满。她借口有病，不去上演已经卖票满座的《李双双》，于是只好换演员，造成观众不满。从此她不干工作，却照拿高额保留工资每月五百二十八元（今年七月起已将保留工资取消）。文化局负责同志找她谈话，她不等谈完，便甩手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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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白玉霜从不积极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把党看成是个俱乐部，党日不通知不来，有时通知也不来，有时即便来了也一言不发。问为什么不发言，她说，我在政协谈了（她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报上写了文章。党费她也从不主动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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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小白玉霜道德败坏，生活糜烂，先后和两个有妇之夫乱搞男女关系，和一历史不清的人搞恋爱。还打牌赌钱。一九六一年还发现她打吗啡，群众影响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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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剧院党组织曾对小白玉霜进行过多次批评教育，给过许多照顾。解放前，她单独排班唱戏时，和一毒品贩结了婚，吸上鸦片，已奄奄一息。解放后，在艺术上、生活上，都受到了许多特殊的照顾。但是她一贯拒绝改造。党组织用各种方式耐心帮助、教育她，她不接受，不肯悔改，继续与党对立。剧院党员和群众意见很多，要求党组织按党员条件严格要求她。最近，剧院召开支部大会开除她的党籍，并已经上级党委批准。大家反映很好。（安仲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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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根据1964年11月13日新华社《内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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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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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图书馆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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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富农林万里的自白
+周居正临死前的复查记录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为判处反革命集团首犯周居正、杨应森死刑的布告
+魏昭的罪犯结案登记表
+长沙市委把打击贫下中农的刘一述开除出党
+混入党内拒绝改造的旧艺人小白玉霜被开除出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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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广玉向党中央委员会的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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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赵广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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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诉人赵广玉，37岁，江苏丰县人，家庭成份中农，1940年参加工作，1946年入党。历任指导员、组织干事、股长、秘书、科长、公安局正副局长。党内任小组长、支委、支部书记、社会部长、副书记、书记、县委第一书记、地委委员，至1960年12月8日因饿死人犯错误前止。现在贵州省毕节专区黔西县岔白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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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全国人民正处在伟大的援越抗美的斗争中，我还年轻，为祖国为人民我愿意到最艰苦的地方去，为援越抗美贡献我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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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为什么要向党中央委员会和主席提出我的申诉呢？虽然是属于个人问题，但五年来对贵州省委常委对我所做结论“因违法乱纪、破坏政策”开除党籍的决定，及我个人方面的材料因我不服，曾向省、地、西南等组织写过申诉，因我过去相信省、地委是会实事求是调查我的材料，是会解决我的问题，但迄今我已等待了五年，虽然有不少负责人找我谈了话，但我个人的材料不但没有得到实事求是的调查，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我不得不向党的中央委员会及主席直接提出申诉。在我过去向省、地委提出申诉后各负责同志给我谈话的部分材料写在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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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委员现任毕节地委书记的陈健吾于1961年12月23日在地委给我谈话说：“……你的问题可以不算结案，材料可以继续给你调查，你的问题可以暂告一段落，现在暂时不要提这件事了……。你这个问题过个一两年，收成好了，群众有饭吃了，你的问题就好明确了，就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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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12月14日，地委陈书记在毕节给我谈话说：“……赵广玉，我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个党员，你的问题有希望，省委还要研究，你的问题我给省委反映了几次了，我最近去开会还给你反映……”。
+
+　　1964年4月8日地委陈书记于毕节在他家里找我谈话说：“……省委、地委都认为原来对你的问题处理重了，当时不应该那样进行处理，事情已经过去几年了，你的情况省委地委都已经知道了，你个人没啥问题，你既无贪污也没腐化，也没违法乱纪，你不是个人问题，你是个工作问题，对大跃进的经验不足的问题，还是个五风一化问题，你在个人问题上是问心无愧的，你个人问题是光明磊落的，你有什么可以灰溜溜的呢？挺起腰杆子来大胆工作吗，现在你越不吭不响的工作，勇敢的承担全部责任，别人就越会佩服你……对你的印象就越会好，事情都已经知道了，你再提别人还会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你这次的错误组织上不会像别的错误一样对待的，在今后对你的看法上、使用上都不会与其他犯错误的人一样看待……你如果怕今后没有证明，我可以叫省监委给你个详细的书面答复，说明你不是个人问题，是个工作问题，经验不足的问题，是个五风一化问题……你把这个信保存起来，在今后历史上就是你的证明……我看事情都已经知道了，组织上都清楚了……过去的材料没有就算了，如果你同意，我们地委开个会，把你的党籍问题先解决了……事情已经摊到身上了……认倒霉算了，广玉，你过去的申诉及写的信，省委和地委都认为都是有道理的……”。
+
+　　1963年11月上旬，地委书记陈健吾、副书记兼专员侯国祥叫地委委员兼专署公安局长朱广臣在黔西给我谈话说：“……侯书记叫我给你谈，并一再问赵广玉同志生活上有什么困难，经济上有什么困难(意即提级)，一个老同志了，组织上没有忘了你，不会叫你在岔白多久了，你的工作问题组织上考虑了，是有个安排的，是信任你的。至于过去在金沙的问题，省委、地委都知道了，现在什么问题都清楚了，知道过去你在金沙问题上受委屈了……要求你在金沙问题上与党协(携)起手来吧，与省、地委团结起来了，不要再申诉这个事了，如果再重新处理你的问题，不仅涉及我们一个专区，而且对全省都有影响，甚至影响到中央……”
+
+　　1963年9月16日，黔西县委书记李如川在农场找我谈话说：“……省委苗书记来了，叫我给你谈谈，对过去的处理，你不同意，现在暂时别谈了，要谈以后再谈吧……本来他们想来看你，但怕你提起自己的问题，他们不好说的，如果现在有人问到，自己就承认有责任就行了，要谈以后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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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4年元月17日，省监委专职委员现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的郭乐天在黔西给我谈：“……你反映的问题很好，我们当着个重大问题给你办，这是我们的职责嘛。我们给你调查，但得等到五反后才能抽出力量来……虽然现在精神与过去不同了，但党的实事求是原则永远不会改变的，问题是要给你搞清楚的……全错全改，部分错部分改，错了就给你平反吗……”
+
+　　1964年元月23日，我到省委，监委张处长给我说：“……你的问题当然不算完，省委、地委都要管……组织上认为你还是个工作问题，经验不足的问题，死人不光是你们金沙……你的材料看不看没有什么了，现在的事情都很清楚了，当时在群众运动的风头上，对材料只听下边一报，我们当时也没有很好的审查……”。
+
+　　对上所述我不同意，我坚持要求按照党章规定，对我的原结论及个人材料的申诉，希望重新审查，特别是有关部门个人的错误材料，请求给我调查核对，更重要的是，对当时极其复杂的情况，应该准许我说话，以便得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
+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都没有同意原五年前省委的结论，及对我个人方面所收集整理上报的材料。当时根本不准我说话，省、地委有些负责同志，也不准我暴露事实的全部真相，因此一切错误的根子，硬压着往我身上追，追到我头上就得原地止步……这里我举如下事实。
+
+　　1960年8月，省委派候补书记、副省长陈璞如去调查处理金沙问题，有原地委第一书记孟子明在，我们三人一起吃早饭时，陈问我：“你们反瞒产私分、反富裕农民路线是从哪里来的？”我答：“是地委指示，省委也说过”。这时，陈就不吭声了。孟吃过饭就走了，只剩下陈和我。陈就说：“我一听你们说是省委说的，我心都气炸了，我的肚子都气饱了。”我说：“怎么来？”陈说：“你们到现在啦还说是省委讲的，死人光你们检查，湄潭死人省委还不是向中央作了检查，你们还说省委长省委短的，你们到今天啦还提省委干什么……。现在就是希望你作个好检查了。”
+
+　　1960年11月上旬，去调查和处理金沙问题的省委书记李景膺向我说：“……广玉同志，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的啦，无非是接受教训，好好检查就不一定处分嘛……死人也不光是你们这个县，我们贵州从全国来说还算是好的啦来，还不是出问题的重点省份，山东更厉害。”他一伸手说：“他全省就五百万……”
+
+　　1960年11月17日，在有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提到非党员作支书问题，我只是向区(委)书(记)问了一句，“非党员作支书是怎么回事？把这个情况说清楚……”。这时李景膺同志就立马跳起来，一拍凳子说：“……你还敢压制民主来，你还敢问这问那的，你还看到金沙的人没死光？你还不好好检查，省监委原来在这里调查找不到根，叫我批评了，连杨用信(省监委书记)都叫我批评了，湄潭死人原来还是叫王庆(卿)臣作书记，后来我一看他态度不行，我就与李书波同志商量(原遵义地书)，才把他逮捕了……”。地委副书记李超臣会后又大吼我一台说：“广玉，你真糊涂，到现在啦，你还问啥情况，你检查自己就是啦。你这一问情况不要紧，你看李生气了吧，事情复杂了，你要不问情况有啥事呢？……”
+
+　　1960年11月21日，我当时停职反省，在我向中央、西南及省委工作组汇报时，提到了地委某些问题，当时地委常委王学臣在会后又吼了我一台说：“……你汇报何必牵涉别人，你是第一书记，金沙出了问题你承担下来算了，你牵涉别人谈别人干什么，别乱说了，你现在还是个内部问题，自己好好检查争取过关吧……”。
+
+　　1960年12月13号，我向李景膺提出质问(写信)：“……你这样高级的干部，你说话是否负责，你这样简单粗糙的对待问题，……以后我要向毛主席提出控诉……”李景膺就大发脾气，他就大骂我是坏蛋反革命。
+
+　　我虽然对上述做法有意见，但我当时只好说我自己，既然这样我也就不吭声了，别人愿怎么说都行。我坚定的相信，事情总会有弄清楚的一天，总会有客观的、准我说话的时候……。对此，我不详说了，我只是简单的写到这里。在这种情况下，全部真实情况怎么能说清楚呢？当时也根本不准我说，随后就将我逮捕，关了我一年零九天。按党章规定，(一)李景膺等同志不准我说话，谁说我不是坏人他就不愿意，一切错误的根子当时只准说到我头上；(二)我提出意见后，他就主观的认定我是坏人，根本不听(我的声辩)；(三)不管材料真假，他就主观的认为是理由的，他就拒绝给我调查。在这种情况下去收集整理我的材料，当然在个人问题上就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了。复杂的原因不叫我说，就只得简单的都写在我身上，这样作是不符合党章的。第一，省委处理我没有拿丝毫的具体事实叫我看看、争取(征求)我的意见；第二，对我的错误性质及根据和处理意见，五年来不仅没人给我谈过一次，迄今我也不知道，一切情况不准我谈也不给我谈；第三，提出申诉后，过去既不给核对材料又不给我调查。五年前对有关我个人的错误材料不少事实根本没有，有的真实情况不仅被隐瞒，而且被歪曲了(至于在当时情况下我为什么除提出了口头申明和书面申诉后同意在材料上签字，并写出检查的理由，我请求向中央详谈)。因此对原来所收集的有关我个人的错误事实我不接受。金沙问题从工作上讲，我从未推过我有一定责任，但在个人问题上复杂的情况过去为什么不准我说呢？如说金沙问题是我的错误路线；说我一贯弄虚作假、封锁消息；说我勾结地富反坏、反革命；说我违法乱纪；说我让非党员作支书；说我贪污……当然，(如)这些材料如是事实，我还提出申诉，这当然是我不知悔改，态度不好。我所以申诉是因为他是不符合事实的……。至于具体材料我不准备在这次申诉里详细叙述，因为写起来太多，但我可以说五年前所收集和向中央反映的我个人方面的材料真相及原因，没客观的反映出来，材料是不真实的，有的被歪曲了真相。竟管省委也可能有一定的理由和根据，但我认为只是一面之词，因此也是不客观的。过去对金沙问题的处理，省委并没有作到各记各帐，各帐各清……因为当时情况是复杂的，金沙是当时省委的重点，从来都未断过省、地委工作团的高中级等干部近200名，58年以来长期住在金沙、领导工作，在金沙出问题时，很长期我根本不在家……如果听李景膺同志一面之词，是无法澄清是非的，我也不同意。
+
+　　我坚定不移的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
+　　根据上述情况，我请求中央对我的不同意见的申诉材料能派人来了解，或者能叫我到中央去谈，不管什么时候中央来人或通知我去中央面谈，我都愿意向中央提供我所知道的一切真实情况。
+
+　　我听说当时负责处理我的省委书记李景膺同志已调中央，请叫他谈谈，我个人的错误材料究竟是哪些？虽然景膺同志也可能谈出他一定的事实，但这只是单面之词。我相信中央既会听景膺同志的，也会听取我的对不同意见的陈述。如果我的申诉与景膺同志的意见有原则性的出入时，我愿意与景膺同志当面对质。
+
+　　 申诉人：赵广玉1965年7月12日。1965年9月12日重印。
+
+　　来源：张再兴编《1959-1960年“贵州事件”资料集》（贵阳，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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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玉向党中央委员会的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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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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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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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
+　　根据各地区最近来延同志报告，在山西、河北、山东、华中各解放区，有极广大的群众运动，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群众热情极高。在群众运动深入的地方，基本上解决和解决着土地问题。有些地方，运动的结果，甚至实现了平均土地，所有的人（地主在内）都得了三亩土地。另一方面，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逃跑到城市中，则大骂解放区的群众运动。有些中间人士，则发生怀疑。党内亦有少数人感觉群众运动过火。在此种情况下，我党不能没有坚定的方针，不能不坚决拥护广大群众这种直接实行土地改革的行动，并加以有计划的领导，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依据群众运动发展的规模和程度迅速求其实现。各地党委在广大群众运动前面，不要害怕普遍的变更解放区的土地关系，不要害怕农民获得大量土地而地主则丧失了土地，不要害怕消灭了农村中的封建剥削。不要害怕地主的叫骂和污蔑，也不要害怕中间派暂时的不满和动摇。相反，要坚决拥护农民一切正当的主张和正义的行动，批准农民已经获得和正在获得的土地。对于汉奸、豪绅、地主的叫骂，应当给以驳斥；对于中间派的怀疑，应当给以解释；对于党内的不正确观点，应当给以教育。
+
+　　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我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目前的群众运动，来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并依据下列各项原则，给当前的群众运动以正确的指导。
+
+　　（一）在广大群众要求下，我党应坚决拥护群众从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
+
+　　（二）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凡中农土地被侵犯者，应设法退还或赔偿。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和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
+
+　　（三）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如在清算、退租、土地改革时期，由于广大群众的要求，不能不有所侵犯时，亦不要打击得太重。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应着重减租而保全其自耕部分。如果打击富农太重，即将影响中农发生动摇，并将影响解放区的生产。
+
+　　（四）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份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和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绅士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一般的应采取用调解仲裁方式，一方面说服他们不应拒绝群众的合理要求，自动采取开明态度；另方面，应教育农民念及这些人抗日有功，或是抗属，给他们多留下一些土地，及替他们保留面子。
+
+　　（五）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的态度有所区别，应多采取调解仲裁方式解决他们与农民的纠纷。
+
+　　（六）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须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对于汉奸、豪绅、恶霸所利用的走狗之属于中农，贫农及贫苦出身者，应采取争取分化政策，促其坦白反悔，不要侵犯其土地。在其坦白反悔后并须给以应得利益。
+
+　　（七）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以免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不可将农村中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封建阶级的办法，同样的用来反对工商业资产阶级，我们对待封建地主阶级与对待工商业资产阶级是有原则区别的。有些地方将农村中清算封建地主的办法，错误的运用到城市中来清算工厂、商店，应立即停止，否则，即将引起重大恶果。
+
+　　（八）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处死，应当赞成群众要求，经过法庭审判，正式判处死刑者外，一般的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以减少反动方面的借口，不使群本陷于孤立。反奸清算是必需的，但不要牵连太广，引起群众恐慌，给反动派以进攻的借口。
+
+　　（九）对一切可以教育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的机会。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不管他们还有多少毛病，或对于目前的土地改革表示怀疑与不满，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一个也不要抛弃，以巩固反对封建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统一战线。对于逃亡地主及其他人等，应让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即使其中有些分子其回家目的在于扰乱解放区，亦以让其回家置于群众监督之下为有利。如此，可以减少城市中反对群众的力量。
+
+　　（十）各地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解决土地问题者，应迅速发动解决，务必在今年年底以前全部或大部获得解决，不要拖到明年。但在进行斗争时，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酝酿成熟，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
+
+　　（十一）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群众已创造了多种多样。例如：（甲）没收分配大汉奸土地。（乙）减租之后，地主自愿出卖土地，而佃农则以优先权买得此种土地。（丙）由于在减租后保障了农民的佃权，地主乃自愿给农民七成或八成土地，求得抽回二成或三成土地自耕。（丁）在清算租息、清算霸占、清算负担及其他无理剥削中，地主出卖土地给农民来清偿负欠。农民用以上各种方式取得土地，且大多数取得地主书写的土地契约，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农村土地问题，而和内战时期在解决土地问题时所采用的方式大不相同。使用上述种种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使农民站在合法和有理地位，各地可以根据不同对象，分别采用。
+
+　　（十二）在运动中所获的果实，必须公平合理的分配给贫苦的烈士遗族、抗日战士、抗日干部及其家属和无地及少地的农民。在农民已经公平合理得到土地之后，应巩固其所有权，发扬其生产热忱，使其勤勉节俭，兴家立业，发财致富，走向富裕有方向，以便提高解放区生产。在解决土地问题后，凡由于自己的勤勉节俭，善于经营，因而发财致富者，均应保障其财产不受侵犯。因此不可有无底止的清算和斗争，妨害农民生产兴趣。对于一部分人的游惰情绪及二流子，应加以教育，使他们从事生产，改良生活。
+
+　　（十三）在运动中及土地问题解决后；应注意巩固与发展农会和民兵，发展党的组织，培养提拔干部，改造区乡政权，并教育群众为保卫已得的土地和民主政权而斗争，为国家民主化而斗争。
+
+　　（十四）凡我之政权不巩固，容易受到摧残的边沿地区，一般的不要发动群众起来要求土地，就是减租、减息亦应谨慎办理，不能和中心区一样，以免造成红白对立及受到摧残。但在情况许可地区，又当别论。
+
+　　（十五）各地党委应当放手发动与领导解放区的群众运动，依照上述各项原则，坚决的去解决土地问题。只要能遵守上列各项原则，保持农村中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在一道（农村中雇农、贫农、中农、手工工人及其他贫民共计约占百分之九十二，地主、富农约占百分之八），保持反封建的广泛统一战线，我们就不会犯冒险主义的错误。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在一万万数千万人口的解放区解决了土地问题，就会大大巩固解放区，并大大推动全国人民走向国家民主化。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遵守上述各项原则给运动以正确的指导，如果侵犯中农土地或打击富农太重，或不给应该照顾的人们以必要的照顾，那就会要使农村群众发生分裂，因而就不能保持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和我们党一道，就要使贫农、雇农和我们党陷于孤立，就要增加豪绅、地主和城市反动派极大的力量，就要使群众的土地改革运动受到极大的阻碍，这对于群众是很不利的。因此，必须说服群众和干部遵守上述各项原则，对于群众方为有利。
+
+　　（十六）因此，各级必须召开干部会议，总结经验，讨论中央指示，向一切党的干部印发并解释中央指示，根据当地具体情况，确定实施中央指示的计划，调动大批干部，加以短期训练，派到新区去进行这一工作。同时，向党外人士作必要与适当的解释，指出这是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合乎孙中山主张与政协决议，又对各色人等及地主、富农有相当照顾，因此应当赞助农民的要求。同时各地应当教育干部，特别是区、乡干部，发挥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不要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取得过多的利益，引起群众不满，转向干部作斗争。如果此种斗争已经发生，则应劝告干部采取公平态度解决问题，以免脱离群众。
+
+　　（十七）一九四二年中央土地政策决定，几年来正确的发动了广大群众运动，支持了抗日战争。但由于清算、减租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实际上不能不依照目前广大群众的要求，而有重要的改变，虽然不是全部改变，因为并没有全部废止减租政策。
+
+　　（十八）党内对于土地问题所发生的右的与左的偏向，各地应根据本指示，以充分的热情与善意进行教育，加以纠正，以便领导广大群众为完成土地改革巩固解放区群众基础而奋斗。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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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0/000001.txt
@@ -0,0 +1,7 @@
+# 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
+
+　　（一）中央五四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将要更加促进各解放区的群众运动，实现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极大地巩固解放区，极大地增加我们反对国民党政治进攻与军事进攻的力量。农民的土地要求与土地改革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与正义的，并且符合于孙中山的主张及政协决议，对于中国政治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完全必要。但在目前斗争的策略上，我们在各地的报纸上除公开宣传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群众斗争外，暂时不要宣传农民的土地要求、土地改革的行动以及解放区土地关系的根本改变，暂时不要宣传中央一九四二年土地政策的某些改变，以免过早刺激反动派的警惕性，以便继续麻痹反动派一个时期，以免反动派借口我们政策的某些改变，发动对于群众的进攻。
+
+　　（二）为了拥护当前的群众运动，各地报纸应尽量揭露汉奸、恶霸、豪绅的罪恶，申诉农民的冤苦。各地报纸应多找类如《白毛女》这样的故事，不断予以登载，应将各处诉苦大会中典型的动人的冤苦经过事实加以发表，以显示群众行动之正当和汉奸、恶霸、豪绅之该予制裁。在文艺界中亦应鼓励《白毛女》之类的创作。
+
+　　（三）中央五四土地指示，各地应即当作党内文件印发给进行群众工作的干部及其他广大干部阅读，使大家明白党的政策，迅速实现土地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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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0/000002.txt
@@ -0,0 +1,15 @@
+# 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
+
+　　（一）从分局四月间关于热河群众运动的报告中，看到你们坚决拥护农民解决土地的正义要求，实行群众路线，大胆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反奸清算、减租减息、分散土地的斗争，并在斗争中发动了广大群众，得到很大成绩。这些工作你们作得很好，是完全正确的，与中央最近关于土地问题指示的方针是符合的。
+
+　　（二）在土地高度集中，无地和少地农民占绝大多数的热河地区，中央五四指示更加适用，望坚决执行。减租还应进行，但只靠减租不能解决土地问题，应利用清算租息，清算负担，清算抢掠霸占，清算黑地挂地，清算劳役及其他剥削等各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大量转移到农民手里。
+
+　　（三）对于大汉奸土地，应坚决明令没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对于大地主所隐藏的黑地，抗日政府应在法律上否认其所有权，这样使农民清算黑地时更有合法根据。对于经营地主的土地，应坚决拥护雇农要求土地的迫切要求，运用反奸、清算等各种方式，使经营地主的土地，转入到雇农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手里。对勾结土匪，抢掠农民，坐地分赃的地主和土地，应当作为土匪窝主和抢掠赃物+彻底清算分配，以消灭土匪的基础。
+
+　　（四）目前应将群众运动由承德、围场、热北等地广泛的推及到各个应该发动而尚未发动的地区，使土地问题，在今年内得到全部或大部解决。要下决心调集大批干部去发动和领导（不是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同时与军队配合，彻底清剿土匪，使清算与清剿密切结合。
+
+　　（五）根据中央五四指示，对党内在土地改革中所发生的右的和“左”的偏向，加以热情善意的教育和纠正，有计划的大批的培养本地新干部，适时检查工作总结经验，对群众的斗争中的天才创造，应特别重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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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0/000003.txt
@@ -0,0 +1,11 @@
+# 中共中央情报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给东北局的指示
+
+　　（一）关于木兰、通河、方正三县群众工作经验很好，我们已转给热河作为他们的参考。
+
+　　（二）经验中证明必须使清算运动发展到分配开拓地、满拓地，这是很正确的，但根据太行、山东、华中的经验，清算运动不仅可以用来清算敌伪及汉奸土地，而且可以用清算方式解决地主阶级的土地。即利用清算租息，清算额外剥削（如大斗进小斗出等），清算无偿劳役，清算转嫁担负（如应由地主担负之地亩捐，转嫁于农民担负），清算霸占吞蚀，清算人权污辱（如地主强奸和霸占农民妻女等）等种种方式，使地主土地在偿还积债、交纳罚款、退还霸占、赔偿损失等合法名义下，转移到农民手里和折算或出卖到农民手里。此种经验，望你们注意。
+
+　　（三）望你们通告各地迅速地放手解决满洲土地问题，以巩固我党在满洲的群众基础。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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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0/000004.txt
@@ -0,0 +1,103 @@
+#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区政府的提议
+
+## [原件注明：“此为中央起草的草案，交各地区讨论提出意见。]
+
+　　鉴于各解放区有数千万农民起来坚决要求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事实；鉴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不劳而获，而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没有或缺少土地，是目前中国社会的根本病态，是整个民族陷于被压迫、被奴役、穷困与落后的根源，是使我们国家走向民主化与工业化的最大障碍。而农民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则是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特根据孙中山先生关于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及政治协商会议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决议向各解放区政府提议，以下列各项为原则，制定并颁布土地法令，实现耕者有其田，以满足广大农民极正当的要求，同时保障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需的生活，并为我们国家的民主化、工业化造成广泛的巩固的基础。
+
+　　一、确认耕者有其田为人民不可被剥夺之基本权利，政府以法律保证一切用自己劳力耕种土地的农民，获得一定数量的土地。
+
+　　二、由政府以法令没收下列各种性质的土地：
+
+　　（甲）日本人在中国的土地。
+
+　　（乙）在日本占领期间各级伪政府机关及其他伪公共机关所有的土地。
+
+　　（丙）协助日本占领中国之汉奸卖国贼之土地。
+
+　　（丁）在日本占领期间，在日军及伪军、伪政府机关及其他伪公共机关供职，犯有出卖祖国与残害中国人民生命及其他重大罪行者所有的土地。
+
+　　（戊）前清政府机关及皇族所有的土地（如旗地）。
+
+　　（己）地主的黑地。
+
+　　（庚）一切用不正当方法霸占之土地。
+
+　　（辛）其他由法庭判决没收之土地。
+
+　　三、凡属地主的土地超过一定数额者，其超额土地由政府发行土地债券，并以法令征购之。
+
+　　四、由地主保留免于征购之土地之定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各区情况规定之，大概以等于当地中农每人所有平均土地的两倍上下为适宜（例如当地中农每人平均有三亩耕地，地主保留之土地每人应为六亩上下，即某家地主如有十口人，得保留耕地六十亩，如有十二口人得保留耕地七十二亩）。并应注意地主保留之土地的质量，不能全保留好地，亦不能全保留坏地。
+
+　　五、地方政府征购地主土地的价格由各县政府和当地地主与农民代表大会参照当地土地市价根据土地质量的不同协议定之。
+
+　　六、征购地主土地每户超过一定数额者（如在河北、山东为五百亩，陕甘宁边区为五百垧），其超过定额以上之土地以半价或半价以下递减之价格征购之。
+
+　　七、地主土地被征购后，地主多余的农具、耕牛、房屋、肥料等，为农民所需要者亦得征购之，但地主所有之工厂、商店、矿山及其他财产不得征购。
+
+　　八、凡在抗日期间在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中服务二年以上及积极协助抗日民主政府之地主，应保留等于当中①四倍以下之土地免于征购（注①：“当中”似应为“当地中农”）。
+
+　　九、凡亲自从事耕种土地之中农及富农的土地不问其多少应免于征购。
+
+　　十、凡祠堂、庙宇、教堂及其他宗教机关所有之土地应根据当地情况依照当地人民公意及其族人或教民的意见妥善处理之。
+
+　　十一、凡属国家及地方之公地，由政府征收，并分配之，各地为办理教育及其他公益事业须保留公地时，其数额及位置由当地政府与农民代表大会协商定之。
+
+　　十二、一切原来附属于耕地之非耕地及水利（如山林、宅地、池塘、水井、沟渠等）均随同耕地处理之。
+
+　　十三、凡荒地（不论公荒、私荒、生荒、熟荒）由政府无代价征收之并由政府规定办法，以之分发给一切愿意开垦的人开垦成耕地。但荒地之属于私人者，其原来地主有开垦之优先权。
+
+　　十四、凡不在地主之土地，在该地主未返回前由政府征收之，但在该地主返回后，即按地主土地征购之。
+
+　　十五、由政府没收、征购、征收之土地，即由各解放区政府征求当地农民代表大会之意见，依农户人口及劳动力两项标准，规定公平办法，分配给当地没有耕地及缺少耕地之农民耕种，如因为当地土地不够分配，农民得请求政府协助到其他地区分得土地。
+
+　　十六、凡缺少土地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有分得土地之优先权：
+
+　　（甲）在爱国战争中死难烈士的遗族。
+
+　　（乙）在爱国战争中受伤的官兵。
+
+　　（丙）在抗日军队及抗日游击队中服务二年以上的官兵。
+
+　　（丁）在敌后爱国战争中服务二年以上的公职人员。
+
+　　十七、所有一切有关土地改革事宜，除在各边区政府及各省政府成立土地部门外，在各县可由政府、农会、雇农工会的代表及开明士绅组织土地改革事务所办理之。
+
+　　十八、为了办理发行及偿还土地债券的各种事务，各地政府得专设土地银行或委托其他银行办理之。关于发行与偿付土地债券细则，由政府规定之。
+
+　　十九、土地债券之基金以下列方法取得：
+
+　　（甲）分得土地之农民所付出之地价。
+
+　　（乙）政府在自己全部收入中拨出一定数量之款项。
+
+　　（丙）其他由政府指定之土地基金。
+
+　　二十、一切分得土地之农民须向政府分年交付一定数量之地价。其定额由各解放区政府根据情况定之。（由于政府拨出款项及指定土地基金代农民付出一部分地价，由于政府无代价的没收及征收一部分土地分给农民，实际上分得土地之农民只须付出地价之一部分即够付清土地债券。）
+
+　　二十一、农民分得土地后，其应付之地价，可分为十年付清，但特别贫苦之农民得分为二十年付清，并得在分得土地后第三年起开始交付。
+
+　　二十二、由于前中国的通货膨胀土地债券之单位可以实物规定之。农民亦得以实物或现款交付地价。
+
+　　二十三、在土地改革后除开二流子所分得的土地，必须自己耕种不得出租出卖外，一切地主所保留的土地，农民分得的土地，均得自由出租出卖或自耕。
+
+　　二十四、依第二条规定没收土地之家庭没有离本地者应保留相当于本地贫农或中农所有之土地，以便维持其生活。
+
+　　二十五、除法庭依法判决剥夺其公民权者外，所有依法被征购、征收土地之地主及法人，其公民权不受侵犯。凡依法实行并积极赞助土地改革之地主应受奖励。
+
+　　二十六、依法保留之土地及分得之土地的地权及其他财产的所有权均受政府法律保障，不得侵犯。
+
+　　二十七、依法实行土地改革后，政府应用各种办法帮助贫苦之农民进行土地生产。由于改良耕种因而提高土地生产有特殊成绩者，及由于勤俭与善于经营而增加其家庭之财富者，由政府规定办法奖励之。
+
+　　二十八、凡非因懒惰而确系缺少劳动力，依法实行土地改革后，以致无法维持生活之地主，由政府及社会团体救济之。凡失去劳动之鳏寡孤独，无法维持生活者，均由政府及社会团体救济之。
+
+　　二十九、凡因实行土地改革而使生活困难之地主家庭，有适宜于作公教人员者，政府应酌情录用之。
+
+　　三十、凡地主在土地改革后愿意从事农业垦荒，或经营工商业及其他正当事业者，政府应协助之。
+
+　　三十一、依上述原则实行土地改革后，关于土地之累进税率应重新改订之，以不加重地主所保留土地之负担为原则。
+
+　　三十二、从日本投降以后，所发生之土地纠纷，不论已处理或未处理，均依照上述原则所颁布之法律处理之。
+
+　　三十三、在各边区及省政府公布土地法令后，下级政府均得颁布关于土地之补充法令。
+
+　　三十四、城市非耕种之土地应另订办法处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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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0/000005.txt
@@ -0,0 +1,15 @@
+# 中共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
+
+　　中央正在研究和制定土地政策，关于征询各地意见的文件已发你处，对民盟人士，你们是否可向其作如下表示，请你们考虑。
+
+　　（一）使他们了解解放区群众运动的历史过程，说明各地农民在抗战八年中，曾三次起来要求土地，我党均用了极大的说服解释工作，推延下去。自日本投降后，各解放区广大农民起来清算汉奸恶霸，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我党无法和不应阻止这种群众的正当要求。因此，只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和政治协商会议耕者有其田的决议，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才能领导农民运动走入正轨，才能为国家民主化、工业化，造成巩固基础。
+
+　　（二）向他们说明我党中央正在研究和制定土地政策，除敌伪大汉奸的土地及霸占土地与黑地外，对一般地主土地不采取没收办法，拟根据孙中山照价收买的精神，采取适当办法解决之，而且允许地主保留一定数额的土地。对抗战民主运动有功者，给以优待，保留比一般地主更多的土地。
+
+　　（三）向他们解释几千年被压迫剥削的农民起来之后，在个别地区或有过火之处，仅仅是个别地区的个别现象，这是难免的。但根据最近苏北的统计，淮海区在减租反奸清算之后，全区现有地主一万一千零五十二户，共有土地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九百五十亩，如平均计算，每户地主尚有一百二十一亩，如以每户八口人计算，地主每人平均有十五亩，等于中农每人土地的五倍。太行区最近反奸清算后的统计，地主每人平均有地十三亩七分，中农每人只三亩一分地，贫农每人只二亩一分地，地主每人平均所有的土地，等于中农四倍半，等于贫农六倍半，其他各区地主保留的土地等于中农的两倍至五倍。这些材料，证明解放区农民忍受了很大的损失，来照顾地主在土地改革后必须的生活，希望民盟人士对解放区农民土地改革运动，加以全面的具体的调查研究。
+
+　　（四）我们很愿意和他们共同研究这一有关一万万几千万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欢迎他们提供意见，必要时可以与他们开座谈会来研究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对抗战民主有功须特别照顾的具体人物，他们也可提出。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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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0/000006.txt
@@ -0,0 +1,31 @@
+#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补充指示
+
+　　分局在本月五日发出了关于今年冬季中心工作任务的指示以后，接到各地不少材料，也得到个别地区同志的汇报，证明分局指示的基本方针上是正确的。最近中央关于土地问题有几个重要的口头指示，各地同志关于土地问题方面也提出很多具体问题，经分局研究，特作下列补充指示：
+
+　　一、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耕者有其田，其目的在于通过土地问题的解决，提高农民的阶级觉悟，使之乐于并敢于积极起来在我党领导下，坚决进行革命斗争。几个月来经验证明凡是坚决发动群众，使群众觉悟起来，斗倒汉奸恶霸，实行初步土地改革的地区，群众能够坚持与敌斗争（如文、汾平川），踊跃参军（文、汾平川及九分区参军六干，忻崞三千），自愿归队（如老区已发现），努力生产（各地普遍如此），这对支持长期自卫战争，反复打垮国民党的进攻，有决定的作用。因此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必须进行深入的启发教育，从每个具体问题上，提高群众的认识，启发群众的自觉性。解决土地问题的工作做好与否，主要的还不单看土地是否真正分配，而是看土地分配中群众发动的如何。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又要看中农是否参加了这一斗争。没有中农参加的群众运动，只是少数贫雇农的斗争，或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参加，甚至是极少数二流子制造的斗争，不能叫做群众性的运动，不可能团结农村百分之九十以上，也不可能彻底打垮封建势力，这样的群众运动，其基础是不坚固的，是经不起风波的。这一点在我们所有的干部认识当中，应该明确起来。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也是如此。在新收复区，跟着军事形势的开展，跟着部分村庄群众运动的影响，地主害怕斗争，希图逃避，很容易采取暂时的各种各样的应付办法，组织起来（并且组织到富农、中农），向公家人献地（献坏地不献好地，并且不是向群众献地）；或者轻轻屈服，满口应承。或者表面分地，实际原封不动。在这种表面现象下，我们有的同志便认为这是地主“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或者说地主“不敢应战”，“不敢硬战”，草草把土地接受过来，或者形式的分配了事，而忽视群众的发动与教育。在老解放区地主的土地基本转移，尚有百分之二十上下的农民缺地或缺乏好地，迫切要求土地，或增加好地。解决这些问题，相当大的部分，固然可依靠分配公地、寺地、社地等公共土地（如兴县估计，全县这种土地约占可能解决缺地农民土地总数三分之二以上），但是，由于过去群众习惯于用买卖方式取得土地，不懂得我党今天的政策是无代价的实行土地改革的政策，或者感觉有土地的所有权，还不如低租的土地使用权好，因而容易使我们的土地政策不能在农民中明确起来，以为今天还是和过去一样，因为过去通过买卖方式转移土地，的确还是没有达到满足全部农民的要求，而且客观上刺激了干部的自私与脱离群众，这就需要进行对于干部与群众的宣传教育，虽然许多地方已基本上解决了土地问题，但是空白村子在哪一县也都有存在。在已解决土地问题的村里，无地缺地的人家虽是少数，但缺乏好地而要求好地是多数翻身中贫农的要求。向地主征收多余土地并不难，但如何避免因为斗争地主白洋元宝，因而逼死人及大批逃跑的现象，又需要很好的掌握。干部自私的现象，因为采用了无代价的转移方法，或者可以避免或减少；但是过去干部非法自私，多得土地的，如何解决，又是很艰苦复杂的工作。以上许多问题，说明老区还存在着复杂的群众性的问题，因此，必须依靠发动群众，实行群众路线来解决，不应估计过易。如果简单从事，不慎重研究准备，细密的解决各种问题，象临县对五四指示只念两遍，就干起来，结果五四以后还逼死二十余人，那么问题即使是说解决了，群众也并不曾起来，而且相反的会重复过去的恶果，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不管新区和老区，要教育所有干部了解：封建地主的统治，是根深蒂固的，对于他们，不能有丝毫轻敌观念；农民受封建制度的麻痹，也是长期的，不能看得过于轻易。必须明确了解，一切为解决土地问题而解决土地问题的作法是不对的，一切只见干部活动，不见群众运动，强迫包办的，政策法令的，恩赐的作法都必须避免。并且也只有经过真正的群众运动，才能涌现许多纯洁的农民，形成群众的领袖，成为我党在农村的骨干与核心，而不可避免要淘汰一批初期群众运动的脱离群众的分子，清洗暗藏混入之地主流氓分子，使农村干部和党真正纯正和可靠，这是我们过去许多政策之被歪曲的组织根源，必须在群众运动中得到解决。
+
+　　二、关于土地分散中的几个具体问题，除过前一指示已提到者外：
+
+　　（一）、怎样对待几种分散的对象？
+
+　　对于地主，如何保留有相当的动产，如银洋商业等，留给相当于中农的土地；家无动产者，留给较多于中农的土地，应对群众说明，照顾地主也是为了农民长远的利益。抗属烈属干属的地主及开明地主，可酌量留到多于普通地主半倍到一倍（按土地数说，不能计算其它动产及底财），对于旧富农，要注意区分勤劳起家及靠封建剥削起家等两者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处置。靠勤劳起家者，除封建部分由政府平价征购分给农民外，其它部分不动；靠剥削起家的，则采取冬季工作指示原则。旧富农因避免负担及利用合法买卖方式出让地，保留或买进好地者，亦同冬季工作指示原则办理。富农之成份，应依目前经济情况来定，已经缩小下降的富农，经济上不能再按其旧成份待遇。党内要说明，对富农的照顾就是为了中农，因为中农是向富农看齐的，把我们的政策明确起来，商人家中有少量土地的，只减租，不能转移其土地，但地主兼商人，而有多量土地者，按照地主土地处置。和尚可从寺庙地中分给一份土地，令其生产（如荒芜了则收回），其余土地无代价分给农民；和尚雇工耕种者，待遇与富农及经营地主同。对于旧军及伪军家属，按其成份与无地少地农民同样待遇，不得歧视；其为群众痛恨者斗争时也应有所照顾。如是做法，目的是为了减弱旧军及伪军的坚决性，以便进而瓦解消灭顽伪。
+
+　　（二）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应取得什么？
+
+　　主要是取得土地及和土地有关的牲畜、农具、肥料及部分牲畜粮食，使农民得到土地的同时，并有农具种子以发展生产，翻身发财。过去无限制地斗底财白洋元宝，因而打人磨人逼死人，违反政策，引起社会不同情的事情，应该避免（依法该没收的财产除外）。老区过去的土地转移，多是采用买卖的方式，地主出卖了土地，保存下动产，以后又逐渐积蓄动产，这就增加农民向地主斗争的要求。但事实证明，再斗底财元宝，只有逼死或逼跑他们，因此对于地主的积蓄，只有使用诱导奖劝的方法，使其投资生产，使用逼的办法，只会招致相反的结果。地主的工商业，应给予保留。地主出租之房窑，可以分配，其非法出租而数目很多者，可劝说其让出一部分，分给无房的群众居住，但不应动其自己居住的房屋。大的森林矿山，应收归公有，由各地政府负责保护，避免无计划的乱砍乱伐。
+
+　　（三）怎样分配斗争果实？
+
+　　可采取统一分配的办法，主要是分配给抗属烈属干属复员军人及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能够满足土地要求。那种积极分子多分，或者没有阶级路线的分配，使富裕者先得果实，以及借口保存果实于农会或合作社，实际上助长干部贪污自私等作法，都是错误的。其次，在分配时应尽可能不完全打乱，抽肥搭瘦，抽多补少，使原佃户能够仍旧分得自己过去所种土地（虽然亩数可能减少）；但是不根据全村情况及贫苦程度，使土地均归原佃户，也是不惜当而且不可能的，因为这就不能满是无地农民的要求。在这个问题上，要说服原佃户，他们耕种的土地虽然减少了，但却取得了土地权，而且可以空出时间做别的。再次，在开始清算及进行清算过程中，最好将土地一次分配完毕，不要机械地分阶段，不要算一家分一家，不要让先清算的获得多，后清算的没题目可算的获得少或根本得不到。万一不能一次清算时，也应先算负担再算减租。首先满足抗烈属及无地少地的农民要求。同时在村与村之间也应注意，外村地分配时以分给土地所在村的群众为主，属地不属人，不能把外村地由本村人争先分得，使当地农民无法得到土地，村与村间土地多少悬殊过大的，一般可以行政村为单位进行调剂。最后，个别村庄土地较多，农民已分得足够土地，而土地尚有长余时，可酌量保留一部分土地，以备将来安置移难民及退伍军入之用。
+
+　　（四）分给谁们？
+
+　　除了首先照顾贫苦抗烈干属复员军人鳏寡孤独及无地缺地农民外，中农也应该尽量使之得到一些利益，对于中农，土地不够时，可给分点别的东西；公开宣布中农不分土地是不恰当的。干部及积极分子不能多分，让他们懂得其真正为农民服务，以免脱离群众；分配时要照顾全村群众，不能只管农会会员及民兵，或只管参加斗争的人分。二流子愿意生产并且担保不荒芜土地的条件下，可分给土地，令其耕种，但暂时不必确定所有权，要说清楚，如果不好好生产，致使土地荒芜时，要收回分给别人。现役正规军人，为了优待，可给本人分配一个半人的土地，以鼓励前线战士英勇杀敌的决心。作战中牺牲了的正规军、游击队民兵及干部，可以仍旧作为人口，分得一份土地，以示对于遗族的抚恤。贫苦的旧军、伪军家属应得到和普通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并向其家属说明，如果本人回家也可分得土地。在原来的“兵农合一”区，参加旧军者甚多，其本人也可分得一份土地，争取其回家，如坚决不归者，政府可以收回。因战争破坏而失业的工人（如铁路矿工）愿意改业就农，也可酌量各地情况，给以部分土地。至于一般工人小贩人等，也可以根据土地情况，分给一些土地；在地少人多的地方，土地不够分配时，可分给其它东西，比如分给木匠树木木料，分给脚户毛驴鞍架口袋，或者另想办法，帮助其生产，不能分配的过于分散。
+
+　　（五）分配方法：
+
+　　要真正的经过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的作法，把以上所说这些道理，教育群众，让群众真正接受，经过他们民主的进行分配。并强调“天下农民一家人”思想，教育农民互助互让，好商好量。平介宁固先出榜征求意见，然后开会讨论的作法较好，各地可以参照（见晋绥通讯十四期）；那种不顾各家情况及需要，拈球抽签解决的办法是错误的。其次与分配同时，必须将地契追出，改换新约确定地权，使农民放心。明年春耕前必须再来一次检查，最后消灭明分暗不分的现象。总之，果实分配问题是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我们过去注意的较少，一向的作法是，斗争完了，就认为已经完成了任务，再不过问，而结果往往因分配不当，引起内部争执，影响农村团结，并阻碍工作进行。今后必须注意，果实分配未完，斗争还不算最后解决，分配的不适当，即使原来的斗争进行的好，也不能算获得完全胜利。这一点也必须明确起来。
+
+　　目前在土地改革的空气下面，不少地主乘机出卖土地，企图避免无偿转移，对此应通过农会，向农民解释，现在，正在准备以各种办法，实现耕者有其田，他们可以无偿得到土地，不要再出钱购买，要他们大家一致拒绝。
+
+　　三、平川接近敌人或可能被敌人占领的地方，应以对敌斗争为主。发动群众的工作，应着重于发动群众和我们一道，进行反对蒋、阎、傅的斗争，并将这个斗争和反汉奸、反特务、反恶霸的斗争联系起来，在这些地区，不要一下希望耕者有其田。因为在那里，群众所迫感重要的是身家性命问题，目前虽然部分群众有分青苗的要求，但还不是群众毫无顾虑的普遍要求解决土地的表现，不根据群众要求，特别是中农的态度，不根据当地的环境及可能的情况变化，强行解决土地问题，其结果会使群众徒受摧残，因而害怕和我们接近，使我们以后的工作更加困难，因此，在这些地方，应该避免过早分配土地，使农民受到摧残，甚至引起“红白对立”，土地荒芜。即使进行反奸，反特务，反霸等斗争，也不可对象过多，以减少敌人，减弱他们反革命的坚决性，团结更广泛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反独裁卖国，反抓丁抢粮，形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些地方，应该组织群众，对敌进行武装斗争，严格防奸，坚决打击所谓“还乡队”，“复仇团”等一切反动的地主武装，严格整理民兵，清洗民兵中的坏分子，不让一支枪一颗手榴弹落在坏人手里，使民兵组织更加健全可靠，以免在形势恶化时，危害我们。在这些地方要和敌人展开争取壮丁的斗争，对于可能被敌人抓走的青壮年，应想尽一切办法，动员他们参加军队，参加民兵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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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0/names.txt
@@ -0,0 +1,7 @@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暂不在报纸上宣传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深入清算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给冀热辽分局的指示
+中共中央情报部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方式给东北局的指示
+中共中央为实现耕者有其田向各解放区政府的提议
+中共中央关于向民盟人士说明我党土地政策给周恩来、董必武的指示
+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于发动群众解决土地问题的补充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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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0.txt
@@ -0,0 +1,33 @@
+#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纠正土地改革中过左现象的指示
+
+　　（冀晋区党委并告冀中区党委（转周扬、宋劭文、刘仁）察省委（转赵振声（李葆华）、邓拓）：）
+
+　　（一）阜、行、灵、平等地之发动群众，由于对土地政策传达有错误，党内及农民思想与组织无准备，采取了在各地同时普遍点火过于急躁的方式，及我区干部中长期强迫命令的作风，因之在上述地区发生了肉体消灭地主（杀人相当普遍，阜平被杀活埋据查已达130人，普遍扫地出门，不留最后生路），侵犯中农利益。对于属于地主富农成份的干部或抗干烈属，用对待反动地主方法对待他们，不加区别，不采取耐心酝酿，经过诉苦清算方式来发动群众，而用极简单的办法命令群众，包办斗争。这些相当普遍的现象，说明政策是左的错误，是少数干部、积极分子或极少数群众的行动，而不是广大群众自觉的运动。我们估计，如不迅速停止，发展下去将成为路线上的错误，边区农民将受到重大损失。因之，经少奇同志指示后，中央局决定除新解放区根据中央土地政策继续放手发动群众外，在老解放区已开始复查者暂时停止，集中干部，总结经验，未开始者暂不开始。
+
+　　（二）暂停复查地区进行善后工作。
+
+　　甲、自下而上总结此次教训，使全党在此总结中对政策及群众路线认识提高一步，作为继续贯彻土地改革的准备。
+
+　　乙、不使此次纠正伤害群众及干部的情绪。干部及党员的少数蛮干脱离群众行为（除少数坏分子别有用心外），主要由于传达政策有错误及领导上急于求成所引起，故不应去责备他们，并且应指出他们和参加此次斗争的群众迫切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的精神是好的。但此次运动中过左的错误，必须指出和纠正，并且在纠正中真正能得到教育。
+
+　　丙、此次斗出果实很多，应进行合理分配（尽可能最高限度满足无地少地农民土地要求，侵犯中农的应退回，地主应保证基本生活），并领导群众进行生产。
+
+　　丁、除党内检讨错误外，对外只说明暂时停止，是为了总结经验，进行生产，并防止地主反攻破坏，对于站在地主或右的立场来指责此次运动的人，应给严正的批评。
+
+　　戊、对于遭受过分打击的抗干、烈属及中农应给以安慰。
+
+　　己、做的好的村庄（政策无错误，真正的90％的群众路线）应给予表扬，并总结经验。
+
+　　庚、逃跑的地主，应设法把他找回，如不敢回来应由所在地政府给以安置。
+
+　　（三）中央局及区党委工作团处在新解放区外，全部集中到一两个县去工作，集中主要力量先从几个村庄做起，逐渐推广到更多村庄以至几个区，最后普及全县（即少奇同志过去指示的办法）。待在几个县获得实际经验后，再逐渐推广到其他各县以至全区去。在未进行复查之各县，除领导生产等工作外，可为将来大力复查进行准备工作（如深入乡村调查研究，认真讨论中央土地政策及研究过去教训）
+
+　　（四）少奇指示，他在中央局的报告讲话，决不能全部向下级传达，更不能机械向群众传达，如农民专政，一切权力归农会，90％人民的意见就是政策（扫地出门一语党内外以后不再讲）。这绝不是说这些指示有错误，而主要是向下级及群众传达会发生误会，中心问题是领导机关从群众的实际出发，在群众中实际去作的问题。
+
+　　（五）活埋、剐人应即停止，杀人必须有一定的法律手续。
+
+　　以上意见望讨论执行，并将执行情形随时报告。
+
+　　 中央局
+
+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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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1.txt
@@ -0,0 +1,21 @@
+# 中共中央关于在土地会议中应讨论的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
+
+　　七月十日报告收悉。
+
+　　同意土地会议进行的方法，在实行土地改革运动过程中如何改造党政及群众组织与工作甚为重要，望会议中加以讨论。
+
+　　（附：）
+
+## 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的准备情况的报告
+
+## 1947.07.10
+
+　　（中央：）
+
+　　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现我及朱总、康生、董老已到平山工委所在地，彭真及东北、冀热辽、山东、冀南、冀鲁豫土地会议代表已到达，太行、太岳代表日内亦可到达，只待晋绥及陕甘宁代表到达，即可开始进行会议工作。热河胡锡奎、山东李林、张晔、晋冀鲁豫李雪峰、王从吾、晋绥张稼夫均已经或即将到会。薄一波因盲肠炎未愈待下旬才能到达。此间聂、刘亦准备到会，华北大多数地委均有代表一人，杨罗野战军每旅亦有一代表。估计到齐可有一百多人。中央工委即正式成立，会议即在工委领导下并组织主席团进行。对于会议，我们只印了马恩列斯论农民土地问题，及我党历次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若干文件作为参考外，无其他准备，亦未准备报告，拟先由各地代表报告并提出问题，然后进行研究讨论和解决问题，并决定若干文件。会议问题将牵涉很广，我们将尽可能解决一切业已成熟的问题，其他未成熟的若干问题，亦拟进行一些讨论，作些思想准备，但不作决定。会议将延长到一个月以上，工委将集中全力来进行这个会议。中央有何指示，望即电告。会议情形将陆续报告中央。
+
+　　 刘少奇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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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2.txt
@@ -0,0 +1,53 @@
+# 中共中央对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批示
+
+　　四日报告十二日收到，我们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将四日报告所述方针提到土地会议上去讨论，我们认为你所提出的原则是正确的，至四日报告末项所述问题我们现在难提解决方法，亦请付大会讨论。
+
+　　（附：）
+
+## 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
+## 1947.08.04
+
+　　（中央：）
+
+　　（一）土地会议各地情况汇报数日即完，将转入讨论。全国土地改革只晋冀鲁豫及苏北比较彻底；山东、晋察冀、晋绥均不彻底，尚须进行激烈斗争，才能解决问题；东北、热河新区情况尚好。综合各地农民要求有四大项：即土地、生产资本、保障农民民主自由权利及负担公平，其中土地与民主又是基本要求，而民主是保障与巩固土地改革彻底胜利的基本条件，是全体农民向我政府和干部的迫切要求，原因是我们干部强迫压制群众的作风，脱离群众，已达惊人程度，其中贪污自私及为非作恶者亦不很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这种作风并撤换与处分那些坏干部。关于土地改革本身各种问题，大体均有各地成熟经验，已无重大原则问题须要解决，我们当与各地代表商讨解决之，但关于民主则有重大原则问题待解决，故特请示。
+
+　　（二）从晋绥到阜平，我即注意考察土地改革不能彻底的原因。在阜平反对了领导上的右倾后，很快就看到冀西的左倾急性病，干部在乡村中的无限权力，强迫群众到会，付表决、呼口号，在斗争地主及所谓国特时，强迫群众打人杀人，并用强迫办法做到形式上的百分之九十向上级作报告。我用坚决态度停止了冀西的这种运动，即细心考察党内与干部情况。在土地会议又与各地代表谈话并听了许多报告后，发现党内及干部中严重的不纯洁状态，作风不正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及缺乏具体思想教育，是冀察晋及其他地方土地改革不彻底与工作落后的基本原因。在冀察普（晋绥亦大体相同）党、政、民县以上干部地主、富农家庭出身者占很大百分比。区、村干部及支部党员中农是主要成份，其中地主、富农成份直接间接占统治地位者不少，雇贫农抗战初期虽在党内占多数，但现在一般只占少数，且不起作用，他们仍系最受压迫阶层，中农、贫农出身的区、村干部，完全不受党内党外地主、富农影响者不多，军队干部多数是本地地主、富农出身，老干部亦大多娶地主女儿作老婆，在土改中有帮助其岳父者，冀察晋军队中曾有反土地改革高潮，现已纠正。老根据地地主、富农完全与我干部无亲朋联系者，几乎没有，许多地主得我干部帮助降低了原来成份，他们主要是利用我们各种组织形式来保护自己，压迫群众。本地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在土改中多少不一对地主有些包庇，每次群众起来，他们叫嚣过左，每次反左纠正偏向，他们乘机报复，镇压群众，有时他们也故意左倾把事情弄坏，引起上级反左，其中最坏者，则对上奉承，投上级所好，在强迫命令下完成任务迅速或作假报告，在报上吹嘘自己成绩，因而获得上级信任鼓励，安上模范头衔，但对群众则是完全统制镇压，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好的也有——毛病不多一般还好者也不少，但在土改中他们感情大多同情地主。过去领导机关对于这些情形熟视无睹。
+
+　　（三）区、村干部多年未改选，大多是完全不对群众负责，不受群众监督，在工作中强迫命令，其中自私贪污及多占果实者甚多，以前是贫雇农者由于当干部，现在大多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与富农，他们得罪群众，怕群众揭发报复，因而更要控制恐吓群众，有人批评他们错误泄露其黑幕者，即予以打击，他们大多不当兵，不服抗勤，负担较少，降低自己社会成份，而以当兵，派抗勤，出负担，订成份去打击其反对者，照顾其拥护者，选举开会完全包办，村干部有的分成二、三个宗派，互相反对，轮翻上台，但各派作风大多一样，群众则是中立的、冷淡的。少数最坏者则为新恶霸，各种罪都犯。脱离群众最甚者，常为村中五大领袖，即支书、村长、武委会主任、治安员、农会主任。一般党员，一般村干虽不都是坏的，内部也常有矛盾，但多被坏干部统制，没有党内民主，正派人受压制，不能得势，邪风上升。我们派了些工作团到乡村去，不少支部有组织的非法封锁，不让了解真实情况并作假报告，当工作团直接向群众调查情况时，常有人恐吓群众，工作团常须作一时期秘密工作，才能稍得真实情况，当贫农团已组织并批评村干时，不少村干骂贫农是流氓二流子，工作团超越组织，并用各种方法瓦解与破坏贫农组，当贫农组已巩固并联合中农成立农会时，他们才感到孤立，开始低头，开始分化，一部要求加入农会及贫农组，另一些人则左右为难，到处探听，托人说情，坐卧不安，有些工作团须用一半人力去教育支部村干，只用一半去直接发动群众，方能减少阻力，并引导他们一同参加运动，但仍有少数坏的站在旁观地位冷嘲热骂或暗中阻抗或顽强抵抗，贫农团对下中农邀请其加入农会或贫农组，对上中农加入农会则常要介绍人，对地主，富农拒绝入会，对村干部有的欢迎加入，有的要介绍人，有的要三人介绍，只许作候补会员，有的拒绝入会，一切人入会均经大会审查通过，村中五个主要负责
+
+　　干部，大多被农会拒绝入会，工作团解释亦不允许，有的允许待他们好了以后再入会，只到此时，原来不好的村干，才开始解除武装，坦白错误，向贫农和群众屈服，但有贪污及犯罪大者仍不愿坦白。此时群众中则常有过分主张与行动，强迫村干到大会坦白，不彻底者穷追，并加打骂、扣押，有仇者报复，夸大罪过，此时领导如不能有效说服群众，并组织法庭接受控诉，上述主张即得群众赞成，发生打人、押人等事。干部亦有在群众行动下逃跑与自杀者。我们如此试验了将近三十个村，大体经过均如上述。只有一个村支部和村干得群众信任，并经过他们顺利组织与领导贫农组、农会完成土改。其余二十九村的五大领袖大多被拒入农会。其他党员干部被拒入农会者亦不少，被拒加入贫农组者更多，有些村农民坚持先斗村干，后斗地主。康生在晋绥也经过三十多村的试验，其经验亦同。上述过程，也许由于在地方干部中尚未作系统的思想动员，而工作团系外去干部，一般不免首先见到缺点，忽略成绩，而发生若干夸大村干缺点偏向，也许在全党布置充分动员并宣布纪律后，可能大大减少抵抗，并使村干部能和工作团一起参加运动，增加支部独立完成土改任务的数量。但上述发展过程的方向，一般是不会错的。许多贫农，过去认为落后分子，现为一村领袖及积极分子，他们开始组织就建立严格纪律，宣誓办事公平、听群众意见、不自私、为群众作长工、守秘密等。当他们领导农会成功，诉苦斗争地主，分配果实公平，消灭封建，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后，特别在斗下村干时，农村气象更新，群众活跃，作风改变，但贫农欠缺办事经验，如无老村干帮助，则发生困难，其他缺点尚未看到。如能在以后有正确领导和教育，他们可使全党作风改变。
+
+　　（四）当农民起来撤换村干，特别群众中有过左行动在大会斗了某些村干，打骂、扣押及自杀逃跑事件发生后，影响极大，四周贫农及不满村干群众就欢喜，并派人来请工作团，向工作团告状。另一方面，干部大哗，有的意见较好，只要求不在大会斗争，弄清是非轻重和责任，有些意见则根本反对，强调村干功劳，强调上级责任，问党是否还要干部，并威胁说：如此下去，既无人敢当干部，公粮、扩兵、抗勤等任务，将无人负责，卸了磨子杀了驴，悲伤、恐惧、躺下怠工、不管工作，并造作许多谣言，向上级反映，从村干一直影响区、县、地委、区党委干部和党校议论纷纷，只听一面之词者，即受他们影响。有些干部准备工作团到他们那里时，即逃跑或进行联防自卫，逐渐形成有组织的非法抵抗，并有训练班数十干部到自杀者坟上烧香、示威、叫口号，村干部如得上级干部撑腰，则胆量突增，不向群众屈服，并敢于作一切非法抵抗。现在他们还不知整个组织意见，但将来整个发动，如无正确领导及周密准备，必致发生重大事变，地主及反革命分子与宗派斗争，均可参加进来，如此类似富田事变及打AB团改组派等严重错误，亦可能重复，特别在军事紧张情况下更可能。
+
+　　（五）两月来我即考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所发现的唯一有效方法，只有上述经过贫农团和农会，发动群众放手发扬民主，以彻底完成土地改革，改造党、政、民组织与干部，并造成树立民主作风的条件。但这个方法，又是如此激烈的一个斗争过程，若在全国实行，必致有数十万党员及大批干部被群众抛弃，或被批评斗争与审判，若干事变，亦将不可避免要发生。因此这是一个需要十分负责的重大原则问题。然而土改必须彻底完成，农民民主自由必须保障，作风必须改变，脱离群众的干部必须撤换，犯罪者必须受到应有处分，为此，特作如下建议：
+
+　　甲、全党确定经过贫农组及农会发扬民主，以完成土改并改造党政民各组织及干部的方针，一切党的组织和干部，必须完全忠实和正确实行此方针，并很好完成任务，如有党的组织和干部不能有效执行此方针者，即由上级组织派遣工作团直接执行此方针，如有抵抗和破坏此方针之执行者，即根据情况给予处分，直至解散其组织或开除党籍。在土改业已彻底地区，即进行改造组织及干部工作。
+
+　　乙、建立各级农民代表会（城市建立市民代表会）并在适当时机建立全国农民总会，暂时代替各级业已死亡的参议会，作为各级最高权力机关，对各级政府实行无明文规定的罢免权与选举权，政府公粮、预算、征兵、征夫计划等，经农民代表会通过后实行，农会决议，亦得交政府执行，经农民代表会直接联系群众，打破官僚主义，树立雇贫农在各级领导机关的地位，青年妇女团体亦加入农会，待适当时机再建立三三制的各级议会。
+
+　　丙、规定每年旧历正月初一（或其他日期）一切村干部解除职务，由农民大会或代表会检讨其工作，并进行改选，十天改选村干部完毕，并召开区代表会，改选区干部，再十天改选县干部，省及分区改选另定。
+
+　　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人民书，号召人民把命运操在自己手中。实行言论、集会自由等权利，监督、鉴定、
+
+　　选举与罢免自己的勤务员——各级干部，反对干部非法侵犯人民权利及压迫人民，并对过去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适当自我批评。此宣言如由中央发，我们可起草交土地会议审查后报告中央。
+
+　　戊、由中央或地方党委发表告解放区党员书，号召党员接受群众批评、鉴定，尊重人民权利，服从群众的决定，为人民作长工，有错者认错，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必须劝告家属接受农民要求，不得反抗群众，以免被斗，然后由群众决定给予若干照顾，并号召党员严格遵守纪律。
+
+　　己、根据地党员是秘密的，有些地方群众要求党员公开，并要求由农会或贫农组介绍党员，我看此要求可接受，无害处，巩固区的党可以公开，群众反对并提议某人不应作党员者，经党审查后，如理由正当，应拒绝入党或退为候补党员。
+
+　　庚、地主、富农出身党员，除特许者外，在土改期间回避在本县、本区工作，以免亲朋包围麻烦，严肃党的纪律，宣告：凡包庇地主，破坏土改，侵犯人民权力，作假报告欺骗上级，封锁上级人员了解情况，威胁报复群众，故意毁损隔断党与群众联系，隐瞒自己成份与历史，不退出侵吞果实，向党进行两面派斗争，进行小组织活动，隐瞒包庇其他党员非法行为等，须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党籍。
+
+　　辛、上述各项如中央批准，即提交土地会议讨论，再将文件报中央批准，然后在各地领导机关取得一致，再以区党委为单位召集县以上干部会，并召集地主、富农出身党员干部讲话，告他们在土改中如何自处，再召开区、乡干部会，并集中贫农进行训练，如此将上述计划贯彻实行。在这些会议中即号召各级干部，特别高级干部退果实，坦白错误，有罪者自首。
+
+　　壬、为避免在运动中群众随便打人、杀人，派可靠干部在各地普遍建立人民法庭，接受群众控诉，并加调查审讯，有罪者适当分别处刑，群众向干部斗争时，则严格保障少数人应有基本权利，干部有否认、辩护，发表不同意见，出席、退席大会等自由权，并禁止打人及一切肉刑，在大会逼供等行为，群众在大会上对干部只有批评、罢免、选举及控诉之权，干部如有犯罪部分，必须交法庭调查审讯后，由法庭处理，只有法庭才有权逮捕监禁。如此保障干部及少数人不受群众中某些过分行动的侵犯，并对其犯罪行为得以揭露，证明和处分。
+
+　　癸、对被群众撤换的干部及犯罪干部，地主富农出身干部，只要他们服从群众、服从党，一律采取治病救人争取教育改造方针，而不是毁消他们，分别令其受训及派工作。但有些坏分子必须洗刷，有过者必须适当处分，否则即无原则的严肃性。对于干部的功劳与过错及功劳与过错铸成的原因及责任，均须在群众中有适当评判，避免偏在一边。在运动中提拔的新干部与老干部，实行团结的方针。
+
+　　（六）上述计划已与主席团商谈过，如经会议讨论，可能有许多修改，并改成决议形式，请中央先作原则批准。此外尚有一问题不能解决，即老地区有些支部很大，一百多党员，但贫雇农全部较党员为少，如吸收贫农百分之二十入党，仍占少数，如此贫雇农在党内即难占优势和领导，而贫雇农如不占领导，支部即很难领导贫农组和农会，此问题如何解决，望示。
+
+　　 刘少奇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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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3.txt
@@ -0,0 +1,59 @@
+# 中国土地法大纲
+
+## （中国共产党全国土地会议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三日通过）
+
+　　第一条　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
+
+　　第二条　废除一切地主的土地所有权。
+
+　　第三条　废除一切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所有权。
+
+　　第四条　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债务。
+
+　　第五条　乡村农民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乡村无地少地的农民所组织的贫农团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区、县、省等级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为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执行机关。
+
+　　第六条　除本法第九条乙项所规定者外，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
+
+　　第七条　土地分配，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但区或县农会得在各乡或等于乡的各行政村之间，作某些必要的调剂。在地广人稀地区，为便于耕种起见，得以乡以下的较小单位分配土地。
+
+　　第八条　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农，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分给各人的财产归本人所有，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适当的生产资料及生活资料。
+
+　　第九条　若干特殊的土地及财产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
+　　（甲）山林、水利、芦苇地、果园，池塘、荒地及其他可分土地，按普通土地的标准分配之。
+
+　　（乙）大森林、大水利工程、大矿山、大牧场、大荒地及湖沼等，归政府管理。
+
+　　（丙）名胜古迹，应妥为保护。被接收的有历史价值或学术价值的特殊的图书、古物、美术品等，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
+　　（丁）军火武器及满足农民需要后余下的大宗货币、资财、粮食等物，应开具清单，呈交各地高级政府处理。
+
+　　第十条　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之处理办法，规定如下：
+
+　　（甲）只有一口或两口人的贫苦农民，得由乡村农民大会酌量分给等于两口或三口人的土地。
+
+　　（乙）一般的乡村工人，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但其职业足以经常维持生活费用之全部或大部者，不分土地，或分给部分土地，由乡村农民大会及其委员会酌量处理。
+
+　　（丙）家居乡村的一切人民解放军、民主政府及人民团体的人员，其本人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
+　　（丁）地主及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
+　　（戊）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
+　　（己）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
+
+　　第十一条　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及债约，一律缴销。
+
+　　第十二条　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
+
+　　第十三条　为贯彻土地改革的实施，对于一切违抗或破坏本法的罪犯，应组织人民法庭予以审判及处分。人民法庭由农民大会或农民代表会所选举及由政府所委派的人员组成之。
+
+　　第十四条　在土地制度改革期间，为保持土地改革的秩序及保护人民的财富，应由乡村农民大会或其委员会指定人员，经过一定手续，采取必要措施，负责接收、登记、清理及保管一切转移的土地及财产，防止破坏、损失、浪费及舞弊。农会应禁止任何人为着妨碍公平分配之目的，而任意宰杀牲畜，砍伐树木、破坏农具、水利、建筑物、农作物或其他物品，及进行偷窃、强占、私下赠送、隐瞒、埋藏、分散、贩卖这些物品的行为，违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
+　　第十五条　为保证土地改革中一切措施符合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及意志，政府负责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农民及其代表有全权得在各种会议上自由批评及弹劾各方各级的一切干部，有全权得在各种相当会议上自由撤换及选举政府及农民团体中的一切干部。侵犯上述人民民主权力者，应受人民法庭的审判及处分。
+
+　　第十六条　在本法公布以前，土地业已平均分配的地区，如农民不要求重分时，可不重分。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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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15 @@
+#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
+
+　　（农民兄弟姐妹们！）
+
+　　咱们农民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
+
+　　共产党在去年发了个“五四”指示，实行土地改革政策，批准咱们农民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实行耕者有其田的要求。现在，共产党又发出号召，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政策，咱们全边区农民坚决拥护。本会根据共产党的政策和边区农民的要求，提出以下的主张，希望我全边区农民，不分男女老少，大家一致团结起来，为彻底实行下列主张而斗争。
+
+　　第一，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彻底消灭封建！
+
+　　一、地主阶级必须彻底打垮。不论大小地主，男女地主，本村外村地主，以及隐藏了财产装穷的地主，化装成商人，化装成农民的地主，大家都可以清算，混进共产党内的地主，混进新政权内的地主，混进八路军的地主，以及混进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的地主，混进农会、民兵的地主，不管他们是什么样人，如果是骑在农民头上压迫剥削，大家要拿去斗，就可以拿去斗。所有地主阶级，必须在政治上，把他们的威风打垮，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压迫。在经济上，把他们剥削去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财产，全部拿出来，做到彻底消灭他们的封建剥削。地主阶级当中，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不管他是什么人，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
+
+　　二、对富农，和地主不同。但是富农的封建剥削和封建压迫，也必须消灭。富农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以及其它一切多余的财产，也必须拿出来。富农当中，罪大恶极的恶霸分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
+
+　　三、农民当中少数的恶霸、敌伪爪牙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怎样惩办。
+
+　　四、中农是咱们的基本群众。中农当中，有的有长余的土地，不能算是封建部分，但是为了帮助其他农民翻身，长余的土地，应当抽出来分。但只能抽出他长余的土地，不能动他别的财物。在政治上，允许他参加农会，同样享受农会会员的权利。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他们互相间的借贷、请短工等等，不能算是封建剥削。如果他们当中有借贷纠纷，可以在农民一家人会议上调解解决。
+
+　　五、雇农、贫农，是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最坚决的分子。应当以他们为骨干，团结全体中农、工人、小商小贩、城市贫农，和地主阶级作斗争。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旧社会看不起穷人的观点应当取消。
+
+　　六、为了便于大家诉苦清算统一分配，我们主张以行政村为单位，甚至好些村庄联合，全区全县联合，进行联合斗争。少数人为了私分斗争果实，包办斗争，不让大多数人参加，应当反对。为了本村、本族、本姓人多分斗争果实，不和外村、外族、外姓人联合斗争的姓族观念，也应当反对。
+
+　　七、怎样斗争？我们主张：要查阶级，评成份，吐苦水，挖穷根，彻底宣布地主阶级的种种罪恶，以便提高主体农民的阶级觉悟，以便彻底把地主阶级打垮。
+
+　　八、彻底打垮地主阶级之后，各地农民应当继续监视地主和其他坏分子的活动。严防地主和其他坏分子使用美人计和别的方法破坏、捣乱。我们主张，农民、退伍军人、公家人，暂时不要和地主女人结婚，已经受了地主利用、和地主女人结了婚的，也应当对群众表明态度。如果妨碍彻底平分土地，大家应督促他宣布离婚。如果他不听，由群众处罚。
+
+　　九、不管什么人，应当严格禁止包庇地主，替地主隐藏财物，或私得地主财产。农民如果被地主利用，隐藏地主财产，或私得地主财产，如果他自己觉得这是罪恶，自动向群众报告，拿了出来，应当受到鼓励；如果他不自觉，就由群众劝说，教育说服，启发他的觉悟，退了出来，将功折罪；如果他顽固不听劝说，由群众处理。外村地主隐藏财物在本村查出后，一律交回外村处理。
+
+　　十、在还没有斗争以前，地主、恶霸、反动分子、敌伪爪牙等，在准备逃跑或分散隐藏财产，当地群众可以把他先扣押起来，必要时并封存他的财产。
+
+　　第二、要彻底平分土地，和公平合理分配一切果实
+
+　　共产党号召咱们，彻底平分土地，有四个原则：
+
+　　（一）抽多补少。
+
+　　（二）抽肥补瘦。
+
+　　（三）按行政村为单位分配。
+
+　　（四）照顾贫苦程度。
+
+　　这四个原则，一个也不能缺少。当中抽肥补瘦，照顾贫苦程度两个原则，更是重要。
+
+　　分配的办法如下；拿全行政村人口除全行政村地亩和产量，得出来的数目，算是平均的一份。按肥瘦土地抽补搭配，互相扯平。由全行政村按各自然村具体情况，采取拨地和移民办法，互相调剂，但是不一定打乱平分。无论男女老少，每口人都应当分得一份。
+
+　　一、无地缺地的雇农贫农，应当分给一份，或者抽补够一份，在土地数量上，虽然不能够多照顾，但在土地质量上和路的远近上，应当给以照顾。瘦地多的应当抽出来补进肥地。至于牲畜、农具、口粮、种籽、肥料、底垫，房屋、衣服等等，是贫苦农民要翻身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应当主要的分给他们。
+
+　　二、中农当中，也按照抽补原则，土地有长余的，经群众讨论说服抽出来；缺地的，也补够一份，都做到肥瘦搭配。中农在分配其他财物的时候，可以适当照顾。
+
+　　三、鳏、寡、孤、独和没有安家立业的退伍军人，分配土地和其他财物的时候，应当给以照顾。在本地区内有家的退伍军人，一般都应当回家去，按退伍军人优待分地安家。如果他应当回家而不回家，未经群众查明的就不分给他果实，并且督促他回家。外地退伍军人搬回外地的时候，分得的土地不能出卖，应当交当地农会处理。
+
+　　四、抗战以来牺牲的烈士，应当分一份土地，作为抚恤。现在八路军服务的军人，应当分给他一份土地和其他财物。
+
+　　五、二流子，在群众同意下，也可以分得一份，但是不固定地权。如果他不好好地劳动，大吃大喝浪费，由农会把地收回来。
+
+　　六、工人、贫农，小贩和有职业的退伍军人，可以按他的职业收入大小计算。如果他的职业不够生活，可以分一部分土地给他，以补助他职业收入的不足。
+
+　　七、富农，把他多余的土地、粮食、耕牛、农具和其他一切多余的财物拿出来，给他留下平均的一份，拿出来的粮食当中，要把他今年应当交的公粮数目除出来，由农会代他交给政府。
+
+　　八、地主，在经过斗争，把他的威风完全打垮，把他的全部财产拿了出来，并且他承认愿意参加劳动之后，经大家讨论同意，也可以分给他一份。反动地主、逃亡地主不分，破产地主，分不分给他，或分多少，由群众讨论。
+
+　　九，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和反动分子本人，不能分给土地和财物。
+
+　　以上，就是今天彻底平分土地的原则。因此必须反对按劳动力分，反对按清算关系分，反对按谁斗争积极谁多分，反对按谁提的问题多谁多分。这些都是富农路线分配办法，按这个办法分了的地方要重分。此外，有两种财物，我们提议如下；
+
+　　（一）为了救荒救死，对粮食可以作如下处理。今年够吃的地区，斗出来的粮食，除了个别特别困难缺口粮的，给以照顾外，原则上暂不分配，交由大家选出的忠实可靠的保管委员会，到明年春耕缺口粮的时候再分配。不够吃的地区斗出来的粮食，也尽可能不要一次分完。分配原则，应当无粮户和缺粮户分。无粮的分够一份，缺粮的补够一份，不缺粮的不分。应当分粮的，每口分够吃到春耕前的口粮。其余的由保管委员会保管，到明年缺口粮的时候再分，以免浪费。在保管期间，有谁私自贪污了粮食，由群众处罚，并叫他全部退出贪污数目。
+
+　　（二）为了有利于边区农民生产事业，大规模的森林矿产和水利工程，不能够分配，应当交政府保管。
+
+　　为了把斗争果实用到生产上，绝对禁止贪污，浪费、窃取斗争果实。我们提议：规定纪律，禁止少数人私分斗争果实，反对大吃大喝，禁止任何干部借用斗争果实和低价买斗争果实，禁止借口提斗争果实办合作社、作军火费或办其他公共事业，而实际实行贪污浪费。禁止一切变相的窃取斗争果实行为，如果有谁违犯了这些纪律，一律由群众处罚，并且要他全部吐出来。
+
+　　斗争果实，须由群众自己选出忠实可靠的保管委员会保管，并且由群众监督。果实的分配，都应当经群众民主详细讨论通过。群众选出的分配委员会，替群众办事，研究分配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如果包办分配，由群众取消他的分配权利。
+
+　　第三，要彻底发扬民主，并且有权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
+
+　　共产党号召咱们，要彻底发扬民主，审查干部，  无论党、政、军，民，以及工作团，学校、工厂、公家商店和其他一切机关团体，咱们全体农民都有权监督改造。
+
+　　一、党、政、军，民和其他一切机关都混进了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投机分子、新恶霸、奸伪人员。共产党已经宣布，这些坏蛋绝对不能算是我们的干部。比如保德下川平的高登云等，静乐史家曲的曹家弟兄，就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坏蛋。共产党正在从各方面清除这些坏人，大家要拿去怎样斗，就可以怎样斗，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这些人对农民犯了罪，无法改造，不能够当作干部问题处理。应当随群众的意见处治。这些坏蛋，如果敢于反抗，就坚决严厉惩办。
+
+　　二、干部是指各种出身虽不同，但还是赞成消灭封建和农民翻身的。这些干部，大体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是犯过错误的。犯过错误的干部，大体上又可以分为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有许多是因为上级的政策有错误，和他们为了完成任务而不自觉的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主要应当由上级负责任；另一方面的错误甚至发展到犯罪的行为，则是由于他们为个人打算，因而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但是当中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以上的这些人，不管任何一级，从村起到边区一级的干部，共产党毛主席都批准了咱们，有监督，审查、批评、处罚，表扬、教育的权利。该批评的，该斗争的，该处分的，该撤职的，大家都可以批评，可以斗争，可以处分，可以撤职。如果是共产党员，大家认为可以开除党籍的，也可以由大家提出意见开除，告诉当地共产党的负责人或当地党支部批准。该表扬的，大家可以鼓励他们老者实实替群众继续办事，对退伍军人和民兵，也同样由大家审查、处理、管理。不是真正战斗部队退伍下来的公家人，可以由大家追回他的退伍证，不准他再称为退伍军人。冒充的“退伍军人”，也由大家惩办。就是真正由战斗部队退伍下来的，如果他们横行霸道，为非作恶，也可以由大家教育处理，并且取消他们的优待资格，干部的好不好，是关系农民大家的事情。因此，哪个干部要不要，不决定于公家人，而决定于群众。因此，包庇干部，反对群众批评处罚干部，或者采取压制报复手段的，一经查出，加重处分。
+
+　　三、一切干部，都要在土地改革当中受到考验。对那些有毛病和犯过错误的干部，我们建议：（一）凡是坚决和群众站在一起，斗争地主坚决，不再自私自利，处处和大家商量办事的，就可以将功折罪。（二）凡是在斗争地主当中，想把持斗争，从中捣鬼，包庇地主，或贪污果实的，就要罪上加罪，由群众处理。
+
+　　四、大家不仅有审查一切组织和干部的权力，并且有改造农会、改造一切组织的权利和责任。大家可以把农会重新改造，规定农会的组织和办事章程，会员入会资格，会员应当遵守的纪律，使农会纯洁和有力量。雇贫农是农会当中的骨干，可以在斗争过程中，雇农自己互相经过严格的考验和选择，自己组织雇贫农小组（好的新翻身中农也可以参加），以发挥雇贫农在彻底平分土地当中的核心作用。农会，应当充分发扬民主，不准任何人把持包办。农会的领导机关，可以改为委员会的制度。将来大家可以选举代表，召开全行政村、全区，全县、全边区的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各级的农会。这样，由各级农会，监督和改造各级党政军机关，把党政军机关都建设好。因此，我们提议：
+
+　　（一）大家对共产党要负责任。大家认为斗地主坚决，办事大公无私，勤苦劳动，并且愿意跟着毛主席的话走到底的，好农民，经过斗争考验，觉得够个共产党员资格，经大家讨论，认为可以加入共产党的，可以由群众推荐他加入共产党。共产党一定批准他入党。这样，把共产党搞得更坚强，更好的为群众办事。
+
+　　（二）大家对八路军也要负责任。八路军是农民自己的军队，今后不准地主阶级、恶霸、奸伪分子，封建富农和一切坏蛋当八路军，也不准他们参加民兵，只有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才有资格当。必须把武装掌握在农民自己手上。今后，咱们农民都应当踊跃参战参军，做好优抗代耕，好好招待伤病员，照顾退伍荣誉军人，彻底清查和整理民兵，并且由农会直接管理民兵，使民兵真正成为保护农民自己的武装。这样，把军队和民兵搞得更纯洁，更强大，就能够更快消灭卖国贼封建头子蒋介石、阎锡山、胡宗南、傅作义。
+
+　　（三）大家要把新政权真正建设好，将来各地斗争地主胜利以后，可以彻底改造政权，选举大家愿意选的人，到各级政权机关，替大家办事。在目前，凡是在那些不是替农民办事的人掌握政权的地方，农会就可以完全代替政权。
+
+　　只要建党、建军，建政搞好了，加上大家努力生产，咱们农民就更有力量，就能更有力的镇压坏人，巩固边区，使咱们的翻身得到保证；就能加强前线反攻力量，更快的消灭蒋介石、阎锡山、胡宗南，赶走美帝国主义，争取爱国自卫战争的彻底胜利。
+
+　　农民兄弟姐妹们！咱们农民当中，过去有些人有许多顾虑，怕斗争以后地主报复，怕干部报复，怕“纠正”。现在不用顾虑了，因为咱们今天正要彻底打垮地主阶级，并且有权管理和撤换干部，不怕了。过去有些“纠正”，的确是有错误的，共产党已经检讨了这个错误，今后只要真正是大多数群众自己敢来进行斗争，没有坏人捣鬼，大家按照上面主张办事，共产党也决不会“纠正”。如果坏人捣鬼破坏彻底平分土地，大家都要负责防止，共产党也一定来帮忙，希望大家要赶快团结起来，派代表找工作团，找县农会临时委员会，或找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工作团和农会临时委员会一定派人去领导大家，把斗争进行到彻底胜利。
+
+　　（农民兄弟姐妹们！）
+
+　　咱们彻底翻身的日子来到了！
+
+　　大家赶快团结一条心！
+
+　　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解放自己！
+
+　　彻底打垮地主阶级！
+
+　　彻底平分土地！
+
+　　彻底发扬民主！
+
+　　 主任委员  赵  林副主任委员  贺  龙  李井泉  张稼夫  武新宇委      员  谭政文  罗贵波  杜心源  苏谦益慕纯农  乔钟灵  贾长明  阎秀峰吕  韵  张永    张初元  李汝林孙兴昌  任有生  刘玉堂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四日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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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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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1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
+
+　　中国的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就一般情况来说，占乡村人口不到百分之十的地主富农，占有约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
+
+　　而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雇农、贫农、中农及其他人民，却总共只有约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严重情况，是我们民族被侵略、被压迫、穷困及落后的根源，是我们国家民主化、工业化、独立、统一及富强的基本障碍。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必须根据农民的要求，消灭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二十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两年以来，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实行土地改革，已有巨大的成绩及丰富的经验。今年九月，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全国土地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中国土地制度的情况，土地改革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作为向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这个土地法大纲，并予以公布。希望各地民主政府、各地农民大会、农民代表会及其委员会，对于这个建议，加以讨论及采纳，并订出适合于当地情况的具体办法，展开及贯彻全国的土地改革运动，完成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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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names.txt
@@ -0,0 +1,6 @@
+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关于纠正土地改革中过左现象的指示
+中共中央关于在土地会议中应讨论的问题给刘少奇的指示
+中共中央对刘少奇关于土地会议各地汇报情形及今后意见的报告的批示
+中国土地法大纲
+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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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00.txt
@@ -0,0 +1,29 @@
+# 银川市对少数民族商业改造工作报告
+
+## 一
+
+　　银川市原有少数民族私营商业558户，占全市私营商业总户数的30％，其中坐商255户，摊贩152户。包括回族513户，满族45户，大多数是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生活的连家铺。其特点是：户数多、资金少、吃饭人口多，累赘大，一般经营能力尚好。针对以上情况，我们在进行改造中，根据其特点和不同的情况，仔细分析研究，慎重确立对象，重点进行组织，没有大包揽。截止3月15日，已经组织起来者185户，占全市少数民族私营商业户数的33，1％，其中参加公私合营企业19户，参加合营商店和合作小组的166户，其余237户仍然保留他们分散经营的方式，盈亏各自负责。计饮食业公私合营3户、回民合作食堂5处24户，维持原状的36户；旅栈业公私合营的6户，维持原状的9户；牛羊肉55户回民全部参加合作商店；运输业参加合作社的24户，维持原状的70户；牛奶15户参加合作牛奶厂，10户维持现状；烟酒业8户回民，参加合作商店6户，维持原状的2户；百货商回民1户参加公私合营；杂货回民5户，黑瓷满族1户，均参加了合作商店；食杂1户参加合作小组，维持现状的6户；照相满族2户参加公私合营企业；糕点2户回民参加公私合营企业；医药业1户回民、2户满族均参加公私合营企业，摊贩少数民族参加合作商店的29户，参加合作小组的15户，维持原状的104户，公私合营的2户。截止15日前，各行业少数民族私营商业户辅导转入农业的136户，补助之款与土地均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生产。公私合营和合作社企业，一般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经营，统一管理。参加合作小组者，一般均维持原来经营地点，仍旧分散经营，盈亏自负。
+
+　　组织起来后，由于改善了经营管理，改进了服务态度，增加了品种，发扬了特点，因而营业额普遍上升，如饮食业公私合营长安春，卖钱额较合营前20天增加一倍多。在改造过程中，由于贯彻执行了党的政策以及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从而使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收到了一定成效，群众反映良好。
+
+　　但在运动开始，不少人有顾虑，如年老体弱的人怕不能参加工作，有土地的怕转业，资金较大生活较好的人不愿合营，想单干，而资金小生活较差的则表现非常积极。针对以上各种思想情况，我们在宣传动员交待政策中，选择具有代表各种类型思想的人，经过教育，提高认识，在各种不同的会议上做典型发言，启发性的诱导他们，从而打消了顾虑，如原来想单干的保进才也积极起来要求合营，其次有怀疑有思想顾虑的其他少数民族商业者，也都很快扭转了过来，情绪很高。
+
+## 二
+
+　　少数民族私营商业改造工作，极为复杂，因之，根据民族习惯特点，对其改造。在方法上，充分发挥工商联、同业公会的组织作用，及利用本民族上层人物的积极作用，采取排队、逐户算细帐，有重点地组织，不大包揽。在步骤上，按照总的改造规划，采取：一是宣传教育，发动申请，宣布批准；二是清产核资；三是调整商业网，安排人事，处理遗留问题。首先根据培养对象，成立行业筹备委员会，明确分工，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步调，包干负责，并组织学习，辅以漫谈讨论，心中掌握有数，照规划结合实际情况，领导进行工作。从我们执行政策的效果上来看，有以下几点体会：
+
+　　（一）一级领导，分批完成：在市委统一领导下，采取一级领导，一竿子捅到底的方法，以归口公司为主，工作组协助各公司进行工作，统一步调，减少层次。对已组织行业户，按照规划，经过分析研究排队后，分批完成了各项工作。
+
+　　（二）依靠进步，带动全盘：在运动中依靠职工群众和少数民放中进步分子与上层人物，是做好少数民族私改工作的关键。清产核资时，由于广大职工群众的监督支持和教育，阿訇上层人物的帮助，有利地制止了个别资本家商人以坏充好，隐瞒遗漏等不法行为。同时通过他们中进步核心分子的积极带头影响，树立典型，教育了他们中一些人高估多报的意图。
+
+　　（三）保持原有经营方式和特色：如少数民族商业较多的饮食和牛羊肉业，大多注意保持了他们原有的经营方式和特点，有的仍保留他们原来的字号，具备条件的部分户，经过分析研究后进行了合并，因而大大便利了群众，如合作食堂雷得永的小吃、公私合营的长安春的羊肉等，在改造后，群众颇为满意。
+
+　　（四）协商办事，不能包办代替：如牛羊肉业和饮食业户数臃肿，不少户种田，并不依靠经营维持生活，两年来，动员转业都不愿转，他们说：“要转都转，不转都不转，干了人老几辈子，现在叫转业是不行的。”这次改造中，通过邀请市协商会马副主席和吴国忠教长作宣传解释工作，反复与他们座谈商量，用事例比喻，进行教育，结果不到4天，凡是有条件转业的户，都自动报名申请转业。哈中仁说：“现在我没顾虑了，听政府的话，马上转业，参加农业生产。”事实证明，只靠发指示、等通知，强迫硬做，工作是不容易顺利进行和迅速贯彻的，局面也是不容易很快扭转的。同时少数民族情况复杂，邀请他们中上层人物协助工作，收益是：掌握情况又多、又快、又实在，通过本民族代表人办本民族的事，他们容易听话，心里畅快，没顾虑，有啥说啥，工作进行的顺利，又省事。
+
+　　（五）发动男人和女人并存：这一工作也很重要，因为在改造中听报告，参加学习讨论，或决定合营或转业等问题，回家后要告诉女人，因此，发动女人，打通女人思想，启发和支持男人的积极性，不要拖男人的后腿。如牛羊肉业主谭林听了报告后，回到家里对女人说：“现在要合营了。”思想犹豫不定，但女人经过动员后，认识提高，就督促谭林参加合作商店，把自己平日积累的25元投入了股金，还说服了男人把自行车折价入股，并安慰谭林说：“你过去把我不当成人，现在你和我商量，以后你早晚回来，都有热饭吃，绝不耽误你上班。”从而使工作进行得迅速又顺利。
+
+　　少数民族私营商业户，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热情豪爽，好面子。在工作中办事要干脆，多发挥他们的积极性，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要冒然行事，说不利民族团结的话；生活上要与他们打成一片，否则对工作不利，甚至还会发生偏向；同时在协商处理问题时，多征求他们的意见，与他们研究、协商，能解决的问题，马上研究解决，不要拖延；不能解决的不要随便答覆，在这方面我们工作欠考虑，没有细心研究，造成不良影响。如饮食业高潮中组织了8户公私合营，但达成协议后只批准了3户，未被批准的5户就大为不满，如马廷元说：“我有啥缺点不准我参加公私合营，这简直叫我丢人极了。”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值得我们今后克服纠正。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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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01.txt
@@ -0,0 +1,79 @@
+# 郑州市工商业者家属工作情况
+
+　　<郑州市妇女联合会>
+
+　　据1955年12月份的了解，郑州市私营商业4680户（其中资本家商店161户，小商店917户）；摊贩3602户；饮食业1565户；旅栈业79户；郊区商业926户；其他88户。本市工商业的特点是小业主、夫妻店、家庭户多，所以工商者家属也多（具体数字还没调查出来）。全市女从业人员多，我们为了迎接本市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到来，在1955年11月就开始抓工商业者家属工作（自“五反”后一直没有抓过这方面的工作）。这几个月来进行工作的主要方法是：一、开大会。大张旗鼓的一直贯彻到群众中去；二、深入一个行业抓重点。通过以上两种形式逐渐开展了工商业界妇女工作。
+
+　　我们当全市将要开始全行业合营前，就派干部深入百货业配合工商业调查工作组，摸工商界妇女在代销并店中的思想情况、存在问题。当时发现家庭户、夫妻店里的妇女有多种思想顾虑和抽逃资金现象。我们分析这种思想、行为在本市来说是普遍性的。为了做好全面的工商界妇女工作，于是在元月3日召开了300个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继续贯彻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初步地进行了“六好教育”（执行国家政策法令、按时做饭、积极劳动、过日子有计划、教育好子女、鼓励家属经营企业）。从会议的效果来看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因这次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合营、联营的工商业者家属、女工商业者；也有私营工商业者家属、女资本家、女从业人员、小摊贩。她们带着不同思想参加会议，经过三天的听报告、讨论和典型人物发言，她们都起了不同的思想变化。大家普遍认识到：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前途，也批判了剥削生活的可耻，表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接受“六好教育”，对政策也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解除了顾虑。如饭馆女经理范素花过去老发愁怕合营时不安排自已，听了有关政策报告后，放下了思想包袱。电料业经理郭××老婆刘××不满意公私合营，便把新柜台、彩灯泡都藏起来，留着将来卖掉花钱。参加会议后思想起了斗争，终于回家和爱人商量把藏的东西都拿出来了。有的妇女白天开会，晚上回去就向亲属、邻居宣传、串联，酝酿申请公私合营。也有不少人在大会上表示态度，要求社会主义改造中争取作进步分子，核心分子。如南阳百货商店资方从业人员宋文原在大会发言时说：“我愿意‘共产’、决心‘共产’、大力宣传‘共产’……”也有的表示搞好家务、努力学习文化，创造条件参加社会劳动。总之，通过这次会议对已合营、联营的更巩固了她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没有合营的更鼓舞了她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
+
+　　代表会议结束后，代表们回去进行了贯彻，根据新形势的迅速发展，市妇联做工商业工作的干部已由1人增加到3人。
+
+　　元月份省妇联也召开了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代表本市共有7人。她们回来后分别传达了10个行业，对当前工作起了推动作用。有的人又报实了财产，如旅栈业刘梅生开会回来正赶上旅栈业清产小组开会。她主动提出把房子进行估价，由于她的带动，解决了不少人的思想问题。
+
+　　当全市将要进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前夕，我们又召开了私营工商业者家属会议进行思想动员。到会人员情绪非常高涨，普遍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有的已积极准备着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庆祝活动。
+
+　　为了在全市工商业者家属中进行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宣传教育，号召家属用实际行动来迎接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便在3月10日和工商联、民建会召开了150人参加的工商业者家属代表会议，宣传大会的意义，选举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当时华兴厚铁工厂资方从业人员王××（资本家老婆）当选了代表，并在会上发了言，介绍她自己。省、市工商业界妇女代表会议后，她已由每天划3根磅杆提高到7根，为了迎接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的召开，产量又由每天7根提高到14根，并表示赴京前（3月25日）完成全月140根任务并保证教会一个徒弟。她的发言对大家启发很大，都愿意向她学习。
+
+　　我们在这一段完全是利用大轰大翁的方式来推动面上的工商界妇女工作。
+
+　　在坚持重点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
+
+　　在1955年11月初派干部下去配合市工商业调查工作组搞工商业者家属工作。那时，商业中正在搞代销并店工作，工作组研究重点抓百货业。百货业零售座商共117户，从业人员222人（其中劳方49人），百货业家属共179人（其中有小五金、眼镜、电料40多户家属），资本家家属28人，小业主家属151人。从年龄上看，18岁到25岁的青年31人，26岁到45岁的壮年120人，45岁以上的老年妇女28人。从文化程度来看，高小以上的18人，初小的40人，文盲121人，这179户家属分散在市内各处，不好抓，当时又确定重点抓两个代销店，两个联营店。
+
+　　刚下去后，首先和百货业同业公会联系，由他们介绍与家属们见面，然后再个别访问和从工人、百货公司行政科、工商联、资本家四方面了解家属对代销有什么认识？有什么顾虑？当时工商业者家属的思想情况是：
+
+　　1．认为代销后不自由，怕吃苦，留恋资产阶级生活。这种人认识代销好，但代销后爱人太忙、太累，不如自己经营时随便。所以代销店家属李××说：“我早就不想当资本家老婆了，赶快走社会主义吧！可是现在我爱人一天连一顿按时饭都不能吃，饥饿不均，不能由人！”
+
+　　2．随大流思想。认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行了，某工业社经理老婆说：“不走咋办？你不走别人还要走，别人都走了，将来自己连饭都吃不上，走吧！还是跟上大家走，没错！”
+
+　　3．怕生活困难。益民街大星联营组家属杜××说：“联营我没有意见，就是家庭生活有困难，没办法。”也有的怕房子给企业，自己没地方住。
+
+　　4．抵触情绪。华华工业社副经理老婆对弟媳说：“你别再省了，再节约也节约不出一个华华工业社，吃吧！吃完再说，我这一堆看着办吧！”
+
+　　以上产生这些情绪的人，是资金多，经营没困难，家属没劳动习惯。
+
+　　5．资金少，经营有困难，家属有劳动习惯的对政策有了些了解，都欢迎代销。
+
+　　由于有些家属对政策不够了解，同时有自私和狭隘思想，听说要并店了，就用不同的方式抽出资金，有的把袜子、毛巾拿出来卖，有的报假帐，这种情况都在夫妻店、家庭户中出现。据对18户的调查，有4户用各种方式抽出资金，有2户准备抽出。清产核资并店是资产阶级同我们斗争的焦点，所以这个时期家属思想斗争也最激烈。资本家老婆因有工人监督，不能随便拿资金，在一些日用家具方面就和工人公开吵架，如华昌代销店家属在盘货时公开说：“你们看吧！我的手表都是企业的，你把我一家杀了算啦！”
+
+　　根据以上的思想情况，就召开了三个大会和一些小型座谈会，个别入户访问等方式，向她们进行宣传教育，这一段主要是宣传政策，加强爱国守法教育，强调代销是自情自愿，企业是自己的，抽垮企业不但违犯国法，自己亲属也没光明前途，也具体表现出对社会主义改造不拥护。同时又明确提出家属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作用：积极鼓励亲属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申请公私合营，工商业者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光明前途，启发她们检查自己有没有抽逃资金的思想、行为，鼓励她们向职工家属学习。
+
+　　通过宣传有80％以上的人都怀着不同的动机（不愿当资本家、资金小怕垮台等），表示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据3个店20个人的统计，有15个人认为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前途。有抽逃资金思想，行为的人也进行了自我批评。如谢××说：“我经常怪积极，可是总想着能抽的还是抽一些日用品。”太康市场张金凤自己进行了清点财产，面上还检举了别人。
+
+　　由于新形势发展很迅速，市工商业调查组又改为对资改造工作组。1955年12月选择了工业的机铁，商业的百货、棉布，服务业的旅栈4个行业作为全行业合营的试点。市妇联仍坚持配合工作组织工商业家属工作，在工商业者学习政策，酝酿申请公私合营阶段，和百货业同业公会配合，召开了两次工商业者家属全体会议和一些小会、座谈会、个别访问。这一段主要是宣传公私合营政策的具体措施、公私合营的好处。因为在搞代销时就已宣传公私合营政策，家属们觉悟有了提高，给公私合营打下了思想基础。这一段没有什么大问题，大致有这几种思想情况：
+
+　　1．一般的都感觉公私合营比代销高一步，拥护公私合营。
+
+　　2．资金少的户和垮台资本家家属都感觉政府政策宽大，没钱的也安排（业不抵债），积极拥护公私合营。
+
+　　3．小业主、夫妻店都反映：公私合营后保险不会吵架了（过去因生意不好，夫妇吵架）。
+
+　　4．个别人嫌不自由。
+
+　　5．还有一种家属，也积极拥护公私合营，但说考虑生活是有困难。
+
+　　根据以上思想和搞代销时发现有些家属不按时做饭的情况，这一阶段就着重宣传计划好日子，按时做饭的意义，强调家属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责任。经过教育，有的家属不但能按时做饭，而且还主动给爱人送饭。
+
+　　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时，又贯彻了省、市工商界妇女代表会议，妇女的情绪更高，过去不常出来的人也出来开会了，落后的也转变了。如华华工业社经理王××老婆叶××思想落后，参加会议后思想变了，表现得很积极。
+
+　　在这期间对市场中的百货小批发商妇女抓得不够，所以在清产核资中，她们不让抬企业里的柜台等家具，后又进行了补课，交待了具体政策，扭转了她们的糊涂思想。当时有很多人反映：“过去我们不知道这些政策，想着合营光去个人就可以了，多么糊涂吧！”
+
+　　工商业者家属在公私合营后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人事安排。年轻的家属要求安排自己，壮、老年妇女是关心亲属的安排。我们在代表会上、小型座谈会上都向她们进行了前途远景、社会分工的教育，反复讲解人事安排的原则，强调说明家务劳动的重要和积极学习、创造条件，争取参加各种社会劳动的意义，着重指出当前家属的责任：鼓励亲属经营企业，计划好日子，按时做饭、积极协助亲属搞好正在开展的服务态度良好月运动。一般家属的思想是解决了，少数人还不通。
+
+　　公私合营后工作组撤消了，我们进行工作的方式也要改变，对工商业者家属进行经常的加强教育就必须有一定的比较好抓的工作方法，我们和百货公司、工商联等部门研究，决定成立工商业者家属学习委员会，说明不算一级组织，仅是一种进行工作的方法。
+
+　　首先确定从百货业搞起（加上小五金、眼镜、电料），取得经验后再把全市各大行业的工商业者家属学习委员会都建立起来。
+
+　　学习委员会成立前，先和百货中心店经理商量提候选人名单，找本人谈，侧面了解，同时召开家属会议说明成立学习委员会的意义、目的，并强调说明工商业者家属要服从街妇代会领导，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并在会中了解家属的思想。
+
+　　各方面情况掌握了，召开大会进行选举，通过学习委员会委员名单。
+
+　　百货业家属学习委员会有17个委员，其中资本家家属1人，小业主家属16人，这主要是根据本市工商业小业主多、夫妻店多的特点而决定的。委员会下设14个小组，小组的划分是按地区、人数的多少不一确定的。委员的条件是：能参加一般社会活动，工商业者家属中一般拥护她，政治上没有问题。学习内容是：初步暂定为政策、家属的任务。因为学习材料还没有很好的收集，学习内容也会有所增减。学习委员会的制度是经大家讨论制订：两个星期开一次委员会，一个星期学习一次。
+
+　　据初步摸了一下底，参加学习的人数只能达50％，其他一些家属还不能积极参加学习，还要进行深入发动。
+
+　　（从这一段工作来看，家属方面有了显著进步，在179人中已有28人成为进步分子，从一个重点可以看出进步分子的上升比率：原来开始抓时28个人中只有3个人比较好一些，可是经过教育，在28人中已有8个进步分子了。从两个座谈会20个人中初步统计了一下，有7个人能按时做饭，主动计划日子。如郭素清在明确按时做饭的意义后就提出，只有饭等人，不叫人等饭。因收入固定，也能计划日子，鼓励爱人好好工作，她爱人感到高兴，也向她表示要搞好工作。）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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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5 @@
+#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会议向中央的报告
+
+　　（中  央：）
+
+　　我省于去年12月11日至20日召开了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地、市、县委书记或副书记、财经部长、统战部长、各专、市、县工业科（局）长、商业科（局）长、手工业科（局）长、供销合作社主任、镇委书记、镇长、专、市的工会主席，省级机关党员科长以上干部，共计1385人。会议开始传达和讨论了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的精神，并初步研究了我省私营工商业的轮廓规划，主要的是统一思想认识。综合讨论3天后，又按工业、商业、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工会、统战部等系统分别开了专业会议，由各部门负责同志作了各自的改造规划报告，并进行了6天的讨论和研究。最后召开了大会，由各部门负责同志作了总结发言，并由省委第一书记作了总结报告。兹将会议所研究的若干问题报告如下：
+
+　　（—）在听取了传达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的决议草案以后，一致队为中央的决议草案是正确的，并联系到本省的具体情况，认为两年来我省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虽然做出了成绩，但是与整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没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新形势是不相适应的。无论私营工业、商业、手工业已经纳入高级改造形式的比重都很小，主要的还是加工订货、批购经销、合作小组等中级、低级形式。全省私营工业中，公私合营企业仅占总户数的9．2％，私营商业中纳入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也只占总户数的20％左右。其中公私合营的仅10多户。私营企业中本来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随着国民经济汁划性的加强，统筹安排方针的贯彻，表现在公私之间、先进与落后之间、劳资之间、大小企业之间等各方面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私营工业中，由于资本家贪图利润，接受加工订货时，不愿降低成本，造成浪费大，成本高，质量低，返工废活严重的现象影响国家计划的完成和产品的销售。如衡阳市染织业去年一年全业120多户，就浪费了棉纱17件，品质也很差，如某户有一次交加工布100匹，其中正布只有1匹；同时，由于许多私营工厂劳动条件差、工时、工资制度混乱，设备简陋、经营管理落后，职工生产积极性很难发挥，长沙市私营电机织布厂工人看台能力平均只有2台到3台，较同类国营工厂低60—70％。同时由于私营工业小户多而分散，安排中困难很多，如衡阳市私营织布业有电机106台，木机72台，现在每月安排生产任务5000匹，按生产能力本来还不够维持电机生产，但是为了维持木机生产，不得不把电机利用率进一步压缩。又如长沙市私营工业中中、小户占72％，工场手工业占10％，企业分散、设备技术落后，分配任务完成不了，如现有的私营机器业生产任务常常不足，但分配制造新式农具任务又做不了。在商业方面，大店小店之间也有矛盾，如长沙市百货业1—6月份57户亏本户中，小户占56户，为了争取平衡，曾采取压缩大户，照顾小户的办法，结果造成了大户脱销，小户积压，顾客不满，并影响了商品推销的扩大。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只有坚决贯彻中央所提出的“把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纳入公私合营全面的规划”，才能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议。
+
+　　会议又分析了本省当前经济情况，认为对私营工商业实行进一步改造也是完全可能的。首先是社会主义经济在我省国民经济中已占绝对优势。全省工业总产值中社会主义工业已占63．43％，除去公私合营部分，私营的只占27％；而且私营工业产值中已有82％以上为我加工，大型企业加工产值已占到95％，碾米、织染、针织等业已全部为国营加工。在商业方面，今年第三季度社会主义批发比重已达97．4％，零售比重已占到63．36％。而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也起着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其次私营企业中的职工群众愈来愈迫切地要求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盼望公私合营，如衡阳市私营织染业工人职员中，有80％的人要求合营，该业同荣织布厂的工人，为了积极地迎接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订出了提高质量的保证，现在已由原来95％的正布率提高到100％，不少私营工厂的工人，都以开展劳动竞赛，搞好生产，加强对资本家的监督来迎接这一新的工作。再其次，不少资本家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之下，也有进一步接受改造的愿望，如衡阳市在批准南货、棉布全行业合营前后几天内，就有345户申请合营；长沙市有些行业连续5次申请合营，过去对联营并店有抵触的现在也有不少主动要求合营并店。从资产阶级分化情况看，据长沙市最近在棉布、百货、机器3个行业203个资本家中调查排队的结果，解放初期进步分子占4．9％，中间占35．5％，落后分子占59．6％；总路线公布后，进步分子占7．4％，中间分子占51．7％，落后分子占40．9％；现在进步分子占13．3％，中间分子占66．5％，落后分子占20．3％（包括反动、反革命分子占调查人数的5．9％）。上述情况，说明几年来，在资产阶级中进步和中间二类人员逐渐增多的；同时可以看出坚决抗拒改造的反动、反革命分子是极少数。这些人虽各有不同动机，但总的转化趋势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至于个体手工业者、小商小贩，他们是劳动人民，独立生产经营有很多困难，更希望组织起来。如株洲市手工业者1300多人，11月份以前，打报告要求组织起来的有1000多人，占77％。长沙市燃料业250户小商小贩中已经提出申请、要求组织合作商店或小组的就有200户，占80％。
