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ff --git a/CCRD/0/8/15/000012.txt b/CCRD/0/8/15/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182f51b8507261a8d02a381d40dcb438673339b --- /dev/null +++ b/CCRD/0/8/15/000012.txt @@ -0,0 +1,13 @@ +# 中共江村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涂香棋在“三查”运动中自杀问题的结论材料 + +　　[这份资料是关于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死亡调查档案，档案的主人是一个叫涂香棋的理发师，因在六十年代前期参加了一个所谓的“卫军”的反革命组织，在文革中被批判，后因不堪忍受严刑逼供而于1968年5月上吊自杀。为了他的死亡，组织上开始了长达十一年的调查，在这个调查档案中，收录了自1972年以 来的历次座谈会和大队、公社的处理结果，1972年公社党委对其死亡的结论是畏罪自杀，其中最后的公社党委于1979年的结论如下：] + +　　涂香棋，男，现年50岁。原籍波阳县饶埠公社人，解放前迁入我社柏林大队儒林村居住，以理发为职业，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家庭人口7人。 + +　　涂因参加“卫军”反动组织中“三查”运动中受审查，在审查中，采取了用逼、供、信的方式，对涂进行了严刑拷打，涂于是逃跑老家——波阳县饶埠公社，在家中一棵桃树上上吊自杀。 + +　　根据原市保卫部“关于卫军现行反革命集团案的结论报告”称“对一般成员，又有悔改表现的：……涂香棋……32人，不以反革命分子论处，交当地群众进行批判。” + +　　根据现有的材料证明，应该认定，涂参加了“卫军”反革命组织，系一般成员，而且是有悔改表现的。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涂属于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去世”。 + +　　 1979年3月2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13.txt b/CCRD/0/8/15/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f97f69d286a94193734ea06e5f1d738a8a8473 --- /dev/null +++ b/CCRD/0/8/15/000013.txt @@ -0,0 +1,35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姚殿选同志在“挖肃”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姚殿选同志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错误，现将我们的审查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姚殿选、男、汉族、58岁、贫农成份、伪职员出身、1947年参加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盟委副秘书长、副部长等职。现任哲盟盟委办公室副主任、盟委委员，行政14级。 + +　　姚殿选同志1968年7月被结合为科左中旗革委会副主任（二把手）、12月兼任旗“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从12月23日旗革委会主任陶克同志被揪后到1969年2月3日姚主持了全旗的“挖肃”工作。他在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错误。 + +　　一、大造挖“新内人党”的舆论。1968年11月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召开了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姚殿选同志在会上大讲“左中阶级斗争复杂，国民党撤退时撒过灰，留下了残渣余孽”“左中是哈丰阿、王再天、色音巴雅尔的老窝”“左中出黑帮，13级以上干部就有39名，分布在内蒙各地”。“西有土默特左旗，是乌兰夫宫庭政变的黑据点。东有乌、石、云宫庭政变的东大门——宫左中”等。“四全会”结束后，姚殿选回到左中，从68年12月23日到69年2月2日召开了整风会议。他多次讲话，大反右倾，鼓动大挖“新内人党”。经过这次整风，旗革委会主任陶克（盟里点名揪的）副主任乌兰朝鲁、常委郑德林都被打成“新内人党”。 + +　　二、指挥大挖“新内人党” + +　　姚殿选等人把全旗划为4片，派出4个挖肃组，把被结合进旗革委会的学生委员派到乌兰花、安乐、希伯花、二龙等公社去督战。出发前姚亲自布置任务。 + +　　姚殿选亲自主持了在“挖肃”中刑讯逼供比较严重的太平公社新民村有社队干部参加“挖肃”经验现场会。对“挖肃”不够积极的单位，姚在大小会上点名批评，会后第三天这个公社就死了两人。 + +　　在陶克被停职前，姚殿选同志和陶克等人决定从旗“五七”干校抓来白达木林、那顺宝音、特木尔、宝尔少布等4名同志。进行严刑拷打，逼他们承认“新内人党”。特木尔同志被活活打死其余3名同志被致重残。他又亲自批准从“五七”干校抓来5名科局长，经过长期关押、严刑拷打、使这几位同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 +　　三、支持武斗，造成严重后果 + +　　姚殿选同志对严重武斗不但不加制止，而且还给予助长，当有人介绍说“不用鞭子打，不交待”时，姚说：“皮鞭子底下出干货啊！”“二专”在批斗那顺宝音同志时，有人反映“打得太狠，打死了怎么办？”姚气狠狠地说；“内人党亡命徒，没关系，打死我负责。”安乐公社向他汇报运动中死人的问题时，他满不在乎地说：“这么大运动，群众刚发动起来，有点小动作不要过早的制止，不要束缚群众的手脚……”。还说：“不要因为死了几个人就惊慌失措给群众运动泼冷水。旗银行包额尔扎布同志挺刑不过跳井自杀（未遂），姚去后对崔玉环、郝森林说：“内人党很顽固，交待了就自杀，你们不要怕嘛，这么大的运动那有不死人的，死了人运动就不搞了，还得搞嘛。” + +　　姚殿选同志因受内蒙革委会“四全会”极左路线的影响在科左中旗挖“新内人党”中犯了严重的错误，全旗被揪斗一万多人，伤、残2700多人，致死832人。造成了严重恶果，哲盟盟委根据姚殿选所犯的严重错误决定给予留党察看二年，工资降二级（由14级降到16级）的处分。 + +　　我们认为姚殿选同志所犯中错误是严重的，但姚对所犯错误有一定的认识。因此，我们同意哲盟盟委给予姚殿选同志留党察看二年，工资降二级的处分决定。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纪委1979年12月18日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14.txt b/CCRD/0/8/15/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a5db6cf725e64fc73f9a134fb21410bce52be54 --- /dev/null +++ b/CCRD/0/8/15/000014.txt @@ -0,0 +1,19 @@ +#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齐景林开除党籍处分的报告 + +## 关于对齐景林开除党籍处分的报告 + +　　（内蒙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 +　　齐景林，男，45岁，蒙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哲盟中旗人。1975年入党。文化大革命中当上包头糖厂党委副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 +　　文化大革命中，齐景林靠造反起家。在批林批孔中，又积极追随“四人帮”，踢开党委，进行非组织活动，搞垮行业串连，秘密召开黑会，拉帮结派，进驻包头市委，搞乱了包头局势，妄图篡党夺权。齐景林是这个帮派的3个头目之一，犯下了罪行。 + +　　经市委纪委1979年12月20日常委会议讨论，并经市委常委第569次会议决定，给以齐景林党内开除党籍处分，回厂当工人（内蒙党委已于78年11月批准撤销其包头市革委会副主任和包头糖厂党委副书记职务，已宣布执行）。 + +　　妥否，请批示。 + +　　 中共包头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12月22日发：市委纪委各常委，办存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15.txt b/CCRD/0/8/15/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c5bb52f61cdc30546a7720f33bfae7eb18d7d8b --- /dev/null +++ b/CCRD/0/8/15/000015.txt @@ -0,0 +1,19 @@ +#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田书鸿开除党籍的报告 + +## 关于对田书鸿开除党籍的报告 + +　　（内蒙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 + +　　田书鸿，男，汉族，现年39岁，河北省青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1958年进内蒙一机厂学徒，文化大革命前二级机修工。1967年当上厂革委会副主任（78年已免职）1970年入党。清查前任四分厂机动室党支部副书记。 + +　　田书鸿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是“造反派”中一派的头头，此人靠“造反”起家。1967年由二级工一跃而当上内蒙一机厂革委会副主任，并且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特别是1974年以后，继续拉帮结派，搞分裂，搞非组织活动，搞串连、开黑会、告黑状，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搞乱工厂，破坏生产，妄图乱中夺权。为此，1977年11月对其实行拘留审查。鉴于其罪行较轻，认罪态度较好，市委决定免于刑事处分，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 +　　1979年12月20日经市委纪委常委会议讨论，并经市委常委第569次会议讨论决定，给田书鸿定为反革命帮派骨干分子，党内给以开除党籍处分。行政上撤销其—机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回厂当工人。是否妥当，请批示。 + +　　 中共包头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1979年12月22日 + +　　发：市委纪委各常委、办存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16.txt b/CCRD/0/8/15/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e62562ae7e80428662a9fd3a474ca65cea5e2b --- /dev/null +++ b/CCRD/0/8/15/000016.txt @@ -0,0 +1,73 @@ +# 河南省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张钦礼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 +　　张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炮制了在兰考以周××为首的一条黑线和以其为首的一条红线，斗争的焦点是砍还是树焦裕录（禄）红旗所谓“两点一线”的反革命谬论。 + +　　煽动大批农民进城造反。对刚到任不久的县委书记周××同志，批斗数百场次，将周迫害致残。一九六七年元月二十三日亲自召开夺权会议，密谋策划，配合上海所谓“一月风暴”反革命行动，在兰考实行了全面夺权。 + +　　窃居县革委主任后，大搞结帮拉派，把有各种问题的××××提为干部，拉入党内的××××人，给予包庇重用。如一九七二年九月在郑州与帮派人物密谋策划，迫使地县委释放了被逮捕法办的打死人命犯张钦芳（系张胞弟）、和新民等五名罪犯。 + +　　一九七三年元月又利用职权，将张钦芳、和新民提为县公安局长和教导员。挟嫌报复，非法拘禁原县委统战部干部杨恒德同志。在四清运动中杨揭发了张犯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杨是与张对立的一方群众代表。 + +　　因此，张对杨怀恨在心，蓄意报复。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后，杨被打成坏头头，杨因不堪忍受到外地。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抓回后，非法关进监狱四十余天。张犯于一九六七年八月指使兰考卫焦总司令部建立了揪斗李地山联络站，围攻、揪斗了原开封军分区司令员曲光藻、副司令员李地山等同志。 + +　　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张犯在一大会上公开说：“现在还有些人不服气，还想翻案，我们不能再克制了，要把那些走资派、坏头头、变色龙、小爬虫统统揪出来，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要进行修理（即打），显现我们造反派的威风，要把他们碾成面，团成旦，装到大炮里，打到东海喂老鳖。” + +　　在其煽动唆使下，全县刮起打砸抢妖风，对广大干部和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一小撮坏人大打出手，特别是对政法领导干部毒打迫害更为严重。据调查，全县遭毒打者数千人，其中被活活打死者数人，逼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 +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后，“四人帮”迫不及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在姚文元的指意下，十月四日《光明日报》发表了“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革命动员令。五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张犯的“按既定方针办”的讲话录音。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把县委给党中央贺电报稿中两处“最紧密地团结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一笔抹掉。同时又把稿中“坚持三要三不要三项基本原则”改为“按既定方针办”。张犯还主持原县委常委会作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六条规定。 + +　　一九七六年三月张犯说：“驻兰考空降部队不可靠，我们要注意。他们有一个副团长讲，谁敢打倒我们邓总参，我就起来和他们干”。 + +　　一九七六年四月七日晚张犯听到邓副主席被“四人帮”诬陷消息后，立即召开其核心人员会议，亲自部署，坐镇指挥，连夜建立指挥所和通讯联络地点，集结武装民兵和公安干警，布设岗哨监视空降部队动向，占领焦裕录（禄）陵园等制高点，架起机枪准备镇压为悼念周总理和为邓副主席遭诬陷鸣不平的军民。 + +　　张犯还在堌阳、坝头等公社会议上说：“这个人小个子，大人物，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看他那吊样子，提起裤子不认帐。他上台，咱造反派就该死，他上台我就不干。”又说：“机会主义头子是难改的，他们乘唐山地震搞资本主义复辟”等侮辱、诽谤华主席和邓副主席。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张犯在县委常委会上说：“尻他娘，咱还得准备大的路线斗争的，毛主席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听话，现在毛主席死了，他们才不听话的。”公然污蔑诽谤邓副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 +　　被告张钦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在兰考大搞拉帮结派，包庇重用坏人；颠倒敌我关系，倒转矛头，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煽动打砸抢抄抓，对干部群众进行残酷迫害，实行法西斯专政，已构成反革命罪。 + +　　入狱后，负隅顽抗，拒不认罪，民愤很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肃法纪，保护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故依法判处张犯有期徒刑十三年。 + +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本判决之日起，限十日内提起上诉，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刑期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至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五日止。 +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0）予法刑上字第379号 + +　　上诉人（即被告）张钦礼，男，55岁，河南兰考人。1945年参加工作，原任兰考县委副书记，1967年10月任兰考县革委会主任，省革委会常委；1973年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1978年被逮捕，现在押。 + +　　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于1979年12月24日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审判后，张钦礼不服，以“事实有出入，不应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等为理由，上诉了本院。 + +　　经本院审理查明：上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犯有如下罪行： + +　　一、煽动策划“打砸抢”，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8年以来，张钦礼多次在兰考召开大会、小会，指名诬陷原县委、县人委领导干部和群众，致使他们多次遭毒打：原县委书记周化民被毒打腰椎弯曲变形，原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张维新被毒打右肘关节骨折；原县委副书记刘呈明一只眼被打瞎，右侧肋骨被打骨折。原副县长谢清渠，原县委宣传部长李林鹤、原县直机关党委秘书李仁德等因屡遭毒打，含冤而死；在张钦礼的煽动下兰考城乡干部群众被打者数千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十人，被打伤致残的数百人。 + +　　二、包庇罪犯。张钦礼利用职权长期包庇打死人命犯张钦芳、和新民、曾昭泉等人。张调离兰考后，县公安局将上述罪犯逮捕归案，张又指使他人并亲自威逼地、县领导干部释放上述罪犯。1973年张钦礼被提拔为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后，利用职权又将张钦芳提拔为县公安局教导员，和新民提拔为公安局局长；其它两名罪犯分别提拔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知青办副主任，影响极坏。 + +　　三、挟嫌报复。张钦礼对曾提过他意见的原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原县检察长庞保继、县直机关干部杨恒德、徐留根等人，妄加罪名致使他们惨遭毒打，其中有些人致残和受非法拘禁。 + +　　四、侮辱党中央领导同志。粉碎四人帮后，张钦礼多次在县、社会议上辱骂华主席、邓副主席。 + +　　以上犯罪事实，经再次查对，证据充分，本院认为上诉人张钦礼的上述言行，已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但原判按反革命性质定罪不当，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 +　　一、撤销商丘地区中级法院（79）商法刑字第10号刑事判决书定性部分，改按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的性质定罪。 + +　　二、维持原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之刑罚，驳回上诉。 + +　　本判为终审判决。 + +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 +　　 审判长　陈杰三 + +　　 审判员　王路彤 + +　　 代理审判员　宋继庚 + +　　 1980年8月23日（印）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代理书记员胡烨。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17.txt b/CCRD/0/8/15/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2ff3af9e9949a9d0c7a082802cc5edb24d8e2c8 --- /dev/null +++ b/CCRD/0/8/15/000017.txt @@ -0,0 +1,35 @@ +#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华林森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机关：江苏省苏州市人民检察院。 + +　　被告人华林森，男，现年53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上海宝山县人，捕前系苏州市革委会副主任、市委副书记、江苏省总工会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家住本市柳巷4号，现押于苏州市公安局看守所。 + +　　被告华林森为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终结，查明： + +　　被告华林森在“文化革命”初期，就与汪永珠、邹学祺、赵宝康等结成帮派。1967年1月，为首策划、组织夺了苏州市委、市人委的大权。之后，进一步煽动派性，制造分裂，导致了苏州市大规模武斗。武斗期间，亲临武斗人员驻地发表讲话，进行煽动和支持。苏州市两派武斗共延续了3个多月，使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被告大肆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支持怂恿同伙制造冤、假、错案、1968年5月，华林森帮派捏造了所谓“陈、杨反革命集团”假案。在炮制这一假案过程中，被告亲自听取案情汇报，多次发表讲话，参与决策，煽动搞逼供信，使全市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迫害。一百多名区、局领导干部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成员和“叛徒”、“特务”，其中50余人被刑讯逼供，3人被毒打、迫害致死，10人致伤致残。1974年初，被告为首策划建立“第二武装”，对人民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他亲自带领帮派人员到市人武部造反，又以中央有文件为借口，用阴谋手段操纵、要挟市委通过建立了“苏州市民兵指挥部”。自任领导组组长。委派邹学祺、刘山海、张世琪为副组长。在全市设立了21个“关押所”，8个“劳动教育学习班”，非法关押群众8400余人。滥用刑罚几十种。有5人被迫害致死，23人被折磨致伤致残。1974年到1976年10月，被告在全市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扩展了帮派势力，进一步篡夺了许多单位的领导权。 + +　　被告华林森早已投靠“四人帮”。1973年因吹捧王洪文得到赏识。1974年起，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紧密配合，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1974年4月23日、6月1日、6月19日、9月21日，他将苏州市委给党中央的关于清查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人和事的情况报告改头换面，以个人名义专报王洪文，以示效忠。以后，他又向王洪文写信、打电报、打电话，并要“四人帮”及早解决江苏的领导问题，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的步伐后，被告与“四人帮”及在上海的余党加紧勾结，频繁往来。上海余党向被告传授“四人帮”的黑旨意，被告通过他们向“四人帮”提供黑材料。1976年1月25日、3月11日、6月18日、10月3日4次向王洪文、张春桥写诬告信。1976年5月给姚文元寄反动黑文章。公然把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诬蔑为“反动逆流”，把悼念周总理的标语诬蔑为“反动标语”，诬陷、诽谤党和国家及江苏省委领导人，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 +　　被告华林森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疯狂推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进行乱省篡权活动，指使帮派大造反革命舆论。1976年1月至10月，先后炮制各种诬蔑、诽谤党和国家及省委领导人的黑文221篇，铅印帮派刊物30期，耗用纸张40余吨。这些反动黑文散发全省各地以及上海、北京、浙江、湖北、安徽、福建、河南7个省、市，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危害极大。 + +　　被告华林森为了乱省篡权，1976年间指使和支持同伙邹学祺等人，从2月到9月共组织了53批、1100多人次到南京张贴、散发反动大、小字报，到省委机关和南京寻衅闹事。特别严重的是，1976年8月6日，国宾访问南京时，在南京市闹事的人蓄意制造涉外事件。之后，在被告的指使下，邹学祺一伙派出大批民兵冲击省委和省公安局等党政机关，强占水佐岗派出所19天，绑架民警4人，殴打5人。 + +　　被告阴谋控制和发动全省工会系统向省委攻击。1976年7月，被告不仅亲自出马，而且还指使同伙邹学祺等人到省总工会闹事。被告策动和支持苏州地区帮派势力绑架地委书记刘锡庚，并在地委机关门前搭帐篷，砌锅灶，闹了两个多月，严重破坏了机关的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被告还蓄意策动和支持全省其它地方的帮派势力反对省委和当地党委。1976年，被告一伙串联、接待全省各地的帮派头目共130多人，策动联合反对省委。 + +　　被告华林森指使赵宝康等人密查中央和南京军区、江苏省委负责人的动向，私搞省委负责人电话录音，进行特务情报活动。被告还指使同伙赵宝康、曹根男等人捣乱破坏国务院在苏州地区召开的南方13省、市水稻生产现场会议。 + +　　被告华林森得悉“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坚持反动立场，指使秘书销毁罪证，企图逃避罪责，归案后认罪态度不好。 + +　　综上所述，被告华林森在文化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阴谋集团，在苏州为首组织帮派、制造分裂、煽动武斗、迫害干部、镇压群众，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相互勾结，大肆进行搞乱江苏、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实属“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打砸抢首恶分子，给本市以至全省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造成巨大危害和损失。罪行严重，民愤很大。 + +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保卫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2条，第10条（2）、（3）款，第16条，第17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华林森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自1977年1月6日起至1995年1月5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79年12月28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18.txt b/CCRD/0/8/15/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6cd145b092e522daa776ed1f3a1af923fb31264 --- /dev/null +++ b/CCRD/0/8/15/000018.txt @@ -0,0 +1,25 @@ +#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曾邦元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蒋海金 + +　　被告人：曾邦元，男，38岁，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大学文化，捕前系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住本市长江路258号。现在押。 + +　　被告人曾邦元因反革命一案，业经本院审理查明： + +　　被告曾邦元是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积极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搞篡党夺权阴谋活动。1976年以来，在江苏全省许多地区和机关、工厂、学校拉拢帮派势力，暗中串联，秘密聚会，分析“形势”，传播谣言。以登攀、范左之、南大教工、汽车兵等十多个化名、冒名，组织炮制和出笼了反动大字报34篇。大造反革命舆论。插手公安机关，搜集材料，作为攻击污蔑省委的“炮弹”。与苏州的华林森一伙勾搭，谋求“合作”搞垮省委。控制徐州帮派势力，唆使、支持、配合孔庆荣等企图搞乱徐州。插手镇江地区，特别是把溧水县作为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典型，为溧水县的同伙出谋划策。串连南京地区的其他帮派人物屠宋（即孙家轩）、周文昌等。联系无锡、常州、淮阴地区的帮派势力，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 + +　　被告投靠“四人帮”，写“效忠信”，送黑材料，诽谤、诬陷革命干部。1976年，写信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效忠”，吹捧“四人帮”是坚持革命路线的首长，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把江苏20多年党的领导诬蔑为“三代走资派”，诬陷省委主要领导干部“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黑手，反攻倒算的先锋”，是“还在走的走资派”，辱骂省委领导“比还乡团还厉害”，公然声称要“推翻”、要“打倒”。被告多次搜集、整理黑材料，密报“四人帮”，诬告省、地委负责人。并煽动、指使同伙多人告省委黑状。同时策动部分省革委会委员开黑会，由曾亲自炮制了一万多字12个问题的《目前运动的几个问题》的反动大字报，要挟省委召开省革委会全会，阴谋以“合法斗争”手段搞垮省委，伺机夺权。 + +　　曾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以后，被告仍坚持反动立场，1976年10月13日抛出反动大字报，继续攻击中央领导人，诬陷省委，疯狂反扑，召开黑会，秘密串联，策划退却应变。转移、销毁罪证，订立攻守同盟，教唆同伙继续顽抗，叫嚣“无非坐牢杀头”。被告人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执行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搞资产阶级派性，搞武斗。1967年参与和鼓动“1·3”武斗事件；同年7月与周文昌策划过攻打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8月参与策划过南化武斗。曾生活上腐化堕落，道德败坏。奸污女青年、妇女4人。 + +　　综上所述，被告人曾邦元自1966年至被捕的十年期间，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路线，拉拢帮派，进行反革命宣传鼓动，诽谤、攻击中央领导人，诬告陷害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大搞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罪行严重。本院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特依法判处被告人曾邦元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刑期自1976年11月27日起至1992年11月26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一式二份，由本院移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 +　　 审判员　陆祖业陪审员　张政隆陪审员　李庆发 + +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 +　　 1979年12月29日书记员　王淑琴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19.txt b/CCRD/0/8/15/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61eaf6f9e38fea58cd6ae40b44447921cafad8 --- /dev/null +++ b/CCRD/0/8/15/000019.txt @@ -0,0 +1,151 @@ +# 狱中致专案组的三封信 + +　　<陈冀德> + +## 〖陈冀德，女，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领导核心成员。〗 + +## 一 + +　　（专案组老陈同志，请转：） + +　　（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市委有关领导：） + +　　有一些想法和要求，向领导反映。 + +　　我的审查结论与本人见面，并签字同意，已经有三个多星期了。（或许，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想该是一个月过去了。外面是争分夺秒的形势，在我这里，积一年多的经验，等上一个星期，十天半月是不希奇的。可以说，时间不如草纸。）不明白的是，既然问题已经审查清楚，罪不当拘捕，却还继续把我关在看守所变相的拘留着。这是为什么？这合法吗？ + +　　我被“监护”有一年半了。我认为，市委对我采取监护审查的决定，在当时的情况下，还算合情合理。我的态度不好。斗争又有这样的需要。不抓，不足以平息有的人心中的愤怒。不抓，不足以发动群众。所以，我心里虽然一百个不乐意，但在组织上我还是服从的。行动上，我的思想认识提高较慢，但自问还是配合了组织的审查的。没有抗拒。 + +　　去年年底，彭冲同志代表市委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时，我很高兴。我想，这一下，我可以解放了。但有位搞专案的同志提出，我的这种“可以解放”的思想，没有基础。上海查清了。又不是你陈??查清了。虽然，我觉得我陈??竟还有与四人帮的阴谋相牵连之外的阴谋需要查清，未免滑稽。但我还是接受了那位同志的意见。因为，归根到底，我的解放与否，当然要根据我的问题清楚与否。我的问题还没查清，当然，我“可以解放”的思想就没有基础。 + +　　现在，审查已经有了结论。本人已经签字同意。该有“基础”了吧？还是把我关在这里。不要说党纪国法上没有这样的条款，便是道理上，也说不过去啊。中央、市委有关的政策是说清楚一个，解脱一个。政策落实了吗？ + +　　也许，领导上对这个“关”字，看起来不大入眼。谁关你了？入眼不入眼，我想还得从实际出发。在我们的国家里，只对人民的敌人，才可以剥夺他的自由。谁也没有把我当敌人，这或许是事实。但我的自由就是被剥夺了的，这不也是事实吗？ + +　　不仅是还关在这里，而且不知道还要关多久？这一点是最难以承受的。说得不好听一点，还不如判了刑的罪犯。监狱里的犯人，三年是三年，五年是五年。徒刑期满，自由就在监狱门口等着他了。就算是无期徒刑，也有一个“期”字在那里。而我呢？在这里服着不是徒刑的徒刑。什么时候可以放我出去？没“期”。也唯有这一点，最使人感到这不是法律的法律的厉害。精神上对人的刺激也最大。 + +　　党的对人的处理要慎重的政策，我是拥护的。但慎重不等于拖拉。市委对我采取监护审查的决定，是慎重的吗？当然。但，它从上报到批准，不到一个星期。可见，慎重完全可以做到不拖拉。 + +　　党的对有问题的干部的冷处理政策，我也是拥护的。我希望的是恰如其分的冷处理。不要把人冻僵。是不是只有落到神经失常、天天捧着药罐子、丧失劳动能力成为社会、家庭的包袱时，才能打动领导者的心，才能告别这里？这岂非大大的有悖于党的审干目的了吗？ + +　　党的政策是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追究领导上是否违法了？我还没有这样的意思。我只是要求有法必依。按照党纪国法办理。要办，要理。快办，快理。 + +　　领导上或者也有这样那样的为难之处。但我想，我的问题，并非要等生产发展以后才能解决的那一类。恰恰相反，我早“解放”一天，那些围着我转的专案组同志、看守同志也解放了呀。至少，有五个人力，可以因我的解放而同时解放出来。这些人力和物力，不就可以为加速四化而出力了吗？不知领导上是否算过这笔账？ + +　　政治斗争不能算经济账。这是四人帮的错误观点。有时，也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想，如果在办案工作中有这样的规定，该办不办，每拖延一天，所需的费用，均由有关人员本人来负责支付。事情也许就好办了。 + +　　总而言之，只要领导上肯担肩膀，肃清宁左毋右的流毒，我的问题就不难解决。因为已经经历了920个日日夜夜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热切地希望领导上能够拿一点现代化高速度的实际行动出来。 + +　　根据我所领会的中央的政策和精神，在已经审查清楚的前提下，我想，我提出立即解除监护的要求，该不在无理取闹之例吧？ + +　　可是，在写此信时，仍旧颇费踌躇。俗语说，出头椽子先烂。强出头，好处没有，挨打总是有份。但又想，与其不出头闷煞，还不如强出头打煞来得痛快。再则，既然心里有话，不说出来，也不能说是对党一心一德的表现。所以，大着胆子说了写了。不对的地方，敬请批评。 + +　　我希望领导上在四天之内，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同意我的要求，就解除监护，放我出去。不同意，请说明理由。 + +　　为了不至于使这封信由于周转而拖延时间，我一式抄了三份。分送，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市委有关领导。 + +　　 一九七九年三月卅一日 + +## 二 + +　　（市委、市专案组、原市委写作组有关方面） + +　　（党老爷诸位：） + +　　看到党老爷三字，请不要发火。诸位在别的方面也许是党的模范工作者，但在对于我的问题的处理上，官老爷的作风十足。所以，仅此而言，这个称呼是相称的。 + +　　再则，就我们之间的地位而言，诸位是堂上的官，我是阶下的囚。你们的作风告诉我，称你们为同志，你们一定是要不高兴的吧？ + +　　三则，这样的称呼，也是你们给逼出来的。在上一封信里，我并没有这样称呼。你们对我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连说明一下都不屑一做。不称你们老爷，简直想不出别的更确切的称呼来。 + +　　中央几次会议决议，中央领寻同志几次讲话，一再表明，对于那些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有错误并已经说清楚了的人，不要揪住不放。你们做到了吗？你们把这一党的政策和精神给贪污了。当你们在传达中央文件、教育别人要坚决贯彻执行的时候，你们的心是不是有点发虚？因为你们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呢！ + +　　也许，说你们不执行党的政策，比之于称你们为党老爷，更使你们伤心。你们会说，打了吗？骂了吗？逼供信了吗？生活上照顾还不周到吗？什么地方不符合政策了？上述这些，的确都没有。这是你们区别于四人帮们的地方。 + +　　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你们也用了专政的手段来解决党内矛盾。这个问题，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看，有它合情合理的一面。四人帮们搞这一套搞了十几年，把党的审干方面的好传统却破坏了。名之曰隔离、实际上是拘留、监禁。十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对待四人帮帮派体系里的人，当然也不能有别的办法。 + +　　问题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合理的事物，条件改变以后，就可能向相反方面发展。这种七六年、七七年也许是合理的措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它就不合理了。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专案组、监护、隔离……属永远废止之例。请问，你们对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怎么看的呢？ + +　　当然，中央决议的贯彻执行，势必有个过程，急是急不出来的。不可能要求一个早上就做到。但是，这个过程要多久？已经100多个早上过去了。100多天，不是100多个小时。在号称要争分夺秒的今天，100多天就这么过去了。 + +　　三中全会后没有几天，市委正式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该抓的，抓起来了。该放的，放了没有？既然阴谋已经查清。还把人变相的拘留着。为什么？根据党纪、国法中的哪一条？ +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于这种口号，我是有保留的。目前还是社会主义，平等还谈不上。其次，既有法律存在，就不可能人人平等。人人平等的大同世界，法律与国家却灭亡了。第三，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都有揭露这一口号的虚假的。我们却把它当作前进的法宝。缺乏常识。 + +　　不过，现在时髦讲法制。一讲法制，就势必要鼓吹人人平等。想来，你们也是以此为标榜的。那我就要请问，为什么你无法无理，可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我守法有理，只能被剥夺呢？在法律面前，我们之间的平等在哪儿？ + +　　这只能说权力就是法律。有权就有理。你们之所以可以剥夺我的人身自由，因为你们大权在握。法律，对于有权力的人和无权力的人，就是不平等的。…… + +　　（以上为没有完成，也没有寄出的第二封信） + +## 三 + +　　（市委主管专案工作的各级领导：） + +　　第一封信写出至今，又是整整一个月过去了。我在第一封信中，提出了解除监护的要求。并希望在一时还不能办到时，说明理由。坦白说，我是诚心诚意的。市委有关领导，日理万机。工作的繁忙可以想见。所以，在我这方面，即使要求不获同意，只要领导在看到信后有所表示，我是决不会不顾领导上的困难、工作的全局考虑而固执己见，再来写这第二封信的。 + +　　可是，事实怎么样？信去一月，犹如石沉大海。准确点说，还不如石沉大海。因为，石头沉入大海，还能听到扑通一声响呢。专案组的同志，在这一个月中，来过一次。当我询问时，他的回答是，领导有什么意见，自然会告诉你的。也就是说，领导什么表示也没有。有道是，从来天意高难问。想来，市委有关领导的天竟亦然。 + +　　我对具体工作的同志，没有意见。我只感到他们（包括看守）都是谨慎工作，严格执行有关政策和规定。我从他们身上，具体感受到现在与“文革”时的作风不同。从而坚定了相信党、相信群众这样的信心。配合组织搞好审查。我知道，我之所以现在还在押，责任不在他们身上。决定权也不在他们手里。 + +　　据我所知，我的案子，早在去年八月，已经基本查清。（主要根据是那时开始写全面交代）。去年八月至今，整整又是八个月。这八个月，240天，5710小时，就花在各级领导的反复复查、验收和审批上面了。我感到这样繁复的层次，这样拖拉的作风，与现代无产阶级、共产党人的作风，实在不相称。倒是与受囿于小生产经济、政治的封建时代的大老爷作风比较相像。繁琐哲学。对上，只会磕头，不肯负责。办事能拖则拖。对犯错误的人，能推不拉。不敢负责。所以，本来我在信的开头，想写上“有关方面党老爷”这样的称谓的。后来感到没意思。有关领导可能在处理我的问题上表现为老爷作风，而在其它方面，是一个真正的党的领导者的形象也未可知。凡事不能以偏概全。就作罢了。 + +　　但，党中央三令五申，对已经说清楚、查清楚的审查对象，要及时解脱。并且一再提出，不管是谁，不论何时，有错必纠。因此，我希望有关领导在这方面的老爷作风，也应予以改正才是。 + +　　我这次写信，没有新的要求。只是再次提出立即解除监护。同时再次提出，如果领导别有考虑，要我在看守所不明不白的继续蹲下去，必须向我说明理由。 + +　　“否则，你打算怎么样？”不怎么样。我现在还能怎么样！一切与自己过不去的事，诸如绝食、自杀之类，不到非作此类牺牲时，坚决不干。至多是再写写信而已。（顺便说说，外面是争分夺秒的气氛。我的时间不如草纸。有的是。） + +　　或者，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控告。按程序，应先向地方纪检委提出才是。但我不知地方纪检委的领导，是否就是负责专?的领导。如果是的话，告来告去告到一个人的手里，岂非白费力气。 + +　　或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沉默。我曾经用这种连眼珠子也不转过去看一下的沉默，对付过一些人。很有效验。 + +　　对党组织，我不愿意这么干。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党员对党组织应有的正确态度。不过，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譬如，领导上对我解除监护的要求，始终置若罔闻而不予理睬。那末，被拘禁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屋子里的我，除了沉默之外，还能做什么呢？ + +　　一个监护对象，以沉默表示抗议。在官老爷的心目中，不会比一条叫狗不叫了引起更大的注意。这是当然。不要说是拘禁着的人，在九亿人口的中国，就是自由着的人，有一个人沉默，算得了什么！ + +　　然而，我希望领导注意四人帮垮台的教训。 + +　　事情总是由具体而一般。由个别而及其它。一个人的事办得妥与否，不过是某一方面的事办得妥与否的一个例子、缩影。它实际上涉及许多人，影响许多人。 + +　　我曾经犯下严重的错误。如果我不承认，不愿讲清楚，这是我的错。现在，我承认了，讲清楚了，而且组织上已经查清了。审查结论都已签字画押两个月了。领导上还把我拘留在看守所，并且，连一时不能解脱的理由都不置一词。这就叫揪住不放。这是领导上在犯错误。真理和谬误、正确与错误，在我与领导之间，已经调了一个头了。领导上也许还没有感觉到吧？辩证法无情。不要忘记四人帮们垮台的教训。 + +　　“结论既已给你看过，你现在等候处理就是了。急什么？”不是我太急。相反，是领导上太拖拉了。我向党伸手了吗？要求法外开恩了吗？没有。不过是要求落实政策。能早一点参加到新长征的行列中去，为祖国兴旺、人民幸福出一点力。我现在还能从事一定强度的体力劳动。领导上是不是打算把我养到意识上成为白痴，身体上要别人照顾的时候，再大发慈悲，放我出去？当一个人活着成为家庭、社会的包袱的时候，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 +　　自从党中央发出搞四化、大转移、争分夺秒、只争朝夕这些号召后，我这个“被革命对象”天天急。总想在自己还有力气为社会出力的时候，及早地走上工作岗位，那怕是劳动改造，也比做食客，白吃社会主义好。何以天天高喊这些口号的领导们，全不以浪费国家钱财、浪费他人生命为念呢？我不知道领导们在高喊这些口号的时候，是真心还是假意？应该是真心的吧？！请拿出行动来。说了不算，还是共产党人吗？ + +　　“你所在的看守所，不是已经有人解脱了吗？事情得一个一个解决。”我所在的这个地方，监护对象比原来少了。这是事实。现在是十个看守，守着两个人。虽然，对象之间是绝对隔离状态。但无论怎样，空气总是流通的。过去我天天嗅到煎中药的味道，现在没有了。可见，那位必需每天吃药的人是解脱了。有一个人经常要大吵大闹。因此而与我互换过监房。现在也听不到声音了。有一个几进几出医院的，也不听见响动了。可见，她们都解决了。 + +　　不过，说实在的，凡此种种，不去想它，倒也罢了。想来只有叫人心惊胆颤。也就是说，只有到外面去也像在里面时一样，成为家庭、社会的包袱时，领导上才肯给予“解决”。岂不叫人怕死。 + +　　不敢妄测领导上的用心。但从衡量一个人的行为的标准是实践这方面来看，领导上的这番用心，至少很容易被人误解的啊。 + +　　我对领导多次关心我在看守所的生活，感激在心。但，人总究是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不以物质上的宽厚待遇就会感到满足。就此“此间乐，不思蜀”，甘愿忍受无所事事的寄生生活而不发出一点反抗的呼声。 + +　　领导上破格优待，允许我读书、自学英语、甚至不干涉我写小说。我也是感激在心。但我想，真正的人道主义，是尊重人的劳动的权利。否则，学得再多，有什么用呢？ + +　　前几天，看到报纸上有关李国豪教授在隔离室搞科学发明的报道，很有感触。就李教授本人来说，这是充分表现了他的献身科学的高尚品德的。但对我们的社会来说，实在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污点。也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曾有一度生活在像哥白尼生活的那种黑暗之中。这种状态，与社会主义制度是相容的吗？四人帮们垮台了。这一丑陋的现象结束了没有？ + +　　我不想自比李国豪。不配。领导上当然也不是四人帮式的人物。但，我在审查结论签字后的两个月里，在看守所，读完了一本进口版的英语基础课本。这一事实本身，对于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能不说见一种莫大的讽刺吧？在我们国家里，有的是业余学习的机会和条件，为什么是在看守所里呢？ + +　　话说回来，对于犯错误的人，实行解脱的标准是什么？查清楚+药罐子？这是党的政策吗？ + +　　“大局为重。小道理服从大道理。”领导上也许会拿出这样的挡箭牌来。抱歉。在这方面，我己经走在了领导的前面了。领导上把我长时间拘留在看守所，不是连个大道理都未向我说过一句吗？我还是老老实实的待在里面。五个月前，三中全会决议下达时，我没有提出立即解脱的要求。虽然，就我的小道理，我有权提出。但我替领导着想，政策的落实总要有个过程。后来，市委宣布四人帮在上海的阴谋活动已经查清，我还是没有提出。因为从报纸上感觉到这段时间社会上不大安定，我又想，不要轧在里面，增加领导的麻烦。直到四月初，审查结论与本人见面一个月之后，还把我拘禁着，我这才提出放我出去的要求。但也只不过是一个要求。我在提出要求时，还一直在想，我是处在六面碰壁的境地之中，对领导上的工作步骤当也不可能了解。所以，我同时提出，一时不能放人，领导上说明理由就行。凭心而论，处处为领导设想。事事以大局为重。 + +　　可是，领导上的表现又是如何？我不想再说，请问自己吧。问问自己的党性。问问自己的良心。 + +　　什么叫大局？什么叫大道理？在加速实现四化的今天，遵纪守法就是最大的大局，最低的大道理。唯此，才能安定团结，才能使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为祖国兴旺、人民幸福而奋斗。 + +　　请问，党中央的决议，领导带头遵守了吗？人大常委会的决议，领导带头遵守了吗？还是只要别人遵守而自己可以置之度外？有法必依？还是有法依我？是否需要在“从现在起永远废除专案组”这一决议后面，加上“有的地方，有的情况可以不必”这样的附注？是否需要在拘捕法令有关拘留手续中，加上“如审批者没有空，可以延长至五天、六天，直至……”这样的附注？ + +　　报上看到，前几天，上海中级法庭公审刑事犯。按规定，罪犯不服，十天内可以上诉。如果罪犯由于种种原因，想要上诉而已过了十天，行不行？领导有法不依，那末，违法必究又怎能服人？ + +　　要人服从大局、大道理的管，领导上的为人处事首先得从大局、大道理出发。把这“两大”作为耍官僚主义的挡箭牌，不行。 + +　　最后，我仍希望有关领导在四天之内，对我提出的解除监护的要求给予答复。四天而不是三天。我对领导上依然是很体谅的。尽管，领导上可以像第一封信那样，继续来个不理不睬。自以为手中有权就可以把党纪国法置之度外而无人可以究得。但，我是一定要做到遵纪守法的。 + +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日 + +　　· 来源： + +　　陈冀德《生逢其时——“文革”第一文艺刊物〈朝霞〉主编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7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20.txt b/CCRD/0/8/15/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c765869d746bde10ff4c8b18a431a7e2eac85c3 --- /dev/null +++ b/CCRD/0/8/15/000020.txt @@ -0,0 +1,35 @@ +# 认真贯彻落实“四·二〇”批示，积极纠正冤、假、错案，迅速转移工作重点 + +　　<土右旗四家尧公社党委> + +　　在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我公社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四·二〇”批示，实事求是地纠正冤、假、错案，解决遗留问题，促进了全社的安定团结，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掀起了春耕生产的热潮。 + +　　我公社在1968年的清理阶级队伍和“挖新内人党”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原公社的主要负责人坚持“宁左勿右、左比右好”的错误思想、挑动资产阶级派性、违背党的政策，严重违法乱纪。大搞逼供信，颠倒敌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制造了一系列冤、假、错案，使全社不少干部和群众蒙受了不白之冤，有的致残，有的致死。 + +　　在“清队”中，原公社主要负责人以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小题大作，无限上纲等手段，捏造各种罪名，整人斗人。有的被关押、有的被送到监所拘留，有的遭受严刑烤打。有8人被致死，50多人致残，埋葬、看病花款和损失财物折款达61000多元。这些被整者实际均无重大问题，有的一般历史问题，有的纯属凭空捏造，强加罪名而受害。在挖“新内人党”中，那个公社主要负责人又以极左面目出现，拉帮结派、以帮划线、以派论人，拥我为“友”、反我为“敌”。目无党纪国法，私自成立非法组织、私设公堂和牢房，私制刑具，随便抓人关人，任意动用各种刑罚。捆绑吊打，关押批斗了几百名无辜者。将756名社队干部、社员群众、教师学生打成“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骨干分子或成员，有24人被无辜整死，120多人致伤致残，集体和个人造成的经济损失达76000多元。 + +　　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不仅使不少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身心受到摧残，亲属受到株连，不少人含冤而死；而且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破坏了民族团结，群众的团结和干部的团结，多年来，全社的革命和生产受到损失。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 +　　党中央和华主席的“四·二〇”批示发布以后，公社党委为了贯彻落实好“四·二〇”批示，多次召开常委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并做了安排部署。常委的同志们认识到：“四·二〇”批示为挖“新内人党”这一大冤案、大假案、大错案彻底平了反，砸碎了套在受害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广大受害者是高兴的，但是也应估计到解决“清队”和挖“新内人党”等冤、假、错案中的遗留问题。需要做很多深入细致的工作。这一工作做好了，就能增强全社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迅速转移工作重点，为全社的农副业生产大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为此，党委重点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 +　　第一、对“四·二〇”批示进行了大学习大宣传，公社多次召开公社干部、大队支部书记、公社单位负责人和受害代表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各大队和各单位也召开各种会议，利用各种形式学习宣传“四·二〇”指示，并且组织讨论。不少干部和群众说：“四·二〇”批示像春风一样吹暖了我们的心，华主席给了我们第二次政治生命，我们感谢华主席、感谢党中央。 + +　　第二、党委为了尽快做好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组织人力，成立了专门落实政策的班子，由书记亲自挂帅，各大队也有一名支书或主任分管，做到层层有人管，上下有人抓，使这项工作做得既快又好。 + +　　第三、澄清问题，解决问题。首先，对受害者的死、伤、残情况和犯错误人的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然后，公社、大队和公社各单位层层召开座谈会，对“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的问题进行座谈。座谈会由受害者、犯错误人和当时参与运动的所有人参加，三方对证弄清了问题的真相。王家尧大队社员李二肩膀残了，有的人推卸责任，不承认是在运动中打断，在座谈会上多人作证，终于搞清了是在运动中打断的。还有的人为了捞取私利，欺骗组织。本来没有需要安排子女，硬要说有；本来经济损失不大，硬要说损失800多元。经过座谈会，将每个人，每个问题，基本弄清。受害者受害程度的轻重，犯错误人问题的大小、均已搞清，并对双方都排了队，给解决问题打下基础。 + +　　在澄清问题的基础上，按照党的政策对以下问题作了处理：对严重违法乱纪、民愤极大的几个犯罪分子，已依法惩办；对犯了严重错误的同志进行了挽救，帮助他们认识错误，只要承认错误，决心改正的，就尽量不给处分；犯有一般错误的同志也做了检查，认识了错误，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对受害者埋葬、治病、财物损失和子女安排等问题，在上级的帮助下，解决了一大部分。（安排子女：上级拨指标安排36个、社办企业安排21个）；对抄家没收的财物，有原物的全部退给本人，原物没有了的，折款上报；对受害者关押和义务劳动的误工均已给补上。在解决上述问题时，党委充分依靠群众，特别是让受害者自己进行讨论决定，因此，所解决的问题做到了受害者满意。 + +　　第四、做好犯错误同志的思想工作。我们党历来对犯错误同志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不能一棍子打死，或揪住不放。党委认为，犯错误的同志，大多数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的，对这些同志要帮助，要团结，不能嫌弃，不能过于追究个人责任。所以，党委耐心地做犯错误同志包括犯了严重错误同志的思想工作，让他们大胆承认错误，鼓励他们积极工作。在犯错误的同志有了改正错误的表现之后，就宣布不给处分。这样做使不少犯错误的同志解除了思想负担，积极工作。庆龙店大队党支部书记陈迷锁同志，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在别人的指使下，违法乱纪、大搞逼供信、捆绑吊打了不少人，造成不良后果，犯了严重错误。“四·二〇”批示以后，他一度思想负担沉重，认为自己错误严重，群众不会谅解他。党委分析了他的情况，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他很感动。于是，他一方面主动向受害者登门赔礼道歉，向调到外地的受害者写信承认错误，向党委写检查，向群众作检讨；另一方面他积极工作，白天开会研究工作或参加劳动，晚上巡查，维护社会治安。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推上犯罪的边缘，党中央、华主席又把我拯救出来。我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报答党的恩情。”党委认为陈迷锁同志有了改正错误的实际行动，态度诚恳，就在全社平反昭雪大会上宣布对他免于党内外一切处分。这样既教育了陈迷锁同志本人，也教育了所有犯错误的同志。 + +　　第五、做好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工作。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全社不少干部和群众产生了隔阂，干部之间，党群之间，蒙汉之间，群众之间的隔阂至今没有完全消除。这不利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阻碍着全社农业生产的发展。党委召开谈心会，或采用个别谈话，互相帮助等多种形式，教育受害的同志要顾大局，向前看，把挨整受害的仇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同志之间不要纠缠旧帐。王家尧大队支部书记刘忠厚同志，在挖新内人党中被打成“新内人党分子”，受尽捆打等多种刑法的折磨，身心受到摧残，积怨甚多，前几年就不当大队干部，干别的工作了。去年冬天，党委还让他当支书，经过做思想工作，刘忠厚同志高兴地同意了。他一上任，就打击歪风邪气，认真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社员的劳动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生产出现了新面貌。 + +　　王西尧大队社员牛锅扣在挖“新内人党”中，爱人被整，致残死去，自己被打残，多年来他一心要报个人仇，算私人帐。“四·二〇”批示以后，党委给他做了思想工作，解决了实际问题，他的冤气小了，怨气没了，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了。其他不少过去有疙瘩的同志，现在解开了。他们说：“为了我们的事业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我们还有什么委曲，个人恩怨，个人得失，不能抛弃呢？” + +　　第六、召开全社平反昭雪大会。为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整受害的同志和株连的亲属朋友，从政治上彻底平反，为含冤而死的同志昭雪，恢复名誉。对在“清队”中因一般历史问题挨整的一些人，做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强加挨整同志诬陷之词统统推倒。对整理的黑材料做了清理，现存的予以销毁。从政治上解除了受害同志的后顾之忧。 + +　　通过认真贯彻落实“四·二〇”批示，纠正“清队”和挖“新内人党”等一系列冤、假、错案，为全社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团结增强了，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春耕生产搞得轰轰烈烈，一些受害严重，身体有病的同志也起来工作、劳动了。公社干部刘子华同志，在“清队”中被扣上“国民党员”的帽子，关押批斗一年之多，身体受到了很大折磨，最近党委给他推倒了强加的罪名，平了反，安排了他适当的工作。老刘很高兴，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人了，身体有病，可他积极工作，干得很好，受到同志们的称赞。王西尧大队六十多岁的社员郝恒恒在挖“新内人党”中被打成残废，多年来不参加劳动。今年通过落实政策，他的问题得到了解决，心情舒畅了，他又拿起鞭子赶着牛，拖着带病的身体，为生产队耕田耙地了。群众说：“华主席的政策就是好，致残人也不废了”。 + +　　现在全社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特别是受害的同志们团结起来了。他们再也不是整天在哪里挽疙瘩，积怨气，闹派性了。而是想“四化”、干“四化”，为“四化”贡献自己的力量了。目前，全社上下，男女老少都紧张地投入春耕生产，积肥送肥，开渠拢堰，耕田耙地，抢播小麦，一派繁忙景象。我们公社连续多年受灾，集体生产大减产，社员生活困难。今年全社广大干部和群众，下定决心，团结一致，认真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尽快地把全社农业生产搞上去，为争取今年粮食总产731万斤而奋斗。 + +　　 四家尧公社党委1979年4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21.txt b/CCRD/0/8/15/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e734ccba31008d98d55aef80f0a7379887a8eb7 --- /dev/null +++ b/CCRD/0/8/15/000021.txt @@ -0,0 +1,21 @@ +# 检讨书 + +　　<汽车二十八团　叶世万> + +　　（部党委和部首长：） + +　　我在挖“新内人党”这一历史错案中所犯的错误，特向党委和领导同志作如下检讨。 + +　　我参加挖“新内人党”运动中，由于我不是专案组成员，所以先后共参加4次。前两次是参加鲍风同志的专案组活动，后两次是参加那日同志的专案组活动。我记得，鲍风同志进学习班的第二天上午，在原卫校二层楼的一楼下面一个房子里，有专案组全体人员和政治部的一些同志参加。当时由王继春先向鲍凤同志进行了所谓“政策”交待，后由高连方（专案组组长）也讲了一些要“老实交待”的话。同时让鲍凤同志也表示了“态度”。这一次就算完了。这是第一次，当时没有任何人动手。这一次参加的人员有：王继春、高连方、吴巨星、石贵、李树森、郝加、李清君等人。第二次是在隔了一天以后的一天下午，我记得也是这些人参加，也在同一个屋子里。当时让鲍风同志交待问题，鲍风同志说，没参加内人党，没有什么可交待的。这时高连方就让鲍低头，鲍就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又起来，让鲍交待问题，鲍风同志没讲，就又“讲政策”，又让鲍风同志低头，鲍凤同志说：腰痛，不能低头。这时高连方同志上去就按鲍风同志的脖子，将鲍的头发往下也拉了一下，鲍就低下了，过了一会儿又起来了，这时我就上去拉了一下鲍风同志的头发，让鲍凤同志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鲍风同志抬起头来，指着郝加同志说：我腰痛，郝加同志是知道的。这样说着说着，鲍风同志就哭起来了。这时王继春、高连方等人又给鲍风同志交待了一些所谓“政策”，让他下去交待“问题”。这一次，除了高连方和我动手以外，没见到其他人动手。这是我参加鲍凤同志专案组的情况。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忙，就一直没有再参加了。 + +　　另外，我参加那日同志专案组两次。均是在晚上，当时是去所谓“助威”。头一次去是晚上8点多钟，看了一看就走了，既没有说话，也没有动手。第二次去也是在晚上，当时见门口放着一根有一米多长，大拇指粗的一根棍子，我看了一会那日同志交待了，又推翻，反复几次，当时我就拿了这棍子准备打他的屁股，由于向上用力较猛，将灯罩打坏，这样便大家都吃了一惊，我就打了那日同志一棍子，过一会就走了。这时我参加那日同志专案组的情况。也就是这一次我和王文举还看了好几个房间，其中王文举到拉瓦同志房间时，打了拉瓦同志几个耳光。又走到各力各中乃同志房间时，见到各力各中乃同志已昏过去了，当时付镇昆将烟斗锅正在抽烟时，一下子放在各力各中乃同志的脖子上，便各力各中乃同志大叫一声同时烧的脖子上冒烟。这时我当时见到的情况，事后我们在回来路上还议论，这太不好了。这时我所参加挖“新内人党”的情况及我所犯的错误，以及我所见到的几个情况。 + +　　我虽然参加次数不多，但犯的错误是严重的，特别是对不起那日同志更对不起鲍风同志。在“五·二二”批示下来以后，我曾很简单的向那日同志作过道歉，今年春节期间，我又到那日同志的家里，作了一次较深刻的检讨和赔礼道歉，当然那日同志风格很高，并讲了很多客观和鼓励我的话，使我深受感动和教育。只是鲍凤同志含冤逝世以后，一直没有去他家赔礼道歉。但我曾向切主任提出过，要求有一名支委或落办的同志同我一起去鲍风同志的家属那里作一次深刻的检查和赔礼道歉，以取得谅解。但由于没有指定人，所以一直未去。现在我准备找机关落办的同志同我去，我作检讨和赔礼道歉，一定要补上。 + +　　对我自己的错误，在“四·二〇”批示以后，我是一步一步认识的，特别是去年10月份左右，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曾在组织科党小组作过检查。后来我在政治部全体军人大会上也作过检查，最后我在支部说清楚会上也作过检查。同时在这前后，我也如实地向切主任、落办的有关同志交待了我上述参与挖“新内人党”这一历史错案的情况和我当时所犯错误的情节。 + +　　我之所以犯错误，从思想根源检查起来，主要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的思想严重，因为我在文革初期当了保守派，当时在政治部任秘书，后来造反派查封党委办公室时，也封了我的办公桌子，并搜查了我个人的东西，由于我当时很不冷静，与造反派吵起来了（主要是卫校造反派），在整顿机关时，反复作过检查。认为自己站错了队，犯了错误，在挖“新内人党”运动中，支部一再号召要大家在所谓“火线”上锻炼，因为我是个单身，很年青，前段又犯了错误，为了出风头，立所谓“新功”，本来没让自己参加专案组，我还积极主动的参加，不但参加，为了显示自己立场“坚定”，态度“鲜明”，还亲自动手打人拉鲍风同志的头发。由于在这种个人主义出风头思想的支配下，想当一名所谓“左派”，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我终生难忘的历史教训，我一定要认真吸取。当然，我当时也受了林彪、四人帮的一些流毒和影响，不能坚持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也是犯错误的一个原因。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特别是回忆起鲍风同志生前那种平易近人，谦虚谨慎，关心爱护同志的温和面孔，使我更加难过和痛心。我决心痛改前非，一定要努力学习，认真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积极工作，为实现四化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来弥补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我也坚决表示，以此事作为借鉴，吸取教训，今后决不犯这种动手打人的错误，一定要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办事、我也愿意接受组织对我的处理，我决没有任何想法。 + +　　请组织和领导同志考验我，看我的实际行动吧！上述检讨，如有不妥之处，请领导同志批评教育。 + +　　 检讨人：汽车二十八团　叶世万1979年4月25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22.txt b/CCRD/0/8/15/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47b013aca317645d95e3ebe272b623a930d7ca --- /dev/null +++ b/CCRD/0/8/15/000022.txt @@ -0,0 +1,27 @@ +#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为我省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 一六”期间迫害致死的张永哲、蔡达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 +　　（各有关单位党委、党组：） + +　　我省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 一六”期间，原省委清查“五˙一六”办公室曾对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部分赴京人员，以整周总理黑材料问题为由，进行专案审查达四年之久。牵连此案的有三十三人，其中有的被暗挂审查，有的长期被办“封闭式“学习班，甚至被逼致死。一九七八年，省委责成有关部门，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事实证明，这一案件是 “四人邦”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修正主义办案路线所造成的一起假案。为此，省委决定： + +　　一、 对一九七二年三月十六日至同年四月四日因此案办学习班被逼致死的张永哲同志和一九七一年十月十日至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在学习班中致死的蔡达同志，以及在受迫害期间病故的周候同志予以平反昭雪，由原单位负责做好善后工作； + +　　二、 对因此案被办学习班长期审查的黄端旭、陈月卿、蔡忠良、秦克勤、李红星等同志，由原单位党组织在适当范围内宣布平反，恢复名誉; + +　　三、 对因此案被暗挂审查的，由原单位予以撤销； + +　　四、 牵连此案的人如兼有其它问题，另当别论，处理时不要再涉及此案问题； + +　　五、 纯属此案的有关材料，由有关单位分别清理销毁。 + +　　 中 共 安 徽 省 委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一日 + +## —————————————————————————— + +　　发：宿县地委、省冶金局803地质队党委、庐江县委组织部、安徽大学党委、皖安机械厂党委、合肥工业大学党委、合肥锻压机床厂党委、省委组织部、省委政法小组、省公安局、陕西省4310厂党委。 + +　　 中共安徽省委办公厅 一九七九年五月十四日印发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23.txt b/CCRD/0/8/15/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ddad5cca97c117c6c96889e67d5d8ca3534b27 --- /dev/null +++ b/CCRD/0/8/15/000023.txt @@ -0,0 +1,55 @@ +# 关于对资产阶级帮派骨干·新生反革命分子那顺巴雅尔问题审查情况的报告（汇报提纲）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 + +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3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吉林省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常委、锡盟盟委书记。1977年1月隔离审查，同年11月2日被拘留审查，1978年11月2日，经区党委批准开除党笈、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 +　　主要罪行如下： + +　　一、那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紧跟林彪“四人邦”，打着“造反”的旗号，拉邦结派，当了内蒙文教口《鲁迅兵团》的头头。欺骗部分群众，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他与郝广德、高树华、王志友到处揪“黑邦”抓“走资派”，进行篡党夺权，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 +　　“4·13”以后，那犯窃取了内蒙自治区革筹小组成员和革委会常委等要职，紧跟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权星垣等人，残酷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在全区大搞“挖黑线，肃流毒”，进而制造了挖“新内人党”大冤案，造成严重后果。在三大冤、错、假案中他都有一定的责任。 + +　　在党的“十大”，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为了篡党夺权，积极追随林彪，“四人邦”，拉邦结派，与郝犯等人一起，踢开党委闹革命，另立中心，又一次搞乱内蒙局势。 + +　　1973年9月，在自治区召开的三届六次全委会上，那犯与郝广德串通一气，以提意见为名，向区党委发难，要求让高锦明当四届人大代表，回内蒙工作。并以代表候选人中老干部多，青年人少为理由，他和高树华二人硬进代表行列。 + +　　74年初，“四人邦”在中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那顺去包头参加市委扩大会议，得知“归山虎”王德山带回了反党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反党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于是便擅离旗委副书记岗位，窜回呼市，在吴涛的支持下，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篡党夺权指挥中心，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区党委，为阴谋篡党夺权进行了一系列活动。 + +　　“218”成立后，那顺等人对自治区的形势和区党委领导的态度，普遍地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认为军管期间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了庙宇，是严重的复辟倒退。吴涛、李树德是支持造反派的，尤太忠是这场运动的阻力。他们硬决定对尤太忠同志施加必要的压力，把于北辰同志做为翻案复辟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犯直接指挥土右旗有关人员给于赶写大字报，专程送达，以达到他们搞乱区党委的险恶用心。 + +　　呼市市委3月11日收回《呼和浩特日报》后，那顺等人抓住此事大作文章，以此作为搞乱党委的突破口，于是在3月14，“218”发出了支持呼市日报的第二号公告，把矛头指向区、市两级党委，并由郝广德直接指挥，组织围攻两级党委，迫使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承认捂盖子压群众。 + +　　74年3月末，那顺与郝广德等人逼迫自治区党委召开批林批孔大会，发言材料由“218”审定。在这个大会上，他们打着批林批孔的幌子，大造反革命舆论，把矛头指向区党委和军管。这次大会对瘫痪区党委和破坏全区的形势起了极坏的作用。 + +　　74年4月初，区党委先后转发了中央关于“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身体不好，接见群众应有竭制的两个电话指示后，郝广德等人指示白彦太以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即6人诬告信）随后又起草了一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的报告，和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签名，在社会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重新搞乱内蒙，乱中夺权的险恶用心。那犯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 + +　　那犯还先后串到内蒙工交、农牧、公安、文教等单位做报告，搞串连和煽动把矛头指向北京军区和区党委。那说：“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捂盖子的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谁在捂了，李德生。为什么内蒙问题得不到解决，问题就在李德生”。那顺还大讲“内蒙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个别领导人说了一些屁话，不能把运动发动起来，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们不会甘心他们的失败，一定还会与我们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主力军，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等等。 + +　　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 +　　1974年4月的一天，那犯对内大巴图、马宏业同志说：“总理对我很关心，从个人的关系来讲，我对总理的感情是很深的，但有什么办法，这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什么时候也应当法家，不能当儒家”。4月7日晚，中央广播了两项决议之后，那犯即以个人名义书写通知，并先后让旗委副书记云福祥、旗革委副主任陈道科二人在‘通知’上签字，责令土右旗有关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全部摘掉。当张同、郭晋双二人问他时，那说“根据当前斗争形势，天安门事件的发生，挂总理的像不利，周总理已盖官定论，另外像挂的时间比较长了，撤了为好”。第二天上午，那犯在旗委召开的直属机关总支书记会议上又讲：“有人利用总理闹事，挂他的像不行了，根据当前斗争的需要，凡挂有周总理像和图片的都要摘掉。”根据那顺的指令，新华书店、商业局等单位都把总理像和图片摘掉。 + +　　1976年在土右旗和自治区召开的农业学大寨会议上，那攻击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说：“社论为什么不提全党动员，而提全党动手呢？红旗杂志为什么不登那篇报告？这改动一字和不登那篇报告应当联系起来看，这不是一字之差，而是两条路线斗争。报告通篇阶级斗争的纲提的不响，大寨县的6条标准也不准”等等。 + +　　那攻击叶副主席说：“我对叶帅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也没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 +　　攻击邓副主席说：“对于承认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党内还有斗争，邓小平就是坚决反对”。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的代表”等等。 + +　　三、极力兜售“四人邦”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 + +　　76年“四人邦”，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那顺跟的很紧，大肆煽动说“这次运动就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继续让我们完成文化大革命应该完成而没有完成揪大大小小走资派的任务”。 + +　　76年6月7日，那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的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一文，攻击老干部，“最初他参加革命只不过是‘入股’，民主革命胜利了，我们的党变成了执政的党，他们不仅想坐分红利，而且想世袭下去”。 + +　　那在正兰旗旗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说：……“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呢？就是要培养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这样的苗子……”。还讲到“从民主派到走资派这是必然规律，要和走资派作斗争。” + +　　在离职审查后，那还背着组织给内大党委书记巴图同志写信，极力表白自己，说我和“四人邦”没联系”。并要求为其澄清问题。 + +　　在拘留审查后，在组织的帮助下逐步认识了自己问题，愿意悔过自新，最终还是交代检查了自己的问题。 + +　　 1979年5月22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24.txt b/CCRD/0/8/15/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04d74d95f4d845527ca33adb8df03f86e052c0 --- /dev/null +++ b/CCRD/0/8/15/000024.txt @@ -0,0 +1,35 @@ +#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土右旗四家尧公社落实政策工作的几点做法 + +　　<中共包头市委运动办公室> + +　　土右旗四家尧公社党委在落实政策工作中，认真平反各种冤、假、错案的同时，积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澄清路线是非，处理善后工作中，依靠群众，实事求是地解决具体问题，大大加快了落实政策的步伐。现在，各种冤假错案政治上的平反工作全部搞完，本公社应该解决的遗留问题大部分得到解决，促进了安定团结，推动了当前生产。旗委于4月10日召开了现场会议，号召全旗各级党组织，学习和推广他们的好经验，好做法。 + +　　四家尧公社是土右旗受害最重的两个公社之一，全公社12000人，其中蒙古族500人；各种冤、假、错案受害人员889人，占全公社人口的7.4％；致死32人，其中挖“新内人党”致死24人（蒙古族14人），占受害人数的3.6％；严重伤残共167人，占受害人数的20％，其中挖“新内人党”致残者120人。 + +　　自贯彻中央“四·二〇”重要批示以来，公社党委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几个好的做法是： + +　　第一，邀请受害者代表参加，宣传党的政策，协助党组织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公社党委首先认真学习“四二〇”批示及其他有关文件，提高思想，统一认识的基础上，采取各种形式，层层传达学习，把党内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四·二〇”批示上来。之后公社党委负责人，深入各生产队做政治思想工作，引导受害者要顾大局，向前看。同时，邀请那些受害较深，在群众中有一定威信的受害者来公社参加受害者代表会议。结合当前大好形势，宣传党的政策，大讲解放思想，大胆平反各种冤、假、错案，贯彻落实政策的重要意义。组织他们同公社党委和大队干部一起，共同做好受害者的政治思想工作。经验证明，社队干部和受害者代表一起做思想政治工作，可以更好地联系思想实际，更有说服力，这就为加快落实政策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 +　　第二，依靠群众，实事求是的把情况搞清楚。 + +　　弄清情况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在做好受害者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各大队和公社所属单位，都召集受害者，犯错误人和有关人员参加的坐谈会，当面对证，澄清问题。如王家尧大队李二因武斗肩膀致残，但有些打过人的人，开始推卸责任，不承认是运动中打断的。经过当面对证终于澄清了。有些人在政治上平反以后，提出过一些过高要求。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大队党支部请那些思想觉悟比较高的受害者主持召开座谈会，让他们大讲既要落实政策，又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启发受害者不能只看个人利益，不顾国家困难。三叉口大队郝根宝，本来经济损失不大，开始却自报损失800多元，经过核实，也教育了本人。有的人本来不够安排子女的条件，开始也提出了要求，经过讨论评议，不仅大大减少了经济补偿的金额，安排子女的计划，而且弄清了受害者的伤残程度，确定了轻重缓急解决问题的先后顺序。为实事求是地解决遗留问题打下了基础。 + +　　第三，分别轻重缓急，妥善解决遗留问题。 + +　　“四·二〇”批示后，上级先后拨给落实政策经费2万多元，劳动指标36个，在分配和使用这些经费和劳动指标时，公社党委召开公社干部、大队支书、受害者代表参加的专门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反复协商讨论，依靠群众，分别轻重缓急，合情合理地解决受害者的具体困难，因此得到补助或安排了子女的受害者，感到满意，没有得到补助或未安排子女的受害者，也表示赞成公社党委的决定。 + +　　为了尽快解决遗留问题，公社党委还在社办企业中安排致死致残人员子女34名，解决受害者误工补助一万六千多折款五千多元。各生产队还拿出将近2万元解决了受害者疾病治疗及生活困难问题。 + +　　最近，公社党委对每个受害者的受害经过，伤残情况，历年来所解决的问题，以及还有那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等等，都逐一登记，建立了档案，这样领导清楚，受害者也放心。全公社的受害者没有一个因落实政策上访。 + +　　第四，加强思想教育促进思想转化。 + +　　首先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经过发动群众，认真调查核实，依法拘、捕6名刑事犯罪分子，伸张了正气，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全公社还有107名犯了各种错误的人，其中错误严重，有民愤的24人。公社党委经过具体分析，认为这些人大多数是受人指使，被人利用的。对这些同志只能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绝不能揪住不放。要教育，要团结，要耐心做好思想转化工作。如庆龙店大队党支部书记陈迷锁同志，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时，曾担任公社群专负责人，亲自动手打过30来人，民愤较大。落实政策开始后，思想负担沉重，准备挨整、坐牢。党委分析了他的情况，虽然错误严重，但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工作表现不错，是可以教育好的。因此公社党委负责人找他谈话，耐心进行思想教育，他很受感动，有机会就检查错误，主动登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对调到外地的受害者主动写信承认错误，在工作中他认真负责，白天参加劳动或研究工作，晚上巡查，维护社会治安，去年防洪时先后两个来月昼夜坚守堤坝上。他说：“林彪、四人帮把我推上犯罪的道路，华主席、党中央把我拯救出来。我要努力工作，将功补过，报答党的恩情。”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因此公社党委在全公社大会上明确宣布对他免于党内外一切处分，及时予以解脱。这样既教育了陈迷锁同志本人，也教育了所有犯错误的人。现在全公社107名犯有各种错误的同志都认真检查错误，主动赔礼道歉，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全部得到了解脱。 + +　　第五，消除隔阂，做好团结工作。 + +　　在“清队”和挖“新内人党”中，全社不少干部和群众产生了隔阂，干部之间，党群之间，蒙汉之间、群众之间的隔阂至今没有完全消除，这不利于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阻碍着全社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党委召开谈心会，或采用个别谈话，互相帮助等多种形式，教育受害的同志要顾大局，向前看，把挨整受害的仇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同志之间不要纠缠旧账。王家尧大队支部书记刘忠厚同志，在挖“新内人党”时受害致残，前几年已在公社维修队工作，每月挣工资43元。通过落实政策，去年冬天愉快地接受公社的决定，回到王家尧大队重新担任了支部书记。他一上任，就以身作则，首先做好消除隔阂，增强团结的工作。该队王狗、朱二旦、梁从栓等人在挖“新内人党”时，本来动手打过刘忠厚同志，由于消除了隔阂，今年分队时，王狗、朱二旦、梁从栓一定要和刘忠厚同志分在一个队。王西尧大队社员朱锅扣同志的爱人在挖“新内人党”时，受害致死，自己致残，多年来一心要报这个仇。“四·二〇”批示后，党委给他做了不少思想工作，帮助解决了实际问题，他能正确对待犯错误的同志。还有不少同志过去有疙瘩的，现在也解开了。团结增强了，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了。今年春耕生产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好。过去春耕生产时，全公社最多能出280个牛坝，现在达到360多个，创造了历史上的最高纪录。60多岁的社员郝恒恒，在挖“新内人党”中被打成残废，多年不参加劳动。今年通过落实政策，他问题解决了，心情舒畅了，他又拿起鞭子赶着牛，自己拖着带病的身体，为生产队耕田耙地了。群众说：“华主席的政策就是好，致残人也不废了。” + +　　现在全社广大干部和社员群众，团结一致，认真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工作着重点的转移，尽快地把全社农业生产搞上去，为争取今年粮食总产730万斤而奋斗。 + +　　来源：《简报》（供领导参阅）第27期，中共包头市委运动办公室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000025.txt b/CCRD/0/8/15/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d3bfecac6a6d2585c1dd6099d3a4f5f9380306 --- /dev/null +++ b/CCRD/0/8/15/000025.txt @@ -0,0 +1,35 @@ +#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给张明才等人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 +　　张明才，男，一九四四年生，上海市人，原三八缝绣社工人； + +　　王化生，男，三十六岁，江苏省六合县人，原朝阳电机社学徒，现在江苏省第七劳改队劳改； + +　　杨文中，男，三十五岁，天津市人，原金星标牌厂工人，现在江苏省第三监狱劳改； + +　　唐武来，男，三十三岁，山东益都县人，原南京雕刻厂工人，现在江苏省第十三劳改队劳改； + +　　刘建华，男，三十七岁，安徽省定远县人，原南京五四印刷厂工人，现在江苏省第十一劳改队劳改； + +　　曹治平，男，三十三岁，江苏省启东县人，原南京光明锉刀厂工人，现在汉中机械厂工作； + +　　陈和平，男，三十四岁，上海市人，原南京木器厂徒工，现已下放淮安县农村。 + +　　上列被告人张明才等因反革命集团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于一九七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张明才死刑，立即执行；判处王化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追劳动，以观后效；判处杨文中有期徒刑贰拾年；判处唐武来有期徒刑拾伍年；判处刘建华有期徒刑拾年；判处曹治平有期徒刑柒年；判处陈和平有期徒刑伍年。王化生等六人及其家属不服，多次提出申诉。 + +　　现经本院再审查明：原判认定张明才、王化生为首纠集杨文中等五人，聚集在张、王家放黄色唱片，收听敌台广播。经查，在张明才、王化生家放的不是黄色唱片；张、王等人曾收听过外围电台广播的音乐节目。原判认定张、王等人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污辱领袖像，积极策划出版反革命刊物等罪行，查无证据，应予否定。原以现行反革命集团判刑，显属错判。据此，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军管刑字第107号刑事判决书； + +　　二、宣告张明才、王化生、杨文中、唐武来、刘建华、曹治平、陈和平无罪。 + +　　如不服本判决，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日内提起上诉，上诉于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 判 员 张有生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 记 员 谢杨根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5/names.txt b/CCRD/0/8/15/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7cde8cb41da52628d35918d3d609946bbc0cca --- /dev/null +++ b/CCRD/0/8/15/names.txt @@ -0,0 +1,26 @@ +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实验室党委关于军宣队成员邬桂英在挖“新内人党”中严重违犯政策的档案材料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张永生反革命案的起诉书 +我的遭遇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关于原自治区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权星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报告（讨论稿）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给张稼山等人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崔建雄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郝广德 +我在挖“新内人党”这一冤假错案中的主要过错和我所知道的原卫生部专案组的情况 +中共内蒙一机厂委员会关于田书鸿的结案报告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专案组关于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齐景林问题的结论意见 +合肥市法院拒绝平反文革时一起特大反革命集团案 +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唐岐山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中共江村人民公社委员会关于涂香棋在“三查”运动中自杀问题的结论材料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姚殿选同志在“挖肃”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齐景林开除党籍处分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包头市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对田书鸿开除党籍的报告 +河南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张钦礼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华林森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关于曾邦元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狱中致专案组的三封信 +认真贯彻落实“四·二〇”批示，积极纠正冤、假、错案，迅速转移工作重点 +检讨书 +中共安徽省委关于为我省在一九七一年清查“五• 一六”期间迫害致死的张永哲、蔡达等同志平反的通知 +关于对资产阶级幇派骨干·新生反革命分子那顺巴雅尔问题审查情况的报告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妥善处理遗留问题——土右旗四家尧公社落实政策工作的几点做法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给张明才等人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0.txt b/CCRD/0/8/16/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c9fa81be1e222e48d7cabc89e4f7452e8050ab5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0.txt @@ -0,0 +1,15 @@ +#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关于张友恭刑事判决书 + +　　张友恭，男，五十八岁，上海市人，原在上海市人委干部业务文化学校工作，原浦东县人民法院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日以反革命罪判处张友恭徒刑五年，现经本院复查查明：张友恭在解放前曾充任伪中宣部东北特派员办公处中校专员等伪职属实，对此，组织上已作过“政治历史问题”的结论。原判认定张友恭于一九五八年九月书写反动词语问题，系属偶然错写词语，并没有构成犯罪，原判不当，应予纠正，据此，特判决如下： + +　　一、撤销原浦东县人民法院（58）年浦刑字124号判决； + +　　二、宣告张友恭无罪。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付本，上诉于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一九八0年一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来源：根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1.txt b/CCRD/0/8/16/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899814644217fdfc7fdecdb4cbda212915e96f6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1.txt @@ -0,0 +1,21 @@ +#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关于给林舜英平反的判决书 + +　　林舜英，又名林素芝，女，一九一一年出生，广西省永福县人。原系南京立新纸制品厂工人，因现行反革命案件。于一九七O年十二月十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女不服，提出申诉。现经本院审理查明： + +　　原判认定林舜英攻击领袖问题经复查，林在一九六六年期间，确实与陈明勇、张稼山、方子奋等人有所议论，主要是针对林彪“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满，但其中说过比啥不当的话，并未构成犯罪。原判认定林舜英支持李立荣进行反革命活动与事实不符，予以否定。原以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系属错判，应予纠正，平反昭雪。据此，判决如下： + +　　一、撤销江苏省南京市公检法军管会（70）军管刑字第376号刑事判决书； + +　　二、宣告林舜英无罪。 + +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一式二份，由本院移交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 + +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 判 员 周曾德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 记 员 罗永平一九八〇年元月三十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2.txt b/CCRD/0/8/16/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9110a3de1345324216647ea42609410c036e5be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2.txt @@ -0,0 +1,75 @@ +# 刘子厚: 我的检讨 + +　　<刘子厚> + +　　[刘子厚，长期以来任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 文革中为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 +　　我在河北工作期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1968年初，成立省革委，我被解放并任副主任，自71年起由我主持河北省的工作。71年前省革委会领导工作的错误我有份，71年以后的错误，我负主要责任。过去我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很不够。最近，经过学习和反复思考，特别是重新学习和对照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触动很深，痛感在党的历史性大转折时期，我没能觉醒过来，清算自己的错误。回想起来，心情十分沉重。现就初步认识，作一检查，诚恳希望党中央和河北省委同志给予批评和帮助。 + +## 一　长期以来，我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给河北工作造成严重后果 + +　　我的左倾错误是从1958年开始的，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左的思想体系。如“大跃进”、“反右倾”我都是积极的。在这段时期内，河北省错误处理了“三北”问题，我是积极参与的，伤害了自己的同志。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给河北省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在此期间，我对“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的一套倒行逆施，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执行的一面。粉碎“四人帮”后，我如释重负，心情非常振奋。但在我身上的左倾路线的流毒，并未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肃清。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搞了一些极左的错误的东西。如在揭批查运动中，有的地方把清查面搞宽了，甚至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如把柴晋川同志当作反革命逮捕，是错误的。 + +　　对我执行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错误，省委虽然进行了一些纠正，但直到三中全会前夕，还遗留许多重大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党的三中全会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我对这样的一次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扭转乾坤，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极其重要的会议，觉悟很迟，认识不足。没能从实质上学好学透三中全会的精神。三中全会以后，虽然在形式上我也进行了传达贯彻，但对10年浩劫遗留下的许多重大问题，没有积极和自觉地解决好。对此同志们很有意见，使省委的工作也非常被动，这是我要完全负责的。 + +　　我的思想长期为两个凡是所禁锢，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我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认识很不够，学得不好，理解不深，在思想上突不破“惟上”，“惟书”的束缚，更不能从左倾错误路线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行动上总是瞻前顾后，忧虑重重，深怕批左过了头，怕否定了过去的成绩。对过去的错误不能作实事求是的分析批判，有的同志批判了，自己还听不进去。正因为这样，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以及纠正经济工作中左的错误等一系列问题上，显得很不得力。更严重的是，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一再批判左倾路线的错误，而我在思想路线上仍没有端正过来，转变很慢，甚至仍在不自觉地搞左倾错误的东西，继续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这是十分沉痛的教训。 + +## 二　在左倾错误思想影响下，对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抓得不力，行动迟缓 + +　　三中全会前，中央就一再提出平反冤假错案，三中全会上又再次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抓紧落实好干部政策，并在会上为彭德怀同志、陶铸同志和61位同志的重大历史冤案予以平反昭雪，为全党做出了榜样。这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过去我总认为1959年整风反右受批判的同志虽然平了反，但他们还是有错误的。三中全会对彭德怀同志的平反，才使我认识到是非应该颠倒过来，正确的恰恰是这些同志，错误的是我的左倾认识。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我的错误认识解决了，但左倾错误路线在我身上的流毒，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从而妨碍了落实政策工作的进行。 + +　　河北省委在批陈整风后和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期间，也抓了几次落实政策工作，粉碎“四人帮”后，又给一部分同志落实了政策。表面上看，好像大多数同志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实际上不少干部的落实政策问题，并没有彻底解决。三中全会后，我本应该根据会议精神，坚决迅速地把落实干部政策搞好搞彻底。但由于我思想上还有左倾流毒，过去有的案子定错了，没有及时纠正过来。我没有把落实干部政策作为肃清极左路线流毒，促进安定团结的重要措施来抓，以至实际工作跟不上，政策落实得不快不好。如对林铁同志和其他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就搞得不够好。三中全会后，虽然再次宣布为这些同志平反，但仍未作到及时妥善安排。我当时在领导岗位上，没能设身处地为这些台下的同志身心长期受到折磨的苦处着想，没有尽快地消除对他们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后果。我很少找这些同志交心，交换意见，自我批评做得很差。这些老同志对我有意见，完全是应该的。每念及此，深为内疚，感到很对不起这些同志。 + +　　河北还有一些人所共知的大案，教训也是极为沉痛的。1967年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大冤安，8万余人遭受诬陷迫害，二三千人被迫害致死。对这样的大冤案，我长期没有过问。粉碎“四人帮”后，地市委同志反映这个问题，我才派人去作调查处理。我对这一重大冤案的平反工作，实际上采取了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是很错误的。邱县专案本来是完全搞错了，但在左的思想影响下，长期认为只是扩大化，没有彻底纠正。在解决中拖拖拉拉，直到1979年中央召集的河北省委汇报会，在中央领导同志帮助下，才得到正确解决，落实了政策，作了彻底平反。对此，我应负主要责任。对深县的冤案，解决处理得比较迟钝。在承德发生的董秀芝同志冤案，使这位张志新式的好同志，受到严重的摧残迫害，幸而后来得救。虽然事情发生前我和省委都不知道，但问题在于我并未能从董秀芝同志的事件中，进一步深刻看到左倾错误路线所造成的危害和恶果。 + +　　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在对有些干部的识别，选拔上存在着主观片面和使用不当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提拔了一大批年轻干部，其中大多数还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但确实混有造反派起家，有打砸抢罪行的人，未能及早发现，加以处理。对一些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的年轻干部，也没有及时调整。对原省工会主席樊德玲（注一）和原革委会副主任兼妇联主任王桂华（注二）的处理，也由于思想路线不端正，拖拖拉拉，未能及时调整他们的工作。这些，我都应负主要责任。 + +　　另外文化大革命初期，陈伯达在石家庄关于两派群众问题的反动表态，我是赞成的，对我的思想是有影响的，表现在当时对省革委会干部的使用上，看法上和感情上，有亲有疏。批陈整风后，我对此比较警惕了，注意了对派性问题的解决。但对解决思想隔阂的工作做得不够，对有的同志的工作安排，也有不当之处。 + +## 三　在执行农村经济政策中也有左的错误 + +　　多年来在执行农村经济政策上，一直强调要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而实际上对什么是资本主义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在理论和实践上并没有搞清楚。以至把一些左的错误的东西，当成正确的加以坚持。各地出现的诸如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平均主义，搞“大呼隆”，以及对自留地、农村集市贸易采取的一些左的错误的措施，就是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反映。我在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业的两个文件的过程中，同样受到左倾错误路线影响的干扰。如当时群众中存在怕“冒尖”等思想顾虑，未能及时解决。虽然也抓了按劳分配和生产责任制的工作，但很不得力，影响了两个农业文件精神的贯彻落实。特别是对自留地和开放集市贸易解决得迟缓，这些都对农民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是有影响的。 + +　　这种左的思想，还表现在经济工作中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的毛病。76年唐山地震，77年又发生水灾，在全省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我也盲目地跟着讲“高速度”，“大干快上”，“一年初年成效，三年大见成效”等左的口号。显然是脱离实际，很不恰当的。 + +　　由于我的错误，给河北省各方面工作和广大干部，群众都带来了重大损失。我所以犯了严重错误而又迟迟不能认识，从根本上来说，是自己没有认真学习和掌握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没有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没有真正确立坚定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建国后，我在党的历次路线斗争中和历史经验中，接受了许多消极的教训。在工作中总是怕右。另外一个促使自己犯了错误而迟迟不能觉悟的原因，是对自己的工作成绩估计过高，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我总认为四人帮曾多次整河北省委，省委对四人帮也有抵制。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坚持工作，并在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在那段时间内，河北省的工作有一定的成绩，是应该肯定的，但这是由于党中央内部有周总理、邓小平等同志坚持正确领导和河北省广大干部、群众努力奋斗的结果，我不应该把这作为个人居功自傲的资本，更不能成为掩盖自己错误的理由。我一方面过高估计了成绩，另一方面又对林彪、四人帮造成的危害和左倾错误路线给自己的影响和流毒估计不足，最后导致在三中全会后我还不能正视和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这是必然的。再加上自己长期高高在上，很少深入实际，自己弄不清楚，又听不进不同意见，这是我的错误迟迟不能改正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 +　　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还很肤浅，检查也是不深刻的。我要继续认真回忆思考，提高认识，深刻检查。我再次热切希望党和同志们的严肃批评和帮助。 + +　　 刘子厚1980年11月24日 + +　　（针对他这个检查，林铁、裴养山等河北的很多老干部都提出了批评。胡开明也提出了批评。以下为原省委张家口地委书记胡开明的意见） + +## 我对刘子厚同志的《我的检讨》的意见 + +## 胡开明 + +　　刘子厚同志过去总是宣扬自己“一贯正确”，现在开始做检讨，并表示希望别人给以批评帮助，这是值得欢迎的表现。但是在这个《检讨》中，对于一些比较重大的问题，有的加以回避，有的上推下卸；并把自己犯错误完全说成是认识问题。我认为这样的检讨，既难改正本人的错误，也无助于河北问题的解决。今就我所知道的部分情况，对《检讨》提几点意见： + +　　一、《检讨》中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是从1968年初成立省革委会时说起的。这就避开了1966年6月华北会议上发生的重大问题。在那个会议上，刘子厚同志带头造林铁同志的反，编造了所谓“河北省委内部的两条路线斗争已达4年之外”的谎言，并指明有以林铁为首的4个右派（胡开明、马国瑞、裴仰山）和以刘子厚为首的4个左派（闫达开、李颉伯、王路明）。会上还内定了全省要揪斗的大批干部名单。从此就开始分裂了河北的党组织。可是在《检讨》中说：“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左倾路线的错误，挑动派性，制造分裂，颠倒思想路线是非，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残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给河北省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在此期间，我对四人帮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搞的一套倒行逆施，缺乏清醒的认识，所以既有抵制的一面，也有执行的一面。”这种把河北党组织的大分裂和发生的大批冤假错案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说法，显然是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 + +　　二、对文化大革命以前错误处理“三北”（张家口、承德、唐山）问题，检讨中说“我是积极参加的”。这就把主要的责任推给林铁同志了。但据我所知，林铁同志对于那样处理“三北”问题是根本不赞成的，而处理张家口问题时还是背着林铁同志搞的。 + +　　三、关于“冀东大冤案”问题，检讨中说：“1967年陈伯达制造的冀东大冤案，……我长期没有过问”。而实际情况是：早在1966年的华北局会议上，就已定下了“杨、白反党集团”和“杨白阴谋政变集团”，还点了李运昌同志的名。会后很快成立了20个专案组，实际上就是要挖冀东党的问题。不过后来听了陈伯达的反动表态，搞的劲头更大就是了。而且唐山地区搞的这个案件过程中，刘子厚同志是和李雪峰多次听过汇报，并做了指示的。据说，此案搜罗的黑材料，包括很多的领导干部，甚至有李大钊、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等革命老前辈。所以1979年中央追查此案时，刘子厚同志对唐山市委书记苏峰同志说：“这个案子提起来千斤，放下四两。”暗示不要去追查了。这怎么能说是长期没有过问呢？ + +　　四、1969年8月，曾以省直机关工、军宣传队的名义，编写了《原河北省委内两条路线斗争史》，约5万6千多字，可谓极尽篡改历史和颠倒黑白之能事。把林铁同志上挂刘澜涛——彭真——刘少奇这条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而把刘子厚同志上挂到李雪峰——林彪这条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说什么“林铁窃据河北省第一书记17年的时间内，拼命执行了一条臭名昭著的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大跃进的1958年，中央、毛主席调革命干部刘子厚、解学恭到河北书记处工作。10年来，省委内革命领导干部同全省广大人民群众一道，无论在大跃进年代，还是在3年暂时困难时期，都积极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林铁一伙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了三面红旗，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录自第二稿）此稿当时已打印多份，到了“批陈整风”时才慌忙收回。这书到底是谁指使编的？刘子厚同志看过没有？对于这件“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我认为也有交代的必要。 + +　　五、据说刘子厚同志临调离河北时，让他的秘书从战备档案库取出十几箱共1,800斤档案材料私自销毁了。对于这样一个严重问题，为什么在《检讨》中根本不提呢？ + +　　六、在《检讨》中，刘子厚同志对于自己犯了严重错误而又长期不能改正的原因，统归之于“思想上长期为两个凡是所禁锢，处于僵化半僵化的状态。”我认为是有这种思想认识方面的情况，但是还有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这里还可再举几个例子来说明： + +　　（1、在华北局会议上批判林铁同志时，刘子厚同志很气愤地说：“省委本来早就报我为第二书记，华北局也同意了，但是后来林铁找彭真去说了我的坏话，因此中央迟迟没有批。”究竟林铁同志是否找过彭真同志说了刘子厚同志的坏话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省委报刘子厚任第二书记时林不在家（在南方休养）。） + +　　2、在华北局会议上，刘子厚同志为给打倒林铁同志制造根据，说“林铁主持召开的（1962年）‘5月会议’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黑会。这个会议的总结本来是准备由林铁做的，可是他临时推给我做，这是他要的一个阴谋。不过我后来没有按照他的讲，我讲我的。”实际上那个总结稿是办公厅根据常委会上讨论的意见起草的，刘子厚同志讲的时候也没有变动原稿的任何内容，最后还是由他自己签发的。如果说有点变动的话，那只有一个地方——原稿对把社员的自留地增加到10％和允许户养大牲畜这两项，说的是等报中央批准后执行；而刘子厚同志签发时，把“等报中央批准后执行”这两句话勾了去，并批上“立即按照执行”的字样。所以当李雪峰叫把“5月会议”的材料拿来印发大会时，他就推说“这个情况大家都很清楚，用不着印发。” + +　　3、1965年中监委叫省监委协助调查何朗明的问题。省监委书记裴仰山同志因这案涉及到林铁同志，只向刘子厚同志做了汇报。刘听了裴的汇报后，嘱裴不要告诉林铁。可是后来批判裴仰山同志时，刘竟说裴“背着省委搞省委，背着省委搞林铁。”而到了华北局会议上批判林铁同志时，又说裴是林的“黑干将”。 + +　　4、在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发动鸣放时，刘子厚同志也召集了地市委书记征求意见。会上我第一个发言，对他的工作作风提了不少意见。当场他曾表示接受批评。可是后来开北戴河会议时，我给毛主席上了两封意见书：一是《对农村口粮分配办法的意见》（主张采取基本口粮和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反对按劳分配加照顾的办法），二是《建议推行三包到组生产责任制》。结果前者得到主席的支持（据说会后主席对刘子厚同志说：不要过分强调口粮按劳分配，那样容易打击四属户，会引起两极分化），后者受到主席的批评。于是刘子厚同志对省委副秘书长黄桦同志说：“这回可抓住胡开明的辫子了！”果然后来我就一直挨整了。 + +　　5、为了把林铁同志和我整得“永世不能翻身”，刘子厚同志明知李雪峰是支持他整林铁同志和我的，可是在省委《关于李雪峰问题的报告》上，竟把林铁同志和我与李雪峰一起批，还说李是支持我俩搞单干的。这个报告后来还以省革委会的文件发到全省。直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刘子厚同志还说：“在河北批邓要联系林铁、胡开明。” + +　　总之，我认为刘子厚同志的错误，决不仅是由于思想僵化半僵化的问题还有思想品质上的问题。因此刘子厚同志如果真的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还必须挖一挖思想意识方面的根源才行。 + +　　 胡开明1981年2月8日 + +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3.txt b/CCRD/0/8/16/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329ca3190de68d40f093fa1f0d513164a0828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3.txt @@ -0,0 +1,97 @@ +# 许集山写给内蒙古党委组织部有关自己文革错误的申诉信和附件 + +　　（内蒙古党委组织部并报内蒙古党委：） + +　　转来中共乌盟盟委乌党发〔1980〕219号文件向内蒙古党委《关于对许集山同志申诉请求查证核实的几个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已收到。 + +　　这几案有的我已经背十多年，有的也背2、3年了。总以为在4·20批示之后乌盟会有论处的，等到1979年8月还未见消息，我向党组织写了报告，又耐心等待了一年之多。经过尤其内蒙古党委有关部门多次催促才见到1980年10月份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我反复看了这个报告，实在感到寒心，因为应该遵照党的三中全会纠正冤错假案的精神，把强加在我身上的几件冤错假案纠正过来，是顺理成章的。可是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却不敢正视问题，竭立回避矛盾，含糊其词，不是一个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报告，而是一个推卸责任，应付上级的报告。现将我对这个报告的看法提出以下意见。 + +　　一、报告中说：“许集山同志在乌盟工作期间是有成绩的，但在‘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中也有错误”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想揪住我在乌盟多年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错误不放，来避开纠正错误的实质。说实话，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广大人民的十年浩劫和灾难，可是十年浩却在乌盟地区灾难的残结局是乌盟盟委机关极少数人所谓创造的挖内人党经验，而致打伤打残打死乌盟很多好同志，而且对内蒙其它地方也危害不小，乌盟所谓挖内人党经验创造人至今还有人袒护。我虽然也有过一些错误，但我没有犯过打人错误，也未袒护和支持过打人的人。在批林批孔中，首先是我在批林批孔开始不久，因有病就离开了乌盟又到北京看病去了，而没有参与批林批孔的全过程；其次是在1973年11月去北京看病的前夕，曾向郝力生同志辞行时，对当时社会上的动象作了反映，我反映过当时社会上有人说，“造反派受压，而要提高造反派的地位，”但我作为盟委的领导成员之一，听到社会上的反映，有责任向第一书记汇报。这两件事，1974年春节的前夕，在呼市召开的乌盟盟委常委整班子会议上，尤太忠、邓存伦同志指示要我为此作出检查。因而我也承担了这两个错误的责任，而且从乌盟作了检查后又到巴盟作了自我检查，并向两地党组织请求过对我这些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给予党纪处分。乌盟这次在报告中又加以肯定，只不过也是某些个别领导人想掩盖其整人，支持打人的人的实质而已。因为乌盟批林批孔开始，在社会上一度出现的混乱局面而处理过有关的问题，都是经过盟委集体讨论决定的。当时我作为盟委的成员之一，应该负一份责任，实际上我在检查中也已承担了责任。但范建国同志也是当时的领导成员之一，我从来未听见过范建国同志说过应该承担一份责任的检查。更不应该把盟委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都推卸到另人身上又去替罪，这种做法是不能服人的。 + +　　二、对我申诉的“3·26”事件等3个已经错了的问题，乌盟盟委的报告不应该敷衍了事，籍故推诿，而应该实事求是，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这样作才符合党的三中全会纠正冤假错案精神的。 + +　　（一）在1968年乌盟小报出现的3月26日所谓的反革命事件在乌盟地区是赫赫闻听的，腾海青亲自赶到集宁坐阵并发表的5月28日的讲话：要揪出“3·26”反革命事件的黑司令部许、孔、达黑司令、座山雕许集山和八大金刚也是众所周知、举目共睹的。这一案件的出现株连了乌盟许许多多的同志。不久急转进入打内人党，而乌盟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很多人，多数还是这一案件所株连的人，乌盟革委会当时为给挖肃斗争扫清道路即抓住“3·26”这一案件从1968年7月25日到8月7日共14天除去中间休息过4天外，乌盟革委会直接主持连明昼夜围攻我达十天之久。腾海清7月31日第二次赶到集宁又发表讲话，表态支持。因此把所谓“3·26”反革命事件强加在我身上。围攻我的目的就是扫清挖肃斗争的阻碍，对我所围攻的错词滥调，当时都通过大字报、传单等形式公布在集宁社会上，也是举目共睹的。在围攻我的十天当中，当时乌盟革委会主任周发言及其贺寿琪、吴尚志、赵军、李文吉、葛政峰以及贾成元、朱志明、李枝，还有其他许多人的多次围攻的错词滥调且省略，就当时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对围攻我十天之久的最后总结记录抄件摘要附后，供党组织在纠正这一冤案时参考。当时的乌盟革委会主任周发言在1969年2月18日向全委第四次扩大会上的讲话也讲到……去年7、8月，我们彻底粉碎了“3·26”反革命事件，揪出了钻进红色政权的反革命两面派许、孔、达之后，把全盟挖肃运动大大推进了一步。讲话还说，“据凉城、卓资、后旗、商都等十个旗县统计，共挖出各种反革命集团案件126起，挖出成员2148人。……”1969年2月25日乌盟革委会第四次扩大会的纪要上还决议写到：“……胜利地开展了两条路线斗争，彻底粉碎了“3·26”反革命事件和右倾翻案的九月暗流，摧毁了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工具内蒙最大的反革命民族分裂主义集团在我盟的暗班子，使‘挖肃’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 +　　乌盟革委会纪要的决议和周发言在扩大会议的讲话，不是凭空他自己信口开河的想像，而是由于乌盟当时有人向他提供假情况才做出决议和讲出口的。左倾路线的执行者给乌盟制造了这么多的冤错假案，乌盟现在也不能推出了事吧。这些冤错假案的受害者不能仍背上反革命黑锅吧，总应该有个归结吧。象所谓叛国投修的五十二号案，小喇嘛案等等。 + +　　乌盟盟委在向内蒙党委的报告中又把这一问题推到1969年内蒙古革委会核心领导小组的148号文件的平反决定上。写这个文件时所谓的许、孔、达有的刚放出牛棚，有的还关在牛棚里。因为周发言等人觉得打内人党太残无人道，而把反革命的“3·26”事件又改成革命的“3·26”事件，以掩饰其实质。同时周发言，贺孝琪等人也明明知道“3·26”事件的肇事者不是许集山，因此只写进去许、孔的名字，连达瓦的名字也未敢提及。把许集山仍拴在“3·26”事件上也只不过是好下台阶。在内蒙核心小组148号文件一下达的当时还一度引起集宁社会上“批腾”、“保腾”的派性混乱。而且在1977年内蒙革委会主持批判吴涛有线广播大会上范建国同志曾代表乌盟发言时，也批判过那个文件是腾、吴、高对乌盟炮制的七条。现在乌盟盟委某些领导又捡起来从自己嘴里批判过的文件作为给许集山已经平反的证据，而推出了事。不能反手是风，复手是雨，早晚各有市价吧。那个时期被乌盟某些领导批判的黑文件，现在又当成纠正许集山“3·26”冤案的唯一证据。这种行为不太好吧。 + +　　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对“3·26”事件的批判与利用，平反与不平反，这都与我无关。因为我不是“3·26”事件的策划者和肇事者，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受害替罪者。当时为什么要抓住我来替“3·26”的罪，直到现在我还理解不了，因为148号那个文件的平反决定，只不过是继续把我强拉在“3·26”事件上边，乌盟盟委的这个报告也还是继续沿用这个老调。所以说，148号文件未接触到我本人的实际。“3·26”是革命的事件我不争功，因它与我无关。“3·26”事件是反革命的，我也不受其害，更不能让我在1968年已经替了罪而现在继续拉着我再替罪。 + +　　（二）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讲到的第三个问题时说：“乌盟盟委1977年12月7日向自治区党委《关于对许集山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的报告》是根据当时召开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揭发的问题整理的，由于当时内蒙党委催报这方面的材料，要得很紧，对其揭发出的具体问题未进行调查核实，只作为情况反映上报内蒙党委。现在看来，此报告是欠妥的，决定予以撤销。这种说法殊为荒唐，作为一级党委的乌盟盟委为什么把不经过调查核实的假情况向上级党委报告呢？不能那么轻率吧！乌盟的报告也至少是想瞒上怨下、推卸责任来了结完事的。 + +　　乌盟盟委1977年12月7日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的主要内容、观点很明确，是诬陷许集山“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而且例举了几项假事实。尤太忠同志阅后就批示，转到巴盟责成许集山作严格检查。乌盟盟委〔1980〕219号文件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为什么回避了这个问题的实质，而把问题推卸到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会议的揭发上，接着又瞒怨内蒙古党委的催报情况。然后才写到此报告欠妥，决定予以撤销。根本不敢承认所伪造的假事实。而想一溜而过。如1977年12月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所用过诬蔑不实之词，只字也未敢提，空谈撤销。究竟撤销了个什么错误观点和假事实。1977年乌盟的报告中所写到的“许集山同志在十二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等这些诬蔑不实之词到底还存在不存在了，使我甚为担心。1977年乌盟盟委向内蒙古党委的报告中所捏造的第一条是所谓反对军管、反对党委的假事实中还写到：“……74年许在北京看病，常到高锦明那里串连……”。报告的第三条中又写到：……“许散布说，造反派是法家，保守派是儒家……在许的煽动下，大街上出现了‘法家必胜，儒家必败’的标语，许还警告畜牧局的靳崇义同志说，你不要当老保，要当法家……。”所捏造的这两段不实之词的要害是想证实许集山支持帮派，反对军管，反对党委，分裂群众的祸首。这两段陈词滥调我第一次听到，是在1974年春节前夕，内蒙古党委召集乌盟盟委常委到呼市新城宾馆开整班子会议时范建国同志当场讲出口的。参加这次整班子会议的有郝力生、阎健、昭力格图、李文精、范建国、林慰然、林田、冯静卿、李志忠、张发、乌云其其格和我自己，还有内蒙的领导尤太忠、邓存伦、孟奇、苏平等同志也领导参加了会议。范建国同志在会上说：许集山1974年在北京养病，由赵虎东开小汽车拉上许集山见高锦明搞黑串连的……。还说：许集山说，造反派是法家，保守派是儒家，许向靳崇义说过，靳崇义又说给李生花的……。这些荒言出口之后，随即引起尤太忠、邓存伦等同志当面询问我，我也当场否定了。为此，邓存伦同志第二天找我谈话，我又作了否定，邓并说服过我，说：不要记较这类语辞了，要多讲团结吗。在我1975年离开乌盟去巴盟时，专为此事又给郝力生同志写了一封信，亲自交到范建国之手转郝力生。（这封信的底稿原文抄附于后）从此我认为这一问题算了结了。而郝力生、范建国明明知道这件事已经了结的全过程，为什么1977年12月以乌盟盟委正式文件又上报内蒙古党委，不知用心何在？我自己理解不了，要求乌盟必须要说明意图。如果把这个责任推卸到由于内蒙古党委催报这方面的情况所急而致，真有点荒唐至极。其次，所有77年12月乌盟盟委的报告中所捏造的其它假话连篇等不实之词也要一一查对核实，不要回避问题的实质，而应当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 + +　　3.也不应该回避乌盟革委会诬陷过我是所谓的叛徒特务问题。也确实现乌盟盟委没有审查过许集山的历史问题。但是在1968年、1969年对我进行过这方面的逼问是什么意思？第一次是1968年的9、10月间，由乌盟革委会指派两个解放军（姓名不详）、范登（学生）、李生富（干部）从陕西省靖边县（即我出生地）调查回来，在牛棚里对我进行逼问，要我交待叛徒特务问题，还强迫我承认中共靖边县委是所谓国民党的县委，中共靖边县委书记李维钧同志是所谓国民党的县委书记，中共靖边县委组织部长李新民同志是所谓国民党的组织部长。从此以后，乌盟革委又指派贾瑞（现在阿盟军分区任参谋长）郭万清（土右旗）在牛棚里对我进行过多次逼问，还有马生英、郭洪谋（现在乌盟）等同志都是当时搞这一专案的，请乌盟盟委向以上等同志了解一下是真是假，他们是不是乌盟革委会指派的，还是这些同志和我自己有什么过不去而专案我吧！乌盟直到现在还不承担这一责任，实在是太不实事求是了。 + +　　乌盟盟委〔1980〕219号文件的报告中还写到，我从呼市等地拣了一份材料……。不管是从那里拣到的，这份材料千真万确是乌盟写出来的，其中不仅写到许集山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统建会”，而且还写到许集山隐瞒了地主成份，还诬陷我的3个家兄哥也是国民党特务；还诬陷许集山对待解放军尤其对待军分区李文吉的态度不端正；并写到许集山包庇和扶持所谓乌兰夫黑线人物上台，具体列了达瓦、谭玉玺，（均是家族）的所谓黑线人物的名；也指责许集山在乌盟公安处的问题上和李文吉是背道而驰的；还写到许集山是个历史鸦片毒品贩；以及“3·26”反革命事件等问题也写到了。这个材料美名为：“关于许集山问题的调查报告”，并且还经过当时乌盟革委会某一领导同志亲笔改划过的笔迹，必要时也可以对对笔迹，证明看一看这个材料是真是假。希望乌盟不要回避这些问题。 + +　　陕西省靖边县在十年浩劫期间搞的所谓的统建会这一特务组织案件是否存在，现在已经更清楚了，完全是一起诬陷我们的冤案，因这起冤案，把1948年前后靖边县党组织派出支援解放新疆、甘肃、宁夏、内蒙、北京等地的—些同志也被株连到这一案件中来了。我要求乌盟宣布撤销1968年、1969年对关于许集山历史问题的诬陷调查和错误审问。同时也要求乌盟转告陕西省靖边县撤销回他们对许集山历史等问题的所谓检举并撤销回对我3个家兄所谓特务的诬陷。 + +　　我所以写出以上当时情况，并不是要计较过去谁怎么过我的人，而是为了更进一步地、实事求是地把问题解决好。 + +　　三、我的要求。 + +　　1.以上三个案件都是对我的诬陷。要求将以往所施行出的错误的斗、批、围攻，尤其乌盟革委会直接主持的围攻和决议及错误的检举揭发和调查，错误地向上级的报告等等明文宣布撤销，滥用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推倒，并要向乌、巴两地群众公开宣布。 + +　　2.每一冤错假案中所株连的其它同志，诸如所谓黑司令部、许、孔、达、黑高参、八大金刚以及黑干将、小爬虫、许、孔黑势力等，也要给予纠正，恢复名誉。 + +　　3.请求党组织批准并由党组织派专人领上我本人到陕西省靖边县把“统建会”这一冤案彻底弄清楚，为所株连的30多人作出平反。 + +　　4.1968年8、9月间，对我先后进行过两次抄家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以及其它落实政策方面等问题，要求党组织应该有所着落。 + +　　5.要求党组织彻底查清原达茂旗委书记昭力格图同志在5·22批示下达后，为什么关进监狱，是何人制造策划的，要向群众宣布。 + +　　以上请党组织审查，望尽快落实我的问题，不妥之处，请批示。 + +　　此致 + +　　敬礼 + +　　 许集山1980年12月3日于呼市一所 + +　　附件之一：1968年8月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的总结摘要。 + +　　附件之二：1975年12月我离开乌盟到巴盟时给郝力生同志信的底稿复抄。 + +## 附件之一 + +## 1968年8月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的总结摘要。 + +　　1968年8月7日上午乌盟革委会亲自主持围攻许集山十天之久，这是当时乌盟革委会副主任吴尚志同志总结摘要： + +　　许集山你要脱胎换骨不？要敢承认你自己是乌兰夫黑线人物的包庇者，是叛徒、特务的保护伞，并且能一宗一宗交待给群众，你才能改正错误，群众才能谅解你的。不要光自以为你是个老革命，老是老，是个老反革命，你包庇起来那么多的坏人，镇压群众起来开展挖肃斗争，让你交待又不作交待你是个什么老？不是个老反革命嘛，不管有多大的错，也不要害怕，敢于承认、敢于向群众交待才算个老革命。许集山为什么不敢触击自己的灵魂呢，一不揭发，二不交待，是那一个黑线人物揪的小辫子着啦。我们还要求许集山爬起来立新功吧，否则许集山你究竟要往什么道路上走也。经过十多天的大会，群众那么诚心诚意的帮助，连自己的灵魂一点也不触击，还是个反革命的精神状态。大会之后对许集山要狠狠的揭、狠狠的批、狠狠的斗。不要留情面，许集山不是个老革命，而是个地地道道的老反革命。混进党内几十年的一个老反革命，通过文化大革命才认清楚许集山的丑恶嘴脸。 + +　　当前，全盟进行这场阶级斗争要依靠谁呢？就要坚决依靠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把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进行到底的、真正的革命左派。就象立新功战斗队那样，敢于向庞然大物开展你死我活斗争的，敢于向乌兰夫暗藏在乌盟黑线人物开展斗争的革命派。这才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坚定不移的依靠力量。绝不能依靠那些假革命派和反革命两面派的群众组织。要斗争下去，坚决地斗争下去，决不能心慈手软，要不停劲地猛烈的向阶级敌人进攻，绝不给敌人留下喘息之机。不管是钻进来的坏人，还是混进来的坏人，也不管是什么庞然大物，都要彻底的、干净的揪出来，交给群众进行批斗。 + +　　革委会混进来的国民党掌握了实权，而且抄了共产党的家，难道我们能忍受吗？现在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了，只能进攻，决不能退却，更不能手软，否则就是口头革命派。要充分地放手地发动群众，放手的揪，放手的挖。向立新功战斗队学习。学习他们的阶级立场，学习他们敢打敢挖的斗争勇气。只要是乌兰夫隐藏在乌盟的暗班子，只要认清是死党，不管是蒙古人，不管是汉人，不管是什么人，要坚决揪住不能放松，一直揪出来就是胜利。 + +　　各个单位、各个组织都要立新功、不能搞派性，团结起来一致对准敌人。当前的主要任务要把火力集中到阶级敌人、许集山、孔祥瑞等一小撮身上。都要把自己放在革命的位置上边。 + +　　许集山你是不是一个真叛徒，要你自己向群众交待清楚。李文精、郝秀山都是乌兰夫的死党，许集山你也是一个死党。死党不能区分蒙人、汉人，以作出的坏事多少为标准的。谁要慈悲乌兰夫的死党谁就是犯罪。要和许集山一小撮彻底划清界限。 + +　　盟委、盟公署机关和各个单位，把这次会议的精神原原本本地贯彻始终，把许集山、孔祥瑞的罪状一条一条向群众宣布，以便向许集山、孔祥瑞一小撮展开持续地不停劲的斗争。 + +　　这次扩大会暂开到这里，如需要开，再召集，散会。 + +## 附件之二 + +## 1975年12月15日我给郝力生同志的一封信 + +　　（郝力生同志：） + +　　我已离乌赴巴，想见见你，因为你的工作特忙，也不给你添麻烦了。 + +　　曾几次向你提出过的几个问题，我建议还是把情况核实清楚为好。例如，有人说我为了搞派性，把群众分成儒、法两派，而且又说我对靳崇义说过，靳崇义又向李生花说出的……还说去年我去北京看病时，由赵虎东开上小汽车拉我去见高锦明搞派性……以及其它。有人这样说，就应该把情况查实，是非澄清，更为妥善，到目前时近一年之久，是真是假，我希望转告我为好。 + +　　至于工作中的十多年，尤其是近两三年，我所分管的工作理应有个意见交换，但是由于你工作特忙，我也不能再等了，以后坦叙吧。 + +　　此致 + +　　（敬礼） + +　　 许集山1975年12月15日于集宁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4.txt b/CCRD/0/8/16/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8a7095dbf7e9d2fcf4aedb1ef1a6af2c99ca786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4.txt @@ -0,0 +1,35 @@ +# 滕海清向中央作的第三次检查 + +　　<滕海清> + +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纪委并中央组织部、总政：） + +　　一、内蒙古挖“新内人党”是根据一九六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搞起来的。一九六八年一月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二次全委扩大会，展开了清理阶段队伍(在内蒙叫“挖肃”运动)。同年四月十三日向全区发出了《向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及其残党余孽发动总攻击》的通告，从此内蒙形成了一个阶级斗争、派性斗争混淆在一起的混乱动荡局面。 + +　　实际上这个清队运动是文艺界根据叛徒江青的一九六七年“11．12”讲话在首都先开始的。而后逐渐波及到整个文教口和公检法。并先后揪出了特古斯、王再天。当时据高锦明的分析，乌兰夫三股势力中，王再天的势力在公检法，哈、特势力以文教口为多，这两界过去未被破获的反动党团、叛国案件被提出来了。从此，这个挖“新内人党”问题作为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个问题，由暗到明，由隐到显逐步展开，直到铸成这个错案。 + +　　二、“新内人党”问题早在文革前就审查过。它不是个新问题，是个老问题，这一点了解内蒙古历史的人都知道。 + +　　据反映，内蒙古地区历史上曾两次组织过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次是一九二五年，时间不长就解体了；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哈丰阿、博彦满都等人打着“高度自治、内外蒙合并”的旗号重新组织起来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日，被我党中央正式命令取消。据说取消后仍有些活动。 + +　　我到内蒙后还听说过几件事：一是李树德说内蒙档案馆查出胡昭衡等三人向西满分局报告，哈丰阿在一九四七年有组织内人党打入共产党的活动。还有一件是一九四七年高万宝扎布入党前曾请示过哈丰阿，哈批示说：“高万宝扎布加入共产党是毫无异意的，但入党之后，必须永远保持我党(内人党)的立场”。二是“206号案件”。三是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四日，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高锦明说奎璧告诉他“四十三人委员会就是新内人党”。另据张鲁说“高锦明讲，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奎璧在火车上给我讲四十三人委员会就是新内人党”。是不是这个情况，我不清楚。四是一九六四年文艺界整风时。发现过“蒙古民族统一党”，说这是内人党的变种。 + +　　以上几件事在文革前都查过，文化革命初期，一些群众组织和高锦明等人都把它当作“新内人党”存在的根据提出来的。当时我不了解情况，对这些意见轻信、盲从，是我在内蒙犯错误的重要原因。 + +　　三、“新内人党”是高锦明等人首先搞起来的。据揭发早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内蒙革委会成立前，“揪叛联络站”的头头乌兰巴干向高锦明汇报了哈特势力与内人党的问题，高锦明让郭以青支持他。接着，高锦明、郭以青插手鲍荫扎布和巴图专案，用诱供和刑讯逼供的办法迫使他们交待了所谓“新内人党”的中央组织和参与“206”案件，四月，高锦明组织会议，听取郭以青、汇报两个专案情况，明确提出“新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他说“清队以来搞了乌兰夫的明班子，这次又搞出了他的暗班子，是个重大发现，一大收获”，同时决定从鲍荫扎布、巴图供出的名单中确定十六人，实行军管和隔离审查，选择六人为突破口进行突审。四月二十四(应为四月二十六—编者)日由高锦明签发了报中央突破新内人党的电报。 + +　　上述情况是我在犯错误后知道的。他们开始搞的时候我在北京参加会议。内蒙给中央的电报是由中央转给我看的。正因为我不了解“新内人党”情况，所以也没有引起重视，这是我在内蒙挖新内人党犯错误的起点。 + +　　四、在内蒙普遍展开挖“新内人党”是集体决定的，我要负主要责任。 + +　　五、挖“新内人党”军队首先严重恶化。 + +　　六、我和吴涛参加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召开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大搞批高反右，使新内党这个错案造成了更加严重的恶果。这个问题我要负主要人责任。 + +　　滕海清 + +　　一九八○年四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阿拉腾德力海《内蒙古挖肃灾难实录》（自印），1999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5.txt b/CCRD/0/8/16/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fb2717d51d25038f9d760cb0de8f17706f67e8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5.txt @@ -0,0 +1,81 @@ +#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 +　　<白磊整理> + +## 一九六六年 + +　　王永婷，女，1943年生，河南开封人，团员，23岁。西安交通大学动力二系压缩12班学生。1966年7月9日跳楼自杀。原定性为“反革命自杀”，校党委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初，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跳楼死亡。1967年4月17日为其平了反，并恢复其名誉。” + +　　沈丙辰，男，1942年生，江苏靖江人，团员，23岁.西安交通大学电真空31班学生。1966年7月5日服毒自杀。主要问题为“在九评时有错误言论”，原结论“未定性”，校党委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沈丙辰同志热爱党而爱毛主席，是一个革命青年，文化大革命初，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下服毒死亡，1967年5月20日对其平了反。” + +　　龚起武，男，1912年8月生，江苏太仓人，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职员。1966年7月21日因对运动产生恐惧、害怕情绪而跳楼，8月16日死于第四军医大学医院。主要问题为“怀疑地主，后查清否定”，原定结论为“自杀属于对运动不理解，害怕” ，校党委1973年4月复查后结论：“文化大革命初，由于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 +　　陆家训，男，1925年9月生，江苏人，1951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基础部理论力学讲师。1966年8月27日跳楼。原定性结论“中统、历史反革命分子”，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复查结论为“敌我矛盾，属抗拒改造，畏罪自杀。” + +　　骆风峤，男，1916年生，四川资中人，1950年9月参加工作，原陕西工业大学动力系五级教授。1966年12月13日跳楼。校复查领导小组1975年1月复查结论为“（1）1942年参加国民党，没有参加活动，为一般政治问题。（2）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银对党的政策不理解与1966年12月13日跳楼自杀死亡。” + +## 一九六七年 + +　　胡俊儒，男，1919年10月生，河北获鹿人，1939年4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行政十三级干部，西安交通大学党委组织部长。1967年5月10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对群众运动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原定性结论为“自杀是叛党行为，撤销其党内外职务”，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12月讨论，省教育局党的核心领导小组1974年10月批复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身亡。” + +## 一九六八年 + +　　钱宪伦，男，1909年7月生，江苏无锡人，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化学教研室讲师。1968年4月3日开煤气自杀。主要问题为“在伪民航公司任职，解放后起义回国，对其起义问题有疑问，未查清。”校党委会1974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在革命群众审查其历史问题，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而自杀。” + +　　袁云文，女，云南石屏人，1919年生，钱宪伦妻子，1968年4月3日与其夫及母亲一起开煤气自杀身亡。 + +　　张淑修 ，女 ，云南石屏人，1884年生，钱宪伦岳母，1968年4月3日与女儿女婿一起开煤气自杀。 + +　　彭康，男，江西萍乡人，1901年生，1928年11月加入中共，行政五级干部。西安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1968年3月28日在游斗中死亡。 + +　　陶钟，女，上海人，1928年12月生，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外语教研室讲师，1968年5月19日开煤气自杀。主要问题为“原地下党员，有严重变节行为。未查清，其夫交代，怕陶钟揭发问题而令陶自杀”，校复查领导小组1974年8月复查后结论““清队”开始后，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在其夫张五京的同意和支持下自杀身亡。 + +　　王海连，男，山东单县人，1921年1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总务处工务班工人，1968年7月3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伪自卫队员，有一定罪恶。”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认识不足自杀死亡。” + +　　范步功，男，陕西乾县人，1944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金压21班学生，1968年7月21日服毒自杀。主要问题为“对地主家庭的处理上有问题。”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10月讨论复查后结论为“由于工作中对宣传执行政策不后和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死亡。按正常死亡对待，补发善后丧葬费，收回机械系革委会1968年7月26日决定。” + +　　王宏德，男，安徽合肥人，1908年1月生，1951年12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修配组工人。1968年8月3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伪修械所少校所长，有罪恶。”校党委常委会1972年7月讨论复查结论为“王在审查期间已将问题交代清楚，未发现新问题，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以一般正值历史问题结论。” + +　　黄钟秀，男，上海人，1922年3月生，1950年9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程画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68年8月3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伪水上警察副巡长”，校党委常委会1973年2月讨论复查后结论为“在审查期间，因不理解党的政策，自杀死亡。未发现有重大政治活动，以政治历史问题结论。” + +　　任服膺，男，陕西户县人，1945年生，西安交通大学机械系铸工21班学生，1968年8月10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其父有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对揪斗他父亲不满。”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7月复查后结论为“由于该生年轻，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死亡。补发安葬费150元。” + +　　毛一鸣，女，江苏吴县人，1884年生，西安交通大学理论力学教研室毛祖德的母亲，1968年9月4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历史问题”，1975年10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家属革委会找本人谈话对其历史进行审查，因对群众运动不理解自杀。” + +　　张英玲，女，安徽合肥人，1921年10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保健室护士长，1968年9月15日跳楼自杀。1973年7月校复查领导小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因其爱人黄钟秀被审查，张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对群众运动不理解，思想紧张，黄钟秀自杀后，张情绪反常，自杀身亡。” + +　　王鑑淑，女，江苏太仓人，1926年2月生，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民盟盟员，1968年9月24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一般历史问题，参加三青团，同学会有些反动活动”，校复领导小组1975年5月复查后结论为“1945年8月参加三青团，为一般成员，1948年初参加太仓同学会，王是重新恢复该组织的发起人之一，任该会理事，负责文娱工作，1942年暑假在任伪青年团其团部工作一个月，均属一般历史问题。文化大革命中受审查，由于不理解群众运动和党的政策，于1968年9月21日跳楼自杀。” + +　　唐兴恒，男，江苏无锡人，1923年12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福利部理发师。1968年11月2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解放初参加现行反革命组织问题”，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9月复查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 + +　　陆谷宇，男，浙江杭州人，1926年11月生，1952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工企教研室讲师。1968年12月2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有现行反动言论”，校复查领导小组1973年4月复查后结论为“犯有政治性错误，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1978年9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陆在文化大革命中审查期间，说了一些政治性错话。不幸于1968年12月2日逝世。 + +　　汪国樑，安徽休宁人，1928年4月生，1956年1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350教研室讲师，高教11级。1968年12月4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三青团员，怀疑在南京520事件中有罪恶，未查清。”1974年8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复查后结论为“文化大革命中，根据群众揭发，对汪的政治历史进行了审查，由于汪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1978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属一般政治问题，按正常死亡对待。 + +　　王振国，男，浙江宁海人，1936年2月生，1957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零件教研室助教，高教12级。1968年12月18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站在地主家庭立场说话”，1972年10月10日经校党委常会讨论后结论为“由于宣传执行政策不够，以及王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王本人政治历史清楚，对王之死，按正常死亡对待” + +　　周寿根，男，江苏无锡人，1922年生，西安交通大学五七工厂工人，1968年12月24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检举其参加特务组织，后查清无问题。”1972年11月校党委常委讨论后结论为“政治历史清楚，没有问题。跳楼自杀是由于周本人没有坚信党的政策，加以清队工作缺乏经验，宣传执行政策有缺点所致，决定按正常死亡对待。” + +　　沈宗炎（沈仲炎）男，浙江余姚人，1937年3月生，1956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230教研室实验员1968年12月31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文化大革命中有派性活动”，1973年10月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由于工作中宣传执行政策不够，沈对群众运动不理解，加以身体有病，思想悲观，自杀死亡。现查证，“反标”与沈无关。其自杀按正常死亡对待。” + +## 一九六九年 + +　　沈家本，男，江苏苏州人，1921年2月生，1949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金工教研室副主任、讲师。1969年1月19日逃跑，1969年1月21日在陕西蓝田县投井自杀。主要问题为“长期在伪空军任职，解放后伪造历史混入革命队伍，窝藏变天帐，在日记本上书写反标，畏罪自杀。”1972年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沈在日记上书写反动字句，犯有严重政治错误。” + +　　刘继宏，男，浙江镇海人，1924年8月生，1949年5月参加工作，1952年10月入党，西安交通大学教学科研处科长。1969年2月4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一般政治历史问题”，1973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会议讨论结论为“由于对群众运动和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 +## 一九七零年 + +　　杨文，男，山东文登人，1920年11月生，1941年8月参加工作，1941年2月入党，行政十三级。西安交通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部副主任。1970年3月30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个人主义较严重，杨认为工宣队对他的安排不重视，背上包袱。”1973年9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陕西省教育局党的核心小组1976年1月批复结论为“在“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因对未能进入领导班子等问题想不通，因而思想沉重，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 +　　姚培宏，男，上海人，1932年2月生，1953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绝缘教研室讲师，高教六级，1970年5月17日跳楼自杀。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1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姚有反动思想，犯了政治性错误，属人民内部矛盾，不相信党的政策，跳楼自杀。”1978年6月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后结论为“姚在经济困难时期有过一些政治性议论。” + +　　王敏秀，女，浙江镇海人，1932年1月生，1956年9月参加工作，团员，西安交通大学涡轮教研室实验员。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有偷摸行为”，1973年6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结论为“由于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死亡。” + +　　陈子晴，男，江苏无锡人，1926年9月生，1949年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应用力教研室主任，高教六级，1970年7月5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2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结论为“陈犯了严重政治性错误，由于对政策不理解，惧怕定罪，自杀死亡。” + +　　李希侵，男，山西灵丘人，1916年10月生，西安交通大学电工教研室副教授，高教五级。1970年7月12日上吊自杀。主要问题为“原是右派，后摘帽，现行有些反动言论。”1973年4月经校复查领导小组讨论后结论为“一般政治问题，对党的政策不理解自杀。” + +　　许志中，男，上海人，1935年6月生，1958年8月参加工作，西安交通大学压缩教研室助教，高教11级，1970年9月30日服毒自杀。主要问题为“现行反革命”，1972年10月经校党委常委会讨论后结论为“于1965年10月患妄想幻觉型精神分裂症，以及表现又不正常，胡思乱想，于70年国庆节前夕服毒自杀死亡。” + +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是根据《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杀人员统计表》（驻西安交通大学工宣队领导小组 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委员会 1970年10月30日印制）、《西安交通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自杀人员复查结论情况表》（1976年4月20日印制)、《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干部登记名册》（无具名无填写日期）等档案原件复印件整理而成。西安交通大学文革中共自杀34人，其中校级2人，处级1人，科级1人，一般干部4人，正、副教授3人，讲师9人，助教2人，工人3人，学生5人，家属4人，另有一名自杀未遂者未算入此资料内。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6.txt b/CCRD/0/8/16/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dc5bb4cbec466661fbb7298fac51244ff0ef120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6.txt @@ -0,0 +1,25 @@ +#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委员会关于林刚同志平反的决定 + +　　林刚，原名林元祥，男，37岁，汉族，云南省保山县人。本人成份学生，原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自动化专业六六届毕业生，现为昆明电机厂工大教师。 + +　　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至9月 ，林刚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岗山》兵团、首都红卫兵三司驻杭州联络站的成员。同年9月根据陈励耘写的所谓《几点重大政治情况》，将林刚同志由杭州押送回京，进行关押审查。1975年7月释放，关押达7年又10个月。汪东兴同志等领导的“专案材料组”于1975年7月16日作出了《关于林刚的审查结论》，说林刚的问题属于严重政治错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予以释放，由清华大学负责安置。 + +　　根据林刚同志的申诉，我们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林刚同志的问题进行了复查。 + +　　一、原结论上所谓“林刚散布流言蜚语，恶毒诬蔑、攻击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狂妄地搞什么‘林刚主义’来对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问题。 + +　　经查，所谓“林刚散布流言蜚语，恶毒诬蔑、攻击毛主席”问题，没有事实根据，应予推倒。至于林刚同志在驻杭联络站期间，对个别中央负责同志说了一些不适当的话，但不属于恶毒诬蔑和攻击。 + +　　关于“林刚主义”问题。林刚同志1972年在监狱中，精神失常的情况下，说过“林刚主义”之类的话，不应作为定案的依据。 + +　　二、原结论上所谓“窃取、扩散”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直接威胁毛主席的安全问题。经查，林刚同志在驻杭期间，曾问过中央负责同志过去到杭州时的住地和工作人员等情况。林刚同志问上述情况是不应该的，但是并没有反革命的政治目的。因此，不属于“窃取、扩散”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 + +　　三、原结论上所谓同情和支持“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诽谤中央负责同志，挑拨中央负责同志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经查，没有事实根据，应予否定。 + +　　四、原结论上所谓在“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关、戚的支持下，林刚把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等问题。经查，林刚同志和王、关、戚没有联系。结论上说“在反革命阴谋集团骨干分子王、关、戚的支持下”是没有根据的，应予推倒。但林刚同志1967年8月受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岗山》兵团派遣，到浙江调查军内情况，是错误的，经查，林刚同志没有什么问题。 + +　　根据以上复查情况，我们认为林刚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说过不适当的话，做过不该做的事，但属于认识问题。1967年9月将林刚同志关押审查，1975年7月16日“专案材料组”《关于林刚的审查结论》都是错误的，决定撤销，为林刚同志平反，消除影响，并将档案中的有关资料抽出，按中央有关规定予以处理。由清华大学按中央规定补发林刚同志在押期间的临时工资。 + +　　林刚同志在申诉中说，他现在的工作是用非所学，要求调动工作。请云南省有关部门根据林刚同志的实际情况和中央的规定，予以妥善处理。 + +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委员会1980年5月27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7.txt b/CCRD/0/8/16/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ec5efc51889422979d78f7cc225afbe81d6ae3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7.txt @@ -0,0 +1,793 @@ +# 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 + +　　<林豆豆> + +## 1965年夏，叶群叫我和林立果陪她同罗瑞卿同志谈话 + +　　一天深夜1点左右，叶群对我说：“总长（罗瑞卿）给秘书来电话，要来找我谈话，说是马上就来。你先睡，工作人员都休息了，如果有事就叫你。” + +　　我说：“应该让总长和爸爸直接谈。” + +　　叶群说：“总长知道你爸爸睡了，给秘书打电话，说是要找我谈话。我请他明天来同你爸爸直接谈，总长说今晚一定要来，就是找我谈话的。不知道总长有什么急事。” + +　　我说：“我不参与这些事。” + +　　我睡后，和王淑媛（林办公务员）不久就听到汽车来的声音。 + +　　2点左右，叶群叫我起来，说：“总长和我正在谈话，谈了好一会了。这么晚了，我和总长都想吃点东西。因为总长来得急，没做准备，你去端一点茶点。” + +　　我说：“爸爸不是规定不准我们参与这种事嘛！总长和你已谈了很长时间了，我不去了。你叫老王（淑媛）去吧。” + +　　叶群说：“总长很想见见你们两个小孩，说好久没见了（总长见我时也说了这些话）。你去见见总长，端一下茶点就回来。” + +　　我去时，见叶群和总长正在谈话，并见睡眼惺忪的林立果也在。 + +　　总长见了我，非常关心地对我说：“豆豆身体怎么还这么瘦弱？战争年代，你妈妈怀着你几次打胎，都没打下来，你算是命大了！在延安洞子里七个月就生下了，全靠糊糊喂着，什么奶也没吃一口，身体本来就弱一些。那时候生活真艰苦，猛猛（罗瑞卿次子）比你小一岁，没有衣服穿，就穿你穿过的小衣服。” + +　　叶群说：“那时候豆豆动不动就高烧昏迷。我急了，身体也虚，打电话找医生时，就昏倒了。几次都是你罗伯伯碰巧进来看我，见我躺在地上，把我救起的。” + +　　我说：“罗伯伯叫我经常吃生萝卜后，我生病就少了。” + +　　总长高兴地笑着说：“嘿！豆豆的记性这么好！” + +　　我说：“爸爸经常给我讲这些事，我一直没忘。现在还喜欢吃生萝卜呢。” + +　　我端茶点时，总长总是关注地看着我，并拉着我坐在他身边。过去我住院或者病了，总长和郝治平（罗瑞卿夫人）同志常来看我，叶群不关心的事，他们都深切地关心到了。总长是知道我和叶群的一些关系的。 + +　　我在场听到叶群对总长说了许多表示尊重团结和赞誉的话。 + +　　叶群说：1962年后，林身体很不好，这几年军队工作，没有总长，不会有这样好的局面。 + +　　叶群说：林对你发了脾气，我相信你不会见怪的。他只是对像你这样的人才发那样的脾气。你也知道他的脾气。 + +## 关于1965年军委扩大会议作总结发言的人选、程序和方法问题上，有些同志有意见，反映给林彪后，所谓林彪对总长大发了脾气的情况。 + +　　1、所谓林彪在一次谈话时，对总长“大发脾气”，这是由于在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之间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挑拨而造成的。质言之，是由于封建专制主义败坏了党内正常生活而造成的。这是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亲身经历过的，在此不待说了。 + +　　2、林彪和总长谈话，历来总是直言相叙的，不存在虚伪的关系。所谓林彪对总长大发脾气，实在是出于好心，而并非任何私念。同时，也只能说是林彪有话当面及时讲了，决不是那种在背后搞鬼的人。虽然总长和许多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并非也不可能毫无缺点和错误，但林彪在家里总是说总长怎么好的。 + +　　3、林彪看了总长关于1965年军委扩大会议（我记得开了一个多月）的总结发言的内容，认为还是好的。但他感到总长代表军委做这个总结发言，在程序上和方法上对许多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尊重不够，没注意谦虚谨慎。尤其方法上，技术上简单、草率、欠妥（如总长说了由罗办起草的这个总结发言是一个下午仓促搞的，事先来不及经过军委领导同志和老帅们审阅了。所谓林彪对总长发脾气，主要是要求他多尊重和请示其它所有老帅和军委领导同志。当时总长听了直捶自己的脑袋，痛悔没想到，并极为感动地说：幸亏林总提醒我，不然以后会犯大错误。）但是（林彪）认为自己负有主要责任。接着部分高级军队干部来找林彪，找杨成武同志，对全军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表示有很大意见。叶群查问秘书，才知道其名单没有送来过林办，送来的名单已是中央批发的。对此，林彪并没有再责怪总长，而是自己主动把责任都揽了起来。我亲耳听他对叶群等人说：“名单，中央已经批下来了，如有不合理也不能改了，这不能怪罗长子（罗瑞卿），是由于我有病休养，过问不够，是我叫他对军队工作多管，大胆管的。” + +　　这天晚上，总长和叶群谈话时，叶群继续说：林身体不好，动不动对我大发脾气。为了他的身体，我牺牲了自己，没有为党干一番事业。他不像你那样会当丈夫呀，跟他在一起，我也是很为难呀……我要是在地方继续做教育工作（叶群解放后做过上海市教育局和中央教育部司一级的领导工作），为党早干出一番成果来了。（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她又说：要是继续做教育工作，肯定打成“黑线人物”了，1957年就差点打成大右派。以后还不知道要打成什么呢？！） + +　　（总长说：不要这样想，好好照顾林总的身体，这也是为党工作嘛！） + +　　叶群还说：我们常不在北京，两个孩子都靠你们照顾了，以后还得托你们照顾和管教了。叶群转而对我和林立果说：“你们以后要好好听伯伯的话……” + +　　总长马上插话说：可不能叫伯伯（总长比林彪大一岁），还是叫叔叔吧。我这个做叔叔的，总是很忙，也没照顾好。 + +　　总长说了关于1965年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和全军五级干部定级名单的问题。他说了“没有搞好”等等。总长还说：“我以为名单送给林总看了，后来我一查才知道是个秘书误了大事，我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我也疏忽了……” + +　　叶群说：“这不怪你嘛！对秘书也不要批得太厉害了。你确实太忙了，除了军队工作，还有那么多的中央会议和外事活动要参加，你心脏有点毛病，也要注意休息，注意身体。” + +　　总长说：“小毛病，很轻微，不要紧。只要林总身体好，我工作就好做多了。还是你把林总的身体照顾好要紧啊！” + +　　当时看他们谈的气氛很好，所以当他们谈到1965年军委扩大会议总结，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等问题时，我即向总长告别。 + +　　总长说：“我这个叔叔没当好，早就想看看你们，又让你们也睡不成觉了。我确实很忙，好久没见到你们了，你们来了，就陪我再坐一会吧。” + +　　我稍坐了一会，再次向总长告别后，就拉着林立果走了。 + +　　总长和叶群继续在谈。 + +　　我最后听见叶群对总长说的是：你不分昼夜的，一心想怎么把军队工作搞得更好，敢管敢负责，当然难能可贵。但是你忙得东跑西跑的，也别使人觉得你好像横冲直撞、盛气凌人的。有些事别看得那么太简单了，各个方面都要想到。林是了解你的，但有些领导同志有意见，也许以为你是按林彪同志的意见办的，他们也不好说。特别是对最上面的事，好心办了好事，你还不知道犯着什么忌讳。政治上你也该细心谨慎些；同各方面的领导同志、老帅们的联系更广些，多请示多尊重他们些，这样，是否更好些……今天总长专门来找我，是对我的信任。我劝你不要来，我是怕林认为我插手办什么坏事了。我听到一些反映，作为总长的下级，我感到有责任向总长反映。这都是我个人的意见，不见得对，供总长参考…… + +　　（下面谈的什么，我就没听见了。听谈话的语气，似乎相互越来越深了。） + +　　第二天，叶群拉着我和林立果专门对林彪说：昨天晚上总长找我谈话，谈得很好。我可是非常尊重和团结总长的，完全是出于好意。 + +　　林彪说：叫你不要插手，你又插手！ + +　　叶群说：接电话的秘书和两个小孩都知道，是总长一定要找我谈话的，叫我不要叫醒你，怕影响你休息。 + +　　林彪说：谁知道你说了些什么？！ + +　　叶群对我和林立果说：你们两个小孩作证！ + +　　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拉上我和林立果作证，是为了使林彪相信她是怎样尊重总长的。在1965年9月之前好几年，叶群在工作人员中总是说她是怎么尊重总长的。叶群说这些话，是因为林彪严格规定叶群不准在他和别的同志面前说总长和任何同志的什么不好。叶群生怕林彪认为她在挑拨林彪和总长的关系，在这方面林彪就曾多次严厉告诫过她。 + +## 在总长和叶群之间的关系上，林彪对叶群要求是严格的，一直要求不准叶群干扰总长工作 + +　　1959年后，林彪总是忧心如焚，气郁成疾，多次请求免任国防部长和提出辞职后（关于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是林彪向毛泽东同志提议的，时间是1962年，而不是几年来有些同志在许多文章里所说的1960年，或者含糊其辞的“1960年以后”），专门给叶群写了“要搞德智体，不要搞名权位”的大条幅，挂在她的床头墙上，并规定不准摘下来。以至挂了好几年，一直挂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 + +　　叶群抱怨林彪性格孤僻古怪，过于恬淡，不理人情世故，谢病屏居，不与人来往。叶群并常带我去总长家，对总长和郝治平同志诉说。总长总是要求她在家好好照顾林彪的身体。 + +　　总长对林彪的身体是非常关心的，总想把林彪的病治好的。每次见我总是问林彪身体怎么样。并总是意味深长地说：“要是你爸爸身体好，那就好啦！” + +　　1965年9月以前，总长和叶群的关系也决不是后来所说的那样。正因为如此，1965年12月中央上海会议后，叶群才总是公开地表白自己。 + +　　1965年6月后，杨成武同志对叶群说过，总长对他讲了“她（指叶群）算什么？！垫屁股的！”并说总长要求他不能告诉叶群。 + +　　叶群听了，对我和林立果大声笑得满脸通红，说：什么叫垫屁股的！太粗俗了。我倒不在乎，不过不应该这样说女同志。 + +　　叶群说：“罗长子是大兵出身，是个炮筒，干工作是大老粗实干家的工作方法，说话本来就粗，他历来就是个过于严肃的人，虽然过去他有时也开玩笑，一激就冒这些话，和我辩论时，答不上，没词了就冒炮骂人了。但只对很熟的人才开一两句玩笑。罗长子是个不大会开玩笑的人，所以有时显得很生硬。 + +　　叶群说：不知罗长子受了什么拉拢和挑拨，我就不相信罗长子会在背后这样骂我（朱老总、罗荣桓、罗总长以及刘亚楼同志等和林彪、叶群之间两方面早都受到了挑拨离间。这样的事，解放以来，就全党、全军范围来说，只是一点罢了。其根源无疑都是一个。这是党内军内领导同志深有体验的严酷事实）。” + +　　自从杨成武同志传了上面的话后，叶群一再交代李文普等秘书：如果总长要见首长，就让首长和总长直接谈好了，我不过问了（叶群过去也这样交代过）。 + +　　接着杨成武同志来毛家湾。叶群和杨成武为了避免林彪听到他们谈话，就在叶群房间里谈（有关1965年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五级干部定级名单等情况，都是杨成武同志告诉叶群的。林彪很讨厌听这些事。认为杨成武汇报工作啰啰嗦嗦，讲一大通，讲不到要点上。可是他人情世故上怪熟练，婆婆妈妈的，东家长，西家短的。林彪就不准叶群与杨成武来往。杨成武经常主动来找叶群。至于杨余傅事件，是江青一伙制造的，整杨成武同志是江青他们出于怀疑狂。林办工作人员都清楚，整杨余傅，林彪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关于此事，以后再述）。 + +　　过去总参办公厅党委开会，几乎每次都来请叶群，叶群不是党委委员，不愿出席。林彪也不让叶群参加，并为此对总长交代过。总参机关许多同志多次提议叶群应该进总参办公厅党委，由于林彪不同意，就一直搁着。 + +　　杨成武和叶群已经谈了好久。叶群叫我去端茶点，我听杨成武对叶群说：按照党的组织原则，你应该进党委，工作也确实需要，1936年你16岁就入了党，那时党领导北京学生运动时，你也是学生领袖嘛，后来很早就做妇女领导工作，在延安女大当干部科长时，谁都知道你是才干出众的女干部，“抢救运动”也甄别了……你过去的级衔，比较起来，也确实被压低了，现在补为9级也是正当的。调级时疏忽了，只算了你的军龄，没算你的党龄。这些都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是总长和党委的意见。总长还指示应该及时办，特别是进党委的问题，你不进，那怎么好叫你负责任？办公厅的同志也难办呀。 + +　　叶群又问：总长的意见怎么样？ + +　　杨成武说：已经给总长报告了，总长完全支持。 + +　　叶群说：不过，对这些，林彪同志肯定是不会同意的。我不敢给他提这些事，他动不动说我是个人主义，我也不能同意这样做。级衔的问题，解放以后几次调，都没有我，我连吭也没吭。林彪同志绝对不准我对任何人提这个事。说我要是提这个事，他马上就下令要降我的级。到底怎么套的级，我都不懂，是许多人给我算了算，说是定低了。过去压低了就低了，现在是减薪定级，补调上影响也不好。夫人们定低了也不只我一个，男同志也有些定低了。反正女同志一当了夫人，就难得有出息了。 + +　　（杨成武说：这些事，本来是我们的责任，没有必要给林总讲，既然林总不同意，那我就去给林总讲去。） + +　　叶群说：你要给林说，可不要说我知道。不然林又该对我大发脾气了。你说时也不要只说我一个人，我听说如徐海东的夫人周东屏等同志也定低了。 + +　　（正在这时，秘书郭连凯报告罗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来了。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是应叶群邀请来的。） + +　　郭连凯自作聪明，为此急忙把院内杨成武的车调开了。场地窄也是事实，但郭连凯的调法并非完全是场地窄的调法。郭连凯是总参调来的，他妻子当时在总参做机要工作，和杨成武是上下级，他们关系都好。 + +　　叶群当着我和郭连凯对杨成武说：总长也来了，一块见见吧。 + +　　杨成武显得很紧张，当着我和郭的面说，不见了。 + +　　叶群说：还是一块见见好。 + +　　杨成武说：我来，没有给他说，他不知道，不必见了。 + +　　叶群为难地问：那你的车还在门口呢，总长见了你的车也会知道你来了，怎么办？ + +　　郭连凯谄媚地说：我已经把车调开了。 + +　　杨成武同志一听总长要来，说了马上走，但又恐碰见总长，叶群说他这样做不妥，他就避而转入了我和王淑媛住的小房间。 + +　　叶群就叫我陪着杨成武。我即请王淑媛同我一起陪着，没说话。 + +　　杨问我：总长会不会来你们这个房间？ + +　　我当着王淑媛的面如实地说：总长和郝阿姨来，每次都要来看看我。我和王淑媛见他听后显得更紧张了，不时朝门口看看，我就出去了。我想去见总长，看到总长和林彪正在谈话，总长打招呼叫我进去，我在门口没进去。 + +　　我听总长对林彪说：上次我打电话要来见你，因为临时有外事活动，我说了又没来了。我听叶群说，林总身体不好，一天没吃饭，一直等着我（林彪饭后总出现大汗淋漓，心跳加快等植物神经高度紊乱的症状，不能动，不能会客），等了一天，结果我又没来，让林总等得久了…… + +　　林彪说：上次听你来电话，说要来，我就等着你，我身体不好，见你好久没来，心里就急了，见到你，就高兴了…… + +　　总长刚要说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时，林彪马上插话说：不应该说这些，你工作实在太忙了，我还不了解你？！平时我们难得见面，今天在一起，我们心里都很高兴…… + +　　我回到自己房间，杨成武问我：总长走了没有？ + +　　我说：还没有呢。 + +　　这时叶群派人叫我去她那里，说郝阿姨要见我。 + +　　我来到叶群房间，见叶群和郝治平同志正在高声笑语，郝治平同志说：瑞卿有时打电话要来见林总，可是他又忙别的事去了，林总身体不好，让林总一直那么等着，这真说不过去。我有责任呀！ + +　　叶群说：总长工作实在太忙了，不怪你。有时总长来了，林彪同志正在出大汗，不能见，弄得我也很为难。 + +　　郝治平同志说：我这个罗办主任可比不上你呀！我这个脑子顶不了你的十分之一。瑞卿和我头脑都很简单…… + +　　叶群马上说：今天是休息日，总长也很疲劳，不谈工作。我们经常不在北京，两家人难得欢聚在一起，今天请你们来是来玩玩的。 + +　　郝治平同志高兴地问我：你见到你罗叔叔没有？ + +　　我说：我见了，爸爸和罗伯伯正在谈话呢，我没敢进去。 + +　　叶群说：郝阿姨早就想见你爸爸，叫他们不要老是谈工作，有张有弛，文武之道嘛。走，我们一块去看看他们。 + +　　接着叶群、郝治平同志和我一起去见了总长和林彪。 + +　　我见他们都在高兴地谈笑，我就回来了。 + +　　杨成武同志当着王淑媛又问我：总长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 + +　　过了一会儿，杨成武又问，我说我去看看。 + +　　我见叶群陪同总长和郝治平同志在院子里散步，看花，然后又去了秘书办公室。叶群向总长和郝治平同志一一介绍了林办的秘书，并对秘书们说：以后你们要多请示总长和郝主任，多和罗办秘书通通气，不要在工作中发生误会。 + +　　总长说：我们那边的秘书同你们通气不够…… + +　　杨成武同志听说总长走后，先见了叶群，然后叫我带着去见了林彪。他只是站着说了几句关于叶群进党委和级衔的话，就出来了。林彪坐着，只对他说了一两句话：不要这样做，请按组织原则办事。 + +　　杨成武同志出来后，又回到我的房间，同叶群谈了很久。 + +　　叶群特意问杨成武：总长是不是说了我是“垫屁股的”这个话？ + +　　杨成武点头说：说了。 + +## 叶群问：总长为什么事这样说我？ + +　　杨成武说：我没再听他说你别的话。 + +　　叶群当着我强调说了一定要团结，一定要尊重总长的一席话。杨成武也说了同样的话。我始终没听到他们说总长的任何坏话。 + +　　杨成武同志走后，叶群跟林彪说了杨成武与总长没有相见的情况。林彪听了觉得奇怪，就质问叶群“在中间搞什么名堂了”？ + +　　叶群拉着我对林彪说：我如果不是为了做团结工作，我可以不让他们同时来见你就是了。我一再劝了杨成武和总长一块儿见见你，杨成武说他来，总长不知道。是他自己避而不见的。于是我就对杨成武强调说了不少我们一定要团结和尊重总长的话。你要不信，豆豆、老王和郭秘书都可以作证。 + +　　林彪随即问郭连凯，郭说了叶群劝副总长，副总长不见总长的情况。 + +　　林彪又问我，我说了是这么回事。 + +　　林彪说：总长不知道他来，他就不能同总长一起来见见我了？！杨成武这个人呐，总长那么信任他，总长来了，堂堂副总长却躲在小孩屋里，怎么这样不大方？为什么不和总长一起见见我？以后得叫他不要这样，这样不好，有什么出息？！ + +## 1965年11月，总长从上海来到苏州林彪住处，要见林彪 + +　　大约1965年9月12日左右，即九月中央工作会议 开始时，叶群对我说：主席、江青早就要求我和你去农村搞“四清”。我们现在就搞“四清”去。接着叶群和我去江苏太仓县农村搞“四清”，林彪去苏州养病。 + +　　11月，总长从上海来到苏州林彪的住处，要见林彪。因总长事先没有通知，郭连凯、李文普来不及电话报告叶群，便说了首长有病，正在出汗，现在不能见。总长因为根本不相信郭、李说的所谓林彪有病不能见他，对郭、李阻拦他和林彪相见的做法很生气，加上他有急事马上要离开苏州，不能久等，便冲着要进去看望林彪，郭、李硬是挡住，不让总长和林彪相见。结果，据我所知，总长不知道不是林彪不见他；林彪也不知道总长来住地看他。 + +　　关于此事，我是上海会议后听说的。 + +　　我亲自问过林彪，林彪为此对叶群大发脾气。 + +　　总长和林彪这次在苏州这样被阻，未能相见的事，过去是从未有过的。我气得问李文普：为什么不让总长见我爸爸？不让我爸爸见总长？ + +　　李文普说：主任去搞“四清”运动后，有电话交代，首长有病，不管谁来见首长，必须先电话告诉她再说。总长事先没打电话，我们来不及报告主任了。我和郭连凯商量怎么办时，是郭连凯（郭是管林办日常事务的，与林彪很少接触的工作人员，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林办所有工作人员、我和林立果的唾骂，并终于被赶出了林办）作的主，他是负责人。 + +　　李文普还说：突然在上海开中央紧急会议，整总长，我事先一点也没想到，听了很吃惊。 + +　　我又问叶群，她推说：这件事，我事先也不知道，郭连凯、李文普没有给我报告。总长这次来很可能又是来给爸爸说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打什么招呼的。也可能是从杭州主席那里来，有什么重要事要亲自给你爸爸说（在九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等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提法，林彪、叶群直到1966年2月听我说后才知道一点）。 + +　　叶群说：总长要像彭真等同志那样事先打个电话，本来也不至于出这个没相见的事（1966年2、3月林彪、叶群和彭真同志、张洁清同志热情相见，而在同时期林彪、叶群却不见从上海专程来苏州见林彪、叶群的江青）。 + +　　我说：要是爸爸和总长见面了，总长也不至于挨整。 + +　　叶群说：你小孩懂什么？！整总长又不是因为你爸爸和他没有相见这件小事，是主席要整总长，难道你爸爸保得了总长……杨成武他们都知道主席要整罗长子了，你爸爸还蒙在鼓里。突然通知我开会，还以为要整你爸爸了。 + +　　直到1968年，我和王淑媛还一起问过李文普：你们的材料说首长不见总长，总长“想趁首长重病时气死首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 +　　李文普说他们没有写材料，说：当时首长有病，正在出汗，不能见。 + +　　我和王淑媛很生气地说：首长就不知道总长进来见他，是郭连凯和你搞的鬼！如果你们不拦，总长和首长就肯定相见了。总长是因为你们拦住他才发火的。首长有病，总长来看望，过去也有这样的事。首长看他忙，劝他不要来，总长非要来不可，首长也就高兴地见他了，还感谢总长的关心。 + +　　李文普转而说了上述有关他给我说过的情况。 + +　　王淑媛就问：那你们后来怎么说出那样的情况？ + +　　李文普说是郭连凯说的。 + +　　王淑媛嘲讽李文普说：郭连凯和你“立大功”了！倒把首长‘卖’了进去！让首长做恶人。你们这些秘书太没良心了！干这样缺德的事！你们就是欺负首长有病，脑子不好使，管不了这些事。（多年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王淑媛这个最被林办所有工作人员内心称赞的老党员，调来林办前的全国三八红旗手，不识几个字的翻身劳动妇女、普通公务员，这样痛骂秘书们这类做法的话太多了！尽管她是林彪最相信的工作人员，认为她“非常正直、诚实”等等，可是文化大革命中在她差一点被关进北京卫戍区，差点被逼得自杀时，林彪不知道，也保不了她。她怕加重林彪的病情，一直忍着没给林彪说过。她和我同室相处，经常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老干部挨整和林彪遭受江青他们的摧残、折磨而掉泪，对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解放后本来对党和毛泽东同志充满了无产阶级感情的她，对毛泽东同志政治上、生活作风上一系列重大错误的做法和行为，日益忧虑，后来甚至对毛泽东同志表示过失望。她同我讲到一些骇人听闻的具体事实时，常常对我说：“主席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他把好好的一个党和国家搞得不像样子啊！”“这样下去，很危险啊！……”） + +## 关于上海会议的召开和总长突然被整，林彪事先毫无所知 + +　　1965年12月8日，即反动文痞姚文元的反革命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文汇报》上公开抛出后的第28天，江青他们强迫《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登出的第10天，12月2日，在毛泽东同志极其错误地做出反对所谓“折中主义”的批示和讲话（据我所知，林彪、叶群是在上海会议结束后几天，从会议发来的文件中才知道的）之后，突然在上海召开了中央紧急工作会议。关于这次会议的召开和总长在这次会议上突然被整，林彪事先毫无所知。他也从未对毛泽东同志与其它任何领导同志说过总长的任何不好。毛泽东同志与其它任何领导同志也没有对林彪说过总长有任何问题。 + +　　我亲自听叶群对总理说：突然通知我们开会，我在搞“四清”，林彪同志在苏州养病，我们不知道出了什么大事了，我们很紧张，会议开始后才知道是关于罗长子的事。 + +　　总理说：中央常委事先都不知道，主席叫我通知在上海开紧急会议，我也不知道开什么会。小平、彭真等同志都感到非常突然。 + +## 叶群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林彪事先亦毫无所知 + +　　我听说林彪连会议也没有出席，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发言。上海会议后，我见林彪对叶群大发雷霆：“谁叫你发言的？！”可是对叶群在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林彪和我并不知道多少。 + +　　叶群说：我不是中央委员，哪有资格参加会议，在会上发言？是主席指名叫我参加会议，我才参加的。我本来只带耳朵不带嘴的。 + +　　叶群说：我到会后，又是主席亲自点了我的名，专门通知和催了我好几次，叫我发言。我一直拖着，根本没打算发言。到会的同志都表态了，好多人批罗长子批得厉害，就是你没有出席会议，我们没有表态。 + +　　叶群说：主席又强调一定通知我发言，逼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后来我就讲了讲。因为事先毫无准备，连个稿子也没有，就边想边讲你和罗的关系。 + +　　叶群说：我要是不讲，也使总理等领导同志为难了。 + +　　叶群说：我在外面受逼，在家里又尽受气，弄得我不知怎么办才好。 + +　　自上海会议后，毛泽东同志事先没有征求林彪的意见，完全违背林彪的意愿，就擅自指令叶群从此取代总长代表林彪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人员知道，叶群在家里，关于“两头尽受气，把我夹在中间，这样下去，我简直没法活了”等等这类话说得更多了。王淑媛等见到过叶群多次拉着我和林立果的手，在房间里哭，甚至把门关起来，在房间里暗自哭泣…… + +　　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及其以后，积郁如山、忧心如焚的林彪对毛泽东一再含泪叩头求免任“接班人”。毛泽东不仅不准，而且引用《世说新语》中林世宗的典故，说：林世宗也姓林，但他守的并非松柏之志 ，叫林彪“不要唱对台戏”。林彪后来又不断对毛泽东提出辞职，又多次被批为“装病”等。毛泽东还专门派江青对林彪、叶群说：“副统帅老是提出辞职的问题，主席很生气，叫我转告你们，以后再也不准提这个事了！主席说，不当也得当！副统帅有病，叶群为什么也不参加会议？总不是也有病吧？！” + +　　主席请叶群以后参加中央会议，汪东兴等人知道这些事，也劝过叶群，并说：“主席对副统帅辞职的事很恼火。”但叶群还是很少与会，汪东兴就又对叶群传达毛泽东“指示”，要求叶群参加政治局会议。叶群不能不去参加会议时，就叫所有工作人员对林彪集体撒谎，都是瞒着林彪去的。除非总理亲自叫叶群去，林彪才让她去。林彪对叶群说：总理非常为难啊，总理是在替我挨整受气，总理叫你去你就去一次吧。要听总理的话，要主动分担总理的难处，不能让江青他们气总理。宁（肯）我垮台，也要保住总理！稳住大局，现在就靠总理！ + +　　顺便提及的以上情况，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 + +　　文化大革命中，叶群对我和林立果说：你爸爸的病是精神神经系统的病，是恶劣的政治环境造成的，看来是没法治了。要治其实也不难，只要能让他再像战争年代那样工作，或者是辞职，完全脱离政治环境，他的身体就会很快好起来。可是这怎么可能呢？主席既不会也不可能让他像战争年代那样工作，同时又不可能让他辞职。因为主席需要一个挂名的“接班人”，像你爸爸这样穿军装的病号…… + +　　叶群说：你们不要怨恨我，以为罗总长似乎是我整的。那次都上当了，你们不要老是气我，在首长面前说我的坏话。现在同江青、康生他们斗，我是在刀尖上走钢丝，随时准备掉脑袋。 + +## 上海会议前后，毛泽东都没有找林彪谈过话 + +　　上海会议后，叶群以我的名义写的关于1964年底林彪和总长的一次谈话等材料，赵根生（林办秘书）等许多林办工作人员都非常清楚，林彪是同样不知道的。是绝对不准写这个材料的（文化大革命中，叶群叫秘书写的全部材料都是瞒着林彪的，即便林彪问秘书，也没有任何一个秘书告诉过林彪）。 + +　　上海会议结束后的两三天，叶群派李文普用车把我接到上海瑞金路招待所。李文普规定我必须先见叶群。 + +　　叶群对我说：总长出事了！我们在上海20多天，会议结束前，我不敢告诉你，怕你精神上受不了。我本来还不想告诉你，因为你爸爸不愿意呆在上海，我也不愿沾这个事，马上就要回农村搞“四清”，走以前不告诉你一下也不行，不然你在外面会说错话。 + +　　我一听，极为惊骇，感到太可怕了！因为前不久，我还在总长家里，郝治平同志非常关心地还给叶群送了一双便于搞“四清”穿的鞋。在上海，我还正和过全（空4军助理员）学总长登在《解放军报》上的一篇文章（过全对我说了总长的文章写得怎么好。我对他说了，从报纸和文件上看到的林彪关于突出政治的“指示”，其中有些话，我不相信是我爸爸的语言）。 + +　　我深切忧虑着，像1959年庐山会议和1962年北戴河会议（这次会议开始后不久，林彪就郁然离开北戴河了。因为他积极支持的六位党的副主席一致赞同的国家经济政策，被毛泽东同志一人批为所谓“右倾”而独断专横否定了。林彪对此感到失望。他认为六位党的副主席一致同意的经济政策迅速而有效地恢复了被极左路线惨重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后，那样政治上的冲击会加重林彪精神上的忧郁及其病症。后来的事实就是如此。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决定下对他强行使用的剧毒性药物，使他在智力上、心理上和肉体上遭到冷酷折磨，慢性谋害而退化，战争年代的那种霹雳性格遭到无情虐杀而异常改变，记忆力受到严重破坏，以至他的意志自主能力和责任能力被严重损害和摧残了。有时，如文化大革命初期八次上天安门参加所谓“检阅”和集会讲话时，由于事前30分钟之内被强行注射了据说是外国最新的能向相反方面立即改变精神、情感和思维的剧毒性药物，而几乎完全丧失了。 我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是由于其药物的作用，无论任何人的言语相劝，包括毛泽东同志的“最高指示”，也不可能使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天安门和作那样违心的讲话。1968年后，特别是1969年后，由于叶群的努力，林彪的健康情况有一定的恢复，仅80多斤的体重增加5公斤。这时，他为恢复、维护和捍卫国家宪法的权威，就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斗争和猛烈冲击，但是同样遭到了口含天宪、长期为所欲为地践踏党纪国法的人的镇压和在他们精心巧妙地策划和挑拨下的急性谋害（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后将陆续陈述）！ + +　　接着叶群对我说：你爸爸知道总长“出事”后，这几天成天低着头，坐着发呆，饭也不吃，老是忧伤哀叹，直流眼泪，几次要冲出去找毛主席（约第二天，我亲耳听叶群对黄永胜和萧华同志也说了同类话。叶群专门交代李文普注意防止林彪冲出去找毛泽东同志）。叶群首先急着要我去劝慰林彪，我不去。她就把我拽到林彪面前，林彪头也不抬，正凄然泪下。我不忍见他如此伤心。叶群叫我去劝，我没劝。叶群就在背后使劲掐我，我还是没劝，我只叫了声“爸爸”。 + +　　这时，林彪泪眼红红，看了我一眼，便霍然站起来，要冲出去找毛泽东同志。 + +　　（叶群紧张了，把我推到一边，接着把林彪按在沙发上。林彪全身颤抖，悲愤得直跺脚，汪然泪下，大声哀叹：） + +　　“罗长子到底有什么错嘛？！”“主席到底为什么要整罗长子？到底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啊……”“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背着我？可是为什么又硬要把我的名字拉在一起整罗长子嘛……” + +　　叶群见他声音很大（我想很可能有工作人员在外面听见）急得直哭，赶忙把门关上，劝林彪说：求求你！求求你声音小点！冷静点！叶群流着泪摸林彪的脉搏说：“你这样伤心，脉搏又这么快了，你身体受不了呀！我知道你心里难受，我心里也难受呀！” + +　　叶群说：主席在杭州见我时（上海会议之前叶群在搞“四清”运动期间），找我谈话谈了几个小时，叫我吃了午饭后，又接着找我谈，一直谈了一天。 + +　　叶群说：我讲了我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情况，讲了农村基层干部、农民生活状况和农村风俗。 + +　　叶群说：主席说他“很高兴”听我谈这些。 + +　　叶群说：我怕主席嫌我话多，讲的时间太长，几次提出告辞。主席不让我走。 + +　　叶群说：主席问了农村“四清”运动中的一些问题，然后问来问去，就问到罗长子。主席说，听说罗长子有事不找林彪。我就说了你长期在外休养，具体工作叫总长多请示其它老帅，罗长子和你也就通气少些。 + +　　叶群说：主席就具体问了关于军委扩大会议总结发言和五级干部定级名单的情况。主席问罗长子不是军委主席嘛，也不是军委副主席嘛，党内也不是政治局委员，怎么由他做总结发言？听说有的老帅组织了一个班子，准备了一两个月的总结发言稿，怎么不让这位老帅总结呢？听说罗长子的总结发言事先没有经过军委其它领导看过？大将也不是他一个嘛，现在许多老帅和大将怎么没工作干？怎么都养起病来了？党政军的工作难道就靠罗长子一个干？’主席还问了报到中央的军队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怎么连国防部长的签批也没有？ + +　　叶群说：我就没想到主席对军队这些事的情况那么清楚，那么仔细，也不清楚主席问我这些又是什么意思。我听了很紧张，我就照实说了具体情况，说了你和总长谈话的情况和总长找我谈话的情况，说了之所以出现这些情况，是由于你长期休养，很少过问，总长太忙。说了五级干部定级的名单没经过林彪同志，是因为总长的一个秘书忘了送了。说了总长亲自找你检查了，你不怪总长，是你叫总长大胆管的。说了总长是你推荐的，你负有主要责任。 + +　　叶群说：主席听了不满意，说我是有话不敢讲，我就又讲了你身体确实不好，不能胜任国防部长的职务，你又想找主席辞职（1959年毛泽东同志极其错误地发动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庐山会议期间，他要求林彪出任国防部长，林彪坚辞免任。李文普等人知道在庐山上，林彪再三找毛泽东同志，对他苦苦哀求免任，并按毛泽东同志过去定的军委副主席的名次，提议贺龙同志出任国防部长。毛泽东同志大发火，指着林彪说：“林彪！你就是怕承担责任！什么身体不好，就是装病！”“不当也得当！”说完把门“砰”地一声关上，就走了，林彪回来长叹不已，……1962年毛泽东同志又极其错误地发动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后，林彪又多次提出辞职，仍然提议贺龙同志）。 + +　　叶群说：主席说他早就讨厌罗这个长子，说开国大典那天，上下天安门的路线，非要他说了算数不可，我走一步，他跟一步，路线都是他定，实际上是他要“炫耀自己”、“出风头”，从那天起，我就讨厌他了。 + +　　叶群极为震惊地摇头说：主席对开国那天这么一件小事，十多年了，怎么还记这么清楚？！ + +　　叶群继续说：主席还讲罗过去“限制了他的自由”。他说“罗长子当公安部长，我真受罪，后来幸亏他没继续当公安部长了”，说“罗长子这么狂”，说“发展下去，很危险”，他早就看出罗这个人“将来有野心”。 + +　　叶群说：我听主席说罗长子“将来有野心”的意思，当然不是指罗长子想当国防部长的问题，他是副总理、军委秘书长，又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工办副主任……一身兼党政军好几大重任。你长期休养，把工作交给他了，他参加政治局会议，是你叫他代表你去参加的，也是主席、中央同意的，不存在“篡国防部长的权”，“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的问题。我听主席讲的意思是指罗长子“这么狂”，“将来有野心”，是要篡党的接班人刘少奇同志的位的问题。这，你怎么好去保他呀！ + +　　叶群说：可是这次会议上又说罗长子“篡国防部长的权”的问题，弄不清怎么回事？ + +　　（林彪气得发抖说：“罗长子篡我的权”？这真是笑话！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嘛！是我有病让贤，叫他对军队工作大胆管，多管的嘛！我不找主席说清楚，不太冤枉罗长子了！我也冤枉呀！这么大的事他不找我，我得去找他！） + +　　林彪说完就站起来又要去找毛泽东同志，叶群还是把他按倒在沙发上劝他说：主席决定突然开中央紧急会议，听说是为了防止罗长子“搞政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席掌握了罗长子什么事实，我们长期在外休养，我们和罗长子一年见不了几次面，可能是我们不知道，你怎么能去保？到时候就该说你在背后怂恿罗长子“搞政变”、“篡接班人刘少奇同志的位”了，你去保他，还以为是你心里有鬼，怕牵连，想捂住什么事，保你的兵权呢，这你怎么能去保呀！何况现在中央已经开会做出决议了！越保越糟。让主席去查嘛，查不出什么事，看主席怎么办嘛！不然，主席老是对你和罗的关系不放心。 + +　　林彪摇头长叹，泪流不止，说：主席事先找我谈一分钟的话也好嘛（据我所知，林彪至死，毛泽东同志也始终没有找林彪谈过关于总长的一句话）。 + +　　（叶群说：主席叫我见了他之后，立即离开杭州，并交代我要绝对保密，特别注意安全，不能让罗知道我来杭州见过他（这些话很多人都知道。我见叶群一直严密保存有这个谈话的详细记录。“九一三”后如果没有被销毁的话，是不难查证的）。） + +　　叶群说：主席当时也没有说要对罗怎么样。你也知道，主席已多年说话不算数，决心多变的，刚刚说的话，马上就推翻，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我当时听了很紧张，不知道到底真的要整谁，感到又要“钓鱼”了。 + +　　林彪听叶群讲后，对叶群大发脾气：我早就交代你，不准说罗长子的坏话，你在杭州背着我搞什么鬼？ + +　　叶群说：我可没有背着你搞什么呀！我是主席叫我搞“四清”的，主席见我，我只想着给主席汇报在农村搞“四清”的情况。听主席问了关于罗和你的事后，我才反映了一些一般情况。说了我们没有发觉总长有什么大问题。我只是让主席知道罗和你没有太密的过从关系，没有搞什么阴谋。罗是你的部下，不说一下，也有个责任问题。我可没想到主席要整倒总长呀！我说总长的坏话，对我有什么好处？ + +　　叶群说：主席对军队一个师的关于“反对折中主义”的批示，你是国防部长，一直不知道，我是今天从会议文件上才刚刚看到的。“反对折中主义”在军队现在就是针对罗的，以后还不知道要弄到谁头上呢。现在主席就看别人对罗抱什么态度。看样子，不单纯是为了整罗，还不知道有什么来头呢？ + +　　林彪气得全身颤抖着说：管他什么来头不来头，只看对国家和人民利不利。“搞折中主义”，就是搞团结，不搞极左，也不搞极右，有什么错？！解放以来就根本没有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有的是一次次的极左。现在哪有什么折中主义？！ + +　　林彪坚持要去找毛泽东同志。 + +　　叶群拽住他的胳膊说：看你气成这样，又该患急性心脏病了（林彪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北京医院脑系科专家王新德等大夫知道，过去林彪患过“急性心脏病”，昏了过去，是由于精神上的恶性刺激，植物神经高度紊乱，心血管极度痉挛，心肌缺血引起的“急性心脏病”），你吃点药吧。 + +　　林彪不肯吃，叶群就骗他服了加倍量的安眠药，并交代李文普，他醒来后，一定要看住他，可别让他去找主席了。 + +　　我不忍看到林彪这样伤心，便回到我的住房里，倒在床上，不由自主哭起来。护士潘淑庄一直劝我。 + +　　叶群进来急得凶我说：叫你劝你爸爸，你不但不劝，反而帮倒忙，也哭起来，也跟着凑热闹。你有本事就跑到主席那里哭去，把总长保出来！ + +　　潘淑庄同志见我一天没吃饭，便给我端了饭来，叶群一脚把饭盘踢翻在地，并一边凶我一边把潘淑庄推走。叶群回头对我说：潘护士跟栗（宗华，上海精神病防治院）院长是经常给中央首长看病的！你爸爸哭，你也哭，要是传出去了，别人知道了，这还得了！接着叶群叫把门关上，不准任何人进，怕林彪和工作人员听到了我的哭声。 + +　　接着叶群又请黄永胜和萧华同志（我听叶群说，在总长的问题上，萧华的态度转得最慢。是一位军队领导同志给他做了工作后，才算勉强转过来的。关于此事，是杨成武同志告诉叶群的。我听杨成武对叶群说：彭真同志在一次会议上讲了‘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符’这几句话，总长听了，就写成条幅挂在墙上。萧华同志去总长家里见了，说喜欢这条幅，总长就送给他了。杨成武说：萧华把条幅挂在家里，我对他说总长的事时，他老盯着条幅，不吭气，不理我。杨成武说：后来一位军队领导同志找萧华同志谈了话，才算勉强转过来。因为杨成武不知道条幅上的话是谁的，是什么意思，叶群就给他说了后汉书里的《李杜传》）来劝林彪。他们对林彪说：林总，你对部下太重感情了，还是保重身体要紧呵！事到如今，不要太伤心了…… + +　　接着，叶群怕林彪知道，就把我拉到秘书办公室，要以我的名义写一个关于1964年林彪和总长一次谈话的材料，说是大会（上海会议）要她写的。这实际上就是事后要我为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我后来才知道）写书面材料。对此，我当着秘书赵根生、李文普等许多人，很生气地对叶群说：“搞政治也没有这样搞法的！”“我不能写这个材料！”李文普、赵根生一直劝我别吵。叶群当着他们“凶”我，我就转身跑到林彪那里。叶群没等我对林彪说话，就不得不抢着对林彪说：大会催着要我的发言稿，我不愿写这个东西，豆豆作为小孩，写一个关于你和罗长子谈话的小材料，应付一下算了，表示一下划清界限，她死拗，不肯写，尽给我为难。林彪立即严厉“凶”她说：谁叫你搞这个名堂的？！你顶住嘛！不要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嘛，写什么材料，有什么界限可划的？一概不准写！不要干这种缺德的事！叶群一边连说：“好，好，听你的，不写，不写。”一边就把我拉出来。 + +　　之后，叶群还是叫我写。我哭着不肯写。叶群怕我哭开了，就哄着我说：“别哭了，眼睛都红肿了，别人要问你，你就说患眼病了，可别说为总长哭了。你不是很想见总理，见朱老总嘛，我带你去。会议期间，你爸爸和总理、朱老总不便来往，他想去见总理和朱老总。现在（你爸爸）身体不好，总理和朱老总都说要来看他，你和我代表你爸爸先去看他们吧！” + +　　叶群带我到锦江饭店见了周总理。周总理和叶群谈了七八个小时，连午饭也没吃，我一直在场。 + +　　叶群对周总理说：我本来不愿在会议上发言，总理通知我讲一讲，我就讲了一讲。 + +　　周总理说：是主席亲自点的名，叫我一定通知你讲一讲，主席对我说、“要叶群在会上讲一讲”！ + +　　我还听总理对叶群讲： + +　　——主席召集中央常委开紧急会议后，主席怕罗长子出国回国时在云南“搞政变”，就叫对云南的电台加强控制。 + +　　——主席还说罗长子会不会出国访问时逃跑了，我说不会。 + +　　——罗夫妇从云南飞到上海虹桥机场时，一下飞机，就叫他们上吉普车了。 + +　　——整罗长子，主席在杭州亲自告诉了江青，江青可高兴了。听说，江青拍着巴掌说：“这下可除了一大害，清除了一大隐患”。主席说，过五六年就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跳出来反党”，现在就是一次。主席说：过五六年就来一次党内大的斗争，从1953年算起，这已经是一个“规律”了；江青哼着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板凳爬上墙，椅子上了桌！” + +　　接着叶群又带我去见朱老总，她对朱老总说：林彪为了总长的事，情绪很不好，连会议也没参加。本来早就来看您的，因为是在会议期间，也不方便。是我劝了他，他就没来看你了（叶群带我去看总理时，对总理也说了这些话）。他现在很伤心，他连门也没出…… + +　　朱老总马上说：我去看看，叫他想开些。他在平型关负伤时，从马上滚下来，胸口的血冒出一丈多高 ，中央都准备为他开追悼会了。后来经过抢救，他真是起死回生了。流血太多，亏损了身体，他现在身体不好，叫他不要来看我了，这样也好。 + +　　叶群回来对林彪说了朱老总上面的话后，林彪对叶群说：朱老总最贤德了。就住在一个院子里，我没去看看他，他却来看我，我不敢当啊。你请朱老总好好保重身体，不要来看我了。 + +　　（可是朱老总听叶群说后，接着就来看林彪。林彪听说朱老总来了，早早恭候在门口迎接。） + +　　朱老总和林彪谈话时，我不在场。 + +　　事后叶群对我说：你现在该感到是怎么回事了吧！ + +　　叶群说：主席批了罗长子，中央都开过会了，作了决议了，你爸爸不与人来往，这么大的事，他还蒙在鼓里。他那么重感情，怎么能听他的？！他的态度如果露出去了，会闯大祸的。 + +　　（叶群仍然叫我写关于总长的材料。她说她叫我写的这个材料决不会作为文件印发，只是留个资料放在她箱子里，谁也不让看。） + +　　我说：爸爸和总长那次谈话，谈得很好嘛。总长的话有什么问题？！我也没有听到多少，我怎么写这个材料？叶群把笔塞到我手里，非叫我写不可。我按事实写了一纸几行字，叶群一看，就倏地把纸撕得粉碎，说：“这怎么行”？！叶群又叫赵根生和我一起写，还是写不出。叶群火了，接着由她口述，由赵根生整理，她再行修改后，就叫我抄写。 + +　　我迫于无奈，尤其是以为总长真的出了什么“大问题”了，便胡乱抄了一下，很潦草。叶群也没有看，就塞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知道她委实避免交出这个材料，她拖了一个多月……可是，因为她在上海会议已经把话讲出去了，她无法不交这个材料。 + +　　1966年1月的一天，在苏州，执行大会决议、负责材料工作的军队领导同志与叶群通了电话。叶群有意叫我在旁边。我听叶群说：这是小孩写的，没有底稿，看看就行了，不要上文件了。林彪同志不准小孩参与这种事呀。他为罗长子的事，情绪很不好，身体状况很坏，一直没出屋子……您要来劝劝他，那也好…… + +　　接着这位领导同志专门来看望林彪。他劝了林彪，劝说的口气是从未有过的。他劝林彪说：可不要从个人感情出发，不然这样下去就要犯大错误。听说上海会议开始后，你一直没出屋子，主席很关切。罗的问题是“反党反毛主席的问题”，“是有野心的问题”，“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次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这是为了防止他“搞军事政变”。 + +　　这位领导同志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和我被迫抄写的这份材料都是林彪不知道的。所以他和林彪告别临上车时，看见我，便说了一句：“豆豆写的材料，写得很好。”林彪听了茫然不解，叶群立即把话岔开，叫我陪她送送这位领导同志。我把这位领导同志送上车走了。 + +　　林彪回头就问我：“你写了什么材料？”叶群把我拉开，不让我讲。 + +　　叶群神情紧张，我听叶群对林彪说了这位领导同志是“通着主席的，这么急来专门看你，劝你的话，口气那么大，不会是他本人的，不是一般的话。看来是专门来传主席的意思的。” + +　　接着叶群又对我说了这位军队领导同志给叶群的电话。叶群说：他负责材料工作，他讲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只有记录，但一直没有正式文字。其它材料都有了，就差我们这一份。他说急需你抄的一份材料。我请求他看一看就算了，不要印成文件。他说“不要太重个人感情”，“要顾全大局，想到主席的安全”，“不能后悔了”，“不能动摇了”。 + +　　叶群说：我把材料给他看后，他说写得很好，但字迹太草，退回来叫重抄一遍。 + +　　叶群对我说：你就重抄一遍吧。 + +## 我说：“退回来才好呢！你不是说不给别人看吗？！”我坚持不肯抄。 + +## 叶群说：我也不想交这个材料，可是上面已经批了字了。 + +　　但是，叶群还是对我说，她不会让印（成）文件的，要我放心。接着，叶群就把材料给我，我见材料上有批字。 + +　　和当时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一样，这位军队领导同志也难免被蒙骗了。 + +　　我在抄写这份材料时，思想斗争更加激烈，服了大量安眠药。想到材料中有些话明明是叶群也说过，甚至是她先说的。在这种思想情绪下，我在材料中，有的地方把总长的名字写成了叶群的名字，把叶群的名字又写成了总长的名字。抄完后，材料被叶群拿走，她又没有看，送到萧华同志那里。 + +　　（叶群知道我把名字写颠倒后，当众公开对我大发脾气，说我故意捣乱，是故意抄错的，甚至气得说我是对她“搞政治陷害”等等。） + +　　接着叶群把我单独拉到她房间里，打开箱子，对我说：难道就你听你爸爸的，护着总长？！你看，你抄的两份（叶群于上海、苏州先后叫我抄的一共两份材料）都在这里，你放心了吧，我不会交出去印文件的，我只让看一看就都要回来了。不然我怎么会看也不看一下就把材料交出去了？！ + +　　我因反对抄写这份材料，挨了不少整，这是林办不少工作人员知道的。上海精神病防治院栗宗华院长、严和骏大夫和潘淑庄护士也有所知道（上海会议后，我在瑞金路招待所呆了三四天左右。叶群为了不让我和林彪接触，就叫我治病去了）。因为他们见我又患了一场病，要了解我的病因。他们当时还直劝我：“想开些，不然又影响治疗效果了。”工作很繁忙的栗宗华院长见我精神状态很不好，出于同情和负责，还专门给叶群写了一封信。 + +　　我虽然反对写这份材料，但是在当时的那种历史条件下，即使有林彪绝对不准叶群叫我写任何材料的严厉规定，我也未能反对得了。当然，也不是叶群叫我抄我就抄的问题。 + +## 新来的商秘书没执行叶群命令被叶群撤换 + +　　上海会议后，约1966年2、3月份，林彪请新调来的林办秘书商宪斌同志给他讲文件。商秘书给林彪念了些文件，林彪听后说小商讲文件讲得很好，很简练，叶群却责备李文普怎么给商秘书交代的？李文普找商谈了话，要求他今后注意点。商秘书很气愤地说：中央发给首长的文件，首长要我给他讲，我为什么不能给首长讲？为什么非要先经过叶主任？我想不通！ + +　　李文普没理说服商秘书，就找叶群。叶群把调来林办约一个月的、因念文件才见了林彪一面的商宪斌同志调回了原单位（空军干部部）。我给林彪说了此事，林彪查问叶群：小商念文件念得好，为什么把他调走了？叶群说成所谓小商“自己不愿在这里干”。 + +　　商宪斌同志临走时，我对他说：是不是你自己不愿在这里干？他说：“根本不是，（主任）叫我马上走的。”我说：“你很正直，你没错。”他还是说：“我想不通。” + +　　叶群说她这样做，是为了避免林彪在精神上再受打击，怕他身体受不了。 + +## 叶群当面反驳直通主席的杨成武 + +　　约1966年3月初至4月初，中央工作小组召开“揭发、批判”所谓总长“反党篡军罪行”的会议。我记得林彪、叶群都没有参加。 + +　　6月份左右，叶群去见了有关负责总长一案的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顽强坚持实事求是的中央领导同志。叶群是在杨成武同志来毛家湾找她谈话后才去的。 + +　　我只听到杨成武对叶群说：专案工作没有进展，罗瑞卿除了承认自己骄傲，有个人主义外，其它一概不承认，坚决否认他是“反毛主席”的，“反林总”的，只承认有私心，坚决否认“有野心”…… + +　　叶群说：你怎么知道的？ + +　　杨成武说：我听“具体专案工作人员”说的。 + +　　叶群说：以后这些事，请你不要给我讲了，我不参与专案的事。关于罗长子，你很清楚，是主席亲自下的决心。 + +　　杨成武走后，叶群对我说：杨成武是直接通着主席的，他给我说这些，我怎么办？又没一个人同我商量。 + +　　众所周知，上海会议后，由上海会议决议与毛泽东同志决定负责总长一案的总理、邓小平和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一直设法保护总长。 + +　　我听叶群对林彪说：听说在工作小组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当着罗长子的面说，罗总觉得冤枉，总觉得委屈，罗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提出来，不同意就不同意，我们党从来不强迫人承认错误。叶群说：邓小平同志这样直言不讳，总想保住罗长子，怎么保得住嘛？！ + +## 关于林彪和总长谈话的一些情况 + +　　我被迫抄的《关于总长和刘亚楼同志的材料》里曲解了事实的（有关刘亚楼同志的材料，后将另述） + +　　因材料不是我写的，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材料写的事情，我作为在场人，现在还能记起来。上海会议后我多次反复地给林办工作人员和空军有关同志如实说过这些事情。 + +　　总之，关于林彪和总长这次谈话是谈工作的，和过去一样谈得很好，总长决没有不尊重林彪的举止和言语。 + +　　1、总长要来见林彪，林彪虽然那天身体很不好，但仍然很高兴地见了总长。因他有病，便亲自交代李文普和我好好接送，招待总长。 + +　　2、他们谈话时，我有时守在门口，有时走开了，李文普有时也在门口，以便总长和林彪有什么事叫我们，注意他们谈话是否结束了，好及时送总长上车。 + +　　3、总长谈话时，有时比较激动，声音很大，有时坐着，有时站起来，甚至说了些气恼的话，这是事实。但我听到这是总长在说到对军队一些不争气，无理取闹，特别是资格很老的老干部的工作，感到很为难，很棘手时说的。我听到总长说：军队工作什么都好办，就是这些不争气的老干部，问题最难办。 + +　　林彪劝总长说：对这样的事，不能性急，要想到这个工作比打仗还难得多。 + +　　总长说：做这样一个老干部的工作比指挥一个战斗，确实难得多。 + +　　林彪说：有些老干部的工作，你不便做的，我找他们谈。 + +　　后来，林彪找了些老干部谈了话。这些老干部都表示感激林彪对他们的教育，提醒和关心，表示今后一定注意和改正。 + +　　这些情况，林彪、叶群是绝对不允许我知道的。我没有义务，也不宜于具体谈了。 + +　　总长和林彪谈话时，确实说了“东山再起”，“病号要像个病号的样子”，“不要挡道”，“让贤”等这些话。但是，我听到总长说这些话，决不是说林彪的。 + +　　“东山再起”的话，是总长说到军队有的老干部“给他安排工作，他不干，说有病；叫他退休，他又不退，长期住在招待所发牢骚，说怪话”时讲的气话。总长和林彪用了很长时间具体商谈了生活作风上累犯不改，影响极坏，把一个单位搞得很不像样子，而资格又很老，如个别将军一级干部如何安排的问题。 + +　　“病号要像个病号的样子”，“不要挡道”这类话，是总长指军队中少数小病大养，无病呻吟，占着茅坑不拉屎，闹个人名利权位的个别老干部排斥、压制新提拔起来的优秀年轻干部说的。 + +　　（我听到林彪是完全赞同总长的意见的，并讲了大胆提拔优秀青年干部的重要性和怎样提拔年轻干部的问题。总长同样是完全赞同林彪的意见的，并说要搞个文件，报军委、中央审批后，一定在部队贯彻执行林总的指示。） + +　　关于“让贤”这句话，原是林彪多次说出来的。1959年后，特别是1962年后，林彪多次对总长说自己身体不好，是应该“让贤”的人了，军队工作要求总长多管，大胆管，“有什么责任我承当！”多请示其它老帅，多注意团结其它各个方面的同志。 + +　　（林彪因病经常不在北京，总长又不是政治局委员，林彪就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议总长代表他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林彪对总长是完全信赖的。） + +　　叶群同样多次对总长说过林彪“让贤”的话。 + +　　在总长和林彪这次谈话中，总长也确实说了关于“让贤”的话。但他说这个话是指“即将退休的和不宜继续服役的部队老干部对待年轻优秀干部应有的风格”说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他们别有用心地诬蔑总长说的“让贤”是所谓逼林彪“让贤”，“夺国防部长的权”，“是资产阶级野心”等等，这纯属诬陷和借刀杀人。 + +## 林彪因和总长谈话时间过长，身体出现状况 + +　　叶群对李文普等秘书和我多次交代过：不管谁来见林彪，要注意林彪的身体情况，如果林彪身体较好，谈话时间可以长些，否则，就提醒林彪他们注意休息，谈短些。如果是重要谈话，他们要谈下去的话，就让他们谈下去，不要干扰。 + +　　这天身体不大好的林彪和总长谈的具体问题很多，时间很长。我便几次问在门外陪着总长副官的李文普，是不是叫林彪和总长休息一下？李文普说：首长和总长还正在谈，就不要干扰了。 + +　　谈话中，我见总长好几次像要结束谈话，站起来要告别走的样子，但和林彪说着说着，又坐下谈开了。 + +　　谈话结束后，林彪送总长到客厅门口，然后叫我送总长上车。 + +　　我回来后见林彪躺在沙发上，真像瘫了一样，脸色也不大正常。我摸他的脉搏很快，我知道他又是虚脱了。我急忙问林彪怎么了，需不需要吃点药？（众所周知，林彪历来不要保健大夫和护士，我从小就和叶群护理林彪，并因此多次休学，因常常陪护，守着林彪，同时又忙着做功课，16岁就开始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 + +　　林彪显然不像刚才同总长那样说话有力了。他很吃力地说：没什么，先不吃药吧，谈的时间长了，有点累，躺一会儿就好了。 + +　　过了一会儿，林彪又说：天这么黑了，总长来了这么长时间，一定会饿了。你们怎么也没有请总长吃点东西再走？我也忘了，我这个人老是不会注意这些事（众所周知，林彪最不懂请客吃饭这一套，也从来没有请客吃过饭）。林彪还关心地问我送总长上车了没有。 + +　　叶群见林彪躺在沙发上，着急了，给他服药后，林彪感到好些。叶群就抱怨林彪：明知自己有病，还谈这么长时间，把身体弄坏了，为难的又是我们。 + +　　当叶群说到总长明知你有病，也不体贴一下，一说就没完没了时，林彪生气地“凶”她说：我和罗长子都是谈工作，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 +　　叶群觉得委屈，就同林彪争了几句，然后就出来了。 + +　　叶群对我抱怨说：总长也是，知道你爸爸身体不好，还谈那么长时间，把你爸爸累成这个样子。并训我和李文普没有劝林彪和总长休息一下再谈。 + +　　我说：爸爸和总长说话很多，我几次问过李文普，他说他们要继续谈，就不要干扰了。这不是你交代的吗？ + +　　叶群也说：他们要继续谈话，也是不好劝他们休息。 + +　　然后叶群又去问林彪：你们今天怎么谈这么长时间？ + +　　林彪说：罗长子谈得很好，都是些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我和他商量具体怎么解决好这些问题，谈的时间长了，送罗长子走后，我才感到全身非常疲乏。 + +　　林彪说：总长工作有些难处，我得管一下，我还要找几个老同志谈谈话。 + +## 关于“顶峰”、“最高指示”的问题 + +　　在叶群叫我抄的材料中，没有这个问题。 + +　　总长不同意“顶峰”、“最高最活”等提法，据我所知，决非反对林彪。他对以上说法最初提出异议，是在他与叶群及总政一些同志一起在三座门为林彪准备讲话稿时说出来的。 + +　　我听叶群说，改稿时，总长一边踱步，一边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毛泽东思想难道就不能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毛泽东同志个人思想而言，从1957年以来的时间里，是所谓发展了客观真理，还是自相违背，发展了主观谬误，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 +　　当时叶群也认为只不过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未予介意，更没有认为是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叶群强调的是，为林彪准备的这个讲话是针对部队中“按林总指示办”这个说法而言的，是在军队范围内作这个讲话的。 + +　　我听叶群为此问过林彪。林彪说：罗长子抠得还很细嘛，对嘛。 + +　　叶群说：那你过去讲话说过这个词呢？ + +　　林彪对叶群的问话很生气地摇头说：有没有讲过，我忘了，我不是念稿子，照本宣读，就是照本宣读也可能错，甚至错得更大。文字上的问题，怎么准确，你们斟酌，多听罗长子的意见，他接触实际多。 + +　　可是，总长不同意“顶峰”、“最高最活”的这种提法的正确意见，在上海中央会议后就被诬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一条罪状了！ + +　　（总长理所当然不服，也不承认他“反林彪”。上海会议后，总长和郝治平同志、罗宇同志（猛猛）在被审查期间，一直坚决否认总长是所谓“反林彪”的。） + +　　总之，总长既没有“反林彪”，林彪也没有要整总长。 + +　　众所周知，林彪最不喜欢交际，从不搞那些拉拉扯扯，婆婆妈妈、请客送礼的事。由于工作关系，林彪见总长，在军内比较起来是最多的了。但是有时林彪身体好些，要见总长，碰巧总长忙于更重要的事而无法脱身，恰恰不能来；有时总长要来，又正逢林彪身体很坏，无法和总长谈工作，例如他大汗淋漓，处于虚脱状态，卧不离衾时。这种事在1962年后经常发生，本来不成问题的小事，又是在上海会议后就被曲解了。 + +　　江青、康生他们利用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以令人难以想象的手段挑拨离间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从正面挑拨没有挑拨成。 + +　　1965年2月5日，罗总长奉命被派来打刘少奇同志在中央会议上作检讨打招呼，林彪听了非常忧虑，对总长说了1959年以来，特别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经常给人家说的话：“我垮了，一个不（牵）连，你们都走开，还可以揭发批判我，只要对党的事业有利。”对此，总长对林彪说：跟林总在一起，棒打不飞，弹打不走，我罗瑞卿烧成灰都忠于林总。 + +　　可想而知，总长和林彪的这种建立在党的原则基础上的经过长期革命战争生死考验的亲密同志关系，在对此极为敏感的江青他们眼里看来是多么的可怕。他们必然千方百计地进行挑拨离间了，以便分而治之，达到他们封建专制主义的目的。 + +　　江青他们从正面挑拨不了这种关系，1965年9月后，他们就搞歪门邪道，背着人大委员长，背着国家主席和所有副主席，背着党中央所有副主席进行精心策划后，趁总长在国外访问，林彪在苏州养病时，以极不光明正大的突然袭击手段把人大正式任命的全国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整掉。因为他们比谁都敏感而清楚，国防部长林彪由于积忧成疾，身体不好，而罗瑞卿同志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健，精力非常充沛，坚持党的原则，不信鬼，不信邪的强有力的总参谋长。所以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罗总长就成了江青他们突然打击的第一个目标，搬掉的第一个巨大障碍——一个“武”的障碍，接着又用同样的方法一个个搬掉“文”的障碍。后来又一个个搬掉“武”的障碍，就这样无休无止地分裂本来团结一致的党政军和全国人民群众（事实上，经过几十年革命战争考验的以无数革命先烈和将士的生命和鲜血凝成的党的团结与统一早就遭到了动摇和破坏，早就开始了这种人为制造的分裂，这就是出于怀疑狂和精神空虚心理的所谓的“一分为二”，不断分裂一批，不断迫害一批，以至越分越“左”，越分越错，把功劳不断分给自己，把错误不断分给别人，分来分去，把自己分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对立面；分来分去，不可避免地分到自己头上了，是与非，功与过，真功与假功……结果是：一味嘲弄历史的辩证法，就被历史的辩证法无情嘲弄）！ + +　　谁都清楚，他们不这样做，封建专制主义能暴戾肆虐十年吗？！回顾与正视这段血淋淋的、阴暗的历史时间表，许多问题，答案本来是很简单的。但回答起来，至今仍是困难的。 + +　　2月5日，罗总长对林彪说的话，决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康生他们所谓的“迷惑人心的假话”。总长言之谔谔，刚直不阿，不是说这种假话的人。 + +## 我不肯在材料上写关于接受治疗一事 + +　　叶群要我在材料中抄上“关于我正在接受华东医院院长薛邦其大夫和上海精神病防治医院院长栗宗华大夫的治疗”一事时，我不肯写，问叶群：“为什么一定要写这个？这和材料毫无关系，写上这个不是对你的名声也不好吗？！为什么你不写？为什么不叫林立果写？！ + +　　（叶群说：因为你是在受刺激，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写出来的，到时候都可以不算数。） + +## 据我所知，林彪、叶群事先都不知道整总长 + +　　上海会议后，我听说林彪几个月没出房间。究竟为什么开上海中央紧急会议，突然整掉罗总长？据我所知，不仅林彪不知道，叶群也并不清楚。她先后问过总理、杨成武、赵志珍（杨成武妻子）和汪东兴等同志。 + +　　我后来听叶群对林彪说：总理讲，召集中央常委开会后，主席怕罗长子出国访问回国时在云南“搞政变”，就叫对云南的电台加强控制。主席还说罗长子会不会出国访问时逃跑了？总理说不会。 + +　　（叶群还说：上海这次中央紧急会议和1959年庐山会议一样开得都怪。那次庐山会议，事先只说开“神仙会”，结果突然把彭德怀整掉。这次会议是趁罗长子出国访问时，突然整掉罗长子。罗夫妇从云南坐飞机到上海军用机场，一下飞机，就被逮起来了。这个情况还是上海会议后总理告诉我的。我听了很吃惊，想起来就后怕！） + +　　（叶群说：总理同样蒙在鼓里，对整罗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问我。我就把主席找我谈话的内容告诉了总理。） + +　　叶群还对林彪说：整掉罗长子，江青幸灾乐祸了，得意了。总理告诉我说，整罗长子，主席在杭州亲自告诉江青后，江青可高兴了！拍着巴掌说：“这下可除了一大害”，“清除了一大隐患”。主席说，过五六年就有“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跳出来反党”，现在就是一次。主席说，过五六年就来一次大的斗争，从1953年算起，这已经是一个“规律”了。江青手舞足蹈，哼着说：“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板凳爬上墙，椅子上了桌！” + +　　江青他们恶毒诬陷，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周总理、朱老总和彭德怀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党政军一大批老干部以及张志新、史云峰等党的优秀儿女，其目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没有达到的。每个字都充满了血腥气的江青一伙这首反革命小调，是他们篡权窃国的登台序曲之一。可是，我们至今没有见到报纸上予以公开批判。 + +　　1965年12月中央上海紧急会议后，叶群对杨成武同志及其夫人赵志珍同志问过关于罗瑞卿同志。他们只说毛岸青（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儿子，毛岸英弟弟）从苏联留学回来后，对国内政治上的一些做法看不懂，同主席有不同意见。主席批了他“只懂外国，不懂中国”。毛岸青还不同意主席那样信任和器重江青，和主席争论过，吵过架。主席批了他，要他写检讨，他得了精神病，一直治不好。主席把毛岸青交给罗瑞卿同志管了，彭真、杨尚昆同志都管过，后来又交给杨成武、汪东兴管。 + +　　（文化大革命中，我听叶群当面问过汪东兴。汪东兴说主席家里的事，是主席亲自叫罗瑞卿同志管的。汪东兴说：毛岸青到处给人说主席、江青怎么宠爱李讷、毛远新，怎么对他不好。对主席、江青很不满。汪东兴说毛岸青的事很不好管。主席早就对罗瑞卿、杨尚昆、叶子龙等人很不满。1964年、1965年就说过，解放以来的公安部，九局这些保卫系统限制了他的自由，干涉了主席的家政，专了他们一家的政。说李讷的病就是解放以来的公安部，九局这些保卫系统“害”的。罗瑞卿和杨尚昆没垮以前，主席就叫江青、李讷她们大胆反抗这种制度（1965年8月，江青以毛泽东同志的名义当着李讷气极败坏地对我与董良翚（董必武女儿）也说过这类话。因为当时谁也没把江青看成什么人，我也没大理会江青的话），说罗长子“太狂妄”了，把他们一家“害苦了”等等。） + +　　（约1969年秋，叶群带着我去北京医院看已脱离病危的汪东兴。叶群问汪东兴的爱人：“汪主任这次病危，主席有什么指示吗？”） + +　　（汪东兴爱人只是摇头掉泪。） + +　　叶群看汪东兴时，汪说：我这么大年纪了，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动不动叫我老汪，对我发号施令，动不动当着战士和服务员的面把我当作他们家的佣人“凶”。他们家谁要是有点病了，简直不得了，大吵大闹的，我给派最好的医生和护士，又说是我派去监视他们的，我拼死拼活为他们家服务，这次病得差点死了，他们连问都没问一下，不管我死活。 + +　　（叶群听秘书报告汪东兴病危后第一次带我去北京医院看汪时，汪已病危，血压量不到，也不能说话。我见汪的爱人正在对医护人员边哭边喊，现在谁也不管！反正救不了了！你们都走开！ + +　　（汪东兴爱人见叶群后，当着一对孪生女儿哭着对叶群和我说：到这个时候，谁也不管了！已经不行了，救不过来了！“人家”就是要他早点死，他死了，“人家”才放心……） + +　　接着叶群、我与汪东兴的爱人、两个女儿进入一间小房子，汪东兴的爱人把门关上后，又当着她的女儿们对叶群和我放声痛哭说：汪的病，就是为“他们一家”活活累的，胃病早就严重了，就是不给他条件休养、治疗。汪这次突然大出血，不敢叫我们找你们呀！汪感到自己没救了，说话都很难了，还是不准我找你们，说要是你们救了他的命，“人家”将来就会要你们的命。所以不敢叫我找你们和总理，怕你们和总理担风险。 + +　　叶群请总后派了解放军总医院曾主任等专家到北京医院参加抢救。 + +　　当林彪、叶群听到贺龙同志病重、病危的报告时，同样要求尽一切努力进行治疗和大力抢救，并急报毛泽东同志与党中央。当林彪听到贺龙同志病逝时，不禁仰天长叹：“一个元帅去世了，难道连个追悼会也不开了？！”并说：“我们这些人也快了！” + +　　关于这一点，我过去已对一些同志说过。至于所谓林彪用医药谋害贺龙同志的说法，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关于贺龙同志挨整的情况，有些人云亦云，令人啼笑皆非的世俗流言，贺龙同志在九泉之下要是知道了，我相信他才真正是要执手杖敲敲“凡是”、“就是”者的封建主义脑袋了！为此，我也将在必要的时候澄清一些说法。 + +　　叶群问：主席不是很关心你嘛？！这次主席没有“指示”？ + +　　（汪叹息地说：没有。） + +　　叶群问：主席还找女孩子玩？ + +　　汪东兴战战兢兢说：有张耀祠，主席照样找女孩子跳舞…… + +　　汪东兴欲言又止。 + +　　关于……众所听闻的大量事实，在1967年前，林彪、叶群不知道，但收到过部队文工团女演员的控告信。如1959年战友文工团有位女演员写了一封控告……信，经该团团长转给了林彪。林彪、叶群通过组织了解到上诉者，是一位一贯表现很好，很正直的女演员，于是便支持和要求该团团长对这位坚贞不阿的女同志加以保护。后来这位同志被悄悄调到了她丈夫工作的单位——八一电影制片厂。 + +　　至于空政文工团刘某某等人的许多故事，很早就有了。但林彪、叶群是1967年以后才逐渐听说一些，并对此极为震惊、嗟叹。林彪说：我以为1959年那件事以后，他已经改了。 + +　　1967年初，空军和全国一样乱得很，军委命令管不了，总理、林彪讲话管不了。林彪根据下面指战员的反映感到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不大称职，准备提请军委另选空军司令员，或推荐在才干和魄力方面，被群众称为“小刘亚楼”的替任空军司令（林办秘书和《空军报》社王启夫、杨森等许多人知道此事），但这位“小刘亚楼”因受罗瑞卿同志和刘亚楼同志一案的株连已遭诬陷揪斗，整垮了。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刘司令”、常带女演员们随便出入其邸找毛泽东同志的刘某某是保吴法宪的。她挨了打后，通过张耀祠，闯入其邸向毛泽东同志告状。她回来后就给叶群传达“最高指示”，说主席表态支持她们，说吴法宪是个好人，应该保，并叫她找叶群出面支持她们保吴法宪（江青、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人具体泡制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中有关吴法宪写的似乎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等不符事实的材料，在此且不提）。叶群与她初次相识不大相信有这种事，对此没怎么理睬，便去询问汪东兴是怎么回事。之后，毛泽东同志叫他的秘书徐业夫专门为此给叶群写了一封信。叶群留此白纸黑字为文字根据，存档备案。 + +　　江青及其一伙当时正在操纵支持和北京五大流氓、反革命分子有直接联络的军队“造反派”反党委。但是，叶群还是把江青请到了空军出面讲了话，江青表面上表示了对刘某某她们的“支持”。 + +　　（但江青及其一伙在暗中更为加紧支持“造反派”反党委。陆海空各总部两派都认为自己的后台最硬，干起来了。北京有名的“五一三”大武斗事件就是这么发生的。保党委的把反党委的抓了一批。） + +　　接着，我从不认识、从未接触过的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蒯大富等由李讷带着碰到我，蒯大富当着李讷的面气势汹汹地逼问我：“空军的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说：“我不知道，你去问空军‘造反派’头头吧。”蒯大富又问：“你到底是什么观点？”我说：“我很少接触运动，对情况不了解。” + +　　第二天他们的小报上就登出了被篡改了的我的话：对空军的运动，“林豆豆说‘我不知道，要问我妈妈。’”接着我收到了他们的一封匿名恐吓信。杨森等空军保卫部的人员去追查过。他们对我写匿名恐吓信，当然是有江青、康生一伙作后台的（五一三事件后接着发生震惊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事后汪东兴告诉过叶群，也是由于东湖宾馆内的风流韵事引起来的。可是谢富治、王力、江青、康生之流蒙骗了中央领导同志，完全抹杀了其事件的真相，此是后话）。 + +　　事情就是这么怪，军委命令管不了，总理、林彪讲话管不了的事，竟被一个传“最高指示”的不识几个字的平庸女孩管住了！改变了整个空军的局势，并波及了全军…… + +　　（从此，刘某某就开始找叶群。但她往往只能见到吴法宪。吴法宪说她是惹不起的“姑奶奶”。） + +　　1967年3月9日，毛泽东同志通过陈伯达在军级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了他的“最新指示”：“自上而下，各级都有这种反革命复辟现象”。江青、康生一伙掀起了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恶浪后，徐帅、聂帅、陈帅、萧华同志等和邱会作（还可能有地方老干部）被总理等领导同志保护在北京西山军队招待所时，毛泽东同志通过刘某某，要求吴法宪、叶群派一个高级干部“打入西山”，了解他所谓的“老机”、“老右”们有什么“活动”，互相之间有什么联系。对如此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的事，叶群和吴法宪只好阳奉阴违了。我之所以关注此事，是因为在林彪身体很不好的情况下，我感到有责任注意叶群是否又跟着干坏事了。 + +　　叶群要求吴法宪找一个比较正直、善良可信，对老帅和老干部有感情的人去应付一下。吴法宪和叶群反复商量了多次，叫正在被批斗、有严重肝病，上班有时晕倒，经屡劝不休息的王秉璋去应付一下。叶群对我说，叫王秉璋去，只是叫他借这个机会躲一躲，休息一下。王秉璋开始无论如何坚持不去，说叫他到老帅们住的地方去休养，实在不敢当。叶群说她和吴法宪给他说清楚后，他还是同意去了。 + +　　王秉璋去以前，叶群带着我去王秉璋家里亲自给王作慎重交代。叶群说：听说你还要坚持去“接触群众”，你病这么重，你不要那么傻了，张霖之、赵尔陆……许多省市领导同志就是因为听了“接触群众”的话，有些被害死了，有些被斗得终身残废，有的不知下落……首长尽为这些事伤心掉泪，爱莫能救，弄得身体坏极了（这是李文普等工作人员和我亲眼所见的，王淑媛、屈真、张益民、张云生、王之敬等许多工作人员说：“首长身体被弄得这么坏，就是心太善良了”等等），这次你就借这个机会躲一躲，好好休养吧……你给主席写信，尽量简单些，可不能瞎编，千万要注意保护老家伙，不要疏忽大意。 + +　　王秉璋连连点头，说：你的意思，我都明白了，清楚了，我是跟着老帅们打出来的，比起他们来，我算什么？！我这个身体活不了多久，宁愿我死，也要保护老帅，请你放心，请林总放心。” + +　　听叶群说，王秉璋为了应付差事，虽然每隔几天就写一封信，信是直接写给毛泽东本人的，但每次只写几句话，内容无非是老帅、老干部们“沉默”、“不说话”、“互不来往”等诸如此类话。叶群说王秉璋太老实，恐他信中误笔害人，她不能不把关。所以王秉璋奉命写的“情报”信，我才得以机会亲眼看过，并实在控制不住，对许多人说过和议论过。信写得非常简单，是用毛笔写的很大的字，没见有任何诬陷性的文词。 + +　　这些信是叶群叫我看的。叶群说：你看，刘某某这样的人多厉害！听说你们《空军报》社人人都在骂刘某某她们，你们可不能惹她，她要找你，你躲开就是了，再也不要在报社骂她，她要是打电话来找我，你就说我不在家。 + +　　刘某某在空军说了不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实话。但奇怪的是，她也公开散布些所谓“林副主席”怎么见了她的谎言。其实，叶群是尽可能回避她，生怕沾她，林彪就从来没有见过她。至于有一张林彪与刘某某等人的照片，那是因为在一次集会上，刘某某拼命挤到总理、林彪和江青中间，林彪不认识她是啥人，就被记者拍下来了。林彪事后对此很恼火，叫叶群尽可能烧掉这些乌七八糟的照片。当刘某某三番五次地求见林彪时，林彪、叶群连毛家湾的门也从未允许她进过。 + +　　更奇怪的是，1971年9月12日下午毛泽东同志是从上海回北京的，1972年底我在《空军报》社听许多人说，刘某某于翌晨也是从上海回北京的，可是她一回到北京就公开造谣，说什么她是“坐林副主席的专机回北京的。” （这不能不使人想起“九一三”后，江青、康生他们别有用心地大搞的张冠李戴、栽赃陷害的批判。他们在全国报刊上毫无事实根据地公开批判所谓林彪“生活糜烂透顶”等等，这纯属诬陷。林彪在生活上俭朴纯正，无可非议，这是众所周知的。关于这一点，我将举出林办工作人员人所共知的大量事实来证明“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康生、纪登奎、汪东兴他们是怎样颠倒黑白，嫁祸于人，诬陷林彪的。事实证明谁才是真正生活糜烂透顶的人）。对此，群众强烈要求追查，可是刘某某只承认了自己撒谎。至于她为什么撒谎，而且撒得那么巧，不但没受查究，她这个被毛泽东同志任命的空政文工团团长（本来纯朴无瑕的农村女孩，后来也成了空军有名的邵金辉任该团政委，也是1967年毛泽东说了话被任命的），文化大革命前的学员配角，集会时喜欢主动在台上表演令人恶心的“爹新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歌舞的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反而平步青云，有资格参加党委常委会议了。我在《空军报》社被批斗时，听说她是反林揭林有功。 + +　　有关这方面大量骇人听闻的事，叶群主要是从汪东兴那里听说的，其次是从吴法宪、余立金同志那里知道的，有些是刘某某找叶群，叶群难以回避时，亲耳听刘某某自己恬不知耻地说出来的（刘某某她们去毛泽东同志那里事先有安排，事后有记录，刘为了炫耀自己，使人相信，甚至顾不得忌讳，动辄翻着本子说，她们昨天夜里又去了十多个小时……主席又有“最高指示”了……所以空军机关不少干部到处流传：刘某某哪有这么多“最高指示”……），还有不少是全国各地有关人员反映上来的。因为像刘某某这样的人，严重干扰和影响着不少地区、部门和单位的情势，使领导人感到十分头痛。 + +　　至于“选人”的事，林办工作人员都清楚，林彪根本不知道。他听我说了一点后，气得发抖，大发雷霆，严厉斥责“选人”的事。 + +　　陈励耘等人“选人”的事，我听林立果等人说，是汪东兴直接叫陈励耘给毛泽东挑选女“服务员”的，以便替代杭州西湖刘庄“行宫”里文化大革命前进去的、几乎与世隔绝的老“服务员”。这种事，毛泽东常去的许多省市，几乎都有。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些事都是汪东兴、张耀祠下令、也许是传令叫干的（在毛家湾等地所兴土木，也是林彪根本不知道的。有关大兴土木的事，是经当时的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过，也是汪东兴、张耀祠下令或传令叫干的。对于全国各地修的高级别墅，林彪早就说过：“我住过斯大林的房子，住过蒋介石的房子。我们党这样搞，比蒋介石国民党还厉害！比苏联还厉害！”当林彪听说汪东兴亲自来毛家湾，看了地形，要在毛家湾大兴土木时，他对李文普、阳地、于运深、王焕礼等秘书专门交代：“谁要是在毛家湾拆旧房子，建新房子，我就叫谁把地片翻过来种玉米！”……王淑媛对王焕礼、阳地等人说：“不按首长的规定办，趁首长身体有病，背着首长修建房子的人，太没良心了！”就是叶群也没有同意汪东兴为了陪衬毛泽东同志的住宅而扩建毛家湾的工程计划。可是“九一三”事件后，在毛家湾大兴土木之事，反被诬为林彪的罪行，甚至精心伪照现场，进行展览，还拍成电影，欺骗全党和全国人民。其颠倒事实，栽赃陷害，可谓至极）。关于这方面的事，本不想在此提及，但鉴于有所谓“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用糖衣炮弹打中了我们党的领导”的说法，我不能不稍稍顺便提及一下。 + +　　（1969年汪东兴病愈后，就进一步给叶群讲了不少被叶群所称的“宫廷内幕”。汪东兴往往是单独给叶群讲的，我有时在场听到一些，或者听叶群回家说到一些。） + +　　（汪东兴对叶群说到关于总长时还讲过：对主席安全的事，左右都为难，对江青、李讷、毛远新、张少华 、毛岸青这些人的关系很不好处理，特别是主席找女孩子玩这些事……叶子龙、杨尚昆、罗瑞卿被整都与这些事有关。） + +　　1969年及以后，叶群拉着我对林彪说过：主席整掉罗长子原来是为了解除你的兵权，为先后搞掉彭、陆、杨、刘、邓、陶做准备的。就是为文化革命做准备的。都上当了！你那时老是想找主席保罗长子等人，你能保得住吗？！主席就是要以你的名义整罗长子，就像开始要以彭真的名义批什么“三家村”等，以刘少奇的名义批彭罗陆杨那样。你要是身体好，管事的话，像战争年代，像东北那样对主席，凭你那个思想和性子，早完蛋了！ + +　　叶群说：主席就喜欢和人单独秘密来往，喜欢自由自在地找女孩子玩。罗长子这些人只知道保卫安全，不知道主席的心理。好心好意关怀毛岸青，哪想到这还会得罪了主席。杨尚昆在主席房子里安录音机，也不是搞什么阴谋，搞什么窃听，是为了记录和整理主席的讲话，作为历史资料，哪想到政治上主席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主席当然嫌这样碍了他的事了！除了汪东兴、张耀祠那样的人外，像田家英、叶子龙、周小舟、胡乔木、杨尚昆、罗长子等这样的人和在他身边工作过的许多秘书不是被逼得自杀了，送去劳改的，就是被整垮了。过去谁想到“路线斗争”，斗来斗去，除了政治上不同意他那些“左撇子”、“拗相公”、苛刻人的作法外，还跟这些家务事、私怨的利害关系这么大！ + +　　叶群说：知道主席的秘密是最危险的。你和主席之间几乎从来不来往，除了集会，几年见不了一面，他从来不来我们家，你也从不去主席家，我看这样倒好。 + +## 我被迫抄的材料，后来听说印成了文件。为此，我同叶群吵开了，讲了她“说话不算数” + +　　叶群说：我也是被逼得没办法，只让看一看，后来印成文件，我也不知道。文件印发出去了，我也无可奈何。 + +## 关于林彪怒骂江青搞的“十条”，要和她拼了 + +　　1967年4月6日，江青他们主持搞了对抗和破坏军委八条命令的“十条”以后，江青亲自主持召开十万人大会，掀起了揪斗老干部的恶浪。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老干部和总长被残酷批斗。林彪听说后，拍案而起，说：“真是法西斯！我和几位老帅搞的军委八条命令连个屁都不如，什么副统帅！我正好耻于当这个副统帅！”他气得颤抖着身子，冲着门嘶喊着：“我去同江青他们拼了！”“我把江青、康生这些家伙拖到主席面前讲去，这样搞下去，我更负不了这个责！”“不让辞职，我还得提辞职！”林彪叫把汽车开来，李文普真把汽车调到了门口，但叶群死死拉住林彪，深怕林彪的愤怒声被周围的8341部队有些人听见了，并急得叫李文普千万不能让林彪上车。还叫李文普和郭连凯两个人分别用身子堵住两道门口，不让林彪冲出去（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样的事情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不少工作人员也参加过劝阻。林彪的病体使他的猛烈愤怒的状况转为严重虚脱，甚至发生急性心脏病而昏厥，这时叶群不得不用加倍量的安眠药使他安静下来，以免发生急性心脏病。林彪每次这样发怒之后，接着就一病几个月，精神上处于更严重的忧郁状态）。 + +　　林彪激怒之下呵斥叶群：江青他们是条大毒蛇！你是被他们缠住了，跟他们学坏了！……把罗长子整这么惨，是不是就是你害的？ + +　　叶群争辩说：江青算什么，十个百个，我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她不过就是仗着她的特权。罗长子，我怎么会害他？他那么高的地位，我怎么害得了他？害了他，对我有什么好处？主席说了话，许多人不都是跟着干？ + +　　林彪气得说：主席叫办，你就办？！你就被他牵着鼻子走？把军队都卖了进去？ + +　　叶群说：主席叫办的，要是不办，马上就得完蛋！就得垮台！ + +　　林彪说：完蛋就完蛋，人家都完蛋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完蛋？！垮了才好呢！省得辞职了！ + +　　叶群说：我们老了，完蛋不要紧，两个孩子可就惨了！ + +　　林彪说：人家哪个没孩子？！我们完蛋了，让小孩吃吃苦，受受锻炼，才好呢！我看几个有出息的孩子都是父母垮了的。像肖力（即李讷，毛泽东和江青之女）这样的，最令人讨厌，最没有出息（林彪对肖力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军队传“军队跟不上形势”，“17级以上干部都应该冲击一下”等话很恼火。肖力对军队传了上面神而又神的话后，全国掀起了揪斗老干部的恶浪，全国更乱了，军队也乱了。1967年7月，肖力带领一帮“突击队”到《解放军报》社夺权，在天安门城楼上以主席的名义逼林彪表态一事，一直使林彪气愤不已）。 + +　　叶群说：小孩是小事。你垮了，一大批军队干部都得跟着垮，这正是江青他们求之不得的。你这个“接班人”本来就是形同虚设，江青他们早安排好了人随时来替代你这个挂名的国防部长和“接班人”。 + +　　叶群说：总理对我也讲，一定要保住副帅，不然军队乱了，事情更不好办了，我这个总理更难当了。 + +　　叶群说：你不是要保老干部吗？你垮了，你还怎么保？怎么救？ +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一些林办工作人员知道，林彪和叶群经常发生这样的争吵。） + +　　（林彪问叶群：这样揪斗老干部，是谁搞的？） + +　　叶群说：是江青、中央文革“操纵的造反派”搞的。揪斗罗长子是一个什么“斗罗联络处” 的组织。这些组织打砸抢凶得很，坏得很，和北京的什么“五大领袖”直接联络的，和江青、康生、王力等他们直接联系的，江青、康生、王力接见过他们。这类斗老干部的组织各省市都有，有的坏头头是从监狱里跑出来的。去年军队院校十万人大会上，请叶帅、贺帅、聂帅、徐帅等参加了大会。叶帅在大会上讲了你是“众望所归”的话，批评了“造反派”。“造反派”当场就轰起老帅们来了。老帅们和我、刘志坚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当场逮捕了两个大坏头头，这下可得罪了江青他们了，街上马上贴出许多大字报来了，轰起老帅们来了，轰到我和刘志坚头上，说军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什么“革命造反派”，江青在中央大发脾气，说军队为什么把中央已经点名的“坏人”贺龙请去参加会议，现在江青、康生他们叫下面的“造反派”说你是“推行带枪的刘邓陶路线的头子”。 + +　　林彪说：说我是头子就是头子！打砸抢分子、特别是首恶分子，该抓的不抓一批，该毙的不毙一批，不足以平民愤。 + +　　叶群说：总理讲了，打砸抢分子，特别是有人命案的，泄露国家军事机密的，抢劫援外物资的，不镇压一批不行。 + +　　众所周知，1968年至1969年，全国处理了镇压了一批打砸抢首恶分子，这戳到江青、康生他们的痛处。“九一三”后，“斗罗联络处”这类组织平反了，但江青、康生他们对真正反对他们的干部和群众又进行残酷迫害和镇压。文化大革命初，有些人在实际行动上同“四人帮”勾得很紧，操纵群众干坏事，1968年至1969年受了点压，“九一三”后，江青、康生他们给这些人平反了，重用他们了，他们变本加厉地干坏事，直到“四人帮”完蛋，甚至在“四人帮”完蛋后，这些人又一直同“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勾结，唯恐有一天归还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因为归还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四人帮”及其一伙赖以发迹的神圣不可动摇的精神支柱就将摧毁了，于是这些人就在暗中拼命反对。听说，至今还有这样的帮派分子改头换面，混在军队少数各级领导班子里，把真正反“四人帮”的人打下去。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了，在他们看来似乎永远不可推翻的林彪冤案就成了他们现在唯一能捞的一根稻草，最后的一道防线。这些人出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承认，因为也不愿承认封建专制主义者，假马克思主义者，党霸、党棍们是怎样把我们党崇高的领导地位和执政资格破坏到接近零的边缘；他们不考虑，也不愿考虑收拾封建专制主义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是多么艰难。这些人对党中央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利用过渡阶段的正常的社会思想混乱，利用军队干部的封建保守思想，暗地里顽强坚持“凡是”的谬论，散布惊慌情绪和宣传开倒车，甚至咬牙切齿地咒骂党的正确领导，把反革命复辟的强烈愿望和随时把这种愿望变成行动的赌注押在某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年龄上，甚至扬言要拿起枪杆子，妄图借尸还魂——还封建专制主义之魂。这虽然是极少数，但能量很大，这不能不是最危险的分子。 + +　　1972年底，纪登奎、马宁（空军司令员）、诸惠芬（女飞行员、某航空兵副团长，后任中国民航副政委）直接领导下负责《空军报》社运动的曾积极参加“闹派”的程艳翠（北京军区262医院门诊部教导员）、金为华（《空军报》社社长）等人，在会上批我想替罗总长平反时说什么：罗瑞卿是反毛主席的，是大坏蛋，斗罗是革命行动，有什么错！却被林彪一伙打成反革命组织，我们这些人都跟着倒了霉！ + +## 我被迫抄写的关于总长的材料是不真实的 + +　　1965年12月以后，我极其愤慨地对王淑媛、张益民、张云生等许多工作人员和王启夫、杨森等空军的同志具体说了我被迫抄写的关于总长的材料是不真实的。 + +　　1968年9月后，因为林彪身体较好些，有一个较好的机会，我给林彪倾诉了上海会议两年来总长被整等林彪所不知道的事。林立果自己不敢讲，就极力鼓动和支持我讲，我不由边哭边对林彪讲，林立果开始还帮我说话，可是后来他见我说得“太严重”、“太多了”，见林彪含着眼泪气得全身颤抖，又要患病的样子，怕林彪又去揍叶群，就急忙哭着跪在林彪面前，还拉着我也跪在林彪面前，替叶群辩解。他对林彪说：妈妈胆子一向那么小，她怎么敢整总长，整掉总长，对她有什么好处？她和好多人一样也是被利用的、受骗的。妈妈还是忠于你的，特别是现在正在同江青、康生他们斗得厉害，她现在也知道过去弄错了，现在正在纠正……爸爸听了心里有数就行了，可千万不要去对妈妈发脾气，不然我们俩又要挨整了（林办工作人员和空军一些人都知道此事，李文普等秘书说我在家里，老是“捅漏子”、“闯大祸”，弄得我们都挨了整。他们都希望我尽量少在家里）。 + +　　但是林彪听我说后，震怒之下，还是拿东西揍了叶群，并向工作人员规定，从此不准叶群再见他。以后林彪就是好久不见叶群。后来还是毛泽东同志要叶群给林彪传达他的“指示”，秘书不敢阻拦，叶群闯入，才见了叶群。 + +　　叶群以满腹的苦衷和理由为自己辩解，保证她是没有多少责任的。 + +　　（我一直深切怀念罗总长。“九一三”事件发生前的一两天，我在北戴河对杨森、张清林说过：冤枉总长快六年了，不知总长的腿怎么样了，以后要是能见总长一面就好了。） + +　　当我说到我被迫抄的材料时，杨森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你尽挨整，你也有做坏事的时候呵。 + +　　我说：是啊，党内斗争太残酷了，连夫人、孩子们都无不卷进去了。 + +　　1972年2月，与江青、康生、纪登奎直接联络的谢静宜以主席秘书身份在玉泉山对我们说：“林贼垮台了，许多人都在闹翻案，反主席的哪能翻过来！”“刘邓陶、彭罗陆杨就翻不过来！”“林贼和他们都是搞反革命修正主义，都是反毛主席的。”“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谈了党内历史上的十次路线斗争，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其中就点了彭罗陆杨吗？！” + +　　（谢静宜恶毒诬蔑罗总长，说“罗瑞卿反林彪，是他自己有野心，想当国防部长”，说“彭德怀、刘邓陶、彭罗陆杨和林贼本来就是一伙”等等。） + +　　谢静宜这番话的用意是险恶的。他们是要给我写材料定框框，唯恐我在材料中泄露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 + +　　1972年8月，正当江青他们公开大批所谓“刘少奇一类骗子”、继续批罗总长是所谓“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的时候，8月26日我向总理主动说了我被迫抄写关于罗总长的材料的情况。因为有纪登奎、谢静宜、汪东兴等人在，当时处境极为困难的总理为了保护我，没让我多说下去。我只说了叶群（当时总政直政部李平主任也在场）。 + +　　事后我感到问题重大，见江青他们继续在蒙骗中央领导同志，使总长冤案不能昭雪，我内心不安，便多次向总政党委主动表示要求给我起码的条件，以便向总理写一个关于罗总长的材料。但是由于来自江青、康生他们一伙和纪登奎等人的侮辱、刁难，使我无法写这个材料。关于这一情况，当时李平主任和负责《空军报》社运动的“总政工作组”李珉，还有侯月娥、张荫华等同志和《空军报》小组的全体同志是知道的。纪登奎指使程艳翠甚至多次勒令我停止向周总理写关于罗总长的材料，而逼我给纪登奎写材料（纪登奎曾亲自点名或暗示，逼我揭发林彪、叶群和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彭德怀等同志“怎么勾结”、“怎么打得火热”的材料，我们对此予以拒绝）。金为华在会上多次批我说：罗瑞卿的材料，写那么长时间，有什么好写的，你不是给总理都说过了吗？！还写什么？不知你们搞什么鬼名堂？！你们就是拿这个对抗“批林整风”运动，对抗党中央。 + +　　1973年7月2日，程艳翠分别逼我和张清林：“是给总理写，还是给纪登奎写？”一日数次强逼我们给纪登奎写材料（其中就包括1973年6月18日纪登奎当众审问我关于1960年林彪和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去石景山钢铁厂参观是怎么一回事的“问题”。这当然是纪登奎和江青、康生他们反革命阴谋活动中的一小点），以至逼我几于死地…… + +　　（1974年1月2日我和张清林突然被分别隔离时，关于写材料一事，成了审查我的“第一个重点问题”，并于2月1日再次逼我于死地……） + +　　1972年10月，我开始写的这个材料中，已基本写到上述有关罗瑞卿同志的一些情况。这个材料在张清林处被抄走。但抄走前，已被张清林用他的字迹改写，怕落入江青、康生他们之手，招杀人灭口。 + +　　“四人帮”垮台后，我多次要求去北京，渴望见到我深切怀念的对我从小关怀备至的罗总长，向他倾诉以上情况。但是由于纪登奎、刘建勋（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革委会主任、武汉军区政委）及其一伙的严密控制（这些情况我以后再写），今天，我只能墨泪俱下，负负禀告于九泉之下的敬爱的罗总长英灵了。 + +　　总长被害一事，虽陈多言，但对整个林彪事件来说，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 +　　我知情况和记忆有限，细节小处可能有出入，供查核。若有质疑，我们愿意回答任何问题。 + +　　（郑州市委李宝光、徐学龙同志并） + +　　（河南省委段君毅、胡立教、赵文甫等领导同志：） + +　　呈上请刘敏同志转呈总政收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一材料，恳请一阅。并呈请转北京于凌宽同志。 + +　　把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真相告诉党，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早就说了写这个材料，因年深久远，为力求尽可能客观准确，加上纪登奎、刘建勋及杨顺阳等人遗留下来的细小干扰，以及身体经常不好，写的时间长了，材料中写到有关情况时，由于联想，顺便作了些简单的插述和倒述，其详情将后述。 + +　　文责自负，恳请省市委批评指示。 + +　　（致共产党人的崇高敬礼！） + +　　 张清林、林豆豆（1980年）6月17日 + +　　刘书记：我们主动陈述的有关罗总长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材料，因病实难以执笔，未能预期如意，呈望恕谅。三天左右定可交上了，字数约二万五，烦请复告于凌宽同志。 + +　　（敬礼） + +　　 林、张1980年7月1日 + +　　（于凌宽同志：） + +　　送上请刘敏同志转交的《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一材料，请收。 + +　　把我所知道的罗总长被诬陷和迫害的真相告诉党，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早就说了写这一材料，因年深久长，为力求尽可能客观准确，加上身体经常不好，写得很慢。 + +　　关于这个材料的两个附件和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第三部分将于8月1日左右送上。我们将摆出充足的事实和法律根据，证明林彪根本不是所谓“野心家、阴谋家”，根本不是所谓搞“反革命政变”的。这个观点，我们早已表明，并已多次要求去北京申诉，倘若是出于继续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不让我们去北京，届时必须全部承担由此而耽误了弄清林彪事件真相的时间，以至干扰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的一切责任。请呈报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 + +　　文责自负，恳请总政党委批评、指示。 + +　　（致共产党人的敬礼） + +　　 林豆豆张清林1980年7月17日于郑州汽车制造厂 + +　　来源：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美国明镜出版社2012年9月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8.txt b/CCRD/0/8/16/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300895a96735ea853b62958610be05cb082654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8.txt @@ -0,0 +1,123 @@ +# 米家农: 我的检查交代 + +　　1970年9月，林立果到达广州住在民航机场开始，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前，我在追随林立果篡党夺权的活动中，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路线错误，九年来，经党组织对我采取了“隔离审查”、“逮捕关押”和教育挽救。粉碎“四人帮”后，对林彪、“四人帮”的揭批查运动中，揭发出他们搞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大量罪恶事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党的实事求是，发扬党的优良作风，认真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和开展学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教育后，认真系统清理、检查我在这场十分复杂和十分尖锐的路线斗争中所犯的政治错误，对党的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和后果。寻究根源，总结经验与教训，痛定思痛，痛改前非是非常必要的。我自15岁起，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参加革命开始，经党数十年的培养教育，万没有料想到在“文化大革命”中竟犯了如此严重的政治错误，实在有愧于党和人民，也对不起过去艰苦战争岁月中一起战斗流血牺牲的战友，令人甚感痛心。现将我所犯的极其严重错误及罪行事实检查交代如下。 + +## 一、十个月中林立果四次南下广州，为林彪篡党夺权，搞串连阴谋活动，我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并掩盖了他的阴谋活动。 + +## 1.我与林立果的认识和结合 + +　　1970年9月下旬，林立果秉承林彪的黑旨意，打着所谓搞“调查研究”的幌子窜到广州，住在白云机场候机大楼小宾馆。这是我与林立果认识和接触的开始。这年林立果曾两次到过广州。第一次是9月下旬至10月2日，约住了10天。第二次是11月初至27日，住了20多天。1971年5月至7月，他又先后两次到过广州，这两次他本人和死党刘沛丰、于新野、李伟信等住在白云山上，但其吃饭和生活用品仍由民航供给。他的随从人员还是经常不断地来往于白云机场。 + +　　林立果到广州的初期，我把它仅当作上级交给的一项临时特殊任务领受承担的。民航总局和广州空军的首长都有交代和具体安排。刘锦平（民航总局政治委员）和王璞（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都指示过，要把接待林立果的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注意搞好对他的生活照顾，要保证安全和对外保密。在经济开支上，王璞给王斌（民航广州管理局局长）讲过，广空拟拿出两万元给广州民航，作为对林立果的生活开支使用。经陈伯羽（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转达和龙道权（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广州空军党委常委已经研究，规定林立果住在广州的生活开支费用，统由民航开单据向广空报销。我当时心里琢磨，看来林立果这个人还真是有点儿不简单。空军的一个副参谋长（胡萍）亲自驾驶一架伊尔18型专机护送到广州；专机落地，又立即受到广空司令员、政委领着参谋长、主任和处长亲临停机坪迎接。林立果在空军是一个闻名和“杰出”的人物，又是林彪的宝贝儿子，和由他亲自派下来的，真是够格的。林立果不去住到广空已经为他准备好的竹丝岗招待二所的一栋小楼房，而要住在机场民航，这也说明了林彪对民航在政治上的信任。我寻思：我们一定要尽心竭力做好对林立果的接待工作，千万不能出一点儿差错、漏洞。我与王斌商量决定（向常委作过汇报），挑选和指定得力干部和精明的服务员负责招待他，保证搞好他的饮食、住宿、生活供应和安全。再增添一点车辆辅助交通工具的不足（广州空司已给他派了两辆轿车和一辆北京吉普车，他们说人多不够用）和按照他提出的要求尽量办理好外，还得把他的那些随从人员也照顾好，使他们都感到满意。 + +## 2.林立果在白云机场搞的阴谋活动 + +　　从外表看，林立果这个人装得道貌岸然，少言寡语，好像一本正经。据我观察和服务人员反映：林立果和他的死党周宇驰、李伟信及程洪珍、王永奎、许秀绪、陈伦和等一伙（刘沛丰和于新野是1971年6月林立果临离广州前才到的）与外面人员来往接触和活动情况是，顾同舟和陈伯羽是他们经常的不速之客，关系异常的密切。林立果在宾馆先后接见过的人有：广州空军和总局的一些领导干部，广州空军党委常委，广空司政机关的部、处长和总局机关到广州的部、处长；空军驻广州地区的一些军师部队和南京、武汉空军一些部队的领导干部（其中少数人还同他们一起吃过饭）；空军司、政、训练三大部到广州参加空9师现场会的部、处长。林立果一伙外出活动的规律及特点是，他们多是单人（林立果出去时，一般是双人，多由周宇驰陪着）自己开着汽车出去。他们都会驾驶汽车，不要广空和民航派的司机。他们的活动经常是神出鬼没，忙忙碌碌，常来常去，鬼鬼祟祟，出没无常。其中尤以李伟信的行动更为突出，神秘莫测，日夜活动，频繁不停。有时碰见面，问他们上哪儿去，他们只是含糊其辞地应付流露一句，上广空去，或说到技术五团去，或说去沙堤（空9师驻地），其余别的话就再不说了。实际上他们究竟到哪些地方去，同一些什么瓜葛来往，干一些什么勾当，除了他们自己外，外人是不晓得的。他们的口径都是一致的，个个守口如瓶，密封不漏。他们平时除翻译陈伦和经常留在房间里守电话和看管东西外，其它的人多是除吃饭和睡觉回机场外，大部分的时间经常是开着汽车到外面去活动。 + +## 3.我追随林立果活动的思想演变过程 + +　　在1970年6月以前，我多次上北京参加空军党委扩大会议时，曾听到空军首长和空军机关的一些干部对林立果的不断赞扬和宣传，也看到过他为空军党委起草的“作战文件”，在脑子里对他产生一个好感的印象。1970年8月，副局长高天雄从北京参加总局召开的会议回到广州，在常委会上传达说，吴法宪、王辉球在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对空军各大部的领导干部讲，林立果是受林彪的派遣委托，为了加强空军的建设来的，各大部对林立果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和执行。9月，自林立果来到广州我同他认识和接触之后，他的外貌仪表、待人接物、伪装的一种假象，又把我给迷惑了。当时误认为这个人还有两下子。我心里想过，不然年纪那么轻，为什么能当空军的作战部副部长，又是空军党委办公室的副主任呢。 + +　　1970年11月14日，“616”飞机发生事故后，通过一些事情的处理与接触的反映，使我对他产生一种感激和敬意的心情。由于事故的发生，我当时身上的压力感到很大。周宇驰在电话上向我转达说，林立果原已决定一二日内回北京，因广州民航出了事故，他决定推迟离开广州，以表达对广州民航的安慰和关心。我听了后，顿时深受感动。事故善后工作结束后，林立果又主动提出要把广州民航作为他贯彻关于进行路线教育指示的一个试点单位。我情不自禁地感谢他从政治上和工作上对广州民航的支持和关心。11月27日，他临离开广州的前夕，接见管理局常委时又夸奖和赞赏广州民航“突出政治好，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他还甜言蜜语把广州民航称为他的“家”，并假惺惺地说，他以后还要常来这个“家”的。死党周宇驰跟着在旁边趁机卖乖插话说：“有人讲，摔了飞机就一切等于零，北京如果有人要拿这次事故刁难广州局的话，到时候立果会出面说话的。”王斌就势赶热接上说，我们想到空9师“学习取经”去。听说他们的经验对外保密，请立果为我们搭个桥。林立果立时装模作样得意洋洋地说，空9师的经验对别人保密，但对广州民航是不保密的，对你们可以无保留地全部开放。1971年5至7月，林立果又先后两次到广州时，接见了广州民航所属各省（区）局和各大队的领导干部。这次，他又花言巧语地把广州民航封为他的“根据地”。7月初，他到空12军前还在机场宾馆单独接见了我（李伟信在场）。他询问了广州民航听到有关上海的一些情况和订阅《文汇报》的反映。他还给我透露说，有人提出准备把王洪文抬出来当接班人。我曾暗自沉思过，他竟然能够把这样的问题讲给我听，这说明他对我已不同于一般的人看待了。自林立果住广州民航起，我与他挂上钩以后，他的死党周宇驰和于新野在1971年的上半年曾零星地给我散布过一些流言蜚语。谈过的问题主要内容有：所谓党内路线斗争的实质，就是“两杆子”（指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的争权斗争；有关江青的生活豪华、不正派和作风霸道；吴法宪在华北地区批陈整风会议上犯了错误；林立果同55军军长、政委的谈话内容等。我听了这些小道消息以后，曾暗自推测他们敢于把这些属于中央最高领导层极端机密的情况泄漏给我，一定是得到林立果点过头的。不然，他们是不会给我讲的。这也说明了林立果对我的信任。我就这样不知不觉中受到他们的感染和影响，潜移默化，一天一天地慢慢地与他同流合污了。我为林立果在广州活动住在宾馆提供了各种方便，并掩盖了他的阴谋活动。我当时还错误地认为林立果是林彪的代表，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员。他住在广州民航，我能够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及其派下来的人，做些自己工作职责范围内力所能及的事务工作，这是我对党应尽的义务，是义不容辞的，也是我的幸运。如此发展，最后我竟陷到不能自拔的境地。 + +## 二、广州空司为林立果盖房工程中我应负的责任 + +## 1.事实经过 + +　　1970年11月，我接到刘锦平的电话指示（他的秘书程兆贤传达）和民航总局后勤部长李一民写的信。他俩说，总局拿出两万元钱和材料，为林立果在广州搞技术革新盖房子用。要广州民航把款、料垫出交给广州空司管理处长陈伯羽，待房子工程竣工后，由广州民航后勤部向总局后勤部结账。这个任务我接受了。我把它交给了广州民航后勤部长赵德保承办。听说，这项工程是由林立果、周宇驰和王璞、顾同舟、陈伯羽一起研究、勘察选址、设计、定点的。修建工程由顾同舟、陈伯羽负责组织施工的。广空高炮10师部队参加了修建。1971年3月中旬，我临去总局开会，当工程快要结束前，陈伯羽曾带我上白云山去看过一次。我看到高炮10师部队正在工地施工。我又上去过两次。一次是听说林立果在山上拉肚子病了，我与何本支一起上去的。没有让进房子，只在外面的凉台上呆了一会儿，也没有见到林立果本人。另一次是刘锦平到广州，我陪着他上去过一次。林立果没有在广州，只看到王永奎和许秀绪在山上。这栋房子的地址，选在广州空军技术五团驻白云山顶峰部队的营房旁边，环境清静幽美，凉爽隐蔽。还有空军部队为其守卫警戒，真是保险安全无虑。房产由广州空司管理。我没有到现场以前，只是听说为了搞技术革新用。但上去看了之后，我认为根本不是什么为了搞技术革新盖的，实际上就是一栋小别墅。1971年9月初，赵德保给我讲，广州空司派人拿着工程修建开支费用单据跟他们结账来了，花了是7万元，不是2万元。他在电话上问我怎么办，给不给结账？我当即明确答复说，这个账现在不能结，刘政委和李部长两人交代的都说是2万元，他们超过了这样多，咱们无权负担这个责任。待我向刘政委和李部长报告请示过以后再说。我还没有来得及向刘锦平与李一民报告请示，“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 + +## 2.我应负的责任 + +　　我的错误就是领受了总部交给的任务。按照刘锦平和李一民的指示，告诉赵德保把2万元款交给陈伯羽。广州空司盖房子工程修建费超支了那样多，我不知底。陈伯羽从未向我露过底。我没有同意结账，我也没有在工程竣工单据上签过字。这是财会账簿制度的手续嘛。盖这个房子的用途起因和勘察选点、组织设计、施工等我没有参与过。广空的人也没有哪一个人给我讲过。至于为什么要民航出2万元，绕了个弯子交给广州空司，为林立果搞技术革新盖房子，刘锦平和李一民也都未曾给我讲过。 + +## 三、向广州军区、广州市革委会请求拨给民航和修复使用白云水库沟里房子工程中我的错误 + +## 1.提出为林立果建房的始因与经过 + +　　1970年12月，局长王斌给我说，他考虑到林立果以后会经常要来广州的，如果继续在候机大楼的小宾馆住下去，是有诸多不方便的。他打算向总局要点钱给林立果另盖一栋房子，作为他再来广州时专用。王斌问我同意不同意。我答应他说同意。1971年1月初，总局后勤部修建局长张宝田和副局长陈仲仪到达广州。经商谈后，他俩欣然同意，爽快答应。总局拨款出料，由广州民航负责选址、设计和组织施工修建。至于总部答应给多少钱，具体数字我不知道，因为是王斌和他们商谈研究的。 + +　　1971年2月周宇驰到广州时，我便把上述情况给他讲了。他立时很感兴趣，问到陶铸在机场东侧白云水库沟里有一栋别墅的情况（候机室服务中队曾拉到沟里搞过战备演习，他是听服务员讲才知道这个房子的）。他问我去看过没有，我说没有去看过。他提出要去看一看，我就陪着他一块去看了（王斌这时正在北京开会不在家，我把沟里房子的情况打电话告诉了他）。周宇驰回北京后，他又把情况给林立果汇报了。他又打电话到广州说（经陈伯羽的口转告的），林立果同意把水库沟里的房址、产权要过来，至于怎样修复，等他以后到广州看过再定。我按照周宇驰的电话，一次趁着军区首长到机场迎接专机的机会，我向广州军区丁盛司令员、任思忠政委和黄荣海副司令员（兼广州市革委会主任）提出请求，把白云水库沟里陶铸、林西和广州市城建局长的三栋房子（门窗、墙壁、地板已遭到严重破坏），拨给民航修复管理使用（因军区司令部作战部已经划给了广州市邮电局，王斌从北京回到广州又与作战部王部长进行了交涉），得到军区首长和广州军区司令部同意后，又经广州市革委会批准办理了正式手续，把房产拨给了民航。1971年5月，李一民到广州时，王斌领着他到现场去看过，得到他的支持和称赞。6月初，我还领着刘锦平也去看过。王斌把这项工程情况向常委作了汇报，经研究后又定由王斌和副局长高天雄负责领导组织施工。我曾思量过，这个房子的地基、四面墙顶和水电管线都是原有的，只是把陶铸的那栋（主房）花钱多一点，另两栋照原样修缮好即可。另外，新增建一点服务员的住房和伙房，这样比新建房子花钱要省得多。修复工程于1971年8月开始动工不久，“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正在施工中，我和王斌去现场告诉把工程停下来。 + +## 2.我的错误 + +　　（1）1971年2月和5月，我曾先后陪同周宇驰和林立果到房址的现场勘察过，并在常委会上传达了林立果看过房子后提出修缮方面的意见。 + +　　（2）我主动出面向广州军区首长和革委会主任提出请示，把水库沟里的房子拨给民航修复使用。 + +　　（3）我审查过后勤修建处搞的修复施工图纸。 + +## 3．我对这项工程积极态度的思想动机 + +　　（2月间，同周宇驰到房址的现场察看时，我听到他称赞沟里的环境清静优美，还自言自语地低声叨咕了一句“这地方首长来也可以住的”。我领会到他说的“首长”指的是林彪。这就促使我要把这个房子修缮好的思想。另外，听说空4军在虹桥机场建有一栋别墅。林彪到上海时，别的地方都不去，就住在虹桥机场。我心想如果这房子修好的话，林彪来广州时能够住上一次，也算是为民航增添了一份荣誉。） + +## 四、声嘶力竭保林彪，狂热吹捧林立果 + +## 1．借搞路线教育，为林彪大唱赞歌 + +　　1971年1月，我按照林立果的布置，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进行一次路线教育的指示，办了两期干部学习班（第一期是我主持的，第二期由副政委李心从负责）。学习班还学习了陈庆军带到广州的一份中共中央文件（发省军级）周总理在九大对林彪的历史“功绩”评价的专题发言。整个路线教育的学习内容，集中和突出地宣传了林彪的所谓“英雄历史”，“一贯正确”“光辉榜样”和“捍卫接班人地位”问题，为林彪大唱赞歌和歌功颂德。 + +## 2．死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 + +　　1971年8月，我在广州局直一次干部会上（70多人参加），作了一个所谓“向林立果学习”的发言（我的发言提纲是根据王璞7月在空9师现场会上的讲话，和周宇驰5月在管理局干部中心学习组介绍林立果的有关材料，由办公室张春堂综合整理成的。九一三事件后已上交广州军区）。这个发言，通篇是胡说八道，荒谬绝伦，流毒很深。我除了吹捧林立果外，还讲了当前有一股所谓有人反对林彪的逆流问题（这是从林立果7月在汕头与55军军长杨绍良、政委钱光第谈话记录中来的）、并提出说要顶住这股所谓逆流。我还荒唐愚蠢地说，要以毛主席提的“五不怕”精神，死保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我当时讲这个问题的思想动机是，根据林立果给我散布的针对“有人准备要把王洪文抬出来当接班人”而讲的。王洪文这个人，我从来未见过。但以往从民航、空军一些人的传说谈话中，听到不少有关他在上海的劣迹和霸道、极不正派的作风。听说要把他抬出来准备当接班人，我是不服的。事也凑巧，他与广州民航发生了一件有牵连的事情。1971年这位上海“工总司”的头目访问阿尔巴尼亚回国途中经广州白云机场，候机室的服务员不认识他，没有另外特殊招待他，引起他对广州民航的不满。回到上海后，他立即给康生写了一个报告，诬告广州民航候机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至今还用“红卫兵造反派的粗暴动作”对外宾旅客进行宣传演出。康生当即把王洪文的报告批转给吴法宪。7月初，吴法宪在空军学院千人干部学习班大会上传达中央外事宣传工作会议精神讲话时，大动肝火，当众宣读了康生的批示和王洪文的报告，严厉斥责了民航。我认为，王洪文这个人当接班人是不适当的。 + +## 3.我受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影响和冲击的开端。 + +　　1970年8月，空军在北京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声势浩大的“三代会”。大会开幕前首先播放了林立果在空直机关的“讲用报告”录音，和空军政委王辉球“向林立果学习”的吹捧讲话，陈绥圻（吴办主任，吴老婆）代表吴法宪在空直机关大会上敲响的“向林立果学习”、“向林立果致敬”等定调宣扬的口号，空军副参谋长兼党委办公室主任王飞在主持“讲用报告”会上的开幕词、闭幕词。刘锦平在“三代会”上播放录音时作了动员讲话，显得异常的热闹和隆重。嗣后，又听到吴法宪说什么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为空军放了一颗政治卫星”的奇谈怪论。民航总局党委也不落后，紧跟着根据录音全文整理出“讲用报告”的记录本，和空军领导人的吹捧宣传讲话记录，印发到下面要传达组织学习。上面搞的这一连串的紧张活动，使我不由地对林立果产生了一种“好感”和“学习”之意。 + +## 4.两次“取经”与登峰造极 + +　　1970年12月和1971年7月，广州民航先后两次派人到空9师参观“学习取经”。第一次是1970年12月初，王斌在常委会上主动报名带队和副局长崔双记去沙堤机场参观“学习取经”。他们回来后，局直召开大会宣传介绍了空9师学习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所谓“先进经验”。空9师提出了什么“学习林立果首先要培养对林立果的感情”，没有“讲用报告”本子，就发动群众人人动手抄，口号是“抄一份对林立果的感情就增一分”；一些基层单位还采用业务对口方法，介绍了空9师空地勤各类人员和所谓学习典型经验。我虽然没有去过空9师，但我是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的。我告诉办公室把查全伦翻印的在白云机场存放的“讲用报告”铅印本，下发给各单位1000多本，解决学习没有本子的问题。第二次是1971年7月，由参谋长王宝珊带队去沙堤参加空9师的现场会。王宝珊回来后，照例又向常委作了学习汇报。他说，现场会由广州空军司令员王璞、副司令员林虎和参谋长顾同舟主持。林立果为广空出谋划策，对会议进行了指点，并派人作了具体的帮助。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广州空军所属的军、师单位和广州民航派代表外，还有南京、武汉和昆明空军一些部队的负责干部。空军作战部、空政组织部和空军训练部的三个副部长率领处长、秘书近20人出席会议。现场会的气氛，充分表达了对林立果浓厚的敬仰之意。广州民航在这股狂风浊浪冲击和蛊惑人心煽动下，认为广州民航是受到林立果信任的，并被称之为“家”和封为“根据地”的一个单位。在学习林立果这个问题上，当然不能落后。我在这种紧跟追随和不甘掉队的思想支配下，头脑发热膨胀，推波助澜，发展到登峰造极。我竟然荒唐可笑地提出什么要搞所谓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周年的讲用活动，并批转了湖北省局和第16飞行大队的一些所谓学习典型材料。1971年5月底，我还干过另一件愚蠢荒谬的事情。程兆贤当着刘锦平的面给我说，他已经给办公室张春堂作过布置交代，要他把林立果在广州民航的几次谈话接见记录和活动纪事注意收集起来，以免失落。他说给我也打个招呼，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我答应他说，好嘛。我也给张春堂说过，照程兆贤布置的办。 + +## 5．我对宣传队的错误 + +　　管理局的宣传队不是编制序列的正式单位，仅是一个为了应付总局的文艺会演，临时组成的宣传文艺组织。宣传队的领导干部和成员，都是从各单位和刚入伍新兵中挑选来的。共80多人。1971年3月正式成立，“九一三”事件后，于9月26日解散。其寿命仅有半年的时间。管理局常委分工，由副政委李心从和政治部副主任王曙勃负责领导。 + +　　检查我的错误主要是：1.由于我对林彪、林立果的狂热追随和大肆宣传、庸俗吹捧的流毒影响，造成宣传队对这一对政治骗子的盲目崇拜和迷信，使青年人的纯洁心灵严重受到政治毒素的污染。2.在我的授意下，宣传队搞过学习林立果“讲用报告”和林立果假仁假义给宣传队送人、送录音机、送马列著作六本、学习辅导材料和接见后写过“效忠信”荒谬愚蠢的活动。3.我还打算按照刘锦平1971年5月到广州时召集宣传队干部和骨干分子开座谈会提出的，宣传队参加总局文艺会演后不解散，要继续办下去，把宣传队还要办成一个所谓抗大式的学校。 + +## 五、受极左路线流毒影响的检查 + +　　我主持广州民航局的工作期间，受极左路线的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在对人的问题处理中，发生冤假错案肯定是有的。因我远离工作岗位已经9年多，且手中又无材料可查，现仅凭回忆和用力沉思，粗浅检查到的错案类型有：因家庭出身、社会关系和本人思想言论错误问题，被停飞、错误定性处理的；因参加文艺演出喊错口号，被错定为反革命性质处理的；审查干部和清理阶级队伍中，被错误定性处理的；以所谓“恶毒攻击”言论被错误定为反革命案件而受拘留、逮捕或判刑处理的；由空军和总局直接掌握的全国“两航”起义人员叛逃专案有牵连的。 + +　　检查我的错误主要是：有宁“左”勿右，认为严比宽一点保险，缺乏实事求是的思想，怕发生空勤飞行人员叛逃政治事故；偏听偏信，定案前缺乏亲自动手，认真进行调查研究，对事实证据反复仔细查清搞准，对人的处理不慎重，不负责任；对有的人在处理中，与上级领导机关发生有不同意见时，提过两次意见不被采纳，就不坚持了。 + +　　……“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我衷心接受党组织对我的严格审查、定性、定案和处理结论。我坚决遵守1938年5月5日（16岁时）在延安入党宣誓时向党旗举手宣读过的“服从组织”誓词，自觉地听从党的一切指示号令和安排。党如果还能给我一条出路的话，我将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当一个遵纪守法的老百姓。 + +　　（附录1） + +## 我的申明 + +## 米家农 + +## （1980年8月31日） + +　　我认为，我写的有关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揭发交代材料，均应以1980年8月20日上交的《我的检查交代》为准。凡在过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写的材料应作废或重新审理。理由是： + +　　一、因为过去是在“四人帮”当政时期写的。当时办案原则和专案组人员反复交代的政策，是“不管问题有多大，主要看态度”。现在以天渊之别的三中全会提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衡量，两者显然是根本不同的；且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是相违背的。 + +## 二、过去写的材料，是当时在围攻挨斗和指供逼供情况下写的，还有一些材料是由专案组指定问题，具体内容及规定写法，和经他们修改过以后又责令重新誊清上交的。显然这些做法都是与党的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的精神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相符合的。 + +　　三、我的思想认识糊涂有责任。过去曾抱有一种幻想和侥幸态度，误认为“不管问题有多大，只要专案组提出需要，叫写就写，说明态度好，能得到宽大处理”。至于材料是否完全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由此可能引起会产生其他别的什么不良后果则考虑得不够。为了能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对过去那种不符合实事求是违心的做法，我现在应当主动向组织上申明改正过来。 + +　　（附录2） + +## 对1980年8月31日写的《我的申明》的补充说明 + +## 米家农 + +## （1980年9月15日） + +　　一、“凡在过去”时间是指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写的材料。不包括1980年2月27日以后，公安部、总政保卫部新的专案组审查我的问题写的材料。 + +　　二、过去“围攻挨斗”是指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在广州军区学习班。 + +　　三、过去“指供逼供”举例主要有： + +　　1.1971年冬，被关押在广州军区沙河监狱中，专案组数次指供逼供我写的“关于林彪反革命政变计划”。这个材料我当时在被逼供情况下瞎编写出的。 + +　　2.1972年2月，丰台专案组为了制作供中央首长听的录音“关于陶铸别墅情况”那份材料，是经专案组指点修改两次后，又要我誊清和念的。 + +　　3.1972年春，亚疗专案组把我在广州、丰台写的有关涉及江青的合订档案中抽出退给我让销毁，又要我重新编写材料补进去，并责令我另写一份“检讨”附上。 + +　　4.1978年3月，亚疗专案组把我1972年2月在丰台写的综合交代材料和另一份材料（关于毛主席同广州军区首长谈话指示记录和王斌传达顾同舟让准备机组问题）给我，要我大加压缩。规定我把数十页压缩到不超过3页。我压来压去，说不清问题，还有4页。上交专案组后，从问题观点、顺序和写法暗示我写成一个“关于我参加林彪武装反革命政变”的交代材料。专案组对我写的第一稿（压缩稿）作了大的变动修改，要我重新誊写为3页。专案组亲自到我的房间里把材料收走（这是从来没有的），并当面把经他亲手修改过的原底稿也要走了。 + +　　来源：原载《昨天》（网络刊物），2019年9月30日第138期（增刊）。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09.txt b/CCRD/0/8/16/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e4a0a11cdc6435bdc53633091fffe1c4746df5 --- /dev/null +++ b/CCRD/0/8/16/000009.txt @@ -0,0 +1,65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关于周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周明同志原任昭乌达盟委书记，1968年1月昭盟成立革命委员会时，任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0年6月后，改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盟委副书记、书记，1978年9月调任大连工学院党委书记。 + +　　周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有一系列错误，给昭盟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昭盟的干部和群众对周明同志的错误，过去在不同场合，利用不同方式曾多次提过批评、意见。1979年2月在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盟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与会同志又提出了严肃批评，要求上级党委对周明同志的错误，进行处理。1979年3月，辽宁省委组织部通知，要把周明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整理上报。1979年6月4日，昭盟盟委上报了《关于周明同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错误的报告》。昭盟划回内蒙后，1980年1月7日，内蒙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函，要求对周明同志的错误调查核实，提出处理意见。盟委随即责成盟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周明同志的错误进行调查。1980年4月下旬，自治区党委又派4名同志来协助工作，在盟委领导下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先后经过8个来月的调查核实，周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主要事实，已经基本查清，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 一、关于周明同志在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上攻击诬陷乌兰夫同志、攻击自治区党委的问题 + +　　周明同志是1950年调来内蒙工作的，担任自治区党委农牧部副部长、党委秘书长多年，对内蒙的情况、对乌兰夫同志的情况是了解的。但他在1965年5月至7月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却不顾事实的攻击诬陷乌兰夫同志、攻击自治区党委，为制造“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冤案提供了所谓的事实。我们查到，他在两个多月的会议上，在中小型会上有过8次较系统的发言，有一次大会书面发言。 + +　　周明同志在6月25日大会书面发言中说：“乌兰夫同志所犯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是有指导思想，有政治路线，有组织路线的系统的修正主义错误，是搞民族分裂，是搞政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适应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需要的。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背离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和主席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阶级斗争的指导方针，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治路线（亦即政治纲领）就是去年12月批转呼和浩特市委有关民族问题的报告，今年上半年工作要点，和重新印发‘1935年宣言’。……上半年工作要点，就是要以生产代替、对抗、反对阶级斗争，以民族问题代替、对抗、反对四清，以反大汉族主义来搞民族分裂主义。重印‘1935年宣言’，并且要按这个宣言来检查民族工作，就是要搞民族分裂，就是要走叛党叛国的道路。”他说“乌兰夫同志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犯这个错误不是偶然的，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个人野心和领袖欲严重发展的结果。是由来已久的。长时期以来乌兰夫同志就执行着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乌兰夫同志长期以来对毛泽东思想、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有抵触的，并且从实践证明他是站在对立面的。……他实际上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打着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反毛泽东思想。”他还说“乌兰夫同志居功骄傲，个人突出，有强烈的领袖欲和个人野心。……把自己放到了代表党、代表党的民族政策、代表‘蒙古民族走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极不恰当的地位。……由于个人野心和领袖欲发展，他就把自治区看作独立王国，不准上级插手。……和上级若干部门和友邻省区关系闹得很紧张是从此产生的。”他还说“乌兰夫同志为了实现他的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在组织上就搞宗派主义，搞少数人的‘家天下’，搞阴谋，搞权术，搞政变。……用组织‘代理常委’的办法，用精兵简政改组人委机构的办法，实现了一次篡党、篡政性质的政变。……经济计划权，农牧林业领导权，文化教育权，无产阶级专政职能机构领导权，都落在一小群宗派集团手里。”“我们同乌兰夫同志错误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是政变反政变的斗争，是关系到自治区1200万人的命运，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的斗争。”（原文存内蒙档案馆11－20－554，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20页） + +　　6月29日，周明同志在中型会议发言中说：“乌兰夫同志站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立场上考虑土旗问题，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上来看的。很久以来，就有一个观点，看法，就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不分阶级地看土旗问题。并且包庇牛鬼蛇神，地、富、反、坏，打击一批人（原文存内蒙档案馆11－20－1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页）在7月9日中型会议上他说：“乌兰夫同志打击人有3个办法：一、工作刁难。……二是精神折磨，……。三是政治陷害。”（原文存内蒙档案馆11－20－22，见证明材料主卷第39页） + +　　在7月7日和7月8日的中型会议上，他还多次追逼乌兰夫同志“把搞政变的阴谋，什么时候有的，想搞到何时，下一步如何打算，交代清楚。”“代常委是怎么搞的，下一步怎么搞，你也是有打算的。应把主导思想讲出来，政变要搞到什么程度，应把轮廓谈出来，然后再谈细节问题”（原文存内蒙档案馆11－20－20、11－20－21，见证明材料主卷第40－41页）。 + +　　周明同志在前门饭店会议上的书面发言和中小型会议上的发言，把乌兰夫同志和自治区党委四清以来的重要工作部署和安排，诬陷为反党叛国活动，并罗织种种罪名，对乌兰夫同志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学习毛主席著作、牧区工作方针、民主作风、工作作风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地攻击，同时还点名攻击了19名厅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周明同志对他在前门饭店会议中攻击诬陷的错误，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在1980年5月28日《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检查和交代》中说：“我参加了前门饭店会议，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主要是我的书面发言和中小型会议的发言。我的发言，不实事求是，对乌兰夫同志全盘否定，无限上纲，上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搞民族分裂，搞政变的高度，还有其他极其严重的恶劣攻击的话，我的发言为李雪峰等人打倒乌兰夫同志效了劳，起了极坏的影响。” + +## 二、关于周明同志在昭盟“二月逆流”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支持篡党夺权的问题 + +　　周明同志在昭盟“二月逆流”中活动频繁，在不同场合有许多次讲话，也写过一些大字报。我们搜集到的有七篇。这七篇材料，有内蒙、昭盟革委会印发的，有群众组织印发的，有周明同志亲自审定印发的。群众组织翻印的材料，有的文字略有出入，但基本精神一致。为了证实群众组织所翻印材料内容的可靠性，我们还找了一些有关同志回忆当时情况，加以证明。这七篇材料，虽然仅仅是他当时讲话和大字报的一部分，但也基本上反映了他这个时期的活动。 + +　　1966年末，昭盟地区群众组织开始介入社会时，周明同志是支持赤峰师范“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和赤峰二中“缚苍龙”的。67年1月上海反革命夺权后，周明同志给这两个群众组织出主意，让他们“抓大方向，抓大联合，大夺权”（见《周明给兵团和第八战斗队的信》）。当时这两个学生组织人数较少，在社会上没什么影响，没有夺成。到了67年2月，内蒙军区和昭盟军分区明确表态支持当时所谓保守派组织时，周明同志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支持所谓保守派组织，他还公开在群众中给盟委常委分类排队，捏造罪名，把盟委常委中的情况扩散到社会上，给一些群众树立攻击的靶子，斗争的对象。如1967年2月15日他对盟计划委员会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队谈话时说：现在“根本问题是开展夺权斗争，组织新班子，建立新的领导权威，夺权越早越好，迟一天对革命损失大一天。”他说：“乌力更（原盟委副书记、盟长）同志民族情绪非常严重，……划四类够了”；“穆林（原盟委副书记）……阶级观点、立场没改造好。阶级感情有严重问题……划为三类较恰当”；“罗进（原盟委常委、副盟长）……主要是蜕化变质……现在看是三四类之间”；“袁若愚（原盟委常委、副盟长）是典型的养尊处优，四气（官、暮、骄、娇气）十足。……运动中应靠边站”。石效由（文革初华北局派来的盟委副书记）“怕字当头，我字挂帅，思想上片面性很大，原则性很差，……有点钦差大臣自居，高傲自大，强加于人”；田忠舜（文革初华北局派来的盟委副书记）“我字当头，私字挂帅，是混到个人主义泥坑里去的人”；刘善增（原盟委常委、组织部长）“坐官当老爷，官气十足，组织路线、干部路线有严重问题……不能当部长，当常委了”；张广经（原盟委常委、监察组长）“他政治原则性很差，不敢负责任……再当常委是不行了”；董洪业（原盟委副书记）“有时斗争性不强，政治原则性不强，盟委原则性不强，他有责任，不能原谅他”；“对于方炎军（原盟委常委、赤峰市委书记、周明爱人），我又了解，又不了解，同志们评去吧”。周明同志的这个谈话，把盟委11名常委，除他和他爱人方炎军外，都给画了像，分了类，有的排为四类、三类，把盟委说成是资产阶级司令部（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言材料主卷第48－55页）。 + +　　67年2月27日，昭盟地区所谓保守组织实现大联合时，周明同志写了《欢呼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热烈支持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大字报。在大字报中他说：“这个大联合有正确的纲领，应当拥护，必须拥护，热烈拥护它，支持它，……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进行破坏，应予以坚决镇压。”他还积极给所谓保守组织出主意，说什么“向昭盟常委和公署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中把权夺回来，完全应当，刻不容缓。其所以应当，是因为：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它又犯了严重错误，从它执行的政治路线看，从它的成员情况看，从它当前工作的实际情况看，它不能履行无产阶级司令部职责，它蜕化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这样的司令部多存在一天，就会给革命和生产造成更加严重的不可弥补的损失，就是对毛主席犯罪，对260万人犯罪，革命群众是绝对不能容忍它再存在下去的。”（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明材料主卷第62－65页） + +　　3月14日，周明同志在给盟委机关所谓保守组织红色战斗兵团、第八战斗队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信。在信中他重申他在2月15日、2月27日的讲话和大字报的观点。他还说：“我的组织生活在第八战斗队范围，我的工作关系过去最密切的也是我们这个队的范围。按战斗队序列我应该属于我们这个队。……我决心跟他们（指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决裂，划清界限，在区党委新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领导班子没有建立起来以前，我将不受他们的约束，脱离他们的领导。”（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明材料主卷第72－76页） + +　　3月21日，昭盟地区所谓保守派组织“盟联总”夺盟委领导权时，周明同志跑步到会场交权，并发表了《欢呼夺权斗争的新胜利》的讲话（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明材料主卷第82－96页）。“盟联总”夺权前，周明同志曾积极给“盟联总”推荐结合原盟委副书记董洪业、原林西县委书记马龙山等同志（见证明材料主卷第97－100页）。 + +　　但是，当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之前，参加北京内蒙四方谈判的原内蒙党委代秘书长张鲁同志打电话叫周明去北京时，周明同志匆忙赶到北京，见到高锦明、李树德等人，检查了所谓在“2、3月反革命复辟逆流中”政治动摇的错误（见《周明在昭盟会议上的检查》第二页）。4月20日他在返回赤峰的火车上就写了《我的态度》7条声明，下车后就当众发表。他在声明中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说：“东方红、缚苍龙等革命群众组织应该恢复壮大，……他们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盟联总’应该解散，它建立时就排斥了多数革命左派，不是革命左派大联合。……结合我盟的实际情况，揪出乌兰夫、王逸伦、王铎式的代表人物。”（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01页）5月11日，他在支左工作会议上更加露骨地挑动群众说：“彻底砸烂‘盟联总’是对的，这是革命的行动。……造反大队（赤峰二中学生组织）是代表保守思潮，允许它（有）发言机会就要欺骗群众”（原件存昭盟档案馆《盟革组织组卷文书处理10号》，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13、121页）。 + +　　周明同志不但在地方上点名批判打倒一批老干部，砸烂“盟联总”，解散所谓保守派组织，而且在军队内还同原军分区政委岳子宜同志联名打电报给内蒙军区、内蒙党委，要求重点批判原军分区副政委许玉清、副司令员翟际福、参谋长何希格、政治部副主任姜春玉、副参谋长宝音格尔勒、苘仲歧等六同志（原件存内蒙党委办公厅机要处，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30－136页）。同对还与岳子宜联名打电报，请示内蒙军区，要求成立支左领导小组，把原军分区党委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排斥在领导小组之外（原件存内蒙军区司令部机要处，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37－139页）。 + +　　由于周明同志出尔反尔，支一派压一派，曾经被他支持的“盟联总”被砸，有的头头被通缉，武斗事件不断发生，6月6日赤峰地区2000多人去宁城把另一派赶跑（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43－152页）。12月20日，翁牛特旗两派发生大型武斗，当场打死16人，打伤多人（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53－161页）。曾经是他推荐结合的领导干部董洪业、马龙山等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黑干将、“二王式”的人物（见证明材料主卷第97－100）。被他点名的原盟委常委有的被打成走资派，有的长期靠边站。这些同志多次被揪斗、批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社会上也出现了揪军内地下黑司令的歪风，一些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分区机关、部队造成混乱（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62－177页）。由于周明的错误，使当时昭盟的形势更加混乱。而周明同志却成了支持“革命造反派”的“左派”领导。昭盟成立革命委员会时，被结合为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周明同志对于他在二月逆流中的错误，在1980年5月28日的检查中说，由于我的错误“造成了很大的恶果。第一，分裂了群众，打击了一部分群众组织。……第二，搞乱了军队，打击了军分区的威信。……第三，严重打击了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见周明1980年5月28日的检查和交代第9－10页） + +## 三、关于周明同志追随滕海清、高锦明等人在昭盟大挖新“内人党”的问题 + +　　对于周明同志在“挖肃”期间的活动，我们主要查阅了1968年初到69年末昭盟革委会常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记录，以及其他有关会议记录、文件、报告，《昭乌达报》等，已查到的他在这个期间的会议发言、讲话和报告有46次。从这些文字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挖肃期间周明同志以盟革委会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亲自部署、直接指挥全盟大搞“挖肃”的经过。其主要问题有： + +　　1、造舆论，指目标，积极指挥“挖肃” + +　　在1968年1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上，周明同志就说：“昭盟有几条线，民族分裂势力不小，对王逸伦势力估计不足，对刘振华估计不足，1月，2、3月都有活动，‘八条’后有活动，他们有一批人，还有‘马列主义党’，‘反毛阵线’，……还有个案件，破获了一个‘道’，还有个天主教。赤峰过去是拉锯的地方，又是两个地区合并的。6、7月感到有两个司令部，但下不了决心。”（记录存内蒙档案馆35－1－78.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78－180页）到了68年3月4日，喀喇沁旗成立革委会时，他亲自到大会祝贺，并且讲话说：“我们昭乌达盟是乌兰夫所说的他‘最放心’的地方之一，又是乌兰夫的代理人、大特务头子王逸伦的老窝子，又是大蒙奸吴鹤令、白云梯起家的地方，而喀喇沁又是乌兰夫特别重视的地方。他把西部的土默特旗，东部地区的喀喇沁旗做为他的重点。这就充分证明，我们这里一定有乌兰夫的黑线人物，有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的潜藏势力。”（原稿存昭乌达报社，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81－182页）68年3月15日周明在盟革委会常委会上部署说：“当前工作中心是挖黑线肃流毒。……从昭盟情况来看，也必须抓好这个问题，有乌、哈黑线，王逸伦线，国民党线，日本鬼子的线，还有地富反坏右，……要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开展挖黑线肃流毒运动。”（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16，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83－185页）3月21日他在盟革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说：“我们这里还有帝国主义党——天主教、耶苏教，还有过地主党——封建的反动会道门，什么一贯道，什么积谷真天道。……高锦明同志说昭盟存在一股反党排外的宗派主义势力。”（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2－59，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87页）5月2日盟政法委员会王逸伦专案组汇报情况时，他说：“王逸伦到东北活动，不能光看到苏修，还可能和日特、国特有联系。”（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38，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93页）11月30日周明同志在盟直机关干部大会上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内人党’在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大的势力，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在搞阴谋活动，潜伏的很深，很隐蔽，并且涂上了一层保护色。‘内人党’这个东西，它又打着一个民族的招牌，对群众有很大的欺骗性，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隐患，这个反革命组织上面有上面的组织，下边有下边的组织，上下连成一条线，在他们操纵下，搞了一些投修叛国集团。……穆林这个人，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人，对这样一个人，我们长期没有揭，没有批，放在哪里，现在我们核心小组决定，把穆林交给群众，彻底揭深揭透他的问题”（原件存昭盟档案馆11－2－114，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94－197页）。12月20日周明在盟革委会核心小组会议上说：“巴图是坏人。他要找同情者，他有个班底，‘内人党’、走资派。他有几股势力，现状维持派，复旧倾向；……他口头不想（当）党的核心小组长，实际想篡党，想（当）核心小组长；篡政就当了一把手，一长制；篡军，造郭雨廷的谣，说李司令员无能。他的基础就是‘内人党’。“（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3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198－199页）周明同志为了加强对“挖肃”的领导，69年1、2月间，还深入昭盟北部一些旗县，检查、指导旗县的“挖肃”运动。69年1月24日周明在阿旗有线广播大会上讲话说：“据我了解的材料，我们旗直属单位除了揪出厚（旗委书记厚和满都呼）、哈（旗委副书记、旗长哈拉巴拉）集团外，只揪出了71个敌人，可以肯定，有些隐蔽很深很巧妙的敌人还没有挖出来。”（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10页）周明同志从旗县回来以后，在3月13日的盟革委会常委会上他提出了衡量一个单位阶级斗争盖子是否揭开的三条标准：“1、‘内人党’抓出没有？2、叛、特、走资派抓出没有？3、有政治历史问题（的）清出没有？如果做了，我说揭开了。现在不考虑面大面小，按政策衡量，有的真50%也不大；有的少不是，也大了，……希望大学校一面突重点，一面梳辫子。①首要骨干分子；②部长、局处长；③盟委干部、蒙族干部排排队。”（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5，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17－220页）3月16日周明在盟革委会常委听取旗县四干会情况汇报时说：“克旗是‘内人党’的老窝子，现在搞的怎么样？右旗形势大好。……可以说基本上突破，但还得深挖……牧区‘挖肃’不如农村……总的看面不算宽”（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5，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1－222页）。 + +　　2、在“挖肃”期间，周明同志引导群众把矛头指向党政机关、指向公检法 + +　　周明同志在多次讲话中，强调盟委、盟公署和政法三机关是“挖肃”的重点单位，说上述三大院是“黑窝子”。 + +　　“挖肃”开始不久，周明在68年3月29日盟革委会第22次常委会上说：“盟委没大动，公署也未大动，公检法的盖子要揭”（记录存在昭盟档案馆11－1－1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3页）。4月24日周明在盟革委会第31次常委会上说：“主攻方向（要）定下，政法是重点的重点。……盟委人员也要办学习班，搞揭盖子，公署也要办学习班”（记录存盟档案馆11－1－1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4－225页）。到了12月20日，周明在群众大会上更进一步明确说：“现在看得很清楚了，公检法、盟委、公署三大院，文教战线就是这个民族分裂投修叛国‘内人党’的老窝子、黑窝子。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有纲领，有组织的一帮帮人。……它的危害很大”（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2－50，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6－227页）。 + +　　3、周明同志对“挖肃”期间出现的武斗、逼供信情况是知道的，他不但没有制止，反而拿打出来的口供整别人。68年3月24日周明同志在听取群专总指挥部汇报时还说：“这次我们所干的成绩还是很大很大，错误很小很小，几千人出动，没有出多大的问题，只是错抓了几个人，打了几个人，这是小问题。要充分估计到这次行动的主流。”（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38、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28－229页）周明同志在68年4月12日盟革委会第28次常委会上说：“新‘内人党’问题，据说63年建的，有一个会议，大兴承认了，说有穆林、大兴、阿荣等16个。说在集宁开过会议。大兴开始未说，后打了，也承认了，说了36个，说各口都有了，总头头是穆林，还有苏赫。”（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17，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30页） + +　　4、1969年3月内蒙自治区革委会发出《对当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通知》，指出：“今后，在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中，不再搞挖‘内人党’活动，不再进行登记追查”，以后，周明同志还说“内人党”是铁案，挖的不彻底。69年3月20日，周明在盟革委会常委会上讨论贯彻这个通知时说：“‘内人党’的问题，昭盟肯定有，有证据，是铁案，象翁旗闹出了名单、纲领。……基层肯定有‘内人党’，巴图、穆林的案肯定翻不了。……这个文件有的地方有点矛盾，从组织上摧毁，从政治上批深是坚定不移的，但‘内人党’一定要搞清，如果今后说在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不搞挖‘内人党’活动，这句话有点矛盾，也可能没说清楚，基本精神我赞成，挖‘内人党’，有的单位面宽了，是否有死角？不登记，不追查还可理解，但不搞挖‘内人党’活动有点矛盾。”（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5，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32－234页）4月17日周明还在右旗常委会上说：“过去成绩是很大的，主流是主要的，支流的问题就是逼供信，有些地区和单位有扩大化，关人押人太多。‘挖肃’不彻底、不积极、没挖出来，也还有不彻底性。”（记录存右旗档案馆，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38页）到了9月30日，中共中央（69）24号文件已经下达4个多月，昭盟已划归辽宁省领导，当时内蒙各地都在纠正错误，落实政策，给受害者平反。周明一面在受害者面前承认搞错了，表示要给受害者平反，一面又在盟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说：“新‘内人党’有没有？我有个观点，六条：①内外蒙合并是历史遗留下来的；②投修叛国事件内蒙发生过多起；③苏蒙修派了情报员；④57年反右时抓了一小撮右派，他们搞内外蒙合并；⑤老‘内人党’有新活动；⑥206案件我亲自看过。现在看，有没有新‘内人党’不敢肯定。”（记录存昭盟档案馆11－1－3，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53－254页） + +## 5、举办新“内人党”展览，欺骗群众。 + +　　1968年末，赤峰地区群专、盟和赤峰市公安机关军管会、盟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办公室和盟清档办公室等单位联合筹办《赤峰地区阶级教育展览》。69年1月预展时，周明、顾向良、杜长贵等同志前去审查。他们看到展品中没有挖新“内人党”内容时，周明同志提议：应该增加挖新“内人党”内容。于是这个展览就停馆8天，搜集新“内人党”的所谓罪证，经杜长贵同志审查后进行展出。这些所谓新“内人党”罪证展品，有的是假的，有的是受害同志在严刑逼供下伪造出来的。如：把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会旗当做“内人党”党旗；把内蒙古自治学院毕业纪念徽章，当做“内人党”徽章；把喀喇沁旗一位女蒙族教员用公费医疗证做的所谓“内人党”党证，把翁牛特旗一位受害同志伪造的所谓“内人党”名单、纲领，都做为展品进行展出。展览说明中把经党中央批准召开的46年承德“四三”会议，诬蔑为反党叛国会议。这个展览在赤峰、平庄展出近4个月，观众达9万多人，欺骗蒙蔽了不明真象的群众，在造成“内人党”这个大冤案中起了很恶劣的作用（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56－262页）。 + +　　由于周明同志在所谓昭盟“二月逆流”中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群众斗干部；在“挖肃”期间造舆论、指目标，大挖新“内人党”，造成了严重后果。这就是三大冤案中错误如二月逆流中，把原盟委11名常委中（华北局派来的两名副书记除外，因67年即调走），8名同志被加上种种罪名长期被揪斗，其中盟委副书记穆林同志被迫害致死；158名局处级干部中，112人被打成“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占70%。牧区四清总团被打成“叛国集团”、“内人党总部”；原敖汉旗委书记才吉尔乎、旗长鲍森、副旗长邱祥被打成“才鲍邱”反党集团；原宁城县委书记台登春、县长李春林被打成“台、李”反党集团；原赤峰市委副书记孙洪生、市委宣传部长丁占城、市财办主任柴海明被打成“孙、丁、柴”反党集团；原喀喇沁旗副旗长乌振玉、副书记汪文成、白如玉被打成“乌、汪、白”反党集团；原阿旗委书记厚和满都呼、旗长哈拉巴拉被打成“厚、哈”反党集团；原平庄矿务局党委书记曹万高、副书记郑海恩被打成“曹、郑反党小核心”。全盟被打成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的达28630人。其中迫害致死3010人，致残5741人。全盟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冤假错案受误伤81005人，其中致死3783人，致残8660人（见证明材料主卷第263－265页）。工农牧业生产也受到严重损失。仅畜牧业1968至1969年度就死亡大小畜64万6000头只（摘自1969年《昭盟国民经济统计资料》）。同时还严重地践踏了党旳民族政策，破坏了民族关系、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和干群关系。 + +　　周明同志对于他在挖新“内人党”中的错误，他在80年5月28日的检查和交代中承认：“第一、我积极执行了滕海清等人的错误路线，在昭盟发动挖新‘内人党’，在政治上要负首要责任。……第二、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制止武斗不力，造成了严重的逼供信，造成了惨重的后果。……第三、举办新‘内人党’展览的严重错误，我有决定问题的政治责任。……在已经发现有扩大化的迹象时，我们没有勇气来制止扩大化的发展，没有勇气向上级严正的提出问题。”（见周明同志在80年5月28日的检查和交代14－17页） + +　　周明同志在形成“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二月逆流”和新“内人党”三大冤案中的错误及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在群众中有一定民愤。他对挖新“内人党”冤案中的错误，在1969年中央24号文件下达后，在不同场合，有过多次承认错误的表示，做过一些原则性的检查。对于“二月逆流”冤案中的错误，也做过肤浅地检查。对于诬陷攻击乌兰夫同志、攻击自治区党委的错误，过去未做过检查。80年5月与他核对错误事实后，他写了一份检查和交代，对错误有所认识。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联合调查组1980年9月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10.txt b/CCRD/0/8/16/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a3ef962b26cbc16c1c864b841201bf8fb4e4234 --- /dev/null +++ b/CCRD/0/8/16/000010.txt @@ -0,0 +1,19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肖开元的刑事再审判决书 + +　　被告：肖开元，男1945年生，湖南省武岗县人，原系北京市西城区工程大队工人。 + +　　被告：王嵩友，男1943年生，辽宁省盖平县人，捕前系北京市新都暖气机械厂就业工人。 + +　　肖、王二被告于1970年4月18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反字第52号判决书，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 +　　经本院再审查明：肖、王二人于1969年3至5月，书写油印的500余份传单，主要是对林彪、“四人邦”的倒行逆施不满，虽有一些错误言词，但不构成犯罪。原判以现行反革命罪定性判处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据此判断如下： + +　　一、撤销1970年4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公法军事管制委员会（70）反字第52号判决书； + +　　二、宣告肖开元、王嵩友无罪。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天内，向本院提交上诉书及付本，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1980年9月18日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000011.txt b/CCRD/0/8/16/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c8494d93778adca0f23ab3279272db4b7353744 --- /dev/null +++ b/CCRD/0/8/16/000011.txt @@ -0,0 +1,235 @@ +# 林彪女儿林豆豆写给黄火青的信 + +　　刘书记：这是我们写给黄火青的信，请转呈省市委领导一阅，并转北京黄火青同志。 + +　　此致， + +　　（敬礼，） + +　　 1980年10月20日 + +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同志：） + +　　从9月28日《光明日报》上看到您9月27日在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上的建议和发言。对您的建议和发言，我们首先表示热烈欢呼，也感到震惊和遗憾。热烈欢呼的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准备就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提起公诉，这是天公地道、天经地义的事，极大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尊严与权威，有利于克服“凡是”经学的巨大障碍，从而推动气势磅礴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顺应历史发展，是任何势力也不可能使之根本逆转的必然潮流，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在这一思想解放运动中，必将解决全国人民早就深切盼望解决的对大半生献给了中国的毛泽东同志功过不分、是非不明这一引起社会思想混乱，从而严重阻碍社会生产的最根本的大问题；必将使以任何形式复活的封建个人迷信的一切尝试归于破产，从而有利于肃清封建个人迷信，封建专制主义及其严重后果和封建主义遗毒，利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安定团结，为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广阔的道路。 + +　　（我们感到震惊和遗憾的是您把林彪冤案仍说成所谓“反革命集团案”，不仅把林彪冤案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相提并论，而且把林彪列为反革命集团一案之首。这不是违反了事实和混淆了是非吗？！） + +　　对此，我们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问题或意见和要求： + +　　一、列宁说过，“在重大的政治问题上掩饰和抹杀真相，是社会党人所不齿的，应当一语道破真实情况，应当揭露一切支吾搪塞和障眼手法！使工人群众非常清楚地了解问题的实质。”您的讲话，是否回避和掩盖了十年“文化大革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的根本真相？您的讲话显然是带政治性的，可是，“正视真实情况，这在政治上永远是最好的唯一正确的原则。”您关于林彪一案的讲话，是否符合马列主义的这一基本原则？是否保留有“君过臣代”之类封建主义因素？是否做到了“法不阿贵”？林彪没有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有伟大历史功绩的毛泽东同志，反诬其为罪；江青、康生一伙谋害、诬陷林彪，倒美其无罪。这是否坚持了“对任何公民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一检察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否受了某种利害和封建个人迷信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蒙骗以及建立在这种历史蒙骗基础上的流俗舆论和种种狭隘政治偏见的影响与左右。 + +　　二、您比我们懂得，“如果事物的表面形式和事物的本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话，那么任何科学都是多余的了”。法律当然也就成为多余的了。而且，“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罗列一般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或者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为在具体的历史情况下，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我们深切希望，对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提审和审判，不要成为一种儿戏，甚至连儿戏也不如。在党和人民同封建专制主义反复激烈搏斗并付出了巨大民族代价才使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得以正在健全的今天，如重新亵渎和损害法律的尊严与权威，此将遗害无穷，贻笑子孙后代！ + +　　（我们之所以这样担忧，是因为直到现在有的领导同志一讲到封建个人迷信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时，总是不能令人信服。令人感到远远落后于20多年前所谓“右派分子”和1959庐山会议上所谓“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多么正确的预言，远远落后于今天无数几岁小孩的童真之言！君不见，皇帝的新衣不正是一个小娃娃道破的吗？！社会主义的法威如果不能战胜封建迷信的神威，社会主义法律还怎么区别于宗教法律呢？） + +　　三、您在讲话中把祸案与冤案、罪犯与被害混为一谈，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同明明因抵制和反对他们而遭受诬陷迫害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混为一谈，这不是黑白不分吗？！尽管吴法宪他们写了污蔑林彪的不实之辞和材料，但是以为是，非以为非，我们还是提出这个问题。 + +　　（封建个人迷信时期，圈套和陷阱一个串着一个，许多人上了当又受了骗，避了坑又落了陷阱，弄得人人自危。就在反革命主犯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制造大批冤假错案的同时，早已蓄谋构陷林彪，并为制造这个冤案在暗中做了骇人听闻的，极其巧妙的见不得人的准备。在九一三事件一线闪光的轰鸣声中，获得了他们“文化大革命”“第二大战役”，血腥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至少六年的精心蓄谋与残酷结果之间的联系。） + +　　但是九一三事件又毕竟给了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第一次沉重的打击，使它从此一蹶不振，而又暴露出加倍的疯狂，使千百万被愚弄的人们从狂热中冷静下来，激发他们从迷蒙疑惑中，怀着痛苦、悔恨的心情，严肃地回顾与思考着一个又一个为什么……历史终于把一个严酷的现实无情地摆在人民面前，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谎言和欺骗一个个破产了，神话、鬼话破灭了。 + +　　（一位不可能知道上面什么事的作家写到自己的思想经历时就这样说：我们“痛心地发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结局，并不是原告许诺给我们的那个更为美好的社会。‘走资派’是被打倒了，然而却出现了我们从未见过的封建法西斯专政。特别是九一三事件，三叉戟的爆炸声像惊雷一样震憾着我们，任何辩解和托词都掩盖不住那使灵魂颤栗的闪光，一场深刻的精神危机降临了！”） + +　　正因为如此，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一伙便以更吓人的欺骗，强迫人民跟着他们一样去判断，因而在不明真相的人民中间遗留下历史的巨大欺骗，并利用封建个人迷信时期制造的富有极大迷惑性的假象和矛盾，严重扩大了这种历史的欺骗。 + +　　三年多来，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了，但是，究竟是谁制造了如此大批的冤假错案？在这个问题上，涉及到林彪的，难免存在着严重的“凡是”，亦是“帮”云亦云的以冤平冤，以诬辩诬的大量荒谬之说，结果还是“皇恩浩荡”，“神祗泽及”。从而加强了上述历史的欺骗，并在这个历史欺骗的基础上不断增加新的欺骗。掩盖和转嫁了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的罪行。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人们习惯于对假的信以为真了，难免对真的便信以为假了。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事实”，这是法西斯的体系。中国古代历史上有过谎言，只重复了三次就造成了“三人成虎”，“曾参杀人”的吓人“事实”。何况九年来，“三人成虎”之类的谎言，每天重复千百万次，又不断有新的内容来扩大，加强和完善这种谎言，那谎言变成的“事实”就可想而知了！难怪有些人用特权，用国家的钱还在那里搞封建个人迷信，这些人不仅坚信不疑这样的“事实”，而且把这些“事实”当作散布新的谎言的似乎永远不可推翻的前提，有恃无恐地舞文弄墨，妄下雌黄，抛出成万册的迎合世俗人好奇心的所谓“真实的故事”之类的洋洋大篇“小说”，写给年轻人看的“报告”，及其“并不是一个完全虚构的故事”之类的大有荒诞离奇情节的“电影剧本”等等。对国内外散布种种欺人的谣言。这不能不令人感叹十年悲剧如噩梦，罪孽难消，流恶难尽！ + +　　您的讲话是否受了上述这些影响，以致用法律语言基本上维持了江青、康生一伙用法西斯政治手段对林彪冤案的原判，一笔勾销了他们蓄意制造林彪冤案这一最骇人听闻的罪行，使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它成员还能身居高位闹地震，至今还逍遥法外？所以您的讲话在没有审判之前，是否就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解除了一半？或不止一半？而在剩下的一半或不到一半中，是否又勾销了三分之一（他们在1965年就对中央领导同志说过“路线斗争”，过五、六年就来一次。按照他们这个说法，只从1965年算起，1966年一次，1971年又一次，1976年第三次。1976年他们不是疯狂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时，叫嚣这三次是“文化大革命”的“三大战役”吗）？ + +　　四、根据我们掌握的大量事实，客观事实上根本不存在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如果所谓林彪“反革命”，那就是抵制和反对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他们搞的那一套“革命”。如反对因害怕涉及前国家主席等大批受诬陷和迫害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律地位而粗暴践踏宪法和党的马列主义领导原则，私自非法决定不设国家主席的个人专制行为。所以，我们不相信你说的“大量事实证明”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罪行严重，证据确凿”的话。 + +　　五、根据我们知道的事实，您在讲话中说的林彪和所谓主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所犯的“四条罪状”，是不能成立的。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没有进行谋害毛主席，策动反革命叛乱的任何活动。 + +　　六、根据我们的亲身经历和我们掌握的真实情况，林彪没有触犯刑律。相反，至少“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实际上一直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中，并遭到剧毒药品的毒害。这在当时的中央，并非什么秘密。因为如果不使用这些药品，不损害他的意志自主能力，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几乎不可能参加一次集会和上一次天安门。这样，愚弄千百万群众的戏怎么唱下去呢？十年悲剧怎么导演下去呢？只要他的责任能力稍有恢复时，他就尽可能维护国家宪法和反对触犯刑律。1970年前的事，此且不提，只说1970年4月，瘦骨嶙峋的他，由长期仅40余公斤的体重增加了五公斤。听医生讲，这是精神忧郁好转的兆头。他就从这时起，始终坚持设国家主席，并因此遭到了恶毒诬陷和陷害。这就是他维护国家宪法的举国共睹的明证之一。 + +　　七、您在讲话中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文化大革命’的前五年他们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进行篡党夺权、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犯罪活动是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这种不顾时间，不顾事实，不顾情理，令世人瞠目的说法使人怎么能相信是出自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之口呢？这不是生拉硬扯，人妖不分吗？在客观上不是为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一伙开脱部分重大罪责吗？！ + +　　您还记得列宁关于“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的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错误”这句话吗？试问：“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如果说“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那是谁？难道是林彪？“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同江青、康生一伙真正“狼狈为奸”、“相互利用”，诬陷和迫害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老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究竟是谁？至今从根本还“纠缠在一起，分不开的”又是谁？对此，全国人民心里都有数，都可以出来作证。各个时期遭到不同程度冲击的干部和群众都可以出来作证。 + +　　（不妨请您想一想，1966年8月1日中央召开突然整倒前国家主席等同志，决定林彪出任“接班人”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会前几个月，林彪一直在大连休养。北京电令急如星火，催林彪到会。他不肯到会，便口述，由我记录，给北京写了不参加会议的信。他坚持不肯上北京派来等候他的专机。这是为什么？以至周总理不得不奉命亲自给林彪打电话，林彪出于和周总理同样目的，为顾全和稳定党和国家的大局，在别人几天几夜的催逼下，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公布出来的前一天，才勉强回北京。这时全会已经进行了一周了。） + +　　（请您想一想，林彪为什么一直叩头求免出任“接班人”，而被批为“装病”和林（明）世宗？为什么不止一次地不同意军队介入“文化大革命”，而要求全军除军事训练外开展农副业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的负担？） + +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几乎每次参加会议、集会和上天安门前30分钟，为什么在他不知道或拒绝的情况下被强行注射了能改变思维、意志和记忆的最新进口剧毒药品？我曾质问过叶群，叶群倒在自己的卧室里，吞声抽泣说：“‘上面的人’决定的，知道的，是通过组织的……不给他用这些药，按他自己的思想和气质讲话，行事，他马上就要同主席对立起来……” + +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为什么连看书的自由都没有？以至他看过、划过，以及他作过眉批的马列著作不得不藏在他自己坐的沙发垫子下面？） + +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大部分政治局委员一样为什么不能，也没有权力参与党和国家重要事项的决定？他为什么一次也不肯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即使特别通知，多次催令他，他为什么不去？以至他对“文化大革命”几乎只是公开讲讲话。而这些讲话，除了只能是服从决定的被迫表态性讲话外，几乎都是奉命代表中央照本宣科的稿子，而这些讲话稿几乎是中央办公厅或中央文革起草的，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他发表真正代表他自己的意见，几乎不是遭到否定就是挨批，如军队不要介入“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关于文艺复兴的讲话，加强军队训练的讲话等等。 + +　　（请您想一想，林彪在自己的卧室里为什么连出声说话的自由也没有？当他听到“文化大革命”的事，为什么总是愤慨不已，颤抖着，怒号着，冲着要去见毛泽东，要找江青他们拼了……我不知多少次见叶群急得慌忙扑过去，拦住他，用双手捂住他的嘴……最后不得不给他用安眠药……林彪为什么总是忧愤交加，气得大病复发不断，以致叶群不敢给他讲什么事，并动员“林办”所有工作人员长期对林彪集体说谎？） + +　　请您想一想，林彪为什么被实际上是个人集权非法私用的宫廷卫队或侦缉队所严密控制和监视，而处于实际上完全无权的地位和手足简直无法动弹的状态？1970年4月毛泽东去苏州看林彪，问林彪可以“上庐山”吗？林彪为什么说：我要上更高的山上去，我要到“五台山”上去；当毛泽东对他说应该出去跑一跑时，林彪又为什么直言不讳地说：我们这样的人不能出去，一出去就暴露了。接着是众所周知的，围绕着关于国家主席的宪法问题，继续着激烈的党内原则斗争。 + +　　请您想一想，为什么林彪的身体最好时是在1958年前，而在以后，主要是1962年后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为什么忍辱负重，积郁如山？为什么唯恐连累别人，不顾亲密同志的任何误会而几乎不与任何人来往，成了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的有名的孤僻怪人？“文化大革命”中他为什么更是忧深责重，然而因处如缧绁，无力尽责，无法忍受封建专制利用和糟蹋他的声名，忧愤交加，恨不欲生而几欲自戕？以致我宁愿陪他同归，和有的工作人员商量过怎么冒死帮助他服毒自尽，以便永远结束他那令人不忍目睹的被摧残，被折磨因而被人得以利用的我无法形容的痛苦情状！新调来的秘书第一次见到他，看到他的痛苦情况后，简直不敢想象而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哭泣了一夜…… + +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为什么要求军队加强保护和解放老干部，无情镇压打砸抢首恶分子，而被江青、康生他们批为当“走资派的防空洞”、“带枪的刘邓陶路线头子”、“搞复旧”、“镇压造反派”等等，江青、康生他们因此掀起了冲击军队、揪“军内一小撮”，反“复旧”和重新夺权等层层恶浪。 + +　　请您想一想，林彪、叶群为什么拒绝参与所谓“六十一‘叛徒’集团”案和刘少奇专案？毛泽东在九大会议上大声宣布刘少奇快死了，一直不知道刘少奇同志关在哪里的林彪和叶群听了为什么震惊不已？到底是谁迫害死了刘少奇？难道不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吗？！ + +　　（请您想一想，您是否弄清了贺龙等同志被诬整的真相？报刊上有哪些是“凡是”亦是，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甚至“帮”云亦云的荒诞无稽的东西？） + +　　请您想一想，在封建个人迷信时期，只听一个人的江青、康生一伙非法篡夺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党内最高权力机关的权力，践踏宪法第42条，也篡夺了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国家主席的权力，反军乱军，妄图毁我长城。特别是在当时中央占统治地位的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下，使军队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林彪在实际上对左倾机会主义，对江青、康生一伙是否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江青、康生一伙利用他们独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非法调用军队保护“闹派”、打砸抢分子，镇压无辜群众，而林彪难道是这样做的吗？当时林彪在自己无权领导军队，特别是根本无权管支“左”军队的情况下，为什么要求军队对群众做到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不开枪的“三不”政策？您知道抵制江青、康生一伙，执行“三不”政策的军队在保护广大干部和制止群众互相残杀中伤亡了多少指战员？到底是谁挑动了全国大武斗和群众互相残杀？是谁在全党全军和全国范围内分裂和挑动群众，争相揪斗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难道不都是封建专制主义、江青、康生一伙吗？ + +　　（请您想一想，林彪为什么始终不答应张春桥任总政主任，以至使总政主任位置在反复激烈的斗争中空了长达三年之久？） + +　　（请您想一想，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起，林彪每次讲话为什么总是特别强调“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林彪为什么反对九大政治报告？为什么那么深恶痛绝地反对江青、康生他们把他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九大为什么迟迟召开不了？会上斗争为什么那么激烈？） + +　　请您想一想，1970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在声明自己不担任国家主席和也不宜担任副主席的前提下，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为什么使人感到“发难”？江青、康生一伙为了使他们在封建个人迷信时期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和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罪行合法化，使国家宪法变成个人宪法，袭用资产阶级政客在政变成功后惯用的手段，起草“文革宪法”。对此，林彪为什么坚持维护当时完全拥有法律效力的建国以来第一部宪法及这部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的条款，愤起反对他们擅自起草的“文革宪法”，反对把他作为“接班人”写进宪法？林彪为什么说不设国家主席，“不适合党内外、国内外人民的心理状态”？这难道真的是所谓林彪要“篡党夺权”，“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而口含天宪，一言废法，一言立法，粗暴地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秩序、党的马列主义领导原则和党的民主生活的人倒是“正确”？一个人的滥用权力和胡作非为助长了目无党纪国法的气焰，难道真理就掌握在江青、康生一伙少数几个人手里？透过表面现象，1970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的实质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是权与法，坚持封建个人集权制与恢复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斗争？为什么有人那样不同意设国家主席？难道不是因为如果设了国家主席，怕人家按照宪法中关于国家主席条款追究非法废黜、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广大干部以及残害人民群众的法律责任？从而引起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重新认识？江青、康生他们为什么说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是庐山会议斗争的“核心问题”，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林彪的“反党纲领”等等？对如此简单清楚不过的法律常识范围内的是非问题，为什么至今还令人噤若寒蝉、谈虎色变呢？直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呢？那些苛责诬罪于人、溢美争功于己，甚至深文巧诋，以浮辞污蔑别人来表明自己高洁的人，什么时候站出来坚持维护过国家宪法？ + +　　（请您想一想，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是事先明明给毛泽东看过，并且是他同意林彪讲的，这是不少人知道的事实，可是后来为什么又被说成所谓“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是毛泽东没有看过的，是所谓“突然袭击”的讲话？究竟是谁粗暴地践踏党纪国法，欺骗同志，搞突然袭击？而且何止一次？） + +　　（请您想一想，庐山会议后不久，毛远新、王洪文等家伙为什么说军队在庐山会议上搞了一次所谓“未遂的反革命军事政变”，接着江青派毛远新、李讷去毛泽东那里反映所谓“军队在地方搞军政权”，“搞复旧”，“有野心”，“这样下去，很危险”等等？负责起草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宪法的康生也跑去对毛泽东说：不搞掉林彪，我就不出来工作！这到底是为什么？他们强迫林彪出任“接班人”，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宪法，接着又诬蔑林彪是所谓“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而加以陷害，然后嫁“文化大革命”之大祸于林彪一身。这难道不是个大阴谋和玩弄封建权术吗？） + +　　请您想一想，在九一三事件发生的当天，8341部队身历其境的有关负责人为什么眼泪汪汪地对我、张清林等人说：……看来事情就是一个小孩林立果受了什么坏人的影响闹起来的，就是空军几个人的事，空军党办几个人的事…… + +　　请您想一想，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亲自对我的电话中为什么说对林彪“还是一分为二”？1972年8月26日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当着许多人为什么说，事件发生的当天，黄永胜和我还在这里一起开会嘛！ + +　　请您想一想，过去我曾多次口头和书面声明过所谓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妄图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是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一伙制造的骇人听闻的冤案，同时声明所谓“我在九一三事件的紧张关头揭发了林彪的罪行”是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蓄意制造的弥天大谎。您现在凭何真实证据还说“1971年9月林彪叛国外逃”？ + +　　（请您想一想，直接参加调查和处理九一三事件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和公安部长李震同志在见过、询问过我们之后，为什么突然被死亡？这么大的两个案件搞清楚了吗？为什么未见公开？） + +　　请您想一想，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康生他们及其一伙为什么说林彪是所谓“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为什么掀起“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黑浪？1976年为什么又说有关中央领导同志是所谓“林彪一类政治骗子”，“继承林彪的衣钵”？您关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提法，是不是以简单的套用公式代替了对纷纭复杂的历史事件作具体的科学分析？ + +　　请您想一想，您说九一三事件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搜罗了林彪余党，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这种说法，说轻一点，不是太穿凿附会，太离奇了吗？ + +　　请您想一想，“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的许多书信并非出自林彪的手笔，连签名也是被模仿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讷和王力等人背着林彪在非常绝密的情况下，在任何“林办”工作人员不得接近的钓鱼台，按照他们的政治需要任意修改林彪的讲话记录和讲话录音。江青他们为了将来便于转嫁他们的罪责，1966年8月江青以毛泽东的名义勒令和强迫当时要和我一起留在大连，不肯回北京的林立果回北京，并蒙骗和通过中央领导同志敦促林立果回北京，使得林立果回北京后得以瞒着林彪去了钓鱼台一些时间。林立果后来为什么去空军？原因之一就是江青、李讷死缠住他不放。在这种情况下，叶群被逼得让林立果悄悄去了空军，以此拒绝江青一伙起草和任意修改林彪讲话时要他在旁边当没有任何发言权的“摆设”，以及任意指使他作篡改林彪讲话录音的技术处理。 + +　　（九一三事件后，且不说他们所搞的那一套法西斯逼供信，就说“林办”等机关所有书证、物证等东西都经过江青、康生他们一伙严格筛选过，现场和大量东西被破坏和伪造过。如中央[1972]24号文件，即“材料之三”第19条说，“林彪、叶群仓皇逃命时丢下的准备带走的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这样说及所附照片，就是严重违反事实的，根本不能成为林彪、叶群的罪证（且不说其它）。我很熟悉照片中的两个箱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两个箱子是叶群在林彪每到一个休养地随身正常携带的东西。两个箱子，一个是文件箱，一个是文字数据箱。后者是叶群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走到哪，带到哪，并且总是亲自携带的，钥匙只她一人掌握，任何人也开不了。据我所见，箱内装的全是她多年来，主要是1959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保存的文字数据。如毛泽东叫他的秘书徐业夫等代表毛泽东写给叶群的信件，汪东兴、刘某某对吴法宪和叶群传达的“最高指示”，以及叶群作的大量有关党内重要事情的记录。叶群亲口说，汪东兴对她说过，“给主席一家办事，我都得留文字根据，不然，他们自己说的话，到时候又不算数了。”（叶群讲，她对工作人员也说过此事。我对“林办”许多工作人员和空军有的人也说过此事）。对此，叶群也说：“主席、江青叫我办事，我也都留文字根据，作文字记录，到时候，如果要赖到我头上，我就拿出来。”） + +　　（叶群还一直严格规定，秘书对中央文革和中央办公厅来的书信、电话统统作记录存盘。叶群还说，汪东兴给她讲，主席有一个只有他个人用的保密柜，只有主席能亲自开，其它任何人开不了，钥匙睡觉都带在身上。主席的保密柜里装有许多档案和文字数据，说要批谁的时候，就把谁的档案翻出来看。对此，叶群说：主席的保密柜里肯定有首长和我的档案，我也学主席，对江青、康生他们也搞个保密柜。所以叶群也有一个只有她自己亲自能开的保密柜。） + +　　上述情况，王淑媛、张云生等“林办”工作人员大体知道。如果能完整无缺地找回叶群严密保存的这些从未公开披露过的信件和文字记录（至今我还未见到披露过，1971年底，谢静宜在玉泉山多次秘密查问过此事，1972年10月，解放军总政治部的李珉对我间接问过此事。谢静宜他们这一用意是可想而知的。因而我当时只能说我完全不知道），这是弄清国家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和解开党内许多怪事谜底的重要资料。 + +　　但是“九一三”后，有人为了掩饰自己，根据政治需要，不可能不早已进行了销毁。“材料之三”把一个箱子的文字数据说成是所谓“我党我军大批绝密文件”，就是明证之一。 + +　　（“九一三”事情发生的当天上午，总理在电话中专门强调交代我，要求我把林彪、叶群住楼里的东西看好。） + +　　（我们身处8341部队两间斗室。我给叶群内勤孙忠堂打了电话，请他把楼里的东西看好。事件发生后，我们严格维护和尊重现场的完整，没有向林彪、叶群的住楼走近一步，就连随身带的牙具、换洗的衣服等，我也没有去取。可是，我听说，就在事件发生的当天，所谓“林办”工作人员被赶出房外，圈在一起过夜，现场包括毛家湾等地早就单方面及时迅速查抄，严重破坏和精心伪造！一切都多么像预先策划的一样！） + +　　反复经过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他们一伙的法西斯手段精心处理过的东西，还有多少客观真实性呢？还能起什么证明作用呢？关于林彪奇案，您说的“经过检验的原始书证材料和原始对象”可靠吗？是否袭用了江青、康生他们遗留下来的东西？ + +　　请您想一想，1972年7月，中央专案组选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没有一个“罪证”是能证明林彪、叶群和黄吴李邱“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另立中央”、“叛国投敌”的，根据我们掌握的充分事实提出的这一点，您相信吗？被“材料之三”视为最重要的比较有迷惑性的似乎确凿的唯一“罪证”，就算所谓“林彪反革命政变手令”和“林彪给黄永胜的亲笔信”了，您相信真的是所谓林彪的“亲笔”吗？相信“手令”和“亲笔信”是一个人写的吗？根据我从影印件辨认，“手令”和“亲笔信”是像林彪的字体，但是更像是被模仿的字迹。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远不只我一个人在正式的中央文件上，看到不少被模仿的林彪字迹（1972年5月当谢静宜首次给我们看文件上的“手令”和“亲笔信”，并不择手段地逼我们为此写“几个字”的旁证材料时，我就明确声明过这一点，并始终拒绝写任何旁证材料。因而受到几乎被灭口的残酷迫害）。在这方面我将详尽陈述事实，以大量证据证明“手令”和“亲笔信”不能成为林彪“发动反革命政变”、“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的罪证，更不屑说其它所谓“罪证”了。 + +　　八、听群众说，9月27日晚上8点联播节目中，您在讲话中还说了所谓林彪、叶群首先诬告了刘少奇同志。如果您真的这样讲了，这难道不令天下啼笑皆非吗？ + +　　九、听说您在这次讲话中还用法律语言指责了关于“现在的革命就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这句话（简称“革我们”。关于这句话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林彪的原话到底是什么，此且不论），并且把这句根本谈不上触犯刑律的讲话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以“改朝换代”，即阴谋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人民民主事业为目的，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无法估量灾难的疯狂行为混为一谈。这不是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吗？“革我们……”这句话，是出自曾思玉同志等人删改整理成的所谓“八九”重要讲话。1967年8月9日，林彪确实见了曾思玉等，谈了一次短话。这与七二○事件有关。这里，我不能不简述一下七二○事件的真相。 + +　　（1967年6月我回北京后，一直听说武汉形势紧张。七二○事件发生前，我听叶群说，汪东兴从武汉急电回北京，大意是说，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没有保证，要求中央采取措施。汪东兴说毛泽东已经在东湖边上的一个专用高级别墅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了，这次又要横渡长江，汪东兴、陈再道同志他们劝毛泽东说，水流急，气候又不好，劝他不要游了。他还是要游。） + +　　叶群说：王力和毛泽东住在一个院子里，王力在武汉代表中央表态支持“造反派”，压“保守派”“百万雄师”。陈再道也不得不服从中央，也表态支持人数少的“造反派”了。可是王力的表态把“保守派”群众惹火了，群众到处寻找要抓他，要揍他，听说他最怕死，吓得要命，就躲在毛泽东住的院子里，不敢出来。群众一直不知道毛泽东也住在那里，就涌着要往里冲。陈再道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亲自带部队劝阻群众，汪东兴他们要求毛泽东离开武汉。毛泽东不同意，但又不准让群众知道他住在那里。汪东兴、张耀祠连连向北京告急。周恩来知道后，从北京劝毛泽东马上离开武汉。在北京的江青也劝毛泽东离开武汉。毛泽东还是不肯离开。这时江青哭哭哭啼啼来找叶群，说“反革命分子”已经快冲到主席住楼，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他们喊的那个胖子就是主席……江青要死要活地要求林彪、叶群亲自去武汉保证毛泽东的安全。总理亲自找了林彪，他们商量怎么使毛泽东离开武汉，以保证他的安全。 + +　　叶群对林彪说：武汉形势非常严重，主席的安全面临很大的危险，总理召开紧急会议，提议你出面给主席写封信，劝主席及时离开武汉。会议决定空15军（全国唯一的空降兵）赶赴现场。叶群说：陈再道是军队的人，江青他们也知道陈再道和你的关系，陈再道要你题词，你给武汉军区《战斗报》题了报头，突出了武汉军区。陈再道只会打仗，脑子简单、幼稚，他在下面对你搞了不少宣传，想以此推动工作，弄得武汉军区在全国比较突出。他在武汉支持了“保守派”。主席叫他经常陪在身边，江青他们敏感了……你要赶快妥当处理这件事，必须立即给主席写一封信，劝他离开武汉，不然，为了主席一个人的安全，很快就会发生一场大规模的流血事件！现在，江青说陈再道支持“反革命分子”害主席，到时候该说你是陈再道的后台了…… + +　　（林彪气得发抖，说：他们要整人，什么谣言都放得出来，说陈再道想害主席，胡说八道！） + +　　林彪说：谢富治、王力这些中央文革的家伙到处煽动群众，到处点火、玩火，挑动群众斗群众，这是他们自找的麻烦，主席的安全保证不了，赖到军队头上来了！那么劝主席，主席为什么不离开武汉？他多次说大家不要怕接触群众，他自己为什么不出来接触一下群众？他出来见一下群众，就不会这样出这场事了嘛！ + +　　（叶群说：我和总理现在都不清楚主席到底为什么不离开武汉，在这么紧急的特殊情况下，还不让群众知道他住在那里。只听说他又要横渡长江，汪东兴、陈再道不让他游，说是保证不了安全。主席不听，不肯走。又听说是因为那里藏有主席多年来最喜欢的一个……现在不知道这个事是真是假，也不好过问。） + +　　叶群说：总理和邓大姐决定亲自去武汉。江青要你和我也去，怎么办？ + +　　林彪气得发抖说：一个领袖这样不争气，干这种……，闹出这么大的乱子！我就不去，也没有本事处理这些乌七八糟的事。这是他自找的，我是个军人，不能跟着他去丢那个丑。你也不要去。总理心脏不好，每天累成那样，劝总理也不要去。现在国家这么乱，有那么多大问题需要总理来处理。主席在那里为了出风头，胡来，弄得中央领导只顾忙他个人的事去了，弄得党不党、国不国了！谁的话他也不听，他更不会听我的，我什么事也管不了，我也没办法…… + +　　叶群在旁边一直小声劝他说：你小声点呀，这些话要是被窃听了，不得了呀。你脑子里也千万别装这些东西，不然，你这个性子，到时候憋不住，就冒出来，就该闯大祸了。 + +　　林彪还是大声说：江青自己为什么不去？ + +　　叶群说：她还不是怕死！现在群众恨死中央文革了，她要去了，群众照样揍她。 + +　　叶群说：我也不愿去……，去了我怎么说话？ + +　　林彪说：保证主席的安全，避免流血事件要紧。你立即告诉陈再道、吴法宪、余立金，要部队不惜一切代价绝对保证主席的安全，保证避免流血事件…… + +　　接着林彪根据他和周恩来磋商的结果，看了武汉地区的军事地图后，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劝其速离武汉，并派刚被揪斗过的邱会作同志带上信立即乘飞机去了武汉。 + +　　林彪、叶群找他们专门谈了话，要求他们保证主席、总理的专机绝对安全飞行，同时一定要绝对保证好总理和邓大姐的安全。 + +　　周恩来、邓颖超、邱会作、余立金见了毛泽东后，给他看了林彪的信，劝其速离武汉。 + +　　当时毛泽东宅邸周围的交通线都被堵塞了，陈再道亲自指挥部队劝阻群众。余立金、刘丰和当时15军参谋长萧前同志等具体负责部队指挥。周总理吸引了群众的注意力，邓颖超给部队讲话，给群众做工作。趁此机会，经过萧前等挑选的几个非常机敏、非常熟悉地形的司机开车，萧前等在前面先行开路，余立金等陪护毛泽东乘车在后，从庭院小后门绕小路，七拐八拐，通过偏路僻道，高速安全地把毛泽东护送到因怕受冲击而事先被部队严密封锁了的空军机场飞机旁。余立金等陪护毛泽东刚出庭院后门，后门就被如潮如涌的群众堵塞了。余立金事后对我说：“真是好险啊！就是几分钟！” + +　　部队严格按照亲临机场的周总理的关于“不呼口号，层层坐在机场四周”的命令，安静坐在地上等待。部队有的干部要求毛泽东见见部队，毛泽东没露面，也没吭气。在非常紧张、肃静和神秘的气氛笼罩下，他悄悄径直上了飞机。本来，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有毛泽东不能坐飞机的中央决定，这次因无法通过火车站，情况特殊紧急，要求毛泽东破例坐飞机了。在余立金等陪护下，按照毛泽东的要求，飞机直抵上海。汪东兴、张耀祠安排刘某某去上海，把她密藏在一个高级小楼里。毛泽东由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陪侍。我亲耳听到当时空4军的江腾蛟和余立金等人是怎样骂刘某某的。 + +　　毛泽东被秘密护送出武汉东湖别墅时，军队顾不上去管王力。王力吓得哆哆嗦嗦，还是被追赶的群众打得鼻青脸肿，狼狈逃窜到一个小山上，腿也摔伤了，藏在草堆里。听叶群说，王力是江青他们最红的人，坏得很，坏点子多得很，到处表态支持“造反派”，整老干部，反军乱军，但是部队还是救了他一条命，不然，被群众揪住了，就把他剁成“肉泥”了。他和江青他们在中央文革搞的秘密就查不清楚了（听叶群说，王关戚垮台后，江青他们对王关戚的关押和审讯都是非常绝密的，只有主席和江青他们几个人知道，连总理都不知道，叶群和林彪也始终不知道，而且江青他们不准任何人过问）。救过王力的军区保卫干事对我说：没想到王力这么怕死，这么不相信当兵的，只顾自己逃命，在草堆里才搜到他，要是群众抓到他了，早把他揍死了。 + +　　王力回北京时，江青、康生和李讷等亲自去机场迎接，江青并和王力手挽手绕场一周。 + +　　以上所述关于七二○事件的情况，是匆忙从上海回北京一天的余立金亲自对我说的，因他无时间见叶群，就要求我转告叶群。他同时给吴法宪汇报了以上的大概情况。我听叶群、林立果也说了同样的情况。林立果说他是从余立金等空军的人那里听来的。 + +　　（约7月22日、23日，江青、康生、谢富治、王力等中央文革的人策划举行了连续两次的百万人大会，煞有介事，蒙骗糊弄千百万人，欢迎被群众打得鼻青脸肿、狼狈溜回北京的王力“胜利返京”，同时嫁祸到陈再道头上。说“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伙同武汉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反对中央文革”，诬陷陈再道‘操纵’‘百万雄师’中一小撮坏人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七二○反革命事件。”诬陷陈再道“想害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同志”。把陈再道押送北京，对陈再道进行残酷揪斗和凌辱。） + +　　江青他们以毛泽东和中央名义逼林彪出席大会。林彪气得连站也站不住，扶着栏杆。周围许多人暗中议论纷纷，因江青他们在，不便靠近问。萧华见林彪站也不能站，脸色不正常，便深为关切地悄悄叫我端把椅子给林彪坐着，我端了椅子在旁扶着林彪坐下。所有的人都站着，唯独他一个人坐在天安门城楼上，孤零零的。萧华理解林彪此时的心情，担心林彪虚脱晕倒，便近前问候。问需不需要吃药？当时萧华被李讷为首的那伙人快轰倒了，林彪就让记者给他和萧华一起照了一张相（后来这也成了江青严加追查的一条罪状。江青、李讷、蒯大富等气势汹汹地亲自查问叶群和我为什么把萧华拉到林彪身边、照相）。 + +　　江青这次还以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名义要求林彪作大会讲话，林彪没有理睬。 + +　　（同时间江青以及被部队救了一命的王力等人反而倒咬一口，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军乱军的反革命口号。《红旗》杂志抛出了他们“揪军内一小撮”的反革命文章。一时间，全国掀起了“闹派”抢枪、冲击军事机关，揪斗军队老干部，打死打伤指战员的高潮。） + +　　大会回来后，林彪问叶群：那么劝主席离开武汉，他为什么不离开？事情怎么这么奇怪？ + +　　叶群说：我听说还是主席要横渡长江，汪东兴、陈再道保证不了安全，不让他游。陈再道和罗瑞卿一样，政治上幼稚，头脑简单，只知道一心一意保证主席的安全，不知道别的利害关系。陈再道唯恐保证不了主席的安全，可是江青反说他操纵反革命分子想害主席，谁相信这种事？ + +　　叶群说：听邱会作、余立金、刘丰等人讲，群众高喊“抓住那个胖子”！“打死那个胖子”完全是指王力，因为有很多追寻王力的群众不知道王力长得什么样，群众的头头就叫他大胖子，群众根本不知道主席住在那里。江青故意把王力说成主席，陷害陈再道，是为了支持王力和“造反派”压“保守派”，整军队的，威吓强逼和欺骗部队支持“造反派”。 + +　　林彪说：尽是些鬼怪事！弄得动用这么大的军队…… + +　　（叶群说：主席到底为什么不离开武汉，具体原因我还搞不清楚。大约1968年底后，叶群带着我多次问过汪东兴。汪东兴开始只字不露，后来当着我对叶群说：别墅里有一个……主席舍不得离开，怎么劝也不行。过去主席一去武汉，就舍不得走。几乎每年要去一次，一去就住几个月……九大后，林立果给我讲了同样的情况（有关七二○事件情况，在我要陈述的重大历史事件真相中，比较起来，还只是件小事。关于此事，我不在现场，均听他人所说，且记忆有限，以核实为准）。） + +　　林立果说：主席在武汉演这场戏，整陈再道，不是整陈再道一个人，而是为了做给军队看的。那么多群众互相残杀，死于非命，地方那么多老干部和陈再道等军队老干部被斗得那么惨，家破人亡。他还在寻欢作乐！这太重色轻国了！与幽王无故点烽火有什么区别？！总理、首长（林彪）和军队把他救护出武汉，他不放心，也可能不好意思回北京，却去了上海，住在最高级别墅里，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他们陪着。可是他一天也离不开……，就叫汪东兴用专机把刘某某等人立即送到上海，藏在一个小楼里，怕江青知道，弄得江腾蛟、余立金很为难。他把好心好意保证他安全的陈再道弄到北京斗得那么惨，他疑心太重了！他容不得别人对他有任何不同意见，除了江青和几个“秀才”，他谁也不相信。 + +　　（这件事在许多人的心里并非什么秘密。提起这件事，不禁想起法国历史学家圣博甫和鲁迅的话。） + +　　圣博甫说：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形成，往往由于“许多细小的暧昧的不可捉摸的原因”。他举例说：“假如古代埃及女皇克留帕拉特拉的鼻子生得矮一点”，“历史的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 + +　　鲁迅在《阿金》一文中说：“我一向不相信……妲巳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那些古老话。……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周邻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的乱子来。” + +　　（七二○事件发生后，武汉军区司令被非法揪走了，并牵连了一大片。军区领导班子被勒令改组。必须任命新的军区司令员和政委。） + +　　七二○事件和武汉军区原领导班子被破坏，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对林彪精神上在一连串恶性冲击的基础上的新的刺激。他精神上早已越来越忧郁了，责任能力越来越不正常了，越来越不愿见任何人。这次本也不想见曾思玉和刘丰，见他们是形势所迫的。因为他怎么能相信陈再道“想害毛主席”呢？他怎么愿意改组武汉军区，撤陈再道的职呢？但是他没有权力来执行自己的意志。林彪见即将上任的曾思玉和刘丰等人时讲的话，也是被形势所迫随口讲的。而且是由于毛泽东亲自决定的代表林彪参加中央会议的叶群（她去参加中央会议，除了周恩来叫她去外，其它都是瞒着林彪去的。因为林彪严格规定她不能参加中央会议）给林彪先说了一番话才讲的。 + +　　曾思玉和刘丰等人把林彪的随口讲话记了个大意，然后整理了一下，向叶群要求往下传达他们整理的讲话稿。而林彪不准传达，叶群也不愿意传达这个讲稿，就把这个讲稿扣压了两个多月。后来我听叶群说，江青他们怀疑这个讲话，他们需要首长做坏人。在他们以毛泽东的名义施加的压力下，中央要求传达这个“讲话”。这个“讲话”经过七删八改，最后又经毛泽东亲自审阅后以中央名义批转到各省市和军区。后来所谓的《“八九”重要讲话》，其中还有多少林彪的原话，只有曾思玉、刘丰和当时在场的“林办”秘书比较清楚了。不过，曾思玉和刘丰上任后不久，刘丰碰见我时，顺便亲口对我说过：“‘造反派’有中央文革支持，很难对付，现在正准备压他们，不过要讲究方法才行。像军区原来的领导那样硬压不行。”曾思玉的秘书沈家华同志也对我说过同类的话。 + +　　我记得1967年8月9日林彪对曾思玉、刘丰等人的讲话中没有“现在的革命就是革我们原来革过命的人的命”这句原话。听叶群、林立果等人说，这句非常别扭的话，是事后修改出来的，因为林彪的原话不能公开传达，否则被正在揪“军内一小撮”的江青、“秀才”们抓住了，不得了了。林彪的原话究竟是什么，应以当时直接听到的准确记录为准。但是，即使从“革我们……”这句话本身来看，也无非是反映并告诉人民已经客观存在的严酷的事实。并且特别明确说的是指“我们”。从整个意思来看，强调说的是指党和人民内部思想上的“自我革命”，即“要做到人的思想革命化”。而决非要把同志当敌人对待。显然，关于“革我们……”这句话并非正确，但是这句话并没有说革所谓“走资派”、“叛徒”等等的命，意味着与那种关于“中央出了修正主义”的理论，关于“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理论，关于“基本路线”、“全面专政”、“一分为二”、“斗争哲学”，关于把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作所谓“帝修反在党内的代理人”等等理论存在着根本分歧。 + +　　（封建个人迷信时期江青、康生他们对此倒是特别敏感，以至由于这种根本分歧引起了越来越激烈的党内原则斗争。闭眼不看其党内原则斗争的举目共睹的严酷事实，执行法律怎么谈得上忠实于事实呢？） + +　　“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有的同志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等种种原因，利用政治特权，并使这种特权深入到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文艺界，恃权凌法，不仅先入为主，而且先声夺人，总是无视事实真相，把自己的双手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把脏水泼在林彪一身。藉以转嫁和掩盖真正的早已引起人民普通愤慨的现实的和历史的官僚主义、封建行帮主义、宗派主义和种种特权。不准别人讲事实，不准接触真实情况，回避严酷的事实，回避多次事实的惨痛教训，回避吸取教训的严重责任。把客观存在的事实作随风转舵的、按我所需的解释，采取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等江青、康生一伙惯用的手段，把林彪上面那句话中带根本立场、观点性的“我们原来”四个字拦腰砍掉，重新编了一句话。1977年中央文件早就出现了这样的一段奇文：“‘四人帮’的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指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是从林彪那里拣来的破烂货。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林彪就说‘文化大革命’就是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参加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老干部。‘四人帮’继承了林彪的衣钵……” + +　　（在这段话里，把林彪的原话根本篡改了！从而严重歪曲了历史，混淆了是非！在这种人为制造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林彪、四人帮”或“林彪、江青一伙”这个时兴的提法，成了解释十年内战一切问题的一个到处流行套用的政治公式。正是根据这个公式，出现了以讹传讹、张冠李戴的荒诞离奇“作品”和文章。真是“一从恶名自天降，争得谤语竟未休”！） + +　　（根本问题，也就是引起社会思想混乱的根本问题是，江青一伙究竟捡了谁的“破烂货”？继承了谁的衣钵？又是谁打着批判“四人帮”的幌子，继承“四人帮”的衣钵？对这个在神圣的法律面前无法回避的最重大的事实问题，除了“凡是”亦是者外，人民自有详说，历史自有公论！无论盖棺定论还是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错误终审，都将难逃青史之讥！） + +　　…… + +　　如此等等，我们将写大量有稽可查的申诉材料。我们早已明确声明过林彪不是诬陷和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林彪不是所谓“发动反革命政变”或“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谋害毛主席”、“叛国投敌”的，并已呈上部分材料，但只是冰山一角，关键性的大量材料还未呈上，然而我们已感受到了报复、诬陷和威胁。从今年4月以来东北地区如《春风》文艺杂志上首篇刊出的“中篇小说”《沧海恨》（搞清查的工人读者也感到荒诞无稽，于最近送来，我们才知道的）等，“小说”和文章（这些“小说”和文章，实际上远远超出文艺的范畴，这是封建行帮主义、特权和官僚主义在文艺界的突出反映）散布迎合世俗人好奇心的谣言，掀起了对我们的社会舆论围攻。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残余势力分子，“文化大革命”到现在一直红的人，看了这些“小说”，手舞足蹈，甚嚣尘上，在咬牙切齿地咒骂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同时，扬言要气死我们，说“死了活该”等等，并且故意在医疗上刁难我们，公然聚众对我们进行人身围攻（这当然和我们帮助“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的老工人揭发这些人的不法行为也有关。关于此篇“小说”及其有关文字，即将给中宣部王任重、周扬同志写信）。江青他们及其一伙对我的法西斯人身迫害至今还在极其痛苦地折磨着我的身体。以致（我）长期卧床，总是难以执笔，无力申辩。 + +　　“人言可畏”。尽管向国内外散布的谣言如浪深，但我不是30年代的阮玲玉。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正在健全的今天，我们也无须用她的办法来对付下流卑劣的谣言了。待我身体有所恢复后，我们将陆续呈上一系列有关重大事件的我及我们所知道的真相材料。这些有证可查的材料，将证明我一再声明过的观点。最近将尽快呈上九一三事件的第三部分材料（第一和第二部分等材料已上交总政。第三部分约三万字，然后将呈上1965年上海会议至九一三事件一系列我所知道的有关重大事件的情况）。我们深切感到需要法律保护。我们信赖社会主义法制。但是执行法律的审判必须代表历史的审判。如果在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问题上，法律和权力发生冲突，终审与事实发生矛盾，审判与真理发生斗争，我们只服从法律，只服从事实，只服从真理。考虑到目前在封建个人迷信时期遗留下来的历史蒙骗的基础上人为制造的“三人成虎”、“曾参杀人”之类的“社会”舆论压力，对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案”的审判，最高人民法院容易做出错误的终审。但历史不仅不看错判的终审，而且会审判终审的错判。真理面前没有禁区，法律面前不容特权，任何功劳和权力都掩盖不了罪过。用冤案平反不了冤案。骨尽荒漠的奇冤寒灰淹没不了冤假错案的真正制造者的罪责。林彪不能为任何活人和死者替罪代过。 + +　　恢复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是一场伟大的变革，同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党和人民在同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的反复激烈搏斗中，已为此付出了巨大的民族代价。也许还要付出新的代价。 + +　　即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人知！我们坚持正视事实真相，坚持真理，不管这么做多么使人痛苦，多么危险。向着我们自以为符合历史必然的路不妨大步走去，不管前面是深渊地狱，刀丛，不再有第四次幸存…… + +　　我们预感到也随时准备有人杀我们灭口。但是决不能杀灭不只是我们两个人知道的事实真相！ + +　　我们写这封信，不胜贸然之至。也许曲解和误会了您的讲话了。我们相信，重大历史事件问题，一定会得到实事求是的解决。 + +　　（按照法律，我们如果有公民辩护权的话，请您转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如果他们同意，我们愿意充当他们的辩护人。并希望在开庭审判前七天看到起诉书副本。还请您转告江华院长，如果特别法庭需要我们出庭作证，我们将义不容辞。） + +　　我们将根据法律和事实，对林彪冤案的制造者及伪证罪者提出起诉。请给予符合法律的方便和支持。 + +　　（我们认为，林彪冤案是我党我国最骇人听闻的冤案，是1965年来漫天迷雾重重笼罩的最富有迷惑性假象、最复杂的历史案件。） + +　　我们还认为，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在没有全部听取我们的申诉材料之前，将很难避免对林彪冤案做出错判，从而很可能损害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与权威。神圣的法律，神圣的职责，事关重大，诚望慎之！慎之！ + +　　冒然一信，陋陈多言，难概其余。我们知道，这封信不会使您信服。我们也无意使您信服。因为重要的是事实，可是我们不可能在这样一封信里陈述我们所要陈述的事实。我们只是提请您关注我们提出的问题或意见和要求。 + +　　热望司法只忠实于法律，只忠实于事实，只忠实于真理，热爱社会主义法律的神圣权威至高无上。 + +　　深信社会主义法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所向披靡。 + +　　（望转呈彭真同志和江华同志一阅。） + +　　此致，敬礼 + +　　 林豆豆、张清林1980年10月20日，于郑州汽车制造厂 + +　　来源：舒云整理《林豆豆口述》，明镜出版社2012年9月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6/names.txt b/CCRD/0/8/16/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cd5832fe2fd095c99d8fb9b4ecccf907c302da3 --- /dev/null +++ b/CCRD/0/8/16/names.txt @@ -0,0 +1,12 @@ +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关于张友恭刑事判决书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关于给林舜英平反的判决书 +刘子厚: 我的检讨 +许集山写给内蒙古党委组织部有关自己文革错误的申诉信和附件 +滕海清向中央作的第三次检查 +西安交通大学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人员名单 +中共中央办公厅机关委员会关于林刚同志平反的决定 +我所知道的有关罗瑞卿同志被诬陷和迫害的情况 +米家农: 我的检查交代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中共昭乌达盟委员会联合调查组关于周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肖开元的刑事再审判决书 +林彪女儿林豆豆写给黄火青的信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7/000000.txt b/CCRD/0/8/17/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2fe18623d13d72e6526c58f642821ee6e263c1 --- /dev/null +++ b/CCRD/0/8/17/000000.txt @@ -0,0 +1,19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关于对孙经武、张鹤慈等人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平反决定 + +　　1963年5月，孙经武、张鹤慈、郭世英、叶蓉青等人犯了组织“X”集团、编写“X”杂志，并密谋偷越国境的严重错误。当时因考虑他们都还年青，其错误尚未造成严重危害，故本着教育挽救的精神，没有给他们的问题定反革命性质和给予刑事处分。只是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给予孙经武、张鹤慈劳动教养2年的处理。在劳动教养期间，孙经武、张鹤慈又于1964年底利用劳教场所管理上的漏洞，秘密串联，再次企图越境外逃，故延长了一年教养期。1966年5月，教养期满后，孙经武按时解除，由总后勤部安置在重庆3403厂。张鹤慈则因“文革”开始，没有按时解除劳动教养。 + +　　在“文革”中，由于谢富治、李震等人的干扰破坏，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处理。孙经武被揪斗进了“牛鬼蛇神劳动队”，以后，由石家庄3302厂当做“三类人员”加以控制；张鹤慈则延长教养7年，于1973年劳动期满后留场就业。 + +　　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孙经武、张鹤慈本人及家长先后提出申诉，要求复查，经复查认为：“文革”前，对张鹤慈、孙经武等人的处理是慎重的，正确的。“文革”中，给孙经武、张鹤慈戴上“反革命”帽子，重新加重处理是错误的，这完全是谢富治、李震等人干扰破坏造成的。公安部于1980年4月给张鹤慈、孙经武正式作出了“文革”中被错误处理进行平反改正的决定，并通知有关单位作了如下处理： + +　　一、孙经武在重庆3403厂受冲击的问题，已经平反，有关材料均从档案中抽出销毁。孙在石家庄3302厂被当做三类人员控制的问题也已作了纠正。 + +　　二、给张鹤慈发了按1966年5月原定时间解除劳动教养的通知书，对档案中与“文革”中错误处理有关的材料做了妥善处理，并将张转回北京。 + +　　现将此平反决定发给本人，并归档存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1981年8月31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7/names.txt b/CCRD/0/8/17/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b4f31c3982280cbe76c09cf6adb382cc02392f --- /dev/null +++ b/CCRD/0/8/17/names.txt @@ -0,0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北京市公安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部保卫部关于对孙经武、张鹤慈等人在“文革”中受到错误处理的平反决定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0.txt b/CCRD/0/8/18/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ea11fb462b3eb17f64b6c8335bd69de9fc53374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0.txt @@ -0,0 +1,137 @@ +#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何立宽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文州检刑诉字第33号 + +　　被告人何立宽，男，汉族，现年36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革委副主任、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 +　　被告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文山州公安处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旨意，在文山地区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诬陷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密谋策动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迫害党政领导干部和群众 + +　　1974年4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诬告了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和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布置刘玉净、章永昌、陆元明、陈伟、胡世康、何文忠等人收集整理和编写了《岳永喜克己复礼言行录》，布置刘玉净等人将此材料在文山地区进行传播、散发。诬陷“岳永喜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 +　　1976年8月20日，何立宽指派陆元明等人到昆明，将由其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并由陈伟将这份材料寄送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这份材料中，诬陷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琹：“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诬陷原州委副书记李铣“有叛徒嫌疑”等等。报告中诬陷文山州、县13名党委常委“大刮右倾翻案风，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 +　　二、阴谋颠覆政府 + +　　1974年4月，何立宽在昆明震庄工农读书班期间，接受了黄兆其“在云南批林批孔、联系实际，主要是批王（必成）打陈（陈康）”的部署后，布置童永昌、刘玉净等人在文山以单位或支部的名义对岳永喜进行批判，提出：“对岳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在此期间，伙同胡玉珍策划确定了批判砚山县委书记贾齐帮。 + +　　1976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何立宽与黄培根、陆元明、丁正中、陈伟、马昭、任怀灿、童永昌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多次策划，形成了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确定了打倒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民、文山县委书记杨铎、副书记项朝光；批判原州委副书记王琹、罗运通的计划。致使文山地区从2月下旬至3月上旬多次出现绑架、围攻、揪斗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州、县领导干部的严重事件。 + +　　1976年3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领取了黄兆其要他组织人上昆搞会内会外配合的旨意后，指使丁正中、陆元明、陈伟等人“尽快组织人上昆告状”。丁正中等人根据其旨意，于3月22日抢了州委大小汽车5部，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组织了一百余人赴昆告状。围斗省委领导干部，向省委施加压力，破坏了省委正常的工作秩序。以后又指使丁正中等人于4月8日组织了20余人的告状团第二次上昆，冲击州委在昆明召开的常委会未逞，围斗了州委副书记王民。 + +　　1976年3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积极参与了黄兆其等人改组省委的阴谋活动。并在要求中共中央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和改组省委的电报上签了名。 + +　　1976年5月至8月，以何立宽为首的帮派核心成员多次进行策划，责成陈伟编写了《文山地区触目惊心的右倾翻案风》的材料，分别送给《人民日报》驻云南的记者以及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安炬祥等人。并指派陆元明向原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安炬祥诬告文山州、县主要领导干部，图谋将州委副书记王民、王琹赶走；把支持帮派的李凤萼、苏复调回文山；恢复郭明进文山县委书记职务。8月，何立宽再次指派陆元明等人上昆明，将其和黄培根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恶果的报告》分别送给朱克家、黄兆其、安炬祥等人。还指派陈伟将报告寄给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要求将8名州委常委，5名县委正、副书记“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批斗”。 + +　　1976年5月、6月，何立宽向同伙传播外地在押犯家属强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所谓“经验”，并把州委研究在押犯的案情泄露给同伙。指使陆元明、童永昌等人煽动在押犯家属两次进驻州委机关，围斗州委领导干部长达17昼夜。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破坏了州委正常的工作秩序。 + +　　1976年8月下旬，州委召开扩大会议前夕，何立宽与帮派核心成员在童永昌家，策划了将同伙塞进材料组和各小组召集人，控制州委扩大会议。并由参加会议的同伙在会上发难，向州委施加压力。还由丁正中和马昭搞会内会外配合，写大字报、大标语上街，妄图改组州委，篡夺领导权。 + +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 +　　1976年10月12日中午，何立宽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希望苏联发动侵华战争，希望发表毛主席致江青的信，希望国内爆发“革命”。 + +　　1976年10月13日，何立宽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受行动计划。同月16日，又派童永昌赶赴上海，探听“四人帮”余党的动向，并规定了联络的方法和暗语。 + +　　同年10月13日，何立宽向任怀灿、童永昌等人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10月17日凌晨4点，任怀灿、马昭从昆明返回文山，立即向何立宽转告了刘殷农“粉碎四人帮是真的，走资派可能趁机翻案报复，我们要坚持斗争，要是真的干起来，要依靠民兵和产业工人，实在不行，就上山打游击；要与部队取得联系，争取部队支持；现在要作好思想和物资准备”的旨意后，何立宽即与任怀灿、马昭、李玉芬、李传田、丁行红、蒋绍明、杨和昌等人，先后在李传田及其家中，策划了武装叛乱，上山打游击，地点选择在文山老君山；医药由李玉芬准备；车辆、汽油由蒋绍明、杨和昌准备；收发报机和报务员由余相德准备和物色；地图除将丁行红原准备的11张军用地图用于上山打游击外，又从李传田处拿到文山州地图和云南公路图各两份；武器弹药的准备；除将粉碎“四人帮”前向李传田等人搞到的左轮手枪和七六五手枪及子弹用于上山打游击外，10月13日和19日，又分别从丁行红处搞得五四式手枪1支、子弹23发、军用手榴弹4枚。同月17日、19日，何立宽又指使任怀灿、马昭到文山驻军找×政委、×副政委要武器弹药，积极准备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何立宽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 +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立宽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犯罪活动，诬陷迫害文山州党政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何立宽的犯罪活动，使我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何立宽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3条、第138条之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长　侬臣勇检察员　昌坤林　朱荣辉1982年6月25日 + +## 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判字第14号 + +　　公诉人：文山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侬臣勇、检察员昌坤林、朱荣辉 + +　　被告人：何立宽，男，汉族，现年36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文山州革委副主任、中共文山州委常委、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 +　　辩护人：程兴、陈常富、杨星耀，文山州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文山州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6月2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7月22日至2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现查明： + +　　被告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何立宽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他当时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勾结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动武装叛乱，犯下了严重的罪行。被告人何立宽的犯罪活动，使我省、我州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全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何立宽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捏造事实，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 + +　　1974年4月，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与杨志明、张协丰等人去找黄兆其密谈。何向黄诬告原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接着黄兆其讲了“运动主要是解决九次、十次路线斗争遗留下来的问题，联系云南和昆明军区的实际就是要解决王必成和蔡、马、雷、董的问题，要打倒陈康”。对此“何立宽是同意的”。同年4月，何布置上昆找他的刘玉净、童永昌回文山“发动群众，联系省、州实际，深揭猛批与蔡、马、雷、董有牵连的人和事”、“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要打，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刘殷农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人的传单、材料交刘玉净带回文山传抄散发，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人。 + +　　1976年5月，何立宽与陈伟、马昭、丁正中、陆元明等人在丁正中家密谋策划，何说：“运动到现在光靠大字报不行了，大字报再多，上面能知道吗？要整材料上报”。指使陆元明、马昭、陈伟等人收集材料，编写了由何立宽署名的《就文山州委主要领导大刮右倾翻案风至今拒不转弯，向毛主席、党中央的汇报材料》和由何立宽、黄培根共同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的恶果的报告》，于同年8月，分别寄送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派人面交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在这两份《材料》和《报告》中，捏造事实，诬陷原文山州委副书记王琹“有勾结土匪、出卖同志的严重历史问题”，诬陷原州委副书记李铣“有叛徒嫌疑”等等。《材料》、《报告》中还诬陷诽谤文山州、县13名领导干部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扶植起来的还乡团、翻案派”，“要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揭发批判”。 + +　　1976年2月至3月，何立宽纠集黄培根、丁正中、马昭、任怀灿等人在丁正中和童永昌家密会策划，何对他们说：“王民是刮右倾翻案风的主要角色”、“文山反击右倾翻案风，矛头就指向王民；王琹和罗运通也很坏”，提出要“打倒王民，点名批判王琹、罗运通”，同时支持黄培根在文山县要“收拾杨铎、项朝光”的主张。致使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州、县领导人多次遭受围攻揪斗和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的摧残凌辱。 + +　　参加篡夺省级党政领导权的活动，阴谋颠覆政府。 + +　　1976年3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何立宽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篡夺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于3月24日下午冲击了省委常委会议。接着，何立宽又在黄、刘一伙拟写的，其目的在于改组省委，夺取省委领导权和“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了名。为了实现夺取省委领导权的同一目的，何立宽还领受了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给省委施加压力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了两批共一百余人的“告状团”，抢了州委的5辆汽车，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击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再次破坏了省委和省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阴谋搞垮省委。 + +　　煽动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罪犯，破坏国家法律、法令实施。 + +　　1976年五六月间，何立宽召集丁正中、童永昌、陆元明等人策划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何立宽传播了外地在押犯家属逼迫领导释放在押犯的所谓“经验”后说：“现在的关键是需要他们（指在押犯）的家属出面才行”。我们这里的这些家属“造反精神不强，”“要做一下他们家属的工作，如果光靠我一个在常委会上斗，他们家属没有‘革命’行动，不对他们（指州委领导）施加压力，他们是不会放的”。“现在就是要叫他们家属去进驻州委会议室、整天围着康守忠、王民、王琹等几个书记、副书记，也叫他们吃饭、睡觉都守着，其他的工作不能给他们干”。何立宽还说：“要组织一下各单位在街上多出些大标语、大字报，强烈要求州委立即释放”在押犯等等。在何立宽的煽动和唆使下，在押罪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的家属再次进驻州委机关，围攻州委领导干部先后达17昼夜，逼迫州委领导释放在押犯，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 +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策动武装叛乱。 + +　　1976年10月12日，何立宽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10月13日与任怀灿等人策划上山打游击。指派任怀灿、马昭去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取如何行动的旨意。10月16日，何立宽又指派童永昌赶赴上海窥测“四人帮”余党的动向，并规定了联络的方法和暗语。 + +　　10月17日，任怀灿、马昭向何立宽汇报了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准备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和刘殷农要何立宽“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要把民兵抓紧，抓住民兵指挥权不放，要注意和部队取得联系”、“万一不行就上山打游击”的旨意后，何立宽又多次与任怀灿、马昭、余相德及军内个别同伙密谋策划，积极响应黄、刘一伙的武装叛乱。选定文山老君山一带为叛乱打游击的活动基地；布置同伙准备叛乱使用的武器弹药、车辆汽油、医药器械、地图、通讯器材等等。后由于党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全州人民的斗争，何立宽的罪恶计划才未能得逞。 + +　　综上所述：被告人何立宽在云南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其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和黄兆其、刘殷农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本庭经过7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4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140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何立宽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 +　　本庭确认：被告人何立宽犯了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何立宽拒不认罪，态度顽抗。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被告人何立宽犯罪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款、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何立宽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2年7月25日 + +　　 审判长　马忠人民陪审员　陶恩灿人民陪审员　杨宗昌1982年7月27日 + +　　 书记员　班崇兵 + +##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1982〕刑上字第87号 + +　　上诉人（原审被告）：何立宽，男，汉族，现年36岁，云南省邱北县人，原任文山州革委副主任，州农办副主任。现在押。 + +　　上述人何立宽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于1982年7月25日经文山州中级人民法院以〔82〕刑判字第14号刑事判决书，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上诉人以无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该案进行了审理。查明： + +　　1974年4月，上诉人何立宽在省工农读书班期间，向黄兆其诬告原文山州委书记岳永喜与“十次路线斗争有牵连，和蔡、马、雷、董有联系”、“问题很大”。同月，布置刘玉净等人回文山“集中批判岳永喜”、“对岳永喜打不倒要赶跑，赶不跑要搞臭”；并把黄兆其等人诬陷诽谤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的材料交刘带回文山扩散，煽动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干部。1976年2月至3月，上诉人与黄培根、丁正中等人策划揪斗干部，致使文山州委和文山县委领导人王民、王琹、罗运通、杨铎、项朝光等多次遭受围攻和挂黑牌子游街凌辱人身。1976年5月，上诉人指使陆元明、马昭、陈伟等人编写由上诉人署名的《就文山州委主要领导大刮右倾翻案风至今拒不转弯的汇报材料》和由上诉人与黄培根共同署名的《关于要求从组织上纠正右倾翻案风的恶果的报告》，于同年8月分别寄送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派人面交黄兆其等人。《材料》和《报告》中，捏造事实，诬陷诽谤文山州、县13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翻案派”，“要清除出领导班子，交群众揭发批判”。 + +　　1976年3月省委地书会议期间，在刘殷农的带领下，上诉人参与冲击省委常委会议。并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在“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给党中央的电报上签名。同时还领受黄兆其搞“会内会外配合”的旨意，指使丁正中、童永昌等人，先后组织两批“告状团”，抢了州委汽车5辆，挟持州委副书记罗运通赴昆，冲击省委地书会议和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图谋夺权。 + +　　1976年五六月间，上诉人召集丁正中等人策划强迫州委释放在押犯，授意在押犯家属“进驻州委会议室，整天围着康守忠、王民、王琹等几个书记、副书记，叫他们吃饭、睡觉都守着，其他的工作不能给他们干”。在上诉人的煽动和唆使下，在押犯吴文祥、潘油清、罗兴义等人的家属进住州委机关，围攻州委领导干部达17昼夜。 + +　　1976年10月12日，上诉人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派任怀灿、马昭到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探听“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动向和领取旨意，派童永昌赴上海窥测“四人帮”余党动向。10月17日，任怀灿、马昭星夜赶回文山向上诉人密报了刘殷农关于“万一不行就上山打游击”等行动旨意后，上诉人又多次与同伙密谋策划上山打游击，并选定老君山为叛乱基地；布置同伙准备叛乱的武器弹药、车辆汽油、医药器械、地图、通信器材等等，伺机配合黄兆其、刘殷农策动武装叛乱，其阴谋未能得逞。 + +　　本庭认为：原审认定上诉人何立宽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从事颠覆政府的活动，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上述罪恶有大量物证、书证在卷，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法律程序完备，应予认定。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危害后果和拒不认罪的表现，应予严惩。原审考虑到上诉人犯罪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予以从轻判处是正确的。应予维持。上诉人在其全部犯罪事实面前申称无罪，表示对原判永远不服，甚至反诬原审违反法律程序，对其诬陷等等，纯属坚持“四人帮”反动立场，掩盖其反革命野心，应予驳回。据此，特依法裁定如下： +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1982年9月28日 + +　　 审判长　汪福佑审判员　程体儒代理审判员　石贤才 + +　　 1982年9月29日 + +　　 书记员　陈旭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1.txt b/CCRD/0/8/18/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10f1093c34e983c51faeaa22e3ee54d22449d52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1.txt @@ -0,0 +1,89 @@ +# 我的申诉 + +　　<王淮湘> + +　　【本片来自网络杂志《昨天》提，原件无日期。这里的日期是根据文件内容的推测】 + +　　“文化大革命”中，我在吉林犯了严重错误，对此我极为痛悔，八年来我作过多次检查，去年整党中我又作了系统检查，并上报了中央。组织上对我进行处分是完全应该的。但是，吉林省对我的问题的结论，不是实事求是的。有些问题与事实不符，有些问题断章取义，有些问题完全是无限上纲，把“文化大革命”本身造成的罪责加在我个人身上，对这个“结论”材料我始终是有意见的。因此，我不同意开除我的党籍的决定，请求中央重新复查我的问题。现就吉林省对我的处理结论申诉如下： + +## 一、“结论”的第一个问题，说我“参与林彪、康生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问题及所列举的事例不是实事求是的，不符合事情的本来面貌，是无限上纲的。 + +## （一）关于说我“陷害刘少奇同志”的问题： + +　　“结论”中写道：“五四年刘少奇驳斥了康生对沙韬的陷害，六九年康生、曹轶欧策划组成沙韬专案组，陷害刘少奇和参予处理的罗瑞卿、安子文、杨尚昆、李克农、毛诚等搞阴谋，反康生”，“王淮湘根据康生的批示和康生、曹轶欧的旨意，对毛诚监禁审查，进行迫害”，“王与曹轶欧多次互相通信，陷害刘少奇同志。” + +　　事情的经过是：对毛诚同志的审查是六八年“清队”中搞的，当时省革委刚建立不久，就碰上了“清队” 运动。约在七、八月份康生办公室主任曹轶欧写给我一封信，转来省委党校“造反派”揭发毛诚写给康生的信。曹在给我的信中讲，毛诚很可疑，有特嫌，要严格地进行审查。我把这封信转给了省专案组，并要他们帮助党校专案组进行审查。后来党校撤销，毛诚专案组才为省委专案办管。六九年下半年，省专案办负责人柏长青（原十六军四十六师副主任，现已转业）从北京回来，向我和肖道生（原空一军政委，现在福州空军，当时他分管干部工作和专案）汇报，说他在北京参加了曹轶欧、郭玉峰召集的会议，传达了康生的“指示”，成立了沙韬专案组（沙韬在甘肃，由甘肃牵头），具体领导是中组部的郭玉峰，后来吉林专案办觉得毛诚在北京的问题（即处理沙韬的问题），吉林没法搞，中组部又确定，吉林只负责毛诚去莫斯科前的一段历史。在审查过程中，曹轶欧给我和专案组写过几次信，讲毛诚的问题，我看后即转给专案组处理。专案组也给写过回信，有两次专案组建议为郑重起见，由我签的名。省专案组也几次向中组部汇报过。吉林对毛诚同志经过几年的审查，认为历史是清楚的，疑点被排除，最后结论，专案组根据中组部转来处理沙韬的材料，专案组的审查意见：毛诚同志历史清楚，在处理沙韬问题上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不给处分，解放。省委讨论同意，并上报了中组部。时间约在七三年或七四年。 + +　　对毛诚同志的审查是在康生、曹轶欧的“指示”下发生的，我们的错误是认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就盲目执行。“结论”说是“陷害刘少奇同志”，这是根本不存在的。谁都知道在这之前，早已错误地给刘少奇同志扣上三顶帽子，做了政治和组织结论。在处理毛诚专案的过程中，我讲过些错话，那都是中央文件和报刊公开的东西，我只是跟着讲了。至于专案组也几次给康办写信和向中组部汇报，他们当时都是党中央的部门，这种联系是工作关系。在处理毛诚问题上，我个人与他们没有单独的联系，怎么能说是参与阴谋活动呢？这个问题请找肖道生、柏长青同志核实。 + +## （二）关于“阴谋陷害罗瑞卿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问题： + +　　“结论”中写道：六八年十月王亲自写立案报告，制造省公安厅副厅长申虎成对林彪安窃听器的冤案，阴谋陷害罗瑞卿等中央首长。对申虎成同志的审查，是在“清队”中发生的，六八年秋，吉林省公安厅军管会的负责人张绍春向到长春办事的中央二办人员，反映了公安厅群众揭发原副厅长申虎成给来长春养病的林彪搞过窃听问题，中央二办来的人表示这是大事，应该重视。事后，张绍春向我讲了这个情况，我表示应该重视，军管会可以研究一下，建立专案进行审查。六八年十月在北京开会，我向陈锡联同志讲过这个案件，陈讲，这是重大案件，要向中央写立案报告，吴法宪分管专案，可报他转中央。我把陈锡联同志的意见，电话转告了在家的军队支“左”领导小组同志，经过他们讨论，写了立案报告，送到北京，我通过会议秘书处转送吴法宪，吴回话说，要作特大案件抓。当时，专案组提出我同意，用省革委会和公安军管的名义给叶群写过外调信，并不是我个人的活动。到七二年进行复查时，公安厅发现是假案，报经省委讨论，正式平反，申虎成同志分配到四平地区任革委会副主任。“结论”中说“陷害罗瑞卿等中央首长”是根本不对的，谁都知道早在审查中申虎成前的四、五年罗瑞卿同志已被诬陷“打倒”，六六年又公开在报刊上点名批判。“结论”根本不提早在七二年由省公安厅发现、省委主动地进行正式平了反的申虎成假案，仍当作我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责，这样牵强附会，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方面的情况，可向陈锡联、肖道生、张绍春同志核实。 + +## （三）关于我“诽谤朱德、陈毅、李富春” 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问题 + +　　六八年十一月，我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六九年二月“九大”大代集中学习时，我确实讲过一些有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话，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但这并不是我的发明，是当时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货色。我怕扣上“封锁中央”的帽子，传了，讲了，而且请示过陈锡联同志。据我所知的一些省也是那么办的。 + +　　关于说我“‘九大’选举时不让投朱德、陈毅、陈云等老同志满票”的问题，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事情是在“九大”选举前，作为大会副秘书长的吴法宪向在前门饭店的十个代表团的负责人一起传达的，说“为防止老同志骄傲，既要选上又不给满票”。我回到吉林代表团进行了传达，当时极“左”思潮正重，有些代表讲我们不选他们，我提议军队代表革命干部代表并说服劳模代表投满票，其他人自己看着办。 + +　　（“结论”把来自八届十二中全会的货色，和“九大”秘书处的布置，不仅吉林是各地普遍办了的事情，说成是我参予林、康阴谋活动，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显然是离开了当时特定历史情况的无限上纲。这个问题可找陈锡联、阮泊生（在山西）、张李明（在吉林）同志核实。） + +## （四）关于说“七○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策动反革命政变，王淮湘与王秉璋等人相呼应”、“向党发难，为林彪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 +　　事情的经过：九届二中全会于七○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在庐山开幕，在全体会议上周恩来、康生、林彪讲了话，当晚分组进行讨论。东北组由东北三省的中委，还有中直、国直、军直的十多名中委编在一起，陈锡联、潘复生和我为小组召集人。当晚进行小组讨论，王秉璋、王辉球等人在插话中说有人反对毛主席，没有引起与会的注意。第二天上午，我与阮泊生、刘振华、潘复生、杨春圃在一起整理头一天全会上三个讲话的笔记，大约十点半收到了六号简报（华北组的——即后来讲的反革命六号简报），内容是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看到简报后，都觉得有问题了，提议潘复生和我到陈锡联那里问问是怎么回事。到后陈讲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人反对毛主席是大是大非问题，下午的小组会应有点气氛。我回来后给吉林的中央委员打过招呼，说简报都看到了，有人反对毛主席这是大事，下午小组会应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下午的小组会上，首先是公安部的于桑代表李水清、刘伟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接着会议争先发言，情绪激动，有的领头喊口号。我想发言没有发上。小组会开始前陈锡联被叫走，两小时后回到组里，说主席讲会议温度高了，休会。我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错误是受六号简报的影响，跟着起哄，事先事后我和林彪一伙没有来往，说我“与王秉璋等人相呼应”“造谣煽动”“在东北组起哄”完全不是事实。此事可找陈锡联、阮泊生、刘振华（沈阳军区政委）核实。 + +## 二、“结论”中第二个问题，讲我“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继续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问题。我和江青“四人帮”没有任何个人联系和私下来往，因此，这个问题也不是实事求是的，同样也是硬往“四人帮”一起联。 + +## （一）关于“结论”中说我“指令全省批判修正主义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等国务院领导”问题，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情。 + +　　事情是七三年党的“十大”结束后，东北三省领导人就如何贯彻党的“十大”精神交换过意见。根据“十大”精神，主要是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回省后，省里经过两个月的调查酝酿，并派人学习辽宁、黑龙江两省作法，经省常委讨论，确定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在省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是肖道生同志讲的，报告中批判了所谓“回潮”问题，讲的是从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报刊上移来的，并不是我们的创造。所举的例子是省机关个别局的干部，这是一次贯彻“十大”的教育运动，现在看这次教育显然是错误的，但根本不是毛远新布置的，更没有想过矛头是对着周总理的。这件事可找肖道生、阮泊生同志核实。至于毛远新让我了解一机部的长春会议是以后的事，记得七三年底，八大司令调动，我到沈阳，毛远新对我说一机部的长春会议是“回潮”的会，我们辽宁根本没让传达，你可了解一下。回来后我找人了解过，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也就没有向毛远新讲。 + +## （二）关于《创业》问题 + +　　“结论”中说我“追随江青，压长影追查《创业》的背景”，这是根本没有的事。七五年春《创业》影片公开放映后，文化部派电影组长吕韧敏到长影了解情况。吕是由长影负责接待的，住在省委一招待所，省委正在一所开会，长影负责人苏云建议我看看吕，吕提出听听省委常委对《创业》的看法。在常委的座谈中，都说看着挺好，没有看出什么问题。吕以后在长影怎么了解我不清楚，此事可向兰干亭（原吉林省常委，后到安徽省委任副书记）、苏云（长影负责人）核实。 + +　　“结论”中说，“王淮湘到大寨，按江青的旨意，迫使《创业》作者张天民同志再给江青写第二个信和按江青旨意，追查张天民写信的后台问题。”七五年九月中央在昔阳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省委书记阮泊生从昔阳打电话通知我，江青要我带《创业》摄制组十多人到大寨。当时我以为中央在那里开会，这个通知中央会知道的。到了大寨，吃中饭在餐厅见到江青，她骂《创业》作者张天民告了老娘的刁状。并为中央芭蕾舞团到长春演出的招待问题斥责了我。随后要张天民再给毛主席写第二封信，作检讨，建议重拍《创业》，要我作张天民的工作。当时我屈服江青的压力和长影党委副书记苏云作了张天民的工作，张天民写了第二封信，回到北京后，陈锡联、吴德、纪登奎三人找我谈话。我向他们汇报了去大寨的经过，江青要张天民写第二封信的情况，他们批评我不该去大寨，张天民再写第二封信是错误的。他们谈话后，我找到了苏云，没让送出第二封信，《创业》也没再重拍。至于江青讲的评《水浒》问题，我回省后既没有传达，也没有抓。这些事情可找兰干亭、苏云核实。说我从大寨回到北京，要崔海龙打听十二省会议情况。崔是参加赴新疆代表团的，又不是参加十二省会议的，是没有的事情。 + +　　“结论”中还说“王淮湘按江青的旨意，追查张天民写信的后台”。事情是这样的：七六年二月下旬，中央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在十七省负责人会议上，严词责问我为什么没有看到张天民的第二封信，要我交代。我以作者不通作了回答，引起她一顿批评斥责。会议期间看到发的一份会议参考材料，是胡乔木同志讲他曾给《创业》作者张天民转过信。回省后，因担心江青抓着未送第二封信继续追查不放，涉及上边领导人，把问题复杂化，同崔海龙商议，想让张天民把已经揭发出转信人的情况写个材料，报上去搪塞一下。与张天民谈话的是长影负责人苏云，张天民又讲出了转信人贺捷生。这个谈话记录以我和崔海龙的名义，转报了江青，这个作法是错误的。当时主要是想以此压下江青对未送第二封信的追查。此事可向崔海龙核实。 + +　　就在这次崔海龙提出王震同志与我的谈话问题。七五年八月王震同志到长春，在我送他到机场的路上，他对我讲：《创业》是部好片子，江青不老实不行，邓小平主持工作后，老同志很高兴。事后，我把这次谈话给阮泊生、崔海龙讲过。这次崔提出要我揭发，我开始不同意，崔说你不讲别人讲了会被动的，王震那话是分裂中央的。后来又说你不揭宗希云要揭。崔、宗二人都是中央学习班学过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奉王洪文的“指示”，专门处理过吉林的问题。他们同上边关系密切。这使我压力很大，因为这涉及中央领导王震同志，怕江青知道后事情闹大，王震同志遭难。另外崔、宗二人知道此事，崔又一再催逼，觉得不讲不行，再三考虑决定写信给毛主席，这样既使别人无法扣知情不举的帽子，也符合组织原则。我写信是错误的，但不是想陷害王震同志，如果我是想陷害和邀功的话，为何不直接写信给江青。 + +## （三）“结论”中说我“兜售毛远新的讲话，布置全省‘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这是不真实的。 + +　　事情的经过是七五年十一月底刚刚发下中发（75）23号文件（即毛主席批评刘冰同志的信），沈阳军区政委曾绍山打电话要我和刘光涛到沈阳开会，毛远新刚从北京回沈，他已是毛主席的联络员，在会上他问我们是不是收到中发23号文件，说毛主席要他给我们打个招呼，免得犯错误。我回省后，在省常委学习23号文件时，把毛远新的讲话精神，作了传达。后来，接到中央扩大传达中发23号文件的通知，省委才开地（市）负责人会传达的，并没有在毛远新讲话后，在全省布置“反击右倾翻案风”。此事可找阮泊生、崔海龙核实。 + +　　七六年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用“另一个最大走资派”的提法，点了邓小平同志的名，引起许多议论，地区也打电话讯问怎么回事。当时，沈阳军区正开军以上干部会，我的秘书从沈阳抄回一份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裴光在会上点名批评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据说这个讲话是毛远新给裴讲的）。我在省委召开的扩大会上基本上照讲了。我当时错误地认为沈阳军区先讲了（早吉林一个星期），沈阳是大军区，他们能讲，我们也可以讲。此事可找刘光涛核实。 + +　　七六年二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议期间，毛远新到京西宾馆看了辽宁省和沈阳军区参加开会的同志，曾绍山把我和刘光涛也找去。在讲到毛主席讲的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时， 我插话讲了，年前吉林省法院副院长张绍春向省委汇报最高法院会议情况时，说江华同志讲“文化大革命”是谁把法院取消了。我说这位老同志不了解当时革委会的编制很小的情况。我讲这话没有告状的意思。讲这话时肯定没有徐景贤在场。可找刘光涛、张午（沈阳军区副政委核实）。 + +　　（（四）“结论”中说“七六年六月王淮湘按着王洪文、毛远新要东北三省‘串连’、‘造反’的旨意‘对国务院攻一下’”的问题。事情的经过是：七六年六月吉林省军区政委苏俊禄从沈阳开会回来，给我带回曾绍山政委给我的口信，说国务院最近要开计划会议，有的部、委对“批邓、批条条专政”有阻力，要各省、市去促一促，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不久接到国务院召开计划会议的通知，我在常委讨论准备的会上，讲了一些错误的话，给吉林参加会议的同志以坏的影响，但不是“按照王洪文、毛远新的旨意”，而是受曾绍山的影响。） + +## 三、“结论”的第三个问题，说我“陷害迫害老干部，拉帮结伙，控制吉林省党政领导权”。“结论”中举的事例与实际有很大出入，是很不实事求是的。 + +## （一）“结论”说，原吉林省委党委、副省长以上26名干部，就有18人被我诬为“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等，长期监禁迫害，其中两名被迫害致死。这与实际情况是很不符合的。 + +　　实际情况是这样：六八年筹备省革委会，两派在北京谈判时，部队支“左”领导小组提出解放并参加结合十名干部的方案（计有阮泊生、郑季翘、兰干亭、周光、张士英、雷鸣玉、宋洁涵、赵天野、宋振庭、宋任远）。当时听取汇报的康生和军委办事组，说我们解放多了，要重新研究。经与两派重新协商，减少到五人（即阮泊生、郑季翘、兰干亭、周光、张士英），加上在地区参加结合的张李明共六人。至七三年又陆续解放10人（计有宋振庭、宋任远、赵天野、于克、杨义韬、刘慈凯、宋洁涵、付振声、张文海、张开荆）。其中安排工作的7人，没有安排的（付振声、张开荆、张文海）3人。还有两人，一是李梦令，长期养病，多年已不工作，一是民主人士徐寿轩，此二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没有触动他们，组织上也没有进行审查。自杀病逝各一人。自杀的是雷鸣玉（省委候补书记），本来筹建省革委时，军队就提出他参加结合，因为上边说我们解放多了。由于两派闹派性减下了他。到六八年冬已做好了群众工作，要他检查一下就可解放。他本人已经知道，就在这时，他由于想不通自杀了。病逝的是朱德海（延边自治州委书记、副省长），他是早期为中央保护的干部。六七年春就由军队护送去北京，六九年从北京疏散到湖北省，七二年因患肺癌在湖北病逝。“结论”中说我“诬陷朱德海是‘叛徒’”，“阻碍对朱的复查，致使朱德海含冤逝世”，这说法不符合事实。对朱德海的审查，一直是由军管延边自治州的46军和州革委会办的，他们说朱德海是“叛徒”，省专案组认为证据不足。七二年朱病危时，周总理两次要中组部派人到延边复查。省委组织部、省专案办公室都派了人协助，第一次由于延边州委不通没有查清，第二次州委勉强同意不算“叛徒”，省委专门进行了讨论，一致意见推翻“叛徒”的问题，朱德海逝世后，七二年省里开了追悼会，《吉林日报》在头版发了消息。这样做法在当时是不多的。定冤、假、错案的六人，赵林同志是中央发的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中被定了性的。栗又文、于毅夫是六八年春在北京由中央直接逮捕的，中央专案一办直接审查，关了几年之后交回省里，并交代继续关押审查，省委曾作过结论上报中央，一直未回答，到七五年才解除军事监护。李砥平、阎子韬、王奂如三人的历史问题，始终是由省里审查和结论的。 + +　　“结论”中说我“诬陷宋洁涵是安子文的亲信”，说宋是安子文的亲信是六八年中组部讲的，不是我讲的。事情的经过是六七年春宋洁涵给东北局宋任穷同志写信，揭发安子文在三届人大时曾向他泄漏过重要机密，说林伯渠虽然死了，因他写匿名信诬告刘少奇为“叛徒”，还是要开除党籍的。部队六七年向中组部调查时，答复说“宋洁涵是安子文的亲信”，军队领导小组研究认为，这个问题是宋自己讲的，宋在长春市一直是抓工作的，所以主张解放，参加结合，当时遭到了康生的否定。到七一年为建省委我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又提出解放宋洁涵问题，引起总理就这个问题讲了许多话，并说口头讲不行，要我们写报告，意思是我们看的轻。随后省委又写解放宋洁涵的报告，这怎么能说是我诬陷宋洁涵为安子文的亲信呢？“结论”中又说宋任远说江青三十年代的问题被我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完全不合事实。情况是六八年二月康生和军委办事组听军队支“左”领导小组和两大派代表汇报干部问题时，东方红公社派的代表向康生递交了一个小报告，说宋任远诬蔑江青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并不是我或军队领导小组有这个看法。如果我们是这个看法，就不会把宋任远列入第一批解放的十人名单。如果我们在东方红公社讲了之后，同意他们的看法，也不会在省革委会建立之后，较早地解放宋任远并让他参加结合。 + +　　“结论”中还说我对省里的老同志是先定性打倒，然后再让专案人员搜罗材料。这根本不是事实。六七年冬为准备代表团在北京的谈判，军队支“左”领导小组经过讨论，成立了调查组，考察了原省级领导干部的情况，为“三结合”做干部准备工作。军队支“左”领导小组第一次提出解放结合十名领导干部的方案，就是听取了调查组的汇报拟定的。关于赵林、栗又文两同志的定性，是中央批吉林的两个文件（一是建立省革委会的文件，一是建立省委的文件）上讲的。对省级干部无论是解放或结论，都是由分管干部和专案工作的同志与专案组研究写出材料，报省委集体讨论的。没有哪一个是由我先打倒再交专案组搜罗材料的。“结论”中说省委常委、副省长以上的26名干部，就有18人被我诬陷为“叛徒”、“特务”等长期监禁迫害。这是把中央定性的、中央直接逮捕的，“造反派”加给干部的罪名，州委错误定性的统统加在我个人头上，这既不符合事实，也缺乏分析。 + +## （二）“结论”中说我“拉帮结伙，拼凑帮派势力”，说我“把追随他的药天禄提为省革委会副主任，后又提为省委常委，摆在其他省委之上，成为总管”，又说“王淮湘与毛远新编造周总理让崔海龙进省委领导班子的谎言，欺骗省委，上报提崔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这些都是不真实的。 + +　　药天禄是十六军副政委，他做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常委事先都经陈锡联、曾绍山的提议，经过军队领导小组讨论、正式报沈阳军区批准同意后，才提交省委、省革委会讨论通过，并不是我个人的安排。药天禄同志工作热情、积极、肯干，缺点是包揽过多，并非是我把他摆在省委之上。叫他“总管”还是建立省革委会之前，他是军队支“左”领导小组的秘书长，大家开玩笑叫他“药总管”，后来也常常以此同他开玩笑。并不是我封他为“总管”。崔海龙原是延边军分区政委、自治区革委会第二把手。“九大”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建立革委会后，我才认识他。七二年冬他到中央办的第一期学习班学习。七三年五、六月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学习班学员都参加会议。会议期间，毛远新对我讲，总理在接见学习班时，曾问过崔海龙在省里兼什么职务，崔说没有，总理讲可以兼点职嘛。毛远新问我知道不知道，我讲崔海龙没有告诉我，我不知道。后来我问过崔，崔说这事我自己怎么好讲。当时我理解总理这样讲是考虑崔是朝族干部，过去朱德海也是兼省里副省长的。回省后我向省委常委讲了这件事，经过讨论报崔为省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未批。不知道毛远新给我讲的是不是有假，他向我讲过的上边那些话我是没有记错的。根本不存在我和毛远新编造总理让崔海龙进省委领导班子的谣言。 + +## 四、“结论”的第四个问题，说我“制造假敌情，镇压干部和群众，破坏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这不符合事实情况，不是实事求是地分析那种历史条件下发生的问题。 + +## （一）“结论”说，“六八年王淮湘在清队中，制造假敌情，说吉林省‘不少单位还是坏人专政’，‘敌情十分严重’，一再批评‘右倾’，煽动乱批乱斗。” + +　　实际情况是吉林省革委会三月份建立，五月中央就发布了“斗、批、改”指示，开展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并陆续公布了所谓“六厂二校”的经验。当时吉林省的大部分基层单位还没有建立革委会，全省的“清队”工作，主要是依靠支‘左’部队（四个军两个军单位三个特种兵师）派出的军宣队进行的。在当时我们和支“左”部队都受上边那种极“左”路线和指导思想的影响，讲过错话，办过错事。正象《建国以来党内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是非的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作是阶级斗争，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清队”运动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突出表现。这个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结论”把我们受“左”的影响，认识上的错误，执行中的问题，说成是有意“制造假敌情”，镇压干部和群众，是无限上纲，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是引不出这样结论的。另一方面，吉林省发现和注意纠正扩大化是比较早的。六九年三月革委会和军队领导小组共同召集全省性的会议，纠正乱抓乱关人的问题，提出把关“牛棚”的人放出来。五月又进一步总结了扩大化的十个表现和纠正措施，随后又派人检查和纠正几个扩大化重的县和单位的问题。省里专案组直接管的申虎成、任青远案件，七二年发现错误后，就进行了纠正。当然，由于我们对扩大化认识不够，解决的不够彻底，在那种条件下要从根本上解决扩大化问题是不可能的。“清队”可向肖道生、北京军区副司令汪洋同志核实。 + +## （二）“结论”中说省革委会副主任郑季翘发现吉林市违反政策，乱揪乱斗，要求派人纠正，王淮湘竟给郑季翘同志扣上“右倾”帽子，对郑进行围攻。 + +　　实际情况：发现吉林市乱批乱斗的不是郑季翘，是革委会常委姚美玲（红二派）到吉林市办事，得知她的男友（是造反派的小头头）被揪斗，并发现乱批乱斗的情况，回来在省革委会常委会上讲了，并提出派人去检查纠正。为此引起两派常委争论，当时革委会两派常委派性还很大，动不动就吵架，有时还动起拳脚，消除派性，加强团结是件大事。郑季翘支持姚美玲派人到吉林市检查，其他军队和革命干部常委的意见是主张给驻吉林市的46军打招呼，让他们注意纠正乱揪乱斗的问题，省革委会暂不派人，因为常委中派性还很大，派人去可能引起更大的矛盾和问题。在常委会上郑季翘和肖道生为此发生争论，其他军队和干部代表都支持肖的意见，不赞成郑季翘的意见，并不是我有意组织围攻郑季翘。此事可向阮泊生、肖道生、张士英核实。 + +## （三）“结论”中说“四人帮”被粉碎后，群众揭发王淮湘的问题时，王于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一日，亲自主持会议，将写标语、传单，反对“四人帮”，要求给刘少奇恢复名誉，由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并批评了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错误的史云峰，定为“现行反革命”，判处死刑。 + +　　史云峰案件是起冤案。案件发生在七四年十月，长春市工人史云峰，匿名书写25张传单，分别寄给省、市、区十四个党政机关，并在街头张贴。传单内容主要是对着毛主席，也有一条是对江青的，并不是主要是对“四人帮”，也批评了毛主席。案件发生后，省、市委及省、市公安机关，都认为是“重大反革命案件”，并组织力量破案。与此同时，新华分社的记者专程到北京，向中央写了情况反映，王洪文、华国锋（华当时兼公安部长）都作了批示，都讲是现行反革命案件，并要公安部协同破案，二十天后，公安部派人把批示送到省公安局，一个月后破案，史云峰被逮捕。史云峰案件是长春市管的。七六年六月长春市中级法院开始结案，定为“现行反革命”罪，一人主张判死缓，留作反面教育，其余都主张判死刑。上报了省高级法院。九月二十二日省高级法院核准案件，一致决议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死刑。十月七日粉碎“四人帮”，十月十九日省高级法院抽出了涉及江青的内容，按原决议报送省委办公室（以上这些情况我是后来从吉林省出版的八○年《长春》刊物上鄂华的文章了解的）。省委是在十二月一日审批的，就在审批前不久，中央发的（76）16号文件还强调提出：“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的政治谣言、反动标语，要坚决追查，打击制造者。”省委受这些影响，一致同意省法院的意见，按“现行反革命”罪判死刑。省委是在十二月一日审批的，直到十二月十七日临刑前两天，市法院才向史云峰本人宣布判决，史云峰两次上诉，到省法院就驳回了。根本没有给省委讲，十二月十九日执行的当天，长春市管政法的书记陈钟给省里管政法的崔海龙打电话，说犯人不服不好执行，崔当即回答可以采取措施，上午省委开会，崔向我讲了这个情况，我为慎重起见，又与常委讲了让大家再考虑一下，经过研究一致意见按原判执行。史云峰案件的结案，历经了半年多时间，经过长春市和省两级法院的决议和省、市两级党委审批的，都是集体讨论的。我个人未批过有关文件。从没有给任何人授意。省委十二月一日开会审批了一批案件，史案是其中的一件。那些年一般省委一年讨论审批两次案子，一次是“五一”前，一次是年终前，这次就是年终前审批的一批案子。史云峰案件是一起冤案，我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没有把好审批关，是有很大责任的。“结论”中说“在粉碎‘四人帮’后群众揭发我的问题”时安排审批史云峰并判处死刑的。意思是我有意通过判处史云峰死刑来镇压群众，这是猜想和生搬硬套的联系，是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这个案件可向张李明（原长春市书记）、张绍春（长春分区副政委）、崔海龙等核实。也可看看80年《长春》上鄂华的文章中摆的事实。 + +　　以上是我的申诉，请审阅，如有不当，请指正。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2.txt b/CCRD/0/8/18/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c764572dc75075a0696a099f05b3ab58561823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2.txt @@ -0,0 +1,10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关于顾同舟资敌案的法庭文件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书 + +## （1982）军检诉字第3号 + +　　【编者按：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经过审理，于1982年2月25日、2月26日、3月9日先后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有关案犯顾同舟、胡萍、王维国进行了宣判，判处顾同舟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胡萍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处王维国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王维国不服判决，提出上诉。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判。】 + +　　被告人顾同舟，男，62岁，河北省清河县人，逮捕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在押。 + +　　被告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重要情报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9月2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顾同舟犯有以下罪行： + +　　1971年9月5日，顾同舟听了广州军区领导向军职以上干部传达毛泽东主席巡视南方，在长沙接见负责干部时揭露林彪一伙的重要谈话后，当晚11时35分，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于新野从北京给顾同舟通电话时，顾同舟即密报了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内容。9月6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毛泽东主席谈话记录稿交给林立果、叶群。林彪、叶群接到顾同舟的密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顾同舟还按照周宇驰的旨意，将毛泽东主席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于9月9日派专人以看病为名，持顾的亲笔信，坐飞机将材料秘密送到北京交给周宇驰。同时，顾同舟还按照周宇驰的指使，于9月8日派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管理处处长陈伯羽到长沙探听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的情况，并到北京密报给林立果。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被告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搜集和提供重要情报，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一项，已构成资敌罪。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检察员　韩鹤 阚国富1982年2月8日 + +## 公诉词 + +## 韩鹤　阚国富 + +## 1982.02.25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被告人顾同舟资敌一案，经过法庭调查，审问被告，出示书证，宣读证人证言，以及被告当庭的供认，证实我院起诉书中对被告所犯资敌罪的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是完全正确的。下面我着重就被告的犯罪性质、根源、后果和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意见： + +　　一、被告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重要情报，是故意犯罪 + +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用“和平过渡的办法”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计划失败后，加紧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对此已有察觉。1971年8月，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期间，在湖南长沙同一些负责人谈话，进一步揭露了林彪一伙搞分裂、搞阴谋的罪恶活动。林彪反革命集团为了实现他们的反革命计划，千方百计、挖空心思地收集和刺探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期间的讲话内容和行动。 + +　　1971年9月5日，广州军区领导向军职以上干部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在长沙巡视期间，同一些负责人的谈话内容。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传达中特别指出：海、空军及军区司、政、后机关不准向北京报告传达的内容，并反复强调一切行动要听指挥。被告为了满足林彪一伙的需要，听完传达报告后，当夜就向在北京的于新野密报了毛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通电话长达43分钟之久。之后，被告又按照周宇驰的指使，把毛主席的谈话内容，整理成详细的文字材料，9月9日，派其老婆专程到北京，送给了周宇驰、林立果。9月8日，被告还按照周宇驰的旨意，派陈伯羽到长沙，进一步刺探毛主席的活动情况，然后到北京向林彪一伙密报。 + +　　被告不仅向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毛泽东主席在长沙的谈话内容和行动，而且还特地向林彪反革命集团密告了广州军区一些负责人对林彪的态度。说他们对林彪“只字未提”、“表态一般”等等。并把传达毛主席谈话的影响和起到的作用，直接向林彪一伙通风报信。他还特别提醒林彪一伙注意：“传达的声势还是比较大的，主席的指示很多，决不止传达的这些”，以引起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警觉。 + +　　被告感到仅仅向林彪一伙提供上述情报，还远远没有尽到他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责任，不甘心“一般地反映情况”，又向林彪一伙表示：“这里的情况还需认真观察一下，深刻的体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接触，情况续报。”这里，被告又主动承担起为林彪反革命集团继续窥视斗争形势变化的重任，通过接触各方人员，进一步刺探情报。 + +　　被告明明知道毛泽东主席进一步揭露林彪一伙的谈话内容不允许任何人、采取任何方式向林彪一伙通报。当时，被告更十分清楚，到长沙了解毛主席的活动情况，这本身就是明目张胆的反革命行为，露骨的特务活动。因此，当他向林彪反革命集团密报毛主席谈话内容和派陈伯羽去长沙刺探毛主席的活动情况时，便采取了阴谋手段，秘密进行。被告向王璞借传达记录本时，不讲为林立果、周宇驰整理材料的真实目的。他昼夜关在房子里，亲自动手，整理出毛主席谈话内容的文字材料长达50页。当他考虑选派谁去北京密送这份情报时，他权衡利弊，认为别人都不可靠，只有自己的老婆最适宜，并向其老婆交待说：你去方便些，别人问起来，就说是去北京看病，招待所住着不方便，就住到江腾蛟家里。他派陈伯羽去长沙时，催促陈伯羽赶快去，并说，要特别注意保密，对别人不要说到林立果那里去，还是说买东西或是探亲，不要住机场里，住湖南宾馆。请看，被告为掩盖其罪恶活动，考虑得多么细致，安排得何等周密。这就证明，被告的行为完全是根据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需要进行的。他是以身试法！ + +　　对被告向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情报，林彪一伙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林立果等人“非常感激”地称赞被告“起了关键作用，立了一大功”。周宇驰、于新野等人向被告一再表示“非常感谢”。1971年9月10日，即“九·一三”事件前夕，刘沛丰还按照林立果的旨意，特意嘱咐被告“注意观察一周之内的情况”。 + +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被告顾同舟的犯罪行为，在主观上是故意的，在行为上是自觉的，已构成资敌罪。 + +　　二、被告顾同舟的故意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 + +　　1971年9月5日晚，于新野接到被告的密报后，按照周宇驰的指使，连夜整理出电话记录稿，交给了周宇驰。周宇驰看了被告的密报内容，惊恐万状，立即改变原定6日动身去长沙、桂林的计划，决定去北戴河。9月6日，周宇驰亲自驾驶直升飞机，急不可待地把于新野整理的电话记录稿送到北戴河交给了林立果、叶群、林彪。林彪、叶群从被告的密报中，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已察觉他们在密谋夺权的情报后，下决心采取行动，谋杀在巡视途中的毛主席，发动武装政变。经密谋策划，9月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了“一级战备命令”。同日下午，周宇驰急忙驾机从北戴河赶回北京，和江腾蛟密商谋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周宇驰对江腾蛟说：看来他们（指党中央）是要下手了，等着他们下手，就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他（指毛主席）现在还在杭州，可能最近就要回北京，我们要动手（杀害毛主席），就乘他经过上海时，在上海动手。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再遇上这样好的机会就比较难了。9月8日，林彪正式下达了“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的反革命政变手令。傍晚，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从北戴河潜回北京。从8日至11日，先后6次召集周宇驰、江腾蛟、王飞、鲁珉、关光烈等人密谋制订杀害毛泽东主席的行动计划。 + +　　上述事实清楚地说明，被告顾同舟向林彪反革命集团密报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有关揭露林彪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的谈话内容，加速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活动。 + +　　三、被告顾同舟走上犯罪道路决不是偶然的，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 + +　　被告在个人野心的支配下，找靠山，向上爬。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看中了被告这个可利用的对象，想方设法笼络被告。而被告则积极追随林立果、周宇驰一伙，投靠林彪这个“大人物”，以实现其个人野心。被告为了表示对林彪一家的忠诚，当面对林立果说：“我认为林副部长是空军最高的领导，最好的领导，最强的领导”，“今后，我们的一切行动听您指挥，您在空军工作是我们的幸福”，“今后我们跟林副主席、林副部长跟定了，就是遇到多大的风浪也要顶住，海枯石烂不变心，掉了脑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 + +　　被告积极参与为林立果在广州白云山修建秘密据点。他亲自参加选点、定点和审查设计方案，指示要搞好据点的伪装隐蔽。为了让林立果等人生活得更加舒适，专门购置了冷暖机、吸尘器、洗澡加温器等设备。特地派其老婆到上海选购窗帘和门锁。并以战备为名，用外汇到香港购买吸潮机，供林立果一伙享用。挥霍浪费国家资财，为林立果一伙在广州地区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创造了条件。 + +　　被告还为林立果控制部队出谋划策。他对林立果说：“空军的师都单独驻一个机场，离军几十里或几百里，独立性大，不抓住师一级，军是空的”。他先后推荐军、师、团领导干部30余人，让林立果接见，以增进“感情”，以便让林立果控制部队，为反革命政变服务。 + +　　被告顾同舟为什么要积极投靠林彪一伙？被告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通过林立果这个桥，顺着林彪这个大树向上爬。”这就是被告顾同舟把政治赌注完全押在林彪、林立果身上的可耻动机，这就是他堕落成历史罪人的内心起因。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被告顾同舟的故意犯罪行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触犯了我国《刑法》第97条第一项的规定，已构成资敌罪，必须依法惩处。 + +　　鉴于被告顾同舟在被审查过程中，能够交代其所犯罪行，对其犯罪性质和危害有一定的认识，并有悔改表示，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字第1号 + +　　公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韩鹤、阚国富。 + +　　被告人：顾同舟，男，汉族，现年62岁，河北省清河县人，1937年11月入伍，原系广州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长，1971年9月17日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顾同舟资敌一案，由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2月25日在本院法庭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韩鹤、阚国富出庭支持公诉。经审理查明： + +　　1971年9月5日，被告人顾同舟参加了广州军区召开的军以上干部会议，听了军区领导传达的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接见负责干部时揭露林彪等人的重要谈话。当时会议宣布，不准记，不准传，不准向北京打电话报告传达内容。但顾同舟为了满足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需要，于当晚11时35分，在电话里向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于新野密报了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内容。9月6日，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周宇驰驾驶直升飞机到北戴河，将于新野整理的顾同舟密报毛泽东主席谈话内容的电话记录稿送给林立果、叶群。促使林彪提早下决心谋杀毛泽东主席，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 +　　9月8日周宇驰打电话给顾同舟，指使顾同舟派陈伯羽去长沙探听毛泽东主席在长沙时的情况，尔后到北京，顾接此电话后，当日即将陈派往长沙。顾同舟还按照周宇驰的旨意，将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内容整理成文字材料，连同其给周宇驰的亲笔信，派其妻以看病为名，于9月9日乘飞机到北京送给周宇驰。 + +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 + +　　被告人顾同舟，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重要情报，后果严重，已构成资敌罪。本院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和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一、判处资敌犯顾同舟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扣除判决执行前的羁押期，至1982年9月16日止。 + +　　二、剥夺其政治权利3年。 + +　　三、剥夺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2天起，10日内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陈少柏审判员　阎国森军人陪审员　王克东军人陪审员　刘玉荣军人陪审员　涂序凑1982年2月25日 + +　　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程玉林1982年3月1日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3.txt b/CCRD/0/8/18/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e0ece2df734a6148e257bfa42f4cf18ac48f40a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3.txt @@ -0,0 +1,81 @@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胡延观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昆检刑诉字第18号 + +　　被告人胡延观，男，汉族，48岁，初中文化，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 +　　被告人胡延观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凭借其地位和权力，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图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 +　　1968年12月14日，胡延观化名胡立群与刘殷农、林敬荣（化名林叶）联合在《云南日报》上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原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30年代就摇尾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分子，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云南“经过苦心经营，确实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黑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内奸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等。 + +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将1975年中央调整省委领导班子的情况，省委向中央报告省级机关和地委常委以上干部排队情况，以及省委关于对阎红彦、赵健民“问题”的研究意见等重要机密，蓄意编写在会议第47期简报上，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同伙，同时，在“简报”中诬蔑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确实已经刮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还攻击刘明辉等几位常委“搞阴谋诡计”，搞“核心中的核心”，是“超级省委”。把省委贯彻（75）26号文件，说成是“整广大干部和群众”，是“镇压造反派”。4月底，胡延观在省级机关批判大会上发表演讲，继续扩散省委的重要机密，煽动夺权。诬蔑省委“以整顿为纲，把领导班子中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把有些对文化大革命一不满意、二要算账、三要翻案的所谓‘老家伙’重新扶上台，实行领导班子大调整、大改组、大换班”。他的演讲稿被徐宝兴等人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把各级领导班子搞瘫痪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 + +　　二、参与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 + +　　1976年2月，胡延观将王洪文在中央一次会议上，诬蔑云南省委1975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的很厉害”；“省委反派性，搞带职下放，参加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是迫害新干部，打击新生力量的一根棍子”的讲话提供给黄兆其。同年3月，胡延观又向黄兆其提供了1975年省委贯彻26号文件的情况，同时诬蔑邓小平接见了贾启允、王必成、刘明辉、刘志坚4人后，“刘明辉就大刮右倾翻案风，搞大调整，把年轻干部大批的搞下去”；“郭超伙同万里在铁路局刮右倾翻案风”。胡延观还对黄兆其说：“省委1975年为阎红彦、赵健民翻案”。胡又私自让黄兆其到省委办公厅机要室看了不属于黄看的省委领导人同赵健民两次谈话的机密简报，并作了摘抄。胡延观还将省委领导人对中央打招呼会议的讨论情况提供给黄兆其。胡的上述行为，为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篡夺省委领导权制定“靠、打、拉、烧”的方针提供了反革命依据。 + +　　1976年4月底，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之前，胡延观给林敬荣出谋献策：理论讨论会“要在群众性揭批的基础上，弄清右倾翻案风的表现”，“真批邓假批邓，标志是联系不联系云南实际”。林敬荣即于5月3日在其家中，与黄兆其、杨玉荣、刘浩等人开会，策划制定了5条反动方针：?要揭发省委假批邓的阴谋；?要戳穿搞纯学术讨论的骗局；?要发动参加会议的“造反派”从里面作斗争；?会内会外配合；?争取把这个会开成揭批省委内“走资派”的会。林敬荣将上述内容写成大字报，在理论讨论会上，进行反革命煽动。 + +　　1976年6月18日，胡延观为篡夺省委领导权，把他们捣乱造成云南省一些党政机关领导班子瘫痪和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口授给去北京的林敬荣，转报给了姚文元和迟群，嫁祸于省委。当迟群收到“报告”后，对吴炜煜说：“像这样的情况很重要，你遇到了及时转给我。”林敬荣领受了吴炜煜关于“云南问题，像一个要穿透了的脓包一样，是到了要解决的时候了”的旨意。回昆后分别向胡延观、黄兆其等人作了汇报。 + +　　1976年6月下旬，省委根据工作需要，向胡延观传达了中央关于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并向他宣布了“不准告诉任何人，要以党籍保证”的纪律。胡延观当时表示“一定按省委决定办”，但第二天就把这一党和国家的核心机密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并要黄兆其“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等人得到这一情报后，于7月中旬和8月初两次在杨慰农家开会，策划了“要抓紧解决恢复职务的问题，争取多一个算一个，然后回本单位斗”。“要抓紧扎扎实实一个一个地解决一些组织问题”。对省委领导“不能拿掉几个，也要争取分是非时棒棒打重一点”。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 + +　　1976年8月下旬，胡延观与黄兆其进行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策划。8月25日和9月20日两晚上，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徐宝兴等人在杨慰农家开会，按照黄兆其与胡延观事先的策划，提出了对“五大书记坚决打（倒）”，“但重点应该转向王必成、黎（韦）”的方针。并提出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方案。会后，黄兆其把他们策划的方案告诉了胡延观，胡表示赞同。9月28日由涂晓雷、林敬荣执笔写成“报告”，胡延观看后表示同意。经黄兆其审阅，于次日下午由林、涂送给记者谢荣镇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 +　　三、诬陷省委和昆明军区负责人 + +　　1976年5月18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等公开贴出打倒已故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和大标语，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这一反革命活动后，却在当天与黄兆其策划，以徐、胡没有在大字报上签名作借口，为该二犯开脱罪责。19日下午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一起到胡延观家，共谋策划追查“后台”，胡延观捏造事实，诬陷王必成、黎韦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24日晚，胡延观和黄兆其一起将诬告王必成、黎韦是“5·18”反革命事件的“后台”的情况报告公安机关，要求追查。 + +　　被告人胡延观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102条第2款、第138条，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陷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张藻　李保全1982年4月9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昆刑判字第20号 + +　　公诉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张藻、李保全。 + +　　被告人　胡延观，男，汉族，48岁，四川省蓬溪县人，原任中共云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逮捕前任省农办主任、党组书记。现在押。 + +　　辩护人　杜大林、杨树林，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胡延观，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4月28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胡延观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胡延观凭借所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用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与黄兆其等共同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政军领导人，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犯下了严重的罪行。 + +　　被告胡延观的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胡延观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1968年12月14日，胡延观与刘殷农等人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变分子”，“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组织了一套“叛徒、特务、内奸”的“黑班底”，“必须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1976年3月地书会议期间，胡延观积极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行动，利用他主持编写《简报》的机会，诬陷省委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诽谤省委刘明辉等领导人“搞阴谋诡计”，组织“超级省委”；同时又将省委讨论赵健民“问题”及向中央所作有关干部情况等机密材料，蓄意泄露扩散；诽谤省委1975年研究赵健民等冤案是“翻案”。同年4月，胡延观在一次省级机关大会上发言，诬陷省委大批领导干部是“复辟”、“翻案”、“算账”的“老家伙”。胡的这一反革命发言稿，由其同伙徐宝兴大量翻印散发，对搞乱全省起了反革命宣传煽动作用。1976年5月18日，反革命分子王永昆在昆明街头公开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标语、大字报，胡延观得知徐宝兴、胡恒铿参加了此一反革命活动后，与黄兆其共谋开脱徐、胡二人罪责；5月19日，又在其家中积极与黄兆其、徐宝兴、胡恒铿密谋策划，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等领导人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有不寻常的关系”，示意是“5·18”反革命事件的后台。之后，又将其诬陷内容告诉林敬荣，由林报告给了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5月24日，胡延观同黄兆其一起将黄梅仙编造的伪证告诉给公安机关。 + +　　被告人胡延观为了篡党夺权，颠覆政府，利用其在党内的地位和权力，把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提供给黄兆其等人。1976年2月至3月，胡延观将省委领导干部对待所谓“打招呼”会议的不同态度密告黄兆其，阴谋分裂、搞垮省委。1976年4月底，在“理论讨论会”前，向林敬荣出谋献策，利用“理论讨论会”煽动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干部。同年6月，胡延观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造成云南党政机关瘫痪及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的有关材料，提供给林敬荣，嫁祸省委，由林通过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联络据点，转报姚文元及迟群，妄图改组云南省委。尤其严重的是，1976年6月下旬，胡延观竟把毛主席病重的特级绝密电报提供给黄兆其、刘殷农，示意他们要“注意斗争策略”。黄兆其、刘殷农得知此一重要机密后，于7月至8月多次开会策划，抓紧时机，要“解决一些组织问题”，进一步加快他们的夺权行动。 + +　　本庭经过4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58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胡延观所犯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应按现行《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　　被告人胡延观，利用其担任省委办公厅副主任的职权，将其所掌管的党和国家的重要机密，积极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云南的案犯，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情节十分恶劣，对国家和人民危害严重，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胡延观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其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2年4月29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蔡国栋人民陪审员　曾有琥人民陪审员　徐抗美1982年5月3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梁美玲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4.txt b/CCRD/0/8/18/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06a7164195e4fd48e544341d9ed5814261417ec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4.txt @@ -0,0 +1,129 @@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黄兆其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昆检诉字第16号 + +　　被告人黄兆其，男，39岁，汉族，浙江省上虞县人。逮捕前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 +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云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他在云南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案犯，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策划篡夺云南省各级党、政领导权。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黄兆其的犯罪活动，使我省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使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群众带来了严重灾难。 + +　　被告人黄兆其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 +　　（一）1967年6月，黄兆其授意涂晓雷、刘浩等人以“三镜观察员”名义，写出《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和《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等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特务的三点（计划）”，“在5月29日晚11时后举行军事政变，夺军管会的权”。1967年8月，黄兆其等人又密谋策划“揪军内一小撮，作为第三次的行动计划”，提出“搞军内的问题，要从张力雄开刀”，“揪张力雄应该有专人来抓，成立专门的联络站”。 + +　　1968年1月，黄兆其主持编造了一份“报告”，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拼凑资产阶级反动联盟”，“指挥手下一些亲信，诸如李明（省军区副政委）、丁荣昌、朱家璧、熊奎（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非（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何德庆（昆明军区后勤部部长）、许志奋（昆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等一帮，结党营私”。把这些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资产阶级野心家”、“地下党托派”、“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要“立即清除”。并提出要“改组云南军区党委”。阴谋搞乱军队。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致使上述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迫害，还株连了一大批军队的其他干部，严重破坏部队稳定。 + +　　（二）1967年10月至1969年1月，黄兆其、刘殷农、金华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诬陷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在黄兆其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打赵作战部”，搜集拼凑诬陷材料，捏造“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成员有“叛徒28人，走资派23人，国民党伪军官、特务7人”等，制定了对“赵健民周围的要整，赵的外面的也同样要整”、“狠打、痛打、打死”的方针和部署。1967年12月4日，黄兆其还策划在昆明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他在会上，诬陷赵健民是“30年代的大叛徒，40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60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　　1968年1至6月，黄兆其指使李树林等搜集诬陷材料，并主持编写所谓“干部情况汇报”，将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大批厅、局级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提出“必须打倒”和“进一步审查”的就有147人，使这些干部遭到残酷迫害。同年6月21日，黄兆其还指使安炬祥、胡文龙等写了一份《紧急报告》，诬陷省委书记高治国、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曙光、省商业厅厅长侯良辅、省轻工厅厅长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并提出要“立即逮捕”。在此期间，黄兆其等人还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是地地道道的反动公、检、法”；诬陷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提出“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彻底砸烂反动公、检、法”，致使一大批公、检、法机关干部遭到残酷迫害。 + +　　（1968年11月21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张培智、刘浩编写了“彻底清算赵健民之流罪行”的文章，并联名在《云南日报》发表，诬陷赵健民等干部、群众，在“反革命的二月逆流中”，“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还把当时的群众组织“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诬陷为“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 + +　　1969年1月21日，黄兆其在省冶金局职工大会上进一步诬陷说：“大叛徒赵健民、张力雄、陈康这些人从政治上，舆论上、经济上、军事上在云南复辟资本主义”，“他们网罗、勾结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和国民党残渣余孽，执行国民党特务组计划，建立地下公、检、法，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他还诬陷赵健民“在云南进行武装夺权”，“东边是滇东北游击队，西边是滇西挺进纵队，滇南是滇南挺进纵队”，“整个计划是东游、西挺，控制个旧，搞乱东川，夺取下关，会战昆明”。 + +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上述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和“赵健民之流”中，制造了冤、假案15000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138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7000多人，被打伤致残61000多人。对此严重后果，黄兆其负有直接或间接的罪责。 + +　　（三）1976年4月上旬，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人策划，将昆明地区部分群众准备于4月8日举行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是幕后指挥。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清华大学交吴炜煜转报江青等人。 + +　　同年5月18日，王永昆等人进行陷害周总理的反革命案的主犯被公安机关逮捕后，黄兆其为掩盖他们指派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这一反革命活动的罪行，当天即与胡延观密谋为徐、胡二犯开脱罪责。次日，黄兆其又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策划，确定“要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采用嫁祸于人的手段，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省委副书记黎韦是“5·18”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 +　　二、阴谋颠覆人民民主政权 + +　　（四）1974年和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其篡党的阴谋活动，黄兆其等人积极配合，先后组成以黄兆其和刘殷农为首的“八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李树林、邹思浩、许少先、杜晨光）和“六人核心”（即黄兆其、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沈炳章）的秘密指挥机构，下设文班子、联络站、材料室等；与部分省级机关十多个地、州、市和昆明地区十多个大中型厂矿以及军内的同伙秘密联络，互相勾结，上下配合，阴谋篡夺我省各级党政领导权。 + +　　（五）1974年3月15日、1976年3月25日、4月7日、14日、16日，黄兆其先后5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负责人“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丧失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提出要“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1976年4月至6月，黄兆其又两次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林敬荣等6人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联系，领取旨意，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要求尽快解决“云南的问题”。同年9月16日，黄兆其又指使涂晓雷、林敬荣写了一份“改组省委”的计划和名单交给姚文元等人派到云南来的“记者”，转报江青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 +　　（六）在1974年和1976年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由涂晓雷、唐世华等人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和传单，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云南从上到下许多地方是走资派控制党委的局面”。还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陈康等领导干部是云南省委内的“复辟势力”。捏造说：“云南省委主要有三股势力，一股来自‘云贵总督’王必成；另一股来自蔡（顺礼）、马（杰三）、雷（远高）、董（占林）的帮凶陈康和黎韦；还有一股来自社会上‘复辟势力’在省委内的代表人物”。煽动大揪“复辟势力”，打“还乡团”，“向党内正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要从组织上把党、政、财、文大权夺回来”，“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宣称：“现存的云南省委必须解体”，“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 + +　　（（七）1974年3至5月，黄兆其伙同刘殷农、叶秀锦等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两个一起打”的方针；并决定“打三个战役”，第一个战役打“蔡、马、雷、董”，第二个战役打王必成，第三个战役打陈康。在全省掀起“打王”、“打陈”，层层揪“复辟势力”，制造混乱，蛊惑人心，阴谋乱中夺权。） + +　　1974年6至7月，黄兆其、刘殷农、李树林、张奎林、徐宝兴等人，在近日楼昆明百货商店、西山华亭寺等处秘密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取得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突击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补充新生力量”，实行所谓的“提、补、纳、调”方针，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县各级各部门和厂矿党、政领导权。他们还提出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班子，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和可以影响做工作的都应积极解决”，“能提一个算一个，解决一家算一家”。对于在他们所谓未控制领导权的单位，则“采取继续乱的方针”，“乱够乱透”，“胁迫党委就范”。在此期间，黄兆其还利用其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的权力，采取“合法”和非法的手段，将其同伙突击提进所在单位的党委班子。 + +　　（八）1976年3月初，在省委决定召开地书会议的前夕，黄兆其与刘殷农、朱克家等加紧进行阴谋活动。他们提出：“靠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策划以“扩大会议规模”为名，把1975年被“撤、免、停、调和下放”的所谓地、局一级“新干部”拉来参加地书会议，并要挟尽快恢复他们的职务。同时，采取“会内会外相结合”的办法，由沈炳章在会上带头起哄、金奕旦等人在台下发难，由张奎林、徐宝兴组织建委系统500余人到会上揪斗省委副书记黎韦和高治国等领导干部；黄兆其还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杨建祥等人组织了二三百人的“告状团”、“上访团”，来冲击会议，进驻省委领导机关，揪斗省、地、州党委领导干部。会议期间，黄兆其、刘殷农还主持拟制向中央发出诬陷省委的电报，公开提出要“改组省委”，另组成所谓“党的临时领导小组”。 + +　　（同年3至9月，黄兆其与刘殷农、胡延观等人多次密谋、搜集诬陷省委领导干部的材料，多次对省委常委进行“分析排队”，策划分裂、搞垮省委，制定靠谁、打谁、拉谁、烧谁的所谓“靠、打、拉、烧”方针和部署，妄图篡夺省委的领导权。） + +　　在此期间，黄兆其还直接插手和指挥曲靖、玉溪、大理、红河、文山、昭通、思茅、保山、东川等13个地、州、市和部分省级机关、厂矿的同伙进行颠覆人民民主政权的阴谋活动。同年8月，他还指使昆明铁路局郭弟元、徐洪文等非法绑架和关押、审讯省委副书记郭超达半月之久。 + +　　（九）1976年2至8月，黄兆其、刘殷农等密谋策划，煽动将在押的现行反革命、流氓犯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强行释放（未逞）。同时，黄兆其还支持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轰闹、强迫释放陈克发、杨运昌等13名在押人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和支持下，我省13个地、州、市先后发生了围攻党委，冲击公安机关，强行释放在押犯的严重事件，共放出124人，严重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 +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 +　　（十）1976年10月12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同月13日、16日，两次召开有刘殷农、涂晓雷、张奎林、徐宝兴参加的会议，策划武装叛乱。黄兆其攻击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会上决定“学蔡锷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并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部队叶秀锦等联系；妄图策动军内×××出来“充当蔡锷式的人物”；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基地；由刘殷农、张奎林、徐宝兴分头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伙“打招呼”，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还研究了控制省建、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策划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等。在此期间，黄兆其按照计划积极活动，指派涂晓雷通过雷××与军内×××约好了同黄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后未见成）；并由刘殷农派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动向；又由涂晓雷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电报，暗示沈“到南京采购货物”（即探听叛乱动向），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张贤忠、煤管局金奕旦、海口三五六厂刘志宏等人打了“招呼”，要他们“准备迎接严峻的考验”，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州的何立宽、刘光兴等接到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立即开会策划，积极准备响应武装叛乱。 + +　　1976年10月中旬至12月，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策动武装叛乱计划未能实现，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共同策划“改变策略”，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密谋组织第二套指挥班子，妄图负隅顽抗。还由涂晓雷等制作了所谓揭批“四人帮”罪行《提纲》、《春城魔影》、《周兴是怎样死的？》等文章和传单，继续制造混乱，妄图破坏清查江青反革命集团罪行。 + +　　综上所述，被告黄兆其长期以来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活动。在云南伙同刘殷农等案犯，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干部、群众；阴谋篡夺云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动武装叛乱，妄图颠覆人民民主政权。黄兆其所犯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证据。 + +　　被告人黄兆其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93条、102条、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　　 副检察长　杨学强检察员　张甸侯1982年4月9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昆刑判字第18号 + +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杨学强，检察员张甸侯。 + +　　被告人黄兆其，男，现年39岁，浙江省上虞县人。原任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云南省委工交政治部副主任。现在押。 + +　　辩护人：刘章达、黄晨曦，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黄兆其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18日至28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和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 +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兆其在云南为首，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黄兆其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被告人黄兆其伙同刘殷农、胡延观、涂晓雷等，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在云南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密谋策动武装叛乱。被告人黄兆其等人的犯罪活动，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黄兆其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黄兆其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 + +　　1967年7月，黄兆其、涂晓雷、刘浩等人，编写了《云南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警惕真正的赵永夫要夺取军权》等反动文章，捏造事实诬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副司令员朱家璧等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在5月29日晚举行军事政变。1968年1月，黄兆其主持编造诬陷“报告”，捏造事实说：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与省委书记赵健民网罗宗派集团，结党营私，搞资产阶级反动同盟。在“报告”中诬陷赵健民、陈康、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是“敌特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地下党托派”，致使这些领导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受残酷迫害。 + +　　1967年，黄兆其伙同刘殷农等，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上下配合，在云南成立了“打赵作战部”，诬陷赵健民为首组成资产阶级司令部“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同年12月4日，黄兆其主持召开打倒赵健民的大会，会上他诬陷赵健民是“30年代的大叛徒，40年代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干将，60年代屠杀革命群众的大刽子手、大野心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打倒赵健民。 + +　　1968年，黄兆其主持写了“干部情况汇报”，将一些省委书记、省委常委及一批厅、局领导干部诬陷为“叛徒”、“特务”、“敌特分子”、“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提出必须打倒。同年6月21日，黄兆其指使安炬祥、胡文龙写了《紧急报告》、诬陷省委副书记高治国和厅局的领导干部黄曙光、侯良辅、林亮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叛徒，“追随大叛徒、大特务赵健民执行国民党特务计划”等，要求“立即逮捕”，使侯良辅、林亮冤狱多年。同年11月21日，黄兆其指使涂晓雷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组织政治土匪，东窜西挺，执行美蒋云南特务组计划。在此期间，黄兆其还诬陷“中上层干部联络站”、“摧资兵团”等群众组织是“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防空洞”。诬陷我省公检法机关的大批干部“投靠赵健民反革命集团，镇压革命群众”。 + +　　由于黄兆其等人的诬陷和煽动，以致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赵健民之流”和“地下公检法”的过程中，造成了冤案15000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138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17000多人，被打伤致残的61000多人，对此，黄兆其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 + +　　1976年4月上旬，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诬陷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并派涂晓雷、沈炳章将诬陷材料送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转报王洪文。同年5月18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公安机关将其主犯依法拘捕后，黄兆其不仅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活动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还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 +　　被告人黄兆其为首组成“八人核心”和“六人核心”的班子，领导、指挥同伙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1974年和1976年，黄兆其为配合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政权，先后5次给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写信，诬陷省委一些领导人“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要求“对云南省委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1976年4月，黄兆其派涂晓雷、沈炳章、包亚芳等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设在清华大学等处的活动据点报送诬陷省委的材料。同年9月16日，黄兆其修改了涂晓雷、林敬荣写的“改组省委”的夺权方案，支持他们交给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此期间，黄兆其与刘殷农、涂晓雷等共谋，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把“云贵总督”王必成及其同伙押上历史的审判台》、《谁是刽子手》等反动文章，大量印发、张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诽谤云南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等领导是省委内的“复辟势力”。煽动揪“复辟势力”和“还乡团”，提出“要把现存的走资派思想体系和组织体系彻底摧毁”。黄兆其、刘殷农还与军队的某些人，多次在震庄密谋策划，制定了“军队攻王必成为主，地方攻陈康为主”的方针，并决定打所谓“三个战役”，在全省和军内掀起打王必成和陈康，层层揪“复辟势力”，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同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徐宝兴等人多次召开秘密会议，对省委领导分析排队，阴谋分裂和搞垮省委。 + +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时，黄兆其为首与刘殷农、朱克家策划，通过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会议期间，黄兆其通过同伙组织500余人揪斗省委领导干部，亲自指使文山州的何立宽、玉溪地区的陈远大等人组织“告状团”、“上访团”冲击地书会议。黄兆其还主持拟了发给中央的电报，要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诬陷省委执行修正主义路线，不能领导运动，提出改组省委，企图篡夺省委领导权。 + +　　1976年黄兆其为首，伙同刘殷农等煽动强行释放在押的许少先、李连生、任维纪等案犯，黄兆其还支持、煽动昆明铁路局徐洪文等人强行释放了13名在押犯。在黄兆其等人的煽动支持下，全省共放出在押犯123人，破坏了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 + +　　被告人黄兆其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 +　　1976年10月12日，黄兆其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0月13日、16日，召集刘殷农、涂晓雷等人策动武装叛乱，学习蔡锷武装起义。确定：由黄兆其、涂晓雷负责与驻昆部队的某些人联系，策动叛乱；选择楚雄等地为叛乱的基地；由刘殷农、徐宝兴分头给省市和各地州的同伙“打招呼”，做好准备；还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同时由刘殷农要吴福全乘飞机去上海探听武装叛乱的消息，由涂晓雷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迅速返昆。黄兆其还亲自给省交通局、煤管局、海口三五六厂的张贤忠、金奕旦、刘志宏等人“打招呼”，准备武装叛乱。文山和楚雄的同伙派人到昆明听取了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授意后，回去积极准备响应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黄兆其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后黄兆其又与刘殷农等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 +　　本庭经过6次庭审调查和辩论，3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人黄兆其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黄兆其亦供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的历史条件，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0条、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黄兆其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2年4月29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张开文人民陪审员　张顺安人民陪审员　陈绍康1982年5月3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杨建萍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5.txt b/CCRD/0/8/18/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e8f4368ae3642cb4697f0b8ea4c6cd14b30f24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5.txt @@ -0,0 +1,101 @@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刘殷农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 +　　被告人刘殷农，男，四十二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 +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昆明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刘伙同黄兆其、涂晓雷、胡延观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与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阴谋颠覆政府，策动武装叛乱，犯下了严重罪行。致使我省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严重破坏，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 +　　一九六七年，刘殷农伙同黄兆其等人，捏造事实，策划诬陷省委书记赵健民是“叛徒”、“刽子手”。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联名发表题为《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文章，诬陷赵健民“执行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东游西挺”，“组织了一套黑班底”，“这个班底的核心就是一小撮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 +　　一九六八年三月，刘殷农等又诬陷赵健民和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云南军区政委张力雄结成“反革命联盟”、“屠杀革命群众”，“网罗一批特务、叛徒、走资派黑爪牙”，是“国民党代理人”，对这批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同期，刘殷农又把省委书记、常委刘明辉、孙雨亭、高治国以及赵增益等和一批厅局领导干部分别诬陷为“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敌对阶级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要统统打倒。一九六九年一月十八日，刘殷农又在昆明市级机关学习班大会上进一步煽动追查所谓“滇挺”、“地下银行”、“地下公检法”，“左派政府”等，煽动大揪“赵健民之流”，致使大批干部群众惨遭诬陷迫害。造成全省在追查“赵健民特务案”和“赵健民之流”中，制造了冤假案一万五千余件，直接遭受迫害的干部和群众一百三十八万余人，其中被打死、逼死的有一万七千多人，被打伤致残的有六万一千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 +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伙同黄兆其又编造《这是为什么》一文，诬陷昆明军区副司令员、省委常务书记陈康对革命路线“刻骨仇恨”、“支持赵健民组织政治土匪武装‘滇西挺进纵队”，到处残害人民”，煽动要“冲破阻力”对付“残暴与横逆”。同时又伙同黄兆其等向江青、王洪文写信诬告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残余势力”、“翻案总代表”，“复辟势力的急先锋”。 + +　　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刘殷农亲自编造了向省、市委发出“宣战”的公开信。煽动同伙“要和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作战”。提出要把一九七五年整顿中“撤、停、免、调，抓”的人在“政治上恢复名誉、组织上恢复工作”。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殷农指派陈天寿等人把省外贸局临时工袁保华抓到工人文化宫，对袁进行非法审讯，袁保华在拘禁中被刑讯逼供残害致死。 + +## 二、阴谋颠覆政府 + +　　一九七四年初，刘殷农、黄兆其一方面联名写信给江青、王洪文，诬告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同时，刘殷农、黄兆其、李树林、杜晨光、张奎林、徐宝兴、邹思浩、许少先八人多次密谋，制定“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刘殷农与黄兆其又在昆明、开远、贵阳等地同军内的许梅康、叶秀锦等人串连，商定“军队以打王为主，地方以打陈为主”。并授意其“文班子”编造，印发和张贴《把云贵总督王必成推上历史的审判台》等文章，诬陷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伙同黄兆其等在全省范围内煽动打倒王必成和陈康。与此同时，刘殷农等人又提出“提、补、纳、调”，要“为新干部上台扫清道路”的方针，阴谋夺取云南省党政领导权。 + +　　一九七六年四月，刘殷农等人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行动诬陷为“反革命事件”，省委是“这个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指使曹光祥、马首良等人写报告，派涂晓雷、沈炳章送到“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交吴炜煜转江青。刘殷农、黄兆其等人五月十二日听取了涂晓雷传达的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做够”；“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造反派为什么就不能当一把手? 当省委书记?”在“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会上，经过讨论，他们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总理了，现在先看看再说，可先作些准备。当他们得知王永昆反革命集团要打周总理的阴谋，即让胡恒铿、徐宝兴参与王永昆一伙的阴谋活动。“五．一八”反革命事件发案后，刘殷农、黄兆其等人为掩盖罪行，又于五月十九日上午紧急策划，决定采用“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嫁祸于人的阴谋。刘殷农指使王海全、王云仙等编造了九份假“旁证”，叫安朗起草《关于反革命分子王永昆与省委副书记黎韦的关系》的报告。刘殷农定稿后，又亲自写了《补充报告》，分送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迟群、谢静宜。诬告陷害昆明军区司令员、省委书记王必成和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 +　　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快了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在省市也加紧了夺权活动。在省里与徐宝兴、涂晓雷、张奎林、沈炳章，在市里与曹光祥、马首良、王云仙、王海全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对省市领导人进行排队分析，拟定了分别采取“靠、打、拉、烧”的反革命方针。 + +　　在云南省委地书会议召开前夕，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策划，“要给会议施加压力，会内会外要配合”，提出“省委现在这个班子是不行的，尤其是几个书记一定要调整、改组”，一定要把一九七五年被“撤、停、免、调”和下放的人召回来参与夺权活动。 + +　　与此同时，刘殷农在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宋江”、“公子虔”、“梯也尔式的人物”。并伙同黄兆其、涂晓雷编造了改组云南省委的电报稿，提出要“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并煽动一百五十一人签名，带领一伙人冲到常委会上，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 + +　　一九七六年六月昆明市党干会议前，刘召集曹光祥等密谋打倒一批领导干部，起码要“按翻一、两个”，“换掉一批人”，要“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通过这次会议，达到“以市促省”的篡权目的。会上，不少老干部被扣上“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刽子手”等帽子，有的当场就被抓打围斗。会后，刘殷农又将他在昆明市的夺权经验，向楚雄、西双版纳和文山的邱立峰、马正全、何立宽等人传授。在此期间，刘殷农还亲自编造了所谓“同走资派斗争的经验”的反动文章，诬陷邓小平和党、政领导干部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是剥削压迫工人、贫下中农的吸血鬼”，要用“暴力”来对付这些“党内资产阶级”。 + +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十月，刘殷农与黄兆其共谋要以释放在押犯为突破口，打开夺权局面。刘殷农在同伙中煽动说：“我在市委斗，你们要在外面斗”，“抓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不是三个人的问题”，“是镇压造反派”。刘还在常委会上多次提出抓三个人“路线错了，政策错了，方法错了，连时间也是错的”。并亲自指派羊鸿德去煽动财贸系统群众向省市委施加压力。刘还向江青一伙派来的“记者”诬告市委，“是制造白色恐怖”。在黄兆其、刘殷农的煽动下，全省十三个地、州、市都出现了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强迫释放在押罪犯的严重破坏法律实施的严重后果。 + +## 三、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刘殷农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二日就派吴福全去上海了解江青反革命集团余党的“动向”。先后于十三日，十六日与黄兆其、涂晓雷、徐宝兴、张奎林共同策划，并确定“学习蔡锷大干一场”，占领电台，绑架党政军领导干部。“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全国响应”。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由黄兆其策动原昆明军区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刘殷农负责向昆明市一些单位及部份地、州的同伙“打招呼”；涂晓雷与军内的许梅康、叶秀锦等人联系。刘殷农于十月十四日至十六日三天内，分别向昆明机床厂、煤机厂，省国防工办、省机械局、昆明铁路局等单位的同伙部署了任务，要他们“控制民兵”，“注意各地动向”，“学习蔡锷”，准备“上山打游击”。向楚雄的柯平、安且康、杨跃才、杜勇，文山的任怀灿、马昭等同伙，传达了准备武装叛乱的计划，要他们“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到时间就到那里打游击，并要任、马二人“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准备。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他们感到形势不利，又共同策划“改变策略”，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组织第二套班子，掩盖罪行，破坏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查，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综上所述，被告人刘殷农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在云南制造反革命舆论，煽动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阴谋打倒国家和地方党、政领导人，颠覆政府，策动武装叛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九十三条、一百零二条、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犯有颠覆政府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熊世华 付远兴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昆刑判字第19号 + +　　公诉人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 熊世华、付远兴。 + +　　被告人 刘殷农，男，四十二岁，汉族，云南省昆明市人。原任云南省革委会常委、昆明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昆明市委常委。现在押。 + +　　辩护人 杨维新、郜金波，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刘殷农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四月二十八日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确认：被告人刘殷农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刘殷农伙同黄兆其、胡延观、涂晓雷等人，与林、江反革命集团上下勾结，沆瀣一气，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及广大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被拘禁后，又积极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被告人刘殷农及其同伙在云南的犯罪活动，前后达十年之久，使我省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人民生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给全省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刘殷农的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刘殷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与其同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和广大干部、群众。 +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刘殷农与林敬荣、胡延观在《云南日报》上联名发表《撕破赵健民复辟资本主义的遮羞布》的反动文章，诬陷赵健民是“大叛徒”、“老反革命”，执行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计划”。在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的策划煽动下，先后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修正主义分子”的还有省委书记刘明辉、省委副书记孙雨亭、高洽国、省委常委赵增益等领导干部。特别在康生公开点名制造了“赵健民特务案”的冤案后，刘殷农及其同伙，更是紧密配合，大揪所谓“赵健民之流”，罗织各种罪名，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刘殷农及其同伙的煽动和指挥下，他们在昆明市追“滇挺”，查“左派政府”，挖“地下银行”，打“地下公检法”，制造了大量的冤案。仅昆明地区因蒙受不白之冤被迫害致死的就有一千四百七十三人，被打伤致残的有九千六百六十一人。对此严重后果，刘殷农负有直接和间接的责任。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刘殷农就曾指使陈天寿等人非法拘禁无辜群众袁宝华，致使袁被刑讯逼供而死。 + +　　一九七六年四月，刘殷农把昆明地区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陷为“未遂的反革命事件”，布置王海全等人搜集材料，并由马首良等人写成“报告”，经刘交涂晓雷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共云南省委的某些领导人是此一“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同年五月，当王永昆一伙公开诬陷已故周总理，进行反革命活动被拘捕时，刘殷农为了包庇其同伙徐宝兴、胡恒铿参与诬陷周总理的罪行，指使王云仙等人制造伪证，叫安朗起草《报告)，诬陷王必成等是反革命分子王永昆的“后台”，以达到其“一箭双雕”的反革命目的。 + +　　被告人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阴谋颠覆政府。 + +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刘殷农即秉承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权的方针，在昆明提出要“上揪、下扫、中间捣”。为了夺权，一九七四年，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组成“八人领导核心”，共谋制定了“批王(必成)、打陈(康)”的“三大战役”；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前线总指挥”，省委常务书记兼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复辟势力的急先锋”。同时，还向江青、王洪文直接写信诬陷省委几个主要领导人，搞“修正主义回潮”，“要求对省委采取措施”，煽动打倒王必成、陈康等云南省党政军领导人。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加快篡党篡国的步伐，刘殷农与黄兆其等人又组成“六人领导核心”，积极配合行动。二月，刘殷农发出“战书”，公开向省委“宣战”。三月，又与黄兆其共同策划破坏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提出“省委班子是不行的”，“一定要调整、改组”。在会上，刘殷农发言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梯也尔式的人物”，煽动一百多人，发电报要求永远“开除邓小平的党籍”和“改组省委”；并亲自带领其同伙冲击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立即发出此一电报。六月，刘殷农及其同伙操纵、控制昆明市党干会，要求“把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打倒一大批领导干部，“以市促省”，加紧“夺权”。刘殷农在总结其夺权“经验”时，诽谤邓小平副主席及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是“最反动、最腐朽的一帮”，要用“暴力”来对付。仅在昆明市的党干会会议期间，就有一大批老干部分别被诬陷为“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不少人当场就被抓打围斗，遭到残酷迫害。 + +　　与此同时，刘殷农还与黄兆其等人煽动群众围攻党委，冲击政法机关，逼迫释放在押罪犯许少先、任维纪、李连生等人，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践踏社会主义法制。凡此种种，都充分证明，刘殷农的一切罪恶活动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刘殷农的这一反革命目的，虽然由于党和人民的抵制，未能完全得逞，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确实使人民民主专政及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危害。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一日，刘殷农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仍不甘心。十月十二日，急忙要吴福全去上海窥测动向，十三日及十六日与黄兆其等人频繁开会，策动武装叛乱。共谋“上海不干，我们在云南干”，“学习蔡锷大干一场”，“通电全国云南发难”。在此期间，刘殷农部署了其同伙在昆明一些单位和厂矿，“控制民兵”，准备“搞武装斗争”，并向文山、楚雄等地的任怀灿、马昭等“打招呼”，要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回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点起这把火”；并要以楚雄为基地，“上山打游击”。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及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罪恶计划未能实现，刘殷农又与黄兆其变换手法，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准备“第二套班子”，妄图作最后挣扎。 + +　　本庭经过四次法庭调查和辩论，有五名证人和被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一百一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充分证明被告人刘殷农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现在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规定，应按现在实施的《刑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 +　　被告人刘殷农，利用“文化大革命”的内乱，积极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在云南犯下了大量的罪行。其行为已触犯我国刑律，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人民危害十分严重。刘殷农已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有一定的认罪、悔罪表现。根据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刘殷农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刑期自判决确定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二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 判 长 李绍华人民陪审员 王鹏程人民陪审员 刘 洁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 记 员 周素蓉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6.txt b/CCRD/0/8/18/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1350e4f367340fe44df51b114f9faf0ecf2d47a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6.txt @@ -0,0 +1,107 @@ +#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涂晓雷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 +　　被告人涂晓雷，男，汉族，现年三十五岁，贵州省开阳县人。捕前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 +　　被告人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现查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和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参加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 +　　一九六七年六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造了题为《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一文，在昆明市和全省各地大量印发张贴、广播，捏造“蓄谋已久的五月兵变，正在云南军区‘五人小组’的导演下按原计划进行，同时紧密地配合蒋匪特务的三项计划，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壁等领导干部“凭着几十年的反革命经验，在云南军区的××号密室里，开始了他们五月兵变的罪恶活动”。提出要“高举起钢刀利剑，向党、政、军内走资派的心脏猛烈刺去”。这篇文章对搞乱、分裂部队，使云南省军区的大批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朱家壁等人身体被摧残致残，起了煽动作用。 +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黄兆其授意，由涂晓雷等人写了题为《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文章，在《云南日报》发表，诬陷赵健民等人“为了达到翻案复辟的目的，执行美蒋特务计划，与国民党特务组进行政治交易，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反革命勾当”，“就是他们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造成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这篇文章起了极坏的欺骗、煽动作用，对此严重后果，涂晓雷负有罪责。 + +　　一九七四年六月至十一月，涂晓雷与黄兆其等人策划，写了题为《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省“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提出要“彻底揭开省委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炸!”要把省委“沉没”、“埋葬”。 + +　　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执笔并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编造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大量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把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一批地主、资产阶级还乡团”；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做法不亚于波旁王朝的复辟，袁世凯之称帝，保王党之嚣张，还乡团之反扑”。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二十五名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有的还被诬陷为“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把“走资派把持的党、政、军、财、文等大权夺回来”；同时明确提出：“我们斗争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政权和巩固这个政权”，“省委是压在云南人民头上的‘土皇帝’”，“现存的省委必须改体”，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 +## 二、进行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图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贾启允诬陷邓小平说“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干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看到后，即将此话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指使授意《红旗》杂志社的“池恒”等编写文章，制造反革命舆论。 + +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并制定了利用三月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的方针。由涂晓雷在会外写大字报，配合会内的斗争，涂参与策划执笔编写了《谁是刽子手》和《敦促刘明辉转弯书》的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还在走的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等等。涂晓雷还参与修改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写的改组省委的电报稿，涂亲笔加上“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把邓小平打倒。 + +　　一九七六年四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共同策划决定，由涂晓雷、沈炳章等人到北京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汇报情况，领受旨意。四月十八日，涂晓雷化名王正名、沈炳章化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委和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将昆明市广大干部，群众悼念周总理的活动诬为“昆明未遂四．八反革命事件。等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涂当即受到接待人吴炜煜的表扬说：“你们云南揭邓是比较早的，象那句典型话(指贾启允诬陷邓小平的那句话)就是从你们寄给的材料中发现的，我们就用了，你的那封信写得很好”，“我们感谢你们，你们支持了全国运动”，“我们会替你们保密，你们也要替我们保密”，接着吴炜煜对涂晓雷授意说：“这次运动之后，就不只是一个修修补补、改良主义的问题，而是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都要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和飞跃，整个社会要来个大飞跃”，“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的文章作够”等等。 + +　　涂晓雷领受了上述旨意，于五月十日回到昆明，五月十二日，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作了传达，并进行了讨论，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总理了，运动发展下去是可能公开的，新的体系要站住，必须把老的体系搞掉，要做到这一点总理是个关键人物，现在先看看再说，可先作些准备。决定了王永昆反革命集团公开打周总理，先让他们打。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事件发生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包庇徐宝兴、胡恒铿，和诬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省委副书记黎韦是“五．一八”反革命案的“后台”的阴谋活动。 + +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写信给文化部于会咏、刘庆棠提出要求改组云南省委。九月中旬，涂晓雷又和林敬荣到连云巷向《人民日报》“记者”谢荣镇面谈了改组云南省委的阴谋，接着涂晓雷又与林敬荣编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送交谢荣镇，郭剑峰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这份改组省委的方案中，要求江青反革命集团派一个在云南军内外有影响和熟悉云南情况的中央委员（指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当省委第一书记；要黄兆其、朱克家等人进省委领导班子。 + +## 三，积极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口，涂晓雷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积极活动，于十月十三日参加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的秘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等等。会上决定搞蔡锷式起义，搞“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策动昆明军区原某副司令员来“充当蔡锷式人物”。并制定了绑架党、政、军领导干部，占领电台，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和武器弹药，发布“告全国人民书”，给省、市级机关和各地区的同伙“打招呼”，作好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的准备。确定以昆明、楚雄等地为发动武装叛乱基地的行动计划。涂晓雷分工负责与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联络。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即将武装叛乱的阴谋计划告诉了昆明军区的许梅康等人，同时参与分析了有关部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确定要搞“云贵联合”。安排了黄兆其与某副司令面谈的时间地点。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与军队许梅康等人联络的情况向黄兆其、刘殷农作了汇报，同时又进一步策划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十月十四日涂晓雷还给在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暗语电报，要沈到南京找人探听上海等地的动向速回昆明。后因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他们感到形势不利，又转变手法，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密谋策划，订立了攻守同盟，转移、销毁了罪证材料，写了《联系云南实际，揭批“四人帮”》的三十条提纲和《周兴是怎样死的》等三篇文章，制造混乱，破坏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查，确定了“迎接反复”的“第二套班子”，负隅顽抗，妄图东山再起。 + +　　被告人涂晓雷的上述犯罪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之规定，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王鑫 王瑞启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昆刑判字第21号 + +　　公诉人：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王鑫、王瑞启。 + +　　被告人涂晓雷，男，现年三十四岁，贵州省开阳县人。原在云南省文化局工作。现在押。 + +　　辩护人：杨富春、马军，昆明市法律顾问处律师。 + +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昆明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四月九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对涂晓雷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 +　　本庭确认，被告人涂晓雷在云南参与黄兆其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涂晓雷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被告人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案犯。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划武装叛乱。被告涂晓雷等人的犯罪活动，长达十年之久，使我省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全省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涂晓雷的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 +　　一九六七年六月，涂晓雷在黄兆其的授意下，编写了《触目惊心的“五月兵变”》的反动文章，诬陷云南省军区张力雄、朱家璧等领导干部紧密配合蒋匪云南特务组，进行“五月兵变”。这篇反动文章在昆明等地广为散发、张贴，对于搞乱部队，使大批军队干部长期遭受打击、迫害，起了很大的煽动作用。 + +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黄兆其的授意下涂晓雷参与编写了《批臭反革命黑“六论”，肃清“二月逆流”流毒》的反动文章在《云南日报》上发表，诬陷赵健民等领导干部和群众，执行美蒋特务计划，组织政治武装土匪“东窜”、“西挺”，屠杀革命人民等等。这篇文章在全省开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中，对大批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起了极大的欺骗、煽动作用。 + +　　一九七四年六至十一月，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编写了《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揭开省委盖子》和《于无声处听惊雷》等反动文章，诬陷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和副司令员陈康是“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残余势力”，王必成是“策应林贼反革命政变的前线总指挥”、陈康是云南“右倾翻案复辟的总头子’；并诬陷省委是“毒蛇猛兽的巢穴”，煽动打倒省委领导干部。一九七六年一月至七月，涂晓雷与黄兆其、徐宝兴等人共同策划，用“秦臻”、“姚雨”的笔名，撰写了《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反动文章广为散发，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陷省、市委和省属十六个部、委、办、局的一批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等。煽动“向以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发动毁灭性的进攻！”要把省委“坚决打倒”。 + +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阴谋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七六年九月，涂晓雷多次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要向“走资派第二次夺权”，并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和云南省委、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把诬陷邓小平的“只要人家说你复辟了，你的工作就做好了”的话密报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为打倒邓小平的重要材料。 + +　　一九七六年三月，涂晓雷积极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利用地书会议篡夺省委领导权。涂晓雷在会外写了《谁是刽子手》等文章，提出要“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第二次夺权”，积极配合黄兆其，刘殷农在会内夺省委的权。同时参与修改黄兆其等人诬陷邓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是走资派的精神支柱，不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不能平民愤的电报稿时，涂晓雷亲笔加上“因此，我们强烈要求中央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重要内容，蓄意打倒邓小平。 + +　　一九七六年四月，按照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策划，涂晓雷与沈炳章化名王正名、朱永红，携带诬陷云南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及昆明群众悼念周总理是反革命事件的材料，秘密窜到北京，报送江青反革命集团，并领受了“组织上要建立文化大革命体系”，要把“天安门事件文章作够”的旨意。涂晓雷回到昆明，即向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传达，认为，批邓深入下去就联到周总理了，共谋策划：王永昆他们要公开打倒总理，先让他们打，看看他们打的情况再决定行动。五月十八日，王永昆等人张贴打倒周总理的反革命大字报，被公安机关拘捕后，涂晓雷又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为参与王永昆反革命案的罪犯徐宝兴、胡恒铿开脱罪责，进而又诬陷省委领导人是这一反革命事件的后台。 + +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涂晓雷与邓跃泽联名向江青反革命集团写信，提出改组云南省委。九月中旬，涂晓雷又与林敬荣写了全面改组云南省委的夺权方案，经黄兆其修改后，于九月二十九日送交姚文元派到云南的“记者”转报江青反革命集团。 + +　　被告人涂晓雷参与黄兆其等人积极策动武装叛乱。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涂晓雷得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于十月十三日晚参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策划武装叛乱，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提出：要“搞武装斗争”；密谋策动驻军某副司令员充当蔡锷式人物，进行叛乱，确定控制省建、煤机厂、三五六厂的民兵武装弹药，以昆明、楚雄等地作为武装叛乱的基地；给同伙“打招呼”，作好武装叛乱的准备。十月十四日，涂晓雷参与驻昆部队的许梅康等人的密谋会议，分析了军队的情况，统一了搞武装叛乱的方案，并安排了黄兆其与驻军某副司令员会面的时间、地点；同时，涂晓雷还给回苏州探亲的沈炳章发了密语电报，要其到“南京采购货物”，探明情况速返昆明。十月十六日涂晓雷将上述情况汇报给黄兆其、刘殷农，再次研究了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省人民的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未能实现。事后，被告涂晓雷又与黄兆其、刘殷农等人转变手法，订立攻守同盟，转移、销毁罪证材料，确定第二套班子，继续负隅顽抗。 + +　　本庭经过五次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六十三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都证明被告涂晓雷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确认，被告人犯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法庭上被告人涂晓雷基本供认了自己的罪行。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同时，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涂晓雷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于判决书送达的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九日 + +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 判 长 尤凤瑞人民陪审员 浦士厚人民陪审员 何兆兴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蔡斌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7.txt b/CCRD/0/8/18/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11cfe9da53791751457c95172bf6c14a2f95e9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7.txt @@ -0,0 +1,57 @@ +# 航天部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关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 +　　宋敬贤，男，汉族，1921年生，河南省午阳县人，家庭出身富裕中农，本人成分革命军人，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文化革命前任四院计划部部长，文化革命中任院革命委员会委员，审查前任四院科技部部长，科技部党的领导小组组长，院党委列席常委。行政12级。 + +　　宋敬贤同志在军队工作时历任：电台报务员、电台队长、电台副区队长、通讯科副科长、科长、通讯处处长、作战训练处处长、国防第五研究院科技部处长等职。 + +　　粉碎“四人帮”后于1978年2月22日，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对宋停职检查，办讲清楚会。于1979年3月21日解除停职检查，已查明宋的主要错误如下： + +## 一、文革初期的错误： + +　　1966年6月15日，继四院造反派头头王志有等人第一张大字报的第二天，宋敬贤写了一张“请看刘世琨心灵贯穿着一条什么样的黑线”的大字报。对当时任四院四部政治部主任（现任四院副院长）的刘世琨同志错误地进行了批判，大字报中说：“2月份突出政治学习时，刘在院党委扩大会上发言时说毛泽东思想不能强加于人，要人家自觉相信才行”。大字报还说“请看刘世琨的反动资产阶级尾巴翘到什么地方去了，狂妄到何种地步”。“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坚决和他斗到底”等等。作为宋敬贤这样的领导干部（当时是院党委委员）写出这样的大字报之后，刘世琨同志就长期遭到揪斗，被打成所谓“三反分子”，造成了群众的分裂，搞乱了形势。（见卷二152－153、156－159、221－223） + +　　1967年3月14日内蒙军区，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对河西公司进行了军管，1967年4月9日宋给当时在北京的杨启明写信说：“我看他们军管，按当前之情况根本管不好，我看这班人马连战士必须换……，可否建议军委来人检查一下军管情况呢？……让杨民众（四方谈判代表）向总理提一下”。（见卷166－169） + +　　1967年元月14日宋敬贤在纪念“818”王志有等人大字报一周年的专刊上发表文章“揪出了以薛伟民（原四院党委书记）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 + +　　（我公司还有一小撮坏人操纵蒙蔽一些同志对抗中央，破坏公司的革命和生产任务……”（见卷二170）） + +## 二、宋敬贤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错误 + +　　1976年5月宋敬贤在院党委常委会上说：“北京会议（74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内蒙古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是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整个会议没有突出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以反派性为主”，中央联络员负责人的讲话是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算帐，照他的讲话都得向薛伟民赔礼道歉。还说经中央批准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向中央的报告（简称十一条）也没有突出阶级斗争为纲。（见卷二228－230、1、2、3） + +　　宋在1976年5月院党委常委会议上说：“6·16报告以后”四院的形势开始下降，形势为什么下降？追溯邓（小平）、张（爱萍）的干扰破坏大，根子在邓、张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大”。“受‘6·16’报告影响大，××事业慢，上边卡的厉害，修正主义的干扰和破坏太多”，宋还说“张爱萍掀起的右倾翻案风，对我们有影响，不能用百分比来表示，修正主义为什么在七机部能行得通？在七机部领导层有修正主义的土壤，七机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点，四院与七机部不能截然分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反革命，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思想要跟上，组织要考虑，十年文化大革命，应有数了要有强有力的领导班子”等。（见卷二1－2、6－9、12－13、15－16、5、10） + +　　1976年5月在院党委常委会上，当阎桐林攻击院党委“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时。宋说：王树明、林爽同志“受修正主义路线影响”，“贯彻错误的东西很积极”，“错误路线来了就积极，纠正错误路线就消极”。“应从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找问题，班子问题很重要，干部配备上要从九、十次路线斗争和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选拔新生力量”，“一批二邦三对照，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错误路线办法多得很，又积极又活跃，正确路线时就贯彻不力”，宋还说：“思想要准备乱，政治部、处以上的干部转弯子问题很重要，要和党、和国家联系起来，要做群众的工作，组织措施要有等等”。（见卷二1、5、7、9、10、15） + +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阎桐林策划借悼念毛主席活动之机，迫使院领导处理政治部临时负责人邢鉴，这期间宋敬贤在北京背着院党委两位书记，给在陕西省兰田的四院党委5名常委中3位同观点的同志写信，信中说：“听说院内个别人公开抵制追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活动，”并恶意诽谤说：“咱们的书记就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实际上是狼狈共呜，其罪行已达到非常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和邓小平、张爱萍成了一丘之貉”，还说：“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要坚决的镇压，对一切流言蜚语要坚决的制裁和批判”。（见卷二100－101，卷四1－10，卷三239） + +　　1973年冬，院党委为了贯彻党的十大精神，召开了院党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会议期间，宋敬贤、阎桐林提出“要成立会议领导小组”与院党委争夺领导权，宋还支持阎桐林提出的院党委去内蒙党委请示、汇报工作时要有群众代表同往。（见卷二24－28） + +　　（拼凑班子企图控制几个主要部门的领导权，在文化大革命中，四院经过69年“12·19”军管之后相继成立了院和厂所的党委机关、各部党的领导小组。） + +　　1973年宋敬贤回科技部主持工作，一上班就不承认军管时期组成的科技部党的领导小组，停止其一切活动。（见卷二17－22） + +　　1976年3、4月间，阎、杨、宋私下议论改组政治部领导班子人选问题，提出叫山天松（造反派头头、院革委会常委），杨辰生（原保卫处处长，后待分配干部）搞政治部，姜林枫（67年前原干部处处长，后待分配）回干部处，姚绍璞（待分配干部）搞组织工作，张仲跃（待分配干部）及同观点的于恩山到政治部等。（见卷二32－40页） + +　　1976年5月院党委常委会上就把他们议论的名单抛了出来，在会下跟杨启明说：“政治部有问题”，路九牧（原四院政治部主任）、邢鉴给张爱萍写信搞右倾翻案，“不是一般的问题”，宋在院党委常委会上说什么政治部靠不上，要做思想准备、组织准备，“跟政治部斗”，“解决路九牧的问题，就联到邢鉴，不解决邢鉴的问题，四院就安定团结不了”提出要选拔所谓优秀工人到政治机关特别是干部部门等。（卷二31、9） + +　　1976年5月在院党委常委会上，宋提出：“班子问题很重要，对九、十次路线斗争和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表现如何看”，“各级都要充实新生力量”，他说：“44所班子不是按毛主席路线配的”，该所党委副书记“李玉奎不是苗子”。提出359厂、41所要加强领导，主要领导都点出名来。（卷二，3、8－9、37－40） + +　　1976年初，宋就对杨启明说：“七机部发展党员大都是‘916’派的”，“咱们院文化大革命中的新生力量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任茂信、高崇武等同志的入党使用问题就解决不了，”提出把“九、十次路线斗争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通过运动吸收到党内来”，对46所任茂信的入党问题，宋与阎桐林统一口径并多次插手基层党支部，叫“抓紧一些，尽快早点解决”，“解决组织问题就可以当副书记”，在科技部对财务处负责人刘恒信同志说：“张正华路线觉悟高，九、十次路线斗争表现积极，不错，谈话不要多谈，一、二次就可以发展”，反过来宋又给张正华出主意：“支部定你是发展对象（注：实际连党小组都不同意）你有时间找一下党小组的同志们谈谈心，征求一下意见。（卷二，66－74） + +## 三、停职检查后宋的态度及表现 + +　　停职检查后，运动的初、中期认错态度尚好，但是解除停职检查后，几次将审查材料与本人见面时，宋却对自己的错误采取上推领导及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在1983年1月28日宋写的材料中才对某些错误又有了初步的认识。 + +　　鉴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积极支持造反夺权，搞乱了四院的形势。当四院造反派夺权之后，宋进入了夺权后的领导班子，并利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攻击邓小平同志和院党委的领导同志，企图控制几个重要部门的领导权。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党委于1982年4月12日研究认为：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应给予撒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 +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代）1982年4月12日 + +　　共打印33份 打字号：250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8.txt b/CCRD/0/8/18/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4af46d20f35271685c8c2e236009a6f58c95a5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8.txt @@ -0,0 +1,59 @@ +#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关于杨启明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 +　　杨启明，男，汉族，河北省安国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革命军人，1925年生，1939年2月入伍，1940年入党，曾任宣传员、译电员、政治指导员、科长、团参谋长、副团长、处长、主任等职。65年任四院科技部副部长，67年10月任四院革委会常委，行政13级。 + +　　粉碎“四人帮”后，在揭、批、查运动中，杨启明被列为清查对象。于1977年12月1日经院党委决定给其办了“讲清楚会”，1978年2月22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对其实行了隔离审查。1979年3月21日解除隔离。现已查明杨的主要错误事实如下： + +## 一、文革初期的错误 + +　　1967年初，四院造反派头头阎桐林、王志有等人夺了四院的党政大权。3月初，他们又未经任何上级部门批准，私自搞了一个“革命委员会”。杨启明积极支持造反夺权，当上了这个“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卷二，114、115、116、120）3月1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针对当时四院的混乱形势，为保障国防科研、生产、机密、设施、产品的安全，命令内蒙军区对四院立即实行军事管制。军管后，杨启明却搜集材料对内蒙军区进行诬蔑。 + +　　1967年4月6日杨启明回家（北京），受院科技部造反派头头朱华杰之托，将朱的信及搜集的材料捎给了造反派驻京谈判代表杨民众（卷二，016、017）。4月8日杨启明亲自写上告信，诬蔑内蒙军区在河西“不是以毛泽东思想进行军事管制，而是以刺刀进行军事管制”，“支持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卷二，001，003，004）。信中还诬蔑说：“内蒙的问题就是内蒙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内蒙自治区及我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起来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卷二，008），4月9日宋敬贤（科技部长，后为党委列席常委）给在京的杨启明写信，杨收信后在信上批注：“军管会所有人员必须从根本上彻底转变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重新更换军管人员。”（卷二，018）。4月12日杨启明又到北京西苑旅社杨民众的驻处了解谈判情况，并亲笔修改了杨民众、肖华山起草的诬蔑内蒙军区“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上告信。（卷二，009，011）杨启明身为老干部，却支持造反夺权。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之后，本应支持军管会的工作，为恢复四院的革命生产秩序出力尽责。杨却继续站在造反派一边反对军管，并对内蒙军区进行诬蔑，干扰了军管的工作。对此，杨启明应负有责任。八条下来之后，杨又以正确者自居，他于5月30日在河西造反派刊物“818”小报上发表文章，标榜自己“坚持真理”，“向拿枪的刘、邓路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卷二，020）6月份，在所谓砸“地下黑司令部”期间，杨又在工作手册上写了“内蒙当前就有这样的隐患分子，危险人物……，这个人物就是内蒙地下黑司令部派往我公司实行法西斯管的军管会主任苑（樊）尚科”等。继续对军区及其负责同志进行诬蔑。 + +## 二、打击诬蔑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 + +　　1967年6月至1968年杨启明在三五九厂打击与他们持有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胡之正（副厂长、党委代书记。行政12级），邢育振（副厂长、革委会常委）同志。67年6月，在造反派批斗胡之正同志的会上，杨启明亲自按过胡之正同志的头。（卷二，359，364）68年杨启明带工作组进三五九厂，给邢育振同志扣上了攻击革委会；抵制毛主席批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抵制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装病躺倒不干等罪名。不经上级批准，非法对邢育振实行了群专，并解除了邢的厂革委会常委职务。（卷二，359，362，365） + +　　1973年11月第三次院党委扩大会期间，杨启明向七机部写信，诬蔑院、厂一些领导同志有所谓“反动言行”。诬蔑院政治部宣传处“将矛头指向中央的反革命言论有意进行扩散”。还诬蔑四院党委“对这些矛头指向中央，对文化革命不满死捂路线斗争盖子的反革命言论，不闻不问，不上报，不处理，任其传播泛滥。（卷二，072－074） + +　　1973年8月院党委第一书记薛伟民同志恢复工作后，杨启明于74年3月写大字报，提出：“我院有无走资派？走资派认错了没有？改正错误了没有？群众谅解了没有？”“我院有没有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等共11个问题。（卷二，079，卷六，038）并提出“要反潮流”，“要用柳下跖的办法回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想将刚恢复工作不久的薛伟民同志轰走。（卷二，080，卷六037）而后，8月5日杨启明等14人又联名给中央写信，诬蔑薛伟民同志恢复工作以后“搞复辟倒退的一套”，“破坏四院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包庇纵容反动言论”，“煽动破坏生产”等等。并提出：“必须在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整顿院领导班子。”（卷二，076，077，卷六，039） + +　　1976年院党委书记王树明同志趁四院党委常委都在北京的机会，与院长林爽同志商定在京召开四院党委常委会。王树明同志去京前曾向杨说明了去京的目的，并指定杨管一下院里的工作。但7月6日王去京后杨启明就对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说：“王书记跑了”；“发电报告他”。（卷二，095，097，099）经串联机关3个部（政治部、科技部、物资部）共10人向七机部发了3封传真电报告王树明同志。在杨启明亲自起草的电报中诬蔑王树明同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于7月6日跑去了北京。……直接破坏了我院批邓、批张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进行及××任务的完成，后果严重。”（卷二，100－103）杨启明串联发报对领导进行诬蔑进一步搅乱了四院的形势。 + +　　1976年杨启明还借追查政治谣言之机，想给院政治部临时负责人邢同志（宣传处副处长）扣上散布反动言论的帽子。当时科技部有人说宣传处干事田如森散布了“文汇报”的反动言论，杨借机找田如森施加压力，指名追问田如森反动言论是否出自邢之口，被田如森同志当即否定。（卷二，162、164、166）他还对田如森同志说，“邢此人不怎么样，你要不愿在宣传处干，可来我们科技部。”（卷二，162）76年6月他又支持姜林枫（待分配干部，67年前任四院干部处长）等3人写信诬告邢同志。（卷二，168，171，172，173）此外，他到处说：“开会有邢参加，我就不参加”。（卷二，153，159，160）院党委原拟定6月份召开党委扩大会，杨启明与阎桐林反对党委拟定的与会名单，他们诬蔑邢等一些不同观点的干部“右”，反对这些同志参加会议，干扰了党委的正常工作。杨启明为打倒，整垮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击、诬蔑，错误是严重的。 + +## 三、“批林整风”和“批邓反右”期间的错误 + +　　1973年院党委第一书记薛伟民和院长林爽同志刚恢复工作不久，杨启明就在11月份召开的院第三次党委扩大会上提出要解决四院的领导班子问题。他说：“我们院的领导班子有问题要解决。我看我们院的领导班子问题，今天解决了，明天批林整风就好了。”（卷二，121，122，卷六，036） + +　　1974年7月，院党委打算召开扩大会，杨启明参与了杨辰生等人联名写大字报，提出召开党委会和革委会全会，想以“双委会”代替党委会，以便在会议上以多数压少数，与党委争夺领导权。（卷二，125，130，卷六，040） + +　　1976年所谓“批邓反右”开始后，杨攻击四院批林批孔汇报会（四院参加的是内蒙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是“黑样板”，“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卷二，038，039，040）他还说：“七机部右倾翻案是以四院为样板的”。“七机部批林批孔汇报会已做出结论是错误的，是邓××、张××（指邓小平，张爱萍同志）搞的……七机部是按王树明介绍经验搞的”等等。企图全面否定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 + +　　1976年6月，七机部召开规划座谈会，会议中加入了所谓“批邓联张”的内容。杨启明为在会议上大造舆论，否定75年四院党委对44所进行的整顿工作，会前对44所的朱华杰等人说：“你们厂这些做法不是什么先进典型，而是复辟倒退的典型。”“你们想不参与政治，到时候人家还是要整你们的。”“天下要自己打，靠别人打是不行的”。（卷二，049，050，051）他还叫朱华杰等人写材料，在杨的唆使下朱华杰写了《整顿就是复辟》的材料。（卷二，051—053，059）接着杨启明又打电话给389厂刘祯松（厂党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叫刘派刚从44所调到389厂的工人杨兴参加部规划会，去反映44所的所谓“复辟”问题。（卷二，060，062，066，067）此人按他们的旨意做了大会发言，全面否定了四院党委对44所的整顿工作。 + +　　（1975年10月院党委派了工作组帮助389厂党委整风，整风后期杨启明对刘祯松说：“你太老实了，你就老老实实受整吧，你不会把工作组拖住，不让他们撤出来”（卷二，068）76年1月整风结束后，杨启明又对董树欣（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说：“怎么让他结束了呢？要是我非拖住他们不可，让他僵下去。”（卷二，069，070）杨身为院革委会常委，科技部副部长，不但不支持院党委的工作，却想方设法干扰党委的工作，企图给党委出难题。） + +　　此外，杨启明还借“批邓反右”之机与党委争权。76年4月7日院召开革委会常委会讨论生产问题。会议一开始杨启明就提出：“今天开什么会，从林彪反党集团破坏革委会以来，四院革委会一直没有活动，不能什么时候需要拿出来。到底要不要，不要就靠边站，要就打起牌子。”“去年工业学大庆会议党委研究了革委会就没必要开会。”当王树明同志向他指出不要再搞与党委争权时，杨就大吵起来，说是对他“陷害”闹的会议无法正常进行（卷二，131，149，331）他还对院工业学大庆办公室的同志说过，四院是“右派掌权”，并点了王树明、刘世琨等许多院、厂、所主要负责人的名。（卷二，107，108，109）同年5月，七机部派人在呼市小白楼召开了四院党委常委会，搞“转弯子、配班子”。在此期间，杨启明对董树欣说：“过去我们没抓领导班子，吃了亏，这次要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卷二，152，153）7月3日他又在院办公会上提出：“必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四院问题搞清楚。”要按“清华经验”配班子，“把各级班子建成同走资派斗争的堡垒。”（卷二，150，151）他还多次与阎桐林、宋敬贤私下商议，企图将同观点的一些人提拔或安排到院机关一些重要部门及厂、所的领导班子中去。（卷二，175，176，179，180，182－185，卷三，110，111），为了与党委争夺政治工作领导权，杨多次讲要改组政治部，要给政治部掺砂子。（卷二，156、157）他与阎、宋共同商量过，政治部叫山天松（四院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常委）、杨辰生负责，姜林枫回干部处，张仲耀、姚绍璞去组织处，于恩山到宣传处。（卷二，175，176，卷三，110，111）76年他对山天松说：“政治部非改组不行，不改组四院搞不好。”并动员山天松说：“叫你去你还不去，叫我去我马上去。”“去吧，我支持你，我可以从科技部抽人给你，把小余（余仁录）抽给你当秘书。”（卷二，155）76年他还对待分配干部姜林枫说：“你姜林枫就是熊包，既然没免你的职，又没任命新的处长，长期不分配，为什么不敢回去上班，你搬个凳子回去，他们能把你怎么样？没凳子我借给你个凳子。”（卷二，192，197）之后他又亲自向劳资处布置没有姜林枫签字，不办理干部调动的工资手续。（卷二，193，195，196）在杨启明的支持下，姜林枫未经党委同意擅自回干部处上班。在群众中造成了很不好的影响。此事发生后，杨启明又支持科技部刘琦之（处长）颠倒是非给政治部写大字报，大字报经他亲自修改。加入了改组政治部等内容，并找人抄出。（卷二，201，206，208）杨的做法干扰了政治部的工作。 + +　　在组织发展提拔干部问题上杨启明说什么：“七机部提干发展党员明确提出来要看文化大革命站在那一边，九、十次路线斗争表现怎么样，不能搞平衡。”（卷二，031、181、346）杨身为科技部干部，却亲自过问其他部门，单位一些人的入党使用问题。1975年至1976年3月杨多次催促46所李泰元同志（所机关支部书记），让支部尽快发展任茂信（所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副主任）入党。他还说过任茂信入了党可以当46所书记或副书记。（卷二，210，185，186）他向物资部领导谈过王深恩的入党使用问题，说此人在九、十次路线斗争中表现不错，应该重用。（卷二，212、213）他还与宋敬贤不经干部部门同意，将359厂工人张正华调到劳资处当干部，并说此人入了党可以当科技部副部长。（卷二，191，179，180） + +　　杨启明在“批林整风”和“批邓反右”期间与党委争权，否定北京批林批孔汇报会和75年的整顿工作，并借配班子之机企图安插本派人员，改组院政治部等，搞乱了四院的形势，对此，杨负有重要责任。 + +## 四、粉碎四人帮后的表现及被审查期间的态度 + +　　粉碎“四人帮”后，76年10月15日阎桐林到杨启明家，两人在议论粉碎“四人帮”的情况时说过一些不满的话。（卷二，330，卷三，134） + +　　杨在被审查期间，前期交待了一些问题。但78年12月七机局党组安排他向群众检查交待问题，他拒绝检查。自那时以后态度恶劣，全面进行翻案。79年4月杨解除隔离后多次寻衅，公开与搞清查工作的同志在办公楼吵闹，并进行辱骂，影响很坏。1982年4月4日指挥部政治部负责同志通知他写检查，仍遭其拒绝。 + +　　综合上述错误事实，杨启明“文革”初期就积极支持造反派夺权，而后始终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诬蔑内蒙军区。反对四院实行军管。他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诬蔑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并利用各种机会与党委争权，干扰破坏党委的正常工作，搞乱了四院的形势。指挥部党委认为，杨启明同志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做为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本应深刻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吸取教训，但杨在被审查期间态度恶劣，进行翻案。根据杨启明的错误事实及本人态度，经指挥部党委4月12日研究，建议给予杨启明同志撤销行政职务、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 +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1982年4月12日 + +　　共打印3份 打字号：251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09.txt b/CCRD/0/8/18/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5123de3099bd0ee08592e0a524751e8b9dd300 --- /dev/null +++ b/CCRD/0/8/18/000009.txt @@ -0,0 +1,103 @@ +# 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法院判决 + +　　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湖南省宁远县人，汉族，大学文化，一九六一年参加工作，曾任大学助教，中学教员，“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一中革委会副主任。wengewang.org + +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离职审查，同年十月十七日拘留，一九七八年九月三十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省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二年三月二十六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 +　　现审查查明，被告叶卫东犯有下列罪行： + +##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 +　　1．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密谋策划，组织百余名群众，以抄“黑材料”为名，冲进省委机关，砸烂省委二办公楼的门窗、办公桌，抢走机密文件和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 + +　　2．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制造所谓“00l”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和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煽动“全省紧急动员起来，斩断省、市委某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魔手!”并油印散发至其所属“战团”，命令他们立即“写成巨幅标语，于二十二日晚十二时以前贴满街头港尾”。同时，叶卫东还将上述内容在所属“战团”负责人会上进行宣传煽动，以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wengewang.org + +　　3．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上，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第一政委张平化抓走，关在长沙市新华电影院的地下室内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拘禁张平化以控制领导权。 + +　　4．一九七六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重新工作的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叶卫东认为时机已到，于同年三至四月，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在夏四林家、长沙市一中等地秘密开会，策划夺权。叶提出了“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时，叶卫东还在一些会议上点名诬陷重新出来主持湖南工作的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三日，在省总工会礼堂召开的所谓“新干部座谈会”上，叶卫东煽动说：“张平化是什么人?”“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提出“要同张平化对着干!”同年七月三日，他又在市总工会召开的所谓省、市工会负责人碰头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我同意打倒张平化!” + +　　5．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一伙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内斗外轰”的反革命夺权活动。一九七六年四月下旬至五月中旬，他们多次策划，由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为了在社会上大造反革命舆论，向省委施加压力，叶卫东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的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于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四日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调动二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与唐忠富一伙还大肆煽动在全省“夺权”。一九七六年六月，叶卫东对各地、市来长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同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开大会，叶在会上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他们又密谋策划，叶提出“对张平化的斗争要升级，要打倒”，并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七年叶卫东在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继续犯罪，在室内墙上刻写“尸骨未寒、杀妻杀子”，“右派政变”，“极右政变实可诛”等反动口号。 + +## 二、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 + +　　1．制造涟源“九．九”流血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背着省革筹和四十七军，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沿途抢夺民兵枪支，大搞打砸抢，打死干部一人，打伤群众四十一人。到达涟源后，又到处搜罗枪支、弹药，向有关单位强借钱粮和衣物，闹得人心惶惶。对此，涟源一群众组织电告省革筹和四十七军，要求把他们的队伍“立即电调回长”。黎原军长将电报交给叶卫东，要他赶快把队伍调回。叶却要柳枚青去追查打电报的事，以致造成了“九．九”流血事件，共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 + +　　2。煽动、指使汝城、涟钢两起武斗。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汝城县彭起才、何辅志、陈斌如等人来长沙向叶卫东告状，说他们是被赶出来的，请示怎么办。叶煽动说：“你们是什么造反派，连保守派都不如，人家一打，你们就跑”。“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现在是打得赢的是爷(爹)，打不赢的是崽”。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彭起才等人组织几百人于七月十一、十二日持棍棒、鸟枪等分批返回汝城，占领了县邮电局、粮站和招待所等处，第二天与另一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打了六天，先后打死十六人。 + +　　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接见涟源钢铁厂来省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支持他们联合起来，武装打回涟钢去。并煽动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凌晨攻打涟钢，当场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wengewang.org + +　　上述罪行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为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一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 +　　此致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武铭魁高石昆吴尚文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日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一字第20号 + +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武铭魁、高石昆、吴尚文。 + +　　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辩护人：律师钟益胜。被告人叶卫东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谏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省委机关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的办公室二十余天，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告人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l”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湖南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抓走，非法拘禁达十天之久，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 + +　　一九七六年三四月，被告人叶卫东纠合李铁凡等人，多次秘密开会，叶提出“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要摘“桃子”等夺权的指导思想。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散布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煽动“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叶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能得逞。 + +　　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煽动徐、王、郑等人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 + +　　被告人叶卫东的上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叶卫东在铁的证据面前，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审判长 刘潜海陪审员 卞培根陪审员 张天乐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书记员 杨世皖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82)刑二字第85号 + +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叶卫东，原名叶冬初，男，现年四十三岁，汉族，大学文化，湖南省宁远县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长沙市第一中学革委会副主任。现在押。 + +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以(82)刑一字第20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叶卫东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叶卫东不服，以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被告人没有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群众。 + +　　被告人叶卫东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叶卫东与彭少云、郁明東等人共同策划，组织百余人，冲砸中共湖南省委二办公楼，抢走党内文件、资料，并强行封闭一、二办公楼，使省委机关工作陷于瘫痪。同年十二月二十日，叶卫东起草和刻写所谓“001”号密令和标语口号，诬陷省委、长沙市委在一九六七年元旦前后“可能动用武装”、“举行反革命军事政变”。以此蒙蔽群众，妄图达到推翻省、市委的目的。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五日晚，叶卫东纠集李铁凡等人，非法拘禁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妄图通过抓走张平化，以控制省委的领导权。一九六七年，叶卫东按其“扎根于群众，立足于基层，目标在省委，汇报到中央；与工派既联合又保持我们的独立性”，“力争多摘中、小桃子”等指导思想，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同年四月三日和七月三日，叶卫东诬陷“张平化一贯是右的，一贯搞两面派”，“张平化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煽动“要同张平化对着干”，“打倒张平化”。一九七六年四月至十月，叶卫东还伙同唐忠富、胡勇等人密谋策划向省委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叶卫东亲自率领一些人，于五月五日和十二日两次到省委机关围攻省委主要领导人，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叶卫东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串连各地、市一些人，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的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六月四日的大会动用两百多辆汽车，大搞游行示威，叫嚷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叶卫东并对各地、市来长沙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人煽动说：“一九六八年的夺权，现在又被他们夺过去了”，对各级党委“要敢斗，要善于斗”。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日，叶卫东与胡勇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与胡勇一唱一和地煽动说：“你们株洲的头头腰杆子不硬，得了软骨病，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送钙片，打钙针的”。同年九月，叶卫东又积极参与唐忠富、胡勇等人策划准备在十月十一日再到省委机关召开大会，妄图搞乱省委，乱中夺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 + +　　被告人叶卫东煽动打砸抢，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叶卫东与张家政等人密谋策划，指派柳枚青带领二百余名武装人员去涟源国防工厂搞枪支弹药，以扩充武装势力，制造了涟源“九。九”流血事件，打死十一人，打伤十二人，损失国家财产近三万元。一九六八年六月中旬，叶卫东对汝城县彭起才等人煽动说：“现在是搞实力政策，打得赢的是爷。打不赢的是崽；你们是怎么出来的。就怎么回去，不然地盘都丢光了”。在叶卫东的煽动和指使下，造成了汝城持续六天的大武斗，先后打死十六人。一九六八年六月底和七月初，叶卫东多次支持涟钢上访的徐清伯、王月清和湘中机械厂的郑贵临等人武装打回涟钢去。对徐、王、郑等人煽动说：“你们大胆干，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打它个稀巴烂再建设嘛!”在叶的指使和煽动下，徐、王、郑等人从长沙回去后，组织两百余名武装人员．于七月十六日攻打涟钢，打死六人，打伤六十八人(其中重伤六人)，非法关押二十九人，损失国家财产十九万余元，造成全厂停产一个半月。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被告人叶卫东在一九七七年离职审查期间，仍坚持反动立场，在室内墙上多处刻写反动词句，继续犯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叶卫东，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使武斗，镇压干部和群众。被告人叶卫东的行为，无论按照我国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我国现在的《刑法》，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的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叶卫东所犯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叶卫东上诉提出原判认定的事实似是而非，证据不确实，没有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的意图和行为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一款之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0号判处被告人叶卫东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的判决。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审判长 贾凤楼代理审判员 谢海元代理审判员 曾飞隆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四日代理书记员 谭隆保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0.txt b/CCRD/0/8/18/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1cfbe4597cf2f484699894920a6c0d86a8b872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0.txt @@ -0,0 +1,125 @@ +#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胡勇阴谋颠覆政府案的法庭文件 + +##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长检刑二诉字（1982）27号 + +　　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45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1957年参加工作。文化大革命中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央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 + +　　被告人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1979年4月3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22日移交我院审查起诉。 + +　　现审查查明，被告胡勇犯有下列罪行： + +## 一、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 + +　　1. 1974年2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同年6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 +　　2. 1974年2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叫嚷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并以“唐勇忠”笔名将这篇反动传单铅印6千份进行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 + +　　3. 1976年2月，胡勇召集同伙在陈大为家里开会，胡勇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接着，胡勇又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召集同伙开会，提出反革命夺权策略，说“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 + +　　4. 1976年3月，胡勇和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联名写诬告信，诬陷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给张春桥等人。同年6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策划，并派人携带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去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在他们编造的材料中，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 +　　5. 煽动邵阳、株洲等地同伙制造动乱，配合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 + +　　1976年2月，胡勇对其在邵阳的同伙谢智峰、肖茂盛等人煽动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意识形态上搞赢等于零，我们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3月，胡勇与唐忠富将邵阳的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召来长沙，由唐忠富传播了江青对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谈话后，胡勇接着大肆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把运动搞起来，“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 + +　　同年6月20日，胡勇、叶卫东带领一伙窜到株洲召开会议，胡勇在会上与叶卫东一唱一和地说：“我们今天是来煽风点火的”，“你们株洲的几个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 + +　　6. 1976年8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要建立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于8月23日朱香桂等在胡勇的指使下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撬烂桌锁，抢走公章，封了武器库等，并发表《声明》，公开夺权。 + +　　7. 借省、市总工会名议，多次召开大会，策划大乱全省，妄图乱中夺权。 + +　　1976年5月25日和6月4日，胡勇和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强行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恶毒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并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6月4日大会还组织了230多辆汽车上街，进行反动宣传。 + +　　在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同伙专门开会，按照江青的腔调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 +　　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还多次密谋策划10月11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在10月3日的策划会上，胡勇还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回来，后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 + +　　8. 1976年10月14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先后三次召集同伙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在会上大肆煽动、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并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他们还议论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要“捆紧把子”，“要注意上海、辽宁的动向”等等。 + +　　二、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 +　　1. 文化大革命初期，胡勇为了抢班夺权，就极力鼓吹：“拳头里面出政权”，大肆煽动打砸抢，并对抵制他阴谋活动的干部和群众进行残酷迫害。仅1967年元月至11月，遭到胡勇残酷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和群众，现已查证落实的有刘孝安、王明江、王德文、赵少锦、陈绍祺、刘虞、吴耐先、杨德华等8人。如1967年元月，胡勇诬陷本厂著名的省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亲自带队把刘孝安押到长沙、湘潭、易家湾等地游斗，进行残酷迫害。1967年5月5日，胡勇为了支持同伙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时，胡勇等人将王拳打脚踢，当即昏倒在地，右第五肋骨被打断，造成终身残疾。1967年6月，胡勇为了迫害本厂代理党委书记王明江，用木棒将王的右髌骨打成骨折，造成终身残废。 + +　　三、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 + +　　1. 1967年8月，长沙“工联直属兵团”与“东方红总部”两个群众组织为汽车发生争执，胡勇乘机挑起事端，煽动武斗。8月21日下午，胡勇乘“工联”在曙光电子管厂召开常委扩大会之机，大肆煽动说：“东方红总部确实欺人太甚，这样下去，会坐在我们头上拉屎，不打，我们今后站不住脚。要打，就大打，把‘东方红总部’给我端掉。”并当即决定从“工联直属兵团”和建湘瓷厂、新华印刷厂等单位调集武装人员，集中枪支弹药和汽车，指派周国强、周迪凡等人带队，对东方红总部“实行武力围攻”，胡勇坐镇“汽电”亲自指挥。在发生武斗的当天晚上，省革筹小组和四十七军的领导同志多次打电话给胡勇，要他停止武斗，并多次派人前去制止，但胡勇置之不理，继续增调武斗人员和武器弹药组织攻打。结果造成死亡24人，烧毁湘绣大楼，损失国家财产58万多元的重大事件。 + +　　综上所述，胡勇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我省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严重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101条，第102条第二款的规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审判。 + +　　此致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肖景佳检察员　朱洪规检察员　孙惠1982年4月29日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一字第23号 + +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肖景佳、朱洪规、孙惠。 + +　　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现年45岁，汉族，初中文化，湖南省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中共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 + +　　辩护人：律师易延礼。 + +　　被告人胡勇，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5月17日至5月22日在长沙市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胡勇，阴谋颠覆政府，图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1974年2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2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共同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6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6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以及各部、委、办和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1976年3月至6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会议，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1976年3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陷中共湖南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6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策划，派人将他们编制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8月，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提出要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控制的民兵武装力量。8月23日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 +　　被告人胡勇为了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自1976年2月至10月还大肆进行反革命的宣传煽动。2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2月底，胡勇对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意识形态上搞赢，我们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3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前来长沙听唐忠富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5月25日和6月4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先后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6月4日大会还调动了两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这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黔阳、衡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事件。6月20日，胡勇与叶卫东等人带领部分人窜到株洲，胡勇在文化宫召开的大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10月，胡勇又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于10月11日在省委院内再次召开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把权夺过来。”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10月14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先后多次召集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 + +　　被告人胡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1967年8月下旬，被告人胡勇亲自策划和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24人，损失国家财产58万多元的严重后果。 + +　　“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仅1967年元月至11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7人。1967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本厂著名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1967年5月5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汽电”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竟对王拳打脚踢，将王的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 + +　　被告人胡勇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但被告人把自己的犯罪行为说成是犯错误，拒不认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指挥武斗，迫害干部群众，图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2条、第101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张迪平人民陪审员　谭海军人民陪审员　苏佑娣1982年5月31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陈立珍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82）刑二字第87号 + +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胡勇，原名胡世满，男，45岁，初中文化，汉族，湘潭市人，原任湖南省革筹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中共湖南省委候补委员、长沙汽车电器厂党委副书记等职。现在押。 + +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5月31日以（82）刑一字第23号刑事判决，认定被告人胡勇犯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宣判后，胡勇不服，以“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没有推翻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 + +　　被告人胡勇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1974年2月，胡勇与唐忠富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领导班子，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当省委常委。2月底，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组织专门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把抵制他们搞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右派”，并以“唐勇忠”的笔名铅印6千份散发，大造反革命舆论。同年6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策划，对省委和省革委的各部、委、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夺权作组织准备。1976年2月上旬，胡勇召集一些人在陈大为家开会，胡在会上煽动说：“张平化是湖南右倾保守势力的精神支柱，刮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大树不倒，猢狲不散”。2月底，胡勇对到长沙向其汇报“邵阳情况”的肖茂盛等人说：“我们不光是在意识形态上搞赢，还要在组织路线上搞赢”。同年3月，胡勇趁邵阳胡求生、肖茂盛等人到长沙听唐忠富传达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讲话之机，对他们煽动说：“张平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你们要抓住省委对‘邵阳市委一锅端、地委大改组’和‘田心经验’问题进行揭批，来一个邵阳促长沙，长沙、邵阳带全省。”同月，胡勇与唐忠富、雷志忠、许新宝等四人联名写诬告信，诬告省委及其领导干部“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矛头指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并派人将诬告信送《人民日报》社鲁瑛转张春桥等人。同年6月中旬，胡勇又与唐忠富等人策划，派人将他们编造的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送北京，由金祖敏转交给“四人帮”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告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1976年3月至6月，胡勇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市总工会等处多次召集的会议上，提出“现在夺权只能靠钻、靠挤，挤进去一个，带进去一批”的反革命夺权策略。同年5月25日和6月4日，胡勇与唐忠富等人不顾省委制止，在省委礼堂召开所谓“促转弯子”大会。6月4日的大会调动了二百多辆汽车游行示威。在两次大会给省委主要领导人的公开信和大批判发言中，攻击省委领导人“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扬言要同省委主要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叫嚷“要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两次大会后，胡勇还召集各地、市来的人开会。鼓动他们“要做过河卒子，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在胡勇等人的煽动下，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的事件。同年6月20日，胡勇与叶卫东带领一伙人窜到株洲，召集基层工会头头在株洲文化宫开所谓座谈会，胡在会上煽动说：“你们株洲头头腰杆子不硬，我们是来送钙片、打钙针的”，“你们要层层点火，处处冒烟，烧得走资派团团转”。同年8月中旬，胡勇与唐忠富、张厚策划，妄图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帮派直接控制的武装力量。8月23日，胡勇指派朱香桂纠集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公开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同年10月初，胡勇与唐忠富、叶卫东等人密谋策划，准备于10月11日在省委院内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省委主要领导的所谓联系实际狠批“三株大毒草”大会。胡勇提出，开完会就到省委去办公，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由于“四人帮”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1976年10月14日，胡勇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召集同伙唐忠富、张厚、胡求生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胡勇攻击说：“这是右的势力上了台”，“是右派政变”，“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叫嚣“要顶住，不要当投降派”。会上，还策划了“要做好拉出去打游击的准备”。会后，胡勇又几次秘密进行串连活动。 + +　　被告人胡勇策划、指挥武斗，制造流血事件。1967年8月下旬，胡勇亲自策划、指挥了解放路武斗事件，造成死亡24人，损失国家财产58万多元的严重后果。 + +　　被告人胡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1967年元月至11月，遭到胡勇直接、间接迫害和打伤、打残的干部、群众有7人。1967年元月，胡勇等人诬陷长沙汽车电器厂劳动模范刘孝安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湖南最大的工贼、大土匪、假标兵”，并将刘孝安押到长沙街头、湘潭等地游斗，进行迫害。1967年5月5日，胡勇等人为了控制长沙汽车电器厂的民兵武器，遭到厂武装部副部长王德文的拒绝，便对王拳打脚踢，将王右胸第五肋骨打断，造成终身残疾。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胡勇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大肆制造反革命舆论，组织策动帮派势力大乱湖南，阴谋篡夺湖南省党政领导权，制造武斗流血事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被告人胡勇的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都构成了犯罪。大量的书证、证人的证言及受害人的陈述，都充分证明被告人胡勇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原审判决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胡勇上诉提出“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有出入”和“不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等理由，均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2条、第101条、第52条、第64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一款的规定，并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驳回上诉，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3号判处被告人胡勇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的刑事判决。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审判长　贾凤楼代理审判员　曾飞隆代理审判员　谢海元1982年10月14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王东辉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1.txt b/CCRD/0/8/18/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873a6f52ebb11c35767b4818975830451d160f3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1.txt @@ -0,0 +1,105 @@ +# 唐忠富反革命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法院判决 + +　　被告人唐忠富，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小文化，一九四八年一月参加工作，曾任中南运输公司通讯员，长沙曙光电子管厂工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 + +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四日被依法逮捕。经湖南省公安厅侦查终结，湖南省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四日移交我院起诉。 + +　　现审查查明，被告人唐忠富犯有下列罪行： + +## 一、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 + +　　(一)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向同伙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要依靠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同走资派作斗争。”同时，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由雷志忠负责组织写作班子，编写了《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以“唐勇忠”名义铅印散发了六千份。诬蔑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是“敌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右派。”狂叫要“把他们的权再夺回来。即算‘解放’了，也要再打倒，要给他们戴上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右派的帽子”。 + +　　(二)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等为省委常委。同年三月，唐忠富还叫嚣：关键要解决省委领导班子问题，“要解决亮相干部和造反派掌权问题。”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要陈大为对省委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和省计委、工交办、农村办、财贸办及大部分局的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区分造反派和非造反派，为他们一伙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 +　　(三)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诬陷一大批领导干部的讲话，回湖南后大肆传播，并说：“我这回心中有数了。”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卒子，死不回头”。随后，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借省、市总工会的名义，于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强行在省委机关大院内召开了有邵阳等地、市来人参加的所谓“促转弯子”万人大会，在他们发表的公开信和所谓批判发言中，诬陷省委领导干部“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干的是翻案算账的罪恶勾当”，“拼凑翻案复辟势力，组织还乡团”，“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变成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六．四”大会后，并组织了二百三十辆汽车上街，进行反动宣传。他们还策划十月十一日再在省委大院召开类似的大会。因“四人帮”被粉碎，阴谋才未得逞。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六．四”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并说：“你们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把顽固分子的威风打下去”。在唐忠富等人的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一些地区不断发生抢夺公章、冲击党委、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 + +　　(四)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省委负责人，一九七六年三月，鲁瑛在王洪文、姚文元的指使下，派《人民日报》记者部主任李千峰到湖南，收集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三月二十二日，唐忠富向李千峰积极提供情况，诬陷湖南右倾翻案风严重，“执行邓的东西”，“整班子，批派性”把“新干部”搞下去了，并要李千峰写信给鲁瑛，要求鲁瑛转递诬陷省委负责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信，寄给鲁瑛，信中诬陷省委负责人“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甚至把谣言直接造到毛主席的头上”。“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向革命群众”。 + +　　六月中旬，唐忠富与胡勇策划，指派刘正良等三人去北京直接找全国总工会筹备组负责人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材料转给了“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的迟群，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在窥测方向”，“从失败中研究对付的策略和手法”。?? + +　　(五)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阴谋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解决所谓“组织路线问题”。五月三日，唐忠富与叶卫等人在省总工会部署，确定由叶卫东和雷志忠带领当时的部分省革委委员，找省委领导干部纠缠。唐忠富煽动说：? “要斗字当头，撕下脸皮”，“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要行使权力”，“你们去找省委，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只有内外配合起来了，斗争才有力量”。五月五日和十二日，叶卫东和雷志忠即带领一些人，两次冲击省委，围攻省委领导干部，扬言如果不答应在五月二十日以前召开全会，就不出省委机关。由于省委坚决反对，其阴谋未逞。 + +　　(六)一九七六年六月底、七月初，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要叶卫东等人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搜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对刘正良、焦佩伟等人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用评他讲话的形式向群众公开”，文章要“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出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已铅印散发了“一评”。这些反动文章诬陷我省党政军领导干部张平化、张立宪、万达、于明涛等人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其实质就是复辟派专了革命派的政，右派专左派的政，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犯下了新的罪行”。〔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 +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窜到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议上，揭所谓张平化的老底，说：“张平化在各个关键时刻，都与毛主席的路线唱对台戏，我们要下决心同他斗争到底。”并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 +　　(七)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亲自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唐忠富多次对同去的人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让张平化主持湖南工作是不行的，对张平化就是要打倒，打不倒也要赶跑。”唐忠富在准备的所谓“汇报提纲”中，诬陷省委及其负责人“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支持纵容打砸抢”，“大造反革命舆论”。同时，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大乱，说：“你们在家闹得越大，我就在这里越坐得住。” + +　　（八月中旬，胡勇派陈克昌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市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唐忠富说：“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去年把我们的人赶出未了，现在可以把赶出来的人再组织起来开进去，把领导权夺过来。”唐忠富为此写了信给张厚和胡勇。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朱香桂在胡勇的指使下，组织一百多人，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文件箱、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六颗，发表“严正声明”，宣布夺权。） + +　　(八)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唐忠富与胡勇、张厚、雷志忠、胡求生等人于十月十四日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会上策划了“要分别找一些头头通气，要捆紧把子。”还议论过准备“上山打游击”。会后，唐忠富找叶卫东秘密串连，告知了会议的内容。 + +## 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 + +　　(九)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一些群众来省上访，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 “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并与张厚、雷志忠策划调了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当晚，省委负责人亲自找唐忠富做工作，明确表示：人不能抓，民兵不能调，问题由省委处理。唐忠富对抗省委指示，二十日清晨，又伙同张厚增调了民兵共达一千多人。唐忠富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随后唐忠富与张厚、雷志忠亲自部署指挥，制造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流血事件。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之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镇压群众，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使我省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严重损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和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 +　　此致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钟时霞 陈贤吉 刘海涛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日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一字第26号 + +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阮检察员钟时霞、陈贤吉、刘海涛。 + +　　被告人：唐忠富，男，现年四十八岁，河南省临汝县人，汉族，初中文化，原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常委，省总工会主任，曙光电子管厂党委副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现在押。 + +　　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马友山。 + +　　被告人唐忠富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唐忠富，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唐忠富从北京回来后，大肆宣扬王洪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反动讲话，叫嚷“这次到北京把头上的角磨尖了，而且还淬了火，回湖南要摆它几下”。同时，积极与胡勇、雷志忠等人策划，组织写作班子，以“唐勇忠”的笔名，编写《为革命造反派辩护》的反动传单，铅印散发。把抵制他们阴谋活动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诬蔑为“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为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 +　　同年二月，唐忠富与胡勇、张厚等人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图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为省委常委。 + +　　同年六月，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策划，对省委、省革委大部分局以上领导干部进行摸底排队，为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作组织准备。 + +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在北京，听了江青在十二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上的反动讲话后，回湖南大肆传播，一再表示学习江青“做过河的卒子，死不回头”。同年四月底五月初唐忠富伙同胡勇、叶卫东、雷志忠等人策划，逼迫省委召开省革委全会。唐忠富煽动说：“要斗字当头”，“下定决心解决组织路线”，“我在省委内配合你们”。确定由叶卫东带领部分省革委委员两次冲击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干部。五月二十五日和六月四日，唐忠富与胡勇、叶卫东等人，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万人大会。组织二百三十辆汽车游行，进行反动宣传，狂叫要同省委负责人“坚决斗争到底”，“搞得张平化休想在湖南找到任何安定的绿洲”。唐忠富还煽动来参加大会的一些地、市帮派头目与各级党委“对着干”，“要根据本地区情况大胆斗”，在唐忠富等人煽动下，致使邵阳、衡阳、黔阳等地区不断发生冲击党委、抢夺公章、围攻揪斗领导干部等事件。唐忠富等人还准备十月十一日再去省委大院召开大会，妄图把省委搞瘫痪，乱中夺权。 + +　　一九七六年三月，唐忠富向王洪文、姚文元授意派出收集诬陷领导干部材料的《人民日报》记者李千锋，提供诬陷省委领导人的材料。随后，唐忠富与胡勇、雷志忠、许新宝四人联名写诬告湖南省委领导干部的信寄给鲁瑛。唐忠富惟恐阴谋不能得逞，又与胡勇策划，派人直接到北京找金祖敏，由金祖敏把他们编造的“右倾翻案风在湖南的具体表现”等诬陷材料，转给“四人帮”在清华大学的活动据点迟群处。诬陷省委领导干部是“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量散布政治谣言，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 +　　一九七六年六月底，唐忠富与雷志忠等人在长沙市总工会策划，召开省、市机关干部座谈会收集打倒省委主要领导干部的材料。唐忠富说：“把张平化的问题搞一个系统材料，按打倒的调子写”。在唐的授意下，先后写了五篇“评张平化六．二一讲话”，攻击诬陷张平化等党政军领导干部为“党内走资派”，“蓄谋制造反革命政治事件”，“煽动复辟派反扑”。 + +　　七月二十四日，唐忠富在长沙市委、市革委扩大会上，赌咒发誓“不打倒张平化我不姓唐”。 + +　　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七人，窜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在研究汇报提纲时，唐忠富说：“这次来北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张平化”，“解决湖南的领导班子问题”。为了上下配合，唐忠富还指使胡勇、张厚等人大乱湖南，对中央施加压力，把省委搞瘫痪。 + +　　八月中旬，胡勇派人去北京同唐忠富密谋在长沙建立一支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唐忠富指使说：? “关键是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要把领导权夺过来”。胡勇根据唐忠富的授意，指使朱香桂组织一百多人，于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仓库，抢夺公章，发表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 + +　　同年十月十四日，唐忠富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即与胡勇等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唐忠富攻击诬蔑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右派政变”，策划“要分别找一些头头串连通气，捆紧把子”，妄图负隅顽抗。 + +　　被告人唐忠富策划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写了“打倒工团主义”，“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等标语。唐忠富诬蔑为“反革命事件”，不听省委劝阻，伙同张厚私调民兵围攻，并气势汹汹地说：“省委不抓我抓，大不了我这个中央委员不当了。”二十日，又与张厚增调民兵共达一千多人，亲自部署指挥，围攻邵阳上访群众，造成了打伤二十一人，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 + +　　被告人唐忠富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被告人唐忠富被逮捕后，尚能交代自己的罪行，有悔改的表现。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唐忠富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我省党政领导干部，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指挥镇压群众，制造流血事件，妄图颠覆我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唐忠富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长 杨德良 + +　　 人民陪审员 盖杰 + +　　 人民陪审员 朱友东 + +　　 一九八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黄鸣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2.txt b/CCRD/0/8/18/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b80e38e1b2854336390baf1356fa3792cba77cb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2.txt @@ -0,0 +1,5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件的检察起诉和审判情况 + +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昨（13）日下午举行全体会议。……会上，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善搏作了关于对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的检察起诉工作情况的书面报告，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子英作了关于审判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件情况的书面报告。报告说：今年3月6日至3月20日，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刘结挺、张西挺进行了公开审判，确认刘、张两犯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根据刘、张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自应负的罪责，按照刑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宣判后，刘、张两犯不服，以“认识问题”，“是错误”，“不是犯罪”为理由，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确认，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张两犯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刘结挺、张西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判。现已交付公安机关执行。至于邓兴国、黄廉、周家喻反革命案，在审判刘、张两犯之前，已由成都、重庆两地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进行了公开审判。判处邓兴国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黄廉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周家喻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　　（1982年5月14日《四川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3.txt b/CCRD/0/8/18/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ae3d83b7b4ba0f4f32e319b6c45401f692c40cd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3.txt @@ -0,0 +1,11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关于胡萍资敌案的法庭文件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书 + +## （1982）军检诉字第2号 + +　　被告人胡萍，男，58岁，山东省乳山县人，逮捕前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在押。 + +　　被告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9月5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胡萍犯有下列罪行： + +　　一、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 + +　　1971年9月8日晚9时40分，在西郊机场候机室，林立果、周宇驰找胡萍密谈，给胡萍看了林彪9月8日下达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要胡萍准备两架飞机。随后，胡萍找航空兵第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等人作了安排，为林彪准备了三叉戟256号和伊尔十八703号两架飞机，并选配了机组成员。 + +　　9月12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破产后，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找胡萍密谋，再调6架飞机去广州，并要胡萍于13日七时半和他乘伊尔十八飞机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三叉戟256号专机同林彪一起飞往广州。12日晚9时许，在西郊机场候机室，胡萍先后找人做了具体安排，确定了三叉戟254号、伊尔十八902号、安十二231号、安二十四024号和云雀直升飞机2架，定了机组主要成员，并以“训练”为名向西郊场站航行调度室申请了假航线。 + +　　二、为林彪秘密调三叉戟256号专机去山海关，当中央追查时，编造谎言，同时向周宇驰通风报信 + +　　1971年9月12日晚7时38分，胡萍按照周宇驰当天下午的指使，秘密将为林彪准备的三叉戟256号专机调往山海关机场，为掩盖阴谋，将256号专机谎报为一般客机252号。晚10时许，周恩来总理责成吴法宪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指示“飞机要调回来”，胡萍一面谎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机场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一面给在山海关机场三叉戟256号专机的机长潘景寅打电话，指使潘“如果吴法宪问你这架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发动机有故障”。同时将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的情况密告周宇驰，以此对抗中央，拒不执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为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13日零点32分乘三叉戟256号飞机叛国外逃提供了条件。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被告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造成了严重后果，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二款，已构成资敌罪。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 +　　 检察员　阚国富韩鹤1982年2月8日 + +## 公诉词 + +## 阚国富　韩鹤 + +## 1982.02.26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被告人胡萍资敌一案，经过法庭调查，审问了被告人，出示了书证，宣读了证人的证言，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我院起诉书中所列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认定被告犯资敌罪是完全正确的。 + +　　现在，我就被告所犯罪行的性质，走上犯罪道路的根源，以及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意见： + +　　一、被告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的行为，是故意犯罪 + +　　法庭调查的大量事实说明，被告的犯罪活动，是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周宇驰直接指使下进行的一种故意犯罪行为。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被告给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8架飞机的过程中和对待中央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问题的行为上。 + +　　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林立果于当晚乘三叉戟飞机从北戴河潜回北京，下飞机后就在西郊机场候机室和周宇驰找被告密谈，林立果说：“现在上面情况很复杂，毛主席在外地病得很重，连痰都咳不出来。林彪确定离开北戴河，保卫首长（指林彪）的安全是件大事，首长非常信任参谋长（指胡萍），请参谋长在这关键时刻，保卫首长的安全。”接着拿出林彪的亲笔手令给被告看，并强调说：“这是首长的命令，事关重大。”并要被告立即准备两架飞机。接着，林立果讲了历史上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当时胡萍插话说：“要夺权只有两个常委，其他谁敢？”通过上述反革命密谋活动，被告已感到问题严重，精神紧张。但他还是主动地找潘景寅、安××于当晚为林彪秘密安排了三叉戟256号和伊尔十八703号两架飞机，并选配了机组成员。事实说明，被告当时已意识到这次给林彪派飞机，是直接关系到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他对这场斗争的严重性是清楚的，对林立果、周宇驰的这些阴谋活动是言听计从的。 + +　　9月12日中午，毛泽东主席回到北京。林彪反革命集团妄图谋害在巡视途中的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破产后，便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又找被告密谋，要被告增调6架飞机去广州，并要被告13日晨和他一起乘伊尔十八飞机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256号三叉戟和林彪一起去广州。被告都一一作了布置和安排。法庭调查的事实证明，被告在两次给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8架飞机时，采取了许多阴谋手段。一是对这样一次大的机群活动，对上不请示，不报告，对下背着航空兵第三十四师主要领导和机关，私下找几个人秘密安排，完全违反了专机派遣规定。二是改变飞机号码，把三叉戟256号改成252号。三是设计假航线，把去广州的飞机航线，设计申报为北到郑家屯，东到上海，南到长沙、武汉，故意避开广州。被告搞了20多年专机工作，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作任务安排，正式组织系统没有布置；作训练安排，这么多飞机一下子都到广州，没这个先例，不用说是实现这个阴谋计划，就是这样仓促地申请计划都可能被察觉，所以，他采取了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手法，以掩人耳目。这些阴谋诡计都是被告自己想出来的，而且每一步都经过了深思熟虑。他的这些做法不但从空军执行专机任务的规定来说是绝对不准许的，就是从航空兵第三十四师执行接送林彪的惯例看，这样做，也是没有先例的。经查自建国以来到“九·一三”事件前，林彪共乘坐三十四师的专机37次，每次都是按照专机的规定给予保证，是哪架飞机就是哪架飞机，去什么地方，航线就申请到什么地方。被告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他这次给林彪派飞机和以往有四点不同：一是以往派飞机从来没拿过手令；二是以往派飞机没有改变过飞机号码，没设计过假航线；三是以往派飞机从来没讲到中央斗争复杂和夺权与反夺权的问题；四是以往不管谁坐飞机，对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是不保密的，也没有说过假话。上述这些事实充分证明，被告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给林彪反革命集团提供飞机的行为，是故意犯罪。 + +　　9月12日晚，中央察觉了林彪的阴谋，周恩来总理责成吴法宪追查三叉戟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情况，并指示飞机要调回来。中央的这一决定，一下子打乱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南逃广州的部署，他们完全慌了手脚。在这关键时刻，如果被告不是死心塌地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效力，对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这样一个十分严肃而重大的问题，就应该如实地向总理报告，而被告却编造谎言，欺骗总理。三叉戟256号专机，明明是他亲自安排为林彪调去的，却推说不知道，说可能是飞行训练。总理指示飞机要调回来，被告又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拒不执行总理指示，并给在山海关机场的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打电话，告诉潘“如果吴法宪问你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发动机有故障”，进一步对抗中央。这就是被告当时对中央追查飞机的所作所为！不仅如此，被告得知周总理追查飞机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告诉了周宇驰，并两次派专人给周宇驰通风报信。周宇驰接到被告的密报后，马上打电话告诉在北戴河的林立果、林彪。随后，周宇驰即策动劫持直升飞机跟随林彪叛逃。被告的这些行为的反革命性质不是十分明显吗？！从上述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告为林彪反革命集团派飞机和在中央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问题时的犯罪行为，完全是直接故意。 + +　　二、被告胡萍走上犯罪道路决不是偶然的，是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恶性发展，积极投告林彪的必然结果 + +　　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推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实现这个反革命目的，必然要纠合一些在关键时刻能为他们反革命阴谋直接效力的人。林彪一伙看上了被告，并要利用他搞专机工作的条件，因此，对他实行小恩小惠拉拢引诱。被告由于长期怀有个人野心，总想找靠山向上爬，就借机百般讨好林彪一家。这样，林彪越拉，被告就越跟越紧，越陷越深。 + +　　林彪为了拉被告，又是接见，又是照相，又是送东西。为表示关心，把被告一家请到林家作客。 + +　　1971年4月，被告因病住院，林彪、叶群先后派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去医院看望十一次之多，每次去都要转达林彪、叶群对被告的问候。被告对林彪一伙感恩戴德，因此，对他们交办的事情唯命是从，竭力卖命。不仅对他们坐飞机给予特殊关照，就是对林彪、叶群日常吃的、用的也极力筹办。林彪、叶群喜欢吃什么水果，都按时送到。为了讨好叶群，被告花公款几千元港币托人从香港给叶群买了防止肥胖和掉头发的药。上述事实说明，林彪和被告之间的关系，已完全超出了正常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 +　　被告不仅对林彪、叶群积极追随，就是对反革命分子林立果、周宇驰也是百般讨好。为了林立果的需要，被告亲自在西郊机场选点为林立果改建了秘密活动据点。林立果利用这个据点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仅1971年9月8日至11日，林立果、周宇驰就利用这个据点先后四次召集江腾蛟、王飞、鲁珉、关光烈和“小舰队”成员，具体策划部署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谋害毛泽东主席，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罪恶活动。 + +　　1971年，林彪反革命集团加紧反革命武装政变的准备，周宇驰要学习驾驶直升飞机。被告和王飞私下商定，擅自批准年过四十的周宇驰学开直升飞机，并积极安排飞行教员和地面保障人员，亲自审查飞行计划，致使周宇驰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突击训练了184小时，1980个起落，除完成了云雀直升飞机昼夜间科目外，还飞了航空兵第三十四师许多飞行干部都没有飞过的特殊科目，如小面积盘旋，空中快停，水上浮筒，夜间无灯着陆等。1971年7月至9月，周宇驰就以训练作掩护，驾驶直升飞机先后到南昌、庐山、井冈山、广州、郑州、洛阳、开封等地进行阴谋活动，还多次飞行于北京、北戴河之间，给林彪递送情报。 + +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林彪反革命集团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目的，采取种种手段拉拢被告。那么被告为什么一拉就上，他的动机是什么？用被告自己的话讲：“林彪的地位，对我这个具有严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能靠上林彪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于是我就千方百计地巴结他们，讨好他们，表示对他们的忠心，换取他们的信任。”被告的这段供述，充分暴露了他走上犯罪道路的内心起因。也正因为如此，被告才深得林彪一家的赏识。林立果多次对被告说：“你对首长（指林彪）有感情，首长和主任（指叶群）非常信任你。”被告听了这些话洋洋得意，多次声称把根子扎到林彪这里算扎正了。结果根子越扎越深，最后难以自拔。 + +　　三、被告胡萍犯罪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应负的法律责任 + +　　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活动，严重地危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统一，给我们国家建设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的国家将陷入封建法西斯的血腥恐怖统治之中，人民要遭受深重的灾难，我国的历史将出现一个大倒退。就在这样一场政变与反政变，分裂与反分裂的殊死搏斗中，被告在林立果、周宇驰指使下，为他们的阴谋活动积极提供飞机。如果被告不给他们提供飞机，不百般造假对抗中央，林彪叛逃就不可能得逞。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这些事实表明，被告胡萍的犯罪行为，主观上是故意的，客观上已造成严重后果，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二款，已构成资敌罪。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请依法惩处。 + +　　被告胡萍在被审查过程中，能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对所犯罪行有一定认识，并表示悔改、愿意接受法律对他的惩处。这些情况，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字第2号 + +　　公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阚国富、韩鹤。 + +　　被告人：胡萍，男，汉族，现年58岁，山东省乳山县人，1940年2月入伍，原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71年9月13日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29日被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胡萍资敌一案，由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2月26日在本院法庭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阚国富、韩鹏出庭支持公诉。经审理查明： + +　　1971年9月8日晚9时40分，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林立果、周宇驰找胡萍在北京西郊机场候机室密谈，给胡萍看了林彪9月8日下达的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传达的命令办”，要胡萍准备两架飞机。随后，胡萍找7196部队副政委潘景寅等人作了安排，为林彪准备了三叉戟256号和伊尔十八703号两架飞机，并选配了机组成员。 + +　　9月12日，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泽东主席的阴谋破产后，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当天下午四时半，周宇驰又在北京西郊机场秘密据点，找胡萍密谋，再调6架飞机去广州，并要胡萍于13日七时半和他乘伊尔十八飞机先去山海关，尔后改乘三叉戟256号专机同林彪一起飞往广州。晚7时38分，胡萍按照周宇驰的旨意，秘密将为林彪准备的三叉戟256号专机调往山海关机场。为掩盖阴谋，将256号专机谎报为一般客机252号。晚9时许，胡萍在北京西郊机场候机室，先后找人对去广州的6架飞机做了具体安排，确定了三叉戟254号，伊尔十八902号，安十二231号，安二十四024号和云雀直升飞机两架，定了机组主要成员，并以“训练”为名向西郊场站航行调度室申请了假航线。晚10时许，周恩来总理责成吴法宪追查256号专机突然去山海关的行动，并指示“飞机要调回来”。胡萍一面谎报256号专机去山海关机场是“飞行训练”，并伪称“飞机发动机有故障”；一面给在山海关机场的三叉戟256号专机机长潘景寅打电话说，“如果吴法宪问你这架飞机为什么不回来，你就说飞机发动机有故障”。同时，将周恩来总理追查飞机的情况密告周宇驰。以此对抗和欺骗周恩来总理，为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于13日0点32分乘三叉戟256号飞机叛国外逃提供了条件。 + +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亦供认。 + +　　被告人胡萍为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提供飞机，造成了严重后果，已构成资敌罪。本院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7条第2款和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一、判处资敌犯胡萍有期徒刑11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扣除判决执行前的羁押期，至1982年9月12日止。 + +　　二、剥夺其政治权利3年。 + +　　三、剥夺其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姚祖恩审判员　梁有成军人陪审员　刘玉荣军人陪审员　王克东军人陪审员　涂序凑 + +　　 1982年2月26日 + +　　（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郭庆春 + +　　 1982年3月1日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4.txt b/CCRD/0/8/18/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26103f1998069a0950f7fd86bc6cf1cbfc3e451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4.txt @@ -0,0 +1,41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戈志盛 + +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 + +　　戈志盛，男，40岁，行政23级，中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河北省魏县人，汉族。1956年7月入党，1960年入伍。文化大革命前任内蒙古师范学院人事处干事，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筹小组组织副组长，呼市革委副主任。捕前系呼市委常委、革委副主任（已撤职） + +## 主要罪行 + +　　一、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帮派利益，参与了一系列制造混乱，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在内蒙“二月逆流”期间参与了指挥师院坚守大楼，成立造反联络总部作为《东纵》代表是总部负责人之一，总部搞的庆祝《八条》游行，内蒙党委“5·10”事件和冲击河西公司，以及担任呼市地区“群专”总指挥期间，使一些干部群众蒙冤受害，戈志盛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 +　　戈志盛身为市委常委、副主任，从1973年底就同郝广德等人狼狈为奸，再次勾结继续阴谋活动。他是“218”的重要成员，先后参加重要活动十多次，他参与了抢占“218”办公室，冲击内蒙机关党委，泡制诬陷内蒙党委领导同志的电报，他大肆鼓吹“颠倒论”，“拆台论”，“造反派掌权论”，煽动帮派势力，破坏正常秩序，“218”被迫解散后，戈仍坚持活动，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 +　　二、积极组织和支持呼市地区帮派“呼市革命群众”，“和市革命工人”，“主力军”的活动，成为“218”在呼市地区活动的主要力量。先后召开20多次会议，在策划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戈志盛以领导者的身份亲临指示，鼓吹反复辟，反倒退，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造反派就是要掌权。 + +　　三、制造事端，扩大事态，里通山头，破坏党的领导。戈志盛参与策划了呼市“三个半天汇报会”，“311事件”，“政委会”期间的帮派活动以及在内蒙党委的围攻静坐等事件。戈志盛凭借窃取的权力，公然把工作会议笔记供给帮派使用；他违背市委决定把批林批孔大会领导权，交给帮派改变会议方向，围攻了市委领导，变成帮派闹事的场所，他还向帮派透露市委研究的情况，指挥帮派冲击常委会议。 + +## 问题性质： + +　　帮派骨干 + +## 认罪态度： + +　　交代检查态度尚好。 + +## 处理意见： + +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以观后效。 + +## 清查中受审人员属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干部已受和拟受党纪、政纪、军纪处分人员登记表 + +## 审查单位：　　　　　　　　　　　　　　　　　　　　　　　 案别： + +　　 + +　　 姓名 戈志盛 性别 男 年龄 40 级别 23 家庭出身 中农 本人 成份 学生 籍贯 河北省魏县 民族 汉 入党时间 1956.7 职 务 文化革命前 内蒙古师范学院人事处干事 文化革命中 内蒙革筹小组组织副组长、呼市革委副主任 入伍时间 1960. 现在 呼市委常委、常委副主任（已撤职） 主要错误 一、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代表帮派利益，参与了一系列制造混乱，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在内蒙“二月逆流”期间参与了指挥师院坚守大楼；成立造反联络总部作为“东纵”代表是总部负责人之一；总部搞的庆祝《八条》游行、内蒙党委“5·10”事件和冲击河西公司，以及兼任呼市地区“群专”总指挥期间，使一些干部群众蒙冤受害，戈志盛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戈志盛身为市委常委、副主任，从1973年底就同郝广德等人狼狈为奸，再次勾结继续阴谋活动。他是“218”的重要成员，先后参加重要活动十多次，他参与了抢占“218”办公室、冲击内蒙机关党委、泡制诬陷内蒙党委领导同志的电报。他大肆鼓吹“颠倒论”、“拆台论”、“造反派掌权论”，煽动帮派势力，破坏正常秩序。“218”被迫解散后，戈仍坚持活动，制造篡党夺权的舆论。 二、积极组织和支持呼市地区帮派“呼市革命群众”、“呼市革命工人”、“主力军”的活动，成为“218”在呼市地区活动的主要力量。先后召开20多次会议，在策划夺权的阴谋活动中，戈志盛以领导者的身份亲临指示，鼓吹反复辟，反倒退，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造反派就是要掌权。 三、制造事端，扩大事态，里通山头，破坏党的领导。戈志盛参与策划了呼市“三个半天汇报会”，“3·11事件”，“政委会”期间的帮派活动，以及在内蒙党委的围攻静坐等事件。戈志盛凭借窃取的权力，公然把工作会议笔记供给帮派使用；他违背市委决定把批林批孔大会领导权，交给帮派改变会议方向，围攻了市委领导，变成帮派闹事的场所，他还向帮派透露市委研究的情况，指挥帮派冲击常委会议。 问题性质 帮派骨干 认错态度 交待检查态度尚好。 处理意见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以观后效。 备注 + +　　年 月 日填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5.txt b/CCRD/0/8/18/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69aa92603b7a28e1421daf13c93f1320b85d26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5.txt @@ -0,0 +1,83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那顺巴雅尔 + +　　<【中共锡盟委员会】> + +　　那顺巴雅尔，男，43岁，行政22级，雇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科右前旗人，蒙族，1956年11月入党，1958年8月入伍。文化大革命前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委常委，捕前任锡盟盟委书记。 + +## 主要罪行： + +　　一、积极参与篡党夺权活动。1973年3月在六次全委会上那伙同郝广德等人，联名向中央发电报、要高锦明回内蒙工作，并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给区党委施加压力，批林批孔中，他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又窜回呼市与郝广德等人重拉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篡党夺权的指挥中心。此后，他们借呼市日报事件，密谋策划，发表第2号公告，声明等，逼区党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叫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大造舆论，妄图搞乱局势，乱中夺权。 + +　　二、诽谤中央领导同志。1974年4月那讲“……听说总理犯过错误，从路线斗争上看，我是革新的，说什么也应为法家，不当儒家。”74年4月7日晚听广播后，他责令将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照片摘掉。76年7月又散布“不要以为打倒就没有事了，他是个领导，下边还有很多小猴”等。四人帮粉碎后，他又讲“我对叶帅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等。 + +　　三、极力贩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75年2月那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代表。” + +　　76年6月7日又在内蒙报上发表“坚决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76年10月做报告时声言“我这个22级干部要同你12级干部对着干”等，极力贩卖“四人帮”的黑货。 + +## 关于对那顺巴雅尔的审查处理意见 + +## 中共锡盟委员会 + +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4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籍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教育厅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土右旗委副书记、锡盟盟委书记，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于1977年1月13日离职审查，5月隔离审查，并撤消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11月2日被拘留，1978年11月2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以新生反革命分子定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 +## 主要事实： + +## 一、 + +　　1973年9月，在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召开的三届六次全会上，那顺与郝广德等人串通一气，重拉队伍，以提意见为名，给区党委施加压力，并联名给中央发电报，无理要求高锦明回内蒙工作。在选四届人大代表时，以更换代表为由，把会议搅得乌烟瘴气，向党委发难，延长了会期。（证据材料：主卷（二）第1－53页，那顺交代材料第266－270页） + +　　1974年初，那顺获知反革命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黑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于是那以要水利投资为名，从土右施回呼市，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纠集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帮派山头，把矛头指向了自治区党委。 + +　　“218”建立后，那顺同郝广德等人首先对自治区批林批孔的形势和区党委对运动领导的态度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军管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成就，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庙宇，是严重的复辟倒退。吴涛、李树德是支持造反派的，尤太忠有顾虑，捂盖子，是运动中的阻力”。研究决定：对郑维山一定要批，徐信的问题要清查，必要时向中央汇报；对尤太忠是先礼后兵，施加必要的压力。在策略上他们确定把于北辰同志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顺直接指使土右旗文教局的同志，给于北辰同志赶写大字报，专程送到呼市，以达到“先搞于北辰，再打捞尤太忠，搞点小磨擦，让他们（指区党委领导同志）犯错误”的险恶目的。（证据材料：主卷（二）第9—11页；79页；那顺交代材料280—283页） + +　　1974年3月8日，他们发出第一号公告，在公告中声称：“内蒙革委会长期不开会，不议政，搞成有其名无其实的空架子，不得已，昨天3月8日，我们被‘分散安排控制使用’的部分委员齐集在“218”，座谈讨论了内蒙的批林批孔形势，认为内蒙领导很不得力，畏缩不前，对群众怕的不行。所以，有必要促一促，有力地回击资产阶级向我们的进攻，把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 +　　1974年3月11日，《呼和浩特日报》发生所谓“3·11”事件后，“2·18”马上插手，认为“这是揪尤太忠同志的导火线，要紧紧抓住这个突破口不放”。于3月13日，听取了呼市帮派分子戈志盛、李福小等人汇报了事件的全过程后，“2·18”一方面于3月14日发出了题为“坚决支持《呼和浩特日报》社的革命行动，痛击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对批林批孔的猖狂反扑”的第二号公告，另一方面在轻化设计院召开大型串联会，进一步研究策划围攻市、区两级党委的统一行动和联合作战的具体步骤，把矛头由市委转向区党委，迫使尤太忠同志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搞乱全区形势，那顺负有一定的责任。（证据材料：主卷（二）80页—107页，283—286页） + +　　1974年3月末，郝广德与那顺等人又迫使自治区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会前，那顺积极参与策划发言人名单、批判内容，并对郝广德的发言稿召集帮派会议多次进行研究修改。在3月29日的所谓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郝广德全面系统地抛出了“颠倒论”，声言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那顺在大会上介绍说“这就是徐信在锡盟抓的所谓林彪在锡盟的代理人许名扬同志”，严重地干扰了内蒙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证据材料：主卷（二）108—129页；附件一244—247页） + +　　1974年4月7、8两日，区党委先后转发了中央关于“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多次接见群众，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两个电话指示后，郝广德指使原党委办公厅信访处白音太以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随后又起草了一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修改签名，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把尤太忠打不倒也要赶跑的目的。那顺积极参与了串联签名活动。（证据材料：主卷（二）130—168；那顺交代材料305—307；301—312页） + +　　在此期间，那顺还多次窜到内蒙工交、农牧、文化等系统，到处煽风点火蛊惑人心，大讲什么：“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搞宗派，把内蒙看成是一块肥肉，九次路线斗争被破坏，十次路线斗争没沾边，捂盖子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问题就在李德生。王洪文、江青批的乌达（永红小学）体委（二丁）文件，一直没有动。说明有些人想捂盖子，过去除揪出刘少奇、林彪以外，其他走资派都漏掉了，有些落水狗上岸以后咬人咬的厉害，有的甚至被咬死。……我们要当无产阶级的官，做革命派”。“……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不会甘心，一定会与我们作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出来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打击敌人走资派的破坏捣乱。”（证据材料：主卷（二）第169—248页） + +## 二 + +　　1976年4月7日晚8时，中央电台广播了“两项决议”和天安门事件后，那顺凭着他的政治嗅觉起草个通知，同时让旗委书记云福祥、旗革委会副主任陈道科签名，责令土右旗文化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摘掉。他在通知中写到：“请你们把在萨拉齐街头挂的关于周总理生平照片马上换下来，因挂的时间比较长了，二是上边有邓小平的像，请马上执行”。并立即派人送达，2个小时后，就把在萨拉齐街头画廊内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的照片全部摘了下来，影响很坏。 + +　　1976年11月，粉碎“四人帮”后，他说“我对叶帅讲的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证据材料：主卷（一）第86页－88页） + +　　1976年7月，他窜到内蒙“5·7”干校锡盟学员处散布：“你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很好批邓，不要以为邓小平打倒了就没有事了，他是个大猴，下边还有很多小猴，不打倒还会咬人。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里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消灭了，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消灭不了，共产主义就成了遥远的了。”（证据材料：主卷（一）第90—94页） + +　　1975年12月，那顺在土右旗讲：“从民主派到走资派，邓小平就是典型的代表。民主派已经成了革命的对象，现在民主派掌权是普遍现象，不解决这个问题，革命就不能前进。”（证据材料：主卷（一）第98—100页） + +## 三 + +　　1976年，“四人帮”在全国煽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那顺又积极配合，大讲“文化大革命就揪出一个刘少奇，还没戴走资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揪走资派的，结果一个也没抓住，这次运动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证据材料：主卷（三）第1—3页） + +　　1976年6月7日，那顺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诬蔑“老干部当初参加革命是‘入股’革命胜利后不仅想坐利分红，而且想世袭下去。他们在共产党员、党的领导者、老革命、有功劳等动听的名义下，把按劳分配变成按权分配，成为暴发户。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变成统治与被统治、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广大群众丧失主人的地位，新的阶级对立就会出现，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和主要革命对象。”（证据材料：主卷（三）第4—12页） + +　　1976年10月9日，那顺在正兰旗委扩大会议上进一步贩卖“四人帮”的黑货，扬言“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苗子。”（证据材料：主卷（三）13—38页） + +　　1976年10月，那顺在锡盟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做了一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辅导报告，声言“要和走资派斗”走资派台上有，台下有，我这个22级的干部就要和你12级干部对着干。”（证据材料：主卷（三）第48—55页） + +　　1974年初，他在土右旗将宣传部门的几名同志叫去说什么：“你们是搞宣传的，先给你们通通风，全国要开展大的运动，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不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是两个阶级同归于尽。这次不一定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谁能站出来谁领导”。不久，他就擅离职守，窜回呼市，纠集帮派势力，进行篡党夺权活动。（证据材料：主卷（三）第62—66页） + +　　综上所述，那顺巴雅尔的罪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人亦供认不讳。 + +　　就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全过程的表现来看，运动初期，那顺巴雅尔从呼盟“四清”回来就被教育厅打成民族分裂主义教育路线的骨干分子。1967年中央支持上海一月夺权斗争贺电发表之后，教育厅各处联合组成“联委”群众组织，对教育厅文革小组进行了夺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后，那顺巴雅尔被推为“联委”代表驻人委“东联”群众组织当联络员。1967年3月中旬在四方谈判期间中央指示要内蒙各派群众组织增派代表，那顺巴雅尔做为内蒙人委系统“东联”组织（呼三司观点）代表去北京参与谈判，那在此期间实际做了上访接待工作。 + +　　冲击军区事件，“510”事件，那顺巴雅尔当时不是联络总部成员，均未参与。1967年6月份内蒙革筹小组正式成立后，那顺巴雅尔做为革筹小组成员被分配了解掌握全区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大革命”情况的任务，那大部分时间在基层。 + +　　那顺巴雅尔的主要罪恶是在批林批孔期间秉承“四人帮”的旨意，积极追随“四人帮”重拉队伍另立中心，参与篡党夺权活动，对搞乱内蒙的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 +## 处理意见： + +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批林批孔中犯有一定罪行，被捕后认罪态度较好。我们意见，本着中央第五次全国两案会议纪要确定的‘从宽从缓’方针的精神，对那顺免于起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保留公职，放到基层分配一般工作。” + +　　当否，请批示。 + +　　 1982年6月5日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6.txt b/CCRD/0/8/18/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0141f948ff2fc3b350885214b812776b6932041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6.txt @@ -0,0 +1,95 @@ +#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刘光兴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州检（82）刑诉字第9号 + +　　被告刘光兴，男，42岁，回族，云南省下关市人。逮捕前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现在押。 + +　　被告刘光兴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案，经楚雄州公安处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 + +　　被告刘光兴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相勾结，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陷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进行篡夺省、州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在楚雄地区策应反革命武装叛乱，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 + +　　1. 1974年，被告刘光兴与黄兆其、刘殷农相勾结，上下配合，在楚雄地区大量翻印、散发反动传单、材料、煽动打倒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同时，在楚雄州医院等处多次召开秘密串联会，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三派人物”（即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光兴的策划指挥下，揪斗了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楚雄州委党校书记任永（原楚雄地委副书记），和州委宣传部长马荣春等领导干部，在全州煽动层层揪“三派人物”、斗“复辟势力”，致使全州633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赵××秘密地提出一个20余人名单，利用窃取的权力，把其中18人安插到州属部分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妄图篡夺这些单位的领导权。 + +　　2. 1976年1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等人策划向王洪文写诬告信和向“四人帮”派来云南的所谓“记者”捏造事实，诬陷楚雄州、县领导干部“私设王洪文专案”、“带头怂恿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共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等，信中被诬陷的干部有余活力、高仕良等24人，其中县以上领导干部16人。 + +　　3. 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危害人民民主专政。1976年1、2月，在刘光兴主持下形成的向王洪文告状的信中，以及陷害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罪恶累累，铁证如山”的传单中，污蔑政法机关逮捕罪犯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是“镇压造反派”，为释放罪犯造反革命舆论。2月19日刘光兴支持禄丰的张乃贤等人围攻州委书记余活力，要挟释放罪犯李国荣、李清明。2月21日刘光兴在州委大会议室对张乃贤等人说：“你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我支持”，“对走资派就是要敢斗，不能手软。”在刘的煽动下，张乃贤等人于2月27日将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挟持到昆明，要挟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为在全州强迫释放在押罪犯打开了缺口。1976年六七月间。刘光兴多次说“抓人是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光兴煽动支持下，1976年全州被强迫释放罪犯18名。在释放罪犯时，出现敲锣打鼓，鸣放鞭炮迎送，甚至罪犯报复殴打政法干部和群众的严重情况，对此，刘光兴负有直接的和间接的责任。 + +　　1976年9月，省委决定拘留禄丰“8·25”打砸抢事件的现场指挥李成滇、普文荣。刘光兴在执行拘留普文荣时，亲自参加为普文荣举行的“告别酒会”并留着眼泪说：“用我的手抓自己的战友真是痛心”，“我希望你们在家的要团结战斗”。在拘留李成滇前夕，刘光兴向禄丰的唐联学等人说：“你们这次欢送造反派头头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一些，来了可以批斗余活力”。在刘的煽动下，唐联学等人于10月12日给李成滇戴上大红花，出动一百多人，坐汽车，呼喊“热烈欢送战友李成滇奔赴新的战场”、“为革命坐牢光荣”等口号送到楚雄。当天下午揪斗了生病卧床的州委书记余活力。 + +　　4. 1976年3月省委召开地书会议，刘光兴得知参加会议的名单没有他，刘即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并通过黄兆其、刘殷农活动参加了会议。在会议期间，冲击地书会，围攻省委领导。刘光兴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制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未逞），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 +　　5. 1976年，刘光兴指挥柯平、吴向忠、邱立峰、赵文鼎、李国梁等人多次策划篡夺楚雄州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明确提出：“要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打不倒也要赶跑”；“要把旧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来一次大痛击”；“要有一批新生力量担任一把手”，“付（永昌）、白（光）回楚”。为实现其阴谋计划，决定了刘光兴、柯平、吴向忠等在党内斗，邱立峰、李国梁、赵文鼎等在社会上斗的策略，秘密组织了夺权的“文班子”和“武班子”。石林会议前刘光兴与邱立峰、李国梁等人策划，在石林州委常委会议上要“定一两个走资派”、要“形成一个纪要”。在石林会议期间，刘光兴玩弄阴谋手段，指挥柯平、吴向忠等人向常委会施加压力，强迫定州委书记余活力、副书记任永为“走资派”，要形成会议纪要。回楚雄后，刘光兴又召集同伙策划控制州委扩大会议，组织打倒州委书记余活力的材料，煽动州、县同伙在楚雄搞“会外配合”。8月8日召开的州委扩大会议被刘光兴直接控制。他指挥同伙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州委夺权。会议期间，会内会外，大造反革命舆论，受刘光兴指挥的同伙在楚雄城写出了“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等标语。8月9日，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对州委书记余活力架“喷气式”罚站板凳。刘光兴支持王朝明等人的非法行为并胁迫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永昌参加会议。8月20日胁迫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把付永昌（已调离楚雄的军队干部）、白光（已调离楚雄的原州委副书记）调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个“决议”。8月21日刘光兴带领20多人到昆明，要挟省委批准他们的两个“决议”。 + +　　当“决议”遭到省委拒绝后，刘光兴坚持反动立场。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中共和省委指示，应由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省委并多次明确指示楚雄州委应由州委书记余活力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可是，刘光兴公开对抗中央和省委指示。说：“余活力犯走资派错误，不能主持追悼会或致悼词”，“我主持追悼会，普贵忠致悼词，以后有什么问题我负责”。刘光兴主持了毛主席追悼会，公然取而代之。 + +　　二、按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在楚雄地区策应反革命武装叛乱 + +　　6. 1976年10月14日，刘光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于10月15日下午，在州医院李国梁家召集邱立峰、赵文鼎、安且康、李国梁等人开会，攻击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刘光兴决定派柯平、安且康连夜上昆明找黄兆其、刘殷农联系。10月16日上午9时，柯平等人在刘殷农家找到黄兆其、刘殷农，黄对柯说：“形势可能有大反复，要准备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黄走后，刘殷农具体向柯平、安且康布置，要楚雄地区“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刘殷农还表示“对楚雄寄予希望”并要求“要有转入上山打游击的思想准备，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16日下午柯平等人赶回楚雄，当晚刘光兴在柯平家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安且康、邱立峰等人密谋策划武装叛乱。柯平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的旨意后，刘光兴说：“我们的情况是好的，搞武装斗争是有条件的，文的武的我们都要准备”。“要做好思想准备，重上紫金山，上山打游击”。当议论到武器问题时，刘光兴说：“只要分区有人参加，枪支不成问题”。刘在17、18日分别向州水电局吕××、楚雄县陶国培“打招呼”。要陶国培“先派几个人进哨区掌握情况”。 + +　　7. 1976年10月18日，州委常委传达了关于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精神以后，当晚刘光兴仍坚持反革命立场，继续在李国梁办公室内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刘光兴说：“各县搞各县的力量太分散，为了便于集中指挥，要分东西两片”。会上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楚雄、南华、牟定、禄丰4个县，大约有3000人左右，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大约有2000人左右，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并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光兴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和第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特提起公诉。 + +　　此致 + +　　（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长　赵家栋检察员　倪安全　黄延德1982年6月8日 + +##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一字第007号 + +　　公诉人：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赵家栋，检察员倪安全、黄延德。 + +　　被告人：刘光兴，男，42岁，回族，云南省下关市人。原任中共楚雄州委副书记。现在押。 + +　　辩护人：楚雄州法律顾问处律师马一麟、刘章达。 + +　　被告人刘光兴因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由云南省楚雄州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6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6月21日至25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核实了各种与本案有关的证据。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光兴伙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以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阴谋活动，同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在犯罪的动机、目的和行为上，都是相通的，紧密联系的，大量证据证明：被告人刘光兴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在云南的案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告人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秉承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旨意，凭借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非法的和合法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陷害干部和群众，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当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被拘禁后，被告刘光兴又接受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旨意，在楚雄地区策动武装叛乱，妄图负隅顽抗。其上述犯罪行为，使我省特别是我州的国民经济和各项事业遭到了严重破坏，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 +　　被告人刘光兴的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刘光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省、州党政军领导干部和群众。 + +　　1974年，被告刘光兴伙同黄兆其、刘殷农等人，上下配合，指使他人在楚雄地区翻印、散发《陈康是云南右倾复辟势力的总代表》、《陈康与林彪反党集团是一丘之貉》、《王必成、陈康反动言论选编》等反动传单及材料，诬陷、煽动打倒云南省委书记、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同年3月，刘又与张××、王××联名写出《司令舞剑，何其毒也》的大字报，对王必成和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进行诬陷。 + +　　1974年，刘光兴多次召开秘密会议，策划“要依靠老造反”揪所谓文化大革命前的走资派，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对派，文化大革命后的复辟派。在刘的煽动指挥下，揪斗了楚雄州委党校党委书记（原楚雄地委副书记）任永、州委宣传部部长马荣春。刘还积极配合军内某些人，揪斗楚雄军分区司令员陈仁才。由于刘的煽动，出现了层层揪“三派人物”，斗“复辟势力”的局面，致使全州633名干部群众遭到揪斗、迫害。同时，刘光兴又背着党委指使李国梁等人秘密提出了一个20余人的“提干”名单，把其中18人安插到州属部分部、委、办、局的领导岗位。 + +　　1976年1月，刘光兴召集吴向忠、陶国培、王朝明、唐联学策划向王洪文写诬告信和向江青反革命集团派来云南的记者捏造事实，陷害州、县领导干部“带头纵容中伤王洪文副主席”、“肆意在群众大会和党委会上散布政治谣言，疯狂攻击、丑化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大搞大粪战术，用谣言发动群众”等。被诬陷的干部有州委书记余活力、楚雄县委书记高仕良等20余人。 + +　　1976年初，在刘光兴的主持下形成的给王洪文的诬告信和陷害州委书记余活力的《罪恶累累，铁证如山》的传单中，被告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破坏国家法律、法令的实施，诬蔑政法机关逮捕人犯是“搞资产阶级专政，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楚雄一片白色恐怖”等。支持张乃贤等人围攻州委主要负责人，要挟州委释放在押人犯李国荣、李清明。事后，刘光兴又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张乃贤等人的所谓“革命行动”；并说，对走资派不斗争是没有出路的。在刘的煽动下，张乃贤等人于同年2月27日将州委书记余活力、州公安局长戴学钦挟持到昆明，要挟省委释放李国荣、李清明，为在全州强迫释放在押人犯打开了缺口。 + +　　1976年，刘光兴多次煽动说：“抓人是在右倾翻案风中抓的，路线错了，先放出来再说”。在刘的煽动、支持和影响下，全州被强迫释放在押人犯18名。 + +　　1976年10月，在执行省委决定拘留李承滇的前夕，刘光兴对唐联学等人说：“送人时，你们可以多来点人，搞得热闹些，来了把人交给余活力。”在刘的煽动下，唐联学等人给李承滇戴上大红花，涂写“欢送县委常委县革委副主任李承滇同志奔赴新的战场”等大标语，出动百余人将李送到楚雄，揪斗了生病卧床的州委书记余活力。 + +　　1976年3月，刘光兴策划指挥楚雄的同伙到昆明向省委施加压力，通过黄兆其、刘殷农等人的活动，刘光兴参加了省委召开的地书会议。会议期间，刘参与黄兆其、刘殷农冲击地书会，围攻省委领导，并在黄兆其、刘殷农主谋拟定的“永远开除邓小平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改组省委，成立省委临时领导小组领导运动”等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上签名，并参与黄兆其、刘殷农一伙强迫省委向中央发送电报，直接参与了篡夺省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 +　　1976年，刘光兴指挥柯平、吴向忠、邱立峰、李国梁、赵文鼎等人多次进行阴谋活动，决心打倒余活力、任永、马荣春等州委领导干部，由他们的一批“新生力量”担任各级领导班子的一把手。为实现其阴谋计划，刘光兴决定了党内斗和社会上斗相结合的策略，秘密组织了阴谋颠覆政府的文武班子，控制党的会议，布置李国梁、赵文鼎等人搜集材料，罗织罪名，妄图打倒州委主要负责人。同时，煽动州、县同伙涂写“誓与走资派余活力血战到底”、“发扬当年斗地主的精神斗倒走资派”等标语进行会外配合。会内则支持王朝明、陶国培、杨忠义等人对州委主要负责人驾“喷气式”、罚站板凳。胁迫州委常委到楚雄军分区“请”付××参加会议。刘光兴胁迫州委作出余活力停职检查，交全州批判和调付××、白×回楚雄州委工作的两项决议后，又带领20余人上昆，要挟省委批准两个“决议”。当“决议”遭到省委拒绝后，刘光兴仍坚持反动立场，拒不执行中央公告和省委指示，不让余活力主持毛主席追悼会或致悼词，自己取而代之。 + +　　1976年10月14日，刘光兴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仍不甘心。10月15日，派柯平、安且康等人上昆明与黄兆其、刘殷农进行联系。16日，柯平等人返楚，在其家中传达了黄兆其、刘殷农“楚雄地区要做好武装斗争的准备，如果昆明出现不利情况，你们楚雄将成为我们的基地，不要放弃民兵的领导权”的旨意后，刘光兴便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安且康、邱立峰等人诬蔑中央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密谋策动武装叛乱。10月18日，州委常委传达了中央关于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打招呼会议精神后，刘光兴继续在李国梁办公室与吴向忠、柯平、李国梁策划武装叛乱的行动计划，确定：上山时全州分东西两片，西片以楚雄为中心（包括楚雄、南华、牟定、禄丰），地点在哨区，由刘光兴和各县的头头负责；东片以武定、元谋为中心，地点在武定、元谋之间，由付永昭、王朝明负责。同时还决定分别向各县打招呼。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全州人民的斗争，刘光兴等人阴谋武装叛乱未能实现。 + +　　本庭经过6次庭审调查和辩论，3名证人出庭作证，对大量的证据进行了审查。充分的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证明了被告刘光兴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光兴积极参与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其行为构成了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对人民危害严重。在审理中，被告人刘光兴尚能认罪悔罪。根据其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138条、第52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刘光兴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刑期自1976年12月10日起至1988年12月10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三份），上诉于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李洪志人民陪审员　何家华人民陪审员　黄养心1982年6月25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李家仁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7.txt b/CCRD/0/8/18/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51b7fc7d38a9f4f0b41fe41051785dcc0b54930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7.txt @@ -0,0 +1,41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高树华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两案”第一小组】> + +　　高树华，男，38岁，行政23级，工人出身，学生成份，天津市人，汉族，1960年入党，1961年入伍。文化革命前是内蒙师院教员。文化革命中任内蒙革委会常委、政治部副主任，现在系呼市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 + +## 主要罪行 + +　　1.拉帮结派，篡党夺权。高树华由于造反有功，先后窃取了内蒙革委会常委、政治部副主任、呼市市委书记等职务。1967年1月高树华等人为首的《东纵》夺了师院党委的权。接着高树华又提出了“主攻内蒙党委，对准王逸伦”的口号。1969年“5·22”批示下达后，高树华与王金保拉起“5·22”派，死保滕海清，干扰破坏落实政策，再次把内蒙局势搞乱。1974年3、4月间，高树华又从土左旗窜回呼市，踢开党委另立指挥中心。他亲自主持召开4次串联会，组织高派队伍，并指使郭是海等人出面活动，与王金保共同垒起“202”山头。“202”山头的7条声明，高树华在土左旗印刷了6000余份，在呼市地区广为散发；在内蒙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和呼市双委会上发言，叫嚣“出现了全国性修正主义回潮”，“修正主义回潮现象在我们内蒙古样样具全”，要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对于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 +　　2.反军乱军，搞乱内蒙局势。1967年1月下旬开始，高树华等人以报社事件为借口，把矛头对准内蒙古军区。把军区副政委刘昌同志揪到师院围攻。1月29日高树华等人纠集“呼三司”、“818”等造反派，绕军区司令部游行示威。高树华主持召开大型串联会，成立临时指挥部。他是主要负责人之一，多次密谋策划。有组织有计划地静坐、围攻、冲击内蒙古军区，搞乱了内蒙局势。1967年4月高树华又大揪地下黑司令部，大批所谓“黄王刘张反党集团”，继续反军乱军。 + +　　3.诬陷干部和群众，践踏党的政策。1967年“413”以后。把30多名厅局长以上老干部抓到师院，刑讯逼供，残酷武斗；“510”、“530”事件中，抓到师院300多人，有的被打伤致残，高树华虽未直接参与，但他是“东纵”头头，负有一定责任。他伙同郝广德等人，把师院群众组织“抗大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在滕、吴、高、权、李的支持下，高树华大搞“挖肃”斗争，积极兜售江青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说“乌兰夫在文艺界的黑线又粗又长”，诬陷乌兰夫同志搞民族分裂，搞裴多菲俱乐部，搞资本主义复辟。 + +## 问题性质： + +　　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 + +## 认罪态度： + +　　态度不好 + +## 关于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和处理意见 + +　　高树华，男，汉族，40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天津市人。1961年参加工作，1960年入党，行政23级。“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员，“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革委会政治部副主任，土左旗旗委副书记，呼市市委书记，呼市革委会副主任等职。77年12月隔离审查，79年11月2日经呼市检察院批准逮捕，80年5月24日向呼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经过审查，其主要错误如下： + +　　一、1966年6月3日高树华等4人联名在内蒙古师范学院贴出《评纪之5月18日的动员报告》的第一张大字报。以后又连续贴出了16张大字报，说纪之执行的教育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纪之是“师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帅”，是师院党委的“土皇帝”。还说内蒙党委派驻师院的工作组是“浩家店黑帮的反革命别动队”（旁6），66年10月高树华参加师院“东纵”并成为总部负责人后，67年1月17日在“东纵”大会上提出“主攻内蒙党委，对准王逸伦”的口号（物二120）。1月22日内蒙报社事件后，23日早晨把军区副政委刘昌揪到师院所谓“辩论”，高树华亲自参加（旁12），直到晚9点，才放刘回家（物二122）。1月29日“呼三司”、“818”等造反组围绕军区司令部游行示威后，当晚在师院开会，研究成立围攻军区的“临时指挥部”，高树华是代表"东纵”的指挥成员（旁一11、13、16）（交一93）。2月1日指挥部在军区招待所开会，决定在军区司令部南门外静坐后，于2月2日凌晨高树华参加了“呼三司”红卫兵的第一班静坐（旁15）。2月4日下午高树华参加了100人“见刘昌代表团”冲入军区（旁4）、（交2）。 + +　　二、1967年“4·13”后于4月25日在师院操场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批判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誓师大会”将王铎、刘景平等27人批斗示众时，高树华在会上发言批判（物二161）。在此期间高树华等13人还贴出“目前内蒙地区究竟存在几个司令部”的大字报（物二160）。4月26日在师院第一食堂召开紧急会议，高树华作动员报告，提出要加强组织工作，对付地下黑司令部（物二161）。师院“东方红”小报也登过“揪地下黑司令部”、“揪地下黑司令官”之类的文章，高树华看后，认为写的不错，在内蒙政工会议上，高树华也讲过“揪地下黑司令部”的问题（交二100）。5月9日在“东纵”大会上高树华又说“当前以社会斗争为主兼顾校内斗争”（物二166）。6月2日高树华在内蒙电台作了“革命小人物造了反革命大人物反”的广播讲话。6月3日师院召开庆祝高树华等大字报一周年纪念大会，高树华致辞说“在聂元梓等同志鼓舞下，我们造了院党委的反，赶走了工作组，我院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部小人物上台史、一部夺权史”。 + +　　三、1969年“5·22”批示后，高树华拉起“5·22”派，抗拒中央批示，破坏落实政策，死保滕海清，使已经乱了的内蒙局势，更加动乱。74年初“四人帮”在京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大搞三箭齐犮，阴谋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高树华背着旗委从土旗回呼，先后找人串联过4次（交二31、35、36、38、39、42、43、129、旁二2）。在高福瑞家和东风区会议室还参加过串联会（旁二85）。高树华还在向中央告尤太忠的电报上签过名，（交二97）。在呼市地区“万人大会”和呼市“双委会”上发过言，鼓吹“复辟”、“回潮”、“颠倒论”，（物三45、47），说尤太忠捂盖子，压群众，对再一次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作用。 + +　　综上所述，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一贯铤身造反，对内蒙局势的几经动乱，都起了很坏的作用，其错误十分严重。但鉴于被捕以后，态度尚好，主要问题能够主动交待，并有悔改决心。根据党的政策可免予刑事处分，给以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下放劳动的处分。 + +　　妥否，请审查。 + +　　 “两案”第一小组1982年6月14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8.txt b/CCRD/0/8/18/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0690fb5db3c72bdf4008567244f9a342dc55adb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8.txt @@ -0,0 +1,95 @@ +# 关于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罪行和错误的处理意见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两案”第一小组】> + +　　郝广德，男，汉族，3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河北省景县人。1967年参加工作，1968年经李树德、敖其尔介绍，由内蒙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直接接纳为中共党员，行政22级。“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武川县委副书记、乌盟盟委书记等职。经内蒙党委批准，于1977年1月17日离职审查，同年3月4日隔离审查，1978年3月26日拘留，同年4月3日逮捕，79年11月29日起诉到乌盟中级人民法院。 + +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康生一伙，领头造反，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拉帮结派，篡党夺权，反党乱军，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内蒙四大帮派头目之首，几次搞乱内蒙局势，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打起造反旗号，充当“呼三司”司令，进行篡党夺权活动。 + +　　郝在“文革”初期即伙同高树华一起带头在师院造反，并在师院组织东方红战斗纵队（简称东纵）任该队负责人。以后由东纵发起的13所大中专院校成立的第三司令部（简称三司）郝为负责人。 + +　　1967年1月，郝广德伙同高树华等人即夺了内蒙古师范学院的领导权。（1） + +　　郝广德于1976年1月中旬到报社支持了报社的夺权，并于1976年1月21日，《内蒙古日报》社夺权事件发生后，郝广德、高树华等人率领“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以找刘昌（内蒙古军区副政委）辩论为名，在内蒙古气象学校，内蒙古师范学院，多次开会硏究策划冲击军区的具体部署，成立指挥部，高树华、王志友为一线指挥，指挥点设在河西公司派出的一辆大轿车上；阎相林、郝广德为二线指挥，指挥点设在河西公司。（2）从1月29日至2月5日，进行了游行、静坐和绝食，冲击内蒙古军区，致发生（2·5）事件。当时严重地瘫痪了反修前线的军事指挥机关，搞乱了内蒙局势。 + +　　1967年，在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四方会谈期间，郝广德是“呼三司”方面的首席代表。他采取造谣、诬陷的恶劣手段，欺骗中央。2月17日，他在向总理反映内蒙情况时当面造谣说：“呼和浩特的革命群众在流血”，“正遭受着皮鞭、木棍的毒打、火刑、电刑、钉竹签、割舌头，呼和浩特正象当年农奴制下的西藏”。“大批工人被开除厂籍，大批干部被停发工资，老人孩子在饥饿边缘上”。“一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与老保站在一起，在内蒙军区王良太等人的支持下又重新上台执政”，在内蒙地区搞成了独立王国，迫不及待地以武力实现了全区范围内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把全区1200万各族人民置于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之下。”（3） + +　　“4·13”以后，郝广德以所谓“二月逆流”的“英雄”自居，大搞白色恐怖，残酷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1967年4月25日，郝广德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主持召开了所谓“坚决粉碎内蒙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批判斗争乌兰夫、王铎、王逸伦誓师大会”，把王铎、王逸伦等30余名厅局长以上干部拉去批斗。（4）5月11日，郝广德带人把群众组织“红卫军”负责人张三林、李忠学、曹文生等弄到新城宾馆，并押在地下室大搞刑讯逼供，威逼张三林交待“徐帅、叶帅给过什么黑指示”？“黄、王、刘、张地下黑司令部和王逸伦、王铎给你什么黑指示”？其后，将张三林等多次批斗，关押4年半，造成张三林等人身体严重伤残。（5） + +## 二、紧跟滕海清、高锦明等人大搞挖肃，大挖“内人党”，迫害干部和群众 + +　　郝广德 在1967年革委会成立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至1969年5·22批示下达期间，是紧跟滕海清大搞“挖肃”和大挖“新内人党”的。 + +　　1967年11月2日，郝广德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文化基础至今没有批判，反而有抵制、包庇，……民族分裂集团揪的怎么样？这里有风暴、斗争，可能引起反复。宁可把困难想的多些。”（6） + +　　1967年11月4日，郝在内蒙革委会第一次会议小组讨论时说：“乌兰夫在文化领域遗毒至今还没有批判，这是很严重的问题。”（7） + +　　1968年6月26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汇报会上说：“我们挖肃大方向正确、有成绩，……我们那里有右倾，敌人就在哪里隐藏。有的反左，就把自己反到右边去了，说没有乌兰夫残渣余孽了。我们反了右，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挖出3万多，其中挖肃中挖出的是很多的，我觉得挖出的叛徒、特务数字差距不大，从数字可以看出成绩的一面”。（8） + +　　1968年7月9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应该强调挖肃斗争的成绩，……反右倾反对了”“挖肃挖对了。”（9）1968年8月17日，郝在满洲里市群众大会上讲：“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翻案”，“挖肃斗争，实际上是广泛地、深入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全面的对敌斗争”。他还诬陷“旧市委的第一书记李俊谭……很早以前就是乌兰夫的亲信，……被乌兰夫派来掌握外事口岸这个大权，他在满洲里有相当的反动政治影响，而且在组织上有较大的反革命社会基础”。“挖肃斗争开始以来，革命群众揭发了市公安局的两个走资派常柱、陈德元，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满洲里的问题不只是常柱、陈德元的问题……还远不能彻底揭开满洲里市的阶级斗争盖子”。（10） + +　　1968年11月9日，郝在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会上批判高锦明等人时说：“你们不抓阶级斗争，呼盟发现一个内人党头子，是过去领导哈丰阿的，他揭发了170多名内人党徒，其中谈到了巴图巴根，这个问题我和组织组讲了，可是一直没告诉巴盟。你们一提就是‘政策、政策’。好象群众都不懂政策，实际是压群众”。（11） + +　　1969年2月14日，他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挖出了内人党，这是最大的胜利。对内人党已经突破，已经搞清了，这种认识我不同意，我认为‘206号案件’没搞清，不能算搞清”。（12） + +　　直到1969年5月13日，他还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说内人党犯了逼供信、扩大化的错误，怎么提法”。现在就平反，很可能否定一切”。（13） + +　　为了取得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罪证”，郝广德于1968年2月17日根据核心小组及李树德的指示亲笔写报告，计划以“行移花接木之术，采取杨子荣的办法”，企图对吉雅泰同志以特务手段进行非法侦察。（14） + +　　1968年4月25日，郝根据核心小组的决定，批准拘留了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巴图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留金锁。（15） + +　　1968年7月1日，他还根据乌盟的要求，亲自批准将郝秀山同志解回乌盟批斗。（17） + +　　郝广德不但在挖肃和挖内人党中起了很坏的作用，犯有严重罪行，而且在中央“5·22”批示下达后，又拉起队伍，设立联络站，干扰和破坏落实政策，又一次搞乱了内蒙局势。 + +## 三、党的十大以后，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继续拉帮结派，篡党夺权，再次搞乱了内蒙局势 + +　　十大以后，郝广德对自治区党委的常委班子组成不满意，觉得内蒙的“文革派”没有掌权，应请高锦明回来，应该结合他们几个造反派的大头头（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王金保）为区党委常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郝广德“认为时机已到，公开跳出来，明目张胆地夺取了内蒙党委对运动的指挥权，搞乱了内蒙局势，对党和人民犯下了新的罪行”。（18） + +　　1973年9、10月间，郝伙同那顺巴雅尔、高树华、王金保等人，大闹内蒙革委会三届六次全委会，企图改变会议议程，把高锦明选为四届人大代表，并增补高树华、那顺巴雅尔为代表。同时还给自治区党委施加压力，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要高锦明回内蒙工作。（19） + +　　1974年2月，王洪文的反党讲话传来后，郝广德多次召开串联会组织学习。他说：“揭郑维山是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区党委，区党委又主要来自尤司令员。我们要揭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砸”。（20） + +　　根据郝广德的交待，他是有一整套路线、方针和纲领。 + +　　路线是：批倒“颠倒论”； + +　　最低纲领是：政治上把郑维山批倒，组织上把没有工作的革委会委员安排工作，不是委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在本单位争取进入一定的领导岗位； + +　　最高纲领是：赶走尤太忠，请回高锦明、权星恒； + +　　方针是：造反派团结起来，在批林批孔的大前提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21） + +　　1974年3月，郝广德擅离职守，从武川县回到呼市，纠集那顺巴雅尔等一些革委会常委、委员，于3月8日发出所谓《第一号公告》，拉起“2·18”帮派山头。（22） + +　　《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发生后，郝广德认为有机可乘。3月14日召集帮派会议听取汇报，会后以“部分革委会常委、委员”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第二号公告》，声明支持呼报行动，要求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七次全委会，并张贴“尤太忠、刘玉柱（呼市第一书记）镇压呼报绝无好下场”，“尤、刘必须就压制呼报错误做公开检查”等大标语，矛头直指呼市、内蒙两级党委。（23） + +　　3月20日，郝广德组织煽动群众，以要求接见为名，冲击和围攻内蒙古党委和党委主要负责人。郝广德在此期间还亲自到农牧、交通、外贸、内蒙党委大院等各系统，各单位，亲自做报告，进行大肆煽动。3月25日，冲击新城宾馆，强迫区党委召开所谓批林批孔大会（即万人大会）。（24） + +　　郝广德在3月29日的万人大会上发言，大造反党乱军舆论，鼓吹批“颠倒论”，攻击自治区党委“死捂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盖子”，“妄图把批林批孔运动压下去”，逼自治区党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25） + +　　由于郝广德一伙的捣乱，搅得工厂、机关不能正常生产、工作，社会秩序混乱。为了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加在各级党委头上，他们策划召开了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后还组织了游行。（26） + +　　1974年4月，郝广德还伙同高树华、王金保、那顺巴雅尔等人发表了所谓“43人声明”，并于16日、18日，联名给中央写信、发电报，攻击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妄图把尤搞臭、赶走，进而搞垮自治区党委。（27） + +　　1974年4月，郝看到吴涛从北京传回的江青“3·5”黑讲话后，如获至宝，立即组织帮派成员学习讨论，并张贴“打倒大军阀李德生”，“尤太忠必须交待和李德生的关系”等标语口号，妄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28） + +## 四、私藏转移了大批党政军机、绝密文件 + +　　1967年至68年，郝广德在担任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期间，私藏和转移了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郝被免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时，本应将这些文件交给组织，但郝却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将这些文件交给其帮派成员到处转移，妄图长期隐藏起来。粉碎“四人帮”以后，郝广德不但不交出这些文件，反而面告其帮派兄弟销毁。直至1978年3月，宋香波才将这些文件交出来。 + +　　仅现在查获的1578份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就有绝密文件71份，机密文件361份。 + +　　从这些文件的内容来看，有属于绝密的中央公安部专案办公室转给内蒙的46名苏特分子和有苏特嫌疑的名单；有内蒙公安厅在解放初期肃反中发现和掌握的绝密档案材料4本（即日特、日特嫌疑、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部分策反对象等人员材料）；有内蒙公安部门掌握的部分侦察对象、外逃分子和我们秘密力量的个人材料；有傅作义军政系统将校级军官名册及下落材料；有蒋匪在绥远地区的中、军统特务组织概况和特务人员名单，陕坝中美合作所特务组织情况和名单，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概况，等等。 + +　　郝广德长期私藏和转移这些文件严重地泄露、扩散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危害了国家的安全。（29） + +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内蒙四大帮派头目之首，在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中，他都起了主要作用。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并犯有罪行。但考虑其行经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宽大处理”的方针，和本人尚能认错认罪的态度，我们意见可不给刑事处分，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公职，下放基层劳动锻炼或分配适当工作。 + +　　 1982年6月1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19.txt b/CCRD/0/8/18/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2b718f1fa83cdc87142d87806936a50489f56c --- /dev/null +++ b/CCRD/0/8/18/000019.txt @@ -0,0 +1,23 @@ +#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关于对戈志盛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 +　　根据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和“两案”审理工作的要求，我们于1982年6月16日召开了常委会议，讨论研究了对戈志盛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现报告如下： + +　　戈志盛，男，汉族，现年45岁，1956年7月入党，1960年5月参加工作，文化革命前，在内蒙师院人事处任干事；文化革命开始后，于1967年7月任内蒙革委会筹备领导小组组织组副组长，1967年11月结合到呼市革委会任副主任，1968年1月至9月兼任呼市“群专”指挥部总指挥；1971年3月被免去呼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回内蒙师院任宣传组副组长，1973年7月任呼市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11月8日，经自治区党委批准，撤销其呼市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 +　　从戈志盛同志十年文化革命中的整个表现来看，是一个靠造反起家的典型人物。早在文化革命开始的1966年，他就参加了内蒙师院的造反派组织——《东纵》。随后，作为《东纵》的代表，进了《呼和浩特造反联络总部》，并担任了负责人之一，继之，又以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当上了呼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他担任了9个月的呼市“群专”总指挥，在这一段时间里，“群专”所干的查抄和抓人等坏事，他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1968年至1969年“5·22”批示下达前，“挖肃”和挖“新内人党”期间，他一直在台上，批林批孔中，他又参与了内蒙和呼市地区好几个山头的活动，在1974年呼市召开“双委会”和1976年处理李悦等人冲击进驻市委机关等重大问题中，大耍两面派手法，站在帮派的立场上，为山头说话，一度扰乱了局势，影响了生产，他负有重要责任。 + +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其被审查期间，对他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批林批孔期间的错误，基本上作了交代，同时还揭发了内蒙和呼市地区参与山头活动的一些人和事；1979年到呼市化工厂劳动3年来，表现尚好；在这次审理他的问题时，虽然承认了自己的大部分错误事实，但对错误性质采取辩解。表现不诚恳。根据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我们的意见是：同意自治区党委1978年11月8日关于撤销戈志盛同志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决定，并建议给其开除党籍的处分，按一般干部分配工作。 + +　　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 + +　　附：关于对戈志盛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戈志盛同志本人的检查；戈志盛同志《对审查报告材料的意见和说明》；关于戈志盛同志对审查结论意见的复议意见。 + +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员会1982年6月16日 + +　　报：内蒙党委，存。　（共印40份）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0.txt b/CCRD/0/8/18/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456e13e78981f183595ecf976e1f3a594044ba5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0.txt @@ -0,0 +1,143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秀珍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沪检刑诉字第3号 + +　　被告人王秀珍，女，47岁，辽宁省辽阳市人。原是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员。“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因犯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以及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等人，都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种种手段，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共同犯罪活动，妄图实现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目的。） + +　　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利用他们窃踞的地位和权力，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和市委常委、市人委副市长，以及部、委、办、区、县、局的大批领导干部，是“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残酷迫害。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等40余位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先后被迫害致死。 + +　　（他们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还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部、委、办的大批领导干部，不少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使下，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图谋最终颠覆政府。他们编造《陈毅反动言论文集》，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投降帝修反”，“包庇反革命”。1976年，江青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大批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编写小说，拍摄电影，以及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组织还乡团”，搞“翻案复辟”，“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他们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 + +　　（他们为了搞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妄图控制上海警备区，诬陷军队领导干部，煽动干部、战士揪所谓“军内资产阶级”。）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为了巩固已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制造大批冤案，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蒙骗了大批群众，调集了上千辆汽车和船只，围攻上海柴油机厂；在郊县接连不断地制造、挑动武斗，打死打伤大批群众。1967年、1968年，上海人民两次掀起反对张春桥的斗争，遭到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残酷镇压。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等人还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迫害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和党员。仅工交系统7个“地下党专案”，遭受迫害的即有672人，迫害致死的40人。他们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十分凶残，私设牢房、刑讯逼供，施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进行摧残。“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一伙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指挥、煽动下，本市各级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各界，以及企事业、农村社队、街道里弄的干部、群众和归国华侨，被所谓立案审查，遭受迫害的就有24万余人。其中被迫害、折磨致死的1万余人，还有许多人被迫害致疯、致残。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使下，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和扩大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早在1967年，他们就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积极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他们按照王洪文“军队不可靠，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的旨意，先后指派帮派骨干直接控制“民兵武装”的领导权。1976年夏，向“民兵”突击发放大批枪支、弹药。当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密谋策划，调动“民兵”，设立指挥点，发动武装叛乱，妄图“决一死战”。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进行的反革命活动，长达十年之久，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上海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其危害殃及全国。 + +　　被告人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是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为共同目的的；而被告人王秀珍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实施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之一，罪行严重。 + +　　被告人王秀珍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 + +　　王秀珍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党政领导干部。 + +　　1968年1月至6月，王秀珍和徐景贤等人，多次召开全市批斗大会，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6月28日，王秀珍亲自主持全市电视批斗大会，诬陷陈丕显是“老反革命”，诬陷曹荻秋是“叛徒”，进行人身迫害。1973年3月，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决定，在全市区、县、局负责人会议上宣布所谓《审查情况》，诬陷陈丕显、曹荻秋“被捕叛变”，诬陷陈丕显“对中央负责同志进行反革命侦控”。 + +　　1973年9月，王秀珍等人，在审定曹荻秋的所谓《审查报告》中，诬陷曹荻秋是“埋藏在党内的可耻叛徒”。1975年1月，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扣押曹荻秋写给党中央的申诉信。1976年3月，曹荻秋被迫害致死。 + +　　二、积极参与江青一伙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 + +　　王秀珍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 +　　1973年5月，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在审定魏文伯的所谓“审查报告”中，诬陷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是“罪恶累累的叛徒”。 + +　　1974年4月，王秀珍授意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周宏宝等，要“密切注意警备区动向”、“防止有人搞军事行动”，布置制定了针对上海警备区的《关于加强战备的几点意见》。同年6月，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策动他人撰写大字报，并指派专人去南京军区机关张贴，诬陷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前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残酷镇压军内外群众”。1976年8月，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和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在“视察”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基层单位时，煽动干部、战士揪所谓“军内资产阶级”，在军队内部制造动乱。 + +　　1976年，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积极参与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反革命活动。王秀珍在各种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还乡团总团长”，“所有走资派、叛徒、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搞“复辟倒退”。同年4月，又在全市万人大会上，诬陷邓小平“有复辟资本主义的祸心，搞反革命暴乱的黑心，篡党夺权的野心。”图谋打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 + +　　三、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 +　　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等人，为了巩固他们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制造大批冤案，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 +　　1967年1月28日和1968年4月12日，上海人民两次掀起反对张春桥的斗争。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多次策划进行镇压、迫害。1968年9月4日至6日，王秀珍和徐景贤等人，为搜查“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对全市26所大专院校的教授、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进行非法搜查。王秀珍还亲自到上海师范学院、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检查和部署。这三所院校就有1万3千500多人被非法查抄。1970年至1971年，王秀珍和徐景贤等人，又多次部署大专院校追查、迫害反对过张春桥的干部、群众。王秀珍煽动说：“要‘深挖炮打根本’，‘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在他们的指挥下，仅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科技大学等6所大专院校，遭受迫害的就有400余人。其中被逮捕、监禁128人，迫害致死5人，逼疯3人。 + +　　1969年11月，上海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写了一篇《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反对徐景贤对小说《上海的早晨》的批判。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诬陷桑伟川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判刑7年，使桑遭到严重迫害。1970年初，王秀珍等诬陷曙光医院医生薛之祥，是利用手术刀“疯狂实行阶级报复的现行反革命”，予以拘捕，冤狱达8年之久。1976年4月，在上海进修的八七一三二部队军医、共产党员冯新华，公开反对王秀珍一伙诬陷邓小平，被王秀珍、马天水等诬陷为散布“反动谣言”、“反动言论”，遭受关押迫害。 + +　　1967年7月至8月，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王秀珍多次参与密谋围攻上海柴油机厂。8月4日，王秀珍在秘密指挥点，负责联络指挥。他们调集了上千辆汽车和船只，蒙骗了大批群众，携带铁棍、长矛等器械，从水陆两路围攻上海柴油机厂。这次事件，关押、伤残650人，厂房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 +　　四、策动武装叛乱。 + +　　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使下，为维护他们已篡夺的权力，直接控制指挥“民兵武装”；王秀珍和徐景贤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 +　　1972年至1975年，王秀珍按照王洪文“军队不可靠，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要准备打游击”的旨意，先后指派周宏宝、施尚英、印玉泉等人为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直接控制“民兵武装”的领导权。 + +　　1976年6月，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密议：“军队要出乱子，要打内战”，“手里要有点力量”。王秀珍向施尚英和薛干青部署说：“当前复辟势力很严重”，要准备应付复杂情况，把民兵抓好，“准备打仗”。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决定向他们控制的“民兵武装”发放枪支、弹药。同年8月，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在上海同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密谈。丁盛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事后，王秀珍将密谈情况告知施尚英。马天水则亲笔批了“立即发”枪的命令，突击发给“民兵”枪7万4千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千多万发。 + +　　1976年9月23日，王洪文在北京通过电话对王秀珍说：“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9月28日，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传达张春桥的话说：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为策动武装叛乱积极作准备。 + +　　1976年10月8日，王秀珍和徐景贤，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在徐景贤、王秀珍统一指挥下，伙同王少庸等人，先后召集原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市民兵指挥部施尚英、钟定栋，市公安局薛干青、徐成虎等人，进行紧急部署。王秀珍还指使施尚英、薛干青制定叛乱方案。与此同时，王秀珍又派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到北京刺探消息，规定了联络暗号。当晚，缪在北京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向王秀珍、徐景贤等人通报了江青一伙发生的情况。徐景贤和王秀珍伙同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朱永嘉等人，再次紧急密谋，决定建立指挥班子，设立两个指挥点。为了控制、调动部队，经徐景贤、王秀珍同意，通知李彬山、张宜爱，原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待命。徐景贤下达手令，调集“民兵”3万3千500人，由王秀珍负责部署。深夜，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分别进入两个指挥点。徐景贤率领王少庸等人进入丁香花园“一号指挥点”，负责总的指挥。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进入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后，立即召集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王明龙、施尚英、钟定栋等人开会，继续策划部署武装叛乱。王秀珍在会上煽动说，中共发生了“右派政变”，要他们“对着干”，“打二三天也好”，“让全国都知道”。王秀珍和他们共同策划，要监视部队动向，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封锁吴淞口，动用轻工系统生产的枪支、弹药，设立民兵秘密指挥点，煽动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布置了对机场、车站和电讯的控制，下令加强对首脑机关的警戒，加紧部署武装叛乱。市民兵指挥部施尚英等人制定了武装叛乱方案，动用了各种枪炮2万7千余件，汽车、摩托车200余辆和武装巡逻艇1艘，架设了15部电台，沟通联络。市公安局薛干青、徐成虎也制定了武装叛乱行动计划，部署了武装机动力量，组织了400余名干警进行演习。 + +　　在徐景贤、王秀珍的策动下，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部署。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在工会、轻工、财贸等系统，进行反革命煽动，调集了大批物资，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 +　　被告人王秀珍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检举，被害人和家属的陈述，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的会议记录、文稿、批件和枪支弹药、电台等大量的书证、物证，完全证明属实。被告人王秀珍也供认不讳。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规定，被告人王秀珍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1条、第138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诬告陷害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郁荃 陈一华1982年6月25日 + +## 为被告人王秀珍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赵珪　杨勇 + +　　（审判长、各位审判员、各位陪审员：） + +　　我们接受被告人王秀珍的委托，担任她的辩护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在我们依法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提出下列辩护意见。 + +　　被告人王秀珍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之一，无可置疑地在上海犯有严重罪行，应负重要罪责。但本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在确定反革命集团中各罪犯的刑事责任时，必须根据各自在共同犯罪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具体情节，分别确定其应负的刑事责任，以贯彻刑法规定的罪责自负，罪罚相当的原则。现经法庭查明：被告人王秀珍在上海进行的反革命活动有的是由她组织策划实施的；有的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主犯张春桥、王洪文等直接策划指挥下实施的。为此，在论罪科刑时应该有所不同，区别对待。 + +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秀珍和徐景贤等人，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使下，为了维护他们已篡夺的权力，直接控制指挥“民兵武装”。1972年至1975年，王秀珍按照王洪文“军队不可靠”，“民兵的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要准备打游击”的旨意，先后安插周宏宝、施尚英、印玉泉等人担任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直接控制“民兵武装”的领导权。根据7月14日庭审调查证明：张春桥、王洪文调到北京工作以后，还是对上海民兵一直抓住不放，特别是王洪文。诸如调动民兵，安插亲信都必须请示张春桥、王洪文批准。我们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特法字第一号判决，认定：“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使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可见，王秀珍对控制上海“民兵武装”是在王洪文、张春桥指使下实施的，她的罪责同张春桥、王洪文比较起来，应有所区别。根据罪罚相当的原则，提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 +　　1968年9月，张春桥指使徐景贤、王秀珍等，为搜查所谓“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部署对全市26所大专院校师生员工进行非法搜查，造成严重后果。王秀珍这一罪行是经张春桥批准后行动的。被告人王秀珍当然要负重要罪责，但与张春桥的罪行，又有所区别。7月17日法庭审理中，进一步查明张春桥是亲自坐镇上海策划部署者。我们提出这一点请法庭注意。 + +　　关于1968年1月至6月，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多次召开全市电视批斗大会，诬陷陈丕显是“老反革命”、曹荻秋是“叛徒”，这一严重罪行根据庭审调查证明，当时王秀珍是在徐景贤的直接指挥下筹备电视大会的，对陈丕显、曹荻秋同志的诬陷不实之词，都经过徐景贤亲自审定。当时徐景贤是市革委会负责人之一，王秀珍在他领导下工作。因而关于这一罪行与徐景贤相比，又有所区别。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之后，被告人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能够坦白交待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对同伙也作了检举揭发。在北京“两案”审理期间，被告人王秀珍出庭作证，揭露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首要分子的罪行。在这次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对自己的罪行也供认不讳。在十年动乱中，被告人王秀珍犯了严重罪行，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罪责是严重的。但能坦白交待，表示认罪。根据我国刑法第1条关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提请法庭在决定刑法时酌情从轻判处。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沪高刑字第2号 + +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郁荃、陈一华。 + +　　被告人：王秀珍，女，现年47岁，汉族，辽宁省辽阳市人。原是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技术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家住本市东安四村34号32室。现在押。 + +　　辩护人：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律师赵珪、杨勇。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就被告人王秀珍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案，于1982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14日至8月21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 +　　被告人王秀珍伙同原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徐景贤等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他们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采取各种阴谋手段，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篡党夺权活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了实现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有预谋地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干部；还采取法西斯专政手段，制造大批冤案，致使本市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文教、卫生、工业、农业、财贸等系统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严重迫害，不少被迫害致死、致残；1976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1976年10月，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徐景贤、王秀珍利用他们自认为属于己有的“民兵武装”，决定发动武装叛乱。他们的犯罪活动，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使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市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祸延全国。被告人王秀珍是上述共同犯罪活动中的组织者、策划者之一，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　　本庭对被告人王秀珍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王秀珍诬陷迫害上海市领导干部。1968年，王秀珍伙同徐景贤在全市电视大会等会议上，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是“反革命分子”，并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非法监禁。1972年至1973年，王秀珍伙同马天水、徐景贤等，再次诬陷陈丕显是“反革命”、曹荻秋是“叛徒”。致使陈丕显长期遭受迫害，曹荻秋被长期折磨致死。 + +　　被告人王秀珍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阴谋颠覆政府。1976年2月至4月，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使下，王秀珍先后在全市万人大会等会议上，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组织还乡团”，搞“反攻倒算”，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还乡团总团长”、“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总代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 + +　　被告人王秀珍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1968年9月，被告人王秀珍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为搜查所谓“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积极参与部署对全市26所大专院校的师生员工进行非法搜查。1970年至1971年，王秀珍等又多次部署全市各大专院校追查、迫害反对过张春桥的师生员工，有的被迫害致死，造成严重后果。1968年11月，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因写文章驳斥徐景贤诬蔑小说《上海的早晨》，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即诬陷桑伟川是“现行反革命”，并决定予以逮捕判刑7年，致使桑伟川遭到残酷迫害。1976年4月，在上海进修的八七一三二部队助理军医冯新华，反对王秀珍一伙诬陷邓小平，王秀珍主谋策划对冯新华进行迫害，致使冯新华被关押，冯新华的亲属被非法抄家。在十年内乱中，王秀珍还积极参与王洪文为首策划和围攻上海柴油机厂，并伙同马天水、徐景贤等诬陷迫害教育、卫生、工业等系统的一批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 + +　　被告人王秀珍和徐景贤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1973年至1976年，王秀珍按照王洪文的指使，利用窃取的组织大权，先后指派周宏宝、施尚英、印玉泉等为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控制了“民兵武装”的领导权。1976年8月，原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驻在上海附近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马天水随即决定向“民兵”突击发枪，王秀珍将与丁盛密谈情况告知施尚英。同年9月，王秀珍听了徐景贤传达张春桥授意“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并按照王洪文“要提高警惕，斗争并未结束，党内资产阶级他们是不会甘心失败的”电话指使，即与马天水、徐景贤为策动武装叛乱加紧作准备。 + +　　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由徐景贤、王秀珍负责总的指挥，立即召集市民兵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市公安局负责人薛干青、徐成虎，进行紧急部署。当晚，王秀珍和徐景贤为首密谋策划，决定成立武装叛乱指挥班子，设立“一号”、“二号”指挥点，并经徐景贤调集和部署“2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由王秀珍组织实施。深夜，徐景贤、王秀珍分别率领王少庸、冯国柱、李彬山等进入两个指挥点。王秀珍在“二号”指挥点召集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进一步策划武装叛乱：设立“民兵”秘密指挥点，架设电台，监视部队动向，组织罢工游行，扣留轻工业系统生产的枪支弹药不交部队，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封锁吴淞口，并部署了控制机场、车站、电讯等要害部门。在王秀珍、徐景贤的策划、部署下，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制定了武装叛乱方案，施尚英向10个区、5个直属师的民兵负责人进行布置，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2万7千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200余辆以及巡逻艇1艘，并由施尚英等分别进入两个“民兵”秘密指挥点，架设了15部电台，沟通了联络；薛干青、徐成虎在市公安局布置了武装叛乱，组织了武装机动力量，并进行演习；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分别在工会、财贸、轻工业系统以及上海后方基地，具体策划和布置了武装叛乱；朱永嘉、王知常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党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有查获的大量书证和枪支弹药、电台等物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王秀珍亦供认不讳。 + +　　本庭确认：被告人王秀珍，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罪行十分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王秀珍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和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38条和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并考虑到王秀珍尚能坦白交代策动武装叛乱罪行和在庭审中尚能认罪。据此，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王秀珍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王文正审判员　范乃廷审判员　曹余德人民陪审员　马骥人民陪审员　庄咏文人民陪审员　吴翠婵人民陪审员　陈铭珊 + +　　 1982年8月21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蒋丽珍1982年8月21日发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1.txt b/CCRD/0/8/18/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2cd44306118e177fb946971aba5936756eb3018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1.txt @@ -0,0 +1,161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徐景贤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沪检刑诉字第二号 + +　　被告人徐景贤，男，49岁，上海市奉贤县人。原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因犯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以及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等人，都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种种手段，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共同犯罪活动，妄图实现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目的。 + +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煽动群众，制造动乱，夺取了上海市的领导权。他们制造了“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事件”，以及攻打“工人赤卫队”的“康平路事件”；又按照张春桥“文化大革命自始至终就是夺权”，“对所有的权都要夺”的旨意，密谋策划，多次召开大会，诬陷中共上海市委，诬陷、迫害市委领导干部，将大批党政领导干部非法监禁，夺取了上海市领导权。而后他们继续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和市委常委、市人委副市长，以及部、委、办、区、县、局的大批领导干部，是“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残酷迫害。市长曹荻秋、副市长金仲华等40余位部、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先后被迫害致死。 + +　　他们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还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和部、委、办的大批领导干部，不少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使下，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图谋最终颠覆政府。他们编造《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投降帝修反”、“包庇反革命”。1976年，江青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大批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挥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动文章，编写小说，拍摄电影，以及召开各种会议，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出来工作的老干部“组织还乡团”，搞“翻案复辟”，“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他们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 + +　　他们为了搞乱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妄图控制上海警备区，诬陷军队领导干部，煽动干部、战士揪所谓“军内资产阶级”。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为了巩固已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制造大批冤案，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他们蒙骗了大批群众，调集了上千辆汽车和船只，围攻上海柴油机厂；在郊县接连不断地制造、挑动武斗，打死打伤大批群众。1967年、1968年，上海人民两次掀起反对张春桥的斗争，遭到了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残酷镇压。徐景贤等人参与指挥张春桥直接操纵的“游雪涛小组”，从事跟踪盯梢、绑架、抄家、监禁、秘密刑讯和搜集情报等特务活动。“游雪涛小组”搜集、编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情报”材料，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诬陷华东地区党政军领导干部在“长江以南搞了一个地下武装”，“密谋兵变”。张春桥、王洪文、马天水等人还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迫害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和党员。仅工交系统7个“地下党专案”，遭受迫害的即有672人，迫害致死的40人。他们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十分凶残，私设牢房，刑讯逼供，施行了种种骇人听闻的酷刑，进行摧残。“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一伙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的指挥、煽动下，本市各级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新闻、出版、卫生、体育等各界，以及企事业、农村社队、街道里弄的干部、群众和归国华侨，被所谓立案审查，遭受迫害的即有24万余人。其中，被迫害、折磨致死的1万余人，还有许多人被迫害致疯、致残。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使下，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和扩大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早在1967年，他们就提出“以枪杆子保卫笔杆子革命”，积极建立由他们控制的武装力量。他们按照王洪文“军队不可靠，军队不能领导民兵”，“民兵指挥权要掌握在市委手里”的旨意，先后指派帮派骨干直接控制“民兵武装”的领导权。1976年夏，向“民兵”突击发放大批枪支、弹药。当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密谋策划，调动“民兵”，设立指挥点，发动武装叛乱，妄图“决一死战”。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进行的反革命活动，长达十年之久，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上海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其危害殃及全国。 + +　　被告人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一系列反革命活动，是以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为共同目的的；而被告人徐景贤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实施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之一，罪行严重。 + +　　被告人徐景贤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直接策划、亲自参与夺取上海市领导权。 + +　　徐景贤与王洪文相勾结，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积极制造动乱，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夺取了上海市领导权。 + +　　1966年12月，徐景贤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伙同王承龙、朱永嘉等人密谋策划，里应外合，煽动“把上海市委闹它个天翻地覆”，制造了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事件”，紧密配合王洪文等人，从市委机关内部，进行夺权。12月18日，徐景贤等人召开大会，诬陷上海市委“蓄意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对陈丕显、曹荻秋等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人身迫害，煽动夺上海市领导权。以老工人、党团员为主体而组织起来的“工人赤卫队”，为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秩序，同王洪文、徐景贤等一伙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徐景贤根据张春桥要告诉造反派不能置之不理的电话指令，勾结王洪文、耿金章等人，制造了攻打“工人赤卫队”的“康平路事件”，打伤91人。 + +　　1967年1月至2月，徐景贤和王洪文等人，多次策划，密谋夺权。先后两次召开大会，诬陷上海市委“早已变质为资产阶级司令部”，诬陷陈丕显“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诬陷曹荻秋是“叛徒”；宣布“彻底打倒”上海市委，“不再承认陈丕显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并将陈丕显、曹荻秋以及部、委、办、区、县、局的大批领导干部非法监禁，夺取了上海市领导权。 + +　　（嗣后，徐景贤和王洪文等人，继续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1967年3月至1968年10月，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多次组织、主持全市批斗大会，诬陷陈丕显是“黑小鬼”、“老反革命”，进行人身摧残。1968年2月，徐景贤组织、审定文章，公开诬陷陈丕显是一个所谓“同我们党，同无产阶级”，用“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斗争了几十年的老反革命分子”。1970年11月，徐景贤和王洪文、王少庸等人，在审定陈丕显的所谓审查报告中，又诬陷陈丕显是“叛徒”、“现行反革命分子”。） + +　　1972年7月，在审定曹荻秋的所谓审查报告时，徐景贤诬陷曹荻秋是“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的“叛徒”。1975年1月，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扣压曹荻秋写给党中央的申诉信。1976年3月，曹荻秋被迫害致死。 + +## 二、积极参与江青一伙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 + +　　徐景贤在江青一伙的指使下，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干部和军队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 +　　1968年11月，徐景贤和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编造所谓《陈毅反动言论小集》，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投降帝修反”，“鼓动右派分子翻案、向党进攻”，“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1969年2月，徐景贤又指使人搜集材料，诬陷陈毅“包庇反革命”。同时，还搜集编造了诬陷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聂荣臻、李富春、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材料。 + +　　1967年至1975年，徐景贤、王承龙等人，多次诬陷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魏文伯是“大叛徒”、“老反革命”。1968年3月，经徐景贤审定，在《支部生活》刊物上发表《旧华东局机关有鬼》的文章，诬陷华东局“聚集一小撮走资派和牛鬼蛇神”，要“刮它一场十二级台风”，“把隐藏在旧华东局机关的一小撮魑魅魍魉统统揪出来”。在徐景贤、王承龙等人的煽动下，华东局大批领导干部遭到诬陷、迫害。 + +　　1974年6月，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策动他人撰写大字报，并指派专人到南京军区机关张贴，诬陷前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前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残酷镇压军内外群众”。1976年8月，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和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在“视察”上海警备区的一个基层单位时，徐景贤公然说：“军队内有没有资产阶级、有没有走资派？”“这个问题是头脑清醒提出来的”，“对今后长远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煽动干部、战士揪所谓“军内资产阶级”，在军队内部制造动乱。 + +　　1976年，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积极参与江青一伙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的反革命活动。徐景贤在各种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根子、总后台、总指挥”，“还乡团总团长”，搞“复辟倒退”。同年4月，又在全市万人大会上，诬陷邓小平“是一个跑到共产党内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合乎规律地变成走资派”。徐景贤伙同朱永嘉等人，直接指挥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了《要哪个阶级的自由？——兼评邓小平的世界观》、《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等反动文章，诬陷老干部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是他们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徐景贤还煽动一些人，撰写和拍摄“与走资派斗争”的小说、电影，图谋打倒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 + +## 三、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 +　　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王少庸等人，为了巩固他们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制造大批冤案，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 +　　（1967年1月28日和1968年4月12日，上海人民两次掀起反对张春桥的斗争。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在张春桥的指使下，多次策划进行镇压、迫害。1968年9月4日至6日，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为搜查“炮打张春桥的黑材料”对全市26所大专院校的教授、教师、学生和工作人员，进行非法搜查。其中上海师范学院、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三所院校，就有1万3千500多人被非法查抄。1970年至1971年，徐景贤和王秀珍等人，又多次部署大专院校追查、迫害反对过张春桥的干部、群众。仅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上海科技大学等六所大专院校，遭受迫害的就有400余人。其中被逮捕、监禁128人，迫害致死5人，逼疯3人。） + +　　徐景贤在上海文艺系统制造冤案，致使大批文艺界人士遭到严重迫害。1968年3月，徐景贤和王少庸等人，诬陷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是“反共老手”，将周拘留。1970年10月，给周信芳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永远开除出党。周信芳被摧残、迫害致死。1968年4月，徐景贤诬陷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等组织“翻案集团”，致使贺绿汀遭受严重迫害，其女贺晓秋被迫害致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张昆平患有精神病，1974年4月，徐景贤诬陷张是“恶毒的反革命分子，决不是什么精神病”，强令予以逮捕。1974年8月，徐景贤诬陷上海歌剧院演奏员马林生病休在家教授琵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下令批斗。马林生被迫害致死。 + +　　徐景贤和马天水、戴立清等人，在上海科技系统制造冤案，大批科技人员遭到严重迫害。1968年11月，徐景贤等人诬陷冶金研究所所长周仁是“特务嫌疑”，将周非法关押，迫害致死。1969年10月徐景贤等人又诬陷七〇八研究所副总工程师袁随善是“特务”、“有现行活动”，袁被非法监禁，遭受严重迫害。 + +　　1969年11月，上海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写了一篇《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反对徐景贤对小说《上海的早晨》的批判。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诬陷桑伟川是“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判刑7年，使桑遭到严重迫害。1969年9月，徐景贤等人，诬陷谈元泉等4名沪剧爱好者是“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判刑，谈元泉惨遭冤杀。1971年2月，新华书店罗元芬反对张春桥等人诬陷迫害陈丕显，被徐景贤以“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关押，劳动教养3年。 + +　　徐景贤参与指挥张春桥直接操纵的“游雪涛小组”的特务活动。1967年初，徐景贤把游雪涛搜集、编造诬陷领导干部的材料转报给张春桥、姚文元。为使游雪涛取得合法身份，便于进行特务活动，1967年4月，徐景贤、王承龙在张春桥的授意下，安排游雪涛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徐景贤还多次向游雪涛传达张春桥的指令，并直接参与制造了迫害北京电影学院5名师生的冤案。 + +## 四、策动武装叛乱。 + +　　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在张春桥、王洪文的指使下，以上海为基地，建立和扩大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发动武装叛乱。 + +　　1976年6月，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密议：“军队要出乱子，要打内战”，“手里要有点力量”，决定向他们控制的“民兵武装”发放枪支、弹药。同年8月，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在上海同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密谈。丁盛说：驻在南京到苏州一线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徐景贤说，已有所准备。王秀珍将密探情况告知施尚英。马天水则亲笔批了“立即发”枪的命令，突击发给“民兵”枪7万4千220支，炮300门，各种弹药1千多万发。 + +　　1976年9月21日，徐景贤到北京向张春桥报告了同丁盛密谈和马天水等批准给“民兵”发枪的情况，张春桥说：“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9月28日，王洪文的秘书肖木到上海向徐景贤和马天水、王秀珍等人，传达张春桥的话说：要提高警惕，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受过严重的考验。”为策动武装叛乱积极作准备。 + +　　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和王秀珍，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在徐景贤、王秀珍统一指挥下，伙同王少庸等人，先后召集原上海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副司令员张宜爱，市民兵指挥部施尚英、钟定栋，市公安局薛干青、徐成虎等人，进行紧急部署。徐景贤召开《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上海分社负责人会议，进行反革命煽动；规定刊登、播发新华总社的电讯必须经他批准，以进一步控制舆论工具。 + +　　8日晚，金祖敏的秘书缪文金从北京用“我娘心肌梗塞”的暗语通报了江青一伙发生的情况后，徐景贤、王秀珍伙同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朱永嘉等人，再次紧急密谋，决定建立指挥班子，设立两个指挥点。为了控制、调动部队，经徐景贤、王秀珍同意，通知李彬山、张宜爱，原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杨新亚、警备师师长李仁斋待命。徐景贤还下达手令，调集“民兵”3万3千5百人，由王秀珍负责部署。深夜，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分别进入两个指挥点。徐景贤率领王少庸、张宜爱、李仁斋等人进入丁香花园“一号指挥点”，负责总的指挥，并直接抓舆论准备；同时，又下达了将警备区的二个连队交给上海市委机关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调动的手令。王秀珍率领冯国柱、李彬山、杨新亚等人，进入市民兵指挥部“二号指挥点”，具体部署武装叛乱。 + +　　在徐景贤、王秀珍的策动下，市民兵指挥部施尚英等人制定了武装叛乱方案，动用了各种枪炮2万7千余件，汽车、摩托车200余辆和武装巡逻艇一艘，架设了15部电台，沟通联络。市公安局薛干青、徐成虎也制定了武装叛乱行动计划，部署了武装机动力量，组织了400余名干警进行演习。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朱永嘉等人，进行了具体策划、部署。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在工会、轻工、财贸等系统进行反革命煽动，调集了大批物资，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 +　　被告人徐景贤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检举，被害人和家属的陈述，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的会议记录、文稿、批件和枪支弹药，电台等大量书证、物证，完全证明属实。被告人徐景贤也供认不讳。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徐景贤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1条、第102条、第138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周海林钱立 孙根才1982年6月26日 + +## 对被告人徐景贤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李树棠　庄胤森 + +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 +　　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接受被告人徐景贤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本案被告人徐景贤的辩护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们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现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 +## （一） + +　　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共同犯罪集团。这个犯罪集团的各个犯罪人，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作用不同、犯罪程度不同，在确定刑事责任时，应当加以区别。 + +　　本案被告人徐景贤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又是这个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实施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指挥者之一，所犯的罪行是严重的，我们对检察院的这一指控没有异议。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一系列反革命犯罪活动：有些犯罪是在主犯江青一伙的直接策划、指挥下实施的，例如起诉书指控徐景贤亲自参与夺取上海市领导权，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领导干部，以及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行，从法庭调查材料可以看出，被告人徐景贤这一犯罪活动，就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策划，亲自指挥下参与实施的，张春桥、姚文元应负主要责任，至于被告人徐景贤积极参与这些犯罪活动，当然也要负重要罪责，但是与张春桥、姚文元相比，毕竟是有区别的。 + +　　罪责自负，区别对待，是关系到量刑的轻重。我们请法庭在确定被告人徐景贤的刑罚时，予以考虑！ + +## （二） + +　　被告人徐景贤根据张春桥的指令，为了夺取上海市领导权，印发反动传单、标语，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围攻工人赤卫队，造成了“康平路事件”，打伤了91人的严重后果。在这一事件中徐景贤是触犯刑律的，负有重要罪责的。但是如何适用法律问题，应当提出来，需要指出的是：攻打工人赤卫队的是王洪文、耿金章亲自调动的队伍，而且耿金章是受张春桥的直接指派，又是在攻打赤卫队的前一天从北京飞回上海，伙同王洪文组织指挥队伍，攻打工人赤卫队的。所以康平路事件伤人的结果，王洪文、耿金章是直接负责者，徐景贤的宣传煽动，是起了密切配合作用的。因此徐景贤所负的罪责与王洪文、耿金章有所不同，徐景贤应负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不构成反革命伤人罪。 + +## （三） + +　　被告人徐景贤在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后，感到罪责严重，迫于形势，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能够坦白交代了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并检举揭发同伙。被告人徐景贤在第一份交代中承认“这次在上海发生的反革命武装叛乱，我有极其严重罪责”。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两案审理期间，他两次出庭作证，向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当面对质。特别是在本案法庭审理调查中，他如实地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认罪的表现。 + +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被告人徐景贤在十年动乱时期所犯下的罪行，给国家和上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罪行是严重的。但是要考虑到他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坦白、认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请法庭量刑时予以考虑。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沪高刑字第1号 + +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周海林、钱立、孙根才。 + +　　被告人：徐景贤，男，现年49岁，汉族，上海市奉贤县人。原是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写作班支部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家住本市东安路东安1村2号203室。现在押。 + +　　辩护人：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律师李树棠、庄胤森。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就被告人徐景贤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案，于1982年6月2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13日至8月21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 +　　被告人徐景贤伙同原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马天水、王秀珍等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期间，他们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采取各种阴谋手段，进行了大量的反革命篡党夺权活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为了实现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有预谋地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军领导干部，徐景贤并按照张春桥“对所有的权都要夺”的指使，直接策划、亲自参与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权；还采取法西斯专政手段，制造大批冤案，致使本市党政机关、民主党派、群众团体和文教、卫生、科技、工业、农业、财贸等系统的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严重迫害，不少被迫害致死、致残；1976年，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操纵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1976年10月，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徐景贤、王秀珍利用他们自认为属于已/己有的“民兵武装”，决定发动武装叛乱。他们的犯罪活动长达十年之久，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危害，使上海的经济建设和其他各项事业遭到严重破坏，给全市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祸延全国。被告人徐景贤是上述共同犯罪活动中的组织者、策划者之一，严重地危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 +　　本庭对被告人徐景贤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徐景贤积极制造事件，诬陷迫害上海市领导干部，直接策划、亲自参与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1966年12月，徐景贤受张春桥的指使，伙同王承龙等积极制造舆论，煽动夺权；又紧密配合王洪文、耿金章一伙攻打“工人赤卫队”，制造了“康平路事件”，致使91人受伤。1967年初，徐景贤又在张春桥、姚文元指使下，伙同王洪文召开“夺权”大会，诬陷陈丕显“实行反革命复辟”，诬陷曹荻秋是“叛徒”，宣布“彻底打倒”中共上海市委，“不再承认”陈丕显为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曹荻秋为上海市市长，并对陈丕显、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进行人身迫害，非法监禁，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权。嗣后，徐景贤等继续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1968年2月，徐景贤诬陷陈丕显是“老反革命”；1970年11月又诬陷陈丕显是“现行反革命”，致使陈丕显长期遭受迫害。1972年7月，徐景贤伙同马天水、王秀珍等，再次诬陷曹荻秋是“出卖了同志、出卖了组织”的“叛徒”，曹荻秋被长期折磨致死。徐景贤还参与诬陷迫害上海市党政机关一大批领导干部，有的被迫害致死。 + +　　被告人徐景贤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阴谋颠覆政府。在张春桥、王洪文指使下，1976年2月至3月，徐景贤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组织还乡团”是还乡团“总团长”，“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总代表”。同年4月，徐景贤在全市万人大会上，诬陷邓小平等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跑到共产党内来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必然合乎规律地变成走资派”。徐景贤还煽动一些人“要有杀头的准备”编写文艺作品，并伙同朱永嘉等直接指挥写作班子在报刊上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诬陷中央和地方一批领导干部“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变成走资派”，是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煽动对他们进行诬陷迫害。 + +　　被告人徐景贤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和群众。1967年至1975年，徐景贤伙同王承龙等多次诬陷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是“大叛徒”、“老反革命”；1968年3月，经徐景贤审定在《支部生活》上发表了《旧华东局机关有鬼》的文章，广为散发，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致使华东局一批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遭到诬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1968年2月，徐景贤伙同王少庸等，诬陷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是“反革命分子”，决定予以关押，使周信芳遭受长期折磨，被迫害致死。1968年4月，徐景贤诬陷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等组织“翻案集团”，致使贺绿汀及其亲友无辜遭受人身迫害，贺的女儿贺晓秋被迫害致死。1969年11月，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因写文章驳斥徐景贤诬蔑小说《上海的早晨》，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即诬陷桑伟川是“现行反革命”，并决定进行非法抄家，予以逮捕判刑7年，致使桑伟川遭到残酷迫害。1969年9月，徐景贤等将沪剧业余演出者上海钢管厂工人谈元泉等四人诬陷为“破坏样板戏”的“现行反革命”予以逮捕判刑，谈元泉惨遭冤杀。1967年至1968年，徐景贤参与指挥由张春桥直接操纵的“游雪涛小组”从事跟踪、绑架等特务活动，将游雪涛搜集、编写的《扫雷情况》等情报材料转送给张春桥，后又伙同王承龙将游雪涛安排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群运组副组长，使他得以利用公开身份进行特务活动，并参与指使游雪涛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十年内乱中，徐景贤还伙同马天水、王秀珍等在文艺、卫生、科技等系统和复旦大学等大专院校制造冤案，致使一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迫害，上海歌剧院演奏员马林生等被迫害致死。 + +　　被告人徐景贤和王秀珍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1976年8月，原南京部队司令员丁盛到上海对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说，驻在上海附近的六四五三部队“我指挥不动，对上海有威胁，你们要有所准备”，徐景贤说“有准备”，马天水随即决定向“民兵”突击发枪。同年9月，徐景贤到北京向张春桥汇报了与丁盛密谈和给“民兵”发枪的情况，张春桥授意“要注意阶级斗争的动向”，徐景贤回沪后向马天水、王秀珍作了传达，为策动武装叛乱加紧作准备。 + +　　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由徐景贤、王秀珍负责总的指挥，立即召集市民指挥部负责人施尚英、钟定栋，市公安局负责人薛干青、徐成虎，进行紧急部署。徐景贤又召集报社、电台等新闻单位负责人会议，提出刊登、播发新华社电讯时必须事先报告，听从他的指挥，以进一步控制舆论工具，配合武装叛乱。当晚，徐景贤、王秀珍为首密谋策划，决定成立武装叛乱指挥班子，设立“一号”、“二号”指挥点，徐景贤调集和部署“2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随后，徐景贤、王秀珍分别率领王少庸、冯国柱、李彬山等进入了两个指挥点，并把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等调集到“二号”指挥点，朱永嘉去写作组为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在徐景贤、王秀珍的策划、部署下，李彬山、施尚英、钟定栋制定了武装叛乱方案，设立并使用了两个“民兵”指挥点，召集了十个区、五个直属民兵师负责人进行布署，命令兵力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动用各种枪炮2万7千余件，调集汽车、摩托车200余辆和巡逻艇1艘，架设了15部电台，沟通了联络；薛干青、徐成虎在市公安局布置了武装叛乱，组织了武装机动力量，并进行演习；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戴立清，分别在工会、财贸、轻工业系统以及上海后方基地具体策划和布置了武装叛乱；朱永嘉、王知常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党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有查获的大量书证和枪支弹药、电台等物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徐景贤亦供认不讳。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徐景贤，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从事反革命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罪行十分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徐景贤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和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并考虑到徐景贤尚能坦白交代策动武装叛乱罪行和在庭审中尚能认罪。据此，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徐景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张增祥审判员　李海庆审判员　李志辉人民陪审员　翁曙冠人民陪审员　马科人民陪审员　李家耿人民陪审员　张友端 + +　　 1982年8月21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王犁1982年8月21日发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2.txt b/CCRD/0/8/18/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aec7dd230fdba3b9e4d6c1b25c4a4209fcd70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2.txt @@ -0,0 +1,131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黄金海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2）沪检分诉字第62号 + +　　被告人黄金海，男，47岁，江苏省镇江市人。原是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委。因犯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黄金海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挥下，积极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犯罪活动，妄图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文化大革命”初期，黄金海参与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制造的“安亭事件”，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煽动夺取上海市领导权。为了巩固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武斗，制造冤案，镇压、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1976年，参与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应江青一伙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积极参与策动武装叛乱。黄金海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使上海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 + +　　被告人黄金海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1966年11月6日至9日，黄金海和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叶昌明等人经过密谋策划，召开大会，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造成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提出“我们要夺权”，煽动夺上海市领导权。11月10日，王洪文、潘国平聚众扰乱上海车站，安亭车站，阻拦列车，破坏交通运输，影响列车正常运行达32小时。当天，黄金海携带一批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的宣传品赶至安亭车站，参与制造动乱。 + +　　二、1967年3月，王洪文等人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在青浦县蓄意制造和挑动武斗。黄金海在王洪文的指使下，带领一些人到青浦县，煽动说：青浦县有一股自下而上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必须迎头痛击”。同年10月，王洪文、黄金海、陈阿大等人策划，决定从市区、安亭等处调集队伍，图谋围攻青浦县。同年11月，黄金海在青浦县的一次大会上“授刀”、“授旗”，竭力煽动武斗。在王洪文、黄金海等人的支持、煽动下，自1967年5月至1968年7月，青浦县连续发生多次大规模武斗，造成严重伤亡。 + +　　三、1968年5月，上海丝织六厂工人秦明芳，公开反对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诬陷、迫害、指斥王洪文等人是反革命。黄金海和戴立清对秦明芳进行迫害，致秦遭关押，折磨成疯。 + +　　四、1976年，黄金海策应江青一伙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同年2月至4月，黄金海多次在大会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还乡团头子”、“无产阶级的叛徒。”煽动打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 + +　　五、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当晚，黄金海和陈阿大、叶昌明、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参加了王秀珍在二号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召集的策动武装叛乱会议。会上，黄金海诬陷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上台”，要求“发一支枪”，决心“对着干”。并提出发动工人罢工和示威游行，派民兵监视部队动向，动用东海区渔业指挥部的无线电台作武装叛乱的通讯联络工具等反革命主张。 + +　　10月12日下午，黄金海和陈阿大、叶昌明、戴立清、马振龙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密谋决定，由黄金海、戴立清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立秘密联络点，主持起草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13日凌晨，黄金海又和陈阿大、叶昌明等人，在市总工会密谋决定，分批向区、县、局工会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与此同时，黄金海布置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民兵”把子弹压入弹夹，武器库要日夜值班待命；和戴立清一起，向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等单位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 + +　　13日上午，黄金海在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召开组室负责人会议，再次诬陷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煽动要“旗帜鲜明”、“血战到底”，并布置加快调运物资，筹积粮食，为武装叛乱积极进行准备。 + +　　13日中午，黄金海和叶昌明、马振龙等人，共同审定了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21条。下午，黄金海和王知常等人，继续密谋进行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 +　　被告人黄金海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干部和群众的检举，被害人家属的陈述，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的书证、物证，完全证明属实。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黄金海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38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告陷害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张俊义代检察员　张鹤云1982年7月2日 + +## 为被告人黄金海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李国机　戈仪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们接受本案被告人黄金海的聘请，委托我们担任他的辩护人，为了履行法律赋予我们的职责，今天我们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出庭为他辩护。） + +　　本案经过两次法庭调查，对被告人黄金海的犯罪事实经过反复查证，我们听了被告人供述，证人的证言，法庭宣读的有关证词，我们认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辩护人对此没有异议。现在我们为被告人黄金海提出下列六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在量刑时考虑。 + +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黄金海参与煽动夺权，在安亭车站制造动乱问题，经过法庭调查查明：1966年11月10日以王洪文、潘国平为首聚从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制造动乱，煽动夺权，从而发生阻拦列车，影响列车正常运行32小时，即安亭事件。根据查证，被告人是在同年11月9日参加了王洪文为首策划的聚众煽动夺权，制造动乱的活动，但因为他胃病复发，当晚没有去上海车站。在安亭发生阻拦列车事件之后，才携带了两捆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的宣传品到安亭车站，于第二天返回上海。被告人黄金海携带宣传品，曾经去了安亭，当然有一定罪责，但阻拦列车他没有参与，请法庭根据这一具体情况加以考虑。 + +　　二、关于青浦武斗问题。十年内乱期间，王洪文等为了巩固和扩大已夺取的权力，制造和挑动武斗。1967年3月，被告人黄金海奉王洪文之命，去青浦搞过所谓调查，在一次会上搞了“授刀授旗”，并说过一些煽动性的话。我们认为由于被告人黄金海的讲话和行为确实起了加剧武斗的作用，但是，由于青浦武斗还存在着一些其他因素，因此，我们认为，在青浦武斗问题上，黄金海去青浦进行了煽动，是王洪文指使他去的，王洪文应负主要罪责。黄金海也应负一定罪责。 + +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于1976年，策应江青一伙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黄金海多次在大会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同志。煽动打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根据刚才庭审调查证实，1976年2月23日市总工会五届九次扩大会和同年4月3日市万人大会上，黄金海均作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二次会上的发言，一次是叶昌明布置的，另一次是马天水布置的。黄金海的发言稿也是经过他们几次审查定稿的。被告人黄金海追随江青、马、徐、王一伙，积极组织人拟写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稿，又在大会上作了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的发言。理应追究刑事责任，但与直接组织者，指挥者马天水、叶昌明比较起来，罪责是应该有所区别的。 + +　　四、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黄金海参与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策动武装叛乱的犯罪事实，业经法庭查实。但需要指出的是，黄金海参与这一犯罪活动是在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发动武装叛乱，进入二号秘密指挥点后，在王秀珍的直接煽动下进行的。黄金海虽曾主张动用东海渔业指挥部电台作为叛乱用通讯工具。但法庭调查已证实王秀珍等是动用民兵指挥部的电台作为叛乱联络用的工具。在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犯罪活动中，徐景贤、王秀珍是组织者和指挥者。被告人黄金海是积极参与者，负有重要罪责。但与徐景贤、王秀珍比较起来，毕竟还是有区别的。根据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 +　　五、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本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这个犯罪集团的每一个犯罪人，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作用不同，犯罪程度也不同，在确定刑事责任时，应当加以区别对待。本案被告人黄金海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这一点我们没有异议。需要指出的是，黄金海所处的地位和作用，既不能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相比，也不能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相比。所以被告人黄金海在这个犯罪集团中的作用和地位比以上这些人毕竟有所不同。根据罪责自负，罪罚相当的原则，我们希望法庭在追究黄金海刑事责任时，加以考虑。 + +　　六、本案被告人黄金海在“四人帮”覆灭之后，即向有关组织初步交代了参与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我们查阅了有关案卷和有关材料，证明黄金海对自己所犯的罪行曾经作过交代，表示认罪，并对同伙进行了检举揭发。后来，他虽然有过反复，但是经过这次法庭审讯，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对自己所犯反革命罪行，进行了供认，并有所认识。 + +　　如他所说：“对过去我们所犯的罪行，给全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我应向真理低头，愿以自己的劳动汗水来洗刷自己的罪过。”以上这些话表明黄金海对自己所犯罪行已有认识。 + +　　总之，我们认为被告人黄金海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之一，犯了严重罪行。但是，根据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我们希望法庭根据我国刑法第1条所指出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况，对被告人黄金海予以适当判处。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沪中刑字第374号 + +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张俊义、代检察员张鹤云。 + +　　被告人：黄金海，男，现年47岁，汉族，江苏省镇江市人。原是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家住本市铁岭路50弄46号305室。现在押。 + +　　辩护人：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律师李国机、戈仪。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被告人黄金海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一案，于1982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27日至8月2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对被告人黄金海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 +　　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被告人黄金海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策动武装叛乱。10月8日深夜，黄金海等参与王秀珍策划的武装叛乱活动。共谋设立秘密指挥点、动用电台、组织罢工及监视部队动向等。12日及13日，黄金海又先后在市工人文化宫和市总工会参与叶昌明、陈阿大召集的策划武装叛乱活动，密谋设立秘密联络点及进行反革命煽动等。在此期间，黄金海积极去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置了秘密联络点，指使该厂民兵将子弹压入了弹匣；参与制定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煽动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机关干部“要血战到底”，并布置调运物资和储备粮食等，加紧为武装叛乱作准备。直至13日下午，黄金海还要施尚英拉出“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活动。黄金海在上述活动过程中，还携带手枪、小口径步枪和匕首，妄图负隅顽抗。由于党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 +　　1976年2月至4月，被告人黄金海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的指使下，先后在全市万人大会及市总工会等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帝、修、反代理人”、“还乡团头子”等，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 +　　1968年5月，被告人黄金海伙同戴立清对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的上海第六丝织厂职工秦明芳，进行迫害，致使秦明芳遭受关押，折磨成疯。1967年11月，被告人黄金海还在青浦县煽动武斗，造成严重后果。 + +　　上述罪行，有查获的书证、物证和证人证言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黄金海供认了主要犯罪事实。 + +　　本庭确认：被告人黄金海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黄金海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及诬告陷害罪，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38条以及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黄金海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陶全成人民陪审员　张国华人民陪审员　张舜华 + +　　 1982年8月23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蔡绍祥 + +　　 1982年8月23日发出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82）沪高刑上字第75号 + +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人）：黄金海，男，现年47岁，汉族，江苏省镇江市人。原是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财贸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家住本市铁岭路50弄46号305室。现在押。 + +　　上诉人黄金海因反革命一案，由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1982年8月23日（82）沪中刑字第374号刑事判决书，认定黄金海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和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判决后黄金海以原判决认定的事实某些细节有出入为由，于同年9月1日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查阅了原判全部案卷，核实了各种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现查明： + +　　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上诉人黄金海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策动武装叛乱。10月8日深夜，王秀珍在“二号”指挥点部署武装叛乱时，提出要设立一线、二线秘密指挥点，黄金海主张把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作为一个点。当策划到监视部队时，黄金海提出要在郊县监视部队动向。10月13日上午，黄金海在原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机关干部会议上布置调运物资和检查粮食库存，并煽动“要血战到底”；同日下午，黄金海、王知常、戴立清、马振龙等还继续策划武装叛乱活动。此外，上诉人黄金海还犯有参与迫害上海第六丝织厂职工秦明芳，以及在青浦县的一次会上煽动武斗。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　　本件系终审裁定，不得再行上诉。 + +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王文正审判员　张仁良审判员　李海庆 + +　　 1982年9月17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吴肇邦1982年9月18日发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3.txt b/CCRD/0/8/18/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3ac14abd4bfa898d3db1a526213d40472050ff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3.txt @@ -0,0 +1,151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维国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策动叛乱案的法庭文件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起诉书 + +## （1982）军检诉字第1号 + +　　被告人王维国，男，63岁，河北省元氏县人，逮捕前任中共九届候补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军第一政治委员。在押。 + +　　被告王维国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活动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1981年4月4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王维国是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犯有下列罪行： + +　　一、1971年3月下旬，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上海制订了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纪要》确定：王维国是林彪发动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成员。 + +　　（1971年3月31日晚，王维国参加了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召开的秘密会议，并为这次会议积极提供条件。参加会议的有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会上，林立果指定王维国为上海的“头”。） + +　　二、1970年5月，在林立果亲自指挥下，王维国参加了对原为林立果找对象的“找人小组”（又称“八人小组”、“上海小组”）的整顿。王维国要求“小组”成员要效忠林立果，“小组”的“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考虑大局”，“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指林立果）”。通过整顿，“上海小组”成了林立果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的工具。1971年3月以后，“上海小组”由林立果直接控制、指挥，同时受王维国领导，负责林立果和王维国等人之间的联系、传递信息、参与组建和训练“教导队”。9月8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次日，“上海小组”按照林立果的指令，进入“一等准备”，集中待命。9月12日晚，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上海小组”按照周宇驰的指令，为13日乘飞机南逃作准备。“上海小组”这两次行动，“小组”的主要成员空四军司令部军务处处长蒋国璋在接到指令后，均及时报告了王维国。 + +　　三、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秘密警卫处，修建新华一村，成立教导队的计划，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新华一村修建秘密据点，成立“教导队”。