+
+　　根据以上情况的分析，会议认为在本省已完全具备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全面改造的条件，因此必须根据中央指示，将本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向新的阶段。
+
+　　（二）根据中央要求结合我省情况，对私营工业、私营商业、手工业，提出了如下的改造规划。
+
+　　总的要求是在1957年改造面要达到90％。1956年，工业、手工业70％，商业75％以上。
+
+　　一、私营工业：全省现有私营工业2292户（不包括已合营的）全部人员39427人，1955年预计产值13074万元（按1955年上半年普查不变价格加一倍计算），1956年要求私营工业改造户数达到65％，人数达到70％以上，产值80％以上。
+
+　　二、私营商业：全省国营商业负责地区为省辖9市和57个县城（包括湘西苗族自治州），计有私营纯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共73719户，从业人员98825人；合作社负责地区计有县城21个，大小集镇966个以及全部墟场及乡村铺子共有私营商业及饮食业共计73608户，从业人员90890人。1956年全省总的要求改造户数达到75％以上，从业人员80％左右，营业额85％左右，其中国营负责地区改造户数和从业人员均达到75％以上，营业额80％以上；合作社负责地区改造户数达到75％左右，从业人员80％以上，营业额85％以上。
+
+　　三、手工业在城镇23万手工业者中，1956年改造面要求达到85％以上，其中省辖9市改造面达到90％左右；2000人口以上城镇改造面达85％左右；2000人口以下20户工商户以上的城镇改造面达80％左右。农村手工业改造面达40％以上。
+
+　　四、交通运输：全省私营轮船2234吨，现已全部纳入公私合营。私营汽车共269辆，已纳入公私合营115辆，其余154辆中按其属于资本主义性质或个体经济，分别纳入合营和合作社，于1956年中全部完成改造工作。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营的木帆船的改造，已责成交通部门召开会议，研究改造规划。
+
+　　（三）关于改造的速度问题：
+
+　　私营工业中，计划由全省全行业统筹合营的，有机器、织染、陶瓷、铸锅炼铁、碾米等5个行业，仅这5个行业就占现有私营工业户数的48％，人数的59％，产量的71％。这5个行业目前的情况是：机器业的加工任务已基本为我掌握，仰赖我们安排；碾米、织染业在粮食、棉布统购统销之后，其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已完全脱离了自由市场，生产已为我控制；铸锅炼铁、陶瓷两个行业的燃料，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也已经大部分为我们所控制。而且这几个行业又大部分集中在少数几个市和个别县，便于改组改造，因此，完成这5个行业的改造任务是可能的。完成了这5个行业就完成了私营工业改造任务的80％以上。再加上各专、市计划的其他行业如印刷、卷烟、皮革制品、日用金属制品及生产用金属制品等，实行全行业或个别合营，达到以上改造任务是有充分根据的。
+
+　　私营商业中90％以上的货源为我掌握，全省范围内计划对粮食、食品、棉布、百货、饮食、木材等行业实行全行业改造。这6个行业占全部私商户数的73．62％，人数的71．59％，营业额的76．62％。加上各专、市、县计划的文具、国药、煤炭等行业的改造，达到会议规划的速度也是可能的。
+
+　　手工业，在省辖9市，手工金属制品、木材加工、竹棕藤草制品、棉织、针织、瓷器、皮革、玻璃、印刷特种手工业等行业约4万人实行全业改造；建筑材料、雨伞、缝纫、文具用品及其他行业约22000人，改造80％左右。2000人口以上城镇的手工针织、木材加工、竹棕藤草、黑白铁等行业共76000人，改造90％左右；其他行业改造70％左右。2000人口以下20户工商户以上的小集镇的竹棕藤草、木材加工、黑白铁等行业约33000人，改造90％；其他行业改造60％。农村手工业，估计其中挖煤、打鱼、缝纫、伐木、建筑材料、榨油、轧花等行业从业人员，估计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会起很大变化，其中有些是一部分，有些是大部分可能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因此，对这些人目前不宜以手工业合作化的形式组织起来。俟1956年下半年再根据情况确定。因此，1956年改造面只要求达到20％。如除去上述几个行业从业人员，则改造面达到40％以上。这主要是以商品性大、分布集中的湘绣、造纸、针织、棉织、陶瓷、铁作、夏布等行业为改造对象。从以上情况看，1956年计划改造面达到70％是恰当的。只要对手工业产供销问题予以妥善解决，达到规划速度也是可能的。
+
+　　（四）生产改造两不误的问题。讨论中也有过争论，这是与改造的速度问题有关的。有的认为二者不可得兼，忙了改造就会耽误生产，要妥善安排生产经营，就难于搞好改造。通过讨论后，认为进行改造中同时必须安排生产，对商业也是如此，决不能关起门来不做买卖只搞改造，而是应该一面做买卖，一面改造，这就是中央提出的生产改造两不误的方针，必须贯彻。
+
+　　（五）关于清产核资问题。清产核资是公私合营过程中资本家与我斗争的焦点，问题十分复杂。特别是在全行业合营和定息办法公布之后，资本家对其股本〔东〕收入更是十分关切，必然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隐瞒和抽逃资金。如长沙市最近即发现有不少资本家采用拉拢工会主席、假造发票、收回债款不入账、变卖生产工具等方式进行抽资，其中有抽走千余元的或几百元不等。另一方面，私营企业中财务混乱，长支吊账，欠发工资、股东存款、债权债务等等具体问题亦很复杂。因此在清估资产中必须做好以下工作：第一、反抽逃资金，这要在各方面加强工作。对于资本家，要加强守法教育，以具体事实揭发抽资花样；对于已经抽走的资金要尽可能地追回，并进行批评教育，其中情节严重的要予以必要处分。对于干部和工人职员群众要进行防止抽资的教育，提高警惕，加强监督。第二，要妥善地处理具体问题：（1）资方长支。这是资本家抗拒改造抽逃资金的斗争方式之一，但也确有由于家庭困难用于生活需要的。合营时，原则上应确定全部归还，一般可由合营前盈余滚存中和合营后每年所得红利中扣除计入私股；对于确由补助家用而长支的，可在定股时从其资本中扣除。（2）职工借支及原企业其他债权，职工借支不宜列入合营企业的债权，而应作为原企业资方的债权，由资本家自行清理，可在合营前职工未分的奖金或盈余滚存中扣除，如不能还清，列为原企业呆账，原股东有索还的责任。这样可避免职工和我们的直接矛盾。其他债权应分别情况处理，即能收回者可在定股时作为私股投资，短期内不能收回，或长期未清理的债权。亦可列为呆账，由资方继续追还，待收回现款时即转作私股。（3）欠发工资及其他债务，拖欠工资应一律在合营时发给工人。如产不抵债时，应按尽先归还税收及对国营企业的欠款和工人工资后再摊分其他债务。对于企业的一般债务应在合营时进行清理，查明情况，核实数字，一次或分期偿还，扣除私股工本。（4）资方和职工存款。有些资本家为了避免投资，以存款方式拿高额利息，有的并以高额利息拉拢职工存款。这都是对付改造的方式，因此，应严肃处理。资方存款，应动员投入企业，职工存款，全部退给本人；如数目较大，一次退还影响企业周转，可分期归还并按银行存款付息。总之，清产核资中问题复杂，对于所有的问题，都应慎重处理。处理时，要请示同级党委或上级党委批准，不要自作主张，各自为政。
+
+　　（六）工资问题。（1）资从人员薪金。这有两种情况：有的原来薪金未固定的，在合营时，应参照同类国营企业干部平均工资标准并照顾其实际需要进行评定；原来有固定薪金的，合营时一般应保留。（2）工人职员工资。一般相当于同类国营工资水平但有个别特殊高的，应暂予保留，然后逐步调整；一般均高于同类国营企业工资水平的，应进行教育，在合营时初步调整，然后逐渐向国营看齐；一般均低于同类国营工资水平的，合营后应调整到相当于国营水平；一般相当于同类国营工资水平，个别特殊低的，应通过评级解决。
+
+　　（七）人员安排安置。对实职资本家应按其个人经营管理能力、生产技术、政治态度等条件适当安排，真正进步而又有能力的，可在企业中个别安排为经理、副经理，一般都应安排适当工作，各得其所。对于改组后过多的工人和职员，在商业方面，可结合城城、城乡平衡商业网的工作调动安置。务必做到人人都有事做，在工业方面，应尽量安置现有工人职员的工作，如万一暂时无法安置，也应采取包下来的方针，吸收加以训练，保留一定工资，积极地、陆续地加以安置。
+
+　　（八）关于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会议着重批判了认为资产阶级中没有进步分子和核心分子的错误观点，并根据我省目前资产阶级的情况提出了改造的初步规划：1956年，进步分子要求达到40％左右，中间分子50％左右，落后分子10％左右。1957年，进步分子70％左右，中间分子25％左右，落后分子5％左右。要实现这样一个规划，到会同志认为只要能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办法进行工作，是完全可以办到的。
+
+　　（九）关于领导问题，这是保证上述规划实现的关键问题之一。由于农业合作化工作十分紧张，到会的很多同志担心这方面的工作会被农业合作化挤掉，感到本部门不少干部已被抽去参加了农业合作化工作，因而完成改造任务有困难。会议认为对于地、县委来说，农业合作化仍是首要而繁重的任务，是中心工作，但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重要任务，必须组织必要的干部，领导与进行这个工作，决不允许忽视。为此省委确定：
+
+　　1．建立各级党委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机构。省委已成立十人小组，并成立了办公室，各地、县委亦决定成立五人小组，市委则由市委书记亲自掌握，或成立包括市委书记在内的五人小组。以上均组织办公室，作为党委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工作机构。2000人口以上的集镇，凡编制与干部没有困难的决定建立党的镇委会，暂有困难的则成立党支部，以加强对改造工作的领导。
+
+　　凡是与私营工商业改造有关的业务部门的干部抽调搞其他中心工作的，应根据需要陆续归队。
+
+　　2．各级均应建立和加强改造的业务机构，调配与充实干部，明确上下和部门之间的分工协作。
+
+　　在工业方面：实行全省统筹合营的5个行业，决定建立省级专业公司，各专、县、市则建立综合公司，并根据不同需要在综合性公司内分别建立5个行业的专管科。至于各个行业特别集中的市、县，如醴陵瓷器业，长沙市机械业等，则可成立专业分公司。省级专业公司目前的任务主要是对本行业的合营工作进行生产规划和经济改组规划，根据全省产、供、销的平衡情况来最后确定合、并、带、转、淘的安排；审核因经济改组的基建投资计划和重要企业的人事安排；督促检查政策的执行，总结推广先进经验。同时并应负责统一安排主要产品的生产、加工订货、指导技术改进、督促按计划完成生产等任务。至于对私营工业改造的具体工作，地区性的规划，地区性的生产安排和企业管理、从事安排、职工安置等工作，则由各地、市、县委领导专、市、县的综合性公司和有关部门办理。专、县在规划工作上如何具体分工，由地委根据行业情况研究确定。有些地区个别厂子，不好归口或产品主要是地产地销，或与当地地方国营工厂有依存协作关系的，可由当地地方国营工厂负责合营，改为分厂或合并改组。
+
+　　在商业方面，决定建立系统的改造业务机构。现有口可归的行业，由现有专业公司负责；无口可归的行业，由省商业厅建立相应的机构。市、县、镇私营商业，除由现有的专业公司分别归口外，尚未设专业公司的，决定就本地区私营商业行业划分情况，分别组织专业或综合性公司。对农村私营商业，凡有100户工商户以上集镇的区社所在地，可根据需要设置一个专业性商店和1个综合性商店，按行业分别归口，负责全区私商改造和业务安排工作；其他私商较少的区社所在地集镇，可根据情况设置。
+
+　　手工业方面：由于手工业产品大部分尚未直接纳入国家计划，目前产、供、销方面的问题很多，因此，会议强调了产品归口的原则，并规定对手工业产、供、销计划由各级地方工业部门负责归口，专、县工业科和手工业科可以合并，省手工业局的行政关系也请中央考虑可否划归工业厅领导，只有这样才能较妥善地解决地方工业中统筹安排的问题。否则，手工业组织起来后在很多产品上与地方工业的矛盾是不好解决的。
+
+　　（九）会议研究厂工作步骤，认为要保证改造工作能够迅速而有秩序地前进，大体上须采取两个步骤：第一步，1956年2月底以前（春节以前）广泛地由内而外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宣传学习和教育，建立领导机构，组织改造队伍，上下都搭好专业公司架子，摸清情况，制订具体规划（分行业、分批、分时间），训练骨干（职工、小生产者），培养核心分子（资本家），同时，在每一市、县、镇以及区公所所在镇进行一个行业改造试点。这一段工作主要是为下一步全面开展工作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经验上的准备。2月底各市、县再召开会议，对试点工作加以检查和总结，接着再由省分系统召开一次会议，检查和总结第一阶段工作，补充修订规划，并研究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第二，3月份开始各地再按照既定规划和步骤全面铺开，预计各个方面的改造工作可在8月底前完成。在工作进行中强调注意两点：（1）工作步骤上先主要行业，后次要行业；先专业，后兼业（特别是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分期分批进行。经济改组必须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逐步进行。全行业改造中有个别户不愿意合营合作的，可以等待。（2）自始至终充分注意生产经营的安排，以免引起混乱。
+
+　　（十）到会同志在讨论上述问题的同时，认识到我们有充分的有利条件，要在明年内完成上述任务是完全可能和必要的。同时也充分地估计到这一工作的复杂和困难，牵涉的人很多，有资本家，有小商小贩，有手工业者，也会涉及少数职工的眼前利益。改变所有制，改变生活习惯，必然会有所波动。而这些人中间，也必然会混杂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也必然会来推波助澜，滋生事故，进行破坏。对于资本家来说，则是和我们一场复杂的斗争，他们中大多数人迫于大势，是可能就范的，但会有各种顾虑，也会有少数人要来抗拒。而且在全行业改造中，生产改组、商业网的调整，人员的安置，调整机构，清估资产等等问题，是十分复杂的；我们对于全行业的改造又缺乏经验，稍有疏忽，就可能引起混乱。因此，会议强调必须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精神，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分期分批进行。在工作部署上，要一面宣传，一面准备，一面前进，一面防止反革命分子和坏人的破坏，尽量减少波动和意外事件发生。这样，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胜利地完成任务。
+
+　　以上如有不当，请中央指示。
+
+　　· 来源：
+
+　　湖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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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03.txt
@@ -0,0 +1,109 @@
+# 中共中央批转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
+
+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党中央各部，总政，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事业局：）
+
+　　中央同意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工作组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
+
+　　现在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大约有7000人，他们大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具有专门知识，不少人已经是科学家和高级技术人员。争取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在目前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科学院现有的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科学研究人员只有401人，全国高等学校中副教授以上的教师也只有7000余人。很显然，还在资本主义国家的这7000左右的留学生，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很大的后备力量，必须大力争取他们回国参加建设。
+
+　　这7000左右的留学生，长时期在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和在资本主义国家受教育，除进步分子外，许多人的思想还很落后，有些人甚至还有各种各样的反动思想。但是，由于新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伟大成就，同时，他们又常遭受到帝国主义的种种歧视和迫害，而绝大多数的留学生在祖国大陆上又有他们的亲友，因此，他们的爱国主义的情绪是不断增长的，他们是渐渐愿意返回祖国的。只要我们做好各种争取工作，大部分是可以被争取回来的。在这些留学生中，无疑地会有少数坏分子和特务，但是也不要怕他们回来。对于我们来说，这少数坏人，回来比不回来还好对付一些。要开展这一工作，在思想上必须把我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和帝国主义者区别开来，不应该有过多的顾虑。
+
+　　为了大量地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应该采取“普遍争取而又以在美国的留学生为重点”的方针。中央要求在大约3年时间内把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可以回国的留学生基本上争取回国，今年要求争取1000人。争取这批留学生回国是一件重要而复杂的工作，各有关部门都必须动员起来，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大胆放手地开展这一工作。对于已归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各地区、各部门应该根据党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在3月底以前普遍检查一次，对工作分配不当的应该调整，工作条件和待遇不合理的应该改善。检查结果，应该报告国务院备查。
+
+　　工作组应该每月对中央各有关部门所进行的争取留学生工作检査2次，并按次向中央作书面报告。
+
+　　本批示和附件，可登党刊。
+
+　　 中央1956年2月22日
+
+## 关于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留学学生回国问题的报告
+
+　　关于1956年至少争取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1000人回国问题，工作组已开过4次会，征求过钱学森等人的意见，并与最近由美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几次座谈。现将小组初步了解到的情况与对今后工作方针、任务和具体措施的意见，简要报告如下：
+
+## （一）
+
+　　一、现在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总数尚无精确统计。据现有材料约有7000余人，主要在美国。据美国1954年5月29日在日内瓦的正式声明，截至1954年4月底，在美国持有学生护照的中国留学生有5242人（不包括华侨子弟）。据我们统计，在这以前已回国的留学生有1344人，以后到现在回国的有154人。目前我们掌握的留美学生名单有2种，一种是高教部几年来在归国留学生中零星收集的，共有3178人（已去掉回国者），这些人都是1949年以前出国的。另外一种是华美协进社编的1952到53和1953到54两个学年度仍在美国就学的中国学生名单，这2份名单去掉重复，共有3899人，其中可能有很大一部分是侨生。据合众社1月23日报道的华美协进社统计，1955年度仍在美国就学的中国学生为2547人，其中研究生1137人，进行研究工作的有106人。在英国的留学生近800名，其中近700名是马来亚的华侨和家在香港的。在法国约有300名留学生，其中有100人是越南等地的华侨。在日本有1000多名留学生，其中一部分是台湾省人。
+
+　　二、目前尚留在美国的留学生，根据我们现有材料，已表示不同程度的回国愿望的有637人。他们都包括在前述高教部的3000余人的名单内，637人名单的来源有4个方面：（1）留学生本人直接写信到日内瓦的；（2）已回国留学生转告的；（3）家属和亲友来信报告的；（4）曾被美国扣留，后来又宣布可以回国的。此外几千人的情况不详。
+
+　　未回国的留学生中，根据现在材料，大致有以下4种情况：
+
+　　（一）愿意回国，但受到美国各种留难，或受了美国威胁，有些还坠入了美国的各种圏套（如申请作“难民”等）。
+
+　　（二）愿意回国，尚有些具体困难：如当教授聘期未满；妻子将生小孩或小孩太小；怕申请回国后即失去职业，在回国前的一段时间生活无法维持；船期太少，香港签证困难；有些人还不了解中美会谈协议的内容，不了解回国途径等。
+
+　　（三）在回国问题上，存在着各种顾虑，这种人人数最多。他们的顾虑有：
+
+　　（1）怕表示回国后，受美国政府迫害；
+
+　　（2）在政治上，怕回国后“洗脑筋”，怕生活不自由，怕无信教自由（有不少人是天主教徒）；也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本人有些政治问题，如曾入了美国籍，或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过去有过一些反动言行等，这些人怕追政治问题，怕追回国动机，怕被斗争，怕被歧视等。
+
+　　（3）经济上，怕回国后收入不能维持生活，怕本人带回的财产无保障；
+
+　　（4）工作上，怕找不到工作，怕工作不按志愿分配，怕夫妇工作分配不在一起，怕没有进行科学研究工作的条件等；
+
+　　（5）有外国妻子的，怕妻子无法安置。
+
+　　（四）还有少数根本不愿回国的。
+
+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强盛的情况下，对于前2种人，如果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各种困难和顾虑，他们是容易回国的。对于第3种人和第4种人的一部分，如果加强争取工作，解除他们重重的顾虑，是可能将他们大部分争取回来的。不过，要打破他们的顾虑（包括本来决定回国但被阻后坠入美国圈套的在内），还需要做很多的艰苦的长期的工作。因为他们大多数原来的思想较差，受反动宣传的影响较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们和国内联系较少，很难看到国内宣传资料；特别是6年来归国留学生多数没有和美国留学生通信，个别坏人还作了一些反宣传，增加了他们的猜疑。这种情况，也必须作充分估计。
+
+　　至于在英国、法国和日本的留学生的情况，还不甚明了。仅知马来亚华侨去英的留学生中，学法律和医生的占多数。他们有些什么思想顾虑，还不知道。
+
+## （二）关于工作的方针、任务
+
+　　根据总理关于大量争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今年内至少争取1000人回国的指示，我们认为对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留学生应采取普遍争取的方针，但重点应放在美国。根据现有留学生的情况和美国对我的关系看来，今年内争取1000人回国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但是只要做好各种工作，还是有可能完成的。为此，必须大力组织各方面力量，深入进行调查研究，通过各种关系广泛开展争取工作，对美帝国主义应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和宣传斗争，并应在交通、签证、费用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具体措施，以便利留学生回国。
+
+## （三）具体措施
+
+　　一、深入调查研究，逐步弄清情况
+
+　　（一）对于在美国的留学生。
+
+　　1．通过最近回国的留学生、教授、科学家等进行了解。将现在掌握的名单，经过初步整理，分批地交给各系统了解情况较多的回国留学生补充修正，力求准确（这一项工作由高教部负责主持，在2月底以前初步完成），并经常地请新回国的留学生修正补充。
+
+　　2．通过未回国的留美学生的家属进行了解，充分利用报纸、广播广泛动员家属登记。但要说明目的，解除顾虑。（这一工作由内务、高教、公安三个部门成立联合小组，由内务部主持，中央和地方登报均由民政部门出面。这事须在3月底以前提出第一次报告。）
+
+　　（二）对于在英、法等国和日本的留学生的调查，英国和荷兰的经过驻英荷代办处，法国、意大利、瑞士、北欧等国的经过瑞士及北欧各国使馆，日本的经过东京华侨总会。（欧洲由外交部负责、日本由侨委负责，要求在3月底以前提出初步报告。）
+
+　　二、通过各种关系广泛进行争取
+
+　　（一）对在美国的留学生，主要通过归国留学生、科学家、教授和留学生的家属亲友等普遍写信动员回国。
+
+　　动员工作主要由高教部、科学院和其他使用留美学生较多的部门分头负责进行，地方行政机关和教育厅局亦应动员留美学生的家属及其亲友写信，并吸收、组织当地归国留学生参加动员工作。这一工作，应于2月份内普遍开始进行。但寄信的方法，一般不应在国内寄出，以减少美国注意。所有这类信件，应由各机关集中交高教部留学生司设法送至瑞士、香港等地付邮，邮费由有关机关补助。
+
+　　进行上述动员工作，应通过座谈会、个别访问、通信等方式对已回国的留学生和未回国的留学生家属、亲友讲明政策，打消顾虑。他们目前主要有如下顾虑：（1）怕谈海外关系，怕因与美国通信引起怀疑；（2）怕争取回来的留学生有政治问题，自己受牵连；（3）怕留学生回国后，工作、生活等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自己受埋怨；（4）有些教授、科学家想动员一些人回国一道工作（有些留学生愿意和他熟悉的钦敬的人一起工作）、怕说了不能兑现；（5）不知道什么可以写在信上，什么不应当写，怕说是“泄露国家机密”等。应当向他们说明政府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这一切顾虑，都应当消除。争取留学生回来，就是对国家的贡献。
+
+　　（二）对在英、法等国留学生的争取，应由外交部指示有关外交使领馆负责进行，作出争取计划，限期完成。对于日本留学生的争取，由侨委负责，亦应作出计划，分期完成。
+
+　　三、积极开展外交斗争和宣传斗争
+
+　　（一）选择美国留难我国留学生的典型案件，对美国展开外交斗争，狠打穷追，扩大影响，形成声势，推动留学生回国的浪潮。
+
+　　（二）争取印度驻美大使馆将中美会谈协议和我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关于协助中国在美国的中国人回国的办法普遍通知在美的留学生。（这一项由外交部负责。）
+
+　　（三）通过在美国有相当影响的我国科学家和回国留学生，经过私人关系争取美国同情我留学生回国的团体和个人，在美国报章杂志上主持正义，支持我国留学生回国自由。（这一工作由高教部、科学院分别负责，2月份内积极进行。）
+
+　　（四）组织回国留学生写文章，在香港《大公报》、《文汇报》和美国的华侨报纸上发表，用亲身经历驳斥美国的反动宣传。组织回国留学生投函投稿到美国中间报刊上去。组织著名科学家如郭沫若、李四光、竺可桢、茅以升、钱伟长、周培源等人写文章，号召留美学生回国参加建设（这一项由侨委中国新闻社负责，2月份完成）。广播电台应加强这方面的广播。《人民中国》、《中国建设》等刊物，应大力配合。
+
+　　四、其他方面的措施
+
+　　（一）改善在美留学生回国交通的办法。现在美国香港间的船期太少，限制太多，应增加其他路线，例如：经由欧洲或印度缅甸等地回国办法。
+
+　　（二）改善香港过境签证办法。与英国交涉，由英国驻美领事馆签发香港过境签盖，不要等待香港当局同意。
+
+　　（三）改善香港过境待遇。向英国交涉，由我派人驻港直接接待由美过境回国的留学生。
+
+　　（四）改进回国留学生费用的补助办法：（1）不仅给旅费，而且要给因申请回国而失业的生活补助费。（2）如交通路线不走美国香港线，另给以其他路线所需的费用。（3）简化申请补助的批准手续。印度驻美大使馆对于申请回国留学生的路费补助要求，凡系按我方规定路线回国的，可按规定直接补助，不必征求我方同意。（以上4条由外交部负责，于2月底以前提出方案。）
+
+　　（五）加强回国留学生香港过境事务的管理和广州入境的接待工作（这一工作由广东省委负责，于3月15日前提出报告）。
+
+　　（六）改善对回国留学生的分配和待遇办法（按中央知识分子会议上的方案办理）。
+
+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批示。
+
+　　 争取留学生回国工作组1956年1月27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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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04.txt
@@ -0,0 +1,21 @@
+# 最高人民法院来函谈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上诉案件中的几个问题
+
+　　（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
+
+　　你院于1955年11月至12月底，送来刑事上诉案件共9件，经审理结果，维持原判决的2件；撤销原判决发回重新审理的7件，占全部上诉案件的77％、78％。就7个发回更审的案件看，我们认为你院处理这些案件，在认定事实上、有罪与无罪的界限上以及具体的量刑问题上是存在着若干问题的。现在分述如下：
+
+　　一、认定犯罪事实缺乏证据。如韩洪斌（中国百货公司青海省公司西宁市第二门市部售货员）被控贪污案，被告虽曾坦白过将贪污所得之款先后寄回家中或存入银行及购置了日用品并开列了买物的清单，以及供述过：在贪污时曾撕掉过发票存根，但被告自己前后6次供述的贪污数字均不一致（青海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和检察员在当庭辩论时所述被告的贪污数字也不相同），而且被告又供：西宁市第二门市部内部制度混乱，账目不清，售货员轮值班次以及外调都没有办理移交手续，责任不明确，因而该公司门市部短少的钱款究系被告贪污，还是被他人所盗窃（在售货员中有的因贪污被开除的）？以及贪污了多少？都没有搞清楚。而你院对以上情况没有深入研究分析，对被告的供述也没有查对，仅以该公司查点账货长短相抵后实际短少了货款，被告对上述货款为什么会短少讲不出理由即认为被告贪污。本院认为原判根据不足，因此发还重新审理。
+
+　　二、有罪与无罪的界限不清。如胡专敬虐待婆母案，被告胡专敬（女）的爱人卢子敬买布给他自己的母亲，没有给胡专敬的母亲，胡因此不高兴，将布丢在院中；又因天气冷，卢子敬把暖壶交给母亲暖被，而胡亦不满意，借口将暖壶给小孩暖尿布，此外还有其他类似以上对待婆母不好的情况，而你院竟判处胡专敬徒刑5年。我们认为胡专敬对待其婆母不好是事实，但这是家庭纠纷属于教育问题，而不是犯罪问题（此案判决后，群众及胡的婆母等提出意见，为胡请求减免刑罚，造成了工作上的被动）。因此我们认为你院判处胡专敬徒刑是不妥当的。又如王阿宝（刑期已满留队生产的强盗犯）企图鸡奸案，根据原卷材料，被告王阿宝仅在与小男孩逗着玩的时候抓了一下小孩的生殖器，你院即认定被告企图鸡奸罪判处徒刑10年。我们认为，姑且不论现有材料尚不能证明被告有企图鸡奸的行为；纵使被告有鸡奸的企图，仅仅是企图，也不能构成犯罪的。
+
+　　三、政策界限不清，把已经交代过或者已经处理过的问题，作为定罪的主要根据，甚至判处了长期的徒刑。如杜廷孚及王少夫两反革命案件。在解放前，杜廷孚曾先后充当过敌伪皇协军及先遣军；王少夫系国民党员，参加特务组织伪“新青海社兰州分社”，伪“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及伪“西北公路特别党部”等处担任干事进行搜集情报及反革命宣传活动；但在解放后他们的反革命罪行均已分别向有关部门作了交代（杜在1950年西北人民革命大学，王在1951年原机关审干学习时交代的）。这次，你院因为他们在参加工作后表现不好，发过牢骚，说过落后话或有轻微的违法行为，却将他们已交代的历史罪行作为判刑的主要根据，甚至把杜廷孚在1951年贪污人民币十五、六万元（旧币），已经“三反”时行政上给以免予刑事处分的处理，以及1952年与一妇女通奸也经组织上给予警告处分等已经处理过的事实亦翻出来一并论罪，判处杜廷孚徒刑20年，王少夫无期徒刑。又如赵恒印反革命案，被告赵恒印于解放前参加过“民社党”并在北京伪七十兵工厂稽查组工作了2个多月，这个稽查组是军统特务机构，专门搜查、监视厂内工人及进步人士的活动。根据原审材料，被告在该组工作时间很短，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具体罪恶，又经过其他特务分子证明被告还没有参加特务组织，且被告于解放后已由我军事代表审查过，经宽大处理资遣回家。这次判决认定的事实中，除被告过去交代曾经在伪七十兵工厂稽查组工作问题时，没有明白说出这个稽查组是特务的机构外并未发现其他新的罪恶，而你院竟判处了被告徒刑15年。
+
+　　在处理田芳虐待案量刑过重。被告田芳经常责骂其夫前妻的女孩（12岁）并令她喝酸牛奶、吃饼干屑等。有一次女孩被田芳责骂后即投井自杀身死，你院判处田芳徒刑20年。我们认为被告对死者有歧视虐待行为，可予以一定的惩罚，但死者的跳井自杀并非出于被告的故意逼迫，非被告所能预见，原判徒刑20年未免太重。
+
+　　四、关于管辖问题，除重大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可做为一审处理外，一般应交由基层法院或中级法院处理较好。而你院于1955年送来上诉（二审）的9件案件中，即有胡专敬虐待婆母、王阿宝鸡奸、韩洪斌贪污及唐阿根交通责任事故等比较轻微的案件4起。像这些轻微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作为一审受理，没有必要，应加注意。
+
+　　总之，审理案件，首先必须把事实调查明确。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法律、政策以及被告有无故意、过失和行为的危险性，来分清有罪与无罪的界限。不构成犯罪的就应该宣告无罪。有罪的，那就要按犯罪的危险程度以及犯罪的环境、手段、动机等各种情节，准确地施用刑罚，对于反革命案件，应该分清是反革命骨干分子是一般分子，有无重大罪恶，已否交代，是历史问题还是现行问题，根据国家政策分别处理。从以上你院办理案件的材料看：有的是判罪缺乏证据；有的把不构成犯罪的判处罪刑；有的在量刑上有很大偏差；有的处理反革命案件没有根据政策分清界限。这只是本院就所受理你院上诉案件中加以审查后所发现的问题，其中没有发现的可能还有。因此建议你院尽速对所审判的案件进行检查、总结，借以改进工作，克服缺点，提高办案的质量。并希望将检查、总结结果报来。
+
+　　 最高人民法院1956年2月22日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4期，1956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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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05.txt
@@ -0,0 +1,43 @@
+# 中央关于调解民族纠纷问题的指示
+
+　　甘肃省委统战部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六日转来的甘肃省委九月二十四日批转潘光亚、王自强同志“关于调处甘南藏族自治州与河南、黄南等地边界纠纷、建立党内联系的意见”及青海省委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阅悉。中央基本同意甘肃、青海省委的意见。甘肃、青海、四川等地少数民族（主要是藏族）内部部落间和封建集团间的纠纷事件，经过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已经大大减少。但是在这些地方特别是在省区接界的地方，直到现在纠纷问题还是常常发生。这一个时期各有关党委是很重视调解纠纷工作的，但是在工作中也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的问题是有关党委之间互通情报和交换意见作得还不够，对自己地区工作的督促检查还不严，在个别党员干部中则有偏信自己地区上层分子的反映，畏惧困难、互相推诿、甚至互相怀疑和互相责难的现象。以致党内意见很不一致，给了上层分子钻空子的机会，影响了调解工作的进行。现在这些地区除西藏和昌都以外，均在考虑或已经开始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了使各地的纠纷问题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为这些地区实现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造成更有利的条件，也就是为从根本上削除产生和制造纠纷问题的阶级基础造成条件，中央提出如下意见，请你们研究执行。
+
+　　一、今后凡是省与省、自治州（专区）与自治州（专区）、自治县（县）与自治县（县）之间的少数民族内部发生纠纷问题的时候，双方有关的党委应该主动地直接联系进行调解。在党内对有关情况必须有一致的认识，对调解的方针、步骤、方法必须取得一致的意见，然后进行调解工作，重大的纠纷问题还应该建立统一的调解委员会之类的临时机构，并在其中成立党组。这种调解委员会和党组由有关的省委共同决定组成，共同领导，并由首先发生问题的地区的省委，或由这个省委指定的地委、县委负主要领导责任，调解委员会和党组的主要负责人也由这个省委指派。
+
+　　二、负责调解工作的组织和参加调解工作的干部必须坚持请示报告制度，有关调解工作的情况和重要问题应该及时报请上级党委核示，其中重大案件的调处经过和调处中的问题并须报告中央。对上级党委的指示不得擅自更改。
+
+　　三、各有关党委平时应该经常教育本地区的民族上层和人民群众，防止发生纠纷。如果发生了纠纷，双方应该尽可能约束本地区的民族上层和人民群众听候调解，不要使事情扩大。对参加调解工作的干部也应该加强教育，提高政策思想，严防可能发生的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同时还应注意克服干部中的简单急躁和草率从事的作法。
+
+　　四、各地应该严密侦察反革命分子制造纠纷和挑拨关系的破坏活动，经常互通情报，密切配合行动，共同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消灭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
+
+　　五、川、甘、青三省边境地区的纠纷问题的调解，由三省边境工作团负责。
+
+　　（附一：）
+
+## 甘肃省委批转潘光亚、王志强同志“关于调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与青海省河南、黄南等地区边界纠纷、建立党内联系的意见”的报告
+
+　　（甘南工委、青海省委抄省委统战部：）
+
+　　省委统战部报来潘光亚、王志强同志“关于调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与青海省河南、黄南等地区边界纠纷、建立党内联系的意见”的报告，省委原则同意，请甘南工委径与河南、黄南党委研究执行，如青海省委同意，亦请转告河南、黄南党委。
+
+　　 甘肃省委9月24日
+
+　　（附二：）
+
+## 调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与青海省河南、黄南等地区边界纠纷、建立党内联系的意见
+
+　　近来甘南与青海省所属之河南、黄南等地区不断发生纠纷，为了使纠纷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致扩大，我们交谈了两省边界发生的纠纷情况，认为边界双方县委应取得经常的密切的及时联系，具体商定解决纠纷的意见，报请各自上级党委批准执行，以免往返拖延时间。以往在两省边界党内联系不够密切，必须予以改进。经我们研究，提出加强联系的意见如下：
+
+　　（一）今后凡在两省接壤地区发生民族部落纠纷，双方县（工）委必须互相主动积极的取得及时密切联系，交换意见，互通情报。
+
+　　（二）发生纠纷后，双方县（工）委必须各派县委委员去纠纷地点了解情况，共同提出处理意见，并各经县（工）委研究后，分别层报上级党委批准执行。
+
+　　（三）发生纠纷后，在尚未调解之前，双方县（工）委必须及时的进行群众工作，控制双方民族部落群众行动，不使事态扩大，听候处理。
+
+　　（四）边界的历史纠纷很多且很复杂，我们不可能一件件都给解决，对于历史纠纷，双方县（工）委应加强民族团结教育，逐步消除历史隔阂，党内不能去翻历史上旧账，要严格警惕党内的地方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倾向的发生，陷自己于纠纷之中。
+
+　　 潘光亚王志强1955年9月13日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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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06.txt
@@ -0,0 +1,163 @@
+# 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
+
+## [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
+
+## （一）
+
+　　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高潮的到来，日益显出科学干部、技术干部和一般文化干部的重要性，同时也日益显出我国知识分子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地不足以适应国家的需要。因此，党有必要进一步地把知识分子问题放在全党和国家的各个工作部门的议事日程上，要求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克服我们在这方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采取一系列的有效措施，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力量，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业务能力，并且大规模地培养新生力量来扩大知识分子的队伍，以便尽可能迅速地改变我国的科学和文化的落后状态，力求最急需的科学部门能够在十二年内（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接近世界的先进水平，而使我国建设中的很多复杂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
+
+## （二）
+
+　　党中央在全国解放以前和以后，都十分重视知识分子问题，规定和执行了关于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党的政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年来各方面的伟大变革和伟大成就的强烈影响下，我国知识分子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政治上，积极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积极为人民服务的进步分子，和政治上虽然还不够积极、但是已站在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能够完成工作任务的中间分子，这两个部分已经占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在现在的知识分子中，一般说来，只有5％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他们已经处于孤立的地位；此外，还有百分之十几的缺乏政治觉悟或者思想反动的分子。知识分子基本上已经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工作人员，虽然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包括一部分进步分子）还有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但他们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已经由解放前的互相对立的关系变为互相接近和合作的关系，他们在工作中也逐步地养成了组织性和纪律性。知识分子的队伍已经有了迅速的扩大，其中有大量的解放以后所培养的新生力量，并且已经有相当数量是由劳动阶级家庭出身的，或者是由劳动者直接培养出来的。他们在业务水平方面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并且已经对于国家的建设作出许多重要的贡献。从这些情况出发，我们必须认识，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已经形成了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联盟。党关于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已经在事实上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且已经得到了重大的结果。
+
+　　但是，直到现在，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党内还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宗派主义。有这种倾向的同志们，第一，对于知识分子抱有或多或少的成见，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不到几年来知识分子在新中国条件下所发生的绝大多数倾向于我们的变化，因而，不把他们当作自己人，不用同志式的态度同他们共同工作，也不尊重他们的职权和他们的合理的意见。第二，不了解我们要建成社会主义，就需要现代技术和科学知识，也不了解我们为了掌握现代技术和科学知识，就必须利用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而旧社会所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正是最重要的一种遗产。有的同志虽然承认现代科学、技术的重要，但是以为只要有了苏联专家，没有中国专家也不要紧；或者以为要靠中国专家也得等下一代，不承认现有中国专家所能够起的重要作用。由于抱着这样一些粗暴的、傲慢的态度和错误的观点，结果就不懂得除了要向苏联专家和其他国际朋友学习以外，还要善于向本国专家学习，而且在工作中对于如何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现有力量以及如何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漠不关心。这在目前是党内的主要倾向。
+
+　　另一种倾向是迁就麻痹倾向。有这种倾向的同志们，第一，没有把使用知识分子的任务和改造他们的任务互相联系起来，没有把又要向旧知识分子学习，又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对他们坚持原则性，而且应该经常给他们以共产主义教育这样的任务联系起来：因此，看不到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政治上、业务上的缺点，对于他们不加区别地盲目信任。或者虽然看到他们的缺点也不提出批评，而对于他们中间还存在着的浓厚的甚至顽固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作风，都认为已经无须继续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第二，缺乏革命的警惕性，对于知识分子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危害活动熟视无睹，不愿坚决地加以肃清。总之，迁就麻痹倾向不是把知识分子引向进步，而是相反地维护他们的落后；不是分清敌我，在知识分子中制止反革命活动，而是相反地抹煞革命和反革命的严格界限。
+
+　　迁就麻痹倾向是一种公开的右倾保守主义。宗派主义倾向在某些方面的表现是“左”的，但是从它看不到党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看不到知识分子的进步、看不到大力加速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方面说来，它的实质仍然是一种认识落后于实际和安于落后的右倾保守主义。不论是宗派主义或是迁就麻痹倾向，都是有害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必须坚决地加以纠正。
+
+## （三）
+
+　　为着能够充分发挥知识界的现有力量，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作适当的安排；第二，经过实践和理论的学习，继续改造他们；第三，纯洁知识分子的队伍，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
+
+　　一、关于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安排，应该采取下列的措施：
+
+　　甲、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对于国家有益的专长。目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适当的工作岗位的。但是，仍然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工作处理得不适当，例如用非所学、用非所长、调动过繁、工作很少等等。并且由于有关部门的官僚主义和本位主义，这种情形往往不能及时地得到合理的解决。此外，还有很少数知识分子没有分配工作。所有这些问题，都应该迅速地加以解决。
+
+　　乙、给一切爱国的和忠于职务的知识分子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便于积极地进行工作。对于知识分子中间有历史性的政治问题的人，应该尽可能迅速地作出正确结论，使他们能够安心下来。
+
+　　丙、给知识分子以必要的工作条件和适当的待遇。
+
+　　（1）保证他们进行专业活动的时间。许多知识分子由于参加的会议过多，行政事务过多，有少数人还由于兼职过多、社会活动过多，因而工作负担很重，工作效率不高。各个有关部门必须有合理的、严格的规定，减少会议次数，缩短会议时间，精简行政手续，调整兼职和社会活动，保证知识分子每周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即四十小时直接用于业务。对于必须兼任行政职务的专家，也必须分别情况，加以适当的处理，使他们仍有必要的时间进行专门的业务。
+
+　　（2）为了使知识分子便于进行专业工作，必须按照需要，给他们以应有的资料、图书、试验设备、工作助手和其他的必要条件。
+
+　　（3）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劳动报酬，应该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适当地加以提高；他们的居住条件和其他日常生活方面有困难的，行政部门和工会组织应该积极地设法加以改善。对于一部分年老体弱的专家，应该给以特别的照顾。目前在物质待遇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以及机械地按照行政级别办事、只重视行政负责人而不重视专家的错误倾向，应该坚决地加以克服。
+
+　　（4）应该迅速地改进工程技术人员的升级制度，迅速地确定学位、学衔和荣誉称号的制度，改进关于发明创造、科学著作和文艺创作的奖励制度，以便促进整个科学文化的发展。
+
+　　（5）知识分子的政治待遇方面，目前有些不合理的情形，也应该迅速地加以改正。
+
+　　二、继续从实践方面和理论学习、思想批判方面，促进知识分子的进步，使落后分子减少到最低限度，使中间分子尽可能地变为进步分子，使进步分子变为完全社会主义化的知识分子。
+
+　　甲、在实践方面：
+
+　　（1）许多知识分子在反动统治时代，找不到用武之地，但在解放后，他们有了充分的机会，能够用其所长为祖国和人民服务，在实践中，把自己同工人、农民和广大青年群众联系起来，从而逐步地理解到自己的职业同社会主义事业的联系。同时，苏联先进经验给他们的帮助，也对于他们在业务上和思想上的进步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党应该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引导知识分子经过他们的本行接受或者接近共产主义。
+
+　　（2）近一两年知识分子在工厂、农村中参观和实习，多方面地看到了我国建设事业的突飞猛进的事实，有力地加强了他们的爱国心和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性。今后，应该有计划地组织这一工作，使没有参观过工厂、农村的知识分子，无论是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都得到这种机会。
+
+　　乙、在理论学习、思想批判方面：
+
+　　（1）目前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应该根据自愿和结合具体需要的原则，分别不同的工作条件和阅读能力，规定一些必修的基本课程，着重采取自学、夜大学、函授学校、科学讨论会等方法，来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硬性地规定不适合于他们的情况和特点的学习办法。
+
+　　（2）进行关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的批判，可以大大地帮助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一年多以来，在思想战线上的反唯心主义的斗争已经有了重大的开展，得到了显著的成效。党应该继续吸引知识分子参加这一斗争，扩大唯物主义的宣传，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能够确实地站到唯物主义方面来。
+
+　　（3）不论是在实际业务方面、在理论学习或思想批判方面，都应该着重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的方法。别人可以对他们进行批评和说服，但是决不允许采取强迫命令的粗暴的方法。思想批判是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须注意更多地采取慎重的、灵活的、和风细雨的方法去帮助他们。在讨论学术性问题的时候，应该提倡实事求是的自由辩论，反对强词夺理、少数人（不论是党员或者非党员）的垄断和滥用行政方法去解决问题。
+
+　　丙、为了帮助知识分子的进步，党的领导者和党的工作人员同他们进行直接的同志式的接触，是必要的。党应该经常倾听他们的意见，指出他们的成绩和缺点，帮助他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适当地吸收某些党外知识分子列席党组织的有关会议。各民主党派、青年团和工会在推动知识分子进步方面也有重要的作用，党对于他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应该加以积极的领导。
+
+　　三、要继续改造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觉悟，必须同时纯洁知识分子的队伍，彻底肃清暗藏在知识界中的反革命分子。
+
+　　甲、争取在今后两年内，基本上肃清知识分子中间的反革命分子。
+
+　　乙、在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注意下列各项：
+
+　　（1）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1955年由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始的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使知识分子得到很大的教育，并且吸引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包括一部分落后分子）参加了斗争，今后应该继续注意在这一斗争中团结广大的知识分子，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善于严格地分清敌我。
+
+　　（2）在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的时候，要划清反革命分子和那些同反革命分子只有普通社会关系而并没有政治关系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界限，不要对于后一种人轻易地加以怀疑。对于那些同反革命党团只有历史关系，解放以后再无联系的人，只要他们作出适当的交代；并且对于作了这种交代以后表现良好的人，我们应该把他们同一般人一样看待。对于生产中的事故，应该区分责任事故和破坏事故，并且必须进行技术鉴定。对于有真才实学的著名知识分子，应该特别加以爱护和帮助；如果发现他们中间有人有现行反革命问题和现行反革命嫌疑问题需要弄清，应该按照中央1956年1月16日指示，在报请中央批准以后交专门机关负责弄清，不要放到群众中去斗争。
+
+　　（3）对于知识分子中有现行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应该根据他们的罪行轻重和坦白情况分别处理。对于罪行较轻、坦白得较好、或者立功折罪的分子，应该给以适当的工作。对于确有专长的反革命分子，经过一定机关批准，也可以在判刑之后管制使用，作为劳动改造的一种方法。
+
+　　（4）对于只有严重错误思想，甚至反动思想，而没有反革命行为的知识分子，决不应该作为反革命分子对待。应该让他们有机会继续为人民工作，并且采取严肃批评和耐心教育的方针，给以充分的时间，使他们在工作中逐步地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
+
+## （四）
+
+　　大力地培养知识分子的新生力量，提高知识分子的业务水平，才能够根本地解决我国的知识分子问题。中央和地方各部门，在制定15年远景计划、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6、57两年的年度计划的时候，都必须把这一任务放在重要的地位。
+
+　　一、应该根据中央提出的争取最急需的科学部门在12年内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方针，由国家计划委员会会同各有关部门拟出关于各部门——主要是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的培养专家的数量和质量的全面规划。
+
+　　甲、这个规划应该照顾到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和技术应用这两个部分力量的合理的比例。在分配力量的时候，只顾理论研究、不顾技术应用的倾向是有害的。只顾技术应用，不顾理论研究的倾向也是有害的。因此，这个规划的内容要包括：
+
+　　（1）必须培养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足以独立地解决我国现代化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卫生事业和其他各个部门的技术问题的专家。没有大批这类能够掌握新技术的专家，是不能够实现我国全部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任务的。
+
+　　（2）同时，必须发展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研究，培养出一定数量的接近现代先进水平的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生物学家和其他理论科学家。这是争取我国科学有重大进步的决不可忽视的方面。
+
+　　（3）在教育事业、文化艺术事业方面也要培养出足以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的专家。
+
+　　（4）必须大力培养在社会科学各部门和哲学各部门的专家。
+
+　　乙、在规划中，必须特别注意补足我国现在还没有基础或者基础极差而为今后所必需的科学上的“缺门”。同时，对于我国基础较好的科学部门，也必须注意加以进一步的提高，帮助他们作出突出的重大的贡献。
+
+　　二、应该采取下列措施，实现上述的规划：
+
+　　甲、充实人力：
+
+　　（1）立即从现有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已经分配其他工作的高等学校毕业生中，调集一批优秀的力量，到科学研究方面来，并且立即在党内调集一些有科学知识的党员骨干到科学研究机关中来。
+
+　　（2）积极地培养和提拔新专家，并且系统地建立培养和提拔新专家的制度。
+
+　　（3）对于优秀的在职行政干部、优秀的中级知识分子和优秀的劳动积极分子，必须注意给以进修深造的机会。在新老专家和新老知识分子之间必须建立亲密的合作。要积极地组织青年知识分子向老专家学习，又要积极地组织老专家教育青年知识分子。
+
+　　（4）按计划增加高等学校学生的名额，扩大科学、技术力量的后备。
+
+　　乙、加强科学研究机构：
+
+　　（1）加强中国科学院，使科学院能够确实地成为领导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
+
+　　（2）各高等学校必须在全国科学发展计划的指导之下，加强本身的科学研究机构，分别成为发展科学研究工作和培养科学、技术的新生力量的重要基地。
+
+　　（3）政府各部门也必须积极地建立和加强自己的科学研究机构。
+
+　　（4）必须在各类高等学校、各个经济部门、各类大企业的研究机构和文化、卫生等各方面，有计划地培养一个有几个水平最高的单位，使这些单位在各个方面能够对于提高全国科学、技术、文化水平起领导作用和示范作用。
+
+　　（5）必须相应地发展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事业，发展仪器制造和其他为辅助科学所必要的事业。
+
+　　丙、加强关于向苏联和其他国家学习的组织工作：
+
+　　继续努力向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把他们的先进经验和我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加以运用，这是使我国科学、技术能够迅速地发展的最重要的一种措施。
+
+　　（1）应该按照我们所最急需的门类，派遣若干组专家、优秀的科学工作人员和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到苏联和其他国家去作适当时间的实习，或者当研究生，回国以后立即在科学院和政府各部分别建立发展这些科学和技术的基础，并且大量培养新的干部。应该按照需要，每年都陆续派人去实习和研究。
+
+　　（2）对于一部分学科，向苏联和其他有关的国家聘请若干组专家，请他们负责在最短的期间内帮助我们在科学院和有关各部门建立科学研究机构，培养干部，或者同我国科学界进行全面的合作。
+
+　　（3）有计划地组织大批科学工作人员和技术人员向现在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学习，把他们当作导师来利用，而不要当作普通工作人员来利用。在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项企业的建设和生产过程中，有系统地组织大批技术人员成班成套地研究和掌握其中的新的技术原理，并且迅速地加以传授。
+
+　　（4）迅速地建立科学情报工作。除注意研究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外，还应该注意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和技术的最新成就，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能为我国服务的东西。
+
+　　（5）扩大外国语的学习，改善外国书刊的进口工作，大力加强翻译工作。应该使科学文化各部门的外国经典著作和最新成就的著作，在1967年以前都有译本。
+
+　　丁、总结本国经验：
+
+　　有系统地和及时地总结我国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和政治斗争中的经验，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任务。
+
+　　（1）注意我国建设在科学上提出的新问题和我国科学的新成就，鼓舞中国科学家、技术人员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
+　　（2）有计划地整理我国科学文化的历史遗产，接受和发挥其中的精华。应该集合必要的人力，在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把我国最重要的古籍选译成为白话。
+
+　　戊、注意少数民族和地方的科学工作：
+
+　　（1）在制定培养专家、提高科学文化水平、整理文化遗产的计划的时候，都必须注意各少数民族的需要。
+
+　　（2）各地方制定计划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中级知识分子的培养和地方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
+
+## （五）
+
+　　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是加强党对于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党内外有极少数人认为我们党不能领导科学文化事业，这个意见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驳斥。事实上，从解放以来，我们党已经在全国范围内领导了科学文化工作的发展，得到了巨大的成绩，并且大多数党外知识分子今天所迫切要求于我们党的，也正是加强对于他们的领导。
+
+　　但是过去党对于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一般地还属于提出思想政治原则、提出方针任务、调度力量、调整关系方面，而对于各种专门业务的具体指导、检查和帮助是作得比较少的。应该承认，党在这方面的力量还很薄弱，而现在已经是加强这方面的力量的时候了。为了把科学文化工作领导得更好，全党必须响应毛泽东同志的号召，努力学习科学。党的负责经济、文化工作的领导人员．和一切直接从事科学、技术、文化工作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尤其需要充分地发扬共产主义的顽强性，刻苦地钻研科学知识，务必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成为精通业务的专家。我们党必须培养出一大批党员专家，这些党员专家应该同一切忠于祖国、忠于职务的党外专家团结一致，共同组成我国知识分子的领导骨干。
+
+　　为了把科学文化工作领导的更好，对于使用知识分子的各个单位，党必须经常检查它们的工作，及时地克服缺点，交流经验。应该教育各个单位的党员，使他们懂得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懂得怎样在知识分子中间正确地进行工作。同时，必须调配一批政治上有经验、具有相当文化水平、肯钻研业务的干部去加强这些单位。对于完全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应该加以调换。
+
+　　关于在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的工作，过去有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今后必须加以彻底的纠正。中央组织部应该按照党章的规定定出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计划，经中央批准后下达。其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到1962年应该占高级知识分子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
+　　为了统一解决许多有关高级知识分子的行政性质的问题，决定在国务院设立专家局。各省、市、自治区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设立类似的机构。但是各个部门不允许因此而放松了它们自己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责任。
+
+　　党中央宣传部和各级党委宣传部，应该负责监督和检查各个有关的政府部门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状况，保证本指示的贯彻实施，并且及时地向中央和各级党委提出问题和建议。
+
+　　中央各部委、政府各部门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负责向全体党员传达本指示，根据本指示检查工作和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及时地向中央作报告。
+
+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工作文件选编》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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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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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0/10/000007.txt b/CCRD/3/0/10/00000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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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07.txt
@@ -0,0 +1,59 @@
+# 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
+　　[注: 这个文件曾经在1955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有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和市委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并且作为草案通过。1956年2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了个别的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
+
+## （一）
+
+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3年的恢复工作，加上3年的有计划的建设工作，我们已经在经济上大大地巩固了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大大地削弱了和缩小了资本主义的阵地。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工作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已经暴露得特别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不进一步地受到改造，就不可能提高生产力来适应人民的需要，并且会使生产力受到重大的破坏。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
+## （二）
+
+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末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斗争，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就还保持着很大的威风，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说明：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处在下列的条件下：（1）国内有一个强大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2）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3）工人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高度的组织力量；（4）农民站在工人方面，同工人结成了巩固的联盟；（5）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掉了独立存在的条件，而且本身矛盾重重，整个阶级已经陷于分崩离析；（6）苏联的援助和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以及其他国际的条件；等等。这些条件，就使得资产阶级除了向工人阶级屈服，把态度放“文明”些，比较老实地执行我们国家给予的任务，走上我们党所指出的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整个的形势已经很明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职员群众已经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资产阶级也已经不能照旧生活和控制下去，而党的任务就是必须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动地、积极地、认真地抓起这个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能够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适应，以便逐步地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
+## （三）
+
+　　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政策，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都是必要的，正确的，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的。这种联盟的结成，一方面，取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他们不需要并且拒绝这种联盟，而简单地敌视我们，当然就不可能有这种联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需要并且可能结成这种联盟的时候，不去提出这种政策，或者关于政策的许多重要问题规定得不正确，那末也就不可能有这种联盟，即使结成了联盟，也将得不到应有的对于人民有利的结果。所以，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除了对方的条件以外，还要看我们的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利用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矛盾，对于他们不满意反动统治和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这一方面，采取了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则采取了批评和斗争的政策。我们实行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结果就在政治上充分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走的态度。显然，我们的这种政策是成功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在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以后，我们的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但是资产阶级所怀的愿望却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当然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由于下面的理由还是继续存在下来：（1）民族资产阶级表示拥护人民共和国，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2）我们已经同民族资产阶级有过统一战线的历史，如果他们不愿意破裂，我们就不能随便抛开他们而使人民不容易理解；（3）我们开始在全国执政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一个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同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经济上的联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加速恢复的工作，借以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和农民交换农业品；（4）我们采取节制资本、逐步改造私有制的办法，将便利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能够有一个学习过程和准备阶段去学会管理工商企业的本领，并使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尽量的避免破坏和损失；而且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又正忙于接管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和进行土地改革，缺乏干部，对于为数众多的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也接不上手。因为上述的种种关系，我们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不应该没收资本主义企业的财产。同时，也因为上述各项理由，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显然，我们采取这种联盟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不但在政治上继续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而且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益处。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我们就有可能依靠国家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监督，采取和平的办法，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
+　　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采取赎买政策，是可以允许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我们的赎买办法，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如果以10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20亿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这种赎买的办法，已经实行了六年，还将继续到一个必要的时候。除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进行这种办法的赎买以外，对于那些有技术才能和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因此使企业能够供给国家更多工业品的资本家，还给予较高的薪水，同时，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资本家用职员的名义在企业中支取相当高的薪水，其中有一些人是没有能力而挂名支薪的。这些，在过渡时期，也是属于一种赎买的性质。这种赎买，也是必要的。
+
+## （四）
+
+　　这样，我们对于处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在无偿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来为国家服务。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资产阶级中不仅有相当一批代表人物，而且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这种做法就是使得我们有可能在阻力较少的道路上逐步地实观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变革。
+
+## （五）
+
+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属于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即存在着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因此，他们对于接受改造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三部分人大约占资产阶级队伍的95％左右。这是就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就除了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以外的资产阶级来说，根据若干地方的调查，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三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20％左右；处在中间状态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60％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20％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第二，要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最顽固的分子孤立起来。
+
+　　要做好这些工作，首先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采取鼓励和批评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几部分人的实际情况，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全面分析，分别对待，灵活地运用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于他们中的好人好事加以鼓励，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加以批评，有多少好人好事就说多少好人好事，有多少错误缺点就说多少错误缺点。对于落后分子本身，也应该加以分析，即他们除了落后的一面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一面，例如，他们也接受加工订货，买公债，缴纳所得税，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等。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我们的讲话就有充分的说服力，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只有批评没有鼓励，或者只有鼓励没有批评，这些都是片面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我们必需采取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着达到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最后达到消灭资产阶级这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
+
+　　其次，为着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必须采取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是说，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两种教育方法。三反五反的群众斗争，是一种教育方法，但是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当着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给予他们这样一次重大的从外部强加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教育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已经基本上被打垮，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就创造了一个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教育方法的条件，这就是采用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引导资本家内部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加强对于资本家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了解时事和国家的政策，了解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出路。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根据许多地方已有的经验，由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再加上我们加强组织资本家本身的学习，就有可能促使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步缩小，并且大大减少许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因此，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
+## （六）
+
+　　根据前面所说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方法，我们的党应该采取以下的一些重要措施，开展这个工作：
+
+　　第一，中央有关各部和各省、各自治区和各城市的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和组织准备工作，按照私营工商业的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提出关于把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规划需要包括以下各项：（1）统筹安排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对于各行业的公私企业之间、私营企业之间、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有适当的调节，同时，对于各行业的私营企业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组。（2）建立各行业的专业公司（有的是一个行业的单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几个行业的综合公司），以便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公司要担负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上的任务，也要担负改造资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务。（3）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利润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有分别地按资本定息的办法。这种定息的办法实际上是将企业交给国家的专业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将大大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积极性。
+
+　　除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外，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地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但是根据各行业或者各地区的某些具体情况，有些个别的或部分的小手工业也可以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公私合营。小商业的改造，在乡村中一般地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中一般地可以在长时间内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的业务，这种代销经销的形式应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
+
+　　应该使上述的两种改造，即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改造和小手工业、小商业采取合作化及其他形式的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
+
+　　第二，要向全党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全党和工人群众了解党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方针。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加以长期教育和妥善安排，使他们由剥削者逐步地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都要依靠党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工会应该善于去做改造资本家的这方面的工作。
+
+　　第三，要把资本家的学习组织扩大到一切大中小城市（大中城市包括市、区两级）和一切行业。学习的课程要包括时事和国家的政策，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等项目。党委和政府的负责人要关心这个工作，亲身出马向私营工商业者讲话。党的统一战线部门和宣传部门要负责管理这项教育工作。应该编辑一种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情况而可以供两年至三年之用的课本。这种课本要说明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光明的中国，而任何个人如果关心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同祖国的这个伟大前途结合起来。
+
+　　不论是组织资本家学习，或者在他们当中进行其他活动，都应该充分地利用和帮助工商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这一类资产阶级的团体去做工作。
+
+　　第四，除了关于时事和社会发展史等等的学习以外，还应该在今后几年内给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以学习技术的机会，使他们在放弃剥削之后，有可能变为有用的劳动者。
+
+　　第五，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应该向资本家的子女和家属进行教育工作。
+
+　　第六，加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党组织，以便加强党在这个改造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
+## （七）
+
+　　六年以来，党和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教育资本家的工作，是得到了很大的成绩的。这些成绩为今后这个改造工作的全面的和迅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除了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和干部们工作努力之外，在这个问题上，党内也有过右的偏向和“左”的偏向。右的偏向，主要的是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前，有一批干部对于资产阶级做无原则的妥协，没有同资产阶级划清阶级界线，被资本家所腐蚀。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后，有些同志依然没有从三反五反斗争中取得教训，右的偏向还是存在的，有些同志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丧失党的立场，同化于资本家，例如上海民用药厂和铅笔一厂所发生的一类事件，各地都可能找到一些例子。这是很不好的，必须教育他们，加以纠正。并且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就要“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只是企图用“挤垮”的简单方法去回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任务，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在实质上却是右的。我们必须纠正这种错误的消极的偏向。不是放弃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而是应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不是放任自流，若即若离，“敬鬼神而远之”，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提出一整套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宣传教育的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尽可能广大地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改造。这样做，反而可以较快地减少资本家的疑虑，把他们的心大体上安定下来，从而能够有秩序地加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会不遇到许多资本家的动摇、犹豫、埋怨、以及少数人的抵抗。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上述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将会削弱他们的动摇和抵抗，抽逃资金等项违法事件也将会减少。同时，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又对一切同资本家接触的党员加强教育和监督，党内右倾的危险性也将较易于防止，被腐蚀的党员可能反而要少些。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一定会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起动员的作用，会使一切最顽固的资本家陷于孤立，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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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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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08.txt
@@ -0,0 +1,51 @@
+# 中共中央对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中的两个问题请示报告”的批示
+
+　　（上海市委并上海局、各省（市）委：）
+
+　　中央同意上海市委对天主教工作的两点意见。并转抄有宗教工作的地方党委参考。
+
+　　彻底割断中国天主教与梵蒂冈的关系，将它变成由中国教徒自办的，完全不依靠帝国主义的独立教会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迅速发展和天主教中爱国力量的迅速增长，比以前更加迫切了。现在必须积极地准备条件，使中国天主教在同梵蒂冈保持一定的联系（如表面上仍承认罗马“教宗”）下同它进行斗争，以教育争取大多数神职人员和广大教徒群众，逐步地使中国天主教摆脱梵蒂冈的控制，达到实际上脱离梵蒂冈的关系。目前在表面上仍不与梵蒂冈公开决裂，这样作在国际活动上于我有利，也更主动。准备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天主教神职人员与广大教徒的觉悟，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天主教必须由中国教徒自办，不能受梵蒂冈的控制与支配。目前在多数天主教神职人员要求与梵蒂冈取得宗教联系的地方，不能采取拒绝的态度，因为这样做会使我们陷于被动脱离落后的教徒群众。应当通过天主教中进步分子主动地领导他们与蒂冈进行联系，进行必要的斗争，在联系和斗争中以梵蒂冈的每一个破坏事实来教育神职人员和教徒群众，逐渐提高他们对梵蒂冈反动面目的认识，使他们团结起来与梵蒂冈进行斗争，达到最后脱离梵蒂冈的目的。目前上海可以把向梵蒂冈写信的事在神职人员中提出并进行讨论，引导他们估计可能产生的各种情况使他们做好精神准备，以便在梵蒂冈采用压制手段时不致发生恐慌动摇，采用欺骗手段时也不致上当。这样做另一个好处是可以使由教会参议选出的代理主教站得住脚，不致脱离群众。应当充分估计到这一斗争过程也许拖的时间很长，不可操之过急。
+
+　　 中央
+
+## 上海市委关于上海天主教工作中的两个问题请示报告
+
+　　（中央：）
+
+　　自10月以来，上海市天主教内教徒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部分落后或遗漏教徒群众的补课工作，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
+
+　　上海70个神甫中，已有58人签名发表了爱国宣言（其他12人中，4人不愿签名；2人还在公安部门审查中，不要他们签；2人是地下神甫，另4人是老病残疾不能签）。有16名本堂以上的神甫在讨论宣言的大会上发了言，介绍了自己从9月8日以来激烈的思想斗争过程和认识转变过程。10月27日已成立了神职人员的学习委员会，开始进行经常的学习。现已学习国际政治形势，准备陆续进行有关时局、国家建设、宗教政策、肃反政策等的系统教育，并且联系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作进一步的揭露和批判，借以清除他们中间一贯受毒很深的变天和反苏反共思想。在学习中还必须逐步摸清神甫职人员的政治情况。
+
+　　上海徐家汇修道院是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培养干部的大本营，现有大小修生200余人。由于过去被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分子控制极严，在开展对龚品梅反革命集团斗争以后，内部反革命分子活动仍然猖狂，10月中旬以后，已调集必要力量进院工作，初步打击了反动气焰，分化了敌人内部，争取了一部分修道生脱离了反革命分子严密控制的羁绊。目前已有60％以上的修道生态度有了转变，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态度也有动摇。学习秩序逐渐正常。今后拟进一步做深入思想发动工作，争取更多的人站到爱国方面来。准备于适当时机再打击一批顽抗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遣送一批没有户口或家庭在土改时被斗争、被镇压，一贯仇视党和政府的人回原籍改造，以利于彻底整顿修道院工作，使龚品梅反革命集团培养反动骨干的重要阵地，准备改造成为天主教中培养爱国神职人员的学校。
+
+　　在教徒群众工作方面，已组织了全市各区广大教徒比较系统的学习。第一次拟定的学习计划，分解放6年来的成就（对比新旧中国）、五年计划（祖国发展的远景）、肃反斗争等3个单元进行。在学习中结合批判龚品梅反革命集团长期来散布的所谓爱国爱教不能一致，和共产党、人民政府不能合作等各种谬论，使广大教徒受到一次较系统的教育。我们还举办了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的罪证展览会，至今已有17，000余教徒前去参观。罪证展览会对中间、落后教徒的说服力很大，教育作用特别显著。
+
+　　青年教徒的爱国主义学习和文娱体育活动，已初步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我们已责成青年团团市委配合宗教事务部门来加强青年教徒工作的领导。
+
+　　当前工作总的情况是：我们虽已在中央正确领导之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教徒群众的觉悟水平还是有限的。神职人员揭露反革命的材料还很少，他们的思想转变极不巩固，自党性还很差。另一方面，敌人虽遭到很大打击，但还会采取新的更隐蔽的、伪装得更好的斗争方式来进行破坏，今后的工作还很艰苦复杂。目前已经出现一些新的政策性问题，必须及时研究对策，加以解决。
+
+　　（一）初步表示爱国的神职人员中普遍关心教会前途与个人利益，迫切要求建立教会领导机构，改变目前群龙无首的局面，解决教务上的各项问题。我们认为这是大多数神职人员正常的要求，这个问题拖延不决，还可能被坏分子乘机利用，散播对我不满，甚至推出难于控制的人来主持教务，争取主动来与我进行合法斗争；同时有些工作因教会无头，也不便于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应主动协助教会解决建立教区新的领导机构。
+
+　　根据上海神职人员的具体情况，拟利用教会惯例通过原有教会参议（总本堂、院长级以上人员组成，现尚有五人。），推出张士琅为代理主教，再由张士琅任命在教会中有相当地位和表现尚好的张家树、张伊耕、徐元荣、李思德、范良佐、朱瑾等为议员，以范良佐任代理主教秘书。同时通过他们适当调整各堂口及修道院的人事，将较好的神甫派到重要地方去。以上主要人物简要情况如下：
+
+　　（1）张士琅：现任类思堂院长，76岁，是现有在职神甫中年龄最大的。在教内资历老，曾任上海教区推选代理主教会议的召集人，为人比较正派，这次斗争中表现尚好，虽能力较差，作用不大，但易接受我们的意见。
+
+　　（2）张家树：63岁，耶稣会唯一剩下的院长，现任圣心堂院长与修道院总神师。在群众中有相当威望，宗教信仰深，经过这次斗争，思想确有改变并且在教徒群众与神职人员中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　　（3）范良佐：38岁，董家渡本堂神甫，1953年被捕，不久前从狱中释放。经过二年来的教育，政治认识确有进步，是目前神职人员中表现最好的一个。
+
+　　（4）李思德：48岁，曹家渡天主堂总本堂神甫，过去为龚品梅所器重，曾任圣母军指导司铎，在这次斗争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态度有所改变，表现比较积极，在推动其他神职人员爱国的工作中，起了一定作用，但与龚品梅的关系还未完全交待清楚。
+
+　　（5）徐元荣：64岁，张家楼总本堂神甫，是龚品梅布置的后继人之一，为人善于应付，在运动初期被我搜获毁灭罪证的密信，经过群众斗争后被迫低头。他是教区元老之一，考虑仍需列入。
+
+　　（6）张伊耕：64岁，董家渡堂院长，一贯来对我表面不对抗，运动中被迫交代了1951年曾被龚品梅委任为安徽屯溪代主教等事。目前表现爱国，但抱着“对政府、罗马二面不得罪”态度，此人无大作用但资格老，可利用其地位起一定影响。
+
+　　（二）目前在大部分神职人员及相当一部分教徒中间，特别关心与梵蒂冈取得宗教联系，保持他们的“圣统”；关心取得梵蒂冈对他们爱国态度的谅解，要求向梵蒂冈报告龚品梅反革命事件，表示他们爱国并非割裂“圣统”。这就是说他们在宗教上对梵蒂冈仍然存在着信任。目前大部分神甫和教徒的基本特点是宗教虔诚、政治落后，要教育他们不惜与梵蒂冈决裂，不是一时做得到的。甚至要使他们初步认识和承认梵蒂冈与反革命活动的联系，也需要一定时间，而且要做到这一步，还需要考虑做法。因此我们的意见是：第一，在今后对爱国教徒的爱国主义教育中，首先是教徒积极分子中，应该根据帝国主义利用宗教侵略中国的事实以及梵蒂冈勾结美帝国主义的罪恶事实，逐步加强揭发梵蒂冈政治反动面目的教育，在条件成熟时，还需在神职人员中开展政治上反对两面派活动的斗争，以促其内部更加分化，使进步爱国的更加靠拢我们，但在宗教联系上不去干预。其次，为了适应目前教徒政治上的落后状况和对梵蒂冈的盲目尊崇，我们考虑应该领导上海神甫和教徒有目的地进行合法斗争，领导他们与梵蒂冈通信联系，正确地报告龚品梅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表示爱国爱教的立场，在条件成熟时，提出在教内惩办龚品梅，恢复李维光神权的要求，逼梵蒂冈表明态度。这样做的好处是争取主动，并且有可能使神职人员在现有觉悟水平上逐步对梵蒂冈的反动面目明确起来，促成内部更加分化。假使梵蒂冈有什么污蔑或压制行动，则在事实真相面前更有利于我进一步教育和争取爱国神职人员，使他们逐步认识到梵蒂冈的无理，逐步认识到中国天主教对梵蒂冈政治性的反动命令是不能接受的，从而逐步打破他们对梵蒂冈的盲目尊崇，这对今后长期工作都有好处。另一方面，从对梵蒂冈斗争的策略来看，我们如主动领导神职人员去向龚品梅合作法斗争，就可以打击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向我进行合法斗争的阳谋，使反革命分子失去动员群众的借口，更有利于教会中爱国力量的发展。
+
+　　以上两个问题，请中央审查并予指示，以便遵行。
+
+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1955年12月31日
+
+　　· 来源：
+
+　　上海市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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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09.txt
@@ -0,0 +1,19 @@
+# 中共中央批转辽宁省委关于地主、旧富农自动献出土改时隐藏的财产问题的请示
+
+　　（辽宁省委并上海局，各省市委，内蒙、新疆自治区党委：）
+
+　　关于地主、旧富农在合作化高潮中自动献出土改时隐藏的财产问题，辽宁省委的处理意见是正确的。各地都应注意防止在吸收地主、旧富农入社时发动他们献出隐藏财物或类似挖浮财的做法。现将辽宁省委的意见转发你们参考。
+
+　　 中央1956年2月25日
+
+## 旧富农分子自动献出土改时隐藏财产的请示
+
+　　（中央：）
+
+　　北票县2个地主分子自动献出土改时隐藏的财产的事情，是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形势下，地主分子清楚地认识到人民民主政权更加巩固和反动统治一去永不复返的事实，而主动地向人民低头的表现。估计这种情况，在其他地区也有可能出现，特别是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过去曾经隐藏财产的地主、旧富农分子，为了表示老实，争取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还会有些人要自动献出隐藏的财物。对此，我们一方面要向其指出和适当批判其过去隐藏财产的错误；另一方面，也要对他现在这种好的表现表示欢迎并给予适当的奖励，即对一般无其他严重罪恶的，经群众同意，可视为老实地主，准许其入社，并可以其献出财产的一部分奖给他作为入社股金，或解决生活困难。至于其献出财产的其余部分，则应归当地群众所有，由群众商定作为农业生产社的公积金或补助部分困难户作入社股金。但是，各地不要去动员地主献隐藏财产，或以此作为入社条件，以免造成混乱。以上意见，如有不妥之处，请中央指示纠正。
+
+　　 中共辽宁省委员会1956年2月19日
+
+　　· 来源：
+
+　　辽宁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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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10.txt
@@ -0,0 +1,27 @@
+# 内蒙古党委对当前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几项指示
+
+　　截至2月中旬，全区已有67个旗县、镇（市）全部或大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被批准的户数占全区总户数的91％左右；清产估价和人事安排工作大部亦已结束，只有少数地区还在进行。至此，我区已基本完成或将要完成初步改造工作，使我区整个经济成份起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给今后进一步实行改造打下了良好基础。但应当明确，批准公私合营仅是改造私有制一个重要步骤，今后对人的改造和对企业的改造，以社会主义生产经营管理原则去改造私营企业的生产经营，还有很多细致和复杂的工作要作。国务院第24次会议通过的定息和清产估价规定及对资改造中若干事项的规定，是非常正确的适时的，是我党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以便更好地进行经济改组和企业改革工作的重大措施，因而必须坚决贯彻。有些地区在国务院规定半年不变的办法公布以后，认为目前已无工作可作或错误地认为又要恢复原状，这是不妥当的。相反地，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要作的工作还很多，也很急迫，不是没有事可干了。为此特做如下指示，请各级党委研究执行。
+
+　　一、对于批准合营的企业应由各专业公司，迅速建立领导关系，并积极主动地把改造的高潮引向发动生产和改善经营上去，有条件的地区及行业还可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除现有的专业公司外，应建立的专业公司和总店，要迅速建立起来；暂时建立不起来的，可组织筹备机构来加以领导。已建立起领导关系者，首先抓住生产和经营，搞好生产和经营是我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问题和基本目的。在改造当中要注意改造和业务两不误，改造后更应抓紧生产和经营。对合营企业生产和经营有困难者，要适当地加以解决，如帮助解决贷款和产、供、销等。当生产经营走上正常以后，对公私合营企业逐步建立简单的生产计划和推销计划，开始只要简单的生产和供销的数字，但对于商品的品种和规格要具体划出。因为这些私营企业是能做到的，建立起计划就容易使合营企业纳入国家计划，也便于组织更适合人民需要的货源。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优越性，受到广大消费者欢迎。
+
+　　二、在改造中一般只对部分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了安排，大部分人尚未安排，但在整个商业网和生产改组未调整前，把所有人员都进行安排是不可能的。因此，应向他们说明，要继续对原企业负责，把原企业搞好，这就是最大的贡献，也是最大的责任。将来随着各种工作的安排调整，有些人对现在工作不适合者，还要继续安排。目前有些人因未当上经理及干部，大哭大闹，表示对抗，这是不对的，应抓紧教育，并召开适当会议加以说明。对已安排了的，要对他们进行帮助，熟悉业务，明确职责，并作到有职有权。
+
+　　对私营企业所有职工的训练，亦要开始研究及进行规划。有的地方要组织职工学校，进行短期离职轮训，还可组织业余学校，对在职人员进行业余训练，把人的改造和业务改造结合起来，使他们提高认识，改变立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点。
+
+　　三、迅速清理清产估价中遗留问题。要本着“从宽了结”和“实事求是，公平合理”的精神，积极进行清理，发现估价中有偏高偏低者，要加以纠正，防止“宁低勿高”的片面作法。对于难解决的问题，要充分进行协商，广泛征求意见，加以解决，不要遗留很多问题，造成今后工作的不利。
+
+　　四、据了解直接过渡的形式各地极为普遍。平地泉、伊盟直接过渡的户数占该两地总户数的12％，敖汉旗占30％，陕坝有棉布、五金、西药3个行业全行业直接过渡，呼盟有3个旗所在地全城直接过渡，克旗把97户（连家铺）全部人员吸收定薪，组织了6个门市部，上设总店，每天的营业额维持不了开支。直接过渡后已发生：一律实行了上下班制，影响了对社会的供应；有些货源我们未掌握，又未组织继续进货，变成只出不进，货物越来越少，吸收了大批不纯分子，如有的是国民党书记长、电台台长、地主等，这都是不妥当的，应适当加以解决，并根据不同的情况，提出解决意见。请你们研究：（1）凡统购统销的行业或过去已实行代销的商店，有过渡的基础，我们又需要者，过渡后又不影响生产经营、市场供应以及其家庭生活的已批准直接过渡，可不再改变；（2）既不适合前列条件，又已批准直接过渡，但人员和企业未进行合并者，仍实行定息，原摊不动，继续维持代、经销办法，直接过渡的帽子也不要取消；（3）人已吸收，摊子已打乱，如合乎第一条者亦可以不变，不适合者可通过说服解释仍恢复原来经营方法；（4）有的地区对直接过渡的行业不予定息是不妥当的，对雇用2人以上者应予定息，对小商小贩应当分期还本，目前不宜公开宣布还本，可将其资金登记，待以后处理。
+
+　　五、对于资本家和工人、青年学生要献出财产的问题。资本家如要向政府献出他们在企业中的股份或财产时，我们要用说服办法，不要接受。对工人或青年学生要求献出时，如出于自愿，且家庭及其本人又不依靠该财产过活者可以接受。
+
+　　六、实报资金是否补税问题。对于一些私营企业，过去由于“怕露富”、“怕纳税”而隐瞒了实有资金，在公私合营时已自动交出来的，一般都给定股作息，不予补税。
+
+　　七、调整商业网、经济改组，是项复杂而又细致的工作，必须深入了解情况，全面规划，逐步加以安排。特别要注意从需要和生产经营的特点，以及经济核算，流转方向等条件来确定。请各地详细研究，提出调整规划，经批准后再执行。对于批准权限规定，由于我区地区分散，为及时处理审批，规定凡人口在2万以上的城市一律报内蒙批准外，其他县城集镇一律由盟行政区批准。
+
+　　八、要做好定息的调查工作。以每个旗县市为单位对自己所在地的私营工商业进行调查。调查私营工商业过去经营利润的情况（1953年至1955年纯利）和企业各种费用开支情况，提出各地区对定息的初步意见（那个行业定息几厘），说明原因理由，于3月15日前用书面提出方案报党委，以便提出内蒙全区方案上报中央审批。
+
+　　九、私营工业的供、产、销平衡问题，合营后更显突出，请各地亦要研究，首先在当地及盟里进行平衡，盟里平衡不了，而又要保留和发展的行业要报内蒙来研究解决。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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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11.txt
@@ -0,0 +1,79 @@
+# 中共北京市委五人小组关于对肃反运动中的斗争重点进行善后处理的意见（草案）
+
+## （此件于1956年3月2日发至各区委、厂矿、建筑企业党委、高等学校党委、机关党委五人小组及文教卫生系统五人小组试行）
+
+　　现在，在全市第一批开展运动的单位中，运动已近结束阶段。为了保证运动的完满结束和迅速消除由于过去斗争不够准确而产生的某些不良后果，以利于今后的团结和工作，兹提出我们对于斗争重点的情况的分析，以及对于经过斗争而确非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人进行善后处理的意见如下：
+
+　　第一，按照中央十人小组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解释及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草案），属于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斗争重点，在查清其问题并经过甄别之后，分别地予以处理。
+
+　　第二，斗争重点中，查出具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也应该根据其问题的大小和坦白的程度予以适当的处理，对于这种人，不必承认错误：
+
+　　（一）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前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以上及相当于该级的其他反动党派的骨干分子，没有罪恶和民愤者。
+
+　　反动党派的一般分子，但有罪恶和民愤者。
+
+　　（二）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机关中担任科长以上，在敌伪区乡政权中担任乡长以上，在敌伪军队中担任连长和清乡队长以上的职务，但没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
+
+　　（三）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以前，蒋匪军连长，警察巡官，宪兵尉级以上的人员，还乡团中的骨于，县政府科长、乡长、县参议长以上，没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
+
+　　解放战争以前，蒋匪军、政、警、宪的一般人员，但有罪恶和民愤的分子。
+
+　　（四）出身于敌对阶级，或者受敌对阶级的深刻影响，坚持反动立场，一贯谩骂污蔑党和政府，查有实据的分子。
+
+　　（五）反动小集团的骨干分子。这里所谓的小集团，是指有固定的成员和组织联系，在机关内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对革命事业起了破坏作用，查有实据者。至于仅有一般的落后行为的小圈子和虽然有某些共同的反动言行，但确非进行有组织的活动者，不应以小集团论。
+
+　　（六）在工矿、建筑企业和医院等单位中，由于对党和政府抱有敌对情绪，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因而造成重大事故的分子。
+
+　　第三，斗争重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在查清其问题之后，应该分别情况加以解释。
+
+　　（一）根据其历史上某些可疑情节，怀疑其隐瞒了反革命政治问题，但是斗争的结果，查明其只是隐瞒了参加国民党、三青团等一般性的政治问题。
+
+　　（二）本人历史或社会关系极其复杂，在过去或者现在，和特务间谍分子或反革命分子关系很密切，因而有参加特务组织或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嫌疑，但是斗争的结果，查明其本人确未参加特务组织和进行反革命活动。
+
+　　（三）过去交代过反革命身份，根据其身份判断，很可能有罪恶，或者过去交代过罪恶，有一定的理由怀疑其有反革命身份，但是斗争的结果，查明其确无新的问题。
+
+　　（四）过去交代过反革命身份，又有一些反动言论或者小的事故，因而怀疑其有现行反革命问题，但是斗争的结果，查明其并没有其他的问题。
+
+　　（五）对党和政府有不满情绪，平时一贯表现不好，有若干反动言论，因而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但是斗争的结果，查明其并没有其他的问题。
+
+　　对于上述几种情况的人，在肃反运动中加以怀疑、并且对他们进行审查，是必要的，否则就是缺乏警惕性。但是，在没有获得其确实具有重大反革命嫌疑的根据之前就在群众中进行斗争，则是不妥当的。现在看来，对于这种问题，可以而且应该用审干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因此对于这一种人，在查明其确无问题之后，应该做出结论，并说明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是错误的。对于有反动言论的人，要指出他们的思想有严重的错误，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反革命分子，所以今后必须改正。对于隐瞒了一般政治性问题的人要指出，即使是一般性的政治问题，过去隐瞒了也是不对的，现在交代了很好，应该放下包袱，好好工作。对于历史或社会关系复杂、有许多可疑情节的人要指出，当时怀疑他们确实有些根据，现在问题弄清楚了，对我们有利，对他们本身也是有利的，今后应该更加靠拢组织，努力工作。
+
+　　第四，斗争重点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应该说是斗错，对于这一种人，应该承认错误：
+
+　　（一）做为斗争的主要根据的检举材料是假的，或者是出于对检举人的逼供、诱供。
+
+　　做为斗争的主要根据的调查材料是不真实的，是张冠李戴或者歪曲事实的。
+
+　　（二）根本不是反动言论（例如对个别的领导人有意见而说过不满的话），被断章取义、牵强附会地当做反动言论进行斗争的。
+
+　　（三）捕风捉影，没有根据，就进行了斗争的。
+
+　　（四）政治历史问题，过去已经交代清楚，运动中没有发现任何新的问题，也没有怀疑的根据，但又进行斗争的。
+
+　　（五）思想作风上有缺点、错误，例如自由主义，不安心工作，不服从领导，发牢骚，讲怪话，不负责任，不守纪律，作风不正派等等，被当做反革命分子进行了斗争的。
+
+　　（对于上述情况的人，应该坚决地向他们承认错误，承认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向他们道歉，恢复其名誉。）
+
+　　第五，凡在斗争过程中发生过打、骂、车轮战、侮辱人格、变相隔离、限制自由等违反政策的现象，而受到打、骂等等的对象今后还在机关继续留用（除逮捕者外）者，应一律向他们道歉，承认对他们施行打、骂等违反政策的做法是错误的。
+
+　　第六，对于运动中被错捕或者被错误地隔离反省的人，在查清其问题之后，应该立即释放，承认错误，恢复工作，恢复名誉。
+
+　　对于运动中被搜查而没有结果的人，凡属最后查明其本人确无任何反革命问题，或者仅与反革命分子有一般的社会联系，不足以构成反革命嫌疑者，均应向他们进行充分的解释。对于其中由于被搜者而引起群众对他们的歧视者，也应该向群众进行适当的解释。
+
+　　第七，属于下列情况之一者，不算做肃反运动中的斗争重点，因此对他们不必承认错误：
+
+　　（一）思想作风问题（包括反动思想、反动言论）受到批判，而领导上事先明确宣布过只是整顿思想作风，不是斗争反革命的。
+
+　　（二）思想作风问题受到批判，虽然领导上没有讲明只是整顿思想作风，但整个过程中并没有把思想作风问题和反革命政治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斗争的。
+
+　　（（三）只是一般地对历史上某些不清楚的地方进行追查，并没有被当做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的。）
+
+　　（对于上述情况的人，因为运动中没有给他们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所以不必摘帽子承认错误。但是，由于我们是在肃反运动中对他们进行批判和追查的，因而其中很多的人有误会，对我们有意见。因此，对于这种人也应该进行必要的解释。）
+
+　　第八，所有上述的善后处理工作，均应由各个单位的领导人员出面进行。对于应该承认错误的，均应个别地承认错误。基层五人小组可以召开相当于原斗争范围的群众会议给他们摘帽子，向他们道歉。
+
+　　在善后处理的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保护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斗争积极性。要讲明：斗争有不够准确的地方，责任在于领导，首先在于市委五人小组。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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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12.txt
@@ -0,0 +1,19 @@
+# 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对有些成员处理的政策界限的指示
+
+　　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改造中对有些成员处理的政策界限问题作如下指示。
+
+　　一、对于资本家或一般座商兼地主、富农的人应以对待资本家或一般座商的政策对待之；反之如果为地主、富农兼商业的，或原为地主、富农土改后从事商业的，其本人成分仍应视为地主、富农。
+
+　　二、在对资改造运动中，对地主、富农、被管制分子都应分别加以安置，但进行人事安排时，要注意下面几点：
+
+　　（1）对上述这些人不能让其担任公私合营企业或合作组织内的领导职务。
+
+　　（2）在公私合营企业或合作组织内，对未改变成分的地主及被管制分子，不应给予选举权；但对富农还应给予选举权。
+
+　　（3）上述这些人参加手工业生产社（组）在一定时期内不能成为社员。
+
+　　（4）在公私合营企业或合作组织内，对尚未依法处理的反革命分子我们内部应掌握不让其担任领导，但在未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前，可暂给予选举权，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
+
+　　· 来源：
+
+　　湖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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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13.txt
@@ -0,0 +1,17 @@
+# 湖北省委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给中央的报告
+