王维国按照林立果提出的，秘密据点“要绝对保密，房子不要引人注目，要修地下室，门窗要装防弹玻璃，院墙要开暗门”等要求，亲自找设计人员绘制了秘密据点的图纸，成立了修建班子，秘密进行施工。与此同时，王维国亲自布置在新华一村组建“教导队”，“教导队”由王维国直接领导，具体工作由“上海小组”的蒋国璋、空四军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袭著显负责。王维国规定“教导队”的编制为3个区队，9个班，每班12个人；人员的条件要对林彪、林立果感情深的；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成为在林立果领导下，誓死捍卫林彪地位的“坚强战斗集体”；在军事上，要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武器、驾驶车辆和打巷战等特种训练。9月12日，林彪反革命集团策划南逃。当晚，周宇驰指使在北京的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打电话通知“上海小组”蒋国璋，要蒋立即报告王维国：“明天有一架大飞机到上海，‘小组’全体、‘教导队’全体带武器和战斗化行李随机出发。”“告王政委明日上机场，有话告他”。蒋接电话后作了安排，并报告了王维国。 + +　　四、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周宇驰按照《“571工程”纪要》中“自造”武器的反革命计划，指使王维国仿造7.62毫米轻型冲锋枪。王维国在南京军区空军军械修理厂秘密试制了8支7.62毫米轻型冲锋枪，并将其中2支送给了林立果。 + +　　五、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策划在毛泽东主席南巡途中谋杀毛泽东主席。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与王维国谈话，11日离开上海后，王维国即给周宇驰打电话，密报毛泽东主席的谈话内容和离开上海的情况。12日晨，王又派专人乘飞机到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了毛泽东主席谈话的详细内容。林彪反革命集团接到王维国的密报后，知道谋杀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即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 + +　　1971年9月13日，林彪外逃叛国，中央下达禁航令后，王维国与蒋国璋、袭著显等人订立攻守同盟，布置解散“教导队”和“上海小组”，毁灭罪证。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被告王维国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93条，已构成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策动武装叛乱罪。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 + +　　 检察员　王义林 吕战1982年2月8日 + +## 公诉词 + +## 王义林　吕战 + +## 1982.03.03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被告人王维国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叛乱一案，经过法庭调查，审问被告，出示物证、书证，宣读证人证言，证实我院起诉书认定被告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策动叛乱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下面我发表三点意见： + +　　一、被告王维国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是故意犯罪 + +　　一个人的自觉行为，是由思想和意志支配的。犯罪人主观上追求的犯罪目的，必然会通过犯罪行为表现出来。而反革命犯罪行为本身，能最充分地证明犯罪人的反革命目的。 + +　　被告积极为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做了一系列准备。1971年3月31日，王维国参加了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计划，由林立果、江腾蛟主持，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会上，被告被林立果指定为上海方面的“头”。在林立果的指使下，被告在上海新华一村修建秘密据点。被告亲自找设计人员绘制秘密据点的图纸；按照林立果提出的特殊要求，组织人员秘密进行施工；主动提出“要在院内搞一个直升飞机场”；要求“房子一定要在（1971年）国庆节前完工”。与此同时，被告在新华一村组建和训练“教导队”。被告按照林立果的规定，“教导队”的人员“不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不要干部子弟”；要求“教导队”在政治上要培养对林彪、林立果的感情，使“教导队”成为在林立果领导下，誓死捍卫林彪地位的“坚强战斗集体”。“教导队”在写给林立果的决心书中提出：“我们一定要人人想着您，步步紧跟您，一切听您的领导，一切服从您的指挥，紧跟您，顶逆风，战恶浪，风吹浪打不回头”，“为誓死捍卫林副主席最高副统帅地位，为誓死捍卫您——我们的好领导，不怕牺牲，不怕坐牢。只要您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行动，您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被告在军事上，要求“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使用各种轻武器、驾驶车辆和打巷战等特种训练。宣称“‘教导队’将来要起巨大作用”。还要求“教导队”要十分注意保密，规定不要在新华一村而要到江湾机场搞训练。与此同时，被告在林立果和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周宇驰的指使下，在南京军区空军军械修理厂秘密试制轻型冲锋枪。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了政变手令，决定要在上海谋害毛泽东主席。当晚，林立果等人在北京西郊机场密谋杀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提出“用100高炮平射打火车，要空四军把‘教导队’带上，就说有坏人要害毛主席，以抢救为名往上冲”。9月9日，林立果指令“上海小组”进入“一等准备”，要“教导队”抓紧打靶训练。蒋国璋接到这一指令后，在向被告报告时，被告说：“你们和‘教导队’训练都要选好靶场，注意隐蔽，可以利用一些旧机窝，不要让人家发现了你们的行动”。9月12日晚，林立果一伙准备南逃，要调走“上海小组”和“教导队”。蒋国璋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被告，“上海小组”和“教导队”也在接到指令后，荷枪实弹，全副武装，连夜做好了出发准备。 + +　　1971年9月初，林彪一伙千方百计探听毛主席在南方巡视期间的行动和谈话内容，策划谋杀毛主席。9月10日，毛主席在上海找王维国等人谈话。十一日许世友司令员告诫王维国“要听毛主席的，不要上别人的当”。但是，被告对这样的警告根本不听，在毛主席离开上海的当天，两次打电话找周宇驰，迫不及待地将毛主席离开上海的行动和毛主席找他谈话的内容，向周宇驰密报。第二天又派儿子乘飞机到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报告了毛主席谈话的详细内容。林立果听后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爸爸还派你来给我们讲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你爸爸对我们感情很深，对林副主席感情很深”，“我们今天所以能得到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王政委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得很好”。林彪一伙得知毛主席离开上海回北京的情报以后，知道谋害毛主席的阴谋已经破产，就转而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 + +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后，被告慌忙与同伙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被告对“上海小组”的蒋国璋、袭著显等人说：“把林立果历次来上海讲话材料弄一份完整的藏起来，或者用塑料纸包起来埋藏在地下，其他人的笔记本、材料都要烧掉”；“你们现在要抓紧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件事一件事的研究，要经得起人家问几个为什么”，“也可能把我们抓起来，你们要有单独作战的能力”，“为了对林立果负责，杀脑袋也不能讲”；“‘教导队’目标很大，解散算了”，并要“上海小组”分散到职。同时，布置人员销毁了林立果、周宇驰的讲话材料等三百余份。） + +　　以上事实证明，被告王维国参与林彪策动武装政变的犯罪活动，态度是积极的，行动是自觉的，是故意犯罪。 + +　　二、被告王维国走上犯罪道路不是偶然的，是他在个人野心支配下，积极投靠林彪的必然结果 + +　　林彪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必然要网罗一些野心分子、投机分子、敌视社会主义分子，结成阴谋集团。1969年以来，林彪、叶群就有目的、有计划地以接见、照相、请客送礼等手段拉拢勾结被告。林彪说：“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林立果说：“王维国是好领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当着被告的面封官许愿说：“打算让王政委当南京空军的副政委。”被告则在个人野心的支配下，积极投靠林彪、林立果。 + +　　1969年6月，被告按照叶群、江腾蛟的旨意，不择手段地为林立果选美女，说“这是为天才人物选助手，是有伟大深远意义的”。被告还指使专人用公款为林家采购珍贵文物和生活奢侈品。仅从1969年12月到1971年9月，经被告批准报销的用于给林家送礼和供林立果挥霍的公款就有2万多元。 + +　　被告认为靠上林彪是“得天独厚”。他完全接受了林立果、周宇驰关于“自由选择政治领导”，“要一边倒，不要两边靠”，“与其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的反动说教，把林彪当成政治靠山，把政治赌注完全押在林彪、林立果身上。他当着林彪的面说：“林立果是天才，是好领导，是最好的接班人”，“他在上海和我们一起工作，经常从各方面指点我们，这样，我们方向就明确了”。1970年6月，林立果开着林彪的红旗牌轿车，和被告、江腾蛟逛长城，合影、录像留念。在长城上，年过五十的王维国和江腾蛟分别在林立果的左右两侧，搀扶着二十来岁的林立果上台阶，大献殷勤，丑态百出。被告把林立果开的汽车说成是“政治车、幸福车、保险车”，坐了“不迷失方向，永不翻车”。在给林彪的效忠信里写道：“没有林副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家，就没有我的一切。”表示永远忠于林彪，做到“海枯石烂不变心”。被告还欺骗、蒙蔽空四军广大指战员，要“一切听从林副部长指挥，一切听从林副部长调动”，“把空四军建设成为林副主席放心的基地，信任的基地，巩固的基地，安全的基地”。 + +　　1970年8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被告身为中央候补委员，却写信向林立果请示“开会要做哪些准备，会中需要做些什么”。林立果通过周宇驰打电话告诉被告：“他（指林立果）叫你放、你就放，他不叫你放，你不能放。”会议期间，被告在吴法宪、林立果的串连和策动下，积极参与林彪“和平抢班”的阴谋活动。这一阴谋败露后，被告不但不揭发，反而与林彪、林立果勾结得更紧。在会议闭幕的当天，被告伙同陈励耘找林立果密谈，林立果说：“这次将力量暴露了，也暴露了你们。首长（指林彪）知道你们两个受损失很难过。”林立果的话清楚地表明，被告与林彪、林立果是一伙。 + +　　由于被告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对他十分信任。周宇驰在对“上海小组”成员的讲话中说：“王政委与副部长（指林立果）的感情是很深的，在所有问题上是一致的，林副部长的意见，就是王政委的意见，王政委的意见，副部长是很尊重的。”1971年3月24日，也就是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出笼的当天晚上，林立果、周宇驰在上海巨鹿路招待所召见被告等人。周宇驰说：“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要做到王政委说白的，就是白的；说黑的，就是黑的；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升起来，也要相信”。同年9月8日晚，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北京西郊机场密谋杀害毛主席的行动方案时提出：“实在不行，要王维国趁毛主席接见时动手。” + +　　以上事实说明，被告王维国走上反革命的犯罪道路，是他在个人野心的支配下，积极投靠林彪的必然结果。 + +　　三、被告王维国的犯罪行为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应负的法律责任 + +　　被告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直接指使下，为林彪策动武装政变作准备。这个反革命集团制定的《“571工程”纪要》中准备阶段的部分计划，就是通过被告干的。这里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主犯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的方案时，提出要使用“教导队”和“上海小组”。在这紧要关头，被告又向他们密报了毛主席的行动和谈话内容，使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转而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被告的密报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被告的犯罪行为，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犯罪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一伙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如果他们武装政变的阴谋得逞，就会亡党亡国，千百万人头落地，我国将陷入封建法西斯的血腥恐怖统治之中，我国的历史将出现一个大倒退。） + +　　被告王维国积极追随林彪、林立果，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其犯罪行为，直接危害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和统一，危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 +　　审判长、审判员、陪审员： + +　　被告王维国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参与武装政变的阴谋活动，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触犯了我国《刑法》第98条、第93条，构成了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策动叛乱罪，请法庭依法予以惩处。 + +　　另外，被告王维国在法庭调查期间，对有些犯罪事实拒不承认。对他的这种态度，请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字第3号 + +　　公诉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王义林、吕战。 + +　　被告人：王维国，男，现年63岁，汉族，河北省元氏县人，1938年3月入伍，原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1971年9月20日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28日被逮捕。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杭华。 + +　　被告人王维国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叛乱一案，由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3月1日至9日在本院法庭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检察员王义林、吕战出庭支持公诉。经审理查明： + +　　被告人王维国参与领导了由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林立果指挥的“上海小组”。1971年2月，王维国要求“上海小组”的“每一件工作、行动”，都“要有助于大局，大局就是副部长（指林立果）”。“上海小组”在林立果的控制、指挥和王维国的领导下，积极为林彪策动武装政变服务。 + +　　1971年3月下旬，林立果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周宇驰等人根据武装政变的需要，指使王维国在上海成立“教导队”和仿造7.62毫米轻型冲锋枪。王维国按照林立果的旨意，在上海新华一村亲自组建了由他领导的“教导队”。王提出要把“教导队”培养成为誓死捍卫林彪地位的“坚强战斗集体”。并指使“教导队”进行捕俘、格斗、驾驶车辆和打巷战等特种训练。与此同时，王维国还以“加强战备”和“改进轻武器”为名，在某军械修理厂试制了7.62毫米轻型冲锋枪8支，并送给林立果2支。 + +　　1971年3月31日，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王维国参加了这次会议，被林立果指定为上海的“头”。 + +　　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武装政变手令，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9月10日上午，“上海小组”主要成员蒋××向王维国报告了林立果要“‘小组’进入一等准备”和该组集中待命的情况后，王维国要蒋××等人“注意隐蔽”，不要被人家发现。当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在上海找王维国、王洪文谈话。11日下午，毛泽东主席离开上海后，当天，王维国两次打电话找周宇驰，向周密报了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和与其谈话的内容。12日晨，王维国又派其子王××乘飞机到北京，向林立果、周宇驰密报了毛泽东主席与其谈话的详细内容。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接到王维国的密报后，随即准备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当晚，周宇驰指使林彪反革命集团案同案犯李伟信通知“上海小组”的蒋××，并要蒋立即报告王维国：明日有一架大飞机到上海，“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全体人员，全副武装，随机出发，并要王维国同时到机场，有话告诉他。王维国听了蒋的报告后说：这次出发，可能和我把毛主席来上海的情况向林立果他们讲了有关。 + +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外逃死亡后，王维国指使“上海小组”主要成员袭××、蒋××等人销毁罪证，解散“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妄图掩盖罪行。 + +　　上述犯罪事实，有物证、书证和证人证言在案。但王维国不承认是犯罪。 + +　　被告人王维国，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叛乱，已构成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和策动叛乱罪。本院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93条和第24条、第64条、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一、判处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策动叛乱犯王维国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有期徒刑3年，策动叛乱罪有期徒刑12年，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扣除判决执行前羁押期，至1985年9月19日止。 + +　　二、剥夺其政治权利3年。 + +　　三、剥夺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从接到判决书的第2天起，10日内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梁明审判员　黄林异军人陪审员　涂序凑军人陪审员　刘玉荣军人陪审员　王克东1982年3月9日 + +　　此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张正秋1982年3月11日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1982）刑二字第3号 + +　　上诉人：王维国，男，现年63岁，汉族，河北省元氏县人，原任七三四一部队第一政委，1971年9月20日被隔离审查，1980年7月28日被逮捕。现在押。 + +　　（上诉人王维国因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叛乱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庭于1982年3月9日以（1982）刑字第3号刑事判决判处王维国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剥夺其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王维国不服，以“事实有的有出入”和“受蒙骗、被利用”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 +　　上诉人王维国积极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叛乱，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王维国参与领导了由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指挥、控制的，为武装政变直接服务的“上海小组”。1971年3月，又按照林立果等人根据武装政变的需要，成立“教导队”和制造武器的旨意，在上海亲自组建、领导了“教导队”，进行特种训练。同时，在某军械修理厂试制7.62毫米轻型冲锋枪，并将试制的冲锋枪送给了林立果。 + +　　1971年3月31日，王维国参加了林立果根据《“571工程”纪要》建立武装政变指挥班子的计划，在上海召开的秘密会议，被林立果指定为上海的“头”。 + +　　1971年9月，王维国在林彪下达武装政变手令，策划谋杀毛泽东主席后，听了蒋××关于林立果要“‘小组’进入一等准备”的情况报告，当即向蒋××布置：“要注意隐蔽”。同年9月11日，毛泽东主席离开上海后，王维国即向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周宇驰密报了毛泽东主席已离开上海的情况和与其谈话的内容。林彪、林立果等人接到密报后，随即准备南逃广州，图谋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9月12日，王维国也接到了周宇驰要“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全体人员，全副武装，随机出发的通知。在林彪叛国外逃死亡后，王维国又指使“上海小组”成员蒋××、袭××等人销毁罪证，解散“上海小组”和“教导队”，妄图逃避罪责。 + +　　综上所述，本庭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王维国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参与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王维国所提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93条和第64条、第52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 +　　王维国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1982）刑字第3号刑事判决。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郝绍安审判员　秦志新审判员　郭志文1982年4月16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李武清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4.txt b/CCRD/0/8/18/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d15adf40b49af0e6e898a9c6b66dee491850ee8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4.txt @@ -0,0 +1,101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戴立清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2）沪检分诉字第63号 + +　　被告人戴立清，男，44岁，山东省郯城县人。原是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市总工会常委。因犯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戴立清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 “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挥下，积极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犯罪活动，妄图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文化大革命”初期，戴立清参与王洪文、潘国平煽动冲砸《解放日报》社，制造动乱。为了巩固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制造武斗，镇压、迫害干部和群众。在科技界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大批科技人员。“四人帮”被粉碎后，积极参与策动武装叛乱。戴立清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使上海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 + +　　被告人戴立清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1966年12月初，戴立清参与王洪文、潘国平煽动冲砸《解放日报》社，制造动乱。这次事件，造成《解放日报》停刊6天，十余名领导干部和报社工作人员遭受人身迫害。 + +　　二、1967年7月至8月，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戴立清和陈阿大、叶昌明、王秀珍等人，多次密谋围攻上海柴油机厂。7月29日，戴立清参与策划制定了行动方案。为排除阻力，7月31日，戴立清和陈阿大、叶昌明、张宝林、胡永年等人，非法绑架、关押群众25人，其中7人被关押达8年之久。8月1日和3日，戴立清参与王洪文等人，部署各区组织队伍，具体布置行动方案。8月4日，他们调集了上千辆汽车和船只，蒙骗大批群众，携带铁棍、长矛等器械，从水陆两路围攻上海柴油机厂。戴立清积极参与现场指挥。这次事件，关押、伤残650人，厂房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 +　　三、1968年11月、12月，戴立清诬陷原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代所长汪猷、原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加木是所谓“特务嫌疑”，将汪、彭二人关押，进行迫害。1969年7月，原七○八所所长李志侠因反对林彪、张春桥，被戴立清诬陷为“现行反革命”，致李遭逮捕，关押5年之久。1969年7月，国防科委十四院干部苗宝鹏来沪工作时，对王洪文控制的“工宣队”流露不满。戴立清即将情况报告王洪文。在王洪文的授意下，戴立清指使岑麒麟将苗秘密绑架关押，毒打成伤。1968年12月9日，在全市科技系统召开的大会上，戴立清诬陷科技系统“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马天水在会上也竭力进行煽动。致使大批科技人员被诬陷为“特务”、“反革命”，遭到严重摧残。仅大会后的20天内，即被打死2人，逼死5人。 + +　　1968年5月，上海第六丝织厂工人秦明芳，公开反对对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诬陷、迫害，指斥王洪文等人是反革命。戴立清和黄金海对秦明芳进行迫害，致秦遭关押，折磨成疯。 + +　　四、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戴立清被陈阿大、叶昌明等人从市五·七干校召回后，立即参加了策动武装叛乱的犯罪活动。 + +　　12日下午和13日凌晨，戴立清先后在市工人文化宫和市总工会，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等人密谋决定，由戴立清和黄金海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立秘密联络点，主持起草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分批向区、县、局工会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 + +　　12日和13日，戴立清多次向上海后方基地负责人作了武装叛乱的部署。要他们“加强武器弹药检查和保管”，“加强民兵值班”，“密切注意上海至屯溪沿线情况”；对后方基地驻沪工作组负责人说：“现在情况严重，斗争尖锐复杂，准备他们大兵压境，所以在（上海）部署民兵”，指使他们连夜赶往后方基地，催促后方基地负责人加紧部署。 + +　　13日上午，戴立清和黄金海一起，向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等单位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下午，戴立清和马振龙到江南造船厂“民兵”秘密指挥点，继续策动武装叛乱。由于中央采取有力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 +　　被告人戴立清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干部和群众的检举，被害人的陈述，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的书证，完全证明属实。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戴立清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93条、第101条、第138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诬告陷害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薛良生1982年7月2日 + +## 为被告人戴立清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戴汉民　许润生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7条规定，为被告人戴立清指定辩护人，我们受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的指派担任本案被告戴立清的辩护人。在开庭前，我们查阅了本案的有关材料和各种证据，多次会见了被告，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我们又听取了被告人的陈述和证人的证言，刚才我们又听了公诉人发表的支持公诉的意见。我们为了履行辩护人的职责，根据事实和法律，特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 +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立清参与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根据法庭调查的有关证据证明，被告人戴立清参与策动武装叛乱是事实，对此应负重要罪责。但是，这次武装叛乱，是徐景贤、王秀珍为首策动的。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密谋策划决定发动武装叛乱，成立指挥班子，设立一号、二号秘密指挥点，作了武装叛乱的具体部署。而被告戴立清是在1976年10月12日开始参与策动武装叛乱的。法庭调查的证据已证实，这一情节，请法庭予以注意。1976年10月12日，叶昌明把戴立清从奉贤召回上海，之后，戴立清先后参加了以陈阿大、叶昌明为主召集的在市工人文化宫和市总工会举行的二次策划武装叛乱会议。被告人戴立清的有些犯罪活动，是在这二次策划会上共同策划后实施的。例如，他到上海三十一棉纺织厂秘密联络点坐镇值班和起草标语口号都是按照叶昌明的意见进行的，标语口号拟好后，最后又是叶昌明等人参改审定的。从上述事实说明，被告人戴立清的犯罪活动是在徐景贤、王秀珍组织策划下实施的，因此，在追究被告人戴立清的刑事责任时，对于这一具体情节，请审判庭予以充分考虑。 + +　　此外，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立清在1976年10月12日和13日，多次向后方基地驻沪工作组负责人部署武装叛乱，要他们通知后方基地，加强民兵值班，加强武器弹药检查、保管，驻沪工作组负责人按照戴立清的旨意，通知了后方基地。戴立清还在13日下午指派他们连夜赶往后方基地加紧布置，经过法庭调查，事实是清楚的，因此，戴立清对此应负重要的罪责。但是戴立清在13日晚上，打长途电话给后方基地党委书记王祥举，通知他来上海开会，并要他把戴立清派去后方基地的2个人，中途拦回上海，所以这次的布置没有落实下去。这在法庭宣读的证词和证人的证言，都已证明属实，对这一情节，亦请审判庭予以充分考虑。 + +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戴立清参与组织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武斗的罪行。经庭审调查宣读了有关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人戴立清多次参与密谋策划活动是事实，应负有罪责。但是，策划围攻上海柴油机厂武斗为首的组织者、指挥者是王洪文，王洪文应负主要罪责，这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特法字第一号判决书已作了认定。王洪文在1981年3月11日亲笔供词中亦承认：“打联司我负主要罪责，主要主意是我出的，最后决策是我下的”。因此，戴立清是在王洪文的指挥下参与犯罪活动的。至于1967年7月31日非法绑架关押群众25人的问题，经庭审调查证明，被告人戴立清虽参与策划，负责二线指挥。但是，去现场绑架群众的是陈阿大、张宝林、胡永年等人直接进行的。这些情节，请审判庭在量刑时予以注意。 + +　　三、关于被告人戴立清参与煽动冲砸《解放日报》社，制造动乱的问题。经查阅本案卷宗有关材料，被告人戴立清是在《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接受王洪文的指派，参与了一些活动。这一情节，请审判庭在确定戴立清的责任时，予以考虑。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本案被告人戴立清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之一，他所犯的罪行，对国家和上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罪行是严重的。但是，他的犯罪活动，有的是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进行的，有的是在徐景贤、王秀珍策划下进行的。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个共同犯罪集团，因此，每个人在实施犯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犯罪程度是各不相同的，根据罪责自负，罪罚相当的原则，请审判庭在追究刑事责任时，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结合他本人在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表现，给予恰当的处罚。 + +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沪中刑字第375号 + +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薛良生。 + +　　被告人：戴立清，男，现年44岁，汉族，山东省郯城县人。原是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临时工，“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上海后方基地委员会副书记，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家住本市东安2村97号21－22室。现在押。 + +　　辩护人：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律师戴汉民、许润生。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被告人戴立清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案，于1982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28日至8月2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对被告人戴立清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 +　　1967年7月底至8月初，被告人戴立清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为首策划围攻、打砸上海柴油机厂的大规模武斗，镇压群众。7月31日，戴立清伙同陈阿大等在泰安路非法绑架群众。8月4日，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调集队伍，从水、陆两路围攻上海柴油机厂，戴立清参与现场指挥，关押和打伤了大批群众，造成严重后果。 + +　　1968年12月9日，被告人戴立清在马天水的支持下，召开全市科技系统大会，煽动说：科技系统“特务多、集团性案件多、现行反革命多”，“是特务、叛徒成堆的地方”，致使大批科技人员、干部和群众被诬陷为“特务”、“反革命”，遭到残酷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在此前后，戴立清还诬陷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代理所长汪猷是“中统特务”，诬陷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彭加木有“特务嫌疑”，剥夺了他们的行动自由，并非法抄家，株连家属，后果严重；诬陷七○八研究所所长李志侠是“现行反革命”，致使李志侠被逮捕关押5年多。上海第六丝织厂职工秦明芳，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指斥王洪文是反革命，戴立清伙同黄金海对秦明芳进行迫害，致使秦明芳遭受关押，折磨成疯。戴立清还在王洪文指使下，对国防科委十四院干部苗宝鹏非法绑架关押，残酷迫害。 + +　　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被告人戴立清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策动武装叛乱。12日、13日，戴立清参与叶昌明、陈阿大在市工人文化宫和市总工会召集的策划武装叛乱活动，共谋确定进行反革命煽动，由戴立清负责设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的秘密联络点，并主持起草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在此期间，戴立清又对上海后方基地负责人部署武装叛乱，指使他们加强值班，加强“民兵”训练，加强武器弹药的检查，密切注视上海至屯溪沿线动态，并对上海后方基地驻沪工作组负责人说：“现在情况严重”，“准备他们大兵压境”，指派他们连夜赶往后方基地加紧部署。戴立清还伙同马振龙赶到江南造船厂“民兵”指挥点，要拉出“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活动。由于党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和查获的书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戴立清供认了主要犯罪事实。 + +　　本庭确认：被告人戴立清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戴立清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陷害罪，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01条、第138条以及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戴立清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许锦锋人民陪审员　李有则人民陪审员　夏宗辉 + +　　 1982年8月23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刘玫英 + +　　 1982年8月23日发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5.txt b/CCRD/0/8/18/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f18b7c33ac702cadb49dda828aeb2ec6c40f0cd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5.txt @@ -0,0 +1,69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马振龙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2）沪检分诉字第64号） + +　　被告人马振龙，男，42岁，江苏省泰兴县人。原是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市总工会常委、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副书记。因犯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马振龙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挥下，积极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动武装叛乱等犯罪活动，妄图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使上海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 + +　　被告人马振龙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当晚，马振龙参加了王秀珍在二号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召集的策动武装叛乱会议，和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施尚英等人共同策划，设立“民兵”秘密指挥点，轻工业局生产的枪支、弹药不交给部队，留作武装叛乱用。会上，马振龙表示“坚决不当投降派”，决心“对着干”。 + +　　十二日下午，马振龙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密谋决定，由黄金海、戴立清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立秘密联络点，主持起草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10月12日晚，马振龙参加了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人召集的会议，继续密谋武装叛乱，共同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等叛乱活动。会上，马振龙对朱永嘉等人提出的“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和发布“告全市、全国人民书”等主张，表示支持。马振龙还说：我要干的决心下定了，拼了命也要干，丢了脑袋也要干。13日凌晨，马振龙和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等人，又在市总工会密谋决定，分批向区、县、局工会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会后，马振龙立即指使轻工业局工会负责人，在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上带头发言，进行煽动，提出要市总工会带领他们搞武装叛乱。13日中午，马振龙和叶昌明、黄金海等人，共同审定了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21条。下午，马振龙又和戴立清到江南造船厂“民兵”秘密指挥点，继续策动武装叛乱。 + +　　9日至13日，马振龙多次向原轻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李光达等人进行反革命煽动，并在轻工业局系统进行了武装叛乱的具体部署。13日上午，马振龙亲自向轻工业局各组室和公司的部分负责人，再次进行反革命煽动，宣称要“血战到底”，威胁说：“谁当叛徒，我就干掉谁”。在马振龙的直接指挥下，李光达等人先后向轻工业局下属一102个单位进行了反革命煽动，扣留了应该交给部队的枪支1739支，弹药624万余发；设立了一、二线秘密指挥点；增领了自动步枪20支、子弹6千发，部署“民兵”准备好枪支、弹药，24小时值班；制定了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20条；调集了宣传车5辆，高音广播设备5套，汽车牌照7副，汽油票1400公升，自行车20辆，手电筒200只，电池9箱，桅灯216只，火柴1千盒，压缩饼干1吨等大批物资，进入临战状态。 + +　　10月12日、13日，马振龙多次向原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布置他们加强“民兵”值班，煽动组织工人罢工，建立秘密联络点。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 +　　二、1976年，马振龙策应江青一伙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同年2月至3月，马振龙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根子，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还乡团的总团长”。煽动打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 + +　　被告人马振龙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干部、群众的检举，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大量的书证、物证，完全证明属实。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马振龙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余源浩 吴国璋1982年7月2日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沪中刑字第376号 + +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余源浩、吴国璋。 + +　　被告人：马振龙，男，现年42岁，汉族，江苏省泰兴县人。原是上海搪瓷机修厂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中共上海市轻工业局委员会副书记、市总工会常务委员。家住本市长乐路1131弄1号104室。现在押。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被告人马振龙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案，于1982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28日至8月2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对被告人马振龙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 +　　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发动武装叛乱。10月8日晚，被告人马振龙积极参与王秀珍策划的武装叛乱活动，共谋设立秘密指挥点、扣留轻工业系统为部队生产的枪支弹药供武装叛乱使用。12日，马振龙参与叶昌明、陈阿大等在市工人文化宫密谋，决定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立秘密联络点，指定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和进行反革命煽动；晚上，又参与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继续策划武装叛乱活动，竭力表示反革命决心。13日，马振龙与叶昌明、陈阿大等在市总工会策划决定向区、县、局工会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并伙同戴立清到江南造船厂“民兵”指挥点，要拉出“民兵”进行武装叛乱活动。 + +　　10月9日至13日，被告人马振龙煽动市轻工业局组、室和部分公司负责人要“血战到底”，公然声称“谁当叛徒我就干掉谁”，并指使他们向轻工业局所属100多个单位进行了反革命煽动。经马振龙部署，在轻工业局调动了“民兵”昼夜值班待命，扣留轻工业系统生产该上交部队的枪支1739支、子弹624万余发，设立了一、二线秘密指挥点，制定了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调集了广播宣传器材、交通工具、照明设备和食品等大量物资。至此，武装叛乱进入临战状态。马振龙还多次对原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指使他们要在厂内设立联络点、组织工人罢工等。由于党中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全市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 +　　被告人马振龙于1976年2、3月间，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复辟势力的总代表”、“还乡团的总团长”，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和查获的书证、物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在庭审中，被告人马振龙供认了部分事实，但拒不认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马振龙，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王洪文策动的上海武装叛乱，是在轻工业局进行武装叛乱活动的组织者、指挥者，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马振龙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和策动武装叛乱罪，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以及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并考虑到马振龙庭审中在大量证据面前，仍进行抵赖，拒不认罪。据此，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马振龙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邵和云人民陪审员　黄擎宇人民陪审员　应华 + +　　 1982年8月23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殷蓉蓉1982年8月23日发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6.txt b/CCRD/0/8/18/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d3ea5324f08eece7b659e7d1db8d6f7441cc83c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6.txt @@ -0,0 +1,105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叶昌明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2）沪检分诉字第61号 + +　　被告人叶昌明，男，38岁，上海市嘉定县人。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市总工会副主任。因犯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叶昌明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挥下，积极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犯罪活动，妄图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文化大革命”初期，叶昌明参与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制造的“安亭事件”，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煽动夺取上海市领导权。为了巩固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制造冤案，镇压、迫害干部和群众，1976年参与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应江青一伙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积极参与策动武装叛乱。叶昌明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使上海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 + +　　被告人叶昌明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1966年11月6日至9日，叶昌明和王洪文、潘国平、陈阿大、黄金海等人，经过密谋策划，召开大会，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造成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提出“我们要夺权”，煽动夺上海市领导权。11月10日，王洪文、潘国平聚众扰乱上海车站，安亭车站，阻拦列车，破坏交通运输，影响列车正常运行32小时。当天，叶昌明赶往安亭车站，积极进行反革命煽动，参与制造动乱。 + +　　二、1967年7月至8月，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叶昌明和陈阿大、戴立清、王秀珍等人，多次密谋围攻上海柴油机厂。7月29日，叶昌明参与策划制定了行动方案。为了排除阻力，7月31日，叶昌明和陈阿大、戴立清、张宝林、胡永年等人，非法绑架、关押群众25人，其中7人被关押达8年之久。8月4日，叶昌明和王秀珍在秘密指挥点，负责联络指挥。他们调集了上千辆汽车和船只，蒙骗大批群众，携带铁棍、长矛等器械，从水陆两路围攻上海柴油机厂。这次事件，关押和伤残群众650人，厂房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 +　　1973年12月，叶昌明诬陷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干部浦伋“争夺工大领导权”，致浦遭到严重迫害。 + +　　三、1976年，叶昌明策应江青一伙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同年4月，叶昌明在全市万人大会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大党阀、大野心家”，“网罗叛徒、反革命、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组织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煽动打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 + +　　四、1976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当晚，叶昌明参加了王秀珍在二号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召集的策动武装叛乱会议，和王秀珍、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共同策划，设立“民兵”秘密指挥点，派人监视部队动态，轻工系统生产的枪支、弹药不交部队，留作武装叛乱用。会上，叶昌明诬陷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宫廷政变”，主张“发动工厂工人罢工”，决心要与党中央“对着干”。9日，叶昌明去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检查“民兵”的枪支、弹药，部署“民兵”加强值班。 + +　　12日下午，叶昌明和陈阿大、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密谋决定，由黄金海、戴立清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立秘密联络点，主持起草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12日晚，叶昌明参加了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召集的会议，继续密谋武装叛乱，共同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会上，叶昌明再次提出要“对着干”。10月13日凌晨，叶昌明和陈阿大又在市总工会和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人密谋决定，分批向区、县、局工会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中午，叶昌明和黄金海、马振龙等人，共同审定了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21条。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 +　　被告人叶昌明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干部和群众的检举、被害人的陈述、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的书证、物证，完全证明属实。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叶昌明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92条、第93条、第101条、第138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诬告陷害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陈三宝 华关根1982年7月2日 + +## 为被告人叶昌明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石钟祥　傅玄杰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接受被告叶昌明的委托，指派我们两人担任他的辩护人。我们依法履行职责，对本案提出如下几点辩护意见。 + +## 一 + +　　叶昌明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参与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犯罪活动。庭审调查的结果表明，犯罪事实是清楚的。但是，法庭调查的结果也表明被告叶昌明的犯罪活动，是在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他们在上海的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亲自策划指使下进行的。对叶昌明如何确定罪责，分别说明如下： + +　　第一，起诉书第1条指控被告叶昌明参与煽动夺权，在安亭车站制造动乱问题。现已查明，1966年11月9日以王洪文、潘国平为首聚众诬陷中共上海市委、制造动乱，煽动夺权，从而发生阻拦列车，影响列车正常运行32小时，即安亭事件。造成了危害社会的严重后果。王洪文、潘国平是安亭事件的策划者、指挥者，应负主要责任。叶昌明是在列车被阻拦后才到安亭，作了煽动性的发言。因此，被告叶昌明是一个参与者，与王洪文是有区别的。 + +　　第二，起诉书第2条指控叶昌明多次密谋围攻上海柴油机厂和非法绑架群众问题。根据法庭调查证明，叶昌明参与密谋策划围攻上海柴油机厂是事实，应负一定的罪责。但必须指出：被告叶昌明在67年8月4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时，他没有到上柴厂现场，而是接受王洪文指派在二线分工负责电话值班，至于在67年7月31日非法绑架群众25人，是陈阿大、胡永年、张宝林所为。所以冲砸上海柴油机厂和非法绑架，应由王洪文、陈阿大承担主要责任，被告叶昌明也应负一定的罪责。 + +　　第三，起诉书第3条指控叶昌明在1976年策应江青一伙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在全市万人大会上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问题。根据法庭调查，证实这次万人大会是张春桥直接指使由马天水、徐景贤一手策划召开的。被告叶昌明是在他们的授意下在大会上作了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发言，当然负有一定的罪责。但张春桥、马天水、徐景贤是这次万人大会的策划者、指挥者，对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图谋颠覆政府的严重罪行，应承担主要的和直接的罪责。 + +　　以上这些情节，请法庭考虑。 + +## 二 + +　　检察院指控被告叶昌明参与策动武装叛乱问题，经过法庭调查，已经查明：被告叶昌明在策动武装叛乱中负有重要罪责。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策动武装叛乱，是以徐景贤、王秀珍为首，在1976年10月8日密谋策划的。他们决定：撤出康平路机关，设立两个秘密指挥点，下达了3万1千民兵待命，2千500民兵集中的手令。而被告叶昌明是在1976年10月8日夜晚，在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发动武装叛乱进入二号指挥点之后，被通知参加的。他是在王秀珍的直接指挥和组织下进行武装叛乱活动的。因此，徐景贤、王秀珍是策动武装叛乱的策划者、指挥者，应负主要罪责。叶昌明应与徐景贤、王秀珍区别开来，请法庭予以充分注意。 + +## 三 + +　　本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在确定反革命集团中各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既要把反革命集团中的主犯和从犯加以区别，又要把各主犯之间在反革命集团中所处的地位、参与的程度，作用的大小和直接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加以区别，法庭调查表明：被告叶昌明的犯罪活动，有的是在王洪文直接指挥下实施的，有的是在张春桥、徐景贤、王秀珍的策划指挥下实施的。被告叶昌明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应根据他在反革命集团中所处的地位和实际参与的程度，依照我国刑法罪罚相当的原则，予以区别对待。 + +　　另外，被告叶昌明在十年动乱中，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指使下，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有不可推卸的罪责。但是被告叶昌明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能够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实，经过查证，交待属实。特别在这次法庭审讯中，他对所犯罪行，亦已有所认识。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贯政策，和我国刑法第1条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规定，请法庭根据叶昌明的犯罪情节，危害程度和坦白交待情况及目前的认罪态度，酌情处罚。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沪中刑字第373号 + +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陈三宝、华关根。 + +　　被告人：叶昌明，男，现年38岁，汉族，上海市嘉定县人。原是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市总工会副主任。家住本市东安4村26号44室。现在押。 + +　　辩护人：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律师石钟祥、傅玄杰。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被告人叶昌明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案，于1982年7月2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7月27日至8月23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对被告人叶昌明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 +　　1976年10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被告人叶昌明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策动武装叛乱。10月8日深夜，叶昌明伙同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参与王秀珍策划的武装叛乱活动，共谋设立秘密指挥点，策划轻工业系统生产的枪支弹药不上交部队以及监视部队动向，公然提出上街游行、罢工等。9日，叶昌明去上海合成纤维研究所检查“民兵”枪支弹药，指使加强值班，为武装叛乱作准备。12日，叶昌明伙同陈阿大召集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在市工人文化宫密谋，叶昌明决定由戴立清、黄金海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分别负责、设置秘密联络点，指使戴立清起草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当晚，叶昌明参与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进一步策划武装叛乱活动；深夜，又紧急召集市总工会机关全体工作人员会议，进行反革命煽动。13日，叶昌明伙同陈阿大等又在市总工会策划，决定立即召集区、县、局工会负责人会议，再次进行反革命煽动，并指使他们将煽动的内容立即传到基层工会，还亲自审定了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由于党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 +　　1967年7月底至8月初，被告人叶昌明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为首策划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大规模武斗，造成严重后果。1974年1月，叶昌明对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干部浦伋进行非法监禁，致使浦伋遭受严重迫害。 + +　　1976年4月，被告人叶昌明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策划召开的全市万人大会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组织还乡团”、“进行反攻倒算”，并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等，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查获的书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叶昌明亦供认不讳。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叶昌明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叶昌明犯有积极参与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和诬告陷害罪，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90条、第92条、第93条、第98条、第138条以及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叶昌明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10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陆效良人民陪审员　夏爵一人民陪审员　曹玫玖 + +　　 1982年8月23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吴肇邦 + +　　 1982年8月23日发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7.txt b/CCRD/0/8/18/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03565d29719d6a96c36f8bc06a06457c9465dfe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7.txt @@ -0,0 +1,133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陈阿大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 +　　被告人陈阿大，男，四十岁，浙江省绍兴县人。原是上海良工阀门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工交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副主任。因犯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陈阿大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挥下，积极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犯罪活动，妄图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文化大革命”初期，陈阿大参与王洪文、潘国平等人制造的“安亭事件”，冲砸《解放日报》社，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煽动夺取上海市领导权。为了巩固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煽动“打砸抢”，制造冤案，镇压、迫害干部和群众。一九七六年，参与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策应江青伙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四人帮”被粉碎后，积极参与策动武装叛乱。陈阿大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使上海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 + +　　被告人陈阿大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积极参与夺取上海市领导权。 + +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六日至九日，陈阿大和王洪文、潘国平、叶昌明、黄金海等人，经过密谋策划，召开大会，诬陷中共上海市委“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造成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白色恐怖”，提出"我们要夺权”，煽动夺上海市领导权。十一月十日，王洪文、潘国平聚众扰乱上海车站、安亭车站，阻拦列车，破坏交通运输，影响列车正常运行达三十二小时。陈阿大先后到上海车站、安亭车站，参与制造动乱。 +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初，陈阿大参与王洪文、潘国平煽动冲砸《解放日报》社，制造动乱。这次事件，造成《解放日报》停刊六天，十余名领导干部和报社工作人员遭受人身迫害。 + +　　一九六七年一月五日，陈阿大参加张春桥、姚文元召集的密谋反革命夺权会议，共同策划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为了造声势、扩大影响，按照陈阿大的主张，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一月六日大会上宣布“彻底打倒”上海市委，“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市长”，强令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交代所谓“罪恶活动”，夺取了上海市领导权。 + +## 二、煽动“打砸抢”，制造冤案，镇压、迫害干部、群众。 + +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八月，在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陈阿大和戴立清、叶昌明、王秀珍等人，多次密谋围攻上海柴油机厂。七月二十九日，陈阿大参与策划制定了行动方案。为排除阻力，七月三十一日，陈阿大亲自调集队伍，和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胡永年等人，非法绑架、关押群众二十五人，其中七人被关押达八年之久；八月二日，陈阿大等人，在“大世界”附近聚众武斗，死亡二人。八月四日，陈阿大和戴立清、潘国平、叶昌明、王秀珍、王明龙、张宝林等人，调集了上千辆汽车和船只,蒙骗大批群众，携带铁棍、长矛等器械，从水陆两路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陈阿大直接下令从中华造船厂调动登陆艇、巡逻艇，巡逻封江。这次事件，关押、伤残六百五十人，厂房设备遭到严重破坏。 + +　　一九六七年三月，王洪文等人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在青浦县蓄意制造和挑动武斗。同年十月，王洪文、陈阿大、黄金海等人策划，决定从市区、安亭等处调集队伍。陈阿大在市区调集丁大批队伍、车辆，集中西郊，图谋围攻青浦县。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陈阿大在工交系统参与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陈阿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参与迫害中共地下党员、原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代厂长倪家驹，将倪拘留、关押三年半。一九七O年二月，陈阿大等人速陷市机电二局二十一所青年工人马文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马遭逮捕，冤死狱中。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海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写了一篇《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商榷》的文章，反对徐景贤对小说《上海的早晨》的批判。陈阿大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诬陷桑是“现行反革命”，指使人对桑进行批斗和抄家。一九七五年十月，陈阿大参与决定将桑伟川逮捕，判刑七年，致桑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 + +## 三、参与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 +　　一九七六年，陈阿大策应江青一伙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同年二月至三月，陈阿大在各种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个地地道道的买办资产阶级”，是“搞复辟倒退”的“总头子、总代表”。煽动打倒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 + +## 四、积极参与策动武装叛乱。 + +　　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当晚，陈阿大参加了王秀珍在二号指挥点（市民兵指挥部）召集的策动武装叛乱会议，和王秀珍、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施尚英等人共同策划，煽动工人罢工，设立“民兵”秘密指挥点，控制机场、车站、电讯等要害部门。会上，陈阿大表示坚决要与中央“对着干”，提出要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万吨轮沉在吴淞口封锁航道。并参与布置专人控制专机、专列等动态。 + +　　十月十二日下午，陈阿大和叶昌明、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人，在市工人文化宫密谋决定，由黄金海、戴立清在上海第三十一棉纺织厂设立秘密联络点，主持起草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十月十二日晚，陈阿大参加了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人召集的会议，继续密谋武装叛乱，共同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准备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会上，陈阿大表示“要大干”，再次提出堵塞机场跑道、沉船封江的反革命主张。 + +　　十月十三日凌晨，陈阿大、叶昌明又在市总工会和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人密谋决定，分批向区、县、局工会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十三日下午，陈阿大还布置童海龙去良工阀门厂进行反革命煽动。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 +　　被告人陈阿大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干部和群众的检举，被害人的陈述，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的大量书证，完全证明属实。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陈阿大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明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诬告陷害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孙正东 唐光祺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 + +## 为被告人陈阿大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陈瑞谟 毕道德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接受被告陈阿大委托后，指派我们担任他的辩护人，现在我们依法进行辩护： + +　　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共同犯罪集团，法庭已经查明在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指使下，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直接策划、指挥下，犯下了一系列反革命罪行。被告人陈阿大积极地参与了这些犯罪活动。陈阿大与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以及在上海的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其他重要骨干，都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但是，在确定共犯中各个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时，既要区别主犯与从犯，又要把每一个重要骨干在集团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以及实施犯罪程度加以分析，然后根据罪责自负、罪与刑相适应原则，分别予以处罚。 + +　　现在我们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 +## 一 + +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阿大积极参与夺取上海市领导权问题，陈阿大负有重要罪责，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三点需要说明： + +　　第一，法庭已经查明，1966年11月9日，以王洪文、潘国平为首聚众制造动乱，诬陷中共上海市委，煽动夺权，因而发生了在安亭车站阻拦列车事件。被告人陈阿大是在列车被阻拦以后到达安亭车站的。起诉书认定王洪文、潘国平聚众扰乱上海车站、安亭车站，是完全正确的，王洪文、潘国平对此应负主要责任，陈阿大负有一定的责任。 + +　　第二，1966年12月初，煽动冲砸《解放日报》社，制造动乱，根据有关材料证明，被告人陈阿大在《解放日报》事件发生后，是受王洪文的指派，去《解放日报》社参与活动的，追究刑事责任，应由王洪文、潘国平负主要责任。被告陈阿大也负有一定的责任。 + +　　第三，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以及徐景贤等人密谋策划召集反革命夺权会议，被告人陈阿大参与了这次密谋会议，并在会上提出所谓“打倒市委”大会，改在人民广场召开的反动主张。需要指出的是，这次夺权大会，是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策划指挥下召开的。从而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大权。 + +　　以上充分说明，被告人陈阿大，在王洪文、潘国平制造动乱、煽动夺权，到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直至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中，是一个积极参与者，应负重要罪责，但是他的犯罪活动是在主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在确定他的刑事责任时，应与主犯区别开来，这一具体情况请法庭考虑。 + +## 二 + +　　起诉书指控被告陈阿大调集队伍，图谋围攻青浦县一节，根据起诉书认定的事实，1967年3月，青浦武斗是王洪文等为了巩固和扩大他们已篡夺的权力，蓄意制造的。有关材料证明，此后曾连续发生武斗。陈阿大奉王洪文之命，调集了一路队伍集结在西郊，企图威胁青浦县群众。但是他所调集的队伍，没有到达青浦县，这一情节请法庭考虑。 + +## 三 + +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阿大在1967年7、8月间，多次参与密谋并在泰安路、大世界、上海柴油机厂进行了三次犯罪活动。法庭已经查明，在上述犯罪活动中，王洪文不但是组织领导与指挥者，他还亲自到泰安路一带直接进行布置；还亲自率领上千辆汽车、船只与大批队伍，从水陆两路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陈阿大积极参与上述犯罪活动，应负重要罪责，但与王洪文相比较，毕竟有所区别；同时还要指出：参与现场指挥的还有潘国平、耿金章、张宝林、戴立清等人，这一情节请法庭注意。 + +## 四 + +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阿大积极参与策划武装叛乱，我们对此没有异议，但需要说明的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动武装叛乱由来已久，早在1976年8月，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与丁盛密谋后，一方面向张春桥汇报，一方面给民兵发放枪、炮、弹药。同年10月8日，徐景贤、王秀珍等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立即进行了武装叛乱的部署。王秀珍按原定叛乱部署，在二号指挥点，召集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等进行煽动并作了具体布置。从此，陈阿大开始参与策动武装叛乱的犯罪活动。被告人陈阿大积极参与策划，应负重要罪责，但需要指出，策动武装叛乱为首的组织者、指挥者是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参与犯罪活动是在王秀珍的直接指挥下实施的，因此，陈阿大在策动武装叛乱活动中的地位、作用与犯罪程度和徐景贤、王秀珍不同，他所承担的刑事责任也应有所区别。这一事实与情节请法庭加以考虑。 + +## 五 + +　　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陈阿大在十年动乱中所犯的罪行，给国家和上海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罪行是严重的，但是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他们策动的武装叛乱活动，由于中央采取了有力措施被及时制止以后，被告人陈阿大迫于形势，停止了犯罪活动。在审查期间，他陆续交代了反革命罪行，并对其同伙的罪行以及抗拒审查的言行有所揭发，在本案的审理过程中，陈阿大在法庭上对自己所犯的罪行供认不讳，并表示认罪，愿意承担罪责，请法庭评议时，根据我国刑法第1条规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酌情判处。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沪中刑字第372号 + +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孙正东、唐光祺。 + +　　被告人：陈阿大，男，现年四十岁，汉族，浙江省绍兴县人。原是上海良工阀门厂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工交组负责人，市总工会副主任。家住本市瑞金二路五十二弄四号楼四一四室。现在押。 + +　　辩护人：上海市第二法律顾问处律师陈瑞谟、毕道德。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被告人陈阿大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三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对被告人陈阿大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 +　　一九六七年初，被告人陈阿大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召开“夺权”大会。陈阿大为了“造声势”，坚持提出大会改在人民广场召开，参与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权。 + +　　一九六七年七月底至八月初，被告人陈阿大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为首策划围攻、打砸上海柴油机厂的大规模武斗，镇压群众。七月三十一日，陈阿大伙同戴立清、张宝林、胡永年等调集人员，在泰安路非法绑架、关押群众二十五人，其中七人被关押了八年之久。八月二日，陈阿大又在延#东路、西藏南路附近聚众挑起武斗，造成死亡两人，伤十余人。八月四日，在王洪文的组织、指挥下，陈阿大调动中华造船厂登陆艇、巡逻艇三艘，参与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致使大批群众被关押、伤残，造成严重后果。 + +　　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被告人陈阿大参与迫害原上海第十二棉纺织厂负责人倪家驹，致使倪家驹被非法拘禁三年多；参与诬陷上海市第二机电工业局二十一研究所工人马文孚是“现行反革命”，马文孚遭逮捕关押，冤死狱中；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诬陷上海市煤气公司助理技术员桑伟川是“现行反革命”，桑伟川被非法抄家，逮捕判刑七年。 + +　　一九七六年二月至三月，被告人陈阿大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部署下，先后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干部大会等会议上，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搞复辟倒退"的“总头子"、“总代表”，“大搞反攻倒算”等，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 +　　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徐景贤、王秀珍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十月八日晚，被告人陈阿大积极参与王秀珍策划的武装叛乱活动，提出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用万吨轮沉在吴淞口封锁航道，并共谋设立秘密指挥点、组织罢工，参与布置控制机场、车站和电讯等要害部门，十二日、十三日，陈阿大、叶昌明召集黄金海、戴立清、马振龙等在市工人文化宫和市总工会策划决定设立秘密联络点，制定武装叛乱用的标语口号，对区、县、局工会负责人进行反革命煽动。陈阿大又参与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策划停产罢工、游行示威，以及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陈阿大再次提出用钢锭堵塞机场跑道和沉船封锁吴淞口。陈阿大还指使童海龙到上海良工阀门厂进行反革命煽动。由于党中央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查获的书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陈阿大亦供认不讳。 + +　　本庭确认：被告人陈阿大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陈阿大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伤人罪和诬告陷害罪，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以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并考虑到陈阿大在庭审中认罪态度尚好。据此，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陈阿大有期徒刑十六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本判决书的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髙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长 梁振衰人民陪审员 马东侠人民陪审员 张龙祥 + +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崔剑平 + +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发出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8.txt b/CCRD/0/8/18/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5e5d00ff3cb3c0eb09459e04636ab20f6d3949f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8.txt @@ -0,0 +1,99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朱永嘉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 +　　被告人朱永嘉，男，五十一岁，江苏省无锡市人。原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中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写作组负责人。因犯反革命罪，由上海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已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朱永嘉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指挥下，积极参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一系列篡党夺权的犯罪活动，妄图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文化大革命”初期，朱永嘉积极参与徐景贤、王承龙等人，从市委机关内部制造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事件”，紧密配合王洪文等人，夺取上海市领导权。为了巩固他们已篡夺的权力，实行反革命统治，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煽动打倒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策应江青一伙图谋最终颠覆政府。“四人帮"被粉碎后，积极参与策动武装叛乱。朱永嘉所进行的犯罪活动，使上海人民遭受严重灾难，给国家造成严重危害。 + +　　被告人朱永嘉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朱永嘉和徐景贤、王承龙等人密谋策划，里应外合，煽动“把上海市委闹它个天翻地覆”，制造了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事件”，紧密配合王洪文等人，从市委机关内部进行夺权。十二月十八日，朱永嘉和徐景贤等人召开大会，对陈丕显、曹荻秋等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人身迫害。一九六七年一月，朱永嘉又积极为召开“彻底打倒”上海市委大会搜集材料，诬陷陈丕显是“刘记修正主义司令部在上海的黑司令”，提出“打倒陈丕显”，煽动夺取上海市领导权。 + +　　二、一九七〇年二月，朱永嘉参与徐景贤、王秀珍，在复旦大学制造冤案，诬陷邹万春、吴维国、李华兴等六名教师是所谓“小集团”，进行迫害。吴维国被迫害致死。 + +　　一九七〇年九月，朱永嘉又诬陷复旦大学的干部和中共党员中有“辫帅”、“辫子兵”，搞“张勋复辟”，将一百余名党员、干部集中办“学习班”，对他们进行迫害。其中八人被非法拘禁，二人被迫害致死。 + +　　三、一九七六年，江青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髙权力，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煽动打倒一大批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朱永嘉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下，伙同王知常等人，直接指挥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在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了《革命与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论走资派》、《要哪个阶级的自由？——兼评邓小平的世界观》、《梯也尔小传》、《由赵七爷的辫子想到阿Q小D的小辫子兼论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大辫子》、《评邓小平的反革命舆论攻势》等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比资本家还厉害”，是“挂着共产党领导人的招牌”，“干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事业”的“敌人”。积极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 +　　一九七六年四月，朱永嘉又在全市万人大会上，诬陷邓小平是“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顽固派”、“妄图断送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诬陷老干部是“走资派”，已经成为他们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积极参与江青一伙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活动。 + +　　四、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获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的消息后，决定发动武装叛乱。当晚，朱永嘉参加了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召集的密谋策动武装叛乱的会议。会上，朱永嘉提出要“拉出民兵来，打一个礼拜不行，打五天三天也好，让全世界都知道”。会后，朱永嘉在原市革委会写作组召集王知常等人共同策划，为煽动武装叛乱收集了“赫鲁晓夫是怎样篡党夺权的？”等资料，设立了秘密联络点。深夜，朱永嘉去《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分别向三个单位的负责人布置，要注意新华社消息，有情况立即报告，妄图封锁中央消息。 + +　　十月十二日晚，朱永嘉又参加了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召集的会议，继续密谋武装叛乱。会上，朱永嘉、王知常竭力煽动“大干”，要“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主张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党中央采取有力措施和上海军民的坚决斗争，及时制止了他们的犯罪活动。 + +　　被告人朱永嘉所犯的严重罪行，有干部、群众的检举，被害人和家属的陈述，同案人的供述，有查获的大量书证，完全证明属实。被告人朱永嘉也供认不讳。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朱永嘉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特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林遇良 张福道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 + +## 为被告人朱永嘉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倪彬彬 王一鸣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接受被告人朱永嘉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朱永嘉的辩护人，我们接受委托以后，认真阅看了全部案卷材料，多次会见了被告，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被告人朱永嘉如实地进行了供述，法庭出示了有关的证据，现在法庭已调查结束，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 +## (一） + +　　本案是一个反革命集团案件，在确定反革命集团各个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时，应当根据他们每个人在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和参与实施犯罪的程度来分别确定其罪责，作为量刑的依据，被告朱永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制造反革命舆论的负责人之一，犯有一系列反革命罪行，被告人朱永嘉应该承担严重罪责。但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朱永嘉负责的舆论工具——报刊杂志是受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有些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实施的。例如，起诉书上所指控的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革命与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一文，我们查阅了1982年3月24日肖木的证词，证明是张春桥指使朱永嘉在他所掌握的《学习与批判》上发表的，目的用以诬陷邓小平副主席。根据法庭出示王知常1978年11月27日的证词证实，被告朱永嘉是按照张春桥的指使，在选题会上进行布置、落实的，证明炮制这篇文章的指使者是张春桥。当然，被告朱永嘉是要负重要罪责。但是从这一犯罪活动的整个过程来看，被告朱永嘉是秉承了张春桥的黑指示进行的。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时，不能不考虑这一具体情况。 + +　　又据起诉书上所指控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朱永嘉和徐景贤、王承龙等人密谋策划，里应外合，制造了所谓“心脏爆炸，后院起火事件”。在12月18日召开大会，对陈丕显、曹荻秋等党政领导干部，进行人身迫害，根据案卷材料王知常1981年1月15日的供词说：“1966年12月16日下午在武康路2号召开了大会的筹备会议，决定以12月18日的筹委会为班底，成立了上海市委机关革命造反联络站，选出了以徐景贤、郭仁杰、王承龙三人为负责人，朱永嘉参加了机关联络站联络组进行活动”。在12月18日的大会上，他们要“把上海市委闹它个天翻地覆”，制造动乱。但是，这个大会是徐景贤、王承龙等人为首召集，被告朱永嘉参与策划召开的，1967年1月，被告朱永嘉又按照了徐景贤的布置，搜集材料，草拟发言稿，诬陷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被告朱永嘉参与这一犯罪活动，是在徐景贤直接指挥下进行的。因此，被告朱永嘉所负的罪责，和徐景贤等有所区别。 + +　　又如起诉书指控被告朱永嘉参与徐景贤、王秀珍在复旦大学制造冤案，诬陷邹万春、吴维国、李华兴等6名教师的所谓“小集团”，进行迫害，吴维国被迫害致死问题，我们查阅了有关的案件，根据1981年2月28日王秀珍供词说：“在张春桥的旨意下，为了进一步迫害炮打张春桥的师生员工，我多次到复旦传达张的黑指示。‘六个指导员’的问题要立案，重点搞”。王秀珍又在1981年4月22日的供词中说：“对六指导要立案搞的决定，是徐景贤在一次会议上传达张春桥指使，并详细介绍六指导员所谓反朱永嘉、反张春桥的问题，以后一办决定要立案搞，其实是张春桥、徐景贤授意决定的”。在这问题上被告朱永嘉参与了诬陷活动，应负一定罪责，但与张春桥、徐景贤、王秀珍比较应负罪责又有区别。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根据以上事实，被告朱永嘉一系列的犯罪是在张春桥、徐景贤、王秀珍等人指使下实施的，他本身应负一定罪责，但在量刑时应考虑他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以及犯罪程度，都与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等有所不同，请法庭根据罪罚相当的原则，予以考虑。 + +## （二） + +　　根据本案案卷材料和庭审经过可以说明，被告朱永嘉对自己所犯罪行，作了交代，并有认罪的表现。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粉碎后，被告朱永嘉迫于形势，在党的政策感召下，坦白交待了策动武装叛乱的罪行，并检举揭发同伙。在本案法庭审理调查过程中，他能如实地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认识到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严重的反革命罪行。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凡是认罪悔罪、坦白交代检举揭发的，根据我国刑事政策，历来都是作为可以考虑从轻的情节。被告朱永嘉自犯罪发觉后，能认罪服法，表现较好，请审判庭在量刑时，依据我国刑法第1条所规定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酌情给予从轻判处。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沪中刑字第377号 + +　　公诉人：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林遇良、张福道。 + +　　被告人：朱永嘉，男，现年五十一岁，汉族，江苏省无锡市人。原是中共上海市委员会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写作组负责人。家住本市复旦大学第一教工宿舍一号。现在押。 + +　　辩护人：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律师倪彬彬、王一鸣。 + +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就被告人朱永嘉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七月二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二十三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 + +　　本庭对被告人朱永嘉反革命一案业经审理终结，查明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朱永嘉，于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姚文元的指使下，积极参与徐景贤等密谋策划召开“夺权”大会。朱永嘉积极搜集材料，制造舆论，煽动夺权，并参与对中共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丕显、上海市市长曹荻秋等领导干部进行人身迫害，夺取了上海市党政领导权。一九七〇年，朱永嘉又参与徐景贤等在复旦大学制造冤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有的被迫害致死，造成严重后果。被告人朱永嘉，一九七六年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在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的指使下，伙同王知常直接控制写作班子，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在他们出版的书报、杂志上，先后发表了《论走资派》、《要哪个阶级的自由——兼评邓小平的世界观》、《革命与资本——读〈汪精卫卖国记〉有感》等大量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干着“反革命事业”，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同年四月，在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策划召开的全市万人大会上，朱永嘉又诬陷邓小平和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继续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 + +　　被告人朱永嘉，积极参与策动武装叛乱。一九七六年十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被拘禁后，十月八日晚，朱永嘉积极参与徐景贤、王秀珍密谋策动武装叛乱活动，公然提出拉出“民兵”，“打一个星期不行，打三天五天也好，让全世界知道”；指使市革命委员会写作组收集、汇编资料，为武装叛乱作舆论准备，并建立丁秘密联络点。当日深夜，朱永嘉又主动去《文汇报》、《解放日报》社和广播电台检查部署，进一步控制舆论工具，紧密配合武装叛乱。十月十二日晚，朱永嘉又参与冯国柱、王少庸、张敬标、黄涛等策划武装叛乱，竭力主张派“民兵”进驻报社、电台和发表“告全市全国人民书”，并伙同王知常提出“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的反革命口号，宣称要“决一死战”。由于党中央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和全市军民的坚决斗争，他们的武装叛乱终未得逞。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和查获的书证、物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朱永嘉亦供认不讳。 + +　　本庭确认：被告人朱永嘉，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类覆政府，长期控制宣传舆论工具，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 + +　　朱永嘉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颏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严重危害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九十条、第九十二条、第九十三条、第九十八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以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的规定，并考虑到朱永嘉在案发后和庭审中认罪态度尚好。据此，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朱永嘉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收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天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和副本，上诉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 +　　 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 判 长 张仁良人民陪审员 刘金人民陪审员 董世忠 + +　　 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沈晓华 + +　　 —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发出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29.txt b/CCRD/0/8/18/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1463debc626fe48cb8cad5a92dac774a0429f97 --- /dev/null +++ b/CCRD/0/8/18/000029.txt @@ -0,0 +1,37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对邢骏、张泽民案件的讨论意见 + +　　自7月10日开始，会议转入对拟给予党政纪处分人员案件的讨论。今天各组分别讨论了呼和浩特铁路局邢骏、张泽民的案件。现将讨论情况和意见综合如下： + +## 一、对邢骏案件的审理意见 + +　　（一）大家认为，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支持造反派夺权，搞乱呼铁局局势，诬陷和迫害干部、群众，破坏铁路运输生产，造成惨重后果，民愤很大，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在清查中态度不好，对错误不认识，检查极不深刻。根据上述事实和态度，应追究刑事责任。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根据中央9号文件精神，多数同志同意呼铁局党委意见，不追究其刑事责任，给予邢骏开除党籍、行政降为副处级，工资由230元降为165元的处分。 + +　　（二）少部分同志认为，从呼铁局整理的案件材料看，邢骏实属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民愤很大，开除其党籍的处分并不重。但考虑到他是1938年入党的老党员，经过教育，如能转变态度，认识错误，还可以保留其党籍，给予留党察看2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工资待遇可以不变。 + +　　（三）少数同志认为，邢骏这个人思想品质不好，一贯是整人的，实际他是有野心、搞阴谋。邢的问题已构成犯罪，本应从严处理。中央领导同志对他搞乱铁路运输很不满意，曾经点名对他进行过严厉批评。所以应给予其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降为一般干部，工资可以不动，如降职后必须降工资，则可采取发生活费的办法补贴。 + +## 二，对张泽民案件的审理意见 + +　　大家认为，张泽民与邢骏有很多共同的严重错误。不同的是张在呼铁局分管干部工作。作为一个管理干部的负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干部的档案材料提供给造反派利用，诬陷和迫害干部、群众，造成惨重后果，是极其错误的。有的同志说，就这一条就可以处理他。但大家认为张泽民认错态度还比较好，可以从宽处理。同意呼铁局党委对张泽民的处理意见，给予其留党察看2年、行政降为正处级、工资由195元降为173.5元的处分。 + +## 三、对案件材料的修改意见 + +　　大家认为，总的来看，呼铁局对这两个人的案件材料整理的比较好，材料具体，事实清楚，有说服力，便于讨论。同时也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 + +　　（一）在邢骏案件材料中说邢直接点名的人，如胡常伦、马林、刘万春、额尔，以及路局监委、公安处的问题等。造成什么后果，应负什么责任，应写清楚。 + +　　（二）张泽民案件材料中说：“张密谋成立路局批林批孔办公室……”张是怎么密谋的，背后搞了什么活动，用了什么人，后果是什么等等，都应写清楚。 + +　　（三）材料中要突出个人的问题和手段，不要把共性问题写在个人结论中。在写法上把能定成问题的写上，有些不涉及纪律处分的一般问题，可以不写。 + +　　（四）案件材料的用词上需要进一步推敲。如邢骏案件材料中引用“自杀60人”，应改为“致死60人”，等等。 + +　　 “两案”审理会议审理组1982年7月12日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1982年7月14日印发 + +　　发：各常委，“两案”会议领导小组2份、审理组2份、秘书组1份，运动办2份，存。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0.txt b/CCRD/0/8/18/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4210550dfc2dbce406cf6728b3d449ba90f26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0.txt @@ -0,0 +1,37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戈志盛、刘华波案件的讨论情况 + +　　7月12日，“两案”会议集中讨论了戈志盛、刘华波的问题，意见如下。 + +## 一、对戈志盛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 + +　　一致认为戈志盛是造反起家，从造反、“挖肃”、批林批孔到反击右倾翻案风，十年一贯制，是呼市的第一号人物，在全区也是仅次于“四大名旦”的著名人物，影响很坏，特别是主持“群专”期间，犯有罪行。但现有材料太空，特别是“群专”的罪行没有整上。应进一步充实材料，把“群专”的犯罪活动和严重后果写得再具体些。处理意见有3种： + +　　1.同意呼市市委的意见，开除其党籍，撤销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职务； + +　　2.根据现有材料考虑，给以留党察看，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 +　　3.先放一放，进一步充实材料，材料整好后，再根据错误和罪恶事实决定处理。 + +## 二、对刘华波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 + +　　大家认为刘华波品质很坏，有野心，不是偶尔犯错误，而是一贯与造反派一起干，而且赤膊上阵，属于现在仍在台上掌权的“三种人”。有的同志说他比邢骏还坏比郭以青还恶劣，在内蒙还没发现像他这么干的。处理意见是： + +　　1.多数同志认为刘已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考虑到他是老干部，对错误有所认识，根据中央9号文件精神，可给予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有的同志建议要象处理天津水产局的问题那样，通报全区。 + +　　还有一种意见是要降一级。 + +　　2.部分同志同意呼市市委的意见，给予刘华波留党察看2年，并建议行政撤职的处分。 + +　　第一组的同志在讨论中提到、刘华波问题如此严重，何以仍在台上？通过刘的问题，感到内蒙党委在使用干部上有漏洞，有些人问题不小，但调个地方就避了风，这样下去很危险，提请党委和组织部门注意这个问题。 + +　　呼盟的同志提到莫力达瓦旗有个叫徐德江的，曾亲自指挥大型武斗，致死人命。被列为清查对象，开除党籍。后来呼盟决定将其逮捕，内蒙不同意。可是还没结案就被美籍华人袁晓园聘为理事，在北京买了房子落了户，并和袁一起上了电视，对这样的人应严肃处理？ + +　　 “两案”会议审理组1982年7月13日 + +　　发：各常委、“两案”会议领导小组2份、审理组2份、秘书组1份、运动办2份，存。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1982年7月14日印发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1.txt b/CCRD/0/8/18/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75dd07cb59702e5cc5b97dafd237efbd5469520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1.txt @@ -0,0 +1,43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郭以青、乌兰巴干案件的讨论审理情况 + +　　7月7、8两日，“两案”会议分组讨论审理了郭以青、乌兰巴干的案件。简要情况知下： + +## （一） + +## 对郭以青案件的审理意见 + +## 一、对案件材料的看法和意见 + +　　与会同志总的认为，郭以青的案件材料搞的比较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便于讨论。 + +　　同时提出：（1）郭以青在内蒙革委会政治部任主任期间，究竟搞了些什么，需进一步查清。（2）材料上有些提法，文字上也有些问题，需要斟酌修改。 + +## 二、对定性处理的意见 + +　　（1）绝大多数同志认为，郭以青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制造内蒙三大冤假错案，插手何志专案，迫害干部和群众，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郭以青品质很坏，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应起诉判刑。关于判多少年为宜，二、三组同志意见，根据中央九号文件精神，可以从轻判处。一组同志提出三种意见，有的提出判15至20年，有的提出判10年以下，也有的认为判3、5年就行了。 + +　　（2）个别同志认为，郭以青的行为虽已构成犯罪，但考虑“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考虑他也属于老党员、老干部，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因此，同意运动办提出的第二种处理意见，即免予起诉，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 +## （二） + +## 对乌兰巴干案件的审理意见 + +## 一、对案件材料的看法和意见 + +　　与会同志普遍认为，乌兰巴干的案件材料整理的比较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便于讨论。同时也提出些问题和意见：（1）乌兰巴干是怎么知道“206”号案件的？是不是他企图搞乱局势、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而有意制造的？（2）乌兰巴干是怎么当上“揪叛联络站”的头头的？他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搞的特务活动？（3）挖“内人党”造成的严重后果，致死、致残、致伤的干部和群众的数字，材料上应该写上。（4）乌兰巴干参加查抄通福、娅玲、李苏君、鄂长林、宝根沙、布和巴雅尔等同志的家，进行刑讯逼供的后果，应写得再具体一些。 + +## 二、对定性处理的意见 + +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乌兰巴干捏造事实、编造材料、诬陷广大干部和群众，对内蒙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作出挖“新内人党”的错误决策，起了关键作用。造成全区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后果极其严重、乌兰巴干罪恶昭著，民愤极大，是全区各族人民切齿痛恨的坏分子，不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一致同意按照《刑法》第138条定诬陷罪，参照其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和后果，依照《刑法》第92条的量刑标准判刑。 + +　　具体的量刑意见：（1）多数同志认为，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2）二组同志认为，应据数罪并罚的原则，判处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3）个别同志认为，乌兰巴干案件不属于“两案”范围，应按刑事犯罪处理，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 。 + +　　此外，还有些同志提出：在适当时候，应将乌兰巴干的罪行，在全区范围内进行揭露。“揪叛联络站”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额尔敦和拉西也有一定责任，应予追究。 + +　　 “两案”会议审理组1982年7月13日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1982年7月14日印发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2.txt b/CCRD/0/8/18/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e3ac72cf2ff859374080938de7db35192211ac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2.txt @@ -0,0 +1,97 @@ +# 张厚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法院判决 + +　　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曾任邵阳地委副书记，邵阳地委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 + +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于一九八二年三月十八日依法逮捕，经长沙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一九八二年六月十八日移送我院审查起诉，经审查证实，被告人张厚犯有下列罪行： + +　　1．一九七四年二月底，张厚与唐忠富、胡勇等人背着省委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孙云英当省委常委，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 + +　　2．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开会，研究对策，对抗省委，他们策划由省、市工会出面发动群众，进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张厚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又与唐忠富、胡勇、许新宝、雷志忠、刘正良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策划对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所谓促张平化转弯子大会的指示，张厚在会上表态支持，致使“五．二五”还是以省、市工会的名义强行在省委大院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张厚、唐忠富、胡勇等人在省工会共同策划准备十月十一日在省委大院内再次召开大会，张厚审阅了大会给张平化公开信的样稿，后因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其阴谋才未得逞。 + +　　3．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张厚与唐忠富等人遥相呼应，上下配合。张厚还给他们打电话予以打气，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八月十七日雷志忠来信指使张厚等人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后，又将信转交胡勇，要胡勇看完烧掉。 + +　　4．张厚一伙为了控制长沙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在唐忠富的授意下，张厚、胡勇，指使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二十三日冲进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库，抢夺公章，发表“严正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事后，张厚还指使朱香桂起草了《中共长沙市委、长沙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对民兵指挥部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军队和地方干部均应服从指挥部统一指挥。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十月十四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秘密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张厚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在会上还议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 +　　5．一九六七年七月，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期间曾多次拍电报，写信，打电话指使李敢闯、龙昌富等人说：“一定要武装好造反派”。并向张意等人说：“一定要把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武器搞到手”。七月底至八月下旬，李敢闯等人按照张厚的旨意，曾多次将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抢走。仅据邵阳军分区证实抢走的各种枪有八百多支，六O炮、八二迫击炮二十多门，手榴弹一万多枚，子弹二百五十多万发。张厚还亲自批给邵阳运输公司进口钢材六吨，将一辆汽车改成装甲车。 + +　　6．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厚接到湘潭毛士凤(已捕)联合围攻湘乡的信后，与胡求生、宋颖芝等人策划，指派申玉清、刘益全带领二百多武装人员到湘乡参加武斗，造成打死十人的严重后果。 + +　　7．一九六七年七月下旬，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伙同凌海波、周俊等人将原邵阳军分区政委尹才生骗出京西宾馆，脱掉尹的军衣、军帽进行揪斗，张厚从北京回邵阳后，煽动把矛头直接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使邵阳地区军队系统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被揪斗。 + +　　8．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邵阳两部分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因为误会发生武斗伤亡数人，张厚竟把这次伤亡事件的责任转嫁给当时邵阳地区的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他诬蔑说：“这次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账要算到走资派身上”。致使邵阳地、市公检法机关和一些厂矿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惨遭毒打，披麻戴孝，跪灵守尸，身心受到摧残。 + +　　9．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来省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刷写标语，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撕毁，因而发生冲突，张厚、唐忠富等人私调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内。七月二十日上午，张厚伙同唐忠富又增调民兵共一千余人进行围攻，张厚亲临现场，并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致使二十一人被打伤，其中重伤三人。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张厚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阴谋篡夺省委领导权，策划指挥武斗，造成流血事件，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伤人罪。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零一条，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判处。 + +　　（此致）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检员 罗宗祥代理检察员阎军一九八二年七月十五日 + +　　（----------------）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 +## 刑事判决书(82)刑一字第37号 + +　　公诉人：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罗宗祥，代理检察员阎军。 + +　　被告人：张厚，男，六十三岁，汉族，山西省交城县人，原任中共邵阳地委副书记、代理书记，长沙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等职。现在押。 + +　　辩护人：长沙市法律顾问处律师易延礼。 + +　　（被告人张厚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由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判决如下：） + +## 主文 + +　　判处被告人张厚有期徒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 + +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事实 + +　　被告人张厚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一九七四年二月，张厚与唐忠富、胡勇(均已判刑)等人背着省委在湖南宾馆策划进省委常委班子的名单，密谋由唐忠富、章伯森当省委书记，胡勇、张厚和孙云英当省委常委。 + +　　一九七六年二月，张厚、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陈大为家多次秘密开会，策划对抗省委，由省、市工会出面发动群众，领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委主要负责人。在会上，张厚煽动同伙说：“我看这次不会错，要干一起干，要错错在一起，要打屁股打我的，打老唐的”。 + +　　同年五月二十三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开会，共同策划对抗省委不同意召开“五．二五”大会的指示，致使五月二十五日还是以省、市工会的名义强行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了万人大会，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 +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唐忠富率领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到北京进行阴谋活动，妄图打倒省委主要负责人。去前，张厚积极参与策划，并说：“你们到北京后，中央首长接见时，需要我来的话，我也来”。wengewa ng.org 唐忠富等人上京后，张厚还与他们遥相呼应，并要他们克服困难，耐心等待。八月十七日，唐忠富、雷志忠来信给张厚等人，信中扬言：湖南要大搞。要继续抓住张平化不放。张厚看信后表态同意，并将信转交胡勇，要胡看后烧掉。 + +　　一九七六年八月，在唐忠富的授意下，张厚、胡勇等人策划由他们一伙控制长沙市民兵指挥部的领导权。八月二十三日，张厚幕后支持朱香桂等人组织一百多人冲击长沙市民兵指挥部，强占办公室，封了武器装备库，抢夺公章，发表“严正声明”，夺了民兵指挥部的权。事后，张厚不经市委同意就确定朱香桂为民兵指挥部负责人，并指使其负责起草解决民兵指挥部问题的方案。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四日张厚与唐忠富、胡勇、雷志忠、胡求生等人在长沙汽车电器厂秘密开会，张厚攻击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在会上并议论了“上山打游击”的问题。 + +　　被告人张厚策划指挥武斗，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九日，邵阳来省上访群众在长沙街头刷写标语，被不同观点的群众撕毁，因而发生冲突。张厚、唐忠富等人经过策划后，私调民兵把邵阳上访群众围在省委大院内。七月二十日上午，张厚伙同唐忠富继续增调民兵共一千余人进行围攻。张厚亲临现场，并气势汹汹地说：“老子不当书记，当农民也要干”。因此造成二十一人被打伤，其中重伤三人的严重后果。 + +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张厚接到湘潭毛士凤联合围攻湘乡的信后，与胡求生等人策划，指派XXX等带领二百多武装人员到湘乡参加武斗。造成打死十人的严重后果。 + +　　同年七月，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曾多次拍电报、写信、打电话指使李敢闯等人“一定要把军分区和人武部的武器搞到手。”七月底至八月下旬，李敢闯等人按照张厚的旨意，多次抢夺邵阳军分区、邵阳武装部等单位的武器。we ngewang.org 仅据邵阳军分区证实，抢走各种枪支八百一十八支、“六O”、“八二”迫击炮二十七门，手榴弹一万二千三百二十五枚，子弹二百五十万零四千四百八十四发。张厚还亲自批给邵阳运输公司进口钢材六吨，将一辆汽车改成装甲车。 + +　　同年七月下旬，张厚在北京参加湖南问题谈判时，伙同X XX等人将邵阳军分区政委尹才生骗出京西宾馆进行揪斗。张厚回到邵阳后，并煽动把斗争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 +　　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邵阳两部分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因为误会发生武斗，伤亡数人。张厚无中生有诬蔑说：“这次事件是走资派挑起来的，账要算到走资派身上。”并在追悼会上发表煽动性讲话。致使邵阳地、市公检法机关和一些厂矿单位的部分领导干部惨遭毒打，披麻戴孝，跪灵守尸，无辜受到摧残。 + +## 理由 + +　　被告人张厚身为负责干部，乘“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机，卖身投靠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参与反革命分子唐忠富、胡勇等人进行篡夺我省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指挥镇压群众，造成流血事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院确认被告人张厚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反革命伤人罪。考虑到被告人张厚过去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被捕以后，对其所犯罪行有所认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条、一百零一条、五十二条、六十四条和第五十九条二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主文。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 +　　 审判长 孙晓光 + +　　 人民陪审员 余祥云 + +　　 人民陪审员 朱智勋 + +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八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田湘利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3.txt b/CCRD/0/8/18/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e08fa571714f9dfe4f7f99db037baf45b7beda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3.txt @@ -0,0 +1,41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李志忠、张寿泉案件的审理情况 + +　　7月14日，各组讨论审理了乌盟李志忠、呼盟张寿泉的案件。审理情况简要综合如下： + +## （一） + +## 对李志忠案的审理意见 + +　　与会同志认为，李志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始终支持造反的，属于典型的帮派思想严重的人。他在巴盟积极支持并参与造反派夺权，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搞乱局势，影响生产，问题严重，民愤很大，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1973年9月调到乌盟以后，又支持乌盟的造反派，在批林批孔中暗中出谋划策，支持围攻盟委领导，搞乱局势，起了很坏作用。清查中态度不好，有错不认错，有罪不认罪。象他这样的人，再不能重用了。乌盟盟委只给“撤销乌盟党委常委职务之处分”，显然太轻。如不严肃处理，不足以平民愤，也起不到教育本人的作用。具体处理意见： + +　　一、多数同志认为，李志忠的错误和罪行严重，思想品质和认错态度不好，理应开除党籍；但据党的从宽政策精神，可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其行政（副盟长）职务”的处分，分配一般工作。 + +　　二、部分同志赞成自治区党委1978年11月6日的决定，给予撤销副盟长、盟委常委职务的处分。 + +　　三、少数同志意见，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行政职务、行政降一级的处分。 + +　　此外，大家还提出应把李志忠调乌盟时，从巴盟私拿公家的财物追回，并写入材料，“记录在案”。 + +## （二） + +## 对张寿泉案件的审理意见 + +　　大家认为，张寿泉案件的查证工作搞得扎实，材料也整理得好，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便于讨论。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张寿泉在“文化大革命”中，作为“革命领导干部”，积极支持造反派，伙同尚民、李枫等人在呼盟制造冤假错案，残酷迫害许多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负有重要责任，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但认错态度不好，避重就轻。处理意见： + +　　一、多数同志认为，对张寿泉本应追究刑事责任，进行严肃处理；但考虑“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考虑他是抗战初期的老党员、老干部，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可免于起诉，从宽处理。同意呼盟盟委给予张寿泉开除党籍的处分意见。 + +　　二、部分同志意见，除同意给予开除党籍外，还认为应该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或取销盟市级干部政治待遇。工资待遇可以不变。 + +　　三、少部分同志意见，考虑张已年老多病，免职离休，可以保留他的党籍，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处分。 + +　　四、呼盟参加会议的同志提出，盟委的处理意见是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经慎重研究后上报的，不开除他的党籍不足以平民愤，呼盟的工作不好办。如自治区的处理意见与呼盟不一致，按中央9号文件精神建议暂缓处理。 + +　　 “两案”会议审理组1982年7月16日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1982年7月17日印发 + +　　发：各常委、“两案”会议领导小组2份、审理组2份、秘书组1份、运动办2份，存。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4.txt b/CCRD/0/8/18/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8f8866da818cac609cfe713a927cb9fec2fb9f6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4.txt @@ -0,0 +1,141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川检刑诉字第001号 + +　　被告人刘结挺，男，现年62岁，山东省平邑县人，汉族。1963年前，任宜宾地委书记，因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群众，1963年被撤销职务，1965年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8年6月24日经四川省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张西挺，女，刘结挺之妻，现年54岁，河南省淮滨县人，汉族。1963年前，任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因伙同刘结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群众，1963年被撤销职务，1965年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6月24日经四川省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因反革命一案，经四川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移送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本院审查确认：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刘结挺、张西挺投机钻营，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施展阴谋诡计，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的领导人，残酷迫害、镇压干部、群众。给四川人民造成重大灾难。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的犯罪事实如下： + +　　一、积极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1966年6月、8月先后去北京，通过送诬告材料，串通“中央文革”的王力，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积极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刘结挺、张西挺在1966年12月30日受到王力的接见后，即伙同宜宾地委副书记王茂聚、宜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李良密谋策划夺取宜宾地委的领导权。1967年1月7日写了由刘结挺、王茂聚、张西挺署名的给《李良同志并反修战斗团的全体同志》的信（以下简称《一·七信件》），在信中制定了“大宣传、大揭发、大造舆论，”“大造反、大夺权”的夺权方针，宣称“条件成熟的就夺权，不成熟的就积极地积蓄力量，进行夺权。缺乏条件的，就积极创造条件，主要是组织革命左派，进行斗争，创造夺权的条件”。并由李良将信带回宜宾地区传达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刘结挺、张西挺通过编印散发上十万份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罪行录》（以下简称《打李小册子》）、四处作“控诉报告”、张贴大字报等形式，制造反革命舆论，造谣说李井泉、廖志高等领导人“进行反革命政变”，诬蔑四川“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后方”、“李井泉、廖志高等结成巩固的联盟，发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煽动夺取西南局和四川省的领导权。在江青、康生一伙的支持下，刘结挺、张西挺篡夺了四川省的部分领导权，控制了省革筹（委）办事组、政工组和宜宾地区的领导权。 + +　　二、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适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需要，捏造材料，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 + +　　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和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邓小平。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从1966年冬到1967年春，在他们编写的《打李小册子》一、二辑和编造的其他诬陷材料中，肆意诋毁中央1961年部署的甄别工作，把1962年宜宾地区甄别纠正冤假错案件，诬蔑为“反革命事件”。说：“宜宾反革命事件牵连的人很多，黑线很长，又粗又深”，有“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后台老板刘少奇就是他们的靠山”。刘结挺、张西挺把邓小平、彭真、杨尚昆1965年代表中央批准西南局、四川省委对他们所犯严重错误的处分决定，诽谤为“批准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的全部反攻倒算和反革命复辟”。诬蔑“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早就把黑手伸到四川来了，而宜宾又是他们精心培植的一个反革命复辟根据地”。刘结挺还诬陷刘少奇是“叛徒”。1968年7月18日、20日他在听取省级机关专案工作人员汇报会上捏造说：敌伪档案，四川是很有油水的，刘少奇的叛变就是在四川查出来的。同年8月12日，他在向省革委学习班的部分学员讲话时又说：刘少奇，在我省档案馆查到了他叛变的材料，查到了国民党给他的钱，存折也查到了。1976年正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疯狂迫害邓小平时，刘结挺于同年2月24日在给王洪文的信中再次诬陷邓小平“是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老走资派”。张西挺于同年2月28日、3月6日两次给王洪文、江青写信诬陷邓小平“一上台就大搞复辟活动”，“刘结挺和我的日子就立即不好过起来”，“甚至还对我和刘结挺进行了一些专政措施”。刘结挺还于1976年3月16日，向江青转送了别人写给他们自己的两封信。信中说：“四川问题多，就多在邓小平、李井泉直接插手”，诬陷邓小平指使赵紫阳“以整顿为幌子，恢复旧制度，大搞复辟倒退”，四川省委“组织了还乡团，篡夺了党政财文大权”。刘结挺、张西挺的上述罪恶活动，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刘少奇、邓小平，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提供了材料。 + +　　刘结挺、张西挺还诬陷彭真、杨尚昆、钱瑛是“宜宾反革命复辟事件”的支持者、批准者。张西挺诬陷贺龙参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四川宜宾精心培植“反革命复辟的根据地”。 + +　　三、诬陷迫害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等领导机关的负责人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为了反革命篡权的需要，捏造大量材料，诬陷迫害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等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 +　　1.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李井泉。刘结挺、张西挺在1966年冬向中央送的诬陷报告和1967年元月编写散发的《打李小册子》，以及在1967年4月2日中央解决宜宾问题会上的发言中，诬陷“李井泉是刘、邓埋在大西南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在西南开辟反革命复辟根据地的罪魁祸首”、“李井泉是制造翻案复辟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诬陷李井泉和许梦侠1962年到宜宾“亲自制造了一个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翻案复辟的重大反革命事件”，亲自组织了以省公安厅厅长秦传厚和地委书记牟海秀为首的两批力量，发动四类分子“翻案倒算”。刘结挺、张西挺在1966年8月8日的诬告信中编造说，牟海秀等为宜宾地、专、市机关35个地富反坏右案件翻案。继后，刘结挺、张西挺又说李井泉为阶级敌人翻案数量达“一百多件”、“数百个案件”。原宜宾军分区副政委、地委常委郭一冤案，早已甄别平反，刘结挺、张西挺却将此诬陷为李井泉给郭一“翻案”，是为了“掩盖他（指李井泉）和邓小平反党的罪恶”。刘结挺、张西挺并捏造说：“李井泉及其追随者，在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的同时，还借助阶级敌人的力量对敢于向他们进行斗争的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1962年以来，遭受到打击和迫害的革命派达几十人之多”，“有一百多个干部受到了各种打击和迫害”。刘结挺、张西挺伙同王茂聚、李良在1967年元月8日给王力、关锋的信中诬称，李井泉等人“原计划在国庆节为李鹏开追悼会，甚么花圈……等等都准备好了，只等把‘刘（结挺）、王（茂聚）、张（西挺）、李（良）’抓回宜宾后就可以杀人祭李鹏”。张西挺在1967年4月2日中央解决宜宾问题会上的发言，以及在她所作的“控诉报告”中，捏造说李井泉写了要杀她和刘结挺的报告。原宜宾市委工交部副部长陈济民，“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身死，刘结挺、张西挺在《打李小册子》和1966年12月10日写给王力、关锋、陈伯达、康生、江青的信中，竟颠倒黑白地说成是被李井泉杀害，焚尸灭迹。刘结挺、张西挺1967年5月回四川后，凭借其地位和权力，在四川大学、四川省公安厅等处继续作“控诉报告”；在《新贵州报》、《四川日报》、成都军区《战旗报》多次署名发表诬蔑李井泉的文章；1967年8月24日刘结挺、张西挺两人在原省革筹举办的西南局、四川省、成都市部、委、厅、局长以上干部学习队，“控诉揭发”所谓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的罪行，这个“控诉报告”，于同年9月1日随《四川日报》印29万份，并进行了实况广播。 + +　　刘结挺、张西挺为了适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需要，对李井泉进行了一系列的诬陷，而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则把所谓“揭开宜宾这个阶级斗争的盖子”，作为“揭开整个四川省委阶级斗争盖子的一个重要序幕”。结果，刘结挺、张西挺的罪恶阴谋得逞，李井泉遭到残酷迫害。 + +　　2.诬陷迫害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省委书记许梦侠等领导人。刘结挺、张西挺在《打李小册子》等材料中，诬陷廖志高、许梦侠是李井泉制造“宜宾反革命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刘结挺1968年6月17日，在省革委第一次全委会上的讲话中，诬陷“廖志高是双料货，又是叛徒、又是特务”。他为了把廖志高打成叛徒、特务，利用职权，滥捕无辜，于1968年6月批准拘留何慕坡，1969年1月批准逮捕杨明德。杨、何二人分别被关押半年和近2年之久。刘结挺1968年12月2日在四川省革委、成都军区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又诬陷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人说：“李、廖死党招降纳叛、结党营私，他们包庇了大批阶级敌人，李、廖死党和他们一小撮同伙，就是代表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所以他们包庇和勾结国民党残渣余孽，以及各种没有改造好的剥削阶级分子，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大搞独立王国，大搞反革命复辟”。廖志高、许梦侠等领导干部遭到迫害。 + +　　3.刘结挺、张西挺还迫害参与审查处理过他们案件的其他领导干部，诬陷他们参与了“1962年宜宾反革命复辟事件”。计有：副省长秦传厚、省监委书记梁歧山、副书记董弼忱、石础、钱寿昌；宜宾地、市委负责人牟海秀、沈学理、贾昌、王志敏、舒厚钟；成都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胡永昌、宜宾军分区负责人汪宗情、王富德、徐德友和王贵春等15人。这些人都遭到了残酷迫害。 + +　　四、迫害、镇压干部、群众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为了掩盖他们的犯罪活动，巩固所取得的权力，点名诬陷，制造冤案，煽动打砸抢，挑动武斗，迫害、镇压广大干部和群众。 + +　　1.刘结挺、张西挺再次诬陷迫害他们任宜宾地、市委书记期间制造的12起冤案的受害人员。原12起冤案的受害人员有：宜宾地委常委、专员李鹏，地委常委、军分区副政委郭一，宜宾市委第二书记、市长吕逢权，专区财委副主任张家璧，专区计委副主任刘洁纯等20人。这些人的冤案，从1962年起先后经过有关部门甄别平反，1965年2月23日，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刘结挺、张西挺受到处分。“文化大革命”中，刘结挺、张西挺为了诬陷李井泉等人，同时也为掩盖他们自己的罪行，又对这些人进行诬陷迫害。刘结挺、张西挺从1966年8月起，先后在诬告信，给王力、关锋等人的汇报材料，编写散发的《打李小册子》，以及在报纸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对郭一、刘洁纯、张家璧、吕逢权、张勇军、王恩伯、刘国梁、蒋尔清、傅德忠、廖测宽等10人，分别点名诬陷为“反革命分子”、“阶级敌对分子”、“汉奸”、“坏分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刘洁纯的妻子张启常、张家璧的妻子兰珩诩、刘国梁的妻子彭正鉌也被点名而受株连。刘结挺、张西挺在1967年的《一·七信件》中，提出要把“打击的重点”，对准“翻案后窃踞领导岗位的牛鬼蛇神，如吕逢权、廖测宽、蒋尔清”。在刘结挺、张西挺的诬陷、煽动、指使下，上列人员分别遭到了非法关押、批斗、毒打，受到种种折磨，其中致残3人，致死1人。郭一冤案早已查清，否定了刘结挺、张西挺原来给郭一强加的“阶级敌对分子”等诬陷之词。刘结挺、张西挺不但诬陷郭一是“阶级敌对分子”，还诬陷郭是“反革命分子”，并向王力、关锋送了专题材料，造成郭一被关押4年之久。郭一的妻子张勇军也被非法关押、毒打致残。吕逢权原被刘结挺、张西挺打成“反党集团”头子，早经省委批准平反，他们又在《打李小册子》中，给吕强加上“右派分子”的帽子。1968年12月15日，以“右派分子长期外逃”的罪名，经张西挺同意拘留，将吕从山西临县老家抓回宜宾，关押1年多。原宜宾市劳光玻璃厂厂长廖测宽，被张西挺强加以“破坏生产”的罪名判刑劳改，后已平反，刘结挺、张西挺又诬陷廖是“反革命分子”，廖被非法关押折磨致残。原宜宾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恩伯、监委副书记刘国梁，1958年被刘结挺、张西挺打成“吕逢权反党集团”的成员，早已甄别平反，刘结挺、张西挺又把王、刘二人诬陷为“反党分子”。王恩伯被迫害致死。刘国梁被非法关押，其妻彭正鉌遭受迫害，不堪折磨，于1968年8月8日留下遗书，携带10岁女儿出走，至今母女二人下落不明。原宜宾地委监委副书记黄新寿早已调大足汽车制造厂工作，1968年10月，在张西挺的指使下，被押回宜宾批斗，非法关押一年多。原刘结挺的警卫员胡绍钦，1959年被刘结挺、张西挺横加“坏分子”的罪名送劳教，“文化大革命”中，胡去北京向中央揭发刘结挺、张西挺的罪行。1967年7月张西挺派人将胡从北京押回宜宾，关押2年多，身心受到摧残。 + +　　2.迫害“文化大革命”前办理过刘结挺、张西挺案件的工作人员。刘结挺、张西挺在《打李小册子》和1967年《一·七信件》等材料中，把曾经参与办理过刘结挺、张西挺案件的工作人员，诬蔑为搞“黑材料”，提出“黑材料组的一切活动都是非法的，必须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它”，要“把搞黑材料的黄戎生、黄永昌、肖仲梁、王顺崇、舒厚钟、丁润民、雷开义、严国灿等分别控制起来，令其检查交待”。在刘结挺、张西挺的煽动、指使下，过去曾经办理过刘、张专案和参与1962年甄别工作的苗守溪、舒厚钟、王顺崇、黄永昌、肖仲梁、丁润民、雷开义、黄戎生、严国灿等人，分别被关押、批斗、毒打，受到种种迫害。王顺崇早已由宜宾调省监委工作，1967年7月26日深夜，被秘密从成都绑架到宜宾，非法关押折磨达2年之久。 + +　　3.煽动支持武斗。1968年4月，泸州、隆昌等地发生武斗，当时在北京学习班的宜宾部分学员要求在京的省革筹领导人解决。刘结挺乘机煽动说：对立面不但要打隆昌、内江、自贡、宜宾，还要打成都。张西挺说：我如果是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就有自卫的权利。在刘结挺、张西挺的煽动下，李良等5人于同年5月6日由北京回到宜宾，李良与王茂聚策划后，调集了10个县的5千余名武斗人员，于同年7月由李良等人上阵指挥，武装进攻泸州、纳溪、合江等地，打死274人，打沉船只21一艘，物资损失折款46万余元，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 +　　4.诬陷迫害原中共四川省地下党组织和党员。1969年8月1日，刘结挺在省革委召开的“清理地下党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诬陷说：“地下党是个招牌，有的是国民党、三青团、青年党、民新（社）党，临解放时打的招牌为地下党”。诬陷钱寿昌（原地下党川南工委副书记）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把解放前已逃台湾的特务王凤岗说成是钱在解放时同意放走的；把解放前夕争取高县伪县长张洪湖起义，说成是钱与敌人勾结。钱寿昌被迫害，含冤而死。 + +　　5.诬陷迫害公、检、法干警。1968年10月14日，刘结挺借向省公、检、法学习班全体干警“讲话”之机，诬蔑四川省公安机关17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领导班子是黑的。他把公安机关的正常业务活动，诬为“包庇坏人”、“里通外国”，提出公安机关清队不仅要清“九种人”，还要加上清理“里通外国”和“包庇坏人”两种人。在刘结挺的指使和煽动下，省公、检、法的领导人和干警120余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内奸”、“里通外国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广大干警遭受迫害。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化大革命”内乱之机，策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捏造事实，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中共中央西南局、四川省委等领导机关负责人，迫害、镇压干部、群众，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刘结挺还诬陷迫害中共四川省原地下党组织和党员，诬陷迫害公、检、法干警，在共同犯罪中负有更大的罪责。刘结挺、张西挺所犯的严重罪行，证据确实、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都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第101条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王善搏检察员　张慧检察员　张显芳检察员　商庆瑞检察员　汪国光检察员　苟吉松1982年2月9日 + +##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川法刑字第01号 + +　　公诉人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善搏，检察员张慧、张显芳、商庆瑞、汪国光、苟吉松。 + +　　被告人刘结挺，男，现年62岁，山东省平邑县人，汉族。1963年前，任中共宜宾地委书记，因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群众，1963年被撤销职务，1965年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现在押。 + +　　被告人张西挺（刘结挺之妻），女，现年54岁，河南省淮滨县人，汉族。1963年前，任中共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因伙同刘结挺严重违法乱纪、打击陷害干部群众，1963年被撤销职务，1965年被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现在押。 + +　　辩护人　律师龚炳森、王瑞容，为被告人刘结挺辩护； + +　　律师孙绍文、梁国琴，为被告人张西挺辩护。 + +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2月9日，指控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共同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 + +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规定，由本院副院长魏彬、刑事审判第一庭副庭长王余桓、审判员王用钜和人民陪审员杨玉媛、王逵、唐明德、许启先组成合议庭，由魏彬担任审判长，于1982年3月6日至1982年3月20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对此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听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各种证据。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的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趁“文化大革命”内乱之机，在北京伙同王茂聚、李良阴谋策划，于1967年1月7日制定了“大宣传、大揭发、大造舆论”、“大造反、大夺权”的篡权方针，提出“条件成熟的就夺权，不成熟的就积极地积蓄革命力量，进行夺权。缺乏条件的，就积极创造条件，主要是组织革命左派，进行斗争，创造夺权的条件”的篡权方案，阴谋篡夺宜宾地区的领导权。1966年8月至1967年4月，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期间，为了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达到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目的，采取送诬告材料、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作“控诉报告”、编印散发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罪行录》等手段，制造反革命舆论，捏造李井泉、廖志高等人1962年在四川宜宾搞“反革命政变”，“实行反革命专政”，“李井泉、廖志高等结成巩固的联盟，发展宗派控制了西南局和省、市委，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煽动夺取西南局和四川省的领导权。在林、江反革命集团的支持下，刘结挺、张西挺篡夺了四川省的部分党政军领导权。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在北京编造的大量诬陷材料和篡夺四川省的部分领导权后所作的“控诉报告”和在报纸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把1962年宜宾地区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甄别纠正冤错案件，诬蔑为“反革命事件”。把1965年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代表中央批准西南局、四川省委对刘结挺、张西挺在1962年前制造12起冤案的严重错误的处分决定，诽谤为“批准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的全部反攻倒算和反革命复辟”。诬陷说：“宜宾反革命事件的黑线很长”，“有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号人物邓小平”，“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早就把黑手伸到四川来了，而宜宾，又是他们精心培植的一个反革命复辟根据地”，“四川是刘、邓黑司令部的大后方”。1968年7月、8月，刘结挺先后三次在会议上的讲话中，捏造说，刘少奇的叛变就是在四川查出来的。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篡国、疯狂迫害邓小平时，刘结挺、张西挺分别于同年2月、3月先后四次给江青、王洪文写信，诬陷邓小平“一上台就大搞复辟活动”，“是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老走资派”。刘结挺、张西挺的上述罪恶活动，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提供了材料。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诬陷李井泉“是刘、邓埋在大西南的一颗定时炸弹，是在西南开辟反革命复辟根据地的罪魁祸首”，是在宜宾“制造翻案复辟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诬陷廖志高、许梦侠、钱寿昌、牟海秀、胡永昌等省、地党政军领导干部十七人是李井泉制造“宜宾反革命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使李井泉等人受到迫害，钱寿昌被迫害含冤而死。还捏造说，李井泉和许梦侠“1962年到宜宾亲自组织了两批力量，发动四类分子翻案倒算，为阶级敌人翻案数量达一百多件”；“李井泉及其追随者，在勾结阶级敌人进行反攻倒算的同时，还借助阶级敌人的力量对敢于向他们进行斗争的革命派进行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从1962年以来，遭受打击迫害的革命派达几十人之多”，“有一百多个干部受到各种打击和迫害”。捏造说，李井泉等人“计划在国庆节为李鹏（注：原12个冤案的受害人之一）开追悼会，只等把刘（结挺）、王（茂聚）、张（西挺）、李（良）抓回宜宾后，就可以杀人祭李鹏”。张西挺捏造说：“李井泉写了要杀刘、张的报告。”刘结挺、张西挺还把原宜宾市委工交部副部长陈济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身死，诬陷为是被李井泉杀害后焚尸灭迹。1968年6月，刘结挺诬陷廖志高“是双料货，又是叛徒又是特务”。为了把廖志高打成“叛徒”、“特务”，刘结挺利用职权下令拘捕何慕坡、杨明德，致何、杨被无辜关押，受到迫害。 + +　　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诬陷迫害曾被他们打击陷害的12起冤案受害人中的郭一等11人，使他们遭到非法关押、批斗、毒打，其中致残3人、致死1人。有的家属也遭迫害。受害人刘国梁的妻子彭正鉌不堪折磨，于1968年8月8日留下遗书，携带10岁的女儿出走，至今下落不明。刘结挺、张西挺还点名要把曾经办理过他们专案的王顺崇等8人“分别控制起来，令其检查交待”，在他们的煽动、指使下，王顺崇等人分别被关押、批斗、毒打，受到摧残迫害。 + +　　1968年4月，泸州、隆昌等地发生武斗，当时在北京学习班的宜宾部分学员要求在京的省革筹领导人解决。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为了巩固他们已经篡夺的权力，镇压反对他们的干部群众，刘结挺乘机煽动说：“对立面不但要打隆昌、内江、自贡、宜宾，还要打成都。”紧接着张西挺煽动说：“我如果是隆昌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就有自卫的权利。”刘结挺、张西挺煽动后，李良等5人于同年5月6日由北京回到宜宾与王茂聚策划，调集了10个县的5千余名武斗人员，攻打泸州、纳溪、合江等地，打死干部、群众274人，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 +　　根据上列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本庭确认，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趁“文化大革命”内乱之机，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策划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煽动、支持宜宾地区武斗，残酷镇压干部、群众，给四川人民造成重大灾难，给国家和社会造成了严重危害，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反革命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共同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2条第二款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 + +　　本庭根据被告人刘结挺、张西挺的犯罪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各自应负的罪责，报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102条第二款、第138条和第52条、第64条，分别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　　判处被告人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　　有期徒刑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次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魏彬审判员　王余桓　王用钜人民陪审员　杨玉媛　王逵　唐明德　许启先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1982年3月24日书记员　段必华　周兴玉　冷启明　彭远富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1982）刑二字第4号 + +　　上诉人刘结挺，男，现年62岁，汉族，山东省平邑县人。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都军区副政委、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1978年6月24日被逮捕。现在押。 + +　　上诉人张西挺（刘结挺之妻），女，现年54岁，汉族，河南省淮滨县人。曾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候补中央委员。1978年6月24日被逮捕。现在押。 + +　　上诉人刘结挺、张西挺因反革命一案，经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3月20日以（82）川法刑字第01号刑事判决，判处刘结挺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判处张西挺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刘结挺、张西挺均不服，以原判“定性不当”，“不是犯罪”，“是认识问题”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 +　　上诉人刘结挺、张西挺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投靠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67年1月7日，在北京伙同王茂聚、李良积极策划篡夺四川省宜宾地区的领导权，联名写信煽动“大造反、大夺权”，同时提出“条件成熟的就夺权，不成熟的就积极地积蓄革命力量，进行夺权。”为了实现其篡夺领导权的反革命目的，自1966年8月至1967年4月，不断向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送诬告材料，并张贴大字报，散发传单，作“控诉报告”，编印散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罪行录》小册子，大造反革命舆论，捏造李井泉、廖志高等人1962年在四川省宜宾地区搞“反革命政变”，“实行着反革命专政”，煽动夺取西南局和四川省的领导权。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支持下，刘结挺、张西挺篡夺了四川省的部分领导权。 + +　　上诉人刘结挺、张西挺积极配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捏造材料，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领导人。刘结挺、张西挺于篡夺四川省的部分领导权前后，作“控诉报告”和在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中，把1962年宜宾地区甄别纠正冤错案件，诬蔑为“反革命事件”；把1965年邓小平、彭真、杨尚昆代表中央批准对刘结挺、张西挺的处分决定，诬蔑为“批准了李井泉勾结阶级敌人进行的全部反攻倒算和反革命复辟”；还诬陷说“刘少奇、邓小平、贺龙等早就把黑手伸到四川来了，而宜宾，又是他们精心培植的一个反革命复辟根据地”。1968年7月、8月，刘结挺先后在会议上捏造说：“刘少奇的叛变就是在四川查出来的”。1976年2、3月间，刘结挺、张西挺先后分别给江青、王洪文写信诬陷邓小平“一上台就大搞复辟活动”。 + +　　上诉人刘结挺、张西挺诬陷李井泉是“在西南开辟反革命复辟根据地的罪魁祸首”，是在宜宾地区“制造翻案复辟反革命事件的组织者、策划者和指挥者。”诬陷廖志高、许梦侠、牟海秀、胡永昌等省、地党政军领导干部17人，是李井泉制造“宜宾反革命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使李井泉等人受到残酷迫害，钱寿昌被迫害含冤而死。刘结挺、张西挺还把原宜宾市委工交部副部长陈济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自杀身死，诬陷为“被李井泉杀害后焚尸灭迹”。1968年6月，刘结挺诬陷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是双料货，又是叛徒又是特务”。为了把廖志高打成“叛徒”、“特务”，刘结挺利用职权下令拘捕了何慕坡、杨明德，何、杨2人无辜遭受关押。 + +　　上诉人刘结挺、张西挺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诬陷迫害曾受过他们打击陷害的12起冤案中的郭一等11人，使他们受到非法拘禁、批斗、毒打，其中致残3人，致死1人。有的家属也遭受迫害。刘结挺、张西挺还点名把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经办理过他们专案的王顺崇等8人，分别控制起来。在他们煽动、指使下，王顺崇等人分别遭到关押、批斗和毒打。 + +　　1968年4月，泸州、隆昌等地发生武斗，当时在北京学习班的宜宾部分学员要求在北京的省革筹领导人解决。刘结挺乘机进行煽动说：“对立面不但要打隆昌、内江、自贡、宜宾，还要打成都”。张西挺接着煽动说：“我如果是隆昌县革命委员会的主任，我就有自卫的权利”。助长了李良、王茂聚等人策划组织武斗，攻打泸州、纳溪、合江等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 + +　　综上所述，本庭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刘结挺、张西挺所犯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刘结挺、张西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102条第二款、第138条和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 +　　刘结挺、张西挺上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82）川法刑字第01号判决。 + +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郝绍安审判员　秦志新审判员　李月波1982年4月20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李武清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5.txt b/CCRD/0/8/18/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13911377524fe992bb1be144793c74fd0f7929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5.txt @@ -0,0 +1,31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转发关于高风志、齐景林案件的审理情况 + +　　7月13日，各组讨论审理了包头市高风志、齐景林的案件。简要情况如下： + +## （一） + +## 对高风志案件的审理意见 + +　　与会同志讨论中认为，高风志造反起家，造反入党，是包纲的主要帮派头目。高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搞乱包纲局势，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破坏生产，造成很大损失。罪恶严重，民愤很大。态度恶劣，有罪不认罪，有错不认错，对所犯罪行至今不作检查交代。不追究其刑事责任，不足以平民愤。具体处理意见： + +　　一、部分同志认为，高风志实属罪行严重，应严肃法办。但考虑已超过追诉期，同意包头市委提出的给予其“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行政职务、劳动教养3年”的处分。材料上所写“开除党籍”一词，应改为“清除出党。” + +　　二、部分同志认为，从高的罪行事实和群众意见来考虑，他的罪行与其他刑事犯罪不一样，不能算为超过了追诉期，可以按伤害罪7年和刑讯逼供罪3年，并为10年计算判处。 + +## （二） + +## 对齐景林案件的审理意见 + +　　一、大家认为，齐景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搞篡党夺权活动，是包头地区帮派势力的主要头目之一。因造反有功，当上了包头市革委会副主任、内蒙革委会委员，还入了党。十年动乱期间，包头地区的局势几次被搞乱，生产建设遭到严重破坏，他负有重要责任。其错误是严重的，但认错态度较好，因此同意市委的处理意见，即“开除党籍、撤销其一切行政职务，回糖厂当工人”。 + +　　二、在材料方面提出的意见：（1）造反派联名给中央发电报，要高锦明回内蒙工作，算不算问题？若是问题，在郝广德、高树华等人的案件材料里也应补充进去。（2）包头“225”办公室，实际上是内蒙“218”山头的分店，应在郝广德等人的材料里有反映。（3）材料上提到齐“当上了包头工宣队司令”，他是否负责向外派工宣队，其中有什么问题和罪行？需要搞清楚。（4）少数同志建议，材料中涉及到的3名军管人员的错误和罪行事实，应将材料转给他们现在的所在单位给予处理。 + +　　 “两案”工作会议审理组1982年7月15日 + +　　发：各常委，“两案”会议领导小组2份、审理组2份、秘书组1份、运动办2份，存。 + +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　1982年7月17日印发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6.txt b/CCRD/0/8/18/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3dfbd537dd35f6ebd0c6fe377db276cc009c40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6.txt @@ -0,0 +1,75 @@ +# 中国共产党呼和浩特铁路局委员会关于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 +　　邢骏，男，汉族，现年64岁，文化程度初中，家庭出身下中农，个人成份职员，原籍山西洪洞县，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呼铁局副局长，“文化大革命”中任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 +## 主要简历 + +　　1929年~1930年太原兵工厂学徒； + +　　1931年~1934年7月在临汾中学学习； + +　　1934年7月~1938年3月陕西华阴农工机器厂文书，临汾车务段站务夫、车守； + +　　1938年3月~1945年8月，参加革命入安吴堡青训班、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延安马列学院秘书、晋绥日报社记者； + +　　1945年8月~1958年11月同蒲铁路军代表，灵石县委城工部长、天津铁路局监察室主任，太原铁路局计划处处长、副局长； + +　　1958年11月~1964年，呼铁局副局长、党委常委； + +　　1964年~1966年9月，西安、兰州铁路局四清工作队副队长； + +　　1966年9月~1967年6月回呼铁局参加文化大革命； + +　　1967年6月~1969年12月，曾任呼铁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呼铁局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 + +　　1969年12月~1974年3月，免去革委会职务，入山西阳高学习班、局五七干校； + +　　1974年3月~1974年8月，任呼铁局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常委； + +　　1974年8月~1978年11月入中央举办的北京批林批孔会学习班，1976.2月调铁道部另行分配工作，在未分配工作之前，先去昌平桥梁厂劳动； + +　　1978年11月回呼铁局入清查班受审查。 + +## 邢骏的主要错误 + +　　一、“文化大革命”初，身为副局长，局党委常委的邢骏，首先把斗争矛头对准了局党委，于1966年10月4日写出题为：《揭露胡常伦（是当时呼铁局党委书记）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字报，攻击局党委“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捏造说：“一面保护腐化分子李克非（当时已调离，61年前是呼铁局局长，现任铁道部副部长）；一面对一些领导干部打击排挤；一面又大批的把一些有历史问题的重用……”（一卷59页）接着又于1966年10月26日，又编造了题为：《揭露胡常伦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诬蔑说：“以胡常伦为代表的一小撮……，反对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打击群众镇压左派，他们一开始就有纲领、有组织、有阴谋，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以胡常伦为首的。积极支持执行者是李平（局监委书记）、赵正午（政治部副主任）”（一卷66页）。以上两张大字报邢骏本人在“4·13”后夸耀自己时写到：引起了很大震动，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一卷100页）。当时也确实起到了打一批，拉一批的作用，得到了造反派的赞扬。呼铁局机关“文革小组”于1966年10月28日以简报形式广为散发，上报内蒙党委“文革小组”、铁道部党委、内蒙工交政治部，下发至各文革小组（一卷47、60页）。1967年4月13日后，邢骏以“革命领导干部”自居，配戴造反派袖标，与造反派头子合影（一卷44页）。造反派称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揭开呼铁局党委阶级斗争盖子，起了积极推动作用，积极支持造反派火车头，同走资派、保守派进行了积极斗争，经受了考验”（一卷68页）。因此，邢骏当上了呼铁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革委会副主任（军管为组长、主任）。 + +　　二、邢骏在任副主任期间，呼铁局造反组织揪斗、迫害干部、群众，大搞“挖肃”，挖“新内人党”，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后果严重。 + +　　1967年4月13日后，当时主要揪斗对象是“走资派”和“保守派坏头头”。1967年6月22日，邢骏在呼铁局领导小组研究大批判会议时讲：“大批判与本单位结合起来，动员一切力量，目标与中心是胡、马、任、赵；准备些材料，控诉（的）例子；7月份掀起一个高潮。……开个动员会，安排好，—切力量都要服从斗批改”，（一卷75页）。1967年7月，邢骏写了题为《由保守走向反动，由反动走向反革命》的材料。1967年冬季，亲自去集宁召开分局副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指名将集宁分局党委副书记刘万春、武装部长赵建耀诬陷为“走资派”、“二月逆流急先锋”、“黑干将”（三卷470、471页）。尔后，造反派给赵戴高帽子游街、批斗，在邢骏等人的领导下，全局上下掀起了批斗“走资派”、“保守派坏头头”的高潮。低头弯腰、游街示众残遭毒打，很多人还被抄家、关押、劳改、遇节假日更是惨不忍睹。 + +　　1968年2月内蒙“挖肃”运动后，邢骏于1968年3月14日，在局革委会常委会研究“挖肃”运动时讲：“群众起来了，行动快，震动大，面广，发现了很多重要线索，有黑线人物，也有黑线线索，叛国集团、特务、铁联一百多人，收获很大。目前，运动是正常的，群众情绪很高，向纵深发展，如额尔、旺丹、监委、公安问题。这次运动是硬战、近战、恶战，走资派很猖狂。对走资派不能放松，走资派不是死老虎，而是活老虎……，要全面发动，重点突破，线是两条线：薄（一波）、吕（正操）、武（竟天）；乌兰夫、额尔、胡常伦；部门是公安、监委，集中目标，集中力量”（一卷95、96页）。1968年5月10日，邢骏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头衔，在《火车头》小报上发表题为《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的文章中写道：“……狠批当前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向无产阶级的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叛徒、特务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二卷325页）。1968年12月，邢在全局广播大会上又讲：“反右倾挖肃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全局已挖出1500多名叛徒、特务。挖肃高潮普遍掀起，正在向纵深发展，一些主要反革命组织负责人已挖出，旺、额、哈。一些集团性的反革命组织已被摧毁，‘新内人党’、‘反共保建团’，一些混入革命委员会的人，正一个一个的被揪出”（二卷304、306页）。据1968年12月31日，路局革委会“群专”报给邢骏的材料证实：全局共挖出“敌人”2511名。由此可见当时已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产生了严重的恶果；但是，邢骏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仍继续坚持挖肃。1969年初，邢骏在全局广播大会上讲：“全局共清查出叛徒、特务等2500余人，占7~8%（一卷151页）。当然，战斗的收获数字也是一个方面，但不能算做主要的，只要有了这些经验，剩下的残余也会一个一个的揪岀来。”（一卷157页）。在邢骏等人的组织领导下，致使全局冤假错案继续扩大和蔓延。仅据1969年3月1日当时他们自己原始统计证实：共挖出“敌人”3179名，其中：隔离410名，批斗799名，监督劳动294名，自杀60名，自杀未遂12名，逃跑的17名，有1503名干部、群众以“走资派”、“叛徒”、“特务”、“二月逆流黑干将”、“还乡团”、“保守派坏头头”、“内人党”、“反革命”等罪名遭到逮捕、拘留、关押、武斗、抄家（二卷324页）。局长马林含冤致死。这一大批干部、群众残遭迫害所造成的致死、致残、致伤的严重恶果，邢骏应负有领导责任。 + +　　三、批林批孔期间的错误 + +　　批林批孔期间邢骏和一些人散布说：“12·19”军管执行了陈、李、郑的修正主义路线，支持了保守势力，镇压了造反派，颠倒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拆了革委会的台。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搞复辟，搞倒退，全局站段以上87个单位革委会，除两名主任留用外，其余全部换掉了，军管不了解情况，都是胡常伦搞的鬼，就是应该积极斗争，你们斗吧，我支持。（三卷360、365、368、370、448）。 + +　　煽动造反派向军管要官要权。1973年11月杨殿荣去邢骏家，邢骏说：“你那个单位革委会主任早就应当恢复，你继续找他们解决。发展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原来的革委会的成员都给搞掉了，出了问题谁掌权就由谁负责。”（三卷413、422页）邢对工程二段张春泉说：“你是包头的副主任，你找他们落实政策去，有什么不可以的。”（三卷416页）1973年末，恢复了邢骏局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后，邢骏对呼局的造反派头头劳均逸说：“我一个人上也不行，你们也应该上，刘立堂可以管生产嘛。赵丁酉可以去政治部，王树藩可以去办公室，你和陈万雄可以搞生产嘛。”（三卷421页） + +　　1974年2月18日，邢骏召开了呼局基建处、设计所、综合技术室股级以上干部有关生产会议，主要讲了批林批孔的内容。邢说：“内蒙有个负责同志（指王德山）去北京开会回来，带来一些中央领导讲话精神，要进一步发动群众，把批林批孔运动搞好。‘12·19’军管搞了一个减缓免，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铁路局出现了复辟、倒退和回潮现象。成立战斗队不要指责，你不领导他，他就要领导你，我看可以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有群众参加……。” + +　　此外，邢骏还带领工作人员到包头、白云、临河、乌达等地检查工作时也讲了上述内容的话。进行组织煽动。（三卷385、387、389、397页） + +　　干扰破坏小白楼整风会议，支持停工、停产上访，干扰破坏运输生产。1974年初，铁道部和内蒙党委为解决呼铁局班子问题，在呼市小白楼召开了呼铁局党委常委整风会，会上规定纪律，不准往外泄露会议情况，不准打电话。邢骏里通山头，将会议上，对呼铁局的问题定调为宗派斗争，各自作检查等情况，泄露给造反派头子劳均逸、杨杰。（三卷439、450、442页）。刘立堂、劳均逸、杨杰等人开会策谋，以反映情况为名，认为呼铁局问题不是宗派斗争，要求分清路线是非，彻底解决呼铁局问题，刘立堂等人组织了20余人冲击小白楼，静坐3天干扰了会议的正常进行。（三卷454页）。 + +　　1973年10月前后，刘立堂等人得知呼铁局党委要研究一批科级以上干部。刘立堂、劳均逸、王树藩等人研究认为，他们造反派不会被重用，因而决定以他们几个革委会成员的名义向铁道部发电报，要求暂缓提干。发报前送给邢骏看了电报稿。（三卷398、460、461、462页）1974年2月21日，阿吉拉机务段岳春绪因和曲德山打架，带领30余人，停产来呼和铁路局上访，邢骏对岳春绪、高付等人说：“机务段形势很好，干部都站出来了，全局象你们这样的单位还没有，回去好好干，把群众都发动起来：。”并亲自给驻段工作组组长吕树德同志写信，叫吕支持上访，给开支、照顾。（二卷328、333，三卷366~389、482页）由于邢骏支持派性活动，加剧了阿吉拉机务段瘫痪，机车“爬窝”，全段运用机车78台，造成库内停修25台，10台机车不能出库运用，由于保证不了机车供应，铁道部不得不从北京局调拨5台机车支援该段的运输生产（二卷347页）。对此邢骏应负一定责任。 + +　　1967年至1969年期间，运输生产遭到严重损失，使铁路处于半瘫痪状态。据统计，少装货车319375车，少发送货物667万吨，浪费机煤43564吨，运输少收入3182万元。严重影响了内蒙工农牧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生活。运输生产的大幅度下降，除了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原因外，作为呼铁局主要负责人的邢骏也应负一定的责任。 + +　　结论及处理意见 + +　　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造反派一边，参与了打击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搞乱了铁路局的形势，干扰了铁路运输生产，犯有严重错误，问题已经查清，给予结论。 + +　　粉碎“四人帮”后，在清查中交待了一些问题，但避重就轻，还视为有意整他，态度不好，对错误认识不深刻。事实说明，邢骏已丧失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国家干部应有的品质。 + +　　根据中共中央（1982）第9号文件精神，为了严明党的纪律，经呼铁局党委常委9月15日会议研究后，又经党委常委慎重研究决定，给予邢骏党内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 +　　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 +　　 1982年8月2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7.txt b/CCRD/0/8/18/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8fcb31a3b8a7a805f138c83fa16d0b1bf21f1ee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7.txt @@ -0,0 +1,73 @@ +# 中国共产党呼和浩特铁路局委员会关于张泽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 +　　张泽民，男，汉族，现年68岁，山西省洪洞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原任呼和浩特铁路局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文化革命”中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委员、政工组长。现在呼和浩特电务段工作。 + +　　（主要简历：） + +　　（1938年3月~1949年9月在延安抗大吴安堡青训班学习，洪洞县公安局长。） + +　　（1949年10月~1953年7月在太原铁路分局任科长、太原局副部长。） + +　　（1953年8月~1958年10月任铁三局政治部组织部长。） + +　　（1958年11月~1967年5月任呼和铁路局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 + +　　（1967年5月~1977年10月任呼铁局政治部副主任、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政工组组长。） + +　　（1977年11月离职审查；1979年3月分配到呼和电务段工作。） + +　　（张泽民同志的主要错误：） + +　　（一、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 + +　　（1967年“4·13”后，张泽民于4月27日写出题为《愤怒控诉“2·8”反夺权当局对我的迫害，热烈欢呼内蒙我局的新生》的大字报。他把呼铁局说成是“正当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内蒙古党内‘走资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人一小撮坏人的操纵下，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我局‘2·8’反夺权，就是这股逆流中的一股，而且在内蒙来说，是最突出的一个典型。”（卷92页）） + +　　（早在1966年11月，身为政治部副主任的张泽民同志把赵正午（政治部副主任）本已做过结论的有关历史结论材料提供给造反派头头金士魁等人（卷72、86页）。又于1967年7、8月份，将他原保存的组织上做过结论的局处级干部赵正午、丁一、许正江等29名同志的有关材料，交给造反派头头金士魁、劳均逸等人。为他们一伙诬陷迫害干部提供了依据（卷73、79、80页）1967年5月22日，张泽民参加了呼铁局第二次革命领导小组会议，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孙国元讲述对呼铁局各主要领导斗批安排：“胡常伦（局党委书记）、马林（局长）、任发庆（副局长）是资本主义复辟策划者，赵正午是资本主义复辟公安系统实行白色恐怖的操纵者，沈博、党录英、丁一、房洪吉、齐玉芳、孔宪文等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并决定交群众批判斗争。张泽民不仅同意斗批安排，还补充道：“各站段掌握政权的是保守派，我们批下去他们不执行，……。”（卷109、111页）。） + +　　（1967年8月20日，张泽民在群众大会上作了题为《我以愤怒的心情揭发批判三反分子胡常伦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滔天罪行》的发言，他把过去局党委干部的正常调动说成是：“胡贼窃取了我局党政领导权以后，在其黑主子武竟天、徐芝寅的支持下，开始了赫鲁晓夫式的干部大清洗，妄图以此巩固其罪恶的统治。”“胡贼实行的干部大清洗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遥相呼应。其实质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李克非翻案，为以李克非为代表的反党宗派集团翻案，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是向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反扑，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卷99－104页）。由于张泽民的上述行动，赢得了造反派的赏识和信任，当造反派夺权后，1967年9月30日，造反派在干部呈报表上称赞张泽民：“积极靠拢造反派，并揭发和控诉胡常伦等一小撮走资派罪行。”（卷71页）进而被任用为局革委会委员、政工组组长等要职。根据张泽民提供的档案材料以及大会发言，使马林、赵正午等同志戴上“叛徒”、“特务”等帽子，遭到残酷的批斗。） + +　　（二、在“清队”及挖“新内人党”中的错误） + +　　（1967年8月20日，张泽民在“批判胡常伦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滔天罪行大会”上，把胡常伦同志说成是“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门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正操、武竟天的死党”；把李克非（原呼铁局局长）说成是“三反分子”、“反党宗派集团”；把赵正午说成是“大叛徒、大特务”；把齐玉芳说成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并利用职权包庇重用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卷99~104页）。） + +　　（1968年3月13日，张泽民在局革委会常委会上讲：“挖肃运动发展不平衡，群众发动不够，还需要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隐藏更深的敌人还没有挖出来”。“关于挖叛徒，首先要挖走资派中叛徒，300人问题都外调一年也调不清，重点是两条线：额尔线；胡常伦线。”“公安盖子，监委盖子问题最多，从重点看公安、监委也是重点，从问题看也是重点，力量应集中放在这些单位”。（卷114页）。） + +　　（1968年6月26日，张泽民在临河地区群众大会上讲：“当前要狠反三右，为了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要扫清障碍，今后应怎样做，提几点意见：如何深入运动，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大方向是什么？就是挖黑线肃流毒，首先是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清除顽固不化，化的可以留下，不清理是隐患。”（卷213页）。） + +　　（在张泽民等人的参与下，把呼铁局，3179名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叛徒”、“特务”、“反革命”、“新内人党”。有1503人遭到揪斗、抄家、关押、劳改（卷183页）。对于上述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张泽民同志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 + +　　（三、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右”期间的错误） + +　　（1974年2月23日，包头车务段造反派头头佟万增在段党委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强行传达王洪文煽动派性夺权的黑讲话，遭到车务段、分局党委的抵制。佟万增等19人放下生产，把车务段、分局党委领导张国俊等同志揪到呼铁局进行上访，张泽民亲自接待，并声称：“王洪文讲话这份材料不是小道消息，是王德山由北京传来的，内容很好，这不是假的，可不可读，我看没什么不可，群众要念，但我们也不能反对，对发动群众是有好处的”。公开支持佟万增等人的活动（卷150、151页）。） + +　　（1974年4月8日，张泽民与刘立堂等人策划后，在局党委召开的全局“批林批孔，批陈、李、郑”有线广播大会上，刘立堂大放厥词，诬蔑路局党委“在铁路局大搞倒退，大搞复辟。”攻击尤太忠同志“在那里死捂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赵丁酉在会上诬蔑局党委“踢摊子，换班子，就是搞复辟、搞倒退。”（卷192、203、204、205页）。） + +　　（1976年5月30日，刘立堂、赵丁酉、劳均逸等人写了一封诬告“呼铁局是一个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修正主义典型”的信，劳均逸将信交给张泽民亲自审阅修改后，又以刘立堂的名义将信除报送姚文元外，还写成大字报，印发成传单，广为散发（卷171、172、179页）。） + +　　（综上所述，张泽民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邢骏、刘立堂等打击迫害干部、群众，搞乱了呼铁局的形势，干扰了铁路运输生产，犯有严重错误。粉碎“四人帮”后，经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尚能认识错误，交代了一些主要问题、态度较好。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经1982年9月15日局党委常委研究后，又经党委常委慎重研究决定，给予张泽民同志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以上报告妥否，请批示。） + +　　中共呼铁局委员会 + +　　1982年8月20日 + +　　（铁道部政治部关于撤销张泽民等二同志职务的通知） + +　　（1979.02.21；（79）政干通字88号） + +　　（呼和浩特铁路局党委：） + +　　（经铁道部党组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商量同意：） + +　　（撤销张泽民呼和浩特铁路局党委常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职务；） + +　　（撤销李子明呼和浩特铁路局工电处处长职务。） + +　　1979年2月21日 + +　　抄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8.txt b/CCRD/0/8/18/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59fb9aa3357d1ce49c4a50cd89593a7c788697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8.txt @@ -0,0 +1,129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韩爱晶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2）京检分审字第156号 + +　　被告人韩爱晶，男，36岁，江苏省涟水县人。原是北京航空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前期为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因反革命罪，由北京市公安局于1978年4月19日依法逮捕，经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韩爱晶，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8月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事反革命犯罪活动，犯罪事实如下： + +## 一、组织实施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的人身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 +　　1966年12月，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密谋下，由戚本禹出面指使被告人韩爱晶组织实施对彭德怀的人身迫害。被告人韩爱晶立即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前往成都，将彭德怀挟持来京。翌年7月，戚本禹又授意被告人韩爱晶“把彭德怀拉来斗”。被告人韩爱晶遂亲自操纵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策划成立了专门班子负责搜罗诬陷彭德怀的材料，制定了批斗迫害彭德怀的方案。于1967年7月19日，在北京航空学院六累楼召开对彭德怀的所谓“小型审斗会”。事前，北京卫戍区工作人员奉命向被告人韩爱晶等宣布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关于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的指示。但被告人韩爱晶抗拒周恩来总理指示，在“审斗”中一再逼供，当彭德怀据理力驳时，竟首先动手殴打彭德怀，随之韩爱晶手下的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经卫戍区工作人员劝阻无效，结果，彭德怀先后被打倒在地上7次，前额出血，两根肋骨骨折，并伤及肺部。韩爱晶竟毫不顾及彭德怀的严重伤势，仍按原定方案，在1967年7月26日下午，由北京航空学院与北京地质学院等单位，在北京航空学院南操场联合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北京航空学院学生还把张闻天拉来“陪斗”。会上对彭德怀、张闻天搞“喷气式”。会后挂牌子，架上卡车，在市内“游斗”。在“游斗”中又肆意殴打，致使张闻天被打伤，彭德怀伤势益重，遭到更加严重的摧残。 + +## 二、罗织、编造并广为散发假材料，煽动“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 + +　　被告人韩爱晶于1967年3月31日和4月初，在人民大会堂先后接受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叶群以及戚本禹的授意后，一方面指使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一连”和专门成立的“尖刀连”，负责搜罗、编造、印制诬陷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的材料；一方面于4月4日、12日以“北航红旗”名义连续发表所谓《严正声明》，大肆散发，煽动“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与此同时，被告人韩爱晶还亲自或派人到外交部、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煽动“炮轰陈毅”，并策划成立了所谓“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批判陈毅联络站”。截止1967年8月份，“红一连”和“尖刀连”先后罗织编造、印制了题为《打倒徐向前》、《叶剑英罪状》、《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等大批传单和文章，在全市、全国散发。在这些《声明》、传单和文章中，分别诬陷陈毅“恶毒攻击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为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徐向前在革命战争的紧急关头“当了叛徒、逃兵”；叶剑英“是个逃兵”，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刽子手”，从而把“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推向社会。 + +## 三、诬陷、迫害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程九柯。 + +　　被告人韩爱晶在“不打倒周天行，北航的历史没法写”、“周天行挡不住，一大串干部都要上来，第一把手谁当，解决不好不放心”的预谋下，于1967年12月16日将周天行“隔离审查”，并由韩爱晶主管周天行专案组。在“隔离审查”中，诬陷周天行是“政治骗子”、“叛徒”、“特嫌”；又罚站、毒打、“连轴审”，致使周天行人身受到严重折磨。 + +　　被告人韩爱晶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所谓“新疆叛徒集团讲话”的授意下，亲笔批准，于1967年12月16日以“叛徒”的罪名将程九柯“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中，程九柯受到罚跪、殴打、笔尖扎脸等刑讯折磨，致使程九柯面部留下黑斑、耳朵变形、腰和颈椎留下残疾。 + +　　被告人韩爱晶所犯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书证、受害人的陈述，完全证明属实。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院确认：被告人韩爱晶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积极效劳而进行的犯罪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1条、第102条、第138条，犯有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 +　　本院还审查证实：被告人韩爱晶自1967年7月28日非法拘禁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军区政委张体学共8天；非法拘禁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叶飞各3天。在绑架张体学等人过程中，打伤警卫战士和工作人员9人。张体学等3人被绑架后，周恩来总理指令韩爱晶立即放人，而韩爱晶等人拒不立即执行。被告人韩爱晶还派人于1967年7月31日夜，冲进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徐海东的住宅，进行非法搜查，抄走绝密材料及大量军事文献、资料。在非法搜查过程中，对因重病正在输氧的徐海东进行了“审问”。被告人韩爱晶的这些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3条、第144条，犯有非法拘禁罪、非法搜查罪。由于其实施这些犯罪行为在1967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6条第一项关于时效的规定，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 +　　此致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王鲁虹代理检察员　郑进峰1982年8月31日 + +## 对被告人韩爱晶所犯罪行的发言 + +## 公诉人　王鲁虹 + +## 1982.09.24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通过法庭调查，已经充分证明本院《起诉书》中所列被告人韩爱晶的反革命罪行，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现在我就被告人韩爱晶所犯罪行的性质、应负的罪责以及适用法律问题，发表以下五点意见： + +　　第一，被告人韩爱晶的犯罪行为已构成反革命罪。庭审调查结果，完全证实，被告人韩爱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并通过他的犯罪活动来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效劳。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一个以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推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反革命阴谋集团。被告人韩爱晶的犯罪活动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犯罪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一伙诬陷、迫害彭德怀和煽动打倒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等犯罪活动中，看得非常清楚。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千方百计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把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倒，以扫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他们为了诬陷、迫害彭德怀，由戚本禹授意韩爱晶“把彭德怀拉来斗”，韩爱晶立即策划成立了专门班子负责搜罗诬陷、迫害彭德怀的材料，制定了批斗迫害彭德怀的方案，组织实施了对彭德怀的人身迫害。林彪、江青一伙诬陷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由叶群和戚本禹相继授意韩爱晶后，韩爱晶又立即行动，积极搜罗、编造诬陷材料，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被告人韩爱晶在诬陷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特别是在迫害彭德怀的罪恶活动中，充当了“先锋”。同时，也清楚地表明被告人韩爱晶已经实施了以反革命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90条的规定，确已构成反革命罪。 + +　　第二，被告人韩爱晶是残酷迫害彭德怀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经过密谋，由戚本禹授意，被告人韩爱晶立即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前往成都，将彭德怀挟持来京。 + +　　以后，戚本禹又授意被告人韩爱晶“把彭德怀拉来斗”。于是韩爱晶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了对彭德怀的人身迫害。特别是在他策划、组织的1967年7月19日的所谓“小型审斗会”上，他抗拒周恩来总理关于不许搞“喷气式”、不许武斗、不许挂牌子、不许游斗、不许搞逼供信的指示，竟首先动手殴打彭德怀。在他的带动下，他手下的打手跟上来，拳打脚踢，结果，将彭德怀连续打倒7次，前额打破了，肋骨打断了，肺部受伤了。继而在7月26日，按照他事先的策划又搞了所谓“万人批斗大会”，又搞“喷气式”、“挂牌子”、“游斗”毒打，致使彭德怀伤势更加严重。从法庭宣读的“关于彭德怀1967年1月7日至1968年2月17日在卫戍区监护期间的动态”中，可以看出彭德怀这位戎马一生、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遭到多么残酷的折磨。在此之前，彭德怀食宿正常，精神较好。自19日参加“审斗会”后，食欲大减，胸部疼痛，呼吸困难，甚至不能吐痰。经医院检查，两根肋骨骨折。26日“游斗”回来之后，由两个人把他架到屋里，一直躺在床上，直到21点多钟起来，东倒西歪，自言自语地说：“这么还得了啊，今天打得太重了，手和胳膊都拧坏了，现在不能动”。直到7月30日，彭德怀经常坐在凳子上趴着箱子，问他为什么总是坐着，他说：“我睡下腰痛得很，坐着好一点”。当然，彭德怀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致死，不能由被告人韩爱晶承担全部责任。但是，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彭德怀的罪恶活动的重要的一步，特别是折磨彭德怀重伤的罪责，应该由被告人韩爱晶承担。这是毫无疑问的。 + +　　第三，被告人韩爱晶是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的犯罪分子之一。经过法庭调查，完全证明了本院《起诉书》所指控的韩爱晶这一犯罪事实，完全属实。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的是：一、韩爱晶是怎样掀起所谓“炮轰陈毅”的呢？在4月初，戚本禹给了韩爱晶一首语言隐晦的反动诗。反动诗中有所谓“黑魔”、“白虎”等字眼，韩爱晶领会到“黑魔”是指谭震林，“白虎”是指陈毅，于是就开始了向陈毅发难。这个事实，充分暴露了韩爱晶是自觉地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效劳的。二、韩爱晶在煽动“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时，曾说过：“几个副总理问题，北航落后了，被动，在这个问题上要抢在前面。”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干的。在叶群于1967年3月31日、戚本禹于4月初对他相继授意后，韩爱晶非常积极，从4月4日起就搞了大批诬陷徐向前、陈毅、叶剑英的传单、文章和所谓《严正声明》，向全市、全国散发。仅据侦察中查到的1967年以此为主要内容的《红旗报》就印发了56万多份。因此，被告人韩爱晶承担把“打倒徐向前，炮轰陈毅、叶剑英”推向社会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刑事责任，是理所当然的。 + +　　第四，被告人韩爱晶是诬陷、迫害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委员会副书记周天行的主谋，对于诬陷迫害党委副书记程九柯也有一定的罪责。对北京航空学院党委副书记周天行的诬陷、迫害完全是韩爱晶主动干的。他在1967年12月16日决定将周天行“隔离审查”，并亲自主管这个专案组。在“隔离审查”中，诬陷周天行是“政治骗子”、“叛徒”、“特嫌”，罚站、毒打，几天几夜地“连轴审问”，使周天行身心受到严重折磨。韩爱晶在策划诬陷、迫害周天行的时候，说过：“不打倒周天行，北航的历史没法写”，“挡不住周天行，一大串干部就要上来，第一把手谁当，解决不好不放心。”这几句话道出了韩爱晶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事反革命犯罪活动的实质就在于篡权，更清楚地暴露了他确实具有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野心。正因为这样，韩爱晶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赏识。随着地位的变化，他利令智昏，权欲熏心，野心膨胀，忘乎所以，这就是他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原因。 + +　　第五，被告人韩爱晶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从事反革命活动，所造成的危害是严重的。他的犯罪行为显然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01条、第102条、第138条，犯有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请法庭根据被告人韩爱晶所犯罪行和认罪态度，并考虑他犯罪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依法给予应得的惩处。 + +## 为被告人韩爱晶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程进璋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接受被告人韩爱晶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我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 + +## 一、关于被告人韩爱晶犯罪的两个情节问题。 + +　　1.检察院起诉书指控：“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密谋下，由戚本禹出面指使被告人韩爱晶组织实施对彭德怀的人身迫害”。卷内材料证明，被告人韩爱晶确有对彭德怀同志进行人身侵害的行为，对此被告人韩爱晶应承担罪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必须指出，林彪、江青、戚本禹对于迫害彭德怀同志是早有阴谋策划的，而戚本禹为执行他们的阴谋才指使被告人韩爱晶行动的，虽然韩爱晶接受了戚本禹的指使，但并不知道他们早有阴谋策划，这显然是一个重要情节，应当注意加以区别。 + +　　2.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爱晶在叶群、戚本禹的指使授意下，“罗织、编造并广为散发”煽动打倒徐向前，诬陷陈毅、叶剑英等同志的假材料。应该指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阴谋打倒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是早有精心策划的。这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名主犯的法律文件中，有清楚的记载，说明林、江反革命集团是精心策划于前，而后才由叶群、戚本禹出面指使和授意被告人韩爱晶进行煽动的。同时卷内证据表明，叶群和戚本禹的罪责不仅是“指使”和“授意”，而且是诬陷材料的直接提供者。诬陷徐向前同志的假材料是戚本禹亲自提供的，诬陷陈毅同志的黑诗也是戚本禹亲自抛出的。就“罗织、编造”并“广为散发推向社会”而言，毫无疑问，都应由叶群、戚本禹负主要责任。 + +　　以上两个重要情节，直接涉及被告人韩爱晶的罪责问题。我认为：被告人韩爱晶的罪责，不仅次于叶群等主犯，也次于戚本禹。 + +## 二、关于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韩爱晶诬陷、迫害程九柯、周天行的问题。 + +　　1.北航革委会成立时，程九柯同志被结合，担任革委会副主任。革委会是在1967年5月20日成立的，到同年12月16日，程九柯同志才被隔离审查。事实上，被告人韩爱晶早已得知康生诬陷程九柯等人是叛徒的材料，但他最初并未改变对程九柯的看法，因而采取了拖延不办的态度，后来由于多方面的压力，他才主持召开革委会作出了隔离审查的决定。这说明，诬陷来自康生，而作出隔离审查的决定主要是迫于外在压力。同时程九柯同志在隔离审查期间受到残酷的人身迫害，既非被告人的本意，也无人向韩爱晶报告，韩爱晶是不知情的。因此韩爱晶可以不负诬陷迫害程九柯的刑事责任。 + +　　2.被告人韩爱晶同意隔离周天行，是应负一定罪责的。但是诬陷周天行同志的主要内容，所谓“叛徒”、“特嫌”、“政治骗子”以及历史上“二十四个假职务”等，都是张文、李隆江等人故意捏造的，韩爱晶同意隔离审查时不知道这一情况。同时也不了解周天行同志在隔离审查中受到人身迫害的具体情况。因此被告人韩爱晶不应承担全部责任。 + +## 三、被告人韩爱晶在羁押期间的表现是比较好的。 + +　　被告人韩爱晶对自己的问题，早在1968年就曾作过交代，并揭发了戚本禹的一些犯罪活动。 + +　　在羁押期间，能主动做一些其他犯人的思想工作，曾经揭发过在押杀人犯郑建新私藏凶器，准备继续行凶的情况，从而避免了另一起可能发生的案件。这一表现请法庭适当予以考虑。 + +## 四、关于刑期折抵问题。 + +　　被告人韩爱晶1971年3月8日至1975年9月9日被隔离审查，这一段时间，依照有关规定，应该折抵刑期。1975年9月9日至1978年4月19日被告人被监督劳动，这一段时间，亦应考虑折抵刑期。 + +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在决定被告人韩爱晶的刑罚时，予以从轻处理。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中刑字第1155号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王鲁虹、代理检查员郑进峰。 + +　　被告人：韩爱晶，男，现年37岁，江苏省涟水县人。“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总负责人，北京航空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9年11月分配到湖南省株洲三三一厂工作。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程进璋。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韩爱晶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韩爱晶犯罪事实如下： + +　　1966年12月，被告人韩爱晶在戚本禹的指使下，派北京航空学院学生去成都绑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韩爱晶派去的学生与北京地质学院王大宾等人合伙于12月27日将彭德怀挟持来京。1967年7月，韩爱晶又在戚本禹的煽动下，积极策划和组织实施对彭德怀的人身迫害。韩爱晶在7月19日召开对彭德怀的“小型审斗会”上，抗拒周恩来总理不许武斗、不许虐待的指示，亲自对彭德怀进行逼供，首先动手打了彭德怀。在韩爱晶的带动下，其手下的打手也拳打脚踢，将彭德怀7次打倒在地，致前额出血，两根肋骨骨折，伤及肺部，造成重伤。7月26日，在北京航空学院召开了数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上街游斗，用“喷气式”、挂牌子、毒打等手段再次对彭德怀进行人身迫害。 + +　　1967年3月底4月初，被告人韩爱晶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叶群及戚本禹的授意下，积极策划，煽动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在韩爱晶的指使下，“北航红旗”连续发表“声明”，张贴大标语，内容有“打倒徐向前！”“叶剑英、陈毅不投降就叫他们灭亡！”并成立专门班子搜集“材料”，编造、印发《打倒徐向前》、《叶剑英罪状》、《炮轰陈毅，解放外事口》等大批传单和文章，诬陷徐向前、叶剑英是“叛徒”。 + +　　1966年12月16日，被告人韩爱晶决定将北京航空学院党委副书记周天行隔离审查。韩爱晶诬陷周天行是“叛徒”、“特嫌”，致使周天行遭到人身迫害。韩爱晶还批准对北京航空学院党委副书记程九柯隔离审查，也使程九柯遭到人身迫害。 + +　　上述罪行，经过法庭调查、辩论，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韩爱晶推卸罪责，把犯罪说成是犯错误。 + +　　本庭确认，被告人韩爱晶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亲自组织实施对彭德怀的人身迫害，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诬告陷害北京航空学院领导干部，已构成反革命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韩爱晶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101条、第102条、第138条及第52条、第64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韩爱晶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祁广德人民陪审员　胡庆禄人民陪审员　张贡元 + +　　 1983年3月10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张健 + +　　 1983年3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39.txt b/CCRD/0/8/18/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39ea21c938eec02a150fd2eb649932b2c8e982 --- /dev/null +++ b/CCRD/0/8/18/000039.txt @@ -0,0 +1,79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王金保 + +　　<中共包头市委员会> + +　　王金保，男，37岁，22级，贫农出身。学生成份，内蒙古巴盟人，汉族。1968年9月入党，1967年6月入伍。文化大革命前是学生，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卓资县委副书记，现在系中共包头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 + +## 主要罪行 + +　　1967年1月，一举夺了内蒙工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冲击内蒙军区事件中，亲自组织人到军区招待所静坐绝食。参与围攻内蒙党委及河西公司活动。王金保及其一伙在工学院揪斗老干部，围攻群众，为大楼加筑工事，围墙通电网，搞了白色恐怖。 + +　　1968年元月，王担任内蒙文教口挖肃运动大会战总指挥，积极组织“乌兰夫文艺黑线”展览。大搞“黑帮”集训班，把矛头对准老干部。他支持内蒙古大挖“新内人党”。1969年他给内蒙核心小组报告中叫嚷：内蒙二机厂的领导集团是由各种反革命势力组成。由五机部调来的窦、杜为首的领导人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又有师玉静为首的（内蒙的）乌兰夫的势力，由郝继堂为首的国民党势力……。1974年给中央写信仍坚持内蒙古有“新内人党”。 + +　　中央“522”批示下达后，王又拉起队伍，当上了“522”战团的头目（保滕组织）搞乱了内蒙古的局势。 + +　　1974年初，王金保从卓资县窜回呼市，另立指挥中心，又一次搞乱内蒙局势。他们发表了《关于当前我区和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声明，到处散发、张贴。召开了“批判修正主义回潮大会”和“批林批孔”万人大会。进一步搞乱了内蒙局势。 + +　　王金保伙同郝广德等人，以签名形式连续3次向中央写报告要高锦明回来内蒙工作，并当四届人大代表，同时又诬陷尤太忠同志。在《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中参与了围攻内蒙领导干部的活动。 + +　　王还插手巴盟、呼市、呼铁局的帮派活动，为各帮派出谋划策，把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局势搞乱。 + +　　王还亲自给内蒙党委组织部写信，为其帮兄弟争官要权。 + +　　1976年夏天，在卓资县后房子公社的一次会上大讲什么：“历史上刘邦让吕后杀韩信是路线斗争的需要”。 + +## 问题性质： + +　　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 + +## 认罪态度： + +　　认错不认罪，承认了派性活动，不认为是帮派活动。 + +## 处刑意见： + +　　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 +## 关于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 +　　王金保，男，汉族，4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内蒙古巴盟临河县人。 + +　　1967年参加工作，行政22级。由于造反有功，1968年9月由滕海清、刘文研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卷二，1－9页）。“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工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生建部副主任，卓资县委副书记，包头市革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书记等职。1978年11月10日撤销其职务，1979年10月29日以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被拘留，并开除党籍，同年11月2日依法逮捕。 + +　　经审查证实，王的主要问题如下： + +　　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金保积极打起造反旗号，当上了内蒙工学院“东方红串联大军”的头头。1966年10月，搞绝食3天，向工学院党委要所谓黑材料。11月25日，查封保卫处、人事处、机要室等要害部门。把矛头直接指向院领导（卷二，19－31）。1967年4月，在王金保、梁志超等人的策划下，“东方红”、“井冈山”、“红旗”联合夺了内蒙工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当了主要头头（卷二，23、66）。王金保等人还组织过对老干部郑朝珍、布赫、达赖等人的批斗，使这些同志身体受到损害（卷二，26）。“4·13”前夕，王金保等人在内蒙古工学院把所谓保守派都撵出教学大楼，在楼内修筑工事，将围墙架上电网，并在市里到处广播说：“围墙通上了电网，出了事不负责任”（未通电）。以此制造恐怖（卷二，25页）。 + +　　冲击军区事件发生后，王所领导的“东方红”借口支援军区红色造反团，于1967年2月2日参加了内蒙军区招待所的静坐绝食。2月5日，发生所谓“韩桐事件”前，王已带领部分绝食人员进京告状，把矛头指向内蒙古军区，严重地干扰了军区的正常工作（卷二，38、39、45－49页）。 + +　　王金保领导的工学院造反派组织，参与了1967年5月10日“呼三司”、“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围攻内蒙古党委大院的行动（卷二，26、27、40、50）。 + +　　1967年10月，内蒙古“呼三司”红卫兵第一届代表大会，王由于造反突出，被选上了“呼三司”委员（卷二，72页）。 + +　　二、1968年5－8月，王金保担任内蒙文艺界挖肃运动大会战总指挥，做报告时诬蔑“内蒙文联20年来一直是乌兰夫反革命舆论的顽固堡垒，这里好人不多，坏人不少。”并积极组织所谓“乌兰夫黑线”展览，“黑帮集训班”，逼迫一些领导同志揭发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的问题，使这些老同志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卷二，75－81页）。 + +　　1969年，王在内蒙二机厂劳动期间，为了表现挖肃积极，曾于3月19日给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写报告诬蔑说：“二机厂领导集团是由各种反革命势力组成的。有五机部调来的窦森瑜、杜石生为首的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伙，又有师玉静（内蒙的）乌兰夫的势力，又有郝继唐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多是从过去伪兵工厂过来的。很多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卷二，82、86、96－100页）。 + +　　1968年7月，内蒙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在全区挖“内人党”时，王金保是积极参与者。1969年，王金保还坚持其反动的立场和观点，不顾全区错挖“内人党”造成的严重恶果，于中央“5·22”批示下达后，又拉起队伍，充当了“5·22战团”的头目，对滕海清大挖“内人党”的严重罪行，不但不揭发，不批判，反而打起“保滕”的旗号，形成了两派的严重对立，再次搞乱了内蒙局势，给内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卷二，363－365页）。并在1974年7月22日还给陈锡联、纪登奎和政治局写紧急报告，仍然无中生有的坚持说内蒙有“新内人党”。声称：“内人党”确实存在，“内人党有老根子”，“内人党有计划地转入地下”，“内人党与一些民族分裂分子是有联系的”。信中还写道：“内蒙地区不仅有老内人党，而且有新内人党，有受新内人党控制的旨在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动组织”等等，企图以此搞乱局势，干扰和破坏对“新内人党”大假案的平反工作，破坏落实政策（卷二，103、140、236页）。 + +　　三、1974年初，王违背中央指示，擅离卓资县委副书记的工作岗位，窜回呼市，打着批林批孔旗号，拉帮结派，另立指挥中心。他先后在张克源家、姚品章家、王德贵家、内蒙古党校、送变电工程处等地，多次召集他们的一伙，密谋策划，建起了“202”山头，与“218”相勾结，大搞篡党夺权活动。他们发表的《关于当前我区批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声明中说：“前段时间里，曾出现全国性的修正主义回潮，有的地方资本主义复辟相当严重”。攻击自治区党委“长期以来，不批林，不批孔，说了不少屁话，死捂阶级斗争盖子，压制群众”。这个声明的矛头，直指自治区党委，流毒甚广（卷二，259－261页）。 + +　　3月末，王在“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发言，攻击自治区党委用“三顶帽子”、“四条棍子”捂盖子，压群众。煽动群众，把矛头对准自治区党委，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卷二，277－285页）；（卷三，21－22、224页）。 + +　　1974年4月，王伙同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等人，联名向党中央发电报，诬告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妄图把尤大忠搞臭、赶走（卷二，286－289；卷三，45－49页）。 + +　　1974年3月，《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发生后，王金保一派的人，参加了报社的辩论会，并到自治区党委静坐，围攻党委领导同志。3月22日，在听取雷善元等人汇报后王说：“应该支持群众在‘3·11’日报问题上的革命行动，内蒙党委在揭批陈李郑问题上捂盖子、压群众是错误的，应该检查。在党委的人，可以分批等候，有的吃饭轮换回家，直到党委答应作检查为止”。结果，闹得自治区党委不能正常工作（卷二，303－311；卷三，20－21页）。 + +　　王金保还插手巴盟、伊盟、呼市和呼铁局的帮派活动。他和巴盟的崔建雄，呼市的郭日周，呼铁局的刘国庆、赵丁酉，内建一公司的侯呈祥等人都有直接联系，遥控和指挥这些地区的帮兄弟，为他们出谋划策，把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局势也搞乱了（卷二，312－352页；卷三，25－29、50－56、160－164页》。 + +　　1974年4月2日，王金保给内蒙党委组织部写信，诬蔑党委在安排干部问题上搞宗派主义小圈子，为其帮兄弟争官要权。如他在信中说：“如原内蒙革委会委员高福瑞同志，党委常委会也决定调回直属机关工作，但组织部干部处个别派性严重的人公然置党委的决定不顾，从派性出发，散布种种站不住脚的理由，阻挠高福瑞同志回内蒙机关工作”。并威胁说：“如果你们一意孤行，造成一切严重后果，由你们负完全责任”（卷二，353－357页）。 + +　　1976年夏天，在卓资县后房子公社的一次干部会上，同志们对“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想不通，他就大讲刘邦杀韩信的故事，说：“历史上刘邦让吕后杀韩信，是路线斗争的需要。”为“四人帮”打击陷害老干部制造反革命舆论（卷二，396－407页）。 + +　　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篡党夺权，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中，都起了很坏的作用，犯有严重错误和一定罪行。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我们意见对王金保免予起诉，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下放基层分配一般工作。 + +　　 中共包头市委员会1982年8月3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0.txt b/CCRD/0/8/18/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5ef03ccb6cf1673aa363ff624a2f9f7c2c8cd4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0.txt @@ -0,0 +1,57 @@ +# 锡盟党委关于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根据自治区的要求，现将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报上。 + +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4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籍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教育厅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土右旗委副书记、锡盟盟委书记。于1977年1月13日离职审查，5月隔离审查，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11月2日被拘留，1978年11月2日以新生反革命分子定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 +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黑风后，那顺巴雅尔做为“联委”代表驻人委“东联”群众组织当联络员。1967年3月中旬，在四方谈判期间，中央指示要内蒙群众组织增派代表，那顺巴雅尔做为内蒙人委系统“东联”组织（造反派）代表去北京参与谈判。1967年6月份内蒙革筹小组正式成立后，那顺巴雅尔为革筹小组成员，分管全区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大革命的任务。1967年11月当上了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 + +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打着造反旗号，当上了内蒙文教口《鲁迅兵团》的头头，他是内蒙帮派四大头目之一，与郝广德、高树华、王金保等人勾结在一起，特别是在批林批孔中拉邦结派，另立中心，踢开党委闹革命，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犯有严重错误。 + +## 主要事实： + +　　一、1974年初，批林批孔时，那顺获知反革命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黑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于是那以要水利投资为名，从土右旗回呼市，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纠集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邦派山头，把矛头指向了自治区党委。 + +　　“218”山头建立后，那顺同郝广德等人首先对自治区批林批孔的形势和领导的态度进行了分析，认为：“军管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成就，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庙宇，是严重的复辟倒退。吴涛、李树德是支持造反派的，尤太忠有顾虑。捂盖子，是运动中的阻力”。研究决定：对尤太忠是先礼后兵，施加必要的压力。在策略上他们确定把于北辰同志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顺直接指使土右旗文教局的同志，给于北辰同志赶写大字报，专程送到呼市，以达到“先搞于北辰，再打捞尤太忠，搞点小磨擦，让他们（指区党委领导同志）犯错误”的目的。（证据材料主卷（二）第9－11页；79页，那顺交代材料280—283页） + +　　1974年3月8日，他们发出第一号公告，在公告中声称：“内蒙革委会长期不开会，不议政，搞成有其名无其实的空架子，不得已，昨天（3月8日），我们被‘分散安排控制使用’的部分委员齐集在‘218’，座谈讨论了内蒙的批林批孔形势，认为内蒙领导很不得力，畏缩不前，对群众怕的不行。所以，有必要促一促，有力地回击资产阶级向我们的进攻，把反复辟的斗争进行到底”。 + +　　1974年3月11日，《呼和浩特日报》发生所谓“3·11”事件后，“2·18”马上插手，认为“这是揪尤太忠同志的导火线。要紧紧抓住这个突破口不放”。在3月13日，听取了呼市邦派分子戈志盛、李福小等人汇报了事件的全过程后，“2·18”一方面于3月14日发出了题为“坚决支持《呼和浩特日报》社的革命行动，痛击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对批林批孔的猖狂反扑”的第二号公告，另一方面在轻化设计院召开大型串连会，进一步研究策划围攻市、区两级党委的统一行动和联合作战的具体步骤，把矛头由市委转向区党委，迫使尤太忠同志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搞乱全区形势，那顺负有一定的责任。（证据材料：主卷（二）80页—107页，283—286页） + +　　1974年3月末，郝广德与那顺等人又迫使自治区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会前，那顺积极参与策划发言人名单、批判内容，并对郝广德的发言搞召集邦派会议多次进行研究修改。在3月29日的所谓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上郝广德抛出了所谓狠批“颠倒论”的讲话，声言要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那顺还在大会上介绍说：“这就是徐信在锡盟抓的所谓林彪在锡盟的代理人许名扬同志”，严重地干扰了内蒙的形势。（证据材料：主卷（二）108—129页；附件一244—247页） + +　　1974年4月7、8两日，区党委先后转发了中央关于“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多次接见群众、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的两个电话指示后，郝广德指使原党委办公厅信访处白音太以办公厅工作人员的名义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随后又起草了一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修改签名，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把尤太忠打不倒也要赶跑”的目的。那顺积极参与了串联签名活动。（证据材料：主卷（二）130—168；那顺交代材料305—307；301—312页） + +　　在此期间，那顺还多次窜到内蒙工交、农牧、文化等系统，到处讲：“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搞宗派，把内蒙看成是一块肥肉，九次路线斗争被破坏，十次路线斗争没沾边，捂盖子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问题就在李德生。王洪文、江青批的乌达（永红小学）体委（二丁）文件，一直没有动，说明有些人想捂盖子，过去除揪出刘少奇、林彪以外，其他走资派都漏掉了。有些落水狗上岸以后咬人咬的厉害，有的甚至被咬死。……我们要当无产阶级的官，做革命派”。“……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不会甘心，一定会与我们作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出来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打击敌人走资派的捣乱破坏。”（证据材料：主卷（二）第169—248页） + +　　二、1976年4月7日晚8时，中央电台广播了“两项决议”和天安门事件后，那顺起草通知，让旗委书记云福祥、旗革委会副主任陈道科签名，责令土右旗文化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摘掉。他在通知中写到：“请你们把在萨拉齐街头挂的关于周总理生平照片马上换下来，因挂的时间比较长了，二是上边有邓小平的像，请马上执行”。并立即派人送达，两个小时后，就把在萨拉齐街头画廊内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的照片全部摘了下来，影响很坏。（证据材料：主卷一第27—30页） + +　　1976年7月，他窜到内蒙“5·7”干校锡盟学员处散布：“你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很好批邓，不要以为邓小平打倒了就没有事了，他是个大猴，下边还有很多小猴，不打倒还会咬人，走资派是党内资产阶级里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消灭了，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如果消灭不了，共产主义就成了遥远的了。”（证据材料：主卷（一）第90—94页） + +　　1976年11月，粉碎“四人邦”后，他说：“我对叶帅讲的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证据材料：主卷（一）第86—88页） + +　　三、1974年初，他在土右旗将宣传部门的几名同志叫去说：“你们是搞宣传的，先给你们通通风。全国要开展大的运动，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不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是两个阶级同归于尽。这次不一定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谁能站出来谁领导。”（证据材料：主卷（三）第62—66页） + +　　1976年，“四人邦”在全国煽起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后，那顺又积极配合，大讲“文化大革命就揪出一个刘少奇，还没戴走资派的帽子，‘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揪走资派的，结果一个也没抓住，这次运动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证据材料：主卷（三）第1—3页） + +　　1976年6月7日，那顺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诬蔑“老干部当初参加革命是‘入股’革命胜利后不仅想坐分红利，而且想世袭下去。他们在共产党员、党的领导者、老革命、有功劳等动听的名义下，把按劳分配变成按权分配，成为暴发户。把领导和群众的关系变成统治与被统治、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广大群众丧失主人的地位，新的阶级对立就会出现，走资派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反对派和主要革命对象。”（证据材料：主卷（三）第4—12页） + +　　1976年10月9日，那顺在正蓝旗委扩大会议上说“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苗子。”（证据材料：主卷（三）13—38页） + +　　1976年10月，那顺在锡盟工业学大庆会议上做了一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辅导报告，声言“要和走资派斗，走资派台上有，台下有，我这个22级的干部就要和你12级干部对着干。”（证据材料：主卷（三）第48－55页） + +　　综上所述，那顺巴雅尔所犯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被捕后本人做了多次检查，认罪态度尚好，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我们意见对那顺巴雅尔不予起诉，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下放基层分配一般工作。 + +　　此结论妥否，请审批。 + +　　 中共锡盟委员会1982年9月27日 + +　　抄送：内蒙党委运动办，内蒙纪委。 + +　　共印30份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1.txt b/CCRD/0/8/18/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2b98c9ca8eb25efd23b1f7c7a58f4626ef2e2b8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1.txt @@ -0,0 +1,39 @@ +# 中共内蒙古巴盟委员会关于对刘恒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 + +　　（自治区党委：） + +　　刘恒礼，男，汉族，现年5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籍贯辽宁省人，原为驻巴盟4927部队副团长。“文化大革命”中，他以“军队左派领导干部”的身份，进入巴盟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从1967年4月13日到1969年12月内蒙地区全面军管止，他先后担任过巴盟革筹小组组长、革委会主任、核心小组负责人，“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挖肃”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等职。现任吉林省长春市供销社副主任。在“挖肃”、挖“新内人党”期间，他竭力推行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积极策划并指挥大挖所谓叛徒、特务、走资派等，制造了名目繁多，骇人听闻的一系列冤假错案，特别是在挖所谓“新内人党”时，残酷迫害了巴盟各族广大干部和群众，给巴盟广大人民造成了空前惨重的灾难。对原盟委第一书记、现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巴图巴根同志，刘恒礼提出要坚决打倒。在上级革委会不予批准他们的意见时，他竟迫不及待地在1968年5月3日召开的巴盟革委会第49次常委会议上，擅自宣布：“我们这一级革委会决定，巴图巴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巴盟最大的走资派，坚决打倒。”后来又相继多次讲话和报告，绐巴图巴根同志罗织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致使巴图巴根同志长期遭受非人的折磨和严重摧残，仅肋骨就有两根骨折，指使打手并将巴图巴根同志全家群专、批斗、残遭毒打，老小七口，无一幸免。刘恒礼在一次汇报会上说：“青山（原4927部队）是内人党的骨干分子，你们应把青山的爱人看管起来。”会后便把青山的爱人哈斯同志（小学教员）隔离批斗，实行群专，致使哈斯不久便含冤而烧死于隔离室中。刘恒礼身为核心小组负责人、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挖肃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在“挖肃”、挖“新内人党”的历史错案中，在巴盟地区受害总人数达42030人，致死2798人，致伤残10565人，他应负直接责任和重要的领导责任。 + +　　刘恒礼在十年动乱期间，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践踏党的政策，迫害广大干部群众，所犯错误极为严重，民愤极大。按照中共中央9号文件及内蒙“两案”会议精神，为了吸取历史教圳和教育其本人，我们建议长春市委给予刘恒礼以开除党籍，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请区党委批示，转吉林省委、长春市委。 + +　　 中共内蒙古巴盟委员会1982年10月4日 + +## 关于刘恒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 + +　　刘恒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中犯有严重错误，现将其错误事实结论如下： + +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忠实地推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积极支持、怂恿一小撮帮派头目和骨干分子的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成为“左派军队领导干部”，他妄图达到夺取军队领导权的目的，公然违背中央军委命令，指挥造反派头头崔建雄、甄达泳等人在群众大会上以“反革命复辟的黑后台”、“黑司令”等罪名公开批斗原巴彦淖尔军分区第一政委梁涤尘同志（现为辽宁省丹东市警备区政委）、副政委王业（现为内蒙军区后勤部政委）。还把梁涤尘同志所谓罪行材料和本人头像强行刊登到《东方红》造反报上，致使全盟上至军分区司令、政委，下至公社武装部长，甚至民兵连长层层被揪斗，巴盟军队系统一度处于瘫痪状态，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二、1968年冬至1969年春，大挖所谓“新内人党”期间，刘恒礼是巴盟“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指挥部的常务副总指挥。当时，“挖肃”方面的事情大都由他亲自主持研究决定。他积极组织策划并指挥大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制造了空前未有的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给巴盟各族干部和群众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全盟范围内制造的所谓“新内人党”、“土尔扈特人民党”（简称“土党”）、“地下党”、“统一党”、“复兴党”等冤案多达40余种。刘恒礼主观臆断，凭空捏造敌情，把巴盟地区的“敌人”说得多如牛毛，离奇古怪，说什么“新内人党”在巴盟上有党委，下有支部、小组，星罗棋布，到处可遇。并在好多场合胡说：“巴盟地区的敌情十分复杂，有乌兰夫的老班底，有傅作义、达理扎雅、马洪奎势力，也有乌兰夫接收过来的哈丰阿的势力，如巴图巴根（原盟委第一书记，现为内蒙人民政府副主席）、肇和斯图（原盟长，现为内蒙科委副主任）等就是”。诬蔑巴图巴根、肇和斯图、杨力生（原盟委副书记，现中共阿拉善盟委书记）、副盟长关保（含冤去世）等大批领导干部以“反党叛国集团”等莫须有的罪名，横加打击、迫害。刘恒礼全盘否定党中央关于民族政策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取得的伟大成就，肆意践踏党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路线，把地处反修前哨的边疆少数民族人民一概视为“阶级敌人”，大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一直挖到了蒙古包和畜群点。他诬蔑蒙古民族，竟把“民族特点”作为大挖“阶级敌人”的线索和依据。他在1969年2月28日的盟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内人党是利用民族情绪搞活动的，应好好揭露才能把内人党搞垮。”同年3月1日说：“这个组织的上层是一小撮反革命老手，他们利用内蒙古民族特点发展了一大批内人党徒”。“现在把其上层组织搞垮了，基层还没有全部搞清”。“额旗现已初步破获‘土尔扈特人民党’（简称土党），就是‘新内人党’的变种，现已落实有338人，嫌疑227人，共计565人，已建立支部16个，并任命了叛变后的王爷，政权中的头目，其中包括财政部长、外交部长、公安部长等”。在“挖肃”、挖“新内人党”期间总共才有6000多人口的额旗，被挖进了1700多人，逼死和打死92人。该旗布和等7名经党多年培养的蒙族领导干部全被打成叛国投修集团、“土党”的头目。其中：原旗委委员、旗长额尔登格日勒同志被关进监狱，带着镣铐坐狱7年之久，曾几次上报判处死刑，皆因上级不批未遂，其母被逼自杀，女儿气死，本人直至1970年额旗划归甘肃后才得平反释放。 + +　　刘恒礼还大力推行林彪的所谓“政治边防”，大搞“四人帮”的所谓“全面专政”，在牧区乱划阶级，乱搞内迁，搅乱了边境地区的阶级阵线。在大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时，从农区抽调大批汉族农民组成“贫宣队”派往牧区，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罚，残害广大牧民群众，制造了民族矛盾，分裂了边疆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仅一个乌拉特中后旗被打成的叛国集团就达9个，因挖“新内人党”、划阶级、内迁受害者达2524人，严重伤残698人，致死113人。其中由于错划阶级受害者达253户812人，严重伤残317人，致死28人。造成经济损失达18万4856元。潮格旗苏德那木斯楞一家4口，全被致死。 + +　　三、在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中，刘恒礼首当其冲地要打倒乌兰夫、巴图巴根同志和一大批老干部。他颠倒敌我，给乌兰夫、巴图巴根等同志罗织种种罪名，把50年代内蒙党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为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而派到巴盟的37名党的少数民族干部打成了“乌兰夫死党”，通过法西斯手段，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在一次会上煽动说：“巴盟地区的敌情十分复杂，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当代王爷乌兰夫自1952年以来先后把4批37名死党分子派来巴盟，窃取了巴盟地区的党政财文大权。其中巴图巴根这个反革命分子，早在育成学院期间就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日本投降后，又投靠了哈丰阿，成为苏蒙修特务。”在另一次会上，他又毫无根据地污蔑说：“根据很多材料证实，巴图巴根不但是个老‘内人党’党员，内人团执行委员，而且是‘新内人党’在巴盟的总头子，60年以后他还在发展秘密党员。”在刘恒礼的主持下，几次上报了关于打倒巴图巴根同志的“罪证材料”，并不待上面批示，便于68年5月3日的盟革委常委会上擅自非法宣布：“我们这一级革命委员会决定，巴图巴根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是巴盟最大的走资派，坚决打倒。”将原盟委书记、副书记8人里的7人，原盟长、副盟长6人里的4人，全被打成了“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国投敌分子”、“三反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或是“1·28反革命复辟的总后台”、“历史反革命”、“内人党党魁”等等，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其中，原盟委委员、副盟长、杭锦后旗第一书记张学谦同志在惨重的法西斯刑讯逼供中含冤死去。原盟委委员、常委、副盟长关保同志被打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内人党党魁”、“日本特务”、“苏蒙修特务”后，惨遭各种刑罚的折磨摧残，后来，由于伤残后遗症发作而含冤去世。 + +　　为了达到打倒巴图巴根同志，篡夺党政权力的目的，刘恒礼把所谓“巴图巴根的罪行材料”强行登载于《巴彦淖尔报》，流毒甚广，影响极坏。 + +　　四、在挖“新内人党”期间，刘恒礼亲自策划、组织并指挥搞逼、供、信。在几次盟委常委会议上，他都积极策划、部署搞“大会战”、“打歼灭战”、刮“十二级台风”，并选定会战对象。他在68年8月6日的盟革委常委会上说：“……会战的对象：巴图巴根、肇和斯图、关保、乔桂章（原盟委副书记，现乌海市委书记）这是第一个战役，第二个战役再安排。”他在另一次会上又说：“各级革命委员会领导和无产阶级革命派都要打主动仗。有重点、有计划、有准备地打几个歼灭战。”在68年12月15日的盟革委全委扩大会议上，他煽风点火地说：“现在我们的主攻方向明确了，目标集中了，仗怎么打？刮一场十二级台风，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并具体部署说：“全面围剿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这是我们当前运动的重点，各旗县都要搞，对内人党这个反革命组织，要发起强大的击势，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全线突破”“‘内人党’党徒首先要都抓起来，审讯、内查、外调、要斗，集中起来办学习班。这个学习班是强制性的，集中起来住，随时发现一个往进拿一个，没有内人党怀疑，当前破坏大的，也把他拿进去。”由于刘恒礼的煽动纵恿，全盟上下，到处私立公堂，刑讯逼供，什么拳打脚踢、捆绑吊打、压杠子、钉铁笔头、过电刑、火烫、割舌头、假枪毙等等30余种刑罚，无所不用其极，弄得巴盟地区从机关到厂矿企业，从城镇到农村牧区，到处是法西斯专政，到处是逼供信，人身安全朝不保夕，一片白色恐怖。在这样的形势下，刘恒礼不但不悬崖勒马，反而继续升级加码，胡说什么：“巴盟的阶级斗争就是内人党与共产党的斗争”，叫吐什么要“狠反右倾……统统挖出来，格揪勿论”草菅人命。他在68年11月8日电话传达滕海清指示时说：“巴盟的问题没解决，就是因为没有把坏人挖出来，特别是没有把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家伙抓起来，搞右倾翻案的要坚决打下去。”在同年12月15日召开的盟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对借口贯彻政策掩盖挖内人党的要进行严肃批判”等等。由于刘恒礼这样主观臆断，一意孤行，仅盟直机关就有300多名干部、职工被抓进“土牢”、监狱，其中有10人含冤死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刑罚之下。 + +　　刘恒礼亲自点名抓起来的原盟委组织部副部长白瑞卿同志，在被抓后的第四天便含冤死去。而刘恒礼亲自主持会议决定白瑞卿同志的死是“畏罪自杀”。他点名叫抓起来的原4927部队现役军人青山同志的爱人、附小教员哈斯同志被抓后，未过几天便不明不白地烧死于隔离室内。他亲自确定并经亲自过问的15个“重点案件”里的15名局处以上党员干部，由于严重的刑讯逼供，当时死去1人（白瑞卿），伤残后医治无效死去的2人（关保、哈斯阿古拉），严重伤残11人。其中，对原盟委第一书记巴图巴根同志长期群专期间，动用了各种刑罚，一次迫害竟连续15个昼夜，压杠子，打断了两根肋骨，腰椎错位变形。对宣传部副部长查干（巴图巴根同志爱人）同志，搞车轮战8个昼夜，拳打脚踢，鞭子抽，脱掉衣服烤头号大火炉等各种恶害卑劣的刑罚，致使查干同志被打昏死过去一天多，先后被迫绝食5次，还继续毒打，迫不得已，自杀3次，经抢救后又继续毒打，身体遭受严重摧残。其家属也受株连，多次抄家，查干同志年过70岁的两个老人和不足15岁的两个小女儿都无一幸免，遭到严刑烤打。大女儿在巴盟报上点名批判，至今3个女儿都有后遗症，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原盟委统战部副部长博彦同志，在挖“新内人党”期间被群专8个月，一次被连续审讯17天，中间休息不到15个小时，又连续进行47天的审讯，遭受长期的刑讯逼供，连80多岁的老岳母和14岁的女儿也不放过，逼迫交待“新内人党”。原盟委统战部部长苏德保同志除残遭多种毒刑烤打外，头上又被钉进了一颗铁笔尖，至今无法取出。原统战系统女干部其木格同志长期遭受毒打，牙齿被打掉手指被打坏，脚指脱落，还不让给未满两月的小孩喂奶，其木格同志忍受不了酷刑折磨，被迫触电自杀未遂。 + +　　刘恒礼身为核心小组负责人，“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挖肃”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在“挖肃”、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的历史错案中，巴盟地区受害总人数达42030人，致死2798人，致伤残10565人，他应负直接责任和重要的直接领导责任。 + +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刘恒礼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 + +　　 中共内蒙古巴盟委员会1982年10月4日 + +　　抄送：中共吉林省委组织部、中共长春市委及组织部。存。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2.txt b/CCRD/0/8/18/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a08a9372d1b43f7abd539536d8feafa1421962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2.txt @@ -0,0 +1,173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聂元梓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2）京检分审字第212号 + +　　被告人聂元梓，女，现年61岁，河南省滑县人。原任中共北京大学哲学系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是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住本市海淀区佟府丙8号。因反革命罪，于1978年4月19日由北京市公安局依法逮捕，经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犯罪事实如下： + +## 一、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 + +　　被告人聂元梓于1966年11月15日，被江青指使的王力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经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于16日密谋支使，在19日，带领孙蓬一等4人窜到上海市。聂元梓到上海市后即与张春桥密谈，并纠合在上海市的北京大学学生组成所谓“战斗团”炮制了以“打倒常溪萍（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领导权的反革命策略。被告人聂元梓在上海市四处煽动说：“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和黑帮分子联络的联络员，他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打倒常溪萍是打开上海市委的缺口，要死死揪住他不放。”12月13日，在研究“打常（常溪萍）”会议上聂元梓进一步煽动说：“打倒常是打开陈、曹（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荻秋，上海市市长）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等一些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采取统一行动”，“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组织一个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一项决议，代表全市人民要求中央罢曹荻秋的官，改组上海市委。”同时又找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座谈，煽动他们造反，并向华东师范大学的造反派提出“要让市委后院起火，打进市委机关去。” + +　　12月16日聂元梓离沪后，留下孙蓬一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孙与华东师范大学造反派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于12月28日进驻了中共上海市委，伙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骨干分子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聂元梓的一系列罪恶活动，致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书记杨西光，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等多次遭到残酷批斗，使本来坚持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 + +## 二、诬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 + +　　被告人聂元梓于1967年4月14日，接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的亲笔信，要聂“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聂元梓随即成立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揪叛徒兵团（即新北大公社第二战斗队）”，并将该队组建情况、“揪叛徒”的进展情况和活动方向等报送康生、谢富治。5月22日，聂元梓写信给谢富治，要求“公安机关协助”。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即秉承谢富治的旨意，接见了“第二战斗队”负责人，表示大力支持。“第二战斗队”专案人员根据聂元梓提供的线索，制造了所谓“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胡仁奎、李伦特务案”。“第二战斗队”在聂元梓的直接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胡、李从彭、薄处获得情报，向蒋介石汇报，彭真通过胡仁奎、李伦与蒋介石勾结，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而在解放后，胡、李又在彭、薄、安的长期包庇下，窃踞我党的重要职务潜伏下来，成为我党内的一个极大隐患。上述报告经康生阅后批送给当时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该组于1967年9月，大量援引“第二战斗队”报告提供的诬陷材料，写出了《彭真包庇国民党大特务胡仁奎、李伦进行特务活动，并通过胡、李与蒋介石、阎锡山暗中勾结》的诬陷材料，1968年7月9日，又以上述诬陷材料为重要根据，认定彭真是“大特务”，致使彭真遭受逮捕冤狱多年。李伦也被诬陷为特务，冤狱近8年。 + +## 三、煽动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 + +　　被告人聂元梓于1967年1月，得知江青示意戚本禹向人民大学学生煽动、诬陷说“朱是反毛的”这一消息后，即亲自向人民大学学生了解戚本禹的讲话内容，记在笔记本上，随后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组成“联合批判班子”，批判《朱德将军传》，并决定“新北大负责组织写稿子”、“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藉以诬陷朱德委员长。这个“联合批判班子”相继炮制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刊载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办的《新北大》报上，文章恶毒诬陷朱德委员长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大军阀，一个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大投机家、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双手沾满少数民族的鲜血”；“周旋于反动军阀之间”；“井岗山上的流寇将军；”“长征途中的逃跑主义者”；“拜倒在蒋（介石）贼脚下的抗日领袖”等。这期《新北大》报纸印发50万份，发往全国，以煽动诬陷朱德委员长。 + +## 四、诬陷、迫害中共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 + +　　1966年7月和9月，被告人聂元梓伙同孙蓬一等先后两次写大字报诬陷担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等等，大字报经江青决定转上海市贴出。1966年11月聂元梓到上海市后，伙同上海市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人多次策划，进一步诬陷迫害常溪萍，使常溪萍遭到极其残酷的折磨，于1968年5月25日含冤死去。常溪萍的爱人陈波浪也因此遭受株连被迫害致残。 + +## 五、诬陷、迫害北京大学干部、学生。 + +　　被告人聂元梓篡夺了北京大学领导权后，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等200余人被定为“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其后，又建立了所谓“监改大院”，对陆平、彭佩云等100余人非法监禁，被监禁人员遭到“挂黑牌游斗”、“烟头烫”、“铁棍、钢丝鞭毒打”等残酷迫害。 + +　　1968年4月至7月，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藉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中、韩琴英、姜鹣鹣、俞藏倩、彭秋和等10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其中邓朴方被绑架到校后，被蒙住头，遭到铝棍、电缆线鞭多次毒打，日夜连续突击审讯，强迫他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是如何反对江青的。邓朴方受到残酷迫害，致使下身瘫痪终生残废。8月9日、14日，聂元梓控制的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了报告和绝密《简报》，进一步诬陷“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女学生韩琴英被专案组由济南绑架回京时，遭到残酷毒打，在北京站受到公安派出所制止。被告人聂元梓亲自打电话，强令派出所将韩琴英交给她手下的人带回北京大学。韩被带回后，因遭蒙头毒打而流产。 + +　　被告人聂元梓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受害人的陈述，证明完全属实。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院确认，被告人聂元梓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的反革命罪恶活动，罪行严重，民愤很大，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102条、第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孙成霞书记员 李晓光1982年10月5日 + +## 对被告人聂元梓所犯罪行的发言 + +## 公诉人 孙成霞 + +## 1982.10.29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经过法庭调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充分证明本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聂元梓的罪行，完全是属实的。现在，我就被告人聂元梓的主要犯罪事实和采取的阴谋手段，及其犯罪性质和应负的刑事责任，发表如下意见： + +## 第一，被告人聂元梓的上海之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有预谋、有组织地夺取上海市领导权而采取的重要步骤；聂元梓是在上海市实施这一步骤的组织者、策划者。 + +　　在庭审调查过程中，聂元梓对她的这一罪行，极为狡辩。但是，法庭出示的书证和证人的证词证明，江青说：“上海是华东最大的城市，影响很大，上海问题的解决，关系到华东全局，我们要是打算要上海就得派红卫兵去支持上海工人、学生造反”。派谁去呢？戚本禹的供词作了交代，因为聂元梓当时造反最有名，同江青的关系又好，江青就决定让聂元梓带人去上海了。可见，聂元梓的上海之行完全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指使下进行的。聂元梓带着北京大学“文革副主任”孙蓬一等3人，于1966年11月19日窜到上海。聂元梓立即向“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的负责人提出，要见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嗣后，在“中央文革”驻上海记者站所在地延安饭店，张春桥单独会见了聂元梓。聂元梓为了实施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在上海市亲自与孙蓬一等人，把在上海市的北京大学学生拼凑起来，组成所谓“赴沪新北大战斗团”，作为她在上海市实施阴谋活动的依靠力量；又纠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红革会”等造反派头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校园、愚园路第四师范学校等许多地方开会，煽动他们组织起来，建立一个全市性的统一组织。组织起来干什么呢？用聂元梓的话说就是“联合起来，统一力量，把矛头一致对准上海市委。”聂元梓又策划了一个以打倒曾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的反革命策略。按照这个反革命策略，聂元梓进一步在各种集会上煽动说：“我来上海是专门揪常溪萍的，是来搞上海市委的”； 常溪萍是上海市委派到北京去和黑帮分子联络的联络员，他是黑帮分子彭真、邓小平、刘少奇看中的人物，是他们的黑干将。常溪萍被我们揪住了，就打开了上海市委的缺口，是上海市委的致命伤。我们一定要死死揪住他不放”，并声称“不打倒常溪萍，不批倒上海市委，不回北京”。进而又纠合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造反派头头，先后于11月22日，11月25日，12月11日分别在文化广场、人民广场召开了所谓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万人誓师大会和几十万人参加的批斗大会，会上批斗了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书记杨西光和常溪萍等人。聂元梓在上述大会上讲了话，煽动说：“常溪萍问题不是孤立的、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他的根子。中央的根子是邓小平和黑帮头子彭真。地方的根子，到目前为止，我认为就是以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此后，聂元梓又先后与孙蓬一等人到上海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江南造船厂，杨树浦发电厂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所在的国棉十七厂，继续煽动。聂元梓还亲自找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干部进行所谓“座谈”。这一系列紧张的煽动，中心内容是所谓“先打外围”，“孤立陈、曹”，“顺藤摸瓜”，“直捣老巢”，“揭上海市委的盖子”，“要让市委后院起火”，“北大和师大联合进驻旧市委统战部、组织部”，“打进市委机关去”，“打倒常溪萍是打开陈、曹的一个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这里所说的陈，就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曹，就是曹荻秋。在聂元梓到处煽动下，曹荻秋、杨西光、常溪萍等人被各单位频繁拉去批斗，致使上海市委出现了瘫痪状态。聂元梓于12月16日离开了上海。但是，她的阴谋和野心并没有随着她离开上海而终止。在她离开上海的时候，专门留下了孙蓬一等人继续实施她的一套计谋，孙蓬一等人终于纠集“赴沪新北大战斗团”，同上海市的一些所谓“造反组织”勾结在一起，于12月28日进驻了上海市委，参与制造了康平路反革命事件，使上海市委完全陷于瘫痪，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最终夺取上海市领导权打下了基础。 + +　　聂元梓在上海的一系列犯罪活动，很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赏识。在聂元梓到达上海后的第3天，“中央文革”驻沪记者即按江青一伙的要求发出了消息，说聂元梓到上海短短3天，就使“造反派统一了认识”；确定了“以常溪萍为突破口”，掀起了对上海市委“大揭发、大批判的声势”。江青对聂元梓上海之行的评价是：“实现了交给她的任务”。这些事实不仅清楚地表明江青指使聂元梓搞阴谋活动是很得手的，也清楚地表明聂元梓上海之行在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篡夺上海市领导权的反革命活动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 + +　　在这里有必要指出，聂元梓一伙人在上海的所有的反革命组织活动和反革命煽动活动，完全是由聂元梓亲自出面和亲自安排进行的。那个所谓“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打倒上海市委的反革命策略，完全是出自于聂元梓本人。因此，现所当然地应该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 +## 第二，被告人聂元梓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参与者。 + +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为了诬陷、迫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于1966年4月14日亲自写信，授意聂元梓，要她“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等黑帮的具体材料。”聂元梓在接到康生的亲笔信后，立即组成了直属“校文革”领导的所谓“揪叛徒”的“第二战斗队”，并将队员名单和组建情况密报康生。同时，由队员手持康生亲笔信的复印件，到全国各地搜集材料。被告人聂元梓又于1967年5月22日亲自写信给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请求给予帮助。同年5月26日，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秉承谢富治的旨意接见了“揪叛徒第二战斗队”的负责人，并表示大力支持。 + +　　被告人聂元梓为了实施康生诬陷、迫害彭真的旨意，亲自精心策划了从诬陷北京林学院院长胡仁奎入手进而诬陷彭真的阴谋。胡仁奎在1939年在晋察冀边区，是经中央批准在彭真的直接领导下打入国民党上层为党做工作的。聂元梓在接到康生的信后，首先独自到一个人的家，对这个人和这个人的妻子说：“现在正是揪叛徒的时候”，“你们要主动，跟上形势”，“表现要积极”等等，并问及胡仁奎的情况，示意他们揭发胡仁奎。经过这样一番诡秘的安排之后，聂元梓才派人进行所谓“调查”。她还亲自写了条子交给“战斗队”队长杨建锋派“战斗队员”去找那两个人。“战斗队”的人从那家回来后，就起草了一份给康生的“报告”。聂元梓亲自审查了这个报告稿，提出了修改意见并批示：“这个材料再调查，然后送去”。“第二战斗队”在这个“报告稿”的基础上，根据聂元梓的批示进行了修改补充，于5月16日报送给康生。报告中诬陷彭真副委员长，还有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是特务。康生看过这个材料后即表示“彭真的问题可以升级了，可以逮捕了”，并且批给了“彭真专案组”。这个专案组，于1967年9月主要是根据北大“第二战斗队”提供的材料写了《彭真包庇国民党、大特务胡仁奎、李伦进行特务活动并通过胡、李与蒋介石、阎锡山暗中勾结的材料》。这些材料成了1968年7月9日，彭真副委员长被诬定为“特务”，遭到逮捕冤狱的重要根据之一。同时也使李伦遭受冤狱8年。可见，聂元梓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提供的诬陷彭真的材料，对彭真以及李伦遭受迫害、冤狱起了重要作用，后果严重。 + +　　被告人聂元梓还主动策应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进行反革命煽动活动。在1967年1月底，聂元梓得悉戚本禹向人民大学学生煽动说：“朱是反毛的”消息后，表现了极大的反革命主动性。她立即亲自向人民大学有关人员了解戚本禹的讲话内容，并记在笔记本上。就在这个时候，她又得知中国作家协会“造反团”抄出刘白羽写的《朱德将军传》的书稿，很快就批准“新北大分社”和“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联合组成批判班子，批判朱德，她在2月3日下午在北京大学临湖轩接见了“作协革命造反团”的代表，当场决定由新北大负责组织写稿班子，提供一切方便条件，并指定北大“校文革”办公室主任负责具体落实。这个“批判班子”相继炮制了《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把大军阀、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来》等文章，先后刊登在1967年2月16日、3月16日北大“校文革”办的《新北大》报上，共占6版，计2万8千余字。聂无/元梓亲自决定，这两期报纸增印到50万份，扩大发行到全国，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 +　　在这里应该指出，聂元梓秉承康生的旨意诬陷彭真副委员长，以及他煽动诬陷朱德委员长，决不仅仅是对彭真、朱德个人，绝对不是孤立的，而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组成部分，是和他们篡党篡国的反革命目的分不开的。 + +## 第三，被告人聂元梓，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总的意图下，诬陷迫害了北京大学一大批干部、学生，她是组织实施这些诬陷迫害活动的主要责任者。 + +　　（北京大学是我国具有革命传统的一所高等学府，闻名中外。在党的领导下，北京大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设事业输送了大量的人材。当被告人聂元梓篡夺了这所大学的领导权之后，竭力颠倒历史，颠倒是非。她多次召开各种会议，煽动揪所谓“黑帮”，批所谓“黑帮”；先后把北京大学的领导干部、教授、讲师等200多人诬陷为“走资派”、“黑帮”、“反动学术权威”等等，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迫害他们。在这里我只举一个例子就可见一斑了。地理系教授侯仁之只是因为他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我爱旅行》的一文中，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大海的心情，就说他是“站在海边向台湾招手”，给他戴上了一顶“反共老手”帽子，大《新北大报》上连续3期刊登批判他的文章，还逼迫他挂牌子站在凳子上，头上压上砖叫他低头“认罪”。当他被毒打得站不起来时，竟被拖在地上游斗。像这样被诬陷、迫害的干部、学生数以百计。） + +　　被告人聂元梓在北大篡权之后，还亲自批准对所谓“黑帮”等人实行集中管理，把北京大学陆平、彭佩云等100多名校系领导干部、老知识分子、教员、学生，非法监禁起来。这些人在监禁中遭到了严刑逼供。用刑之狠，手段之毒，闻所未闻，怵目惊心。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有几位证人已经作了揭露。但是应该指出，那仅仅是在聂元梓主持下“集中管理”和“监改大院”发生的罪恶事实的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这类的罪恶活动。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党委副主任彭佩云、副校长戈华、教授朱光潜、李赋宁、生物系党总支书记胡寿文等等，从党委书记到一般干部，从校长、教授到学生百余人都遭到了残酷折磨。聂元梓掌权时实行的“集中管理”和设立的“监改大院”，完全是一幅人间地狱的景象，使一大批干部群众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被告人聂元梓在今天的庄严的法庭上，还不正视她的这些罪恶，反而轻松地以一句“不知道”为借口，妄图逃脱她的罪责，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 +　　被告人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实行反革命统治期间，还别有用心地制造了一起所谓“反革命小集团”的冤案，为此成立了“专案组”。从1967年9月到1968年7月，在她主持的各种会议上谈到抓、打“反革命小集团”问题达37次之多。经聂元梓的同意，这个专案组从北京、四川、山东先后将北大师生邓朴方、邓楠、颜品中、韩琴英、姜鹣鹣、俞藏倩、彭秋和等10余人绑架到校，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其中，学生邓朴方被抓到学校后，立即被书包蒙住头遭到痛打，强逼他交代其父邓小平和卓琳的所谓问题。当遭到邓朴方的严词拒绝后，聂元梓手下的打手们，进而用铝棍、钢丝鞭昼夜连续毒打。邓朴方在这次被迫害后，下身瘫痪，终身残废，但聂元梓并没有就此罢手。她控制下的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又向江青等写了长篇书面材料，写了题为《邓小平通过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的报告和简报，凭空诬陷邓朴方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说邓朴方从事的所谓“反革命活动”的主要材料都是由邓小平那里批发来的。这哪里是搞什么“反革命小集团”，纯粹是搞阴谋。还有被当作“反革命小集团”成员的女学生韩琴英，被“专案组”从山东把她抓回北京时，沿途遭到殴打，衣不遮体。韩琴英到校后被蒙住眼睛，惨遭毒打后流产。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的教员彭秋和被非法绑架到校，硬逼他承认，看过江青的剧照，反对聂元梓就是反革命，不承认就被蒙头毒打。彭秋和被打得遍体鳞伤、鲜血直流，经过长期医治，直到现在还未恢复健康。 + +　　被告人聂元梓在北京大学的一系列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在北大引起很大民愤。至今，在北大一提起聂元梓，广大教职员工仍义愤填膺。因此，必须追究聂元梓这一严重罪行的刑事责任，以伸张正义，平息民愤。 + +## 第四，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就聂元梓诬陷、迫害常溪萍的罪行，再作进一步的揭露。 + +　　常溪萍是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部长，曾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他在上海被群众誉为“忠于职守的焦裕禄式的好干部”。1964年，北京大学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任“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副队长。在工作中，他认为北大“社教”运动的搞法不符合党的一贯政策，经上海市委同意，向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写信反映，得到邓小平总书记的支持。北京市委根据邓小平总书记指示召开会议，批评了当时在北大“社教”中坚持错误的聂元梓等人。聂元梓因此对常溪萍怀恨在心，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便以为时机已到，疯狂地进行反革命报复。她很快地写了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寄到上海后，市委负责人不同意贴出去，由曹荻秋请示邓小平。邓小平指示：“这件事中央已经作了处理，不要再翻出来了”。于是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又写了大字报，诬陷常溪萍在北大“社教”运动中是个头号叛徒，是“前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镇压北大‘社教’运动进行反攻倒算的急先锋”；并且通过江青、张春桥将这份大字报在上海贴出。聂元梓窜到上海之后，到处煽动“打倒常溪萍”，叫嚣“不揪出常溪萍，决不回北京。”正是由于她的煽动，使常溪萍被罚跪、游斗，被拖把、榔头打得浑身血肉模糊，多次昏死过去。甚至在演活报剧时，把常溪萍拉去当“活靶子”，许多人用脚踏在他的身上说，叫他“永世不能翻身”；在一次批斗后，还用绳子套在常溪萍脖子上，由8个打手往8个方向拉，狂叫：“绞死常溪萍”。就这样，常溪萍屡遭折磨，于1968年含冤死去。被告人聂元梓确是诬陷迫害常溪萍致死的罪魁祸首，她必须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 +　　第五、综合上述，我们清楚地看到，被告人聂元梓的一系列的罪恶活动，决不是他个人的、孤立的一种犯罪行为，而是紧紧地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联结在一起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什么东西把聂元梓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联结在一起的呢？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在北大的“社教”运动中，聂元梓就对常溪萍和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不满，一直怀恨在心。这是她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勾结起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进行反革命报复，疯狂诬陷迫害彭真、常溪萍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必须强调指出，聂元梓猖狂从事反革命活动并不仅仅是为了泄私愤，图报复，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她具有明显的反革命野心。她在她的亲信中一再表示不满说：“中央委员还是候补的，革委会主任是副的”，可见她对只篡夺北大的领导权是很不满足的。她还有明显的觊觎北京市领导权和中央各部的领导权的行为。这充分说明聂元梓的反革命野心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恶性膨胀到十分狂妄的地步了。她的上海之行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就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立了一大功；她诬陷迫害彭真副委员长之所以能够那样主动，她煽动诽谤诬陷朱德委员长之所以能够闻风而上；她诬陷迫害常溪萍，诬陷迫害北京大学一大批师生，之所以那么肆无忌惮，归根结底都是来自她的反革命野心。事实无情地宣布了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罪行都具有明显的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其犯罪行为都是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的规定，聂元梓的行为确已构成反革命罪。她的反革命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102条，第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而且后果严重，民愤很大，迄今仍不彻底悔罪。因此，我建议法庭，依法予以严惩。 + +## 为被告人聂元梓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季学全 史兰生 + +## 1982.10.29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们接受被告人聂元梓的委托，担任她的辩护人，我们接受委托后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多次会见了被告人聂元梓，又经过昨天和今天上午的法庭调查，对本案已有清楚的了解。现在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8条“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履行我们的职责，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 +## 一、检察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聂元梓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为了准确地判断被告人聂元梓的罪责，特提请法庭注意以下情节。 + +　　江青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是早有阴谋，并多方策划进行的，1966年11月16日，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在一起开会密谋夺取上海市的领导权。聂元梓没有参加这次密谋会议，而是会后由王力通知王光宇，又由王光宇出面通知聂元梓。聂元梓并不了解江青等人密谋的具体情况。王光宇的证言，可以证明确是江青等人指使聂元梓去上海，但不能证明已经向聂元梓说明了江青等人的密谋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情节问题，聂元梓知道不知道江青等人早有阴谋，直接关系她的犯罪性质和罪责大小。 + +　　被告人聂元梓到上海以后，煽动上海的造反派成立统一的组织，提出“把矛头指向上海市委”，“把上海市委资反路线批倒”，“打倒曹荻秋”，“打倒常溪萍”，否则，“就不回北京”，等等。聂元梓的这些行为，虽然是江青等人蓄谋策划夺权的一个部分。但是聂元梓的行为特点是进行宣传煽动，她的罪责，既不同于江青、张春桥等人，也不同于实际上在上海夺了权的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这是应当进行比较，并且在罪名上加以区别的。 + +##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聂元梓诬陷迫害彭真。 + +　　1967年4月14日，被告人聂元梓接受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的旨意，组织了所谓揪叛徒兵团（第二战斗队），“调查彭真、刘仁问题”，并亲自提供调查线索，派人调查，将调查报告报送康生等人，致使彭真遭受监禁，李伦也被诬陷为特务，冤狱近8年。对此，被告人聂元梓自应承担一部分罪责。但是，应当指出，诬陷迫害彭真是康生的阴谋。1967年4月14日康生亲自写信告诉被告人聂元梓：“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了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要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1968年7月9日，又是康生亲自决定在迫害彭真的手段上实行“升级”，指示“中央彭真、刘仁专案组”写逮捕报告，致使彭真被捕冤狱多年。因此，我们认为，诬陷彭真以及对彭真进行人身迫害，都应由康生负首要罪责。 + +　　诬陷迫害李伦的情况，同样也是出于康生的阴谋。1967年8月19日，康生在逮捕李伦报告上亲笔批示“李伦（胡仁奎老婆）确系蒋匪特务”“应逮捕审讯”。1969年7月13日，搞李伦专案的承办人认为李伦定为特务证据不足，写出释放李伦的报告。又是康生在这个报告上批示：“李伦是老特务，在延安已清楚知道，此人应定案判刑”，致使李伦冤狱近8年之久。可见，诬陷迫害李伦，始终出于康生之手。诬陷迫害李伦的问题，康生负首要罪责是理所当然的。 + +##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聂元梓诬陷迫害常溪萍。 + +　　被告聂元梓等人，于1966年7月、9月两次写了诬陷常溪萍的大字报，1966年11月聂元梓去上海后，又多次讲话重复了大字报的诬陷内容，这是事实。但是，在一年以后，即1968年1月、4月，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又多次讲话进一步诬陷常溪萍，并且指使文汇报发表编者按语诬陷常溪萍为“是凶恶的敌人”，谁为常溪萍翻案就要把谁“一起送上西天”等等。这一编者按语发表的当天晚上，常溪萍又遭到毒打，从此开始了更加残酷的人身迫害，1968年5月25日常溪萍含冤死去。以上过程说明，聂元梓确对常溪萍有诬陷行为，但是致使常溪萍遭到残酷迫害以致含冤死去的直接原因，则是一年多以后张春桥又进行诬陷迫害的结果。因此，张春桥应负主要罪责。 + +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聂元梓诬陷常溪萍，“常溪萍的爱人陈波浪也因此遭受株连被迫害致残”。我们认为，陈波浪受到株连遭受迫害是事实。但是对于株连和迫害的责任，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 +　　卷内材料证明，被告人聂元梓诬陷常溪萍的大字报于1966年8月在华东师范大学贴出后，陈波浪所在单位——财经学院的某些人让她交代常溪萍所谓写黑信的问题，由于陈波浪拒理驳斥，以致终无结果。一年多以后，即1968年春节以后，财经学院的某些人到陈的原籍进行所谓调查，制造了诬陷陈波浪有血债的假材料。从此对陈波浪进行了更加残酷的人身迫害，造成严重后果。由此可见，财经学院的某些人最初揪斗迫害陈波浪，确与聂元梓诬陷常溪萍有关，但是聂元梓在诬陷常溪萍时没有提及陈波浪，也没有对陈波浪实施株连的行为，因而，实行株连的责任，应由财经学院的某些人承担。一年多以后，又诬陷陈有严重问题并进行残酷迫害，造成陈波浪致残的严重后果，也应由财经学院的某些人承担责任。因此，就追究株连和迫害的罪责而言，被告人聂元梓不应负刑事责任。 + +## 四、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聂元梓诬陷、迫害北京大学干部、师生。 + +　　其中，关于被告人聂元梓主持建立“监改大院”和“专案组”的问题，我们认为她应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必须指出“监改大院”以及“专案组”进行的残酷的人身迫害，并不是在聂元梓的授意或策划下进行的。而是“监改大院”负责人刘国政、监管人员和所谓专案组人员具体实施的。尤其是所谓专案组负责人陈乃斌最为凶狠。受害人彭秋和1979年10月22日的证词指出：“对我毒打和这种逼讯的主要是以陈乃斌为主……他是打我和其他受害者最凶狠的凶手。”陈乃斌自己也供认他“要负主要罪责。”因此，我们认为，刘国政、陈乃斌等人负有重大责任。 + +## 五、关于刑期折抵问题 + +　　检察院起诉书说明，被告人聂元梓是在1978年4月19日被逮捕的。被告人聂元梓在逮捕前的情况是：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1971年2月7日至1973年4月24日，1978年4月1日至1978年4月19日，3次被隔离审查。1969年11月初至1970年7月下旬，1973年4月24日至1975年4月23日，1975年4月23日至1978年4月1日曾先后在江西农场、新华印刷厂、北京大学仪器厂3次被监督劳动。我们认为，被告人3次被隔离审查的时间，依照有关规定，应折抵刑期。被告人3次被监督劳动的时间，鉴于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故亦应参照有关规定折抵刑期。在折抵时，都应1日折抵1日。 + +　　此外，被告人在这两天庭审中，能遵守法庭规则，按照法庭提问，回答问题，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 +　　以上所述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评议此案时，认真考虑，予以从轻处理。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中刑字第1436号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孙成霞。 + +　　被告人：聂元梓，女，现年62岁，河南省滑县人，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季学全、史兰生。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聂元梓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聂元梓犯罪事实如下： + +　　1966年11月15日，江青派人把被告人聂元梓秘密接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决定，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带领孙蓬一等人，于11月19日到达上海。到上海后，聂元梓单独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密谈；纠合在上海的北京大学学生组成“战斗团”；伙同孙蓬一制定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策略。聂元梓在上海四处煽动：“打倒常溪萍是打开上海市委的缺口，对上对下都有影响”。聂元梓还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聂元梓还煽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煽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打进市委机关去，让市委后院起火”。12月16日聂元梓离沪后，留下孙蓬一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活动。孙蓬一与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于12月28日进驻了中共上海市委，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康平路武斗事件。聂元梓的一系列活动，致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书记杨西光，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等人多次被批斗，遭到人身迫害，使中共上海市委陷于瘫痪。 + +　　1967年4月14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亲笔写信给聂元梓，要聂元梓“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聂元梓立即成立了北京大学“揪叛徒兵团”，并将组建情况和活动方向报告了康生、谢富治。聂元梓写信给谢富治，要求“协助”，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即秉承谢富治的旨意，接见了“揪叛徒兵团”负责人，准予到全国各地查阅档案。聂元梓事先同被调查人谈话，作了安排，然后让“揪叛徒兵团”派人按照她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揪叛徒兵团”主要根据被调查人提供的假材料，在聂元梓的直接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向蒋介石汇报，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解放后，胡、李又在彭、薄、安的长期包庇下，窃踞我党的重要职务潜伏下来，成为我党内的一个极大隐患”。上述报告，经康生批交当时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1968年7月，“彭真专案组”在康生授意下，以上述“报告”为重要根据，诬陷彭真是“大特务”，致使彭真遭到逮捕，冤狱多年。李伦也被诬陷为“特务”，冤狱近8年。 + +　　1967年1月，聂元梓得知戚本禹诬陷“朱是反毛的”讲话之后，即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成立“联合批判班子”，以批判《朱德将军传》为名，对朱德委员长进行诬陷。这个“联合批判班子”相继炮制出《篡党、篡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历史的伪造者、反党的野心家——再揭〈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两篇文章，诬陷朱德委员长是“混进党内的大军阀”，“大投机家、大阴谋家、大野心家”等，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印50多万份，发往全国，进行宣传煽动。 + +　　1966年7月和9月，被告人聂元梓伙同孙蓬一等人，两次写大字报诬陷曾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常溪萍是“镇压北大社教运动的刽子手”，“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被告人聂元梓将大字报交给江青，转到上海，在华东师大等处贴出。1966年11月聂元梓到上海，煽动打倒常溪萍、伙同华东师大的一些人多次对常溪萍进行批斗，致使常溪萍受到极其残酷的折磨，于1968年5月25日含冤去世。常溪萍的爱人陈波浪也因此受到株连，被迫害致残。 + +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被告人聂元梓篡夺北京大学领导权期间，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200余人被诬陷为“黑帮”、“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1968年5月，在聂元梓主持下，建立“监改大院”，对陆平、彭珮云等干部、学生和教师共100余人集中监禁。被诬陷的干部、师生受到了“挂黑牌游斗”，烟头烫、铁棍、钢丝鞭毒打等人身迫害。 + +　　1968年4月7日，被告人聂元梓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为此，设立专案组，以抓“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为藉口，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颜品忠、韩琴英、彭秋和等10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致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8月9日、14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 +　　上述罪行，经法庭调查、辩论，听取证人证言，核实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庭审中，被告人聂元梓供认了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聂元梓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102条、138条及第52条、第64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王静人民陪审员 王斌人民陪审员 李洪印 + +　　 1983年3月10日 + +　　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朱江明1983年3月16日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3.txt b/CCRD/0/8/18/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3840eac672aa980a4667a5b88e72eea3e3a9f7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3.txt @@ -0,0 +1,89 @@ +#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孙昌德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黔检刑诉字（1982）第1号 + +　　被告人孙昌德，男，47岁，汉族，辽宁省营口县人。1963年留学回国后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工作。1966年9月调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任研究实习员。“文化大革命”中曾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82年3月25日因反革命罪被依法拘留，同年4月1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 +　　孙昌德反革命一案，经贵州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移送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本院审查确认：孙昌德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参与李再含为首策划的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诬陷、迫害干部，镇压群众，后果严重。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积极参与反革命夺权活动 + +　　1967年1月15日晚至16日，孙昌德参加“贵阳地区造反派联络站”会议，策划和参与了夺取《贵州日报》社领导权的活动，并担任报社“接管委员会”成员。同月下旬，在李再含等人阴谋策划夺取贵州省的领导权后，孙昌德担任了“贵州造反总指挥部”的总指挥，随后又当上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篡夺了贵州省的部分领导权。1967年2月6日，孙昌德在为“造反派”全体会议起草的《关于贵阳地区革命群众组织的发展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在革命派夺省、市党政财文大权，革命派当家作主后”，“最关键的问题是夺权没夺权和夺权彻底不彻底的问题”。煽动和支持各单位“彻底夺权”。 + +　　1974年3月初，孙昌德和徐英年策划编写文章，孙说：“让大家知道造反派又在说话了”，“贵州是把干柴，下面一见文章，肯定会烧起来。”孙、徐两人组织编写了《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一文，采取阴谋手段，联名发表在3月9日《贵州日报》第二版上。文中煽动说：“在我省，有人……打击、陷害革命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传播政治谣言，把新干部‘打扫’下去，打击排斥新生力量”，“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成果的战斗，正严肃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面前”。制造动乱，煽动“造反派”起来篡权。 + +　　1974年3月11日，孙昌德签字批印赵福岭的《向右倾复辟思潮开炮》的讲话材料。该材料煽动：对“走资派”“就是要把他们窃取的职权还给人民”。 + +　　1974年9月，孙昌德伙同田子明等人策划帮派联合，攻击省委“扼杀新生事物，排斥新生力量”。其目的是要安排帮派势力进革委工作班子，阴谋篡夺贵州省的各级领导权。 + +　　1976年3月，省革委常委会召开前，孙昌德和田子明、徐英年等人再次策划，企图利用这次会议“解决问题”，阴谋篡权。 + +## 二、诬陷、迫害干部、群众 + +　　1967年3月初，孙昌德受李再含指派，到安顺地区支持夺权。3月9日，孙昌德在安顺听取汇报后说：“为了夺权，要扫清障碍”，“徐永春是个大障碍”，“徐的材料可以上纲定性，定他现行反革命有把握了，可以肯定”。随即把徐永春、张英二人定为“反革命分子”。孙昌德亲自在逮捕报告上签字立即逮捕，亲笔写逮捕“命令”。还亲到现场诱捕、指挥抓人。使徐永春被无辜判刑10年，冤狱3年零7个月；张英被无辜判刑7年，冤狱1年零5个月。同时，还以抗议“命令”为由，把工人许自华、李崇刚、董宝山、宋国安4人拘留起来。使他们冤狱5个多月。 + +　　1967年8月初，孙昌德受李再含指派，亲自组织人拟写《给贵州工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信》，直接对电台有关人员下令说：“播，坚决播，错了我负责”。致使贵州工学院副院长达昭、教授熊胤笃，被公开点名诬陷为“凶恶、阴险、狡猾的敌人”，“是贵州工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也是全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敌”。达昭、熊胤笃二人无辜遭受残酷迫害，达昭被非法关押，还导致把消息捅出国外，被外国通讯社和报刊利用宣传，给我国造成不良影响。 + +　　1968年4月，孙昌德在主持铜仁地革委工作期间，以“坏头头”名义抓捕铜仁五交公司工人廖笃甫、城关派出所长何玉才、城关公社社员吴代振、贵州工学院学生向玉昌4人。孙昌德亲自派人把廖笃甫等4人押送贵阳“8·18兵团”私设的监狱关押一个多月，后又以“现身说法”为名，叫“铜仁总指挥部”来人押回去，继续迫害了2个多月。 + +## 三、煽动、指挥武斗，镇压群众 + +　　1967年8月5日，孙昌德对铜仁“造反总指挥部”负责人赵永昌等人说：你们就是右倾，早该反击，这次反击有理，就是要狠狠搞，我们省革委支持你们。公开煽动和支持铜仁武斗。致使从铜仁城关打到谢桥、茶店、川硐等地，打死群众21人。 + +　　1967年8月17日，李再含等人策划镇压贵州工学院师生，孙德昌和王运荣亲自到“省总指挥部”召开的武斗头头会上，传达李再含的指令，联名签条调动电台，在省军区司令部大楼操纵电台，参与指挥。造成打死1人，打伤91人，抓200余人，捣毁教学楼部分用具和实验仪器等严重后果。 + +　　1969年7月，李再含为首策划“端据点”，镇压群众，孙昌德多次提出所谓“南宁办法”，为武斗制造舆论。7月29日上午，孙昌德到省工代会指使赵怀忠、姜玉梓调工人进城端据点，派人进驻政法大楼等。这次事件，打死55人，打伤108人。 + +　　综合上述犯罪事实，被告人孙昌德积极参与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亲自参与或直接进行诬陷、迫害和镇压干部、群众，情节恶劣，危害严重，证据确实、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院确认，孙昌德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101条、第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诬告陷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刘思培检察员　王安新检察员　林林1982年11月27日 + +##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初字第2号 + +　　公诉人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刘思培、王安新、林林。 + +　　被告人　孙昌德，男，现年47岁，汉族，辽宁省营口县人。原系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学习员。曾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82年4月1日被逮捕。现在押。 + +　　辩护人　贵阳市法律顾问处律师肖常纶、张文炎。 + +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11月27日，指控被告人孙昌德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的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向本院提起公诉。 + +　　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和第112条之规定，由本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张德华、刘起旺，审判员朱铭彬和人民陪审员罗绪先、卢程组成合议庭，张德华担任审判长。书记员宋战平、邓胜利担任记录。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刘思培、王安新、林林出庭支持公诉。于1982年12月15日至同月21日，对此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听取了证人的证言；听取了部分被害人的陈述；核实了各种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孙昌德的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孙昌德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参与阴谋篡夺贵州省领导权的活动。1967年元月16日，孙昌德参与篡夺了贵州日报社领导权，控制了省的舆论工具。进而于1967年2月初，担任“贵州造反总指挥部”负责人，亲笔写了《关于贵阳地区革命群众组织的发展问题的决议》，进行散发，煽动和支持省、市各单位群众组织“彻底夺权”。並作为“贵州造反总指挥部”代表进入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担任常委、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夺取了贵州省的部分领导权。 + +　　被告人孙昌德积极追随“四人帮”，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制造新的动乱。1974年3月至1976年4月，孙昌德伙同徐英年等人，采取公开与秘密的手段，联名在《贵州日报》上发表了《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的文章，印发了《向右倾复辟思潮开炮》的材料，捏造说：“贵州扼杀新生事物、大搞复辟倒退”，“贵州有人打击陷害革命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把叛徒、特务搞上来了”。与此同时，孙昌德与田子明等人还阴谋策划，打倒省、市委一批领导干部，妄图达到进一步篡夺省的领导权的目的。 + +　　被告人孙昌德在篡夺了省的部分领导权后，为了巩固其权力，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967年3月，孙昌德到安顺地区支持夺权，诬陷工人徐永春、张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亲笔写了逮捕“命令”，并指挥将徐、张二人逮捕判处徒刑。在逮捕徐、张二人时，孙昌德还以“抗议命令”为由，将工人许自华、李崇刚、董宝山、宋国安4人拘留，使他们被关押迫害达5个多月。1967年8月，孙昌德亲自组织人写了《给贵州工学院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封信》，布置《新贵州报》刊登，并强令贵州广播电台广播，点名诬陷贵州工学院副院长达昭、教授熊胤笃是“凶恶、阴险、狡猾的敌人”，使他们受到残酷迫害。1968年4月，孙昌德在铜仁诬陷干部何玉才、社员吴岱振、工人廖笃甫、学生向玉昌是“坏头头”，亲自下令将4人抓起来关押了3个多月，残酷迫害无辜群众。 + +　　被告人孙昌德煽动武斗，参与策划、指挥镇压群众。1967年8月5日，孙昌德在贵阳接见铜仁地区“造反总指挥部”负责人时说：你们就是右倾，早该反击，我们省革委支持你们。在孙昌德的煽动下，致使铜仁县的武斗加剧，从县城打到谢桥、茶店、川硐等区，打死群众21人。1967年8月17日，孙昌德参加策划镇压贵州工学院师生员工的会议，传达李再含的指令，并调用电台，指挥镇压，抓捕群众两百余人，其中打伤91人，打死1人，还捣毁教学楼部分用具和实验仪器等，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1969年7月29日，李再含在贵阳制造了镇压群众事件，事前孙昌德参与了策划，提出了所谓“南宁办法”，即用武力解决的办法，对造成打死55人，打伤108人的严重后果，负有一定罪责。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被告人孙昌德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阴谋策划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诬陷干部、群众，煽动武斗，镇压群众等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都构成了反革命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上述确认的事实，孙昌德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1条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严重。 + +　　本庭根据被告人孙昌德的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被告人在事实面前供认了大部分罪行的态度，报请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101条、第102条、第138条和第52条、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孙昌德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有期徒刑的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张德华审判员　刘起旺审判员　朱铭彬人民陪审员　罗绪先人民陪审员　卢程 + +　　 1982年12月21日 + +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 +　　 书记员　宋战平书记员　邓胜利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4.txt b/CCRD/0/8/18/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f13696ef327a438e5fea196270cb481f39b61f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4.txt @@ -0,0 +1,77 @@ +#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徐英年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黔检刑诉字（82）第2号 + +　　被告人徐英年，男，44岁，汉族，江苏省金坛县人。“文化大革命”中曾任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常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中共贵州省委委员。1982年3月25日因反革命罪拘留。4月2日逮捕。现在押。 + +　　徐英年反革命一案，经贵州省公安厅侦查终结，移送贵州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本院审查确认：徐英年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参与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镇压迫害群众，诬陷省委领导人，后果严重。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积极参与策划反革命夺权 + +　　1967年元月，徐英年积极参与策划篡夺贵州省领导权的活动。元月18日，徐英年在贵阳地区“造反派”联络站负责人会上煽动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围绕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权的问题”，“贵阳也到了一个一个夺权的时候了”。“我们要夺权”，“凡有了条件的都要夺权，条件不成熟的要创造条件”。元月25日上午，徐英年在北京往贵阳打电话，传达了李再含关于贵州也该夺权的旨意。在北京期间还主持起草了《夺权通告》，交给李再含。 + +　　1974年3月初，徐英年参与孙昌德策划编写《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一文，采取阴谋手段，联名发表在3月9日的《贵州日报》上。文中煽动说：在我省有人“打击陷害革命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把新干部打扫下去，打击排斥新生力量”，“这就是右倾翻案，这就是复辟倒退”，要迎头痛击“复辟势力的进攻”。制造动乱，煽动“造反派”起来篡权。 + +## 二、镇压迫害群众 + +　　徐英年为了镇压安龙县龙广区反对李再含的群众，在李再含的指使下，于1968年9月17日，在兴义伙同康岩中主持会议策划，兵分两路，武装攻打龙广。并坐镇指挥，制造了“9·18”龙广流血事件，打死9人，逼死1人，伤残14人。 + +　　1968年12月，徐英年指使李从富、廖崇智等人于同月15日攻打兴义县手管局办公楼，打死群众4人。 + +## 三、诬陷原中共贵州省委负责人 + +　　1968年7月6日，徐英年在安顺地区“造反派”负责人会议上，点名诬陷原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周林，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徐健生是“大叛徒”，原省委第一书记贾启允是“假党员”。并诽谤“他们窃取了党政财文大权，对人民进行残酷迫害”。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徐英年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积极参与策划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镇压迫害群众，诬陷原省委负责人。徐英年所犯的严重罪行，证据确实充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徐英年触犯了《刑法》第92条、第101条、第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诬告陷害罪。应追究刑事责任，本院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 + +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林检察员：王安新检察员：刘思培 + +　　 1982年11月27日 + +##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2）刑初字第3号 + +　　公诉人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林、王安新、刘思培。 + +　　被告人　徐英年，男，44岁，汉族，江苏省金坛县人。原系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研究生，曾任贵州省革委会委员、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中共贵州省委委员。1982年3月25日拘留，同年4月2日逮捕。现在押。 + +　　辩护人　贵阳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张文炎、肖常纶。 + +　　被告人徐英年因反革命一案，由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11月27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5条和第112条之规定，由本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刘起旺、张德华，审判员朱铭彬和人民陪审员罗绪先、卢程组成合议庭，刘起旺担任审判长。书记员邓胜利、宋战平担任记录。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林林、王安新、刘思培出庭支持公诉。于1982年12月18日至21日，对此案依法进行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徐英年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积极参与策划夺取贵州省领导权的活动。1967年元月18日，徐英年在贵阳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上，大造“夺权”的舆论，煽动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围绕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权的问题”，“贵阳地区也到了一个一个夺权的时候了”。“我们要夺权”，“凡有了条件的都要夺权，条件不成熟的要创造条件”。同年元月25日，徐英年在北京与李再含密谋策划夺取贵州省的领导权，并亲自往贵阳打电话，传达了他们“贵州也该夺权”的决定。夺权后，徐英年担任了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夺取了省的部分领导权。 + +　　（被告人徐英年为了进一步夺取省的领导权，积极追随“四人帮”进行反革命煽动。1974年3月初，徐英年伙同孙昌德炮制出《狠批‘克己复礼’，痛击复辟倒退的反动思潮》一文，文中捏造说：“在我省，有人打击陷害革命造反派”，“镇压革命群众”，“把新干部打扫下去，打击排斥新生力量”等等。制造新的动乱。） + +　　被告人徐英年，为了巩固已夺得的权力，积极参与镇压群众。1968年9月17日，徐英年在兴义伙同康岩中（当时任省革委副主任，因反革命罪已判刑）主持召开会议，决定“兵分两路”，徐英年坐镇兴义指挥，于18日对安龙县龙广区群众进行镇压，打死群众9人，逼死1人，打伤打残14人，后果严重。同年12月，徐英年在兴义指使李××、廖××等人，于同月14日晚召开策划会议，组织武斗人员于15日攻打兴义县手管局办公楼，打死群众4人。 + +　　被告人徐英年，于1968年7月6日，在“三反一粉碎”高潮期间，利用其夺取的权力，在安顺地区群众组织负责人会议上，诬陷诽谤原省委主要负责人是“大叛徒”。致使他们进一步遭到残酷迫害。 + +　　上述事实，经公开审理听取公诉人的发言；审问被告人；听取被告人的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辩护人的辩护；听取证人的证言；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各种证据。证据确凿。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4章第8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被告人徐英年乘“文化大革命”动乱之机，参与策划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镇压群众，诬陷干部等行为，无论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还是按照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均构成反革命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的规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上述确认的事实，徐英年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101条反革命杀人、伤人罪，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对国家和人民的危害严重。 + +　　本庭根据被告人徐英年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被告人在事实面前供认了部分罪行的态度，报请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2条、第101条、第102条、第138条和第52条、第59条第2款、第6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徐英年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 +　　有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算，判决执行以前的羁押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一式二份，上诉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 +　　 审判长　刘起旺审判员　张德华审判员　朱铭彬人民陪审员　罗绪先人民陪审员　卢程 + +　　 1982年12月21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邓胜利书记员　宋战平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5.txt b/CCRD/0/8/18/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58131fffa2bd779ec8b8b7add53727b3f10187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5.txt @@ -0,0 +1,17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對陈励耘免予起诉决定书 + +　　被告人陈励耘，男，现年６３岁，四川省成都市人，汉族，高中文化程度，１９３８年３月入伍，同年７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五军政委。因参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于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０日隔离审查，１９８０年７月２９日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陈励耘一案，经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侦查终结，于１９８１年６月１３日移送本院，提请起诉。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陈励耘犯有以下罪行： + +　　１９７１年３月３１日晚至４月１日，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林立果根据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５７１工程"纪要》，在"准备阶段"建立"指挥班子"的"实施要点"，召集《纪要》中确定的指挥班子成员陈励耘、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军第四军政委王维国以及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在上海岳阳路原少年科技站秘密开会。会前，林立果派林彪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于新野专程去杭州接陈励耘。陈在于新野陪同下，于３月３１日晚赶到上海参加了会议。会上，林立果指定陈励耘为杭州的"头"，陈励耘接受了委派。 + +　　以上罪行，经审查核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供认不讳。 + +　　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 + +　　 检察长　于克法１９８２年３月１０日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6.txt b/CCRD/0/8/18/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e7548a0a983fa2a7aab31ca6888eae4a56b4082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6.txt @@ -0,0 +1,89 @@ +# 中共乌盟盟委关于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严重错误的处理意见 + +　　郝广德，男，汉族，3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河北省景县人。 + +　　1967年参加工作，1968年经李树德、敖其尔介绍，由内蒙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直接纳为中共党员，行政22级。“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武川县委副书记、乌盟盟委书记等职。1977年1月17日离职审查，同年3月4日隔离审查，1978年3月26日经内蒙党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同年4月3日逮捕，79年11月29日起诉到乌盟中级人民法院。 + +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内蒙帮派主要头目之一，几次搞乱内蒙局势，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 + +## 一、“文化大革命”起来造反，充当“呼三司”主要头目，进行夺权活动 + +　　郝在“文革”初期即伙同高树华一起带头在师院造反，并在师院参加东方红战斗纵队（简称东纵）曾是该队负责人之一。1966年10月由东纵发起的13所大中专院校成立的第三造反司令部（简称三司）郝为“三司”主要头头。多次主持召开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卷宗第二卷2－10页） + +　　郝广德于1967年1月中旬到报社支持了报社的造反派东方红夺权，并于1967年1月21日，《内蒙古日报》社夺权事件发生两派严重对立后，军区派兵到报社，这时，郝广德、高树华等人率领“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找军区刘昌（内蒙古军区副政委）辩论为名，策划对军区进行围攻，为此曾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内蒙古气象学校等地，多次开会研究冲击军区的具体部署和组织分工。高树华、王志友在军区门前指挥、指挥点设在河西公司派出的一辆大轿车上；郝广德等人做后方的支应工作，指挥点设在河西公司。（卷宗第二卷12－16页，第七卷（三）191－199页208－210页）从1月29日至2月5日，先后由王志友、阎桐林带领的“818”，梁志超带领的工学院“井岗山”，工学院“东方红”，高树华带领的师院“井岗山”等，造反派组织，对军区进行了游行、静坐、绝食，围攻、冲击，致发生“2·5”事件。当时严重地瘫痪了边疆的军事指挥机关，搞乱了内蒙局势。郝广德是参与组织围攻军区的主要指挥者之一。（第九卷46－48页）。 + +　　1967年，在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四方会谈期间，郝广德是“呼三司”方面的代表。他采取造谣、诬蔑的手段，欺骗中央。2月17日，他在向周总理反映内蒙情况时当面造谣说：“呼和浩特的革命群众在流血”，“正遭受着皮鞭、木棍的毒打、火刑、电刑、钉竹签、割舌头，呼和浩特正象当年农奴制下的西藏”。“大批工人被开除厂籍，大批干部被停发工资，老人孩子在饥饿边缘上”。“一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与老保站在一起，在内蒙军区王良太等人的支持下又重新上台执政”，“在内蒙地区搞成了独立王国，迫不及待地以武力实现了全区范围内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把全区1300万各族人民置于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之下”。（第二卷28－39页49－50页第七卷（二）213－215页） + +## 二、在“二月逆流”和挖肃、挖“内人党”中，迫害干部和群众。 + +　　1967年“4·13”以后，郝广德以所谓反“二月逆流”的“英雄”自居，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1967年4月25日，郝广德在内蒙古师范学院，主持召开了所谓“坚决粉碎内蒙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批判斗争乌兰夫、王铎、王逸伦誓师大会”，把王铎等30余名厅局长以上干部和对立面群众组织的头头拉去残酷批斗。 + +　　（第二卷17、26－27页115页、第七卷（三）204－206页第九卷52页、17－18页） + +　　郝广德在1967年革委会成立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至1969年“5·22”批示下达期间，是紧跟滕海清大搞“挖肃”和大挖“内人党”的。 + +　　1967年11月2日，郝广德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文化基础至今没有批判，反而有抵制、包庇……民族分裂集团揪得怎么样？这里有风暴、斗争，可能引起反复。宁可把困难想的多些。”（第二卷72页） + +　　1967年11月4日，郝在内蒙革委会第一次会议小组讨论时说：“乌兰夫在文化领域遗毒至今还没有批判，这是很严重的问题。”（第二卷71页） + +　　1968年6月26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汇报会上说：“我们挖肃大方向正确，有成绩……我们那里有右倾，敌人就在哪里隐藏。有的反左，就把自己反到右边去了，说没有乌兰夫残渣余孽了。我们反了右，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挖出3万多，其中挖肃中挖出的是很多的，我觉得挖出的叛徒、特务数字差距不大，从数字可以看出成绩的一面。”（第二卷56页） + +　　1968年7月9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应该强调挖肃斗争的成绩”。……反右倾反对了“挖肃挖对了。”（第二卷57页）1968年8月17日，郝在满洲里市群众大会上讲：“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翻案”、“挖肃斗争，实际上是广泛地、深入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全面的对敌斗争”。他还诬陷“原市委第一书记李俊谭……很早以前就是乌兰夫的亲信。……被乌兰夫派来掌握外事口岸这个大权，他在满洲里有相当的反动政治影响，而且在组织上有较大的反革命社会基础”。（第二卷66－67页） + +　　1969年2月14日，他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挖出了内人党，这是最大的胜利。”（第二卷53页） + +　　直到1969年5月13日，他还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现在就平反，很可能否定一切”。（第二卷54页、119页） + +　　郝广德于1968年2月17日根据核心小组及李树德的指示亲笔写报告，通过蒙古归侨高金花案件，计划以“行移花接木之术，采取杨子荣的办法”，企图对吉雅泰同志以特务手段进行非法侦察。（第二卷84－86页、89－90页、116页、第九卷56－64、70－73页）他们还未实施前，吉雅泰同志已被迫害致死，因而，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 +　　1968年4月25日，由高锦明主持的核心小组决定，以“新内人党”案件已突破，决定拘捕一些人。郝根据核心小组的决定，批准拘留了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巴图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留金锁。（第二卷73－75页117页） + +　　1968年7月1日，郝秀山同志，当时已调乌盟工作，并已军管，但郝广德还根据水利厅造反派的要求，亲自批准将郝秀山同志揪回水利厅批斗。（第二卷83页） + +## 三、在批林批孔中，继续拉帮结派，进行夺权，再次搞乱了内蒙局势。 + +　　十大以后，郝广德对自治区党委的常委班子组成不满意，认为内蒙的“文革派”没有掌权，应请高锦明回来，应该结合他们几个造反派的大头头（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王金保）为区党委常委。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郝广德又拉起帮派队伍，另立指挥中心，严重干扰了内蒙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搞乱了内蒙局势。（第七卷（一）213－214页） + +　　1974年2月，王洪文的反党讲话传来后，郝广德多次召开帮派串联会组织学习，认为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内蒙的批林批孔，要把矛头对准郑维山和尤太忠。他说：“揭郑维山是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区党委，区党委又主要来自尤司令员。我们要揭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砸”。（第三卷（一）146－148页156－158页206－214页，第三卷（二）132－134页239页） + +　　根据郝广德的交待，他们通过帮派串连酝酿，他们的活动是有一整套路线、方针和纲领的。 + +　　他们的路线是批“颠倒论”最低纲领是通过批颠倒论达到组织上把没有工作的革委会委员安排工作，不是委员的造反派头头也要在本单位争取进入一定的领导岗位。他们的最高纲领是把尤太忠搞臭赶走，把高锦明，权星垣请回来。（第七卷（一）251－265页第三卷（二）212页240页324页、第三卷（一）218－221页）他们的方针是造反派团结起来，在批林批孔的前提下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 +　　据此郝于1974年3月，擅离职守，从武川县回到呼市，纠集那顺巴雅尔等一些革委会常委、委员，以部分革委会委员回来参加批林批孔为名，强占了革委会“218”办公室，并于3月8日发出所谓《第一号公告》，拉起“218”帮派山头。（第三卷（二）167－168页193－195页303－304页第三卷（一）115－116页165－166页） + +　　《呼和浩特日报》于1974年3月11日，在批林批孔中，发表了点名批判郑维山的文章，呼市市委主要负责人指出这是错误的，并撤销了该社社长职务。呼市地区造反派一些头头认为这是压制批林批孔。这个“3·11”事件发生后，郝广德认为有机可乘。召集帮派会议听取汇报，会后以“部分革委会常委、委员”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第二号公告》，批判刘玉柱（当时的市委书记）、尤太忠压制批林批孔，声明支持呼市报社行动，要求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七次全委会，并张贴“尤太忠、刘玉柱镇压呼报绝无好下场”，“尤、刘必须就压制呼报的错误做公开检查”等大标语，矛头直指呼市内蒙两级党委。（第三卷（二）155、195－197页第三卷（一）120－123页167－168）由于“218”山头借“311”事件的煽动，一度形成各派山头对内蒙党委进行联合围攻。 + +　　郝广德还组织煽动群众，以要求接见为名，冲击和围攻内蒙古党委和党委主要负责人，致使区党委不能正常工作。 + +　　郝广德在此期间，为了广造舆论，扩大宣传还亲自到农牧、交通、外贸、内蒙党委等各系统，各单位，亲自做报告，进行煽动。还强迫区党委召开所谓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第三卷（二）1－22页51－57页197－200页271－273页第三卷（一）123－128页195－197页） + +　　郝广德在3月29日的万人大会上发言，大造反党乱军舆论，鼓吹批“颠倒论”攻击自治区党委“死捂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盖子”、“妄图把批林批孔运动压下去”等滥言。逼自治区党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第三卷（二）312－314页326－327页第三卷（一）13－41页70－71页81－83页259－262页） + +　　由于郝广德一伙的捣乱，搅得工厂、机关不能正常生产、工作，社会秩序混乱。为了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加在各级党委头上，他们策划召开了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后还组织了游行。（第三卷（二）156页第三卷（一）310页）妄图给各级党委加上不抓革命和生产的罪责。 + +　　（当中央知道尤太忠被围攻，几天几夜不能休息时，于4月2日来电话指示：“不准冲击区党委和尤太忠，尤多次接见群众，身体不好，应让尤休息”。） + +　　郝广德置中央指示于不顾，伙同高树华、王金保、那顺巴雅尔等人串连，组织呼市、内蒙两级革委会部分委员签名，发表了所谓“43人声明”攻击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并将给中央写的信、发的电报派专人送往北京，妄图把尤搞臭、赶走。（第三卷（二）25－31页202－205页第三卷（一）70、80－81、130－135、140－142、154－155、170－171页199－200、204、239－240页） + +　　1974年4月，郝看到吴涛从北京传回的江青点李德生名的“3·5”黑讲话后，立即组织帮派成员学习讨论，并张贴“打倒大军阀李德生”，“尤太忠必须交待和李德生的关系”等标语口号。郝在批林批孔中，通过各盟市的帮派头目，插手各盟、市的批林批孔、搞乱了全区。（第三卷（二）148~154、221、228~289、314~315、327页第三卷（一）5、78~79、153~154、159~160、215~217、222、296页） + +## 四、私藏转移党和国家机、绝密文件 + +　　1967年至68年，郝广德在担任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存有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郝被免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时，本应将这些文件交给组织，但郝却私藏起来，关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将这些文件交给其帮派成员到处转移，妄图长期隐藏起来。直至1978年3月，宋香波才将这些文件交出来。 + +　　仅现在查获的1578份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就有绝密文件71份，机密文件361份。 + +　　从这些文件的内容来看，有属于绝密的中央公安部专案办公室转给内蒙的46名苏特分子和有苏特嫌疑的名单；内蒙公安厅在解放初期肃反中发现和掌握的绝密档案材料4本（即日特、日特嫌疑、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部分策反对象等人员材料）；有内蒙公安部门掌握的部分侦察对象、外逃分子和我们秘密力量的个人材料；有傅作义军政系统将校级军官名册及下落材料；有蒋帮在绥远地区的中、军统特务组织概况和特务人员名单，陕坝中美合作所特务组织情况和名单，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概况等等。 + +　　郝广德长期私藏和转移这些文件严重地泄露、扩散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危害了国家的安全。（第五卷7~16、50~66、82~90、99~129页第四卷1~13、15、22~40、57、61、75、93页） + +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内蒙帮派重要头目之一，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他都起了重要作用，犯有诬陷罪、泄露国家机密罪、扰乱社会秩序罪，给内蒙古革命和建设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精神和郝本人认罪态度尚好，所犯罪行均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经乌盟盟委1982年11月27日常委会议研究可判处郝广德有期徒刑7年。妥否请自治区党委审批。 + +　　 中共乌盟盟委1982年12月24日 + +　　报：内蒙古党委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7.txt b/CCRD/0/8/18/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00ac4d5869f86e22f24f832d3bd6b11bafe3f6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7.txt @@ -0,0 +1,107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李枫 + +　　<【中共呼伦贝尔盟委员会】> + +　　李枫，男，51岁，行政19级，工人出身，学生成份，河北省遵化县人，汉族，1955年10月入党，1949年7月15日入伍，文化革命前是内蒙党委宣传部干事。文化革命中任内蒙革委委员、呼盟革委副主任。1978年12月撤销党内一切职务。 + +## 主要罪行 + +　　一、李枫是内蒙党委造反派，“红旗”总部大头头。1967年9月以内蒙革筹小组赴呼盟调查组组长的身份到呼盟支持造反派，压制所谓保守派，以致引起严重的武斗事件，并从此窃取了呼盟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 + +　　二、在呼盟地区挖新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期间，李枫伙同尚民窃取了内蒙革委会常委的职务。内蒙呼市地区1966年冬至1967年上半年发生的“一月风暴”夺权，内蒙日报事件、冲击内蒙军区事件以及大揪“乌兰夫黑帮”，镇压所谓“反革命复辟的保守势力”。李都积极参与谋划、指挥，对这一段搞乱内蒙局势，是负有一定罪责的。直接指挥大挖“新内人党”，把呼盟盟委诬陷为“反党叛国集团”。共挖出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78618人，其中死亡3821人，终身残4029人，伤残25488人；这一大惨案，李枫负有直接的重大罪责。李并亲自批准胡力雅其隔离审查，胡的父亲一气之下得了重病死去并株连胡的爱人。1968年4月伙同单大江、马殿元等人，召开满洲里市群众大会动员挖肃，遭到“7·26”派学生抵制，大会进行不了，当场捕60多人。《522》批示下达后，支持522派抵制落实政策，造成盟革委会分裂的局面。 + +　　三、批林批孔期间，诬蔑老干部运动来了“克己”过了就“复礼”。兜售“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煽动鼓吹揪漏网走资派、翻案派、复辟派、死不改悔走资派。对呼盟稳定局势起了破坏作用。 + +　　四、借传达“九大”盛况之机两次攻击朱德委员长、陈毅是“老右”。对毛远新未当上中央委员还掉了泪；毛主席逝世期间5次饮酒，并说“是饮酒祝贺”；粉碎“四人帮”后，还辩护说“篡改那一条了”，说“双突”是新生事物。还说“走资派为什么不能写，今后还会有走资派的。” + +## 问题性质： + +　　帮派骨干分子 + +## 认罪态度： + +　　不太老实 + +## 处刑意见: + +　　逮捕法办 + +　　备注：中共呼盟委春节前讨论法办 + +## 中共呼伦贝尔盟委关于对李枫案件审查处理复议意见的报告 + +## 呼发〔1982〕70号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 + +　　李枫，曾用名李自田，男，汉族，52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籍贯河北省遵化县人。于1947年7月参加工作，1960年入党，行政19级。 + +　　1944年至1945年在扎兰屯木铁工厂学徒和伪生活必须品株式会社当勤务员。 + +　　1945年至1948年在家劳动和浩尔细亚食品公司当店员。 + +　　1948年至1949年在纳文中学读书。 + +　　1949年至1953年在布旗务大哈气小学、旗完小、内蒙荣校当教员。 + +　　1953年至1957年在内蒙古师院毕业留校任人事处科员、校刊编辑。 + +　　1957年至“文化大革命”前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中领头造反，充当了自治区机关造反组织“红旗总部”主要头头。夺权后，任内蒙古革命委员会常委、办公室副主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呼盟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 +　　经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批准，呼盟公安处于1979年11月5日将李枫以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逮捕，11月23日预审终结移送呼盟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1979年12月11日起诉到呼盟中级人民法院。 + +## 一、主要事实 + +## （一）拉帮结派，篡党夺权 + +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枫借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组织内蒙党委宣传部“燎原战斗队”，接着又组织了内蒙古党委机关造反组织“红旗总部”充当了主要头头并指挥整个内蒙古党委机关造反组织的活动（正卷二3、5、6、9、11页）。 + +　　1966年11月，在内蒙古党委召开“三干会”期间，李枫一伙以要求派群众组织代表参加会议和要会议材料为借口，冲击会议。内蒙古党委不同意他们的无理要求，李枫等人就将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挟持到北京“告状”，使会议无法进行（正卷二1至4页5、6、9、10、11、12页）。 + +　　（嗣后，李枫串联其他造反组织，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对自治区直属机关的各级领导进行批判斗争（正卷二8、9、18、61、64页）） + +　　1967年1月23日，李枫参与策划并亲自带领几十人支援《内蒙古日报》社的造反组织夺了报社权，严重干扰和破坏了《内蒙古日报》社的正常工作。第二天李枫参与“呼三司”等组织，把内蒙古军区副政委刘昌拉到师院进行围攻，并逼迫刘昌支持他们。当天晚上，又与“呼三司”等造反组织召开串连会，决定游行示威，向军区施加压力。29日组织了百余辆汽车，开始对军区进行围攻，逼迫军区支持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还组织不明真相的大批群众冲击军区，门前静坐、绝食等活动，持续8天，严重干扰破坏了军区的正常工作（正卷二1、12、13、19、21、22、23、33、34、39、42、43页）。在这两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中，李枫不但亲自策划、指挥，而且还派了“红旗总部”人员参加了游行、静坐，并进行了“慰问”。 + +　　1967年1月下旬，李枫纠集师院《东纵》等造反组织，与高树华等人直接策划、亲自组织了一个“夺权委员会”，在内蒙古党委召开了千人大会，宣布夺了内蒙古党委的权，并发了通告，还将王铎等党委领导同志进行了游街示众（正卷二42页和1982年5月5日上午潮鲁同志找李枫核实问题交待材料1页），搞乱了内蒙的局势。 + +　　“4·13”后，李枫积极参与策划夺内蒙古党委的权，为此扫除夺权阻力，他与一些造反派主要头头，疯狂镇压对立面的群众组织，并把大批干部群众打成“二月逆流的干将，急先锋、坏头头……”，进行隔离、批斗、送进牢房，严重的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他还亲自参与对江波、陈起来、孙培卿等同志的刑讯逼供，造成了致伤致残的严重后果（正卷二、26至30页、35至37页、57至62页）。李枫造反有“功”，当上了内蒙革筹小组成员，后成立内蒙革命委员会当上了常委、办公室副主任。 + +　　李枫根据原自治区“革筹小组”的决定，先去锡盟进行所谓的调查，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后于1967年9月末又带领工作组到呼盟进行所谓调查，支持呼盟造反派的夺权活动，并留在呼盟任革委会副主任。把大批干部打成“刘少奇司令部的人”，煽动群众层层揪“乌兰夫黑帮”，到处抓“走资派”、揪斗“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伙同张寿泉、尚民等人，把原呼盟盟委8名书记打倒了7名，17名盟委常委打倒了14名。李枫所以打倒老干部，积极夺权，其目的正像他自己所说：“打不倒一批老干部，就不会有我这样的领导地位。”李枫实现了他的野心，当上了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常委，呼盟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盟文办主任等职（正卷一57、61、67、138、139页）。 + +## （二）参加指挥“挖肃”和挖“内人党”造成严重后果 + +　　1968年2月，李枫在呼盟任革委会副主任期间，不经常委研究，擅自召开盟直属机关职工大会，作开展“挖肃”动员报告。在报告中以及在以后的各种会议上多次诬陷“在呼盟乌哈黑线是又粗又长，流毒又深又广”。“挖乌哈黑线的任务很重很重”。（正卷三9页）。他还说：“……我们应响亮的提出挖乌哈黑线，在我盟就是挖奇（奇峻山）、杰（杰尔格勒）黑线，奇、杰死党”（正卷三13页）。“……，把奇、杰和布（布特格其）、官（官布扎布）、李（李兴唐）分开。实际布、官、李是他们的第二套班子，还有没有第三、四套班子？”（正卷三13页）。他又说：“今后口号专门喊打倒奇、杰反党叛国集团，抓代表人物奇、杰。对奇、杰坚决打倒，没有什么争取余地。”（正卷三21页）。他以奇、杰二同志为代表人物，企图将呼盟盟委打成“反党叛国集团”，达到他篡党夺权的目的。由于李枫不断煽动群众，竭力反右倾，使“挖肃”，特别是挖“内人党”的运动一天比一天加剧。李枫还亲自到满洲里、西新巴旗、鄂伦春旗、喜桂图旗等地加以推广，使大批无辜的干部群众遭到严重摧残（正卷三67、68页，71至77页，86至90页，正卷二90至100页）。1968年12月中旬，在李枫的主持下向全盟发出《关于“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登记的通告》，（正卷三103、104、105、106、107、108、109页）造成了严重后果。 + +　　李枫还亲自将原盟委管理员胡力雅其同志宣布为“内人党”骨干分子，进行隔离，刑讯逼供，致使其身体严重伤残，其爱人被株连隔离批斗，精神受到严重刺激，患了精神病，其父也因精神受到折磨，患精神病死亡（正卷三112页）。 + +　　李枫还亲自插手盟报社、电台的“挖肃”运动，在常委会议上多次提出深挖，并亲自布置总结所谓“经验”（正卷三6、9、12、19、45至49页52、54、55页）。造成严重后果：4人死亡，电台党组书记苏日图、蒙文报副总编德力格尔同志，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正卷三59至62、63至66、116至120页）。 + +　　1968年4月8日，李枫伙同单大江、马殿元等人在满洲里召开“挖肃”点火大会，部分学生起来抵制，当场抓了60多名学生、职工（正卷三73至77页）。 + +　　由于在呼盟大挖“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进行刑讯逼供，全盟共挖84453人，致死4157人（其中当时死亡就有1383人）。伤残30916人，其中终身残废4029人（正卷三91至95页），后果严重，有很大的民愤。 + +　　1969年2月，李枫还继续鼓吹“形势大好”，说：“挖了100人，99个错了，1个对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成绩。对挖错了的，我们最后给他赔礼道歉，那也是值得的。”（正卷38、39页）。直到1969年8月3日，李枫在盟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上还说：“这个风不对，挖人的被搞得灰溜溜，……翻案活动是一个动向。还有的逼我们承认‘统一党’，现在说呼盟没有一个我不信”（正卷三123页）。 + +## （三）在批林批孔期间的问题 + +　　1974年春，批林批孔开始以后，在盟广播电台会议室召开的宣传文教口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李枫说：“老干部运动来了就克己，运动过了就复礼”（正卷四1、2页）。 + +　　1973年底或74年初，李枫在盟公署三楼会议室干部训练班上，把迟群讲的那些“漏网的走资派、翻案派、复辟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之类的传单，作为正式材料进行了传达（正卷四、3、4、5页）。 + +　　李枫于1977年4、5月间，在盟文教办全体同志揭批“四人帮”会议休息时，看了一份有关进一步肃清“四人帮”所谓写走资派流毒的材料后，便说：“‘走资派’，怎么不能写，过去写多了些，今后还会有走资派的……”（正卷四100、101页）。 + +## 二、定性和处理意见 + +　　李枫，在“文化大革命中，担任了内蒙党委机关造反组织的总头头，参与冲击内蒙军区，并亲自派人到军区门前静坐；直接策划，亲自参与夺内蒙自治区党委的权。 + +　　在“4·13”后，李枫积极参与策划，打所谓“二月逆流”，把大批干部群众打成反革命、黑干将、急先锋、坏头头；在“挖肃”中又把大批干部群众，打成叛徒、特务、“内人党”、“统一党”分子……；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 + +　　上述事实，按中发〔1982〕9号文件规定，已构成犯罪，实属要判刑“四种人”中的后“两种人”。即，直接策划、亲自参与夺自治区党委权的野心分子和直接策划、亲自参与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造成严重后果，罪恶很大，不判刑不足以平民愤的极少数人。 + +　　李枫，被捕后至今有罪不认罪。经此次复议认为，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建议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追究刑事责任。 + +　　 中共呼伦贝尔盟委员会1982年12月3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8.txt b/CCRD/0/8/18/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2f28f02880d376f56e797d1044e825d73efe48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8.txt @@ -0,0 +1,125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人防办公室党组关于高福瑞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根据中央1982年9号文件精神和自治区第九次“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议的要求，我们于12月30日再次召开了党组会，进一步讨论了对高福瑞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现报告如下： + +　　高福瑞在“文化大革命”中，很早就参与了社会上的“串联”、“造反”，伙同高树华、王金保等人，积极进行资产阶级帮派活动。他参与制造了内蒙的“二月逆流”，因而成为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委员。在“挖肃”运动中，他窃据着自治区革委会委员、自治区专案办公室副主任职位，大反“右倾”，说：“内蒙不但存在乌兰夫叛国投敌的社会基础，而且是根深蒂固的”、“隐蔽最深的乌兰夫暗班子还远远没有挖净”；“5·22”批示以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内蒙有“新内人党”的立场，破坏党的政策的落实。批林批孔运动中，他再次与王金保、高树华等人拉起以原“5·22”派为基础的“202”山头，继续破坏自治区的安定团结。 + +　　从1977年接受审查以来，高福瑞对自己的错误有所交待，有一定的认识，但避重就轻，推卸责任。三中全会以后，党组负责同志，几次同他谈话，希望他转变立场，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他虽然表示愿意“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认真和改正错误，并永远记取这个教训，拥护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在有生之年为党做些有益工作。”但实际思想认识上没有明显变化。 + +　　根据中央和自治区“两案”会议精神，为严明党的纪律，教育其本人，经党组研究（党组5名成员，4名参加了讨论研究），提出两种处分意见： + +　　鲍琦、冯继祥同志建议给高福瑞同志撤销其行政职务（人防办工程处处长）的处分。 + +　　马亚夫、白光斗同志建议给高福瑞同志以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 +　　以上报告，请自治区党委审定。 + +　　附：1.《关于高福瑞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2.高福瑞本人《看过结论材料的意见》； + +　　3.高福瑞《我的进一步认识》。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人防办公室党组1982年12月30日 + +## 关于高福瑞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高福瑞，男，汉族，内蒙古林西县人，现年57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高小文化程度，行政14级。1946年入伍，1947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副团长、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等职，1966年3月自湖南省军区茶陵县武装部转业到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选为统战部文革副组长；67年成立自治区革委会时，为革委会委员；1968年3月至1969年12月，为内蒙古专案办公室副主任；批林批孔运动中任集宁肉联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76年1月调回任内蒙古自治区人防战备办公室工程处处长、党委委员。从1977年9月，离职受审。 + +## 经审查证实，其主要错误事实是： + +## 一、“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 + +　　1.1966年初，高福瑞由部队转业到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工作不久，即被选为统战部文革副组长。在所谓内蒙二月逆流中，与高树华、王金保等人相识，与他们来往频繁，关系密切，并参加内蒙师院守“东纵”楼十多天，从此便积极参加社会上的帮派活动（见证明证据材料1－3页；本人检查材料194－196页）。 + +　　1967年5月13日，河西公司的造反派组织《818》同另一个群众组织《红联》发生武斗。《818》为了压垮对方，要求《呼和浩特造反派联络总部》支援。《联络总部》几个头头研究同意调集全市各造反派组织支援。高福瑞和戈志盛、穆林等人以《联络总部》负责人的身份，前往现场支援（汽车行至途中翻车，高受伤住院），这次事件造成100多人受伤，虽然高本人受伤住院，但对此事件应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见证明材料283－287页，本人检查229－231页）。 + +　　1967年11月，内蒙革委会成立时，高福瑞成为革委会委员，继续与高树华、王金保等造反派头面人物保持密切关系（见证明证据材料59页、99页；本人检查材料142页）。 + +　　2.积极参与诬陷乌兰夫等内蒙党政领导干部的活动 + +　　1967年9月，高为内蒙第一专案办监察组的召集人之一。1968年初，成立内蒙专案办公室时，高福瑞为二大组组长，该组负责审查、管理王铎、王逸伦同志的专案工作（见本人检查材料174、175、183页）。 + +　　从1968年3月至1969年12月，高福瑞又任内蒙专案办公室副主任。在此期间，他批准同意专案办公室派人去南京、兰州、太原等地查阅敌伪档案，审查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投敌罪行”。并派人收集有关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王再天、哈丰阿、朋斯克、刘景平、王铎、王逸伦、高增培等人“内人党”材料，对此，高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见证明证据材料82页、83页）。 + +## 二、积极参与“挖肃”，直至“5·22”批示下达后，仍然伙同王金保等人给中央写报告，坚持内蒙确有“新内人党”的立场 + +　　1968年7月7日，高福瑞在内蒙革委会三次全委会直属机关政法组小组会上发言，指责“挖肃运动右倾仍然存在，敌情不浓、估计不足，狠抓重点不够，突破的很不得力”。还说：“大批判不力，对刘景平、哈丰阿、王逸伦的批判不力”。同时，他还指责直属机关“挖肃”有薄弱环节，统战系统“基本群众弱”，“为乌兰夫翻案也比较突出”，并说“乌兰夫招降纳叛非常突出”（见证明证据材料第84、85页）。 + +　　1968年11月16日，高福瑞在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上，大反所谓“右倾”，他以专案办公室副主任身份，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谁反对挖肃斗争就和他拼”的发言，无中生有地说“内蒙不但存在乌兰夫叛国投敌的社会基础，而且是根深蒂固的”，并说“公检法系统的挖肃斗争不是差不多了，而是差得很远，明面上的敌人大部分被揪出来了，但隐蔽最深的乌兰夫的暗班子还远远没有挖净”（见证明证据材料第87－91页）。 + +　　1969年，中央“5·22”批示下达后，高福瑞伙同王金保等人拉起“5·22”山头，干扰党的政策的落实；直至1974年，郝梦枚还以王金保、高福瑞、郝梦枚三人的名义，收集整理了“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紧急报告”，“关于在对待内蒙清队工作问题上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问题的紧急报告”等共6个材料报送中央，（郝梦枚执笔，并代高、王签字）仍然无中生有地继续坚持诬陷内蒙有“新内人党”，“新内人党确实存在”，“内人党”有老根子，“内人党”有计划地转入地下。信中还写到“内蒙地区不仅有老内人党，而且有‘新内人党’，有受‘新内人党’控制的旨在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动组织”等，以此破坏政策的落实（见证明证据材料12、22、23、165－167页）。 + +## 三、批林批孔期间，参加拉帮结派，积极进行夺权活动 + +　　1.1974年春，高福瑞在内蒙党校学习期间，积极收集散发王洪文的黑讲话，并多次同原“5·22”帮派的主要人物王金保、张克源、苗秀英、王春飙、贾国太、梁志超等人议论王洪文的“讲话”，认为讲话的主要精神就是在“批林批孔”中解决造反派受压的问题。在此期间，高多次对苗、王、贾、梁等人说，“解决造反派受压问题，要落实，还得自己起来干，不然就是空的。我们到社会上搞搞活动，只是帮助组织一下，造造声势和舆论，具体活动还得你们去干，具体问题的解决也得靠自己”。与此同时，高与王金保、张克源、苗秀英、王春飙、贾国太、梁志超等人，先后在他和张克源、王金保家以及医学院姚品章办公室“202”号等处串连，分析形势，统一认识，研究办法，策划拉起以原“5·22”派为基础的“202”山头，随即和高树华一伙的郭世海、雷善元等30多人，在医学院正式通过并发表了“关于当前我区的批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声明，打出了“202”山头的旗号（见证明证据材料73、74、150、151页；本人检查材料203、220页）。 + +　　2.1974年3月18日，“202”山头在革委会大礼堂召开了所谓“揭发批判修正主义回潮大会”，极力渲染江青、王洪文做了所谓批示的“体委二丁事件”，“乌达永红小学事件”等。说内蒙这个地方，工厂、企业、新闻、体育、行政、教育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触目惊心的修正主义回潮。指责内蒙党委扣压了江青、王洪文的“指示”。高福瑞当时正在党校学习，但他溜出来参加大会，并在主席台上就座，表示支持（见证明证据材料280、281、282页）。 + +　　3.1974年3月，呼市各帮派人物纠合在一起，利用“3·11”呼和浩特报纸事件，扩大事态，围攻区党委领导人。这期间，高福瑞在自己家，热情接待“202”山头参加围攻的王金保、王洪贵、高树华、郭世海等人，给安排休息场所，并在一起开串连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见证明证据材料31、33、126页；本人检查材料210－215页）。 + +　　4.1974年3月底，高福瑞参加呼市帮派人物在铸锻厂召开的西郊各大厂代表人物几十人参加的串连会。高在会上发言，“要求大家积极行动起来干”。高在检查中承认，“这次串连会，说是发动群众，搞所谓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支持怂恿一些人停工停产跑向社会，加剧呼市地区和机关的局势混乱”（见证明证据材料133页；本人检查材料207、208页）。 + +　　5.1974年春，高福瑞参加了那顺巴雅尔在革委会主楼216房间主持召开的串连会，策划以给内蒙党委“汇报”为名，要求召开革委会第七次全委会。要党委对批林批孔的安排，符合帮派的要求，实质是另立指挥中心，搞夺权（见证明证据材料60页；本人检查材料43、44、45、46页）。 + +　　6.1974年4月初，王金保、张克源、郝梦枚等人，在党校高福瑞住处串连，分析呼市万人大会的形势和对王金保在万人大会上“发言”的反映，研究了“202”今后的主张（见证明证据材料14、20页；本人检查材料221页）。 + +　　7.1974年4月，中央制止了围攻区党委领导的错误行动，呼市各派人物在一起聚会，于4月16日发表“声明”，诬蔑中央指示不符合内蒙实际，指责内蒙党委“谎报军情、诬告群众”，“对王洪文副主席的指示”和“江青同志的批示”是另一种态度，“既不及时传达，也不发文件”。高福瑞积极参与策划，并同王金保、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等43人一起，在“声明”上签字（见证明证据材料152－163页；本人检查材料198－201页）。 + +　　8.1973年11月，内蒙革委会第六次全委会期间，郝广德一伙对自治区党委的常委班子组成不满意，策划起草了一个向中央要求高锦明回内蒙工作的联名信，高福瑞等表示赞同，并在联名信上签了名（见证明证据材料7页；本人检查材料54、58页）。 + +　　9.1974年，高自内蒙党校学习结束回集宁肉联厂后，集宁医药公司帮派头目王丙寅将他邀到其办公室，与乌盟、集宁地区帮派人物王建华、夏振华、王念赤、王志成等人聚会，高在会上介绍了呼市“批林批孔”形势，并要求集宁地区各造反派团结起来搞“批林批孔”（见证明证据材料61、62、65、68页；本人检查材料80、81页）。 + +　　高在“批林批孔”期间的错误，曾在74年11月中央给内蒙办的“批林批孔”汇报会上作过检查，并有一定的认识。 + +　　综上所述，高福瑞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和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积极“串连”、“造反”，参与帮派活动，是内蒙“三大冤案”的积极参与者，高福瑞同志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1977年以来，他对自己的错误有所交待，有一定的认识，表示接受教训。 + +## 看过结论材料的意见 + +　　政治处让我看了对我的问题结论材料，我感到这是党组织和专案组的同志们对我的关怀。我希望早日解决问题，使我投入四化建设，为党为人民出力作贡献。 + +　　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运动中，由于没有真正学懂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我的主观世界没有改造好，所以在行动中不是坚持党的正确原则，维护安定团结。而是参与派性活动，危害安定团结和人民的利益。我所犯的错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及损失是痛心的。也是我这个经过党30多年培养教育的党员深感对不起党有愧于人民的。我决心在今后我有生的年月里，为党为人民的事业在十二大的精神鼓舞下，振奋革命精神，埋头苦干。为实现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号召多作贡献。在实际行动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改正错误。请党组织考验。 + +　　为了对我的错误定的准确、合理，对几个问题再次提出意见请党组织和专案组的同志们研究、考虑。 + +　　关于对在专案办公室，批准到南京、太原等外省区和呼市地区调查、收集材料两个问题的意见： + +　　第一专案办公室所负责的专案都是由原内蒙机关各单位和各系统分别搞的专案。当时我知道因为争材料的矛盾很多。内蒙革委会为解决这个问题，于1968年元月确定从内蒙机关抽调人组成专案办公室，我也是当时被调去的一个。还确定把各单位搞的自治区领导一级的专案，全部材料都交到自治区专案办公室统一查证落实。以后再有新的揭发材料，送专案办公室或报告他们来人收集整理。各专案组把交来的材料分历史和现实进行整理，提出需要查证、落实的问题——即外调题（提）纲。当时内蒙核心小组成员兼一专案办公室主任李树德和内蒙核心小组办公室主任李德臣（北京军区支左的）都多次指示专案办公室，要抓紧时间，集中力量查历史问题。专案办公室根据革委会核心小组交给的任务，多次听取各专案组要查证落实的问题的汇报。经集体研究同意后，由各专案组抓紧查证落实。在研究各组外调内容时都反复强调内蒙革委会领导提出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以物证为主的要求。我在专案办公室尽（近）两年的时间里（1968年初－1969年底）除对一个专案组给王铎同志写过一个解除军管、审查的报告上送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外，对其他的人没作过一个问题的结论。 + +　　当时专案办公室有正付（副）主任4个，我是其中的一个付（副）主任，对集体研究外调内容时，我有一份责任，但不是我个人批准的。集体确定的事应由集体负责，我有一份错误。因为当时成立这个办公室，对原自治区有些领导同志进行所谓的审查，都是在当时左倾错误指导下搞的。我参与了错误的专案工作，对来自内蒙革委会的左的错误指示我也是贯彻执行的，所以我也同样犯有左的错误，要深刻的检查认识吸取教训。 + +　　关于批林批孔期间，我所犯的派性错误问题已在1974年9－11月，中央给内蒙办的批林批孔汇报会上作了深刻的检查。从此以后我已彻底改正了错误，没有丝毫再犯过。这次汇报会是李先念付（副）主席亲自主持的。会议结束时并讲了话。他说：“你们这次来北京解决了问题，很好，回去以后要好好的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中央领导同志在内蒙自治区重点企业批林批孔汇报会议上的讲话材料19页）原内蒙党委尤太忠书记也在1977年10月15日内蒙直属机关党员干部大会上强调说：“还是注意掌握和执行自治区党委提出的把1974年批林批孔汇报会后作了检查，已经改正了错误的同重大问题没交待，坚持错误和搞翻案活动的要严格区别开来的规定。凡属一般性的错误，问题已经查清了的人，要即时解脱。”对派性错误，我还在1978年内蒙党委办的说清会上和回办公室均作过数次检查并接受批判。根据上述精神情况以及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对我早已改正了的错误是否还要再处理，请党组织研究。 + +　　关于在反右会上我代表讨论组发言的材料中错误言论问题。 + +　　那是1968年冬内蒙革委会召开的一次全委扩大会上，为反所谓右倾，批判高锦明，要求每个讨论组要选一个人发言，个人要发言不限。我在的讨论组有内蒙革委会办公室、清档办公室、专案办公室等为一个讨论组。选了一个姓王的支左解放军同志根据全组的讨论和会议简报内容整理，经全组通过的发言材料。又推举我上台念的。当时我也是反右的对象，推举我去念材料，也是逼我表态亮相的。对此我也是有苦难言的。此事智仁同志（现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张萍同志（原内蒙党委办公厅副主任）都是这个讨论组的，均可证实。张萍同志还是讨论组的召集人之一。我的意见是一个全组讨论通过的材料，不能算作我个人的错误，其中我有一份责任。 + +　　对材料中还有的问题的意见，过去已提过，这次就不再重复了，我提出上述意见，不是为了推托我的错误，而是为了对我的错误定的更准确，更合理。使我心悦诚服的接受教育，认识和改正所犯错误并决心永远记取这个教训。 + +　　我也完全相信党组和专案组的同志们，会按着党的一贯政策全面的，历史的看待我，对我作出更切合实际的正确结论和恰当处理的。以上意见望党组和专案组的同志们给予研究考虑。 + +　　 高福瑞1982年10月31日 + +## 我的进一步认识 + +　　经过对十二大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的初步学习使我很受鼓舞，很受教育。十二大给我们提出了三个任务，四项工作，三个根本好转，还指出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翻（番）的宏伟目标。这些目标，任务和各项重要工作都是关系到全党、全国人民的大事，也是关系到每个人的根本利益的大事。越学越感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前程似锦，深受鼓舞。要实现十二大给我们提出的宏伟目标和各项工作任务也不是轻而易举的。必须全党一致，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振奋革命精神，埋头苦干，努力奋斗才能达到。为此全国各族人民，尤其我们每个共产党员，要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开创新局面，不但夺取新成绩，作出新贡献。我自己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认真的、正确的认识，总结过去受左倾错误映（影）响所犯的左倾错误和给党与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发的十六条重点搞党内走资派的错误文件。我是认真学习、贯彻的。内蒙革委会把以乌兰夫为首一些老同志错误的当走资派去搞。给他们定了所谓的黑帮、黑线，民族分裂，明、暗班子等等错误罪名。 + +　　我在内蒙革委会专案办公室工作期间，对革委会，提出这些错误的东西，不但没有怀疑，而且都是认真传达和贯彻执行的。在言论上照传不误，在行动上组织、检查各专案组去收集、查证落实那些所谓的罪行材料。我的这些言行都为当时的严重的左倾错误的漫延，起了推波逐浪的作用。使原内蒙一些老领导，吃了苦，受了罪，对此我是很惭愧的。我的这些言行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 + +　　对我的错误，我要在深入的学习十二大文件中，进一步检查认识。另外对我在10月31日送专案组的意见材料中的两个问题的意见不再提了，也不向党组报了。这两个问题是：“1.关于在专案办公室，批准到南京、太原等外省区和呼市地区调查，收集材料二个问题的意见；2.关于在反右会上我代表讨论组发言的材料中错误言论问题的意见。”对此我相信组织上会历史地，客观地正确结论的。 + +　　对上述两个问题我要按十二大精神从主观上检查自己，清理我的左倾错误思想。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提出的那样：“对于我们党的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所犯错误在内，有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勇气进行自我批评，能不能历史地、正确地进行这种自我批评，是能否拨乱反正的关键问题。”用这个精神对照我自己，也是我进一步检查、认识清理左倾错误思想的关键。我要继续深入的学习十二大文件。用马克思主义的勇气，正确的检查自己。进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我一定要在十二大精神鼓舞下，振奋革命精神，为落实党的开创新局面的号召多作贡献！ + +　　 高福瑞1982年12月5日 + +## 对《高福瑞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的一点说明 + +　　高福瑞是在1977年秋到“说清楚会”接受审查、交待问题的。对于他在“批邓反右”这一段的活动，当时审查了，但未作为重点来追查，没有发现他在这一阶段有重要活动。以后，经过两次复查，没有取得充分的材料来澄清他在这一阶段的问题。 + +　　 自治区人防办　高福瑞专案组1982年6月2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49.txt b/CCRD/0/8/18/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3aee91220e65b3c2648704f7ceb8eaa2199702 --- /dev/null +++ b/CCRD/0/8/18/000049.txt @@ -0,0 +1,49 @@ +# 内蒙古党委、昭乌达盟委联合工作组关于赵杰同志在挖“内人党”中所犯错误的结论 + +## （一） + +　　赵杰，男，汉族，1927年6月生，1943年7月参加工作，1944年1月入党。历任区委书记、旗委组织部长、旗委书记、盟委农牧部长。1968年7月任巴林右旗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革委会副主任、旗围歼“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领导小组组长，1972年2月任中共昭乌达盟委副书记。行政13级。 + +　　赵杰同志在领导巴林右旗（以下简称右旗）挖“内人党”期间犯有如下错误： + +## 一、积极组织、指挥大挖所谓“内人党” + +　　1、赵杰同志1968年7月到右旗，8月22日就在旗革委会全委会议上批评旗委、人委、农林等单位，光打雷不下雨，商业、银行、粮食等单位“按兵不动”，11月5日在内蒙四次全委扩大会议上说：“右旗挖肃不深不透”，“指导思想混乱”，“右旗是国民党、日本的重点，也是乌兰夫的重点”。11月30日，在旗革委会全体会议上强调：“到处点火，彻底的搞好挖肃”。1968年12月15日，在旗革委会六次全委（扩大）会议大会发言中说：“叛国投修在右旗从上至下已经完成了他们组织上的准备工作。右旗的四清工作团不是搞四清，是搞叛国投修活动的”。“右旗革委会所把持的这个地区，就是风吹不进来，水泼不进去的独立王国”。在12月11日、15日的两次发言中，赵指责原旗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说：“曹德宝（革委会主任）、额尔敦朝鲁（革委会常委）、郭恩生（革委会副主任）不抓阶级斗争”；并把8月份召开的旗三干会说成是“曹、额、苏（力木、武装部长）耍的鬼花枪，实际就是死捂阶级斗争盖子，白晓（革委会常委）就在这里唱了红娘”，“郭恩生在这个问题上当了急先锋”，“张凤山（革委会常委）……实际你是不革命”。在会议进行中，赵杰同志组成了以他为组长的仅有3名常委参加的11人会议领导小组，取代了革委会常委对大会的领导。 + +　　2、1968年12月末，赵到巴彦尔灯公社，在全体干部、贫宣队员大会上讲话时问：“你们拿出多少名？”答：“8名”，赵说：“80个也不一定。对此不能低估。”还说：“有人对运动有怀疑，要证据，内人党旗、内人党的介绍信，我们都已经拿到手，要什么证据？”在谈到有武斗问题时他又说：“群众恨了吗（嘛），打两下有什么大惊小怪，以后不打就行了吗（嘛）。” + +　　赵杰同志去这个公社之后，使这个公社被害人数由8人急剧上升为48人。原公社秘书那德木德、公社书记斯楞东力布二同志，因惨遭武斗于1969年1月、3月分别被逼致死。 + +　　1969年2月，赵杰同志主持召开的“挖肃”现场会和批转的旗公安局“挖肃”经验、旗直属机关“围歼‘内人党’的报告”等文件，把原旗委书记、副书记、旗长、副旗长、政法三长、科局长大部分同志说成是“叛国集团的内人党徒”、说“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共计239人，其中揪出来的100多名，平均一个好人管一个坏人”。公检法机关“反党叛国成员占59.3%”。3月10日，赵起草了《巴林右旗革委会关于深挖内人党基本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中说：右旗内人党已“从组织上基本摧垮了”；“旗级是内人党总指挥部，公社都建立了内人党支部，大队设立了内人党小组……”，“书记哈斯巴根、副书记鲍云龙、曹德宝，下设组工、宣传、后勤、武装4个组”；“缴获内人党旗两面，反党叛国行动路线图两张，土制信号弹3发，承德‘4·3’会议画报1张，白塔子公社内人党徒部分名单”等等，这些都对全旗错挖“内人党”起了不好的作用。 + +　　3、1969年3月21日内蒙革委会发出“今后在工人、贫下中农，贫下中牧、青年学生中，不再搞挖内人党活动，不再进行登记追查”的通知后，赵还在4月初召开的各公社主要负责人会议上坚持说：“贫下中牧、工人、学生，根据政策不再搞了，但保存证者（据），要搞证件。……要正面教育让他讲出来。” + +## 二、怂恿打人，造成严重后果 + +　　赵在1968年12月全旗有线广播宽严大会上说：“有人说‘挖肃’有武斗，这些人只看到枝节问题，不看大方向，打两下子算什么，群众对叛国是很愤恨的，情绪激动打两下，不是不可以理解的，我们要看大方向，看主流还是对的嘛。”12月一次宽严大会上，大板一中革委会主任乌力吉同志被揪着头发，拧着胳膊，拳打脚踢进行揪斗，赵杰同志在场不加制止。1969年1月大板一中女教师乌云同志产后刚满月，就以“内人党”骨干分子被隔离，打得全身都是伤，奶小孩用四肢爬着喂，乌的爱人找赵杰反映了上述情况，赵说：“应该帮助你爱人老老实实交待自己的问题。”乌云同志及其孩子就这样被关押折磨了5个月。 + +　　赵杰同志积极组织、指挥右旗大挖“内人党”造成了严重后果，据统计，全旗受害群众达4011人（其中赵杰同志调右旗前挖出230人），致残395人，致死145人。各种牲畜1969年比1968年减少12万1000多头（只），降低15.2%。 + +## （三） + +　　赵杰同志在1981年7月30日所写的《我对组织关于我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意见》中说：“这个事实材料是实事求是的”，“我同意这个事实材料”，“我在巴林右旗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全旗的大挖所谓的‘内人党’运动中，确实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这个血的教训是深刻而痛心的。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和全旗各族人民的期望。我诚恳的向被误伤的同志和全旗各族人民赔礼道歉，并要求党的组织给我应有的处分。”“我要终身记取这次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教训，……将功补过。竭尽全力挽回我给党造成的影响和给人民造成的损失。” + +## （四） + +　　考虑到赵杰同志错误发生的历史条件、本人态度和过去表现以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我们意见可免予处分，但不宜在昭盟继续担任盟委副书记。 + +　　 内蒙古党委 昭乌达盟委联合工作组1982年3月26日 + +## 我对组织关于我所犯错误的事实材料的意见 + +　　组织上对我所犯错误的事实材科，我已经看过了。这个事实材料是实事求是的，材料中所查证的问题均是我的错误事实，我同意这个事实材料。 + +　　我在巴林右旗文化大革命中，领导全旗的大挖所谓的“内人党”运动中，确实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给巴林右旗造成了一大冤案，误伤了许多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践踏了党的政策，给党造成很坏的影响，给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个血的教训是深刻而痛心的。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教育和全旗各族人民的期望。我诚恳的向被误伤的同志和全旗各族人民赔礼道歉，并要求党的组织给我应有的处分。 + +　　我要终身记取这次所犯的严重错误的教训，在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认真执行党的六中全会的决议，积极努力的工作，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上代罪立功，将功补过。竭尽全力挽回我给党造成的影响和给人民造成的损失。 + +　　 赵杰1981年7月3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50.txt b/CCRD/0/8/18/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bd3a42c1eea134eaa99ebe383c288e1a8fa856 --- /dev/null +++ b/CCRD/0/8/18/000050.txt @@ -0,0 +1,107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牛成山、聂士荣阴谋颠覆政府案的法庭文件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哈检刑起字第18号 + +　　被告人牛成山，男，49岁，汉族，黑龙江省阿城县人，“文化大革命”前系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干事，“文化大革命”初期当了省委机关造反总团勤务组班长，后任中共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候补委员、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革命委员会生产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副主任，财贸办公室副主任，1981年6月6日被逮捕。 + +　　被告人聂士荣，男，40岁，汉族，江苏省扬州市人，“文化大革命”前系哈尔滨锅炉厂工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8年7月17日被逮捕。 + +　　被告人牛成山、聂士荣阴谋颠覆政府一案，经哈尔滨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 + +　　经审查确认，被告人牛成山、聂士荣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期间，造反夺权，占据了重要领导岗位，为进一步达到夺取省的领导权的罪恶目的，借“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进行了一系列犯罪活动，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1973年12月29日，被告人牛成山、聂士荣与同案犯刘雪峰（另行处理）等人，为煽动夺权，制造舆论，经过周密策划，在中共黑龙江省委楼内和黑龙江省革委门前贴出《为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而斗争》的大字报。把省委落实党的干部政策、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等正确措施，诬蔑为“反动思潮”，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攻倒算的集中表现”。叫嚣“我们要继续战斗”，“来一个迎头痛击”，“顶住和打退这股反动潮流”。 + +　　（二）1974年3月15日，牛成山、聂士荣伙同刘雪峰等人召集哈尔滨市部分大工厂和省直机关几个造反派头头、帮派骨干分子五六十人在省水利局开会。会上牛成山说：“总的形势大好，但阻力不少”，“阻力来自领导在捂盖子”。“老干部解放使用了98%，新干部刷下去也占98%，省革委106名全拿掉了，各级照此办理一扫光了”。聂士荣又煽动说，对“敌人就是分化瓦解各个攻破。要斗争，组织起来很重要。”煽动帮派分子组织起来反对省委、省革委。 + +　　（三）1974年3月中旬，牛成山、聂士荣伙同刘雪峰策划在省直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大会。3月20日，牛成山、刘雪峰等人不顾省委、省革委领导同志劝阻，强行在省革委俱乐部召开了有500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大会。他们组织一些人在会上揭发批判省委“复辟”、“回潮”、“倒退”。最后，牛成山攻击说，这个大会，“省委领导的意见不准开，说先学习学习，这真是比屁话还屁话”。“我们是针锋相对，非揭不可，非批不可”，“对一切想开历史倒车的人只有两个字‘造反’。”牛成山按照他的“机关干部动嘴动笔行，冲冲打打还得工人”的主张，在当晚又窜到哈尔滨汽轮机厂七车间对工人煽动说：“省委回潮严重，省直机关用了20多个叛徒，老干部用了98%，省委机关贴一万张大字报，把大楼压塌了，也动摇不了省委修正主义的根基，只有工人阶级起来，才能解决省委问题。” + +　　（四）1974年3月，牛成山得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对刘国成、王连贵诬告省委的信有“批示”后，经过密谋策划，企图把公布这封信和“批示”，作为搞垮省委的“突破口”。3月21日下午，牛成山指挥刘国成、丁树顺带领一百多人冲进省委机关，围攻省委领导，强迫省委领导公布这封诬告信和“批示”。3月22日，牛成山、聂士荣亲自参加和指挥刘国成等人继续围攻省委领导，强迫省委领导承认“扣押了批示”是犯了错误，诬告信的内容是“革命的”，省委在三届五次全会（简称“3·5会议”）上批判资产阶级派性是“犯了方向错误”。被省委、省革委领导抵制后，他们在省委机关内连续搅闹6天5夜。3月26日，牛成山、聂士荣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了批“省委捂盖子、压群众”大会，公布了诬告信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批示”，并攻击省委搞“复辟”、“回潮”。牛成山、聂士荣于4月1日指使数十人冲击省委常委会议，强迫省委领导以省委的名义将诬告信和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批示”转发全省。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于4月8日牛成山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批示”和诬告信私自翻印了数十份在哈尔滨市散发、张贴。 + +　　（五）1974年3月30日，牛成山、聂士荣为实现搞乱全省必须首先搞乱哈尔滨市的阴谋，召集帮派分子在省机械局开秘密会议，策划游斗哈尔滨市市委书记、市革委主任李剑白。4月5日晚，聂士荣又在107招待所作了具体部署。6日晨，江卫东等20余人，闯进李剑白住处，将李挟持到市委会议室和107招待所围攻后，聂士荣又指挥郭祥等人把李剑白推上汽车在哈尔滨市6个区2个大厂进行游斗，游斗中给李剑白挂上了“批倒批臭”的大牌子。之后，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批斗大会。企图以此在全省掀起批斗领导干部的高潮，搞乱全省，乱中夺权。 + +　　（六）1974年5月9日，牛成山、聂士荣在哈尔滨铁路局文化宫召开秘密会议。聂士荣说：“‘3·5’会议各单位的造反派差不多都被整了黑材料”，“我们得去省委要出来。”牛成山说：“要把‘3·5’（会议）材料问题”，“进行有重点的突破”。会上还确定组织力量围攻省委、省革委领导。5月10日，其帮派骨干分子强行闯入省委机要秘书办公室，抢走了有关“3·5”会议的材料307份。牛成山从中选出了3份所谓能证明“压制造反派”的材料，以牛成山、聂士荣的名义寄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其余材料在牛成山处窝藏达一年之久。当天，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张林池要他们立即交回抢去的材料。他们不仅拒不交回，还将张林池软禁。次日，又将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杨易辰、王一伦从家中揪到省委机关软禁。5月12日牛成山、聂士荣伙同张永昌（另行处理）、刘雪峰等人在唐金枝办公室开会密谋，牛成山提出：“要联合行动，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揭开省委的盖子”，“一定要和省委干到底”。聂士荣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张永昌说：“该下破釜沉舟的决心了。”会上决定继续软禁和轮流围攻，企图迫使省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将张林池、杨易辰、王一伦围攻了4天4夜，致使张林池发病住院，才撤出省委机关。 + +　　（1974年6月7日，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与齐齐哈尔钢厂的帮派头头李树森，在牛成山家策划在省委院内召开批判省委推广落实各项政策的《齐钢经验》大会。次日，牛成山派人在会场安了喇叭，张永昌借了做讲台用的汽车，并派人印发海报。） + +　　（七）1974年3月，牛成山、聂士荣为了打倒省党政领导干部，夺取省领导权，积极搞串联，拉队伍，纠集了省财贸办、水利局和哈尔滨市科委、电业局、汽轮机厂、锅炉厂等40多个单位的50余人，按组织联络、舆论宣传和情报动态等几个方面做了分工，并在哈尔滨市7个区设有联络员。1974年4月党中央重申不准成立战斗队，不搞跨行业、跨地区串联的指示后，牛成山、聂士荣继续串联，多次秘密集会。4月14日在牛成山家的帮派串联会上聂士荣攻击省委说：“阻力主要来自省委”，“省委的问题解决不了，本单位的问题也解决不了”，“这场斗争是你们搞回潮挑起来的”，“你3·5回潮，我们就要斗争”，牛成山说：“由于造反派的命运都是和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的，回潮是对着整个造反派的，所以，整个造反派都要团结起来”。5月23日，牛成山、聂士荣又去汽轮机厂进行串联煽动，强占了工厂子弟校教室，挑起了武斗。省委做出4条决定，责令他们停止串联活动，承认错误。牛成山公然对抗，攻击省委4条决定是“黑四条”。并于6月3日在省委机关院内召开了批省委“黑四条”大会。牛成山在会上说，省委4条决定“屁也不顶”。还煽动说：“否认夺权的必要性，就是否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聂士荣把省委领导关于“批林批孔”运动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这次运动不夺权等讲话攻击为“谬论”。还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要有五不怕精神”，“准备上断头台”。煽动夺权。 + +　　1974年1月至7月，牛成山、聂士荣多次在陈士荣家、省水利局、林业设计院、商业局纺织站等处，翻印江青、王洪文和毛远新煽动篡党夺权的讲话材料十余种、千余份，散发到省、市许多单位，煽动“小兵造反”，“去把权夺回来”。 + +　　（八）1974年12月19日，聂士荣、张永昌、刘雪峰得知要补选一名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后，为了阻挠省委主要领导当选，聂士荣于19日，22日，23日在张永昌、陈士荣、牛成山家分别与牛成山、张永昌、刘雪峰密谋，确定了冲击会场，破坏选举的行动方案。24日上午，在省革委三届八次会议上聂士荣抢夺麦克风强行发言，牛成山等人当即表示支持。同时，刘雪峰在会外指挥其同伙邵岩城（另案处理）等带人砸坏窗户，打伤服务人员，冲进会场，会议被迫中断。25日晚会议被迫改变地点，牛成山将此消息告诉张永昌，张永昌安排同伙注意监视代表们的动向。26日凌晨，代表们乘车去开会时，其同伙手持棍棒进行阻拦。当大会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中央指示，责令他们立即退出现场时，他们不但不听，反而在26日上午由牛成山、聂士荣、张永昌等人在牛成山家密谋下一步活动，并同意帮派分子去省委闹事。26日下午，张永昌又组织人，打着“讨还血债”的横标，用自行车驮着用红墨水伪造伤情的张永寿示威。之后，冲进省委机关，强占常委会议室，设立“讨还血债办公室”和“讨还血债广播站”，并将“讨还血债”的横标挂在省委机关门前。又于29日，由张永昌主持在南岗邮局门前召开“声讨大会”。他们在省委机关搅闹达两个月之久。 + +　　（九）牛成山、聂士荣为了夺取省的领导权，采取各种手段诬告省委和省市党政领导人。1973年5月至1976年4月，他们分别先后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毛远新写了十余封信。1974年4月，由牛成山起草的，牛、聂等人署名的一封信中说，黑龙江省1972年以来，省委“从政治上否定一月夺权，从组织上刷了造反派”。聂士荣在他的信中多次攻击诬陷省委“复辟”“回潮”“倒退”。说省委批极左是“整群众”，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助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省委“3·5会议保护了右倾复辟势力及其代表人物”，打击了“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群众，助长了修正主义路线的回潮”。“走资派还在走，领导权还在手”，要“继续去战斗”。牛成山在1976年3月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原是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一个21级干事”，“是邓小平这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所骂的‘火箭式’的干部”。“我省在去年夏季前后，一小撮走资派借机还阳”，“把许多造反派关进学习班，有的还动用民兵、警车把造反派送进反省室，强劳队甚至监狱”。“在我国谁要搞修正主义”“就要首先攻击您和站在文化大革命前列的中央领导，林彪是这样干的，邓小平也是这样干的”。“邓小平搞的鬼把戏，不过是历史上复辟派所搞的‘清君侧’的翻版。如果这一阴谋得逞，接着就会有人跳出来作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进而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跟党内走资派已斗争十载”，“八年打垮了日本鬼，三年赶跑了蒋介石，怎么对一小撮走资派斗了十年也没斗老实”，“心里着急，总想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子”“我们就要跟他们对着干，不是干一下子，而是干一辈子”。 + +　　1974年4月和1976年4月，牛成山、聂士荣经过密谋，由聂士荣等人去沈阳、北京找毛远新、江青、迟群、谢静宜等人诬告省委“捂盖子、压群众”，搞“复辟”、“回潮”，“把矛头指向洪文、春桥、江青”。企图取得江青等人的支持，阴谋打倒省党政领导干部，夺取领导权。 + +　　1976年1月，姚文元、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民日报》记者来我省搜集诬陷省党、政、军领导干部材料，牛成山当面向记者汇报了两个上午，之后又与聂士荣等人共同研究写了书面材料。把省委落实干部政策，反派性出现的安定形势，诬蔑为“右倾回潮”，“右倾翻案风猖獗”。说省委“继续搞派性”，“对造反派一棍子打死”。“省委书记李力安搞派性，是宋江”。 + +　　1976年5月，聂士荣为打倒省党政领导干部，夺取省领导权扫清障碍，在牛成山家当面授意原省委一工作人员，搜集整理杨易辰、任仲夷、李力安、张林池、王一伦的所谓“批邓不转弯子”的材料，并长期收藏，伺机攻击省委。 + +　　（十）1976年7月中旬，聂士荣伙同刘雪峰，先后两次共组织七八十人，从哈尔滨市动力区，经省革委、107招待所、省博物馆、火车站、霁虹桥、市革委到防洪纪念塔，在繁华街道两旁的墙壁和建筑物上张贴、用墨汁和黑油漆刷写“走资派还在走，黑龙江确实有”，“走资派还在走，省市委确实有”的大字块，为阴谋打倒省、市领导干部，夺取省的领导权制造舆论。 + +　　（十一）1976年8月，聂士荣在张焕权家组织了有牛成山参加的秘密集会，介绍《反击》电影脚本的内容。聂士荣说：“过去的片子，走资派只写到生产队长、卫生院长，现在写到县委、地委，这回又写到省委而且是第一书记，这是放了一颗原子弹”，“是总反击的信号”。煽动同伙“要做好准备”，伺机夺权。 + +　　上述犯罪事实，充分证明，被告人牛成山、聂士荣为了夺取我省的领导权，借“批林批孔”运动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互相勾结，狼狈为奸，搞串联，拉队伍，利用各种手段，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多次冲击省党政领导机关，诬陷、围攻、软禁和游斗省、市领导干部，严重地扰乱了省和哈尔滨市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危害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破坏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其罪行严重，情节恶劣，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 + +　　本院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严明法律，惩罚反革命犯罪，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规定，对被告人牛成山、聂士荣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 +　　 副检察长　王云青检察员　卢连基检察员　张志武1982年4月5日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字第22号 + +　　公诉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王云青、检察员卢连基、张志武。 + +　　被告人牛成山，男，现年48岁，汉族，黑龙江省阿城县人，曾任中共黑龙江省第三届委员会候补委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财贸办公室副主任。现在押。 + +　　辩护人　律师孙朴为被告人牛成山辩护。 + +　　被告人聂士荣，男，现年40岁，汉族，江苏省扬州市人，曾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党核心小组成员、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以阴谋颠覆政府案，对被告牛成山、聂士荣于1982年4月5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23日至24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牛成山、聂士荣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夺权，擭取了领导职务，积极投靠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互相勾结，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紧密配合，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手段，直接策划、指挥了一系列阴谋夺取黑龙江省领导权的犯罪活动。 + +　　其具体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牛成山、聂士荣在1974年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到处制造夺权舆论。他们翻印反革命分子江青、王洪文等人煽动夺权的讲话材料千余份，散发到省、市许多单位。被告牛成山攻击污蔑省委、省革命委员会说：“省委回潮严重”，“省直机关用了二十多个叛徒”，“右的不能再右”，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攻倒算的集中表现。”“回潮是对着整个造反派的，所以整个造反派要团结起来”。“这次不搞夺权，中央从未说过”，“否认夺权的必要性，就是否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对一切想开历史倒车的修正主义，办法只有两个字‘造反’！”“一定要和省委干到底”，“来一个迎头痛击”，“顶住和打退这股反动潮流”，“誓与复辟势力血战到底！”被告聂士荣攻击说：“阻力主要来自省委”，“省委的问题解决不了，本单位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敌人就是分化瓦解，各个击破，要斗争组织起来很重要”。并把省委领导人讲的“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这次运动不夺权，污蔑为“谬论”。还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上断头台”等等。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 +　　被告牛成山、聂士荣为了达到他们的罪恶目的，于1974年纠集帮派骨干，按组织联络、舆论宣传、情报动态作了分工，在哈尔滨市各区设联络员，指挥帮派骨干进行了一系列阴谋夺权活动。3月21日，被告牛成山、聂士荣经过事先策划，指挥帮派骨干冲进省委机关，占据会议室，围攻领导人，大闹六天五夜，强迫省委公开反革命分子江青等人批给省委一封诬告省委的信，并强逼省委承认“犯了方向错误。”4月1日，又指挥帮派骨干冲击省委常委会议，继续围攻领导人，逼迫省委领导人将江青等人的批件和诬告信转发全省，妄图在全省制造更大的混乱。当阴谋未能得逞时，就擅自翻印和张贴、散发了上述批件和诬告信。二被告为了实现搞乱全省必须首先搞乱哈尔滨市的阴谋，4月6日，经过密谋策划，公然指挥帮派骨干挟持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李剑白，挂上“批倒批臭”的牌子，在哈尔滨市6个区和两个大厂进行游斗，并在北方大厦广场召开了批斗大会。5月9日，召开帮派骨干会议，密谋策划去省委索要有关省委“3·5”会议材料和围攻省委、省革委领导人。10日，其帮派骨干冲进省委机要室，打了工作人员，抢走省委有关“3·5”会议材料307份，从中选出3份寄给反革命分子江青等人，作为诬告省委的依据，其余材料在被告牛成山处匿藏一年之久。在抢材料的当天，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张林池责令立即交回材料，他们不仅拒不交回，还将张林池扣留围攻。11日，又将省委书记、省革委副主任杨易辰、王一伦挟持到省委机关软禁、围攻。12日，在秘密会议上被告牛成山说：“一定要和省委干到底！”被告聂士荣说：“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决定对张林池、杨易辰、王一伦继续进行围攻，一直围攻了4天4夜，致使张林池心脏病复发住院。12月19日，被告聂士荣得知要补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后，为了阻挠省委领导人当选，3次密谋策划破坏选举的行动方案。23日被告聂士荣将“行动方案”告知被告牛成山，牛提出以“会内斗争为主”。24日上午，在省革委八次全会上，被告聂士荣在主席台上抢夺话筒强行发言，当与会人员阻止时，被告牛成山在台下起哄支持聂士荣。这时一伙帮派骨干按照预定方案，破窗冲进会场，打伤工作人员，占据会议室，迫使会议中断。25日晚，被告牛成山将会议改变地点的消息告诉帮派骨干。26日凌晨，帮派骨干手持棍棒，拦截代表外出开会的汽车。当中央指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乱纪的”以后，仍不甘心，被告聂士荣编造谎言拍电报欺骗中央，诬告省委。其帮派骨干打着白旗冲进省委机关，占据常委会议室，设立“讨还血债”办公室和广播站，搅闹2个月之久，破坏了省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 +　　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大批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时，被告牛成山、聂士荣紧密配合，继续进行夺取省党政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月，被告牛成山向反革命分子王洪文、姚文元派到我省的记者谈了他捏造的我省“右倾翻案风猖獗”的情况，并伙同被告聂士荣写成材料交给记者，诬陷省委。3月，被告牛成山又直接给反革命分子江青写信，诬告说：“我省自72年批极左煞三风以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回潮倒退问题十分严重，‘批林批孔’运动中，广大群众把问题揭出来，但右倾翻案风一刮，又都翻了回去”。“去年夏季前后，一小撮走资派借机还阳，极力贩卖邓小平的黑货，动用警察，把造反派关进反省室，强劳队，甚至监狱”。“邓小平搞的鬼把戏，不过是历史上复辟派所搞的‘清君侧’的翻版”。“怎么对一小撮走资派斗了十年也没斗老实，心里着急，总想痛痛快快地干一下子”。“不是干一下子，而是干一辈子，干几辈子”。被告聂士荣在诬告省委的信中攻击省委“把在全省刚刚兴起的反对复辟倒退的斗争压下去，怂恿党内外的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放手向无产阶级发动进攻”，“不挖出邓小平这个总根子，是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的”。以图取得反革命分子江青的支持，实现其夺权的阴谋。5月，被告聂士荣布置人搜集整理了省委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杨易辰、任仲夷、张林池、王一伦和省委书记李力安“历史上有什么问题”和批邓“省委不转弯子”的材料，妄图陷害省党政领导干部。7月，被告聂士荣两次组织帮派骨干在全市主要街道的建筑物上张贴、刷写“走资派还在走，省、市委确实有”等煽动夺权的口号，为夺权制造舆论。8月，被告聂士荣组织了一次有牛成山参加的秘密集会，介绍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的反动影片《反击》脚本的内容。会上被告聂士荣煽动说：“过去的片子，走资派只写到生产队长、卫生院长，现在写到县委、地委，这回写到省委，而且是第一书记”，“是总反击的信号”，“要做好准备”。妄图伺机夺权。 + +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150件各种证据进行了审查核实。大量的证据充分证明被告人牛成山、聂士荣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 +　　被告牛成山供认全部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被告聂士荣只供认活动事实，不承认犯罪。 + +　　本庭确认：被告牛成山、聂士荣互相勾结，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为目的，积极投靠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策划、亲自参与、组织指挥帮派骨干制造夺权舆论，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冲击省委，抢夺文件，围攻、游斗、诬陷迫害省、市领导干部，破坏党政机关的工作，阴谋夺取省党政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上述犯罪活动殃及全省，危害严重，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 + +　　本庭根据上列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态度，充分地考虑到了犯罪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经评议，并报请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59条、第52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牛成山阴谋颠覆政府罪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81年6月6日起至1986年6月5日止。 + +　　判处被告人聂士荣阴谋颠覆政府罪有期徒刑8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1978年7月17日起至1986年7月16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自接到本判决书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3份，经由本院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2年4月26日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刘光炎人民陪审员　梁万栓人民陪审员　张友俊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1982年4月29日发书记员　付强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51.txt b/CCRD/0/8/18/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4f9f6153b30cd36c1606e03e52328f71ebe5975 --- /dev/null +++ b/CCRD/0/8/18/000051.txt @@ -0,0 +1,81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邵岩城报复陷害、扰乱社会秩序案的法庭文件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哈检刑起字第20号 + +　　被告人邵岩城，曾用名邵文武，男，现年48岁，汉族，高中文化，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文化大革命”前系黑龙江省粮食学校教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当了省粮食学校教工造反团头头，后任校革命委员会委员，1977年1月27日被拘留，1978年7月22日被逮捕。 + +　　被告人邵岩城报复陷害、扰乱社会秩序一案，经哈尔滨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1982年3月10日移送本院。经审查确认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报复陷害干部和群众 + +　　被告人邵岩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夺权，当上了黑龙江粮食学校革命委员会委员。利用主管“运动”的职权，对曾批评和反对过他的学校领导干部和教职员李先盛、刘树林、王鹏清、郭锦林、尹平、王守仁、吕剑秋等人进行报复陷害，将他们诬陷为“右倾翻案集团”成员，关进反省室，长期关押。被告除亲自对李先盛、王鹏清、吕剑秋进行拳打脚踢外，还唆使学生对被关押人员“帮助帮助”，“收拾收拾”。在邵岩城的唆使下，少数学生多次用电炉丝、凳子腿、木棒、门弓子等作刑具多次对被关押人员毒打，往头上倒洗脚水，进行肉体摧残，造成了致伤5人的严重后果。 + +　　被告人邵岩城在“文化大革命”前因讲错课受过主管教务的副校长李先盛的批评，又因1963年没有涨上工资和被下放劳动等问题，对李不满。1968年4月29日被告人邵岩城乘省粮食厅召开批斗大会之机，将李先盛拉去陪斗，被告邵岩城在会上诬陷李是“国民党党部书记”，并带头殴打李先盛，几个学生也随之上前对李拳打脚踢，当场李的肋骨被踢断一根。之后，在被告的亲自策划下，诬陷李是“右倾翻案总后台”，非法关押9个月，李多次遭到毒打。 + +　　教员王鹏清因反对被告进校革委会领导班子，曾去省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反映过情况，被告即怀恨在心。1968年4月29日晚，当学生批斗王鹏清时，邵借机进行报复，逼问王“你们都谁去省革委了？”后诬陷王是“右倾翻案黑干将”关进反省室。在一次批斗会上被告用脚踢王鹏清的肋部，并指挥学生进行毒打，王的背部被打出血，臀部打伤不能坐卧。 + +　　教员郭锦林因给被告人邵岩城写大字报。就将郭诬陷为“地主分子”、“抗美援朝逃兵”、“右倾翻案黑干将”。郭在关押期间多次遭到毒打，牙被打掉两颗，因被打和折磨患了小便失禁症，历时9年，至1977年死亡时仍未治愈。 + +　　行政科长尹平因反对被告进校革命委员会，写过大字报，而被诬陷为“右倾翻案黑后台”。关押期间，因遭受殴打和折磨，患了“腰肌劳损”症。 + +　　教务科长王守仁也因反对被告进入校革命委员会，而被诬陷为“保守势力总代表”，关押期间，遭受毒打后一个多月不能起坐，因受折磨，长期腰疼。 + +　　党总支副书记、政工科长刘树林、教员吕剑秋，都因批评过被告，给被告提过意见，分别被诬陷为“右倾翻案黑后台”、“右倾翻案小爬虫”，遭受毒打。 + +　　二、积极参与和指挥冲击省革委八次全会和省军区机关 + +　　1974年12月19日、23日被告两次参加了刘雪峰（另案处理）等人召开的策划破坏省补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会议，并担任了冲击会议的副总指挥。1974年12月24日上午省革命委员会在“107”招待所召开补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八次全会时，有的人在会场内搅闹，被告在刘雪峰的指挥下，带领几十人不听警卫战士的劝阻，打伤服务员，砸坏窗户，冲进会场，致使会议被迫中断。25日晚在张永昌（另案处理）的指挥下，被告在“107”招待所又参与了拦截代表外出开会的汽车。26日下午被告伙同张永昌等带领一伙人打着“讨还血债”的横幅标语，抬着伪装伤情的张永寿游街惑众。之后，被告人等强占了省委会议室，并把“讨还血债”的横幅标语挂在省委机关楼前。严重扰乱了省党政领导机关的工作秩序。 + +　　出于搅闹省军区的目的，被告人邵岩城于1974年5月5日和6月28日两次跟随刘雪峰以送大字报为名闯入省军区院内，乱写乱贴大字块，大字报。当省军区干部史绍安同志进行劝阻时，被告拽住史的衣领进行殴打，并向史的身上泼墨汁。军区干部林柏松同志斥责被告人不应打人时，被告上前一脚将林踢倒。被告还殴打了战士王金贵、马安州、陈大前。 + +　　上述事实，经查证属实，证据确实充分。 + +　　查被告邵岩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利用职权，报复陷害干部和群众，冲击省委、省革委会和军区机关，严重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扰乱和破坏了省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工作秩序，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6条、158条，犯有报复陷害罪，扰乱社会秩序罪。 + +　　（本院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特对被告邵岩城提起公诉，请予以惩处。） + +　　此致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李作卿1982年4月6日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字第25号 + +　　公诉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作卿。 + +　　被告人　邵岩城，曾用名邵文武，男，现年48岁，汉族，黑龙江省肇州县人。“文化大革命”前系黑龙江省粮食学校教员，“文化大革命”初期曾任省粮食学校革命委员会委员。现在押。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以报复陷害、扰乱社会秩序案，对被告邵岩城于1982年4月6日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29日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邵岩城于1968年利用担任省粮食学校革命委员会委员，分工主管“运动”的职权，对曾经批评过他的学校领导和教职员李先盛、王守仁、刘树林、王鹏清、郭锦林、尹平、吕剑秋等人进行报复陷害。将这些人诬陷为：“右倾翻案集团黑后台”、“右倾翻案黑干将”、“抗美援朝逃兵”等等，送进反省室，长期关押。被告邵岩城除了对李先盛、王鹏清、吕剑秋进行毒打外，还唆使学生对被关押的人“不能手软”、要“收拾收拾”、“帮助帮助”。在被告的唆使下，少数学生曾多次用凳子腿、电炉丝、皮带、门弓子等刑具，对被关押的人进行毒打，并往头上浇洗脚水，进行肉体摧残。副校长李先盛的肋骨被踢断；教员王鹏清身上多处被打出血；副科长郭锦林除牙齿被打掉两颗外，因遭受折磨患小便失禁症，历时9年，至死未愈；科长尹平因遭受殴打和折磨，患了腰肌劳损症；科长王守仁遭受毒打后，一个多月不能起坐，因受折磨长期腰疼。 + +　　被告邵岩城于1974年12月19日和23日两次参加反革命犯聂士荣和刘雪峰（另案处理）等人召开的秘密会议，策划破坏省革委补选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八次全会。被告邵岩城担任了冲击全会的副总指挥，24日上午，被告带领数十人，不顾警卫战士的劝阻，砸碎窗上玻璃，跳窗闯进楼内，打伤服务人员，毁坏物品，强占会议室，围攻省的领导人，使会议被迫中断。26日被告邵岩城又伙同张永昌（另案处理）等人打着“讨还血债”的白旗，抬着伪装伤情的张永寿游街惑众，并冲进省委机关，强占会议室，将写有“讨还血债”的白色横幅，悬挂在省委机关楼前，还在省委楼内设立“广播站”。严重地扰乱了省委机关的工作秩序。 + +　　1974年五六月，被告邵岩城先后两次参加由刘雪峰组织的去黑龙江省军区机关“点火”、“豁弄”的活动，当场打了解放军的干部、战士5人。 + +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进行了审查核实。大量的证据证明被告所犯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 +　　（被告邵岩城只供认有危害社会的行为，不承认犯罪。） + +　　本庭确认，被告邵岩城利用职权，进行报复陷害，策划指挥冲击省革委八次全会，破坏全国四届人大代表的补选，围攻省委的领导，冲击省委机关，扰乱省委工作秩序，已构成犯罪。本庭根据被告邵岩城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充分地考虑到被告犯罪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6条、第158条、第64条、第52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邵岩城报复陷害、扰乱社会秩序罪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 + +　　刑期自本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从1977年1月27日起至1984年1月26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本判决书第二天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三份，经由本院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2年4月29日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司志良人民陪审员　梁万栓人民陪审员　管景志 + +　　本件与原文核对无异 + +　　 1982年5月4日发书记员　靳维凯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000052.txt b/CCRD/0/8/18/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92de32572f37eb72ec9a2c2266ddd1f39f1f8dd --- /dev/null +++ b/CCRD/0/8/18/000052.txt @@ -0,0 +1,73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韩潮打砸抢、抢夺枪支弹药和诬陷案的法庭文件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 + +## （82）哈检刑起字第19号 + +　　被告人韩潮，原名韩国金，男，现年46岁，汉族，初中文化，辽宁省昌图县人，家住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二方元里，“文化大革命”前在省林业厅任管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原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兼保卫部副主任，捕前系五常县山河屯林业局红卫林场副主任。1978年7月17日被拘留，同年8月14日被依法逮捕。 + +　　被告人韩潮因打砸抢，抢夺枪支、弹药和诬陷迫害干部一案，经哈尔滨市公安局侦查终结，于1982年3月9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经审查查明，被告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一、亲自组织和指挥武斗，镇压群众 + +　　1967年6月中旬，被告人韩潮在任省革命委员会常委职务期间，亲自组织数千人，将集中在哈尔滨建工学院的各院、校的学生先行围困，于6月21日凌晨，亲自带领数百人，冲进并占领了建工学院大楼，关押各院、校学生400余人进行所谓“政治审查”。这次武斗砸坏了建工学院的教学仪器和设备75种，533件（台、套）。损坏和丢失各种图书1万余册，共折合人民币58000余元。 + +　　二、煽动群众抢夺解放军枪支、弹药 + +　　被告人韩潮，为准备搞更大的武斗，于1967年8月下旬，先后向省林业厅、哈尔滨工业大学、林业机械厂等单位的各派头头煽动说：“哈市武装部在极乐寺的军械库存有的给全市民兵的枪支，你们可以去抢。”在被告人的煽动下，上述单位共出动200余人、10余台卡车到极乐寺，将警卫军械库的解放军围住，将军械库门锁锯断，闯入库内，共抢去迫击炮6门、机关炮5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40余支、步枪百余支、刺刀十余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 + +　　三、利用职权诬陷干部、群众 + +　　被告人韩潮在兼管省公安军管会工作期间，插手了黑龙江省医院的派性活动，为了压垮另一派群众组织，于1968年4月，指派省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工作人员，将该院副院长王治田、外科党支部书记吴波、外科主任曲曰瀛、内科主任刘喜海、工人李成林等5人，分别以“反革命黑参谋组主要成员”、“现行反革命”、“日特嫌疑”等罪名，于1968年4月19日在省医院召开大会宣布逮捕，王治田被关押2年零2个月，其余4人均关押1年之久，致使受害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折磨。 + +　　1968年7月，被告人韩潮去汤原县检查清队工作时，对县军管小组组长徐宝才说：“你们这有个叫张振东的（原汤原县汤原镇党委书记、县委委员），这样的人怎么叫他逍遥法外，这个人是安子文、刘少奇派到东北的黑线人物、黑爪牙。”责令徐把张振东“抓起来”。县军管小组按照韩潮的旨意，于7月31日将张振东拘留，关押长达9个月之久，无人过问，使张遭受不白之冤。 + +　　上述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证据确实、充分。 + +　　查被告人韩潮，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中，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利用取得的地位和权力，大搞打砸抢活动，诬陷干部和群众，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危害了公共安全，罪行严重，情节恶劣，其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7条、第112条、第138条，构成了打砸抢罪、抢夺枪支、弹药罪和诬陷罪。 + +　　本院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财产和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的规定，特对被告人韩潮依法提起公诉，请予惩处。 + +　　此致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施乃孚1982年4月9日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82）刑字第24号 + +　　公诉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施乃孚。 + +　　被告人　韩潮，原名韩国金，男，46岁，汉族，辽宁省昌图县人，家住哈尔滨市南岗区第二方元里，“文化大革命”前为省林业厅管理员，“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常委、政治委员会副主任兼省人民保卫部副主任，1975年在黑龙江省山河屯林业局红卫林场任副主任。 + +　　辩护人　律师孙朴。 + +　　被告人韩潮因打砸抢、抢夺枪支弹药和诬陷一案，由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于1982年4月9日向本院提出公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1982年4月26日，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韩潮在“文化大革命”中，组织、指挥武斗，唆使群众抢夺枪支、弹药，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其具体罪行如下： + +　　被告人韩潮，于1967年6月21日凌晨，组织指挥并亲自带队攻打哈尔滨建工学院，关押学生400余人，毁坏该学院的教学仪器设备500余件，损失图书1万余册，折合人民币58000余元。 + +　　1967年8月被告人韩潮为挑起大规模武斗，先后唆使省林业厅、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林业机械厂等单位的群众去哈尔滨市武装部军械库抢去迫击炮和机关炮11门、机枪20余挺、冲锋枪和步枪140余支、刺刀10余把、各种子弹7000余发。 + +　　1968年4月和7月被告人韩潮为了压垮另一派群众组织，利用职权以“现行反革命、日伪特务嫌疑”等罪名，将省医院副院长王治田关押2年2个月，将内科主任刘喜海、外科党支部书记吴波、外科主任曲曰瀛、工人李成林等4人关押1年1个月；以“黑线人物、黑爪牙”等罪名，将原汤原县汤原镇党委书记张振东关押9个月。致使这些受害人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严重折磨，长期遭受不白之冤。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亦供认不讳。 + +　　查被告人韩潮组织指挥武斗、唆使群众抢夺枪支弹药、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扰乱了社会秩序，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使国家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被告人韩潮罪行严重，民愤很大，但经教育后，对罪行有所认识。根据被告人韩潮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认罪态度。本院为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国家财产和公民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维护社会秩序，保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7条、112条、138条1款、64条、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韩潮打砸抢、抢夺枪支弹药、诬陷罪有期徒刑6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刑期由1978年7月17日起至1984年7月16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于接到判决书翌日起十日内提出上诉理由书3份，经由本院上诉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徐宪章人民陪审员　张友俊人民陪审员　管景志1982年4月26日 + +　　本件与原文无异 + +　　 书记员　赵素兰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8/names.txt b/CCRD/0/8/18/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548a23d2453076fedb7128d5fa7e066ceeff109 --- /dev/null +++ b/CCRD/0/8/18/names.txt @@ -0,0 +1,53 @@ +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何立宽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我的申诉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关于顾同舟资敌案的法庭文件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胡延观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黄兆其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刘殷农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云南省昆明市人民检察院对涂晓雷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航天部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关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中共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委员会关于杨启明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叶卫东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法院判决 +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胡勇阴谋颠覆政府案的法庭文件 +唐忠富反革命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法院判决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件的检察起诉和审判情况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关于胡萍资敌案的法庭文件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戈志盛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那顺巴雅尔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刘光兴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高树华 +关于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罪行和错误的处理意见 +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关于对戈志盛同志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秀珍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徐景贤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黄金海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维国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策动叛乱案的法庭文件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戴立清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马振龙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叶昌明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陈阿大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朱永嘉反革命案的起诉书及法庭判决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对邢骏、张泽民案件的讨论意见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戈志盛、刘华波案件的讨论情况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郭以青、乌兰巴干案件的讨论审理情况 +张厚阴谋颠覆政府案湖南省长沙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及法院判决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印发关于李志忠、张寿泉案件的审理情况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刘结挺、张西挺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内蒙古党委办公厅转发关于高风志、齐景林案件的审理情况 +中国共产党呼和浩特铁路局委员会关于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结论及处理意见 +中国共产党呼和浩特铁路局委员会关于张泽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韩爱晶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王金保 +锡盟党委关于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中共内蒙古巴盟委员会关于对刘恒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处理意见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聂元梓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孙昌德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徐英年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對陈励耘免予起诉决定书 +中共乌盟盟委关于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严重错误的处理意见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李枫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人防办公室党组关于高福瑞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昭乌达盟委联合工作组关于赵杰同志在挖“内人党”中所犯错误的结论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牛成山、聂士荣阴谋颠覆政府案的法庭文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邵岩城报复陷害、扰乱社会秩序案的法庭文件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韩潮打砸抢、抢夺枪支弹药和诬陷案的法庭文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0.txt b/CCRD/0/8/19/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7eee2169e0a8cbd5f753246653364b56c169cdc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0.txt @@ -0,0 +1,241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2）京检分审字第272号 + +　　被告人迟群，男，现年50岁，山东省乳山县人，原系中国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宣传科科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住北京市西城区西皇城根北街二号，因反革命罪，于1977年8月5日被依法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迟群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反革命宣传煽动、诬告陷害一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迟群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1974年至1976年期间，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阴谋活动，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授意和指挥下，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又称“北大、清华写作班子”）为舆论工具，围绕着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各个重大步骤，大肆进行反革命活动。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煽动打倒主持中央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 +　　1975年9月至1976年10月，被告人迟群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意图，亲自点题，提供材料，交待要点，指挥“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炮制了旨在煽动打倒邓小平的诬陷文章60余篇。其中《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等39篇反动文章，署名“梁效”、“高路”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光明日报》和《北京日报》上，诬陷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从1976年1月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前夕，被告人迟群根据江青“要整邓小平的材料”和张春桥、姚文元“要组织两校大批判班子，批判邓小平主持搞的‘工业二十条’等3本小册子”的旨意，亲自组织指挥“北大、清华写作班子”，采取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等手段，先后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邓小平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批判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参考材料》和评所谓的“三株大毒草”〔即《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等十多种诬陷材料，仅“评三株大毒草”就印发了8000万册，散发全国。 + +　　1975年11月，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了一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大字报。迟群看到后，立即找到吴炜煜说：“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当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在迟群的指使和具体指挥下，吴从1975年11月至1976年9月连续炮制了10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反动文章，其中有3篇分别刊登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这些反动文章诬陷邓小平“‘三项指示为纲’的杏黄旗一举，‘还乡团’、‘复辟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纷纷出动，向无产阶级及其革命事业猖狂进攻”，并说：“我们要把眼睛盯住走资派，不停顿地向走资派发动进攻，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 + +　　1976年1月21日，被告人迟群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授意，召开两校党委负责人会议，煽动“两个学校要先走一步”，抢先点名批判邓小平，并要求出席会议的人员都要按照他定的调子发言。迟群为了进一步制造声势，从1月底至2月中旬，又在清华大学陆续召开了8次党委扩大会。这8次会议，参加的范围，由校党委委员逐步扩大到各党支部成员两千余人。同时，迟群又指使北京大学负责人也要“在这个范围内进行”点名批判，并将清华大学召开大会和会上诬陷邓小平的情况写成简报散发。 + +　　1976年3月26日，在江青的策划下，被告人迟群伙同谢静宜带领周家悫等5人，以“汇报清华大学运动”为名，围攻邓小平，捏造事实，罗织罪名，诬陷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 +　　二、诬陷、煽动打倒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 + +　　被告人迟群1976年3月在清华大学多次煽动说：“走资派还在走，不只邓小平一个人，要看到有这么一层人”，“既是还乡团，就不只团长一个人，在批邓时，不批判、不联系下面的‘队长’行吗？！”还在教育部、清华大学等单位煽动说：“眼睛要向上看，盯住当权派，首先是第一把手”，“一层盯一层”，“要看到教育部、国务院、中央”。 + +　　1975年12月至1976年9月底，被告人迟群指使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通过来信来访和学生探家搞社会调查等途径，先后搜集了诬陷湖南、江西、河南、河北、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市的一些单位的领导人以及铁道部、中国科学院、七机部等单位负责人的材料，刊登在清华大学《来信来访摘报》、《情况反映》、《思想动态》上。迟群还指使“北大、清华写作班子”将诬陷胡乔木的材料送给张春桥、姚文元。同一期间，迟群还频繁地与他们在上海、辽宁和北京的帮派骨干串连，“互通情报”，更进一步地搜集“揪一层人”的材料，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篡党夺权效力。 + +　　1976年2月，被告人迟群与徐景贤、毛远新、刘庆棠等，共同策划拍摄意在煽动打倒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干部的反动影片《反击》。迟群亲自指挥清华、北大的一些人组成《反击》剧本创作组，授意他们“作品点上面的人物……使人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人物处理可以由下面来体现，根子追上去，直到邓小平”。 + +　　三、诬陷、迫害教育部长周荣鑫。 + +　　1975年下半年，被告人迟群伙同谢静宜按照江青的旨意，搜集了周荣鑫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材料，于同年11月22日送给江青。与此同时，迟群还指使清华大学一些人公开张贴诬陷周荣鑫的大字报，并指挥“北大、清华写作班子”，编印了《周荣鑫是怎样同毛主席教育革命路线对着干的》、《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材料，诬陷周“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这些材料铅印两万册，广为散发。 + +　　1976年2月，被告人迟群秉承张春桥的旨意，伙同教育部的周宏宝、薛玉珊策划成立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夺了周荣鑫的领导权。迟群说：“要把邓（小平）、周（荣鑫）打倒，不批怎么行……”同年3月，周荣鑫因受迫害病情加重，迟群在教育部咒骂他说：“东风来就装死装病，西风来就大搞翻案”，煽动对周荣鑫继续批斗。4月7日晚，迟群到教育部对周宏宝、薛玉珊说：“周荣鑫的黑后台倒了”，“要把周荣鑫与邓小平的黑关系突破一下”。周宏宝、薛玉珊在迟群的授意下，更加紧了对周荣鑫的迫害，连续5天轮番对身患重病的周荣鑫进行残酷批斗。4月12日上午，周荣鑫被整得昏倒在地，当晚被迫害致死。 + +　　四、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 + +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被告人迟群伙同谢静宜，在所谓的“反右倾回潮”运动中，将清华大学师生60余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批斗。诬陷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是“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夺了何的领导权，并多次进行批斗迫害。诬陷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利用养猫反党”；诬陷教师陈世猷“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把他们打成现行反革命。 + +　　1976年2月12日，被告人迟群诬陷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教师何惠莲“极为反动”，是“妄图变天的反动分子”，并提出对何要“采取措施”，致使何惠莲被非法关押7个半月，身心遭到严重摧残。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经迟群批准关押审查，进行迫害。 + +　　1974年1月，被告人迟群受江青指派，伙同谢静宜去河南省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中学调查女学生张玉勤自杀问题。迟群把张玉勤因考试不及格受到学校批评后自杀，诬为“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反攻倒算”；诬陷学校负责人罗长奇是“地头蛇”，县公安局“是国民党专政”。回北京后，炮制了一份《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情况简报》送给江青。1月30日，迟群把江青、王洪文关于要对该校教师“判重刑”的旨令，通知了南阳地委，致使罗长奇和教师杨天成以“逼死人命罪”被捕判刑；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新宇、县公安局干部田道义也遭到迫害。 + +　　被告人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害人的陈述、同案人供述，查获的大量书证以及技术鉴定结论佐证，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 +　　本院认为，被告人迟群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活动，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邓小平以及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制造新的动乱，罪行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迟群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的规定，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本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赵世如书记员　田跃青1983年1月5日 + +## 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一） + +## 公诉人　赵世如 + +## 1983.02.05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通过法庭调查，大量的事实，确凿的证据，完全证实被告人迟群积极参加了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参与了这个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阴谋活动，犯有严重的反革命罪行。现在，我就被告人迟群投靠江青，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在这个集团中的地位、作用和他应负的刑事责任，发表以下4点意见： + +　　第一，迟群投靠江青，积极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利益效劳，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他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阴谋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 + +　　1974年初，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江青指使迟群和谢静宜一起，以她的代表的身份到二十军防化连、海军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等处送信、送材料，进行反革命煽动。迟群本来就有个人野心，因而他在送信、送材料的过程中，大肆吹捧江青，深得江青的赏识。在1974年春节期间，江青十分明确地向迟群等人指出：“你们都是我的炮队。”特别是在江青对当时还是8341部队宣传科副科长的迟群以及谢静宜封官许愿说：“你们都可以当8341副政委”以后，迟群的个人政治野心越来越恶性膨胀起来。江青拉拢重用迟群，迟群感恩戴德。他多次写信给江青，表示效忠说：“您抓的都是关系全局，而且时间愈久人们将愈会看到它的深远意义的大事”，“今后凡需要我们办的事，我们一定把它做好，力争不干扰您的工作和休息，请您放心”等等。 + +　　迟群在投靠江青之后，立即于1974年3月，利用他篡夺的清华大学的领导权，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按照江青在3月16日、18日两次提出的具体要求，经过所谓“务虚”和“整顿”，调整改成为“北大、清华大批判组”，又叫“写作班子”，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梁效”，并且把这个“写作班子”完全置于江青反革命集团直接控制之下，成为江青反革命集团编造诬陷材料的御用工具，炮制反革命舆论的中心。 + +　　迟群操纵和指挥的这个“梁效”，一方面通过各种合法的或者非法的途径，搜集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材料，然后采取捏造事实、断章取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等各种手段，编造成诬陷材料，报送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作为他们诬陷、迫害革命老干部的所谓“根据”；另一方面，秉承江青，姚文元的旨意，以他们编造的诬陷材料为“靶子”，撰写大量的所谓“批判文章”，把革命老干部诬陷为“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在走的走资派”、“还乡团”、“复辟狂”、“右倾翻案势力”，把革命群众诬陷为“保守势力”、“暴徒”、“反革命分子”等等。江青反革命集团正是通过这些反动文章向其帮派分子发出反革命动员令，煽动他们对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施行迫害、镇压，指挥他们进行反革命篡权和各种破坏活动。 + +　　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以“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为名，大搞影射史学，诬陷周恩来总理和邓小平副主席。于是，迟群就操纵“梁效”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部署，先后把同一个孔丘勾画成不同的容貌体态。在周恩来总理带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孔丘被刻画成为“重病在床”、“端起胳膊”的模样。在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孔丘又被刻画成为一个“抓生产”的人物。在1975年底到1976年，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大批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期间，迟群积极操纵和指挥“梁效”，收集并采取捏造、歪曲、篡改等手段，编造了15种诬陷邓小平副主席的材料和大量的诬陷周荣鑫、万里、张爱萍、江渭清等人的材料，提供给江青反革命集团。直到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的前一天，即1976年10月5日，迟群还向姚文元报送了诬陷邓小平和胡乔木等人的材料。迟群在进行这些阴谋活动的同时，通过亲自布置，亲自命题，亲自提供材料，亲自修改审定，指挥“梁效”炮制了诬陷邓小平副主席的反动文章60多篇，并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所采取的重大步骤，有预谋地分批通过姚文元控制的理论工具，推向全国，煽动和指挥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各地的帮派分子，施行诬陷迫害，制造新的动乱。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各级党政军的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为害期间，惨遭诬陷迫害，迟群这座“排炮”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叫作“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如实地反映了迟群把持操纵的“梁效”所起到的特殊作用。迟群不仅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反革命舆论炮制中心的主持人，而且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冲锋陷阵”的一个重要干将。如1976年3月，在江青的精心策划下，迟群带领清华大学周家悫等5人，以“汇报清华大学运动”为名，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串通一气，用极其恶毒的语言，面对面地围攻诬陷了邓小平副主席，而后又借此大造反革命舆论。迟群还是串连和指挥江青反革命集团帮派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一个枢纽人物，法庭出示的徐景贤、于会泳、张铁生、金祖敏等人的供词和证词，充分证明这些人都要从迟群那里探听消息，取得诬陷材料，都要把他们搜集、编写的诬陷材料提供给迟群。还有1976年，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诬陷迫害教育部长周荣鑫，篡夺教育部的领导权，张春桥明确指使当时担任教育部负责人的周宏宝，去找迟群谋划成立“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不让周荣鑫参加临时领导小组；拟定临时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周宏宝担任组长；薛玉珊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这样一些重大问题，都是由迟群决定而后张春桥批准的。这些事实，足以证明迟群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确实处于重要地位，起着重要作用。 + +　　根据以上事实，我认为完全应该认定被告人迟群确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积极参与者，是这个集团的重要成员，理所当然地应当追究被告人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的刑事责任。 + +　　第二，迟群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于1976年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大批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阴谋活动。迟群在这一阴谋活动中的主要罪行是编造诬陷材料，制造反革命舆论，蓄意煽动诬陷迫害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以及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出来工作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 +　　1975年，周恩来总理病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各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全国形势有了明显好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但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出于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反革命目的，阴谋制造新的动乱，始终把邓小平副主席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大障碍。他们把攻击的矛头集中指向了邓小平副主席。为了实施这一阴谋，迟群于1976年1月到4月，按照张春桥的指使，编造了“邓小平言论摘录”；按照江青的授意，编造了《邓小平言论与马列毛主席教导对照》、《邓小平言论与孔孟之道对照》、《邓小平与机会主义路线头子言论对照》等诬陷材料。到6月份，迟群又秉承张春桥、姚文元的旨意，把以非法手段弄来的国务院有关部门草拟中的两个文件和一篇文稿，即《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诬蔑为“三株大毒草”，给这3个文件分别扣上了“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修正主义路线的活标本”，“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等罪名。 + +　　这些诬陷材料是怎样编造出来的呢？在这里我只举两个例子：邓小平副主席在一次批评有些地方派性严重的问题时说过“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又一次的讲话，讲到整顿工作要敢字当头的时候，说过“横下一条心，拼老命”；再一次讲话批驳江青一伙诬蔑1975年中央关于铁路工作文件是复辟时说过：“复辟就是我”。迟群明明知道这是邓小平副主席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讲的3句话。他也明明知道这3句话的真实含意是什么。但是，他们在编造《言论摘编》的时候，完全不顾事实，硬是掐头去尾，把这3句话摘出来捏在一起，成了“斗了七八年结下了不解之仇，横下一条心，拼老命，复辟就是我”，并且给这3句话加上按语，说是“对广大革命群众批判走资派恨得咬牙切齿，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向无产阶级扑来”。再一个例子是，邓小平副主席1957年在清华大学做报告中，谈到写文章时曾经说过：“慢有慢的好处”，对文章推敲时间长了更为稳妥。而迟群一伙却又断章取义，故意加以歪曲，把邓小平副主席的这句话编在《言论摘编》的“攻击总线路、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栏目中，并诬之为“为复辟倒退提供理论根据”。按照他们这个说法，邓小平副主席在1957年就反对了1958年才有的“大跃进”。这不是绝大的荒谬吗？！这样的例子和类似这样的例子，在迟群他们编造的诬陷材料中，比比皆是。迟群对所谓“三株大毒草”，又采取加前言、加按语、写文章的办法，编成“三本小册子”，以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欺骗群众，煽动迫害。 + +　　在编出这些诬陷材料之后，迟群除了送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作为他们诬陷迫害邓小平副主席的所谓“根据”而外，又以清华“材料组”的名义，在清华、北大用大字报加以公布，通过来清华、北大参观的人向社会扩散，并通过两校党委向下印发，组织所谓“揭发批判”。同时，紧密策应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步骤，有选择地大量印刷，如“三本小册子”就印发了8000万册，发往全国各地。 + +　　迟群在编造上述诬陷材料的同时，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部署，指挥和操纵他的“写作班子”，有预谋、有步骤地炮制和抛出了大量的反动文章，从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全面煽动诬陷邓小平副主席。1975年12月，迟群按照姚文元的授意，策应江青反革命集团先从教育界打开缺口，制造新的动乱的阴谋，指挥他的“写作班子”抛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的反动文章，进行煽动。紧接着他又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批”和“层层揪走资派”的阴谋，相继抛出了《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否定文艺革命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等反动文章。这3篇在制造新的动乱中打头发难的文章，其矛头都是直接指向邓小平副主席的。在这以后，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把诬陷迫害邓小平副主席来一次重大升级。于是迟群在1976年2月，以“梁效”署名，在《北京日报》头版头条上发表了题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反动文章，并通过姚文元控制的舆论工具，转载在全国各地的报刊上。就这样，江青反革命集团，通过迟群一次一次地炮制和抛出反动文章，在全国煽起了一次比一次严重的社会动乱。在题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篇反动文章中，迟群亲笔加上了“当前那股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在哪里？就在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就是右倾翻案风的总代表、总根子。”证据表明，正是迟群通过这篇反动文章，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把“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名公开强加到邓小平副主席的身上。为此，迟群当时扬言说：“这个提法是第一次见报，《北京日报》要发表就按这个发表，发表后我买5份”。 + +　　迟群还利用其篡夺的清华大学的领导权，在1976年1月22日到2月中旬，连续8次召开清华大学党委扩大会议，由开始的47人参加，逐步扩大到2000人，煽动公开点名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并亲自布置安排会上的专题发言。在1975年11月到1976年10月期间，他又亲自煽动、支持并具体指点清华大学的吴炜煜，连续炮制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反革命大字报，对邓小平副主席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极尽其诬陷之能事。迟群为扩大其反革命影响，把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和吴炜煜的反革命大字报以《情况简报》等形式在校内外散发，有的还拿到报刊上公开发表，进行煽动。 + +　　在1975年12月到1976年9月期间，迟群还指使清华大学党委办公室接待组、信访组和材料组，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手段，搜集了一大批诬陷科学院、外贸部、七机部、教育部、铁道部、文化部、国家体委一些领导干部和湖南、江西、河南、河北、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市一些部门和一些单位领导干部的材料，并且频繁地与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北京的于会泳、刘庆棠、金祖敏，辽宁的张铁生等人暗中串连，互通情报。除了把这些诬陷材料刊登在清华大学《来信来访摘报》、《情况反映》、《思想动态》上而外，迟群利用这些诬陷材料，到处煽动“揪一层人”。他在各种场合多次煽动说：“民主革命的民主派们是社会主义的走资派，这也是个规律”，“走资派还在走，不只邓一个人，要看到有一层人”，“既是还乡团，就不只团长一个人，在批邓时，不批判、不联系下面的队长行吗？”迟群为了加紧煽动打倒邓小平副主席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又与徐景贤、刘庆棠等人密谋利用电影制造反革命舆论。迟群亲自在清华、北大组成了《反击》电影剧本创作组，并指使创作组：“作品点上面人物”，“使人一看就知道是邓小平”、“人物处理可以由下面来体现，根子追上去，直到邓小平”。迟群在审查剧本时，又亲自把剧本中的领导干部的职务，改为省委第一书记，并借剧中人之口大骂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是“还乡团”。这个反动影片拍成以后，张春桥授意“要选一个适当时机再拿出来。”什么是他们的适当时机呢？就是他们妄图在他们篡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之后，与上海拍的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一起抛出来，作为他们一伙“庆功”的“贺礼”。但是，结局同他们一伙的愿望截然相反，《反击》不仅没有成为他们一伙的“贺礼”，反而成了追究他们一伙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铁证。 + +　　迟群所进行的一系列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人民造成的灾难和损失是很严重的，依法追究他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责，完全是公理所在，正义所在，国法所在。 + +　　第三，迟群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篡党篡国的总的阴谋意图下，凭借他篡得的地位和权力，对广大干部和群众横加诬陷迫害，造成了严重后果。 + +　　1973年7月10日，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学生张玉勤因考试不及格，受到批评而自杀。事后，马振扶公社党委、唐河县委、县文教局、南阳地委、地区文教局等有关机关进行多次调查，做了处理。但在事隔5个月之后，1974年1月，江青却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指使迟群、谢静宜去河南就此事进行所谓“调查”。迟群、谢静宜到马振扶公社后，置南阳地区地、县、公社三级党委多次调查结论于不顾，只用两个半天草草地开了两个座谈会，就按照江青的阴谋意图，诬陷学校是“法西斯专政”，学校负责人罗长奇“像一个地头蛇”，县公安局是“国民党专政”。回京后，迟群亲自炮制了题为《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情况简报》送给江青。《简报》中捏造说，学生张玉勤是被“修正主义路线逼死的”，说马振扶中学“扼杀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向无产阶级猖狂反攻倒算”，“其实质就是复辟”。于是，江青抓住这个《简报》，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在1974年1月27日的一次大会上，她叫喊说：“一个女孩子15岁，我派人去调查了，硬活活地逼死了，你们说应不应该处分，应不应该镇压”。王洪文呼应说：“我就主张判他重刑”。迟群又把江青、王洪文的这些话，电话通知南阳地委，致使马振扶中学负责人罗长奇、教师杨天成被捕判刑，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新宇、县公安局干部田道义遭到多次残酷批斗。由此导致不少地区都抓所谓“马振扶事件”，使很多干部和教师遭受到诬陷和迫害。 + +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期间，迟群伙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一手制造了所谓的“反右倾回潮”运动，将清华大学师生60余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进行批斗。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被诬陷为“复辟势力的代表人物”，被扣上6条罪状，多次遭到批斗迫害。教师陈世猷被诬陷为“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被定为反革命分子。迟群一伙在诬陷迫害广大师生的罪恶活动中，不仅不择手段地歪曲和捏造事实，而且发展到十分荒唐的地步。他们竟然对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以所谓“利用养猫反党”为理由，诬定为反革命分子。1976年2月，迟群又诬陷清华附小教师何惠莲是“妄图变天的反动分子”，并提出对何要“采取措施”，致使何惠莲被非法关押7个半月。学生周为民因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也经迟群批准，遭到关押审查。特别严重的是，在迟群一手策划下，教育部部长周荣鑫被迫害致死。1974年四届人大后，周荣鑫重新出来工作，担任教育部部长。由于江青阴谋从教育界打开缺口，制造新的动乱，迟群遂秉承江青的旨意，搜集了周荣鑫重新出来工作以后的讲话材料送给江青。同时，在清华大学煽动公开张贴诬陷周荣鑫的大字报，指使“写作班子”先后编造了《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诬陷材料，印刷两万册，广为散发。在编造这些诬陷材料时采取的手段，和前面已经揭露过的那些手段一模一样，不妨再举一个例子加以佐证。周荣鑫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当编材料的人问迟群：“上边有‘周总理讲’几个字怎么办？”迟群却将“周总理讲”几个字一笔勾去，让编的人把周总理的话编入《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摘要》中去，并组织人进行批判。显然，迟群在这里不只是手段卑鄙的问题，而且是又搞了一个阴谋，企图既迫害周荣鑫，又诽谤周总理。1976年2月，迟群进而按照张春桥的指使，伙同周宏宝、薛玉珊阴谋策划成立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从而完全剥夺了周荣鑫教育部部长的职权。2月份，在周荣鑫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迟群煽动并指使周宏宝、薛玉珊说：“现在是批邓，风源找到了，教育部是周（荣鑫）、李（琦）；把邓、周打倒，不批怎么行”；周荣鑫是“东风来就装死装病，西风来就大搞翻案。”在迟群的煽动和指使下，周宏宝、薛玉珊置周荣鑫生死于不顾，强迫周荣鑫每天到教育部接受批斗，致使周荣鑫的心脏病日益严重。周荣鑫不得不带着氧气袋，步履艰难地爬上楼梯接受批斗。就是这样，迟群仍嫌不够。在4月7日晚，即天安门事件后的第二天，迟群匆匆忙忙窜到教育部，向周宏宝、薛玉珊布置说：“这回周荣鑫的黑后台倒了”，“抓紧揭批周荣鑫的罪行，借这个机会，把周荣鑫的问题突破一下”。从此周宏宝等更加紧了对周荣鑫的迫害，连续5天，几乎每天上午、下午，有时还加晚上，大会、小会轮番批斗周荣鑫。4月12日，周荣鑫终于被迫害昏倒在批斗会上，当日夜就含恨去世了。这些铁的事实，非常明显地证明了被告人迟群是诬陷、迫害周荣鑫致死的主要责任者。连同在清华大学和“马振扶中学事件”中，有一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证明被告人迟群所犯的诬告陷害罪也是很严重的，理应依法惩办！ + +　　综合上述，被告人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从事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并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多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102条和第138条的规定，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告人迟群的犯罪行为殃及全国，危害严重，但被告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中是处于从犯地位，在预审中和法庭上能够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因此，我提请法庭全面衡量，依法予以应得的惩处。 + +## 为被告人迟群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赵玉林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接受被告人迟群的委托，作为他的辩护人出庭辩护。 + +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一规定，我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 +　　第一，关于迟群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迟群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据卷内材料和庭审调查证明，本案属于共同犯罪的案件，被告人迟群的犯罪活动是和“四人帮”以及谢静宜等人共同进行的。因此，正确地分析迟群在整个犯罪活动中所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 + +　　（自1974年起至1976年期间，迟群的各项犯罪行为均系在“四人帮”授意和指挥下进行的，煽动打倒邓小平的一系列文章是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授意、指挥的，围攻邓小平是江青阴谋策划的，抢先点名批判邓小平是张春桥、毛远新等人唆使的，成立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剥夺了周荣鑫的领导权是张春桥直接授意的，迟群、谢静宜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是江青亲自指派的等。这些事实表明，迟群的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是处于被指使的次要地位，属于从犯。我国《刑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对于从犯，应当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 +　　审判长、陪审员：在这里我还要指出谢静宜的责任问题。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卷内材料和法庭调查的大量事实表明，迟群的绝大部分犯罪活动均系伙同谢静宜一起干的，他们具有共同的犯罪目的，并共同实施了犯罪行为。不仅如此，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3·26”围攻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转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讲，谢静宜在“四人帮”和迟群之间是起了“搭桥”和通气的作用。因此，迟群和谢静宜虽均属从犯，但对谢静宜的重要罪责，请法庭予以应有的重视。 + +　　第二，起诉书指控迟群对诬陷、煽动打倒邓小平和诬陷煽动打倒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负有罪责。以上两项指控，都把诬陷和煽动打倒这两个罪名同时并列，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即被告人迟群的行为是否属于数罪，是否应当并罚？卷内证据材料和法庭调查的大量事实表明，被告人迟群按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旨意，为煽动打倒邓小平和当时重新出来工作的一些省、市单位的领导干部，指使两校写作班子，编写大量文章，拼凑“邓小平言论摘编”，印发“小册子”，并且在一些公开场合当众煽动，迟群在进行上述这些宣传煽动中，确有诬陷内容，这是事实，但是，应当看到，被告人迟群的犯罪目的，是“煽动打倒”，也就是说为煽动打倒而进行诬陷，而诬陷是“煽动打倒”的一种手段。这种情况，属于一个犯罪目的，触犯了两个罪名，应当作为牵连犯对待。对于牵连犯，虽然他的行为触犯的是两个罪名，但因其追求的犯罪目的只有一个，它同追求多个犯罪目的并实施多种犯罪行为的情况相比危害较小，因而应按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定罪量刑，而不应按数罪并罚处理。 + +　　（第三，关于诬陷、迫害周荣鑫的问题。） + +　　检察院在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迟群诬陷迫害教育部长周荣鑫，并对周的死亡负有罪责。证据材料证明，被告人迟群确曾按照江青等人的旨意，搜集整理了诬陷周荣鑫的材料，并指使一些人张贴诬陷他的大字报，4月7日晚迟群又亲自到教育部，授意周宏宝、薛玉珊进一步批斗周荣鑫，毫无疑义，迟群在对于诬陷迫害周荣鑫一事中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但是，有两个重要情节应当提请法庭加以注意： + +　　1.迟群虽然授意周宏宝、薛玉珊二人进一步批斗周荣鑫，但他并未参与具体策划，对周荣鑫搞“车轮战”，完全是周宏宝、薛玉珊决定的。 + +　　2.周荣鑫的死亡，迟群确有一定责任。但是，周荣鑫因被批斗晕倒以后，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正确的治疗，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卷内材料记载，周荣鑫是在4月12日上午10点25分在教育部的批斗会上因心脏病发作昏倒在地，理应立即送往医院抢救，而当时在刘湘屏控制下的卫生部的某些人，却对此进行种种刁难，拖延了时间，以至到12点35分才送进医院。入院后，院方对周荣鑫的严重心脏病急性发作，不采取任何抢救措施，反而毫无根据地怀疑他自杀，先进行了验尿，后又对生命垂危的周荣鑫作胃部插管抽液，在插胃管过程中，两次错误地插入肺部，造成病人极端痛苦。在这种折磨下，周呼吸急促，心跳加剧了，同时在周荣鑫临近死亡的时刻，张春桥竟然又在电话中提出要对周施行腰椎穿刺。4月13日凌晨，周荣鑫终于死亡。上述情况表明：就周荣鑫死亡这一后果而言，除去迟群、周宏宝、薛玉珊等人的责任外，刘湘屏控制下的卫生部的某些人和医院的一些人也是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被告人迟群只能承担部分责任，而不是全部责任。 + +　　第四，关于被告人迟群的认罪态度问题。 + +　　根据预审卷宗材料，迟群被关押后，在党的政策感召下，能如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还揭发了“四人帮”的一些罪行，他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交待材料，较系统地供述了在“四人帮”指挥下所犯罪行的事实和经过情况，他承认曾跟“四人帮”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并越陷越深，在他们直接操纵下干了许多今天想起来不寒而栗的罪行。同时从近两天的法庭调查中也可以看出，迟群能基本上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有较好的认罪态度，对他的犯罪行为给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性也有一定的认识，对于这一点，也请法庭给以适当考虑。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以上几点是我对本案的辩护意见，请法庭在处理本案时给以充分的考虑，对被告人迟群依法予以从轻处理。 + +## 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二） + +## 公诉人　赵世如 + +## 1983.02.05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对辩护人提出的各个辩护论据和论点，没有不同的意见。不过，鉴于被告人迟群虽然供认了他的犯罪行为，但是，并没有供认他的反革命目的，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就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揭露。 + +　　迟群的犯罪行为，是不是具有反革命目的呢？关键要看迟群是不是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是不是知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是不是自觉地追随江青一伙从事了反革命犯罪活动。现在，我想概括起来从十个方面加以论证。 + +　　第一，1968年春节期间，江青向迟群、谢静宜等人十分明确地指出：“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迟群本人也一直以自己是江青的“排炮”而自居。这就证明了江青和迟群之间正像林彪和他的舰队之间一样，完全是一种反革命集团头子和成员之间的关系。 + +　　第二，1974年以来，迟群曾多次向江青写信，吹捧江青，表示效忠。甚至在1974年1月25日，迟群伙同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煽动“三箭齐发”，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周恩来总理亲自找迟群谈话，指出毛主席说“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迟群在为此而写给党中央的检查中，仍然没有忘记向江青讨好。他明明知道毛主席批评的是江青，但由于他估计江青会看到他的检查，在检查中还特意加上了他在江青的关怀和帮助下如何如何，这个事实可以证明迟群确实自觉地投靠了江青。 + +　　第三，迟群为什么甘心情愿地充当江青的“排炮”，并三番五次地向江青表示效忠呢？预审侦查结果表明，原来是江青向他和谢静宜封过官，许过愿。同时，从他未能进入中共十届中央委员会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四届人大“组阁”阴谋破产以后的表现，也可以看出，迟群是确有政治野心的。1973年8月，迟群对没当上中共十大的主席团成员，没有进入中央委员会曾采取吃安眠药，发无名火等各种手段，发泄不满。迟群就此自己也不得不供称：“这种表现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的反映”。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四届人大“组阁”的阴谋破产以后，迟群竟暗地里支持教育部的一个人写信给毛主席，诬告四届人大后出任教育部部长的周荣鑫。当写信人把信稿送给迟群看的时候，迟群指着稿中的“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指示”说：“只提毛主席的教导就行了，否则首长（指江青）看了不高兴，”说着就用笔把周总理指示的那句话划去了，而且指使写信人把同样内容的信抄给张春桥、江青各一封。从他暗地里支持人写信诬告周荣鑫一事，也可以看出，迟群是有政治野心的，也再一次证明了江青和迟群之间的关系是在他们个人政治野心的基础上相互勾结利用的反革命关系。 + +　　第四，迟群多次随江青外出，多次受江青接见，特别是几次以江青的代表的身份进行活动。1974年1月，他伙同谢静宜以江青的代表的身份到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文化部等各处送信、送材料，进行反革命煽动活动。同时，打着江青的旗号到河南省马振扶中学去搞所谓“调查”之后，又打着江青的旗号，威逼河南省南阳地委逮捕和批斗“马振扶中学事件”的有关人员。1975年3月，他又替江青在天津站、天津重型机械厂和小靳庄大队抓点。这些铁的事实足以证明迟群确实是这个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的亲信。 + +　　第五，迟群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徐景贤、王秀珍，以及于会泳、张铁生、金祖敏、周宏宝、薛玉珊等又是什么关系呢？证据表明，这些人都要到迟群那里探听消息，交换材料。甚至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名单，也要由迟群拍板定夺。这些事实，既证明了迟群操纵的“梁效”不仅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炮制反革命舆论的中心，而且是江青一伙的一个联络、指挥的反革命据点。也证明了迟群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虽然在江、张、姚、王之下，但又在于会泳、周宏宝等人之上，从而更证明了认定迟群参加反革命集团并且是其中的重要骨干，是完全符合实际，恰如其分的。 + +　　第六，迟群的全部罪恶活动，都是紧紧围绕着江青反革命集团策划夺权，“改朝换代”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尤其是迟群在1974年到1976年期间，亲自操纵指挥“梁效”，一方面千方百计地妄图把邓小平副主席和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打倒；另一方面，却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组阁”的阴谋，狂热地吹捧和美化江青一伙，为江青上台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甚至赤裸裸地要求江青一伙上台“组阁”。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们的阴谋目的就是要“改朝换代”，要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迟群对这个阴谋目的，不仅是清楚的，而且亲自操纵和指挥“梁效”为实现这个目的进行了大量的犯罪活动。 + +　　第七，迟群在组织上自觉地唯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命是从，在行动上自觉地与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配合得十分默契。1974年，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假借“批林批孔”之名，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为他们妄图在四届人大“组阁”作舆论准备。迟群知不知道江青一伙的这个阴谋呢？在1974年春迟群就听到了江青一伙前前后后许多攻击周总理的言论，特别是在策划所谓“1、25”大会时，江青当着迟群的面讲了许多竭力贬低、诽谤周总理的话。迟群对江青一伙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阴谋，是清楚的。如果迟群不知道江青一伙的这个阴谋，那么，在这个时候，“梁效”笔下的孔丘，为什么成了“重病在床”，“端着胳膊”的模样了呢？“梁效”又为什么竭力煽动“揪大儒”、“批宰相”呢？与此同时，又为什么大肆吹捧吕后、武则天，为江青上台大造反革命舆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组阁”阴谋被粉碎之后，“梁效”又为什么一方面借评《水浒》大肆宣扬“要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主持中央工作”的谬论呢？周总理逝世后，又为什么炮制反动文章大骂所谓“哭丧妇”呢？凡此种种，矛头所指企图所在，尽人皆知。迟群的实际行动完全证明了他对江青一伙“组阁”和反对周总理的阴谋十分清楚，而且自觉地、积极地参与实施了江青一伙的这个阴谋。 + +　　周总理病重期间，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江青反革命集团立即把主要矛头转向了邓小平副主席。于是迟群操纵指挥“梁效”又以诬陷迫害邓小平副主席为重点，先后编造了大量诬陷材料，炮制了大量反动文章。迟群对江青一伙诬陷邓副主席，制造新的动乱的阴谋，同样是很清楚的，否则为什么在诬陷材料和反动文章中，故意采取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无中生有、造谣中伤的手段，把邓小平副主席同古今中外20多个反动派的代表人物相类比，扣上了30多顶大帽子，编造了上百条罪状呢？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梁效”笔下的孔丘又成了“矮个子”、“抓生产的人物”了呢？又为什么同时把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邓小平副主席连在一起，进行诬陷呢？迟群的用心，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 + +　　（第八，迟群在指挥“梁效”编造诬陷材料，炮制反动文章的过程中，采取了大量的阴谋手段。我在前面的发言中已经举了不少事实，为了进一步揭露迟群的阴谋，不妨再举两个例子：在《邓小平言论摘编》中，有一条署名揭发人是金祖敏。金祖敏看到后找迟群问：“这个话我根本没有同你讲过，怎么是我揭发的呢？”迟群是怎样回答和处理的呢？迟群说：“老兄呀，你不用急，可以把你的名字划掉。”从此，索性就用“×××揭发”，“邓对×××谈话”等方式出现，任意编造。他们甚至故意把毛主席说的“老九不能走”，作为谣言编入材料，并在按语中说：“去年7、8、9月以来，社会上谣言四起，蛊惑人心，制造分裂，总根子就是邓小平。”另一方面，他们为了吹捧江青，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后，继续执行法家路线”，武则天是什么“忧劳天下”的“明王”、“圣君”等等。这些事实更加证明了迟群完全是自觉地追随了江青一伙，从事反革命犯罪活动。） + +　　第九，迟群从事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各级领导干部，为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并不都是受江青一伙的指使才干的，有一些罪行是他主动干的，当然都得到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支持。例如，1973年10月，迟群伙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背着党中央，一手制造了所谓“三个月运动”。这是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搞的所谓“反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础”。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邓小平的时候，又是迟群把“党内至今还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罪名强加到邓小平副主席身上，第一次通过报纸，推向社会。“一层人”这个反动口号，也是迟群第一次推向社会的。这几个“第一”不仅说明了迟群追随江青一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高度自觉性，而且也证明了迟群确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急先锋。 + +　　第十，应该指出，迟群深知他和江青一伙具有共同的反革命命运。他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可悲前途是十分警惕的。在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迟群和谢静宜于1976年5月20日向反动影片《反击》摄制组、创作组成员讲话时，谢静宜说：“这次天安门事件，如果他们上台，我们就要被杀。有人说，20年以后，要把我们俩倒吊在天安门，我们不怕。”迟群马上接着说：“要做多方面的准备，斗争是残酷的，我是随时准备牺牲，”“有人要杀我们，我不怕，要有精神准备，倒挂在天安门上。”还说：“你们这部片子出来，要准备挨骂。我是准备十·一看《反击》，也许我看不到这部片子。”迟群的这些自白，足以表露他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休戚与共的关系。这种关系使他们一荣俱荣、一伤俱伤。因此，他们在反革命阴谋活动中，相互勾结得很紧。假如迟群当时不是自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怎么可能在天安门事件后发出这样的哀鸣呢！ + +　　仅仅从以上十个方面的事实，完全应该得出如下结论： + +　　第一，迟群不仅自觉地积极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而且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骨干； + +　　第二，迟群所进行的犯罪活动，显然同江青反革命集团具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 + +　　第三，迟群不仅自觉地积极参与了江青反革命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而且策应江青反革命集团总的阴谋意图的需要，亲自施展了一系列的阴谋诡计。他的所有犯罪活动都是这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综上所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关于“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的规定，完全应该认定迟群犯有反革命罪。按照他的犯罪事实，依法应该定为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 + +　　我的发言完了。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3）中刑字第94号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赵世如。 + +　　被告人：迟群，男，现年51岁，山东省乳山县人。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书记、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主任。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赵玉林。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迟群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查明被告人迟群犯罪事实如下： + +　　1975年9月至1976年10月，被告人迟群按照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指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炮制60余篇反动文章，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翻案”“复辟”的“总根子”、“总代表”、“不肯改悔的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将其中题为《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评三项指示为纲》、《党内确实有资产阶级——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剖析》，署名“梁效”，“高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等39篇通过姚文元控制的舆论工具公开发表，在全国煽动打倒邓小平。 + +　　1976年，被告人迟群按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要整邓小平的材料的授意，指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先后编造《邓小平是怎样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邓小平投降卖国路线参考材料》等十多种诬陷材料，其中《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3本小册子印了8000万册，在全国发行。 + +　　被告人迟群按照江青、张春桥的授意，经策划后，于1976年1月21日召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会议，首先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1月底至2月中，迟群8次召开清华大学党委常委扩大会议，扩大至两千余人，对邓小平进行诬陷，并将情况写成简报散发。同时，迟群还指使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也要召开扩大会议，对邓小平进行公开点名批判。 + +## 1976年3月26日，被告人迟群在江青的策划下，伙同谢静宜带领周家悫等5人，以“汇报清华大学运动”为名，捏造事实、罗织罪名，当面围攻，诬陷邓小平“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头子”，“要抢班夺权、另立中央”，“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 + +　　1976年3月，被告人迟群在清华大学和教育部多次诬陷、煽动说：“走资派还在走，不只邓小平一个人，要看到有这么一层人”；“眼睛要向上看，盯住当权派，首先是第一把手”，要“一层盯一层”，“看到教育部、国务院、中央”。 + +　　1975年11月，迟群看到清华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吴炜煜写的《论走资派还在走》的诬陷大字报后，积极鼓励并指使吴炜煜等人又连续炮制了9篇“论走资派还在走”的诬陷大字报，其中3篇在报刊上公开发表。 + +　　1975年12月至1976年9月底，迟群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国务院一些部门和上海、辽宁的骨干秘密串连，互通情报，搜集“揪一层人”的材料；通过信访和学生探家，收集湖南、江西、河南、河北、云南、贵州、四川、福建、甘肃等省的一些单位领导人以及铁道部、中国科学院、七机部等单位负责人的材料，并将材料刊登在《情况反映》、《思想动态》上，诬陷、煽动打倒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迟群还指使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写作班子，将诬陷胡乔木的材料送给张春桥、姚文元。 + +　　1976年2月，迟群与徐景贤等人共同策划拍摄一部煽动打倒各级领导干部的反动影片《反击》。迟群指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某些人编写剧本，授意他们“人物处理可以由下面来体现，根子追上去，直到邓小平”。 + +　　1975年下半年，被告人迟群伙同谢静宜按照江青的旨意，把教育部长周荣鑫在一些会议上的讲话汇编成册，于同年11月22日送给江青，诬陷讲话中的一些话“是明显针对毛主席”的。与此同时，迟群还指使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某些人张贴周荣鑫的大字报，并编造了《周荣鑫修正主义教育观点》、《周荣鑫右倾翻案言行》等8种材料，铅印两万册广为散发，诬陷周荣鑫“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恢复资产阶级在学校的一统天下，专无产阶级的政”。 + +　　1976年2月，被告人迟群在张春桥的指使下，伙同教育部的周宏宝、薛玉珊，策划成立了“教育部临时领导小组”，把周荣鑫排挤在领导小组之外。迟群说：“要把邓（小平）、周（荣鑫）打倒，不批怎么行……”。4月7日晚，迟群到教育部对周宏宝、薛玉珊说：“周荣鑫的黑后台倒了”，“借这个机会把周荣鑫的问题突破一下”。周宏宝、薛玉珊等人随即加紧了对周荣鑫的迫害，连续5天对身患重病的周荣鑫进行轮番批斗。4月12日上午，周荣鑫在批斗会上被整得昏倒在地，当晚被迫害致死。 + +　　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被告人迟群伙同谢静宜，在清华大学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60余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诬陷校党委副书记何东昌是“复辟势力的代表”、“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对其进行迫害；诬陷教务处副处长邢家鲤“利用养猫反党”，教师陈世猷“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把邢家鲤、陈世猷定为“现行反革命”。 + +　　1976年2月，被告人迟群诬陷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教师何惠莲是“妄图变天的反动分子”，提出要对其“采取措施”，致使何惠莲被非法关押7个半月。同年4月，经迟群批准，将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的清华大学学生周为民关押审查。 + +　　1974年1月，受江青指派，被告人迟群伙同谢静宜去河南省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中学调查女学生张玉勤自杀问题时，炮制了《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中学情况简报》送给江青，把张玉勤自杀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猖狂反攻倒算”。1月30日，迟群向南阳地委传达了江青、王洪文对马振扶中学罗长奇等人要“判重刑”的指令，致使罗长奇、杨天成被以“逼死人命罪”逮捕判刑；公社党委副书记王新宇、县公安局干部田道义也遭到迫害。所谓“马振扶中学”事件，殃及全国，在教育系统造成了严重后果。 + +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有部分证人和受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95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物证、书证、鉴定结论、证人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被告人迟群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法庭上，迟群供认了主要犯罪事实。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迟群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活动，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挥下，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迟群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及第64条、第52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迟群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长　王静人民陪审员　宋文元人民陪审员　刘其升1983年11月2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刘亚力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1.txt b/CCRD/0/8/19/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534b945e86b97c2c47880604fefaadd1af29a8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1.txt @@ -0,0 +1,123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舒龙山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3）京检分审字第6号 + +　　被告人舒龙山，男，现年47岁，湖北省阳新县人。捕前系中国共产党第七机械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住本市海定区永定路3号318楼1单元11号。因反革命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于1978年10月13日，由北京市公安局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舒龙山反革命一案，由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其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和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 + +　　被告人舒龙山在1976年1月9日，写信给王洪文等人，诬陷邓小平“在主席年高健在和总理病重住院的时机”，“纵容、支持”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和七机部部长汪洋“大搞反攻倒算，复辟倒退”；同年2月，在七机部的会议上，诬陷邓小平要“抢班夺权”，“比林彪搞得更快”，还诬陷说：“他（邓小平）安插的人，也可能……把苏军引进来，搞里应外合”；同年3月，又先后2次向王洪文、江青等人，当面诬告张爱萍“是反对毛主席的”；同年4月，在七机部的会议上，进一步诬陷邓小平和张爱萍是“反革命分子”。 + +　　二、阴谋夺取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机械工业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领导权。 + +　　被告人舒龙山，在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1976年1月下旬召开联席扩大会议（以下简称“两委扩大会”）的前夕，为夺取七机部和国防科委的领导权，进行了有预谋的活动。1975年12月中下旬，与其同伙叶正光、王志有、徐强国等，在叶、王家秘密集会。舒龙山策动说：“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经验，特别是积75年的经验教训……就是没有解决领导权的问题，这次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只有这一仗打好了……我们才能翻身”。 + +　　被告人舒龙山在两委扩大会议期间，按其预谋，有组织地进行了夺权活动。他安置亲信把持了会务组，并以增加会议代表为名，将其同伙40余人安插进会议，控制了两委扩大会。舒龙山经过密谋策划，会上亲自率领其同伙，多次围攻七机部汪洋部长，致使汪洋在3月28日的会上发病，住进医院。汪洋病倒的第二天，舒龙山即指使其亲信傅殿奎、徐强国、廖启端等人，以“群众代表”的名义，找国防科委领导，“推荐”舒龙山主持七机部工作。 + +　　被告人舒龙山为实现其夺权的野心，于1976年4月，将其部分亲信安插进七机部下属院、所核心小组作为列席成员，又暗中串联，将其亲信张永峻、廖启端、王志有、徐强国、王小三等人塞进七机部政治部及一、二院党的核心小组为正式成员、副组长等职务，篡夺了七机部及其所属单位的部分领导权。 + +　　与此同时，被告人舒龙山为篡夺更高的权力。指使徐强国等人，找国防科委政治部组织部负责人，“推荐”他当国防科委主任、政委，并指使刘景钦写信给党中央“推荐”他到党中央去工作。 + +　　三、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 + +　　被告人舒龙山自1976年10月8日获悉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的消息后，至11月28日期间，先后14次分别找徐强国、张永峻、傅殿奎、王志有、王小三、廖启端等20余人策动叛乱。舒龙山诽谤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是“资本主义复辟”，并先后四次拿着1976年10月9日《文汇报》中登有“重上井冈山”为题的水印木刻画，给叶正光、王小三等人看，策动说：“不能白等着让他们抓”“要准备上山打游击”。为此，被告人舒龙山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10月10日晨，指使周剑霞试探策动解放军某部叛乱；10月11日、12日，指使王小三、刘景钦、孙维参等人筹备供叛乱用的钱、粮票、汽车，安排驾驶人员；10月12日晚，与叶正光密谋，决定将七机部在四川省“062”基地作为打游击的据点，并由叶在10月14日找王志有策划，妄图将其同伙转移到“062”基地，以积蓄叛乱力量；10月16日积极探听上海、浙江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情况；10月17日，与在京的浙江省“造反派”头子张永生（已判处无期徒刑）进行了密谋，并煽动说：“群众会有识别能力，会起来斗争的”。直至11月28日，舒龙山仍对张永峻、闻杰等人进行策动说：“这场斗争要做长期准备”，“二十年后江山还要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江山还是我们的。”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会议记录及其它书证和技术鉴定结论为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 +　　本院认为，被告人舒龙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已构成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2条、第93和第138条之规定，被告人舒龙山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罪和诬告陷害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规定，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高文玉书记员 张林1983年1月18日 + +## 对被告人舒龙山所犯罪行的发言 + +## 公诉人 高文玉 + +## 1983.02.03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虽然被告人舒龙山对本院指控他的反革命罪行，完全拒不认罪，但是，法庭出示的大量证据，出庭证人的证言，都充分证明了本院《起诉书》指控他所犯的罪行，完全是属实的。而且犯罪事实是很清楚的。对被告人舒龙山提起公诉，交付法庭审判，是完全必要的，完全正确的。 + +　　现在，我在法庭调查已经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根据确凿的证据，首先，要明确指出，舒龙山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自觉的积极的追随者，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阴谋活动的参与者。这有如下事实为证： + +　　第一，舒龙山从1973年起写信给江青、王洪文，自我介绍，邀功请赏，献计献策，以示投靠。他在信中提出对七机部要“趁热打铁揭盖子”，说什么“我在党委会上放了三炮”，等等。当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继续诬陷迫害各级领导干部的时候，舒龙山凭借他的反革命嗅觉，领会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意图，又写信给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诬告国防科委主任张爱萍，七机部部长汪洋。1976年1月9日，他再次写信给王洪文、张春桥等人，诬告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副主席，竭力表示他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忠诚。 + +　　第二，江青反革命集团深知舒龙山的一番“苦心”。1976年3月29日，江青借接见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党委领导人的机会，对舒龙山表示出异乎寻常的亲热。江青把舒龙山叫到自己的身边， 一语双关地指着旁边的座位说：“这是叶帅坐的位置”，让舒龙山坐下。有人给舒龙山搬来一个小桌子，江青嫌矮，又亲自换了一个高一点的桌子。江青询问了舒龙山的原籍是什么地方，让服务员拿来地图，用笔在舒龙山的原籍——湖北省阳新县处划了一个圈。会中，江青又别有用心地写了“策略”二字给舒龙山看。在这次接见中，江青亲自安排舒龙山坐在她的身边，亲自给舒龙山搬来桌子，又亲自写下“策略”二字向舒龙山进行反革命交底。江青的所有这些阴谋举动，意味着什么？舒龙山是非常清楚的。事后，舒龙山向他的同伙们大肆渲染江青对他如何器重，并向其同伙们说：“我的工作看来要由中央决定了”。 舒龙山这一语，不仅道破了他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之间完全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反革命关系，而且道破了他的反革命野心和目的，就是妄图分享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得的党和国家的领导权。 + +　　第三，特别是大量的证据充分证明，舒龙山所进行的犯罪活动，决不是他个人的、孤立的一种犯罪行为，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罪恶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舒龙山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张爱萍主任、汪洋部长，并阴谋夺取七机部和国防科委领导权的罪恶活动，完全是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诬陷迫害大批领导干部，图谋最终颠覆政府的期间进行的。这是巧合吗？完全不是！众所周知，在周总理病重、邓小平副主席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把邓小平副主席视为他们篡党篡国的最大障碍，于是大造反革命舆论，他们把矛头集中指向了邓小平副主席，而舒龙山也和张春桥等人，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大搞反攻倒算，复辟倒退”。接着，舒龙山又紧紧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邓小平副主席所采取的不断升级的阴谋步骤，加紧了对邓小平副主席的诬陷。在2月份，诬陷邓小平副主席要“抢班夺权”，“比林彪搞得更快”之后，又在4月份，进一步直截了当地诬陷邓小平副主席以及张爱萍主任“是反革命分子”。恰恰在这之间，也就是3月29日，江青对舒龙山来了一套异乎寻常的亲热表演，鼓励和支持了舒龙山在七机部的篡权活动，并示意舒龙山要注意“策略”。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共同的反革命目的和野心，共同的反革命利害关系，使舒龙山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紧紧地勾连在一起了。 + +　　第四、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以后，舒龙山出于他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原因，恶毒诽谤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是“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他决心孤注一掷，竟然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要“上山打游击”，扬言“这场斗争要做长期准备”，“二十年后江山还是我们的。”从这里进一步暴露了舒龙山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已经到了死心塌地的地步。舒龙山在法庭调查过程中，所作的一系列表演，也证明了他时至今日，仍然坚持其反动立场，采取与人民为敌的态度。所以，我认为法庭对被告人舒龙山的审判，它的意义远不只是查明舒龙山的罪状和判定他的罪责，更重要的是告诉人们，确实有那么一些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死党至今野心不死，广大人民必须提高警惕。 + +　　其次，我要着重明确指出，舒龙山为了达到他的反革命目的，策应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罪恶意图，进行了诬告陷害、颠覆政府、策动叛乱等一系列阴谋罪恶活动。上述事实充分证明了他是一个反革命阴谋分子。 + +　　在法庭调查过程中，舒龙山根本不敢正视法庭出示的大量证据。竟然使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甚至是反咬一口的反革命惯用伎俩，矢口否认他的反革命阴谋活动。但是，事实是赖不掉的。现在，就让我用事实来说话吧： + +　　第一、证据表明，舒龙山在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中，一方面亲自采用诬陷手段，阴谋打倒邓小平副主席以及张爱萍主任和汪洋部长，另一方面又幕后操纵，指使其同伙为他爬上高位，篡夺领导权而进行活动。在汪洋部长被迫害致病住院的第二天，舒龙山就迫不及待地授意其同伙说：“你们整天说权力重要，现在开始有人在下边活动，让曹某在汪洋生病住院期间主持七机部的工作，你们还不赶快到两委会找领导反映意见。”于是他的同伙就找到国防科委的负责人，极力“推荐” 舒龙山主持七机部的工作。不久，他又进一步施展阴谋，向其同伙说什么：“我过去当过兵，对军队还是有感情的。到国防科委当主任、政委都行，最好是当主任，第一把手，有实权”。他的同伙又四处活动，“推荐” 舒龙山到国防科委当一二把手。尤其是在江青向他表示宠爱以后，他自觉身价百倍，反革命野心进一步膨胀，向其同伙们说：“我的工作，看来要由中央决定了”，“你们看准了，就可以写，这是你们的权利”。 舒龙山的亲信们，又赶忙写信“推荐” 舒龙山到中央去工作。这些信，有的还经舒龙山看过，有的由舒龙山口授又经过他修改后发出。这一场场由舒龙山幕后操纵，其同伙在幕前表演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丑剧，不是阴谋又是什么？！ + +　　第二，在法庭调查中，舒龙山把他给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等人写信诬告邓小平副主席的罪行，硬说成是“正常反映情况”。人所共知，正常反映情况和诬告陷害是性质截然不同的两回事。舒龙山毫无根据地、无中生有地给邓小平副主席捏造了许多罪名，什么“抢班夺权”，什么“要把苏军引进来”，什么“是反革命分子”等等。这有一丝一毫“正常反映情况”的味道吗？恰恰相反，这完全是捏造诬陷。 + +　　第三，舒龙山夺取七机部和国防科委的领导权的罪恶活动，是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各种手段，有预谋有计划地进行的。他进行夺权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事先非法集会，密谋策划，而后再利用合法的身份公开抛出的。舒龙山阴谋借两委扩大会议之机夺取七机部和国防科委领导权，会前和会中他多次纠集他的同伙暗地里进行策划，制定行动方案，然后由舒龙山利用其合法身份在会上首先公开抛出，其同伙群起而逼迫领导接受。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及舒龙山之流的严重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国家政治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状态，舒龙山及其同伙终于把持了会务组，控制了会议的宣传机构，并塞进了他的同伙40余人当了会议代表。后来，由于出现了天安门事件，会议暂停。于是舒龙山又借所谓“清查”之机，经过密谋先后把他的亲信安插进七机部政治部核心组，一院党的核心组、二院党的核心组中去，由列席转为正式成员，有的成为核心组副组长，从而初步实现了他篡夺七机部及其所属单位部分领导权的阴谋。舒龙山在庭审调查中，竟然对他的这些阴谋活动，时而矢口否认，时而又硬说成是“作为共产党员正常发表自己的意见。”还妄图以报党委批准了来推卸自己的罪责。总之，这个惯于施诡计耍权术、搞阴谋的舒龙山却硬要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光明正大的样子。但是，法庭出示的大量证据，戳穿了舒龙山的伪装，还他以本来的面目。舒龙山是不是像他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光明正大呢？完全不是。当时，舒龙山发表意见的时候，哪一次发言公开说明了是经过他们一伙密谋后才提出的呢？舒龙山安插亲信时，哪一次向党委说明了事先已经他们一伙密谋了，又哪一次向党委如实说明了他压制有关人员同意的呢？全然没有！舒龙山不仅当时不敢公开他们的阴谋活动，就是在今天的法庭上他也不敢正视他的犯罪事实，更不敢承认他那些阴谋活动。这哪里有一点点光明正大的影子呢？ + +　　第四，舒龙山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是更加明显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尽管舒龙山在法庭调查时，矢口否认，但是由于他曾对20余人进行策动，证据俱在，舒龙山是逃不脱、赖不掉的。他诬蔑证人证言并诽谤侦查、检察人员是“逼供信”搞来的证据，只能证明舒龙山已经理屈词穷了。又想抵赖罪责，又摆不出反证，只好节外生枝了。 + +　　综合上述，被告人舒龙山的犯罪行为，显然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93条和第138条的规定，已经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罪，诬告陷害罪，而且后果严重，危害很大。仅就其在七机部的罪行来说就已经严重破坏了国防科委和七机部等政府机构。严重地妨碍了政府的正常工作，严重地危害了国防建设，从而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人民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在今天庄严的法庭上，他不仅拒不认罪，而且公然叫嚣他是“被诬告人”，他是“原告”，甚至诬蔑证人，蔑视法庭，诽谤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时至今日，他仍然继续抱着要与我们二十年后见分晓的极其嚣张的反革命态度。因此，我提请法庭对被告人舒龙山依法从重惩处。 + +## 关于批驳被告人舒龙山的发言 + +## 公诉人 高文玉 + +## 1983.02.03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被告人舒龙山刚才的辩解，避开了本院指控他诬陷邓小平、张爱萍，阴谋篡夺七机部、国防科委的领导权；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妄图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犯罪事实，继续施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反革命伎俩，来掩盖罪行，妄图达到他逃避罪责的目的。 + +　　舒龙山将他向王洪文等人写信，诬告邓小平副主席，说成是“正常行使一个共产党员的权利，向上写信建议，符合党规党法”。党章上哪一条规定了一个共产党员有无中生有，捏造事实诬陷他人的权利呢？对邓副主席写黑信、告黑状，难道也符合党规吗？诬陷邓小平副主席“大搞反攻倒算，复辟倒退”也是正常反映情况吗？这纯系诡辩。舒龙山还将他对邓小平、张爱萍的诬陷说成是认识问题，这一事实本身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他至今还仍旧坚持其反革命立场。 + +　　舒龙山还就他安插亲信，篡夺七机部及其所属单位的部分领导权的犯罪活动辩解说：“这些都是经过党组讨论通过的”，借以推卸他的罪责。这又是诡辩。由于林、江反革命集团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从而使野心分子、阴谋分子进行篡权活动，有了可乘之机。舒龙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凭借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权势和他已经取得的权力，把个人凌驾于七机部党组织之上，飞扬跋扈发号施令的。在召开两委扩大会议之前，舒龙山就提出两委不能领导这个会议，要由他们一伙来领导的行动方案。在会上，舒龙山带头发难，批判张爱萍主任，把汪洋部长整病了，使两委多数领导人处于被动挨整的地位，不能正常工作。舒龙山借此机会，交替使用非法的、合法的手段，背地里施展阴谋诡计，拼凑进各级领导班子的名单，而后在党组会上强行通过。现在舒龙山仍妄图利用公开的、合法的形式，来掩盖他非法的阴谋活动，这只能更充分地暴露出舒龙山是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两面派。 + +　　舒龙山对他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的罪行，只能是矢口否认，却提不出丝毫可以证明他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而且我在上一次的发言中已经给予揭露和批驳，他再没有提出任何有关本院指控他的罪行的新的辩解论点。因此，我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要求法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关于没有被告人的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规定。同时，对被告人舒龙山在法庭上，诬蔑证人，诽谤侦查人员和检察人员，咆哮公堂，蔑视法律，破坏法庭秩序的事实，我提请法庭予以严重注意。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关于诉讼参与人违反法庭秩序，情节严重的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在对舒龙山作出判决时，连同他所犯的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罪、诬告陷害罪一并予以考虑。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3）中刑字第39号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高文玉。 + +　　被告人：舒龙山，男，现年47岁，湖北省阳新县人，原系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院二三○厂工人，“文化大革命”中为二三○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央第七机械工业部核心小组成员。现在押。 + +　　被告人舒龙山没有委托律师辩护。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舒龙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舒龙山犯罪事实如下： + +　　1976年1月9日，被告人舒龙山写信给王洪文等人，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主席年高健在和总理病重住院的时机”，“纵容、支持科技界的张爱萍、汪洋、扼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打击无产阶级新生力量，大搞反攻倒算，复辟倒退”。同年2月18日晚，在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舒龙山诬陷邓小平“搞复辟很快，他比林彪搞的更快”；“主席年高，总理病重，他大权在握，放手抢班夺权”；“他安插的人，也可能……把苏军引进来，搞里应外合”。3月18日下午，舒龙山向王洪文等人当面诬告“邓小平、张爱萍散布了许多奇谈怪论，甚至反动言论。张爱萍……很多言论都是对着主席的”。3月29日，舒龙山又向江清、王洪文等人当面诬告“张爱萍是反毛主席的”。4月24日，在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舒龙山诬陷邓小平、张爱萍是“反革命分子”。 + +　　1975年12月至1976年10月初，被告人舒龙山乘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的核心小组召开联席扩大会议（简称“两委扩大会”）之机，凭借他攫取的地位和权力，采取秘密的和公开的各种手段，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了夺取七机部和国防科委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5年12月“两委扩大会”召开前夕，舒龙山与叶正光、王志有、徐强国等人两次秘密策划乘机夺权，舒龙山说：“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经验，特别是75年的经验教训……就是没有解决领导权的问题”，“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战机，取得政治成果和组织成果”；并说：“只有这一仗打好了……我们才能翻身”。在“两委扩大会”期间，舒龙山及其同伙按照预谋，采取改组会务组、撤换会务组负责人、扩大会议代表等手段，控制了“两委扩大会”。1976年2月9日至3月28日，舒龙山操纵其同伙多次围攻七机部部长汪洋，致使汪洋心脏病复发，住进医院。1976年4月，舒龙山将其部分亲信安插进七机部政治部及所属院、所党的核心小组作为列席成员；继而又先后将张永峻、廖启端、王志有、徐强国、王小三等人提为七机部政治部及部属第一、第二研究院党的核心小组正式成员或副组长，从而篡夺了七机部及其所属一些单位的部分领导权。舒龙山在诬陷、迫害张爱萍和汪洋的同时，暗中授意、指使一些人，以“群众代表”的名义找当时的国防科委负责人，推荐舒龙山“主持七机部工作”；找国防科委政治部组织部负责人，推荐舒龙山当国防科委主任或政委；给党中央写信，推荐舒龙山到中央工作。 + +　　被告人舒龙山，在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于1976年10月8日至11月28日，在十多个场合，秘密串联了叶正光、王志有、徐强国等20余人，多次诽谤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右派政变”，是“资本主义复辟了”；煽动武装叛乱，说：“看来全国的造反派都要受压，要走重上井冈山的路”，“要准备上山打游击”，“只有打游击才能解决问题”；“现在能有一个军占领北京，就能解决问题”。10月10日晨，舒龙山派人试图策动解放军某部叛乱。11日、12日，舒龙山指使一些人筹集打游击用的钱、粮票、汽车。12日晚，舒龙山与其同伙密谋，将七机部某基地作打游击的据点，并决定由其同伙找人密商具体方案。16日，舒龙山找人探听上海、浙江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的动向。17日，舒龙山秘密会见了在京的浙江造反派头目张永生，煽动说：“群众会有识别能力，会起来斗争的”。直到11月28日，舒龙山还对张永峻等人说“这场斗争要做长期准备”，“二十年后……江山还是我们的”。 + +　　上述罪行，经法庭调查、辩论，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法庭调查中，被告人舒龙山在证据面前进行抵赖，拒不认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舒龙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诬告陷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其他领导干部；阴谋夺取第七机械工业部和国防科委的领导权；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又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策动国家工作人员叛乱罪和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舒龙山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2条、第93条、第138条及第52条、第64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舒龙山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蔡祥云人民陪审员 师振秀人民陪审员 李占山1983年4月12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杨实1983年4月12日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2.txt b/CCRD/0/8/19/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8b54b5b2c539467cd4ba4263069b55b3655f840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2.txt @@ -0,0 +1,51 @@ +# 中共内蒙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崔建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崔建雄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现将其犯罪事实与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崔建雄，男，现年43岁，汉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初中文化程度，原籍陕西省绥德县人。1959年参军，1964年转业任黄管局会计，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充当巴盟《东方红造反联络总部》（下称“东联”）的主要头目，巴盟革委会副主任、内蒙革委会委员，1975年入党，1977年被清除出党，1978年5月9日被逮捕。 + +## 主要罪行： + +## 一、在“挖肃”和挖“内人党”期间，诬陷迫害大批领导干部和群众。 + +　　崔在“挖肃”期间，担任盟“挖肃”指挥部成员，分管政法和专案工作。诬陷迫害巴图巴根同志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巴一直保存蒋介石的像，吸收十三代王爷入党”等等。在115次盟常委会上胡说：“巴盟揪的不得力，现在组织围剿‘内人党’大战役，他们不登记，我们发动群众去突。这帮老家伙是花岗岩脑袋，这两天以文办为基础，组织—个班子，突破‘内人党’”。“这些人本质是坏的，打开骨头也是黑的”。 + +　　在挖“内人党”进入高潮时，崔建雄亲自主持召开了3次（111、113、124）盟革委会常委会议，给巴图巴根等120余名无辜干部，罗织了所谓“内人党”、“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等罪名。并把巴图巴根同志的所谓罪行登在巴盟报上予以宣扬。 + +　　为了大造声势，崔建雄主持，先后在盟体育场和东方红广场召开全盟有线广播大会和群众大会，给巴图巴根等一百多名局、处长以上领导干部加上“内人党”头目、“内人党”骨干分子、“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叛徒”、“特务”等罪名进行批斗，崔在会上宣布每个人的所谓罪行，对批斗对象施行体罚、拳打脚踢。崔把这残暴的行动竟说成是“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当场宣布了“群专”，押在黑屋里，睡在地上，强迫进行超强度的劳动，使许多同志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 + +　　1968年12月在“挖肃”小组成员会上，崔鼓动搞刑讯逼供。说：“挖‘新内人党’是一场政治运动，大家在运动中不要心慈手软，他们要搞内外蒙合并，投修叛国，搞宫庭政变，政变成功后，在呼市赛马场杀大汉族，他们有预谋、有时间、有地点，有纲领、有组织，我们抓起一批‘内人党’分子，希望大家3天内，一定拿下这个战役”。“不仅要口供，而且要把‘内人党’的名单、党旗、印章和符号拿到手。‘内人党’既组织起来就不能一攻就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搞清”。“‘内人党’证据确凿，我摸到一个规律，‘内人党’不打不说，一打就说，‘内人党’是反革命组织，要狠狠地审讯，狠狠地打。除了头部以外打坏了我负责”。在他的直接鼓动下，致使巴盟广大干部和群众，遭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摧残。 + +　　原盟委组织部副部长白瑞卿同志被抓，连续遭受刑讯逼供，第四天便含冤死去。白死后崔建雄还对其家属威胁说：“白瑞卿是‘内人党’党魁，是1960年从公安处调党委时加入的‘内人党’。是巴图巴根介绍的，你要和他划清界线，你知道他的什么问题要积极检举揭发。” + +　　到1968年底，巴盟地区挖“内人党”大搞刑讯逼供，已造成了严重后果，但他们还认为挖的不够，一再反右。在1969年元月2日的常委会上崔建雄说：“领导上不同程度地存在右倾，连我自己在内，应该把这帮家伙分为两摊，把骨干分子搞在一起，把一般成员搞在一起，总的下一步工作重点放在‘内人党’，搞‘内人党’的力量放大一点。旗县革委会也是右，老是怕伤害了，面大了。下面有些班子搞不清，到底是国民党掌权，还是共产党掌权。阶级敌人活动很猖狂，阶级敌人的阵脚没有被打乱。韩治邦这个人很阴险，许振瑞现在活动也很厉害，比他们大的有没有指挥的，我怀疑有，巴图巴根的二、三线人物有没有，我怀疑有”。 + +　　崔于1969年春与王业、刘恒礼、刘健、王永顺等人，先后两次参加内蒙召开的挖“内人党”会议，回盟之后，在乌达召开的各旗、县专案组会议上，崔参加并主持了开幕式，大讲“乌盟、锡盟挖‘内人党’有经验”，认为巴盟“决心不大”，逼迫各旗县“继续深挖”。 + +　　崔建雄亲自告诉歌舞团工宣队，演员杜玛是“土党”，对她实行了“群专”。致使该同志被“群专”两个月，游斗、示众十来次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崔还对高俊英说：“史继发（原盟委秘书长）是巴图巴根的红人。他要不是‘内人党’，巴盟就没有几个‘内人党’了，你们回去搞吧，史继发肯定是‘内人党’”。在崔的直接指使下，诬陷史继发同志是“黑干将”，“内人党”骨干分子被“群专”近5个月，刑讯逼供，残酷迫害，背砖头，低头弯腰，用纲丝鞭、棍棒毒打，用皮衣蒙住脑袋，不让喝水，眼戳伤，被打得周身黑肿，大小便不能自理，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据统计，当时仅盟直机关在“群专”被批斗，大搞刑讯逼供含冤死去的就有田仑等6名同志。 + +　　崔建雄在大挖“新内人党”这一历史错误中，伙同挖肃总指挥王业，副总指挥刘恒礼、刘健，成员李志忠、洪济舟、王永顺等人，凭借窃取的权力，领导指挥策划挖“新内人党”。大搞刑讯逼供，用捆绑、吊打、背砖头、压杠子、烤炉子、过电刑等30余种法西斯刑罚，残酷迫害了大批干部和群众。其挖“内人党”面之广，受迫害之深和惨是前所未有的。有的夫妇双双、有的父子（女）两辈被关进牛棚，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巴盟地区在挖“内人党”中受害总数达43030人，致死2798人，致伤残10565人，严重地破坏了民族团结，后果极为严重，崔负有重要罪责。 + +## 二、批林批孔期间，继续拉帮结派，再次搞乱巴盟局势。 + +　　1973年10月内蒙革委会三届六次全委会期间，崔建雄与郝广德、那顺巴雅尔、王金保等人进行串联，认为巴盟问题严重，要通过批林批孔运动解决造反派受压的问题，妄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崔托罗靖给李培文等帮派分子捎话，要他们很快行动起来，进行斗争。崔还打电话鼓动，说“形势发展很快，对我们很有利，你们大胆干吧”。 + +　　1973年10月上旬崔建雄从呼市回到临河后，立即召集帮派成员会，再次把斗争矛头指向巴盟盟委。在崔的煽动和组织下，成立了“33”号帮派山头，崔是主要负责人。他们张贴大字报，要打倒赵清、韦荫秀等盟委领导同志，并要求把支持和同情他们观点的李向克、罗靖等人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崔建雄提出要采用锡盟张礼的方式，把过去在革委会工作过的委员和部分工作人员调回来，占用盟革委会的房间，官复原职，妄图把失去的权力夺回来。为此，崔建雄等人多次冲击盟委常委会议，对蒋毅等领导同志进行围攻，逼迫盟委承认他们的合法地位。 + +　　崔建雄等人先后3次到呼市串联，与郝广德、那顺巴雅尔、王金保、刘立堂等人挂勾，并参加了“218”、“202”两个帮派山头的联席会议。崔建雄接受郝广德、王金保关于在“4·13”时搞全区统一行动的指令，回盟后即以庆祝“4·13”为名，召开了群众大会，发表了反盟委的讲话，会后又出动宣传车，张贴大字报，向盟委施加压力。 + +　　崔建雄还插手指挥五原、前旗、磴口、临河等旗县帮派组织的活动。严重地扰乱了巴盟工作和生产的正常秩序，再次搞乱了巴盟局势。 + +## 三、1969年6月崔建雄为准备武斗把盟革委人保部的3支“五四”式手枪和专案组“79”子弹150余发、“762”子弹70余发、小口径步枪子弹若干发，发给“东联”头头苏振清和磴口县的熊占海、石玉喜。苏振清等在磴口黄士档集结准备武斗时，枪支子弹被对方缴走。 + +　　综上所述，崔建雄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在“挖肃”、挖“内人党”中诬陷了大批干部和群众，造成极其严重后果。崔负有重要罪责。在批林批孔期间，拉帮结派再次搞乱巴盟局势，已构成犯罪，应追究刑事责任，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第145条、第158条判处7至10年有期徒刑。 + +　　妥否，请审批。 + +　　 内蒙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12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3.txt b/CCRD/0/8/19/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769e41ff3daa03b2b8b8598709360e04b8c513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3.txt @@ -0,0 +1,39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 +　　（内蒙古党委：） + +　　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和有关指示，我们对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现将我们的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王金保，男，汉族，现年41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内蒙古临河县人。 + +　　1967年参加工作，行政22级。由于造反有功，1968年9月由滕海清、刘文研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工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期间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生建部副主任、卓资县委副书记、包头市革委会副主任、包头市委书记等职。1978年11月10日撤销其职务，1979年10月29日以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被拘留，并开除党籍，同年11月2日依法逮捕。 + +## 经审查证实，王的主要问题如下： + +　　一、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王金保积极打起造反旗号，当上了内蒙古工学院“东方红串联大军”的主要头头。在工学院代头搞静坐绝食3天，向学院党委要所谓黑材料，查封保卫处、人事处、机要室等要害部门，把矛头直接指向院领导。1967年4月，在王金保、梁志超等人的策划下，“东方红”、“井冈山”、“红旗”联合夺了内蒙古工学院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当了主要头头。“4·13”前夕，王金保等人在内蒙工学院把所谓保守派都撵出教学大楼，在楼内修筑工事，将围墙拉上电网，制造恐怖状态。并带领工学院造反派参与了“呼三司”、“工总司”等造派组织围攻内蒙党委大院的武斗。 + +　　冲击军区事件发生后，王所领导的“东方红”借口支援军区“红色造反团”，于1967年2月2日参加了内蒙军区招待所的静坐绝食。把矛头指向内蒙古军区，严重地干扰了军区的正常工作。 + +　　1967年10月，内蒙“呼三司”红卫兵第一届代表大会，由于王造反突击，被选上了“呼三司”委员。 + +　　二、1968年5至8月，王金保担任内蒙文艺界挖肃运动大会战总指挥，做报告时诬陷“内蒙文联20年来一直是乌兰夫反革命舆论的顽固堡垒，这里好人不多，坏人不少。”并积极组织所谓“乌兰夫黑线”展览，“黑帮集训班”，逼迫一些领导同志揭发所谓“乌兰夫反党叛国”的问题，还组织对郑朝珍、布赫、达赖等老干部的多次批斗，使这些老同志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 + +　　1968年7月，内蒙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在全区挖“内人党”时，王是积极参与者。1969年，王金保在内蒙二机厂劳动期间，曾于3月19日给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写报告诬蔑“二机厂领导集团是由各种反革命势力组成的。有五机部调来的窦森瑜、杜石生为首的推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伙，又有师玉静（内蒙的）乌兰夫的势力，又有郝继唐为首的国民党势力，多是从过去伪兵工厂过来的。很多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掌握了党政财文大权。直到1969年，在中央“5·22”批示下达后，王还坚持其反动立场和观点，不顾全区错挖“内人党”造成的严重恶果，又拉起队伍，充当了“5·22战团”的头目，对滕海清大挖“内人党”的严重罪行，不但不揭发、不批判，反而打起“保滕”的旗号，形成了两派的严重对立，再次搞乱了内蒙局势，给内蒙革命和生产造成了严重损失。并在1974年7月22日写给陈锡联、纪登奎和政治局的紧急报告中，仍然无中生有的坚持说内蒙有“新内人党”，声称：“内人党”确实存在，“内人党有老根子”，他们“有计划地转入地下”，“内人党与一些民族分裂分子是有联系的”。信中还写道：“内蒙地区不仅有老内人党，而且有新内人党，有受新内人党控制的旨在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动组织”等等，来干扰和破坏对“内人党”大假案冤案的平反工作，破坏落实政策。 + +　　三、1974年初，王金保违背中央指示，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擅离卓资县委副书记的工作岗位，窜回呼市，拉帮结派，另立指挥中心。他先后在张克源、姚品章、王德贵家中和内蒙党校，送变电工程处等地，多次召集他们的一伙人，密谋策划，建起了“202”山头，并与“218”山头相勾结，大搞篡党夺权活动。他们发表的《关于当前我区批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声明中说：“前段时间里，曾出现全国性的修正主义回潮，有的地方资本主义复辟相当严重”，攻击内蒙党委“长期以来，不批林、不批孔，说了不少屁话，死捂阶级斗争盖子，压制群众”。这个声明的矛头，直指内蒙党委，流毒甚广。 + +　　1974年3月，《呼和浩特日报》“3·11”事件发生后，王听取雷善元等人汇报后说：“应该支持群众在‘3·11’日报问题上的革命行动，内蒙党委在揭批陈、李、郑问题上捂盖子、压群众是错误的，应该检查。在党委的人，可以分批等候，有的吃饭轮换回家，直到党委答应作检查为止”。结果，闹得自治区党委不能正常工作。同年3月末，呼市体育场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王在会议上发言，攻击内蒙党委用“三顶帽子”、“四条棍子”捂盖子，压群众，煽动群众，把矛头对准内蒙党委，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大的作用。 + +　　1974年4月，王伙同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等人，联名向党中央发电报，诬告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妄图把尤太忠搞臭、赶走。 + +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还插手巴盟、伊盟、呼市和呼铁局的帮派活动。如他和巴盟的崔建雄，呼市的郭日周，呼铁局的刘国废、赵丁酉，内建一公司的侯呈祥等人，都有直接联系，遥控和指挥这些地区的帮兄弟，为他们出谋划策，把这些地区和单位的局势也搞乱了。 + +　　1976年夏季，王在卓资县后房子公社的一次干部会上，与会同志对“四人帮”迫害老干部，打击陷害邓小平同志想不通，他就大讲刘邦杀韩信的故事，说：“历史上刘邦让吕后杀韩信，是路线斗争的需要。”为“四人帮”打击陷害老干部制造反革命舆论。 + +　　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篡党夺权，迫害干部和群众，在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中，他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犯有严重错误和一定罪行。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经研究我们同意包头市委对王金保免予起诉，开除党籍，下放基层，分配一般工作的处理意见。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1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4.txt b/CCRD/0/8/19/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46af5537f1d80568026bb381cdc1f292f023cee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4.txt @@ -0,0 +1,55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李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我们对呼盟盟委给自治区党委的《关于对李枫案件审查处理复议意见的报告》进行了审查。现报告如下： + +　　李枫，曾用名李自由，男，汉族，52岁，河北省遵化县人，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1949年7月参加工作，1955年入党，行政19级。“文化大革命”前为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干事，“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充当了自治区党委机关造反组织“红旗总部”的主要头目。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黑龙江省革委会常委，呼盟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等职。 + +　　（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呼盟公安处于1979年11月5日将李枫逮捕，同年11月23日预审终结移送呼盟人民检察院，经审查于1979年12月21日起诉到呼盟中级人民法院。） + +## 其主要罪行： + +## 一、拉帮结派，篡党夺权。 + +　　“文化大革命”初期，李枫借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机，领头造反，组织了内蒙党委“燎原战斗队”。接着，又组织了党委机关“红旗总部”，先当了主要头目。 + +　　1966年11月，自治区党委召开“三干会”期间，李枫一伙无理提出让群众代表参加会议和发给会议文件的要求，党委不同意，他们就冲击会议，并挟持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去北京“告状”，使会议无法进行。继之，李枫串联其他造反组织，以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把矛头对准各级领导干部，瘫痪了各级党政组织，搞乱了直属机关局势。 + +　　1967年1月23日，李枫亲自带领几十人到《内蒙古日报》社，伙同报社造反派组织夺了报社的权。第二天还参与“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围攻内蒙古军区领导，把副政委刘昌同志挟持到师院，逼刘昌支持他们。当天晚上，又与“呼三司”等造反派组织召开串联会，决定游行示威。29日，他们组织百余辆大卡车，开始对军区进行围攻和冲击，逼军区支持他们。还组织不明真相的群众在军区门前静坐，在军区招待所绝食等活动，一直持续到2月5日。严重干扰破坏了军区正常工作，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1967年1月下旬。李枫一伙纠集“呼三司”、师院“东纵”等造反派组织，与高树华等人直接策划，在内蒙党委召开千人大会，宣布了夺内蒙党委的权力的通告，并将王铎等党委领导同志游街示众。 + +　　“4·13”后，李枫积极参与了镇压所谓“反革命复辟保守势力”的活动。勒令对立观点的群众组织解散，对群众施加压力，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二月逆流”的“干将”、“急先锋”、“坏头头”，进行隔离、批斗，诬陷迫害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并与高锦明等人相勾结，把另一派群众组织的张启生、杜烦、徐英等人投入监狱，关押数年之久。 + +　　1967年9月末。内蒙革筹小组派李枫等人到呼盟进行所谓调查，支持一派活动，后留任呼盟革委会副主任、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他伙同尚民、张寿泉等人，把大批干部打成“刘少奇司令部的人”，层层揪“乌兰夫黑帮”，到处抓“走资派”、“民族分裂主义分子”，把呼盟盟委8个书记打倒了7个，17名常委打倒了14名。李枫极力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其目的是为了夺权，他供认：“打不倒一部分老干部，就不会有象我这样人的领导地位。” + +## 二、指挥“挖肃”和挖“内人党”，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 + +　　1968年2月，李枫一听到滕海清作“挖肃”的动员报告后，就闻风而动。不经常委研究，第二天他就擅自召开呼盟直属机关职工大会，作了开展“挖肃”动员报告。在这次报告中以及以后的各种会议上，他多次诬陷“呼盟盟委是反党叛国集团”，在呼盟“乌兰夫的反动势力盘根错节，黑线又粗又长，流毒又深又广”，“挖乌哈黑线的任务很重很重”，“挖乌哈黑线在我盟就是挖奇（俊山）、杰（尔格勒）黑线，奇杰死党”。布（特格其）、官（布扎布）、李（兴唐）“是他们的第二套班子，还有没有第三、四套班子”？“在呼盟重点挖民族统一党”等等。1968年12月中旬，在他亲自主持下，向全盟发出了《关于“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成员登记的通告》，造成了全盟到处抓人、刑讯逼供、摧残人身的严重恶果。 + +　　李枫不仅煽动群众，狠反右倾，积极指挥全盟“挖肃”运动，而且亲自插手呼盟报社、电台的“挖肃”斗争，亲自部署总结所谓经验，造成严重后果，致使这两个单位死亡4人。电台党组书记苏日图、蒙文报副总编德力格尔同志遭到严重摧残。不仅如此，他们连一般工作人员也不放过。他亲自宣布原盟委管理员胡力雅其同志是“内人党”骨干分子，进行隔离、刑讯逼供，致使其身体严重伤残，其爱人被株连，隔离、批斗，精神受到严重摧残，患了精神病，其父也因精神受刺激患精神病不久死亡。 + +　　李枫还亲自到满洲里、西新巴旗、鄂伦春旗做报告，推广所谓“挖肃”经验。特别是1968年4月8日，李枫伙同单大江、马殿元等人，在满洲里召开“挖肃”点火大会，遭到部分学生起来抵制，当大会进行不下去的时候，当场抓了60多名学生。 + +　　1969年2月，李枫仍然执迷不悟，继续鼓吹“形势大好”，“挖了100人，99个错了，1个对了，这也是很大的成绩。”“5·22”批示后，抵制落实政策，仍然认为有“小股内人党”，不积极给受害者平反。 + +　　由于全盟大挖“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共挖84453人，致死4157人（其中当时死亡1383人，后来陆续死亡2764人），致伤残30916人（其中终身残废4029人）。对这一惨案，李枫负有重大罪责。 + +## 三、“批林批孔”期间，继续活动。 + +　　李枫继续兜售“四人帮”的反动纲领，煽动揪所谓“漏网的走资派”、“翻案派”、“复辟派”、“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继续把矛头对准老干部。1974年春，“批林批孔”开始以后，在盟广播电台会议室召开的宣传文教口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李枫说：“老干部运动来了就克己，运动过了就复礼”。 + +　　1977年4、5月间，李枫在盟文教办全体同志揭批“四人帮”会议休息时，看了一份有关进一步肃清“四人帮”所谓写走资派流毒的材料后，便说：“‘走资派’，怎么不能写，过去写多了些，今后还会有走资派的……”。 + +　　综上所述，李枫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积极参与策划搞乱内蒙局势，参与夺内蒙日报社、内蒙党委的权，诬陷迫害干部和广大群众，特别是在呼盟把大批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内人党、统一党……等等，造成严重后果。同意呼盟盟委意见，开除党籍，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　　妥否，请审批。 + +　　 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 + +## 1983年5月1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5.txt b/CCRD/0/8/19/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bd2aa3c8e70606da70e6f1d979173a955a7164b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5.txt @@ -0,0 +1,65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姜永厚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 + +　　姜永厚，男，44岁，行政23级，贫农出身，本人成份学生，陕西府谷人，汉族，1953年入党，1956年入伍。文化大革命前任伊盟团委组织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盟革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捕前系盟革委常委、水泵厂副书记。 + +## 主要罪行 + +　　一、篡党夺权。姜永厚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伊盟“造反派司令”当上了伊盟革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组干组组长，他办了一张《鄂尔多斯战报》推行林彪的极左路线，鼓吹“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伊盟盟委”的滥调。把1946年以来历届盟委领导成员的90%打成“伊盟三股反革命黑势力”的代表，给他们强加上特务、叛徒、走资派、高岗余党，乌兰夫哈丰阿死党，打倒对象等等罪名，进行残酷折磨。早已调离伊盟的周仁山、高增培、李振华、寒峰、韩是今、云北峰等同志都被他划为专政对象，扬言要把“这一小撮阶级敌人斩尽杀绝”，以建立他们的“新伊盟”。 + +　　党的十大以后，他们拼凑了以他为首的帮派活动指挥班子，设据点于东胜服务大楼，办了《反复辟战报》，派出了驻内蒙机关的观察员，在盟直部分单位和各旗县设了联络员，在盟委领导人中排列了打倒对象，依靠中立、争取的对象。他编造了伊盟与林彪反党集团有关的“五大问题”，妄图把盟委一些领导人打入林彪反革命集团。他在1974年3、4、5月率众围攻盟委，其中有一次长达36小时。他说：“盟委不给我们解决问题（指给他们权力的问题）越瘫痪，领导的责任越大，越对我们有利。”又一次搞乱了伊盟局势，妄图进一步篡党夺权。 + +　　二、挑动武斗，制造流血事件。姜永厚于1967年7月至1968年3月，3次挑起大规模武斗。1968年3月3日他实现了“血洗联委”、"踏平联委”（注：这是他们当时的口号）反诬联委进行反革命暴乱。“33”事件造成2人死亡，80余人受伤。在3次武斗事件中，国家财务损失十余万多元。 + +　　三、制造冤、错、假案，煽动刑讯逼供。1968年至1969年，姜永厚是伊盟革委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成员，第二专案组负责人。开始“肃二月逆流”刮红色风暴，全盟有5000多人被“群专”，接着挖肃，挖“新内人党”，全盟致死1600人，致残致伤7000多人，株连15万人，造成这些恶果，他有重大责任。他用“立场没有转过来”的大棒，乱打参加革委会的军队干部，用不断的反右倾，威胁革委会中的老干部，盟直机关两个干部被逼死后，他对盟直单位挖“新内人党”的负责人说：“这么大的运动，死一、两个人有什么要紧”，“打一、两下也不要大惊小怪，不要给群众泼冷水”致使私设公堂刑讯逼供之风遍及全盟。 + +　　四、矛头指向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74年3、4月间，姜永厚对其同伙说：“周总理就是搞折中主义，行中庸之道”。1976年他对其同伙说：“现在看得很清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根子就在邓小平身上。邓是右倾翻案风的风源”。“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派一上台就对造反派看不惯”。 + +　　五、在揭批查运动中，姜被隔离审查期间，蓄意寻衅，行凶掐我看管人员。 + +## 对姜永厚案件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我们对中共伊盟盟委于1982年9月13日报来的《关于姜永厚案件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情况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姜永厚，男，汉族，48岁，本人成分学生，家庭出身贫农，原籍陕西省府谷县人。 + +　　1950年参加工作，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6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任班长、副排长。1960年转业后在内蒙人委办公厅工作，1961年7月调到伊盟团委工作。1964年任盟团委组织部长，1965年因私分会议剩余物资受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文化大革命”初为伊盟造反派组织“鄂尔多斯”的司令。1968年结合为伊盟革委会常委、政治部副主任兼组干组组长。军管后，1971年免去一切职务。1974年“批林批孔”中恢复盟革委常委职务，任伊盟水泵厂党委副书记。清查开始后，1977年6月29日拘留审查，1978年9月22日以帮派骨干分子逮捕，开除党籍，开除工职。1979年12月27日起诉到伊盟中级人民法院待判。 + +## 姜永厚的主要问题是： + +## 一、大搞打砸抢，致死人命，破坏国家财产。 + +　　1968年初，伊盟的“鄂尔多斯”、“联委”两派，形成严重对立，曾发生过武斗。于2月29日滕海清在包头青山宾馆，召见伊盟革筹小组领导人陈维舟、白双喜和成员姜永厚、张基林、赵贵才，并听取了他们的汇报。汇报中，滕海清曾反复强调：“对联委的几个头头要按保守组织处理，群众要联合”，对坏人“要他们自己交出来，不交就派军队去抓”、“派政法机关去抓”。滕还说，搞打砸抢是反革命组织。姜永厚利用滕海清对“联委”头头的错误认定，他就伙同张基林，于3月2日晚去东胜服务大楼召开“鄂派”战斗队长以上人员会议。会上姜永厚决定：“明天去‘联委’要打人凶手李猫，如不给就动手”，同时还布置当天晚上（3月2日）“要把东胜的各要道口卡住”。3月3日凌晨“鄂派”数百人把“联委”总部（即盟党校）包围，上午发起几次冲击。姜永厚、张基林在服务大楼电话指挥，在冲击中“鄂派”李光新被“联委”汽车压死。“鄂派”冲进“联委”总部后，正在厨房做饭的“联委”炊事员郝福和被人扎死（凶手至今未查清），被抓住的“联委”派干部群众均遭毒打。“联委”头头马良尧、白银柱、刘兴等人均给加上“反革命”“反红色政权”的罪名送“群专”。姜永厚还宣称他们“平息了—场反革命暴乱”。由姜永厚等人亲自策划指挥的这次武斗（3·3武斗）事件造成2人死亡，70余人受伤，给国家造成十万余元的巨大损失。 + +## 二、参与和指挥挖所谓“内人党”，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 +　　自1968年3月到1969年底，姜永厚一直担任盟“挖肃”领导小组成员、挖“内人党”专案组长。（简称二专）参与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968年他主持创办的“鄂尔多斯战报”发表了很多给各级领导和干部、群众捏造的所谓“罪行材料”，为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制造舆论。他把伊盟盟委污蔑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在伊盟的总代表”、“黑司令部”。给1946年以来的历届盟委领导成员都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列为打倒的对象。 + +　　在挖“内人党”开绐后，把盟委第一书记暴彦巴图、副书记杨达赖、吴占东等领导同志当做伊盟最危险的敌人。1968年11月28日姜永厚在盟革委会常委会上说：“伊盟的主要反革命势力，从现状上看，就是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在伊盟的总代表暴彦巴图”，并把暴彦巴图、杨达赖、吴占东等同志打成“暴修集团”、“内人党党魁”。姜永厚还亲自审讯暴彦巴图，逼他交待“内人党”上层活动的情况。1968年12月在盟革委会召开的盟直机关挖“内人党”会议上，姜永厚亲自点名奇珍、杨达赖，齐志仁、李杰珠是“内人党”并指定具体单位去挖。奇珍、李杰珠二同志被关进牢房。齐志仁等同志均遭残酷迫害致成伤残。在挖“内人党”期间盟挖肃领导小组和第二专案组经常召集盟直机关挖“内人党”汇报会，陈维舟、姜永厚等人亲自听汇报、做指示。1969年元月在一次盟直机关汇报会上，反映各单位在挖“内人党”中都有刑讯逼供，有的单位逼死人（盟气象局局长刘琮被迫自杀）。姜永厚说：“‘内人党’是叛国组织，群众有些过激行动，打几下，踢几脚正说明群众觉悟高。”“这样大的政治运动死几个人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还说：“有的单位挖‘内人党’无动于衷，这些很可能是‘内人党’掌权。”1969年元月，陈维舟、姜永厚、刘忠把盟土产公司负责挖“内人党”的张洪宇、曹福生叫到盟革委会，批评他们挖“内人党”迟迟不动。姜永厚指出，齐志仁就是财贸口“内人党”组织委员。要他们去挖，曹福生要求看看齐的材料，姜永厚批评说：“不要吃现成的，你们自己去搞。”致使齐志仁同志惨遭毒打迫害。5·22批示下达后姜永厚仍坚持有新“内人党”组织，并指示土产公司不准给齐志仁平反。 + +　　姜永厚伙同陈维舟、刘忠等人，领导指挥“挖肃”特别是挖“内人党”造成严重的恶果，激起了民愤。全盟惨遭迫害的干部群众达7万余人，其中死亡的2200余人，伤残的6000余人。对此姜永厚负有重要领导责任和直接指挥责任。 + +## 三、批林批孔前后，重拉帮派势力，另立指挥中心，搞乱全盟局势。 + +　　1973年10月，姜永厚等帮派头目为了恢复他们军管时被免去的各级革委会领导职务，曾多次召开秘密串联会，鼓动造反派头目“坐着等不是办法，还要进行斗争”，并商定了5条措施，围攻盟委领导，给盟委施加压力。1973年11月20日姜永厚、温二才、邬德祥、耿世林、刘铁岭、李晓东等帮派头目，来呼市与郝广德、高树华、王金保、秦维宪、刘文研等帮派头目进行串联，交换对形势的看法，研究对策。返回东胜后，姜永厚召集帮派人物串联会大讲所谓“形势任务”。姜说：“十大以后形势对我们有利，王洪文上台是‘造反派’的胜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配合全国，尽快解决革委会补台问题。”姜还说：“如果盟委不落实政策（指给他们复职）势必要乱，革命生产上不去，中央是不会答应的，这就势必造成重新解决内蒙问题的局势……”会上对盟委几位书记进行分类排队并提出了对策。把巴图巴根、冉令忠定为“争取利用”的对象，把杨达赖定为“坐地虎，主攻方向”，认为蔡子平在补台问题上是支持他们的。 + +　　1974年初批林批孔开始后，姜永厚组成以他为首的7人“核心领导班子”，下设舆论材料组、总联络员和驻呼观察员。3月间，占据东胜服务大楼306号房间，立起帮派山头，重拉队伍，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另搞一套。不仅张贴了大量的大字报、大标语，而且还出版了《反复辟战报》，发表文章攻击盟委，转载外地帮派活动情况，贩卖“造反派掌权论”。大量印发王洪文在中央办的工农兵学习班上的讲话，派观察员李捍东参加呼市召开的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作为伊盟代表发言，并为郝广德等人的大会发言提供材料，又将郝广德、高树华的发言录音带回东胜播放。姜永厚还采取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限上纲的手法，炮制伊盟所谓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五大问题”。他们把这所谓“五大问题”的材料，除上报中央和内蒙党委外，还用公开信、宣传车等形式大肆张贴和散发，煽动不明真象的群众到盟委闹事，搞乱局势。 + +　　姜永厚在批林批孔期间，不仅直接指挥盟直机关的帮派活动，同时还指挥各旗县的帮派头头在旗县闹事。1974年4月姜永厚给达拉特旗的帮派头目李文华布置“要赶快闹起来，要多做群众工作，要群众闹起来”，并介绍了他们在盟里闹的经验，还提供了闹的线索（寄去达旗公安局报盟公安处的达旗“5·16”分子名单）。1974年4月姜永厚给准格尔旗的刘玉布置了他们进驻革委会，先行一步，为全盟各旗县进驻摸索经验。5月间，他还给刘玉布置，要刘物色并提出旗主要领导干部的名单。1974年4月姜永厚为炮制所谓伊盟“五大问题”的材料，给伊金霍洛旗的王修珍打电话，要王搞到一份各旗县革委会补台文件的原件。王修珍以查阅档案为名，在旗档案馆偷偷拍照了一份，寄给了姜永厚。 + +　　姜永厚等帮派头目，在批林批孔中围攻盟委领导、冲击盟委会议达十余次，围攻人数有时达五六十人。严重的干扰了盟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致使各项工作瘫痪。姜永厚对此得意地说：“越瘫痪领导责任越大，越对我们有利。”围攻盟委领导最严重的一次是，1974年4月24日，盟委召开的批林批孔大会上，姜永厚在发言顺序问题上挑起事端，造成两派在台上抢播音器、台下起哄，致使会议无法进行，被迫休会。姜永厚反咬一口说，这是盟委领导“挑动群众斗群众”，并勒令盟委几位书记“公开检讨，承认错误”。由于盟委几位书记不同意，姜永厚等帮派头目带领体校的50多名学生连续围攻巴图巴根等领导同志长达36小时。 + +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清查中姜永厚仍顽固坚持“大方向全然没有错”，隔离审查后继续对抗。他在日记中写道，他“一万年也不会接受”，并表示决心“宁肯站着死，也不跪着存”。隔离审查中不服管教，殴打看护人员。逮捕后先后提审十余次，对他所犯的罪行一条也不承认。要他写材料时，公然说：“我有什么问题自己也不清楚，不知怎么写”。 + +　　综上所述，姜永厚在十年动乱中造反起家指挥武斗造成流血事件。参与领导、指挥挖“内人党”，诬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批林批孔中重拉队伍另搞一套，搞乱伊盟局势，给各项工作造成严重损失。本人至今坚持错误，态度恶劣，殴打看护人员。我们同意伊盟盟委意见姜永厚已构成犯罪，应开除党籍，追究其刑事责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左右为宜。 + +　　妥否，请批示。 + +　　 自治区运动办1983年5月19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6.txt b/CCRD/0/8/19/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72fd7589a371a56de72c3a1b25a93ddeae8c436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6.txt @@ -0,0 +1,47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关于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现将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报上。 + +　　那顺巴雅尔，男，现年45岁，蒙族，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学生，大专文化，原籍科右前旗人，1956年8月在内蒙师院参加工作，同年11月入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教育厅一般干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土右旗委副书记、锡盟盟委书记。于1977年1月13日离职审查，5月隔离审查，并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年11月2日被拘留，1978年11月2日以新生反革命分子定性，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依法逮捕。 + +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1967年上海一月夺权黑风后，那顺巴雅尔做为“联委”代表驻人委“东联”群众组织当联络员。1967年3月中旬，在四方谈判期间，中央指示要内蒙群众组织增派代表，那顺巴雅尔做为内蒙人委系统“东联”组织（造反派）代表去北京参与谈判。1967年6月内蒙革筹小组成立后，那顺巴雅尔为革筹小组成员，分管全区农村牧区基层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成来当上了内蒙革命委员会常委。 + +　　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林彪、江青一伙，打着造反旗号，当上了内蒙文教口《鲁迅兵团》的头头，他是内蒙造反派组织的四大头目之一。他与郝广德、高树华、王金保等人勾结在一起，在“批林批孔”中拉帮结派，另立中心，踢开党委闹革命，对搞乱内蒙局势起了很坏的作用。 + +## 主要事实如下： + +　　一、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继续拉帮结派，造、闹、跳。1974年初，那顺巴雅尔获知反革命分子王洪文在中央“虎班”的黑讲话后，认为“来头不小，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先兆”，他就以要水利投资为名，从土右旗回呼市，伙同郝广德、刘文研等人，纠集帮派势力，进驻内蒙革委会，建立了“218”帮派山头，把矛头指向了自治区党委。 + +　　“218”山头建立后，那顺认为：“军管否定了内蒙的“文化大革命”成就，颠倒了历史，拆了各级革委会的台，把造反派赶出宇宙，是严重的复辟倒退”。“218”山头研究决定：对尤太忠是先礼后兵，施加必要的压力。在策略上他们确定把于北辰同志作为“复辟倒退的典型”，组织揭批围攻。那顺指使土右旗文教局的同志，给于北辰同志赶写大字报，专程送到呼市，以达到“先搞于北辰，再打捞尤太忠，搞点小磨擦，让他们（指区党委领导同志）犯锴误”的目的。 + +　　1974年3月11日《呼和浩特日报》发生所谓“3·11”争件后，“218”一伙帮派组织马上插手。认为“这是揪尤太忠同志的导火线，要紧紧抓住这个突破口不放”。他们一方面于3月14日发出了题为“坚决支持《呼和浩特日报》社的革命行动，痛击资产阶级右倾复辟势力对批林批孔的猖狂反扑”的第二号公告，另一方面在轻化设计院召开大型串连会，进一步研究策划围攻市、区两级党委的统一行动和联合作战的具体步骤，把矛头由市委转向区党委，迫使尤太忠同志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1974年3月末，郝广德与那顺等人又迫使自治区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会前，那顺积极参与策划发言人名单、批判内容，并对郝广德的发言稿召集帮派会议多次进行研究修改。这次大会的召开，严重地搞乱了内蒙的形势。 + +　　1974年4月初，传达中央“不准任何群众组织冲击区党委，强行调阅档案”和“尤太忠同志多次接见群众，身体不好，需要休息”电话指示后，郝广德指使白音太起草向中央反映情况的报告，随后又起草了—个“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诬告群众的声明”，并纠集43名常委、委员修改鉴名，广为散发，企图达到他们“把尤太忠打不倒也要赶跑”的目的。那顺积极参予了串联鉴名活动。在此期间，那顺还多次窜到内蒙工交、农牧、文化等系统，到处讲：“内蒙的问题在于北京军区，北京军区搞宗派，把内蒙看成是一块肥肉，九次路线斗争被破坏，十次路线斗争没沾边，捂盖子问题不只是内蒙，而是整个华北。问题就在李德生。王洪文、江青批的乌达（永红小学）、体委（二丁事件）文件，一直没有动，说明有些人想捂盖子，过去除揪出刘少奇、林彪以外，其他走资派都漏掉了。有些落水狗上岸以后咬人咬的厉害，有的甚至被咬死。他还煽动群众，说：“……孔老二的徒子徒孙不会甘心，一定与我们作拼死斗争，我们工农兵要主宰运动，我特别希望工人阶级出来代表人物左右内蒙局势，打击敌人走资派的捣乱破坏”。 + +　　1974年初，他在土右旗对宣传部门的几名同志说：“你们是搞宣传的，先给你们通通风，全国要开展大的运动，可能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次运动不是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就是两个阶级同归于尽，这次不一定在党委领导下进行，谁能站出来谁领导”。又讲：“‘文化大革命’就揪出一个刘少奇，还没戴走资派帽子，‘文化大革命’本来是揪走资派的，结果一个也没抓住，这次运动是要从上到下抓一批走资派。 + +　　那顺巴雅尔在此期间，积极参与策划串连，继续拉帮结派，另立山头，发动围攻区党委，对搞乱全区局势，他负有一定责任。 + +　　二、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那顺巴雅尔积极活动，大打出手。1976年4月7日晚8时，当中央电台广播了“两项决议”和天安门事件后，那顺起草通知，让旗委书记云福祥，旗革委会副主任陈道科鉴名，责令土右旗文化单位把在街头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照片摘掉，并立即派人送达，两小时后，就把在萨拉齐街头画廊内展出的周总理生平的照片全部摘了下来，影响很坏。 + +　　1976年7月，他窜到内蒙“5·7”干校锡盟学员处散布：“你们要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很好批邓，不要以为邓小平打倒了就没有事了，他是个大猴，下边还有很多小猴，不打倒还会咬人”。1976年11月，粉碎“四人帮”后，他说：“我对叶帅讲的那个‘伟大的转折’有看法，叶一直到现在也没有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 + +　　1976年6月7日那顺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题为“坚持同走资派长期作战”的文章，诬蔑“老干部当初参加革命是‘入股’，革命胜利后不仅想坐分红利，而且想世袭下去”。 + +　　1976年10月9日，那顺在正兰旗委扩大会议上鼓吹什么：“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专门对付‘资产阶级’的苗子”。在锡盟工业字大庆会议上，他又作了一个“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辅导报告，声言“要和走资派斗，走资派台上有台下有，我这个22级的干都就要和你12级干部对着干”。 + +## 处理意见： + +　　综上所述，那顺巴雅尔所犯错误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鉴于被捕后本人做了多次检查交代，态度尚好，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锡盟盟委提出对那顺巴雅尔不予起诉，开除党籍，下放基层分配一般工作。 + +　　该案经我们研究，同意锡盟盟委处理意见，在押期间工资不予补发。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1983年5月2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7.txt b/CCRD/0/8/19/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b84c38c639a7a47dd59b765311cea505b33be76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7.txt @@ -0,0 +1,55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关于权星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和有关指示，我们对权星垣同志在内蒙“文化大革命”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权星垣，男，汉族，1916年生，河北省完县人，家庭出身上中农，本人成份教员，1937年12月参加工作，1938年2月入党。历任中共区委书记、县委书记、地委部长、盟委书记、中共内蒙分局秘书长、内蒙古党委部长、候补书记、书记；在“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革委会常委、政治部主任、秘书长，内蒙直属机关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副政委等职，1977年7月底调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1979年11月免职。行政八级，他的主要问题是： + +## 一、诬陷迫害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大批老干部。 + +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参加了华北局召开的北京前门饭店会议，在6月17日大组会上曾诬陷说：“乌兰夫同志的错误是直接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错误。”“这条错误路线是在乌兰夫同志直接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搞起来的，这是一条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路线。” + +　　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中间，由解学恭主持，高锦明、权星垣、吴涛、李树德等人参加，研究决定，由权星垣提前于6月下旬返回内蒙主持区党委工作，开展内蒙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以是否和乌兰夫同志划清界限为标准，把内蒙直属机关一大批领导干部打成“乌兰夫黑帮”，其中权亲自点名要批判打倒的就有：陈炳宇、云世英、锐军等13人。同时与前门饭店会议上的高锦明经常用电话保持密切联系外，还把收集到的从1960年到1966年6月全区都已处理过的民族分裂案件和叛国外逃案件当做“重要材料”，用特急电报送给高锦明，作为“炮弹”用来攻击乌兰夫同志。 + +　　他还把呼和浩特市诬陷为乌兰夫同志“篡党的试点”，把内蒙古检察院等单位诬蔑为“右派当权”，主张在文化局抄乌兰夫同志的所谓“后路”。 + +　　全区清队扩大化后期，1968年12月11日在内蒙革委会常委学习会上诬陷：“乌兰夫要搞一个大蒙古国，他想当第二个成吉思汗。……日本吹成吉思汗、国民党吹成吉思汗、乌兰夫也吹成吉思汗。” + +　　1968年4月他还在工学院首届积极分子代表会上大讲什么：“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结果，是比内蒙过去20年搞出来的东西还多，还重要，有国民党的特务，有日本的特务，有苏修的特务，有美国的特务，有民族分裂叛国集团，乌兰夫就是头子，乌兰夫就是个大叛徒。” + +## 二、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夺权斗争，打击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 +　　呼和浩特地区在上海一月反革命夺权黑风的影响下，内蒙古日报社的“造反派”，于1967年元月初，夺了内蒙古日报社的领导权。区党委在元月11日正式表态支持。“造反派”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目的，就以军区派部队介入内蒙报社事件为借口，煽动蒙骗部分群众围攻冲击内蒙古军区。在军区门前搞静坐绝食，大骂军区广大指战员是“保皇军”、“黄狗子”，殴打值勤战士，强迫军区支持“造反派”夺权，闹得军区不能正常工作。权星垣当时是区党委书记，不仅不去坚决说服“造反派”撤离军区，反而站在“造反派”一边，去做军区领导人的工作，要军区答应“造反派”的无理要求，支持“造反派”夺权。 + +　　1967年3月25日，内蒙四方代表在京商谈解决内蒙问题期间，权星垣伙同高锦明、李树德、郭以青等8人，向中央报送所谓“关于内蒙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地方，可以说暂时已经复辟了”，“军区一些领导人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越走越远，已发展到反党、反中央的地步。”“建议改组内蒙古军区，对在内蒙进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肇事者、策划者、指挥者和幕后人物要彻底究查。”用颠倒是非，耸人听闻的材料欺骗中央。 + +　　1967年4月13日中央《关于解决内蒙问题的决定》下达后，权星垣同滕海清、高锦明等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支持“造反派”，对“保守派”进行了残酷迫害，把不少同志打成“二月逆流的急先锋”、“黑干将”、“坏头头”等，把内蒙师院群众组织“抗大兵团”打成反革命组织。纵容“造反派”私设公堂，对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刑讯毒打。仅内蒙师院一处，据不完全统计，前后关押和毒打厅局以上领导干部30多名。甚至把“保守组织”中的一般干部和工人也投入监狱，有的长达数年，使不少人致伤致残。 + +　　1967年5月内蒙党委大院“5·10”事件和内蒙工会大楼“5·30”事件中，由于滕海清、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人站在“造反派”一边，“造反派”得到支持，先后抓捕“保守派”群众达1400余人，有许多人被打伤致残。在“5·10”事件中，高、权等人在呼市新城宾馆“通宵达旦地与前线保持电话联系，帮助制定作战方案。” + +　　1967年6月，高锦明、权星垣、李树德等人，召集会议研究形势时，权星垣同志别有用心的讲：“我区资本主义复辟与别处不同，带枪杆的，全区性的。” + +## 三、参与决策大搞“挖肃”和“内人党”，致使全区造成严重后果。 + +　　1967年11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成立后，权星垣同滕海清、吴涛、高锦明、李树德等人，在全区开展所谓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人民战争”，把自治区一大批各族领导干部和群众打成“乌兰夫反革命势力”、“叛徒”、“特务”等。当有人对他们“挖肃”的错误口号提出意见时，他抬出江青压人，说：“内蒙的‘挖肃’斗争是根据江青指示的一种创造。说不科学，什么不科学？‘挖肃’是中央定下来的。” + +　　随着“挖肃”运动的深入，权竟同意1968年4月14日内蒙党的核心小组会议认定“内人党”是乌兰夫的“暗班子”，他提出“从特布信突破”，并同意对鲍荫扎布、巴图等16名蒙族负责干部隔离、拘留，组织专案进行“突审”。木伦、色音巴雅尔是权亲自提出的。同年7月自治区革委会三次全委扩大会议通过在全区大挖“内人党”的决议，对“支部委员以上的骨干分子”均按“反革命分子论处”，强令在全区进行登记，到期不登记者，一律按现行反革命对待。权参加了决议的制定，是挖“内人党”的重要决策人之一。会后，权在—些场合大讲：“现在革命不革命，革命性强不强，就表现在挖‘内人党’上……。‘内人党’是一个里通外国比较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现行反革命组织，要全力以赴破获这个反革命组织。” + +　　权星垣以副政委的身份亲自指挥了自治区直属机关大学校挖“内人党”的活动，具体掌握一些所谓重点对象的进展情况，听取各分校的汇报，组织经验交流。他把直属机关大学校作为挖“内人党”的重点，亲自指挥。他说：“‘内人党’的中央机关就在一分校（原区党委机关）。”“大学校是挖‘内人党’的重点。”他还向一分校负责人布置任务说“据交待，特古斯、克力更、厚和、沙悌等人都是‘内人党’中央委员，要好好攻他们。”在权的亲自指挥下，把直属机关10%以上的干部错打成“内人党”。对大学校挖“内人党”中普遍存在的严重刑讯逼供情况，权是了解的，但未采取过任何措施加以制止，结果造成了当时死亡28人（其中厅局级领导干部3人，处级以下干部25人）的严重后果，对此权负有直接领导责任。 + +　　权是内蒙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在全区挖“内人党”中，共挖出34万6000余人，致死16122人，严重伤残87188人，对此严重后果权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 +## 四、否定党在牧区土改时的方针、政策，重新划阶级。 + +　　1968年8月内蒙党的核心小组，擅自决定在牧区划阶级和部分农村重划阶级。权代表内蒙革委会亲自主持召开了阿巴嘎旗牧区划阶级现场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总结发言，诬陷说：“20多年来，乌兰夫结党营私，招降纳叛，集结了一个反党叛国集团，窃取了许多重要领导权，……在牧区，他把王公贵族、叛徒、特务、走资派、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和牧主，安插到盟、旗、公社、牧场等领导岗位，篡夺了许多党政财文大权。”这次牧区划阶级竟把10%以上的贫下中牧错划为剥削阶级。中后联合旗打击对象高达50%。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有的被扫地出门，赶进牛棚羊圈，造成7900多户受害，经济损失达1000余万元。仅土左旗就错划219户，1319人，致死27人，伤残274人。 + +　　综上所述，权星垣是1945年11月来内蒙工作，曾经是分管干部工作的区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前曾参与过自治区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对内蒙的历史和干部情况是清楚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反常态，紧跟江青、康生一伙，给内蒙各族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死亡22941人，（其中厅局，盟市级干部58人，处级干部542人）伤残17万人，特别是蒙古民族受害更深。他严重地践踏了党的民族政策，破坏了各民族的团结，破坏了自治区的革命和建设，他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和一定罪行，本应给予严厉的处罚，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以及他本人在历史上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因此，按照中央有关指示精神，我们意见可给予留党察看二年，行政降两级的处分。 + +　　以上报告妥否，请指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1983年5月2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8.txt b/CCRD/0/8/19/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eaa3ac978b875e95a33de5d20259390ca1d8421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8.txt @@ -0,0 +1,49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张志蓬案件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张志蓬，男，汉族，现年50岁，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店员，内蒙古萨拉齐人，捕前系内蒙古轻工业厅干部。 + +　　1945年至1948年，张幼年是孤儿无人抚养，入萨拉齐“真修道院”。1949年在萨拉齐务农，1950年在萨拉齐戒因所当公务员，1951年至1960年，曾在内蒙行政干部学校学习一年，后在内蒙建设银行、燃化局、石化局工作，1961年调内蒙古轻化工厅任党组秘书。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 +　　张志蓬于1977年5月7日，在查阅自治区清查“5·16”材料时，偷抄有关材料，被公安厅以“盗窃”材料拘留。经审查，于1978年12月27日公安厅提出“张志蓬属于犯严重错误，教育释放，对其帮派活动问题，由原单位审查”的结论意见（但未释放）。1979年3月20日，公安厅又以“内蒙帮派体系的核心骨干人物，干了大量坏事”为据，提请内蒙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并于1979年5月10日上报了自治区党委。同年6月4日自治区党委批准“将张志蓬定为资产阶级帮派体系骨干分子，开除党籍，起诉判刑”，6月26日逮捕，12月20日内蒙检察院向呼市中级法院起诉。1980年因病保外就医。 + +　　在1982年6月自治区召开的“两案”审理工作座谈会上，对此案件进行了讨论，会上提出一些问题和线索。并根据会议决定，应将案件移交原所在单位审理。经与内蒙轻工厅联系，他们强调从未过问此案，不了解情况，拒绝接受。为此，经领导决定，由运动办为主直接进行调查。这次主要是针对原卷材料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以及“两案”会上提出的一些线索，进行了调查。 + +　　经查，“文化大革命”初期，张志蓬在轻工业厅领头造反，纠合董维本、王九红等人，组织了“造反联队”。他们查、抄文革材料，批判所谓“资反”路线，为别人平反，十分活跃，成了轻工业厅最显赫的人物。随着运动的发展和“造反派”内部争权斗争的加剧，郝梦枚等人以张志蓬在守师院“东风楼”时“临阵脱逃”、有“特嫌”问题为由，把他开除出“造反”组织。并于1968年以历史问题和所谓“为乌兰夫翻案”问题，被“群专”。张志蓬在本单位被搞臭，失去了活动市场，但他并不甘心失败，于是就跑到社会上到处游荡，到处活动。先后参加过“东方红造反公社”、“决联站”、“东联”、“工人公社”等组织的活动。1979年1月6日另一部分“造反派”为了压垮这些组织，借助内蒙革委会的权力，将其成员加上各种罪名进行了“群专”。张志蓬也被以“一小撮坏头头”、“内人党”、“特嫌”等罪名，先后被“群专”和拘留半年之久。 + +　　在这一时期，张志蓬虽然比较活跃，但他自己拉不起队伍，立不起山头，在各个组织里，他都不是为首者，而是积极参加活动的一般成员。张志蓬帮派思想严重，造反活动积极，一心想捞到一官半职，是十年动乱中的“闹派”人物。他的具体错误还有： + +## 一、积极参加帮派串连活动 + +　　1.张志蓬于1967年1月，以“造反联队”的“代表”身份，到社会上参加了以白明杰为首组织的“东方红造反公社”。张的活动主要是，到呼市糖厂、印刷厂、内蒙教育厅等单位走访，了解批判“资反”路线和运动开展情况，以总结所谓“造反经验”，指导本单位的所谓“造反行动”。 + +　　2.在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张志蓬积极参加郝广德、董志、安志恒等人的帮派串连会十多次。其活动主要是： + +　　1974年3月，郝广德在内蒙轻化工厅设计院召开串连会，讨论对“当前形势看法”的大字报稿时，张志蓬受郝广德指使，对该稿进行了修改，并加注了标题。 + +　　1974年5月，张志蓬给郝广德抄写了关于《内蒙新老干部使用情况的报告》，其内容主要反映了“内蒙的青年干部（指造反派），在各级革委会中所剩无几，就是有名字的，也是空有其名”等，还例举了内蒙直属机关、铁路、巴盟、锡盟等单位的例子，企图上报“四人帮”，其目的是给“造反派”要官要权（据郝广德交待，此报告没上报销毁了）。 + +　　1974年和1976年，张志蓬借用其邻居理为民家的书房，作为郝的串连场所。郝先后在此召开两次串连会。一次是召集同伙，学习王洪文在“虎班”的黑讲话；另一次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研究如何为其帮派争权要官的问题。张志蓬参加了串连会，未发言。 + +　　1974年4月，安志恒召集其同伙，在策划进驻内蒙交通局的黑会上，张志蓬说：“不能进驻，进驻就意味着夺权，应找领导当面汇报，要求解决实际问题，如落实政策、平反”等。 + +　　1976年4月，董志在车站复转军人办公室，召集其同伙，策划批判内蒙向中央汇报的“十一条”时，张志蓬主张“等等看，看形势的发展趋势再说。”张志蓬在其他串连会上，也有一般发言和表态。 + +## 二、违犯组织纪律，查、抄文革材料和偷抄清查“5·16”材料。 + +　　1.“文化大革命”初期，以张志蓬为首与王九红、董为本在轻化厅成立起“造反联队”。于1966年11月7日他们串连了内蒙师范学院、呼市二中、艺校等单位的红卫兵百余人，封锁了轻化工厅办公楼出入口，围攻领导，索要“文革”小组“整群众”的材料和对干部的“排队名单”。在张志蓬参加并指挥下，强制几位厅长在场，对文革小组办公室、人事处办公室进行了搜查，并经档案员之手、对人事档案中，是否夹有文革材料进行了清查，对凡属文革小组形成的材料全部拿走。后张志蓬到厅长张济民办公室，将卷柜玻璃打坏，拿走文革小组存放的一卷材料。 + +　　2.1974年张志蓬在查阅自治区清查“5·16”办公室材料时，违犯组织规定的“材料不准外传，不准扩散，要严守机密，发现问题，统一由组织处理”的纪律，在查阅中，张志蓬等人提出，为便于向领导汇报，要求摘抄材料的意见。经领导批准同意摘抄，但要“采取统一用纸，统一编号，摘抄的材料要统—保管”。张志蓬为派性的需要，违犯规定将摘抄材料，拿到家中进行偷抄（据张交待有五、六十页已烧毁）。还将呼铁局上报的“小集团”名单材料偷出，交给呼铁局的帮派人物逯忠林，经他阅后又给退回。 + +　　张志蓬偷抄、偷送材料的行为，是直接为其帮派串连活动服务的，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组织纪律。 + +## 结论和处理意见 + +　　张志蓬资产阶级帮派思想严重，在十年动乱中，他积极参加帮派串连活动。他违犯组织纪律，在“文革”初期查抄文革办材料，“文革”中期为派性需要，偷抄清查“5·16”办公室的机密材料。他是个“闹派”人物，其错误是严重的，但本人认错态度较好。根据中央9号文件精神，不予起诉，给留党察看二年处分。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2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09.txt b/CCRD/0/8/19/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3d0d700751fa23b7890a5d3ed6b1a2b9e03e4fc --- /dev/null +++ b/CCRD/0/8/19/000009.txt @@ -0,0 +1,43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高福瑞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高福瑞，男，汉族，内蒙古林西县人，现年58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农民，高小文化程度，行政14级。1946年入伍，1947年入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指导员、教导员、副团长、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等职。1966年3月自湖南省茶陵县武装部转业到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工作，“文革”初期为统战部文革副组长；67年成立自治区革委会时，为革委会委员；1968年3月至1969年12月，为内蒙古专案办公室副主任；批林批孔运动中任集宁肉联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1976年任内蒙古人防办工程处处长。 + +　　1977年9月，离职受审。 + +　　根据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人防办公室党组82年12月30日“关于高福瑞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分意见的报告”，高福瑞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 +　　1.高福瑞同志于1966年3月由湖南省茶陵县武装部转业到内蒙古党委统战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便站在“呼三司”造反派一边，与高树华、王金保等人一起，最早进行串联、造反。亲自参加守师院《车纵》大楼，为造反派出谋献策，深得造反派的信任，成为“呼和浩特造反派联络总部”负责人之一。 + +　　1967年5月13日，河西公司“8·18”造反派组织，为压垮另一派群众组织，制造了“5·13”武斗事件。要求《联络总部》派人支援。经张义和、高福瑞、戈志盛等人研究，以《联络总部》名义通知呼市有关造反派组织请人支援。这次事件造成100多人受伤的严重后果。高福瑞作为《联络总部》负责人，与戈志盛、穆林等人一起前往现场（途中翻车，高本人受伤住院）对此事件，负责一定的责任。 + +　　2.1967年9月，高福瑞为内蒙专案办监察组召集人。1968年初成立内蒙专案办公室时，高为二大组组长，继而又任专案办公室副主任。在此期间，内蒙专案办公室为审查所谓“乌兰夫叛国集团投敌罪行”，派人四出查阅敌伪档案，调查收集乌兰夫、奎壁、吉雅泰、王铎、王逸伦等同志的所谓“内人党”材料。使乌兰夫等许多内蒙党政领导同志遭到诬陷、迫害。对此，高作为专案办公室负责人之一，负有一定的责任。 + +　　3.在内蒙“清队”、“挖肃”运动中，高福瑞同志作为内蒙革委会委员、专案办公室副主任，参加了内蒙革委会三次全委会，并于1968年7月7日在直属机关政法组小组会上发言说：“挖肃运动右倾仍然存在，敌情不浓，估计不足，狠抓重点不够，突破的很不得力”，“乌兰夫招降纳叛非常突出……”等；1968年11月16日高在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上，大反“右倾”，并作了《谁反对挖肃斗争就和他拼》为题的大会发言，说：“内蒙不但存在乌兰夫叛国投敌的社会基础，而且是根深蒂固的”，“隐蔽最深的乌兰夫暗班子还远远没有挖净。更为严重的是1969年中央“5·22”批示下达后，高福瑞伙同王金保等人拉起“5·22”山头，直至1974年他还伙同王金保、郝梦枚，收集整理了“关于新内人党问题的紧急报告”、“关于在对待内蒙清队工作问题上出现的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的紧急报告”等6个材料，联名上报中央。在这些材料中，他们仍然无中生有地继续坚持“新内人党确实存在，内人党有老根子，内人党有计划地转入地下”，“内蒙地区不仅有老内人党，而且有新内人党”，“有受新内人党控制的，旨在实现内外蒙合并的反动组织”等，严重干扰了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 + +　　4.批林批孔期间，高福瑞同志在内蒙党校学习时，积极收集散发王洪文的黑讲话，他说：王洪文讲话的主要精神“就是在批林批孔中解决造反派受压的问题”。他极力鼓动造反派“积极行动起来干”，“具体问题的解决也得靠自己”。与此同时，他与张克源、苗秀秀、王春飚、贾国太、梁志超等人积极串联，策划拉起了“202”山头。随即，又与“高树华派”的郭是海、雷善元等30多人一起，发表了“关于当前批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声明”。他还先后多次与呼市地区造反派头面人物一起开串联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先后利用呼市“3·11”报纸事件、“体委二丁事件”、“永红小学事件”，围攻区党委领导人，企图另立指挥中心，加剧了呼市地区局势的混乱。对此，高福瑞应负有直接责任。 + +　　1974年4月，中央批评制止了围攻区党委领导的错误行动后，呼市地区造反组织的头头在一起聚会，于4月16日发表了“关于尤太忠同志向中央假报情况诬告群众的声明”，诬蔑中央指示“不符合内蒙实际”。指责内蒙党委对所谓“王××副主席的指示”和“江×同志的批示”，“既不及时传达，也不发文件”。高福瑞同郝广德、高树华，王金保、那顺巴雅尔、戈志盛、刘立堂等43人在“声明”上签了名。 + +　　1973年11月，内蒙革委会第六次全委会期间，郝广德一伙对自治区党委的常委班子组成不满，策划起草了一个向中央要求高锦明回内蒙工作的联名信。高福瑞表示赞同，并在信上签了名。 + +　　根据高福瑞同志所犯错误事实，人防办党组认为：高福瑞在“文化大革命”这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积极串联、造反，参与帮派活动，是内蒙“三大冤案”的积极参与者，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应给予撤销行政职务或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 + +　　经审理认为，高福瑞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是比较严重的，认错态度一般。根据中央1982年9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建议给高福瑞同志撤销行政职务（人防办工程处处长）的处分。 + +　　当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23日 + +　　（附件：） + +　　1.中共内蒙古人防办党组《关于高福瑞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分意见的报告》； + +　　2.高福瑞《看结论材料的意见》； + +　　3.高福瑞《我的进一步认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0.txt b/CCRD/0/8/19/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8ad68a0cbe015fd795b3d905b55d53c92cd770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0.txt @@ -0,0 +1,51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关于对邢骏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邢骏，男，汉族，65岁，文化程度初中，家庭出身下中农，个人成份职员，山西省洪洞县人。1938年3月参加革命，同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3月~1949年4月先后在延安抗大吴安堡青训班、延安中央党校学习，马列学院任秘书，晋绥日报记者、同蒲太谷铁路秘书处处长，平绥铁路军代表。1949年4月~1958年11月先后任太原、天津铁路局监察室副主任，主任，计划处长、副局长，集宁分局局长、党委书记。1958年11月~1964年任呼铁局党委常委、副局长。1964年~1966年9月在西安、兰州铁路局搞“四清”。1966年9月~1969年12月先回呼铁局参加“文革”，后任呼铁局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1969年12月~1974年3月免职后在阳高学习班、铁路局“5·7”干校学习。1974年3月至1974年8月在局革委会任副主任、党委常委。1974年8月~1978年2月进中央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后去昌平桥梁厂劳动。1978年11月在呼铁局受审查。 + +　　根据呼铁局党委1982年8月20日《关于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结论及处理意见》的报告，其主要错误是： + +　　1.“文化大革命”初期，邢骏同志写出《揭露胡常伦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字报，诬蔑呼铁局党委，“以胡常伦为代表的一小撮”，“反对党的群众路线”、“反对党的阶级路线”，“打击群众、镇压左派”。1967年“4·13”后，邢骏以“革命领导干部”自居，配戴造反派袖标，与造反派头头合影。从而造反派称赞邢骏“积极支持造反派‘火车头’，同走资派保守派进行了积极的斗争，经受了考验”，是“革命领导干部”。因此，在成立呼铁局革委会时，邢骏当上了局革委会副主任。 + +　　2.邢骏同志担任局革委会副主任期间，呼铁局系统大反“内蒙二月逆流”，大搞“挖肃”和挖“新内人党”活动，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 +　　1967年6月22日，邢骏同志在呼铁局领导小组研究大批判时说：“大批判与本单位结合起来，动员一切力量，目标与中心是胡、马、任、赵。”1967年7月邢写了题为《由保守走向反动，由反动走向反革命》的材料。1967年冬，他亲自去集宁，在召开的分局副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名将集宁分局党委副书记刘万春、武装部长赵建耀等同志诬陷为“走资派”、“二月逆流急先锋”、“黑干将”。赵建耀等同志随即遭到造反派的批斗，戴高帽游街，有的还被抄家、关押。1968年3月14日在局革委会常委会研究“挖肃”运动时，邢说：“群众起来了，行动快、震动大、面广，发现了很多重要线索，有黑线人物、也有黑线线索，叛国集团、特务、“铁联”100多人，收获很大。”他还鼓动说，“这次运动是硬战、近战、恶战，‘走资派’很猖狂，对‘走资派’不能放松……，要全面发动，重点突破，线是两条线：薄（一波）、吕（正操），武（竟天）；乌兰夫、额尔、胡常伦，部门是公安、监委，集中目标，集中力量。”1968年5月10日，邢骏以革委会副主任头衔在造反派的刊物《火车头》小报上发表题为《最大的幸福，最大的光荣》的文章中写道：“……狠批当前出现的右倾翻案活动，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向无产阶级的敌人发动更猛烈的进攻，……把隐藏的叛徒、特务及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1968年12月邢又在全局广播大会上说：“反右倾，挖肃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全局已挖出1500多名叛徒、特务。挖肃高潮普遍掀起，正向纵深发展。” + +　　据1969年3月1日当时的统计，全局共挖出所谓的“叛徒”、“特务”等3179人，其中批斗799人、隔离410人、监督劳动294人，并造成局长马林等60名干部和群众含冤致死的严重后果。对此，邢骏同志负有重要的领导责任。 + +　　3.“批林批孔”期间，邢骏对王树潘等人散布：“军管执行郑维山的修正主义路线，支持了保守势力，镇压了造反派，颠倒“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拆了革委会的台”，是“搞复辟，搞倒退”。他还煽动造反派头头杨殿荣、张春泉说：“革委会主任早就应当恢复，你继续找他们解决，”“你是包头的副主任，你找他们落实政策去”。助长了造反派头头向党要官要权。 + +　　1974年初，在小白楼召开的呼铁局党委常委整风会议期间，邢骏违反会议规定的纪律，将会议情况泄露给造反派头头杨杰、劳均逸等人，随即刘立堂、杨杰、劳均逸等人策划、组织了20余人，以反映情况为名，冲击会议，在“小白楼”静坐3天，严重干扰了会议的正常进行。 + +　　1974年2月21日，阿吉拉机务段造反派岳春绪带领30多人停产上访，邢骏不但不加批评，反而称赞他们说：“机务段形势很好，干部都站出来了，全局象你们这样的单位还没有，回去好好干，把群众发动起来”。他还亲自给驻段工作组组长吕树德同志写信，叫吕支持上访，给开支和照顾。由于邢骏支持和怂恿派性活动，加剧了阿吉拉机务段的生产瘫痪。 + +　　呼铁局党委认为，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造反派一边，积极参与打击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搞乱了铁路局的形势，干扰了铁路运输生产，犯有严重错误，建议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 +　　经审理认为，邢骏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确实是严重的。他虽然在清查中交待了一些问题，做过检查，但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仍有一定的距离。根据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考虑到邢骏同志的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犯的，又是一个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干部，过去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此同意呼铁局党委的意见，给邢骏同志留党察看二年的处分。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1983年5月23日 + +　　（附件：） + +　　1.呼铁局党委《关于邢骏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结论及处理意见》 + +　　2.邢骏：《对邢骏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的意见》 + +　　3.邢骏：“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错误检查 + +## 关于邢骏的职务及党组织关系的补充材料 + +　　一、关于职务问题：在1974年8月参加中央办的批林批孔学习班，于1976年2月铁道部通知邢骏调铁道部另行分配工作，在尚未分配工作之前，在昌平桥梁厂劳动。1978年11月23日经铁道部党组同意回呼铁局参加清查运动，检查错误。 + +　　二、关于党的关系问题：邢骏回呼铁局参加运动后，党组织关系于1979年2月19日从北京工程机械厂转回呼铁局，在呼铁局交纳党费，参加党的活动。 + +　　特此说明 + +　　 中共呼铁局党委1983年10月1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1.txt b/CCRD/0/8/19/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6c51aa86751d5ce25a128be9b0bcbbb37d58aa6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1.txt @@ -0,0 +1,67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关于对张泽民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张泽民，男，汉族、69岁，山西省洪洞县人，家庭出身中农，个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高中。1938年3月参加革命，先后在延安抗大吴安堡青训班学习，曾任洪洞县公安局长。1949年10月~1953年7月任太原铁路分局科长、太原局副部长。1953年8月~1958年10月任铁三局政治部组织部长。1958年11月~1967年11月任呼铁局党委常委、政治部副主任。1967年11月~1976年11月任呼铁局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政工组组长。1977年11月离职检查。1979年3月下放呼和电务段工作。 + +　　根据呼铁局党委1982年9月15日《关于张泽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张泽民同志的主要错误是： + +　　1.张泽民同志在1967年4月27日写出题为《愤怒控诉“2·8”反夺权当局对我的迫害，热烈欢呼内蒙和我局的新生》的大字报，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在内蒙古党内‘走资派’乌兰夫的代理人王逸伦等一小撮坏人的操纵下，从上到下出现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 +　　2.张泽民同志为投靠造反派，于1966年11月，违反组织纪律，背着局党委私自将政治部副主任赵正午同志已做过结论的历史档案材料，提供给金士魁等人，又于1967年7、8月间，把他原保存的组织上已做过结论的丁一、赵正午、许正江等29名局处级干部的档案摘抄材料交给了造反派头头金士魁、劳均逸等人，为造反组织打击、迫害领导干部提供了“依据”。造反组织给赵正午等同志戴上了“叛徒”、“特务”的帽子，进行批斗和专案审查，对此，张泽民同志应负一定的责任。 + +　　3.1967年8月20日，张泽民同志在群众大会上作了题为《我以愤怒的心情揭发批判三反分子胡常伦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推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滔天罪行》的发言，把干部的正常调动说成“赫鲁晓夫式的干部大清洗，妄图以此巩固其罪恶的统治”。又说“胡贼实行的干部大清洗是与中国赫鲁晓夫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彭德怀翻案遥相呼应。其实质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李克非翻案，为以李克非为代表的反党宗派集团翻案，为一切牛鬼蛇神翻案。” + +　　4.“清队”和挖“内人党”中的错误 + +　　早在1967年8月20日，张泽民同志在批判大会上攻击胡常伦同志，说：“中国赫鲁晓夫的忠实门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吕正操、武竟天的死党、三反分子胡常伦，长期以来，在呼局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他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包庇重用坏人，拼凑资产阶级司令部，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 + +　　1968年3月13日，张泽民在局革委会常委会上说：“挖肃运动发展不平衡，群众发动不够，还需进一步向纵深发展，隐瞒（藏）在更深的敌人还没有挖出来。”，“关于挖叛徒，首先要挖走资派中的叛徒”，“重点是两条线：额尔线。胡常伦线”。“从重点看公安、监委也是重点”，力量应集中放在这些单位”。 + +　　1968年6月26日，张泽民同志在临河地区群众大会上说：“当前要狠反三右，为了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要扫清障碍”。又说：“挖黑线肃流毒，首先是党内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 + +　　在张泽民同志担任铁路局党的核心小组成员、政治组组长期间，他不仅积极赞同在全局大搞“挖肃”，挖“新内人党”，而且参与领导，提出过一些错误的主张，对于“挖肃”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受害3179人，抄、斗、关押1503人）。张泽民同志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 + +　　5.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期间的错误： + +　　1974年2月23日，包头车务段造反派头头佟万增在车务段党委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强行传达王洪文的黑讲话，当遭到车务段和分局党委领导的抵制后，佟万增等19人擅离工作岗位，把车务段、分局党委领导张国俊等同志揪到呼铁局，张泽民在接待佟万增等人时不但不批评这一错误行动，反而说，王洪文讲话“这份材料不是小道消息，是王德山传的，内容很好，这不是假的，可不可读，我看没什么不可，群众要念，我们不能反对，对发动群众是有好处的。”公开支持并助长了佟万增等人的派性活动。 + +　　1976年5月30日，刘立堂、赵丁酉、劳均逸等人写了一封诬告呼铁局是“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搞修正主义的典型”的信，劳均逸将信交给张泽民审阅修改后，又以刘立堂名义将信送给了姚文元，并写成大字报、印发成传单，造成很坏影响。 + +　　张泽民同志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中支持派性活动，是错误的。 + +　　呼铁局党委认为，张泽民同志在“文革”中不顾党的原则，犯了严重错误，清查中交待了主要问题，并有一定认识，态度较好，决定给予张泽民同志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 +　　经审查认为，张泽民同志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认错态度较好。根据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考虑到张泽民同志的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犯的，又是一个参加革命较早的老同志，过去对革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为此，同意呼铁局党委的意见，给张泽民同志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1983年5月23日 + +　　（附件：） + +　　1.呼铁局党委《关于张泽民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2.张泽民：《我对所犯错误的检查》 + +　　3.张泽民：《对结论的意见》 + +　　对我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提出以下意见，供组织上考虑： + +　　1.凡是结论中摘抄的我在大会上的批判发言，在各种会议上的发言，我都承认。 + +　　2.1967年5月22日呼铁局第二次革命领导小组会议，这期间，我是负责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站工作的，不是领导小组的成员，至于斗批改办公室负责人孙国元汇报呼铁局各主要领导斗批改安排等内容，我可能发过言提过意见，但是最后决定，是革命领导小组集体决定的。 + +　　3.结论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前次已提过意见，结论中仍写上了，就是“为国民党反动派的代表李克非翻案”，这句话，我可以肯定不会说，脑子里根本不会这样想。 + +　　4.1967年9月30日，造反派在干部呈报表上称赞张泽民，如何如何等，进而被重用为革委会委员、政工组组长等要职，这是当时组织上的事，又说由于我提供的档案材料以及大会发言，使马林、赵正午等同志戴上“叛徒”、“特务”等帽子，遭到残酷的批斗等。我想我个人也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 + +　　5.结论中提到1974年4月8日，张泽民与刘立堂等人策划后，在局党委召开的全局批林批孔批陈、李，郑”有线广播大会上，刘立堂如何诬蔑路局党委，如何攻击尤太忠同志等，情况是这样的：开会前杨杰对我说，刘立堂要发言，报个名，我请示了蒋毅同志后，说是可以，并且刘的发言稿，蒋也看过，发言的内容，事先我是不知道的，说是经过与刘立堂策划的，这不是事实。至于赵丁酉在会上的发言，我就更不清楚了。 + +　　6.对我的处分这本来是组织上的事，我本人不应该提什么意见，但根据结论中提到：经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尚能认识错误，交待了一些主要问题、态度较好等词句，我个人认为对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是拉呀还是推的问题，既然有以上的表现，是否还应给予这样严的处分，请考虑。 + +　　 张泽民1982年5月3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2.txt b/CCRD/0/8/19/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e2db7b9065a7c1328c8fe90e9971daf68b3bdf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2.txt @@ -0,0 +1,31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乌兰巴干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 + +　　乌兰巴干，又名吴风翔、宝音代来，男，52岁，蒙古族，家庭出身经营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原籍哲盟科左中旗巴彦塔拉公社，文化程度大学。1945年12月参加工作，入辽吉军政学校学习。46年至55年，在部队任参谋干事，内蒙画报社、报社编辑、组长等职。56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57年至58年在内蒙党委宣传部任干事，59年下放哲盟盟委专业写作。60年至64年在内大文研班学习。64年任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分会副主席，65年任内蒙文联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担任“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直属内蒙文艺界大批判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直属文教斗批改指挥部专案组”副组长等职。72年下放到察右中旗乌兰公社那日斯大队，75年后没有分配工作。 + +　　49年10月20日因入党时隐瞒了46年10月在东科中旗被地主武装抓获，给敌人下跪求饶，暴露我独立旅的情况，经党组织批准取消其候补党员资格。56年5月25日因对党对人民对现实社会不满，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团结，被呼伦贝尔报社给予行政上降职（级别上降一级）的处分。 + +　　78年5月1日因参与制造“新内人党”假案，被内蒙公安局拘留审查，同年9月29日逮捕，79年10月7日内蒙检察院向呼市中级法院起诉。 + +## 经过审查，其主要罪行如下： + +　　一、乌兰巴干于1967年10月纠集报社、文联等单位的一些人，成立了跨单位、跨行业的“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乌为站长，报社的额尔敦、拉西为副站长，由乌兰巴干亲手策划，拟定内查外调提纲（三175—188），派出调查组，搜集整理了大量所谓叛国集团的罪行材料，向当时的内蒙核心小组上报，诬陷干部、群众。对核心小组作出深挖“新内人党”的错误决策，捉供了主要依据，对在全区因挖“内人党”造成的严重后果，起了很坏作用。乌兰巴干到内蒙古大学找郭以青，说他组织了个“揪叛联络站”，搞哈丰阿叛国集团。还把他们整理的“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给了郭以青。郭当即表示支持，肯定他们大方向正确（见郭以青案卷附件二第42、189页）。 + +　　仅据现有材料证明，其内查提纲所列的调查单位就有公安厅、检察院、团委、党校、卫生厅、教育厅、档案局、电台、语委、内大、电影制片厂、教育出版社等26个单位（三8—10）。外调提纲拟定的外调地点有区内8个盟市。调查项目除包头市外，共68项，计呼盟15项、哲盟11项、锡盟18项、昭盟3项、乌盟9项、伊盟7项、巴盟5项和北京、南京、重庆、武汉、沈阳、长春、哈尔滨、唐山、银川、张家口10个省、市、自治区及郭尔罗斯前旗（三10—12）。呼盟、锡盟、通辽、乌兰浩特、海拉尔、鄂伦春自治旗、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满州里、达茂联合旗等9个盟、旗都有调查组的专题报告（三206—243）、（四117—123）。就凭这样道听途说，捕风捉影，随意编造的一些材料，68年4月12日以乌兰巴干署名给李树德、李德臣写信报送所谓“内蒙反动党团及敌伪情报系统简介（一）”（一63—174）。长达八开大纸110页，列举了76个组织，点了1351个人的名，其中不少是内蒙各级领导干部。4月15日又报送了“内蒙反动党团及敌伪情报系统组织简介（二）”（一175—210），特意注明所指反动组织的时间是1946年4月3日至1962年。上报以后，很受当时领导人的重视。除李德臣4月24日亲笔签名外，由李4月28日批“转政法委员会研究参考”。两份“简介”都成为乌兰巴干参予制造的“新内人党”组织和政治基础的重要依据。同年6月1日又以乌兰巴干署名给李树德写信（七139—141）报称“内人党”1963年在呼市财贸学校恢复了组织活动。胡说什么“财校‘内人党’支部的全称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财贸干部进修学院委员会”，是63年6、7月间在财校开会筹建，9月1日正式成立，通过福祥直接受卫生厅义达嘎领导。主要负责人是孟和，骨干有福祥、官布、刚格尔、浩特、其木特等人。这就明确地提出了“内人党”有新发展新活动，为在全区大挖“新内人党”，提供了“事实根据”。他们还以揪叛站名义，整理报送材料127份，登记了所谓反动组织89个，其中有人头姓名的64个，共2041人；还收集了蒙藏委员会等照片171张（8卷）；绘制了“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十100），“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图”（十99），标有情报据点、电台线索、越境方向等198处，由乌兰巴干于68年2月亲自去北京交“腾办”秘书李良，当年5月又亲自交腾、吴、高、权、李等核心小组成员。还绘制了“内外蒙合并地图”（八2.44）、“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六79），捏造了蒙修大使馆大使沙拉布、二秘梨格、三秘旦比，通过北大、外贸学院蒙修留学生与呼市布仁赛音叛国集团、锡盟戈瓦叛国集团、民族出版社诺尔布叛国集团、海拉尔额尔敦毕力格集团、呼盟东旗叛国集团，鄂温克旗根登太叛国集团相联系的活动情况。 + +　　二、乌兰巴干通过其操纵的“内蒙古揪叛国集团联络站”和亲自掌握专案等非法手段收集的历史档案，对无稽传闻，刑讯口供和互不相干的一些材料，作了别有用心的歪曲捏造，一律与所谓乌兰夫为首的民族分裂，反党叛国集团相联系；与“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搞什么内外蒙合并相联系；与“206”等现行叛国案件相联系，与蒙修使馆等情报人员相联系。经过这样无中生有地“四个联系”，就在内蒙地区虚构出一个骇人听闻的以哈、特为首的在蒙修直接指挥和乌兰夫包庇下，名散实存，继续恢复和发展组织，进行民族分裂，反党叛国的“内人党”集团。以乌兰巴干署名给李树德的信上就说，“内人党”在财校恢复了组织的“这个案子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与蒙修领事馆特务集团有直接联系”，“这个案子的破获，将会对‘206’案破获大大推进一步”。揪叛联络站1967年10月3日上报腾海清审阅的“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的简要报告”（七153—158）又说“实际上人民革命党是蒙修设在内蒙的大特务组织”（七155），“43人委员会实际上是原人民革命党蒙修特务组织”（七156）。“语委是乌兰夫以哈、特为首叛国集团叛国活动的舆论黑店，实际上成了乌兰巴托的分所”（七156）。1968年1月22日上报的关于“民族统一革命党的简要报告“（七11－12）捏造出“61年前后内蒙人民革命党的老党魁哈丰阿、博彦满都指使其忠实爪牙，建立一个所谓‘民族统一革命党’。纲领和原‘内蒙人民革命党’的纲领一样”（七12），“‘民族统一革命党’的活动费用是由蒙修驻华大使馆直接提供”（七12），“布林赛音等经常去北京与蒙修高级官员旺丹的儿子（留学生）接头，随便出入蒙修大使馆”（七121）。这个报告，把所谓“叛国集团”的叛国活动从想象估计，又推进到了具体认定。进而68年4月13日又报了另一份题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单行本）更加露骨地胡说什么“46年根据蒙古‘内人党’应地下化的旨意，2月宣布‘内人党’解散，3月成立‘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单2），‘新内人党’实际上成了蒙古的特务组织，积极地为内外蒙合并的罪恶目的效劳”（单2）。还无中生有地说：“‘四三会议’后，乌兰夫极力推行所谓‘从旧到新’的路线。将‘新内人党’改编成共产党，青年同盟改编成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人团’，将日伪兴安骑兵铁血部队（‘内人党’的武装部队，内蒙人民自卫军的前身）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从此出现了‘内人党’变种，几十个反动组织”（单三）。还说：“‘内人党’党魁，骨干成为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的一支庞大的部队，在叛国投修方面效尽了犬马之劳”（单8）。“这些‘内人党’徒掌权后，为蒙修文化侵略，大开绿灯，大搞叛国投修活动”（单9）。“三年困难时‘内人党’有的地区恢复了原来的组织，有的重新组织队伍进行地下活动”（单11）。“63年2月3日43人参加的蒙古人民革命党召开第二次会议，64年文艺整风，文教界揭出‘民族统一党’。实际上就是重新组合的‘内人党’”（单11），“这些三为（位）一体的反革命网，直到现在仍猖狂活动”（单11）。接着68年5月9日又发出紧急报告，明目张胆地造谣诬陷“内蒙古人民革命党”1963年在呼市恢复组织活动（七72—80），胡说什么“据我们调查证实，63年‘内人党’恢复了组织，发展党徒”。“从掌握的材料看，是45年，甚至25年成立的‘内人党’罪恶活动的继续”。“事实上自‘四三’会后，‘内人党’名为取缔，实为存在，一刻也未停止其反党叛国活动”（七73），“虽然只掌握财校一处的‘内人党’现行活动情况，但迹象表明，这是以哈、特为首的‘内人党’63年全面地自上而下地恢复和发展”（七74）。这个报告，腾、李都曾看过，李德臣还批示“妥存”，从后来挖“新内人党”的实践证明，确实产生了乌兰巴干希望产生的作用。揪叛联络站68年5月17日关于“锡林郭勒盟叛国集团简要报告”（七108??123）说，锡盟叛国集团是“乌、哈、特反党叛国集团在锡盟的分店”（七109）。“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反党党团基本上是‘内人党’的变种”（七109）。“这些组织的宗旨，都是妄图实现‘内外蒙合并’，因此他们统统归纳到哈丰阿的‘内人党’中”（七109）。“现阶段锡盟出现的一系列叛国集团及案件的总根子是乌、哈、特反党叛国集团”（七109）。并说“61年后蒙修多次派特务来锡盟各地进行特务活动，发展了一批特务”，“已发现和怀疑的情报点就有20余个，情报员100余人，同呼和浩特‘民族统一党’骨干布仁赛音和蒙修北京大使馆都有联系”（七111）。乌兰巴干还以‘揪叛联络站’和内蒙文联“5.23”联总名义于68年6月15日上报了“内蒙文联反党叛国集团立案报告书”（七124??138）说什么“内蒙文联存在的叛国集团是乌兰夫、哈丰阿反党叛国集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个集团的形成并随着乌、哈反党叛国集团整个叛国部署而逐步趋于完整”（七125），“文联反党叛国集团的主要成员，不仅是一批乌兰夫反党叛国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的得力干将，而且是一些地地道道的蒙修文化特务。里通外国的罪恶活动达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七127）。 + +　　三、乌兰巴干还亲自出马，到处煽风点火，作什么“三股势力”、“四个演变”（主卷三21）和“内人党”的产生、发展、现行活动等黑报告。所谓“三股势力”就是乌兰夫的左右承相和延安、土旗的老班底；哈、特势力；国民党傅、董势力。“四个演变”是内蒙的共产党由“内人党”演变的；内蒙的干部由王公贵族演变的；内蒙的军队由蒙古自卫军或日伪铁血部队演变的；内蒙的共青团由“内人团”演变的。这样就把内蒙的党、政、军、团，统统说成是被“内人党”所控制、指挥，搞内外蒙合并，遍及三里五界，无处不有，大的惊人的现行叛国集团。这样的报告，仅据查明前后到过呼铁局、呼铁公安处看守所，财贸学校、内大、师院、工学院、报社、蒙专、步校、农科院、新华印刷厂、中医系、“三司”专案组、警备区、制药厂、宣教口工宣队等20多个单位（主卷十4、12、32、42、43、55）、（附卷五18）。乌兰巴干自己供认从67年10月至68年5月就作过10次，在呼铁局全局有线广播大会一次听报告的即达1万多人。 + +　　乌兰巴干还以“揪叛站”站长身份，多次参加对通富、娅玲、李苏君、鄂长林、宝根沙等人抄家和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据检举揭发，68年5月6日“揪叛站”的50多人，闯到宝根沙家，乌兰巴干说“宝根沙有电台”，把宝家的炕、房顶、地板、鸡窝和墙都刨开搜查。68年1月14日乌兰巴干领10多人，去通富家抄走不少东西，说收音机里“一定有发报机”。乌兰巴干还参加把布和巴雅尔抓到内大生物楼武斗的活动（主卷四 13）。 + +　　乌兰巴干编造的“四个演变”，流毒甚广，影响极坏，实际上成为在全区深挖“新内人党”的舆论准备和理论依据。 + +　　综上所述，乌兰巴干在挖“新内人党”问题上，为当时核心小组积极献计献策，连篇累牍地提供了“新内人党”的组织基础、事实根据、理论依据等一系列纯属捏造或恶意歪曲的虚假材料。为在内蒙制造“新内人党”设计出一个完整的蓝图；这对核心小组作出挖“新内人党”的错误决策，起了很坏的作用。其捏造的大量所谓叛国罪行，指明道姓地诬陷了为数甚多的干部、群众，使不少人为之横遭迫害，甚至造成人身伤亡，后果极其严重。乌兰巴干被捕以后，很长时间拒不认罪。直至去年6月与之核实材料再次提审时，在大量确凿证据和党的政策威慑下，态度始有转变，对其亲自整理、报送的“内人党”新活动的大量材料及其对挖“新内人党”所起的极坏作用等罪行开始作了交待，有了一定认识。 + +　　经自治区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研究，认为乌兰巴干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严重，根据中央（82）9号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规定，其行为构成了诬陷罪，参照其诬陷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应依“刑法”第92条的量刑标准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 + +　　 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2月1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3.txt b/CCRD/0/8/19/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c0c0b92ece18a38fa45ac1ad2994e23a792ddb3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3.txt @@ -0,0 +1,61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运动办关于对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郝广德，男，汉族，38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河北省景县人。 + +　　1967年参加工作，1968年经李树德、敖其尔介绍，由内蒙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直接纳为中共党员，行政22级.“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中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武川县委副书记、乌盟盟委书记等职。1977年1月17日离职审查，同年3月4日隔离审查，1978年3月26日经内蒙党委批准，以现行反革命分子拘留，同年4月3日逮捕，1979年11月29日起诉到乌盟中级人民法院。 + +　　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内蒙造反派主要头目之一，几次搞乱内蒙局势，犯有严重罪行，其主要罪行是： + +## 一、“文化大革命”中，充当“呼三司”主要头目进行夺权，迫害干部群众，犯有诬陷罪 + +　　郝在“文革”初期，伙同高树华一起带头在师院造反，是造反派头头。1966年10月郝又充当了呼三司主要头目。郝在呼市多次主持召开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 +　　郝于1967年1月中旬支持了报社的造反派“东方红”夺权。并伙同高树华等人率领“呼三司”等造反派找军区刘昌（内蒙军区副政委）以辩论为名，策划对军区进行围攻。为此曾在内蒙师范学院、内蒙气象学校等地，多次开会研究冲击军区的具体布署和组织分工。高树华、王志有在军区门前指挥，郝广德等人做后方的支应工作。从1月29日至2月5日，先后由王志友带领的“818”，梁志超带领的工学院“井岗山”，高树华带领的师院“井岗山”等造反派组织，在军区进行游行、静坐、绝食、围攻，致使发生开枪打死人的“2·5”事件。当时严重地瘫痪了边疆地区的军事指挥机关，搞乱了内蒙局势，郝广德是参与组织围攻军区的主要指挥者之一，是负有罪责的。 + +　　1967年，在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四方会谈期间，郝是“呼三司”方面的代表，他采取造谣、污蔑的手段，欺骗中央，他向总理当面造谣说什么：呼和浩特的革命群众在流血，一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与老保站在一起，在内蒙军区王良太等人的支持下，以武力实现了全区范围内的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把全区1300万各族人民群众置于资产阶级专政白色恐怖之下等。 + +　　1967年“4·13”以后，郝广德以所谓反“二月逆流”的英雄自居，残酷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同年4月25日，郝在内蒙师院，主持召开了所谓“坚决粉碎内蒙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批判斗争乌兰夫、王铎、王逸伦誓师大会”，把王铎等30余名厅局长以上干都和对立派群众组织的头头拉去残酷批斗。 + +　　郝广德紧跟滕海清大搞“挖肃”，大挖“内人党”。1967年11月2日，郝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乌兰夫的三个基础，文化基础至今没有批判，反而有抵制、包庇……民族分裂集团揪的怎么样？这里有风暴斗争，可能引起反复，宁可把困难想的多些。”1968年6月26日，他在内蒙革委会常委汇报会上说：“我们挖肃大方向正确，有成绩……我们那里有右倾，敌人就在那里隐藏，有的反左，就把自己反到右边去了，我们反了右，取得了对敌斗争的胜利，挖出3万多，从数字可以看出成绩的一面。”1968年8月17日，郝广德还到满洲里市，在群众大会上大讲：“当前的主要危险仍然是右倾翻案”、“挖肃斗争，实际上是广泛地、深入地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是全面的对敌斗争”，他还诬陷“原市委第一书记李俊谭……很早以前就是乌兰夫的亲信，……被乌兰夫派来掌握外事口岸这个大权，他在满洲里有相当的反动政治影响，而且在组织上有较大的反革命社会基础”。 + +　　1969年2月14日，郝在革委会常委会上说：“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挖出了内人党，这是最大的胜利”直到1969年5月13日，他还在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现在就平反，很可能否定一切”。 + +　　郝广德于1968年2月17日根据核心小组及李树德的指示亲自写报告，通过蒙古归侨高金花案件，计划“行移花接木之术，采取杨子荣的办法”对吉雅泰同志，以侦察手段进行非法侦察。但此计划，在他们还未实施前，吉雅泰同志已被迫害致死。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 + +　　1968年4月25日，由高锦明主持的核心小组会认为“新内人党”案件已突破，决定拘捕一些人。郝根据核心小组的决定批准拘留了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巴图和内蒙古师范学院留金锁。1968年7月1日，郝秀山同志当时已调乌盟工作，并已军管，但郝广德还根据水利厅造反派的要求，亲自批准将郝秀山同志揪回水利厅批斗。 + +## 二、在批林批孔中，继续拉帮结派，严重地搞乱了内蒙局势，犯有扰乱社会秩序罪 + +　　十大以后，郝广德对自治区党委常委班子组成不满意，认为内蒙的“文革派”没有掌权，应请高锦明回来，应该结合他们几个造反派的大头头（郝广德、高树华，那顺巴雅尔、王金保）为区党委常委。为达到这—目的，在批林批孔中，郝广德又拉起帮派队伍，另立指挥中心，再次搞乱了内蒙局势。 + +　　1974年2月，王洪文的反党讲话传来后，郝广德多次召开帮派串连会组织学习，认为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内蒙的批林批孔，要把矛头对准郑维山和尤太忠，他说：“揭郑维山是有阻力的，阻力主要来自区党委，区党委又主要来自尤司令员。我们要揭盖子，揭不开就撬，撬不开就砸”。 + +　　郝于1974年3月，擅离职守，从武川县回到呼市，纠集那顺巴雅尔等一些革委会常委、委员，以部分革委会委员回来参加批林批孔为名，强占了革委会“218”办公室，并于3月8日发出所谓“第一号公告”，拉起“218”帮派山头。 + +　　呼和浩特日报，于1974年3月11日，发表了点名批判郑维山的文章（下称“3·11事件”）呼市市委主要负责人指出这是错误的，并撤销了该社社长职务。呼市地区造反派一些头头认为这是压制批林批孔。“3·11”事件发生后，郝广德认为有机可乘，召集帮派会议听取汇报，会后以“部分革委会常委、委员”的名义，发表了所谓“第二号公告”，批判刘玉柱（当时的市委书记）、尤太忠压制批林批孔，声明支持呼市报社行动，要求召开内蒙革委会第七次全委会，并张贴“尤太忠刘玉柱镇压呼报绝无好下场”“尤、刘必须就压制呼报的错误做公开检查”等大标语。矛头直指呼市、内蒙两级党委。由于“218”山头借“3·11”事件的煽动，一度形成各派山头对内蒙党委进行联合围攻，致使区党委不能正常工作。 + +　　郝广德在此期间，为了广造舆论，扩大宣传，还亲自到农牧、交通、外贸、内蒙党委等各系统，各单位做报告，进行煽动。还强迫区党委于3月29日召开所谓批林批孔万人大会，郝在大会上发言，大造反党乱军舆论，鼓吹批“颠倒论”攻击自治区党委“死捂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盖子”，“妄图把批林批孔运动压下去”等，逼自治区党委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 +　　由于郝广德一伙的捣乱，搅得工厂、机关不能正常生产、工作，社会秩序混乱。他们为了把破坏生产的罪名加在各级党委头上，策划召开所谓“抓革命、促生产大会，”会后组织游行，妄图给各级党委加上不抓革命和生产的罪名。 + +　　当中央知道尤太忠被围攻，几天几夜不能休息时，于4月2日来电话指示：“不准冲击区党委和尤太忠，尤多次接见群众，身体不好，应让尤休息”郝广德置中央指示于不顾，伙同高树华、王金保、那顺巴雅尔等人串联，组织呼市、内蒙两级革委会部分委员签名，发表了所谓“四十三人声明”，攻击尤太忠弄虚作假诬告群众，并将给中央写的信、发的电报，派专人送往北京，妄图把尤搞臭赶走。 + +　　（1974年4月，郝看了吴涛从北京传回的江青点李德生名的“3·5”黑讲话，立即组织帮派成员学习讨论，并张贴“打倒大军阀李德生”、“尤太忠必须交待和李德生的关系”等大幅标语口号。郝在批林批孔中，通过各盟市的帮派头目，插手各盟、市的批林批孔，搞乱了全区局势。） + +　　郝广德在批林批孔中，猖狂地搞帮派活动，严重破坏了内蒙的政治、经济形势，造成严重瘫痪的不良后果。郝是当时搞乱内蒙局势的祸首，已构成扰乱社会秩序罪。 + +## 三、私藏转移党和国家机、绝密文件，构成泄露国家机密罪 + +　　1967年至1968年，郝广德在担任内蒙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副主任期间，存有大量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郝被免去政法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时，本应将这些文件交给组织，但郝却私存起来，并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将这些文件交给其帮派成员转移，长期隐藏，直至1978年3月，才由其帮派成员宋香波将这些文件交出来。在查获的这批1578份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就有绝密文件71份，机密文件361份。这些文件中有属于绝密的中央公安部专案办公室转给内蒙的46名苏特分子和有苏特嫌疑的名单；有内蒙公安厅在解放初期肃反中发现和掌握的绝密档案材料4本（即日特、日特嫌疑，有重大历史问题和部份策反对象等人员材料）；有公安部门掌握的部份侦察对象，外逃分子和我们秘密力量的个人材料；有傅作义军政系统特务组织概况和特务人员名单，陕坝中美合作所特务组织情况和名单，关东军情报部特务机关概况等。郝广德长期私藏和转移这些文件，严重地泄露、扩散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 +　　综上所述，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内蒙帮派重要头目之一，几次搞乱内蒙局势，他都起了重要作用。乌盟盟委认为郝广德犯有诬陷罪，扰乱社会秩序罪，泄露国家机密罪。但根据中共中央中发（1982）9号文件精神，郝所犯罪行均发生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和郝本人认罪态度尚好等情节，拟判处有期徒刑7年。经我们讨论认为，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以上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我们同意乌盟盟委，以诬陷罪，扰乱社会秩序罪，泄露国家机密罪，开除党籍、判处有期徒刑7年，少数同志认为应判十年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 +　　请批示。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运动办1983年5月26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4.txt b/CCRD/0/8/19/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2ba8ac0080d7eb96f0e198b74d95805008cdcf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4.txt @@ -0,0 +1,39 @@ +#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许名扬 + +　　<【中共锡盟党委会】> + +　　许名扬，男，40岁，行政22级，中农出身，学生成份，辽宁省丹东县人，汉族。1963年入伍，文化革命前是锡林郭勒日报记者，文化革命中任锡盟革委副主任、内蒙革委委员。1978年3月23日被捕，现在押。 + +## 主要罪行 + +## 一、拉帮结派、反党乱军，进行篡党夺权活动。 + +　　1967年1月他首先将原盟报社领导打成“三反分子”，并夺了权。同年1月26日他伙同帮派又夺了原盟委的领导大权。“413”后，他利用帮派“126”战报煽动群众，“造反”、“夺权”，批“带枪的刘邓路线”，抓“走资派”等。运去物资和武斗工具，组织200余人到张家口驻军参予静坐示威，搞“揪军内一小撮”。70年全区军管后，他认为“军管夺了他的权”，大闹学习班，并逃窜北京、唐山被拘留。1974年释放后，他贼心不死。狂叫“恢复我副主任也不行”“三点红我也要”（指军权）这样又跳出来，重拉队伍，与内蒙帮派头目郝广德等人勾结继续进行了反党乱军、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 +## 二、残酷打击迫害各族干部，破坏民族团结，践踏党的民族政策。 + +　　许窃取盟革委会副主任职务后，在挖“新内人党”中，大叫有“一个挖一个，有两个挖—双。”“你们不狠抓挖肃，右倾垮了活该”等。同时发表所谓“撕下红马挂，活捉代理人”等文章，煽动群众“下定决心，反掉右倾”。“刮起12级台风”等。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 +## 三、抢枪武斗，制造流血事件，搞乱边境局势。 + +　　党的“九大”后，于1969年6月许名扬伙同张礼等多次秘密开会，策划抢枪武斗，并组成了以许、张为头子的指挥班子。6月26日在许名扬、张礼的带领下，砸抢军分区弹药库，抢走迫击炮3门，步枪300余支，手枪100余支，各种子弹25万多发，手榴弹7000余枚。此后，又砸抢了东苏、白旗等5个旗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库。由于武斗，先后死亡11人，伤数十人，搞乱了边境局势，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 +## 四、与“四人帮”心腹挂钩，诽谤诬陷中央领导同志，继续与人民为敌。 + +　　1976年2月许名扬派帮兄弟尤永刚到北京清华给谢静宜递送黑材料。同年3月至7月许名扬写了“伐走资派檄”“人类的造反和猴子的守旧”影射攻击周总理和邓副总理。毛主席逝世后，他写所谓“卜算子”寄给江青以表忠心。“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胡说：“右派上台夺了中央的权”“发生了宫廷政变”“把毛主席的人都打下去”等等。 + +## 问题性质： + +　　帮派骨干，抢枪武斗，反革命分子 + +## 认罪态度： + +　　态度不好 + +## 处刑意见： + +　　判刑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5.txt b/CCRD/0/8/19/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ae4be375f37c3c63111314d78ddc913245794a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5.txt @@ -0,0 +1,45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许名扬、张礼案件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我们对锡盟盟委，于1982年10月6日报来的《关于许名扬、张礼案件审查处理意见的报告》进行审理。现将我们的审查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许名扬，男，汉族，1938年10月7日生，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辽宁省丹东市人。1963年秋从内蒙古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锡盟报社当记者。“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是锡盟“1·26”派（后为工派）总头头，曾任内蒙革委会委员、锡盟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在柴向堡学习班闹事，被北京卫戍区拘留，同年5月送回锡盟隔离审查，7月依法逮捕。1974年3月“批林批孔”中释放，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1977年4月捕获归案，1978年依法逮捕。 + +　　张礼，男，汉族，50岁，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初小文化。河北省康保县人。1952年参加工作，1959年调到锡盟食品公司当修理工，汽车司机。“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锡盟“1·26”派（后为工派）总头头之一。曾任内蒙革委会委员、锡盟革委会副主任、锡盟食品公司革委会副主任、盟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专揪“内外蒙合并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组长。1978年3月17日依法逮捕。 + +## 他们的主要犯罪事实 + +## （一） + +　　指挥“工派”抢枪武斗造成死伤多人的严重后果。以许名扬、张礼为首的“工派”把“梅花派”赶出锡林浩特地区后，“梅花派”于1969年6月24日在宝昌抢枪，准备回锡林浩特与“工派”武斗。张礼获悉后于6月25日上午与许名扬、赵纯栋商量对策。他们无根据地一致认为“梅花派”抢枪“是盟军分区支持的”。许名扬提出3个方案，一是拉上“工派”头头去呼市告状；二是“工派”全体人员去盟军分区静坐；三是拿起武器“自卫”。当天下午许名扬、张礼召集各单位“工派”头头紧急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拿起武器自卫”。会上推选出指挥班子，许名扬、张礼为总指挥，成员有赵纯栋、陆少坤、付中岐等人。会间，指挥班子具体研究了抢枪问题。决定由赵纯栋先带领一部分人去抢阿纳旗武装部的枪。当天下午7时左右赵纯栋带领由永刚、刘永春和财贸口的一部分人闯进旗武装部，与部长李振山纠缠一个多小时后，9时左右动手砸开武装部武器库，从库中拿出各种枪支。这时张礼、许名扬先后来到现场，张礼领上人在武装部到处找枪栓（因拿出的枪都没有枪栓）。许名扬对抢枪的人们说“不管怎么样枪拿到手再说，不然‘梅花’来了咱们脑袋就保不住了，到时候去中央打官司我去，责任由我和张礼负”。许名扬、张礼还逼武装部长李振山交出枪栓。最后从旗武装部抢走16支“五四”式手枪。从中许名扬、张礼各拿1支。因抢到的枪支少，许名扬当天晚上10时许去锡林浩特煤矿搞炸药，准备把“梅花派”进入锡林浩特必经的桥梁炸掉。 + +　　6月26日凌晨，张礼率领一百多人乘汽车去煤矿找许名扬商量去锡盟军分区军火库抢枪。许名扬同意并与张礼同乘一辆吉普车去军火库，抢了库中武器和警卫战士的枪支，计有各种枪支47支、各类子弹395000多发，手榴弹6200枚。当天上午8点左右返回锡林浩特后，张礼立即带领王增、徐强、张庆林亲自去水库南山进行侦察。许名扬、赵纯栋、陆少坤带领一百多人随后去水库南山准备武斗。张礼发现“梅花派”的侦察车后首先开枪。“梅花派”还击中打死王增、打伤张礼。并将张礼、张庆林逮住带走。许名扬、赵纯栋见“梅花派”已逃走，即把“工派”队伍撤回锡林浩特，将王增尸体停放在军分区会议室，给军分区施加压力。 + +　　6月26日晚许名扬召集“工派”头头会议，改组指挥班子。许名扬说：“我是拿笔杆子的，指挥不了枪杆子，要由打过仗的有经验的转业军人担任总指挥。我和赵纯栋是两级革委会的主要成员、要抓全面工作”，并鼓励“工派”头头说：“你们大胆干，我们给你们撑腰”。会上推选转业军人孙庆海为总指挥、郭存祥为副总指挥，杨国兴、陆少坤、付忠岐等人为成员。6月27日新指挥班子在“工派”总部开会，许名扬、赵纯栋也参加了会议。会上许名扬说：“因枪支不够，下边找我要枪的人很多，要尽量把北部几个旗县的枪，控制起来，再不能让‘梅花派’抢去”。会上研究决定先把东苏旗、西苏旗的枪抢过来。6月29日晚，由赵纯栋、陆少坤带人去东苏旗抢了旗武装部的各种枪支889支、各类子弹20000余发。6月30日陆少坤、付忠岐带人去抢了西苏旗武装部的各种枪支450支、各类子弹13000余发。 + +　　7月上旬许名扬派陆少坤、夏子安、谭元璋等人去多伦慰问多伦“工派”与“梅花派”武斗中伤亡人员家属，在路经兰旗时，得知该旗武装部有枪，陆少坤打电话请示许名扬。许在电话上指示：“把兰旗的枪全部拿过来”。陆少坤带人去抢了旗武装部各种枪支12支、子弹4300发。 + +　　许名扬、张礼指挥的这场武斗造成严重的流血事件，共死亡11人（其中“梅花派”打死“工派”9人，多伦“工派”打死“梅花派”1人，“工派”自己掉水淹死1人）、受伤数十人。由于两派抢枪武斗，造成锡盟地区交通中断，各项工作停顿，供应紧张，社会秩序混乱，给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 +## （二） + +　　直接指挥亲自参与挖所谓“锡盟叛国投修集团”和“内人党”，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1968年3月挖肃开始后，许名扬在盟革委会常委会上说：锡盟黑线中有“乌兰夫一线、王铎、王逸伦一线，哈丰阿—线”。锡盟“所以敌人多，突出的一点是民族分裂”，“锡盟历次民族分裂案件都是由乌兰夫包庇下来的”，“敌人在这里敢表演，党政军文艺界里都有他们的人”。许名扬还点了很多人的名字，“军队里有罗旺扎布、云一立、陶克奎、付金山，卫生有阿拉布吉、贺兴格、芒沙，政法有毕力格巴特尔，孟和特木尔，文教有从外蒙回来的80多名留学生”。挖肃中，许名扬还在锡盟报上发表文章表示：“下定决心、反掉右倾”、刮起挖肃的“十二级台风”。 + +　　1968年11月，在内蒙革委会第四次全委会议期间，许名扬、张礼捏造材料，诬陷原盟委第一书记高万保扎布是“锡盟叛国集团”的“总根子”、“大后台”，向内蒙核心小组滕海清、吴涛等人汇报，致使高万保扎布被撤销盟革委会主任职务，进行隔离审查。第二天（11月8日）张礼给锡盟“工派”头头徐桂林打电话指示，以“叛国投修”和“内人党”分子的罪名把高万保扎布的亲属于淑紫同志进行隔离审查、刑讯逼供，致使于淑紫身体受到严重的摧残。许名扬、张礼等人还联名写信煽动盟革委会其他常委诬陷迫害高万保扎布同志。在挖肃中经许名扬批准以各种罪名关押了很多人，其中锡盟报社负责人耿官保、丹巴、赵俊等人均遭受严重的摧残。 + +　　张礼在挖肃期间担任“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专揪“内外蒙合并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组长。他利用各种会议散布“锡盟有‘内人党’、敌人混进了我们的心脏，旧盟委基本上是叛国投修集团的总指挥部。绝大多数干部是‘内人党’成员和骨干……”。为制造冤假错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造舆论。为取得“挖肃经验”，张礼还去盟党群口蹲点，亲自指挥挖“内人党”。为了加强党群口的挖肃力量，从盟运输公司调来打人最凶狠的赵田智当工宣队副队长，把另一名打人凶手邓万水提升为工宣队副队长。又派人去盟“公检法”军管会学习所谓挖“内人党”经验。赵田智、邓万水等人在党群口大搞逼供信，用烤火炉子、脖子上挂砖头、钻桌子、手指缝挟笔杆、坐喷气式等多种法西斯手段残酷的折磨党群口的吐布、阿思冷、金风山、苏日嘎尔图、巴彦、宝音图等领导干部。张礼鼓励打人凶手赵田智、邓万水等人说：“你们干的不错，比在大楼有进步，就这样干吧！这里是锡盟的黑司令部，这里的问题解决了，锡盟问题都解决了”。赵田智、邓万水把齐嘎德尔同志折磨死后，向张礼报告时，张礼却满不在乎地说：“死就死吧，那有什么办法，处理了（指尸体）就行啦！”张礼对党群口挖“内人党”抓得很紧，不分昼夜到现场了解情况，听汇报，作指示，有时到深夜两、三点。张礼在党群口蹲点时还亲自审讯过吐布、贡布、拉木扎布、哈达布和、陶克套、胡雅格图等领导同志。亲自批准隔离审查贡布同志，又亲自带人去逮捕电台的旺庆同志。张礼在党群口蹲点亲自指挥挖“内人党”所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共有77人被打成“内人党”，遭受残酷的折磨，其中有1人当场死亡，有5人因伤残严重治疗无效相继死亡，有50多人造成伤残。 + +　　在挖“内人党”期间，张礼还指示他本单位（指食品公司）挖肃负责人陈树雄、孙庆海要他们清理所谓金山（食品公司书记）的“老班底”。又提供了梅其其格、哈达布和、宝音德力格尔、苏日塔拉图等人的所谓“内人党”和“叛国投修集团”的材料。陈树雄、孙庆海等人按照张礼的旨意在食品公司大挖所谓“内人党”和“叛国投修集团”，致使13名干部群众遭到残酷迫害，其中宝音德力格尔死亡。 + +　　（锡盟地区在十年动乱期间，被隔离、关押受到刑讯逼供的有36400余人，其中致残的有4100多人、致死的2352人（在挖“内人党”和牧区划阶级中死的1851人），给锡盟各族人民造成深重灾难。负有严重的罪责。） + +　　综上所述，许名扬、张礼的行为均已触犯刑律，构成犯罪，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他们犯有打砸抢罪、抢夺军警人员枪支、弹药罪和诬告陷害罪，应予数罪并罚。许名扬指挥抢枪武斗造成流血事件，领导挖肃诬陷迫害干部造成严重后果。粉碎“四人帮”后畏罪潜逃，被捕后狡辩抵赖，拒不认罪。因此我们同意锡盟盟委意见，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张礼指挥抢枪武斗造成流血事件，在挖肃中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专案组长，亲自在党群口蹲点，直接指挥挖“内人党”造成严重的恶果，罪行是严重的。但被捕后态度较好，基本上供认自己所犯的罪行，因此同意锡盟盟委意见判处有期徒刑12年。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6.txt b/CCRD/0/8/19/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7f2ffd63f6174772dcea01cf762b39d6d01e77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6.txt @@ -0,0 +1,37 @@ +# 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登记表 -- 张礼 + +　　<【中共锡盟党委会】> + +　　张礼，男，46岁，贫农出身，工人成份，河北省康保县人，汉族，1952年9月入伍。文化革命前是锡盟食品公司汽车司机，文化革命中任锡盟革委会副主任、内蒙革委会委员。1978年3月17日被捕，现在押。 + +## 主要错误 + +## 一、在挖“新内人党”中大打出手，践踏党的政策。 + +　　1968年2月，原内蒙革委会作出“挖肃”决定后，张礼步步紧跟。同年10月底在内蒙四次全委会上，他与许名扬等人非法揪斗高万宝扎布同志。同年12月他在盟革委常委会上讲：“不要怕过头，党群口好的没几个。”“要大胆怀疑，大胆设想……。”由于“挖肃”有功，升为副主任、“挖肃领导小组”组长和“专揪内外蒙合并委员会联合调查组”组长等职。更严重的是他负责党群口的“挖肃”时，捏造事实，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其格德同志被致死，其他5人致残后医治无效死亡，50多人被致残。他还插手财贸口的挖“新内人党”运动，同样造成严重后果。 + +## 二、抢枪武斗，制造流血事件。 + +　　党的“九大”后，他与许名扬等人于1969年6月25日密谋策划组成抢枪武斗指挥班子，叫嚷：“今晚先控制阿纳旗人武部先拿起武器再说。”于是首先砸抢了阿纳旗武装部。此后，于6月26日由张礼指挥几百人分乘11辆卡车，砸抢了分区弹药库，抢走迫击炮3门，步枪300余支，手枪100余支，各种子弹25万多发，手榴弹7000多枚等。由于抢枪武斗，死亡11人，伤数十人，搞乱了边境局势，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 +## 三、党的“十大”后，拉帮结派，另立山头，继续搞篡党夺权活动。 + +　　1974年批林批孔中，他以为“时机已到”公开跳出来，主持召开帮派黑会，扬言要重新起来“造反”、“夺权”等。他亲自主持会议，成立了所谓“锡林浩特地区革命群众批林批孔总部”，另立指挥中心，踢开党委闹革命。同年3月，张礼又亲自到呼市，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指挥中心“218”挂勾，密谋策划，接受旨意，上下配合，加紧了篡党夺权活动。 + +　　张礼在内蒙批林批孔学习班检讨后，在批邓反右中没有活动，这次清查中交待的比较老实，主动交出批林批孔中活动的笔记本，根据其这些认罪和悔改表现，可考虑免予刑事处分。 + +## 问题性质： + +　　帮派骨干，抢枪武斗。 + +## 认罪态度： + +　　较好 + +## 处理意见： + +　　予刑事处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7.txt b/CCRD/0/8/19/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e4df7b178c9a485f034fe8491e1a5159a62379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7.txt @@ -0,0 +1,49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刘立堂案件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刘立堂，男，45岁，汉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河北省滦南县人。1958年在呼铁局机务段参加工作为机车司炉、司机。“文革”中造反起家，充当呼铁局造反组织“火车头”的头目，曾任内蒙革委会常委，呼铁局革委会副主任，路局“群专”领导小组组长。1979年11月1日被拘留，同年11月5日逮捕。 + +## 刘立堂的主要罪行是： + +## 一、拉帮结派，阴谋夺权，搞乱局势，破坏铁路运输生产。 + +　　（一）刘立堂于1966年8、9月间在呼和机务段与刘国庆、刘兴业等人结成帮派，成立“火车头纵队”造反组织，刘立堂为主要头目。于1967年1月末，夺了机务段的党政大权，并发了夺权公告。2月4日，刘立堂亲自带领一伙人参加围攻军区的活动，与高树华带领的—伙人一起冲进了内蒙古军区大院。 + +　　（二）在批林批孔期间，刘立堂又拉起了呼铁局“203”帮派山头。1973年10月12日，曾以路局军管会压造反派为名，煽动起二、三百人，对局党委和军管会主要领导人进行围攻。之后，他又纠合到郝广德等人拉起的“218”帮派山头里进行活动。刘多次召集帮派会议，其活动始终围绕着夺权问题进行。他们的策略是：“集中全力解决内蒙问题，铁路局的问题才能解决”。他们以“呼铁工人”名义搞了十期《批林批孔战报》散发全区。这个小报煽动群众把矛头对准呼铁局和内蒙党委，为夺权大造舆论。在此期间，他们多次给“四人帮”写信、拍电报，诬蔑内蒙党委和呼铁局党委搞了“复辟、回潮，倒退”攻击内蒙党委“反批林批孔”、“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并恳求王洪文“密切注视”内蒙地区和呼铁局的局势。 + +　　1974年5月，内蒙党委决定派蒋毅等3人充实呼铁局领导班子，刘立堂一伙人极力反对，攻击党委这是“镇压群众的阴谋”。他一方面指使巴盟的造反派头头李维孔等人，拖住蒋毅；另一方面他们一伙又炮制出《告全区人民紧急呼吁书》，出动宣传车，大造舆论。在告“人民书”中公开提出要“恢复各级革委会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工作”，并让“革委会成员中的党员参加党委领导”，以达到把造反派“失去的权力再重新夺回来”的目的。并把铁路运输出现瘫痪的责任归罪于呼铁局、自治区党委领导人。5月24日晚，刘立堂又率领50人，对尤太忠同志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围攻，逼尤承认派蒋毅等人去呼铁局是“换马术”，并提出5条无理要求，“限三天以内答复，否则一切后果由内蒙党委负责”。他们刁难内蒙党委、拖住蒋毅不让到职，反而给王洪文写信倒打一耙，说：“内蒙对呼铁局派3名领导下令已经一个多月了，至今没有一人到职”。同时，他们给内蒙党委和铁道部写信，要把已被铁道部下令调走的3个原来领导人，以参加运动为名要回来。他们把胡常伦要回来作斗争对象；把邢俊要回来可以支持造反派掌权。从1973年10月至1974年5月刘亲自带领帮派成员为解决呼铁局的所谓问题冲击内蒙党委、围攻党委领导同志达7次之多。此外，还积极参加了“218”山头以所谓“311”事件搞的—些活动，刘立堂—伙动员铁路300余人上街游行。 + +　　（三）1976年“四人帮”猖狂横行时，刘立堂认为时机已到，加快了夺权步伐。他亲自组织召开帮派黑会20多次，密谋揪斗各级领导干部的策略和方法。6、7月间组织了对局党委书记蒋毅的围攻，逼迫路局党委承认所谓“复辟”、“翻案”。他们采取颠倒黑白、捏造罪名的惯用伎俩，把临河整顿铁路治安秩序的现场会，诬陷为不抓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的复辟会。妄图以此为借口打开缺口，煽起层层揪走资派。同时多次向王洪文、江青、姚文元、铁道部“四人帮”亲信崔修范等人写信告黑状，诬蔑呼铁局是“修正主义典型”，“邓小平复辟翻案、万里摇旗呐喊，呼铁局紧跟照办”等等。他们还搜集整理呼铁系统各级领导干部的黑材料，给局、处、科、站、段297名干部扣上了“翻案派”、“还乡团”、“复辟狂”等帽子，妄图把他们再次统统打倒，以达到造反派掌权的目的。 + +　　刘不仅在局机关搞帮派活动，而且插手各分局、站，段，他派人下到基层搞帮派串连，煽动与党委“对着干”。1973年12月刘伙同杨杰等人支持阿吉拉机务段几十人来呼铁局和内蒙党委闹事，使该段几十台机车仅有5、6台上线运转，全段几乎处于停产状态。 + +　　刘立堂一伙多次对路局领导人围攻、刁难，致使这些领导人患病不能工作或无法工作，他们反而诬陷“呼铁局主要领导干部撂挑子……”，并把由于他们的捣乱破坏造成的铁路运输生产瘫痪的罪名扣在各级领导的头上。刘等5人给王洪文等人打电报，假借关心生产名义，提出要他们“这些革委会常委列席党委常委会，参加党委领导”，企图以抓生产为名进入领导班子掌权。王洪文在他们电报上批了“呼铁局那些领导人躺倒不干，就叫那些来电的干吧”。1974年3月，刘在一次串连会上说“真正解决问题还是我们铁路，只要火车一停，内蒙党委就坐不住了，如果再不解决铁路局问题，我们就停车呀！”1976年5月又扬言“呼铁局问题靠写大字报不能解决就要升级！”当全系统开展运输生产大会战时，刘立堂一伙攻击这是“以生产压革命，继续贩卖‘唯生产力论’”。 + +　　由于他们的造反活动，三次搞乱了呼铁系统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干扰破坏了铁路运输生产，使大批货物运不进，拉不出，造成铁路运输严重堵塞。据统计5年中（67、68，69、74、76年）损失：共计少装货车34万1640车、少发送货物1347万吨，减少收入5956万元。严重地影响了内蒙地区工农牧业生产和城乡人民的生活。 + +## 二、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 + +　　（一）“文革”初期，刘立堂和刘国庆、刘兴业等人出于造反夺权的需要，抓住某些干部历史上已作结论的一般问题，制造“机务段领导干部大多数是国民党，基本上是坏人掌权”的舆论，并对他们进行了批斗。致使这些同志在以后的“挖肃”中，被扣上各种罪名，遭到摧残迫害。原救援列车主任韩同发被扣上“黑干将”、“二月逆流急先锋”的罪名进行批斗。刘指使康俊说：“要组织几个人找韩辩论”。刘并给出了辩论题，同韩辩论了6次。刘还对康说“对韩不要风平浪静的，不行要加加温”。由于刘立堂一伙的迫害，韩同发于1967年8月五日含冤自缢在列车上。 + +　　（二）1968年至1969年，刘立堂在呼铁局革委会常委分工专管“挖肃”、担任“群专”领导小组组长。在他和杨杰的指挥下，在“挖肃”和挖“内人党”中把大批干部、群众打成“走资派”、“二月逆流急先锋”、“坏头头”“新内人党”和其它所谓反革命分子实行专政。1968年4月27日，刘立堂在全局广播大会上诬蔑胡常伦同志是“走资派”，是“乌兰夫、簿一波、吕正操、武竟天在呼铁局的代理人，是一切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右的总代表”。刘立堂、杨杰炮制出刊的《群专简报》，给几十名干部罗织罪名，诬蔑为“牛鬼蛇神登台表演”，是“几股反动势力扭成一起，组成地下黑司令部”。 + +　　在呼铁局系统“群专”已经普遍搞刑讯逼供，被逼自杀、致残的干部群众屡屡发生的时候，于1968年11月20日，刘在呼铁局核心小组会上，叫嚣什么“还要狠抓一下阶级斗争，呼和死两个人是好事，敌人乱套了，我们要乘胜前进！”。 + +　　1969年3月，挖“内人党”已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下，还由刘立堂、杨杰主持在临河召开有全呼铁局系统200多人参加的所谓介绍挖“内人党”经验的现场会。会上刘立堂作了报告，还强调“要迅速突破还未突破的党徒”。使挖“内人党”这一冤案继续扩大与发展。致使整个呼铁系统因各种冤假错案被迫害的共3815人，其中致死104人，严重伤残的867人。 + +　　（三）呼铁局直属机关在“挖肃”中受迫害的人，大都是经刘立堂、杨杰把持的呼铁局“群专”领导小组批准进行批斗、监改、隔离、拘留的。局直属机关被迫害的552人（其中现已查到有路局“群专”批文的80人），其中致死的8人（现已查到有路局“群专”批文的2人），严重伤残的293人。局长马林同志，被刘立堂一伙以“顽固不化走资派”、“三反分子”等罪名进行长期的批斗，遭受折磨迫害，于1969年8月21日含冤去世。 + +## 结论处理意见 + +　　刘立堂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是十年一贯的帮派人物。他是呼铁局帮派的主要头目，是内蒙“218”山头的核心成员。他在呼铁局系统结成帮派体系，另立指挥中心，有预谋、有计划地为夺权迫害大批干部群众，几次搞乱了呼铁局系统的局势，干扰破环铁路运输生产，已构成犯罪，被捕后认罪态度不好。 + +　　去年内蒙“两案”审理工作会议和呼铁局党委提出的处理意见，都一致主张按照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对刘立堂应依法判刑。我们同意上述意见，可判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5月3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8.txt b/CCRD/0/8/19/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e8bb52f78513987e24fb2e6d67f6eb83496408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8.txt @@ -0,0 +1,43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阎桐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阎桐林，男，汉族，现年50岁，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辽宁省法库县人，1950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1979年11月5日被拘留审查，1979年11月19日以反革命帮派骨干分子依法逮捕。“文革”前任河西公司技术员，捕前系河西公司革委会副主任。 + +　　“文革”初期，阎是河西公司“造反派”组织“818”的主要头头之一。1967年2月阎与王志有、山天松等，夺了河西公司的党政领导权。1967年10月21日公司成立革委会，阎任副主任，1974年后列席党委常委会。主要错误事实是： + +## 一、支持“造反派”组织，围攻、冲击内蒙古军区 + +　　1979年1月26日和28日，阎与王志有等人，召开河西公司“造反派”会议，决定介入呼市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支持“呼三司”。他们违背中央军委1967年1月28日发布的“不准冲击军事机关”的8条命令，于29日组织近千人，与呼市“造反派”组织的数千人，乘汽车围绕内蒙军区大院游行，对内蒙军区示威。 + +　　“呼三司”在内蒙军区门前静坐后，于2月3日晚，阎与赵琨参加了呼市各“造反派”组织在内蒙师院召开的“声援‘呼三司’造反派”的大会。在会上阎代表河西公司“818造反派”表态，坚决支持“呼三司”把矛头对准内蒙军区。此后，王志有就在军区门前参与冲击军区的指挥，阎坐阵东门（河西公司机关所在地）负责由南地（河西公司基层单位所在地）往东门调动人员，以备军区门前调用。2月4日晚，阎与万永山亲自到军区门前，对王志有说：“要组织少部分人，打着‘见刘昌代表团’的旗子进军区。”由此，高树华等人，就打着“见刘昌代表团”的旗子，冲进军区大院。这一事件严重地干扰了内蒙军区的正常工作。对此，阎负有一定的组织指挥责任。 + +## 二、诬蔑领导干部和群众 + +　　1973年10月和74年初，阎先后数次给王洪文、七机部写信告状说：“河西公司反动势力非常猖獗，这股反动势力在公司起的破坏作用是直接的、巨大的，隐藏的很深，得到重用，成为继续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的隐患”。还说：“党委第一书记薛伟民，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党委书记王树明，顽固地坚持反动路线；冯志斌等人是反动势力”等。 + +　　1971年9月以前，阎给王洪文写信告邢鉴“整叶群的黑材料”，“矛头指向林彪”，“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林彪事件发生后，阎又反咬一口，说邢鉴“美化叶群”。1976年9月11日，阎又煽动刘祯松等人，写了“邢鉴以种种借口，反对和阻挠召开悼念毛主席大会，要求对邢鉴严肃处理”的大字报，妄图把邢鉴整倒。 + +　　1968年1月20日呼市“群专”布置，在全市搞所谓“刮红色风暴”的“统一行动”，对所谓“反对红八条”、“反对红色政权”的人实行“群专”。以阎为首的河西公司“造反派”借此“统一行动”的机会，企图将对立派群众组织压垮。当天下午与山天松等人，召开“818造反派”头头会议，布置了“统一行动”方案和抓人名单，当天晚上又在公司革委会常委会上进行了讨论。阎分工在南地负责指挥，20日深夜“统一行动”中，在阎分管的地区内，几处发生抄家和打人行为。当夜由公司“群专”小组出面，将对立派组织头头邢鉴、冯志斌、秦长宁等同志抓起，送呼市“群专”关押。以上活动阎负有主要指挥责任。 + +## 三、利用职权，积极为其帮派争权，干扰党委工作 + +　　1967年1月阎伙同王志有、山天松等“造反派”头头，夺了河西公司的党政领导权后，于3月4日自行拼凑了“河西公司革命委员会”，阎为副主任。同年3月14日公司实行军管，解散了阎等人组织的“革委会”。67年10月21日正式成立河西公司革委会，阎又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 + +　　（1973年军管撤出，恢复了原第一书记薛伟民，院长林爽的职务。阎对此不满，认为在党委成员中“造反派”少了。在73年11月公司党委召开“批林整风扩大会议”时，阎与宋敬贤一唱一和，宋提出“成立会议领导小组”，阎积极支持说“领导小组应大大方方组成，党委如果把批林批孔确实当成头等大事，对会议的参加者，不应定框框”。并提出“公司向自治区党委汇报工作时，应把群众代表率上”等，对党委工作进行干扰。） + +　　在批林批孔中，阎利用列席公司党委常委会的机会，与党委直接“对着干”。76年6月公司党委打算召开党委扩大会议，阎与杨启明（公司计划部副部长）公开反对不同观点的干部参加会议。阎于6月4日给王树明、林爽二书记写信指责说：“党委领导的思想极为右倾”，“从你们定的参加会议的名单来看，你们的思想不是转弯子，而是继续搞邓小平、张爱萍那一套”。并表示拒绝参加会议。 + +　　1976年5月七机部陆平副部长来河西公司，搞所谓“转弯子，配班子”。阎在公司党委常委会上，诬蔑党委“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政治部是死水一潭”，”应充实政治部”。阎还利用所谓“转弯子，配班子”的机会，与宋敬贤（公司科技部部长）、杨启明多次谋划，把“造反派”人员安插到厂、所、站各级领导班子及公司政治部等重要部门。阎在常委会上说：“建议杨启明当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七机部决定调动杨的工作时，阎亲自找七机部的舒龙山（帮派头头）面谈，并给七机部写信说：“杨启明有反潮流精神，这样的干部（河西公司）不可少，将杨调走，是不支持新生事物，是拆革委会的台，是帮了邓小平、张爱萍的忙，也帮了翻案派的忙”。他还动员王四辈、刘祯松也给部里写信，要求把杨留在河西公司委以重任。阎一伙的上述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河西公司党委的正常工作，搞乱了河西公司的局势。 + +## 结论和处理意见 + +　　阎桐林是河西公司“造反派”主要头头，帮派思想极为严重，“文革”初期他积极组织造反夺权。介入社会，围攻、冲击内蒙军区机关。多次给“四人帮”写信告状，诬蔑公司领导和干部、群众。利用夺到手的权力，积极为其帮派争权，对河西公司出现的混乱局面负有主要责任。其错误是严重的，认错态度不好。根据中央9号文件精神，我们同意航天部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党委意见，对阎桐林不予起诉，可给予开除党籍、撤销革委会副主任职务的处分。 + +　　当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6月3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19.txt b/CCRD/0/8/19/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c96385359440b8fc25386139aae50fd3625736 --- /dev/null +++ b/CCRD/0/8/19/000019.txt @@ -0,0 +1,51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王国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现将原包头二机厂党委副书记王国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犯罪事实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王国栋，男，汉族，59岁，家庭出身雇农，本人成份工人，初中文化程度，辽宁省鞍山市人。1948年参加工作，1953年入党，文革前任二机厂党委办公室主任、党委委员。1980年2月21日逮捕，于1983年1月取保候审。捕前任二机厂党委副书记。 + +## 主要罪行： + +## 一、参与诬陷迫害老干部、技术人员 + +　　“文化大革命”初，王国栋就诬陷副总工程师张政寿同志为“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残渣余孽”。并在大会上点了张政寿同志的名，致使张政寿同志遭到第二次抄家和多次批斗。 + +　　1976年“4·13”以后，王国栋积极支持造反派，亲自写了所谓杜石生（厂长）的罪行提供造反派，从而取得信任，被结合为厂革委会委员“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挖肃”办主任，分管清队、“挖肃”大会战。 + +　　1968年6月王国栋参加内蒙在包钢、二冶召开的“挖肃”大会战现场会，返厂后积极推广所谓“挖肃”大会战的经验。亲自签发了所谓“杜石生（厂长）王俊（副厂长）、张政寿（副总工程师）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罪行材料”，组织制定大会战计划，进行所谓的全面“围剿”杜、王、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 + +　　1968年8月5日，王国栋在核心小组会上说：“不把窦森瑜揭开，修正主义东西批不臭”。1968年9月将正在内蒙参加学习班的厂党委书记窦森瑜同志揪回工厂，以“日本特务”、“大汉奸”、“地主分子”等莫须有罪名进行逼供，致使窦森瑜同志跳楼自杀未遂，造成残疾。事后王国栋还不罢休，说什么“窦森瑜跳楼自杀，说明我们打中了他的痛处，击中了他的要害。想死！死了也得批倒批臭”。 + +　　1968年11月8日在厂革委会36次常委会上，王国栋又诬陷郝继堂、师玉静、贺荣祥、陈川贵4位副厂长是“窦、杜、王、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第二套班子”，并当面进行指责诽谤。 + +　　王国栋还利用职权，对在四清时曾向厂党委、五机部反映王国栋一些历史问题的原政治部副主任王席娥同志进行报复，他在批斗会上责问王席娥说“四清时你整了谁的材料？”还说“你也有今天！”等，致使王席娥同志遭到多次批斗，心身受到严重摧残。 + +## 二、积极参与策划办“伪兵工学习班”，制造冤案 + +　　1968年10月，王国栋和军管会副主任王兆衡听取了去东北外调人员的汇报，王国栋建议在二机厂办“伪兵工学习班”，1969年1月31日王国栋签发了举办“伪兵工五〇”、“伪兵工山西”、“伪兵工九〇”学习班的通知和通告。勒令在伪兵工厂工作过的（包括已退休在家的）老工人、老技术人员限期到学习班报到。就这样，把全厂在旧社会兵工厂工作过的450人中的419人关进了学习班。有的父子两代、有的夫妻双双、有的身患重病都成了专政对象。采用多种刑罚、致残91人，死亡3人。有的家属也受株连，如刘昆山同志的老伴被揪去批斗，游街，强制劳动。 + +　　1969年2月25日，厂革委会常委整风会上，军管会主任彭达夫批评学习班上有人违犯政策。而王国栋置若罔闻，说什么“挖肃大方向正确，挖出了一批敌人，成绩应肯定。右倾严重存在是当前的主要问题”。致使学习班里的武斗、逼供不断发生，后果极为严重。如老工人刘培胜，因连续体罚三天三夜病倒了，4月9日送到医院，6月23日死亡。老技师白光文（中共党员）被刑讯逼供，无奈自杀末遂，身心受到严重摧残。老工人王洪彩被诬陷为“国民党员”，受不了刑讯逼供，被逼跳楼自杀末遂，造成终身残废。李九令同志有病，也关进学习班4个月，因贻误治疗时间，病情恶化，于69年12月含冤死去。 + +　　从策划筹办“伪兵工学习班”、发通令、组织挑选“积极分子”，到如何“向纵深”发展。王国栋都参与并亲自出谋划策，这一冤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王国栋负有重大的领导罪责。 + +## 三、参与挖“内人党” + +　　王国栋是挖肃办的主任，挖“内人党”初期，他就主张搞逼供讯。曾对专案人员说“清查‘内人党’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一部分，根据其它单位的经验，在提审过程中，前半夜是不会交待问题的，后半夜顶不住了，难受了，才交待有关问题”。在行动上，王国栋还亲自参加审讯特木尔同志，致使特木尔同志的身心遭到严重摧残。 + +## 四、在批林批孔期间的活动 + +　　1974年王国栋在支部书记会上说：“我们确有一些同志，对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批林批孔积极分子，不看他们的革命精神，不看他们的大方向……而是抓住他们的一些枝节问题横加指责，这也不对那也不是，甚至有个别同志采取不承认态度……。”从而助长了闹派人物的嚣张气焰。王国栋还支持帮派头目张秀龙召开40多人参加的串连会。 + +　　1976年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时，王国栋继续贩卖“四人帮”的反动政治纲领。在会上说什么“走资派有很大的欺骗性，老干部啊，老党员啊，扛着红旗反红旗”。“我们厂没有走资派吗？”再次把矛盾指向老干部，厂内又出现了层层揪走资派的歪风，甚至出现揪“躺着还在走的走资派”（指因病住病的厂党委书记窦森瑜同志）等大标语。 + +　　综上所述，王国栋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投靠造反派，亲自参与策划筹办“伪兵工学习班”，领导挖肃挖“内人党”，残酷迫害大批老干部、老工人、技术人员，造成严重后果，犯有一定罪行。二机厂党委意见，对王国栋不予起诉，保留党籍，撤销领导干部职务。我们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王国栋的罪行，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我们同意包头市委的意见，对王国栋免予起诉，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不含技术职称）的处分。 + +　　妥否，请审批。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6月3日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0.txt b/CCRD/0/8/19/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7275c0f561b4529e56e60c5377fcb24821141c5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0.txt @@ -0,0 +1,43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王庆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原包钢党委常委，包钢革委会副主任王庆常，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现将其错误事实与结论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王庆常，男，汉族，1923年生，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份店员，原籍山东省荣城县。1944年参加工作，1947年入党，“文化大革命”前为冶金部钢铁办公室副科级干部。1970年调到包钢，捕前任包钢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1977年4月7日经内蒙党委批准停职审查，5月16日隔离审查，于1979年3月解除隔离，同年10月11日拘留，10月13日逮捕。1983年2月取保候审。 + +## 主要错误事实： + +## 一、在“文革”中造反参与夺权 + +　　文革初，王庆常就参加造反派，1967年1月19日冶金部钢铁办公室造反派宣布夺了钢办的权，成立“服务组”。王庆常被选为“服务组”负责人。王庆常不仅参与夺钢办的权，而且直接策划了夺钢办党支部权的活动。1月24日“服务组”会议上，王庆常和与会人员借口以掌管钢办党支部公章的傅纯新同志不可靠和查封“黑材料”，强迫钢办党支部交出了公章和钥匙。致使记载钢办干部花名册的黑皮本丢失。 + +## 二、揪斗迫害干部 + +　　1.1967年4月6日，王庆常主持钢办各级服务员会议，对钢办27名司局级和处级干部进行分类排队。决定一般留用10名；停职留用2名；撤职留用2名；降职留用1名；监督留用8名；未定4名。对10名部级干部亦进行了排队：三类1名；四类3名；其中拟判刑1名，监督留用1名；撤职调离1名，撤职1名。 + +　　2.对钢办副主任刘克刚、王敬桓、江敏和政治协理员刘子英等同志，以“叛徒”、“特务”、“走资派”和执行“资反路线”等罪名，进行批斗、搞逼供信、“关牛棚”、停发工资、给生活费，甚至发生武斗后，王庆常还说；“群众出于义愤，打几下是可以谅解的”。他还亲自带人抄了刘克刚同志的家，指派他人抄了王敬桓、江敏同志的家。致使这些同志身心遭到摧残。协理员刘子英同志，在运动初期对干部排队时，曾把王庆常排为右。1966年12月王庆常对刘子英批判时说刘子英整了他的“黑材料”，夺权后他对刘子英同志除了参加批斗、“关牛棚”外，还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窝藏黑材料为名，开除刘子英同志党籍，并上报冶金部机关党委（未批）。地质研究所批斗刘晓彤同志时，王庆常还把刘子英送去培斗，以泄私愤。 + +## 三、参与到中南海揪斗吕东同志的活动 + +　　1967年夏天，冶金部“大联委”头头张振江、王明纠集了五、六百人到中南海西门，发表声明，要求把“走资派”吕东交给革命群众批斗。王庆常亲自带领十几个人参加了这一活动，给中央施加压力。 + +## 四、在包钢期间的错误 + +　　1.支持造反派“进驻”包钢。1974年包钢派头头韩铁正问王庆常，你认为“进驻”对不对？王说：“我认为是对的，包钢是一潭死水，搅一搅也对”。 + +　　2.1974年2月26日，以李宁国为首的包钢一部分中学教员闹定级，他们写大字报，贴在包钢办公楼里，被清洁工人以有碍卫生为由给撕了下来，从而引起了所谓“2·26”事件。王庆常在包钢党委常委会上，讨论所谓“2·26”事件问题时说：“冶金部大楼里大字报都贴满了，贴大字报不要给人家划框框，在那里贴不可以？……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支持了写大字报的人。 + +　　1976年4月王庆常给冶金部党的核心小组写的题为“决不允许排斥打击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信中诬蔑邓小平同志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大搞资产阶级专政，他骑在革命人民头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 + +　　1976年7月13日，王庆常对包钢党委副书记齐宝纯同志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老的都上来了，我们这样的人还不人头落地”。 + +　　鉴于上述事实，王庆常在“文化大革命”中参与夺冶金部钢铁办公室的权，直接策划夺了钢办党支部的权，参与揪斗迫害干部，诬陷邓小平同志，支持“进驻”等活动。犯有严重错误。根据中发（1982）9号文件精神，我们同意包钢党委和包头市委意见，不予起诉，给予留党察看二年，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6月4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1.txt b/CCRD/0/8/19/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9fd0f0e1c878b8ed5925988508869369ec43365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1.txt @@ -0,0 +1,37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我们协同呼市市委对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报告如下： + +　　高树华，男，汉族，40岁，家庭出身工人，本人成份学生，天津市人。1961年参加工作，1960年入党。“文化大革命”前系内蒙古师范学院外语系教员，“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古革委会常委、政治部副主任，“九大”代表，土左旗旗委副书记，呼市市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等职。 + +## 1977年12月隔离审查，1979年11月2日逮捕，其主要罪行如下： + +## 一、造反夺权，反军乱军 + +　　1966年5月18日师院党委书记纪之，在院内作“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6月3日高树华、刘真、刘朴、楼基立四人联名贴出“评纪之5月18日的动员报告”的第一张大字报，6月5日纪之检查后，7日高树华贴出“评纪之初步检查”的大字报，无限上纲地说“不能掩盖修正主义路线实质”15日又贴出诬陷纪之的大字报说“纪之的教育路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纪之是师范学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帅”，是师院党委的“土皇帝”。还诬陷党委中的其他一些人是什么“决策人”、“心腹”、“红人”、“忠实谋士”等。内蒙党委派工作组进驻师院后，高树华立即把矛头对准工作组，6月21日贴出“彻底捣毁浩家店”的大字报，诬陷工作组是“浩家店黑帮的反革命别动队”。66年10月高树华参加师院“东纵”并成为总部负责人。67年1月17日在“东纵”大会上提出，下步任务“主攻内蒙党委对准王逸伦”的口号。1月22日内蒙报社事件发生后，23日早晨把军区副政委刘昌揪到师院“辩论”，高树华亲自参加，直到晚9点才放刘回家。1月29日“呼三司”、“818”等造反组织围绕军区司令部游行示威，当晚在师院开会，研究成立围攻军区的“临时指挥部”，高树华是代表“东纵”的指挥成员。2月1日指挥部在军区招待所开会，决定在军区南门外静坐，2月2日凌晨高树华参加了“呼三司”红卫兵的第一班静坐。2月4日下午高树华带领100人“见刘昌代表团”进入军区。 + +## 二、迫害干部，诬陷群众 + +　　1967年“413”后，4月25日在师院操场召开“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批判乌兰夫、王逸伦、王铎誓师大会”，将王铎、刘景平等25人批斗示众，高树华在会上发言批判。在此期间高树华等13人还贴出“目前内蒙地区究竟存在几个司令部”的大字报。4月26日在师院第一食堂召开紧急会议，高树华作动员报告，提出要加强组织工作，对付地下黑司令部。师院“东方红”小报也登过“揪地下黑司令部”、“揪地下黑司令官”之类的文章，高树华看后，认为写得不错。在内蒙政工会议上，高树华也讲过“揪地下黑司令部”的问题。5月9日在“东纵”大会上高树华又说“当前以社会斗争为主，兼顾校内斗争”。6月2日高树华在内蒙电台作了“革命小人物造了反革命大人物的反”的广播讲话。6月3日师院召开庆祝师院开展文化大革命一周年纪念大会，高树华致词说“在聂元梓等同志鼓舞下，我们造了院党委的反，赶走了工作组，我院一年的‘文化大革命’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一部小人物上台史，一部夺权史”。 + +　　高树华还利用其内蒙革委会常委身份，在参加的一些会议上大放厥词，诬陷了不少干都、群众。67年11月4日高在内蒙革委会第一次会议上说“批乌兰夫还很不够，乌兰夫在文艺界搞了很多名堂，有的还没有揭出来”。11月6日高树华在革委会主任办公会上说“珠岚没事干，布赫关着没人斗，官布是坏人”。68年2月2日高在常委会上说“图书馆60多人有问题的40多”。6月27日又在常委会上说“五原县医院108人，‘文革’以来一个走资派没揪出来，4932部队进去揪出一些坏人，两派联合了，成立了三结合，说明挖肃斗争促进了大联合、三结合，他们反映挖肃斗争好的很，不抓挖肃斗争不得了”。还说“白云搞的不错，把坏人抓出后，生产不断上升，造反派内部矛盾、生产矛盾都解决了”，“不搞挖肃斗争是不行的”。还说“群专问题，有的地方抓了一些好人，但抓得坏人要多，这是主流，现在形势非常好”，又说“我下去20多天，回来感到城市还是右”。直至1969年2月13日革委会第46次扩大会时高树华还说“回来后对形势听了两种议论，一种是好一种是不太好，挖‘内人党’逼供信，我认为形势很好，决不象有人说，新的反动路线，主流是好的，也有支流”。 + +　　文教口挖肃时高树华还带领师院、内大、工学院学生进驻文化局，组成斗、批、改指挥部。在文艺界派头头会上高说“内蒙乌兰夫势力又粗又长”，并鼓动所谓小人物造反。68年初高以文办负责人身份，亲自提审李淑君统一党的问题。 + +## 三、拉帮结派，搞乱局势 + +　　1969年“5·22”批示后，高树华拉起“5·22”派，抗拒中央批示，破坏落实政策，死保滕海清，使已经乱了的内蒙局势，更加动乱。74年初“四人帮”在京召开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大搞三箭齐发，阴谋搞乱全国，乱中夺权。高树华背着旗委从土旗回呼市，先后主持召开过4次串联会。参加过在高福瑞家和东风区会议室由郭日周等召开的串联会。74年3月份高到内建一公司找王万发策划以王为首组织几个单位进驻内蒙工会。4月份在其哥高树林家和呼铁局张振宇等人串联，4月底在呼市宾馆北楼与包头“七条派”头头王景文、赵德亮串联。高树华还与“218”山头串通一气联名发电，向中央要求高锦明当四届人大代表和告尤太忠的状，给区党委施加压力。他们逼使区党委召开呼市地区“万人大会”。高树华在会上大肆鼓吹“复辟”、“回潮”、“颠倒论”说尤太忠“捂盖子”、“压群众”、“重新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成为林彪及其死党的殉葬人”。把矛头指向区党委，再次搞乱内蒙局势。高树华74年4月8日，滥用职权，强令土左旗印刷厂，为其帮派同伙杨宜民专程送往土旗印刷的“关于当前我区批林批孔的几个问题”的帮派传单12000份，在社会上广为散发，流毒甚广，影响极坏。 + +　　高树华到土旗任书记后就说“我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还说“在任何地方都要有一派势力，否则就站不住脚”、“我们不营私，但一定要结党”。还说“批林批孔是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要揭阶级斗争盖子，揭不开就砸，砸不开就炸”。“要批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奇谈怪论”说：“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问题，全国有，土旗也有”。“要批判打扫庙宇，请进真神，老将归位，小兵回营的谬论”。高树华还亲自主持土左旗“批林批孔”“4·2”大会，会后高告诉张良奎，这样会议“各系统可以召开，揭出问题报旗委”。高树华还对吕振兴、侯铁牛、王新华说“你们这些造反派，过去就造反精神不强”，“大会是正确的，谁说不对，来和我辩论”。高树华为帮派篡权，大肆进行活动，他让土左旗造反派张良奎、赵文治、张志忠、曹守仁等提出职务安排的”“整个打算”。他们有的准备进旗委班子，有的到各局当副局长。有的进旗委大院。为造反派的职务问题，高树华还特意找过市委书记刘永昌。高在常委会上提议把工业局一般干部，造反派侯铁牛任副局长，没有通过后就对吕振兴、侯铁牛说“现在有一批老家伙占住茅房不拉屎，准备把他们拿下去，逐步实现各级班子青年化、妇女化，你们给我推荐一些妤的青年、妇女干部”。 + +　　综上所述，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拉帮结派，篡党夺权，反军乱军，是内蒙帮派四大头目之一，在几经搞乱内蒙局势中，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犯有—定罪行，捕后态度尚好。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我们同意呼市市委提出的对高树华免予起诉，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留用察看二年的处分意见。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6月14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2.txt b/CCRD/0/8/19/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d06cb93d313ba72810cc02390a8b8bac98be55d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2.txt @@ -0,0 +1,37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李志忠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李志忠，男，汉族，55岁。1947年入伍，1948年入党。1960-1964年任巴盟轻工业局，手管局局长。1966年3月任巴盟公署副盟长，4月兼任工交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1967年12月巴盟革委会成立，结合为常委，任政治部副主任，分管组织工作。1968年2月选为盟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1970年3月25日任革委会政治部主任，1971年5月任盟委常委，同时增补为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9月调任乌盟革委会副主任、盟委常委。1978年11月撤销副盟长、盟委常委职务。 + +## 李志忠同志的主要错误是： + +## 1.“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 + +　　1966年“文革”初期，李志忠表态亮相站到了“东联”造反组织一边，成了“站出来的革命领导干部”，参与了造反派组织对所谓“保守组织”头头的批判和斗争，1967年12月，巴盟成立革委会时，李以“革命领导干部”身份被结合为革委会常委。 + +## 2.“挖肃”、挖“新内人党”期间的错误 + +　　1968年5月2日，在盟革委会第49次常委会上，李说巴图巴根“是乌兰夫的死党，巴为乌兰夫叛变作了准备，五委建立以前，这种准备已做好”，并点了盟直机关13个局处（部门）和13个干部的名。还说：“五委建立后，（巴图巴根）除工交外大权都已控制在手，……，右旗、左旗、中后、杭后、临河、五原、前旗都安排了代理人，从旗县到盟部、委、办、室都安排了心腹，为乌兰夫的叛变做好了准备，各处局都安排好了。” + +　　1968年11月19日第109次盟革委常委会研究讨论所谓“巴图巴根罪恶事实”材料时，李说：“右倾翻案暗流遍及全盟，这个问题要点出来，戴几顶帽子；巴盟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乌在巴盟的代理人、地富反坏牛鬼蛇神的保护伞、右倾翻案的总后台、“1·28”的总后台、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的总头目。” + +　　1968年12月在第115次与119次革委常委会上，李说：“当前挖肃斗争再紧一紧。恐怕死保巴图巴根的大部分是内人党。审讯班子也得加强，另外，把那帮人找些薄弱环节重点突开。”“今后任务，主要放在挖内人党，主要放在阶级斗争上。” + +　　（1969年1月2日第1次盟革委常委会研究“分析形势”时，李说：“当前的形势大好，……内人党初步突开，将近200人。但阶级敌人的指挥系统还没有打乱。”又说：“中后旗确实值得注意，我看中后旗内人党比共产党还多，几次大的政治案件没有破，我看与内人党的活动有关。”） + +　　巴盟革委会“群专”指挥部和专案组曾于1968年11月22日、12月22日、12月25日向革委会常委汇报并研究了“群专”对象。李出席了这三次会议。会议决定将盟直及登口地区255名干部、群众分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内人党骨干”，实行了群专。130多个局处长，群专了70多个。 + +　　在“挖肃”和挖“新内人党”过程中，全盟受害人数达42000余人，其中严重伤残10565人，致死2798人，造成了严重后果。 + +　　身为巴盟革委会常委、党的核心小组成员的李志忠同志，对此，应负一定的领导责任。 + +　　1973年李调乌盟工作后，在批林批孔期间，乌盟的闹派人物要召开“双全会”要官要权，李志忠表示同意，迎合了闹派人物的需要。 + +　　乌盟盟委认为，李志忠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为此，建议仍维持1978年11月内蒙党委对李志忠撤销盟委常委、副盟长职务的处分决定。经审理，同意乌盟盟委的意见。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6月2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3.txt b/CCRD/0/8/19/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ac3dd68e21c2eb2c95a598d53dcc32be4700e5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3.txt @@ -0,0 +1,169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赵登程阴谋颠覆政府、诬告诬害案的法庭文件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3）京检分审字第26号 + +　　被告人赵登程，男，现年63岁，河北省定县人。原是空军某军副军长，“文化大革命”中任公安部领导小组、核心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1972年10月18日被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赵登程阴谋颠覆政府、诬告陷害一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赵登程犯罪事实如下： + +　　（一、参与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 + +　　1968年，赵登程担任“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多次授意赵登程“抓组织、追后台”，把专案的矛头指向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同年12月，赵登程伙同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按照谢富治的授意，对被审查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见习研究员周慈敖等逼供、诱供，从而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是这个党的“书记”，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参加的人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等，并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 + +　　1969年4月，被诬陷的中央领导人分别当选为党的九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后，赵登程仍继续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对办案人员说：“七大王明选为中央委员，九大王效禹选为中央委员，不是垮台了吗？！不要动摇，要继续搞下去”，进一步制造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诬陷材料。 + +　　为了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所谓证据材料，赵登程经谢富治同意，把被审查人国家经委干部姬淑芝的保姆于光凤及其子女隔离审查。 + +　　（随后，赵登程又指令将于光凤关押进行逼供。1969年11月，于光凤在批斗后被逼自杀身死。） + +　　二、伙同李震按照康生、曹轶欧的意图制造“谋杀苏枚案”，迫害中央政法干校的干部群众。1967年康生的妻妹、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服安眠药自杀身死。康生、曹轶欧硬把苏枚的自杀说成是“反革命谋杀”，把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医生闻伯俊等以“谋杀嫌疑”拘留关押。1968年5月赵登程主管此案后，对闻伯俊家属和所谓“知情人”进行追查，强迫他们揭发所谓“石磊一小撮谋杀苏枚”的罪证。同年6月28日，赵登程、李震给康生、曹轶欧写报告，认定苏枚案是“被害案件”，诬陷是由石磊“策划主谋”，由闻伯俊“以医疗为掩护”，“有计划的一个阴谋案件”。同时，经谢富治批准将该校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以“有参与谋害的嫌疑”拘留关押。尔后，赵登程指使专案组对宋公田、段学思、闻伯俊、石磊大搞刑讯逼供，制造出一个“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害苏枚”的假案，并于10月11日、17日，两次向康生、曹轶欧写了报告。由于赵登程伙同李震制造这一假案，致使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段学思等被关押多年；60多名干部和家属子女受到株连；石磊之妻谷敏、闻伯俊之妻吴群被隔离审查和关押多年；段学思之妻国淑琴在被审查中自杀身死。 + +　　三、制造假案，诬陷、迫害原国防科委九院二二一厂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 + +　　被告人赵登程于1969年11月至1971年11月和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另处理）担任国防科委工作组负责人，在二二一厂查破案件时，说：“二二一厂特务、反革命一伙一伙的多”，“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布置“追组织”，“挖后台”，“抓反革命集团”，私设监狱40余处，自制手铐200余副，大搞刑讯逼供。先后制造了“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和“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假案；诬陷他们“爆炸电缆”，“爆炸二二九车间一工号”，“盗窃机密资料”，“谋杀张培干”，“阴谋炸毁二二一厂”。赵登程诬陷九院副院长王志刚、矿区公安局长黄启之等是“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在厂内的“黑后台”，并诬陷黄启之是“特务”。王志刚、黄启之被迫害致死。赵登程对第二生产部主任、五级副教授钱晋亲笔批示：“要狠抓现行，把破坏、盗窃情报和阴谋活动抓深抓透，抓住不放，”逼钱交待所谓“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钱晋在批斗、逼供中被活活打死。第二生产部副主任孙维昌因参加过二二九车间一工号爆炸事故的调查，认为是技术安全事故，被非法关押，赵登程指使专案组，训练小分队逼供，诬陷孙维昌是“二二九车间一工号反革命爆炸案件的首犯”。赵登程诬陷电厂厂长马文申是爆炸电缆的“主谋”，将其逮捕关押，并说：“擒贼先擒王”，“打马文申就挖一窝”。指示专案人员对马开会批斗，进行人身摧残。赵登程诬陷电厂党委书记李建华是参与爆炸电缆的“主要成员”，指使专案组对李逼供，亲自审定修改代李写的假“坦白”稿；在李病危期间，强迫李照这个稿子念，进行录音，在全厂大会上播放。李建华被迫害致死。赵登程诬陷技术员赵传国是“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犯，并亲笔批示：“要肯定他是特务。”赵登程诬陷技术员施美珉是“谋杀张培干的主要策划者和凶手”，提出对施美珉“可以开刀”，并呈报“枪毙”。赵登程对电厂工人郭宗仪亲笔批示：“给他戴上特务帽子，使他没有反抗的余地。”赵登程诬陷工人周相林参与策划爆炸电缆、爆炸二二九车间一工号、盗窃机密资料，并亲自对周逼供。赵传国、施美珉、郭宗仪、周相林被非法关押，遭受残酷迫害。 + +　　（被告人赵登程伙同赵启民制造假案。使二二一厂和九○二地区一大批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受到残酷迫害，家属子女受株连。先后被隔离审查、关押4000余人；被迫害致伤、致残300余人；被迫害致死50余人。） + +　　上述罪行，有同案人的供述，会议记录、文稿、批件等原始书证、物证以及证人证言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等大量材料在案佐证，被告人也供认不讳。 + +　　本院认为：被告人赵登程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授意下，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活动；并诬陷和迫害大批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群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2条、第138条之规定，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为了保卫国家的安全和维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规定，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涂斯春书记员 董书云1983年2月18日 + +## 对被告人赵登程所犯罪行的发言 + +## 公诉人 涂斯春 + +## 1983.03.09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通过法庭调查，已经完全证实本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登程的反革命罪行，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凿的。被告人赵登程在人证、书证面前对事实也供认不讳。证据表明：赵登程全部犯罪活动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制造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迫害干部和群众，来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阴谋效劳。现在我在法庭已经查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主要就被告人赵登程制造假案的犯罪性质、手段、后果以及他应负的刑事责任，发表以下意见： + +　　首先，我就赵登程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事实着重指出以下4点： + +　　第一点：赵登程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明显地把矛头指向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　　1968年4月，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的安排，赵登程担任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主管“三办”所属“5·16”专案等20多个专案组。一开始，谢富治就向赵登程授意，说：“注意矛头，5·16与2月逆流是有联系的，”“要追后台，一追到底，将他们的后台都追出来。”赵登程对谢富治的所谓“二月逆流”、“追后台”的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因此，他在审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见习研究员周慈敖的“5·16”问题时，直接操纵和指挥办案人员大肆追逼所谓“后台”。对周慈敖连续进行数十次批斗、审讯、逼供和诱供。周慈敖在被逼、被诱之下，提到了李富春。这一口供逻辑混乱，荒诞离奇，明显是假的。而赵登程却故意以假为真，立即向谢富治、李震作了汇报，并按照谢富治、李震的阴谋意图，向办案人员授意：“除了中央碰头会上的人以外，可以让她讲。”办案人员在赵登程的指使下，向周慈敖宣布了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人员名单，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外，就是林彪、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一伙共11人，并明确向周慈敖示意，除这些人外都可以讲。赵登程就是采取这样的逼供、诱供的手段制造了一个“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是“中国（马列）共产党中央的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李富春分别是这个假党中央的“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总理”。参加这个假党的有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和中共中央委员王震。并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还涉及廖承志、肖华、杨成武等数十名部局以上领导干部。尽管周慈敖的假供越来越荒诞，越来越离奇，而作为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的赵登程，却毫不顾及事实，拿了这套假供，立即向谢富治汇报。谢富治表示赞赏说：“是个大成绩。”这些事实，证明了赵登程制造这个假案，完全是按照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的阴谋进行的。 + +　　第二点，赵登程在制造这个假案的罪恶活动中，自始至终表现了极大的反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这个假案，是赵登程秉承谢富治的旨意，一手操纵制造出来的。 + +　　有以下事实为证。 + +　　（一）赵登程直接操纵和指挥办案人员，逼迫周慈敖供出所谓“后台”。在周慈敖被逼开始作假供之后，赵登程进而指挥办案人员变相地点名逼供、诱供。特别是当周慈敖作了一串假供之后，赵登程亲自带领办案人员到监狱中去，对周慈敖说什么“你前一段是有进步的，交待了一些问题，态度基本上是好的，”“不要怕，要彻底交待，上面有大人物，你是小萝卜头，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等。对周慈敖进一步诱逼。 + +　　（二）1969年4月，党的“九大”闭幕了。被诬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陈毅、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徐向前、聂荣臻、刘伯承、王震当选为九届中央委员，朱德、叶剑英、李先念、董必武、刘伯承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种情况下，赵登程竟对办案人员说：“八大王明当选中央委员，九大王效禹选为中央委员，不是垮台了吗！不要动摇，要继续搞下去。”赵登程在5月份又以窝藏“中国（马列）共产党”的材料为名，非法关押了于光凤并隔离其子女，坚持把这个假案继续制造下去。 + +　　（三）1969年6、7月间，周恩来总理对“九大”以后七机部仍然有人张贴攻击聂荣臻的大字报，提出了批评。迫于形势，谢富治不得不决定暂时把这一假案的诬陷材料封存起来。赵登程又自己决定将于光凤由通县转移到良乡关押，继续逼供，直至将于逼死。以上事实说明赵登程在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中，自觉性和积极性是很高的。他显然是实施这一犯罪活动的直接的、主要的责任者。 + +　　第三点，赵登程制造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具有明显的反革命目的。 + +　　（赵登程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砸烂公检法”的罪恶活动中，由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吴法宪从空军选送给谢富治的。赵登程到公安部以后，谢富治就委以“重任”，担任了部领导小组成员，并到由谢富治充当主任的“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临时党委书记，主管三办专案工作。吴法宪、谢富治拉拢重用赵登程，赵登程感恩戴德，竭力为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效劳。他故意制造假案，妄图借以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由林彪、江青、谢富治以及赵登程之流取而代之。这就是赵登程唯谢富治之命是从，肆无忌惮地制造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思想基础和真实目的。） + +　　第四点，赵登程制造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革命罪行，危害性是非常大的。赵登程在制造假案的过程中，除了没有涉及毛主席、周总理外，对几乎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还包括了许多部、局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统统要打倒；另一方面他曾指使办案人员在向周慈敖逼供时，明确示意，不准说林彪、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等一伙人，如果说这一伙人就是“罪上加罪”。这不仅暴露了赵登程制造假案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而且可以从中看到对我们国家，对我们社会，对我们人民，具有极大的危险性。我们今天对赵登程进行审判，不仅要看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赵登程的罪恶事实已被揭露，还应当看到如果他们一伙一旦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历史将要倒退，人民将要受到深重的灾难！因此，我认为法庭在决定刑罪时，对于赵登程这一犯罪行为的极大的危险性，应当予以充分考虑。 + +　　其次，我就赵登程在原国防科委所属二二一厂，制造“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和“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假案，在中央政法干校制造“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害苏枚”假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行，也着重指出四点： + +　　第一点：赵登程伙同原国防科委副主任、工作组另一负责人赵启民在二二一厂制造假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庭审调查证实，他们在二二一厂先后制造了“国民党西北派遣军”、“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等9个反革命集团假案，还有所谓“红鹰战斗队”、“联合党”、“三K党”等78个反革命组织；诬陷二二一厂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给他们强加了“爆炸电缆”、“爆炸二二九车间一工号”、“盗窃机密”、“阴谋炸毁二二一厂”等各种罪名。赵登程伙同赵启民在制造这些假案的过程中，私设监狱40余处，自制手铐200余副，先后非法关押2000多人，大搞严刑逼供，连同受到株连的人，使二二一厂和九○二地区的干部、群众、科技人员、职工家属共有4000多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被迫害致死的达59人，被迫害致伤、致残的达300多人。该厂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审查选调的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844人。遭受逮捕、判刑的达220人，被隔离批斗的有523人，这两项之和占全国援助选调的科技以上干部的总数的88%。二二一厂党委书记吴际林、九院逼院长王志刚、电厂党委书记李建华、矿区公安局长黄启之等相继被迫害致死。该厂从全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经过严格审查选拔来的144名科技界的专家、教授、工程师中，有121名被打成特务、反革命，惨遭非法关押和批斗，占选拔来的专家、教授、工程师总数的89%。在被迫害的科学技术人员中，凡是到哪个国家留过学的，就被打成哪个国家的特务。第二生产部主任、副教授、爆破专家钱晋，被诬陷为“国民党西北派遣军中将副司令”被活活打死。工程师张之亭被诬陷为特务，也被活活打死。还有工程师陈华普等人被迫害致死。生产工人被诬陷迫害的有1067人，多数是生产骨干。在被迫害致死的工人中，老工人马久昌，也是被活活打死的。同时，还株连了一大批家属和亲友，造成不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如矿办新华书店马志生被打成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他父亲受株连被定为特务遭到逮捕，他的母亲因此被逼成精神病，他的祖母惊吓而死，爱人也离了婚。厂区医院护士龙海英怀孕7个月被关押、摧残，婴儿早产，产后14天又把她和刚出生的孩子一起投进了监狱。由于赵登程等实施这一系列罪恶活动，使全厂上下人人自危；科研、生产都无法进行。由此而给我们党和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建设上造成了难以估计的严重损失。赵登程在中央政法干校制造“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害苏枚”的假案，后果也是很严重的，致使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副书记石磊、医生闻伯俊和宋公田惨遭折磨被非法关押7年；工人段学思和受到株连的石的妻子、闻的妻子被非法关押6年；段学思之妻被逼致死。同时，使受到株连的60多人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赵登程对所有这些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第二点：赵登程制造假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是十分毒辣、凶狠的。主要有： + +　　第一是赵登程不论是在二二一厂、还是在中央政法干校，在诬陷迫害干部、群众时都是先定性抓人，后严刑逼供，不达到他的目的，决不罢休。他到二二一厂就大讲：“二二一厂的反革命特务一伙一伙的，像花生一样一串一串的，像白薯一样一窝一窝的。”他毫无根据地对负责二分厂的专案人员说：“二分厂有个强大的反革命集团，有各种型号的特务，有美国牌的、苏联牌的、日本牌的。国民党牌的、有老牌的、也有新生的”。同时他对电厂主要由于机器设备年久失修而造成的一起停电事故，凭空定为破坏事故。紧接着，赵登程在全厂汇报会上，进一步没有任何根据地肯定了：“电厂厂长马文申是这起破坏事故的主谋”，逮捕了马文申。赵登程还把二二九车间发生的一起技术安全事故硬说成是车间主任郑绥仁制造的一起爆炸事故，又将郑绥仁抓了起来。他先后捏造各种罪名隔离审查、非法关押了九院副院长王志刚，矿区公安局长黄启之，第二生产部主任、副教授钱晋，副主任孙维昌，电厂党委书记李建华，电厂厂长马文申，技术员赵传国、施美珉，工人郭宗仪、周相林等一大批干部和群众。 + +　　第二是严刑逼供。赵登程指使办案人员，对非法关押、非法审查的干部和群众，动不动就“大战三天”，“连续作战”。特别是他对大搞刑讯逼供的人，大加表扬，说他们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对不搞刑讯逼供的则指责为“右倾”，“对敌人恨不起来”，并且推广逼供、诱供的所谓经验。在赵登程的煽动下，专案人员使用了毒打、熬鷹、穿刺、过电、压杠子、吊鼻子、冻冰棍、跪角铁、假枪毙、假活埋等等法西斯刑罚，进行逼供。其凶残程度，骇人听闻。例如：赵登程指使专案组，组织两套人马，四班倒，对中央政法干校石磊，连续进行7天7夜的刑讯逼供，致使石磊几次晕倒在地。对石磊前后进行了将近600次的审讯批斗。 + +　　第三是大造恐怖气氛、乱捕无辜，草菅人命。赵登程到二二一厂以后，对全厂职工宣布：不准出厂，不准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互相串通，不准家属来厂，不准私烧东西，违者一律按现行反革命论处。厂区和楼房设有岗哨和流动哨，规定连喊三声如不站住就开枪。先后三次突然实行全厂戒严，荷枪实弹，挨家挨户翻箱倒柜搜查、抄家。1970年2月8日，赵登程又在群众大会上扬言：“九院要杀人，要开杀戒。”在全厂召开了三次所谓“宽严大会”，先后冤杀了5人。会场戒备森严，周围楼顶上都架有机枪，枪口对着会场。赵登程在1970年秋还指使警卫团挖了16个坑，声称上冻以后用以埋人。 + +　　第四是召开大会，搞假坦白，变相指供，陷害无辜。如赵登程指使专案人员，根据李建华已经推翻的假供为李建华草拟了一个所谓“坦白稿”。赵登程又亲自审查修改，将稿中的“打扫现场”，篡改为“破坏现场”，并强迫李建华在所谓“坦白控诉大会”上按他修改的稿子发言。当时，李建华已经被迫害得生命垂危。赵登程竟指使专案人员在医院强制李建华念稿、录音，然后拿到大会去播放，企图以此诱迫其他被迫害的人员作出假供。赵登程用同样手段，强迫一个工人在万人大会上进行所谓坦白控诉，仅仅在这次发言中就牵连了80余人，使他们相继受到诬陷迫害。 + +　　第五是赵登程利用刑讯逼出的矛盾重重，破绽百出的假口供，东拼西凑，加工篡改，编造定案。例如赵登程仅仅在二二一厂二分厂就逼出了各种反动组织名称达35个。赵登程居然把这35个所谓反动组织生拉硬捏在一起，编造成为一个“国民党西北派遣军”的大假案。另一方面赵登程对坚贞不屈，始终同他斗争的石磊、孙维昌、马文申、郭宗仪等许多干部和群众又不断加重迫害。 + +　　从赵登程所采取的如上一些手段，可以看出赵登程制造这些假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完全是故意的犯罪行为。 + +　　第三点，赵登程在二二一厂工作组分工主管专案，他是“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和“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两个假案的制造者；他在中央政法干校又主管“苏枚案”，也是“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杀苏枚”假案的制造者。他对九院副院长王志刚、公安局长黄启之、第二生产部主任钱晋、电厂党委书记李建华被迫害致死，对第二生产部副主任孙维昌，电厂厂长马文申、技术员赵传国、施美珉、工人郭宗仪、周相林等大批干部、群众的诬陷迫害，对中央政法干校石磊等人遭受冤狱，以及段学思的妻子被迫害致死，都负有直接的、主要的刑事责任。赵登程不仅直接操纵、指挥了这些专案组，而且在制造这些假案的过程中，亲自定性，亲自批准关押被诬陷迫害的人，亲自训练专案人员，亲自审讯逼供、诱供，亲自推广所谓“经验”，最后又亲自定案，为此完全应该依法追究被告人赵登程诬陷迫害这一大批干部和群众的刑事责任。 + +　　第四点，赵登程如此大兴冤狱，草菅人命，究竟是为什么呢？事实证明，赵登程是怀有个人野心的。他所以制造“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杀苏枚”假案，就是为了投靠并取宠于康生。他所以在二二一厂制造那么多假案，残酷迫害那么多干部和群众，也是为了实现他个人的政治野心。所以赵登程的犯罪行为，性质是十分恶劣的。至今，二二一厂、九○二地区的广大职工和中央政法干校的广大师生员工，对赵登程的罪行仍然义愤填膺，坚决要求依法惩办。这种要求完全是正义的、合理的。对赵登程在二二一厂、九○二地区，在中央政法干校犯下的严重罪行，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以伸张正义，平息民愤。 + +　　最后，关于赵登程应负的刑事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的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被告人赵登程的犯罪行为，显然已经构成反革命罪。他的犯罪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2条，第138条，犯有阴谋颠覆政府罪和诬告陷害罪，必须处以刑罚。同时，请法庭注意被告人在检察机关审理期间和法庭调查当中，能够供认犯罪事实并表示悔罪，请法庭依法给予适当的惩处。 + +## 为被告人赵登程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赵玉林 + +　　（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 +　　我接受被告人赵登程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一规定，我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 +　　（一、关于被告人赵登程参与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罪责问题。） + +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赵登程对参与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负有罪责。对此，我没有异议。但是，本案是一起多人参加的共同犯罪案件，赵登程的犯罪行为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副部长李震等人的犯罪行为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具体地分析赵登程在这一共同进行的犯罪活动中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有重要意义的。 + +　　首先，从组织关系上看，当时谢富治是公安部部长同时也是“专案三办”主任，李震是常务副部长，赵登程是部领导核心小组成员和“三办”的副主任，这就是说，从组织领导上，谢富治和李震都是处在首要地位的。其次，从制造“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全过程，也可以清楚地看出，谢富治、李震起着比赵登程更为重要的作用。当时任“5·16”专案小组组长的陈伟在证言中指出：“这个问题（指制造假案）是由谢富治负主要责任，其次是李震、赵登程，赵是按谢富治的旨意办的……”事实正是如此，早在1968年初，谢富治就曾在公安部领导成员的一次学习会上，无中生有地诬陷说：“在井岗山时期，对立面是朱德、陈毅，朱德野心很大，陈毅一直反对毛主席，谭震林带头，是黑干将”等，在“专案三办”成立以后，谢又多次讲话，诬陷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并多次向赵登程及其他办案人员煽动，要他们“注意矛头”，说“5·16的后台不仅涉及到刘邓，而且还涉及到二月逆流”“5·16与二月逆流是有联系的”，要办案人员“一追到底，把他们的后台都追出来。”在这里，谢富治的意图是很清楚的，所谓“二月逆流”，“追后台”，矛头所向显然是指朱德、陈毅等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如此，谢富治、李震等还亲自为赵登程及其他办案人员制定了具体的诬陷范围，1968年12月3日，周慈敖在被逼供的情况下，口供第一次涉及到李富春，办案人员报告了赵登程，赵又报告李震，李震说：“我们只保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人，除攻击中央碰头会的13位领导，要坚决将她批回以外，至于供出其他人，可以让她讲……”所谓参加中央碰头会的人，除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外，就是林彪、陈伯达、康生、黄永胜、谢富治等11人，李震这番话的意思就是：除了上述这些人以外，对于诬陷未参加碰头会的朱德、叶剑英、李富春、陈毅等人的言行不当作是犯罪了。显然，他是在具体指挥赵登程及办案人员蓄意加害朱德、陈毅、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赵登程将上述谢、李的旨意转告给办案人员，办案人员又告诉了周慈敖，经过逼供、诱供，周供出了所谓“中国（马列）共产党”这一假案。事后，谢富治立即对赵登程及办案人员说：“周供出的情况很重要，搞准了是个大成绩……”并鼓励他们要继续搞下去。上述情况足以证明，“中国（马列）共产党”的假案，是谢富治、李震等人为首制造的，被告人赵登程忠实地执行了他们的旨意，参与了制造假案的犯罪活动，要负重要责任，但是谢富治、李震应负主要责任。 + +　　二、关于被告人赵登程诬陷迫害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群众的几个情节问题。 + +　　被告人赵登程对制造“谋杀苏枚案”迫害中央政法干校干部、群众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是，有必要指出以下几个情节，请法庭考虑。 + +　　第一，赵登程是1968年5月才插手所谓谋杀苏枚案的。在这之前一年多的时间里，康生、曹轶欧已经将苏枚自杀诬定为谋杀。当时主管此案的李震已经拘捕了石磊、闻伯俊等无辜的人。这就是说，被告人赵登程不是一个自始至终的参加者。因此，对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严重后果，被告人赵登程不能负全部责任。 + +　　第二，康生、曹轶欧在制造“谋杀苏枚案”迫害政法干校干部、群众问题上，应负首要责任。 + +　　据卷内材料记载，1967年4月6日，康生的妻妹，原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服安眠药自杀身死。康生得知后，当夜赶到医院，召集医务人员和干校造反派组织负责人讲话，毫无根据地肯定“苏枚不会自杀”并指令公安部成立调查组，调查所谓“谋杀”问题。经公安部调查组会同北京市公安局联合勘查，结果表明，自杀征象比较明显。对此康生指责批评调查组人员是“单纯技术观点”，叫他们“要从阶级斗争出发”，说“苏枚没有自杀的因素”。1967年5月12日，康生又要调查人员“从政治上看问题”，“要把问题想的宽一些”，并要他们注意某人“在苏枚死后一个月中精神状态有什么变化。”调查组经过长达10个月的调查后，自杀的真相业已大白，正在开会的康生闻讯后，急不可待地中途离开会场，跑到调查组训斥调查人员：“这怎么能说是自杀”。等等。曹轶欧也多次写信，对专案组刑讯逼供搞出来的假口供表示赞赏和鼓励，并索取专案组成员名单和通讯地址，企图通过个人拉拢的手段，影响和控制专案组。 + +　　由此可见，当时窃据高位的康生及其妻曹轶欧是蓄意制造冤案的主谋。他们应负有首要责任。 + +　　第三，李震、谢富治在制造“谋杀苏枚案”中应负重要责任。 + +　　法庭调查和卷内材料表明，赵登程接管“谋杀苏枚案”之前是由李震负责此案的。他秉承康生、曹轶欧的旨意，说什么“按照苏枚的性格不可能服毒”，强调要“突出政治挂帅，突出阶级斗争”等等。1968年1月30日，原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石磊、医生闻伯俊等人被捕入狱就是谢富治、李震决定的。当时，曾有人提出，没有证据不能抓人，李震竟然说：“先抓起来再说”。1968年5月，赵登程接管此案后，李震和谢富治对政法干校干部、群众的诬陷、迫害行为并没有停止。所谓石磊是主犯、闻伯俊是从犯就是李震定的，对公务员段学思拘留关押也是经谢富治批准的。谢富治和李震的重要责任，是事实俱在的。 + +　　三、关于在制造假案，诬陷、迫害国防科委二二一厂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的犯罪中，除被告人赵登程外，赵启民也应负有一定的责任。起诉书所指控的被告人赵登程在查破案件过程中，对制造“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和“赵传国反革命集团”等假案，诬陷、迫害大批干部、工人和科技人员，造成严重后果，负有罪责，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作为工作组的另一负责人赵启民也是有一定责任的。在制造“西北派遣军”和“赵传国反革命集团”等假案中，他们都作过具有煽动性的诬陷讲话；在签署欺骗中央的电文、逮捕关押无辜、私设监狱、私制刑具以及以清队为名，对广大职工群众进行非法搜查等犯罪活动中，许多事情都是由他们共同决定的，这都说明造成二二一厂的严重后果一事，不能完全归罪于赵登程一人，这一犯罪的另一个参与人赵启民也应负有一定的罪责。 + +　　四、关于被告人赵登程的认罪态度问题 + +　　据卷内材料记载，被告人赵登程在预审中经过教育基本上能如实交代问题，还揭发了谢富治等人的一些罪行。法庭调查过程中，他不但承认犯罪事实，还表示“认罪服法”，愿意“痛改前非”，这说明赵登程确有悔罪之意，态度是比较好的。 + +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在评议本案时给以充分考虑，依法对被告人赵登程予以从轻处理。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3）中刑字第276号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涂斯春。 + +　　被告人：赵登程，男，现年63岁，河北省定县人。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副军长，“文化大革命”中任公安部领导小组和核心小组成员，“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赵玉林。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赵登程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查明被告人赵登程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赵登程于1968年12月担任“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后，即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谢富治“抓组织”、“追后台”的授意，伙同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指使专案人员对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见习研究员周慈敖等人进行逼供，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是这个“党”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陈毅是“副书记兼国防部长”，李富春是“总理”，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王震等是成员，并诬陷他们“里通外国”，“准备武装叛乱”，要搞“政变”。1969年4月，被诬陷的朱德等领导人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有的当选政治局委员，赵登程对办案的人说“‘八大’王明选为中央委员，‘九大’王效禹选为中央委员，不是垮台了吗？！不要动摇，要继续搞下去！”1969年8月，谢富治被迫决定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材料封存，赵登程还指令把国家经委一干部的保姆于光凤关押，进行批斗，追逼交代“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的材料。于光凤被迫害致死。 + +　　1967年4月6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的妻妹、中央政法干校政治部副主任苏枚服安眠药自杀身死。康生、曹轶欧硬把苏枚的自杀说成是“反革命谋杀”，致使该校副校长石磊、医生闻伯俊无辜被拘押。1968年5月赵登程主管此案后，强迫石磊、闻伯俊的家属和“知情人”提供“石磊一小撮谋杀苏枚”的罪证。同年6月28日，赵登程、李震给康生和曹轶欧写报告，编造苏枚案是石磊“策划主谋”，由闻伯俊“以医疗为掩护”，“有计划搞的一个阴谋案件”。同时，赵登程以“有参与谋害的嫌疑”为由，报谢富治批准，将该校医生宋公田、公务员段学思拘押。赵登程指使专案组对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段学思大搞刑讯逼供，制造了一个“石、闻、宋反革命集团谋杀苏枚”的假案，致使石磊、闻伯俊、宋公田、段学思等人被关押多年；朱林甫等60多名干部和家属受到株连，石磊之妻谷敏、闻伯俊之妻吴群被关押多年，段学思之妻国淑琴被逼致死。 + +　　1969年11月至1971年11月，被告人赵登程与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担任国防科委工作组负责人在国防科委九院二二一厂查破案件时，说“二二一厂特务、反革命一伙一伙的多”，“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布置“追组织”、“挖后台”、“抓反革命集团”，私设监狱40余处，自制手铐200余副，大搞刑讯逼供，先后制造了“国民党西北派遣军”和“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等假案。赵登程诬陷九院副院长王志刚、矿区公安局长黄启之是“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黑后台”，黄启之还是“特务”。王志刚、黄启之被迫害致死。赵登程逼迫第二生产部主任、副教授钱晋交代“国民党西北派遣军”问题，在批斗逼供中，钱晋被活活打死。赵登程诬陷第二生产部副主任孙维昌是“二二九车间一工号反革命爆炸案件的首犯”，将其关押，训练“小分队”进行批斗迫害。赵登程诬陷电厂厂长马文申是“爆炸电缆”的“主谋”，将其逮捕，指使专案组对马文申残酷批斗，进行人身摧残。赵登程诬陷电厂党委书记李建华是参与“爆炸电缆”的“主要成员”，指使人对李建华逼供，并在李建华病危期间，强迫李建华读经赵登程修定的所谓“交代材料”，将录音在全厂大会上播放。李建华被迫害致死。赵登程诬陷技术员赵传国是“赵传国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首犯”，并亲笔批示：“要肯定他是特务”。赵登程诬陷技术员施美珉是“谋杀张培干的主要策划者和凶手”，提出对施美珉“可以开刀”，并呈报“枪毙”。赵登程让专案组给电厂工人郭宗仪“戴上特务帽子，使他没有反抗余地”。赵登程诬陷工人周相林“参与策划爆炸电缆”、“爆炸二二九车间一工号”、“盗窃机密资料”，并亲自对周相林逼供。赵传国、施美珉、郭宗仪、周相林被非法关押，遭到残酷迫害。由于赵登程等人制造假案，九院二二一厂和九○二地区的干部、科技人员和工人4000余人被非法隔离审查和关押，300多人被迫害致伤，致残，50多人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 + +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听取了3名受害人的陈述，对各种证据92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证人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证明，被告人赵登程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赵登程供认了全部犯罪事实。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赵登程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假案，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赵登程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2条、第138条及第64条、第52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赵登程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1日折抵刑期1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接到本判决书的第2日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周智勇人民陪审员 王纪欣人民陪审员 穆守智1983年11月2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卢燕丽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4.txt b/CCRD/0/8/19/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153f026f8dcebbf5df1e8cf1dad28fa9c3e5a4a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4.txt @@ -0,0 +1,57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宋敬贤，男，汉族，1921年，1938年入伍，同年入党，行政12级。原任七机部四院计划部部长，“文革”中任四院革委会委员，受审查前任四院科技部部长、科技部党的领导小组组长，院党委列席常委职务。 + +　　于1978年2月22日，停职检查，1979年3月21日解除停职检查。 + +## 其主要错误是： + +## 一、“文革”初期的错误 + +　　1966年6月15日，宋敬贤写大字报，将刘世琨同志在党委扩大会议上的发言和所持的观点，错误的进行了揭露和批判，这对当时把刘世琨同志进行批斗、打击和迫害起了一定的作用。 + +　　宋与造反派—起对河西公司军管持反对态度，1967年4月9日宋给当时在北京的杨启明写信说：“我看他们军管，按当前之情况根本管不好，我看这班人马连战士必须换”。 + +　　1967年1月14日，宋敬贤在造反派的《818》专刊上发表文章，攻击院党委书记薛伟民同志，赞助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宋说：“揪出了以薛伟民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 + +　　1973年军管撤出后，宋回科技部主持工作。一上班就不承认军管时期组成的科技部党的领导小组，并停止其一切活动。 + +## 二、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错误 + +　　宋在1976年5月份召开的院党委常委会议上说：“形势为什么下降？追溯到邓、张的干扰、破坏大”。“邓、张的右倾翻案风在四院受到影响，七机部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斗争的重点，七机部在领导层里有土壤，四院与七机部不能截然分开”。 + +　　（他还说：“班子问题很重要，对九、十次路线斗争和这次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表现如何看，……各级都要充实新生力量”。） + +　　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后，阎桐林等策划借悼念毛主席活动之机，迫使院领导处理邢鉴，同时把矛头指向院党委书记王树明和院长林爽同志。这期间，宋敬贤在北京给在陕西省兰田的四院党委常委中3名同观点的人写信，煽动说：“听说院内个别人公开抵制追悼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逝世活动，并恶意诽谤。咱们的书记就无动于衷，听之任之，实际上是狼狈共鸣，其罪行已达到不能容忍的地步，已经和邓小平、张爱萍成了一丘之貉了”。还说：“对一小撮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要坚决的镇压，对一切流言蜚语要坚决的制裁和批判”。 + +　　1976年3、4月间，他和阎、杨共同商量过：政治部叫山天松（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常委）、杨辰生负责，姜林枫回干部处，张仲跃、姚绍璞去组织处，于恩山到政治部宣传处。 + +　　1976年5月份，他们在院党委常委会上把所议论的这个名单抛了出来，宋说：“跟政治部斗”、“44所班子不是按毛主席路线配的”。 + +　　（综合上述错误事实，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支持造反派，当四院造反派夺权之后，进入了“领导班子”，并利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机，攻击中央领导和院党委的领导同志。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党委1982年4月12日研究认为：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应给予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 +　　经审理，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错误，对所犯错误后来有所认识，并作过检查，考虑到宋早年参加革命，为党曾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的这些错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根据中共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建议给宋敬贤同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除其四院驻内蒙指挥部科技部部长职务。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6月21日 + +　　（附件：） + +　　1.四院驻内蒙指挥部〔82〕03号《关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2.《关于与宋敬贤同志材料见面后的复议意见》。 + +　　3.《关于与宋敬贤同志谈话记录复议意见》。 + +　　5.《与宋敬贤同志谈话记录》。 + +　　6.宋敬贤同志的检查。 + +　　7.宋敬贤同志1983年3月13日写的补充材料。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5.txt b/CCRD/0/8/19/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3f47dcc78b3b00da7065b78b8ee90fd4a26cbf6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5.txt @@ -0,0 +1,65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杨启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 +　　（自治区党委：） + +　　杨启明，男，汉族，1925年生，1939年2月入伍，1940年入党，行政13级。1965年任四院科技部副部长职务，“文革”中任四院革委会常委。 + +　　1978年2月隔离审查，1979年解除隔离。 + +## 其主要错误是： + +## 一、“文革”初期的错误 + +　　“文革”初期，杨启明同志就积极支持造反派。在1967年4月8日，杨亲自给中央写信诬告内蒙军区在“河西”“不是以毛泽东思想进行军事管制，而是以刺刀进行军事管制”，“内蒙的问题就是内蒙军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内蒙自治区及我院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勾结起来实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他还亲自修改了杨民众、肖华山起草的诬蔑内蒙军区“搞反革命军事政变”的上告信。杨身为老干部站在造反派一边反对和诬告军管，是非常错误的。 + +　　“4·13”以后，他以革命领导干部自居，在造反派“818”小报上发表文章，标榜自己“坚持真理”，向拿枪的刘、邓路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他在工作手册上写了“内蒙地下黑司令部派往我公司实行法西斯军管”，继续对军管进行诬蔑。 + +## 二、参与打击诬告不同观点的领导干部 + +　　1967年6月，在造反派批斗胡之正同志（359厂副厂长、12级干部）的会上，杨亲自按胡的头。68年杨带工作组进359厂，给邢育振同志扣上了攻击革委会、抵制毛主席批示、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等罪名。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决定对邢实行“群专”，并解除了厂革委会常委职务。 + +　　1973年11月，杨启明向七机部写信，诬蔑院、厂一些领导同志有“反动言行”。 + +　　1973年3月，杨写大字报，提出11个问题。表示“要反潮流”，“要用柳下跖的办法回敬孔老二的徒子徒孙”。8月5日，杨启明等14人又联名给中中写信，诬蔑薛伟民同志恢复工作后，“搞复辟倒退一套”，“破坏四院批林整风和批林批孔运动”等等。 + +　　1976年院党委书记王树明同志去北京开院党委常委会。王去京前已向杨说明情况，但7月6日王去京后，杨就对一些不明真象的人说：“王书记跑了，要发电报告他”。尔后，串连机关3个部共10人向七机部发了3封传真电报告王树明同志。 + +　　1976年借追查政治谣言之机，杨支持姜林枫等3人诬告院政治部临时负责人邢鉴同志（宣传处副处长）有反动言论。杨为了打倒、整垮不同观点的同志，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打击、诬蔑，错误是严重的。 + +## 三、“批林整风”和“批邓反右”期间的错误 + +　　原党委第一书记和院长恢复工作不久，杨启明就提出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在1973年11月份召开的院第三次党委扩大会上他说：“我们院的领导班子有问题，要解决，我看我们院的领导班子问题，今天解决了，明天批林整风就好了”。 + +　　1974年7月6日，院党委打算召开扩大会杨启明参与了杨辰生等人联名写大字报的活动，想以“双委会”取代党委会。 + +　　1976年所谓“批邓反右”开始后，杨启明说：“七机部右倾翻案是以四院为样板的”，“七机部批林批孔汇报会已做出结论是错误的，是邓、张搞的”。 + +　　1976年6月，杨在一些场合大造舆论，否定75年四院党委对44所进行的整顿工作。他对44所的朱华杰等人说：“你们厂这些做法不是什么先进典型，而是复辟倒退的典型”，“你们想不参与政治，到时候人家还是要整你们的”。“天下要自己打，靠别人打是不行的”。在杨的唆使下朱华杰写了《整顿就是复辟》的材料。他还叫杨兴在七机部规划会上，反映44所的所谓“复辟”问题。 + +　　他还在办公会上提出：“必须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把四院问题搞清楚”。要按“清华经验配班子”。“把各级班子建成同走资派斗争的堡垒”。他与阎桐林、宋敬贤共同商量：政治部叫山天松（造反派头头、革委会常委）、杨辰生负责，姜林枫回干部处，张仲跃、姚绍璞去组织处，于恩山到宣传处。杨启明的做法严重地干扰了政治部的工作。 + +　　杨启明同志在此期间，否定整顿工作，借配班子和组织发展、提拔干部之机，企图安插本派人员，参与改组院政治部的活动，干扰院党委和政治部的工作。 + +　　综上所述，杨启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支持造反派，反对内蒙军区对河西实行军管。采取各种手段打击、诬蔑不同观点的同志，参与和支持派性活动，干扰党委的正常工作。四院驻内蒙指挥部党委认为，杨启明同志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认错态度不够端正。指挥部党委于1982年4月12日研究，建议给杨启明同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 +　　经审理，我们同意四院党委建议，给予杨启明同志留党察看两年，撤销行政职务的处分。 + +　　妥否，请批示。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1983年6月23日 + +　　（附：） + +　　1、四院驻内蒙指挥部〔82〕党政字第02号《关于杨启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 +　　2、1982年5月12日《关于与杨启明同志谈话记录复议意见》 + +　　3、1982年5月3日《与杨启明同志谈话记录》 + +　　4、1982年11月16日《关于与杨启明同志材料见面后的复议意见》 + +　　5、1982年10月26日《关于与杨启明同志材料见面时的谈话记录》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6.txt b/CCRD/0/8/19/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d1854723e18aa0e24eec425f93176400ff57c59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6.txt @@ -0,0 +1,163 @@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聂元梓的刑事终审裁定书和附录 + +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聂元梓，女，62岁，河南省滑县人，原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文化大革命”中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现在押。 + +　　上诉人聂元梓反革命一案，经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1983年3月16日（82）中刑字第1436号刑事判决书，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判处聂元梓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聂元梓不服原判，以其行为不构成犯罪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一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了全面审查，查明：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决定，派聂元梓去上海“造反”。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于1966年11月19日带领孙蓬一等人到上海。聂元梓到上海后，单独与张春桥密谈；纠合在上海的北京大学学生组成“战斗团”；伙同孙蓬一制定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策略。聂元梓煽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干部起来“造反”；煽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打进市委机关去，让市委后院起火”；亲自召集上海市“工总司”、“上三司”等造反派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1966年12月16日，聂元梓离开上海后，留下孙蓬一继续进行夺权活动。孙蓬一与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些人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造反兵团”，于12月28日进驻中共上海市委，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的康平路武斗事件。聂元梓的一系列活动，致使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市委书记杨西光，市委委员、教育卫生部长常溪萍等人多次被批斗，遭到人身迫害；中共上海市委亦陷于瘫痪。 + +　　上诉人聂元梓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要她“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的问题”的1966年4月14日亲笔信的旨意，立即成立了北京大学“揪叛徒兵团”，并将组建情况和活动方向报告了康生、谢富治。聂元梓写信给谢富治要求“协助”，原公安部副部长李震即秉承谢富治的旨意，接见了“揪叛徒兵团”负责人，准予到全国各地查阅档案。聂元梓事先同被调查人谈话，作了安排，然后让“揪叛徒兵团”派人按照她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揪叛徒兵团”主要根据被调查人提供的假材料，在聂元梓的直接授意下，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向蒋介石汇报，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解放后，胡、李又在彭、薄、安的长期包庇下，窃据我党的重要职务潜伏下来，成为我党内的一个极大隐患”。上述报告，经康生批交当时的中央专案办公室“彭真专案组”。1968年7月，“彭真专案组”在康生授意下，以上述报告为重要根据，诬陷彭真是“大特务”，致使彭真遭到逮捕，冤狱多年。李伦也被诬陷为“特务”，冤狱近8年。 + +　　1967年1月，上诉人聂元梓得知戚本禹诬陷朱德委员长的讲话后，即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中国作家协会“革命造反团”成立“联合批判班子”，以批判《朱德将军传》为名，先后编造两篇文章，诬陷朱德委员长是“篡党、篡军大野心家”、“大军阀”，刊登在《新北大》报上，印50万份，发往全国，进行煽动。 + +　　1966年7月，上诉人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诬陷曾任北京大学“社教”工作队党委副书记的常溪萍是“暗藏的反革命黑邦”。大字报由聂元梓交给江青转到上海，在华东师大等处张贴。同年9月，聂元梓等人又一次张贴大字报对常溪萍进行诬陷。1966年11月，聂元梓在上海继续煽动打倒常溪萍，伙同华东师大的一些人多次对常溪萍批斗，致使常溪萍受到极其残酷的折磨，于196【以下内容欠缺】 + +　　（忠、韩琴英、彭秋和等十几名师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芳下身瘫痪，终身残废。同年8月9日、14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芳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 +　　本庭认为，上诉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聂元梓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 +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李庆周审判员　房泽洲代理审判员　李养田1983年5月17日书记员　江志军1983年6月25日 + +## 附录一　我的家庭情况和简历 + +## 一、家庭情况： + +　　原籍：河南省滑县南尖庄。 + +　　父亲聂义轩，师范毕业，承祖业行医。母亲李玉兰，家庭妇女。 + +　　1939年，因家庭成员参加革命遭敌摧残，1948年土改时家中一无财产二无人，未定成分。 + +　　内战时期，父亲拥护共产党，帮助党组织作掩护等工作。1931年第一次建立的中共滑县县委在我家成立，父亲在经济上给予资助。大哥聂真任县委书记。 + +　　抗战时期，父母亲经常多方面帮助党工作，并在经济上给予大量资助。1938年春，滑县县委在高平改组，新县委常在我家办公，第一任书记侯相谷，第二任书记郭为人，第三任书记赵紫阳都曾在我家办公。因叛徒告密，母亲被捕入狱，大侄子聂孟灿也被逮捕，受尽酷刑后被枪杀，将头砍下来挂在我家门上示众。（二哥三哥都曾被敌人逮捕，严刑拷打，惨不忍睹）母亲经党组织帮助（和村邻集资），营救出狱，与父亲等人转到抗日根据地。（证明人：张玺、赵紫阳） + +　　（全家人都在内战时期或抗日战争期间参加革命，与敌人做过长期斗争。） + +　　解放后，父亲在人民大学任校医，于1958年病故，母亲1976年病故。 + +　　家庭成员： + +　　大哥：聂真，中共党员。五、六届政协常委。 + +　　二哥：聂元赏，中国医学科学院血研所大夫，烈属，聂孟灿之父，1978年病故。 + +　　三哥，聂季超，中共党员，原内燃机总厂党委副书记、监委书记。1934年参加革命。已离休。 + +　　四哥：聂金声，中共党员，1933年参加革命。已离休。 + +　　大姐：聂彬，中共党员，1935年参加革命。已离休。 + +　　二姐：聂元素，中共党员，1935年参加革命。已离休。 + +　　爱人：吴宏毅，中共党员，原哈尔滨市副市长，1968年被迫害致死。（在此之前，我已同他离婚。） + +　　女儿：聂玲玉，福州军区军医，内科大夫，中共党员。 + +　　儿子：于晓东，天津师大历史系干部。 + +　　大哥在林彪、“四人帮”时期冤狱达9年，二哥、三哥、四哥、二姐都受到批斗，非法关押牛棚。 + +## 二、个人简历 + +　　1921年生于滑县。后在开封北仓女中读书。 + +　　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学生革命运动。（证明人：赵新华） + +　　1937年入伍，在山西太原牺盟会办的学兵队12连受军训。同年8月调中共北方情报局工作。（证明人：王世英、刘贯一） + +　　1937年12月，入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学习。（证明人：朱瑞、刘子超、杨慧文） + +　　1938年1月入党，介绍人张玉洁（张鼎承夫人）、刘子超。（证明人：黄维）。 + +　　1938年5月，调太南游击队司令部工作，并兼做地方群众工作。（证明人：梁毓中） + +　　1938年10月，调晋冀鲁豫区党委党校学习。12月调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开拓晋城中心县委妇女工作。（证明人：赖若愚、温建平） + +　　1939年5月，调中条山党委任妇委副书记，晋南工、农、青、妇救国会党组副书记。开拓晋南群众工作。在新军事变中，立场坚定，保卫了党组织。（证明人：云南省委书记薛涛、刘希文、马牧、张彩） + +　　1940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校长邓发、彭真。（证明人：杨慧文） + +　　1945年10月，调东北任郑家屯市区委书记。（证明人：该市委书记刘建勋） + +　　1946年5月，调齐齐哈尔市委任区委第一副书记。（证明人：黄克诚夫人唐棣华） + +　　1947年底，调哈尔滨市委，任区委宣传部长。 + +　　1948年，调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 + +　　1949～1959年，先后在哈尔滨市委、松江省委任学习室主任、理论教育处长等职。（证明人：刘玉昌、马楠） + +　　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 + +　　1963年10月，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北京市党代会代表。 + +　　“文革”初期 + +　　1966年9月，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 +　　1967年4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 +　　1969年4月，参加中共“九大”，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 +　　说明：1、在北京是选举九大代表时，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伙已对我进行批斗、审查，并没选我为代表，周恩来总理看到名单上没我，因此批示占全国机动名额补为代表，未经选举。（证明人：田雨） + +　　“九大”会上，林、江一伙组织对我批判，大会后，并没改变我受“隔离审查”和被批斗的地位。 + +　　2、以上写兄、姐参加革命的时间同时也是入党时间。 + +　　（3、1952年我定级为行政12级，未再提级。） + +　　 聂元梓1985年7月1日 + +## 这段历史分为三个阶段 + +## 一、四人帮时期　1968年8月19—1976年10月 + +　　1968年8月19，8341部队进入北大—1968年9月，解散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进行交接工作。之后成立北大校革命委员会，虽将我列入名单，并宣布为副主任，实际上我没有参加任何工作活动，而是处在被批斗、检查之中。 + +　　1968年10月4日后，我进“学习班”，接受隔离审查、批斗至1969年4月初。 + +　　1969年4月初，把我从隔离审查中叫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选为中共九大候补中央委员。这是利用?名义，实际会中仍在被批斗。会后，回校仍在隔离批斗。 + +　　1969年11月—1970年7月，在江西鲤鱼洲农场劳动改造。 + +　　1970年8月，参加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会中被批斗，回来继续在江西鲤鱼洲劳改。 + +　　1972年4月23日，从劳改中回来，在北大38楼关押，被批斗审查，被定为反康生，反谢富治，反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反革命分子”。 + +　　1973年4月24日—1975年4月23日，在新华印刷厂劳改。 + +　　1975年4月23日—1978年4月1日，在北大仪器厂劳改。 + +## 二、邓小平执政时期 + +　　1976年四人帮倒台，邓小平派周林进校，宣布四人帮时期，对我剥夺人身自由、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至1978年4月。 + +　　1979年4月1日—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关押在看守所监狱，预审5年。（4月1日关押在校24楼，19日从24楼去开全校大会，会上逮捕）。 + +　　1983年3月10日，北京中级法院开庭，宣判，判17年徒刑。服刑在延庆县监狱，与刑事犯关押在一起。罪名为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 + +　　1984年12月27日，保外就医，住在聂元素（姐姐）家里。 + +　　1986年10月，被假释，释放在聂元素家里，剥夺了我的生存权，没有给我分文生活费，全靠亲友接济。 + +　　1989年，逐渐恢复健康，即开始为生存奔波，先在山西省太原市石油公司在北京设办事处，后自己做国际贸易，继又为国家建设项目引进资金，做金融业务，直到现在。 + +　　（三、江泽民执政时期） + +　　继续为生存奔波。 + +　　1998年11月，由北京市救济单位，每月发给600元人民币生活费，约90%的医疗费，但仍无给住房，无安身之地，继续生活在漂流之中。 + +　　 聂元梓2000年1月2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7.txt b/CCRD/0/8/19/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7cd06821c73be6981295bb5b0718b2b31ad7a9c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7.txt @@ -0,0 +1,473 @@ +# 聂元梓上诉补充材料（节选） + +　　<聂元梓> + +## 〖聂元梓，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 +　　（在封面上，聂元梓写道：“高级法院让写的上诉书补充材料，1983年10月经延庆同意交大胖带回。之前，延庆审阅了20天。1985年3月10日手记。） + +## 对上诉书的补充材料及意见（节选） + +## 一、对判决我犯罪上诉的补充材料 + +## 第一，关于我和孙蓬一等五人去上海串连的问题。 + +　　1）1966年11月19日，我和孙蓬一等五人去上海串连，不是“按照江青的授意”去的。11月15日，江青派人骗我住在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之前，于14日上午，北大校文革常委已经根据李讷转告我毛泽东主席同意并指示的精神，组成了五人小组，决定去上海串连，并由李醒尘、孙蓬一向上海华东师大联系准备住在他们那里的。 + +　　14日下午，王力、关锋找我们五、六个人（孙蓬一、夏剑豸、李清昆、杨文娴、李玉英等，人名记不清楚了），到政协礼堂小会议室谈话，让我们给张恩慈写材料时，已经说了我要到上海串连是毛主席同意并指示的。还说了孙蓬一、李醒尘、付治文、陈葆华等五人同我一块去，李清昆协助姜同光在校主持工作，材料我不能亲自写了。当即商定李清昆、杨文娴负责写。还说到我走后，材料写成怎么交给他们？王力说，由校文革送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即可。这件事，是李清昆负责办的。 + +　　14日晚上，我在校内开会，讨论王力、关锋让写材料的内容及我和孙蓬一等人准备去上海串连的问题。会后，我回家接到王广宇的电话，说“首长江青为了你的安全，叫你立即带上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材料，住到另一个地方去。”我问为什么？他没有告诉我。我坚持不去。王广宇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的指示。但当晚我没有同意走，商定第二天（15日）下午到阮铭家里接我。 + +　　第二天，当我到阮铭家里时，陆善功和阮铭的爱人都在。我对他们说了我和孙蓬一等人要去上海串连了，是否对他们明确说是李讷转达毛主席指示让我去的，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决不会说是我们自己决定去上海串连的。我动员阮铭同我们一块去串连，还告诉他中央文革叫我去住几天，王广宇一会儿就来接我。 + +　　王广宇2时许来接我时，阮铭爱人和陆善功都先后走到院子里送我，见到了王广宇，没有多说什么，我就上车了。在车上，我又告诉了王广宇，我和孙蓬一等人准备去上海串连，校内工作由李清昆、姜同光主持。还说我在动员阮铭同去，他同意了，但是没有最后决定。 + +　　2）毛主席特派李讷来校找我密谈。第一次，是1966年11月12日下午。本来，上午李讷找我没有找到，由校文革办公室通知我下午2时许，在校内五院组织组套间办公室等候李讷。李讷来后，先同大家（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陈葆华、付治文等人）一块儿谈，随后李讷辞退了他们。我提出可否大家一块儿谈？李讷说要同我自己谈。随后我陪同她到里间办公室。李讷对我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问我见到你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呢？所以，今天主席特意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些什么？想些什么？” + +　　我对李讷向毛主席表示了谢意，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请示了存在的问题，说了运动下一步不知道做些什么？我在抓三线分校建设。请示了存在的问题：对被群众冲击还在集中管理劳动的校系一批干部、教员、教授和陆平等人怎么办？还说学生和有些教员、干部都出去串连了，学校事情不多，我也想去外地看看，到上海串连去。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李讷没有表示什么，她说回去向主席汇报。 + +　　正在谈话时，发生了砸校刊的问题。李讷到窗前观看了情况。表示很气愤。她对我说，你太软弱了。这是反革命行动。（当晚，李讷派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调查现场，指示抓人。）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等人原来都在旁边办公室等着，想听听李讷对我说了些什么新情况、新指示呢，因为校刊被砸，有人来告诉这个情况，李讷说要去看看现场，谈话也就结束了。孙蓬一、姜同光等人问我她谈了些什么，我说是毛主席让她来的。我汇报了学校的情况，请示了以上说的问题，没有详细对他们说什么。我们就陪李讷去看砸校刊的情况了。 + +　　第二次李讷来，是11月13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到校文革办公室找我的。李仲钦告诉我李讷来了，我迎接了她（办公室其他人也看到了）。李讷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 + +　　回到家后，李讷对我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始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的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连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到上海我们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捍卫团”。回京后我向李讷汇报时她批评我：“你们为什么叫‘捍卫团’？宣传毛泽东思想和路线应该叫‘宣传团’。”北京西城区有个“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是保守组织。）我问：主席对学校运动和请示的那些问题有什么指示？李讷说：没有。就是让你串连去。她还说，现在主要是发动群众。全国的运动搞不起来，光你北大也不行。意思是北大的运动要等一等。她的话当时是怎么具体说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记忆是：北大运动不好再进一步做些什么，现在主要是推动全国运动的发展。李讷说这些话没有说明是主席的意思，还是她自己说的，但使我领会不是她个人的意见，而是主席的精神。 + +　　李讷讲了以上的话，又说：主席还叫我问问你，关于你和王任重的关系问题，要不要他为你说几句话，保你一下？我说我同王任重的关系没有什么问题，他对我的指示都是关于北大运动和成立校文革的问题，没有什么错误。谢谢主席！不需要为我说什么，等将来我若有重大错误的时候，再请主席保我吧。李讷笑了：你真爽快！ + +　　临走时，李讷说：要带谁去，你们自己考虑吧。希望你们作出成绩。 + +　　3）李讷走后，我很高兴，认为这是毛主席给予我的重要任务，也是对我的信任。为什么对请示的问题和北大运动没有指示？对我顺便提到的一个问题特意让李讷立即转告了指示呢？我进一步思考领会主席特派李讷来找我谈话的目的和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并决定立即执行。 + +　　当天晚上，我先对孙蓬一等人说了李讷对我谈话的精神（因为李讷是找我密谈的，我不能全部按照原话传达给校文革的副主任和常委），说了主席认为上海和外地运动发动得不够好，同意我去上海串连，还希望我多走几个地方，以及北大运动要等一等的精神。还讲了李讷说的去上海串连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并且可以带几个人同去，要我们自己商量决定。经我们共同考虑后，于第二天上午召开了校文革常委会，讲了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精神，讨论怎样执行，谁同我去上海串连，谁留校主持工作？大家都是作为党交给的任务来执行的。如果不是李讷转告毛主席的指示（并且是常委亲自看到了李讷两次来找我），校文革常委也不会同意我去上海串连的，更不会同意孙蓬一第一副主任也同我一块儿去。把工作交给姜同光主持，姜同光也不会接受的。从我们组成的人员来说，也是体现毛主席的指示精神的，特意让李醒尘参加。因为他是七人大字报作者之一。 + +　　当时我和校文革常委们的思想都认为是执行毛主席亲自交给的发动群众的任务，把上海的运动搞好，目的是反修防修。当时大家都清楚毛主席的大字报内容，毛主席自己还在天安门接见了全国的红卫兵和群众。只要说是哪里的群众运动发动的不好，自然就想到毛主席说的，……五十多天来，不执行中央指示，推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起来革命，以及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等。我（们）根本没有想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和目的，一心想的是很好地完成党、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把上海的群众发动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对北大和我个人来说，对执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还有感激的思想和特别热情完成任务的心情。这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给予极高的“荣誉”而发自内心的一种感情，是自然的，可以理解的，也是现在回忆当时那种状况可以想象得到的！ + +　　4）中级人民法院说：李讷否认了她11月13日下午同我谈话的内容，并说，两个人的谈话没有第三者在场证明，不算数（审判长讲的）。……请求高级法院转告我，我要知道李讷是怎么否认的，以便我提出上诉理由和提供调查的线索。 + +　　以上是李讷转告我毛主席指示后，我们去上海串连前执行的主要情况。这是第一个过程。实际情况证明：1．毛主席派李讷来校找我密谈，不是盲目的、无目的的；我和孙蓬一等五人去上海串连，执行的是毛主席的指示，而不是“按照江青的授意”。从时间上说，这时我根本没有住在中央文革记者站，与江青无关。2．王力、关锋、王光宇已经知道了我们准备去上海串连的情况。 + +　　第二个过程是，江青派人骗我住在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这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但因为发生在我们决定去上海串连之后，去上海之前。指控我是“按照江青的授意”去上海“造反”的。所以，作为第二个过程写在这里。接我到中央文革记者站，是1966年11月15日下午。我在这里共住了三个夜晚两个白天。18日早饭后我就回校了。 + +　　5）江青是派人秘密接我住在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对这个秘密方法接我的事实应该讲清楚。这是出于对我的不信任，骗我出来要材料，软禁审查呢？还是出于信任，与我勾结，积极追随他们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呢？不说清楚，罗列现象，容易混淆是非，或使人误解，不实事求是地认定这段案情，就会混淆敌我界限。从以下实际情况可以看清楚它的本质。 + +　　王广宇证言说，王力让他去给我谈，接我到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又说，他要到学校接我，而我却提出到阮铭家里接我，等等。王广宇思想有顾虑，证言不是完全真实的。实际情况是： + +　　11月14日晚，9点多钟，王广宇给我家里打电话（从来他没有到北大来给我谈这件事），说：首长江青很关心你，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叫你带上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材料，今晚住到另一个地方去。你让学校的车送你到钓鱼台门口，我去接你。我问为什么？王广宇说，不知道。我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呢？王广宇说，不知道。首长没有说。我说，那我不去。没有必要。王广宇说，接你是首长交给我的任务。（王广宇始终没有讲过王力叫他接我的。直到这次开庭，我才知道是王力派他接我的。）我坚持不去，因为王广宇没有说接我出来住的原因。在电话上争执了很久，王广宇最后带强制性地说：我们都要执行首长的指示。我被迫答应了，但说今晚不行，我必须告诉校文革常委，工作也需要安排，否则他们找不到我。王广宇同意了，改为第二天下午。但他又不叫学校的车子送我到钓鱼台门口了，叫我到城里的一个地方去等他，然后他再接我走，叫我说一个地方。我曾说：要到什么地方让学校的车送去好了。王广宇说，学校的车不能去。我想党中央领导同志也有一些办公、休息的地方对外是不公开的。这样，我同意了他的安排，提了他也认识的阮铭家里（中宣部后院）。究竟要把我接到什么地方去，我问了几次都没有告诉我，当我到记者站后，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呢。第二天早饭后，我从食堂的师傅哪里才知道是中央文革记者站。 + +　　如果这不是骗我，为什么不告诉我是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不告诉我接我出来的真正原因呢？到底是为了什么“安全”呢？若是派我去上海，为什么叫我带自己认为“最重要的材料”出来呢？ + +　　15日下午，我刚到记者站后，王广宇立即问我材料带来了没有？伸手向我要材料。事先没有商量，但他已经准备好了牛皮纸和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封条，将我带的材料边包边说：首长说，这材料放到中央文革办事组，你什么时间用，打个电话给我，立即给你送去。还对我规定了几条：不准随便给外边打电话，包括学校和自己家里；不要出去，在院子里也不要随便到别处去。对这一切，我还没有来得及想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已经派服务员送我到住处去（1号楼）了。他说，你在这里休息休息吧，我回去了。 + +　　当时，使我感到，他关心的就是我带的这包材料。事实上也是如此，因为材料中有王任重给我的指示，及笔记本等材料。并不像王广宇在电话中对我说的那样“是为了关心、爱护，为了我的安全，”住到这里来的。我不理解当时发生的一切。住下，我等着有人来看我，看说些什么？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来，冷冰冰的，我一个人住在一座二层小楼里。16日，我等了一天，也没有人理我。我想，准是江青怀疑我和王任重同志的关系了，认为我没有找过她，而找王任重谈工作多了。但究竟是为什么，我还弄不清楚。 + +　　16日晚饭前，我给王广宇打电话，让他约李讷当晚来玩。我想与李讷聊天中得知一些情况和原因。如果不是我找李讷来，直到我走，都没有人理睬。17日晚上，王力才来照了一面。同王力谈话内容已写成材料，主要介绍我们去上海后找记者站负责人甄文君，帮助我们了解情况。 + +　　（我同李讷谈话没有了解到任何情况。从我当时的处境和接触的实际情况，已经证明：我是被骗出来的。怀疑我同王任重同志的关系；怀疑我手中有别的什么材料。在当时，不可能抄我的家（后来抄了4、5次），只能采取这种骗人的方法，让我带上材料，人来后搞突然袭击，带强制性地把我的材料要走。说是“保存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实际上，已经不属于我了。） + +　　这种秘密方法接出来，不是为了骗人吗？采取这种做法，不是软禁审查吗？否则，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条件干什么呢？如确是出于关心、爱护，为了什么安全的话，来了，应热情、坦率地相待，说明原因，材料放到中央文革办事组应与我商量同意，而不是带强制性地拿走（这个问题始终没有人对我说明），也不是鬼鬼祟祟，明明是东偏说西，甚至住的地方名称都不告诉我。这一切，能说明我是来参与阴谋活动的吗？哪一点是信任、相勾结、积极追随的表现呢？ + +　　关于这个问题，江青还有一段继续骗人的话。1968年3月8日凌晨，江青、陈伯达同我谈话时，江青说：你那包材料都叫王、关、戚搞走了，你不要再跟我们要了。可见江青是重视那次骗我出来要材料的，过了两年又谈及此事。实际上材料还在中央文革，还在她的手里。 + +　　所以，只要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江青秘密接我住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实质是很清楚的。至于林江集团一伙有没有其它目的？我不清楚。把我同他们的反革命夺权阴谋密谋活动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就是王力、王广宇证词中的那句话，是不能作为什么定案根据的。 + +　　就按王力、王广宇的证言来说（暂不说证言是否真实），接我出来住在记者站，不就是只问了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上海串连吗？加上王力说的，聂不好说服，就说是江青讲的。这就是“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了吗？说我请示了“三点问题”，谁回答我了？“江青的授意”是什么？庭上庭下都没有宣布内容，至今我也不知道。不是“公开审判”吗？参加“公开审判”的人谁听到了？ + +　　彻头彻尾的造谣。抓住一点捏造的假像，无限上纲。江青若是派我去上海“造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采用秘密的方法把我骗出来，尤其是像去上海这么重要的问题，能叫王广宇（一个办事员）只问了那么几句话吗？这是不合情理的。江青费那么大心思，只叫问了那么几句话，她何不派人到家里来问问或转告她的意见呢？那不是更方便更保密吗？再则，接我出来只问了那么几句话，为什么还要叫带材料呢？为什么还要限制行动自由呢？在当时，问这么几句话，在群众面前就可以讲，还用着费那么大事，秘密骗出来，住在一个地方来问，合乎情理吗？ + +　　（当然，林、江一伙怎么密谋的，16日中午怎么开会的？我不知道，无法证实真假。但有密谋没有实现的情况是常有的。被密谋暗算的人无罪，反而说明他们是不敢向被暗算的人暴露自己。） + +　　2）【此序号有误，原文如此】王力、王广宇的证言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自相矛盾，漏洞百出。 + +　　王力说：11月13日晚，叫王广宇办理接我住在花园村一号楼，他即与徐学曾去看我。这不是事实。我被安排住在记者站是15日下午。以后没有人去看过我。徐学曾从来没有同王力一块去看过我、同我谈话。我也不认识徐学曾。17日晚上，当我要离开记者站时，王力来看过我，但徐学曾也没有来看我。 + +　　王力说：16日中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决定派我到上海串连。他告诉王广宇，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上海串连，还说我很难说服，就说是江青的意见。王力又说，16日下午，王广宇向他汇报，说我愿意去，提出三点请示（王广宇说，我没有表示愿意去，但提出三点请示）：1、用什么名义？2、住什么地方？3、怎样向北京反映情况？ + +　　王力的证言除了说江青、陈伯达等人密谋的情况我不知道确切外，他与王广宇的证言有如下一些矛盾： + +　　1．王力、关锋于11月14日找我们5、6个人谈话，让写材料时，已经知道了李讷转告我毛主席同意并指示派我去上海串连，谁同我去，谁留校工作的准备情况。为什么在16日江青召集他们一伙开会时不谈这一重要情况呢？还要“密谋决定派我去上海串连”呢？可能吗？王力、关锋（王广宇也知道）既然知道我们去上海串连，为什么还叫王广宇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上海串连呢？对仅隔一天的事，王力、关锋不致于如此健忘吧！当然事隔了15、6年之后，当编写假证词的时候，是可能“忘记”的，也不会感到不合情理。 + +　　2．在王广宇的证言中，说王力对他说后（16日对他说的，没有具体时间）过了一两天，晚上找我谈了。可是17日早晨我就决定回校，打电话告诉了王广宇。17日晚上王力来看我，18日晚上我在火车上，他什么时候找我谈的呢？ + +　　就按王力说的，16日下午王广宇向他汇报了问我的结果，这说明他们16日中午密谋后，王力就找了王广宇，叫问我去上海的事。王广宇必须也在下午就问我，然后才能在同一个下午又汇报给王力。可是，16日全天我都没有见到王广宇，晚饭前我给他打电话约李讷来谈话，证明他下午没有来。再请问王力什么时间向江青汇报王广宇问我的结果呢？又派谁、在什么时间答复我“请示三点问题”呢？如果是当天（16日）答复，王力必须在16日下午向江青汇报，晚上才能派人或仍然叫王广宇转告我。这样，16日下午的时间是很紧张的。王力、王广宇（或派其他人）、江青之间谈话必须能周转过来。即使他们三人之间能周转过来，当晚王广宇（或派别人）再来告诉我答复的结果，就是不睡觉，我们连夜执行，也找不到那么多人开会，安排去上海串连的问题。第二天（17日）早饭后我给王广宇打电话要走，他来做了安排，帮助买了4张去上海的火车票。显然，我这个决定不是江青的授意，也同王力、王广宇证言中所说的相互矛盾的内容无关。实际上是因为我和李讷谈话（16日晚）后，更证明是江青骗我出来，带上材料进行软禁审查的。我没有必要在这里住下去，自己决定离开的。 + +　　3．在公安局预审和检察院分院提审中，都说16日晚李讷同我谈话时，王广宇曾经来了，传达江青对我去上海串连带人的指示：不要带孙蓬一，要带李清昆，不要多带骨干，以免影响校内工作。对此，我表示印象不深，并提出了不同意见。中检分院提审时，又提出这个问题，并说李讷都证明王广宇来了，我还是印象不深。但因为李讷都证明了，也可能我记得不准确。认为也可能来了，说了那些话。但是后来开庭时王力、王广宇的证言相矛盾：江青怎么知道我们已经组织好人去上海串连和安排了校内谁主持工作的情况呢？而且知道得那么具体，我要带孙蓬一，不带李清昆呢？江青既然已经知道了我们组织人去上海串连，为什么还要再密谋决定派我去串连呢？王广宇既然已经传达了江青对我去上海带人的指示，为什么还要问我愿意不愿意去上海串连呢？还说是江青的意见？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 +　　这些矛盾完全证实：王力、王广宇的证词、证言不是真实的，是捏造的。事实上，王广宇根本没有问过我，没有动员我去上海串连，也没有说这是江青的意见；我也没有对他提出那三点事务性的请示。当时，对先一天面对面讲过的事，王力、关锋“健忘”，我并没有忘记（还有参加14日谈话的那5个人，现在也不会忘记的，有的人比我记得还清楚）。当时，他们若对我这么提出问题，我会说他们在讲梦话，他们也不可能这么提出问题的。 + +　　以上是我住在花园村中央文革记者站的实际情况，和对王力、王广宇证言的揭露。江青为什么采取秘密的方法骗我住在花园村呢？事实很清楚地证明：1、骗我出来要材料，进行软禁审查。2、中央文革记者站是他们搞鬼的地方，对外是不公开的，也不愿意叫我知道。所以不告诉我，而采取秘密的方法。其实质就是对我不信任。但判决书写的内容和判词精神是故意诬陷，法庭明知是假证词，还要使用。 + +　　我们到上海后的主要情况，这是执行的第三个过程。 + +　　1）判决书说我到上海后，“单独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密谈”。强调了“单独”、“密谈”，而没有说明和证明单独密谈了什么？没有证明事情的实质，只是为了渲染气氛。不应从形式上表面地看问题，更不应当认为只要同张春桥谈话，就是参与阴谋活动。我同张春桥的谈话、接触，要历史地、全面地具体分析，正确看待。 + +　　我不是同张春桥单独密谈的，甄文君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并且，我是当众（与我同到上海的孙蓬一等人，还有随同甄文君工作的一两个人）请甄文君与张联系的，没有回避、采取秘密方式。谈话内容又全部传达给孙蓬一等人了。我找张谈话的目的是：1．我们是负着毛主席交给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任务来上海的，应该向上海市委打招呼。所以找张而没有找别人，因为张既是上海市委的，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应该对他说明来意。2．了解上海发动群众的情况和意见。 + +　　我同张谈话开始就说明了来意，是毛主席让我们来串连的。我们不知道应该怎样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张说：你们是从北京来的，是从毛主席身边来的，来了就好。我与张谈话的主要内容是：1．张先说他不在上海，去处理安亭事件了，谈了事件的情况，表扬工人怎样听党的话，不上北京请愿了，决定回上海闹“革命”。2．上海工人运动发动得好，学生较差。3．你们来了，要看看上海运动的特点（街头辩论）。我告诉他我们来后参加了群众大会。张说，你们也要到下边群众中去看看，向工人学习。我说，我们提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是否可以？张表示可以。张又说了曹发动群众不力的话，还说曹有什么事都与陈丕显商量，最后决定问题还是陈。我说，陈不是很早就参加长征的红小鬼吗？张说，有的干部不是过去也为党做过许多工作，现在“修”了吗？4．张问我住在什么地方？听说魏文伯让你住在某某饭店？张的意思是你不要在那里住。我说，准备住在接待站安排的地方。张表示要给我找地方住，我拒绝了。 + +　　全部谈话内容没有不可告人的。而且张春桥俨然以党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对待我，我与他又是第一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也感到拘束。谈话约一个多小时。对全部谈话内容可以要求孙蓬一等人揭发。甄文君否认参加谈话，是有思想顾虑的。（法庭没有给我看甄文君否认的证词）。他知道张春桥说了陈丕显的坏话，我没有完全听进去，所以，后来他又叫付治文、陈葆华转告我和孙蓬一，“曹荻秋是前台，陈丕显是后台，要揭发陈丕显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参加谈话，不知道张的态度，他是不敢这么做的。当然，没有第三者参加的谈话，也是可以搞清楚的。 + +　　我所以找张春桥谈话，并不是积极追随他，我追随的是毛主席党中央。因为我信赖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党中央成立“文化革命小组”，领导全国的运动，任用了张春桥担任副组长，又是上海市委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到上海执行毛主席交的任务，自然应找他谈话。同时，我是校文革主任，孙蓬一是副主任，我们不是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我是从组织关系的原则出发找张的。我与他不是个人追随关系，也不是阴谋关系。北大校文革是毛主席当面指示我成立的，是王任重具体领导执行的，这是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级组织（错了，也是一级组织）。当时，不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接受哪里的领导？（从实际上说，难道别人都没有接受中央文革的领导吗？党中央成立这个组织，就是领导我一个人的吗？）党中央《5．16通知》中，明文规定了它的任务，就是发动和领导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我找张春桥谈上海发动群众运动的情况有什么不可以呢？这个问题要历史地看待。当然，如果我利用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的决定，同张春桥搞阴谋诡计，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至今有什么事实证明，是我同张春桥搞阴谋诡计呢？同张谈话的内容有哪一条，哪一点违反和超越了当时党中央的决定（16条）和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和指示呢？没有。错了，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毛主席也更不应该指示我去上海串连。上海的群众在干什么？叫我去干什么？难道他不清楚、他是没有目的的？ + +　　这不是说，我自己就没有错误，我有我的错误和责任。但不能把我的左倾错误，和执行毛主席指示及党中央决定的错误，混同是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罪行。这是根本不同性质的两个问题。认定一个人有没有这种反革命思想目的，要全面地考虑，具体地分析。如果，不从本质上加以区分，就会混淆罪与非罪，混我为敌，这正是我的案子形成冤错案的关键。 + +　　我这么说，也不是为同张春桥谈话开脱。他对我谈话，有他的目的。正如他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委任，负责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一样。他有他的目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后两个多月，毛主席的指示，党中央的决定，还有党中央的其他领导人都在讲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反对压制群众，反对“资反”路线的话，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都没有发现他。我在同他一次接触、谈话中，是不可能发现他的反革命本质和阴谋目的的。作为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张春桥，也不可能同我第一次谈话中就暴露他的反革命原形，否则，那就太轻敌了！也太不客观了！ + +　　因此，不能把我们在上海串连，犯了反曹荻秋同志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认为就是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参与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一部分。不能同林、江反革命集团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挂起来而论罪判刑。这是错误的，是冤枉人的。 + +　　当然，还应进一步看看，我有没有同林、江反革命集团共同的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动机和目的。应该进行全面审查、证实，不应该抓住一点加以提高，概括一般，以防片面性。这是我一再要求的，要求审查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只要看我在“文革”初期的全部情况，仅从我去上海前一系列的表现，事实就可以证明，或从我离开上海回京后20多天，当毛主席号召“学习一月风暴”夺权的时候，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完全听从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就证明是没有阴谋和野心的。而且，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发现了王、关、戚，以后又发现了谢富治的问题，就是从反张春桥（戚本禹？）欺骗群众保护叛徒卢正义掌权开始的。如果在上海我是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参与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的，那么，这时，我就不会和张春桥对立，更不会公开在群众中和他顶着干。这是“文革”初期的一部分情况。若再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全过程来看，就更加十分清楚地证明，我不但没有与他们共同地反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反革命思想、目的，而是经过了错误和曲折的道路，提高了觉悟，从而抵制和反对了林、江反革命集团，又受到诬陷、打击和迫害的人。 + +　　2）我没有伙同孙蓬一制定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策略”。首先，我们没有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思想目的。从来我们5个人没有谈过或表示过要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问题。谈的都是如何发动群众，反对所谓“资反”路线，目的是反修防修。当我离开上海以后，孙蓬一的情况我不清楚，他没有向我汇报或联系。他参加康平路事件没有请示我；我没有交给他参加武斗进行夺权的任务。他为什么参加这一事件我不清楚。这个问题，我已多次提出和我无关。孙蓬一没有咬我。从预审到开庭都没有拿出证明是我指示他的。也没有提出反驳我的事实根据，却又在判决书上继续列在我名下，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 +　　总之，我们5个人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谈过夺权的问题，更没有什么“计划”和“策略”。毛主席没有交给我们这个任务，我们就是来串连、发动群众的。上海市被夺权后的事实也证明我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 + +　　其次，关于常溪萍的问题，不是我们到上海串连时才提出来的。华东师大和北大联合批常，这是群众开始串连时学生提出的；而且是华东师大的学生首先提出来的，然后，北大学生和华东师大学生把他们联合批常的活动向北大校文革提出要求。作为两校联合批判，这是经校文革常委会同意的。 + +　　关于常溪萍的问题有历史的原因。对他的错误认识和误会（不是我一个人），也有一个形成的过程。这不是当我们去上海时我和孙蓬一才想起来的问题。因为我们负有发动上海群众运动的任务，上海群众在反曹荻秋执行“资反”路线，我们对曹荻秋根本不了解，提不出他有什么问题。因为两校批常的活动早已存在，我们到上海串连自然会提出常溪萍的问题，联系到曹荻秋对他的重用。这不是我伙同孙蓬一为所谓“进而夺权上海市的领导权”而制定的“策略”或“突破口”。关于“突破口”的说法，是中央文革一个记者提出来他自己的看法。我们反对曹荻秋执行“资反”路线，压制群众运动，思想上没有想到要找什么“突破口”，也不需要找什么“突破口”。我们5个人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和孙蓬一两人也从来没有谈过想夺权的话。从预审到开庭没有拿出任何事实证明我们5个人要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根据。 + +　　3）我们到上海串连联系的单位主要是师大和“红革会”。通过“红革会”与“工总司”、“上三司”开过会，了解上海群众发动的情况，和提出过揭发曹荻秋到一定时候，可以提出揭发陈丕显的问题（这是我即将离开上海时，在甄文君告诉我后提出的）的意见，没有提过叫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上海的群众组织早已联合行动，早已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了。我们刚来时参加那些群众大会就是事实。这些大会都是他们自己组织的，我们是通过师大学生参加的。我没有提出过叫“市委后院起火”，和叫他们“召开15万人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揭发不是事实。 + +　　当我离开上海时，我认为曹荻秋的问题揭发不够，到底怎么不执行毛主席指示和路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还不清楚，应该继续揭发。留下孙蓬一就是交给他这个任务。对市委党刊干部座谈，也是叫他们找知情人揭发。与党刊干部座谈内容，也是说的（曹荻秋）如何不允许他们起来揭发问题。不允许他们与北京来的红卫兵、群众串连等情况，根本谈不上什么夺权问题，不可能在这时候就提出要求党中央改组上海市委的问题，连提出叫“市委后院起火”的说法都不可能。当时因为我要马上回北京，就是同党刊干部座谈会我都不愿意再开了，认为留下孙蓬一、李醒尘与他们谈就行了。若不是他们催陈葆华、付治文、孙蓬一一再要求，我是不会与党刊干部座谈的。所以，这时说什么叫“后院起火”的思想、语言是不可能的。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的情况而产生的思想语言，搬到前一阶段，强加到我身上了。说这些是我讲的话，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 +　　（从我们执行的任务来说，我们只是发动群众，对领导权的问题没有考虑。对外提什么意见，从来没有我一个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讲话的主要内容，都是共同商量的。比如，提打倒曹荻秋的口号，就是共同决定的。这个问题请求高级法院让孙蓬一、李醒尘等人揭发、证明。） + +　　4）我们在上海串连，是一个小的集体——串连小组。除李醒尘外，我们4人吃住在一起，天天一块行动，问题一块商量决定，都归罪于我个人的“一系列活动”是不符合事实的。我没有背着他们干过一件事情，这些活动也是不可分割的。 + +　　我们在上海反了曹荻秋和常溪萍，没有反杨西光。当时我们认为曹荻秋在市委执行“资反”路线，有人认为杨西光在市委执行“资反”路线，因此主要应反对杨西光而不应该反对曹荻秋。但是，我们参加的是上海群众组织召开的大会，大会批斗了杨西光、杨永直，我们发言没有反杨西光、杨永直，会下，我们也没有讲过他们有什么问题。从这些情况也说明我们不是反对上海市委的，而是反对曹荻秋执行“资反”路线的，反对一个人，就是反对错了，也不应该说成是反对一级党的组织。致使曹荻秋、杨西光、杨永直等多次被批斗，遭到人身迫害，使上海市委瘫痪，是多种原因造成的，而且主要是上海的群众组织的作用，更不能归罪于我个人。 + +　　综合以上三个过程的实际情况，列举的大量事实证明，我们去上海串连是毛主席（让李讷转告）指示的，而不是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密谋决定、按照江青的授意去上海“造反”的，所谓“江青的授意”只是一句空话，法庭既没有列举内容，也没有列举事实。（即使退一万步来说，就是江青派我到上海反曹荻秋执行“资反”路线的，也不能因为打倒曹荻秋是林、江集团夺取上海是领导权的重要步骤，我就是犯了积极追随林、江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罪，那也是被利用犯错误。对待这个问题，也要回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分析看待。） + +　　（1）“中央文革小组”是党中央成立的发动和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最高组织机构。江青是党中央任命的副组长，党中央能够任命她，为什么我不能接受她派遣去上海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呢？她没有告诉我要阴谋夺权，我也没有阴谋夺权。她要阴谋夺权，我怎么能知道她的思想目的呢？有什么事实证明我知道她要阴谋夺权呢？ + +　　（2）说反曹荻秋是林、江反革命集团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重要步骤，反刘少奇主席不是林、江反革命集团篡党、篡国的重要步骤吗？为什么林、江反革命集团可以对任何人、包括党中央的领导人个别谈，也可以召集会议讲，号召全国干部、群众反对刘少奇主席，全国的干部和群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多多少少的响应和参加了反对刘少奇主席的活动。这是不是从党中央、高级干部到广大群众都犯了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参与打倒国家主席、就是犯了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阴谋活动罪呢？ + +　　（3）毛主席、党中央并没有说，也没有决定上海市例外，不准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相反，对上海发动群众的情况是清楚的。不仅有毛主席的主要论点：“在各省市自治区都有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而且亲自号召全国“学习一月风暴”。就是江青派我去反曹荻秋推行“资反”路线，有什么事实证明我不是追随和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和决定（16条），而是追随林、江集团，参与了阴谋活动呢？ + +　　（4）何况，事实上是毛主席派李讷找我密谈、指示去上海和外地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为什么要把这一客观事实有意地抹掉，硬要把“江青授意”这句空话强加到我头上呢？ + +　　同年12月28日晚，江青当我面亲自说明（她的秘书在旁边，也是她的秘书通知我谈话的），不是他们（中央文革）派我去上海串连的，她严厉地批评我，为什么你们在上海说是中央文革派来的？我说，我们没有说是中央文革派来的，但有人有这种看法。 + +　　这是当时我回北京的第二天接见会后，江青自己就对我说，不是她派我去上海的事实。 + +　　结语：我们到上海串连执行毛主席交给的发动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从而犯了反曹荻秋同志执行“资反”路线的左倾错误，被林、江集团所利用，但我们没有企图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思想目的和行为。我找张春桥谈话是出于对党中央、毛主席的信赖，是从组织原则出发，不是个人追随关系和阴谋关系，是合法的，目的是完成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张春桥别有用心和目的，那是他的问题，我不清楚。听者是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决定精神来理解的，法庭使用了假材料，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认定案情。至今没有公布“江青授意”的内容和张春桥谈话内容哪一点是非法的，属于共同搞阴谋诡计的，证明我是参与阴谋活动的，没有对我执行毛主席指示犯错误与张春桥等一伙夺取上海市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从性质上严加区别，混我为敌，定罪判刑是错误的。法庭调查不能证明我犯有“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阴谋活动罪”。