+　　12月12日至22日，省委召开了地、市、县、镇党委、省委各部委和省人民委员会各直属机关党组的代表会议，学习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同志在中央召开的代表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结合本省情况，讨论了上述文件，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因而提高了到会干部的思想，统一了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今后两年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规划。
+
+　　会议开始时，不少干部对于加速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是认识不足的，有些同志虽然看到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已经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和本省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但他们对如何将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仍然表现自觉性不够。有些同志则不甚了解市场情况，对改造工作采取墨守成规、安于现状的消极态度。经过这次会议，干部思想大为提高，都认识到加速我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例如沙市市私营棉布业按原规定零售比重45％批货，其中大店六家1月至10月共获利15000多元，将及其奖金的半数，而他们一个月还只做二十天生意，十天闲着无事，国营商店还是忙不过来，不能充分利用私商潜力来分担社会商品流通任务。如果为了限制私商利润，将批发减少，国营门市部，就更要忙不过来。估计在农业合作化大发展的条件下到今年秋冬，社会商品流转任务更加扩大，我们将更加被动。而且如果私营工商业改造继续停留在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的形式上，在一个行业内、大小厂、大小店之间、坐商摊贩之间，有赚有赔，肥瘦不均，亦无法解决。商业网也不能进行合理调整。经过讨论，大家认识到加速私营工商业改造使其与当前形势发展相适应，确是十分必需的。大家也摆出许多事实，说明加速私营工商业改造是可能的，虽然存在着一些困难条件，例如工商业者中间必然会有一小部分人抗拒改造，还有极少数的反革命分子必然会对改造进行破坏，以及我们对工商业者特别是对广大城乡的小商小贩的政治态度还缺乏了解等等。但是大家也认识到，只要善于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就可以克服困难，完成改造任务。这些有利条件是：（一）工商行政部门、国营及合作社营工商业中的广大干部，和私营工商业中广大工人店员可以作为改造的依靠力量。（二）这些干部及其领导机关已具有一些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实际经验，工人店员则积极要求改造私营工商业。（三）绝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见大势所趋，只要通过必要的教育，可以接受改造。
+
+　　在进行企业改造的同时，必须进行对人的改造。从会议反映，不少干部对这一个问题还存在着一些糊涂思想。有的完全忽视改造人的重要意义；有的怀疑剥削者能否改造为劳动者；有的对培养工商业者中间的积极分子的意义认识不足；甚至有部分干部怕接近工商业者，怕丧失立场，怕说错话。总之，在这个问题上，不少干部存在着不相信党和工人阶级有力量改造私营工商业者的右倾思想。会议通过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和分析本地情况，大家认识到当资产阶级由于目前国际国内的条件已被“包围”的形势下，教育是有作用的。事实证明：凡是那个地方教育工作做得较好，偷工减料，走私漏税就减少，而企业改造工作也进行得较顺利。松滋县公私合营利民油厂原资方经理×××被教育成为很好的生产管理者，就是许多实际例子中的一个。该厂前一个公股代表×××同志不接近、不教育、不大胆使用，结果×××没有得到教育改造，对企业不能起到有益的作用。后一个公股代表×××采取了对×××团结、教育的方针，×××在党的教育下，钻研生产，和工人一道发明炒籽机，变成了一个很好的生产管理者。到会干部又批判了怕接近怕教育资本家的右倾思想，加之在此次会议上又学习丁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一些基本道理，胆子就壮起来，信心就树立起来了。
+
+　　对“没收、挤垮和赎买”这三条办法，到会干部比较普遍的思想是：没有人赞成没收，但是认为“还是挤的办法好”，怀疑赎买政策。解决这个思想问题除了学习中央文件外，一条重要方法就是引导干部分析当地情况，具体算帐，怎样做对国家对人民有利。黄冈专区全区19061户私商，如果挤垮，国家将被迫每年拿出183万元来救济他们，由于商业户挤垮影响的其他城镇居民的救济还未包括在内。如果采用赎买办法，则每年付给他们的利息只有102000元，利用他们经营工商业，以企业盈利和所得税等形式，每年还可为国家积累财富200余万元。
+
+　　因为不少干部对我省的商业到底是多是少不摸底，长时期大家的印象是商业过剩。由于这种印象，就产生对资本家挤垮为好，改造以转农业为好，以及对小商小贩改造不积极，怕背包袱（虽然大家对于小商小贩改造应实行合作化政策在认识上是明确的）等思想。这次会议比较彻底地解决了这个思想问题。经过分析情况，我省各地除了沙市、宜昌两市商业人回可能略有过剩外，都不是过剩，而是不足。山区如恩施区公私商业从业人员仅占总人口6．12‰，把私商全部改造也不够用。而且大家还估计到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大发展后社会商品流通将大大扩展的近景和远景，恩施全区植桐规划15000万株，五年后可年产桐油75万担（现在年产8万担），这就要求工商业解决收购、加工、运输等问题。即以去冬今春情况看，恩施县龙凤区今年旧历年后即要求供销社供应胚猪和小猪5000头，以便农民杀了年猪把空猪圈补上。该县金子乡几个农业社要求供应双轮双铧犁、改良犁、化学肥料、杀虫药械、水车、茶种、麻种等。有些山区在将来路修好之后，要求供应独轮手车，有些丘陵区要求供应大车。要求供应的商品不但数量大，而且品种多，有些商品是国营和合作社营商业从来没有经营过的。由于这样摆情况算帐，大家思想弄通了，认识到挤垮私商有害无利和改造私商的迫切意义。
+
+　　在统一干部的认识的基础上，各地完全同意省委提出的初步规划要求，并根据省的规划要求研究制定了各地的初步规划。省的初步规划是：私营工业，全省在1956年全部完成公私合营；私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1956年通过各种不同形式（大体是武汉市和平等城市以公私合营和合作商店两种形式为主；小城镇以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为主）完成全行业改造的商户要达到75％～80％。私营交通运输业，机船、汽车于1956年改造完毕；民船于1956年完成合作化占总吨位70％～80％，1957年上半年扫尾。手工业于1956年通过合作化及其他形式完成改造的户数占总户数85％～90％。
+
+　　以上是否妥当，请中央指示。
+
+　　来源：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编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湖北卷》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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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当前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应注意的若干问题的指示
+
+　　全国各地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到二月上旬为止，全国农村私商已有百分之五十五左右纳入了合作商店、合营、代购代销、经销等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形式，其中黑龙江、河南、广东、湖北、山东、山西、辽宁等七个省和北京、天津二市郊区的农村私商都已基本上纳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组织形式。根据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精神，结合目前情况，我们认为当前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农村私营商业改造工作的质量，搞好商品流转，便利农民购销，发挥社会主义商业优越性的问题。这就要求各地供销社在当地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认真加强领导，同时必须切实注意以下问题：
+
+　　（一）农村私商纳入各种改造形式后，不要轻易改变他们原有的经营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大家知道，我国农村的私营商业绝大部分是小商小贩，其中夫妻店又占多数。固然，这些小商小贩的经营管理方面存在着许多不好的东西，但是也有不少经营方式和服务方式是好的，他们多年来能够存在的事实说明，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适应商品流转和广大农村分散农民的购销需要的，比如经营商品零星、品种繁多，无论大小金额的交易都做、营业时间没有一定规定，有些小商贩还经常流动串乡，以物换物，购销兼营等等，都是适合农民的习惯，深受农民欢迎的经营方式。这些人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应该更好地发挥为满足农民购销需要的积极作用。因此，对这些特点应该保持和发扬，对他们原有的经营管理方式，包括进货关系、销货制度、会计帐务、工资制度以及灵活周到的服务方式等等，一般在几个月内都不要轻易改变，而应该首先加以仔细研究，摸清底细，区别出哪些是好的，可以发扬的；哪些是不好的，需要改变的，然后有领导有计划地逐步加以解决、那种不加分析研究，一律否定的想法和做法，都必须坚决反对。现在已经发现某些地区在组织改造过程中，轻率地改变了某些良好的服务方式，割断了许多零星商品的进货关系，缩短了营业时间，以致造成商品品种减少，群众购销不便等现象。山东平原城关有一商户过去主要经营梳、篦、发卡、鞋带、扣子等，给供销社代销后则换成卖呢子帽、衬衣了；浙江余姚横河镇的合营商店、合作商店只忙于接替供销社让给的大宗商品，而把价值小、利润少但一向为群众日常需要的小商品如刨花、扫帚、网罩、绒球等丢掉了；辽宁、浙江省的一些地区私商改造后，卖小吃和卖宵夜（夜间小吃）的也没有了；山东德县、平原等地有些饭铺、茶店等本来晚上也营业，接受改造后则改为六点钟下班，结果群众反映，一到晚上即吃不上饭，买不到酒，喝不上茶。这些决不可容许的现象必须立即纠正过来，并严格防止这类现象继续发生。最近山东省供销社已采取下列措施：1、要求各地把经营零星商品的小商贩，不论是老汉、老婆婆都要保留下来，并且积极协助和鼓励他们寻找货源，原来的进货关系不许中断，经营小商品批发业务的小商贩也必须统筹安排，发挥他们贩运的作用；2、供销社招请经营零星商品有经验，熟悉货源的小商贩作为“顾问”，大量组织货源；3、对零星小百货的价格绝不能管的过严，甚至可以暂时不管，仍由其自行定价，以发挥他们的积极性；4、组织专人检查，并研究如何很好地解决零星商品的供应问题。我们认为这样做是非常必要的。江苏省有些地区的供销社还在加强领导和宣传教育的基础上，组织已改造的商贩开展以搞好商品流转、便利农民购销为目的的服务良好月和红旗竞赛运动。我们认为这种做法也是很好的，各地可以仿行。
+
+　　（二）为了适应农村分散经营的特点，在改造的组织形式上应该是多种多样的。事实证明，对分散在农村中经营零星商品和经营串乡流动的小商贩，采取代购代销和经销形式，并允许他们自营一些供销社不经营的零星商品是当前最好的办法。因为代购代销形式最适合农民对零星用品和小土产、废品等方面的购销需要，尤其是农业合作化后，农民为节省时间不愿经常赶集，小商贩流动串乡、购销兼营的方式就更受农民欢迎，同时也符合零售网下伸的原则。就代购代销户本身来讲，由于还允许他们自营一部分商品，因此可以保持他们原来的进货关系，扩大经营，也便于发挥他们深入了解农民需要的积极性。这种形式，由于其货源主要由供销社供应，进销货计划由供销社批准，企业由供销社领导，而手续费又类似社会主义企业中的计件工资制，因此，实质上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商业，只是人员的支付工资形式不同而已。有些同志对这种形式将长期存在的情况认识不够，有些地区改造工作中对这种形式有所忽视，这是不对的。对于小商小贩，如果他们要求合营，也可以批准他们的要求，但其经营方式仍然采取代购代销、经销和兼做部分自营业务的办法。此外，为适应农民需要，对那些经营品种十分零星，居住又很分散，而供销社又不掌握货源的小商贩，以及那些随着季节转移业务重点而经营额很小的小商贩（例如有时卖瓜、果、菜，有时又卖扇子、草帽，有时专收废品等等），则可只加强对他们的领导、管理和统筹安排，不必勉强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长期保留原有经营方式，以继续发挥他们的灵活性和积极性，这对满足群众需要不仅无害，而且是有利的。
+
+　　（三）在目前改造中，对于私营店铺一般不作合并和迁移，对于农村分散的原有店铺，可基本上不动；对于集镇上如确实需要合并的店铺，可适当合并，但必须首先深入了解市场需要的情况慎重地进行，绝不能大并大合。否则就会影响商品流转，影响农民购销，同时也影响商人的生活。目前有些地区由于对市场需要了解不够，缺乏统一计划，盲目号召私商大并大合店铺，结果把原来分布在街头巷尾的小店铺、摊床或农村分散的店铺合在一起，由于店铺过度集中，而造成农民购销不便。例如湖北随县在改造中盲目按“大编队”，把九十六户卖花生、香烟、糖果的流动小商贩组织在一起集中经营，结果使群众购买很不方便；此外，也有的地区过多过急地让私商从集镇上往乡村迁移搬家，对于迁移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又缺乏统一安排，未能主动协助解决，也使一些商户在迁移中业务受到很大影响。这些本来可以避免的问题，希望各地认真注意。
+
+　　（四）对于一经批准通过合营、合作商店（饭店）形式改造的商户，要迅速本着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宜宽不宜严的原则做好清产核资工作。清产核资的范围，应该是原来投入商品流转的固定与流动资金。目前有些地区把某些家店不分的生活资料（主要是家具用品）也视为商品流转资金进行清理，这是不妥当的，应该纠正。
+
+　　（五）农村私商从批准改造到完成改造，需要相当相同。因此，批准改造只不过是改造工作的开始，还有很多工作要紧接着跟上去，除进行清产核资和根据量才录用原则做好人事安排工作外，应即根据具体情况相应地建立与健全各项简易可行的经营管理和民主管理制度，如计划统计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学习制度和在较大的商店中建立店务管理委员会等，还应妥善处理批准改造后的其他未决事项，以便集中力量搞好业务经营。要把企业改造与人员改造密切结合起来，以逐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克服人员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作风，树立社会主义的经营思想和作风，启发其经营积极性，以便更好地为群众购销需要服务。
+
+　　（六）在改造工作中，还必须注意保持与居民购销需要相适应的商业人员的数量。就全国农村来看，目前商业人员的数量并不是太多，相反地在不少地区已经感到商业人员不足了。但是，现在已发现一些地区不顾市场需要，单纯强调有条件的私商小贩转农业的现象。有的地区转农业的比例竟高达当地现有私商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此外，由于农业合作化，特别是组织高级社的影响，也促使了许多农商兼营户自动弃商转农。这样下去，势必造成商业人员缺乏，影响群众购销，妨碍商品流转。因此，今后对弃商转农的问题，除那些市场既已不需要，而本人又确属自愿转业者外，凡是目前商业人员的数量与社会需要大致平衡的地区，均不应再减少商业人员；对于某些商人过于集中的地区和过剩的行业，一般应通过商业网的合理调整加以解决；对商业人员少的地区的农商兼营户主动申请转业者，应该加强说服教育工作，避免盲目转业现象的发生。对于那种不顾市场需要，硬性动员转入农业的做法，必须加以纠正。
+
+　　 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
+　　来源：1956年3月3日天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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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中共中央关于检查和整顿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的通知
+
+　　（上海局，各省、市委，内蒙自治区党委：）
+
+　　全国1955——1956年度的农村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和秋粮征购入库的工作大体上已经结束。自1955年7月到1956年2月底止实收800亿斤，估计全年征购一定可以超过830亿斤。从1955年7月到1956年2月的8个月内，全国共销粮食约近370亿斤，比上年度同期实销数减少了101亿斤；1956年3至6月的销售指标尚余351亿斤（销售计划原定695亿斤，后来批准增加26亿斤，共721亿斤），比上年度同期实销数还多9亿斤。只要我们工作做好，本年度销售指标是可以不被突破的。
+
+　　但是，根据现有材料看来，某些地区农村粮食定销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好，估计定销工作没有做好的乡，一般约占总乡数的15％左右，定销数规定得偏紧、偏宽的户数，约占缺粮总户数的5％——10％，这是目前农村粮食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
+　　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必须接受去年春季的教训，及早在今年3月间，根据自己地区不同的情况，对农村粮食统销工作，组织力量进行一次不同程度的检查和整顿。对那些没有什么问题或问题很少的乡和社，在做好资料准备的条件下，可以用极短的时间，查实农民缺粮情况，合理调整供应的对象和数量。对那些问题较多或问题相当严重的乡和社，应该作为重点加以整顿，用更大的力量和较多的时间去发动群众，查实情况，解决问题，一般一个乡应在几天时间内把工作安排妥善，对那些粮食供应已经表现相当紧张的乡村，必须把统销的整顿工作作为整个农村工作的中心来做，务必保证迅速把这种紧张情况缓和下来，使之不再发展。总之，全党必须坚决做到：在保证国家销售指标不突破的前提下，切实满足农村的合理需要，并要尽可能地节约销售的指标。在这方面必须防止两种可能发生的偏向，一种是单纯地、机械地从三定资料的计算公式出发，而无视农民真实的需要情况，不能切实保证供应，因而影响办社和春耕生产，这是危险的；另一种是把检查和整顿统销工作，当做是单纯的增补销量，或只看到销售指标还剩余不少，收销差额的计算也能完成，就认为多销一点不要紧，这种倾向在某些地区已经发现，这也是错误的。
+
+　　在检查和整顿农村统销工作的同时，应该把三定资料系统地整理起来，因为这些资料是很可宝贵的。有些地区还应结合做好征购尾欠的结束工作。国家的粮食市场的工作，也必须重视和使它开展起来。
+
+　　现在已经到2月底，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接到这一通知后，应立刻对农村的粮食供应进行一次专门的检查和部署，与此同时，还应对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工作进行一次专门检查，并将城乡粮食供应检查和部署的结果，向中央专门写一报告。
+
+　　 中央1956年2月29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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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16.txt
@@ -0,0 +1,25 @@
+# 中共中央转发江苏省委《关于当前改造私营工商业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
+　　兹将江苏省委《关于当前改造私营工商业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转发你们参考。江苏省委的意见是正确的。
+
+　　（附：）
+
+## 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当前改造私营工商业中几个问题的指示》
+
+## （1956年1月26日）
+
+　　一、关于城市及农村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根据人民日报一月二十二日社论（上海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胜利）及中央批转北京市对资改造工作的经验，省委对于二十日所发指示，特作如下补充和修正。
+
+　　1．城市和农村集镇的小商店，很多是夫妻店，多半是全家参加劳动。对它们立即实行公私合营是有困难的，对它们的改造还以经销、代销形式为较好。对他们不必去清产核资，不必实行固定股息，可以让他们继续使用自己的资金经销或代销国家的商品。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时候，很多夫妻店也得到批准为公私合营商店。对这些商店，现在可以一方面维持经销、代销的形式，同时可以保留公私合营商店的名义。这些商店所以叫公私合营商店，是因为他们的货源是国家的，经营受专业公司领导，并且大体上可以服从国家的计划。维持他们的经销代销的形式，是有利于提高他们的经营积极性，促进他们去积极推销商品，改善服务态度；同时，我们现在把他们全部包下也确有困难。比如，现在一律实行固定工资制，有些人就不够维持生活，而且也很容易助长他们的依赖思想，降低经营积极性。这些夫妻店，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才能够进一步改造他们为国营商店的店员或公私合营商店的店员，才能够结合商业网的调整，分别加以吸收，但是在目前，就这样去安排他们，是作不到的。
+
+　　2．小商小贩应该以组织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为改造的基本形式。如果已经批准了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的，不必再摘去公私合营的帽子，但实际上仍旧为国营商业或公私合营商业经销、代销。他们原有的进货关系(例如向当地手工业者直接采购商品等)应当继续保持。对小商小贩已经实行合作化的不要急于转为公私合营；对尚没有组织起来的小商小贩，应该引导他们走合作化道路。有些很分散和经营零星商品的流动摊贩和很小的饮食业摊贩，目前不必急于去组织他们，其中有些还需要长期的保持分散的个体经营形式，以便弥补国营商店和合作社所不能经营的多种多样的品种，供应人民需要。
+
+　　3．对于手工业的改造，凡雇用工人四至九人的，一般的可以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凡雇用工人三人以下的，一般的以合作化为好。其中凡与大工业机器工业生产技术有联系，并以合营为有利的，即使在三人以下，也可以和资本家工业一起合营，反之，凡大工业、机器工业不能代替的一部分手工业即使是雇用工人四人以上，也应该按照合作化的原则进行改造。凡小型工业或手工业户被批准参加合作化者，对业主或手工业资本家，应当加以吸收和安排。
+
+　　二、现在全省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第一步工作，在各市及大多数县镇已经基本上完成，有些市、县已经或正在进入第二步清产核资工作。再下一步的主要工作是生产的安排和人事的安排，并在统筹全局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改组和商业网的调整，这一步是非常复杂艰巨的工作，应该经过仔细地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各行业的生产情况，掌握商品运销的规律，并根据地区的分布和居民的需要，慎重地作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并做好其它必要的准备工作。私营工商业面广量大，对他们进行生产改组和经济改组，决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好的，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决不能盲目草率地进行改组和调整。在私营工商业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或合作化以后，应该把职工及资产阶级分子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引导到搞好生产和经营管理。在一个时期内，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应该维持现状，不要轻易并厂并店，不要轻易改变原来产品的规格和品种，企业中原有的制度，包括管理制度、会计制度、工资福利制度、人事和服务制度，都不要轻易变更，不要轻易把国营企业的一套硬搬硬套。目前先把私营企业的招牌换成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招牌，由专业公司去接管和领导，同时坚决采取暂时维持观状，逐步改革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在运动的高潮中避免混乱和减少损失。在公私合营和合作化过程中，最大的危险是把生产和经营的品种、花样减少，或者对一些必须分散设置和分散经营的店铺和手工业盲目集中，因而造成对消费者的极大不便，甚至替国家背上本来可以不背的包袱。现在已经发现有些商店不肯进货，坐等公家安排；镇江市黄包车在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就随便改为平均工资制，拉黄包车也不积极了，这种现象都必须加以防止，已经发生了问题的，必须立即妥善的纠正过来。
+
+　　如有不当，请中央、上海局指示。
+
+　　· 来源：
+
+　　江苏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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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17.txt
@@ -0,0 +1,11 @@
+# 中共南京市委批转市委统战部关于《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教学领导的工作总结》、《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工作的初步规划》以及《举办工商界业余政治训练班方案》给省委的报告
+
+　　市委同意统战部关于“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教学领导的工作总结”、“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工作的初步规划”以及“举办工商界业余政治训练班方案”，现在一并加以转发。
+
+　　几年以来，我们对全市工商业者进行了不少教育工作。从去年6月以来，通过举办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又对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这些政治思想工作是我们今年1月份得以迅速实现全市工商业全部公私合营的重要前提。经过这次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全市工商业者的思想情况与政治态度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也创造了为进一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极为有利的条件。现在，对私营工商业的各项深入改造的工作正在开始进行，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根本的问题还在于怎样把人的工作做好。所有其他的业务措施，都应该和它密切地结合起来。要做好这一项工作，首先要求我们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具体执行各项改造任务的党组织，能够善于联系实际，不断地深入地向党员、干部进行党对私营工商业改造政策方针的教育，使大家都能够自觉地采用说服教育的方法来团结改造私营工商业者。同时，还应该不断总结经验，使干部学会运用说服教育资产阶级分子的本领，来提高我们自己的政策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
+
+　　要把资产阶级分子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各个有关部门都应该有一个全面的规划。在教育方法上，除了一般的时事政策教育和比较系统的理论教育以外，必须十分注意结合实际工作，通过表扬、批评和推动他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帮助他们逐步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点。现在我们有些单位对已经安排的资方人员不让他们工作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及时纠正。
+
+　　· 来源：
+
+　　江苏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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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18.txt
@@ -0,0 +1,23 @@
+# 中共中央十人小组转发上海市委专门委员会“关于改进斗争方法、充分利用当前有利形势动摇瓦解敌人问题的通报”
+
+## 中央十人小组批语：
+
+　　上海市委专门委员会的这个通报很好，所提几点意见是正确的，现转发各地阅读仿行。肃反必须抓住当前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有利形势，充分发扬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威力，对反革命分子展开政治攻势，进一步促进敌人的动摇和瓦解，争取更多的反革命分子自动坦白交代、投降起义，以减少运动的阻力，孤立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这个问题望各级党委加以充分的注意。
+
+　　（附：）
+
+## 中共上海市委专门委员会“关于改进斗争方法，充分利用当前有利形势动摇瓦解敌人问题的通报”
+
+　　目前，在许多单位的肃反运动中发生了一种值得注意的情况，这就是有些反革命分子，在当前形势的推动下，在肃反斗争的压力和党的政策感召下，坦白交代了自己的问题，有的并有立功表现。例如：上海炼油厂机械车间工人顾××，经过形势教育和阶级教育后，痛哭流涕地跪在党委书记面前交代出：1943年曾任过“别动队”分队副，同年并在“中美合作所”受过6个月特务训练，结业后任爆破组长，家中藏有手枪1支、子弹287发（现已缴出）。第二机械工业部上海办事处办事员夏×（女，青年团员，曾作为积极分子），自动交代1950年在南京参加了特务组织“特别组”（该组组长已捕），并检举了该“特别组”副组长，还交代了她干兄处藏有电台　部的线索。上海人民出版社赵××，阅读了董必武同志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报告后，2月7日，痛哭流涕的交代了1943年参加特务组织“特工队”任文书工作，曾参与逮捕我新四军人员及爱国抗日群众、敲诈勒索等罪行，并检举了7个“特工队”队员，其中2人在上海，1人已经查实。市政工程局重点对象史××，最近经领导谈话，交代了自己是恶霸地主，在坦白检举动员报告后，又交代了在宜兴藏有手枪3支，子弹95发，日式指挥刀1把（上述武器已取到，但所有者尚须进一步查明，史交代是其姐夫的）。海运局海员训练班学员龚××，2月3日自动交代了曾任过日本侦探，国民党侦缉队队员等反动身分，并交代了任国民党侦缉队员时，曾有敲诈勒索等罪行。亚细亚钢铁厂有10个重点对象，斗争了2个，其余8个自动交代，其中1人交代是军统“京沪路线情报站”苏州站站长，另一个交代是军统“革命青年委员会”通讯组组长。郊区工委重点分子蒋××，经过了2个月的小组斗争，3个月的专案斗争，重要问题拒不交代，态度顽强，并声言准备坐牢，最近在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形势教育下，思想发生变化，要求立功折罪，交代了1949年10月参加“浙江东阳反共救国军”，并替武装匪特送过情报，1950年该武装匪特组织被打垮后逃来上海，混入我国家机关等问题。
+
+　　上述这些情况，说明了过去8个月的肃反运动和社会镇反已经震动了敌人，而当前的国际国内有利形势和党的正确政策，更使敌人有了分化，这个情况，对于肃反斗争是十分有利的。只要我们有意识地抓住这个变化，大张旗鼓地进行形势教育和政策教育，抓住已经核实的案件，迅速从宽处理一批自己交代问题和起义的反革命分子，严厉镇压几个罪行严重、罪证确凿而又抗拒交代的反革命分子，以具体体现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就一定可以进一步打破敌人顽抗的幻想，促使敌人更加动摇分化，从而争取大批的反革命分子自动交代问题，彻底交清一切反革命组织的线索，有利于我们把反革命分子搞光搞透。各级五人小组领导上必须十分重视这个情况，采取具体措施，加强领导，并按照中央有关指示的精神，认真执行如下的规定：
+
+　　（一）对于自动交代问题的分子，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首先稳定他们的情绪，向他们讲清楚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鼓励他们彻底交代自己的问题。并且检举自己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同时也对他们说明不坦白从严的一方面。各单位必须指定有一定水平的负责干部（应当是五人小组成员之一），来直接和这些分子进行接触谈话。
+
+　　（二）对于自动交代问题的分子，一律不要立即拘留、逮捕、隔离或变相隔离，也不要再放到小组里去斗争，应当要他们照常工作，安心生产，听候处理。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一次没有交代彻底，应该继续交代。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对于必须予以监视控制的，可以采取秘密监视的办法监视起来（中央十人小组注：秘密监视办法，不可滥用，应该经过上级批准，并注意方式，以免起付作用）。
+
+　　（三）对于自动交代问题的分子的处理，应当又快又好，以消除这些分子不必要的顾虑，并利用这些事例去进一步地分化瓦解敌人。处理的原则，应按照1956年1月6日“中央关于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自首问题的指示”执行，一律须经大口批准，并且办好法律手续。在处理之前应当迅速组织查证，防止轻信敌人的交代。在处理之后，应当立即在本单位全体人员大会上予以公布（涉及到反革命案件线索的材料不要公布），号召坦白检举，以争取更多的人自动交代问题，取得一大批材料。
+
+　　（四）各单位应对所有尚未破案的专案对象和重点对象、重大的嫌疑分子，立即排一次队，着重摸清他们的思想动态，并针对具体情况，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形势，由一定的负责同志，分别进行个别谈话，加强形势教育前途教育和政策教育，动员交代问题，克服老一套的斗争方法，和关起门来调查材料、不管群众也不管敌人动态的偏向，争取动摇瓦解敌人，以便更快、更好、更省地完成当前的肃反任务。但是另一方面，又决不能丝毫削弱发动群众和调查材料核实证据的工作，因为只有充分的发动了群众和充分的掌握了材料，才具有分化瓦解敌人的物质条件，离开了充分地发动群众和掌握材料这个基本条件，孤立地抽象地向敌人进行政治攻势，就不仅是无效的而且也是危险的。这一点必须向所有干部讲清楚。
+
+　　来源：《肃反文件（第二辑）》[绝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印，195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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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被开除出党的分子的政治情况和今后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
+
+## （1956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
+
+　　中央监察委员会为了了解几年来被开除出党的分子的政治活动和各方面的表现，确定今后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办法，曾在1955年8月间通知各地监委对散布在机关、工矿、企业、文教、人民团体等部门的被开除出党的分子有计划有重点地作一次调查。现在已经收到18个省、市监委和10个地、市监委及铁道兵团政治部的调查报告，兹将调查的情况和今后意见通报如下：
+
+## 一、被开除出党的分子的政治表现
+
+　　根据对4,913名被开除出党分子的调查，这些人基本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第一类工作积极，要求进步；第二类情绪消沉、悲观失望；第三类不认识错误，一贯对党不满；第四类进行反革命活动。上述四类分子中，第一类和第四类都是少数，第二类和第三类占绝大多数。据辽宁和四川两省重点单位调查的778名被开除出党分子的统计，第一类占16.8％，第二类占35.7％，第三类占29.9％，第四类占17.5％。上述各类分子的具体表现及其特点是：
+
+　　（第一类，能认识自己的错误，被开除出党后工作积极，要求进步，愿意靠近党的组织，有的还努力争取重新入党，有的因为工作成绩显著，已被评选为劳动模范或受到表扬奖励，也有个别被重新接收入党的。如辽宁省中国医科大学常文漠，三反中因贪污被开除党籍，并判徒刑3年，由于在狱中表现很好，被提前1年释放，回校后工作积极，吃苦耐劳，在劳动竞赛中受到奖励。）
+
+　　贵州省公安厅总监狱干部苏本立、黄宗海，在三反中因贪污被开除党籍并判徒刑，由于在狱中协助领导方面破获了反革命分子企图越狱暴动案，因而被提前释放留用。原天津县委书记张镜，因搞机关生产霸占农民土地等错误在三反运动中被开除党籍后，在工作和学习上始终表现努力，现在已经被提任专署农林局付局长。这一类分子绝大多数出身成份好，政治历史情况不复杂，有的受过较长时间的革命锻炼；同时党组织在处理他们的过程中和开除出党后，都对他们认真地进行了教育和监督，提高了他们的觉悟，因而使他们对自己的错误和对党的纪律有了正确的认识，能够继续靠近党，改正错误，积极工作。
+
+　　第二类，是对错误认识不足，被开除出党后对党的组织表示疏远，对前途悲观失望，对政治生活表示冷淡。他们在工作上是抱着“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态度；在生活上自由散漫，不愿参加集体活动，言语行动谨小慎微，遇事模稜两可，怕得罪人。如辽宁纺织厂梁欣被开除党籍后，工作“随大流”，整天沉默寡言，对别人说：“政治地位没有了，还有什么可谈的，干活吃饭算啦！”原吉林省商业厅处长陈少杰三反时因贪污被开除出党，对前途悲观失望，称商业厅是“伤心厅！”有的说：“在党内不自由，开除了倒轻松”，有的说：“好花没有百日红，总要落下来的”。这类分子绝大多数参加工作时间较长，对革命事业曾经有过一定的贡献，但是因严重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因而不愿正视自己的错误，嫌处分重，怨党“冷酷”、“无情”；有的明知道自己的错误严重，应该开除党籍，但是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丧失了革命热情和政治进取心。
+
+　　第三类，是坚持错误，对抗组织。这些人被开除党籍后不但不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以消极怠工、诽谤领导、无理取闹来对抗党的组织，甚至进行反党活动，诬蔑党是“卸磨杀驴吃”、“党内黑暗”。这类分子大部分出身成份不纯，品质恶劣，错误情节严重，有的参加革命时间虽然较长，但是并没有得到改造，自恃有功，以为党和国家对他们无可奈何，受到处分后不愿改造自己，往更坏的道路上走。原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原军委情报部办公厅付主任姚警尘，就是属于这一类的人。他们被开除党籍后，仍然坚持错误立场，诬蔑辱骂党的负责同志，公开散布反党反中央的言论。姚警尘竟以自杀自绝于人民。这类分子中，有的还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如中央建筑工程部直属工程公司干部学校学员XXX，因贪污受贿被开除党籍并由政府判处徒刑，出狱后继续腐化堕落，和一个坏女人结了婚，被反革命分子XXX利用来刺探我党内情况，散布污蔑我党领袖的谣言。有的对党严重不满，想干脆脱离革命。有的消极怠工，违反纪律和操作规程，造成严重事故，损害国家财产和政治信誉。
+
+　　第四类，大多数是被清除出党的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他们被开除出党后更加仇视党，有的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有的玩弄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伪装积极，要求重新入党，另一方面则拉拢有政治问题的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分子，进行宗派活动或组织小集团，挑拨群众与领导的关系，破坏党的威信。如山东省昌潍专区五金公司被开除出党的阶级异己分子XXX，公开污蔑行政会议是“追悼会”，还发现他在一张北京市详图上标明着中央各机关的住址（此案正在追查中）。玉门油矿被清除出党的阶级异己分子XXX，组织了所谓“桃园三结义”的小集团来同党对抗，给同伙的其他分子写密信，探听消息，将苏联专家的建议偷抄给其它坏分子，并且表示要向党“斗争下去”。这类被开除出党的分子，在厂矿中利用各种空隙制造事故，破坏生产。甘肃省阿干煤矿反革命分子XXX（剿共挺进队长）被清除出党后，多次制造事故，有意破坏了蒸汽机和汽缸。唐山市启新水泥厂5年来先后破获了6次被开除出党的坏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案件（关押4名，管制2名）。河南省人民银行计划科第二付科长XXX被开除出党后，对党十分不满，被XX派来的潜伏特务XXX收买，并加入了中统特务组织。据云南省财经、文教两个直属党委的调查，在106名被开除出党的分子中，已经有23名在肃反运动中列为重点对象。
+
+## 二、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问题
+
+　　通过这次对被开除出党分子的调查，各地检查了过去在处理被开除出党的分子中和处理后对他们监督教育工作方面所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主要是：
+
+　　1、过去，某些党的监察机关在处理这些被开除出党分子的问题的时候，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有单纯就事论事的非政治倾向。主要表现在对其中重大的政治性案件查的不深不透，对于他们的政治问题没有进行认真的追查；对于犯了包庇反革命错误的人拉进来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大多数没有建议有关部门进行处理，使他们仍然逍遥法外；也有的仅仅处理了反革命分子，而对于包庇反革命的人没有认真地追查他的政治责任。各地监委在这次肃反运动中，对过去已处理的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案件进行了复查，揭发出不少这样的事实。
+
+　　2、大多数党的组织和党的监察机关对于被开除出党的分子存在着开除了事不闻不问的态度，忽视了对他们的监督教育，对这些分子的政治活动情况和在各个时期的表现没有进行系统的调查了解，因而未能针对他们的不同表现采取相应的办法。一方面，对于那些已经有了进步、积极工作、努力改造自己的人缺少应有的鼓励和帮助，对于大多数可能改正错误的人缺少积极的监督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坚持错误、进行反党活动、向党无理取闹的分子，没有及时开展必要的斗争，给予应得的惩处，有的对于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丧失警惕性，缺乏适时的必要的措施。
+
+　　3、有些地方，在对于被开除出党分子的使用上，存在着严重的右倾麻痹情绪和使用不当的现象。如有的在党内已经开除了党籍，在行政上还保留着原来的领导职务，有的没有调离要害部门，某些单位甚至单纯强调这些人“能干”而加以提拔重用。如山西省长治专区重点调查的39名被开除出党的分子中，仍任原来领导职务或被提拔为科长级干部的就有29人；降级使用的仅10人。临汾铁路机务段司机XXX（国民党区党部监察委员），1952年整党中被清除出党以后，自1953年到1955年连续被提拔了三级——由司机到调度员、到运输付主任、再到运城机务段折返段段长。
+
+　　4、过去对于被开除出党的分子，多数没有公布，同时，有些单位在处理开除党员党籍的过程中，没有很好地通过支部大会展开斗争，对其错误事实进行公开的揭发批判，某些地方在执行党纪中手续制度不健全，有的没有将处分决定和有关材料归入本人档案或没有随本人调动而及时转递，以致新的单位不能掌握本人的情况，给坏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抚顺市食品厂被开除出党的坏分子XXX，就是利用这个空隙再度混入党内的。
+
+　　5、某些党的组织对于被开除出党的分子，没有经过较为长期的严格的考验，就轻率地重新接收他们入党，在党内影响很坏。
+
+　　此外，在这次调查中，也发现有一些人虽有错误，但是本不应该开除党籍而被开除了的，这种情形尤以三反时为多，其中个别开除不当而迄今仍有未予平反的。如青海省交通厅杜蓉，三反时因贪污被开除出党并予法办，本人提出申诉后，组织上虽认为当时结论与事实出入很大，但是借口找不到调查线索，拖延至今未予纠正。在农村中处理轻率的现象较为普遍。如江苏省启东、金坛两县，1954年开除党籍的108名党员中，就有24名不应该开除。
+
+## 三、今后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
+　　根据全国不完全的统计，1954年全年被开除出党的分子达22,980名（这只是经过监委（纪委）系统统计的数字，如把农村整党中开除的数字算上，全年被开除出党的约有10万人）。如果把历年被开除出党的各类分子加在一起，将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而其中绝大多数人又是对错误认识不足，对党疏远，或在政治上消极悲观；有一部分人程度不同地和党对抗；有的竟被反革命分子拉拢利用，或自甘与人民为敌，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境地。这种情况，显然是对革命事业不利的。事实证明，对于这些分子，除了那些极少数的政治敌对分子以外，只要我们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教育，绝大多数还是可以再改造好的。这就需要我们对他们采取正确的分别对待的办法。我们认为，我们对于他们的基本办法应当是：对第一类表现好的，要团结教育他们，鼓励他们继续进步，靠拢党；对第二类、第三类要争取教育，继续改造；对第四类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应该依法予以处理。具体作法是：
+
+　　（1）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和党的组织部门，应该定期地系统地调查了解被开除出党的分子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和他们各方面的表现，依靠党的基层组织加强对他们的监督和思想教育工作。各个单位的基层党组织应该对被开除出党的分子进行一次调查登记，并针对他们的表现加以分类排队，以便对他们进行监督教育和采取必要的措施。对其中曾经参加过反党集团的主要分子、个人野心家和叛党分子及有严重内奸嫌疑的分子，所在单位应该每半年或一年将他们的表现写成单行材料分别报告有关党委和党的监察部门。
+
+　　（2）对被开除出党的分子，除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和阶级敌对分子外，一般应该采取教育改造的方针。因为被开除出党的分子中绝大多数仍然是国家或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有的还担负着一定的领导工作，在政治上党还是应该对他们关心的；在今天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的鼓舞下，只要我们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就仍有可能促使他们改正错误，消除他们对党的不满情绪，减少被敌人拉拢利用的可能。因而，对于第一类积极工作、努力改正错误的分子，应该进一步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对他们的每一进步表现都表示欢迎，并且可以根据他们的政治思想情况及工作能力，分配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职务和给以相当的待遇；对第二类和第三类中的大部分人应该着重教育，向他们指明前途，注意批判他们的严重的个人主义骄傲自满等错误思想，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帮助他们加强自我改造；对经过一再教育仍然坚持错误、无理取闹的分子，就应该及时开展斗争，并且应该根据其错误情节，在行政上做适当的处理。对于那些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或因对党不满而陷入反革命泥坑的分子，应该严肃及时地处理（目前可以结合肃反斗争加以处理）。
+
+　　（3）对于被开除出党的分子，在没有经过长期考验的时候，不要轻易考虑他们的入党问题，不要被他们一时的假积极所迷惑。对于那些不属于政治上的敌对分子，在开除党籍后，在长时期的实际斗争中证明确实已经改正了错误，本人又迫切要求重新入党，经过慎重考察确实合乎党员标准的时候，可以重新接收入党。如果发现了确实有不应该开除而被开除了的，应该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
+　　（4）为了避免被开除出党的分子利用各种空隙进行破坏活动，除要害部门外，一般不要调离原单位，以便对他们进行监督、改造。在使用上，除特殊情况外，不应该担任原来的领导职务；工作没有显著成绩，或没有经过较长期的考验，不得提拔。对于被开除出党后没有恶劣表现的工人和普通工作人员的升级问题，应该按一般的非党工人、工作人员对待。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在处理被开除出党分子的时候，如果认为被开除出党的分子不宜继续担任原来的行政职务，应该主动向人事部门提出建议。
+
+　　（5）为了便于群众对被开除出党分子的监督，并便于各级党组织了解掌握他们的情况，党员被开除出党的案件，一般都应该在党刊（或党报）上公布或采取其他适当形式加以通报。此外，对于过去被开除出党的分子的材料，应该由省以上党的监委编印成册，发给县以上党的组织部门参考。今后应该每年编印一次，对于每个被开除出党的分子的有关材料必须全部归入本人档案，调动工作的时候及时妥善地加以转递，并且将本人的表现向所到单位作负责的介绍，提出工作分配的意见。
+
+　　（6）在处理被开除出党分子的时候，各级党的监察机关应该和组织、人事、公安等部门取得联系，以便交换情况，提出有关处理意见（特别是对于那些涉及到党外的政治问题）。
+
+　　来源：《中央监察委员会文件选编》（1955—1959），中央监察委员会办公厅印，196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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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1 @@
+# 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方案
+
+　　现将“中央统战部关于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方案”发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方案，望你们研究执行。
+
+## 中央统战部关于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方案
+
+　　一、为了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要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组织部统一管理下，逐步建立起干部管理工作。
+
+　　二、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分管的干部分为：
+
+## 民主人士：
+
+　　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包括起义将领和社会人士），工商界党外上层代表人物，少数民族党外上层代表人物，宗教界党外上层代表人物，华侨党外上层代表人物；
+
+## 机关干部：
+
+　　（1）国家机关：国务院第八办公室，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国家资本主义办公室；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工商行政管理局（处）；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宗教事务局（处）；国务院参议室，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参议室；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文史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事务委员会，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处）；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省、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处）；民族出版社；华侨回国投资辅导委员会。
+
+　　（2）政协、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  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各民主党派中央和各级地方机关；全国和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华侨联谊会；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中国佛教协会和地方佛教协会；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和地方伊斯兰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和地方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
+　　（3）学校：中央和各地民族学院；北京文化进修学校；北京华侨补习学校；伊斯兰经学院的干部。
+
+　　（4）企业：中国新闻社；华侨图书编纂委员会。
+
+　　三、干部管理工作的基本任务：
+
+　　（1）在民主人士的管理工作方面：第一、应该采取内部排队、鉴定等调查研究的方法，了解他们的政治历史情况、社会关系、代表性和他们在解放前后的表现和业务能力，并且以此为依据进行安排和使用；第二、通过社会活动、工作实践和学习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和改造。
+
+　　（2）在机关干部的管理工作方面：第一、应该采取各种实际可行的方法深入地、系统地考察和了解他们的政治品质和业务能力，并且以此为依据正确地挑选和提拔干部；第二、检查党的政策、决议在有关部门中的执行情况；第三、对所属机关的干部工作耠以指导、检查和督促，并且协助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
+　　（3）检查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执行情况。
+
+　　此外，还要协助中央和各级党委组织部管理各级统战部门的干部。
+
+　　四、干部管理工作上的分工和联系：
+
+　　（1）凡属于各级党委统战部分工管理的干部，在“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以内的，由中央统战部负责管理，对这类干部的调动、任免，均须报请中央批准；其中凡由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协助中央管理的干部，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应该从监督、了解、教育、鉴定等方面协助中央管理，并且可以对这些干部的任免、调动提出建议。
+
+　　（2）对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的党外上层代表人物，凡是从政治方面进行安排的（如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由统战部负责管理，对他们进行安排调动的时候要和有关部门商量；凡是在各部门担任实际职务的（如厅、局长，大学枝长等），由同级党委分管干部的各有关部门负责管理（如担任文教方面的职务的主要由党委宣传部或文教部负责管理，担任农、林、水利方面的职务的主要由党委农村工作部负责管理），这些部门对他们的调动任免，应该征求党委统战部的意见。各级党委分管干部的部门和各业务部门的党组，应该负责对他们所管理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的党外上层代表人物进行考察，了解和教育。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应该和各分管干部的部门、各业务部门的党组取得密切的联系，了解它们所管理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的党外上层代表人物的政治思想情况和业务能力，并且协助它们进行统战政策的教育和统战工作的检查。
+
+　　（3）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分管的机关干部，凡是不属于“中央管理的干部职务名称表”以内的，由各个部门自行管理，或交有关机关的党组和人事部门代管，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负责进行指导、检查和督促。
+
+　　五、建立和健全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干部管理机构：
+
+　　（1）加强干部管理的工作是中央和各极党委统战部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为了贯彻中央分部管理干部的决定，各省委、直辖市委、自治区党委、省辖市委统战部都应该建立干部管理处（科）、凡未建立的应该迅速建立起来。地委、县委统战部也应该加强干部配备和干部管理工作。干部管理机构的编制和干部，由各级党委负责解决。不设统战部的县，归统战部管理的干部，由县委责成有关部门管理。
+
+　　（2）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的干部管理处（科），应该加强人物调查研究工作，建立干部档案。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界的党外上层代表人物，每人都应该有登记卡片、鉴定和小传；机关干部每人都应该有干部卡片、鉴定和自传；凡是档案材料不全的，要逐步补全。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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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7 @@
+# 中央10人小组批发“甘肃省委对西吉县初级中学擅自在学生中开展肃反运动的通报”
+
+## 中央10人小组批语：
+
+　　甘肃省西吉县初级中学擅自在学生中开展肃反运动，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影响，现将此件摘要转发各地一阅，请各地引起注意。并望甘肃省委严格追究和严肃处理。
+
+## 中共甘肃省委批示：
+
+　　省委基本同意西吉县委对西吉中学擅自在学生中开展肃反运动的停止和请地委派人去处理的意见。西吉中学此一情节实属严重，作法是极端错误的。由于这种冒险作法，不仅在学校中造成混乱，致使不少学生要求退学，甚至发生逃跑事件，而且在社会上也造成了不良影响，使党的工作受到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对于这样严重的问题，10月26日即开始，而县委没有立即检查予以制止，11月30日才报地委，地委又拖延到1月20日才向省委报告，省委31日才收到：这种情况是不能容忍的。现在固原地委虽已派公安处长等协助县委将此事件作为专案进行审查是必要的，但至今尚未处理清楚是太迟缓的。必须指出，不按照中央和省委的多次指示：不准再中学生中进行肃反运动和开展思想斗争的指示而擅自进行■■■■■人在中间捣鬼，把■■■■■）还应根据■■■■，属于思想问题应严格批评，并让其公开肃清，■■■■■。关于县公安局副局长在学校做肃反报告是否经县委批准，报告的内容无错误亦应进行审查。地委除照省委电话联系的意见与县委迅速处理外，省委责成教育厅党组组派人来共同处理，堵塞反革命乘机破坏和某些人的兴风作浪。做好学生和学生家长的情绪迅速安定起来，西吉初级中学能够确实发展。
+
+　　现将此件转发各地，希从这一事件中吸取教训，引起严重注意。
+
+　　不妥之处，请中央指示。
+
+　　（附：）
+
+## 对西吉中学私自开展肃反工作的初步检查报告（摘要）
+
+## 一、西中开展肃反工作的前后过程：
+
+　　西吉初级中学原计划在学校中开展一次清查工作，这个计划曾由该校代校长张日升和教员焦兴嘉分别向县委宣传部干事马林波和组织部干事康国杰讲过，马、康2人表示同意，但未报告领导。10月26日该校请公安局张副局长用了有关肃反工作报告，张副局长要求学校组织讨论并要求他们协助公安局作好肃反工作，他们便不经任何请示批准，由团支部（张日升代校长为支部副书记）决定结合讨论张局长报告，在学校中重点开展批判，清查敌人。在讨论时，除布置在会上暴露问题适当开展批判外，还布置对个别十分嚣张的学生可给予打击等。
+
+　　他们为使这一运动（虽然未提运动）进行的紧张起见还规定了一些制度如确定：在此时间一般不准请假，甚至对一些欠灶上伙食费的学生也不准其回家，并有两次未准2个在家揹饭吃的学生回家吃饭。还规定不准学生与在固原学习的家属接近。
+
+　　在开展批判问题上，确定了8个人为重点，20人为一般，实际上是普遍进行，虽确定每班批判1人、但却给班干部交代各班根据实际情况自己选择，结果形成重点批判8，有牵连的20人，共计被检讨者21人，被批判者25人，总计46人，占全校学生的45％。根据该校的总结材料搞出来的问题：属于反革命性质的3人；窝藏反革命分子的2人；反动小集团的14人；保存反革命证件的1人；诬蔑人民领袖诬蔑解放军和劳动人民不满和破坏党的政策的10人；敌我不分5人；对亲属镇压后表示不满的3人，打击团员和进步同学的3人；散布封建迷信3人；不满学校6人。
+
+　　该校学生都是些年龄不大的青年，当然其中会有些落后学生对他们主要是教育问题，但该校却把这些落后学生当成反革命分子，并在他们中搞肃反运动，这是完全错误的，他们随便给学生加上“反动的”“反革命行为”“下流的的”“流氓习气”等帽子。如他们认为是反革命问题的学生赵连（家庭是富农），其主要问题是（1）打击团员和进步同学，但没有事实，（2）对团和学生会组织不满，不接受批评，对学习目的不明确，（3）对党改造富农不满，如说：他房子住5个学生，3个富农2个中农，打架时他们1个打1个，我老赵闲着呢，（4）不遵守纪律，在操场上用脚踢伤了女同学李冬花。这些根本够不上反革命问题。二年级学生韩文宪向张珍同学说了“有些同学在县上学习会计，你学习会计去”，在吃饭时又无意识的将一盆菜踏倒了，晚上便将两个组合并起来对他展开批判（实际是开会斗争），批判的同学说：“韩是反革命，发展下去头和身子要分家，你吃的屎，眼睛用什么东西寨住了”等言词，把韩批评的哭了。教师中同样存在着这样情况，如在宣布对一个同学的处分时教育主任驾到：“你没有尿一泡尿把你照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在批判后接着又以惩办主义的观点处分了8名学生，其中5个是给以严重的警告处分（学校最高处分），3个批评处分，10个指出今后注意，共18人人占全校学生的19％。这些被处分的学生，有些因所谓个人英雄主义，个人主义，有的是以反动小集团分子，有的是以对学校不满等名义处分的。从材料上看都没有任何理由根据，而是从主观偏见出发，乱戴帽子，这是完全不应该的。如一个14岁的学生说了一句这个社长讲这样的话还喝水，被结论为诬蔑劳动人民。一个同学在操场上踢了一个女同学，结论为反革命行凶。54年一个学生说了棉布统销政策不合理，粮食统购把他家粮食统购完了，结论为破坏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对几个常在一块的学生，说成是反动小集团。一个学生说了一句怕鬼，风婆婆厉娘娘，被说成传播封建迷信思想。
+
+　　二、这种无组织无纪律随便乱搞的恶果是相当严重的。学生偷跑回乡的2人，请假不归共4人，如魏世德，李怀仁2人说处分我我不念了。提出休学的共6人，团员积极分子在学校中孤立起来，被批判了的落后学生孤立苦闷，许多积极的学生不敢与被批评了的学生接近，落后的与落后的更不敢来往，情绪消沉，有些表面表示接受，内心不满，有的不做作业，有的装病请假休学。
+
+　　三、我们拟作如下处理：县委派负责同志向学生作一次报告，宣布该校开展这一运动是错误的，所给学生的处分一律取消（个别学生如有其他问题以后按其他问题处理），同时适当指出（不提名）某些学生的不满言论也是不对的。以杜绝反革命分子钻空子造谣，并召开团员积极分子会议说明主要负责不是他们，以消除这一部分学生可能产生的顾虑。并要张日升等人向学生认错。
+
+　　张日升到现在还认为这样搞是正确的，并推卸错误责任。张到底是思想方法上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尚不能确定。为了进一步查清张的问题，请地委调动张的工作，并请地委宣传部能派专人了解一次情况，以便处理问题。
+
+　　妥否请速批示。
+
+　　来源：《肃反文件（第二辑）》[绝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印，195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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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中央十人小组转发吉林省委五人小组转发辽源市委五人小组“关于建井工程处半月来小组斗争的经验报告”
+
+## 中央十人小组批语：
+
+　　兹将吉林省委转来辽源市委五人小组关于建井工程处半月小组斗争经验的报告发给你们参考。吉林省委对这个报告中的批示意见，我们认为也是正确的。
+
+## 吉林省委五人小组批语：
+
+　　现将辽源市建井工程处半月来小组斗争经验的报告发给你们。该单位的小组斗争经验很好，他们切实地贯彻与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获得了初战必胜的成就，真正做到了又快又好。他们主要经验是：认真的学习了中央的指示及其他地区先进经验；斗争前作了较充分的准备工作，特别是作好了材料准备工作。在斗争策略上，采取了分批逐个突破的办法，在第一批选择了问题比较突出，材料比较充分，而且容易攻下的重点对象展开了斗争。在整个斗争中贯彻了分批作战，随斗随休整，一起一伏地不断深入发动群众的原则。
+
+　　这个经验值得学习参考。但在这批斗争中对“和平谈判”争取起义的工作做的较少，望今后注意作好这项工作。望各地也注意总结斗争中的各方面经验。
+
+　　（附：）
+
+## 辽源市委五人小组关于建井工程处半月来小组斗争的经验报告
+
+　　建井工程处的小组斗争是于1月6日正式开展的，在不到半月的时间共斗了6个重点对象，结果打下了5个反革命分子。其中包括：叛变自首有血债的特务分子2人、有血债的漏网地主1人、有严重政治问题和现行破坏活动的1人、有组织小集团进行造谣破坏的敌对阶级分子1人。占15名重点对象的33%强。另一名也打开缺口。获得了初战必胜的成就，因而不仅鼓舞士气，坚定了群众的斗争信心和决心，而且还有力的打击了敌人，分化了内部，所以有些人动摇并交代了问题。如原先既没掌握材料，又没确定对象的吴××，就是在我们斗争不断不断胜利的压力下，主动向组织交代了组织清剿队劫狱两次的反革命罪行。
+
+　　该工程处的小组斗争之所以迅速并做到了初战必胜，能很快的迫使敌人低头认罪交代问题，其主要经验是：
+
+　　第一，能认真地做好充分准备工作，其中特别是材料的准备工作。首先是组织广大群众学习中央的方针政策，明确了90%几是好人，反革命分子只是少数，因而斗争锋芒是打击反革命分子，现行破坏分子和坏分子，这样就从思想上划清了敌我界线，从而给贯彻“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打下了思想基础。其次反复的排队，强调了外出调查的工作。经过排队所确定的重点对象，大部是从怀疑出发，缺乏可靠的证据，因此，领导组织了广大群众和强有力的骨干，本着由近而远，先主后次的原则，进行了调查，结果迅速的占有了可靠材料和充分的证据。如12个重点对象，一般的都掌握了50%材料，甚至有的掌握70到80%的材料，这就给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创造了物资前提。
+
+　　第二，在战略上，不是全面铺开，而是采取分批作战的办法。在斗争前领导为了迅速击溃敌人，提高士气，取得经验，就选择了对问题比较突出，材料比较充分，而且容易攻下的重点对象，进行了围攻，取得了经验。除了试点外，共确定了6名对象，分成了两批，当第一批结束后进行整顿，总结经验教训，然后再组织力量进行第二批的斗争。这样就使力量集中，目标明显，很快的打下了敌人。
+
+　　第三，组织群众充分研究重点人的材料和特性特点，集中群众智慧，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做到了有领导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围攻，因而使斗争打的稳、准。如斗争崔庆一时，经研究崔是一个有血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并有现行活动，如果先从历史罪恶进行围攻，打下后再攻现行破坏活动，敌人就可能畏罪怕死，不肯交代，将会使斗争“顶牛”，经群众反复研究，最后确定先攻现行，后攻历史罪恶，这样从上而下做到心中有数，并采取层层剥皮的办法，结果迫使敌人交代了全部罪恶活动。
+
+　　第四，采取了灵活的战略战术，他们打中敌人不是敲山震虎，而是坚持了说理斗智，抓敌人的致命处，如攻反革命分子王祥明时，他把叛变自首说成是穿的便衣被敌人俘虏去的，群众就问：“老百姓都穿便衣，为啥没被捕呢？”当时敌人就张口结舌无言可答，正在敌人动摇时，组长点出了“当时是穿军衣”，敌人知道我们已掌握了他的材料，被迫全部交代了问题。
+
+　　第五，贯彻了随斗争随休整的原则，当斗争不断获胜，敌人很快能低头认罪时，在群众中随着产生了轻敌速胜急躁情绪。如有的群众说：“这个玩艺，我们都掌握了材料，几下子就敲下来了”，或认为在火候时点下材料能使敌人很快交代问题，结果急于抛材料，更严重的是，满足敌人已谈了我们所掌握的事实，不注意发现新的线索。鉴于这种不利于斗争现象的发生，领导随即采取了整训。以座谈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总结经验教训，提高了认识，克服了急躁情绪。除了及时整训外，还坚持了每次战役之后，都做一次全面整训。这对斗争逐步深入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
+　　第六，小组斗争能与专案查对衔接。为了使打下来的重点对象迅速正确的定案处理，小组斗争的同时即选择确定了专案人员着手进行熟悉案情，给转入专案工作创造有利基础。目前打下来的5个反革命分子已都转入专案，开始进行查实核对工作。
+
+　　来源：《肃反文件（第二辑）》[绝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印，195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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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23.txt
@@ -0,0 +1,39 @@
+# 内蒙古党委批转内蒙古党委妇委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家属工作的意见
+
+## 内蒙古党委批示：
+
+　　将内蒙古党委妇委《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家属工作的意见》发给你们。
+
+　　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家属工作是顺利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项重要工作。望各级党委责成各级妇委或妇联党组，根据你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规划和参照内蒙古党委妇委这一意见，相应地订出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家属工作的具体计划，纳入党委的总的规划之内，认真贯彻执行。
+
+　　（附：）
+
+## 内蒙古党委妇委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家属工作的意见
+
+## （1955年12月31日）
+
+　　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需要，以及几年来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所具备了的有利条件的基础上，目前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中，如何相应地认真地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家属工作，就成为妇联当前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
+
+　　二、几年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的经验充分证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和平改造的方法逐步地把资本主义所有制改变为全民所有制是可能的。这是因为：（一）首先是我国已经有了强大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觉悟和组织力量日益提高和强大，工农联盟日益巩固；（二）掌握国民经济命脉的社会主义经济日益强大，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牢固地占据领导地位和起着领导作用；由于正确地贯彻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比重中大大下降，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失掉了独立存在的条件，本身矛盾重重，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职员群众迫切要求迅速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改造；（三）伟大苏联的援助和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以及其它国际条件等等，不能不使资本家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确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不能不服从改造。
+
+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经过和平改造的办法是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一种手段，必然更经过深刻尖锐的阶级斗争。党中央提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行全行业合营，实行赎买政策改变其所有制的方针，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的带有决定性的斗争。在改造过程中，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不能不有思想顾虑，如怕合营后生活无办法，怕现在安排将来失业，甚至怕与肃反联系起来等等。但只要加强宣传教育，讲清政策，是可以解除他们的顾虑的。事实证明，在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中，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内部已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愿意接受改造，要求国家迅速合营。而且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家属中也有些进步分子，特别有不少工商业者的子女受了国家教育，有的参加了党、团，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通过他（她）们向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做些工作，就可能取得更大的效果。因此，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家属工作，是顺利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一项重要工作。
+
+　　三、几年来各级妇联在党的领导下，通过各个时期的中心工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家属进行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特别是通过“五反”运动，提高了家属的政治认识，发挥了她们的作用。但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家属所进行的工作，远赶不上客观需要，干部的思想远远落在形势发展的后面。对民主妇联是以工农劳动妇女为基础，团结各族各界的广大妇女群众的统一战线性的组织认识不明确，有些干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中的家属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有计划有目的地向资本家及其家属进行教育工作，不但可以减少改造工作中的阻力，而且可争取他们发挥积极作用，逐步把依靠削剥收入为生活来源的资产阶级和他的家属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而嫌她们落后，怕麻烦，不愿意接近她们，不能经常主动地向她们进行教育工作。在主动争取党的领导及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方面也很不够。为了加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家属工作，今后必须：
+
+　　1、妇联干部必须认真学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认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重要性。在总结过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党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全面规划做出对家属工作的规划，纳入党委规划之内，将这项工作列入妇联经常工作的日程上，并调配一定的干部力量进行工作和注意运用基层妇代会的组织力量，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
+　　2、过去在各项工作中，均证实了在党的领导下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工作，也必须贯彻男女一齐发动的方针。为了使工作进行的更好，首先妇联应摸清私营工商业者家属的思想情况，掌握进步、中间与落后分子的思想特点，才便于向她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并在她们中间培养出更多的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分子，以促使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家属接受改造，使她们成为全体工商业者家属工作的有效力量。今后应当把先进分子和骨干分子的队伍逐渐扩大，带动中间分子，影响教育落后分子。
+
+　　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家属进行教育工作中，要善于启发她们学习的积极性。通过座谈会、报告会、家属会议等各种形式，组织她们自愿参加政治学习与各项政策的学习，特别是有关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政策的学习，使她们正确认识改造的重大意义以及自己在社会主义改造事业中的光明前途，使她们懂得掌握自己的命运，把自己的前途同社会主义前途结合起来，使家属认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大家有事做、有饭吃，大家共同富裕，每一个愿意接受改造和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就能得到国家适当的安排，都会有自己的前途，减少她们的顾虑，并在改造工作中发挥自己应起的作用。及时介绍模范事例，宣传好人好事，还要团结教育她们参加街道各项工作。在市和市辖区妇联内应吸收一定数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家属参加工作，在街道的妇代会中也应当吸收她们参加，并应善于同她们合作，使她们敢于工作敢于提出意见，鼓励她们自愿参加社会各项福利和社会服务等工作，引导她们从这些方面为劳动人民服务。
+
+　　4、我们不仅要注意对比较大的有代表性的私营工商业者家属进行工作，还必须重视向中小型的工商业者家属进行工作。因为她们人数多，平常受教育的机会少，顾虑多，而她们的亲属主管的企业中困难也多，问题也比较复杂。如果我们做好了这部分家属的思想工作，对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很大作用的。
+
+　　5、教育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家属在家庭生活各方面要厉行节约，精打细算，把多余的钱存到银行帮助国家积累资金，在可能条件下还应参加副业和手工业生产，以增加社会财富，同时增加其家庭收入。
+
+　　四、为了更好地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还必须有计划、有重点地密切配合工会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工人店员的家属工作。同时，在工作中与有关部门紧密联系同心协力，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务使这一工作在预定时期内得到有效的进展。
+
+　　五、关于对此项工作的规划、意见以及工作总结（包括收获、问题与经验等）于1月20日前报内蒙妇联，以便综合上报全国妇联。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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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中央十人小组转发江西省委五人小组“关于鉴别与运用证据的几个问题”
+
+## 中央十人小组批语：
+
+　　江西省委五人小组关于鉴别与运用证据的报告很好，现发给你们参考。
+
+　　从江西省的经验证明，任何材料不经过认真查对、鉴别以后、不能作为证据。就是查获的敌伪档案也不能不经鉴别即盲目相信。如果对证据不加分析、不加核对、鉴别，盲目使用，必然发生打击不准、冤枉好人，给运动带来混乱。此点请各地在专案工作和甄别定案工作中特别加以注意。
+
+　　（附：）
+
+## 中共江西省委五人小组“关于鉴别与运用证据的几个问题”
+
+　　根据最近甄别定案工作中所发现的情况来看，各地在专案审查工作中，对于调查研究取得证据的工作，一般是重视的。但在证据工作上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主要的是：
+
+　　一、有些专案小组忽视了证据的复杂情况，对于调查来的材料，特别是对敌伪档案，不注意鉴别其真伪，不加分析地作为证据使用。如有些单位将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平时吹嘘谈天的材料，均认为真实的证据。如南昌专署斗争对象江X（现年28岁），平时好吹嘘，曾对别人吹过：“我参加过马歇尔召开的会议，48年10月并以记者的身份乘飞机观察过淮海战役”，该单位竟信以为真，作为报捕根据之一，有些单位片面的认为档案是原始的直接的证据，忽略了敌伪档案中，也有不可相信的材料（有的是解放前歹敌人捏造事实，进行挑拨，陷害好人；有的是反革命分子谎报材料，造假名册，夸功要赏；甚至有的是我地下党同志为了便于工作，掩护自己，编造情况，迷惑敌人等等）。如查获伪“江西民国日报”上曾载有大批地下党员的“脱党宣言”。其中谭XX同志，经查证实际并未自首叛党，他的名字系叛徒开列上去的；华中钢铁公司曾通知省委组织部，说从敌伪档案中查出，高XX同志系三青团分队长，经查对弄清，这个档案是有的，但这系我地下党员张树群同志打入敌人机关后，为了取得敌人信任，故意编造的。省花纱布公司曾派一个干部去南昌市公安局了解该公司斗争对象陈X的问题，恰好在敌伪档案中查到“陈忠”参加过政工队，该单位未经分析，即认为铁证如山，后经多方查对，原来不是这个陈忠，而是同名之误。
+
+　　二、有些专案小组不注意分析研究证明材料所能起的作用，往往扩大其作用，以致做出错误结论。如南昌市斗争对象林XX，已经查明，林于1947年在“美军顾问团”任翻译，曾译过伪国防部二厅给“美军顾问团”的两个情报电稿，至于林本人是否已参加军统，则无其他任何材料，但该单位即认为他就是军统特务。
+
+　　鉴于证据工作上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认为，为了提高专案工作的质量，又好又快地完成专案审查工作和甄别定案工作，就必须进一步，加强证据工作：
+
+　　一、所谓证据就是那些能够据以证明或推论证明的事实确已存在的材料。凡是能起这些作用的人的证言和物件，未经串供，指名指事问供的口供，都可作为证据。所谓证据工作，就是蒐集，鉴别，分析研究证明材料的工作。任何反革命分子的任何活动，都是社会的行为，必须同一定的人和物发生关系，因而都是能够找到一定的证据的，有些人问问虽然难以找到原始的直接证据，但间接证据是能够找到的；有些人的问题虽然目前暂时难于找到证据，但将来终究是可以弄清的。因此，必须重视证据工作。凡目前能取得证据的问题。必须抓紧找到证据，加以弄清，一时确难找到可靠证据的问题，则可暂时挂起来，以后继续弄清。
+
+　　二、任何证据均须经过鉴别才能运用。所谓鉴别证据就是要从证据的来源、取得证据时的情况和证据本身的各个方面来加以分析，确定其真、伪、精、粗，这是保证作到不错不漏的重要环节之一。在鉴别证据的过程中，必须细心研究，具体分析，切忌粗枝大叶，主观臆断。对于人证，一般该注意：（一）证明人的政治面目、思想作风、生理状态；（二）证明人与被证明人或事有无利害关系，证明人提供证明时的思想状态如何，有无隐瞒、陷害、伪造等情况？（三）证明人所证明的事情，是亲自参加、亲自所睹、还是道听途说、分析推测？对于物证（包括敌伪档案），一般应注意：（一）从我们取得这些物件的经过情况去研究其可靠程度；（二）从这些物件制成的时间、它们的颜色、痕迹、他们所表明的犯罪行为的情节是否合理等方面去研究其可靠程度；（三）如果物证是文件，还要注意是正本还是抄件。对于同案人的口供，则必须注意：（一）这些被审查者是否已经串供；（二）我们取得口供时是否有指名指事问供的现象。只有经过这样细心鉴别的证据，才能运用它们去证明问题。
+
+　　三、在运用证据时，必须分析各个证据所能起的证明作用，并且把它同审查对象所交代的材料及现行表现联系起来研究，在运用证据时必须注意分清直接证据（可以直接肯定问题的性质者）和间接证据（只是某一行为的原因或结果，只能间接不能直接肯定问题的性质者）。根据肃反运动情况来看，对这两种证据都必须同等重视，不可偏废。但在运用间接证据时必须注意：任何间接证据，只能当它除了能证明我们所要的证明问题外，不能不任何其他解释时，才能作为间接证据去运用，而且一定要有几个互不矛盾、彼此一致，能从各个方面证明同一问题的间接证据，才能用以去证明问题，决不可单凭一个间接证据去证明问题。
+
+　　无论直接证据或间接证据，都必须把它同所要证明的问题具体情节联系起来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把死材料变成活材料，才能正确无误的运用它们。
+
+　　鉴别证据和运用证据是关系到案件的质量，规格的重大问题，各单位必须加强这一工作，结合具体情节认真研究，使专案小组的全体成员在实际工作中，都能掌握这一科学方法，以保证专案和甄别定案工作的胜利。
+
+　　来源：《肃反文件（第二辑）》[绝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印，195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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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25.txt
@@ -0,0 +1,97 @@
+# 中共浙江省委批转省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领导小组关于目前在新公私合营企业中安排资方在职人员的意见的报告和关于各地在安排资方在职人员中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
+　　（各地（市）委、县（市）委、2千人口以上的镇委：）
+
+　　兹将省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小组《关于目前在新公私合营企业中安排资方在职人员的意见的报告》转发给你们，请根据本地具体情况研究执行，并将你们进行人事安排工作的情况和经验报告省委。
+
+　　省委对资改造小组《关于各地在安排资方在职人员中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也请各地参照实施。如果发现新的情况，请连同你们的意见报告省委。
+
+　　 中共浙江省委
+
+　　（附：）
+
+## 省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关于目前在新公私合营企业中安排资方在职人员的意见的报告
+
+## （1956年2月15日）
+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包括两个方面的：一方面要把资本主义企业逐步地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另一方面，要依靠剥削为生的资产阶级分子，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是要以企业的改造为基础的，因此，在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就必须对资产阶级分子有计划地、妥善地加以安排。这不但是进一步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一种属于赎买的性质，这种赎买是必要的。目前，本省杭州、宁波、温州等7个市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全部地按行业实行了公私合营，其他地区也正在继续进行。资产阶级分子对他们的工作安排问题，表现得十分关心。对这一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就会造成资产阶级分子思想上的混乱，影响生产经营；并使我们不能很好地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最后达到消灭资产阶级这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为了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人事安排工作，兹根据“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的精神，提出如下意见：
+
+　　（一）在批准全业公私合营以后，对原企业内的资方在职人员 （包括挂名支薪的及兼任工商联、民主建国会工作的在内)必须全部包下来，并且根据量才使用和适当照顾的原则，在企业内（包括专业公司）逐步地妥善地安排他们的工作。
+
+　　（二）在批准公私合营以后，一般在6个月左右的时间内，资方在职人员的工作，应当根据“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第一项的规定办理，即：“企业的生产经营和财务工作等，仍旧由原企业主继续负责，企业原有人员原来担任的职务也一般的不要变动”。如果对资方在职人员已经进行安排并且对外协商宣布了的，就不再变动。对准备安排而没有对外宣布的，就不要宣布。对国家派到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已经对外宣布职务的一般的不再作变动，还没有宣布职务的或者准备派入新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可以以公方代表的名义或者以专业公司工作组的名义，协助与监督原企业主做好生产经营工作。
+
+　　（三）对资方积极接受改造的核心分子中政治上、经济上有代表性的进步人物，也可以先安排在专业公司任经理、副经理，还可以继续兼任原来企业中的职务。其余的在职人员，在生产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的时候，再进行全面安排。
+
+　　（四）对资方所有在职人员的物质待遇，目前一律不动。
+
+　　（五）对家庭工的工作和工薪，目前仍旧维持原状。
+
+　　（六）对年老体弱的资方在职人员（包括挂名支薪的），目前仍旧维持原状；今后，可以在企业内给予轻微的工作，或者安排在董事会内支薪。
+
+　　（七）对资方在职人员中的反革命嫌疑分子，在他们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以前，工作暂时不动。
+
+　　（八）各地工商业联合会及同业公会组织，目前一律保留。对这些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在经济改组过程中由各有关的业务主管机关逐步吸收。
+
+　　（九）对资方在职人员的安排，目前主要是积极做好准备工作，要以行业为单位进行摸底排队，制订出安排的方案，报经地、市委批准后，姑得执行。对省级代表性的人物（如省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省民主建国会委员、省工商联常委等）的安排，应当经地、市委决定，报请省委批准；县级代表性人物的安排要经地、市委批准，报省委备案。
+
+　　（附：）
+
+## 关于各地在安排资方在职人员中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
+　　最近各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对安排资方在职人员方面，提出了若干具体问题，要求答复。对于这些问题，我们意见应该按照“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中第一项的规定办理，即在批准合营以后，一般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企业原有人员原来担任的职务，一般的不要变动。但是这些问题，各地在今后安排资方在职人员的时候，仍然是会碰到的。因此，现在将这些问题加以综合，并提出处理的初步意见，作为各地在今后制订安排方案与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的参考。
+
+　　（一）“五反”的时候资本家脱离企业，现在要求回厂工作，是否安排？
+
+　　根据具体情况考虑安排或者不安排。如果本人有技术，有管理能力，可以考虑在合营企业中给以工作。如果在原企业与工人关系恶劣，可以在其他企业或者其他方面予以安排。
+
+　　（二）因犯“五毒”行为被判处徒刑，目前已经释放的资本家，是否安排？
+
+　　应当分别情况适当安排。如果是被判管制还没有解除的，只分配一般工作，不给以负责工作；如果是解除了管制和恢复了公民权的，要量才使用。
+
+　　（三）被判徒刑还没有释放的资本家，目前因家庭生活困难，其家属要求到企业工作，是否允许？
+
+　　一般不予安排，可以作为劳动就业或者社会救济问题处理。
+
+　　（四）地主兼营工商业，合营后应当怎样安排？
+
+　　不属于被管制的分子，应当量才使用，对于被管制的分子，如果是企业的在职人员，也要给以适当的工作，使其在工作中得到改造。
+
+　　（五）产不抵债的企业的资本家是否安排？
+
+　　应当根据量才使用的原则，给予适当工作。
+
+　　（六）资产阶级中的不在职人员，要求到企业工作，是否安排？
+
+　　凡合营前没有在企业担任工作的股东，原则上不予安排，一般作为劳动就业处理，如果企业确实需要，本人又有一定的技术或者管理能力，可以在经济改组后，经劳动部门同意，加以录用。
+
+　　（七）手工业资本家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后，能否当正式的社员？可否担任合作社的领导职务（如合作社副主任）？
+
+　　资本家与地主不同，他们参加合作社后，除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分子以外，都可以成为正式社员。对刑期未满，交群众管制生产改造者，如果本人申请参加合作社，应当由基层人民委员会批准，征得社员同意，可以交合作社管制生产。对政治上进步、技术较高或者有一定的工作能力，本人已经参加劳动，并且孚有众望的资本家在领导较强的社中，可以担任合作社适当的领导职务，例如合作社副主任等；如果在基层社不好安排，可以安排到上级联社工作。对那些不符合手工业合作社社章规定的手工业资本家，就不要吸收他们参加手工业合作社，可通过公私合营的形式进行改造。
+
+　　（八）合营后私方要求安插家庭工，要求调换家庭工，可否允许？
+
+　　已经参加工作的家庭工，维持原状，暂时一律不动，因年老力衰不能工作要求调换家庭工的，可以同意。要求安插家庭工的一律不允许，如果生活有困难，可以作为劳动就业或者社会救济处理。
+
+　　（九）对于被管制的地主兼工商业者和工商业者中被管制的反革命嫌疑分子是否安排？
+
+　　对被管制的地主及被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凡原在企业担任实职的，给予一般工作，不给予领导职务。有反革命嫌疑的分子，在问题弄清楚以前，仍给予安排，待问题弄清楚后再作处理。
+
+　　（十）流动会计如何处理？
+
+　　流动会计暂时一律维持原职原薪，如果是有条件的，可以转做常性的工作，或者在今后经济改组中，给予适当工作。
+
+　　（十一）安排资本家担任领导职务，是否给他委任书？
+
+　　根据“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第十条“公私双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的行政职务，由人民政府主管业务机关同私方代表协商决定，并加以任命”的规定，是可以给他委任书的。但是为了全省统一起见，各地安排资本家担任领导职务后，可由政府代表暂时口头宣布职务，目前一律不要发委任书，待省研究制订统一的办法后再进行。
+
+　　（十二）家庭工代替资本家工作，其成份是否变动？
+
+　　凡调进企业的家庭工，可以仍然当作家庭工看待，对调进家庭后而退职的资本家，其成份暂时不变。
+
+　　（十三）有的资本家工资太低，不能维持生活，有的靠宕帐维持生活，现在是否可以调整？
+
+　　目前一般不要调整，可以采取临时生活补助的办法解决。
+
+　　· 来源：
+
+　　浙江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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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26.txt
@@ -0,0 +1,21 @@
+# 中共河南省委关于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　　从去年12月中旬省委传达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指示后，各地、市委至元月初即传达到党的基层组织。同时结合召开了职工店员代表会、工商联的会议，民建的会议以及工商界代表会、工商界青年代表会、工商界家属代表会，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核心分子座谈会，以及通过参加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分子和其他先进分子的宣传活动等，进行了充分的思想酝酿和准备工作。这样就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影响下，在各城镇形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舆论优势，工商界由先进人物带头，纷纷要求公私合营，表示放弃剥削，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元月15日北京市宣布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消息以后，工商界要求改造的热情已达顶点。各地领导也学习了北京先批准后改造的方法，元月20日前后省辖5市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全部批准公私合营与组成合作社。截止元月底统计：全省大型工业纳入公私合营的有323户，7688人，占原有（不包括4至9人的小型工业）户数的96．13％，占原有人数的91．19％；手工业纳入合作组织的204189人，占实有人员的81．4％，其中：生产社占组织起来的人员的65．5％；供销生产社占13．35％，生产小组占21．15％；城市座商（12个市和焦作矿区）共25554户，39562人已全部纳入各种社会主义改造形式（除极零散的肩挑小贩外，一般的小商小贩也纳入了各种不同的改造形式），其中：公私合营人员占已改造人员的28．29％，合作商店（组）占58．83％，其他占12．88％；农村商业已改造141486人，占现有人数的90．11％，其中：经销占14．94％，合作商店（组）占已改造人员的63．52％，代购代销占7．13％，合营占6．4％，过渡到供销合作社的占7．99％；交通运输业中汽车140部已全部纳入公私合营，专业马车已基本纳入各种改造形式，共111444辆，木帆船已经纳入改造的3647只，占专业船的45．1％，搬运业（12个市及焦作矿区）已经组织起来的22149人，占原有人员的57．8％。在这一社会主义改造的新情况下，资本家中的核心分子、进步分子，愈加积极地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发动别人，中间分子趋向进步，落后分子唯恐得不到安排也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开始还有少数不满分子抵抗改造，后来就被舆论所压服，不再听到他们的不满声音了。南阳市资本家包金荣唯恐自己得不到批准，把申请书油印出来，隔几天向各领导部门分送一次。小商小贩要求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更高，要求公私合营，不愿经销代销。私营企业职工、店员因摆脱资本家剥削，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的愿望，扬眉吐气，情绪更加高涨，夜以继日地推动资本家接受改造，帮助清点物资，监督与防止资本家抽逃资金。资本家的子女和家属在推动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上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总之，在这样一个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潮面前，正气压倒了邪气，破坏分子暂时低头了，多数私营工商业人员认为和共产党、人民政府靠近了，有了前途。一般说，在改造中的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和经营没有受到大的影响，有的生产经营还提高了或者一时受到些影响，又迅速地扭转了。党员干部中不愿到公私合营企业去工作的情绪，也转变了，一般的都积极地参加了这一运动。
+
+　　目前在已批准合营的企业中，清产核资工作已基本上告一段落，对私营企业人员的安排工作也大部结束。省委为了总结上一段运动，布置下一段工作，于元月26日召开了各地、市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小组组长、办公室主任会议，历时9天，于2月3日结束。会议上学习了中央元月26日《对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应注意问题》的指示，经过讨论分析批判了思想上和工作中的偏向，提高了认识，安排了今后工作。会议中集中地反映了过去一段工作中的问题：
+
+　　首先，在干部思想上较普遍地存在着简单化的看法，认为批准合营即是完成了改造任务；有些干部要求调往另一个岗位上去工作；也有些干部只看到私营企业中的职工和工商业者拥护改造的高涨情绪，而急燥地要求迅速过渡到国营或供销社。如郏县县委在元月7日一天中即作了三次电话指示，从要求上半年完成过渡任务变为要求在元月15日以前完成过渡任务，致在短短的时间内，全县过渡了商业总人数的86％以上，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省委发觉后已在全省范围内停止这一急躁冒进的情绪）。
+
+　　其次，政治工作未引起干部的普遍重视，放松了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工作。有些地方宣传不全面，对资本家应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自己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道理宣传不够，以致有些资本家在合营后不关心业务，积极性不高；有些地方对公私合营以外的其他改造形式宣传不够，致有些小商小贩也愿很快变成公家的人，拿到“铁饭碗”。较为普遍的是注意了对私营企业职工的教育，而忽视了国营、合作社职工的教育，曾经发生国营、合作社营企业的职工思想赶不上运动发展的情况，也曾经一时影响到某些国营商店的营业额低于公私合营企业的营业额（这一情况被省市领导发觉后已有所扭转）。在改造中，重视企业改造，忽视人的改造的现象也是较普遍的。
+
+　　其三，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第一批的改造试点中，在缺乏调查研究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过早地进行了经济改组和调整商业网。有的市国营公司强调集中便于管理，盲目地撤销零售点，集中合并为大商店。郑州市二区将蔬菜业一个行业并为一个合作商店，将熟食业123户143人组成一个大的合作小组；许昌市平均40多户熟食业合并为一个合作食堂，造成消费者排队购买，拥挤不堪，群众不满；甚至把擦皮鞋、理发、缝纫等行业人员也集中起来，打乱了商业的服务网。由于轻率地调动了人员，改组了企业，改变了原有的经营制度，就发生了某些货源断绝，品种花色减少的现象。有的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也变坏了。有些企业的生产或经营都有下降的现象。在手工业中发生盲目并大厂急于搞机械化的倾向。周口市将整个皮鞋业集中一个地点，组成500多人的合作社；有的手工业工厂，不是集中力量搞好生产，而盲目地购买发电机、买大车床，造成浪费。在工业方面，产品质量下降的现象也已出现。这些现象虽然在很短时间内已有所纠正，但已造成生产和经营上的不应有的损失。
+
+　　其四，清产核资工作一般较稳当，但也有些干部的政策，策略思想不强，只在经济上扣的紧，对资产的估价偏低、偏严，方法生硬，缺乏协商精神。郑州市曾采用背靠背准备，面对面斗争的办法，这样容易形成僵局，而且遗留问题很多，甚至有发动挤暗资、挖底财、查账外资金、将生活资料估为生产资料的现象；有的因被坏分子操纵，强迫追逼，个别地方曾出现了自杀事件（潢川县死一人），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
+　　其五，在干部配备和人事安排方面，除对资本家代表人物安排较为妥当外，对核心分子的安排上是副职多，正职少，一般偏低。对派去公私合营企业工作的干部，缺乏必要的训练，有些干部不会也不习惯于做团结、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工作。另外，在经营比重的安排上，对代销、经销的小商贩、小业主的商业额安排尚未引起普遍重视。
+
+　　上述问题在工作过程中虽有些已随时做了解决，但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今后尚须进一步处理，以改进工作，提高质量，巩固已得胜利。因此，会议在研究了情况之后，着重提出以下几点：第一，组织全体参加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毛主席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和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央1月26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六项指示、周总理在政协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以及其他有关文件，把思想水平提高一步。第二，各地、市认真检查总结上一段运动，订出以搞好当前生产和经营为中心的工作规划。根据中央指示和国务院的规定，做好批准公私合营后的企业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定息等工作；并对经济改组、企业改造、商业网调整等方面进行深入地考察研究，做出全面规划，做好准备工作，以便条件成熟后着手进行改组和调整。第三，在全国社会主义革命高潮形势下，全省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向前跨了一大步，应该在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在原有的基础上组织一个生产、经营的高潮。根据具体条件，在适当的项目上组织一定规模的社会主义竞赛，争取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以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高潮，以及其他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真正作到改造以后比改造以前生产、经营的更好。
+
+　　· 来源：
+
+　　河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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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27.txt
@@ -0,0 +1,13 @@
+# 中共中央对全总党组“关于换发会员证的请示”的批示
+
+　　（全总党组：）
+
+　　中央原则上同意你们“关于换发会员证的请示”以及“关于换发会员证的指示”和“关于职工加入工会的资格和保留会员会籍的规定”两个文件。
+
+　　应当注意的是：换发会员证的工作不要在肃反运动中进行，以免将工会组织内部的问题和肃反问题纠缠在一起引起混乱。工会组织可以在肃反运动中了解会员的情况，搜集有关材料，作好准备工作。对那些需要进行组织处理的人，应该事先调查清楚，然后有重点地分别予以处理，不可在职工群众中普遍地查历史、查思想、查作风，形成人人过关的形势。至于对少数己加入工会的其他劳动群众（如独立劳动者），要认真讲清道理，劝其退会。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正确进行，对开除会籍、劝退出会等问题，应该规定一定的审查批准手续。如本人对处理有意晃，仍可向上级工会组织提出申诉。
+
+　　你们所拟的“关于换发会员证的指示”和“关于职工加入工会的资格和保留会员会籍的规定”，再略加修改后，即可下达，另将换发会员证工作的目的、要求和作法写一简要报告，由中央批转各地党委注意。
+
+　　 中   央一九五六年三月四日
+
+　　来源：根据《中共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关于工运方针和工会工作的指示》。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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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28.txt
@@ -0,0 +1,25 @@
+# 国务院转发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一九五五年度盈余分配问题的意见》
+
+　　国务院同意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所拟关于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一九五五年度盈余分配问题的意见，现将原报告转发给你们，请参照办理。在执行中，如有问题和意见，请电告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
+
+　　（附：）
+
+## 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一九五五年度盈余分配问题的意见》
+
+## （1956年2月25日）
+
+　　（国务院八办并请转报总理、副总理：）
+
+　　近来接到不少地方询问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及私营企业一九五五年度的盈余应如何掌握分配问题，经我们研究，提出意见如下：
+
+　　一九五五年以前已经公私合营的企业，它们在一九五五年的利润分配，可根据具体情况经过公私协商，来妥善处理。如私方积极要求实行定息办法，可以同意；如私方还有顾虑，可仍按四马分肥的原则或者惯例来分配私股股息；不要勉强他们实行定息。
+
+　　私营企业，一九五五年当年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和一九五六年才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他们在一九五五年度的利润，一般可按照四马分肥原则或惯例进行分配。有些企业需要弥补亏损的，可以在弥补亏损后再行分配。
+
+　　私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自一九五三年以来的应分而未分配的盈余，应当根据四马分肥的原则或惯例，参酌企业的财务情况，适当进行分配。
+
+　　以上意见，如果可以，拟请批转各有关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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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29.txt
@@ -0,0 +1,39 @@
+# 中共中央关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合并和升级中有关生产资料的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规定
+
+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
+　　全国各地，已经有大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升为高级社，小社扩大、合并成为大社，也有一批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被接受到合作社中来，作为社员或者候补 社员，或者由合作社管制生产。这就在生产资料如何处理方面，发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中并没有规定处理办法。为了 便于各地处理这些问题时有所依据，中央提出如下的原则规定：
+
+　　一、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的土地转为合作社公有，取消土地报酬。土地归社公有以后，如果有的社员退社，合作社应当从社公有的土地中拨给他一份耕地。有的高级合作社，要求社员交出土地证，这是不必要的。土地证，可以允许社员保留，不要收回。
+
+　　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仍然应当像初级社一样，允许社员留下一定数量的自留地。社员修新房屋所需要的基地和埋葬所需要的坟地，由合作社统筹解决。
+
+　　二、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零星树木仍然归社员自己所有，自己经营；社员私有的果园和其他成片的林木，可以归社公有，也可以在一两年内采取过渡办法，暂不归社公有，仍然按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办理，即由社统一经营，给原主以合理的报酬。果园和其他成片的林木转归合作社公有的时候，必须经过充分协商，取得原主的同意，并且应当给原主以合理的代价。果园和林木的价款，除了应摊的股份基金以外，下余部分由果园和林木的每 年收益中抽出一定的比例分年偿还。必须注意在社员中充分说明上述的各种合理的公私两利的办法，并且按照社员自愿的情况，分别作具体的处理，以避免社员在转 社的时候破坏林木的现象。
+
+　　三、在初级社转为高级社的时候，社员私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合理作价，归社公有，价款由合作社付给本 主，一般在三年内付清，至多不能超过五年。如果在合作社升级以前，耕畜和大农具已经实行公有化，而到升级的时候价款还没有付清，应当按原定的办法继续分期 付清。
+
+　　社员私有的牧畜（例如羊群、牛群等），可以采取作价归社公有，也可以在一两年内采取过渡办法，仍然归社员所有，由社统一经营，给畜主以合理的分益。
+
+　　四、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各社原来所积累的公共财产、公积金和公益金，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妥善保管，统一转为合并后的大社的公有财产，不得损坏和分散。各社之间多少不等，不必补齐，新社员入社也不补交。
+
+　　五、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各社原来分摊股份基金的标准，如果相差不多，就不再补齐，如果悬殊过大，社员意见较多，就应当统一计价，重新分摊，各个社员原来交的股份基金，按照新的分摊标准长退短补。新社员入社应当照摊股份基金。高级社股份基金的分摊办法，应当由贫农和中农社员协商决定，可 以按劳动力分摊，也可以按劳动力和土地比例分摊。
+
+　　各社在合并前没有还清的耕畜、农具归公时原主应得的价款，没有归还的农贷、社员投资和其他欠款，都应当由合并后的大社负责归还。
+
+　　六、一部分富裕中农社员，占有价值很大的马车和大农具等生产资料，在这些生产资料转归公有的时候，除了同别的社员一样，扣掉他应交的股份基金以外，需要 归还给他的价款数目仍然很大。为了避免合作社负债过重，避免引起大多数贫农和下中农社员的不满，避免发生提高他们的阶级成分按照富农对待他们的现象，可以 采取如下的办法处理。即这部分富裕中农的生产资料归公时应得的价款，如果不超过他应交的股份基金的二倍，除了扣掉应变的股份基金以外，其余的部分，按照规定分期还清；如果超过他们应交的股份基金的二倍，二倍以内的部分照上述办法处理，超过部分，则经过民主协商，议定在一定年限内（例如三年），按照银行贷款 的利率付给利息，付息满期后转为股份基金，退社时可以带走。
+
+　　七、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包括新富农在内）入社的时候，他们 入社的土地，在初级合作社内，按照家庭人口的多少，在当地每人占有土地平均数以内的部分可以取得土地报酬，多余的土地不给土地报酬；在高级社内，他们的土 地当然转为合作社公有，一律取消土地报酬。他们占有的耕畜和大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应当一律作价入社，应得的价款除了补交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外，其余部分一律作为股份基金，退社时可以带走，平时不付利息，他们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一律仍归本人所有。
+
+　　地主富农分子，从今年一月起，如果在入社前有出卖和破坏他们所占有的生产资料的行为，在入社的时候应当负责补偿，情节严重的还应当依法惩办。
+
+　　为了使打击面不致过宽，减少划分阶级中的纠纷，对于那些剥削分量较小、界线不很明显的新富农可以按第六项对于富裕中农的办法处理。
+
+　　八、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特别是在高级社发展较多的地方，有一部分贫农和干部总想扩大公有化的范围，希望一下子消灭一切私有，对于归公的牲畜、 农具等生产资料，总想把价格压低一些。这种倾向，望各地注意教育防止，否则，将使贫农和中农的关系紧张起来，不利于生产。
+
+　　最后，少数民族地区，由各自治区党委和有关省委分别参照这一规定，根据民族特点，自行拟定处理办法，报中央备查。
+
+　　 中　央一九五六年三月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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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30.txt
@@ -0,0 +1,93 @@
+# 中央十人小组关于专案小组几个问题的规定
+
+　　为了明确专案小组的任务范围、组织领导、工作方法以及同专门机关的关系，以便在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正确地组织专案小组的斗争，特根据中央十月二十五日“关于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群众已经发动以后必须注意保证运动的健康发展的指示”，和最近时期各地的经验，对有关专案小组的若干具体问题，作如下规定：
+
+## 一、专案小组的任务和工作范围：
+
+　　第一、专案小组的任务，就是要用调查研究和讯问等方法，取得确实的证据，根据证据来分清是非轻重，做出结论。凡是经过小组斗争没有弄清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重大的反革命嫌疑分子，都应列为专案小组的斗争对象。
+
+　　应该立案并由专案小组进行工作的有以下七类案件：
+
+　　（一）自己坦白或别人检举的但尚未查实的特务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
+
+　　（二）同特务机关或特务人员有一定联系而有派遣或潜伏的重大嫌疑的特务嫌疑分子；
+
+　　（三）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事实须继续查清其政治背景的反革命分子；
+
+　　（四）有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但尚未查实的反革命嫌疑分子；
+
+　　（五）以反革命分子或阶级敌对分子为核心但其真实背景尚未查清的反动小集团；
+
+　　（六）历史上有罪恶须继续查清的反革命分子；
+
+　　（七）须继续查清的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
+
+　　第二、以下案件不必经过专案小组审查，应当交给甄别定案小组负责甄别定案：
+
+　　（一）证据确凿应该逮捕判刑的反革命分子；
+
+　　（二）已经清查出来的有一定罪恶必须给以管制处罚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虽然只有轻微的罪恶不够控制，但也必须实行劳动教养的其他坏分子；
+
+　　（三）已经查清虽是坏分子但情节较轻坦白彻底或者立了功的人；
+
+　　（四）已经确实查清应该平反的好人。
+
+　　第三、以下案件可由公安机关接管负责进行侦察：
+
+　　（一）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驻我国使馆有关系的专案；
+
+　　（二）在同国外敌人斗争中仍有继续侦察必要和可能的派遣、潜伏特务案件；
+
+　　（三）其他须由公安机关直接进行侦察的重大案件。
+
+## 二、专案小组的组织和领导：
+
+　　专案小组有三种：（1）机关单位组织的专案小组，这种专案小组负责对一般专案进行工作；（2）由各机关负责但有公安机关直接参加指导和协助工作的专案小组，这种专案小组负责对比较大或比较重要的专案进行工作；（3）以公安机关为主或由公安机关直接掌握的专案小组，这种专案小组负责对重大专案进行工作。
+
+　　专案小组的工作受党委和党委的五人小组的统一领导。县、市以上各级党委的五人小组都应该设立专案指导小组。专案指导小组应当由同级的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组成，以便掌握案情，具体指导，检查机关单位的专案小组的工作，交流经验，统一部署涉及几个地区或几个单位的专案工作。
+
+　　专案小组应该人数少而精，他们的人数大约应该不少于参加运动的总人数的百分之十，或者一个专案的斗争对象配备三个专职干部。每一单位需要划分多少专案小组，应看专案情况来决定，重要的案件应当一个专案小组管理一个专案，比较简单的案件一个专案小组可以管理几个专案，一个专案小组必要时也可以分批处理几个案件。但专案都必须实行专人专办制度。各单位都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集中一批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组成专门的工作队伍。
+
+　　公安机关应该协助党委五人小组指导专案小组的工作。公安机关的具体责任是：提供必要的敌情资料，指导各单位专案小组的工作；帮助专案小组研究分析案情，必要时应该给以专门侦察工作的配合；在党委五人小组领导下直接掌握重大的案件的侦察破案工作。
+
+## 三、专案小组的工作和纪律：
+
+　　专案小组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制订专案的具体计划，细致调查材料，研究材料，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研究斗争策略，研究讯问方法，并把专案小组的活动同继续发动群众相结合，查清案情，分别是非轻重，提出处理意见。调查研究是专案小组工作的基础。应当教育专案小组的工作干部懂得掌握政策，学会全面分析案情，学会调查研究的方法，学会讯问工作。调查、研究和讯问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在调查研究的时候，不只是要收集能够证实有问题的正面材料，还要注意收集和研究能够证实没有问题的反面的材料，实事求是他研究材料分析问题，切忌主观片面，偏听偏信。一切材料、人证和物证都必须仔细辨别真伪考证核实，必要时须请专家鉴定，不可盲目相信。专案小组还必须仔细了解反革命分子的思想和动态，学会运用策略，动摇敌人争取起义。