我没有触犯《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三条。 + +## 第二，我没有犯诬陷彭真、李伦罪。 + +　　法庭没有确凿的事实根据，证明我是故意诬陷彭真、李伦的。判决书只写：我“事先同被调查人谈话，做了安排，然后让《揪叛徒兵团》派人来按照她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这不是事实。 + +　　1）我没有事先同被调查人谈话，也从来没有同被调查人谈过胡仁奎、李伦涉及到彭真等人的问题。一个被调查人说我对她讲过：是抓叛徒的时候（在法庭上提出的说法，我没有看到证词）。这话我没有讲过。退一步说，就是我讲了，那么是叛徒就抓，不是叛徒抓什么？我叫她抓彭真了吗？我叫她抓胡仁奎、李伦了吗？没有。那么这句话能作为故意诬陷的证明吗？另一个被调查人说，记不清楚了，可能在“文革”中谈过胡、李的情况。“可能谈过”，也不能作为故意诬陷的证明和根据的。 + +　　判决书写：我“事先同被调查人谈话、做安排”，谈了些什么，怎样做安排的？为什么不说具体内容？不举具体安排事例？含糊地说了些莫须有的现象，能作犯诬陷罪的客观凭证吗？ + +　　指控我“事先同被调查人谈话、做安排”，我叫被调查人捏造事实，制造伪证了吗？还是授意被调查人按照我的思想观点、内容要求编写假材料呢？这些行为我都没有。写材料的内容、观点是被调查人自己的。与事实不符，谁写的谁负责。 + +　　这个情况法庭调查是清楚的。但为什么还要这么说，这么定罪判刑呢？《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明确规定什么是犯诬陷罪，什么不是犯诬陷罪，法庭的判决与此规定相符合吗？ + +　　2）《兵团》什么时候去调查，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不清楚。我没有给他们指定什么时间不准去调查，什么时间可以去调查，更没有叫《兵团》按照我“提供的线索”进行调查（庭上庭下都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提供过什么“线索”呢？为什么不说出事实？我只提供过被调查人，从来没有提供过调查内容的线索。判决书写的是一句捏造的空话。 + +　　我听到被调查人认识胡仁奎、李伦是在1937年，在太原市的时候。那时我才16岁。当时听大人说话，讲到胡、李的名字，在记忆中留下了他们认识胡、李的印象。我自己根本不认识也不了解胡、李，叫我提供线索也提不出来。当时是《兵团》负责人在校内路上遇到我，向我说，他们正在干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讲到发现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的关系问题，我才说，某某认识胡、李，我可以写信去调查。这个线索首先是《兵团》讲的。在没有对我说这个线索时，《兵团》自己已经在进行这方面的调查和搜集材料的活动了。对我讲后，我立即给他们向被调查人写了介绍信，他们拿去后什么时间去的，我不知道，没有过问。 + +　　法庭有什么事实根据证明这个调查线索是我提供的呢？又有什么事实证明是我叫《兵团》按照我提供的线索去调查的呢？没有提出过任何证据。 + +　　3）我没有授意《兵团》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薄一波、安子文与胡仁奎、李伦狼狈为奸，向蒋介石汇报，进行投敌叛国活动，”“解放后，胡、李又在彭、薄、安的长期包庇下，窃据我党的重要职务，潜伏下来，成为我党内的一个隐患。”这个报告是他们自己写的。报告是我和校文革其他副主任共同签字送的。当时，因为《兵团》例举了李克农、王世英、李处长（延安交际处长）的证明材料，我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同意转报康生，由领导来决定。 + +　　《兵团》写报告、做总结，向校文革常委汇报，以及调查研究一切问题，一向是他们自己决定的。我没有指示过他们向任何人写报告。包括向康生写报告。 + +　　4）调查彭真等是1967年4月14日晚接见会上，康生用会议桌上的便笺和铅笔写给我一张纸，经参加会议的群众传递给我的，未折叠也没有信封。写的是“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不是叫我个人组织调查组。实际上也是我和校文革常委共同执行的。当我接到这张纸的时候，孙蓬一、卢平（《新北大公社》总部负责人）等都坐在我身旁，看了这张便笺。当时我们没有议论，因为大会正在批我们反谢富治。回校我先同几个副主任及《新北大公社》负责人等，商量如何执行，后经校文革常委会讨论决定执行的。 + +　　这说明调查彭真不是我们自己提出来的，是党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康生交的任务。彭真是党中央定性的“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犯，又交群众批斗到那般程度的人。当时我们不能不接受这一任务，是符合当时党中央决定精神范围内的。我个人与康生也没有阴谋关系，这不是合谋诬陷，而是公开的上下级关系，任务也是公开交的。我是校文革主任，当然他让新北大组织调查组自然要写我的名字。 + +　　康生叫组织群众调查，但我们考虑到彭真和其他被调查人过去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有的曾是党中央的领导人（如彭真），随便交给群众审查他们的历史，在群众中流传是不应该的。因此，才没有交给一般群众组织，由校文革组织组负责执行，康生的指示（那张纸）也保存在组织组，并不是我个人组成《揪叛徒兵团》。我指示组成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规定了严格的保密纪律，不准随便议论、流传，当时，持这么慎重的态度的人是不多的。本来我就不重视抓叛徒，认为哪有那么多叛徒，应当重视当前运动中新出现的问题（如王、关、戚问题，“文化大革命”应该怎么搞法的问题．．．），但这是康生交的任务，又符合党中央的决定精神，不重视也得认真执行。同时，我对康生也有警惕，怕分不清界限，“文革”开始，我就对他持不保的态度，对群众也是这么讲的。 + +　　这是当时我们接受任务的思想状况和一些实际做法，完全证明没有其他诬陷彭真等人的思想和动机。 + +　　组建情况报告了康生、谢富治，不是我指示的。这时，我已不在学校工作（参加筹备市革委会），没有经我手，报告内容也不清楚。 + +　　5）《兵团》顾问谢甲林等人提出，调查彭真是党中央交的任务（当时的认识），要求我给公安部写信协助，我同意了。在谢甲林起草（事先已写好）写给谢富治的信上签了名，并不是我个人与谢富治有什么特殊关系，调查党中央决定的反党叛徒集团成员的历史，要求公安部协助，是合乎情理的。这是公安部份内应做的事。错了，那是从根本上定彭真等同志为“反党集团”就是错误的，谢富治、李震有什么动机那是他们的问题。 + +　　6）让群众调查彭真是党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交的任务，群众调查结果又报送康生，这不是写报告请求党中央处置彭真。调查中有错误，是属于工作中的错误。这与中央专案组向党中央写报告诬告、要求关押彭真、李伦，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群众调查本来就有认识上的局限性，对党的高级情报人员调查看到一些现象、假象，把胡、李误认为“特务”，与彭真等领导人来往关系认为有问题，将彭真看成是“大特务”。我作为基层工作的普通干部，也不可能认识到本质，看到由李克农、王世英等情报领导人的证明材料，分辨不清真伪，是不足为奇的（作为中央专案组的大干部都没有看清楚）。这说明，党的高级情报人员工作是成功的。显然这决不是故意诬陷，我们转报领导决定是应该的。 + +　　7）作为中央专案组向党中央写报告处置一个干部，特别是像彭真这样的曾是党的领导人，使用群众调查材料应该慎重核实；该材料也是一年前群众调查的素材。当中央专案组使用该材料时，已与《兵团》建立直接领导关系整一年，我已不过问《兵团》的活动，和《兵团》没有关系。中央专案组写报告使用该材料及《兵团》都没有向我打招呼，我不知道，不能负他们向党中央写报告诬告彭真、李伦冤狱之责。 + +　　8）诬陷彭真的是康生。但致使彭真、李伦冤狱多年，党中央有责任。难道不知道胡仁奎、李伦是自己派遣到蒋介石身边的情报人员吗？彭真与胡仁奎、李伦联系以及安排工作等，这一切不是党中央决定的吗？下边的群众和小干部能知道什么呢？这样高级的情报人员，大干部也不是都能知道的。领导叫组织群众调查彭真，下级执行。将群众调查结果又转送领导，就是调查中有错误，不符合事实的，这能说成犯诬陷罪吗？党中央使用了群众调查材料，定彭真、李伦有罪，造成冤狱，怎么能翻手加罪于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小干部呢？这种无理的做法是哪里搞的？现在的党中央知道不知道？不论哪里搞的总要讲理嘛！ + +　　（说明：康生便笺的内容：“聂元梓同志：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组织调查彭真、刘仁等调查团，从初步调查结果看到旧北京市委内隐藏了许多叛徒。我想新北大应组织调查组，系统地调查彭真、刘仁黑帮的具体材料。”调查中，我们否定了旧北京市委内有叛徒的意见。） + +## 第三，我没有犯诬陷朱德委员长的罪行。 + +　　1）我没有得知戚本禹诬陷“朱是反毛”的讲话（过去我给戚本禹写证明材料是预审员口授的，预审中从来没有这样提问题。可查看记录）。批准“新北大公社”与作协“革命造反团”成立联合批判班子，批《朱德将军传》，先请示了中央文革办事组同意，又请示了康生同意的。我将请示中央文革办事组的结果转告了李清昆、胡经之等，次日，为慎重，我又请示了康生。因为康与中央文革办事组没有不同意见，我又不在校内工作，因此，没有再转告李清昆和胡经之等，她们是经请示后开始组织联合批判班子的，所以，批准的不是我，而是中央文革办事组和康生。 + +　　2）批判文章不是我授意的，也没有交我审阅。事后我也没有看到校刊。开始，李清昆、胡经之对我说他们要与作协“革命造反团”联合批判《朱德将军传》的理由，就是说《朱德将军传》写的不符合历史事实。为此，组织座谈会让我听听具体意见。会上他们与作协讲的都是批《朱德将军传》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问题，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也是李清昆等人要求我与“作协造反团”座谈时提出的目的，我才同意参加的。这是会上会下共同讲的精神原则。但联合批判班子擅自违背原则，超越会下对我讲的和座谈会上讲的精神范围，我不能负责。 + +　　因此，以批判《朱德将军传》为名，对朱德委员长进行诬陷的不是我，而是联合批判班子，也是李清昆欺骗了我。 + +## 第四，我没有诬陷、迫害常溪萍。我有错误，但是我没有犯诬陷迫害罪。 + +　　1）我没有伙同孙蓬一等人两次写大字报诬陷常溪萍。第一张大字报是谁组织写的，我不知道。1966年7月，当江青带领各大区、省、市委书记到北大开群众大会时，写大字报的人（是谁我记不清了）把大字报送到主席台上交我，要求我交江青转曹荻秋，我当众即交江青。她又立即交曹荻秋了，让他在上海贴出来。第二张大字报是谁组织写的，我也不清楚，但我知道这件事。最后是否问我也算一个，代我签了名，我也记不清了。内容观点我虽同意，但都不是我授意的。大字报的内容和我在上海对常溪萍问题的讲话，都不是出于故意诬陷，都是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北大运动的决定、指示及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论点、精神和当时反复的政治运动和斗争，形成对常溪萍的一些错误认识、误会的意见。并不是故意制造事端，捏造假材料，制造伪证等手段，对常溪萍进行诬陷活动，而是讲对常的一种错误看法和意见。如果，这两张大字报是诬陷，那就不是我个人的问题了。首先是写作大字报的人应负诬陷罪责了。在上海我对常的问题的讲话是根据大字报的内容讲的。请揭发，以揭发的事实为证，看是否诬陷还是一种错误认识和误会造成的。 + +　　2）我没有参加华东师大批斗常溪萍，更没有多次伙同师大批斗常溪萍。这是两校学生原定的联合批判。两年后，于1968年常溪萍被残酷折磨致死，这是张春桥搞的（市中级检察分院告诉我的），我不能负此刑事责任。 + +## 第五，判决书写：“在聂元梓篡夺北京大学领导权期间，北京大学校系两级领导干部、教授、讲师二百余人，被诬为‘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 + +　　被谁诬为“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呢？判决书没有写清楚。在毛主席领导期间，中国还发生了林、江反革命集团十年浩劫呢，能这么笼统地写在毛主席名下、而负刑事责任吗？除陆平、彭佩云（大字报点名）外，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说他是“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更没有给做结论。这是毛主席以北大为“典型”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特别是“六．一”广播大字报后，出现的群众运动的情况。当时，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也来北大讲话，动员群众起来反对“陆平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毛主席的错误又被林、江反革命集团利用，煽动群众起来“造反”，这样造成的后果，怎么能归罪于我个人的诬陷、迫害呢？ + +　　2）【此序号前缺“1）”，原文如此】这些被群众冲击的干部（包括陆平、彭佩云）、教授、讲师、在工作组时期已经集中监禁，被群众称为“黑帮大院”、“监改大院”，并出现打人、骂人的严重违反政策的情况，程献策（中文系党总支书记）不就是这样死了的吗？校文革成立后（1966年9月12日成立），这些被监管的人员，经王任重批准，从工作组接收过来（工作组是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大约8月中旬停止工作的，月底前离校。这批人是海军工作组负责管理的），并不是1968年5月，在我主持下才成立的。5月之前，难道这些人都在家里而没有被监管吗？难道他们没有被称为“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吗？程献策为什么那个时候就死了？为什么在校文革管理的时候没有死人？“六．一”大字报广播之前，5月25日，贴了那张大字报之后，陆平等干部、教授、讲师，谁称他们为“黑帮”、“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呢？没有。陆平等干部倒是还在领导岗位上，我们写大字报的7个人，也准备还在校党委领导下，辩论学校的工作问题。有谁不知道“六．一”广播大字报后，才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问题，预审时我已经讲清楚了，庭审时没有提出新的问题，是新写在判决书上的，庭上庭下都没有提审过，在此，我不能进一步地提出针对性的具体驳斥意见。 + +　　后来，是否有学生（个别的）同干部、教授等人关在一起，我不清楚，没有人请示我。 + +　　关于陆平等干部、教授、讲师被集中管理劳动，应如何办？我请示过毛主席，毛主席没有指示。凡毛主席指示的已照办，如翦伯赞等人。对请示而没有指示的，倒更不好办，自然我不敢随便处理和放人。 + +　　3）判决书写被诬陷的干部、师生所受到的人身迫害，没有说明是谁搞的人身迫害，是我指示搞的吗？不是。法庭调查是知道的，但为什么还是笼统地写在我名下呢？搞人身迫害，我是反对的，校文革常委多数人也是反对的。当时，我多次讲过，不准打人骂人，指出这是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为此我专派两位校文革副主任负责，孙蓬一分工负责，实际上是三个副主任负责，仍发生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只有谁搞的谁负刑事责任了。 + +## 第六、1968年4月7日，我没有指使《新北大公社》某些人，在校内制造“反革命小集团”冤案，先后将邓朴方、邓楠、顾品忠、韩勤英、彭秋和等十余名教师、学生绑架到校，严刑拷打，这不是事实。 + +　　韩勤英的问题我曾经手，但她不是“反革命小集团”问题。搞错了，我已在1969年向本人当面道歉，向全校群众做了检讨。这个问题早已解决了。 + +　　判决书写：8月9日、14日，北大校文革办公室向江青、陈伯达写报告和绝密《简报》，诬陷“邓小平通过其子邓朴方等组织反革命集团，控制北大运动。”这不是我指使的，我也没有审阅该《简报》。这正与我当时的指导思想相反。我的指导思想是：王、关、戚（王、关、戚势力）和谢富治控制北大运动。邓朴方摔坏后应该向上级报告，我同意。但报告怎样写，谁提供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这个报告和绝密《简报》，谁搞的谁负责。 + +　　（说明：以上是针对判决书写的情况回答的，实际情况是，4月，具体日子不记得了，为了制止武斗，我曾与孙蓬一、姜同光等人商量〈谁先提出的，我记不清楚了。不是我先提的〉，认为牛辉林和“井冈山兵团”的头头受王、关、戚势力指使，挑动武斗和打武斗，应该揭露他们，不让群众跟着他们打武斗，说明打武斗是反动的，所以把牛辉林打武斗的这些人叫作“反动小集团”。这话是谁先提出的，我自己记不清楚了。以后，李清昆建议说，这些打武斗的，是与王、关、戚势力有勾结的人，有议论攻击江青的，应该同时揭露议论攻击江青，这也是“反动”。这样揭露认为更有说服力，不让群众上当跟着打武斗。我所以同意这么做，孙蓬一、姜同光等人也同意这么做，是因为当时周总理叫我抓议论攻击江青的杨勋，说她是“反革命”，叫我让群众（学生）把杨勋扭送到公安部，在群众中影响较大，都认为议论攻击江青是“反革命”。（后来，对我和对群众一直都没有说明是错误的，虽然，当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是周总理叫我抓杨勋的。杨勋却在全校群众大会上批斗我控诉我，在会下群众中对我散布坏话和诽谤。我一直连孙蓬一也没有告诉他。直到这次预审中，我才讲了周总理叫我抓杨勋的真实情况。）因为有这个先例在，所以大家也就相信了。这么做，我们的目的不是保江青，而是制止武斗。李清昆提出后，我同意（孙、姜都同意），抓了王忠林、韩勤黄等人。对这些人的错误对待，我已在六九年向群众和本人道了歉，作了检讨。后来搞扩大化了，又是学生两派群众打武斗，互相抓人，打人，混同在一起。我和校文革常委会虽多次开会、发通知等等，制止这种乱抓人、打人的情况，但当时学校局势我也不能控制，所以未能得到制止。这是挑武斗、打武斗的罪魁祸首谢富治及林彪、江青一帮造成的，因此，这个罪责我不能负。 + +　　对邓朴方、邓楠等人就是后来在这种局势下抓起来的。没有人请示我，一切情况我都不知道。李清昆说他请示了我，这是不可能的。孙蓬一可以证明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也不知道。 + +　　关于“反革命小集团”的提法，是否因为揭露议论攻击江青以后，把它从“反动小集团”上升为“反革命小集团”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但决不是4月7日，我指示《新北大公社》某些人搞的。揭露“反革命小集团”内容、目的就是以上所讲的，没有给他们捏造什么东西。其他未请示我的，如校文革个别人就此都搞了些什么，我就不清楚了。 + +　　关于报告和《简报》的问题。因为我早已反对抓人打人，一再讲之后，又发生抓邓朴方的问题，我已经不能控制局势。明知有的人对我不讲实话，撒谎。直到邓朴方摔坏后，都不向我亲自报告情况。我很生气。因此，我不看报告和《简报》，当时就持着“谁搞的报告和《简报》谁要负责”的态度。这个情况预审、庭审都是清楚的。判决书笼统地把校文革办公室写的报告、《简报》的事列在我的名下（这不是我个人的办公室，这是常委会的办公室），也不说清楚是我授意写的还是我根本不知道内容，含糊不清，这是故意混淆是非的手法。这种手法在判决书中是屡见不鲜的。 + +　　还有一个情况应该说明：校文革成立的时候，王任重提出应该让有影响的较大的“走资派”的孩子参加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我同意。当时商定让邓朴方参加选举，并作为副主任。王任重让我在校内做了群众和骨干分子的工作，也通知了邓朴方本人，但没有选上。当王任重被林、江集团打倒之后，我在校受到群众和骨干分子的反对，让我检讨和王任重的关系，其中特别提出检讨对待邓朴方的问题。我没有检讨，也没有让毛主席为我说话。但当时，我不愿意邓朴方常来校内，怕他出什么问题，使我被动。所以，我根本不可能指示搞他。从预审到开庭都没有任何根据证明搞他是与我有关的。 + +## （二）我怎样抵制和反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一伙，从而受到打击迫害的？ + +　　第一，毛主席号召学习“上海一月风暴”，进入夺权阶段后，我（们）开始发现了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继又发现谢富治和王、关、戚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在一些重要原则问题上暴露出他们的反革命本质。从而认定王、关、戚是阴谋家野心家，谢富治是反革命两面派。 + +　　从此，我们在群众中开始揭露他们、反对他们的斗争（成立了除隐患战斗队）。 + +　　1）开始，在高教部夺权的斗争，实质上矛头是对准林、江集团的（当然那时没有这样高度的认识）。张春桥欺骗群众，说他和卢正义在国民党监狱里是同敌人共同进行斗争的。因此，最了解卢正义不是叛徒，是好同志。他们力保卢正义掌权。王力、关锋、戚本禹在群众中进行挑拨、分裂活动，以达到他们夺权的目的。 + +　　我们针锋相对，揭露卢正义是叛徒，反对叛徒掌权，反对分裂群众。正要追查这个事件之际，陈伯达以中央文革小组长、党中央领导人的身份强迫北大撤离高教部（北大去高教部时，是周总理叫去的）。王力、关锋采用撒谎、诬陷、恫吓手段（王力造谣说，北大要一路冲中央文革，一路冲北京军区，一路冲红旗杂志社。当时中央文革决定，冲这三个地方，就以反革命论罪）。迫使我们（驻校解放军）检查内部而放弃追查张春桥保卢正义掌权问题。这些行为，使他们丧失了作为党中央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人的面貌，看到了他们的原形。当时使人惊讶，引起我对他们进一步警惕。那时，我即告诉驻军领导人，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有问题的。 + +　　2）王、关、戚采用像在高教部夺权一样的手段，在党、政重要领导机关（如《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外交部等等）挑拨分裂群众，煽动派性，制造矛盾，推翻所有的领导干部，安插亲信和坏人掌权。违反毛主席号召夺权指示和党中央决定（十六条）精神（当时我没有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尤为严重的是，特派谭厚兰去外交部挑拨分裂群众，煽动群众反对陈毅副总理，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我们根据周总理讲话精神，发表声明保陈毅副总理。大街上贴反周总理的大字报，都是我亲自打电话派学生去覆盖的。同时，我们支持外交部群众反王、关、戚的斗争，揭露王、关、戚的本质，提高群众的认识水平和斗争觉悟。 + +　　3）1967年春天，毛主席本来准备结束“文化大革命”，但北京市却出现了群众分裂，坏人掌权的混乱局面，不论机关、学校、工厂、农村，几乎每个单位、系统都可以抓到王、关、戚的黑手。原来，他们制造混乱局面，是为了利用群众打倒干部，达到他们夺权的野心目的，破坏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步骤。 + +　　戚本禹诬蔑党政军领导人都是“走资派”，煽动一些人要同他一样仇恨“走资派”，将其彻底打倒，永远不能翻身。他还说，将来“走资派”翻上来，让你爬狗洞你也得爬。散布种种反革命言论，暴露了他的阴谋家野心家的本质。 + +　　因此，我认为，不打倒王、关、戚这些人，就是革命的隐患，即成立了“除隐患”战斗队，专门揭露王、关、戚这帮人，认为他们是新的“摘桃派”，利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阴谋夺权。 + +　　4）1967年8月，王、关、戚煽动群众“揪军内一小撮”，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高校在他们操纵下，派学生到全国各地“揪军内一小撮”。北大没有派人去参加，针锋相对，我提出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口号，反对在军内煽动派性，分裂中国人民解放军。我走访军内两大派，公开表示两派群众都是革命的，一样看待，一样拥护。 + +　　5）谢富治和王、关、戚勾结，篡夺北京市领导权，把北京市革委会变成进行阴谋活动的据点。市革委会的组成，违背党的政治原则和组织原则，帮派原则代替了一切。根据戚本禹的授意，安排亲信分子控制了大大小小的重要部门和岗位。并设立秘密特务组织，掌握各单位情况，密报中央文革。谢富治当时是政治局委员，难道他不知道党的工作原则是什么？市革委会从筹建到开展工作，从来听不到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戚本禹的指示却常常不离口。在“文化大革命”中，市革委会究竟都干了些什么？当时不应该使人深思吗？现在当然早已都十分清楚了，但在那时，真正认识的人并不多。 + +　　谢富治当时是党中央的领导人，为什么对戚本禹那么言听计从、低三下四呢？还不是因为他有后台。当时，我不知道他们的后台都是谁？最少康生是不能保的。谢富治在市革委会会议上不厌其烦地数说着，中央文革每一个人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谁反对哪一个都不行。都要叫他（她）碰得头破血流。谢富治讲这话说的那么嚣张，气得我发颤。当时我就决心反他们要反到底，看看你谢富治是什么东西，我是不是会碰得头破血流？没有想到这话应验了。反谢富治、反林江一伙的人，反而被判刑、蹲监狱？ + +　　这一切，都反映着谢富治与王、关、戚一伙的特殊关系。“1．15”抢档案事件，谢富治听从王力、关锋的指示，放走坏人，关押革命群众，和康生关押老干部的勾当，虽然我没有亲手抓住具体事实证据，（因为我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内幕）不能向群众具体揭露他们，但我心中明白，谢富治是反革命两面派是绝对不会错的。我看到谢富治和他们以上的一系列活动，是利用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进行阴谋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因此，我就组织群众揭露谢富治，提高群众对他的认识，看清他的面貌，支持群众反对他的斗争。我对孙蓬一等人和北大群众参加反谢富治的斗争，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当时，北大已经形成了反王、关、戚和谢富治的中心，这是群众公认的客观事实。毛主席曾经批评我说，我拥军是对的，反谢富治是错的，就是针对这些事情说的。 + +　　1967年4月16日（？），北大校刊登载了孙蓬一4月11日的讲话，揭露王、关、戚和谢富治是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两面派。主要内容是我们共同研究的。当然那时认识水平不高，所举事例可能有错误，但揭露他们的反革命本质是完全正确的。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孙蓬一向他们揭发：这次讲话和他反谢富治都是我指使的。就此，我在校内群众大会上做了说明，承认他反王、关、戚和谢富治是我指示的。承认孙蓬一“4．11”讲话是我的观点。我公开承担了责任，不让追究孙蓬一。过去，林江集团认为是我的助手不好，曾把矛头对准孙蓬一。从此他们不再提我的助手问题，批斗矛头也不再指向孙蓬一了。 + +　　第二，1967年5月28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我到钓鱼台谈话，以江青名义劈头盖脑地批了我一顿，压我不要反王力、关锋、林杰、吴传启，更不要把这些人同他们联系到一起。他们诬蔑说，我要“6月血洗北京城”，“但我们都不给你算数”（不追究）。说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要求我不要再反他们了，要站得高一些。又说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的，又是红代会的，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的。希望你和我们站在一起，等等。 + +　　（我听了非常气愤，想让我和他们同流合污办不到。我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听了一耳朵谣言，今天你们说的这些事，我要追查。让我坚决顶回去了。没有等我说完，他们就走开了。后来我回校又写了张大字报，表示要继续反吴传启、王力、关锋、戚本禹，并把他们对我谈话的内容公布于群众，揭露他们的嘴脸。） + +　　由于他们企图拉我同流合污的目的没有达到，和我表示还要继续反吴传启、林杰、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恼羞成怒，于6月5日，陈伯达讲话，破坏了北大群众的团结，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我和校文革，说校文革不民主，压制真正的“造反派”。说我“骄傲”了，不听中央（中央文革）的话，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二月逆流派”。挑动派性，制造混乱，破坏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安排，并且对我个人造谣，进行人身攻击。 + +　　江青批评北大的运动搞得“太温”了，群众分裂后，军训停止了，解放干部的工作停止了，处在混乱之中。陈伯达批评北大是“一潭死水”，说“乱了好，越乱越好，你们摇摇欲坠才好呢”。他说“文化大革命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的”。 + +　　因为我继续反王、关、戚和谢富治，江青陈伯达对我组织批判。1967年8月2日一次（批我在全国带头反中央文革派的记者），1967年9月初一次（批我反谢富治，诬陷我反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批判使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的认识是正确的，要继续反下去，并追查他们的后台。当时我就讲，我要让群众看看，到底是我想当市革委会主任呢，还是谢富治有问题？这话，我也曾对陈志尚、孙连仲讲过。 + +　　第三，1968年春，林、江集团再次提出反右（康生先讲外交部出现一股“右倾邪风”），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我提出反“左”（在校内俄文楼讲话中讲的）的政治口号。反谢富治和没有王、关、戚的王、关、戚势力，被中央文革诬为“反谢逆流”。中央文革两次（1967年春和1968年春）反“二月逆流”，我们两次反谢富治，这不是偶合。因为从我们接触的现实，没有看到什么“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使人不能不深思的是：“文化大革命”搞了近两年了，广大干部都被称为“走资派”打倒了，那还有什么右倾？“文化大革命”所以搞糟了，北京所以这么乱，就是谢富治勾结王、关、戚势力造成的。王、关、戚已经被公开揪出来了，为什么不让清除王、关、戚势力？是彻底揭发谢富治的时候了。因此，我们在高校学习班组织了几万人的批判大会，北大校刊出专刊批判揭发谢富治，形成了反谢富治的高潮。 + +　　在市革委会上，讨论各级革命委员会如何实现革命化条例的时候，我认为应该揭发谢富治的问题。不是要讨论什么“革命化条例”的问题，首先要解决谢富治的问题。所以，我提出，“要实现革命化，谢富治首先要整风”。 + +　　从此，谢富治受林、江指示（指示：要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首先要反击“反谢逆流”），在市革委会开了几天（3月19日至25日）大会，批判我反谢富治，将批判内容传达到全市（包括郊区、县）基层群众中去，煽动群众把矛头指向我和北大，发生3月25日7所高校上万人来北大武斗的事件。当时，来打武斗的人扬言，看今天市革委会批聂元梓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 + +　　第四，1968年3月8日凌晨，陈伯达、江青对我谈话，批评我反“左”，要我反“右”。江青让我反“大个儿的”，暗示反周恩来总理。我装作听不懂，蔑视她。回校，我以坚持反谢富治的实际行动，抵制和反对了他们，发起了反谢新高潮，压倒了反击“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这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最恼恨的。 + +　　第五，1968年3月27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体育场召开10万人大会，诬陷杨成武、傅崇碧、余立金同志为“反革命集团”，在大会上企图把我和所谓“杨、余、傅”打在一起搞掉。林彪讲话一箭双雕，既诬蔑杨成武同志是“两面派”，又暗示我和杨成武同志有“黑关系”。江青讲话批我反“左”，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大会后，全市贴满了“打倒杨、余、傅”、“聂元梓是杨、余、傅的小爬虫”（江青提的口号）、“坚决拥护谢富治”的大标语。 + +　　由于这两次（市革委会会议上批我的内容传达到群众中，和10万人大会上林彪、江青对我的诬蔑）大规模地煽动群众反我和反北大，以及在他们唆使下，所以发生3月25日7校学生来北大打武斗后，随即又发生3月28日、29日的武斗，延续近三个月。 + +　　（武斗就是这样强加给北大的。“打武斗”的罪名就是这样扣在我头上的。事实是我不但没有挑动武斗、打武斗，而且就是这次最大的武斗（双方都在万人以上）是我制止的，避免了多少人的死伤啊！） + +　　（说明：3月25日下午，当我从市革委会回来，7校的群众人山人海地涌向北大，校门已经进不去车了。武斗已开始在广播台爆发，形势千钧一发，多少人的生命即将在这场大武斗中丧失。我立即返回市革委会，找谢富治，抓住这个武斗的后台说：你认为我有错误，可以批判，你也可以叫卫戍区把我给抓起来，为什么叫这么多群众到北大打武斗？你必须跟我一块儿去制止武斗，否则你要负责！当时，吴德、丁国钰在场。这样，谢富治才被迫跟我来北大的。吴德、丁国钰也跟来了。我和谢富治同坐他的车走在路上，谢富治见我抓住他不放，心虚地说，你真厉害！你倒不了台！我说，我不怕倒台，只要不打武斗就好。谢富治又说，你做市革委会副主任是我对毛主席说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谢谢你！我做不了。他想讨好，想求情，当时我就把他顶回去了。 + +　　这个情况，我一直没有对别人讲，陈良知道一部分，谢富治的司机听到了我们在路上的谈话。） + +　　林、江集团企图从此挑起北京高校两派群众的大武斗，嫁祸于我，但我不让北大还手，始终坚持让群众把矛头对准王、关、戚和谢富治（这时，我已经不像高教部夺权时一样，而是自觉地对准王、关、戚和谢富治及其后台、同伙——林、江集团了）。我还劝蒯大富在清华不要打武斗，我亲自找他的同学一块儿说服教育他，但他没有听。除此，北大武斗升级是我制止的，打死人前也是我制止的，他们没有听。当时，我竭力控制北大局势，想法子制止武斗，可是，这个武斗的罪名却又长期被林、江集团栽到我头上，反诬我打武斗，是北大和北大汉中分校武斗的后台，使许多人不了解真情，甚至包括北大的一些人和党中央的领导，使我遭受10多年不白之冤，直至为此入狱。（虽然这次预审中搞清楚了，但并没有在群众中公开给我平反，讲明真相，澄清是非，去掉林、江集团对我的诬蔑和栽赃。） + +　　北大武斗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林、江集团早已看到我和北大一些群众，不但不是积极追随他们，而是起反对他们的作用的。1967年6月开始，把北大搞乱，陈伯达已公开讲我“对什么人的话（指‘中央文革’）都不听了，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了（这句话是为掩盖他讲话的本质的）”，煽动北京高校两派群众，挑起派性，分裂北大，决心栽赃于我。因为我坚持教育群众反对派性，坚持教育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王、关、戚和谢富治及其后台，已成为反对他们的中心力量。因此，决心把我打掉，彻底搞垮。这就是1968年春，北大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原因和实质。 + +　　第六，工宣队军宣队进校，登上上层建筑领域，我认为是制造矛盾，利用工人阶级的名义达到全面夺权的目的。1968年底，北大“清队”逼死人，我认为“文化大革命”搞得如此人人自危，就是康生一伙和谢富治搞的。联系看到全国武斗蜂起，形势更加混乱，在“学习班”，我向孙蓬一、姜同光、王茂湘等人揭露康生，从在延安搞“抢救运动”逼死人，说到他在山东如何犯左的错误，整人，等等，让他们不要再跟康生，要反康生（当时工宣队批我反对延安整风，后被迟群抓住作为重要根据，批我反康生）。 + +　　1969年春，我向周恩来总理揭露（江青参加）工宣队“清队”的问题和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逼死（24人）人的情况。江青不准我讲，打断我的话：你净说别人的错误，你自己就没有错误吗？你说说你自己。周恩来总理说，不要着急，要调查，很快就要解决。 + +　　第七，党的“九大”后，是我思想最苦闷的时候，不知道毛主席领导“文化大革命”还要向哪里发展。我想向毛主席揭露谢富治的两面派面目，不要再上他的当。因为有人向工宣队告发我，而未能实现。这时，我已看清了中央文革那一帮，就是不知道江青是怎么回事？她是错误呢，还是同他们一样？我想同他们斗争，但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找李学文（政治系的），想通过他向刘伯承同志汇报，揭露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看到的一切，请求他对我指示怎么办？因刘伯承同志不在北京，在上海，由于我又处在被限制人身自由之中，未能实现。 + +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暴露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问题，解决了我思想上的苦闷和迷惑，原来江青同林彪都是一样的货色。 + +　　第八，多年的隔离审查，和批斗，深深地教育了我，清醒了头脑，使我更加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总有一天他们会垮台的。我就可以解放了。但我对党是有错误的，我请求党审查我，实际上我也是这么做的。（在主席逝世之前，我就写了请求党审查的信，说明迟群、谢静宜等人的对我的审查不能代表党。毛主席逝世以后，我又向党中央写了请求审查的报告。） + +　　1975年冬，我仍处在隔离之中，偶见付立元，简单地谈了形势，我告诉他是林、江反周总理，反而诬陷我反周总理，并且为此批斗我。提出商量怎样同迟群、谢静宜他们斗争的问题，请他考虑。以后再没有机会见到他。 + +　　（1976年春，我让聂真托人找邓小平同志谈话，向他检讨我的错误，揭发迟群、江青一伙。聂真告诉我要托的人（魏坚、齐云）不在北京。因我母亲病故，又失去联系。） + +　　1975年至1976年秋，我常同徐继华议论江青、张春桥一伙，想给他以影响，便于以后帮助我联系别人进行斗争。我也通过他了解外边的局势和情况。我曾对他讲过江青张春桥这些人都是野心家、阴谋家，他们想上台，就要打倒周总理，把邓小平搞掉。现在就是邓小平同志最敢于同他们做斗争。还说，那些老帅不知道会不会串连，我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斗争中，认识到邓小平同志是正确的，我从错误中同他走到了同一条战线上。只要他拉队伍，我就跟他干。我的条件很低，不管是谁，不管他有什么错误，只要反修、反帝，国内反迟群、谢静宜（及其后台），我都跟着他干。当时，我给徐继华找了《文汇报》反周总理、反邓小平同志的一段文章：“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一定要保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让他反江青、张春桥。我还和徐继华议论过毛主席，说毛主席晚年和斯大林一样，都犯了错误。我说，斯大林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毛主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都错整了大批干部。徐继华说，他俩晚年情况怎么那么一样啊！ + +　　1976年初，王连龙在校内大会上讲，我“配合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让审查小组张文找我谈话，压我承认，准备批斗。我问他，什么叫“右倾翻案风”？邓小平怎样搞“右倾翻案风”？张文没有回答上来。我说，你讲都讲不清楚，你就批我“配合邓小平搞右倾翻案风”？我坚决把他顶回去了。 + +　　以上，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抵制和反对林、江反革命集团一伙的大部分情况（还有一部分没有写）。因为他们拉我，我不和他们同流合污，而是继续反对他们，自然对我倍加恼恨。如果，早日打倒也好，少受折磨。但因为他们还想利用“六一”广播的那张大字报，只有对我个人狠下毒计，长期对我打击、诬陷和迫害。并决心搞掉北大，因为它早已起反作用了。若是积极追随他们的话，那是肯定不会搞乱、打掉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 +　　我怎样受林、江反革命集团一伙迫害的呢？ + +　　第一，对我“隔离审查”、“半隔离审查”，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达8、9年之久。让我住在阴冷潮湿的房间（有几年干脆住在洗相片的暗室里），整天坐在一个地方不准动，时刻有人盯着，根本谈不上到院子里走走，就是在屋里走动也是不允许的。后来，经我抗议和医生从人道主义出发提出意见（如果不让她活动，这病我无法治疗），才允许我去院子里几十分钟。但又常藉口“有事”而免除。我亲身尝受到这种“刑罚”是极其残酷的，它可以把一个活人坐烂坐死，使血管、肌肉发黑、烂裂、坏死。虽然没有动手打过我，也没有用吓人的刑具，但这种整人的方法，却比打人、用刑还狠毒，检查时既无刑具，又无施刑痕迹，但内伤累累，使我患了严重的全身性的血管栓塞——脉管炎。 + +　　第二，对我残酷批斗。召开过各种各样的批斗会，大小问题的批斗会，内容相互矛盾的批斗会，各种方式、范围的批斗会，批我是野心家，反谢富治是想当市革委会主任的，是反林彪、反江青、反康生的“反革命‘5．16’分子”。大问题批斗，小问题也不放手，吃的药方不合适，本来是医生看病的问题，但强迫我吃，不吃也批斗。强迫我注射过敏的药针，强迫我吃近百片土霉素，孩子回家不报告也批斗；学生学习课程，随时把我拉去也批斗。总之，无事不批斗。只要迟群、谢静宜，王连龙认为需要，或他们的祖师爷江青、康生、张春桥认为需要什么都在批斗之列。仅1971至1972年，批斗我竟达100多次，直到不忍再数下去。从1968年下半年到粉碎“四人帮”，没有一年我不被批斗的（以后，也没有停止批斗，“四人帮”倒台后，又让我陪迟群、谢静宜批斗），这些均未计算在内。专门批斗会上批斗，一般群众大会点名道姓的挖苦、损人，会下训斥，不把人当人看，侮辱人格是家常便饭。一次批斗会，竟然叫我连续站立16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让坐下休息，用一只脚斜着站一会儿，休息一下另一只脚都不允许，用皮鞋踢我的脚腕骨。他们却轮班吃夜餐、早点，轮班睡觉，这样逼我交出整谢富治的“黑材料”（不黑，是鲜红的！）。其他因反林、江一伙，摧残人的事是说不尽的！我也不愿意再想下去，再想想今天的情况，想下去我会疯的，世界上还有真理没有？？？ + +　　我被敌人整是因为我革命，就是杀头，也心甘情愿，无所畏惧。但我革命为什么还被整？还让我陪着整我的反革命分子挨批斗？这是什么理论？？？ + +　　第三，我的家被查封，多次被抄家，失钱失物。以群众的名义抄，宣传队抄，审查小组、保卫科随时抄。孩子无家可归，即使是允许回家住，也要受折腾。还声言把孩子也要关起来（1971、72年）。由于孩子强烈地反抗，才没有敢下手。孩子是无辜的，不但他们自己这样对待孩子，还向孩子所在单位送诬陷我的材料，让整孩子。 + +　　陈毅同志写给我的信，被指派的“群众”抄走，说从我家抄出了“黑材料”。至今，没有人承担错误，也没有归还我。 + +　　第四，对我施行严酷的监督劳动。前后共三次。扫马路、打扫厕所，拣砖头、拾瓦块，沉重的体力劳动，在病中也不能饶恕。在江西农场，赤脚在冰水中挑泥修坝，在新华印刷厂，医生证明不能劳动，但还强迫劳动，半天往机器上挂纸，累计达七、八千斤重。审查小组公开向群众宣布，只要有医生证明就可以不劳动，但实际上医生开证明必须经过审查小组同意，还对我说，只要你能吃饭，你就得劳动。 + +　　（说明：拾砖头、拣瓦块，是作为一种惩罚劳动，因为我胸腹大血管栓塞，肿得不能系裤腰带，不能弯腰，医生证明不能劳动，审查小组说：照顾你不能劳动，你拣砖头吧。实际是想法子折磨我。） + +　　这样长期地打击、迫害我，使我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患了严重的心血管疾病——血栓性、多发性脉管炎，心间歇、心脏疼，一身风湿病，治疗至今不能痊愈，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 + +　　第五，我受林、江反革命集团残酷地打击和迫害，是在被诬陷种种罪名下进行的。1968年、69年，宣传队进校和迟群、谢静宜、王连龙进校，诬蔑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代表”、“反对工人阶级领导、反占领、反夺权”；“和杨成武有黑关系”，“反谢富治（就是反市革委会）”、“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军”的“三反分子”；是“北大和汉中武斗的后台”，开始追查我反康生、反陈伯达。1970年至1975年，开始我被诬陷“反周恩来总理”、“反军”等罪名下，实则批斗我反林彪、反康生、反江青、反谢富治。九届二中全会和“九一三事件”后，又利用清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指示，翻手诬陷我“和林彪反革命集团有黑关系，陈伯达是我的后台”。在继续诬陷我“反周恩来总理”、“反军”、“武斗的后台”等罪名下，主要批斗我反康生、反江青、反谢富治，被扣上“反革命‘5．16’骨干分子”、“同杨成武一样，是‘5．16’抓‘5．16’，贼喊捉贼”的罪名。 + +　　以上这些事实证明，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还是中、后期，我不但没有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阴谋活动，犯下反革命罪行，而是反对林、江反革命集团，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受到打击和迫害的人。十年浩劫的灾难对我也不例外，甚至更加残酷。 + +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因信赖毛主席和党中央，加上自己有左倾错误思想，犯有“左”的严重错误，有的错误与林、江集团有牵连，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符合毛主席指示和党中央决定的精神范围内的错误，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之所以有牵连，一是出于信赖党中央、毛主席重用和重新重用了他们，而且是刚委任的。如康生、江青，本来我对他们都有看法，是不信任的。即便是重用了江青，重新重用了康生，也是半信半疑的，对康生持不保的态度，继续观察。对江青，认为可能跟主席多年学好了，可以出来工作了。但因为对她有看法，仍不愿多接近，没有话说。因此，接受他们的指示时，看是否属于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决定的精神范围，是符合的才接受执行，不符合的不接受；二是，由于党中央、毛主席把他们安排在领导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位置上，把我安排在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被领导位置上（成立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员会是北大的特殊情况，其他学校没有。这是毛主席指示的）。他们利用窃取的地位和权力，利用毛主席的错误指示和党中央的错误决定，向下级指挥、欺骗，对下级来说，从组织原则出发，接受了他们符合当时党中央决定精神的任务、指示，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牵连关系，应情有可原。应该看到和区分在这种牵连关系下犯的错误，不是与林、江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关系，不是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而犯的罪行。这在性质上的区分是十分清楚的，是不应该混淆的。相信现在的党中央会有具体政策的规定，只不过现在我还不能知道就是了。 + +　　以上的事实也说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正如《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一样：“‘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也因此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我虽然较早地同另外6人写了一张响应党中央号召的大字报，卷入了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有的错误与林、江一伙有牵连（这种牵连以上已经讲了），但我也较早地发现了他们的问题，抵制和反对了他们，所受到的诬陷、打击和迫害也够沉重的！实践已经证明，我不是极端分子，也不是追随他们的野心分子、帮派分子，或打砸抢分子。反了他们，最少是证明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像这样大规模地动员群众反对林、江集团（不是只反对他们其中的一两个人），在北京市还是极少有的。本应平反，受到表扬，或将功折“罪”，为什么还要对反对他们之前犯的错误定罪判刑呢？判刑改造什么？允许干部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原则，同样适用于我。犯错误也应该允许立功；不允许改正错误和不允许立功，就是不允许革命。这不是党的政策，这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 +　　（说明：关于我反康生的问题。过去，我对康生犯“左”的错误和善于整人是有意见和看法的。但因为党中央又重新重用了他，使我考虑，也许他改了，否则不会重新重用他。因此，我又相信了他。但在我思想上还是有保留的，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就对他持不保的态度，认为，群众为什么不可以揭发他呢？要在实践中再看看他是否真正改正了错误。 + +　　1966年12月，高级党校一部分群众（“红干团”）反康生，另一部分群众在武葆华带领下保康生。武葆华到北大煽动群众去党校保康生，北大群众听了武葆华的讲话，正要去党校参与保康生的活动，我知道后，当场阻止了群众的行动。武葆华煽动的结果落空了。没有一个人跟他去保康生（这个行动，不是在小屋中议论议论反康生，也不是一般说说不保康生的话，而是正在群众行动中加以阻止，在具体的时间、条件下等于反康生）。 + +　　1967年9月中旬，高级党校干部李广文贴了反康生的大字报，标题是“打倒陶二世”。我校有学生看到了这份大字报，大字报中提到的具体材料只有一件：“我到中央宣传组，你说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吗？”我和孙蓬一议论这件事，说康生就是翻脸不认账。。 + +　　1967年春天和1968年春天，两次反所谓“二月逆流”和“为‘二月逆流’翻案的邪风”中，康生在林、江那帮人中都是急先锋。在接见会上，训斥群众不与中央文革提的斗争口号相呼应。当时，我在1967年春，对这个问题认识是模糊的。1968年春就清醒了。在校内俄文楼，我的讲话就是有意针对康生的。因为他讲了，外交部有“一股右倾的邪风”。我说，中央文革提中央文革的政治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政治口号，当前不是右，而是“左”。我们是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是要反“左”。） + +## （三）关于我的错误责任问题。 + +　　第一、1967年8月以前，我在“文革”中犯的错误，我负我应负的责任。虽然我出来工作是毛泽东主席当面亲自指示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位是他给予的（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本身就是错误的，出来工作就是错误的，因此，不能不犯一系列的错误）。但因为我接受了他交给的任务，党中央其他领导人及许多领导干部和群众，包括我自己，都没有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都都赞誉和鼓励我接受党——毛泽东主席给予我的任务和地位。当时，大家的觉悟就是这样。所以，犯错误不论有多大，我负我应负的责任。不能因为今天认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根本错误的，就全部推到毛泽东主席身上，或找客观原因（但我并不是否定历史地看待问题），否定自己的责任。这不能总结教训。只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认定事情，我的错误该是什么，就是什么，该我负什么责任我负什么责任；即使杀头，也要承担，无所畏惧，只要换得江山春色好，丹心不怯断头台。 +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真理面前也是人人平等。任何人，不管地位多高，权力多大，只要犯了罪，就应该受到审判。不允许有超越于法律之上的特权存在。同样地，任何人，不管地位多低，权力多小，只要没有犯罪，就不应该受到审判。不允许有超越于法律之上、强行判刑的特权存在。法庭审判也要讲理，判决才能使人心折，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 +　　第二、1967年8月以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我不能负责。因为，在1967年8月，中央文革碰头会召开的接见会上，我已向党中央领导“文化大革命”最高的领导集体、特别是在周恩来总理出席的情况下，我提出了辞去工作的请求，并根据“文化大革命”搞糟了的形势，提出解散“北大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意见（在此之前，我曾在校文革常委会上提出同样的辞去工作的请求，和解散校文革的意见，把工作做个结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个报告）。当时，江青首先起来发言反对：“过去，你死保校文革，现在人家一攻，你要求解散校文革，你不干了，不行。”周恩来总理及其他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领导人都默认了江青的意见（当时，周恩来总理还在审理杨勋议论、攻击江青的问题）。因此，我不能不继续干下去，但我不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了。可是，只要干下去，就不能不犯错误呵。当时，毛泽东主席、党中央给予我及大字报的作者们那么高的“荣誉”，我哪能随便撂挑子呢？如果，是我自己拉出来的群众“造反”组织的头头，我早就不干了。如果，北大不是毛泽东主席树的“文化大革命”的点，有的问题（如关于关的一批干部、教授，特别是陆平等人）该怎么办，我早就处理了。当时毛主席还在讲，北大是“池浅（深）王八多”，我请示他对关的这些人怎么办，他不回答，我敢擅自处理吗？我知道他有什么意图呢？就是李讷否认了同我的谈话，难道他不知道陆平早就被群众关起来了吗？陆平的问题不解决，其他人的问题能解决吗？ + +　　后来，选举“九大”代表，我在选举大会上讲我不够条件，不要选我。林、江反革命集团早已开始批斗我反他们了。已经做了不让我参加“九大”的安排。但周恩来总理又让我参加“九大”，并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会中，我对总理表示谢意，并说我不够条件。总理说：这是工作需要。你要谨慎，严格要求自己）。原来，这是毛泽东主席错误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形势的需要，也是当时党中央错误领导的需要。因此，为党的错误而使我犯错误，我不能负责；不论错误有多小，一分责任我也不负。 + +　　现在，是总结教训，不能当毛泽东主席（当时的党中央也有责任）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北大响应党中央号召的那张大字报作为“典型”以推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而高高举起，当我认识到了一些问题要求不干了，要求解散校文革还不允许，仍留着继续把我选为九届候补中央委员，给予虚名，不仅无任何实权，连受打击迫害的地位也没有丝毫变化。（现在不是说当时党中央就有人很早已认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吗？那时为什么不允许我辞职呢？）现在，当清算过去的错误，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一切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毛泽东主席的错误领导，特别是毛泽东主席把我和北大推上“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历史地位，与他形成的具体关系，统统不存在了。错误全变成我自己应负的责任，连性质都变了，我追随、信赖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而犯错误（有的也不是我追随，而是毛泽东主席主动指示、安排的），变成了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犯下的罪行，把反林、江反革命集团而受诬陷、诽谤，打击和迫害也不算数，别人平反，我不但不平反，摘掉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还判刑，把受残酷打击和迫害的日子算为刑期，这不仅是不公平的，在今天，就是天下之大不韪，是违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 + +　　（说明：关于我提出辞去校文革主任职务和解散校文革意见的情况。关于我辞去校文革主任职务，事先我同杨惠文、白介夫商量过。1967年7月的一天，我到白介夫、杨惠文家里，向他们诉说北大被陈伯达挑拨分裂后的形势，说我反对王、关、戚分裂群众煽动派性，对校内外做了许多团结群众的工作，仍无效果。北大还是乱哄哄的。我曾主动到地质学院听取王大宾等人的批评，征求对我和对北大的意见，又到北师大听取谭厚兰的批评和意见，在校内走遍分裂出来的群众组织，听取批评和意见，坚持让《新北大公社》（该组织不是我成立的，是在军训的基础上群众联合起来，由解放军组织成立的）把矛头指向王、关、戚和谢富治。我和孙蓬一又在全校群众大会（有地质学院、清华、矿院等校自愿参加，约3、4万人）上检讨，还多次提出联合方案，和我不当校文革主任，大家联合起来，重新选举校文革。经这一系列工作都解决不了问题，又联系看全国“文化大革命”搞糟了的形势，许多干部被定为“走资派”打倒了，坏人掌权，武斗烽起，将来还不知道要出什么问题呢！负不了这个责任。同时，我对“文化大革命”这么搞法不理解，这个局面将如何收拾？（这个情况，67年6月我就同李清昆等人议论过。）杨惠文也说了些对“文化大革命”这么搞法不满的话，还说：反正打倒的不是我一个人，我也不着急。她还说，你也别着急，这个形势毛主席总有一天会出来收拾的，他有办法。我说，北大这么乱，我搞不了。原来我以为军训后（1966年12月18日，我主动提出请求在北大进行军训试点，要求派解放军），解放干部，学生复课，“文化大革命”就可以结束了。可这样子越来越糟了。我干不了。杨惠文说：你收拾不了，你若不能照毛主席的指示（要求）办事，他会整你的，到时候，他有办法整你。又说，这样吧，你干脆向他写个报告，请派人来北大负责。白介夫也说：你给毛主席写个报告，叫他派人来吧，北大既然这么个样子，你也不要干了。但是，你要向毛主席做个交代。我同意，认为这是个办法。 + +　　回校后，我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根据当前“文化大革命”搞糟了的形势，不仅我自己不能干了，还应该解散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为此，我先向校文革常委会提出来，说服他们同意，然后再向毛主席写报告。我向常委会说明了形势，提出了我辞职，并建议解散校文革，谁愿意干谁去参加群众组织。校文革把工作做个结束，向毛主席写个报告。还说：我们都是虾兵蟹将（意思没有党的领导），根据全国形势和学校情况，将来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问题呢，我们负不了这个责任。开始，常委们都同意了，后来又翻了，不同意，还批了我贬低了大家的能力。但我自己是不干了，因此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在周总理出席的情况下，我又提出了同样的两点请求，未能同意，也不敢再向毛主席写报告了。 + +## （四）关于刑期和刑期计算（折抵）问题 + +　　第一、根据上诉书和对上诉书的补充材料（即本材料）所列举的事实，证明我没有触犯《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因此无罪行，更没有犯反革命罪，而且是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又受他们打击迫害的。所以，判处我有期徒刑17年和剥夺政治权利4年，是完全违背“文化大革命”初期和中、后期我的实际情况的。判决是错误的，是新的冤错案。 + +　　第二、对根本错误的判决，本无必要对刑期和刑期计算（折抵）问题提出不同意见。但因这个问题进一步说明了判决是错误的、违法的，所以仅根据判决书写我犯“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依据的法律根据（《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二条）和送达判决书人口头转告判决前羁押日数同刑期折抵，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和原则的不同意。 + +　　几个问题： + +　　1）判处有期徒刑17年和剥夺政治权利4年，是怎么得出来的？既是根据第六十四条数罪并罚，各罪判多少年刑期？怎么合并执行17年的？法庭为什么不宣判？判决书为什么不写？庭下为什么不口头转告？问了多次为什么不答复？至今，判我犯这两个罪行，还不知道刑期是多少年？ + +　　2）判决书写刑期为什么有起无止？折抵刑期为什么不写在判决书上？更没有在法庭上宣判。这是为什么？ + +　　3）按法庭判我犯这两个罪，根据《刑法》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已过追诉时效期限。为什么还追诉？ + +　　对刑期和刑期计算（折抵）的意见： + +　　送达判决书人口头转告刑期折抵情况： + +　　根据判决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计算如下： + +　　1971年2月7日至1973年4月 + +　　1973年4月24日至1975年4月24日共计4年2个月17天。 + +　　1978年4月1日至1978年4月18日共计18天（捕前在校关押） + +　　1978年4月19日至1983年3月16日（在公安局） + +　　以上共计9年2个月3天 + +　　还应执行7年9个多月 + +　　刑期实际执行到1991年1月12日止。 + +　　这里有两个问题： + +　　1）判刑的原则是什么？为什么别人反林、江反革命集团，被隔离审查，剥夺人身自由而平反，对我反而计算刑期？2）既然对我计算刑期，1975年4月24日到仪器厂监督劳动至1978年3月31日，为什么不算刑期？ + +　　当时，我提出这两个问题问送达判决书人（中级法院庭审记录员）。送达判决书人回答： + +　　1：他们（指林、江集团）不光整了你反他们，还整了你别的问题（承认我反了他们）。 + +　　2：你到仪器厂劳动，后来生病了。实际上没有劳动，看管也不严。 + +　　我反驳说：他们是整了我别的问题，整了我“反周恩来总理”。我反了吗？（中级检察分院告诉我没有反周恩来总理。）林、江集团整人，不给谁扣上莫须有的罪名？“四人帮”倒台了，当然顾不上看管我了，是我自己解放自己出来看病的；但一直没有宣布对我解除“隔离审查”，或改变纪律规定，而是宣布“一切规定继续有效”。 + +　　送达判决书人无言可答，说：我无权解释。 + +　　因此，我现在重申： + +　　1）把我反林、江反革命集团受打击迫害的“隔离审查”时期算刑期是错误的。这正是证明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没有积极追随林、江反革命集团，参加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犯下反革命罪行；而证明我是冤案。 + +　　1971年2月7日至1978年3月31日，尤其是从1971年2月7日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前，林、江集团对我剥夺人身自由和批斗是最残酷的时期。诬陷我“反周恩来总理”、“搞武斗、打死人，是北大、汉中武斗的后台”、“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反对革命委员会（反新生事物）、”“反工人阶级领导”、“和杨成武有黑关系”等等。定我是“反革命‘5．16’骨干分子”、“欺骗党、欺骗群众”，至今许多人在这些问题上也是不清楚的。 + +　　在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下，实则整我反林彪、反江青、反康生、反谢富治，企图把我和所谓“杨、余、傅”搞在一起打掉。本应对我平反，摘掉他们对我强加的种种罪名，澄清对我的种种诬陷和诽谤，但现在不平反，还判刑，算刑期。这是不是说我反林、江反革命集团是错误的，林、江集团整我是正确的呢？他们变为保周恩来总理的、反对打武斗的呢？所以，中级法院判刑的原则究竟是什么？ + +　　2）关于1975年4月24日至1978年3月31日，这段时期从现象上看，似乎是吃住在家了，有了自由。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 +　　首先，对我对群众都没有宣布结束隔离审查。孙连仲（审查小组长）对我宣布：领导决定你从新华印刷厂回校仪器厂接受群众监督劳动，只是吃住在家。因此，给你规定纪律必须遵守，不得违犯。 + +　　其次，从实际丧失人身自由的程度、从管理、规定的纪律来看，也是继续处在隔离之中。先后规定纪律——1：在校内不准随便走，划定我从家到仪器厂走的路线，不得越过一步；2：路上见人不准说话；3：不准到别人家里去，别人也不准到你家里来；4：不准会见亲属；5：孩子回家要报告保卫科，不报告受批判；6：审查小组随时有到家里检查的权力；7：医生写病假条必须经审查小组同意；8：审查小组有权随时找医生检查你的身体，必须接受；9：不准出校门；10：不准参加校内群众大会；11：不准看校内大字报。为什么规定这么多严酷的纪律呢？就是保持继续隔离审查的状态。就是判刑蹲监狱，保外就医还算刑期，也没有这样严酷地剥夺人身自由。这一切，都在校保卫科监督和居委会、同院人协助监督下执行。 + +　　当时，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家中只有我一人，连我的儿子回来进家都必须汇报。虽然吃住在家里，实际家里已经变成新的“隔离审查”的牢房。审查小组、保卫科不论黑夜白天，随时都有权进家里搜查。并且，我住的地方就在保卫科对面的院子里，从保卫科的窗中随时能窥见我住的房子。后来，因粉碎“四人帮”，没有人常来严格检查，但新的校领导一再对我宣布：过去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得违犯。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张志明、魏全海对我传达校领导指示，宣布过去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得违犯，对我批评、训斥。1978年春节前后，校保卫科对我宣布过去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得违犯。并让我恢复监督劳动。因有医生证明，不能接受劳动。 + +　　根据以上情况，自1971年2月7日，对我对群众宣布“隔离审查”的决定后，没有再宣布结束，而是不断宣布“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不得违犯”。又如此残酷地剥夺人身自由，比保外就医还不如（保外就医是算刑期的），因此，必须折抵刑期。共计2年11个月8天。 + +　　关于“半隔离审查”的问题，就是没有残酷地剥夺人身自由，确实是吃住在家，或住集体宿舍，只限制一定的人身自由，或被公开的、秘密的监视居住和行动。如1968年9月至1969年3月，办集体的“学习班”，或住集体宿舍（隔离）、全校“清队”等。但我是重点。在此名义下，实则批我反谢富治等；1969年5月，从开“九大”会议回来，至1971年2月7日，在江西农场和回校以后，我被限制人身自由时严时松，有时完全被看管。如1970年6月，从江西农场回京，是押送回来的。回校后看管较松。下半年吃住在家，白天由学生看管较严。这样丧失人身自由的情况，保外就医也不能如此。所审查的内容也主要是反林、江集团的问题和被诬陷的种种莫须有的“罪过”。领导也是林、江集团指示宣传队搞的（说明：不应该因为被整的名目、方式繁复而不算数。当时，在“清队”、办“学习班”的名义下，被整的人各有各的“问题”。有的被抓是“叛徒”。不论学校有什么名目要整人，“清队”也好，整他的“问题”还是“叛徒”。所以不能说是全校“清队”了，他就没有被错整为“叛徒”。事后，把他被错整的时间扣除。这不是从实际出发，是不对的。在“清队”中，我被清查的问题，仍是反林、江集团的问题，并且是重点隔离对象。所以，不论是办集体的“学习班”，还是全校“隔离”、“清队”，实际整我的还是一个反林、江集团的问题。就是说，有运动的时候，放到一块整，没有运动的时候，单独整。因此都应计算在一起，不应扣除，被整的时间是连贯的。）因此，必须折抵刑期，计算是： + +　　1968年9月至12月（3个月） + +　　1969年上半年1月至3月25日（3个月又25天——补注：原文如此，应是2个月又25天），下半年5月至12月（8个月），全年10个月又25天。 + +　　1970年1年整（虽然让我参加了九届二中全会，但批了我叫马福全反康生）。 + +　　（1971年1个月又7天。） + +　　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横行时，和刚刚粉碎“四人帮”后，我遭受剥夺人身自由、受隔离审查，总计9年5个月又7天，折抵刑期不应该是4年2个月又7天。加上1978年4月1日至1983年3月16日，逮捕前后至宣判，计5年又4天（补注：原文如此。应是差15天整4年）。 + +　　综合以上共计14年7个月又1天，而不是9年2个月又3天。 + +　　还应该执行2年4个月又29天，而不是7年9个多月。 + +　　刑期实际执行到1986年4月29日，而不是执行到1991年1月12日。 + +　　总之，从1968年9月（8月交权下台）到1983年宣判，共计15年被剥夺人身自由，没有一年是有人身自由的。若再计算到1991年1月12日，我将23年被剥夺人身自由，还要加上4年剥夺政治权利。就按中级法院判我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的具体情节，也不能如此判决。这是违背《刑法》规定的。 + +　　上海徐景贤判刑18年，王秀珍判刑17年，都是剥夺政治权利4年。他们是什么罪？我到底犯了什么罪这样对待呢？我反林、江一伙谁不知道？别的不说，谢富治是不是林、江集团的？王、关、戚是什么人？康生是林、江集团的什么人？反他们算不算？哪一点我同徐景贤、王秀珍一样呢？从1968年3月25日，实际上我就被打下了台，徐景贤、王秀珍人家是在干什么呢？是什么地位？是林、江集团的同伙。大家都是清楚的。 + +　　上海张春桥指使王洪文成立“制止武斗司令部”，带领千军万马，打掉了些群众组织，为什么不打徐景贤、王秀珍那“派”？还不是因为那些群众组织反了张春桥，最少是不跟他们了。北京、北大的问题性质是明摆着的，若积极追随林、江集团，不反谢富治，能被打掉吗？虽然，形式上不是王洪文，而是七校来打北大（“看3月25日市革委会批聂批到什么程度就打到什么程度”），企图用派性来掩盖其性质，能掩盖得住吗？上海被打的群众组织还了手，我们没有上大当，我当场抓住了谢富治，因此，想扣我打武斗也扣不上，栽赃了多少年，不是谁也栽赃不了吗？ + +　　若说，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同伙、追随者，因为过去在台上，不能惩办他们，因此对他们是没有时效问题的。但我的情况根本不相同，既不是追随他们的野心分子，就是有几件事错了，与他们有牵连，但我很快发现了他们的问题，反了他们，又受到多年的打击、迫害，从1968年就正式下台了，处在被整的地位，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期，粉碎“四人帮”之前，我都被他们剥夺人身自由，处在被批斗之中。这怎么能同徐景贤、王秀珍相比呢？ + +　　我是冤案！是明目张胆地制造的新的冤案！！ + +　　从逮捕我就是没有根据的。长期（数年）不告诉我被逮捕的原因和根据。相反地对我说：“你的问题不是用法律来解决的。你检讨检讨错误吧。”检讨之后，怎么突然又要判刑呢？既对我表示知道我是反林、江集团的，是受打击迫害的人，为什么又判我积极追随林、江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而判刑呢？为什么不宣判犯各罪判刑多少年呢？17年的刑期是从哪里产生出来的呢？为什么不宣判刑期止日？至今我手中无法律文件为凭据，把我骗送到延庆监狱来。这里对我主要的病既没有药治疗，生活条件又坏，还取消了我吃小灶饭，又派两个犯人专门监视我，搞小汇报，继续整人，这不是狱中狱吗？是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后快啊！ + +　　（这不是党的政策，这是什么人的“政策”啊？） + +　　我的身体、脑子已被反复折腾坏了。但我的精神、信念是永远摧残不倒的，至死也不会屈服于谬论。为真理而战斗是我的本质！ + +　　马克思主义万岁！ + +　　 1983年8月 + +　　· 来源： + +　　《聂元梓回忆录》，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1月第一版396—455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8.txt b/CCRD/0/8/19/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58f050cebab5877f51e57d64ae34b9d036e8cc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8.txt @@ -0,0 +1,29 @@ +#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对王大宾的起诉书 + +　　（【编者按：王大宾生于1941年5月30日，2019年6月26日逝世，四川德昌县人，1961年入北京地质学院探工系学习。文革期间为北京地质学院 “东方红公社” 负责人之一、曾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1年3月9日，王大宾因涉“五一六”案在成都被抓回北京地院接受审查。关押审查四年后以“五一六”罪名不能成立释放。1978年4月29日，经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纪登奎五位中央领导签字批准；武汉市公安局正式逮捕王大宾。在对王大宾的审判过程中，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判决“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但在上报中央审批后，根据陈云“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的指示，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在1983年8月18日作出了修改判决，指控“王大宾在1966年12月至1968年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所认定的主要“罪行”是王大宾带领地院部分学生，将彭德怀挟持、押到北京，“使得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为此，王大宾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力二年。】） + +　　被告人王大宾。男。四十二岁。汉族。四川省德昌县人。原系北京地质学院学生。“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北京地质学院 “东方红公社” 负责人之一。一九六七年三月以后为该组织总负责人。并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六九年元月，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因反革命一案，由湖北省公安局依法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王大宾反革命一案，经武汉市公安局侦察终结。于一九八三年七月九日移送本院审查起诉。现查明。被告人王大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他干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犯罪活动。其主要犯罪事实如下： +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告人王大宾在重庆时，得知“东方红公社”总部电话传达的戚本禹关于要将彭德怀同志“抓回北京”的“指示”后，王立即带领北京地质学院在重庆的部分学生，赶到成都。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同志挟持到北京地质学院。同时，对彭德怀同志的住处非法进行抄查。将彭德怀同志多年保存的珍贵数据和文件二百一十二份，非法扣留并运到北京地质学院。一九六七年七月，王大宾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积极策划批斗彭德怀同志。成立了以地质学院物探系为主的“斗彭联络站”。捏造诬陷彭德怀“阴谋政变”、“里通外国”的材料，广为散发。并派人与北京航空学院联合对彭德怀同志进行批斗，使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 + +　　王大宾于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间，还以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多次对原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聂克、教授冯景兰、杨遵仪等人进行人身迫害。 +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四月十日，王大宾先后主持策划并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总部和革委会的名羲发表了声明。诬蔑“余秋里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先锋人物”、“何长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炮轰余秋里”、“打倒谭震林”、“打倒何长工”等领导人。 + +　　被告人王大宾所犯上述罪行，有大量的证人证言和书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院确认，被告人王大宾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应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章＞） + +　　检察员　胡文涛 + +　　 一九八三年八月八日 + +　　来源：摘自《王大宾回忆录》第九章，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29.txt b/CCRD/0/8/19/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aa0a5be730e3db8768f8a8cda29ebf59bb1242d --- /dev/null +++ b/CCRD/0/8/19/000029.txt @@ -0,0 +1,39 @@ +#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大宾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胡文涛。 + +　　被告人王大宾，男，现年四十二岁，四川省德昌县人，汉族，“文化大革命”初期，为北京地质学院学生，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一九六九年元月分配到四川省地质局成都修配厂工作。现在押。 + +　　辩护人：武汉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孙先义、姚启超。 + +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王大宾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胡文涛、代理检察员周忠武出庭支持公诉，于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大宾犯罪事实如下： + +　　被告人王大宾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 +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被告人王大宾在重庆得知“东方红公社”总部电话传达戚本禹关于要将彭德怀同志抓回北京的“指示”后，立即带领在重庆的北京地质学院的部分学生赶到成都，于十二月二十三曰将住在成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挟持到四川省地质局，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押到北京。同时，非法抄查了彭德怀的住处，将彭德怀多年保存的珍贵数据和文件二百一十二份非法扣留并运到北京地质学院。一九六七年七月，被告人王大宾按照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旨意，积极策划批斗彭德怀，成立了以地质学院物探系为主的“斗彭联络站”，并与北京航空学院联合对彭德怀进行批斗，诬陷彭德怀是“阴谋政变”、“里通外国的反革命分子”，使彭德怀同志人身遭到迫害。 + +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和四月十日，被告人王大宾先后主持策划并分别以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总部和革委会的名义发表了声明，诬蔑“余秋里充当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先锋人物”，“何长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煽动“炮轰余秋里”、“打倒谭震林”、“打倒何长工”等领导人。 + +　　一九六七年四月至一九六八年八月期间，被告人王大宾还以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等罪名，对原地质学院党委副书记聂克、教授冯景兰、杨遵仪等人进行人身迫害。 + +　　被告人王大宾的上述犯罪事实，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审查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完全属实，被告人王大宾当庭供认全部罪行，表示悔改。 + +　　本庭确认，被告人王大宾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参与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阴谋活动，以及诬陷迫害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根据被告人王大宾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并考虑到被告人王大宾的认罪表现，特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五十二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判处被告人王大宾有期徒刑九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曰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至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止）。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理由，上诉于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 + +　　审判长：成厚胜 + +　　人民陪审员：陈昌尧 + +　　人民陪审员：蔡金保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章〉）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日 + +　　书记员　曹永萍 + +　　来源：摘自《王大宾回忆录》第九章，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0.txt b/CCRD/0/8/19/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b5ca684b6601eb1c30e45f5453b2deb4ae66e91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0.txt @@ -0,0 +1,129 @@ +# 王大宾：实录法庭出示的证据与我的辩护 + +　　1983年8月18日，武汉中院对我的庭审，我作了要点记录，亦转录下面留存，留予历史明鉴。 + +##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庭审记录（一九八三年八月十八曰上午８时开庭） + +　　参加者：审判长、二位陪审员、检察院二位公诉人、书记员、二位律师及省市有关领导，地院代表总计约五十人。 + +　　审判长问：籍贯、年龄、民族，曾任何职务？ + +　　被告答：四川德昌县，４２岁，汉族。曾任小学少先队大队长，初中任学生会学习宣传部长，高中三年任班长，大学五年任班长、团支书、系团总支委员。文革初期６６年８月８曰“地质学院东方红大队”成立，８月１７日“东方红公社”建立，朱成昭（革干之子）同学任一把手，我为二把手。１９６７年３月５日始，我任一把手。“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１９６７年４月３日任北京地质学院革命委员会主任，４月２０日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 + +　　检察院公诉人：宣读起诉书……。法庭调查。 + +　　审判长问：起诉书指控你参与彭回京是否有此事？ + +　　被告答：有此事，但我是反对揪彭的，并向中央报告过我们不同意揪彭的意见。 + +　　审判长宣布：由法庭宣读证言如下： + +　　（１）戚本禹供词：……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说彭是修正主义头子，在成都不老实，决定要揪彭回京。根据中央的决定与上面指示，我派阎长贵当面给地院朱成昭传达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 +　　（２）阎长贵证言（阎是江青秘书，中央文革办事组成员）：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戚本禹指示，要我找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朱成昭传达中央的指示，叫他负责揪彭德怀回京。我给地院东方红负责人朱成昭打过电话，在地质部找到朱成昭，当面向朱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叫他揪彭回京。 + +　　（３）朱成昭证言：中央文革指示，阎长贵叫我们地院东方红负责将彭揪回北京。我就向西南联络站和在南充的联络站打电话，下达中央揪彭指示。后来王大宾到成都了，曾给王通过电话叫王揪彭，因王不执行，后又派胡乐成坐飞机去成都揪彭。 + +　　（４）费安琪（重庆地院东方红联络站负责人）证言：总部朱成昭给我，南充联络站电话指示揪“海瑞”回京，我接到成都、（南充）电话。十二月十五日东方红公社的第二把手王大宾由武汉到重庆，得到我传达的指示后，就带地院在渝的部分学生（除了办红卫兵展览的人之外），于十八日到成都，张家声等同往。 + +　　（５）王大来（干部，地院东方红公社负责人之一）证言：我们在南充接到朱成昭指示说中央文革上面指示，要想尽办法不惜代价，把“海瑞（彭）揪回京，揪不走就在当地批斗后也要揪回京。我们从南充于１６日赶到成都，在成都联络站负责人钱新、郑文卿我们同去与彭长谈话后，到底揪不揪这是件大事，我们作不了决定，要等公社主要负责人之一王大宾到成都后，由王大宾作决定。王大宾十八日上午到成都，我们向他作了汇报。决定打电话给朱成昭，要朱向党中央、毛主席、中央文革汇报我们认为上面党中央、毛主席可能是不了解彭总一年来的工作、思想情况，彭是拥护毛主席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是反对刘少奇的。现在揪彭，上面判断可能有误，所以我们决定暂不执行揪彭的指示。王大宾派我和郑文卿次日立即坐飞机回京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在京，我被朱成昭等臭骂了一顿。后来，过几天朱成昭派公社负责人之一胡乐成坐飞机专程去成都揪彭。 + +　　（６）费安琪证言：１２月２２日胡坐飞机到成都，传达上面指示，坚决揪彭回京。在地质局开会，王大宾参加了会议。决定２３日揪彭回京。２３日上午七点，发现彭已被北京航空学院驻成都地质学院联络站的人，奉韩爱晶的指示于２３曰凌晨将彭揪到成都地院。胡乐成、王大宾等人，胡带队去成都地院与北航学生谈判，共同揪彭回京，但一边谈判，张华清等同学从彭所在的屋里将彭拥出来，坐上车就到了地质局。１２月２７曰傍晚回到北京火车站，北京卫戍区拿上面指示来，要把彭交卫戍区。指令拿到火车上给王大宾了，朱成昭不同意交卫戍区，当晚就到了地院。 + +　　审判长问：以上证言是不是真实的？ + +　　被告答：是的。但我要说明一点，２７日到北京站后，我接到上面的命令后，我是和谷万才首长商量过，要坚决执行上面的命令。周总理给我和谷首长的指令，“把反党分子彭德怀交卫戍区”（说明：在讲到周总理对揪彭的指示时，审判长打断我的回答，要求我回避提及周总理对揪彭的指示，包括胡乐成到成都时传达的周总理的指示）。是别人（指：朱成昭）赶到车站，不同意交卫戍区的。所以当晚到了地院，次日才由卫戍区接走的。另外，我由武汉回四川，是生病后回家治病，在重庆得到传达的朱成昭电话内容的。１８日上午到成都，听了有关汇报，看了他们同彭总的谈话长篇回忆记录后，我动摇、犹豫过，决定暂不同意执行上面叫揪彭的指示，所以才打电话请示，和派王大来、郑文卿次日下午乘飞机回京向毛主席，党中央面呈我们的看法的，是去请示汇报。后来朱派胡来成都传达上面指示后才揪的。关于费安琪说，我去成都地院一事，不实，我没有去。胡虽也是公社负责人之一，但我是主要负责人，是政委，由成都揪彭总回京一事，由我承担主要责任。 + +　　法庭出示证据：我笔记本记有朱成昭电话指示（是别人在我的笔记本上抄的指示）。 + +　　答：这是我的工作笔记本。 + +　　出示证据，还有“１８日派王、郑乘飞机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汇报”的我的笔记。 + +　　（７）綦魁英（彭的秘书）证言：I２月２０日北航学生××和成都地院红成××等学生，以找彭了解刘少奇等人问题为藉口，到了彭总住处，２３日凌晨他们把彭揪到成都地院。７点北京地院学生谭保华、卢庆生等人了解到彭已被别人揪去成都地院，他们和王大宾就去成地，在屋子里揪彭总拥上汽车到了地质局。郑文卿等人１２月１６、１７、１８日曾到彭住处与彭谈过话。２３日彭被北航揪走后，北地学生卢、谭等抄查了彭总的东西，王大宾去后，还翻看了一些书籍材料和看过我的笔记。抄查的东西装在两个皮箱中，他们带走了。交了一份抄查的清单给我，我把清单交给了解放军成都军区后勤部了。 + +　　被告说：我要说明一点，抄查东西时，我到场时已收拾完毕，两个皮箱已锁好，钱新给我看了清单。二份清单，钱和綦秘书都签了字。我问綦，清单是否准确，他说已写清楚。我并没有看过什么材料的事。 + +　　审判长问：１９６７年７月中央文革是否有指示叫批斗彭？ + +　　被告答：有。中央文革办公室给地院有电话指示。还送来批判材料几份。 + +　　法庭出示证据：中央文革电话指示：“与北航联合批斗彭，不要军事院校参加，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也不要太限制群众，要批斗时与北京卫戍区傅司令员联系要人。” + +　　（１）贾振远（常委）证言：６７年７月１５日中央文革在中宣部礼堂召开各大专院校、机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要“立即掀起对刘一小撮大批判新高潮”的动员会。７月１６日晚王主持常委会，贯徽执行１５日会议精神，对刘邓陶彭罗陆杨一小撮开展大批判。会上分工，成立了大批判组和领导班子。 + +　　（２）侯力平（常委）证言：大批判，物探系xx班为主成立了批斗彭联络站。 + +　　（３）李贵（副主任）证言：革委会贯彻执行过中央１５日会议精神和有关中央文件，大批判的事。 + +　　法庭念：７月１６日常委会记录和有关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念７月２８日东方红报大批判文章，“诬彭总里通外国”“军事政变”等话。 + +　　王大宾：１５日中宣部礼堂会议后，我主持过常委会，只研究贯彻执行一事，是说的大批判，并没有研究过要批斗谁的事。中央文革办公室电话指示批斗彭，我没接到电话，是别人向我传达的。我没有参加过关于研究批斗彭总的会议，也没有参加北航召开的批斗大会。当时，我身体很不好，工作已交给别人，然后我就去小汤山治病去了。“东方红”报上的大批判文章，不是我写的，我也没有叫别人写过，其稿件，我也没审查过。但，我是革委会主任，在地院出现的问题，我都应负领导人应负的责任。 + +　　审判长；地院把聂克当走资派批斗，把杨遵义、冯景兰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有无此事？ + +　　答：有此事。但我需说明一点，是在１９６６年６月地质部派的以邹家尤副部长为首的工作队，将地院原党委书记高元贵等领导干部打成走资派，正式宣布罢了官，聂克副书记，杨、冯教授当反动学术权威批判。我们保高元贵等领导人，认为地院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工作队执行了打击一大片的资反路线，就几进地质部，要邹作检讨。聂克等人当时被保工作队的斗批改兵团游街批斗，我们东方红公社未参与。后来，我们掌权后，我当革委会主任，在审查干部，清理阶级队伍中错误地批斗过聂克，系里批判过杨、冯二教授。但，革委会都未给他们定案，作为群众运动，揭发批判，当时是搞过的。但，革委会派出大量人力四处调查，历经半年时间，查清了工作队强加在聂克头上的最大罪状——参与其父杀害一位地下党干部问题，我们的结论是聂克不但无罪，而是有功，因此地下党干部已投降日伪成为汉奸了。因此，１９６８年的六月，我们决定要解放结合聂克，报告已送北京市革委，后来军宣队领导学院，我们的愿望未实现。杨、冯等人的事，当时保工作队的一些红卫兵抄了他们的家，抄出有的人家有国民党党徽、党证、变天账等东西，他们在教工之家举办了展览会，此事，地院的人都是清楚的，另外他们都是有海外关系，是英、美上学回来的。因此，我当革委会主任后，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审查过一些人的问题。 + +　　法庭摘录念１９６７年５月一次常委会记录：王大宾发言说：“清理阶级队伍，要稳准狠，不要放过了真正的壤人……不要心慈手软。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批判。”东方红报说，“聂克走资派还很猖狂”。 + +　　证言： + +　　（１）贾振远证言：革委会曾开会决定要批判走资派和资反权威。 + +　　（２）秦玉林（干部、办公室工作人员）某月某日在大饭厅开大会批斗聂、冯、杨，要他们在会上自报姓名，“走资派聂克”“反动学术权威杨、冯”。批判完后，从主席台上押下来时，有学生跑过去推打人。这就是王大宾这样在迫害干部。 + +　　王答：我从来未打过任何人，也不准任何人打人。 + +　　审判长问：地院有没有发表过声明打倒谭震林，炮轰余秋里，打倒何长工的事？ + +　　王答：确有其事，这些都是错误的。是“批二月逆流”时，表态性质的。这原因大家都是清楚的。 + +　　法庭念：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东方红”公社作战部会议记录和出席会议人员名单（王、杨、李、夏、陆、张、贾、柴、黄、田等人出席）节录念：公社总部“打倒二月逆流黑干将谭，炮轰资本主义复辟急先锋余”的声明。王参加并主持了会议。声明说：“从上到下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余充当先锋。” + +　　法庭出示：１９６７年４月２０日革委会《东方红》总部《关于地质部文化革命的声明》其中一段：“何长工在地质战线１７年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打倒三反分子何长工”。 + +　　王答：确有此事。这是错误的。说明一点，当时总理指示地质部是先行官，要抓革命促生产，叫戚本禹过问地质部运动，尽快成立新的领导班子，好抓革命促生产。戚给地质部有信件，并要我们支持邝伏兆、李四光等站出来成立领导班子。因此，我们表态。声明中，按当时惯例，提了“打倒何长工”。这还因为，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上面点了李范五、汪锋、何长工三人的名，说何是三反份子。因此，革委会声明中用了此话。 + +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完毕，开始法庭辩论。被告你有什么话说？ + +　　答：揪彭总回京是事实，主要由我承担责任。我现在认识到，这是犯罪行为，党和人民的功臣彭总，是一心为老百姓利益奋斗的老帅，我很敬佩他的精神，但当时，我参与揪他回京，我很对不起他老人家，一直心里内疚，痛悔不已。我已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彭总的事了，党怎样处理，我都没有意见，我要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服从党的决定，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地院工作中许多左的错误，使一些人受到了错误的打击，我向他们表示道歉，对不起他们，因我是革委会主任，所以革委会的错误，由我负主要责任。具体的问题，我不必多说了，你们已为我指定了武汉市法律顾问处主要负责人、武汉市有威望的律师当我的辩护人，我就没啥说的了。 + +　　律师姚启超辩护：尊敬的庭长，陪审员，我们是王的辩护人，我们查阅了有关起诉指控被告的档案材料，证人、证言、证据，我们两次会见了被告，听取了他的陈述，我们的辩护如下：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还在６５年底，姚文元写《评海瑞罢官》大毒草，矛头直指彭总。后来是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的人策划迫害彭总的，罪魁祸首是江青。第二，揪、批彭总是上面的指示。这仅是江青迫害彭的一个环节的组成部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王大宾只是一个执行者，而且在执行中他曾有过动摇犹豫，不同意执行，请示过，并派王大来、郑文卿坐飞机回京请示、汇报的情节；第三，王大宾应当同韩爱晶在揪、批彭总的问题上有原则的重要的区别，这点，我们也要提请法庭注意。（姚律师摘要念韩的判决书有关韩迫害彭的部分）说：“可见，７月１９日北航开小会批斗彭总，是韩首先带头拳打脚踢彭总，彭被打倒在地，然后其他打手又打，头撞地，揪起来又打，将彭肋骨打断三根、头部也重伤；７月２６日韩主持在北航召开联合批斗彭总大会，地院是有人参加的，但以上事件王大宾都没有参与。反革命分子韩爱晶是残酷直接伤害到彭总的，是在当时也是不允许的，情节是恶劣的。再次提请法庭注意，这是王和韩的原则的重要区别。” + +　　“批二月逆流”问题，审判林江都不起诉，王是个学生，我不必要说了。 + +　　王大宾是一个穷学生，一贯表现很好，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罪，而且觉悟较早，有痛改前非的表现，实践证明，王从大学毕业分配后并没有任何违法犯罪行为，在彭总问题上早有痛悔表现，他很内疚，感到对不起彭总老人家，在公安机关审查期间，他如实交待了自己的问题，态度是诚恳的，是好的。因此，我们提请法庭，从轻处理。 + +　　检察院周忠武发言：（先声讨江青迫害彭的罪行）揪批彭是江青迫害彭的一个组成部分。王大宾红卫兵串联到武汉，本是回四川老家治病的，他身体本来很不好，有病在身，可是当他在重庆联络站接到叫揪彭的指示后，就放弃回家养病看望母亲的打算，便积极行动带领在重庆的学生于１２月１８日赶到成都参与揪彭。于１２月２７日将彭揪回北京地院。王供认不讳。我们认为，王参与迫害彭是有罪的，但我们要区别罪责的大小和情节，我们同意律师的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王是一个学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犯的罪，请法庭酌情处理。 + +　　审判长宣怖：法庭辩论结束，被告有何陈述？ + +　　被告王答：尊敬的审判长、陪审员、检察员和律师：首先感谢您们在今天的法庭上，对起诉书对我指控的几件事进行了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查证，对我一贯良好的表现的确认，周检察员同意律师为我所进行的辩护并请法庭从轻处理的意见。我还要在此感谢在我收到起诉书之后，法庭的有关领导曾耐心、认真地听了我长达二个多小时的倾诉和看法，我出生在一个大山区贫苦农家，是党和毛主席使我母子翻身解放，从初中起就用助学金哺养我上学，把我培养教育成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党和毛主席的恩情真是比山高比海深。听党听毛主席的话，是我家的宗旨，我知恩必报，信仰马克思，崇拜毛主席，时刻准备着听从党和毛主席的召唤，为实现全人类解放，为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献身。我立志要成为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红色地质专家，为祖国寻找丰富的矿藏。为反修防修，我必然回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投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运动初期，我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损害，很早我就深感内疚和痛悔。起诉书把我这个十六年前跟着党中央、毛主席在文革初期犯错误的红卫兵头头说成是反革命，把党内路线斗争刑事化处理，是适用法律不当。对我的倾诉，法院有关领导和律师都耐心、认真地听了我的意见。这个问题，我们不争论，争也无用，是上面的事。对我的问题的处理，在法院权力的范围内，你们已经尽力了。我再次表示感谢。党和人民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我已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哺育，现在仍然听党的话，如何处理我的问题，我都服从。在有生之年，我要尽全力为党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以弥补点在文革中我的过失。我的话完了。 + +　　审判长宣布：休庭。 + +　　十多分钟后又宣布复庭。宣读判决书后，宣布审判结束。 + +　　十点过几分结束全部审判。 + +　　法庭上没有提供聂克、杨、冯等人的证词。 + +　　（附：） + +## 王大宾：陈云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 + +　　1980年11月20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审判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 + +　　1982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先后审判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 + +　　对已在看守所关押四年多的我，负责处理我的问题的湖北方面内查外调，正如前面所述吴德的说法：“材料就是当年的那些，没有新的。”过往中央且已定我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现在又没有找到新的证据罪行，实在不好对我定罪判刑。 + +　　1982年6月，湖北省公安厅七处周处长和负责我专案的徐科长对我说，他们刚从北京回来专门去为我事。他们对我说，你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许多错误，有的错误是严重的，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和聂、蒯、韩不一样，你安心等待结论，不用急。一直等不到。 + +　　1983年的夏天，看守所和专案人员，又通知我，他们到北京找中央汇报请示后，回到武汉告诉我：“对你的问题，有人说：怎么只判天派？地派也要判！”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就是陈云。他们做我的工作，要我顾全大局，要我理解不能不对我也进行审判。他们还要我在法庭上注意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且保证量刑时会区别对待的。 + +　　当时的我能说什么呢？ + +　　这就是政治。 + +　　来源：摘自《王大宾回忆录》第九章，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5年10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1.txt b/CCRD/0/8/19/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6372b3243fe9b986d6ccbeb0e03f6ae145ca661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1.txt @@ -0,0 +1,53 @@ +# 关于施义之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施义之，男，一九一七年生，原籍江苏省武进县人，家庭出身中农，本人成分工人。一九三八年七月参加工作，同年八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陆军二十一军政委。一九六六年底调公安部任政治部主任。一九六八年一月，任中央专案组第三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六八年四月，任公安部领导小组成员。一九七三年十月，任公安部党的核心小组负责人，主持公安部工作。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九日，经中央批准离职审查。 + +　　现调查核实，施义之在十年动乱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一系列反党活动，主要问题如下： + +## 一、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革命活动。 + +　　一九六八年四月，李震、曾威按照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的授意，借清查公安部档案，歪曲事实，整理了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五十八位领导同志的材料四百五十七件，其中涉及朱德、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等十四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施义之参与了这一反革命活动。李震向施义之传达过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人关于清理公安部档案的目的是“为文化大革命服务，为中央专案服务”的所谓指示。经施义之圈阅后上报的诬陷材料有：把朱德同志按照党的政策，安排国民党起义人员李师弼的工作诬为“包庇反革命”；把叶剑英同志按党的统战政策提议对司徒程南从宽处理，诬为“包庇恶霸分子”；把邓小平同志按照党的政策，同意西藏工委对藏族头面人物和士英从宽处理，诬为“包庇反革命分子”；把邓小平同志按政策从宽处理张治中的旧部下洪世录，诬为“包庇反革命分子”，并将诬陷材料转“邓小平专案组”；把罗瑞卿同志经中央批准同法共《人道报》记者谈话，诬为“资敌，里通外国”，“出卖党的机密情报”；陈毅同志与胡兰畦无任何关系，也被诬为“包庇历史反革命”等。 + +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赵登程按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授意，以追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的“后台”为名，制造了“中国（马列）共产党”假案，诬陷朱德、陈毅、李富春、徐向前、叶剑英、贺龙、董必武、刘伯承等同志“里通苏修”，“要高政变”。施义之参与了这一反革命活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三日，施和赵登程一起听取了办案人员关于“清查伪党真实性”工作计划的汇报。赵登程先后写过：《关于罪犯供出伪党头目牵涉一些犯错误老同志问题的报告》；搜集所谓证据的措施；对诬供中央领导同志的罪犯组织参观，以资鼓励；对于于广凤一家五口进行追逼和逼死于广风等九个报告，都经施义之圈阅过。 + +　　一九七六年二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进一步诬陷邓小平、叶剑英同志。施义之看了“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后，和祝家耀议论：“叶帅可能有错误”。派人查叶剑英副主席的亲属符凝、王德嘉同志“传过什么有关叶帅的话？”。四月，施又亲自布置追查符凝同志写诗、送花圈悼念周总理的所谓“后台”问题。五月十六日晚，祝家耀把有关符凝同志的情况报给了王洪文。 + +　　一九七六年五月，科学院半导体所薛耀民给张春桥写信，诬称：邓小平同志的女儿邓楠同志制造“总理遗言”，清明节前送花圈、写挽联“突然活跃起来”，邓小平同志通过邓楠同志“控制半导体所”等。六月初，施义之按张春桥、纪登奎、孙健的批示，召集科学院柳忠阳、北京市公安局谢长山等人到公安部商定追查办法。施义之说：“有好几个地方，都反映三月底天安门广场有好戏，这是有名堂的”，“现在突破它一点”，“半导体所的问题，搞出来可能会搞出点东西”。施义之当即确定由公安部、北京市公安局和科学院共同组成工作组，对邓楠同志进行追查，通过追查，搜集诬陷邓小平同志的材料。 + +　　一九七六年七月，公安部二局报告，三机部三〇三所技术员康辉和邓小平同志的儿子邓朴芳关系密切，有参与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政治事件嫌疑。施义之批准了“重点围绕康辉和邓朴芳的关系追查反革命谣言来源，找出制造者”。 + +## 二、主持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把专政矛头指向党内，阴谋把公安机关变成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工具 + +　　一九七六年六月十四日至七月一日，施义之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六月十八日，施在召集人会议上亲自布置了五个讨论题：“社会主义时期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为什么党内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联系起来了？公安机关如何适应当前斗争形势？同党内资产阶级作斗争靠什么？对走资派怎样实行专政？同时，还组织人起草《全国公安局长座谈会纪要（讨论稿）》，在议定《纪要》内容时，施义之说：“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观点要作为《纪要》的核心，起草人不同意，认为这种提法没有根据，施义之批评说：“七嘴八舌的，到底听谁的？就按我的写！”并拿来《清华大学大字报汇编》在其中找到了“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一句话，亲自划了红杠，要起草人作为根据。致使《纪要》的主要内容写成：“党内走资派已成为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尖锐对立的阶级，成为整个资产阶级的主体和核心，成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较量的主要力量，是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危险。因此，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越来越把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党内走资派身上。我们公安机关要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不仅要注意社会上老的阶级敌人，而且要看到新生反革命分子，特别要警惕党内的资产阶级，还在走的走资派。这就要求我们公安机关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时，注意他们同走资派之间的联系，重视深挖他们的后台。”在讨论中，有些代表反对《纪要》的上述内容。华国锋同志看《纪要》后让施义之讲讲话，不搞《纪要》，就结束会议。施义之就把《纪要》改成了他的《讲话》，只删除了“走资派是最危险的敌人”，仍保留了《纪要》的上述内容。他的《讲话》中，还大肆污蔑邓小平同志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的挂帅人物”。并将这个《讲话》印发到全国各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各地的成员迫害领导干部，篡党夺权提供武器。 + +　　九月二十八日，施义之、杨贵、祝家耀等人听取辽宁省公安局局长黄吉忠汇报敌情，当黄汇报到本溪市东方红水泥厂党委书记赵桐斌反对“四人帮”的情况时，施义之说：“应抓起来！”，还说：“那些老奸巨滑，隐蔽较深的党内资产阶级及其子女还要暴露，不会停止，阶级斗争这根弦要绷紧。”并要黄吉忠报送这方面的材料，同月二十九日黄吉忠送来了原副省长张庆泰，原东北局经委副主任孙维，旅大市监委书记于亮等十五名所谓走资派翻案、反对“四人帮”的材料。 + +## 三、迫害、镇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干部和群众 + +　　一九七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南京大学学生抗议《文汇报》发表反对周总理的文章，在由南京开往上海的405次列车上刷写标语。主要内容是：“文汇报猖狂反对周总理罪该万死！”，“文汇报如此猖狂，谁是后台？！”，“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周总理就砸烂谁的狗头”。施义之即批：“这些标语是反动的，教育群众不要受骗上当，并清查幕后策划者和为首的”。亲自给江苏省公安局负责人打电话，布置追查，要他“报告省委，严肃处理”。 + +　　四月初，首都的工人、机关干部纷纷奔向天安门广场写诗词、送花圈，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华国锋同志布置施义之派人到现场观察动向。王洪文也布置祝家耀、施义之到现场进行秘密拍照，准备“将来破案”，施亲自带人去天安门广场，多次指令对群众秘密拍照，记汽车号码，跟踪盯梢。还说：“无产阶级专政没有铁的手腕，也要有木的手腕”。四月五日，施义之亲自联系去历史博物馆制高处，对群众在广场的活动进行秘密录相。后经祝家耀把录相带交北京市公安局进行侦察。 + +　　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三日，海军三院边蓬朴给王洪文写信，胡说该院三〇二所党委书记罗殿英“制造政治谣言，制造反革命事件”，施义之按照王洪文批示，派人前去追查，强调要“重视幕后人”。致使该院干部王昌杰同志被专家审查，该院一九五厂的干部穆秉政被隔离审查，株连七十余人。 + +　　四月三十日，农林科学院桂海泉等给江青、王洪文写信，反映该院耿西栋等同志到天安门广场送花圈。施义之立即批“遵照洪文同志指示办，要快、准、狠”并工作组去该院追查。对悼念周总理的大字报《清明时节忆亲人》定为“反革命大字报”，对一百五十余名悼念周总理的干部、职工进行批判、围攻。 + +　　从四月起到六月，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李成兴、吴成喜、郑宝顺、花杰、董学良、韩爱民、郝展军等八人均由施义之亲自批准拘捕，遭到迫害。 + +## 四、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报送材料，迫害揭发人 + +##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施义之把中联部干部谢光听何国新、谢清等人说：“江青是美蒋特务”，“张春桥是叛徒”的材料亲笔写信密送给张春桥。信中说：“张新、何国新、谢清等人的问题我们已转有关单位追查。” + +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施义之亲自组织人写报告，把新华社干部王春荣写悼念周总理的诗和议论过江青和外国记者写过一本书即“红都女皇”的情况送给姚文元，后又批准逮捕了王春荣同志。 + +　　此外，施义之还参与逮捕揭发江青的斯季英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中国科学院斯季英同志揭发江青一九三四年秋被国民党逮捕后，“关押在优待室里”，“常常在深夜被叫到特务科去陪几个头头喝酒”。赵登程批：“死反革命分子斯季英最恶毒地攻击造谣，污蔑无产阶级司令部，其罪大恶极应予逮捕”。请李（震）、曾（威）、施审批。施义之圈阅了这个报告，致使斯季英同志冤狱达六年多。专案组还按照李、曾、施等人的旨意，烧毁了斯写的检举材料。 + +## 五、积极参与“砸烂公检法”诬陷、迫害公安部的干部、职工 + +　　“文化大革命”初，谢富治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指挥、策动下，煽动“砸烂公检法”，全国公检机关遭到彻底破坏。据不完全统计，仅公安干部遭到诬陷迫害的有三万四千四百八十一人，其中，被判刑的一千三百二十九人；戴反革命帽子的三千六百五十二人；劳动教养的七百八十一人；迫害致死的一千二百五十七人；致伤致残的三千六百二十四人。康生、谢富治、李震等还捏造公安部有一个罗瑞卿为首的地下公安部，制造了“包庇刘少奇”、“资敌通敌”、“反革命黑调查”、“谋害苏枚”等九个冤案，逮捕了徐子荣、汪金祥、杨奇清、严佑民、凌云等部、局、处领导干部二十九人，一般干部、职工十九人。对二百〇五名干部、职工，其中部、局、处级领导干部一百一十三名，以“叛徒”，“特务”、“反革命”、“走资派”，赶进了“黑帮队”，进行法西斯审查。当时，施义之是公安部领导小组的成员，他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同谢富治、李震一鼻孔出气，并利用政治部主任的职权起了很坏的作用。康生、谢富治等在政法干校制造“谋害苏枚”（注：康生的小姨子）假案，致使副校长石磊等七同志被冤狱七年，并逼死了国淑珍同志。施义之当时主管政法干校的运动，亲自布置该校“领导小组”写了“谋害苏枚”的报告，还以对苏枚进行黑调查的罪名审查批斗了干部、职工五十二名。一九六七年二月，施义之指挥公安部的造反派抄了赵明的信，把他的写作素材诬为“反革命言行”，报给谢富治，逮捕了赵明同志。一九六七年五月施义之指挥公安部造反派砸烂公安部机关党委。一九六八年一月，把逮捕凌云同志的报告送给谢富治。一九六八年三月十三日，施义之在公安部“学习班”对造反派说：“去抄家的人不要太多，要仔细”。“对里通外国，侦察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揭深、揭透，一个坏人也不要漏掉”，“编译处恐怕有不少问题，重点人可以组织专题揭发”。三月十四日，施义之又布置造反派说：“对坏人坏事要彻底揭发。第一，对杨（奇清）、严（佑民）、肖（孟）；第二，对里通外国、资敌；第三，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无犯罪行为的”。在施义之的指挥下，造反派搜集、整理了诬陷杨奇清、严佑民等同志“资敌通敌”，“包庇刘少奇”的所谓罪行材料，三月二十八日，施义之亲笔写信把这些诬陷材料报送给谢富治，三月底，施义之在诬陷原一局正副局长穆丰韵、李溪林、俞守中、赵师文、王一鸣“资敌通敌”，建议逮捕的报告上签了名。施义之还按谢富治授意，亲自布置政治部造反派头头谷中兴等组织人逮捕了原公安部副部长，青海省委书记王昭同志。 + +　　一九七三年十月，李震畏罪自杀，施义之和杨贵、祝家耀等人利用抓“谋害李震的凶手”迫害公安部干部。十月二十六日，施义之在全部大会上说：“不把谋害李震的阶级敌人抓出来死上瞑目”。十一月十九日，施义之和张其瑞等人编造了李震自杀前公安部核心小组的假记录，诬陷于桑、刘复之同志“纠缠历史旧帐”，坚持错误。十一月十九日，施义之和张其瑞等把核心小组商定《公安部局级领导班子配备名单》和《核心小组分工名单》时刘复之同志的记录作为刘复之“翻案、复辟、夺权”搞的黑名单和证据上报。对公安部的一百三十多名职工，列为怀疑对象，进行追副、围攻。对一部分局、处级老同志进行所谓“上帮下促”。施义之还排除异己，把一百四十多名干部调离了公安部，把造反起家的田野、谷中兴、李本瑜等安排到局、处领导重要岗位上，篡夺了公安部的部分领导权。 + +　　综上所述，施义之从一九六六年底调公安部后到七六后粉碎“四人帮”的这十年中，先是同谢富治、李震等同伙，参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砸烂公检法”，在公安部制造冤案，迫害无辜；以后，又利用李震事件，迫害公安部干部、职工，排除异己，培植亲信篡夺公安部的领导权；把专政机关矛头指向党内；镇压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迫害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人，严重地违犯了党的纪律和国家法律。品质恶劣，有民愤，态度很坏。本应追究刑事责任，但鉴于施义之在历史上也为党做过一些工作，他的问题既有紧跟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又有当时历史条件影响的因素。因此，根据党的政策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开除党籍，开除军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生活上给出路，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五十元，交北京市民政局安置。 + +　　 公安部清查组施义之问题审查组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2.txt b/CCRD/0/8/19/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2a3b7b39695f4e1558a4232ba15ea4ec42df2f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2.txt @@ -0,0 +1,39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齐景和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史彬。 + +　　被告人：齐景和，男，现年55岁，河北省平山县人。原任康生的秘书，“文化大革命”中兼任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室“刘仁专案组”及“彭真、刘仁专案组”副组长，1976年10月为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组负责人。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杨明秀。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齐景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查明被告人齐景和犯罪事实如下： + +　　一、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67年9月，被告人齐景和按照康生的授意，对“刘仁专案组”人员捏造说：“美国特务通过王（光美）控制头号走资派、国家元首”，要该组搞诬陷刘少奇、王光美的材料。齐景和在主持“刘仁专案组”期间，于1968年3月16日、4月4日、5月6日亲自或主持写了3个报告给康生、谢富治，诬陷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是“美国女特务”，“是刘仁及其特务集团在美特机关指挥下精心策划”“打人我军调部”的；诬陷刘少奇同王光美结婚是刘少奇、彭真“勾结美帝国主义，用‘孙行者钻进肚皮的战术’对我党进行反革命颠覆活动”的一个政治大阴谋；诬陷刘少奇组织了一个“特务内奸集团，妄图待机在我国实现反革命复辟”；诬陷刘少奇1949年5月去天津视察工作是“与美特机关（美国新闻处）联络”。 + +　　为了诬陷刘少奇，齐景和经请示康生批准，将在解放前曾与王光美有工作关系的原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武光关押逼供，进行人身迫害。 + +　　二、诬陷、迫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罗瑞卿，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北京市副市长冯基平、崔月犁，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被告人齐景和按照康生的意图，多次提出刘仁的“要害是三特问题，次序是日、美、蒋特”。1967年8月2日，齐景和亲自向康生写报告，把经批准于1945年允许美军情报处中尉美柯等人到解放区参观一事，诬陷为刘仁与美特机关“进行政治交易”，“是经过日本特务机关的关系接上头的”。1968年3月2日，经齐景和修改、审定，以“刘仁专案组”名义写报告，诬陷刘仁“充当了日本特务，日寇投降后，又马上投靠美国特务机关”，“直接向美特机关传递情报”；诬陷刘仁将“一批敌特分子网罗在城工部，形成一个专门为美国特务机关服务的特务集团”。为诬陷刘仁齐景和还写报告给康生，诬陷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原城工部交通员张大中是“刘仁特务集团的干将”，原城工部报务员赵振民、翻译俞林、地下工作人员李颖是“特务”，致使张大中、赵振民、俞林、李颖等人被逮捕，遭到人身迫害。 + +　　1968年1月3日，被告人齐景和把北京市公安局对敌斗争的正常工作诬陷为刘仁、冯基平、徐子荣、崔月犁等人“将我大量绝密军事、政治情报出卖给美国情报机关。”1月4日，康生根据齐景和的报告，批示将“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宣布逮捕，送去监狱。”“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讯”，致使刘仁、崔月犁、冯基平、徐子荣于1月9日被加铐关进监狱，徐子荣因而于1969年6月在狱中被摧残致死；刘仁被戴手铐4年多，于1973年10月被迫害致死；冯基平、崔月犁两个人人身受到严重摧残。 + +　　1968年1月14日，被告人齐景和亲自向康生写报告，诬陷北京市公安局是彭真、罗瑞卿、刘仁“窝藏各色特务的巢穴”，10名正副局长“有5名特务”；干警中有1000多名“历史反革命”，130多名“日、美、蒋各色特务”。1968年2月，齐景和领会康生有对彭真、罗瑞卿栽赃陷害的意图，即主动于3月1日写报告给康生，诬陷彭真、罗瑞卿“是刘仁特务集团的总后台”，“完全是为敌特机关承担义务”。齐景和还亲自到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搜集材料，于1968年5月6日、7月3日和30日起草和主持审定3个报告送给康生，诬陷刘少奇、彭真、罗瑞卿、刘仁“投敌叛国”，和蒋经国、蒋介石以及中统局、军统局的特务头子郑介民、叶翔之有联系，“肆无忌惮地进行特务活动”。由于齐景和的诬陷致使彭真、罗瑞卿和北京市的很多干部遭到严重的人身迫害。 + +　　三、诬陷、迫害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以及北京市体委副主任贾桂荣等人。1967年12月14日、22日，1968年4月27日、5月8日，被告人齐景和亲自修改、审定4份报告送康生，诬陷贺龙“是反革命野心家”，“以开展国防体育运动为名，积极策划反革命‘地下军’”，“是组织反革命‘地下军’的直接后台”；国防体育俱乐部是“由贺龙、彭真、罗瑞卿、肖华、刘仁、荣高棠等叛徒、特务、内奸操办的”，“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外的一支反革命地下军，一旦时机成熟，即成为反革命政变的急先锋。”1967年9月20日，齐景和亲自写报告给康生，捏造事实，把北京市体委无线电俱乐部正常拆除部分电台诬陷为“反革命破坏事件”。同年12月2日，在齐景和的主持下，又以“刘仁专案组”名义给康生、谢富治写报告，诬陷彭真、刘仁、崔月犁“密谋将其进行特务活动的150部电台砸毁，以销毁罪证”，“肯定是严重的反革命政治阴谋”，提出“将破坏150部电台的策划者和积极执行者”“分别加以逮捕和拘留”。经康生同意，市体委副主任贾桂荣、林毅忠，副科长戴逸民、刘光彩，无线电俱乐部主任何家祺等5人，于1967年12月28日被逮捕，遭到人身迫害。 + +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62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鉴定结论和证人的证言证明，被告人齐景和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齐景和不承认自己的行为是犯罪，还公然说康生不是反革命。 + +　　本庭确认，被告人齐景和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阴谋活动，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干部、群众，已构成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齐景和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2条、第138条及第64条、第52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齐景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张永海人民陪审员　阎伟人民陪审员　胡滨1983年11月2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安宏壮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3.txt b/CCRD/0/8/19/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e4eab98312ebaef4e27ec7ca357f5f317f780a1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3.txt @@ -0,0 +1,415 @@ +# 蒯大富在法庭二审时的自我辩护词 + +　　（第一部分）（关于总体上适用法律违反刑法第九条的问题） + +　　（审判长、审判员：） + +　　1978年4月19日，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名将我逮捕。在进行整整4年的预审之后，于1982年5月，向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移送起诉，指控我犯了六条罪行。市检分院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极不负责地走了过场，于1982年7月份，原封未动，以六条罪名向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我提起公诉。这六条罪名是： + +　　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故意杀人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拘禁罪，非法制造、偷运武器弹药罪。 + +　　六大罪名啊！比起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江青、张春桥的罪名还多！后来，检察院自己也觉得无法为六大罪名提供证据，在中级法院即将开庭时，不得不撤回起诉，接着又重新起诉，仍然指控我犯有三条罪：（一）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二）杀人罪，（三）诬告陷害罪。 + +　　我应该指出，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蒯大富案的过程中，是比较认真负责的。中级人民法院于1982年12月10—11日进行了两天公审。公审后，合议庭进行了长达二个月的评议。我原以为中级法院在听取了各方意见之后，能够做出比较公正的判决。但是很可惜，最后，中级法院完全屈从于市检分院的枉法起诉，于1983年3月16日宣告判决，确认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并说考虑从轻处罚，判处我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判决。 + +　　我认为：按照我本人的全部历史事膏隋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严格规定，对于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行为，今天应该不予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 +　　（请注意，这是我《辩护词》的总言论。我重复一遍。） + +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两个方面都犯有重大错误： + +　　在认定事实方面，《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违反我国《刑诉法》32条、33条之规定，他们只收集能证明我有罪和罪重的证据（其有许多证据根本不实）。对于能证明我无罪和罪轻的证据，他们拒绝收集。尽管我在诉讼过程中一再提出，他们也拒绝考虑。这里主要有两大点： + +　　第（1）点：1968年“7?27”事件中，任传仲率领学生大规模袭击工人造成极大伤亡，此事件中，既不是我下令，事前我也不知道，不能要我负责任。根据《刑法》第131条罪责自负的原则，当然也就谈不上要我负刑事责任。 + +　　第（2）点：关于在1968年我错整过一些干部和群众，我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我不是有意陷害。根据《刑法》138条第二款，不是有意诬陷，不构成诬陷罪。因此指控我犯有诬陷罪不能成立。 + +　　以上两点在法庭调查时已详细阐明，不再重复。 + +　　在适用法律上，《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犯了更大的错误： + +　　1：违背了我国刑法总则第九条的规定，错误地用现在刑法分则给我“文革”初期的行为定罪量刑。 + +　　2：即使可以适用现在刑法，《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也违犯了刑法第90条，第102条之规定，错误地认定我犯有反革命罪。 + +　　针对上述两大错误，我的《辩护词》也分两大部分。 + +　　第一部分：着重论述《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总体上适用法律搞错了。 + +　　第二部分：着重论述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定我犯有反革命罪。 + +　　（下面，我开始第一部分，论述《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总体适用法律上搞错了。） + +## 第一部分：关于总体上适用法律违反刑法第九条的问题 + +　　《人民日报》1982年7月16日刊载司法部和中央政法委员会办的《刑法讲话》中说：“适用刑法分则条文必须符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一般原则。”适用现在刑法分则给我“文革”初期的行为定罪量刑，全面地、严重地违犯刑法总则第九条。 + +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上都说，它们是根据“刑法第九条”来确定适用法律的，这是《起诉书》上面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这是一审《判决书》上面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这太好了。因为我的《辩护词》第一部分的主要法律根据也是刑法第九条。我们三者的法律根据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很有必要来看一看“刑法第九条”的原文。这是《刑法、刑事诉讼法合订本》，（出示书）人民出版社出版。下面我念刑法第九条原文。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本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 +　　刑法第九条从字面到实质内容都很容易理解。第一句明确规定了《刑法》自1980年1月1日起生效。这也就是说，从原则上讲，现在刑法对1980年1月1日以前的旧罪没有法律效力。 + +　　那么，对于1980年以前的旧罪怎么办呢？第九条后面三句话对处理80年前的旧罪做出三条严格规定： + +　　一、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以下用“1、1、1”代替“法律、法令、政策”）。 + +　　二、如果当时的“1、1、1”认为是犯罪，而且未过追诉期，则按当时的“1、1、1”进行追诉。 + +　　三、只有在现在《刑法》与当时的“1、1、1”相比，不认为是犯罪或对被告人处刑较轻的前提下，才能适用现在《刑法》。 + +　　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如果构成犯罪，当然是80年以前的旧罪。上述处理旧罪的三条规定应该适用那一条呢？ + +　　公诉人说：应该适用第二条规定，现在刑法对我处刑较轻，所以应该适用现在的《刑法》。 + +　　我说，不对，应该适用第一条规定。当时的“1、1、1”不认为是犯罪的，应当适用当时的“1、1、1”。 + +　　下面，我先来论证我的观点是正确的，然后我再指出公诉人对法律理解错误的地方。刑法第九条对80年前的旧罪如何处理做出的二条规定中的第一条是：“如果当时的1、1、1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1、1、1”，人民日报刑法讲话在解释这一规定时说：“当时的1、1、1不认为是犯罪，而刑法认为是犯罪的，任按当时的1、1、1的规定处理，不认为是犯罪。”（见人民日报1982年8月2日）这条规定我们还可以简单的说：“当时不认为是犯罪，现在也不认为是犯罪。”好了，就以这条规定来看看我蒯大富在“文革”初期的行为，看看能不能用得上。 + +　　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可能构成犯罪的，按《起诉书》上说，都发生在1966年12月—1968年8月间。好，就以这个时间为准。那么“刑九条”中所说“当时的1、1、1”之中的“当时”，就是指1966年12月—1968年8月间。或者叫“文革”初期也可以了。 + +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1966年12月—1968年8月间，我们国家当时在贯彻执行的1、1、1是不是认为我当时的行为已构成犯罪？ + +　　1966年12月—1968年8月是什么时间？众所周知，是所谓“文革”的高潮时间。当时我们国家正在贯彻什么1、1、1？ + +　　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承认：在1966年12月—1968年8月间，我国未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没有制定出一条新法律。我国人大常委会也由于“文革”爆发而终止了活动，也没有制定出一条新法令。我国在“文革”前制定的法律、法令中大部分，在“文革”开始后被中止执行。（“中止”的“中”是中间的中），只有少部分与“文革”无关的法律、法令还在执行。关于法律和法令的情况就是如此。 + +　　1966年12月—1968年8月间，我们国家当时在贯彻什么政策？可以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文革”的政策，是按1966年中共中央《5?16通知》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革”的十六条》所制定出来的一系列左倾错误政策。 + +　　这些政策具体说来大致有： + +　　发动亿万群众，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的政策；所谓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政策； + +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政策； + +　　所谓“造反有理”的政策； + +　　炮打所谓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策； + +　　谁反对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打倒谁的政策； + +　　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的政策； + +　　反击所谓“二月逆流”的政策； + +　　保护红卫兵小将的政策； + +　　群众组织的政策； + +　　……当然，还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等等。 + +　　请注意，我上面所列举的政策，都有当时党中央正式文件或毛泽东主席讲话为根据，所以都是党中央的政策，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政策。 + +　　我们可以这样说：“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凡是和上述政策相抵触的，在“文革”开始后，都被中止执行了。在1966年12月—1968年8月间，我们国家在确立一个公民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时候，主要就是靠上述政策，（以及和上述政策不相抵触的“文革”以前的少数法律和法令。）当然，还有一些在“文革”中新制定出来的行政法规性质的东西，比如象《公安六条》。（《公安六条》就是“文革”中的惩治反革命条例，它规定：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反对中央文革成员，都构成反革命罪。）（请注意，《公安六条》与《五一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的法律地位完全相等，都属于中央政府颁布的行政法规，根据新法公布，旧法自然失效的原则，在“文革”中，《公安六条》理所当然取代了五一年的《惩治反革命条例》。） + +　　以上述国家当时正在贯彻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来衡量，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是否已构成犯罪了呢？ + +　　就算《起诉书》认定的我的行为全部属实，那么： + +　　反对刘少奇同志，不仅不是罪，也不是错，而是所谓功。（刘少奇同志当时被诬为全国最大的走资派，中国赫鲁晓夫。） + +　　反对徐向前同志也是当时的政策允许的，远远构不成犯罪。（徐向前同志当时被诬为所谓“二月逆流黑干将”、“带枪的刘邓”。） + +　　在单位隔离审查某些干部和群众，乱扣帽子，包括有刑讯逼供的情节，也远远不构成犯罪。（当时全国到处是所谓“群众专政队”。） + +　　关于在1968年夏天我在清华大学搞武斗，打砸抢，应该说，当时的中央政策也是反对的。而且，我搞打砸抢所造成的后果很严重。毛泽东主席当时对我有严厉的批评。但是，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承认，在1968年以前，当时的中央政策在对打砸抢的处理上，是很轻很轻的。我在68年夏天搞武斗，全北京市民几乎人人皆知，当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北京市党政机关，北京市公检法机关，都知道清华大学蒯大富在搞武斗，并且造成严重后果。当时是否认为我的打砸抢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了呢？没有。毛泽东主席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我时，虽然严厉地批评了我，但同时也明确讲了：“我看蒯大富是个好人，背后操纵他的人是坏人。”毛主席还对我们几个人说：“不管你们在工作中犯了什么错误，我们都是要护着你们的。”（以上讲话有录音为证。）周恩来总理在1968年9月，一次在对清华大学工宣队的讲话中，专门讲了关于保护红卫兵小将的问题。（亦有录音为证）。我们无论如何必须承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讲话是能够代表当时中央政策精神的。 + +　　正因为党中央当时有这样的政策，所以，当时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 +　　我在此要着重说明一下，我当时的行为是在光天化日下干的，既不是我隐瞒下来今天刚被揭发出来，也不是被坏人包庇下来拖到现在才暴露真相。这就是说，当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千真万确是在全面了解我主要行为的情况下，根据当时中央政策做出的。 + +　　当时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当时的政策不认为我已构成犯罪；另一种是当时的政策虽然认为我已构成犯罪，但也可以从宽处理，免于追究刑事责任。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实际上是当时的政策不认为我已构成犯罪。我有两个重大事实可作证明：（1）1968年底我大学毕业，当时批准我正常毕业，发给我毕业证书，分配我到宁夏304厂工作，这说明，当时已确认我是人民内部矛盾。因为与我同期毕业的同学中，别说敌我矛盾，哪怕性质未定的，都不准毕业。我的第（2）个事实是：1970春，北京市甚至推选我当四届全国人大代表。这是全北京市讨论通过的。这说明，当时绝对没有认为我是一个犯罪分子，更没有认为我是什么“反革命分子”，否则，绝不会推选我当人大代表。——以上两个事实是众所周知的，公诉人，一审合议庭也是知道的。实际上，对我在“文革”初期的问题，有关合法党政组织，两次做出明确结论，现在我可以找到书证。在一审时，公诉人当庭也承认：“对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问题曾经做过处理，确有其事。” + +　　以上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在1966年12月—1968年8月间，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且有合法的组织结论作为铁证。 + +　　那么，根据刑法第九条关于处理把八〇年前的旧罪三条规定中的第一条：“如果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我们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 + +　　严格执法，“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现在就得适用“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现在也得认为我“文革”初期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那也就谈不上现在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了。 + +　　审判长，以上我证明了，对蒯大富案来说，用刑法第九条来衡量，处理1980年以前的旧罪的三条规定，只适用第一条规定：当时不认为是犯罪，现在也不认为是犯罪。因此，现在不应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 + +　　下面，我驳斥公诉人的观点。 + +　　但是，在一审中，公诉人梁东园回避了我上述辩护中所提出的要害问题，不敢和我进行正面的观点交锋，她无法驳斥我上面提出的法律根据和事实根据，却坚持这样的观点：审理蒯大富案可以适用现在刑法，而根据现在刑法，应该追究蒯大富的刑事责任。 + +　　公诉人在一审中这样说：蒯大富在“文革”初期的行为触犯了1951年、1952年的有关法律和法令，而1951年、1952年的法律和法令不仅认为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构成犯罪，而且在处刑上也要比现在《刑法》要重。因此，根据“刑九条”关于处理旧罪三条规定中的第三条，现在刑法对我处刑较轻，这样，用现在刑法做根据审理蒯大富案、追究蒯大富刑事责任是合法的。 + +　　公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吗？ + +　　公诉人的观点肯定是不正确的。 + +　　公诉人的观点最大错误在什么地方？ + +　　公诉人的观点最大错误是在她把《刑九条》中“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这一术语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 + +　　（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这个术语时犯了二个错误：） + +　　第一、公诉人所犯的一个最明显的错误是：一审时公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中的“政策”二字删去，变成“当时的法律、法令”。我要提醒公诉人注意，作为国家公诉人这样干是极不严肃的。在“刑九条”中四次出现“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每次都把政策与法律、法令并列。公诉人在引用法律条文时，在极其关键的地方删去了极其重要的两个字，能说这是无意的吗？不，不是无意的。公诉人十分明白，“文革”初期的国家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这就是公诉人为什么故意删改法律的原因。在一审过程中，公诉人说，蒯大富“做贼心虚”。我不想用这种不文明的语言回敬公诉人，但是，我要说，公诉人这样删改国家法律是欲盖弥彰！恰恰暴露了一审公诉人梁东园本人也知道自己所办的案子是错案，而且知道这个错案是要害在什么地方！ + +　　我提醒公诉人注意：政策虽然不是法律，但在我国特殊的情况下，有时就将它划进“法”的范畴。这不是我蒯大富划的。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刑法》第九条划的。《刑九条》表明，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作为判别罪与非罪的标准！ + +　　公诉人所犯的第二个错误是：公诉人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这一术语的内涵任意地缩小。公诉人的意思是：“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包括当时那些错误的法律、法令、政策，只包括当时那些正确的法律、法令、政策。公诉人在这里弄错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仅包括当时正确的法律、法令、政策，而且也包括当时错误的法律、法令、政策。在《刑九条》中四次出现法律、法令、政策时，前面只有一个修饰词：“当时的”，再也没有其它词了。（比如“正确的”、“革命的”，没有。）这就是说，凡是当时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不管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包括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中。刑法第九条规定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是判别当时行为罪与非罪的标准。这就是说，不仅当时那些正确的法律、法令、政策，而且当时那些错误的法律、法令、政策，都可以作为判别当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的标准。 + +　　但是，公诉人却将当时那些错误的法律、法令、政策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划出去，这完全不符合刑法第九条的本来含义。 + +　　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时所犯的上述两个错误，已经非常严重，但这仍然不是公诉人所犯的最大错误。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时所犯的最大错误，也就是第三个错误：公诉人将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和法令，强行划进“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从而任意扩大了这个术语的内涵。 + +　　本来，“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中的“当时的”三个字从时间上规定是很严格的。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就是在与行为发生的同时正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它既排斥以后的法律、法令、政策，也排斥以前的法律、法令、政策。凡是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不管是以前的，还是以后的，都不能包括在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 + +　　应该说，在对法律条文本身的理解上，我与公诉人之间没有分歧。我们都承认：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必须是当时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但是，在具体运用到蒯大富案时，我的观点与公诉人的观点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一审时）公诉人说：由于“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所以，“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也是“文革”中当时的法律和法令（以上是公诉人的原话）。 + +　　我不同意公诉人的观点。我的观点是：由于“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大部分被中止执行，所以，不能把那些当时被中止执行的“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划进“文革”初期当时的1、1、1之中。 + +　　我和公诉人的观点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什么地方呢？焦点就在：“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在“文革”初期是否在执行？ + +　　公诉人认为：“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也在执行。 + +　　我认为：“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大部分被中止执行。（只有少数与“文革”无关、因而与蒯大富案也无关的法律和法令在文化大革命中仍在执行。） + +　　一个是“也在执行”，一个是“中止执行”，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 + +　　好，矛盾的焦点找到了，我们现在来进行观点交锋，看看谁的观点能够站得住脚。 + +　　下面，我来为我的观点提供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我有三条理论根据和至少十条事实根据。 + +　　首先，我来列举我的三条理论根据证明“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被中止执行了。 + +　　我的第一条理论根据是：“文革”是搞政治运动，而只要一搞政治运动，就必然要突破法律的约束。 + +　　“文革”是毛泽东主席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什么叫群众运动？《人民日报》在一篇怀念董必武同志的文章中引用董老的话说：“群众运动就是不受法律约束，是党的政策指导下的直接的群众运动。” + +　　全中国人民对运动的是十分熟悉的。因为曾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历史表明：运动和法律相排斥的。严格执法就不能搞运动，要搞运动就不能受法律约束。搞运动和不搞运动的最大差别就在于对待法律的态度上：不搞运动时，主要依法办事；一搞运动时，就主要靠政策办事。凡是多次参加过运动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如果党在运动中的政策与以前的国家法律相抵触，在运动中都按政策执行，不按法律执行。 + +　　“文革”是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运动，它大大突破了“文革”以前的法律的约束，“文革”以前的一大批法律和法令在“文革”初期都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 +　　正是吸取了一搞运动就不能法制的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下决心从此以后不再搞运动。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吸取，而且已经吸取了。但是历史无法否定。历史是过去了的事实，无法更改了。错的历史事实是：在“文革”这场政治运动初期，“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大部分被中止执行了。 + +　　我的第二条理论根据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对“文革”的论断。六中全会决议有这样一段：“对于党和国家肌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做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但决不应该采取‘文革’的理论和方法。”（以上是决议中一段原文。）请注意：一个是符合宪法、法律、党章的“正确措施”，另一个是“绝不应该采取的”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这二者是对立的。这就是说，“文革”不是在宪法、法律、党章的约束下搞出来的，也就是说，宪法、法律、党章在文化大革命中基本上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 +　　可是按照公诉人的逻辑：“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那么上述六中全会的决议就是写错了。 + +　　六中全会决议针对错了吗？不，六中全会的决议完全正确。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文革”发动本身就从总体上“违法”（这“违法”二字是带引号的）。因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走资派”的理论等等，都是不符合1954年宪法的。那么在这个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的运动必然要整个儿突破1954年宪法。我们常常说，文化大革命是“无法无天”。这“无法无天”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说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法。文化大革命中也有法。比如，五?一六通知、十六条、公安六条、军委八条、三七指示、六?六通令、七三布告等等，这些都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法。即是说，文化大革命中有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法，并且由我们的公检法机关在强有力地执行着，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说文化大革命是无法无天呢？这无法无天就是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几乎荡然无存。可是按照公诉人的逻辑，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文化大革命就不是无法无天，那么文革就没有什么错。在这里，公诉人把自己放到党中央决议的对立面去了。 + +　　在五届人大五次会议上，人大代表郑天翔同志说：“执政党如果不能执行宪法，宪法必然是一纸空文，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的。”（1982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1983年3月28日《人民日报》一篇评论中说：“十年内乱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的活动超越了宪法和法律的范围，……。这个教训必须永远记取。”正是吸取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没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严重教训，十二大新党章做出庄严宣布：“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历史的教训我们应当吸取，而且已经吸取了。但是，历史已成为历史，无法更改了。铁的历史事实是：文化大革命不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搞出来的。——以上是我的第二条理论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基本上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 +　　我的第三条理论根据是：1975年四届人大曾做出决议说：“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法律、法令等，凡是不与现在法律相抵触的，继续执行。 + +　　七五年四届人大为什么要做出上述决议呢？正因为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开始后被中止执行过，直到1975年，人民还以为仍然在中止执行着，以致不得不做出决议告诉人民，那些从前被中止执行过的法律、法令，现在继续执行。 + +　　继续执行是对中止执行而言。没有中止执行，就不会有继续执行。就比如部队行军，战士们正在前进，指挥员绝不会下继续前进的命令。只有在中止前进（比如原地休息十分钟）后，才有必要下继续前进的命令。如果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一直在执行，四届人大完全没有必要做出继续执行的决议。上述四届人大决议也证明了：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至少其中有一部分，在文革开始后被中止执行过。 + +　　（现在，我的三条理论根据列完了：） + +　　（一）搞运动必然要突破法律的约束； + +　　（二）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宪法和法律在文革中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 + +　　（三）七五年四届人大决议也证明了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被中止执行过。 + +　　上述三条理论根据都证明了：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在文革初期被中止执行了。 + +　　下面，我列举十条事实根据证明：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确实有一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被中止执行过。 + +　　第一，彭真同志曾是全北京市人民选出的市长，文革一开始，没有通过任何法律手续就被撤销市长职务。这违反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 +　　第二，刘少奇同志曾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1968年没有通过任何法律程序就被罢了官。这违反1954年宪法第27条28条。 + +　　第三，文革中大批全国人大代表被非法拘禁、逮捕。这违反54年宪法第37条。37条规定，全国人大代表有特别人身保护权。 + +　　第四，冲垮各级地方合法政府，成立革命委员会，违反1954年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冲垮中央各部委，违反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 +　　第五，原来的工会都被解散，成立工代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 +　　第六，将公检法机关实行军事管制，违反1954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 + +　　第七，文革一开始，在所谓扫“四旧”中，北京地区一些中学红卫兵活活打死1700多名无辜公民，抄家抄了十万家。这最严重的触犯了54年宪法第89条，第90条。如此严重违法，当时没有认为这是犯了故意杀人罪，抢劫罪，也未追究谁的刑事责任。（实际上至今也未追究。） + +　　第八，1967年夏天发生了数万群众围困党中央住地中南海长达一个月这样的严重事件。当时也没有认为这是违反1951年《惩治反革命条例》第十条，更没有追究谁的刑事责任。 + +　　第九，也是在1967年夏，发生了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的严重事件，几千人放一把火把英国代办处给烧了。当时没有说谁是纵火犯，也未追究谁的刑事责任。 + +　　第十，最后，第十，我蒯大富本人的亲身经历，也足以证明：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凡是能够用来追究我刑事责任的，在文革初期都被中止执行了。道理很简单：如果文革以前可用来追究我刑事责任的那些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也在执行的话，那么，在1968年当时就会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决不会拖到十四年、十五年后的今天！因为我（一）我在文革中的全部行为都是公开的，上至毛主席、党中央，下至北京市市民都了解我的主要行为；（二）我当时的行为确实触犯了文革以前的某些法律、法令；（三）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在十年文革中一天也未停止过执法。所以，如果文革以前可以用来追究我刑事责任的法律、法令在文革初期也在执行的话，那么，当时，北京市的公检法机关就会追究我的刑事责任。如果北京市公检法机关渎职，那么北京市党政机关或者党中央就会指示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对我予以追究。而事实上，当时公检法机关对我并未追究。这就从反面证明了：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凡能用来追究我刑事责任的，在文革初期都被中止执行了。 + +　　以上十条事实都是当时群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像这样的事实，我还可以举出几十条、一百条。 + +　　上述事实说明了什么呢？ + +　　上述事实说明：在文革初期，文革以前的大批法律、法令没有得到遵守和执行。文革初期的大量行为，用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衡量，早已违法，早已构成严重犯罪；但是以文革初期的政策来衡量，都不认为是犯罪。在文革初期按什么执行呢？事实上是在按运动中的政策执行，不按以前的国家法律、法令执行。由此，我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 +　　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凡是和文革中的政策相抵触的，在文革开始后，都被中止执行了。 + +　　（说明一下，我以上只是说：凡抵触的，都中止执行了。这就是说，还有一些不抵触的，就一直在执行。文革以前有些法律、法令、政令等，比如像旧婚姻法，惩治贪污条例，劳动保护条例以及54年《宪法》中某些条款，这些与文革无关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仍然在执行。） + +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列举了三条理论根据和十条事实根据，确凿地论证了：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确实有一大部分在文革初期被中止执行了。 + +　　经过上述的观点交锋，我的中止执行的观点有着充分的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是站得住脚的。而公诉人所说的，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这种观点没有什么理论根据和事实根据，因而是站不住脚的。 + +　　既然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大部分在文革初期没有在执行，那么，这些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理所当然不能划进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中去。可是，公诉人却将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强行划进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这是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时所犯的第三个错误，也是最大的错误：公诉人将法律术语的内涵任意的扩大。 + +　　这第三个错误也是铁的事实。 + +　　由上所述，我们看到，公诉人在解释“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时的确犯了三个严重错误。实际上，公诉人随心所欲地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这个术语进行了三道加工： + +　　第一道，删去了极其要害的“政策”两个字； + +　　第二道，将其内涵任意的缩小； + +　　第三道，又将内涵任意的扩大。 + +　　于是，就像变戏法一样，在公诉人那里出现这样的奇迹：当时正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不是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而当时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却变成了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在一审法庭辩论中，公诉人指责我蒯大富“曲解国家法律”。到底是谁在曲解国家法律？是我被告人？还是公诉人？我想，合议庭和广大旁听观众都会一目了然的。 + +　　由于公诉人把《刑法第九条》中“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所以公诉人在具体运用“刑法第九条”时就不能不犯进一步的错误。 + +　　公诉人说，对蒯大富这个案子，刑法第九条中所做出的关于处理80年前的旧罪的三条规定，只适用第三条：现在的刑法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对被告人处刑较轻，可以适用现在刑法。 + +　　好，我们就以《刑法》第九条中第三条规定来看看蒯大富案，看看能不能得出公诉人的结论。 + +　　第二条规定非常明白，追诉八〇年前的旧罪，如果要适用现在刑法，有一个先决条件：必须是现在刑法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对被告人处刑较轻。这里有一个新法和旧法相比较的问题。请注意，这个比较必须是用现在的刑法和与“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不是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当然不能相比。公诉人的核心错误就在于此。公诉人在比较新法和旧法哪个较轻时，她不是用现在的刑法与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她用现在刑法与文革以前的法律和法令相比。而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正如我前面严密论证的，凡是和蒯大富案有关的，在文革初期都被中止执行，因而不是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也就是说对蒯大富案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比较的对象。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虽然有少数在文革初期也在执行（比如旧《婚姻法》，《惩治贪污条例》），这些法律、法令虽然也是当时的法律、法令，却又和蒯大富案毫无关系，因而也无法作为比较的对象。所以，文革前的全部法律、法令，不管是中止执行过的，还是一直在执行的，在审理蒯大富案的过程中都用不上，都不能作为比较的对象。这样，我们就把文革以前的全部法律、法令放到一边，不管它了。在我们比较现在的刑法与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哪一个对蒯大富处刑较轻的时候，文革以前的全部法律和法令，由于都不能成为比较的对象，因而都不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我们只能以现在刑法与文革初期国家正在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相比。 + +　　这一比，就太容易了：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不认为我当时的行为构成犯罪，当时事实上也没有追究我的刑事责任，而且有合法的组织结论作证。可是，要以现在的《刑法》来衡量我在文革初期的行为，就有可能判我最重刑（死刑）。一个是不追究，一个是判最重刑（死刑），哪个轻？当然是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对我处刑要比现在刑法轻得多得多。 + +　　就是按照公诉人的观点，根据刑九条中处理80年前的旧罪三条规定中第二条：追诉旧罪，如果要适用现在刑法必须以对被告人处刑较轻为先决条件。对蒯大富案来说，这个先决条件完全不存在。所以，决不能适用现在刑法来审理蒯大富案。 + +　　但是，由于公诉人和中级法院蒯大富案合议庭基于对法律的错误理解、错误运用，最后得出错误结论，《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都是以现在刑法分则对我定罪量刑。 + +　　这确凿无疑地、全面地、严重的违犯刑法总则第九条。《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总体上适用法律搞错了。《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是不合法的。 + +　　综上所述：我得出了我《辩护词》第一部分的总结论： + +　　根据刑法第九条所做出的关于处理80年前旧罪的三条规定，无论是根据第一条规定，还是根据第二条规定，还是根据第三条规定，我们都得出一致的结论： + +　　（总结论：今天我们审理蒯大富案，唯一可以适用的法律根据是文革初期国家当时正在贯彻执行的法律、法令、政策，而只要根据文革初期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就得认为我蒯大富文革初期的行为没有构成犯罪，那也就谈不上现在来追究我的刑事责任的问题了。） + +　　审判长，我认为，到目前为止，通过以上的严密论证，《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赖以存在的法律基础已经被我被告人完全驳倒，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办的蒯大富案应该当庭宣布是错案，予以否定。 + +## 向公诉人发问 + +　　审判长，下面我向公诉人提出我的发问问题，一共四个问题，我请公诉人在下一轮发言中答复。 + +　　（1）公诉人是否承认：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中，凡是与文革中的政策相抵触的，在文革开始后，事实上都被中止执行了？当时事实上没有在执行的法律、法令能不能划到当时的法律、法令、政策之中？ + +　　（2）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文革不是在宪法、法律和党章的范围搞出来的。公诉人如果坚持说文革以前的法律、法令在文革中也在执行，这是不是在和党中央决议唱反调？ + +　　（3）如果公诉人坚持认为文革初期的法律、法令、政策，认为我当时的行为已构成犯罪，我想问公诉人，1968年当时为什么不向我问罪？难道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北京市党政机关，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在文革初期都不执行当时正在生效的法律、法令、政策吗？ + +　　（4）我请问公诉人：在1966年8—9月间，北京地区一些中学红卫兵亲手活活打死1700多名无辜公民，这种行为最严重地触犯了54年《宪法》第89条，如果54年宪法在文革初期也在照常执行，成千上万的人民遭如此大难，北京市公检法机关当时为什么不执行宪法保护人民？ + +　　我请问公诉人是否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公民在法律面前能不能一律平等？王子犯法能不能与庶民同罪？亲手活活打死1700多人都不追究刑事责任，而只追究蒯大富，是不是打死1700人的人是特殊公民，享有特权，而蒯大富是二等公民，低人一等？ + +　　关于在总体上适用法律合法性的问题，我就提上述4个问题，请公诉人在第二轮发言中答复。 + +　　审判长，我的《辩护词》第一部分到此结束，如果您同意，我建议，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先围绕刑法第九条进行辩论，因为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场诉讼即可到此基本结束。因为如果《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在总体上适用法律搞错了，这个案子就不存在了。我们就没有必要进行下面的程序。如果审判长不同意，我就继续我的辩护发言。可以吗？ + +## 二审《辩护词》（第二部分） + +## （驳反革命罪）1983年3月 + +　　（审判长：） + +　　下面，我进行我辩护发言的第二大部分：驳反革命罪。 + +　　这次迫使我上诉的最大原因就在于：一审《判决书》仍然确认我犯有反革命罪，这实在是天大的荒唐、天大的冤枉！ + +　　本来，《起诉书》在总体上适用法律搞错了，这已经错得一塌糊涂。可是，公诉人又犯了进一步的错误，他们在具体适用刑法分则上也搞错了：完全错误地指控我犯有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　　好，现在我退一大步，虽然用现在刑法追诉我文革初期是行为没有合理性，我也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就以这个不合法的法律根据作根据，来看一看我在文革初期是否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　　《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说我在文革初期搞反对刘少奇同志、反对徐向前同志的活动，触犯了我国刑法第90条、第102条，因而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一审公诉人在公诉发言中花了很大篇幅力图论证我犯有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 +　　应该说，在对法律条文的理解上，我与公诉人之间没有分歧：根据刑法90、102条之规定，定反革命罪，必须以“有反革命目的”为先决条件。在认定事实方面，在有关我本人的行为事实的认定上，我与公诉人之间基本上没有分歧。即是说：在文革初期，我确实搞过反对刘少奇同志、反对徐向前同志的活动，并且造成严重后果。但是，在对我上述行为的目的的分析上，我与公诉人根本对立： + +　　公诉人说：蒯大富反对刘少奇、徐向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 + +　　我坚决认为：我当年反对刘少奇、徐向前的过程中，没有一分一厘一丝一毫的反革命目的。恰恰相反，我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才搞上述活动的。 + +　　那么，到底怎样来判断我当年反刘少奇徐向前的行为是不是出于反革命目的呢？这里很有必要引用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司法部主办的《刑法讲话》中的一段话。1983年5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个专门论述如何定反革命罪的《刑法讲话》。其中说：对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查明其反革命目的，则需要更加深入细微的调查研究。因为煽动行为，“有的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有的就不是。仅仅从行为的表面看是难以确定犯罪性质的。”所以刑法第102条特别标明“以反革命为目的”。“在认定这类案件的反革命目的时，必须把行为人的动机、手段、作案时间、地点和环境、侵犯的对象、造成的后果、个人情况（包括年龄、经历、生活状况，一贯的思想政治表现）等，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判断其有无反革命目的。一定要客观、全面、实事求是，要防止主观臆断，切忌偏信口供，或者只看后果，轻率地做出结论。“（以上是《刑法讲话》的一段原文摘录。见83年5月2日《人民日报》） + +　　（现在，我们就来按照中央政法委委员会和司法部的《刑法讲话》的教导，来具体分析我当时反刘少奇、徐向前是出于什么目的。） + +　　下面，我首先来论述我当年反刘少奇、徐向前同志确实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然后我再论述公诉人是如何抹杀历史、歪曲事实，对我的目的进行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分析的。 + +## 《先立后破，先立——正面论述》 + +　　我说我当年反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绝对不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主要有三条这样的理由： + +　　第一、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决定了我在文革初期在我头脑中并没有固有的反革命的思想意识。因为我不是出生在反动家庭，我从未接受过反动教育。恰恰相反，我出生在一个贫农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的党龄和我的岁数一般大。我是吸吮党的乳汁长大的。我是接受无产阶级教育长大的。从小至今，我一直被灌输着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热爱的思想。是党解放了我们全家，是党把我这样一个贫农儿子培养成为大学生。我上大学期间，基本上是国家供养的。如果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好，如果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好，我一个普通农民子弟怎么能上清华大学？所以，我心中充满着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人民民主专政的感激。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世界上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像我这样家庭出身，像我这样成长经历，在我头脑中产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必然。在我头脑中绝不可能产生敌视人民民主专政、藐视社会主义制度的这样一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意识。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从小至今，一直对共产党有着极其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从行动上也是听党话，跟党走的。清华大学的同志们可以作证，我蒯大富在文革以前不是政治上的落后分子，恰恰相反，我是一名积极分子。在班上，我担任过团支部组织委员。在学校，我搞过清华大学民兵工作。在文革前夕，我担任清华大学广播站一个编辑组组长，——我一直受到党团组织的亲切信任的。 + +　　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在文革以前，虽然我无比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但这种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朴素的、自发的阶级感情，当时还没有上升到自觉的阶级的政治觉悟。所以，当反革命分子林彪、张春桥等，以党的面目出现，用党的名义欺骗我去干坏事的时候，我就不可避免地要上当受骗。这对我来讲，是我应当终身记取的教训。但，由于政治觉悟不高而上了暗藏的阶级敌人的当，与抱着反革命目的去推翻人民民主专政，这里毕竟相差太远。我们决不能把上当受骗的青年学生，硬说成是自觉的反革命分子。 + +　　所以，首先从我个人情况来看，即从我当时的年龄、个人经历、生活状况，一贯的思想政治表现来看，无论如何不能得出我会抱着反革命目的去干反革命事的结论。 + +　　第二、在文革初期，我是把刘少奇、徐向前同志误认为是坏人来反对的，而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我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是不可避免的。 + +　　这一段，我打算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分析一下我当时侵犯的对象，看一看我当时反刘少奇、徐向前是出于什么目的。 + +　　在文革初期，我为什么要反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我是基于反国家、反政府的目的，把少奇同志当成国家主席、把徐向前同志当成军委副主席来反对的吗？绝对不是！我当时所以反对刘少奇、徐向前，仅仅因为我当时误认为刘少奇同志和徐向前同志是所谓“反革命修正分子”，是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当时所以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完全是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的。 + +　　现在我们首先来看看，我当时是怎样对刘少奇同志产生错误认识的。 +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毛泽东主席晚年犯了左倾严重错误，他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错误地断定党内、军队内、政府内混进了一大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说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旁。毛泽东主席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用党中央的名义号召人民起来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揭发阴暗面。文革一开始，毛主席就把刘少奇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66年8月5日，毛主席亲自贴了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刘少奇同志，措辞十分尖锐，什么“何其毒也”，什么“发人深省”等等，提出有一个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我于66年8月21日即已知道）。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排次一下子从第二号降到第六、七号。8月11日，毛主席在中南海西门接见群众，号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还要指出，清华大学反对刘少奇同志，并不是我蒯大富头一份。早在66年8月18日，清华大学唐伟等同学贴出《王光美是清华园第一号大扒手》的大字报。其中写到：“不管王光美后面有什么大黑伞，我们也要坚决把她拉下马。”矛头明显指向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的女儿、我的同学刘涛同志于8月19日贴出大字报《跟毛主席革命到底》，实际上标志对她爸爸刘少奇失去了信心。在唐伟和刘涛等人的大字报的带动下，66年8月下旬，清华大学爆发过一次大规模的、公开的反对刘少奇同志的高潮，全校贴满了公开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当时党中央并没有批评制止。1966年10月18日，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党中央发布的口号中有一条：“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周恩来总理讲，这个口号是中央政治局通过，毛主席也在场。中央报刊对刘少奇同志上纲也越来越高，开始还说“提出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一两个人，后来干脆说是“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1966年12月16日。工人体育场大会上，当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提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1966年12月18日，当时的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召见我，要我把提出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那一两个人“搞臭”。 + +　　（一切尊重历史的人们都会承认，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张春桥提出要我“把刘邓搞臭”，我蒯大富不可能看出张春桥的指示和当时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什么抵触之处。况且张春桥当时在中央有很高的合法地位。所以我当时只能把正常渠道指示当成是中央指示。我当时确认：毛主席、党中央已认为刘少奇是坏人，已决定要把刘少奇打倒，希望我们从群众的角度来配合——我当时产生这样的认识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 +　　我蒯大富忠于党，当时我认为党已给我下了极其明确的指示，我听不听党话？我执不执行党的指示？当然我得听党话、跟党走。回学校后，我坚决发动了“一二?二五”大行动，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推向社会。这从我当时主观上讲，我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革命目的，误认为刘少奇是坏人，以为反对刘少奇就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 + +##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我是怎样对徐向前同志产生错误认识的。 + +　　在中共中央1966年《5?16通知》中就指出，军队内也混进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967年1月，毛主席命令解放军介入地方支左。但实际上，由于文革在我国既没有政治基础，也没有经济基础，解放军根本不理解，所以解放第一介入地方，不约而同，大部分站在所谓“保守派”一边，反对“造反派”。当时几位军委副主席、副总理因为反对文革的做法，立刻被毛泽东主席定为“二月逆流”进行严厉批评。徐向前同志当时也被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 +　　六七年三月，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耸人听闻地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险。”这个讲话以中央正式文件发下去。当时我们在学习林彪这个讲话时，讨论“带枪刘邓”是指谁。我们得出结论，这个带枪刘邓肯定是指徐向前、叶剑英。因为徐帅当时是全军文革组长，叶帅当时主持军队日常工作，而这两位老帅都是所谓“二月逆流”的代表，他们反对文化大革命、反林彪、保刘邓。这个分析对不对呢？即使现在看来，我们的这个分析也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徐叶二帅当时确实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林彪，保刘邓的。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正确的。但是请不要忘记历史。以1967年当时的党中央、毛主席的政策来衡量：反对文化大革命，保刘邓、反林彪都是最大的罪过，都属于打倒的对象。还要说明的是：据我们当时调查，徐向前同志的老部下在全国各地反对造反派反得更厉害，所以我们当时认为徐向前同志肯定无疑是军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带枪的刘邓路线”。 + +　　1967年夏天发生了武汉“七·二〇”事件，谢富治、王力跑到武汉，武汉军区的解放军把他们揍了一顿。当时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同志正好又曾是徐帅的老部下。七·二〇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总理亲自去武汉将谢富治、王力接回北京。接着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时中央副主席林彪说：“从前我们要做文章，可是没有找到题目。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正好抓住大做文章。” + +　　七·二〇事件大不大？应该说大、很大。地方部队殴打中央代表团代表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当时文章做得大不大？应该说很大，很大。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全北京市大游行、大示威，《人民日报》通栏大标题，中央电台向全世界广播，不能说这文章做得不够大。我们必须承认，当时文章做得这么大，肯定是得到毛主席批准的，至少是知道的、默许的。做这么大文章，难道，仅仅是为了反对陈再道吗？不是。显然是冲着徐向前同志去的。尽管如此，我还不十分有把握，又去问王力。王力向我作了明确的暗示之后，我确信当时党中央已确认徐向前是坏人，是下决心要打倒的，而且事态非常严重，以至中央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来号召全国群众向军内走资派冲击。我蒯大富忠于党。在我已经确切地了解到中央精神之后，我能不执行吗？我当然要执行。所以，在“7｛25”大会以后，我夜以继日，连续搞了许多反对徐向前同志的行动。这从我当时主观上讲，完全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误认为徐向前同志是坏人。以为反对徐向前就是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人民军队。 + +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当时反刘少奇、徐向前同志，并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应该说，我当时的根据是很充分的：既有当时中央文件作根据，又有当时中央报刊宣传的中央精神做根据，特别是，我得到了当时受到毛泽东主席完全信任的、当时在中央占有极高合法地位的林彪、张春桥、王力的直接指示。假如说我当时反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毫无根据，就是自己想反的，假如是这样，定我反革命罪我应该接受。因为我当时清楚地知道刘少奇、徐向前同志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凭空反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显然是出于反革命目的。 + +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又有文革初期特殊的历史环境，我不可避免地要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产生错误认识。我当时确实是把刘少奇、徐向前同志误认为是“资产阶级修正分子”，误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来反对的。既然我主观上是想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反对资产阶级修正分子，当然我的主观动机就必然是反修防修，而决不可能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 + +　　第三，铁的历史证明，我蒯大富绝对不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在我与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关系上，既不是共谋，也不是教唆和被教唆。我仅仅是受蒙蔽。我当时误认为林彪、张春桥等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把他们的指示误认为是党的指示才积极执行的。而当时我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同样是不可避免的。 + +　　《起诉书》上说：“蒯大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审中，公诉人坚持认为我与林彪、张春桥之间“有共同的反革命目的”。这就是说，公诉人把我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林彪、张春桥等是主犯，我是从犯。 + +　　好，我们就来看一看，能不能把我蒯大富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 + +　　共犯，即共同犯罪，我国刑法第22条上有明确规定：“是指二人以上的共同故意犯罪。”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是定共同犯罪的首要条件。1982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刑法讲话》中强调指出：“如果各个人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即使他们的行为共同造成某一危害结果，也不能构成共同犯罪。”（以上是原文） + +　　共同的犯罪故意，很容易理解，即各罪犯之间都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同一目的。两个盗窃犯，一个撬锁，一个放风，他们都知道目的是为了盗窃人家的电视机。教唆犯某甲教唆某乙去强奸妇女，被教唆的某乙必然清楚知道自己去强奸妇女是故意犯罪行为。反革命集团的共犯，必然要具有共同点反革命故意。如果要把我定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从犯，就必须证明我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 + +　　我与林彪、张春桥、王力之间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吗？ + +　　现在我们知道反革命分子林彪、张春桥、王力当年煽动我去反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出于颠覆国家、颠覆政府、阴谋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故意。但是，我蒯大富当年反对刘少奇、徐向前的时候，我知道林彪、张春桥、王力是出于反革命目的教唆我去犯罪的吗？即是说，我当时是不是已经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明知他们要我干的事会危害无产阶级专政，自己还要紧紧追随他们呢？换句话说，在1966年年底、1967年夏天，林彪、张春桥、王力在我蒯大富心目中是什么形象？是反革命犯罪的形象？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那么，蒯大富与林彪、张春桥、王力之间有没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 +　　解决历史问题，应该采取历史的态度。我们是在1982年、1983年办1967年以前的案子，我们必须把当时的历史现象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在1982年、1983年，全中国的小学生都知道林彪、张春桥是大坏蛋。但是，时间倒退到1967年就大不一样。在1967年，别说小学生、中学生、99％以上的大学生，99％以上的干部群众，就连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在内，当时都没有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的真面目。毛主席错选了林彪做党接班人，任命张春桥为中央文革副组长。毛主席当时视察大江南北时，张春桥是主要随同人员。周恩来总理当时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讲过高度赞扬林彪的话（我就亲自听到过。）王力在武汉挨打，周总理亲自乘专机去把王力接回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几十万人大会把王力当大英雄来欢迎。（这并不奇怪，毛主席、周总理是人不是神。不能在任何时候都洞察一切。坏人暴露有个过程，人们对他们的认识也要有个过程。） + +　　审判长、审判员，我们都的过来人，我们都是这一段历史的见证人。各位可以做出判断，在1966年底、1967年夏天的历史环境下，林彪、张春桥、王力在我蒯大富的心目中是什么形象？是反革命分子的形象还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我当时是21岁的青年学生，我有没有可能当时就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有没有可能把林彪、张春桥、王力和毛主席、周总理划分开？实际上，我们大家都受了蒙蔽，都没有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都没有也不可能把林彪、张春桥、王力与毛主席、周总理划分开。当时甚至连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伟大天才人物也都被林彪之流欺骗了。难道我蒯大富这样一个学生娃娃就不是上当受骗、受蒙蔽的吗？ + +　　而且还必须指出，林彪、张春桥、王力当时在挑动我去反对刘少奇、徐向前的时候，并没有讲出或暗示出他们的反革命目的。他们都伪装成最革命的样子，用文革流行的革命辞藻对我进行煽动。我当时缺乏政治经验，天真烂漫，不可能识别出他们反革命两面派的嘴脸。 + +　　还有，林彪、张春桥、王力当时都在党内窃据极高的合法地位。我们不能小看“合法地位”这四个字。一个坏人有了合法地位，既可以欺骗，也可以号令，在有了合法地位的坏人手底下工作，很难逃脱。 + +　　审判长，我认为，如果我们抱着最起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我们稍微尊重历史的本来面目，我们就必须承认，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当时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我蒯大富心目中绝不可能是反革命分子的形象，而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从我主观上讲，我当时所以积极执行他们的指示，仅仅因为我把他们误认为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误认为他们能够代表党，把他们的指示误认为是党的指示，所以我才积极执行的。受党教育长大的热血青年，主观上想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指示，当然绝对不可能出于反革命的目的。在我与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关系上，首先，我与他们绝对不是反革命共谋，而且由于当时我误认为他们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我不可能知道他们要我干的事会危害无产阶级专政。即是说，他们当时对我的指示并没有使我产生犯罪故意。我当年反对刘少奇、徐向前时完全不是故意犯罪。也就是说，林彪、张春桥、王力与我的关系，也不是教唆与被教唆的关系。林彪、张春桥、王力对我仅仅是欺骗利用，我仅仅是上当受骗。这就是说，我与他们第一不是共谋，第二不是教唆和被教唆。 + +　　于是，我们得出确凿无疑的结论：在我和林彪、张春桥、王力之间，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的犯罪故意。更谈不上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根据刑法第22条，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能定为共同犯罪。所以，无论如何不能把我算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 + +　　审判长，关于驳斥反革命罪名，我要正面辩护的三点内容讲完了。 + +　　1、我是吃无产阶级饭、受无产阶级教育长大的，在我头脑中从来没有形成过敌视无产阶级专政、敌视社会主义制度这样一种反革命的思想意识。 + +　　2、在文革初期，我是把刘少奇、徐向前同志误认为是坏人来反对的，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对刘少奇、徐向前同志产生这样的错误认识是不可避免的。 + +　　3、由于我当时，没有识别出、也不可能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真面目，所以，我与林彪、张春桥、王力之间没有共同的反革命故意。因此，决不能把我划成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共犯。 + +　　综合上述三点，我们得出总结论：就是以没有法律效力的现在刑法去追诉我文革初期的行为。由于我在1966年反对刘少奇同志，1967年反对徐向前同志的全部活动中，自始至终我本人没有以反革命为目的，不能定为反革命罪。所以，不能定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起诉书》和一审《判决书》上定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完全不能成立。 + +　　（联系我的《辩护词》的第一部分，我们看到，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所办的蒯大富案，不仅在总体上适用法律完全搞错了，而且在具体适用刑法条文时也完全搞错了。他们办的蒯大富案是一个彻底的错案，冤案。） + +## 向公诉人发问（关于驳反革命罪） + +　　（下面，关于驳反革命罪，我向公诉人提出我的发问问题：一共两个问题。） + +　　1、公诉人知道，1978年4月19日，将我逮捕时就是以“反革命”罪名逮捕的。但是，直到1978年6月，我被捕后两个月，在中央文件中还有“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提法。那时，反刘少奇根本就不作为问题。恰恰相反，当时康生问题没有公开揭露，我不得不要交代反康生的问题。到了1980年，康生问题不提了，开始刘少奇同志平反了。又把我反刘少奇的问题提出来了，以此定我为“反革命罪”。我请问公诉人：你们公安局、检查院办案，是先有罪名后有罪行，还是先有罪行后有罪名？如此随心所欲地玩弄历史、玩弄法律，把办案工作当儿戏，难道这是司法工作者的严肃态度吗？你们是不是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那一套？ + +　　2、公诉人是否承认这样的历史事实：在1966年、1967年夏，蒯大富当时没有识别出、也不可能识别出林彪、张春桥、王力的反革命面目？如果公诉人否认，就请拿出证据。如果公诉人承认上述事实，公诉人就必须承认林彪、张春桥、王力当时在蒯大富心目中是不可怀疑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就必须承认，我当时所以积极执行林彪、张春桥、王力的指示，仅仅因为我把他们的指示误认为是党的指示才积极执行的——行为人主观上想执行党的指示，客观上造成坏的后果，这能不能定成反革命罪？ + +　　 蒯大富1983年3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4.txt b/CCRD/0/8/19/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71173f8ddfd02f0ccc2bf9a6ee41a0f73a7b712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4.txt @@ -0,0 +1,39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蒯大富的刑事判决书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查员梁东园、刘纪成、代理检查员王和民。 + +　　被告人：蒯大富，男，现年37岁，江苏省滨海县人。“文化大革命”初期为清华大学学生，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1968年12月份分配到宁夏三〇四厂工作。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高生云。 + +　　辩护人：被告人蒯大富胞弟蒯大万。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蒯大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蒯大富犯罪事实如下： +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单独召见蒯大富，指使他把“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搞臭”。被告人蒯大富按照张春桥的授意，经积极策划、煽动后，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带领清华大学五千余人游行示威，在天安门广场、王府井、西单、北京站等处，张贴标语、大字报，散发传单，呼喊口号，进一步公开煽动“打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把“打倒刘少奇”的口号首先推向社会。 + +　　1967年7月25日，被告人蒯大富在天安门城楼上听到林彪要在军队问题上“大做文章”的讲话后，当场向王力探明了底细，随即积极进行组织和策划打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的活动。蒯大富于二十七日指使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军事动态组”在军事领导机关附近贴出了“打倒徐向前”的大标语，二十八日在“井冈山兵团”小报上发表了“打倒徐向前”的“严正申明”，并派人抄了徐向前的住所和办公室，绑架徐向前未逞，抢走了装有绝密、机密文件的档案箱五个和其他材料；三十日，在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召开的有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军事单位造反派头头参加的“全国形势讨论会”上进行煽动，把“打倒徐向前”的活动推向全国。蒯大富还派出二百余人到二十二个省、市和地区，进一步搜集“打倒徐向前”的材料。 + +　　1968年五月二十九日，被告人蒯大富召开“井冈山兵团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决定五月三十日凌晨三时攻打在清华大学东区浴室楼的学生。蒯大富亲自下令拉闸断电，发出进攻信号，先后使用了偷袭、强攻、火攻等手段，造成学生卞雨林、许恭生，工人段洪水死亡。七月初，蒯大富又召开“文攻武卫总指挥部”头头会决定武力“封锁”科学馆。按照蒯大富对进出科学馆的人可以开枪的决定，七月四日凌晨，张行（已判刑）开枪打死了学生杨志军。为了武斗，在蒯大富主持的“总部”会议上，还决定制造、运输枪支弹药。 + +　　1968年7月27日上午，“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清华大学，宣传制止武斗，收缴武器，拆除武斗工事。被告人蒯大富同另一头头任传仲等人紧急策划后，决定“抵抗、还击”，不让工人进楼。这一决定，向各武斗据点作了传达。下午一时许，蒯大富在静斋楼道拔出手枪，叫嚷要和工人“拼了”，在离开静斋时把数十发手枪子弹给了武斗队员。任传仲等按蒯大富“抵抗、还击”的决定，带领人员手持长矛、枪支、手榴弹向赤手空拳的宣传队员进行袭击，致使宣传动员王松林，张旭涛、潘志宏、韩忠现、李文元惨遭杀害，七百三十一人受伤。 + +　　被告人蒯大富诬陷原清华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罗征启，教务处副处长李康，党委统战部副部长文学宓、刘承娴，校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饶慰慈是“蒋南翔的第二套班子”、“反革命小集团”，于1968年1月和4月先后将他们抓起来进行人身迫害。蒯大富还诬陷原清华大学团委干部贾春旺及邢竟侯等六个学生是“反革命小集团”，抓起来刑讯逼供。蒯大富的打手们对文、饶等人分别采用拷打、老虎钳拔牙、往鼻孔里灌氨水等等手段严刑逼供；蒯亲自参与了对文学宓的逼供。在残酷的肉刑折磨下，刘承娴被迫害致死，饶慰慈被打成重伤，一度精神失常，留下脊椎神经损伤等后遗症。在诬陷迫害罗征启等人的过程中，还株连了罗征启的父亲、弟弟和朋友，其中罗征启之弟罗征敷被用棉丝堵嘴而窒息死亡。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和查获的书证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庭审中，被告人供认了大部分事实，但不承认是犯反革命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蒯大富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并策划组织武斗，武力对抗宣传队，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蒯大富的犯罪事实、性质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并考虑其能主动揭发张春桥罪行的情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102条、137条、132条、138条和64条、第63条、第52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蒯大富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抵折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 +　　 审判长：罗克钧人民陪审员：王蕴琴人民陪审员：李衍1983.3.10 （中级法院大印）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刘国贞1983.3.16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5.txt b/CCRD/0/8/19/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c569cddc98dfb6ac0c85dfb7b723e9f56fc0b5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5.txt @@ -0,0 +1,203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刘庆棠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3〉京检分审字第55号 + +　　被告人刘庆棠，男，现年50岁，辽宁省盖县人，原是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员队副队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后任中共芭蕾舞剧团核心小组副组长、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等职。1982年9月8日被逮捕，现在押。 + +　　被告人刘庆棠反革命一案，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移送本院审查起诉。 + +　　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刘庆棠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文化大革命”期间，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罪行如下： + +　　一、煽动打倒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以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 +　　自1975年八九月份，被告人刘庆棠积极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预谋打倒邓小平的犯罪活动。按照江青的示意，刘庆棠先后在芭蕾舞剧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议和山东省文化局等处散布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并诬蔑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部、群众“存心想翻天”，还说：“让他们讲，天塌不下来，像57年一样”，“现在先让他们放”。 + +　　同年10月底，被告人刘庆棠到上海，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王洪文，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起密谈。刘庆棠回京后，11月2日，在北海公园静憩轩，与文化部部长于会泳、文化部核心组成员浩亮秘密聚会，传达了王洪文的授意：“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振奋精神，准备斗争”，“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要讲究策略”，并共同分析了形势，认为文化部“现在压力很大，肯定是邓小平搞的”。随后，刘庆棠伙同于会泳、浩亮到清华大学与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迟群串联，并索取诬陷邓小平的材料。1975年底，刘庆棠在芭蕾舞剧团党委会上诬陷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毛主席眼睛患老年性白内障，周总理住在医院里，邓小平觉得夺权的时机已到，要同毛主席摊牌”，“邓小平准备在12月份夺权”。 + +　　1976年2月开始，被告人刘庆棠按照江青、张春桥关于“要写与走资派作斗争作品”的授意，利用电影和舞剧，煽动打倒邓小平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积极参加制造新的动乱。刘庆棠先后在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8个“样板团”负责人会议和剧本创作人员会议上，布置编写旨在打倒邓小平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文艺作品。煽动说：“现在是大的斗争前夕，拿出戏来当炮弹用”，“要写表现走资派，而且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作品”，“可以写四种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公安局长、秘书长……邓小平搞翻案就抓这四种人”，“要写一个县、市，一个工厂，也敢于写一个省、一个部”，“走资派是葡萄状的一大串，层层都有”。刘庆棠在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上，指令各电影厂重新调整1976年故事片拍摄计划，布置各厂狠抓落实，定期汇报，限期完成。会后又派出专人督促检查。同时，刘庆棠伙同迟群炮制了煽动打倒邓小平的反动影片《反击》；积极支持徐景贤等人拍摄旨在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树碑立传、鼓吹反革命夺权的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指定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写直接攻击邓小平和影射攻击铁道部部长万里的反动影片《搏斗》。截至1976年10月，全国各电影厂按照刘庆棠的部署共炮制“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剧本23部，已拍成电影7部，发行拷贝7832套，经刘庆棠批准，在全国广为放映。刘庆棠还根据江青的意图，布置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5个单位。派出30多名摄影记者进驻江青反革命集团控制的地区和单位，拍摄煽动打倒邓小平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新闻纪录片，仅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即先后炮制出《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等7部纪录片，发行拷贝1072套，在全国放映。 + +　　1976年3月以后，被告人刘庆棠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煽动“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反动舞剧《青春战歌》。将剧中的地委书记等领导干部丑化为“还乡团”，编造了公安局长鸣枪镇压群众的情节。在炮制该剧的过程中，刘庆棠还指令创作组把江青反革命集团骨干陈佳忠提供的诬陷邓小平和福建省党政军负责人的材料，上报江青；并在芭蕾舞剧团散布，进行煽动。 + +　　二、制造假案，诬陷迫害干部、群众。 + +　　被告人刘庆棠按照江青关于“文艺队伍严重不纯”，“敌人有一套一套班子”，“芭蕾舞剧团是属于捂着的”，“要揭盖子”的意图，在1968年，多次给江青写信，诬陷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成员杨少甫、李文泽、邓元森等人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第二套班子”“进行反革命夺权”；诬陷原芭蕾舞剧团负责人于川、编导蒋祖慧等十人组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裴多菲俱乐部”。与此同时，刘庆棠在参加芭蕾舞剧团专案工作中，还提出“从搞攻击言论入手，打开缺口”的审讯办法，并亲自参加和指挥对中央乐团陆公达、王华翼，芭蕾舞剧团杨少甫、蒋祖慧、李文泽等8人的审讯。审讯中，刘庆棠纵容打手对受审人拳打脚踢，大搞逼供、诱供。蒋祖慧、李文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隔离审查、监督改造8年之久。由于刘庆棠蓄意诬陷，大搞逼供、诱供，致使芭蕾舞剧团21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其中14人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遭到非法关押，监督改造。 + +　　1968年8月间，被告人刘庆棠亲自审讯北京舞蹈学校教师邸尔，威逼邸尔交待所谓反革命组织问题。同时，对芭蕾舞剧团杨少甫，中央乐团刘天语等人连续逼供、诱供，从而制造了“5·16兵团文艺方面军”假案。刘庆棠把1967年7月文艺组音乐舞蹈口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说成是“5·16兵团文艺方面军”成立会。把出席这次会的11人全部诬陷为“5·16兵团文艺方面军的重要骨干”，诬陷文艺组干部、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员金敬迈，总政文化部创作组组长李英儒分别是“5·16兵团文艺方面军”的“司令”和“副司令”。刘庆棠将此假案上报给江青，受到江青的赞赏。江青亲自指定由刘庆棠和芭蕾舞剧团军代表黄厚民负责文艺界的“清查”。1969年8月中旬．刘庆棠等在芭蕾舞剧团组织了专案班子，大搞“清查”。同时他直接插手了中央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剧院的“清查”，多次带人到各单位向被“清查”人逼供。刘庆棠还反复对邸尔等人进行威逼，压制他们不许翻供。在这起假案中，金敬迈和李英儒被诬陷定罪后，经江青批准，被逮捕关押5年之久。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危大苏被诬陷为“5·16兵团文艺方面军音乐舞蹈口负责人”，危坚决不承认，被定为“死不认罪的顽固匪首”，投入监狱关押5年多。邸尔于1969年11月被逼跳楼自杀，未死致残，被送往农场继续隔离审查。刘庆棠还伙同黄厚民多次给江青写信，诬告芭蕾舞剧团军代表、北京军区文化部原副部长章亦敏“包庇反革命5·16”。将章非法关押在芭蕾舞剧团，由刘庆棠亲自逼供，后经江青批准，将章逮捕关押达5年之久。刘庆棠等制造的这起假案，使文艺界大批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其中被逼自杀身死的6人，自杀未死、身心受到严重损伤的8人，被拷打、折磨致伤致残的17人，连同遭到审查揪斗、非法关押、监督改造的干部、群众共计374人。 + +　　被告人刘庆棠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书证、被害人陈述、同案人供述证明，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庆棠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的直接指挥授意下，制造反革命舆论，煽动打倒邓小平以及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制造新动乱；制造假案，诬陷迫害文艺界大批干部、群众，后果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被告人刘庆棠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的规定，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特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李文孚书记员：刘福生1983年3月19日 + +## 对被告人刘庆棠所犯罪行的发言 + +## 公诉人　李文孚 + +## 1983.04.05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通过法庭调查，已经证明本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庆棠所犯各项罪行，完全是属实的。现在，我就被告人刘庆棠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和他在这个反革命集团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他应负的法律责任，发表如下意见： + +　　首先，我要强调指出：大量的事实，充分证明刘庆棠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 + +　　刘庆棠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就一再向江青写信，吹捧江青，表白自己，诬陷他人，博得了江青的青睐。1966年11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文艺界大会”，江青指名让刘庆棠上大会主席台，由于群众的抵制未能得逞。会后，江青立即派人向刘庆棠表示安慰，说什么：“不让你上主席台，并不说明领导上在政治上对你有什么看法，希望你不要有什么压力。”此后，刘庆棠又捏造事实，连篇累牍地向江青诬告某某某“反对江青”，某某某“对江青进行恶毒的谩骂”，某某某“抵制江青对文艺的领导”。于是刘庆棠越来越受到江青的赏识。从1967年5月到1968年2月，江青先后6次点名威逼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要“结合”刘庆棠。1968年3月刘庆棠终于在江青的大力提携下，参加了芭蕾舞剧团的专案工作。7月，经江青批准，他成了芭蕾舞剧团的领导成员。 + +　　刘庆棠从1968年3月参加芭蕾舞剧团专案工作、领导工作以后，一方面给江青多次写信表示效忠，说：“您把我们当作最亲近者，这是我们的幸福和光荣”，“文艺界的斗争，实质上是贯彻您的指示还是抵制您的指示的斗争”，“我们确实是江青同志拉扯着走过来的”，“一切行动听江青同志指挥”，我们决心誓死保卫您，誓死保卫您占领的文艺阵地”；另一方面，他继续不断地向江青写诬告信，诬陷芭蕾舞剧团的杨少甫、李文泽、邓元森、陈敏是什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第二套班子”；诬陷金敬迈、李英儒、危大苏等一批干部、群众是“5·16兵团文艺方面军”；诬陷芭蕾舞剧团白淑湘、蒋祖慧、戴爱莲等人是“现行反革命”，是“阶级敌人”；诬陷芭蕾舞剧团军代表章亦敏“包庇5·16反革命”等等。根据很不完全的统计，刘庆棠先后给江青写效忠信、诬告信、“小报告”共计一百多件。 + +　　江青又对刘庆棠如何呢？1969年4月，江青提名刘庆棠当了党的“九大”代表，主席团成员，事后江青还说：“刘庆棠是我叫他当了代表，当时还考虑叫他进中央委员会，但是我是亲者严、疏者宽，没有让他当中央委员，以后再说。”4月24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在人民大会堂合影后．江青对刘庆棠等人说：“你们有事给我写信，他们不敢卡我的信。”同年6月，江青批准，刘庆棠当了芭蕾舞剧团核心组副组长。1970年3月经江青指定刘庆棠当了国务院文化组成员。1972年，经江青同意，成了芭蕾舞剧团的党委副书记。1973年他又成了党的“十大”代表。江青在1973年元旦接见电影、戏剧、音乐工作者时，及在同年3月1日电影工作会议上一再说：“于会泳、刘庆棠、浩亮是我的接班人。”1974年刘庆棠成了芭蕾舞剧团党委书记。1975年经江青提名，当上了国务院文化部党的核心组成员。1976年2月，又经江青、张春桥指名，他当上了文化部副部长。当年，刘庆棠曾直言不讳地公开说：“我们能有今天，都是江青呕心沥血、辛勤培育的结果”。 + +　　刘庆棠随着他攫取的权力越来越大，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在1975年秋、冬，他积极参加了江青、王洪文一伙，诬陷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的预谋活动。从1976年初开始，直到粉碎“四人帮”，他利用攫取的权力，以电影和其他文艺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竭力煽动打倒邓小平，以及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在全国制造新动乱，图谋最终颠覆政府。在这里，我要提请法庭特别注意的是，刘庆棠实施的这些犯罪行为，是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于会泳、迟群等，有预谋、有组织、有步骤进行的反革命犯罪活动。而且，从1973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江青和刘庆棠等，多次缔结“生死之盟”。江青对刘庆棠一伙说：“告诉你们，党内斗争是很激烈的”，“我被抓起来，你们也得坐牢”，“我要是坐牢、杀头，到时候你们也跑不了”。并嘱咐刘庆棠一伙：“我要是死了，你们有事就找春桥、文元”。 + +　　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刘庆棠总是说他在江青的控制下如何如何，以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受蒙蔽者。但是，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刘庆棠积极地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自觉地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江青和刘庆棠之间的关系，是在他们个人野心的基础上，在共同的反革命利益上，结成的反革命集团头子和成员之间的关系。共同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和野心，共同的反革命利害关系，使刘庆棠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反革命阴谋活动中，互相勾结得很紧。刘庆棠确实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因此，今天来追究刘庆棠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刑事责任，是完全必要的，完全应该的。 + +　　其次，我要强调指出，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图谋打倒邓小平和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制造新动乱的阴谋活动中，刘庆棠既是预谋的参与者，又是实施这一阴谋的急先锋。 + +　　1975年9月，江青与刘庆棠、于会泳、浩亮在钓鱼台17楼秘密聚会。江青对刘庆棠说：“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现在好比57年反右前夕的情况，现在先叫他们放，将来再说。”随后，刘庆棠就在芭蕾舞剧团，在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议上，在山东省文化局等处，按照江青的示意，制造反革命舆论，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进行舆论准备。 + +　　10月，刘庆棠跑到了上海，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起密谈，王洪文说：“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振奋精神，准备斗争”，“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动向，那里有大事”，“要讲究策略”。王洪文、马天水等还说：“邓小平这么大胆子是有总理、叶副主席、李副总理支持”，等等。显然，刘庆棠对这次密谈的宗旨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准备“改朝换代”，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由江青反革命集团取而代之。 + +　　11月，刘庆棠回到北京，立即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传达了他在上海与王洪文、马天水等人密谈的内容，并一起分析了形势。胡说什么，“‘谣言’有个特点，攻击中央文革的几个人，同时吹捧总理、邓小平和老的”。清华、北大的动向，“和这事准有关系。”随后，他们马上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迟群进行反革命串连，索取了“梁效”搞的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 +　　刘庆棠在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这一系列阴谋活动之后，12月，又伙同于会泳等人秘密翻印了从上海徐景贤那里拿来的《邓小平同志在南方十二省省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4份材料，准备批判。刘庆棠在司、局级干部会议和芭蕾舞剧团党委会上，公开诬陷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代表”，“毛主席眼睛患老年性白内障，周总理住在医院里，邓小平觉得夺权的时机已到，要同毛主席摊牌”，“邓小平准备12月份夺权”等等。 + +　　紧接着，在1976年1月，刘庆棠等在文化部连续召开会议，捏造、拼凑了所谓邓小平“攻击文化部的八条罪状”、“攻击文艺革命的七条罪状”，编入文化部1976年1号文件。 + +　　从1976年2月起，刘庆棠煽动打倒邓小平以及从中央到地方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秉承江青、张春桥的旨意，利用其攫取的文化部的领导权，召开了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竭力煽动“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拿出戏来当炮弹用”。并且威胁创作人员说：“敢不敢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是路线问题，立场问题”。 + +　　3月开始，刘庆棠又根据江青的阴谋意图，责令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等5个单位派出30多名摄影记者拍摄煽动打倒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新闻纪录片。与此同时，他又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煽动“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反动舞剧《青春战歌》。 + +　　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刘庆棠按照张春桥指使的，“刻划走资派”要有“深度”“广度”，以及江青提出的“要尽快投到社会上”的“速度”的要求，既派出专人到各电影厂督促检查，又亲自到现场催促；既亲自抓《反击》、《盛大的节日》、《搏斗》3部所谓“重点”的反动影片，又亲自参加对其他影片的审稿、审片；既到处煽动“刻划走资派”的所谓“顽固性、欺骗性、危害性、残暴性”，又亲自编造“走资派”又毒又狠的故事情节等等。截至1976年10月底，在刘庆棠的操纵和指挥下，共炮制出“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剧本32部，拍成影片7部，发行拷贝7832套；并拍成一批新闻纪录片，大量发行拷贝，在这些影片中，竭力煽动打倒邓小平副主席和中央部委、省委、地委、市委、县委的第一书记，一直到公社主任、农场场长等各级党政领导干部。 + +　　列宁说过：“一切艺术部门中，最最重要的便是电影。”而刘庆棠恰恰是篡夺了全国电影工作的领导权。十分明显，刘庆棠利用电影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确实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的动乱当中起了重要作用。由此而导致给我们的国家，给我们的社会，给我们的人民造成的灾难，造成的损失是十分严重的。理所当然，必须追究刘庆棠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的刑事责任。 + +　　（再次，我要强调指出，刘庆棠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的犯罪活动，是紧紧围绕着他投靠江青、效忠江青、贯彻江青的意图这个中心来进行的，因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控制文艺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 +　　刘庆棠诬陷芭蕾舞剧团由杨少甫、李文泽、邓元森等人组成的领导班子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第二套班子”，并诬陷杨少甫等人对抗江青的“11、12”讲话、“用极其恶毒的语言攻击江青”、说江青是“药罐子”、“猫头鹰”、“老佛爷”、“西太后”、“老板娘”，等等。刘庆棠诬陷原芭蕾舞剧团负责人于川、编导蒋祖慧等十人组织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裴多菲俱乐部”，他的所谓的根据也是说：这些人“以吃喝为形式”在一起“议论江青”、“对抗江青”、“攻击江青”、“谩骂江青”，“妄图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刘庆棠制造“5·16兵团文艺方面军”假案，他在亲自审讯当中，向多人多次逼问：“对江青身体不好，你说过什么？对江青走路的姿式你讲过什么？对江青抓的样板戏，你又说过什么？”等等。这些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庆棠在进行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罪恶活动中，始终是围绕着反革命集团头子江青来大作文章的。 + +　　刘庆棠在制造假案中，总是把江青抬出来压人，说什么：“我们是根据江青的指示来审你的”，“这是江青亲自定的罪，是铁案，谁也翻不了”，“你的问题，江青几个小时以后就知道了”，同时，还经常以“叫你和群众见面”，“叫你进公安局”，“叫你蹲监狱”等相威逼；他采用各种卑劣手段之后，还达不到他们的阴谋目的，刘庆棠就纵容打手严刑逼供。 + +　　在刘庆棠的操纵、指挥下，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危大苏、章亦敏等6人各遭冤狱5年多；被逼自杀身死的有6人，被逼自杀未死、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有8人，被拷打、折磨致伤致残的有17人，连同遭到揪斗、非法关押、监督改造的人共达374人。我在这里宣读一段中国歌剧舞剧院演员李松涛被迫害致死前写给他妻子黄小健的遗书。这份遗书中说：“我不是5·16，你也不是，但他们硬说我们是，又批又斗，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被迫承认了，但光我承认还不行，还要我揭发你，还让我到大会上去斗你，我不能昧着良心啊！逼得我实在无路可走了，我决定一死！我死后，你的负担将会更重了，他们将采取各种手段对待你，你要坚强，有多少话要对你讲啊！多么想再和你见上一面啊！可这是不可能了，孩子大明就留给你吧，我们永别了，忘掉我吧！”尽管如此，在李松涛含恨死去的第二天，中国歌剧舞剧院还召开了所谓全院批斗大会，给李松涛带上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强令李松涛当时只有7岁的孩子，参加这个大会，使幼小的心灵受到了严重摧残。李松涛的妻子黄小健还是被定为“5·16兵团文艺方面军”的成员，下放监督劳动。仅此一例，就可以说明刘庆棠及其一伙在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活动中，是多么不顾任何事实，多么惨无人道。 + +　　还有，被告人刘庆棠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企图借口拍摄和发行“与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是经文化部核心组集体讨论决定的，来转移目标，以达到他逃避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责的目的。这完全是徒劳的。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国家政治生活已经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民主集中制和社会主义法制遭到严重破坏。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凭借他们当时取得的地位和权力，凌驾于一切组织之上，采取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镇压迫害广大干部群众。刘庆棠也正是这样，由于他和江青以及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殊关系，无论在芭蕾舞剧团，还是在整个文艺界，也无论是在他还只是芭蕾舞剧团的一个领导成员，还是他在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时候，他都仰仗江青的权势，发号施令。文艺界人所共知，于、浩、刘是当时文化部核心的核心。刘庆棠当时是主管电影的副部长，召开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重新调整1976年故事片拍摄计划，是刘庆棠亲自部署的。这次会议又是由刘庆棠亲自作的总结。会后，派人到各电影制片厂督促检查落实，也是刘庆棠亲自安排的。而且，拍成的电影又全是刘庆棠亲自签发的，理所当然，应该认定刘庆棠是拍摄和发行所谓“与走资派斗争”电影，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主要责任者之一。刘庆棠在法庭调查中竟然妄图把他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责转嫁在群众和被害人身上，说什么是根据谁谁谁的“供认”，谁谁谁的“揭发”，并且以所谓“怀疑他们是5·16”，来掩盖他诬告、陷害干部、群众的真实面目。这是颠倒黑白的。事实真象是，刘庆棠完全是蓄意制造假案，诬陷无辜，他全靠刑讯逼供来的材料加害于被诬陷者。在刘庆棠的严刑逼供、指名问供下，有的被害人被逼无奈一时承认下来，但是在作了假供之后，曾三番两次地推翻假供。刘庆棠却继续靠严刑拷问，不准推翻假供。有的被害人，坚持实事求是，不作假证，要提出申诉，刘庆棠也一律不准。刘庆棠对那些坚持实事求是的被害人，如危大苏，反而扣上了更大的罪名。很显然，刘庆棠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所谓“根据”，完全是刘庆棠刑讯逼供一手制造出来的，责任理应在于刘庆棠本人。 + +　　刘庆棠诬陷迫害大批干部、群众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大量的证据表明，其目的就是妄图篡夺文艺界的各级领导权，在文艺界建立起江青、刘庆棠之流的一统天下。因而，刘庆棠在文艺界实施了一套反刘庆棠就是反江青，反江青就是反革命的反动逻辑，只要某人稍一流露出对江青、刘庆棠一伙的不满，就要遭到迫害，就连当时的军代表，也不能幸免。例如，刘庆棠等人为诬陷芭蕾舞剧团军代表章亦敏，在写给江青的信中，竟然说，章同意调查刘庆棠的社会关系，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了“江青同志”。刘庆棠终于为章亦敏罗织了“包庇5·16”的罪名，并且依仗江青的权势，把已经调回部队的军代表章亦敏又揪回芭蕾舞剧团进行批斗，经江青批准，被非法关押达5年之久。刘庆棠所实施的诬陷迫害行为，完全是故意的犯罪行为，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在文艺界篡党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 + +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刘庆棠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手段是狠毒的，后果是严重的。必须追究他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罪责，以严肃国法，伸张正义，平息民愤！ + +　　综上所述，被告人刘庆棠自1967年至1976年10月期间，积极投靠并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文艺形式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殃及全国，而且他捏造事实，制造假案，诬陷迫害一大批干部、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显然，他的犯罪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8条、第102条和138条之规定，犯有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请法庭依法给予应得的惩处。 + +## 为被告人刘庆棠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杨明秀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接受被告人刘庆棠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辩护人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根据这一规定，我履行辩护律师的职责，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 +　　一、关于被告人刘庆棠参与煽动打倒邓小平及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刑事责任问题。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庆棠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是该集团的重要骨干。我认为，本案是一个共同犯罪的案件，被告人的犯罪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以及于会泳、浩亮、迟群、徐景贤等人共同进行的。因此，正确分析被告人在整个犯罪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对于确定其应负的刑事责任是十分重要的。 + +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庆棠在芭蕾舞团、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团负责人会议等处，诬陷煽动打倒邓小平，与于会泳、浩亮在北海“静憩轩”秘密聚会，传达王洪文的旨意；到清华大学与迟群串联，索取诬陷邓小平的材料；组织拍摄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影片，这些都是事实。对此，我没有异议。但在上述各项犯罪事实中有以下几个情节问题，有必要提请法庭予以考虑。 + +　　第一，被告人的上述犯罪行为都是在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王洪文、张春桥直接授意和具体指挥下实施的。如： + +　　法庭调查和卷内材料证明，江青伙同张春桥把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召集到钓鱼台17楼，江青煽动说：“邓小平就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于会泳也在原文化部核心组会议上，传达过张春桥召见他的讲话，诬陷说：“邓小平准备在12月份前，把一些中央首长搞臭，然后架空主席，进行逼宫。”在江青和张春桥的煽动下，被告人刘庆棠和于会泳、浩亮等人，就利用文化部召开的一些会议及到山东省文化局出差的机会，散布江青、张春桥关于煽动打倒邓小平的一些言论。由此可见，被告人刘庆棠的行为，实际上都是来源于江青、张春桥的恶意捏造和蓄意煽动。 + +　　又如，1975年10月，刘庆棠到上海，王洪文与他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密谈，王洪文授意刘庆棠向于会泳、浩亮转达：“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振奋精神，准备斗争”，“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的动向”。被告人刘庆棠回到北京后，按照王洪文的授意，于同年11月2日同于会泳、浩亮在北海聚会，传达了王洪文这样的旨意，共同分析了形势，决定到清华和北大观察动向。与此同时，江青打电话指使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去清华看大字报。在江青、王洪文的直接授意下，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才到清华大学同迟群见面并索取诬陷邓小平的材料。 + +　　再如，1976年2月6日，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把于会泳召到钓鱼台9楼对他说：“现在很需要安排文艺界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搞这样的戏是当前斗争的需要，应该写一个地区、一个市、一个省、甚至一个部，这样作用就大了……要注意刻画走资派，把邓小平那种特点写出来。”2月27日，张春桥又召见于会泳，布置“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创作”，说：“可以写一个铁路方面的斗争的戏……可以写县委、市委的党委书记搞复辟，不要怕。”2月16日，江青要文化部将《序曲》上的文艺作品改编成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戏或电影。此后，江青还让她的秘书亲自打电话给于会泳和刘庆棠，指令他们“立即派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制组到北大、清华、朝阳农学院、上钢五厂等单位”进行拍摄报道。由此可见，炮制“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反动故事片、记录片都是江青、张春桥直接策划、亲自布置的。 + +　　以上事实表明，反革命集团主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是利用文艺工具煽动打倒邓小平及中央和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刘庆棠只应负参与执行的责任。 + +　　第二，在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人共同实施的犯罪中，责任也是各有轻重不同的。当时担任文化部部长的于会泳在地位上处于刘庆棠、浩亮之上。他们共同在文化部进行的一系列煽动打倒邓小平及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的犯罪活动，于会泳起了积极主持和推动的作用。于会泳不仅参与了北海公园“静憩轩”的秘密聚会，还多次单独与张春桥密谈，尔后按照张春桥的旨意，多次召开文化部核心小组成员以及司局级干部会，创作座谈会等，积极贯彻江青、张春桥关于“写与走资派作斗争的作品”的意图，主持拟定具体措施．亲自帮助迟群、徐景贤修改和审定反动电影《反击》和《盛大的节日》，指派所谓“把关小组”，检查和帮助《反击》等影片的制作等等。于会泳是江青、张春桥等人策划利用文艺工具、煽动打倒邓小平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的犯罪活动的积极推动者和具体贯彻落实的指挥者。因此，我认为于会泳应负比被告人刘庆棠更为重大的罪责。 + +　　第三，反革命分子迟群积极支持于会泳、刘庆棠等人到清华大学串联，给他们提供诬陷邓小平的材料，亲自组织清华、北大写作班子炮制反动影片《反击》的剧本，并参与修改和审定该片。反革命分子徐景贤伙同张家龙炮制和组织拍摄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树碑立传、鼓吹反革命夺权的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我认为迟群、徐景贤等人对反动影片《反击》和《盛大的节日》的炮制、拍摄，都负有重大责任。 + +　　二、关于被告人刘庆棠诬陷迫害干部群众所造成的后果问题。 + +　　我国《刑法》第138条对于“诬告陷害罪”的法定刑是不确定的，在确定被告人的刑罚时要求“参照所诬陷的罪行的性质、情节、后果和量刑标准给予刑事处分。”根据这一规定，诬陷所造成的后果是法庭全面衡量犯罪严重程度的重要条件之一，对于决定被告人的刑罚轻重有直接关系。因此，必须正确判断被告人刘庆棠对诬陷后果应负的责任。 + +　　检察院分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刘庆棠于1967年到1968年之间，秉承江青的旨意，大搞逼供，制造“5·16兵团文艺方面军”假案，诬陷、迫害文艺界干部、群众，造成了严重后果。金敬迈、李英儒、章亦敏、蒋祖慧、杨少甫、邸尔等300多人遭到迫害，其中自杀身亡的6人，自杀未死、身心受到伤害的8人，被迫害折磨致残的17人等，这些后果都是事实，被告人刘庆棠负有不可推卸的刑事责任。但是，上述后果不是刘庆棠一人行为所造成的，它是多人共同犯罪的结果。 + +　　首先，这种严重后果是江青、谢富治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 + +　　江青1967年11月的一次讲话，首先诬陷“文艺队伍严重不纯”，指令芭蕾舞团搞所谓“乱敌人”、“树队伍”，授意刘庆棠等人搞掉当时芭蕾舞团的一些人。江青还多次在接见群众会议上，公开点名，谩骂陆公达、蒋祖慧、白淑湘、章亦敏等人。江青还伙同谢富治批准将金敬迈、李英儒、唐益、章亦敏逮捕，关押入狱；1969年8月，江青亲自指派被告人刘庆棠和黄厚民大搞“清查”深挖。由此可见，江青、谢富治是诬陷迫害文艺界干部群众的罪魁祸首，对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负首要责任。 + +　　第二，黄厚民是芭蕾舞团清队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他多次和刘庆棠联名给江青写信，制造“5·16兵团文艺方面军”假案，诬陷文艺界的一些干部群众，亲自参加对陆公达、杨少甫、危大苏等人的逼供活动，负责批准对芭蕾舞团干部群众实行隔离审查、非法关押。因此，他对干部群众被诬告陷害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应承担部分刑事责任。 + +　　第三，文艺界300多人遭到迫害，其中多人死伤，这个严重后果，虽然刘庆棠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应当指出，其中许多严重后果是由于其他一些参与者的非法行为所造成的，我认为：其他一些参与者的刑事责任，应当罪责自负。 + +　　三、关于刑期折抵问题。 + +　　据卷宗材料证明，被告人刘庆棠于1983年9月8日被逮捕，在被捕前，于1976年10月22日被隔离审查，监护审查。这段时间，被告人刘庆棠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依照有关规定，理应折抵刑期，一日折抵一日。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上述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在评议此案时认真考虑，依法对被告人刘庆棠予以从轻处理。 + +## 关于批驳被告人刘庆棠的发言 + +## 公诉人　李文孚 + +## 1983.04.05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听了被告人的辩护人的发言和被告人自己的辩解，我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没有异议。被告人刘庆棠作了许多辩解，但是没有提出任何新的理由和根据，而且，我在上面的发言中，就他的辩解中提到许多问题已经给予了揭露，所以不再重复了。在这里，被告人刘庆棠说他在江青的直接控制下如何如何，以此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不知道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的盲目的追随者，进而推卸他严重危害国家和人民的反革命罪责。对刘庆棠的这一辩解，必须给予批驳。 + +　　首先，刘庆棠是否知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呢？为了论证这个问题，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些与他的犯罪性质有关连的一些事实，加以佐证：江青在1969年夏季向刘庆棠交底说：“文艺界大批判有个困难问题，就是有总理，有些事都是总理主张的。”刘庆棠马上就呼应说：“文艺界的权还没有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不久，他在1969年8月26日写给江青的信中又说：“文艺界的阶级斗争，实质上还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是贯彻您的指示，还是抵制您的指示的斗争，”他并且到处宣扬：“我们几个样板团是江青直接领导的，不准任何人插手。”1973年，因外事工作需要，周总理批准土耳其音乐家来我国访问演出，刘庆棠、于会泳一伙却秉承江青的旨意，诬蔑这是“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并且在天津召开全国性音乐工作者座谈会，进行所谓批判。在1974年，周总理支持在一些高级宾馆室内悬挂装饰画，刘庆棠、于会泳一伙又秉承江青的旨意，发动了所谓“批黑画”的运动。1975年春节前，周总理调看了电影故事片《海霞》，2月28日通过邓颖超、耿飙建议文化部在春节期间用这部影片招待外宾。刘庆棠得知后，一方面追问北影厂：“谁叫你们把片子送到总理办公室的？”一方面又派人调查周总理等调看这部影片的情况，亲自写材料，报告给江青。江青说什么：“谢铁骊（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搞了个片子（指《海霞》）就往邓颖超那条线上送”，“总理可支持哩！”刘庆棠又主动把江青这段话向于会泳、浩亮以及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作了传达。刘庆棠为什么要派人去调查周总理等调看《海霞》的情况，并且专门报告给江青？难道这是一个盲目的追随者能干出来的吗？ + +　　还有，电影故事片《创业》在全国上映以前，刘庆棠、于会泳、浩亮等这一伙人于1974年12月12日审查了这部影片，并且肯定了这是一部好影片，批准在国内外发行。但是，正当这个时候江青由于在四届人大“组阁”的阴谋破产，就抓住《创业》大作文章，胡说这部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问题。”于是，刘庆棠一反过去，赶忙按照江青的讲话内容，还有张春桥、姚文元的具体批示给《创业》罗织了“十大罪状”，并着手组织批判。1975年7月25日，毛主席对《创业》作了“此片无大错”的批示。刘庆棠却一方面在芭蕾舞剧团等处造谣中伤说：“主席的这个批示是邓小平逼着毛主席批的”；另一方面经过跟于会泳、浩亮密谋在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检查中，完全隐瞒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授意，主动为江青一伙人承担责任，在检查中说什么：“对于《创业》的求全责备，责任在于我们。”刘庆棠为什么要蓄意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这是盲目追随江青吗？显然，不是。 + +　　还有，在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以后，举国上下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而刘庆棠却说：参加总理的追悼大会，“我们几个，一个眼泪也没掉。”在追悼大会后的第二天，他就威逼芭蕾舞剧团政工组，立即撤掉陈列在主楼前厅的周总理生前从事革命活动的照片，换上了所谓“批邓”的板报；第三天，他居然威逼芭蕾舞剧团进行演出，演员们心情悲痛，在后台痛哭流涕，不肯上台，他竟亲自督阵，强令演出。观众席上寥寥数人，他又勒令不参加演出的演员和行政人员以及家属都来免费看戏。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庆棠同于会泳、浩亮订的“攻守同盟”，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互不揭发他们反对周总理的言行。 + +　　特别是就《起诉书》指控他的反革命罪行来说，他不仅知道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而且参与了阴谋活动。证据表明，在江青反革命集团于1976年在全国制造新动乱之前，江青就向刘庆棠交了反革命的底，密谋把矛头对准邓小平副主席和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从9月到12月期间，刘庆棠跟江青、王洪文以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于会泳、浩亮、迟群这些人，在钓鱼台，在上海，在北海公园，在清华大学，进行了一系列的密谋活动。以在北海公园秘密聚会为例，这次密谋活动完全是以刘庆棠为主进行的。他和于会泳、浩亮，躲开当时文化部核心小组其他成员，偷偷摸摸地跑到当时不对外开放的北海公园静憩轩去传达王洪文的授意，又是分析形势，又是“准备斗争”。刘庆棠本人在庭审调查过程中也不能不承认这是密谋。刘庆棠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新动乱的阴谋中所从事的反革命宣传煽动活动，又完全是按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并和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于会泳、浩亮等勾结起来进行的。非常明显，他们一伙的犯罪行为，完全是共谋的犯罪行为，根本不存在什么“受控制”，什么盲目追随的问题。这是十分清楚的。 + +　　从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庆棠的一系列活动，也可以充分说明，刘庆棠是深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的。刘庆棠如果不知道江青反革命集团搞阴谋，那么，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刘庆棠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同王、张、江和毛远新、马天水的秘书，以及上海的徐景贤、王秀珍等频繁地进行联系呢！1976年10月8日夜，刘庆棠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用“文化部有病情”这样的暗语，同上海的徐景贤的秘书互通情报呢？同日夜，刘庆棠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在接到徐景贤电话后和于会泳秘密商量，要像上海的徐景贤等人一样“住到一起，以便有了情况及时处理”呢？刘庆棠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急急忙忙在1976年10月11、12、14日，3次销毁大量罪证材料呢？刘庆棠为什么，又有什么必要和于会泳、浩亮一起订立“攻守同盟”呢？ + +　　所有这些事实，完全证明了刘庆棠完全是自觉地、积极地参加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刘庆棠在今天庄严的法庭上，制造借口，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盲目的追随者，显然是徒劳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的规定，凡“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因此，刘庆棠妄图否认他犯了反革命罪，是绝对办不到的。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3）中刑字第437号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李文孚。 + +　　被告人：刘庆棠，男，现年51岁，辽宁省盖县人。原任中央歌剧舞剧院芭蕾舞剧团演员队副队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共芭蕾舞剧团核心小组副组长，党委书记、文化部副部长。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杨明秀。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刘庆棠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查明被告人刘庆棠犯罪事实如下： + +　　1975年八九月间，被告人刘庆棠按照江青的授意，在文化部艺术局所属各文艺单位负责人会议上和芭蕾舞剧团等处，多次诬陷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是谣言公司的总经理”。10月底，刘庆棠在上海与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起密谋打倒邓小平。王洪文指使刘庆棠回京后告诉于会泳、浩亮，“要吃好饭，睡好觉，准备斗争”，“可能最近有什么事”，“要密切注意清华、北大的动向”。11月2日，刘庆棠与于会泳、浩亮在北海公园静憩轩秘密聚会，传达了王洪文的阴谋意图，分析了所谓的“斗争形势”；随后，伙同于会泳、浩亮到清华大学与迟群串连，索取了《邓小平右倾翻案言论一百例》、《大字报选编》等三十余份诬陷邓小平的材料。1975年底到1976年5月，刘庆棠还多次在芭蕾舞剧团党委会上诬陷邓小平“是右倾翻案的总根子、总后台”，“准备在12月份夺权”。 + +　　1976年2月至9月，被告人刘庆棠按照江青、张春桥的授意，先后在全国电影制片厂负责人会议、剧本创作人员会议等会议上布置编写诬陷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干部的文艺作品。刘庆棠说：“要写表现走资派，而且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作品”，“要写一个县、市、一个工厂，也敢于写一个省、一个部”，并指令各电影制片厂按上述要求重新调整1976年故事片拍摄计划。各电影制片厂根据刘庆棠的部署，共炮制了与所谓“走资派作斗争”的电影剧本23个，拍成《欢腾的小凉河》、《雁鸣湖畔》、《锁龙湖》等影片7部，发行拷贝7832套，经刘庆棠批准在全国放映。刘庆棠还参与指挥拍摄反动影片《反击》，积极协助拍摄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指定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写反动电影剧本《搏斗》；并按照江青的授意，布置有关单位派出30多名摄影记者，拍摄煽动打倒邓小平和其他领导干部的新闻纪录片，其中《坚决同邓小平对着干》等7部纪录片即发行拷贝1072套，在各地放映；亲自指挥芭蕾舞剧团炮制了煽动“层层揪邓小平代理人”的反动舞剧《青春战歌》。 + +　　1968年3月和9月，被告人刘庆棠密切配合江青迫害芭蕾舞剧团干部和群众的意图，多次给江青写信，诬陷芭蕾舞剧团领导班子成员杨少甫、李文泽、邓元森等人“进行反革命夺权”，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第二套班子”；诬陷原芭蕾舞剧团负责人于川、编导蒋祖慧等十人组织了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裴多菲俱乐部”。刘庆棠在参加芭蕾舞剧团“专案”工作后，提出要从“攻击言论入手，打开缺口”，亲自参加对杨少甫、蒋祖慧、李文泽以及中央乐团的陆公达、王华翼等8人的审讯，纵容打手对被审人毒打。由于刘庆棠等人逼供、诱供和诬陷，致使芭蕾舞剧团蒋祖慧、李文泽、卞祖善、邓元森、史大里等20人遭到人身迫害。 + +　　被告人刘庆棠亲自对北京舞蹈学校邸尔、芭蕾舞剧团杨少甫、中央乐团刘天语等人进行逼供、诱供，制造了“5·16兵团文艺方面军”假案，诬陷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战士话剧团创作员金敬迈是“5·16兵团文艺方面军”的“司令”，总政文化部创作组组长李英儒是“副司令”。刘庆棠伙同芭蕾舞剧团军代表黄厚民将此假案上报江青；江青指定由黄厚民和刘庆棠负责“清查”。1969年8月中旬，刘庆棠伙同黄厚民直接插手中央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北京舞蹈学校、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歌舞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央歌剧院的“清查”，并多次带专案人员对上述单位的邸尔、危大苏、胡智、阎中玲、刘凤晓等人逼供。刘庆棠等制造的这起假案，致使374名干部群众遭到诬陷、迫害，其中被逼自杀身死的6人，自杀未死身心受到严重损伤的8人，被拷打、折磨致伤致残的17人，被逮捕关押多年的5人。刘庆棠伙同黄厚民多次给江青写信，诬告芭蕾舞剧团军代表章亦敏“包庇反革命5·16”，致使章亦敏被逮捕关押5年之久。 + +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有5名受害人出庭作证，对各种证据108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证人证言以及受害人的陈述，充分证明被告人刘庆棠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刘庆棠供认了主要犯罪事实。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刘庆棠积极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级领导干部，制造假案，诬陷、迫害干部和群众，已构成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刘庆棠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98条、第102条、第138条及第64条、第52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刘庆棠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胡宛如人民陪审员　张振发人民陪审员　时及林1983年11月2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张永利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6.txt b/CCRD/0/8/19/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7f59504101b8d703c9a65c13a6224d594fa962f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6.txt @@ -0,0 +1,71 @@ +#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张铁生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锦法（82）刑一字第20号 + +　　公诉人：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李力、梁洪才。 + +　　被告人：张铁生，男，33岁，辽宁省兴城县人，原任中共铁岭农学院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党委副书记、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捕前住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现在押。 + +　　被告人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 + +　　辽宁省锦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张铁生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公开审理，查明被告人张铁生犯罪事实如下： + +　　（1976年1月，被告人张铁生率铁岭农学院参观团，去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参观，途经北京时，先后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新华印刷厂等单位，作报告、开座谈会，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惑，叫嚣对“国家机关必须大胆百倍地采取组织措施，改变阶级成分”，“要动大手术，一动到底，不留后遗症”，极力地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 + +　　1976年2月初，被告人张铁生在山西省昔阳、文水、太原等地，继续为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对打砸抢分子张安帮、张金高等人诬陷、诽谤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等领导人的材料，亲自带到北京，转递给迟群、谢静宜。张安帮等受到支持，更加嚣张地拼凑诬陷材料，按照被告人张铁生传授的方法，向迟群、谢静宜转递。张对张安帮等人说“你们别光看下边，也要看上边”。1976年8月23日，张安帮等人公然绑架、游斗、殴打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和太原铁路局党委书记谢治国等领导干部。当中央明确指出这一打砸抢事件的非法性质后，被告人张铁生仍继续向山西省打砸抢分子朱国政、李明山等人进行反革命煽动。 + +　　1976年7月，中共锦州市委召开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会议期间，被告人张铁生窜到锦州，煽动知识青年冲击市委、县委，要“解剖锦州市委，拿锦州市委开刀”，“作为二次辽沈战役推向全国”，“要做好重上井冈山的准备”，“辽宁是第二个井岗山！”并煽动知识青年周玉华、刘福生等人，回去要“照锦州这样干，把各县的火点起来”。在被告人张铁生的煽动下，兴城县正在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和绥中县22个公社机关遭到部分知识青年的冲击，严重地破坏了锦州地区的社会秩序和抗震救灾工作的正常进行。 + +　　1976年7月7日，被告人张铁生给兴城县武装部长和政委写信，要求在其家乡“搞个民兵工作的点，装备起一个小部队，精悍一些”，鼓吹要“做好残酷内战的准备”，并要求由自己指派亲信来掌握这一部分武装力量。同年8月，被告人张铁生在沈阳驻军某部和铁岭农学院毕业生大会上煽动说：“军内保守势力是很强很强的，一旦风云变幻，枪口对准谁？”“咱们部队是什么态度？跟着走，顺着干，性质就变了。”妄图分化我军，把军队搞乱，积极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效劳。 + +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后，被告人张铁生迫不及待地从铁岭连夜赶到新华社辽宁分社、共青团辽宁省委、省知青办等单位，叫嚣“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并要团省委把江青反革命集团在辽宁扶植的几个人召集起来，“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尽快适应这一重大变革”1976年9月27日，被告人张铁生在兴城县枣山大队的社员大会上煽动说：“中央可能有人搞翻案，搞复辟，一旦出现修正主义，我带领枣山八百口人去天安门游行示威！”同年10月8日，被告人张铁生又对铁岭农学院工宣队长贾纯友和学生董文璞等人说：“辽宁要成为井冈山”，“要准备上山打游击！” + +　　1976年10月17日，被告人张铁生得知江青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的消息后，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恶毒诽谤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出现大倒退，历史的反动”，是“翻案了，复辟了”，叫嚣“要保留观点，走着瞧！”“现在需要拿枪就拿枪，不给枪就抢！”妄图掀起反革命武装暴乱。 + +　　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被告人讲话录音、书信证实，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在庭审中，被告人张铁生基本上供认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是犯反革命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张铁生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策动武装暴乱，妄图把辽宁变成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政府的基地，被捕后拒不认罪，继续坚持反动立场，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张铁生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64条、第52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张铁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2天起10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 +　　 1983年3月24日 + +　　 审判长　李惠人民陪审员　郭绍富人民陪审员　张景玲1983年3月25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唐慧萍 + +##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 + +## （1983）刑二上字第31号 + +　　上诉人（原审被告人）张铁生，原名刘铁芳，男，32岁，汉族，原籍辽宁省兴城县，捕前住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生产大队。现在押。 + +　　上诉人张铁生因反革命犯罪，经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83年3月24日，以（82）刑一字第20号判决，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上诉人不服，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至本院。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经审理查明：上诉人张铁生，于1976年1月至10月期间，积极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先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山西省昔阳、文水、太原等地，大肆煽动对“国家机关必须采取组织措施，改变阶级成分”，“要动大手术，一动到底，不留后遗症”。同时，还为山西的打砸抢分子向江青反革命集团转递诬陷、诽谤山西省委主要领导人的材料。在锦州市煽动下乡知识青年要“拿锦州市委开刀”，“作为二次辽沈战役推向全国”，“要做好重上井冈山的准备”。给兴城县武装部长和政委写信，要求在其家乡生产大队“搞个民兵工作点，装备起一个小部队”，鼓吹要“做好残酷内战的准备”，并由其指派亲信掌握。在沈阳驻军某部还煽动说：“军内保守势力是很强很强的，一旦风云变幻，枪口对准谁？”“跟着走，顺着干，性质就变了”。特别是毛主席逝世后，上诉人到新华社辽宁分社、团省委、省知青办等单位煽动“要把形势想得更残酷一些”。在其家乡的社员大会上和对铁岭农学院一些人煽惑说：“中央可能有人搞翻案，搞复辟”。“辽宁要成为井岗山”，“要准备上山打游击！”诽谤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历史的反动”，“是翻案了，复辟了”，叫嚷“需要拿枪就拿枪，不给枪就抢！”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上诉人原讲话录音、书信证实，上诉人亦完全供认不讳。 + +　　（本庭认为，上诉人张铁生的犯罪行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足资认定无疑。查上诉人张铁生的上述犯罪活动，十分明显地表露出其追随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颠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反革命目的。已构成反革命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上诉人在上诉中，把自己的反革命犯罪，说成是执行极左路线犯了错误，显然是没有道理的。原判根据上诉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第92条、第93条、第102条、第64条、第52条之规定，予以定罪量刑是正确的。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 +　　一、上诉人张铁生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82）刑一字第20号判决，认定上诉人张铁生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1983年4月14日 + +　　 第二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王兆林审判员　胡兴志代理审判员　刁淑云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1983年4月21日书记员　周维远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7.txt b/CCRD/0/8/19/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ae81630a89f0304385e2db177df7549589e711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7.txt @@ -0,0 +1,95 @@ +#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郭以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 +　　郭以青、曾用名郭庭兰、郭健、郭忆琴、王敬，男，汉族，67岁，家庭出身小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大学文化程度，河南省南阳县郭楼村人。193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失掉关系，1936年重新入党，行政10级。“文化大革命”前任内蒙古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内蒙古党委宣传部长、代常委；“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委会常委，政治部主任，1968年8月停职审查，1974年5月内蒙革委会专案办公室曾做过结论。1978年5月内蒙古大学根据自治区党委的决定，对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活动进行审查，1979年10月30日拘留，11月7日逮捕。 + +　　郭以青于1924年至1931年底在小学、中学读书；1932年1月至1935年7月任我南阳县委文书、在开封两河中学上学，南京伪交通兵团当兵，开封建国中学新闻专修班学习；1935年8月至1936年2月在北京中国大学听课自修；1936年3月至1940年4月做我党地下工作，在北京任社联，求知学会干事、党团书记和市文委领导成员、南阳中心县委书记、豫西南工委书记、地委副书记；1940年5月至1945年9月在延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10月至1947年4月在蒙绥地区随军工作，任蒙绥政府教育科长、集宁中学校长、绥远省教育厅秘书主任、绥远省和内蒙教育厅副厅长、内蒙古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内蒙古大学副校长党委书记等职。 + +## 经查，郭以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以下严重错误： + +## 一、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前后，打击诬陷以乌兰夫同志为首的一批老同志。 + +　　早在1966年1、2月间，郭以青先找王修同志谈论土旗情况，议论反对乌兰夫同志的问题（附件一：22页）；同时，又找李质“交换意见”；（附件一：25页）接着又找高锦明谈话，提出“怀疑乌兰夫反党反社会主义”（附件二：125页），并建议他向华北局反映。3月间，他认为：“事态继续发展，乌兰夫集团的组织活动更明显了。”（附件一第2页）4月间，他认定：“他们（指乌兰夫等同志）是有计划的准备一场斗争，性质是反大汉族主义为名来反对四清，以至改组内蒙党委，上下配合，完全是有纲领、有计划的反党行为。”他把这个看法告诉了高锦明，再一次要求高向华北局反映。（附件一第17页） + +　　从1966年3月20日开始，他先后给李雪峰写过3封告乌兰夫同志的信。第一封信写道：“对内蒙古自治区的民族问题注意到了没有？我建议你对这个问题重视起来，注意研究。”第二封信中说：“内蒙党委内部问题紧张，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要抓紧管。”第三封信中说：“情况已明，乌兰夫要揭盖子了，请速派人来。”（附件一：1?3页，22页?23页） + +　　他还多方活动，搜集乌兰夫同志的“材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从瓦房院大队收集起，一直到保同河，到保同河我主动找许多人收集对乌兰夫黑四清的意见。”（附件一第5页）“还收集了一系列的材料，说明乌兰夫从三干会起就准备在土旗问题上开展反四清，支持地主亲友，打击贫下中农，打击革命干部的反社会主义斗争了，这就下定了和乌兰夫斗争的决心。”（附件一第16页）“使我很快就认为和乌兰夫之间不是一般的党内斗争问题，而是决生死斗争问题了。”（附件一第10页） + +　　他从1966年5月初开始，同解学恭、李树德等人谈话，揭发乌兰夫同志的“问题”。他在5月2日同李树德的谈话中说：“……这一切都说明了乌兰夫同志正在有指导思想、有政治纲领、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党内开展一个大的反大汉族主义的斗争。我认为这是一个反党、反四清、反社会主义活动。”（附件一第78页）他在5月19日给解学恭的信中说：“乌兰夫同志在这次内蒙古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时，说了许多‘正确’的话，好象过去一个相当长精心筹划的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社会主义的阴谋，什么也没有了似的。”（附件一第62页） + +　　在华北局召开的“前门饭店会议”上，郭以青任内蒙组秘书组长，鼓动周明、包荫扎布、石光华等同志“揭发”乌兰夫同志的“问题”（附件一：29页?30页）。他跟权星垣说：“丢掉一切幻想，准备斗争。”（附件一第4页）他在“前门饭店会议”6月5日下午发言中说：“反大汉族主义是个反动，是反华反共”内蒙古党委代理副秘书长浩帆是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核心人物”。（附年一：第40页）6月7日上午发言中说：“你（指李贵）是打响反大汉族主义第一炮的，是个急先锋”。“浩帆他不过是个穆仁智之流。不做斗争，搞下去还了得，全区要变颜色，人头要落地”。（附件一：第50、51页） + +　　他在68年揭发高锦明材料中说：乌兰夫借《三五宣言》为叛国作舆论，是我看过后发生怀疑去找他谈，请他（指高锦明）向华北局反映的。（附件一第26页）他在70年11月21日给“前指”的信中说：“在原内蒙党委部级以上的干部中，一直注视着这个问题（指反党叛国），坚持不放的，大概就是我一个人。”（附件一第58页） + +## 二、是积极主张挖所谓“暗班子”和“内人党”的人。 + +　　早在“挖肃”之前，他除和滕海清、高锦明等人交换意见外，还和高树华、郝广德、刘文研等人作议论，并提出了揪哈丰阿回内蒙来的建议。他说：“‘挖肃’以前，我对特古斯集团，‘内人党’的头头们，肯定他们是敌人了，才下决心打倒巴图，在一定的时候彻底揭开这一伙人的内幕。”（附件四第63页）这个集团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和外国势力一直有联系的民族分裂集团。……其骨干、首脑还在，这个势力还在，必须加以彻底揭露和清理。这就是从一开始酝酿‘挖肃’斗争，我就积极加以支持的原因。”（附件二第37页） + +　　“挖肃”开始后，乌兰巴干到内大找郭以青，要求对他给予支持。他对郭说他们搞了一个“揪叛联络站”，搞哈丰阿叛国集团。郭当即表示支持，肯定他们大方向正确。（附件二第42、189页） + +　　68年初，郭以青在新城宾馆会议室，开常委会休息时，大谈乌兰巴干向他提供的情况，他说：“我同乌兰巴干谈过话，看了乌兰巴干关于揪哈、特势力，挖‘内人党’的材料，乌兰巴干的那些材料很重要，同我过去的一些看法相吻合。”（附件二第45页）此后不久，在新城宾馆吃饭时，有腾海清，李德臣，刘树春和当时“滕办”的几个人在场，郭以青又一次讲了关于乌兰巴干的那些材料和他自己的看法。（附件二第46页） + +　　“挖肃”开始后，郭以青的调子最高，决心最大。他在68年2月19日常委会上说：“对形势估计要足，在我们压倒敌人的情况下，把敌人估计得高一点好。”同时还说：“乌兰夫是叛徒、特务是可以肯定的，不是一般的走资派，很可能是国际反动派的代表。我怀疑乌兰夫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有安排，有一班人在有组织的顽强抵抗。”他又说：“有了敌情，才能下决心。现在一个是敌情不够，一个是怕犯错误。我看一半对一半错也可以，要下定这样的决心，气势才能定，攻势才猛，才解决问题。”（附件一55?57页）他在一次常委会上对滕海清说：“搞挖肃就不能怕担风险，只要大目标不错，搞10个对5个就是成绩，错那5个好办，陪情道歉，叫他看看那5个敌人，就没意见了。”（附件二：第77、127、139页） + +　　（68年6月，在自治区革委会常委会上他说：“乌兰夫有两套班子”，“我们面临还是有组织的敌人。”（附件二89?90页）同年11月3日给滕海清的信中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多次反复的想，乌兰夫除公开黑线外，还有地下黑线，也多次在会上会下讲过，问问德臣就可知道。”（附件二第10页）李德臣证实：“1968年初，我曾听郭以青谈过内蒙不能安定除了有明的，也有暗的，不搞出来永远安宁不了。”（附件二第92页）） + +　　郭以青写给“前指”的一封信中说：“揪哈丰阿是我主动提出的，对哈、特集团及布仁赛音集团我始终没有放松注意，从各方面进行了工作。（附件二：第6页）“集中力量从巴图、特布信等人身上突破，揭开‘内人党’是否有地下活动的谜，也是我坚持的。”“一直把我揪出来以前，我还曾支持宁城县对‘内人党’地下活动的揭露。（附件二：第7页）他还毫不隐讳地承认自己是“挖肃斗争的先锋官，挖‘内人党’的先行官。”（附件二第94、24页） + +　　挖肃斗争开始以后，内蒙党的核心小组研究“206”案件，“内人党”有无地下活动时，郭以青提议把巴图当作一个“内人党”专案对象。（附件二：第109页）他回内大后，告诉政史系巴图专案组，叫注意和内蒙专案办公室互相配合办事。68年初，巴图专案组，对巴图同志进行了多次审讯，追查“206”案件。4月24日至25日，巴图专案组又对包荫扎布同志大搞连续16个小时的刑讯逼供，搞到了“内人党”的所谓重要材料。（附件二：100、116页）25日，巴图专案组向当时在家主持工作的高锦明等人汇报，把硬逼出来的假口供作为对“内人党”的重大突破。（附件二：110?111页）26日，高锦明以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电报中央和在京开会的滕海清、吴涛，认定“内人党”确实存在，而且长期与我为敌。”（附件一：79?80页，附件二：96?102页、109?113页、115?120页）对此事滕海清证实：“郭以青向我讲了关于乌兰巴干提供的材料以及他们的看法。再一个线索材料是原内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包荫扎布供出了‘内人党’的材料。第三个线索材料是内蒙古大学巴图提供的材料。……他们基本肯定了这是乌兰夫的暗班子。”（附件二：121?122页）高锦明说：“1968年4月，我（会同李树德、李德臣）听取了郭以青领来的内大‘巴图专案组’人员汇报了军区包荫扎布和内大巴图2人的口供，所谓内容基本一致的‘内人党’中央委员的名单，郭以青说无任何逼、诱、刑讯情况下分别交代的。我对郭以青是很信任，认为这些口供是‘新内人党’问题上的重大突破，除电报中央外，并决定对口供中的8个人突击审讯。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对我后来作出错误决策有很大作用。”（附件二第131页）李德臣说：“滕、吴在北京开会……这时，郭以青抛出了‘包荫扎布问题’”，包荫扎布的口供恰好是关于‘内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中央机构的口供，这个东西对我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包荫扎布问题一出现，高、李和我都认为很重要决定分别隔离一些‘内人党的老根子，审讯清楚在隔离的10个人中我们首先接到的是巴图的口供……这两个口供都出于内大，都与郭以青有直接的关系。（附件二：140?146页）李树德说：“根据包、巴的口供，确定专案审查16个重大嫌疑分子。（附件二：153页）这时，“认为‘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人数不少的反革命组织。由我组织专门班子研究‘内人党’问题，提出方案，交三次全委会讨论决定。研究的结果，认为存在着一个转入地下的反革命‘内人党’组织”。（附件二：154页） + +　　1968年7月内蒙革委会就是以他向“滕办”推荐的乌兰巴干编造的所谓“内人党”材料和巴图专案组逼出来的假口供为主要依据，在内蒙革委会三次全委会上，确定“内人党”是上有中央、下有支部，转入地下的反革命组织，并下达了正式文件。于是全区展开了大挖“内人党”的活动。 + +## 三、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造反派一边，颠倒是非，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 + +　　1966年8月，郭以青从北京回来，同高锦明等人决定在内大召开群众大会。由高锦明坐阵，郭以青亲自主持的内大群众大会上，把于北辰，田心、林阳三同志当作制造“反革命争件”的罪魁予以打倒。于9月5日以内蒙党委的名义，在内蒙日报上予以公布，分别撤销和停止了于、田、林三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附件四：40页、52页）曾为内大党委书记的郭以青，在内大生物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诬蔑“内大的党是国共联合党、法西斯党”。（附件四：33页、63页）他擅自解散了内大党委，宣布“内大党委停止活动”。（附件四：53页）由“于、田、林反革命事件”受株连的四、五十名干部被游斗、挂黑牌、劳动改造，他们的身心都遭到严重摧残。（附件四：53?54页）郭以青还在内大群众大会上说：“巴图、牙含章是主要敌人”。（附件四：第53页）我们几十个环节干部，国民党和各种反动派在内大也有几十个骨干，差不多一半对一半。我们有每个总支、支部、敌人也有若干个小集团”（附件四：第66页）“两国交界的人可以搞搞看，离敌人太近的人难免被怀疑。搞两个对一个也是成绩。互相抄家，取缔不是了不起的大事。（附件四：68页）学生中也会有一个、两个，三个敌人。（附件四：第66页） + +　　（1967年1月下旬,“呼三司”包围内蒙军区大院时，区党委开会讨论应派出领导同志向“呼三司”进行说服，要求他们撤除对军区的包围时，郭以青持反对的态度，并说：“不应该在支持群众时软下来”（附件二：126?127页）） + +　　1967年2月，中央召去内蒙四方代表商谈解决内蒙问题时，郭以青当着江青的面，诬陷王逸伦同志在运动初期对“文化大革命”的几句牢骚话，向江青作了“揭发”并说成是“反革命言论”。江青听了郭以青的话，当即表态说：“他这是反动言论”。（附件四：第1页） + +　　（1967年2月，中央解决内蒙问题的会上，郭以青当着周总理的面，否定内蒙党委对内蒙师院“抗大兵团”所作的正确的调查结论，他说因为负责调查的干部倾向“抗大”一方，所以不能作为可靠根据来说明“抗大”不是“反动组织”。致使“抗大”群众组织长期蒙受不白之冤，以致“八条”下达后进一步受到严重的打击和迫害。（附件四第3页）） + +　　1967年3月25日，郭以青伙同高锦明、权星垣等8人联名写给毛主席，周总理及中央文革《关于内蒙古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情况的报告》，报告中说：“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分地方，可以说暂时已经复辟了”，军区一些领导人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越走越远，已发展到严重的反党反中央的地步”。“建议改组内蒙古军区，对在内蒙古进行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肇事者、策划者、指挥者和幕后人物要彻底究查”。用一些颠倒是非、耸人听闻的材料欺骗中央。（附件四：104?110页） + +## 四、插手内大何志专案组的工作，造成“国民党潜伏特务”大冤案，株连多人后果严重。 + +　　1967年，郭以青在内大已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受那个领导人的指派，他却插手内大的何志专案组的工作，造成了“国民党潜伏特务”大冤案。 + +　　1967年11月上旬，中央民族学院2名外调人员来内大，通过何志了解中央民族学院邓祥（原省津中学何志的同学，系被捕的5人之一）历史问题，并带来了河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顾明交代的材料，说何志同志是叛徒，出卖了天津地下党组织，致使5人被捕，何志参加了励志社。当时内大造反组织井冈山总部，派李广一、杨培源、孟云前去核实，调查结果，顾不仅未推翻原来的交代材料，还对何志的问题在细节上又作了一些补充。郭以青听取了汇报后，擅自同意对何志同志进行隔离审查，郭以青当时曾说：“将来错了由我陪礼道歉，再不行还可以把我也隔离几天。”（附件三：95、154、64、66页） + +　　专案组对何志同志审查过程中，适逢十来个外单位的外调人员来向何志调查，于是组织了所谓“联合作战”，出现了刑讯逼供、指供诱供情况。（附件三：123页?126页，130页）几天后，工作没有进展，郭以青指示，暂时停一下，何志问题由专案组进行审查，当李广一外调回来说，何志有严重问题，外调材料进一步证实，郭同意他们继续追查，郭说“在关键问题上，由他自己说情况，抓着他自己交代中的矛盾，反复追问，态度不好时，可以打态度”。（附卷三：67?68页）李广一等却根据逼供信的材料，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并对何志刑讯逼供，迫使何志同志编造了假口供。郭以青听了“何志被突破“的汇报之后，表扬了专案组，让他们总结经验。于4月18日晚，郭同专案组的全体成员座谈，每人赠送一枚毛主席像章。（附件三：99?100页、111页、133页） + +　　根据李广一等人逼出来的假口供，郭以青认定“何志一伙是一个混入革命队伍内部长期潜伏的叛徒特务集团。”他把这一所谓“国民党潜伏特务案”向内蒙核心小组作了汇报，李德臣提议写一书面报告，报告中央。李广一等写出后由李德臣改写成电报报了党中央，（附件三：第1页、60页；附件二：第93页）报告中点到的“特务集团”成员有河北哲研所顾明、内大何志、包头市委余文、河北大学刘文、北京日报社林青、中央民族学院邓祥、天津二中李桐、天津广播电台孔照慈、人民大学冯明、天津银行系统武振岗、天津九一九农场赵岩、北京第二服务局张恩彤等人。致使此案相互株连了北京、天津、河北、内蒙4个省市自治区数十人。造成直接致死3人（北京日报副总编林青、内大政史系副主任何志、天津半导体研究所技术员王茂漪）。逮捕拘留8人，隔离审查多人的严重后果。（附件三：11?18页；59?60页；69?71页；85?86页） + +　　1968年4月18日，郭以青在内大革委会成立大会上，擅自宣布内大破获了一个潜伏的叛徒特务集团，何志是个特务分子，并在高音喇叭上大喊“打倒大叛徒何志！”何志同志就是在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下，于1968年4月20日含冤死去。对何志同志的死，郭以青是负有一定责任的。（附件三：71-72页；136页） + +　　何志同志死后，在他的衣袋里找出一个纸条，写着“我对我的历史实在无法交代清楚了，最近由于怕坐牢、杀头，我又编造了和姓米的几次联系，到苏桥是为了收集情报，我实在无法继续编造下去了。”（附件三：4页）这充分证明所谓何志的交代，完全是在逼供下编造的假口供，但郭以青一意孤行，认为何志的死对查清案件是个很大的损失，表示遗憾。（附件三：第73页）为了继续把这个专案搞下去，指示何志专案组“不要解散，继续工作”，（附件三：第131页）对何志爱人韩公陶进行审查，并由郭以青决定物资厅抽人，与内大组成联合专案组，对何志的同学冯国兴进行审查。由于怕走漏何志死的消息，在没有任何证据情况下，郭以青两次写便条，经李树德同意，于1968年4月22日、24日先后将韩公陶和冯国兴非法拘留，致使韩公陶和冯国兴身心受到了严重摧残。郭以青对此应负直接责任。他还同意何志专案组人员，对韩公陶年迈的母亲进行监视。（附件三：6?10页；73?74页；88?89页；140?141页） + +## 五、在“批林批孔”“批邓反右”中，紧跟“四人帮”为其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 +　　在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批邓反右”中，郭和帮派分子多有接触，在一起议论形势、写文章、贴大字报，（附件五第94、98、24、67、86页，附件六第13?14页）他说：“这场‘批林批孔’运动，看起来是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复辟回潮的反击。从内蒙来看，回潮复辟的现象很多，比如，内蒙革委会基本被搞垮，扶上来的人好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过批判”。又说：“法家在历史上高屋建瓴，儒法一对比就更看出法家在历史上的作用，这也和造反派一样，代表着前进的方向。同样,‘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也象法家一样，有历史作用”。（附件五第97?98页）在“批邓反右”中他说：“邓小平一上来，确实有点对‘文化大革命，恶狠狠的，什么都看不惯，现在看来，翻‘文化大革命’的案是一股思潮”（附件五第94页）他还对帮派头头们大讲党内路线斗争不可调和，要旗帜鲜明，不能含糊，并鼓励说“对这场斗争，要搞就得好好搞，下决心脚踏实地地解决一些问题，一搞就搞到底。……”（附件五第7页） + +## 处理意见： + +　　1983年3月9日经内大党委常委会议研究认为郭以青已构成犯罪，根据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多数人提出免予刑事处分，开除党籍，只一名常委提出应给予刑事处分。该案经小组多次研究认为：郭以青政治品质恶劣，鉴于他的问题是在“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情况下发生的，本着中央第五次“两案”会议精神，为了留有余地，我们多数人认为可不予起诉，给予留党察看2年处分，少数人同意内大党委常委会的意见。 + +　　 1983年4月16日 + +## 两案中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郭以青 + +　　郭以青，男，64岁。行政10级，小地主出身，学生成份，河南省南阳县人。汉族，1936年入党，1931年入伍，文化革命前是内蒙大学党委书记、内蒙党委宣传部长、文化大革命中任内蒙革委会常委、政治部主任。 + +## 主要罪行 + +　　郭以青的主要罪行是阴谋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诬陷、迫害老干部和群众，破坏民族团结，搞乱内蒙局势。犯下了危害党、国家和人民的严重罪行。 + +　　一、郭以青是制造“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大假案、诬陷、迫害乌兰夫等老干部的主要阴谋策划者之一。在66年初，①他在暗中给李雪峰写数封诬告乌兰夫同志的信。②他背着区党委私自找高锦明、李质等人串连，谋划诬陷乌兰夫等同志。③他多方活动，搜集乌兰夫同志的黑材料。④在前门饭店会议上，他利用内蒙组秘书组长的职权，会内外活动。煽动一些人起来揭发乌兰夫同志的所谓反党罪行。⑤会后，他以“反乌英雄”自居。伙同高锦明等人把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诬陷为“乌兰夫黑帮”进行打击迫害。他是内蒙领导干部中第一个给乌兰夫同志戴上“三反分子”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帽子的。他是诬陷乌兰夫等同志的急先锋。在制造这一大假案中起了极坏的作用。 + +　　二、郭以青是“新内人党”大冤案的主要阴谋制造者之一，早在65年他就说：①“种种迹象说明自治区（特别是文教界）似乎有一个相当成形的民族分裂组织，不是小集团，而是一个反动的派别或者政党。”②在“挖肃”中，他提出挖“乌兰夫暗班子”（即“新内人党”）的问题。他同乌兰巴干串连，并把乌的所谓“有价值”的“新内人党”材料向滕海青等人推荐。他在内蒙领导人中，曾多次介绍所谓“民族分裂”和“反党叛国”的敌情。他说“乌兰夫有两套班子”。“除公开黑线以外，还有地下黑线，除了有明的，也有暗的。”这个“暗班子”是一个“有很长历史的，和我国一直有联系的民族分裂集团。是里通外国的地下反革命集团。”他在68年2月内蒙革委会常委会上说：“在我们压倒敌人的情况下，把敌人估计的高一点好。有了敌情，才能下决心，现在一个是敌情不够，一个是怕犯错误。我看一半对一半错也可以。要下这样的决心，气势才能定，攻势才能猛，才解决问题。”“搞10个对5个就是成绩。错那5个好办，赔情道歉就是了！”他还指挥专案组对鲍荫扎布、巴图二同志大搞严刑逼供，把硬逼出来的假口供当作挖“新内人党”的“重大突被”向内蒙核心小组作了汇报。内蒙又电报了中央，内蒙革委会就是以他向“滕办”推荐的乌兰巴干的所谓“新内人党”材料和他亲自抓的鲍、巴二人被逼出来的假口供材料为依据，在内蒙革委会“三全会”上确定“新内人党”是上有中央，下有支部，转入地下的反革命组织。并下达了正式文件。“5.22”批示后，他还多次给“前指”写信，怀疑“新内人党”还是有的。并介绍所谓“民族分裂”敌情，继续诬陷小数民族干部和群众。 + +　　三、所谓“国民党潜伏特务案”是在郭以青的直接指挥下造成的。他同李广一等人根据何志等同志被逼出来的假口供和所谓“敌档根据”，就认定破获了一个国民党潜伏特务集团。并电报了中央，这样就株连了有关省市区的数十人。此案造成直接死亡3人，间接死亡2人，神经失常2人，逮捕拘留8人，隔离多人。何志被致死，郭以青应负主要责任。何志被致死后，他亲自写便条给公安机关，把何志的爱人韩公陶和何志的同学冯国兴二人逮捕拘留，继续迫害韩、冯二同志。 + +　　四、郭以青是“内蒙二月逆流”假案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他伙同高锦明等人支持郝广德等坏头头，冲击了内蒙军区，他还参与了把呼铁局机务段的20名同志打成“反革命暗杀集团”和把内蒙师院“抗大兵团”打成“反动组织”的活动。“4·13”后，他伙同滕吴高等人，把广大干部和群众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急先锋”、“老保”。在内大又制造了所谓“牙含章黑帮”、“于、田、林反革命事件”、“巴哲反党联盟”等假案。残酷迫害老干部。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000038.txt b/CCRD/0/8/19/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56a55122105a7517a4daa18e0fa65c4785f685a --- /dev/null +++ b/CCRD/0/8/19/000038.txt @@ -0,0 +1,187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戚本禹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起诉书 + +## （83）京检分审字第42号 + +　　被告人戚本禹，男，现年51岁，山东省威海市人。原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等职。因反革命罪，1980年7月14日被依法逮捕，经北京市公安局侦查终结，特送本院审查起诉。 + +　　经本院审查确认，被告人戚本禹在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期间，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犯有下列罪行： + +　　一、诬陷并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 +　　被告人戚本禹在1967年7月16日、18日、19日3次会议上，分别对参加会议的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以及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诬陷说：“什么刘少奇，什么彭德怀，什么邓小平，什么贺龙，什么彭真这些人，彭、罗、陆、杨都是卖国求荣的，杀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盗”。“彭德怀、贺龙都是吃人的老虎”，“杀人不眨眼的野心家”。“彭德怀、罗瑞卿血债累累”。并且，煽动说：“不仅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不把他们批倒”，“你们领袖之类的”，“都要抓起来，杀头！” + +　　被告人戚本禹于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16楼，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开会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晚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对他们进行围斗。同年7月14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一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周恩来总理，要求开会当面批判刘少奇。戚本禹收到信后，却把信送给江青、康生、陈伯达。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7月18日凌晨，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开会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规模小，有人围斗他总是好，但是火力不强”。“对刘、邓、陶面对面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的任务”。“要使他们威风扫地，要杀气腾腾”，“可以低头弯腰”。并布置说：“搞几个战斗组织，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王光美、卓琳也要搞。”在戚本禹的组织、煽动下，当天中南海300余人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强迫低头弯腰。嗣后又多次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进行人身迫害，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 +　　被告人戚本禹于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开会，诬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军阀”等，指使一些人逼迫曾任朱德秘书的曹全夫揭发朱德和康克清的所谓问题。戚本禹还煽动说：“你们可以贴大字报揭发，可以去妇联点火。”当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的一些人闯进朱德的住所，围斗了康克清，在中南海西门等处，张贴了诬陷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1月底，戚本禹接见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人，又煽动说：“孙泱（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泱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在戚本禹的煽动下，“打倒朱德”、“朱德是大军阀”的大字报、大标语在北京市街头广为张贴。 + +　　被告人戚本禹伙同关锋，早在1966年6月16日就联名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诬陷：“彭德怀到三线以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的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一面黑旗”，“要彻底消除这个隐患”。同年12月26日，即彭德怀被戚本禹指使的学生从四川省挟持回到北京的前一天，戚本禹写信给江青说：“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1967年7月，戚本禹指使韩爱晶和王大宾组织实施对彭德怀的批斗迫害。7月19日，韩爱晶纠集北京航空学院的几十个人“审斗”彭德怀。在“审斗”中，韩爱晶首先动手殴打，随后一些人又拳打脚踢，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伤及肺部，造成重伤。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联合召开万人批斗大会，彭德怀被批斗后又被押上卡车上街游斗，再次惨遭迫害。 + +　　二、诬陷和煽动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 + +　　1966年12月14日，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19日，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一些人非法扣押。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说：“煤炭部领导，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干好事，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我们的炮火还不够，还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一些人，连续多次对张霖之进行批斗、刑讯、毒打。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 +　　被告人戚本禹于1966年6月16日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让他们还坐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他们会搞阴谋、搞破坏”。 + +　　三、策动打、砸、抢，使国家文物遭到严重毁坏。 + +　　被告人戚本禹在1966年10月指使《红旗》杂志社林杰派北京师范大学谭厚兰带人到山东曲阜县“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带100余人到曲阜，串连当地一些人，成立了“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煽动砸毁孔庙、孔府、孔林，致使国家重点保护的文物遭到严重毁坏。 + +　　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有证人证言、物证、书证佐证，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关于适用法律的规定，本院认为被告人戚本禹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第102条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第138条诬告陷害罪，第137条聚众“打砸抢”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特依法提起公诉。 + +　　此致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 +　　 检察员　赵云阁孙成霞书记员　阎枚1983年4月22日 + +## 对被告人戚本禹所犯罪行的发言 + +## 公诉人　赵云阁 + +## 1983.05.20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现在，我就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性质和主要情节以及他应负的刑事责任，作如下发言： + +　　首先，被告人戚本禹是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煽动者。 + +　　就此，我发表以下4点意见： + +　　第一，庭审调查证明，戚本禹在1967年7月16日、18、19日的三次会议上，肆意诬陷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给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强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诬陷的性质和情节，都是十分严重的。特别是他在16日的诬陷活动，主要是对在京报社、电台等宣传部门负责人和当时所谓“五大领袖”的聂元梓、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人进行的。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了混乱，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搞乱中夺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 +　　第二，戚本禹在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开会，积极煽动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人身迫害。他在煽动时说：“有些事中央不好说，你们群众干了，框框就打破了。”有人提出：“刘少奇那里有警卫，进不去。”戚本禹说：“如果警卫不让进，你们可以质问他，是当革命派，还是当保皇派？”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当天晚上，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七八十人先后冲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了围攻批斗。1967年7月初，江青、康生、陈伯达策划：“要把刘少奇批得比托洛茨基还要臭。”于是戚本禹又煽动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在7月14日，强迫刘少奇主席出来看大字报，并进行围斗，对刘少奇主席又一次实施了人身迫害。当日晚，围斗刘少奇主席的人把这次围斗的情况专题报给了戚本禹。就在这一天，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并周恩来总理，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不把这封信送给周总理，竟然在信上批道：“请康生、陈伯达、江青决定”。陈伯达将信中要求“批斗刘少奇”，改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7月17日晚，趁毛主席去南方视察的机会，江青、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一伙，在人民大会堂擅自决定了对刘、邓、陶夫妇进行批斗。 + +　　接着，戚本禹不仅煽动并且具体组织指挥了对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的人身迫害。他同江青等人在17日连夜策划以后，18日凌晨1点多钟，亲自召集中南海机关一些人开会，煽动说：“前几天中南海围斗了刘少奇，但规模小，火力不强”，“要紧急动员起来”，对“刘、邓、陶开展面对面的斗争，这是你们相当时期头等重要任务”，批斗时“要有杀劲”，“要杀气腾腾的，可以低头弯腰”，“要使他们威风扫地”，“对他们切不可怜惜，”“要发扬痛打落水狗精神，把他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指使马上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组织队伍，投入激战”。从如何成立“批斗指挥部”，如何搜集所谓“材料”，如何制定“战斗方案”如何分组编队，如何写简报，直到批斗的方式、规模、参加人数、批斗的日期，都是戚本禹亲自安排、亲自决定的。在戚本禹的煽动、策划下，18日晚上，中南海300多人批斗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并进行人身污辱，低头弯腰，罚站两个多小时。19日，戚本禹又对“批斗刘、邓、陶指挥部”的人说：“昨天斗了刘少奇，会开得很好”，“下一步转入小会”，“王光美的会可以继续开。斗邓、陶争取二三日内准备好”。20日，戚本禹向“指挥部”的人说：“刘的小会可开，对王光美可开大会。”21日，戚本禹又打电话向“指挥部”的人说：“陶铸的会可以开，会议规模一二百人。”23日，戚本禹又指使一些人斗争邓小平。又在戚本禹的具体指挥下，中南海机关的一些人，19日、21日，先后两次批斗了陶铸和曾志；29日，批斗了邓小平和卓琳；24日、26日和8月2日批斗了王光美。并在批斗时先后抄了他们的家。 + +　　第三，戚本禹于1967年1月12日，在钓鱼台召集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些人开会，诬陷朱德委员长“是反毛主席的”，是“大军阀”，“大野心家”，指使他们去反朱德和康克清。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朱德和康克清的情况。”戚本禹说：“曹全夫原是朱德的秘书，你们可以让他揭发。”会后，秘书局的一些人围斗了曹全夫；当晚，又冲进朱德委员长的住所，围斗了康克清，由于朱德未在家，才免遭迫害。第二天，中南海一些人又到全国妇联去“点火”，贴大字报，诬陷康克清，并在中南海西门、府右街、天安门等处贴出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大字报和大标语。 + +　　不仅如此，同月底，戚本禹又亲自到中国人民大学煽动说：“孙泱给朱德当过秘书，你们通过孙泱可以搞朱德的问题，不要有顾虑。”于是，人民大学的一些人，连夜在北京的大街上贴出了“打倒朱德”，“朱德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等大标语、大字报。嗣后，又发动成立了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地质学院、解放军后勤学院等十几个单位参加的所谓“揪朱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又派人四处搜集所谓“材料”，并且编造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传单、小报，广为散发。仅《新北大报》就印发50万份，发往全国。 + +　　现在，已经彻底查清，在“文化大革命”中，社会上出现的诬陷朱德委员长的活动，主要是戚本禹秉承江青的旨意煽动起来的。 + +　　第四，戚本禹在1966年6月16日，伙同关锋联名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写信诬陷彭德怀“到三线后还在积极进行不正当活动”，“直到现在还是修正主义的一面黑旗”，提出“要彻底清除这个隐患”。到同年12月，戚本禹先后指使北京地质学院的朱成昭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派人去四川挟持彭德怀。12月26日，戚奉禹写信向江青报告：“彭德怀现在已经被红卫兵抓住，一二日内即要押送回京。北京的学生，已经作了斗争的准备。”后来康生、陈伯达、戚本禹等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北京高等学校的一些人开会，指使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组织斗争彭德怀的大会。这次会后，戚本禹又指使中央文革办事组人员，通知韩爱晶和王大宾，由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联合起来批斗彭德怀。正是由于戚本禹的煽动和唆使，韩爱晶等人才有恃无恐地对彭德怀实施了严重的人身迫害。1967年7月19日，韩爱晶在北航首次召开的所谓“审斗”会上第一个动手打了彭德怀，随之，一群打手蜂拥而上，拳打脚踢，连续将彭德怀打倒了7次，前额被打出血，肺部受了伤，两根肋骨被打断。彭德怀被送回住所后，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就是在彭德怀这样重伤的情况下，7月26日，北京航空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又联合召开“批斗彭德怀的万人大会”。会上又搞“喷气式”。会后，又把彭德怀押上卡车进行游斗，由两个人揪着耳朵，一个人托着头，扳着腰，拳打脚踢，从北京航空学院经新街口一直游斗到天安门。这时，彭德怀的手和胳膊全被拧坏，浑身伤痕累累，已经不能行走了，是被人从汽车上抬下来的。 + +　　彭德怀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造者之一，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受到如此严重的迫害，戚本禹负有不可推卸的罪责。 + +　　从以上事实，可以清楚地指出，戚本禹诬陷并煽动迫害刘少奇主席、朱德委员长、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包括他对彭真、贺龙、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诬陷、迫害，完全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恶阴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这些罪行，都是为江青反革命集团实现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而服务的。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0条规定：“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都是反革命罪。”事实足以证明，戚本禹积极实施了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严重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反革命罪。 + +　　《刑法》第102条还规定：以反革命为目的，以反革命标语、传单或者其他方法，宣传煽动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施诬陷、迫害的犯罪活动中，戚本禹直接实施的犯罪行为主要是进行宣传煽动。因此，本院依法确认被告人戚本禹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必须依法予以追究。 + +　　其次，被告人戚本禹是诬陷、迫害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者。 + +　　在1966年12月14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一次会议上，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以后，戚本禹立即到北京矿业学院，在全校大会上煽动说：“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是煤炭工业部的头号敌人”，“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随后，张霖之就惨遭迫害，批斗会一场接一场，打得一次比一次凶狠。在12月28日的批斗大会上，张霖之被踢倒在地，脖子后插一个大木牌子，扎得鲜血顺着脖子往下流。斗后，又扒下棉衣，逼迫张霖之在摄氏零下十几度的院子里挨冻。在1967年1月12日的斗争会上，不仅打骂，搞“喷气式”，而且把一个特制的60多斤的大铁帽子戴在张霖之头上，头部被压出条条血印。在一次刑讯中，又揪住张霖之的头发前拉后搡，甚至卡住脖子，逼迫张霖之90度大弯腰站着，当场又把张霖之打倒在地，喊着“一、二、三”，逼迫张霖之在3秒钟之内站起来，3秒内站不起来，就拳打脚踢。在一次游斗张霖之之后，又强迫他站在铁椅子上弯腰“悔罪”，在脖子上挂一个铺盖卷，双手还举着一个“张霖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张霖之实在忍受不了，只说了声“累”，又遭毒打，然后又逼迫他站在凳子上大弯腰，举牌子。前后一个月的时间里，张霖之几乎天天遭受摧残，于1967年1月22日被迫害含冤而死。据尸体检验，张霖之遗体鳞伤，浑身紫肿，仅条状伤口和伤痕就达30多处。显然，张霖之之死，是戚本禹诬陷和煽动迫害造成的后果。戚本禹还对中共北京市委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进行了诬陷。显然已经构成了诬告陷害罪。因此，我提议法庭依照《刑法》第138条的规定，追究戚本禹的刑事责任，并按照本条关于国家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严处罚的规定，给戚本禹以应得的惩处。 + +　　还有，法庭出示的证据，已经证明，谭厚兰等带人到曲阜聚众打、砸、抢，完全是戚本禹指使进行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据统计，谭厚兰等人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被毁坏的文物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文物70余件，珍版书籍1000多册。 + +　　我国《刑法》第137条规定，严禁聚众“打砸抢”。因聚众“打、砸、抢”毁坏或者抢走公私财物的，首要分子以抢劫罪论处。戚本禹是谭厚兰这次聚众“打、砸、抢”的策动者。因此，我提请法庭就戚本禹的这一罪行，按照《刑法》第137条关于聚众“打、砸、抢”罪的规定，和第150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决定对戚本禹的处罚。 + +　　庭审调查结果表明，本院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的犯罪事实是清楚的，证据是确实、充分的，请法庭依法作出判决。 + +## 为被告人戚本禹辩护的辩护词 + +## 律师　傅志人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接受被告人戚本禹的委托，担任他的辩护人。现在根据本案事实和证据情况以及有关法律规定，提出以下辩护意见。 + +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从法律责任上讲，“参与了犯罪活动”就必然有主从之分和责任大小的区别。因而有必要进行具体分析，正确判断他们各自应负的责任。 + +　　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早有预谋的。这一点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江反革命集团10名主犯的判决书中有清楚的认定。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逮捕无辜刑讯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张春桥指使学生蒯大富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诸如“痛打落水狗”之类的恶毒语言，就是张春桥首先面授蒯大富的。对刘、邓、陶夫妇批斗抄家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决定的。诬陷贺龙是“坏人”、“大刽子手”，也首先出自江青之口。江青直接插手罗瑞卿专案组，诬陷罗瑞卿是“大反革命”。江青还诬陷陆定一是特务，诬陷彭德怀是“汉奸”。起诉书所指控被告人戚本禹在1967年7月16日、18日、19日3次讲话中，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在上述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人一系列诬陷迫害活动的背景下进行的。其诬陷内容与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主犯的诬陷内容，基本相同，有的还是同一诬陷内容的重复。由此可见，戚本禹的诬陷行为具有从属性，主从关系是分明的。戚本禹的活动处于次要地位，起着次要作用，是可以肯定的。 + +　　二、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此，根据卷内证据材料，以下几个情节应当报请法庭予以考虑。 + +　　第一，戚本禹布置一些人“搞几个战斗组，有的搞刘少奇，有的搞邓小平，有的搞陶铸……”这是事实。但是戚本禹这一行动是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明确批示：批斗刘、邓、陶夫妇并抄家以后进行的。 + +　　第二，戚本禹指使学生把彭德怀从四川挟持回到北京，是江青首先提出来，要“把彭德怀弄回来”，在这之后戚本禹才指派学生行动的。至于学生韩爱晶等人对彭德怀实行人身迫害，造成彭德怀重伤，对此严重后果，戚本禹有责任，直接动手行凶殴打彭德怀的韩爱晶等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第三，对于朱德，戚本禹曾制止了一些人搞万人大会批斗朱德的企图。这一点卷内有关证据材料是可以证明的。被告人戚本禹这一行为表明他的思想认识上有了一定的变化，客观上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的发生，是一种停止继续进行犯罪的表现。 + +　　我认为：正确判断被告人戚本禹的责任，必须对其参与实施犯罪的具体情况进行全面的分析。以上情节表明，戚本禹是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具体指使下实施犯罪的，基本上是一个执行者。在对朱德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戚本禹的主观认识上有所变化，客观行动上有所表现，应当予以肯定。 + +　　三、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诬陷并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按照刑法第138条和第102条的规定，诬陷和煽动都是独立的罪名。因此，把“诬陷”和“煽动”两个罪名同时并列，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从本案事实及证据材料看，戚本禹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施的犯罪活动，其主观目的是一个，行为也是一个。诬陷的言词是作为煽动的手段或者内容存在的。这样，虽然可以说侵犯了两个客体，但实际上属于牵连罪，应按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办事，确定一个罪名。 + +　　四、1966年12月14日，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以致张霖之被北京矿业学院一些人非法扣押，并且已经发生了对张进行人身迫害的非法行为。24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也说“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起诉书指控“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一些人连续多次对张霖之进行批斗、刑讯、毒打。张霖之被迫害致死”。对于这个指控，应当说明以下两点： + +　　第一，张霖之被迫害的主要原因，来自江青的诬陷和煽动。江青诬陷“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是在接见北京矿业学院红卫兵负责人时讲的，是当众公开进行的。戚本禹的讲话是在江青煽动之后，其诬陷内容没有超出江青诬陷的范围。 + +　　第二，在戚本禹讲话之前，张霖之已经被非法扣押，受到批斗、打骂。在戚本禹讲话后，人身迫害活动更加严重了，这是事实。但是对张霖之进行残酷的刑讯、毒打，是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的一些人直接进行的。主要凶手有王业春、刚守堂等人。60多斤的铁帽子是山西一个煤矿的一些人蓄意制造弄来北京的。这就是说，那些内心残忍手段毒狠的凶手，对于造成张霖之被迫害致死的严重后果，也负有直接的法律责任。 + +　　以上两个情节说明，戚本禹的讲话加强了江青对张霖之的诬陷效果，对于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部一些人，有相当的影响，对于后果的发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就主要责任而言，首先应由江青承担，其次那些直接行凶的凶手，也负有严重罪责。 + +　　五、起诉书指控“被告人戚本禹于1966年6月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让他们还坐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他们会搞阴谋，搞破坏”。这里应当指出，在这件事情上，戚本禹和关锋的责任，不是等同的。关锋1982年11月21日供认，他和戚本禹所写联名信件中，诬陷彭德怀的内容是戚本禹所写，而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的内容则出自关锋，由关锋执笔。戚本禹与关锋联名写信诬告，应当共同负责，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从诬告信形成的实际过程看，两相比较，关锋应负主要责任，戚本禹应负次要责任。 + +　　六、公诉人今天在公诉意见中提出，“谭厚兰到曲阜聚众打砸抢，完全是戚本禹指使进行的。后果十分严重，共毁坏文物6000余件，烧毁古书2700余册，各种字画900多轴，历代石碑1000余座”等等。对于这一罪行，戚本禹要负主要责任。但是，卷内材料证明，谭厚兰是1966年11月9日带人到曲阜的，12日陈伯达就曾插手此事，他曾指示：“孔坟可以挖掉。”这就是说，陈伯达也有一定责任。卷内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的材料证明，造成上述严重后果，不完全是谭厚兰所为。谭厚兰是1966年12月7日返回北京的，而一年半以后的1968年下半年，曲阜县的王正昕“又把孔府所存的东西全部搬出”，使这些东西遭到又一次的破坏和丢失。对后果来说，王正昕的破坏行为所造成的部分，应罪责自负。 + +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考虑，依法对被告人戚本禹予以从轻处理。 + +## 关于批驳被告人戚本禹的发言 + +## 公诉人　孙成霞 + +## 1983.05.20 + +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 + +　　我对被告人戚本禹的辩护人提出的，应该把戚本禹同江青、康生、陈伯达在责任上加以区别，以及戚本禹不能承担诬陷、迫害彭德怀、张霖之的全部责任，表示同意。 + +　　被告人戚本禹在法庭辩论中提出的种种辩解理由，中心内容是否认他犯有反革命罪，他一再讲什么“我没有一件活动是自己发明创造的”，“我都是按康生、江青、陈伯达的指示、讲话、布置办的事”。这种辩解不仅不能为他开脱罪责，反而恰好证明了本院起诉书指控他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是属实的。他还说：“有些事是他们下边干的，我不知道。”这纯系推卸罪责，也必须予以揭露。 + +　　第一，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图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犯罪活动中，最主要的是通过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戚本禹秉承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意旨，亲自煽动并组织指挥了对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的人身迫害；亲自在社会上煽起了诬陷朱德委员长的活动；亲自煽动唆使韩爱晶等人迫害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十分明显，戚本禹这些犯罪行为完全是为江青反革命集团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的。戚本禹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时候说：“首先批判刘少奇，不仅刘少奇，什么邓小平、陶铸、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统统都要批判，”“你不把他在群众中搞臭，就是个祸根、隐患，”“将来这样的人一旦上台”，“什么聂元梓一派，什么师大派，什么地质王大宾，什么谭厚兰，统统杀头。”可见戚本禹对他们从事的犯罪活动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当时就是很清楚的，更何况他在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时曾经用明确无误的语言说过“要有杀劲”，“天王老子也不要怕”，“就是要搞他个天翻地覆”。在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要搞他个天翻地覆”，这和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张春桥提出的“改朝换代”不是完全一致的吗！事实、证据俱在，戚本禹企图否认他的犯罪行为的反革命性质，当然是办不到的。 + +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国家政治生活陷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江青反革命集团得以凭借他们取得的权力和地位，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利用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妄图达到他们篡党篡国，推翻人民民主专政政权的目的。戚本禹在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中，正是这么干的。他在辩解中，故意避开本院指控他的具体的犯罪事实和从事犯罪活动所采取的阴谋手段，竭力用他在手段、方法、活动形式上的某些合法外衣，来掩盖他的非法活动。但是事实是胜于雄辩的。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写信提出要“批斗刘少奇”，这信明明是写给汪东兴转呈周总理的。当时戚本禹身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在任何情况下，他有责任把这封信及时呈送给周总理，而且是完全有条件这样做的。而戚本禹不把信送给周总理，却故意把信送给江青、康生、陈伯达并请他们来决定。江青一伙擅自决定“批斗刘、邓、陶夫妇”以后，在戚本禹煽动面对面批斗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副总理、陶铸副总理的时候，有人提出：“我们不敢随便斗。”戚本禹却说：“你们都是政策观念派，有些话中央不好说，你们现在干了，框框就打破了。”恰恰在毛主席到南方视察期间，戚本禹在中南海煽动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人身迫害。戚本禹指使“中南海批斗刘、邓、陶指挥部”制定的战斗计划中，还明文规定：“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对中南海外严格注意保密，如有人问及此事，只说是在背靠背的大批判。”这个计划戚本禹亲自圈阅后说：“这个任务要保密，不要向外说，不要打电话，这是纪律，有什么问题我负责。”戚本禹在煽动诬陷朱德委员长时，对人民大学的一些人明确地说过：“你们不要说是我叫搞的，你们一讲我叫搞的，就搞不成了。”戚本禹的这些“发明创造”，是不是阴谋，是不是非法的，不是很清楚的吗！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由于我们党在“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时期犯了错误，就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历史事实无情地揭露了戚本禹正是这样一个分子。 + +　　第三，戚本禹在辩解中，还妄图以“我当时只是说了句话”，“是下边干的”，“我不知道”，来推卸自己的罪责。人所共知，当年戚本禹窃取要职，不可一世，他的几句话有多大分量，戚本禹自己心中是有数的。戚本禹策动谭厚兰去曲阜“打、砸、抢”，确实只说了几句话，但是就是这么几句话，却毁坏了曲阜的大量的文物古迹。何况在许多事情上戚本禹绝非是“只是说了几句话”。在迫害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时候，戚本禹就接二连三地进行了煽动。更何况罪责大小，并不在于话多少，关键在于话的实质和内容，这是常识范围内的问题。戚本禹做出这样的辩解，实在是太勉强了。 + +　　我国《刑法》第11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在江青一伙和戚本禹横行于世的年代，草菅人命，刑讯逼供，比比皆是。当年作为“文化小组”成员的戚本禹，对这些法西斯暴行是十分清楚的。当他煽动、迫害彭德怀、张霖之的时候，对他的行为将会发生的危害结果，他是非常清楚的。戚本禹企图以“下边干的，我不知道”来推卸他应负的刑事责任，当然，也是办不到的。 + +　　我的发言完了。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 +## （1983）中刑字第629号 + +　　公诉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检察员赵云阁、孙成霞。 + +　　被告人：戚本禹，男，现年52岁，山东省威海市人。原任《红旗》杂志社历史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现在押。 + +　　辩护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律师傅志人。 +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以被告人戚本禹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犯罪活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公开审理，听取了公诉人支持公诉的发言；审问了被告人，听取了被告人的供述、辩护和最后陈述；听取了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核实了与本案直接有关的证据，查明被告人戚本禹犯罪事实如下： + +　　一、煽动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副委员长彭真，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陶铸、贺龙、陆定一、罗瑞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杨尚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67年1月12日，被告人戚本禹在钓鱼台召集中共中央办公厅某些人开会，指使他们去围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当晚，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七八十人就闯进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住处，围斗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同年7月16日、18日、19日，戚本禹在3次会议上，对先后参加会议的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和在京报社、电台以及中共中央办公厅等单位的某些人，诬陷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贺龙、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卖国求荣”，等等，并煽动说，“切不要对他们发善心”。同月14日，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的某些人写信给汪东兴并周恩来总理，要求开会当面批判刘少奇，戚本禹却把信送给了江青、康生、陈伯达。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决定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夫妇进行批斗，戚本禹立即部署，亲自组织指挥中南海某些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及他们的夫人多次批斗并抄家，进行人身迫害。 + +　　1967年1月，被告人戚本禹诬陷朱德委员长是“黑司令”。在戚本禹的煽动下，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某些人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某些学生在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朱德”的大标语、大字报。 + +　　1967年7月，被告人戚本禹指使北京航空学院学生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大宾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德怀进行批斗迫害，致使彭德怀被打断肋骨，造成重伤。 + +　　二、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1966年12月24日，被告人戚本禹按照江青的旨意，在北京矿业学院群众大会上诬陷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是彭真死党”，并煽动他们“要集中炮轰，狠狠地打击”。在戚本禹的煽动下，北京矿业学院和煤炭工业部的某些人连续对张霖之进行毒打、折磨。张霖之被迫害致死。 + +　　1966年6月16日，被告人戚本禹伙同关锋写信给江青、康生、陈伯达，诬陷“万里、陈克寒、赵凡是坏人”。 + +　　三、策动聚众“打砸抢”。1966年10月，被告人戚本禹通过《红旗》杂志社林杰指使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谭厚兰带人去山东省曲阜县“造孔家店的反”。11月9日谭厚兰带200余人到曲阜，串连当地一些人，砸毁孔庙、孔府、孔林的大量文物，使国家财产遭到严重毁坏。 + +　　本庭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对各种证据74件进行了审查。大量的书证和证人证言充分证明，被告人戚本禹的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被告人戚本禹供认了大部分犯罪事实，但不承认犯反革命罪。 + +　　本庭确认，被告人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参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犯罪活动，煽动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诬陷煤炭工业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领导人，策动聚众“打砸抢”，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根据被告人戚本禹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9条适用法律的规定和第90条、第102条、第138条、第137条、第150条及第64条、第52条，判决如下： + +　　判处被告人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 +　　刑期自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上诉于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 + +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唐根法人民陪审员　高德安人民陪审员　马卫1983年11月2日 + +　　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 + +　　 书记员　李晶 + +　　来源:《历史的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犯纪实》 下册，群众出版社2000年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19/names.txt b/CCRD/0/8/19/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f3a8406de844ce6a5e5e91c4948f42efd5f402 --- /dev/null +++ b/CCRD/0/8/19/names.txt @@ -0,0 +1,39 @@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舒龙山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中共内蒙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崔建雄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王金保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李枫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 -- 姜永厚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关于那顺巴雅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关于权星垣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主要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张志蓬案件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高福瑞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关于对邢骏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关于对张泽民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乌兰巴干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严重罪行和处理意见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运动办关于对郝广德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两案内不属中央管理的干部已判刑和拟判刑人员登记表--许名扬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许名扬、张礼案件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资产阶级帮派骨干分子登记表 -- 张礼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刘立堂案件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阎桐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王国栋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王庆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高树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对李志忠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赵登程阴谋颠覆政府、诬告诬害案的法庭文件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宋敬贤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杨启明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审理报告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聂元梓的刑事终审裁定书和附录 +聂元梓上诉补充材料（节选） +湖北省武汉市人民检察院对王大宾的起诉书 +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王大宾的刑事判决书 +王大宾：实录法庭出示的证据与我的辩护 +关于施义之同志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齐景和反革命案的刑事判决书 +蒯大富在法庭二审时的自我辩护词 +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蒯大富的刑事判决书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刘庆棠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张铁生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运动办公室关于郭以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戚本禹反革命案的法庭文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txt b/CCRD/0/8/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a7f5eeea3485a7800fee5f4f18076eb70838571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txt @@ -0,0 +1,11 @@ +# 遗书（摘录） + +　　<叶以群> + +##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上海市文联副主席、《收获》与《文艺月报》副主编。1966年8月2日晨跳楼自杀。〗 + +　　我对党、对社会主义犯下的罪行，千言万语也说不清楚。党一向对我爱护、宽大，只是由于我的旧思想、旧习惯改不过来，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没有破除，所以错误一犯再犯。现在事已太迟，已经无法清偿，也不可能立功赎罪。近日身体精神都在变坏，如再拖延下去，既对党不利，又会不断增加你们的精神负担。思想上几经反复，只好最后走自己处决的路。以后，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你们受我的毒害都还不深，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一定可以在党的帮助下，大家团结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孩子们稍大一点，都尽早争取到边疆，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家庭里去，尽早离开自己的小家庭，小家庭里教不好孩子。他们应该忘记我的一切，但不要忘记我们这辈人所犯的罪恶，并且要从中吸取教训。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地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 + +　　· 来源： + +　　散木《以群之死》，原载《检察风云》2006年第二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1.txt b/CCRD/0/8/2/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0edbaad5a36de53dec5987fe84f925df674283b --- /dev/null +++ b/CCRD/0/8/2/000001.txt @@ -0,0 +1,41 @@ +#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 +　　<邓小平> + +　　〖记录稿〗 + +　　我完全拥护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 +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 +　　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二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二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二人不仅在十一中全会以前一阶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而犯的程度不同的错误，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 +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二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攻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的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的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 +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的动员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原领导人压制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成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地用农村和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的方法去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旧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成阿斗，把工作组当成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理应及时的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的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一再坚持。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大方向的正确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还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着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负担。不少工作组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惭愧。 + +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又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是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 +　　北京两个多月的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个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以后，不久就出现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的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或不派工作组的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的，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至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向毛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会自拔。 + +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表现形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相信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而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完全是违背毛泽东同志指导方针的。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广阔更深入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仅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它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便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创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进行这场斗争，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没有广大革命小将的闯劲，更是不可能实现的。大、中学校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只能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很好，群众普遍起来，冲击着一切牛鬼蛇神，冲击着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得很，看成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破坏运动的作用，其结果把轰轰烈烈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暗高兴。毛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礴，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绩。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青年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作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的地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仅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 +　　我这次犯了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有思想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理说，我们的工作岗位是最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很少，用得也最不好，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的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作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都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的加以检查和清理。没有跟好毛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关。长期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作过调查研究工作，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中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又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毛主席的请示和报告很少。这不但是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九六四年底，毛主席总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从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有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作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的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工作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的，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的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及时向毛主席请示汇报，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的向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作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 +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与指正。 +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 +　　· 来源： + +　　一九六七年一月清华大学井岗山兵团《触目惊心－邓小平言行录》第22至26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2.txt b/CCRD/0/8/2/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92a7af9bfa7dab8b0c45f4a5baf4ce6f43c6985 --- /dev/null +++ b/CCRD/0/8/2/000002.txt @@ -0,0 +1,75 @@ +# 广东省科技局永和五七干校1970年5月下半月运动情况汇报 + +　　半个月来，根据当前运动的形势和上级革委会的指示，我们主要抓如下几项工作： + +　　一、抓学习中央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文件精神，和毛主席5.20庄严声明，并以声明为动力，以整党建党五十字大纲为武器，发动群众，总结前段运动经验，找出差距，整顿思想，推动运动向深入发展。 + +　　一连党支部在整顿时肯定前段运动成绩的同时，认识到支部在落实中央三个文件存在的问题是领导思想不一致。4月底以来对运动的领导松弛，外调人员回来十几天，也不找其汇报；派一个外调人员，支委们各持己见，统一不起来；校领导不同意作为依靠的曾××，支部硬安排为战斗小分队组长。 + +　　从上述问题看来，一连领导对运动的态度有问题。为此支委会开了三天会，开展了自我批评，支委五个人，四个自我批评不错，思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指导员（支书）自我批评精神很差，思想没有接触到要害。 + +　　（经过整顿，支委们表示要紧跟大好形势，紧跟毛主席，坚决继续深入地贯彻中央三个文件，并做出成绩来。） + +　　综合队经过总结学习之后，克服了认为本队成立不久，人员互不了解，都是挑选来的，比较干净等和平麻痹思想之后，对敌斗争的革命大批判便迅速搞起来了。 + +　　全校经过这一段的学习，进一步克服了收兵思想，更加明确了深挖的重要性和艰巨性，从而坚定了把运动搞深搞透的决心。如一连对运动的下一步都作了具体安排：由连长、指导员亲自抓小分队，对小分队人员作了调整、补充，行动也比较快。 + +　　二、抓大案要案和重大线索，并全面做出对策。 + +　　经过反复多次地摸底排队（附表），目前作为大案要案来抓的共有12人，二连、四连以办学习班的方式进行，三连以政策攻心和群众批判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　　在抓大案要案的同时，对有重大线索的原中南分院改建中经济账目混乱问题，也于5月29日开办学习班着手解决。参加学习班的有原中南分院改建办公室的会计、出纳、仓库保管员三人及其他有经济问题的二人。学习班配备六名骨干。 + +　　三、抓落实。及时落实党的对敌我斗争政策，是对敌斗争的重要手段，对已经坦白交代于1963年6、7月间书写“赫鲁晓夫×岁”反动标语的地主家庭出身的谢××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为刘、邓、陶翻案的叶××，都已着手整理材料，准备在6月上旬开大会解决。 + +　　收兵思想在个别干部中没有彻底解决，只怕错，不怕漏的思想仍相当严重，个别革委会成员不关心运动，参加战斗小分队，听一次汇报，就说没有什么搞头，就提出要收兵。一连有的群众说对李××要一分为二，说他在冲反动路线时有贡献的，参加吴××小分队的成员，你们能说服我就能制服吴××。个别连干部对参加学习班的对象嬉皮笑脸，总之右倾思想是当前的主要障碍。 + +　　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运动和整党如何摆法的问题，是以运动为主，还是以整党为主，思想不明确。以上汇报当否，请指示。 + +　　 (广东)省永和“五七”干校革委会第三办公室代 + +## 附表 + +## 分类排队清理情况 + +　　第一类 大案要案表（一） + +　　（） + +　　 问题性质对象姓名预计搞完工作时间能做结论的对象书写反动标语谢××6月中旬可搞完现行反革命言论案叶××同上 + +　　表（二） + +　　（） + +　　继续深挖对象问题性质对象姓名预计搞完工作时间书写反动标语吴××、吴××、黄××6-7月可搞完里通外国邬××同上盗窃机密梁××同上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李××、杨××、刘××同上重大政治问题梁××、杨××同上 + +　　第二（类） 重大线索要究查人员 + +　　（） + +　　姓名主要问题王××与某单位一特务的联系问题邹××有疑书写反动标语的迹象楼××有污损伟大领袖光辉形象问题陈××有污损伟大领袖光辉形象问题林××与华工一特嫌学生密切联系问题陈××与新疆曹剑平叛徒集团有关系问题周××与罗以超反革命集团关系问题张××与“大头针”案件有关系问题曾××与“大头针”案件有关系问题冯××改账造假账问题邓××同上林××同上 + +　　第三类 原属专案对象（由专案组负责搞下去的） + +　　1、 算搞清，可作结论，或已作结论的人员： + +　　邓×、李××、贾××、雷××、黄××、张××、陈××、喻××。 + +　　2、 尚未完全搞清，专案组继续搞的人员： + +　　黄××、黄××、简××、谭××、陈××、吴××、冯×× + +　　第四类 一般政历家庭与社会关（系）要查清人员 + +　　（） + +　　姓名主要问题黄××与其缅甸岳母关系和67年突发神经病问题梁××其母亲其妹有特嫌问题赵××疑其参加逃港集团问题夏××到香港一段历史与彭加木的关系问题苏××其个人历史问题谢××在东站丢失海岸带调查规范，泄露机密问题林××其家庭和社会关系不清问题梁××社会关系复杂问题李××有历史疑特问题林××其父特务与他通情报问题何××历史疑特问题 + +## [叶曙明点评] + +　　这只是广东省科技局永和五七干校在1970年5月下旬一份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普通工作汇报，在全省、全国各个单位，这类材料汗牛充栋，数以亿计。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基层对运动已弥漫着疲惫与厌倦的空气，抵触情绪颇为强烈。同时，在区区一个局的干校里，在短短的5月下半月中，已经“揪”出了这么多所谓有问题的人，也属相当可骇的。甚至仅仅因“有疑书写反动标语的迹象”，便被列入仅次于大案要案的第二类表格中；弄脏了毛泽东像的，也属于要一究到底的政治问题；另一个更可笑的例子是，“突发神经病”居然也成为政治问题，受到严厉审查。文深网密，可想而知，多少冤假错案，因此而产生。 + +　　· 来源： + +　　网络杂志《记忆》第57期，2010年9月，叶曙明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3.txt b/CCRD/0/8/2/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5c63c5446d5b2f226549ad28996df8d539bb8a --- /dev/null +++ b/CCRD/0/8/2/000003.txt @@ -0,0 +1,115 @@ +# 一个贫农子弟谈怎样中毒的：任乐的检查交代 + +　　<任乐> + +　　内容提要：蔚县城关一街大队会计任乐，是个贫农出身的青年。从学校回乡后，不安心农业生产，滋长了追求名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地主分子生西（和尚）的腐蚀引诱下，迷醉于读古书，中了封建主义的毒，一步一步滑下去，逐渐堕落为反革命，到处散布错误观点和反动言论，诬蔑党的整风、粮食、下放、民族等项政策，并通过给农村知识青年讲古文，散布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进而物色“人才”，准备组织反党的“五台学社”，要走什么“第三条路线”；还要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相呼应；计划二十年后，争取当上新上台的政治家，来一个“和平演变”，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事败，还作了保留组织、长期隐蔽、逃亡国外，著书立说等准备。 + +　　一九六四年初四清时，他感到压力很大，想逃往苏联，投靠苏修。经大同、包头、兰州、乌鲁木齐，西至二台，因不能前行，才被迫返回。在党的教育和群众帮助下，他检查交代了所犯的严重错误。 + +　　下面便是任乐自己的检查交代： + +## 我的家 + +　　在旧社会，我们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父亲扛长工，母亲给人家上锅（当佣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两人干活，还吃不饱三人的肚子。一九四五年第一次解放，我们分了十二亩地，父亲当了农会主任，我军撤退之后，敌人倒算，小房子内落得片瓦无存，父亲还坐了四十天监狱。第二次解放，我们分了五亩旱地，一亩八分畦子，我父亲当了支书，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得到了改善。可是由于小农经济不足以抵抗自然灾害，一九五四年一场雹子，加上父亲的一场病，不得不宣告破产，卖去畦子五分，当农村开始再度向两极分化时，党指出了合作化道路，再度挽救了我们。 + +　　我父亲是六〇年七月死的。那时我在管理区，任国在城关卫生院，母亲在食堂，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吃饭，他的指标是五两。一个被旧社会吸干了血汗的年老多病的人，长期吃这样低的指标，怎么生活呢？难道这种情况，西关的支书、队长看不到吗？不是，他们看见就是不管。不仅不管，而且骂他。这是阶级报复。当时支书的女人是富农的闺女，队长的女人是地主的女儿。试想：这两位太太，怎么会放过两次土改的农会主任呢？这二位干部，也是花天酒地，只顾自己，不管别人，接受坏人，压制好人的老爷。我父亲虽然年老多病，但是敢说敢做，对坏人是不留情的。由于以上原因，他们便动手对付我父亲了。第一步，是乘我父亲有病，一个时期没有过组织生活，把他排挤出党。第二步是乘我们都在外面的机会，压低了他的口粮标准。还经常骂他，气病交加，营养不足，于是被折磨死了。 + +## 由“贪”而变 + +　　社会主义明明是为了贫下中农不再破产，为了五亿农民共同富裕，社会主义道路明明解决了我家破产的问题，可是我却对社会主义不满。 + +　　明明是敌人杀害了自己的父亲，两只瞎眼看不见，反而怀恨恩人，埋怨党的粮食政策。 + +　　党明明花钱培养了我，叫我上了学，懂了事，可是我反说党不让青年懂事，对青年实行“愚民政策”。 + +　　贫下中农明明劝告自己，不要当“大少爷”，应该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可是我把好言当成恶意，反而恨他们，讨厌他们。 + +　　这一切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根本原因是我变了。 + +　　（我的变是从“贪”字上开始的，贪图个人名利，贪图个人轻闲，贪图个人享受。） + +　　贪图个人名利，相信只要有知识就可以成名。有地位，就可以高人一头。因此，在敌人的引诱下，钻进了故纸堆，其结果是把自己的思想染的一塌糊涂，抹煞了阶级界限，把人分成有知识无知识两大类，接近一些不三不四的所谓知识分子，远离了贫下中农，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 +　　贪图个人名利，疯狂地追求个人名利，在私人目的达不到的时刻，便抱怨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和社会主义对立。由于追求私人目标而苦读古书，接受了封建主义毒素，相信忠孝节义的封建道德。由于相信封建主义的东西，抹煞了阶级观点。在父亲死了之后，放过敌人，和党对立。 + +　　由于贪图个人名利，在达不到的时候，便悲观失望，看不到人生的意义，而任其放纵，任其堕落。 + +　　由于追求个人名利，崇拜所谓知识分子，看不起劳动人民。这就加速了腐化堕落。 + +　　懒、馋、占、贪、变，相互影响；特别是这个“贪”字，在我这十几年的生活中，起了极其可怕的作用。 + +　　由于贪图个人名利，而上了敌人的当。由于上了敌人的当而接受了敌人的思想，接受了敌人的立场，形成反党反社会主义。 + +## 在危险的道路上 + +　　从我走出学校，八年以来，由于不听党的话，不听毛主席的话，而走上了极其错误的道路，形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看着许多社会主义的东西不顺眼了，和党产生了强烈的对抗情绪，不仅在日常工作、生活中，诬蔑了党的各项政策，离间党群关系，而且企图以个人的观点改造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 +　　第一方面诬蔑党的政策和运动： + +　　①整社运动。特别是六〇年的整风整社，我认为是大跃进等一系列政策搞糟了。 + +　　②粮食政策。国家的粮食政策我认为是储备粮食的一种手段，故意让社员少吃。我曾说：“国家有的是粮食，就是不给吃。如果没粮食，为啥年年忙了就补哩，这粮是哪里来的？社员有意见上级也知道，可是这样以来国家就储备起来了。” + +　　③下放政策。我认为下放工人和城市人口有两个原因：一是处于国内外形势，国家为了疏散城市人口。二是减轻城市负担，万一有战争，国家只保证军队就可以了，免除了城市供应的压力。 + +　　④民族政策。我认为国家所以要照顾少数民族，是因为少数民族虽然人口少，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但是他们占的面积有一半，因此国家要团结他们。 + +　　⑤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我认为人与人之间本来没有矛盾。这是政治家为了树敌而讲的学说或策略。现在这种阶级关系的形成是土改之后农民分了土地，地主恨农民，因此互相形成了敌对关系。 + +　　⑥支援友领国家，我认为是古代的“守在四夷”，是让四周的国家给我们把大门。 + +　　⑦我诬蔑党号召青年上山下乡，做平凡而伟大的工作的指示，和古代“民不可使知之”是一样的“愚民政策”。 + +　　⑧我诬蔑党关于正义战争的观点，是不顾人的死活的军事冒险政策。 + +　　第二方面给青年灌输毒素： + +　　由于资产阶级的同情心，我觉得参加农业的知识青年是可惜的。因此大量的给他们灌输毒素，暗示他们争取个人的前途，不要安心于农业生产。这种活动后来成了我为反革命活动物色人才的一段手段。由于个人强烈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全民共同富裕的道路相抵触。老是觉得社会主义禁固了人才。这种感情后来发展成我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处于这种精神状态，凡是和我接触过的知识青年，我都以名利思想予以启发，教他们采取个人的前途，不要安心于农业生产。 + +　　系统的给青年灌输毒素有三方面： + +　　1、和刘福录、安增全形成的三人小组。六二年六月前后形成了这样一个组织。和刘福录的交往是从五九年开始的，我爱他一股死不回头，坚持己见的犟劲，合乎做一番“事业”的需要，但是这种有个性的人，弄不好也最危险，因此一直没有着手做工作，而是从感情上接近。我在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和他谈了半夜，并叫他背苏东坡的“留候论”，要他建立个人主义的大志，并为此做一番努力。 + +　　接近安增全用了另一种形式。当时他的精神很苦闷，很消沉，长期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人，最需要安慰和鼓励。因此当他要参加青岛函授美术学习的时候，不仅从思想上支持他，而且主动地借给他钱，让他报考。在完全征服了他俩的感情之后，我开始了工作。这一阶段主要是灌输名利思想，讲古人怎么勤奋学习，然后成了怎么样的人；讲青年人只要有决心、有毅力，就能按照“行动养成习惯，习惯形成性格，性格决定命运”的公式，驾驭个人的命运，做一番事业，希望他们树立稳固的资产阶级事业心。 + +　　2、六三年春节组织的“人生哲学”讲座。参加的有刘云、刘福录、安增全等人。讲了两篇古文，一篇是筍子的“劝学”，意思是要青年只专不红，为个人的名利着想；另一篇是左传上的“郑伯克段于鄢”，说明世上的人都是冷酷的，不能轻信任何人，对人对事要有个人的见解。 + +　　3、文化馆的“古典文字讲座”。六三年春节之后，在文化馆办了“古典文学讲座”参加的有中学生和社会青年，达三十多人。先后讲了“阿房宫赋”和“劝学”两篇。讲“劝学”的目的和以前相同，而“阿房宫赋”则掺杂了借古讽今的目的。 + +　　当时我在日记上写道： + +　　古为今日一篇文 春节座讲阿房宫 + +　　华夏虽富民饥馑 莫使后人哀后人 + +　　意思是说，国家虽然富强了，但是老百姓却饿着肚皮，快点吸收秦二世不恤百姓而亡的教训吧！可不要叫后来的人，向叹惜秦朝二世而亡一样，来叹惜我们的时代了。 + +　　我组织这些活动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借组织青年学习的名义取得公社以至县级的支持，以便更多地更系统地给青年灌输资产阶级思想。我当时曾和刘福录系统地研究过每一个干部的为人处事和个性，目的就是看看这些人，哪个会发现我们的活动，哪个会干涉我们的活动，将来以什么手段对付。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活动，物色反革命活动的人才。 + +　　我当时的目的是，如果能物色到十几个志同道合的人，便组织一个反动的学术团体，名字叫“五台学社”。起初原想叫“壮悔学社”，意思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青年时代轻信共产主义而到了壮年才找到了正路。后来考虑到大显眼，不如叫“壮飞学社”，这个名字一个意思是，以雄壮的姿态飞翔于云天之上，另一个意思是学习谭嗣同等六君子，随时准备为真理献身。这个名字也觉不妥，后来想不如干脆叫“五台学社”，如果这个学社组织起来了，将一方面系统的研究走“第三条路线”，在政治经济、哲学、文艺、史学等方面的理论根据和将来的体制。另一方面，特别是学生，他们将被分配到各个部门去工作，到了岗位以后，他们可以从各个角落争取信徒，扩大队伍，形成社会力量。 + +　　各方面比较成熟之后，利用百家争鸣的方针，和现行的各种思想体系展开辩论，在上压下挤的情况下，取得政治地位，给改变社会主义制度打下基础。这一段工作大体需要二十多年的时间，到那时老一代的革命家差不多已经去世，那时一方面找国际上的修正主义势力联合，争取援助，一方面争取新上台的政治家，来一个“和平演变”，使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这是第一套野心。第二套是在上述野心实现一半的时候，中途发生突变，组织被取缔。这一套打算是，开始有一部分精捍力量，一直不露面，长期隐蔽，以便必要时候保留组织，以图再起，而另一部分暴露出来的主要人物，流亡图外，著书立说，从事理论工作，给将来的继承人准备精神力量。第三套打算是在上述目的根本不能行动的时候，以一个无名小卒、浪荡公子的身份，长期掩盖个人的政治野心，从事理论研究，后期以作家的身份出现于世，积储资金，在个人临死之时，私人在国外出版“第三条践线”的理论著作，使之传于后世。 + +　　我所说的“第三条路线”，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变种——修正主义。 + +　　（我的四不清问题暴露出来之后，四清对我的压力很大，这时我马上想到了苏联，我想如果能去苏联，一方面可以逃避四清运动，另一方面可以在苏联学习一个阶段，中国有一天走修正主义这条路，到那时个人再回国，资本就大了。） + +　　于是，首先欺骗了家庭，说我要到天津托朋友找工作。一年二年可能不来信。将来四清完再联系。十一月十一日拿了我贪污的钱九十元，和董玉贤借了四十五元，和康根原借了三十元，经宣化、大同到包头，在第一旅社住了一夜（写的是高树果的名字），再走又在兰州车站旅社住了一夜，（仍是高树果的名字），在九泉路古旧书店还买了红楼梦一套，艺术哲学一部，哲学词典一部。后来到了乌鲁木齐、再西到乌苏附近的二台，因不能前行，才被迫返回。路线是乌鲁木齐、兰州、天水、宝鸡、咸阳、西安、郑州、邯郸、石家庄，绕道太原，钱已用完，而进太原收容站，登记的是广灵殷家庄人。后来送至大同再送至广灵才回家。 + +## 上了阶级敌人的当 + +　　我从学校回到农村的时候才十七岁，正处在年幼无知的时候。在我开始探索人生的时候，受了和尚生西的影响，上了这个地主分子的当。 + +　　当时我的思想是不安心农业生产，羡慕参加了工业和升了学的人。敌人就抓住了这个弱点向我进攻。一开始是我随同其他青年到河公庙去听“古话”象隋唐、聊斋之类的东西，后来深深觉得这位老师傅挺和气，慢慢就亲热起来。他经常对我说：“年轻人又有变化，应该到外面找点事，在家欺负土坷垃有啥出息。”这就打中了我的心，于是我和他说本来也想当工人，但是没机会。起先他是用佛家生死轮回的迷信观点安慰我，劝我耐心等待。后来见我不大相信这一套，他就改了方法。在这一段相处中，他抓住了我有盲目崇拜古人的特点，就经常和我谈古人的事，什么苏东坡的逸闻、韩愈的趣事，这是我十分爱听的。有一次他说，你很有才能，但是没人赏识，这和“千里马辱没于车夫之手”是一样的，你年轻轻的不要埋没个人的天才，要多学点东西，将来总会遇见伯乐的。这一下进一步打中了我，我不仅感激他的话，而且也佩服古人说的透彻。以后他又给我讲了韩愈的祭噩鱼文，说他如何用一篇文章为潮州人民驱散了为害的噩鱼，这使我万分叹服古文的神通广大。增加了古文对我的吸引力。以后他又和二大肚给我借了一套古文观止，作为我学古文的开始，当他讲“郑伯克段于鄢”的时候，特别指出人们总是阴险，为人处事不能太天真、太轻信。以后我就迷上了古文，不仅请教于生西，而且和长宽学过五方元普。在此基础上我先后读了庄子、论语、孟子、列子、杨朱、古文观止、唐宋文集等古董。形成了严重的封建主义思想，不仅相信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同时也相信孟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说法。认为人活着不是统治人，就是受统治，其分界线在于个人有没有本领，这就是从我投入社会之后，到现在的全部人生观。这就是说我已经被阶级敌人改造成他们需要的人了。这一段我不知不觉之中，上了阶级敌人的钩，糊里糊涂的接受了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认为这是人生的真理。 + +　　由于相信上述言论，从根本上轻视劳动，因此我当干部之后，首先占了“懒”字，并很快走上了贪污盗窃的道路。我当上管理区统计之后，认为这是升了一级，当干部们过年吃私分肉的时候，我想古人说的不错，劳心者治人，这么一个小小管理区就可以高人一等，把党的机关和旧官府混同起来。觉得吃喝一点是应该的。特别是一九六一年底我和许文功相处，他说：“政治家的心肠永远是冷酷的，饿死几个人可以储备几年的军粮。”这句话联系到我父亲的死，使我马上想到了唐朝监察御史柳宗元的话。“不忘仇，孝也，不惜死，义也。”“元庆能手刃父仇，不越于理，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意思是说不忘父亲的仇人就是孝，为报仇不惜一死就是义，徐元庆能够亲手杀死仇人是孝，准备为孝而死是义，这才是明白事理，明白道义的人呀。这样我就在封建道德忠孝节义的指导下，形成了和党对立。当年贪污八百三十八元，这就使我演变成了贫下中农的敌人。 + +## 回到贫下中农队伍里来 + +　　作为一个贫农家庭出身的人，我本来应该对社会主义制度没有什么不满的，但是，由于我有追求个人名利、贪图享受的思想，在敌人的引诱下，在敌人的包围中，在敌人一片假意的吹捧中，逐渐地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 +　　几年来我所走的道路是极其危险的，我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所走的道路和我所犯的错误，不仅使我由一个贫农的子弟变成了贫下中农的败类，变成了祖国人民的叛徒，堕落成一个卑鄙的罪犯；而且严重的影响了社员生活，严重的破坏了集体经济，同时也配合了国内外敌人向党猖狂进攻，这一切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无法估计的。 + +　　 （蔚县四清工作团办公室供稿） + +　　来源：中共河北省委《河北四省通讯》编辑部编《河北农村阶级斗争典型材料（第一辑）》，1966年4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4.txt b/CCRD/0/8/2/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49c71bd05f526bda76ca0ba6b1ff750e2c33b9 --- /dev/null +++ b/CCRD/0/8/2/000004.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邝月华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邝月华 编号87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邝月华 性别 女 家庭出身 资产阶级 曾用名 年龄 35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会专二年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东平农场劳动改造 原籍 广东南海县人 现住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邝的哥哥邝莫格、邝铁祥、邝学明、邝利安等4人，除一人在美国读书外，其余均在香港经商。 其继母陈志华亦居香港，邝在61年9月未办结婚登记便与现在港经商的陈绍信结婚，后生一女，62年离婚，手续未清，又与原在我场改造的右派黎伯祥伪造身份证明，骗取“合法”结婚，现在广州家有伯母（契母），妹邝婉仪，女儿等人。 个人简历 邝自8岁起在广州■小学毕业，培道女中、圣德纳隆英文学校、复旦中学毕业。1950年9月在广州市联合大学会专读书。于1952年3月参加土改队队员，3个月后逃回学校。同年10月结业后，分配在广州港务港工作。1958年4月被划为右派分子，于同年8月送来我场监督改造至现在。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7年，在广州港办事处划为二类右派分子，由中国共产党广州市委员会交通建设部批准。63.6.25由市公安局局长批示劳教3年。 + +　　注：(1) 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 “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 “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一、邝一贯恶毒的污蔑和丑化党、团员积极分子，称党员“臭字号”团员是“霉字号”，积极分子是“托字号”，她说：“党员是党字头，托字底，没有正义感，专干坏事”。还说：“党员，敬而怕之恶之！”。她到处叫嚣说：“要撤党委、经保、人事的人，因为他们都是饭桶，食得吾做得的，没有文化理论，连算盘都不识得打，谁要他们领导”？又说：“内港党员是没有用的饭桶，而且犯错误的都是党员……”。不服从领导。二、邝一向骂工人阶级是“臭汗”，但是自去年底，却突然与工人很接近，她常用借钱，请东西吃的手段，在工人中捏造事非，她对工人说：“何成杰（党员）用最高定额来计算你们工资”，“你们有多少元，我同意给你们，你们问何成杰就可以了”，等煽动工人对组织的不满，她公开说：“工人对我说要打干部，打谁，我都知道”，划为右派分子后，送农场改造，曾传播反动报纸，煽动资助右派分子逃港，伪造身份证，骗取结婚证书，坚持反动立场，经常辱骂丑化领导，在青年职工中，进行拉拢，腐蚀和煽动他们离场和怠工。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送场监改以来有重劳动轻改造思想，劳动表现较好，但思想改造仍不好，对罪行认识不够深刻。 基修大队党支部 基修大队分工会 签名 徐丽才 1966年6月1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黄为意 1966年5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5.txt b/CCRD/0/8/2/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6e2fbe6cc22b78624ce3cb690d10248fd0538ca --- /dev/null +++ b/CCRD/0/8/2/000005.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林让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林让 编号78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林让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中农 曾用名 林宏让 年龄 36 本人成份 工人 文化程度 初中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广东花县 现住 花县新华公社马溪队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母：黄流翠，在原籍农业队生产 妻：黄友好，在原籍农业队生产 子：林细路，在乡读小学 弟：林宏谓，在乡农业队生产 个人简历 1939.2－1945.10在花县读书。 1945.11－1948.9在宏丰米店当杂工。 48.10－50.4有时失业在乡，有时到香港作散工。 1950年5月－1952年8月又到宏丰米店作杂工。 52年8－54年9在中区人委会文教、劳动科。 54年10月－58年5月，在市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工作。 57年划右派，58年来农场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7.12月划为右派 + +　　注：(1) 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林在整风期间，猖狂向党进攻，恶意攻击党政领导机关，并挑拨基干反对党委，说：“联社主任无能”“联社今后要成立个政治领导小组，由党、政、工、团组成，必要时抽些思想较纯的同志参加……”；仇恨党组织，丑化党团员，说：“这些共产党员垃圾岗都有得执呀！”等反动言论，于1957年12月划为右派分子。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劳动当极积肯干，但作风不够正派，有阳奉阴违的表现。对本场右派份子陆尚金曾偷渡逃港又回广州，结果被送回农场改造，都认为他“太笨”又认为留场当职工没出息，如摘帽后要退职返家等言论。 签名 周德文 1966年6月13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分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5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6.txt b/CCRD/0/8/2/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a20683c361ab047e7d7f8fbd6fd67fc9ef6c0d --- /dev/null +++ b/CCRD/0/8/2/000006.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林文洲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林文洲 编号89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林文洲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资本家 曾用名 年龄 38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大学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东平农场劳动改造 原籍 广东省中山县 现住 河南区联鹤大街9号2楼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未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妻：蒋国薇，女林玉才。 社交：邓绍和，201厂检查科科长。梁志杰，广州柴油机厂技术科工程师。吴锡波，广东省城市设计院工程师。 个人简历 1935－1939圣保罗小学。 1939－1940中山纪念中学。 1940－1941交通中学。 1941－1942南洋模范中学。 1942－1943汉华补习学校。 1943－1945上智中学。 1945－1946武汉临时大学先修班。 1946－1947中华文化学院外文系。 1947－1950国民大学机械工程系。 1950.12－1951.5广东省公路修筑委员会抢修公路。 1951.5－51.7华南联合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 1951.7－1952.2沈阳轻工业高级职业学校工程力学教师。 1952－1958海军201厂技术员与工程师，后送场改造。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8.5.6由海军201厂经工叶战线整风领导小组批准划为右派分子，送农村劳动改造。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林出身于反动资本家的家庭，受反动阶级影响很深，对我党与人民政府有刻骨的仇恨。在整风期间大举向党进攻，和厂内右派互相勾结，阴谋搞臭党委，攻击整风运动是“拖拉、逃避现实”是整知识分子。谩骂党、团员、积极分子是“奸细”，“贱女人”“两面派”，攻击肃反运动是反动的方法，响往美国的生活方式，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歪曲党的干部政策，丑化干部形象。送到本场后，表现不突出。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送场监改以来一贯表现对错误认识不够深刻，立场观点仍未改造好，劳动一般化。 基修大队党支部 基修大队分工会 签名 徐丽才 1966年6月1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黄为意 1966年5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7.txt b/CCRD/0/8/2/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927cf4a1b7bfab0fce03cd0ebbba41d524911a --- /dev/null +++ b/CCRD/0/8/2/000007.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陆尚金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陆尚金 编号84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陆尚金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小土地出租 曾用名 陆远金 年龄 31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中毕业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广东信宜 现住 广州市郊东平农场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父，陆学孚，国民党员，一向在伪机关工作，51年被逮捕劳改，现已释放作中医。 母，李学珍。妹，陆尚月。妻，黎慕贞。子，陆文豪。 个人简历 1941－1951，先后在罗定、新兴、广州等地读书。 1951.4－1955，先后在市税务第一分局，长堤税所、文昌税所工作，当办事员。 1955－1957，在广州市食杂工司中区管理部工作，曾任秘书科科员，科负责人。 1957.9－1958，在糕点公司中区一店工作，任秘书股长。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58年划为极右分子，作二类处理。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陆尚金出身于反动家庭，父亲被捕劳改，因此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严重的不满情绪，组织小集团进行反党活动，公开叫嚣取消党的领导，到处散播谬论，破坏同志们的团结，借党整风机会，对党的方针、政策和各次政治运动进行恶毒的攻击，情节十分严重，于1958年划为极右分子。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同意列入专政对象 中共红路支部 签名 1966年 月 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5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8.txt b/CCRD/0/8/2/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e20570eeebe0c5973b190e227c66a602d84277e --- /dev/null +++ b/CCRD/0/8/2/000008.txt @@ -0,0 +1,27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马士俊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马士俊　　　　　　　　　　　　　　　　　　　　　　编号76 + +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马士俊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伪官吏 曾用名 马文超 年龄 36 本人成份 伪职员 文化程度 高中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广东省顺德县 现住 宝华路存善东街13号2楼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继母，周佩芳，广州市红荔针织社社员 弟，马士杰，市邮局办公室主任，中共党员 子，马建13岁 子，马灏6岁 个人简历 1946年前在上海读书，以后又入广州读书，又入民大会计班。 1947年入铁路工作（会计）。 1948年在商店任会计。 1950年在小学代教导主任。 1951年入税局作查评管工作。 1956年10月调中区专卖公司做私改工作。 1958年7月划为右派，来农场改造。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8年7月划为右派，作第5类处理，由中共广州市南区委批准。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 +　　 主要问题 马在1957年整风期间，大肆向党进攻，漫骂我党的干部政策，盛赞党天下的谬论，诬蔑我选举制度不民主，用各种手段打击领导挑拨工会与党的关系，煽动干部对工资改革不满等罪恶活动。在改造期间对他错误没有一点认识，经常散布不满言论，曾多次写遗书假自杀来威胁组织表现极坏。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一向不服罪，长期抗拒监督改造，“四清”开展后有3次逃跑出广州，到有关部门无理启闹，经常散布反动言论，说“我不管你是马克斯、恩格斯或杜勒斯。高尔基还是胡适之”，我不过问政治，政治也不要问我，我主要是为了吃，拿钞票，又说唱反动黄色歌曲是各人爱好的问题。 签名 周德文 1966年6月13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分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5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9.txt b/CCRD/0/8/2/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f312d42f6ae5fef657b877232a780fd89d9371 --- /dev/null +++ b/CCRD/0/8/2/000009.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阮思奇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阮思奇 编号79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阮思祺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侨工 曾用名 杨思祺 年龄 38 本人成份 工人 文化程度 相当初中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福建省闽侯 现住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阮启邹，父亲 沈碧霞，母亲 黄赛珍，妻，干部 个人简历 阮在马来亚工作时曾参加抗英军任情报工作后被英帝政府逮捕，1949.8.驱逐出境而回国，1950年入纺织品公司工作。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8年5月由中区整风办公室批准，划右派分子，按第四类处理。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阮借我党整风之机，放出恶毒言论，向党猖狂进攻，骂我们“青年监督岗等于特务组织”。攻击历次运动说：“三反、五反、肃反”是唯心的，“冤枉好人”“违反宪法。”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解放后生活没有提高，物价上涨，自己没有前途。”说：“大跃进与资本主义加强劳动强度没有什么分别。”攻击干部政策丑化领导，说：“非党团唔识拍马屁。”同时也攻击我们的整风运动，于1958年5月划为右派分子。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到修路队后能基本服罪，劳动尚能尽力去干，但遇到与个人利益有矛盾时思想抵触较大 签名 周德文 1966年6月13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分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5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0.txt b/CCRD/0/8/2/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8ed35ada2e03b45b3da4ac9d41b725a78dd0b4d --- /dev/null +++ b/CCRD/0/8/2/000010.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莦仲明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莦仲明 编号86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莦仲明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侨商 曾用名 年龄 48 本人成份 旧职员 文化程度 大学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东平农场劳动改造 原籍 广东省中山县 现住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莦有母、妻、儿连其本人等共7人。 主要社交，马福畴，前伪中山直接税务局同事，国民党员，现在北区税局工作。 黄健夫，前中山正大会计学校同事，现在海南第一劳改大队。 余朝衮，伪中山税局同事，国民党员，现在市第二中学校员。 个人简历 1942年9月至42年6月先后在中山县波口、圩石、小学、中学、中山大学法学院读书； 1942.7－1942.8赣伪财政部东南区直接税局人员讲习班学生。 1942.9－1944.1先后在南宁、梧州伪直接税局税务员。 1944.2－1945.3曾一度失业在中山及澳门，后在容奇永利农糖厂任会计员。 1945.10－51.1先后在中山伪直接税局会计员、税务员、会计学校培训主任、教员及香港莫泰行会计员等职。 1951.8至58年在广州税务局中区税局商业科科员。后划为右派分子送农场改造至现在。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58.4在广州税务局中区税局时，由市中区委员会整风办公室批示：撤销一切职务，送监督劳动，并开除工会会籍。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莦出身于侨商生活富裕，过惯了资产阶级的生活，一向追求享乐，赞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活。工作不安心，经常讲怪话，对现实和社会极端不满，借着整风的机会攻击党的政策措施和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做人没有人权，比奴隶不如”又说：资本主义有休假制度，现在比以前还不如。污蔑提干是“领导冲动矛盾”主张提拔要试用三个月，攻击各项政治运动，污蔑肃反运动是在“大胆怀疑，大胆集中，大胆斗争，大胆搞错”的方针进行。“许多人三反时跳楼是因为集中”，污蔑党是“不民主”的，不正确的比正确的多。莦在斗争中态度恶劣，认罪态度不老实，堕落成为彻头彻尾的右派分子，送农场劳动改造，服罪态度差，口服心不服，表现不好。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送场监改以来，后期思想表现比前较好，对错误有一定认识，劳动一般能尽力去干，今后仍应继续改造。 基修大队党支部 基修大队分工会 签名 徐丽才 1966年6月1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黄为意 1966年5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1.txt b/CCRD/0/8/2/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fbf015cc4288ea605763dc47dd74b0bc60d04ea --- /dev/null +++ b/CCRD/0/8/2/000011.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王俊衡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王俊衡 编号82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王俊衡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地主 曾用名 年龄 40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中学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河南温县 现住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14岁时读小学，由校长介绍参加国民党，入党后没有党证，未交党费及活动。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父，王文斗。妻，成洁贤。弟，王俊泰。子，王泽文。女，王鸣。 个人简历 1932年－1941在河南、安徽等地读小学，中学后失学作生意。 1943－1949在国立二十一中学、河南信阳中学、宝丰中原大学读书及当中原大学干事。 1949.9－1952年，在江西省吉安专署税局当付科长。 1952－1956在广州中区税局任股长等职。 1956－1958在广州中区手工业联社作科长。 1958.9－1963.2在工交农场，63年来东平农场。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王传播反动唯新主义观点，反对马列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污蔑苏联，说什么“共产主义制度不一定是最优越，社会主义制度不一定是最好的政治制度，将来会出现一个比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还好的”等；攻击党的领导，煽动群众反对党的领导，57年整风时说：“今天还存在着阶级，一个政党要他讲民主好难嘅，党内层层有核心，鸣放也要看看风色才好”等，散播毒素，替右派分子言论喝采，对在报纸上刊出社会上右派分子的谬论“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害的根源。”表示十分支持和欣尝。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中共红路支部 签名 1966年 月 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5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2.txt b/CCRD/0/8/2/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dcd6d59bd2c30f94da52916ad52f73af0b4e55 --- /dev/null +++ b/CCRD/0/8/2/000012.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吴书荣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吴书荣　　　　　　　　　　　　　　　　　　　　　编号 67 + +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坏分子 姓名 现名 吴书荣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 曾用名 -- 年龄 49 本人成份 -- 文化程度 -- 民族 -- 现在职业及职务 -- 原籍 湖北天门县 现住 --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1943.5.在四川省重庆市经天门同乡朱品薰的介绍，参加国民党。1946.1在重庆由豆付商业工会书记介绍参加仁宗社第十分社、分社长陈宁康。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哥，吴书林，群众，在交易所工作。弟：吴书元，在供销合作社。爱人：徐诗珍，在市穗橡胶制品生产合作社工作。子，吴浚权。女，吴映霞、吴永明、吴铬慎，在校读书。 个人简历 1917出生，1924－1931在校读书。 1931－1937在油坊当学徒、店员。 1938年参加伪税整总团。 1938.4－1942.5在伪税督总团当班长，排付等。 1943.6－1946在重庆洗染商业分会书记。 1947.1－1948.5回家乡在煤油店当工人。 1949.10－1950.2在税务训练班学习。 1952.7－1958.5在第七分局、市税局工作。 1958.5－1962.3在黄埔公社九佛农场改造。 62.3－63.5在市改造班学习。 63.9－现在东平改造。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60.1－1964.1在九佛农场改造时偷食菜被判管制3年。 + +　　注：(1) 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解放前当税警、学警、班长、排付、洗染公会书记等伪职，解放后混入革命队伍。1958年整风期间，恶毒地攻击党的方针政策，同年5月划为右派分子。50年2月间，继续向党进攻和散布黄色言论而被斗争，但其仍坚持反动立场，对党和现实不满说：“生活用品比旧社会贵。”“劳动改造精疲力倦，右派帽子摘不掉”等言论。此外于60年5月间，先后偷他人饼干3次，偷公家木瓜4次。根据以上罪行，于61年3月，判管制3年。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中共红路支部 签名 1966年6月4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同意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5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同意列改坏分子。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6年6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3.txt b/CCRD/0/8/2/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ae0842bb2f8e8583e905fa3d8b614943bdb1808 --- /dev/null +++ b/CCRD/0/8/2/000013.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曾一深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曾一深 编号88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曾一深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贫农 曾用名 曾金粦、曾宪光 年龄 50 本人成份 商人 文化程度 中学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东平农场劳动改造 原籍 广东省宝安县 现住 广州市郊江村大同1楼7号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1944年在曲江广东公路处行车总段当雇时，由同事邓炜堂介绍参加国民党，为一般成员。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妻，莦月芳，群众，在村村国营油糖门市部。