+
+　　专案小组的人员必须政治上可靠，作风正派，并须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即讯问时要有计划不乱问，禁止肉刑逼供和诱供；调查时要客观，做到切实收集和保存证据材料不加损坏；处理材料要反映真实情况，不断章取义，不缩小问题也不夸大事实；在工作中要严守案情的秘密。
+
+　　机关专案小组需要通过秘密侦察手段去获取一定的材料时，应当交公安机关办理。公安机关由秘书侦察手段所取得的有关专案的材料，不应公开材料的来源。机关专案小组人员已经获知这种秘密时，要负责保密。
+
+## 四、专案的审批和管理：
+
+　　专案小组负责进行工作的七类案件的立案和撤销都应该经过同级党委五人小组的审查和批准各级五人小组必须认真研究分析案情，具体指导专案小组进行工作。
+
+　　对于下列各种专案的立案、结案和撤销必须经省、市五人小组批准。省、市五人小组还应逐案定期向中央十人小组作专题报告，以便中央十人小组了解专案进展情况，并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指导：
+
+　　（一）侦察范围涉及两个省、市以上的案情重大的反革命案件；
+
+　　（二）帝国主义特务间谍专案及与资本主义体系国家驻我国使领馆有关系的专案；
+
+　　（三）托匪专案；
+
+　　（四）有组织的潜伏特务专案；
+
+　　（五）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案；
+
+　　（六）重大的反革命现行破坏案件；
+
+　　（七）涉及到中央管理名单以内的干部的反革命案件；
+
+　　（八）涉及到列入中央掌握的名单以内的高级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反革命案件。
+
+　　各省、市委五人小组也应当对所属做出分级审批和管理的规定。
+
+　　省、市五人小组应当把以上八种案件，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依托公安机关和主办单位，随时了解案情的发展情况，加以具体的指导。
+
+## 五、专案小组同甄别定案小组的关系。
+
+　　专案小组已经分清是非轻重，认为审查完毕的案件，应写出书面结论提出处理意见，移送甄别定案小组甄别定案，甄别定案小组认为不能定案，尚须继续调查和讯问时，应该说明理由，提出具体要求，交回原专案小组继续进行审查。专案小组和甄别定案小组发生争执时，可以展开辩论，由同级五人小组裁决。如果还有争执可以提请上一级五人小组裁决。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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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31.txt
@@ -0,0 +1,133 @@
+# 中共湖南省委对资改造十人小组办公室对于核资定股中有关具体政策问题的处理意见
+
+　　关于核资定股有关政策问题，兹根据中央和国务院的规定，结合我省实际情况，暂提出如下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
+
+## 一、房屋与建筑物的作价入股问题
+
+　　（一）资本主义企业的房屋和建筑物，凡是登记为企业财产的，不论目前企业占用或没有占用，应一律作为企业财产作价入股。
+
+　　（二）家厂、家店不分的小业主，实行公私合营、定股、定息，支付固定工资的，对其房屋的处理一般不作价入股，如企业需要，可以租用或作价入股。但应征求本人意见，协商处理，不要勉强。其家属住房，由合营企业负责调剂解决。未解决前，不要随便搬动。
+
+　　（三）房屋作价入股的，可按市场一般交易价，进行估价，如无交易价的，可按建筑质量，新旧程度，公私协商，适当作价。
+
+　　（四）对可资利用的铺面装修设备，应适当作价。
+
+## 二、股权问题
+
+　　（一）献股；职工献股一般不予接受，如党团员自愿献股的可以接受。资本家献股的，一律不予接受。
+
+　　（二）退股：职工要求退股的，可分次或一次退还。资本家要求退股的，一律不退。其他成份的股东，原则上暂时不退，但特殊情况（如股金少，生活困难等），经主管业务部门同意，可退给一部或全部。
+
+　　（三）没有交足的股金，一般可以免交，但自动交来者，可以接受。
+
+　　（四）逃亡地主、反革命分子的股权，除已经法院判决，按判决执行外，一般暂由企业代管。
+
+　　（五）转移股权问题：企图分散股份，而请求转移股权者，不予受理。但过去已经分散，现在要求集中的，可以转移。
+
+## 三、债务债权问题
+
+　　（一）对公负债
+
+　　甲、亏欠公款（包括税收、银行贷款、国营、合作社贷款），由原企业负责清理偿还。偿还有困难的，转作公股或转作合营企业负债，冲减私股股本。
+
+　　乙、各项罚款，原企业无力清偿者，可酌情减免。
+
+　　丙、“五反”退补，原则上转为公股投资。有困难的，可以减或免。
+
+　　（二）对私负债
+
+　　甲、原企业欠其他私营企业的债务，可转作合营企业的负债，冲减原企业股本，或作为债权企业对该合营企业的投资。
+
+　　乙、企业欠个人的，分别情况处理：
+
+　　1、欠职工工资：生产期的工资，原则上应由原企业付清；如所欠过多，一时无力付清者，可转作合营企业债务，由合营企业一次或分次付清，从原企业资本内减除；如资不抵债，则可酌情减免。停工期间生活补助费，也可以根据企业情况，补发一部或全部。
+
+　　2、资从人员存薪，原则上应予发还，如企业无流动资金，可转作私股，如其生活困难，即使企业无流动资金，也应予以照顾。
+
+　　3、已经分配尚未拿走的股红息的处理，原则上让其拿走，企业有困难，可以分期付给；或计入私股股本。
+
+　　4、股东垫款：原则上转为投资；如果生活确有困难，或者另有债务，可以允许酌量退还，或者转为合营企业的负债，协商分期退还。如果是股东向亲友借来的垫款，必须偿还的，原则上予以退还；如果股东的亲友愿意投资，欢迎他们将此项垫款投入合营企业（如果垫款人不是资本家，债款转为投资的时候，不可将他们的成份改变为资本家。
+
+　　5、欠其他私人的，原则上应由原企业清理偿还，如一时无力偿还的，可转作合营企业负债，从原企业资本内减除，如债权人自愿投资的，可以接受（如果债权人不是资本家，不能当资本家看待），如债权人下落不明的，暂由合营企业代管。
+
+　　（三）企业债权
+
+　　甲、应收账款，凡国营、合作社欠原企业账款，可列为私股股本，转为合营企业债权；其他即可收回的账款，由资方负责收回作为投资；一时不能收回的账款，合营企业予以登记，由资方收回后投资，但合营企业应予协助，因债务人死亡、下落不明，以及无力偿还的债款，可作呆账报销。
+
+　　乙、对外投资：本企业向本地或外地其他企业投资，仍应作为该企业对外投资，由接受投资企业定股、定息，发给股票，股息作为投资企业收入。
+
+　　丙、资方借支：股东或者资方代理人借用企业的款项，原则上偿还，如果生活有困难，无力偿还的，酌情予以减免。
+
+　　丁、职工借支：原则上应归还，有困难的，酌情减免。
+
+## 四、资不抵债问题
+
+　　（一）资产不抵负债的企业，可以依法破产清理，破产户的职工和资方从业人员，由业务主管机关负责分配适当工作。
+
+　　（二）全系对公欠款的，不必通过法院，由原企业破产处理。
+
+## 五、公积金问题
+
+　　公积金的处理问题：一般转为私股股份，如果企业原有一部份公股，应该按原来的公私股份比例，转作公私双方的股份。如果企业原有的职工集体福利设施较差，可以从公积金中提取适当部份，作为合营企业的职工集体福利基金。但以下情况在账务上列为公积金的应作不同处理：
+
+　　（一）职工股金或红利列为公积金的，应征求职工本人意见，本人要求退还，可以一次或分次退还，如职工不要则转作职工集体福利基金。
+
+　　（二）改善安全卫生设备基金列为公积金的，如此项基金系由原企业提取的，应转为私股股份，如系由职工福利金提取的，应转为合营企业改善安全卫生设备基金。
+
+　　（三）劳资年终双薪列为公积金的，转为企业福利金。
+
+　　（四）凡劳动人民出身的，股金放弃不要已列为公积金的，可转作公股股份。
+
+　　（五）原企业的盈余，劳资双方尚未分配而全部列为公积金的，除提出适当部份作为职工福利金外，其余转作私股投资。
+
+　　（附注：新近公私合营的企业，可以准许他们拿出一部分私营时的公积金来购买公债，但公积金已作股投入合营企业的，不要再动用。用这种企业公积金购买的公债，应作为私股投资，归企业所有。）
+
+## 六、公债问题
+
+　　由原企业或者由企业公积金所购的公债，可以采用下列两个办法同私方协商处理：
+
+　　（一）将公债作股定息，公债利息归合营企业；
+
+　　（二）将公债作股暂不给息，公债利息归资本家，公债还本后，给以定息。
+
+## 七、财产降值问题
+
+　　企业财产在清理估价后较原账面总值降低者，按清估结果定股，个人股权，由私方自行协商确定。
+
+## 八、待摊费问题
+
+　　（一）凡应摊而未摊完，目前有实物存在，合营企业尚可继续使用（例如电杆补贴费、租房、改建、扩建修理费）；其未摊完部份应作股计息，继续摊入合营后成本之内。
+
+　　（二）凡属预付费用之待摊费用，如预付书报费、保险费、工会经费、房租、房地产税等，均应计股息，今后继续摊入合营企业成本。
+
+　　（三）凡机器房屋等大修理费用未摊完部份，因机器、房屋已按现有成色估成作价，资方并无损失，待摊费用应予冲销。
+
+　　（四）凡待摊费用目前已无残值者，例如私营企业开办费，历年防暑降温设备的安装工资等等可予冲销。
+
+## 九、企业不需要的机器设备和呆滞物质的处理
+
+　　（一）落后的、多余的机器、设备，应适当作价入股，尽可能不列作待处理财产。
+
+　　甲、同一种落后工具、设备，有的在用，有的未用，不论在用和未用，一律适当作价。
+
+　　乙、多余工具、设备目前不用今后尚需要的，以及本企业不适用的，但可调拨其他企业使用者，应按实作价。
+
+　　丙、已坏者或合营前未使用，今后也不能使用，已被淘汰的工具和设备按残值作价。
+
+　　（一）残次、呆滞物质等，应按质适当作价入股。
+
+　　（二）因变质不能销售或市场禁止销售的商品，予以报废。
+
+## 十、抽资问题
+
+　　对于抽逃的资金能自愿归还的归还。不能归还的，要资本家承认错误，免予归还。
+
+　　（说明：资本主义企业财产清估之后，其流动资产部份，少于原来账面流动资产数字的，如属经营上的亏累，不能视作抽资。连家铺如因经营管理不善，和家庭生活负担过重等原因，以致资金亏累，不能视作借支，更不能视作抽资。）
+
+## 十一、其他问题
+
+　　直接过渡的企业，私营时期剩余手续费，应归原业主所有。
+
+　　· 来源：
+
+　　湖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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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32.txt
@@ -0,0 +1,19 @@
+# 中共云南省委关于在边疆已土改地区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示
+
+　　目前我省边疆已有将近60余万人口的地区结束土地改革，还有100余万人口的地区正在或即将进行土地改革。正在进行土改的地区，一切工作应以土改为中心，集中力量争取早日完成；已经结束土改的地区；在民主革命已完成的基础上，应即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紧接着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是党的路线问题，但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仍较落后，在阶级关系和内外关系上也具有和内地民族地区不同的特点，这类地区的合作化有它自己的特殊问题和具体规律，不能一般化。因此，对于当前边疆已经结束或即将结束土改地区开展合作化的问题，包括速度，具体政策和方法方式等问题，有进一步加以明确的必要。
+
+　　（一）在合作化发展速度上，当前主要是各民族在土改之后究竟按照什么具体道路和规模来实现合作化的问题：是按着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高级社这样一个具体道路发展呢？还是不经过互助组直接办社呢？是首先要入一点，取得经验，然后推动全盘呢？还是不经过试点立即大发展呢？省委认为：当前边疆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方针应该是“大量发展互助组，重点试办合作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并坚持“深入一点，取得经验，推动全盘”这一基本领导方法。这是因为，边疆至今还没有自己办社的实际榜样和具体经验，对边疆合作化中所可能碰到一些什么与内地不同的问题，如何解决，领导上还未摸准，多数干部和广大积极分子还没有学会办社本领。如果我们在开始办社时不按着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这一基本步骤，企图不经过任何酝酿准备、直接跳过发展互助组和重点试办合作社的阶段是并不适宜的。只要我们首先办好第一批试点社、取得经验能确实保证了增产，就可以吸引广大群众自己起来动手办社，就可以进行大发展。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在1955年结束土改和即将结束土改的地区，当前最重要的是由书记亲自动手，带领全党同志深入，试点办社，确实在办社的各项具体政策和方法方式上，取得适合当地实际的具体经验。对于广大群众当前办社的积极性应当首先引导他们去大量发展互助组，为将来大发展打下组织基础。预计今春结束试点后，再经过巩固和发展，在二三年完成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以至完成全社会主义合作化是完全可能的。
+
+　　当然，在开始办社时，规模不宜太大，社内劳动组织等一时还不能要求过高。对于那些直接间接影响生产的宗教迷信和落后风俗习惯，只能耐心教育等待并随着生产发展逐步予以解决，不能操之过急。
+
+　　至于目前正在进行土改、已经局部地结束土改的地区，在不影响总的土改任务下，亦可着手发展互助组，个别试办合作社，为全区结束土改后紧跟上开展合作化运动准备经验。
+
+　　（二）在办社中必须坚持执行“依靠贫农，巩固地与中农群众结合，逐步由限制富农剥削到最后消灭富农剥削”的阶级政策。认真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对中农阶层进行具体分析。由于边疆中农比重较大，根据中农经验地位的不同，正确执行对中农的政策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这就需要坚决地把占农村人口70％的贫农和中农中的下中农作为我们在农村办社的依靠力量，首先把他们组织到互助合作中，并使他们在互助组、合作社中形成核心力量。对于中农中间一部分富裕或比较富裕的上中农，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比较富裕，当他们还没有看到参加合作社得到的利益比他们自己经营得到的利益更多时，他们就不会轻易参加，即使勉强参加了，也会由于实际利益问题，使社组内关系时常发生矛盾。因此在开始办社时除对其中那些真正自愿的人可以吸收一部分入社外，不应过早地勉强吸收或强迫他们入社，而是逐步通过社会主义合作化的优越性来诱导、说服和十分耐心的去等待他们，目前有些地方对中农阶级不作具体的分析，笼统地提出中农问题，以及在实际行动中不去正确对待，甚至侵犯中农的利益，都是不对的。
+
+　　富农是农村完成土改后最后的一个剥削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对象，因此在办社中不能放松对他们警惕。这一根本原则在党内必须明确，不明确是不对的。但是对边疆地区的富农有两种情况也必须考虑：第一，我们对富农的政策和对地主阶级不同，在合作化发展初期还不是立即消灭他们，而是采取逐步由限制到消灭的政策；第二，由于边疆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封建势力在农村还有不少的残余力量，在办社中如果公开提出“消灭富农”的口号，或在具体工作中过分不策略地刺激富农，势必使富农和地主联合在一起，只会造成阶级关系不必要的紧张，对边疆当前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很不利的。因此对富农的斗争必须十分策略，善于稳定和麻痹他们，有意识的使当前农村紧张的阶级关系缓和一些，从而使我们能够集中力量通过积极正面的办社和逐步推进其他各项社会主义措施，发展生产，认真的组织贫农和下中农，广泛地团结各方面的劳动人民，这样就会自然地把富农孤立起来，削弱富农经济和它对小私有者农民的影响，也就更有利于最后消灭富农。
+
+　　（三）基于边疆民族和内外关系的复杂情况和国防斗争的需要，在办社方法顺序上也和内地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重要的特点之一，是在充分发动群众办社的同时，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认真加强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一般应首先通过自上而下的交代政策，妥善安排民族上层的生活和地位（当前是特别注意把那些农村中有代表性的头人安置在县的协商委员会中）。有关合作化的规则和具体政策等，可通过代表会议、人民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等形式和他们酝酿讨论，听取和征求他们的意见；从而消灭其不必要的顾虑，使他们真正看到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体会到党对他们长期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以便通过这些代表人物去加强对地主、富农分子的教育改造工作。这样做，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社会主义改造的阻力，便于我们更好地发动群众，更系统更广泛地向农民宣传政策和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
+
+　　省委党委会议通过。
+
+　　来源：陈虹主编、中共耿马傣族自治县委党史征研室编《耿马农业合作化》，德宏民族出版社，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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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33.txt
@@ -0,0 +1,17 @@
+# 中央统战部关于调查民族上层分子和宗教职业者情况的通知
+
+　　（上海局、各省、市委、各自治区党委、西藏工委统战部：）
+
+　　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和在还没有完成民主改革的少数民族地区完成民主改革，都要坚持和平改造的方针，这是中央早已规定了的。根据这个方针，对于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包括贵族、土司、头人、牧主、奴隶主和活佛、喇嘛、教主、毛拉、阿訇等），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的时候和改革以后，也仿照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办法，采用赎买政策，看来是必要的，也是势在必行的。（现在有很多地方因为农村全部组织了高级合作社，城市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寺庙土地收入没有了，群众对宗教的布施减少了，甚至没有了，已经提出了维持宗教职业者生活的问题。）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赎买政策，可以考虑这样的办法，即在他们放弃了剥削以后不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由国家把他们的生活维持起来，发给薪金（对需要安置工作位置的）或者发给生活补贴（对不需要安置工作位置的，但要尽可能考虑安上位置）使他们仍然能够过着和原来大体相当的生活。这样做，对于争取他们接受采用和平方法完成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的方针是有利的，对于顺利完成西藏、凉山、云南边境和牧业地区的民主改革更是必要的。为了全面地研究这一问题，请各地党委统战部按照下列要点，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和宗教职业者作一些调查统计。
+
+　　（一）贵族、土司、头人、牧主、奴隶主、活佛、喇嘛（常住寺庙并且以宗教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和不常住寺庙，不依靠宗教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分开统计）、教主、毛拉、阿訇（在寺的阿訇和不在寺的散班阿訇分开统计）、满拉（只统计以当满拉为职业的）等各有多少？共有多少？这里边需要安置位置的共有多少？已经安置了的有多少？还需要安置的有多少？用什么办法安置？不需要安置的有多少？需要发给生活补贴的有多少？用什么办法补贴？不需要发给生活补贴的有多少？为什么不要补贴？
+
+　　（二）在各类民族上层分子和宗教职业者中各选择一个或几个典型，调查他们现在的生活来源和生活水平，提出将他们的生活由国家维持起来，应该分做几个等级，每个等级共有多少人？每人每年需发给多少钱，共需款若干？
+
+　　（三）在需要安置位置的和只需要发给生活补贴的人员中，应分别说明今年就必须解决的安置和发给补贴的人数和钱数和需要在今后逐年陆续增加的人数和钱数。对这一问题，望按照各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和民主改革的进度，提出规划。
+
+　　以上材料和意见，务请于四月十五日前报来，以便综合研究报中央审批。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0/10/000034.txt b/CCRD/3/0/10/000034.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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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34.txt
@@ -0,0 +1,25 @@
+# 中共南京市委关于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情况报告
+
+　　自11月底开始到现在，全市约有50万人次受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教育。这是继总路线教育以后规模最大、影响铰深的一次群众性的思想教育运动。对广大干部和党员来说，则是一次生动、实际而又具体的理论教育和政策教育。现将我们这一时期的宣传教育工作情况和基本做法简报如下：
+
+　　（一）我们在全市范围内，采取先党内后党外、先骨干后群众、先市镇后农村的步骤，开展了大规模的、全面的宣传教育。首先由彭冲同志在党员负责干部中做了动员报告，然后分别由各部门、各区委组织了700多名报告员做了900多场报告，在大约10天时间内，使40多万人受到教育。此外，还动员大批宣传力量，进行辅助性的宣传活动。同时，在全市工商业者中，通过全国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决议的传达，进行了一般的宣传。通过这样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并在棉布、百货两行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影响下，广大干部、群众兴高采烈，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气氛大大地浓厚起来。但是，这种“大军过境”式的宣传，毕竟还是很粗糙的。因此，还有不少干部和职工对党的政策领会不深，议论纷纷；资产阶级中还有很多人由于不了解党的具体政策的底而表现震动很大，忐忑不安；广大群众都要求进一步理解我们党的政策，并答复他们的要求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又开展了条条发动的工作。
+
+　　首先，由市委负责同志根据中央会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精神，相继向12000多名党员和干部、5000多名工人骨干分子、3000多名青年骨干分子、5000多名妇女骨干分子，作了进一步的教育。
+
+　　随后，由市工商联召开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850人），由青年团和民青联召开青年资本家会议（450人），由青年团召开资本家子女的座谈会（1200多人），由市妇联召开了500多人的资本家家属代表会议（为了对上口径，这些家属的丈夫又多半是工商界中的进步分子），分别进行了教育。
+
+　　（二）对广大干部和职工主要是根据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精神，结合本市实际情况，着重分析“五反”前后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及目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说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并着重说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的重大意义，说明和平改造也就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同时，也说明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的赎买政策是最健康、最便宜。最有效的办法，这种办法对资产阶级固然有利，但最有利的还是工人阶级。这样教育的结果，就使很多干部和工人的思想疙瘩解开了，尤其是当他们体会到这种和平改造与赎买政策的世界意义时，就更为感动。不少人说：“我们是‘有勇无谋’”，“看小不看大”，“还是党中央、毛主席看得远，想得透”。
+
+　　对资产阶级分子，主要是在深入进行正面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引导他们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认清前途，承认剥削，掌握命运，接受改造”的目的。开始不少资本家根本不承认自己有剥削，他们说：“将本求利，谈何剥削”，解放后靠薪水吃饭，没有剥削”，有的还说：“四马分肥连一根马毛也没有拿到，那有剥削”。同时，也暴露了各式各样的顾虑，经过反复教育，并通过工商联、民建会和民青联的进步分子的带头以后，在工商联代表大会上，进行了以检查剥削和建国后的错误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检查，有些人检查比较深刻，有的暴露了资产阶级家庭内部争夺家产的丑态；有的谈出了自己剥削起家的历史，批判了私有制的罪恶；有的检查了解放以后的对抗思想。如汽车运输业×××是本市出名的落后资本家，在会上检查了过去采取“吃光、用光，带老婆去逃荒”的态度对抗改造，曾卖了2部车子带老婆去杭州玩等事实。这样，通过回忆对比，以他们自己教育自己的办法，证明是有效的。
+
+　　对青年资本家着重在“来日方长”、“将来半生要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活”这一点上做文章。经过教育以后，有些青年资本家说：“让老头子们去检查过去，我们要瞻望将来”。过去对这些青年资本家，除了工商联找他们开开会以外，青年团是不大睬他们的。他们要求参加学习，要求青年团领导他们学习，要求组织他们参加文娱活动，要求能过一定的组织生活，要求参加社会活动等。过去由于这些得不到解决，因而感到没有前途，有的就学《日出》中陈白露的话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也有的说：“自己阅读联共（布）党史，越读越害怕”。这次青年团召集他们开会是破天荒第一次，青年资本家看到会议出席证是青年团发给他的，就大为高兴，说：“工商联找我们开会是外部教育，青年团找我们开会是内部教育”，有的还把出席证贴在玻璃窗上作为纪念。在大会期间，为了适合青年特点，又组织他们去五台山青年体育场义务劳动半天，他们敲锣打鼓，欢欣鼓舞，感到很光荣。现在他们都说：“太阳出来了，太阳也是我们的，我们新生了”。有的比喻自己“是一条耕牛，现在大地回春，要细细嚼青草”。
+
+　　对资本家家属，除进行一般教育外，还引导她们认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她们都不能掌握自己和子女的命运。在工商联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女资本家组成的小组，她们回忆到过去家庭中三妻四妾、子女不孝等情况时，全组嚎啕大哭，一致痛骂私有制度的罪恶。在资本家家属会议上，许多家属听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听到资本家还有光明前途，她们都很兴奋，有的说：“毛主席有3个儿子，一是工人，一是农民，一是这个败家子，现在毛主席也要了”。
+
+　　经过分头教育，条条发动以后，党的政策开始深入到那些资本家的整个家庭中去，从而引起了他们家庭内部的变化，为改造资本家创造了有利的家庭环境，并对改造资产阶级分子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例如，兄弟百货店老板×××（民建会员），在决定接受经销的时候，他老婆曾和他大闹一场，使他七天七夜吃不好，睡不安，现在他的老婆已经主动地在妇联召开的会议上作了自我检讨。其他不少资本家家属也在会上主动替她丈夫排队，排到自己丈夫合乎进步分子的条件的都很高兴，排到是中间、落后分子的就表示要大力督促他们。在妇联召开这次会议期间，有些资本家看到自己老婆没有被邀参加，很着急，主动向妇联要票。原来有不少资本家子女（主要是学生）为了划清界限，就不大理睬他们的父母，甚至动不动吵架；有些思想落后的又和他们父母一鼻孔出气。这次资本家子女座谈会，一般反映了他们有一种思想包袱，认为当资本家的子女是低人一等，有抬不起头来的情绪，对党和政府也提出了要求，说出了“入团不行，就业不行，当兵不行，升大学不行，留苏不行”的苦衷。通过一系列教育，使他们对自己前途增强了信心，收效也很好。例如，小苏州食品店老板，在参加工商联会员代表大会后，放下了一些“吊桶”，但还担心自己年纪大了，将来子女不照顾他，这次他儿子向他保证：“只要你很好接受改造，不仅政府会妥善安排你，我也可以养你的老”。他听了很高兴，当场表示态度：“将来养老问题解决了，一定服从改造”。
+
+　　（三）对干部、职工、资本家的教育和改造工作，是一件反复、耐心的教育工作，特别是要掌握各种人的特性和要求，通过具体、生动的实例进行教育，才能收到效果。对资本家的教育改造工作，我们打算经常地从几个方面去进行，即结合企业改造对资本家进行教育改造；由工商联出面组织经常的业余政治学校加强对资本家的教育。
+
+　　现在市妇联已经把参加这次资本家家属代表会议的500多人，按地区、按行业编成了经常的学习组织，大家情绪很高。对青年资本家，为了适合他们的特点，我们也决定将他们专门编一学习组织，作为工商界业余政治学校的一个分校。此外，我们决定建立起工会、工商联、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和企业单位的碰头制度，以便在进行对资产阶级的人的改造工作中密切协作，以便在资本家及其家庭内部，不断扩大进步分子，提高其中间、落后分子；特别是对一事一人一家庭和一企业的问题，还可以逐户、逐个地研究，培养先进，突破落后。我们认为，这样“全面教育，条条发动，工商青妇碰头，男女老少对口”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
+
+　　我们在这次宣传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政策时，比较普遍的缺点是：在宣传改造的必要性与改造后的优越性以后，对如何正视困难、克服困难等方面讲得嫌少。有少数同志只把好处说得应有尽有，对困难只字不提，结果是不仅不能减少困难，反而会增加困难。从已实行全业合营行业的职工思想情况来看，总的说来情绪是很饱满的，但也有一些职工，因为原先对合营后的一切设想得太好了，而在合营后看到困难还不少，在工资、伙食等方面还有高低不一的地方，许多带有政策性的具体问题一下子还未获解决，因而又产生了一些思想疙瘩。这一情况也反映出我们对合营后的思想教育工作抓得不紧。现在看来，合营后的政治思想工作，较之合营以前，是更加复杂艰巨的，不仅资本家在合营以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具体思想问题需要解决，就是在对干部和职工的政策思想教育方面，也必须更加具体地深入反复地进行教育的。如有些干部对党的赎买政策在原则上是通的，但一接触具体问题，又感到这样做“太便宜资本家了”；有些职工对给资本家一定的安排在原则上通了，但看到有的老板现在当上了副经理、主任或科长，又想不通了，等等。现在我们正在召开一系列的座谈会，进行思想摸底，以便将思想教育工作深入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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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委关于全行业公私合营情况的报告
+
+## [这是武汉市委在2月17、18日召开市委委员全体会议，对全行业公私合营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总结后，向湖北省委写的报告的第一、二部分。]
+
+## （一）
+
+　　武汉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在党中央和省委正确领导下，采用了北京的经验，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广大干部的努力下，集中于1月18日批准了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计工业1050户（包括4至9人494户），商业9992户，交通运输业370户，建筑营造业102户。这个运动的规模很大，影响很大，震动也很大。而且运动的发展是顺利的、健康的。党的领导在运动中紧紧地依靠了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资本家也表现了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态度。具体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方针的正确和伟大。通过这个斗争的胜利，也教育和批判了干部中的右倾保守思想，显示了工人、店员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组织才能。
+
+　　合营后，除少数工厂、商店因生产经营的需要进行个别改组调整外，一般的均按国务院2月8日的决定采取了原地不动进行生产经营，夫妻店仍分别以代销、经销的形式继续经营，清产估价工作，资本家的“三自”已结束[ 注①  资本家的“三自”是指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工作由资本家自己清理、自己估价、自己报数。]。现已进入审批阶段。资本家的人事安排工作除进行生产改组的工厂按新企业安排外，其它暂不动的工厂、商店的资本家仍按原来职务发给正式通知书，继续负责生产、经营管理，以安定其情绪。其他有关定息、经济改组等工作，正在进行。
+
+## （二）
+
+　　由于这次运动发展较快，来势较猛，领导思想准备、组织准备不够，因此当运动已经形成高潮时，我们对若干问题处理界线亦还不够明确，因此也发生了一些问题：
+
+　　1．对夫妻店公私合营后进一步改造的方法问题，开始在个别行业中采取了经济核算点的办法，想用以大带小的方式在管理上和经济核算上，将其适当集中和统一。由于对送货、营业时间、工资形式以及剩余劳动力问题没有细致的研究，曾经一度在他们中产生了一些消极情绪和依赖思想。发现这些问题后已经停止了这一作法，由于实行的面不宽，还没有形成普遍性的问题，现正在研究夫妻商店和肩挑小贩的进一步改造办法。
+
+　　2．在工业中4至9人的小企业的改造形式问题。在高潮时曾经认为这些小工厂，多系设备简单和手工生产，又分散，因此，都批准他们走合作社形式了，后来在实际工作中（组社中）遇到了两个问题不好解决：一是企业虽小但是仍属资本主义性质，入社后其企业主的成份不好确定，是社员呢，还是资本家（企业主也不愿走合作化，有的甚至将批准合作社后送的喜报都撕了）；一是他们的财产比起来还是大的，这样，经济上也不好处理，我们分析了这些问题之后，乃明确了他们仍属资本主义企业，因此又从合作社中划出，采取公私合营的办法进行改造，并批判了有的手工业干部中贪多好大的思想。
+
+　　3．在手工业中曾经一度发生了大集中的问题。这主要发生在服务性行业中，如糕面业、脚踏车修理、绱鞋业等。有一个区将157家糕面户集中为42家。修理脚踏车52户集中为12户，引起了群众的不满，而且由于集中添置非生产性的设备、装修门面等也造成了一些浪费。只江汉一个区的手工业金属管理处28个社中，光粉刷门面即用了1803元（初步了解），占了全部股金的11％。这种情况已制止并按其需要情况适当地作了调整。这一问题的产生，一方面反映了干部中存在着偏重于便利管理，忽视了手工业的服务性的特点和普遍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们领导上没有及时地将群众的自发性加以组织引导到正确方向的被动局面。
+
+　　4．在公私合营工业中的经济改组问题。在开始由于对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认识不足，也是在便于管理和认为生产任务较重，不集中不好完成计划的思想指导下采取了合并的方法。农具厂就是原来5个厂合并的，仅这一个厂就消灭了砖瓦机、缝纫机、轧花机三种产品，割断了老的经济关系。也发现有的改组方案中将琴行、做浆糊的、做像框的、做算盘的等生产上毫无互相关系的厂合为一个厂实行改组。由于我们发现较早，及时制止了这种情况，没有形成大的混乱。并将原方案进行了审查，除了将原来较合理的生产改组方案批准在第一季度执行外，其他均按国务院规定采取了原地不动进行生产的办法，并责成各专业局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根据有利生产、保持优点、改变缺点、有利服务、有利改造和便于管理的原则，制订出全行业的统筹规划、生产改组方案后，再进行经济改组工作。
+
+　　5．在清产核资工作中虽然采取了动员资本家自清自估自报的办法，在政治上使我们占据了主动地位。但由于思想准备不够充分、政策交代还不深不透，也产生了在资本家互评和工人提意见、筹委会审核当中将资本家自报绝大部分本来较合理的数字层层压低的现象。有的行业从互评到审核一直比原自报数字压低了13％，在工人和下干中存在着偏紧偏严的思想，甚至有的区已经将资本家自报的数字弄丢了。在资本家的骨干分子思想上也存在着“估低比估高进步”的片面思想。
+
+　　6．在合营高潮后，曾一度发生的增资问题。虽然没有号召，但自发情绪一时升起。发生了“挤”和“挖”的情况，在资本家中引起了一段恐惶不安。我们发现即予坚决制止，并对已经所谓增资的资财采取了如下办法处理：凡是增资现金在500元以上者可予接受。属于明显的生产资料如马达之类等，也可作为企业财产一并予以估价，其他少量现金和生活用品之类统统予以退还自己留用。因此稳定了资本家的动荡情绪。
+
+　　7．在改造高潮中对资本家的教育和监督工作有些放松。干部也忙，资本家也忙，再加以运动轰轰烈烈，在大多数资本家表示积极接受改造的情况下，一部分资本家也暴露了勉强随大流的态度。特别是政治上较落后而且生产经营上有较厚利润的资本家，认为合营是“火烧乌龟——肚里痛”——舍不得。他们看到国务院规定中在6个月内一般不动，错误认为半年后才合营，表示高兴，认为还有半年搞头。也有的资本家抽逃资金，只卖货不进货，大买生活资料等等。对这些情况教育和斗争不够及时。这种情况表明，有一部分资本家是在高潮中为大势所趋进来的，人跟进来了而思想不通。因此不能忽视今后的教育工作和必要的斗争。
+
+　　在这次伟大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运动中，虽然发生了些问题，但运动的胜利是基本的、主要的。而且有些问题的发生由于没有经验，是难免的。市委已于2月17、18日开了两天市委委员会全体会议，估价了这次运动的主要成绩，分析了运动中发生问题的情况和原因。有的问题已在运动中及时解决，有的已提出解决办法，正在处理。
+
+　　但是所有如上问题的产生，首先是由于我们无经验，运动的来势很猛，政治上的条件是充分具备的，这表现在工人、店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提高和绝大部分资本家在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方针和几年来的教育下，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因此，使运动开展以后在很多问题上产生了自发性，领导上一时的思想工作（政策交代）和组织工作跟不上，而使某些政策性的问题发生了一些混乱的现象。其次是由于对庞大的原有的各种各样的旧的私营工商业的复杂关系认识不足，在批准合营和合作化之后，对经济改组工作有些盲动，贪多贪大，喜新厌旧，偏重于从便于管理和经济核算出发的思想，再加上某些企业有困难的资本家积极要求并厂并店，赶快卸包袱等思想，也迎合了我们某些干部的情绪。因此，在经济改组上产生了一些被动局面。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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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市委批转市委组织部关于新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中的建党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
+
+　　市委同意市委组织部《关于新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中的建党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报告中所提出的各项意见和措施是正确的，望各区委、行业总支对这些方面的建党工作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和研究，并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上半年建党的具体计划和措施，切实地加以贯彻，并且在今后的建党工作中更多地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以便在保证党员质量的基础上，积极地、有计划地发展党员，逐步改变这些方面党组织的薄弱状态。
+
+　　（附：）
+
+## 武汉市委组织部关于新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合作社中的建党情况和今后意见的报告（略有删节）
+
+## （1956年2月）
+
+　　一、几年来，结合着各项政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职工中，发展了一定数量的党员，建立了一些党的支部。这些党员和支部，在加强党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领导，特别是在保证迅速实现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的全部合作化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现有党的组织，不仅在数量上很少，而且分布也极不平衡，远不能与当前新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迅速发展相适应。截至1955年底，全市公私合营和私营工厂（不包括1954年底以前合营的工厂），仅有党员1244人，占职工人数的6．4％；公私合营和私营商业仅有党员268人，占职工人数的2．88％；手工业仅有党员787人，占手工业工人和手工业独立劳动者的1．37％。在私营工商业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全部实现合作化后，面临着极为繁重、复杂的经济改组和生产任务，党的组织力量与政治任务不相适应的问题，更加显得突出。因此，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壮大党的组织力量，改变这些方面党组织的薄弱状态。
+
+　　目前在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职工中，发展党的组织，有着十分有利的条件。经过多次的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各项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和今年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高潮，涌现了和锻炼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迫切要求入党。据硚口区工业总支的统计，在所属工厂的1840个职工中，共有积极分子162人，占8．8％；建党对象37人，占职工人数的2．01％。其中，1954年以来一贯表现积极的老积极分子约占60％以上。在新公私合营商业和手工业社组中，积极分子的数量也很大。再加上，今年新派了373名优秀的党员干部，建立了58个行业总支，进一步加强了新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中党的领导力量。只要积极地进行工作，目前比较多地发展新党员，逐步地改变党组织的薄弱状况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方面。
+
+　　另一方面，还应该看到：在现有的积极分子中，已经具备党员条件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积极分子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还缺乏明确的认识。许多人申请入党的动机，只是因为“共产党好”，“共产党来了，工人当家作主了，”，甚至有些还夹杂着个人的目的，想通过入党“不失业”，“当干部”。同时，不少的积极分子还程度不同地沾染着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还应该看到：新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职工的政治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个行业和各个厂、店的工作基础也是很不平衡的。有的行业工作基础较好（如手工业的棉针织业，商业的绸布业、百货业等），有的行业工作基础较差（如手工业的缝纫业，商业的服务业、蔬菜业等）；大的厂店工作基础较好，小的厂店工作基础较差；老社的工作基础较好，新社的工作基础较差。还有—些厂、店过去是我们工作长期达不到的“死角”。如硚口区新并入秦森敷料厂的洪兴厂就是如此。在全厂的25个从业人员中，有23个资本家，其中有6个资本家假冒工人，直至最近才发现。这些情况说明：虽然目前建党的客观条件空前有利，要在公私合营工厂和手工业的职工中，特别是在党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行业和“空白”单位，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还必须积极地、充分地、切实地进行一系列的深入、艰苦的教育工作和组织工作。只看到建党的需要和客观的有利条件，不切实地加强工作并进一步地创造条件，就冒然地接收大量的新党员，必然要犯错误。
+
+　　二、去年12月市委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形势下，各级党的组织都制订了建党规划，采取了具体措施，加强了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中建党工作的领导，并结合着私营企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发展了一批新党员。据统计，全市1月份共接收新党员559人；其中，新公私合营工厂的108人，新公私合营商业的127人，手工业的324人。这些新党员绝大部分都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实际考验，愿为社会主义事业坚决奋斗的优秀骨干，质量一般是较好的。但从最近检查的若干单位的情况来看，在新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建党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不少单位开始产生一种忽视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的具体条件，放松对积极分子的细致的教育、考察工作，单纯追求数量，降低党员条件的危险倾向。这表现在：
+
+　　（1）片面强调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需要，忽视当前建党的实际可能以及各行业、各单位的不同基础。盲目扩大建党的数字要求，加快建党工作的速度。如武昌区委要求在今年上半年内，新公私合营工厂完成区委原订两年规划的全部建党任务，即在原有基础上再发展9．9％；新公私合营商业和手工业完成两年建党任务的50％，即新公私合营商业再发展6％，手工业再发展3．15％。有的单位把“多、快、好”，作为建党工作的指导方针，要求第一季度发展今年全年建党任务的50％，1月份发展第一季度建党任务的50％。有的单位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适应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口号下，层层加大建党计划。如硚口区商业第一总支，计划到1957年底，发展党员86人，连同现有党员，达到现有职工的29％，1956年上半年发展36人，占8．3％，这些单位的规划，不仅大大超过市委的控制指标，而且也超过了区委的建党要求和客观的实际可能。
+
+　　（2）在选拔和考察积极分子上存在着不可容忍的粗糙现象。只根据一时的积极表现，不作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以致把一些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思想落后的分子都确定为积极分子。如硚口区羽毛业原确定的5个积极分子都是反动分子，其中，三青团分队长一、日伪翻译一、伪连长一、伪保长一、逃亡地主一。二雨具生产合作社，原来确定的积极分子8人，其中建党对象2人。经过复查，发现两个建党对象都有问题，一个曾参加红帮，杀害人命；一个觉悟不高，立场不稳；一般的积极分子中，有一个本应作为建党对象，却被排掉了。
+
+　　（3）忽视对积极分子进行深入、细致的教育、考察工作的现象相当普遍。有的单位认为现有积极分子的许多人已经具备了党员条件，因而只忙于办手续，把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变成了单纯的技术工作。有的认为“只要不让坏分子混进来，觉悟低一点，入党以后可以教育”，因此，对审查入党对象的历史和社会关系问题抓得很紧，对考察其思想品质和提高觉悟程度注意不够。有的单位，在“改善工作方法”的借口下，错误地简化入党手续。如武昌区委组织部规定，在支部大会讨论接收新党员时，应做到一刻钟以内讨论一个人的入党问题。
+
+　　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形势下，对发展新党员工作的严肃性和保证党员质量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对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与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之间的区别不够明确，过高地、不适当地估计当前的建党客观条件，盲目地追数量，赶高潮。
+
+　　三、根据以上情况，为使党的组织状况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事业发展的要求；一方面，必须积极地、有计划地在新公私合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特别是在党的基础比较薄弱的行业和“空白”单位中，创造条件，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另一方面还必须克服和防止盲目追求数量，降低党员条件的偏向，切实保证党员质量，不让一个坏分子混入党内。尤其是在当前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必须更加慎重地挑选建党对象，积极地进行加工、培养，注意保证党员的质量。
+
+　　· 来源：
+
+　　湖北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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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9 @@
+# 中共中央批发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三个文件
+
+　　中央批准中央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的会后报告”、“1956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和“关于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等3个文件，望各级党委督促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加以实行。
+
+　　1955年以来，由于我全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伟大胜利，由于我们党和国家在镇压反革命分子问题上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和贯彻了正确的政策，特别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公布，大大促进了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分子的分化，因而使当前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出现了新的极其有利的情况。即是占很大一部分的一般反革命分子，纷纷表示愿意低头认罪，好好劳动生产，争取把自己改造成为劳动人民；在原来计划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中，也有一部分向我们投案自首了，加上我们积极的工作，并实行恰当的政策，投案自首的还会不断增加，这一部分人我们也可以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第五条的精神，分别不同情况采取改造的办法加以处理。这样，镇反运动的主要锋芒，就可以而且应该着重打击有现行破坏的反革命分子，以及那些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很大，至今还拒不坦白的坚决反革命分子，这样，在今年内，全国逮捕反革命分子的数字，就不必象中央公安部1956年工作计划中所确定的数字那样大，必须大大加以缩减。中央最近批转了广东省委的报告，要求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注意这个问题，并于3月15日提出意见报告中央。现在中央责成中央公安部于3月底或4月初召集一次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切实地研究这种情况，实事求是地修订1956年全国捕、杀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并提出在新的情况下贯彻1956年镇压反革命斗争的具体措施，报告中央批准后执行。
+
+　　（附一：）
+
+## 中央公安部党组关于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向中央和主席的会后报告
+
+## 1956年2月11日
+
+　　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于1955年12月16日召开，12月24日结束。这次会议的代表共318人，有157人写了发言稿，57人在大会上发了言。会议讨论和通过了“1956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和“关于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
+
+　　会议根据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飞速发展的情况，确定了1956年全国公安工作的下列三项中心任务：（一）大力加强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二）继续加强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保卫工作；（三）打击反革命分子破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活动。实现上述任务的关键，就是要继续抓紧开展社会的和内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切实地做好各级公安部门在运动中必须完成的工作。
+
+　　现在将会议通过的1956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和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两个文件送呈审阅，并请求中央批准下达各地执行。这里仅就1956年工作计划中的几项主要指标再作一些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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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计划中规定全年全国逮捕60万名左右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这是根据1955年对敌斗争的实际结果和目前各地已经掌握的材料提出的。1955年夏天，我们计划全国捕52万名，到了11月实际上已经逮捕了70万名。这次会上，我们提出的控制数字是60万名左右。各地初步提出的是70万名左右。会中，有几个省又增加了一些，总数到了74万到77万名。经过研究以后，我们认为，把1956年全国的捕人控制数字定在60万名左右还是适当的。这对于保证质量，避免偏差都有好处。因此，要求各地代表经过仔细研究以后，再确定自己的计划，并报告党委和中央公安部审批后再执行。这样作的理由是，因为1955年逮捕的70万名中，错捕的大约有1%左右，可捕可不捕的大约有4%左右，两项合计大约3万到4万名。我们把控制数字定得比各地提出的数字稍为低一点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求必须保证消灭错捕，消灭假案，不捕属于可捕可不捕的人；把工作做得更细致一些，要深入一些，当然，只要捕的都是真正应该捕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各省、市需要追加一些数字，是可以批准的。只要质量很好，60万定额也是允许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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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计划中规定全年全国杀一万五千到两万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加上去年杀的12，500名，共为27，500名至32，500名。这个数字，比中央批准的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一年半的应该杀4万到5万名的计划，减少了一些。这是因为考虑到：更少杀一些，多判长期徒刑实行劳动改造，对于当前的国际斗争和国内斗争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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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根据各省、市的计划，1956年要求各省、市公安部门，各侦察保卫系统侦破各种反革命案件14，000件（这还不是最后的核定数，可能会有增减）。因为这些案件一部分是在社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大部分是在内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发现和建立的，因此，这是必须完成的数目字。为了完成这个指标，中央公安部还应当召开一系列的专门的业务会议，制订一套具体有效的措施，只要把力量组织好，善于依靠和发挥群众的力量，实行具体领导，专案专办，重大专案领导人亲自动手等有效办法，这个计划是能够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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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1955年要求全国侦破现有重大刑事案件16，000件（这也不是最后的核定数，可能会有增减），新发生的刑事案件要求侦破80%。实现这个指标，对于城市治安，特别对于保卫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和巩固有巨大意义。现在刑事侦察工作还比较薄弱，破案率较低，各有关方面和广大群众都不满意，有些怨言。因此，必须努力实现这个指标。在农村中进行侦察破案的重要办法是，每个县公安局都必须组织一个或几个侦破小组，专业化，经常负责侦破工作。这是一个先进经验，我们已向全国推广。此外，刑事侦察工作的一套技术建设，也要相应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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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要求结合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解决落后乡村的镇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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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要求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都建立起保卫组织，并按照“关于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加强保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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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要求在1956年再组织60万犯人投入劳改生产，其中除投入工业、工程队和县属劳改生产的约30万犯人外，其他将投入农业生产，全年全国开荒813万亩。并要求收容12万人劳动教养，组织开荒120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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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在追查破坏事故和各项业务工作上也指出了一定的要求，规定了必须完成的数目字，规定了工作质量的标准。这些数量和质量上的指标，也就是1956年工作计划中必须实现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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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公安工作计划的特点，是强调数目字，强调规格。而且，同1955年的计划相比较，数字是较高的，规格也是较严的。会议开始时，有些同志，因为思想上准备不够，感到突然，感到任务重，压力大。经过传达讨论了主席、中央关于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之后，大家认识提高了，空气开始改变了过来，完成任务的信心提高了。从1955年的实践中，大家深深地体会到右倾保守思想是完成任务的最大障碍。因此，要完成1956年的任务，首先必须克服右倾保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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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右倾保守思想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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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表现在捕人方面，1955年的实际捕人数字，超过原定计划的35%。显然计划是有保守成分的。有些省捕人的实际结果超过原计划的50%以上，黑龙江省竟超过最初计划的3.4倍。可见对敌情估计不足的情形，从中央公安部以至各省、市都是相当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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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保卫农业合作化这个重大问题上，同样也是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全国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大约有一半还没有建立保卫组织，至于社内的保卫工作就更差了，就是建立了组织的地方，也有很多还不知道怎样去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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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在清理内部方面，右倾保守思想更十分突出，甚至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在我们内部还暗藏有这许多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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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在各项业务工作方面，思想落后于实际的情况，也是严重地存在的。以侦察破案工作为例，1955年四川、贵州、河南、河北、北京、广西、甘肃等省、市，原计划破案483起，但到10月底已经破案839起，超过全年计划的173.7%。河南省超过全年计划的473%。破案数字大大增加的这种可喜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领导机关的思想远远落后于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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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完成新的斗争任务，会议一致认为应当在公安系统内自上而下地开展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这是保证实现计划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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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公安工作的任务是紧张的，但已经确定的指标，并不是最先进的指标，而是1955年实际斗争中的平均先进指标，因此，是应该完成和可以完成的。会议让，各地介绍了一些先进的定超、规格和经验，对于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提高信心，起了很大作用。例如，山西省解虞县，1954年和1955年两年中破案率都已经达到88.8%；各种案件的发生数1955年较1954年减少了26%。在追查破坏事故方面，四川省上半年的查清，破案率达到59%强；河南省达到62.8%。内蒙古的包头市达到70%。这些指标都超过了1956年计划中所规定的指标。在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质量方面，广东省在1955年11月份第三批行动中，就有46个县在已经审结的案犯中没有发现错捕和可捕可不捕的情况；北京市1955年1月到11月捕了各种罪犯7，000人，其中错捕3人，占捕人总数的万分之四，属于可捕可不捕而捕了21人，占捕人总数的万分之二七。从这些先进经验看来，只要我们主观上努力，彻底克服右倾保守思想，抓紧时间，把工作安排好，加强领导机关的经常督促和检查，注意及时推广先进经验，完成任务甚至超额完成任务是完全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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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会代表，学习了中央的指示，初步检查了右倾保守思想，一致感到对社会主义的革命形势看得更清楚了，方针更明确了。听了总理的报告之后，眼界就更加开阔了，工作更加有劲头了。会议对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及其以后的几个月中，在公安系统内表现比较突出的对敌情估计不足的右倾麻痺思想和工作中的保守思想做了初步检查，中央公安部领导工作上的这些缺点和错误，也由瑞卿同志代表党组在报告中做了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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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会议印发了瑞卿同志所作的“第六次全国公安会议以来的主要情况和1956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和“第七次公安会议的总结”，子荣同志“关于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的说明”，周兴同志的“公安访苏代表团的报告”等文件，这些文件将拟由中央公安部修正后印发各省、市公安机关作为传达的参考，因这些文件前三件中的主要内容已反映在这个报告上，故不再经中央审批后再发。公安访苏代表团的工作，将另有报告送中央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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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是否妥当，请中央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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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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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全国公安工作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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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度，是各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都十分紧张的一年。根据党和国家的总任务，人民公安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继续开展社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内部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加强业务建设，保卫农业、手工业合作化的顺利发展，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保卫工作，打击反革命分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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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全国公安工作的具体安排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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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大力开展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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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农村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农村地区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主要要求是：严厉打击一切破坏农业合作化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及时清查处理混入合作社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基本上解决落后乡、村的镇压反革命问题。全国农村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应该完成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48万名左右的计划。对于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具体处理，应当遵照中央政治局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所规定的原则办理。
+
+　　第二、农村中的各项公安业务工作，特别是政治侦察和刑事侦察工作，必须以保卫农业合作化为中心，大力侦破各种现行破坏案件。要求：对于凶杀、暗害、投毒、放火、杀害牲畜、毁坏农具、破坏生产、破坏水利设施和盗窃合作社财产等重大案件，都能够做到迅速破案。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掌握农村敌情，及时进行业务指导，保证这一要求完全实现。
+
+　　第三、专区公安处和县公安局应当密切结合建社、整社工作，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制订对地主分子、富农分子进行分期分批改造的规划。应当发动和依靠群众，监督他们劳动生产，防止和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
+　　（第四、应该随着建社和整社工作，建立与健全合作社的保卫组织。要求社社都有保卫组织，要求都能起到应当起的作用。同时，在国营农场、牧场、草原工作站和拖拉机站里，应该按照规模的大小，建立相应的保卫组织或配备专职保卫干部。）
+
+　　第五、县公安局应当加强对乡治安保卫委员会主任和合作社保卫骨干的训练教育工作，一年内应该普遍轮训一次至两次，每次轮训的时间以两三天为适宜，可以分片举行。
+
+　　第六、各省、市公安机关应该庆1956年春季召开一次保卫农业合作化的专门会议，对贯彻执行“关于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做出具体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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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进一步加强经济建设的保卫工作
+
+　　第一、各级公安保卫部门，应当积极参加基本建设、生产厂矿、交通运输、财经贸易、文教卫生等系统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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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运动开展前，必须协同有关部门切实做好调查研究、人物、事故排队等材料准备工作。
+
+　　（二）加强侦察破案工作，应该积极指导群众性的专案小组斗争，使一般的专案都能够在运动的专案小组阶段，依靠群众力量，全部结案或审查清楚。公安机关直接掌握的重要专案，应该加强侦察、调查、审讯工作，争取迅速破案或结案。对于一切重要线索，都应当系统整理建档。
+
+　　（（三）运动中必须加强要害部位、首脑机关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保卫工作，严防反革命分子的报复破坏。在运动已经结束的单位，保卫部门应当协助党政领导，建立和改进必要的制度，特别是建立和改进保卫要害安全的制度，以堵塞一切可资敌人利用的空隙。应当经过党委审查制度，吸收一批经过斗争锻练的积极分子，充实保卫组织。）
+
+　　（四）暂时还不开展运动的单位，除了应该积极进行开展运动的各项准备工作外，应当集中力量打击反革命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防范与追查破坏事故，保卫生产建设的安全进行。
+
+　　第二、为了保卫经济建设和巩固城市治安，必须继续开展城市的社会镇压反革命运动。城市镇压反革命的重点，应当放在流动人口、旅店、摊贩、旧货业、无业游民及其他复杂行业和郊区落后乡村等方面。全国大城市和省属市应该完成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12万名左右的计划。
+
+## 三、	保卫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
+　　第一、发现和处理资产阶级中和小商贩中的反革命分子，是保卫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重要条件。因此，应该根据党委的全面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已经实行或尚未实行公私合营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逐行逐业的调查研究，及时向党委反映资产阶级的政治动态，切实了解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嫌疑分子的情况，逐人建立档案，有重点地进行侦察工作。
+
+　　第二、为了保卫公私合营企业不遭受破坏，必须在各种专业公司、大型的和重要的厂矿、企业、商店中，建立专职的保卫工作人员或保卫组织。小型的和一般的企业、商让可建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组织。已经建立组织的单位，应当着手进行调查摸底的工作，发现混入内部的反革命分子，为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作好准备工作。
+
+　　第三、继续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嫌疑分子，进行调查排队工作，建立特情工作，开展专案侦察。
+
+　　第四、加强在公私合营过程中的企业的保卫工作，防止与打击各种现行破坏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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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保卫手工业合作社
+
+　　在手工业已经全行业合作化的地区，应当结合合作社的组织调整，在省、市手工业合作社和500人以上集中生产的合作社内建立起相应的保卫组织；在专业联社和100人以上500人以下集中生产的合作社内建立起专职或兼职的保卫干部；在一切基层合作社内普遍建立群众性的治安保卫委员会或治安保卫小组。在尚未合作化的地区应该首先将省、市手工业合作总社的保卫组织建立起来。
+
+　　（各级公安机关应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组织合作社内的保卫组织进行调查摸底工作，配合镇反，打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现行破坏活动，积极地为开展内部肃反运动做好材料准备。）
+
+## 五、为了保证完成上述各项中心任务，1956年社会的和内部的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总的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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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全国计划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控制数字为60万名左右，其中反革命分子应当占60%左右，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应当占40%左右。
+
+　　第二、计划杀掉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15，000名到20，000名。
+
+　　第三、对各个侦察系统的破案要求：
+
+　　全国政治保卫系统现有专案2，619件，全年估计新建立7，265件到7，336件，共计9，884件到9，955件，要求侦破5，814件。
+
+　　全国生产厂、矿保卫系统现有专案743年，全年估计新建2，997件到3，029件，共计3，740件到3，772件，要求侦破2，112件到2，184件。
+
+　　全国财贸保卫系统现有专案645件，全年估计新建2，347件到2，368件，共计2，992件到3，013件，要求侦破1，765件到1，788件。
+
+　　全国交通保卫系统现有专案690件，全年估计新建1，887件到1，895件，共计2，577件到2，585件，要求侦破1，653件到1，686件。
+
+　　全国文化保卫系统现有专案1，128件，全年估计新建3，546件到3，600件，共计4，674件到4，728件，要求侦破2，730件到2，770件。
+
+　　以上6个方面现有专案共6，252件，全年共估计新建19，199件到19，385件，总计25，451件到25，637件，要求侦破15，010件到15，248件。
+
+　　第四、对反破坏事故的斗争，要求减少破坏事故的发生数，提高侦破和查清破坏事故的效率。1955年1月至9月的不完全统计，工矿、基建、财贸、交通、文化保卫系统共发生较重大的破坏事故和破坏嫌疑事故4，075起，已查清和破获的1，130起，占27.7%，尚有2，945起没有查清和破获。对于这些没有查清或破案的事故，要求大部以至全部弄清或破案。1956年要求破坏事故的发生数，较1955年下降30—40%，破案和查清事故的效率应当从现在的27%提高到50--60%。对于重大的破坏事故，要求迅速查清或破案。
+
+　　第五、1956年全国将在近千万人中开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各级公关保卫部门必须积极参加运动，保证完成各级党委交付的任务。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的步骤，应当遵照各地党委的计划去进行。
+
+　　第六、侦察破案，逮捕反革命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必须强调证据确实，合乎规格，合乎政策规定，保证质量。要求消灭错捕，消灭假案。
+
+　　第七、社会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步骤：春季一般是休整时期（有些省、市原定在春季搜捕并已准备好的不受此限制），夏、秋、冬三季，城乡都可以在准备工作完全做好以后，配合当时当地的各项中心任务，发动群众进行几次大小不等的集中搜捕。
+
+## 六、	关于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间谍的侦察工作
+
+　　除了完成破案总计划中规定的要求以外，还应该进行如下几项工作：
+
+　　第一、控制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远东情报部在香港和日本的派遣活动的情况，以及日本特务机关利用贸易关系进行派遣活动的情况。
+
+　　第二、对于蒋匪“国家安全局”、“国防部第二厅”、“中委会第二组”等特务组织的斗争，应当分别进行全面规划，统一部署，进一步提高发现敌人和侦破案件的效率。
+
+　　第三、中央公安部通知各地的敌特派遣潜伏线索，还有1，900件（约占全部线索的50%强）寻查未获结果，要求全部或大部查清。已经潜入的必须设法找到并加强侦破；没有潜入的或材料不实的也必须查明情况做出结论。各地自己掌握的敌特派遣潜伏线索，也要照此办理。
+
+## 七、特情建设和技术建设问题
+
+　　第一、全国现有特情数量已经不少，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缺乏领导教育而不起作用，还发现有少数是混入特情队伍中进行两面派活动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因此，必须对现有特情加强领导和教育，切实把他们组织到对敌斗争中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有计划地清查混入的反革命分子。要使起作用的特情成为特情队伍中的多数；要使不起作用或作用不大的特情成为特情队伍中的少数。
+
+　　为了加强对帝国主义间谍特务的斗争，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重庆、青岛、昆明、南宁、旅大、哈尔滨和浙江、福建、广东、内蒙等敌情比较严重的主要城市和地区，除了对现有特情加强领导和教育外，还必须根据需要发展一批直接同帝国主义特务间谍作斗争的特情，以切实把帝国主义特务活动的阵地有效地控制起来。
+
+　　工矿、基建、财贸、交通运输和文化卫生等方面，也应当根据需要建立一批高级的特情。
+
+　　第二、目前技术建设还远不能适应侦察工作的要求，中央公安部对此将作出专门建设计划，并下达各省、市执行。
+
+## 八、治安工作
+
+　　第一、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侦破各种刑事案件，要求：
+
+　　（一）全国现有的重大刑事案件约2万件，要求侦破16，000件；
+
+　　（二）应当结合各有关部门，积极采取预防犯罪的各种措施，减少案件发生数，争取1956年刑事案件发生数比1955年减少30%左右；
+
+　　（三）对新发生的一般案件的侦破率应当达到80%，重大案件应当争取迅速全部破案。
+
+　　为此，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刑事特情的建设。各县公安局破案小组的人员必须都学会使用现场勘查包，把组织群众破案与技术鉴定结合起来。在城市，要加强刑事技术建设和技术训练。“1955年全国刑事科学技术建设计划”规定的一、二、三类重点城市，应当做到能够负担比较复杂的技术鉴定工作国。各中、小城市，应当把现场指纹、足迹、痕迹等技术鉴定工作建立起来。
+
+　　第二，健全户口管理制度。北京市应当完成公民证制度的准备工作，争取1957年上半年颁发；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西安、哈尔滨、青岛、福州、南京、杭州、成都郑州、太原、兰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等17个城市开始进行公民证制度的准备工作，应当于1957年下半年或1958年上半年颁发；要求省辖市一律把户口卡片建立起来。做好重点人口的管理工作，密切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
+
+　　第三、普遍实行新的“城市交通规则”，完成全国城市交通改革工作，要求交通事故比1955年下降30%。
+
+## 九、预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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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加强对重大专案的审讯工作，各省、市要注意总结这方面的经验，要开办一次或几次短期训练班，培养和教育干部，提高审讯业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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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春季，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协助法院、检察院清理积案，新捕的罪犯应当做到迅速审理及时投入劳改。
+
+　　第三、审讯机构不健全或尚未成立机构的省、市，都应当在6月以前进行一次整顿，把预审机构独立起来，并充实一批干部。
+
+## 十、警卫工作
+
+　　中央首长和高级民主人士外出工作的情况日有增加，国际交往日益频繁，为了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除了加强经常性的警卫工作外，应当着重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
+　　第一、改进警卫形式，做到外出严格保守秘密。加强火车上的警卫工作。研究解决负责同志在各种复杂场合的警卫工作。要求切实消灭各种差错，确保负责同志的安全。
+
+　　第二、为了保证做好出国的警卫工作，要有计划地训练一批懂得国际知识、外国语、跳伞和汽车驾驶技术以及出国警卫知识的干部。
+
+　　第三、对首长身边人员和经常接近首长的人员（如招待、翻译、摄影、记者、医生等），经常进行严格审查，保证纯洁可靠。
+
+　　第四、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沈阳、杭州、广州、武汉、青岛、旅大、北戴河等城市，逐步地建立起食品供应和化验工作。
+
+　　第五、各级警卫部门必须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缩小警卫界限的指示，改进警卫形式，制定在减少警卫人员后的切实可行的警卫办法，以保证各部、各省、市主要负责同志的安全。
+
+## 十一、劳动改造罪犯工作
+
+　　第一、在1956年春季以前，必须完成1955年所捕的70余万罪犯投入劳改生产的组织工作，并做好1956年计划逮捕的60万罪犯投入劳改的准备工作。
+
+　　第二、积极做好劳动教养所的创办工作。全年要求完成收容12万人的任务，组织开荒120万亩。为了取得经验，各省、市在第一季度应当创办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劳动教养农场，夏、秋、冬三季，全国各省都应该把劳动教养工作普遍建立起来。
+
+　　第三、保证完成1956年的各项生产计划，即新建316个和扩建210个农场，再开垦813万亩土地，完成年产粮17亿9千4百零9万斤，皮棉2，521万斤，油料7，439万斤。扩建工矿单位182个，新建98个，完成年产总值11亿5千万元。扩建23个、新建9个工程队，完成工程总量1亿6千8百万元的指标。
+
+　　第四、切实改进劳改队、监狱、看守所的管理教育工作。有重点地实行分押制度，取得经验。加强工作人员的警惕性教育，彻底克服管教工作中的右倾偏向，适时打击一切敢于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消灭暴动、凶杀事件。加强犯人的政治思想教育，规定正确的奖惩办法，提高犯人劳动的积极性。
+
+　　第五、切实做好留场人员的工作，争取应当留场的犯人在刑满后自动留场。
+
+## 十二、消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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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火灾的发生次数，在大城市和工业城市应当比1955年减少35%；一般中、小城市应当减少30%；农村应当减少25%。在大城市和工业城市的成灾率不得超过起火总次数的10%；一般中、小城市不得超过15%；在农村不得超过20%。在城市和工厂企业的火灾损失应当比1955年减少40%；市民群众的损失应当减少35%；农村的损失应当减少30%。
+
+　　第二、协同林业部门，组织群众防止发生林火，大大减少森林火灾的成灾率。
+
+　　第三、制订“国家消防监督条例”、“工业企业防火规则”和“农村防火办法”，并逐步建立对建筑工程防火设计的监核工作，以加强防火工作的监督。广泛开展防火宣传教育，组织群众自防。加强消防队伍的业务训练，充实消防器材装备，提高同火灾作斗争的能力。
+
+## 十三、加强人民警察的正规建设
+
+　　第一、实行政治整训。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教育，镇压反革命斗争的教育，人民警察的职责教育，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克服不安心于民警事业的现象。根据各警种的不同任务，进行相适应的业务教育与军事训练。加强文化教育，要求把不到高小语文程度的，在年内提高到高小语文水平；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提高到初小语文水平。
+
+　　第二、抽调武装、经济民警中队长以上干部15%或20%，到中央第二民警干校受训。要求各省的公安学校，完成训练现有分队长以下干部20%左右的任务。
+
+　　第三、加强党、团工作。凡是党、团员比例已达到民警总人数50%以上者，主要应当加强教育，提高质量；凡是不到50%的单位，应当结合教育提高的工作，在原有基础上，发展5—10%的党、团员。
+
+　　第四、制定人民警察条例和警卫条例，建设人民警察正规制度。全国必须在秋季实行警卫制度的准备工作，争取1957年1月1日实施完毕。
+
+## 十四、人民防空工作
+
+　　第一、为了全面推进人民防空工作和适应防御原子武器的需要，应该着手研究和起草“人民防空工作条例”和修改“城市、工厂人民防空工程技术措施规范”。
+
+　　第二、结合新建、扩建的183项列入防空等级工厂的基本建设和新建、扩建城市的总体规划，以及民用建筑的基本建设，继续贯彻执行人民防空工程技术措施。认真检查已经完工的各种人民防空建筑物，提出补修计划和保养措施，切实保证工程质量，并总结经验，教育干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福州、厦门、汕头、杭州、本溪等9个城市，应该做好修建一个甲型或乙型指挥所的勘察、设计工作，并开始施工。对已建成的人民防空建筑物的内部设备，应该统一筹划，逐步地装备起来。
+
+　　第三、东南沿海的城市和主要工厂，应该把各种群众防空队伍建立和健全起来，有计划地进行战斗训练。做好全市主要机关、工厂和街道的掩体建设和人口疏散的规划。加强战时消防工作。强化人民防空的通讯警报上。做好灯火伪装和重点机器设备的维护措施。并不间断地向干部、群众进行防空警惕性和防空知识的教育。
+
+　　第四、现有大、中城市和列入防空等级的生产厂矿，应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城市、厂矿人民防空指挥所、了望台、通讯警报等的建设规划；做好城市主要机关、企业和厂矿的职工全面掩体规划；做好现有防空洞和可以改做防空洞使用的一般地下室的维护、改建计划。
+
+　　第五、充实人民防空专职机构的领导骨干和技术干部，建立人民防空兼职组织，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中央公安部人民防空局应该协助公安学院完成50个专职干部，80个大、专学生的训练工作，并委托军委化学兵学校代训20名防毒干部。各省市和工业部门，应该通过开办训练所、召开业务会议或举行讲座等形式，对工厂人民防空领导干部和人民防空兼职设计、施工人员进行训练。
+
+## 十五、公安宣传工作
+
+　　为了配合镇压反革命运动，继续深入发动群众，必须经常地有计划地开展宣传工作。各级公安机关应当认真选择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例，利用口头、文字、展览、电影、图片、黑板报等宣传形式，向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宣传敌情和宣传党的政策，以提高干部和群众的警惕性。为使宣传更加广泛深入，应当多组织口头宣传，中央公安部每季要写一次宣传要点，省、市公安厅、局每月要写一篇供口头宣传用的提纲，专、县要根据省公安厅的宣传提纲供给区乡干部和宣传员的宣传材料。文字宣传要少而精，在不暴露秘密的条件下，要与得生动和具体。各省、市公安厅、局要负责搜集材料，每月至少要向中央公安部和宣传文化部门供给一个到两个典型案例。必须克服宣传工作中无计划、不经常的状态，克服不系统积累材料，不积极供应宣传部门材料的现象。
+
+## 十六、政治工作
+
+　　第一、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继续完成在公安系统内肃清暗藏反革命和其他坏分子的任务。除作好专案审查和定案处理工作外，全部完成专区一级、基本上完成县一级公安机关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并完成民警和省直属的劳改单位干部中的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工作，保证公安部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纯洁。
+
+　　第二、全国公安系统在编干部尚缺11，753人，必须在1956年内把全部缺额配备补充起来。并根据劳改和经保工作的需要，协助各级党委和工矿、财经部门，将这些方面所缺少的干部配备起来。为了有计划地培养提拔干部，各级公安机关还必须经过挑选提现一批准备提拔的干部名单。
+
+　　第三、必须从1956年起开始实行普遍轮调干部的计划。1956年中央公安学院及各分院、第一、第二民警干校、铁道公安干校，应当完成5，000名的训练任务。
+
+　　第四、在公安系统内要普遍开展反对思想落后于实际、领导落后于群众的右倾保守思想，继续开展反对骄傲自满和轻敌麻痺的思想。应当在镇压反革命运动的休整时期，通过总结工作，进行思想整训，表扬在执行党的政策、完成业务工作中有创造的同志；抵制思想落后，不学习政策、不钻研业务，作风粗糙，没有完成任务，或没有很好完成任务的同志；反对违法乱纪、堕落腐化、贪生怕死的恶劣倾向，对于其中情节严重的人，要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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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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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1956年全国各省、市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数字表；）
+
+　　（二、1956年全国各省、市杀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计划数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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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1956年全国各省、市、各系统破案计划数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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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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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年全国各省市逮捕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计划数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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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区 1956 年 捕 各 种 罪 犯 计 划 数 字 1955年 1月至11月实捕各种罪犯数字   反革命分子 其他各种犯罪分子 合计   计划捕数 占合 计数% 计划捕数 占合 计数%   北京 3,500 50 3,500 50 7,000 7,726   天津 4,000-4,500 64-67 2,000-2,500 33-36 6,000-7,000 5,589   上海 25,000 50 25,000 50 50,000 40,133   辽宁 10,000 56 8,000 44 18,000 25,198   吉林 7,800 60 5,200 40 13,000 10,153   黑龙江 4,000 50 4,000 50 8,000 12,318   河北 24,000 60 16,000 40 40,000 31,772   山西 9,000 60 6,000 40 15,000 14,551   内蒙 3,000 43 4,000 57 7,000 8,580   河南 45,000 75 15,000 25 60,000 57,953   湖北 19,200-21,000 60 12,800-14,000 40 32,000-35,000 48,000   湖南 19,500-22,750 65 10,500-12,250 35 30,000-35,000 30,126   江西 7,200 60 4,800 40 12,000 12,836   广东 35,000 70 15,000 30 50,000 42,934   广西 10,500 70 4,500 30 15,000 16,362   四川 52,000 65 28,000 35 80,000 75,300   云南 21,000-28,000 70 9,000-12,000 30 30,000-40,000 30,000   贵州 12,000-15,000 60 8,000-10,000 40 20,000-25,000 25,109   山东 48,400 74 16,600 26 65,000 49,624   江苏 28,000-32,000 80 7,000-8,000 20 35,000-40,000 56,543   安徽 28,000 70 12,000 30 40,000 27,611   福建 15,000 75 5,000 25 20,000 17,439   浙江 18,000 60 12,000 40 30,000 19,343   陕西 15,600 60 10,400 40 26,000 21,738   甘肃 15,000 60 10,000 40 25,000 12,831   青海 2,000 67 1,000 33 3,0000 3,005   新疆 1,800-2,000 35 3,400-3,500 65 5,200-5,500 5,374   总计 483,500-503,250 65 258,700-268,250 35 742,200-771,500 706,428   
+
+　　（附表二）
+
+## 1959年全国各省市杀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计划数字表
+
+　　
+
+　　   地 区 杀 各 种 罪 犯 计 划 数 字   反革命分子 其他各种犯罪分子 合计   计划杀数 占合计数% 计划杀数 占合计数%   北京 200 90 20 10 220   天津 105 37 15 13 120   上海 900 72 350 28 1,250   辽宁 310-340 68 140-160 32 450-500   吉林 156-234 60 104-156 40 260-390   黑龙江 140 70 60 30 200   河北 850 85 150 15 1,000   山西 297-340 85 53-60 15 350-400   内蒙 112 80 28 20 140   河南 1，980 75 670 25 2,650   湖北 850-1,275 83 150-225 15 1,000-1,500   湖南 640-800 80 160-220 20 800-1,000   江西 357 85 63 15 420   广东 1,200 80 300 20 1,500   广西 335 80 82 20 417   四川 1,560 85 280 15 1,840   云南 1,020 85 180 15 1,200   贵州 510-637 85 90-113 15 600-750   山东 2,443 95 129 5 2,577   江苏 1,551-1,772 94 105-120 6 1,656-1,862   安徽 880 88 120 12 1,000   福建 504 84 96 16 600   浙江 765 85 135 15 900   陕西 400-600 80-85 100 15-20 500-700   甘肃 500 83 100 17 600   青海 70-90 70 30-40 30 100-130   新疆 60-80 60-66 40 33-40 100-120   总计 18,700-20,024 83 3,750-3,992 17 22,450-24,016   
+
+　　（附表三）
+
+## 1959年全国各省市杀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计划数字表
+
+　　
+
+　　   地区（系统） 现有专案数 一九五六年预建专案数 两项合计 一九五六年 预破专案数 破案占现有 预建百分比   北京 298 643 941 577 61   天津 216 602-616 818-832 477-482 58   上海 258 1,295-1,300 1,553-1,558 769 49   辽宁 405 1,136 1,541 795-908 59   吉林 93 713-775 811-873 408-465 53   黑龙江 443 803 1,246 740 59   热河 26 - 26 - —   河北 429 1,270 1,699 1,180 69   山西 59 406-437 465-496 238-254 51   内蒙 25 112 137 91 66   河南 738 1,200-1,203 1,938-1,941 1,148-1,152 59   湖北 357 1,244-1,292 1,601-1,640 910-950 58   湖南 154 586-606 740-760 424-427 56   江西 106 200 306 186 61   广东 479 2,165 2,644 1,724 65   广西 79 301 380 241 63   四川 236 1,448 1,684 1,030 61   云南 184 448 632 346 55   贵州 142 407-410 549-552 271 49   山东 124 1,045 1,109 739 63   江苏 168 421 589 295 50   安徽 115 178 293 176 60   福建 145 373 518 350 67   浙江 263 802 1,065 721 68   陕西 234 503 737 457 62   甘肃 120 399 519 309 60   青海 60 138 198 118 60   新疆 63 95 158 31 20   中央公安部 228 266 494 259 52   总计 6,252 19,199-19,385 25,451-25.637 15,019-15,248 59   政治保卫系统 2,619 7,265-7,336 9,884-9,955 5,774-5,814 58   厂矿保卫系统 743 2,997-3,029 3,740-3,772 2,102-2,184 58   基建保卫系统 427 1,157 1,584 1,006 64   财贸保卫系统 645 2,347-2,368 2,992-3,013 1,765-1,788 59   交通保卫系统 690 1,887-1,895 2,577-2,585 1,653-1,686 65   文化保卫系统 1,128 3,546-3,600 4,674-4,728 2,720-2,770 59   总计 6,252 19,199-19,385 25,451-25,637 15,010-15,248 59   
+
+　　（附件三：）
+
+## 第七次全国公安会议关于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决议
+
+## （1955年12月23日通过）
+
+　　（一）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在各地贯彻执行以后，全国农村中，掀起了一个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而且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预计在1956年内，全国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合作化，是在农村中消灭资本主义剥削根源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原来的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必然要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事实上，他们已经和正在针对着农业合作化进行着疯狂的破坏，因此，人民公安工作在农村中的中心任务，就是：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应将掌握农村公安工作的公安人员动员起来，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坚决地防止和打击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各种犯罪分子以及反动地主、富农分子的破坏活动，保卫农业合作化的顺利发展和农业增产任务的胜利完成。
+
+　　（二）为了实现保卫农业合作化这个伟大任务，各级人民公安机关在农村中的一切工作，都必须紧密地结合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来进行。因此，在农村中开展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应当作为发展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的全面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镇压反革命工作中的调查摸底、搜捕行动、案件处理、宣传教育等项工作，都应该结合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和整顿工作去进行；在落后乡、村中，更应当结合农业合作化规划，充分发动群众，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使发展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顺利开展。同时，应当把农村中的侦察、治安、保卫和审讯等各项公安业务，都组织到保卫农业合作化、保卫农业增产这一中心工作中去。对于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各种现行案件，必须集中力量及时侦察破案，严格纠正长期不能破案、不积极主动打击敌人的错误偏向。
+
+　　（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在管理委员会下设立保卫委员会，并且可以根据需要在较大的生产队里建立保卫小组。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保卫组织，应该同合作社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相适应，应该同区、乡行政区划的变化和适应。在一乡一社的地方，乡人民委员会的治安保卫委员会和合作社的保卫委员会应该合并成一个组织，统一领导社内和社外的治安保卫工作。
+
+　　合作社的保卫人员，应该由共产党员、青年团员或贫农积极分子来担任。在挑选保卫人员的时候，必须注意立场坚定，历史清楚，作风正派，联系群众，积极生产，热心保卫工作等条件。
+
+　　（四）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保卫组织，应当在党和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的领导下，在上级公安部门的指导下，动员群众加强防匪、防特、防盗、防火、防自然灾害的斗争，并作好下列五项具体任务。
+
+　　第一、进行敌情教育，提高群众警惕。注意及时揭穿敌人造谣挑拨，防止群众上当受骗。并且积极地组织社员订立爱社、护社公约。
+
+　　第二、进行审查工作，保证组织纯洁。特别是要保证生产队长、会计员、出纳员、饲养员、保管员、记工员、技术员等要害职位的纯洁。
+
+　　第三、大力保卫增产，防止敌人破坏。对于春耕、选种、浸种、播种等工作和收获季节，要特别注意加强保卫。切实防止敌人对于禾苗庄稼的破坏，粮食和经济作物即将上场和已经上场的时候，应该组织严密的巡逻看守，严防发生火灾和盗窃事件。对于社内经营的林、牧、渔、盐业和各种副业，也应该注意做好保卫工作。
+
+　　第四、保卫要害部位，保护公共财产。对于合作社的牲畜、仓库、重要农具和水利设备等，必须加强保卫，严密制度，堵塞漏洞，严防破坏。
+
+　　第五、保护案件现场，及时报告上级，协助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破案。
+
+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合作社的保卫组织，应当建立和健全会议、汇报、计划、检查等制度。还应该结合各种会议向社员群众报告工作并听取社员群众的意见。
+
+　　（五）在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中，各级公安机关和乡、社保卫组织，对于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的处理，必须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制订的关于发展农业的远大规划中对于地方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处理原则，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
+　　第一、必须结合合作化规划的阶级排队工作，查清社内、社外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刑满释放的或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对他们分别处理的全面规划，报告党委批准，列为农业合作化总规划的一部分，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处理。
+
+　　第二、必须加强打击现行破坏活动的工作，对于破坏合作化的案件，应该迅速侦察破案，并且选择典型案件，公开处理，以提高群众警惕，镇压敌人活动。
+
+　　第三、对于那些被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各种犯罪分子窃据了领导权的合作社，必须分别情况，加以清理和改组。
+
+　　第四、对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各种犯罪分子所组织的假合作社，必须加以解散，对于其中为首而又罪恶严重的分子，应该依法惩办；对于受骗的贫农和中农，应该进行教育，重新加以组织。
+
+　　第五、对于没有现行破坏活动和不应该受到法律惩办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应该按照党委的统一规划，分别情况放入合作社里，对于已经成为社员并且改变了成份的分子，应该同一般社员一样对等，但要注意帮助他，提高觉悟，努力生产，对于还是候补社员和没有改变成份的分子，应当经常注意他们表现，抓紧教育他们，提高认识，督促他们积极劳动，鼓励他们争取成为社员和争取改变成份。对于那些交给合作社管制生产，劳动改造的分子，应该公开地对他们进行监督，给他们规定劳动和思想改造的纪律和制度，经常掌握和考核他们的思想动态和劳动表现，以便从政治教育中和劳动生产中来改造他们。并且应该教育社员群众提高警惕，采取适当的但是有效的方法防止被管制生产的分子进行破坏。
+
+　　（对于暂时还未放入合作社的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各种犯罪分子，应该加强监督改造工作，防止他们进行破坏活动。）
+
+　　（六）专署公安处和县公安局均必须加强对于保卫农业合作化工作的领导，必须以90%的力量去进行保卫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合作化的发展，把全专区、全县的保卫合作化的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其具体工作主要是：
+
+　　（1）要经常研究敌情，及时交流情况，传播经验，具体指导乡治安保卫委员会和合作社保卫委员会的工作。
+
+　　（2）加强对国营农场、拖拉机站、抽水机站、技术推广站、国营牧场、草原工作站、供销、信用合作社及粮、棉仓库等单位的保卫工作，并且建立相应的保卫组织。对于劳动模范人物，也必须注意保卫。
+
+　　（3）应当利用农闲季节举办短期小型轮训班，训练乡、社保卫干部。同时，应该定期召开全县的乡、社治安保卫骨干会议，交流经验，评功表模，总结与布置工作。
+
+　　为了适应工作需要，除沿海、沿边地区外，专署公安处的政治保卫科和县公安局的政治保卫股应当适当地缩减，治安科、股应该作相应的调整和扩大，以便加强对农业合作化的保卫工作。编制较小的县公安局不要机械分股。
+
+　　（七）中央公安部、省公安厅和市公安局应当经常派遣工作组下乡，深入到合作社里去考察、帮助工作。领导干部每年必须亲自下乡考察两次至三次，必须亲自掌握指导一两个县和一两个社的保卫工作。并且应该派出强的干部，进行重点试验，以便及时总结先进经验，推动全盘。中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都应该经常召集研究保卫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专门会议，进行检查，总结经验，研究情况，部署工作。
+
+　　来源：《公安会议文件选编，1949.10-1957.9》1958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3/0/10/000038.txt b/CCRD/3/0/10/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ca5df755d71404f778e45a20ee965c2ac24ef4
--- /dev/null
+++ b/CCRD/3/0/10/000038.txt
@@ -0,0 +1,77 @@
+# 中共浙江省委批转黄岩县委“关于当前农村中各阶层思想情况的调查通报”
+
+　　（各地委、市委、县委：）
+
+　　兹将黄岩县委关于当前农村中各阶层思想情况的调查通报转发给你们。
+
+　　黄岩县委采取派干部回乡拜访亲友的办法，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这种方法是应该提倡的。各地委和县委都应当善于经常地运用这种方法，挑选具有一定水平的和当地群众有联系的干部，根据各个时期中心工作情况，出好题目，力求深入地摸清群众的思想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的底细，只有这样，才能作到心中有数，使领导上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
+　　许熙同志所反映的增产规划指标不切实际的问题，社干缺乏整社经验的问题以及各阶层思想动态和要求等问颖，都是带有普遍性的，盼望黄岩县委迅速加以解决，并报告省委。
+
+　　 中共浙江省委1956年3月12日
+
+## 关于当前农村中各阶层思想情况的调查通报
+
+　　为了摸清当前农村工作的底子和各阶层群众的思想动态，了解群众的基本要求，以进一步指导当前工作，我们于春节期间派三、四个同志回家过年，通过访亲拜友的方式进行访问调查。现将许熙同志在峰江、安溶两乡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通报如下。该报告中所反映的几个问题，如并社升级后干部积极分子的几个思想顾虑和要求，群众最关心的记工评分、财务账目和合作社能否增产问题，高级社政策处理问题，部分社员入社还不很自愿，上中农的人力、财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等问题，目前看来都是在全县带有普遍性的，必须引起各级领导及时地注意和解决。
+
+　　 中共黄岩县委1956年2月22日
+
+　　（县委：）
+
+　　现将我赴家乡新桥区峰江、安溶两乡所调查了解的一些情况回报如下：
+
+　　新桥区峰江、安溶两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自宣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和贯澈执行“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以来，已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已办起了三个高级合作社，社员1318户，占两乡农户总数的百分之59．1；加上初级社，两乡共有农业生产合作社21个，2127户，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95．4。
+
+## 一、各阶层群众在合作化高潮中的思想动态：
+
+　　（一）党员、团员、社干、积极分子听了传达毛主席十七条指示、党中央提出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草案，以及到马铺乡参观农业展览会和拖拉机表演后，普遍反映：“形势发展这样快，我们一定要坐飞机赶上去”，“拖拉机也有了，社会主义确实到了，赶快高级化，取消田塍，土地连成片，好使用拖拉机。”有的说：“现在谁没有办高级社，就是谁落后；我是共产党员，落后了怎能见人！”有些村干，在高级化的浪潮中，怕不办高级社要受批评、要被人家戴上“资本主义干部”的帽子，怕村里今后的领导权被别人夺去了，也抢先参加建社工作。因此，目前在积极分子中间，还有以下三个思想顾虑和要求，必须帮助他们解决。
+
+　　（1）在并社、扩社和升级以后，没有继续担任社内主要职务的干部工作积极性降低，有的懊悔不该并社，有的垂头丧气，对并社不满。如初级社副社长许学尚（贫农）向我叹气说：“我思想范后了，现在用不着了，”‘并社后的社干为什么不经过社员选举，由乡里确定了既算数？”接着还说：“这次办高级社我本来是不愿意办的，以后看人家都已经联合起来，形势不对头，因此我也来积极办，谁知现在又是这样！”
+
+　　（2）对高级社的政策问题的处理办法不懂，邻近又无样子可学，因此高级社仍是一个架子，有的积极分子对办高级社又产生了畏难情绪。如党员蔡明太说：“政策如何处理，包工包产如何包，我一点也不懂，问问乡里也讲不出名堂，还是请你来帮助我一下吧！”
+
+　　（3）生产小队长一级的干部，怕误工多，要减少收入，工作不够负责，对本身的前途方向不明确。如许士庆说：“现在社员赚劳动工分，我们东跑西走没工分可记，将来社员富裕，我们干部穷死。”
+
+　　（二）贫农、新下中农、老下中农对合作化政策一般都很积极拥护，对初级社转高级社也非常坚决。如许士良说：“高级合作社是我们的天堂。”有的反映：“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二次，第一次土地改革分给我们土地，现在办高级社，土地公有化，屋前屋后所有田地，都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由于宣传教育不够深透成熟，因此还有约占百分之30左右的群众对高级合作化在思想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顾虑。有许多是随大流入社的，有的是怕田被调掉，怕留在社外要受讽刺而入社的。如我问许学桂：“你为什么更参加高级社？”他同我说：“我是贫农，别人都入社了，我还不入，怎能讲得过去！”许学法，单干，有病，不愿入高级社，村干部就向他说：“不入社，把山脚田、远田调给你；公债多派十元，看你怎么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省委注。这一阶层目前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思想顾虑。
+
+　　（1）怕大社经营管理搞不好，减了产，生活不能维持。如贫农张小美说：“合作社是好的，我只怕领导人差，账目不清，办不好。去年社里有2千斤稻谷被人偷去了，到现在还没有查清，今年会计账目又这样糊涂，8月份的积灰肥账到现在还没有结清。”贫农许学禧说：“去年一村一个社没有办好，今年三个村联合，是否能办得好呢？我家一人劳动，六人吃饭，我很担心下半年是否能够吃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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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入社存在着严重雇佣观点及吃大锅饭的思想。安溶乡的贫农谢二妹母亲对我说：“合作社最好也办起同你们一样的食堂来，这样工作由社长分派，吃饭统一烧，统一吃，我们都不需要愁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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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反映合作化的速度快了一些，思想跟不上来。谢仙标说：“单干农民几日时间，要连升二、三级，怎么能追得上！”许学友说：“这样快，把我弄得天昏地黑。”合作社掘掉田塍后，由于宣传教育不够，有些妇女思想不通，误解为入社就是把土地没收归公，暗中在悲痛流泪；有的说：“土地刚分来没几年，现在又都拿回去了。”有的问：“猪牛什么时候归公，房屋什么时候拿回去？”