女儿，曾小芳，曾伟玲，子曾小美，均在小学或幼儿园读书。 在广东伪政府手下工作时，由于师生关系，恋广东公路处长颜泽滋，现不明下落。李群，旧时入过国民党，同店工友。 个人简历 1930－1935在原籍龙岗小学、开岗中学读书。 1936－1937龙岗服装店当学徒。 1938－1939在香港闲居。 1939.8－1941九龙汽车公司售票员。 1942.6－1946.6先后在伪龙江乡公所，广东公路处行车总段，江西省税务局南康查征所，福建省税务局漳浦征收局，平和查征所任事务员、雇员、助理员。 1946冬－1947冬，九龙启德机场看更工人。 1948夏－1950.8来往香港、越南间经营行商生意，开设为短期服装店。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8年4.12由战线整风领导小组批示，由市税服局郊区分区同意，划为右派分子，送监督劳动。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在整风反右时期，曾大肆向我党进攻，攻击中苏外交政策，为美帝国主义撑腰叫嚣，攻击我党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匈亚利反革命暴乱借此攻击我党，不满现实，同意储安平党天下的谬论，诋诿农业合作法搞糟了，统购统销有偏差，人民生活没改善。攻击我党“肃反”“整队”。送农场改造后表现很坏。口服心不服，对现实不满。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送场监改以来一贯表现服罪态度不好，劳动态度较差，对罪行认识不深，今后仍应继续加强监督改造。 基修大队党支部 基修大队分工会 签名 徐丽才 1966年6月1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黄为意 1966年5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4.txt b/CCRD/0/8/2/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544fbe0833e55fa22d9bae8f11d5e21fa445655 --- /dev/null +++ b/CCRD/0/8/2/000014.txt @@ -0,0 +1,31 @@ +#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即席发言 + +　　<郭沫若> + +## 〖郭沫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 + +　　因为时间关系，简单地讲几句。 + +　　石西民同志的报告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得沉痛一点，是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朋友们、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 +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 +　　文史方面，近来在报纸上开展着深入的批评，这是很好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我是联系到自我改造来看的，并不是隔岸观火。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批评，差不多都要革到我自己的“命”上来。我不是在此地随便说，的确是这样，我自己就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 + +　　当然，我确实是一个文艺工作者，而且我还是文联的主席。文艺界上的一些歪风邪气，我不能说没有责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来，已经二十几年了，我读过多少遍，有的时候也能拿到口头上讲，要为工农兵服务啦，要向工农兵学习啦，但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口头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纸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没有切实地做到，没有实践，没有真正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没有把毛主席思想学好。 + +　　惭愧得很。毛主席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要我们为工农兵服务。今天不是我们在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工农兵在为我们服务了。现在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写的东西比我们好。特别是我们拿笔杆子的人，搞文艺、搞历史、搞哲学的人，必须要深入地反省。我自己感到很难受，实在没有改造好。 + +　　比方，报告里讲到的《欧阳海之歌》，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小说。作者金敬迈同志当了好几年兵，现在还在广东部队文工团里工作。因为他当了多少年的兵，所以他才能写出《欧阳海之歌》来。这本书，我看是非读不可，今天在座的，无论哪一位能够想办法找到一本《欧阳海之歌》，我推荐各位好好地读它一遍。他真把欧阳海写活了，把毛主席的思想写活了。欧阳海同志是一九六三年牺牲的。他把一直到一九六三年止，所有的党的方针、政策，把主席的思想，差不多都容纳在这一部长篇小说里面。看来，今天所谓专业文艺家，事实上是写不出来的。他是真正在部队里滚了一身血迹的人，才写得出这样的文艺作品。所以，兵在为我们服务了，不是我们在为工农兵服务。 + +　　报告里提到大型泥塑《收租院》，是雕塑的革命化，现在还在美术馆展览。我自己看了三遍。那是很感动人的，有好多观众看了流眼泪，因为他们联想到自己的历史，触动了阶级感情。的确是好，那是我们四川大邑刘家的故事。据说在大邑原来的作品有一百四十六个人物，我们这里只有六十几个，只表现了一部分，已经很感动人了。已经有好几十万群众去看了，现在五月份的门票都卖光了。在座各位如果还没有去看的话，我看不要把这个机会错过，必须去看，也使我们自己受一次教育。前几天有一个日本代表团，他们是搞文艺的代表团，我同他们见面的时候，代表团的团长就讲，我们到中国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看了《收租院》，收获很大。搞《收租院》的一部分四川工人来了，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他们在展览馆的后房里面工作，我去看了，他们就是用稻草做骨头，把稻草切成一寸长的样子，用泥巴和在里面，然后敷上去。材料是很便宜的。我看泥塑的味道再好也没有，比石膏像，比大理石像，比汉白玉雕像都感动人。特别是用泥巴来塑农民，用不着滚一身泥巴，它就是一身泥巴。《收租院》的确是很好的杰作，是雕塑的革命化。它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把主席思想掌握了，活用了主席的思想。活学活用，用在雕塑上来，便收到了划时代的成果。所以《收租院》一来，使得我们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刘开渠同志，还有好些人，受到了一次很好的教育。他们都同工人一道工作，仿塑了六十几尊现在陈列的人物。这是工人在为我们服务了，工人教育了我们。 + +　　事实上很多农民学毛主席著作比我们任何人学得都好，比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学得好得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夸夸其谈的什么哲学家、史学家、什么家，简直不成家。工人、农民比我们学得好得多。我去年去山西，听到周明山同志（他是农民）讲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那真是生动活泼。他现在是绛县县委书记，他也是人大代表。 + +　　我们实在惭愧，特别是我很惭愧。各位不至于惭愧。我自己作为一个党员，又是一个什么家，眼泪要朝肚子里流。总之一句话，我们不仅没有为工农兵服务，而是倒转来是工农兵在文史哲方面为我们服务了。我们应该向工农兵感谢，拜工农兵为老师，因为他们把主席思想学好了，用活了。 + +　　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 +　　· 来源： + +　　1966年4月28日《光明日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5.txt b/CCRD/0/8/2/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d60d8418544d4c9eb9bd11ffbe35c1a4d00b8c2 --- /dev/null +++ b/CCRD/0/8/2/000015.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钟义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钟义 编号83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钟义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工商业 曾用名 钟运泉、钟毅 年龄 38 本人成份 伪职员 文化程度 高中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广东梅县 现住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1949.6－1950.2.曾在鹤山县伪保安营独立排任上士排长。1948.9－1949.5.曾在梅县参加伪保安团谍报队便衣组织，为一般成员。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庶母：珍妹。 哥：钟茂泉。弟：钟于泉、钟焕泉、钟德泉。 妹：丘彩霞、陈莉芳 个人简历 1941－1947.8.在梅县读书。 1948.3－1948.8在梅县任小学教员。 1948.9－1949.9在韩江县线做行商，在鹤山县保安营上士班长。 1949.9－1949.10伪广东省第二纵队当上士文书。 1949年11月－1950.2.广东省支前司令部当炊事员。 1950.2－1950.8.在广州当民警。 1950.9－1951.7市公安分局户籍员，公安学校学员。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7年12月，划为右派分子，作二类处理，彻消一切职务。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本人在伪军中工作过较长时间，并曾围剿我游击队，掠夺群众资财，参加革命动机不纯，一贯工作表现不好，贪污腐化，拉拢后进搞小集团，打击进步，打击领导，对抗领导，曾受行政处分，对党对人民抱着刻骨仇恨，长期对组组不满，整风时攻击党的干部政策，说：“提拔干部方面是入了党的、吹牛拍马的便提升……”“入党＋合领导心意＝提拔”“入党－唯命是从－提职提级－好干部”同意唯成分论。恶意攻击领导，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多数不实事求是，不是对工作负责，而是对积极分子称号负责。”反对党的社会经济基本政策，诬蔑肃反是由于接受了匈牙利事件的教训，所以改变了斗争方法。等言论。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中共红路支部 签名 1966年 月 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5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6.txt b/CCRD/0/8/2/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1b5b045a2bbd7a512b50160e1b89c444f89f3b0 --- /dev/null +++ b/CCRD/0/8/2/000016.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钟玉波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钟玉波 编号80 + +　　 问题性质 右派份子 姓名 现名 钟玉波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自由职业 曾用名 年龄 32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初一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广东花县 现住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母，罗英，家庭妇女。大哥：钟玉池，医生。三哥：钟玉纶，旅店职员。九哥钟泽均，工人。六哥：钟玉良，社员，前年在英德劳改场现释放。八姐：钟玉枚，工人。十二姐钟群芳，医生。十五姐钟志淳，工人。十六姐，钟棉。弟，钟玉庭，工人。 个人简历 1942年－1945在乡读书。 1945－1948在广州小学读书。 1948.7－1949.12在西村侨二师附小读书。 1950年停学在家。 1951.2－1951.7投考市干训班。 1952－1958年在市运输公司工作。 1958－现在划为右派来场劳改。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8.8.27.在广州市运输公司因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降职降级处分。 + +　　注：(1) 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钟于1951年参加革命工作后，工作长期不负责任，组织性、纪律性很差，个人主义十分严重，每当组织上处理某些问题而他个人认为不恰当时就在群众中大肆进行谩骂，甚至不惜捏造事实扩大问题，以达到打击和丑化领导的目的，对一些积极依靠组织的同志进行打击，在整风期间，污蔑和攻击政府人事工作和党的干部，诋毁马列主义，提倡资本主义思想的民主自由，并攻击肃反运动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歪曲事实，攻击和丑化领导，仇恨组织破坏党群关系，思想品质恶劣，在斗争开始时，态度是十分狡猾和抵赖，后经群众揭发和多次的斗争才坦白交代问题。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中共红路支部 签名 1966年 月 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分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6年6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7.txt b/CCRD/0/8/2/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b73770e3f7066af7cff86adb6630287763c05e7 --- /dev/null +++ b/CCRD/0/8/2/000017.txt @@ -0,0 +1,1629 @@ +# 1966年7月重庆市文联会议记录 + +　　<杨世元、提供、何蜀、录入、注释> + +## 说明： + +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离休干部杨世元在清理藏书时发现一个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重庆市文联会议记录本，记录者是中共重庆市委驻文联工作组成员钱造雄（封面上有签名）。杨世元时任重庆市文联业务组组长，因受《重庆日报》副刊“三家村”案（重庆文革第一冤案）牵连（他曾一度调到《重庆日报》任副刊编辑），1966年6月13日市委工作组进驻文联后就“靠边”成为审查对象。工作组的这个记录本怎么会成了他的收藏？据他回忆应该是：1966年10月底罗广斌在文联为首造反夺权后，对工作组进行批判，接管了全部材料。1967年2月初罗广斌在造反派内斗中被抓走后，工农兵业余文艺造反兵团进驻文联再次夺权，接管了全部材料。以后杨世元被革联会（得到驻军支持的八一五派夺权建立的重庆市临时权力机构）“解放”出来参加批判罗广斌的调查和写文章、办展览工作，这个笔记本等相关材料就转交到了他手里。 + +　　这是一个由重庆金心印刷厂出品的24开40页（80面）“海棠”软面抄，现有33页，缺失7页。记录了从1966年7月4日到24日期间多次大小会议的发言要点。继上半年批判“三家村”之后，7月1日中央报刊开始点名批判周扬，7月6日《四川日报》开始点名批判李亚群（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7月10日《四川日报》开始点名批判马识途（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作家），7月13日《四川日报》开始点名批判沙汀（四川省文联主席、党组副书记、《四川文学》主编），7月19日《重庆日报》转载《四川日报》刊登的省文联批判马、李、沙“黑帮”的文章。重庆市文联也在工作组领导下按市委部署批判以上诸人并开始联系本单位情况批判邓均吾（重庆市文联副主席、诗人）、王觉（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奔腾》主编）……这一个月里，重庆市文联遭遇了十多年来最强烈的政治地震，这个记录中的内容大体反映了当时的一些情况。 + +　　整理录入时，凡原件中为赶记录速度而省略掉的字酌加在方括号里。凡辨认不确定的字加下划线表示，凡难以辨认的字以□代替，凡记录者为赶速度而自造缩略语如“资”（资产阶级）、“修”（修正主义）、“无——专政”（无产阶级专政）、“资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摘右”（摘帽右派）等均改为完整表述，凡被简略为一个字的发言者姓名均改为全称，个别明显错误的人名如“郭勤”（葛琴）、“林经南”（林斤澜）、“王占绪”（王缵绪）、“凌相白”（林向北）、“洋河”（杨禾）均作了改正。为便于读者理解，一些地方酌加了注释。 + +## 1966年7月4日召集人会议 + +## 说明： + +　　召集人，是进驻重庆市文联的市委工作组指定的学习讨论会召集人，即当时工作组认定的“左派”依靠对象，除负责主持会议的吕亮[1]外，有徐靖[2]、杨山[3]、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4]。工作组进驻文联后，安排他们分别对文联负责编辑的《重庆日报》文学副刊《奔腾》（双周刊）中的作品进行审查，分派了各自审查哪几期。这次会议即听取他们对审查结果的汇报。 + +## 徐靖： + +　　1、2、4、5【期】 29【篇】 + +　　【毒草】 + +　　《告读者》[5] 违背毛主席文艺方针（不全面），攻击毛主席思想。 + +　　《草地炊烟》[6] 咒骂长征，歪曲长征伟大意义，诬蔑红军长征中供给无力，影射三年灾害。攻击主席思想（长征是宣言书，播种机）。 + +　　《蜜桃》[7] 歌颂旧富农，今不如昔。 + +　　《形象的魅力》[8]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攻击文艺为无产阶级服务。 + +　　《艺海一勺》 徐永年。宣传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诗的，不要深入生活。 + +　　严重缺点和错误 中间人物，现实主义深化论，还没有什么影射的 + +　　《赶场天》 杨大矛[9]。 + +　　《重庆的雾》 小资情，歌颂新生活。 + +　　《夜景》 + +　　《山城晨雾》 宣扬资产阶级的感情。 + +　　《巴山夜雨》 封、资的感情，借古诗发议论。 + +　　《散文两题--山和雨》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扩张感情。 + +　　《在我们城市的大街上》[10] 资产阶级的童心。童诗五首。 + +　　《水库边有一幢小屋》[11] 杨大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扩张。 + +　　《金光闪闪的水波》 以资产阶级感情代替农民。 + +　　《爱噜嗦的人》 丑化歪曲工人形象。把政治工作、热爱集体说成噜嗦（有毒）。 + +　　《汽笛》 马戎[12]。三十年代的文艺标本。 + +　　《山村灯火》 陆棨。资产阶级的家务事夫妻情。 + +　　《雾中》 美化旧社会。宣扬。 + +　　《鹅岭公园中的盆景》[13] 封建遗老的情。 + +　　《缙云山》 雁翼。充满小资情调。 + +　　《返航》 曹靖。长寿渔场水产研究所。小资情。 + +　　《船长的女儿》[14] 资产阶级的人性论。 + +　　《蚕儿和粉笔》[15] 张继楼16。鼓吹儿童不遵守课堂纪律。资产阶级的调及□扬夫人和儿子。 + +　　基本好的 + +　　《开荒》 歌颂工人。自力更生。 + +　　《井架》 农民抗旱的革命热情。 + +　　《橱窗》 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 +## 杨山： + +　　17—21【期】 25篇 + +　　毒草 + +　　《采煤故事》 张惊秋[17] 。影射攻击大跃进搞糟了，攻击三面红旗。 + +　　《“思凡”断想》 张元涛（清？）。诬蔑党的领导。攻击。 + +　　《给敌人送棺材》 [18] 宣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阶级投降。反共反毛主席。 + +　　《蝈蝈儿在歌唱》 [19]崔英。宣扬反革命骨气，为反革命立传。 + +　　《雨天》 [20]资【产阶级】腐朽色情，丑化公社人民斗争生活。 + +　　《秋收时节报佳音》 [21]攻击三面红旗，狂热鼓吹资本主义。 + +　　《步行记》 [22] 张惊秋。鼓吹三十年代青年，为自己翻案。 + +　　一般毒草 12% + +　　《鸟》 歪曲工人形象。 + +　　《桐子花开的时候》 + +　　《访》 [23] 灾年苦，阴暗心理。 + +　　未定的 12% + +　　《抢收》 [24] 宣扬小集体思想。 + +　　《插秧时节歌儿多》 [25] 腐朽情调。低级趣味。 + +　　《清水凼》 + +　　受黑线【影响】 15.4% + +　　《三峡夜航》 + +　　《一篇速写》 + +　　《乡集小景》 + +　　《社员穿过田野》 [26] + +　　中间状态 34.6% + +　　《巴山朝霞》 + +　　《桐花三月》 + +　　《长江日出》 + +　　《农家小景》[27] + +　　《绝句四首》[28] + +　　《禾登乡观稼喜赋》 [29] 政策如流水，民心即党心。是全民的党，似流水的跑了。 + +　　总体是错了。但作者是否反党。 + +　　作者【分析】 + +　　极右 崔英 1 + +　　摘【帽】右【派】 2 + +　　蜕化变质 2 张惊秋 + +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　　基层作者 3 + +　　正是帝修反猖狂反华时，给敌人提供了阵地反党。 + +## 罗广斌： + +　　22—27【期】 61篇 + +　　54%大毒【草】加毒【草】；政治有严【重】缺【点】错误32.7%；基本好的13.1%；香花没有。 + +　　《路》30 [30] 熊小凡 [31]。反党反社会主义。政治上向党进攻。 + +　　《风》32 [32]余薇野[33]（摘【帽】右【派】）。抗拒改造。 + +　　《老巴汉》 胡元[34]（田苗，摘【帽】右【派】）。丑化干部，谩骂工农。 + +　　《喜》[35] ：杨大矛。否定党的领导。 + +　　《镰刀》 薛寄洲（十八中教员。又岳父镇压，妻为三青团区队长。本人未戴帽右派）。含笑的眉，新月比喻镰，要缀上党旗。 + +　　《月季花》 [36] 张【继楼】。和平演变推行，腐蚀儿童的色情文学。 + +　　《希望的幼苗》 [37] 其他，从背景材料看问题。张修文38[38]？王燮39 [39] 的□子。原政治面貌不清。暗藏特务。父刘××反革命劳改死。【把】流氓气严重的孩子说成区委书记的儿子。将反革命复辟的希望寄托在光丹身上。[40] + +　　毒草 推行和平演变，资产【阶级】“自由化”，封建主义 + +　　《晒场上》[41] + +　　《欢乐的集市》[42] + +　　《织女姐姐》[43] + +　　《小夜曲》 [44]色情文学。 + +　　《统计员》[45] + +　　《口哨》 [46]丑化解放军。 + +　　《两个小青年》[47] + +　　《朴素的语言》 + +　　《船》 唯美主义。 + +　　《帆》 + +　　《彩笛》 + +　　《致女歌唱家》 + +　　《春的牧歌》 沈重，潘公展[48] 之爪【牙】。 + +　　《山杜鹃》 + +　　《分发室》 和平主义。 + +　　《三月渔汛》 飞流（张隆）。男女情。 + +　　《战士和星星》 + +　　自由化，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 + +　　《作客记》 [49] 歪曲当时分配政策。 + +　　《海》 [50] + +　　（《物理教员在课堂上说》 摘【帽】右【派】。） + +　　（《留学生访母校》） + +　　《大江上飞来一只船》 [51] 作者很清楚，退休老工人搞个人收入。 + +　　（封建主义） + +　　《嘉陵?山城》 封建主义的山水。 + +　　《灌县二王庙》 野谷[52] 。与杜甫对照一下。有影射。 + +　　政治上有严重错误与缺点的 20篇 + +　　政治上基本好的 8篇 + +　　《秋收访亲》 [53] + +　　《垦荒红旗》 [54] + +　　《旗》[55] + +　　《学艺》 [56] + +　　《巴山店》 + +　　《英雄古巴》 + +　　《哈瓦那的》[57] + +## 刘德彬： + +　　12—16【期】 26篇 + +　　大毒【草】 7 27% + +　　攻击毛泽东思想 + +　　《时代精神的投影》 + +　　《诗的收获》 + +　　《孙猴儿》 资产阶级思想欺骗手段去改造，代替政治工作。 + +　　《绣球灯》 汉奸文学，掩盖民族矛盾、苦难。 + +　　《访杜甫草堂》 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 +　　《□儿》 影射公社的诞生像生儿似的困难。 + +　　《苍蝇》 资、修、三十年代的结合，丑化工人、领导。 + +　　毒草 5 19% + +　　《风筝》 资产阶级观点，强加于儿童。 + +　　《四川情歌》 + +　　《落日》 三十年代。 + +　　《照》 陈官煊。感叹人生。 + +　　《阿姨说》 丑化保育员与儿童。 + +　　严重错误与缺点 9 + +　　《观人画柳》 + +　　较好的 5篇 + +　　作者 + +　　文联9人——12篇 + +　　文艺【界】7人——7篇 + +　　工厂3 + +　　学校1 + +　　部队1 + +　　反革命1 + +## 杨益言： + +　　6—10【期】 47篇 + +　　【大】毒【草】 18 38% + +　　【毒草】 9 19% + +　　严【重】错【误】 14 30% + +　　一般错【误】 12 25.5% + +　　基本好 3 6.5% + +　　8、9、10三期全部×的。 + +　　大毒【草】 文艺评论，反毛泽东思想 + +　　《优美动人的散文》 编辑部特约授意稿。 + +　　《〈山村灯火〉的特色》 [58] 反动文艺理论为指导，改造工人。 + +　　《山村的灯火 心灵的光辉》 [59] 歌颂封……妇女，班主，船主。 + +　　《台湾，我怀念你》 反革命，丑化陈兴富。鼓吹个人奋斗，成名成家道路，忆甜思苦，丑化新社会。 + +　　《星光满天》 [60] 狂热自我扩张。向未。鼓吹三十年代，反动叫唤的。 + +　　《鼓声琴韵永不老》 + +　　《薛涛制签图》 + +　　《神奇的音乐》 [61] 念咒语。 + +　　《特大号》 + +　　《记者被俘了》 王燮 + +　　《砖工》 + +　　《两首诗 淘气包?花猫》 + +　　《滩》 + +　　《冬天 行色匆匆》 三十年代。 + +　　基本好的 + +　　《铸工笑声高》 + +　　《美国文明一景》 + +## 动态情况： + +## 杨山： + +　　要求批判，火力再猛点，从各个角度。 + +## 杨益言： + +　　觉得李【南力】[62] 还要批判。情绪上不完全一样。温田丰63认为革命应让李南力啷个认识。毒草自己有份，等到挨整。是否找部队同志批判64。（杨大矛）打痛点。马戎认为是有必要，是否把李南力的长篇看了一起批，或把他的作品拿出来批，不忙搞《奔腾》，把李南力批判透。向晓65提的，这个人有搞头（转移目标）。我认为批判很不彻底的。特别是没接触具体。引了赫【鲁晓夫】的观点，没有把李的，反不反美，攻击革命的问题，作品坏在哪里，提上纲斗争来批判。 + +## 徐靖： + +　　郭福田[66] 现在认识李【南力】要好好批判。没透，他是很感兴趣。是这样，要看什么时候批。张继楼，人在那儿，心在家里。有保皇党什么 [67]，自己就不敢动了。有罪，阶级观点模糊。【认】摘【帽】右【派】就是同志。【文艺】十条68[68] 【出来后】，追求高的形色，不写唱词了。杨甦[69] 像在找大红伞。周【扬】的问题出来后，就查书，【查】注，哪些是国防文学的人员。文章都是摘来的，就翻根据，回忆机关的转折，什么文章什么变化。李【南力】的文章应继续发言批。但觉得需要武装一下，要学一学，准备一下。找找依据（林彪的文章）。五，六评70[70]，《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三篇。 + +## 罗广斌： + +　　李南力发言的话，会鼓舞士气。 + +## 刘德彬： + +　　邓【均吾】71提了问题，怎么深入，提出学五、六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 + +## 吕亮： + +　　要求批判，各有动机不同。有的是不得不说，表示个态度。有的是希望转移目标，有的是要深入批判。分三种。 + +　　牛文[72] ： + +　　摸得到大家的发言准备情况往哪里走。 + +　　1945.8.13【毛主席】的文章讲了我们的方针[73]。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和”中也是斗争，是我们揭露敌人阴谋，还是让敌人麻痹了人民。敌人磨刀，我们也磨刀。揭他为什么要这样写解放战争[74]，目的何在。揭他本人的反动恶劣的品质，为地主母修坟，【摆】老资格。 + +　　（叫他翻案他不翻，那是看形势不对。不那么搞。先搞作品，有了资本再来闹。对他平时的有分析。） + +　　王觉[75]说这个作品是李南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的结果。 + +　　把他作品系统分析。《镜子集》[76]。 + +　　揭发机关问题要有准备。思想工作，干部路线，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进行批评，反而表扬刊物有进步。批评了他77[77]不进行工作，反而冒火。对人说好多问题都是他顶住了。 + +　　不组织作家深入生活，下去了不是自觉的，而是熬日子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自由化。 + +　　庇护坏人，说他可以重新入党了。好人学坏。 + +　　长期的不搞阶级斗争，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作风泛滥。外边没有阵地，到文联来可以大发牢骚。受到支持，保护。资产阶级专政的单位。烂掉了。习以为常不以为然了。 + +　　接触一点深入进去。【当年】接调处小组来是为了揭露敌人阴谋，动员群众，擦亮眼睛。那时是活不活得下去。把敌人消灭才能活下去。改善生活是鬼话，脑壳都没有了还能改善生活？ + +　　现在关键问题是【认识】上不去，提高不了。 + +　　了解“《欧阳海【之歌】》写得好……莫说写，学都学不到。在座哪个学得到？”[78]（会上谈。） + +　　【批判】《给敌人送棺材》，由罗广斌搞。 + +## 1966年7月6日下午二时 + +## 吕亮： + +　　对周扬在重庆召开座谈会【进行揭发】。 + +## 冯旭： + +　　以前讲夏【衍】、田【汉】、阳【翰笙】，现揭出祖师爷周扬。57年1月16日来重庆与作家们见过面。讲过报告。还回忆得起来些。怎么主持，哪些人参加，有些什么活动。看看当时参加的人有没有笔记。今天报上揭露了国防文学口号。看还有什么揭露在。 + +## 熊小凡： + +　　【当年】在这里，桌子摆一溜，周【扬】在角上。老舍先讲。周讲继承传统，号召大家学习研究。过去学苏联，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把自己的东西丢掉了。那时机关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提了问题，记不清了。他作了回答。那时匈牙利事件后，中央发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范围是个什么屋子里是坐满了的。报社不知来没有。来的话一定有记录。 + +## 温田丰： + +　　记得在小会客【室】有许多人。好像曾克[79]在主持。刘盛亚[80]谈了很多。也许是会前，准备会嘛。记录没有找到。 + +## 李南力： + +　　记得在会前，小会客室，某人就先谈了一小时的样子。这里是老舍先讲。互相推。叶君健好像讲了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的影响几句。第二天是去南泉，有刘盛亚、张文澄[81]陪客，坐了二个车。耍得有一二小时，没吃饭，好像洗了【温泉】澡。 + +　　好像记录中周【扬】讲过双百问题。没找到。这里好像也讲了双百问题。别人先提了问题。【他们】是路过这里，回北京。时间是二三天。好像是来过两次。还是曾克他们去看他约他讲话。刘盛亚是讲他在作协的处境。后来反右时提到过他在周面前告状的问题。 + +## 邓均吾： + +　　刘盛亚告状真有那事情的。 + +## 向晓： + +　　大会上好像有些人提了问题，那些人提的看…… + +## 熊小凡： + +　　罗湘浦在搞记录。报社参加的话，杨本泉一定记得有。他是每会必记（右派）。 + +## 冯旭： + +　　看了报，揭露周扬的问题，有什么认识。 + +## 罗广斌： + +　　周【扬】揭出，资、修、三十年代祖师爷。他是有影响的，触角四出，文艺十条，今天来看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纲领，六一年正是困难时期，国内外反华反共，主张把所有牛鬼蛇神都放出来。 + +　　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怎样搞《烈火中永生》的事实，【我们】准备了一个材料。改编【《红岩》】表面上是北影，水华[82]等，赵丹、于蓝演。实际是夏【衍】、周【扬】掌握的。定稿是夏【衍】，分镜头是陈【荒煤】搞。是由夏、陈直接搞的，支持的是夏、林【默涵】。是毒草，是三十年代黑线下搞出来的毒草。片子出来后，【周扬】看了样片，给以好评。1964年8月，发【行放映】，陈【荒煤】已被点名批判了。周、林还支持。周谈，很狡猾，不肯定好坏，问你的意见如何。陈谈基本可以。这与演的有1/3不同，坏得多。周说太长了，《青春之歌》2.30【小时】。陈说再减去一二本。答是。葛琴[83]是反对这片带政治的，她说小萝卜头不该讲是老政治犯。周说，五个月算快的，不够紧凑。汪洋[84]说头绪太多。周说长篇改电影就是有问题。怎样也不满足。表现气节和英勇方面够了。老许、江姐的戏很不错，很动人。江姐见布告等戏都是很动人的。另外提问题注意力集中在反面人物身上，这是一种观点。说甫志高，不必多写，写也是有意义的，对其他国家的党也是有教育意义的。叛徒是可多表现一下，现少了些，根源是个人主义，但也不要看出他是叛徒。表现很能干，很英雄。因为他在戏中是个起了主要作用的。强调一下，惊心动魄。他妻没 内奸也表现不够[85]。周扬说。 + +　　接着是讲，气节英勇够了，就是这些问题了。人物介绍要清楚，叛徒、内奸要。江姐滴血不要。老太婆怎么能去救，敌人有汽车。刘思扬保留。成岗不要加了。去掉一本。苏【灵扬】说许是工人出身，可不像，就说是穷苦人出身好否。瞿白音反对主题，周保护他说，要看什么主题。现在不要写重要主题，阶级斗争，李双双，平凡事……这方面文艺八条还没有讲清楚。可以了，增加甫志高、郑克昌的戏。1964年8月6日，林【默涵】把周所讲的全说了。总的感觉很好，很动人。于蓝演得好，革命者的内在力演出来了。是成功的片子。谢铁骊也拍了好片子。《红岩》[86]拿到日本去也是可以的。还有徐平羽讲话，教育很大，哭了好多次，想法对敌斗争上好像三几年，不像临解放。办公室的提是否挂个中美合作所的牌子，周说不要更真实些。 + +## 杨益言： + +　　资、修、三十【年代】的头头是周、林，从《烈火【中永生】》拍摄情况看是很严重的。64年冬，赶去北京，中宣部叫参加拍《红岩》。发现周、林是夏、陈的支持、庇护者，他们是违反主席指示的。11月中旬到中宣部，苏灵扬接待，我们讲了市委的意见和我们的意见。【他们】说影片已经花了七八十万了，修改要尽量保留样片的样子。看了样片，交换了意见，很分歧。11月24日向【北影】交了我们的意见。把感觉到的意见，叫《分歧原因何在》[87]，写了20个论点，有关他们的，交给了水华、于蓝。准备通过斗争来改。中宣部一直不作答复，不讨论我们的提纲，只是说花了很多钱，不准我们大改。我们写了修改剧本，突出了两条，革命精神和反美。但是问题还在，咋办？又写信去中宣部。周【扬】出面说，根据江青同志意见定下来，就这样拿出去。因为这个夏【衍】写的定稿本，我们写了20条分歧观点，并不是北影的，是夏、陈的。他们执行。一再宣传电影要生活化，什么叫生活化？生活包不包括阶级斗争？不包括还有什么阶级斗争，家庭琐事。还说我们不是一个路子。因为我们汇报了市委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反美，又说政治高了不感人。其中有的论点是夏、陈当面讲的。片子不要太硬了，太硬了拿到外国、香港不行。他们想搞江姐的儿女情长的戏。一个女人的遭遇。最初剧本江姐一上场就是哭，八九次，这样哭到底是流泪还是革命？这个黑线电影就是抹杀阶级斗争，把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化，我们提出，用整风精神修改电影，这封信由苏【灵扬】转给林【默涵】处理了。刘白羽批示，要讨论统一意见解决。刘看了样片，说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周没有出场。林出面批示，念全文，有成岗戏不加，赵丹演得好的不同。空洞的说同意加强革命精神，温柔的女性，坚强的战士。这个合二为一的，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混在一起，他就批我们不要写成横眉怒目。 + +　　当时为什么叫我们去参加修改，因为夏被点了名。北影怕片子拍坏了不好交代，才叫我们去。周、林又怎么可能同意我们的用整风精神修改呢？夏、陈主张生活化，周、林说要写平常中不平常的事。 + +　　周、林怎样直接违反主席指示。周说片子不改了。讲到主席指示。当时黑线指导片子，改来改去花很多钱。主席讲不要改了，统统拿出去让群众来评论。周说缺点不能掩盖，把原作中的阶级斗争无大问题，没表现中[88]。不好的片子中，有些不是坏片子。《红岩》政治上不反动么。透露出阳奉阴违主席指示。这个片子是否可作小修改，与林研究。还说江青主张，另搞一部，你们的剧本作为基础。也可引些来小改。后来还是大改特改。一千个镜头改了三百个镜头，都是在65年春天急忙改的。因为江青同志讲了，他们感到要暴露。为了庇护下头，林改了三分之一。他们集中了编剧、导演、演员，所谓三名主义，是三十年代权威在六十年代搞的大标本，大毒草。当时我们提出了鲜明的看法。但不敢斗争。争论说话没作记录。但是他们的论点已交出来了。 + +## 杨世元： + +　　周是30年代祖师爷，揪出来，看看他的危害性，在文艺界是权威，都是照学，我也是。当然本身有资修【思想】，对周的黑货没有辨别。找到一个材料，1956年8月，文学讲习所 + +　　[89]，《当前文艺创作中的几个问题》。反党黑线在这里是样样都有，正是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二百方针之时，他强调独立思考，破除迷信，提出了大量资修反党黑货。说鬼【戏】不是全都坏，少提定理，多提研究些问题，提出了写中间人物，写真实，不要搞关门主义，甚至提出党性就是良心。肖洛霍夫的论点。产生了公式化概念化。生活本身就有。吹嘘帝王将相。车尔尼雪夫斯基□天才剧作。对周作人写的鲁迅少年时代，并不那样接触农民。说不能什么都靠毛主席去想，要靠大家去想。这就是公开的反对毛主席。可以看得到周扬贩卖些什么。我们文艺界黑线就是从周这里来的。 + +## 张惊秋： + +　　他对旧剧改革有两件事。49年梅【兰芳】第一次文代会演《霸王别姬》，大家抢着去看。周说你们看不起的戏昨晚抢着看，中国解放了，脑子里有个概念：鲁迅是反对【梅兰芳】的。我们对梅是好奇。京剧改革中，《红灯记》《沙家浜》成功了。【过去】中过毒。旧形式，革命内容。抗日就有，后来传出来一股风要不得，丑化革命形象。就是说朱总的台上自白是丑化，要取消。58年也搞过，中间也有些缺点。这次改革成功了。 + +　　对干部问题，提倡名利。在文代会上讲，一个小会上讲，现在搞文艺者，对名誉地位，比起其他工作来。如抗战初期两个人，一个有演员天才，十几年后一个当了党委书记了，一个还是演员。为演员鸣不平。我们脑子里有这个是错的。而他说这个是作本钱向党争的。 + +　　反丁陈反党集团问题。他把自己放在，我这个人是经过监狱考验的，但是否经得了考验叛变与否，对自己是作不可肯定的。那时说周扬这个人常常作检讨，犯错误但是从来不背着党中央犯错，为他吹捧。 + +## 李南力： + +　　1941年冬1942年春，【周扬】讲左翼十年，讲其中提到那封信[90]，与注释[91]完全一样。徐某人不是党员，我们管不了他。他写信，我们又不知道，写了就跑了，结果老头子发那么大脾气，给我们很难堪。狂飙社的主将，从二战区去延安的。住招待所。高长虹大骂鲁迅，说斯大林讲暴动是一种艺术，他反过来艺术是暴动。鲁迅脾气不好，气量狭小。小说还可以，杂文没啥。他还反对秧歌剧。听说他还建议开发金子。国富民强。 + +　　讲文学概论。宣传。车尔尼雪夫斯《生活与美学》。 + +　　（此处有缺页。以下发言不知发言者姓名，从内容看可能是张惊秋。） + +　　……还讲过入乎其内，出乎其外，引证高尔基要站在生活高处来指导生活。 + +　　六、我今天认识，关于《白毛女》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他说这个很深刻，现在看芭蕾舞主要是阶级斗争，今天来看。他要篡夺领导，把持文艺界。 + +　　七、鲁艺的教育方针，关门提高是根本的错误。设点是从才出发，文学系贺敬之写了一首词，在后方胡风刊物上发表，就说是我们年轻的诗人，十七岁。周的周围就是一些有材的人，包括××、××、××[92] 等人，出的壁报很重要，因为这是通向报刊的。名叫同人。还欣赏华君武，古元是徐悲鸿吹捧了一下（马蹄错了）成为天才了。 + +　　学校出刊物，发的文章，他欣赏和提倡的就是这些人。 + +　　八、写文章，研究室，文学系，研究室为周扬搞写文章的材料，冯牧发牢骚讲，周的文章一段就是冯摘的，改也没改就用了，这本书，他看也没看。 + +　　九、吹捧夏【衍】是有能力的人，在白区没有被[93]。 + +　　十、在解放区发现毒草没有一个是他，但他每次都要来作结论，好像他非常全面。 + +　　十一、利用职权，三十年代的势力，与培养的一批人，很多地方，都是他的同事或学生担任各种职务。在他按插影响下散布全国各地。这条黑线影响很大。确实是祖师爷。解放前夏衍等人好像地位比周要高些，解放后，周一下好像是至高无上的了。 + +## 王觉： + +　　过去听了周的报告或传达。 + +## 1966年7月7日下午 + +　　（批判李亚群。） + +## 王觉： + +　　【李亚群】是主将，罪魁祸首，揪出他是重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胜利。罪行也可能不下于张黎群94[94]。 + +　　顽固的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通过【《四川日报》公布的】材料，他的面貌使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按【语】中把他反动实质讲得很清楚了。很明显，他的“放”就是放毒草也是方向。……刘、项的故事，无非就是要党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俯首求教的意思。（邓均吾：有个范增而不能用。这是影射党不用有才之人，为右派翻案。） + +## 杨世元： + +　　【李亚群】是反动的首领，揪出来是个大好事。对我省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是极大鼓舞。 + +　　说二百方针是“钓鱼”，与反革命王大虎的“逗蛇出洞”、“逗而打之”论调完全一样。 + +　　61年7月就是传达文艺十条的会，奉祖师父之旨，大肆放毒，向毛泽东思想攻击。61年9月宾馆裴东篱传达周【扬】的报告，冯传达李亚群报告。曾把他的黑线当作正确的东西贯彻的。所以要彻底批判，肃清流毒。 + +## 熊小凡： + +　　李【亚群】的路线就是周【扬】的路线，还作了更恶毒的发挥。十条观点全都有，如百花齐放不是一花独放，宽广的道路，如培养有才的人。……他的那些报告都是传达了的，不是没有贯彻而是忠实执行了的。李恶毒攻击知识分子政策，偏着说的对，我就要反对。连坐法、推论法95[95]，是站在反革命立场看问题。主席讲的是对我们真正关怀，根本不存在连坐、推论。讲思想批判，思想斗争，从来是讲说服，内部外部矛盾界限是非常清楚的。而他的目的是为牛鬼蛇神作舆论准备。与周【扬】、李【亚群】斗争都是生死斗争，不是什么与李接触不多而是【通过】沙汀传达，从刊物编辑、创作来看，都是有直接执行的。要批判斗争就能接触我们的实际。不能泛泛的谈一谈回避斗争。 + +　　（此处记录上有一批语：看起来还有些人对彻底揭发李亚群还有不正确的看法。） + +## 岳克[96]： + +　　念了笔记本上的若干节句。文联的理论，你是栋梁的理论与之是有关连的。 + +　　看这条黑线贯到四川、重庆文联没有。周扬这个黑根挖出来是非常高兴的。不仅是周一个人统治，而是层层统治。周这个矛盾。李【亚群】统治十年之久。这个矛盾用批评是不行的，只有用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夺回阵地。自己贯彻执行黑线。市文联的问题，不是干干净净，与周、李不是没有关系的，当时传达【文艺十条】时是欢欣鼓舞还是积极抵制？还有的背了一本书来，《文艺问题研究资料》，兜售，叫大家买来读。不联系《奔腾》是不解决问题的。 + +## 张惊秋： + +　　李【亚群】执行周【扬】的黑线。【周扬】是靠山。李在发挥黑线，扮演打手特殊角色。 + +　　周扬是不谈政治的阴【暗面】的。李【亚群】又有邓拓的东西，攻击党的政策。知识分子的，干部的。李执行是否贯到重庆来。61年回文联来感到的印象，领导的人不是问题没有的。事实是散布在群众中的。贯彻周，通过李的。我回来就听传达【文艺十条】，感到很新鲜。大大放宽尺度。强调一条，关于劳动的规定，雕塑演□，裴说这是法律。哪个不执行可以打官司到中央。（吕亮、杨益言：在会上有人诉苦。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了。）我接触王觉很关心，讲邵荃麟来作风好，一来就问要作品看，连夜看再谈意见。我向他谈写作想法，走到解放碑。讲劳动的主题，长一点的，劳动培养青年的。王【觉】说的是：不要写这个东西。现实的。当时市文联的那本书，几次会讨论《城市姑娘》[97]，认为你写了斗争没有（？）。当时我们的空气，侵蚀在那里，谈艺术吸引了大家很多精力。《奔腾》，沙汀起了很大作用。他在这里领导上说得起话。当时出刊，抛掉了三性。在当时，走新的道路，刚贯彻十条。那是很自然的。成都议论说月刊是配合很好。双周刊则对这不满足了。而是按十条了。当时检查时王【觉】说，一、……二、……三、……说有意的写这些东西的领导大有气魄。把问题定下来，定的是周的黑线。 + +## 刘德彬： + +　　周【扬】、李【亚群】与市文联的关系。重庆是九月份，大会小会，党内党外，认认真真，彻彻底底的贯彻，《奔腾》在十一月份就仓促拿出来了。刊物到读者，《告读者》不是这个东西吗？对主席的指示只是草草，而且还允许牛鬼出来诉苦，当时有人反击的，但领导是专什么人的政，而是让他放。（杨益言：陆棨[98]、石玺[99]、彭友龄[100]等。） + +## 邓均吾： + +　　黑根挖出来了，继续挖出李【亚群】，是文化革命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胜利。他新的货色少，但是他发挥，张牙舞爪，恶毒下流，把封资修收来了溶合一炉，毒气熏人。现在在大革命中要给以大扫荡。是大好事。李是充当打手，李逵。□贯黑线。李报告是冯传达的。我是没有弄清楚十条什么的，是官僚主义。我们是贯彻了周这条黑线，文联机关、刊物搞成什么样子，难道还看不出吗？事实是客观存在，不是由自己主观【可以】回避的。市委派工作组是为了扫荡一切牛鬼，夺权么。但是我们路总是要走的，态度要鲜明。《奔腾》的黑线是存在的，不是主观意愿改变得了的。是贯彻忠实执行了。我们站在哪一边，革命，不革命，今天不能再回避，也回避不了。自己是牛鬼也藏不了，跑不了。人民力量工农兵力量非常之大。今天把注释一条找出来了。三十年起执行了投降主义路线，不是非常明显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如果批周、李不反过来照照自己的话，还□革命吗？我们要敢于承担责任，敢于起来斗争。这是要非常明确的了。十条有什么问题，【当时】没听出来。听了就听了。我自己痛心，在这里做官当老爷，应担当起罪责。我们很多影响不是直接来的。但是空气都要传起来。因为根子就在这个根子。的确是这条路线。工厂的作者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根据什么在培养他们。这一本书，当然当成香花在推行，难道当成毒草？所以首先要肯定我们是一条黑线，二是如何清除这条黑线。作家思想改造与建立革命队伍，二个没有深入讨论。 + +## 杨甦： + +　　【文联】贯彻黑线是很坚决的。十条的贯彻还有简报，天天汇报。就是放。文联是出书，办刊物，召集文艺【工作】者座谈，都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六三年贯彻主席指示，还放了很多毒。贯彻十条很坚决，而且走得很远。李南力放了毒草，王觉要负责任。但从发言看，记不得了，与己无关，与李【亚群】接触不多。这是不能行的。我们还要回忆揭发。因为是黑线贯下来的。好像李【亚群】与文联无关似的。好像还要翻案，文联执行的不是黑线而是红线。 + +## 王觉： + +　　文联执行周扬黑线是很清楚的，肯定的，每个报告都传【达】的。周扬对我个人，影响是非常之大。我是非常相信周的。不可回避的。昨天提到李亚群，对我个人影响是较少的，李对重庆的一些东西，市委是不太同意的。（徐靖：重庆戏曲界并不比成都干净。）我只是从个人角度谈。周扬的问题是无需……我自己都可以深挖。昨天临时开会，我是在考虑影响，甚至是考虑其他的影响。（杨甦：问题是大革命开始还在说十条是对的。）（徐靖：王是没有讲。是否杨世元与向晓代王讲了。）（杨甦：王【觉】没有表示态度是个问题。）问题很简单：我没有去看十条，记性不好。 + +## 向晓： + +　　当时对李【亚群】的报告是没有识别。而是大张旗鼓的接受。脑子里有过“是中央的东西，是否不一定是错的”。毒受得很深。我对周【扬】也是很相信的，崇拜权威的。王【觉】也是的。我们现在是要把自己放在当中来揭。不太同意邓【均吾】的“官僚主义”说法。应对自己怎么做法开火。 + +## 吕亮： + +　　对李【亚群】认识是黑线，【他的】矛头首先是指向毛泽东思想。李、周都是这样。周在那里不承认《讲话》的结论。李的“官高好题诗”101[101]。周是强调艺术第一。李也是，用这来否定主席思想。 + +## 1966年7月8日 + +　　（召集人会。） + +## 刘德彬： + +　　这几天在准备批判《给敌人送棺材》。对敌人不能作幻想。小凡关于一封信。邓。当时解放区的情况及三人小组，张惊秋。刊物不到一个月就拿出来了，（徐靖：七月市委指示复刊。）十条下来后马【戎】、张【继楼】二人不愿干，要当专业作家。邓【均吾】、王【觉】、马、张不复刊，党组开了个辩论会。十条后，张惊秋回来后，王【觉】、向【晓】要张写贯彻十条的书面材料，是何部长[102]102在会上指【示】各机关自己贯彻的，还开了各种会议一系列。是否早了些，大家准备一下。 + +## 罗广斌： + +　　王【觉】说在考虑一些问题。 + +　　李【南力】说听一听【大家意见】，要考虑。问题的性质，产生的原因。如何对待态度。会计准备学习后发言。孙士平[103]对当时背景及中央的一个文件来对揭。 + +　　周扬揭发了，对机关问题是有话要说的，但准备不充分，要作个别交换意见。孙士平作记录的准备揭一下。对自留地，对王【觉】的【评介】《伊索》、《雾重庆》的文章。温【田丰】没有文章，所以很嚣张。 + +　　感到那一伙的人嚣张起来。群众揭周【扬】、李【亚群】问题，自然的联系机关情况。感想上，杨大矛是强烈不满，他在前段感到要斗他和熊小凡，因此等着挨斗。机关是忠实执行黑线。要彻底斗。 + +　　温【田丰】说【这是】宗派斗争，该换班了，派系斗争。站资修立场看斗争。马戎看了好像是新的，完全没读过，与王同看法。向晓说换班的看法是不确切的。有认为，这些人，长期以来的保皇派，这些人怎么办。依哪头办。依向、马，就保持昨天会的情况。依岳克就要趁热打铁。我是倾向后者。因长期的统治，要准备不上纲，把机关的领导面貌亮出来就可以揭出很多很多。说《年青【的】一代》就是到顶了。《欧阳海【之歌】》是学都学不到的。中游是够的了。比《重庆日报》要少（毒草）。 + +　　就是要用揭周、李，来揭出领导的面貌。张惊秋是标榜自己，保护王觉。（徐靖：大头搞出来了，自己问题是小头了。）王是【往】大红伞那边推，说李亚群的东西【他】是顶了的。王是执行还是创造？为彭友龄撑腰。王觉的老观点：我们机关问题大，拿上去，小得很。 + +## 杨山： + +　　结合李南力这个人进行批判。关于李亚群，杨世元说有错，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与王觉斗争。周世国[104]同。王觉是市的首领。 + +　　杨世元说王【觉】不仅是资，还有封建地主的东西，下乡还有庄园生活，清谈，是封建士大夫的习性，花花草草的。干部路线，杨甦，杨大矛，熊小凡，野谷等都由王觉负责。温田丰在宣传部鸣放，野谷就说是作协原子弹爆炸了。王余[105] 说温的发言在文化宫五元门票我也要去。把支部会议的内容全部放出来了。杨甦也是疯狂的。王觉爱的什么“才”。马【戎】、张【继楼】、向【晓】、温【田丰】、【李】南【力】，【张】惊【秋】等人。杨世元是有表白自己的东西，是个人主义，想搞创作，但对王【觉】是有斗争的。（杨益言：王【觉】对杨世元骂，像家长一样。）王【觉】在运动初期搞一套，示意杨世元去搞的[106] 106。能否揭出来就看你是革命不革命了。杨世元的大字报是他的立场表白（受影响）。杨世元拿出一个记录谈杨大矛的修正主义言论。我说要把机关的黑线揭出来。 + +## 徐靖： + +　　揭出周扬好，抄翻他的老巢。找根据是杨甦、张继楼、郭福田准备翻一翻李的老底子。（杨山：对三人好好作作工作，特别对郭福田。）（罗广斌：愿意攻的材料不多。周扬、李亚群怎样联系到机关里。）（杨山：周世国谈，在小车问题上，郭是完全站在王的立场。） + +## 吕亮： + +　　搞机关问题，要考虑准备情况，牛文参加的可能性，因为他需要了解（杨益言：现在需要足够说明面貌的材料。）谈周、李与机关问题，对比、联系起来。 + +## 1966年7月9日下午 + +　　（批判王觉。） + +## 杨益言： + +　　今年春天学《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时，王【觉】发表□论调：谁不怕死……你是党员，万一被抓住了你怕死？怕死说明你入党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63年秋传达总理关于文艺为国内外阶级斗争服务。那时是社教运动，用党、阶级、社会主义原则检查工作。八届十中全会后的情况。在会上讲“四清的干部”不行，用逼供信等。王【觉】主持会可以不管，外单位的作者到机关会上诉苦。王是如何对待。思想改造的标准六条，【王觉说】我们是参加革命斗争的干部，意思是可以不进行改造。说有没有争论，有。分歧，有。是什么？执行毛主席思想问题，思想改造问题。我们党对知识分子改造政策，不同时期不同提法。问题是站在什么立场。既然有人提出问题，王是站什么立场是很清楚的。会不开了，又开小会谈其他问题。为谁放为谁急是很明确的。 + +　　我们这些人不行。在铜罐【驿】搞过，只能当副职。比不得人家。约些人讽刺这样讽刺那样。算什么？是机关里的裴多菲俱乐部。这不仅是过去。今年4月3日文联召开《欧阳海之歌》座谈会。会议过程中。三月底向晓提：王同志，这个风大呀。《欧》应开个座谈会。啊呀忙呀。恐怕要开呀。好嘛，开就开嘛。领导没研究，就通知了。党员干部问发不发言，发什么。王说自己看。这是叫无产阶级领导？我们按毛主席指示作了准备，四月三日，王觉用了平时机关的面貌在这个全市作家支持革命作家的会，他讲了一个半小时。他讲了什么呢？啊呀这个会，叫我重点发言，又主持会议。反来覆去啊呀写得好呀，昨晚来了客人又不走，我想写个发言提纲，翻来翻去，二三点了，不成写。时间过了半小时，这是大家来听指示。这时向晓发现问题了，拿闹钟放在王面前，王没有看，转入正题了。（狗日的）《欧阳海之歌》写得好，学都学不到。不要说写了。这是总路线挂帅还是什么挂帅？起码要鼓励大家。我们重庆有黄荣昌，陈兴富，有六十万工人阶级队伍，应该要写出更高的作品来。长篇大论是人物性格的分析，而不是谈的政治意义，政治作用。 + +## 王觉： + +　　学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我作了动员，有记录可查。后来我发了言，根本是怕死不怕死的问题。我认为是由怕死到不怕死。主席讲死有重于泰山。有了这个观点就可不怕死。谈了很多成昆铁路的事。如果抓住了，看你怕不怕死。但突然发生□□□□情况，所以要锻炼，为革命么。 + +## 徐靖： + +　　这个问题是我引起的。在重钢，搞效果爆炸，心慌了，开锁也扭错了。就谈起自己学习焦时要锻炼不怕死。王说怕死不怕死要到时候才看。就举了成昆的技术员的例子。我想，这是非要到那时才锻炼，要是杀你时，三次回头，你不是早就叛变了？为什么王觉欣赏这么一个人几次回头的问题。 + +## 罗广斌： + +　　主席观点会上没有说的，相反是说了“哪个不怕死，我就怕死”。 + +## 刘序椒[107]： + +　　我说老实话，这个话说得太刺耳了。主席讲，中国人民不怕死。王觉这样说，自己怕死。这是在动员大会上讲的。大字报讲，张继楼用公家的钱去游山玩水回上海去。机关里只有礼堂里有两条语录，收发室现不久挂了一条。 + +## 李南力： + +　　“在座的哪个不怕死”，是十几个人听到的。单独讲时我不敢说，怕说我栽诬他。采访105时我还提过这话不对头，他支吾过去了。 + +## 王觉： + +　　那天我谈的很多种情况，说枪毙是不容考虑的。 + +## 罗广斌： + +　　有个贫农讲，要死而重于泰山，首先是要活而重于泰山。 + +## 徐靖： + +　　王【觉】不是鼓励大家去学，去锻炼，而是说是难，是学不到。从来没有动员大家去迎接困难，战胜困难。从来也没有交代过政策。 + +　　去青木关是参加劳动，结果工作队要我们当队员。批评我们作客。我们基本的政策都没有学。某某到哪里，某某到哪里，其他什么交代也没有。干什么，怎么干，自己去摸，闯。在对十八世纪的东西则感到非学不可，主席著作没有这种感觉非学不可。（王觉：我没有宣传过十九世纪。）《和亲记》好，《复活》好，《燕燕》好，吊死在洞房帐里是最好的一着。什么《绣儒记》，《杏花渡》……（王觉：《杏花渡》我看都没看过。）开过座谈会的。为什么对主席著作从来不说一句？ + +## 孙士平： + +　　对知识分子态度。62年2月16日，发表《雾重庆》剧本【评介】，大吹捧。（以下批判剧情文字略。）王【觉】说这剧本还可帮助认识历史。实际歌颂蒋介石积极抗日。那么帮助认识什么呢？到底是消极抗日还是积极？而一点不提今天知识分子应走工农结合道路。还有《伊索》，61年8月16日【发表剧评】，写剧本是资产阶级一套，吹自由，伊索是“宁为自由死，不作奴隶生”。61年谁在喊要自由呢？王觉自己是否也有一种不自由的感觉？对市委批评是不满。大巴山喊回去。香港片演多了，喊我去检讨。马戎与地主女的事，也要喊我检讨。而且是不择时间地点对象。自己是不承认有不自由之感的。只是说要宣传亚非拉美的文学作品。有一段理论，强调一点。 + +　　【王觉说】刊物是现实生活不好写而故意往那边引的。不好写那么对大好形势如何看？是否不暴露黑暗就是粉饰太平而是不太安稳？往那边引，是往哪里引呢？是反革命的反党方向。 + +　　机关里搞物质刺激，修汽车奖一百元，修房另开工资。机关里划自留地，上缴收成奖10%，后来就干脆谁种谁收。打牌。开会讲吃，一开会就伸手要。高级知识分子，要肉、油、酒菜。 + +## 牛文： + +　　机关抓住三个，一个突出政治问题，一个深入生活改造世界观，一个是创作为谁服务。 + +　　（三点分别具体讲。略） + +　　把这三个问题揭出来，再戴上帽子，合合适适的。把问题提出来，核实。现在文联问题严重，大家是看得出来。十六年基本没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是合适的。是否不是这样或不是，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要上纲抓住主要矛盾。今天接触到了。 + +　　这三个方面抓好了，机关就革命化了。 + +## 孙士平： + +　　张继楼回家，一些东跑西走的都是领导同意了的。这就要负责。 + +　　老黄修屋问题，生活是有困难，福利费可解决。就是要用物质刺激。 + +## 刘德彬： + +　　经常不正常的学习。因为王或某人有事就停下来了。学《矛盾论》，没有领导，没有计划，就像坐茶馆，拖完就算。支部书记还提过，机关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明显是领导问题。学焦裕禄时领导上指示，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学。结果弄成批评自我批评了，特别是自我批评精神不够了。（徐靖：学矛盾找矛盾，三天小整风，一直就推完了。）王【觉】却说，我们这里学的还不错，比宣传部还好些。宣传部的学习就是读文件。文联的办公会没有一次是作了准备的。东拉西扯。 + +　　文化大革命是有准备的。□起拖起吊起。马戎、继楼、杨世元的教育问题。杨世元是历次运动的积极分子。有一个缺点很重要，就是与歌舞团的同志开玩笑让人受不了。这是引到资产阶级道路上去。 + +　　【王觉口头上】经常挂着忙得不得了。忙些什么呢？在温田丰那里一谈就是半夜。 + +## 吕亮： + +　　牛文同志提了三个问题。根据这三个问题大家再好好考虑。准备深入的揭发。 + +　　（以下几段文字未注明是谁所谈，估计是工作组在下边搜集的反映。） + +　　王觉在一些人会上谈关于对罗等三人的情况。 + +　　王觉等提出把吕亮调走，几年没出作品。但是对温田丰（极右）却留在机关，可以养老。 + +　　六一年从永新公社回来，带一瓶酒。王觉喝酒时谈，黄部长不信任他，让他下放。他是老处长了，不该下放去。 + +　　（以下部分未记日期，从前后记录日期看应为1966年7月10日或11日的召集人会议。） + +## 杨山： + +　　向晓说游行是段市长在主持。一个在台上。下面那个人好像没有动静（指野谷）还稳起。说别的地方没有要人我们才要的。（刘德彬：我问野谷的情况，说是查出来检举信问题。）我和野谷哥哥认识。推到这里来没法。是前天谈组织路线问题，加官晋级的什么人，野谷是谁调来的，熊是为什么提……杨大矛是谁调来的。这是前天小组会上谈的。杨世元、周世国参加。周世国还说了向晓的好话。向【晓】、郭【福田】都去游行去了，好像洗刷了名誉。 + +## 刘德彬： + +　　邓【均吾】、熊【小凡】、【张】惊【秋】三人知道些情况，但不多谈。龙实108[108] 写过材料翻案，交给王觉，不知如何处理的。温田丰极右，开除公职，是因为统战关系。（不是的，是省文联问王觉，说要，就来了。[109] 109）（罗广斌：向晓说是难得整，王同意了就不说了。要说是统战，那王【觉】与温【田丰】有亲戚关系？）问题是有另一情况：宣传部下来还是文联上去。邓【均吾】说温【田丰】下去是劳动，问带队结果成了工作队员了。关于参加工作队，李南力就没批准。那是知道政策的。温为什么要去，温的翻案，直接给任书记，转宣传部，又转王与邓与之斗争，这是邓说的。 + +　　（熊【小凡】说，召开20周年座谈会，有人如何说如何……这些人要在大会上揭是不可能的，只在小会上谈一谈。） + +## 杨益言： + +　　现在因为没有搞臭，还嚣张，就不可能揭出来。一个不敢揭，一个认识不到是问题。要好好用主席思想武装，不能有和平麻痹思想。（罗广斌：现在是火力集中起来。）为什么当王觉对别人揭发【进行】辩解时，没有人进行斗争呢？（徐靖：我觉得左派力量上不去是否认识不清还不敢斗争。）文联长期以来没有政治。（罗广斌：要事先研究好攻哪点，但孤胆英雄也要作战。要长革命派志气，不是定材料定案的问题。而要揭发材料，要让大家敢于揭发，在怕不怕死的问题是遭遇战。要打下来。互相都集中力量。）杨大矛谈，在厕所里听向【晓】与王【觉】对说，哎呀，不得了，一句话就被抓住了，就是一个观点。那有啥办法，说一句话就是一个观点。 + +## 罗广斌： + +　　我准备揭干部路线的问题。 + +## 徐靖： + +　　干部在家不深入生活。有个统计，十六年来只下去两次。张【继楼】，【编辑部】主任，地主出身的，改造。与工农结合的情况。还有杨甦、熊小凡，有好多次？ + +　　学的空气，用的怎么样。（杨益言：学习主席著作问题，恐怕是个抵制问题。有同志提十七级干部组织学习，他是泼冷水。）（罗广斌：活学活用，揭发领导问题，给领导提了意见，领导反过来，就要搞小整风，搞压制民主，打击报复。王觉发脾气问题不少，但是批评、自我批评，主要是自我批评精神不够。）还学《反对自由主义》，杨大矛检查了，王【觉】还表扬他：杨大矛检查得好，进步很大，接着就分配他去重庆饭店采访写文章。支书张继楼在支部大会上提出找机关的矛盾，是编辑部和专业创作者间的矛盾，工人和干部间的矛盾，业务人员与行政人员的矛盾。 + +## 杨山： + +　　反对自由主义本来是很好的，但是他用这个打击群众为领导提意见，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焦裕禄是从县委领导革命化开始，而这里是叫群众检查，自己不检查。（徐靖：主要是不该出那几本书，小说集，评论集。） + +　　是搞阶级斗争还是搞阶级调和，稀稀拉拉还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 + +## 1966年7月12日晚 + +　　（全体会揭发机关问题。） + +## 杨山： + +　　过去在学习上是不谈【政治】，而是落实在业务上。（罗广斌：我插一句，不是【不谈政治】，是资产阶级政治在【起】作用。）同志们从乡下回来，有要求改造、革命化的愿望。学习了焦裕禄，看报上文章后，提出机关矛盾在哪里，领导革命化后，机关就革命化了。每个人革命化了就机关革命化了。大家给领导提了意见。结果人人作了检讨。自己作检查是应该的，但为什么领导不检查呢？实际上是把群众手脚捆起来不用主席思想来给领导提意见。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不是发动群众来给领导提出批评，这就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 +　　关于怕死问题，是谈了“哪个不怕死，我就怕死”，从怕死到不怕死有一个过程。（罗广斌：关于说没有说，向【晓】、郭【福田】、张【继楼】你们三位想一想，因为你们是支部委员。） + +## 杨甦： + +　　领导革命化从而带动同志们，机关的革命化。因此领导的革命化是我们机关的主要矛盾。郭说推广外单位的经验，看起来还是领导带头检查，结果是大家检查。熊小凡说即使人人革命化了，也不等于革命化机关，因为没有把它统一起来。首先要领导革命化。王觉就说这是错误言论，在党内说要整熊小凡。接着是叫大家作自我批评。抵制毛泽东思想，抵制群众的批评。 + +## 熊小凡： + +　　是个大是大非问题。情况应该远点，从乡下回来，学《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突出政治》，大家已经提出很多要求。12月4日，有人提出出不出刊物，计划问题，人员平均年龄大，工作多，人手少，没朝气。（原注：未记完，因有事去了。） + +## 1966年7月14日 + +　　（召集人会议。） + +## 杨山： + +　　以每个人头来逗[110]，编辑部，办公室，创作人员，领导人员，组里是二比一的形势针对我与徐。杨是按主席思想深入生活的，三同是过了关的，对坏现象是站在正确立场上进行斗争的。领导不支持。马戎不谈。 + +　　问党组有哪些人，王觉说不晓得。杨甦找我说，牛文谈的：张【继楼】、马【戎】、杨【世元】都是这个样子，其他人就不消说了。他就说，我就不得了了，我认为不比他们坏。沙汀揭出来很兴奋。周与杨世元辩护不是搞物质刺激。 + +## 刘德彬： + +　　从六个题，文联是如何贯彻指示，机关生活，作风，文化革命。 + +　　找了郭福田，继楼，谈些情况。郭不怎么谈，给自己贴金，倒打一钉耙。材料很多。向晓在翻看材料。文艺十条，王觉就亲自草拟几条贯彻。【纪念《讲话》】20年座谈会简报有七个，大放其毒。这是工作安排。黑线是如何贯的。有的组揭发了些学习主席著作情况。小组里对【张】惊秋批评了他的态度。他说是自己有个人得失，还说自己是对机关不满的。邓老还是记不起。 + +## 徐靖： + +　　马戎不开腔，杨大矛说一点。选什么人来培养，用什么观点什么方法培养，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些人的结果怎样。 + +　　马戎是说，政治、生活、艺术的条件。一个一个的查，没有一个根子上是好的[111]。 + +　　他们稿子来，编辑都要看。主任负责回信的措施。 + +　　工会召开了业余工人作者座谈会，谈了文联对他们的影响。彭明羹[112]已在批了。 + +　　王觉讲，文联的积极分子都已垮了。现在的是他来之后培养起来了。 + +## 罗广斌： + +　　集中了三个组以外的人，不发言。都在等中心发言。布置学《讲话》。 + +　　温田丰故意烧[113] 113：沙汀揭出来了，对文联是有影响的。很高兴的样子：大家都有问题，看这个戏啷个唱。王觉是比较紧张，不愿说。点他沙【汀】说王【觉】你懒得很，搞理论的应搞李劼人研究（边缘人物），王没有写。但王又【对沙汀这话】没有印象，别人指出又对对对。王对沙是五体投地的，沙对周【扬】是五体投地的。 + +## 杨益言： + +　　这些人活动很厉害。问提级问题，郭【福田】知道否，不知道。问向【晓】知道否，想向也不知道。 + +　　马戎的老婆在哭，说要去劳改半年，担心不会劳动。马的岳母，邓老爱人，还有岳克的母，拜干姊妹，互相吃生期酒。 + +## 1966年7月15日上午 + +## 吕亮： + +　　开个座谈会揭发沙汀、马识途。我们必须从政治上认识这个问题。很熟悉就容易谈些琐事。【沙汀】差不多每年都要来几次，每次都还要作指示。我们还要请示他，关系是很多。揭发他在重庆的活动。 + +## 郭福田： + +　　原来不了解，沙汀长期统治。为马识途辩护，对省委抗拒。是有意识有组织的。沙汀来我们机关两次，第一次召开了座谈会，把他的话当成圣旨，特别是王觉，对沙是全盘汇报，按他的办。我们应是市委领导，当然沙的意见是可以听的，现在清楚了。王觉对党的领导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是沙还是党领导。对沙的揭发批判在我们机关的现实意义更大。把运动搞深透。 + +## 杨甦： + +　　【揪出沙汀】是重大胜利。三十年代文艺的元老。不仅控制省文联，也控制了市文联。是用的密切关系，代表周【扬】，贯彻周的路线。与王【觉】很密切，【王觉】什么事都要请示沙汀。是站出来揭发还是殉葬。看到在收发室还给沙写信。有来重庆指示请示，还有书信往返。61—62年【沙汀】听逯旭初[114]说《王三槐反达州》，约逯来谈艺人生活。找严啸虎[115]115来谈。写小说要找资料，国民党的，范众渠[116]、柯尧放[117]117等。严谈了白杨什么事。叫白杨来跳舞没去就到影人剧团【演】《流民三千万》。严说她没这事，老婆比白不漂亮118。沙对这些人很感兴趣。沙在西南文联时冷冰冰的高高在上。对某些人很喜欢，热情。56年在黄花园开会，马【戎】发牢骚，沙就叫马“放”。然后就调去轮训班，对马特别器重。后来关系如何，当事人才知道。对王【觉】、向【晓】很熟，来重庆开特灶。陪他游山玩水，工作不搞。人虽去成都，但影响很深。特别气愤的【是】文联提出办小报登工农作品，搞普及面向工农兵，改变现状，【办成】报纸便于与工农接近。这事请示沙，他说揩屁股都可以。这是今年还这样反对为工农服务。王觉传达沙说是小报作风。这是污蔑。说是《观众报》。这是为维护黑线。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王觉是亦步亦趋的。忠实追随沙汀，执行黑线。在市文联也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沙汀联系到王觉，现在越来隔我们越近了。把沙指示奉为神明圣旨。到底还有没有党。事事都要请示沙。顽固就会碰得头破血流，要警告王觉。 + +## 邓均吾： + +　　马识途的文章发表说是认识不到。但是那么多人提了还不认识。32—33在上海认识沙汀。是新垦书店股东。他是契诃夫的忠实崇拜【者】。向我推荐《万尼亚舅舅》。每次开会周扬都要来看他。【我】到成都去开会，或他来重庆，【我跟他只是】一般往来。有关文联工作都是王【觉】去办的。沙说刊物可采取出创作丛书。沙与袁水拍欣赏逯旭初。沙特别爱“才”，写作技巧。送我的书我不看的。你我这种人不搞理论又不搞创作的是不搭白的。他一谈就是写作技巧，就是没有深入生活。学主席著作等。马【识途】一揭出来，我就想沙的问题。 + +## 张惊秋： + +　　沙汀揭出来是四川文艺界很大的胜利。揭了李、马，不揭沙，这个胜利是不彻底的。沙比他们资格老，三十年代元老。只有揭沙，才能全胜。十年之前接触较多，沙不【在】重庆【在】四川，但他还是灵魂统治着的。市委就在旁边。三性可以丢掉，执行沙的指示是那样坚决。为什么那样坚决？下有群众冲击，上有主席思想不断的指示。还是那样坚持黑线。不是没有原因的。《奔腾》复刊，在生活、纸张、作者情况都困难的情况下搞起来，没有地方到党报上去挤。对马【识途】的谈话，片言只语看得比什么都高。他的文艺思想从背后也是可听得到的。《你追我赶》，说这些东西多，叫我干不得干。沙汀与高缨[119] 119的关系。高写什么沙都不高兴。指着大骂，因不合他的意。陈荒煤是电影黑线主将，沙去回访[120]，深谈。（李南力：我去时正谈到什么上海之事。我去就不谈了。）沙找马谈时说些什么。沙是不愿作正式指示的。以作家身份。市委是根本不在他眼里。什么都是周扬。沙还有个身教，三年困难时，沙【汀】、艾【芜】、刘真、林斤澜，61年，刘真写《英雄的乐章》的人已揭露了。他到底带着走。保命。自己想乘便船去上海一次就没什么。用机关名义保他孩子进七军大。 + +　　与沙有争论。沙与邵子南[121]。沙跑到统战部去提意见，经市委转到市文联。他【把】自己当成民主人士。沙去北京，何剑薰[122] 122去沙那里，就说了，何回重庆来传达（何是胡风分子）。 + +　　（沙有舅父是安县地主，在他掩护下住在安县。沙写了《牛》，读者反映是歪曲农民形象。我们稿子里写进了这个意见沙很不高兴。） + +　　对黄贤俊123[123] （公开提倡写小资产阶级的），【沙汀认为】有才，【结果】是反革命。他支持写的。肖蔓若124[124] 提倡写次要的也要，沙也支持。内容，地主婆之儿去抬水，在井山被干部踢翻了。这个情节不好，沙却说这是小说，可用。有错，这个说错。游藜[125] 125搞理论，弄成青年理事。这代表都是沙的意思。【我】自己说过去因战争年代写得少，进城里就感不够，只有现翻书。沙讽刺为热炒热卖。 + +　　（北京文学研究所分配两个名额，孙经先，吕亮，想搞创作。沙叫退回去。） + +　　55年，沙为主变为副时，沙来重庆说，周讲的。 + +## 罗广斌： + +　　马【识途】是地下领导之一，【《红岩》初稿】就给他看。《红岩》发表后，他写文章说自己是首长，领导培养出来的。当时我们在北京看到文章，就有【人】问马是何许人也。马去北京时，作协吹捧，接见，老干部，文章写得好，要为之请创作假。【他】就说像我这样干部请创作假可能是很困难的。只有用业余时间。古人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事”，但有些领导不是这样看的。心里不安逸，因领导批评他创作疯狂病。实际上影响了工作，批评他。他说业余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说有些跳舞，有些看戏，我写文章有什么不可以？《清江壮歌》写时是粗制滥造的。《老三姐》，《找红军》，革命历史题材都是第一人称，自我吹嘘。甚至向老三姐坦白自己身份。不要纪律。【《清江壮歌》】前言中写是为了教育青年。写的是吹捧自己老婆[126]，省公安厅干部向他汇报工作，因找到女儿所以写得粗，还说是李井泉同志叫他写的。当时还叫他烧了不要发。来重庆后，说重庆电台卡得太死，把一些可发的不发。这个并不正确，意见就是要为牛鬼开放。在65年去看他老婆时经这里说了一个心里。 + +　　【马识途】在搞四清时写了一首诗，65年。“何幸放作亲民官，跃马春风川江干。路遇褴褛羞锦衣，野有菜色愧玉餐。早知高官当危惧，才悔厚禄生苟安。从此发奋作牛马，百万父老尽开颜。”[127] + +　　沙汀是个枢纽人物。邵【荃麟】说请你批评我吧。沙还不批。周【扬】召见说应批邵荃麟。保护自己过关。沙与李亚群的关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密室商谈。我去交记录正碰上他二人在面红耳赤的在骂。我去就收了。【只听到说】“那个人……”。因西南区的召集人是刘文珍同志。只讲反修，不讲川戏姓川的人。《早年的欢乐》，《不平凡的夏天》，费定的作品[128] 128。修的头子。他叫我们读。推荐《黄蔷薇》[129] 129，小本本，外国，资产浪漫色情。情杀小说。【他说】“我要一辈子能写出这本书就心满意足了。”艾芜在场。我一晚看完就不叫他们看了。 + +　　【他】说高缨、陆棨有灵气。 + +　　我们文联对上级文联领导，工青妇都受上级领导，当地党的领导为主。文联则没有什么领导关系。就在市委宣传部。但是我们出刊物要请示沙汀。这是认识上之错，组织路线之错，还是黑线领导。实际上是在沙汀领导之下。 + +　　（马【识途】60年写文章，61年就推荐为作协会员。） + +## 刘德彬： + +　　搞出马、沙黑帮是大好事。周扬一伙在各地安爪牙，现在是一个一个搞出来。 + +　　沙主持的《华蓥风暴》[130]，把林向北[131]、廖宁君组织起来，还有杨禾[132]。打个省委工作组的牌子到重庆到处找人谈，还找到书记处去了。林是个右派。岷江水电不同意发工资，结果省文联发了工资。你们不发我们发。刘沧浪说，【廖宁君问】你认不认【得】到我，是双枪老太婆的女儿。向沙【汀】反映，没有制止。还派杨禾去修改。省文联还公开印发。于书记批评，这个沙搞的。写自我吹嘘，哗众取宠。 + +　　市委要修改《江姐》，沙说自己要搞一个，要个成都的小剧团去演。与你唱对台戏。【我们】写了创作计划报告，其中提到江青同志勉励青年承担责任。这个交给王觉，给了沙汀看（我也准备给沙汀的），【沙汀】说你们口气太大了，把老一辈摆到什么地方去了，否定老的一代。[133]（罗广斌：我们对青年同志。何部长同意江青同志看法，说有些老的根本不是无产阶级作家。） + +## 杨益言： + +　　【揪出马、李、沙黑帮是】伟大的胜利。像李亚群在川戏能否存在。我说川戏应先姓“革”[134]134。这个黑旗不拔，红旗举不起来。沙汀推荐，61年，《不平凡的夏天》，63年，《黄蔷薇》。65年，要高举红旗，担担子。他说我们不像话了。有必要看看沙等对重庆的影响。马【识途】在《红岩》写作中提过意见，说过要根据自己情况，本事多大就干多大事。只写监内不写监外。他自己是写稿东勾西划，没有行格，《成都晚报》、《四川文学》发了。 + +　　沙汀的影响，问题不在去不去，而是什么观点。沙说灵气。文联就说，他身体不好，没管事，不当权。被哪个专政。《茫茫夜色》[135] 的作者有灵气。《华蓥风暴》就是沙报账思想的表现。我们不是报账，《红岩》是烈士的斗争，党的领导，主席思想产生的。为什么把林向北找来，因为会写些，又找了廖宁君，搞个极右去帮着写。这是要搞个革命作品出来？这是才只想的是搞出又一个《红岩》，写的是吹嘘。沙说可以作回忆录或小说处理。 + +　　沙与王【觉】的关系，像王【觉】与杨世元的关系。沙说王懒，应写评论文章，搞李劼人的研究（王准备搞沙汀研究）。沙看中了杨世元，要他去作秘书，另外受文学熏陶。王【觉】是支持的，任书记没有同意。沙是有意□□黑线的。 + +## 李南力： + +　　省文联的社教后落实在繁荣创作上，而不是人的革命化。【这是】周【扬】的观点。现在创作不从生活出发，从领导的意图出发。他说搞了川剧《江姐》的提纲，叫罗湘浦搞，搞出来不错。收集材料都是叫别人记，整理了给他。（还有等别人记的整理好印出来寄给他。老爷态度。）[136] 剥削。甚至还有自己不参加的。 + +　　沙找陈荒煤是否探30年代黑线的情况。（罗广斌：陈请沙吃饭，王【觉】、罗【广斌】、杨【益言】参加。陈说沙是他老师，多年写文章请沙指正。还说你们这些……意思是徒孙。）（王觉：他说左联时是组长。）【沙汀说】参加下乡劳动，对文艺工作没什么好处。 + +　　说王觉很不错，有见解。选理事，想加就要加。在昆明没吃到早饭，碰到白杨说了，就请去吃牛奶早点。就说作家算啥，不如明星。 + +　　（回避是不行的。） + +## 王觉： + +　　沙汀对文联工作影响很大，来重庆较多。对我是抓得很紧的。如果说要来贯串一条黑线，就是找我。以前认识这个人。后来见面主要是他到重庆来。有些通信，很简短，是【给】我与邓【均吾】二人的。私人信也有，对家里小孩照顾方面较多。信都可以公开。昨天找了。没有。撕掉了。关于培养青年作者，向任书记汇报有个发言提纲，没找到。沙汀与周【扬】、李【亚群】的关系。独特内容，独到见解，是沙【汀】对周【扬】报告的赞扬。沙带刘真出来是周讲的，要他转换一下受批评的情绪。关于《达吉》[137] 问题的争论，我们与李亚群的意见不同。沙来就找我谈：你们与李部长这样不对头。 + +　　他的文艺思想是有影响的。竭力宣扬写日常生活的主张。 + +　　【他说】写《你追我赶》这样的东西，下去三天五天就可。可以写好多篇出来。作家思想改造几乎没有谈。确是宣扬很多人的才能的，【他说】重庆是有人的。专门找陆棨去谈话，是称赞陆棨。后来说这些作者有苦闷，不愿写又不会写剧本，老是这样怎么办。我想，陆棨、彭【友龄】等是愿意写剧本。又不好拆台。 + +　　对文联工作的问题。他对重庆很重视。说我倒是喜欢重庆。半年成都半年重庆。这个他是否有想控制市文联的思想。刊物的意见，你们有了个园地了，有那么多人怎么办，可以出双周刊，出丛书。强调园地。因此在《告读者》就有这几句话。62年来说刊物搞得不错。有好作品。搞下去很好么。好像是埋怨我们原来还不想干。 + +　　调业务作者，大加赞扬，做些将来可以总结经验。我也高兴。首长这样表扬，工作是我们做的。他还是有主张，提出刊物质量，培养尖子等。这，一个是况浩文[138]的毒草推荐。《怒涛》[139] 的主张。助长了什么。毒草抓一二个重点东西。关起门来，不要让人知道。他与省文化局的关系不好，就是对朱丹南的《许云峰》有意见。我就说我对市文化局还不是有矛盾。就很同意关起门来搞东西。李南力的长篇。 + +　　关于恢复刊物的情况。从沙来讲，对重庆阵地是抓得很紧的。对小报纸他是不同意的。当时办公会上马戎提到过。我还是不同意【出】的。但是基本上同意大家主张，不是什么大问题，主要是出不出。他是说过【办小报】“揩屁股”【方便】问题。我一直不太同意出刊物的。（邓均吾：今天不办明天要办。问题是编辑部人员如何安排。）邓老是正确的。我不谈了。但是我对刊物有压力的，无非是来问邓老。他说不相信重庆不办刊物。我没法说服大家。就请示办刊物之事。书记就说何必，可以代拟刊物、组稿等。我是要大家相信我对刊物是卖力的。去年沙来，就想通过沙汀能否与市委谈谈出还是不出。他说可以考虑出，省里正准备出什么刊物，你们能承担的话我们就不办了。我是想刊物与《四川文学》应有什么联系。想通过他在市委好讲话。这是非常错误的。不是直接向市委反映，思想上不想出，大家要出，又不好说不出。我把党的领导如何对待摆法。 + +　　私下他谈的。文艺处电话，演《江姐》要我去看，我就去问沙汀。他说好么，去了胜利剧场，还有邓老，门口告诉我，戏要等一下，因西南局、省委的同志要来。我说去走一下，他说不看了。不见首长。拉扯了很久还是看了。问他有意见什么，他说今天不愿意那样【谈意见】，尽量隐蔽自己。现在看来是种反党情绪。对我，我也向林彦等讲，我也要采取隐蔽政策。 + +## 向晓： + +　　业余的多谈过话。【沙汀宣扬】一年写二三篇有质量的就不错了。这个在业余作者中有影响。不去配合斗争，而追求一二篇有质量的文章。【他认为】那些红刀子出白刀子进的东西好写。要写就是生活。他的道路不相同。 + +　　培养业余作者，我们要发现新作者。他说要抓重点（培养少数）。不要先放炮，关起门来搞。 + +　　关于报纸，要办普及性更大的。王【觉】是怕搞成小报作风。问题是内容，不是形式。沙汀就说了那句话[140]。以王觉来说，特别崇拜周扬、沙汀。我提到沙的文艺思想怎么样，王觉说沙的政治上还是好的。现在公之于世了。应划清界限。 + +　　关于办报，【我】就是想问问沙汀，通过侧面摸一下他的看法，而不是通过组织手续向市委汇报。61—62年住机关搞副食，很恼火，一个月要吃两百元钱酒。他的女儿走门路进学校，本来是考不起的。黄玉颀[141] 的母【亲】死后，专门给送到重庆烧瓷像。说住的地方像烟馆，赶快去买一床来。住宿费也不去住了。叫我把艾老的二所[142]住宿费报销了。【我】提出了【报销有】制度，他就发火了。就报销了作为接待【费】。柯岗[143]说了望王来，沙就很反感柯[144]，说柯捧他，放低了自己权威。 + +　　（下午继续开大会。） + +## 杨世元： + +　　黑帮分子一个一个揪出来，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胜利。这些人盘踞在四川文学界一手遮天。马识途一篇一篇的都发了，这是什么报作风？像张恨水之类。还不让我们说话。工农兵的批判要烧掉，相反捧他上天。肯定他的创作路线是正确的。 + +　　沙汀究竟是什么样的人？《闯关》是写的资产阶级作家过封锁线的。讲吃穿。看戏点某个演员演某个戏。《思凡》。下【乡】去回来就要上【饭】馆，得出结论说到农村最多两星期。打电话给他女儿请假回来看一下。大为吹捧托尔斯泰写战争场面，还有果戈理。自己不能深入工农兵，相反吹捧古典。艾老是吹嘘勤写勤记，沙汀就说政策何必记几十条八十条，了解个精神就行了。【他】宣传一条：可以不深入工农，生活就可以写出作品。当个小说匠，编个故事，容易得很。甚至于他找人采访，自己不在场，把人找来了，叫我记了，李光饶，自贡的工人，把人找来采访就不对，竟可以自己不在场。写成《焊茶壶的人》。 + +　　邓【均吾】、王【觉】承认自己是执行的，但邓说自己是沙所不睬的人，（邓均吾：实事求是。他说的我听不上来，什么技巧。他问过我，可以写个长篇，对小城生活满有把握。旧社会的东西。他在重庆熟悉周钦岳[145] 145、萧华清[146]。）要邓均吾同志上纲，受了哪些影响。（邓均吾：出丛书嘛。）邓、王，没接触要害，都谈了刊物，但是没有谈方向、如何办法等问题。要复刊，袁明阮提出要方向上进行总结。（邓均吾：我就同意了要总结。）王说，无非是原则性不强，邓说是中游思想。（邓均吾：我只是没坚持方向。）复刊时认为在重庆报受控制，不自由，在沙汀面前发牢骚。要另外搞一个，这就不是形式问题了，而是方向问题。这在重庆报行不通了就提沙汀向市委说通一下，思想上是还是想贯那条黑线。自由化的。（罗广斌：三个方案，一个是二分□的报，另一是在重庆报上出，这一关方向上通不过。第三是24开的。证明了要坚持黑线。） + +## 王觉： + +　　关于刊物，是否需要我交代？我就交代。我一直不同意出。去年为了贯彻【培养】业余作者的方向，需要刊物，一是中央就卡了的，要精简；二是编辑力量不够。我的意见在办公会上谈过，给《重庆日报》编不定期的，不挂牌的，如市文联组稿之类的。我想这也可以办的。我向党组提出了的。少言[147] 同志讲，美术编的就是这样。有稿就出。我也可以承担一切错误，今后什么也不说。我是模棱两可，机会主义态度。表里不一。后来沙汀来了，认为不解决不行了。压力太大，全机关都提。我想叫大家看看，我是尽力而为之的。今后不要再埋怨我了。沙汀并没有关心刊物的方针。（徐靖：市委是不是有明确的决定，中途自四清调回准备复刊。印象中是市委同意了的。回来就是干复刊之事的。）打了报告要复刊。宣传部批示是要我们与《重庆日报》研究后再报。认为问题不大，就调人回来。邓、王、【张】继【楼】等人去报社，袁明阮谈了，很客气的提了一下。我说是有问题，版面什么。袁说主要是方向问题。我想不总结一下不行，别人不让出刊。我这个实用主义也要总结的，但大家说没时间。与老马谈过，催他们总结，要安排时间。 + +## 刘德彬： + +　　参加过办公会，邓与王吵起来。邓说刊物总是要办的。王生气了：你们以为我不想办刊物吗？为什么任书记当面说过不办刊物？又为什么要走沙汀的路线想法出，走路子呢？关于总结，是没有明确方向问题。 + +## 郭福田： + +　　1965年7月9日下午，邓【均吾】、王【觉】、我去了，谈复刊问题。据了解，文联就有研究计划。邓是表示态度，总结方向。王表示是要总结。回来以后没有按方向问题总结。办公会谈得多的是出本本还是在报上出。关于总结，王说翻一下刊物很快可以的。马【戎】、张【继楼】二人对复刊很积极的。王则不积极出刊问题。因为总结问题。把自己意见谈给沙汀听，转个弯向市委提。关于总结从来没有提明确的总结方向。同志们问到则变来变去。王对大家的意见是抵触的态度。 + +## 罗广斌： + +　　问题核心是办个什么刊物问题。不是出不出【的】问题。重庆报提出了要总结方向，实际就是明确办什么刊物问题。这个回来没有提。就是抵制了这个意见，而要坚持黑线方向。（徐靖：从未听到过方向问题，只听到过“寄人篱下”，“不自由”。因此提出要办自己的刊物。）这就很清楚了，在报上不自由，因为要检查方向，编辑部提的群众方向是对的。王的意思是小报作风。沙提的揩【屁股】方便，这样只有按原来的办，这就不容易通过领导。就要想走沙汀的路，与他商量好。通过他去争取同意。王说沙没有谈方向问题。这个沙认为刊物本来就是很好的。 + +## 徐靖： + +　　报告提的什么方案，沙的24开的方案。（王觉：就是我坚持资产阶级道路，方向。）王说不赞成刊物办。关键在于办成什么刊物。对双周刊如何看，为什么不给大家传达袁总编的意见，而要自己办刊物。寄人篱下不自由。 + +## 熊小凡： + +　　问题是清楚的。把问题对照一下，文联领导与周【扬】、沙【汀】的关系。办刊物问题，一期结束，决定又下去时，对恢复双周刊是很积极的，因为报社提出了方向问题要总结就消极了。也不向群众交代，群众提出总结工作也不理。当然这条行不通，就要找出路。群众提出搞单张报纸，不办，去搞《四川文学》编辑站，要往那里靠。不直接请示市委，而找沙汀，因为他能过三关：宣传部，任书记，省里。这就是个斗争。沙在生活上的要求【文联领导】是无所不从的。还说工作上的，沙是枢纽人物，信件来往，马【戎】等还是看过的，王【觉】都说全是生活上的。沙要重庆半年的来抓。他的老头子地位，办刊物是个表现。 + +　　60年的沙，有过一次接触。第一次他与文联秘书长在品酒，叫我另找时间。他一个观点“要爱才”，不要尽向别人要稿，要业余作者培养成作家。把工农兵作家变成资产作家。 + +## 岳克： + +　　办报争论很多，不是出不出，什么形式问题，是服不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当时是在党中央关怀领导下，在斗争中群众文艺活动蓬勃开展，需要去辅导，在这样情况下提出二分□报纸。大登工农兵文章，报道工农兵内容，报道群众文艺活动。否定小报就是否定为工农兵的愿望。还是搞24开大雅之堂。继续坚持资产阶级文艺方向，依靠那套老人马。 + +## 杨甦： + +　　这是严肃斗争，不能回避。【不要为黑线】殉葬。 + +## 张惊秋： + +　　为什么不传达袁总编的意见？而只听到报社卡我们。主席64年提到了刊物的指示，我们是什么态度？王觉是什么态度？不传达，精神都不讲一下。再加上袁明阮具体提了要总结方向。 + +## 杨益言： + +　　王【觉】、邓【均吾】的观点立场是什么？王发脾气不断，是开火还是什么？可交出信件，撕掉了，发脾气对谁发？邓均吾也是不对的。【跟沙汀是】31、33年老朋友，没揭发一点。反说自己身为副主席从不谈工作与沙。又说沙看不起邓，不搞创作，不搞理论的人。邓是主编，掌握红绿灯的人，不是写过很多诗吗？沙来重庆哪一次不来看邓，哪一次邓不去看沙？邓同样把这个问题封起来了。邓与王是吵过，并不是因为方向上的问题。关于方向问题，一年前提出来，可是今天第一次知道。你说没压制宣传部提出检查刊物，又为什么叫杨世元一个人看看算事呢？ + +　　谈到这些，王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好了，邓说《奔腾》是反党集团好了。问题是我们是否用主席思想来看问题。 + +## 杨山： + +　　本身就是黑线。问题是要王、邓来交代这个关系。关于《怒涛》沙说好，不要头尾，不要工人阶级扬眉吐气。王不同意市委意见，而同意沙的意见。要培养杨世元按沙指示办事。刊物从来没谈过要总结方向。王说不相信比报纸坏。邓说中游思想。市委要检查。王、邓就拖，根本没提过市委指示。一面放出言论，问题不大，一面拖，一面找人看看应付一下。对待市委态度，对待群众态度是很明显的。对业余作者，不同意大办黑板报，说中心唱中心。说还是要培养些尖子。谈李亚群只说长头发，喝酒、打牌、钓鱼。今天竟谈自己不是搞文艺工作的。 + +## 熊小凡： + +　　听沙的指示。在《怒涛》中，沙说要加强资本家的戏，沙一说马上就加戏。 + +## 刘序椒： + +　　向财政局要了800元办刊物。向晓今天说好像是对沙不满的，实际上是沙一说就立即照办。 + +## 邓均吾： + +　　24开方案是沙汀决定的，经过办公会议没有。再一点，我的意见是这些编辑如何办。全盘文艺工作怎么搞。关于业余作者去京开会，是否应工、青等单位会商一下，建立一个组织机构。王说是空事。 + +## 马戎： + +　　到北碚去谈了个什么批判十九世纪。没说是哪个谈的。 + +　　专门找我们去认识一下况浩文。 + +　　（以下不大像会上的发言，像是会下对工作组反映的情况。） + +## 吕亮： + +　　罗【广斌】找我说，马识途这个人还是了解些。准备写写材料。 + +## 1966年7月17日下午 + +## 徐靖： + +　　这个黑帮揭出来了是个好事情，揭出执行周扬黑线的忠实执行者，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胜利。不揭出沙汀，不彻底。把重庆的黑线影响揭出。他对业余作者的培养是精心指导，对杜夫、采风[148] 148，什么打烂分拆，【学习的】对象是契诃夫，【读了才】知道了小说的正宗写法，从而认为自己过去的好作品是坏东西，《窗影》是好东西。沙爱资产阶级的才，就不管是地主、反革命。吹捧黄贤远[149]的《××》[150] 150，对摘帽右派李南力也是想方设法让他写《妙计千条》，对况浩文，吹捧《夜色后面》。对文联的影响是很大的。把沙揪出来对文联的革命是个支援。 + +## 董孝富[151]： + +　　要【我】开车送他女儿。 + +## 郭清：[152] + +## 岳克： + +　　省文联要求撤销主编副主编是正确的。搞掉了祖师爷，不搞掉脚脚爪爪是不彻底的。烧【业余作者的】稿子、来信，相反吹捧他，就是资产阶级专政。到处放毒，影响很大，必须彻底肃清流毒。业余作者，三月总结，打烂分拆，《你追我赶》，说如何高，否定自己大跃进中较好的东西。学契诃夫、莫泊桑以后知道了小说的正宗风格。对重庆文艺界影响很大。人走了，影响仍统治着。穿针引线。虽不了解仍听说很多。王觉就是他的执行者。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要不不会把采取隐蔽政策的话告诉他的。可王【觉】不交代，还说公开信件都撕掉了。对沙没有愤怒之情。说一二点就没有了。还有些人也是当保皇党，现在是选择前途的时候了。 + +　　补充一点，沙从不用主席语言，他有另一套语言。以沙为中心，气味完全不同，三十年代，如“小报作风”，“擦屁股方便”等。这些语言在我们这里有没有影响？ + +　　他的生活方式讲吃。在重庆都带吃的用的走。北泉挂面，牛肉干，一罐罐装，肥皂，一箱箱买，没有的手表、毛毯，他要买，还说【因】特殊化作过检讨，但还要买。走到这里，收音机坏了，要马上修。就连夜送去修，天亮给他送来。 + +　　沙对重庆有没有影响？我觉得不是一二点。你们应比我知道更多点，记得更多点。沙来了哪个都要去看他，这当然有影响。开座谈会，他宣传不宣传他的观点？建议查阅记录。王觉对宣传部不放在眼里，可对沙是极为信任。这不够的话，我再举二例。沙把李南力的文章作为献礼作品，王、邓如何看？基本功过硬……况浩文的作品寄《成都晚报》转沙汀看，推崇。王【觉】看了：好呀，吸引人呀！这是鸳鸯蝴蝶派三角恋爱，地下党与特务恋爱。况的脚伸进《奔腾》，是沙引进。甚至调了专业创作。（邓均吾：与宣传部反映过吧。）这叫影响还是直接控制？这不仅邓【均吾】、王【觉】应好好揭发，说明革不革命。 + +## 杨益言： + +　　为什么那天王【觉】跳起来？是因为马脚露出来点了。沙汀黑线统治十六年，流毒广。“老党员”，“老作家”，要深挖，还要提醒，立场观点问题。沙十六年来就是一贯宣扬黑线，反毛泽东思想，黑线在重庆存在。上星期斗争已把面目揭出来了。沙汀的东西是亦步亦趋。三年灾害时抛出文艺八条。重庆如何。办刊物，王、邓什么时候那样积极动作过？出书，黑线论点，开座谈会，一个两个的开，刊物发表什么文章，全是：雾，夫妻情谊，反毛泽东思想的评论，这都是黑线论点的东西。沙说很好，有好文章，肯定。稿子发表，红绿灯没掌握。说是没看。那么看看审稿签，是那样还说不是。这不是明明骗人吗？沙要采取隐蔽政策，王也要采取。这样隐蔽下去。办不办得到？想抗拒抵制不行。 + +　　邓【均吾】懂不懂理论文艺，不管了。在邓的工作中是否贯彻了毛泽东思想还是贯彻了反毛泽东思想？62年纪念【《讲话》】二十周年，讲共性个性，共性是人性，这个不是反的思想？不多讲了。白纸黑字，再加大字报大鸣大放，就跑不掉。有问题的人，就是一条：彻底交待，投降。提醒一下，通过斗争，才能抓出黑帮。 + +## 孙士平： + +　　一次文代会上，讲过去写都是正确的，不会出拐。解放后就容易出问题。在座谈会上，沙汀的话变成王觉的话了。沙认为批评里教条多，而王也是说主要是教条主义。培养作者也是说要抓尖子。王很多话都不承认。沙说要园地，王就写进《告读者》。关于《达吉》的讨论，重庆、成都对立了，沙就传达李部长不高兴了。沙主张写日常生活的，写红刀出白刀进是容易的。王变成写日常生活才高明。 + +　　（有几个事要追一下。十条时，重庆去人的与沙碰头没有，带回来什么看法？王说翻信懒得找，到底还划不划清界限？挖到痛处才冒火，想抵制。） + +　　邓【均吾】在【纪念《讲话》】20年纪念会时发言是很恼火的。第一个发言，【讲】山水画有没有共性。带的什么头？非常恶劣。王【觉】参加京剧座谈会，有人讲要演《四郎探母》，王说要团结，要继承传统。这是贯彻《讲话》吗？诗歌里讲人民性……邓、王到底是什么态度？是宣传还是反对？对于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强调的。 + +　　马戎的杜若汀[153] 是若汀也。 + +## 吕亮： + +　　沙汀揪出来是大好事。四川统治十六年，这个盖子不好揭的。56年来重庆，开一次党组会，先拜访游藜、杨禾等人，提出《红岩》。每来对作协都有指示。十条，沙汀强调作家自由化，强调艺术革新，题材广阔论。实际反对《讲话》。不强调重大主题，强调写日常生活。共同纲领是宪法。（要有十七八年）。沙汀是周扬的积极吹捧鼓动者，执行者。 + +　　积极反对与工农兵结合，提出艺术要适合各种各样人的需要，文艺要有娱乐性。把文艺不是当成团结教育人民，打击消灭敌人的武器。反对深入生活，主张学契诃夫。国防文学是一伙的。沙汀下乡，带个秘书记录。沙汀在102师住过，因艰苦跑了。 + +　　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上，【沙汀】还是艺术第一。不仅在作品上，对人也是这样。只要你是艺术上有才能，不管政治如何，就是宝货，欣赏些那些人。组织路线强调才。看沙汀是个什么人？确是钻在党内的代理人。不把沙汀挖出来不好办。要沙所施放的毒素清洗，对文联的影响就很大。刊物的方向、作者路线，就是个严重问题。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清除黑线。 + +## 张惊秋： + +　　【沙汀】是狡猾的。沙汀，鲁迅给他下过定义的，是小资作家。到延安和哪个都搞不好。现在看是和党搞不好。那伙人在执行黑线上是一致的。他从延安跑回重庆是怕吃苦。他伪装很好，根子很深，挖出他来是很大胜利。他在鹅岭提倡写生活琐事，反对写重【大】严【肃】主题。在《西南文艺》通讯员会议上，讲一句话一个故事，把人物放在各种环境中去活动。宣传他写个兵痞的发现经过。对写先进人物他不开腔。 + +　　叫罗【广斌】等学费定的三部曲。是周扬去苏联贩回来的货色。 + +　　（【沙汀说】解放前，为了吃饭，是受压迫的，所以尽量写东西。现在不如以前。这是为作家自由化作【舆论】准备。要回到三十年代去。） + +　　沙汀搞了个名单开座谈会，换了几个人，他就大发脾气。骂：我不当这个主席了，以后不到重庆来。这是明目的骂市的接待领导。邵【子南】、游藜、杨禾在旁看笑话。他和党，和国家共过患难没有？抗日没有，三年【解放战争】没有，是地主老爷，政治上是恶霸。王觉你是滑不过的。周扬揭发前还抛出些东西来。说当时现实生活不好写，所以有意组织写《雾》等东西。周扬揭出来时就变了。他下来说反对我写劳动的主题是反对我别的东西。周【扬】揭出来就明显了，为什么要包起来呢？王觉要是有革命的要求，应很好的揭发。李南力搞创作是沙汀支持的。为什么沙【汀】可以决定呢？沙汀是沙汀，你是你，有什么必要包下来呢？ + +## 邓均吾：[154] + +## 牛文： + +　　对沙汀问题要揭深揭透。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按《讲话》办事还是按黑线。要彻底揭发。要彻底革命。文化革命不能离开主席思想，是命根子。工人发言很打中要害。低头，检讨，认罪，犯了错就该这样。文联机关无论如何是说不成执行了主席路线的。是执行，是抵抗？有没有无产阶级闻风而动、朝气勃勃呢？没有。长期的影响。审稿签印出来大家看。到底是什么观点。原稿是怎么改的。作者名单排队，他搞纸来说，报来拉来特约。要做的工作是很多的。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算。都要搞清楚。关于沙汀，十六年的事，经常来，来了要谈话。记录不在了，为什么？要翻一翻笔记本。把他的活动、言论翻出来。这是革命嘛。拿点劲头出来。他瞎吹牛的也要想一下。要彻底，把材料逗起来。有一点，清一点出来。工人同志说的对。你是党员，还有没有党性。对运动是什么态度？写个材料两张纸都写不满。写的都是别人知道的。把东西彻底挖出来，结论帽子就可以清清楚楚的。生活上搞的那些东西是怎么搞来的。 + +## 王觉： + +　　我表示态度，沙汀坚决和他斗争。今天看了东西，心里非常激动。沙是沙，我是我。我有问题，确是立场错误。 + +## 邓均吾： + +　　我也表示，这个人确是太可恶了。是个钦差大臣，散布毒素太多了。我是坚决划清界限。有一张稿签，写了很多字，内容不清。要求马【戎】、张【继楼】、向【晓】揭发我的问题。 + +## 罗广斌： + +　　邓【均吾】、王【觉】，表示态度，还要看行动，拿出东西来。划清界限。是不是革命的态度要看行动。 + +## 1966年7月18日上午 + +　　（召集人会议。） + +## 徐靖： + +　　专题有个轮廓了。但像谁负责还未弄清楚。要、果尚未弄具体。每个人有个学习小结，写得很恼火，像杜夫，采风，但不知是谁负责接受的。 + +## 杨山： + +　　人头已弄了七个了。 + +## 刘德彬： + +　　向晓没啷个看。十条后文联活动频繁。王觉写了个加强本市文艺工作的意见。要查。61年11月2——6，下午，学习十条座谈会纪要。62年3—4月【纪念】《讲话》20周年【中的问题】。召集业余作者来揭露，开个单子。了解情况，召来开会。 + +　　把某个人的情况写成材料，先写了些什么，来学了以后，学了些啥。如何小结的，写了些什么，现在情况如何，学的情况。 + +　　（此后有缺页。以下发言不知发言者姓名。） + +　　……学校劳动，哪个犯错误就罚以不参加劳动，就是对劳动当成一种荣誉。他要了材料没有写。“红玉”是工厂创作的方向，因为他跳出了写工厂写生产、技术的东西，但是还是反映了工厂的先进人物。（红），接着来了《故乡》。 + +　　《奔腾》的作者太狭，李南力，殷白，尽是【这几个】。62年我请创作假，【写了】几篇都说是思想僵化了（熊小凡），是否新闻稿件写多了，都是理论的，只有逻辑思维，没有形象思维（杨世元）。太忠实于生活了（要提炼，构思，幻想），有一篇写得还可成立，但不合于政策。现在哪个还来写这个哟。养猪姑娘（是否张继楼）。后来弄得我没信心写作了，没有这个才能。杨世元说为了“寻医”的不合政策而背了书的。声讨邓拓的发言稿上，杨世元把“人民，只有人民……”是否不说算了，别个都说过。 + +　　需要来感染下文艺气氛。引起创作冲动（杨世元，熊小凡）。 + +## 1966年7月19日 + +　　（大会对领导进行揭发。） + +## 刘德彬： + +　　1962年3—4月开了很多的会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是否真正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是的，是反的，是文联领导在亲自带头煽动。文学小组是邓均吾主持。上午他在美术中讨论有没有阶级性。西洋音乐还学不学，不学的话大专院校可以不办了。大声喊要把拨尸令牌追回来。[155] + +## 1966年7月22日上午 + +　　（对邓均吾提意见，揭发问题。[156] ） + +## 杨山： + +　　通过会议发扬民主，要解决路线上方针上的问题。主要按【文艺】十条工作，就是说主席早就提出的《讲话》是错的，要按十条办事。还说共产党人不怕犯错误，条件是可以创造的。研究解决就是如何贯彻资产阶级自由化。说农村生活不好反映，为什么当时不是有《夺印》？对农村生活究竟怎样看法。深入了解工农生活是一方面，但是广泛的了解生活是必要的。作家不是工农在生活，劳动不是一切157，但知识分子革命化的核心是劳动。劳动化，工农化，革命化。邓是站在领导的地位。 + +## 刘德彬： + +　　1961年11月2—6日，机关学习【文艺】十条座谈会，贯彻的会，邓动员说，今天这个会不谈成绩，专谈问题。很多，涉及教育问题，文艺思想等问题。根据十条工作，十条是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工作作风教条主义，大跃进中具体问题没解决。因此影响了工作。不要怕提问题，揭露问题，揭露问题不深就不能解决，回顾过去工作是否错了，路线方针是否踏实，文艺批评上是简单粗暴。 + +　　对【办】刊物是很热衷的，打气，因为有的人不愿意。刊物是要办的，因为培养作者。要有园地。一个编者高明，一个稿子、作者，搞以作家为中心的沙龙。诗歌的活动，以作家的活动分子为中心。就是反对、取消党的领导。事实上已经三、五地活动。培养作者，调来学习，创作思想，编辑人员派下去了解他们读书情况。召开座谈，鼓舞他们的读书情绪。王觉草拟加强文学工作的意见。1961年12月上报。以纪念《讲话》为名，大反毛泽东思想。关于生活，吕亮谈首先考虑自己是党员，邓说，不是工农在生活。说鲁迅写的是熟悉的知识分子，农民只有在《故乡》中才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自古即有之。关于创作，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联系，形象思维是个性……古典诗歌的表现手法是多种多样的。一个诗人的也是多种多样的。要学到家，就要钻进去。不能深刻理解，就不能感受。生活丰富多样，艺术也是多种多样的。一概而论，对百花齐放，对题材多样性是有影响的。杜甫的题材，观察体验熔铸自己的感情，而成为生动感人的作品。百花齐放不仅形式的多样性，也要求内容的广阔性，就要求作家有广阔的生活。政治与艺术标准是统一的。政治很强烈的感人不深。没有鲜明印象，引不起共鸣。一个评论家仅作政治分析不作艺术分析是不全面的。只讲政治是普遍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是教条主义的分析，缺乏独立的见解。《文心雕龙》中有唯心东西，但技巧上有好的东西。 + +## 徐靖： + +　　审稿签上，歌颂火热的生活的东西，他就“平”、“无特色”。对宁松勋的就红灯。对小巧的《行色匆匆》等就大为欣赏。 + +## 罗广斌： + +　　他说是附庸地位，不是这样，是主编，是掌握每篇稿的生杀予夺之权的。1963年8月已是八届十中全会后快一年了，对《晨操》就是政治强烈而感受不深，而觉刺目的论。而这上边跟沙汀联不联得起“剑拔弩张的作品”？周扬也是。就是枪毙火热斗争的东西。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 +## 杨甦： + +　　《蝙蝠》，给修正主义打掩护，修还有两重性，有光明的一面，不是真鼠类。何以怕光明158。“诫汝莫猖狂”[159]，是站在修正主义立场上的。《观人画柳》[160]，草莽英雄，还有李靖。（孟超曾写过《红拂夜奔》。）虬髯不向李世民折腰而去海外的“傲”与当时政治气候有配合。想如何……（孙士平：这首诗是歌颂蒋介石的。大陆在台湾的西边。）《秋怀》是歌颂单干[161]。 + +## 郭福田： + +　　邓与王【觉】争权夺利，吵吵嚷嚷，不分场合地点，不是对工作有所考虑。邓出去开会，从不进行传达，对中心任务没有要求。他的中心任务是下棋。文史馆的那个老头。更热衷的与温【田丰】，勾勾搭搭。对温的翻案反党的事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感情上割不断。学主席著作，把自己摆进去，亮出来，其他同志都可以，因为有具体工作，我只有联系一下思想。把不能发挥工作的人可以一脚踢开。不要有什么不好意思。说明自己是极为不满。 + +## 杨益言： + +　　邓说十条是“法规”，刊物，培养作者，理论队伍是要组织的。由作者中的活动分子进行三五人活动，（俱乐部，沙龙等场合，自由组合，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通过串联使文艺者活动起来。）[162]业余作者来二件事：读书，写东西。讲一讲也可以，可以付工资。邓与王配合，赞同。 + +　　俱乐部讲汉语音韵、诗词，一星期一次。（写生活，充分写生活，可以反映出立场面貌来。）（澄清一下读者中的思想。十条以前写的放不开，政治束缚了作家，影响人物丰满。把人放在尖锐的斗争中，生活细节少了，总不是好事。我喜欢作品将人引入生活。有时作品并不一定要提高度的思想。）唯情论，形象思维论，题材广阔论，不是没有而是极为流露的。周扬、沙汀的言论在文联是分店。 + +## 杨山： + +　　双周刊以前刊物问题不大，这是有人说的。邓推行十条这是与他观点分不开的。《清新与陈腐》[163] 163，诗要清新，59年大量涌现民歌，是无产阶级文艺家就要举出民歌的例子。他却抬出庾信来，这个人是写了大量的色情诗。在大跃进年代里抬出某人的写灾难痛苦，这是什么意思？【邓说】发生陈腐之因是对社会没有真知灼见，把握不住灵感，写的大多是“每饭不忘君恩”，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朝廷却以天下为儿戏。（清新的的东西是反映什么，对社会要有真知灼见，不能写“翻身不忘共产党”了。）[164] + +　　《强盗们听着！》，《明智一点吧》，不是针锋相对而是乞讨和平的和平共处。【还有】《巴拿马人民的怒火在燃烧》。 + +## 罗广斌： + +　　揭沙汀的活动材料。邓【均吾】说我用党性来保证，我记不得了。 + +　　《南山纪游绝句》[165] ，1962年2月发表。邓【均吾】与沙汀的关系。这是顽固的暴露不愿揭【发】。 + +## 张惊秋： + +　　要出诗集，邓说不是自己要出的。内容是什么都有，拿出去起什么作用，自己是没有考虑的。缺乏政治责任感。消灭分歧，合二而一。有些东西就是只有革命浪漫主义，没有革命现实主义。香港片《豆蔻年华》【文化局对要不要公映】拿不稳，叫文联去看，邓、王【看了】说没有啥问题，【只是】思想性低。李康生提了拿到工人中会有影响的。对机关大部同志下乡搞四清，不作任何动员思想工作。只谈了几句话。向晓说哎，学习也没参加，我看主要是劳动，能工作就做一点。下去后，希望八个人在一起。工作里有了活思想抓不抓。在具体中产生思想是最好因此而解决问题，提高一步。可是没有。工作队要解决杨山的思想，机关里却开了小车来接他回去。文联是辛辛苦苦的集体保命。想到贫下中农没有？没有政治，只有生活上的照顾。 + +## 岳克： + +　　对邓【均吾】的作品进行检查是非常必要的。他是因为有一股怨气而冒出怒气，《秋怀》，1962年10月，当时市委提出要配合宣传党的领导、政策、公社的威力。他相反，歌颂单干，包产到户，“鸡豚鹅鸭动成群”[166] 166，（当时还有什么“百禽户”。）“家家办得好公粮”。招待他的农民，回答他的是祝你明年更丰收，是一个包产到户的农家乐形象[167] 167。丰收是“农时不误到秋晴”（瞎指挥没有了），通篇没有“党”字，【没有】公社，集体，生产队，只有“农家不负好山河”[168] 168。不是古典诗里不好用这些字。 + +　　1962年诗集问题。我春天来的。要出五本诗集。要把邓的诗抛出来。没听说邓有所反对。【而是】积极活动。没出版的原因现不谈。 + +## 马戎： + +　　关于《观人画柳》，【是在】诗人节，鹅岭公园集会时朗诵，加了说明，这首诗到底说明什么？【陈子庄】[169]半醉而画，抒了什么情？老柳树不肯折腰，是对现实不满。根本谈不上反修。《鹅岭公园盆景》松柏劲节等[170]，不仅是写盆景而有所寓。平时谈时说他旧诗底子好。他就说得力于父亲还是哪个长辈，督他熟读某古诗的原因。对自己过去所接受的，现在的，都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 + +## 孙士平： + +　　四清时听一地主说：“我是老弯的柏树，是弯不转来的。” + +　　【讨论形势中成绩与缺点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时。邓发言说大跃进的缺点是非常恨忿，感情也激动。可查记录。对机关是封建家长式统治。 + +　　热衷于开诗歌座谈会，不愿参加外来演出的座谈会。对贯彻十条的会格外积极。四清回来，谈歌舞团的为政治服务，不感兴趣。对杨世元的“幺伯前书记”四不清干部特别感兴趣。 + +　　机关在政治学习中突出的什么东西。 + +## 1966年7月22日晚上 + +　　（继续上午的会。） + +## 李南力： + +　　《观人画柳》的背景材料，金城柳见之于桓温传。自江陵北伐，行经金城（甘肃兰州一带，现属五泉）[171]，见当琅邪时种的柳，已十围。感然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桓温，这人相当于曹操之类的人。 + +## 罗广斌： + +　　去台湾建立为王。1962年党内传达蒋介石要窜犯大陆，他要写北伐夺位。诗又发表于1962年7月。 + +## 邓均吾： + +　　桓温北伐羌族。 + +## 李南力： + +　　诗是用笔名发表的。“微中”是如何取的？来之于《史记》……列传，太史公曰……“微中”，这个笔名有意无意说到是处。这个笔名用于《观人画柳》意味深长。《綦江初春》[172]，綦江“堪画作，武陵图……”这不是学术，掩盖政治目的。，《诗人节组诗》[173]，宣扬杜甫，“扑枣任西邻”，此时他在逼债。学习中提起“瞎指挥”，他是气愤得很。参加政协会，谈“三和一少”，他是慢条斯理、平心静气介绍。对照之下喜什么恶什么。喜川剧，1956发掘剧目鉴定《香粉院》[174] 174，鬼嫖院也。他支持，还写了一篇文章说它有多少好处。审稿签，诗风追求构思技巧多了，直抒胸臆意之知之少了。应研究一次。即要号召大家怎么想就怎么写。 + +## 熊小凡： + +　　《豆蔻年华》放不放，邓说这是老主题，没得什么。王说就是思想低嘛。此时已八届十中全会后了。那时刚看过《红拂夜奔》，就是号召反革命起来闹事。孟超写。1962年4月。写得很吃惊。当时研究“诗人节的诗”是与反革命叫骂相呼应。阶级敌人，牛鬼蛇神。他是说“大家来检查嘛，是个啥子我来接受就是”。（邓均吾：这里有道德继承论的东西。歌颂这些人。） + +　　这是反对作者的世界观改造。这是接梁上泉[175] 的发言。接着星火[176]大谈古典诗歌。当时邓的政治思想状况如何。诗歌里有反映的。对大跃进的瞎指挥。粗暴。 + +## 邓均吾： + +　　我是认定桓温是英雄，但知他北上抵御外患。不知他反不反。 + +## 王觉： + +　　【那天作画】这人叫陈子庄，是美协请来的成都画家。已住两周左右，画了些画。那天是表演技法式的。在画室里，他是哭了。吃得很醉。以前潦倒，现在得安排照顾了。 + +## 岳克： + +　　编辑部还有一幅画稿。他画得并不好，而且是发泄情绪。引起邓的深深触动。顶天立地的柳，人物是叛逆形象精神。邓感觉是英雄种。现在看，西风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强暴。邓的解释不能自圆其说。 + +## 李南力： + +　　桓温是讨伐羌族？桓温是晋朝权臣，准备东伐篡位。因得病死而未成。谢威发现桓温有图谋不轨而私跑了。 + +　　《风尘三侠》里有棵树不是树，拴个驴子。 + +　　《周慕莲周年祭志念》[177] ，杜鹃啼血……这是叛逆精神。《杜甫》[178] 诗也是唱反调。 + +## 罗广斌： + +　　杨柳都是写软性的迎风摆的，而邓却选此发泄感情，叫做一反历来说法。两个典故，三个人，都是造反的。民族英雄还多，为什么不用别的呢？蒋介石又要窜犯大陆，就是说不为任何强暴所【折腰】。 + +## 岳克： + +　　邓的心目中农村究竟是什么图样？一春一秋，写的都是綦江。是桃花源的理想，【桃花源是】避强暴的地方。【邓】经常谈那里瞎指挥。 + +## 孙士平： + +　　59年8月1日，歌颂建军节。“止戈为武”[179]。 + +## 罗广斌： + +　　步伐为武。为什么不用这个呢？ + +## 刘德彬： + +　　纪念《讲话》与周【扬】的论点似。形象思维，题材广阔论。邓还有个间接服务论：文艺作为革命武器与敌人斗争，不一定是直接的，用美好的道德、情操教育人鼓舞人是有作用。不能狭隘理解文艺。山水画等，健康的美。主席六条标准辩证的理解。 + +## 杨甦： + +　　黑线思想由来已久。【邓写的】《共产党员》[180] 180的影评[181] 181，古班诺夫转业到水电站工作，拐走了投机商富农之妻同居。后被人杀死。【当他因爱上】阿纽达徘徊，被批评后，他们的结合是很自然的了。古班诺夫有缺点但他在不断克服中。因此是光辉形象。[182] 182是阿飞形象！不是共产党员。当时看了感觉色情。是修正主义的。 + +## 向晓： + +　　看了邓早年的诗，颓废，虚无。（邓均吾：那是1921年左右的了。）间接配合论。刊物与报社的矛盾。邓就说过我们达不到配合的专业。严中和的纪念七一，与伏尔加河老游击队员握手，报社指出有严重错误。邓极为不冷静。政治思想上有严重不满。对四川支援兄弟地区【粮食】，说我们风格高。邓流露：啊呀，农民已经没有多少了么，还要调出又调进。这是不满。对知识分子，右派，在劳动中改造，但说劳动对知识分子不觉得怎么样。对党的政策怀疑。强调学通马列主义。 + +## 杨甦： + +　　邓说党外有些比共产党员的马列主义水平还高些。 + +## 郭福田： + +　　邓说：有好多右派从思想上服了解决问题的？有好多？为啥说这句话，什么意思？现在清楚了。当时对反右怎么看法，反右应不应该反？ + +## 1966年7月24日 + +　　（继续批判邓均吾。） + +## 罗广斌： + +　　诗是反动诗，人有反动思想。①画柳人是陈子庄，是王缵绪183（伪省主席，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的秘书。邓说陈是潦倒【文人】，解放后政府照顾安排。②蒋匪窜犯叫嚣，6月23见报，22日党外传达，一月前党内传达。③诗中典故，虬髯，红拂，翻译一下可作：虬髯指蒋，红拂指邓。 + +## 杨世元： + +　　看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画的，当时的历史背景。【《虬髯传》中说：】十年之后，东南出异事，乃我得意之秋也。此时可以酒相贺。62年，邓当时情绪，我才来。他有股怨气。老婆吵要出去卖老荫茶。 + +## 孙士平： + +　　邓管理过北碚的树木，做投机生意。批他反说，不搞你活不出来。 + +## 李南力： + +　　长期的与党脱了关系。他在成都曾当过主编（什么报），是不是王缵绪的报纸？在巴县，学校当教员，《新华日报》一创刊他就出来了。 + +　　对瞎指挥暴跳如雷，就是温江水电站之事。影响都江【堰】放水，成了干旱。他说，几千年的封建时代的水利给搞坏了。（野谷的《二王庙》之所指。） + +　　62年前后几首【诗应】联系起来。62年2月18，纪念周慕莲，杜鹃有典故。6月3日《诗人节组诗》，屈原后六句[184]，时机未到还要等待。杜甫全段，杜甫的精神还要发展[185]。三段，把希望寄托在现代诗人身上。 + +## 杨山： + +　　“政策如流水，民心即党心。”是邓的黑货，全民的党。说党说了话不算（流水无情），【他说】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真理要自己追求，不是靠别人教育。这个真理是反革命真理。【他说】作家深入生活方式很多，不能一概否定。我们组织领导工作的，组织作家下去，首先组织写作。不是改造思想。任何岗位上都可观察人。我们机关也可观察人分析人。（接着就有人写机关生活。） + +　　有关王觉：【王觉提出】要搞个内部沙龙，在文化宫搞，通过文联作家串联的方式去联系人。还去找了卢子英[186]。下去不考虑创作的提法不能提。应用作家眼光去观察生活。 + +## [注释] + +　　[1] 吕亮，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专业作家。 + +　　[2] 徐靖，女，重庆市文联编辑部工作人员（负责稿件登记之类通联工作），诗人雁翼之妻。 + +　　[3] 杨山，重庆市文联业务组干部，编辑，诗人。 + +　　[4]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是在小说《红岩》出版后调入文联任创作员即专业作家的三人创作集体成员。 + +　　[5] 载1961年11月19日《重庆日报》第三版，《奔腾》文学双周刊创刊号。 + +　　[6] 作者殷白（张惊秋），载1961年12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期。 + +　　[7] 作者唐程，载1961年12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期。 + +　　[8] 作者范棣，载1961年12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期。 + +　　[9] 杨大矛，重庆市文联编辑岳克的笔名。 + +　　[10] 作者张继楼，载1961年12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期。 + +　　[11] 载1962年1月7日《重庆日报》 + +　　[12] 马戎，重庆市文联编辑部主任，《奔腾》副主编。 + +　　[13] 应为《鹅岭公园盆景》，作者邓均吾，载1962年1月14日《重庆日报》，《奔腾》第5期。 + +　　[14]作者杨山，载1962年12月16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九期。 + +　　[15] 《蚕儿和粉笔——不是笑话》，载1962年12月16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九期。 + +　　[16] 张继楼，重庆市文联《奔腾》副主编，儿童文学作家。 + +　　[17]张惊秋，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笔名殷白。 + +　　[18] 作者李南力，载1962年7月15日《重庆日报》，《奔腾》第十八期。 + +　　[19] 《蝈蝈儿在歌唱——童年生活散记》，载1962年8月12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期。 + +　　[20]《雨天——故乡散记》，作者傅振贻，戴1962年8月26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一期。 + +　　[21] 作者李南力，载1962年8月26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一期。 + +　　[22] 作者署名殷白（张惊秋），载1962年8月12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期。 + +　　[23] 《访》，《城郊走马》两首之一，作者张继楼，载1962年8月26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一期。 + +　　[24] 作者署名裴寿全，载1962年7月15日《重庆日报》，《奔腾》第十八期。 + +　　[25] 作者署名晏晏，载1962年7月15日《重庆日报》，《奔腾》第十八期。 + +　　[26] 作者野谷，载1962年8月26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一期。 + +　　[27] 《农家小景》，《城郊走马》两首之一，作者张继楼，载1962年8月26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一期。 + +　　[28] 作者陈淑宽，载1962年8月26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一期。 + +　　[29] 邓均吾诗《禾登乡观稼喜赋（四首）》，受批判的第三首为：“政策如流水，民心即党心。喜闻生产队，评选德才人。同辈夸先进，青年敬老成。此乡风习好，我欲学躬耕。”载1962年8月26日《奔腾》文学双周刊第二十一期。 + +　　[30] 作者署名闻录（熊小凡的笔名之一），载1962年11月4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六期。 + +　　[31] 熊小凡，重庆市文联《奔腾》文学双周刊编辑。 + +　　[32]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33] 余薇野，原重庆市文联编辑，诗人，摘帽右派，此时还在长寿湖渔场继续接受“劳动改造”。 + +　　[34] 胡元，作家，四川省人民艺术剧院编剧，摘帽右派。笔名田苗。 + +　　[35]《鼓?喜——田野抒情》，载1962年9月9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二期。 + +　　[36] 载1962年10月7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四期。 + +　　[37] 《希望的幼苗——一个孩子的画像》，《山村散页》之三，作者署名柳渡，载1962年9月9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二期。 + +　　[38] 张修文，重庆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 + +　　[39] 王燮，女，原在西南文联《说古唱今》杂志任编辑，后调重庆市群众艺术馆，借调到川剧院任编剧。1964年编剧的川剧现代戏《龙泉洞》被作为重庆市川剧现代戏重点剧目，1965年参加西南区话剧、地方戏观摹演出受到好评。 + +　　[40] 此段文字原记录含糊不清处较多。 + +　　[41] 《山村散页》之一，作者署名柳渡，载1962年9月9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二期。 + +　　[42] 《山村散页》之二，作者署名柳渡，载1962年9月9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二期。 + +　　[43] 《织女姐姐》，《月夜星空》二首之一，作者蒲华清，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44] 《小夜曲》，《垦荒队诗草》四首之三，作者署名陶伟然，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45] 《统计员》，《垦荒队诗草》四首之四，作者署名陶伟然，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46] 作者署名凌行正，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47] 作者署名杜夫，载1962年10月7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四期。 + +　　[48] 潘公展，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新闻检查处长、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国民党中央常委。长期被中共称为“文化特务头子”。 + +　　[49] 作者署名闻录，载1962年9月9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二期。 + +　　[50] 作者雁翼，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51] 作者杨健，载1962年11月4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六期。 + +　　[52] 野谷，中学教员，原在重庆市文联，调出后仍住文联院内。 + +　　[53] 作者署名张启贵，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54] 《垦荒红旗》，《垦荒队诗草》四首之一，作者署名陶伟然，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55] 作者署名余光烈，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56] 作者龚联健，载1962年9月2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二十三期。 + +　　[57] 原记录如此。篇名疑未记完，还少了一篇。 + +　　[58] 作者李士文，载1962年2月25日《重庆日报》，《奔腾》第八期。 + +　　[59] 作者董良，载1962年2月25日《重庆日报》，《奔腾》第八期。 + +　　[60] 作者杨大矛，载1962年2月25日《重庆日报》，《奔腾》第八期。 + +　　[61] 作者王浩然，载1962年2月25日《重庆日报》，《奔腾》第八期。 + +　　[62] 李南力，四川南川（今属重庆）人。重庆市文联代管作家，摘帽右派。曾任新华社第二野战军分社随军记者、采访科长，西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创作组创作员，战士文化读物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重庆市文联秘书长、党组成员、创作委员会主任，《红岩》副主编。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 +　　[63] 温田丰，重庆市文联业务组工作人员，在延安加入中共的老干部，摘帽右派。 + +　　[64] 李南力原为部队作家。 + +　　[65] 向晓，重庆市文联《奔腾》副主编，文联文革办公室主任。 + +　　[66] 郭福田，重庆市文联人事干部。 + +　　[67] 指《人民日报》6月5日发表了社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要求每个人都做出自己的选择。 + +　　[68] “文艺十条”，即《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1961年6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检查、总结几年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起草，8月1日印发各地征求意见。经过讨论修改，成为由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共同提出的“文艺八条”。重点是对文艺领导工作中一些妨碍文艺健康发展的做法进行纠偏。后被姚文元在《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一文中斥为“其中心就是推翻毛泽东文艺路线，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文艺的领导，实现资产阶级自由化。” + +　　[69] 杨甦，重庆市文联编辑。 + +　　[70] 指中苏两党大论战中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第五评《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与第六评《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 + +　　[71] 邓均吾（1898—1969），四川古蔺人。诗人，文学翻译家。1921年参加创造社，曾任《创造季刊》编辑，1938年加入中共，曾任中共古蔺县委书记、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1950年后历任重庆市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重庆分会副主席、《红岩》杂志主编、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长。 + +　　[72] 牛文（1922—2009），山西灵石人。版画家，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时任中共重庆市委驻文联工作组组长。 + +　　[73] 指毛泽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选”第四卷上的第一篇。 + +　　[74] 指李南力在《奔腾》文学双周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给敌人送棺材》。 + +　　[75] 王觉（1921～1992），笔名苏执。1942年后任重庆育才学校教师，新地出版社、萌芽杂志社编辑，重庆地下党被破坏后撤到华北，后任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秘书，随军南下参加接管，任武汉市军管会文艺处组长，重庆市文联秘书科科长，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副主席，《红岩》杂志主编。 + +　　[76] 李南力被打成右派时曾受到批判的小品文集。 + +　　[77] 指王觉。 + +　　[78] 这是王觉在文联组织的全市文学作者《欧阳海之歌》座谈会上讲话中的一个被“揭发”出来批判的内容。 + +　　[79] 曾克（1917—2009)，女，河南太康人。曾任第二野战军新华社野战记者团记者，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重庆、云南、四川文联及作协分会副主席，重庆市文联党组成员，全国第一届政协代表，全国文联第一、二届委员及作协理事。在重庆文联“反右”运动中，主持了将超过32%的文联（作协）干部、超过四分之一的驻会作家打成右派（包括文联党组书记兼秘书长龙实，文联整风小组组长、作家李南力，著名作家刘盛亚等）的工作。后调四川省文联。 + +　　[80] 刘盛亚（1915—1960），重庆人。作家，翻译家，教授。抗战初期从德国留学归来后曾任四川大学与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四川省立戏剧学校导师、《新民报》副刊主编、群益出版社总编辑、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成都文协理事、群众出版社总编辑、《大公报》文艺主编等。1950年后曾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重庆文联执委、作协重庆分会理事及主席团成员、创作委员会主任，民盟重庆市委机关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60年4月饿死于服苦役的峨边沙坪劳教营。 + +　　[81] 张文澄，时为中共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后被打成“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头子。 + +　　[82] 水华，北京电影制片厂改编小说《红岩》为电影《烈火中永生》的导演。 + +　　[83] 葛琴，女，作家（鲁迅曾为其短篇小说集《总退却》作序）、电影编剧，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副厂长。其夫邵荃麟（文艺理论家，原中宣部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党组书记）文革前已因“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等罪名遭到批判，文革中葛琴受牵连也遭批判，后被中央专案组定罪为“叛徒”，折磨致残。 + +　　[84] 汪洋，时为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 + +　　[85] 此句含义不清，原记录如此。 + +　　[86] 电影《红岩》最后改名为《烈火中永生》发行放映。 + +　　[87] 即《分歧何在》，这是1964年11月25日罗广斌、杨益言按照当时文艺界整风的精神向北影厂提交的一份意见提纲，其中共提出了“政治与艺术”、“一切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还是坏事？”、“政治高了，不感人？”等20个问题。1967年6月5日由首都红代会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与杨益言、刘德彬及中国青年出版社张羽等联合编辑出版的《红岩战报》第二期发表时加了一个副标题“罗广斌同志在《红岩》改编电影的问题上，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作斗争的铁证”，还加了长达2000字的“杨益言按”，按语中说：“……在一系列的问题上，我们和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及电影改编者自始至终存在着原则的分歧”，1964年11月中旬“我们看了样片，觉得问题相当严重。”“我们明显地意识到，这是两个阶级、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在电影方面的一个尖锐反映。”“《分歧何在》没有点名。应当指出，针对的主要对象不是别人，正是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安插在电影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部影片改编的主要负责人夏衍、陈荒煤等人。”“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底，江青同志看了样片，明确指出这部影片问题严重。一九六五年一月，江青同志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全力投入了新的工作，和电影改编者的这场原则斗争，就暂时放在一边了。” + +　　[88] 语句不通，原记录如此。 + +　　[89] 杨世元曾参加中央文学讲习所第三期学习。 + +　　[90] 指徐懋庸给鲁迅的信，此信引出了鲁迅有关“两个口号之争”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 + +　　[91] 指《鲁迅全集》第六卷中有关“两个口号之争”的一条注释，当时已被批判为“周扬颠倒历史的一支暗箭”。 + +　　[92] 原记录如此，可能是记录者未听清这几个人名。 + +　　[93] 原记录此处有掉字。 + +　　[94] 张黎群，前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主任、办公室主任、绵阳地委文教书记，因曾于1962年主持《重庆日报?巴山漫话》和《成都晚报?夜谈》专栏（共发表不到20篇杂文）而被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定为“黑帮”，于1966年5月29日拘捕“隔离审查”，随后在全省公开点名批判。 + +　　[95]指《四川日报》上批判李亚群的文章里称李“诬蔑文艺战线上兴无灭资斗争是‘扣帽子’、‘推论法’、‘连坐法’”。 + +　　[96] 岳克，重庆市文联编辑，笔名杨大矛。 + +　　[97] 指恩格斯给《城市姑娘》作者哈克纳斯的一封信，信中所谈到的有关现实主义、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涉及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创作的一些言论，被中国当代文艺界长期奉为经典但实际上又不甚了了。 + +　　[98] 陆棨，重庆市歌舞剧团编剧，诗人。 + +　　[99] 石玺，重庆市话剧团编剧。 + +　　[100] 彭友龄，重庆市话剧团编剧，笔名纪朵。 + +　　[101] 这是当时《四川日报》上公开批判的所谓李亚群的“黑话”。 + +　　[102] 指重庆市委宣传部长何正清。 + +　　[103] 孙士平，重庆市文联业务组干部。 + +　　[104] 周世国，重庆市文联行政事务员。 + +　　[105] 王余，原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诗人，1957年打成右派。后调成都四川省文联。 + +　　[106] 指杨世元听说《重庆日报》在查《奔腾》文学双周刊的问题时，向王觉汇报，王觉叫杨世元先检查一下《奔腾》上发表的作品到底有多少问题。 + +　　[107] 刘序椒，女，重庆市文联会计。 + +　　[108] 龙实，1938年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后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工作。1949年转业后任中共重庆市沙区区委第一副书记、代书记，1955年调重庆市文联、作协重庆分会任党组书记兼秘书长，1957年被打成“张文澄右派反党集团”成员，下放长寿湖渔场劳动。摘帽后调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另行安排工作。“右派改正”后曾任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四川美术学院院长。1986年离休。 + +　　[109] 记录上未写这是谁的插话。 + +　　[110] 逗，意为凑。川语读作“斗”。 + +　　[111] 指文联培养的工人业余作者。 + +　　[112] 彭明羹，重庆钢铁公司的工人业余作者。 + +　　[113] 指说怪话。 + +　　[114] 逯旭初（1909—1984），四川合川（今属重庆）人，评书艺术家。1961年调重庆市曲艺团工作，重庆市曲艺家协会常务理事。 + +　　[115] 严啸虎，1899年生，四川华阳人。民国时期陆军少将。1949年12月初兼任成都防守司令部副司令，12月9日在四川彭县参加起义。后任四川省政协常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 + +　　[116] 范众渠，1949年前曾任重庆银行同业公会理事长、重庆复华银行总经理、重庆市参议长。1949年底任“迎接解放筹务组”组长、重庆市临时治安委员会负责人。1950年后任重庆市政协委员。 + +　　[117] 柯尧放（1904—1965），四川璧山（今属重庆）人，诗人，书法家，收藏家。1949年底以前曾任重庆市文献委员会委员、重庆市参议会秘书长。1950年后曾任重庆市工商联副秘书长，重庆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 +　　[118] 原记录如此。 + +　　[119] 高缨，原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诗人。后调四川省文联。根据其短篇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改编的电影放映后曾引起极大争议。 + +　　[120] 陈荒煤在毛泽东“两个批示”下发、文化部整风后被撤职，1963年下放到重庆市当副市长。 + +　　[121] 邵子南（1916—1955），四川资阳人。1938年到延安。1939年到重庆任《新华日报》采访部主任。1950年后任西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重庆人民广播电台台长、西南文协副主席、重庆文联副主席等。39岁时病逝。 + +　　[122] 何剑熏（1911～1988），四川阆中人。曾任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著有《音学》、《中国文学史》、《楚辞拾沉》、《剑熏诗集》等。曾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抓捕关押审查。 + +　　[123] 黄贤俊，原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西南文协委员，1955年在“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因其兄在台湾当军官而被作为特务嫌疑分子隔离审查，大会批斗中精神失常。后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会议列席代表，曾上书中共中央并在省政协会上发言，要求拆除坏人安装在他头脑中对他发号施令的机器。“反右”运动中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在重庆亲自指示将他“拷起来”，遂由公安局抓捕，关押审查中发现是精神病，释放后无单位接收，流落街头，贫病而死。 + +　　[124] 原重庆《大众文艺》编辑，已调成都。 + +　　[125] 游藜，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重庆市文联编辑，文艺理论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调四川省文联。 + +　　[126] 指马识途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中所写的柳一清，原型即马的前妻、中共恩施特委妇女部长刘惠馨烈士，在1941年1月“鄂西事件”中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11月牺牲。 + +　　[127] 马识途在《沧桑十年》中所引此诗为：“欣闻放作牧民官，得意春风马蹄欢。路遇褴褛羞衮服，野惊菜色耻丰餐。早知厚禄当危惧，岂得高官便苟安？发奋从兹当牛马，敢期父老尽开颜。” + +　　[128] 费定（一译斐定），当时的苏联作协主席。《早年的欢乐》（一译《初欢》）、《不平凡的夏天》是他的长篇小说。 + +　　[129] 《黄蔷薇》，匈牙利作家约卡伊?莫尔的长篇小说，写一外号“黄蔷薇”的旅店老板之女的爱情悲剧。 + +　　[130] 《华蓥风暴》，陈联诗的长篇回忆录遗稿。陈联诗1960年去世后，四川省文联借调陈的女儿廖宁君和女婿林向北参加整理，整理中得到沙汀的指导，196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韦君宜决定由该社出版，派小说组组长王仰晨任责任编辑。但因相继发生文艺界整风、“四清”、文化大革命，此书出版夭折。直到文革结束多年后才于1995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林向北和子女们重新整理的《“双枪老太婆”陈联诗自述》。 + +　　[131] 林向北，1938年加入中共，长期在四川从事地下工作。1957年在长寿狮子滩水电站建设工地被打成右派。1961年“摘帽”后被四川省文联借调去参加整理其岳母陈联诗的长篇回忆录遗稿《华蓥风暴》。 + +　　[132] 杨禾，原名牛树禾。山东安丘人。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调成都四川省文联。右派“摘帽”后控制使用。 + +　　[133] 《沙汀日记》1965年11月19日对此有记载：“今天的谈话，是单独同刘讲的，事情也相当偶然。早上，王交给我他们三人给党组一封信的草稿，看了有些生气。王对这封信也有意见。我建议党组认真同他们谈谈。……这封信是汇报他们的创作计划的。开始提到一些‘负责同志’对他们的鼓励，然后又具体引用了一段江青的话，似乎写民主革命，只有他们合宜，应该负担起此项重任。接着，他们又慨叹文艺，特别是文学落后于形势发展，他们要为党争口气，写出《红岩》的前编。我特别从观点、感情指出这段话的不当之处。说：‘落后于形势发展，首先是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太不够了；而你们的口气，很有舍我其谁的味道……’”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592—595页。 + +　　[134] 针对李亚群说过的“川戏应该姓川”。 + +　　[135] 指况浩文著《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即《一双绣花鞋》，当时已经被批判为毒草。 + +　　[136] 原记录上未写是谁的插话。 + +　　[137] 指《达吉和她的父亲》，高缨所著短篇小说，由重庆市文联熊小凡编辑，经主编王觉审定，发表于《红岩》文学月刊1958年3月号。不久由《新观察》杂志全文转载推荐。1960年由峨眉电影制片厂和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为电影故事片。随即电影和小说在全国引起极大争议，全国十多家报纸发表争鸣文章近百篇，反对者认为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肯定者认为无产阶级也应该有人情味。最后由周恩来调看电影和小说后作出肯定评价，争论风波才得以平息。 + +　　[138] 况浩文，时任重庆市化工局秘书科长，业余作者，六十年代初写成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因重庆无发表园地（原《红岩》杂志已经停刊），投稿到《成都晚报》，编辑送沙汀审读得到肯定，希望进一步修改完善，沙汀到重庆时还约见了作者谈修改意见。后作者应峨眉电影制片厂之邀改编为电影剧本，内容在读者中不胫而走，标题被讹传为《一双绣花鞋》。文革初期批判“三家村”时该作品即在重庆市经委及化工局遭到批判。 + +　　[139] 指当时重庆市正在作为现代戏重点剧目创作、排演的川剧《嘉陵怒涛》。原为歌剧，编剧雁翼、杨世元、张家德（工人业余作者），因歌剧演出不成功，又改编为川剧，大受欢迎。 + +　　[140] 指沙汀说刊物办成小报“揩屁股方便”。 + +　　[141] 沙汀夫人。 + +　　[142] 指重庆市委交际处第二招待所。 + +　　[143] 柯岗，1915年生，河南巩义人。原名张柯岗。曾任新华社随军记者，第二野战军第十二军宣传部副部长、新华支社社长，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文化处副处长，西南作家协会理事。接管重庆后因闹婚变受到处分。 + +　　[144] 沙汀对柯岗的不满由来已久。据龙实回忆：“反右”时沙汀在成都得知重庆文联大批作家被打成右派的消息时，大惑不解，痛心疾首地说：“经过这场斗争，重庆的作家队伍全军覆没啊！”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曾克、柯岗两口子开“夫妻店”操纵一切，张柯岗的作用更坏，简直就是“外戚专政”。见龙实著《往事》（增订本），自印书，第16页。 + +　　[145] 周钦岳（1899—1984），巴县人，民国时期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经理、社长。1949年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重庆市文化局局长、重庆市副市长、四川省政协副主席、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委员等。 + +　　[146] 萧华清（1894—1964），民国时期曾任重庆中法大学教务长、武汉湖北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成都协进中学校长等。1950年后曾任重庆市文教局长、教育局长、重庆市政协副主席、民盟重庆市委主任委员等。 + +　　[147] 李少言，中国美术家协会四川分会主席，重庆市文联党组书记。此时任中共重庆市委驻文化口工作队队长。 + +　　[148] 杜夫、采风，都是当时重庆市文联重点培养的业余作者。 + +　　[149] 疑为黄贤俊之误。 + +　　[150] 原记录如此，疑为发言者说不出作品名。 + +　　[151] 董孝富，重庆市文联小车司机。 + +　　[152] 郭清，重庆市文联炊事员。原记录无发言内容。 + +　　[153] 杜若汀是马戎用的一个笔名。这里是指责马戎想效法沙汀。 + +　　[154] 原记录此处无发言内容，可能是表示“无话可说”。 + +　　[155] 原记录只此一段发言。 + +　　[156] 因工作组已经叫邓均吾交出了过去的作品剪报存稿供大家审查，所以在此后发言中多有引用其作品内容进行批判的情况。 + +　　[157] 这一句应是引用邓均吾说过的话作为批判对象。 + +　　[158] 邓均吾诗《蝙蝠》：“鸟鼠浑难别，儿童且怪嗔。若非真鼠类，何以怕光明。”《绝句四首》之二，载1963年2月《奔腾》文学双周刊第33期。 + +　　[159] 邓均吾诗《虎》：“未到寝皮日，狰狞亦兽王。武松随地有，诫汝莫猖狂。”《绝句四首》之三，载1963年2月《奔腾》文学双周刊第33期。 + +　　[160] 邓均吾诗《观人画柳》：“老干长条倚碧霄，虬髯红拂一挥毫。金城柳是英雄种，岂向西风一折腰。”载1962年6月17日《奔腾》文学双周刊第16期。 + +　　[161] 指邓均吾诗《秋怀》六首之三：“千畦万亩稻云黄，拌桶声中送晚香。金玉成堆欢笑语，家家办得好公粮。”载《四川文学》1962年九月号。批判时认为写“家家”而不写“队队”就是歌颂单干。 + +　　[162] 原记录未注明括号内是谁的插话，从内容看应是转述的被批判者的说法。 + +　　[163] 邓均吾诗论，载1959年1月《奔腾》文学月刊第2期。 + +　　[164] 原记录未注明这是谁的插话。 + +　　[165] 邓均吾《南山纪游绝句》十二首，发表于《四川文学》1962年2月号，其中有“登高时节故人来”、“明年春到约重来”等句，被认定是邓与沙汀黑关系的证据。 + +　　[166] 指邓均吾诗《秋怀》六首之二：“农时不误到秋晴，高柳鸣蝉报岁登。黍稷稻粱连广野，鸡豚鹅鸭动成群。”载《四川文学》1962年九月号。 + +　　[167] 指邓均吾诗《秋怀》六首之五：“摘得园蔬翠色鲜，香清味永胜肥甘。主人情谊难为答，但祝明年大有年。”载《四川文学》1962年九月号。 + +　　[168] 指邓均吾诗《秋怀》六首之六：“走马观花意兴多，农家不负好山河。愧无彩笔开生面，且唱秋怀一曲歌。”载《四川文学》1962年九月号。 + +　　[169] 陈子庄（1913—1976），四川永川（今属重庆市）人。山水画家。1955年受聘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1963年被安排为四川省政协委员。其去世多年后，传世佳作在北京、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展览，出现“轰动京华，震惊世界”的空前盛况。其300幅遗作1988年3月20日至27日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每天观众高达1万余人。 + +　　[170] 邓均吾诗《鹅岭公园盆景》：“范水模山景逼真，剪裁花木足丰神。一泓望极江湖远，片石飞来岱岳青。松柏后凋标劲节，蕙兰无语播芳馨。盎然生气弥襟韵，移我情怀如饮醇。”载1962年1月14日《重庆日报》，《奔腾》第5期。 + +　　[171] 括弧中解释有误。东晋元帝在江乘县（今南京市仙林大学城一带）置南琅琊郡，郡寄治在江乘县金城（在南京市白下区）。东晋成帝咸康元年(335年)，桓温任南琅琊郡内史，出镇江乘县金城。桓温在354、356、362年曾三次北伐，第二次北伐时经过金城，见到任南琅邪郡内史时种下的柳树已十围之粗，发此感慨。 + +　　[172] 邓均吾词《鹧鸪天?綦江初春》五阕之一《綦江》：“两岸坡陀濯锦铺，綦江春水玉明眸。凝情含笑将谁睇，垄上勤耕嫂与姑。 堪画作，武陵图，梅花香绝胜桃珠。东君信手施红翠，费尽丹青总不如。”载《四川文学》1962年4月号。 + +　　[173] 邓均吾《诗人节组诗》三首，载1962年6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15期。署名“微中”。 + +　　[174] 邓均吾《试谈川剧〈香粉院〉》，载1956年10月14日《重庆日报》。 + +　　[175] 梁上泉，诗人，重庆市歌舞剧团编剧。 + +　　[176] 刘星火，原重庆市文联专业作家。据前文联党组书记兼秘书长龙实回忆：“曾克两口子极力想把刘星火定为右派，上面不批准，他们竟擅自决定，以右派名义强行把他打发到长寿湖农场劳改，‘文革’时期死于非命。”见龙实著《往事》（增订本）自印书第16页。 + +　　[177] 周慕莲（1900—1961），川剧表演艺术家，重庆市川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常务理事。邓均吾诗《周慕莲同志周年祭志念》：“不见忽经年，春风草又暄。形仪随化远，艺术以神传。一曲焚香记，千山响杜鹃。平生精进志，珍重抚遗篇。”载1962年2月20日《重庆日报》。 + +　　[178] 指邓均吾《诗人节组诗》的第二部分，歌颂杜甫。载1962年6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15期，署名“微中”。 + +　　[179] 邓均吾词《齐天乐?颂“八一”建军节》中有：“年年建军庆祝，要如椽彩笔，写英雄谱。保卫和平，制裁侵略，功业止戈为武。”载1959年8月1日《重庆日报》。 + +　　[180] 指苏联电影故事片《共产党员》。 + +　　[181] 邓均吾影评《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影片〈共产党员〉观后》，载1958年11月10日《重庆日报》。 + +　　[182] 以上是转述邓均吾影评中的内容，以下是批判者的话。 + +　　[183] 王缵绪（1885—1960），四川西充人。秀才出身的川军将领。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四川省主席、代理四川省保安司令，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常德会战等重大战役。1940年以陆军中将加上将衔。1945年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后任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和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一生热心教育，喜好书法、诗词和收藏。1949年底在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及西南第一路游击司令任上为避免生灵涂炭，令部属放下武器通电起义。后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及四川省政府参事、川西博物馆馆长，均以“年老”为由辞谢。1957年“反右”运动后，欲出境向联合国报告国内实情，在边境被捕关押于成都并遭到公开批判。1960年11月在成都病逝，终年75岁。 + +　　[184] 邓均吾诗《诗人节组诗》第一部分歌颂屈原，被认为有问题的后面六句是：“上下而求索，神驰九州外。高丘竟无女，历史多艰厄。自沉汨罗江，明时固有待。”载1962年6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15期，署名“微中”。 + +　　[185] 邓均吾诗《诗人节组诗》第二部分歌颂杜甫，被认为应该批判的“杜甫精神”指诗中的这些诗句：“字从心血沥，斯民疾苦陈。丧乱多门死，诗史留悲辛。途穷诗更健，干莫砺锋棱。恶竹斩万竿，高松护千寻。”“不为稻粱谋，长怀饥溺心。”载1962年6月3日《重庆日报》，《奔腾》第15期，署名“微中”。 + +　　[186] 卢子英，1904年生，合川人。卢作孚之弟，民国时期著名的北碚管理局局长。1950年后曾任重庆市建设局和园林局副局长，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8.txt b/CCRD/0/8/2/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ea1a75084363219f50638dcc5fb16c448e3183d --- /dev/null +++ b/CCRD/0/8/2/000018.txt @@ -0,0 +1,289 @@ +# 林默涵: 我的罪行 + +　　<林默涵> + +　　【这份检讨书，篇末署写于1966年7月15日，距“文革”发生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检讨书的题目是《我的罪行》。16开本共10页，铅字印刷，未标出印制单位；但从按语可以推测为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和出版处的“造反派”组织。检讨书前面有当年编印者的按语： + +　　“文艺处和出版处联合起来开了五次斗争林默涵的会议。会上，林默涵无耻地抵赖、狡辩，态度极为恶劣，开始只交代他文艺思想上的一些问题，对参加彭真反党集团的阴谋，对周扬黑帮的阴谋，只字不谈，引起同志们极大的愤慨，严正地予以批驳。这个材料就是批判会后，他修修补补地重新写的，现在将它公之于众，请同志们批判。” + +　　从按语可以看出，这份被“公之于众”的，供“同志们批判”的材料，当年应已有相当范围的流传。从按语中又可以得知，写作这份材料时，对林默涵已开过五次批判斗争会，巨大的“群众”批判的肉体、精神压力可以想见。对“文革”以及当代多个以暴力方式开展的政治/文艺运动中产生的大量检讨书、认罪书，在今天重读，最重要一点是不能离开产生这些文字的环境，孤立来讨论写作者的思想、人格、心理。林默涵的这份被迫撰写的材料，在今天可供参照的史实、资料价值虽有，但不是最重要的。它的意义，也许在另外的方面。在那场群众运动中写下的这些文字，我们也许能依稀读出被批判者在被迫自承“罪责”的情况下仍有所坚持，它也能清晰见识在扭曲的时代撰写者心理、语言相应发生怎样的扭曲，也为我们了解特定时期产生互相揭发、告密的文化有怎样的土壤，以及被批判者如何为遭到的“惩罚”而寻找“错误”。这些情景，经历者在当年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今天“重温”，却可能会感受到那种“喜剧的可怕”。 + +　　米兰·昆德拉曾经将《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审判》(卡夫卡)做过比较，指出拉斯柯尔尼科夫承受不了他的罪恶的重压，为了获得安宁而自愿受罚，而“在卡夫卡那里，逻辑正好相反，受罚者不知道惩罚的原因，惩罚的荒谬性难以承受，致使被告者为了获得安宁，总想给自己的痛苦找到一个说明”，昆德拉将此称为“惩罚寻找错误”。我们当然不能说“文革”中的受迫害者不知道受惩罚的理由，不过，这种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突然虚构、并逐渐积累起来的，它要求被迫害者无条件接纳。从林默涵这份认罪书的某些部分里，不是可以见识卡夫卡《审判》第七章里讲述的这样的故事吗：“(K)决定检查自己全部的生活和全部的过去，‘直到某一个细节’，‘罪恶感’的机器开动起来了，被控者寻找他的错误。”①是的，就在那个时间，制造“罪恶感”的机器开动起来了。" + +　　有一点需要指出的，这份材料中对20世纪50-60年代中宣部、文艺界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对毛泽东1963、1964两个批示，《海瑞罢官》批判，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等的评价、态度，“文革”之后林默涵的认识已经完全不同，不会再承认这些“罪行”。这从他1998年撰写的《“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②中可以清楚看到。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当年被逼迫的情况下，完全做到“不违心”并不容易，不要说普通人，就是他这样的坚定信仰者[注释2][注释2：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我还想说几句话：我做错了什么事，或者说错了什么话，我一定承认错误，并努力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或是明知违背党的利益和需要还要那样去做的。过去如此，今天、今后也如此。这里不存在什么‘忏悔’或宽恕的问题。” 恐怕也不例外。】 + +　　我是周扬反革命黑帮的主将，是他的最积极的帮凶。[注释1] 十多年来，我在他的领导下，作恶多端，干尽坏事，犯了大罪。我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我愿意接受党和人民给我的最严厉的制裁。现在，我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向党交代。 + +## 一、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攻击人民公社 + +　　1961年中宣部关于在报刊上宣传毛泽东思想要防止庸俗化的通报。[注释3] 经包之静[注释4]等同志揭发，最初是由理论处根据陆定一、许立群的意见起草的。这一段起草的经过，我确实不清楚。后来转到出版处，可能是因为其中涉及一些书刊上的问题。出版处改写后，送到我处(我当时管一点出版处的工作)，我对这个文件是很积极的，曾做过多次修改，记得还跟包之静同志一道修改过，最后提到部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由张子意[注释5] 签发。当时我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应当是解决世界观的问题，而不是直接从毛主席著作去掌握某种技术或者解决科学发明上的具体问题，认为那样是把毛主席思想庸俗化。事实证明，这是十分错误的。广大群众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思想上受到了教育，必然立刻在他们的工作上发生作用，使他们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而我这个资产阶级老爷却跑出来横加干涉，对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大泼冷水。我还表示过不赞成“把毛主席思想学到手”的提法，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用毛主席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不是像学一门手艺可以学到“手”。[注释6]。这实在太狂妄了。其实，“学到手”就是“活学活用”的意思，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 +　　同志们问：当时搞这个文件，是不是针对1960年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在那次会上，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提倡大学毛主席著作。我想来想去，当时的确没有这个用意，搞这个文件的目的，就是要“纠正”所谓报刊宣传中的“缺点”。但是，这个文件恰恰在军委扩大会议后不久发出，实际上是同军委扩大会议的决定唱反调。 + +　　1965年上半年，我还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凭自愿，不要搞形式主义为理由，不同意文联组织全国委员举行学习毛主席著作座谈会。直到1965年10月间，我和苏一萍同志[注释7]在甘肃访问了歇家嘴生产大队，亲眼看到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后在精神面貌上和生产斗争的巨大变化，才真正认识到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伟大意义。回来后曾向石西民同志[注释8]反映，下面迫切需要毛主席语录，希望文化部编的《毛主席语录》快些定稿出版。 + +　　在三年困难时期，我对三面红旗发生了可耻的动摇。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我对当时国家遭受的经济困难估计得很严重，认为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当时看到一本中央办公厅编印的材料集子，其中收了十多篇文章，除了最后一篇不赞成包产到户以外，其余都是宣传包产到户的好处，说只有包产到户才能较快地恢复生产。我完全接受了这种观点，认为在某些经济困难极大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我还污蔑人民公社脱产干部太多。并且认为赫鲁晓夫说苏联集体农庄干部管理能力不够可能是事实，而我们的公社太大，干部准备不足，也很难管好。这是用赫鲁晓夫的子弹来攻击人民公社。我说这些话，是1962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更是极端的反动，是对毛主席的背叛。 + +　　十中全会，中央批评了包产到户的主张，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来经济情况迅速好转，事实更给了我有力的教育，证明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对于这个错误，我在1963年中宣部的三反运动中和1965年文化部整风中做过简单的交代。 + +##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究竟跟谁走？ + +　　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突出的是两件事：1.对待《海瑞罢官》批判的态度；2.对待《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的态度。是革命派还是反革命派，主要在这两个问题上表现出来。而我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是反对毛主席的，是跟着彭真、陆定一、周扬走的。[注释9] + +　　(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我是比较早知道江青同志对《海瑞罢官》有意见的。好像是1964年京剧革命现代戏观摩演出后，江青同志曾向我要过有关《海瑞罢官》的材料，我找出来送给了她。我过去没有看过《海瑞罢官》。是听江青同志说这个戏有问题后，才找剧本来看的。但是，我却没有组织批判文章，相反，听了陆定一的话，说吴晗不批判了(大约是1964年秋冬或更后一些时说的)。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发表后，我曾向周扬建议《北京日报》转载。过两天，他说已同彭真讲了。可是，《北京日报》很久不转载。这时，我是明显地感觉到彭真有意见的。我采取了什么态度呢？如果我有一点点党性的话，我应该起来抵抗彭真，《北京日报》不转载，可以建议其他报纸转载。而我却采取了随它去的态度，以为这样的问题让上面去解决，我最好不要沾上去。这是极端可耻的投机心理。[注释10] 这几年，官做大了，有了小汽车，有了小院子，就想极力保住这种地位，因此，就怕得罪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各方面都应付一下，但求自己能够安安稳稳过日子。这哪里还有丝毫革命者的气息？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堕落，变成了一个圆滑的旧官僚。我过去总把自己装扮成很清高的样子，其实骨子里非常丑恶，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革命的利益，为了怕得罪彭真，连毛主席的意见也可以不维护不执行，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员？很明显，我这样做，不是不自觉的，而是自觉地跟彭真走。实际上，我已经成了彭真招降纳叛的对象，为什么1964年夏天去北戴河时，他把我叫到他车厢里去吃饭？为什么北戴河他找我谈话？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这是野心家的一种拉拢手段。他要篡夺政权，就需要有一批知识分子为他效劳，像我这样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严重的知识分子，就是他拉拢的好对象。最近陈伯达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文人无行。他说这句话很值得在座的知识分子警惕，不要像封建文人一样，有奶便是娘。又说，要警惕，在赫鲁晓夫上台后，原来拥护斯大林的如米汀等人，都拥护赫鲁晓夫了，像明朝的钱谦益一样，投到清朝门下，成了贰臣。他说，现在一些知识分子利欲熏心，就乐为彭真奔走，多么危险。[注释11] 当时我还以为这些话是指许立群、胡绳他们说的，自己比他们好一些。其实，我同他们在思想实质上，在灵魂深处，是没有区别的，是同样肮脏的。! + +　　我虽然没有参与彭真的“汇报提纲”的制作，但“汇报提纲”中的修正主义观点，在我的脑子里都有，中央《通知》的批评，每一条都打中了我。没有参与“汇报提纲”的制作，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在思想上，我和他们是一致的。 + +　　根据彭真的指示，周扬特别积极地抓了方求那篇文章，[注释12]他从头到底，亲自主持，写成后又急于发表。现在看来，周扬搞这篇文章，除了执行彭真的指示以外，也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原来周扬正是海瑞戏的策划者和鼓吹者，最恶毒的《海瑞上疏》就是他亲手炮制的。[注释13]这件事，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是直到五月四日，看到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的《大事记》才知道的。可见周扬做贼心虚，肚里有鬼。周扬是一个老奸巨猾、善于应付形势变化的“变色龙”，每一次运动到来，他总能找到一种颜色，把自己掩护起来。[注释14]这次他抓方求的文章，也是这个目的，企图把自己装扮成海瑞戏的批判者。但是，这一次终于露了马脚，方求的文章是一株毒草，周扬的全部面目也暴露出来了。在方求文章写作过程中，我也参加过两次讨论，积极地为彭真、周扬效劳。 + +　　在《海瑞罢官》的批判展开后，我又一直没有抓这个批判，而去抓了文艺方面其他问题，如《谢瑶环》、“中间人物”等等的批判，这是错误的。当时我觉得，对吴晗的批判有“五人小组”。[注释15] + +　　在抓(当时对“五人小组”没有怀疑)，我应当把原定的文艺评论抓起来，赶快还债。其实这完全是为了应付形势，因为像《谢瑶环》那样的毒草，再不批判实在过不去了。 + +　　(二)四月三日文化部党组和许立群 [注释16] 转来《部队文艺工作座谈纪要》，两份都是彭真批看的。拿到手，就急忙看了一遍，刘白羽同志也赶到我家里来看。当时我的确没有认识到《纪要》中讲的一条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就是指周扬和我。如果认识到，我就不会有心思在四月七日还到创作座谈会上去讲话。直到《纪要》由中央正式批下，在中宣部和文办共同召集的布置学习《纪要》的会上，我还说是夏衍、齐燕铭等人的资产阶级路线专了我们的政。我的觉悟是在太迟了。 + +　　对中宣部召集文联各协会领导骨干布置学习时，我才对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了感觉。记得在那次会上，我曾说把《纪要》和《文艺八条》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哪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哪一个是资产阶级的，要求大家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但嘴里这样说，心里有些怕。所以，文艺处提出的学习参考材料目录中，有文艺报题材专论这篇文章[注释17]我最初把它删去了，就是怕碰到自己，因为这篇文章是我看过改过，同意发表的，我自己也写过鼓吹题材自由化的错误文章，后来一想这样做不对，而且躲也躲不了，才又通知文艺处加上去。 + +　　我对《纪要》犯的罪是： + +　　第一，看了《纪要》，不是根据《纪要》的精神检查自己的错误，相反，却对《纪要》进行剽窃，用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我曾狡辩说，四月七日在作协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是想努力遵照《纪要》的精神讲，不是有意剽窃。这是骗人的话。我明知《纪要》是要由中央批发的，在中央批发下来以前，我按照《纪要》的精神来讲一套话，不就可以显示我正确、高明，显示我的思想符合中央精神吗？当时，我的确还没有意识到《纪要》已经敲响我的丧钟，所以，我这样做，倒不是为了挽救灭亡，给自己增加资本。这是可耻的赌徒的手段，是企图捞一把，把自己装扮成文化事业的先进人物，以便继续欺骗文艺界。[注释18] + +　　第二，但是，我的讲话又不能完全照搬《纪要》，许多内容是我过去讲过的，这里面错误百出，因此，本来要剽窃《纪要》，结果却成了歪曲《纪要》，许多地方甚至同《纪要》针锋相对，比如《纪要》批评周扬，而我却还在吹捧周扬。一个修正主义者剽窃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就如同帝国主义者想抄袭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去打仗一样，是必然要失败的。我这样做，就完全暴露出了马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是修正主义者的悲剧。 + +　　第三，为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我没有参加过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在三十年代时期，也不认识周扬、夏衍等。[注释19] 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对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做了很高的评价。我一向错误地把周扬等人也算在鲁迅一边。特别是解放后，我在周扬领导下工作，他曾不止一次地向我说：在上海左联那一段的问题，已经在中央讲清楚了，他只是犯了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这就是说，他在路线上并没有错。他在公开的文章中，也把自己当作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我接受了他的欺骗，因此，长期以来，我总以为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内部的两条路线，一方面是以鲁迅、周扬为代表的无产阶级路线，一方面是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路线，至于“国防文学”和“民主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两个口号论争，只是个别问题的分歧。现在才明白，这种看法完全错了，实际上代表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是鲁迅，而周扬正是资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两个口号的论争，不是个别问题的分歧，而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集中表现。 + +　　就是从这种极端错误的看法出发，我一向把周扬吹捧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代表者，在座谈他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这篇文章时，我就是这样讲的。[注释20]看了《纪要》以后，我的看法发生了一些动摇，但长期的顽固看法，不可能一下子改变，因此，在创作座谈会的发言中，我又说成当时只有鲁迅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至于其他的人在世界观上还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其中有些人后来到根据地，得到改造，成了马克思主义者，这就是指的周扬。 + +　　尤其严重的，是在《纪要》正式发下后，我读了《纪要》，又重读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还觉得《纪要》对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的估计似乎没有《新民主主义论》的估价高，其实《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指的是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艺，对于鲁迅，《新民主主义论》和《纪要》的估计是完全一致的。《纪要》所批评的，是以周扬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就是这样顽强地反对毛主席思想，为周扬辩护，为三十年代错误的文艺路线辩护。) + +　　从对待《海瑞罢官》批判的态度和对待《纪要》的态度，完全证明，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是反对毛主席，而跟着彭真、陆定一、周扬走的。前些时，我还以自己同彭真没有什么组织联系作辩解，以为自己跟他沾不上。其实，文化革命是属于灵魂范围的事情，在思想上，在灵魂深处，我是同他站在一起的。要不是毛主席及时抓住他的尾巴，揭穿他的反动阴谋，而让他的势力继续发展下去的话，我是完全可能投到他的门下去的。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 + +## 三、参加周扬污蔑鲁迅、颠倒历史的大阴谋 + +　　周扬挨过鲁迅先生的骂，被鲁迅先生画出了他的恶劣嘴脸，这是他最恼火的事情，也是对他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最不利的事情。在公开场合，他只好勉强表示鲁迅先生是对的，他是错的。他的所谓错，就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犯了路线错误。 + +　　在个别谈话时，他总是为自己辩解和吹嘘，他经常讲的，有这么几点： + +　　(1)他说关于上海左联那一段的问题，在中央已经谈清楚了，他犯的只是宗派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没有犯路线错误。 + +　　(2)他说当时上海环境如何困难、他们的斗争如何艰苦，又同中央断了联系。因此，只能自己摸索，有时从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了解一点政治动向。现在看来，这是他为自己执行王明路线做辩护。 + +　　(3)谈到同鲁迅的关系，总是强调鲁迅先生如何受胡风、冯雪峰的包围，冯雪峰如何挑拨离间，如何打击他，使人以为他当时是受委屈的，鲁迅先生骂他，是受了坏人蒙蔽。[注释21] + +　　周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吹嘘自己，争取人的同情。在他这种宣传的影响下，我就把他看成是一个正确的有经验的领导者，对他十分迷信，完全跟着他走，帮着他干了许多坏事。 + +　　1957年反右斗争中，冯雪峰被划为右派分子。在作协的一次党组扩大会上，夏衍发言，提出鲁迅答懋庸那篇文章是冯雪峰执笔的。在夏衍发言之前，领导核心组(记得有周扬、邵荃麟、刘白羽和我等)是否商量过，是否先看过他的发言稿，我实在记不清了，这件事可以向刘白羽同志调查一下，那是会议布置他抓得较多。事隔近十年，我连那天开会夏衍发言的情况都记不起来了，而有的同志却记得很清楚。 + +　　夏衍提出鲁迅答徐懋庸文由冯雪峰执笔这件事，给了周扬一个好机会，可以借此篡改历史，洗去自己受过鲁迅责骂的臭名了。他当然是很高兴的。 + +　　《鲁迅全集》第六卷的注释，是出版社编辑部按照作协党组扩大会的调子写的，还是周扬或我要他们这样写的，我也记不清了。总之出版社把注释送给周扬，周扬就找了邵荃麟和我一起修改。原来的注释太露骨，就根据周扬的意思由我作了修改，经他自己改定后返回出版社。 + +　　修改的内容，完全是按照周扬讲的。因为三十年代时期，我在上海既没有组织关系，也没有参加左联，注释中间的事情，如徐懋庸给鲁迅写信，事先上海地下组织不知道等等，我都毫不知情。至于注释中说：“他在这篇文章中对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这个“他”是指的冯雪峰。但说明这点，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第一，从语法上说，这个“他”也可以解释为鲁迅先生；第二，这篇文章不管是否冯雪峰代拟初稿，既然经过鲁迅先生修改审定的，那就是鲁迅先生的。所以，无论怎样，注释的说法都是颠倒是非，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最大污蔑。我给王士菁[注释22]写信，要他把“上海地下党组织”改为“当时处于地下状态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文化界的组织”，也是周扬要我写的，理由是他只能代表文化界的组织，不能代表整个上海地下党组织。 + +　　这是周扬的一个大阴谋，目的是贬低鲁迅，抬高自己树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而我，由于把周扬看成是正确路线的代表者，又相信他说的，鲁迅骂他是受了冯雪峰的挑拨，所以就积极地参加了这个阴谋活动，犯了污蔑鲁迅，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恶。 + +　　至于抽出《鲁迅书简》[注释23]中那些骂周扬的书信，我记不起是否事先问过我。即使没有问过我，也是由于那条注释引起的，我同样有罪。 + +## 四、参加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 +　　现在真相大白，周扬在三十年代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条路线到了六十年代，适应新的形势必须具有新的内容新的形式。所以，解放后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还是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我是1952年调到中宣部的，过去不做文艺工作由于我是一个根本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周扬一起，一拍即合，就在他的领导下，共同制定和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 + +　　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形成和失败，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从1953到1960年，在形成过程中，1953年周扬在第二次文代大会上的报告，是解放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开始。二、1961、62年，周扬和我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到登峰造极，制定了一条完整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三、1962年十中全会后，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受到批评，由抗拒批评到最后毁灭。 + +## 第一阶段，1953——1960年。 + +　　这个时期，我们干了一些什么好事呢？ + +　　(一)1953年，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周扬做了报告。这个报告，是修正主义的。当时离全国解放才只有四年，报告中认为新的人民的文艺已经基本上代替了旧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这是为封建文艺、资产阶级文艺打掩护。对于文艺创作，不强调革命性、政治性，而强调真实性、艺术性，强调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对于文艺工作者不强调工农兵结合，改造思想，而强调向遗产学习，提高技巧。指责领导部门简单粗糙，反对给作家出题目，认为这是对待小学生的办法，实际上，否定党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在组织形式上，完全照搬苏联的一套，把各协会变成了专家的团体，协会的任务主要是为专家服务。提倡专家靠自己的稿费生活，实际上是提倡物质刺激，鼓励追求稿费，使作家成为脱离人民的特殊阶层。这是解放后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形成的开始。当时我在文艺处工作，这一切我都是赞成的，并且参与了一些文件的起草工作。 + +　　(二)1954年，毛主席提出批判《红楼梦研究》，江青同志找了当时《人民日报》和《文艺报》的编者商量如何转载李希凡和蓝翎的批判文章。当时，我赞成了不在《人民日报》而在《文艺报》转载的错误意见，理由是《人民日报》一转载，人家就不敢讲话了。这表现我完全不认识批判《红楼梦研究》的重大意义，同时害怕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这个错误，受到毛主席的批评。 + +　　(三)1956年，陆定一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注释24] 这个报告是从右的方面来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是对党的方针的严重歪曲。而我完全接受了陆定一的思想，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理解为资产阶级的自由化，而不是无产阶级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就在这个报告中，陆定一主张什么题材都可以写，不论世界上存在的或不存在的东西都可以写。后来盛行的反对“题材决定”论，就是从陆定一开始的。这个报告在文艺界，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 +　　(四)1956年，周扬在党的八大会议上发言，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公式化概念化，反对文艺领导的简单粗暴，提倡题材自由化，进一步发挥他在二次文代会报告中的修正主义主张。 + +　　(五)1958年，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提倡演现代戏。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偏差、缺点，如占用的时间多了一些，如成立卫星指挥部、要求基层放卫星等，[注释25]但基本方向是对的。而我们却抓住了一些缺点，加以夸大，大泼冷水，大大挫伤了群众文化运动的积极性。文化部提出戏曲剧团上演百分之八十的现代剧目，在中宣部会议上讨论时，陆定一、周扬和我都加以反对，认为比例太高做不到。陆定一、周扬一贯宣传文化不能搞多，多了要亡国，反对所谓“为文化而文化”。我完全赞成他们的意见。在我主持下，文艺处搜集了许多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中的所谓“缺点”的材料，用来攻击文化部的所谓错误，犯了严重的打击群众文化运动的罪恶。 + +　　(六)1960年7月，召开第三次文代大会，周扬作了报告。这个报告，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过的，内容比较好，不指名地批评了苏联修正主义文艺。但是，就在这次大会结束时，周扬和我召集各省市党的负责人座谈如何贯彻会议精神时，我们提出，反对修正主义文艺，主要是对苏联，在我们国内，不是主要问题，还提出修正主义是指理论上修改马克思主义而言，对于文艺作品，不要戴修正主义帽子。这实际上是保护国内的修正主义文艺。 + +　　但是，这个时期，国家经济形势很好，毛主席对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也抓得很紧，一个接一个。这时要公开提出一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时期是一面宣传修正主义思想，一面应付形势，用种种保护色来掩盖自己。在这方面，周扬特别有本事。穆欣同志就说他像一条“变色龙”一样，善于适应形势，改变腔调，保护自己，的确是这样。例如： + +　　1.他本来是吹捧《武训传》的，毛主席提出批评后，他还置之不理，后来却跑出来做结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大文章，把自己装扮成完全正确。 + +　　2.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了，他就赶快出来讲一通话，发表了一篇《我们必须战斗》，但从此他就什么也不管了。 + +　　3.1957年反右派斗争，他却利用所谓冯雪峰为鲁迅拟稿这件事，来颠倒历史，打击鲁迅，抬高自己。事后发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公开把自己封为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代表者。 + +　　4.同年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周扬就立刻向文汇报记者发表讲话，大谈二百方针，好像他是最领会毛主席思想的。 + +　　5.1959年中宣部召开文化工作会议，原来是准备反“左”的，因为庐山会议提出了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个会议也就变成批判苏联修正主义文艺和批判西欧资产阶级文艺遗产了。但除了会上讲一通之外，比没有什么具体措施，会后就没有下文了。 + +　　6.1960年，眼看中苏关系紧张起来了，周扬在第三次文代会的报告，就抓住了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旗子。 + +　　周扬就是用这种办法来粉饰自己，欺骗群众，使人以为他一贯正确，而在暗中积极进行反党活动。比如他亲自布置《海瑞上疏》的创作，就封得很紧，对我也从来没有露过一句。所以，他的面目长期没有被识破。 + +## 第二阶段，1961——1962年。 + +　　这个时期，国家经济遭遇困难，国际上掀起反华大合唱。时机到来，周扬和我就积极推行自己的一套，猖狂向党进攻。这时我们的修正主义思想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系统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这时，周扬和我不仅到处讲话，宣传这条路线，而且制成文件，发到全国，或者写成文章，在报上发表，其影响之大，流毒之深，是不可估量的。 + +　　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比较集中地表现在下列的文件和文章中：一、用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文艺八条》；二、在《人民日报》写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周年社论；三、大学文科和艺术院校教学方案；四、文艺报题材问题专论。这些文件和文章，有的是周扬主持、我参加起草，有的是我主持起草，有的是经过周扬和我审定的。[注释26] + +　　对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同志们已经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深刻的批判，它的面目已经完全暴露。这条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主要内容是： + +　　(一)否认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并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 +　　(二)篡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提倡全民文艺。 + +　　(三)修改毛主席关于革命文艺的作用是教育人民、团结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指示，鼓吹文艺有两种作用，即教育作用和娱乐作用，是文艺成为单纯消遣品，实际上成为资产阶级用来腐蚀人民的工具。 + +　　(四)提倡题材多样化，反对“题材决定”论，反对文艺要着重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 +　　(五)在文艺批评上，保护资产阶级“权威”，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轻蔑工农兵的评论。 + +　　(六)提倡崇洋、复古，对遗产只继承，不批判，热衷于提倡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艺术。 + +　　(七)阻碍文艺工作者学习毛主席著作，同工农兵结合。否认大多数文艺工作者世界观还未改造好，为文艺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掩护。 + +　　(八)在艺术教育中，反对教育为当前政治运动服务的提法，实际上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强调培养专家，只专不红，引导学生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用资产阶级文艺和文艺思想腐蚀青年，实际上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 + +　　(九)取消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 +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文艺纲领。 + +　　这个时期的主要事情是： + +　　1.1961年六七月间中宣部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这是一个猖狂向党进攻的会。会分两段开，头一段参加的，是各省市宣传部长、文艺局长等党内负责人；第二段参加的，是在京党内外文艺家。周扬在这次会上先后讲了四次话，全面地宣传修正主义文艺主张，对地方负责人的不同意见加以压制，鼓励资产阶级文艺家向党进攻，打击左派，他在最后总结时，支持小白玉霜，[注释27] 拍桌子骂评剧院的党员演员于萍同志。 + +　　就在这次会议期间，有一天周扬把我找到他家，他提出要仿照科学十四条搞一个文艺工作多少条，他大致讲了一个轮廓，要我立刻找几个同志搞一个初稿出来，我就找了蔡若虹、郭小川、袁水拍等共同写了一个初稿，即文艺十条，他亲自主持多次修改，有时搞到深夜。这个时期，他的情绪特别兴奋，认为这是在文艺方面第一个纠“左”的文件，有了这个文件可以管上十年八年了。 + +　　后来，陆定一又抓了几次，并指定童大林负责修改，“十条”就改成了“八条”，又由我和张光年一道改了一遍，1962年，人代大会时，周扬、齐燕铭积极活动，要把《文艺八条》在人大代表中散发，后来只发给了文艺界代表。就在这时，用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报送中央。送出以前，周扬还要我看了一遍。 + +　　我是从头到尾参加这个修正主义文件的起草和修改的。[注释28] + +　　2.1961年一二月间，中宣部大学文科教材会议。由陆定一、周扬主持，周扬住在旅馆坐镇。艺术院校负责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在这次会上，由周扬主持，起草了大学文科(文、史、哲、经)教学方案，由我主持，仿照文科教学方案，起草了艺术院校教学方案。这些教学方案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这时，周扬和陆定一多次商量，提出：(1)不能要求大学毕业生解决世界观问题，理由是许多共产党员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2)反对“白专道路”的提法，认为“专”和“白”没有必然的联系。(3)在教材编写上，反对“以论带史”，提倡“论从史出”，实际上就是反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表现教材。 + +　　周扬在这次会上做报告，大捧资产阶级专家、教授，跟翦伯赞一唱一和。资产阶级专家教授们认为这个会开得心情舒畅，周扬还把这次会的开法，作为最好的经验。会后，周扬亲自挂帅，调集了二百多教授专家编写教材，搞了几年。在一次新年宴会上，他举杯祝酒，表示要同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同生死共存亡”。 + +　　3.196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记得当时提出一个纪念计划，有些文章、举行座谈、美术展览、演出等等。演出计划归文化部安排，组织文章，主要由我负责。我找袁水拍、李希凡、陈笑雨等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纪念社论，详细内容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好像包括这样四方面的内容：(1)讲话发表的伟大意义；(2)当前的任务；(3)队伍问题；(4)领导问题。写成后送周扬审阅，他不满意。那时他住在十八所，打电话要何其芳、张光年、袁水拍和我等人去谈。他提出要按照人大公报的精神，强调个阶层团结，认为今天的文艺跟过去比它的服务范围大大扩大了，连民主人士、爱国的资产阶级、爱国华侨，都应当是我们文艺的服务对象和工作对象。这是把人大公报中讲的政治上的统一战线，跟文艺的服务对象混为一谈，是公然篡改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鼓吹“全民文艺”。这篇社论，就按照周扬的意思由袁水拍、张光年、李曙光分别执笔，由我统一后送周扬定稿，最后经陆定一审定，吴冷西也做过修改，我当时是完全同意周扬的意见的。这两年，是以周扬为首的文艺界黑帮最活跃的时期。老奸巨猾、善于掩藏的周扬，这时也丢掉面具，赤膊上阵了。在他的号召和指挥下，夏衍、陈荒煤等抛出瞿白音的《电影创新独白》，[注释29]齐燕铭、田汉、阳翰笙和我先后主持了广州话剧创作座谈会，邵荃麟召开了大连创作会议，周扬出席讲话，《文艺报》发表了题材问题专论，从四面八方向党展开进攻。一切牛鬼蛇神都有共同的阶级感觉，都以为时机到来，温度适合，所以，都一齐出笼了。 + +## 十中全会后，形势变化，这是第三阶段。 + +　　毛主席抓了阶级斗争，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多次批评。看看形势不对，周扬和我又采取了：一、应付，如1962年十月关于整顿剧目的报告，63年发出停演鬼戏的通知，举行戏曲座谈，搞了一些所谓批判(“中间人物”、《李慧娘》、《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等)。二、抗拒中央批评，不传达，不检查。三、应付不了，抗拒不了时只好搞一个假整风，牺牲车马，保住将帅，也就是保住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但这一次，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识破我们的面目，再也蒙骗不过去了，以周扬为首的黑帮终于被揪了出来，以周扬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 +　　这就是周扬和我所搞的一条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由产生、形成到灭亡的过程。 + +　　五、修正主义的组织路线 + +　　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必须有一条同它相适应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它的实行。这首先就要控制文化部。周扬在文化部工作，犯了错误，调离文化部后，他是始终不愿放弃文化部的。文化部开比较大的会，他都要去讲话，施加影响。他对于党中央把他调离文化部，派钱俊瑞去整顿文化部是很不满的。 + +　　在钱俊瑞时期，文化部和中宣部的关系，曾经一度很紧张。大约是1957年或58年，有一次文化部党组同志在周扬家里，给中宣部提意见。他们认为中宣部抓业务不抓政治，抓提高不抓普及，抓专业不抓业余。周扬很不满意，我也不同意文化部的意见。现在看来，当时文化部党组的批评是完全对的。 + +　　1958年，文化部大搞群众文化运动，出了一些偏差，周扬和我抓住这个机会批评他们，刘芝明同志因此调离文化部，接着钱俊瑞也因别的原因离开文化部。起来接替他们的，就是齐燕铭、夏衍，他们分任党组正副书记，同时我也兼任文化部工作。这样，文化部党组就为修正主义者所掌握了。周扬和我这时很满意，认为文化部党组和中宣部的关系正常了。 + +　　其次，就要掌握文联各协会、研究所、刊物等。这些机关的负责人，大多是周扬的人。周扬借口要照顾团结，把不少三十年代的人物安排在文化部门文化团体的重要岗位上。地方的文联，文化局也有一批周扬的人，他的势力遍布全国。他常说他不搞宗派主义，其实他是最大的宗派主义者。 + +　　周扬对他的干部有一套手法：第一是把你摆在一定位置上，是你感到他在照顾你。比如1959年，我被提为中宣部副部长以前，周扬就先把消息透露给我，这显然是暗示是他要提拔我的。又如他建议增加十几名文联副主席，使人觉得周扬很照顾别人，阳翰笙当文联副主席兼秘书长，就是他提议的。其次，包庇自己的干部，比如田汉、邵荃麟在反右斗争时，地方上意见很大，是可以划右派的，周扬和我把他们包庇下来了。第三，但是，到了必须牺牲干部才能保存自己的时候，周扬就毫不留情了。上次文化部文联各协假整风开始时，周扬忽然来一个电话，要我马上向党中央写报告，即刻撤销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的职务。我当时觉得很突然，不同意这样做。我说整风才开始，他们的错误群众还不清楚。但周扬很坚决，说这样做决不会错。过了一天，他又来电话，说他同彭真谈过，彭真也主张组织处理放后，这事才作罢。周扬就是用这种手法来对待干部的。 + +## 六、抗拒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文艺工作的批评 + +　　周扬和我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是遭到各方面的抵制的。部队就反对，许多地方也有意见，都被我们顶了回去。毛主席和党中央更是多次提出批评，周扬和我采取了什么态度呢？ + +　　第一是抵制。比如刘主席[注释30][注释30：指刘少奇。林默涵1966年7月写这份检查时，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他要到1968年10月中共八大十二中全会上，才被宣布为“叛徒、内奸、工贼”而开除党籍永世不得翻案的。所以，林的检查仍沿用这一尊称。]提出要降低稿费，我却千方百计想多给一点稿费，提倡物质刺激。为此说了十分反动的话，认为人民出版社给刘主席的稿费太高，因此使刘主席以为别的作者也能得到那么高的稿费，其实别的作者的稿费没有那么高，刘主席不了解情况。本来曾经一度废除印数稿酬，不少资产阶级作家表示不满，后来就在周扬和我的主使下，又恢复了印数稿酬。这是对刘主席指示的公然抗拒。又如，刘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文艺应当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我就公开唱反调，认为文艺作品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应当从思想立场来看，有些写民主革命时期斗争的作品，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的。我简直是狂妄到了极点。实际上，就是不赞成文艺要着重写今天，着重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周扬还认为凡是产生在社会主义时代，适合社会主义时代人民需要的作品，就是社会主义的。这就根本不考虑作品的内容和思想立场了。 + +　　第二是封锁。我们一方面向上封锁，文艺界问题这么多，就没有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过；另一方面又向下封锁，不向群众传达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比如毛主席很早就批评旧文化部提倡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说不再改正，就要把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周扬是亲自听到毛主席的批评的，他当时就替文化部作了解释，回来只在很小的范围里作了传达，长期向群众封锁。很明显，这是怕传达下去，群众就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赶走。 + +　　第三是应付。看看事情躲不过去了我们就应付一下。比如上次发表了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就向周扬建议，要《北京日报》转载，这并不是积极拥护这个批判，而是感到北京不转载不行，也就是应付一下。周扬主持写那篇方求的文章，也是为了应付，结果却搞成了一篇毒草。我在形势逼迫下，抓了一些批判文章，都是一种应付。这一点不奇怪，我们自己是修正主义者，当然不会有热情去批判修正主义的东西。 + +　　第四是转移目标。到了应付也引发不过去的时候，就转移目标，整别人，保自己，牺牲车马，保住主帅。这是最恶劣的手段。最明显的，就是1964、65年在周扬和我导演下的文化部那场假整风。毛主席在63年底和1964年夏天对文艺工作的两次批示，正如《红旗》杂志的编者按语所指出，是针对周扬和我这些人的。可是，我们却根本不检查自己的错误，而是转移目标，去整文化部和文联个协会。这是直接抗拒毛主席的批评，是欺骗群众，欺骗党中央，企图使自己蒙混过关，以便保存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注释31][注释31：《“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第一个批示下达后，文联各协会都整风检查工作。整风告一段落时，写了一个报告交给我，我看了以后修改了一下，送周扬看。他不满意，认为报告写得不深刻，没有提出改进工作的具体措施，因而把报告压下了。后来，江青问我，主席批示(指第一个批示)以后为什么没有行动？我说，已经进行了学习和检查并写了一个总结(草稿)。江青要看。我只好把稿子从周扬那里取来给她。江青转给主席，主席就在这个报告草稿上批了那么一大段话。批示下达后，大家没有思想准备，打了一闷棍，震动很大。现在看来，两个批示是江青搞了名堂。据我所知，主席在这一段时间内没有找文艺界、中宣部、文化部的任何人谈过情况，只是听江青的。江青给主席讲了什么话，不得而知，她是把文艺界看成一塌糊涂的。文联各协会都是党领导下的组织，缺点是有的，但是把它们说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从1963年开始，江青插手文艺工作。解放之初，江青在中宣部当过半年文艺处长，以后就生病了，长期没有做事。毛主席曾对乔木说过，江青不会做什么工作，你们也不要用她。但是，后来主席改变看法了，曾对周扬说，江青看问题很尖锐。江青到了中宣部，就发号施令。她召开会议，部长、副部长都要到会，定一同志也不好顶她。她的野心是逐步扩张的。她想先抓中宣部(文艺)、北京、上海，然后抓全国。抓中央和北京是有阻力的，她便先抓上海。抓上海很顺当。柯庆施投了这个机，靠上了江青。靠上江青就等于靠上主席。张春桥很早就充当了江青的走狗。江青每年都要到上海，联系人就是张春桥。上海市委其他人想见江青很不容易。” + +　　文化部的整风，最初由原文化部党组领导，本来是想草草了事的，打算1964年国庆节前后，齐燕铭代表党组作一个检查就算了。我是赞成这样做的。但周扬更有经验，他知道那样做太不像样子了，于是在彭真、陆定一的所谓“五人小组”的支持下，亲自出马，派出了所谓工作组。领导小组的成员是周扬自己指定的，我是其中之一。这是修正主义整修正主义，是根子整枝子，是舍车马保主帅，根本不让挖到我们身上的黑线，对群众加以压制对被牺牲的车马，则加以安慰，周扬曾多次找他们谈话，还要我去看田汉、夏衍等等，使他们知道批评他们是出于不得已，是一种“苦肉计”。[注释32] + +　　有些同志追问，制造这次假整风的阴谋背景，追问是怎样密商的，这种追问，完全应当。但是，这整个整风，就是一种公开的阴谋目的是应付中央，保存自己，这是很明显的，是不用说穿也可以心照不宣的。 + +　　这就是周扬和我对待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评所采取的态度，这完全是阳奉阴违的修正主义手法。 + +## 七、我为什么会跌进修正主义的泥坑？ + +　　我为什么会跌进修正主义泥坑，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呢？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我坚持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 +　　我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虽然十五六岁就离开家庭，但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加上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读的是资产阶级文艺作品，我的世界观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也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我是一个根本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 +　　我在民主革命时期，开始参加革命，但是长期所做的，都是伏案的文字工作，从来没有参加过群众的斗争，没有经历过严重的斗争考验。民主革命的关，是革命浪潮把我冲过来的，到了今天，社会主义这一关，我就过不去了。 + +　　最严重的，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根本脱离工农兵群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解放以来，官越做越大，生活越过越好，而思想却越来越堕落，我已经丧失了共产党员应有的起码的革命品质，而变成了一个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牺牲革命利益的政治投机分子。这样的人，这么可能不掉进修正主义的泥坑中去呢？! + +　　我深深地认识到，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造成的恶果实在太大了；我是这条黑线上的主要人物，我的罪恶也实在太大了。这条黑线必须彻底挖掉，我的罪恶也必须彻底清算! + +　　我也深深认识到，同志们对我的严肃斗争，是为了保卫党的利益，保卫毛主席思想；同时也是为了挽救我。我一定接受同志们的批判，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到工农群众中去劳动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注释33] + +　　我是一个永远跟毛主席走，老老实实做党的驯服工具和人民的勤务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　　 1966年7月15日 + +## 以下为北大教授洪子诚的注释： + +　　[注释1]：“文革”中，中共中央宣传部被称为“阎王殿”，其主持者周扬、林默涵等作为资产阶级反党文艺黑线的头目受到批判，并分别被投入监牢达八年和十年之久。林默涵20世纪50年代开始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后任副部长。 + +　　[注释3]：1961年2月23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毛泽东思想和领袖事迹宣传中一些问题的检查报告》主要内容是：“近年来，各地报刊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的宣传很注意，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起了很大的教育作用，这是很好的。今后还要加强这一工作。但是，在宣传中也出现一些缺点和错误。……(一)在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存在着简单化、庸俗化的现象。有些文章把某些科学、技术方面的创造、发明或发现，简单、生硬地和毛泽东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例如，去年1月25日《体育报》刊登的《庄家富在红专道路上前进》一文，在介绍乒乓球选手庄家富去年跃进规划时说：‘读透毛泽东选集的战略战术部分，创造独特的中国式横拍打法。’去年7月16日《健康报》的社论，把治疗慢性病的一种方法即‘综合快速疗法’，说成是‘从理论到实践上应用了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学说’的结果。在有的出版物中，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牵强附会地和医治疾病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去年10月辽宁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雄心壮志》一书，宣传旅大市第二医院内科医生徐志运用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医治癌症的方法。其中说：‘王梁氏的病情所以严重，是由于身体十分虚弱，病毒抗药力量强，这也正是敌强我弱的表现，为此得采取游击战术的服药方法才能有效。’于是他就根据‘停停打打’的游击战术，采取所谓服服停停的游击服药方法，给患者服药，‘先吃两天，再停两天，让病魔摸不到服药的规律’。去年10月6日《中国少年报》刊载的《跟毛主席走就是胜利》一文，对于这件事情也作了同样的宣传。有的出版物，甚至把一些错误的措施不适当地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的运用。例如，1959年4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番禺南村农民学理论》一书，介绍农民学了《矛盾论》以后，为了解决缺乏肥料而拆了许多泥屋时说：“矛盾摆出来后，经过辩论分析，瓦岗社员亚娣就运用了《矛盾论》的原理对儿子说：‘保万斤和缺肥是当前生产的主要矛盾，拆泥屋和个人生活有困难是次要矛盾，次要矛盾要服从主要矛盾。这样就打通了儿子的思想，拆了自己的房屋’。(二)在宣传革命领袖事迹的出版物中，有的文章所写的事实不真实。例如，1958年7月1日《中国妇女》刊登的《毛主席来到我们的养猪场》一文，就完全是虚构的。……有些文章不从政治上着眼，去描写领袖的作用和特点，而是过多地描写生活琐事。1959年4月16日《新观察》上的《在毛主席身边》一文，作者把一些毫无意义的生活琐事也写进去了。在一些描写领袖革命事迹的作品中，还发现有借描写领袖来标榜自己，渲染自己，吹嘘自己等错误和缺点。宣传毛泽东思想和革命领袖事迹，是一件十分重大、严肃的事情。今后应当加强这一工作。但在宣传中必须防止上述各种错误和缺点。以免造成政治上的损失。希望各地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督促报刊书籍出版部门，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并将过去已经出版的出版物(包括革命回忆录)进行一次检查，分别各种错误、缺点的情况和程度，加以处理。有的应该停止发行，有的应加修正后才能再版。今后各地报刊书籍出版机关，在发表这类文章或出版这类书籍时，一定要经过省(市)委或中央有关各部党组的审查。”1961年3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个报告，并批示“中央同意报告中的意见”。 + +## [注释4]：包之静(1912-1971)，苏州人，30年代参加中共领导的革命运动，40年代在新四军和根据地从事报刊出版工作。50年代调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处处长。“文革”中因批评学习毛泽东著作简单化、庸俗化问题受到重点批判，下放宁夏中宣部“五七干校”，1971年去世。 + +　　[注释5] ： 张子意(1904-1981)，60年代任中宣部副部长。湖南醴陵人。“文革”中受到批斗，并被关押八年。 + +　　[注释6]：“学到手”的说法在“文革”发生前已经开始流行。由解放军总政治部撰写，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称：“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都必须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在‘用’字狠下工夫。”(《人民日报》1966年12月27日) + +　　[注释7]：苏一萍(1913-1995)，原名蒲望文，陕西西安人。60年代任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 + +　　[注释8]：石西民(1912-1987)，浙江浦江人。50年代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等职，1965年任文化部副部长。“文革”中受到迫害，被监禁9年。 + +　　[注释9]：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已经认定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为阴谋篡党夺权的“反党集团”；所以，林默涵这里有“跟谁走”的问题。从50年代到80年代，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的“反党集团”被揭发出来。仅以全国性的而言，就有“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胡风反党集团”“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右倾反党集团”“习仲勋反党集团”“林彪反党集团”“江青反党集团”等等。其中，一些指控他人为反党集团的，后来也被作为反党集团定罪。 + +　　[注释10]：林默涵《“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1998)一文对此的叙述是：“姚文元的文章一发表，北京市领导很紧张，打电话问中宣部。文艺处问我，我要他们回答‘不知道’，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江青搞的。当时，各地报纸都转载了姚的文章，只有北京不登。江青等十分恼火。这时，江青从上海打电话给我。我是最怕接她电话的，因为声音特别小，像蚊子一样。她在电话里问：看到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我说看到了。她又问：怎么样？这就很明白了，事情就是江青等搞起来的。过了几天，北京报纸仍未转载。彭真找周扬、许立群和我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商量是否转载的问题。我说，江青已打电话来，不转载恐怕是不行了。彭真同意转载，但要加一个按语说明是学术问题，可以讨论。彭真很慎重，把按语草稿送给总理看。总理很稳，在按语里加了两句主席的话：‘即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这时，江青已在上海把姚文印成小册子送往北京。” + +　　[注释11]：1966年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陈伯达讲话称：“‘文人无行’，道德品质不好，很值得知识分子警惕。乾隆时有一部《贰臣传》讲的是东林党的事。苏斯洛夫、米丁、尤金是‘贰臣’，是斯大林培养起来的，后来跟着赫鲁晓夫走了。有些人一到利禄熏心的时候，一切都忘掉了。彭真就是给这些人封官许愿，为他奔走。(林彪插话：宁可叫修正主义杀掉头，也要千古流芳。)”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大谈封建时代忠君守节的“贰臣”问题，这颇为怪异；而讲这番话的陈伯达，不久也身不由己地被列为“贰臣”式人物受到批判。苏斯洛夫(1902-1982)，在斯大林时期和赫鲁晓夫时期，长期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米汀，苏联哲学家，著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著作。尤金，50年代担任苏联驻华大使。《贰臣传》，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一年正式下令编纂，分甲乙两编，附录于《清史列传》中，共收录明末清初在明清两朝为官的人物120余人。 + +　　关于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来(1998年)林默涵回忆说：“我列席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林彪得势。张春桥参加了，还当了分组的组长。江青没有参加。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充满一股杀气，他说：他们要砍我们的脑袋，我要看看谁砍谁的脑袋!林彪为了反驳严慰冰的匿名信对叶群的所谓‘诬蔑’，竟不知羞耻地亲笔写了一个条子，印发给每个到会者。条子上写道：我同叶群结婚三十年，我证明她同我结婚的时候是个处女。真是丑不堪闻!会上，林彪大骂朱德同志：朱德，朱德，就是缺德。康生和陈伯达一唱一和地吹捧林。康生说，林彪的‘五·一八讲话’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康生两次发言讲到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是有想法的，因为毛主席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不当面讲，更能取得主席的欢心。少奇同志的心情很不好。小平同志身着一件洗得灰白的衣服，开会一个多月一直没有换过。陈毅同志风格豪爽，他在会上说：我过去反对过毛主席，不反对才怪呢!当时我的地位比他高。还说：林彪，这个事情你不知道，当时你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严慰冰，陆定一夫人。匿名信事件发生在1966年初，涉及林彪、叶群。 + +　　[注释12]：署名方求的文章，指《〈海瑞罢官〉代表一种社会思潮》一文，刊于1965年12月29日《人民日报》。 + +　　[注释13]：1959年初，周扬得知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倡学习海瑞精神后，给上海周信芳打电话，希望他编演海瑞的戏。《海瑞上疏》在当年9月上演。 + +　　[注释14]：林默涵这份材料，最早系统论述周扬的所谓“两面派”“变色龙”人格表现。半年多后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署名姚文元，刊于《红旗》杂志1967年第一期)，在事实和论述逻辑上，可以看作是它的扩充和强化。1994年2月，林默涵接受李辉访问(那时候周扬已经去世)，对周扬有这样的描述：“我觉得周扬只用人不关心人，运动以来，就把所有的人都推出来。他总是保护自己，我有这个印象。1964年文化部整风，周扬把责任全推到文化部，顶不住就把别人推出来。最后江青还说是假整风。那次周扬在文化部礼堂作报告，点了许多人的名。我心里不舒服，很不以为然，心里想：实际上文化部还不是听中宣部的，怎么是他们的责任呢？……”在这次访谈中，林默涵夫人插话说周扬“虚伪”。而李辉编著的收入当代思想文化界人士谈周扬的访谈录，就名为“摇荡的秋千”。《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 +　　[注释15]：根据毛泽东提议，1964年7月成立五人小组，负责领导文化界整风、学术批判等事宜。组长彭真，副组长陆定一，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1966年2月，“五人小组”向中央提交《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主张把《海瑞罢官》等问题局限于学术讨论范围。 + +　　[注释16]：许立群(1917-2000)，江苏南京人。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1964年9月以后主持中宣部常务工作。曾兼任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被关押8年半。 + +　　[注释17]：《题材问题》(《文艺报》专论)，刊于《文艺报》1961年第三期。在第六期、第七期上，开辟“题材问题讨论”专栏，刊登周立波、胡可、冯其庸、夏衍、田汉、老舍、林默涵等人文章。 + +　　[注释18]：林默涵在1966年4月召开的青年业余创作者座谈会上讲话一事，他1998年的《“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是这样讲述的：“1966年4月发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是‘黑线专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林彪、江青搞这个《纪要》是很秘密的，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送到书记处，彭真给我们几个人看了。不久，中央就批发了。那时，作协正在召开青年作家座谈会，让我去讲讲。陈亚丁听说我讲话，便去听了。讲话不能不涉及如何评价三十年代的文艺工作。我想得太简单，没有考虑到《纪要》已经出来了。我在讲话中说：对三十年代的文艺运动要作具体分析，有革命力量，鲁迅就是代表，不少进步作家、青年后来到了延安；也有犯错误的，但后来改好了；有些人不是左翼，但是也要团结。陈亚丁听了以后，给江青打小报告，说我为三十年代文艺工作辩护，抵制《纪要》。”陈亚丁，当时任军队总政文化部副部长，参与《纪要》的起草。 + +　　[注释19]：1994年3月20日接受李辉访谈，林默涵：“在上海不认识周扬。但知道他，读过他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两个口号论争的情况也知道一些。” + +　　[注释20]：座谈《大辩论》的发言，刊于《文艺报》1958年第6期。林默涵这个长篇发言的开头说：“周扬同志文章，内容很丰富，他运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根本原则，不但总结了去年文艺界那场震动心弦的反右派斗争的经过和结果，并且分析了这场斗争的历史的和阶级的根源，对长期以来我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分歧和争论，也提供了一个澄清和总结的基础。” + +　　[注释21]：关于20世纪30年代周扬在上海的情况，周扬到延安在鲁艺工作期间，曾向中共党组织写有自传性材料。参见本篇的附录《周扬自传》。 + +　　[注释22]：王士菁(1918- )，江苏沭阳人。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著有《鲁迅传》《瞿秋白传》等。50年代担任人民文学鲁迅著作编辑室主任，负责《鲁迅全集》(十卷本)注释、编辑的主要工作；参与主持《瞿秋白文集》《鲁迅译文集》等的编纂。 + +　　[注释23]：林默涵这里说的《鲁迅书简》，是指1958年版《鲁迅全集》第9、10两卷，这两卷收入鲁迅部分书信，包括与许广平的“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第9卷说明”称：“我们这次印行的《书信》，系将1946年排印本所收855封和到现在为止陆续征集到的310封，加以挑选，即择取较有意义的，一般来往信件都不编入。记共收334封。”197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书信集》(上下两册)出版时，陈漱渝的文章《战斗的书简激烈的斗争——关于〈鲁迅书信集〉》(《南开学报》1976年第6期)对1958年《鲁迅全集》书信择取汰选问题，有这样的说明分析：“1956年，当新版的《鲁迅全集》开始出版的时候，在公开的广告和第一卷出版说明中，都介绍‘本版新收入现在已经搜集到的全部书信’。根据这一计划，原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辑室准备在《鲁迅书简》(铅印本)的基础上，将所征集的鲁迅书信310封补入。并已排成清样，计共收鲁迅书信一千一百余封，《附录一》两封，收信人不详，《附录二》断片21则。周扬一伙见势不妙，便以‘一般事务性和内容意义不大的不收’为托词，下达了砍削鲁迅书信的黑指示。于是，已经排好的鲁迅书信中有841封被拆版灭迹，仅存334封。周扬一伙所谓‘一般性和意义不大的’书信究竟指的是哪些呢？这一点，他们在私下讲得很清楚：‘关于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上海文艺界的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是借用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攻击周扬同志的，因此，书信中凡是有关两个口号的问题，都不要收入。’原来如此!他们不编入《鲁迅全集》的所谓‘一般来往信件’，很多正是批判‘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檄文，正是鲁迅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丰碑。据不完全统计，当时被砍掉的重要书信主要是：甲、有关批判‘国防文学’口号和揭露周扬一伙投降主义和宗派主义丑恶嘴脸的全部砍掉。……乙、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争，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艺界影响和表现的很多书信也被砍掉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亿万革命人民奋起千钧棒，捣毁了被周扬一伙窃据的‘阎王殿’‘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周扬一伙颠倒历史、围攻鲁迅的罪行，终于得到了应有的批判。”陈漱渝的这篇文章发表时，“文革”虽已结束，“四人帮”已成为罪人，但尚未宣布“彻底否定”“文革”，而周扬等也尚未平反。 + +　　[注释24]：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中南海怀仁堂向科学、文艺界的代表人物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报告。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篇报告。 + +　　[注释25：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1958年“大跃进”期间，遂借喻地将“放卫星”用来称呼工农业生产出现的高产量。如粮食亩产一万斤、几万斤等等。“放卫星”也扩展至文化领域。1958年8月和10月间，文化部先后召开省、市、自治区文化局长会议和全国文化行政会议，部署了文化工作的“大跃进”。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会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绘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艺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同年9月，中宣部召开一次文艺创作座谈会，讨论迎接国庆10周年的文艺创作任务，表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一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诸方面都要争取放“卫星”。文化部成立了全国文化大普及办公室，一些省、市、区也成立了文化卫星指挥部，开始大放“文艺卫星”。如《美术》杂志1958年第9期发表的《共产主义艺术的萌芽》的通讯，说江苏邳县农民“在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农民绘画在我县已经形成了全民性的运动，农村中千军万马的美术队伍，日夜苦战”，据统计，“全县即有1800个农村美术组，6000多个美术骨干，7月份完成壁画23300幅，宣传张贴画15000幅，达到村村有壁画10幅以上，队队有壁画5幅以上，基本上实现了壁画县”。] + +　　[注释26]：关于1962年5月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的社论，1998年林默涵说，当时，“在周扬领导下，由张光年、袁水拍和我起草了一篇社论，主要观点是周扬的。社论的题目是：‘文艺要为最广的人民服务’。社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像题目指出的一样。‘文革’中，这篇社论被打成‘鼓吹全民文艺的毒草’。现在看来，这篇社论的观点没有什么错误”(《“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 +　　[注释27]：小白玉霜(1922-1967)，著名评剧演员。1963年，排演《李双双》，与剧团领导发生激烈冲突，被撤换，再无上台的机会，随后被开除中共党员党籍，免去政协文员资格。“文革”中受到批斗迫害，服用安眠药自杀身亡，时年45岁。 + +　　[注释28：关于“文艺八条”及其前身“文艺十条”，林默涵1998年的说法是：“1961年6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召开文艺工作会议讨论文艺十条。几百人参加了会议包括部分党外人士。周总理在会上做了报告，讲到文艺工作要民主，要符合艺术规律。会议提出纠正文艺简单地配合政治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大跃进’时表现得特别严重。……文艺十条纠正了这种简单的片面的认识。十条指出，为工农兵服务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文艺形式，各种题材、各种风格都应该欢迎。在文艺单位。要发挥艺术家的作用，可以成立艺术委员会，不要党支部包办一切。文艺工作者热烈欢迎‘十条’，有人说，要把十条刻在石碑上，世世代代传下去。后来又反复修改成为八条。”它在“1962年4月发出。文件是以文化部党组和文联党组名义发出的，中央加了批语”(《“文革”前的几场文艺风波》)。] + +　　[注释29]：瞿白音(1910-1979)，原名瞿金驹。20世纪30年代加入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任南京分盟负责人，多次组织演出《娜拉》《香稻米》《乱钟》等剧目。1934年，参与组织上海业余实验剧团。50年代以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公司副经理，上海市电影局副局长等职务。1951年与他人联合编导了《两家春》。1958年，与他人合作编写了故事片《万紫千红总是春》，1960年，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电影《红日》。译有[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我的艺术生活》。1962年，在《电影艺术》1962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电影创新问题的独白》一文，在电影界反响热烈，但随后受到严厉批判。江青主持的《纪要》将《创新独白》列为“十七年”文艺界的“大毒草”名单，1966年6月16日，《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上海写作组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指这篇文章是“电影界黑帮的反革命纲领”。 + +　　[注释32：关于文化部的“假整风”，林默涵1998年说：“1965年，文化部进行文艺整风。开始是文化部自己搞，后来，中宣部认为他们搞得不彻底便派人去抓。周扬曾批评我不积极。我对这件事是有点厌倦。周扬亲自抓了。文艺方面问题，中宣部是有缺点，有责任的，但是中宣部没有承担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文化部。在文联主席团一次扩大会议上，我讲话的时候就是这样指责文化部的。这是不对的。现在想起来，感到内疚。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还说那是假整风、真包庇。 + +　　[注释33]：林默涵(1913-2008)福建武平人。“百度百科”关于他早期的生平有这样的记载：“1928年在福州高中师范科求学时受革命思想影响，随后在福州、厦门、上海等地从事革命活动。1935年到日本学习。次年回国，先后在进步报刊《生活日报》《读书与出版》《世界知识》和《国民周刊》任编辑，并开始用笔名‘默涵’撰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上海青年救国服务团和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作抗日宣传工作，后到武汉任《全民抗战》编辑。1938年到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参加编辑《中国文化》。1941年主持华北书店编辑工作。1943年调《解放日报》编辑副刊，在该报上发表不少短论和杂文。1944年冬调重庆《新华日报》。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上海，后赴香港参与编辑国统区出版的共产党机关刊物《群众》，和共产党领导的文学刊物《大众文艺丛刊》。这期间的政论、杂文和文艺论文结集出版的有《在激变中》《浪花》和《狮和龙》……”有这样的经历和忠心耿耿的思想立场，却在自己为之奋斗的阵营中，给自己加上了“反革命黑帮积极帮凶”“作恶多端，干尽坏事，犯了大罪”“越来越堕落”“政治投机分子”“罪恶必须彻底清算”等判定，真的让人感到心痛，不明白问题究竟发生在哪里。而他所期望的“革命群众”，后来也没有让他“到工农群众”中去改造，不久他就被投入监狱，有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活。如果读了这样表现历史悖谬情景的材料，再读史铁生中篇《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就会明白中国当代为什么不会出现“荒诞派”文学的原因。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19.txt b/CCRD/0/8/2/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41ba7b5ea40b7b70b23058da98cd33453efb12f --- /dev/null +++ b/CCRD/0/8/2/000019.txt @@ -0,0 +1,11 @@ +# 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信 + +　　<李达> + +## 〖李达，武汉大学校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文革刚开始即被中共中央中南局定为“三家村黑帮”头目。〗 + +　　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李达顿首。七月十九日。 + +　　· 来源： + +　　李崟《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最后岁月》，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0.txt b/CCRD/0/8/2/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aa9b062751a542314848bf443806e9ecf7000b6 --- /dev/null +++ b/CCRD/0/8/2/000020.txt @@ -0,0 +1,37 @@ +# 关于富农分子张安的监督改造制度 + +　　<山西省五台县天和公社西天和大队治保委员会> + +　　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本委责成第五生产队陈四槐、张金河、孙二、张反英组织监督改造小组，由陈四槐(政治工作员，党员)、张金河 (民兵排长，党员)、张反英(党员，贫协小组长)组成包夹小组，对该队富农分子张安监督改造，严格控制。为了这一工作做好，特定本制度： + +　　1、被监督改造者必须无条件遵守政府法令，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 +　　2、被监督改造者必须无条件服从各级领导的指挥，叫干啥就干啥，不许讲价钱。 + +　　3、被监督改造者必须按质、按量、按时完成劳动定额和应投工数，以及所承担的义务劳动。 + +　　4、被监督改造者如有要事外出时，必须向治保主任请假，不得到允许，不准擅自离开。 + +　　5、被监督改造者家中如来了客人，必须向治保主任声明，请求登记。 + +　　6、被监督改造者每七天必须向治保主任口头汇报一次，每半月书面汇报一次。 + +　　7、不准被监督改造者单独劳动和到有机可乘的劳动场所(如煤窑)劳动，上地时要由包夹小组成员相随，进行监督，以防破坏。 + +　　8、大队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兼管民兵)、治保主任每一个月要有一人给被监督改造者训一次话，内容是：讲形势、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讲党的政策，或针对被监督改造者的思想动态与现实表现给予批评训话。 + +　　9、包夹小组的成员必须随时监督，严格控制、反映情况。 + +　　10、对被监改者一年必须评审一次。 + +　　11、必须责令被监改者订出改造保证。 + +　　12、治保委员会每个月要向党支部汇报一次工作，发现敌情及时上报。 + +　　以上制度，从制订之日起执行。 + +　　 1966.7.28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1.txt b/CCRD/0/8/2/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f37fa314d5e990428d87f6574f989bd0b45d31 --- /dev/null +++ b/CCRD/0/8/2/000021.txt @@ -0,0 +1,59 @@ +# 关于监督改造坏分子李凤英的制度 + +　　<山西省五台县天和公社东天和大队> + +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确保社会主义建设顺利进行，我大队特制定如下制度，对李凤英进行监督改造。 + +　　1、监督改造对象每月必须出勤20天，全年投工120个，每月积肥10担，每三天扫街一次。 + +　　2、必须保证劳动质量，按时完成各项任务。 + +　　3、坚决不能让其在要害部门劳动，不让其进行单独流动性的工作。 + +　　4、监督改造对象如有来客，必须立即向治保委员会申请登记。 + +　　5、不经治保主任批准不得任意外出，要严格请假销假制度，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 + +　　6、针对其思想情况，采取个别谈话的形式，每半月向其进行一次守法教育、政策教育和前途教育，主要内容是讲主席著作和形势。 + +　　7、责令其写出监督改造保证书。 + +　　8、监督改造对象必须每半月向治保主任口头汇报一次思想改造情况，每月书面汇报一次。 + +　　9、治保委员会一月向党支部汇报一次改造情况。 + +　　10、每年秋后进行一次评审，表现好，给予鼓励；表现一般，加强工作；表现坏，及时报公安局处理。 + +　　为保证制度有效执行，由三人组成包夹小组…… + +　　本制度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起开始执行。 + +　　…… + +　　 1966.7.28 + +　　（附:） + +## 坏分子李凤英的《接受监督改造保证书 + +　　我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对社会主义极端仇视，进行了一系列的牛鬼蛇神活动，对人民作下了罪恶事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要痛改自己的错误，重新做人，为此，定出下列保证，监督和检查自己： + +　　一、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保证每月出勤20天，全年投工120个，每月积肥10担，每三天扫一次街。 + +　　二、保证按时、按质量地完成党交给自己的各项生产任务。 + +　　三、保证不随便外出，如有事，要向治保主任请假，批准再走，一定坚持销假制度。我一定要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 + +　　四、保证我家里来了客人时，立即向治保委员会申请登记。 + +　　五、抽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积极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让识字的人给我讲，多请别人给我读毛著。 + +　　六、每半月口头汇报治保主任，谈自己思想改造情况，每月书面汇报一次。 + +　　七、要坚持集体生产劳动，决不能单独行动，坚决地遵守上级的一切政策和法令。 + +　　 李凤英66年7.23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2.txt b/CCRD/0/8/2/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a5a7bc1c49fa65669931b81d848d8129272fcca --- /dev/null +++ b/CCRD/0/8/2/000022.txt @@ -0,0 +1,13 @@ +# 陈笑雨遗书 + +　　<陈笑雨> + +　　〖陈笑雨，前《人民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已调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 + +## 遗书 + +　　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 + +　　· 来源： + +　　袁鹰《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载《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3.txt b/CCRD/0/8/2/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62f8aacfb8c342f7601c8550484ec4278c4da3f --- /dev/null +++ b/CCRD/0/8/2/000023.txt @@ -0,0 +1,11 @@ +# 遗书 + +　　<陈笑雨> + +　　 〖陈笑雨，前《人民日报》编委、副刊部主任，已调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 + +## 死了算了，干干净净，寅，永别了。 + +　　· 来源： + +　　袁鹰《书生办报——记林淡秋、袁水拍、陈笑雨》，载《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4.txt b/CCRD/0/8/2/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a312ad119edc429edd26ad362ba5f7ba9ec762 --- /dev/null +++ b/CCRD/0/8/2/000024.txt @@ -0,0 +1,13 @@ +# 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 + +　　<邓拓> + +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 +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 +　　永别了，亲爱的。 + +　　· 来源： + +　　袁鹰《玉碎》，载沈展云、梁以墀、李行远编《中国知识分子悲欢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5.txt b/CCRD/0/8/2/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d0989c42ac09e9cfab3a80b68768679c2f03bab --- /dev/null +++ b/CCRD/0/8/2/000025.txt @@ -0,0 +1,23 @@ +# 刘宁一写给李富春的检查 + +　　<刘宁一> + +　　（富春同志：） + +　　关于全总的工作，我的初步回忆从思想上检查，十七年来屡犯错误，其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不挂帅。从此就势必阶级路线、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不突出、人的思想工作不突出。不是四个念念不忘，而是屡忘屡错，有时全忘全错，甚至有的人根本就没有，所以十七年来就是糊涂人、资产阶级代理人。相反的一进城就干资产阶级一套，热衷于苏联一套，把毛主席多年来创造的根据地一套正确的政治工作第一，群众路线全部抛弃。什么抢房子，搞家具，工人福利、休养所、工会法、劳保条例、工会独立、争权、争钱、争干部。工会组织搭的架子很大，不以劳动者的姿态平等对人，不深入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而是官气十足。至今未改掉苏联一套办法，整天讲什么工会业务，有时也讲改革业务，那知毛泽东思想不挂帅，阶级路线不明确，无论怎样也跳不出修正主义的圈子。 + +　　你曾经主持过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以后又有第三次党组扩大会议。这两次会议都强调学习、贯彻毛主席思想，对于工会工作是起了重大作用。但实际工作中都没有彻底揭露和批判苏联一套，未有大破，就不能大立。 + +　　人民公社化以后，有些人提出取消县以下的工会，以及全总又改为“消亡”，依然是违反阶级路线，群众路线，紧接着就是大反复，更加强调工会业务。彭、杨反党分子甚至连把“党的中心工作就是工会的中心工作”也否定了。空讲“活跃群众工作”，反对阶级斗争，脱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脱离备战、备荒、为人民，那里还有“活跃群众工作”？ + +　　尤其严重的是，最困难的时期，大庆油田大学毛泽东思想，大学解放军，而全总竟有人前往大庆，反对大庆一套，被大庆人赶出来。这笔帐至今还未提出讨论过。长期否认大庆经验，说大庆无工会工作。 + +　　以上问题和有些工会“权威”一贯不强调甚至不提毛泽东思想，不强调中国经验，一味学苏联有直接关系，中毒非常深。 + +　　国际工作同样是一个根源，究竟是按中国的还是苏联的，毛主席思想挂帅还是苏联修正主义思想挂帅，听我党中央的还是听苏联人的。从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四年一直是争论不休，我在一九四九年曾犯过严重错误，迷信苏联甘当贾桂、相信资产阶级民主举手，同意了居心不良的在北京召开亚澳工会会议。我知道建国以来，有人始终未摆脱苏联的一套，国际部是揭出了一些执行者，但是主导人物至今未触动一根毫毛。 + +　　据说全总党组有些人担心得很，怕群众照团中央的办法处理，我和马纯古同志说，应该站在群众一边，按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号召全机关，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工人群众，炮打司令部。这一个领导机关既不能批判自己，也不敢揭露坏蛋，早就应该被推翻，让群众彻底捣毁重建新的。 + +　　全总包括我自己，不但未贯彻执行毛主席思想这个最高指示，相反的十七年来有不少违反毛主席思想，不突出政治、干劲不足的事，早就应该罢官，早就应该被群众兴师问罪。我们应该和自己过去的一套划清界线，卑视它，敌视它，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现在红卫兵青少年干得好。我看才是六级台风，我们应该看到十二级台风还在后面，谁也躲不了，越怕越被吹倒，全总党组应以勇敢的、欢欣鼓舞的心情和群众一起大斗、大批、大改。以上看法是否妥当请指示。 + +　　 刘宁一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六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6.txt b/CCRD/0/8/2/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f37521617c3a45c0ab9eb34dc5079057386001e --- /dev/null +++ b/CCRD/0/8/2/000026.txt @@ -0,0 +1,31 @@ +# 张香山的“检讨” + +## [张香山，时任中共中央中联部副部长] + +　　（蠖生同志并转领导小组：） + +　　我写的“为什么要反对个人崇拜”小册子，无论怎样说，应该认为是毒草。这次有广西的读者撰文批判；在前年年底也有群众投稿《人民日报》进行批判，但未发表。宁一同志曾告诉我这一情况，我当时写了封简单的信，承认了错误，说明以后进行检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检讨自己的错误时，我也向大家交代了一下，我承认写这本小册子，是犯了极其严重的政治错误，即修正主义的错误。 + +　　这本小册子的写作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五六年夏季，青年出版社的组稿人来找我，要求我写一本有关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小册子。因为从斯大林逝世以后，联共提出了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之后，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又大反所谓“个人崇拜”，于是在当时青年中引起了思想混乱。出版社要求我根据《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精神，从正面讲些道理。并针对当前一部分青年中否认和贬低领袖作用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我答应下来了。 + +　　但是，写作的结果，这本书却成了毒草。 + +　　第一、是由于大前提根本错了。因为赫鲁晓夫提出的所谓“反对个人崇拜”，是为了一棍子打倒斯大林，是为了全面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推销现代修正主义。我不认识赫鲁晓夫这样做的全部目的和真实用意，竟然接受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错误提法，来论述这个问题，甚至把它作为书题，这就使这本书尽管批判了否认和贬低革命领袖作用的错误思想，但这些都成了无用的东西。根本错了，全书就不能不成为毒草。 + +　　第二，特别不应该牵强附会地把一九五五年三月党代表会议决议的个别词句“同骄傲自满情绪和个人崇拜习气作斗争”，作为书的导语来胡乱联系。这就同《一论》是论述斯大林问题的，在性质上不同了。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根本歪曲了党的反对高饶反党联盟斗争的性质和意义，而且使自己走到了自己愿望的反面。一方面批判诬蔑对主席的敬爱是所谓“八大崇拜”的荒谬思想，而实际上却使读者误认为我们党内有所谓“个人崇拜。” + +　　第三，小册子在谈论教条主义，谈论历史人物的作用方面，以及对苏共二十大的估价，也有错误。 + +　　总之，主要是由于第一、第二两个原因，即立论错了，这本小册子就成了毒草，读者要锄这枝毒草，作得完全对，我只能认罪。 + +　　现在，我只好请求党参酌下述两点，对我宽大处理。 + +　　第一、我确实不是象读者所批判那样，是为了反对主席而写这本小册子的。请参阅小册子第22-23页、第55页、第59-61页。 + +　　第二、这本小册子是在《再论》发表发前出版的。我当时只了解赫修的所谓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有“半”问题，而不象后来所了解的那样，是完全错误，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 +　　从一九六〇年起，我的确深有所感，乱写文章，对党对读者为害很大，对自己也要助长个人名利主义，因此从一九六〇年春以后，我除了工作上写过一两篇东西外，再也没有写过私人文章。 + +　　但是，不论怎样，这本小册子已经起到了毒害读者的作用，我犯了难以挽回的严重政治错误，因此党对我怎样处分，都是理所应得的。 + +　　 张香山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7.txt b/CCRD/0/8/2/00002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67eb290c4473c3483e39dce632f222fde90d216 --- /dev/null +++ b/CCRD/0/8/2/000027.txt @@ -0,0 +1,11 @@ +# 傅连暲给毛泽东的求救信（要点） + +　　<傅连暲> + +## 〖傅连暲，原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中将。〗 + +　　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实在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雩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 + +　　· 来源： + +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死》，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写信日期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8.txt b/CCRD/0/8/2/00002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fcab1d64f2c21ca1dba42d5281e74f6c8c6bc48 --- /dev/null +++ b/CCRD/0/8/2/000028.txt @@ -0,0 +1,11 @@ +# 章士钊给毛泽东反映被红卫兵抄家的信（要点） + +　　<章士钊> + +## 〖章士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 +　　信中说：“以钊荒耄不才，在公领导之余，受到本国青少年之督责搜检，此惟罪有应得，亦且情所甘愿。盖此中伏有大革命成功之美好前景，大多数人享受幸福，区区一小撮人沾着屈辱，又算得了什么也。”信中又要求“在可能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 + +　　· 来源： + +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29.txt b/CCRD/0/8/2/00002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90535cf99f3380cefb2f4067483c5e50a81565 --- /dev/null +++ b/CCRD/0/8/2/000029.txt @@ -0,0 +1,97 @@ +# 蒋南翔的书面检查 + +　　<蒋南翔> + +## 检查我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和高等教育工作中的主要错误 + +## （一）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抵抗和破坏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运动 + +　　在这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抗拒文化革命运动的进行。 + +　　在清华大学，自从五月八日发表了解放军报高炬、光明日报何明的文章以后，清华全校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就异常高涨，但是我在五月十一日，也就是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文章发表后第三天，到清华大学去报告时，由于当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在进行，关于文化革命运动在学校如何开展，我曾向富春同志、康生同志表示要到开完会以后再说，我不敢随便表示态度，因此仍然以高教部四月十七日座谈会的精神为基调，当时以为这个座谈会的基本内容中央已经点过头，不至有大问题。但事实上我这个报告是与当时清华大学校内的革命形势完全脱节，完全没有反映清华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是给群众的革命热情泼了冷水，起了妨碍革命群众运动发展的反动作用。 + +　　五月二十五日北大贴出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这张大字报以后，开始我仍还是不主张在清华贴大字报，理由是清华大学的情况与北京大学有所不同。实际上是按兵不动，惧怕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 + +　　由于看到群众起来革命的形势不可阻挡，在六月三日上午，我到清华大学去召开了党内干部会议，提出要让广大师生贴大字报的主张；在六月五日上午，又到清华大学去向全校师生员工作报告，进一步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并且公开批判了“保卫党委”，“校长是完全正确的”等错误口号，但实际上这些都是企图蒙混过关的假检讨。 + +　　六月七日上午，我去清华大学作了最后一次的工作部署，提出要用“大字报领导大字报”，就是说，一方面欢迎一切大字报，一方面又要争取主动，有组织有计划地出一些所谓能起“领导作用”的大字报；对内容“好”的大字报，也就是符合前清华大学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给以支持；对某些不适当的大字报，也就是不符合前清华党委意图的大字报，则要进行必要的解释。并且那天还具体确定要针对当时攻得最利害的三个问题，即我在一二九运动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吹捧彭真的问题、高教部在四月十七日召开座谈会的问题和我在北大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上吹捧邓拓的问题，贴出阐明真相的大字报，以澄清思想，实际上这就是组织保皇派的力量，对革命群众的大字报进行反扑。在这里，恰恰暴露了我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企图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作顽强的抵抗，作垂死的挣扎。但是六月八日，工作队就来到清华，我这个对抗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企图，只有一天功夫就宣告破产了。 + +　　我还要特别检查一件事，就是在六月二日报纸刊登了北大第一张革命大字报以后，北大有学生贴了我的大字报，当时就有清华的学生跑到北大去贴大字报反驳。康生同志和吴德同志曾给我打电话查阅此事。关于清华学生到北大去贴反驳大字报，我在事前确实毫不知情。但是，仅仅是没有主动组织群众到北大去贴反扑的大字报，不能因此就说没有自己的责任。我没有在运动一开始就马上表明引火烧身的决心，表明欢迎本校及外校一切革命群众给自己贴大字报的诚意，欢迎群众起来革命，起来批评自己。因此，我没有能够一开始就把清华大学广大师生，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事实上就是放任我辩护的那几个学生，滑到错误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立场上去。这是我的错误和罪行，我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 + +　　另一方面，前高教部机关的革命左派，在六月六日对我贴出了第一批大字报，我同样是抱着抵抗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罪恶企图，迫不及待地在六月七日上午，就要求前高教部党委召集高教部内司局长一级的干部会，就我和高教部部党委是否为黑帮的问题进行辩论。强迫各人表明态度，把斗争的锋芒，针对首先起来张贴大字报的革命左派。会议开了整整一天，不但使高教部张贴第一批大字报的革命左派受到打击，而且使许多由于没有认识我的反党面目而对部党委表示信任的好同志上当，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和伤害，这是极为严重的罪行。高教部的革命左派把六月七日的事件看作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白色恐怖”，完全是有根据的。六月七日的会议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这个会议是根据我的策划而召开的。并且我还在会外通过电话给会议传达指示。因此我是高教部“六·七”白色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但是革命群众运动的迅猛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到六月十日我就停职反省，仅仅四天的时间，我的对抗高教部文化大革命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了。 + +　　总之，无论在清华大学，还是在前高教部机关，我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抗拒和破坏了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为什么会陷进这个罪恶的深渊？这是由于我对这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不但如毛主席所说的“很不理解”，而且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事前毫没有觉悟到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革自己的命。只想革别人的命，不想革自己的命，因此在文化革命运动开始之时，就没有觉悟到应当把自己“摆进去”，首先要“引火烧身”，欢迎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而且害怕群众起来搅乱旧秩序，整垮了旧机构，不好收拾。因此当听到大字报上把自己列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时，感情很激动，曾打电话给张际春同志，对何伟同志与教育部贴大字报的同志表示很大不满。这实际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千方百计地抵抗和压制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毛主席和党中央是热烈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精神。热烈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而我却站在革命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反其道而行之。很明显，这是一个大暴露，暴露了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是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干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行。 + +## （二）在高等教育的工作中，特别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推进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　　高教部、教育部也是同前文化部一样，是处在陆定一和前中宣部的黑线领导之下，推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文科教育是如此，理工科教育也是如此。我于一九六零年在教育部工作，当时陆定一交待我管三件工作，一是重点学校，二是培养研究生，三是出国留学生；以后主要是分工管高等工科学校的工作，我在高等工科教育中，都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方针。 + +　　在工作方针上，强调教学为主，而不突出政治。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在招生工作和考试制度上，没有正确而坚定地贯彻党的阶级路线。没有尽力做好吸收工农成份学生进入高等学校的工作，没有重视对工农学生的教育培养工作。 + +　　在学制和学校规模的问题上，不是“小而短”而是“大而长”，违反了毛主席、党中央“学制要缩短”的思想。 + +　　在教学内容和教材编写上，不是少而精，而是多而杂。 + +　　在教学方法上，强调“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多，而对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注意不够。 + +　　苏联“技术决定一切”的严重后果，是人造卫星上了天，修正主义也上了台。而我国高等教育现在执行的一套东西，实际上是在走向苏联的覆辙。如不及早警惕，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　　在组织路线上，没有很好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而是执行了专家路线。 + +　　对资产阶级专家只强调团结，不强调改造。全国高等学校的行政领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着很大比重。特别是系和教研室的领导实权，更多数是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依靠他们编写教材，依靠他们教书讲坛，依靠他们作科学研究的带头人，一句话，直到这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之前，高等学校的领导实权，确是仍还掌握在资产阶级专家手中。虽无教授治校之名，而有教授治校之实。 + +　　全国高等学校相当普遍地存在着专家路线，这固然不止一方面的原因，例如有历史的原因，有陆定一和前中宣部实行错误领导的原因，但是对此问题，高教部本身当然负有不可逃避的严重责任。而在高教部中，当然我又要负首要的责任。 + +　　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错误更为突出。 + +　　首先是我对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打着红旗反红旗，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长期不认识，错误地认为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是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因而在执行前北京市委的指示时，就没有能够认真分辨真伪，分清一下那些是真正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精神，那些是彭真和前北京市委所贩卖的私货。应该说，主要是由于我未能及早识破彭真和关北京市委的反革命本质。因此也就不能帮助前清华大学党委的其他同志认识前北京市委的反动本质，这样也就使前清华大学党委对于前北京市委的修正主义路线，失去免疫力和抵抗力。过去清华大学在某些工作问题上也与前市委大学部有争论，但总的说来对前市委是拥护的。因此也就没有可能完全摆脱前市委的错误影响。这是清华大学工作中的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 +　　另外，我自己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也曾经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口号，留下了有害的消极的影响，必须加以清理。“两个肩膀挑担子”──这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大学工作之时，针对当时绝大多数教师和很多干部只想埋头业务而提出的，就是要求大家既挑业务的担子，又挑政治的担子。这在当时曾起过一些作用。并在教师和干部中留下相当的印象。但是现在调查起来。这个口号是把政治业务并列起来。没有正确体现毛主席的“政治挂帅，政治是灵魂”的思想，没有突出政治，是一种折衷主义的提法。因而是错误的，应当加以批判和否定。 + +　　“三阶段，两点论”──这是我在一九六二年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是指清华大学共经历三个历史阶段：在解放以前时期；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以学习苏联为中心的教学改革时期；在一九五八年中央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以后的时期。应当用两点论的观点，来分析和总结这三个阶段的经验。从总的发展趋势看，是朝着不断进步的方向在前进的。虽然也曾说到解放以前的清华大学，是为反动统治者培养人材，基本路线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检查起来，把解放以前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旧清华作为第一阶级，与解放以后的发展阶段并列，混淆了共产党与国民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这是十分荒谬的原则性的错误。这反映了我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错误思想，就是对于国民党统治时代的旧清华的反动传统，没有彻底的批判和否定。 + +　　“团结百分之百”──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刚到清华工作不久，针对当时很多教师在一九五二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思想很不稳定的情况提出的。当时也曾说明这是我们的愿望，能否达到，还要看实践。事实上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清华大学的教授付教授中划右派者约达百分之十八（可能记得不确切），事实已打破了这个愿望。但是在三年调整时期我又提起这个口号，而没有加以批判和否定。团结百分之百的提法，就是根本抹煞了在高等学校中严重存在的阶级斗争，这不符合毛主席所提出的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思想，而且是与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完全背道而驰的。 + +　　“党员干部与党外教师合作，要很好会师，互相靠扰”──这种提法是模糊了谁战谁胜。谁改造谁的问题，是完全缺乏阶级观点，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的。 + +　　“各按步伐，共同前进”──这也是我在一九五三年刚到清华之时，对全校教师提出的口号，这个口号对安定当时清华教师的思想和情绪起过一些作用；但是现在检查起来，这个口号的精神实质，是宣扬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观点，只讲团结不要斗争的观点，是违背了阶级斗争的学说的。 + +　　在清华大学提出的一些口号，比较重要的，现在想得起来的，就是这一些。这些口号的主要错误，都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受到资产阶级专家的欢迎，但是不利于兴无灭资的斗争，是一种修正主义性质的错误。 + +　　在过去，我自己意识到清华大学的一些做法还是属于摸索试验的性质，还是很不成熟的；因此一般还注意到不要随便介绍和推广清华大学的经验，但事实上有不少兄弟学校到清华来参观、访问、交流经验，流毒很广。因此，对清华大学工作中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和批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消毒工作，是很必要的。 + +　　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烈火，把清华大学长期积累下来的污泥浊水，彻底加以摧毁和崩溃。不破不立，不彻底破除清华大学的旧传统旧势力，就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由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的新大学，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最后，对于“清华大学要开万人顶风船”的问题，是顶什么人的风，要作一交待。 + +　　（大约是在一九六五年六月下旬，前清华大学党委在三堡召开党内干部会议，总结学校工作，我曾在会上谈到：现在学校的工作困难很多，上面头绪多，干扰多，而学校的工作要求比较稳定地有秩序地进行，这就要求我们本着“吃透两头”的精神，根据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认真地坚定地执行中央的方针。这就需要能“顶风”，我们清华大学是要开万人顶风船。（这是现在记得起来的大意）） + +　　当时所以这样说，是由于就在六月上旬，陆定一从天津给中宣部许立群、童大林二人写信，并要他们两人和我谈话（事实上未谈），陆定一也直接以天津给我打了电话。我感觉到来自中宣部的巨大压力，主要的锋芒是对着清华大学的；另外平时也经常感受到来自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不少干扰。所谓“顶风”，在我的心目中，就是要顶前中宣部和前北京市委大学部的风，这是我当时思想状态，决没有撤谎。 + +## （三）违反毛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 + +　　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工作中，还有其他许多错误，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违反了毛主席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是我在工作中犯错误的总根子。 + +　　毛主席关于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这对高等教育的工作，是具有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但是我过去在清华大学的工作中，在高教部的工作中，恰恰是在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高等教育工作中，过去一直没有正确地坚决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最大的力量抓高等学校和整个高等教育战线上的兴无灭资斗争，而是以主要的力量抓业务。前面提到的在教育工作中推行重业务、轻政治的方针，不贯彻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对资产阶级专家只讲团结不讲斗争等等，都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的。 + +　　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毛主席着重讲了阶级、阶级斗争的问题以后，我仍还毫无觉悟，没有能改正错误。在这几年中，在召开各种会议及其他场合，虽然也常提倡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就是从来没有谈到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问题，高教部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召开的高等学校领导干部会议上。在一九六×年十月召开的直属高等学校的理工科会议上，都会有同志提出，在高教战线要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要狠抓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但是这些同志的革命要求，都给我想方设法压下去了。 + +　　在一九六五年六月，我在听取了某些高等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汇报后，曾经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意见》（登在高教简讯增刊上）。在这个意见书中，也是回避谈到阶级斗争的问题，只想通过延安整风的方式，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来进行学校中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本没有强调两条道路的斗争问题，没有提出要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实际上是希望维持高等学校的旧秩序，旧统治，这与毛主席所提出的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教导，正好是背道而驰的。这是在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一重要问题上，直接反对了毛泽东思想。 + +　　另外我对广大群众学习毛主席语录，曾经进行了不可容忍的直接的反对和攻击。主要事实如下： + +　　在高教部，听到有些学校，在做数学、力学的习题时，在每个习题的答案之前，都要引证毛主席的语录，另外听到一机部王丰同志在北京机械学院推行主席语录进课堂时，硬性规定堂堂用、门门用，当时认为上述两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因此就错误地先后在两期高教简讯上加以批评。 + +　　在清华大学，听到有人把毛主席语录牌挂在背后跑长跑，拉单扛拉不上去时就在一旁念语录，当时也错误地认为这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不好，把这当作形式主义的例证，在大会上提出来批评，并且荒谬地说：不能把主席语录当白莲教的符咒来念。 + +　　上述事实，暴露了我对广大群众学习并力图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来进行一切工作的宝贵热情，采取了不可容忍的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我不是首先满腔热情地来支持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行动，相反竟在高教简讯上，在会议上加以批评指责，这不但是给广大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的宝贵热情泼冷水，而且是直接反对和攻击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 + +　　虽然文教方面的党内主要决策机关，是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教小组，教育部和高教高，都是按照中宣部指示进行工作的行政机关，实际发言权不多，但是在全国的高等学校的广大师生中，教育部和高教部是人民政府主管教育事业的行政领导机关，还是有相当广泛的影响的。作为前高教部长和前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我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积极领导广大师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且还反对广大革命师生学习毛主席语录，这种恶劣的做法，对全国高等学校都要产生极为有害的影响，流毒极广，这一点，我是不能用任何借口来推脱和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 +　　我参加了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但是现在检查起来，两年多来，我对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所作的系统指示，除了向有关方面作过一些传达之外，并没有很认真地进行学习和研究；更没有集中力量，把主席的指示，好好在实际工作中加以贯彻。毛主席在春节座谈会上提出学制太长，要改；高等工科学校中以清华大学的学制为最长，就没有下决心及早把学制缩短下来。很显然，这就是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忠实地坚决地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 +　　在春节座谈会上，毛主席还提出全国都要向解放军学习的号召，并且曾经当面问我：高等学校要不要向解放军学习？我当时回答主席说：要向解放军学习。但是两年多来的实践证明，我对毛主席所提出的向解放军学习的指示，实际上是采取了极端恶劣的阳奉阴违的态度，我有时也谈到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问题，但只是抽象地一般地谈一谈，只是一种敷衍应付，实际上并没有认真对待。我一直没有认真研究一下，高等学校要学习解放军，究竟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应当如何着手，如何进行？相反，过去我总还自以为是地认为，解放军的情况与高等学校不一样，不能生搬硬套。在这种极端错误的思想影响下，在高等学校如何学习解放军的问题上。我就没有认真地做什么工作。看了今年五月毛主席给林彪同志的信，看了这次文化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红卫兵，使我进一步懂得了高等学校向解放军学习的必要性和伟大意义，进一步认识到不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这是严重的罪过！ + +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我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反对了毛泽东思想，这样就使自己滑入邪路，陷入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深渊！ + +　　由于我在清华大学和高教部的工作中，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在阶级斗争这个主要问题上犯了错误，没有能够始终一贯地明确坚定地抓住兴无灭资这个阶级斗争的纲，因此就滑到了和平过渡的修正主义轨道上去，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必然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挂帅。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教导，就是违反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在严重的阶级斗争中吃败仗，并且要导致在一切工作方面吃败仗。没有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没有忠实地坚决地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改造一切，推动一切，这是我一切错误中最根本的一个错误。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0.txt b/CCRD/0/8/2/00003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02f4df620a556aa6a4be329e23061b5ffbe6237 --- /dev/null +++ b/CCRD/0/8/2/000030.txt @@ -0,0 +1,49 @@ +# 傅雷遗书 + +　　<傅雷> + +## 〖傅雷，作家，翻译家。〗 + +　　（人秀：） + +　　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共产党领导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 +　　因为你是梅馥的胞兄，因为我们别无至亲骨肉，善后事只能委托你了。如你以立场关系不便接受，则请向上级或法院请示后再行处理。 + +　　委托数事如下： + +　　一、代付九月份房租55.29元（附现款）。 + +　　二、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 + +　　三、故老母剩余遗款，由人秀处理。 + +　　四、旧挂表（钢）一只，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 + +　　五、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 + +　　六、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 + +　　七、姑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 + +　　八、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370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 + +　　九、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贰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壹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 + +　　十、旧自用奥米茄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与魏惜蓉，但恐怕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 + +　　十一、现钞53.30元，作为我们火葬费。 + +　　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陶按单收回。 + +　　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 +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 +　　 傅雷梅馥 + +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 +　　· 来源： + +　　叶永烈《傅雷之死》，摘自《历史在这里沉思》。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1.txt b/CCRD/0/8/2/00003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04929aefc1df1aca6afdd4fc24eeabcf939ba2 --- /dev/null +++ b/CCRD/0/8/2/000031.txt @@ -0,0 +1,15 @@ +# 萧乾遗书 + +　　<萧乾> + +## [萧乾，著名作家。文革一开始因不堪 迫害而吞服安眠药自杀，未遂。此遗书是写给妻子 文洁若的。] + +　　（洁若：） + +　　新社会固然美好，只是我挤不进去。我先走一步，孩子们只好都托给你了。 + +　　 乾九月四日 + +　　· 来源： + +　　文洁若著《生机无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7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2.txt b/CCRD/0/8/2/00003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19d9f5bb23ccf42665eb28e8e448a40a7a1752a --- /dev/null +++ b/CCRD/0/8/2/000032.txt @@ -0,0 +1,129 @@ +# 郑兆南的遗书与唐锡阳的申诉书 + +　　<郑兆南、唐锡阳> + +## 〖郑兆南，北京五十二中学语文教员。唐锡阳，郑兆南的丈夫。〗 + +## 致中央文革小组的信 + +　　（中央文革小组：） + +　　这是我妻子郑兆南的两封遗书，她重伤后于九月三日回家，九月八日在第六医院吐血身亡，前一封信给了李雪峰同志，后一封信交给了吴德同志。 + +　　我认为这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严重反映，因此抄寄一份给你们，作为研究情况、指导运动的一个参考，并请敦促市委正确处理这个问题。 + +　　 北京日报 唐锡阳 + +　　 十月十九日 + +## 第一封遗书 + +　　（雪峰同志：） + +　　我不是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学术权威，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成了工作组右倾路线错误下的一个牺牲品，被监禁了四十七天，被毒打得遍体鳞伤，昨天刚被放回家来。我有许多许多的话(不只是我个人的安危问题)要向党说，我应当自己到市委来，无奈我下不了地，浑身浮肿，创伤疼痛，又有其他病症，我恳切地要求你派一位同志到我家来，和我谈一次话。我的这个要求是否过份，我的心情是这样急迫。 + +　　此致 + +　　（革命敬礼） + +　　 东方红长征中学(原五十二中)语文教员 郑兆南 九月四日 + +　　我家地址：继红胡同(原东城区府学胡同)二十二号 + +## 第二封遗书 + +　　（雪峰同志：） + +　　曾于九月四日给您写了封信，我因伤势太重，不能亲自来市委向党反映情况，要求您派一位同志到我家来和我谈一次话。看情况市委不会派人来了，我只好再写这个书面汇报。我被监禁了四十多天，很少接触外界事物，很少听到党的声音，加上自己思想改造很差，这些意见可能是片面的，错误的，仅供您参考。 + +## 是点革命之火 不是点反革命之火 + +　　学校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语文组教师是比较活跃的(也有一两个按兵未动)，但当时党支部压制很厉害，连大字报都不让贴，特别是在新市委成立前后，斗争十分激烈。我跑过新市委，请过工作组，因此就招来了更多的冷遇和压制。六月初，全体教职员听了市委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负责人的一个动员报告。现在来看，这也是一个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报告。我们被压制的教师听了，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高呼毛主席万岁！当天夜里我就写了一张题为《质问李静同志为首的党支部》的大字报。现在我还记得大字报是这样写的(学校存有原稿)： + +　　“请你们根据新市委报告精神，回答以下问题： + +　　(一)你们是站在群众的前面来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还是站在后面拉群众的后腿，还是站在群众的对面来反对文化大革命？ + +　　(二)你们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还是保卫一个政治态度还不明朗的党支部？ + +　　(三)你们是支持群众向黑线开火，还是组织保皇派围攻革命群众？ + +　　(四)你们是和修正主义的前市委一刀两断、划清界限，还是继续千丝万缕、依依不舍？ + +　　(五)你们是坚决贯彻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路线呢，还是坚决执行前市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 +　　(六)你们是属于第一类党支部，还是第二类或第三类党支部？ + +　　这样提出问题，不是太尖锐，太严重，有点吓唬人吗？不，请你们放心，我们会在以后的大字报里，逐条地向你们摆事实，说道理的。不过还是希望你们自觉革命，转变立场，认识错误，真正站到革命群众这方面来，领导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郑兆南” + +　　这是当时面对领导的第一张大字报，的确起了点火作用。一天之内，大字报如雨后春笋，形成了一个炮打司令部的局面。这下吓坏了学校领导人和“保卫党支部就是保卫党”的人，因此也招来了他们的更大不满。当时的形势，正如十六条所指出的：“这些当权派极端害怕群众揭露他们，因而找各种借口压制群众运动。他们采用转移目标、颠倒黑白的手段，企图把运动引向邪路。当他们感到非常孤立，真混不下去的时候，还进一步耍阴谋，放暗箭，造谣言，极力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打击革命派。”他们紧急活动，控制个别班，散布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李静还亲自威胁我；“你是参加过反右斗争的！”为了转移目标，学校领导正式宣布：“给学校领导贴大字报差不多了，从明天起转入揭老师的问题。”他们还组织了揭露老师的专刊。(因为工作组当夜进校，他们就没敢拿出来。)后来，借“六·一六”事件来陷害我和打击革命群众，更是他们的一枝毒箭。我正确认识这个问题，也是从学习十六条开始的：“有些有严重错误思想的人们，甚至有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群众运动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故意把一些群众打成‘反革命’。” + +## 关于“六·一六”事件的性质 + +　　工作组来到学校以后，学校领导公开镇压群众的气焰被压回去了，应该说学校当时的革命形势是很好的。没料到突然发生了六月十六日的打人事件，反而破坏了这个有利形势。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也是不愿意发生这样一个事件的。但事件已经发生了，我们就不妨从政治上来分析一下，它到底是革命的事件，还是反革命的事件？因为这涉及到对工作组执行了一条什么样的路线的认识问题。 + +　　这个事件发生的具体原因，是从学生要给李静背上贴大字报、王文俭在会上不喊口号引起学生不满开始的。但这是现象，真正原因是以党支部为首的保旧派(我还没有想出更确切的概念)压制学生起来革命，学生早就蕴藏了不满，再加上受到外校的一些影响，不免就采取了一些过火的行动。到后来，事态的急剧扩大与恶化，原因就复杂了，在冲破压制的革命学生中，混杂有好打成性的流氓(我是后来领教他们最深刻的一个受害者)；和党支部站在一起被打的一方也不都是不革命的，他们中有不明真象的师生，还有许多就是为了保护党的不让打人的政策的好老师好学生。(从这点认识出发，我们还给受伤同学写过一封慰问信，也成了区工作队长李淑铮给我们定的罪证之一。)据说在事件过程中，还有个别教职工暗中使坏或无理还击，更是起了添薪加油的作用。这样就发展成一个群众斗群众的不幸事件。 + +　　不管事件如何复杂，我还是认为事件的主流是革命的，它的基本性质还是反对学校领导压制群众运动的斗争，不过武斗，打人、破坏公共财物是十分错误的。正如第二天区工作队长李淑铮来校向全体师生(当时以党支部为首的被打的一方还在团中央“避难”)所讲的，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事件，是革命的行动，但是打人是不对的，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斗争。从以后事态的发展，学生是接受了这个正确的分析。 + +## 工作队(组)态度骤然变化 + +　　最初一段时期，工作组对待这个事件的态度还是正确的：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说服双方，让在团中央“避难”的师生回来，并教育他们不要揪住“六·一六”事件不放，应集中火力炮打司令部，并布置我们给支部书记、校长、两个主任出大字报专栏。到月底，从李淑铮开始，工作组忽然来了一个急剧变化，推翻了自己原来对“六·一六”事件的分析，突然把它打成反革命事件。经过七月九日、十日两天两夜的紧急动员，组织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突然袭击，从积极写大字报的教师中揪出了四个“牛鬼蛇神”，一口咬定我们是“六·一六”事件的“肇事者”，并且把我排在首恶者的地位。(关于别人，我没有发言权；关于我自己，我可以明确地回答：这是政治陷害。)不仅我们成了众矢之的，连和我们一起写大字报的教师，全部成了围攻的对象。参加“六·一六”事件的学生更是一片检讨，在此同时，又逮捕了两个流氓学生。顷刻之间，学校乌云密布，几百张大字报不外乎两种内容：一种是揪“假左派”；一种是检讨。革命师生人人自危，而“避难”师生却趾高气扬，甚嚣尘上，立即全部夺得了革委会领导权。 + +　　对这样一个突然变化，我一直非常纳闷，当时只认为是工作组偏听一面之辞，主观武断。后未经过学习十六条，听到一些中央负责同志讲话的精神，听到一些外校同学前来革命串连的谈论，知道外面运动的一点情况，我才明白过来，我被揪出来，弄到如此地步，学校出现白色恐怖，运动被引上邪路，其根本原因是工作组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 +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这个时间表，就会明白事态的这种突变，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六月十六日发生了事件；六月十七日李淑铮亲自宣布是革命的行动，但武斗不对；六月二十三日以后，普遍传达了您的一个过份强调运动阴暗面的报告；同时在工作组中普遍传播了北大工作队张承先等镇压群众的反革命经验。六月二十四日李淑铮就完全换了一个口气，在全区学生会上说：“……有一些假左派真右派企图把我们的运动搞乱，以左面目出现，制造混乱，混水摸鱼。”同时明确地点出了我们学校的“六·一六”事件。六月三十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矛头指对群众的社论，于是七月初前后，许多学校工作组放弃了对黑帮的斗争，转而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大搞其“反干扰”、“抓游鱼”、“逮流氓”的罪恶活动。据来校串连的一位女十五中同学告诉我，崇文区就有十几个中学揪出了“干扰”运动的“牛鬼蛇神”。后来又从团中央的大字报得到证实：从他们那里派出来的工作组，大都是一批破坏运动的打手，而李淑铮就是其中的一员重要干将。） + +　　当时，我们学校除了中间观望的不说，的确存在两派：一派是“避难派”。他们是保皇势力、保旧势力、折衷主义势力、以及一些不明真相，一心跟着班主任或领导跑的人的混合。另一派是积极投入运动的革命派。是谁在干扰运动呢？肯定是前者，而不是后者。十六条讲得非常清楚：“文化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会有阻力。这种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这种阻力目前还是相当大的，顽强的。”而工作组偏偏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对群众运动怕得要死，分不清主流和支流，甚至发展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不革命的捧成革命派，把革命的打成反革命。为了顽固地推行这条反动路线，他们甚至在工作队内部采取组织措施，在调出工作组员的同时，“加强”了工作组。从他们以后对不同势力的态度来看，问题就更清楚了。对积极参加运动的师生，前面已经说了；对“避难派”中的教职工，他们许多人都是学校党政领导的知情人，迟到七月中旬就是不给领导写大字报(有的一张也没写)。工作组又是怎样解释的呢：“他们对党支部有感情，不贴大字报是可以理解的。”就是这样地给他们涂脂抹粉，并轻易地把领导权交给他们。对当权派呢，运动还没有真正搞起来，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对当权派的问题还没有经过充分鸣放，工作组就放出了空气：“你们党支部顶多是个二类支部。”难怪工作组一直到撤出以前，没有斗过当权派，却在临别前夕，给我安排了一次规模不小的斗争会，而且李静就是这个会上的主要火力。 + +　　所以问题不在于揪出四个教师和逮捕两个学生，如果仅仅如此，就算不得什么方向路线的错误，何况这四个教师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拿我来说，家庭出身地主，社会关系比较复杂，在运动中又是一个领头的“假左派”；其他人也各有性质不同的问题。把我们的问题“综合”在一起，一造声势，自然要多严重有多严重，即使将来检查起来，也有小辫子在手。后来果然听说工作组作了这样的检查：“这些人是可以揪的，只是时候不对。”这个检查未免有点羞羞答答，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他们所以选择这个“时候”，问题不在于这几个人，而在于“杀鸡给猴子看”，以达到镇压群众，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的目的。从学校以后运动的发展来看，这个罪恶目的是完全达到了的。 + +##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果 + +　　一、打击了不应该打击的人。我被打、受尽非人凌辱的时候，工作组虽然已经撤退，不能负直接责任，但这个错误的决定是他们做的，反革命帽子是他们戴的。他们不根据中央精神作必要的检查，对我们的问题作妥善的处理，一甩手就走了。遗留下今天这样严重的后果，他们是不能辞其主要责任的。 + +　　二、压制了革命左派。凡是运动前期积极参加斗争的教师，凡是与“六·一六”事件有关的学生，至今翻不了身。他们不仅谈不到参加运动，还时刻面临着被揪被斗的威胁。 + +　　（三、从三个月的情况来看，五十二中运动一直是不健康的。学校很小，代价很大。发生了“六·一六”事件一起，自杀事件多起，打死人事件多起，学生斗学生事件多起，抄家的面过宽，学校财物损失巨大，违反政策的事情大量存在，而学校内部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却一项也没有实现，严格地说，一项也没有开始。林彪同志说：“我们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要注意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打击的重点，是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定要掌握这个斗争的大方向。”两个月来，就重点斗了我这样一个既非当权派，又非学术权威的普通教员，后来大概感到实在离题太远了，又陪斗了党支部书记李静，其实也丝毫谈不到“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她也和我一样，只是被“打透”了，现在正在抢救，死活不知。真要死了，还不知将来怎样定案呢。） + +## 对学校运动的建议 + +　　这些恶果，在毛主席和党的十一中全会提出批评，特别是公布了十六条以后，理应很快可以得到纠正和扫清的。听说从北大开始，许多单位已经这样做了。为什么五十二中老也翻不了身，反而愈演愈烈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工作组虽然走了，但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的阴魂未散，他们所留下的领导班子不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敢引导群众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运用十六条，坚决按十六条办事。再是我们学校新建不久，只有初一、初二学生。他们岁数比较小，领会政策精神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起高年级学生、特别是大学生来，是要差一些，慢一些。可能我这个估计是保守的，也许在我写这封信的时候，革命势力正躁动于母腹之中，革命的光芒开始喷薄欲出。不管情况怎样，我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光辉是谁也阻挡不住的，革命的群众终究是要起来的，“六·一六”事件的真相终究会水落石出的，工作组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定要清算的，运动的错误方向终究要扭转的。但是，我们不能坐等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应当把党的精神迅速交给群众，使运动及早走上正轨。为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 +　　(一)应当就“六·一六”事件的性质和工作组的错误展开辩论，澄清事实，辨明是非；同时，造成一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正常政治气氛。 + +　　(二)结合总结前一阶段的运动，在全校开展大学十六条的活动。合十六条的，就继续照办；不合十六条的，就要改过来。对那些抵制十六条的负责人，就要揭发和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改选出一个忠实执行十六条的革委会。 + +　　(三)在斗争的基础上，求得人民内部的团结一致，把火力集中在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关于我自己的申辩 + +　　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特别是在运动中我还犯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我虽有积极投入斗争的愿望，但由于自己人生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在李静等的压力下表现过动摇；在武斗的威吓下，有过企图自杀的行为，这是背叛革命的严重错误。另一个是在“六·一六”事件中，我也有错误。当时我认为打的是“保皇派”，有过幸灾乐祸的情绪；同时又顾虑别人反咬我和打人有关，就躲在本班做了一点消极阻难工作，而没有挺身而出，到现场去帮助防止事态的扩大，更不应该的是我还劝阻了别的老师也别去“招事”。这些错误和过去其他错误我已作了详细交代，并准备在运动后期进一步清理自己思想。 + +　　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但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这个结论，现在不仅我自己可以下了，党和革命群众也可以下了。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在工作组的反复动员下，全校师生大揭大议过我的问题。几百张大字报帮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错误和缺点；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更不是“六·一六”事件的阴谋策划者。(有个别人为了自己脱身，把他自己的言行强加在我的头上。这无损于我，只是暴露了他自己。)第二，在革委会的领导下，几百名师生查抄过我的家，没有查出任何反动物品，却翻出我的大量文字材料，从我的高中作文、来往书信、日记、听课笔记、教学笔记、我在北京日报工作时的采访本及见报稿件、一直到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心得，经过挑选以后，抬走了整整一筐。这是我的全部“私人档案”，也是党和革命群众客观地了解我的历史材料。这些材料同样帮助我证明了两点：一是证明了我有许多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再是证明了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所以说，经过这样两次猛火烧、细筛过，党和革命群众有足够的客观材料给我下一个客观的结论。 + +　　有人会说，你自己不是也承认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假左派”“阴谋家”等等吧，你不是还交代了许多“阴谋”材料吧。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这是武斗的结果，是逼供信。有点政治经验的人只要一看我所“交代”的材料，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有责任——经不起武斗的考验，但主要责任不在我。 + +## 我爱红卫兵，我恨流氓 + +　　尽管我成了被斗争的对象，但革命同学特别是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不能不使我深受感动。他们猛扫“四旧”，移风易俗，干着翻天覆地的伟大事业，就是骂我打我的红卫兵，尽管我不喜欢他们的简单、粗暴、不按政策办事，但是他们那疾恶如仇，对阶级敌人的愤恨，对党和毛主席的无比热爱，不能不使我从肉体的痛苦中受到深刻的教育。这种思想感情正是我所没有的，正是我所需要学习的。还有一些红卫兵日夜不离地看守着我，夜里连被子都没有就躺在我的旁边。在我拉痢疾、满屋脏污的时候，他们也从不擅离自己的职守，那时正是满城革命风暴的时候，他们又多么希望出去闯闯啊。有些红卫兵还从党的政策出发，劝阻了一些学生来打我，否则我早就活不到今天了。当我怀着敬佩的心情说起这些红卫兵的时候，不得不同时指出，在大量可爱的红卫兵和革命同学中间，也混杂了少数个别的流氓。他们撕掉我家的毛主席象，造我女儿自杀的消息来刺激我，抢走我的手表，逼我吃烂水果，因此得了痢疾，夜里为了允许我在盆里拉痢疾，要我给两块钱(给了一元五)，九月三日发工资那天向我“借”钱(实际没发我工资)等等。这些流氓不是把我看做政治思想上的敌人，而是把我看做玩弄的对象和勒索的对象。我建议在运动后期，应当清理这样的流氓分子，不能允许他们玷污了光荣的红卫兵组织。不过话又说回来，运动中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流氓能够如此得逞，这和革委会的无心真正革命(其中有个别人借机发泄私愤见死不救)，因此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也是工作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阴魂不散的必然反映。 + +## 我有两点要求 + +　　第一，要求允许我有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目前我没有这个权利，只要我稍有异议，就立即会被打死。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死我并不怕，我已经经历了比死更严重的毒打和侮辱。我怕的是没有发言权，没有申辩是非，参加革命的权利。 + +　　第二，要求给我医疗条件。目前我没有这个条件，大夫请不到，医院又不给我看病。 + +　　这两个月，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两个月，真是经了风雨，见了世面。现在我才真正体会到毛主席说的：“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从这短短两个月的经历，我体会到先烈创业的艰难和苦楚，我体会到建设共产主义的光荣和伟大。我个人吃了点苦，是好事，不是坏事。我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到底！ + +　　此致 + +　　（革命敬礼） + +　　 五十二中语文教员 郑兆南 再上九月四至七日 + +　　· 来源： + +　　北京轻工业学院造反有理战斗团星星之火战斗队翻印，1967年2月16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3.txt b/CCRD/0/8/2/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490ebd57e5ead75c1f14b3fe793f72d4a982e79 --- /dev/null +++ b/CCRD/0/8/2/000033.txt @@ -0,0 +1,49 @@ +# 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 +　　<霍士廉> + +　　（〖霍士廉：陕西省委第一书记〗）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 +　　今天的会议是中共陕西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的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陕西省委在指导上犯了严重错误。在今天的大会上，我代表陕西省委向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作检讨，向大家请罪。 + +　　现在西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广大的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武器，坚决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势如疾风骤雨，把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在革命暴风雨中诞生的红卫兵，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聪明勇敢，不愧为革命的闯将。他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旧世界遗留下来的垃圾，做了大量的好事。我们为这样的大好革命形势欢呼！ + +　　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以及上海、天津、成都、南京、哈尔滨、呼和浩特、兰州、乌鲁木齐等地来西安进行革命串连的同学，他们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对西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欢迎和感谢！ + +　　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了很大的阻力，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过程。 + +　　现在，我就省委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作初步的检查。 + +　　在六月以前，由于我们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使得陕西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落在了先进地区的后边。六月初，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本单位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掀起了革命高潮。在这种情况下，本应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推动运动前进，而我们却没有认真学习和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不了解广大革命师生员工的革命要求，想使运动仍然按部就班地循序前进，强调要补上声讨“三家村”这一课，要已经和本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斗争的革命群众回头来声讨“三家村”，使自己落在了群众运动的后边，严重地障碍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尤其是我们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怕打破旧秩序，怕出“乱子”，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总想把群众运动控制在自己的老框框里边，因而提出了一些清规戒律，如规定了所谓“八条”。这些规定有些虽然是应该提的，现在也是适用的，但是规定这些条条的总精神是错误的，从放手考虑的少，从限制考虑的多，束缚了革命群众的手脚。 + +　　在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抱着老框框、老办法，搬用领导历次革命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的经验，急急忙忙地派出了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去领导运动。实践证明，派出工作组，这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教育自己，自己能解放自己的表现，严重地违反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的革命原则。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 +　　省委所犯的错误中，最严重的是把西安交通大学革命师生六月六日的革命行动，错误地判断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以后又在革命师生中进行“查上当，放包袱”，错整错斗了一批革命同学。这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受打击、受迫害的是革命同学，是我们的阶级兄弟姐妹。我们想到这个错误，就感到十分痛心！我们一定永远记住这个沉痛的教训！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委再一次向在所谓“六·六事件”中受到打击的革命师生赔礼道歉，向大家请罪。 + +　　八月初，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运动又出现了新的高潮。但由于我们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十六条贯彻的很不得力，革命旗帜很不鲜明，举得很不高，尤其严重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地发动群众“炮打司令部”，即炮打混入省委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坚决地引火烧身，号召大家揭露省委领导工作上的错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使运动又受到阻碍。八月以来，西安地区以及汉中、宝鸡、礼泉等地连续发生了反学生的严重问题，在铜川还发生了公安人员对空鸣枪威胁学生的严重事件。发生这些问题时，我们虽然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做了不少说服工作，但是，由于我们对一些单位组织群众反学生，转移斗争目标的极端严重的错误认识不够，因而措施不力，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陕西地区一再发生这样的问题，主要由省委负责。这些问题发生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是十分严重的。这个痛苦的教训，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在这里，我代表陕西省委再次向被打的、遭受迫害的同学、革命同志请罪，向你们道歉，承认错误。对指使和策动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人，我们正在追查，省物资局殴打学生的干部，已由司法部门拘留审讯。此外，还发现了一些从中煽风点火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对这些人，我们一定严肃处理。我们相信任何指使和策动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人，都逃不出群众雪亮的眼睛。工农兵群众从来就是革命的主力军，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学生，目标是共同的，方向是一致的，大家要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前进！我们一定要按照十六条决定办事，不许用任何借口去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争学生，防止转移斗争的主要目标。 + +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求我们领导机关高度革命化，而我们省委领导仍然被老思想，老作风，老方法统治着，很少深入群众，很少深入第一线，官僚主义极为严重，对广大革命群众想什么，做什么，要求什么很不了解。许多问题常常是群众逼上门来，才被迫解决。有些十分重大的问题，处理得很不及时，特别是静坐绝食事件发生后，我们积极主动地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处理的不够，拖延了时间，直到周总理直接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陕西省委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这些错误，主要由我负责。 + +　　我们为什么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有些错误又是改正得那样迟缓？最根本的原因是，违反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的领导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一定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我们省委领导，特别是我自己，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估计不足，“怕”字当头，怕群众起来出乱子。怕学生，怕群众，实际上就是怕革命。由于我们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就有时分辨不清群众运动的主流和支流，不能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群众的行动。这样，怎么能够在关键的时刻不犯严重错误呢？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陕西省过去在高岗等反党集团的长期把持下，实行了一整套保护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包庇反革命，打击革命的反革命路线，使得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极不彻底。由于民主革命极不彻底，使得不少地富反坏分子混入了党政领导机关，妄图资本主义复辟。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陕西省委的领导权，实际上被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赵守一等所把持。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经过斗争，特别是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省委内部挖出了一批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除省委第二书记赵守一外，还有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李启民，省委书记处书记冯基平，省委常委刘子义，省委副秘书长林牧，陕西日报总编辑丁济沧，宣传部副部长吴钢、陈吾愚等。在文化教育界还揪出了罗明、黄俊耀、彭康、郭琦、王云、康迪、李一青、宋醒民、王维祺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是赵守一的党羽。但是，要彻底解决省委的问题，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还需要进行艰苦的斗争。我们决心同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团结一致，同心协力，“炮打司令部”，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特别是混入省委内部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统统揪出来，一个不剩，斗臭、斗倒、斗垮，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影响，把我们的省级机关特别是省委内部打扫得干干净净。 + +　　陕西省委犯了严重错误，我们一定坚决引火烧身，诚恳地希望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用毛泽东思想衡量我们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充分揭发我们的问题，向我们的错误开火！我们将通过各地委、县委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揭发我们的问题。广大革命干部，特别是省级机关的干部，对省委内部的情况了解得更多，更应当积极地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凡是我们做错了的事，我们一定坚决改，彻底改，迅速改，请大家继续监督我们，帮助我们。党的利益、陕西省两千万人民的利益，要求我们这样做，我们必须这样做，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决心放下架子，钻到学生中去，到群众中去，到第一线去，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虚心向群众学习。在这次大会以后，省委的负责干部，将迅速到学校去征求意见，听取大家的批评。我们决心同革命群众滚在一起闹革命，以实际行动来改正我们的错误。 + +　　最后，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以毛泽东思想统帅整个运动，一切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一切按照十六条办事。我们一定要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改造自己。毛主席教导我们，党的政策是党的生命。今后我们一定认真地学习十六条，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十六条。坚决向一切歪曲、反对十六条的思想和行为作斗争。 + +　　同志们！我的检讨还是初步的，还很不深刻，请大家批评指正。 + +　　最后让我们高呼：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4.txt b/CCRD/0/8/2/00003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b2927d3948af1855189169bf3e9cdbfd5229ab7 --- /dev/null +++ b/CCRD/0/8/2/000034.txt @@ -0,0 +1,35 @@ +# 刘澜涛同志在西安市各界群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 +　　今天，陕西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召开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首先让我们向大家致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相信在这次大会之后，西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高潮。 + +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西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已经揪出了一大批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的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也开始受到了打击。群众的革命洪流正在荡涤着旧社会遗留下的一切污泥浊水，改变着整个社会面貌。所有这一切成绩，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正确领导的结果，都是大家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结果。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但是，中央西北局在对文化大革命的指导上，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在这里，我代表中央西北局向同志们、同学们作检讨。 + +　　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 + +　　今年六月以前，在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黑店得批判上，同先进地区比较起来，我们落后了一大步，以后的批判，作的也不够有力。六月初，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曾经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由于我们指导上的错误，派出了大批工作组来领导大学和中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障碍和妨害了广大革命学生自己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这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对西安交通大学文化革命运动的指导上的错误更为严重，曾把西安交大革命师生对当时陕西省委工作团领导的错误的不满的一种抗议行为，误认为是黑帮头子彭康策划的“反革命”事件，使一批革命师生受到了打击，我们每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痛心。这个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打击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一沉痛的教训，我们将永记不忘。 + +　　八月以来，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使曾经一度收到压抑的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象火山一样地爆发出来，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加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特别在党中央公布了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之后，运动更是一浪高一浪地向前发展。但是，在这一段运动的指导上，中央西北局也犯有严重错误。主要的是：第一，在兰州和西安地区发生了领导机关和一些单位挑动工人、农民、市民反对学生的事件，群众斗群众持续的时间较长，并连续发生打人现象，对这些问题，我们没有能够采取有力措施及时地加以制止，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第二，对有的地方发生的革命学生包围省委机关抗议示威的事件，主要负责人没有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出面和革命同学共同商量解决，拖延了时间；特别是西安发生的革命同学在陕西省委门前静坐绝食的事件，我们没有能够及时妥善地处理，最后经过总理出面才得到解决，使许多革命同学的精神和身体受到了折磨和摧残，使我们十分痛心。第三，我们的领导作风还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没有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钻到学生中去，钻到群众中去，坚持走群众路线，虚心地向革命学生、革命群众学习，同大家共同商量问题，致使很多问题不能及时地得到妥善的解决。第四，尤其错误的是，我们没有及时地坚决地引火烧身。而当革命的学生，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时候，指向我和霍士廉同志的时候，虽然我们也表示热烈欢迎革命同学和工农群众揭发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错误，但旗帜不鲜明。有的同志批评我过早地提出对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要一分为二，影响了揭露和批评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的错误，这个意见是正确的。当时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工农群众之间，围绕着中央西北局和陕西省委“是不是烂掉了”，“是不是黑帮”，“是不是革命的”等问题，正在发生争论，我们这样说明问题，对于解决当时的分歧是不利的。在这里，我代表中央西北局，再次向曾经被打的、遭受迫害的革命同学和革命同志道歉请罪，并致以亲切的慰问。对指示和策动工人、农民、市民反学生的人，一定要彻底追查，严肃处理。 + +　　我们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根本的原因是违反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毛主席和党中央教导我们，要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群众，要“敢”字当头，不要“怕”字当头，要打破常规，不要墨守旧的章法。现在检查起来，我们虽然口头上也讲要“敢”字当头，但实际上是“怕”字当头。怕学生，怕群众，总是怕出“乱子”，其结果是妨碍了运动的正常发展。直到现在，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领导，还没有摆脱“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仍然是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因而处于软弱无能的地位，工作非常被动。许多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对中央西北局提出尖锐的批评，是正确的，我们诚恳地接受，一定坚决改正。 + +　　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运动中，冲破了许多旧的习惯，旧的秩序。这是值得庆幸的大好事，是广大工农群众和革命同学的功劳。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有的看不惯，不承认这是革命的新秩序，看不清楚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而认为是“乱子”。使一些革命同学受到一种舆论的压力。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不力和领导机关正确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不够造成的，不能责怪大家，应当由我们领导上承担责任。 + +　　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它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在运动中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击一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完成这个任务，没有千百万革命群众动员起来是不可能的。现在学生起来闹革命，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现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同任何的革命群众运动一样，在主流之外，出现某些缺点，这是不可避免的，是革命群众运动的正常现象。尤其是青年学生，他们在革命斗争中产生一些缺点，更是可以原谅，不应当责任他们。这种缺点的产生，同我们领导上对他们支持不够，帮助不够也是分不开的。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学生是要革命的，他们在革命的实际斗争中，是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是会自己教育自己的。他们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的照耀下，一定能够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在斗争中学会斗争。 + +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广大学生起来闹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对牛鬼蛇神，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他们贴大字报，进行大鸣大放大辩论都是好事，他们有上街游行示威的权利，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权利。工农兵群众要站在革命学生一边，最坚决最热烈地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做革命学生的强大后盾。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利用工人、农民对党的深厚的阶级感情，制造工人、农民同革命学生的对立。煽动一些工人、农民、市民反对革命学生，是完全违背党的路线的，是一种犯罪行为。我们工人、农民和一切革命群众，应当提高革命警惕，决不要看到革命学生的一些缺点，就轻信某些人的挑动，去干预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在文化大革命中，工农群众对革命学生的言论和行动，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可以向上级机关提出，不要直接同学生辩论，不要干预学生运动，造成对立，更不要同学生发生冲突。同事，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也不要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串联，干预哪里的部署。 + +　　要特别注意保护少数。在大的革命运动中，人民群众之间，对某些问题有不同看法，完全是正常现象。对待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不允许采取任何压服的方法，要允许他们申辩，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我们希望，革命的同学，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不要在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这样，才有利于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顺利开展。 + +　　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现在，西北各地的党政领导机关和大专院校，已经揪出了一大批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这个革命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西北地区，由于过去长期在高岗等反党集团的把持下，实行了一整套保护封建主义、发展资本主义、破坏社会主义，包皮反革命、打击革命的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路线，致使很多地方，尤其是陕西，土地改革极不彻底，大批地富反坏分子，混进了党政领导机关，窃据了领导岗位，造成组织严重不纯。自一九六零年冬中央西北局成立以来，我们在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为了改变这种严重局面，不断地进行了斗争。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还要做大量的艰巨的工作，付出很大力气。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就是一个最好的时机，希望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动员起来，团结一致，“炮打司令部”，向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炮，吧他们统统挖出来，彻底打倒！ + +　　中央西北局作为党中央的代表机关，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指导西北地区工作。中央西北局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组织上是否纯洁，工作做得好坏，直接关系着西北地区几千万各族人民的利益，关系着我们伟大祖国战略后方的建设。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西北局坚决引火烧身，诚恳地、热烈地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揭发批评中央西北局工作中的错误。同志们、同学们过去已经对中央西北局和我个人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我在这里郑重表示，对大家的批评，热烈欢迎。中央西北局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我负责。凡是我们做错了的事，我们一定承认错误，坚决改正。我们诚恳地欢迎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继续对我们提出批评，揭露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不要害怕批评，我们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所有对我们提出的批评，完全正确的，全部接受；部分正确的，部分接受；即使是错误的，我们也表示欢迎。毛主席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绝不会对革命的同学、革命的群众和革命的干部打击报复。中央西北局和我个人以及中央西北局的所有领导人，都要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考验，由广大革命群众给我们做出鉴定。 + +　　现在，我们正在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以十六条为标准，检查前一段文化大革命的领导，总结经验教训。我们今后一定要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工作，统帅文化大革命，坚决贯彻执行十六条。我们一定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放手发动群众，放下架子，克服官僚主义，钻到学生中去，钻到群众中去，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同革命学生，同革命群众共同商量文化大革命的各种问题，在实际行动中改正缺点错误，并且希望随时得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和帮助。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改正我们的错误，坚定不移地把西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做得更好，保证文化革命和生产建设双胜利！ + +　　最后，让我们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中共陕西省委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八日印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5.txt b/CCRD/0/8/2/00003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75b6b256dbceb2c3204f1317e03e6fcfdc44d3 --- /dev/null +++ b/CCRD/0/8/2/000035.txt @@ -0,0 +1,81 @@ +# 给市委的遗书 + +　　<邓拓> + +　　（彭真、刘仁同志并市委同志们：） + +　　这些日子以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向着由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和三十年代文艺所结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开火。我完全拥护并愿有机会用自己的全力投入这个伟大的斗争。 + +　　广大的工农兵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真正成为文化的主人，学术的主人，这个新时代的确已经到来了。我们应该为之欢欣鼓舞，只有那些牛鬼蛇神才会仇恨、咒骂。 + +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进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 +　　我看了所有能够看到的报刊材料，对于工农兵群众对我的一切谴责，我认为都是可以理解的、正当的。如果我发现了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一定要跟他斗争到底。何况广大的工农兵群众，他们是在我们的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从过去黑暗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他们当然要坚决地起来保卫党，保卫社会主义事业。 + +　　许多工农兵作者几乎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待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和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心甘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 +　　目前斗争的焦点是“三家村黑帮”。这个责任全部应该由我来承当。因为我是负责管北京市的文教工作的，许多文章又是我写的，别人怎么能够，也不应该为我分担责任。市委的领导，从彭真同志，整个书记处、常委会以及个别部门的负责同志在内，没有什么错误的。如果说有错误，那只有一条，就是你们错用了我，是我在工作中闯下了乱子，给了党和首都的荣誉带来了意外的严重损害。 + +　　我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出现，确实同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背景有关系的。大家都熟悉的“单干风”、“翻案风”，我就不说了。这里只提几件事情。 + +　　从一九六〇年起，我们有三次组织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但是三次都受到批评，说我们是“贴标签”，“做广告”，“抬高自己”，“装门面”，因此是“庸俗化的作风”。这样，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曾经三起三落，组织有三批文章只登了一个头。 + +　　那个时候，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有很大片面性，说什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一定要求每个作家都照办，齐白石、梅兰芳，以及其他国宝，就不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当时还大力提倡“挖掘传统”，“抢救传统”，看戏要看《盗魂灵》、《柴市节》、《十八扯》、《花田错》、《女吊》等等。有的说：“看戏不是上课”，“不学技巧很危险。”因此强调老专家要赶快教徒弟，而“不论什么流派”。 + +　　仔细查阅我写的东西，与报上三次摘要和批语对照，联系自己当时的思想，我认为有许多问题要进行具体的分析和批判。 + +　　例如，大家强烈谴责，认为是最恶毒攻击党的《伟大的空话》，我完全没有把那个孩子的诗和毛主席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英明论断联系起来。主席对于世界形势的这一精辟论断，我在各种讲话和文章中有二十多次加以阐述，有历次稿件可查。事实上，那个孩子的诗，并不是以阐明东风压倒西风为主题的，我当时正听到一个政治工作会议的传达，脑子里只考虑到政治宣传方面如何克服标语口号式的作品，要求更具体更生动，联系活思想、活材料，做到有血有肉。但是，因为是杂文，句子总想俏皮些，带点刺儿，这是出乱子的劣根之所在。 + +　　又如《专治“健忘症”》，我是根据两封读者来信（是从晚报编辑部转来的，应该查得到）写的，其中症状的叙述便是概括来信人说明的情况，有一个说他常常受到别人的责备，非常痛苦。为什么要提到巫医呢？我认为像卜卦、算命一样，让读者知道有这种骗人的把戏，就不会上当。至于西医的休克法，我确实听到过。有的青年医师揭露我瞎说《艾子后语》是医书，我在文章里没有说它是医书，它是笔记小说，我不过是联想到这个例子而加以引用。还有“巴戟天丸”、“丹参饮子”两个方子，我是说《古今图书集成》、《医部汇编》中“健忘”条下看到的，并非杜撰。 + +　　再如，《说大话的故事》、《一个鸡蛋的家当》和《两则外国寓言》，意思很明显，不应该引起误解。《说大话的故事》是听见当时又有的地方弄虚作假、谎报情况而写的。《一个鸡蛋的家当》是针对当时有些社队又出现搞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的行为而写的。文字表达的意思比后一篇更为明显。《两则外国寓言》写在苏修二十二大之后，所讲的竞技人的吹牛和山雀的夸口，显然是把“古巴事件”以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嘴脸，比做“在西方贵族老爷及其子孙们的交际场合中司空见惯”的一样。文中说到列宁用这个例子讽刺马赫派。我对好几个同志说，从杂文的观点来看，马派正好可以说成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派。 + +　　文章的含义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再做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 +　　我过去写的文章，近来查了一遍，已印未印的稿件，虽然不完全，但是，可以做出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 +　　这几天报上刊登的，我在《北京日报》座谈会上的谈话，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式上的讲话等等，有一些重要地方与原话有出入。比如，我不止在《北京日报》座谈会上，而且在别的会上的讲话中，都一再地说；听党的话，我从来认为就是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不是我们这些人或者别的什么人可以把自己的话当做党的话，要大家听。而是要大家把我们说的话，和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对照一下，哪些地方我们说错了，不符合毛主席、党中央的精神，大家就要提出批判。因此，我希望，那些记录应当好好地查对一下。 + +　　目前大家对我的揭露和批判越彻底越好。我首先表示热诚的欢迎。我诚恳地希望大家真正按毛主席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的，“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这样去做，不断地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 +　　我对自己的错误也越来越感到憎恶。我怎么就写起杂文呢？而且那么随便，顺手牵羊，东拉西扯，晚上一写，明天交稿，笔越写越滑溜，这样不犯错误才算怪咧！那两年我的确没有听到反对的意见。截止到一九六二年八月以前，我收到读者来信和编辑部反映的材料，一个劲地督促我多写，来往的许多同志也给我加油，有的还给我出题目。几个报刊编辑部都曾经来信约稿。这里边的教训真够深刻的了。 + +　　最初我没有想到自己的错误性质会这样严重。我约了吴晗和廖沫沙给“三家村”写稿，想不到就成了黑帮。这个期间报上批判的文章说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分子，是漏网的右派。现在戚本禹同志的文章说我是一个叛徒，我认为这是代表党对我所做的政治历史结论。 + +　　我应该说明的是，抗战前我两次被捕的情形，已有多次向党交代。我相信党已经做了详细的调查和考察。第一次被捕时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是敌人千方百计逼我供出张稼夫同志的关系，我说不知道，记不得了，不记得他叫什么名字，忘记他是哪里人。敌人终于没有法子。江西有一位女同志，原名黄月珂，她曾说我在看守所里跟她对质过，这不是事实。有一个叛徒曾经找她和我说降。我当时一言不发，她却大骂起来，说她家的田地财产都被红军抢光了，她恨死共产党了。我认为她不该为了掩护自己在敌人面前骂党。第二次被捕的最关键问题是敌人力逼我供出联系人来。当时我的联系人是刘子厚同志，我已事先把他护送回北京了，因此敌人捉到我就到头了。有一位施于民同志曾经跟我对质，我责问他毫无根据诬赖好人，后来他改口说他认错了人。 + +　　第一次被捕出来以后，我就参加了“福建人民政府”，遇到季步飞、刘湘纹夫妇，他们是党派到福建人民政府工作的，我把被捕经过详细托他转报上级党组织，他说要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先参加工作，与他发生单线关系。后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我们的关系又断了。以后遇到刘子厚同志，我又把把全部经过向他报告，他说要负责解决我的组织问题，决定派我去苏北，绕路去开封了解情况，不料我又被捕了。 + +　　在太原见到黄敬同志的时候，以及到了晋察冀之后，我都一再地将两次被捕情况向党报告，在巩固党、整党、整风的几次运动中，我都写过详细报告，交给党审查。 + +　　因此，我过去并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自己一直认为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为革命的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努力奋斗。 + +　　说我在反右派斗争中，是站在右派方面摇羽毛扇的，这一点，我过去也是不了解的。我写过《废弃“庸人政治”》的短文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这件事情我后来向乔木同志做了检讨，并在《人民日报》的一篇自我批评的稿子中交代过的。 + +　　人大学生林希翎闯到报社办公室，跟我只谈过一次话，当时《人民日报》的秘书也在场。我怎么也不会把她当做“最亲密的朋友”。 + +　　离开《人民日报》是我在反右派斗争以前就提出请求的，紧接着反右派斗争开始了，我尽力把工作坚持下来。后来决定调动工作的时候，邓小平同志亲自召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两个编委会的同志开会，肯定了过去成绩是主要的，乔木同志也到报社讲过一次话，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一致。 + +　　到北京市委来工作，同样是经过中央正式决定的。我不知道戚本禹同志写文章的时候，是否了解这些情况？ + +　　还有林杰同志的文章中，提到我留别《人民日报》同志们的一首诗，他把其中一联解释错了。“屈指当知功与过”，是讲自己现在明白了成绩和缺点、错误的所在。“关心最是后争先”，是说明我最关心的是要使《人民日报》工作中的落后方面，赶快克服，争取成为先进。这和我离开报社时的讲话是一个意思。 + +　　但是，无论如何，我已被报上点名说是叛徒了，我的妻子、儿女痛斥了我，离开了我。当然，她们做得对。这些日子，她们已经为我受了许多精神上的痛苦，我希望今后再不至于因为我而刺伤她们。 + +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 +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 +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 +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 +　　 邓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夜 + +　　· 来源： + +　　《邓拓全集》第五卷，广州：花城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6.txt b/CCRD/0/8/2/00003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809b0002f12a2716cfa7efcf491df7806b99162 --- /dev/null +++ b/CCRD/0/8/2/000036.txt @@ -0,0 +1,147 @@ +#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6年） + +　　[邓克生 （1911-1976），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文革中受到“审查”冲击，文革后平反。] + +## 第一份认罪报告[注：原件无标题] + +　　（支委会并请转） + +　　（省委） + +　　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党写这个报告。 + +　　我是对党犯了重大罪行的人，我要求党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 + +　　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在今年九月九日的晚上，竟然采取了自绝于党和自绝于人民的行为，走上了可耻的畏罪自杀的道路。我之所以走上这条绝路，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还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在极端腐朽的世界观支配之下，对于自己所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丝毫没有认识，不但丝毫没有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之心，反而自以为受了委屈，自以为有苦说不出，无法说明自己的问题。思想走入牛角尖，越想越糊涂。虽然党的政策已经指明了，只要自己能彻底交代，还可以给以出路，重新做人。可是我却对党的政策、对十六条产生了怀疑，看不出自己的前途，认为一经戴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那就比右派分子还丑，实在没有面孔活下去了。同时又害怕激烈的斗争，对群众也不相信了。在这样的思想支配之下，我把党在过去给我的培养和教育完全忘记了，把党和文化大革命的利益都完全弃掷不顾了。我就是这样走上了畏罪自杀的叛党的道路。 + +　　事情经过之后，党和同志们又继续教育我，同我进行谈话和开会，一方面对我所犯的罪行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斗争，一方面又帮我分析问题，仍然给我指出了重新做人的出路。我感动，我感激党的恩情，我的思想弯子开始转过来。经过这几天的思想斗争，我现在的思想是： + +　　过去，我只是一心一意地朝着自己无罪的方面想，这样想下去，越想越不通，越难过，越糊涂，终于走入牛角尖而不能自拔。今后，我要朝着自己有罪的方面去想，把对自己的看法根本改变。 + +　　过去，我是没有向党认罪服罪之心的。现在，我愿意承认自己的的确确是犯了重大的罪行，我愿意向党向人民服罪。 + +　　过去，我认为自杀是解脱自己、表白自己的一种方法，别的事情我都不管了。现在，我承认我的自杀行为是一种严重的叛党行为，是对党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现在想到这点，思想上很难过。党曾经多次挽救了我的生命，把我从罪恶中救了出来，但我不但没有用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反而用这样的自杀行为来自绝于党。我实在对不起党，对不起党给的长期教育，也对不起周围的同志，辜负了他们的期望。我 + +　　（想到这里，悔恨交集。但是，大错已经铸成，悔恨也没有用。我只有接受同志们的忠告，认清昨日之非，决心痛改。今后一定要走重新做人的生路，决不再走死路了。） + +　　我的这一罪行，给党造成了严重的政治损失，我要求党给我以最严厉的处分。 + +　　过去，我是害怕公开批判的。现在，我已经认清了公开消毒的重要意义。公开消毒，对党和对文化大革命都是非常必要的，我应该采取衷心欢迎的态度。我在过去的一切想法，完全错了。现在，无论怎样公开批判，我都愿意愉快接受。 + +　　过去，我也害怕扩大范围的批判斗争。现在，鉴于我过去所散布的毒素，在南京经济学界的影响颇大。为了消毒，我要求把对我的批判斗争的范围扩大一些，从所内扩大到所外，扩大到南京的经济学界。我的思想还在斗争中。我今天只写到这里为止。 + +　　 邓克生 1966年9月18日 + +## 绝命诗 + +　　采石江中太白魂， + +　　我今携酒去追寻； + +　　临终一醉千愁解， + +　　何必遑遑身后名。 + +　　此诗见于邓克生1969年5月《我的检讨》，在这份二万多字的检讨中，他写道： + +　　自杀之前，我本来想写一封较长的遗书，为自己作辩护，表明自己并不是三反分子。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害怕挨到第二天见了报之后，我就没有法子逃避斗争了。因此，我在急急忙忙中写了几句简单的话语，同时将前几天就已准备要剪下来的许地山旧小说中的一段话剪了下来，作为自己的遗书留下。我当时只觉得那一段话是很能代表我底心情的。特别是其中有两句：“无愧于天上的星辰和地上的蝼蚁”，更能代表我的心情。我当时还曾准备过一首绝命诗：“采石江中太白魂，我今携酒去追寻；临终一醉千愁解，何必遑遑身后名。”但因时间关系，我也来不及写了。我就买了瓶大曲酒，一边喝着酒，一边默诵那首诗，而走上了绝路。 + +## 思想情况回报（共122份） + +## 思想情况回报（1） + +## 1966年11月13日 + +　　最近以来的思想情况。主要问题是要找出思想上的主要矛盾，分清矛盾的两个方面。掌握矛盾斗争的方向，保证真[正]确思想取得斗争胜利。直到把错误思想消灭。（这就是运用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说的找出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的方法。）我现在的主要矛盾，就是一方面承认自己犯了罪，今后如何改正，另一方面有思想回潮，认为自己受了委屈。今后解决矛盾，就是要防止思想回潮。要把回潮思想最后消灭。 + +　　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决心学习方巷大队的经验，为自己建立三种精神粮食的卡片制度。找出一些最必要最急需的语录，记下来，慢慢记熟，分别建立“保命粮”、“基本粮”和“仓库粮”。已经写了一些卡片，还要继续写下去。 + +　　对劳动锻炼（改造），思想上基本很满意，每天有一定的劳动时间，把它当作工作来做，心情安定。 + +## 思想情况回报（2） + +## 1966年11月20日 + +　　本周思想继续稳定，没有什么波动，主要是劳动和学习，都已上了轨道。 + +　　对劳动很安心，没有意见。 + +　　对学习“老三篇”，联系检查自己，过去没有能用它来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今后要在“用”字上下功夫，用它来改造自己。卡片在继续写，已经写出四十多张“语录牌”。背诵则比较困难。 + +## 思想情况回报（3） + +## 1966年11月27日 + +　　本周思想情况继续保持安定，对劳动和学习，都感正常。学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小将的新闻，体会到毛主席确实伟大，和群众打成一片，心联心。而自己过去对毛主席著作，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那样的冷淡态度，实在是思之痛心。 + +　　本周家中发生了红卫兵“抄家”之事（11月23日），没有引起多大波动。但有一种思想，认为这次事件之发生，是由于×××搞了鬼，是阶级敌人搞鬼。小组会上有人指出这些想法不对。应当从认识自己的错误，咎有应得出发。这样，更有利于提高认识，解决思想问题。在事情发生之时，有个别红卫兵对我说：“你的问题是工作队在时搞的，将来要平反。”我一听此话不对头，当即采取了“听而不闻，置之不理”的态度，因而在自己的思想上没有引起任何波动。 + +## 思想情况回报（4） + +## 1966年12月4日 + +　　最近一周的思想，继续走向稳定。防止了产生任何胡思乱想或回潮思想。 + +　　首先，继续肯定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没有因意外之事而引起任何波动、苦闷、动摇。 + +　　对如何改造，原来还想看点革命文艺，经过批评后，想法更纯一点了，决心抓两点：一抓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二抓劳动改造。在劳动中做到小病不请假。（本周身体有小病，经思想斗争后，坚持下来了，胜利了，小病已被战胜，近日已渐复原。） + +　　本周学习了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的新闻，看了之后，一面感动，一面惭愧。思想感情上也日益靠近天安门。 + +　　家里让出了一半房间，将楼房全部让出，但还住得很相适。这，有利于打掉官架子，打掉臭排场。思想上也由此而感到安慰，这是便于自己底改造的。今后还要从多方面努力，自动地打掉架子和排场。 + +## 思想情况回报（5） + +## 1966年12月11日 + +　　回顾三个月来掌握自己思想斗争的方向是要肯定自己有罪，防止回潮思想。三月来，斗争已基本上取得胜利，没有让回潮思想冒头。本周遇到一些新的情况，如在小组会上听到孙叔平的翻案议论，如在社会上看到一些非主流现象。我决定自己还是[由]坚定不移地掌握方向，第—要肯定自己有罪，不受孙叔平的影响，更不能跟他走。第二，对社会上，无论发生什么现象，不允许有捞一根稻草的思想，也不能允许任何别人钻空子捞稻草。相信过去时间内，群众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是完全正确的。党对我的处理也是完全正确的。不允许别人钻空子。我要继续坚定这一方向。 + +　　对劳动改造无意见。只觉得自己的改造还远远不够。还要继续狠下功夫。 + +　　对群众贴大字报降工资问题，思想上早有准备，行动上也作了一些准备。因此，没有引起什么波动。 + +　　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66年12月14日）《红旗》第15期的文章 + +　　只要能掌握社会主义革命中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纲，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和主要特点： + +　　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必然发展，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发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的高级阶段。 + +　　②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规模最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 + +　　③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防止反革命修正主义篡夺领导权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斗争。 + +　　④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的大民主的新经验，创造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新经验。 + +　　⑤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培养和造就一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打下了基础。 + +　　⑥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 + +　　⑦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反对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 +　　⑨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发展。 + +　　（作者：王力、贾一学、李鑫） + +## 思想情况回报（6） + +## 1966年12月18日 + +　　本周思想继续稳定。因为去掉了个人的胡思乱想，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指导，找出主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对错误思想作斗争。这样，事情就好办了。例如在劳动中，有时遇到一些小青年来问这问那，我也就可以主动地并且很好地答复问题，没有什么难处。这样，坚持思想斗争的正确方向，心也安了。可以安心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其他。 + +　　学习毛主席著作，已做好“保命粮”卡片卅五片，语录七十条，今后要随身带，随时学习。 + +　　学习《红旗》社论及文章，一方面认识有所提高，一方面内心感觉惭愧。因为过去罪大过深。 + +　　对劳动改造，安心。 + +　　对降低工资，衷心接受。并在家里，对孩子们讲了，对生活也重新作了安排。觉得群众的处理很好，正确而及时。 + +## 思想情况回报（7） + +## 1966年12月25日 + +　　本周主要是考虑一个问题：我所掌握的思想斗争方向，基本是正确的。但仔细检查起来，还有不纯之处。原来考虑如何认罪服罪，只是从个人主义出发，遇到问题好处理一些。这样，是不正确的，是不牢靠的。应当从如何有利于党，有利于文化大革命出发。那就是，过去有了罪过，应当低头认罪，让大家批评、斗争、消毒，不能采取找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的态度，那是继续对抗，也就不利于党，不利于文化大革命。本周看了扳道员吴殿林的事迹，他的思想是经过上升过程的。事情的类型和性质虽然不同，但从思想上升这一点来讲，我自己也应该把思想上升到新的境界才行。究竟应当怎样？我还在继续思考中。这就是本周的主要思想。 + +　　劳动方面，没有新的情况和思想，也就不谈。 + +　　来源：《灵魂受刑录——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龙高孙整理、诸 文 校对， 2010年由子女自费出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7.txt b/CCRD/0/8/2/00003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5da88638157dc664eb040b4a68f608362c380d8 --- /dev/null +++ b/CCRD/0/8/2/000037.txt @@ -0,0 +1,119 @@ +# 我的交代和检查 + +　　<李慎之> + +　　〖李慎之，时任新华社外训班教员。曾任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编辑组组长，1957年被打成右派。〗 + +　　我是一个在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中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参加革命以后，虽然得到党的长期教育，但是由于我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世界观，对历次思想改造运动由内心怀疑，抵触而对抗，终于在1957年走到在政治上同党完全对立的地步，在大鸣大放期间发表了大量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的言论，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反右斗争以后，我的反动的政治思想受到了猛烈的批判，表面上也似乎有了一些认识，口头表示低头认罪，但是骨子里仍然坚持原来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不肯认真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不服罪和抗拒改造的思想，在改造过程中一再有所流露，也一再受到打击，因而有所收敛，在1961年年底摘掉了右派帽子。当时我们的国家遭到了暂时的困难，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大批出笼，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我的反动思想再次萌发，还妄想重新钻进党内。我现在在这里向党向人民交代我的罪行，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请求党和人民给我以应得的处分。 + +## 一、不服罪 + +　　我第二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根源在于我在1957年并没有真正服罪。我在反右斗争以后，只承认自己那一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是错了，也教条主义式地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了一些自我批判，但是内心不肯承认自己确确实实是站在同党和人民完全对立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同党和人民为敌，以为只要在理论上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就还是一个“好人”。 + +　　我不是继续不断地深挖自己的反动思想根子，而是不断地自欺欺人，把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看成是“认识问题”，是“受了苏共二十大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修正主义思潮的影响”，把自己发了那么一大堆反动言论，犯了那么严重的反党罪行说成只是“自作聪明”。自己认为自己一贯受党的爱护信任，被认为党的“宠儿”，自己“一直跟党走”，“对党有感情”，不可能是“蓄意反党”。我死死抱住跟党走过一段路，参加过民主革命的历史，给自己脸上贴金，把自己说成是虽然犯了错误，“人还是一个好人”，在处理我的时候，我勉强承认了自己是党和人民的敌人，在支部会议上也举手赞成把自己开除出党，但是心里却还自以为这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这样做是“为了服从党的利益”。以后又借龚定庵的诗句，大唱自我安慰的高调：“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仿佛自己只是一个失去了党籍的共产党员。 + +　　我把自己看成是所谓“党内右派”，认为自己同章、罗那样“或点火于基层，或策划于密室”，叫嚣“轮流坐庄”。妄想篡夺政权的政治野心家不同，同李康年那样在公私合营以后还想要继续剥削，搞“反攻倒算”的反动资本家也不同。我妄自把右派分子看成情况不一，是“鱼龙混杂”，而看不到“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顽固地拒绝承认像我这样的“党内右派”是更危险的一颗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 + +　　由于不服罪，我一直存在着委屈的情绪，认为开除党籍是党“下手太重”，认为自己还是可以留在党内改造，甚至认为自己应划为“修正主义分子”（当时修正主义分子还是党内的提法）而不应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还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到柏各庄以后，右派分子之间的相互批判，有些提法比反右斗争期间对我的批判还要更高些。如说右派都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右派分子同一般有右倾错误思想的同志的界限在于右派想“上大街”“搞匈牙利事件”，有政治阴谋等。我不从本质上去看我的反动政治思想实际上必然会引向这种严重的结果，反而抵触抗拒，认为新华社组织上和同志们都了解自己不是那种人，认为我自己不是符合这种标准的“典型的右派”。当时，柏各庄领导上对右派分子的改造抓得比较紧，差不多天天晚上都要开会，向一切错误的言行思想进行斗争，我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老在脑子里构想自己过去还有些“好的表现”，觉得成了右派以后“动辄得咎”，“右派难做人”，觉得自己“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甚至说：“错了就是错了，处分也已经处分了，天天无穷无尽地开斗争会，本来想通的问题也反而想不通了。”对同一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在一起改造，也感到委屈。我不是利用这样严格的改造环境来认真解决自己的立场问题和世界观问题，反而抗拒改造，听任自己的委屈情绪发展。我顽固地坚持自己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正好证明了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右派分子。 + +## 二、诬蔑反右派斗争 + +　　由于我不服罪，不肯真正承认自己是一个与党与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我就当然地诬蔑反右斗争扩大化了。 + +　　我长期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把党中央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歪曲理解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把毛主席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解为开放资产阶级式的民主，一直到1962年的时候，我还诬蔑毛主席和党中央对鸣放中间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估计不足，鸣放以后，反动分子大量出笼，才出于实际政治的必要进行了反击，结果使得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起来无法分辨，使得对党有仇恨的右派分子同认识上有错误的人分辨不清，我引用肃反甄别时候的一句话，说这种情况是“打狼的鞭子打到羊身上”。把自己这只披着羊皮的狼也说成是“羊”。 + +　　我继续重犯在1957年鸣放期间诬蔑肃反运动的罪行，说肃反是胡风问题引起来的，但是肃反的结果，清查出来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并不多，错斗的人倒不少；说反右斗争是章、罗这样的野心政客引起来的，但是反右的结果从政界反到党内，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都搞成了敌我矛盾。 + +　　我诬蔑反右斗争原来的对象只有像章、罗那样一小批资产阶级民主党派的政客和像李康年那样一小批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但是结果反到了三十万人，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加上受批判的中右分子，打击面太宽，震动很大，结果使得知识分子不敢讲话，反右反到党内是损害了党内民主。事实上，正是因为打击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对他们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才保障了人民的民主，但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却公然睁眼说瞎话。 + +　　我说：“肃反运动和过去历次的运动到运动结束以后都要进行甄别，有许多人得到平反，唯独反右运动以后却没有进行甄别，没有一个右派分子曾经过甄别而平反。这是违反了过去历次运动的‘常规’。” + +　　党把属于敌人范畴的右派分子放在人民内部处理，给以立功赎罪，继续为人民效力的机会，这样的处理是十分宽大的，但是我却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上，不肯真心服罪，诬蔑党对党内右派分子“处理太严”，过去历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在运动结束后接受处分就完了，而右派分子却要长期戴帽子，我也把这诬蔑成是党改变了过去“实事求是”，“治病救人”的常规。我甚至诬蔑说，“毛主席历来对犯错误的人都是宽宏大量的，唯独对右派分子却是太严厉了。”事实是：有了敌人的自由，就没有人民的自由，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右派分子的阴谋如果得逞，资本主义就会在中国复辟，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就将在中国重新出现，中国将重新落入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千百万人头将落地。我的罪行如此严重，党对我如此宽大，我还不思改造，这只能证明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的顽固。 + +## 三、诬蔑反右倾斗争 + +　　党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同右派分子不一样，后者属于敌我矛盾的范畴，而前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一点我是明明知道的。但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服罪，我却站在反党的立场上加以混淆。我在1959年底看到《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陶铸同志写的一篇批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文章，其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我就以此为“根据”，诬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与党内右派分子“差不多”，罪行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情节也大多是“言论”，还说什么把“党内右派分子”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提是“比较实事求是”。我甚至以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虽然也是犯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错误，但是并不开除出党，可能是有鉴于反右斗争中把党内右派分子一律开除出党是“处分过重”的缘故。 + +　　1962年，我在看到有些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经过甄别得到平反，特别是，在新华社黑编委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之下，我所在的外训班领导上给反右倾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百分之百”平反，并且宣布他们的意见“基本正确”以后，我诬蔑反右倾的斗争也扩大化了。还诬蔑1957年以后，党员一有错误言论就成为“反党”，压力过大。我诬蔑反右倾斗争虽然只限于党内，但是批判激烈不下于反右派斗争（我在农场看到反右倾运动中贴出的大字报要比新华社在反右派斗争中贴出的大字报要多好几倍），把人搞得很臭，给社会上震动很大，是“斗争过火”；而不看这场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而革命就是要给社会猛烈的震动。我还借党给在反右倾斗争中受批判的一些同志甄别平反的机会，幻想对右派分子，也会来一个甄别。 + +## 四、诬蔑三面红旗 + +　　因为我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到1962年的时候，就又根据一些微不足道的现象，猖狂地发出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 + +　　我诬蔑总路线。我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是正确的，但是在实际执行中却并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只抓了一个“快字当头”，结果是“欲速则不达”。 + +　　我还根据当时上边传达工农业生产要五年才能恢复到1957年水平的说法，诬蔑“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还说少奇同志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中说，1956年反冒进的结果出了一个马鞍形，而大跃进的结果却出现了一个更大的马鞍形。我诬蔑这是因为过高地估计了人的因素，而过低地估计了物质和技术的因素的缘故。 + +　　我在听了《十二条》和《六十条》中关于“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达以后，诬蔑人民公社办“早了”，“办快了”，是“过高地估计了农民的觉悟水平”。是“由上面贯（灌）下去的”，“结果不得不退到初级社的水平”。我还诬蔑我所见到的居庸关山区食堂“没有必要”。 + +　　我还把当时物资供应上比较紧张的情况归咎于商业工作有“偏差”。 + +　　在听到关于“天灾人祸”的说法以后，我站在反动的右派立场上，把所谓“人祸”看成就是五风，而且诬蔑造成困难的原因“人祸是主要的，比天灾还严重”（我不能确认我有没有说过“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话，但是类似的思想确实是有的）。对于五风的原因，我当时并没有像在十中全会后那样认识到主要是因为国内，尤其是农村中，阶级敌人还十分猖狂，资本主义势力还严重存在，他们利用党的工作中的一些错误与缺点大肆兴风作浪的结果，而是极端荒谬地把这些缺点和错误同反右派斗争和反右倾斗争联系起来看，把五风的原因说成是这两场斗争扩大化损害了党内民主和人民内部民主，说群众害怕，不敢讲话的缘故。 + +　　我歪曲反右派斗争的情况来比附反右倾斗争，说什么：“鸣放之初，陈铭枢上书毛主席，诋毁毛主席‘好大喜功，急功近利……’”（一共十六个字，现在已记不真切）。要毛主席功成身退，毛主席觉察到右派政客的政治野心，才发动了反右派斗争。（据吴冷西传达，毛主席曾因此说过：“我们就是要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在庐山会议上，可能也是彭德怀这样的政治野心家攻击了三面红旗，毛主席才发动了反右倾斗争。我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右派进攻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事先估计不足，反击以后，斗争扩大化，没有及时甄别，连续反右，没有纠偏，是“热了未冷”，是犯了“左”的错误，我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什么“不反对什么倾向，什么倾向就是错误的”。我丧心病狂地把矛头针对党中央和毛主席，夸大党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妄想开脱自己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 + +　　我这时虽然在思想上似乎改变了一些我在1957年时候那种荒唐反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是根子实际并未拔除，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实际上并无转变，把超阶级的，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概念来解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五、诬蔑党中央和毛主席 + +　　我在诬蔑党的政策的时候，诬蔑党中央犯了“左”的错误，甚至于诬蔑反右斗争以后没有甄别，是毛主席违反了过去的“常规”，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比过去几次运动中犯错误的人重一些是毛主席改变了过去“治病救人”的作法，而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右派分子实质上是反革命派，放在人民内部处理，已经是极其宽大的待遇。 + +　　我在1961年底听过吴冷西的一次传达，他说中国在农业上碰到的问题苏联东欧也有过，但是我们还是得自己经历过了才能体会到。我以为这是指苏联三十年代农业集体化过快的教训，我又站在自己资产阶级右派的反动立场上，比附上苏联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说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便利了赫鲁晓夫之流的篡夺。我曾说过“毛主席要防止修正主义，须得吸收斯大林的教训，对持反对意见和犯错误的人要给以出路”。我还以为主席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特别提到无产阶级专政的阴暗面，在1957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行整风就有这个目的，但是章罗出来捣乱，反右一下扩大了，因此这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我这种想法，实际上仍是我过去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遗留。 + +## 六、幻想翻案 + +　　由于我一直没有彻底服罪，反右斗争以后，在前途问题上，一直有种种幻想，曾幻想自己不被开除出党，曾幻想运动完了会有甄别，曾幻想三年五载就可以重新入党，但是我自己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严重，因此一直只是寄希望于党的政策会对我这样的人宽大一些。 + +　　我是在1961年年底摘帽子的，当时党在若干重大政策方面有所调整，我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上，认为党也可能会对反右派斗争重新加以考虑。这种想法在得知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批判的一些同志经过甄别而平反以后，逐渐强烈起来，尤其是当时外训班总支宣布在1959年受批判的同志“百分之百”平反，我就觉得如果对右派分子甄别，面甚至还可能比我以前所敢于设想的要宽一些。这样自己的问题也许还有重新考虑的希望。后来又得知若干部门的领导上曾征求有的右派分子对自己的问题的意见（我知道的有李正凌和庄重），我关于甄别平反的幻想就大大抬头。后来领导上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在广州会议上的报告，其中提到反右斗争后期，打击面宽了一些，处理重了一些，我对甄别平反的幻想就达到高潮，曾着手给吴冷西写信，希望领导上考虑我的问题，但是只写开了一个头，考虑到自己提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信始终没有写成，但是思想上却一直幻想领导上可能来找我谈。一直到那年秋天，吴冷西向全社作关于十中全会的传达时，明确提出要反击单干风和翻案风，我才意识到自己又临到了再一次犯错误的边缘，收起了对甄别平反的幻想。实际上，我已经以我恶毒的言论，对党对人民又一次犯下了极其严重的、无可饶恕的罪行。 + +　　从不服罪到想平反，这就是我在1957年、1962年两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一根黑线。既然自己不肯认错，就要把错误推到党的头上，这样，我就站到了与党对立的立场，重犯反党的罪行。这是我的沉痛的教训。 + +## 七、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 +　　我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五年以后还再次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反映了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异常顽固。林彪同志说：“聪明的人仅仅是有错误改得快，没有别的。如果他犯了错误还要装好汉，还要坚持到底，硬要钻牛角尖，明明有错误硬说没有错，这是最愚蠢的人。”我就是这样一个最愚蠢的人。长期以来，我一再钻牛角尖，寻找各种各样不成理由的理由给自己开脱罪责。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思想是与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完全对立的，而且这种思想已经发为言论，构成了政治上的罪行。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党给我的处理不是太严，而是十分宽大，是我一再辜负了党的教育和期望。对于我的第二次犯罪，我衷心接受群众对我的斗争，衷心请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以帮助我真正地进行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 +　　我在“牛角尖”里钻了些什么？在1965年的小整风中，也曾有所检查，自以为解决了一些问题，当时回顾自己的反党言行，确也感到触目惊心，毛骨悚然，承认了自己是一个罪有应得的右派分子。但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了我新的震动，使我看到自己挖掘得还远远不够。 + +　　我思想上不服罪的论据主要有两条。 + +　　第一条是认为自己主观上还不是蓄意反党，认为自己同党的关系一直是好的，对党是“有感情的”，不像那些政治野心家，或者对党有刻骨仇恨的人那样要推翻党。这一点，经过党的教育，我也已经能从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来进行分析，看到自己所迷恋、所追求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也就是资产阶级专政），而对无产阶级专政则抵触抗拒。但是，我还只认为我的政治思想是反动的，好像我所欣赏的那套旧的文化学术还不是反动的，还不是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完全不相容的。正因为这样，我曾长期幻想去做什么“学术研究工作”，以为这样还不至于犯错误，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给了我一下当头棒喝。原来我认为可以埋头于其中的“学术”，仍然是阶级斗争的一个领域，而我自己所欣赏所爱慕的那套仍然是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毒草。我想去钻研它们，继承它们，势必继续同无产阶级的文化相对抗，同社会主义革命相对抗，继续犯反党的罪行。我体会到我的右派政治罪行只是像露出在海面上的冰山的一个尖子，我的资产阶级思想是隐藏在海面下的部分，要大得多。我要真正改造决不应当仅仅是批判一下我那些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而必须要把我的整套资产阶级世界观连根拔掉。 + +　　我把自己所谓“同党的关系好”理解为“同领导关系好”，觉得我的反党只是在抽象理论上，而不是有什么具体对象。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新华社十多年来的领导集团原来是一个修正主义黑帮集团。同这样的集团“关系好”说明了我过去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同这个集团“沆瀣一气”，而决不是对无产阶级的政党无限忠诚。林彪同志说：“党性不是抽象的东西，……坚强的党性，应当表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全心全意地为党的纲领路线奋斗。这就要时时刻刻关心和注意政治形势、政策、路线等方向性的问题，站稳立场，分清是非，避免在大是大非面前摇摆不定，迷失方向”。我的所作所为恰恰与此相反。我完全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以“同党关系好”来为自己的罪行辩解。 + +　　（我的第二条论据是与人比。除了同章罗之类的人比，自以为不如他们“坏”而外，主要同我周围那些过去共过事的“老同志”比，觉得我就是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方面比他们多了一大块，其他在历史、为人、工作态度等等方面好像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差别，甚至于在内心以为自己如果不划为右派也还可以像他们一样在宣传战线上从事反帝反修的工作。在1965年的批判中，我着重批判了自己在政治思想上与他们的“不同”，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我过去所认为“不错”的这些人，有许多是黑帮分子，或者是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有严重问题的人。在这里，我一方面认识到，我在1957年的罪行仍然要比他们中间许多人严重的多，一方面认识到，我的两次犯罪，决不是仅仅因为我“多了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凡是像我这样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接受了整套资产阶级教育，在民主革命时期参加了党而拒绝在思想立场上进行根本改造的人，必然要同越来越深入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冲突。我过去曾在内心把改造的标准定为像那些在1957年未摔跤子的人那样“谨慎”、“持重”……以为那就可以不致再犯错误，现在才看到这只是伪装自己，凭这样的手法决过不了社会主义关，迟早都要被革命所扫除。） + +　　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给我的震动之大，真是无可比拟。回过头来看，我自从反右以来（严格地说，是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走的是一条自欺欺人的道路，一直是以美化自己来抵制抗拒思想改造。如果我曾敢于正视自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丑恶面目的话，我就不至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而如果我在57年以后敢于正视自己的反党罪行的话，也就不至于再次犯罪，然而我却一误再误，一错再错，这是我这一次再不能不牢牢记住的教训。 + +　　文化大革命使我进一步看到了自己的犯罪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现象，而是有着深刻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的。 + +　　我在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浪潮中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吃了几天小米，开会作文。嘴里笔下，都是以“无产阶级”的名义发言。俨然自己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了，实际情况完全不是如此。我出生在一个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家庭，从小过的是养尊处优的生活，没有尝过生活的艰险，没有体验过多少阶级的压迫。我爱构想自己过去也有一段“斗争历史”，实际上我完全是一个“三门干部”，出了家门进校门，出了校门进机关，从来没有跟工农群众一起生活过。虽然也在山沟里蹲了几年，却完全是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堆里生活。我所经历过的斗争，完全是上层的，只是动动口，动动笔的斗争，并没有经历过工农群众真刀真枪的阶级斗争的大风雨。我完全是毛主席所说的，“党所不需要的”，对人民“一点好处也没有的”，“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没有“同群众结合”的“共产党员”。我生活上同工农很少接触，思想上更没有下工夫进行改造，在思想感情上，并没有经历“由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的变化。在进城以后，党给了我日益优厚的待遇，我把这些都看成是“革命果实”，是“按劳取酬”，理有应得，甚至把这看成就是“社会主义”。实际上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遗留，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消灭它，而不是长期保留它。 + +　　一个革命干部如果没有这种自觉的话，就有成为特权阶层，成为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危险，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质上保持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精神上响往于资产阶级的文化学术，根本就没有认真考虑要把自己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分子。正因为如此，当社会主义革命来临，开始触及到我的资产阶级灵魂的时候，我就跳起来反抗这，反抗那，自己撕破了过去披在身上的“左派”的外衣而堕落成为一个右派分子。 + +　　我过去常常吹嘘自己“启蒙早”，“青年时代就有共产主义的憧憬。”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自小从家庭和学校接受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外加封建主义的教育，脑袋里灌满了“成名成家”，“学而优则仕”之类的个人主义思想。等我接触到党的影响的时候，我早已牢牢地树立了资产阶级世界观了。参加革命以后，我虽然在口头上挂上了一些马列主义的词句，但是一直保持着各种各样的个人打算。这种个人主义虽然在57年以前还没有发展成为公开的错误，但是却是我政治上犯错误的根子。 + +　　极其可笑的是，虽然我曾学过一些马列主义，但是直到1965年以前，还根本不能理解“世界观”这个辞的意义。我过去只以为世界观是一种思想体系，是理论上的东西，而我自己还模模糊糊地自以为自己还是信仰辩证唯物主义的。最近才注意到毛主席所提出的：“立场问题或者态度问题，也就是世界观的问题”，才开始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一意为革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拿这来同我自己的思想对比，我的世界观是明明白白的“为我”二字。 + +　　我曾自我标榜为曾经“为党工作过”。但是我在1957年的时候就曾经说过：“一天万把字的稿子发下来，两手空空。”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因为自己感到发稿工作不能为自己“积累资本”，这个工作不是“我的”，我明明是一心只想为自己服务，一心只想自己的“成名成家”，而根本不是全心全意地“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 + +　　1957年以前是如此，1957年以后在改造上也还是以个人利益为中心。有时表现得好一点，也是为了要争取早一点摘帽子，早一点重新入党，等到这种希望看来渺茫时，就悲观消极，直到诿过于党，与党对立。我一心一意想回到党内，这似乎是一种“良好的愿望”。然而我所以想回到党内，难道是为了要更完全地贡献自己的一切为人民服务吗？根本不是如此。实际上我所念念不忘地是要恢复自己的荣誉地位。正因为我的出发点是如此，我那种想回到党内的“良好愿望”，居然会成为我二次重犯反党罪行的思想根子。这真是对我自己最辛辣的讽刺。 + +　　毛主席在《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中说：“社会主义要求整个国民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有计划的发展，要求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个人的利益和意志服从于广大人民的统一利益和意志，这是他们（右派分子）认为不能忍受的。”我的个人主义就是强烈到了这种程度。 + +　　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出许多曾在民主革命时期为我所敬慕过或者曾同我共事过的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共产党员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堕落成为右派分子，这个事实打掉了我的一个历史包袱。原来我过去所引以自豪的所接受的所谓“党的影响”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三十年代那批“祖师爷”的东西，他们打着共产党员的招牌，卖的却是资产阶级的黑货。我在当时就是毒草香花不辨，把其中许多当作无产阶级的东西接受下来。因此事实上，我脑袋里的马列主义实在是微乎其微，而绝不是我自己过去所想像的那么多。 + +　　当然我也读过一点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然而我从来就是教条式地学习的，目的只是为了积累知识，用于业务，而不是为了改造思想。毛主席说：“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毛主席在这里说的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事实，而反右斗争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党内右派分子和文化大革命中所揭发出来的许多黑帮分子，以及我自己，恰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新例证。 + +　　这次文化大革命摧毁了一小撮黑帮分子对新华社十多年的统治，也摧毁了我内心深处长期保留的一块阵地。在1957年对我批判斗争时，几乎完全没有触及我在业务上的问题。因此，我总自以为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是业务上还不错。而按照过去新华社流行的所谓“业务即政治”，“稿子就是最大的政治”的观点来看，这实际上就是认为自己“政治上”还是“行”，这样就等于根本否认了自己政治上的反动性。这次文化大革命揭露了十多年来统治着新华社业务的一根黑线，使我看到我过去自以为还不错的那一套本钱原来还是资产阶级的黑货。即使自己过去在有的时候，在党坚强领导下能看到一些问题，写几笔文章，表面上好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实际上并不就等于无产阶级政治在自己思想上挂了帅。“政治是全局，业务只是局部”，决不能把业务中体现出来的那一点子无产阶级政治来掩盖支配自己全部思想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次文化大革命揭穿了吴冷西这样的所谓“反修秀才”，原来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个事实对我真是一面照彻肺肝的镜子。事实上，也不用看别人，我扪心自问，即使在我写最革命的辞句的时候，我何尝联系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我考虑的只是提法是否得体？分寸是否恰当？是否合乎上级意图等等。在我的灵魂里哪里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影子，有的只是丑恶的资产阶级实用主义。 + +　　反右斗争时，党提出要我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我嘴里也说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但是我并不真正懂得为何要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怎样去彻底否定自己的过去，反而觉得自己过去总还是革命的，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不但思想上想不通，而且也不“实事求是”。只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才使我真正看到浸透我全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必须彻底否定。在这样的世界观的支配下，自己的所作所为不能不是“一无是处”。毛主席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指出要建立新文化必须打倒旧文化，“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毛主席一再强调要“彻底破坏”，强调新文化本身要逐渐成为工农群众的文化，而且早就警告过，谁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会被人民抛弃，变为向隅而泣的可怜虫。”对毛主席的教导，我长期置若罔闻，现在是认真学习，认真实行的最后机会了。 + +　　反右斗争结束以后的多年中，我老是钻到牛角尖里去美化自己，而对自己的罪行则采取鸵鸟政策，仿佛只要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自己就是一个“好人”，这真是愚蠢到了极点。我一心想回到党内，然而不是通过自己的彻底改造，而是幻想党会“纠偏”，这样就是把党和自己的地位完全摆错了，是与非的界限完全颠倒了，这真是反动到了极点。可以设想，如果执行了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让我这样的人重新回到党内的话，我的资产阶级反党思想决不会因此而克服，只会日益发展，日益嚣张，最后将成为一颗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定时炸弹。当然，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决不是几个右派分子所能毁坏得了的，最后毁灭的必然只能是我自己。因此，我认识到，为了革命的利益，也为了挽救我个人，都必须对我的罪行进行狠狠的斗争，才能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使我迷途知返。去年的小整风运动对我的罪行进行了几个月的批判，应当说也使我受到了一些教育。然而今年的文化大革命才直捣我的灵魂深处。我在去年的批判以后也有悔罪的心情，但是从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度来看，我对自己的罪行还远不是那样切齿痛恨，对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样迫切地感到需要彻底摧毁。尤其突出的是，我虽然在去年表示要服罪要改造，但是仍然没有狠抓学习毛泽东思想。根据别人的例子和我自己的体验，我都已经懂得，不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毛主席说：“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顽到后来就要变，变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有变好了的，也是由于七斗八斗，他认错了，就变好了。”毛主席在这里指出了两个前途。对我来说，只能允许自己有一个前途，就是经过斗争而认错而变好！ + +　　建国十七年来，有许多如毛主席所说过去同革命“绝少姻缘”的人得到了改造。反右派斗争过去九年了，也有不少右派分子得到了改造，而我却一再犯罪，其原因就在于自己不肯真诚地认错服罪，因此就接受不了党的教育，立不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次文化大革命剥掉了我长期背着的一切臭包袱，我必须从这中间求得新生的转机。 + +　　我的犯罪是有必然性的，然而决不是非犯罪不可，决定的还在于我自己。我曾经跟着党走过一段路，党对我一贯是爱护关怀的，给了我许多的教育，也给了我许多改造的机会，事实上许多同我出身类似的同志都得到了改造，而我却是执迷不悟，一错再错。在去年的批判中，我认识到，作为一个潜伏在党内的右派分子，我的罪行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严重，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险要更大。这一次，我认识到我要比一般的右派分子更可耻。受过党多年的培养还居然会反党，自命为党的“宠儿”的人居然成为党的逆子，甚至在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宽大的处理以后，还以“党内右派”自居而拒不服罪，拒不改造，再次反党，真是丧心病狂到了极点，可恶可恨到了极点。想到这里，我再没有理由要求党对我宽恕，我衷心地要求党给我以严厉的处分，使我这一回能永远记住自己的罪行，永不再犯。我请求党让我参加艰苦的劳动，长期到工农群众中去，真正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我的前半生已经被我自己蹉跎糟蹋了，我一定要以后半生为党为人民真正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 +　　· 来源： + +　　李慎之之子李三达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8.txt b/CCRD/0/8/2/00003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816769cc738c0856af1b483bb0438109594f35 --- /dev/null +++ b/CCRD/0/8/2/000038.txt @@ -0,0 +1,65 @@ +# 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所做的检查提纲 + +　　<李雪峰> + +　　（同志们，同学们：） + +　　近日来，广大的革命师生，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市委在前一段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市委对于同学们这种革命的英雄行为，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市委的批评，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前一个时候虽然作过检查，但认识是不深刻的，检查是不彻底的。我们决心在广大师生的帮助下，进一步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同广大革命师生站在一起，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市委在六、七月间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 +　　市委在前一段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实际上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这场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迷信工作组，包办代替，总是想让群众按我们 的旧章法、老框框、过时的经验行事，不了解革命群众思想、感情。没有同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支持革命群众大造反、大民主；没有鼓励革命群众大揭露、大批判。对于革命群众的新创造以及他们创立的新秩序、新形势，感到突然，不知所措。开始领导就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后来，逐渐从落在群众的后面，发展到站在群众的对面。当群众要冲破我们的框框，要赶走工作组，不按我们的错误轨道行走时，我们就轻信了一些错误的反映，认为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于是就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最后在若干单位就发展到围剿革命派，打击革命群众，这样就铸成大错。 + +　　在犯错误的这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讲话，就反映了这种思想。这个讲话，没支持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而是怕乱，怕上街，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造谣污蔑，强调内外有别，强调组织纪律等等。这样就实际上给群众泼了冷水。而且很长时间，不觉悟，曾经还辩解说：我没有反对聂元梓同志等的大字报，只讲了个贴的地方问题，是技术问题。其实这明明是个政治问题，哪是一个技术问题呢？ + +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大大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象火山爆发似的起来了。新市委就在这个时候，奉命成立，本来应该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而这时我们却害怕群众这种革命造反的“乱”，以为一个单位没有党委领导就不好办，就急急忙忙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市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地进入各个单位。他们在六月三、四日接连召开的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上，不适当地过早地讲了一些政策界限，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错误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对运动起了阻碍作用。 + +　　当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有许多工作组在市委的错误指导下，硬要广大群众按我们所规定一套清规戒律来行事，违背了革命群众运动的发展规律，这就在事实上站在群众对立的立场上去了。后来虽然发现有些工作组害怕群众、压制民主，以至镇压群众的情况，发现了五十几所大专学校中，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总觉得离了工作组不行，希望工作组改正错误，领导运动，并且向群众提出既要批评工作组，又要拥护工作组，而没有觉悟到派工作组的本身就是错误的。对于当时提出撤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不能理解。这就看出我们还没有理解到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 +　　我们的一个严重错误，就是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在六月中、下旬，本来我们应该放手发动群众组织革命队伍，打击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们却信了错误的反映。例如听信了北大“六·一八”事件的报告和其他校的有关报告，对广大学生的革命行动，作了极错误的分析，这把运动引到了邪路上去。我们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话中，错误地估计当时的形势，过高估计了阶级敌人的力量，混淆了两类性质的矛盾，错误地强调运动出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各校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右派学生在争夺领导权，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总起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予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因而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结果就在许多大专院校又引起了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师生受到迫害，甚至打成反革命。这就倾倒了敌我关系，实质上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对受迫害的革命师生，应该按照中央规定，给以彻底平反，销毁有关档案，并且我在这里向这些同学赔礼道歉！ + +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另一方面，就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各个单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例如在六月间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当聂元梓七同志的大字报公布后，我们根据形势，提出了要站在运动的前面，一切为了前线，缩短工作会议的时间。但又认为已经接上了火，停不下来，结果开的很长，领导没有深入前线，削弱了对于运动的了解指导，而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本来这个会是要彻底揭发批判前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却想先整司令部，实际上前市委这个司令部已经烂掉了，要解决它的问题，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关起门来开会是不行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前市委的委员，各部门各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人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当一些单位的群众起来要斗争他们的时候，而他们还在市委开会，这就必然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当要散会时，我们还笼统地希望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能站起来领导。我在六月二十三日的讲话中，还再三动员他们“引火烧身”，给他们出主意，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有的还可以易地革命”等等。这个会虽然有某些收获，但实质上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一个极其错误的会议。 + +　　在六月下旬，还错误地让北大、工交系统等几个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错误的经验。另外，还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错误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 +　　同时，市委还过早地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实际证明这种主张是根本错误的。特别是象北大这样的反动堡垒，党团组织必须认真、彻底地改造，简单恢复，只能导致旧领导、旧思想、旧统治的复辟。《北京日报》在六月三十日还错误地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 + +　　我们还错误地说过：“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正当群众起来进行大革命、进行革命造反的时候，这样讲，只能是起压制群众的作用，必然导致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应该说在任何时候，新市委做错了事都是可以批评，可以反对的。 + +　　总之，在我六月二十三日的极其错误的讲话以后，不仅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出现了冷冷清清的局面，而且出现了更多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的事件，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这就是实行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而还自以为得意。 + +　　市委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这样严重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大的政治斗争中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敢字当头，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而我们却是怕字当头，怕出乱子，怕打乱旧秩序，怕炮轰司令部。总之，一句话，怕革命，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所以对旧习惯势力、旧习惯观点、旧思想、旧框框，仍然具有深厚的保守感情，舍不得与之决裂。这就必然和革命群众敢闯、敢干、敢斗、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尖锐的对立，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就毫不奇怪了。）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当人民的勤务员，要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而我们却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做官当老爷，以领导者自居，高高在上，不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感情、习惯于包办代替，不放手发动群众，以致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运动中，发展到同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压制群众。这就说明，在我们灵魂深处，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我们在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对改造自己的灵魂缺乏思想准备。 + +　　当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扭转了运动的方向之后，文化大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生龙活虎地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不仅创造了文化革命委员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而且创造了红卫兵等富有非常战斗性的革命组织。红色的革命小将们敢闯、敢干、敢革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从学校的斗批改，进到社会上的斗批改创建了伟大的功勋。北京的革命师生到全国进行革命大串联，外地的革命师生也上北京来大交流经验，首都充满崭新的革命的景象。 + +　　十六条公布以后，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纲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根据林彪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的精神，市委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 + +　　（正当十六条决定公布以后，文化大革命掀起新的高潮的时候，市委曾经错误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七万人参加的斗几个小流氓的大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放，仍然是怕字当头，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惊慌失措，生怕出“乱”，结果适得其反。） + +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新市委在清算自己的错误，并且帮助工作组去批判错误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做的很不得力，很不彻底。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批评的对，批评的好。工作组撤退时，有一部分工作组没有检查或者没有很好检查，因而工作组虽然已经撤了，但其影响并未肃清，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师生没有给他们彻底平反。而对于过去受错误影响的部分同学，也没有下狠大的力量，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消除两派同学之间伯原则分歧。 + +　　同学们，同学们： + +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仍在继续，这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我代表市委，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欢迎全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继续向市委前一段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彻底的批判，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肃清。市委一定要坚定的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让我们高呼： + +　　坚决地、彻底地执行十六条、捍卫十六条！ + +　　坚决地、彻底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81－684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39.txt b/CCRD/0/8/2/00003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83971066c7209e6dfb2d968805230382e822d60 --- /dev/null +++ b/CCRD/0/8/2/000039.txt @@ -0,0 +1,47 @@ +# 向真理投降 + +　　<北航红旗战士金长江(原赤卫队员)> + +　　我是贫农家庭出身的一个青年教师。是老团员，老“积极分子”。原来是北航赤卫队动态组成员之一。文化大革命以来，当了四个月的保皇派，当了二个月的革命造反派。在转变的过程中把我的灵魂完全给翻了个个。 + +　　六月初，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革命师生开始揭发院党委的问题。以王恒、周天行为首的院党委对革命师生进行了反革命大围攻；六月八日以来，以赵如璋为首的国防科委工作组来到我院，他们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了对革命师生的反动围攻。这两次围攻中，我充当了围攻革命师生的干将和“铲毒草”的急先锋。后来又作了筹委会手下的反《红旗》的“打手”，赤卫队员们称我为“铁杆赤卫队”，而红旗战士对我却反感极了。 + +　　十月份以前的我，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保皇派。 + +　　十月三日，《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我反复学习，总觉得不对我的口味。我渐渐地认识到，前两月，我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左派。我已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打击了自己的阶级兄弟。要否定自己四个月的工作是很痛苦的，那几天我如坐针毯坐立不安，饭吃不好，觉睡不着。 + +　　十月八日，我听了32111钻井队的报告。英雄们血战火海的伟大形象和不怕死的革命大无畏精神，给了我巨大的鼓舞。我一边听着英雄的伟迹，一边在流眼泪……。我是一个在红旗下长大的青年教师，我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党，无比热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真正想跟着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好地干革命。可是，我认敌为友，混淆是非，围攻革命的同志，成了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工具。低头看看身上的毛主席像。毛主席啊，我辜负了您老人家对我的期望，我干的事情不是在保卫您，而是保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沉痛地打开了鲜红的《毛主席语录》：“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毛主席的话，给了我跌倒爬起来再前进的勇气！心里虽然很痛苦，但是，一股力量在心底里升起来了。我下决心承认错误，修正错误。 + +　　但是每前进一步，都要经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思想的激烈搏斗。一想到个人的面子，我就失去了承认错误的勇气。 + +　　怎么办?我又想，要是人人都像我那样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卖力气，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会在一边坐山观虎斗，文化大革命就要流产，资本主义复辟就不可避免，而一旦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广大工农兵又要回到水深火热的旧社会，我们的父兄就要还去做牛马，我父亲又会被人捉去当劳工。我意识到，敢不敢承认错误，敢不敢起来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是要不要革命，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是个原则问题。这才是我要的最大的面子。我必须把自己灵魂中最肮脏的东西，拿到光天化日之下。六月二日我曾写了院党委的大字报，但吓回去了，怕当右派，为了“立功赎罪”，拼命围攻革命学生。对工作组有意见，也写了大字报，但也被“铲毒草”给压回去了，反而拼命围攻别人。十六条公布，我觉得自己错了，看了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社论更觉得自己错了。但是，那时没有下狠心去改，都是这个“面子”害得我把错误放过去了。使自己一错再错，直到背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很远很远。想到这里，毛主席的话在我耳边响起来：“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于是我暗自警告自己：这次不能掺半点假，决心同个人主义来个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来个脱裤子割尾巴！ + +　　当晚，我就写了“向红旗战士学习！向红旗战士致敬！”的大标语，找红旗战士赔礼道歉。但是红旗战士对我十分冷淡。这时，思想上又翻腾了起来。再上赤卫队里干下去，就会滑到与党和人民对立的立场上去。我不能走这条路。可是向《红旗》靠拢又十分困难。这时我想，我围攻《红旗》那么厉害，红旗战士对我冷淡是可以理解的。我保得那么狠，这点行动根本不能说明我彻底背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了，原因就在于我没有行动。 + +　　但是，从有认识到行动还有十万八千里。罗舜初、赵如璋、筹委会狼狈为奸，所干的罪恶勾当我知道，赤卫队、红卫兵所干的卑鄙事情我了解。要革命就要揭出来。可是，如果我揭出去，赤卫队，筹委会的人会恨我，其中有我熟悉的同学和老师，这样作会得罪他们的。于是我又犹豫起来，笔杆子像有千斤重，提不起来。我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看见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和蔼慈祥的面孔，耳边又想起了毛主席的声言：“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顿时，有一股暖流流过全身，我要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一定支持我的，广大的革命群众也一定会支持我的。这时，我心里感到豁亮了，浑身有了力量，当天晚上就写出了《一揭罗舜初(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大字报，第二天又写了《二揭》、《三揭》。我揭竿而起——造反了。 + +　　三张大字报贴出之后，振动了全院。红旗战士支持我，鼓励我。他们说：“支持你的革命行动，从今天起革命到底，造反到底！”多少双陌生的手伸向我，多少热情鼓励的语言听在耳中，暖在心里，眼泪就止不住流了下来。我虽然失去了少数保皇派的欢心，但我却得到了广大革命派的支持，我真正体会到了阶级友爱的温暖，真是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 + +　　不出我的意料之外，果然，遭到了赤卫队中少数人的谩骂和攻击，他们明里不说暗里说，明枪暗箭。有的让我吃白眼珠，有的背地骂我：“金长江这小子怕了，软骨子，是叛徒，是投机分子。” + +　　我想，我是“叛徒”。我背叛了赤卫队，背叛了筹委会，背叛了罗舜初、赵如璋这些家伙。我背叛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没有背叛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没有背叛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没有背叛毛泽东思想！想到这里，我一拳头砸下去，我就要当这样的叛徒，光荣！ + +　　我“怕”了，是“软骨头”。我想，我怕的是像罗舜初这些混蛋，再蒙蔽广大赤卫队员，我怕的是不能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怕的是挖不掉修正主义的根子！我怕的是中国要改变颜色！有毛主席给我撑腰，有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我什么都不怕！ + +　　他们骂我是“投机分子”。我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的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林彪同志说：“一个聪明的人，应当尽快丢掉包袱，不要骗人，你骗不了人。你不能一手遮天。聪明的人错误几天或者几个钟头就改正过来了，蠢家伙错误半年也许几年一直错误下去。聪明的人犯了错误改得快，这叫好汉，因为他先发现问题快；不然就是蠢家伙，而且是没有勇气的蠢家伙，不敢承认错误。”我已经当了四个多月的蠢蛋了，我不能再蠢下去，我要当一个聪明人，我要当一个修正错误的好汉。 + +　　这样一想，心里就踏实了，决心更坚定了。毛主席号召我们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只不过在游泳中吃了几口水，还没有灌死，只要还有一口气，我就要游到共产主义的彼岸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巍然不动。”任凭你骂去。想堵我的咀，办不到。我再也不跟罗舜初、赵如璋一小撮人跑了，再也不当他们的打手了。滚他的蛋！我要杀个回马枪！这样我又写出了《四揭罗舜初》的大字报。 + +　　揭发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斗争的过程。我老是琢磨为什么当了四个月的保皇派呢?我反复思考、斗争，在灵魂深处大闹了一场革命，写出了《奴隶主义种种》的一张大字报，这是我触及灵魂的一个汇报，我之所以犯错误，不是由于别的，是奴隶主义思想在作怪，而奴隶主义思想的根源又是一个“私”字。 + +　　我是个老“积极分子”，一直迫切要求入党。为了入党，我坚信的是党支部、党员，对党支部的话完全言听计从，对工作组百依百顺，靠抱大腿过日子，看眼色行事，把这看作入党的阶梯。我手里拿着毛主席的书，可就是不照毛主席的话去做，不敢问一个为什么。奴隶主义思想禁锢得我喘不过气来。为了入党，我才保党委，保工作组，保科委，保支部，其实，根本还不是保自己入党吗？！我这个保皇派，保的是“我”，保的是“私”！毛主席是不会要我这样的党员的！他老人家要的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有革命造反精神的党员。毛主席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样大无畏的精神。”直到这时，我才理解此话的真正含意，要做到这一点，根本的问题是无私！ + +　　列宁说：“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我一向认为自己表现不错，是个老积极分子，一向是党支部眼前的红人，左派是当定了。十六条上发展壮大左派队伍，我想也要以我为核心。看到红旗战斗队的同志，尤其是我认识的几个教师，平时表现不怎么样，他们走在我前面。可当我认识到，正是我这个老“积极分子”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认为“落后”的一些同志，恰恰是按毛主席正确路线前进的时候，我服了。我要向真理投降，向毛泽东思想投降。十二月初我毅然决定申请加入红旗战斗队。红旗战斗队批准了我的申请，我成为了一个光荣的红旗战士，戴上了鲜红的《红旗》袖章，心情非常激动。我从摘下保皇派赤卫队的袖章到戴上象征造反的《红旗》袖章，那是经过了多少复杂激烈的思想斗争，冲破了多少外来的压力啊！这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资产阶级思想，破私立公的象征和标志。一句话，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从我亲身的经历中，我深深体会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社会主义革命更加深入发展的今天，为公还是为私的问题，越来越尖锐地摆在我们每个同志的面前。不彻底破私，就不能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只要我们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而造成的群众之间的隔阂，就会逐渐消除，革命左派队伍就一定会一天一天发展壮大，就会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大军！ +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仅仅是开始，今后还要一切从零开始。今后我要以高度的革命自觉性，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当做座右铭来学，把自己从“我”字里彻底解放出来，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里前进，干一辈子革命！ + +　　· 来源： + +　　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红旗》第一期，1967年1月21日武汉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0.txt b/CCRD/0/8/2/00004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8d626c444e7815871edf5e8f065bbc106d590ae --- /dev/null +++ b/CCRD/0/8/2/000040.txt @@ -0,0 +1,67 @@ +# 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 +　　<王光美> + +　　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同志们、同学们，你们好！ + +　　离开清华大学已经二多个月了，现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当我想到我在清华大学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和群众造成严重损失，我就非常痛心，特别是我没有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检查，我所犯的错误，我的心更是不安。本想前来当面向革命师生员工作检查，并赔礼道歉，但考虑到口头讲，不如把检查稿做为书面检查送给你们更便于大家讨论，批判和批评，这样也许对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有利些。同时可以使我取得大家更多的帮助，彻底改正错误。我是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八月三日按领导的指示离开清华大学。在这四十多天里，我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对我的信任和帮助，我非常痛心。 + +　　我完全拥护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公报，完全拥护林彪同志和周恩来同志最近关于文化革命的指导，完全接受周恩来同志和其他中央负责同志对清华大学工作组的批评，完全同意《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 + +　　现在我讲讲我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八月二十二日大会上所做的检查。我们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是方向性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违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针和路线。我们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镇压了群众运动，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造成了十分严重的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虽然我不是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但同志们很尊重我的意见，我提出过一些错误的意见，积极地办了一些错事，并同意和支持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意见，助长了工作组的错误。加之，我认识错误很迟钝，在一段时候转不过弯来，又是错上加错。我的错误是： + +## 一、相信工作组的作用，想各种办法使工作组在清华站住脚。 + +　　我当时认为北京新市委既派工作组来领导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要领导得了，领导好。六月二十一日参加工作组工作后，我就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工作问题，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群众大多数，以痛击清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清华大学前几天可以解放一般党团员和一些干部，使他们积极参加文化革命。在中央撤销工作组以前，我根本没有想过在学校里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本不需工作组，结果我愈加强工作组领导，愈限制了群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正如毛主席所说：“当着群众要前进的时候，我们不前进，那是右倾机会主义。”我就是这样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 + +##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清华大学阶级斗争形势。 + +　　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的革命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之后，为彻底粉碎旧清华的修正主义统治，当时正是乱得好，乱得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工作组却墨守旧的章法，想引导群众按我们主观设想的作战计划和方法，按步就班的斗黑帮人物。过分强调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用我们的老框框限制群众运动。群众中有各种各样的意见，思潮本来是正常的现象。应该相信群众，自己能在辩论和讨论中弄清是非和敌我，要让群众在这场伟大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那些是对的，那些是错误的，那些作法是正确的、那些作法是不正确的，而我们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把当时怀疑工作组反对工作组、赶走工作组的人，错误地当作别有用心的人，说他们是“假左派”。当时我认为工作组和革命群众应该集中精力向黑线开火，而一小撮“假左派”却跳出来，一个劲儿把注意力往工作组身上引，是有意干扰我们向黑线开火，我们也怀疑他们这一小撮人可能同修正主义的清华党委有关，我同意和支持校工作组排斥干扰和提出，同“假左派”辩论，必要的反击。辩论开始是自发的，以后是工作组领导，错就错在这个“领导”上了。由辩论发展到批判的过程中，我积极地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提出几个大是大非问题上作辩论。当时，我曾提出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但不需要人人过关，是否可以应用批判少数教育提高大多数的原则，通过排出来的一小撮干扰运动的“假左派”所反映的错误言论和行动的辩论和批判来教育提高广大群众和我们工作组自己的认识，这条原则用于批判斗争黑线人物是正确的。 + +　　但因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用于对待同学中的不同意见则是错误的，体委识别我曾片面的强调“高标准”地看过程，即教育过程。这样就拖长了辩论和批判的时间，造成了学生斗学生，扩大了打击面，上纲（提高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分析）愈来愈高，我们也控制不住了，结果造成了强大的政治压力，并混淆了两类矛盾。现在看来我们根本不应该参与学生中不同意见的辩论，更不应该对学生群众中的辩论加以领导。至于有的同志说被批判的同学是右派，是反革命……，就更不好了，后来还发了不许有的人向中央办公厅接待站告状，或以保护为名，压制有的人的自由，都是错误的。在全校性的万人大会前开练兵会是我建议的，并积极参加了的，产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的。 + +　　工作组的严重错误，我都要负主要责任。当时我个人没有觉悟到犯了严重的错误，还自以为是地说过我们已把坏事变为好事，在群众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开了好头，认为向黑线人物进攻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工作组也挺起腰来了。现在看来这些评价是错误的，我完全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站错了立场，还自以为得意。毛主席说：“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我就是过去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 +　　在这段时间中，我曾约过一些同志和同学座谈，七月中旬的土工化系902班的大多数同学，我还参加了一些中小型会，在食堂吃饭前后也曾向群众讲过话，在会上和谈话中我肯定讲了不少错误的意见。希望这些同志和同学，以党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来衡量我讲过的话，清除我给予你们的错误影响，并帮助我改正错误。如果你们受了我的影响，犯了错误，说了错话，责任由我负，你们没有责任。 + +## 三、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迟钝、实际上是坚持错误，错上加错。 + +　　七月二十七日，我曾找无线电系雷蓉、王小苹同志谈话，我打算说服她们晚些时候把贴出她们的革命大字报，我当时认为我们已连续开了三次揭露和批判前校党委的会如果能够过一段时间再辩论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更好些，因她们态度坚定，我没能说服她们。 + +　　七月二十九日礼堂讲话影响很不好，是变相定调子。我讲：“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以来有成绩，应归功于党中央和毛主席，归功于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有错误和缺点，要由工作组负责，主要由工作组领导负责。我参加工作组后，我有一定责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犯路线错误。我讲有成绩，似乎是工作组方向没有错，起了变相定调子的作用，群众要求我对工作组错误性质讲一讲我的看法，或我讲我是工作组的成员，首先要听取群众的批评，我有我的看法，听了批评以后再讲，不对，可以再批评。在中央宣布撤销工作组，并号召大家对工作组提意见时，我这样讲话，妨碍一些群众放手对工作组展开批评。那夜，我的话确实讲得不好。因为我当时只认为，我们工作组是有一般性的错误与缺点的。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认识到我们是犯了路线错误。 + +　　七月三十日在工物系宿舍参加七○一班辩论会听取他们的各种批评和批判几小时，最后同志们热烈地要我讲几句话，我说我能讲点原则的话（如什么叫框框，放手发动群众与贯彻党的阶级政策不是对立的，对二十三条中，不得以任何借口整社员群众的理解……）。这些话是有倾向性的。特别是第三个问题，讲得不好，比喻得不对。实际上是为工作组的错误辩护的。对工物系七○一班同学，给了不好的影响。 + +　　以上是我所犯错误的事实。 + +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出于资产阶级家庭，受过长期资产阶级教育的毒害。虽然在党的教育下，不断改造思想，实际在我的思想上，资产阶级的烙印还没有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还很多。在这次轰轰烈烈的、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然暴露出来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还有许多资产阶级的影响，常常不自觉地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繁琐哲学也不少。因此，就不知不觉地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 +　　对于当前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特别是对当前开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根本不理解。而且主观主义、经验主义也搬用了一些我所了解的农村四清运动的经验。革命运动是不断发展的，我却停滞在老阶段上，把一些框框、老经验、老办法搬到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中套用。必然压制了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我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而我的认识仍停留在旧阶段上，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 + +　　其次依靠群众，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没有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真正解决。我没有遵照毛主席的多次指示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无条件地到群众中去。没有放手发动群众自己闹革命，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没有放下架子，没有深入群众，接触面狭，就不能了解运动的真相，不能不颠倒黑白，做出错误的判断，并压制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样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这一根本问题上，我实际上也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 +　　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我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对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放松了思想改造，结果就不能不办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情来。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按我们那样的搞法，就不能彻底地斗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能横扫社会上的四旧，就不能改革一切不适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搬掉革命前进道路上的一切绊脚石就不能挖掉产生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反革命复辟。 + +　　我对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的性质（认识）是有过程的，而现在我正处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我将继续用中央十六条来检查我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作，不断提高认识，力求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要求紧紧跟上党中央的精神，力求紧紧跟上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我今天的检查还是不深刻的。我愿继续听取革命群众和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过去两个多月，我没有到清华大学，有许多大字报我没有看见，如果有底稿的话，我希望能把批评我的大字报的底稿寄给我看看。今后还热烈地欢迎同志们、同学们多给我贴大字报，对我的错误进行批评和批判，并希望能把底稿寄给我，帮助我彻底地改造思想和彻底地改正错误。 + +　　我们工作组所犯错误，是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现和扭转的，每当革命关键时刻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掌舵，指明前进的方向，把革命运动推向新阶段和新高潮，并拯救了大批犯错误的干部。作为犯错误的我，一定要永不忘记这次沉痛的教训，定要坚决地改正错误，站回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站到党的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不断清算我所犯错误的路线。我决心带着我犯错误这个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作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辜负党和毛主席教导，决不辜负人民群众的信任，我保证一定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力争作毛主席的好战士。 + +　　同志们，同学们，你们中有些人在我们工作组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办了错事，说了错话。这个责任不在你们，而要我们工作组领导上负责，受我影响的由我负责。希望你们以主席思想为武器，以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为武器，彻底清算我们的错误，狠狠地批判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希望你们同过去被我们批评或批判的人一起，在党中央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认真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 +　　一定要把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王光美（签字） 1966．10．10 + +　　（） + +　　· 来源： + +　　清华大学冶金系压七摘编《首长讲话续二（1966年10月5日－10月9日）》；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87-690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1.txt b/CCRD/0/8/2/00004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e6e0a52605ee49b1ee4ac66ccc663f0161e997 --- /dev/null +++ b/CCRD/0/8/2/000041.txt @@ -0,0 +1,17 @@ +# 王任重第一次书面检讨 + +　　<王任重> + +　　最近以来，在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下，广大革命群众斗志昂扬，广泛深入地开展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斗争越来越深入，形势越来越好。现在湖北省委正在检查自己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广大革命群众正在充分揭发和批判省委的错误，这是一件大好事。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肃清它的影响，才能保证湖北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行到底，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十六条公布以前，我参与了湖北省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工作，省委在这一段期间所犯的错误，主要应由我负责。我诚恳地欢迎同志们、同学们向我的错误开火！ + +　　关于在十六条公布以前，湖北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否犯过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这个问题，在我的思想上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得到解决。对于那一段运动的成绩估计多了，而对运动中的错误了解得很不够，对于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很不深刻。在十一中全会期间，我对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完全拥护的。但是由于对前段运动的成绩估计高了，没有对照十六条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认真检查。因此对毛主席的思想，对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性，还是很不理解。九月份，我收到比较多的群众来信和材料，也接待了少数受过压制和打击的同学，他们反映了不少运动中的问题，向省委和我个人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才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了一些认识。九月下旬，我向省委写过一个检讨，还是很不深刻。直到国庆节以后，学习了林彪同志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又听了北京和武汉的一些革命同学更加尖锐的批评意见，才比较深刻地认识到省委和我个人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性。对十六条公布以前那一段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没有及时彻底批判和纠正，这是十六条公布以后湖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省委在十六条公布以后所犯的严重错误，我也仍然有责任。 + +　　十六条公布以前，我们在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省委正在检查。由于省委和我个人指导思想上的错误，那一段运动期间，多数学校程度不同地犯了学生斗学生和压制、打击革命群众的严重错误，并且由于我们迟迟不觉悟，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现在认识到我们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心情十分沉痛。省委必须立即按照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指示，彻底纠正错误。在这里，我诚恳地向一切因为我们的错误而受到压制、打击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 + +　　检查我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毛主席的思想领会得很差，虚心向群众学习、向革命小将学习很差，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大大落后于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新形势。今后必须彻底肃清个人主义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错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欢迎、支持革命群众的揭发批判，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进一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破自己身上的“四旧”，争取作毛主席的一名合格的小学生。我一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坚决按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这是我的第一次书面检讨，肯定还有许多问题认识得不深刻，欢迎同志们、同学们批评指正。 + +　　· 来源： + +　　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广东韶关专区文化局大无畏战斗队，武汉话剧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1967年2月，上海。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2.txt b/CCRD/0/8/2/00004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db498ece403ff266b343a7ca4a63692372fb897 --- /dev/null +++ b/CCRD/0/8/2/000042.txt @@ -0,0 +1,85 @@ +#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 +　　<刘少奇> + +　　（同志们：） + +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 +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 +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 +　　例如： + +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 +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 +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 +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 +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 +　　解放北京市大多数党团员和一般干部，只要他们认真检查在前市委反党修正主义影响下所犯的那些错误，并加以改正，就可以既往不咎，就可以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是不错的，但是同意了新市委过早地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意见。工作组撤退时，把职权交给了各学校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或临时筹委会，这些委员会的成员，多数是工作组指定或者变相指定的。他们中的多数人受工作组的影响较多，所以他们不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 + +　　北京市许多中学的文化革命，也程度不同地犯了上述的错误，此外，还批准了共青团中央报送的“关于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规划”。在这个规划中规定，对多数中学的教职员实行集训，使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放假，或到工厂、农村劳动，并对一部分中学生实行军训。 + +　　现在看来，对学校和机关的文化革命，是不应当派工作组的。当时群众纷纷要求党中央和新市委派工作组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去领导他们进行文化大革命，许多方面也要求派工作组，特别在报纸上发表了派工作组到北京大学代行党委职权以后，这种派工作组的要求就更加强烈了。当时，我们没有就是否应当派工作组的问题进行过讨论，也没有就工作组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应当采取什么态度进行过讨论。各工作组是匆促地进入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应当说，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但是革命群众运动已经轰轰烈烈地起来了，我们只有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并参加到群众运动中去，向革命的群众学习，听取群众中的各种不同意见，然后才有可能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中某些政策问题提出我们的意见。“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对于这一新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我自己和许多同志都不理解，都没有经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在革命运动中学习，不应当派工作组去代行党委职权，也就是不应当从外面派人到那里去包办代替，去建立“领导”群众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机构。如果群众一定要求我们派人去，我们也可以派少数联络员去了解那里的情况，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接收并保存原党委的所有资料和某些行政工作。对于群众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则不要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样，虽然还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但当时最多也只能这样处理。 + +　　当工作组已经派出，已经有同志发现工作组同革命的群众运动发生对抗的现象，并且提出不要工作组，例如陈伯达同志早就提出过这种意见。陈伯达同志是根据毛主席的启发而提出这种意见的。当时，我们如果能够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调查研究大量的事实，立即将大批工作组撤回，也还是可以不至于犯严重的路线错误的。但当时我们没这样作。 + +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和一些机关后，一般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的意见，其中有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伦。当然也有极少数的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势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一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能够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了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 +　　我这一次犯严重的路线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在历史上就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错误。例如：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旧政协会议开过会，我替中央写了一个指示，说旧政协决议付诸实施，中国将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对于当时时局的这种估计是错误的，有和平幻想。虽然，在这个指示上同时提出练兵、减租、生产三项中心工作，是不错的。此外，一九四六年初，对东北战争的指导方针，我是有错误的，当时对林彪同志的支持是不够的。一九四七年夏，我主持的土地会议，没有系统地全面地解决当时分配地主土地问题，没有能够纠正当时土地改革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如杀人过多，侵犯一些中农的利益等。一九四九年春，我对天津城市工作说过许多话，纠正当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某些过份性急的情绪和作法，同时提出消灭城市的封建把头；但是，有一些讲话是有右倾错误的，没有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内的主要矛盾。一九五一年七月，我错误地批评了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文件。一九五五年邓子恢同志砍掉了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是在我主持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讲过的，没有遭到反驳，事实上就批准了他的计划，他就在一次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原文如此）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我犯过右倾错误，在一九六四年我又犯过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我这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是和我过去所犯的这些错误有联系的。 + +　　一九六二年一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用我的名义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书面报告，以后我又向这个会议作了一个发言。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都肯定一九五八年实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成立人民公社以来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同时，也在工作中发生了一些缺点错误。我们所获得的成绩是主要的，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这些缺点和错误大部分已经改正，有些正在改正。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已经开始逐步好转。在这种对于当时形势的基本估计下，不论在我的书面报告和口头发言中，对于当时的困难都讲得过多了，过头了，对于前途，有时也说得黯淡，对干部和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发生了不好的影响。这已经是一种右倾错误。 + +　　更严重的错误，是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由我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一九六二年的国家预算，发现了当年的预算有几十亿赤字，因而对于当时的财政经济的困难形势，就估计得更严重了。认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陈云同志在二月二十六日向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作了讲话。陈云同志的这个讲话，是根据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加以发挥的。中央在三月十八日批发了陈云同志的讲话给各省、市、区党委，要各省、市、区党委一级的党员干部认真讨论。在讨论中，应当鼓励大家发表各种不同意见，并且应当允许保留不同的意见。因此，就在全国各地鼓励了各种歪风邪气的出笼，翻案风、单干风都出来了，还有些人就根本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这就在许多地方把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分子弄得灰溜溜的。 + +　　大量削减基本建设投资，对于许多已经开工的工程项目大量下马，以至有些必须继续建设的工程项目，例如大三线建设的某些重大项目，也错误地下马了，而某些应该削减的投资，又没有削减。 + +　　由于我当时过份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作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作法的。 + +　　邓子恢同志在当年二月的一次中央会议上说过安徽“责任田”的好处，我没有加以反驳，这就使他取得合法地位。在这以后，他就在好几处干部会议上鼓吹包产到户。另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提出了分田到户的意见，还有一位中央同志就拟出了三和一少的意见。这些都是由于对国内国际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之后，而提出的直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意见。其中分田到户的意见，我是直接听到过的。我当时没有把他顶回去，这是很错误的。但是我已经感到紧张，感到形势严重，因而急于请求毛主席回北京来。 + +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到夏季的北戴河会议以前，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这些错误，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从毛主席回到北京后，就着手起草“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以后又起草"关于商业工作的决定"，毛主席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形势、矛盾、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讨论，九月又召开了十中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决定，并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中全会公报。这样，才把我这一次犯的错误纠正过来，把当时的局势从根本上扭转过来。 + +　　我在一九六二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性的错误之后，在一九六四年又犯了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的错误。 + +　　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领导制订了“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定"（第一个十条）之后，九月中央的某些同志又拟出了“第二个十条”（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于十一月十四日发出。这“第二个十条”是怎样拟出的，我不知道。最近才知道彭真在“第一个十条”出来后走了七个省，回来向毛主席写了一个报告，“第二个十条”是基本上根据彭真在这个报告中的思想拟出来的。一九六四年夏我觉得“第二个十条”中有些规定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所以作了一些修改，在九月十八日发出修正草案。 + +　　一九六四年夏，我到河北、华东几个省市，中南各省和云南都讲过话，在北京也讲过话，在这些讲话中，我强调了要各级领导同志到农村去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本来是对的。但是强调得过份，有些绝对化，这就是错误的。此外，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在这时以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的，有的甚至是失败的。对当时各地方许多单位的阶级斗争的严重性估计过份，对干部中犯四不清错误的严重性也估计过份，因而对于当时工农业生产形势好转的原因的某些解释也是错误的。在这些讲话中还说过应当在蹲点、发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摸清情况，才能把情况调查清楚，认为照毛主席以前所说的开调查会的办法不够了，有的时候又说不完全适用了。这在事实上就否认了毛主席所说的开调查会的方法，这是十分错误的，造成极不好的影响。 + +　　在这段时期中，我过份相信王光美同志在一个大队蹲点的经验，让她在几个地方作了介绍，并且向北京的同志推荐听听她的介绍，后来又把她的讲话记录批发到全国，这就给许多同志以极不好的印象。其实，桃园蹲点工作队的做法，在当时就是有一些错误。 + +　　到一九六四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时，我的上述错误并没有改正。我在这次会议上说过，运动的性质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又说是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正如二十三条上所说的，这两种提法，没有说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今天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只能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是同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一九四九年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关于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科学论断相符合的。我正是在这种时候，忘记了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因而不能不走到邪路上去。这就暴露了我一九六四年所犯的错误形式上是“左”的而实际上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实质。我的这次错误，也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二十三条”之后，才纠正的。“二十三条”上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就把打击对象缩小到极少数人身上。 + +　　由于我在过去历史上犯过一些错误，特别在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四年犯了右倾错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犯了更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 + +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又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回到北京后，由毛主席亲自纠正的。毛主席同中央其他同志讨论后，在七月二十四日决定撤退各学校和一些机关的工作组。随后，召集了有各地方负责同志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八月一日召开党中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八届十一中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和公报，在全会后期，讨论了关于我的错误问题，对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新的选举，全会一致决定：由把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最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最好的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第一位助手和毛主席的接班人。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一些改变，是完全必要的，对全党全国有极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世界革命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完全拥护党的十一中全会决定和公报以及对中央组织上的变动。林彪同志在各方面都比我高明得多，党内其他许多同志也远比我高明。我对十一中全会和毛主席的一切决定，决心严格遵守，决心遵守一个党员所应当遵守的纪律，决不在任何人的面前搞两面派。 + +　　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原因是： + +　　一、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以及如何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方法。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全达到十六条决定上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项任务，就必须认真走群众路线，广泛和深入地发动群众，提倡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而当时我们的作法实际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派工作组去包办代替群众的革命行动，怕乱、怕大民主、怕群众起来造我们的反、怕反革命分子上台。 + +　　二、错误地估计了当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把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出现的正常现象和运动中不可避免的一些缺点，看成是“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的“逆流”，因而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这就势必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路线。 + +　　三、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过来，还存在着许多唯心的、形而上学的观点，因而在观察问题和处理的时候，就常常站不稳立场，有的时候就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在工作中又表现有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态度。 + +　　四、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和掌握毛泽东思想，不能在工作和斗争中正确地运用毛泽东思想，没有到实践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毛主席请示和报告又不够，有的时候就在实际上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对一些同志提出的正确的意见没有接受，相反，听取了许多不正确的意见。 + +　　这是我现在对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理解。这种理解当然还是不深刻不全面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去理解它。我决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林彪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力求在今后为党为人民作一些有益的工作。 + +　　这是我的检讨。请同志们批评、给我以帮助，并且清除我所犯的路线错误的影响。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 来源： + +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第690-693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3.txt b/CCRD/0/8/2/00004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277f3f5f5930eb1588fe62337137d14be76bd48 --- /dev/null +++ b/CCRD/0/8/2/000043.txt @@ -0,0 +1,73 @@ +# 李雪峰在北大的检查提纲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 +　　欢迎你们对我的揭发、批判。揭发的好，我衷心地感谢！ + +　　我今天来新北大，是向大家请罪、认错的。也是来同大家一起造反的。 + +　　市委在六、七月间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北大工作组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市委有责任，我有更多的责任。 + +　　目前，新北大以及全市的广大红卫兵战士，广大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正向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市委在前一段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市委对于广大群众这种革命的英雄行为，表示最坚决的支持，对市委的批判，表示最最热烈的欢迎。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前一个时候虽然作过检查，但是当时思想还没有完全想通，还没有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转过来，因此，认识是很不深刻的，检查是很不彻底的。我决心在红卫兵战士、革命师生的批判、帮助下，同你们站在一起，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闹革命，彻底革自己的命，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 + +　　我决不辜负大家满腔热忱的忠告，不使错误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不符合人民的利益。”“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一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对待自己的错误，纠正自己的错误。 + +　　前几天，我在师大和工人体育场作了检查以后，同学们又贴了很多大字报，进一步批判了我的错误，说我的检查还是很不深刻。有的红卫兵说我的检查不象话，质问我：“为什么你们这些老干部，过不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就是不了解我们，不了解群众，不相信我们，不相信群众，不了解毛泽东时代的青年，不了解毛泽东时代的群众，我们一造反，你们就怕革你们的命，你们就从阴暗面去看，就从坏人破坏上去想，把左派造反当成右派翻天。我们对毛主席、对党有无法形容的感情，谁要是反党反毛主席，他一露头，我们就会抓住他，用不着你们那么担心。正因为你们不相信我们，就同我们站到对立的方面。”红卫兵的话，打中了我的要害。使我深深地感到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也必须依靠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让群众大揭发、大批判，不怕矫枉过正。 + +　　市委前一段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就是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群众，“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们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对这场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大革命，很不理解。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迷信工作组，包办代替，总是想让群众按我们的旧章法、老框框、过时的经验行事，不了解革命群众的思想、感情。没有同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没有支持革命群众的大造反、大民主；没有鼓励革命群众大揭露、大批判。对于革命群众的新创造以及他们创立的新秩序、新形势，感到突然，不知所措。开始就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后来，逐渐从落在群众的后面，发展到站在群众的对面。当群众冲破我们的框框，赶走工作组，反对我们，不按我们的错误轨道行走时，我们就轻信了一些错误的反映，认为这是有坏人在背后操纵，于是就限制群众、压制群众，最后在若干单位就发展到围剿革命派，打击革命群众，这样就铸成大错。 + +　　在犯错误的这一段时期内，我们始终没有信任群众，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我五月二十五日在你们这里的讲话，就是这种思想的一次大暴露。当时，批判“三家村”正在高潮，群众要求进一步转向本单位的斗争，文化革命的大风暴一触即发，斗争正要全面展开，可是我们不相信群众自己可以闹好革命，总想让群众按照我们主观设想的所谓“有领导、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开展运动”，“先整司令部”，“稳住基层”，所以下面一动，我们就怕乱了部署。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下，当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七同志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后，我急急忙忙来到北大，对这样一个北京巴黎公社伟大宣言，没有说一句支持和赞扬的话，却在所谓“不讲内容，只讲贴的方式”的讲话中，用各种理由，想说服大家，按我们的主观设想办事，说什么“内外有别”，“北大有很多外国人，搞不好，客观上就给我们党和国家脸上抹黑”。说什么“不要开全校声讨大会，出点问题，外国人一照象、一报道，就不好了。”说什么“不要发通电表示拥护党中央，这样外国人可能会产生一种印象，好象我们国家摇摇欲坠”。甚至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用组织纪律来约束大家。总之怕乱，怕上街，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造谣污蔑。这篇讲话是给革命群众大泼冷水，而且被陆平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钻了空子，他们向聂元梓等革命师生进行了反革命的反扑。对这样严重的错误，我很长时间不觉悟，曾经还辩解说，“我没有反对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只是讲了个贴的地方问题，是技术问题。”其实，就是怕群众造反，不让群众起来革命。 + +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大大地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北大的革命师生和全市的广大群众象火山爆发似的起来了。这时，我们本来应该紧跟毛主席的思想，认真研究、深刻领会毛主席批示公布这张大字报的伟大战略意图，彻底检查，纠正我们六月一日以前的错误指导思想，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没有真正领会毛主席的思想，还是不相信群众，“怕”字当头，害怕群众革命造反的“乱”。同毛主席公布大字报的精神相违背，急急忙忙地筹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部委、各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地进入各个单位。北大工作组是全市首先派出的第一个工作组。市委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的组成，也反映了不相信群众，按级别、资历等老框框办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象对聂元梓同志这样的革命左派，长时间没有吸收他参加领导小组。相反的却错用了张承先等人。张承先当时正在北京开会，已经决定调到高教部工作，从印象出发，便让他到北大担任了工作组长。 + +　　（在筹派工作组的同时，即在六月三、四日，我们在接连召开的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的会议上，错误地讲了八条政策，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这也是违背毛主席公布这张大字报精神的，也是不相信群众的一个表现。） + +　　（当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实际上都代行了党委的职权。在市委不相信群众、害怕革命造反的指导思想下，许多工作组规定了一套清规戒律压制群众，硬要广大群众按我们的规定行事，这就违反革命群众的意志、违背群众运动的规律。这样，工作组就站在与群众对立的立场上去了。这种做法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就在这个前后，我们曾经错误地强调“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工作组是代表党的”；有些工作组就进而提出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口号，对反对他们给他们贴大字报的群众，就扣上这些罪名，甚至冒犯工作组的规章，突破工作组的框框，也被扣上这种罪名。在北大就出现了“六·一八”事件，工作组把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当成了反革命事件，扼杀了北大广大革命师生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我对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为什么不调查、不研究、不听取群众的呼声，就轻率地相信了呢？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因为我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在作怪。） + +　　“六．一八”事件以后，在六月底、七月上旬发现北大的运动冷冷清清，有的系人人过关作检查，班与班、系与系之间不准往来，不让外校到北大串连，等等。同时，还从其它单位发现，工作组同群众对立的情况有了发展，一度全市五十几所大专院校中，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是，还没觉悟到派工作组的本身是错误的，总觉得离了工作组不行。七月中旬当北大革命师生起来揭发、批判工作组的错误时，虽然开始一般支持了群众的批评，并要张承先连续作了三次检查，但是，到了七月二十日前后，群众进一步要罢张承先的官、要赶工作组，就又错误地提出了“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工作组是革命的工具”，“从拥护的愿望出发去批评工作组”，等等，还在那里保护工作组，实际上袒护张承先，打击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在此期间，对提出撤出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不能理解，反而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还没有觉悟到自己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 +　　在六月中、下旬，我们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典型表现，使我们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愈陷愈深。在六月二十日前后，工作组与群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我们相信工作组，不相信群众，对这个矛盾的性质，作了颠倒黑白的判断，认为反对工作组的革命行动，是右派学生在争夺领导权。这个思想，集中反映在我六月二十三日在市委工作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错误地强调了运动出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各种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点总动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因而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和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在这个讲话中，还错误的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问题，《北京日报》在六月三十日还发表了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论。在这个讲话传达以后，结果，就在全市范围内，出现了更多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师生受到残酷迫害，或逼写检讨，或被无情斗争，或受人格侮辱，或失去人身自由，或被打成反革命，严重打击了一批敢闯、敢干的革命积极分子。这是令人十分痛心的事。从这里使我深深感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何其毒也，这是沉痛的教训，我有严重的责任。我在这里再一次向北大和全市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革命师生，赔礼道歉，一定彻底给他们平反，销毁有关的档案。让我们高呼：坚决彻底打倒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 +　　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在犯错误的期间，放松了对各个单位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例如，在六月间市委召开的工作会议，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前市委委员会这个已经烂掉的司令部，要彻底解决它的问题，只有依靠广大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起来革命、造反，而我们却撇开广大群众，关起门来开会。这又反映了我们的不相信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参加这个会议的是前市委的委员和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在这些人当中，不少就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很严重错误的人。当一些单位的群众起来要斗争他们的时候，而他们还在市委开会，影响了群众的斗争积极性。当要散会时，我们还笼统的希望参加会议的人，回去后能站起来领导。我六月二十三日在这个会议上的讲话中，还再三动员他们“引火烧身”，说“你站出来检查，工作组给你帮忙”，“可以晚几天回去”，等等。在此期间，北大五十来天，也没有斗争陆平、彭珮云等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 +　　在六月下旬，还错误地让张承先以及工交系统等几个工作组，在华北局工作会议上介绍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经验。另外，在犯错误期间还向中央反映了一些错误的情况，提出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 +　　总之，市委前一段文化大革命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还自鸣得意，不懂自以为懂，悲剧就在这里。 + +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这样严重的错误，归根到底，就是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伟大的政治斗争中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要“敢”字当头，要有革命造反精神。而我们却是“怕”字当字当头，怕出乱子，怕打乱旧秩序，怕炮轰司令部，总之一句话，怕革命，怕革命革到自己的头上。所以对习惯势力、习惯观点，旧思想、旧框框，仍然具有浓厚的保守感情，舍不得与之决裂。这就必然和革命群众敢闯、敢干、敢斗、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尖锐的对立，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就毫无奇怪了。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而我们却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而我们却是当老爷，以领导者自居，高高在上，不真正了解革命群众的思想、感情，习惯于包办代替，不放手发动群众，以至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运动中，发展到同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压制群众，镇压群众，在我们灵魂深处，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我们在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把自己摆进去，对改造自己的灵魂缺乏思想准备。 + +　　当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纠正了我们的错误，扭转运动的方向之后，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又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了。广大革命群众，生龙活虎地发扬了革命的首创精神，不仅创造了文化革命革命委员会这种新的组织形式，而且创造了红卫兵等富有非常战斗性的革命组织，红色的革命小将们敢闯、敢干、敢革命、大破四旧，大立四新，从学校的斗批改，进到社会上的斗批改，创建了伟大的功勋，北京的革命师生到全国进行革命的大串连，外地的革命师生也上北京来交流经验，首都充满崭新的革命的景象。 + +　　十六条公布以后，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纲领，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根据林彪同志的几次重要讲话的精神，市委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在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又犯了严重的错误，例如： + +　　正当十六条决定公布之后，文化大革命掀起新的高潮的时候，市委曾经错误地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在工人体育场召开了有七万人参加的斗几个小流氓的大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这说明了我们的思想还是没有彻底解放，仍然是“怕”字当头，遇到这样的事情，就惊慌失措，生怕出“乱子”，结果适得其反。 + +　　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新市委清算自己的错误，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总怕引起学生斗学生，束手束脚，因而做得很不得力，很不彻底。同学们在这个问题上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完全接受，批评得对，批评得好。工作组撤退时，有一部分工作组没有检查或者没有很好的检查，因而工作组虽然已经撤了，但其影响并未肃清，受打击迫害的革命师生没有给他们彻底平反。而对于过去受错误路线影响的部分同学，也没有下很大的力量，采取适当的方式，帮助他们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清除两派同学之间的原则分歧。 + +　　同志们、同学们： + +　　在当前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这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这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我代表市委，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衷心欢迎全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红卫兵战士、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继续向市委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彻底的揭发，彻底的批判，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肃清。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我们一定按毛主席的教导，坚决改正错误，决不蒙混过关，坐失时机，一定要从文化大革命中起死回生，一定坚定地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让我们高呼：坚决地、彻底地执行十六条，捍卫十六条！ + +　　坚决地、彻底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周良宵、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一《十年文革前期(65.11－69.4)系年录》，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4.txt b/CCRD/0/8/2/00004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6ae8dba47318c1105d62f19b201e4b05229db2f --- /dev/null +++ b/CCRD/0/8/2/000044.txt @@ -0,0 +1,73 @@ +# 贾启允在贵阳市革命群众大会上的检讨 + +　　【原題為：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路彻底决裂——贾启允同志在贵阳市革命群众大会上的检讨】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 +　　我们省委从六月初到现在的无产阶叙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直执行了一条资产阶极的反动路线,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挫伤了革命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革命积极性,给党、给人民、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 +　　我是省委第一书记,又担任省文革小组组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许多重大实际问题,都是我直接处理的。因此,对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我个人不但在领导上要负最主要的责任,而且,对许多具体工作中的错误,也要负直接的责任。 + +　　我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特别是有罪于被斗被整的学生、工人和受到错批错斗的革命干部。我们对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虽然向全市人民作过几次检查,但都是很不深刻的。最近,我参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受到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耐心教育。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谆谆教导和贵阳市革命群众的严格的揭发和批钊,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了所犯错误性质的严重性,也给了我们改正错误的很大勇气和力量。因此,今天开这个大会,再一次以十分沉重的心情,向全市人民和革命群众检查交代我们的错误,负荆请罪,恳切地要求到会的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和全市革命群众,严厉地批评我,教育我,鞭策我。 + +　　我们的错误集中地表现在对待“六.六” (或者叫做“六.八” )、“八.三一”和“九.五”几个革命事件上,表现在对待革命群众的立场、态度问题上。 + +　　今年六月初,在批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分子汪小川的斗争中,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资产阶级的思想观点看问题,对当时运动的情况作了十分错误的判断,以致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把一些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当作“反革命逆流”进行了反击。 + +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我们在工作中曾经作了一些非常错误的事情： + +　　六月六日在《贵州日报》发表《坚决拔掉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旗》和《彻底揭露汪小川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的批判文章和材料后,在全省范围内立即掀起了群众性的揭发斗争高潮。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积极地投入了批判汪小川的斗争,并向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发起了猛烈进攻。七日晚,一部分革命师生、工人和革命干部走上街头,给《贵州日报》和省委贴大字报,对批判汪小川的文章和省委批判汪小川问题,提出怀疑、质问和批评。带头揭发、批评省委和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错误和问题。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出现了一个大民主的革命行动,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好革命形势。而我们当时却被这种刚刚出现的群众大民主行动和革命首创精神，吓得惊惶失措,采取了压制群众革命行动的极端错误的措施。 + +　　六月八日早晨,我首先向省委办公厅党总支的几个同志,布置了对省委办公大楼内出现的一些批评、质问《贵州日报》社的革命大字报进行“反击”。下午两点半钟,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并作出了组织“反击”的决定后,由我在当时正在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进行“反击”的动员报告。从八日晚上起,省、市各机关都先后布置并开展了“反击”活动。 + +　　六月九日，我以省文革小组的名义,印发了《贵州日报》总编室整理的一篇情况反映。把到贵州日报社贴大字报的革命学生,指责为“反动的学生”。 + +　　六月十一日,又在省委宣传部刊物《贵州文教战线》上,刊登了省文革办公室整理的一篇贵阳师范学院"六六反革命事件"的材料。同时,我们决定,对省委工交政治部四位给《贵州日报》和省委贴大字报、对批判汪小川的文章提出质问和批评的革命干部,由省公安厅拘留反省。 + +　　由于我们采取上述这些错误的措施,因而在一些学校、工厂、机关中,把一些革命师生、工人和革命干部,当成“反革命”或者“反革命的呼应者”进行批判、斗争。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种,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造成了学生斗争学生,群众斗争群众的严重错误。使一些革命师生、工人和革命干部遭到打击、斗争,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有的人被关押起来,受了很大委屈；甚至造成个别人被迫自杀。严重地压制了民主,打击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 +　　我们所犯错误的性质和后果是极其严重的,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从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以后掀起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压了下去,使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伟大革命遭到很大挫折。对此,我们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有罪于党, 有罪于人民,特别是有罪于被斗、被整的学生、工人和受到错批、错斗的革命干部。我再一次向遭到打击、斗争,受了委屈的同志赔礼道歉,向党向人民请罪。 + +　　更为严重的错误是,我虽然参加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听到了毛主席当面的教导,但是对于会议的精神并设有真正理解,资产阶级立场没有真正转变,因此,不仅对六月份的严重错误,没有认识,没有觉悟,没有在实际工作中加以纠正,而且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高潮中,在一系列的问题上,继续犯了路线的错误,以致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邪路上去了。 + +　　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十六条》的公布,红卫兵的建立,全国学生革命大串连的开始,特别是八月十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首都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特别是革命青少年的革命积极性。他们冲破一切阻力,克服各种困难,把无产阶毅文化大革命更加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红卫兵和其他青少年的革命组织,象雨后春笋一样地发展起来。他们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出现了新的形势,新的高潮。 + +　　在这样一个新的革命形势、新的革命高潮和群众的革命行动面前,我们对待红卫兵的革命串连、大民主的革命行动,却产生了许多错误的认识,具体工作中犯了一系列错误。 + +　　对南下串连队的看法,总是怕字当头。怕学生的革命行动,怕出乱子,怕打乱我们工作中的旧秩序、旧框框、旧习惯、旧作风。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还总想按原来的习惯办法,按照自己的意图自上而下地搞运动。要群众按照我们自己规定的条条框框走路。八月底,北京和全国各地革命学生到贵阳,和贵阳市革命师生一串连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新高潮就迅速展开。我们原来的工作安排,旧的工作作风,已经与这种新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了。群众的革命行动首先冲击了旧的工作秩序：正在召开的县书会议中途停止了,省级机关的斗、批、改停下来了,省市委机关的工作常规被打乱了。学生的革命行动,把我们的官僚机构、官僚作风冲击得七零八落,这本来是个大好事。我们应当依靠这个革命力量,用"炮打司合部"这个革命口号,放手发动群众,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狠狠地、彻底地打击我们领导机关中的旧势力、旧思想、旧习惯、旧作风。但是,我们设有这样做。反而觉得形势发展得很突然, 工作不好做了。对学生的革命行动看不惯,产生了抵触情绪,同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抵触起来,也就不能以积极的态度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引火烧身,领导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处处防范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我们从一开始就站在了革命学生的对立方面了。八月下旬,因为不断受到一些地方流血事件传说的影晌,南下同学到贵阳之前,我们就误认为他们是找岔子、出乱子的,有戒备思想；南下同学来到之后,虽然在口头上也一再强调全国学生大串连的政治意义,并发出了一个通知,说对南下串连队的态度问题,就是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把他们革命行动中发生的一些小的枝节问题,非本质问题,扩大化了,轻信了对他们的一些流言蜚语。对于流传的一些污蔑南下串连队的传单宣传品,我们也没有及时进行教育和纠正,以致曾经影响了南下串连队的革命声誉,这也是我们应当负责任的。实际上,这就是没有看到他们的主流和革命的大方向。因此,对革命学生的一些革命口号、革命行动,不仅没有支持,反而"庸人自扰",自己害怕起来。而且。怕得很古怪，回避不敢见他们的面,一见面就紧张起来。 + +　　八月三十一日,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干部二百余人,到《贵州日报》社提意见,这本来是革命的行动。但由于“六?八事件”的错误还没有纠正,革命群众给《贵州日报》贴大字报被打成反革命的恶劣影响还未消除,以致又继续发生了机关干部和市民群众围攻他们的严重事件。对于这一严重错误,我们当时不但没有正确认识,严肃对待,切实地加以处理,而且事后对他们反而进行了一些反宣传。我们曾经批准《贵州日报》编印了《所谓“八?三一事件”真相》这一错误的宣传品，影响了地化所同志的名誉,起了很不好的作用。应当再一次肯定,地化所的革命同志表现是很好的,是真正无所畏惧的革命战士。 + +　　在害怕群众的思想指导下,于九月二日,曾经错误地把南下串连队和本市部分同学批评省委的四张大字报,印发到各机关和学校讨论。在印发时,虽然我们没有加上任何按语,不用说明,印发这几张大字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大家讨论和批判的。这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做法,要下面的干部、学生进行讨论批判,为自己辩护,而自己对这一错误行为又不准备负责任。这是很错误的做法。在这同一时候，省委又发出了一个通知,要各单位立即组织机关干部、工人、学生以及街道居民上街宣传《十六条》、林彪同志的讲话和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并提出纠正当时在街上出现的“保卫省委”的口号。为什么要强调在这个时候来宣传呢?十分明显,实际就是借宣传《十六条》,组织群众同提出炮轰省、市委的革命同学和革命大字报进行辩论,抵制他们的革命行动。所以,当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干部和学生、学生和学生之间相互辩论和相互对立的紧张情绪,以致以后又发展成为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 + +　　但是,红卫兵战士们和广大的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在这种压制群众革命行动的错误面前,毫不退缩,反而更加激起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热情,更加猛烈地行动起来,对省、市委进行了更有力的冲击。九月五日,南下串连队的革命学生同地化所部分干部,到省委办公大楼面前开控诉大会,揭发我们自“六六”以来,压制革命群众运动的错误,并且要我出来当面接见和答复。而我当时却没有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没有执行十六条决定,不是"敢"字当头,挺身而出,到大会上、到群众中听取广大革命学生的批评意见,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而是“怕”字当头,迥避了起来,不敢见群众。这些青年学生,都是最坚决、最好的革命闯将,是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新的一代。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精神非常可贵。为什么要怕他们?实际是以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来对待革命群众,拒绝他们的批评和监督。对于红卫兵、革命学生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搞大民主的革命行动,我们却误认为是"闹事",在我们这种思想观点影响下,以致有些干部还把他们的革命行动看成是“匈牙利事件”。这就必然在九月五日那天,产生了依靠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来为自己辩护,甚至组织一些工人、学生为自己解围的错误。 + +　　九月五日,省委虽然没有布置各机关、厂矿、学校来为省委解围，但是因为有九月二日通知学生、工人和干部上街宣传十六条,而引起了的群众之间的紧张对立情绪。九月五日又通知省级部分机关干部上街宣传十六条,加上有些部门如市委第一工交政治部等,组织了部分厂矿的工人到省委解围,一些革命群众受了我们的蒙蔽,出于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关怀,也自动前来支援省委。我们当时对他们的到来,没有及早坚决制止,直到工人群众越来越多,纷纷涌向省委大楼,情况十分紧张时,才立即派出干部到各街头路口,拦截劝阻,使大批工人没有到大楼来。这里,我要特别检讨的是：当时还利用一部分工人群众对地化所同志的不满情绪,错误地要前往劝阻的干部,指使一部分工人不要都涌挤到省委大楼去辩论,可以到地化所去贴大字报。以致引起了九月六日晚上有些工人到地化所去围攻和斗争地化所干部的严重情况。这也是应当由我负直接责任的。 + +　　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从九月六日清晨到七日发展成为全市范围内的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事件。这是我们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恶果。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过程中,我们所犯上述一系列的错误和造成的恶果,都是极其严重的。之所以犯这样重大的错误,最主要的是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全国学生大串连的伟大政治意义都很不理解,总是“怕”字当头,怕群众,怕革命,怕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革命革到了自己的头上,触及到自己的灵魂,便惊惶得难以自主,便和群众对立了起来。因此,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待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犯了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是根本性质的错误。从根本上错了,就是立场站错了。立场错了,观点错了,观察问题的方法也就错了,工作中所采取的措施、方法也都错了。 + +　　对待错误的态度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区别改正错误或坚持错误的标志,是对群众的态度,是敢不敢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错误路线。但是,我们长期不敢正视我们的错误。一方面感到错误很严重,但又躲躲闪闪,总不敢提到方向路线错误这个"纲"上来。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多次批评我们,向我们进行斗争,鞭策督促我们改正错误,但我们抵触很大。实践证明:认识错误,自觉地纠正错误,是一个严重的思想斗争过程,是不容易的。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前,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还在不断说错话,作错事。只有毛主席的教导和革命群众、红卫兵战士的监督,经过自己的严重思想斗争,立场改变过来了,才能真正地觉悟过来,认识和改正错误。 + +　　现在,我决心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到群众中去,虚心地诚恳地听取群众的批评;进一步公开检讨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同革命群众一起,共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坚决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 + +　　当前,纠正错误的一个最紧迫的措施是各学校、厂矿、企业和机关的党组织一定要严格按照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击、斗争和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的同志,一律认真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前天(十一月三日)省委发了一个坚决进行平反工作的紧急通知,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党组织必须坚决贯彻执行,决不允许阳奉阴违,决不允许以任何借口不进行这个工作。这是愿不愿改正错误、能不能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的一个重要标志。 + +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一点：对于一时不明真象受到我们错误路线影晌的蒙蔽和毒害的群众,不要批评和责怪他们。这是我们的错误,应当由我们负责。对于在省委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工作中犯了错误的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组同志,也不要过多地责备他们,他们的错误主要应当由我们负责。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我热忱地欢迎广大革命群众“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热忱地欢迎大家彻底揭发和批判我们省委，首先是我个人的错误。只有彻底地破,彻底揭发批判我们所犯的反动路线错误,才能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我们一定坚定地站在彻底革命派一边,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一切愿意革命的同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我今天的检讨还是初步的,很不全面,很不深刻。省委正在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检查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所犯的错误,并准备根据这次三干会议和广大革命群众的进一步揭发、批判,再作深入检讨。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來源：鄧振新：《貴州文革實錄》，香港：中國國際文藝出版社，2012.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5.txt b/CCRD/0/8/2/00004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33051c153fc14bfbfe820791888605143160739 --- /dev/null +++ b/CCRD/0/8/2/000045.txt @@ -0,0 +1,39 @@ +# 工交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以来初步暴露出的一些問题 + +　　<中共合肥市委工交政治部、編> + +　　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开展以来，在工交企业中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 一、有的人对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不满，有的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辩护。 + +　　交通局四大队調度員李明才（解放前开酱园，有房子出租，現在还拿定息）說：“你们一天到晚搞文化大革命，搞突出政治，生产搞不好，工資发不出，飯吃不上，再搞也不行”。局里开声討大会，指导員通知他开会，他也不去。房产局东风合作社技术員吳志胜（国民党員、伪军官）看別人写批判邓拓的稿子时说：“你们想駁也是駁不倒的”。新丽服装社工人葛明年（家庭富农成分），在文化大革命学习中，从不发言，問他为什么，他說：“我就不发言，你们发言都是空話，是騙人的假話。” + +　　合肥农药厂资方付厂长朱叔时看过批判吴晗的文章說：“海瑞骂皇帝是骂过的，这是事实。”合肥鋼厂废鋼站刘士海（资本家出身），別人叫他写稿批判邓拓，他說：“我不写，邓拓没有錯誤”。前进车辆社工人窦訓奇（伪中校团长）說：“邓拓他们写文章是受了旧意識影响，用了古人的話言，不一定是反党的”。机械修配厂工人张成义（伪警察）說：“突出政治，什么问题都出来了，不能分析，一分析什么都有毛病，《兵临城下》放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問题，現在就有問题了”。合肥仪表厂技术員彭兆林（大学生，家庭地主，舅父伪軍官）說：“姚文元文章里面有問题，吳晗的借古諷今，并不像姚文元分析那么严重”。科里有人提出不同看法，彭兆林还拍桌子。最近市里放映批判电影，他说：“既然有毒为什么还組織大家看，这样不是叫人家中毒嗎？我是搞技术工作的，不管它有毒无毒，只要能消遣就行”。他看了《抓壮丁》的电影说：“地主不完全是坏的，也有好地主”。又说：“人人都有資产阶级思想，雷鋒、王杰也有，雷鋒不是穿一件皮夹克去照相嗎。”供电局螺蛳崗变电所工人郭新志說：“現在都批判邓拓坏，这个事情比如一个领导干部要讲那个好，那个就是好，讲那个坏，那个就是坏”。 + +## 二、有的坏人造谣污蔑，散布反动言论。 + +　　长征制鞋社採购員张明雄（家庭商人成分，本人独立劳动者，国民党员，工作一贯表现不好）说：“全世界都拥护马列主义，我们中国就添个毛泽东思想，世界上反对毛泽东思想，坏就坏在毛泽东思想上”。供电局螺蛳岗变电所工人郭新志在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說：“女同志不生孩子，通过学毛著能生孩子，那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合肥机具厂技术員童家桃（家庭地主，父亲伪保长）說：“彭真坐了十八年牢，毛主席对他評价很高，怎么他也出了問题”。交通局四大队四中队工人童宗发（退伍军人，60年在蛋品厂因偷东西被开除有投机倒把行为）說：“邓拓、吳晗、廖沫沙不都是在北京嗎，靠党中央这样近，怎么还出問题，主要是党中央没搞好。上次美国飞机在云南上空打下我机，也是党中央没搞好”。房管所会計張子群（曾任国民党部队会計，解放过来的）说：“彭德怀反党没公开讲，这次反党头子肯定是彭真，为什么不公开讲，是家丑不可外扬。彭真在布加勒斯特会上第一个起来面对面同赫魯晓夫斗，我们对他很信任，这次搞了个反党，出了修正主义。主席讲，敌中有我，我中有敌，以彭真来看，对什么人都不能信任，对最大的干部也不能信任”。新肥印刷厂会計張莲芳在探购員刘喜才說，中央是正确的，不然就是几千几万人被杀的问题时说：“不会的，现在要变是中央变，只要你服从他，就不会被杀”。市建公司临时工李应奎（劳改释放的右派分子），工人叫他帮助貼标語，他說：“我不干，突出政治狗皮膏药到处貼”。皖安机械厂黄汉芹（右派分子）听到改組北京市委的消息时，他把拳头比划一下說：“我準备干一下子，就要进监獄了”。 + +## 三、初步揭发了一些人的问题。 + +　　农机二厂工会文娱干事吳启华（家庭地主，本人流亡学生，58年划右派时准备划右派的，四清中发現有贪污，乱搞男女关系），因工会主席身体不好，工会工作大部分是吳負責的。厂里最近把吳启华負責的自六二年以来演出的150多个节目检查了一下（具体内容正在审查），发現过去古装戏演的不少，其中有一个話剧《我錯了》中有一个场面是貧农向地主叩头，歪曲了貧农形象，这出戏还得到了市工会奖状。还有的是西洋魔术，内容很不健康，有“美人头”等。模型厂工人葉福德（父亲是伪职員，劳改过）从53年到64年7月，先后写了十三本反动日记和反动詩，計有几千篇，内容极端反动。如在六 一年写的一首污蔑（按：原文初稿是“描述”）农村情形的反动诗中写道：“群村难見升青烟，百里荒野少人影，偶有野兔窜坟隐，群鴉爭口暴日尸。村边不见农家 乐，池水映照消树影，縱有空屋殘墙留，野草横生见景寒。鸡鴨不见犬无吠，偶有老者倚仗行，疑視百日現鬼影，少壮鸡鴨皆死尽，唯有老幼死日近，常夜时聞哭丧 声。昔年粮田成坟山，荒草丛中藏尸乱，尸腐脏散草木腥，更悲有尸无人收。君从不見如惨景，荒野千里万人骨，旭日夕阳乾坤深，日夜不断鬼哭声”。群众要求对他进行批判。 + +　　砂輪厂职工揭发工人談德保（家庭地主）在64年国庆节画黑板报刊头时，将天安門画成像土地庙一样，三面紅旗只画两面。工人楊德貞（家庭地主，过去曾貪污，下放当工人）在同一版上写詩，说解放軍“战无胜，攻无克”。 + +　　合肥机具厂汽車修理工謝宣华（坏分子，家庭資产阶级，1944年冬季参加伪“皖南汪村特务訓练班”受訓一个多月，47年 在上海与李妙寿等人組織反动义务警察），在小組会上和写稿中，借批判邓拓之名，为自己政治历史问题和家庭辩护，散布反动言論，他說：“我父亲也是受苦出 身，为資本家效劳，旧社会誰不想发財当地主呢，不过有的人想当当不上就是，‘人为財死，鳥为食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在父亲开的汽車行里开車子，每天四点钟起来，干到晚上十二点，我谢宣华没享到一点資产阶级的福，却掛着一个資产阶级家庭出身。58年关我謝宣华警閉，枪口对着我，上厕所也有人跟着，通过学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我知道我謝宣华並不算敌人”。职工听到他的这些言論后，貼大字报对其进行了批判，謝不滿，六月四日晚扬言說：“我要革命，別人不准我革命”。在六月五日早晨四时逃跑，五日又跑回厂。 + +　　合肥无线电厂职工揭发原供销科付科长齐参（伪軍付营长）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論，他说：“我们不能說話，只有党員才能說話，我们有职无权”，他又对其他人说：“你工作再积极再好，也没有用，都要下放。”又說：“美国失业工人也比我们生活好，美国有个炼油厂，自动控制，小偷一来就知道，我们国家根本造不出来，工人大老粗笨得要死”。在这次文化大革命学习会上，他说：“孔子是最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現在也是这样”。四号以来，职工貼出了四十八張大字报揭发批判齐参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 + +## 四、有的反坏分子写反动标语。 + +　　安紡总厂五月初在生活区（厂大門对面）平四厕所門框上发現有用粉笔写的“打倒毛主席”的反动标語。没过几天，又在这厕所发現同样内容的反动标捂（字大一点）。五月上旬在生活区发现有九张登载毛主席接见谢胡同志照片的报纸，都把照片上头部剪掉，散在地上。 + +　　江淮化肥厂六月二日发现：五月十四日化校写的大字报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被人把毛泽东的东字上半部“车”抹掉，成为“八”字。 + +　　合肥钢厂反映耐火车間工人刘定炎（团员），因为过去没升上级，心怀不满，四月底在耐火砖上写“血书一封，抗議示威，上訴请愿，坚决到底，死不瞑目”。 + +　　电机厂一个职工化名朱丽亚，两次发信（一次从芦桥发，一次从合肥发）去香港，要求“接受任务”。正在追查。 + +　　另外，还有的有问题的人企图翻案。市建公司财务科会計王永源（历史反革命分子）最近提出申诉，企图翻案。搪瓷厂工人张华林（家庭地主，父亲张杰当过国民党专員，解放后任省农业厅付厅长，62年划右派自杀）在六月三日学习会上说：“我父亲犯什么错误，我不晓得，他在国民党时当专員，因勾心斗角看不惯回家。对农民还不错，我作为一个家属，要求搞清楚”。 + +　　来源：合肥市档案馆001-04-0098-002； 转载于网络《中共国史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6.txt b/CCRD/0/8/2/00004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abaf4302c60502fcad05dd3b2056222d93d991b --- /dev/null +++ b/CCRD/0/8/2/000046.txt @@ -0,0 +1,23 @@ +# 胡开明二儿子给父亲的一封信 + +　　[胡开明,时任河北省张家口地委第一书记。他于1962年8月8日给毛泽东上书，建议以“三包到组的生产责任制”解决农村粮荒问题，但遭到毛的批判。文革中他反对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刘子厚，而他的儿子和他不同观点。这是他儿子给他的信。] + +　　（胡开明：） + +　　今天正好在家看到你的信，本是不准备给你写信的，但看来不得不写一封了。 + +　　你听到的传言，是谁说的？这是政治陷害，这个人真他妈的浑蛋！刘子厚同志是革命的左派，是搞社会主义的，是和你们这帮作坚决斗争的。我拥护他。即使刘子厚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些错误，领导不力，我有些意见，也是从爱字出发，是为了革命的利益，况且我并没有贴过大字报。要谈打倒，要打倒的是你们那样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不但要打倒，还要叫你们永世不能翻身！ + +　　我是劳动人民养大的，党和毛主席把我抚育大。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我无限热爱党和毛主席，无限热爱社会主义。我要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接班人，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你反社会主义咱们就誓不两立，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要问立场吗，我的立场就是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立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的立场，革命的立场。 + +　　告诉你胡开明，你必须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老老实实向人民低头认罪，好好交代检查。听你的意思是要读什么高干必读的30本书，我看还是老老实实把毛泽东选集好好读一遍吧！对你讲不是读一遍的问题，是读几遍，重点得抄一遍的问题。是真正触及灵魂的问题。读毛选，懂吗？反复读，懂吗？读了毛选，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30本还是叫他靠边站的好。 + +　　你虽然犯了极大的错误，已属不赦，但我仍然希望你能认清罪恶，站到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来。你对你的罪过是否都认清了，我还不清楚。但这决不是简单的事，要敢于革自己的命，对于你们那种上了岁数，以前又是高级干部的人，脑子已经有些僵化，改造将非常不容易，不脱胎换骨的改造是不行的。怎么脱胎换骨呢，唯一的就是学习主席著作，并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 + +　　我8号就和同学一起去南方串联，大概要两个来月时间。冀燕已经走了。 + +　　祝好好改造。 + +　　 XX1966.11.6 + +　　来源： 老鬼《胡开明》. 香港： 新世纪出版社，2014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7.txt b/CCRD/0/8/2/00004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5a7401a45f511b978dd29262e648cddfeacc22 --- /dev/null +++ b/CCRD/0/8/2/000047.txt @@ -0,0 +1,93 @@ +# 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来： 我的检查 + +　　<谭力夫> + +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难道我们还欢迎任何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玷污我们清洁的面貌和侵蚀我们的健全的肌体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 +　　 ──毛泽东 + +　　我叫谭力夫。我在工大一次辩论会上的发言被流传很广，这个发言的基本精神是完全错误的。会上同志们起而批判，批得对！批得对！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毛主席又说：“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我衷心地欢迎革命同志们的批评和批判，并要和大家一道，把这个错误的发言批深、批透。勇敢地承认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积极投入到两条路线斗争中去，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完全、彻底的大胜利奋斗到底！ + +　　我的那次发言，错误很多，有很多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我想就几个主要的问题做个初步的检讨。 + +　　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是坚决把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毛主席的路线针锋相对，反其道而行之，脱离群众，害怕群众，反对群众，甚至镇压群众，对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依了这条错误路线，则会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夭折，断送，半途而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必须认真地，全面地，彻底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 +　　发言的错误，首先在于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了。 + +　　我在学校系的文革小组和学校红卫兵总部都先后作过一段工作，说了一系列错话，作了一系列错事。这个发言，不过是对于错误的一次说明，一次大暴露，它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 +　　我原来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满腔热情，积极投入，但是却很不理解，没有认真地下功夫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地学习文件，特别是十六条，没有认真地钻研党的方针、政策，又带着“四清”的框框，“反右”的框框。我从四清前线回来，一投入运动就陷入事务主义的圈子里，凭感情说话，凭感情做事，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光凭个人的感情，不凭毛泽东思想，就必然要走到邪路上去。 + +　　过去在宋硕黑党委的统治下工大的工农革干子弟受歧视、受压迫、受打击，其程度是很深重的。对这点，我深有体会。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们翻了身，获得了解放。杜万荣同志为首的工作组进校后，我们这些过去的“造反派”变成了“当权派”。当时，我真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翻身的喜悦和痛快。我本来以为工作组是党，是毛主席派来的，我把工作组看成是党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那时我们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之情，都倾注于工作组身上。对工作组的那种朴素的感情，使我没有充分地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更没有认识到派工作组这是一条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路线。 + +　　毛主席说：“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在一条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工作组是再好的同志，也绝难做出什么成绩，不管他作多少事，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为那条错误路线服务，运动的实践业已证明，我校的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包办代替，并且发生了斗群众的现象，压制了群众运动，把运动纳入了按部就班的“正规化”轨道。使我校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变得冷冷清清，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 +　　工作组撤走后，它的错误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和清算，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害怕群众的错误思想并没有走，这就叫做阴魂不散，这个阴魂也附在了我的身上。 + +　　工作组走后，本应对工作组的错误进行彻底批判，以便正确地贯彻执行十六条，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运动走到正路上去，可是，我当时对这些重大的问题都毫无认识。十六条公布后，又没有仔细地学习十六条。当时头脑里有的又不是毛泽东思想，有的是刚刚翻过身来的那种矫枉必须过正的偏激情绪，有的是刚得权又恐失权的紧张心理。这时一部分同志要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先我只是觉得我校工作组不象别的学校是“较好”的工作组。用不着在这个问题上纠缠过长，认为这是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而急于要转向一斗二批三改。后来，要批工作组和要斗黑帮的两种意见尖锐起来了，我就对形势做了完全错误的判断，我“怕”字当头，以为这是一部分出身不好的人迷惑了少数出身好但有个人主义情绪的人，要来“夺权”，要先拿工作组开刀，进而把这批刚当权的工农革干子弟再打下去。错误地把左派造反，当成“右派翻天”。我要为无产阶级“保权”。在这种情况下，就产生了这个辩论会上的发言。 + +　　请允许我在这里，公开向被我骂过的白之琪等同志道歉赔礼，承认错误，向由于“发言”的恶劣效果而受委屈，受压制、受打击的其他同志们道歉赔礼，承认错误；也向被这个错误发生影响而犯错误的那些同志们道歉赔礼，承认错误。 + +　　为什么我竟然会不自觉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可是我的行动，背离了领袖的谆谆教导。正如我在发言中所说，我是工作组的“既得利益者”。只看到工作组“解放”了我们这一批工农革干子弟，却看不到工作组又压制了另一批人，其中还有革命的积极分子，更看不到这是一条违反历史发展前进的，违反最大多数人民的最根本利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迷惑和蒙蔽了一批工农革干子弟，利用他们对毛主席的朴素的阶级感情来为之服务，用新的形式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何其毒也！这次我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我们一个“既得利益”的“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说到底，是多个“私”字，少了“公”字。有了这个东西，势必模糊自己的视听，势必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在紧要关头，就会不自觉地背离伟大毛泽东思想。发展下去，就是“特权”，就会自觉地脱离人民，脱离革命，反对人民，反对革命，镇压人民，镇压革命，这就是修正主义，这就是法西斯！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啊！ + +　　这个发言的另一个重大错误，是发言中所讲的阶级路线，实际上是形“左”而实右的阶级路线，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 +　　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从来都是：一、有成份论，二、不唯成份论，三、重在政治表现。十六条中关于阶级路线也是很清楚。 + +　　可是，我在发言中，仍然坚持“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对联。我那时不认为这副对联是错误的，但是，认为它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并没有把它当政策。我当时觉得矫枉必须过正，对那些出身不好的人，就得讲阶级斗争，“七斗八斗”，斗得他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才可能团结。不如此，则不足以消除修正主义的“重在表现”的遗毒。 + +　　这副对联或类似这副对联的思想都是错误的，它不符合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政策，违反毛泽东思想。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出身好的人，除了毛泽东思想的教育，除了革命家庭给予的好影响，也会受到社会上给予的不好影响，也有四旧的影响；而出身不好的人虽然有他家庭给予的不好影响，可是还有十年来的教育，还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的改造。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有所反映。只讲一个侧面都是不对的。更重要的是，思想是可以改造的，好的可以变坏，坏的可以变好。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对无论什么出身的人，最根本的还是要讲重在政治表现，都要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考验。没有自来红，只有“改造红”，只有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灵魂照红。 + +　　可是，我却认为自己是“自来红”，放松自己的思想改造。对出身好的人就信任；而出身不好的人则不信任。对他们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估计不足，只强调剥削阶级四旧对他们的影响，实质上是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改造人们灵魂的威力估计不足。对这些人，我只强调了斗争，而忽视了团结。甚至更错误地提倡什么“孤立”，好象队伍要“纯洁而又纯洁”。其实是关门主义，是宗派主义，是小圈子主义，是和毛主席“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战略思想背道而驰的，其实是宣扬了唯成份论。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抱有这种小圈子的人们，对于这样一种思想是抵触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希望这些人扩大眼界，真正承认我国有六亿人口，承认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我们的本钱。” + +　　这条形“左”实右的阶级路线，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我的发言“堵”了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志的嘴，“剥夺”了人家的发言权，歧视这部分出身不好的群众，压制了这部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群众，这就在客观上起了动员一部分群众斗争另一部分群众的坏作用。 + +　　现在我深感自己所犯错误是严重的，给党的事业，给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父辈先烈，对不起广大群众。我心里很难过。 + +　　我在革命战火中出生，在革命队伍里成长，是人们用血汗小米喂养我，是党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我，没有党和毛主席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革命战争和革命军队就没有我的一切，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就没有我的一切。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现在，我虽然犯严重的错误，但仍然不忘──毛主席是我心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的命根子，党的事业就是我要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革命到底这条路线就是走定了！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历史的紧要关头，我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我离开了毛主席。说了损害党的利益的话，做了危害党的利益的事！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永远也不会！ + +　　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南其辕而北其辙呢？我不得不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 + +　　过去，我不相信我自己错了，我也不承认我错了。可是十月份，我出去串连了一个月，到外地走走，看看，知道了一些情况，听取了一些意见，同时重新学习了运动以来公布的文件和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摘抄，特别是结合这些实际情况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尤其是“老三篇”。从而，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对自己所犯的错误，特别是有关“发言”的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 +　　现在，我认识到，我犯错误的内在根源，就是我有严重的“自来红”思想，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可是我片面夸大和强调了革命队伍，革命家庭对自己的“影响”，没有看到这些“影响”还不曾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在和工农兵相结合中，在改造自己灵魂的斗争中真正变成自己的血和肉，而是忽略了实践的决定性意义，这就使我不免地要滑到唯心主义泥坑的边缘。 + +　　我错误地以为自己是“天生的造反者”，是“当然”革命接班人，有很大的政治优越感，高人一等，觉得自己已经行了，已打了“红色保票”不会出什么大问题。认为自己主要是学习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而改造主观世界的任务不大；要改造也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不是什么思想意识的问题。毛主席的著作也学，但学得不好，用得更不好，尤其是“老三篇”学得不好，学起来劲头不大，觉得道理都“懂”了，其实很少触及自己的灵魂，放松了自己的思想改造，不抓自己灵魂里的阶级斗争，其结果，是思想防线薄弱，骄傲自大自由散漫等这些资产阶级思想泛滥成灾。我深深体会到林彪同志的指示非常正确：“‘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做到就不容易了。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那一级都要学。学了就要用，搞好思想革命化。” + +　　文化大革命中，我的“自来红”思想有所发展。觉得自己在运动以前就和黑党委斗争，很了不起，以“当然左派”自居。干起工作来搞“一言堂”，不把群众的意见放在眼里，特别是听不进和自己不同的意见，更听不进反对自己的意见，搞“唯观点论”。骄傲自大，狂妄得不行。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毛主席又说：“共产党员决不可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以为自己是什么都好，别人是什么都不好；决不可把自己关在小房子里，自吹自擂，称王称霸。”我却直接违背了领袖的教导。 + +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识错误是很晚的，很困难的。现在我由衷地感激同志们尖锐的批判所给我的帮助。没有这个压力，很难觉悟。 + +　　不管什么“自来红”，什么骄傲自大，什么自由散漫，什么“既得利益”，归根到底，就是一个“私”字，都是私有制的产物，都是剥削阶级的低级趣味，都是四旧。运动以来，我一直是在“整”别人，整学校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整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整“右派”等等，就是没想到要整整自己，就是没有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毛主席的著作，来扫一扫自己头脑里的四旧，在自己思想里灭资兴无，破私立公之大搏斗，来个触及灵魂，就是没有把自己摆到革命对象的地位。很缺乏自我革命的自觉性，要想成为一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要想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要想永不背叛自己的誓言，不进行这么一场改造灵魂的彻底的大革命，是根本不行的。只有丢掉“私”字，学习白求恩同志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才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 +　　这次犯错误给了我沉痛的教训，“自来红”害死人，不改造思想害死人，总之不好好学习毛著害死人。“自来红”否认自己头脑里的阶级斗争，放弃思想改造，结果必然产生修正主义，因此这是反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唯心的思想，反动的思想，使社会倒退的思想，象我这样七年在家里，十七年在学校里，本来就比较脱离工农基本群众，比较脱离劳动，十分缺乏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并且生活优裕，如果再不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不加紧思想改造，那怎么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呢？那怎么会不出修正主义呢？！ + +　　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进行的一种崭新的创造性大革命。它要灭资兴无，破私立公，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改善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就是，党无所畏惧的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政各级领导。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使亿万群众都来关心国家大事，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鼓励群众大胆怀疑，大胆批评，大胆“造反”。不迷信，不盲从，不管他“职位”多高，“权利”多大，只要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那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如此修正主义便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只要修正主义一露头，立刻就会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亿万人民置于死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则不然，它不敢这样做，它反对这样做。它不但将保留下修正主义的祸根，并且无情地打击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残酷地扼杀了群众的首创精神。使党和人民不但不能有效地防止修正主义的产生，并且在修正主义一旦产生后，不能组织有效地反击。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有机可乘，就会阴谋篡党、篡军、篡政，造成修正主义亡党、亡国、千百万人头落地的资本主义大复辟。 + +　　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上，是一场复辟反复辟，颠覆反颠覆，政变反政变，“和平演变”反“和平演变”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是防修，反修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是关系世界革命前途的决战，这是两种命运的殊死决战！ + +　　毛主席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 +　　我虽然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决不灰心丧气，一定牢记毛主席“放下包袱，开动机器”的教导。我还要投入战斗。毛主席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犯错误本身是坏事，但可以使人们得到教训，可以把它变成好事。经过这一下，真正触及了自己的灵魂深处，闹起了大革命，搞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真正开始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真是好得很！ + +　　这个发言的产生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反动思潮的必然产物，必须把它批深批透。对我们这次犯错误的同志，党和毛主席给我们的严厉的批评，正说明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的爱护和关怀。是党和毛主席在解放我们。先触及灵魂，获得解放。如果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把灵魂改造了，则今后就可少犯错误或不犯这种大错误，可以不出修正主义！ + +　　我坚信，在毛泽东思想阳光照耀下，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一定可以改正错误，坚决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更积极地投入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来！ + +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　　· 来源： +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8.txt b/CCRD/0/8/2/00004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5f76b5f6b922c21110ddc2a9a5d64291059bb02 --- /dev/null +++ b/CCRD/0/8/2/000048.txt @@ -0,0 +1,29 @@ +# 常芝青检查 + +## [常芝青，时任《前进报》负责人。] + +　　（同志们：） + +　　我在运动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自我革命精神非常不够，不是“敢”字当头，主动引火烧身，鼓励同志们揭发和批判我在九年来工作中有关立场、观点、政治思想、工作作风上的缺点和错误。二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下，在不少问题上犯了压制民主，打击群众的路线性的错误。 + +　　由于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思想上缺乏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备，解放以后，住到大城市过着“高官厚禄”的生活，长期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几次运动都没有真正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十七年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不是一分为二地看自己，特别是到大公报来，是带着改造别人的指导思想而来的。以改造人者自居，忘记毛主席关于教育人者，首先要受教育的教导。因此，官气、骄气更有了滋长。又由于对于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于必须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彻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和作用，缺乏认识或根本没有认识。错误地自封为左派，自认为“成绩是主要的”，同时又由于对报社革命群众的觉悟和威力估计过低，生怕一下子大乱起来出不了报纸，生怕报纸在运动中犯政治性的大错误，因而在运动一开始就没有把自己首先当作革命的对象，自觉地主动地在群众斗争风浪中，真心诚意的改造自己。相反的，怕字当头，采取躲躲闪闪地错误态度，不愿放下当官做老爷的臭架子，生怕丢了官僚主义的尊严，怕丢了自己的面子，怕触痛自己的灵魂深处，尽管自己口头上也说要在这场大革命中“过社会主义思想关”，炮打司令部阶段，也表示欢迎大家给我贴大字报，但实际上并没有想在这次运动中真正来脱胎换骨，也就是不想革自己的命。存在着很怕群众、怕革命的畏惧心理。 + +　　在怕现状大乱的思想支配下，在处理刘树烈的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九年来对刘树烈一直没有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运动前，受到我的重用，运动初期还打算重用他，建议他参加文化革命小组时，受到编辑部一些同志的反对而作罢，可是并没有引起自己的警惕，还打算在运动中再看看。当运动中群众贴了刘树烈的许多大字报，要求撤销他的职务。依然害怕一撤下来，影响报纸的宣传，想拖一拖好作好代替他的工作的准备。当时一方面准备代替他的人，一方面仍然幻想他能够觉悟起来，幻想他能够转变过来，同大家一起揭发自己和别人的错误。关于准备代替他的人的问题，在七月中旬就同邢银楚、庄怡、徐洪烈、史超书、王华宾同志一起或者分别研究过几次，起先确定用庄怡作代替他的准备，庄怡同志去了，后来又决定邢银楚同志也去。总之，在刘树烈的问题上，充分说明了自己不相信群众、只相信自己；在对刘树烈的斗争中不狠，不力。同时，充分暴露了自己在识别干部，使用干部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错误，我准备在这方面作严格的检查。 + +　　在书厂运动问题上，也犯了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的错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行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路线。首先是对季民同志的一张大字报很反感。认为他身为总支副书记把开展内部运动以前党内掌握的事揭露出去，是很错误的。同时还根据书厂的汇报就认定他这样做，是由于群众对他领导运动有意见，是想把责任推向上级领导，因而就对他采取了不信任的态度。而自己却没有从这件事情上检查我们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不仅如此，更严重的错误，是当情况还没有调查了解清楚，就那样责怪季民同志，并且说了许多伤害同志的话。在研究建立文革小组成员的时候，没有让季民同志参加，这是错误的。特别还应当指出，主张派王淑梅、杨润杰两位同志到书厂建立文革小组，这本身就是路线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我也起了主要作用。这说明了当时自己对书厂党组织的领导同志能不能领导运动发生了动摇。不相信书厂党组织的领导同志，也就是不相信书厂的党员同志，不相信书厂的三百多职工同志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能够自己解放自己，教育自己。当书厂文革小组刚建立，职工群众反对李灿章参加，就又派牛志清同志去。这一错误接着在十六条公布后还没有彻底改正，我又同意了派王柱国同志去书厂帮助那里的领导搞运动。这里顺带讲一下不提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提“声讨”这些口号的问题。五月中旬到月终这个时期，即全国批判“三家村”反革命集团的时期。中央报纸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问题，是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直接指导的首都报纸负责人碰头会上商量决定的，由于新闻单位收到的群众来稿中提出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些新口号，当时大家一致认为暂时在报上不提，关于“声讨”有的报纸标过这样大题目，我报也标过。在一次碰头会上交换意见中，有的提出这个问题，大家认为以不作这样的标题为宜。当向编辑部传达有关中央报纸碰头会上需要传达的这些意见和决定时，也请负责党委工作的肖村同志参加。没有想到有关报纸宣传工作上应掌握的这些东西，肖村同志在党委会上也同其他有关学习问题一并传达了，不问有无必要传达就传达了，这是不对的。这一错误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我的疏忽，当时没有向肖村同志打招呼。 + +　　（同志们，我在运动中间自觉不自觉地压制了民主，打击革命群众的最突出的事件有：） + +　　在报厂所谓小集团问题，当时在大字报上闹得很紧张，作为文革小组组长的我，没有及时引导，把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当事情越来越闹得利害的时候，我自己又怀疑这中间是不是背后有人在挑动，由于怕工厂搞乱影响报纸出版，提出要大家关心注意，由于没有明确交代关心注意什么，就不免引起误解或被有些人曲解。特别是当时一支部书记赵忠信在这个“暗示”下，组织大字报进行反击，在大字报上形成了对一部分青年工人同志的围攻。更应当指出的是所谓小集团、小堡垒，我报文化革命小组虽然没有做过任何定论，连任何肯定的话也没有说过，但是，实际上，它已在群众中形成了一个概念，我个人对此很不清醒，因此，纠正很不及时。以致使这些青年同志在一个时期内背上思想包袱，抬不起头来，挫伤了革命青年的积极性。 + +　　在对待排字车间工人同志写的《迅速肃清刘世友余毒》的大字报问题上，我犯了同样性质的恶果更大的错误。当听到王智翰同志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不是首先肯定大字报内容，（这本来是一张特别值得领导上欢迎的革命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指出编辑工作上许多缺点也是当时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而是听到说是几个人写的用了排字车间全体的名义后，就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什么“小阴谋”，还错误的说什么为什么把编辑部某些人的事情说成是整个编辑部的呢？我在汇报上的这些轻率的插话，对于后来错误地处理了这件事情，起了很大作用。造成了群众斗争群众和群众之间的隔阂等恶果，令人十分痛心。在这件事情上，王智翰同志有很严重的错误，但我对此首先负有很大责任。 + +　　关于锅炉事件和冉世荣同志调离工作问题。锅炉事件，是在运动中发生的。如果发生在平时当然也应作认真的必要的调查和处理。问题在于检查处理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错误。当时我听到反映的情况很严重。根据行政部门的意见，我片面地从考虑机关安全问题出发，草率地作出了调离冉世荣同志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根本错误的。 + +　　关于十三人大字报的问题。在报社贴出以后，很多人写大字报反驳，形成了多数人围攻少数人的情况。这不仅打击了写“十三人大字报”同志们的革命热情，而且起了压制民主的恶劣作用。这件事涉及到处理荣世潍问题上的错误，以及原四清工作队领导上与报社党委领导上过去存在着而又没有解决的一些意见分歧问题。这些问题，在十三人大字报没有贴出剪，已经在书厂的运动中很明显的暴露出来了。这种情况我是了解的，尽管我个人没有暗示任何人，组织任何人写反驳的大字报，但是我没有能够勇敢地、及时出来加以劝阻，而采取了听之任之错误态度。因为在荣世潍的问题上我是当事人，这种错误态度，本身就起了鼓励围攻《十三人大字报》的作用。这是我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大错误。我准备在同处理荣世潍问题上一并来从思想上好好检查认识自己的错误。在这里我很痛心地向直接间接地受到压制和打击的同志道歉。同时，我决心从这些错误的事件吸取教训，作严肃认真的检查，在灵魂深处革自己的命。 + +　　同志们，我们在运动中所犯的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主要是发生在文革小组领导时期。马定邦同志准备代表前文革小组在最近来作检查。我作为党组成员和文革小组组长，我需要单独另作检查，今天主要是把自己初步检查认识到的向同志们提出，其中当然会有许多错误，提出来就是希望同志们来批判的，同时试图用自己的这个实际行动来向同志们表达自己决心，决心彻底革自己命，愿意和同志们一起揭露批判我的一切错误。现在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毒草。关于我在九年来工作中的错误。我恳切地请求同志们进一步揭发和批判。特别是在一九六四年出版毛泽东选读甲、乙两种版本的时期，在报纸宣传工作上，我竟盲目地接受了并且贯彻执行了“阎王殿”为了妄图阻止广大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而反对宣传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反动指示。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罪的。我衷心地欢迎同志们坚决地彻底揭发和批判这一罪行。除决心彻底革命以外，我不再害怕丢掉什么东西。我要在同志们的帮助下，重新认识自己，誓将痛下最大决心，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用字上狠下功夫，要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不断用毛主席思想来彻底改造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头脑里的修正主义根子彻底挖掉，把一切坏思想丢掉，使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根子，真正地扎下扎牢，永远紧跟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一定要做到革命到底，革命到死！一定要做到为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　　同志们，最后再次热切地请求同志彻底揭发和批判我的一切错误，帮助我彻底革自己的命，真正做到脱胎换骨！ + +　　 来源：《简报》1966年11月10日第四期，前进报文化革命办公室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49.txt b/CCRD/0/8/2/00004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576edceccba3894b76ca137569a99feafead30a --- /dev/null +++ b/CCRD/0/8/2/000049.txt @@ -0,0 +1,37 @@ +# 在红星公社劳动一月的思想总结 + +　　<叶笃义> + +　　〖叶笃义，时任中国民主同盟候补中央委员。曾任法律出版社社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民盟中央副主席，1957年被打成右派。〗 + +## 一、服罪，负罪和补罪的心情 + +　　这次劳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中进行的。红卫兵在9月5日到我家去查抄。最初我思想上搞不通，有所抵触。经过痛苦的思想检查，我才认识到：①我在这个伟大运动中被查抄是应该的；②对我的思想改造大有好处。我开始服了罪，并于9月13日向文革办公室做了思想检查汇报。 + +　　10月8日文革办公室叫我到太平胡同去，通知我参加劳动。最初我心里想，民盟在各大学出了问题的盟员都在本机关作为牛鬼蛇神在劳动，特别是1957年参加所谓“六、六、六”教授会的几个教授都在劳动，使我惴惴不安。我曾参加了这个臭名远扬的会，而且起了坏作用。因此，我想这次下去劳动一定有一个牛鬼蛇神队，而我一定是参加到那个队里去劳动。没有想到，到了工地，并未成立牛鬼蛇神队，而我同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目的相同：大家都是通过劳动来改造思想。待遇完全相同。但是在一点上应当有所不同，那就是我应当在劳动、生活和学习当中随时抱有一定的负罪心情，而不应当由于同大家待遇相同而翘尾巴。我随时这样警惕自己。 + +　　到工地参加劳动之后，大队书记贾同志向我们做了一次报告，谈到当地的过去历史。他说该地在旧社会是军阀官僚随意霸占的地方，美帝国主义在华代理人司徒雷登也曾在那里霸占了一片土地并起名为“化美庄”。大家听到之后当然都非常感到气愤。韦士宾同志曾问我知道这件事不知道。这件事我确实不知。司徒雷登一生在中国作尽了坏事。不过他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最大罪恶还是在1946—1949年，当他任驻国民党中国大使的时期。而我恰在那个时候给他起了帮凶作用(具体写在政协文史资料第13辑《我和司徒雷登》中)。现在在司徒雷登曾经霸占过的土地上参加劳动，曾经做过他的帮凶，我的劳动还应当有一定的补罪意义。 + +## 二、感情的转变问题 + +　　我过去在学习小组会上曾常常提出如何消灭感性和理性间的差距问题。也就是说，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理性上认识到的东西而感性上往往跟不上去。因此，如何培养工农的感情是一个大问题。这次下去劳动使我对这个问题初步有所体会。过去我也曾参加过许多次劳动。不过那些劳动都是象征性的，照顾性的。劳动中不曾出过汗，干了若干天也体会不出什么东西来。这次劳动大不相同。它是名副其实的认真劳动，确实出了不少的汗。体会因而也大不相同了。我在劳动时曾在脑子里打了这样一个不大确切的比喻。小的时候做算术，容易的题目不费脑筋一算就通。这样的题目算多少道，思想上也不起波动。突然间遇到一个难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反复思索，才把它算通。这个时候自己心里有说不出的痛快。脑力劳动同体力劳动大致相同，不费力气产生不出什么感情来。这次劳动中我参加过铲草、培埂和挖白薯。当我看到一条野草丛生的沟边变为平滑的埂道，若干斤重的白薯被挖掘出来，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高兴。这个时候我才体会到感情是由感性实践才能产生的。不做工农的劳动实践，不与工农群众结合，工农感情就无法产生。这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改造的必要途径。我今后要努力争取参加这种劳动的机会。 + +## 三、生活方式的改变问题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改造人们灵魂的破旧立新的伟大运动。旧，就是旧在一个“私”字上。新，就是新在一个“公”字上。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私的观念在我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而对我个人来说，生活方式方面的私字尤其是严重。即使在我的家里，长期以来我也是过的一种离群索居的生活。一个人住在一间屋子里，想什么时候睡就睡，想什么时候起就起。所谓“一间房两本书”主义在我身上充分表现出来。去年在学习“备战备荒为人民”时，思想上曾有两个大包袱：一个是舍不得书，一个是怕改变这种私的生活方式。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红卫兵强迫我扔掉了这两个包袱。红卫兵拿走了我的书，命令我搬家，使我现在不得不同别人住在一间屋子里。这对于我的改造大有好处。这次下去劳动，大家同挤在一个地铺上睡。翻一翻身，动一动手脚都要考虑会不会影响了旁人。随时要从别人着想，而不能只顾自己的方便。一个月这样的生活，最初确是不习惯，逐渐逐渐也就习惯了。这充分证明了周总理说过的资产阶级分子的被迫改造的可能性。 + +## 四、思想落后于实际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首先应当解决的当然是阶级立场问题。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是方向性的问题。要解决这个方向性的矛盾只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而脱胎换骨改造的必要途径是同工农结合。于是乎产生了下面一个问题——一个差距性问题：像我这样年纪，这样出身，这样具体条件的人，同工农结合还可能吗?在这个问题上，我过去的思想大大落后于实际。这次劳动中充分可以说明。 + +　　我过去曾患过比较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失眠、痔疮等病症。在我下去劳动的时候，我把常用的诊治上述各项病症的药品都酌量带去。结果都是备而未用。特别是在10月27日那天，气温突然下降到零度，并且刮着六级大风。我随同大家挖了一天白薯。依我过去的思想，这简直对于我是不敢设想的。假如设想到这样一个局面的话，过去自己肯定认为一定会垮下来。但是结果怎样呢?不但我自己没有事，而且有些比我年纪更大的人也都未因此而生病。我要随时记着这个事例。同工农结合，进行一定的体力劳动，对于我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 + +## 五、心情舒畅增加信心 + +　　我在红卫兵查抄我家之后，一度情绪非常低落，终日灰溜溜的，不愿出门，不愿见人，尤其是不愿见过去相熟的人。我心里想，自己反正是运动中的牛鬼蛇神了，一切听天由命吧。文革办公室叫我下去同大家劳动，我当时有些怕——大有“丑媳妇怕见婆婆”的心情。等我实际下去同大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之后，我发现我所怕见的“婆婆”——群众，实际上是母亲。他们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给我提意见，督促我，帮助我。我的心情骤然开朗。回想未下去之前的那种安于牛鬼蛇神的心理感到无限惭愧。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不承认自己是牛鬼蛇神不应当，但安于当牛鬼蛇神更不应当。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之后，我的饭量增加了，体力增加了，更健康了，心情舒畅了。我有信心和决心跟随大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 +　　 叶笃义1966年11月12日 + +　　· 来源： + +　　叶笃义《虽九死其犹未悔》，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3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0.txt b/CCRD/0/8/2/00005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f3dbc9c298d98c674eb485147e4c022e4d8db58 --- /dev/null +++ b/CCRD/0/8/2/000050.txt @@ -0,0 +1,61 @@ +# 向全省人民公开检讨 + +　　<张平化> + +　　同志们！同学们！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们！红卫兵闯将们！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共湖南省委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违犯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这个责任主要应由我负。我现在向全省人民作公开检讨。 + +　　希望大家继续揭发、批判省委的错误，特别是我的错误。 + +　　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 +　　第一，今年六月初，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声势越来越大，运动正在蓬蓬勃勃开展的时候，我们采取了向各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以及文化机关派遣工作队、工作组的办法，尽管参加工作队、工作组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好同志，但是实践证明，这种工作队、工作组的组织形式，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相适应的。我们采取这种组织形式来领导文化大革命，就助长了包办代替，压制了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造成了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相对立的局面。这实际上是过去孙中山提倡过的所谓“训政”的办法。把群众看作阿斗，而把自己当成诸葛亮。这样，就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和以后，我们虽然撤出了学校和文化机关的工作队、工作组，但是没有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原则高度来检查领导思想，没有从思想上清除错误路线的影响。 + +　　第二，由于我们没有及时地把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精神，向各级党委和各部门的党组织进行充分的传达和讨论，从思想上彻底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因而在省委、各级党委和各部门党组织的某些领导环节上，仍然存在着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相对立的情绪，抵触的情绪。许多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对文化大革命的主流认识不足，而对一些非主流的东西看得太重。实际上，对文化革命的根本态度不是认为好得很，而是认为糟得很，特别是对革命的学生运动很不理解。所以，当革命的学生到前长沙市委来进行宣传工作的时候，他们就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热烈欢迎的态度，而是采取了抵制的态度，拒绝的态度。在抵制不住，拒绝不了的情况下，就调动了工人赤卫队，借口维持秩序，企图挤走和赶走这些作宣传工作的革命学生，说他们是“闹事”，因而发生了扭打和殴打革命学生的严重事件。这就是长沙的八·一九事件。这一事件的基本情况说明，它的性质就是一个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事件。省委当时对八·一九事件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没有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而是站在同革命师生相对立的一边，出动了大量的宣传车，宣传八·一九事件的所谓“真象”，企图说明不是镇压学生，而是学生无理取闹。在八·一九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省委又错误地召开了大规模的所谓“调查辩论会”，继续挑动了工人群众斗争学生和学生斗争学生。 + +　　八·一九事件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对此，王延春同志曾经代表省委作过两次检讨。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省委，特别是我回来以后，没有很好地抓住八·一九事件的教训，很好地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得到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没有得到清除，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对于学生革命运动，仍然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对立情绪和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对待文化大革命运动。 + +　　第三，我在八月底回湖南时，确实是抱着满腔热情，回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向群众请罪，要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来闹革命，来造反。回来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是这样说，也是这样作的。我明确指出过八·一九事件的性质，也曾经批评过我们同志中间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认识和错误态度，指出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形势是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但是，由于我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脑子里还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在同错误路线、错误思想作斗争的时候，就表现得软弱无力，没有能够战胜资产阶级思想，克服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相反地，在这场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在新的条件下，又发生了新的动摇。我批评别人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抵触情绪和对立情绪，而我自己在激烈的斗争过程中又逐步地滋长了这种情绪。在我的头脑里，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打仗，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在打仗。这两种思潮，一直在进行着复杂尖锐的斗争。由于我的无产阶级立场不坚定，毛泽东思想没有真正在自己的头脑里扎下根，那种反映资产阶级的思潮不断地向我袭击，并一时占了上风，因而由对某些具体问题上的抵触情绪，逐渐发展到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相对立。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和革命群众要炮轰省委司令部，这本来是合理的，是革命行动，但在我的思想上却发生了反感。这是因为革命斗争的锋芒已经指向了我，群众起来要革我自己的命。在这样的时候，我没有“敢”字当头，而变成了“怕”字当头。怕什么呢？归根到底，还不是怕群众，怕革命，怕群众革自己的命。于是，就想方设法要为自己辩解，为省委辩解，总想说明一下我是搞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搞资本主义的。我在九月二十四日下午的讲话，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发表出来的。这个错误讲话的某些观点，在九月二十日听取某厂关于揪出一个混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情况汇报之后，就初步形成了。 + +　　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根本性错误，就是我自己给自己贴标签，给省委贴标签，自封为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这样，就把自己摆在同炮轰省委司令部的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相对立的地位上，把炮轰省委司令部的革命行动，错误地认为是由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在煽动。实际上，广大的革命师生、革命群众是出于革命的义愤，对我们执行错误路线不满，要同我们执行的错误路线作斗争。这完全是正义的，革命的。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敢”字当头，引火烧身，让革命的烈火把我的错误烧得干干净净，把省委的错误烧得干干净净，使我们在革命烈火中锻炼得更坚强，把我们执行的错误路线彻底烧掉，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思想中的影响彻底清除。在当时，我没有采取这样的革命态度，而采取了相反的态度。 + +　　九月二十四日讲话是我们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继续，是这种错误又一次突出的表现。这个讲话发表之后，我看到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应。那些坚持和我们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对我这个讲话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这又在我脑子里引起了新的矛盾，新的尖锐的斗争。在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这三天之内，真是如坐针毯，坐卧不安，意识到了我的这次讲话是错误的，因而，在二十七日下午就召开省委常委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研究补救的措施。常委会议决定我在二十八日下午再作一次讲话，用解答问题的形式讲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为了纠正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错误的，但是，在当时我还没有勇气公开作检讨，一个错误的所谓“理由”是，怕弯子转得太急，怕多数的干部和群众接受不了。实际上，还是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完全放弃，不敢于立即放下臭架子，把自己的错误公开地暴露在群众面前，而采取了修修补补的办法，企图这样来纠正错误。事实证明，修修补补是不可能纠正错误的。不公开承认和检讨九月二十四日讲话的错误，清除它的错误影响，就不可能使自己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方面来，也使许多干部和群众不能够明确的分清是非。 + +　　十月初我到衡阳，发现九月二十四日讲话已经发生了恶劣的影响，使我感到不作公开检讨是不能纠正错误的。因此，十月六日我在衡阳矿冶工程学院讲话时，作了公开检讨。十月十二日又写了一张大字报在长沙贴出，郑重声明九月二十四日的讲话作废，开正式作公开检讨。但是，这两次公开检讨都很不深刻，都没有明确指出九月二十四日讲话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继续。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了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英明的亲切的教导，听到了全国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而下定决心要回来向广大革命群众作进一步的公开检讨。 + +　　上述错误事实证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湖南省委，首先是我个人，所犯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就执行了错误路线，特别是全会以后，又有了八·一九事件的严重教训之后，我们还继续沿着错误的路线滑了一段，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使一部分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受到了委屈、打击和迫害，使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发生了波折。这样，错误的性质就更为严重了。反躬自省，我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实在对不起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不起党，对不起广大的革命群众。特别是当我想起由于我的错误而遭受委屈、打击和迫害的革命群众，心中更是难过。在这里，我向所有这些受到打击和迫害的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应当给他们彻底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 + +　　我们为什么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归根到底是没有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根本的关键就在于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有人会问，你参加革命几十年，受党和毛主席的教育几十年，为什么世界观还不能得到彻底改造呢？这是因为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都是革敌人的命，这一关过来了，而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还没有过。特别是在全国解放后，进了城，作官当老爷的臭架子越来越大，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资产阶级思想，旧的统治阶级的作风，向自己的灵魂深处不断侵蚀，使之沾染了不少的资产阶级灰尘。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下，当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发展到新的阶段的时候，这些资产阶级的错误的东西，还没有充分的明显的暴露出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经过剧烈的阶级斗争的震荡，那些侵入到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的细菌，就发作起来了。当群众要革自己的命的时候，就“怕”字当头，实际上是“私”字当头，“我”字当头。个人的私心杂念没有根除，就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影响，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我八月底回湖南以后，由革命、动摇、到妨碍革命的过程，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它深刻地证明：不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彻底破私立公，就不可能成为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在突飞猛进的激烈的斗争进程中，在势如暴风骤雨的高涨的革命群众运动面前，自己的思想就落后于形势。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而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旧阶段的水平，缺乏应有的精神准备，对许多新生事物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将来的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而我们却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在今年五月以前，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没有亲自动手抓文化大革命，把这样的头等大事委托给次要的负责同志去主持，以致于像姚文元同志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那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性文章，湖南日报也没有转载。这件事虽然与当时主持报社工作的人有直接关系，但是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没有及时发现和纠正这一错误，是严重的失职。后来，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文化大革命，仍然还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以致发展到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确实不是偶然的。想起我们错误的严重性，的确使我们十分痛心！ + +　　现在错误已经犯了，怎么办？唯一的出路就是坚决改正错误，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不破不立。不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就不可能真正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现在我们下定决心，老老实实改正自己的错误。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 + +　　为了改正我们的错误： + +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老老实实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最近林彪同志号召我们要好好学习“老三篇”，不但群众要学，各级领导干部也要学，哪一级都要学。我自己对“老三篇”也不知读过多少遍，但实践证明我没有学好，没有真正学到手。正像林彪同志所说的：“老三篇”最容易读，真正要做到就不容易了。我们决心按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要反复学，反复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首先在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上狠下功夫。只有世界观得到彻底改造，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才能真正贯彻执行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 +　　第二，必须按照十六条中所指出的：“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要支持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目前特别要支持革命群众揭发和批判我们的错误。自己犯了错误，就应当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公开向群众检讨，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认真地彻底地改正错误。真正作到像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 +　　第三，继续检查十六条和中央有关指示的执行情况，特别要严格防止和纠正群众斗群众的现象。对那些受了打击和迫害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彻底平反，当众恢复他们的名誉，向他们赔礼、道歉。现在有些地方平反不够认真，不够落实，这样不行，应当继续认真落实，一次没有平反好的，两次，三次，四次，一直到中央的指示得到彻底贯彻执行为止。 + +　　这次我们之所以能够认识错误，下决心改正错误，是毛主席救了我们，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救了我们，是广大的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对我们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帮助了我们。我们要感谢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感谢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感谢那些坚决和我们执行的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革命师生、革命群众。我们希望广大的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继续揭发和批判我们的错误，帮助我们彻底肃清错误的影响。希望大家向省委执行的错误路线，特别是向我个人的错误开火。希望一切革命干部都要敢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真正坚定不移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对于某些程度不同受到错误路线影响的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勇于自我革命，从这种错误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 + +　　同志们，路线问题是领导的问题，是领导的责任，群众是没有责任的。希望大家把揭发和斗争的锋芒对准省委，对准领导，对准我个人，而不要把斗争的锋芒指向群众。我们一定要按照《红旗》杂志今年第十四期社论所说的：“至于一时受错误路线蒙蔽的某些群众，则不应该责怪他们，也不要给他们扣‘保皇派’之类的帽子，而应该耐心地帮助他们，团结他们。”同志们，让我们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基础上团结起来，沿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所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 + +　　我们相信自己是能够改正错误的。因为我们有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热情和根本信念，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决心。我们能够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教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同所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 +　　现在让我们振臂高呼：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1.txt b/CCRD/0/8/2/00005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46ec532d3457bfa47489e3258cdc79d03df7caf --- /dev/null +++ b/CCRD/0/8/2/000051.txt @@ -0,0 +1,73 @@ +# 王磊关于对待刘孜如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 + +　　<王磊> + +　　我检查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在对待刘孜如同志的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的错误，另作检查。 + +　　我在刘孜如同志问题上所犯的严重错误，初步检查如下。 + +## 一、错误的形成。即为什么认为刘孜如同志是个人野心家，是政治扒手？ + +　　先从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谈起。北京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在领导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学生中红色造反军和筹委会两派的对立，而且发展到相当尖锐的程度。针对这种情况（财贸口其他学校也有类似的情况），财贸领导小组提出了搞两派团结的方针，设想经过一段时间对两派分别进行说服的工作，使两派团结起来，共同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这个方针是折中主义的，是错误的，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在当时，我对这个错误的方针，是完全赞同的。大体上在这个时候，红色造反军这一派学生找到中监委驻商业部监察组，同监察组的同志（我当时认为主要是刘孜如同志）挂上了钩，建立了联系。这一情况，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或者是问我应当怎么办的时候向我讲的。我随即打电话问姚依林同志，对待这样的问题，监察组应当抱什么态度？姚依林同志答复说：“请你告诉曾老，就说我（姚依林同志自称）建议监察组不要插手商学院的问题。”我当即把姚依林同志的答复转告了曾传六同志。后来，曾传六同志又告诉我，当商学院学生找到监察组时，他向刘孜如同志交代了三条： + +　　（1）要热情接待； + +　　（2）用两耳听，不要发表意见； + +　　（3）要招呼学生们的喝水、吃饭问题。 + +　　此后，我又听说（可能是曾传六同志告诉我的）刘孜如同志在与学生的接触中，没有按照曾传六同志交待的三条去办，相反地却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这时我感到刘孜如同志那样做是不妥当的，于是我将这些情况向姚依林同志反映了，有的向先念同志也反映了。有一次，姚依林同志当面告诉曾传六同志说：“先念同志说，告诉曾老他们不要插手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这以后，我看到监察组向中监委写了一个商学院运动问题的报告。因此，我对刘孜如同志的行为，产生了很大的怀疑，认为刘孜如同志是党的高级干部，先念同志的指示和姚依林同志的意见，曾传六同志已经转告给他，而他却置之不理，也不听曾传六同志的招呼，在那里片面地支持学生中的一方的做法，是控制并指挥着监察组的同志同领导唱对台戏，是别有用心的，是想把水搅混。 + +　　其次，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内，曾传六同志也向我反映了一些有关刘孜如同志的事情，更使我认定刘孜如同志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 + +　　（1）监察组的一些活动，刘孜如同志不让曾传六同志参加，甚至于连学习会，也很少让他参加，有时去参加，或者问监察组的同志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也被顶回来了。 + +　　（2）对监察组向中监委写的关于商学院运动问题报告，曾传六同志曾经对我说：“我可签字了”。我看他的样子很难过，再加上我知道曾传六同志对待商学院学生的三条方针，刘孜如同志没有执行，所以我认为签字是被迫的。后来曾传六同志也说是被迫签字的。以后曾传六同志又同我说，刘孜如同志让他问我对报告有什么意见，也加深了我的上述认识。 + +　　（3）党组要调监察组的人（可能是平宗鲁同志）去做一项临时工作，曾传六同志两次都答应了，但是刘孜如同志两次表示不同意，因而没有调成。 + +　　（4）就商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一些问题，刘孜如同志和曾传六同志一起到财贸政治部向杨树根同志作过汇报，曾传六同志讲是陪着刘孜如同志去的，当时我认为曾传六同志是不得已而去的。 + +　　（5）曾传六同志还向我提出过，以后党组会让刘孜如同志参加，我认为这是曾传六同志觉得自己对监察组的工作已经不能领导了，不得已才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答复说：需要刘孜如同志参加的会可以让他参加，但是不能做为正式制度，不能让刘孜如同志经常参加。 + +　　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孜如同志还有一些事情，也引起我的怀疑： + +　　（1）中监委钱瑛同志交待监察组的运动由商业部党组领导，而我觉得刘孜如同志控制了监察组，不向党组打招呼； + +　　（2）刘孜如同志带头写的“假发动、真包庇”等大字报，为吴雪之所利用，觉得他们是在紧密配合； + +　　（3）群众选出的文革委员会，工作有缺点是可以批评的，刘孜如同志抱着不支持的态度，而另一方面却支持王田。 + +　　由于上述这些现象，于是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刘孜如同志是在抛开曾传六同志而以监察组的名义插手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排挤了曾传六同志，夺了监察组的领导权，是别有用心，是想把水搅混，因而是个阴谋家、野心家。这些情况和看法，我也陆续向姚依林同志反映过，有的也向先念同志反映过。我也向部运动领导小组中有的同志讲过一点，对有的同志没有讲过。在一次讨论吴雪之问题（当时吴雪之已跳出来）的党组会上，研究并肯定了群众给党组同志贴的大字报，都是革命的行动，并且决定绝不能因为吴雪之跳出来被揪住以后，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更要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事情。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政策界限，应当向全体革命群众交待清楚。也就是在这次党组会议上，曾传六同志讲了一些刘孜如同志的问题，我也讲了一些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刘孜如同志是司局长以上的干部，是“司令部”范围内的成员，是“炮打”的对象，因此，也作出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应当揭发的决定，并在实际上定了刘孜如同志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是政治扒手的调子。应当说，这次党组会作出不能挫伤群众革命热情，更要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用大字报表明我们的意见，在大、小会议和个别谈话中反复宣传这个政策等），贯彻了这个决定。但是，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的决定，是错误的。由于我也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发了言，而且我的发言起到了重要的影响。这个问题的主要责任，应当由我来负。 + +## 二、产生错误的根源： + +　　第一、商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领导上前一个时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一个时期执行折中主义，是反动路线的继续。我们赞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方面，刘孜如同志支持红色造反军一方，在政治上是对的（组织上也不存在问题）。而我们赞同执行折中主义，赞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刘孜如同志的问题搞错了。这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的错误。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位同志在发言中批评了在领导学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折中主义观点（大致同陈伯达同志指出的：“不做阶级分析，自称处在超然地位，不分左中右，既不支持这边，也不支持那边，不偏不倚，公公正正。但是形势逼人，非此即彼，总有一偏，不偏无产阶级，即偏资产阶级，不偏左派，即偏右派。所谓不偏不倚，也是表面的，虚假的。”）以后，才认识到我们的折中主义的做法是错误的，因而也就认识到当初认为刘孜如同志控制指挥着监察组，支持商学院红反军一方，是夺了曾传六同志领导权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错误的。这时专案组也向党组汇报了其他夺权问题的某些情节发现有出入（有的问题还在查对）。因此，我们就决定为刘孜如同志平反，并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 + +　　第二、现在据专案组核实的情况来看，所谓刘孜如同志的夺权，在重要情节上与事实有出入，是不能成立的。而当时对曾传六同志反映监察组的一些问题和刘孜如同志活动的其他一些情况，由于自己没有作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没有经过在群众中核对事实，也没有很好地让刘孜如同志申述自己的意见，主观片面地断定刘孜如同志在监察组内的一些活动，也是夺了曾传六同志在监察组的领导权。一句话，是自己不相信群众，没有走群众路线，违背了毛主席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教导，所以必然要犯错误。 + +　　第三、吴雪之在九月十日的党组会上跳出来并被揪住以后，自己对吴雪之的这些阴谋手段很气愤，头脑热了，不冷静了，对刘孜如同志对待曾传六同志的一些做法，也很气愤，因而在党组扩大会议上说了一些错误的话，引起与会同志也跟着说了一些过头的话。我的不冷静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 +　　第四、归根结底，是毛主席著作学习的很不好，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而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怕群众，怕革命。自己怕商学院的革命同学打破我们的所谓的正常秩序，打乱了自己头脑里的框框。对“假发动、真包庇”的大字报，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有抵触情绪。这说明是怕革命，怕造反，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 + +## 三、错误的责任主要由我来负。 + +　　由于我是部运动领导小组的组长；由于我的错误认识，影响党组做出了揭发刘孜如问题的错误决定；在揭发吴雪之问题的扩大党组会上，由于我头脑发热，对刘孜如同志的问题说了一些错误的话，影响了与会同志也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形成了对刘孜如同志的围攻和斗争。专案组为了与刘孜如同志核对材料，准备批判，也对刘孜如同志进行了三天的揭发斗争。所有这些，主要责任都应当由我来负。因此，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刘孜如同志承认错误，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同时，我再一次代表党组宣布为刘孜如同志平反，恢复名誉。 + +　　四、由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同志对监察组的陈林、边维倩、平宗鲁同志和其他同志写了许多大字报，虽然我根据党组的决定几次向陈、边、平等同志说明党组认为他们没有问题，但监察组的同志们还是受到很大的压力，有的因此还被撤销了文革代表的资格。写大字报的同志们和做出撤销文革代表决定的同志们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受了我们错误的影响，责任由我们来负。我在这里也向监察组的全体同志赔礼道歉，并建议文革委员会重新研究被撤销文革代表的同志的问题。 + +　　这一次在刘孜如同志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心情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通过这个问题，说明自己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的，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而是相信自己，主观片面，怕群众，怕革命。这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的一种反映，是自己没有学习好毛主席著作。 + +　　我决心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来改造自己，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并且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争取在今后的工作中少犯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 + +　　以上检查，欢迎同志们继续批评帮助。 + +　　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2.txt b/CCRD/0/8/2/00005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56c5a07ec79758a6146a4b3713543ed81394293 --- /dev/null +++ b/CCRD/0/8/2/000052.txt @@ -0,0 +1,59 @@ +# 贾俊代表中共太原市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我市，这场伟大的革命，是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革命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和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发表以后，迅速地猛烈地发展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掌握了运动的大方向，奋勇前进，一浪高过一浪，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越来越好。但是，市委在领导前一段运动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不是敢字当头，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怕”字当头，怕群众，怕大民主，怕革命，顾虑重重，总想让群众按我们的老章法、老经验、老框框办事，阻碍了群众运动的发展。近来，我市广大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对准了市委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猛烈开火，这是极大的好事。我们对这种革命行动，表示最坚决的支持，最热烈的欢迎。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广大红卫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的监督和帮助下，决心彻底检查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把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 +　　现在我代表市委对前一段运动中所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作如下检查： + +　　六月初，我市广大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纷纷贴出大字报，揭发本单位、市委的问题。当时市委一方面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运动开始，打击重点不明确；另一方面是等待华北局工作会议结束，消极维持局面。不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前面，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而是限制群众，束缚群众的手脚，划了许多框框。例如，我们对揭发本单位问题的大字报，采取了不提倡、不阻止的态度，提出了大字报不要上大街，大字报要分别内外两处张贴，没有公开点名的贴在室内，一般不让外单位的群众去看，还提出了在本校各种会议都可以开，几个学校联合的会最好不要开，学生不要上街游行等等。这就是我们“怕”字当头的思想反映。我们怕大民主，怕造成社会混乱，怕打乱旧的秩序，怕坏人钻空子。这样许多“怕”，就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阻碍了运动顺利发展。 + +　　六月中旬，广大革命师生开始行动起来，横扫学校中的牛鬼蛇神，有的学校揭发了一些校领导的问题。群众运动开始冲破学校的旧秩序，打破领导的旧框框。我们从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出发，急急忙忙从机关和农村四清单位抽调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分别派往部分中等学校和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在市委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不少工作组犯不同程度的包办代替、压制民主、压制群众的错误，使运动受了严重的挫折。八月初，市委开始认识到派工作组在离校之前，要征求革命师生的意见，听取批评，犯有错误的工作组要留在原校检查，直到革命师生满意时再离开。还有许多中等学校，我们虽然没有派去工作组，但是在市委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也同样犯有方向的路线的错误，给运动带来了严重的损失。 + +　　运动开始不久，我们错误地布置在学校、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按左、中、右、反四类进行排队。这种从老经验出发，在运动初期由领导上自上而下排队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以致有的学校和单位发生了用排队来整学生或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这就严重地压制了民主，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有的单位的领导上，甚至把革命群众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这是极其错误的，也是十分令人痛心的，市委负有重大责任。我在这里代表中共太原市委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 +　　七月十八日市委召开党员大会的动员报告中，在提到这次运动打击目标时，除提出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外，还提出要挖出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这是很错误的。这样不仅混淆了主要打击目标，而且增加了革命群众揭发当权派的顾虑，这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十六条公布后，获得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但是，市委对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的伟大意义体会极不深刻，因而也就没有认真总结前一段运动的经验教训，没有清算市委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错误路线的影响仍然存在。 + +　　在前一段运动中，革命师生相互之间，革命群众相互之间，较普遍地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这种争论表现在许多问题上，主要是对当权派、工作组、文革组织等问题的认识上。革命师生、革命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本来是正常的现象。我们在对待和处理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不同意见的时候，有时是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态度。就是说，对于正确的意见，没有给予坚决地大力地支持。我们是怕支持了这一部分革命师生，刺伤了那一部分革命师生，怕支持了这一部分革命群众，刺伤了那一部分革命群众，而引起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的后果，这也是“怕”字当头的一种表现。 + +　　八月下旬，我市广大的革命群众、革命师生特别是红卫兵小将们，大破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四旧”，大立无产阶级的“四表”，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破“四旧”的革命烈火，在太原市熊熊燃烧起来。在短短时间内，解决了建国十七年来所没有解决了的若干重大问题，建立了伟大的功勋。但是，在破“四旧”立“四表”运动开始，我们对革命的新秩序感到突然，对群众的创造和新鲜事物感觉迟钝，因此，领导落后于革命形势，落后于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在城市清理地、富、反、坏分子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波及到机关、厂矿企业、学校时，使一些不应清理的人也被清理返乡了，这是错误的，错误所以发生，是由于我们没有正确掌握政策的结果，责任在市委领导上。 + +　　林彪同志在国庆十七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和《红旗》十三期《在毛泽东思想大路上前进》的社论，明确提出了清算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任务。但是，由于我们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很不觉悟，所以既没有自觉地及时地清算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也没有响亮地号召革命群众揭发和批判。同时，对积极揭发和批判市委错误的革命师生，也支持得很不够，以致群众性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未能很快形成高潮，使运动迟滞不前。 + +　　在十月上旬，我们接到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后，虽然当即召集革命师生进行了传达，很快又接到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周总理、江青同志等讲话的录音，也迅速地在我市革命师生中进行了播放，但是，对于平反工作，我们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抓紧进行。这是因为我们对于在错误路线下，对受迫害的同学的委屈和冤枉体会不深，对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造成的恶果认识得很不深刻，没有把平反工作当作肃清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标志来对待。因此，引起同学们对我们的批评和责备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里再次代表市委向同学赔礼道歉，并且坚决彻底改正。市委一定坚决执行党中央的紧急指示和补充规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由于给领导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革命群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个人被迫写出的检查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校学生代表监督之下，当众焚毁。 + +　　八月份以来，外地的广大革命师生，抱着革命激情，来太原进行革命大串连。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发展大民主的形式之一，这对我市的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对它的伟大意义和同学们的英勇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认识不够，因此，对于各地来的革命串连的同学，有时提意见不够及时，态度不够热情，支持和给予方便也不够。这是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对这方面的缺点，我们今后坚决改正。 + +　　另外，我个人也说过些不应当说的话。如八月二日的动员报告中，虽然强调了不准打人，尤其领导上不能布置打人，如果在运动中出于群众义愤打了人，也不要大惊小怪以此责难群众运动。讲到此事时，我讲过“右派打左派左派光荣，左派打右派活该，左派打左派是误会”的话。当时运动初期发生打人现象只是个别的，讲这三句话是不必要的。讲后发生了一定的付作用，我应当负责任。 + +　　我们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归根到底，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 +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的，是毛泽东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又指出，正确的领导，“能够站在运动的最前面，敢于放手发动群众。他们是‘敢’字当头，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而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却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怕出乱子，怕打乱旧秩序。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往往该说的话不说，该做的事不做，使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处于软弱无力状态。 + +　　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却往往相信自己胜于相信群众，习惯于行政命令和自以为是，不善于遇事与群众商量，不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没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没有充分的群众观点。这就说明在我们的灵魂深处，还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指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就必须坚持从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而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却因袭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官老爷态度，没有真正深入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没有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情感。这样，不仅和群众的革命感情不融洽，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且了解不了真实情况，在指导运动上，就不能不陷入一般化和盲目性。 + +　　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而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对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自觉性不够，抓得不紧。没有把自己既当做革命的一份力量，又当做革命的对象，不断地进行自觉革命，引火烧身。我们对于旧思想、旧观点、习惯势力，仍然具有深厚的保守感情，舍不得与之决裂，这就必然和革命群众敢想、敢说、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对立。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我们就不可避免地犯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了。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 + +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这场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斗争的胜败，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世界革命的拿去的大问题。市委所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现只作了初步检查，我代表市委再一次向同志们表示，衷心欢迎广大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继续进行彻底地揭发，彻底批判，我们准备进一步深刻检查，坚决改正，一定和同志们一道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遗毒彻底肃清。今后我们一定坚定地同同志们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泽东思想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在文化大革命中，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让我们高呼： + +　　坚决地、彻底地执行十六条、捍卫十六条！ + +　　坚决地、彻底地捍卫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坚决地、彻底地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决裂！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太原市学生红卫兵联络总站《红卫兵战报》第10期，1966年11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3.txt b/CCRD/0/8/2/00005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df408efd3c8ae5a0a5303bb3c683007bc6bb61 --- /dev/null +++ b/CCRD/0/8/2/000053.txt @@ -0,0 +1,61 @@ +# 卫恒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错误的初步检讨 + +## 〖卫恒，时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 +　　当前，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集中力量揭发、批判和清算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省委在前一段运动中，曾经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在这方面我应负主要的责任。由于我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的它的伟大意义，对于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社会主义新阶段的大革命，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因此，未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不是“敢”字当头，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而是“怕”字当头，怕这怕那，实质上是怕群众，怕大民主，怕革命。对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坚决纠正。因为这是能不能顺利地进行一斗、二批、三改，认真贯彻执行十六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关键，是有关系到文化大革命前进和后退的大问题。 + +　　现在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红卫兵战士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勇敢地捍卫十六条，彻底揭发和批判省委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是极大的好事。省委表示最衷心的欢迎。恳切地希望大家对准省委和我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猛烈开火。对于大家对省委和我所犯错误的批评，我们表示诚恳的接受。我们一定要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红卫兵战士的监督和帮助上，认真检查和坚决纠正我们的错误，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捍卫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特别是六月二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以后，我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全国一样，迅速出现了高潮，从在报刊上对“三家村”等重点批判，进入了全社会都动起来的大扫荡、大破除的轰轰烈烈的群众革命运动。这次运动的来势之猛，威力之大，是史无前例的。我省的广大的工农兵、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闻风而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纷纷贴出大字报，在不长的时间内，揭发出省委领导上一批问题和各学校、各单位的大量问题。但是，我们对于这次伟大的群众革命运动、崭新的大民主的革命形势，很不自觉。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大民主运动，很不理解。省委当时的指导思想，不是站到群众的前面，积极领导群众前进，而是怕出乱子，束手束脚，限制群众。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定了许多清规戒律。例如：对大字报采取了不提倡、不阻止，大字报不要上大街，贴大字报要分室内外，各单位要成立大字报编委会，负责安排大字报张贴的地点；在本校各种会议都可以开，几个学校联合的会，最好不要开；学生不要上街游行，等等。这同当时运动的发展形势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是相违背的。这就限制了运动的蓬勃发展。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在运动初期，我们曾布置在大、中学校以及其他单位的群众中按左、中、右、反四类进行排队。这种在运动初期由领导方面自上而下排队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就必然要打击到一些真正革命的积极分子，把一些群众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这就严重地压制了民主，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精神，影响了运动的深入开展。后来，我们虽然认识到这种由领导来分类排队的做法是错误的，但是，对于这种错误的性质在认识上没有提高到方向的路线的高度；对它所造成的危害和恶果，没有及时地、深入地去了解，因而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彻底批判，坚决纠正，而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哪里发现，哪里纠正，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纠正，更谈不到肃清它的影响了。在运动中，把革命同志打成“右派”、“反革命”，等等，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使一些革命同志受到了不应有的精神挫折，对此，省委是负有重大的领导责任的，我们的心情非常沉痛，感到非常对不起他们。我在这里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我们一定要坚决迅速地按照十月五日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对于凡是在运动中被领导上或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和“野心家”、“伸手派”的同志，一律宣布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凡是五月十六日以后的各种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除个人被迫写出的检查材料交还本人处理外，其他所有的材料，集中清点之后，在上级领导机关和本单位群众代表的监督之下，当众焚毁。并且今后对他们不准有任何的歧视。 + +　　我在七月十八日省直机关、高等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代表省委所作的报告中，曾经说：我省的文化大革命，比全国落后了一些，大体上丧失了将近两个月的宝贵时间，就是针对从六月一日至七月中旬这段时间省委的指导思想而进行的检查。在这段时间内，我们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严重错误，当时压制民主、压制群众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有的地方是很严重的。群众的革命热情受了压抑，不少革命群众遭到了打击报复。七月十六日，我在省直机关、高等院校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和部分党、团员参加的会议上所作的动员报告中，曾经宣布过：过去有类似压制民主的事情，经过这次动员会议，凡是能主动进行检查，严格进行自我批评，并取得多数群众满意的，可以不以压制民主论。这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在我的报告中，没有强调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没有首先给革命群众撑腰，没有积极地支持他们揭发和批判压制群众、压制民主的错误，没有注意发现和研究在运动中被整错的革命群众的情况，而只是强调领导干部要主动进行检查。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一个如何对待群众的态度的大问题。这样做，不仅不利于放手发动群众，使运动顺利发展，而且也不能依靠群众，促使犯错误的同志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达到教育干部的目的，而对于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说，实际上起了一种纵容的作用。 + +　　在六月间，省委曾经作出向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单位派出工作组的规划，在省委党校也集中训练了一批干部。接着，大部分地、市委和有些县委根据省委原来的布置，陆续向部分学校派出了工作组。工作组是仓促组成的，加之受省委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致使他们在工作中发生了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犯了压制民主、压制群众的错误。在这方面，省委是负有重大的领导责任的。七月下旬，我们对高等院校采取了先派联络组，准备看情况再转变为工作组的过渡作法，这说明我们派工作组的错误指导思想不是偶然的。七月底，我们开始认识到派工作组的错误，即在八月上旬决定并通知有关地、市、县委撤销派往学校的工作组。同时确定，犯有错误的工作组应当留下来进行检查，直到群众满意时再离开。这里应当特别说明，有不少单位虽然没有派工作组，也犯有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这是和省委的错误指导思想分不开的。 + +　　我在七月十八日的动员报告中，还说：现在我们所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打击的目标，就是一小撮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也就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同时还要注意把那些有个人主义野心的阴谋家、伸手派挖出来。这样说，显然有很大的错误，因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大小小的当权派的提法是不确切的，而真正的野心家、伸手派，本来就包括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范畴之内。这样说，就容易混淆和扩大打击目标，分散和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增加了革命群众的顾虑，限制和压抑了他们揭发批判领导问题的积极性，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势必而且已经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总结了群众革命运动的新经验，纠正了错误的路线，扭转了错误的方向，指出了胜利前进的道路。但由于省委和我对于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认识不足，省委只召集地、市委书记开了两天会来进行传达和贯彻，会议时间既短，又没有吸收县委书记、厂矿、院校和省直的负责同志参加。这次会议，没有把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尖锐地提出来，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就证明我们对于十一中全会的传达，对于十六条的学习，是不够严肃、不够认真的。对十六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斗争的产物的认识，是很不明确的。因此，对我们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也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揭发、批判和采取有力的纠正措施，当然更谈不到肃清它的错误影响了。 + +　　在八月份，我省曾发生过：八月十三日，省委机关少部分工作人员阻拦、质问重机学院部分革命同学的事件；八月二十三日，发生了西山矿中的事件；八月二十五日发生了忻县师范、忻县农业机械技术学校部分同学被围攻的事件，等等。在对待这些事件中，省委虽然是支持和保护了少数同学的革命行动，但是，我们姿态不高，对他们支持不够，未能积极地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同时，也没有提高到方向的路线的高度来总结经验教训，用以教育我们自己和各级领导干部。而是满足于保护了少数，骄傲自满，自安自慰，长时间内不够自觉。在前一段运动中，我省的大、中学校的革命师生相互之间，出现了观点不同、意见分歧的情况。这对于革命群众来说，是正常的现象。但出现这种情况，不少是由于领导的原因而造成的。我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缺乏阶级分析，片面强调团结，采取了貌似“公正”的不偏不折衷主义态度。因此，在不少问题上有的同学批评我们是“和稀泥”。批评得对，批评得好，我们诚恳接受，坚决改正。 + +　　八月下旬以来，首都和兄弟省、市的革命师生，抱着革命激情来我省进行革命大串连，他们大煽革命之风，大点革命之火，对我省文化大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我们对他们的无所畏惧的革命造反精神，却认识不够，支持不够，有时甚至有抵触情绪，对有些同学的接待也不够热情。这是一个对待革命群众大串连的态度问题。我们过去对外来我省大串连的革命师生，没有主动去接触，有的找来了，接见也很不及时。这种态度是错误的。今后我们对革命群众的大串连，一定要遵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办事。现在，首都和兄弟省、市的革命师生到我省进行革命大串连的人数有了显著增加，这是一件大好事。对于推动我省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和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和坚决的支持。 + +　　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红旗》十三期“在毛泽东思想大路上前进”的社论中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进行斗、批、改的关键。”这时，我们本应抓紧这个时机，采取得力措施，大力发动群众，集中力量清算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错误路线，以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把运动推向新的高潮。但是，由于我们仍然是“怕”字当头，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致使群众性的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未能很快造成声势，形成高潮，使运动迟滞不前。贯彻执行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重要内容、重大措施。我们在对待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行动迟缓，措施不力。有不少革命同学、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对省委贯彻执行上述指示不力，提出抗议，批评我们违背了上述指示，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现在我们一定要急起直追，迅速地坚决地改正这个错误。 + +　　我们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的原因，就是对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切实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错误。这是我们应当记取的严重教训。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来看，证明我们不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们今后一定要遵照林彪同志指示，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结合实际学，结合实际用，把毛泽东思想印在脑子里，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到行动上。极力争取成为毛主席的合格的小学生。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坚决反对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十六条指出，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而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不是无所畏惧的共产主义战士，而是“怕”字当头，怕群众，怕大民主，怕革命，怕出乱子，怕打乱旧秩序；墨守老经验，老规矩，不敢创新。我们对于革命的新秩序感到突然，对于群众的创造和新鲜事物感觉迟钝。这就证明我们的立场是站错了，不是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群众方面。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指出：“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反对做官当老爷，站在群众头上瞎指挥。”而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往往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缺乏真正的群众观点，嘴上说的是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而实际却往往是限制群众，束缚群众的手脚。在我们的工作作风上，经常地深入前线、深入群众作得很差，这样，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群众的思想情感，而且也了解不到真实情况。因此，在研究问题、分析形势、提出意见时，常常陷于盲目性。正如有的同学所说的那样：你们不了解我们的心情！这句话，对于我们的官僚主义作风和官老爷态度，真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我们必须立即放下官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坚决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十六条指出：“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而我们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却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对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破除我们头脑中的四旧，烧掉我们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自觉性很差，抓得很不紧，没有在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的同时，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不断地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在我们的工作中曾经发生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又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因此，我们一定要自觉革命，引火烧身，希望同志们集中火力，揭发批判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揭发指头省委在各种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是在政治上对我们是极大的关怀。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 +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进行着，这是一场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是极其重要的国家大事。毛主席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因此，不彻底清算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就不能真正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这里，我代表省委再一次向大家特别是从首都和兄弟省、市来进行革命大串连的革命师生诚恳地表示：我们衷心欢迎大家对省委所犯的方向的路线的错误，继续进行充分的揭露，深刻的批判，我们一定要把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影响彻底肃清。省委一定要坚定地同大家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折不扣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广大工农兵、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和红卫兵战士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过去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创建了伟大的功勋；现在他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正在不断提高，他们的革命热情越来越高涨，革命形势越来越好，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敢”字当头，敢于革命，善于革命，敢于领导，善于领导，敢于依靠群众，善于依靠群众；只要认真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我们就一定能够肃清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影响，就一定能够进一步遵照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以上检讨，还很不深刻，请同志们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我们准备进一步深刻地检查和彻底地改正错误。 + +　　让我们高呼： + +　　坚决地、彻底地执行十六条、捍卫十六条！ + +　　坚决地、彻底地捍卫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坚决地、彻底地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的路线决裂！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太原市学生红卫兵联络总站《红卫兵战报》第10期，1966年11月2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4.txt b/CCRD/0/8/2/00005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97e0024bd83520f12ae382fd6fff6bf010060be --- /dev/null +++ b/CCRD/0/8/2/000054.txt @@ -0,0 +1,45 @@ +# 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的答复 + +　　<蒋南翔> + +　　问：你认为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吗？ + +　　答：不是的。现在很多人说我是彭真干将，这是捕风捉影，很多事情是没有的，说一二·九时代就与彭真在一起，这根本不能成为罪状。关于这些我给中央写了检查时材料核对。 + +　　问：你认为你犯了错误了吗？ + +　　答：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别人提了意见，我叫别人表态，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不了解。对清华大学，我并没有主张镇压。在北大有同学为我辩护，我不知道，有人去围攻，我还打电话给艾知生，叫不要围攻。 + +　　我是六月三日、六月五日、六月七日去学校的。六月三日我去召开一个干部会，对贴大字报，开始思想上不是积极支持。这是错误，但是应该欢迎别人对我的批评，而且提出应该保护批评意见，但是不要保留太久，保留几天，就要有下面意见来辩论。但是我对大字报不是采取镇压的态度。六月五日我给全校做报告，还是表示要引火烧身，六月七日，我对当时一些大字报和钢院大字报不符合我的实际的地方，如给邓拓捧场问题，也只是有些应酬话，并没有那样讲，刘小石公布了原始讲话，当时我认为有的不符合事实，讲可以用大字报澄清，这也不是反扑，但这里面并没有布置要围攻，把学生打成反革命。对群众贴大字报不是引火烧身，不是敢字当头，并没有进一步搞白色恐怖，下面怎么做我不知道。当时我是讲过高干子弟动向，要调查这个问题。 + +　　我在清华大学，我不认为是贯彻修正主义路线，当时拿现在主席思想来验定是有缺点、有修正主义倾向，重业务，但不是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对，在全国高等学校比较来说，我对毛泽东思想宣传还比较多，政治工作抓得比较多。现清华出来的学生还不能说政治不行，清华大学中工农成份比较低，这我有责任，但不能说清华出来的学生政治觉悟就低，当然教育同学并不是教育要反党的。清华在全国来说是先进的大学，这是党的教育方针正确的结果，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搞三结合是好的，学生出去是愿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 +　　问：主席著作学习简单化问题。 + +　　答：这是具体问题上的一个错误，对同学学习主席著作应该积极支持，但到现在拉单扛念语录我还不同意，对于答问题用语录等我也不同意。我还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我是针对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上讲学习马列主义要自觉来讲的，但我不是反对、仇视学习主席著作的。 + +　　问：主席思想是“马列主义高峰”问题。 + +　　答：高峰并不是贬低的意思，我当时也说的是马列主义，顶峰好象就不能发展了。毛主席也说不要搞“顶峰”。“最高指示”是十一中全会上讲的，讲高峰毫无贬低毛泽东思想的意思。即使如此，也是用词不当，提不到反对毛泽东思想。 + +　　问：关于女生食堂问题。 + +　　答：这可以两方面看，一方面由于女同学身体不好。出发点是这样，不合适可以改，但不能机械地这么看，培养好是为了将来去挑担子，这不能说是修正主义。比如体弱的搞个体弱食堂，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当然是从发现女同学身体不好而提出的。 + +　　问：打击调干生问题。 + +　　答：我没有打击任何一个调干生。现工科来讲：攀登科学高峰，年青一定是好的。这并不是讲排斥调干生，有的人搞管理工作，不一定要那样，可以提前一年，教务处如何处理调干生，我没有过问。那天斗争会上讲××××怎样，我并不知道，李思问就是调干生，我不承认是修正主义路线。我并不承认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我没有必要这样做，除非能证明我是和彭真勾结反党才行，关于和彭真问题，我写了一份材料给中央，现在大字报和广播中很多关于这方面是“捕风捉影”。我和彭真有工作联系，但无什么秘密活动。彭真反党是成立的，因为他一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他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对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和他是有了矛盾的，五八年清华是贯彻了党的教育改革方针的，五八年陆在六十条中是指名批判清华大学的，陆的老婆反对林彪，有阴谋活动。 + +　　问：打算怎么办？ + +　　答：（1）我相信党，相信毛主席，相信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是实事求是的。（2）相信群众会清楚。（3）也可以比较一下，是否全国各校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清华大学是抵制的呢？是否大家举了，我不举？可以比较一下，相反我举得还高些。高教部刊物《人民教育》六零年四月份的一期上，三篇文章是在人民大会堂发言的；杨秀峰、叶圣陶、蒋南翔。我讲：“清华大学的教育革命”，只有我这一篇讲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样的例子很多，你们可以找64年以来到66年，我在讲话中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有一、二十次之多，讲我举得不高是对的，但比较起来我还是宣传得多些。还建议在高教党委集中学习毛主席著作，过去杨秀峰没有这样做。 + +　　问：对陆平的问题怎么看？ + +　　答：我不想发表意见，因为没有详细材料，没有细细地研究他的情况，而清华与北大还是有所不同的。我觉得陆平比我严重。在社教中有“镇压革命”问题，而且躺在前市委大学部身上。现在我们参加劳动，我没有出过大字报。如果让我出大字报，我也可以出，比如关于与彭真的问题。中央如批准，可以公布出来，让大家看。五八年以来，清华的工作，还是不断前进的，成绩是主流，别人可举例；那个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比清华好，教育战线是不是贯彻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我不发表意见，我认为解放后工科成绩是主要的。关于我的材料，我知道的很少，很多事实是不符合的，比如讲：××老工人揭发我吃芽豆去两头，开午会等，这是不对的，我可以和其他高级干部比较一下。三堡只是开会去，一般是不去的。我参加十一中全会，要求：到底大家揭发了一些什么，我想知道，把大字报给我看，而我也出大字报，请群众核对检查。从开始一直我未取得发言权。听说清华250个支书打成黑帮，即使我是黑帮，他们怎么也是黑帮？对于工作组我是欢迎他来，清华到底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有清华的学生。我没有讲过“艰苦奋斗廿年”，讲的是讲一个学校，从五年、十年、廿年总可以看到。我看到一些大字报，与原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现在部里是两边抄，无政府状态，没人管。先按这两个要求实行了就可，应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调查研究才下结论。 + +　　 周文林记录并整理 + +　　· 来源： + +　　周文林记录并整理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5.txt b/CCRD/0/8/2/00005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ceff515671d45d71803ec9846eaa6d14d17a8d --- /dev/null +++ b/CCRD/0/8/2/000055.txt @@ -0,0 +1,161 @@ +# 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初步检查 + +　　<中共天津市委> + +　　〖中共天津市委原订于11月28日下午召开全市革命师生大会作此初步检查，但28上午市委几位领导干部即被北京红卫兵揪到北京去了，大会未能开成。初步检查稿只发给各单位进行了讨论。〗 + +　　（同学们、同志们：） + +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而且越来越好。广大革命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但是，市委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连背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市委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使全市文化大革命受到损失，并带来严重恶果。市委的心情是十分沉痛的。我代表市委诚恳地向大家作检查，向全市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请罪。市委衷心地希望大家彻底揭露市委的错误，彻底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市委决心在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的帮助下，进一步检查和彻底改正错误。 + +　　现在，我代表市委做一初步检查。 + +## (一) + +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 + +　　市委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反对群众路线，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 + +　　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市委所以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由于市委的错误指导思想造成的。市委的根本错误指导思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看待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观察形势，就会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群众的革命行动看成是“闹事”，是背后有“坏人操纵”。群众起来了，市委恐慌不安；群众运动被压下去了，市委认为“形势好转”。市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不准群众起来革市委的命，不准造市委的反。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市委反复宣布市委是革命的，定了调子。谁要反市委，谁就是“反党”，或者是“受坏人蒙蔽、操纵”。这样，广大革命群众一旦起来，我们就同广大革命群众形成了尖锐的对立。市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错误地认为，群众可以起来革命，但是，要按照市委包办代替的老框框、旧章法办事，硬要把群众运动纳入市委设想的轨道。因此，当广大革命群众起来越出我们的轨道时，市委就进行压制，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 + +　　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市委的种种错误指导思想，归根结底，就是不准群众进行革命造反，不准群众造市委的反，不准群众革市委的命，不准群众炮打市委司令部。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汹涌澎湃的大革命，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市委越是压制群众，阻碍运动，群众越要起来反市委；群众越起来反市委，市委越是害怕，不惜利用各种形式来压制群众。市委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一系列严重错误，正是在这种错误指导思想下发生的。 + +　　从天津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过程来检查，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 + +## 今年五月底以前，是第一段。 + +　　运动一开始，市委的思想就远远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极不认真，极不得力。去年十一月，上海市委首先发起了对吴晗的批判，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揭开了批判“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序幕之后，我们在十二月才转载了这篇文章。五月以前，市委没有把文化大革命作为全市的中心任务，只是当作学术批判来看待，认为这是“文化部门的事”，“打笔墨官司”，所以只限于在文艺、学术界内进行一些批判，没有发动、组织广大工农兵群众进行批判斗争。 + +　　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说过：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由于市委对毛主席的这一教导认识很差，对思想文化领域的阶级斗争丧失警惕，因此，长期以来，市委对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认真抓起来，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们的错误指导思想也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了。 + +　　四月中旬，中央批转了《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军队文艺座谈会》的报告。以后，《解放军报》又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和《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两篇社论。到五月中旬，《红旗》、《解放军报》；连续发表文章，向“三家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了反击。这时，我市广大革命职工、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立即响应号召，积极投入了批判、声讨“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 + +　　但是，由于市委对这场文化大革命极不理解，到五月下旬以后，市委仍然一再强调，基层单位要以突出政治大讨论为中心，继续搞下去，把突出政治大讨论与文化大革命截然分开，担心突出政治大讨论受到冲击。这显然是十分错误的。市委没有认识到，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最大的突出政治。 + +　　更错误的是，当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市委就划框框，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五月中旬，在全市群众革命运动的推动下，市委原决定准备召开文艺界、学术界、教育界的万人大会，声讨“三家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时，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通过省委宣传部，传达了“不要开大型声讨会，开小型座谈会”的指示。同时，他还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指示批判“三家村”，要开座谈会，不要开声讨大会；可以写小字报，组织小字报编委会，不写大字报；不用文艺形式，等等。在这之前，万晓塘同志曾指示市委宣传部声讨“三家村”不搞大字报，与张承先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市委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错误指导思想。市委宣传部按照张承先的意见，提出了四条注意事项，规定不贴大字报、只贴小字报，不开大型声讨会、只开小型座谈会，强调所谓“加强领导”，不采用文艺形式等。这四条注意事项的提出，应当由市委负责。这些框框是抵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这些框框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压抑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群众运动的发展。 + +## 六、七月间为第二段。 + +　　在这个期间，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限制群众、压制群众、镇压群众，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犯了严重错误。 + +　　六月二日，遵照毛主席指示，《人民日报》公布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第一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大字报以后，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群众运动象火山爆发似地起来了。天津市广大革命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热潮。 + +　　这时，市委本来应当同群众站在一起，站在运动的前面，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资产阶级的反，大造修正主义的反，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但是，当群众起来冲击我们的旧框框、旧秩序时，市委却惊慌失措，怕出“乱子”，就急急忙忙划框框，压制群众。市委提出成立大字报编委会，大字报不要点省、市负责同志的名字，对于批评他们的大字报可以在学校专门开辟一间房子张贴；大字报不要上街；劝说群众不要上街游行；地区之间、学校之间不要进行串连；对学生要求改变商店名称加以劝阻；同时，我们还宣布市委是革命的。从此以后，我们定了调子，对揭发批判市委的革命群众有反感，对反对市委的群众进行压制、打击。 + +　　当时，市委同志正在北京开会。虽然由马瑞华同志在家主持工作，但在这个期间天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严重错误，和市委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六月中旬，万晓塘同志回津分别向干部、职工和师生代表做了四次报告。报告的指导思想是，怕群众起来，强调要“稳住局面”。万晓塘同志在报告中，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泼冷水，提出要同学们“听话”，强调抓领导权，提出搞大字报编委会，对鸣放揭发的问题进行排队、编辫子，强调运动不要搞乱，并提出了在学校上一部分课、注意劳逸结合的建议。实际上，这是进一步提出了错误的框框，想把群众的革命运动纳入我们设想的轨道，束缚群众的手脚。这种错误作法，不仅在学校，而且在其他许多单位，都造成了恶劣影响，使有些单位的领导干部，不同程度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错误。这方面的责任在市委。这是与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的。这样，就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在革命高潮初步掀起以后，市委陆续向各个学校派出工工作队。十六中事件发生后，派出了大批工作队。在没有向学校派出大批工作队的时候，市委错误地强调依靠学校原有党团组织搞文化革命；派出工作队之后，依靠工作队控制局面。后来学校建立文革组织时，市委又错误地提出工作队长和学校党支部的人参加文革委员会的工作，控制文革组织。市委决定派工作队，把工作队这种形式强加在革命师生员工的头上，实行包办代替，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特别是在十六中事件发生以后派出的大批工作队，就是为了压制群众，扑灭革命之火。这实际上是用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扼杀群众的首创精神。当然，工作队只是一种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问题在于，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派出学校工作队推行错误路线，是极其错误的。 + +　　市委这个时期的路线错误，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十六中问题上。 + +　　十六中部分革命同学，在六月二十一日召开的庆祝中央改革高考决定的大会上，散发了给全市青年的一封信，批评了市委在文化大革命领导工作中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些革命同学第一个勇敢地站出来揭发市委的问题，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应当坚决支持。但是，市委对十六中部分革命同学一封信的认识是极端错误的。市委认为这封信是反市委的，是幕后有坏人操纵。市委荒谬地认为揭发批判市委就是反对市委，反对市委就是“反党”。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一系列恶劣手段压制、打击革命群众。首先，市委“亮明旗帜”，说明市委是革命的，组织各校学生对十六中的信进行辩论。十六中的信发到那里，那里就组织辩论。市委布置各学校接到这封信后，要组织辩论，不同意这封信的，可以打电话、写信进行反驳。在市委错误指导下，由团市委组织各校学生代表对十六中的部分同学进行了十几个小时的围攻，造成了严重的恶果。第二，向十六中增派工作队，队员达一百三十多人，大军压境，镇压十六中的革命群众运动。第三，向工厂企业进行布置，凡是工厂企业接到十六中的信件的不要印发，对前去串连的学生，由党委和老工人出面进行劝阻，“摆事实、讲道理”，进行反驳。第四，召开十六中学生家长会，通过学生家长，对革命同学施加压力。不少家长思想负担沉重，有些人去市委道歉。十六中有些革命同学回家抱头大哭，父母责骂，兄妹指责，甚至有的被家长殴打不给饭吃。在全市大声讨的情况下，十六中的革命同学一度摘掉了校徽。这充分说明，十六中事件的发生，完全由市委负责。当时不同意十六中这一封信，同十六中部分同学进行过辩论的同学、职工，他们是没有错误，没有责任的。这是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 +　　更严重的是，在市委错误思想指导下，当六月二十三日晚各校学生聚集在十六中门前的情况下，马瑞华又惊慌失措，个人擅自决定派出全副武装的公安部队三十二人，到十六中附近进行所谓“维持秩序”，引起了一些群众的不满和恐怖。这是一种镇压革命、反对革命的犯罪行为，是一个十分严重的事件。 + +　　在十六中事件发生后，不少学校转移了斗争目标，发生了批斗学生的问题，使有些革命学生受到压制、打击，有的甚至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市委还提出“夺权”。在许多学校，把革命学生掌握的电话、油印机夺过来，由工作队掌握，甚至解散了十六中的警卫连。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被压了下去。 + +　　六月下旬，市委派张淮三同志回津主持工作。七月一日，张淮三同志向市、区领导干部和学校工作队做了报告。这个报告继续贯彻错误路线，错误地估计了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过高地估计了运动中出现的所谓“复杂情况”，认为阶级敌人客观上有点总动员，各种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上台了，敌人利用一部分青年缺乏政治经验，混水摸鱼，制造混乱，企图煽起一股反党、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黑风。报告中把革命青少年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看成“受了敌人利用”，完全混淆了是非。报告中强调市委是革命的，并且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大讲无产阶级专政，提出工作队是党派的，如果有人要赶工作队，工作队要顶住。这就堵塞了群众的言路，增加了群众的顾虑，压制了群众揭发市委的问题。七月十六日，张淮三同志向全市学生代表大会做了报告，又一次强调市委是革命的，并且强调工作队是市委派出的，一切革命者，要在工作队直接领导下，等等。 + +　　七月间，市委虽然采取一些措施制止批斗学生的现象，但是由于对十六中问题缺乏认识，没有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又学习和介绍了北京的错误经验，所以继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革命师生继续受到压抑，运动仍然处于冷冷清清的局面。 + +## 第三段，是八月以来到现在。 + +　　八月以来，中央十一中全会公报和十六条公布以后，在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在林彪同志几次重要讲话的指导下，天津市的文化大革命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 + +　　但是，市委对前一时期的路线错误仍然缺乏认识。八月六日，万晓塘同志在十六中全体师生员工和全市师生代表大会上，代表市委对十六中问题做了检查，并且宣布了省、市委关于撤销马瑞华市委组织部长职务的决定。当时，市委的检查不深刻、不全面、不彻底，在十六中问题上没有承担应负的责任；对受到压制、打击、围攻的革命同学，市委没有对他们进行平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认真清算。对马瑞华镇压革命学生的严重错误，也是在中央、华北局对我们提出了严肃批评之后，我们才被迫仓促进行处理。这说明市委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但是，市委对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没有认真学习、讨论，更没有结合学习，检查清算自己的路线错误。因此，极为严重的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市委执行的错误路线仍然继续，而且在形式上有了发展，在一系列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 +　　市委的严重错误，首先表现在对待“八·二六”事件，以及九月二日以后在市委机关门前的几次辩论问题上。 + +　　“八·二六”事件的发生，是由于市委害怕群众、害怕革命、不敢站出来接见群众造成的。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北京红旗学校等校少数革命同学和天津劳动局第二技校部分革命同学来市委机关门前揭发市委的问题。同学们敢于斗争、敢于起来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炮打司令部，大方向是正确的。这种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但是，当群众起来炮打市委司令部时，市委很看不惯，很不舒服，怕打在自己头上，因此，形成了与革命同学尖锐的对立。当时，市委负责同志“怕”字当头，不敢出面接见同学们。如果我们当时有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态度，市委负责同志出面接见同学们，并且支持同学们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八·二六”事件是可以避免的。 + +　　“八·二六”事件发生后，市委对北京少数革命同学，从思想上否定了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对他们的某些作法很不满意，以至后来发展成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严重错误。 + +　　在革命同学的强烈要求下，九月二日，万晓塘同志在市委机关办公楼分批接见了北京和本市一些学校的同学。从九月二日上午到三日早晨，北京和本市几个学校的同学，进入市委机关办公楼。市委机关门前的会场，由北京红旗学校等校同学主持，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群众起来充分揭发批判市委的问题，这是大好事。我们应该热烈欢迎同学们这种革命造反精神。但是，由于市委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怕”字当头，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学生要砸市委”，“阶级敌人要利用群众向市委发动进攻”。这样，就完全颠倒了黑白，混淆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基于这种错误估计，所以，思想极端紧张，如临大敌，连夜召开了一些工业局党委书记会议，布置各局组织工人赤卫队，组织了市委、市人委机关部分干部、部分工厂的赤卫队、红卫兵共一千多人，于三日凌晨进入市委机关保护国家机密，劝说在市委机关办公楼的同学们离去。另外组织了工人赤卫队四百余人进入市人委机关。经华北局批评后，第二天这些干部，工人赤卫队、红卫兵就撤出去了；我们又组织了部分学校红卫兵一百余人到市委机关保护国家机密，经这些红卫兵向我们提出批评后才又撤出。当时工人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虽然没有发生冲突，但是已经造成了部分工人和部分学生的对立、学生之间的对立，造成了很坏的影响。部分工人、学生到市委机关保护国家机密，是市委动员他们去的，责任完全在市委，他们是没有责任，没有错误的。中央一再号召工农兵和革命学生要团结起来，而我们竟利用群众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让工人保护我们，制造工人和学生的对立。显然，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我代表市委向这些同志们陪礼道歉，承认错误。 + +　　从九月三日至六日，在市委领导的主持和指使下，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对揭发批判市委的革命学生进行了反击，挑动群众斗学生。市委领导指示一些工业局、公司调兵遣将，组织一些工厂的工人赤卫队，有的由工厂企业领导干部带队，到市委机关门前参加辩论。同时，通过说明“八·二六”事件真象的办法，大量印发了关于“八·二六事件的由来和形成”等宣传品，用汽车运送，在全市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广为散发(还散发到外地)，组织宣传站广泛宣传，制造舆论，反驳这些揭发批判市委的同学，对他们进行围攻。这样，就扭转了斗争的大方向，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压制和打击了革命同学揭发批判市委的革命行动。对揭发批判市委的同学的辩论、围攻，完全是市委组织的，是市委挑动起来的。参与过这次辩论、围攻的同志们、同学们，当时是受了市委的错误路线的蒙蔽和影响，他们没有责任，责任完全在市委。在这里我代表市委向受围攻的同学们陪礼道歉，承认错误。 + +　　市委在对待三轮二社事件上，有严重错误。八月二十九日，三轮二社的一小撮地、富、反、坏分子，利用群众大鸣大放的机会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九月一日，杀害了这个社的党支部书记、革命干部陈良谋同志。当时个别学校一部分红卫兵，由于不明真象，曾经参与了这一事件。但是，在事件发生后，我们没有及时向广大职工群众、革命学生揭露事实真象；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及时镇压反革命，揭露敌人的阴谋；没有大讲红卫兵的功绩，号召工人、干部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没有通过这一事件，对群众进行教育，说明红卫兵是革命的，但要防止被坏人钻空子，向全市人民宣布红卫兵没有责任。结果，对红卫兵有很大压力，使得一些炮打司令部的革命群众产生了顾虑。 + +　　市委的严重错误，还表现在九月十八日人民体育场大会以后对待群众的辩论问题和万晓塘同志逝世后的悼念活动上。 + +　　九月十八日，天津市延安军校红卫兵红旗战斗队、长征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市劳动局第二技校八·一八红卫兵，东方红军校八·一红卫兵第一造反小组等十五个单位，在人民体育场召开了“揭发天津市委大会”。开会之前，这些学校贴出海报，要求市委领导同志参加。当天，万晓塘同志、赵武成同志代表市委到会听取同学们的揭发批判。他们在讲话中，虽然也表示热烈欢迎同学们批评市委的缺点错误，表示热烈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但是，在思想上仍然认为主持这次大会的革命同学是反市委的，对同学们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有抵触情绪。上午出席大会的约三、四千人，下午约有五、六百人。对此，我们还认为他们这次大会开得不成功，是“强弩之末”，我们开始“主动”一些了。这说明了我们完全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次大会。 + +　　这次大会以后，十九日，万晓塘同志由于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心脏病暴发而逝世。广大干部、职工、学生听到了万晓塘同志逝世的消息后，心情沉痛。有的同志不明真象，误认为万晓塘同志的逝世，是这些同学“给折磨死”的，对这些同学产生了对立情绪。在一些悼念万晓塘同志的大字报，传单上，还提出一些“惩办凶手”，“血债要用血来还”等错误口号。市委宣传部、支部生活社部分干部编写的悼念万晓塘同志逝世的传单上，有一篇稿件对九月十八日大会作了不符合事实的介绍。市委发现后，虽然立即制止了，但已发了一部分，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当时，市委的态度很不明朗，没有及时说明事实真象，澄清事实，直到十月上旬，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市委才印发了“关于九月十八日人民体育场大会的说明”，表示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欢迎同学们揭发批判市委的缺点错误。但是，这个说明的态度仍然不够明朗，没有说明九月十八日的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开这样的大会好得很，也没有澄清这次大会与万晓塘同志逝世没有关系。现在，市委诚恳地表示，九月十八日人民体育场大会是革命的大会。延安军校(原十八中)、长征中学(原女六中)、第二技校、东方红军校(原市一中)等学校的革命同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揭发批判市委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他们的革命精神好得很！ + +　　由于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宣传“八·二六”事件等问题上制造舆论，造成了部分干部群众与揭发批判市委错误的革命同学的对立，加之万晓塘同志在参加九月十八日大会之后突然病逝，因此，引起一些干部、群众的怀疑。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责任不在他们，责任完全在市委。从二十日以后的几天里，一些职工、学生自发地到市劳动局第二技校、长征中学找主持、参加十八日大会的同学进行质问、辩论。市委发现后，立即通知有关部门进行工作，并派负责同志到第二技校、长征中学出面进行了劝说，防止群众斗群众、学生斗学生，同时，通知宣传部和支部生活社的同志对所发传单不符合事实之处进行更正。这个时期，我们虽然对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的问题有了警惕，但是对于我们的路线错误仍然缺乏正确认识，因此，只是采取了许多消极的防范性措施，而且不够有力，致使部分揭发批判市委的革命同学仍然受到压制，使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低落下来。 + +　　这个时期，市委在贯彻党的阶级路线上，也是有错误的。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主席历来重视人们的阶级成分、阶级出身，同时，也反对“唯成分论”。但是，市委在前一时期，主要是在八、九月间，过分强调了阶级成分、阶级出身，而忽视了重视政治表现，这显然是片面的。由于我们的思想认识上有错误，所以对在社会上流传的划分“红五类”、“非红五类”或者什么“黑几类”的错误观点，也没有加以澄清和批判。 + +　　市委的路线错误，不仅反映在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而且在其他部门单位的文化大革命中也有表现。市级党政机关从九月初开展运动后，市委也提出了一些框框，比如，争取十天掀起鸣放高潮，准备十月份开展重点批判，等等。这样，就限制了鸣放，限制了广泛地发动群众。在工厂企业里，在我们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一些开展文化革命的单位的领导，不是“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怕”字当头，限制群众，压制运动，有的甚至在建立文革等革命组织中，违反民主的原则，由领导包办代替。 + +　　此外，由于市委对上下两头吃得不透，所以，在工厂企业开展运动的部署上，缺乏全面安排，曾经出现“两上两下”的问题。六月份，一部分工厂企业开展运动，六月中旬作了收缩；八月底，又全面铺开，国庆节前，又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按四清部署分期分批地进行。这样“两上两下”，给局、区、公司和基层单位带来很多困难，群众意见很大。这也是需要我们深刻检查，认真吸取教训的。 + +　　市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给全市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恶果。 + +　　（第一，由于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群众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致使有些革命学生、革命职工，遭到压制、打击、迫害，受到围攻、批斗，有的被打成“反党”、“反革命”。六月二十八日，发生了南开中学革命同学陈惠芳卧轨自杀的严重事件。陈惠芳同学因为支持十六中同学的这封信，受到很大压力，因此卧轨自杀。市委感到非常痛心，我们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 +　　第二，由于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使我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全市文化大革命运动出现了“三起两落”，出现了两次曲折。正如前面检查的：六月初，群众起来了，经过十六中事件，革命的群众运动被我们压下去了；八月以后，群众又起来了，经过“八·二六”事件、九月二日市委机关门前辩论以及九月十八日大会以后，革命的群众运动又一度被我们压下去了。因此，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给党、给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教训是极其沉痛的。 + +　　第三，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以致造成了一些群众之间、学生之间的严重对立情绪，加深了一些群众之间、学生之间的意见分歧，妨害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团结。这个责任在市委。我们再一次表示，曾经受错误路线蒙蔽和影响的群众，不担负错误路线的责任。大家不应该歧视他们，不要给他们扣什么帽子。我们衷心希望，大家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在革命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坚定地团结起来。 + +　　第四，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使一些领导干部和学校工作队的同志们，在我们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学校工作队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他们前一时期执行的是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责任主要不在他们，主要在市委。对这些同志，我们要根据毛主席从来主张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 +## (二) + +　　在这一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市委所犯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偶然的。 + +　　第一，市委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很不理解。由于市委长期以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思想落后，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市委就背离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要求，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不到群众运动的革命大方向，看不到本质和主流，错误地把支流当作主流，把现象当作本质。我们往往抓住“一鳞半爪”用以反对群众运动。我们虽然口头上也讲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但实际上对革命群众的某些行动很不习惯，很有反感，甚至把自己完全置于同群众对立的地位，显然，这是十分错误的。毛主席说：“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他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由于我们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所以，对革命群众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 +　　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所以，在较长时间内，我们没有正视自己所犯的路线错误，没有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和给党和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失。广大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开大会、贴大字报、发传单，揭发批判我们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明明是帮助我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而我们却产生抵触情绪、对立情绪。现在，通过传达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学习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指示，通过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们才开始认识到，我们过去的态度是极其错误的，应当有勇气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上来，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　　第二，我们背离了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毛主席历来最相信群众，最信任群众，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最前列。毛主席在二十多年前就教导我们说：“必须明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恰恰相反，从文化革命一开始，就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用一种官老爷的态度去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 +　　文化革命一开始，我们不深入群众，不调查研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包办代替，发号施令，制定了很多框框，捆住群众的手足。我们完全低估了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当革命小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了革命的群众运动，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我们，触及我们的灵魂时，我们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惊慌失措，怕群众“闯乱子”，实际是怕群众揭了我们的“疮疤”，怕群众破我们思想上的“四旧”，怕横扫我们头脑里的“污泥浊水”。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是“怕”字当头，表现为“怕、压、挑、躲”。开始时，我们出面对群众进行压制；十六条公布以后，又采取新的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后，又躲避起来，不敢见群众，不敢讲话。我们虽然常常讲放手发动群众，但是实际上，我们不少的精力没有用于研究进一步发动群众，而是用于研究如何应付群众。这样，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摆到同群众的对立方面，同群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 + +　　林彪同志指出：“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力。”我们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思想上极不适应，极不习惯。平时我们对毛主席提出的民主集中制贯彻得不好，发扬民主很不够。大民主一出现，我们更是顾虑重重，怕得厉害，总想限制多一点好，范围小一点好。我们对在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这样的大民主的伟大意义，根本不懂。 + +　　毛主席指出，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这对每个革命者都是一个严重的考验。毛主席是正确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最伟大的榜样，是我们党领导群众运动的最卓越的典范。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大量新事物，在很长时间内不理解。红卫兵、大串连，这些本来都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是毛主席大力支持的，但是，我们在很长时间内，对这些新事物缺乏正确的理解，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我们对外地来津串连的同学的革命造反精神支持、鼓励很差。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我们对北京部分革命同学的态度有错误。北京革命同学来津进行革命大串连，传播革命经验，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对天津文化大革命有很大推动作用。对于他们这种大无畏的革命英雄行为，市委应该采取坚定不移的态度，满腔热情地支持他们。但是，由于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对他们的革命思想感情很不理解。我们没有看到：第一，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第二，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十分可贵的；第三，他们对我们提出很多批评意见，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我们对北京部分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看支流多，看主流少，本末倒置，颠倒黑白，犯了严重错误。 + +　　总之，市委在这一场文化大革命中，违反了毛主席的革命群众路线，屁股没有坐在革命群众的一边，而是坐在了群众的对立面。我们一定要遵从毛主席的教导，钻到群众中去，去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终生不渝地当群众一分子，当一名普通兵，甘当群众的小学生。 + +　　第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我们虽然参加革命较早，但是进入大城市以后，十七年来，一直是高官厚禄，骄傲自满，故步自封，夜郎自大，养尊处优，满足现状，不求进取，从而忘记了自己的革命历史，忘记了整体，忘记了人民，忘记了七亿人口，忘记了世界上三十亿人口。毛主席多年来批评的“官、暮、骄、娇”，在我们身上全有。我们存在这种精神状态，不可能领导好这场文化大革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这次犯了路线错误，正是我们的错误思想的大暴露。 + +　　我们这种做官当老爷的思想，有许多“尊严”，群众不能侵犯；有一套“纪律”，群众不能违犯；有一套“秩序”，群众不能越出。只能听恭维的话，不能听取批评，只能拥护，不能反对；只能保护，不能揭发；只能革别人的命，不能革自己的命，只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没有同时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由于有了这些坏思想、坏作风，便不准群众触动我们，群众一旦触动我们，我们竟利用毛主席和党在群众中的崇高的威信，压制群众，保护自己。 + +　　我们对自己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自恃“地位高、资格老”，眼里没有群众；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对自己不能一分为二。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得很突出。 + +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不破不立，教训沉痛。我们要认真学习“老三篇”，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破私立公，破旧立新。要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向革命的小将学习。我们要在全市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下，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一定要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保持革命的晚节。 + +　　造成错误的原因很多，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 +　　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科学，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的真理，是最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统一的行动纲领。”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谁要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谁就要迷失方向，必然走到斜路上去，革命就会遇到挫折和失败。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认真地学习毛主席亲自主持和制定的十六条和有关的指示，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很不理解，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对上跟不上毛主席思想，跟不上中央的精神，对下跟不上广大革命群众要求，形成了“两头劲头很大，中间顶牛”的状态。 + +　　毛主席亲自领导这场革命，八次接见革命群众，亲手点燃了熊熊烈火，亲自发动这场震动全世界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我们却“怕”字当头，一再顶牛，远远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一再地犯严重错误。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接受教训，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永远按照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前进，永远站在革命群众一边，彻底革命，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好学生。 + +## (三) + +　　目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日益深入人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宣告破产。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对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最近，市委召开了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检查批判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到了我们猛然醒悟、彻底改正错误的时候了。从文化大革命以来，特别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市委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从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我们一定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刀两断。如果我们仍然执迷不悟，坚持错误路线，同党同群众的矛盾性质就会起变化，就会滑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只有彻底批判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才能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现在开始，要在全市掀起大揭露、大批判的高潮，不揭深批透，彻底肃清影响，决不罢休，我代表市委再一次向大家表示： + +　　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市委决心彻底检查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彻底批判，彻底清算，坚决捍卫和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坚决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我们一定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同革命群众一道，把这场大革命搞好，在这场大革命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灵魂。 + +　　坚决支持广大群众革命造反精神，热烈欢迎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继续深入揭发批判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热烈欢迎曾经受过市委的错误路线影响的同学们、同志们深入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热烈欢迎市级党政机关干部深入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 + +　　坚决贯彻中央的指示，对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予以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并按中央指示精神，销毁有关档案材料。我们再次向这些革命群众陪礼道歉。 + +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市委重温毛主席这一亲切教导，振作精神，鼓足勇气，决心彻底地抛弃路线错误。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最严峻的考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受这场考验，市委一定下最大决心在这场大革命中考验自己，下最大决心改正路线错误。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勇敢地战斗起来，来革市委的命，造市委的反，集中炮火向着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 +　　万岁！万万岁！ + +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6.txt b/CCRD/0/8/2/00005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55e8b763c67264fdfd76fbcc6363c855103d18 --- /dev/null +++ b/CCRD/0/8/2/000056.txt @@ -0,0 +1,27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陈侃中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陈侃中　　　　　　　　　　　　　　　　　　　　　　编号77 + +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陈侃中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贫农 曾用名 林启俊 年龄 37 本人成份 军人 文化程度 初中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广东兴宁 现住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1948年1月在兴宁县，参加伪国民党保安独立九营任一等兵。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母，李群英61岁，兴宁县坪洋公社长坑大队社员，群众 弟 陈启高，35岁。 个人简历 1935.1－1948.曾在枚县和兴宁读过中小学，其中也有几年在家乡耕田。 1948.1.开始，留在兴宁县伪保安独九营二连当一等兵，广州市沙河伪保安学兵营学兵，东江二总队输送连任下士班长等职。 1949年5月被解放过来，参加解放军，任过班长、排长等职。54年转业参加工作，任食堂经理。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8年6月24日，由中区整风办公室批准划为右派分子，作五类处理，1959年摘帽，由于表现坏，于1960年12月10日由市委组织部批准，重戴右派分子帽子，作二类处理。 + +　　注：*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 +　　 主要问题 48.1.参加国民党军队，与解放军作过战。参加革命队伍以后，表现不好，曾因搞男女关系受党内警告处分。对党不满，于58年向党猖狂进攻，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说我们提拔干部凭奉承，说干部下放是丢包袱，说农民吃不饱也要生产等，并诬蔑党的领导与历次的政治运动，说：“上级住在高楼大厅，就不知睡在街边人的死活。”“现在的人民警察态度很差，甚至有些不如国民党时期的警察。”说：“三反在部队时，好像没有领导一样，我师除一个政委和一个付团长以外，上下都斗过。”“有一个连长怕罪逃跑，拉回来排长打他，打到他面都肿晒。”“×××排长因为怕斗自己，就伪承认贪污2条金条，上面压下来不止，又说4条，结果发神经就送回乡了。”59年摘帽后，又组织小集团，更恶毒地攻击党、领袖和社会主义制度。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近两年来，能服罪，接受监督，劳动较负责，踏实，有悔改决心，但对坏人坏事未能大胆揭发，自由主义思想较重。 签名 周德文 1966年6月13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分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5年6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7.txt b/CCRD/0/8/2/00005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d1c11b8bbdc783d7cb3bf62797d937d7846d7d3 --- /dev/null +++ b/CCRD/0/8/2/000057.txt @@ -0,0 +1,181 @@ +# 常芝青同志的检查提纲 + +## [常芝青，时任《前进报》负责人。] + +　　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教导说： + +　　“我们共产党员，无论在什么问题上，一定要能够同群众相结合。如果我们的党员，一生一世坐在房屋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种党员，对于中国人民究竟有什么好处没有呢？一点好处也没有的，我们不需要这样的人做党员。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 + +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 +　　“以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相信自己的事业是完全合乎正义的，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随时准备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们的事业，难道还有什么不适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观点、意见、办法，舍不得丢掉的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 +　　我在运动和日常工作中所以犯了许多错误，首先就是因为自己没有按照主席的教导，正确地对待群众，对待群众斗争，相反的，是采取了很错误的态度。在运动中，一直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我”字当头，没有引火烧身，从“我”字当头，到“怕”字当头，怕这怕那，归根结底，就是怕出丑、怕痛、怕群众，怕革自己命。两个多月以来，虽然自己逐步地认识到这些错误，想改正这些错误，但是总是每想前进一步，反而又犯一次错误，实际上还是由于放不下多年来“当官做老爷”的臭架子，真正地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到群众中去受教育，因此也就不能很快地回到群众中去，真正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我痛切地感到这种状况，再不能继续下去下，这种状况太危险了。我要痛下决心，把改正错误的愿望变为真正的实际行动。我认识到只有相信群众的大多数，坚持真理，纠正错误，不怕到群众斗争实践中继续犯错误，才能真正地改正错误。我今天就是带着这种沉痛心情，痛改前非的心情来同同志们见面的，来作检查和交代自己的错误的。我想将我现在认识到的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作初步的检查和交代。 + +　　第一：关于对待文化大命认识上和态度上的错误。 + +　　第二：关于在报纸工作和宣传工作中的错误。 + +　　第三：关于地方记者工作和干部路线上的错误。 + +　　①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认识、错误立场和错误态度。 + +　　一、五月八日以前 + +　　一月三日转载方求的文章问题 + +　　关于姚文元同志第一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为什么没有转载，为什么一月三日转载了方求的文章和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按语。 + +　　①十二月八日由国外回国，经广州回北京。 + +　　②过新的到×同志那里之前后。 + +　　③四月五日转载了关锋、林杰文章（青年报打电话来） + +　　④旧中央宣传部召开会议传达和讨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提纲。 + +　　⑤毛主席批评了旧市委后使决心建立专门机构。结束了犹豫状态。 + +　　⑥先念同志和姚依林同志的指示，史学等界的批判文章大公报自己文章有困难可转载，《人民日报》等报的，大公报要把批判重点放在孙冶方的批判上。 + +　　四月十六日旧北京日报假揭露真包庇后，过两天以后人民日报陈竣召集中央各报负责人传达吴冷西电话的意见。 + +　　⑦到上海（三月间振陵同志提出报社派人到上海组织财贸战线上突出政治先进经验这个建议的） + +　　第二，报纸进一步突出政治问题是第一位 + +　　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是第二位 + +　　按老经验考虑问题。很不理解。 + +　　二、高炬、何明文章和揭露三家村材料发表后（五月八日以后） + +　　第一，开始感到报纸跟不上形势，很着急 + +　　①回北京当天（写按语。老虎屁股摸不得） + +　　②听传达康老在中央报纸会议和了解到文史等批判组织和孙冶方批判组情况后，感到报纸工作落后情况很着急。我们工作跟不上很恼火。 + +　　③调整组织加强领导 + +　　（④检查报纸有关问题（估计不足）） + +　　⑤党组重新分工检查“生意经”(调超书回京)李、姚、阎、常 + +　　（第二，宁可落后，也不要犯方向性的错误，坚决按中央文革的意图办事。紧跟军报、光明尽量赶，不乱抢先。） + +　　⑥对大公报的缺点错误的认识 + +　　大公报问题不同于北京日报，错误问题是将来内部揭发批判的问题。 + +　　⑦对大公报心中无数到感到问题严重 + +　　⑧先念同志考虑派人来帮助搞运动，刘志坚答应给政治干部。 + +　　⑨中央书记处决定改变人民日报的面貌。召开各报总编辑会议：为人民日报出力。 + +　　⑩对待地方记者问题。 + +　　搞报导，搞革命，抽调，改的时候再说。 + +　　六月四日动员报告以后。 + +　　促要干部。 + +　　财办决定派马定邦等同志来。 + +　　建立文革小组。我主要搞报纸。 + +　　按老经验对待这次运动。 + +　　先搞敌我矛盾问题，后搞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 +　　①第一个高潮 + +　　②第二个高潮上下左右，党内党外一齐扫。 + +　　③炮击司令部，准备成立文革，想法。 + +　　④破四旧，改报名的斗争。 + +　　⑤决定改报时的错误想法。 + +　　⑥启事问题 + +　　对启事 + +　　对葛致达同志 + +　　（乙）关于报纸工作中自己的错误和旧中央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恶影响； + +　　第一，关于报纸工作中的错误 + +　　一、一九六二年六月所谓——四平八稳、无为而治，不碰中心。报纸指导性问题。不点名批评，知识性、趣味性。 + +　　参观访问福建前线回来听说陆考虑取消大公报。 + +　　二、一九六四年初贯彻主席各行各业都要学习解放军号召。 + +　　第二次记者会议 + +　　经济评论问题 + +　　三、一九六四年六月传达（甲、乙两种选读本出版前）陆定一的反动指示。 + +　　强调自愿、五好条件 + +　　强调质量，不要大“胡弄”。 + +　　专刊问题 + +　　辅导材料问题 + +　　李克勤的宣传 佳木斯二十三粮店 + +　　一九六五年 + +　　李素文 + +　　李德训 + +　　李金玉 + +　　一九六六年： + +　　二月二十三日传达吴冷西的讲话与有关决定。 + +　　李芳洲的宣传问题 + +　　第二，关于干部路线问题 + +　　1、关于使用大公报原有干部问题 + +　　李、胡、姚；干部参加劳动锻炼。 + +　　2、关于建立地方记者的问题 + +　　一九六〇年 + +　　3、一九六一年经济困难时期 + +　　4、出版社由大公报党组统一管理问题 + +　　5、一九六二年取消大公报，轮训干部 + +　　6、一九六三年五反运动以后（李光诒提级） + +　　7、一九六三年终一九六四年初，在财办各级党组会上提出加强报纸干部问题 + +　　扩大编委问题 + +　　8、一九六五年从山西回来。 + +　　建立党委制问题 + +　　建立政治机构问题 + +　　再向领导提出干部问题，有人要提胡邦定为副总编辑问题精简机构，决定归并出版社问题 + +　　张契尼问题 + +　　 来源：《前进报》文化革命办公室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8.txt b/CCRD/0/8/2/00005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dc24d5205ef757f57a78d9739bfddfcb737eee --- /dev/null +++ b/CCRD/0/8/2/000058.txt @@ -0,0 +1,87 @@ +#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革命委员会检查 + +　　<北京发行所革委会> + +　　（同志们：） + +　　《红旗》杂志第13期社论指出：“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因此，只有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留毒，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我所自十月十七日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以来，已经一个多月了，由于革委会对两条路线斗争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形成了领导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所以使我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没有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 +　　现在情况有所好转，当前我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由于许多革命同志的推动，形势日趋好起来，突出的表现在各种战斗组、队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建立起来，而且越来越多的同志关心和参加了两条路线的辩论，这是我所有史以来，政治生活中一种非常好的现象。“敦促革委会”“炮轰革委会”的呼声不断传来，形势促使革委会必须起来革命。 + +　　我们革委会的立场是要坚决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我们的态度是要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影响。 + +　　两条路线之间的分岐集中表现在对待十六条的态度方面，是维护和执行十六条呢！还是反对和抵制十六条呢？两条路线的核心是围绕着对待革命群众采取什么态度和立场问题。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根本的一条是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充分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此相反，它的最根本的一条是害怕群众，反对群众，镇压革命群众。 + +　　我所革委会自8月6日成立以来，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现在检查起来，以十六条来衡量对照我所运动情况，有些地方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产生了不少的缺点和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 一、关于革委会的选举问题 + +　　我所文化革命筹委会、革委会的选举和成立是仓促的。候选人名单虽然是自下而上由群众提名，经过了一些酝酿和讨论，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产生，但由于时间过分仓促，没有做到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进行反复的讨论，仅仅两天时间文化革命委员会就宣告成立。因此以十六条来衡量，我所革委会的选举和建立过程，是不完全符合巴黎公社全面选举原则的。 + +　　这样的文革委员会，在当时尽管是由我所绝大多数革命的同志选举出来的，但由于未经过群众充分的酝酿和讨论，特别尚未经过文化革命的实践考验，一开始暴露出了它的弱点。在8月6日当工作队闪电式的宣布撤消时，十分明显的表现出来了。那就是8月6日晚上，革委会未出面讲话，这就是思想无准备敢字不当头的具体表现。 + +　　革委会在8月6日成立后，在革委会是否重新改选问题上，也是“怕”字当头。当时张永成同志曾经讲：“有些群众既然怀疑革委会的领导，是否你们仍以筹委会的名义出现，重新组织改选问题。”我们考虑这样做，可能会引起紊乱。所以在要否改选革委会的问题上，虽然交群众讨论了，但仍未做到让群众充分进行讨论。特别是对少数人的意见听取不够。这种作法是不利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 + +## 二、在掌握斗争大方向上，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四大”武器，革委会成立后，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敢不敢起来领导群众揭发斗争，一个是如何斗争的问题。 + +　　十六条说：“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 + +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十六条中又说：“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他们用大字报、大鸣、大放、大揭露、大批判，坚决地向那些公开的隐蔽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举行了进攻。” + +　　根据这一最新最高的指示，结合我所具体情况，革委会研究了我所运动问题。根据当时我所革命群众揭发的材料，我们认为，必须集中力量对赵国良等人的错误进行斗争批判。 + +　　我们革委会，在掌握斗争大方向上，是沿着这个轨道前进的，革委会没有把斗争的锋芒指向革命群众。 + +　　现在简要谈一谈，革委会在掌握斗争大方向问题上，对斗争过的七个人的一些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 +　　赵国良、卢华唐是发行所的党内当权派，根据当时群众揭发出大量材料说明，他们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他们阻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像的发行；不遗余力地贯彻执行前文化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林默涵等人的旨意，积极大量的发行黑书、黑画，在全国流毒极广；他们竭力提倡贯彻“双第一”的修正主义方针，在经营思想上存在着严重的资本主义倾向，如码洋、指标挂帅等；在干部路线、组织路线上也存在着严重问题。除此之外，赵国良在领导我所文化革命运动中，有意转移目标，制造混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下边，卢华唐从安阳返京后，迫不及待地参与制造混乱，把矛头指向一般群众，把我所的运动引向到邪路上去，这同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是背道而驰的。 + +　　根据以上的错误事实说明，他们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犯下了极为严重的错误，连赵国良本人也不得不承认犯了滔天罪行，革委会认为必须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清算，因此采用了大会形式，进行了重点斗争、批判。 + +　　李旭升、贺尚华、陆联棠、张子光。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他们不仅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而更重要的是有右派言论，有些言论极为反动。根据他们的错误性质，我们是当漏网右派分子斗争的。 + +　　至于孙发达的问题，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来看，他是属思想蜕化，革命意志衰退，干劲松弛，他还散布了许多荒唐的谬论，影响极坏。比如他说：“不学毛主席著作，照样可以工作”的言论，严格地讲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做为党委成员孙发达，他的错误也是很严重的，他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因此革委会研究采用大会斗争。 + +　　现在看来，对斗争过的赵国良、卢华唐、李旭升、贺尚华、陆联棠、张子光、孙发达等七人，尽管斗争的矛头指向是对的，有群众基础，有比较充分的材料，但在作法上有缺点和错误。 + +　　我们革委会的错误在于：(1)没有充分发动群众运用“四大”武器，特别是没有运用大辩论这个武器，应当是先让群众进行大辩论，充分发表意见，确定了性质，然后再斗或批，这样就会有更可靠的群众基础，如果充分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就可能少犯或不犯错误。 + +　　(2)革委会领导思想上对斗与批理解有问题，认为斗和批很难划清，应当是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采用不用的方法去解决，这是必须接受的教训。 + +　　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来自两个方面：第一，受了斗争夏衍大会的冲击，当群众革命激情高涨时，我们革委会领导思想上不冷静，头脑跟着发热，唯恐落在形势后边。第二是接受了第一办公室框框的影响，因为第一办公室通知精神，要求在国庆节前斗争完，据称对能定案的人要进行处理。因此形成了赶时间，赶进度。同时也直接受到原工作队张永成同志的影响。他说：“向黑线开火，快点好，早点好”。这种作法，实践证明，既不利于群众自己教育自己，如有不少同志写了揭发批判稿，未能有机会发言。同时也不利于批深批透，对下阶段的改造成困难。 + +## 三、关于后揪几个人的问题 + +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革委会在掌握政策，掌握原则上，有缺点和错误。这表现在对揭发赵国良干部路线，组织路线时对点名的几个科级干部处理有问题。 + +　　在斗争赵国良的大会上，党委会同志为了充分揭露赵国良在干部路线、组织路线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点了一些人的名字如张义彬、许之林、吴克己、杜建华、张明西、张履兰等人，当党委会把发言稿通知革委会时，已临近开会。革委会对发言稿未曾审阅这批人的问题，没有提到日程上研究讨论，就表示同意点名，这是很不认真，很不严肃的态度。 + +　　（当时我们的主导思想是，张义彬、许之林是隐藏在革命队伍的地主分子，可以借文化大革命的东风把他们揪出来，进行处理。至于张明西、杜建华、吴克己、王鼎吉等人根据群众揭发的材料，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和其它问题，可以点点名。并事先布置同学红卫兵点名时让他们站出来。但是我们没有料想到，在会场上群众的斗争气氛是那样高涨，以至于会议都无法继续进行下去。鉴于这种情况，一方面为了不挫伤群众的革命情绪，另一方面要掌握党的政策界限，所以找他们谈了话，暂时让他们到球场旁边小屋进行学习和反省。） + +　　（这批人中，除了张义彬、许之林交人事部门处理外，张明西等人曾经交各组讨论过，根据各组汇报情况，革委会研究后宣布对他们分别在全所大会、文革小组范围内进行批判。） + +　　现在看来，由于革委会在掌握党的政策方面，很不慎重，对以上人的处理有错误。我们的错误在于：(1)没有根据党的政策，区别对待不够。引用历史材料来揭发揪人，这是不符合这次运动精神的，起了副作用，使一些有历史问题的人背上了包袱，这样做是不利团结大多数，也不利于运动的。 + +　　造成这种错误的原因，是与文化部对中央请示报告分不开的，所谓一条又黑、又粗、又长、又深的黑线的提法，在我们思想中起了作用，同时也直接受到原工作队框框的影响。此外我们对党委办公室的发言稿未进行审核，我们有责任。 + +## 四、关于文斗与武斗的问题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在思想意识领域中的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讲，是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要用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但是我们在运动中，发生了武斗和变相武斗的现象，比如打人、骂人、戴高帽、穿马褂、罚跪等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现象。从革委会领导思想上讲，尽管多次强调学习文件，要进行文斗，不要武斗，我们也没有提倡戴高帽，但是在群众斗争情绪达到高潮时，我们说服教育工作做得不够。宣传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定，检查起来发生这种现象是极不应该的。特别是关于刘连荣同志被红卫兵质问时，进行了武斗，革委会没有劝阻制止，我们有责任。 + +## 五、在领导同学问题上很不得力 + +　　我所半工半读的同学，都是青年，他们绝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勇敢，无所畏惧，很有魄力，革命朝气非常旺盛。但是由于我们对青年人的心情特点理解不深，因而领导很不得力，没有及时支持满足他们的革命要求，特别是在外出革命串连问题上，放手不够，定了些框框，如过分强调以搞好本单位运动为主。当然，当时未接到关于半工半读同学放假闹革命的正式通知是个原因，但我们指导思想上，也存在信任同学不够，怕外出发生问题，我们忽略了让同学们外出经风雨受锻炼的重大意义。尽管后来同意同学外出串连，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表现迟缓。束缚了他们手脚，我们应当检查。今后应当大胆放手信任他们，充分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 +## 六、革委会密切联系群众不够 + +　　十六条说：“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是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的新的组织形式。它是我们党同群众密切联系的最好的桥梁。”我们这些被群众推举出来的革委成员，辜负了大家的期望，没有起到应当起的作用。我们检查起来，内心感到惭愧。 + +　　我们整天忙于开会，研究问题，陷入了具体事务圈子里。深入不下去，听取群众意见不够，听汇报多，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表现很不得力，处于无能为力的地步，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非常不好现象，如果不采取措施，改变这种状况，加强和群众的联系，这是很危险的。 + +　　同志们，以上检查到的问题，说明革委会在领导我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我们领导水平很低，认真地贯彻、执行十六条不够，没有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因而在工作中产生了一系列的错误和问题。 + +　　我们的检查，可能很不深刻。但是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同革委群众一起，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多少批判多少，一直到全部肃清为止。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即：“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希望大家对革委会的工作进行批评。为了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委路线，彻底批判和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我们一定在同志们的帮助下，不断提高我们的认识，接受教训，改正错误，以便使我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59.txt b/CCRD/0/8/2/00005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5bb7e0df6895e33d5619a2e7f25f4b8a8ae1bc6 --- /dev/null +++ b/CCRD/0/8/2/000059.txt @@ -0,0 +1,95 @@ +# 王磊代表商业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 +　　<王磊> + +　　（〖王磊代表商业部党组对在机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的错误检查如下〗） + +　　（同志们：） + +　　现在，我代表商业部党组，对在我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检查。 + +　　当前这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政党怎样防止变为修正主义的政党？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面临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我们伟大英明的领袖毛主席，抓住了这个重大问题，回答了这个重大问题。他总结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倒退堕落为修正主义的教训，总结了我国建国十七年来阶级斗争的经验，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是一场范围更广泛意义更深远的灭资兴无、破旧立新、破私立公的伟大革命运动。通过这场运动，使毛泽东思想得到大宣传、大普及，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的思想，这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促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前进的根本保证，这是进一步大大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在这场运动中，毛主席发现和支持了伟大的红卫兵运动，革命小将们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有效地锻炼人才，培养革命接班人的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也是一场最大的备战。在这个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实行了世界上从来没有过的大民主，人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揪出来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旧社会的坏东西，脏东西，打得落花流水。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震动了各阶级，震动了全世界。这是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大事，是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是关系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这场斗争，是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每一个革命者，都必须积极地热情地参加这个伟大的斗争。 + +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毛主席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主持制定的。这个决定，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十六条公布之后，广大革命群众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目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向前发展。 + +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一种反映。一条路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林彪同志在十一月三日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 +　　但是，作为领导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党组，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缺乏认识的。加上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怕”字当头，头脑里的旧框框很多，因而几个月来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上，不仅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抵制，相反地，在思想上不自觉地接受了它。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我们在运动中，程度不同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某些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给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 +　　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下，经过群众揭发批判和帮助，经过斗争实践，才不断有所认识，有所提高。应当说，直到现在，我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解还是很差的，今后还需要在实际斗争中，继续努力学习，继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力争跟上主席思想，力争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力争避免片面性和局限性，力争少犯错误和避免犯较大的错误，犯了错误也能及时改正。现在，根据我们目前对所犯错误的认识水平，作如下的检查。 + +　　一、关于六、七两个月的运动问题 + +　　商业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的头两个月，即六月份和七月份，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六月一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以及《红旗》杂志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中提出的三个“横扫”，即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的口号，来部署机关的运动的。 + +　　六月三日，我们在党员十七级（副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要本着《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去揭发。揭发的范围是内部外部的都可以揭。我们内部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大大小小的赫鲁晓夫，大大小小的修正主义思想都要揭出来，揭到谁是谁。首先揭党组、党员局长以上干部。” + +　　六月四日，我们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出：“根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精神，立即开始大揭发，把内外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出来。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的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都应当允许别人揭，不准有任何压制群众革命的行为。”同时，也讲了首先揭党组。 + +　　六月八日，我们在党员局长和各单位运动办公室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提出：“在开始揭发时，不能规定只搞哪几个人，要普遍揭，在普遍揭发中发现重点。”并对有的单位划框框，要组织群众围攻某些人的做法，进行了批评和纠正。 + +　　六月九日，我们在党员局长会议上提出：“要念念不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 +　　六月十八日，我们在全体职工大会上提出：“为了彻底揭深揭透，党组、党委号召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进一步掀起一个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的大揭发的新高潮。”同时再次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的问题都可以揭，什么人都应当允许别人揭，要上下内外一齐揭，这几句话仍然有效。”同时宣布：“对党组、党委贴大字报不算反党。我们不要有任何框框。不准有任何压制群众革命行动的行为。” + +　　六月二十七日，我们在各单位领导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指出：“以毛主席思想为显微镜和照妖镜，以‘犁庭扫穴’的精神，继续横扫一切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意识形态。” + +　　当时，我们这样部署的指导思想，是要发动群众，采取大鸣、大放、大辩论的方法，通过革命的大字报这一大民主的形式，你一张，我一张，从各个方面把那些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统统揭发出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发出来，以便下一步更好地发动群众集中力量进行批判。同时，通过革命的大字报这一大民主的形式，也把一切属于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的东西统统揭发出来，把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统统揭发出来，把一切同毛泽东思想相对抗的反动思想统统揭发出来，以便让群众自己来识别、来批判，互相帮助，共同提高。现在看来，在这两个月革命群众揭发出来的重点人中，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牛鬼蛇神，把这些人揪出来是完全对的；还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使这些人受到教育，是应该的，对他们思想改造大有好处。至于给一些有一般问题的同志贴了大字报，是属于同志间互相批评、互相帮助，这对在思想意识上破旧立新、破私立公，也是有好处的。林彪同志说：“这样的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 + +　　这样讲，并不是说在我们的指导思想上没有错误了，相反地，我们的指导思想有严重的错误，而且是方向性的错误。方向性的错误在于我们没有把揭发的重点首先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强调“炮打司令部”和引火烧身，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虽然我们也提了首先要揭党组和党员局长以上干部，但是重点是不突出的。在这一段期间，虽然十个党组成员都被大字报点了名，虽然也被揭发了一些问题，但多数是工作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使得应该被当作重点来揭发的党组成员走了过场。这个方向性的错误，直到八月三日开始转入“炮打司令部”以后，才纠正了。 + +　　我们对这一方向性错误，当时是没有认识的。七月二日，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中，已经提到这次运动的主要锋芒，特别是指向党内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当时仍未引起我们注意。在六月下旬批判郑伯克的大会召开以前，我们曾考虑过专门用一段时间发动群众揭发党组和党组成员的问题，但是，后来我们没有这样做。检查我们当时的思想，最主要的是：我们错误地认为党组成员中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牛鬼蛇神，至于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以及思想作风方面的问题，放在运动后期来解决也是可以的。现在检查起来，我们当时只把别人看做是革命对象，而没有首先把自己看做是革命对象，对革别人的命抓得紧，而对首先要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没有首先突出地放手发动群众来革自己的命。这种想法，说明自己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不足，自己对革自己的命的决心不大。事实上，从“炮打司令部”以后揭发出来的大量材料看，党组和有些党组成员的问题很多，有些问题还是很严重的。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揭发，对我们的这些缺点和错误是不会有比较深刻的认识的，我们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对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而且首先是把自己当成革命对象，没有从思想上深刻地理解和认识，因此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 +　　这里，我要谈一下“八·一零”行动问题。我们认为，八月十日，群众在革命情绪进一步高涨的情况下，自发地起来给一些他们认为是牛鬼蛇神的人挂牌子的行动，是革命行动。至于挂牌子的面宽了的问题，一方面是由于受了我们指导思想上重点不突出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所造成的。在六月下旬，我们提出了要注意划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明显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同志，要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不要随便批斗，并对他们要适时“解放”。由于我们对这个政策交待不够，督促检查工作也做得不够，虽然当时也“解放”了一部分同志，但是还有一部分应当“解放”的同志没有得到及时地“解放”。因此，这个责任不在革命群众，而在党组。 + +　　（此外，有的人被挂牌子以后，在和他核对材料的时候，还被批斗了。对于被错批斗过，而现在经过群众讨论已经恢复了正常工作和学习的同志，我在这里代表党组向他们郑重地赔礼道歉。） + +　　二、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问题 + +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贯串着一条“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红线。但是我们党组在领导运动中总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要群众按自己的老框框、老经验、老办法办事，以至束缚了群众的手脚，这就违背了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因而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错误。 + +　　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主要的表现在当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进入第二个揭发高潮的时候，我们却说“群众的眼睛红了，再下去，就没有政策界限了，”这句话是极其错误的。这就说明我们怕群众把问题提得高了，怕把运动搞乱了，怕不符合“政策”界限了，一句话，群众大字报的火力超过了我们头脑里的框子，就怕起来了，要群众冷下来。这种提法，虽然我们只是在一小部分领导同志中讲的，但是对进一步发动群众，起了极坏的影响。此外，在此前后；我们还在党员局长以上干部参加的会议上，说了一些错误的话。例如，在研究分析问题时，我说过：有的人贴的大字报是犯了“左”倾幼稚病，有的是有个人情绪等，我还给个别人（有局长，也有一般干部）打了“保票”，或者发表过自己倾向性的意见，这对进一步发动群众，也起了极坏的影响。 + +　　我们所犯的错误，还表现在运动一开始，我们就接受了派工作组的做法。例如，黑龙江省委要组织一个工作组到黑龙江商学院去，由于人力不足要我们支援，我们表示同意，派了一些同志去支援他们。又如在部内，教育局和《商业工作》编辑部的领导人员的问题被揭出来以后，我们也各派了一个工作组去领导运动，办公厅和食品、糖烟酒公司的运动主要领导人不能领导运动了，我们也各派了一个局长去领导；等等。我们认为，问题不在工作组这个组织形式，而要看它执行什么方针、政策，执行什么路线。在部内我们派的工作组和局长，经过初步检查，还没有发现对这些单位的革命群众有压制的情况，没有发现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情况。当然，究竟如何，欢迎同志们进一步揭发。但是从我们思想上来检查，我们所以派出工作组和局长去领导运动，是由于我们对这些单位的革命群众自己能够搞好运动的信心不足，对于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信心不足。这是我们在思想上没有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的具体表现。 + +　　党组领导运动的方法，也是老一套的。我们高高在上，习惯于层层听汇报，习惯于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我们缺乏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群众求教，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的革命精神。因此，对群众的意见直接听得少，对运动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我们了解得肤浅，有时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也缺乏虚心考虑研究的精神。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运动的部署，有时脱离了群众的要求和客观实际。 + +　　三、关于刘孜如同志的问题 + +　　八月三日开始转入“炮打司令部”的阶段以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机关的运动发展情况是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九月十日吴雪之在党组会议上自己跳出来被揪住了，揪得是对的。但是，在党组扩大会议上，把刘孜如同志也说成是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是极其错误的。原来揭发批判刘孜如同志的问题中，主要的是说刘孜如同志不执行上级和曾传六同志的不插手商学院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示，并且在监察组的日常工作中篡夺了曾传六同志的领导权。这个问题，我们搞错了，犯了路线错误。这个错误我应负主要责任。在十月三十日与刘孜如同志当面谈话和三十一日党组向全体职工发的文件中，以后又在十一月十五日的党组扩大会议和十六日的全体职工大会上，都宣布了为刘孜如同志平反，都承认了我们的错误，都向刘孜如同志赔了礼，道了歉。我愿乘此机会再一次代表党组和我个人诚恳地、郑重地向刘孜如同志赔礼道歉。党组原则上同意十一月十六日王磊同志“关于对待刘孜如同志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需要说明的是：刘孜如同志支持红色造反军，在政治上是对的，组织上也不存在什么问题。 + +　　我们除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和全部职工大会为刘孜如同志平反以外，我们还需要检查的是：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犯了路线错误，把刘孜如同志错误地打成野心家、阴谋家、政治扒手以后，虽然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防止挫伤群众的革命热情，注意防止发生群众斗群众的事情，但还是给部内一些革命群众带来了一种极坏的影响，压抑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挫伤了一部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这个错误也是严重的。我们承认错误。我在这里代表党组向这些因为刘孜如同志的问题而在思想上受到压抑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并且希望这些同志进一步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积极行动起来，彻底批判我们的错误，彻底肃清由于我们所犯的错误而造成的一切不良影响。 + +　　四、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 + +　　由于我们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缺乏认识，对于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也缺乏认识，因而在林彪同志国庆节讲话和《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表现出行动迟缓。我们没有立即发动群众起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地认真地结合我部运动向群众作检查，没有迅速地同群众在一起，彻底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还在继续准备批判吴雪之，同志们对我们的批评，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 +　　我们党组同志对我们自己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从思想上来检查是不自觉的。并不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识清楚了，自觉地执行；并不是对毛主席所代表的革命路线认识清楚了，有意地抵制。主要还是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因而有时就不自觉地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路线，使我们受到一些教育，但是仍然没有真正觉悟。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的认识才有所提高。加上革命群众对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才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肃清它的影响。 + +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党组在运动的领导上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由于上面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面有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因而机关文化大革命的成绩还是很大的。毛主席的无比崇高的威望，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运动，他的正确路线是在那里起作用的。广大革命群众起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运动中，揪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牛鬼蛇神；使得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包括我们党组成员在内，受到了深刻的教育；革命群众本身通过互相批评，互相帮助，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是应当肯定的。 + +　　林彪同志指出：“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我们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做得很差。这就是我们在运动中犯了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 + +　　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学习不够，领会很差，跟得不紧，贯彻不力。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地学习十六条，因而对于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没有认真地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事，没有认真地按照十六条办事，以致犯了严重的错误，甚至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不然深刻地认识和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自觉地捍卫和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犯错误的主要原因中的最主要的一条。 + +　　我们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提出的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敢”字当头，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对于群众，缺乏“先当学生，后当先生”的精神，没有深入于群众之中，而是高居于群众之上，习惯于发号施令，总以为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也不敢于放手让群众发挥智慧和力量，发挥首创精神。正因为我们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群众，敢于发动群众，敢于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怕群众、脱离群众，所以我们在领导运动中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 + +　　我们所以犯错误，所以“怕”字当头，是有其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我们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我们确实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我们的头脑里旧思想、旧习惯、旧框框很多，而且对这些旧的东西习以为常，不以为非。而对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在思想上常常不自觉地有些抵触。加上多年来的和平环境，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的结果，必然是“官、暮、骄、娇”，四气具备，必然是怕群众，怕革命，怕打乱所谓的正常秩序，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怕丢掉乌纱帽，怕丢掉“尊严”，等等。一句话，还是“私”字当头，而不是“公”字当头。由于这种精神状态，所以在领导群众运动中必然会犯严重的错误。 + +　　根据我们现有的认识水平，作了以上这些检查。我们诚恳地欢迎我部革命群众和商学院革命师生对于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一步揭发批判。并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胜利地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我们深信，对于我们在领导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揭发批判，并且彻底肃清它的影响，必将大大推动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 + +　　同志们，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新的伟大的贡献。现在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更加波澜壮阔地发展起来了，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全社会都动起来了，亿万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自觉性和积极性空前提高，正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人们的思想，改造社会。我们开展的这场伟大革命运动，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运动，我们正在开辟的道路，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都要走的道路。我们有充分信心和决心，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前进，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朝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最后让我们高呼： + +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0.txt b/CCRD/0/8/2/00006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83a7cb340c144ff9c0f084673323526cfafbf0e --- /dev/null +++ b/CCRD/0/8/2/000060.txt @@ -0,0 +1,99 @@ +#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 +　　北京市委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使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十分痛心！ + +　　我们对路线错误的认识是逐步加深、逐步提高的。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作过一些检查，但当时的觉悟还很低，因此认识很不深刻，检讨很不彻底，没有触及灵魂深处。经过两个多月的实践，特别是经过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听了主席、林彪同志的指示，伯达同志和总理的报告和讲话，使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必要性的认识，对于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的认识，对于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的认识，大大提高了一步，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最近，李雪峰同志代表市委对过去所犯的错误又公开向群众及有关方面作了几次检查。现也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再作如下检查，希望到会同志们对市委所犯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进一步帮助我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 + +　　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是：从六月一日到十一中全会期间，我们犯了方向的路线的错误。运动开始，本来形势很好，由外到内，从批判“三家村”转到学校、机关和一部分企业，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但由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结果搞得冷冷清清，走入邪路。十一中全会，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十六条，扭转了方向，纠正了错误，在中央文革小组和许多负责同志的帮助下，重新把群众发动起来，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运动又由内到外，从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横扫四旧，大搞革命串连。这一段，我们虽然对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很不彻底、很不得力，又犯了严重错误。从国庆后到现在，学习了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和《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又掀起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群众进一步发动起来了，左派队伍迅速发展壮大。目前整个革命形势好得很。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是尖锐的、复杂的，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还需要进行许多工作，经历反复的斗争。 + +　　下面，对我们所犯错误进行检查。 + +　　市委在前一段，即六、七月间，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一条违反毛泽东思想，不相信群众，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镇压群众，镇压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错误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派工作组和雪峰同志代表市委所作的几次报告上。 + +　　六月一日，毛主席指示公布了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极大地鼓舞和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行动，全市的广大群众像火山爆发似地起来了。这时，我们本应紧跟主席思想，认真研究和深刻领会主席批示公布这张大字报的伟大战略意图，站在运动的前面，因势利导，放手发动群众，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大造一切牛鬼蛇神的反。可是，我们没有这样作，而是怕字当头，反其道而行之，急急忙忙地筹派工作组去“控制局面”，向中央、向中央各部委、向兄弟省市求援，先后集中了近万人，仓促进入各个单位。同时，在六月三、四日，我们又接连召开了大中学校、工交、财贸系统和市委机关干部会议，讲了八条政策，实际是八条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限制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 +　　工作组进到各单位后，实际上都代行了党委的职权。许多工作组在市委不相信群众、害怕革命造反的错误思想指导下，站在群众之上，规定了一套清规戒律，压制民主，控制群众，完全违反了群众的革命意志，违背了群众运动的规律。这样，工作组很快就同群众发生了尖锐的对立，引起群众的强烈反对，一度全市五十几所大专院校中，就有三十几所赶工作组。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觉悟到，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如果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是，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强加在群众头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是不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表现。我们总是迷信工作组，觉得离开工作组不行。当群众要赶工作组的时候，我们还错误地提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因此对于当时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也就不能理解，反而自以为是，固执己见。 + +　　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市委机关的“六·三”事件发生了。当时，市委机关的一部分同志，贴了大字报，批评雪峰同志五月二十五日在北大的讲话和华北局工作组的一些错误。这种批评是正确的，本应加以支持；但是我们只听说大字报把新市委和黑帮一样看待，当时想，新市委刚刚成立，居然就以这样敌对的情绪来反对，认为是黑帮在幕后指使的。于是就把这件事作为重要事例，从六月三日到七月九日，先后在几次大会上进行了严厉批评，训斥贴大字报的同志是“糊涂虫”，或者“是个右派”，是“押宝的投机分子、政治商人”，说什么“在目前特定条件下，谁反对新市委，就是不折不扣的反对党中央”，等等。其结果，就使这些同志在机关遭到围攻，人人检讨，人人过关，有的被扣上反党帽子，受到严重迫害，一度使机关的运动转移了斗争方向，打击了敢于革命的同志。对这些同志应当予以平反，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 +　　更为严重的是，在六月中、下旬，我们又错误地提出了所谓“消除干扰”的问题，这是我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六月二十日左右，工作组与群众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由于我们不相信群众，对这个矛盾的性质作了颠倒黑白的判断，把群众反对工作组的压制看成是右派学生争夺领导权；同时，对北大“六·一八”事件和其他学校的类似事件，也作了颠倒黑白的判断，把广大学生的革命行动看成是反革命的逆流。这样，就在六月二十三日的一次报告中，完全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各种反动势力、反动观点、反动活动都出台了，资产阶级对运动的破坏在客观上有点总动员，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运动的破坏事先已作了预谋，有组织的反革命也在进行破坏。根据这种错误的分析和错误的观点出发，就强调大讲党的领导，大讲无产阶级专政，强调“右派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在这个紧要关头，共产党员要站出来，否则纳吉要上台”等等。在这个报告中，还过早地、错误地提出了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问题，《北京日报》还为此发表了社论。社论中有一段话，正是反映了市委这种指导思想的：“阶级敌人以各种不同的面目出现，有的公开捣乱，有的假装左派，蒙蔽群众，混水摸鱼，企图利用群众对修正主义黑帮的无比愤慨，煽起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反毛泽东思想的阴风。这是一场尖锐复杂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就是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我们曾经让各工作组进行左、中、右的排队，把当时反对工作组、反对新市委错误作法的革命群众，当作右派势力来反对。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市委曾经把林学院曾宪均、蒋书铭等五同学贴出的“与新市委大学部许克敏同志谈话纪要”的革命大字报(也叫“二十二个问题”大字报)，错误地当作一株大毒草，并把林学院工作组批判这张大字报的“大字报选编”，分发本市和外地的有关单位，因而使张贴大字报的同学，以及本市和外地一些学校转抄或赞成这张大字报的同学，遭到政治上的打击和迫害。(关于这件事，市委已经以书面形式作了公开检讨。) + +　　六月二十三日的报告传达之后，就在全市范围内，出现了更多的镇压革命派的事件，使一些革命群众受到严重迫害，或逼写检讨，或被无情斗争，或受人格侮辱，或失人身自由，或被打成反革命，严重地打击了一批敢闯敢干敢造反的革命积极分子，把运动引到邪路上去。这就是主席指出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对于所有受打击受迫害的革命群众，市委向他们请罪、认错，并且彻底平反。 + +　　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表现在另一个方面，就是在实际上放松了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市委在六月间召开的工作会议就是一个突出事例。 + +　　这次工作会议，是正当全市广大群众的革命烈火在聂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报的鼓舞下被点燃起来的时候召开的。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旧市委的委员和各单位、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其中有不少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在这样的时候，开这样的会议，而且时间拖得很长，就必然影响了各个单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影响了市委本身对当前运动的领导。本来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彻底揭发批判旧市委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司令部，但是，这个司令部已经烂掉了，要解决它的问题，不依靠广大群众起来革命造反，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开会是不行的。事实证明，这次会议虽然也进行了一些揭发批判，有一定收获，但由于它同本单位的革命群众的斗争是隔离的，同全市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是脱节的，所以挖得不深不透。会议后期，许多基层单位纷纷要求揪人回去斗争，我们没有迅速结束会议。反以“已经接上了火，停不下来”为理由，坚持开了下去，并且在大会结束后还同意一些人“可以晚回去几天”，或者“易地革命”，这就在实际上起了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 +　　新市委成立后，我们要彻底改造旧市委这个司令部以及各主要部门的领导核心，这个决心是有的。但由于我们一开始就考虑要尽可能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多挽救一些能够挽救的同志，害怕打击面过宽，误伤好人。这种思想顾虑就不能不影响我们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市委工作会议反映了这个思想；对北京日报改组迟疑不决，也反映这种思想。 + +　　在犯错误期间，我们对派工作组问题，恢复党团组织活动问题，都曾向中央提出过一些错误的建议。并且将北大、清华和工交系统等单位一些错误的经验，作了传播和交流，引导运动一直向错误的方向发展。 + +　　列举以上主要事实说明，市委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给党造成很大损失，这个责任应当由市委来承担。至于工作组的错误，是在市委错误路线的指导下发生的，而且程度不同，有轻有重。凡是招待了错误路线或者犯了其他错误的工作组，都应当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认真地进行检查。 + +　　正当我们的错误发展到极其严重的关键时刻，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主持的党的十一中全会，把我们从邪路上拉回来，扭转了运动的方向，制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在中央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正确指导和帮助下，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又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出现一片大好形势，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主要表现在： + +　　(一)广大工农兵和革命师生，掀起了一个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毛泽东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全市成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无论在工厂、学校、机关、商店里，在街道、广场、汽车、电车上，在集会、游行中，都在大学、大读、大写、大帖毛主席语录，宣传毛泽东思想。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学习毛主席著作已成为最高的社会风尚，毛泽东思想成为最大最高的权威。特别是红卫兵小将，最热情地学习和宣传毛主席著作，最坚决地捍卫毛泽东思想，那里违背毛泽东思想，就批判到那里，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造谁的反。在运动中，出现了许多动人心弦的事例。灯市口女中一个十四岁的中学生，征得家里的同意，把一千元存款拿出来作为出版毛主席著作的经费。她还写了一封署名“中国革命接班人”的热情洋溢的信，表达她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旧市委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贴毛主席像所设置的一切枷锁，统统被冲垮了。过去两年多，北京市只出售毛主席像四十万张，最近，五十多天就出售了八十万张。毛主席真正是人们心上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已成为批判旧社会、创造新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 +　　(二)震撼世界的红卫兵组织，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了，组织起来了。红卫兵组织，这个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新事物，是被毛主席发现和扶植起来的，它一经出现，就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它既是学校中文化革命的中坚力量，又是社会上进行斗批改的急先锋。全市大中学校共有红卫兵组织八百多个，十五万多人。大专院校的四万多红卫兵，成立了三个司令部，中学的红卫兵，成立了八个全市性的联合组织。在总理的亲自帮助下，市里设立了一个红卫兵联络总站，各区设有分站，专门为红卫兵服务。毛主席的红小兵，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兴破旧立新、破私立公之风，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他们的雄心壮举，使我们的朋友赞口不绝，我们的敌人胆颤心惊！ + +　　(三)以红卫兵为先锋，从学校走到社会，从文化领域发展到经济、政治各个方面，掀起了横扫四旧、大立四新的革命高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荡涤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许多过去不敢想或者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从党内揪出了一小撮反党分子，在社会上把会产阶级学术“权威”搞臭了很多，捣毁了从未触动过的“狼窝”、“蛇窟”，挖出了一大批暗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搞出了阶级敌人暗藏的枪枝、电台、国民党旗、变天账、反动证件、证章等，抓住了敌人企图变天、造反的罪证，粉碎了他们的迷梦。一批暗藏的或者有破坏活动的五类分子，也被赶回他们作恶的地方去，让群众管制起来，监督劳动。红卫兵和革命群众的千钧棒，还狠狠地打击了资产阶级的威风，使资产阶级惊魂丧胆，劳动人民拍手称快。封建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肮脏遗迹，犹如秋风扫落叶，教堂、修女院被打翻了，“扬威路”改成了“反修路”。把五类分子、不法资本家，吸吮劳动人民血汗的财物，来了个大清底，搞出来的东西，有两万卡车之多。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一次极为深刻的阶级教育，深深地触及了人们的灵魂，人的精神面貌和社会面貌都起了巨大的变化。对于改造人、改造社会，反修、防修，搞好备战，都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这是毛主席的红小兵的伟大功勋。当然运动中也难免发生一些问题，这是不难解决的，与我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 +　　(四)全国一千一百多万革命师生来京进行革命大串连，北京几十万学生也到外地交流经验，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特别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连续八次亲切接见了广大的红卫兵战士和革命师生，亲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同志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给革命群众以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 +　　(五)在尖锐、复杂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革命左派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击、镇压的革命群众，他们高举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旗帜，英勇顽强地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对市委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各学校的左派力量，有了迅速的发展，有些学校由少数变成了多数，保守派急剧分化。现在，广大的革命群众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更加了解，他们的斗争方向更加明确，斗志更加昂扬。 + +　　(六)文化大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目前，全市的工农业及其他各个战线是一片大好形势。在运动冷冷清清的那一段，六、七两月的工业生产是下降的。十一中全会以后，群众发动起来了，生产也随着上升。贯彻中央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更为高涨。八月份的生产开始回升，九月份超过今年最高的五月，十月份平均日产水平又比九月提高百分之五点二。一至十月份的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三十三。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情况也是好的。粮食总产估计为二十四亿斤，麦子比去年多种了十多万亩。市场供应工作也是做得比较好的。这就充分证明，那种把革命同生产、工作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对生产只要做适当的安排，一定能够搞得很好，即使暂时影响一点，也可以补上来。文化大革命所焕发起来的广大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是无法估量的。 + +　　上述情况，完全能明了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是无比正确的。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伟大成绩，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这也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市委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 + +　　在实现十六条这个伟大纲领的过程中，从市委领导上来讲，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也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我们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对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的形势下如何放手发动群众还是不很理解，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怕群众、怕革命的病根仍然没有彻底挖掉，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余孽仍然在我们的头脑中作怪，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没有被我们完全掌握起来，因此在工作中又犯了严重错误。比较突出的是： + +　　在十六条公布之后，文化大革命正掀起新高潮的时候，市委曾想错误地同意了和支持了八月十三日召开的、有七万人参加的斗争刺伤四十七中学生的小流氓大会。被斗的五人中，有三个学生，并且发生了殴打现象。这个大会，造成了很坏影响。会后一些学校斗打流氓学生的现象有了新的发展。此后，又印发了清华附中类似这种事情的“呼吁书”。这就再一次证明，我们还是思想不解放，怕字当头，惊惶失措，不理解这样做对放手发动群众是很不利的。直到主席提出批评，才猛然醒悟。 + +　　在放手发动群众的前提下，适时掌握运动的火候，积极地宣传党的政策，这个问题也处理得不好。在社会上进行斗批改的过程中，打人现象有严重发展时，我们没有及时地站出来讲话，表现了领导不力，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暴露了我们怕字当头。后来做了许多工作，才制止了这种现象继续发展。 + +　　在八月底我们曾经把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批斗重点人，在城外进行集中管教。采取这个措施，虽然是出于国庆安全的考虑，并且规定了群众要求斗争时随叫随到。但是，现在看来，使这些人离开广大群众的直接监督，国庆节后又没有把他们及时交给群众管教斗争，这仍然表现出我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右倾思想。 + +　　十六条公布以后，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停止，而且相当尖锐复杂。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贯彻执行十六条，就不能正确的进行斗批改。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在林彪同志国庆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前，是十分肤浅的，头脑是不清醒的。因此，在对待两条路线斗争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领导是不力的。 + +　　对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正像有的同志所批评的，市委没有及早地站出来，引火烧身，通过彻底检查和纠正自己的错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在工作组撤出时，市委虽然公开地向群众承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检查是很不系统、很不深刻的。在这个时候，应当做一个比较彻底的检查，但由于当时觉悟不高，失掉了时机。以后的注意力就转移到革命师生在社会上的斗、批、改，和进行革命大串连上面。 + +　　正是因为市委检查得不深刻，对工作组的帮助又很差，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工作没有跟上，因此有相当数量的工作组检查得很不好，甚至没有做过检查。工作组撤出时，我们又错误地让工作组在许多单位包办代替组织了革委会(或筹委会)，有的还成立了临时党委会、校务委员会(工交、财贸系统按中央六条规定，为了抓革命促生产，有些单位建立了临时党委是对的)，有些学校实际上执行了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受打击迫害的同学，没有平反，有些说了要平反，但他们的处境没有改变过来。 + +　　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绝大多数学校和其他一些单位，都存在革命派和保守派尖锐对立的情况。这两派的斗争，固然是社会思潮的反映，但主要是错误路线的影响。斗争最尖锐的是工作组问题、革委会问题，这实际是领导权问题；再就是平反问题，档案材料问题，还有平等待遇问题。 + +　　要解决两派之间的斗争，必须彻底批判错误路线，才能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这就要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同时采取适当的方式做保守派的工作。但是因为我们害怕发生学生斗学生的问题，做了不少调解工作，效果甚微。这实际上是调和折衷，掩盖矛盾，而不是暴露矛盾，解决矛盾。这样做的结果，既没有坚定地依靠革命左派，也没有经过深入的工作，使受蒙蔽的保守派从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大家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进行斗、批、改。以后，在中央的正确指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督促和帮助下，市委一方面站出来公开地向群众进行检查，另方面又坚决地支持革命左派和广大群众批判市委的错误路线，并且根据中央的决定，着手清查和销毁有关档案，彻底进行平反，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 +　　通过这一段实践，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两条路线的斗争，同样是一个不破不立的过程。不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自己站到群众中去彻底检查错误)，不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就不能正确贯彻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毛主席的路线，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斗、批、改。 + +　　我们所以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原因很多，但归根到底，就是我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没有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大的政治斗争中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违背了毛泽东思想。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不要怕乱，乱上几个月，然后再一分为二”。林彪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好多人的确是怕出乱子。其实，这个乱子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也给自己造成一点小乱。乱子有两重性。这是毛主席早就讲过的。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不要只看到坏的一面，看不到好的一面。还有坏的方面可以向好的方面转化。……这就是我们对于乱子这个问题的看法，这就是我们的‘乱子观’。”我们犯错误首先就出在这个“怕”字上，首先在这一点上违背了主席的教导，怕出乱子，怕大民主，怕影响首都的秩序，怕炮轰司令部，总之是怕群众，怕革命。因此对习惯势力、习惯观点，旧思想、旧框框，仍然具有浓厚的感情，舍不得与之决裂，这就必然和革命群众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精神形成尖锐的对立，就不可避免地犯严重错误。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与此相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包办代替。压制群众，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搬出国民党的“训政”来对待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诸葛亮。我们执行错误路线，也正是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对待群众采取了错误的立场、错误的态度，从怕群众发展到同群众相对立，以至压制群众、镇压群众。这充分暴露了我们的灵魂深处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而我们在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把自己摆进去，没有像林彪同志所说的那样，对自己一分为二，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不断地革自己的命。而是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以领导得自居，不向群众学习，不革自己的命。结果是不破不立，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没有破，毛主席的思想也就立不起来。因此就很容易接受和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林彪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保持晚节的三个条件：一要相信毛主席，二要相信群众，三要正确对待自己。这三条既是高级干部保持晚节的根本保证，又是对毛主席提出的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的精辟概括。我们这次犯路线错误的根本原因，总括起来讲，也就是违背了这样三条。当然，我们在主观上对毛主席是完全相信的，是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但是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对主席著作学习不够，对主席思想没有吃透，不能活学活用，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不能按照主席的思想办事。沉痛的教训就在这里。我们应当牢记这三条，作为终生的“座右铭”。 + +　　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形势越来越好。广大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经过五个多月的实践，有了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使我们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育。尽管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从错误路线回到正确的路线来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只要确实地掌握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认真地学好学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指示，以及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报告和讲话，并且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去，使广大革命干部和广大群众，到战斗的思想武器，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更加了解，斗志更加昂扬，就一定能够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使运动更深入、更广阔、更健康地发展。我们决心振作精神，鼓足干劲，克服困难，做好工作，满怀信心地把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思想建设上取得更大的胜利。 + +　　坚决地、彻底地执行十六条！ + +　　坚决地、彻底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根据文件原件翻印)）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1.txt b/CCRD/0/8/2/00006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057252905ef4e25af3f7bc42b7c94a5be3ed7ab --- /dev/null +++ b/CCRD/0/8/2/000061.txt @@ -0,0 +1,99 @@ +# 陈国栋代表粮食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 +　　<陈国栋> + +　　（同志们：） + +　　我代表党组向大家作检讨。检讨党组在领导我部机关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 + +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广阔的，极其深刻的，更高阶段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规模之大，声势之壮，威力之强，来势之猛，是前所未有的史无前例的，震动了整个社会，震动了全世界。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人的灵魂，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 +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片大好形势。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毛主席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 +　　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这场革命，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社会的大革命。通过这场革命，毛泽东思想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用毛泽东思想统一七亿人民的思想，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促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永远前进的根本保证，是进一步大大发展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动力。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思想为望远镜和显微镜，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拨开迷雾，洞察一切，在党内揪出了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社会上揪出了一批牛鬼蛇神，搞臭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革命的洪流，荡涤了一切污泥浊水。在政治战线上打了大胜仗。这场革命，发动了亿万群众，触及了每个人的灵魂。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新思想，灭资兴无，破私立公，革命风气迅速地普及全国，整个的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在精神战线上打了大胜仗，从而激发了人的自觉能动性，也就保证了物质战线上打更大的胜仗。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广大工人、农民、科学技术人员和其他劳动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焕发起来的冲天革命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的斗争中去。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出现了新的跃进的局面。 + +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另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 +　　两条路线斗争，是关系这次文化大革命成败的重大关键问题。毛主席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广大革命群众热烈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了两条路线的斗争，一切违背毛主席路线的错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各种表现形式，都遭到广大革命群众的揭露和批判。 + +　　在这场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们部里的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十六条为纲，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干、敢闯、敢革命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揭发批判党组在领导运动中的错误。这是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于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行动。 + +　　我们党组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前一段时间内，缺乏认识，行动迟缓。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下，经过大家揭发批判和帮助，才不断有所认识，有所提高。我们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坚决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下面就是我们党组的检查。 + +　　一、我们党组对于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在领导我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错误表现在八月以前一段时间内，始终没有明确运动的重点。十六条指出：“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揭露和批判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我们党组在八月以前：从指导思想到具体部署，都没有明确这个重点。当时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就是说，不管是领导干部，或者一般干部和职工，不管什么人，只要是牛鬼蛇神，都要把它揭发出来，批倒斗臭。我们没有明确地提出把斗争的重点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首先集中火力，火烧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火烧党组。没有首先鼓励群众大胆揭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大胆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六月二十日以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上的错误更有了发展，集中表现在“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的前三条上。现在检查，当时提出“三个横扫”是没有错的，这些都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必须斗倒、斗臭、摧毁的东西。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对什么问题都可以揭发，对什么人都可以揭发”，“上下一齐扫”，“党内外一起扫”，而没有重点。毛主席说：“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我们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是现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斗争的集中表现。而我们提出不管什么人、什么问题都可以揭，不分青红皂白，就不能够做到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重点打击钻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我们除了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五条”外党组在司局长会议上还讲过，启发诱导知情人揭发问题，做到揭深揭透。在大字报揭的面已经比较宽的情况下，党组还错误的提出“犁庭扫穴”，“搜索战场，寻找死角”，怕把牛鬼蛇神漏掉。 + +　　我们错误的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是怎样产生的呢？当时错误的认为牛鬼蛇神脸上没有贴字，要识别牛鬼蛇神，只有把口子放宽一些，通过大量的揭发，才能把牛鬼蛇神扫出来。所以我们主观上还认为“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是可以解除群众的思想顾虑，可以进一步深入揭发牛鬼蛇神的。而我们自己认为自己不是牛鬼蛇神，对自己思想作风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的严重性又缺乏认识，因而没有首先引火烧身，炮打党组。 + +　　（另外，我们对“三个横扫”中的第三扫的内容认识糊涂，错误的认为是两类矛盾交织。因而认为，有严重个人主义的人，在运动中烧一烧也是可以的。） + +　　由于我们指导思想和具体作法的错误，因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 +　　第一、这样做，虽然也揭出了一些牛鬼蛇神和有严重错误的人。但对司局长以上干部的问题，特别是对党组的问题，除了已经揭发出来的重点人外，则揭得不深不透。特别是对个别问题多，错误性质严重的人，当时还没有揭发出来，直到炮打司令部才揭出来。 + +　　第二、在群众中形成了互相揭发的局面。群众用大字报揭发思想作风问题的面宽了。甚至揭了一些生活细节问题，少数人还被揭了一些政治历史问题，以及男女关系问题。许多单位揭发面达到百分之七、八十，有的单位甚至达到百分之百。尤其是对一般思想作风问题也上了大字报专栏，这些专栏，有的加了前言后语，有些一般性问题提的过高，用词不当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少同志中间产生了紧张心情，伤害了一些同志的感情，挫伤了一些同志的革命积极性。这样，他们就不能集中精力考虑和揭发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党组的问题。 + +　　这样在实际上整了一部分群众，对他们起了压制的作用。斗争的锋芒对准什么，这是个大是大非问题，这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问题。我们没有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一部分群众，因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 +　　发生以上情况，群众是出于革命热情，贴大字报是毫无责任的，而是党组的指导思想的错误所造成的。我代表党组向大家承认错误。我们相信被贴大字报的同志是一定能够按照毛主席教导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来对待的。我们恳切希望大家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一致，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搞好。 + +　　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对于自己指导思想和实际做法上的错误及其后果不但没有认识，反而错误地认为当时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正常的”。 + +　　我们的错误还表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我们从过去搞运动的老框框出发，就有派工作组去加强学校运动领导的想法和打算。后来学校所在地的省、市委先后向我们提出派工作组的要求，这正适合我们的想法。在六月中旬党组向郑州粮食学院派出五个同志，南京粮食学校派出三个同志，在当地省市委领导下，参加这二个院校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的领导和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中，对院、校派工作组是错误的。 + +　　我们把科研院所属五个所的同志调来北京参加运动，当时的想法是：这五个所是新成立的，怕他们自己搞运动搞不好，同时也想到五个所中有一部分同志是从科研院调去的，对院里情况比较熟悉，他们来北京，对搞好科研院的运动会有帮助。当时的这种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而且对抓革命促生产也是很不利的。是违反十六条精神的。 + +　　在部内，我们抽调了一些同志参加办公厅、科研院担任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领导和工作，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这些错误，都是我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相信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包办代替的具体表现。 + +　　二、八月中旬，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部群众出于革命热情，对已经揭发出来的重点人，挂牌、戴帽、监督劳动，这是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的表现。在群众革命的大风暴中，我们党组对于群众的这种行动，思想上缺乏准备，感到这是一个新的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思想上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感到这些重点人的性质尚未确定，这样的搞法是有问题的。另外又看到外面许多单位也都这样做了，感到需要坚决支持群众的这一行动。究竟要不要搞挂牌、戴帽、监督劳动，心情是很矛盾的。现在检查起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和责任的。（一）首先是由于党组对运动的指导思想上的错误，运动的重点不明确，三个横扫期间横扫的面宽了。因此，影响到在挂牌、戴帽、监督劳动的面也就宽了。（二）特别是由于党组的“怕”字当头。不敢挺身而出讲明情况和群众一起讨论政策、贯彻政策。因此，党组的同志和各司局的同志，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和做了一些工作，但都不够有力。如果当时我们敢于挺身而出，工作做好一些，挂牌、戴帽、监督劳动的人也可能少一些。 + +　　我们的错误和责任还在于挂牌、戴帽、监督劳动以后，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一直没有认真的研究和采取措施，因此，有些单位又发生了第二次武斗的现象。 + +　　发生这些问题的责任不在群众，责任在党组。特别是在以后一个时期内，我们虽然也几次提出过对重点人的错误，要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但是由于抓得不紧，没有和群众一起进一步讨论和贯彻政策，所以没有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 +　　三、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也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十六条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但是我们党组在领导前一段运动中却往往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满足于自己的老经验，老一套，总想让群众按自己的老框框、老办法办事。表面看来是“稳”，实际上是怕，怕革命，怕群众。这就违背了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教导，因而必然要犯严重错误。 + +　　我们总想把运动机械的划分阶段。按部就班，四平八稳，总想把运动拉入到自己所设想的轨道。这样就束缚了群众的思想，不能做到充分放手的发动群众，总怕群众把运动搞乱了，怕搞不好犯错误。 + +　　这种怕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整个运动的部署上，而且在具体作法上也要搞一些框框，怕乱，怕搞不好，比如斗朱竟之的问题，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批判斗争，而是按过去搞运动的老框框，先搞小会斗争，核实材料，并打算组织各司局写发言稿做好准备再开大会，而不是放手让群众进行批判斗争。 + +　　党组领导运动的方法，也是老一套。我们高高在上，习惯于层层听汇报，习惯于机关化的工作方法，很少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听取群众的意见，了解群众的要求。我们缺乏虚心向群众学习，虚心向群众请教，先做群众的学生，后做群众的先生的革命精神。因此，对群众的意见直接听很少，对运动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我们了解很肤浅，有时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也缺乏虚心考虑研究的精神。比如在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之后，就有些同志向我们提出了批评，这种精神是非常可贵的。而我们却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态度，认为他们所讲的问题是同我们自认为运动“正常地”，“健康地”发展的情况不符合，自认为正确，而对他们的正确意见听不进去。对运动中群众提出的各种意见和要求，我们也答复处理的不及时。 + +　　四、八月二日，我们虽然提出了引火烧身，火烧领导，炮打司令部，对运动的重点和方向已经明确。但由于没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因而一部分同志在前一阶段精神上所受到的压抑，思想上没有得到彻底解放。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首创精神，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再加上我们对炮打司令部领导不力，因此运动搞的声势不大。在炮打期间，我们只开过一次群众大会进行动员，虽然在十七级以上、科处长、司局长干部会上做过几次动员，但是没有向全体群众进行反复深入的动员。对李先念同志关于炮打司令部的五条指示，我们没有郑重其事的开大会向全体同志传达，而是开小会层层传达。在炮打期间，我们党组的同志没有放下架子，深入群众，听取大家的批评，敢于引火烧身，发动群众革自己的命，而是被动的让群众去揭。这和前一段三个横扫时期内，党组领导运动抓的比较紧，相比之下，就说明了我们对革别人的命抓得很紧，对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 + +　　我们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较长时期内，一直处于很不理解的状态。早在八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红旗第十一期的社论，就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特别十月初林彪同志国庆节的讲话，和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明确的提出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学习很差，领会很差，仍不理解这一问题。直到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才开始有所认识。但是对党组在前一段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一方面逐步感到我们在领导前段运动中确有错误，但对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直觉悟很慢。当时的思想主要扭在十六条的第七条上，认为在我们部里没有发生因为给党组和党组成员贴大字报而组织反击，还没有提出反对党组和党组成员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反革命”等类口号。因而对错误的严重性认识很差。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没有深入群众，关门学习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群众的真情实感，以及我们的错误在群众中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况，了解很少。这样自然不会认真有力地组织群众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一般的号召大家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及时的检查党组在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这再一次说明了我们对这次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这次文化大革命首先要触及自己的灵魂，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认识很差。同志们对我们提出了许多批评，打中了我们的要害，我们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和帮助。我们党组同志决心，同同志们一道，站在毛主席一边，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影响。由于我们过去对自己所犯的错误认识很差，没有及时的进行检查，也会使有些同志的思想认识受到影响，责任在于党组。希望这些同志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十六条，学习中央有关文件和报刊上的社论，进行充分的酝酿讨论，肯定自己正确意见，改正自己错误意见使认识得到提高，逐步取得统一，达到既弄通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 +　　上面检查的这些错误，责任在党组，就党组来说，我要负主要责任。 + +　　同志们，尽管党组领导运动很不得力，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由于上头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头有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大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一定的抵制。因此，我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有成绩的。在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思想觉悟大大提高，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运动中，揭发出了一些重点人。其中：有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是牛鬼蛇神，把他们揪出来是完全对的；有的是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使这些人受到教育也是应该的。同志们对司局长以上干部，特别是对党组成员，揭发出了许多缺点和错误，有一些问题是严重的，使我们受到了一次很深刻的教育。当然这样讲并不是说我们的指导思想没有错误，我们的错误就可以减轻了，相反地，如上面检查的，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以上这些成绩的取得，应归功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归功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归功于革命群众。如果我们不犯错误，运动的成绩，就会比现在更大。 + +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误呢？ + +　　林彪同志指出：“要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靠什么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靠群众的智慧和力量”，而我们恰恰在这两个方面做得很差，这是我们在运动中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 +　　我们对毛主席的思想学的不好，吃的不透，跟得不紧，贯彻不力。我们对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思想，领会很差。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和对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方面的阶级斗争的关系，根本不理解。在运动中，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因而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犯了严重错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十六条”公布之后，我们虽然也进行了学习，仍然学得不好，领会很差，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理解。对于我们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在前一段时间内，没有深刻地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因而，不能自觉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我们犯错误而又不能及时改正最根本的一条原因。 + +　　我们没有认真地执行毛主席历来指出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先作群众的学生，后作群众的先生。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忘记了毛主席这些教导，对于群众缺乏“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没有深入群众之中，而是高居于群众之上，总是以为自己高明，而不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倾听各方面的意见，特别是虚心听取不同的意见，从中吸取教益，因而思想落后于形势，落后于群众。