+
+　　（二）上中农：劳动力多的户对转上高级社一般也很高兴，劳动力弱、土地多的户怕减少收入。如上中农许学根1954年全家有余粮2千斤，去年入社后，只有5百斤余粮，现在他说：“我本来想退社，但是人家都走进，我怎么能走出呢？”上中农谢光展（我的娘舅）对我产：“参加合泎社对田少、劳动力多的，劳力弱、技术不懂、生产不大好的，都有好处；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不过，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好处你又要入社的时候，他就说：“也有两个好处：一是人家不会说我落后了；二是过去村里在钱、粮方面有什么困难，都要来找我麻烦，现在我都推了不管，他们也都找社长去解决了。”
+
+　　（四）鳏寡孤独、转业军人：有的怕取消地租，自己不会劳动，要减少收入，不愿入社；有的在听了“五保”宣传后，产生依赖思想。转业军人一般都很高兴，反映：“过去回家前要担心无处安身，现在都高级合作化了，可以随转业随入社，实在好。”
+
+　　（五）地主、富农分子：听到可以入社和改变成份，普遍认为是“脱罪的时候到了”。大部分地主现在劳动生产很积极，表现更加老实守法，就是过去不老实的也伪装积极，企图蒙蔽群众眼睛。混进来做—个社员。地主许冠段曾说：“以前我认为在共产党天下没出头日子了，现在看看，只要老实守法，确实也有出头日子；有了高级社，我年老也不愁了。”全乡吸收地主富农入社的工作，在政策上很混乱，没有划类型，没有正式宣布就都把他们吸收进来了。”富农土地多，有些社阶级观点模糊，争着要。
+
+## 二、对实现增产规划指标及其他工作问题：
+
+　　（一）有些干部怕批评右倾保守，指标订得不切合实际，群众不承认，自己也不打算去实现这一指标。峰江乡1956年的生产规划没有详细的制订出来，只是提出了一个1350斤的指标，在乡互助合作代表会呼口号中提出来，群众当场反映：“这是放空炮的生产指标，呼口号用的。”安溶乡一社今年计划每亩产量1270斤，比去年790斤增产六成，这指标社员大部不知道，社干就：“这指标我也认为没法完成。”
+
+　　（二）高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一般都很高涨，为了想多赚劳动工分，不少社员争着干活；尤其是算了取消土地报酬，完全按劳取酬，每工可分25斤谷的细账后，积极性更高。过去在年关严寒的时候，下田干活的人很少，现在却普遍出来干活。但是由于生产管理制度不健全，生产仍旧临时派工，劳动力浪费很大。峰江三村高级社社员每天一清早就坐起来等候社长派工；安溶乡青春高级社记工评分不合理，小人评5分，大人评5分半，社员记工吵到半夜。
+
+　　（三）农贷不合理，上中农许日通（村干）借到贫农合作基金贷款，而贫农许贞岳很困难，几次申请，都被批评为“依赖思想”而没有借到。
+
+　　（四）粮食统销分月定量供应工作没有切实做好。两个乡都有叫喊“粮食不够吃”的苗头出现。
+
+　　（五）配备社干的阶级路线上有问题。峰江乡第二村上中农许日通（团员）资本主义思想浓厚，买田八分，这次运动开始时表现积极，就当上了高级社的副社长。
+
+　　 许熙1956年2月10日
+
+　　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通报）
+
+　　总号  139    本文编号  005   机密程度  机密
+
+　　主送  各地委（二分）、县（市）委
+
+　　抄送  中央、上海局，省委常委、办公厅、农村工作部、宣传部，各新闻单位
+
+　　（共印  177份）
+
+　　本件7页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1956年3月13日印发
+
+　　· 来源：
+
+　　浙江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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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辽宁省委批转省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召开的市、地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长会议上的报告
+
+　　省委同意省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召开的市、地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长会议工的报告，现转发各市、地、县委认真执行。
+
+　　对资改造工作下一步的任务是艰巨的，尤其在经济改组中，曾对市场与人民需要照顾不够，不适当地并店、并社，造成供销关系中断与脱节的严重现象，必须坚决加以纠正，凡是适合于分散经营的应继续分散经营，凡是具有特长的手工业、商店，仍须保持特长，不要乱并乱合，过去的供销关系，经营制度均不得随便加以改变。
+
+　　各市、地县委均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进行一次检查，认真地坚决地纠正在经济改组中的偏差。
+
+　　（附：）
+
+## 中共辽宁省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召开的市、地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长会议上的报告
+
+## （1956年2月7日）
+
+　　省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于2月2日召开了各市、地委对资改造小组长的会议，会上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今后的任务和若干具体政策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会议所讨论问题的意见报上，希审查批示。
+
+## （一）
+
+　　我省自1955年12月13日至12月底，在全省范围内从党内到党外分别召开各种会议，广泛深入地向全体干部、职工群众、工商业者及其家属分别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指示及有关各项方针政策，并对资改工作做了全面部署，统一了干部思想，大大提高了全体干部和工人群众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党的方针政策，深得人心，取得了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热烈拥护与支持，至此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已酝酿成熟。
+
+　　省委领导小组于1月5日又召开了各市、地委的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会议，指出各地应即积极作好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以迎接高潮的到来。1月10日首都北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并宣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省在这一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工商业者奔走相告，并在职工群众的督促下，积极要求改造。13日高潮即已形成，各地党委均决定赶到高潮的前面积极领导，并迅速的集中了主要力量，抽调了一万多名干部投入工作。从1月14日起到21日止，仅在一周的时间内，全省10个市即胜利地将全部私营企业宣布纳入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的轨道，至25日各县（旗）的县城也已取得了全部的胜利。农村商业和小手工业也有一半以上的集镇卷入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预计春节前后全省即可全部完成第一步的改造任务。这生动地说明了我们在对私改造这条战线上，已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
+　　目前清产核资工作大部分市都已经结束或接近结束，县城一半以上也已经完成。
+
+　　各市县对工商界的主要代表人物已基本上安排完毕，安排的职位基本上是适当的，对资方一般实职人员也已初步做了安排。已经安排下来的人员都感到很满意，有的感到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体验到：“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才能有今天”，纷纷表示一定要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进一步改造自己。
+
+　　经济改组方面，一般正在研究规划中，有的地区已进行了一些调整，并相应的建立了组织机构，还待陆续配备干部加以充实。
+
+　　在这一阶段中全党动员，积极领导与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成为推动运动发展的主要力量，资本家的表现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热情很高，对和平改造的方针政策表示拥护和注意；有的提出要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在批准合营后，家家户户欢欣鼓舞，有的认为这回已经是半公家人了，快脱资本家的皮了；在清产核资中，很多资本家和工人一起彻夜清点，有的还主动帮助别人清估，甚至还有主动揭露批判违法的资本家。总的说来，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一新的形势下觉悟有所提高，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进一步认清了只有如此，才有个人的光明前途，他们内部的分化越来越明显，少数顽固分子越来越孤立，核心分子的队伍日渐扩大，所起的作用也日益显著，这对我们是很有利的。
+
+　　运动发展的规模与速度，远远超过了当初的预料，这是“好得很”的大事情，这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由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方针的正确与深得人心；由于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迅速发展的有力推动，由于广大职工群众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的普遍高涨；由于党内在各方面工作中进行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斗争和北京市社会主义改造全面胜利的鼓舞与推动，也由于各级党委在这个时期内集中了主要力量及时抓紧对这一工作的领导。所有这些使得我们能在一个极短的时期里，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
+
+　　可以肯定：克服右倾保守主义，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积极领导群众前进，把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推向顶点的工作路线是完全正确的。
+
+　　总的说来，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成绩是巨大的，在“谁战胜谁”的决定性的环节上我们取得了胜利。但是在贯彻执行若干政策和具体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有些是属于较大的偏差，必须引起严重注意，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　　一、清产核资中清点面过宽，核资过严过紧，有的把家庭和企业合用的房子、自行车、收音机、桌椅板凳、钟表、炉子、坛坛罐罐等都予清点入册，甚至把结婚陪嫁的镜子、吃水用的洋井，也给清点了。在估价方面，除商品和产成品因有国营牌价和成本高低很明显一般说比较合理外，其他资财则普遍偏低。……这样做的结果使许多家店（厂）不分的小企业的一些生活资料也被点入企业投资；有的由于压价过低或许多可资利用的资财列为待处理资产，形成人为的产不抵债，这必然影响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使之怀疑党的政策。
+
+　　二、人事安排缺乏通盘考虑，没有全面规划，除少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安排较有计划外，对于一般人员多是零打碎敲，用一个安排一个，结果造成行业之间，区与区之间很不平衡，安排速度迟缓，已安排的尚有不妥善的；有的对于名不在册，实际上久已任职的实职人员或老弱不予安排，逼得有的到省告状，有的竟因而自杀。有的在人事安排中不注意与工商界代表人物协商，也有的则把大权完全交给他们，让资本家一厂一户自报公议，甚至有的进行选举，然后提出名单交给我们批准任命，这都是不适当的作法，弄的我们很被动。
+
+　　在人事安排同时由于缺乏对内部干部和职工群众进行统一战线政策教育，以致有的干部和工人对把资本家安排到领导地位感到不满，对已安排做领导工作的人员不尊重的情绪是很普遍的，使资本家感到安排后仍是低人一等。对资本家不能及时妥善的进行安排，或者安排上把他们挂起来，必然影响他们参加经营管理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
+
+　　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与核心分子的培养工作多未能有计划的进行，政治工作还远远落后于当前工作的需要。
+
+　　三、经济改组和商业网调整工作中较普遍地存在着急于求“高”求“大”的情绪，很多未经慎重考虑生产和经营的规划便轻易进行并厂并店，轻易淘汰尚可资利用的机器设备，急于改变企业的规模与面貌，过多的要求国家投资；有的甚至孤立地忙于并合，误了生产和经营；有的不适当地把一些小商小贩或某些适于分散经营的小饮食、服务业集中起来，轻易地把他们分散的资金全部控制起来，全部由国家计发工资，轻易地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企图一下子都成为“高级形式”，结果使这些业者消极依赖，坐待国家给活给钱给饭，影响资金周转不灵，产品花色品种减少，服务质量下降。安东、沈阳、鞍山等地工业、手工业已发现有不承揽活不接受加工任务的现象；有些工厂合并后，原来独特的产品也停产了，因此，形成许多手工业产品或某些有独特声誉的产品以及季节品种脱销；抚顺自批准合营后，百货、食品、烟酒等行业营业额平均下降10—17％，他们将60％的游商吸并到商店里，零售点减少了，消费者感到很不方便。……
+
+　　从上述这些问题不难看出：我们许多干部，对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和平改造的方针，实行“赎买”的办法废除资本家所有制，对于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可能性缺乏明确完整的认识，仍存在着某些”左”的情绪，因而在执行政策时，曾发生了一些“左”“挤”的办法，在工作上不注意调查研究，不全面考虑历史特点与群众需要从主观愿望出发，采取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简单草率的主观主义的作法，这就不能不阻碍着全面深入地贯彻执行党的政策。
+
+　　……
+
+## （二）
+
+　　将全部私营企业分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化的轨道，这就意味着基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和个体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但这只是完成了整个社会主义改造工作的第一步。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进一步进行企业和人的改造工作，即按社会主义原则进行经济改组，以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代替资本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人民，则还是极为艰巨、复杂、细致的工作。这就不象前一阶段在短时期内以突击方式所能解决的，而要求我们在下一步工作中进一步贯彻“宽”和“了”的精神，和加强调查研究全面规划的方法，克服违反政策，急躁草率，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主义作法，以保证改造工作更加健康的发展。
+
+　　兹就下一步工作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提出几点意见：
+
+　　一、关于清产核资，定股定息。
+
+　　清产核资必须坚持“公平合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样我们才更主动，更得人心。鉴于实行全行业合营的时候，我们面对着为数众多的包括大中小的企业，它们的财产关系更为复杂，在处理上需要有更多的灵活性；同时我们在清产核资过程中，已经看到由于有工人群众的协助监督，由于绝大数资本家表现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资本家自报自评的结果一般接近合理或者偏低。因此应当坚决贯彻中央所指示的“宽”和“了”的方针。所谓“宽”，就是对于清产核资中有关公私关系方面的问题，凡是可以从宽处理的即可以宽处理；所谓“了”，凡是对于企业原来的各种债务和财产关系包括敌伪财产、对公欠款、抽走的资金和呆滞物资在内，根据从宽处理的精神，尽可能地加以了结，以利于对资本家和其他私营工商业者进一步进行教育和改造。我们在清产核资工作中所已经发生了的清点面“宽”和估价偏“低”的偏差，应进行重点复查，将极不合理部分坚决予以纠正。尤其对于拿出帐外财产投资必须坚持自觉自愿的原则，一律停止动员和号召，凡过去所动员出来的账外投资确非自愿者特别是勉强交出的生活资料不应接受。已接受者应予返还，以利挽回政治影响及消除工商业者继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障碍。为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对于有关具体政策问题规定如下：
+
+　　1、关于估价问题：（1）对于一切固定资产设备的清估，均应按合营当时的现值合理作价，不能因合营后需要拆迁或以合营后的适用程度而有意压低价格，迁并费用由公私合营企业负担；机器设备按工业部门的出售价格作价，或按商业部门的牌价估价，没有价格的，公私双方协商估价；房屋建筑物，按当地房地产局规定的估价标准估价，没有价格的，公私双方协商估价。（2）对工业的产成品和商业的商品作价：工业的适销产品作价应按出厂价或按实际成本适当加利润；对商业的适销商品应按核资当时当地的国营批发牌价估价；对滞销商品，在照顾资金周转情况下按现值折价，其中对冷背商品的折价应宽于残次商品（因冷背商品多系季节性和地区性的商品）；对工业的半成品、在制品的估价，可由公私双方协商确定。（3）对于不需要的机器、工具设备和呆滞物资，经过公私双方协商，适当估价作股，尽可能不列作待处理财产；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如有类似待处理财产，一律进行清估，尽速加以处理。（4）企业所有的土地，不论是否同生产有关，均要适当估价，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如将土地列为待处理财产，也要适当估价，尽速加以处理；地产税按照所估的价格计算征收，由公私合营企业负担。（5）对家店（厂）不分的，凡是生产（经营）用的要估价，家庭用的归业者所有；界限不清的根据业主的意见处理，照顾他们的需要。（6）凡宣布公私合营后，但仍采取经销、代销形式的小商小贩，可不进行清产核资。
+
+　　2、关于债权债务问题：（1）拖欠职工工资，原则上由原企业进行清理偿还。对生产工资和停工工资应分别处理，对拖欠生产期间工资原则上应全部偿还，但特殊困难的经劳、资协商酌情核减；对停工期间工资一般应参照国营规定的标准计算，困难者亦可经劳资协商酌情核减，但最低不得少于60分；对拖欠不合理工资（脱产工长津贴、年节加餐费、伙食费、夜餐费、各种不合理的奖励金与津贴），一般地应予减免。但对过去已发给的停工工资及不合理工资则不得索回。经核减后由原企业资产扣除，在不影响生产和职工生活的情况下由新企业分期偿还。（2）对资方实职人员拖欠的工资，一般按拖欠职工工资同样处理。（3）对公欠款，原则上由原企业进行清理偿还。偿还有困难的，可以转为公股或者转为合营企业的负债。（4）对私人的债务，原则上由原企业进行清理偿还。偿还有困难，而债权人愿意将债款转为投资的，可以鼓励他们转为投资（债权人如不是资本家，投资后不可将他们的成份改变为资本家）；但决不能勉强；否则转为合营企业的负债。（5）股东自己在企业的垫款，原则上转为投资；如生活确有困难或者另有债务，可以允许酌情退还，或者转为合营企业的负债，经过协商，分期退还；如系股东向亲友借来的垫款，必须偿还的，原则上予以退还；如其亲友愿意投资，欢迎他们将此项垫款投入合营企业（如垫款人不是资本家，投资后不可将他们的成份改变为资本家）。（6）企业的债权，一般列作投资，作为合营企业的债权，债务人已经破产，确实不能收回的不列作投资。（7）股东或资方代理人借用企业的款项，原则上应当一次或分次偿还；如生活确有困难无力偿还的，酌情予以减免。（8）产不抵债的企业应尽量使之不致破产，可采取重新核定其债务，扣除虚假数，公平核定资产，待处理资财尽量折价入股，适当核减“五反补、退、罚”款、对公欠款，尽量收回债权等方法以缩小其资产负债的差额；但多方设法照顾仍不抵债者，可以依法破产清理，破产户的职工和资方从业人员，由业务主管机关负责安置分配适当工作；如果其他企业愿意帮助产不抵债的企业偿还债务，可以允许。
+
+　　3、由原企业或者由企业公积金所购的公债，可采取下列两个办法，同私方协商处理：（1）将公债作股定息，公债利息归合营企业；（2）将公债作股暂不给息，公债利息归资本家，公债还本后给以定息。
+
+　　4、私营企业1953年到实行合营前，应分而未分的盈余应当参酌企业财务情况，进行适当分配，资本家所得部分，让他们自行支配。
+
+　　5、对于私营企业隐匿的敌伪财产，抽逃的资金，在海外的资财，可以责成资本家自行清理报告，从宽处理。对于隐匿的敌伪财产，原则上按资本家自行清理报告的资财和数目作为公股；对于抽逃的资金，资本家报告以后，能归还的归还，不能归还的，要资本家承认错误，免予归还；在海外的资财能够调回的，鼓励资本家调回，调回以后，原则上转为投资，也可以给资本家留下适当部分，由他们自行支配，实在不能调回的，不要追逼。
+
+　　资本家自行清理报告上述隐匿敌伪财产和抽逃资金行为的，免予处罚。
+
+　　6、定息办法：中央已有原则规定，各地可以研究提出意见报省通盘考虑以后再具体确定，中央已定的原则是：（1）公私合营企业，不论盈亏，按季付股息。（2）息率为1厘至6厘。（3）根据国计民生需要和各行业、各企业具体情况，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可规定不同的息率，也可规定统一的息率，同一个地区行业内部，也可规定一个统一的息率，也可以规定几个不同的息率，户与户不一定相同。（4）批准手续，实行定息后，公私双方向当地业务主管机关和工商行政机关按行业具体协商，提出对于本行业的定息意见，报经市县人民委员会同意后报省人民委员会，再由国务院主管部门批准实行。目前各市县可即着手研究酝酿，提出初步方案，俟中央具体办法下达后，加以修改确定，经过一定的审批程序，然后贯彻执行。
+
+　　对于企业财产的清理估价与定股、定息，是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一个重要环节。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使资本家心悦诚服，才有利于我们争取他们中的大多数，提高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孤立少数坚决反抗分子，才有利于我们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有利于生产经营的改进。
+
+　　二、关于经济改组与商业网的调整。
+
+　　经济改组与商业网的调整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细致的经济组职工作。对于这一工作总的要求是：必须很好观察研究，深入了解生产和运销规律，注意听取群众和有经验的工商界人士的意见，然后慎重地提出改组和调整的方案，经各市县委批准后，有步骤的分批的进行。必须明确认识，由于资本主义盲目性所形成的某些不合理现象，与由于长期历史所形成的为群众所需要与习惯的某些可资利用的合理的两个方面，决不能主观主义不加分析，盲目求“高”求“大”，只从管理方便出发，不考虑客观需要而冒然从事。特别是在经济改组过程中必须坚持“合营生产两不误”的原则，决不许减少花色品种和降低产品质量，对于具有特长的厂、店必须保持或发扬其原有生产或服务的专长。在我们还没有完全摸清生产、供销与商品供应规律和没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改组规划以前，一律原摊不动，照旧生产和经营，责成原企业主继续管理并负责盈亏，不要随意迁厂、并店，不要轻易改变原有生产（经营）方法与制度（包括工资、工时、价格、会计帐目、赊欠关系等制度），对于原有的协作关系，供销关系应继续保持，以免混乱现象发生。什么时候摸清情况，做好规划，再有领导地分别不同对象，分期分批稳步地进行改组。
+
+　　1、工业、手工业的经济改组：（1）制定工业或手工业的经济改组规划，必须与生产规划相结合，并在生产规划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改组工作。生产的规划又必须充分考虑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类型之间，在生产上有明确分工与互相配合。否则就会造成盲目的改组，脱离了国家的计划，而不能适应计划管理，不能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经济改组的规划应由各专业公司提出，经有关局（科）通盘研究确定报市批准。牵涉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调整方案，必须报省统一审批平衡。（2）在经济改组中必须坚持节约原则，要充分利用现有设备，凡能利用的设备一定要利用，需要检修方能利用的，就要进行检修然后加以利用。尽量减少非必要的淘汰，尽量节省国家的投资，如因设备不平衡影响任务完成的行业，可作必要的添平补齐。（3）在经济改组中要防止急于盲目地大合大并，对一个企业的裁、并、改、合，一方面要根据生产的需要，同时又要考虑到设备的利用，有些企业从生产管理，从设备利用都有条件集中的，而且又不需投资或投资不多的，就按照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原则进行集中；有些企业目前尚不具备这些条件，就不能强行迁移合并，尤其有些设备比较陈旧不动尚能使用，如果进行移动就不能使用或减少其使用寿命，对这样企业尽量采取统一管理分散经营的办法。（4）对于一些能独立生产一种产品的企业，不要轻易裁并或改产其他产品。尤其是对那些独特的、专门的或名牌的产品，一定要给予保留，并可保留其原有商标，以满足社会的需要。（5）对带有服务性的工业，如铁工修理、被服等行业，在经济改组中要考虑到地区的需要，和照顾到消费者的方便，不能过分的集中。（6）在经济改组的规划尚未肯定下来或暂时保留不动的，应即将生产稳定下来，责成其照旧生产，逐步改善经营管理。对已签订的合同要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原有的主顾不要丢掉，在国家尚未统一安排生产任务之前仍应积极主动承揽加工订货任务。（7）粮食加工业的改组，应当是产销兼顾适当的照顾距离，过去以承揽社会加工为主的小碾磨坊，不要集中，可保持其原来的经营方式或转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服务。
+
+　　对于手工业的改组必须注意掌握其经营分散、分布面广、行业复杂、与人民群众的多样化需要关系密切，一般技术落后，但少数有独特专长等极为复杂的各种不同情况。在合作化以后凡是不宜于集体生产的，就应该保持分散生产的形式，特别是那些在手工艺方面具有独特专长的在加入合作社以后一时难于予以调整，就让他们原封不动，待摸清情况后再进行调整。注意发挥手工业的特点，为人民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他们的生产应提倡充分利用地方原料，利用废品废料，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对于手工业的供销，国家只能将那些适合由国家包销的产品，进行加工订货，大部分还应该由手工业合作社或手工业者，根据他们原有的市场联系与新的市场需要，自己解决某些原料供应与产品销路问题。
+
+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成份，应包括参加合作社的独立劳动者、手工业工人等不同成份的劳动者，基层社的主任可由政治上可靠，技术较高，有经营能力的独立劳动者或手工业工人担任。小资本家参加合作社其资产可以作股定息，其本人可按“量才使用”的原则适当安排，在基层社不好安排的可以在联社安排。原系地主富农成份或曾任伪军警官吏但无反革命罪行，已参加劳动多年的独立劳动者参加合作社可以分别不同情况作为社员或候补社员，但不得担任领导职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不宜发展独立的手工业，已有的独立的手工业，交由手工业管理部门组织领导。
+
+　　运输合作社财产关系处理的原则与手工业社同，目前兽力车一般应组织低级社，兼有土地的木帆船尽量动员参加运输合作社。
+
+　　对于私营建筑企业，根据其本身的特点与国家的需要，可以采取由国营建筑工程公司直接吸收的办法加以改造。城市亦可保留一部分粉刷、油漆、水暖修理、玻璃安装等小型业户，在建筑工程公司统一领导下，分散经营为居民服务。散布在农村的小包工，由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加以组织。
+
+　　2、商业网的调整：商业网的设置与调整的目的是为了充分满足社会需要服务，因此必须以适应消费者的习惯，便利消费者购买商品为提前。制定调整商业网的规划时：（1）必须与整个社会商业网的设置（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工业和手工业的自产自销等）与城市建设规划结合起来，有通盘考虑的全面规划，分批调整，不要零星调整，规划应报经当地党委批准。（2）必须考虑历史上所形成的商业网分布的特点，取其合理的部分，凡是适宜于集中于某一特殊地区的如旅馆、饭店通常集中于车站及商业区的附近，高级商品、茶庄等通常集中于繁华区域，不应强行迁移分散；凡适于分区设置的行业，如服务业、小饮食业、副食品业，则不应强求集中；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区域应安置适合他们特殊需要的营业点。（3）必须注意运用原有极为复杂的多种多样的经营形式以充分满足社会需要，对于某些具有经营特长的店铺，如沈阳勺园和某些素有声誉的茶庄等，合营后亦要保留下来，单独经营，以免合并后损害他们的特长。（4）也应考虑企业的管理与经济核算问题，并须严格注意节约，充分利用原有设置，在一般情况下，不应投资增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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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工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建筑业在经济改组过程中，都必须坚持“生产合营两不误”的原则，一切改组的措施都必须充分考虑生产（经营）的利益，以有利于生产（经营）为前提。生产（经营）的花色品种只许增多，不许减少；产品的质量、服务的态度只许更好，不许变坏，技术只许提高，不许降低；尤其是那些承担加工任务繁重的企业，必须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如马拉农具等）。同时在经济改组过程中必须做好生产经营的安排与规划，坚决防止由于经济改组而使生产、供销脱节，原有的供销关系包括小商小贩与手工业之间的赊销关系，应继续加以保持，各专业公司、各厂（店）应有专人负责生产技术，花色品种，调整供销关系，把新企业搞好，才能够表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各企业在合营工作大体就绪时，就可以充分发动职工群众（包括资方实职人员），根据不同条件，开展以不同内容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竞赛，把合营的高潮转为生产的高潮。
+
+　　三、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
+
+　　对于资产阶级分子和其他工商业者进行思想改造工作，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一工作目前还远远跟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必须加强。做好这项工作，在现阶段首先必须尽速把人事安排工作作好，以定人心，包下来的范围除实职人员外尚应包括董事、监事等人，因为他们多数是有经验、有代表性的人物，对于一些年老体衰不能任事但不安排就不能维持生活的也应予以适当照顾。人事安排必须通盘考虑全面规划，做到“量才使用，各得其所”，这一工作并须充分与工商界代表人物协商，听取他们的意见，才能做得妥善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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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安排好，还必须教育干部和职工明确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这样安排的目的性，做好已被安排到各种领导岗位上的各种类型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要使他们的职权受到尊重，并帮助他们做好工作，要在生产（经营）实践中逐步加强对于他们的教育，逐步克服他们原有的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与作风，逐步把他们改造成为我所需的人，这是我们的光荣责任。
+
+　　对于资产阶级分子的人的改造工作，也必须进行全面规划，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特别应着重在对于代表人物中的核心分子与青年积极分子的培养，对其家属子女的教育也必须注意。我们的任务是团结、教育、争取改造工商业界中的绝大部分成为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分子。
+
+　　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必须以在企业中结合生产（经营）的实践来进行为主，因此国营企业与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和全体职工负有重大责任，但工商联在对于工商业者进行教育工作上还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业公会可考虑与专业公司对口，以便于政治工作与经济工作之间的结合。民建会也须适当发展，以便组织工商界核心分子的力量。因此各地还必须加强对于工商联、民建会的领导，使之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中继续发挥其为我们所不能完全代替的作用。
+
+　　在对于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人事安排的同时，必须注意要大胆提拔一批私营企业职工店员中的优秀分子参加到生产（经营）管理的岗位上来。
+
+　　搞好上述各项任务，保证运动更加健康地发展，必须加强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从我们在工作中所发生的一些问题，不难看出我们对于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还很不深透，许多干部和职工群众对于党的政策的理解也还很不深刻，今后必须在干部、工人群众中进一步开展深入的思想教育工作，使他们对于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如在我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采取“赎买”的办法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的可能性以及和平改造过程中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等问题，有明确完整的认识，我们在这条战线上所投入的力量很多是新兵，不能设想在贯彻党的和平改造方针与“赎买”政策上不会遇到抵触，因此加强对于全体干部、职工的宣传教育还是非常必要的，目前随着工作的发展，工作队的组织形式已不能完全适应工作要求，必须把专业公司的机构充实和健全起来，把干部固定在经济工作或政治工作的岗位上，派到合营企业去的干部必须是“兵对兵，将对将”，以便能很好完成双重改造任务。各级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必须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一步组织好各有关方面力量，对前一阶段的工作认真地加以总结，并通过这一总结明确政策，接受经验教训，藉以教育干部提高干部并把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任务安排好，结合好，同时必须加强对于贯彻执行政策情况的检查，注意发现问题，向一切违反政策的现象进行严肃的斗争，很好地组织经验交流，切实做好下一段以搞好生产（经营）、把合营高潮引向生产高潮为中心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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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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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辽宁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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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40.txt
@@ -0,0 +1,167 @@
+# 湖北省委批转张体学同志在专员、市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
+　　省委同意张体学同志在专员、市长会议上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私营运输业改造工作的总结报告。兹转发各地，希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
+　　现在，我省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私营运输业改造工作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这还仅仅是进一步深入改造的开始，一切认为改造已经完成，因而在工作中疲塌松劲、不艰苦、不深入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当前特别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发动和组织这些改造后新企业的广大工人群众和全部从业人员搞好生产，搞好商品流转，同时，在大力进行生产与经营中，深入地结合作好企业改造的各项工作，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加强领导，务使各有关部门，协同一致，作好上述工作，以更好地为春耕大生产运动服务。
+
+　　（附：）
+
+## 张体学同志在专员、市长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
+## （1956年2月29日）
+
+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肯定成绩、批判错误、纠正偏差、巩固胜利的精神下进行的，充分地发扬了民主，自下而上地开展了批评，会议开得很好，进一步明确了政策思想，解决了许多问题。它将使我省今后改造工作做的更好，成为我省改造工作取得更大胜利的有力保证。
+
+　　此次会议，经过各专员、市长、专（市）财委副主任、工商科（局）长、税务局长、供销合作社办事处主任及若干县、区、镇长、区供销社主任反复地、详细地讨论与研究了改造工作中的问题和措施。现在我集中大家的意见，代表省委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十人小组作出如下总结，最后提请省委批准。
+
+## 一、两个月来改造运动的基本成绩和主要问题
+
+　　省党代会以后两个月来，全省范围内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根据各地材料，私营工业已经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正在积极组织生产，开展劳动竞赛，结合解决公私合营工作中遗留的债权、债务、定资、定息和人事安排等问题。私营商业的主要行业已经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一般行业中的绝大部分，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对象，分别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全行业改造与安排。改造面已经达到私商总户数的95％，市场零售额，过去城镇公私约各占一半，农村市场公占70％左右，私占30％左右，现在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除了手工业自产自销、服务性行业及农民贸易三个部分之外，城乡零售阵地，已经基本上为我占领。现在可以说，继占领批发阵地之后，社会主义经济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又一次取得了巨大胜利。手工业自产自销、服务性行业及农民贸易三个部分，应该允许他们长期存在，加以领导和管理，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城镇手工业已经基本上实行了半社会主义改造。私营运输业方面：轮船汽车已经全部公私合营，民船已经组织到85％左右。
+
+　　运动中，我们贯彻执行了改造与生产、业务两不误的方针，因而促进了生产、业务的开展与提高，扩大了商品流转，进一步活跃了城乡物资交流，满足了生产和消费者的需要。
+
+　　由于全国各大城市迅速出现了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的改造高潮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有力地克服了党组织和干部中的保守右倾、怕背包袱及盲目挤垮私商等错误思想。因而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劲头很大，积极忘我地艰苦工作，发动了广大职工群众，正确地执行了中央的和平赎买政策，这对于全体干部是又一次社会主义的实际教育。
+
+　　广大工商业者，尤其是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者，绝大多数在运动中都是情绪很高，这也是对他们的一次深刻的社会主义教育。“三反”、“五反”运动，对工商业者集中地进行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显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这一次又显示了社会主义力量的无比强大，无比优越，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和平改造。
+
+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由于全体职工的热情支持和广大工商业者与手工业者积极的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由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干部以积极的、主动的、全力以赴的精神艰苦工作，特别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的正确的领导。
+
+　　但是也应该指出：在改造运动的前进过程中，局部地区、部分行业，特别是小行业曾经一度发生某些混乱现象，主要表现在大并大合，不应该过渡的过渡了一部分，以及严重的浪费等等。产生的原因，除了有些干部脑子发热以外，主要的是省领导机关缺乏预见性，对运动的规模大、时间短、进展快所带来的问题估计不足，具体政策和组织工作没有及时跟上去。
+
+　　上次的专员、市长、县长座谈会（1月22日）对推动运动迅速发展有很大作用，但是有几个问题我们提的不够完整：（1）“迟过不如早过，早过不如现在过”，现在看来这两句话有毛病，助长了干部的急躁冒进情绪。（2）虽然当时曾经说了两种人不宜过渡，但是对不应该过渡而要求过渡的怎么办呢？没有解释。应该说，可以批准过渡，仍实行代购代销。（3）公私合营加过渡要占到70％，这个数字大了一些。（4）对进一步如何逐户具体规划，虽然讲了分为三步，但是在加速改造的精神下达后，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没有及时提出必要的控制。由于这些原因，助长了不应该过渡的过渡了，这个责任主要由我们负。
+
+　　总之，前段改造工作，成绩巨大，这是主要的。但是也有一些缺点，不要怕人家说我们的工作有缺点，不要光只喜欢听好的，不喜欢听坏的。有的干部一听说自己的工作有缺点，就很难过，甚至脸也红了，缺点和错误并不可怕，怕的是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而坚持错误。应该说，这样大规模的群众性的运动，缺点是难免的，就像长江水向东流，有些浪花是必然的。
+
+## 二、搞好生产，搞好经营，进一步做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
+
+　　当前已经改造的企业的中心任务是进一步搞好生产，扩大经营，加强对企业和人员的改造，使企业逐步成为名符其实的社会主义企业，使资方人员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
+　　第一、积极组织生产，开展业务，扩大经营，开展劳动竞赛，进一步活跃市场，扩大城乡物资交流，迎接以农业合作化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在工业、手工业方面，应该生产更多的价廉物美而农民又需要的产品，满足农民生产与生活上的需要。在商业方面，应该放手批发，大胆销货，根据农民需要，积极地、更好地组织农民生产与生活资料的供应，防止上边积压，下边脱销，目前要运用各种办法，特别是送货下乡，小型物资交流会等办法，扩大销货，加强农产品、土特产品的收购，保证完成与超额完成国家购销计划。
+
+　　第二、进一步加强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改善经营方法，降低成本和经营管理费用，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合理积累资金。公私合营企业、合作企业及代销店，要简化手续，建立切实可行的必要的简单制度。
+
+　　第三、进一步加强对私方人员的思想改造，已经成为当前的迫切任务之一。通过这一运动，他们中间不少人是有进步的，进步的比例增大了，消极落后的比例减少了。如果看不到这一方面，就会犯错误；同时也要看到还有落后的黑暗的一面，还有个别私商在破坏、抗拒改造，如果看不到这一方面，也会犯错误。进步是主要的一方面，但落后的黑暗的那方面也不能忽视，对他们必须教育得法，使用恰当，促使他们起变化。目前教育的中心课题是如何使他们积极起来，搞好生产，搞好经营管理，提高社会主义觉悟，提倡勤俭办企业，树立以店（厂、社）为家的思想，反对贪污、偷盗、破坏，克服消极情绪和怕负责任的思想，发扬积极主动精神。
+
+　　第四、加强企业党团活动，加强企业内部的政治工作，并且把政治工作和具体的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充分运用私方人员中的核心分子，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
+
+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应当在搞好生产和经营的原则下，妥善解决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
+　　（一）私商改造形式问题
+
+　　1、公私合营有两种：第一种是定资定息的公私合营。条件是：主要行业（在县属镇三、五个，五、七个行业，在区属镇一、两个，两、三个行业）中的主要商户（纯商业中的座商和饮食业中的大酒楼饭店），其从业人员能继续担任商业工作的。
+
+　　第二种是经销、代销的公私合营，凡是不合乎上述条件的商户，申请公私合营，即可以批准为经销、代销的公私合营，因为他们的经营特点一般是季节性大，多种经营，经营的方法是随来随卖，半夜来半夜卖，一手拿钱一手拿货，口袋就是金库，脑子就是账本，旺季一到，老婆孩子一齐上，淡季除了经商以外，还搞其他副业，自谋生活出路，如果采取第一种公私合营，势必大并大合，辅助劳动力减少了，副业也不经营了，收入降低，增加了他们生活上和我们人事安排上的困难。同时，大并大合势必增加设备，修房盖屋，建新账，增加后勤人员，加大商品费用，造成浪费，樊口镇一个合作食堂，吃东西要买票，仅印票三个月就花了150元；一年就要600元，还要一个专门卖票的，假设每月工资20元，一年工资也要240元，两笔就要840元。不应该采取第一种公私合营的合营起来了，就会降低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原来接客上门，现在等客上门，原来找货，现在等货，影响商品流转，降低服务质量，影响群众的买卖方便。武昌县五里界有一个买卖荒货的王老么，他一个钱也没有，就是一根扁担两个篓子，过去卖10元他可赚得1元，现在跟我们合营，每月工资19元，他对共产党是满脸笑容，感不尽的恩情，他满意，但是群众会不满意，因为他不下乡收荒货了，因而要肯定这些商户不能采取第一种公私合营，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拿固定工资的办法，只能采取经销、代销，供应货源，拿手续费的办法，这样他就有积极性了。同时还必须保持和发扬他们过去有利于消费者的优点。对困难的代销户还可以不要保证金，如仓子埠的屠户，就没有要保证金，他们旺季代销，淡季就以自己的三、五十元资金去搞副业生产，他们很感激地说：“政府信任我们”。这个办法我们认为很好。我们给他们一点货代销，卖了钱他跑不了，跑了也不要紧，可以捉回来，当刑事犯法办。至于掺杂掺假、抬价压价，这些投机倒把的行为，是可以用加强教育管理的办法来克服的。
+
+　　为什么说经销、代销也是公私合营呢？有这样几条理由：货源是国家供应的；进销货计划是国家批准的；经营管理是在当地国营公司和合作社的领导之下；代销拿手续费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计件工资制，而计件工资制，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主要工资制度。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大大提高他们的经营积极性，不论对国家或对小商小贩都是十分有利的。
+
+　　2、合作商店（组），经营条件好、市场需要、自己又愿意的，可以采取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集体自负盈亏，代销拿手续费和经销赚批零差的办法。应当让他们放手销货，利润多了可以多提公积金（10—60％），旺季多提，淡季少提或不提。
+
+　　合作商店（组）一般不宜过大，三、五户，五、七户，一般不超过十户，组织以后必须分为若干门市部经营，原有的门市部一般不撤销，特殊情况下需要合并的应该经过县委批准。如果有的地方需要办较大的合作商店，户数超过以上规定者，应该由地、市委批准。合作小组两、三户，三、四户，一般不超过五户，适当分散经营，以满足群众的买卖需要。
+
+　　3、过渡：过渡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今后还要过渡，但过渡的方法必须分批分期，分析具体情况，分别对象。过渡的原则有三条：（1）座商，有经营能力的；（2）根据需要，今天需要就今天过，明天需要就明天过，将来需要将来再过。所谓需要，不是根据他需要，而是根据市场需要，国营合作商业又不赔钱；（3）经过周密的研究，逐行逐业逐户规划，分类排队，县委审查，地委批准，报省委备案。
+
+　　对于不应采取定资定息的公私合营而已经公私合营起来了，不应该合作的已经合作起来了，不应该过渡而已经过渡了的，怎么办呢，应该帽子不摘，牌子保留，根据不同行业，不同对象，分别采取单线经销、代购等形式，分散经营，各负盈亏，按原来的习惯办事，行政上选个组长或者也叫经理，我们加强领导，这样，他们的积极性就来了。应该向他们说明，这种形式的性质可以叫做社会主义的小贩。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不解决就不能满足市场需要，不能满足他全家的生活的需要。但是，处理的办法要稳妥慎重，不能性急，已经合营或过渡了，顶多不过再发一两个月的工资，问题不太大，如果性急来个大拆大散，必然要出问题，要知道，进来容易出去难，合起来容易分散难，如果搞不好，势必影响干部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热情。必须珍视干部和群众的热情和积极性，必须以十分负责的精神，深入调查研究，细致工作，逐户排队，逐户审查批准。处理时必须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不影响当前生产和经营；第二、要把资金、债权、债务、贷款弄清楚；第三、不能强迫命令简单从事，要艰苦工作，说服动员，交待政策。
+
+　　（二）商业网问题
+
+　　对某些合并得不对的要分开。要使广大干部都懂得，商业网是应该适当分散的，因为商业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服务。要满足人民的需要，便利群众买卖，商业网就要适当分散，不能过分集中，过分集中就要犯错误。不管什么形式，都应该适当分散经营为好，越是农村市场越需要适当分散，所以调整商业网不能一阵风，应该根据经济发展的方向和历史供销习惯，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以后，采取慎重的、细致的办法逐步调整，绝不能主观臆断，不然就要犯盲目性的错误。
+
+　　（三）私营商业改造后的工资问题
+
+　　为了使已改造的商业的从业人员积极努力的为生产和消费者的需要服务，一方面要加强其政治思想教育，提高觉悟，另一方面需要根据社会主义按劳取酬的原则，解决其当前的工资问题，反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从现在全省对私营商业不同的改造形式来研究，应该确定不同的工资形式。
+
+　　1、原来有工资制度的企业：
+
+　　（1）纯商业、饮食业，原来有固定工资制度的，暂时维持原状，保持原有工资水平，不予变动，即使存在有不够合理的工资部份，亦不变动，待将来另行决定。
+
+　　（2）服务性的部份行业，根据其原有的习惯，仍维持其原有分账式的计件工资形式，暂时不予变动。
+
+　　2、原来没有工资制度的企业：
+
+　　（1）已经改造的商业，由国营、供销合作社负责盈亏的，实行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形式。
+
+　　①掌握已经改造的商业业务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不超过当地国营、合作商业干部同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
+
+　　②每个业务人员的工资，分基本工资部份和奖励工资部份，在一个经营单位，根据不同行业的情况，确定基本工资部份占工资总额的70％或80％，奖励工资部份占工资总额的20％或30％。
+
+　　③根据按劳取酬的原则按业务人员的工作能力、技术，规定每个人的基本工资部份，以货币为计算单位。
+
+　　④奖励工资部份，一个经营单位的奖励工资总额作为100，全部业务人员按月评定，每人都有，有多有少。评定奖励工资的依据是：甲、经营作风和服务态度好坏；乙、合理化建议；丙、完成经营计划情况；丁、遵守企业各项制度如何。
+
+　　⑤创造发明对企业贡献大者，应由该企业另予特别奖励。
+
+　　（2）合作商店集体负责盈亏，实行死分活值的基本工资加奖励工资的形式：（略）
+
+　　还有部分地区、个别行业的合作商店不适宜实行死分活值的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工资形式，也可以采用单一的死分活值的工资形式或其他较合适的工资形式。
+
+　　3、代销手续费的工资形式：
+
+　　代销手续费根据：甲、地段好坏；乙、固定销货或流动送货下乡；丙、商品畅滞和价值大小等三个条件，按其销货总额提取3—8％的代销手续费。属于小百货、小土特产，手续费可以超过百分之八，由县委负责审查，地、市委批准。
+
+　　（四）必须作好全面规划和全行业具体安排
+
+　　为了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我们必须根据2月8日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对各行业定出进一步改造和具体安排的规划与措施。
+
+　　首先，必须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对各行业进行一次深入细致的分类排队，通过调查研究各行业在商品流通和城乡交流中的作用以及不同的经营特点和历史习惯，按行业逐户地制定规划，分别确定那些户应该合营，那些户可以合作，那些户仍然应该保持经销、代销，那些户适宜于集中经营，那些户必须保持其分散经营。根据全行业逐户规划，制定一个地区的全面规划，并且制出实行规划的措施，从当前情况来看，在较大城镇应该掌握以下比例：
+
+　　1、由国营或者合作商业负责盈亏的公私合营和过渡商户占私营商业总数的20％左右，不超过30％。
+
+　　2、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集体自负盈亏，或者统一领导各负盈亏的商户，占私营商业总户数的50％左右。
+
+　　3、分散经营，自负盈亏的户数（包括单线经销、代销户）占私营总户数的30％左右。
+
+　　对以上比例要因地制宜，灵活掌握，不能在一个镇一个点上机械套用。实行这样的规划时，既不能大合大编队，又必须防止大拆大分散。这两种错误的作法，其结果将既不利于发展生产与扩大商品流通，也不利于发挥其经营积极性。
+
+　　其次，在搞好生产，开展业务，放手批发，大胆销货的原则下，分批分期分行业的处理各项遗留问题，逐步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这次会议以后，各专、市均应召开扩大的干部会，认真学习中央政策，从总结检查前一段的改造工作入手，肯定成绩，总结经验，检查缺点，分析原因，武装干部思想。必须使干部了解，只要我们贯彻执行了政策，正确处理运动中出现的新问题与遗留问题，就更有利于发展生产和扩大商品流通，就能够进一步扩大改造工作的胜利，就必然会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经验证明，只要干部思想解决了，向广大工商业者明确具体的交代了政策，很多问题都是会很顺利的得到解决。如鄂城文具业中不应该实行定资定息的七、八户，在采用了保留合营牌子，实际分散经营和自负盈亏的办法以后，得到了良好的效果。
+
+　　3月份内，自上而下地开好各种会议，以搞好生产，开展业务，放手批发，大胆销货为中心，结合总结经验，检查工作，做好调查研究，订出具体规划与措施，为了使规划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必须自下而上地摸底排队，县委制定全面规划，地委批准，报省委备案，然后分批分期的进行。争取在7月底前，把以上各项问题妥善的加以处理。
+
+## 三、对私营商业改造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
+
+　　（一）国营与供销合作社商业没有经营的商品，或者原来经营目前没有经营的商品，应当允许合作商店（组）和经销、代销户自械化，资金从那里来？买些破机器能不能用？三天一换，两天一修怎么办？这些问题需要很好地研究加以解决。
+
+　　乙、手工业社的大小问题：
+
+　　（1）同性质同工种的手工业社可以稍微大一点，但是一般的不宜太大，五十人左右就叫做大社，不能超过一百人，在什么情况下手工业社才允许大点呢？（1）原料无问题，生产的是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而农民又很需要的产品，产品又有销路；（2）工作基础较好，并且骨干较强的；（3）建社后能保证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又能增加社员收入。没有这三个条件手工业社都不宜办大。
+
+　　必须指出，一个从业人员较多的行业决不能在一个城镇只搞一个手工业社，应该有若干个社才能开展社际劳动竞赛。
+
+　　（2）服务性的手工业合作社，应该分散在原地经营，各负盈亏，宜小不宜大，一般的以三、五人，五、七人至十人左右为好。
+
+　　（3）在小集镇上，一户一个行业的手工业，各自在原地进行生产，暂时不要动，我们加以领导和管理，这就是改造了。
+
+　　对目前已经办的大社，办得好的坚决办下去，办得不好的可以改为联社，由各分社（组）分散经营，各负盈亏，但要防止大拆大散。
+
+　　丙、手工业社高级和低级形式问题：
+
+　　已经办了的高级社要进一步办好，没有办高级社的今年上半年不办，没有合并的，上半年也不合，下半年根据需要与可能有领导有计划的分批分期再建一批高级社。目前应该以全力转入整顿、巩固、提高，突出的抓住生产，结合生产进一步搞好经营管理、财务管理和按劳取酬的工资制度，解决前一段的遗留问题。对盲目搞大社搞高级社的现象要立即加以控制，否则将会造成产品积压、资金周转困难，甚至使手工业者没有饭吃，这些问题必须引起我们注意。
+
+　　丁、试制新产品和增加设备问题：
+
+　　试制新产品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有计划有领导的稳步前进，绝不能凭主观愿望盲目行事。目前应以生产旧式农具为主，重点试制新产品。试制时必须考虑：有无可能，是否需要；经过审查批准，严格控制。
+
+　　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设备，改进现有生产工具，严防盲目的“弃旧换新”，造成浪费。
+
+　　戊、特殊性的、独有的、有名望的手工业，应该加强领导和扶持，如荆缎被面、黄陂建绒、孝感麻糖、广济章水泉的篾器、以及好的理发店、服装店等都不能改变其生产制度，以保持其产品独特的品质风味。
+
+## 五、私营运输业的改造问题
+
+　　（一）目前主要是把初级形式的民船合作社搞好，积极搞好生产，增加收入，结合整顿巩固，必须坚持自愿互利政策，不要急忙把船只作价归公，办高级社问题，下一步再研究。
+
+　　（二）近代工具（如汽车等）不能与落后工具（如大车、马车等）合在一起。适合挂拖的民船例外。
+
+## 六、全面规划，稳步前进，加强领导，细致工作
+
+　　（一）为了把下一步工作做得更好、更快、更省，必须对前段工作进行总结，分析情况，肯定成绩，批判缺点，找出根源，教育干部，提高思想，统一认识。我们的运动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成绩是巨大的，发展是基本健康的，这是主要的一方面。但是由于在改造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引起部分同志错误地认为“过去搞错了”“搞糟了”。应该肯定回答搞得对得很，给这种论调的人做一个结论“旧病复发，右倾抬头”。
+
+　　但是应该指出，所谓好得很，不等于没有一点缺点，应该说，成绩很大，但是也的确有一些缺点和错误，这些缺点和错误是胜利前进中带来的，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能够克服的，决不能因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而降低对成绩的估价。当然对这些缺点和错误，我们必须严肃对待，妥善处理，不能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否则不仅影响胜利的巩固，而且势必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严重恶果。这一问题，必须十分明确。目前必须加强领导，细致工作，做好试点，总结成功经验，武装干部，向全体干部讲清，前段工作中间发生的缺点和错误，由领导上负责，大家可以从工作中进行检查，吸取教训，引以为戒。
+
+　　（二）全面规划，稳步前进。我们的一切工作规划，就应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能办的不办是保守右倾，办不到的硬说能办，硬要办是盲目冒进，现在有些同志不敢实事求是提问题，怕人家批评自己保守右倾，有右倾当然应该检查，努力克服，没有，就不要怕人家批评右倾，这种怕批评实质上也是一种右倾的表现。
+
+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应该时刻警惕和克服保守右倾思想，在和平建设时期，保守右倾不容易发现，因为有保守右倾思想的人也是在工作，似乎同别人一道前进；但盲目冒进就比较容易看出来。如农村前些时曾经在局部地区一度发生混乱，把树砍了，鸡杀了，人也不大愿干活了，一冒就看得很清楚，也比较好纠正。所以保守右倾就应当特别加以警惕，但是也必须防止盲目冒进。现在有人错误地体会中央提出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精神，不明白这是实际工作中的要求，并不是七年、十二年的事情要你三、五年办完。七年的事想一、两年办完当然是错误的，七年能办到的事拖到十二年办完更是错误的。提前办是可能的，但是要实事求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现在生产未搞起来，就比阔气，讲排场，浪费资金，影响生产，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是十分有害的，必须加以克服和防止。
+
+　　（三）加强领导，细致工作。一切工作必须深入细致，加强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工作作风。不少工作之所以出毛病，往往是由于缺乏调查研究，没有深入细致的工作，甚至个别同志无组织、无纪律所造成的。
+
+　　必须强调组织性纪律性，克服和防止无组织无纪律的倾向，必须加强集体领导，分工负责。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不是对立而是紧密联系的。纪律性组织性也不等于限制党组织和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重大方针政策等原则性问题，必须事先请示，不能先斩后奏。
+
+　　来源：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湖北省委统战部编 《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湖北卷》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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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中共甘南工委对甘南社会主义改造中上层人士的反映和意见的报告（节录）
+
+　　关于牧区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方针政策问题，依据省委牧区会议精神，以工委初步意见出名，在自治州人民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做了报告，并进行了讨论，会上黄正清、杨复兴亦发了言。会后3月7日召集拉卜楞79个高级喇嘛做了报告，并组织他们进行了讨论，又与拉寺大吉哇、贡唐仓、襄佐金巴、议仓堪布进行了个别协商。现将他们的反映与提出的问题报告于后：
+
+　　第一，协商讨论中绝大多数人士对未经土改的地区再不进行土地改革、宗教信仰自由、牧区与半农半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继续贯彻牧工、牧主两利，保护与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牧业经济政策，以及在合作化过程中对土地、牲畜问题的处理原则是拥护的，但由于他们代表的方面和生产资料占有情况的不同，觉悟有高有低，反映也很不一致，尤其是寺院方面提出了不少的具体问题：
+
+　　卓尼的杨复兴、杨生华、赵国璋等对未经土改的农业区再不进行土地改革，经过合作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决定最感兴趣，他们称赞此决定是“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党的民族政策的光明、伟大”。
+
+　　夏河的黄祥、贡唐仓、更登、达吉对合作化过程中对寺院土地、牲畜、宗教信仰自由、社员的宗教信仰受保护的政策最感兴趣，但在土地、贷放牲畜的租额和寺院的商业问题上也提出了一些意见。
+
+　　碌曲、玛曲的旦争桑格、阿乔等对继续贯彻执行半农半牧与牧区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保护与发展包括牧主经济在内的畜牧业经济政策最感兴趣。同时对边境工作团团委扩大会议关于取消特权的问题亦十分关心。
+
+　　第二，反映与表现：（略）
+
+　　第三，各方面协商中提出的问题：
+
+　　一、寺院方面：寺院单独搞电厂行不行，如果公私合营，利润如何分配；寺院有一部分公共基金约五六万元，由错欠吉哇等20余人分别掌管，他们每年要以盈利给寺院供坂，一次约千余元，解放以前靠高利贷收入解决，解放后靠商业收入解决，同时各昂欠的经济收入中一部分来自于商业，因此寺院不搞商业是不行的，不搞公私合营，他们自己组织合作联营是否可以，商业税能不能给予照顾；寺院出租的土地和贷放的牲畜租额本来不多，如果再减一些，寺院收入就要受影响。
+
+　　二、一些社会上的公众领袖，提出甘南和其他地区毕竟有其不同的特点，做法上必须稳当，特别是对牲畜入社后的计股分红工作必须十分慎重，否则会造成对牲畜的破坏。他们愿意带头，但如何带头，带什么头，请党委考虑确定。
+
+　　第四，根据以上情况，提出如下意见：
+
+　　一、由黄祥、贡唐仓出面吸收一部份〔分〕私人投资，首先在夏河搞一处公私合营的电厂是完全可能的。因此我们计划一方面继续与他们进行协商，宣传解释公私合营的政策，经过协商后，以黄祥、贡唐仓为首，指定夏河县委书记或县长一人参加，吸收夏河市区民族、宗教界的领袖人士参加组成筹备委员会，着手进行筹集资金和筹备建厂等工作，同时请省委予以支持。夏河公私合营电厂建成后，在此县影响下，争取在卓尼、临潭各搞一处公私合营电厂，以及在夏河筹办一二处小型的公私合营牧场是完全可能的。
+
+　　二、甘南绝大部分的喇嘛寺院经营商业，一般说他们的资金都比较大，且多半经营外货，不承认是不行的，不设法采取比较稳妥的办法予以管理，任其自由下去，将会使国家与人民遭受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因此我们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加重民族、宗教方面领袖人士的责任，积极的开展对寺院商人的爱国主义的教育，使他们接受国家管理、照章交纳国税，视条件和可能在他们自愿的原则下组织合作经营和个别的进行公私合营。对寺院商人经营外货的问题除加强教育，说明经营外货是没前途的，并建议国家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同时鼓动投资举办公益事业。
+
+　　三、寺院出租的土地和牲畜的租额高、低很不一致，拟本牧区会议精神个别处理。
+
+　　关于接收民主人士入党的问题，另有报告。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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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42.txt
@@ -0,0 +1,93 @@
+# 中共湖南省委对资改造十人小组办公室关于在新情况下进一步加强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工作的意见（修正稿）（节录）
+
+## （一）
+
+　　我省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今年1月中旬以来进入高潮，春节以后到现在，第一、第二步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已经基本结束。这就是说已通过和平改造的方式将私营工商业基本上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用列宁的话说：“那就是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通过这次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资产阶级不仅在企业所有制的性质上变化了，就是他们的政治情况也起了新的变化：
+
+　　首先，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各个步骤的情况来看，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是积极接受改造的。（下略）
+
+　　其次，从资产阶级内部分化的情况来看，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中，进步、中间、落后三部分人的情况比运动前起了较大变化。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步分子已经日益增多，并有从少数发展成为多数的趋势。（下略）
+
+　　以上情况，充分证明了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方针，与对资产阶级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正确。1952年的“五反”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说，已经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目前中国资产阶级是处在下列的条件下：（1）国内有一个强大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2）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3）工人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高度的组织力量；（4）农民站在工人方面同工人结成了巩固的联盟；（5）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掉了独立存在的条件，而且本身矛盾重重，整个阶级已经陷于分崩离析；（6）苏联的援助和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以及其他国际条件等等，这些，就使得资产阶级除了向工人阶级屈服，把“态度”放“文明些”，比较老实地执行我们国家给予的任务，走上我们党所指出的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而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又是网开一面，工作上给以安排，政治上给以出路，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这就使得资产阶级中绝大多数积极拥护党的政策，主动接受改造；这就使得我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能够迅速地获得如此巨大的胜利。而在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大多数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成了合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并且不能不在公方直接领导和工人群众直接监督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而共同工作，这样就更便于我们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改造。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目前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还只是进一步深入改造的开始，接踵而来的还有一系列关于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繁重改造任务。目前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虽然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已经起了变化，但他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还需要经过较长时期的改造，因此，今后在对这些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中，必然仍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特别是资产阶级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对我们腐蚀的斗争，还是长期的，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由于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了合营企业的工作人员，因此，资产阶级的思想势必更多的从他们对待企业的经营管理和工作态度、作风以及生活习惯等方面表现出来。目前已经出现了这方面的苗头和情况。
+
+## （二）
+
+　　上述情况说明，今后以合营企业为基地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从发展的趋势看，资产阶级内部越来越分化，国际国内形势越来越有利；但是从性质上说，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即是消灭资产阶级，还需要我们做很多工作，需要我们根据党的政策方针，采取有效措施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首先就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的要求，方法提出以下意见：
+
+　　1．改造的要求：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其目的是在今后两三年内将他们由一个剥削者逐步地改变成为自食其力的，按劳取酬的劳动者。为此要求从今年最近几个月开始，争取以2年的时间。帮助资产阶级分子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当前阶段历史发展规律的关键问题，也即是帮助他们在思想认识上初步地实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变革。
+
+　　2．改造方法：主要是教育，毛主席说：“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所谓教育的方法，就是毛主席指示的“讲道理的方法，比赛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和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究应如何具体进行教育呢？周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曾经指出：“知识分子的改造，通常经过三条道路：一条是经过社会生活观察和实践；一条是经过他们自己的业务的实践；一条是经过一般理论学习。”这三条途径，对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亦可适用的。
+
+　　甲、如何通过业务实践来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呢？首先必需妥善地处理原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和薪金待遇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各个阶层最为关心的问题。过去一段，我们已基本贯彻了中央指示精神，对资方实职人员全部包了下来，并根据他们的具体条件，分配以适当的工作。但由于情况了解与酝酿协商不够，加上对他们的一般历史问题与政治问题界限没有划清，个别人的安排仍有不当。如资本家×××过去工作一贯积极，有业务能力，因为当过伪保长，合营后由经理降为一般从业人员。因此各地必须根据《中央关于公私合营运动中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和薪金待遇的指示（草案修正稿）》精神，进一步检查总结，对存在的问题，加以解决，没有安排的应迅即予以安排，安排不当的也应迅即予以纠正。资方人员的福利待遇问题，也应根据中央这一指示精神，对资方人员中“薪金高于国营企业的标准的，一律不要降低，作为对他们的一种赎买代价，使他们有可能逐步适应新的生活方式，而不感到突然。薪金低于同类国营企业的标准的，可以在职工提高工资时，跟着调整。”“对资方人员疾病医疗待遇，因公（工）负伤残废待遇和因公（工）死亡待遇，给以和职工相同的待遇。资方人员病假期间的薪金，根据本人经济情况，参照企业职工病假期间的工资待遇标准，酌予发给。有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建议从定息中提取适当数量作为公益金，对生活困难的资方人员进行救济。只要是出于资本家的自愿，这是有益无害的社会互济，可以鼓励工商联出面与资本家协商主办。有必要的时候，国家也可以出一笔钱。”
+
+　　其次要在工作中大胆使用他们，使其有职有权。为此，必须领导他们积极参加生产、经营，积极参加企业改革，帮助他们做出成绩；并采取具体措施，组织他们参加社会主义竞赛，使其在企业改造中和劳动中受到“破资本毛义，立社会主义”的教育，批判和抛弃旧的（即资本主义的），站到新的（即社会主义的）这方面来。对他们工作中的进步，那怕是最微小的，也要及时进行表扬。只有这样，才能在实际工作中改造他们，逐步培养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只有这样，才能鼓励和激发他们接受改造的勇气相信心。对他们的工作和思想上的缺点和错误，也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必要的批评。至于参加社会上义竞赛中的某些具体政策问题，应把“接受领导，守职尽责，努力学习，改造思想”列入个人保证之内，在表扬和鼓励上则应该采取与职工同等待遇。赖若愚同志在全国政协上发言曾说过：“工会将支持他们一切有益的建议，并且和职工一样地予以应得的表扬与鼓励。”
+
+　　乙、如何组织资本家的政治理论学习呢？根据中央统战部1956年3月全国统战部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关于领导和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的和理论的学习的意见》（修正稿），学习内容，分三方面：（1）当前阶段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知识；（2）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知识；（3）当前重要的时事政策。
+
+　　学习方法：（1）开办短期训练班，将所有的资方人员（尽量能包括一部分小业主和资方人员的家属在内）分期分批的轮训一次。这种训练班可以根据工商业者不同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分为中、初两级或者高、中、初三级。学习时间每期2个月或者3个月。关于训练班的教员、辅导员，由各地统战部和宣传部门负责动员和组织各方面适当人员来担任，并且可以从资产阶级分子中挑选和培养一批。训练班应当由各地统战部负责管理，并且组织工商联、同业公会、民建会、工商行政部门和专业公司各有关方面参加工作。省辖9市及专署所在的县，都应当广泛地开办这种短期训练班，帮助当地的工商业者进行学习；专署所在的市或者县开办的这种短期训练班应当吸收专署所管的县和一部分镇的工商业者参加学习。（2）组织经常的学习，对于在合营企业和国营企业中任职的工商业者除了参加短期训练班的时间以外，还要组织他们进行经常的学习。学习的方式有二：一是组织他们在所在企业或者行业的公方干部或者职工一起参加学习，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文化水平分别参加干部的或者职工的文化学习或理论学习；一是对于一部分目前还不愿意或者不适宜和公方干部和职工一道学习的工商业者和工商业家属，继续由各地的工商联、同业公会、民建会、妇联和青联等单位，负责组织他们学习。
+
+　　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短期训练班所需要的经费，应当由专业公司负担；工商联组织学习所需要的经费，仍然由工商联负责解决。
+
+　　此外，帮助他们进行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如组织参观、访问、推动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等办法，亦很重要。不要怕他们搞多了社会活动影响其在合营企业的业务工作，实际上只要他们能通过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真正受到教育得到提高，虽然影响了一点点业务工作，比较起来，还是“所失者小，所得者大”的。
+
+　　其次必须加强合营企业中公方干部的工作：
+
+　　甲、当前合营企业中公方干部的情况，一般是好的，积极热情，努力工作。对资产阶级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也已经作了很多工作，不少同志且已获得了较显著的成绩，创造了一些很可宝贵的经验。据长沙市棉布百货专卖，衡阳市百货等行业的了解，公方干部中懂得党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的约占30％，认真负责但办法少或政策认识上有些问题的约占57％，工作不安心，对政策有抵触的约占13％左右。但由于运动发展快，一般是政策思想准备不足（如长沙市南货业36个公方干部中，仅有7人参加过合营工作组工作）和绝大部分系新从生产岗位上提拔的（如长沙市商业部门474个公方干部中，新从工人中提拔的就有401个，占80％以上），加之是处在这样几种情况下工作：（1）一个厂店一个公方干部，行政职务已经明确；（2）一个厂店一个公方干部，但行政职务未明确，企业仍由原私方负责；（3）几个厂店一个公股代表（如长沙机器业一个公股代表管16个厂）；（4）公私合营名义的经销、代销户，按联组或按区派的公股代表，因此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
+　　一、任务不明，政策界限不清，工作不知如何着手。较突出的如“私方原职原责、公方代表如何当？干什么？”“公方代表在合营企业中应如何进行领导管理？采取什么形式？”在与资产阶级打交道中应该注意那些问题？”因而表现在工作中，有的忙得要死，忙于帮职工营业，帮老板坐账房；有的闲得要死，成天不知干什么好，对企业生产经营的领导，有的是一手包办，从批条子、盖章、原材料供应、车间生产调度、对外联系、接任务、订合同等全部都包了下来，有的是放任自流，企业开厂务会时，公方代表也不参加，怕影响私方职权。在与资本家打交道中，有的是“恭而敬之”，“疏而远之”，对私方客客气气，既没批评，也没表扬。私方反映：“你这样客气，究竟是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我。”有的则要求过急，方式方法简单，如某厂公方代表一次就给私方提出4条优点，13条缺点。至于那些文件可让私方阅看（如长沙市吉成米厂私方副厂长收拆了一次归口公司对该厂的来文，财会股就不收文，说是“私拆公函”，私方虽承认了错误，但提出“制度上又未明确规定我这一个厂长那些文件可以看，那些不可以看。”），那些会议可让私方参加，正副职之间的关系，究应如何处理，迫切需要解决。
+
+　　二、对资产阶级分子信任、支持、大胆使用不够。如衡阳市同荣织染厂，分工资方厂长管生产，结果只让他码布。邵阳市织染总厂供销股长×××（资本家）提出厂一个关于改进供销工作的合理化建议，干部不仅没有研究采纳，反而批评其建议是旧的，是资本主义的方法，致使资本家消极，反映说：“旧的用不上，新的在盼望，宁肯受批评，怕再动脑筋。”部分同志，对安排资方实职人员的抵触情绪，仍极严重，某棉布零贸管理处业务干部共3人，副股长是资本家，其他2个干部就每天不到办公室去，说：“我见了他，眼睛就红了”。
+
+　　三、部分同志对合营企业工作不安心。个别由国营企业调去的干部，认为现在搞合营企业工作，是“降低了身份”，“资本家由私家人变半公家人，我由公家人变半公家人”，有的并已公开向领导提出：“应照顾干部情绪，调回公司当营业员也可以。”由大企业的职工提调到小企业工作的，也有的认为小厂店工作条件差，不光彩；此外在工作中存在某些实际困难，没有替他们解决，特别是经销、代销店中的公股代表，普遍反映：“坐也没地方坐，睡也没有地方睡，文件往口袋里丢，工作是满街溜。”有个别的连公费医疗证也取消了。
+
+　　乙、怎样加强合营企业公方干部工作呢？
+
+　　（甲）加强合营企业公方干部的政策思想教育，明确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方针和对资产阶级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不断地克服工作中“左”的和右的偏向。
+
+　　（乙）明确任务、交待作法。
+
+　　（一）任务：一是领导企业搞好生产、经营，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另一方面就是要对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都按社会主义原则逐步加以改造，以为最后地改变所有制准备成熟的条件。
+
+　　（二）作法：陈云同志讲过：“我们应该是在工厂管理中间，实行资本主义管理方法和社会主义管理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竞赛……只有在生产问题上跟资方实践人员竞赛，竞赛胜利了，我们就能够站住脚，竞赛失败了，或者不竞赛，我们就站不住脚。因此公方干部一进厂就应突出地抓住生产，生产搞得比资本家好，他的嘴巴就封起来了，工人信仰了，地位建立了，说话也就响亮了”。所谓突出地抓生产，不是叫公方干部将生产上的一切大小事物，细微末节都抓起来，主要应是抓住计划的编制，下达、总结、检查，围绕生产这一中心，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包括职工同志与资本家的工作），组织发动群众，保证计划完成。生产上的具体事情，可多让资本家动手，特别是目前资本家在生产经营上一般比我们熟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走群众路线，请教职工和资本家。充分发挥资本家在这方面的积极性和潜在能力，而我们也就能够有一个学习过程和准备阶段去学会管理工商业企业。至于企业内部的改革，必须慎重，目前主要应是观察了解、摸清企业情况，然后作出规划、稳步地有步骤地进行。
+
+　　在处理与资产阶级分子的关系上，除应改变对待、大胆使用外，首要的一条，在加强工作中的协商研究，通过协商研究，贯彻我们意图并听取他们的有益的建议。其次在工作中要绐他们以具体的帮助，必要的支持，亲切的关怀与深入的检查。对他们工作中的成绩和缺点，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表扬和批评。具体作法中，在已明确行政职务的地方，应强调明确分工，在资方原职原责，公方干部行政职务尚未明确的地方，公方代表的工作方法，主要应是做好“参谋”，加强工作巾的协商研究，贯彻我们意图，支持他们出面工作。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提出如下意见：
+
+　　（一）关于资本家阅读文件的范围问题：一般除党内文件和有关企业内干部政治历史材料以及有关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尚未正式发表公布的文件，不应让资本家阅读外，其余企业内部公开或未公开的文件都可按照资本家行政职务，让其阅读。
+
+　　（二）关于资本家参加会议的范围问题：
+
+　　1．企业内部的行政会议和业务会议，应按照资本家行政职务，分别予以参加。
+
+　　2．上级主管业务部门召开的有关业务会议，资方正副经理、正副厂长或有关业务部门私方负责人可以参加。
+
+　　3．全体职工大会，可以吸收担任实职工作的资本家参加。工会有关研究生产经营业务会议，也可邀请他们列席。
+
+　　4．合营企业或归口公司党支部有关研究生产经营业务技术会议，必要时也可邀请资本家中政治上可靠的正职或有关副职列席。
+
+　　（三）关于正副职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资方是正职，公方是副职，在行政职权上，可以是“副职服从正职”、问题在事先必须充分酝酿协商，通过集体领导，体现公方的领导。
+
+　　（四）组织领导问题：已有的经验证明，企业公私合营以后，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不仅对发挥职工群众的积极性有很大的作用，而且通过它去讨论企业内部应兴应革的重大问题，既能从行政组织上去保证社会主义成分的领导，同时又能起到与资本家协商共事的作用，有效地通过这一民主形式，贯彻公股意图，推进企业改造和资产阶级分子的改造。因此，在所有较大的公私合营企业中，都可以建立这一组织。小型厂店也可采取民主管理小组形式。
+
+　　此外，合营企业公方干部必须明确依靠发动职工，只有发动了职工群众，提高了职工的社会主义觉悟，使全体职工树立了主人翁的态度，才能有效地保证企业生产经营与双重改造任务的完成。
+
+　　（丙）加强对合营企业公方干部管理工作。各业务主管部门对所属合营企业干部应加强领导，帮助他们提高政策思想与业务水平。多多地关心他们，随时注意帮助其解决工作上和生活上的某些实际问题。
+
+　　再次关于今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组织领导问题。
+
+　　甲、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基本结束后，对资改造办公室仍应存在。
+
+　　1．理由：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整体、按业归口愈来愈细，分工愈细，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助党委和人民委员会进行综合工作，以便从全面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
+
+　　2．任务：①研究处理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政策。②检查督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的执行。③综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资产阶级的基本情况。④研究介绍对资改造的经验和理论。⑤研究处理工商界的教育工作。⑥掌管对资产阶级分子干部的管理工作。
+
+　　乙、建立健全专业公司的组织机构。
+
+　　1．专业公司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中，负有经济上的任务，也有政治上的任务。因此，组织机构必需健全，并需设有专职政治工作人员。今后对资产阶级改造工作必须由其具体负责。
+
+　　2．党、团、工会都应按照各行业合营后的行政管理系统，建立组织。
+
+　　丙、有关资产阶级分子学习的领导应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由宣传部门、统战部门和有关的主管业务部门党的组织共同负责，并进行适当的分工和配合。教员、报告员和辅导员的选拔和培养，学习计划的拟订和审查，由党委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负责。各项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由党委统战部门负主要责任，各项学习的思想领导，由党委宣传部负主要责任。各项学习组织所需要的专职工作人员，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和政府的人事部门负责调配。对资产阶级分子干部的管理，应根据中央关于加强干部管理工作的决定，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组织部统战部的统一管理下，实行归口负责，分部管理。
+
+　　· 来源：
+
+　　湖南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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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43.txt
@@ -0,0 +1,717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已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6年3月17日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毛泽东1956年3月17日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
+
+## （1956年3月17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
+
+## 目    次
+
+　　第一章  总    则
+
+　　第二章  社    员
+
+　　第三章  土  地
+
+　　第四章  土地以外的主要生产资料
+
+　　第五章  股份基金
+
+　　第六章  生  产
+
+　　第七章  劳动组织和劳动纪律
+
+　　第八章  劳动的报酬
+
+　　第九章  财务管理和分配
+
+　　第十章  政治工作和文化福利事业
+
+　　第十一章  管理机构
+
+　　第十二章  附  则
+
+## 第一章  总    则
+
+　　第  一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劳动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农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荫导和帮助下，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组织起来的；它统一地使用社员的土地、耕畜、农具等主要生产资料，并且逐步地把这些生产资料公有化；它组织社员进行共同的劳动，统一地分配社员的共同劳动的成果。
+
+　　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目的，是要逐步地消灭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克服小农经济的落后性，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这就是说，要逐步地用生产资料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逐步地用大规模的、机械化的生产代替小生产，使农业高度地发展起来，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起来，使社会对于农产品的不断增长的需要得到满足。
+
+　　第  二  条
+
+　　农业合作化是使劳动农民永远摆脱贫穷和剥削的唯一的光明道路，因此，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逐步地吸收全体劳动农民入社，使社会主义在农村中得到完全的胜利。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达到这个目的，决不能用强迫的方法，应该用劝说的方法，并且作出榜样，使没有入社的农民认识到入社只有好处，不会吃亏，因而自愿地入社。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是劳动农民互相有利的联合，特别是贫农和中农互相有利的联合。只有在互利的基础上才能保证农民自愿地走合作化的道路。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原则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不损害任何贫农的利益，也不损害任何中农的利益。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高级阶段，主要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农民已经共同富裕起来，那时候将没有贫农和中农的区别。
+
+　　第  三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化的发展，分做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
+
+　　初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半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个阶段，合作社已经有一部分公有的生产资料；对于社员交来统一使用的土地和别的生产资料，在一定的期间还保留社员的所有权，并且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
+
+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土地逐步地取消报酬；对于社员交来统一使用的别的生产资料，按照本身的需要，得到社员的同意，用付给代价的办法或者别的互利的办法，陆续地转为全社公有，也就是全体社员集体所有。这样，合作社就由初级阶段逐步地过渡到高级阶段。
+
+　　高级阶段的合作社属于完全的社会主义的性质。在这种合作社里，社员的土地和合作社所需要的别的生产资料，都已经公有化了。
+
+　　无论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或者高级阶段，社员所有的生活资料和小块园地、零星树木、家禽、家畜、小农具、经营家庭副业所需要的工具，都不实行公有化。
+
+　　第  四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不断地发展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提高社员的劳动效率和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要有计划。合作社的生产计划和产品销售计划要根据本身的具体条件，同时要适应国家的生产计划和收购计划。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统一使用土地和共同劳动的基础上，要尽可能地使用进步的农业生产工具，不断地改进农业技术，逐步地在国家和工人阶级的帮助下，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
+
+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采取各种办法，充分地发挥有组织的共同劳动的优越性，开展劳动竞赛，鼓励和要求每一个社员积极地劳动，努力地创造公共的和归社员个人所得的财富。
+
+　　第  五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劳动的报酬，实行“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原则。
+
+　　第  六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不许进行任何剥削，不许雇佣长工、出租土地、放债取利、进行商业剥削，也不许社员带雇工入社。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雇请技术人员；在生产紧急需要的时候，也可雇请少数短工帮忙。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给被雇请的人以合理的待遇。
+
+　　第  七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处理社内一切经济问题的时候，应该遵守公私兼顾的原则，使国家的利益、全社的利益和社员个人的利益得到正确的结合。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模范地尽它对国家的义务，按照国家规定的数量、质量和时间交纳农业税，按照国家的统购计划交售农产品，按照同国家采购机关所订的预购合同出卖农产品。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分配劳动成果的时候，应该给全社留下为发展生产和发展公共文化福利事业所必需的资金，同时使每个社员得到应得的报酬。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提高社员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
+
+　　第  八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内部生活，应该遵守民主的原则、团结的原则和不断进步的原则。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民主管理。合作社的一切工作人员应该同社员密切结合，遇事充分协商，依靠群众办好合作社，不得滥用职权，压制民主。
+
+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不断地加强社内的团结，发展社员之间的同志的友爱。任何社员都不许歧视少数民族社员、外来户社员、新社员和女社员。
+
+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不断地提高社员的政治觉悟，在社员中间经常地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保证社员遵守国家的法律，响应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领导社员向社会主义社会前进。
+
+　　第  九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同别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密切的联系，并且要同供销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等合作组织和农村里的国营经济机关建立密切的联系，以便互相协助来实现各自的经济计划，共同努力来实现国家的经济计划。
+
+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努力团结社外的劳动农民（包括加入农业生产互助组的农民和单干的农民），积极地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和走上合作化的道路。
+
+　　第  十  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要开展对于富农和别的剥削分子的斗争，使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受到限制，逐步消灭。
+
+## 第二章  社  员
+
+　　第十一条
+
+　　凡是年满十六岁的男女劳动农民，或者能够参加合作社劳动的别的劳动者（例如手工业劳动者和会计人员），自愿申请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过社员大会通过，就成为社员。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吸收社员的时候，要遵守以下的规定：
+
+　　（一）不许限制贫农入社，也不许排斥中农入社。
+
+　　（二）要积极地吸收复员军人、烈士家属、军人家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家属和外来移民入社，并且要有计划地吸收参加辅助劳动的老弱孤寡入社。
+
+　　（三）在合作社初成立的几年之内，不接受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入社。在合作社已经巩固，并且本县和本乡的劳动农民已经有四分之三以上参加了合作社的时候，对于已经依照法律改变成份的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已经多年放弃剥削的富农分子，才可以经过社员大会审查通过、县级人民委员会审查批准，个别地接受他们入社。
+
+　　（四）不接受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人入社，但是他的家属不受这个限制。
+
+　　第十二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可以接受不够社员条件而要求参加合作社劳动的人（例如不满十六岁的男女）参加劳动，并且应该同对待社员一样地按照他们的劳动给以报酬。
+
+　　第十三条
+
+　　每个社员在社内都有以下的权利：
+
+　　（一）参加社内的劳动，取得应得的报酬。
+
+　　（二）参加社务活动，提出有关社务的建议和批评，对社务进行监督。选举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和被选为合作社的领导人员。担任合作社的职务。
+
+　　（三）在不妨碍参加合作社劳动的条件下，经营家庭副业。
+
+　　（四）享受合作社举办的各项公共事业的利益。
+
+　　过去的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
+
+　　第十四条
+
+　　每个社员在社内都有以下的义务：
+
+　　（一）遵守社章。执行社员大会和管理委员会的决议。
+
+　　（二）遵守合作社的劳动纪律。按时完成分配给他的工作任务。
+
+　　（三）爱护国家的财产、全社公有的财产和社员私有而交给合作社公用的财产。
+
+　　（四）巩固全社的团结，同一切破坏合作社的活动作坚决的斗争。
+
+　　第十五条
+
+　　社员有退社的自由。
+
+　　社员退社的时候，可以带走还是他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可以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资。如果他的土地已经由合作社进行了重要的建设，无法带走，合作社应该用相当的土地同他交换，或者付给他适当的代价。如果他的土地经过合作社的经营质量变好了，他的农具和工具经过合作社的修理价值提高了，退社的人也应该付给合作社适当的代价。
+
+　　要求退社的社员一般地要到生产年度完结以后才能退社，以免妨碍全社生产，并且便于结算账目。
+
+　　第十六条
+
+　　社员如果犯了严重罪行，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合作社必须把他开除出社。
+
+　　社员如果严重地违反社章，或者犯了多次重大错误，经过多次教育和处分还不悔改，合作社可以经过社员大会讨论决定，把他开除出社。被开除的人如果不服，可以请求县级人民委员会解决。
+
+　　开除社员，不能把他的家属中的社员连带开除。
+
+　　对于被开除的人在合作社里的财产，同退社的人的财产一样处理。
+
+## 第三章  土  地
+
+　　第十七条
+
+　　社员的土地必须交给农业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组成的基本条件，就是把社员分散经营的土地联合起来，加以合理的和有计划的经营。
+
+　　社员所有的藕池、鱼塘、苇地等特殊土地，如果面积比较大，不宜于个人经营，经过本主同意，也可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
+　　为了照顾社员种植蔬菜或者别的园艺作物的需要，应该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社员每户自留地的大小，应该按照每户人口的多少和当地土地的多少来决定，但是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百分之五。
+
+　　第十八条
+
+　　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初级阶段，合作社按照社员入社土地的数量和质量，从每年的收入中付给社员以适当的报酬。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收入是由社员的劳动创造出来的，不是由社员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报酬必须低于农业劳动报酬，以便鼓励全体社员积极地参加合作社的劳动。但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初期，土地报酬也不要过低，以便吸收土地较多较好的农民入社，并且使有土地而缺少劳动力的社员能够得到适当的收入。
+
+　　在土地特别多、人口特别少的地方，即使在合作社初办的时候，也可以根据当地的习惯，把土地报酬定得低些，或者不给土地报酬。相反，在土地特别少、人口特别多的地方，在合作社初办的时候，经过省级人民委员会许可，土地报酬也可以暂时相当于农业劳动报酬。
+
+　　第十九条
+
+　　在社员取得土地报酬的条件下，农业税应该由社员负担。如果农业税由合作社负担，社员的土地报酬就应该相应地减少。
+
+　　第二十条
+
+　　土地报酬一般地应该由合作社议定固定的数量，不随着全社生产的发展而增加，以便全社生产发展的利益能够充分地用在劳动报酬方面和公共财产积累方面。
+
+　　但是，在合作社初办的时候，特别是在土地的产量比较不稳定的地方，如果还没有把握议定土地报酬的固定数量，也可以暂时采取分成报酬的办法，或者别的适当的过渡办法。分成报酬就是从每年实际收获中扣除当年的生产费、公积金和公益金以后，分出一定的成数作为土地报酬，把其余的部分作为劳动报酬。
+
+　　土地报酬的数量或者成数议定以后，在一定的时期内，在生产没有显著地增长以前，不应该降低，以免土地较多较好的社员觉得吃亏，有土地而缺少劳动力的社员减少收入。
+
+　　藕池、鱼塘、苇地等特殊土地的报酬，分别参照当地的习惯议定。
+
+　　第二十一条
+
+　　土地报酬按照社员入社的土地在平常年成可能达到的产量来计算。评定社员入社土地的产量，一方面要根据土地的质量，照顾许多贫苦社员的土地原来不能达到应有的产量，而入社以后产量就能够提高的情形；另一方面更根据土地的实际产量，使入社以前改善了土地质量的社员得到应得的报酬。
+
+　　第二十二条
+
+　　社员租种的或者代管的土地一般地应该改为由合作社租种或者代管。但是，个别的贫苦社员用低租租种的土地，或者替亲友代管的土地，经过社员大会同意，也可以给他以相当的报酬。
+
+　　社员私有的荒地，经过本主同意，可以由合作社进行开垦，并且在开垦以后的两三年内不给土地报酬。
+
+　　农业生产互助组所开垦的荒地，在组员集体地加入合作社的时候归合作社使用；对于个别没有入社的组员，可以由合作社给以适当的补偿。
+
+　　第二十三条
+
+　　社员入社的时候，他的土地上如果带有青苗，应该交给合作社统一经营。处理青苗地的收获可以采取下列办法的一种：
+
+　　（一）收获全归本主所有，由本主偿付合作社在统一经营中所费的工本。如果这块青苗地当年只收获这一次，本主就不应该得土地报酬，如果不止收获这一次，本主也应该少得土地报酬。
+
+　　（二）收获归合作社统一分配，由合作社偿付本主入社以前在青苗上所费的工本，并且照付土地报酬。
+
+　　（三）收获按照议定的土地报酬和劳动报酬的临时分配比例单独处理，单收、单打、单分。
+
+　　第二十四条
+
+　　社员土地上附属的私有的塘、井、渠、坝等水利建设，随社员的土地归合作社使用，由合作社负责保养和修理。
+
+　　如果这种水利建设是旧有的，因为它已经增加了社员入社以前的土地产量和入社以后的土地报酬，合作社一般地无须再给本主以报酬。如果这种水利建设在归合作社以后，还可以灌溉别的土地，合作社应该按照灌溉的效益和当地的习惯，给本主以适当的报酬。如果这种水利建设是新修的，本主还没有得到适当的收益，要求合作社收买，并且得到合作社的同意，可以由合作社适当地偿付本主所费的工本，转为全社公有。应付的款项，在几年以内分期付清；没有付清以前的利息问题，由合作社和本主协商解决。
+
+## 第四章  土地以外的主要生产资料
+
+　　第二十五条
+
+　　社员的土地以外的主要生产资料为农业生产合作社所需要的，应该由合作社统一使用或者统一经营，给本主以适当的报酬，并且在得到本主同意的条件下，由合作社分批分期地逐步实行公有化。统一使用或者统一经营这些生产资料的具体范围和方式，给本主报酬的方式，以及公有化的时间和方式，应该按照生产资料的性质分别处理。
+
+　　本章所说的生产资料包括以下三类：
+
+　　（一）耕畜（耕种用的马、牛、骡、驴等）、大型农具（犁、新式犁、马拉农具、水车、风车、抽水机等）、农业运输工具（车、船等）等。这一类生产资料是农业生产所不可缺少的，应该尽先由合作社统一使用。
+
+　　（二）成片的林木、成群的牧畜（成群地放牧或者饲养的牲畜）等。这一类生产资料同农业有密切的关系，一般地应该逐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
+
+　　（三）大型的副业工具和副业设备。这一类生产资料同农业的关系比较不固定，合作社只需要统一使用其中的一部分。
+
+　　第二十六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员私有的耕畜的处理办法，可以有以下三种：
+
+　　（一）社员的耕畜还是由社员私有，并且由他自己喂养，由合作社按照当地的正常的租价租用（私有私养公用）。这种办法，一般地适用于初办的合作社。
+
+　　合作社租用的这些耕畜，在合作社不需用的时候，本主可以自己使用、租给别人或者借给别人。但是本主如果出卖这些耕畜，必须得到合作社的同意。
+
+　　如果合作社在租用期间因为照管不周，以致社员的耕畜死亡或者残废，要给本主以适当的赔偿。
+
+　　（二）社员的耕畜还是由社员私有，但是由合作社统一喂养，统一使用，给本主以适当的报酬（私有公养公用）。
+
+　　私有公养的耕畜生下的小畜，可以由合作社和本主伙分收益，也可以完全归本主或者完全归合作社。处理的办法，参照当地的习惯议定。
+
+　　如果合作社因为照管不周，以致社员的耕畜死亡或者残废，也要给本主以适当的赔偿。
+
+　　（三）社员的耕畜由合作社按照当地的正常的价格收买，转为全社公有。这种办法，是一切合作社在办了相当时期以后所必须采取的。有些合作社虽然办得不久，但是确实有力量收买和喂养耕畜，也可以采取这种办法。
+
+　　为了兼顾社员的负担能力和本主的利益，合作社收买耕畜的价款应该在适当的期限内分期地付给本主；期限一般地以三年为宜，至多不能超过五年。没有付清的价款的利息问题，由合作社和本主协商解决。
+
+　　农业生产互助组公有的耕畜，在组员集体地加入合作社的时候转为全社公有，对于个别没有入社的组员，可以由合作社给以适当的补偿。
+
+　　第二十七条
+
+　　社员私有的大型农具和农业运输工具，合作社可以按照生产的需要租用。租用的报酬，按照开始租用的时候这些东西值多少钱，能用多少年来议定。
+
+　　租用的农具和农业运输工具有了损坏，由合作社负责修理。如果损坏很大，不能修理，由合作社赔偿。
+
+　　小型农具（镰刀、锄头等）由社员自备自修。
+
+　　第二十八条
+
+　　社员私有而合作社经常需用的大型农具和农业运输工具，合作社可以按照收买耕畜的办法收买，转为全社公有。
+
+　　农业生产互助组公有的农具和农业运输工具，在组员集体地加入合作社的时候，按照处理互助组公有的耕畜的办法处理。
+
+　　第二十九条
+
+　　社员私有的林木，应该根据以下的原则，按照不同的情况分别处理：
+
+　　（一）零星树木，归社员自己所有，自己经营。
+
+　　（二）需要经常投入大量劳动的林木，例如果园、茶山、桑田、桐山、竹林等，应该交给合作社统一经营，由合作社付给合理的报酬。报酬的议定，要根据收益的大小和经营的难易，兼顾本主以前所费的工本和合作社今后所费的工本。
+
+　　（三）费工比较少、收益比较多的成材林，例如松林、杉林等，经过本主同意，也可以由合作社统一经营。合作社经营这种林木所得的收益，在扣除所费的工本（护林、砍伐、运送等）和应得的利益以后，其余部分都给本主。
+
+　　（四）新栽的幼林应该交给合作社统一经营。本主应得的报酬可以到有收益的时候再付。如果本主同意，幼林也可以由合作社按照他所费的工本收买，转为全社公有，幼林转为公有以后，林地的土地报酬问题，由合作社按照当地的习惯处理。
+
+　　第三十条
+
+　　在畜牧业不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社员私有的牧畜，一般地还是归社员自己所有，自己经营。如果牧畜数量很大，合作社又有发展畜牧业的适当条件，经过合作社和本主双方同意，也可以交给合作社统一经营。本主应得的报酬，参照当地的习惯议定。
+
+　　社员要求合作社收买他的牧畜，在双方同意的条件下，合作社可以收买，转为全社公有。
+
+　　第三十一条
+
+　　社员的大型的副业工具和副业设备，应该按照副业的性质来处理。如果副业宜于由家庭经营，工具和设备应该归社员自己所有；如果副业宜于由合作社集体经营，工具和设备可以按照处理社员私有的大型农具的办法处理。
+
+## 第五章  股份基金
+
+　　第三十二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准备种子、肥料、草料等生产开支，为了收买社员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需要向社员征集股份基金。用作生产开支的，叫做生产费股份基金；用来收买社员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叫做公有化股份基金。
+
+　　股份基金一般地由社员按照入社的土地分摊。如果社员的土地报酬比较低，也可以按照劳动力分摊一部分；如果土地报酬很低甚至没有报酬，就应该完全按照劳动力分摊。如果征集的股份基金是用在畜牧业、林业或者副业生产方面的，可以另行规定分摊的办法。
+
+　　贫苦的社员确实不能交清股份基金的，可以向银行申请（自己申请或者由合作社代为申请）贫农合作基金贷款来交清。
+
+　　社员交纳的股份基金分记在各人名下，不计利息，只有在社员退社的时候才能抽回。
+
+　　第三十三条
+
+　　社员应交的生产费股份基金，大致相当于当地普通农民一年内在同样的土地上生产，所用的种子、肥料、草料等的价款。
+
+　　生产费股份基金按现金计算，但是社员可以用实物抵交。
+
+　　生产费股份基金一般地应该在社员入社的时候交清，但是其中草料一项，在合作社还没有公养的或者公有的耕畜以前不交，有了公养的或者公有的耕畜才交。
+
+　　第三十四条
+
+　　社员应交的公有化股份基金，原则上相当于合作社所收买的社员的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价款。如果这笔价款数目过大，许多社员负担不起，公有化股份基金就不能按照这笔价款的数目来规定，而只能够相当于价款的大部分或者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其余部分的价款应该由合作社用公积金付清。
+
+　　向合作社出卖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社员，可以用合作社所应付给他的价款抵交他所应交的公有化股份基金，多退少补；这就是说，抵交以后多余的部分由合作社补付给社员，不足的部分由社员补交给合作社。
+
+　　社员交清公有化股份基金的期限，同本章程第四章规定的合作社给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本主付清价款的期限一样，一般地也以三年为宜，至多不能超过五年。在社员没有交清公有化股份基金以前，合作社所欠本主价款应付的利息，由合作社用公积金付出。
+
+　　第三十五条
+
+　　农业生产互助组的组员集体地加入合作社，把他们的公共财产转为合作社公有，他们所应交的股份基金就应该适当地减少。
+
+　　第三十六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资金不够的时候，社员应该按照自己的力量向合作社投资。社员的投资应该由合作社在一年到三年内偿还。
+
+　　合作社对于社员的现金投资所付的利息，一般地要相当于信用合作社的存款利息。合作社对于社员的实物投资所付的利息，可以按照当地的习惯议定，或者比现金投资的利息低一些，或者不计利息。
+
+　　第三十七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有权按照合理的价格优先收买社员家庭所积存的肥料。肥料的价款可以在收获以后付清，不计利息。
+
+## 第六章  生  产
+
+　　第三十八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根据本身的经济条件和当地的自然条件，积极地采取以下各种办法：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
+
+　　（一）合理地使用耕地（按照土地的条件种植适宜的作物，各种作物合理地轮种和间作，根据可能的条件增加复种面积，扩大高产量作物的播种面积等）。
+
+　　（二）兴修小型水利（挖塘、打井、筑坝、开渠、修堤、修围、修建小型水库等），增加水田，扩大灌溉面积，改善灌溉方法。
+
+　　（三）采用新式农具，掌握使用新式农具的技术。
+
+　　（四）保护和繁殖耕畜（建立喂养和使用耕畜的制度，防止喂养不好和使用过度，防治畜疫，积极地繁殖耕畜，改良畜种等），发展畜牧业。
+
+　　（五）改良作物品种（实行选种、留种，换用和培养优良品种等）。
+
+　　（六）增加肥料，合理地施肥（尽量利用各种自然的和人造的肥料，鼓励社员积肥，改进施肥的方法等）。
+
+　　（七）改进耕作方法（深耕细作，采用先进的方法处理种子和培育秧苗，及时地播种，适当地密植，加强田间管理等），防治病虫害，同各种自然灾害作斗争。
+
+　　（八）修整耕地，改良土壤，护林造林，培护草坡，进行农、林、牧、水综合的水土保持措施。
+
+　　（九）在不妨碍水土保持的条件下开垦荒地，在可能的条件下组织移民垦荒。
+
+　　（十）利用荒山发展林业，利用水流发展水产。
+
+　　每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努力找出增加本社生产的最关紧要的办法，用最大的力量贯彻实行。
+
+　　第三十九条
+
+　　在不妨碍农业生产、不进行商业投机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地经营副业生产，逐步地发展农业同手工业、运输业、畜牧饲养业、渔业、林业等生产事业相结合的多种经济，以便发挥合作社的潜力，帮助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
+
+　　在不妨碍合作社生产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鼓励和帮助社员经营宜于分散经营的家庭副业生产。
+
+　　第四十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动员全体男女社员积极地参加全社的农业和副业生产劳动。合作社应该尽量地帮助女社员克服参加生产所遇到的障碍和困难，并且在分配生产任务的时候注意到她们的特长和特点。
+
+　　第四十一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积极地提倡和组织社员学习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奖励社员在生产上的创造。合作社应该同农业科学机关和农业技术推广站合作，提高社员的技术水平，培养本社的技术人员，按照具体条件积极地推广各种先进经验。
+
+　　第四十二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生产，逐步地实现本章所规定的发展生产的各项任务，并且使自己的生产同国家的要求相适应，应该在每年的秋末或冬季定出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
+
+　　年度生产计划应该逐步地做到包括以下的内容：播种计划和产量计划；劳动力和畜力的使用计划；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基本建设计划；副业生产计划。
+
+　　为了保证年度生产计划的完成，合作社应该按照当地的农事季节或者耕作段落，订出一个季节或者一个段落的计划，具体地规定生产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
+
+　　为了使年度生产计划能够有长远的打算作根据，并且使合作社的活动能够适应整个农村的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合作社应该制定三年以上的长期计划，全面地规划这个时期内各项生产和建设的任务。
+
+## 第七章  劳动组织和劳动纪律
+
+　　第四十三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进行有组织的共同劳动，必须按照生产的需要和社员的条件，实行劳动分工，并且建立一定的劳动组织，逐步地实行生产中的责任制。
+
+　　合作社为了实行农业生产中的责任制，应该把社员编成几个生产队，把生产队作为劳动组织的基本形式，让各个生产队在全社的生产计划的指导下，自行安排一个时期的和每天的生产。
+
+　　生产队可以按照需要，分成临时性的生产组。规模比较小的合作社可以只分生产级，不设生产队。
+
+　　合作社应该指定专人担任或者兼任会计员、技术员、饲养员、保管员等。公共牲畜比较多的合作社，可以设专门负责喂养牲畜的生产队或者生产组。
+
+　　副业规模比较大的合作社，可以根据需要，设专门负责副业的生产队或者生产组。
+
+　　生产队设队长，生产组设组长，负责全队全组的生产工作。
+
+　　第四十四条
+
+　　合作社在配备田间生产队的成员的时候，一般地应该使各个队在劳动力的多少上、技术的高低上、领导力量的强弱上和居住地点的远近上相差不多，都便于独立活动；在给各个生产队分配任务的时候，应该作适当的安排，使各个队都能够经常有工作。
+
+　　第四十五条
+
+　　生产队的组织应该是常年固定的。但是一开始也可以是一个耕作段落的或者一个季节的组织，以便取得经验，逐步地过渡成为常年的组织。
+
+　　田间生产队有了常年固定的组织以后，各个队所负责经营的土地，所使用的耕畜和农具，也应该逐步地做到常年固定，以便各个队能够负责经营好分配给它的土地，负责保护好分配给它的耕畜和农具，能够作出自己的生产计划，负责完成自己的生产任务。
+
+　　田间生产队有了常年固定的组织以后，合作社对于生产队的人员、耕畜、农具还是可以作必要的调整和临时的调动。
+
+　　第四十六条
+
+　　生产队长或者生产组长应该注意正确地分配本单位每个人的劳动任务，充分地发挥有组织的共同劳动的优越性，使生产效率提高；并且尽量地使每个人（特别是老弱病残的社员）都能够发挥力量，都能够从劳动中得到一定的收入。
+
+　　在可能的范围内，生产队长或者生产组长应该给每个人指定负责专管的地段或者工作，彻底地实现生产中的责任制。
+
+　　第四十七条
+
+　　生产队长或者生产组长应该在每天工作完毕的时候，检查本单位各人的工作成绩，并且根据工作定额登记各人所应得的劳动日。如果合作社还没有规定工作定额，队长或者组长要在一定时期内，召集队员或者组员，根据各人的工作状况，民主评定各人所应得的报酬。
+
+　　合作社的主任、副主任等负责工作人员，应该经常地有计划地检查生产队、生产组的工作。
+
+　　第四十八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除了有特殊情形得到社员大会许可的以外，都必须每年在社内做够一定的劳动日。
+
+　　第四十九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应该遵守劳动纪律。劳动纪律必须包括以下各项：
+
+　　（一）不无故旷工；（二）劳动的时候听指挥；（三）保证劳动的质量；（四）爱护公共财产。
+
+　　对于违反劳动纪律的社员，要进行教育和批评；如果情节严重，应该酌量给以扣减劳动日、赔偿损失、撤销职务以至开除出社的处分。
+
+## 第八章  劳动的报酬
+
+　　第五十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社员劳动的报酬，应该根据“按劳计酬、多劳多得”的原则，逐步地实行按件计酬制，并且无条件地实行男女同工同酬。
+
+　　为了实行按件计酬制，必须规定各种工作的不同的定额和不同的报酬标准。
+
+　　对于一种工作，在一定的土地、耕畜、农具、天时等条件下，一个中等的劳动力做了一天所能够达到的数量和质量，就是这一种工作的定额。合作社必须逐步正确地规定全社各种工作的定额。定额不应该定得太低，以免多数社员都可以不费力地超过定额；也不应该定得太高，以免多数社员都达不到定额。如果原定的定额太低，或者太高，或者劳动条件有了变化，就应该适当地修改定额。
+
+　　完成每一种工作的定额所应得的报酬，用劳动日作计算单位。一个劳动日等于十个工分。完成每一种工作的定额所应得的劳动日的多少，应该根据每一种工作所需要的技术程度、劳动过程中的辛苦程度和这种工作在整个生产中的重要性来评定。完成一种中等工作定额，应该记一个劳动日。
+
+　　合作社必须正确地评定完成每一种工作定额所应得的劳动日。完成各种工作定额所得的劳动日必须有适当的差别，这种差别既不要太小，也不要太大。一方面要防止平均主义，不使担任繁难工作的社员吃亏；另一方面也不要使一部分工作报酬标准过高，大家抢着做，一部分工作报酬标准过低，没有人愿意做。
+
+　　第五十一条
+
+　　在没有规定各种工作的定额和报酬标准以前，合作社可以暂时采取“死分活评”的办法，按照每个社员劳动力的强弱和技术的高低评定一定的工分，再根据他每天劳动的实际状况进行评议，好的加分，不好的减分，作为他当天所得的劳动日。但是这种办法既费时间，又不能按照每个社员的实际的劳动正确地计算报酬，因此，合作社必须尽快地规定各种工作的定额和报酬标准，以便克服劳动报酬上的混乱现象，避免生产上的损失。
+
+　　第五十二条
+
+　　一个劳动日能够分到多少东西，根据全社全年收入多少东西来决定。一般地说，全社全年在生产中得到的实物和现金，在扣除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和土地报酬以后，用全社全年劳动日的总数来除，除出来的就是每一个劳动日所应该分到的。全社全年的收入越多，一个劳动日分到的也越多，全社全年的收入少了，一个劳动日分到的也就少了。因此，每一个社员为了多得收入，既要自己积极劳动，以便多得劳动日；又要努力促进全社的整个收入增加，使每一个劳动日所能够分到的东西跟着增加。这样，就使社员的个人利益和合作社的集体利益得到正确的结合。
+
+　　第五十三条
+
+　　合作社内因为参加社务工作不能经常参加生产劳动的工作人员，可以每年由社员大会议定，根据他所负担的工作的多少和工作成绩的好坏，补贴他适当数目的劳动日。合作社主任所得的补贴，加上他自己参加生产劳动所得的劳动日，—般地应该高于全社中等劳动力所得的劳动日的平均数。会计员和规模很大的合作社的主任等工作人员，如果必须脱离生产劳动，他们所应得的报酬也由社员大会议定；这种报酬一般地应该相当于或者高于中等劳动力所得的劳动日的平均数。
+
+　　第五十四条
+
+　　受代耕待遇的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属，可以把代耕的人（无论是不是社员）代他们完成的劳动日作为他们自己的劳动日。领代耕费的烈士家属和军人家属，如果他们和合作社双方同意，也可以把所得的代耕费交给合作社，由合作社照记相当数目的劳动日。
+
+　　第五十五条
+
+　　为了把劳动报酬上的按件制同劳动组织上的责任制结合起来，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推行包工制，就是把一定的生产任务，按照工作定额预先计算出一定数目的劳动日（如果合作社还没有规定工作定额，可以按照当地包工的习惯，议定一定数目的劳动日），包给生产队限期完成。生产队无论因为劳动效率高，少用了劳动时间，或者因为劳动效率低，多用了劳动时间，都得到同样数目的劳动日。
+
+　　如果生产队的工作质量不合要求，合作社可以要求它重做，或者酌量地扣减它所应得的劳动日。如果生产队的工作时间超过了限期，合作社也可以酌量地扣减它所应得的劳动日。如果生产队在生产中克服了特殊的困难，创造了特殊的成绩，合作社应该酌量地多给劳动日。
+
+　　实行包工制的生产队所得的劳动日，应该按照各个队员实际上完成工作定额的多少分配给队员。如果合作社还没有规定工作定额，可以暂时采取民主评议的方法，评定各个队员所应得的劳动日。
+
+　　第五十六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尽可能从实行耕作段落的和季节的包工制（小包工），逐步地过渡到实行常年的包工制（大包工）。
+
+　　在实行常年包工制的时候，应该规定生产队所必须完成的农作物的产量计划和合作社管理委员会所必须负责执行的生产资料的供应计划，并且实行超产奖励制。对于超额完成了产量计划的的生产队，应该酌量地多给劳动日，作为奖励；对于经营不好，产量不到计划数的百分之九十的生产队，也可以酌量地扣减劳动日，作为处罚。如果在包工期间遇到不能抗拒的灾害，应该根据受灾程度，修改产量计划。
+
+　　第五十七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对于劳动竞赛中优胜的单位和个人，对于在生产技术、生产管理等方面有特殊贡献的单位和个人，都应该给以奖励。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领导得好，超额完成了全社的生产计划的时候，经常负责社务的工作人员也应该得到适当的奖励。
+
+## 第九章  财务管理和分配
+
+　　第五十八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应该在制定年度生产计划的同时，制定年度预算，也就是财务收支计划，提交社员大会审查和批准。
+
+　　合作社的预算应该包括：资金（包括实物和现金）的来源和本年使用资金的计划；本年生产总值（包括农业和副业生产中所得到的实物和现金）的概算和分配的概算。
+
+　　第五十九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资金的主要来源是：社员交纳的股份基金；生产的收入；社员的投资。在确有必要的时候，合作社可以请银行或者信用合作社贷款。
+
+　　第六十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使用资金，必须严格地注意节约，避免浪费。每年预算中的生产费（包括种子、草料和社内肥料的开支，向外购买肥料、农药的费用，修理农具、医治耕畜的费用，租用社员的耕畜、农具的报酬，生产管理费等）的多少，应该按照各地方各合作社的具体情况规定，不应该过高或者过低。生产费的各个项目，应该定出开支的限额，其中生产管理费的限额不能超过全年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
+
+　　合作社应该教育和监督自己的工作人员在使用资金的时候厉行节约，并且应该教育和监督全体社员爱护公共财产，防止公共财产的浪费和损失。
+
+　　第六十一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了避免资金的浪费和损失，应该建立必要的财务制度。预算内一般的开支，必须经过管理委员会主任批准。预算内较大的开支，必须经过管理委员会通过。追加预算，必须经过社员大会审查和批准。对一切不合制度和手续的开支，会计员有权拒绝。
+
+　　合作社的一切收支必须有单据证明，会计员必须凭单据记账。会计和出纳必须逐步地做到分人负责：会计员管账不管钱，出纳员管钱不管账。出纳员无权自行支付任何款项。
+
+　　合作社的一切公共财产必须有专人保管，并且定出登记、保管和按时清点的办法。
+
+　　合作社社员如果对于公共财产有贪污、盗窃、破坏的行为，或者由于不负责任造成公共财产的重要损失，都必须赔偿，并且受到应得的处分；情节严重的，合作社应该请司法机关处理。
+
+　　第六十二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账目必须按时公布。每个社员所得的劳动日的账目，按月、按生产季度公布。财务开支，按月、按年度公布。公共财产的清单，在年度结账的时候公布。
+
+　　合作社监察委员会必须定期检查合作社的各种账目。
+
+　　第六十三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全年生产中得到的实物和现金，有以下两种分配办法：
+
+　　（一）在由社员家庭各自负责交纳农业税、交售国家所统购的农产品、向采购机关出卖农产品的情况下，应该按照下列次序进行分配：
+
+　　一、扣出本年生产中的各项消耗，留作下年的生产费。
+
+　　二、留出一定数量的公积金和公益金。
+
+　　三、支付社员的土地、林木和牧畜的报酬，交付租种的土地的租金。
+
+　　四、按照农业生产、副业生产和社务工作的全部劳动日，分配社员的劳动报酬。
+
+　　（二）在由合作社统一负责交纳农业税，交售国家所统购的农产品、向采购机关出卖农产品的情况下，应该首先履行上述对国家的义务，然后对余下的实物、现金和由交售、出卖农产品得来的现金按照上一项所列的次序进行分配。
+
+　　实行第一种办法的合作社应该积极准备实行第二种办法。
+
+　　第六十四条
+
+　　公积金的用途限于进行合作社的基本建设（例如购买耕畜、农具和副业工具、修整土地，保持水土，兴修小型水利，垦荒，造林等）和增加生产费，不能挪作别用。公积金的数量，在合作社初办的时候，一般地不要超过合作社每年实际收入（生产总值扣除生产中的各项消耗）的百分之五，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可以逐步地提高到百分之十。但是，在经营技术作物的合作社，公积金可以略为增加。
+
+　　公益金的用途限于发展合作社的文化事业和公共福利事业，也不能挪作别用。公益金的数量，在合作社初办的时候，一般地可以占合作社每年实际收入的百分之一，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可以逐步地提高到百分之二或者百分之三。
+
+　　第六十五条
+
+　　在丰收的年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积金和公益金可以酌量增加。在灾荒的年份，公积金、公益金和社员的土地报酬应该酌量削减，社外的贷款和社员的投资可以由合作社向债权人请求延期归还。下年的生产费如果不能留够，可以在下年收获以后补齐。
+
+　　第六十六条
+
+　　春季和夏季收获的农产品，在合作社留下所需要的部分以后，应该按照社员所得的劳动日的数目，同时顾到社员的实际需要，预先分配给社员，到生产年度终了再结算。
+
+　　合作社的现金收入，在合作社留下所需要的部分以后，也可以根据社员的实际需要，允许社员（特别是有困难的社员）预支，到生产年度终了再结算。社员预支，一般地不应该超过他已经完成的劳动日预计应得的报酬。
+
+　　第六十七条
+
+　　分配给社员的实物和现金的搭配，以及各种实物的搭配，都要尽量顾到社员的实际需要。属于国家统购统销范围内的产品，社员中间有多余的，有不足的，合作社应该加以调剂。
+
+　　第六十八条
+
+　　公积金、公益金和合作社所积累的别的一切公共财产，都不允许分散。社员退社，只能按照本章程第十五条的规定，带走还是他私人所有的生产资料，抽回他所交纳的股份基金和他的投资，不能分走合作社所积累的任何公共财产。两个以上的合作社合并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一个合作社分掉合并以前所积累的一切公共财产。
+
+　　已经积累了公共财产的合作社，在接受新社员入社的时候，除了要他交纳应交的股份基金以外，不应该对他提出额外的要求。
+
+## 第十章  政治工作和文化福利事业
+
+　　第六十九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在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的协助下，进行合作社的政治工作。
+
+　　合作社的政治工作包括以下的内容：
+
+　　（一）向社员讲解国内外时事，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人民政府的政策，特别着重宣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和各种农村工作的政策，号召社员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律，巩固工农联盟，建设社会主义。
+
+　　（二）提倡爱护合作社和爱护公共财产，提倡勤俭办社，爱社如家。
+
+　　（三）教育社员自觉地遵守劳动纪律，反对破坏劳动纪律的行为。
+
+　　（四）开展劳动竞赛，提倡钻研和改进生产技术，鼓励社员在劳动中发扬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增加生产，增加收入。
+
+　　（五）发扬合作社内的民主，鼓励社员积极地参加社务管理，为不断地改进合作社的工作而斗争。
+
+　　（六）进行集体主义的教育，加强全体社员之间、生产队同生产队之间、合作社同合作社之间，合作社同社外劳动农民之间的团结，提倡社员彼此在生活上互助互济。在民族杂居的地区，要特别注意民族间的团结互助和互相尊重风俗习惯的教育。
+
+　　（七）提高社员的革命警惕性，加强合作社的保卫工作。
+
+　　第七十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积极地动员、组织和帮助社员扫除文盲，学习文化和科学。
+
+　　合作社应该有计划地开展文化、娱乐和体育的活动，提高社员的文化生活水平。
+
+　　第七十一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注意社员在劳动中的安全。在分配劳动任务的时候，要注意照顾社员出身体状况。
+
+　　合作社对于因公负伤的社员要设法医治和给以帮助；对于因公牺牲的社员要抚恤他的家属。
+
+　　第七十二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应该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地发展以下的福利事业：
+
+　　（一）开展公共卫生工作和社员家庭卫生工作。
+
+　　（二）组织农忙托儿所，解决女社员的困难。
+
+　　（三）女社员生孩子的时候，酌量给以帮助。
+
+　　（四）社员遭到不幸事故，生活发生严重困难的，酌量给以帮助。
+
+## 第十一章  管理机构
+
+　　第七十三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机关是社员大会。
+
+　　社员大会选出管理委员会管理社务，选出监察委员会监察社务，选出合作社主任领导日常工作。
+
+　　合作社主任担任管理委员会主任，对外代表合作社。
+
+　　第七十四条
+
+　　社员大会行使以下的职权：
+
+　　（一）通过和修改社章。
+
+　　（二）选举和罢免合作社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主任和委员。
+
+　　（三）决定土地和别的主要生产资料入社的报酬、股份基金的征集、全年收入的分配。
+
+　　（四）审查和批准管理委员会所提出的生产计划和预算、各种工作的定额和各种工作定额所应得的劳动日、对外签订的重要合同。
+
+　　（五）审查和批准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工作报告。
+
+　　（六）通过新社员入社。
+
+　　（七）决定对于社员的重大奖励和重大处分。决定开除社员。
+
+　　（八）决定社内的其他重大事务。
+
+　　社员大会行使第（一）（二）（三）（四）项职权和决定开除社员，必须有三分之二社员的出席，出席社员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作出决议；行使其他各项职权，必须有过半数社员的出席，出席社员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作出决议。
+
+　　第七十五条
+
+　　社员大会由管理委员会召开，每季至少开会一次。
+
+　　第七十六条
+
+　　合作社在社员人数过多，或者居住地点过于分散，召开社员大会确有困难的情况下，经过县级人民委员会许可，可以由社民代表大会代行社员大会的职权。
+
+　　社员代表大会代表的人数和产生办法，应该由管理委员会提出，报请县级人民委员会批准。为了便于反映全体社员的意见，社员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能过少，一般地不能少于一百名。
+
+　　社员代表大会代行本章程第七十四条第（一）（二）（三）（四）项职权和决定开除社员，必须有全体代表三分之二的通过，才能作出决议；代行其他各项职权，必须有全体代表过半数的通过，才能作出决议。
+
+　　第七十七条
+
+　　合作社管理委员会根据社章和社员大会的决议管理社务。
+
+　　管理委员会一般地由五个到十五个委员组成。管理委员会的委员可以按照农业生产管理、技术理管、副业生产管理、财务管理、政治工作、文化福利事业等事务，进行分工。
+
+　　在需要的时候，管理委员会可以推选一个到几个副主任协助主任进行工作。
+
+　　第七十八条
+
+　　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可以按照需要，任用合作社的工作人员。
+
+　　管理委员会委派生产队长和直属的生产组长，要征求队员或者组员的同意。生产队以下的生产组长，由生产队长指定。
+
+　　第七十九条
+
+　　合作社监察委员会监督合作社主任和管理委员会委员遵守社章和社员大会的决议，检查合作社的财务收支是不是正确，检查合作社内对公共财产有没有贪污、盗窃、破坏、浪费、损失的情形。监察委员会应该按期向社员大会报告工作，并且可以随时向管理委员会提出意见。
+
+　　监察委员会一般地由三个到九个委员组成。在需要的时候，监察委员会可以推选一个到两个副主任，协助主任进行工作。
+
+　　合作社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会计员、出纳员和保管员，都不能兼任监察委员会的职务。
+
+　　第八十条
+
+　　合作社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监察委员会主任和委员，每年改选一次，可以连选连任。
+
+　　在合作社迅速扩大的情况之下，改选的时候要注意吸收新社员里面的积极分子参加管理机构。
+
+　　在合作社的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里面，女社员应该占有一定的名额。
+
+　　如果合作社社员有不同的民族成份，各民族的社员应该在领导人员和工作人员里面占有适当的比例。
+
+## 第十二章  附  则
+
+　　第八十一条
+
+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立，应该向县、市、市辖区人民委员会登记。登记的时候，应该把社章、社员名单和管理机构成员名单送交登记机关。
+
+　　第八十二条
+
+　　本章程主要地适用于初级阶段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
+　　已经过渡到高级阶段的合作社，应该根据土地和别的主要生产资料已经公有化了的情况，参照本章程制定社章，送交登记机关批准。
+
+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5年第20号（总第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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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44.txt
@@ -0,0 +1,81 @@
+#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的报告
+
+　　根据中央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的精神，甘肃省于12月中旬先后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及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上，将对资改造问题作了传达和讨论，并决定于12月12日至21日召开全省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分地委书记或副书记，各地（工）委财贸部长，各县、市委书记或副书记和财贸部长，各县、市工商科长、供销合作社主任，有百户以上工商业的镇委书记以及省级有关部门党员负责同志共405人。首先由霍维德同志对中央会议精神，结合省委意见作了传达报告，省级各有关业务部门负责同志都作了重点发言。会议对过去工作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判，对今后私营工商业改造作了规划。大家一致认为中央的指示和决议草案是正确的，是适合甘肃情况的，使参加会议的所有同志受到一次启发和教育，均表示在今后工作中坚决贯彻执行。现将会议中主要问题，初步拟订的规划意见简报于后：
+
+　　（一）甘肃解放6年以来，在中央正确领导下，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是有成绩的。工业方面，除解放初期接管官僚资本主义，在11个私营企业中的股份实行公私合营外，已将规模较大，设备技术较好，对国计民生影响较多，且为国家所必需的96户私营改造为37个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另外，还吸收私人股金，新建了5个公私合营企业（现有公私合营的工业的总资金约为250万元，职工人数2917人，年产总值1973万元）。在私营工业产值中，已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者（包括公私合营、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约达40％左右。商业方面，已转入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者，约占私商总户数的1／3左右，占私商零售额的40％左右，其中国家掌握货源的20几种主要行业，已基本上全部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目前的情况是，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营、合作社营约占65％，各种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约占14％，纯私营只占21％。手工业方面，已组织生产社组共934个，2180户（占总户数的18％左右），19200人（占总人数的18％）。
+
+　　（二）这次会议除着重讨论了赎买政策、全行业合营、定息等主要政策原则外，并针对甘肃过去对工商业改造中右倾保守和盲目排挤的思想，进行了集中的批判。各地普遍反映，过去一个时期，对私商不适当的限制有些过多，税收工作中的民主评议、自查补报等也有不够实事求是的地方。国营公司和供销社的负责干部，不愿意同私商打交道，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的观望、等待，依赖上级，致使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长期停留在批购、经销、代销、代购等初级或中级阶段，很少设法把私营商业的改造工作向前推进一步。不少私营工商业者要求公私合营，而我们却用慢慢来的老规程限制了他们的积极性；有的要求并店联营，而我们却以条件不够为理由，不予批准。其基本根源，是我们有些业务部门对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过渡时期总任务不可分割的一个方面认识不足，对党对私营工商业的方针、政策、办法缺乏认真的研究，在具体工作执行中又未能很好作调查分析，分别对待，全面考虑，长期打算，有时注意了安排而放松了改造，或注意了改造放松了全行业的全面安排，统筹兼顾，常常表现摇摆不定。
+
+　　（三）我省私营工商业的基本特点：户数多、资金少、设备陈旧、技术落后，资本家户数很少。从工业上来看，目前全省私营工业除公私合营的以外，尚有纯私营工业1762户，从业人员13650人（其中职工11437人，资方2213人），10个职工以上的仅有153户，占总户数的8．68％。从商业来看，全省私营纯商业43478户，其中有劳资关系的仅1375户，占总户数的3．16％，雇佣两个店员以上的公604户，占总产数的1．39％，而从业人员94％以上都是资方人员，店员和职工只占5．73％；平均每户资金只有570多元。这就说明，我省私营商业中，小业主和小商贩至少在95％以上，其中还有很大一部份兼营农业。同时，少数民族小商贩（主要是回民）在私商中还占相当比重，据调查全省共有少数民族小商贩4590户，占全省私营商业总数的10．6％，从业人员5357人，占全省商业从业人员的10％；在私营饮食业中，少数民族即有5269户，占全省饮食业总户数的25．4％，从业人员7240人，占饮食业从业人员的26．1％。除此而外，少数民族经营的小手工业也占相当一部分。针对这一情况，我们着重对小商小贩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作了研究，我们的意见是：
+
+　　（1）对于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的农户，如果当地商业从业人员有多余，而他们本身靠农业也可以维持时，可教育他们自动转入农业，其资金原则上应当允许他们带走，投向农业生产；对于以商业为主兼营农业的商户，应当作为商业人员进行改造，不使他们转入农业；对于那些半农半商户，其从事商业的人员，应把他们组织在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之内，其非从事商业的家庭人员，可使他们就地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从事农业。
+
+　　（2）对于少数民族私营工商业的改造，主要应经过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的形式把他们逐步组织起来，一般的可以按照行业采取回、汉民族混合组织的办法，以利于民族团结，但对饮食业则必须回、汉分别组织。
+
+　　（3）对清真寺、阿訇在私营工商业中的投资，应当在清产核资中予以清估，付给定额股息（如果阿訇不承认是他的资金，也不必勉强要其承认，可按行业办理）；对于清真寺和阿訇的房屋（厂房或商店），凡为企业所需用者，拟按照当地一般房租价格付给一定的租金。
+
+　　（4）对某些牧区宗教寺院及民族上层人士经营的商业以及临潭西道堂经营的商业的改造问题，拟在今年2月省委牧区工作会议上再加研究。然后提出意见报请中央核示。
+
+　　（5）对除工场手工业以外的个体手工业的改造，基本的办法是走合作化的道路。但对其中某些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联系的作坊，也可以随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一齐进行改造，其有用的设备可由公私合营后的工厂租用，人员可吸收为公私合营工厂的职工。分散在农村中的个体手工业，一般的可就地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成为农业社的加工部、修理部或副业部。此外，在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还应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
+　　1、应尽量利用废次品和代用品作原料。要统筹兼顾，全面安排，以免农村手工业组织起来后排挤城市中比较进步的手工业。
+
+　　2、要充分照顾社会需要情况，注意各行业的合理分布，不宜过分集中。
+
+　　3、对某些制造迷信品的小手工业，拟采取逐步限制的办法，使其自行淘汰。对于少数民族地区制造装饰品和宗教用品的手工业，可通过合作化的办法把他们组织起来，逐步改造，并在现有基础上，逐步提高技术，以供应当地群众的需要。
+
+　　（四）根据中央的要求结合我省的具体情况，对全省私营工商业改造初步规划如下：
+
+　　（1）私营工业，除了公私合营者外，现全省尚有私营工厂1762户（其中10人以上的153户，9人以下4人以上的1609户）除54户因无发展前途必须淘汰转业外，其余1708户计划在1956年内全部予以改造：
+
+　　1、公私合营737户（占总户数的41．83％），从业人员6923人（占总人数的50．72％）。其中有666户需要事先经过改组并厂然后实行合营；有5户可以直接合营，其余66户分别并入同行业的原有合营工厂内。
+
+　　2、组织合作生产971户（占总户数的55．11％），从业人员6072人（占总人数的44．48％），产值788．4万元（占总产值的38．85％）。
+
+　　对于那些与工业建设和农业生产关系较多的行业，如煤炭开采、翻砂、建筑材料、金属制造、棉毛纺织、缝纫业等，计划先一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
+
+　　（2）私营商业：现在全省共有私营纯商业43478户，从业人员53833人，资金2498．4万元，计划在1956年内，采取各种形式完成总户数的85％左右的改造（其中公私合营占23％，合作占53％，经销、代销约占19％），占总资金的93％以上，占零售总额的95％以上。其中：
+
+　　棉布业，共2934户，4648人，资金4603900元，1956年第一季度改造完。
+
+　　粮食业，现有35户，46人，资金7900元，今年第一季度内全都改造为国营门市部。
+
+　　猪羊肉业，1506户，1939人，资金319900元；1956年上半年全部予以改造。兰州市的猪肉商，拟于今年1月份内全部改造为国营门市部。
+
+　　茶叶业，196户，295人，资金426200元，1956年上半年内改造完。兰州市的茶业商，拟于1月份内实行全行业合营。
+
+　　百货业，1038户，12833人，资金6117500元，今年年底前改造完。其中公私合营占80％以上，合作占10％以上。
+
+　　燃料业，553户，653人，资金416400元，年底前基本上完成改造，主要采取组织起来，实行专业代销。
+
+　　文教用品业，712户，1093人，资金1069000元，年底基本上完成改造。一般采取合营方式。
+
+　　建筑器材业，66户，资金30400元，全部放在下半年改造，年底以前完成。一般的采取合营形式。
+
+　　五金机械业，131户，243人，资金388200元，除兰州外，其余放在下半年改造，年底以前完成。主要采取合营形式。
+
+　　化工原料业，75户，130人，资金141700元，年底完成。主要采取合营形式。
+
+　　交电业，165户，310人，资金767200元，年底前完成改造。主要采取合营形式。
+
+　　饮食业，20755户，27732人，资金1890300元，年底前完成总户数的70％，总人数的75％的改造。除较大饭馆合营外，一般采取合作形式。
+
+　　（3）个体手工业，目前尚有个体手工业50654户，88907人。今年内，计划组织起来达总人数80％。对其中与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关系密切，以及原料销路都没有大的困难的行业，如农具制造修理业、挽具业、编制业、大麻加工业、金属加工业等等，计划在今年内，将其全部组织起来，上半年拟改造其总户数的80％左右。
+
+　　（五）为了保证上述规划的胜利实现，我们拟采取以下措施：
+
+　　（1）各级党委必须把对资改造问题，列入自己的议事日程，定期研究讨论和及时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省委和省直辖市委以及私营工商业户较多的县（市）委，一律成立领导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五人小组。
+
+　　（2）各县于1月底以前编出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全面规划，于2．月上旬召开县委扩大会议，除传达中央和省对资改造会议精神外，并具体讨论各县的规划，然后由地委汇报，报省委审批。
+
+　　（3）工商业较多的县，可根据需要，把工商科分为工业科和商业科（或商业局），编制人员由县提出，地委审核汇总，报省委批准。
+
+　　（4）凡有5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上的县，均应成立县的手工业生产联社，不满5个手工业社的县，领导手工业进行改造的责任，原则上应由供销合作社负责（有的县现由工商科领导，如果工商科力量来得及时可不必转移领导关系）。
+
+　　（5）党、团支部，应按照行业并考虑到地区的条件，加以适当改组，并应积极的在工人、店员及小商小贩和小手工业者中，吸收其中先进的、合乎党、团员条件的入党入团。
+
+　　（6）省委决定抽派省级厅、局长，处、科长及一般干部共约190人，首先经过学习，熟悉政策后，于元月初旬分赴各专县，具体协助下进行传达、宣传、规划和试办工作。
+
+　　· 来源：
+
+　　甘肃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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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45.txt
@@ -0,0 +1,61 @@
+# 内蒙古党委关于当前改造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中若干问题的解决意见
+
+　　目前全区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均已经或即将由改变企业性质阶段转入生产经营、生产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的阶段。在这种转变过程中，由于我们和各业务主管部门没有及时抓起本系统的领导，致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企业发生了或发生着不少新的问题（主要是生产经营和前一阶段遗留的问题）。这些问题如不能及时而有效地加以解决，不但妨碍当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企业人员的生活问题，而更重要地是体现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和影响改造工作的深入进行。另外，还有些同志认为企业已经合营了，工作取得了很大胜利，产生了一种骄傲自满、松一口气的思想，这是非常不对的。内蒙党委认为，为了作好第二阶段的工作，除按国务院三项规定和决定和内蒙党委对资改造几项指示进行工作外，还必须解决如下几个问题：
+
+　　一、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对资改造办公室与各级业务主管部门必须互相联系，分工负责。兹提出初步意见，请各地研究执行。
+
+　　各业务部门的主要任务是：（1）了解情况，统一安排生产经营；（2）负责解决供产销的问题，并领导生产经营的竞赛运动；（3）有计划地研究对合营企业的制度和管理办法；（4）提出生产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的规划，经党委批准执行；（5）提出定息方案，报内蒙党委经中央批准执行。
+
+　　对资改造办公室的任务是协助党委作好：（1）研究进一步实现改造的问题；（2）督促检查改造政策执行情况；（3）综合改造情况，总结改造经验和交流经验；（4）研究工商界的教育和审批训练规划；（5）组织力量统一工作步调和进度。
+
+　　二、积极解决当前突出存在的供产销不平衡和工商脱节的问题。主要是：
+
+　　（1）销路问题：如呼、包2市和一些县、镇土纸、布鞋、马鞍、木器、甘草膏、日用家具、锅、石墨等销路不畅或没有销路。
+
+　　（2）原料问题：如皮毛、粮食、山药蛋等供应不足或供应不及时，致影响不少企业合营后，即停工待料、生产停顿和工人生活难以维持的现象。
+
+　　解决办法：
+
+　　（1）各主管业务部门应积极采取收购或帮助推销，使企业能继续维持生产和经营，对过去已有的加工订货关系不要中断。
+
+　　（2）各地工商业务部门（包括合作社）应就当地产品的生产和收购分别提出计划，经计委平衡后订立收购或包销合同，固定产销关系。签订了合同即要坚决执行，不准随意改变或不执行合同。
+
+　　（3）各级计委应对供产销有问题的产品进行逐级平衡。各盟、地、市解决不了再报内蒙计委解决，对已经平衡的产品要确定经常检查制度，及时发现问题予以解决。
+
+　　三、仍然存在盲目并厂并店，急于想按国营的生产经营制度进行经营管理的现象，致公私之间、私私之间，新旧之间、地区之间产生了很多问题，影响了生产经营和对人民的供应，引起部分工商业者消极依赖和消费者的不满。如呼市将过去42个煤炭供应点并成18个供应点后，发生了如下问题：
+
+　　（1）打断了赊销关系。原来它们对职工、市民约有20％的赊欠关系，但并点后，门前写上“各自谅之，概不赊欠”，赊销停止了。
+
+　　（2）原来老婆娃娃用个篮子买上些煤即可提回，现在需要掏钱才给送；原来干部告诉一声煤站即给送煤，现在也不行了，因此消费者有意见。
+
+　　（2）业主收入减少也不满意，原来每月收入约40—50元，现在因家庭户未定工薪，每月仅支取20—30元，不够开支，春节（旧年）只吃了一顿饺子，老婆娃娃不满。
+
+　　为此各有关部门和各级党委必须认真检查，根据内蒙党委2月26日指示精神，适当纠正。如在国务院决定公布后，仍然无组织无纪律去盲目合并而造成生产经营严重困难者，可查明情况适当处理。
+
+　　四、对雇佣4个职工以上的手工业归口改造问题。
+
+　　去年11月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精神曾规定，雇佣4个至9个职工的手工业，可以走合作道路，但也可采取两头带的办法去解决。现在根据北京经验和我们实践发生的有如下几个问题不好解决：（1）对所有制改变不便。（2）对资本家安排不便。（3）对工人拿股份基金和解决福利待遇不便。
+
+　　因此凡雇佣4至9人的手工业原则上应走公私合营道路，如已走合作化而企业财产已经打烂，目前资本家和职工又无意见者，可不再改变。如企业财产虽然打烂，而资本家和职工意见甚大者，可以允许走合营道路。合营后是归地方工业领导还是归生产联社领导，我们意见在主要城市合营的手工业原则上均划给工业部门领导，在一般县城集镇如原料供应、产品推销都和生产联社关系密切者可划归生产联社领导。某些行业虽和地方工业经营的产品关系密切，但因地方工业一时无力领导者亦可先由生产联社领导，以后再划归地方工业。交给生产联社领导者，对工人会籍亦应保留，一般福利亦不应取消。
+
+　　五、思想改造问题。
+
+　　由于改造运动进展较快，对一般资本家和职工及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宣传教育、思想发动工作还很不深入，又由于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作风有深厚的社会根源，不是一个运动所能解决的，因此还必须对私营工商业者深入地、长期地、系统地进行政治的、思想的教育工作。为此要求统战部门和宣传部门提出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改造规划，工会要对职工提出训练规划。限于4月底报党委统一研究。
+
+　　六、统一安排与调整商业人员过剩与不足的问题。
+
+　　我区乌市、多伦、赤峰、丰镇以及某些旧的城镇工商业人员均有过剩，但另外有些新兴的城镇及牧区、林区、矿区和新修铁路沿线却感不足，对此各地以地、市、盟为单位统盘考虑，全面规划，加以解决。如当地难以设法安置者，可报内蒙党委统一解决。
+
+　　在安排时应注意如下几点：
+
+　　（1）未安排前仍应采取措施，维持他们生产经营和生活。确定调整时必须详细调查，提出规划经批准才能调整，准备调出的私营工商业者，凡能参加学习者一律要经过短期训练，摸清政治历史情况，提高认识，以便担负新的工作。
+
+　　（2）调整时，要进行动员说服，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防止强迫命令，如能原摊迁走即原摊搬走，我们只派少数骨干加以领导即可。
+
+　　（3）各公私合营企业搬家有困难时亦可先将国、合企业搬一部分，让出当地市场由合营企业承担。
+
+　　七、对工商联相同业公会要原封不动加以保持，并在对工商业教育改造和生产经营中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作用，克服那些急于取消和消极等待的思想，经费仍按过去交纳，没有交的要补交。建立专业公司和总店要干部时，要在当地统战部统一掌握下加以适当调整，原则上不能损伤工商联及同业公会的工作。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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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46.txt
@@ -0,0 +1,127 @@
+# 中央批复关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
+
+　　（云南省委：）
+
+　　省委二月十一日转发“思茅地委关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阅悉。中央基本同意省委和思茅地委的意见，请省委再详加审正后，交思茅地委拟定实行土地改革的具体办法，经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且报告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
+　　 中  央一九五六年三月廿日
+
+　　來源：根据云南省委办公厅1956年3月27日收件电文。
+
+　　（附：）
+
+## 思茅地委关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傣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的意见
+
+## 一、基本情况
+
+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包括景洪、勐笼、勐混、勐腊、勐捧、易武、曼墩、勐海、勐遮、勐旺、勐往、勐养等12个版纳，面积近2万余平方公里。其中景洪、勐笼、勐混、勐腊、勐捧、易武、曼墩等7个版纳地连缅甸、老挝两国，与泰国也很接近。人口25万余人，其中傣族13万余人，聚居平坝；哈尼、布朗、汉、攸乐（基诺）、瑶、拉祜等族约11万余人，多住山区。
+
+## 二、土地改革的任务、要求和具体政策
+
+　　西双版纳傣族地区土地改革的基本任务是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废除各级领主的劳役、官租、各种特权剥削以及农民所欠领主的债务。为了使土改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巩固国防，在保证消灭封建、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前提下，采取白上而下的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在树立贫雇农优势的基础上要求通过土改认真发动和组织群众，团结和发动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集中力最反对封建领主制度，打击各级领主和农村当权头人的政治威风，摧毁封建领主的基层政权（火西制度），建立以贫雇农为领导力量的基层政权和整顿提高民兵武装，广泛深入地向各族农民进行阶级教育、民族团结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认真锻炼培养民族干部，注意选拔党、团员对象，有意识有计划地发展一批党、团员和建立农村党、团支部，以便在土改后紧跟上合作化运动，为第二个革命打下思想和组织基础。
+
+　　土改的策略口号是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各族劳动人民及其他各阶层人民，团结教育与群众有联系的民族领袖人物，采取自上而下的和平协商的方式，有步骤有分别地废除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度，逐步地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但必须使干部在思想上明确并在实际工作中贯彻执行“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区别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度”的阶级路线，土改中既坚定不移地依靠贫、雇农，又要认真团结和发动整个中农。必须指出：傣族地区中农比重很大，他们的向背决定土改的成败，同时，在封建领主制度下的中农，他们没有土地私有权，受封建劳役、官租及其他各种特权剥削，具有农奴性质，他们在反封建领主制度的斗争中是积极的，过去反官租斗争中已表明这点。因此改革中要积极地发动他们，针对他们的思想进行教育团结工作，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此外在划分农民阶级时，对于那些虽有足够“份地”，但缺乏其他生产资料，受牛租、债利剥削较重的人，应划为贫农。同时，在各种基层组织中，既要保证贫雇农占三分之二，也要有三分之一的中农积极分子参加领导。
+
+　　在改革期间，对民族上层，本着长期团结合作政策，保护“过关”，不算旧账，尤应做好“叭龙”一级以上领主、头人工作，并对他们进行适当安置。为了纯洁农村基层政权，今后在基层政权中，不再安置头人，村寨中的个别代表性较大的头人，可在上一级人民代表会议或协商委员会中予以安置（版纳一级可成立协商委员会）。生活确有困难者，可酌情予以补助。在改革期间，把他们组织到土改协商机构中，向他们交代政策，使其赞助或不反对土改，减少阻力。
+
+　　在废除封建领主对傣族区的土地所有制的同时，应废除傣族领主对山区其他少数民族的土地、山林所有权和各种封建的劳役、贡赋、特权、债务。至于山区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另作方案。
+
+　　据此，提出土地改革的各项具体政策如下：
+
+　　（一）对领主、地主的政策。土改中对各级领主、地主一般不剥夺其政治权利。
+
+　　没收领主的“私庄田”、“波郎田”、“头人田”、“陇达田”、“家族田”、“私田”等和地主的土地，废除领主、地主的各种地租、特权剥削和高利贷，其他财产坚决不动。在没收分配土地时，先留给领主、地主与农民同样的一份土地，如缺乏或丧失劳动力，可允许其雇工耕种或出租。为了从政治上使头人更多地分化靠我，一般可按其所划阶级成分待遇。“鲊”以下头人，除当权者外，可不视为领主集团分子。“叭”一级头人，本人一般应视为领主集团分子，其家庭仍按所属阶级成分待遇；如本人参加主要劳动，剥削轻微，政治罪恶不大，亦可不以领主集团分子看待。
+
+　　领主、地主在解放后直接劳动开垦的土地一律不动。
+
+　　领主直接经营的小块茶园、果园、樟脑林、鱼塘、小块林园及其他经济林木等一律不动。但派劳役（“白工”）经营者，仍应没收一部或全部。
+
+　　1953年后，领主、地主以夺佃、换佃、偷卖、赠送等方式转移分散的土地，一律无效。
+
+　　大块山林、荒地，以及领主派劳役经营的大茶园、大鱼塘等一律收归公有，已由农民耕种或使用者，继续由农民耕种或使用。
+
+　　（二）对富农的政策。富农自耕或雇工耕种的“家族田”、“私田”和“份地”坚决不动。但富农耕种领主的“私庄田”、“波郎田”、“头人田”、“陇达田”以及利用头人特权占用的土地，必须抽出统一分配。
+
+　　在个别地区，没收领主的土地，不能满足贫雇农的土地要求时，可经自治州工委批准征收富农出租和以高利贷抵进的土地，但必须留给相当于当地中农水平的一份土地。
+
+　　农民所欠富农的债务，属于解放前者，一律废除。属于解放后无纠纷者，不予过问。如有纠纷，可按政务院颁布的《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处理之。如农民确因贫困无力偿还者，可由乡人民委员会召集双方协商调处，分别采取缓期、减轻或免还等办法处理之。
+
+　　（三）宗教土地（“佛寺田”、“龙山田”、“鬼田”、“牛桩田”等）及债务一律不动。土改中坚决贯彻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对于各种群众性的宗教负担不予干涉，但头人利用政治特权进行强迫摊派的宗教性剥削，在群众提出反对要求时，可由政府调解予以解决。
+
+　　（四）小土地出租者的“份地”、“家族田”和“私田”坚决不动。
+
+　　（五）所有土地都在原耕基础上进行分配，分配土地以乡或数寨联合为单位，寨与寨间进行调整。
+
+　　凡没收领主的“私庄田”、“波郎田”、“头人田”、“陇达田”以及地主的土地，由原耕寨分配；如原耕寨多余转租给他寨耕种者，即由承租寨农民分配。
+
+　　凡没收领主、地主的“家族田”，在原则上都应不按家族统一进行分配，以打破原有的家族界限，加强农民内部的团结。但在某些落后地区，为了照顾傣族“家族田”只能在同一父系家族内互相传递、继承、调整的习惯，如本家族农民不愿分出族外时，个别的可允许分给本家族无田少田的农民，但不作公开宣传。
+
+　　“寨田”实质上是属于封建领主所有，但目前在群众中仍保持着“寨公有”的观念，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这种“寨公有”观念将逐步得到改变。但在改革中，这种落后的“寨公有”观念和“留后”思想的残余容易被封建领主利用来挑拨农民关系，抵制和破坏土改政策。为了加强农民内部的团结，集中力量打击封建领主制度，改革中只提废除封建领主对全区土地的所有制，不提没收“寨田”。冈此“寨田”在原耕基础上进行分配，有些村寨为了转嫁封建地租，把多余“寨田”以集体或单干户形式出租与外寨耕种，原则上一律留给租人寨原耕农民分配。但应教育出租寨农民：这种土地原是领主的，过去收入地租绝大部分转交领主或为村寨头人侵吞，废除领主所有制和各种剥削后，他们自耕的土地上不再出封建负担，从而获得真正实利。其在土改前已由出租寨收回，以致原租人寨无田少田者，应由乡人民委员会召集双方协商，本着团结互让精神交还原租入寨分配，但个别农户在解放前由于无力出国民党和领主负担将“份地”出租，现在反而缺田少田者，应根据实际情况由租佃双方协商，进行适当抽补调整。
+
+　　农民自耕的“寨田”、“家族田”和“私田”坚决不动。如没收领主、地主之土地以及在村寨之间进行调整，都不能满足当地雇、贫农土地要求时，应由政府帮助开荒或协助迁往别寨分地。必须教育干部和雇、贫农积极分子防止侵犯中农利益和雇、贫农民要求打乱平分的思想。
+
+　　原耕农民所种领主、地主之土地，必须抽出分配时，坚持做到自愿互利，不得强迫命令，一般在满足雇、贫农土地要求的原则下，应使其保留部分适当地稍多或稍好于当地农民分配土地平均数。
+
+　　（六）农民内部的债务按原约有效，若有纠纷由双方协商解决。
+
+　　（七）下列人员必须分给土地：
+
+　　现在领主家内的奴隶和佛寺的“寺奴”，必须分给一份土地。
+
+　　农村中的手工业工人、小贩、自由职业者及其家属，应酌情分给土地，但其职业收入足以经常维持其家庭生活者，可不分给。
+
+　　烈士家属（烈士本人得计算在家庭人口之内）、革命军人、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的工作人员及其家属均应分与农民同等一份的土地。
+
+　　老弱孤寡应分给一份土地，如不能自己经营者，并允许其出租。
+
+　　外出或外逃人员一律留给一份土地，由其家属代管；外逃为匪者，也应留给一份土地，由乡人民委员会代管，并争取其悔过自新。
+
+　　在分配土地时，对于只有一口或两口人而劳动力较强的农民，在本乡土地条件允许时，得分配稍多于一口或两口人的土地。
+
+　　和尚应计入其家庭人员之内分得一份土地。还俗佛爷应分给一份土地。
+
+　　凡居住在傣族地区的其他各族农民在土改中均分给一份土地。
+
+　　凡全家侨居外同的华侨，要求同国分田者，应分别情况处理：如在国外有固定职业，一般应予以劝阻；如无固定职业，牛活确有困难者，应分给一份土地。
+
+　　凡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外国侨民，在土改中要求分田者，应分给一份土地，有使用权，无所有权。但在土改中欲迁居我国的外围侨民要求分田者，应予以劝阻。
+
+　　分配土地时，应留一部分机动田，以不超过本乡已耕土地5%为原则。
+
+　　（八）傣族农民与不进行土改或暂不进行土改的山区民族问的租佃、典当、借贷关系继续有效。但山区农民租种领主、地主土地者，没收后可分给原耕农民。
+
+　　（九）凡牵连国外的租佃、借贷关系及山林、水利等问题一律不作处理。发生纠纷时按历史习惯解决。
+
+　　（十）关于划分农村阶级的年限，以1953年自治区成立时为准，连续上推三年，并适当注意到1953年以后的变化情况。如1953年为地主、富农，连续上推三年，仍为地主或富农者，即确定其地主或富农成分；如1953年已不是地主或富农，即不划为地主或富农。波郎以上的上层即为领主，不必再去划分。农民内部阶层由内部掌握，不再公开进行划分。
+
+　　关于划分阶级的标准，除依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进行划分外，应根据傣簇地区阶级分化的特点由自治州人民委员会制定划分阶级补充办法，报请省人民委员会批准后实行。在制定划分阶级的补充办法时，对于“波郎”以上的农村头人，在领主经济条件下，名义上没有土地权，一般占有和出租土地也不多，因此，必须根据其利用代理领主掌握全寨土地支配权，本人进行的各种劳役、官租、特权等剥削性质和剥削分量来确定其“地主”成分。虽有少量劳役、特权剥削，但本人参加主要劳动并以雇工、牛租等为主要剥削手段者，应划为富农。虽是富农而霸占和出租土地较多，并代领主征派劳役、官租并进行特权剥削者，可划为半地主式富农。不当权的头人或小头人本人参加主要劳动，剥削分量不超过其总收入25%者，应划为农民，但一般不能使其参加基层组织的领导工作。
+
+　　在划分地主、富农阶级成分时，统一交代政策，先由乡农代会提出名单，在群众中广泛讨论，由农民和地主、富农组成协商小组酝酿试划，交乡协商委员会协商，经本人同意，版纳人民委员会批准。
+
+　　（十一）土改中对解放后在部分先进地区已建立的农村基层组织（基层政权、民兵武装）如系当权头人或富农掌握，必须坚决清洗。对农民出身的旧的村干，应本教育提高方针，好的继续留用，对其中思想作风不纯的分子，只要不是反革命，一般都应团结改造，做到不伤感情，不为敌人利用，并鼓励其个人进步。在整顿基层组织时，应防止忽视团结提高旧村干，特别是不认真培养提拔雇、贫农新生力量的两种偏向。
+
+　　（十二）为保证土改政策贯彻实行，在土改期间，各版纳应组织人民法庭，用巡回审判方法，对破坏土改的反革命分子及一切违抗土改的现行犯，依法予以惩处，严禁乱捕、乱打、乱杀以及各种肉刑或变相肉刑（自治机关依此精神应制定单行法规）。
+
+　　土改中应结合进行反革命分子的摸底工作，但不搞镇反运动，即使已批准杀者，也应缓至土改后执行。
+
+　　（十三）领主、地主、富农所藏武器弹药，土改中通过协商和说服教育上缴自治机关；原蒋军埋藏的各种武器弹药，知情向政府告密者，酌予奖励。农民群众自有的猎枪一律不动。
+
+## 三、基本做法
+
+　　（一）土改方案经省委批准后，即召开自治州人民委员会讨论，通过试点。试点完毕后，召开自治州人民代表会议，充分反复协商，作出土改决议，制成单行法规，然后依照法律进行土改。
+
+　　（二）在通过土改决议，作出实施计划后，必须认真整训干部、组织力量切实依靠民族十部，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首先汉族干部要善于热情帮助提高他们，克服包办代替，同时也要教育民族干部热情欢迎汉族干部的帮助。在土改过程中，不断提高干部的政策思想水平，必须帮助干部全面深入分析情况，认识采取和平协商方式进行土地改革政策的依据，并对和平协商土地改革政策的实质和内容有一全而的、正确的理解。反复强调和平协商的积极意义，指出边疆土改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土改本身是一次革命，就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但基于边疆内外关系和民族特点，在土改方式上、斗争形式上可以让步。同时必须加强上层工作。随时防止干部在团结上层和发动群众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摇摆倾向。
+
+　　（三）土改开始时，必须做好各方面的安排工作，除对土改区的民族上层及宗教界代表人物必须首先做好安排工作外，对不进行土改或暂不进行土改的山区民族的上层和群众，必须充分交代政策，争取他们赞助傣族地区的改革。在此基础上稳步地进行群众工作。
+
+　　（四）白治州、版纳、乡人民代表会议、人民委员会是土改的法定执行机关，在以上三级人民委员会领导下设立和平协商土改委员会，作为农民与领主、地主的协商机关。由上层、农民（上层应略少于农民）组成。并有政府（或工作队）干部参加，协商会开会时，一般由农民代表担任主席。乡成立农民代表会议及农代常委会，是农民自己的组织，以便有领导地组织发动群众。上述两个机构均无最后决定权，有关土改中的重大问题，均由上级人民委员会或人民代表会议决定。
+
+　　（五）做好以上工作后，在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和平协商土改政策的前提下，认真地充分地进行群众工作。善于运用农民代表会议，通过土改的每一具体步骤，从划分阶级直到没收分配，认真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组织程度。
+
+　　（六）始终贯彻执行和平协商方法，认真做好民族上层的统战工作。在土改的每一步骤，甚至每一会议前后以及会议进程中，都要向他们打招呼，交代政策。在协商中对于上层的抵触和反抗，进行教育批评和适当斗争也是必要的，但这种斗争要掌握合理合法。有利有节，真正做到以理服人。
+
+　　（七）今冬明春在景洪开始试点，取得经验后，分期分批进行，1957年全部完成，如主观努力许可，争取1956年基本结束。
+
+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
+
+　　來源：根据2011年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土地改革》，及云南编辑组1983年《傣族地区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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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47.txt
@@ -0,0 +1,73 @@
+# 中共浙江省委关于本省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情况
+
+　　本省杭州、宁波、温州等7个市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在1月上旬以前基本上做好了准备工作。1月16日省委召开了7个市的市委书记会议，研究确定了7个市的改造具体计划。至1月23日7个市先后全部批准了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公私合营和合作化。目前清产核资工作。除绍兴、嘉兴、湖州3个市的个别行业尚未结束外，其余全部结束。对资方在职人员除少数进步核心分子安排为专业公司经理、副经理外，其余均原厂（店）原职未动。
+
+　　本省小城镇共有967个，其中2000人口以上的有218个。在今年1月前已有65个县进行了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典型试验工作，在2月份全面展开。目前已经结束第一阶段改造工作的有455个集镇，正在进行改造工作的有150个集镇，尚未进行改造的有362个集镇（主要是小集镇）。
+
+　　在改造运动过程中，各级党委均加强了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在党内外充分地进行了思想教育，及时地解决了运动中所发生的问题，因而获得了重大成绩，整个运动的发展是正常健康的。但也有不少缺点。
+
+　　兹将改造运动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
+## （一）关于改造的速度问题：
+
+　　本省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7个市在1月上旬以前一般均作好了如下准备工作：（1）建立了对资改造领导小组的办公机构，抽调和训练了2219个参加改造工作的干部，按行业建立了一批专业公司；（2）对干部、职工、手工业者和工商业者进行了宣传教育；（3）各地区完成了一批私营工商业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工作，取得了初步经验。根据上述条件，决定加速7个市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这是正确的。但是，各地区的同志产生了一种急躁情绪，怕做“小脚女人”，赶任务、赶时间，不根据本地区的实际可能条件，就想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硖石镇看到杭州市“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了，也在一个晚上发动全部私营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申请公私合营和合作化。根据上述情况，省委在1月下旬召开了由地、县委副书记、工业部长、财贸部长、统战部长及5000人口以上集镇的镇委书记参加的小城镇改造工作会议，具体分析了小城镇的特点和准备工作情况，提出了小城镇改造工作的意见。根据小城镇的改造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和春节供应紧张的情况，决定当前主要搞好春节的供应工作。春节前一律不进行改造工作。并强调要做好改造的准备工作，强调改造工作不但要快，而且更好，要讲究规格，对城镇之间、行业之间改造的时间上，不强求一律。这样，就保证了小城镇改造工作能够有计划有步骤的开展。
+
+## （二）关于小商业的改造形式问题：
+
+　　对小商业的改造主要是采取代销、经销的形式，在开始时思想上是不够明确的，因而在典型试验时，一般是实行公私合营和组织合作商店，并进行清产核资。1月24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小商业实行公私合营后仍然采取代销、经销的办法之后，我们即进行了研究，确定实行公私合营，清产核资、定息、拿工资的办法，只限于资本主义商业。对小商业只戴公私合营帽子，仍实行代销、经销。但是不少干部对小商业实行代销、经销抵触情绪很大，认为实行公私合营后，仍然代销、经销，这是“退步”，“不象个社会主义样子”，是“挂羊头卖狗肉”，有的甚至怀疑这种做法是“右倾”。因此，在清产核资时，就对一部分应该实行代销、经销的小商业也采取了清产核资，定息、拿工资的办法。7个市清产核资的面，经过调整后尚占总户数的21．9％（其中杭州占18％，宁波占16％，温州占21．3％，嘉兴占36．4％，金华占23．2％，绍兴占29．1％，湖州占35％），小城镇的清产核资面则更广，有的镇竟达到80％以上（主要在城市改造高潮时搞的）。
+
+　　我们对这一问题所采取的措施是：首先，通过电话会议和公开发表社论，向干部讲清楚小城镇的特点，改造的目的性和改造的任务及形式。批判和克服某些干部对小城镇改造的错误思想和做法；其次，对清产核资的面严格地加以控制，具体规定小城镇商业户清产核资面一般不超过总户数的2—3％，大镇一般不超过5％；第三，组织有关部门力量分头到各地进行检查督促。现在各地委正根据省委对小城镇改造工作的指示召开干部会议进行纠正。
+
+## （三）关于改造中的政策问题：
+
+　　1．清产核资。清产核资中一般是贯彻了“宽”和“了”的精神的，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干部和职工较普遍地存在着扣得紧的思想和做法，如对低价易耗品有的地区规定二元以下一律不估价，二元至二百元的一律按50％估价。对家厂（店）不分的企业应该从宽处理的一些东西也斤斤计较（如对收音机、床铺、脚盆、手电筒、锅子等），个别地方对家厂（店）不分企业的房屋在清产核资中全部划归企业，并叫业主迁出。有的地区对资本家的挂欠不是实事求是地了结，而是在资本家今后的工资和定息中扣除等等。
+
+　　我们对清产核资工作主要采取了如下措施：（1）组织有关干部学习了“中央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于财产清理估价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原则的指示”和“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2）各地在进行清产核资时，首先应在一、二个行业做好典型试验，然后再全面展开，不机械规定清产核资的时间。（3）对各地在清产核资中所发生的具体问题（共六十余条），进行了研究，及时地通过电话会议作了解答。（4）根据中央指示及国务院的规定的精神，对本省各地在清产核资中遇到的若干具体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由省委转发各地。（5）决定清产核资面只限于资本主义工商业。（6）充分与资本家协商，并运用和发挥进步核心分子的作用和发挥职工的监督作用。
+
+　　2．对资方实职人员的工作职位和薪金待遇问题。从改造运动开始时，对资本家的工作和薪金，我们就提出暂时一律维持原状。因此，除在改造高潮前进行试点的行业已全面地对资方实职人员作了安排和在高潮中公私合营的行业对个别进步核心分子安排以较高的职务（如专业公司经理、副经理等）外，其余人员均原厂（店）原职未动。对他们原有的工资一般维持原状。
+
+　　不少干部和职工对适当的安排资本家的工作，这是进一步改造他们的必要条件是认识不足的。有的只愿意接受企业，不愿意改造资本家。尤其是安排资本家担任领导职务有抵触情绪。如有的干部认为“眉毛早出世，还是胡子长”。职工认为资本家过去剥削我们、压迫我们，今天还是领导我们，心中不服。
+
+　　从试点行业已经安排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符合“量才使用，辅之以适当照顾”的原则的，但也存在着如下问题：
+
+　　（1）个别地区对产不抵债户的资方实职人员未予安排工作（如杭州市百货业有2户未安排工作，亦不发工资）。
+
+　　有的地区在安排时对资方实职人员的调动面过大，如杭州市百货业全业资方原经理级48人，安排后调离本企业的有13人，其中有些是应该调动的（如被提拔的），有些是不应该调动的，如南星桥同和仁记原经理杨耕云因为思想落后，在安排时由经理降为营业员，将该店学徒提升为经理，又调入另一小业主担任该店的副经理，并将其妻（有吃奶的孩子）调入湖宾儿童用具百货商店工作（距家庭有十里路）。工商界反映“合营后夫离妻散”。
+
+　　（3）个别地区对手工业资本家参加合作社按照地主、富农分子参加合作社的办法来对待，把他们作为候补社员。
+
+　　（4）对资本家的薪金待遇，一般均维持原状，但也有个别企业未经领导批准对个别薪金待遇高的资本家的工资进行了调整（如民丰、华丰将资本家金润庠、金志朗的薪金从2月份起降低50％，是自己申请，厂党委批准的）。有的地区对小业主的工资也作了调整，予以降低。如平湖县乍浦镇将饮食业潘良官原来每月收入30元到40元，现在评定为每月工资24元。
+
+　　对资方在职人员的安排问题，省委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小组向省委提出了“关于目前在新公私合营企业中安排资方在职人员的意见的报告”和“关于各地在安排资方在职人员中提出的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现经省委转发各地。各地正根据上述报告和意见进行人事安排的准备工作。
+
+　　3．定息问题。新公私合营企业目前主要是做好生产经营和清产核资工作。对私股的定息工作目前主要是做好准备，如准备组织力量进行典型试验，党内外进行宣传教育，结合清产核资收集一些必要的资料等。定息工作的全面展开，拟推迟到下半年。由于某些干部对定息工作的复杂性认识不足，存在简单急躁的情绪，因而，少数地区未经批准，即与资本家进行了协商确定了息率，如建德城关镇已初步确定息率，一般是3—4厘，最高的（照相）5厘，最低的（国药业）3厘。平阳县确定固定资产3厘，流动资产4厘，永嘉县固定资产2厘3，流动资产4厘。
+
+　　对已经确定息率的行业，我们准备这样处理：已经公私双方协商确定息率的，可暂不批准；已经批准的，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对公私合营企业私股推行定息办法的指示”及“国务院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加以检查总结，以吸取经验，并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对符合上述指示和规定的则不再变动（但不能作为今后推行定息的标准），对息率偏高偏低不合理的，应在全面推行定息时加以调整，对正在准备推行定息的业户，应暂时一律停止推行。
+
+　　4．动员帐外资金投资问题。在改造运动中各地都发生过少数干部和部分资本家骨干分子动员工商业者把帐外资产投入企业，曾因此引起工商业者的顾虑。有的地区的干部号召资本家投资立功。淳安县工商联向全县各区工商联发出通报，介绍该县桥临区桥西工商小组工商业户投资情况和经验，并号召其他工商业者应以实际行动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立功”。省委发现这个问题后，曾迭次电告各地党委加以制止，并规定不作宣传、不作动员，对于资本家完全自愿，确有游资，和投资后不影响其家庭生活者，也须经市委审查批准后才可以接受等办法，制止了动员工商界帐外资产投资的偏向的继续发展。
+
+　　5．不应该直接过渡为国营的过渡为国营。如金华市把私营工业中的被服、酿造、针织等八个厂及商业中戏院、浴室、理发等31户直接过渡为国营。（现已纠正）
+
+　　（四）关于生产经营和经济改组问题。在改造运动开始时提出了“生产经营、改造两不误”的方针，各地一般是执行了这一方针的。但是在运动高潮的三、五天中由于领导精力主要集中于抓改造工作，因而曾一度出现生产经营不够正常，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发现这一情况后，即提出了把改造高潮引导到生产高潮方面去，并采取了如下措施：（1）规定公私合营企业中原有的进、销货办法、管理制度、财务会计制度、工资和服务制度等暂时不变。（2）规定公私合营以后不能随便并厂、并店。（3）组织职工开展社会主义竞赛。（4）对资本家进行搞好生产经营的教育，克服他们的消极等待思想。（5）在各行业公私合营工作委员会内以及企业内的党、政、工、团，采取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的办法，既有人专管改造，又有人专管生产。采取上述具体措施后，生产经营情况迅速好转。不少公私合营厂在生产上出现了开厂以来的新纪录，许多商店的营业额比公私合营前上升了。
+
+　　但是，有部分同志对于在改造过程中必须保证生产、经营正常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急于改变旧的经营管理等制度，因而会发生如下问题：（1）有的地区采取突击的方式进行清产核资工作，限期完成任务，甚至有的厂店停止生产经营，关起门来进行清产核资。如上虞县下令停工二天进行清产核资工作。（2）有些专业公司的干部缺乏生产管理工作的经验，在工厂中更换生产品种，不考虑企业的设备条件和技术能力，也不给以必要的准备时间，轻易改变生产品种，结果，生产下降，废品率很高。如杭州市震旦铁工厂，原来生产自来水表、火表等，观改成生产喷雾器，因而使机器设备闲置，有些技术人员无事可做。（3）有些地区轻易改变经营管理制度，温州市将五百多户商店实行“五统”（即：资金统一，进货统一，盈亏统一，费用统一，人事调度统一），打乱了原来的进销货关系，影响了商品的流转和从业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并订出了一套复杂的帐册报表制度，如饮食业万寿合作食堂的帐册就有成品、半成品、加工品等十多个项目，豆腐浆店的报表分出5分1碗、6分1碗、1角1碗和甜的、咸的等项目，小摊贩反映：“1天的营业要化2天的时间填报表”。（4）有些地区的个别行业改变了原有的服务制度，萧山城关镇饭菜业，过去是先吃饭后付钱，现在改为先付钱买票后吃饭，群众意见很大，绍兴安昌镇国药业，合营前对农民实行赊销，合营后即停止，因而营业下降，农民则不满；有的地区缩短了营业时间，如萧山城关镇南北货业合营前营业到夜里八、九点钟，夜里顾客来买东西也供应，合营后，全业规定一律在早上7时开门营业，晚上7时打烊，并且规定打烊后一律不作买卖。（5）有些地区随便调高价格，如余姚阳明区理发店改造前是1角5分，现在提高到2角。群众反映“拿高档的钱，剃低档的头”。
+
+　　最严重的是经济改组问题。在改造运动开始时虽然提出了暂时原封不动，但是有些地区的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思想上存在着好大喜功和单纯地从管理方便出发，盲目地进行经济改组，有的盲目大合并（如温州市将17个行业的1656户坐商合并为393户），有的将应该分散生产的而集中生产（如余姚上塘街将全部上鞋、理发、茶食店、摊都并到五车堰去）；有的将应该流动生产的而固定化（如诸暨城关镇将流动鞋店、摊贩30多户并为一户固定在城里），等等。以上这些情况，不但使营业下降，收入减少，影响到从业人员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并且造成了消费者的不便和不满。
+
+　　以上这些问题虽然不是普遍的，但是已经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为此，省委工业交通部、财贸部根据“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规定”的精神，提出了具体的处理意见，现省委已转发各地，责成各地进行适当的处理。
+
+　　今后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除开展劳动竞赛改进管理、搞好生产经营，继续处理好清产核资以及对资方实职人员的安排以外，还必须注意研究以下问题：
+
+　　1．对小商业的安排问题。目前小商业户营业下降，难以维持，要求安排解决。据金华地区反映：目前小商户，小摊贩经营很困难而且面亦很广。如诸暨枫桥镇在1月份统计，其亏损户就占总户数的55．2％，特别是小城镇的服务性行业（茶馆、酒店）营业更困难。其原因有：（1）改造中干部只重改造而忽视生产安排，特别是对小商安排更差；（2）农村农业合作化后，为了节省劳动力，一般都是集体到城镇去成批购买、分散零买减少，而小商业户备货不足，不能满足集体批购要求，因此一般均流向国营公司、合作社、合营商店；（3）部分地区私私之间借贷、赊销关系中止，资金周转困难；（4）改造后代销手续费较前批零时低，如百货业过去私营自营时批零差价16％，而现在代销则只6％，如扩大营业又有困难，若按过去又难维持；（5）农业合作化后到城镇吃茶、吃饭的人大大减少。
+
+　　2．关于经济改组问题：
+
+　　原有资本主义经济，在商业方面，商业网的分布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工业方面，一般是零星分散、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如果不进行必要的经济改组工作，就不能迅速提高生产力，充分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需要。但经济改组工作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有准备有计划地进行。因此，一方面既要坚决反对和克服不经调查研究就盲目地进行合并改组，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可能发生的对经济改组工作上的消极情绪，不去认真地积极地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保证搞好当前生产经营的前提下按行业地进行调查研究，充分征求群众意见，根据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通盘考虑，订出合并、编组（统一管理、分散生产）、人员调整、维持原状和组织送货下乡等改组方案，并经领导批准后贯彻执行。
+
+　　3．关于专业公司问题：
+
+　　各市、县在工业、商业方面，都分别按行业建立了若干专业公司（有些是综合公司），保证了胜利地进行改造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目前专业公司尚有以下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解决：（1）以县为单位建立专业公司，还是以专区为单位建立专业公司，以何者为宜？（2）专业公司与上级工业、商业局科室组织的关系问题。（3）专业公司内部机构的建立和明确分工问题。（4）专业公司对资本家如何进行教育的问题。（5）上下公司的“对口”问题。（6）如何有效地实现对代销经销户的领导管理问题。
+
+　　· 来源：
+
+　　浙江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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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48.txt
@@ -0,0 +1,45 @@
+# 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区私营工商业改造问题给青海省委的复示
+
+　　同意你们二月二十二日关于农业区私营工商业改造情况和存在问题的报告。对小商小贩的组织形式，主要的采取公私合营的．经销代销形式是可行的，并望注意总结经验。惟对于公私合营定资定息的商店，年终盈余，除付工资、付息、提奖金外，其余全部作为公积金，而不上缴所属的专业公司，似不妥当，请你们再加考虑。
+
+　　（附：）
+
+## 中共青海省委关于农业区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报告
+
+## （1956年2月22日）
+
+　　我省农业区对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截止目前，已纳入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合作形式的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者，已达总户数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其中公私合营和合作的工业户占原有户数的百分之八九点四，个体手工业者全部参加了合作组织；私营商业的座商，实行了公私合营和合作的占原有户数的百分之九五左右。
+
+　　目前各地区、各行业的财产清理和人事安排工作，已初步进行了一下，现正在分别进行细致的复查和估价工作，准备定股和按照市场需要与有利改造等方面，详细研究和解决公私合营以后的具体问题，同时，根据地区、行业的不同情况，着手研究定息的幅度，预计在今年五月底前，全省农业区市镇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可告一段落。
+
+　　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因而迅速的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企业纳入合营和合作后，进一步把私营工商业者纳入了国家的计划轨道，给今后彻底改变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通过反复的宣传教育，提高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了只有走社会主义，才有光明的前途。不少业主自动实报资金或拿出积存的帐外财产（拿出帐外资金是好的，但不应予以提倡和号召）据目前不完全统计，自动拿出帐外资金的有黄金一九六两，白银四，○二○点九两，银元一八，○○○枚，人民币七三，七二五元；随着企业的合营，劳资关系有所改变，生产经营也出现了新的气象。工业方面：协民翻砂厂生产的产品，合营后不但质量有所提高，而且产量较前增加了一倍。商业方面：有的合营商店，为了便利群众购买，春节中组织了流动小组，送货上门，受到了群众欢迎。西宁市有些行业，在职工群众的推动下，还提出了积极组织货源，增加经营品种和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等口号，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
+
+　　这一时期工作虽有上述成绩，但是由于我们从原先的分期分批试点而后全面开展的工作方法，迅速转变为先一律批准合营，然后清产核资，第三步进行人事安排和调整商业网的工作方法，在思想上准备不够，对迅速宣布合营后可能发生的问题，缺乏预见性。因而，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
+　　首先，在商业网的调整上，由于我们对一般不动，逐步个别调整的原则强调不够；针对小商户居多的市场特点，宣布公私合营后，为刺激他们的积极性，必须采取多样的改造形式认识不清；加之，一些业务部门的干部，缺乏群众观点，片面的从便利领导管理出发，而产生了过早和过大的收缩合并的偏向。突出的如湟中县鲁沙尔市场，将原有的二二四个经营点合并为二八〔个〕点，并将一部分行商和全部摊贩并为座商。
+
+　　其次，在初步清产过程中，对“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宜宽不宜严”的精神贯彻不够，未能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很好的加以区分，发生了清产范围偏宽的倾向，而引起一些商户的不满。如民和县一商人因不满意清点他的自行车，半夜叫开工作组的门，讽刺干部说：“我想通了，清点吧！我明天还要准备些酒菜，请你们吃一顿”。有些人对清产核资还有抵触情绪。有的将已失去使用价值的废品，也拿出要求清点，有的在应清点的货物中掺杂掺假，以坏顶好等方式，企图增大资本额。
+
+　　另外，有些地区干部对改变私商经营管理制度的复杂性认识不足，过早的或不适当地在这些合营企业中建立国营商业的一套制度，有的行业一天早、晚学习三小时半，有的规定当天要填报进销日报表，致一些识字不多的从业人员，常因报表不能及时送出，思想负担很大，程度不同的妨碍了经营积极性；特别由于有些行业营业时间缩短，使消费者感到购买不便。
+
+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总结经验，及时解决现存问题和布置今后工作，省委对私改造九人小组于二月五日至八日召开了全省农业区对私改造工作汇报会议，除了肯定工作成绩外，较集中的批判了那些主观简单的工作方法，并在今后工作中强调了如下几点：
+
+　　一、对于商业网的调整，一般应当稍缓进行，少数需要调整时，也必须根据便利群众购买，合乎经济核算，便于领导和人事安排的原则，很好研究，慎重进行。
+
+　　二、根据我省绝大多数为小商小贩，很多城镇系农村市场的具体情况，改造形式应当主要采取公私合营的经销代销形式。经销者以批零差价为收入，代销者以手续费为收入，这种类似计件工资制的办法，可以更好的刺激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对有些宣布了公私合营的小商店，已经把几个商店并成了一个商店时，可以试行定股、定息、定工资的办法，就是按资金的数目定股，按规定的利率按季付息，按工资的等级或定额按月支付工资。但是，在核算时，应在专业公司的领导下，可以合并后的商店为单位独立进行核算，年终盈余除付工资，定息和视必要提取适当的奖励金外，其余全部作为公积金。这样做的好处：
+
+　　（1）可以继续保持他们原有的进销货路线，刺激其经营积极性；
+
+　　（2）可以促使其经营多种多样的商品，保持原有或刺激他们增加营业时间，便利群众购买；
+
+　　（3）几户合资经营，可以解决分散经营户小资金不足的困难；
+
+　　（4）收入增加，可以更好的维持他们的生活，并能积累公共资金，国家也可以有计划、有秩序的对他们进行改造工作。
+
+　　会议上还强调了现在宣布了公私合营和合作，仅是进一步深入改造工作的开始，并不等于彻底改变了所有制，更复杂、更细致的工作还在今后，因此必须经常不断的对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教育，批判其不利于改造的消极依靠思想，以积极搞好生产、经营的实际行动作为是否真诚接受改造的一个标志，审核财产清理与估价工作中，仍坚决贯彻中央“宽”“了”的指示精神，在经营管理上，要保持私营工商业者原有的进销货路线，教育他们积极组织货源，增多经营品种，不要盲目的搬用国营企业的一套制度，避免引起不应有的混乱情况，以保证市场供应。
+
+　　不妥之处，请批示。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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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5 @@
+# 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第一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的报告及附件
+
+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
+　　现将中央监察委员会1956年2月21日关于第一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和附送的三个文件发给你们。
+
+　　一、中央批准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在农业合作化中的监察工作的决定》，望各级党委督促执行。
+
+　　二、中央原则同意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处理农村中共产党员违反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和《关于肃反斗争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可以在各地试行，在执行过程中如遇有问题时，望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
+
+　　三、凡是党的监察组织机构不健全、干部有缺额和质量很差的地方，各级党委应该根据中央过去的指示，尽快地认真地加以解决。
+
+　　附中央监察委员会向中央的报告和三个附件
+
+　　 中央1956年3月24日
+
+## 中央监委关于第一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的报告
+
+　　（中央：）
+
+　　我们于1955年12月12日到26日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党的监察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几个重点省辖市、地方、县监委的书记、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委、中直党委和国家机关党委的负责干部共76人。在会议中首先由钱瑛同志传达了主席关于反对保守主义的指示，王从吾同志对中央监委提交这次会议讨论的《关于加强党在农业合作化中的监察工作的决定》、《关于处理农村中共产党员违反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关于肃反斗争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等3个文件草案作了说明。接着，进行了4天的小组讨论和3天的大会发言，最后由王从吾同志就会议中提出的若干问题作了结论。
+
+　　这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讨论修改中央监委提交会议的3个文件草案，贯彻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精神。会议揭发和批判了在党的监察工作中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进一步明确了在农业合作化中党的监察工作的基本任务，强调指出了党的监察组织和干部在对坏人坏事斗争中应有的正确态度和立场，扭转了一些同志认为党的监察工作不能进行全面规划的思想，研究了全面规划的方法和内容，定出了监察工作的一些基本做法，研究了在农村中和肃反斗争中有关执行党纪的政策界限问题，统一了思想。到会同志认为这次会议开得适时，对自己教育很大，工作有了办法和信心。
+
+　　会议上还反映出在党的监察工作中的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在对坏人坏事进行斗争中特别是这种斗争牵涉到负责干部的时候，某些党的组织和领导干部不积极地进行领导和支持，因此使不少重要的案件长期拖延，得不到解决，引起党内外群众的不满。为了克服这种现象，我们在会议的结论和决定中都强调地提出了党的监委必须积极主动，加强对同级党委和上级监委的请示报告，依靠党依靠群众，克服困难，把工作做好，同时，要求各地党委加强对党的监察工作的统一领导，以提高党的监察工作的战斗作用。
+
+　　二是许多地区监委健全机构和配备干部的工作进行得异常迟缓，在使用专职干部中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
+　　第一，干部数量少。根据25个省市的统计，按编制规定应有监委干部12232人，现有干部7430人，还缺4802人，占编制总数的40％，并且还有505个应成立监委的单位，一个干部也没有（多数是厂矿和部分的县）。如四川省按编制规定应有监委专职干部900多人，现在仅有400人。四川、青海和不少厂矿连监委的编制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
+　　第二，干部质量差。主要表现在干部工作能力弱，不称职。不少地方没有执行中央所规定的监委书记应该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的规定，省监委专职副书记有些比省委的副部长还弱，县监委专职副书记有二十二级的干部担任的，据25个省市6674名监委干部的统计，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仅有164名，二十一级以下的干部有2929人，占44％，县监委的秘书和监察员大部分是二十三四级的干部，还有二十六级的干部，这些干部不要说去检查机关干部中的违反党纪的案件，就是检查农村党员中的违反党纪案件也有困难。不少地方监委没有设专职书记或副书记，具体工作没有专人领导，由于监委干部质量差，缺乏领导核心，使工作很难开展。
+
+　　第三，干部调动频繁。不注意监委干部的适当稳定，抽走强的补充弱的或只抽不补的情况很普遍。如江苏省自1954年4月以来纪（监）委领导干部被调出32人。粤东区原有10个专职监委书记或副书记，现已调走5人。由于监委的干部调动频繁，致使监委的干部不作长期打算，不能熟悉业务，不能积累工作经验。
+
+　　第四，专职干部不能专用。不少县监委的干部被抽调长期去做中心工作或其他工作，有的甚至被抽光，使监委长期“关门”，案件大量地长期地积压。如河南省新乡地区56个专职干部中，被长期抽去做其他工作的有38人。广西省陆川县委纪委会副书记被调做其他工作一年半才回来。有些县纪委干部都被抽去，群众来访无人接待，来信无人处理，造成党员和群众的申诉、控告信件的积压、霉坏和损失，给监（纪）委工作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
+　　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了少数地方确因干部缺乏而一时不能配备以及监委本身积极主动地要求党委给配备干部不够以外，主要是由于有的党委的某些领导同志对于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加强党的监察工作的严重意义认识不足，对中央关于配备监委干部的指示认真贯彻执行不够，认为党的监察工作“可有可无”、“可多做可少做”、“不如其他工作重要”，致使上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　　根据以上的情况，要求有关党委迅速解决监委干部和建立监委机构问题，特提出如下意见：
+
+　　（一）要求各地党委将所有应该建立监委而还没有建立的单位务必在1956年第一季度内把监委建立起来，并且在1956年第二季度内将监委的干部逐步配齐。
+
+　　（二）配备干部要强调质量。按照中央规定的挑选党的监察干部的条件和中央监委关于加强党在农业合作化中监察工作的决定中的要求配备干部。
+
+　　（三）适当地稳定党的监察干部，不要轻易调动，调动党的监察干部时应该同监委商量。
+
+　　（四）在干部使用上，因为党的监察干部数量很少，尽量少抽调党的监察干部去做其他工作，要使党的监察干部从开展监察工作中来保证中心任务和其他工作任务的完成。
+
+　　以上意见是否适当，请批示。
+
+　　中央监察委员会
+
+　　1956年2月21日
+
+　　（附：）
+
+　　（一）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在农业合作化中的监察工作的决定
+
+　　（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处理农村中共产党员违反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
+
+　　（三）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肃反斗争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
+
+##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加强党在农业合作化中的监察工作的决定
+
+## （1956年1月1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
+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同志《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和党的七届六中全会根据这一报告所通过的决议，是过渡时期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必须坚决地为实现这一决议而积极工作。
+
+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已经在全国胜利实现，并正在走向完全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农业合作化正在加速地改变着农村的生产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广泛、非常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反映到党内就表现在农村中某些党组织的不纯，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钻入党内破坏合作化，还表现在有些共产党员违法乱纪，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违反和破坏党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贪污盗窃公共财产，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因此，在农业合作化中党的监察工作任务非常艰巨。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多数已经注意了在农业合作化中加强党的监察工作，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检查处理了农村党员中阻碍农业合作化等违反党纪的大量案件，清除了一些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处分了一些犯有严重的或比较严重的错误的党员，少数地区还初步地总结了围绕着农业合作化来开展党的监察工作的经验。这对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以及提高党的监察工作的政策思想和业务水平等方面，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农业合作化中党的监察工作还远落在迅速发展的斗争形势的后面。这主要表现在党的监察机关没有紧密地结合着农业合作化这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来全面地规划党的监察工作，有的监察委员会对于以合作化为中心来开展党的监察工作的思想不明确，有的监察委员会对于党内阻碍和破坏合作化的行为，没有严肃地及时地进行处理。在对坏人坏事斗争当中，尤其是当这种斗争牵涉到比较负责的党员干部的时候，有些同志往往表现患得患失，不坚持原则，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对于某些有教育意义的案件也不作公开的处理。有的党的监察委员会没有集体领导或集体领导很差，委员会不起作用或作用很小，机构不灵，办事拖拉，案件大量积压；当工作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积极主动地设法克服困难，而是抱消极悲观态度，强调客观原因。以上这些就损害了党的纪律的严肃性，就不能有力地支持和鼓舞干部和群众对坏人坏事斗争的积极性。这种落后状态的存在，主要是由于不认真研究党的政策，不经常深入群众去了解实际情况，满足于现状，缺乏批评和自我批评，因此，就认识不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和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就不能按照社会主义的要求将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
+
+　　为了加强农业合作化中党的监察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必须明确党的监察工作的任务：凡是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必须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农业合作化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同党内违反和破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和破坏农业生产的坏人坏事作坚决的斗争，加强党的纪律和党的战斗作用，以保证农业合作化的健康发展和巩固，保证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彻底胜利。为了实现这一基本任务，根据农村中党的组织当中存在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几项具体的斗争任务：
+
+　　（一）清除一切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严肃地处理包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共产党员；
+
+　　（二）反对和制止共产党员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破坏农业生产的行为；
+
+　　（三）反对和制止共产党员贪污盗窃、腐化堕落及其他违法乱纪的行为；
+
+　　（四）反对和制止共产党员破坏党的团结、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等行为。
+
+　　上述任务，同时也就是当前为贯彻执行党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中的主要斗争目标。党的监察委员会，必须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认真贯彻执行。
+
+　　一、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全面规划。全面规划是使党的监察工作能够适应迅速发展的农业合作化的要求，防止领导思想落后于客观实际，克服工作中的盲目被动现象的重要方法。
+
+　　（一）进行全面规划应该根据党在农业合作化中监察工作的任务，按照党委对各个时期中心任务的规划，针对农业合作化中党员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情况，正确地分析客观条件和监察机关的力量，适当地规定监察工作的各项指标、工作步骤、工作重点；上下级监察委员会适当分工，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组织和使用有关方面的力量。各省、市、自治区监察委员会，除进行本身工作的规划外，并且应该有重点地指导和帮助一两个县进行全面规划，以便取得经验，指导全面工作。
+
+　　（二）可以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工作着手：检査处理案件方面，如受理控告申诉、清理积压案件和检查处理案件等；组织建设方面，如建立和健全组织，调配、调整、培养、训练干部等；业务指导方面，如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加强宣传教育工作，总结工作，交流经验等。
+
+　　（三）应该全盘考虑，防止顾此失彼。应该规定必要的数字、必要的期限和应有的质量，以便使工作有明确的指标，达到更多、更快、更好的要求。但是对于有些暂时不可能规定数字的事项，开始可以只规定期限和质量的要求。全面规划，开始可以先作出轮廓的规划，以后在实际执行当中再逐步补充和修正。
+
+　　二、依靠广大党员和群众，对坏人坏事进行坚决的斗争。党的监察委员会必须广泛地深入地了解共产党员违反党纪的行为，及时地揭发和纠正共产党员的错误，并且将了解到的关于党的组织和党员中违反纪律的情况，及时地向党委和上级监察委员会直至中央反映。坚决地反对纵容姑息、包庇坏人坏事、对党不忠实反映情况的恶劣行为。
+
+　　在广大农村中开展党的监察工作，应该依靠区、乡党的组织来进行，因此，应该指定党的区委和乡支部的书记或副书记来兼管党的监察工作。县一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应该经常地检查区、乡两级党的组织执行党纪的情况，及时地指导和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总结经验，不断改进工作。党的监察委员会还必须密切同广大群众的联系，依靠广大群众对于党员进行经常的监督，根据群众的检举控告和通过各人民团体的了解来发现坏人坏事。因此，一定要做好人民来信和来访方面的工作，认真地、及时地处理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检举和控诉的案件，反对某些党的监察组织不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对群众的来信拖延积压不负责任的官僚主义作风。
+
+　　党的监察工作干部对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时候，必须以身作则地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应该有任何个人顾虑，不怕坏人打击报复，维护党的利益，坚持党的原则，向坏人坏事斗争到底。只要相信党、相信群众的力量，依靠广大党员和群众，就一定能够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有力的支持，取得斗争的胜利。
+
+　　三、正确地、及时地检查处理案件。
+
+　　（一）党的监察委员会在检查处理案件中，必须坚持既严肃又谨慎的方针，对于任何违反纪律的党员都必须按照党章规定的原则，采取严肃的态度加以处理，不允许纵容姑息，不允许在党内有两种纪律。同时，在处理违反纪律党员的时候，还必须十分谨慎，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深入地进行调查，掌握确实材料，缜密分析，弄清问题的性质，分清是非轻重，全面考虑，正确处理。坚决反对检查处理案件中的主观性、片面性和粗枝大叶、不负责任的工作作风。
+
+　　（二）党的监察委员会在检查案件的时候，应该根据党的中心任务的要求，针对当前党员中的主要错误倾向，在一定的时间内，选择重点地区或部门，集中力量（包括组织有关方面的力量），彻底检查某种主要错误行为。这样做，能够更好地保证中心工作的完成。
+
+　　（三）要有力地打击坏人坏事，广泛地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还必须根据中心工作的要求，经常地正确地选择有教育意义的典型的违反党纪的案件，大张旗鼓地进行公开的处理。
+
+　　（四）党的监察委员会必须同国家监察机关及其他有关部门密切配合，经常互通情况，统一组织力量，联合检查案件。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党和国家的监察机关的干部可以互相兼职。在处理案件的时候，可以互相提供意见。
+
+　　（五）结合整党整社检查处理案件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进行监察工作的一个很重要的做法，这样，在工作的步骤上、方法上和人力的使用上都可以密切结合，协同一致。具体做法一般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第一步，根据整党整社计划制定监察工作的计划；第二步，结合整党教育进行纪律教育；第三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错误；第四步，组织处理，党的监察委员会对应该受党纪处分的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关于处分党员和党的组织的批准权限和手续统一地进行处理。
+
+　　（六）在结合有关部门和推动区、乡两级党的组织检查处理案件的时候，党的监察委员会应该在业务上加以指导。
+
+　　四、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该经常地、广泛地利用各种机会向全体党员和广大群众进行有关党的监察工作的任务、方针、政策的宣传和关于加强党的纪律的教育，特别是要拿典型案件的事例进行宣传教育，提高党员的觉悟，使党员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同时使群众懂得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性，加强群众性的监督，从积极方面来减少和防止党员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那种只管处分党员，不注意在党员、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的做法，必须加以纠正。
+
+　　这种宣传教育工作应该有计划有准备地经常地进行，要积极主动，不要怕麻烦。可以采取以下这些方法：由党委的领导干部或由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负责人员在各种干部会议、党校或党员训练班上作报告，在支部上党课的时候讲解有关党纪教育的材料，经过党委或由党的监察委员会发布有关党的监察工作的指示和通报，在党刊和党报上发表有关党的监察工作的评论和文章，公布有教育意义的典型案件和登载对党员错误的处分决定等。这种宣传教育应该联系实际进行讨论和揭发。此外，在党委布置中心工作的时候，党的监察委员会可以针对党员在工作中可能发生的错误，向党员进行遵守党纪的教育，以防止违反纪律事件的发生。
+
+　　五、加强集体领导，改善领导方法。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织起来并根据这个原则进行工作的，因此，必须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必须切实地实行集体领导，不断地研究改进自己的领导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为此：
+
+　　（一）各级监察委员会必须健全集体领导的制度，按照规定认真地开好委员会议和常委会议，一切重大问题或应该处理的案件，都必须提到委员会或常委会上讨论决定。会议的召开必须有计划、有准备，够法定人数，会议要有决议，对于决议的执行情况要认真地进行检查。
+
+　　（二）党的上级监察委员会，必须有计划地、经常地深入下层，检查下级监察委员会的工作，加强对下级监察委员会的思想指导和业务指导，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困难问题，下级监察委员会也必须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认真负责地经常向上级监察委员会反映工作情况。
+
+　　（三）总结工作，交流经验。党的各级监察委员会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采取各种方式，在一定时期或在每项中心工作和某一重大案件结束的时候，认真地总结工作吸取经验教训。总结工作的时候，要有明确的目的和正确的指导思想，要抓典型材料，要分析、综合，从思想上加以提高，对已有的经验应该及时总结迅速交流，不要等到认为完善无缺的时候才拿下去，应当在实践中逐渐补充使它完善起来。上级监察委员会还应该注意帮助下级监察委员会总结工作。
+
+　　（四）为了改进集体领导，改善领导方法，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有不同的意见要提倡争论，经过争论取得思想的一致。特别要提倡自下而上的批评，经常征求下级监察委员会和下级干部的意见，以便及时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
+
+　　六、加强组织建设。现在有些地方还没有成立党的监察委员会，各级监察委员会干部还有将近半数没有配备起来，现有干部的质量也比较差，这和监察委员会所担负的艰巨的政治任务是很不相称的。因此，加强监察委员会的组织建设，应该成为我们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
+　　（一）应该迅速将各级监察委员会建立起来。根据全国党代表会议关于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各级监察委员会应该由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如果最近还不能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应该召开党委全体委员会议选举产生。这项工作应该在1956年第一季度内完成。
+
+　　（二）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干部应该在1956年第二季度内按照编制配备齐全。完成这项工作，一方面要依靠各级党委切实执行中央关于充实和加强各级监察委员会干部的指示；另一方面监察委员会本身也必须积极主动地提出办法，请党委迅速解决。配备干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质量，除了必须坚持中央指示规定的对党忠诚可靠、政治历史清白、作风正派、有相当工作能力等条件来选择干部外，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书记应该由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或者由相当于同级党委副书记的干部专任，专职副书记中至少要有一人是同级党委的委员；县监察委员会的监察员、秘书要由相当于区委副书记或区委委员的干部担任，省、市、自治区、地（盟）监察委员会可以仿照这个原则办理。
+
+　　（三）为了使监察干部能够积累监察工作的经验，应该保持监察干部相当的稳定性，不要轻易调动；在调动监察干部的时候，党委的组织部应该同监察委员会商量。
+
+　　（四）为了弥补监察干部力量的不足和加强直属机关中党的监察工作，从县到省、市、自治区都可以在政府及人民团体各部门中设立兼职监察员，由各部门适当的负责干部兼任。选择兼职监察员的条件，可参照监察干部条件的规定。兼职监察员的任务是：向监察委员会反映本部门党员干部中违反党章、党纪和国家法律、法令的情况，协助监察委员会检査本部门的党员违反党纪的案件。监察委员会也可以定期召开兼职监察员会议，布置和检查他们的工作。
+
+　　（五）为了提高监察干部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党的监察委员会应该特别注意训练和培养干部，这应该作为全面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央监察委员会计划从1956年开始办训练班，省、市、自治区监察委员会也应该开办训练班，地方和县监察委员会可以用开会的方式加强对干部的训练。训练时间不宜过长，要争取在两年内将所有专职监察干部训练完毕。各级监察委员会还应该注意通过召开会议、总结工作、带徒弟等方法在实际工作中来培养干部，并且加强对他们日常学习的领导。学习的内容，除了中央统一规定的理论、政策的学习外，还应该注意学习党内斗争和执行党纪的经验；学习中央、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前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有关党的监察工作的各种重要文件。各级监察委员会应根据这些学习的内容作出具体的学习计划。学习方法应注意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来领会文件的精神和实质。
+
+##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处理农村中共产党员违反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
+
+## （1956年1月1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
+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这一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因此，应该对广大党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对少数抵抗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及其他违反党纪的党员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对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必须开除出党，以纯洁党的组织，保证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事业胜利实现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农业增产任务的顺利完成。为了正确地处理农村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的各种错误，特作如下规定：
+
+　　第一，对于共产党员违反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错误的处理。
+
+　　（一）对于有意包庇破坏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坏分子，或者违反社章对于“过去的地主富农分子，在入社以后的一定时期内，不许担任社内任何重要的职务”的规定等丧失立场的错误，造成恶果的，必须给以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对于因为政治上麻痹、阶级觉悟不高，被坏分子利用，没有造成严重恶果，经过批评教育能够改正错误的，可以免予处分。
+
+　　（二）对于阻挠、破坏转社、并社，滥伐树木、竹林，宰杀耕畜，分散公共财产等破坏行为，造成严重损失的，必须给以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对于情节比较轻微，经过批评教育，能够改正错误的，可以免予处分。
+
+　　（三）对于在劳动的时候不听指挥、不爱护公共财产、不保证劳动的质量，使社内公共财产和生产受到严重损失的，必须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对于一贯违反劳动纪律、屡教不改的，应该开除党籍。
+
+　　（四）对于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内，有意少劳动多记工分或者不劳动就记工分等剥削行为，情节比较轻微，经过批评教育能够改正错误的，可以免予处分；如果情节严重或者坚持错误的，必须给以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
+
+　　（五）对于套购统购统销物资或者破坏同国家采购机关所订的预购合同，进行投机倒把等抵抗和破坏国家统购统销政策的共产党员，必须给以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
+
+　　对于组织集体隐瞒产量或者多报供应的共产党员，必须给以党纪处分；对于主动检讨决心改正错误的，可以从轻处分或者免予处分；对于随从的人，应该进行批评教育，可以不给党纪处分。
+
+　　（六）对于领导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偷漏国家税收等违法活动的，必须给以党纪处分；但是对于情节轻微，经过批评教育能够改正错误的，可以免予处分。
+
+　　（七）对于弄虚作假，骗取国家贷款，或者伪造模范事迹骗取荣誉、奖金的，情节严重的应该给以党纪处分；如果情节比较轻微，经过批评教育，能够改正错误的，可以免予处分。
+
+　　第二，对于共产党员贪污盗窃、浪费、挪用公款的错误的处理。
+
+　　（一）对于贪污盗窃公共财产的，应该给以党纪处分；但是对于情节轻微，工作一贯表现好，经过批评教育决心改正错误的，可以免予处分或者给以比较轻的党纪处分。
+
+　　（二）对于因为贪污盗窃受到刑事处分的，应该开除党籍。
+
+　　（三）对于犯有利用职权敲诈勒索、贪赃枉法、为掩护贪污罪行嫁祸于人、销毁罪证、抵抗检查、组织集体贪污或者利用赃款进行剥削等错误的，必须给以严格的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
+
+　　（四）对于浪费公共财产的错误行为，必须予以批判纠正，情节严重的，应该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
+
+　　（五）对于个人挪用公款或公私不分的行为，应该给以批评教育，责令检讨纠正错误，情节严重的应该给以党纪处分。
+
+　　（六）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公布以前和土地改革时期所犯的贪污错误，应该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一般可以不给党纪处分。如果情节十分恶劣，并且有民愤的，应该给以党纪处分。
+
+　　第三，对于共产党员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的错误的处理。
+
+　　（一）对于在工作中犯有滥用职权，捆绑、吊打群众，施行刑讯逼供等违法乱纪行为的共产党员，一般应该给以党纪处分；如果是偶犯上述错误，情节又不严重，经过批评教育决心改正错误的，可以不给党纪处分；对于其中挟嫌报复、品质恶劣的分子，必须开除党籍。
+
+　　（二）对于在完成工作任务的时候，由于政策水平低、办法少、任务急、上级又缺乏具体指导，而采取急躁粗暴的办法，违反群众自愿原则，强迫群众行动，经过批评教育能够改正错误的，可以不给党纪处分；但是由于强迫命令而造成严重恶果的，则应该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
+
+　　（三）对于因为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和执行政策上有错误而发生严重的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并且造成恶果的，应该追究领导责任，根据具体情况给以适当的处理。
+
+　　第四，对于共产党员破坏党的团结，打击报复的错误的处理。
+
+　　（一）对于因为争权夺利而进行宗派活动，破坏党的团结，使工作遭受严重损失的，必须给以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但是对于闹无原则纠纷，经过批评教育，决心改正错误的，一般可以不给党纪处分。
+
+　　（二）对于压制批评、独断专行的错误，必须予以批评纠正，因为对批评的人进行打击报复，造成恶果的，必须给以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
+
+　　第五，对于共产党员腐化堕落行为和因腐化堕落而造成犯法行为的处理。
+
+　　（一）对于强占别人妻女、强奸妇女、摧残幼女以及因为腐化堕落而杀害人命、伤害人身的犯罪分子，必须开除党籍。
+
+　　（二）对于贩卖毒品和一贯聚赌的，必须给以严格的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
+
+　　（三）对于个人生活腐化放荡的错误行为，经过批评教育，能够决心改正的，一般不给党纪处分；但是对于屡教不改的，必须给以党纪处分。
+
+　　第六，在少数民族地区，处理共产党员违反党纪的错误，由省（市）、自治区党的监察委员会，根据本规定的精神，结合当地具体情况，提出处理办法，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批准。
+
+## 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肃反斗争中有关党的纪律问题的几项规定
+
+## （1956年1月12日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
+　　暗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坏分子必须坚决予以肃清，对于在肃反斗争中揭发出来的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以及各种违反党纪的案件，必须根据问题的性质，进行正确的处理，既要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又要不冤枉一个好人，以达到纯洁和巩固党的组织的目的。现在根据中央历次有关处理这一类问题的指示的精神和当前情况，将有关党的纪律问题作以下的规定：
+
+　　第一、对于混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的处理
+
+　　（一）对于隐瞒参加过特务间谍组织或特务活动的，经过查明属实以后，应该开除党籍。如果过去是被迫、被骗参加特务组织，没有担任职务，又没有进行特务活动，后来思想进步，脱离反动组织，隐瞒了这段历史，加入了我党，而后自动向党真诚坦白，交代清楚，经过调查证实再没有其他隐瞒，并且从他的一贯表现证明确实够一个共产党员条件的，可以考虑保留其党籍，但必须指出他这种隐瞒行为的错误。
+
+　　（二）对于隐瞒曾任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三青团区队长以上和相当于以上等级的其他反动党派的骨干分子，国民党政府及日伪政府的区长（相当于区长的乡长）以上负责官吏、国民党军队及日伪军队校级以上军政工作人员、警察巡官、清乡队长、宪兵尉级以上人员以及反动会道门的骨干分子等，一律开除党籍。如果过去罪恶不大，后来对人民事业有所贡献，自动向党真诚坦白，并且从他一贯的表现证明确实够共产党员条件的，可以考虑保留他的党籍，但必须指出他这种隐瞒行为的错误。
+
+　　至于隐瞒参加反动党、团、会道门组织，以及反动警、宪、军、政的普通人员，如果自动向党真诚坦白，经过调查证实没有罪恶行为，在组织上、思想上早已同这些反动组织断绝联系的，应该指出他们这种隐瞒行为的错误，可以不予处分。如果一贯表现不好，又不向党彻底坦白，企图继续欺骗党的，应该按其情节的轻重，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直到开除党籍。
+
+　　（三）对于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一律开除党籍。对于胡风集团的一般分子，如果是自觉地参加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也要开除党籍；如果是没有认清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性质而盲目参加活动，经过教育能够深刻检讨，真正改正错误，确实同胡风集团脱离关系，并且积极参加反胡风集团的斗争的，可以考虑保留其党籍，根据情节轻重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或免予处分。凡仅受胡风集团的思想影响而没有参加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的，不以胡风分子论。
+
+　　（四）对于托派分子，一律开除党籍。但对于在历史上曾经一度参加过托派组织的一般分子，以后思想有了觉悟，脱离了托派组织，隐瞒了这一段历史，参加了我党，在这次肃反运动中主动向党交代，并且在长期斗争中表现够共产党员条件的，可以考虑保留其党籍。
+
+　　对于托派外围组织的骨干分子和积极进行破坏活动的分子，也要开除党籍。对于被骗参加托派外围组织的一般分子，并没有进行破坏活动，又向党交代清楚的，可以免予处分。
+
+　　（五）对于一贯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敌视党和劳动人民的阶级异己分子，必须开除党籍。但对于那些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参加革命以后一贯表现还好，只是偶然犯了丧失立场的错误，经过教育以后能够决心改正的，不以阶级异己分子论，可以根据他所犯错误的情节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或免予处分。
+
+　　（（六）对于政治骗子，即是假造历史、伪造证件、用欺骗的方法混入党内，招摇撞骗，为非作恶的分子，一律开除党籍。对于借组织手续不严骗取了党员称号，而没有破坏行为的人，一般不当做政治骗子看待，但是应该取消其党籍。如果是自动坦白，历史上没有其他政治问题，在骗取党员称号以后，经过长时期的革命斗争，确实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章，具备了党员条件的，可以考虑接收为党员，并且根据其不同情况确定入党时间，补办入党手续。）
+
+　　（至于对隐瞒或虚报学历、成分、经历、军龄、党龄和社会关系等历史问题，情节不严重的，只要他们能够主动地向党彻底坦白，检讨深刻，一般可以免予处分，但是应该指出他们这种隐瞒行为的错误。如果情节严重或本人态度仍不老实，则应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
+
+　　（七）对于蜕化变质分子，即是对于在革命斗争中，经受不起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政治上、思想上、生活上长期腐化堕落屡教不改完全丧失革命性的分子，应该开除党籍。而对于那些虽有比较严重的腐化堕落行为，经过批评教育，决心改正错误的，可以保留党籍，但是必须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
+
+　　（八）对于在当地建立人民政权以前对劳动人民有重大罪行的惯匪、匪首及当地建立人民政权以后当土匪的分子隐瞒身份和恶迹混入党内的，应该开除党籍。对于在当地建立人民政权以前当过土匪，民愤不大，参加革命以后得到改造，在长期工作中表现确够共产党员条件，又作了彻底交代的，可以保留党籍。
+
+　　第二、对于丧失立场、包庇反革命分子的共产党员的处理
+
+　　（一）对于明知道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而加以隐瞒、窝藏、放走或以伪造证明、介绍工作及其他方法帮助反革命分子逃避国家的法律制裁的，应该开除党籍。对于明知道是历史上的反革命分子而有意隐瞒其反革命劣迹介绍其入党的或到机关、企业、学校工作的，应该开除党籍。
+
+　　（二）对于曾经有过包庇反革命分子的行为，情节较轻，能够主动交代或者被揭发后能够深刻检讨，改正错误，并且在长期工作中表现较好的，可以考虑保留其党籍，根据情节轻重给以党纪处分或免予处分。
+
+　　（三）由于政治上右倾麻痹，过去不知道自己所介绍和引用的人是反革命分子，经查出以后，能够认识错误，深刻检讨的，不算包庇反革命分子。但是如果因此而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的，应该追究其政治责任，并且给以适当的党纪处分。
+
+　　第三、对于参加各种小集团活动的共产党员的处理
+
+　　（一）对于反革命性质小集团的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破坏活动的分子，必须开除党籍。但是对于确实是由于思想觉悟低，不明真象而被诈骗、蒙蔽参加了反革命性质小集团的一般分子，能够主动坦白、真诚悔过和积极揭发小集团的内幕的，可以从轻给以党纪处分或免予处分。
+
+　　（二）对于流氓小集团的首要分子和确系流氓分子，应该开除党籍。但是对于带有一般流氓习气，参加流氓集团的活动，经过教育决心改正错误的，可以保留其党籍，酌情给以党纪处分或免予处分。
+
+　　（三）对于落后小集团的成员，必须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处理，如果是坏分子或者根本不够党员条件的落后分子，应该开除党籍。对一般思想落后，盲目参加落后小集团活动的分子，经过批评教育，如果能够认识错误，决心改正，可以不给处分。
+
+　　（第四、对于共产党员因为有政治问题或有其他严重错误而畏罪自杀或者弃职逃跑的，应该开除党籍。但对于确实没有政治问题，因为不明白党的政策而自杀未死或逃跑后又自动回来的，应该根据情节适当处理。）
+
+　　第五、对于共产党员在肃反斗争中有意泄露党的机密，袒护反革命分子；或者挟嫌报复、诬陷好人和为了个人邀功、冤枉好人的品质恶劣的分子，应该从严处理，直到开除党籍。
+
+　　第六、对于上述各类案件的处理，应该遵守1955年7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关于处分党的组织及党员的批准权限和手续的规定”办理。
+
+　　第七、各级监察委员会对本规定如果认为有需要补充和修正的地方，可以将意见报告中央监察委员会考虑决定。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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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5 @@
+# 最高人民法院来函谈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审理翟玉明反革命案中的一些问题
+
+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
+
+　　关于翟玉明反革命一案，经本院审理后，裁定发回你院更审。这个案件反映出你院审判作风上和审判程序上存在一些问题。
+
+　　一、你院判决认定被告人翟玉明“抗日战争期间在济南工厂充当翻译，并充当日寇宪兵队情报员，积极刺探我军事情报，曾将我军在济南龙山地区活动情况向日寇宪兵队曹长寺田汇报，诬陷刘东华、陆广德等为我游击队的人员，致该两群众遭受囚禁吊打等残酷迫害。”查翟玉明在你院受庭讯以及1955年10月5日铁路公安处受侦讯时的笔录，他都说他是“一面干活，一面当翻译”；他在1956年9月10日的坦白材料上写着“给工长名义，作检查工作，其次随着日本主任翻话。”究竟翟玉明所充当的是怎样的翻译和有那些具体罪恶，你院都没有查对明确。其次，翟玉明在侦讯时承认当过日寇情报员，但在其坦白材料上，却写得很不明确、不肯定，你院庭讯笔录中也没有关于这一重要情节的记载，所以翟玉明充当日寇情报员及其任务、活动等等是没有确实根据可以认定的。关于“诬陷刘东华”一节，据翟玉明在受侦讯时供认，他听刘东华说龙山地区有新四军，因此向寺田汇报，致使刘东华被逮捕拷问，但据他的书面坦白材料和你院庭讯笔录，都写明是他听到刘东华说龙山附近有游击队，他和一个姓任的到龙山去，想联系和参加游击队，没有找到，回来后，被日本宪兵队抓去拷问，才供出了刘东华。前后供词显然不同，事实真相如何，你院没有调查澄清，从而所谓“积极刺探我军事情报，曾将我军在济南龙山地区活动情况向日寇汇报”也就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至于“诬陷陆广德”事件，据翟玉明在庭讯时供认是一个姓任的叫他打一个电话给日本翻译，又据侦讯笔录和坦白材料，则除打电话外，还和姓任的等数人到陆广德的门外等着。你院对电话内容和被告人在这一事件中的全部情况，都没有讯问清楚，查对确实，因此也就难以确认翟玉明对于陆广德的被捕起了什么作用，应负什么责任。此外，根据原卷材料，翟玉明只供认有过调笑、侮辱妇女等行为和他抢购面粉1袋、他老婆买了面粉2袋的事实。不知你院据何认定被告人“奸污妇女”和“抢购面粉4袋”。
+
+　　以上表明，你院对翟玉明反革命犯罪事实的认定是不清楚、不确切的。以被告人前后矛盾的供词不加核对确实加以判处是不够实事求是的，没有充分可靠的事实作为根据，适用政策、法律和量刑也就难以作到准确。这个问题希望你们从思想上加以重视和认真纠正。
+
+　　二、在审理程序上，你院审理本案仅由助理审判员王林生和陪审员杨庚才参加审讯和评议，这种做法，显然与法院组织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合议制”的规定不合。因而也是错误的。你院审判员巫秉南并未参加对本案的审理，却在本案判决书上署名，也是不妥当的。对于上述错误做法，希今后切实纠正。
+
+　　 1956年3月24日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6期，195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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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51.txt
@@ -0,0 +1,73 @@
+# 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
+
+　　（一）各民主党派，几年来确有很大的进步。它们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接受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践，起了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现在民主党派的成员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大多数已经成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并且不能不在公方直接领导和工人直接监督下，按照社会主义的章程办事。它们的成员中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它们的成员中绝大多数人的思想，都在逐步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和提高。它们当中的进步分子，也正在日益增多。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
+
+　　（二）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需要大约三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民主党派还需要进一步推动它们的成员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参加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还需要继续帮助它们的成员，通过学习和实践，加强自我教育；还需要密切联系它们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积极协助我党和人民政府协调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关系。
+
+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已经实行了按行业的全面公私合营，但是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最后被消灭，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帮助民主建国会按照社会主义改造中对于核心分子的要求和标准来教育它的成员，经过他们的言论和行动来带动和影响广大的资产阶级分子，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和合理要求，进一步促进和提高他们接受改造的积极性。
+
+　　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虽然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中间许多人在思想和行动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资产阶级观点和作风，也还有一小部分人不了解社会主义，甚至在思想上反对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帮助民主同盟、九三学社、民主促进会和农工民主党等党派，协助我党进一步贯彻团结教育和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党外高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以适应国家迅速提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迫切需要。这首先需要它们去帮助自己的成员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使得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逐步改造成为积极为社会主义奋斗并且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的进步分子。
+
+　　散在社会上的旧中上层分子，包括从清代、北洋政府和国民党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旧军政人员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为数还不少。这些人接触新事物的机会不多，他们中的多数人虽然也在变化着，却赶不上形势的发展。我们的任务是要团结和教育一切可以团结和教育的人，带领他们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此，有必要推动各民主党派充分运用它们的有利条件，加强对于社会落后层的工作，主要是协助政府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组织他们进行学习。特别要推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强对原国民党员以及和国民党有历史联系的中上层分子的工作，采取各种方式联系他们，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向他们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
+
+　　致公党应当在可能的范围内向回国华侨、侨眷以及和侨务有关的人员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台盟应当对它的盟员加强教育和改造的工作。
+
+　　（三）今后要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进一步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积极作用，推动它们进行下列各项工作：
+
+　　第一，动员它们的成员参加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经过人民政协统一的计划和组织，使各民主党派中央和省、市的负责人员，首先是那些实际工作较少的人员，尽可能获得机会到工厂、农村或其它建设事业中去参观和视察；如果民主党派愿意，我们应当帮助它们把中央和地方机关的专职干部，轮流介绍到公私合营企业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等方面，以实习的方式，参加一定时期的工作。
+
+　　第二，结合它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人们的业务实践，向他扪进行比较深入和细致的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为此必须使机关、学校和企业中我们的党委或者支部关心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的活动，积极给以帮助，但是不要强调所谓“严密组织生活”，这对民主党派和它们的成员是不必要的和不适宜的，而要多多地帮助它们解决成员们在工作上和思想上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民主党派基层组织对于自己的成员，也要善于采取鼓励和批评相结合的方法，适当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他们收到自我教育的效果。基层组织的活动方式，应当多样灵活，适合于大多数成员的需要，并且可以有计划地吸收它们所联系的人们参加。对于基层组织结合业务进行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的积极经验，应当认真总结，及时推广。
+
+　　第三，在政治的和理论的学习中，给它们的成员和所联系的群众以应有的和适当的帮助。
+
+　　民主党派成员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仍然应该按照自愿原则，不可采取强制的办法。
+
+　　各民主党派在国家机关和学校中工作的成员，一般可以参加所在机关和学校组织的学习（不愿参加或者不适宜参加这方面学习的，可以参加人民政协举办的学习）。民主党派应当善于针对他们的特点，帮助他们提高学习热忱，端正学习态度，交流学习心得。
+
+　　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省、市的负责人员，各民主党派机关的专职干部，根据他们的不同条件，分别参加人民政协举办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学习（如社会主义学院、离职短期自修、业余政治学校、学习座谈会和学习小组，短期政治学校等等）。
+
+　　对民主党派成员中已经具备我党党员条件，但是由于政治上的特殊需要，暂时仍然要保持非党面目的人（对于这个问题另作比较具体的规定），除了向他们进行说服解释外，应当让他们列席党内一定的会议，阅读党内有关文件，如同对待我党党员一样去帮助和教育他们。
+
+　　（四）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和地方组织都表示要发展它们的党员，我们应当加以赞成（台盟仍照过去决定，不发展组织）。过去几年民主党派发展组织的工作有下列几点积极的经验，可以经过适当方式帮助它们自己加以总结和运用：1、根据需要（工作有需要）、可能（民主党派有可能）和自愿。2、在工作中发展，发展是为了工作。3、注意吸收一批中间的和比较落后的中上层分子，特别是散在社会上的旧中上层分子。4、着重大中城市（不是禁止它们向小城市发展）。5、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方针。
+
+　　根据民主党派的要求，统战部门还需要在这方面给以必要的和适当的帮助。但是，由于民主党派本身条件的变化，我们已经不需要再采取1951——1952年的办法（帮助它们定计划、开名单，并且代为进行动员和说服等）去帮助它们。民主党派自己要定发展计划，可以让它们去定。
+
+　　民主党派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想多做点工作，让它们根据需要、可能和自愿去发展一批，在政治上和工作上是有益的。
+
+　　（五）解放初期，统战部对于民主党派，在某些情况下，曾经有过这样的作法：帮助它们发展组织（1951——1952年），参与它们内部的人事安排，帮助它们处理它们内部难于处理纠纷，帮助它们修改政治性的文件等。根据当时，各民主党派的政治状况，为了帮助它们团结和进步，在某种情况下，对某些事情来说，这类作法可能是必要的和作得对的，但是，就是在当时也决不能说没有作得太多和作得过分的地方。
+
+　　1953年以来，各民主党派显然有很大的进步，对这类作法，应当及时加以改变和纠正。但是，由于统战部门对民主党派确有很大进步的情况估计不足，对这类作法的不良影响和后果也估计不足。又由于某些同志的骄傲自满和自以为是，致使这类应当改变或者应当纠正的作法，不但没有及时改变和纠正，而且在某些方面反而发展了，甚至把这些作法放在少数几个进步分子的小圈子里来进行。各级统战部门必须切实加以检查和纠正。
+
+　　为了正确地处理我们和民主党派之间的工作关系，应当明确下面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
+　　第一，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有着领导（共产党）与被领导（民主党派）的关系。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宣传教育工作和同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的工作，来实现自己对民主党派的政治领导。共产党承认和尊重各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性，它们自己的事务由它们自己处理，不加干涉。
+
+　　第二，对民主党派几年来政治上的进步，应当有足够的估计，它们已经能够基本上正确地处理它们自己的事务。
+
+　　第三，我们必须熟悉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情况，并且及时地了解他们的政治动态，这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但是，要做到这点，必须是同它们尽可能经常地有来有往，并且通过同各方面和各类人物（包括左、中、右）之间的往来接触，而不应当只是同少数几个进步分子往来接触。
+
+　　第四，应当正确地执行“进步为骨干”的方针。进步分子的骨干作用之所以可贵，就在于他们能够作好团结中间、带动落后和推动上层的工作，决不应当把这种骨干作用误解为把持包办，甚至结成宗派主义小圈子去实行内部控制。统战部门一部分同志只喜欢在少数进步分子中兜圈子的宗派主义作风，给了进步分子以坏影响，使得他们陷于某种程度的孤立，工作受到损失。
+
+　　第五，对于有关民主党派工作的重大问题，统战部门必须认真了解和研究，并且应当在必要的时候提出建议。提出建议的时候，除了应当和进步分子商量以外，主要地应当通过双方负责人员的直接来往，并且还要注意和左、中、右各方面商量。
+
+　　总之，我们统战部门的责任，应当是从政治上、政策上和学习上积极地帮助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今后必须比以往做得更多、更好。
+
+　　我们应当依据这些原则，划清政策界限，改进我们同民主党派之间的工作关系。
+
+　　（六）要求各级党委加强对于民主党派的工作：
+
+　　第一，在一切有民主党派组织的地方，要求省委、市委和有关基层党委在党内进一步讲清民主党派的作用和任务，讲清我党对民主党派的方针、政策，并且组织必要的传达和讨论，以进一步统一认识。
+
+　　第二，要求有关的各级党委的负责同志对当地民主党派的主要负责人员保持必要的直接联系，在政治上、学习上和工作上给他们以更多的帮助，耐心地逐步地在长期的教育和工作过程中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他们。
+
+　　第三，我党的基层组织对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应当采取积极态度，向它们传达和宣传政策，帮助他们参加所在机关、学校和企业中的政治生活、学习活动和文化活动以及有关业务的活动，尽量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要帮助它们在工作和活动中作出成绩。总结和检查工作的时候，要把它们的成绩估计在内。
+
+　　第四，对民主党派的工作成绩，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适当的报道和宣传。
+
+　　第五，有计划地加强对民主党派内的我党党员和青年团员的教育，使他们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同时应当加强对民主党派中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帮助，培养他们具备参加我党的条件。
+
+　　第六，要求有关的省委和市委对统战部门在民主党派方面的工作，定期检查，对民主党派活动的先进经验，加以推广。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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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52.txt
@@ -0,0 +1,87 @@
+#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中若干具体问题的规定
+
+## 一、关于工商业者兼营农业的处理问题
+
+　　在对私营工商业改造中，凡工商业户兼营农业者，除本人自愿并有农业生产知识和生产资料，或在转业后对市场物资交流无甚影响可以转向农业者外（对其现存货物应允其卖完，对于最后剩余的少量货物一时卖不出去，而本人又急需转到农业方面去时，应允许其委托私商或国营、合作社按价收买或代卖，以使他安心于农业生产），对不具备上述条件的兼营户，一律不要动员转业，以免影响其家庭生活和过多地削弱市场商业力量。目前应当准许他们脚踏两只船，这并没有什么坏处。对不转向农业的兼营户在农村的土地和果园，原则上应由本人自行处理，或由其家庭中其他人带上参加农业社（农业社应予吸收）继续经营（而本人在农忙时，亦可临时参加农业生产），或由农业社租种其土地果园。如果业主自愿将其土地和果园要求由政府处理时，政府不应接受，可由本人直接交给当地农业社接收。对于弃农从事工商业者在农村的其他财产如庄园、牲畜（耕畜）、器具（农具）、果园等，一律由业主本人自行处理。
+
+　　对于资本家兼营的土地、果园、庄院、农具等，如果其家庭中无人从事农业生产，本人自愿要求无代价的交出者，政府应予接收，交给当地农业社使用。
+
+## 二、关于工商业者兼营畜牧业的处理问题
+
+　　对于工商业户兼营的畜牧业应本慎重、稳妥的精神予以处理，原则上应是：（一）在农业地区，凡资本主义工商业户经营的大牧群，如自愿要求投入合营企业时，应予接受，折价入股（不要由本人出售后再投入现金，避免牲畜分散和发生其他不良影响），移交当地国营牧场或暂由合营商店照旧管理，或创办公私合营牧场经营；牲畜特多者，可成立公私合营牧业公司，归畜牧行政部门管理和统一规划安排。牲畜折价入股后，暂不确定息率，俟报中央研究审核后再行确定；（二）对一般工商业者经营的小群牲畜，应由业主自行支配，可不接受合营，如业主坚决要求将牲畜投入合营企业时，也可参照上述办法予以处理；（三）对家庭饲养的零星牲畜，均由业主自行处理，一概不予接受；（四）对于过去经商而现已从事畜牧业和尚附带兼营少量工商业者，一般应是暂时照旧不动，如果本人自愿带畜群转入工商业时，可以允许其转入工商业，其牲畜折价入股；（五）对于牧区的工商业者所经营的畜牧业，一般均不接受其牲畜加入合营企业，以后可在进行畜牧业社会主义改造时一同改造。
+
+　　凡投入公私合营企业的畜群，应连同牧场一起投入合营，牧工可全部包下，这样便于对牲畜照常管理和饲养，防止因交接而造成牲畜的损失。
+
+## 三、关于地主、富农经营工商业的处理问题
+
+　　（一）凡在当地土改前已从事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分子，可按其企业经济性质，随同全行业合营或实行合作化加以改造。对其中政治条件较好，平时老实，积极接受改造者．可以吸收其参加合营商店或合作商店（组），如其中有的在改造前即为商店经理者，合营后仍可加委为合营商店的经理或门市部主任等职务。对参加合作商店的上述人中如政治条件不好，暂时则不应担任重要职务，可当作一般社员看待。对于政治思想很坏的分子，目前应先采取经销、代销形式，不吸收他们参加合作商店（组），以后看其改造情况再定；（二）对于土地改革后从事工商业的地主、富农分子，则应详加考查，对其中经营守法，表现较好，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或已失去农业劳动的能力，而其所经营的业务又为市场需要者，亦可采用上述第一种办法处理。对于因逃避劳动改造而流入城市的地主、富农分子，应经过说服动员，劝其回农村从事农业生产；（三）对于上述经营商业的地主、富农分子在农村的土地、房屋、耕畜、农具等，如其家庭中无人参加农业劳动而要求交出者，可由当地政府接受后交给农业社经营使用；（四）地主、富农分子已从事手工业生产者，除按上述处理的办法予以改造外，其加入手工业合作社（组）的政治待遇问题，应按照地主富农分子加入农业社的规定原则处理；（五）从事工商业中的反革命分子，应同社会镇反一同处理，但处理的时间可有意识的放在改造工作之后，他们现时经营的商业、手工业，在对其未作处理之前，不要停止其原来所经营的商业和手工业的生产经营。对于反革命嫌疑分子，如因证据不确，还需要继续侦察了解者，可暂采取经销、代销形式加以改造，以便摸清情况后，再进行处理。
+
+## 四、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有关宗教界人士问题的处理
+
+　　凡现在从事私营商业和手工业的宗教界人士，可按其企业经营性质予以改造。在参加合营或合作商店（组）后，如仍兼带从事宗教职业活动者（如为别人婚、丧、节、宰、念经等），暂应允许其宗教活动的收入仍归本人所有为宜。对过去曾从事工商业，现在要求参加工商企业改造者，只要有一定资金，可以酌情予以适当安排；如果并无现成资金，一般不能许可，以免造成以后处理上的被动。对个别代表性较大，由于社会主义改造而影响其宗教活动的收入减少、生活特别困难者，可由有关部门予以临时补助，并鼓动他们尽可能的从事生产，以解决生活问题。对于农业中因收入减少，又不愿从事农业劳动而跑到城市要求在工商业改造中予以安排的宗教人士，应尽可能地说服教育和通过宗教界中积极分子进行工作，劝其仍旧从事原来职业和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对宗教寺院出租的房屋，应允许其继续出租，不论承租者系私人或政府机关均须仍旧缴租。在各项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势下，应抓紧有利时机，引导有劳动力的宗教界人士从事各项生产经营或学习一种生产本领，以便今后能自谋生活；但不能号召宗教界人士放弃宗教信仰和正当的宗教活动。
+
+## 五、关于私营煤矿的改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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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煤田是国家资源，私营煤矿多用土法开采，设备简陋，对于煤田破坏很大．因此，对煤矿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原则，凡是国营已经开采或计划将要开采的地区，应即将附近煤矿封闭，人员予以吸收使用。在国家暂不开采，而当地群众又需要燃料的情况下，可允许原来的私营煤矿继续生产，但应予加强管理，防止破坏国家煤田。
+
+## 六、关于城市摊贩的组织改造问题
+
+　　对城市摊贩应根据具体情况，逐步贯彻组织改造的方针。如目前改造条件尚不具备时，暂不忙于进行组织改造，可加强行政管理，供给货源，解决经营上的困难。如条件具备时可采用以下的办法进行组织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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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合作小组，实行联购联销，统一计算盈亏，或联购分销，各负盈亏提供少量公积金；
+
+　　2、有条件的可以组织经销或代销、代购，并发给进货手册，不受批发起点的限制；
+
+　　3、对资金特别少的可由银行贷款解决，对其中具有经营能力和技术而政治条件又比较好的，可吸收录用；
+
+　　4、经过安排，摊贩确实还多者，可组织流动小组串乡售货，收购土产，或在其他方面予以适当安置；
+
+　　5、对游街串巷肩挑叫卖的流动摊贩，组织起来有困难者，即不要勉强组织或对他们加以不必要的限制，可通过行政管理办法，进行教育改造。
+
+## 七、关于中西药房与联合诊所的改造问题
+
+　　中西药房均应作为私营商业看待，分别采用公私合营和合作形式进行改造。联合诊所应视为社会福利事业由卫生行政部门负责管理改造。医疗兼售药品的，应根据其以何者为主决定，如以医疗为主收入者，即视为社会福利事业对待；以销售药品为主要收入者，即视为商业加以改造。联合诊所附带售药者，仍以社会福利事业对待。但如有的把医生组织在联合诊所并设了调剂室，而影响其他药房营业者，应由卫生行政部门与合作部门研究统一解决，在处理中必须安排所有从业人员，有历史名望的药铺不能关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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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关于轧花、水磨、油坊的改造问题
+
+　　凡属农民经营的轧花、水磨、油坊等一般应按农民副业生产看待。属于地主、富农或工商业者经营或兼营的上述生产，一般应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加工业对待。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和改造：
+
+　　1、对农民经营的副业性质的轧花、水磨和油坊，在农民加入农业合作社时可带进去。作为农业社的副业生产，继续经营。城市附近地区在供销合作社需要而业主又自愿的情况下，可以合作化形式改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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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对地主、富农、工商业者，经营的水力畜力轧花、水磨和经常经营的土榨油坊，基本上可以采取公私合营形式改造；个别人虽系地主、富农或工商业者，但这些企业设备简单，收入不多，本人已参加劳动，借以维持生活，或因地理条件以公私合营或合作化改造确有困难者，暂可不进行合营或合作化改造，仍由本人继续经营，加以管理即可。如其中有的已够条件加入农业社时，可带进农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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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这些加工业在农村或一般小城市还很需要，不论以何种形式进行改造，均必须使其继续生产，归口负责，供应原料（尤其在城市中），绝不能放下不管；非在十分必要和在经济核算上确属需要迁移的原则下，不要轻予迁移，以免浪费资金。
+
+## 九、关于行商和贩运商的改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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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整买整卖与消费者不直接见面，而进行长距离城城之间贸易的现有行商（批发商），因其经营的品种大部分或全部是国家不经营或不拟经营的商品，所以一般仍可允许其继续经营；对于难以继续经营，将要停业的行商，在需要和可能条件下，可转入其他行业，或引导其转为城乡贩运商。对于整买零卖或零买零卖和消费者直接见面的短途城乡贩运商，可允许和鼓励其继续经营，并由归口单位负责改造，建立代购、代销业务关系。但不论行商和城乡贩运商，一般的以不转为座商为宜，以免占去现有的座商的营业额和增加安排上的困难。对于行商中资金很大而转变经营方法或改变为其他行业又有困难者，可采用定资、定息，人员吸收的办法加以处理。
+
+## 十、关于畜力运输业的改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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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畜力运输业的改造对象，系指常年从事运输事业并以此作为家庭生活的主要或全部来源者。对于农民兼营的临时畜力运输，则不能列为改造对象。畜力运输的改造应采用合作化的形式，并可根据情况分作下列两个步骤处理：在条件上不成熟时（指运输业是否有合作化的要求），可实行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配运输力的办法进行组织改造，以便管理教育，为进一步合作化创造条件；在已具有实行改造条件者，可组织畜力运输合作社，实行牲畜、运输工具作价入股及人员定薪的办法。上述合作社组成后，如集中管理的条件暂时尚不具备者，牲畜仍归个人饲养，运输工具的修理仍由原主负责。对资金分红与劳动分红，应规定适当比例。除资金分红及基本工资外，并可按劳动态度及对牲畜经营的好坏等实行评奖办法，以提高劳动生产的积极性。
+
+　　对畜力运输业中个别资本家，可以合作社形式带进去改造，其资金可采用定息办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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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关于在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中抽逃资金的处理问题
+
+　　对于资本家的改造运动开始后（1956年1月），有抽逃资金行为者，原则上应予追回，但应在通过说服教育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使其把抽逃的资金仍使用到企业上来，但对此不能采用硬逼、硬追和硬挤的方式。如果抽逃的资金确已挥霍净光不能拿出来时，应给予批评教育，由本人承认错误；如果已购置成消费资料者，经过教育由本人自愿拿出，否则亦可不予追回，令其承认错误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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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小工商业者，由于他们的所有财产，就是他们全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其营业部分和其家庭经济生活也很难分开，因此不必在他们中间处理抽逃资金的问题，但必须向其进行增产节约、反对浪费的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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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关于业不抵债的私营企业在合营时的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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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业不抵债的私营企业，原则上应依法破产还债，但如果该企业有一定的经营历史，又为群众所需要者，应保留下来，并按照以下办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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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对公欠款中，除国营贷款、银行贷款和应缴税款等一般的不能减免外，对其中之“五反”退补或罚款可以适当予以减免，其保留的部分资金予以合营或将所欠公款作为公股投入企业合营，保留原企业的牌子；如个别企业对公各项欠款确在破产后无法全部清还者，亦可酌情予以减免；
+
+　　2、对私欠款原则上应自行解决，或采取私私之间进行调剂，但应防止资本家分散财产和抽逃资金。债权人如自愿投入企业进行合营者可以接受，如债权人不是资本家，则不应改变其成份；如果私营企业的亲戚、朋友为扶助保留原企业的牌子和门面，自愿偿还其债务或投资者亦应允许；债权人自愿弃权者亦应表示欢迎；拖欠工人工资者，可根据不同情况，分别正常生产的拖欠或停工期间的拖欠，通过协商适当解决；
+
+　　3、对破产还债的企业，其资方实职人员，资方代理人和从业人员应全部予以适当安排。
+
+## 十三、关于盲目流入城市的非法工商业户（黑户）与已经歇业而现在又要求复业者的处理问题
+
+　　对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和地主、富农、宗教界分子（有许多从事过工商业）而私自开业者，可通过工商联、同业公会等组织，耐心地劝导他们仍回原地从事原来职业。如果本人坚决不愿返回农村，或返乡从事原来职业确有困难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适当安排；对早已歇业而又要求复业者，一般应耐心劝其从事现有职业，不得再当作工商业者予以安排。但对于现在尚无职业而又有相当数量资拿，并有一定技术和能力者，可将资金投入企业或存入银行，付予利息，人员由归口单位按其能力和政治条件予以适当安排；对属于过去因原料不足或被挤垮的工商业户，亦应由归口行业给予适当安排；对年老失去劳动力，而又无子女赡养者，可按社会救济问题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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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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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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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53.txt
@@ -0,0 +1,65 @@
+#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指示
+
+　　自去年12月自治区党委召开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以后各级党委一般都做了传达和讨论，批判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的右倾保守思想和各种错误认识，并结合当地情况制定了改造的初步规划；尤其至今年1月以来，在北京、天津等城市采取了群众运动的形式，掀起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本自治区也首先由乌鲁木齐市开始、各地相继以欢欣鼓舞的心情和坚决积极的态度，普遍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运动，大大加速了改造工作的步伐，获得了巨大成绩。截至目前止，据知已有60多个县（城区）、市完成了清产核资工作（其他县未报来），其中乌鲁木齐、伊宁、喀什3市和部分县城已进入生产经营的安排和经济改组工作；有的地区对工商业户数不多的集镇和农村巴扎进行了改造的试办工作。根据粗略统计，实行三定（定资、定息、定薪）的以国家资本主义高级形式，即全行业公私合营形式改造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工业约计30户（连过去已经公私合营的在内），资金200万，从业人员1500人；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约计900户，资金450万元，从业人员1400人；以上企业已直接转到国家手里。对其他小工商业者的进销计划和产品也创造了便于逐渐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条件。这次运动的发展是迅速的，顺利的和健康的，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及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各地领导机关已进一步掌握了私营工商业者的情况，摸索了一些改造自的经验，为继续做好和胜利的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
+　　但根据最近在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工作的检查中了解，有许多问题还须进一步地明确和妥当地解决，尤其对一般小城镇和巴扎的改造工作，不唯与全国大城市，即与乌鲁木齐、伊宁、喀什等城市确有许多不同情况和特殊问题。而这一时期，由于对小城市改造工作缺乏及时研究和具体指导，许多地方已出现了盲目地硬套大城市的工作办法；此外。在改造工作中对政策宣传教育不够，甚至有的胡乱宣传；个别地方对私营工商业者强迫转业，有的因此造成自杀事件；一般城市在清核工作后，对生产经营未及时安排，对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请示报告不及时，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很薄弱，这些现象对于又快又好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是极其有害的，亟须引起各地注意。为此，自治区党委对今后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特作如下指示，希认真研究执行。不妥之处，请中央指示。
+
+　　一、在新疆地区，除乌鲁木齐、伊宁、喀什3个中心城市外，一般城镇（包括莎车、奇台等城市和有几十户专营工商业者的城镇）由于行业多不明显，资本家很少（一般占不到10％），有的根本没有，有的即是有资本家，其资本额也不大，因而对这些城镇的私商改造不宜以全行业公私合营作为主要形式，而应基本上或全部采用合作化的形式进行改造。只有如此，才能使个体经营的小户，通过组织起来的办法，加强对其企业的领导和政治教育，以便进一步改造或吸收他们成为国营、合作社营的商业网和工作人员。在以合作化形式进行改造时，应注意以下各点：
+
+　　1、对于在适当铺面、企业类似、互相自愿和经营技能较好的商户，可以组织高级形式的合作商店，实行“三统”制度。但开始不宜多办，待摸出一些经验和已办起来的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后，再逐步扩展。中级形式的合作小组（按期交纳一定公积金）和经营小组（不积累公积金）可多于合作商店，但也不能组织的太多，实行经销、代销、代购关系的初级形式，在一定时期内还应占较大比重（一般应占总户数50％左右）。对于分散串乡游巷的小商贩，绝不可勉强地把他们组织在一起进行经营，也不能轻易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和经营习惯，应该允许和鼓励他们自由办货和销售，便于群众购买和维持他们的生活。此外，在本人自愿和国营或合作社需要时，可以直接吸收若干私商小贩作为工作人员或计件工资制加奖励工资制的代购、代销员。在上述小城镇对个别资本主义的商业，可以进行公私合营，也可采用合作形式进行改造。但对参加合作商店的资本家除进步分子外，一般不能安排为合作商店主要负责人，对其资金可实行定息或累减制的资金分红办法，以限制其剥削；
+
+　　2、至于有些城镇已经批准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者，在名义上不必改变，仍叫作全行业合营，但不要拘守一般全行业合营改造的形式，这就是说，对于若干虽然在名义上实行了全行业合营的工商户，同样可以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经销、代销、代购等经营方式，并允许他们保持原来进货、销货关系。有些小户随同全行业公私合营并已实行“三定”者，如果本人不坚决要求，也不要再予改变；如果本人坚决要求走合作化道路者，可以允许；
+
+　　3、在尚未进行改造的这类城镇，必须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后再去进行。目前除抓紧解决现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外，必须划出一定时间，组织所有参加改造工作的干部结合总结当地已进行了的改造工作经验，很好地学习中央和自治区党委的有关指示，使他们清楚地了解改造工作的有关政策和工作方法，吸取前一段的工作经验，这是作好改造工作的首要条件，各地一定要抓住这个环节。同时，必须反复地、及时地向私营工商业者交代政策，消除他们思想中的各种疑虑。如果上述准备工作和其他各项组织工作没有准备好，就不要急于动手，以免发生混乱现象；
+
+　　4、由于这类城镇没有大商店、大工厂，市面又小，所以在工作步骤上，不能机械地搬用大城市的作法，可根据实际需要，大体分作四个阶段进行工作：（一）宣传准备：即从思想上、组织上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尤其做好干部训练和向工商界的宣传教育工作；（二）申请批准：可以采用大会批准的办法，亦可采用随申请随批的办法；（三）清理资财：由于采用合作化形式改造，不存在定息问题，所以对一般座商应采取自报、互评两道手续；对固定摊贩（不包括流动摊）只需自报即可，都不需要进行资金审核；（四）安排生产经营。按照以上步骤和做法，只要我们事前做好准备工作，估计一个城、镇的改造工作，在一个月左右时间即可基本上完成。
+
+　　至于留下来的生产经营、人员调配和其他工作方面一些具体问题，可交由专业公司（综合公司）、供销合作社继续进行，因为这些工作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完成全做好的，这些都是带有经常性的工作。
+
+　　二、固定商户和手工业户极少（如20户左右）或根本没有的小城镇和农村巴扎（指伊吾、塔什库尔干、青河等县城和南北疆的小集镇和南疆农村的巴扎），它们基本上是农民进行周期性的有无相通的农民贸易市场，在市场上销售的品种中，90％以上是农副业产品和家庭手工业产品（如粮食、棉花、土布、花帽、夹袢、牲畜、家禽、醋、蔬菜、木柴、木制器具、筐笼等等）；即使农民自己制卖的各种熟食（包括馕、自宰的肉食和农闲时节贩卖的小量商品，亦应视为农民贸易。而推销这些产品，不仅能刺激农民的生产情绪，增加收入，而且亦为城乡广大人民生产生活所必需。因而对这些市镇巴扎，应基本上按照农民贸易处理，鼓励他们照旧经营，可以允许一只脚踏两只船、三只船，不要提出改造和转业等口号，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顾虑，影响农民贸易的正常进行。此外，对于固定商户和手工业户，和经常串巴扎的少数商户，在他们自愿的原则下，可以采用合作商店（小组）、经营小组等形式组织起来，或建立经销、代销、代购和加工关系，便于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行政管理，并解决他们必要的货源和原料。有些户只要他们与供销挂上钩，发生必要的业务关系就行了。
+
+　　对农民的市场上的贸易，可以进行适当的市场管理，但绝不能乱加干涉和限制，绝不能采用折价定股，取消自由经营的办法，这点必须严加注意。但在农村巴扎上，可以进行有关私营工商业改造的宣传工作，具体说明对他们所采取的政策、办法，以消除他们因城市工商业改造而引起的顾虑。
+
+　　上述类型城镇的商业、手工业、农业、牧业互相兼营者的比价很大，因而不要笼统提出转业口号，只在本人自愿要求、转业后生活确有出路，并对市场生产经营没有什么影响的条件下，可予允许；对个别城市的手工业、小商贩确实过多的，应由有关部门全面考虑，必要时可以采用转地区不转行业的办法加以解决，但必须充分做好思想教育和生产生活上应有的安排，绝不能硬劝硬逼，强迫命令，以致影响这些小商贩的生活收入和造成市场供求失调。对某些虽然需要转业但经过说服教育仍不愿意转业者，即应允许其继续兼营，并可参加当地商业、手工业改造，对他们绝不能加以任何歧视和排斥。
+
+　　三、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经过公私合营的形式和合作化的形式，逐步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改变成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之后，商业方面，不论目前采用何种经营方式，他们所经营的商品全部或大部已向国营、供销合作社进货，按照国家统一的牌价销售，这就是说，他们实际上已经成为替国家推销商品的门市部；而工业方面（包括手工业）的产品已经或即将纳入国家计划之内，为国家生产商品。这是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工作的重大成果，在这种完全变化的新的市场情况之下，我们必须用新的观点来对待这一问题。因而如何充分地利用这些企业的资金、设备、人员和经营技能，为加速商品流转和城乡物资交流服务，并逐步地以社会主义的经营管理方法改造其企业；以社会主义思想改造其人员，便成为对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以后的中心任务了。为此，在已经结束了清产核资的城市，除应以“宽”与“了”的精神，对有关债务及其他问题，从速予以了结外，必须立即采取下列措施，进行生产、经营的安排工作，以便保证市场的正常供应，继续提高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巩固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胜利成果。
+
+　　在商业方面：（1）积极开展国、合的批发业务，充分供应货源，保证市场物资的正常供应，刺激他们的经营情绪，从而体现社会主义改造的优越性。国营各专业公司和合作社必须负责做好这一工作。凡我们没有掌握和不拟掌握的货源，应鼓励他们继续经营和依照原来的关系照常进货，某些小商户资金短缺过去一向依靠向大户赊购维持经营者，在大户合营后，暂时仍应允许他们保持原来的赊销关系，以维护小户经营，或由银行贷款予以扶助。对于冷背货可采取削价的办法，委托小商代销或自己设法拍卖，不能硬性搭配给经销、代销户；
+
+　　（2）明确宣布原有的经营制度和经营习惯暂不改变。坚决执行一般在半年左右时间内，按照原来制度习惯照旧经营的规定，防止盲目改变，引起市场混乱和影响私商收入。尤其对他们原来的营业地址和进货关系不要轻易迁动和变更，使之在改造后原来经营货品不减少一种，原来的进销关系保持正常，在此期间，各专业公司、供销合作社和工作队（组）的同志，要深入各行各户，认真调查他们的经营方法，以便在摸清经营特点和情况后，再逐步推进经营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
+
+　　（3）及时审定手续费和批零差价的幅度。商业厅应积极研究作出规定。在未重新规定以前，暂按中央原规定执行。保证私商手续费和批零差价的收入，不能低于改造前的收入，以使其能够维持家庭生活；但亦须防止他们企图获得过多的利润，使国家受到损失的现象发生；
+
+　　（4）简化批发手续，实行按对象批发，使小户营业额保持能够维持生活的水平。在未制定统一的凭证批发制度前，可暂以营业证代行；无论对合营、合作或经销、代销户的批发均应做到随到随批，不误营业；
+
+　　（5）封存旧账、建立新账。建立新账的目的，对三定户来说，是实行和平改造、接收其企业资财的主要手续；对一般小商户则能起到便于检查其销货是否按照牌价，监督其资金周转和运用的情况，使进销计划逐步纳入国家统一计划之内。在建立新账时，除有条件的商户，可建立较全的分类账簿外，一般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可按其同行业各商户分布地段的情况，建立记账联组，进行互相帮助，逐渐改造，在目前只要达到账货相符即可。
+
+　　为了进行上述工作，各地可按行业归口的需要，积极建立和健全专业公司（综合公司）和供销合作社领导机构和批发机构，并争取在第二季度内即能建成机构，开展业务。党委对这些单位在执行上述措施中，应予以积极的指导和严格的监督。
+
+　　为了更有利于争取、团结和教育改造资产阶级分子，对他们中间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核心进步分子，可按照一定手续，加委为专业公司副经理、董事长、董事、顾问、批发部主任等职务，以体现党的和平改造的政策；同时，应本着原有从业人员一律不动的精神，对“三定”户的原任经理，由专业公司加委为合营商店的经理、副经理，以加强他们对企业经营管理的责任心；对一些政治上可靠又有技术的中、小户从业人员，根据需要和自愿，亦应吸收一批分配到国营企业和合作社门市部当营业员、办事员等工作。这对安定为数众多的中小户会起很大的作用。此外，在改造工作过程中，要与私营工商业者进行充分协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对于工商联、同业公会、行业工作委员会等组织亦应充分利用，使其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切忌包办代替，简单从事的作法。
+
+　　鉴于有些行业中私商户数较多，专业公司（综合公司）、供销合作社管理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可按照同业户数多少，选择具有适当条件的商户，改设一个或数个总店，在专业公司（综合公司）、供销社领导下，负责所属各商户经营和行政上的管理工作，其人员的生活可依靠其自营业务的收入维持，如此项收入不能维持生活者，即可由专业公司（综合公司）、供销合作社发给部分生活或工作补助费用（维持在相当于国营同等工作人员每月的工资水平上），变为半工资的工作人员，然后逐渐转变为国营、供销社的经批户和该行业的批发部机构。此外还可根据需要，在批发部设置若干有一定业务知识和政治水平的工作人员，负责对各商户进行下列工作：（1）帮助合作商店（组）、商户和公私合营企业编造进销计划；（2）帮助改进经营管理；（3）监督企业内部的资金周转和运用；（4）帮助建立新账；（5）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
+　　对公私合营商店中的从业人员，原来有工资额者，可本着暂时一律不变的原则照旧发给，没有工资标准者，可按经营技术和劳动态度及思想表现，参照税局在征收所得税时确定的工资数额，并比照国营、合作社同等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经过民主评定和组织批准，由合营之日起发给工资；或试行计件工资制度，以刺激他们的经营积极性。
+
+　　对资产定息的息率问题，各地可先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办法，经过与资方协商，提出意见，报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批准后，再按季付息。未经批准，各地不能自行宣布确定。
+
+　　在工业方面：在公私合营的工业企业中，应积极加强职工教育，树立主人翁思想，继续监督资本家，开展包括资方人员和技术人员在内的劳动竞赛运动。不论资本家和技术人员，只要由于积极努力而获得工作成绩或有发明创造者，应与职工群众一视同仁，予以表扬奖励；同时，经与资方人员充分协商后，对原有生产、制度、技术等可根据社会主义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加以逐渐改革，以体现社会主义经营管理的优越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必须尊重资方人员应有的职权，并帮助其学习和做出工作成绩来，便于更好地团结改造他们。在生产安排方面，目前主要的应抓住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成本两个环节，不要忙于扩大产品和增加设备，以防止产销不平衡。有关部门除应负责解决合营企业必需的原料和产品销路外，对它们过去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应予继续保持，不要轻易改变。
+
+　　由于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特点，手工业产品在市场商品中所占比重很大，因而对手工业的改造必须与改造私商同时结合进行，以免影响市场供应和难于统一安排。但由于手工业生产技术一般落后，产品质量低，成本高，有不少产品不易推销，加之某些行业的原料供应尚有困难，所以在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后，凡不适宜于集体生产的（制造夹袢、花帽等手工业），应当继续保持他们分散生产的方式，便于维持生产和生活。在没有具备充分条件的情况下，不要盲目地在手工业中建立高级社。对手工业生产原料应由有关单位（工业综合、畜牧、五金、油脂、贸易等公司与供销社等）积极设法解决。对于产品除一部分适合于国家包销的应由国家加工订货外，其余的产品仍继续鼓励他们自产自销。对一些和农业生产及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如铁匠、木匠、钉锅碗的、磨刀剪的等），可试行组织集体学习训练的办法，以提高技术，降低成本，适应社会的需要和求得继续发展。
+
+　　农村的手工业者自愿要求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农业社应予接纳，并尽可能地允许他们继续从事手艺工业，他们除了为农业社服务外，还应允许他们为社外群众服务，其收入归社或归本人可协商解决；农业社对手工业者付酬的标准，应以稍高于农业劳动日的收入为宜。对于流动的手艺工人不能勉强组织在一起，也不能勉强其参加农业社，一定要允许他们继续分散活动。
+
+　　对于农民在农闲时间自制的一些手工业产品（如编抬把子、条篮、镟木铣、木勺、割扫帚、合麻绳、裁毛毯、织大布、剥皮鞋、花帽等），虽属农民的手艺工业，但不是经常生产，他们根本不可能脱离农业去依靠这些收入作为生活主要来源，因而，对这些生产品都应当以农民副产品处理，不能当作手工业者去进行改造。对于农民兼营的居尕子、水磨、轧花、做粉条、做豆腐、酿醋等，也均须以农民副业对待，允许其自产自销，同样不能以手工业者加以改造。各地必须严格防止因对农业和工商业实行改造而造成农副业生产停顿，影响人民生活需要的现象发生。
+
+　　四、为了继续加强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各地（主要是指工商业户数较多的县市地区）必须进行通盘规划，订出方案，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经济改组与商业网的调整工作，由于我们自治区的县市（包括三个中心城市在内）都是市面不大，小户居多，因此，在进行经济改组和调整商业网时，必须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认真进行深入的调查，和加以具体分析研究，不能盲目从事。在目前应先做到户户归行，行行归口，先管起来，逐步地把私商的进销计划和工业（包括手工业的主要行业）产品，基本上纳入国家计划之内，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通过业务指导和思想教育，改善经营管理和服务态度，提高生产技术等项工作，为进行经济改组和调整商业网积极准备条件，在确已具备条件的城市，就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整。在调整商业网时，应注意切不可盲目地并店、迁店，尤其对某些字号老、铺面大、关系广的商店，不可轻易搞掉，亦不应随便移动营业地址，如有必要，只可把其他同类型的铺面合进来，不要把它合并到别的商店或迁到别的地方去。这是关系到消费者的传统习惯和社会观感问题，各地必须注意掌握。
+
+　　为了有计划地胜利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大致安排一个工作步骤是必要的，以便能与农业改造的进度配合起来，使之能更好地为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而服务，为迎接新疆地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建设而服务。自治区党委的意见，乌鲁木齐、伊宁、喀什3市及其他几个较大的县城区的经济改组和调整商业网工作，应于今年6月底前基本结束，即把国、合企业的专业机构和把“三定”户的进销制度、工资等级、定息的息率等问题，全部或基本上做好；对摊贩亦应基本上安排下来。一般县城、集镇和农村巴扎，应于秋收以前完成全部改造工作。从7月开始到今年年底，对资产阶级分子和小业主进行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为明年转变两种所有制打好思想基础。到明年年底，基本上要把公私合营企业转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以合作形式组织起来的60％的工商户转变为集体所有制。
+
+　　在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商店的盈余分配中，对劳动报酬在开始时期一般不宜超过50％，资金分红可占25—30％，公积金和公益金可占20—25％；但公积金的比例应稍大于公益金为宜。以后随着营业额的上升与从业人员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可以逐渐扩大劳动报酬。
+
+　　五、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改革运动，同时也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它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政治和经济的内容，为了能又快又好地胜利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必须是：首先，深入反复地向干部和工商业者进行政策思想教育，把有关的方针政策和做法，都交代清楚，不断地提高私营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觉悟，党委一定要有负责同志，自始至终地亲自领导这一工作，并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发现问题能及时解决；第二，注意运用和发挥工商界核心进步分子的作用，充分考虑各方面的意见，以尽可能地避免发生可以避免的缺点和偏差；第三，组织有关部门，向职工、青年、妇女、资本家家属、宗教界等方面进行工作，政法部门亦应密切配合这一任务，向一切反对和破坏这一工作的行为进行斗争；第四，各级党政机关和有关工作部门，必须及时研究和妥善解决由于对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而带来许多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以便从各方面巩固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从而彻底地健康地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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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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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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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周子才反革命一案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被告）周子才  男	年47岁  山东省清平县人	在押
+
+　　上诉人因反革命一案，不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1956年2月7日刑初字第147号判决，提起上诉，经本院调阅原卷材料查明：
+
+　　原审认定：被告人解放前厉任伪湖南省保靖县政府建设科长，贵阳高级农业学校教务主任，贵阳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教导主任等职，并于1944年在贵阳加入中统特务组织。在任贵阳匪“西南公路特别党部调查统计室”第二股股员、代理股长期间搜集有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况，先后汇编情报80余件向匪中统局汇报，并亲自捏造了一个几百人签名的“反共”稿件，造谣诬蔑说“共产党杀人放火，专杀中国人”等。1949年11月贵阳解放前夕畏罪潜逃来昆明，企图乘飞机到台湾未成后，便隐瞒其罪恶历史混入昆明市卫生局当医生。解放后又隐藏手枪1支、子弹20多发，并于1951年将此手枪及子弹丢入河中。1953年在政训队学习时，不接受审查，说：“再叫我交代问题如同叫男人生孩子”。因此，原审以被告解放后隐瞒特务罪恶、破坏政府法令、继续进行造谣诬蔑及抗拒接受教育改造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七条之规定，判处被告有期徒刑15年。
+
+　　上诉人辩称：我在1945年即脱离了反动组织，从此再无反动活动；我历史上的反动罪行已在1951年全部交代了。因而请求政府宽大处理等语。
+
+　　按：原判决中所指上诉人在解放前参加中统组织后的罪恶活动及解放后隐藏枪支部份，在原审卷内所附的昆明市人民政府整风班1951年12月4日及云南省人民政府政训班1953年4月16日上诉人的坦白材料中，对以上罪行已经作过交代，这就说明了上诉人的上列犯罪事实是在被捕前向组织交代过的，与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基本相符。其次，原判决中所说上诉人在解放后继续进行造谣诬蔑一节，从预审卷第11页材料来看，上诉人在1950年时确曾说过一句“共产党万税”的诬蔑话，而这句话是上诉人主动交代的。此外，并未发现有其他造谣诬蔑的事实。至于原审认定上诉人说“再叫我交代问题如同叫男人生孩子”的话是抗拒接受审查的问题，据查原卷材料，上诉人说这句话是在交代了上述罪行以后说的，同时也没有再发现其他的抗拒行为。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精神，上诉人于解放前虽有比较严重的罪恶，解放后也有轻微的违法行为，但均已坦白交代，是应从宽处理的。而原审以上诉人于解决后隐瞒特务罪恶，破坏政府法令、继续进行造谣诬蔑、抗拒接受教育改造判徒刑15年的处理，是与政策精神不相符合的。据此，裁定如下：
+
+　　撤销原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发回该院重新审理。
+
+　　 1956年3月27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刘寅夏审判员  柳滨代理审判员  苏琤
+
+　　1956年4月17日
+
+　　书记员  马玉麟
+
+　　注：这个裁定书的形式有些改动，与原本不同。
+
+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编印《法院工作简报》第5期，1956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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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55.txt
@@ -0,0 +1,49 @@
+#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传达、讨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向中央的报告
+
+　　我们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问题，继省委会议之后又在上月10日至19日的干部扩大会上作了传达、讨论和布置。参加会议的有镇以上党政负责同志及其他有关干部近1400人。会议由张恺帆同志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和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几个负责同志对这一问题的指示作了传达后，即认真地展开了讨论，检查了思想和工作，并对今后任务进行了布置。会议由曾希圣同志作了总结。经过这次会议，基本上解决了以下四个问题：（一）统一和提高了到会干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思想认识；（二）制订了在我省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任务的初步规划；（三）研究和解决了若干具体政策问题；（四）还解决了加强领导等问题。现就这四个问题，报告如下：
+
+　　（一）会议在思想教育工作方面，首先组织全体到会同志学习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和有关的指示，特别着重地学习了其中几项重要的政策：（1）学习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使大家进一步懂得：“由于中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就不但有斗争，还曾经有过并且现在还存在着联盟关系”的道理，也进一步懂得联合它又是为着消灭它的道理，从而解决了原来有些同志所谓想不通“在今天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资产阶级既然是革命的对象（认清这一点，当然是非常必要的），为什么还要同它结成联盟”的问题。（2）学习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和实行赎买的政策，使大家进一步认识了实行这样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均有利的道理，也进一步认识了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对待地主、富农应该有所区别的道理，从而解决了原来有不少同志认为“实行这样的政策，对资产阶级太迁就了”，或者认为“地主和资本家完全是一路的货，消灭资产阶级应当采取象消灭地主阶级一样的方式”，或者认为“那样做法就是厚于资本家、苛于富农（所谓资本家可以做大官，富农连乡人民代表也当不上）”等等错误想法。（3）学习了用教育方法改造资产阶级分子的政策，使大家进一步懂得由于中国的条件，资产阶级队伍中绝大多数是有可能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道理，进一步懂得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问题上的重大意义，也进一步懂得这仍然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不能丝毫丧失警惕性的道理，从而解决了原来有不少同志认为“无商不奸（认清他们唯利是图的本质，当然也是必要的），根本不可能改造”，或者认为“资本主义企业有用处，资本家没有用处，因此对资本家没有改造的必要”，或者认为“资本家住在城里，受教育的机会多，改造是可以的”，以及认为“资本家来日少、去日多，不改造也会自然消灭的”等错误思想。
+
+　　会议在开展学习文件的基础上，在教育大家掌握了政策武器之后，即进行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工作中一些错误倾向的批判：（1）批判了某些干部不愿意同资本家来往、不愿意向他们做工作的偏向。根据会议的检查，这些同志之所以不愿意同资本家来往，主要是因为怕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因而只要遇到有资本家的场合，总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会议指出：这种偏向的存在，对于改造资本家的工作是极其不利的，必须加以纠正。会议教育大家要懂得“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的道理，要懂得不同资本家来往，就不可能完成改造资本家的任务。会议同时指出：同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限，时刻保持我们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的纯洁，这是完全应当的，但如果因为不同资本家来往，就可以不被资产阶级思想所腐蚀，那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想法，因此必须打破怕同资本家接触的顾虑，必须学会向资本家做工作的本领，必须具有“出污泥而不染”的原则精神。（2）批判了某些同志对待资本主义企业所采取的简单“挤垮”的做法。根据会议的检查，这种做法，不仅在对待私营商业方面而且在对待私营工业方面也是存在的。如所谓“唱对台戏”的（办公营厂顶垮私营厂），如所谓“挖墙脚”的（强迫租用私厂机器设备或抽走技术工人，迫其关门），又如有的不给私厂安排生产任务而迫其拆台散伙的。会议指出：这种简单“挤垮”的做法，是与党的政策相违背的，是回避改造任务的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而采取这种做法，就必然在政治上、经济上产生不利的结果，因此对这种做法要同样加以纠正。（3）批判了某些党组织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放松领导的现象。根据会议的检查，这方面的问题也是不少的。如所谓不学、不摸、不管、不懂，所谓县只讲少做、区只讲不做、乡不讲不做，所谓全面领导只领导了一半（指抓了农村，丢了城市），所谓执行总路线只执行了三分之二（指抓了工业化、农业合作化，丢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所谓三改造只管了一改（指抓了农业的改造，丢了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改造）等等。会议强调指出，必须立即克服这些现象，必须切实按照中央的指示“主动地、积极地、认真地抓起这个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能够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适应，以便逐步地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
+　　总之，经过这次会议的教育，大家在思想认识上均达到了统一和提高，这是会议的一项重要收获。
+
+　　（二）在规划问题上，会议根据中央提出的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业向新阶段推进的任务，首先研究了在我省实现这一任务的要求和进度问题。会议确定：（1）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求1956年完成全行业（包括部分夫妻店）合营的任务。（2）对小商小贩和手工业要求1956年组织起来的人数达到80％，1958年内全部完成私营工商业（包括小商、小贩、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
+
+　　会议认为按照这个要求和进度来完成我省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是完全可能的。我们除了具备中央在决议草案中所分析的各种有利条件之外，目前我省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上已具有较坚实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压倒优势的地位。在工业方面，国营和合作社企业的产值占80．56％，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值占16．65％，私营企业的产值仅占2．79％（以上均不包括手工业）。在商业方面，国营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比重占62．27％，批发比重占95．66％，国家资本主义商业的零售比重占18．95％。私营商业的零售比重占18．78％，批发比重仅占4．23％。在农业方面，入社农户已达85％，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任务已提前完成，城乡资本主义已处在重重包围之中。所有这些，均说明尽快地完成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是有充分可能的。
+
+　　会议还研究了改造的形式问题。对这一问题，大家的意见是：
+
+　　在改造私营工业方面，除一般地采取公私合营的形式逐步向国有化过渡外，惟对一部分长期依靠国家加工订货为生的行业（如机米、猪鬃、卷烟等行业），可以直接改变为国营的加工厂，而不需经过公私合营的阶段。
+
+　　在改造私营商业方面，在两万人口以上的城镇（全省约20个），同时采用两种办法进行。一是对较大行业，采取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形式进行改造；一是对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化形式进行改造，在较大行业实行公私合营时，也可采取以大带小的办法，把同一行业中的夫妻店一并组织进去，进行改造。在两万人口以下的城镇，由于小商小贩多，故一般地应采取合作化形式，即按行按业组织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与此同时，对极少数资本家商店则采取以多带少的办法，组织进去，一并改造。这样做，是适合小城镇小商小贩多、资本家商店少这一具体特点的（全省资本家商店仅1600家，占私商总户数的0．82％）。
+
+　　在改造个体手工业方面，除对特种技艺的手工业（如舒席、宣纸等等），采取合作化形式组织各种专业生产合作社进行改造外，对那些就地产销、为农业生产服务的行业（如生产农业用具等），则可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进行改造。
+
+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会议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做好思想动员工作，首先要在党内外干部中深入组织学习，做到统一和提高认识；同时要在工人中和工商界中组织学习，广泛进行宣传动员，以提高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加强培养工商界的核心力量。（2）省、专（市）、县三级均要举办短期训练班。以便训练好一批干部，投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3）要以市、县为单位，各选择一个行业（市）和一个集镇（县）先行一步，以吸取经验。（4）向面展开时，要按照搞一个地区，清一个地区，搞一个行业，清一个行业的原则，分片（地区）、分批地进行。每一片每一批均以镇搞好搞了，不要拖尾巴。（5）对改造过程中和改造以后可能引起的产、供、销变化情况，要事先进行分析估计，作出全面规划，予以统筹安排，以保证生产和商品流转按计划照常进行。（6）在人员安排上（全省公私商业人员有36万人左右，大大超过了实际需要），对多余人员要多从生产着眼，要多找生产门路。安徽农牧业生产门路是比较多的，如果将蚌埠等市已经行之有效的农牧相结合（如养猪等）的办法加以推广，则多余的从业人员是可以找到妥善出路的。
+
+　　（三）会议对若干具体政策问题，意见如下：
+
+　　1、清产核资问题。（1）生活资料的处理：凡家、店（厂）分开的，不属于店内的生活资料不进行清点。家、店（厂）不分的，如自愿拿出者可进行清点，不愿者不必清点。（2）多余店（厂）房的处理：全行业合营时，根据商业网合理布置的需要，经过必要的并店（厂）以后，对多余的房屋，可采取两种办法进行处理：第一、在房屋缺乏的城市，可全部折价定息，其中属于合营企业所需要的，由企业使用和付息，企业不需要的，可考虑成立房地产管理机构统一经营和付息；第二、在房屋并不缺乏的城市，除属于合营企业所需要的予以折价定息外，不需要的不折价定息，由其自行处理。这两个办法，究以何者适宜，由各地根据情况研究采用（小集镇尚不宜采用第一个办法）。（3）债权债务的处理：企业所有债权均要登记入帐，暂不定息，待收回后再定息。企业所负债务可分别情况逐步解决，如所欠系国家税收、银行贷款、“五反”罚款，可从资金中扣除作为公方投资；如系私私企业之间的正常营业往来，亦应允许从资金中扣除归还或分期归还；如系私人所欠者，由个人负责，企业不予解决。（4）公债的处理：以企业公积金购买的，其本息仍归企业公积金。以个人所得利润购买的，可动员其（不要强迫）投入企业作为资金定息。以个人工薪购买的，仍归个人所有。以企业资金购买的，在清资时并入资金中定息，公债利息归企业所有，如果企业所定利息高于公债利息，其公债部分按公债利率付息。（5）资本家和工人长支工薪的处理：资本家和工人长支的工薪，原则上均应归还企业，但可根据具体情况，分别规定归还办法。对资本家用长支的办法抽逃资金者必须追还，一时不能归还者，也要记上一笔帐，限期归还；如果企业利润没有分配，因生活所需而长支者，应从所得利润项下扣还。对工人因上资本家圈套而长支者，应向其教育，并动员其归还，一时不能归还者，可分期归还；其因家庭生活困难而长支者，可从福利奖金中解决。
+
+　　2、定息问题。今后所有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原则上都要推行定息办法。已经合营的企业和已有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也要逐步推行定息办法。定息的幅度，以一厘至四厘为适当，在这个幅度内，由各地根据资金大小进行核定，资金大的应该从低，资金小的可以从高。
+
+　　3、农兼商、商兼农或农兼手工业、手工业兼农以及地主、富农兼工商业的改造问题。第一，农兼商、商兼农的（即一户之内有务农的，也有务商的），目前按人归口，逐步做到按户归口或在以后分居时归口，其改造方法，应按其服务范围确定。农村中专为农民服务的小摊贩，可组织成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供销部（即供销社的代销组织）。过路饭店可组织合作饭店。至于集镇中服务范围较大的小商贩则应按一般小商贩进行改造，经过一定时期，可动员其舍农务商或舍商务农。第二，农兼手工业、手工业兼农的，如系为农业和农民服务的竹匠、木匠、剃头匠等可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第三、地主兼工商业的，如土地已被没收，即按一般私营工商业进行改造，如留有土地而且能从事农业生产者，应令其回乡从事农业生产。富农兼营工商业的，均要一律从事农业生产，不在商业上予以改造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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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回民经营的屠宰店、清真馆子等行业的改造问题。如果能派出回民干部，可单独组织公私合营或组织合作商店。无此条件者，则暂时仍让他们单独经营。同时各有关专业公司应按计划供应牛羊，并组织和鼓励他们自己养牛养羊。至于回民经营的其他商店，则应按一般私营商业的改造办法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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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赶集形式的农民贸易的改造问题。这种贸易有长期历史，对农民有好处。缺点是：浪费农民往返时间，影响农业生产。因此有必要在供销社内设立巡回货郎担或信托机构以及在农业社内设立供销部以逐步代替上述贸易形式，因为这样做，可以节省农民劳动时间，对生产有利。
+
+　　（四）会议对加强组织领导问题，作了如下决定：
+
+　　第一、鉴于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虽然在省、专（市）、县三级均建立了专管机构（对资改造办公室），但实际上仍是分口管理，以致形成领导不统一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党委必须认真地抓起这方面的领导任务。事实证明，没有党委的统一领导，事情是办不好的。因此，省、地（市）、县各级党委均必须以书记或副书记（省委分出常委一人负责）为核心，吸收统战部门、工业、财贸、商业、供销合作以及工会等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成立领导小组，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在区一级，应加强原有的财经小组，由区委副书记或区长负责。
+
+　　第二、各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可先组织工作队去进行（以经过短期训练的干部组成），待摸出经验视有必要时，即以工作队为基础，分别建立各种专业公司和综合公司，具体负责领导这一工作。
+
+　　第三、为了使各级发挥主动性，避免盲目性，对批准权限问题作了如下规定：（1）直接改变为国营的企业应报省批准。（2）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由地（市）委批准，报省备案。（3）采取合作化形式改造的行业由县批准，报地委备案。
+
+　　（五）此次会议，大家对《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经过反复讨论，均没有意见，一致表示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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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安徽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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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3 @@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当前社会镇反问题向中央的请示报告
+
+　　关于镇压反革命问题，在目前形势下，一方面对于现行犯和隐藏未交代、未被破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集中力量对付和镇压；另一方面，对于历史上只有一般罪行和轻微罪行的反革命分子中，可以了案，可以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分子，特别是他们的家属亲戚中未参加过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必须统盘加以研究，适当处理，并且给他们在社会上就业谋生的出路。
+
+　　情况是这样。自北京解放以来，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已经连续地给予了几次严重的打击，截至1956年2月底，共逮捕了反革命分子16255名（其中已经判处死刑的1670名），管制了11778名（现在还被管制的903名），逮捕了普通刑事犯罪分子38243名，总计七年来判处杀、关、管的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共66276名。在劳改和被管制的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获得了改造，表现奉公守法，努力作为新人。
+
+　　由于我们对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已经进行了严厉的镇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进展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由于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已经有很大的提高，残余的反革命分子越来越感到走投无路，越来越动摇、孤立，纷纷投案自首。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从去年6月到今年2月，自动向公安机关坦白交代的共有4744名，其中坦白了重大的反革命罪行和反动身分的共373名，并且有一批现行的土匪、特务和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
+
+　　有些资产阶级分子在私营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也自动地坦白交代了自己的政治、历史问题，并且有的人交出枪支子弹，他们表示愿意“丢掉包袱，干干净净地进入社会主义”。
+
+　　在农村中，由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巨大胜利，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公布以后，在地主、富农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中也引起了极大的分化，纷纷表示要彻底改造自己。被批准为社员的，喜出望外，感到政府实在宽大，认为有了社员的称号是无上的光荣，要好好劳动以保持社员的资格；被批准为候补社员的，表示决心改造自己，争取早一点成为正式社员；被管制生产的，大多数也已经低头认罪，表示要积极劳动，安分守法，争取早日成为社员。现在郊区的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家庭成员多数表现积极，服从领导，积极投资，积极积肥，下地干活早起晚归，有的不但“不挑活”，并且选重活干。群众也表示有力量、有信心改造他们。河北省和北京市郊区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或乡人民委员会已经提出要求将在押的一些
+
+　　（犯人送回原籍，交给合作社管制生产，以解决这些人的家属因为劳动力缺乏而发生的生活困难。）
+
+　　同时，社会上又还有一批罪行比较严重、还没有坦白交代也未被破获的反革命分子，以及敌人派遣进来的特务和其他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根据公安机关的材料，1955年我们曾经逮捕了反革命分子3962人，曾经发生普通刑事犯罪案件9000余起。这说明我们决不能放松对暗藏的，特别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也不能放松对危害革命秩序的普通刑事犯罪分子的斗争。
+
+　　但从总的方面来说，当前阶级斗争的形势，包括对残余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已经发生了十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我们应该根据这种新的情况，对镇反工作做新的部署，采取一些新的措施。可是，我们的工作却还没有与这种新的情况相适应，很多问题还没有及时得到解决：
+
+　　甲、一方面，对于早已坦白交代了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和历史上只有轻微罪行、解放后一直奉公守法的分子，没有明确的结案，或者没有注意给以生活出路；甚至对于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也一直没有给以生活出路。
+
+　　（一）对于很大一批早已坦白交代了罪行的反革命分子，其中有刑满释放的，有解除管制的，有罪行较轻免予处刑的，我们长时期没有注意给他们以生活出路，他们虽然极力表示悔过自新，但因为顶着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到处找不到职业，没有饭吃，因而在这方面对我
+
+　　（们十分不满。有少数人因为走投无路，一再写信要求政府给找职业；有的老婆闹离婚；有的自杀；有的故意写反动标语，让公安机关抓走，因为这样“又有饭吃，又有水喝”；还有少）
+
+　　（数人写匿名信骂我们；有的申请去香港，借要求去香港将我们的军；或者写信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领馆，要求职业，要求出国，甚至表示不愿做中国人，申请人外国籍。他们觉得我们剥夺了他们的生活权利，实际是开除了他们的“人籍”。）
+
+　　（二）有些历史上只有一般罪行或轻微罪行、解放后一直奉公守法的反革命分子，虽然他们对于过去的问题早已交代过，而以后又并没有新的罪行和新的材料，但是因为我们对他们长期没有来得及通盘加以研究，作出结论，提出明确的处理办法，或者摘掉反革命的帽子，一遇到群众性的运动，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便成为斗争的重点。在“五一”、“十一”节前，特别是在每次搜捕行动中，公安机关便要翻拣他们的历史档案，在他们当中选择搜捕对象。我们公安机关因为纠缠在这些历史反革命案件中拔不出脚来，实际上反而放松了对各种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的侦察和打击，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也是不得人心的。例如有一个反革命分子在1949年就已经向我们坦白交代过，并且被作为特情使用。后来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妻子检举他存在枪支，就又把他捕了起来，经过审查以后发现检举材料不实，没有判刑又释放了。解放以后，还不断地向我们反映一些情况。但派出所还是根据他早已交代的材料，三次呈请要把他逮捕起来。这类例子也很多。因此，有些人认为，我们不是“坦白从宽”、“过去从宽”，而是对于坦白和抗拒、历史犯和现行犯的处理没有区别；认为，我们对这些分子纵然今天宽大了，明天又会从严逮捕起来。有些已经坦白交代了的反革命分子感慨地说：“地主五年、富农三年都可以改变成分，我们死也是反革命分子，万劫不复了！”这样，也就引起了一些想要向我们坦白交代罪行的反革命分子的顾虑，使他们迟迟不敢交代。有些已经坦白交代了的，由于我们没有从宽处理，被判刑以后非常后悔，说我们拿他坦白出来的罪行治他的罪。
+
+　　（三）反革命分子的家属也往往受到各方面的歧视，甚至积极拥护政府镇反措施、平日表现很好的，也受到歧视。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在升学、下工厂实习（并非国防工厂也不许实习）、找职业等各方面都受着限制，不但入不了团，甚至结不了婚。有一个被逮捕了的反革命分子，他的子女五人多次投考高等学校、技术学校和工厂、企业，都没有被录取，他们一再跑到派出所去质问：“我们每次考试都答得不错，为什么总考不上？”又说：“难道父亲是
+
+　　（反革命，儿女子孙就永世不能上学、不能工作了吗？”也有的被评为劳动模范，又被取消了的。这类事例很多。）
+
+　　还有些同反革命分子有社会关系甚至多少沾点边的人，即所谓社会关系复杂的人，特别是有亲戚朋友在台湾、香港、澳门的人和归国的华侨，常常受到歧视，因为他们难于找到可靠和有力的证明，机关、学校和工厂往往都拒绝收留他们，过去他们还可以到私营企业找工作，现在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了，手工业合作化了，他们找职业就更困难了。
+
+　　乙、另一方面，因为公安机关的注意力为上述各种案件和已经坦白交代了罪行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所纠缠，解放不出来，以致对于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和普通刑事犯罪分子，对于各种隐瞒历史罪行没有坦白交代的分子，在侦察破案的措施上不够有力，因而未能及时地给这些反革命分子和敌对分子以更有力的打击。
+
+　　（一）解放以来，敌人一直没有放松对北京派遣特务、间谍的活动，虽然已经破获了一些，但还有一些没有发现，或者没有破案。
+
+　　（二）北京还隐藏着一些本地的和外来的罪行比较严重而没有坦白交代的反革命分子。
+
+　　（三）工厂、企业、基本建设的破坏嫌疑事故还有1/3没有查清破案。
+
+　　（四）1955年共发生普通刑事案件9646起，还有38％没有破案。
+
+　　此外，社会上和机关内部都还有各种对党、对国家不满或者抱敌对态度的分子，其中有些是对于我们工作上的缺点不满的，对于这些人应该细心地听取他们的意见，改进我们的工作，或者作适当解释；但也有不少是反动分子，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斗争，或者是进行侦察。
+
+　　因此，我们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四第五两条的精神，对北京市当前的社会镇反工作和镇反中遗留问题的处理，提出如下方针和意见：
+
+　　一、对于解放前只有轻微罪行，解放后已经坦白、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经过城市居民委员会、乡人民委员会或基层合作社等讨论通过，经过适当的法律手续，可以宣布摘掉他们的反革命帽子，被剥夺公民权的可以恢复他们的公民权。
+
+　　二、对于解放前有一般罪行，但民愤不大，解放后已经坦白交代、奉公守法，没有再进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免予处刑；其中早已交代而又表现好的，也可以摘掉他们的反革命帽子。对于这一类反革命分子中还没有坦白交代的，如果他们现在老实坦白交代了，也可以免予处刑；如果仍不坦白交代的，查出后即从严法办。
+
+　　三、对于历史上有严重罪行、民愤又较大的反革命分子，甚至解放后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如果真诚坦白交代的，也应当从宽处理；有立功表现的，可以免予处刑，立大功的应该给奖。
+
+　　四、对于去年镇反中逮捕的、还没有结案的犯人，其中罪行不甚严重、民愤不大、已经真诚坦白交代的，可以按照他们的情节，分别判处社会管制，或者不予起诉，由其亲属保释，负责监督管教。这样，不仅便于改造或者孤立这种反革命分子，并且便于争取和团结他们的家属。
+
+　　五、对于刑满释放以后留在劳改单位就业的反革命分子（约为劳改期满犯人总数的70%），凡家在农村、当地乡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同意让他回乡生产的，可以准许他回乡，由乡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所规定的原则处理。
+
+　　六、对于罪行不重、民愤不大、劳改中表现好、判刑在5年以下或者刑期已经执行过半的劳改犯人，如果家在农村，而乡人民委员会和合作社也同意他回乡生产的，经过一定的法律手续，也可以将他解回乡村，管制生产。
+
+　　七、对于刑满释放和免予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和被管制分子，特别是已经解除管制、已经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分子，尚未就业的，凡是奉公守法的，公安机关应该给予证明，并且由劳动部门介绍就业，或者移民生产，或者回原籍生产。
+
+　　八、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家属，凡是没有参预反革命活动的，不仅应当给以就业或者学习的机会，并且应当注意不要歧视他们；尤其是对于其中拥护政府镇反措施、平日表现好的人，更不应当歧视他们。
+
+　　九、对于在京的逃亡地主，除已有正当职业或受其子女供养的以外，一般应当送回原籍，由当地政府安置。这类分子大约有5500人左右。
+
+　　十、对于历史上有严重罪恶、拒不坦白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逮捕，从严法办；特别是对于有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必须集中各方面的力量予以严厉的打击（具体计划另报）。
+
+　　（从目前国内外斗争的形势看来，我们认为，采取以上措施以后，可以进一步地动摇、分化、瓦解敌人，减少反革命分子的家属的对立情绪，减少早已悔改的反革命分子的顾虑和不满，缩小坚决同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基础，把他们进一步孤立起来，以便集中力量严厉地给以打击。这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是十分有利的。）
+
+　　（以上意见当否，请示。）
+
+　　来源：根据《中共北京市委重要文件汇编》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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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57.txt
@@ -0,0 +1,81 @@
+# 中共中央批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的指示
+
+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中央国家机关各党组，另家机关党委、中直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
+　　中央批准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现发给你们。各级党委和有关党组对于这个方针应该进行讨论，组织执行。
+
+　　自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发出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以后，各级党委一般进行了讨论和检查，全党在对待民主人士和非党联盟问题上的关门倾向已经有所克服，主要表现在安排民主人士方面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政协工作方面一般有了进步，在国家机关中常和非党人士的关系也有所改善。但是应该指出，这种进步是很不够的，目前，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不仅存在着关门倾向，同时也存在着右倾保守倾向，这些倾向的主要表现是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党派人士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发生的很大变化估计不足，对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够，因而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政治上没有给以应有的信任，对统一战线工作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各级党委应该在党内继续加强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并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及时地纠正“左”的或右的倾向。对于统战部门的工作应该予以经常的领导和定期的检查。对于一些地方统战部门编制不足、干部太少太弱特别是缺乏领导骨干等问题，应该予以解决。
+
+　　此外，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报告》，一并发给你们参阅。
+
+　　 中央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
+
+##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
+
+##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日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决议）
+
+　　（一）几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特别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党中央开展反对保守主义的斗争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突飞猛进的发展，就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高潮中。三大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工人阶级已经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使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起了根本的变化，“大约再有三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政治形势的根本变化从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内部关系上反映出来，主要地表现在：（1）作为人民民主专政基础的工农联盟被推进到新的即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日益成为牢不可破的联盟。（2）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虽然还没有被消灭，但是已经向工人阶级屈服了，大多数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成了公私合营企业的从业人员，并且不能不在公方直接领导和工人群众直接监督下，按照社会主义原则而共同工作。资本家和资本家代理人中间，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进．一步分子日益增多，有从少数发展成为多数的趋势。（3）“知识界的面貌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国家工作人员”，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说来，他们“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4）各民主党派已经基本上成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团体。（5）大多数少数民族先后走上了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并且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努力前进。
+
+　　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完成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但是，国家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还远没有完成，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还需要大约三年的时间，基本上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还需要几倍于三年的时间，而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任务还没有减轻。我们应当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
+
+　　（二）如前所述，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资本家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资产阶级当作阶级还需要最后加以消灭，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一部分民主人士在内，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虽然已经起了根本变化，但是他们头脑里面的资产阶级思想还需要经过长时期的改造。这就是说，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部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且要继续从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等各个方面反映出来。我们决不可以忽视这个方面。同时，另一方面，由于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了合营企业的从业人员，而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人又早已成了国家干部，今后统一战线内部的阶级矛盾，势必更多地从机关、学校和企业内部的业务工作和学术研究上表现出来，表现为对待这些问题的不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的思想和作风。这种情况更有利于我们在阶级斗争中使用教育的方法（无论在政治上、工作上和思想上），更要求我们把教育工作当作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毛主席说：“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毛主席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所谓教育方法，就是毛主席指示的讲道理的方法，比赛的方法，批评、自我批评和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批评是进行斗争的主要方法。除了对付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外，一般都要采用这样的方法。教育工作的目的，是要使极大多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对于最后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获得思想上的准备，而且能够改变成为名副其实的劳动者；使大多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斗争中充分发挥积极性。并且做到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末，从思想上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观点。总之，用反复教育的方法，帮助人们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逐步做到同他们已经改变了和正在改变着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相适应。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实现这个目的：一方面帮助他们从工作中即从实践中学习，另一方面帮助他们进行政治的和理论的学习，配合和结合这两方面的学习，帮助他们进行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实践。
+
+　　（三）从工作中团结、教育和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由于目前对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关系，比以往更多地以至主要地表现为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党与非党人员的关系，做好这项工作的关键就在于这些机关、学校和企业中党的组织和干部能够在这方面采取正确的和积极的态度。首先应当根据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的不同情况，分配给他们以适当的工作，而且在工作中帮助他们做出成绩，帮助他们学习和进步。对于合营企业中的资方人员，应当领导他们积极参加生产、经营；帮助他们积极参加企业改革，在改革中受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教育。应当教育他们向工人群众学习，对于那些劳资关系恶劣的企业中的资方人员，需要帮助他们在工人面前作适当检讨；另方面，应当帮助工人群众在划清思想界限的基础上对资方人员采取合作态度。对于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应当充分估计他们几年来的进步，在工作中给以应有的信任；对于那些政治立场和社会地位已经有了根本变化的人，应当同他们逐渐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
+
+　　（四）有计划地帮助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进行政治和理论的学习。对资产阶级分子，需要从今年最近几个月内开始，争取以两年的时间，帮助他们在思想认识上解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当前阶段历史发展规律的关键问题，也即是要帮助他们从思想认识上初步地以至大体地实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变革。为了这个目的，应当帮助他们学习三门课程：（1）当前阶段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知识（对一般人员拟编辑通俗政治常识形式的课本；对有相当政治文化水平的骨干分子，可以帮助他们学习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的初步知识，也要编辑或者采用适当课本）。（2）企业改革的基本知识。（3）当前重要时事和政策的学习（集中地学习几个主要问题）。为了争取以两年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应当把训练班当作主要方式，使凡是能够集中训练的人（可能包括一部分小业主和资方人员的妻子在内）分期分批轮训一次（这个办法符合于又多又快又好的要求，花钱也不多），同时辅之以经常性的学习，辅之以参观、访问等结合实际的方法。
+
+　　对各方面民主人士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除了同样必须帮助他们从思想上解决“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变革以外，更应当帮助他们逐步学习用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现在，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已经成为多数人的要求，我们应当根据自愿的原则，积极地帮助他们进行这种学习，并且需要采取相当的措施：（1）离职短期学习；（2）举办短期政治学校；（3）举办业余学校或者夜大学；（4）组织学习座谈会。此外，为适应新的需要，还应当仿照高级党校办法设立社会主义学院，吸收各方面高级民主人士入学（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
+
+　　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应当设立学习委员会，和它的办公机构，在党的领导下指导和组织各种教育工作和学习活动。
+
+　　（五）充分运用和发挥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和工商业联合会等人民团体的作用。为着鼓励它们尽量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要特别注意：（1）更有计划地进行政治协商工作。（2）更有计划地吸收它们参加和协助调整统一战线内部各种关系的工作。（3）共同组织政治和理论的学习。（4）经过它们去加强联系和教育散在社会上的旧中上层分子（数量还不少），团结和教育一切可以团结和教育的人。
+
+　　为使它们能够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在实际工作上作许多改进，这主要的有如下的几项：（1）使能够参加政协经常工作的民主人士真正有事可作，有作事的条件，并且获得必要的帮助。（2）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要对民主党派的基层组织和它的成员采取积极态度，团结、教育和帮助它们成为自己的助手（过去凡能这样作的，都有显著效果）。（3）各民主党派有可能发展党员的，应当加以赞助（注意吸收一批中间的和比较落后的中上层分子）；同时也应当按照中央规定吸收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中合乎我党党员条件的人入党，以便从民主党派内部密切党与非党的关系。（4）对于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工作成绩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宣传和报道。
+
+　　（六）教育方法和教育工作，同样是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方法和中心工作；但是必须照顾到民族特点和宗教特点，而且要照顾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的不同特点。对他们进行教育和帮助他们学习的方法，应该是很灵活的、很耐心的和多种多样的，并且一定要是他们自愿参加的。目前，大多数少数民族正处在向着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这里边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时间同汉族地区是大体一致的，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此外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完成或者还没有开始民主改革。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一律坚持党中央已经规定了的和平改造的方针，按照各民族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步骤。我们必须依据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和不同民族地区的具体情况，经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和方法去接近劳动群众逐渐地建立起可靠的群众基础。对于少数民族中的上层人物（包括各种各样的剥削分子和宗教职业者的上层），应该采用教育方法，进行反复的说服和协商，并且在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中，不降低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他们放弃剥削后，由国家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尽可能地争取他们接受和赞同用和平方法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依靠国家机关和社会力量，依靠群众工作和对上层人物的团结，以便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地更快地完成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为那里的社会主义建设开辟广阔的前途。
+
+　　（七）为了贯彻执行上述的方针，建议各级党委继续在党内加强统一战线的政策教育，并且及时纠正“左”的或者右的倾向；各个有关部门和国家机关、学校、企业、人民团体中的党组织，必须进一步作好统一战线工作。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的任务：第一是在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掌握和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且对各个方面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执行情况，进行了解和检查。各级统一战线工作部必须首先对统战部门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切实检查一次，限期完成。第二是协同党委宣传部门，组织和管理资产阶级分子、民主人士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的政治、理论学习。第三是对分工由统战部门管理的民主人士和机关干部进行考察了解、安排、使用、培养和提拔。
+
+　　各级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应当依据这个方针，克服保守主义，作出各方面的工作规划。
+
+　　各级党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工作人员应当努力学习，继续加强思想性和纪律性。
+
+　　（附件：）
+
+## 中央统战部关于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的报告
+
+## 1956.03.26
+
+　　（中央：）
+
+　　第五次全国统一战线工作会议，从二月十六日开始到三月三日结束。参加这次会议时，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五十万人口以上的省辖市委的统战部部长或副部长共五七人。
+
+　　这次会议着重地讨论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民族工作规划大纲的初稿。此外，还讨论了：1、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2、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方案；3、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干部管理工作的规划；4、替中央起草的关于公私合营运动中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和薪金待遇的指示（草稿）；5、关于在省、市、自治区的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机关干部中进行肃反斗争的意见；6、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7、关于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等文件。这些文件，根据到会同志们的意见，均经过再次的修改，现在分别作如下的处理：
+
+　　（一）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二年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曾经中央审查批准，会议讨论后又作了若干修改并且加了民族工作一段。请中央审核批发。
+
+　　（二）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民族工作规划大纲的初稿，因为还不成熟，经过恩来、陈毅同志同意，先将草稿发给有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统战部协同民族工作部门党组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同时中央统战部和民委党组也继续研究，结合地方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送中央审查，并且建议以初稿名义向七中全会提出，由各有关省委、自治区党委带回去组织讨论，以便进一步修改成一个正式文件。
+
+　　（三）关于公私合营运动中资方人员的工作安排和薪金待遇的指示（草稿），已送中央对资改造十人小组核处。
+
+　　（四）关于在省、市、自治区的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机关干部中进行肃反斗争的意见，已送中央肃反运动十人小组核处。
+
+　　（五）关于帮助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关于中央和各级党委统战部干部管理工作试行方案，待修改后另送中央审批。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因为还不够成熟，准备再作一些研究后送中央审批，目前各地可参照会议中讨论的草案进行工作。
+
+　　（六）关于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已征得中央宣传部同意，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联名报请中央批发。
+
+　　（七）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干部管理工作的规划，已由中央统战部发出。
+
+　　这次会议，一般说来是开得好的。到会的同志一致认为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方针，解决了若干专门问题，在思想上提高了一步，从而增强了工作信心。
+
+　　在这次会议上，反映出统战部门的保守主义和关门倾向是相当严重的，主要表现在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几年来的显著进步估计不足，因而对于他们政治上的信任不够，工作不放手；政治的和思想的工作作得不够，而组织上和事务上的联系却很多，甚至在有些统战部门和有些干部中发展到干涉民主党派的内部事务，以至实行组织控制；在工作作风上，有些干部骄傲自满，以领导者自居，不能很好地同党外人士协商办事，而只在少数几个进步分子中打圈子，很少同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协商工作，很少同左、中、右各方面一道商谈问题，很少同中间、右翼分子个别来往。这是开展统战工作的严重障碍。虽然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七日中央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曾着重批判了关门倾向，但是由于统战部门对本身的关门倾向没有进步彻底的检查，因而改进不多；中央统战部一方面对地方统战部的督促检查不够，另一方面本身也存在着同样的毛病，应该负更多的责任。根据这种情况，会议上对统战部门的保守主义和关门倾向着重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且规定在今年上半年内各级统战部要对统战部门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关系彻底地检查一次，要从统战部门本身作出同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建立正确关系的榜样，才能在中央和党委领导下进一步推动各有关部门的党组织改善对他们的关系，使民主党派、民主人士能在过渡时期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和得到进一步的改造。
+
+　　这次会议的主要缺点是中央统战部会前准备工作做得很不够，致使会议拖得较长。应引为教训。
+
+　　请示。
+
+　　 中央统战部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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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58.txt
@@ -0,0 +1,13 @@
+# 中央关于肃反斗争中曾经被逮捕、隔离反省的人员工资待遇问题的通知
+
+　　江苏市委3月21日电悉。关于肃反斗争中曾经被逮捕、隔离反省的人员，经甄别定案处理后的工资待遇问题，通知如下；
+
+　　一、凡经甄别定案为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的，在逮捕期间的工资，一律不再补发，隔离反省期间按原薪发给的工资，除已发给其本人及家属生活必需的部分之外，剩余的部分不再发给，由原单位负责上缴。
+
+　　二、经甄别定案不属于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坏分子的，在逮捕、隔离反省期间的工资，一律照原工资补发。
+
+　　三、经甄别定案后重新分配工作后的人员，应按新的职务发给工资。
+
+　　· 来源：
+
+　　江苏省某档案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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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59.txt
@@ -0,0 +1,39 @@
+# 中央批转广东省委批转省侨委分党组“关于目前发展高级社的几个华侨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
+
+## 中央批语：
+
+　　现将中共广东省委批转省侨委分党组“关于目前发展高级社的几个华侨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转发你们参考。在目前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各地均应及时检查，迅予解决侨眷归侨参加劳动及由初级社转入高级社后可能发生的一些具体问题，切实具体地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
+
+　　×    ×    ×
+
+## 广东省委批语：
+
+　　现将省侨委分党组“关于目前发展高级社的几个华侨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转发你们，请按照执行。侨眷社员有不少是缺乏劳动力或劳动技能较差的，在转高级社时必须慎重处理。要特别注意贯彻执行自愿原则。对于经过动员仍不愿参加高级社的，应该认真把他们安排在初级社内，绝不能加以歧视。对已入社的侨眷，要根据其家庭生活、劳动力多少等情况作妥善的安排，以使其不要减少收入。对一些劳动力少、弱的侨眷社员，在尽量安排他们从事一部分轻活或副业生产后，生活还不能维持的，社内应从公益金部分适当给予补助。
+
+　　转高级社后，对于一些缺乏劳动力的侨眷社员是否还保留一点土地报酬，各地可研究试行。如果要保留一点，以保留多少为宜，公粮、水力费等负担是否还要土地分摊；托管地的所有权以不动为好，但是否还给土地报酬，（托管地因侨户居住国外，易引起误会，以给点土地报酬为宜。——中央）如给一点，公粮及水力费等负担又如何确定等问题，都请各地研究提出意见。
+
+　　 1956年2月27日
+
+　　目前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农业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已基本实现，群众要求转高级社的情绪高涨，因此，必须进一步贯彻党的华侨政策，解决侨眷入高级社后的一些具体问题使侨眷能积极参加高级社，并且能实际上增加收入，得到好处，从而有力地教育国外华侨更加广泛地拥护祖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这对打击与瓦解美蒋的破坏活动，扩大对侨居国外人民的影响有很大的意义。按照省委估计，春耕前要建立一万个高级社，组织面占总农户百分之二十五，或者可能超过。目前在合作化运动发展较快的重点侨乡，侨眷多数是积极拥护和要求转高级社的；但是也有相当—部分思想觉悟不高，见大势所趋，不得不入社而心存不满。如广州新窖区上涌乡归侨黄威（中农）说：“一声合作化，把我几年来花了三、○○○多元投资的果园都花光了。”（当时对果园折价问题仍未解决，很多农民均有此顾虑。）当向他谈及自愿政策问他为什么思想未想通就急于入社时，黄答说：“乡里连一个苍蝇也不存，难道我还要落后？花县有的侨眷说：“即使收入减少，也要入高级社，不甘落后。”此外，台山一带不少无地、少地的侨眷，因合作化高潮中社会舆论及社会空气压力很大，怕不劳动难于居留，迁广州又不准，情绪动荡，要求迁港出国，甚至假造理由、证件来“争取”批准者也不少。根据一月份揭阳县汪汉国农业社，普宁县赖子炎农业社，台山县南乔农业社转入高级社后的调查，计社员582户，侨户有172户占29．55％，社员2．775人，侨眷31．46％。在社内党、团员、社主任、管理委员会委员179人中侨眷占62人。汪汉国农业社中侨户去年投资总额共达6，338．70元，足见吸收侨户入农业社，对发展生产、巩固农业社是很必要的。三个社的事实也证明：侨眷入社后，一般均增加了生产和收入，他们亲身体会到合作社的优越性，对转入高级社十分积极。如汪汉国、南乔二个社，积极要求转高级社者约占80％左右，有顾虑、有困难的约占20％左右。因此，如何正确地解决这20％左右的侨户的具体困难，提高其社会主义觉悟，通过他们去扩大对国外华侨的影响，使广大侨胞进一步拥护祖国的农业合作化，是今后广东农业社在普遍转入高级社时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花县、鹤山、清远等县也同样存在。兹就这个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如下：
+
+　　一、取消土地分红后，部分侨眷可能减少收入。由于劳动力弱和缺，耕作技术差，或家庭人口多，这些侨眷在转入高级社之后，就会收入减少，生活发生困难。如台山县南侨社侨眷蒋玉秀，一家五口(三大二小)全是妇女，老的丧失劳动力，本人有病，媳妇一贯少劳动，占有土地双造田5．9亩，单造田1．6亩，侨汇少，他怕取消土地分红后收入减少，要求退出高级社，另入初级社。又李翠明一人在家，76岁，1954年入社后分配做轻工，他也怕取消土地分红后会挨饿。花县平北乡侨眷陈用冻，60岁，老夫妇二口，女儿出嫁，有田6亩，1955年土地报酬得50多元，自己及女儿劳动报酬得30多元，共收入80多元，现女儿出嫁，本人分配看牛，全年可得折现金为18元，收入大大减少。有的侨眷土地较多，但劳动力少，取消土地分红后，收入也减少。如汪汉国社之侨眷目快叔，有田18亩(水旱田各半)，山林二、三○亩，全家十三口，只有一个劳动力和两三个附带劳动力，取消土地分红后，收入也减少。根据普宁赖子炎农业社调查，全社125户社员，如按1955年生产收入计算，在取消土地分红之后，则有62．4％的社员会增加收入，不增不减的有2．4％，减少收入者占35．2％。但如能完成1956年生产计划，则可有95％的社员会增加收入。
+
+　　我们认为：对部分劳动力弱的侨户，可采取过渡办法，暂时保留土地分红10％至20％，待生产提高后再逐步取消土地分红；另一方面则在安排工作上适当照顾，分配轻活，并引导他们将侨汇投入生产，发展副业，以增加收入，个别困难户则用社会救济或社内公益金救济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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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侨眷转高级社后能否增加收入，安心乡居，不仅是关系到侨眷本身的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国外华侨对祖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观感或间接的影响到侨居地国家人民对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认识。即使少数有侨汇收入的侨户，取消了土地分红之后，仍可依靠侨汇生活，但是如果由于他们转入高级社之后，收入反而减少，在政治上的影响则很不好。普宁县有的侨眷说：“土改刚分得土地，现在又要归公”，“转高级社后一定不够吃”，“取消土地分红时，要去信询问华侨”等。目前美蒋大肆造谣破坏说：“合作化是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没收归国有。”因此，在转高级社的工作中，加强对外宣传工作，大力深入地贯彻党的华侨政策是很重要的。除了贯彻中央及省委的指示：“社员自愿，有较强的领导干部，而且转高级社后应有90％以上社员都能增加收入”之外，对约占侨户中10％至20％的侨眷困难户，由于劳动力弱或少，耕作技术差，土地较多，家庭负担重，转高级社后因取消土地分红而减少收入的，在一定时期内作特殊照顾，留给一定比例的土地报酬，使收入不低于转社前的水平，从而逐步做到取消土地报酬，仍是必要的（因为单靠合作社5％的公益金，恐一时也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至于个别侨户思想不通，因怕收入少暂时无转社要求，申请退出高级社，另入初级社者也应允许，并加强教育，等待其觉悟，不能排斥或歧视。
+
+　　二、关于华侨托管田问题。据调查揭阳县汪汉国农业社托管田的情况大致有三种：一是华侨出国之时，把田地委托其代管至现在没有变动者；二是华侨出国之前，因生活困难或其他原因将土地典当给地主，解放后在清偿时，由其国内亲人代为追回，后写信通知国外华侨，得到华侨来信正式委托代为保管；三是清偿时，其亲人代为讨回，但是没有写信通知国外华侨或虽通知但未接到国外华侨来信正式委托者。由于目前华侨托管地为数甚少，而且零星分散，多数又是华侨在解放前购置或祖遗的，许多华侨过去以托管地收入作为祭记祖先，救济亲人之用，或准备年老归国生活有所依靠和有葬身之地，故十分重视土地业权，对收成多少则不在乎。
+
+　　为此，在一定时间内，保留华侨托管地的所有权，以维持国外华侨与祖国的联系，并作适当照顾仍属必要。我们的意见是：（1）凡华侨托管地之代管人转高级社，可同时带托管地入社，另立一户并由托管人告知华侨，土地由社租用，统一经营。将来华侨回国后，可根据自愿入社。（2）继续保留华侨的土地业权，在社租用期间，参照当地习惯付给相当于初级社所评土地产量的百分之一○至百分一五的租金，该项租金收入可按照国外华侨的意见处理。（3）对原主久年无音讯的托管地，虽经多次探询仍未能与原主取得联系者，则土地由社统一经营，不付租金；将来原业主回国，可无条件入社，生活有困难者，由社作适当补助。
+
+　　三、侨乡中部分无地，少地侨眷非农业户，不愿从事农业生产单靠侨汇生活者，在合作化运动中应加强政策教育，明确宣布在农村依靠侨汇生活是合法的，并在自愿原则下吸收他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及合作社的会议，逐步吸收其参加扫盲、卫生、托儿工作，要求到广州或城市居住依靠侨汇生活者仍应允准，以安定他们的情绪。
+
+　　此外，普宁有个别侨户因迷信风水，而国外华侨又再三提出要求保留山地，他们入社时，思想斗争很厉害，要求土地可以入社，但是要保留山地，否则难于向国外华侨交代。我们认为，在不太妨碍生产及统一经营的情况下，个别侨户的迷信观点又不能很快说服过来，仍可作个别照顾，不一定强求全部归社。
+
+　　以上意见如可行，希批转各地参照执行。
+
+　　 1958年2月10日
+
+　　· 来源：
+
+　　广东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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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十人小组摘转哈尔滨市委工业口5人小组“关于449厂解决肃反生产的不误的经验”
+
+## 中央十人小组批语：
+
+　　兹将哈尔滨市委工业口5人小组关于449厂解决肃反生产两不误的经验摘要转发你们阅读。449厂的经验证明了：只要坚决同右倾保守思想进行斗争，大胆地依靠群众，发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就一定可以做到生产和肃反两不误。
+
+　　（附：）
+
+## 哈尔滨市委工业口五人小组关于449厂解决生产肃反两不误的经验报告
+
+　　（现将449厂肃反、生产两不误的经验报告如下：）
+
+　　449厂从1955年9月底开始，在科、室和车间技职人员中开展了肃反运动。斗争重点65名，占参加运动总人数的4.2％弱。初步搞出反革命分子22名（尚未甄别定案），其余正在专案审查中。3月底可基本结束。运动是健康的。
+
+　　值得重视的是：该厂在肃反、生产两不误方面做得较好，肃反一直没有松劲，而且生产成绩逐月上升：9月份完成总产值96％，10月114％，11月118.1％，12月188％。产品质量逐月提高：9月份电机初试合格率为71.8％，12月为88.7％。设备事故逐月下降：9月份为109次，12月为46次。劳动生产率逐月上升：9月份完成85.3％，12月份完成154％。第4季度出勤率普遍提高：工人为97.5％，职员99.8％。另外，劳动纪律和工作责任心普遍加强，工作效率普遍提高，叫苦的少了，扯皮现象少了，工作上的混乱现象克服了，主动性加强了，制度好贯彻了，有个装神经病的人检讨了错误，“病”也好了。
+
+　　肃反、生产两不误是怎样解决的呢？
+
+　　该厂1955年前3个季度，一直未完成生产计划，使第4季度生产任务特别繁重。当时，领导干部对肃反有2种看法：一种认为：“肃反必然影响生产”，强调“肃反要服从生产”。另一看法是，生产计划必须完成，但不能把肃反看成次要任务，生产和肃反可以互相推动，应该使生产肃反两不误。领导干部态度坚决，经党委和5人小组反复研究，驳斥了前种说法，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
+
+　　一、从上到下树立“生产肃反两不误”的全面观点，向全厂职工进行了两不误的教育，并发动群众制定个人措施计划保证搞好生产和肃反。从领导到群众都行动中表现了两不误的精神。厂长亲自参加战斗小组的活动，召集高级技术人员坐谈会，并和其中重点对象进行了个别谈话，审查他们的材料，在行政会议上经常谈到肃反工作，对干部影响很大。
+
+　　工会也将个人订的保证生产、肃反两不误的措施计划列为竞赛条件之一。
+
+　　二、领导明确分工，下决心抽调肃反干部，大胆使用新生力量：
+
+　　该厂由党委书记、厂长掌握全盘。生产、经营、技术副厂长专搞生产，抽出党委第二书记、人事副厂长、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总支书记、保卫科长等9个科级以上干部，专门主持肃反工作。一开始就提出了生产、肃反两方面遇到问题要主动商量，互相照顾，从全面出发解决问题。同时，还组织了以党委书记、生产副厂长、工会主席、肃反办公室主任为主的定期的碰头会，研究解决在时间上、干部上的困难问题。这样就保证了生产、肃反两方面领导上的主动。
+
+　　肃反工作必须配备一定的骨干。解决骨干是困难多、阻力大、会议上最难解决的问题。因为9月底整编刚刚结束，定员规定的很紧，新的工作秩序尚未建立起来，工作量加大了，肃反工作是在满了负荷以后硬加进来的。而且肃反的干部又是条件较高的，偏偏这样的干部又很少。但是，由于逐渐看到肃反推动了生产，两不误的信心，开始有了提高，想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具体办法：
+
+　　凡是有两个科长或主任的单位，抽出一个适当的干部专职搞肃反。凡行政领导干部均不适合搞肃反的，则坚决从本单位党、工、青负责干部中抽出够条件的干部专搞肃反。一个单位实在找不到适当的干部时，则三个单位合并为一个组，再从中选拔。一个车间脱产干部只有1人，而合并又有困难者，除由他兼顾肃反外，另配备一般干部专职做具体工作。在抽调骨干时，坚决向领导干部中强调个人作用、不敢放手的思想作了斗争，大胆相信付职和新的力量，放手让他们工作，并给以具体的帮助和支持。这样，终于抽出了付科长以上干部共32名专职作肃反工作，占付科长以上干部总数的32％强。
+
+　　抽调一般干部时，首先，在战斗组长会议上作出了全面规划，提出了要求，批判了对群众积极性估计不足的右倾保守思想。战斗组长回去后，又在本单位领导干部中进行了研究，作出生产与肃反的全盘规划，提出名单。然后，在全体干部中进行动员，说明理由，号召大家分担工作，8小时的工作争取6、7小时完成。这样，群众情绪很高慨然应允。如财务科工资组原有10人，调出4人搞肃反后，不仅按时完成了任务，而且克服了工作中的混乱现象。材料组原来8个人的任务，现在5个人也完成了。
+
+　　事实证明，调出专职肃反干部，提出一些新生力量后，业务工作不但没有受到损失，反而更好地完成了任务。这些新生力量的积极性得到了发挥，学会了领导方法，原来不被尊重的某些付职也提高了领导威信。实际上，肃反工作锻炼和培养了干部。他们1956年第一季节，可提拔科级干部25名，股级干部80余名，为完成输送干部的任务创造了条件。同时，也给建党工作打下了基础，1955年第四季度党的积极分子原有114名，现在是800多名，而且已发展了92名党员。
+
+　　三、妥善的安排时间：
+
+　　时间是工厂最主要的问题。生产、肃反、文化、技术、政治理论学习，党、工、青活动等都需要时间。他们经翻覆研究和修订现在对时间的安排是：
+
+　　（每周1、3、5、6下午2：30-5时为肃反时间。）
+
+　　每周2、4下午4点后为党、团活动时间。
+
+　　他们认为为每天占用2小时至2小时半的工作时间来搞肃反，是不会影响正常工作的。而且职工始终坚持了文化、技术学习，如战斗组长李广儒同志，身为车间付主任，又进行文化学习，结果学习的还不坏。
+
+　　总之，对贯彻生产肃反两不误的方针采取了坚定的态度，树立“两不误”的全面观点；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相信群众和新生力量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决心抽调干部；开辟生产肃反两条战线，同时抓紧领导；妥善的安排时间；这就是他们的作法和经验。
+
+　　来源：《肃反文件（第二辑）》[绝密]，中国共产党甘肃省委办公厅编印，195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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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9 @@
+# 中共黑龙江省委批转杨易辰同志在省委第三次私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
+## [杨易辰当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
+
+## 省委批示：
+
+　　省委同意杨易辰同志在省委第三次私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现发给你们，望研究执行。
+
+　　（附：）
+
+## 杨易辰同志在省委第三次私改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
+## （1956年2月24日）
+
+　　根据同志们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并在昨天经过私改领导小组的讨论，现在准备讲以下几个问题。
+
+　　一、对这一段工作的估计
+
+　　总的看来，基本上是健康的、正常的、成绩是很大的。
+
+　　第一，实现了手工业的合作化和私营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而且这个成绩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了，手工业全部合作化了，农村私商改造了，而且绝大部分是搞得很好的，就是发生了一些问题也是少数的，而且这些问题在我们进一步深入工作中间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国务院的规定也是比较容易解决的，有的问题是要费些力量去解决，但也是能够解决的。这是主要的方面。
+
+　　第二，私营工商业者和私营工商业的职工以及工商业家属的认识和觉悟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对资本家、职工、业者家属等思想觉悟的提高，应有充分估计。事实上我们看到了不少资本家积极带头，主动串连。不但我们想办法让他们上船，他们主动地要上船。如齐齐哈尔市进步核心分子达到60％，中间的30％左右，落后的占10％左右，我们全省也是这样，过去是中间大两头小，现在变为倒过来的宝塔式了。
+
+　　第三，在生产和经营上出现了很多新气象。在会议讨论中间很多市县都谈到这方面的情况，生产和经营的效率大大提高了。由于改造后生产资料所有制有了基本的改造，因而使工人、店员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了，私营商业、手工业和小商小贩的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也有很大的提高。
+
+　　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内能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呢？这是因为中央和毛主席对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政策和指示与群众——广大职工、资本家、资本家家属直接见了面。这个力量是伟大的，使我们多少年的工作在一、两月就完成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我们是贯彻执行了中央的方针和指示，所以才取得了上述的成绩。其次，北京对私营工商业改造对我省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我们省也同样迅速的掀起了这个高潮，当然，也应看到有些工商业者是在高潮中被卷进来的，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但这在大的运动中，是很难避免的。归根结底就是党的领导作用，再就是这个时期我们抽调了大批干部，党委并把这一工作搬到工作日程上，作为工作中的主要战线之一，大家积极的热情的日以继夜的艰苦的进行工作。
+
+　　但是，运动是不是就没有问题了呢？不是的，应该说是产生了若干问题，主要的是：
+
+　　（一）运动的深透程度还不够，并且某些地方在清产核资、经济改组上也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而资产阶级分子的觉悟也还不够高，顾虑也还不少，有不少用抽逃资金的办法来反抗改造，这说明我们对他们的思想教育还不够深透。当然这也是很自然的，如顾虑对他们怎么安排？要不要归大堆？特别是对小户和连家铺怎么办等问题，都是他们十分关心的事情，由于这些问题没有马上得到解决，他们就情绪不高，等待观望，甚至竟发生了几起自杀的现象。
+
+　　（二）改造与生产经营两不误的原则贯彻的不够好，某些地方出现了一时的生产经营停滞和下降的情况，有的是一、两天或三、四天停止生产和经营去进行清点估价。而且有的在清点后也未能很好抓紧生产和经营，特别是我们对生产任务没有及时的安排下去，再加上有的因为经济改组把原来的产销关系、进货关系间断了，没有把原来企业的产销关系带到新的企业里去。
+
+　　（三）不少地方出现了动员账外资金的情况，有些地方在动员资本家投资时接受了他们一些生活资料。在清产估价上一般抠的过紧，有五道关口：一是资本家为了换取一个进步核心分子的名义，安排一个好位置，所以在自估中就故意估低；二是有些资本家“慷他人之慨”，在行业互评时，把别人的估价硬往低压；三是工人监督，甚至有的工人提出：“把住关口，不放走一针一线”；四是工作组干部不轻易放过；五是政府批准。每道关口都是不会放松的，特别是对一些连家铺的生活用具抠的过死。当然这些问题发现后很快已经纠正了。
+
+　　（四）急于搞经济改组，过多的并厂并店，网点过分集中和轻易改变原来的经营特点和方式，因而发生对生产经营和对人民消费不利的情况。其中特别明显的如裁缝铺，很多户并在一起，因为房小，连机器都摆不开，农民要作衣服也找不到裁缝铺门了。理发业也是好多铺子并在一起了，理发员转不过身，因而有的顾客被割破了头皮或耳朵。掌鞋的也集中到屋里了，街上找不到掌鞋的人。有的把饭馆子由铁道南集中到铁道北。还有的县把六户膏药铺集中在一起，原来卖什么膏药的都分不清了，因而卖钱额下降。不少地方急于搞固定工资，因此，掌鞋的实行了固定工资并统一核算，结果维持不了开支。挣固定工资后，有的理发业经营态度不好了，毛毛草草不干不净。有一个挂马掌铺，给马挂掌，挂了三个，说到吃饭时候了，马捆在桩上，撂下就走，剩下一个掌，吃完了饭休息过了才挂。群众对这些问题意见很多。上述问题发生的原因：从客观上讲，这次运动很快很猛，未等你“撒疆勒马”就过站了。情况的变化是很快，一天一变，领导上掌握不住情况的变化。再加上我们过去的准备工作也很不够，然而在当时情况下领导又不能不站在高潮的前边，去引导运动前进，所以不少工作做的较粗糙，遗留下了不少问题，这就不得不在运动后去进行补课。但是客观方面的原因还不能是主要的，而主要原因应从主观上来检查：首先是我们的思想转变的晚了一些，在高潮面前对运动的预见性不够，领导思想没有走在高潮前面，甚至没跟上。因此，在组织上干部抽调的晚，很多是批准合营后干部才下去，而且下去也很毛草，没很好整训。工作上也没能及时的采取群众路线方法，如行行齐动手，行行组织起来和组织各种工作队、行业委员会等都不够及时，在这样情况下，我们依靠运动解决问题就不够了。其次是学习北京的方式，首先批准申请是对的，假如我们不采取这种办法那问题更大。但在申请批准后，把原来省委提出的批准验收制度放松了则是不对的，批准只是运动开始，而更主要的工作是清产核资、人事安排、经济改组等。这些工作如果领导上事先警惕，则仍然可以经过批准验收后再有计划的行动。特别是经济改组工作更应如此，但我们在这一方面放松了控制，加之很多市、县是采取了“一杆子插到底”的做法，这就必然产生一些不深不透和某些混乱现象。再次是有些问题我们领导上本身思想就不明确，如我们曾有“在工作中要作到保证不抽逃资金，争取增加一些资金”的说法，这就助长了动员账外资金的情绪。对并厂并店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是早就看到了，因此，在并厂并店的提法上，就着重提出了：根据有利于生产经营便利于人民消费的原则，有合有分；在商业方面提出街街有铺，巷巷有摊；手工业多设些分散车间。但对于在批准后要保持原封不动，等观察一个时期再搞的问题则认识不明，交代不清。对公债问题的看法，也有些思想界限不明确，强调公债归企业所有，没有明确提出，个人买的算个人的，企业买的是企业的。对生产经营与改造两不误的问题是重视了，但对改造中可能产生经济联系的脱节和处于新旧年关交替，新任务布置可能不及时等等具体指出不够。
+
+　　总起来说，根据会上反映，商业不如工业，小户不如大户，服务业不如一般行业。
+
+　　二、运动已转为深入的巩固、提高阶段。深入阶段的工作比前一阶段轰轰烈烈的工作更加艰巨、复杂，必须进行细致的艰苦的工作才行。我们不能认为运动过去就万事大吉，而产生松劲思想。因为：第一，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这个胜利还要作巩固、提高工作；第二，运动中还遗留下来一些问题，必须逐步解决，要付出更大的努力；第三，我们原来的准备工作相当不够，在运动中很多思想工作、组织工作都未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第四，我们的工作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进行对资本主义改造就是一种阶级斗争，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不会由于合营就消灭了，而是斗争形式改变了。特别是对资产阶级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就更加繁重了。
+
+　　但是要把资产阶级分子的阶级思想彻底改造仍然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今后我们的工作中心，必须是对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结合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将工商业者、职工的积极热情引向生产高潮，同时检查和处理在清产核资和经济改组工作中所遗留下来的问题，继续进行人事安排工作，深入调查研究并制定经济改组和定息方案，经过批准，有步骤的进行。要做好这些工作，不能草率收兵，因此，私改的队伍不仅不能削弱，而是更应加强。
+
+　　三、迅即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并引向生产高潮，在改造的基础上，今后主要工作是抓这一环。因为只有抓住这一环才能巩固和提高改造工作的成果，否则就会使工商业者、职工情绪涣散，就可能产生消极思想。同时搞好生产，也就可以使在运动中没有解决的问题继续得到解决，如工资开支问题，如不搞好生产和经营，那里有钱开支呢？对各种经济问题的解决，也必须通过这一环。只有后浪推前浪的不断把运动推向前进，才能达到巩固和提高的目的。现在的生产任务有了变化，过去是大多数吃不饱，现在则是大多数吃不了，只有少数吃不饱的但也可以解决。在这个基础上上搞竞赛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国营工商业在全国各地的社会主义竞赛已经搞起来了，同样也可以促进私营工商业、手工业在改造后掀起一个社会主义竞赛高潮。怎样开展社会主义竞赛呢？
+
+　　第一，迅速把任务布置到基层，作到厂厂有任务，店店有计划，发动职工讨论，提出保证条件，布置任务包括加工订货。
+
+　　第二，发动搞倡议，搞挑战应战，搞厂际店际竞赛，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商店中搞人和人的竞赛，在职工、店员中应和国营一样搞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商业工作者运动。
+
+　　第三，建立与各方面的经济联系，并把各原企业中旧的产、供、销联系带到新的企业里来，并扩大这种联系。
+
+　　第四，组织参观，推广经验，及时总结先进经验，特别是关键性的先进经验。
+
+　　第五，立即建立和恢复生产秩序和责任制度，在旧的制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新的制度。
+
+　　第六，领导上要加强深入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推动各项工作的关键。
+
+　　四、关于经济改组中的若干问题。这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进行排队、分析情况，根据不同情况结合社会主义竞赛来逐步解决。根据过去一个阶段在经济改组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来看，商业中主要是小商小贩，工业中主要是手工业，手工业中主要是一社多业的问题，在整个行业里主要是服务业突出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原则应该是：（1）保持原来生产经营的优点和特长；（2）能刺激经营管理的积极性；（3）便利生产、消费的需要；（4）能提高生产经营和有利于经营核算；（5）根据现在情况比较合理，同时也要考虑将来的前途；（6）还应注意对家庭妇女之辅助劳动的安排。解决办法可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凡是未改组的应一律暂转不动，已动的要具体分析，根据不同情况，对合并网点过分集中的，要适当分散，有的地方对连家铺和小型服务业实行统一核算和固定工资制是不合适的，要加以适当解决。对已并起来的，凡属可变可不变的，则可暂时不变，应经过规划后再作根本解决。第二步是基本措施，就是要进行改组规划，经省批准后冉有步骤的进行。规划方法，可由各部门提出规划方案，发动各行业讨论和征求居民群众意见后再报省批准。特别是对商业、生活服务业和工业中与消费有关的行业更应具体研究。具体说来，工业一般的应着重有利于生产，根据需要与可能来组织合营工厂或车间，条件好的可以根据生产需要并成一个工厂，条件差的可组成一个工厂的若干分散车间。商业上，大户可以带进一些附近小户组成公私合营或合作商店，集中经营，统一核算，实行定息。在调点问题上，其中百货可在主要街道，不宜大变。连家铺一般的不宜过分集中，有条件的可以单独分回原地实行经销代销，也可以搞经销小组。核算形式，总起来有几种：在一起的大户可以实行定息，统一核算；分出去的单独店可实行独立核算，分出去的小组和分出去的门市部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核算单位；合在一起的合作社和在其附近分设的点则可以统一核算；有的门市部也可以实行金额核算；要适当的分出一些小杂货铺到街巷。关于工资制度问题，真正公私合营了可以挣固定工资，合作户或经销小组可以分别采取计件工资，死分活值或基本工资加奖励等办法。手工业的一行一社、一行数社，问题不大，但可以考虑搞主要车间与分散车间，对条件不具备的不要过分集中。对“一社多业”上，有些地方作的带有盲目性，不论什么行业都组织在一起了，这显然是有毛病的。对性质接近有协作关系的行业，如果有些是一个行业一个户的，可以考虑把它们组织成一个社，但是对那些毫无关系的独户行业，可暂不去组织。手工业合作社按社章规定社员多余的资金逐年还本付息，怕对参加到公私合营的手工业户不好办，因此，在宣传社章中，暂不宣传这一个规定，合作社可以宣传社章，对参加公私合营的手工业户要暂时定息，中央有了规定再说。再有资本主义户已经参加合作社的算不算社员，经过领导小组讨论应当算社员，不能愿意要机器不愿意要人，对手工业主中的代表人物，同意安排到联社里。服务业问题较大，要注意维持原来的经营习惯和特点，一般过去实行计划工资，今后还实行计件工资。对大车店业的改造，注意不要抽肥补瘦，在合营时要订立合同，临时工人可以旺季来淡季去，剩下的固定工人统一调动。对马车可以着重搞低级形式，有条件的也可以搞高级社，实行定息，工资采取计件工资和基本工资加超额奖励的办法。掌鞋的可分小组，分散做活，计件挣钱。总之，要注意一个问题，不要轻易改变原来的经营形式和制度，特别是不要死规定作息时间。
+
+　　关于改组，定息等规划，要在3月报省，以便省汇总后报中央，回去要进行检查，征求意见，提出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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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经济政策上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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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献产问题。当前对于资本家献产都不要接收，可先登记起来，将来解决，如是党员干部家属献产已接收的就算了，其他的将来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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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清产核资。偏低的要适当调整，偏高不大的应以不再变动为好，过高者群众意见多的也要调整，也可经由他们自己提出来加以适当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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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资问题。应退的退，应留的留，不要动员，凡是非生产所需，影响家庭生活的就退；凡是生产需要，不影响家庭生活的就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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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破产还债。应争取少破，必须破的还得破，可采取打折扣的办法。争取资金转主，对破产者本人加以安排。
+
+　　（五）公债。应动员业者拿出企业外的积蓄和工薪购买公债，但应实事求是，不要使人感到太困难。再就是新近公私合营的企业，可以准许他们拿一部分私营时的公积金和去年应分的红利来购买公债，但公积金已作股分投入合营企业的，则不要再动用。再就是国家偿付给工商界的各种公债本息，仍可动员他们认购公债。经过以上办法，仍不能完成公债任务的地区，可以报省公债委员会适当调整任务。公私合营企业的公股代表，应当积极推动私方认购公债，并给私股以购买公债的便利。
+
+　　（六）投资。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一般不投资了，在工业上有关键性的设备，可以考虑投一部分，商业主要依靠企业自有资金，公家主要投商品，但也不能超过一半。
+
+　　六、人事安排。要做好全面安排，安排要从大到小，从上到下。在工作上更多的注意小户的安排，现在小户顾虑大。工资一般半年不变，合作社、合伙铺、夫妻店没问题，主要是公私合营，原来的工资一般不动，个别过高过低已影响了生产和经营的，并且又有条件调整的可以个别调整。但应一律作出方案，报中央批准后执行。在安排中，要注意对妇女的安排。对人事安排也可以经过与代表人物协商和行业讨论，但不要乱讨论，我们应有个底。
+
+　　七、对资产阶级分子加强思想改造问题。这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过程。特别是合营后，许多资产阶级分子都成了合营企业的工作人员，有的干部因而麻痹起来，也有少数资产阶级分子借口自己已是工作人员而表现不老实，因此，必须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改造工作。怎样做呢？（1）要总结这一段工作，要通过总结他们个人在改造中的表现，如是否抽逃资金，消极经营等进行检查，要进行适当批评，对好人好事也要适当表扬，所谓适当就是有多少说多少。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要在报上或在会场上揭发其不可见人的丑恶的发家史和老底，但他们自己主动检讨时我们也不必阻拦。（2）结合他们在这次社会主义竞赛中的表现，进行实际教育。（3）建立正常的教育和学习制度。（4）注意对其家属和子女的教育。（5）进一步培养进步核心分子，要搞出规划。（6）工商联应保留现有组织机构，专业公司如需要从工商联同业公会调配一些干部时，应与工商联负责人协商双方兼顾，领导掌握。工商联合费交纳根据中央规定执行。今后工商联的工作任务就是协助我们进一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
+　　八、怎样组织这个工作的贯彻和实现，在思想上首先是要批判认为我们工作中毫无问题了，没有什么检查和改进的必要，或者是满脑子都是问题，天下大乱，什么事都要从头另来的思想。因此，要端正思想，提高认识。
+
+　　要进一步解决背包袱不背包袱的思想。今天对小商小贩实行经销、代销不是怕背包袱，而是为了发挥其特长，提高经营积极性，便利消费。
+
+　　要解决能定息的不定息，不能定息硬定息，能挣固定工资的不挣固定工资，不能挣固定工资的硬挣固定工资的片面思想。
+
+　　还要解决该合的不合，不该合的硬合以及盲目并厂并店等片面思想。还有就是在改造形式上要解决越高越好和应高不高的思想。越高越好，不顾当前条件当然是错误的，但条件具备应高不高，也同样是错误的。总之，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去解决问题。
+
+　　回去怎么办？首先要总结上一段工作，学习中央文件，整训干部，其次要开一些会：工商联、工会分别召开工商界和职工代表会，在省委所召开的这次私改会议后各部门要着手准备召开有关专业会议。各市县要着手搞生产经营、经济改组、定息等工作方案和规划。省有关部门要用专业会议的办法，在各市、县调整网点的基础上进行生产任务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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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62.txt
@@ -0,0 +1,21 @@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勤俭办社的联合指示
+
+　　（一）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以来，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很快。现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合作化，集体所有制的和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合作经济已经在农业经济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农业生产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质量，一般也是好的。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就是合作社质量较好的有力证明。农民合作起来，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利用率有了很大的提高，农民中间蕴藏着的巨大的潜在力量开始发挥出来。许多事情，在过去是不敢想象的，或者认为是办不到的，现在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群众的实际行动。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坚持了勤俭办社的方针，把巨大的潜力首先集中地用于发展生产。这就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无比的优越性。
+
+　　（二）但是，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迅速发展和农民群众热情高涨的情况下，有些农业生产合作社出现了铺张浪费、滥用民力的现象。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爱排场，摆大摊子，合作社成立不久，就忙于并村庄，盖新房，修俱乐部，修办公室，购置大量的和贵重的文化娱乐用品、桌椅板凳和托儿所用的小孩玩具，非生产性的开支过大；同时，生产开支也不注意经济核算，购置过多的或者现时并不需要的大型农具和运输工具，大量投资兴办那些过多过早的基本建设。有的合作社定购的双铧犁超过需要，有的合作社只需要两辆胶轮大车而买了五辆，还有的合作社买了载重汽车而把现有的大车闲置起来。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另一方面，上级机关的若干业务部门，也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提的十二年的规划可以在两三年内一蹴而就，因而布置的任务过多，要求过急；他们只计算自己一个部门所布置的任务，认为合作社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可以胜任的，而不了解许多业务部门所布置的任务加在一起，合作社就没有力量同时兴办；还有些部门提出的任务本是分批分期推进的，但是由于大家都选择那些办得较好的合作社首先试办，结果也使这些合作社负担太重，应该不暇。有一些合作社，去年冬季以来就派出成批的劳动力忙于架电线，修公路，修运动场，派人担任义务邮递员，到县受国防体育、文化娱乐、卫生和扫盲等项训练。据河北省反映，这类事情，要在合作社记劳动日的就有十几种之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在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这种严重浪费，有的已经影响了冬季生产和备耕工作，有的还在影响着当前的春耕，已经招致了群众的顾虑和不满。上述的错误，不论是合作社本身所发生的，或者是上级机关的业务部门所布置的，都必须立即纠正。如果说，现在还有一批社员看到合作社很红火，对于上述的浪费情况还不很在意；可是，到秋后算帐，即使合作社的总收入有很多的增加，但是因为要扣除大量开支，社员的收入却不能增加，甚至减少，那就必须会引起社员更多更大的不满，并而可能影响到明年生产的积极性。
+
+　　（三）因此，首先要求各地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广泛深入地宣传勤俭办社的方针，使每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干部和全体社员都能够切实了解和坚决执行这个方针。个体农民组成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小生产变成大生产，由个体经营变成集体经营，确实需要添置一些生产资料，进行一些生产性的基本建设，但是必须根据生产的需要，分清先后缓急，必须根据生产发展的程度和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量力而为。如果花费过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从事长期才能取得效益、才能收回成本的基本建设，使当年每个劳动日的报酬降低，并且使合作社负债过重，利息开支过大，从而减少了社员的实际收入，必将引起社会员的不满。因此，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办的一两年内，公积金还不多的时候，不应当过多地兴办长期才有收益的基本建设。合作社的文化福利事业，只能随着生产的发展逐步举办，有一部分是当前应当举办也可以举办的（例如临时性的托儿站、夜校），则应当力求节省，简单朴素。绝不能在合作社成立不久，就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兴办文化福利事业。合作社的文化福利费应当从已经积累起来的公益金中开支；如果确实必要，可以预先借支，但是预先借支的数目不能超过预计当年可能积累的公益金的半数。为了避免合作社铺张浪费，开支过大，必须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合作社的财务计划和计划外的开支必须按照合作社章程的规定，提交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讨论通过。
+
+　　（四）各级党政机关的各个业务部门和青年团、妇联会等人民团体，都必须了解：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在十二年内奋斗的目标，应当按照各地不同的情况，分批分期分项目地逐步实现，绝不能一下子全面展开，要求在两三年之内全部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中心要求是提高生产率和劳动力的利用率，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生产；至于乡村的交通、邮电、文化、体育、卫生和改善居住条件等等，只能在生产提高的基础上逐步发展，绝不能刚刚实现合作化，就大量耗费农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处兴办这些事业。一般说来，对于成立不满两年的，生产没有显著增长的合作社，不应当要求它们兴办这些事业，以便它们集中力量搞好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规定：任何部门，动员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成员从事非生产活动的时候，都不能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给从事此种活动的人记劳动日，给以报酬。凡属中央一级的业务部门要求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农民出钱出力举办的事，应当一律由国务院第七办公室统一平衡以后，经国务院批准下达，不得条条直接下达。各省市县也应当仿照这种办法，加以平衡和控制。
+
+　　（五）为着适应于发展农业生产的需要，必须更合理地改进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目前，有的地方贷款指标过大，积压着大量的贷款，放不出去，而另一些地方分到的贷款指标不足，合作社迫切要求贷款又贷不到。有些合作社贷到了大量的基本建设贷款，浪费于非生产性的开支和当前并不必要的基本建设，而另一些合作社连必要的生产周转贷款也贷不到。农民加入合作社以后，不能自由地到社外打短工和进行临时性的副业生产，减少了临时收入，他们要求按月或者按季预支劳动报酬的一部分，以解决日常生活中零星支出的需要。这种要求是合理的，农业银行应当为解决农民的这一要求而给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一定数目的贷款，不应当简单地认为这是生活贷款而拒绝贷给。总之，要求农业银行一方面善于利用大量的农贷来支持农业生产合作社，支持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要加强对合作社贷款用途的审核工作，根据勤俭办社的原则，定出一定的贷款办法，来帮助克服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铺张浪费。同时，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鼓励社员向社投资以发展社的生产，向他们讲清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给他们的投资以应得的利息；但是，绝不能采取冻结社员在信用社的存款和干涉社员个人消费的办法。这种办法，实际上对争取社员向社投资是不利的。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是不利的。
+
+　　（六）开辟生产门路，发展副业生产，经营多种经济，是勤俭办社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有些合作社单纯强调农业生产，忽视副业生产，对社员的劳动时间控制太死，把劳动力过分地集中于农林水利的基本建设，使农民习惯经营的一些副业生产和手工艺生产陷于停顿状态。结果，既减少了合作社和社员的副业收入，又影响了城乡经济交流。另一方面，有的地方机械地规定乡村中分散的手工业者必须单独组成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不准他们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甚至连农业生产合作社盖房用的砖瓦石灰，也不准自烧自制自用。结果，既限制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副业生产，又使乡村中分散的手工业者陷于两难的境地，打击了乡村手工业。这两种情况，都必须立即加以改变。农业生产合作社应当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根据当地需要和可能的条件，积极发展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在产销统一平衡的原则下，应当允许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手工业。除了城镇中的手工业者和乡村中比较集中的以从事手工业生产为主的手工业者，单独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以外，应当允许农村中分散的和以农业为主兼营手工业的手工业者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至于农业合作组织和手工业合作组织之间的分工、联系和统一规划等问题，由农业部门和手工业管理部门协商拟出具体办法，报国务院批准执行。
+
+　　（七）在大力反对保守思想以后，有些县、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的增产指标过高，脱离实际，应当根据实际的可能，把过高的指标适当降低下来，放在可靠的基础上。否则，指标不切实际，大家心里都认为完不成，就反而失去了促进社员努力增产的积极作用；或者主观上相信是能够完成的，而到秋收的时候，结果完不成，差的很远，势必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过高的不可靠的增产指标，还可能引起多花点钱不在乎的心理，这就助长了合作社的铺涨浪费。因此，要求各地党政领导机关，深入农村，切实帮助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反对保守思想和充分发掘农民中间的潜在力量的同时，把增产指标和各项相应的措施定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之上；并且坚决执行勤俭办社的方针，把原定的过大的生产投资和非生产性的开支切实加以削减。
+
+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指出：“勤就是要充分发动社员勤劳生产，扩大生产范围，发展多种经济，进行细致工作。俭就是要厉行节约，阵低生产成本，反对铺张浪费。”这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经营方针，必须切实遵守。只有这样，才能使各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真正做到增加生产，降低成本，增加社员的收入，从而在基本实现农业合作化的第一年，创造一个良好的开端，有利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巩固提高和进一步的发展。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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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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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63.txt
@@ -0,0 +1,19 @@
+# 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处理地主富农分子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入社问题的指示
+
+　　自中央“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各地区均按照纲要第四、五条原则和省委关于具体贯彻执行的部署，广泛宣传了处理地主、富农分子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入社问题的政策，并且随着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吸收了一大批这类分子入社，这对于分化瓦解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最后消灭农村中的敌对阶级和敌对分子，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是，有些地区由于党员、干部对中央指示的精神，缺乏深刻的正确的了解，因而在吸收地主富农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入社问题上存在着两方面的偏向：一是有些党员干部，对于中央指示在合作化的新情况下采取区别对待吸收这些人入社实行劳动改造的政策的重大意义缺乏全面正确理解，因而仍以老的观点简单化的办法，一律拒绝吸收入社。如，济阳太平区先锋社，认为这样做太便宜了他们。泰安东平县四、五区已高级化了，但没有吸收一户地主富农；另一种是对于中央指示的精神发生误解，甚至歪曲。在吸收地主富农分子和少数反革命分子入社的时候，不是严格地按照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四、五条的规定，区别对待，严格处理，而是了草从事，一拥而进，一律对待，或则将吸收入社实行劳动生产改造与改变成份混为一谈，因而过多过早地改变了地主富农的成份，摘掉反革命帽子。甚至更错误地认为：一旦办起高级社，地主富农分子进了社，就是已经消灭了阶级，没有敌我之分了。例如东平县八区将300多户地主富农分子都吸收入社成为社员（经县委批评后又全部赶出去了）。临沂县大岭乡共有地主44户，富农12户，在吸收入社的时候，将12户地主（全家）和11户富农评为正式社员，27户地主评为候补社员，只将5户地主和1户富农管制生产。沂水县有的合作社还号召地主富农在社里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上述情况的发生主要是由于领导上缺乏深入的教育和及时地采取具体措施所致。
+
+　　省委认为：在目前全省已完成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并且有64％的农户加入了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公布以后，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中间已经开始发生了分化的情况下，根据中央指示，正确地有计划地解决地主、富农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的入社问题，以最终地消灭农村敌对阶级有效地分化瓦解敌人，乃是当前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的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如果不按照新情况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就会增加我们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改造的困难。如果我们政治上因此麻痹起来，亦会发生偏差，造成严重后果。为此，省委要求各级党委对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入社问题，应进行一次检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全面规划，并按照以下原则来处理这一问题。
+
+　　一、必须根据中央“全国农业生产发展纲要草案”第四、五两条区别对待的政策和中央3月3日批转广东省委报告的指示精神，根据各地工作发展不平衡的实际情况，有领导有掌握地分别吸收地主、富农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入社，不能盲目地一般化的处理。在已经高级化、同时社的领导较强的乡村，应当在整社工作已告就绪后，争取于今年上半年将地主富农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分别吸收入社，在社内进行劳动改造。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监督他们劳动改造，便于分化他们，同时也有利于合作社的土地连片经营，发展农业生产。否则，继续把他们留在社外，将会放松对他们的监督，增加他们的不满，不利于改造工作的进行。但是，如果有一部分乡村在社外尚有一定数量的贫农、中农还没有入社，则应当等到今年秋后解决吸收贫中农入社问题以后，再解决地主富农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入社的问题。至于那些刚刚改造的部分落后乡村，由于贫农政治优势尚未确立，领导骨干不强，则一般以暂不吸收他们为好，待到秋后再分批吸收他们，今后在吸收地主，富农入社时，对他们所有的土地耕畜与农具的处理，应按照中央规定的“在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合并和升级中，有关生产资料的若干问题的处理办法”的第七条掌握执行，以便从经济上消灭地主富农剥削（已经入社的则应加强领导并即按上述原则采取具体措施）。
+
+　　二、对于吸收地主富农分子入社区别对待的政策的具体执行上，在初吸收入社时，作为社员的，只能是少数作为样子，约占15％－20％；作为候补社员的数量可多些，约占60％－70％；管制生产的，也应是少数的，约占10％－15％左右。同时，要规定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入社后，必须遵守：（一）老实守法；（二）勤劳生产；（三）随时检举不法分子的一切破坏活动。根据以上三条规定，每年定期评议一次，按照他们表现好坏，决定是否允许其升为社员或候补社员。或者给以应得的处罚。这样才符合把他们吸收入社进行改造的精神，而不是把他们吸收入社就一律成为社员，一律改变成份，从此放松对他们的监督改造与失去警惕。
+
+　　三、无论那种地区，在吸收地主、富农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入社的时候都要做到：（一）首先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四、五条的政策精神，向党员干部讲清，求得划清界限，提高思想，然后按照中央区别对待的政策原则与上述要求，分类排队，进行评议，作出规划；（二）应向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公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四、五条规定吸收地主富农和一般历史问题的反革命分子入社的政策，并且要他们自己按照区别对待的条件自行评议；（三）向群众进行政策教育，划清界限，再组织群众评议，社员大会通过，并经区委审查，区公所批准。已经吸收入社者，应根据上述要求进行一次检查，工作了草、处理有偏差的，必须补课。
+
+　　四、必须在党内和群众中继续深入进行合作化新形势下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政治警惕性，批判那种认为办了高级社后不需要阶级路线，取消阶级斗争的右倾思想。必须使党员干部和群众了解，由于合作化的实现，在农村中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使社会主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使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开始分化。但是，正由于把地主、富农和一般历史问题反革命分子吸收入社，阶级斗争的形式改变了，社内的成分也比以前复杂了。因此，必须提高政治警惕性，加强社的保卫工作，监督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劳动改造。如果丧失政治警惕性，认为“百事大吉”就会使我们的事业造成损失。此点应引起各级党委十分注意。
+
+　　以上各项要求，望各地研究贯彻执行。如有不当，请中央指示。
+
+　　 1956年4月4日
+
+　　来源：《山东省农业合作化史料集（上册）》，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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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64.txt
@@ -0,0 +1,59 @@
+# 中央转发商业部党组关于对城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
+　　（上海局，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党组：（秘密））
+
+　　商业部党组3月28日关于对城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个问题的报告是正确的，发给各地参照执行。
+
+　　 中央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
+
+## 关于对城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几个问题的报告
+
+　　（中央并毛主席：）
+
+　　兹将今年三月商业部召开的全国各省市商业厅局长会议对目前城市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几个问题的讨论意见报告如下：
+
+　　（一）全国各大城市和不少小城市都已经一次批准城市私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工作进展的步骤很快，总的情况是好的，但也发生了一些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各种类型的私营商店如何具体地进行安排和经济改组，缺乏必要的研究和准备，各地区、各部门对于应当怎样去进行经济改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因此不少地方的商业部门对不雇工的，或只雇了一两个工人的小商店规定了固定工资，取消了他们过去分别单独核算的办法，实行统一核算，使他们经营积极性不高，依靠国家吃大锅饭；不恰当的并店，使居民购买不便。银行过早地实行货币管理，使这些小商店不能向原有的进货关系去进货。物价部门在统一规定市场价格中，没有注意到优质优价的原则，使得有些商品质量降低；对于零星商品的批零差价规定得过紧，没有注意到销售零星商品占用劳动力较多，因而零星商品的批零差价必须大于值钱的大商品的特点，使有些公私合营商店和小商小贩收入减少，甚至因此而难于维持。有些专业公司和公股代表，没有经过充分研究，过早地改变了原有私营企业的进、销货制度和经营管理制度。此外，商业工作和工业、手工业的联系十分密切，在工业、手工业改造中某些不完全妥当的措施，势必也要影响商业；在手工业组织起来以后，把有些应该分散生产的产品不恰当地集中起来生产，把有些应该分散出售、自由订价的商品改成了统一加工订货、统一订价。过去手工业者是十分关心市场销路和产品质量的，现在有些人不大关心了，这是使得零星商品品种减少，花色减少，原来干零活的手工业者不再承揽零活的原因之一。在小工厂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根据各地的反映，在停止这些混乱现象的继续发展上，中共中央1月26日电报指示和2月初国务院公开发布的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各地在接到这个指示以后，一般已经转入对各行业具体情况的较细致的调查研究，以便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指示的各项原则，积极而慎重地进行经济改组工作。
+
+　　（二）在城市商业经济改组中最大的问题，是必须明确规定对不雇佣工人的或只雇佣一个工人的小商店的改造形式问题。
+
+　　小商店的形式，是我国商业中一种特别发达的形式。小商店的营业额，在社会商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特别是百货、杂货、烟、酒、食品杂货、油盐酱醋、饮食业等与居民日常需要关系十分密切的行业，小商店的营业额，可以占到该行业全部营业额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小商店的户数，远远超过资本主义商店的户数，在大城市中约占座商总户数的70％，在中、小城市中所占的比重更大。小商店的分布面很宽，与居民接近，一般有较固定的主顾；出售商品很零星；没有固定的作息时间，随时可以做生意；对熟悉的消费者可以赊销，可以送货；有不少小商店依靠家庭的辅助劳动。对于这些小商店的改造工作，应当根据他们经营的商品的特点和他们在商品流通中的不同作用，区别对待。我们在对小商店的改造中，必须一方面注意通过全面的统筹安排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和经营，并注意发挥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另一方面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和管理，防止和克服他们的投机行为；必须一方面注意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改造他们，逐步改变他们的性质，另一方面注意在改造中不要使消费者感到不便，要继续保持这些小商店使消费者购买便利的优点。
+
+　　有一部分小商店，是可以适当合并或适当集中的，这些小商店经营的商品，一般不属于人民日常需要的商品。其中一部分是经营生产资料的（例如医疗器械、印刷材科、电气材料等）一部分是经营不为人民每天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例如文化教育用品、乐器、钟表眼镜等）。有少数商品，例如绸布、西药，虽然与人民生活关系很密切，但适宜于开较大的商店，花色品种齐全，便于挑选，也可以适当合并与集中。合并与集中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小商店合并于公私合营定股定息的资本主义商店（大带小），一种是把几家小商店合并起来，组织公私合营商店或合作商店。凡是合并、集中了的小商店，都适当定股定息，独立核算，逐步实行计件工资制。
+
+　　以上这些小商店，行业虽然不少，但户数不多。在小商店中户数最多的，是日用杂货、食品杂货、油盐酱醋、纸烟等几个行业，他们分布最广泛，与居民联系最密切，而且互相兼营，这些小商店除了个别的以外，一般是不能合并或集中的，现在有些地方合并、集中了一部分、一使居民感到很大不便，其中有些已经退回去了，有些正在酝酿退回去。对于这一类小商店，应当明确规定，通过代销的形式进行改造，逐步做到他们经营的商品大部分代销，小部分自营（从手工业者和农民市场直接进货），使他们通过代销，取得相当于工资的手续费，把代销的形式，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仍然挂公私合营的招牌。他们的货架、柜台、桌椅目前仍然可以归他们私有，由他们代销手续费所得中自己去添置修补，这样他们在使用上更节省，而且可以减少国家一大笔投资。对于这一类小商店，有些地方已经定股定息，发了固定工资，应当改成代销。有些地方把他们组织成合作商店，实际上仍然是分散经营，自负盈亏，也可以考虑改成代销。
+
+　　饮食业的小商店（面铺、小饭铺）为数很多，在北京，其营业额约占全部饮食业营业额的三分之一，他们不能代销（因为他们自己加工），其中有一部分比较集中的可以组织起来合营并店。定股定息或参加合作食堂，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合并组织（他们的分散存在，对居民非常方便），只能在国营专业公司的管理下由他们自营。国营专业公司的管理包括：（一）确定营业额；（二）分配货源；（三）规定价格和质量标准；（四）其他，如卫生条件等。估计这种在国营专业公司管理下自营的形式，在饮食业的小商店中还要保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
+　　对于以上各种类型的小商店，除并店定股定息的公私合营或合作商店外，都应当把他们按地区、按行业组织成互助小组，由专业公司或其区管理处设专人领导。这些互助小组的工作是：一、进行政治教育：二、在进货上互助（不是完全统一进货，而是为了调节劳动力，进行互助）；3、逐步举办福利事业（在代销手续费中提成）补助生老病死及伤、戏的需要；4、配合国营公司进行监督管理。
+
+　　以上的分析一般是适合于大城市的。至于5、6万人口以下的县城和小城市，则和大、中城市的情况有些不同。小城市的特点是：面积小，街道短，热闹的街道只有一两条，多半是在十字路口，集市附近，商店的生意主要靠农民进城，而不是靠本地居民，在小城市的分散的居民区，由于购买力低，商店很小，多半是摊贩。因此在小城市里，小商店的合并和集中的条件，比大、中城市要好一些。我们对小城市商业的改造办法，是集中在大街闹市上的商店，一般可以采取并店，合营或组织合作商店的办法，把小商店并成较大的商店，有些不同行业的商店，只要经营品种相接近（例如烟和酒），也可以合并。此外，也还有一些由于分散供应当地居民而不宜于合并、集中的小商店可以同大、中城市一样，采取代销和大部分代销，小部分自营的方法，进行改造。由于农村商业网的发展，在小城市中有一部分行业，过去是依靠下乡收购或下乡供货的，例如干鲜果品、废品等，现在发生了困难，对于这些困难行业，应当结合城乡商业网的调整，在当地党政的统一领导下，结合供销合作社统一安排。其中有些人可以到县以下的集镇和乡村去做小商贩，或者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并兼营一部分代购代销的业务。浙江省委规定了每80户农村居民应当有一个小商店，河北省委规定了每120户农村居民应当有一个小商店，我们认为这种规定是好的，各地可以根据当地的经济情况，具体规定。
+
+　　（三）在城市商业经济改组中另一个重要问题，是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商店或小商店在经营上的优良特点的问题。所谓优良特点，是指：（甲）加工和销售质量高的商品（在食品和饮食业中这种情况很多，在工业品中也有一部分）。（乙）专业经营或着重经营某一类商品，其中有若干商品是国营公司不经营的。在公私合营后，我们必须保持这些商店的商品：质量和经营的优良特点。除了在思想上应当明确认识这些优良特点是民族遗产的一部分，必须加以继承发扬外，还必须在组织上采取以下的办法：
+
+　　（1）指定原来的经理或副经理或最有经验的职工专门主持这件工作。
+
+　　（2）对他们自己生产的或自己组织加工的产品，应当贯彻执行优质优价政策。质量好的商品，价格可以比一般商品高一些，使生产和销售质量好的商品的单位，能获得比正常利润稍多一些的利润。
+
+　　（8）保证其特有的原科供应。除商业部门应当注意保证外，其他原科供应部门，例如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也应当加以注意。
+
+　　（4）凡原来为这些商店加工的手工业或小工厂，应当拨给他们作为附属工厂，作为这个公私合营企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
+　　（5）尽可能逐步实行计件工资制度，不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和度的，应当实行奖励工资制度。
+
+　　（四）除了以上两个主要问题以外，我们还讨论和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
+　　（1）为了实现对城市私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国营商业的组织机构方面，必须进一步专业分细。商业部门过去管理的是主要商品，主要行业，对社会上许多行业情况还不很清楚。在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我们已深刻地感觉到现有的组织机构已经不能适应领导社会上各行各业的需要，迫切需要成立若干个新的专业公司，使社会上各行各业，都有专门机构负责领导。有人设想不必把公司进一步专业分细，只要成立几个一揽子的商业厅或商业局，就可以了，我们认为这种想法是不全面的，如果实行这种想法，就一定会招致商品品种的简化和服务方式的简化，不利于扩大商品流通。
+
+　　（2）对于小商品的批零差价，应当作必要的调整，因为出售这些小商品花费的劳动力多，因此批零差价和代销手续费，都应当高于值钱的大商品。目前公私合营商店和小商店零售价高于国营商店的，暂时不要变动，各地应当责成同业公会根据过去的资料和目前的情况，议定合理的批零差价和代销手续费幅度（在没有同业公会的地方，可以责成工商联或组织同行业的某些有代表性的私商来协商），报告专业公司和商业局审查批准施行，可以突破原来商业部规定的小商品批零差价18％到25％的幅度。
+
+　　（3）国营商店和公私合营定股定息的商店之间，应当有适当的分工；1、实行定股定息后，在一个行业范围内，资金、劳动力、营业额都可以统筹调剂。2、在商品经营上应当作必要的分工。3、在某一地段的商业网设置上，可以作必要的分工和调节。分工的目的：（甲）便利消费者的购货；（乙）适当减轻目前国营商店过分拥挤，某些公私合营商店生意清淡的不平衡状况：（丙）便于具有，优良特点的公私合营定股定息商店继续保持与发挥其特点。
+
+　　（4）在服装鞋帽等行业中，有一部分手工业产品是不适宜于由国营商店加工包销的，这些产品应当由手工业合作社自销，以保存手工业者关心市场销路和产品质量的特点。经营这些手工业产品的小商店，可以参加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为社员，他们的店铺可以改成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门市部，也可以不参加手工业合作社，而成为手工业合作社的代销店，由手工业合作社去负责管理和改造。
+
+　　以上各点是否有当，请中央指示。
+
+　　 商业部党组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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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65.txt
@@ -0,0 +1,73 @@
+# 中央关于处理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自首问题的指示
+
+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
+
+　　天津市委关于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自首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很好。特转发你们参考。一九五五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自首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有一个相当大的数目，仅据十七个省、市一九五五年七至十月份不完全的统计，向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自首的分子即有十四万五千余名，其中不少是有重大历史罪恶，或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也有很大一部分是没有什么严重的历史罪恶、没有现行活动的一般敌伪军、政、警、宪和反动党团人员。这些自首的分子绝大多数是真诚的，也有极少数是假自首的。
+
+　　这种大批反革命分子自首的情况，说明这次镇反运动震动了敌人，使敌人有了分化，使一部分反革命分子有了动摇。正确地对待前来自首的分子和正确地处理（这一大批）巳经自首的分子，对于继续分化瓦解敌人，彻底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
+
+　　（一）对于前来自首的分子，应当采取欢迎的态度，应当首先稳定他们的情绪，向他们讲清楚坦白从宽、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政策；鼓励他们彻底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要他们检举自己所知道的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同时也对他们说明不坦白从严的一方面。
+
+　　（二）对于前来自首的分子，一律不要立即拘留或逮捕，要他们回去安心生产，听候政府处理，并告诉他们如果一次没有交代彻底，应该继续交代。
+
+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对必须予以监视控制的，可采取秘密监视的办法监视起来，并且迅速查明其坦白材料的确实程度，按其罪恶大小，有无立功和立功大小等情况，妥善处理。
+
+　　（三）对于自首分子应当从宽处理：
+
+　　甲、对自首分子一般应根据他坦白的程度予以减刑，罪恶不甚严重而坦白真诚的，或罪恶虽然比较严重而坦白真诚又有显著的立功表现的，可免予处刑。
+
+　　乙、对于经过调查证实，罪恶很大，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分子，如果他们基本上是真诚坦白的，一般可以不再处死，而采取判处长期徒刑或较长期徒刑的办法劳动改造；即使是罪恶严重非杀不可的分子，也可以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以观后效或判无期徒刑的办法，而不要马上处死。
+
+　　丙、对于可捕可不捕的分子和没有现行活动的一般敌伪军、政、警、宪和反动党团分子，应向他们宣布从宽处理，免予惩办，以消除其顾虑，使其安心劳动生产。
+
+　　（四）对于有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以及同现行反革命案件有关的分子，自首后可由公安机关根据深入侦察的需要，加以控制使用，促其继续立功赎罪。
+
+　　（五）对于经过调查证实，属于假坦白而有罪恶的分子，或借假坦白作掩护而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则应当严肃对待，依法逮捕惩办。但是，对于那些坦白了一些问题，而隐瞒了重大罪恶的分子，则不要以假坦白论处，而应当继续进行工作促其坦白，超过工作仍然不坦白的分子，再依法给予应得的惩办。
+
+　　（六）处理自首分子的工作，必须遵守下列批准制度：
+
+　　1、属于可捕可不捕的分子，和没有严重罪恶的敌伪军、政、警、宪、动党团人员的处理，一般可经过县委批准。
+
+　　2、对于有现行活动或有严重历史罪恶分子的处理，应当经过地委批准；对罪应处死的分子和重要的自首案件的处理，应报省委批准。
+
+　　3、对于需要逮捕判刑的分子，应按照法律程序办好法律手续。
+
+　　（七）各级党委应当责成公安机关指定有一定政策业务水平的干部受理反革命分子的自首案件，各省、市和自治区公安机关应当适时地把此项工作的进展情况报告中央公安部。
+
+　　（八）对于自首分子的处理，应当愈快愈好，不可长期拖延，因为处理得愈是及时，不仅可以消除自首分子的不必要的顾虑，更重要的是可以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对于敌人可以起到大分化瓦解作用的案件，在处理后，应当经过批准在报纸上进行公开宣传。
+
+　　 中央一九五六年一月六日
+
+　　（附：）
+
+## 天津市委的报告
+
+　　（中央：）
+
+　　最近在镇压反革命方面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值得重视。这就是：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向我自首的逐渐增多了。
+
+　　我市自八月三十一日进行第一次集中搜捕，广泛地展开镇反宣传以来，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向我投案自首的，截至十月二十五日不足两月的时间内已有1,153人，其中有比较重大罪恶的反革命分子346人，有一般政治问题的分子562人，刑事犯罪及有一般问题的分子245人。交出长短枪十四枝，子弹四百余粒，美制炸药约二十斤，手榴弹四枚，反动证件、证章、委任令、派令二十余件及反革命财产一部。
+
+　　这批自首分子中有罪大恶极的漏网的五类反革命分子，有进行现实破坏活动的反革命分子，也有潜伏下来的行动特务和美蒋派遣的重大嫌疑分子。例如李慎林坦白出在其参加还乡团时曾与伪乡长活埋我村干部、群众十一人的罪恶。陈兆仪坦白了曾任匪国防部二厅哈尔派出组上尉组员的特务身份，并在张北、多伦等地搜集我军事情报的罪恶活动。赵列三坦白了伪警备大队副的反动身份，并检举了七个反革命分子，其中三名已混入我内部，例如有血债民愤的伪新民会科长刁宾卿，现已混入北京市政工程队当大队长。匪保密局技术纵队潜伏特务袁德福，坦白了曾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在我市金钢桥附近用炸药坏民船，炸伤船工的罪行（确有该案，始终未破案），自首后缴出美制炸药约二十斤并供出其伙犯。流氓分子卢宝栋坦白了一九五三年及一九五四年与李笑萍相勾结，拟去东北劫夺干部枪枝，组织反革命游击武装的罪行，并检举了同伙犯四人。重大侦察线索忻伯芬（资本家）坦白了于今年八、九月份两次接受香港中兴公司给他汇款的事情。
+
+　　这一时期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投案自首逐渐增多，总的原因是由于我们镇反中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的政策执行的结果。解放几年来，总的原因是由于我们镇反中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正确的政策执行的结果。解放几年来，我们各项社会改革日益深入，各种制度日益加强，各种建设迅速进展。目睹我们人民政权日益巩固，好多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幻想逐渐破灭，觉得他们的反革命前途日益暗淡。我们的严厉的镇压反革命的政策，严密的搜捕行动及觉悟提高了的广大群众对反革命分子的监视、检举，特别是这次全国范围内展开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后，内部肃反、社会镇反，声势很大，这又使反革命分子觉得无处藏躲。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反革命分子看到我们的坦白从宽的宽大政策是实在的，因而就走自首的路了；有的自己心怀疑虑，但经过他的亲属朋友的规劝，也投案自首了。下面的许多例子，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曾当过日伪翻译的王永泉，坦白其反动身份和罪恶时说：“这些日子我蹬三轮不敢远处去，怕碰上熟人，实在感觉藏不住了。”一贯道点传孙守臣，曾逃窜于长沙、武汉等地，后匿居本市小客店内，住在该小客店内的反革命分子王山被捕后，孙犯说：“王山藏了九年都被捕了，这样下去，何时算一站！”于是他便投案自首，并检举了其他四名道首。汉奸伪军官崔俊章罪恶很大，一九五一年逃来天津，自首时说：“我自己斗争了三天，跑到那里算完呢？押起来判几年就放心了。”自首时并检举了两个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汉奸伪军官田寿豪有历史罪恶，解放后逃到沈阳，这次开展肃反运动后，逃到乌鲁木齐，生活无办法，又来津投奔其子，到公安机关自首时说：“现在各地都闹镇反，那里也藏不住。趁早坦白，多会儿处理我，我就听着吧。”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刘景忠自首时说：“一扣比一扣紧，一天比一天紧，没法了，豁出去了，政府看着办吧！”日伪警备队小队长汪培海过去有血债，解放后逃到齐齐哈尔，该市镇反后返其原籍肥城，在途中火车上，看到报载罗部长在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报告，并看到天津有一个有两条血债的反革命分子王惠民，坦白较好，才判了十年徒刑，想到自己只一条血债，比王轻，遂在津自首。伪徐州警察分局长刘梦福，持九月十三日载有判处一批死刑犯及对王犯惠民等宽大处理的天津日报，到公安机关自首说：“这几天我吃不下，睡不安，见报上登着真是宽大处理，我才敢来交代。”有血债的反革命分子李慎林投案自首时说：“一个运动跟着一个运动，哪里的事政府都会知道，不说不行了。听了宣传后，考虑坦白从宽，政府能不能这样做呢？几天来心里乱了，活也干不下去，我打听了邻居转建军人，政府真是宽大处理。一狠心，交代吧，先还了厂里的帐，看了两回戏，才来坦白，政府看着该怎么办就怎样办吧。”街道积极分子赵乃英（女），动员其夫坦白了曾当过谍报员的身份及搜集军事情报的罪恶。妇女代表杨兆瑞动员其兄坦白了曾任伪军官的身份及打骂勒索群众，逮捕审讯我干部的罪恶。一贯道道首陈永印，潜藏了四年，被其外甥史元明（工人业校教员）动员并拉到他到公安机关去坦白。伪大乡长张子新经群众动员，坦白了自己的身份和罪恶，并检举了其继子有血债的罪恶。
+
+　　从反革命分子自首的情况吧，也发现有些反革命分子是以假自首进行试探，或借坦白之名企图捣乱的。他们只谈身份，不谈罪恶，只谈小事，不谈大事，企图钻空子，蒙混过去。这种情况，也是可想而知的。但尽管这种情况，我们对反革命分子的投案自首还是应该采取积极的鼓励的方针的，这样，便于分化敌人，也便于从自首分子中获得材料，发现和甄别反革命分子，对于我们肃清反革命分子的工作是极为有利的。为了进一步促进反革命分子投案自首，以分化和瓦解敌人，深入镇反斗争，在处理自首分子的工作上，我们提出如下几点意见：
+
+　　1、对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的坦白自首，均应采取欢迎的态度，并根据不同对象及其具体问题，全面的讲明政策，稳定其情绪，防止其发生问题。对反动身份大，罪恶严重的反革命分子或我们已经掌握了材料的搜捕对象，自首后，一般应具体解释宽大政策，说明坦白比不坦白好，政府将按其坦白情况从宽处理，即应处死刑的可以免处死刑，应处重刑的可以减刑，应处短刑的可予管制或免刑，检举别人有立功表现者可以将功折罪，立大功者还可以受奖。对具有一般政治历史问题或一般犯罪行为不宜处分的自首分子则应鼓励其悔过态度，安定其思想情绪，并启发其检举别人的积极性。
+
+　　2、对反动身份大、罪恶严重的投案自首分子，一般不予立即扣留或逮捕，但应积极进行查对核实工作，并进行必要的控制和监视，为防止发生意外，对其中罪恶十分严重且有一定罪证者，可由市级公安机关批准，临时予以拘留，进一步查证，迅速进行处理。
+
+　　3、对投案自首分子，必须反复解释政策，令其彻底交代，对其坦白或检举的材料，必须研究分析，认真甄别查证，不可轻信。如发现假自首分子，必须及时给以揭破，情况严重者，应予严肃处理。
+
+　　4、对投案自首分子的罪行，经过查证核实后，应区别情况，迅速依法处理。公安机关应有计划的选择一些罪恶大，有立功表现的自首案件，进行宽大处理，并结合搜捕打击情况，在群众中公布，全面交代政策，展开宣传攻势，进一步分化瓦解敌人。同时对于问题不大，不宜处分的坦白自首分子，亦应正式通知其本人，使其安心生产和工作，以争取其靠拢政府，进一步孤立敌人。
+
+　　5、必须抓紧目前有利时机，深入开展工作。各级公安机关均应指定具有一定的政策业务水平的较强干部，专门作受理反革命分子的坦白自首案件的工作，各级领导干部，应十分重视对这一工作的具体领导，加强请示报告制度，认真的检查与研究情况，及时总结经验，指导工作，以发现敌人，特别是挖掘隐藏较深的反革命分子。
+
+　　以上意见妥否？请指示。
+
+　　 天津市委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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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66.txt
@@ -0,0 +1,55 @@
+# 中共山东省委对资改造领导小组关于城市私营商业改造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几个主要问题的意见
+
+　　全省20个城市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根据3月份的统计，已批准公私合营、合作形式、经销代销的共35882户，占原有私营商业户数的53．51％，从业人员76958人，占私营商业总人数的67．38％。其中，公社合营的13376户，挂合营牌子经、代销的12823户；合作形式的8525户；转为国营者763户；仍然自营者31824户。
+
+　　在批准合营的同时，进行了清产估价工作，部分行业并进行了商业网的调整，工作的进展是较快的。但由于我们对经济改组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有些行业过早的改变了原有的制度和规定了某些不恰当的措施，因而也产生了一些混乱现象。省委领导小组于2月7日召开了各市地委领导小组长会议后，明确了以搞好生产、经营为当前的中心一环。经过了这一时期的工作，混乱现象已经停止，并有不少行业在经营管理的改进上获得了显著成绩。
+
+　　根据上述情况，当前对城市私营商业的改造，应当在搞好经营的基础上，逐行逐业进行排队，做好对经济改组的具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经济改组，和深入进行企业和人的改造，并结合经济改组对小商小贩进行统一安排，以维持其经营。
+
+　　兹对进一步深入改造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
+## 一、关于调整商业网的问题
+
+　　当前城市的零售商业网，从扩大商品流通，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来看，有些行业司以基本不动，有些行业则必须进行调整。对城市的商业网，可以根据以下原则进行调整：（1）便利消费者购买；（2）有利于扩大商品流通；（3）符合城市建设和将来的发展需要；（4）注意保持商业区或商场的特点。
+
+　　根据上述原则和各行业经营的特点，对商业网的调整提出如下意见：
+
+　　1．对门市坐商，可根据经营各类商品的性质和特点，分为三个类型进行调整。第一类，凡是经营人民日常生活必需用品和服务性行业，如烟酒、油盐、酱醋、日用百货、日用什货、糕点糖果、猪牛羊肉、蔬菜、饮食、面食、澡塘、理发等商店，一般应保持原点不动，以便利居民购买和保持其经营的优良特点；但个别不合理的，也可进行适当调整。第二类，凡在一个地方集中过多，又无经营特点的，如棉布、文具纸张、中西药、五金、陶瓷、书籍、钟表眼镜、玻璃、照相、竹柳什物等业，在符合前述四项原则下，可以适当合并。第三类，凡经营非居民日常需要的商品，如科学仪器、医疗器械、中西乐器、响器、印刷材料、颜料、砖瓦石灰、木材、电工器材、广告画、古玩等行业，可以适当合并集中。
+
+　　2、对固定摊贩，经营人民日常需要的商品，一般保持不动；但摊摊相连、经营商品相同又比较集中者，可以组织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也可组织起来变为公私合营的货摊。对流动摊贩，一般保持其流动经营习惯不变，但应划区编组进行管理，以便于统筹安排，防止盲目发展。
+
+　　3．在调整商业网中应当注意的问题。（1）对少数民族所经营的店铺，其商品如系专门供应少数民族需要者，应在便利于少数民族的供应和经营者自愿的条件下加以调整。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如少数民族需要的店铺，一般不要调动。（2）在统盘规划中，应当把工矿区、市郊新区、新村所需要的商业网考虑在内，适当设置。（3）调整商业网的时候，不可把集中、繁华有机结合的商场或商业地区搞的七零八落，关门闭户。这些地区应当迁并一户，充实一户，以保持原有的市容与有利于人民购销及商品流转。
+
+　　4．调整商业网的步骤方法。在调整商业网时，必须走群众路线和掌握先急后缓的原则稳步进行。首先，应进行调查研究，作出一个行业、一个市或某一个商场的具体规划，然后再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如召开居民座谈会、店员座谈会、小业主和资本家的座谈会等。集中了上述意见之后，再试行调整，以取得经验，确有把握后再进一步调整。调整步骤上，应先调那些与居民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的行业，再调整与居民关系较密切的行业。并充分运用同业公会、工商联的组织，协助做好调整商业网的工作。
+
+　　调整商业网是一件细致复杂的工作，必须事前逐业具体排队作好规划，切实防止因调整商业网影响经营，发生混乱。在全面调整时，省辖市应报省委领导小组批准，专辖市及各县须报地委领导小组批准，并争取在四五月份做好准备工作（搞规划、调查研究、试点等），从6月份开始分批调整，以迎接旺季的物资供应工作，个别吸收多余的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经当地市、县委批准即可。
+
+## 二、关于对小商小贩淡季安排问题
+
+　　对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商业改造中既复杂又重要的问题。由于他们户多、分散，在社会商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统计，全省不雇佣职工的夫妻店和摊贩占私营商业总户数的93．68％，人数占78．61％，而资金则仅占46．24％。他们数量大，散布的面很广，和城市居民的日常需要关系十分密切，再加上他们的服务态度为居民所欢迎，所以小商小贩这种商业形式得以存在和发展起来。这些小商小贩的成分，绝大部分为劳动人民，只有极少部分成分复杂。这些人的经营收入，少部分稍有盈余，少部分难以维持生活，绝大部分仅可维持生活。因此，这些人的生活来源和职业常不固定，他们有时以打短工补助生活，有时则依靠亲友借助。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展，各行各业均实行归口管理，对这些常年主要以商业经营为业的小商贩，应当由商业部门统筹安排。据目前调查，小商贩的困难户约占私商总户数的10％强。他们有的已受到生活威胁，各地党政已采取了许多措施进行安置和救济。商业部门必须把这个问题看成自己应负的重要责任。正如国务院所指示：
+
+　　“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于这种小商店，不论是已经合营的或者是尚未合营的，都应该按照全行业统筹的原则，安排他们的营业。”为此，对小商小贩的淡季安排和改造问题，应当分别如下两种情况进行安排：
+
+　　1．已在2月份以前改造运动中批准合营并采取定息发工资办法者，其不适当的，仍应当遵照国务院指示精神，分别动员他们仍转为经、代销或自营，对暂时不通的，也可以缓行一步，切实防止简单化的作法。
+
+　　2．对不实行定息合营的小商小贩，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改造和安排：（1）资金缺乏，尚有经营能力者，可以委托代销。（2）在货源分配上，对困难户应予照顾，并可不受批发起点的限制；原来经营小批发的商店应当保留下来，改为国营或公私合营的小商品批发部，专门负责对小商小贩的货源供应。（3）原来赊销和一切经营中断的关系，要迅速协助其恢复起来。（4）处在商店比较集中的街道，经营困难的小店铺，随着商业网的调整规划，可吸收一批到合营商店中为店员。 （5）处在偏僻街道，经营困难而又为群众需要的小店铺，可委托代销。代销手续费可视各户经营的困难情况区别对待，困难大的手续费高一点，困难小的低一点。总之，国营商业在委托小商贩代销商品中，不求赚取利润，只求保持税款和经营费用即可。还应当规定小商贩代销的零星小百货（指此次运动前国合贸易不经营的小百货），在零售价格的尾数处理上，可由其自行处理（比如一件小商品按规定零售价格应当卖一分二厘，小商贩可以自行规定买一个的二分，买两个的三分，够五个的可卖六分）。（6）按行业组成互助小组，由专业公司设专人领导，以便进行政治教育和劳动互助（统一进货可以节省劳力），并逐步举办福利事业，从代销手续费中提成，以补助生老病死等特殊困难。（7）对于价位小、零碎的小商品（范围同前），其批零差价应作必要的调整。因为出售这些小商品花费的劳动力多而赚钱少，因此批零差价和代销手续费应当高于价值大的商品。这些小商品的批零差价可以突破原来规定18～25％的幅度（由商业厅具体部署）。（8）目前小商小贩自营的小百货（范围同前），其零售价格高于国营商店同类商品的牌价者，不予干涉。其自产自销或自己组织进货非国营公司经营的商品价格，仍由其自行定价。
+
+## 三、关于对私营商业改造的组织机构和领导问题
+
+　　随着对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发展的要求，必须相应的建立与健全专业公司的机构，以便加强对企业和人的双重改造工作。组织机构的设置，应当根据行业大小与各地不同情况掌握以下原则：（1）有利于改造的领导和管理；（2）符合经济核算；（3）适应今后发展的要求。
+
+　　根据上述要求，目前城市的专业公司显然和私商改造任务不相适应，必须进一步适当分细。初步意见：
+
+　　1．专业公司的设置。济南、青岛二市，可设纺织品、百货、专卖、文化用品、五金、化工、交电、医药、石油、煤建、木材、食品、蔬菜、中药材、糖果糕点、针棉织品、贸易、饮食、服务、广告、旧货委托等21个公司。淄博、烟台可不设广告公司。专辖市及2万人口以上的县城，一般可设纺织品、百货、专卖、文化用品、糖果糕点、五金、交电、煤建、木材、中药材、医药、食品、蔬菜、贸易、饮食业等15个公司。一般县城可设纺织品、百货、专卖、文化用品、糖果糕点、中药材、食品、贸易等8个公司。小县城可设百货、专卖、中药材、食品、贸易5个公司，并可视需要增设纺织品公司。
+
+　　2．公私合营商业组织的设置，可分别以下情况设立：（1）行业户数少，专业公司能够直接领导并担负改造任务者，不设公私合营总店，由专业公司直接领导公私合营商店。（2）行业户数多，专业公司难于直接领导者，可分别设立公私合营总店，或不设总店只设几个中心店（或区店），由专业公司直接领导。（3）对经销、代销或自营的小商店，可按行业、按地区编为互助小组，由专业公司设专人负责领导。
+
+　　3．为便于企业和人的改造密切结合，各市、县（济南、青岛市可按区）均可按行业与专业公司统一建立党、团、工会的组织，并在专业公司设政治副职或专职支部书记，在市、县委领导下，负责专业公司和公私合营商店的政治工作。
+
+　　4．对公私合营商业从业人员的训练问题。为了加速对公私合营商业中职工与从业人员的思想改造，培养公私合营商业中的积极分子，省、市、专商业行政部门应当积极筹办商业职工学校和分校，要求在1956至1957两年内，将公私合营商业中职工、积极分子训练完毕。
+
+　　对资本家的思想改造问题，商业行政部门和专业公司必须按照党委对资产阶级改造的规划，结合不同的业务进行经常的思想改造工作，经常地通过制定计划、检查业务、发挥资本家在经营方面的长处，使他们有职有权。对他们的成绩不扩大、不缩小的予以恰当的表扬，对其一般缺点，可采用个别交谈诚恳帮助的态度，予以批评纠正。
+
+　　· 来源：
+
+　　山东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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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0/10/000067.txt
@@ -0,0 +1,95 @@
+# 中共中央批发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
+
+　　（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并告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党组，各人民团体党组：）
+
+　　中央同意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现在发给你们，请你们参照执行。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已于3月28日发布一个公开的决定。这是当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一项中心工作，望有关党委抓紧领导，并且解决应当解决的问题。
+
+　　 中央1956年4月9日
+
+## 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关于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的办法
+
+## 1956.03.28
+
+## （一）
+
+　　为了帮助各方面民主人士（包括各民主党派人士，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政协各级委员会中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界民主人士，宗教界民主人士和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实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变革，并且使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逐步学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应当根据自愿原则，分别不同对象，根据当地情况，采取各种办法，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对不愿参加学习或者不愿参加某种学习的人，不要勉强他们参加。
+
+　　第一，由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它的各级地方委员会继续组织学习座谈会（学习会），吸收各方面的民主人士参加学习。学习的内容主要是时事和政策问题。在没有设立人民政协的县、市，也应当尽可能地组织这种学习。
+
+　　第二，由人民政协的全国委员会、直辖市委员会、省会所在市委员会和其他有条件的市委员会，开办业余政治学校（例如夜大学），吸收民主人士和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等机关的干部参加学习。业余政治学校可以陆续开设“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等项课程，应当根据学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来选择教材。如果条件许可，可以同时开设两门或者三门课程，供学员选择。
+
+　　这种学校也可以委托当地适当的高等学校、干部学校举办。
+
+　　第三，由人民政协各省委员会开办短期政治学校，吸收县、市的民主人士入学，学习政治理论的基础知识和时事政策的基本问题。每期半年左右。
+
+　　这种学校也可以由政协同其他机关联合举办，或者委托适当的高等学校、干部学校举办。
+
+　　第四，仿照高级党校的办法，在北京设立社会主义学院，吸收和高级党校的学员职务或者级别大体相当的民主人士（包括在中央的和地方的）分期分批入学，每期定为一年。
+
+　　学习内容，第一期暂行规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革命史”三门课程为必修课，还可以适当地增加其他选修课程。此外，还要组织一些重要的时事、政策的学习。
+
+　　社会主义学院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办理，由中央统战部负实际指导的责任。
+
+　　（第五，和高级党校的学员职务或者级别大体相当的民主人士，如果不进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可以参照党内高级干部离职短期学习的办法，依照每个人的自愿，有计划地实行每年离职短期学习（2个月左右），选择社会主义学院的课程，进行自修。自修可以和他们所在机关的我党高级干部一起编组，或者另行编组，不愿意编组的，也可以不编组。对于他们的自修，有必要的时候，应当进行适当的辅导。）
+
+　　对于准备参加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和离职短期学习的民主人士名单，需要通盘考虑，由中央统战部、中央宣传部商同中央各有关部门和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提出。
+
+　　第六，在国家机关、学校和企业任职的民主人士，愿意参加人民政协组织的学习，还是愿意参加所在机关组织的学习，由他们自己选择。
+
+　　第七，宗教界人士除参加时事和政策的学习外，有愿意参加学习理论的，可以让他们参加，但是不要动员他们勉强参加。
+
+　　第八，民主人士的家属，根据可能和自愿，可以参加上列第一、第二和第三项的学习。
+
+## （二）
+
+　　对于资产阶级分子，从今年最近几个月开始，争取以两年的时间，帮助他们从认识上解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当前阶段社会发展规律的关键问题，也就是帮助他们从认识上初步地以至大体地实现“破资本主义、立社会主义”的变革。为此，需要帮助他们学习三门课程：（1）当前阶段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知识（对于一般人员编辑通俗的政治常识课本，对于有相当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骨干分子，采用或者编辑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的适当课本）；（2）企业改革的基本知识（应当有教材）；（3）当前的重要时事和政策（应当有教材）。
+
+　　为了争取以两年的时间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应当采取下列办法：
+
+　　第一，开办短期讲习班。应当把讲习班当做主要的方式，使能够集中学习的资产阶级分子，分期分批轮流学习一次（一部分要求参加而又不妨碍企业生产经营的小业主和一部分要求参加的资方人员家属也可以参加）。各直辖市、省会所在市应当尽可能开办这种讲习班；其他有需要开办这种讲习班的市、县，可以在当地开办，也可以由专署所在的市统一举办，吸收专署所管的县、市的资产阶级分子参加。各地举办讲习班，应当作出统一规划。在统一规划下，由专业局、专业公司、工商联（同业公会）、民建会、妇联、青联等有关方面联合举办或者单独举办（由专业局、专业公司为主开办的讲习班，应当要民建会和工商联等人民团体尽可能参加；由工商联和民建会等为主开办的讲习班，应当要专业局或者专业公司尽可能参加）。讲习班可以根据参加人员的不同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分为两级或者三级，也可以不分级。学习时间每期2个月到4个月。每期要开多少班，由各地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讲习班的教员和辅导员，由各地统战部和宣传部负责动员和组织各方面适宜的人来担任，包括从各民主党派和资产阶级骨干分子中挑选和训练一批。
+
+　　讲习班的规划和筹备工作，各地应当尽快地着手进行，争取在1956年7月以前，把讲习班办起来。
+
+　　第二，对于需要参加短期讲习班的资产阶级分子，在他们参加之前，可以参加工商联或者合营企业所组织的时事和政策的学习，或者参加其他适当方式的学习，由各地看情况处理。当他们参加了短期讲习班以后，怎样进一步地组织他们学习，目前还没有经验，下列几项办法可以参酌采用：（1）吸收他们和所在企业的干部、职工一道进行一般的时事和政策的学习。企业内干部、职工的理论学习，如果课程适合于他们的情况，也应当尽可能吸收他们一道学习。（2）对于有相当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骨干分子，吸收他们参加当地政协举办的业余政治学校，学习适合于他们的课程。（3）由工商联（同业公会）、民建会、妇联、青联等方面为他们举办学习班，学习适当的课目。这种学习班可以联合举办，也可以单独举办。
+
+　　第三，对广大的小工商业者（主要指自产自销、加工订货、经销代销、自营的小业主和小资本家等）继续由工商联以各种适当的方式（包括讲习班、学习组、报告会、讲演会等），组织他们学习。学习内容除时事、政策外，还可以适当地增加政治常识课和业务课。那些不能参加短期讲习班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家属、小业主和少数资产阶级分子，也可以参加这一类的学习。
+
+## （三）
+
+　　对散在社会上的旧中、上层分子（包括从清代到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旧军政人员、旧知识分子和以上两方面人士的一部分家属，怎样从他们中间划出不应该参加学习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由当地统战部和公安局商量处理），由人民政协地方委员会会同各民主党派和有关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组织他们学习。学习的内容以时事、政策为主，有的也可以参加政治理论的学习。学习的方式，应当采取多样的适合于他们的方式进行，如报告会、讲演会、座谈会、学习小组等。
+
+## （四）
+
+　　关于学习的领导和组织：
+
+　　第一，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应当设立学习委员会（没有设立政协地方委员会的县（市）和大镇，也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各界人士学习委员会，究竟在哪些地方设，哪些地方不设，由省委、区党委具体决定），并且设立一个或者两个办公机构，在党的领导下具体指导和组织各项学习活动。学习委员会的组成，一般应该包括党委宣传部、统战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工会、工商联、妇联、青联和有关的业务主管部门等方面。党内由参加学习委员会的各方面负责党员组成党组，在党委领导下进行工作。
+
+　　第二，要求各级党委对于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的教育工作，予以充分的重视和经常的领导。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宣传部门、统战部门和有关的业务主管部门党的组织，应当切实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并且进行适当的分工和合作。教材的编写，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统战部共同负责。教员、报告员和辅导员的选拔，学习计划的拟定和审查，由中央和地方的党委宣传部和统战部共同负责。各项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由党委统战部门负主要责任。各项学习的理论指导工作，由党委宣传部门负主要责任。各项学习组织所需要的工作人员，应当尽量动员和组织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有关方面的党外人士来担任。必需由党内调配的工作人员，请党委组织部门负责调配。
+
+　　第三，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政治学习和理论学习，应当着重采取自由辩论，讲清道理的方法，允许发表不同意见，以便深入学习，提高认识。学习中可以适当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但是必须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之上去进行，反对急躁强迫的做法。在学习过程中，不要审查历史，不要评定思想，不要结合肃反斗争；如果发现历史的或者现行的反革命问题，可以另行处理。
+
+　　学习中应当结合需要，组织对工农业建设等方面的参观。
+
+　　第四，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参加上述各种学习组织和学习活动，要依据本人自愿，加以统一安排。他们所在机关、学校和企业的党委，应当保证他们有必要的学习时间。对于能够参加上述短期讲习班的资产阶级分子，应当尽量动员他们参加。
+
+　　第五，关于民主人士和社会上旧中、上层分子的学习所需要的经费，应当列入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的预算，向财政部门报销。关于资产阶级分子短期讲习班所需要的经费，统一由专业公司负担。组织工商业者进行经常性学习所需要的经费，由工商联负担。
+
+　　民主人士和资产阶级分子离职学习期间，薪资由原单位照发，原有的生活待遇，不加改变。
+
+　　第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统战部和宣传部门，应当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在今年5月底以前，作出1956—1957两年内组织和帮助民主人士、资产阶级分子以及社会上旧中上层分子进行学习的初步规划，经党委批准后，报告中央统战部和中央宣传部。
+
+　　第七，各地在执行这个办法的时候，在方式方法上，应当结合当地具体情况，不必强求一律。
+
+## （五）
+
+　　组织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包括少数民族的宗教上层分子）学习政治理论，应该参考上述办法，充分注意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宗教的情况和各个人的具体情况，分别规定学习方法和学习内容。他们当中哪些人参加学习、哪些人还不参加，必须完全根据他们的自愿。
+
+　　第一，在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学校中工作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学习，由主管民族工作的部门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和商定后加以组织。
+
+　　第二，在地方国家机关工作和各地不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学习，由各自治区党委和省、市委根据当地的情况，决定组织他们学习的方法和内容，并且选定或编写课本。
+
+　　第三，自愿入学校学习的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一般应当由中央民族学院和地方民族学院开办适当的班次吸收他们学习。少数自愿进入社会主义学院学习的，只要具有相当的条件并且能够阅读汉文书籍，也可以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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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3/0/10/000068.txt
@@ -0,0 +1,21 @@
+# 中央关于四川省彝族和藏族地区反革命叛乱情况的通报
+
+　　四川省委准备从今年开始，在四川省内的彝族地区和藏族农业地区，采用和平协商方法进行民主改革，并且在去年12月间召开的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讨论，取得了彝族和藏族代表的同意。在参加四川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彝族代表还没有返回原地的时候，凉山一部分反动黑彝奴隶主即在反革命分子的挑拨下，于12月24日发动了叛乱，提出：“彝人不打彝人，团结起来打汉人”等反动口号，欺骗胁迫彝族群众参加叛乱，反对民主改革；袭击包围我们的机关、部队和工作队，杀害干部和不愿参加叛乱的彝族群众，扰乱凉山地区和邻近凉山地区的社会秩序。被欺骗胁迫参加叛乱的，前后累计近2万人；杀害捆走我们的干部和彝族中的积极分子，据不完全的统计达300余名。叛乱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和当地彝族公安部队采取了以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平息这个叛乱。前后经大小战斗160多次，打死打伤和俘获7，300余人，投诚6，700余人，现在大股的叛乱武装已受到严重打击，叛乱已基本平息，现在还有几个小股，窜入深山森林中继续顽抗，正在继续解决中。凉山地区民主改革的试点工作已经胜利结束，现在正在昭觉、普雄、布拖、美姑等四县50万人口地区进行民主改革，这50万人的民主改革在春耕前即可完成。
+
+　　在这个期间，四川康定藏族地区的反动的上层分子，也发动了反革命叛乱。这个叛乱，是以理塘喇嘛寺次日旺清喇嘛和毛亚土司索龙旺吉为首，于2月26日纠集3，000余人首先发动的；接着白玉，义敦，新龙、甘孜，巴塘、乡城、稻城、邓柯、炉霍等县的部分反动上层分子和寺院喇嘛相继发动了叛乱；同时在牧业区的色达和宗麦也发生叛乱。至3月下旬，参加叛乱的人数，约有13000余人。攻打县城，破坏交通，杀害工作干部。“我们干部（包括藏族干部）被杀害的已有250余人”我军于3月30日围歼了据守理塘喇嘛寺的叛乱武装，俘敌1，300余人，击毙匪首毛亚土司索龙旺吉。在歼灭了据守理塘喇嘛寺的叛乱武装后，群众反映说“平息叛乱是为群众除害”，对打死毛亚土司群众说：“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打起仗来，他早就该死了”，对迅速释放被俘虏的大批胁从分子，群众说“共产党黑白分明”。盘据炉霍县寿灵寺的叛乱武装，也于3月27日被击溃，在我们进攻前逃出的600多人，已经陆续回来300余人，这个寺院中有许多喇嘛表示愿意协助政府向继续顽抗的叛乱分子进行争取工作。现在我军已经进入巴塘、乡城两县城，并正向叛乱武装进击。对白玉、新龙等地的叛乱武装，正在调集力量进剿。估计这个地区的叛乱，不久即可平息。这个地区的民主改革，在丹巴县和康定两个区约4万人口的地区已经完成，康东康北10个半县约16万人口的地区，正在进行调整债务、废除乌拉差役、组织农会和农民自卫武装。藏族人民参加武装自卫队的已经有1万余人。这些地区的民主改革准备在今冬明春完成。
+
+　　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和康定藏族地区的叛乱，在邻近的彝族和藏族地区的上层分子中以及在部分群众中，必然会引起很大的震动；潜藏的反革命分子必然会乘机造谣煽惑；凉山和康定地区残余叛乱武装也可能向邻近地区流窜，现在有些地区已经发现有反动的上层分子在秘密串连，准备叛乱，川西北个别地区和云南的小凉山已经发生了叛乱，昌都和青、甘牧区也有动荡的情况。因此，各有关地区的党委除了及时作好必要的军事准备以外，应该随时揭露谣言，把这两处叛乱的真实情况向那些听到了风声和谣言的上层分子和群众说清楚，并且应该结合当地的既定政策，针对着当地上层分子、宗教界和群众的疑虑，对我们进行改革和平息叛乱的基本政策反复地作好宣传解释工作，揭破谣言，安定情绪，严防叛乱波及，同时达到配合四川省委平息凉山彝族地区和康定藏族地区的叛乱的目的。为此各地结合本地具体情况向上层分子和群众进行宣传解释以下各点：
+
+　　（一）实行民主改革是彝族藏族向前发展和进步、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彝族藏族广大人民的要求。不经过民主改革，少数民族广大人民的力量和劳动的积极性就不能发挥，社会经济就不能发展，少数民族落后的状况就不能改变，民族的进步和发展也不可能实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改革我们是注意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点的，我们采取和平协商的方法，而不采用别的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区什么时候进行改革，采取什么步骤和具体办法，都要和少数民族的领袖人物、上层人士、宗教界和群众商量好了才办，由少数民族自己决定了才办；不仅要由省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确定，并且一定要由各个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来作出决定以后才办。进行改革也不是由上级人民政府包办代替，而是由少数民族自己去办，上级人民政府只是领导和帮助。各民族的广大群众是要求进行改革的，也赞成用这样的办法来进行。因此，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和上层人士也应当对民主改革，采取积极赞助的态度。四川省凉山彝族地区和康定藏族农业地区实行民主改革，就是根据广大群众的要求，按照和平协商方法经过与彝族和藏族的上层代表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才确定的；当时并且确定在康南的理塘和巴塘等县暂不进行改革，色达等牧业区原来就没有提出进行改革。但是在省人民代表大会以后，各个自治州还没有开代表大会来讨论改革问题，少数不明大义的坏分子，听到了要实行改革的风声，就发动了武装叛乱；在理塘、巴塘等暂不实行改革的地区和色达牧区少数坏分子竟提出了“赶走汉人，永不实行改革”的反动口号，发动了叛乱。现在可以看得很明显，如果谁对改革有意见，完全可以提出来讨论，上级人民政府自然会考虑这些意见，不考虑是不对的。但是少数坏分子却不这样作，人民政府和他们协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有意见又不来和政府商量，甚至公然举行叛乱，造成了国家和本民族的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这不能不是他们的罪过。我们在俘虏中已经发现有国民党潜藏的匪特分子，巴塘叛乱武装并且公然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子，还有匪特设置的电台。证明这些叛乱和国民党残余匪特的关系，是在匪特操纵和挑拨下发动起来的，应该引起各民族的领袖人物、上层人士、宗教界和广大群众警惕和引为教训的。为了维护彝族和藏族人民的利益，肃清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革命分子，我们采取政治争取为主与军事打击相结合的方针来平息这些叛乱，完全是应该的，也是不能不这样作的。各民族的领袖人物、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也应该坚决相信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不要听信一切谣言，安心工作，安心生产。有条件的人还应该积极向叛乱武装进行争取工作，分化瓦解叛乱武装，争取他们停止打仗，为平息叛乱立功。
+
+　　（二）党和人民政府对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包括宗教上层分子）一贯坚持团结教育的政策。在那些进行民主改革的地区，改革的时候和改革以后都不改变这个政策。在改革的时候和改革以后，人民政府将采取办法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水平不致于降低。对于能够参加工作的上层人士都可以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工作，为人民服务，由国家发给薪金。对于个别不能参加工作的上层人士，可以由国家长期补助，使得他们都能保持和从前大体相当的生活水平。即使对那些参加叛乱的上层分子，无论是首要分子还是胁从分子，只要表示悔改，停止叛乱，也对他们一律从宽处理，不究既往；过去在政府和协商机关有职务的，保留职务，允许继续参加工作。在平息叛乱中有立功表现的还将给予奖励。
+
+　　（三）在发生叛乱和进行民主改革的地区应该在群众中揭发发生这些叛乱的真象，并且应该向群众说明，实行民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解除广大人民所受的压迫和痛苦。现在反动上层发动了叛乱来反对改革，实际上就是反对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大家应该帮助人民解放军来反对和制止叛乱，保护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在发生叛乱的地区，人民政府要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在叛乱平息了的地区，对于受了损失的和贫苦的群众，要及时救济安抚，同时以各种有效的方法（如贷款开荒改进耕作技术等），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使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所有的人都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反革命分子的谣言。
+
+　　（四）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寺庙的政策是人民政府对待宗教的既定政策，对于宗教寺庙方面的有关问题都要和宗教方面的上层代表人物进行协商，取得同意以后才去办理，如果不同意，我们不勉强去办。这次康定地区，在民主改革中早已规定了不动寺庙占有的耕地，对群众欠寺庙债务也准备和宗教方面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虽然有少数不明大义的喇嘛参加了叛乱，我们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和宗教寺庙的政策，绝不会因此有所改变。
+
+　　（五）在牧业区应该继续宣传不斗不分不划阶级，保护畜牧业经济的政策。应该说明在农业区进行民主改革，并不是同时也要在牧业区进行改革，大家不要听信谣言。至于牧业地区将来如何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国家将充分照顾到牧业区的特点。在这个问题上，允许牧业区的人民和上层人士，从容考虑，大家商量好了才办，没有商量好就不办。
+
+　　· 来源：
+
+　　四川省某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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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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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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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3/names.txt
@@ -0,0 +1,8 @@
+0.中共中央和各级政府的文件和指示(2913篇)
+1.毛泽东的讲话、指示和文稿(949篇)
+2.中共党政领导的讲话和指示(1562篇)
+3.各主要报刊的社论和重要文章(566篇)
+4.其他重要文章和报道(1618篇)
+5.中共党内和民间社会的不满、抵制、反抗以及相关的骚乱(417篇)
+6.内部档案：调查报告、指示统计等等(1107篇)
+7.特殊档案：检查交代和处理结论等等(649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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