上面讲过，在六月二十日，我们一提出“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以后，不久就有的同志提出批评，以后也有些同志提出批评，而我们错误地以为运动是“健康的”、“正常的”，对这种批评听不进去，使错误继续下去。在提出两条路线斗争以后，我们认为部内没有发生象十六条中第七条所讲的那样严重的错误。当我们听到群众批评“三个横扫一齐来”和“五条”是方向性路线性错误，就有抵触情绪。这种情绪，也阻碍了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也说明我们的思想觉悟是很低的。 + +　　我们所以犯错误，归根结底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问题。在我们头脑中，剥削阶级的“四旧”不少，确实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糊涂人。我们常说，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究竟不理解的是什么呢？现在认识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不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们领导干部，是一个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的运动。党组的状况如何？必须经过群众充分揭露、批判、审查，经过运动的考验，才能判断。我们这些人，十七年的和平环境，长期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这些资产阶级的脏东西，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由于革命的自觉性差，虽然有所触动，但触动不多，触动不深。这些污的东西。本来应当在这次群众运动的烈火中，自觉地烧一下，很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但由于我们缺乏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没有把自己首先当作革命的对象。革自己的命很不自觉，对革别人的命则很积极，抓得很紧。这样，不但不能很好改造自己，而且不自觉地站到同群众对立的方面去了，犯了严重的错误。 + +　　我们犯了错误，是坏事，我们决心把坏事变成好事。我们有决心、有信心地来批判自己，并且到群众里面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我们坚决遵照林彪同志的教导，坚决相信毛主席，坚决相信群众，正确地对待自己。既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以“老三篇”作为座右铭，痛下决心，狠下功夫，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力争跟上主席的思想，以保持无产阶级革命的晚节。 + +　　我今天代表党组所做的初步检查，诚恳地欢迎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帮助我们改正错误。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同大家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按照“十六条”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最后让我们共同高呼： + +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2.txt b/CCRD/0/8/2/00006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e1d76cf81c11f6e2d0f94ccfd21403052b093fb --- /dev/null +++ b/CCRD/0/8/2/000062.txt @@ -0,0 +1,87 @@ +# 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 + +　　<胡宏> + +## 〖胡宏，时任中共扬州地委书记。〗 + +　　（同学们：） + +　　你们对我政治上，生活上都很关心，我很感谢你们！ + +　　我在文化革命中是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一、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我们在运动中是“怕”字当头，怕群众怕革命。 + +　　1．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地委不让革命师生、革命群众到机关贴大字报，怕冲击机关，怕革命师生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九月初从高邮、宝应调来扬州集训的一千余社教工作队中(准备新的试点和培养部分小学教师)抽出几百人，又调省文化干校，专区四个剧团，工训班等单位保卫地委机关。这样做引起了广大革命师生的不满，地专机关成了老爷衙门，与学生对立，压制了革命。 + +　　2．革命师生对地委进行尖锐的揭发批判，矛头对准地委和我本人，这完全是革命行动，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八月卅日凌晨，我接见外地来扬串连的学生代表，接受了他们提出的七项要求，答应印发和广播，以后地委考虑到还是由地委统一制定四项规定好些，就随便否定了他们的要求。九月二、三日我与学生代表谈判，又拒绝400余外地来扬串连同学进机关向地委提意见。引起工人、市民与学生辩论，围攻部分学生。这些做法都是完全错误的，应该由我负责。 + +　　共产党的地委为什么怕革命、怕革命群众，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严重脱离群众，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只能自己发号施令，不让群众实行大民主。当革命群众激(此处一字辨认不出)地打击我做官当老爷的时候，革到自己头上怕疼，自己与革命师生对立，必然引起干部、工人、市民对革命师生误解对立，引起群众斗学生的局面。 + +## 二、陈超问题 + +　　陈超在运动初期犯了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严重错误，经省委批准撤职。八月卅日在斗争大会上陈超撕毁毛主席像，是现行反革命，经学生代表团坚决要求，地委逮捕了陈超。现在检查起来，当时虽然为了支持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但是地委并未对陈超撕毁毛主席像调查核实，就宣布逮捕，这是违反十六条规定的，对陈超事件没有详细向群众宣布解释，群众感到突然，引起和学生辩论，引起群众围攻部分学生，这些都是应该由我负责的。陈超今后如何处理，应由师院革命师生与政法部门研究决定。 + +## 三、农民上街问题 + +　　八月卅一日上午，地委在市内发现邗江县部分农民陆续上街，立即打电话要邗江县委坚决劝阻。 + +　　下午五时部分农民进入师院、农院与学生发生冲突。地委立即派邗江县代理书记杨政，政治部主任郑正前去带回农民，并向学生道歉。 + +　　晚上邗江县委召开有公社书记参加的电话会议，坚决劝阻农民上街。 + +　　农民上街，杨政事前是知道的，负有直接责任，报经省委批准撤职。 + +　　地委有一定的领导责任。 + +## 四、工人、市民与学生辩论问题 + +　　八月底九月初“八·卅”，“九·二、三”等事件后，街头辩论很激烈，部分学生被围攻，有的挨了打。 + +　　地委采取措施 + +　　1．八月卅日斗争陈超，游行队伍通过地委机关时，我讲话，斗争陈超是革命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工人、市民支持革命师生行动，不要在街上与学生辩论。 + +　　2．市委第二天下午召开公社、工厂干部紧急会议，劝说工人、市民不要与学生辩论。 + +　　3．九月上中旬，市委派副市长高岗群同志带工作组解决讽刺、挖苦革命师生的大字报、对联、漫画等问题。 + +　　工人、市民主要是和部分外来串连的革命师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进行辩论的，虽然多次辩论总是由一些具体问题引起的，但中心问题围绕一个问题：外来串连的革命师生、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的大方向对不对?炮轰地委和我本人对不对? + +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外来串连的革命师生，他们大多数人是革命的，是坚决拥护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执行十六条的，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的缺点在运动中是可以逐步克服的。炮轰地委和我本人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 + +　　在运动中我们没有肯定、支持、发扬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在原则上肯定他们的大方向。特别是我对扬州工学院红旗战斗队，对李景海同学，没有支持，爱护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站在反对他们方面，压制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非常错误的。我这样的指导思想当然直接影响到干部、工人、市民，使他们在具体问题上去干预学生的行动，把矛头对准学生，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 + +## 五、关于《非常事件》传单问题 + +　　九月二十三号，苏修《真理报》摘引了扬州电力学校《非常事件》传单，敌人利用它来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这就证明它已经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来反对革命了。 + +　　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的斗、批、改走向社会的斗、批、改。学生、工人、市民写了大量的大字报，发了大量的传单、宣传品，实行了充分的大民主。地委是从不干涉过问的。但是像被敌人摘引的《非常事件》传单，我们是应该表态的。听之任之，也就说明我们的阶级觉悟是低的，立场是错误的。 + +　　对于大量的铅印传单，我们没有采取措施限制，造成浪费，这也是有责任的。 + +## 六、摘牌子，割电线等问题 + +　　九月初，我在接见南京大专院校学生调查团时曾讲过：摘牌子，割电线等我是不赞成的，因为这样做不能解决问题，但是这是革命学生的革命激情，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地委也没有解决革命师生的革命要求，不能进大门，不能广播，发生这些事也是要由我负责的。 + +## 七、工作队问题 + +　　文化大革命要依靠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派出工作队就是与这一路线根本违背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运动的实践证明，有的工作队老框框很多，代替包办很严重，大大束缚了放手发动群众，有的工作队支持一方，压制一方，对各种革命青少年组织政治上不一视同仁，物质上不平等待遇。所有这些错误，都是与我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不开的，我有直接领导责任。现在各校工作队正在检查，必须放手让群众揭发批判。 + +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执行了一条从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到对革命群众抵触、对立、压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危害很大，错误是严重的，当前急需采取措施： + +　　1．积极支持革命师生，革命群众，揭发批判地委和我的错误，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 +　　2．由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部分外来串连革命师生与部分工人和市民群众关系紧张，必须迅速的由地市委在广大群众中恢复名誉，对受到迫害的同志根据中央批转军委指示平反。 + +　　3．我决心坚决改正错误，积极支持同学们革命，与同学们一起闹革命。 + +　　4．地专机关搞运动。 + +　　对《非常事件》传单我是同意写一反驳材料印发原来散发单位消毒，这事要由地委决定。 + +　　这是同学们的正确要求。 + +　　· 来源： + +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扬州总部主办《扬州红卫兵》第六期，1966年12月10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3.txt b/CCRD/0/8/2/00006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be23386acb0f1c7409c930d8b1e68b7dc3a530d --- /dev/null +++ b/CCRD/0/8/2/000063.txt @@ -0,0 +1,27 @@ +# 我的检查 + +　　<李长华> + +## 毛主席语录 + +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 +　　我们洪山区文教工作队在这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可是，我对这样严重的错误迟迟不认识，迟迟不觉悟，曾一度片面的认为我们是“四清”单位，是“四清”与文化大革命结合的单位，来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在革命教师起来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我仍然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二日晚上，武汉市小学教师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总部洪山区分部的革命教师前来洪山区文教工作队队部进行革命造反：要求解答问题，查封材料，对我们工作队的错误进行了揭发批判。对这种革命行动完全应该热烈欢迎和积极支持。可是，我当时虽然口头上承认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行动”，但由于我的灵魂深处“我”字作怪，“官”气作怪，“骄”气作怪，“怕”字当头，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因而对这种革命行动很不理解，很不习惯，从思想上反感，有抵触情绪；所以在接待时很不热情，很不认真，对革命教师提出的问题不直接了当回答，躲躲闪闪，尽量回避。对革命教师提出的革命要求没有满足，对革命教师提出的批判没有虚心接受。这是极端错误的，这是我政治不挂帅，不相信革命群众，害怕革命，继续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后来的事态表明，由于我的这些错误言行，在群众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给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带来了阻力，给革命群众的革命激情泼了冷水。革命小学当权派潘显富等人由于我们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蒙蔽，写出了《严重警告，紧急呼吁》传单，把十二月二日洪山区革命教师造反分部到洪山区文教工作队队部造反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行动”，“是造无产阶级的反。”这种传单是极端错误的，这是对洪山区革命教师造反分部的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是一个极大的诬蔑，中伤了革命同志。传单发出后，由于我口头支持革命教师的革命行动，而内心思想不通，因此没有及时地对此澄清事实，坚决予以反驳，实际上对这份传单起到了支持的作用；使之随后又出现了类似的传单和一些非议，起了压制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坏作用。更严重的是，十二月七日，我去洪山区小教革命造反分部时，分部负责人向我提出上述传单的有关问题和要求澄清事实时，我还不认识自己的错误的严重性，对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仍很不理解，对封闭文件柜的革命行动仍有抵触、反感情绪，因此，采取了极不严肃负责的态度，竟以“人民群众中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现象。……群众会在正常的充分的辩论中肯定正确，改正错误，逐步取得一致”为借口拒绝了，这是我继续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又一表现。我所犯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心情是沉痛的，我诚恳地向受了委屈、受到压抑的革命同志赔礼道歉，向因此被说成是“反革命”的彻底平反。并郑重声明：洪山区小学教师革命造反分部的革命教师在十二月二日晚上到洪山区文教工作队队部造反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同时，向受到我们错误思想蒙蔽的同志诚恳的检讨，赔礼道歉。 + +　　这次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都是我们工作队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对此，我应负全部责任，不能责怪受我们错误路线影响和蒙蔽的同志，恳切地希望由于我的错误而引起的群众之间对立情绪能迅速消除。希望一切革命教师都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在文化革命《十六条》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向我们工作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 +　　衷心感谢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帮助，并热情地希望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彻底地揭发和批判。我决心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彻底批判我们工作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我们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去办。 + +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恶劣影响！ + +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4.txt b/CCRD/0/8/2/00006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6b7401962531a6f1ae1407a8696e761728a7346 --- /dev/null +++ b/CCRD/0/8/2/000064.txt @@ -0,0 +1,63 @@ +# 初步检讨 + +　　<西安市委> + +## 诚恳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向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猛烈开火 + +## ——中共西安市委对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讨 + +　　（全市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师生员工、红卫兵战士们：）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发展的新阶段，是保证我们党和国家永不变色的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保证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将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大革命。它不仅决定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而且将以极其光辉灿烂的重要篇幅载入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史册。 + +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高潮，形势越来越好。广大革命群众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了彻底地揭露和批判。市委坚决支持这种革命行动，热烈欢迎广大革命群众对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猛烈开火。 + +　　市委对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深远意义，长时间以来处于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状态，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使全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 +　　由于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致使下面的同志也跟上我们犯了不少错误。下面同志的错误，是上面错误路线造成的，因此，不能由基层组织和下面的同志负责。希望广大革命群众不要过多的责备他们，不要连续地批判斗争他们。对于原来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同志和四清工作队的同志，也不要强留他们过多地作检讨。他们的错误，主要应该由市委来承担责任。 + +　　最近以来，我们对前一段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虽然作过一些检查，但认识很不深刻，检查很不彻底。我们决心进一步认真检查、改正错误，迅速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伟大的历史任务而斗争。 + +　　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的集中表现是：在对运动的指导上，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革命群众，挑动群众斗学生，群众斗群众，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点： + +　　一、自从毛主席提出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特别是今年五月八日，《红旗》、《解放军报》连续发表文章，揭露《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向邓拓一小撮反党分子进行反击以后，各单位的群众就起来了，纷纷要求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黑线。这本来是大好革命形势。但是，我们没有因势利导，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揭发问题，而是强调要紧跟全国形势，以批判邓拓、吴晗为重点，压制了各单位革命群众揭发本地区、本单位的问题。这是很错误的，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当时，我们的思想落后于形势，领导落后于群众。 + +　　二、在对交大“六·六”事件问题上，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六月六日，交大的革命师生在校内张贴大字报，严厉批评了省委工作团的错误。有些学生到西北局、省委反映情况，要求把工作团撤出来，有些学生到陕西日报、新华社西安分社和电台要求发消息，表扬他们的革命行动，有些同学跑到邮电局给毛主席发电报，向党中央陈述意见，反映交通大学和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问题。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市委本应积极支持。但当上面指出这是交大学生“闹事”时，我们也就深信不疑，极其谎谬的把交大同学所进行的一次带头的革命行动，看成是一场反革命事件，错误地执行了一些所谓的防范措施：(1)我们向机关干部、工人、农民、学生和街道居民传达了所谓交大“六·六”事件，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把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说成是“闹事”“要在群众中把交大搞臭”“要家喻户晓”，等等。(2)为了防止各中等学校的师生员工起来追随交大学生“闹事”，六月三日晚上给各学校派了三至五人的工作组，虽然为时只有三、五天，但却起到了压制学生的革命行动的作用。(3)组织了一些干部、职工，到邮电大楼等处与交大同学进行辩论。(4)向各机关、企业、学校布置，如有交大学生来本单位活动，应劝说回去，劝说无效时可进行辩论，留下姓名，叫交大工作团领回。(5)组织了几个工厂的一些工人去保卫电台等要害单位。(6)阻拦在成都青白江工厂实习的交大同学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给成都委打电话，叫他们劝说这批同学不要回来。为了防备这批同学万一回来下车后在街上“闹事”，还组织了一百多名工人，准备与他们进行辩论(当时这批同学经成都市委劝说后未回来)。 + +　　当时，我们其所以采取这些错误的所谓防范措施，就是因为把事件的性质搞错了，把“六·六”事件看作是以反党分子彭康等一小撮人操纵下搞起来的反革命事件。既然认为是反革命事件，我们就积极地采取了上述各种错误的做法，进行扑灭。实际上，这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学生革命运动的行动。中央指示平反交大“六·六”事件后，省委要求我们在群众中进行平反工作，恢复交大的名誉，据此，我们作了许多消毒工作。但由于它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彻底肃清，这就给后来的群众斗群众，群众斗学生，学生斗学生，种下了祸根。每当我们想起“六·六”事件中，由于我们执行了错误措施，使一批革命师生遭受了打击和迫害时，我们就感到非常痛心!我们愿意向交大等院校遭受打击和迫害的同志承认错误，赔情道歉！我们决心继续为彻底肃清“六·六”事件的恶劣影响而努力，进一步与交大同学消除隔阂，加强团结，学习他们不怕压制、不惧迫害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 +　　三、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派工作组包办代替，划框框，定调子，限制、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一张大字报以后，广大革命师生受到了极大的鼓舞，革命热情洋溢，西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出现了轰轰烈烈的新局面。但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当时，我们向各中等学校、报社和文艺团体派了工作组，规定了许多条条、框框，如不准大字报上街，不准群众上街游行，要“内外有别”，要有“良好的秩序”，等等，束缚了群众的手脚，使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受到了压抑。由于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盲目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此，就不能站在群众运动前头领导运动，而是站在群众后头给革命运动泼冷水，甚至有时站在了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运动，成了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当群众起来冲破我们规定的错误的框框时，就认为是“闹事”，责怪革命群众。八月三日，省委召开了五万人大会以后，由于我们对中央关于撤销各院校文化革命工作队(组)的通知认识不明确，执行得不够坚决，怕出乱子，工作队(组)撤销后集中整训时，又给一些学校、工厂企业派了联络员，继续了解文化革命的情况，在群众中造成误解，给这些单位的文化革命带来了阻力。今年暑期，我们通知长安县委和各区委采取集训的形式，集中部分中小学教师进行文化革命。这种把教职员工和学生群众隔离起来的错误做法，实际上还是不信任群众，不相信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能够自己搞好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作的结果，形成了整教师，而没有把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四、八月中旬和九月初，许多革命师生在省委门前静坐、绝食时，我们又做了一些错事。我们给各学校打电话，劝告学生不要去省委门前参加静坐示威。有几个基层干部被交大同学误带去后，我们同意他们住在交大不要走，这是很错误的。我们还在大差市、钟楼、东大街等处设点，派干部观察情况，掌握群众动向。当时，我们没有认识到静坐示威、静坐绝食的严重事件，是由于领导上压制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造成的，而看成是在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欺骗、蒙蔽下的“闹事”。在有些革命师生提出“西北局、省委烂掉了”、“刘澜涛、霍士廉是黑帮”等口号后，我们认为这些口号对西北局、省委不是一分为二的，而是全盘否定。因此，就怀疑交大等院校的作法有问题，对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在思想上增加了对立情绪。虽然口头上承认交大等院校革命师生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抽象的肯定，实际上反感”。直至八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社论之后，我们还叫部分单位撰写和挑选了一些所谓说明事实真相的传单，同时从八月二十九日开始，让西安晚报社代印了大量这种性质的传单。这实际上是对革命师生的大反击，是极端错误的。直到九月十日才停止了这种错误行动。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但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没有领导和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讨论十一中全会的文件，深刻领会精神，总结经验教训，彻底检查错误。特别是毛主席发出了“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召之后，我们还没有觉悟，没有及时地主动地引火烧身，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而是仍然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继续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觉不自觉地扩大了革命群众之间的矛盾，以致于群众中两派的对立，群众斗群众的问题还在发展，使群众迷惑不解，无法进行斗、批、改。总之，我们的错误严重地障碍了西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 +　　我们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首先是由于我们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特别是对于这场运动就是对全党的批判运动，是批判干部的运动，很不理解。对于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在这场运动中采取大民主的方式，我们在思想上毫无准备，对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缺乏自觉。民主革命时期和解放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中，都是我们发动群众革资产阶级的命。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的师生员工，采取急风暴雨的革命行动，以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发动猛烈进攻，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同时冲击我们的一套旧秩序，冲击我们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革命革到我们自己头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不习惯，很不舒服，就很害怕。因为怕，就带来了许多错误思想，引起了很多问题。由于我们精神状态不对头，是“怕”字当头，怕接近群众，怕深入群众，怕接近学生，怕接近红卫兵，怕群众内外串连，怕群众对自己采取革命行动，因而，就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就不敢挺身而出，深入群众听取批评；就不敢大张旗鼓，宣传讲解党的政策。这样，我们就越来越陷于被动应付的局面。我们市委的负责同志，对于自己在这场革命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没有摆对，长期以来是以领导者的身份自居，没有把自己也看作是革命运动的对象，没有及时主动地提出引火烧身的口号，在群众运动的烈火中把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东西、头脑中的四旧以及其它的错误和缺点通通烧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思想转不过弯子，总是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有对立情绪，不能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束缚中把自己解放出来。 + +　　其次，违背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的群众路线和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原则，低估了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自以为高明，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看不到十七年来广大的工人、农民、革命干部、革命师生，在毛主席的教导和哺育下，有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和革命的积极性，对毛主席和党中央有着无限的热爱；也看不到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在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具有了敢想、敢说、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很好的组织才能，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缺乏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总是把自己摆在教育人的位置上，把自己凌驾于群众之上，而不是置于群众之中，不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而是以官老爷的态度对待群众。忘记了要当先生，首先必须当好学生，总想给群众施加一些影响。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应当“采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动立场”，“用积极的高兴的欢迎的全力以赴的态度去领导这个运动。”但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官老爷的态度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自己在运动中可以犯那么严重的错误，却不许革命师生在革命斗争中做点错事，说些过头的话。正如有些革命同学批评我们说，你们是“只许官家放火，不准百姓点灯”。正因为我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必须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的教导，所以，对待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就不是满腔热情的支持，而是抓住他们在运动中这样那样的缺点或者一点过火行为，揪住辫子不放，评头品足，进行指责，分不清运动的本质方面和非本质方面，把交大等院校的同学看得很容易接受一小撮坏人的利用和蒙蔽，把支流当成主流，压制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应有的态度。 + +　　为什么我们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脱离群众呢?从思想深处来作检查，就是由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解放后十七年来的和平环境中，我们做官当老爷，养尊处优，高官厚禄，在自己的身上沾染了许多资产阶级的东西，骄傲情绪滋长了，官僚主义作风发展了。因此，就和群众的关系疏远了，和群众的感情淡薄了。这样，就不能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更接受不了群众对自己的尖锐的批评，也就不能够和群众站在一起闹革命。现在，我们深刻认识到，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脱离了人民群众，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 + +　　第三，我们从犯错误中，深深懂得了一条道理：千条错误，万条错误，归根到底还是一条错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搞好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保证：是要坚决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著作活学活用得很不够，没有用毛泽东思想很好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确立起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因而当了糊涂人，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市场，在文化大革命中迷失了方向，犯了严重错误。过去无数的事实和经验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挂帅，我们党的事业就一定会取得重大的发展和胜利，我们个人也就能够有较大的进步和提高；反之，什么时候背离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就一定使党的事业遭受严重的损害，甚至失败，个人则必将犯极其严重的错误。这次运动再次说明了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也就是我们在这次运动所犯的严重错误中，得到的最深刻的教训。今后，我们一定坚决执行林彪的指示，以毛主席的“老三篇”作为座右铭，不断地改造世界观，消灭“私”字，大立“公”字，放手发动群众，大力冲击我们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彻底革自己的命。我们要努力活学活用好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学到老，用到老，改造到老，永远跟着毛主席走。 + +　　毛主席在第七次检阅二百多万文化革命大军时，亲切地号召我们：“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彻底破除“私”字，把“怕”字打掉，真正大立“公”字，做到“敢”字当头，深入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和广大革命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更好。 + +　　市委决心按照十六条精神继续检查我们的错误，彻底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上来，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共同清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市委要向全市革命群众继续作全面检查，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并要求全市革命群众严厉、深刻批判市委的错误，彻底肃清市委在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所造成的一切影响。同时，市委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和文革组织，坚决地、认真地、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批转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认真做好平反工作。“对于在文化革命运动中，因为给领导上或工作组提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革命群众，都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对于文化革命中各学校、各单位编写的整群众的档案材料，都应该宣布无效，全部清出，一律当众焚毁。”最后，我们恳切要求全市广大工农群众、革命师生和革命干部，在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把斗争锋芒集中地对准市委猛烈开火，充分揭露、深刻批判市委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我们下定决心在广大革命群众的热情帮助下，坚决地迅速地纠正错误。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让我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 +　　· 来源： + +　　中共西安市委办公厅，1966年12月16日印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5.txt b/CCRD/0/8/2/00006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1bd5e0432800faa0a999103de7080488bea951c --- /dev/null +++ b/CCRD/0/8/2/000065.txt @@ -0,0 +1,83 @@ +# 我们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第二次检查 + +　　<萧望东> + +　　（[萧望东， 时任文化部负责人。]） + +　　（同志们，同学们！） + +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违背了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运动造成了严重损失。我们辜负了党的委托，辜负了文化部和所属单位的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现在我代表我们文化革命小组中文化部的几个同志向革命群众作检讨。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向由于我们的错误而遭受到迫害的革命同志们请罪！ + +　　我们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在这场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我们的错误是执行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是怕字当头，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放手发动群众，不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高踞群众之上，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反了毛主席群众路线的错误。使有些单位，特别是艺术院校，产生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反党小集团”、“反革命”、“假左派”等严重事件。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严重斗争中，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把运动引入了邪路。使群众中正在兴起的革命造反精神，遭受到严重的打击。并使一些在我们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受到蒙蔽的同志迟迟不能回头。我们恳切希望革命同志们彻底批判我们，挽救我们，帮助我们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和同志们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十一月十五日我代表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对我们的错误，作了初步检查。同志们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意见。这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和改正错误，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是推动我们彻底回到毛主席路线上来的“击一猛掌”。我们对同志们的这种严肃而诚恳的态度，非常感谢！根据革命群众对我们上次的检查所提出的批评和意见，和我们现在的认识，现在，着重就以下几个问题，向同志们、同学们作进一步检查。 + +　　第一，关于六月二十日“报告”中的错误问题。我们文化部是一个长期被彭真、陆定一、周扬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统治的单位，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夺权斗争。对于这样一个单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怎样搞法，我们在指导思想上是有严重错误的。拿夺权来说，依靠谁来夺权，怎样夺权，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原则问题，是关系到执行什么样的路线的问题。而我们恰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站错了立场，用错了方法，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它集中地反映在我们六月二十日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中关于如何对待群众这个根本问题上。 + +　　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而我们忘记了这一教导，从“报告”中反映出我们当时只看到了文化部十多年来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统治的严重性，却对文化部广大群众中存在与黑线斗争的革命力量估计不足。事实上，文艺界包括文化部的革命左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一直是有斗争的。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在江青同志的亲自指导下，在文艺革命中，经过英勇顽强的斗争，突破了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重重阻挠，进行了京剧、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等方面的重大改革，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这是文艺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一个大飞跃。这充分证明只要有了正确的领导，广大群众中蕴藏着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而我们恰恰在这个问题的思想认识上是右倾保守的。这是一个政治上的严重错误。 + +　　由于不信任群众，也就不依靠群众。毛主席说：“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我们并没有按照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办事。我们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派工作队和办集训班的作用，不是强调依靠革命群众的力量，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把群众看作是主人、先生和真正的英雄，深入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而是把群众看成阿斗，把自己看成诸葛亮，高高在上，发号施令，包办代替，违反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想把群众运动纳入自己所设想的轨道。这种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做法，严重地违反了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教导，把主人的位置摆错了，把先生与学生的位置摆错了，把内因与外因的位置摆错了。这样，就必然要束缚甚至压制和打击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就必然把群众运动变成运动群众，就不可避免地要犯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 +　　这里顺便说明一下，所谓三个三分之一的问题，“报告”中这样说的：“估计在文化部及所属单位八百名左右领导干部中，要清洗或调离的约三分之一，撤除领导职务、改做其他工作的约三分之一，继续担任领导职务的约三分之一。所缺三分之二的领导干部，拟从经过斗争考验的德才兼备的干部中，大胆地破格地选拔一批，报请上级从外部补充一批。”这里并不包括一般干部和群众。关于“犁庭扫院”的问题，在“报告”中是这样说的：“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干净搞掉这条黑线，把他们连同暗藏的一切反革命分子一起挖出来，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夺回领导权，全部清洗掉，来一个‘犁庭扫院’。”这里指的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不是指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 + +　　关于这个“报告”中的错误，我们恳切地希望同志们彻底批判。 + +　　第二，关于十一中全会以后我们所犯的错误问题。八月八日十六条公布的前后，我们虽然遵照毛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撤销了工作队和集训班。但是，思想认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立场并没有转变过来。既没有及早地作检查，也没有主动地发动群众揭发和批判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这样，就在运动中又犯了许多错误。 + +　　1、限期成立革委会和筹委会的决定是错误的。许多单位革委会的选举，没有经过充分的酝酿，有的候选人是由原工作队提名推荐而匆促选出的。十六条公布后，我们又没有及时要求各单位按照十六条精神，根据巴黎公社的原则进行改造。革委会的有些同志程度不同地受到我们所执行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有的革委会沿用了该单位前一时期的一些错误做法。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主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 + +　　2、在工作队撤销后，我们从原工作队的人员中派出了一些同志担任联络员或代职干部，规定他们不得参与运动的领导，这本来是可以的。但在错误路线没有批判的情况下，这些同志又是从原单位工作队中抽调的，有的代职干部又被选进了革委会，引起部分群众的不满。实践证明，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这样做是严重地妨碍了肃清错误路线的影响的。从我们思想深处来检查，可以说，工作队这种“外力”虽然从组织上看是撤走了，但是，我们依赖外力的思想还仍然存在着。因此，总想从工作队中留下一些干部，以便于我们及时了解和掌握情况。实际上，这仍然是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不敢大胆地放手发动群众的表现。 + +　　3、我们对待革命群众起来批判路线错误的革命行动，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和态度。工作队撤销后，革命群众起来批判工作队问题上的错误。其中有些同志因此受到压制、打击和围攻。这实际上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工作队这个问题上的反映。我们当时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的实质和它的严重性。不仅没有站在维护正确路线的立场上，旗帜鲜明地大力支持这一革命行动，相反地，对革命群众泼了冷水。八月六日，我到中央音乐学院去看大字报，在回答同学们提出的先斗黑帮还是先批判工作队的问题时，我错误地说：“少数服从多数。”这一说法形成了对坚持先批判工作队的错误的革命少数派的一种压力。对当时受到错误路线蒙蔽的同学来说，助长了他们的错误。加深了同学之间的对立。八月九日，赵辛初同志在北京电影学院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反映了我们当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敢于起来批判错误路线的革命造反精神，采取了压制的态度。这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同学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的原则态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发展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 +　　4、我们对贯彻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中，关于平反和处理材料工作的问题抓得不紧。对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革命群众，没有给予及时平反，材料也没有及时处理。这说明我们在这样重大政治问题上，缺乏严肃认真负责的精神。我们决心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支持和协助下，来改正这一错误，坚决贯彻这一指示和中央十一月十六日的补充规定。 + +　　我们在十一中全会以后还犯了这么多错误，主要由于我们对所犯的路线错误迟迟不觉悟。从我们对所犯错误的认识过程来说是这样的：八月份，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到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后来，也只认识到我们的错误主要是包办代替，束缚群众手脚的错误。九月十六日颜金生同志代表文化部文化革命小组在文化革命代表联席会议上讲话时说的，“尽管我们当初派工作队，是为了支援群众，打击右派，开展夺权斗争，但这一办法实际上起了包办代替的不好作用，违反了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方针，使运动受到了损失，因而是错误的。”只是“有的院校、有的单位、有的工作队的个别负责人，犯过压制群众，打击群众这种方向、路线的错误。”这反映了当时我们对错误的认识仍然是很差的。直到林彪同志在国庆节的讲话和《红旗》第十三期社论发表后，才认识到我们的错误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是对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仍然认识不足，因而检查和改正错误的行动是不果断、不彻底的。 + +　　我们尤其是我个人为什么思想觉悟这样慢呢？除了后面进一步作思想上的检查外，首先，是没有认真地学习十六条，没有拿起十六条这个武器，同文化部运动的实际情况相对照，深刻检查，彻底批判我们所执行的路线错误。不破不立。所以，对接受正确路线就不够自觉。再次，由于我们官僚主义，做官当老爷，严重地脱离群众，不了解情况，缺乏民主精神，听不进不同意见，因而对我们的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没有深刻感受，没有切肤之痛。这样，就陷于了自我麻痹的状态，就直接影响到我们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自觉性。其次，我们有不少思想包袱压着自己。总以为文化部情况特殊，我们请求派工作队是来夺权的，不是为了压制群众的等等。致使自己不能深刻地认识错误。总之，我们尤其是我个人，既没有跟好上头的指示精神，又没有追上革命群众前进的脚步，加上上面所说的包袱，就使我们不能解放思想，开动机器，而一直处于被动状态。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及时指示，没有十一中全会和十六条，没有不久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我们的教育，没有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错误的揭发和批判，我们必然是从错误的立场上，沿着错误的路线，一直滑下去，越来越脱离群众，象盲人骑瞎马那样，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 + +　　第三，关于对待革命左派方面的错误问题。文化部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是极其复杂、极其尖锐的。要取得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必须组织自己的阶级队伍。斗争的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没有一支真正来自广大群众而又善于团结群众、在斗争中逐步成长的革命的左派队伍，是不可能打胜这个仗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左派。”这是坚决贯彻党的阶级路线的核心问题，也是取得这场大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问题。而我们恰恰在这个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不善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本质上去发现运动中的革命积极分子。尽管我们也提出过要坚定地依靠革命的左派，但在斗争实践中，对于一些真正的革命左派，我们反而疏远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是毛主席所批评的那种“叶公好龙”的人。尤其严重的是，在某些单位特别是在艺术院校中，当革命左派起来揭发和批判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时，却受到了压制，以至于发展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严重程度，把他们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使他们遭受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摧残，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我们每当想到这里，确实感到寝食不安！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受到压制的革命同志们、同学们赔礼、道歉！向受到错误打击的革命同志们、同学们请罪！当然，我知道即使我们口头上再多的赔礼、道歉和请罪，也不能补过于万一。而且我也知道革命的同志们和同学们，真正需要的不仅仅是我口头上承认错误，而主要的是要我在实际行动上，彻底改正，彻底革命。我现在认识到，把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绝不仅仅是关系几个革命同志的名誉问题。它的严重危害在于：打击了革命左派，就失去了团结大多数的核心力量，就失去了战胜右派的骨干队伍。这样就根本不可能取得这场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的错误。现在我们认识到只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彻底检查自己的错误，虚心向革命左派学习，大力支持革命左派的革命行动，团结大多数，才能取得这场大革命的彻底胜利。在这里，我想对在我们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受到蒙蔽的同志们说几句话，你们的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的错误而产生的。主要责任由我们来承担。同时，我诚恳地希望你们从我们所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迅速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边来。我在与革命左派同志们的接触中，受到了非常深刻的教育。使我们了解到革命左派同志们，对文化部复杂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不但有调查研究，而且愿意为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搞掉黑线，建立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文化部而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过去我们执迷不悟，不了解他们的思想脉搏，不但没有与他们站在一起闹革命，反而对他们火热的革命愿望泼了冷水，辜负了他们的期望。他们许多严厉而又诚恳的批评，使我们又感激又惭愧。我们在检查自己错误的过程中，深切地感到，要听革命派的声音，向革命派作检讨。在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以彭真、陆定一、周扬为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不管遇到任何风浪，我们要始终坚定地和他们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 +　　第四，关于我们的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问题。我们对于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和危害性，认识是不深刻的。因而就没有能够下最大的决心，充分放手发动群众，和革命的群众站在一起，来彻底批判、纠正错误。如果现在再不充分认识其危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遗毒是不可能肃清的，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不可能在我们头脑里生根的，我们自己也势力发展到与党和群众对立的地步。现在，我们愿意和革命的同志们、同学们在一起，共同来揭露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危害。 + +　　大家都很清楚，旧文化部十几年来一直为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所统治。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把文化部作为他们抗拒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革命路线，散布修正主义毒素，制造资本主义复辟舆论的一个重要地盘。去年五月党把我调到文化部来，交给我的任务，就是要同文化部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搞掉这一条黑线，夺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使文化部成为一个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工农兵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无产阶级的阵地。我本来应该紧跟毛主席，同文化部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兢兢业业地来完成这一任务。但是，我辜负了党的委托，辜负了文化部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来到文化部以后，虽然搞掉这条黑线的决心很大，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今天看来，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破不立，我们没有大力进行破的工作，所以好事也不能真正做起来。尤其要深刻检查并引为重大教训的，是由于我们觉悟不高，嗅觉不灵，缺乏阶级敏感性，对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人的反革命真面目，特别是他们玩弄的假整风阴谋，他们在全国文化厅（局）长会议上所放的许多毒，没有及时识破。直到他们的反党阴谋被揭发后我们才引起警惕。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兴起后，文化部广大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纷纷起来向彭真、陆定一、周扬等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进行大揭发，大批判，在这一关系国家命运和世界革命前途的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我们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支持广大革命群众大造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反，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而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束缚、压制甚至于打击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在我们某些单位特别是有些艺术院校中，却出现了革命有罪，造反无理的严重情况，把一些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实际上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如果沿着这条反动路线继续走下去，在文化部这个部门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要被断送，阶级斗争盖子就不可能彻底揭开，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政治思想基础就不可能彻底摧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不能真正夺回来。想到这里真使我不寒而慄！深感我们的错误严重，危害很大。当我们重温了我党的历史，重温了毛主席有关路线斗争的教导，结合我们这次本身所犯路线错误的沉痛教训，使我们更为痛切地认识到，路线斗争是关系到革命前进和后退，胜利或失败的头等大事。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会成为革命的罪人，受到历史的惩罚。 + +　　（这里我们要表示：工作队和革委会凡是因执行我们错误的决定而产生的错误，主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 + +　　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在思想上是有深厚根源的。 + +　　（首先，没有紧跟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学得很差，体会也很差。特别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略目的和战略意义很不理解。） + +　　其次，没有力追群众。我们这些人，自以为在党和毛主席的长期教导下，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没有什么大问题。这场文化大革命，触及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来了个大暴露。我们开始醒悟到，毛主席关于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思想，并没有在我们的头脑里生根。相反的，资产阶级对待群众的那些立场、观点和官僚习气，在我们身上还沾染的很不少。特别是在进入城市以后，十多年的和平生活中，我们的思想作风开始在和平演变，“官、暮、骄、娇”四气在滋长，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在运动中，我们开始是把这一场意识形态领域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采取行政命令的办法去解决，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当群众起来越出我们的轨道，采取了大民主的革命行动，我们就抵触起来了，坐立不安了。由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走到怕群众、怕革命，以至压制群众，走上同群众相对立的地位。 + +　　三、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我们忘记了毛主席关于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人人需要改造的教导。对于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紧跟毛主席，力追革命群众，才能搞好这场大革命，缺乏充分的认识和精神准备。只看着了自己是革命的一分力量的一面，而忽视了自己又是革命的对象的一面。因而革命群众一旦行动起来，触及自己的灵魂，损害到自己“尊严”时，就坐不住，听不进，接受不了。如果没有这一场大民主的烈火把我们烧醒，发展下去是十分危险的。 + +　　党内路线的斗争是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我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林彪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就说过：“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如果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观察和处理问题，就必然发生错误。”我们一定要痛下决心，痛改前非，下苦功夫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特别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老三篇”作为毕生的座右铭，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学习一辈子，改造一辈子。一定要坚信群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同群众在一起，甘当群众的小学生，从群众中吸取智慧，吸取力量，听取批评，改造思想。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严肃对待自己的缺点、错误，经常进行自我批评。 + +　　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下，我们愿意坚定地与同志们、同学们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坚决拥护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热烈响应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在十一月二十八日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对我们发出的战斗号召。我们保证： + +　　1、决心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以我们所犯的错误为靶子，猛烈开火，彻底批判。为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有利于运动的深入发展，有利于革命事业的迅速前进，我们决心脱裤子，割尾巴，不怕丑，不怕痛。凡是我们错了的，我们一定深刻检讨，坚决改正。 + +　　2、我们重申，对于在运动中因为批评领导而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等等的革命群众，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凡是整群众的材料，一律按照中央的指示，当众销毁。 + +　　（3、对于在我们执行错误路线的影响下，受到蒙蔽的同志，我们一定以自己的沉痛教训，说服他们，提高觉悟，一同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4、坚决克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当群众的小学生，同群众在一起，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深批透，肃清它的思想影响。 + +　　5、坚决支持革命左派，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倾听他们的意见，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坚决地同他们站在一起，团结大多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共同奋斗。 + +　　同志们，同学们！我们诚恳地希望大家对我们这次检查提出批评，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改正错误。我们坚信：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育，有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加上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改正错误。我们一定要坚决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团结起来，彻底揭发批判旧北京市委、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滔天罪行，改革文艺，把文化战线上的斗批改，搞深搞透搞彻底！ + +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主席思想万岁！ + +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6.txt b/CCRD/0/8/2/00006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d310d68ad6169d7189a85ac25551acb84291763 --- /dev/null +++ b/CCRD/0/8/2/000066.txt @@ -0,0 +1,57 @@ +# 我的申辩 + +　　<艾仁宽> + +## 〖艾仁宽，时为武汉东湖中学英语教员。〗 + +　　我没有编过任何反动口号，现分三个问题申辩如下： + +## Ⅰ.关于寒假作业 + +　　1.这些句子是改错练习，都是由于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引起的政治性错误。为了使同学们认真对待，所以叫大家自己动手来改。 + +　　2.这些句子没有一句是我瞎编造的，全部是同学们作业和试卷中的错误，而且基本上都作过讲评，估计同学们都能改。 + +　　3.出题目布置寒假作业是上级的规定，经过备课小组研究，有关领导看过， + +　　4.有的教师在第三次鸣放中指出，外语改错久已废弃不用了，可是我解放后从未教过外语，根本不知遒这一点，从来东湖到出寒假作业，就只教了一学期。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任何一个教师，任何一个同学告诉过我这一点，而我在调来前曾在新华书店买过几本有关教学的书，其中就有一本《中学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这本书的内容全部是改错，该书1963年11月出版，1965年第3次印刷，书中类似的句子也同样存在，即语法错误用词错误引起的政治性错误，如P.115， P.119、P.I30、P.l34，等等。 + +## Ⅱ.关于讲课中的例句 + +　　平时上课我举过许多政治性较强的例句，也引用过主席语录。这种作法曾得到过肯定，但按照上级规定，我从未硬性要求同学记笔记，而是由同学们自由摘录。因此，有的根本不是一天讲的，却跑到一天去了，有的虽是一天讲的，却有当时的具体情况。 + +　　1.本非一处的： + +　　a.“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是第12课中的例句。“我不愿意见到他”，是12课结束后，练习题中用不定式造句中的例句。当时不光举了否定式，也举了肯定式。后面课时的例句，怎么倒跑到前面去了呢？何况中间明明隔了别人的例句。 + +　　b.“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这一条语录记得是在期中考试以后，为了鼓励考得不大好的同学而引用的。至于另一条“对于一件事或一种人，有相反的两种看法，便出来相反的两种议论”，则是讲第7课的最后一段，为了说明为什么有人叫雷锋为“傻子”，在小组备课时由老师帮我选的。而且引用这一条语录是上研究课，听课的领导和教师很多，既不在一处，又不是我选的，怎么构成了用主席思想反对主席思想的罪过呢？ + +　　c.同样，“我国人民一向支持亚非拉和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是第2课的例句，“那是三年前的事”，是第3课中为了说明一个特殊句子而举的例句。“每天晚上都听到青蛙的喧闹声”是第11课的例句.而另一条有关阶级斗争的语录则是以后某一次上课教的。选这类语录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同学们要求上主席著作；我请示过，领导答复是不能放弃课本，但可以选一些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语录和警句来教，所以才选用的。 + +　　2.虽是同一课时，但有具体情况的： + +　　a.“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一例句和“雷凯是个神枪手”，据我回忆是第12课的例句，但这两句是先后举的例，也还有其它讲课内容。雷凯实有其人，曾来我校作过报告，他是学习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是主席思想使他成为神枪手的，况且有同学问过我类似的句子，所以结合实际，举了这一句，这两句放在一起，实在不能说有什么问题。 + +　　b.“我的老师批评了我”，想不起是哪一课的了，当时为了进一步谈谈认识，曾引用主席语录“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而英语句“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是放在全句最后的，如何独立成句的？因为英语里原因状语从句，只是从句，不能独立，得有主句才行。 + +　　C.关于核爆炸的句子是为了结合实际，一上课就写了，由同学译出后大家热烈鼓掌。后来讲课文(11课)，课程进行中，有个同学问“单独一个”这个词，我才套用课文写了一句“教室里一个人也没有”。这完全是两回事，完全不是什么别有用心。 + +　　3.还有一句“45年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我确实说过这句子的语法不对，不高级。因为在改第6课的练习时，曾改错了带有时间状语“近几周以来”即“××年(月、周)以来”这样一句练习题。小组研究时，组里×老师纠正了我的错误，提出这类句子应该用“现在完成时”而不是“一般过去时”。为此，我曾向同学们检讨过，而这一句也有“45年以来”的时间状语，却用的“一般过去时”，故我认为是错的，又不高级的。上课前曾请组里×老师查过好几本语法书，小组备课时也研究过应如何改正，而且我记得我的备课本上还有具体改过的，只是因为有老师说教师无权改课本才只做了以上的交待，根本未谈过这一句的内容问题。 + +## Ⅲ.关于单词排列：由于查出上述一些句子，故同学们怀疑很大，对平时听写练习的单词排列也提出问题。但是： + +　　l.单词基本上是按先后出现次序排列的，并无故意颠倒东调西移的情况。 + +　　2.多出政治性词汇是四清工作队××同志的意见。因为有一次他看了我们的考试题，认为一般生活用语太多，政治词汇太少，所以我注意了这一点。 + +　　3.平时学一课讲究听写一次，这是同学们提的意见，说这样便于督促复习，有利于巩固对单词的记忆。我还记得×××同学就专门写过这样一张意见条子。 + +　　以上全凭回忆，因为我的备课笔记、教本，都保存在领导处，可以查对。同学们的笔记有记得多的，有记得少的，也可以核对一下。对我家进行过两次搜查，所有的日记、工作记录、笔记本、思想检查材料，也可以看出一些情况。我49年参军，51年随部队调来武汉，有些首长还可以找得到；我54年转业省商业厅，直到65年调来东湖中学，一直没动过，我过去的情况，也可以调查。但是主席教导我们，“社会实践及其结果是检查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既然效果不好，我当然该负责，当然是罪有应得。而且我解放后从未教过英语，一调来就上课，自己又不虚心，又不谨慎，胡闯一气，岂有不出事的么？何况我确实觉悟不高，水平很低，说错过话，做错过事，这次揪我出来，也是完全应该的。我相信主席的教导：“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问题一定会实事求是地搞清楚的，我准备接受党和人民给我的任何处理。 + +　　我的申辩，主要就是这些。 + +　　 1966.12.16 + +　　· 来源： + +　　艾晓明《血统》，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8—13页。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7.txt b/CCRD/0/8/2/00006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a621486eb56618c39fa67e9f14ebaa4cf105ad --- /dev/null +++ b/CCRD/0/8/2/000067.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陈少均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陈少均 编号85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陈少均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地主 曾用名 陈绍鋆、张杰 年龄 35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广东东莞县人 现住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家父在南美洲西印度群岛亚美加。家姊在九龙幼儿园工作。爱人陆群已于62年5月离婚，有2个女儿，张露茜、张露丝2岁（本人自称） 个人简历 1949年10月前在广州市培正中学读书； 1949.11－1954年底在132师警卫营当文化教员工作； 1954年底转建复员回广州到大新路转建委员会报到，等待分配工作。 1955年5月由转建委员会介绍到市教育局师资训练班学习一年。 1956年8月到市17中学任初中语文教师。 1958年底下放到郊区新滘农业社劳动，由于当时患病，不能坚持劳动，于59年退职回家休养。后遣送农场改造到现在。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8.4.30.在市17中学，由工业交通战线整风领导小组批准给予开除党籍，送农村监督劳动。 + +　　注：(1)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陈出身于反动的地主家庭，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在整风运动中趁时向党攻击，散播反动言行，攻击、否定我党各次运动的政策，否定、污蔑人民解放军，攻击党员和老干部煽动闹事，破坏整风运动，表现恶劣，所以戴上右派分子帽子，送农场劳动改造，但表现仍坏，继续攻击党的政策，造谣撞骗，企图财色兼收，抗拒改造，拒绝交代，曾逃跑3次，羡慕港澳生活，在1963年12月间偷渡去澳未遂，受过群众斗争，包庇坏人坏事。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送场监改以来对过去罪行认识仍不够深刻，劳动一般尚算肯干，表现一般化。 基修大队党支部 基修大队分工会 签名 徐丽才 1966年6月1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黄为意 1966年5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8.txt b/CCRD/0/8/2/00006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def26a0c0a3af73defc1f3557c506811a4cb5a --- /dev/null +++ b/CCRD/0/8/2/000068.txt @@ -0,0 +1,21 @@ +# 我们的检讨 + +　　<重庆日报出报小组　薛友、戴永福> + +　　本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关于红卫兵的宣传报道，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本月十四日和十五日，经过北航红旗、八八红卫兵等革命组织对我们的帮助，使我们更加感到所犯错误的严重，并当场和这些革命组织的同志签订了一项协议，决定向全市革命群众作公开检查，于十二月十七日印成书面材料，发到读者手里。现因故没有实现协议，我们特表示歉意。 + +　　为了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挽回报纸过去所犯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决心学习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彻底检查报纸在文化大革命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欢迎广大革命群众揭发批判，帮助我们把报纸更好地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报纸。 + +　　 重庆日报出报小组　薛友 戴永福 + +## 我们的声明 + +　　本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忠实执行了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红卫兵的宣传报道上，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单方面地大量宣传—个红卫兵组织，不宣传其他革命组织，抬高一方，打击一方，制造宗派，制造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实际上是打击革命左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本月十四日和十五日，通过北航红旗、八·八红卫兵、市文艺造反兵团、重大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山城游击队、市杂技团红卫兵、报社红色造反者鲁迅战斗队等革命组织对报社负责人的帮助，使我们更加感到所犯错误的严重，并由报社负责人当场和这些革命组织的同志签订了一项协议，决定向全市革命群众作公开检查，于十二月十七日印成书面材料，随当天报纸送到读者手里。但事后由于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黄友凡和市委宣传部宣传处副处长王镛划框框，定调子，使执笔写检查的同志感到难下笔，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以致没有能够实现协议。 + +　　为了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挽回报纸过去所犯路线错误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决心学习革命小将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踢开一切绊脚石，彻底检查和揭发批判报纸过去在报道红卫兵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并欢迎广大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揭发批判报纸的错误，使我们的报纸真正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报纸。 + +　　 重庆日报记者 沈世鸣 王锦 + +　　· 来源： + +　　《重庆日报》印发并随报附送传单，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69.txt b/CCRD/0/8/2/00006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21957cb62e0af26348cd1360e45502919aa7436 --- /dev/null +++ b/CCRD/0/8/2/000069.txt @@ -0,0 +1,41 @@ +# 我们的检查 + +　　<文汇报编辑工作小组> + +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 +　　 ——毛泽东 + +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本报第三版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伟大舵手，任何风浪都不怕》的文章(附后)。这篇文章反映了上海国棉一厂机电车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情况，经过群众揭发和我们的检查，这篇文章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 + +## 一、划框框，定调子，把未经群众揭发的有严重问题的当权派说成是革命左派，压制了革命群众。 + +　　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回忆前一段时期，我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度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持；他们纠集了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刮起一股妖风，造成打击、围攻革命左派的反革命事件。他们首先贴出一张大字报，企图把一位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并利用这位同志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在群众中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 + +　　文章中“企图把一位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这位“革命同志”是指的机电车间党总支书记。把一个未经群众充分揭发、现在证明有严重错误的负责干部，定调子为“革命同志”、“革命左派”是错误的，不符合十六条精神的。因而，压制了群众的革命行动。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究竟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经过广大群众的充分揭发，由广大群众来作结论。而我们却错误地过早地下了结论，这就大大影响了广大群众对他的揭发，给国棉一厂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 +## 二、颠倒黑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 + +　　广大群众起来贴当权派的大字报，揭发当权派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国棉一厂机电车间群众起来贴党总支书记大字报，是革命行动，而我们在文章中却把贴这个不指名的党总支书记的大字报的群众说成是“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并把这件事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没有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相反，把群众说成反革命；没有把矛头指向当权派，而是指向群众，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这是不能容忍的政治错误。我们感到十分沉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这里，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向被我们说成“反革命”的同志，表示恳切的赔礼道歉。 + +　　这个错误表明，我们在当前这场由毛主席亲自发起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不自觉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篇文章，我们是通过纺织局党委、国棉一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组织的，文章的调子、框框是工作队定的，上海市副市长、纺织系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团团长张承宗同志同意发表的。他们在国棉一厂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这篇文章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 +　　这个错误也是我们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的大暴露。由黄素娟同志署名的这篇文章，颠倒黑白，歪曲事实真相，我们没有深入调查研究，造成错误，责任完全由我们负责。毛主席教导我们：“办报和办别的事一样，都要认真地办，才能办好，才能有生气。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能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我们违反了主席的教导，不是依靠群众，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而是走的干部路线，这和无产阶级办报路线是背道而驰的，是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这种做法，正如毛主席所批评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满足于一知半解的极坏的作风。 + +　　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我们诚恳地接受广大群众的批评。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勇敢地迅速改正错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向着更深入、更广阔的方面发展。形势好得很！我们一定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揭发、批判中共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报的恶劣影响。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文汇报编辑工作小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 +　　（原件附报道原文，略） + +　　· 来源： + +　　铅印传单原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70.txt b/CCRD/0/8/2/00007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874d4ea18110865be76150d4b57512d32b944bc --- /dev/null +++ b/CCRD/0/8/2/000070.txt @@ -0,0 +1,127 @@ +# 李大章：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讨（第二次检讨） + +　　（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战士们：） + +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而我对自己的错误长期又没有觉悟，没有认识。最近一个时期，参加了革命学生和我们机关革命干部群众召开的揭发批判大会，同志们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热情地帮助我认识和纠正错误，使我的认识逐步有所提高，进一步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的心情很沉重，感到对不起党，对不起广大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现在，我向大家表示决心同错误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今天，我仅就自己现在的认识水平，向大家作如下检查。 + +　　为了便于大家进一步帮助我认识错误、纠正错误，我不打算多谈道理，主要谈谈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我在每一个时期的思想活动，以及在错误思想活动下面，我所犯错误的主要事实。准备随着我觉悟和认识的提高，再深入地分析和批判。 + +　　第一、我深深感觉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之所以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最根本的是由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突出政治不够，具体表现在没有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弄清弄懂，因而对主席指示在党员中的传达和干部的学习都搞得不好。 + +　　文化大革命运动尚未正式发动以前，去年12月，毛主席在上海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经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问题。据我现在的理解，这就是说在报纸上展开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以前，主席早就明确指出这场斗争绝不是一般学术之争，而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我虽然没有直接参加那次会议，但主席指示的精神我是知道的，但没有在思想上引起注意，更没有坚决贯彻主席这个极其重要的指示。 + +　　7月下旬，毛主席召集各大区负责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指出文化大革命中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主席指示以后，西南三省文化革命中省委派出的工作组虽然很快撤回来了，但认为派出时间短，错误不大，没有一开始就把它当成方向路线性错误认真进行检查，有些省还为自己派工作组的错误进行辩护。西南局处以上的干部对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传达是由我负责的。关于撤消工作组和工作组所犯错误性质的传达，虽然已作了传达，但未很好地组织讨论，对广大机关干部就传达得更差了。 + +　　9月7日，毛主席在批青岛副市长王效禹同志给他的一封信时指出，目前问题的症结是不少领导干部怕群众，怕革命学生，严厉批判了组织工农反学生的错误作法。对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指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采取欺上瞒下的手法，加以扣押。我也没有在西南局机关中传达，讨论，贯彻。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 + +　　还有中央批转军委总政的紧急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文化革命中的档案材料的补充通知。这两个文件，也没有结合机关实际情况对有关平反问题，督促机关有关负责同志组织干部认真学习讨论，并作具体平反措施，迅速而坚决贯彻执行平反工作。 + +　　《红旗》杂志13、14期社论以及最近发表的15期社论，这些都是中央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极其重要的指导的文件，对这些文件，虽然印发了不少，但我们的思想还没有转过来，还在打算搞斗、批、改。因而也就没有很好组织机关干部学习和讨论。 + +　　更严重的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10月底11月初党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这两次极其重要的会议都是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可是，这两次会议在我们西南局机关除18级以上干部对会议内容传达得比较详细以外，对一般干部就传达得简单，更没有拿出足够的时间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讨论会议精神，把会议的精神真正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 + +　　以上这些问题都不是一般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对毛主席，对毛泽东思想究竟抱什么态度的重大原则问题。无论有什么样的客观原因，主观上对主席的上述指示不认真采取严肃、负责的态度是主要的。 + +　　第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较长时期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对文化革命中的某些作法，从思想深处来检查，实际上是没有搞通的。我的思想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段： + +## 第一段　6月初到8月底 + +　　这一段我主要用过去搞运动的老框框来对待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当时想，文化大革命也无非是揭发批判、斗争、建设这样几个阶段。从未想到运动会触动自己，因为过去历次运动都是革别人的命，对这次运动要革自己的命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这一段，我自己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没有也不敢引火烧身。尤其错误的是，在西南局的一次会议上，我曾经说过，对西南局书记处的同志，不要贴大字报，有意见可以用小字报或其他方式转达。这是错误的，起了压制发动群众，转移斗争目标的恶劣作用。 + +　　在这段期间，在西南局机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由于我们当时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没有把斗争的矛头引向自己，引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把斗争矛头指向下面，打击了一大片。因此，机关中伤害了一些革命群众，打击了不少好干部。如办公厅问题更为突出。这完全是违背斗争的大方向的。 + +　　在这段期间，我还有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同意和支持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采取了错误的立场和态度，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压制了革命群众，打击了群众运动，阻碍了运动的正常发展。 + +## 第二段　8月到9月底 + +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内，我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8月底9月初，革命群众对我们西南局和省、市委，运用“五大”的形式发起了革命的冲击，革命开始革到自己头上来了。这本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表现，是大好革命形势，可是当时自己对这种形势很不认识，很不理解，很不自觉。尽管口头上也讲广大革命师生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在思想深处却是“怕”字当头，怕大民主，怕大串联，怕搞不好会引起“后遗症”，怕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会被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利用。一句话，怕群众，怕群众起来以大民主的形式革自己的旧思想、旧作风的命。因此，一遇到革命群众中有些人使用某些过激的语言，采取某些激进的行动，就怀疑是不是坏人起来造无产阶级的反，担心坏人捣乱。在这种错误思想活动下，采取了以下一系列错误行动。 + +　　（一）领导干部不出面接见群众。8月底开始，我自己和西南局书记处的一些成员，躲起来，不接见群众。当时的“理由”是，在这样对立的气氛中，不适宜出面接见群众，实际是怕革命小将。 + +　　（二）组织机关红卫兵和调动学校红卫兵保卫机关。9月初，把机关青年职工组成了红卫兵并曾经调动过九中、十三中的部分红卫兵到西南局机关“守卫”办公大楼。 + +## （三）对学生来访采取“顶和拖”的错误态度。 + +　　（1）要做接待工作的同志“顶”住，对革命师生提出的问题，能顶就顶，能拖就拖。 + +　　（2）划分了一、二线。 + +　　（3）为着便于应付学生来访，增加了几个文革办公室副主任。 + +　　（四）西南局机关干部与学生发生冲突后，叫机关照相，机关说没有照相机，又叫到四川日报去找人来拍照（照片底片已全部交给革命学生了）。 + +　　（五）北京来的十几个中学生，听到机关反映他们的年龄都比较大，就怀疑他们是不是由大学生冒充的，曾叫打电话到北京去询问，对方答复是他们学校的才算了。 + +　　（六）叫机关赶快成立文革。当时的指导思想是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要由机关自己搞，依靠本身的力量，怕学生来过问。成立文革以后，学生来串联，就好对付。又如外来红卫兵要看大字报，也打算由机关文革去接谈。 + +　　（七）8月30日晚，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等院校的一些革命同学在人民南路进行宣传活动后带了几个人来西南局机关，说这几个人呼了反动口号，要求西南局处理，我们虽然派了西南局经委主任李斌去接见同学，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但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坚持反复耐心协商的办法，而只是采取“顶”着的态度坚持了一个晚上和一个上午，一直到成电同学们撤走。更加错误的是，在成电同学撤走以后，机关红卫兵播送了几张其他单位的传单，在这些传单中有的把革命同学的行动说成是“轰闹西南局”有的甚至说革命同学是“暴徒”。8月31日下午来自北京的5个红卫兵要进西南局33号办公大楼大院找领导同志，由于西南局的工作人员进行阻拦而发生冲突。9月5日，因为有少数同学要在进33号办公楼的通道内贴大字报，机关工作人员进行劝阻，因而发生争执，在争执的过程中，使一张大字报受到了损坏。 + +　　（八）9月5日到7日，不少革命同学到西南局来要求领导接见，7日晨，在同学们强烈要求下，我们派了财办副主任黎雪代表西南局接见，并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黎雪在和同学们协商后，约定下午接见。可是，以后我们发现革命师生临时指挥部发出了一个“最最紧急通知”说西南局负责同志代表西南局答应于下午7时接见广大革命群众，请各院校革命师生迅速于下午6时半以前赶到西南局门口参加大会。由于我们思想上害怕群众运动，害怕出乱子，错误地认为这个通知和原来商定的内容不一致，是极少数人借机制造混乱，为了怕出乱子，在有关事实未认真查对的情况下，便匆匆忙忙地同意发表了那个极其错误的“西南局办公厅紧急声明”这个声明发表后流传很广，产生了严重的恶果，引起了部分群众对学生的不满，甚至出现了群众斗学生的情况。特别是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的一部分同学在一个时期内受到围攻。以西南局办公厅的名义发表这样一个声明，实际上就是利用党的威信来打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是方向、路线性错误。发表这个声明，我是同意的，我负主要责任。除了在此作检讨外，对于因发表办公厅声明而使名誉受到损害的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成都地质学院等院校的革命同学，我在此公开为他们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 + +　　（九）关于备用声明问题： + +　　备用声明问题，我不清楚。据这几天同志们揭发说有这样一个电话稿。我认为，准备这样一个稿子虽然没有发表，但同样是一个严重错误，同样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我虽然不知道这件事，但从我当时的思想活动来看，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是会同意的。 + +　　（十）关于9月11日大会问题： + +　　9月11日，成都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在人民南路召开赴京取经庆祝大会（开始叫揭发批判大会）曾经要西南局派人参加，当时不但没有派人参加，而且还给机关干部打招呼，叫不要去参加。 + +　　（十一）9月下旬，新华分社“内参特刊”上登载了记者报导学生在西南局门口静坐7天7夜的消息，认为不是事实，把情况说得太严重了，就要省委宣传部向分社查问是否属实，这实际上是流露了我思想上的不满情绪。 + +　　（十二）厂办半工半读学校学生要求串联，当时怕他们出去串联耽误生产，又怕把学生引向工厂串联不好办，主张厂办半工半读学生不搞串联，文化革命随工厂来搞，还批了文件，以省人委名义上报总理办公室。 + +　　上面举出12件，是仅就现在我回忆得起来的一些主要错误事实。当然，我所犯的错误远不止这些。有些事情是别的人办的，我不清楚，例如这几天来同志们提出的9月初西南局机关从部队增调警卫队问题，至今我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调来的。这事还须继续的查清楚。此外，近来同志们还揭发了不少我们同革命群众闹对立，打击压制革命群众的事实，这些事，无论我知道还是不知道，都是同我的错误的思想活动分不开的，主要应该由我来负责，不能把责任推给下面的干部，责怪下面的同志。 + +　　这里，我还要检查9月初开始对同学们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这个革命口号的态度问题，当革命师生开始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我们迟迟不表态，当时认为“炮轰”就是要“轰”掉一切，“火烧”就是要“烧”掉一切。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轰掉、烧掉是完全应该的，但是，自己认为西南局还不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司令部，不能把这个司令部轰掉或烧掉。因此，当革命群众要我们对这个口号表态时，就总是羞羞答答、吞吞吐吐。例如我们曾要做接待工作的干部，当别人问这个口号时第一步可以表示欢迎，如果群众再追问是不是革命口号，再答是革命口号，有时干脆不表态，叫群众自己去讨论。这种躲躲闪闪的态度，不但不能使各派革命组织把矛头对准我们领导，反而引起和助长了群众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起了转移斗争目标的恶劣作用。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和分歧是同我们不敢引火烧身的态度有很大关系的。这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重要表现。我们的这种态度，实际上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劣作用。9月中旬，我想表明态度，后因李井泉的阻挠，自己也动摇起来，没有表示欢迎。 + +　　我们的再一个重大错误是9月15日林彪同志的讲话讲了炮打司令部的问题以后，李井泉企图歪曲林彪同志的讲话，用“不许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帽子去压制革命群众，压制群众用“五大”的形式去冲击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时，我们没有明确表态，这实际上是同意他们这样做，这样又一次地把自己置于同革命群众对立的地位，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我在9月12日在成都中等学校红卫兵辅导员会见大会上讲话，在这次讲话中，我引用了非正式传出的周总理的讲话（记录稿）中的一段话。引用总理讲的那段话，实际上是借总理的威信来压制革命群众，不让他们炮轰西南局。 + +　　9月下旬，成都的学生大批到北京，这时我听到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说北京有些学校已在准备转入学校内部的斗，批，改了。得到这个消息后，我也曾经主观设想，积极作工作，把本地外出串联的同学逐步“收”回来，让外地来串联的同学快回去，以便各自搞好本学校内部的斗、批、改。这并不是说我的错误责任在北京传来的消息，而是想通过这件事说明，当时我的思想活动仍是不相信群众，仍不是敢字当头，特别是对本地外出串联和外地来串联的重大而深远的革命意义认识很差，一有机会就想把他们收回来和让他们快回去。这是同毛主席关于放手发动群众的指导方针直接违背的。在这样的思想活动下，我还曾经要文革办公室的同志向中央反映一些地方报来的关于学生到工厂、农村串连“影响生产”的材料（后因一些同志抵制没有上报）。这说明直到9月底，尽管运动已经搞了好几个月了，我们仍然是对运动的主流认识不清，而强调一些枝节问题，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某些作法，思想上实际是没有搞通的。 + +## 第三段　10月份到11月份 + +　　这一段，中央正在开工作会议，尽管10月1日林彪同志讲话以及《红旗》杂志13期社论提出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向已经很明确了，但李井泉一再告诉要等待中央开工作会议结束和他们回来之后，再采取行动。我对李井泉玩弄的这个花样也未加批判，所以又耽误了很长时间。这对于及时纠正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是受到了很大影响的。 + +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以后，11月初，西南局机关18级以上干部作传达报告的会上，我曾经有个讲话，讲话的原话现在记得不大清楚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那次会上我的讲话对坚决纠正自己所犯方向路线错误，仍然觉悟不够。例如会上，我曾说过：“再不好好检查改正错误，思想再不坚决打通，就不好向中央交账了。”等等，这次发言，还有其他错误，都请到会的同志们彻底揭发批判。 + +　　现在是不是思想完全“打通”了呢？检查起来，可以这样说，认识是在逐步提高，每参加一次揭发批判大会，思想又向前进了一步，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确实真正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也确实想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正确立场上来。我深深感到，不能再继续错下去了，但是现在我的确是“欠账太多”，“积重难返”要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还要作很艰苦的努力。我诚恳地请求同志们继续帮助我，通过彻底揭发、批判，以便能更快地纠正我所犯的错误。 + +　　第三，我还想检查一下，在前一段运动中我在一些讲话中的严重错误。主要是在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方面的严重错误。 + +　　在前一段运动中，大约是9月中、下旬，我在接见北京来的第二司令部的革命同学时，曾经有过关于贯彻执行党的阶级路线的讲话，讲话的大意是：你们红五类子女，在学校里现在主要是同黑五类子女作战，将来我们不在了，你们管理国家，仍然是同这些人作战，这种说法是同毛主席历来教导的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的路线相违背的。这正如陈伯达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是犯了反动的血统论和宗派主义，唯成份论的错误。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上述思想活动，在学生群众中曾造成了严重的恶果。 + +　　我在同成都地质学院的同学的几次谈话中也有严重错误，应该诚恳地向他们检查认错。 +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成都地质学院革命同学之间存在比较严重的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比较激烈的，后来发展到同学斗同学，特别是象“11.2”事件，那是非常令人痛心的。这种情况的形成完全是由于我和西南局、省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而产生的恶果。但我对这一点长期不自觉，8月份我同地质学院同学们的几次座谈中，一方面承认派工作组是错误的，但又讲派工作组的目的不是压制群众包办代替，而是发动群众，支持左派。这种颠倒黑白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我和同学们的几次座谈，本来目的是想消除革命同学之间的分歧，把绝大多数同学团结起来，集中力量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由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没有引火烧身，首先承认领导工作中的错误，而是不分是非的强调同学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对立，应该展开辩论，通过辩论先解决同学之间的团结问题，实际上是进一步挑动群众斗群众，尤其错误的是违背《十六条》的规定，在同学之间扶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当时，我对院文革筹委会革命同学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革命口号和革命行动有反感，因而在一段时间内，我没有支持同学们的革命行动。相反，却支持了一些思想保守的同学。更为错误的是撤消工作组，联络组以后，让联络员与一些思想保守的师生继续秘密联系，继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地质学院几次座谈会上的发言，有不少错误，请同学们继续揭发批判。 + +　　我的错误很多，上面讲的主要是现在我所回忆到的一些主要思想活动和主要错误事实，是很不深刻，很不完全的。我再一次向大家表示，请大家毫无顾虑的继续向我开火，帮助我尽早纠正错误。 + +　　最后，还要简单地谈谈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 + +　　通过这一段自己的反复检查和同志们的热忱帮助，现在我认识到，我这几次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自己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群众的立场和态度问题。我这次的根本错误恰恰是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实际上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自己不深入群众，不向群众学习，不了解革命群众的愿望和要求，站在群众之上发号施令，就是用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态度来对待革命群众和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世界观一个显明的特点是：不断革命，彻底革命。而我在这次运动中却表现出缺乏彻底革命的精神，特别是缺乏革自己命的勇气和决心。因此，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时，就产生了消极抵触情绪。再从思想认识上来检查，通过这一时期运动的检验，证明自己对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运动开始时，我从来没有想到，运动规模是如此之大，触及人的灵魂是如此之深，时间是如此之长。所以自己领导运动还是按过去的老框框办事。现在我深感自己思想认识远远跟不上形势，对新事物的感觉不敏锐。至于对这次运动究竟怎样发展，更是搞不清楚，再加上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对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搞不清楚，凡是中央决定的事，自己也不去怎样想，就坚决执行。有些事现在知道是刘、邓背着毛主席干的。当时我们都认为是正确的而照办了，实际上并不是毛主席的革命思想和革命路线，而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和反动路线。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当时我认为这主要是刘少奇的问题，涉及邓小平的错误不多。而刘、邓的错误又主要是背着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决定派工作组以及1962年和64年的问题。刘、邓所犯路线错误虽然实际早已形成，但当时并未搞清楚。因此自己虽然执行了以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内容、恶果等等，都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由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两个司令部的问题认识不清，所以一直不能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 + +　　今后，我自己的努力方向是：绝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对我的期望，我再一次向同志们表示，一定要深入群众，信任群众，并首先当好小学生，一切不懂的事向群众请教。同时又一定坚决按照毛主席、林副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对我们的教导办事，坚决按照《红旗》杂志15期社论所提出的认真改正错误的5点要求办事彻底同错误路线划清界限，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为了真正做到以上各点，为了今后能够为人民的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了的要坚决贯彻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贯彻执行，在实际斗争中来逐步加深自己的理解，决心一辈子跟毛主席走，革命到底。 + +　　以上是初步的检查。我诚恳地希望同志们，同学们，进一步揭发批判我在工作中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以便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我有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 +　　打倒李井泉！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 +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李大章1966年12月22日写成1967年5月31日抄出 + +　　来源：《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编印，1967年9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71.txt b/CCRD/0/8/2/00007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ef5964930ffb8cc7eae3e06ef1f4ca36f125e91 --- /dev/null +++ b/CCRD/0/8/2/000071.txt @@ -0,0 +1,37 @@ +# 关于南湖小教会议所造成群众斗群众的恶果的检查 + +　　<冀晨晞> + +## 毛主席语录 + +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 +　　 ——《论联合政府》 + +　　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已先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六日作了两次书面检查。革命同志们对我们的错误，进行了大力揭发，深刻批判，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迅速改正错误。少数革命同志，对南湖小教会议，提出了严肃的批判。现在，我代表武汉市农业社教分团党委，就南湖小教会议的错误，再作如下检查： + +　　十一月十九日，农业社教分团在南湖召开了全郊区各小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和工作组长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错误的，我在会上的讲话也是错误的。我的讲话，同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相违背的。因而，引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恶果，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我们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我们深深认识到，召开南湖小教会议的指导思想是极为错误的。当时，正值全国、全省、全市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我们战线有些革命同志，也开始批判我们的错误，这是一个大好革命形势，本应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发、深刻批判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很不理解，对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的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很不认识，最根本的是由于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太差，我们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好，有私心杂念，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在作怪，“怕”字当头，我们有很多怕，怕搞乱了，怕把前段运动的成绩否定了，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一句话，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因此，我们不但没有支持革命群众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反而对革命群众的批语揭发听不进去，而是片面强调郊区是按“县以下农村政策执行的”，是“四清单位”等理由，认为不存在着方向、路线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怕把事情闹大了。出于这种错误认识和错误思想，我们就急急忙忙召开了南湖小教会议，想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服”大家，统一认识。于是，在会上我重申了我们前段工作中的“六条成绩”、“三条缺点”，肯定了前段运动中斗争的矛头是对的准的；大字报面广的问题纠正得早；放手发动了群众，是信任群众的，等等，划框框，定调子，这实际上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给群众嘴上贴封条，起了堵塞言路，压制民主的作用。 + +　　在会上，我还说了我们郊区是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五条规定的，我劝大家教书的要把书教好，这实际上是阻止了革命群众揭发和批判我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在这个错误的会议和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工作队也一样“照着葫芦画瓢”，同我唱一个调子，积极宣传我们“是四清单位”，“是执行的中央第一个十条和二十三条”，“不存在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积极召开骨干会议，做“说服”、“统一认识”的工作，与坚决揭发、批判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群众唱对台戏，抵制革命群众的批评，为我们的错误作辩护。） + +　　我们的错误，还造成了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果。使有的革命同志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有的甚至受歧视，遭围攻，挨辩论，等等。严重地违背了十六条所指出的：“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带来的恶果，责任在我们身上。 + +　　我们的错误太严重了，危害太大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挽救了我们，是革命群众热忱地帮助了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所有受压制，受围攻，受歧视的同志，诚恳的检讨、赔礼道歉！向受我们错误思想蒙蔽的同志诚恳地检讨、赔礼道歉！我们恳切地要求同志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揭发和批判我们的错误，猛烈向我们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世界观，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地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 + +　　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72.txt b/CCRD/0/8/2/00007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ca1718dc5d7a36ead34b2a1092c935dc0cfa844 --- /dev/null +++ b/CCRD/0/8/2/000072.txt @@ -0,0 +1,167 @@ +# 造刘少奇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清华大学、刘涛> + +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点燃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在很短的时间里动员起亿万人民群众，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向着旧世界猛烈冲击，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已经被广大革命群众所识破。但是，阶级斗争的规律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做最后的挣扎。阶级敌人决不会自动地退出历史舞台，他们总是要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最近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一些群众，企图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企图炮打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领导的，以陈伯达、江青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来而不往非礼也。既然你们炮打我们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们也就要彻底砸烂这个资产阶级的司令部，现在，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提出直捣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司令部的老巢，我坚决支持同志们的革命行动。我是这条资产阶级路线的受害者，中毒很深，和自己的家庭也划不清界限，始终没有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自己又是“三临”主要负责人之一，给清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很大损失，这确实使自己感到十分痛心，十分难过的。 + +　　我先和大家谈谈我的活思想。回校以后，由于我对自己错误没有认识，而且在家里受了王光美的很多影响。我回校时是铁杆保皇的，根本没想很好揭发问题。我一直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站在我父母的立场上，站在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所以，很多间题自己并没采取老实态度。当时我并没这样认识，同学说我不老实，我还挺生气的，认为不知道有哪些问题是属于揭发范围。后来同学们帮助我，使我认识到根本问题不是知不知道揭发什么问题，而是实际上是否真正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群众一边，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了江青同志对我的讲话以及在同学们的热情帮助下，我逐步认识到自己立场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这边，所以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也就很不清楚。 + +　　毛主席教导我们知错就改，我一定按毛主席的话，把自己的立场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与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不能用感情代替政治，与过去错误彻底决裂，真正站到毛主席这边来。由于我对以前的错误没有很好的认识，所以对很多问题来不及批判，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也没有水平，但我应当把我所能想得起来的事情揭发出来，把自己知道的一些内幕告诉大家，供大家参考，然后和大家一起共同分析批判，共同战斗，从而更加充分地认识到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学校是何等的尖锐复杂。 + +　　六月四日的大字报是我与班上的小组一起写的，六月五日的大字报是与贺鹏飞等几人共同讨论的。我记不得当时家里对我暗示过蒋南翔是黑帮的一些话。只记得我把六月五日的大字报给刘少奇看时，他认为还写得不错。 + +　　从六月四日以后，就是我们几个高干子弟凑在一起，长期脱离群众，没有真正和群众在一起共同战斗，还自以为我们最革命，最敢造反，自封为“左派”，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这样下去也必然会摔跟斗的。 + +　　工作组进校后，刘少奇给过我一些黑指示，现在我把自己所记得的揭发出来。 + +　　一个是关于文斗武斗的。六月中旬，在北京许多学校中有戴高帽子游街的现象。他让我们出一张大字报讲讲这个问题，我们在六月中贴的那张大字报内容就是按刘少奇的说法写的。 + +　　六月十八日有一个关于党员干部下楼的问题，让各班同学讨论一下是不是对所有党员干部都要批评，让他们作检讨。 + +　　大概在六月中下旬刘少奇曾经跟我讲过，反工作组是一种思潮，全北京市的五十几所学校中就有三十九所反对工作组，他还怀疑这个反工作组的逆流与前北京市委有联系，认为是前北京市委的一个反扑。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我们学校和很多学校都在拼命揪后台的原因。刘少奇当时在师大一附中（我妹妹在那儿）蹲点，对她的指示是比较多的，他把师大一附中陈永康、何芳芳这些岁数很小的学生都打成反革命，也没感觉到有什么问题，他还面带笑容听我们汇报。就是在他的指挥下，大规模学生斗学生在全北京市，甚至在全国都开展了。当时我们学校工作组所导演的“反蒯”运动，大家都是很清楚了的。 + +　　在七月三日晚上，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次话，后来把这事情揭发了，他否认是他讲的。他否认他的，我揭发我的。记得有这么几点：一、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二、要把蒯大富他们一派搞成少数，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三、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他是把反工作组的这些同学都当成资产阶级，所以他就不给这些同学自由民主。在七月二十六日晚上江青同志、陈伯达同志已经在北大讲了关于工作组的问题，当时我也不清楚我们学校的工作组到底是什么问题。二十八日晚，刘少奇异常激动地对我和王光美说：一、现在不是说要检讨吗？要我到你们学校去检讨也可以，去就去，没有什么可怕的。二、工作组的工作是当着大家面做的。（意思就是说，是好是坏，大家都能检验出来。）三、工作组现在也没有什么事情了，你们就劳动，帮助抄大字报，扫扫地，这样别的同学也就不会说你们是当官做老爷了。四、仍然认为蒯大富是自己跳出来的，而不是工作组把他打成反革命的，当时还讲了保护少数的问题（即七月二十九日在人大会堂讲的精神）。当时还让我不要急于表态，真正认识到错了再讲，不要急于表示自己反对或者同意。在我看来，七月二十八日他根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情绪还是很不满意的。那天晚上我和王光美都哭了，因为我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我父亲这么激动过，当时也没认识工作组的错误性质是什么样的，立场又没站稳，但确实感觉到工作组的工作没有做好，心里也是很难受的。 + +　　以上就是在工作组撤离学校以前刘少奇的一些指示。 + +　　我再讲讲王光美的情况吧！六月中旬，王光美就想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不过当时是去清华还是去师大一附中还没肯定。究竟为什么她选中了咱们学校。这个原因她没有跟我讲。在六月十九日王光美实际上已经决定到清华来了。 + +　　后来据刘少奇跟我讲，当时给了王光美三个任务：1.到清华的一个班或一个系蹲点。2．了解一些情况向上反映。3．让她自己锻炼。她到清华来的目的是不是象王光美在她的检查里所提到的了解和研究一些具体的工作和问题来改进工作组的工作，依靠左派争取大多数，以痛击清华大学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我们是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我们不是光看宣言，主要是看她的行动，就让我们看看她在清华究竟干了些什么吧？在六月十九日下午，她来校看大字报。看了刘才堂同学的大字报后，她就问我和贺鹏飞这篇大字报写得好不好，她认为这篇大字报写的是有问题的，具体的原话我记不太清楚了。晚饭时她得意洋洋地看着包围她的同学，声明是少奇同志派她来看大字报。工作组的同志为她忙得不亦乐乎。好不容易冲破了她称为“拉合尔式”的包围。晚上到了工字厅，在工作组长和各系文革负责人的会上哇喇哇喇地说开了（这有记录，以后可以全文公布，我现在拣重要的谈）。她说“现在乱子多，说明我们发动群众不够，要找出幕后人”。她在六月十九日到清华的第一天就讲了这样的话。当时在学校里同学带着强烈的阶级感情，给一些人戴了高帽子游了街，同时冲破了工作组的框框？到学校各个单位比如食堂、工厂去串连，确实有些乱。但这个“乱”正如林彪同志所讲的，这个“乱”是乱敌人而不是乱我们。群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冲破了旧秩序，建立了新世界。怎么能说没有一点乱呢？乱子多，恰恰说明群众运动没有被工作组压下去，而王光美却在这里大加指责，居然怀疑到这些是什么幕后人在捣乱。从这可以看出，王光美一来就站到了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 +　　六月二十一日王光美神神秘秘地来到了清华园。带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介绍信正式充当了一名不普通的工作组员。她当时为什么不敢见同学，要保密呢？她说怕同学围，挤伤了人，其实这是不能成其为理由的。要是同学老是看到你，还用得着围吗？你是真正想接近群众呢，还是把自己摆在一个“皇后”的地位呢？ + +　　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向叶林汇报工作时，王光美又以不平凡的工作组员的身份向我们发了指示。让知情人检查、交代、上阵。还让干部和群众背靠背揭发。隔一段时间听群众批评，让他们检讨，看是不是能通得过。通得过就可以上阵。（这也就是后来为什么辅导员、班干部等开了多次检查会也下不了楼的原因）最后又说：“领导小组要纯。”这个纯是怎么个纯法呢？难怪有很多对工作组有意见的同志从领导小组的核心被清除出去了。 + +　　著名的6·24事件是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围剿革命群众的序幕。它真是象王光美后来所讲的是假左派自己跳出来，是蒯大富同志挑起的辩论吗？不！其实这是阴谋！是工作组一手搞的政治陷害事件！早在六月十四日，叶林就曾经让我们组织围攻王铁成同学的大字报。六月十九日就说有从“左”的方面来的干扰，目的是要夺权。而在六月二十二日又提出两条战线，一条是斗黑帮，一条是批判蒯大富同学等人的问题。这就是后来讲的一条黑线，一条白线。后来王光美又说没有什么白线，就是一条黑线。实际上也就是把这些同学当成黑线人物了。6·24事件绝对不是偶然发生的，它是有阴谋的。6·24大会是经过了紧张的布置。六月二十四日下午叶林把我们几个文革主要负责人找了去，讲了有“七股歪风邪气”：一、蒯大富同学这一派。二、王铁成。三、许克敏谈话纪要。四、有人怀疑郭影秋是黑帮。五、女生食堂的问题。六、中国青年报社论是大毒草（指《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七、负责同志的问题（我记不清这到底指的是什么）。他说这“七股歪风邪气。不打击不成，否则就“没法向修正主义中央开火”，并说这不是什么转移斗争目标，斗争本身的性质就是夺权，夺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并且布置了批判蒯大富同学的重点：1）批判他是假左派；2）批判他要夺谁的权；3）驳怀疑一切、五条大棒……而且更具体地布置了方法。工作组当时要我们在他身边引起大辩论。而且把时间确定为当天晚上。这时蒯大富同学与工物系同学辩论也达成了三条协议，于是就将计就计。后来我听说工物系同学跟蒯大富辩论，实际上也是工物系工作组组长的主意。后来工作组又匆忙地把我和贺鹏飞等人送到了万寿园。原来王光美还要布置一番。她说：“不要纠缠在‘电话事件’上，（电话事件纯粹由于是她自己要搞的，别的人为了给她保密而造成的。）辩论要抓住关键”。（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在大会上讲“我妈妈说……”的原因）她说：“他们是不是真左派？无产阶级的左派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对蒋南翔、对黑帮一句话也不讲、不揭发，而工作组夺了黑帮的权之后，他就要夺工作组的权了。。并且说“你们不要被坏人利用了”，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上纲，要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说“把目标指向工作队这才是阴谋”，具有阴谋的人就是假左派，是保黑线，就是转移注意力”。认为“蒯大富不仅有市场，而且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有阴谋，和前校党委有联系”。当时她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她为了打击革命派，不惜耍阴谋、放暗箭。另外她还讲到“文化革命要搞彻底，要不要有党的领导，要不要接受工作组的领导？革命左派要很好地和工作队配合”，“现在有一股风，要赶工作组”，“党派来的工作组要不要相信？要不要组织纪律？怀疑是可以的，但是要听，要执行。党员要跟工作队一块干革命”。这一篇谬误百出的讲话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是工作组镇压群众的宣言书。请看，反蒯的理论不就是出于这里吗？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逻辑不也就是出于这里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理论也出于这里。 + +　　真正的革命左派到底是什么呢？毛主席早就提出接班人的五个条件，林彪同志也讲过好干部的三个条件，真正的革命左派，在执行错误路线的工作组的压制下，他们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敢于起来造反，敢于起来革命。而王光美却对此害怕万分，拼命地定调子，散布流言蜚语，进行煽动：“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新市委，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假左派。”还要加强所谓“党的领导”，所谓“党的组织纪律性”。人民日报评论员指出：“对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我们遵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律，我们要无条件地接受以毛主席为首的正确领导，一切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地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可是王光美却要我们听工作队的，实际上是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话，去干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事。我们当时对于王光美还是十分信任的，我自己的奴隶主义又是十分严重的。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盲从，绝对不应当提倡奴隶主义。尽管自己还没有很好地看过蒯大富等同志的大字报，就已经觉得他们是假左派，以至后来成为工作组镇压群众运动的“反蒯”干将。我在这里向被自己压制过的同学、向受自己蒙蔽的群众赔礼道歉。 + +　　我们从王光美那里出来以后，分头准备，叫可靠的人（自己这一派的）去开辩论会了。当我们叫来人时，大礼堂门口已经站满了很多人，这时工作组又想不开今天晚上的辩论会了，因为我们这派的人进不来。在辩论会上工作组被群众的大民主吓得脸色发黄，汗流夹背，会后就匆忙对我们讲，这简直了不得，象资产阶级议会一样，我们也确实受了他们的影响，会后工作组匆忙把我、贺鹏飞、李黎风、乔宗淮等人送到我家里去，向王光美反映这个“资产阶级大民主。的状况。当时王光美所讲的话，就象后来《闪电》所揭发的那样。 + +　　为了保住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作组，王光美大打出手，不辞辛苦地筹备了斗争学生的大会，残酷地镇压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还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她到底是怎么样导演这几次残酷的斗争大会的呢？ + +　　六月二十七日上午，在一次工作组的会议上王光美说：“我们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量来辩论呢？要政治挂帅。斗争是他挑起的，他转移视线把矛头指向工作组，而群众又辨别不清，使我们没法更好地揭发黑线”，“他炮打我们的司令部。”（反对工作组的这些同学，确实是炮打司令部，但炮打的是资产阶级司令部，捍卫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王光美说：“他打我们的司令部，来干扰破坏文化大革命，是真包庇，配合保护黑线。”后来听说蒯大富在城里的时候，她说：“如果叫他，他不来的话，更说明他是搞地下活动，他就是参加他们那个地下组织的会而不搞由党组织的活动。”（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 +　　当天晚上开了第一次斗争蒯大富同学的大会，王光美坐在甲所听实况。第一个发言的是蒯大富同学，她会后说“我越听越生气，几次想打电话让你发问”。她说蒯大富同志发言之前先读那么多语录，简直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 + +　　六月二十七日大会上贺鹏飞同志的发言实际上是让王光美修改过的。她听了蒯大富同学发言后气上加气，给贺鹏飞发言层层加码。这次大会后她觉得还不过瘾，因为没有能把她要讲的话讲完，尤其是还没有驳斥“蒯派”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观点。实际上这说明她十分惧怕而且污蔑无产阶级的大民主。因此决定七月八日再开一次大会。 + +　　六月二十八日晚上王光美对我们讲，。要展开讨论，突出政治，以实际行动来表示支持工作组。与蒯大富斗争是否小题大作呢？并非如此。要明确目的，讲明意义，若不和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作战，就没有整齐的，高水平的队伍。”在讲到赶走工作队时，她说“把现在的工作队赶走了再换一个，还没等了解情况，犯了点错误就又被赶走了。这就是包庇了黑线人物。问题就复杂在蒯大富与前校党委和外校有联系”。并阴险地让在与蒯大富辩论时恢复党团组织，在辩论过程中就使党员表态、下楼，这是非常恶毒的。如果当时表示怀疑工作组，这些党员干部就无法下楼，老是在那挂着。无法参加运动。 + +　　七月五日她又讲要利用蒯大富这个活靶子。七月七日在第二次批判蒯大富预演会后她说：“这次大会的发言比27日提高了不少，坏事变成了好事。（实际上正相反。）低班同学热情高，受蒯大富的骗不少”，并且具体布置了如何搞好这次批判会，每个人发言应如何讲，如何上纲，都布置的详详细细，发言安排中要“驳蒯大富上告中央，对他要审查清楚，发言要有把握。绝食，就是反革命行为”。还要交待政策，“或者他们向人民低头认罪，或者就是死路一条”。最后给工作组定调子，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王光美对斗争学生确实是下了一番苦功夫。每个人发言如何上纲，如何分析甚至于发言人是否拿稿子都想到了。为什么会这么卖力气，确实是象毛主席讲的，因为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上，忠实地执行了这条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因此她越是卖力气，就越是残酷地镇压了群众运动。 + +　　在蒯大富同志绝食以后，李雪峰听到以后说：“这是自绝于人民！是反革命！”于是七月八日会上就剥夺了蒯大富同学的发言权。在那天晚上，王光美又坐在甲所，直接操纵会场，多次给我打电话要给蒯大富同学上纲。斗争蒯大富的大会开了两次，“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的帽子在同学头上挥舞着，白色恐怖笼罩了清华园。学生斗学生仍继续进行。 + +　　七月九日以后，就开始准备斗王铁成同学的大会。 + +　　七月十日王光美说：“只批判少数典型，从而教育了大多数，这样并不矛盾，同时在斗争中提高了，也就解放了一些党员、干部。” + +　　七月十一日听过斗争王铁成的练兵会后，王光美又高谈阔论了一番，并且对王铁成同学也是上纲再上纲。她说：“蒯大富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而王铁成则是更露骨的。各有各的特点。” + +　　在谈到王铁成的处理问题上，她说：“大家说他是反革命，他自己表面上也承认是反革命，不宣布戴帽子，他如果改造，有实际行动，我们把他放在清华园，革命师生监督改造他。如果不改造，随时处理。” + +　　七月十二日斗王铁成的大会上，叶林的发言也是王光美看过并加以修改的。后来曾对我讲，本来还要讲家庭出身好的人反对工作组应如何作，后来想放到斗李小忠大会时再讲，因斗李小忠的会没开成，所以也就没讲了。为了让犯“错误”的同学悔改，把她四清时的幻灯队找来放幻灯，加强“思想工作”。 + +　　在工作组的高压政策下，王光美以国民党训政的办法对待群众，由害怕群众运动而滑到了反对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就连我们这几个铁杆的保工作组的在一起开会，王光美也认为是非法，因为没通知工作组。贺鹏飞等同志后来对她很有意见，不想找她，她又质问我，为什么贺鹏飞他们不来了。弄得我们很不好处理。 + +　　斗学生在这时已经达到高潮了，但七月十六日叶林突然声明把运动中心立即转向黑线，而在此以后，王光美也就很少与我们接触了。 + +　　后来，大概是听说工作组要撤走，就急急忙忙搞选举，这事实与《闪电》揭发的一样。 + +　　七月底，她突然离校，我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 +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与贺鹏飞等人一起从城里回来，他们带了一张给工作组的大字报，问我签不签名，我给王光美打了个电话，她是坚决反对。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张大字报还没有讲到什么关键问题，也没有说工作组的大方向是正确还是错，更没有说把蒯大富同学打成反革命是对还是错，就是这样，王光美也怕得要死，坚决反对这张大字报。当天晚上，我想在他们的大字报上签名时，她就威胁似地说：“你到底动摇了啊！”贺鹏飞等人给我做了很多思想工作，但由于自己对工作组的错误没有本质的认识，过于迷信自己的母亲，不敢坚持真理，不敢造反，尽管自己同意他们这张大字报，但始终也没在上面签字。 + +　　七月二十九日晚，王光美回校来。她起了个什么作用呢？七月二十九日晚上的发言，实际上是刘少奇给定的调子，是对抗毛主席关于撤走工作组的英明决定。她对各系工作组长说，现在也好嘛，检验一下我们两个月来的工作到底如何。又大讲工作有成绩，企图压制群众起来造反。中央早在十几号就指出不同意组织一派学生整另一派学生。而她直到这时还认为斗蒯大富同学没斗错，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包庇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七月三十一日（大约）周总理接见我们之前，贺、乔等同志给我做了不少工作，使自己初步认识到应当抛弃私心杂念，个人感情，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当我跟王光美谈起时，她还十分傲慢地说：“看谁跟毛主席跟得紧吧！” + +　　七月二十九日──八月三日这期间，刘少奇曾让她回去过。王光美一直表现得很不象话，不但坚持自己的错误，根本不去真正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而且哗众取宠，企图挽救这垂死的工作组的命运。王光美在清华期间，天天回家，刘少奇到底给了她些什么黑指示，我就不太清楚了。对此也可不言而喻了。 + +　　王光美在校的四十几天里，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害怕群众，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当官做老爷，用“训政”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但很不理解，一直到现在还在顽抗，企图保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过关。 + +　　下面我再讲讲工作组撤走后，刘少奇、王光美的言行。 + +　　八月初，刘少奇让我辞职，以后少出头露面，少回家。当我问他对自己的问题的认识时，他口头上也承认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表示愿意改。在问到他为什么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的问题时，听我妹妹说，他讲，在七大以前，还没有树立毛主席的绝对威信，在七大以后树立起来了，没树以前就拼命地树立，树立以后不用怎么说别人也就知道了。实际我觉得这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自己也承认，自己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可是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当时，工作组撤走以后，有时回家遇见父母，与王光美谈的多。有几次他们表示特别关心我校的运动。我当时很愿意反映，当时没有意识到家里的情况有多严重，我知道的，我就讲了。后来李黎风告诉我要注意此问题。刘少奇以前说话就说得比较少，犯了错误以后，说得更少了。王光美当时是在极力地掩盖，但有时又憋不住，就冲出来了。其实，她在检查中说，工作组撤走以后，对我校运动情况是不怎么了解的，这是在说谎！ + +　　有一次我说有些人对临时筹委会的人也在秘密探听。听工化系朱金根讲，蒯大富当时要故意跟我们捣乱。当时王光美听了以后她就说：“那时候，不也是这样对待工作组的吗？工作组刚进校，他们就故意跟工作组找碴，围着工作组组员，使他们没法展开工作，你们现在的处境也和当时工作组差不多”。她这句话也确实没有讲错，我们在工作组撤出以后，仍然执行着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由我们代替工作组地位。当时在讲到斗黑帮时说：“开这种大会还是要练练兵的。可你的那张大字报中还说这种练兵不对。”有一次我讲蒯大富的大字报中有的地方说的还是对的。她的态度表示挺不满意的，一直到那时，她还没有真正认识到斗蒯大富同志，斗反工作组的人是错误的。八月底许多同学出去串连，我听说叶志江被扣起来了，后来跟她说，她说：叶志江该扣。她又觉得自己的话讲错了，急急忙忙解释，说，我这句话讲错了。九月底，同学们给我写了许多大字报，我想应当写张大字报表态，她说：“别人都骂你是狗崽子，还欢迎批评什么。”看得出来，她对此是很抵触的，如果别人说她是扒手，她肯定是十分反感的。十月一日，我与妹妹就谈到辩论工作组的问题，王光美说：“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是不是运动的关键呢？”我给父亲提意见，她就在旁边解释，澄清事实，说他的心还是好的，主观上还是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的，只是经验不足。我问：“六二年的单干风究竟是怎么回事？”王光美说：六二年单干风父亲是反对的。实际上是在欺骗我。她自己也讲，应当实事求是，她不愿意给我父亲增加罪过。我想我父亲的罪，有多少是多少。你说不愿加，但事实终归还是事实的。王光美一方面对我们讲父亲的态度如何如何的好，目的，就是说父亲没有多大问题。哥哥是造反派，对父母不信任。她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说主席是如何对待父亲。主席对父亲政治思想上从严，组织处理上从宽，这是一贯的思想，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绝不能因为主席对父亲组织处理上的宽大，因此而对他政治思想上采取宽大的态度。可是，王光美跟我们讲的目的，是用此来迷惑我们，使我们觉得自己的父亲没有多少问题。我们本来迷信刘少奇，现在也就保刘少奇。她还说，应当实事求是，说揭发要全面，要全文公布，若没有全文公布，光把他错误的地方公布出来，她就非常不满意。她认为，同学问我们的问题，就是为了打听点内幕消息。在十二月十八日晚上；我回家碰见她，我说：叶林说我在清华常找你。事实上也不是这样。她说：这是想吓唬你们。她一直跟同学特别抵触。对她自己的错误，如四清，八月份她还说：我还没有来得及看呐！她认为她的桃园经验，也没有什么错误，就是扎根串联讲得过细了一点，所以给别人的印象也就起了不好的作用。十二月十六日听陶铸讲，我父亲是个资产阶级革命家，我当时想不通，回去跟王光美讲。她说，陶铸同志也有说错话的时候。到现在还是这样认为。还有一条，几年以前，父亲曾讲过，不当国家主席，当个公民也可以，也没有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王光美就不让我讲了。原因是什么大家也都心里明白。八月份我两次问她对工作组问题的认识，我说可以交谈交谈吧！原来咱们也是一块工作的，有错误我们可以互相帮助帮助，虽然当时我认识还不太清楚，但对她还是可以帮助的。（回校前我对她说：我就够保的了，我看你比我还保。）她就是不讲自己的态度，她说，我有我的组织，我是在工作组内作检讨的。我问我父亲：“你执行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一定有根源，你以前还犯过什么错误。”王光美在旁边听了后气得直发抖，哭着对我控诉了一番，说我没良心，想保自己，是个人主义，你也触及触及自己的灵魂。这个家你也可以不回了，说我老逼我父亲。又说“你父亲是中央的，有些事情不能跟你讲。你老逼他。”说“你欺负我欺负得太甚了。”说她以前对我又是怎么好。当时给我压力很大，父亲也在旁边说：你要是觉得这个家妨碍你的话，你也可以不回家了，如果经济上不独立，可以给你点钱。由于自己没有真正地站到毛主席一边，没有真正与家庭划清界线，压力很大，就软下来了，于是王光美就抱着我哭了一通。自己也就“保”爸了，这是一方面。另外王光美还造成弟妹的压力，说我给妈妈的那一张大字报是有个人主义。我当时的确有个人主义，但与自己的家庭真正从政治思想上划清界线，这就是我克服个人主义，抛弃私心杂念的第一步。当时王光美说我有个人主义，我不否认，但当时她说这句话，我觉得她这是在压我，他就是想用这又拉又打，软硬兼施的这套办法，想使我成为他们的陪葬人。八月初，我听妹妹讲，爸爸说我不牢靠。我想，我真正地做了家里的叛徒，这表明我是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可是实际上并没有这么做，我一直是摇摆不定的。王光美还压我，说：批判我们的大字报都是根据你揭发的。对于我那篇大字报她非常不满意。刘少奇说：“你记录我的讲话，又要拿到外面去公布。”对此他也非常不满意。他还用组织纪律来压我说：“中南海就有中南海的纪律，从这里知道的事情就不得向外讲，否则，就不要住中南海。”我想，不住中南海就不住中南海，断绝家庭关系就断绝家庭关系，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的家庭不要我，党和人民要我！ + +　　有些事情，她也避开家里的工作人员。师大一附中把我妹妹的工作日记本搜去了，全文公布了，贴在中南海外面。她就对我妹妹说：“你把它抄下来，看一看，也好知道都歪曲了些什么？”她就是这样教育家里的孩子。她就是拉着我妹妹保他们，我直替我妹妹担心。我觉得他们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地站在毛主席这一边。王光美在家里老放毒，而且有市场。现在同学们要求把王光美揪回清华来，我坚决支持。她要是真的要改造的话，广大的革命师生帮助她，她如果要顽抗下去，那只有自绝于人民。让她住到清华，这样对她自己，对弟弟妹妹，对我父亲认识错误都有好处。关于刘少奇、王光美我揭发到这里。有一些由于自己的立场感情还没有完全站在革命师生一边，还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还没有完全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有的记不起来，有的还没有认识。以后认识到了，想起来了一定继续揭发。 + +　　通过我所讲的这些可以看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我们家是多么的激烈。我自己原来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我的面前。这几个月来我体会到，到底自己是走那一条路，是站在毛主席这边，还是站在刘少奇这一边，在这上面的确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我来校前，的确是很保皇的。现在对问题认识也不是十分清楚。简单地谈一谈对我父亲的看法。我认为我父亲确实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几年来一直对抗毛主席，对抗毛泽东思想，他搞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走的不是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他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造成白色恐怖，对毛主席他采取的是一种无视的态度，确实是象林彪同志所讲的，简直是不能容忍。他从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害怕群众运动，发展到镇压群众，镇压群众运动的地步。这场文化大革命具有世界意义，它要扫除一切旧的东西，扫除修正主义在我们国家里复辟的可能。他实际上是镇压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刽子手，沿着他这条道路搞下去，中国必然要变颜色。他的检查极不深刻，一点也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制定这条错误路线决不是什么偶然的。他以前对我的教育，表面上也让我学习毛选，但实际上是叫我“吃小亏，占大便宜”，“丢了芝麻，拣了西瓜”“你想得的，反而得不到；不想得的反而得到了”，对他这套人生哲学，以前不太认识，还觉得挺对，但实际上这个跟毛主席的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比起来，完全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更高级的个人主义，带有更大的迷惑性。他的世界观根本就没有改造好，他做了国家主席以后，他大概觉得他占了最大的便宜了吧。他的世界观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命，由于他的这种世界观，决定了他一定会制订反动路线。 + +　　现在同学们提出来要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捣刘邓黑司令部，我坚决同意，如果不把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透、批臭，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不会深入人心，也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 + +　　王光美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根本没有改造，她用她的资产阶级一套腐蚀了很多人。刘少奇在政治上的错误比王光美严重得多，他负的责任更大，他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学们以前说她是糖衣炮弹，我还不怎么能接受。现在觉得她的确是一颗糖衣炮弹，她对我就是利用情感教育。我提出这个问题，她还不大发雷霆，她一会儿对我哭了一通，一会儿又对我骂了一通，大家可以想到，她给我的是什么教育。 + +　　我的确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前我一点也没认识到它就在我身边进行着。我以前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父母一边，给清华的文化大革命带来了损失，后来看到江青同志对我讲的话，使我很难过。要认识自己的父母，认识自己的家庭，如果自己是一个革命者，对家庭，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应当仇恨。我觉得自己应当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一边，毛主席说，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如果真正地与家里划清了界线，家里反对我，而人民是欢迎我的。 + +　　下面我讲一讲王任重及我们自己的情况。8月4日贺鹏飞在大会上的发言稿是给王任重看过的。当时有批示，王任重认为这个发言很好，八七建议的精神，据贺鹏飞说，是王任重指示的。 + +　　八月八日晚上实际上是一场阴谋。八八串联会跟我借礼堂，我当时不同意。后贺、乔从王任重那里回来说，借就借给他们吧！他们跟我讲，今晚上有广播，让他们开，一广播以后，就游行，他们就开不了啦。（后来知道这也是王任重的鬼主意）这实际上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由于自己有保爸保妈的思想，所以也同意。而且对工作组的问题也没有认识到是个路线斗争的问题，是这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而认为这只不过是运动中的一段小插曲罢了，因此，以后也就自以为斗黑帮最正确，最革命，是大方向。实际上却正相反，不把这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也无法真正地斗倒斗臭黑帮。 + +　　八月九日晚上开了批判工作组大会之后，工物系同学提出，一定要组织好批判工作组的问题，尽快地结束它。刘菊芬提出不一定要一刀齐，一部分人批判工作组，一部分人斗黑帮，各有分工。“八·九”派可以早些准备斗黑帮的材料。自己的观点一直是倾向“八·九”派的，因此偏向“八·九”派，压制“八·八”派。 + +　　“八·八”，“八·九”并不是两个宗派，而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八·九”串联会就是抵制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与“八·八”唱对台戏的。八·九派实际上是包庇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然，这里大多数的同志是受蒙蔽的，是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八月十一日与“八·八”、“八·九”座谈，确实当天晚上辩论的中心是工作组的性质，目的是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工作组的性质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了。这实际上就把辩论引向了歧途。 + +　　八月十日，王任重就特地把他的秘书从湖北调来，派吕乃强、张生谈等人到清华作为我们学校的联络员。 + +　　八月十九日，雷蓉、王小平拿了一张学习十六条的倡议书，这就是后来八月十六日“学习十六条的串联会”的主要精神，这个倡议书据说是王任重的意思。后来据说王小平组织了《红旗》红卫兵也是他父亲的意思。可能是听乔宗淮讲的，在他们外出串联前，王小平他们还去找一趟贺鹏飞，劝他不要走。 + +　　八月十七日，总理找我们谈话，当时就批评了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工作组，准备八月二十二日的大会，另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自己要作检查。当时临时筹委会开过两次会，本来总理让张思慈在旁也听一听，听完后向总理反映情况。可是张思慈在会上大发议论，当时，临时筹委会里有好多人对工作组的问题认识得并不是深刻。由于张的解释上纲，使我们在八月二十二日的发言调子高了不少（总理知道后批评了张）。 + +　　那时开始感到工作组的问题性质很严重了， + +　　八月十八日，临时筹委会开完会以后，李黎风就跟我讲：“贺鹏飞他们要给你母亲贴大字报，你贴不贴呢？”我说：“我贴，我本来也打算贴的。”因为，有次我和总理讲到了这个事情时，总理说：可以把大字报贴到工作组集训的地方。 + +　　八月十八日的晚上，我在学校写了八月二十一日的那张大字报草稿。写好了以后，我还要给刘少奇写张大字报，但觉得要请示一下上级，就打了个电话给王任重，王任重一听我要给刘少奇贴大字报，马上让我到他那儿去。八月十九日，我就到王任重那里去了，呆了两三天。他跟我谈了一次，他夸夸其谈，自我吹嘘了一番，对我介绍了一些武汉的情况，还恬不知耻地说：“人家说我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我并不是这么认为，我的毛选学的若有二分、三分，能及格就不简单了。”当时给我的感觉，让我哭笑不得，说不出来他到底是谦虚还是自我吹嘘，当时，谈完后，我就对他有一定的意见，有一次，吴德同志、陶鲁笳等人在他那里，就听他一个人在那儿讲，我觉得王光美就已经够夸夸其谈的了，而王任重也真可以与她比美了。我当时也是造反精神差，就没有对他提什么意见。后来我把大字报改了改，就交给王任重，他看后又修改了，他还看了我给刘少奇的大字报，实际上给刘少奇的那张大字报基本上是他授意写的，写了之后，这张大字报交给组织了，我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因为当时有很多东西并不是自己了解的，而是王任重告诉我的，这等于欺骗组织。我认为这张大字报是写得不好的。 + +　　为了迷惑群众，王任重是这样安排我们的大字报：他们先贴三问王光美，然后贴我那张大字报，他们再表示支持。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我那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他们的大字报就贴出来了的“奥妙”。 + +　　他的秘书还曾经对我讲，中央文革小组是主席领导的，王任重常到主席那儿去汇报，你们应该听王任重的话，他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要听话。当时自己确实是受了蒙蔽，觉得他说什么就应该听，当时我们临时筹委会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确实是受了他不少欺骗。住在王任重那里的几天，看到王那里常与湖北省委通电话，直接操纵武汉、湖北的运动。王任重还控制了北大，聂元梓同志常到王任重那儿去。还有一些中学的，如一○一中的，师大女附中的常到他那儿去。比方有一天，斗争乔兼武，聂元梓同志去了，王任重一听急得要命，就赶快问聂元梓同志这个问题，实际发言了没有，让吕乃强打电话给聂元梓同志，让聂元梓赶快结束这个会，不让聂元梓同志发言。当时辩论外出串联上是为了反对大串联，也是王任重让聂元梓同志辩论的。 + +　　在八月廿日刘菊芬等人就要揪蒋南翔回来斗，王任重一听特别着急，马上派贺鹏飞去截，说斗蒋南翔要主席同意，还怕出现武斗，当天就让吕乃强和刘菊芬谈了一次话。刘菊芬和清华大学红卫兵还找王任重谈过，至于谈了些什么内容我就不太清楚了。 + +　　八月廿二日的三点建议的情况确实如“霹雳”揭发的。 + +　　王任重跟我谈的时候，曾经提到王光美写给王任重一封信。说要谈谈，至于后来谈了没谈我就不清楚了。 + +　　雷蓉写了《王任重与刘少奇》的大字报那里面讲到刘少奇要找贺鹏飞他们谈。这件事贺鹏飞给我讲过，后来我回去问秘书同志时，他说不知道这件事情，具体的情况我不太清楚了。 + +　　我在王任重那儿见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 +　　下面我就讲讲，我所记得的“八·二四”的情况。 + +　　在八月廿四日的早上，贺鹏飞拿着某人给毛主席贴的大字报底稿，表示特别气愤，就和乔宗淮一块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大约在上午十点左右，具体时间我不太清楚了，林学院和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由自控系敢死队的王亚明带着来找我，他们说，现在给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贴得那么多，好多地富子女和黑五类本人也来看大字报，阶级斗争那么复杂，为什么不采取行动，你们如果不采取行动的话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当时大字报动态我也不是特别了解的，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比较大，要汇报上级。当时并没想到放手让群众自己来解决，我当时打了个电话到王任重那里。（不是他本人接的电话）我把这情况汇报了一下，当时他们怎么讲的我记不太清楚了。 + +　　我把乔宗淮、贺鹏飞找回来了，他们回来时就挺热闹了，当时马楠让我少讲点话，大概他们知道当时大字报不少是关于刘少奇的。后来我们几个人一块讨论了一下，我、刘菊芬、红卫兵总部一些人，清华附中的，贺鹏飞也在，当时讨论的第一次行动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有点象“政变”，什么水源、电源，广播台……哪儿都要“武装占领”。讨论之后乔宗淮提出反对意见，他不同意这么干，当时我也比较犹豫，觉得这么干确实行动太大了，用不着这么做。刘菊芬是坚决要干。 + +　　我当时有一种引蛇出洞的思想，我觉得即使是贴了一些什么不好的大字报，也可以让他们多暴露暴露。这个思想也是不对的。现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的行动就是把贴中央负责同志的大字报，让他们把大字报移到内部馆去，没有人移就撕。只撕给中央负责同志贴的大字报。 + +　　我现在仍然是这样看，我并不认为乔宗淮、贺鹏飞他们有意包庇刘少奇，因为我觉得他们一直是要我与家庭划清界限，让我很好去认识我父亲的问题。’当时，我对给刘少奇贴大字报的问题是这么看的，八月廿四日我曾经给妹妹写了一封信，说学校里给父母贴了很多大字报，这充分体现了同学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当时大家气也是气在给中央其他负责同志，如总理，陈伯达、江青也贴了大字报，甚至给毛主席也贴了大字报，确实引起了气愤。我觉得当时，我对大字报动态不十分了解，确实在思想上也觉得贴这种大字报的人是右派，也有这种思想，对这行动没有表示反对，这是错误的。他们行动时没让我去。在这行动决定后，我给王光美打了电话，当时把这情况向她讲了讲，说有很多人给中央负责同志贴了大字报，还要给主席贴大字报，当时通知行动的中学，有我弟弟妹妹的学校，让她给打个电话，告诉他们。跟他们学校红卫兵一起，到我们学校来看一看，后来王光美没有答应，说她不能管。 + +　　八月二十四日，后来的最后通牒，安民告示我不太清楚。我在乙所值班。后来广播台同志来找我，说自控系敢死队提着大捧进去了。我当时很着急，本来不是说得好好的，先不要发生冲突，如果冲突起来，再占领也不晚，我就打了个电话，让他们撤出来。一直到撕了大字报后，我才出来的。后来的事情就比较公开了，大家也都知道了。 + +　　贺鹏飞的讲话，因为我没在清华附中，所以不太清楚，后来他自己也承认说，他讲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小撮人，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 +　　八·二四是镇压群众运动的事件，压制了革命的造反精神，与毛主席的“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指示直接相违背的。实际上，是用一派来压另外一派，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个事件，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最高体现，客观上保护了刘、邓路线。 + +　　八月二十五日上午开了大会，会后组织部分同学进城参观。自控系红卫兵的某些人就往下轰人，对此没有加以制止，是错误的。回来后的抄家也是无准备的抄，也不符合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而且有一些属于保护范围的，也抄了家。最主要的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当时好多人，尤其是我们的一些人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一派，很多人家庭出身不好，不能单独走，必须跟着清华大学红卫兵一块才能抄。”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大家共同都有，可是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采取了歧视和打击。当时我自己在一些大会上也骂过人，错误地认为这些同志，就是不斗黑帮，专打同志。骂这些同学是混蛋。这是极端错误的。实际上这些同志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比我们跟毛泽东思想跟得紧。我应该向大家学习！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当时为什么讲这些话，也是受谭力夫讲话的影响，错误的对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理解，实际上是我虽然只在九月份见过谭力夫一面，对他的讲话也投有印发，但自己没有加以制止而且有些地方与谭力夫的思想发生共鸣，例如，当时认为：宁左勿右。认为自己是最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斗黑帮才表现出自己是革命的。实际上自己是错误的。现在应当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尤其是向革命左派学习，努力改造自己，跟上队伍。 + +　　九月初搞选举，这个选举是不符合巴黎公社原则的，据说这也是王任重的意思。当时乔宗淮提出，我们这几个人最好有在上面的，有在下面的。可是我自己的态度不够坚决，有风头主义，所以也没下来。当时自己要下台的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不应当在领导岗位上。而是觉得怎么样能够更好地保护这一派的“权”，实际上我们保的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权，而是资产阶级的权。因为当时认为自己最革命，所以当然能干方百计的去保了。选代表之前，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一个声明，那个声明实际上就是有意的打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十分错误的，而我自己赞成这样去做，也说明我是有这种思想，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所以就对另外一派抱着歧视的态度，千方百计想把人家整垮！ + +　　八月廿五日以北京新市委名义的联络组进校了。联络组是解放军政治学校的，姓袁的组长也常上王任重那儿去汇报请示。到九月底，突然就撤走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撤走？组长说，怕引起冲突；别的学校已经撤了。就剩北大和清华了，现在北大也撤了，我们清华的得马上撤走。在九月初临时主席团的那次代表大会，王任重也应该参加这个代表大会，后来又听说有事不来了，在九月中旬斗蒋南翔。第一次斗蒋南翔，王任重事先不让通知，怕通知了同学，外地同学来多了，一哄就没法继续斗了，而且怕发生武斗。所以我们一直卡，卡到中午时才广播通知。实际上是运动群众，怕字当头，而且在斗黑帮的过程中间不发动群众，不触及灵魂的去斗，材料挂帅，实际上搞的是形式的斗黑帮。在斗黑帮过程中又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很多同志提出当时斗黑帮是不能斗的，我们就以掌握斗争大方向为名，“高姿态”地打击对方，而我们并没有真正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斗黑帮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内部分化也比较大，我们说要做好分化瓦解工作，凡是能争取过来的就争取。另外还要控制大字报中心区。并且要所谓的收集情报，搞动态，实际上是整理了很多黑材料，当时我们还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后台是谁，最后找到戚本禹同志那儿去了。这些做法都是非常错误的。九月二十二日听说蒯大富在九月二十四日要采取行动，当时斗蒋南翔定在九月二十三日，为此我们又紧张地布置了一番。原来想把斗黑帮移到九月二十四日，这样把蒯大富他们冲了。后来觉得这样也不太好，太重视他们了，所以最后决定把后面几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的。九月底，有一次贺鹏飞和张泰山到王任重那儿去。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是不要压他们，广播也可以平分秋色，在物质上也不能虐待他们。让我们主席团对两派不偏不倚。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表示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过，该干嘛，就干嘛，如该选举就选举，该斗黑帮就斗黑帮。王任重对少数派的态度实际上是收买，而他对我们主席团的要求是我永远做不到的。王任重一直是支持“八·九”派，对“八·八”派进行压制，采用新的形式挑动学生斗学生，让我们搞选举的目的正如他的秘书长所说，选举了以后就来一个少数服从多数。这样，该干什么，多数一举手，一通过就完了。实际上，我们当时是多数的，这样子无非是让少数派服从我们，如果照他这样去做，实际上也就是让革命左派去服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讲到，在武汉把造反派红卫兵的宣传车上贴成了“造谣车”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到武汉造反的同志在王任重眼里是个什么样子。在联络员临走前，井冈山红卫兵成立，袁组长与我、贺、乔等讨论形势，并让我们把东西收好，准备好挨抄，挨抢，还准备让他们占领。据“八·九”派的某些同学讲，王任重说“八·九”派没什么错误，大方向是正确的，八·廿四也没什么问题，只不过贺鹏飞的讲话稍有点错。王任重企图用这些来给我们打气。 + +　　九月二十五日我回家，当时我对外出串联还是留下还没有最后决定。一方面觉得应当在这里经受考验，另一方面又觉得留在学校是否会影响别人，内心矛盾重重。所以九月二十七日我又回到学校。回校之后，我下班和同学聊聊，听了听辩论，感到我们这派辩论起来没多少道理，对方理论十分充足，因为他们掌握了真理。但自己并不是坚信目已的结论，因此十月还是出去串联了。 + +　　九月二十九日晚，我在贺鹏飞他们的大字报上签了名，自我罢了官。当时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陈伯达同志讲话的重要意义。自己原来也不想当，正好就顺水推舟的下来了。下来后，外出串联，实际上是逃避斗争，用另一种方法抵制群众对我们的批判。同时也是逃避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当时，我知道很多人都要外出，当时只留下张兰茂，李有道两个人坚守。 + +　　以上就是在临时筹委会的这一段工作。当时我主管宣传工作，有大字报编委会，动态组，宣传组，在这个工作中，也贯穿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首先是不抓毛选学习，直到九月底才凑起一个抓毛选学习小组，也没做多少工作。在宣传广播上面也不平等，不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宣传的机会，当时就认为，我们这个广播电台也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差不离，只要不同于自己的观点就不给人家广播。大字报选编也不印，认为当时工作组没定性，谁知道批判得对不对，实际上就是抵制批判工作组的问题，消极怠工，而对谭力夫的讲话大印特印，不加以制止。对首长讲话也不印，情报组、动态组实际上是整理同学的一些黑材料，另外还起草了一些大会的发言，例如贺鹏飞在代表大会上发言，那里边骂人的和讲的不对的地方是我要负责任的。 + +　　自己从文化大革命以来，从工作组进校以前就是脱离群众，几个高于子弟在一起脱离群众去搞斗争，在工作组进校以后又跟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工作组撤走以后红卫兵仍然执行了一条没有工作组的工作组路线，许多地方直接违背十六条，并没有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不放手发动群众，怕字当头，压制民主，压制群众，尤其是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采取压制，甚至是镇压的态度，实际上对片面的“阶级路线”是很赞同的。而且使许多多数派的同学受蒙蔽，在这里我再一次向同学们，向原来受自己压制和被自己蒙蔽的同学赔礼道歉。我对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也是十分不积极的，远远落后于革命师生，尤其是井冈山红卫兵，就是现在的井冈山兵团。自己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很多地方做的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我觉得这次犯错误是有它一定根源的，当然自己由于没经验，但更主要的是自己在政治上没有很好的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自己的立场和感情上没有很好的站到毛主席这边来，没有跟自己的家庭在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仍然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外对这个运动特别不理解，主攻方向也不明确，并不深刻理解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扫除一切修正主义的基础，扫除旧世界。可是当时对这些问题并不明确，老是转移斗争目标，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指向了家庭出身不好的一些同志。对待群众的态度，也不深入群众，当官做老爷，把群众当成阿斗，自己当成诸葛亮。自己又忙于事务工作，这样根本不可能站在群众运动前面领导群众，只能做群众运动的尾巴，而且现在看来也是阻碍群众运动发展，确实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另外对于无产阶级的大民主也是非常不理解的，动不动就觉得“右派翻天”，“资产阶级的民主”，就不明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这种大民主是确保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的一种非常好的方式。自己对这个问题是很不理解的，这一次我觉得从政治上讲二条路线斗争是十分尖锐、复杂的，贯穿在我们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中，也能充分的体现在我的身上。两条道路，两个阶级争夺他们的接班人，到底是站在那边，确实是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好走的。大家从我的身上也可以吸取？很多的教训。从组织上看，有较浓厚的宗派主义情绪，听得进和自己意见相同人的话，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我就拼命的打击，歧视人家，确实象“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的那样，凡是不同意他们意见的就残酷打击，这是错误的，也是危险的。在自己的思想上有很严重的个人主义，很多问题的考虑，不是象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那样，从革命的利益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而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也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不敢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奴隶主义特别严重。而我现在想，为什么在反蒋的时候还敢反，可对工作组却不敢反了，我觉得确实象主席讲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觉得工作组进校以后，阶级地位变了，工作组符合我的既得利益，使劲保工作组，也就是保自己，保自己的家庭，保自己的父母，另外一方面，我觉得自己自来红的思想很严重，很轻视自己的思想改造工作，有很严重的政治优越感，臭架子特别大，总是觉得我比别人强，很多地方觉得自己是革命的，别人是不革命的。又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另外一方面在思想方法上也是很片面的，不深入群众，不去调查研究，好多地方看人家缺点就是多，看自己就是好。而且没有充分的从工作组这个问题吸取经验教训，我自己的世界观是很需要改造。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一定要努力的改造，能够真正站到无产阶级这边来，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缺点，破私立公，立场真正地站到毛主席这边来。这个检查是初步的，认识很不深刻，希望大家多帮助我，帮助我共同提高，帮助我认识这二条路线的斗争，认识家庭，希望能跟大家共同战斗！继续揭发，一定要向革命左派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学生，一心一意干革命！ + +##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6年12月31日 + +　　· 来源： + +　　原载清华大学《井冈山报》1966年12月31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73.txt b/CCRD/0/8/2/00007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8a665b267936230f0223ebd1ded14b159d6e65 --- /dev/null +++ b/CCRD/0/8/2/000073.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黄纲浩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黄纲浩 编号90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黄纲浩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地主 曾用名 年龄 37 本人成份 学生 文化程度 高中毕业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劳动改造 原籍 湖南湘潭 现住 宝源路90号地下（哥家）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母：郭文彬，地主分子已摘帽，在宝源路90号哥处家务。 兄：黄纲澹，干部，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工作。 兄：黄纲潞，干部，湖南长沙食杂公司工作。 弟：黄纲涌，干部，湖南省煤矿工业局工作 另有二姐二妹都是干部，已参加工作 个人简历 37.6－43.6在小学、初中读书。 43.6－45.1在家种田。 45.－50.分别在■州、广州读中学、南方大学。 51.－58.5.广州市税务局第二分局统计股长，广州市税务局监察室科员，秘书。 58年划为右派分子到黄埔公社九佛农场改造。 1963年来东平农场。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1958年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至今。 + +　　注：(1) 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 “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 “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送场监改以来对罪行认识不深，表现在劳动上不服从场所领导指挥，悔罪态度不好，今后仍应加强监改。 基修大队党支部 基修大队分工会 签名 徐丽才 1966年6月1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5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74.txt b/CCRD/0/8/2/00007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097d4d472468e57657c3050a049dd3bb9df2102 --- /dev/null +++ b/CCRD/0/8/2/000074.txt @@ -0,0 +1,25 @@ +#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霍渭文 + +　　（） + +　　广东省广州市郊区 公社 大队 生产队（ 村） + +　　专政对象登记表 + +　　户主姓名 霍渭文 编号81 + +　　 问题性质 右派分子 姓名 现名 霍渭文 性别 男 家庭出身 中农 曾用名 霍泉、霍然 年龄 47 本人成份 职员 文化程度 高中 民族 汉 现在职业及职务 原籍 广州顺德鸡州 现住 广州市郊东平农场 何时何地何人介绍参加过何种反动组织，任何种职务 1940.11在曲江西厢乡任教时由同乡三青团某团部组织长陈平绍个别介绍参加三青团，经查是一般团员，无活动。 家庭成员及主要社会关系中的姓名、政治面貌及社会职业 爱人：黄颂仪，40岁，小学教师。 女：霍慧儿，16岁，霍慧中，12岁。 子：霍继，14岁，霍然，10岁。 外母：余清，81岁，继母：马溪瑶，72岁。 个人简历 1934－1941.8.先后在香港大光青华英文书院、广州培道中学，广东国民大学学校读书。 1941－1943.4.曾当教员兼教务主任，文昌地籍处理登记员。1943.4－46.3.梅县贷税分局等处任叶务员等。 46.7－47.6.在鸡州任教员兼付乡长，任广州岭南日报、大众晚报记者，后失业。 1948.6－1949.10在饶平贷税处新会国税所等地任查验员。1952－58.6广州税局第一分局任科员、付科长等职。 58.6－现在九佛农场东平农场。 何时何地受过何种处分 三反运动中犯错误记大过1次，因失证章记小过1次。 1956任市税局失过工作证 1958.1整风运动划为右派分子 + +　　注：(1) 专政对象包括解放后外出、外逃的和四清运动中新划出来的。 + +　　(2) “问题性质”一栏，分别填写属于那一种“分子”。 + +　　 (3) “主要问题”一栏，包括解放前后的主要罪恶和主要问题。 + +　　 主要问题 霍一贯对组织和新社会不满，在平时和各项中心工作中发表些不满言论和谬论，整风期间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如把三反缺点夸大描绘成为一塌糊涂，为自己翻案，煽动别人不满，还宣扬资本主义民主，否认我国人民民主制度，甚至污蔑我们的领导者，为统治阶级的官僚以随便胡作胡为，而一般干部是被统治者：是奴隶，没有民主，挑拨党群关系丑化党员领导，攻击党的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把干部政策污蔑为宗派主义，对知识分子只有使用而无培养……此外还诋毁土改政策、肃反运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并到处放火煽动等，在斗争过程中态度不老实，诸多抵赖和顽抗，在事实面前避重就轻，被斗垮后表现不够好，且不服气。 大队贫下中农协会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中共红路支部 签名 1966年 月 日 大队党支部意见 右派份子，列入专政对象。 签名 中国共产党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 1966年6月15日 大队工作队意见 同意列为专政对象 签名 1966年6月15日 备考 右派分子继续监督改造。 中共广州市委农村四清总团三元里分团 66.6.15. + +　　填表人 1966年 月 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names.txt b/CCRD/0/8/2/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61ff347f47c6ee98ecf669403fdffb20244ad6 --- /dev/null +++ b/CCRD/0/8/2/names.txt @@ -0,0 +1,75 @@ +遗书（摘录）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广东省科技局永和五七干校1970年5月下半月运动情况汇报 +一个贫农子弟谈怎样中毒的：任乐的检查交代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邝月华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林让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林文洲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陆尚金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马士俊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阮思奇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莦仲明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王俊衡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吴书荣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曾一深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即席发言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钟义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钟玉波 +1966年7月重庆市文联会议记录 +林默涵: 我的罪行 +李达给毛泽东的求救信 +关于富农分子张安的监督改造制度 +关于监督改造坏分子李凤英的制度 +陈笑雨遗书 +遗书 +给妻子丁一岚的遗书 +刘宁一写给李富春的检查 +张香山的“检讨” +傅连暲给毛泽东的求救信（要点） +章士钊给毛泽东反映被红卫兵抄家的信（要点） +蒋南翔的书面检查 +傅雷遗书 +萧乾遗书 +郑兆南的遗书与唐锡阳的申诉书 +霍士廉在西安市各界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刘澜涛同志在西安市各界群人民“炮打司令部”进军大会上的检讨 +给市委的遗书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6年） +我的交代和检查 +李雪峰代表中共北京市委所做的检查提纲 +向真理投降 +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王任重第一次书面检讨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李雪峰在北大的检查提纲 +贾启允在贵阳市革命群众大会上的检讨 +工交企业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以来初步暴露出的一些問题 +胡开明二儿子给父亲的一封信 +回到毛泽东思想的大道上来：我的检查 +常芝青检查 +在红星公社劳动一月的思想总结 +向全省人民公开检讨 +王磊关于对待刘孜如问题所犯错误的检查 +贾俊代表中共太原市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卫恒代表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错误的初步检讨 +蒋南翔在高教部接受审问时的答复 +中共天津市委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初步检查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陈侃中 +常芝青同志的检查提纲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革命委员会检查 +王磊代表商业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陈国栋代表粮食部党组所做的检查 +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检查 +我的检查 +初步检讨 +我们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第二次检查 +我的申辩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陈少均 +我们的检讨 +我们的检查 +李大章：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讨（第二次检讨） +关于南湖小教会议所造成群众斗群众的恶果的检查 +造刘少奇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我的初步检查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黄纲浩 +中共广州市东平农场委员会专政对象登记表--霍渭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0.txt b/CCRD/0/8/20/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38a040849db223f6930f4ef427eeaac334912f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0.txt @@ -0,0 +1,21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胥明德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胥明德，男，现年53岁，汉族，初中文化，四川省綦江县扶欢公社人。捕前系四川省綦江重庆二商技校綦江分校校长。现押于临桂县公安局看守所。 + +　　上诉人胥明德因故意杀人一案，不服桂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3年12月28日（83）刑判字第64号刑事判决，以其不是杀人主谋策划者，杀人名单是集体研究的等为理由，要求从轻判处，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查明： + +　　上诉人胥明德在“文革”期间，任临桂县群众组织“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副总指挥和“保红政治部”负责人职务，肆意屠杀党政领导干部和无辜群众。1968年6月15日，亲自打电话给负责看管非法关押干部、群众的邓子友，胥从电话中得知临桂县尚未杀过人时，提出要冲破“阻力”，决定首先从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开刀”。于是，从1968年6月15日至9月26日，主谋策划、组织、亲自决定、直接指挥杀人。先后分12批，共杀害干部、群众77人（有1人在刑场逃脱未遂）。其中杀害了县科局级以上干部有：李瑾科（县委副书记）、周克仁（副县长）、蒋善忠（县工交办副主任）、王振廷（人委办副主任）、周英丽（民政科长）、刘锡臣（县法院院长）、龙炎运（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梁心衍（县粮食局副局长）、卢定宣（林业局副局长）、卢永芳（税务局教导员）、刘一峰（供销社教导员）等13人，一般干部46人，教师4人，医生3人，学生6人，工人5人，夫妇被杀害的有8对。上诉人胥明德枪杀人后，有一次唯恐有的人未死，还指使司机开汽车从尸体上碾压，手段极端残忍。 + +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上诉人胥明德，目无国法，趁“文革”内乱之机，主谋策划，组织、亲自决定、直接指挥杀人，手段恶劣，情节极端严重，民愤极大。原审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2条、53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处上诉人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是正确的。上诉人否认主谋策划、组织、亲自决定、直接指挥杀人，显属无理狡辩，要求从轻判处，没有正当理由，不能允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36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4年第十二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桂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3）刑判字第64号判处故意杀人犯胥明德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不得再上诉。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代理审判员　徐德泽1984年3月10日书记员 谢伟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1.txt b/CCRD/0/8/20/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f37b856aaa645beb315e751ce8e49e58573d34c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1.txt @@ -0,0 +1,21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李超文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李超文，男，46岁，汉族，广西容县杨梅公社六美大队人，捕前在容县杨梅公社务农，无前科。现在押。 + +　　上诉人李超文因强奸、故意杀人一案，不服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3年12月24日（83）刑审字第103号的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查明： + +　　上诉人李超文任六美乡（大队）民兵营长期间，于1967年11月上旬，非法搜查本乡沙槽生产队归国华侨周恒志家，发现一小块硫磺便诬说是黄色炸药，把周恒志抓去公社、大队批斗，同月14日晚上，上诉人李超文持枪押送被斗打致重伤的周恒志回家时，以搜查为名，强令周的妹妹周XX（16周岁）回房内，用暴力胁迫进行强奸。李超文强奸周XX后，害怕周恒志揭露其罪行，就诬陷周恒志私藏炸药搞破坏，积极策划杀害周恒志。同年11月17日晚上，大队召开群众批斗会李超文亲自带领他人把周恒志押往沙洲，指挥民兵和亲自用木棍猛打，当场把周恒志打死，上诉人李超文打死周恒志后，害怕周的父亲周德报复，又与其他大队干部策划杀害周德，以消除后患。当晚，上诉人又亲自带民兵韦海光等人把周德押到周恒志的尸体旁边，指使他人用木棍将周德打死，李超文还验尸确认已死才离开现场。上诉人李超文杀害周恒志父子二人后，于同月20日晚上，又持刀闯入周家，用暴力再次强奸周XX。在此期间，上诉人李超文还参与策划打死杨灼南、杨焰陵2人，强奸黄XX1人。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上诉人李超文身为民兵干部，目无国法强奸妇女，为了掩盖其罪行，捏造罪名诬陷无辜，杀人灭口。手段恶劣，情节特别严重。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李超文在上诉中否认其怕强奸罪行被揭露而杀人灭口，与事实不符，显属无理辩解。要求减轻处刑没有正当理由，不能允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4年第十三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3）刑审字第103号的刑事判决，即判处李超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不得再上诉。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代理审判员　　黄廷杰1984年3月17日书记员 　　谢伟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2.txt b/CCRD/0/8/20/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3df51b45d6f91839d22c4e7d39cc24c0b818a33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2.txt @@ -0,0 +1,35 @@ +# 关于张银柜“文革”中表现的材料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 + +　　张银柜，男，汉族，45岁，高小文化程度。59年入伍，61年入党。64年复员分配到内蒙邮电管理局为一般干部，至今。 + +　　“文革”初期，张积极参加造反活动，充当了邮电管理局造反组织——“东方红纵队”的头头。68年为该局挖“内人党”专案组成员。69年任该局革委会委员，兼生产组组长。 + +## （一） + +　　张银柜在担任专案组成员期间，先后对该局副局长鄂文凌、邓述文等12名干部（厅局级2名，处级6名）、家属进行过拷打和体罚。为把原邮局工程总队团委书记王福生同志打成“内人党”，张于68年12月中旬在邮局二楼，伙同内蒙邮电学校的部分学生，对王进行刑讯逼供。张先动手打耳光，用鞭子抽，随后学生们一齐殴打，用烟头烫王的面部，将王打得鼻青脸肿。王因受刑不过于69年元月份跳楼逃跑，被张等抓回后仍继续武斗，致使王福生同志的肋骨和腰椎骨折，留下了严重残疾（已定公伤）。 + +　　原邮电局副局长鄂文凌同志，被无辜扣上“正义党”罪名关在邮电学校，搞刑讯逼供。68年春鄂因受刑不过，逃到白塔车站。张银柜带人追捕，抓住后当场将鄂五花大绑，拳打脚踢，边走边打。回局后又多次对鄂进行武斗，致使鄂文凌同志严重伤残（已定公伤）。在鄂文凌逃跑的当晚，张银柜等人将其爱人鄂惠贤同志抓到邮局楼上，逼其交待鄂的去向。在逼问过程中张用鞋底打她耳光，并用一条麻绳结成套子，令她一头踩在脚下，另一头套在脖颈上，长时间地“九十度”弯腰，稍一伸腰就跌倒在地，致使鄂惠贤同志双耳膜凹陷、脑震荡，于75年早逝。 + +　　68年11月上旬，为迫使原机关党委书记徐环同志交待“特务”和“内人党”问题，张首先动手打耳光，随后参与逼供的一些学生也一齐动手殴打。致使徐环同志造成严重伤残（已定公伤）。 + +## （二） + +　　74年3月份，张银柜串联呼铁局的刘新野、呼市食品公司的吴桂兰等十多个跨行业的所谓“工人代表”，成立了帮派组织——“呼市地区工人”，张为该组织的头头之一，分管组织工作。该组织成立前后，张主持和参与过11次串连会，就“批林批孔”、“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由工人阶级控制内蒙局势”、“进驻工会”等问题进行了策划。张还参与起草《当前局势的声明》和《进驻工会的声明》，还将《当前局势的声明》打印成传单，散发到社会上，影响了呼市地区的社会秩序。 + +　　74年3月下旬，张银柜参与组织指挥呼铁局、内蒙工学院等20多个单位的40余人在新城宾馆静坐，要求尤太忠同志接见。当尤太忠同志被迫在第三天晚上接见他们时，张以“呼市地区工人”的名义，向尤太忠同志提出“党委为什么不支持我们”，“批林批孔办公室必须有工人代表参加”等无理要求。在3天的静坐中，他们在宾馆院内外高喊口号，大书标语，严重地影响了宾馆的正常工作和社会治安秩序。同年4月份，“呼市地区工人”，参与策划并参加了在内蒙体育场召开的批林批孔万人大会，张以帮派组织领导者的身份坐在主席台上。 + +　　76年8月份，张又参加了以呼市公安局寇政山、赵荣光等7人组织的帮派组织，并当上了组织组成员。张自称参加这一组织活动是“要官要权的好机会”。8月份寇被公安局逮捕后，张又参加了该组织主要成员赵荣光主持召开的紧急会议。会上张说：“寇政山的问题，不应看成寇的个人问题，而是对整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也是对着我们这些人来的”。并策划说：“组织人到内蒙党委、市委门上贴大字报和他们辩论”，“让寇的爱人到市公安局去闹”。 + +## （三） + +　　粉碎“四人帮”后，张与其同伙吴桂兰、肖欧平等人定了“不写材料，尽量少说，顶顶就过去”的攻守同盟。在两案审查期间，张只承认打过十个人和有关帮派活动问题，但对打人的情节避重就轻，拒不服从组织上分配的工作，认错态度不好。 + +　　邮局党组认为：张银柜在“文革”中积极参加造反；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右”中积极参与帮派活动；在挖“新内人党”专案组中大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打击迫害干部，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屡干坏事。定为打砸抢分子，开除出党，行政开除留用二年。 + +　　 1984年11月1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3.txt b/CCRD/0/8/20/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bd2ae469b9d7688dd637ae47a48f8cccbfa8e00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3.txt @@ -0,0 +1,11 @@ +# 许昌县人民法院关于为蔡大同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 +　　蔡大同，又名蔡国彬。男，时年46岁，河南省许昌县苏桥乡蔡庄村人。于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六日由湖北军区捕送我县。同年六月二十三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经复查该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五日在湖北省金口镇新沟随原国民党127军起义，并编入我51军212师政治部宣传科任宣教干事。按照党的“既往不咎”政策，原判确属错误，应予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四条之规定，研究决定撤销我院原判决，为其恢复名誉，仍以起义人员对待。 + +　　特此判决。 + +　　如不服本判决时，（家属）于接此判决书之次日起限十日内，可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河南省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 +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 + +　　来源：原件由蔡大同先生长子胡平先生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4.txt b/CCRD/0/8/20/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b03467d5d9f8fa347c32828eb819f51d12c4ad8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4.txt @@ -0,0 +1,37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覃锡明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覃锡明，男，现年54岁，壮族，高小文化，广西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人。捕前务农，现在押。 + +　　原审被告人：黄绍华，男，现年58岁，壮族，高小文化，广西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人。捕前务农，现在押。 + +　　原审被告人：覃尚示，男，现年59岁，壮族，初小文化，广西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人，捕前务农，现在押。 + +　　原审被告人：龙志仲，男，现年69岁，壮族，初小文化，广西贵县石龙公社松英大队人。捕前务农，现在押。 + +　　上诉人覃锡明因在“文革”期间故意杀人一案，不服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4年1月11日（84）字审字第6号刑事判决，以其不是主谋策划杀人等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现查明： + +　　1968年3月下旬，上诉人覃锡明与原乡“文革”群众组织“贫下中农指挥部”主任覃志座（已病死）等人，在石龙区开会时，诬陷覃志珠和覃国土搞翻案，策划把他们杀害，覃锡明即交代在家的原党支部书记覃俊文等人，召开四类分子会议，把覃志珠、覃国土等2人杀掉。覃俊文等人没有执行。3月27日覃锡明等人回乡后，即批评覃俊文等人“怕”字当头，并于当天召开群众大会，会上由覃志座强迫四类分子用木棍将覃志珠活活打死。覃国土因事前已逃走，未遭杀害。 + +　　1968年4月中旬的一天，原审被告人黄绍华向上诉人覃锡明提出：地主分子龙启通等人不老实，要杀掉他们，覃锡明即表示同意，并同覃志座商量，决定先杀覃启雄及其儿子覃国金，再杀龙启通及其儿子龙世保。覃锡明派民兵协助黄绍华于当天晚上把覃启雄及其儿子覃国金抓到樟木煤矿附近用木棍、石头活活打死。次日，黄绍华又把龙启通捆绑后交由民兵开枪打死。因龙世保事前已逃走，当天未遭杀害，后于同年5月11日被抓后开枪打死。 + +　　1968年4月24日晚，覃锡明召开“贫下中农指挥部”成员会议，会上覃志座提出：“打死狗给活狗看，干掉一批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女。”接着原审被告人覃尚示提出：“覃尚业放鸡鸭吃队里的稻谷，覃学乐是地主仔，常与社员顶嘴、强奸妇女（查无事实）应杀掉。”覃锡明和黄绍华当即表示同意，并布置韦景香于次日召开四类分子会议。会后即把覃尚业、覃学乐关押在松柏村小学。晚上，覃学乐逃走，覃尚示即指使民兵把覃学乐的父亲覃尚璧抓来顶替。当晚即把覃尚业、覃尚璧拉到松柏山用木棍、石头活活打死。1968年5月2日，覃锡明在召开“贫下中农指挥部”成员会议上提出：“覃尚纳是地主仔、老虎仔，现在不吃人，长大了还要吃人，应杀掉。”会后，覃志座即派民兵把覃尚纳抓到马鞍山用铁棍活活打死。 + +　　1968年4月下旬，覃志座和黄绍华把覃国远、覃学乐和覃国安、覃志灵等人抓来刑讯逼供，逼出了一个所谓“暗杀队”。5月3日，上诉人覃锡明即召集覃尚示、龙志仲和覃志座、覃世才等人开会策划大批杀人，提出“要斩草除根，逢男必杀”，并拟出杀人名单。接着，当天分3批共杀害龙世金、覃正灵、覃国安等29人之多。 + +　　1968年5月4日，覃尚示和覃志座又指派民兵把覃学锦、覃廷昌抓来杀害。同月22日，覃锡明伙同黄绍华、覃志座把覃振成抓来杀害。 + +　　此外，上诉人和被告人在杀人的同时，还大肆洗劫被害人的财物，进行瓜分和供他们吃喝挥霍。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上诉人覃锡明及原审被告人黄绍华、覃尚示、龙志仲目无国法，从1968年3月27日至5月22日期间，乘“文革”动乱之机，先后组织策划杀害19户40人（男39人，女1人），其中13户男性被杀绝，未成年12人，最小的只7个月，特别是在传达上级“不准乱抓乱杀人”的指示后，继续策划杀害16人。杀人后，又大量洗劫被害人的财物。其杀人手段野蛮残忍，情节特别严重。上诉人覃锡明在杀害的40人中，经其策划批准杀害的有38人之多，是本案的主谋者和组织者；黄绍华、覃尚示在策划杀人中，积极提出杀人名单，并亲自组织实施大批杀人，亦是本案的主犯；龙志仲也积极参与策划杀人活动。原审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覃锡明上诉否认其主谋策划人，与事实不符，显属无理辩解，要求从轻处罚，不能允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4年第13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一、覃锡明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4）刑审字第6号的刑事判决，即判处覃锡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黄绍华、覃尚示各有期徒刑15年；判处龙志仲有期徒刑9年。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不得再上诉。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黄廷杰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1984年3月17日书记员　　秦胜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5.txt b/CCRD/0/8/20/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17a5cbaa092b2a2da233e394b1c9f548133a520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5.txt @@ -0,0 +1,23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黄天辉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黄天辉，男，现年55岁，汉族，初小文化，全州县东山公社三江大队桥头村人。捕前系本大队民兵营长，现在押。 + +　　上诉人黄天辉因故意杀人一案，不服桂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3年12月31日（83）刑判字第66号刑事判决，以其不是主谋策划杀人及量刑过重为理由，要求从轻处罚，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查明： + +　　上诉人黄天辉在任大队民兵营长期间，于1967年9月30日至10月1日参加公社三级干部会议，回大队后于10月2日上午，为首召集大队群众组织负责人刘信林和大队干部黄天爱、民兵排长黄有生共同策划杀人，上诉人黄天辉说：“湖南道县杀了些四类分子，我们是不是开个民兵会议，也要行动？”并决定晚上召开群众组织负责人和民兵班、排长以上骨干会议，当晚到会约30余人，上诉人黄天辉亲自主持会议，并在会上说：“湖南道县、江华等地的四类分子要暴动，群众起来杀了一些四类分子。我们要动手，先下手为强”。接着，治保主任杨隆义说：“杀个猴给马看，达到惩一儆百的目的。”上诉人反对说：“要就一扫光，斩草除根，留下子女是个祸根，以后要搞我们的。”并威胁说：“哪个不同意就是和地主有联系”当时民兵干部唐甫元、唐修杰等人提出要打电话请示公社，上诉人不准打。说：“我在公社开了会，难道这个不晓得，一切责任由我负责。现在是群众做主，群众就是最高法院。”并对到会人员规定纪律：“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不能通风报信，谁走漏了消息，走脱了地主，就要和地主一样。”最后，决定将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押到黄瓜冲岩洞（该岩洞的洞口有十几平方宽，深不见底），进行坑杀。接着分头通知百余名民兵到大队集中，由上诉人黄天辉亲自布置任务后，便带领民兵从10月4日凌晨1时起分别到三江村、大宅村、宅乐村、上亩田村抓地主、富农分子及其子女共37人押到黄瓜冲丢下岩洞坑杀。当坑杀地主蒋佑卿时，民兵用禾叉推不动，上诉人用木棒朝蒋的头猛击，把蒋打昏倒地后，由民兵推下岩洞。地主蒋老秀在坑杀前要求将小仔留下给入赘其家的贫农丈夫蒋池源。上诉人拒绝说：“斩草要除根”。接着，又用木棒将蒋老秀打倒后，将其母子一起推入岩洞。当坑杀蒋鸾英时（民办教师），蒋跪在地上，手拿语录本质问上诉人：“你们这样搞，不讲政策？”上诉人说：“哪个和你讲政策”。尔后，将蒋推入岩洞。在坑杀到大宅村地主唐老金时，唐抱着一个3岁的孙子和一个1岁的孙女向上诉人哀求：“你留下我这个孙仔给我的媳妇（媳妇系贫农出身），他没犯法”。上诉人不同意，逼着唐抱着孙仔和孙女一起跳下岩洞。 + +　　此外，上诉人黄天辉为了达到斩草除根的目的，又派民兵将到湖南入赘的地主、富农子弟蒋能奇、唐保安、唐建春抓回来坑杀。在上诉人黄天辉为首组织、亲自策划指挥下，三江大队从1967年10月4日凌晨1时起到上午11时许，分三批，共杀害了地主、富农分子及无辜群众、小孩76人。其中地主分子16人，富农分子5人，1950年以后出生的少年儿童和女孩31人。有7户共29人被全部杀绝。 + +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亦供认不讳。 + +　　本庭认为：上诉人黄天辉，目无国法，趁“文革”内乱之机，为首策划、组织指挥、肆意杀害无辜群众，手段残忍，情节极端恶劣，后果严重。原审定性准确，适用法律和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否认主谋策划杀人，妄图推卸罪责，显属无理狡辩，要求从轻判处不能允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4年第十二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桂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3）刑判字第68号判处故意杀人犯黄天辉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不得再上诉。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代理审判员　徐德泽1984年3月18日书记员 秦胜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6.txt b/CCRD/0/8/20/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b0863607e0201b469d280634bf2b49ad871f381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6.txt @@ -0,0 +1,31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徐善富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原审被告）：徐善富，男，现年56岁，初小文化，广西贵县大岭公社柳江大队人。捕前在贵县大岭公社柳江大队务农。有前科。现在押。 + +　　上诉人徐善富因“文革”期间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不服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4年1月11日（84）刑审字第5号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以其不是主谋策划杀人为由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审理，理查明： + +　　上诉人徐善富于1968年4月19日，带领民兵到贵城进驻，在贵县群众组织“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的负责人叶其伟（已判刑）等人的策划指挥下，积极参与杀人活动，亲自带领民兵将被非法关押的16名群众，分四批拉到西江大东码头枪杀，在街道清理时，又带领民兵枪杀2人。 + +　　1968年5月中旬，徐善富从贵城回乡后，在一次乡干会议上，乡长徐登祥提到有人反映，可能有人组织暗杀集团。徐善富便肯定地说：“柳村一定有暗杀集和，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先杀开这些人”，并提名杀徐经才、徐继辑2人。这样，经研究决定把徐裕高、徐经才、徐继辑、徐伯香、甘惠珍5人杀掉。5月18日徐善富指挥民兵，将上述5人拉到社面江边，并亲自把这5人排成一路纵队，指使民兵用“串豆腐”的方法开枪打死。徐犯杀害徐伯香后，于同年6月间，用胁迫手段先后两次强奸了徐伯香的妻子马XX。5月27日又对被害人徐经才的媳妇潘XX进行强奸，因女方极力反抗强奸未遂，过了4天，徐犯便借故将潘的丈夫徐继绥杀害。 + +　　1968年5月31日晚，徐善富以民兵营长的身份，召开驻乡执勤民兵会议，会上宣布被非法关押在乡的徐继绶、徐继编、徐裕超、徐继绥、徐玉机5人，不服管制，以送去区为名，把他们放到河里淹死，当即指派民兵王情球等押徐继绥到江边推下河淹死。接着，徐善富亲自和乡长徐登祥带领民兵把其他4人，逐个押上渡船，撑到河中推下水，用禾叉，木棍压入水中淹死。徐犯杀害徐裕超后，于同年6月间，以查夜为名，用胁迫手段，多次强奸被害人徐裕超的媳妇甘XX。不久，又把徐裕超的妻子扬巧桃及其儿子徐伯秋进行批斗，打致重伤后，指使别人丢到河里淹死。 + +　　1968年6月一天晚上，徐善富批准把徐兴义、谢惠珍二人进行批斗，在会上还鼓励群众斗死他们。当徐、谢被斗打致重伤后，又叫人丢去河里淹死。 + +　　1968年6月间，徐善富以威胁手段，对陆XX进行强奸。奸后不久，害怕陆XX丈夫的哥哥徐如璋（打过游击的老干部）揭发，先后两次派民兵到平龙水库要把徐如璋抓回杀掉。因遭徐如璋的所在单位拒绝，才免遭杀害。 + +　　徐善富在策划杀人期间，还以拿去“放水（杀害）”和交群众批斗打死等威胁手段，强奸了鲍XX、陆XX。 + +　　上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上诉人亦供认不讳。 + +　　本庭认为：上诉人徐善富，目无国法，从1968年4月至6月间，先后组织策划、执行和亲自动手杀害无辜群众33人（1人未遂），杀人前后，又以各种威胁手段，对被害人的亲属和其他妇女6人进行强奸，其杀人手段极端野蛮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原审定罪准确，适用法律和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上诉否认其主谋策划杀人，与事实不符，显属无理辩解，要求从轻处罚，没有正当理由，不能允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之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4年第13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玉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4）刑审字第5号的刑事判决，即判处徐善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不得再上诉。待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黄廷杰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1984年3月18日书记员　　　谢伟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7.txt b/CCRD/0/8/20/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7367c16aaf5beaed1612cbac5945485415f0ef7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7.txt @@ -0,0 +1,259 @@ +# 北京市核查“三种人”工作会议所发的“三种人”案例 + +　　案例之一：北京化工二厂原党委书记徐州 + +　　案例之二：北京第四制药厂动力车间维修班长艾孟生 + +　　案例之三：北京铁路分局张家口车务段原党委副书记、副政委李广荣 + +　　案例之四：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原理教研室讲师李清昆 + +　　案例之五：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讲师郁明谏 + +　　案例之六：北京邮电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冯祝光 + +　　案例之七：丰台区委原组织部副部长苏国栋 + +　　案例之八：顺义县张喜庄公社原党委副书记张长华 + +　　X X X X X + +　　附：一个反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路线的案例——市公安局八处干部黄培荣 + +　　 1984年6月30日 + +## 案例之一 + +　　徐州，男，1927年8月生，山东省乳山县人，1944年7月参加工作，1945年9月入党，文化程度相当高中。历任山东芦山区武装部副部长、福建漳州市团委书记、吉林化工管道公司科长、兰州化校副校长。1965年1月至1969年8月任化工部基建总局宣传处处长。1969年9月至1973年7月在化工部第二胶片厂帮助工作。1973年8月调北京市工作，任化工二厂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厂长。1977年7月至1980年8月任北京化工三厂党委书记。1980年8月任北京化工二厂党委书记。行政13级。 + +## 一、主要问题： + +　　1968年8月“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在化工部机关形成了一起抓所谓“特务集团”的重大冤假错案，涉及部机关数十名干部。军管会决定成立“一三九”专案组（下设材料组和审讯组）。徐州（原基建总局宣传处处长）是“一三九”专案审讯组和审讯阮尔达“战斗队”负责人。他积极执行军管会的立案决定，完全服从军代表郭天翔的旨意，接受了一套极“左”的口号和一系列违犯政策的做法，如“棒子底下出口供”，“对敌人不能手软”，“带着敌情去打”，用“车轮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搞昏头脑”等等。军代表派徐州带领“战斗队”对阮尔达同志审讯中，发生了严重违犯政策的情况。当时有的专案人员认为这种以打为主的干法有问题，去找徐州征求意见时提出：“已经一天一夜了，阮没有休息，我们的同志也要休息，是否停一停，研究一下。”徐州说：“不能停，光承认是特务不行，得把组织问题打下来，才能告一段落。”当阮尔达同志被毒打得站立困难、病情恶化时，徐州又同意军代表提出的采用“车轮战”的做法，继续对阮进行审讯。据参加阮尔达专案组的同志证实，在对阮尔达同志残酷审讯的过程中，郭天翔、徐州二人基本都在现场，但他们不公开露面，而是在审讯室背后套间的小屋内或走廊门口观察。有时郭、徐打手势暗示大家围上去大造声势或摆手表示停下，然后走出来和阮谈话，交代政策，进行“攻心战”，诱逼阮招供。 + +　　在审讯阮尔达同志的全过程中，徐州负责的“战斗队”的几个队员向阮尔达同志施以毒打、肉刑，以致摧残致死。徐州主持研究过“战斗计划”。“战斗队”在审讯中，采用了拳打脚踢，跪角铁架子，揪住脖领连续往地上摔，用木板、木棍轮番打臀部、腰和大腿，用皮带套着脖子在屋里快步转圈等体罚和肉刑进行逼供。在阮尔达同志被打成重伤病情日趋恶化的情况下，“战斗队”专案组按军代表的意见分成几个小组，采用“疲劳战术”，昼夜轮番审讯，不让阮休息睡觉，连续进行了4天5夜。据原审讯记录记载，阮尔达同志曾气愤地抗议说：“你们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搞逼供信，搞肉刑，对我采取逼、打、抓、扇、扣、踩、踢、摔、跪、捏、钉、饿、拍、砍……你们看看肿成什么样子啦！（脱掉裤子，睾丸肿的如碗口大）”由于连续体罚、刑讯及“疲劳战术”，致使阮尔达同志全身浮肿，走路困难，咳嗽、气喘，鼻孔出血，终于在11月7日晨含冤而死。法医鉴定：死者由于身体大面积的皮肤肌肉挫伤出血的分解产物吸入体内引起尿毒症而死亡。徐州对阮尔达同志惨死是负有直接领导责任的。 + +## 二、现实表现及认错态度： + +　　徐州在1983年化工二厂整党试点中检查自己的问题时，只是谈了不愿做政治工作、对真理标准讨论认识上的问题，以及自己思想上的骄傲自满等。对于自己在“文革”中搞专案、刑讯逼供造成死亡问题没有交代。中央（1982）55号文件下达后，清理“三种人”的精神他是清楚的。去年5月，化工部来人直接向他本人了解“一三九”专案的情况，事后他也没向市、局领导汇报自己在“文革”中的情况，隐瞒了自己的问题。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1984年1月23日化工部整党办公室提出的《关于徐州问题的调查报告》认为，徐州参加革命和入党都比较早，又是一名搞政治工作的处级干部，对党严禁逼供信的政策是清楚的。但是，他在专案审查中不仅置党的政策于不顾，连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也没有了，以致造成严重后果。徐州在整党中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没有就这一问题做过检查。问题揭露后，才做了交代。因此他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属于《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中“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为了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纪，北京市委同意化工部党组的建议，决定给徐州以开除党籍处分。（此案已办理开除党籍手续） + +## 案例之二 + +　　艾孟生，男，1947年2月生。河北省河间县人。1969年12月参加工作。1974年9月，隐瞒错误，混入党内。现为北京第四制药厂动力车间维修班班长。党支部委员（已撤职）。 + +　　艾孟生1965年至1969年是北京化工学校学生。“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了该校群众组织“新北化公社”，是派性武斗“干将”。还参与过抄家活动。1968年4月，化校革委会成立后，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作。由军训团组织的校卫队负责看管被审查对象。艾孟生是校卫队成员。在此期间艾奸污女教师一人，毒打、迫害干部、教师多人。 + +## 一、主要问题： + +　　1、1968年5月12日晚，XXX同志（女，当时52岁，原化校教师）因所谓“特嫌”问题被隔离审查，艾孟生和其他看管人员曾用皮鞭对其进行抽打，使XXX很紧张、害怕。5月下旬的一天上午，艾乘无人之机，进入XXX的房间，对她持鞭威胁，强行奸污，事后并威胁不准声张。此后又强奸了两次，使XXX同志身心受到摧残。 + +　　2、1968年5月28日王志欣同志（原化校行政处副主任）因所谓“特嫌”问题被隔离审查。6月初的一天晚上，艾孟生带着几个人，手持皮鞭对王进行毒打。随后，艾将一团破棉花塞到王的嘴里。又用电线将王的手腕、脚腕、胳膊、腿及嘴部横捆几道，并把电线一端拴在屋南墙的暖气上；另一端拴在屋北墙的门上，使王不能翻身。次日艾见王已把堵嘴的破棉花吐了出来，当即用钳子将王的一颗门牙强行拨掉，致王疼痛难忍。王在被捆绑的三、四天里，艾还用汽枪装上“去帽铁钉”从门外射击他。王被捆绑期间尿在被褥上，致使被捆的部位起了水疱，感染、化脓，而且发烧，艾才给王松了绑。经检查，王志欣同志同时得了肺炎。至今王的胳膊、腿上还多处留有伤疤。 + +　　3、艾孟生在1968年4月至12月看管“专政对象”期间，曾用皮带、皮鞭（鞭头缠有铁丝）抽打过被审查对象：刘焜潮、张大龙、陈桂富、孙振申、窦增华、张宝宗等同志，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 +## 二、认罪态度和表现： + +　　1978年对艾孟生上述问题做过审查，艾对其“文革”期间打人、拨牙问题做过交代和检查，但不承认犯有强奸女教师的罪行。据此，化工局所属制药工业公司同意第四制药厂党总支的决定：“免予处分。对强奸罪行暂挂起来，以后待查。” + +　　这次核查，经组织多次教育，艾孟生对强奸罪行，做了坦白交待，表示认罪。艾1969年12月从化校分配到工作岗位及至粉碎“四人帮”以后，生产、劳动方面表现尚好，曾被评为先进生产者。 + +　　艾孟生“文革”中主要罪行事实，已与本人见面。艾完全承认，表示愿接受组织的处理。 + +## 三、定性和处理意见： + +　　综上所述，艾孟生在“文革”清队中，毒打被审查人员，摧残人身，情节严重，尤其是乘人之危、胁迫强奸老年女教师、性质恶劣，本应受法律制裁。鉴于事过16年之后，经过教育，艾能够坦白、认罪，未犯新的错误。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经北京市医药总公司党委研究决定，开除艾孟生党籍，撤消其一切先进称号。 + +　　 （市医药总公司党委提供的材料） + +## 案例之三 + +　　李广荣，男，1925年8月生，河北省宝坻县人，1948年12月参加工作，1952年10月入党，初中文化程度。原任北京铁路分局张家口车务段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现任北京铁路分局宣化铁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已停职），正科级。 + +## 一、主要问题： + +　　李广荣在1969年4月至12月清理阶级队伍期间，担任“青年反共救国军”集团案下设的专政小组长，在下花园采石场审查被专政对象时，刑讯逼供，摧残人身，造成严重后果。 + +　　1、专政组强迫女广播员张春萍同志交代莫须有的“青年反共救国军”的问题，她交代不出来。李广荣出主意并亲自指挥把张春萍的双手捆住，吊在屋顶通气孔上，然后脱掉棉衣，只穿秋裤，用三角皮带轮番抽打，在未得到口供的情况下，在小组研究会上，李说：“不行就倒吊，让她受罪。”当天在李的主持下，用绳子捆住一只脚，倒吊了张春萍同志。张留有后遗症，至今不能坚持正常工作。 + +　　2、在审查列车员王继富同志时，因交代不出所谓“青年反共救国军”名称，李广荣在小组会上说：“让他趴在板凳上打，叫他难受。”之后，在李主持的审讯中，办案人员用三角皮带对王进行毒打，李还踢了一脚，打得王皮开肉绽，不省人事，王因被打，精神紧张，一审就昏迷。李广荣在小组会上说：“装死灌大粪，灌鸡血恶心他就不死了。”在李主持的审讯中，给王灌了大粪汤。经过毒打，灌大粪仍未得到所需的口供，李广荣对王进行了诱供指供。在李的诱供下，假造出一个“青年反共救国军”的名称，从而促使冤案扩展。 + +　　3、专政组强迫马志臣同志交代“青年反共救国军”的问题，经过几次捆绑、抽打，仍交代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车务段负责人张玉川调来李广荣参与搞马志臣的问题。在研究如何让马交代问题时，李说：“没什么办法，除了吊了。”一天夜里在李的主持下，把马的双手捆住吊起来，脱掉棉裤，用三角皮带轮番抽打，直至打昏，放下来再泼冷水，使马慢慢醒来。 + +　　4、审查苑振活同志刑讯诱供。以王福生为组长带领李广荣等三人去晋县对苑进行审讯，搞逼供诱供，在苑受刑不过，拉住李要求帮忙时，李指给了交代的重点，使苑假供出“青年反共救国军”的名称。 + +## 二、认错态度： + +　　李广荣对自己的错误认识不够深刻，态度不够端正，多次写申诉信。后经过组织的多次帮助，对错误开始有了认识。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李广荣在“文革”清队中积极参加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影响很坏。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经北京铁路分局党委研究决定，开除党籍。 + +　　 （北京铁路分局党委提供的材料） + +## 案例之四 + +　　李清昆，男，1931年生，山东省潍坊市人，1948年参加工作，1950年入党，高教7级，1956年9月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8年9月提前调出任教，现为北大哲学系哲学原理教研室讲师。 + +　　“文化大革命”中，李清昆曾担任北大校文革办公室主任、抓“反革命小集团”专案组负责人，参与原北大文革主任聂元梓（已判刑）诬陷中央领导同志、迫害干部与群众的活动。 + +## 一、主要问题： + +　　1、追随聂元梓诬陷、攻击朱德委员长 + +　　1967年1月，中国作家协会“造反团”的头目通过李清昆联系，取得聂元梓的支持，与北大联合成立批判班子，批判刘白羽同志写的《朱德将军传》。李是这个班子北大方面的负责人，直接组织批判活动。1967年2、3月份，这个班子炮制出题为《纂党纂军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状》，副题为《揭穿〈朱德将军传〉的大阴谋》的长篇文章。“文章”分六个部分，恶毒攻击、诬陷朱德同志“是一个混进党内的大军阀、大投机家、大阴谋家”，是什么“狼子野心的大暴露”，“井冈山上的流寇将军”，“长征途中的逃跑主义者”，“拜倒在蒋介石脚下的‘抗日领袖’”等。该文编者按说：“我们必须把大野心家朱德揪出来，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该文刊登在1967年2月16日的《新北大》小报上，增印至五十万份，散发全国，造成极恶劣的影响。 + +　　2、参与聂元梓非法抓人，大搞逼供信的活动 + +　　1968年4月，聂元梓、孙蓬一等在北大制造“反革命小集团冤案，成立“东方红”、“红旗飘”、“北京公社”三个专案组，李清昆是这三个专案组的总负责人，并直接策划和组织非法抓人的活动。经李同意，这些专案组先后将十几名教师和学生绑架到校（有的是从四川、山东等地绑架回京的），刑迅逼供，严刑拷打，造成严重后果。其中韩琴英（女，原哲学系学生）被打流产；颜品忠（哲学系教师）、彭秋和（地球物理系教师）被打致残。1968年7月，“东方红”专案组头头陈乃斌（已判刑）提出抓邓朴芳（技术物理系学生），李表示同意，邓朴芳被绑架到校后遭到关押和逼供。专案人员在审问过程中用铁棍、电缆线鞭子抽打邓，并宣布邓是“现行反革命”，邓被逼跳楼，致终生残疾。 + +## 二、处理过程及现实表现： + +　　1974年4月，哲学系党总支曾给李清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79年又取消了留党察看处分。李对自己的问题有所认识，做过检查，表示悔罪。但是，最近在核查他的问题时，又有反复。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李清昆在“文革”中，诬陷、攻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校内直接策划、组织非法抓人，纵容、支持专案人员对受害人刑讯逼供，严刑拷打，致伤致残，后果严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经北大党委研究决定，开除党籍。 + +　　 （北大党委提供的材料） + +## 案例之五 + +　　郁明谏，男，1939年2月生，上海市人。1965年10月参加工作，同年12月入党，高教12级，现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讲师。 + +　　“文化大革命”初，郁明谏是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公社总部负责人之一，1967年6月任校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1月在批清运动中被隔离审查，在审查中因郁恶毒攻击、诬蔑、诽谤周恩来总理，1973年12月28日经公安部批准由河北省公安局将其逮捕，学校同时宣布开除郁的学籍和公职。1975年8月21日经石家庄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0年。1981年3月28日经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宣告无罪，予以释放”，同时恢复公职。1981年7月31日恢复党籍。 + +## 一、主要问题： + +　　1、造反起家。“文革”前郁明谏是北京农业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的助教。“文革”初起来造反，是农大“东方红”公社总部负责人之一。1967年6月任校革委会副主任。 + +　　2、“文革”初期参与策划指挥打砸抢活动。 + +　　（1）1966年10月21日，郁明谏与冯兴旺（原农经系学生，农大“东方红”公社总部主要负责人，校革委会主任）等人要农大党委交出所谓“黑材料”，同时组织数百人围砸农大党委机关、档案室、各系党政办公室，还采取“绝食”、“静坐”手段威胁党委。次日，查封了所有的办公室，致使农大党委无法工作。 + +　　（2）1966年10月26日，郁组织成百人去中央农林政治部和国务院农办，指挥封住办公大楼的楼口，砸开保险柜，抢走材料。经农政、农办工作人员核对，抢走绝密文件7份，机密文件9份，还有其它一些秘密和内部材料，造成严重的泄密、失密。 + +　　（3）1966年11月初，郁与罗力（系一级造反头头，已“记录在案”）带领数十人以“首都三司”的名义去湖南长沙。到长沙后成立了“首都三司赴湘红色造反纵队”，于11月9日与当地造反组织策划，并砸了长沙市委，11月14日又参与指挥砸了湖南省委，揪斗了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同志。11月11日和19日，郁还参与了当地造反派围砸裕湘纱厂、建湘瓷厂的活动。 + +　　（4）1967年4月20日，郁组织百余人到林业部砸抢广播室，破坏文件柜，门窗设备。直到解放军赶来，才制止事态进一步发展。 + +　　3、派人围困中南海，并多次煽动“揪军内一小撮”。 + +　　（1）1967年7月26日，由郁明谏主持召开的校革委会会议上，决定农大派出“揪刘、揪谭震林兵团”围困中南海。 + +　　（2）1967年7月17、24日郁曾两次在全校大会上宣传“揪军内一小撮”。1967年7月30日，郁在校革委会全会上说：“我们的大批判和这个（指揪军内一小撮）并不矛盾，当前是大反攻，我们主要是批谭，谭和贺龙……徐向前都有密切联系”等。 + +　　（3）1967年8月3日，郁与高亮（农大“东方红”公社总部负责人之一、校革委会副主任）等人策划成立农大“全国支左办公室”，增加“军口动态组”人员。8月7日晚，郁在革委会策划外出“支左”时说：“可以派一部分人出去，但要有计划，要抓军内一小撮，调（查）一些东西回来”，“我们搞北京郊区，可以和搞北京军区连起来”。郁还主持校革委会会议策划决定派出数百人到全国二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参与“揪军内一小撮”的活动。 + +　　4、恶毒攻击、诬蔑周总理。郁明谏在“批清”运动受审查期间，从1973年5月30日至11月27日共写信13封。（其中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5封，公安部3封，北京农业大学负责人2封，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解放军报社各1封），恶毒攻击、诬蔑、诽谤周恩来总理。 + +　　1973年5月30日，郁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中写道：“……我体会来、体会去，老是体会不出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这条路线里有多少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味道。相反却在刘少奇、刘少奇一类骗子和过去的王明路线里，找到了十分贴切的印证。……周恩来总理是老反革命了，从陈独秀到刘少奇一类骗子都经历过，经验丰富，很希望给我对着讲讲和他联系着的路线实质。” + +　　（1973年8月5日郁给公安部的信中写道：“……周恩来国家总理先生，原来也就是刘少奇一类骗子的同伙。……周恩来国家总理先生实在是全面捍卫、继承和发展了刘少奇和刘少奇一类骗子的路线呀！……刘少奇这么干、刘少奇一类骗子这么干，周恩来国家总理也这么干，何等相似乃尔！……让周恩来国家总理路线去见它的机会主义祖宗的鬼去吧，示众之日已是可以预见得了！……”。） + +　　1973年8月11日给公安部的信中写道：“建议毛主席把这条周恩来骗子路线及其一伙也点出来示众，让历史来审判它，让人民群众来审判他们，以清路线，以正党纪，以明国法。……周思来再滑，也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 +## 二、现实表现及认错态度： + +　　郁明谏长期坚持错误，拒不检查。1983年7月根据中央“两案”会议精神，农大党委对郁在“文革”中的问题作出结论，决定给郁开除学籍的处分。在1983年6月30日与郁核对事实时，郁认为，这是“背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歪曲历史真面目”，因而拒不接受，态度十分蛮横。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郁明谏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参与策划指挥砸机关、抢档案，煽动“揪军内一小撮”，攻击、诬蔑、诽谤周总理，情节严重，本应追究刑事责任，但考虑其曾被关押一段时间，不再追究刑事责任，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经农大党委研究决定，开除党籍。 + +　　 （农大党委提供的材料） + +## 案例之六 + +　　冯祝光，男，1939年生，吉林省双城县人。1956年3月参加工作，1959年12月入党，行政20级。“文化大革命”前任北京邮电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助教、大班辅导员，现任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 + +　　冯祝光“文革”中造反，是校一级造反组织“北邮东方红公社”社委委员。1967年1月在邮电部夺权，当了“邮电部革命接管委员会”组长。1967年5月20日任邮电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7年11月非法建立“中共北邮革委会核心组”，当了副组长。冯是北京邮电学院造反组织主要头头之一。 + +## 一、主要问题： + +　　1、1966年6月，策划制造了所谓“控诉迫害工农子弟欧剑飞”事件。学生欧剑飞，因五门功课不及格，1963年退了学。当时，冯是欧的政治辅导员，曾亲自参与处理欧的退学问题。“文革”刚开始，欧回学校造反，6月16日欧在无线系作了煽动性的“讲演”。17日召开了全院“控诉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大会”。经冯祝光等策划，会上，欧进行了所谓控诉，冯也上台揭发，他们颠倒是非，诬陷学校领导迫害工农子弟欧剑飞，煽惑群众情绪，激起不明真相的师生员工的愤怒。党委书记杨思九，副书记赵磊，副院长王锡祥等7人当场被揪斗，戴了高帽子（其中有的是冯亲手给戴的），罚了跪。杨思九同志被学生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在邮电学院开了残酷迫害领导干部的先例。 + +　　2、夺邮电部的权。1966年底，“北邮东方红公社”成立不久，就组织了“炮轰邮电部联络站”，分工由冯祝光负责，并进驻邮电部，参与邮电部机关的运动。“一月风暴”时，经邮电部机关造反团与学院“东主红公社”多次商议，1967年1月21日冯祝光和孔祥山（北邮东方红主要负责人）一起，带领、指挥学生夺了邮电部的权。夺权后，宣布解散了邮电部党委，一切权力归“北邮东方红公社”。1月26日组成了以北邮东方红为主，有邮电部直属的9个单位造反派组成的“邮电部革命接管委员会”。冯当了组长（部最高负责人），委派了驻各局、司的负责人，把正副部长、司、局长一律停职，副部长们和部分司、局长被监督劳动。冯执掌了邮电部党、政、财、文大权，发号施令，直到中央下达指示才退出。 + +　　3、批斗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1967年4月，冯参加“北邮东方红公社”社委会策划，决定再次批斗胡乔木同志，并将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等同志揪来陪斗。向上级写请示报告的同时，张贴出了开批斗大会的海报。在批准之前，有人扬言北京卫戍区阻挠斗黑帮，于是决定组织了150多人到卫戍区门前游行示威，施加压力。要所谓“黑帮”，被卫戍区拒绝。冯祝光等再次策划，并由冯等带领500多人去卫戍区，对卫戍区施加更大的压力。卫戍区被逼迫去请示中央文革。在康生、江青批准后，于4月15日组织了200多个单位，六、七万人的大会，批斗了彭真、陆定一、周扬、吴冷西、胡乔木等同志。从研究、示威到批斗，冯是主要领导人之一。8月5日，冯参与学院革委会常委会策划决定，批斗彭德怀、罗瑞卿同志，8月14日，组织了有其他院校参加的两万余人的批斗会。在这次批斗中，彭德怀同志被学生拧着耳朵下跪请罪，罗瑞卿同志因一条腿有伤，是被扔进一个抬筐揪出批斗的，严重地摧残了这些领导同志的健康。 + +　　（4、拉帮结派、非法发展、开除党员。1967年11月，冯祝光等未经上级批准，就非法成立了“中共北京邮电学院革委会核心组”，冯当了副组长。从1967年11月至1968年5月，在冯参与决定下，“核心组”突击发展了造反派头头、骨干21人为“党员”，批准两名预备党员转正，并拉群众孔祥山为核心组副组长，宣布开除了院长孟贵民、宣传部长卞竞武、工经系副主任王云枫、函授部主任陈策骐、政治教师候守邺五同志的党籍。在21个被突击发展的“党员”中，有17人是冯祝光介绍的，其中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常委4人，委员7人，骨干6人。群众称它是邮电学院的“冯氏党”。1969年8月，经上级批准，宣布邮电学院革委会核心组及其发展、转正、开除的党员一律无效。） + +　　5、残酷迫害大量干部和知识分子。1968年3月，冯祝光参与学院革委会常委会策划决定提前进行“清队”。并于4月28日召开全院批斗大会，把所谓“够线”的都揪出来示众，结果集中揪斗了63人（院级干部2人，系正、副主任8人，教研室正、副主任12人，教师、科技人员23人，一般干部和工人16人，家属2人），分别被诬为“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叛徒”、“特务”、“反动学术权威”、“地主”、“黑党委走卒”等。会后又在校园内游斗，一路上遭到人群拳打脚踢，党委书记杨思九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讲师石坤锐被拖到“牛棚”里已昏迷不醒，脚被地面磨破数月才愈。对被批斗的人在政治上迫害，在生活上虐待，在3月至7月期间有4人不堪迫害自然身亡。冯负有领导责任。 + +　　6、参与制造“地下黑党委”的冤案。1968年3月，冯参与学院革委会常委会策划，借函授部副主任丁德才到杨思九同志家串门这件小事，借题发挥，诬陷杨思九等人搞串联，要建立“地下黑党委”，复辟资本主义。为此，办了35名干部的“学习班”，逼着人人表态，与“地下黑党委”划清界限，忠于革委会。大会小会数次批斗杨思九、孟贵民、丁德才等同志，还株连多人。 + +## 二、原处理情况和现实表现： + +　　（冯祝光，1968年10月，因私设电台问题，经上级决定，停止其革委会副主任职务，交群众监督审查。1969年8月，又撤销其学院革委会副主任职务。1970年“批清”运动开始后，5月14日，将冯祝光隔离审查。1976年6月11日，因其在受审查中有“恶攻”问题，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1979年2月8日，学院党委常委会认为，冯祝光在“批清”运动中写的一些材料，是由于受审查时间过长，压力较大而造成的病态反映（经医院检查诊断为“反映性精神病”），不应追究，决定取消了“严重政治错误”的结论和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 +　　（冯现在教学工作中尚努力，积极备课写出讲义。对“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的错误，有一定的认识。）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冯祝光在“文革”中造反夺权，造反起家，参与策划批斗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残酷迫害、诬陷干部和知识分子，拉帮结派，情节恶劣，后果严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经邮电学院党委研究决定，开除党籍。 + +　　 （邮电学院党委提供的材料） + +## 案例之七 + +　　苏国栋，男，1943年生，天津市宝坻县人，1962年参加工作，1969年3月入党，高中文化程度，行政22级。原任丰台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已撤职），现为公社一般干部。 + +## 一、主要问题： + +　　1、造反入党，造反起家。 + +　　苏国栋在“文化大革命”前系丰台区石榴庄小学教师、团支部书记。“文革”开始后，苏与李学仁等人发起组织红卫兵，苏是负责人之一，并组织学校部分教师走向社会串连，返校后又发起成立“造反”战斗队（“煽风点火”战斗队），苏也是主要负责人。各群众组织联合成立勤务组，苏又是领导成员之一。1967年底为校革委会委员。1968年“清队”中是校专案组成员。1969年3月“纳新”入党，4月就当了党支部副书记，8月份以所谓“左派”被选调区政治组工作。1974年9月被提拨为区委组织组副组长，后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 +　　2、诬陷迫害教师孙秀珍同志。1966年8月，社会上红卫兵抄孙秀珍家时，苏国栋等人得知后，即持体操棒赶到现场，亲自将孙押回学校。在孙受到围攻毒打、批斗时，苏也用体操棒打了孙。并亲自把孙的全家5口人押回原籍。1966年11月孙从原籍回校，苏又抓住孙在“文革”前苏向孙念语录时，孙曾说过“别念了，念也不对我的思想问题”的一句话，便亲自起草大字报，诬陷为“毛泽东思想解决不了我大孙的问题”，使孙受到批判。孙因不愿让批判过她的人再到她集体宿舍的床上睡觉，写了“别靠近我，小心中毒”一张纸条，放在床头被子上。有人发现后，把纸条贴在墙上，并报告苏国栋，苏到现场，亲自用红粉笔将纸条和墙上的毛主席语录连在一起，划了一个大问号，就这样上挂下联把孙写的纸条，上纲为“反标”，把孙打成“现行反革命”。为此，在清队中，孙被隔离审查一年，刑讯逼供，打嘴巴，用皮带、跳绳沾水抽打，压杠子等，批斗时孙被打得当场吐血。审讯时苏大都在场或主持。孙有胃病，苏竟给孙吃猪菜，并说“你吃下去胃病就好了”。孙由于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造成子宫功能性大出血，并染上肺结核，至今留有残疾。 + +　　3、迫害教师潘子琪、彭特生。苏国栋做为专案组成员亲自按潘的头，迫令低头、坐“飞机”，揪潘的头发示众等等。彭被关押期间身患肾炎，全身浮肿，几乎成瘫子，苏仍不分白天黑夜参与主持对彭的批斗和审讯。学生毒打彭，苏也不制止。苏还参与抄了潘、彭二人的家。 + +## 二、现实表现： + +　　苏对“文革”中所犯错误，不主动检查交代，经组织多次帮助才开始认识错误。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1983年7月19日经丰台区委研究，认为苏国栋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决定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的处分。最近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又做了重新讨论，认为苏在“文革”中造反入党、起家，制造冤假错案，刑讯逼供，摧残人身，造成后果，经丰台区委研究决定，开除党籍。 + +　　 （丰台区委提供的材料） + +## 案例之八 + +　　（张长华，男，1946年7月生，北京市顺义县人，1970年11月参加工作，1974年4月入党，高中文化程度，行政22级。） + +　　1972年11月转为国家干部，先后担任共青团顺义县委常委、平各庄公社党委副书记、县化肥厂党委副书记、结喜庄公社党委副书记，1983年7月12日开始停职检查。 + +## 一、主要问题： + +　　张长华于1966年7月在顺义县杨镇中学高中毕业（时年20周岁），即留校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直至1968年9月离校。在此两年间，张长华始终是杨镇中学一派拥有400多人的学生造反组织“红旗造反总部”的主要头头之一，兼任“第一劳改队”队长和驻县联络站的负责人。 + +　　“文革”中张长华曾多次参与指挥并亲自动手用皮带、鞋底、电线、棍棒等毒打纪秩尚、吴西果、汪智等5名干部教师，刑讯逼供、摧残人身。 + +　　1、1966年8月中旬，杨中“第一劳改队”勒令校长赵肄、教导主任纪秩尚、教师吴西果、汪智、宁金华、王荫山、苏廷珍、校团委书记申玮珍、党支委孙贺芝等人进“劳改队”。 + +　　劳改期间，张长华等人强迫他们参加重体力劳动，每天晚上背诵侮辱人格的“劳改条件”，并规定学习时不许坐着等“劳改纪律”，还逼迫“劳改队员”开所谓“狗咬狗会”，经常对他们辱骂、拳打脚踢。 + +　　2、打教师宁金华。成立“劳改队”时，宁金华据理力争，不进“劳改队”，被张长华、秦广、张国荣等人拖到校门外痛打一顿。宁金华被编入“劳改队”后，不去劳动，以示抗议，张长华又拉又推，押到劳动现场后，拳打脚踢。宁金华不堪忍受对其迫害，于1966年8月20日外逃。同年8月24日，杨中“红旗”将所谓“逃亡在外的牛鬼蛇神宁金华”从北京丰盛胡同派出所押解回校，在“反修台”前批斗，张长华直接上阵。当场把宁手表链拧断，手腕子流了血。 + +　　3、1967年7月以张长华为首的一些人，将纪秩尚（现任杨中校长）并押审讯达20天之久，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批斗、毒打纪秩尚同志。1968年8、9月份，张长华等人用板凳面、板凳腿将纪秩尚、汪智、吴西果同志打得浑身是伤。 + +　　4、1967年7月19日晚，张长华、秦广、张国荣等五、六个人，闯进吴西果（现任杨中教导副主任）的宿舍，以吴西果是“八七”造反派组织的后台，“挑动武斗”为名，将吴西果押到“红旗”造反总部，盘问审讯，拳打脚踢，进而强迫吴西果做“喷气式”，用手掌猛砍吴的脖子，用皮带抽打吴的腰部、臀部和大腿。吴西果因受刑不过，曾逃离刑讯地点，又被追上，仰面朝天拖回，几个人猛力将吴往大殿前旗杆石座上撞，吴的腰部被撞伤。然后，将吴拖进大殿，强迫吴站立，吴站不起来，只得跪在地下。毒打后，又将吴锁在西厢房内，直到第二天（7月20日）上午11点左右，在军宣队同志干预下才把吴放出，经过一夜拷打折磨，吴西果左眼被打伤，眼眶青肿，眼球外突，腰部以下疼痛难忍，不能直立，两只胳膊青一块、紫一块，穿的短袖衬衣和裤子也被打坏，用救护车送到县医院治疗，以后由亲属陪同逃到内蒙古呼和浩特（投奔同事家），在内蒙自治区医院治疗一个多月，身上伤痕才慢慢消退。 + +　　1967年7月20日中午，放出吴西果后，张等人又把汪智老师押到龙王庙西配殿北屋审问毒打，有的用塑料鞋底抽脸，有的用电线拧成的鞭子抽打。经十几小时轮番毒打，汪智口吐又苦又绿的胃液，才被放出。回家时，一里多路就走了两个多小时。 + +　　1968年5月份，张长华等召开“红旗”组织会议，让纪秩尚、吴西果、汪智等跳“牛鬼蛇神”舞，转圈跑，谁跑的慢就挨打。让他们在地上打滚、互相对打，侮辱人身，自己取乐。 + +## 二、现实表现： + +　　张长华于1981年8月曾给杨镇中学领导写了一封信，表示赔礼道歉，但他始终未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张自1983年7月12日停职检查以来，经组织多次批评帮助，但对自己在“文革”中的主要错误事实仍未交代，企图侥幸过关。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张长华在“文革”中多次参与指挥并亲自动手殴打教师，刑讯逼供、摧残人身，后果严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经顺义县委研究决定，开除党籍。 + +　　 （顺义县委提供的材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8.txt b/CCRD/0/8/20/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61c9b50ac5ab7f94e159bf0b26103d7a3ec523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8.txt @@ -0,0 +1,61 @@ +# 北京市核查“三种人”工作会议所发的“红卫兵”案例 + +　　案例之一：关于刘峥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查意见 + +　　案例之二：关于付苦力同志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查意见 + +　　 1984年8月14日 + +## “红卫兵”案例之一： 关于刘峥同志“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意见 + +　　刘峥（原名刘南南），女，1949年6月生，大学文化程度，1973年10月入党。“文革”前是北京女三中高中学生，“文革”初，在校内发起组织“红卫兵”，并被推选为“校文革”副主任，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训练部当英语教员，1979年9月因入党时没有交待“文革”中打人致死问题，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已按期恢复正式党员权利）。1981年2月复员，现任北京中医学院外语教研室英语教师。 + +## 一、主要错误： + +　　刘峥“文革”初带领学生造学校党支部的反，多次批斗学校主要领导同志，并以该校党员教师孟令廉等人揭发党支部书记沙坪同志（女，抗日时期的老干部）重用坏人，结党营私等所谓罪行，纠合学生谢南萍、张兰兰等人，于1966年8月19日夜将已多次被打的沙坪同志由“劳改队”大屋转移到学校西小院一间小屋内，审问、毒打，并说：“今夜把她打糊涂了。明天好批斗。”这时参加中山公园四、六、八中批斗市委教育部长张文松等同志大会的部分红卫兵回校，认为学校对“黑帮”的火药味不浓，太右了。刘即打电话向四十一中红卫兵借来皮带，与其他学生用皮带、木棍、鞋底对沙坪同志轮流毒打，长达4个小时。沙几次昏厥，都用凉水浇醒再继续毒打。次日上午召开批斗大会时，沙再次遭受毒打、头发被揪掉数缕、满脸浮肿，眼圈乌黑。几经毒打的沙坪同志仍被抬回小屋关押。下午开会前，发现沙坪同志已死。经人民医院尸检认为：“外伤引起内出血”死亡。 + +　　沙坪同志死后不久，该校对门一居民任之华被红卫兵以“女流氓”为名抓来毒打，任忍受不住口称要死。刘峥得知后说：“别听她那一套，给她一根绳子，就说校‘文革’批准她上吊，看她真死，假死”。结果任即用这根绳子自缢身死。 + +## 二、认错态度： + +　　1967年初，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刘在全校大会上做了检查。军、工宣队进校后，刘也谈了上述错误，并主动到公安部自首，交待了上述问题。刘参加工作后，1979年在落实沙坪同志政策时，刘能如实写清当时情况，态度比较老实。工作表现比较好。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刘峥“文革”初期受极“左”思想影响，打人致死，造成严重后果，所犯错误是严重的。鉴于刘峥“文革”初期时年17岁，尚未成年，打人致死的问题已作过处理，不作为问题提出。 + +　　 （中医学院党委提供的材料） + +## “红卫兵”案例之二： 关于付苦力同志“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意见 + +　　付苦力，男，1949年7月生，山东省寿光县人，高中文化程度。1966年11月因打人致死，被上海市公安局关押，1968年3月释放回京。1969年5月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12月在河南信阳参军。1975年8月，隐瞒了“文革”初打人致死问题入党，1977年3月复员，现在师范学院电教馆工作。 + +## 一、主要错误： + +　　1、积极参与打砸抢活动，造成严重后果。 + +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同年10月份，付苦力伙同去沪串联的学生李树民、李州等人大搞打砸抢活动。在沪9天，抄家19户，打了21人，其中4人被打死，2人被打残。造成哄动上海的“漕溪北路事件”。 + +　　1966年11月9日，李州路过上海市常德路195号，见到贴有195号3室女居民孙绮卿解放前曾被资本家买作妾的大字报后，即闯入孙家，打了孙的耳光，砸了孙的部分家具，并扬言“明日来揍死你”。次日下午，李州纠合付苦力，李树民等人再次去孙绮卿家，进门后将门锁上，令孙跪在碎玻璃上，然后用军用皮带，拖布柄毒打孙，打昏后用冷水浇醒再打，孙被打得血流满地，躺在地上惨叫。孙因内脏出血，当场死亡。李州、付苦力打得最凶。 + +　　1966年11月12日，李州、付苦力等人在上海市陕西南路117号11室居民黄河清家门口，看到黄有一般历史问题的大字报后，即闯入黄家，李州进门先打了黄河清的耳光。黄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付苦力即上前打黄的耳光。接着李州等人用绳子把黄的双手反绑，李州用棉花塞住黄的嘴。随后就用皮带、藤条、皮鞋抽打黄。付苦力用拳头击黄的肋部，并用木板打。李州去厕所后，以付苦力为主继续打，打得黄躺倒在地，血流满地。李州回来后，付苦力用开水浇黄的脸，用火柴烧黄的脚跟，并与李州两人在黄的腿上，脚上按图钉，黄当场死亡。 + +　　1966年11月13日，李州、付苦力等人得知上海市漕溪北路三角街天福里28号居民张俊发是“资产阶级”出身后，即闯入张家，将张俊发和其父张炳生锁在屋内，用铁棍、木棒、扁旦等毒打张俊发、张炳生。付苦力用军用皮带抽打张炳生，将张炳生头部打破，并把张炳生从二、三米高的阁楼上推下去，用箱子压在身上，以后，付又用铁棍打躺在地上的张俊发，并同李树民用开水往张父子两人的头上、脸上浇，付还用烧红的煤球烫他们的脸。当群众闻声赶来时，张俊发已被打死，张炳生奄奄一息，经抢救无效，于次日死亡。 + +　　此外，被李州、付苦力等人打残打伤的还有：沈仲寅（男，日伪时曾任安徽省工业厅顾问，后经商，解放后无业），沈头部被打破，胸肋骨被踩断一根，李骏恩（原系美商普益地产公司华理）被打后，双目失明，听觉失灵；郑佩凤（女）头部被打破，嘴角被打开；池云龙，头部被打破，伤口被撒上盐，喷“滴滴涕”。付苦力还强迫池吃蘸血的苹果，喝掺血的牛奶。 + +　　2、非法抄家，抢劫财物。 + +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付苦力曾抄过北京市委外办主任辛毅同志的家，将辛的一只东德手表据为己有。 + +　　1966年10月，付苦力南下串联，在南宁、杭州、上海等地的十余天中抄家21户，砸毁16户人家的家具箱柜，抢劫大量财物。计抢劫人民币800余元，手表3只，挂表1只，粮票数百斤，及望远镜、放大镜、钢笔、打火机、手电筒、刀子、毛巾等物品，均被付苦力等人挥霍。 + +## 二、认错态度及现实表现 + +　　付苦力到师范学院后思想上比较沉闷，政治学习很少发言。工作表现一般，因违反规定给亲友播放武打内容录相带等问题，多次受到领导的批评。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付苦力“文革”初期组织、参与打砸抢，摧残人身，手段残忍，非法抄家、抢劫财物，性质恶劣，后果严重。鉴于付苦力“文革”初期时年17岁，尚未成年，对其所犯严重错误记录在案，开除党籍。 + +　　 （师范学院党委提供的材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09.txt b/CCRD/0/8/20/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4e920a45e66f76f93a8fc8e0905d6535a267780 --- /dev/null +++ b/CCRD/0/8/20/000009.txt @@ -0,0 +1,25 @@ +# 关于对姚殿选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 +　　<【中共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 + +　　姚殿选，男，汉族，63岁，1947年参加工作，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行政14级，历任哲盟盟委副秘书长、科左中旗革委会副主任，哲盟盟委办公室副主任。 + +　　姚殿选于1968年7月任科左中旗革委会副主任（二把手），12月兼任旗“挖肃”领导小组副组长（二把手），自12月23日革委会主任陶克同志，被哲盟点名批判后，姚即主持了全旗“挖肃”工作。在此期间，全旗自上而下大挖“新内人党”，被揪斗一万多人，致伤致残2700多人，致死832人。 + +　　1968年11月，姚殿选在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第四次全委扩大会上提出，“‘左中’阶级斗争复杂，国民党撤退时‘撒过灰’，留下了残渣余孽”，“‘左中’出黑帮，13级以上干部就有39名，分布在内蒙古各地”，“西有土默特旗，是乌兰夫宫庭政变的黑据点，东有乌（兰夫）、石（光华）、云（曙碧）搞宫庭政变的东大门——‘左中’”，“‘新内人党’不仅上边有，下边也有，副旗长以上的无数”。 + +　　1968年12月24日至1969年2月2日，在姚主持下，搞了旗革委会的反右整风，在40多天的时间里，共开会32次，姚亲自主持了31次。他多次讲话，竭力鼓动反右倾、大挖“新内人党”。在这次整风中，革委会主任陶克同志、副主任乌兰朝鲁、常委郑德林同志被打成“内人党党魁”，姚把持了全旗工作的主要领导权。他把全旗划为4片，派出4个“挖肃”组，并把旗革委的部分委员派到乌兰花等公社督战，姚亲自给他们布置任务。同时，在旗“革委”机关动“大手术”、搞“大换血”。全机关132名工作人员，有70多人被打成“内人党”，致死21人，致残14人，连姚的秘书也被打成“内人党”骨干。姚还亲自抓了人民银行、食品公司两个“挖肃”点，鼓动刑讯逼供。旗银行副行长额尔敦扎布同志因受刑不过投井自杀（未遂），姚去银行说：“‘内人党’交待后就自杀，自杀不成就翻案，这是‘内人党’的必然规律，你们不要怕嘛，这么大的运动，死几个人怕什么，你们……对内人党骨干要给最大的压力，要给必要的加温，他会交待问题的”。致使仅有46名职工的银行，被挖出“新内人党”22人。姚把这个单位的做法作为先进经验推广，并作为先进集体出席盟、旗先代会。 + +　　1969年1月，姚亲自主持召开了全旗公社党委书记和重点大队干部参加的太平公社新民村大队“挖肃”现场会，当场游斗了公社党委书记、学校负责人和医院大夫5人，会议结束时姚赞扬新民村大队挖肃搞得好，要全旗学习。该现场会后，仅太平公社就揪斗112人，致残46人，致死12人。 + +　　1968年12月初，在姚的提议下，从旗“五七干校”抓来白达木林（旗统战部副部长）、那申宝音（旗组织部副部长）、特木尔（旗农牧局长）、宝尔少布（旗宣传部负责人）等4名同志，关在“第二专案组”进行严刑逼供，姚亲自审讯白达木林同志。特木尔同志被第二专案组打死，其他3人被打残。之后，姚还批准从“五七干校”抓来5名科局长，严刑逼供，造成伤残。 + +　　姚还亲自指挥搞刑讯逼供。69年1月姚在夜间去“第二专案组”，当那申宝音被打昏迷时，姚手持炉钩子气势凶凶地说“内人党是亡命徒，死一二个没啥，死人是支流，应该抓大方向”。不到一个月时间，竟有4名同志被打死。 + +　　由于姚的鼓动，全旗用残刑达100余种，挖出“新内人党”变种组织70多个，受害者一万多人，造成了严重恶果。对此，姚殿选负有组织、指挥和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重大责任，民愤很大，经自治区党委批准定为打砸抢分子，开除出党。 + +　　 1984年11月1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10.txt b/CCRD/0/8/20/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b7c23ca86ec7e1d633777dcf431a2a558ef54bb --- /dev/null +++ b/CCRD/0/8/20/000010.txt @@ -0,0 +1,37 @@ +# 关于孙峰“文革”中表现的材料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 + +　　孙峰，男，汉族，现年46岁。56年应征入伍，61年入党，64年转业到内蒙银行，72年调内蒙教育局，现为内蒙教育厅一般干部。 + +## （一） + +　　孙峰于“文革”初期，在内蒙银行组织了“火炬战斗队”并当了这个队的头头（4·13后解散）。挖肃期间充当了“黑帮队”看守和挖“新内人党”第一小组副组长。孙在此期间先后参与过对原内蒙银行行长吴广荣、副行长戈壁和色恩、苏格、锐军、阮平、云昆山、贾金海、杨乃忱、刘文跃、张秉昌、乌云等同志的刑讯逼供。因其打人凶狠被称为“孙阎王”。 + +　　1968年底，为迫使原银行党组书记、行长吴广荣同志交待“内人党”问题和财贸口“内人党”组织名单，孙亲手脱掉吴的上衣，拳打脚踢，用鞭子抽打。吴被逼服毒，抢救脱危后，又从医院揪回银行继续批斗。致使吴广荣同志腰椎粉碎性骨折，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 +　　68年12月份，为迫使银行干部苏格交待“内人党”问题，孙对苏多次毒打，一次连续打嘴巴十多个，打得苏鼻口流血，还动用铜钥匙和铁米尺捅苏的肋骨，致使苏格同志严重伤残。 + +　　为将原银行计划处长阮平同志打成“内人党分子”，孙峰带领宝玉山等人，将阮的上衣剥光，烤火炉，拧手腕，捅肋骨。更为严重的是在阮平刚动过阑尾炎手术，伤口尚未愈合的情况下，连续武斗40多个小时，致使阮平同志的左肩、右腕和腰椎等部位造成严重伤残。 + +　　为迫使原银行干部云昆山同志交待“内人党”问题，孙峰带领徐满、韩宝玉等多次毒打云昆山同志，云有时被打得当场休克过去，缓过气来再打。孙边打边叫嚷：“今天不承认（内人党）我就叫你见阎王”。 + +## （二） + +　　孙峰及其同伙为获取“内人党”组织证据，于69年元月份，指令原银行农牧处长色恩交待“内人党”组织名单。色不供认，孙峰带领徐满、计海山等人对色进行了多次武斗，拳打脚踢，烤火炉，五花大绑，用麻绳抽，铁炉钩打，用铜钥匙捅肋骨。致使色恩同志的手、腿、眼、肋等部位多处受伤。色被逼跳楼摔伤后，又以“企图叛国投修”的罪名继续批斗，逼交“名单”。色被逼无奈，在隔离室用一张包饭票的旧信纸写了21个人的名单，交给孙峰。孙交给工宣队进行拍照、复制后，分送滕海清办公室和内蒙革委会核心小组，成了显赫一时的所谓“内人党”组织的第一份原始证据。 + +　　69年1月份，孙峰在审讯原银行干部乌云同志时，以指供、诱供的手段强逼乌云同志交待所谓“新内人党”的“党章党纲”。 + +## （三） + +　　74年在批林批孔期间，孙峰纠合原内蒙教育局干部汪洪才，利用“永红小学事件”，上挂下联，于4月12日在原教育局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发表了“坚决支持王洪文关于永红小学问题批示”的声明。声明中提出“我们要按照江青同志的建议，学柳下跖的办法，造反！”并将声明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楼道内，随后又印发到社会上。同一时期还到师院和内大进行串联活动。 + +　　孙峰对自己的错误，在落实政策期间作过一些检查，但态度不够端正，避重就轻，混淆是非。整党以来虽经领导和同志耐心帮助，但认错态度仍然不好。 + +　　教育厅党组认为：孙峰在“文革”期间，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实属打砸抢分子，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 +　　 1984年11月1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000011.txt b/CCRD/0/8/20/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3383d254a7b4224b8ac157f92b8d2fac4c8acff --- /dev/null +++ b/CCRD/0/8/20/000011.txt @@ -0,0 +1,27 @@ +# 关于王玉山文革中表现的材料 + +　　<【内蒙古党委运动办公室】> + +　　王玉山，男，汉族，43岁，1960年3月入伍，1961年10月入党，现为内蒙古民政厅干部。 + +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王玉山是内蒙古军区步校（师级单位）的排级管理员。步校开展“四大”后，他与另一人发起成立了战斗队，后当上了步校《东方红》造反总部的材料组长、副政委（第三把手）。步校成立革委会和党的核心小组时，任革委会副主任、核心小组副组长（第三把手）。从1968年2月26日起主持步校的党政全面工作（一把手外出“支左”，指定王主持全面工作），直到同年7月步校撤销。1968年12月调任三〇师后勤部副科长、团后勤处长（正营），1976年5月任师后勤部副部长（副团）。1979年10月转业到内蒙古民政厅。 + +　　在王玉山主持步校全面工作137天内，王主持召开革委会和党的核心小组会议19次，迫害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其中：决定判刑、劳教了8人，甚至11岁的阿拉坦巴根被劳教1年、12岁的齐永军被劳教2年；取消预备党员资格和开除党籍的7人；开除团籍的1人；对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鲍荫扎布、步校校长巴音图、政委王桐三等7名领导干部建立了专案，进行迫害；给戴上各种帽子的3人。 + +　　1968年1月18日王玉山在“刮红风”大会上，当众宣布对扎木苏、刘承华二同志实行“群专”，并抄了家。王还亲自参与提审步校校务部干部李震洲同志的爱人刘尔静（物资局科长），进行刑讯逼供，致使刘尔静同志终身残废。 + +　　所谓“新内人党”中央委员会名单，是在王玉山主持下打出来的。1968年3、4月间，王玉山先后两次主持研究“鲍荫扎布专案”之后，步校《东方红》伙同内蒙古大学“巴图专案组”的一些人，对鲍荫扎布同志搞突击审讯，经一昼夜的刑讯逼供，搞出了所谓的“新内人党”中央委员会名单。5月3日王玉山主持革委会议决定“向滕海清办公室汇报”。这个名单就成了滕海清等人挖“新内人党”的重要依据。 + +　　1967年6、7月间，王玉山参与策划并亲自派车由张风元、梁富带领步校《东方红》总部的60余人到军区机关造反、查抄文件。抄了军区副政委刘昌等同志的办公室，抢走文件100余份和保卫部审讯记录1本。 + +　　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王玉山攻击邓小平同志，曾对刘万荣同志说：“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出来，出来就要翻案。” + +　　粉碎“四人帮”后，王玉山不认错、不检查，还说什么“跟毛主席跟坏了，一辈子洗不清”。扬言“军区不给做结论，我要上告”。整党开始后他说：“有什么问题整党见”，态度不好。 + +　　根据上述事实，王玉山属于造反起家的人，应开除出党。 + +　　 1984年11月15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0/names.txt b/CCRD/0/8/20/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38fa21a7ac8148ac949e335b3f33df276be57b0 --- /dev/null +++ b/CCRD/0/8/20/names.txt @@ -0,0 +1,12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胥明德的刑事裁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李超文的刑事裁定书 +关于张银柜“文革”中表现的材料 +许昌县人民法院关于为蔡大同平反的刑事判决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覃锡明刑事裁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黄天辉的刑事裁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徐善富的刑事裁定书 +北京市核查“三种人”工作会议所发的“三种人”案例 +北京市核查“三种人”工作会议所发的“红卫兵”案例 +关于对姚殿选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关于孙峰“文革”中表现的材料 +关于王玉山文革中表现的材料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0.txt b/CCRD/0/8/21/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df108a19d83f1154c85881e169d33e2a1b517ee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0.txt @@ -0,0 +1,25 @@ +# 关于柴文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县委> + +　　柴文，男，汉族，54岁，丰镇县人，初中文化，1953年参加工作，1959年入党。“文革”前是丰镇县农林局干部。“文革”中调丰镇县水电局，现系丰镇县水利局干部，技术12级。 + +　　“文革”初期，柴文参加了丰镇县原人委机关成立的造反组织——“联总战斗队”。 + +　　1968年10月，挖“内人党”期间，丰镇县在原人委院设立了“主战场”，并成立了专案组，负责全县的挖“内人党”运动。专案组下设一、二、三排和重点排。重点排的主要任务是审讯那些“交待不好的内人党分子”，于千虎（已开除出党）任排长，柴文任副排长，组织指挥刑讯逼供。柴伙同于千虎等人，使用低头、弯腰、打耳光、脚踢、拳打，麻绳沾水、柳条、镐把、木板抽打，烤炉子，“夹筷子”等多种刑罚，对王建功、杨国柱等25名干部进行打击迫害，造成1人全残，14人基残的严重后果。 + +　　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重点排审讯原人委办公室主任李耀庭同志，柴文、高付等人用“以毒攻毒”的办法，事先将一部分受审的“内人党分子”集中在一起，强迫他们打李耀庭，并威胁说：“看看你们的立场，如不动手，小心你们的！”。柴文将他们分成几班（每班4人），对李轮流进行武斗，两人揪胳膊，两人揪腿，抬起来，再往砖地上蹾，这样轮番蹾了一个小时左右，致使李的腰部遭受严重损伤。李耀庭同志在重点排受审期间，柴文等人对其采用了低头，弯腰，绳子捆，烤火炉，麻绳沾水抽等刑罚，柴亲自给李的手指中间夹筷子，进行刑讯逼供。李的手上至今留有明显的伤痕。 + +　　68年11月，原县人民银行行长杨国柱，被定为“内人党嫌疑分子”，12月转入重点排受审。一天，杨被提审，一进门，柴就问：“你想好了没有？”，杨说：“我没有参加过什么内人党组织”。柴冲上去打了杨几个嘴巴，并使劲揪住杨的头发，因用力过猛揪下一大把（至今头皮上留有伤痕）。接着柴又亲自将杨的胳膊揪住，指使他人给杨上“手夹子”，夹得杨国柱同志手指鲜血直流，疼得在地上打滚，直至昏了过去，柴等人又把杨拖到屋外，用凉水浇醒。杨在重点排受审一个多月，柴等人多次对其进行严刑逼供、拷打，致使杨国柱同志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留下了高血压、动脉血管硬化、肥大性脊椎炎、偏瘫等严重残疾。 + +　　1968年12月底，柴文、于千虎等人在对白子亮的一次逼供中，他们把白捆绑起来，先是脚踢手打，弯腰，打耳光，然后将白的裤子脱掉，用柳条和棍子抽打，致使白的身心遭受严重摧残。 + +　　68年12月期间，柴文伙同于千虎等人，对夏俊秀进行武斗逼供，先将夏捆绑起来，后又脱掉夏的裤子，用柳条在屁股上抽打，逼他承认“内人党”，夏不承认，他们就换用镐把进行毒打，还使用了指头缝里夹筷子等刑罚，对夏进行严刑逼供。 + +　　68年12月下旬，柴文在重点排对原组织部长王建功同志进行了武斗逼供。他伙同王占山将王建功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用柳条、镐把在王的身上狠抽，乱打。柴还亲自给王手指间夹筷子，用手使劲捏，后又用绳子将王的手指捆住。由于用各种刑罚的摧残，造成王的手指、胳膊麻木发抖等后遗症。 + +　　综上所述，柴文在“文革”初期，积极参加造反组织。在挖“内人党”期间，参与组织指挥，刑讯逼供，迫害干部、群众，并直接动手打人，后果严重。粉碎“四人帮”后，在落实政策过程中，柴文认错态度较好，能主动向受害者赔礼道歉，并揭发他人，得到了多数受害人的谅解。整党开始以来，又能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据此，丰镇县委决定：对柴文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定为犯严重错误，给予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1.txt b/CCRD/0/8/21/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a32d59d6195d01141c46b93cbe76eefcb10ae9e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1.txt @@ -0,0 +1,21 @@ +# 关于秦金龙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丰镇县委> + +　　秦金龙，男，汉族，54岁，高小文化，原籍山西岱县。1945年入伍，1949年8月入党。行政18级。现为丰镇县基本建设局离休干部。 + +　　秦在部队先后任警卫员、通讯员、副班长、班长等职。在解放战争中立过战功，赴朝战斗中负过伤。1955年复员后，一直担任丰镇县粮食局基层粮站党支部书记、主任。 + +　　在“挖肃”及挖“内人党”期间，秦是丰镇县承旺庄粮站党支部书记兼主任。当时秦按照公社的部署，组织指挥对本粮站被审查对象的批斗，并亲自动手，刑讯逼供，造成严重后果。 + +　　68年12月中旬，秦从公社参加反右倾会议后回到粮站，立即召开“骨干”会议，研究安排追逼本站职工吕富和（吕在日伪时期曾当过警察）的枪支问题，和张让、赵丙英、范艮州等人的历史问题。12月21日晚在粮站磅房内，由秦指挥，先将张让、赵丙英捆吊逼供，而后又将吕捆上吊起来刑讯逼供，强逼吕承认藏有枪支。在严刑逼供下，吕假供有长枪。放下来不久，又吊起来，逼其承认藏有短枪。吕又假供有“2把盒子”、“八音”、“3把连枪”，并说枪埋在城内×院南墙下。将吕放下来后，秦对吕说“如果真有，就派人进城取枪，如没有，连累好人二罪归一。”吕当即推翻了自己的口供，秦十分恼火，说吕不老实并亲自上去将吕捆起来，又吊在梁上，同时给吕的脖子上挂了3块铁道垫板（约30多斤），此时逼问什么，吕就供什么。直到晚11时秦让吕回去“继续交待问题”。第二天一早吕趁看管人出去打水之机，跑出关押室投井死亡。 + +　　秦金龙在“挖肃”期间组织指挥刑讯逼供，并亲自动手捆绑、吊打摧残职工群众，致使吕富和同志被迫含冤身亡。使张让、赵丙英等同志的人身也均受到不同程度摧残。 + +　　粉碎“四人帮”后，在落实政策中秦能主动检查交待自己的错误并积极联系安排受害者子女就业，主动照顾吕的遗属，帮助解决生活困难，取得了受害者的谅解。 + +　　根据秦金龙所犯错误事实和本人一贯表现及认错态度，按照中央〔84〕17号文件精神，丰镇县委常委会研究认为：秦金龙所犯错误是属于一时一事上干了坏事。本人又是工作多年的老干部，曾为党、为人民作过贡献。现在又已离休。本人对所犯错误，多次检讨，并有悔改表现。为此认定：秦金龙属于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决定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2.txt b/CCRD/0/8/21/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397c85e8275ba4f0e0b112108f6a515801444ac2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2.txt @@ -0,0 +1,21 @@ +# 李博清在“文革”中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案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 +## 一、基本情况 + +　　李博清，男，63岁（1985年），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高小文化，瑶族，原系道县洪塘营公社牛栏洞大队人。1967年在洪塘营公社加工厂缝衣（裁缝）。现住江华县湘江乡田冲村。 + +## 二、主要犯罪事实 + +　　1967年8月26日晚上，李博清与本厂职工欧××到洪塘营（红花）大队仓库边参加该大队召开的贫下中农大会。到会场时，听到部分干群就本大队地富分子及其子女是否杀光的问题争论不休，争执中部分人离开了会场。李博清见况即说：“不要走！留着四类分子干什么？不杀四类分子，我们贫下中农就站不住。我们来支持你们，你们还讲不杀。你们不去杀，我去杀！……”该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明凤见有人支持，使同意将本大队地富杀光。彭美清将关在仓库内的六名地分子用铁丝捆好；又带领民兵将所有地富子女抓起来，统一押到锡古坪矿井边。陈明凤提出用鸟枪打。李博清说：“怕惊动躲在山中的地富，推活的下矿井好些……”接着，李博清就将地富分子及子女成纯任、李泽元等24人推下矿井杀害。 + +　　1967年8月27日中午，洪塘营公社黄家塘大队祝玉甫、祝玉成等8人，押着地富子弟祝玉枝、祝吉学、祝玉记准备到锡古坪去杀，途中遇见李博清，当向其问起锡古坪矿井在何处时，李博清便带领他们到锡古坪矿井边，李亲自将祝玉枝、祝玉记推下矿井放水淹死。 + +　　（……）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85年2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3.txt b/CCRD/0/8/21/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58a90634e1f58b0493d8994820a8609da58fe97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3.txt @@ -0,0 +1,25 @@ +# 李顺运在“文革”中奉命组织杀人案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 +## 一、基本情况 + +　　被告人：李顺运，男，现年47岁，高中文化，汉族，“文革”中任道县祥霖铺公社团委书记，现任道县上关乡科教助理员。 + +## 二、主要错误事实 + +　　1967年8月25日，当时祥霖铺（区）副区长苑礼甫，在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召开了全区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及部分脱产干部会。会后苑礼甫对李顺运说：“小李，你明天到久佳山（大队）去，把杀人情况带回来”。因此，李在8月26日上午赶到久佳山大队。该大队的干部根据头天上渡会议精神，正准备召开群众大会杀四类分子。李在会上讲话说：“贫下中农要团结起来，向地富四类分子实行专政，他们要翻天，我们就坚决镇压”等。会后该大队当天把四类分子及子弟杨天甫、杨开佳等16人，拉到鸟仔塘边的树林里，先用鸟枪打，后用刀砍死了。 + +　　8月27日上午，祥霖铺公社祝福大队张先训、何秀清到上渡民兵指挥部请示是否能杀地富，副指挥长黄尚森说：“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贫下中农讲怎么办就怎么办；你们怕杀，我们就派人去杀。”后指挥部负责人周润贞对李说：“小李你去，祝福（大队）是你们公社的。”李就随“张”、“何”二人来到祝福大队，立即主持召开大队干部会。会议决定要将四类分子及子弟刘成先、刘成认等6人杀掉。接着该大队召开了群众大会，李顺运在会上说：“狗是改变不了吃屎的，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会后李亲自带领民兵将被杀的6人押到盐母塘公路边，先由民兵用鸟枪打，后用马刀、梭镖砍杀。李顺运带领民兵张宪顺、刘成谋等人对被杀的进行检查，李发现刘成先还跪着未死，就用梭镖将他杀了一刀，刘就倒下死了。当晚李回到上渡指挥部，向苑礼甫、周润贞作了汇报。苑对李说：“大盘（大队）、小盘（大队）明天开大会，要杀四类分子，你去掌握一下”。8月28日，李叫下蒋公社团委书记杨守元同他一起到小盘大队。该大队原决定杀四类分子及子弟12人，李到该大队后，召开了群众大会，并在会上讲话说：“四类分子要翻天，我们坚决镇压，现在他们搞暴动，要杀共产党员、革命干部、贫下中农，我们要对他们实行专政，该杀的就坚决杀掉。”会后该大队将四类分子及子弟共12人用鸟枪打或用刀杀了，李对被杀者还一一作了检查。 + +　　8月29日清早，苑礼甫对李顺运说：“今天你去久佳山（大队）掌握一下杀人情况，要个数回来”。李吃完早饭就赶到了久佳山大队，找到大队正副支书杨迎晶、杨角阅，主持召开了全大队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研究决定了杀人名单，又召开了群众大会，李在会上讲了话。讲完后该大队将被杀的人喊一个出来先用木棒先打一顿，之后，李顺运带领民兵将被杀的25人押到鸟仔塘的树林里，用鸟枪打和用刀砍杀。其中地主子女杨田梅，当时未死在地上滚，李用梭镖对其补了一刀后死亡。 + +## 三、处理意见 + +　　综上所述，李顺运在“文革”中，多次奉命组织杀人，共组织杀死56人，性质严重，本应从严惩处；但鉴于其在三中全会以来表现较好，能认真彻底交待自己的问题，应给予政纪处分。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85年2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4.txt b/CCRD/0/8/21/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ff0871383df43d9ad611f84b9c881228cf90671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4.txt @@ -0,0 +1,25 @@ +# 盘家端在“文革”中组织指挥杀人案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 +## 基本情况 + +　　盘家端，男，56岁，中共党员，1953年7月参加工作，1954年1月入党，1967年任洪塘营公社党委副书记，现任四马桥乡协理员。 + +## 主要犯罪事实 + +　　1967年8月26日，盘家端根据区里召开各社成立自卫队、抓好阶级斗争的会议精神，召开了全公社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贫协主席会议。会上，盘家端讲了形势、阶级斗争、生产等问题。在讲杀人问题时，表扬了红花大队杀人进度快（该队25日杀了15人），要求各队向红花（大队）学习；表扬了黄家塘大队支书祝玉亮杀人干劲大（“祝”当日清早参与该队杀了五人才到公社开会）。盘家端强调说：“最坏的四类分子，经过贫下中农讨论，还可以杀一二个。”这个会后，全公社先后杀了146人。 + +　　（东江源大队因路远没有参加8月26日公社召开的会议。8月28日，盘家端与其他两位公社干部赶到东江源，当晚，“盘”主持召开了大队干部会，“盘”在会上说：“你们大队四类分子这样多，阶级斗争复杂，不干掉一批，关在屋里难要劳力管。”最后决定杀李祖文等9个四类分子，并同意从麻风病院请麻风病人来杀。） + +　　8月29日，公社通知各大队于30日到公社开紧急会（制止杀人会），东江源大队民兵营长廖明旺打电话问公社开会时间，盘家端接电话说：“你们那个任务完成没有（指杀9人）？没有完成就在家完成那个任务算了。”后该队没有参加开会，8月30日和31日两天，请麻风病人来杀了23人（除杀了已经决定的9人外，另外还杀了13人）。 + +　　处理意见 + +　　盘家端，两次召开会议，组织、指挥杀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85年2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5.txt b/CCRD/0/8/21/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a4943440cd8d9fe2a96af3feaf896292a976f61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5.txt @@ -0,0 +1,21 @@ +# 苑礼甫在文革期间组织指挥杀人案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 +## 一、基本情况 + +　　苑礼甫，男性，现年（1985年）45岁，大学文化，中共党员，道县人，现系东安县乡镇企业局干部，“文革”期间任道县祥霖铺区副区长兼秘书，区上渡民兵指挥部负责人。 + +## 二、主要犯罪事实 + +　　1967年8月21日，祥霖铺区上渡民兵指挥部，在苑礼甫的策划下，正式成立，苑礼甫为主要负责人。当时，全县已出现杀人的现象。8月23日，苑礼甫与区“红战士”司令杨景荣、（上渡）民兵指挥部另一负责人，区组织干事黄尚森在祥霖铺公社水龙农中召开全区脱产干部和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会议，在会上，苑礼甫说：“我们区有的大队的四类分子已经集中睡觉、开会了，要杀我们贫下中农、党团干部、积极分子。武装部的枪被‘革联’抢了，公、检、法瘫痪了，六区的贫下中农已经行动起来，把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用锄头打死。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我们贫下中农。”为祥霖铺区的杀人造了舆论。8月24日傍晚，黄尚森组织民兵杀了三个人后（地富子弟），25日全区出现陆续杀人的现象。25日晚上，祥霖铺公社上渡大队杀害了周会学等4人后召开群众大会，苑礼甫又在群众会上说：“刚才被镇压的四类分子真是反动已极……被贫下中农镇压了，杀得好！”再次为杀人造舆论。8月26日下午，苑礼甫接到在营江开会的蒋光德（区法庭干部）的电话，蒋在电话上说：“罪大恶极的、贫下中农迫切要求的，该杀的可以杀，但要批了才能杀，要注意阶级路线，马上要刹车了，形势抓紧点，抓全面点。”苑接电话后，要黄尚森通知在指挥部的脱产干部和民兵排长以上干部晚上开会。当晚，黄尚森把干部召集到上渡村前晒谷坪后，苑礼甫又把黄尚森以及祥霖铺公社团委书记李顺运、审章塘公社组委蒋贤拓、下蒋公社团委书记杨守元、新车公社培植员李正仁、岺江渡公社武装部长张花荣叫出会场，开了个小会。苑在小会上说：“蒋光德同志从营江打了电话回来，叫我们要采取措施，抓紧抓平衡。指挥部想抽民兵下乡督促一下。”其余六人均同意后，即到晒谷坪召开干部会。苑礼甫在会上说了县城两派斗争的情况，蒋光德的电话内容和抽民兵回大队督促杀人的决定后，还说：“原来判一个人的死刑，要写好多材料，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特派员（指蒋光德）开会回来后，又要批了。”会后，苑礼甫又单独给指挥部的民兵营长、郎龙大队支部书记杨秀志布置，第二天民兵集合时讲话的任务。27日清晨，民兵集合后，杨秀志在会上说：“昨天晚上，开了个班排长以上干部会，苑区长布置了今天各大队回两个民兵去，任务是支持大队杀地富分子，我们回去要防止二中‘革联’出来抢人。”苑礼甫最后在会上说：“同志们回去执行新的任务，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完成，三天以后听通知上来会师，听同志们胜利的消息。”会后，全区67个大队都回了民兵（三天共杀569人），仅祥霖铺公社久佳山、郎龙，新车公社八家、莫家湾，下蒋公社大井，审章塘公社的松柳六个大队的民兵回大队后，便杀害了108人。 + +## 三、处理意见 + +　　苑礼甫组织指挥上渡民兵指挥部的民兵突击杀人，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追究苑礼甫的刑事责任。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85年2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6.txt b/CCRD/0/8/21/00000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0fc044c14bf8c9a51e1bd84027567964da54494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6.txt @@ -0,0 +1,25 @@ +# 郑逢姣在“文革”中组织策划杀人案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 +## 一、基本情况 + +　　郑逢姣，男，现年73岁，本人成份农民，汉族，住杨家乡郑家村，文革期间任大队支部书记。 + +## 二、犯罪事实 + +　　1967年8月上旬，郑逢姣因怀疑地主子弟郑生尧报复其而外出躲避，8月中旬得知本大队已杀地富便返回家。8月27日上午，郑逢姣主持在郑开德家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上说：“前三批杀得很好，这次我回来，也要杀一批……”并点名要各队报名单，后决定杀七人。当天下午，郑逢姣指挥将郑际东等七名地富分子及子弟用绳子勒死（是命令一些没被杀的地富子弟勒的）。 + +　　同年9月14日，郑逢姣在郑开德家主持召开大队支委会，并在会上说：“要大家商量一下，是不是再杀一批……”会议当中，杨家公社主任彭心明、公安员樊书宋等三人来到会场，郑逢姣将开会内容告知三人后，樊书宋提出：“‘九五’命令早下了，杀人问题影响很大，不能再杀了。”郑逢姣不听劝阻，并说：“我们大队四类分子这样多，又这么坏，不准杀也要杀。”由于部分大队干部支持郑逢姣，彭心明无奈，只好说：“我的先生，‘九五’命令早下了，不准杀人了，你们要搞就搞远点，搞到宁远界子边去，免得影响我们公社。” + +　　当天下午，郑逢姣组织召开了生产队以上干部会，在会上重复了在支委会上的讲话内容，并分任务到各队。次日，郑逢姣指挥民兵，将19名地富及子女押至宁远欧冲垒山里杀害。 + +## 三、处理意见 + +　　郑逢姣在“文革”中先后两次组织本大队杀人，特别是在制止杀人后，不听劝阻，杀害十九人，情节恶劣，后果极为严重，应追究刑事责任。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85年2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7.txt b/CCRD/0/8/21/00000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bbe1433e85a147bd75b040df6ce3d3dc9e99c05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7.txt @@ -0,0 +1,31 @@ +# 郑有志在“文革”中煽动和暗示杀人案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 + +## 一、基本情况 + +　　被告人郑有志，男，现年（1985年）五十岁，汉族，中共党员，高小文化。1950年入伍，55年转业，62年至68年任道县清塘区武装部长，“文革”中担任道县“红联”前线作战指挥部指挥长，现为道县糖厂一般干部。 + +## 二、主要犯罪事实 + +　　1967年8月10日，道县“红联”司令张明耻在县城打电话到清塘对郑有志说：“8月8日晚上，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全部被‘革联’抢走。”郑回答说已知道此情况了，并告诉张已给几个区的武装部长联系了，要求张向全县下个通知，在清塘召开全县武装部长会。8月11日郑有志在（清塘）营乐园铁矿召开了有钟昌友等六个区武装部长参加的会议，统一对“8?8”抢枪是反革命政变的性质，商量组织全县民兵对付“革联”。15日又在营江召开了全县区、社武装部长会议，研究集中民兵攻打二中“革联”总部。8月18日，郑有志、贺霞（县“红联”政委）、张明耻策划成立营江“前线作战指挥部”，郑有志任前线民兵指挥部指挥长，他在会上宣布：“今后一切行动要听从前线作战指挥部的指挥。” + +　　8月17日，郑有志在清塘俱乐部召开全区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和党团员会，郑说：“革联抢了武器部的枪，搞反革命政变了……四类分子杀了贫下中农和干部家属，八区杨家公社的四类分子已有100多个上了山，六区也有。据我们破获的反革命组织交待，他们要配合美蒋特务在10月1号大暴动，血洗清塘，现已有行动了。同志们！他们要杀我们的党团员、干部和贫下中农，我们怎么办？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了。他们先杀哪些人？还不是先杀我们在座的这些人，如果给他们暴动起来了，我们贫下中农和在座的人脑壳都会掉。现在敌人在磨刀了，我们可以组织起来自卫反击，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一散会，久佳公社公安特派员蒋柏柱带领与会的约四十人到该社上塘大队用石头、木棒将唐玉（右派分子）打死。 + +　　8月19日上午，郑有志在营江公社良种场召开“前线作战指挥部”成立大会上，对全县“红联”头目和在营江指挥部的三百余民兵说：“国内阶级敌人活动猖狂，搞阶级报复，我们六区廖家大队有几个四类分子晚上召开秘密会，准备搞暴动，要杀贫下中农，被贫下中农发现，把他们包围起来抓到用锄头、扁担、石头干掉了，有两个没有打死跑掉了，真是可惜。八区、十一区有的四类分子和子弟逃跑上山为匪，贫下中农自己组织起来对那些个别搞阶级报复，要杀贫下中农的、罪大恶极的、民愤很大的首要分子杀了，这是好事，不是坏事，杀了还不是杀了。”郑当晚召开庆祝“前线作战指挥部”成立文娱会上再次煽动说：“四类分子活动猖狂，贫下中农杀几个四类分子，这是革命行动。过去农村杀人要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现武装部、公安局处于瘫痪，无人管，贫下中农自己起来对四类分子进行专政，革命行动好得很。四马桥郑家大队的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杀了几个四类分子，这是革命行动。” + +　　（8月28日，张明耻在营江召开的全县武装、政法干部会议上，传达了47军制止滥杀的《社情电报》后，郑有志讲话说：“万一思想工作做不通，对个别罪大恶极的只能杀个把崽，也要先报材料，乱搞是不行的。”） + +　　在全县制止杀人后的8月31日，郑有志在清塘俱乐部召开民兵、干部约二百多人的大会，在讲农村形势时，郑说：“四类分子要翻天，我们就斩草不留根。” + +　　67年8月20日晚上，久佳公社上塘面大队唐琴（四类分子，因害怕被杀外逃）和其儿唐启能、清塘公社廖家大队魏进福（四类分子，因害怕被杀外逃）在县城被邮电局职工付万春等抓住后，付打电话给郑有志，郑说：“这三个人是坏家伙。”当晚约三点钟，郑派指挥部民兵黄澄、许兢等四人将其三人押到营江。次日上午，郑对上塘面大队干部唐承文、唐承习，廖家大队干部周祥（均系指挥部民兵）说：“这三个人是炸邮电局的，送回去交贫下中农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在路上不要给他们跑掉了，跑了就是你们的责任。”郑交待后，当日下午，唐琴、唐启能被本大队民兵押回抢杀；魏进福被押回本村于9月8日杀害。 + +## 三、处理意见 + +　　郑有志在“文革”期间受“左”思潮和派性影响，多次在会上造舆论、煽动杀人，对全县杀人应负有重要责任，并暗示杀害唐琴等三人，后果严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 +　　 中共道县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1985年2月2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8.txt b/CCRD/0/8/21/00000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be7b869ed807d001617fc96cbf170ee9614cc1a8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8.txt @@ -0,0 +1,25 @@ +# 内蒙古自治区整党办盟市核查“三种人”案例会议：杨持 + +　　杨持、男、汉族、46岁、北京市人，63年毕业于内大生物系，同年参加工作，75年入党。“文革”前任内蒙古大学生物系助教，现任内大生物系讲师。 + +　　杨持在“文革”初期就积极参加造反活动，1967年参加了内大“井冈山兵团”“劲松战斗队”，68年2月参加了呼市地区58个大中专学校造反组织联合组成的“呼和浩特第三司令部”，并当上了“呼三司”专案办“真理党”专案组组长。 + +　　杨持在充当“真理党”专案组组长期间，按照“呼三司”的部署，为了深挖所谓“乌兰夫黑线”，积极参与并组织、指挥了搞“真理党”这一大冤案。杨除了给全区“呼三司”所属造反组织部署大挖“真理党”外，还亲自抓对“重点人”的审讯“突破”工作。 + +　　68年初，杨持亲笔向自治区革委会政法委员会写报告，要求将在吉林大学读书的布仁巴吐同志揪回内蒙审查其所谓“真理党”问题。因依据不足政法委未予批复。但杨还不死心，又从自治区专案办开出介绍，擅自派人将布仁巴吐同志从吉林大学抓到呼市隔离审查。在“审查”期间，以逼供信和恐吓手段，强逼布交待“真理党”的组织名单和该“组织”与特木尔巴根同志（自治区高级法院院长，布的父亲）的关系。为了在心里上给布造成“孤独感”，有意将布关押在能望到他自己家，却不能与家人讲话的一个楼上，使布在精神上受到刺激。（当时布的父亲、姐姐等亲属大部都被隔离，家也被抄，院内一幅悲惨景象）杨还逼布爬在桌子下面听所谓“同案犯”李保平（医学院学生）的交待口供。在这种威逼恐怖的气氛下，布的病情（原患肺病）越来越重，在被逼无奈、孤独绝望的情况下，于68年4月26日服超量雷米封身亡。 + +　　更为恶劣的是，在布死后，杨不仅不把死讯告诉家属，反而又假借死者家长“爱国”的名义，亲笔伪造了“我儿布仁巴吐死亡，为查明原因，同意解剖化验”的意见书，以此欺骗法医，对布仁巴吐的尸体做了解剖。当死者母亲去“太平间”领尸时，看到布赤身裸体从胸到腹全被剖开的情景，大叫一声“儿啊”就再讲不出话来，经检查治疗，确诊患了抑郁性精神分裂症，至今未愈。 + +　　68年2月初至3月中旬，杨持带领专案组成员在医学院生物实验室、冶金局办公楼等处，多次对李保平进行武斗，强逼李保平交待“真理党”问题和组织情况。杨持亲自拳打脚踢，打耳，光，揪住李的头发往实验台上撞。一次专案组的“参战”人员一齐动手，打得李保平昏死过去，又用凉水浇醒过来。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武斗中将李保平的双耳、颈椎等部位致伤，留下了严重残疾。 + +　　68年8月后，杨持出于派性在群众大会上公然诬陷对立派的原内大生物系出纳员呼和特木尔是“内人党”分子。他说“从锡盟宝昌卫校的外调人员中得知，宝昌卫校的教师宝音乌力吉供出的‘内人党’名单中有呼和特木尔的名字”，并将这一情况，写成字条递交给内大生物系工宣队长王汝再。王当即将呼隔离审查。当工宣队派人到宝昌找宝音乌力吉查证核实呼的“内人党”问题时，宝音乌力吉说：“我不知道呼和特木尔是什么党，也从未提供过他参加什么党”。外调人员发现杨持提供了假材料，当即给内大打回电话，说明杨持“揭发”的材料不实。但此时呼和特木尔已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服铅合金中毒身亡。 + +　　粉碎“四人帮”以来杨持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没有作过认真的检查，态度不够端正。整党以来，在内大党组织的帮助下基本交待了自己的错误事实。 + +　　根据上述事实，杨持在“文革”期间诬陷迫害师生，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内大党委认定杨持实属打砸抢分子，并决定开除出党。 + +　　 1985年3月2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09.txt b/CCRD/0/8/21/00000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5794c4d26f0b395ec484dea8cf6988f515601d7 --- /dev/null +++ b/CCRD/0/8/21/000009.txt @@ -0,0 +1,35 @@ +# 内蒙古自治区整党办盟市核查“三种人”案例会议：周桂苓 + +　　周桂苓、男、汉族、55岁、河北省滦县人，49年参加工作，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研究生班，56年入党。“文革”前任自治区党委调研室秘书，72年调内蒙古大学任教，现为内大讲师、哲学教研组组长。 + +　　“文革”初期，周桂苓就积极拉帮结派，参予造反活动。先充任调研室“斗私批修”战斗队的联络员；67年又加入自治区党委机关造反组织——“红旗总部”；69年充任自治区毛泽东思想大学校一分校五连四班班长。 + +## （一） + +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桂苓就积极造反，把斗争矛头指向乌兰夫和自治区党政领导同志。他伙同许庆昌等人利用乌兰夫同志曾亲自抓的“农业点”——土左旗小营子村大作文章（周随乌兰夫、何耀等同志在小营子蹲过点），以颠倒黑白的手法，把小营子诬蔑为“乌兰夫的地主庄园”、“乌兰夫宫廷政变的缩影”。把与乌兰夫同志一起蹲点的何耀、额日和、白继先、肖冰和徐海龙等同志诬蔑为“乌兰夫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乌兰夫宫廷政变的骨干”等，并利用多种会议形式和广播电台大造舆论，在区内外造成极坏的影响。 + +　　67年在“反二月逆流”的高潮中，周亲笔为造反头头许××、沃××修改《当代的慈禧太后——云丽文》的文章，大肆诽谤、丑化乌兰夫与云丽文同志。并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流毒全区。 + +　　68年5月10日周桂苓又在内蒙古日报上发表了以“揭穿反革命两面派王铎的丑恶嘴脸”为题的署名文章，进行人身攻击和丑化，把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铎同志诬蔑成“乌家王朝的一条忠实的看家狗”。把自治区成立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所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作为内蒙“走资派的罪行”进行批判。 + +　　在“批林批孔”中，周桂苓又积极追随“四人帮”，参与校内外的帮派串联活动。以自治区文办主任于北辰同志为突破口，贴大字报造舆论，诬蔑于北辰同志是“内蒙的孔老二”，是否定“文革”和翻案、复辟的代表人物。并于74年5月18日随同内大造反头头杨再忠等人，冲击在小白楼召开的自治区党委常委扩大会议，给自治区党委施加压力，要揪斗正在参加扩大会的于北辰同志，致使会议受到了干扰。 + +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周桂苓利用给呼市“7·21”工人业余大学讲课之机，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并借内大马列教研室哲学组的名义，编写了一本以《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为题的小册子，长达17000多字，付印后在区内外广为散发。在这个小册子中，周桂苓完全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把邓小平同志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诬蔑、丑化为：象“《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牵一发而动全身”。说什么“邓小平大刮右倾翻案风时，党内一些人真是弹冠相庆，简直得意忘形，好象1962年地富反坏右听到蒋介石窜犯大陆的消息便喜笑颜开，妄想变天一样”；还说：“邓小平被批判以后，他们则捶胸顿足，如丧考妣，狗急跳墙，孤注一掷地制造了天安门广场事件”。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头目”等等。 + +## （二） + +　　周桂苓伙同许庆昌于67、68年间，先后数次把曾在小营子蹲过点的何耀、额日和、云彩文等同志解押到小营子村进行现场批斗，并亲自动手对这些同志进行武斗。周桂苓还对何耀等领导同志和无辜干部、群众非法关押隔离，强逼这些同志白天干重活、晚上挨批斗，不给吃饱饭，有病不给看，使这些同志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 + +　　67年5月初，周亲自把何耀同志揪到区党委主楼进行批斗隔离时，周抓住何的头发将他摔倒在地。在他的带动下，其他人也动手，对何进行毒打。66年秋，周把额日和押到小营子批斗时，周一手抓住额的头发，一手砍额的脖子，随后又组织其他人对额进行多次武斗。致使额的腰、颈、腿等部位致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同一时期周在小营子村，还伙同该村农民云银娃等人对女社员云海珠进行了残酷的武斗，周抓住云的头发，强逼云卷起裤筒跪在放有蒺藜的木板上，云的腿部被刺的血迹斑斑，至今留有伤痕。 + +## （三） + +　　周桂苓在“文化大革命”的几个关键时期屡干坏事，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没有转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对其所犯错误没有悔改表现。粉碎“四人帮”以后，内大党委责令周桂苓讲清和检查在“文革”中的错误和参与帮派活动的情况，而周坚持错误，拒不检查交待。更为严重的是，周又借口受审查和学校不给其评定职称，给校党委施加压力，提出“不讲哲学课了”，并在79年3月开学后拒讲哲学课4周。打乱了学校的正常教学计划，在全校师生中造成极坏的影响。整党开始后，周故做镇静，满不在乎。在党员对照检查中，不检查错误，学校党委为了对其进行帮助和挽救，曾找他多次谈话，做思想转化工作，但周仍无悔改之意。直到85年2月在支部大会上公布了他在“文革”中所犯错误和罪行的材料，并让广大党员讨论处理他的问题时，周在事实面前才对所犯错误有所认识。 + +　　根据上述错误事实和本人的认错态度，经内大党委讨论认定：周桂苓在“文革”期间，极力宣扬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思想，拉帮结派屡干坏事；粉碎“四人帮”以后，立场观点没有转变，实属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 +　　 1985年3月4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0.txt b/CCRD/0/8/21/00001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cf40a81f81bf2ec98931eb9cacc636109caa6bc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0.txt @@ -0,0 +1,29 @@ +# 内蒙古自治区整党办盟市核查“三种人”案例会议: 李国清 + +　　李国清、男、汉族、46岁、赤峰市翁牛特旗人，初中文化程度，54年参加工作，72年入党，行政21级。“文革”前是翁牛特旗人委财贸办干事，现为该旗经济林场秘书。 + +　　“文革”初期，李国清积极造反，充当旗人委机关“风雷”战斗队队长；后为旗人委机关联合造反组织“9·24”兵团副团长；68年2月至4月，先后任旗革委会财贸组、财税组副组长；68年4月，任革委会专案办公室“四区专案”组组长；69年2月，任旗革委会专案办公室“真理合众党”专案组组长；69年9月以后，为旗革委会机关一般干部。 + +　　李国清在担任“四区专案”组与“真理合众党”专案组组长期间，不仅负责两个专案的组织领导工作，而且策划、参与刑讯逼供，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 + +　　1946年土匪袭击了翁牛特旗四区政府，我方区长严方林、指导员康××和区小队班长崔江被枪杀，部分人被俘。后未查出有内部勾结问题。“文革”中旗专案办公室又立案审查；并让李国清当了“四区专案”组长。 + +　　68年5月，李国清带领童拉嘎、鲁绍宗等5人，在旗鸭鸡山林场举办“四区案件知情人”学习班。他把当年在四区政府和区小队工作过的王久廷（社员、原区小队战士）、郑国良（社员、原区小队战士）、王金生等10人集中在一起，逼迫他们揭发交待“内部勾结土匪袭击四区政府”问题。在20多天时间里，对这些同志采用多种刑法大搞刑讯逼供。李国清带头往王久廷等人脖子上挂犁铧、土坯、砖头等物，并强令这些同志长时间大弯腰，进行人身摧残。王久廷同志因受不了刑讯折磨，被逼投井身亡。 + +　　为了进一步扩大“四区案件”线索，68年9月9日，李国清带鲁绍宗亲自去吉林省洮安县二龙公社，通过该公社财税所所长齐坤（原四区干部）了解“四区情况”及翁牛特旗旗委副书记张国瑞的历史问题。李国清向二龙公社专政委员会提出了“四区案件”和四区地下国民党问题与齐坤有牵连，要求二龙公社配合搞齐坤。二龙公社根据李国清提供的这一情况，立即对齐进行“专政”，严刑拷问，强迫齐坤承认是地下国民党员。同年10月，李国清、鲁绍宗从黑龙江外调返回二龙公社，为急于得到材料，亲自提审齐坤同志。在3天时间里，李国清等人一起动手用柳条、报夹、门弓、皮鞭狠抽乱打，进行逼供。齐坤身上多处被打伤，背部鲜血直流，疼痛难忍，几次钻到桌子下面躲避。李国清还采用指供、诱供的办法，逼迫齐坤供出所谓张国瑞领导下的四区地下国民党成员名单。李回旗后，专案办公室利用这一名单又整了很多干部群众，并造成严重后果。齐坤同志因被长期关押批斗，也造成伤残，至今双腿和脊背留有伤痕。 + +　　李国清直接参与对旗委副书记张国瑞同志的迫害。张从“文革”开始就被揪斗。“挖肃”运动开始后，被列为“四区案件”重点人。（张原在四区政府任财政助理。解放后审干时组织上已结论张与“四区事件”无关）68年末，李国清带3人又在旗供销社“办班审查”，突击审讯。当时张国瑞已经60多岁，身体病弱，一只脚因患脉管炎脓肿腐烂，疼痛难忍，不能走路，来回用人背。就是这样，李国清仍不放过，把4人分成两班，对张搞7天车轮战。审讯中，张国瑞一手扶桌子，一只脚站立回答问题。常常支持不住倒在地下，李国清即叫骂着抓着他的衣领揪起来继续审讯；站不住就打。逼供时，李国清等人还用红兰铅笔捅他的太阳穴，打嘴巴，用炉钩子打。在以后的关押中，张国瑞同志病情不断加重，疼得死去活来。接回家时，卧床不起，不久一只眼失明、说话迟顿。后来病情加重，形成脑血栓瘫痪，于72年去世。 + +　　69年3月，李国清在任旗“真理合众党”专案组组长的同时，兼任突击“真理合众党”重点人的“小分队”负责人之一。伙同刘天宝（旗“群专”负责人、革委会委员，已处理）组织指挥“小分队”在夜间秘密抓了旗长张宗政、组织部副部长刘毅、旗委办公室副主任王文早、邮电局副局长孙风山和赵金声、商占洋等6名同志。李亲自带人抓了张宗政、孙风山二同志。抓后，6人分别单独关押在旗防疫站内。窗户全部用土坯封死，不给升火取暖，不准外出大小便（屋内放一便桶）。伙食很坏，不给吃饱。李国清还带人抄了刘毅同志的家。在近3个月的时间里，“小分队”常常使用炉钩、炉铲、木棒毒打，揪耳朵，大弯腰等刑法进行逼供。有一次提审孙风山时，两人用布袋套住孙的脑袋，拖进审讯室，狠狠往地下一扔，撞破手脸。审讯中又用布袋套住他的脑袋毒打，残不忍睹。群众称这里是“乌丹的渣滓洞”。刘毅同志因忍受不了刑讯折磨，用玻璃片割开胳膊血管自杀（未遂）。后来造成脊柱裂、腰椎骨质增生。孙风山同志至今身上留有伤痕。其它同志也受到摧残。 + +　　李国清还参与对老中医林振泉的刑讯，李亲自给林的背上压土坯（约50斤重），强迫长时间大弯腰，摧残人身。 + +　　粉碎“四人帮”后，李国清对“文革”中的错误虽然作过检查，但避重就轻；最近核对事实时，仍推脱责任。 + +　　赤峰市翁牛特旗旗委认定：李国清在“文革”初期积极造反，在“挖肃”中组织指挥并亲自参与刑讯逼供，迫害干部群众，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实为打砸抢分子。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 +　　 1985年3月2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1.txt b/CCRD/0/8/21/00001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98987217d724298edd50ef33f4e0654a91e85d5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1.txt @@ -0,0 +1,39 @@ +# 内蒙古自治区整党办盟市核查“三种人”案例会议：胡智义 + +　　胡智义、男、汉族，49岁、内蒙土右旗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工人，初中文化，行政21级，1952年参加工作，1955年入党。 + +　　胡智义在“文革”前系包头市东河区银行办事处一般干部。“文革”初期组织了“卫东”战斗队，充当负责人，后成为办事处“联合总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1968年为包头市人民银行东河区办事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第二把手），1969年底先后调市商业局糖粉社、东河石油库任党支部书记、储运公司副经理，至今。 + +　　1968年胡智义在任东河区银行办事处“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期间，主要负责“清队”、“挖内人党”专案，并组织了以马占彪、韩振声、张福胜等人为首的“专案批斗组”。在胡智义的直接组织策划下，大搞刑讯逼供，在东河办事处先后批斗了39人，其中关押了30人，致伤致残十五人。 + +## 一 + +　　1968年挖“内人党”开始时，胡智义对批斗组人员讲：“马玉勋和包汉儒（包二中校长、蒙族）在一个院内住，他们打的火热，包汉儒已揪出来了，是‘内人党’的头子，看来马玉勋这个‘内人党’是没问题的”。因此，马被隔离。在组织批斗马玉勋时采取拳打脚踢、冻冰棍（到室外站着挨冻）、生豆芽（用棉被蒙头）、砍脖子、用胶皮管抽打等刑法逼供。当胡智义听说马玉勋推翻了过去的“口供”时说：“现在外单位有个好经验，叫‘车轮战’。你们轮流休息，白天一班，晚上一班，马玉勋不能休息”。对马玉勋同志连续批斗了5天。当马玉勋同志被斗的神志不清时，胡智义端起桌子上的一杯凉水，倒进他的脖子里，并说：“这下可以清醒、清醒了吧”。由于胡智义的诬陷致使马玉勋同志遭受逼供武斗5个多月，造成头顶骨凹陷性骨折、视网膜炎、肩骨滑脱、腰椎间盘突出等严重残疾。 + +## 二 + +　　1968年11月20日胡智义对批斗组的马占彪等人讲：“李瑞甫在青年时候参加了‘特务组织'，曾破坏过我们的一个革命组织，死了不少同志，先把他参加‘特务组织’这个问题拿下来就好了”。在胡亲自策划指挥下，“批斗组”对李瑞甫同志拳打脚踢，严刑逼供，长时间的搞车轮战。有时强令李瑞甫把上衣脱光，用胶皮条抽打，抽得血痕累累，昏死过去，再用凉水浇醒。也于长期逼供殴打，造成李瑞甫同志腰椎间盘突出侧曲，左腿肌肉萎缩，脑震荡后遗症等严重残疾。 + +## 三 + +　　原市支行副行长兼东河区办事处主任孙玉彬同志被诬陷为“叛徒”、“内人党”骨干分子。在组织批斗时都由胡智义亲自部署安排。批斗中对其采取了拳打脚踢，倒栽葱，揪头发，揪衣领推拉，用膝盖顶脊椎等残忍手段。在一次批斗中打手韩振声将孙玉彬同志的头卡在他的大腿中间，猛提孙的腰带，把孙的头朝下，这时胡智义站在门口洋洋得意地朝批斗人员笑笑，并做手势让继续斗下去。胡智义还带人两次抄过孙玉彬同志的家。经长期武斗逼供致使孙玉彬同志第三颈椎骨折，右肩锁骨关节脱位，脑震荡后遗症等严重残疾。 + +## 四 + +　　1968年胡智义对专案组的人员讲：“乔晓金（当时任市支行办公室主任）是东河银行办事处‘牛鬼蛇神’的总后台”，并派人到市支行把乔揪回关押批斗。对其采取了“坐飞机”、拳打脚踢，打伤了乔晓金同志的睾丸，使乔长期不能行走。后来乔不能忍受残酷折磨，从牛棚逃跑，又被他们抓回严刑拷打，接着又诬陷乔为“内人党”继续关押殴打，致使乔晓金同志的精神和肉体遭受严重摧残。 + +## 五 + +　　1968年胡智义在主持“挖肃”、挖“内人党”期间大搞上挂下联的批判斗争，在办事处院内、楼道里塑上刘少奇、乌兰夫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办事处的孙玉彬、乔晓金、马玉勋等同志的泥像，挂上牌子，写上名字，加以丑化，制造恐怖气氛。财贸系统有不少单位的造反、“挖肃”组织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有的单位效仿制做，在社会上影响极坏。 + +## 六 + +　　胡智义调出银行系统后，隐瞒错误。粉碎“四人帮”以来，对其错误也没有认真作过检查。整党时找胡谈话，让其交待问题，他避重就轻，推卸责任，态度不好。 + +　　鉴于胡智义在“文革”中积极造反，在“清队”、“挖肃”中蓄意诬陷并直接组织指挥，残酷迫害干部、群众，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包头市商业局党组认为：胡智义实属造反起家的人，应开除党籍。并建议上级机关撤销其行政职务。 + +　　 1985年3月21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2.txt b/CCRD/0/8/21/00001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477993b9abed41f3dfa2e27d0ce8b255162120f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2.txt @@ -0,0 +1,27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委关于海涛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海涛，男，汉族，44岁，凉城县厂汉营乡人，1962年8月于内蒙古财贸学校毕业（中专），分配在哲盟土产公司工作。1973年7月调凉城县公安局工作，1977年5月入党。1985年6月调离公安局，安排在城关镇搞一般工作。 + +　　“文革”初期，海涛在土产公司组织了造反组织——“东方红战斗队”并任该队负责人。在此期间，积极参与社会上的派性活动和揪斗“走资派”、“牛鬼蛇神”的行动。后来土产公司的几个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兵团”，海涛为兵团的主要负责人。1968年5月土产公司成立革命委员会，海涛以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当上了公司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办公室主任、“清队”小组负责人。 + +　　1968年10月土产公司革委会研究了“挖肃”问题，成立了“挖肃”班子，海涛参与研究，并负责“挖肃”的具体组织指挥工作。 + +　　在当时革委会主任岳文生的纵容支持下，海涛组织了对拉麻扎布等16名同志的迫害，并亲自布置设立了既不通风、又不透光的隔离反省室，数九寒天把被审查对象关押在这样的房间里，有时几天不给烧火，墙壁上结成厚厚的冰霜，冻的人无法忍受。有时又故意把屋子烧得象蒸笼一样，潮热使人喘不过气来。用这种不人道的做法摧残人身，并大搞刑讯逼供。1968年11月海涛组织对拉麻扎布同志搞“重点突破”，在刑讯过程中，海涛首先用三角皮带抽打，后又指使其他打手轮流抽打，将拉麻扎布同志打的满地翻滚，几次昏死过去。 + +　　1968年12月27日，海涛主持审讯李德功时，由于李拒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海涛用手揪住李的头发用力一甩，将李摔在桌子上把牙碰掉。 + +　　1969年1月初，海涛带人在关押阿古拉的房间里追逼阿古拉承认“内人党”问题，海涛用皮带抽打阿古拉的头部，把阿古拉打得当场昏倒，用凉水浇醒后，继续刑讯逼供。 + +　　在审讯薄士凯同志时，海涛亲自用鞭子抽打，在他的带动下，在场的人也拿起鞭子轮流抽打。 + +　　海涛在“文革”初期，组织造反战斗队，揪斗、迫害干部和群众。在挖“内人党”中又亲自组织指挥刑讯逼供，并直接动手武斗，摧残人身。海涛亲自动手用三角带、皮带等凶器打过5人。当时土产公司有107名职工，先后遭受关押批斗的达31人，其中4名同志全残，3名同志基残。 + +　　海涛在调动工作时，特别是在1977年入党时，对自己“文革”中所犯错误作了隐瞒，混入了党内。 + +　　整党开始后，凉城县委根据哲盟转来的材料，对海涛在“文革”中的问题，组织专人进行了调查，在哲盟土产公司的配合下，对海涛所犯错误事实已经查清。在与本人核对错误事实时，海涛认错态度不好，只承认用手打过个别人，对土产公司“文革”中发生的问题及后果仅负有领导责任。 + +　　鉴于海涛在“文革”中所犯错误事实及本人认错态度，根据中央整党决定精神，经县委研究认定：海涛在“文革”中犯有严重错误，并决定将其清除出党。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3.txt b/CCRD/0/8/21/00001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be4e75920fdbfff429a897475e74995a686410a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3.txt @@ -0,0 +1,39 @@ +# 中共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 +　　（省委：） + +　　“文化大革命”中，我区道县发生的杀人事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了严重恶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和道县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拨乱反正的部署，认真处理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政治上为被杀人员平反昭雪，经济上为遗属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做了大量工作，较好地稳定了局势。但是，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为了进一步解决这一遗留问题，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精神，特提出如下处理意见： + +　　一、道县在“文革”中出现的杀人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事关全区长治久安。因此，必须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统一思想认识，以大局为重，着眼于长远，以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为出发点，遵循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指导思想，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既坚决慎重地查处极少数犯有严重杀人罪行的人员，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通过处理这一问题，平息民愤，消除隐患，愈合伤痕，消除派性，增强党性，严肃法纪，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以确保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确保实现全区提前翻番的奋斗目标。 + +　　二、查处“文革”中杀人的有关人员，应依据其所犯罪行或错误的事实和认罪认错态度，按照党的政策区别对待。 + +　　凡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挟嫌报复杀人者；谋财害命者；强奸轮奸后杀人或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者；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者；在支左部队或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继续为首组织成批杀人者，应追究刑事责任。对其中那些能够坦白交代自己的问题，又主动检举揭发他人罪行，认罪态度好的，可从轻判处。凡属需要逮捕法办的，批捕权归地区。对杀人从犯和奉命组织指挥杀人、奉命充当杀人凶手者，只要能够认罪认错，一般可不追究刑事责任。 + +　　凡犯有杀人罪行，被转干和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应取消干籍，撤销职务，有的可安排当工人，有的可作一般干部；杀人后入党的，应清除出党。对少数虽属杀人从犯和奉命组织指挥杀人、奉命充当杀人凶手，但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认罪认错态度不好的，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其中，有的党员，应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在杀人中犯有一般罪行和严重错误的其他人员，只要讲清了自己的问题，认罪认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并取得群众谅解的，可免予处分。在杀人中犯有罪行或严重错误的干部，不得进入领导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不宜在当地担任乡以上领导职务。现已安排的，应予调离。 + +　　处理“文革”中杀人犯罪人员，要坚持实事求是，重查证核实材料，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 +　　在处理“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的人员时，不得株连他们的亲属。 + +　　三、认真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帮助遗属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这是安定遗属、稳定局势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高度重视，切实抓紧抓好。在进行这项工作时，一定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同善后安置工作结合起来，防止只着眼于经济或纠缠经济问题。 + +　　对极少数尚未平反昭雪的被杀者，首先从政治上平反恢复名誉，给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发平反通知书，消除影响。对被查抄的财物，要认真查清处理。属国家和集体占用的，原物在的要将原物退还原主，已上交国库的，由国家退赔；属个人无偿占用或利用职权低价“购买”的，应令其退回。原物确实查无下落退还不了的，要向遗属讲清楚，对损失 【此处缺页】 + +　　对现在仍然外出未归并愿意回来的人员，由政府出面写信欢迎他们回来，按规定划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安定生活。 + +　　四、处理“文革”中的杀人问题，政策性强，情况复杂，各级党委要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紧密结合整党，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党纪、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增强法制观念。对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要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主动认罪认错，取得群众的谅解。要认真做好受害者家属的工作，“文革”给他们的家庭造成不幸，是应该同情的，要引导他们把账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要认真加以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要细心解释，说明情况；对个别不合理的要求，要耐心说服教育，讲清道理。要教育他们按照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办事，不能 【此处缺页】人，一经查明就要严肃处理。 + +　　五、地委和道县县委准备把处理“文革”中杀人问题作为今年的一件大事，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一把手亲自抓，并分工一名副书记具体管，从组织、纪检、政法、民政等部门抽调一批干部，组成专门班子抓。在工作部署上，准备在前段摸清底子的基础上，先集中力量处理干部中犯有严重杀人罪行的人员，对大多数在杀人中有这样那样问题的人员，要教育他们放下包袱，努力工作。同时做好善后安置工作。至于农民党员中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人员的党纪处分，可在整党中解决。 + +　　我区其他县、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文革”中杀人问题，也应按此精神处理。 + +　　当否，请批示。 + +　　 中共零陵地委1985年3月28日 + +　　发：各地（州）、市委，省委各部委，省直机关各单位、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零陵地区各县、市委 + +　　共印860份 + +　　 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1985年4月3日印发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4.txt b/CCRD/0/8/21/00001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ea4acf58df8bd797bf36fb5910504d5a03452e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4.txt @@ -0,0 +1,453 @@ +# 北京市委核查“三种人”结案材料汇编 + +　　<中共北京市委核查“三种人”小组办公室> + +## 一、关于北京铁路分局×××结案材料 + +## 关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男，1925年8月生，河北省宝坻县人，初中文化，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0月入党，原任北京铁路分局张家口车务段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现任北京铁路分局××学校校长、党支部书记（已停职），正科级。 + +## 一、主要问题 + +　　×××同志在1969年4月至12月清队期间，担任“集团案”下设的专政小组长，在下花园采石场审查被专政对象时，刑讯逼供，摧残人身，造成严重后果。 + +　　1、在审查女广播员张××同志时，因她交代不出问题，×××同志出主意并亲自指挥把张××的双手捆住，吊在屋顶通气孔上，然后脱掉棉裤，只穿秋裤，用三角皮带轮番抽打，在未得到口供的情况下，在小组研究会上，×××说：“不行就倒吊，让她受罪。”当天在×××的主持下，用绳子捆住一只脚，倒吊了张××同志。张留有后遗症，至今不能坚持工作。 + +　　2、在审查列车员王××同志时，因交代不出所谓“青年反共救国军”名称，×××在小组会上说：“让他趴在板凳上打，叫他难受”。之后，在×××主持的审讯中，办案人员用三角皮带对王进行毒打，×××还踢了一脚，打得王皮开肉绽，不省人事。王因被打，精神紧张，一审就昏迷。×××在小组会上说：“装死灌大粪、灌鸡血恶心他就不死了。”在他主持的审讯中给王灌了大粪汤。经过毒打，灌大粪仍未得到所需要的口供，×××对王进行了诱供指供。在×××的诱供下，拼凑出一个“青年反共救国军”的名称，从而促使冤案扩展。 + +　　3、在审查职工马××同志时，经过几次捆绑、抽打，在交代不出问题的情况下，车务段负责人张××调来×××参与搞马××的问题。在研究如何让马交代问题时，×××说：“没什么办法，除了吊了。”一天夜里在他的主持下，把马的双手捆住吊起来，脱掉棉裤，用三角皮带轮番抽打。直至打昏，放下来再泼冷水，使马慢慢醒来。 + +　　4、在审查苑××同志时，以王××为组长带领×××等3人去晋县对苑（遣返人员，已平反）进行审讯，搞逼供诱供。在苑受刑不过，拉住×××要求帮忙时，×××指给了交代的重点，使苑交代出了“青年反共救国军”的名称。 + +## 二、现实表现和认错态度 + +　　工作表现尚好，没有发现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抵触情绪。但对自己的错误态度不够端正，多次写申诉信。后经过组织的多次帮助，对自己的错误开始有了认识。 + +　　错误事实已同本人见面，×××看后，错误事实基本承认，但也提出一些意见（附后）。 + +## 三、定性和处理意见 + +　　综上所述，×××在“文革”清队中积极参加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影响很坏。根据中共中央整党决定精神，经分局党委研究决定开除其党籍。 + +　　 北京铁路分局党委1984年3月6日 + +## 关于××ד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男，1925年8月生，汉族，中农出身，工人成份，初中文化程度，原籍河北宝坻县，1948年12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10月入党。曾任北京铁路分局张家口车务段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现任北京铁路分局××学校校长（已停职）。正科级。 + +## 一、主要错误及查证结果 + +　　据群众反映，×××在1969年4月至12月负责审查“青年反共救国军集团案”，在下花园采石场审查被专政对象时，有刑讯逼供、摧残人身行为。为此进行了调查，经查： + +　　1.迫害女广播员张××的问题 + +　　据受害者张××证实“×××在下花园采石场搞逼供信的经过。……×××说：‘你当是开玩笑呢？你是逍遥法外的，不老实，今天从零开始转为敌我矛盾。’他对我又拍桌子又瞪眼。……‘你再交代不出电台材料来，苏修打过来我们把你弄到深山里，用大石头把你打成肉泥。’……×××叫我上院里冻冰棍，命令吴××、赵××给我脱棉衣，在院里站了好久，正是风雪交加。又是三九天里。对我施用各种刑法，往墙上撞，坐飞机，跳芭蕾舞，海中捞月，拳打脚踢，揪头发，抽嘴巴，木棒打，皮带三角鞭抽打，×××都在场，不但不制止，反而还参与了打我。”（经医院检查，脚部头部腰部损伤，按工伤处理） + +　　据当事人××证实：“×××叫我和胡××等人参加打张××。由×××和张××谈话，就说张××的态度不老实，非得整一整态度不可。×××就叫赵××、吴××将张××的裤子脱下来，穿着一条秋裤，由樊××等人将张××双手捆起来吊起来。由我和胡××用三角皮带打张××的屁股，打了几下后，×××用手摸了摸张××的屁股就给我们使了眼色，还说‘张××不老实交代不行’”。 + +　　据当事人×××证实：“在审讯张××的时候，×××召集我们开会，亲自在会上说：‘根据张××的态度晚上整她一下，并说还是借老九’（指胡××）。晚上吊打张××的时候胡××和××打的，×××亲自在旁边问的。”“第二天。由于认为张××没‘真正’地交代问题，×××又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会上大家议论，一个女的不能老打。×××说：‘不行就倒吊，让她自己受罪。’这样，晚上对张××进行了倒吊（就是用绳子拴张××一只脚。头朝下，手能够着地），同样是×××带着大家干的。” + +　　据当事人×××证实，“关于搞张××，我是在下花园参加过一次，×××叫我晚上参加的。……当时研究的过程我不知道，打的方法就是利用房子的透气孔把张××的双手捆起来，吊起来脚尖着地，用三角皮带抽打，张××的棉裤是两位女同志给脱的，张××当时只穿一条秋裤，负责审讯的有×××和姬××……。” + +　　2、迫害列车员王××的问题 + +　　据受害者王××证实：“……68年清队开始后，无故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组织——青年反共救国军的主要成员之一，关押了我16个月之久。×××等人说，你顽固不化等晚上再见，让你骨头硬……果不其然，在夜间12点以后，开门来了，有×××等人，他们手里都拿着木棒、麻绳、机器用的三角带等刑具。姬、姚让我脱衣裳。把衣服全剥光了，只穿着一件小裤衩。他们是为了好打，用我的衣服把我的嘴堵上，樊××把我用麻绳子捆绑起来（五花大绑），当时打了个不省人事，全身大部皮开肉裂。大部是皮下出血，死过去后他们还要用凉水泼醒过来……”。 + +　　“有一次姬××端着大粪汤，×××等人跟着进来，把粪放在地上。姬用我的吃饭不锈钢勺和拢着粪汤子，他们与我说：‘是你自己痛快点吃呀是我们动手？’我说：‘大粪不是人吃的东西。’他们没等我说完，几个人帮忙灌我。我不张嘴灌不进去，姬从外边找来一个破镐把撬开我的嘴，还把我的鼻子堵住，灌进了带大尾巴蛆的大粪汤子……。” + +　　据当事人×××证实：“当时给王××灌粪汤，这个主意是×××出的……×××当时说的原话我记忆是‘王××不老实交待问题，我有办法，不信他不交待问题’。×××在大屋里说的，在场人都知道。屎汤是×××叫樊××弄来的，当天晚上×××带着申××、姬××……等人，进到王××屋里由×××问：‘王××你老实不老实交待问题？’我记忆这时樊××出去把半个西瓜皮弄的稀屎汤拿进来。还用王××吃饭的小勺拌和。当时×××问：‘王××你是老实交待问题还是吃？’这时王××说那不是人吃的，樊××一边拌和一边说，你交待不交待问题，还有活的……” + +　　据当事人×××证实“后来到下花园看守张××、王××。×××说叫给他们施点压力，或是捆打，都是在进行前组长布置好的。就是给王××灌大粪汤也是×××组长早提出来的。他也带头执行了。” + +　　据当事人×××证实：“在搞王××同志的时候，开始研究会×××也参加了，打了两个晚上。在王××没交待问题的情况下，×××主持召开了一个会。在大家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会上说：‘我有办法，不交代灌他粪稀。’并亲自在当天的下午带着我们这些人灌的王××。开始灌以前。×××对王××说：‘王××你不交待问题就把它（指大粪）喝了。’从这以后连续二、三次的用大粪灌了王××。这几次×××都是亲自参加。亲自动手灌的。 + +　　3、迫害职工马××的问题 + +　　据受害者马××证实：“……×××说‘你的态度极不老实。今天先整整你的态度，不叫你交待问题了。’他叫人把我背手捆上了，由胡××、李×开始把裤子扒下，只剩个裤衩，开始打了。打得我乱叫，×××、李×用我的帽子堵住我的嘴，一直把我打的不知人事为止。……一天夜间，×××又带着胡××等人，进门还是叫我交待问题，我说我没有问题，叫人把我吊起来，由胡××拿出个铁圈放在房梁上，用绳子把我背手捆起来，一直拉到脚离地面，把我的裤子扒下来，胡××和步××打。一直把我吊的头抬不起来了，昏过去了，才放下来。第二次来还是×××这几个人吊的，和前次一样，直吊的看不行了，×××叫放下来。当时，我一看不行了，这样下去非死在这不行了。我第一次绝食了，绝食两天后×××带人来，问我‘你吃饭不吃，’我说你们这样打我，我就不吃饭。×××指我在地上放着一个我使用的脸盆说：‘你不吃饭今天你就喝尿，你要不喝就灌你，你也得喝。’我说那得喝多少呀！×说：‘你先喝三磅。’我说我喝不了。……他们几个人把我捆在一条板登上，我脸朝天，×××拿着盆子往我的嘴里倒。姬××找来一根竹杆把我嘴撬开，我一直咬着牙不张嘴，大部分都灌到衣服里了，一直把我弄的昏过去了。”（经医院检查颈部、腕部、腿腰部明显伤痕按工伤处理） + +　　据当事人×××证实“69年约10月份左右的一天中午，我到锅炉房打水。听到搞马××小组的人×××、刘××等人正嚷嚷给马××灌尿，我想看看怎么回事。进门一看，×××正说：‘你不交待把尿喝了。’马××说：喝多少？×××说：‘三磅’。……樊××弄了一勺给马××喝，马××的身子向后躲，刘××、×××等人抓住马××的肩膀，正倒我身上，我就推了马××的后背一把，然后我就提着水走了。” + +　　据当事人×××证实：“叫我参加打马××是×××通知我的。当时朱×也在场。×××跟我说的就是整马××的态度。使用的方法也是找岔说马××不老实交待问题，由×××出面打的，也是三角皮带。叫马××趴在地上打他的屁股，后来又吊打马××，把他的双手捆起来吊打。在这期间马××昏过一次，×××说‘没关系用水泼’。我记得是×××给马××泼的水……” + +　　据当事人××证实：“1969年8、9月份，我当时看着马××，在我值班时，马××被捆着在地下坐着。因马××不说话，×××就用马××的吃饭勺在洗脸盆里盛了一勺尿就往马××的嘴上灌。当时马××闭着嘴，尿从嘴边上就流下来，没有灌到马××的嘴里。” + +　　“×××等人和马××谈话，说马××骂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几个人进到关马××的屋子里，将马××捆起来吊在房梁上，把裤子脱下来，用三角皮带打马××的屁股。连吊带打不到十几分钟，马××就死过去了，就把马××放下来睡在地上，叫人闪开，×××用凉水往马××的头上泼。泼了十几分钟后，马志臣就出了一口气，又活过来了。……后来又将马××吊起来继续打，这次打的时间不太长，马××又死过去了，又将马××放下来，×××还是用凉水往马××的头上泼。这次马××过了有20分钟后才出了一口气，活过来了。” + +　　4、诱供苑××的问题 + +　　据受害者苑××申诉“1969年7、8月份，×××等4人到我的原籍槐树公社两次整我。用体罚诱导，对我逼供，要我招认反革命特务组织问题。……有时×××给我谈话，交待政策指出路。但是也用脚踢过我几下子。……在×××的诱导下完成了这个‘青年反共救国军’的特务组织名称。” + +　　据当事人×××证实：“……一天王××召集我们4个人开会研究，×××在会上说：‘苑××就是不老实，我的意见晚上整他一顿，打他理由就是他竟敢为罪行翻案。’因此，就在那天的晚上我和樊××打了苑××同志。” + +## 二、本人表现及认错态度 + +　　在任××学校校长期间，工作较好，未发现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抵触情绪。但对其所犯错误认识不深，有怨气。 + +## 三、分析意见 + +　　通过上述查证，×××在“文革”清队中担任集团案下设的专政小组长期间，除自己亲自动手打人外，还组织指挥办案人员对被专政人员张××、王××等4人进行刑讯逼供，施用各种手段，捆绑吊打、灌大粪汤等十几种刑法，摧残人身，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以上问题，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建议定为“三种人”，开除其党籍。 + +　　 中共北京铁路分局委员会1984年3月6日 + +　　（（附：必要的旁证略）） + +## 本人意见 + +　　关于×××对在“文革”中的主要错误的意见 + +　　其中： + +　　第一条中，没有说过：“脱掉棉裤，只穿秋裤。” + +　　第二条中，没有在小组会研究过对王灌大粪。有姬××同志在会后自己用西瓜皮弄的大粪。 + +　　另外我只能让被审查人交待问题，追他交待问题，我自己也不知道他们都有什么问题，就不能指和引他们的问题了。 + +　　除上我基本同意上级组织的调查。 + +　　 ×××1984年3月3日 + +## 关于修改“关于×××在‘文革’中的错误”的说明 + +　　根据北京市委核查“三种人”领导小组指示精神，我们对“关于×××在‘文革’中的错误”草稿进行了复查核实。按照实事求是，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办案原则，宁可留有余地，也不能把证据不足的问题写上的精神，对照查证材料把审定的草稿逐段逐条地进行了复查核实，对原稿中的两条内容做了修改： + +　　一、原稿中写到××ד担任审查组长”，我们认为提法不准确。查证材料证实，×××任审查“青年反共救国军”集团案件专案组下设的张××专政小组的组长，但有时也参加其他小组活动，×××本人在申诉材料中提出是负责审查“青年反共救国军”集团冤案的几个小组长中的一个。为了提法准确。我们改为“担任集团案下设的专政小组长”。 + +　　二、原稿中写到××ד同时也参加了对马××同志灌尿”，我们对此问题反复进行了审核，从证明材料上看，当时参加对马××灌尿的有4、5个人，旁证材料有一个人证实的比较清楚，但情节与受害人说的不一致，其余的旁证，有的说听说参加灌尿的有×××；有的说在灌完后进屋看见洒的尿，没有看见谁灌的；有的说灌尿这事是有但记不清都有谁灌的。受害人一直证实。×××在78年交待材料承认灌尿时他在场，后又推翻，并多次申诉没有参与，没有看见灌尿。我们认为此问题是在公开场合下发生的，在场有5、6个人，主证和旁证材料说法不一，为留有余地，我们把这句话抹掉了。 + +　　分局党委主要领导对修改稿做了严格把关。在此基础上，3月3日下午，我们把修改稿的“主要问题”部分和×××见面。×××看后提出了三点不同意见。我们经过研究复查，对×××提出的不同意见报告如下： + +　　1、×××提出“没有说脱掉棉裤，只穿秋裤”，受害人和旁证材料都能证实在×××主持对张××的刑讯拷打中脱掉棉裤，只留秋裤，×××本人也承认有这事，只是想说明不是他让脱的。修改稿中也没有写是他说的话，为此，不再改变。 + +　　2、×××提出关于给王××灌大粪问题不同意见，是×××在78年已交待，79年又推翻，后多次申诉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再次进行了调查核实，复查结果仍和原定案意见相同。我们认为，×××在给王××灌大粪问题上的态度是不够端正的。为此，我们意见仍维持原材料写法，不做修改。 + +　　3、×××提出的不知道被审查人都有什么问题，不能指和引他们的问题。查证材料中，受害者和旁证人都有清楚的说明。而在证实问题的基本点也比较一致，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老实的。 + +　　我们认为，对×××提出的问题的处理是慎重的，留有余地的，定案依据也是充分的。 + +　　 北京铁路分局党委1984年3月6日 + +　　（本人检查（略）） + +## 二、关于通县××结案材料 + +## 关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男，1947年2月生，北京市通县漷县乡马头村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中师，1965年8月参加工作，1965年12月入党，小教4级。××1965年由通县师范学校毕业后，任觅子店公社东定安小学教员。“文革”初任觅子店学区“文革筹委会”主任，随后组织“登险峰”战斗队，××任队长。全公社小学成立革委会时任副主任。1967年12月觅子店公社建立革委会，××以群众组织代表名义结合为常委，1968年6月又兼任公社文教卫生组负责人。1969年调到县革委会政治组工作，1974年任县委党校副校长，1976年任党校党委副书记，1983年12月因“文革”问题被免职。 + +## 一、××的主要错误 + +　　1、1968年4月，××以小学革委会副主任身份（当时×已是公社革委会常委）到曹庄小学了解情况。他到校以后，与校领导小组部分成员一起开会，研究并决定揪斗女教师曹××。第二天在本校师生和公社部分教师参加的大会上，揪出曹××并进行了批斗。曹不服，大会组织者张××用跳绳抽打曹。当与会教师对张打人行为不满，找到××提出时，××说：“打就打吧，不打不行呀！”“要看张敢跟敌人斗的主流，过火行为是支流”。这次揪曹大会后，在全公社各小学校开始了“清队揪人”。同时，在全公社范围内也起到了一次“示范”作用。 + +　　揪曹大会的当天晚上，曹庄部分社员和本校教师又审曹××，先让曹跪着，后被吊在房梁上，曹昏迷过去。吊曹时××在场。 + +　　有人反映曹的4岁小男孩蔡利弄坏毛主席像。××把蔡利叫到屋里追问是谁指使的，小孩被吓得直哭，××动手把蔡打倒在地。 + +　　2、1968年7月，××带人进驻公社卫生院搞“清队”。不久，又举办全公社文教卫生系统“学习班”，继续搞“清队”。仅有8名工作人员的卫生院，除以前揪出的一名外，又在××亲自主持下，以“牛鬼蛇神”名义揪出了5人。××亲自参加审讯，有时还搞“夜审”。审张×时××下令“给他‘喷’上”。××在公社革委会常委会议上汇报卫生院“清队”工作时说：“已经揪出的这些人，没有在全公社搞臭，清理阶级队伍没搞彻底”。这样，致使卫生院被揪出人员继续在全公社进行游斗。由于多次批斗，造成怀孕7个月的张××早产。 + +　　3、1968年7月底，觅子店公社文教卫生系统办了“清队学习班”，中小学教师和医务人员近200人参加，已被揪出的人也集中到学习班。××是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开班后，首先对卫生院被揪人员进行批斗。后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学习班，与××共同抓学习班工作。9月份召开了“捅蚂蜂窝”会，事先××参加了研究被揪人员名单，会上当场揪出了十余人。在“清队学习班”上，先后被点名批判、揪斗、罚跪、拧胳臂、挂牌子、搞“喷气式”，并进行拳打脚踢的有31人。教师白××不堪忍受批斗而自杀（未死）。 + +## 二、认错态度 + +　　整党开始以后，经过教育帮助，××对自己的错误有所认识，写了检查交待材料，承认了部分错误事实。但对问题避重就轻。 + +## 三、定性及处理意见 + +　　××在“文革”中造反起家，主持“清队”工作时，揪斗迫害干部、群众，后果严重。本人对错误认识上还有差距。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和中央1984年17号文件精神，经研究定为犯严重错误，整党中不予登记。 + +　　 通县县委核查“三种人”小组1984年9月5日 + +## 关于×ד文革”中问题调查报告 + +　　××，男，1947年2月生人，贫农成份，学生出身，中师文化，原籍是北京市通县漷县乡马头村人。1965年12月入党，1965年8月参加工作，现工资级别为小教4级。 + +　　××1965年通县师范毕业后，任觅子店公社东定安小学教员。全公社小学成立革委会时×任副主任。1967年12月，觅子店公社建立革委会，×以群众组织代表名义被结合为委员、常委，1968年6月又兼任公社文教卫生组负责人。1969年调县革委会政治组工作，1974年任通县党校副校长，1976年任通县党校副书记、副校长。1983年12月调整领导班子时未任职。 + +　　×ד文革”中主要问题 + +## 一、造反起家 + +　　×ד1965年暑假，从通县师范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定安小学任五年级班主任，教课到1966年暑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公社老师集中在觅子店小学，××被选为文革筹委会主任”。之后，ד在东定安小学成立了登险峰战斗队”，“任队长”。“1967年××就离开学校（东定安）到公社那去闹革命，后来××造了学区的反，进入社会和钱××联系上了”。学区成立革委会时×任副主任。觅子公社在1967年12月26日成立革委会时，“××做为学校造反派吸收为革委会常委”，“负责公社的文教卫生工作”，1968年6月又兼任公社文教卫生组负责人，1969年调县革委会政治组工作。1974年任县委党校副校长，1976年任县委党校党委副书记。 + +　　（×××等人证） + +## 二、到曹庄小学揪斗和吊打曹×× + +　　1、谁决定在曹庄小学揪斗曹×× + +　　1968年4月，××到了曹庄小学。到后两三天，××参加了“研究批判曹的予备会”，会上研究“如何、用什么方式揪出”，并由××提出“叫各学校的老师参加。” + +　　（×××等人证） + +　　2、批斗曹××的大会是全社规模的 + +　　对这个问题共接触13人，全都证实是全社规模的批斗会。当时的东定安小学教师×××，边槐庄小学教师×××、×××、×××，后尖平小学教师×××，张庄小学×××等人证实“我去参加了”批斗曹××的会。 + +　　（本校教师、外校教师、学区干部×××等人证） + +　　3、在批斗曹××会上组织者张×ד手拿跳绳抽打曹××，把曹××从台上打到台下，又从台下打到台上”，“那天曹××被打得够呛”。在批斗时还“用铁丝给曹××挂牌子”。 + +　　（×××等人证） + +　　4、××对曹××挨打所持态度 + +　　在批斗曹××时，××就在学校，×没去制止。当时教师刘××、王××对张××在会场上肆意打人行为直接找到××表示不满时，××说“打就打吧，不打她不说呀，这样出点材料”，“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 + +　　（×××人等证） + +　　5、批斗曹××会在全公社和教师中产生的后果 + +　　曹秀英被揪斗“在我公社教师队伍中是第一个”，“从这次批斗会后，全公社（小学）清队揪人开始”，“实际是起了一个带头作用”，“是样板”。 + +　　（×××等人证） + +　　6、吊曹××时××在场 + +　　在批斗曹××当日晚，“××在学校大办公室里，还来了好多曹庄三队社员，都是大小伙子，斗曹××”，“他们把曹××用绳子捆起来，吊在屋梁上，把人吊昏过去，还用凉水泼”，“××那天晚上吊、打、泼凉水是在场的”。 + +　　（×××等人证） + +　　7、××打曹××小儿子蔡利 + +　　在批斗曹××大会的第二天，××听说曹的儿子蔡利（1964年5月31日生人）弄坏毛主席像，“××把曹××的妈妈（已死）、小儿子”，“叫到学校”，“打了曹××的儿子一耳光”，“打了一个嘴啃地”，“都把孩子屎打出来了”。 + +　　（×××等人证） + +## 三、××带人进驻卫生院搞清队 + +　　1968年7月，××带人进驻卫生院搞清队。当时卫生院只有8名工作人员，已揪出副院长韩××。××到卫生院后“给我们做工作，让我们自己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指明坏人就是杨×、阎××，我们还是没听××的，没有揪人”。月底，文教卫生系统集中办“清队学习班”，进班一两天，就把我们5人“揪出来了”。先后共揪出6人，占总人数的75％。 + +　　（×××等人证） + +　　四、举办文教卫生系统清队学习班，先后31人被点名、批判、揪斗，××亲自审讯其中一些人。 + +　　1、在“清队学习班”上，××亲自主持揪出卫生院5人。“清队学习班”开始，××亲自主持开了一个大会，并且在会上讲话。他针对卫生院情况讲到“有的人对运动不理解，先揪出来触及一下灵魂就理解了”。随后，一个大队医说“把卫生院的牛鬼蛇神揪出来”，“这样就把阎××、杨×揪出来了”，“相继又把刘××、张××、张×揪出来”，当时全都“给搞‘喷气式’了，全都被打”。 + +　　（×××等人证） + +　　2、××参与了在“捅马蜂窝会”上被揪人名单的研究 + +　　在“捅马蜂窝”会召开之前，由××等人介绍情况，“指出该揪谁”，然后由进校贫下中农宣传队队长“邱××写的发言稿”，由副队长×××（原名×××）按稿子在会上发言，结果又新揪出来“十余人”，连原揪出来的共31人在会上受到批判。 + +　　3、教师白××被逼自杀（未死） + +　　白××在“捅马蜂窝”会上被揪出后，因挨打，搞喷气式，受不了，不想活了，第二日凌晨在厕所里，用“水果刀”，“照自己的肚子上扎了3刀，然后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头也碰破了”，“被发现后没有死成”。 + +　　（×××等人证） + +　　4、张××在学习班上，因多次被批斗，造成早产。 + +　　张××在学习班上被揪出时“已怀孕7个多月”，揪出的当时就“有个大队医打了张××两个嘴巴”。在审查、批斗时“给她搞喷气式”，“叫她弯腰。”“9月12日”下午到大柳树大队接受批斗，仍让“坐喷气式”“弯腰”，5点批斗会结束，晚上9点左右生孩子，“早产1个月，8个月就出生了”。 + +　　（×××等人证） + +　　5、××在学习班上亲自审讯和下令给张ד喷上”。 + +　　××在学习班上参加过对杨×、阎××、韩××、张×、刘××、张××等人的“审讯”。在审张×时，××提问题，让张×回答。说张ד狡辩，还不老实，等给你戴上帽子你就老实了”，并下令说“给他喷上”。还对张×说“叫你跪着你就跪着，叫你撅着你就撅着，这就叫无产阶级专政”。 + +　　（（附：必要的旁证略）） + +## 本人意见 + +　　看了《××在“文革”中的问题》，有些事实与我回忆的不符，需要向组织说明，由于材料要得紧，加上原来已经写过材料，所以这个说明写得较简单。 + +## 一、关于曹庄小学问题 + +　　1、材料说“××以公社革委会常委、小学革委会付主任身份到曹庄小学解决‘矛盾’。他到校以后，与校领导小组部分成员一起开会研究并揪斗女教师曹××。” + +　　这里把我两次到曹庄的事情弄混了。我在68年初，曾因曹庄小学教师有矛盾到过曹庄小学一次，那次是要帮助曹庄小学解决教师矛盾，但并没有解决问题，呆了两天就回到了学区。 + +　　第二次去曹庄小学并不是以常委、付主任身份去解决矛盾，而是刘××让我去了解一下揪曹××的情况。因为×××到学区汇报，参加人我能记起来的有×××、×××和我。另外，两个常委是否参加我记不清了。会上认为曹已转化为敌我矛盾，同意曹庄小学意见，决定揪出审查。这样，刘××让我去了了解一下情况，我到曹庄小学后，参加了一次领导小组会，会上并不是研究揪不揪曹，因为揪曹是学区已经定了的，会上只是研究揪斗的方法要发动学生。 + +　　2、揪斗会的规模是曹庄小学师生，不是全公社教师。 + +　　3、张××打人后并没有人“质问”我，因为也不是我打的人，没必要质问我。我只记得事后有人因张打人而对张有意见。我怕泼冷水，解释过“打人虽然不对，但要看张敢跟阶级敌人斗是主流，过火行为是支流。”但我没有讲过“打就打吧，不打不行呀！” + +　　4、揪曹当晚，社员冲进小学吊曹，我事先毫无所知，事情发生了，我才挤进屋看了一会，他们一吊人，我就挤出来了。我只看了几分钟，并未始终在场。 + +　　5、我所听到的对××的反映，除骂毛主席外，还有挖掉毛主席像两个眼睛。我并没有故意打他，是在让他出屋时，拨拉他一下未动，再拨拉第二下劲大了，他摔了个跟头。 + +　　6、觅子店小学清队是上级统一布置而搞起来的，不是因曹庄小学揪人引起的，材料的写法似乎全公社小学的清队是因曹庄小学揪人而引起的。 + +　　曹庄小学揪人既未到别处介绍经验，而且范围仅限于曹庄小学，材料说曹庄小学揪人对全公社起了示范作用是不妥的。 + +## 二、关于卫生院问题 + +　　1、我们几个人进驻卫生院是公社派去的。揪斗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去的几个人和王×共同研究的，并向公社汇报批准的，当时揪的人每个人情况各异，不记得有一个统一的“牛鬼蛇神”的名义。此外，我也没给谁下过令给张ד喷上”。 + +　　2、卫生院被揪人员被游斗的原委和过程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是我在公社常委会上汇报时讲了那几句话而造成他们被游斗。 + +## 三、关于清队学习班问题 + +　　1、公社革委会决定的办清队学习班，钱××到会做的动员。 + +　　2、材料笼统地说我是学习班负责人与事实不符，学习班前20天我是主要负责人，贫下中农开进学习班后，主要由宣传队负责，虽然我并未被排斥，但已不是主要负责人。 + +　　3、捅马蜂窝会之前，我并未参加研究被揪人员名单，我那天到县里开会，回来才知道要揪人。 + +　　最后我要说明，清理阶级队伍是错误的，我也是应负一定责任的。我要在这次整党中进一步提高认识。这些认识，这里就不写了。由于这个材料要得急，我只能把一些不符之处零零散散地指出来，详细情况要看我原来写的较细材料才能看清楚。 + +　　 ××1984年9月5日下午 + +## 对××所提问题的说明 + +　　1984年9月5日，县委核查办公室把“关于××在‘文革’中所犯错误的审查意见”再次交给本人看，阅后提出了一些意见。经研究，对以下问题做了修改：（1）到曹庄小学“解决矛盾”改为“了解情况”。（2）把“全公社教师”改为“公社部分教师”。（3）删去“质问”二字，对下列问题未做改动： + +　　1.关于决定揪曹问题，几次找×××（小学革委会主任）了解，均说未研究过，××提出的参加人之一×××（革委会委员）已故。而曹庄小学领导成员×××、×××等证明是和××一起研究揪出的。因此，不做修改。 + +　　2.吊曹××的开始和放下时有本校教师×××、×××、×××等人亲眼见到××均在场是事实，不做修改。 + +　　3.对小孩蔡利事实就是打，有×××、×××等人证明，故不予改动。 + +　　4.揪斗曹××事实上起到了示范作用，因此不做修改。 + +　　5.说卫生院人员是“牛鬼蛇神”有会议记录，下令给张ד喷上”有××和××两个当事人证明，不做修改。 + +　　6.对卫生院被揪人员的游斗是在××向公社汇报前已开始，汇报后使游斗继续进行，有证明材料，不做修改。 + +　　7.关于“学习班主要负责人”问题，前一段××是主要负责人。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后共同抓学习班工作是事实并有×××、×××等人证明，不予改动。 + +　　8.“捅马蜂窝会”××参加了，根据他在学习班和公社的职务，有充分证据证明他参加了研究确定被揪人员名单，不做修改。 + +　　 通县县委核查“三种人”小组办室 + +　　本人检查（略） + +## 三、关于北京制药厂“文革”中“地下监狱”情况的调查报告 + +　　原北京制药厂“文革”清队期间，军管会、革委会极力推行极“左”路线，把一些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打成所谓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知识分子”和“现行反革命”等，从1968年3月1日起，到1969年8月7日止，全厂清队共揪出干部、群众171人。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以“隔离审查”为名，关入西石门一分厂办公楼地下室。从1968年5月至1969年3月底，先后共关押干部、群众63人。这些同志在地下室关押期间。受到非人的待遇和摧残。其中，1人被毒打后跳河身亡，1人被折磨后造成精神分裂症，14人被打成伤残或留有后遗症。群众称这个地下室是“地下监狱”。 + +## （一）“地下监狱”的由来和形成过程。 + +　　清队初期，主管专案工作的军代表××，在军管会、革委会成员会上声称：“这次矛头，主要对准宁波（56年~63年原北京制药厂党委书记）、林栋（49年~63年原北京制药厂厂长），同时搞一切害人虫。把他们党羽揪出来。”1968年4月底，在军管会、革委会的主持下，首先制造并抛出了一个所谓“宁林反革命集团”把原党委领导下的党政中层以上干部10人，列入了这个“反革命集团”之内，给他们分别扣上了“走资派”、“国民党残渣余孽”、“大特务”、“反动知识分子”等罪名。揪出批斗。不久，又把40名一般干部和群众，分别戴上“宁林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黑爪牙”等帽子，也揪了出来。 + +　　其次，他们根据惯偷马伯侯（原一分厂异菸肼车间工人）在隔离审查期间逼出的口供，制造了一个所谓异菸肼车间“反革命”案件。只有54人的异菸肼车间，就先后有16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7人被点名批斗，全车间90％以上的工人被宣布有反动言论，受到审查。 + +　　1968年12月，厂革委会第二主任××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公开布置清队揪人，扬言：揪人“要突破200大关”。在这次大会之后，全厂白色恐怖，被揪出的人越来越多。 + +　　清队刚开始，只有宁波、林栋等9人，被关押在西石门一分厂的办公楼上，进行所谓隔离审查。随着“清队”的深入，被揪出的人数越来越多，原关押人的房间已容纳不下。于是，在1968年5月中旬，经军代表××、××和厂专案组组长×××决定，将这些所谓的“专政对象”，全部转移到地下室隔离关押。 + +## （二）“地下监狱”的规定和刑罚。 + +　　地下室共有大小房间13个，由一条通道相连，房间为水泥结构，窗外装有钢筋栅栏，既阴暗又潮湿。 + +　　地下室有看管人员20人，由总厂指派的民兵组成，日夜轮流值班，其任务是看管在押人员，负责收交在押人员所写的交待材料。 + +　　地下室戒备森严。整日大门紧闭，在押人员不得自由出入。据调查地下室有如下主要规定： + +　　1、被关押人员进出地下室要接受看管人员的训话，宣布规矩。放出地下室时要宣布纪律。即“地下室的情况对任何人不准说，谁说出去，还要被揪回地下室”。 + +　　2、被关押人员有事要喊报告；看管和专案组人进门时，被关人员要马上站起来，并低头不准看人。 + +　　3、被关押人员每天早上要交自己所写的材料，违者轻的受体罚，重的挨打。 + +　　4、被关押人员每天吃饭前要请罪，唱《牛鬼蛇神歌》。 + +　　5、被关押人员每天吃饭、喝水、大小便都要受限制。如喝水每天最多喝两次，每次1茶杯，渴得无奈，有人只好喝自己的尿。小便每天两次，每次1分钟；大便每天1次，每次3分钟。 + +　　据调查，地下室的刑罚主要有以下几种： + +　　1、吃“煞威棒”。一些被认为“态度不老实”、“顽固不化”的被关人员，进地下室后，先要遭受看管人员用木棒等围打，叫“煞威风”。如以“宁林反革命集团社会基础”名义揪出的老工人胡家树，进地下室的第一天，就被看管人员毒打一顿。他们轮番用拳头打胡的头，搋两肋，而后让胡用毛巾堵嘴，又用木棒抡打下身，直打得胡家树从后腰至腿膝盖以上，全成黑紫色，脸浮肿变歪，耳道流血不止。经医治，3周时间才恢复一些听力，但至今左耳经常耳鸣，经医院诊断为“耳鼓膜粘连”。 + +　　2、用一磅重的铁榔头敲击被关人员的头部、后背和脊椎骨。 + +　　3、拳搋两肋，使被关押人员表面无伤内脏受损。 + +　　4、棍棒打皮带抽，晕死后凉水泼头，反复抽打，使之皮开肉绽。 + +　　5、专门用来惩罚所谓“重犯”的特殊房间。房间4平方米，3面水泥墙，无窗户，只有门上的小窥测孔可以透气。室内水蒸气很大，潮湿闷热。 + +　　6、强灌屎汤，使之恶心呕吐，不能吃饭。 + +　　7、拿人当“活靶子”即用削尖的木棍扎被关押人员的胸脯，名曰“练刺杀”。 + +　　8、看管人员用烟头烫被关押人员的头皮、前胸取乐。 + +　　9、喝稀粥、吃咸菜，即强迫被关押人员一次喝4两粮票的粥，不让上厕所；让被押人员一次吃2角钱的咸菜，不给水喝。 + +　　10、强迫被关押人员互相对打，或多人打一人。还命令被关人员当牲口，驮被子；冲着被关押人员的屋内放炮竹崩人；夜间向被关押人员的屋内撒尿等侮辱人格的行为。 + +## （三）“地下监狱”造成的后果及其主要责任者 + +　　被关押在“地下监狱”的干部和群众，大都遭到了残酷的折磨和迫害。根据调查，原工程师张继睿，清队中曾以“反动知识分子”、“林栋的左膀右臂”等名义被揪出，放在西石门一分厂菜地监督劳动，后因其开玩笑被视为“不老实”，先后在菜地和总厂受到批判，1968年9月初，看管人员×××把张带到地下室，让他写“检查”。从此以后，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张继睿每日白天在菜地劳动，晚上下班后到地下室挨打，直到夜间11点钟左右才让回家，在地下室张继睿受到了看管人员×××、××、××等人的拳打脚踢、棍棒打、皮带抽，张被打得遍体鳞伤，其前胸、臀部被打得大片淤血，肿得发亮。咳时疼得用手捂着胸口，走路、吃饭、干活都十分吃力。死前曾对菜地一块劳动的同志说：“×××他们打我太厉害”“我已经受不了啦，一定会叫他们给折腾死的”。1968年9月17日，张继睿以“外出看病”为名，跳河身亡。 + +　　原一分厂异菸肼车间老工人李盘根，清队中被诬蔑有“过线言论”定为“现行反革命”，关进地下室隔离审查。在关押期间遭到看管人员的折磨、打骂，被逼成精神分裂症，至今不能上班工作。 + +　　其他还有14名受害重的人，有的被打得耳聋致残，有的至今胸疼，两肋麻木，身上留有瘢痕，有的因精神受刺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时常做恶梦等后遗症。 + +　　主要责任者如下： + +　　1、军管会负责人××和×××授意、暗示迫害干部、群众。1968年3月28日，在研究“清队”计划的会上，××曾布置说：“经上级批准，车间革命领导小组同意就可斗，（有的）斗不能打死。”对“现行反革命要采取文攻武卫”。一分厂军代表×××在被关押人员周贵启（一分厂工人）自杀未遂后，向看管人员布置：“收拾收拾他，别打死就行”。于是第二天周就遭到看管人员的围打。 + +　　“地下监狱”打人问题发生以后，有人曾在会上向军管会、革委会成员作过汇报，但他们当时只是提了一下“要文斗，不要武斗”承认对“专案组看人的人打人，我们教育不够”等等，并没有采取实际行动加以制止，所以从“地下监狱”的设立到残酷折磨、迫害干部、群众的问题，主管专案工作的军代表××和厂原革委会第二主任××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军代表×××负有重要责任。以上3人现不在本单位，已向其现工作单位转去材料。 + +　　2、总厂专案组组长×××和一分厂专案组负责人×××，在清队中受军管会、革委会的直接领导，他们向上负责提供揪人的线索和情况，向下（车间、科室）布置任务，起参谋助手作用，同时，他们又是清队揪人的主要执行者，搞刑讯逼供，且经常用“教训教训”或“清醒清醒”等言语指使和暗示地下室看管人员对被关押人员进行迫害和折磨。所以，他们既是诬陷迫害干部、群众的参与者又是指挥者。对“地下监狱”打人问题的发生负有重要责任。以上2人均系党员，因还有其他问题，正在查证。查清后综合研究定性处理意见。 + +　　3、主要打人凶手×××、××。×××是“地下监狱”的总管，一般专案组要提审谁，都得经过他，提审后的情况，一般也向他汇报，然后，他再招呼看管人员一起去“教训”被关人员，轻则拳打脚踢，罚撅着，重则扇耳光，遭毒打。 + +　　一次，×××把被关押人周贵启（现一分厂工人）叫到看管值班室，对其说，“今天帮助、帮助你”，当时他左右开弓，扇了周十几个嘴巴，周被打得口鼻流血。随后×××又招呼打手们上，他们先用拳头，后用木棍，轮番抽打周的前胸、两肋等，直打了两个多小时，周被打昏3次，衣服被打碎与血肉凝在一起，屁股“开花”。一连几天的毒打和逼供，使周难以忍受。当他被逼跳楼自杀未遂后，×××说：“你跳楼，哪能便宜你，我们让你活活受。”从此以后，他们除了经常用皮带、木棍抽打周贵启外，还令其住在前述“特殊房间”里，在此期间，×××还叫人往周住的屋内倒了没鞋深的屎尿汤子，这种非人的待遇，致使遍体伤痕的周贵启，两眼浑浊，被褥长了青苔，伤口溃烂，感染发烧，身体受到严重摧残。 + +　　据统计，在地下室遭受过×××直接摧残和折磨的有13人。 + +　　××，是“地下监狱”的另一名主要打人凶手。据被迫害的同志反映，“××打人凶狠，毒辣”，“专爱使硬傢伙”，坏点子也多。 + +　　一次，××以被关押人王洪武（一分厂异菸肼车间工人）“不交代问题”为名，让王趴在床上，用棍子打了屁股几棒子，后因王不吭声，并用眼睛瞪着他，被××视为“有报复心理”，于是，他便抡园了棍子，照王的屁股上连续猛打，以致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此后又溃烂化脓，医治很长时间。现王洪武的臀部，落下很深的疤痕，并留有后遗症。 + +　　被迫害人程道和（总厂化三车间老工人），在“地下监狱”曾因没写交待材料，被××用一磅重的铁锤敲击后背、脊椎骨和头，当即程的脑袋流血不止。至今程道和头顶上留有伤疤。 + +　　据统计，在“地下监狱”，直接遭受××摧残和折磨的就有17人。 + +　　以上2人均系党员，根据中共中央整党决定精神拟定做为“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定性处理。 + +　　 中共北京医药公司委员会1984年11月9日 + +## 附件：内容（略）所列题目如下： + +　　1、“文革”清队期间，军管会、革委会会议记录摘抄 + +　　2、有关明细表。 + +　　（1）“地下监狱”看管人员及专案组负责人明细表（表一） + +　　（2）在“地下监狱”被关押人员明细表（表二） + +　　（3）打致伤残及留有后遗症情况明细表（表三） + +　　3、“宁林反革命集团”调查报告及平反决定 + +　　4、异菸肼车间“反革命”案件调查报告及平反决定 + +　　5、关于“文革”中张继睿同志非正常死亡的调查报告及死亡结论 + +　　6、关于李盘根同志在清队中被迫害致残，按工伤处理的报告 + +## 四、关于林青同志“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 +　　林青，男，1927年生人，1946年4月入党，1946年8月参加工作，先在冀中党校，后到冀中导报，新保定日报。1949年调天津日报，1961年任副总编辑。1966年5月调北京日报任副总编辑。“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6月5日，因受迫害自缢身亡，时年41岁。 + +## 一、基本情况 + +　　1968年3月，在北京日报军管会领导下，仅根据原河北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谓指控材料（没发现报社专案组增加其它内容），就组成专案组，对林青同志进行隔离审查，查所谓林青是“潜伏叛徒特务集团”的成员等问题。随即以北京日报社林青专案组为主，邀集中央民族学院、天津大学、天津银行、河北社会科学研究所、包头市委办公厅、内蒙古大学等十余单位，派人来报社“联合作战”。 + +　　在对林青同志的审讯过程中，有严重拷打行为，严刑逼供，手段残忍，致使林青同志的身心健康遭受到严重摧残，于同年6月5日上午9时左右，在报社大楼后平房隔离室含冤自缢死亡。 + +## 二、有关责任者 + +　　已查实，株连北京、内蒙等5省市包括林青同志等数十人的所谓“国民党潜伏特务案”纯属冤假错案。原内蒙古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4月9日，曾向中央做过“破获国民党潜伏特务案”的报告。粉碎“四人邦”以后，中共内蒙自治区党委于1979年1月9日向中央做了报告，决定撤销原内蒙革命委员会1968年向中央做的报告，为有关省市和单位受这一假案冤案所有被牵连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报告指出，“所谓‘国民党潜伏特务案’起因于××交代的假口供”，这些口供“早已推翻，并经所在单位做出了正式否定的结论”（我们已同××所在单位联系）。为给林青同志平反昭雪，报社已于1978年7月举行追悼会，正式为林青同志恢复名誉，并妥善处理了家属抚恤等问题。这次整党对林青同志非正常死亡又作了调查，查明了以下有关责任者： + +　　1.原北京日报社军管会和分管林青专案工作的×××（已离休，组织关系在崇文区龙潭街道党委），对在审讯中严重摧残人身的情况是知道的，虽然口头制止过，但未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致使刑讯逼供日益加剧。 + +　　原北京日报社编辑、林青专案组组长×××（现在北京市城市规划管理局工作）负责组织并主持对林青同志的审讯，对审讯中拷打林青同志的行为，不但没有制止，自己也有二、三次动手（用手指触着林青同志的额头），大声斥责。 + +　　因此，以上2人对于林青同志的自缢身亡应负有责任。 + +　　2.专案组成员，在审讯林青同志的过程中也有动手打林青同志的，他们是：原北京日报社记者、林青专案组副组长×××（现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工作）；林青专案组负责外调工作的×××，他现在北京日报社工作，领导已找他谈话，他表示要认真回忆，在整党（第二批）中做出检查交代。 + +　　3.原北京日报社司机、“文革”初期报社运动领导小组成员×××（现在清华大学工作），是拷打林青同志的主要凶手。已查实，有9人证明他对林青同志进行残忍拷打，揪住头发往墙上撞，把头按在地下再揪起来一脚踢倒，把林青同志打的嘴角出血。一次一把揪下林青同志一绺头发。还有一次竟一拳将林青同志由屋门口打到屋里。我们曾先后4次找×××核实当时林青同志被打情况，但×至今拒不承认。我们认为：在林青同志非正常死亡事件中，×××是犯有严重错误的（清华大学党委拟定其“犯严重错误”）。 + +　　此外，参加审讯和拷打林青同志的还有：天津大学教师×××；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原北京日报社工人×××（现在崇文区工作）；原北京日报社司机×××（现在北京五○六厂工作）；原包头市委办公厅干部×××（现在云南昆明市工作）。 + +　　 中共北京日报社机关委员会1984年11月27日 + +　　注：以上有关责任人的材料，已分送其所在单位党组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5.txt b/CCRD/0/8/21/00001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88b28ddf7e7b2b0d6620c5252f9b63922e1cf2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5.txt @@ -0,0 +1,93 @@ +# 中共和林县委整党办核查组关于赵成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一 + +　　赵成威，男，汉族，47岁，初中文化。1956年参加工作，1975年元月25日入党，行政21级。原籍和林县公喇嘛乡古力半村。“文革”前系原县委农牧部干事，“文革”初期任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头头，“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司令，“红旗总部”司令。1967年12月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赵以造反派头头、群众代表身份当上了县革命委员会常委兼办公室主任。1969年5月任县革委会知青办主任。1970年1月任县革委会民劳局负责人。1973年7月至1978年12月，先后任县革委会生建部农牧组副组长，县农林局副局长。1979年免农林局副局长，现为农业局一般干部。 + +## 二 + +## 主要错误事实 + +　　根据群众揭发和本人多次检查交待，从1978年落实政策到“核查”工作开展以来，对涉及赵成威在“文革”期间的几个主要问题，先后两次通过150余人次的调查，已取得证明材料84件，对其主要错误事实和一些主要情节及其造成的后果均得到证实。现将调查结果报告如下： + +## （一）关于拉帮结派、造反夺权的问题。 + +　　和林县的“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8月30日正式开始的。于同年年底，以县委农牧部、农村工作队的干部为基础，组成了群众组织——“红旗战斗队”，赵成威为该队头头。“战斗队”成立后，即决定揪斗以原县委第一书记赵敏宣同志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原副县长荣景贤同志为首的“黑帮”、“黑线”人物；以原县委副书记杨汝霖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将以上“三股势力”作为批判斗争的大方向（见证明材料县委会议记录33页，云贵、云天才、丁英、张崇山证明材料34－41页）。 + +　　1967年元月，赵与水保试验站“东方红战斗队”、粮食局“东方红战斗队”、修造厂“雷电战斗队”、手工业联社“东方红战斗队”、县委“红旗战斗队”等群众组织的头头串联，组成“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赵任司令。“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后，便酝酿夺权。经赵成威等人主持策划，发出了第一号《通令》，首先向县总工会夺权。26日上午11时许，“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拿着《通令》让当时华北局派来的联络员牛新成同志签字，牛因到当地时间不长，情况不熟，被迫在《通令》上签了字。下午“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群众进驻接管县总工会。当“造反派”赶到工会门前，并在《和林格尔县总工会》的木牌上贴上了“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大纸块时，以邮电局等群众组织为首的对立派反对夺权，随即两派展开了辩论，辩论僵持不下，一直持续进行了3天。后来赵成威感到“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处境被动，便宣布“东方红革命造反司令部”解散，工会夺权夭折。但赵并未就此死心，继续进行串联活动（见40－41页张崇山证明材料，42－51页刘恩元、李树森、李四娃、张世卿、王汉璋证明材料，1967年元月26日至2月9日县常委会、文革小组会议记录52－75页）。 + +　　1967年“4·13”《决定》下达后，以赵成威为首的造反头头，积极串联，又重新拉帮结派，组织起造反组织——“红旗总部”，赵又任司令。“总部”成立后，继续揪斗以原县委第一书记赵敏宣、县委副书记赵德旺为首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斗以原副县长荣景贤为首的××ד黑帮”、“黑线”人物。对赵敏宣同志多次进行批斗。还对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头头进行批斗（见40－41页张崇山证明材料）。 + +　　由于造反有功，1967年底，赵以造反派头头的身份当上县革委会常委，分管“抓革命”（见证明材料76－77页内革发（67）202号文件，78页1968年5月11日常委会议记录）。 + +## （二）关于揪斗迫害老干部的问题。 + +　　1967年冬季，乌盟召开全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赵成威以和林代表团领队的身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和林代表团派代表王耀忠、范文贵等4、5人，将住在盟委的郝秀山、李文精两位盟委领导同志揪到集宁饭店。在饭店餐厅召开批斗会，赵成威亲自主持了这次批斗会。批斗大会开始后，赵亲自讲话并高喊口号“打倒郝秀山”！同时让郝秀山、李文精二同志站在橙子摞橙子的两层橙上，低头弯腰。赵亲自动手推拉、捺头。对郝、李二同志肆意体罚、武斗。据郝秀山同志揭发，本人遭受的第一次武斗就是从赵组织的这次批斗会上开始的（见91－101页王耀忠、王太、戴金荣、张永恒、孙世义、范文贵证明材料）。 + +　　继乌盟“学代会”批斗之后不久，于1968年春季（此时赵已任县革委会常委），将郝秀山、李文精同志又揪到和林进行批斗。当郝、李二同志到达和林东门外，下车后，给两人各戴一块大木牌，一顶高帽子。给荣景贤同志也挂了一块黑牌子，戴着高帽子，到东门外“迎接”陪斗。让赵敏宣、赵德旺等同志在广场等候陪斗。郝秀山、李文精同志沿街?水被带到广场。后赵成威主持了这次批斗会。除在广场批斗外，还在县委、中学、农林、政法系统对郝、李二同志轮流进行批斗。赵成威又亲自参与和主持县委、农林系统的批斗会，再三追问郝、李二同志与荣景贤、赵敏宣同志的关系，进行逼供（见102－111页赵德旺、荣景贤、秦计同、冯荣、刘正业、张荣证明材料）。 + +　　（1967年6、7月间，内蒙师院派人到和林通过荣景贤同志调查乌兰夫、奎璧同志的“反党叛国”问题，赵成威亲自参与，并逼荣景贤同志提供“材料”。荣景贤同志说：“我不了解人家的行动”。赵随即责骂荣不老实，并动手打了荣景贤同志（见112页米贵证明材料、本人检查304页）。） + +　　赵成威参与组织指挥揪斗郝秀山、李文精等盟委领导同志，进行逼供，并亲自动手推拉武斗，摧残人身，造成一定恶果，对此，赵成威应负直接责任。 + +## （三）关于“挖肃”中的几个问题。 + +　　1、县革委会成立后，于1968年3月23日由赵成威主持召开的一次常委会上讨论决定调整“挖黑线指挥部”，成立了“抓革命”的专门班子，赵是“抓革命”班子9人领导成员中之一。他多次直接主持和参与常委会对“挖肃”工作的研究部署。在第八次常委会上赵说：“为什么荣景贤没人去打动？我看我们应根据内蒙的决定作出我们的决定，再根据我们县的实际问题，召开几次大会，把形势讲一讲，加强群众专政。”在1968年6月5至8日的常委学习会上，赵成威说“和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成绩是大的……，今后的态度……，坚决反掉三右，放手发动群众，……把‘挖肃’斗争进行到底。” + +　　在整个“挖肃”运动中，赵成威多次亲自主持召开各种形式的批判会，集中批判乌兰夫同志的所谓叛国投修、搞内外蒙合并的民族分裂主义路线，每次批判会都要上挂下联，把和林县的几个所谓活靶子赵敏宣、荣景贤、云贵、王瑞福、云清瑞等同志拉出去批斗示众（见113－126页县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摘抄，本人检查291页）。 + +　　2、1968年5月，经县革委会常委会议研究决定，在全县推广包钢二冶清理文卫战线阶级队伍的经验。于1968年5月28日发出《关于召集文教卫生人员回县集中参加学习班的紧急通知》，“文卫大会战”，于6月10日开始，8月23日结束，历时73天。 + +　　参加“会战”的有文化、教育、卫生系统共1200余人。“会战”以军队建制，共分为6个连，连下设若干排。 + +　　赵成威是“会战领导小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并负责会战常务工作，自始至终直接组织指挥了这场“会战”（见131页（68）和革发223号文件摘抄：132页教育局证明材料，133页154页温明亮、杨荣、阎文通、云靠山、刘晔、刘正业证明材料，本人检查261页）。 + +　　会战分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学习文件，提高思想；第二阶段大揭大批；第三阶段总结。 + +　　1968年6月11日，赵成威主持召开了动员大会，就清理文教、卫生战线阶级队伍作了具体部署。 + +　　由于对文教、卫生队伍的估计是“严重不纯”，所以会战一开始斗争气氛就比较紧张。在转入第二阶段，开始大揭大批，一再强调反右，各连排程度不同地出现了武斗逼供，被揪斗的人越来越多，问题涉及面也愈来愈广。在整个会战中，被揪斗的重点对象达160人，投井、上吊自杀4人，致伤80人，致残8人，逮捕判刑1人（见132页教育局证明材料，155页劳动人事局发伤残证花名表）。 + +　　原巧尔什营学区教师王文奎，因其过去当过乡干事，“会战”中在追问其历史问题的压力下，便投井自杀（见156页顾文钧证明材料）。 + +　　王文奎自杀后，参加会战的人员思想有所波动，情绪有些低落。为了鼓舞士气，把运动继续搞下去，赵成威还在连排干部会和会战的全体人员会上鼓动说：“王文奎的死，是背叛党、背叛革命，不能因为王文奎死而停止‘会战’，清队还要继续搞下去”等，使各连排出现了更严重的战斗逼供。被批斗的人连明昼夜的跪凳子、罚站，打手轮流换班。凡列为重点批斗对象（约四、五十人），送到县浴池集中严加看管，不准自由行动，不准互相串连（见135－137页杨荣144－147页云靠山证明材料315页本人补充说明）。 + +　　作为文卫大会战的主要领导人赵成威，发现武斗逼供，直至出现死人，还继续鼓动“把火药味搞浓”，致使“会战”中武斗进一步升级，因而相继出现了袁佐、张佐、刘业等人的上吊、投井自杀的严重后果（见157－162页李耀廷、顾文钧、刘占先证明材料148页刘晔证明材料）。 + +　　原黑老夭学区教师袁佐，在国民党时期任过团管区主任（团级，系起义人员），又因别人假供了袁佐等人在黑老夭搞了个“骑兵团”的问题，会战前已将袁群专140多天。会战中继续审查追问，致使袁在会战中上吊自杀。袁（在苗圃）上吊自杀后，赵成威还亲自用铁锹铲断绳索，将袁摔在地上（见133页温明亮163页顾文钧证明材料）。 + +　　对自杀死亡的人，当时均以背叛革命和反革命结论处理。人死后就拖出去，不予安葬，有的家属偷偷地将尸体运回去安葬。 + +　　会战中，原公喇嘛学区教师李全同志，因对“文化大革命”和对林彪、康生等人有看法，在笔记本中写下：“我愿变作一颗炮弹，飞向东方，炸死毛主席身旁那些小爬虫”。并在吃饭时又和别人说过此话。当时被教师高××发现，向赵成威作了汇报，赵听后，马上和杨尚霖（革委会主任）研究，召集在家常委、政法军管会和群专负责人会议，当即决定召开大会，对李全同志实行群专。于68年6月27日下午5时左右，召开了参加会战的全体人员大会。赵成威亲自主持了大会，在会上宣布“二连出现了现行反革命。”接着李全被押上台，对李进行严刑武斗，当场专政。赵成威还批评：“二连干部思想麻痹，敌情观念淡薄，连身边的敌人还没有发现。”于1968年7月8日，赵成威在《逮捕人犯内部批示表》上亲笔签字，“同意逮捕”。1969年5月14日法院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李全同志有期徒刑12年，1978年7月予以平反。使李全同志蒙受十年冤狱之苦，精神上受到折磨，身体遭到摧残。其家属韩排排因受株连被开除民办教师，赶回老家，生活无着落（见164－170页李全、李明、杨荣、阎文通证明材料、171－177页和林县人民法院李全案卷摘抄材料）。 + +　　文卫会战后期，1968年8月17日，赵成威亲自主持召开了第99次常委会议，对会战中清理审查的重点对象分别作了专案处理。将崔继业、李长春等61名教师分别戴上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等各种政治帽子，清除出教师队伍。将卫生系统白艾、宿芳等22人定为：历史反革命、小道首（见178－184页县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摘抄）。 + +　　历时73天的文卫大会战，给教育、卫生战线的同志带来了严重灾难，酿成了严重恶果。赵成威从始至终直接组织指挥了这场会战。 + +　　3、1968年10月8日第110次常委会议决定，在洪河林场办“5·7”干校。10月20日“5·7”干校正式成立。由杨尚霖（革委会主任）兼任校长，赵成威任副校长；耿凤翔（驻军4931部队副政委）兼任政委，杭君贵（原县委副书记，革委会成立后未结合）任副政委。并明确决定：“5·7”干校，由赵成威负责组织实施（见212页县革委会常委会议记录摘抄）。 + +　　入校学员共180余人（包括原洪河林场的一部分干部和工人），以军队建制，编为连排。 + +　　刚建校，主要任务是学习、军训、生产。 + +　　全县挖“内人党”运动从1968年11月7日开始。11月16日，“5·7”干校负责人赵成威、杭君贵回县参加会议，部署“5·7”干校挖“内人党”。赵、杭二人接受任务后，于11月18日杭君贵先回校（赵成威因其女人生小孩请假，18号未回校），当天即召开校部及连排干部会议，在会上讲了“内人党”这个组织的反动性，顽固性，不用特殊手段是搞不出来的。并明确宣布了3条：一不准打死，二不准逃跑，三不准行凶自杀。晚上召开了全体学员动员大会，按照县里提供的“内人党”名单，以排（一排赵耀南，二排阎文，三排武廷选）分任务，干校挖“内人党”运动正式开始。当晚便形成了武斗高潮，对赵耀南、阎文、武廷选等同志用脖子里挂灰斗子（灰斗子里放大炭、石头），背上放大炭，五花大绑，用木棒、炉钩打，脚踢，拔头发，揪耳朵，打耳光，吃猪蹄，压杠子等多种刑罚，逼迫他们承认“内人党”问题（213－218页“5·7”干校受害群众座谈会记录，219－243页张德荣、贾煌、孟天海、李政德、陆离、杨录、李树荣、云常华证明材料）。 + +　　在干校挖“内人党”的第二天（19日〉当时干校学员何继生、高勇、王栋三同志写出了一张反对武斗逼供的大字报，干校领导将此情况向县里作了汇报，随即县革委会主任杨尚霖去干校，召开了全体学员大会，点名批判了何继生等人，说什么“煽阴风、点鬼火，阻止运动。”（见244－246页高勇、222－224页孟天海、230－232页陆离、236－238页杨录、243页云常华证明材料）。 + +　　11月21日，赵成威回到干校，同杭君贵进一步研究了“5·7”干校挖“内人党”的具体搞法，赵成威反复强调了“内人党”的危险性，坚持要继续挖下去。除要求各排分别作战外，赵还亲自组织骨干力量，对所谓的重点人物李智登、云常华等同志进行逼供，迫其低头弯腰，并用烟嘴子打云常华同志的头部（见247－253页李政德、王树基、王玺证明材料、219－220页张德荣证明材料本人检查288、299－300页）。 + +　　干校在挖“内人党”期间，曾多次派出联络员（李树荣等人）和连、排干部和县里了解情况，学习经验，掌握提供“内人党”名单和线索。赵成威也亲自回县里了解并抄写了揭发出的“内人党”名单。根据县里提供的新的“内人党”名单，“5·7”干校先后被打成“内人党”的有赵耀南、武廷选、云常华等20余人。由于武斗逼供，致使这些同志的身心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残，赵耀南、武廷选、云常华等5人致残（见254－256页杭君贵证明材料249页李政德证明材料、155页劳动人事局发伤残证花名表，本人检查287页）。 + +　　“5·7”干校在挖“内人党”运动期间，赵成威积极参与研究部署，并亲自动手打人，进行逼供，误伤致残了不少无辜同志，造成了严重后果。 + +## 三 + +　　赵成威历史、现实表现及其对所犯错误的认识。 + +　　“文化大革命”前，赵成威一直从事农村工作，工作比较积极肯干；“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属一般参与者；1978年中央“4·20”批示下达后，就其“文革”中所犯错误，曾对其进行隔离审查。在隔离审查期间，赵对其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有所认识。核查工作开展以来，在与其核对错误事实中原则上认错，在具体问题上避重就轻、检查不够深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一般。 + +　　 中共和林县委整党办核查组调查人　张培义　云玉明1985年7月10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6.txt b/CCRD/0/8/21/00001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7b8691ff235dd1cf536150346e99b1f54a5a8b5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6.txt @@ -0,0 +1,73 @@ +# 包头市红光机械厂[党委]关于白志忠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 +## 一、 基本情况： + +　　白志忠、男、1943年10月生，汉族，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原系内蒙古工学院学生；1963年入学，1970年毕业，1969年4月入党。“文革”期间为造反派组织“内蒙古工学院东方红串联大军”负责人之一；“内蒙呼和浩特红代会”代表。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1971年8月份分配包头市红光机械厂工作，工资级别：国技11级。月工资73元，现任红光厂供销经理部经理。 + +## 二、主要简历： + +　　1950~1955年在陕坝附小上学； + +　　1956~1957年在临河一完小上学； + +　　1957~1963年在临河一中上学； + +　　1963~1969年在内蒙古工学院上学； + +　　1969~1970年在内蒙古工学院待分配； + +　　1970~1971年在1591部队劳动锻炼； + +　　1971~现在包头市红光机械厂工作。 + +## 三、根据内蒙古工学院1984年1月9日转来的材料，经多次核查，白志忠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事实如下： + +　　（一）1966年白志忠参加工学院造反派组织“东方红串联大军”简称“东方红”，白志忠为办公室负责人。 + +　　在1967年元月份“上海一月风暴”后，内蒙呼市地区出现了造反组织夺权，内蒙军区不予支持而发生了造反组织冲击军区、军区南门口静坐事件。工学院“东方红”于元月30日在院内红楼召开会议，决定通过支持军区“红色造反团”找军区政委刘昌辩论介入军区事件。当晚派“东方红”部分人员到军区辩论，随后在军区招待所绝食。 + +　　白志忠参加了研究决定介入军区事件的红楼会议和绝食后阶段的组织工作及2月5日撤出军区招待所后组织部分绝食人员上京告状活动。 + +　　（见证明材料（01、02、05、06、07、）） + +　　（二）1967年3月份工学院三大造反组织“东方红”、“井岗山”、“红旗”联合成立“内蒙古工学院井岗山革命造反委员会”。 + +　　白志忠为“井岗山革命造反委员会”指挥负责人。1967年4月29日晚7点至9点钟，在工学院大食堂召开了批斗原内蒙党委书记王铎同志大会。在批斗会上对王铎同志及陪斗人员采取大弯腰、推搡、按头、打脖子踢腿武斗形式。 + +　　白志忠是这次批斗大会主持者。会后又把王铎等有关人员带到一间房内逐个训话约一小时。 + +　　（三）1967年5月10日在内蒙党委发生了围攻保守派事件。根据呼市总部通知，白志忠参与了工学院造反组织研究决定派部分人员去参加这一事件会议。 + +　　见证明材料（08、09） + +　　（四）1967年11月24日内蒙古工学院革委会成立，白志忠任革委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职务，任期两年。 + +　　在这期间，白志忠参与领导了工学院革委会所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挖“新内人党”，整建党“吐故纳新”等项运动。主要事实如下： + +　　1968年3月，白志忠代表工学院革委会在全院提出“开展深挖工院以郑、李、才为代表的三股黑势力的挖肃斗争（郑朝珍原为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李大林原为工院院长；才喜原为工院教务长）。 + +　　1968年4月5日，白志忠参与了革委会常委会对工学院院、处级干部处理的研究，会议决定开除郑朝珍、李大林、才喜、贾毓昫的党籍；停止曾则西、张汾、韩文、陶遵循、牛瑞珍、中子栋等人的党籍交给群众审查批斗；取消李风珍党员预备期。 + +　　见证明材料（12、13、14、15、16、17、18、19、20） + +## 四、历史和现实表现，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表现： + +　　（一）文革开始时，白志忠同志是一个学生，他积极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参加了这个运动，被当时的形势推到了领导者岗位，以上主要错误他应负一定的责任。 + +　　经过调查了解到白志忠在造反派组织内部执行政策比较稳，没有打过人，而且反对武斗。据工学院组织部王副部长说：“在内蒙八条下来后，一个保守派头头跑了，被造反派抓回来关押、进行拷打。白志忠知道后，把造反派批评了一顿，制止了他们打人，并把这个头头放了”。原工院讲师梁永增同志说：“工院在挖内人党时，比较稳，没有一个致伤致残的。打倒‘四人帮’后，我搞清理工作，注意有关白志忠的材料，但是没有发现他打人的材料”。 + +　　（二）1970年至1971年在天津军垦劳动时，白志忠任队长，组织大家积极参加劳动，表现很好。 + +　　（三）1971年8月份分配到包头红光机械厂工作，曾任铸造车间代支部书记，红光合作铸件厂厂长，厂办公室主任、供销经理部经理等职务。对工作一贯认真负责，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心一意跟党走，努力搞好工作，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晋升为铸造助理工程师。 + +## 五、群众对他的反映和意见： + +　　（一）1985年7月27日，工学院部分领导和群众都反映白志忠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政策比较稳，没有打人。与当时比较，他是不错的。在运动后期他不积极参加他们的活动，引起造反组织内部负责人对他不满，在参加军垦劳动中，努力、认真地参加劳动，没有其它活动。 + +　　（二）在红光机械厂工作以来，群众威信较高，对工作认真负责，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工作能力，未发现新的问题。 + +　　 包头市红光机械厂1985年7月27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7.txt b/CCRD/0/8/21/000017.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92d9c2c78ee7e05b9508b4b05ec3386c341c683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7.txt @@ -0,0 +1,31 @@ +# 北京市委工业部组织联合办案查出伪造历史、隐藏很深的打砸抢分子 + +　　<中共北京市委整党办公室> + +　　根据市委对核查“三种人”工作的部署，北京第三机床厂在摸清三个底数的工作中，将本厂“文革”中各派组织的头头纳入了核查视线。在调查时，发现该厂“文革”期间搞打砸抢活动的“铁血军”头头张川东去向不明；经多方查询，也未找到下落。 + +　　1983年4月，第三机床厂的同志在参加市经委保卫干部学习班的签到册上看到北京塑料模具厂张川东的名字。经核对，确认此人正是原在第三机床厂的张川东。张已经入党，并借调到二轻总公司纪律检查办公室工作。市委工业部得知这一情况后，组织机械工业总公司、二轻总公司、北京第三机床厂、北京市塑料工业公司、北京塑料模具厂等单位联合进行了张川东一案的查证工作，先后派人到广州、山西宁武县及市内的几十个单位调查，经过半年多艰苦细致的工作，取得了100余份调查材料，彻底查清了张川东的问题。 + +　　张川东，男，1950年5月生；1965年初中毕业后，分配到第三机床厂当工人。1966年9月，调山西省二八七厂工作。 + +　　1967年初，张川东跑回北京，与第三机床厂的贾××等人组成“追穷寇”、“铁血军”、“八一风暴”等造反组织，张是主要头头。从1967年8月至1968年1月，张川东积极组织、参与5次武斗及8次打人活动。1967年8月，冶金地质机修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该厂“革造总部”的头头到第三机床厂求援。张川东组织了“八一风暴”的十余人赶到冶金地质厂，用板带、砖头对另一派组织的群众进行殴打。有5人被他们打伤，其中1人被打得晕倒在地。1968年1月，张川东等人策划并组织30余人去和平里旅馆，冒充维护首都新秩序委员会工作人员盘问搜查。张川东等人用铁丝鞭、板带、武装带等凶器对住在该处的吉林工学院的师生进行殴打，造成打伤14人，其中6人重伤，后果严重。事件发生后，张川东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拘留审查了3个多月。 + +　　被公安局释放后，张川东恶习未改，与另外几人结成一伙，在北郊市场、德胜门、安定门等地先后8次拦路抢劫。在一次抢劫时张用改锥将被劫人的手腕扎伤。张川东还将抢劫得来的部分钱、物归为己有。 + +　　1968年8月，张川东回到山西二八七厂。次年12月，他伙同靳××等十余人与该厂王××打群架，斗殴中靳××左肺部被刀刺伤，气管拉断，经抢救才脱离危险。因聚众斗殴，张川东被县公安局拘留，并被二八七厂开除厂籍。 + +　　1983年第三机床厂找到张川东的下落的时候，他已经入了党，并被抽调到要害部门工作。这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得到现在所在单位的重用？调查结果证明：张川东隐瞒了自己所犯的错误，伪造了自己的历史，在不正之风的掩护下，混入了党的组织，骗取了所在单位领导的信任。1970年底，张川东的父亲（曾任总后军械处处长）托军事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写了一封“介绍信”，介绍张川东到部队当兵。入伍时，张川东隐瞒了自己曾参加武斗、打人致伤、拦路抢劫、两次被公安机关拘留、被开除厂籍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编造了这样一段经历：“1963年9月至1967年12月在甘家口中学学习，1968年1月至1970年12月在家。”由于张川东伪造了历史，表现“积极”，骗得了组织上的信任。1971年，他在部队入了团，1972年混入党内。 + +　　1975年3月，张川东所在部队派人来京为张办理退伍手续。东城区人民武装部发现张没有入伍手续，不同意接收。张川东的父亲找总后军械部出具证明，为他补办了入伍手续；所在部队又将他入党志愿书上填写的应征入伍地点广东改为“北京市东城区”。复员之后，张川东通过其父与当时塑料公司党委书记的关系，分配到北京市塑料模具厂工作。 + +　　张川东在“文革”中积极组织参加武斗、拦路抢劫、聚众斗殴，两次被公安机关拘留，受到开除厂籍的处分。但是，在不正之风的掩护下，他伪造历史入伍、入团、入党，并受到重用。根据他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及其长期隐瞒错误、伪造本人历史的事实，二轻总公司党委最近作出决定，开除了张川东的党籍。 + +　　张川东一案的调查结果说明：确有一些在“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人混入了党内，并受到所在单位的重用。如果我们的核查工作搞得不深不细，如果各级党组织不注意严格把关，这些隐藏较深的“三种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就可能会漏掉。因此，一定要认真地贯彻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工作的方针，当前要切实注意防漏，完成好纯洁党的组织的任务。 + +　　（（市委核查“三种人”小组办公室简报第63期）） + +　　送：市委常委，中指委办公室，中指委办公室核查“三种人”小组，中指委华北巡视组 + +　　各口整党工作指导小组，各整党单位，区县局，高等院校 + +　　来源：《整党简报》第226期。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8.txt b/CCRD/0/8/21/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5a432a109e8469af4123a479ae3abf66f236a37f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8.txt @@ -0,0 +1,35 @@ +# 关于秦三晓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中共内蒙古乌盟商业处党组> + +　　秦三晓，男，汉族，47岁，中专文化，内蒙古准格尔旗人。1956年3月入伍，1958年11月入党。1968年5月，由4940部队（当时任连长）派往察右前旗支左。1969年10月，回到原部队任营长、副团长及集宁市人民武装部副部长。1985年元月转业到内蒙五金交电公司集宁采购供应站任党支部书记。行政18级。 + +## 一 + +　　1968年5月秦三晓被派到乌盟察右前旗任政法军管小组组长。在“改造公、检、法”的口号下，秦把公、检、法机关说成是“黑窝子”、“包庇坏人”的合法机关。因此，按照上级精神，在政法机关内部积极地开展了清队、挖肃运动。 + +　　1968年9月，前旗挖“内人党”‘开始，公、检、法三机关在秦三晓的亲自组织、指挥下，将旗法院院长白道尔吉及公安干部朱志文、韩忠秀、武俊文等4名蒙古族干部做为“内人党”重点对象，隔离审查。并将所谓“挖肃积极分子”分成几个小组，每个组包一名被挖对象，并规定纪律，各组之间不准互通情况，要单独搞。 + +　　秦三晓在一次批斗会上对群众鼓动说：“要大胆地搞，不要怕，死一个放起，死两个垛起，打几下也没什么了不起。”又说：“小分队（小组）活动好得很。”在秦三晓的煽动指使下，公、检、法机关内部大搞刑讯逼供。对白道尔吉等同志进行了拳打脚踢、挂大牌子、烤火炉、冷冻、跪煤渣、吊手指、木棍打、电线拧成的鞭子抽等刑罚。造成严重后果。在当时的55名干警中有37人被挖，其中1人致死，23人致残。 + +## 二 + +　　1968年11月初，旗公安局干部朱志文同志（蒙族）以“内人党”重点对象，被隔离审查。在秦三晓指挥下，“小分队”对朱采用拳打脚踢、站高凳子、挂木牌子等手段进行严刑逼供。朱因受刑不过，当晚在隔离室上吊。被同屋受害者侯国昌同志发现抢救下来。事后秦在会上说：“朱志文用自杀来威胁我们，给军管和挖‘内人党’的同志施加压力，大家要继续搞下去，你们怕什么，不管出了什么事，都由军管负责。”会后指使小分队继续对朱进行批斗。致使朱志文于11月8日中午躺在隔离室的地上，用细铁丝拧在自己的脖子上，想再次自杀，又被侯发现并进行了抢救。侯国昌向秦三晓报告此事后，秦马上来到隔离室门口，不顾朱志文同志的死活，骂道：“他妈的，死了活该！”此时朱志文同志仍昏迷不醒，颜面青紫，呼吸困难，经送往医院抢救才脱险。秦三晓得知有人把朱志文送医院抢救后，又大骂：“反革命死了有什么了不起，谁给送的医院，谁给我拉回来，死了也给拉回来。”这样，在秦的责令下，又将朱志文同志强行拉回隔离室。 + +　　1968年11月17日，在朱志文同志经受残酷折磨，身体软瘫，生死垂危的情况下，秦在批斗白道尔吉、高步升等人的大会上，大骂：“他妈的，有人以死来威胁（我们），反革命死有余辜。”还命令将朱志文抬来陪斗，并说：“死了也给抬来。”当时由李天喜、崔颜章二人架住朱的两只胳膊，拖到会场，放在椅子上。此时朱已不能独自坐立，前后左右倾倒，头向后仰着，面色苍白，双眼紧闭流着鼻涕，口半张着，屎尿顺裤腿往外流，惨状目不忍睹。秦三晓却说：“有人装疯卖傻，你们看吧！”经这次“陪斗”两天后，朱志文同志终于因长期的严刑逼供，被活活折磨而死。 + +## 三 + +　　1968年11月，前旗挖“内人党”运动进入了高潮。政法系统已有7人被隔离。因这些同志都不承认自己是“内人党”，秦三晓很不满意，在大会上说：“‘内人党’是反革命组织，旧公检法是‘黑窝子’，靠‘内人党’挖‘内人党’是挖不出来的，我们可以采取革命行动。”于是，12月10日，秦三晓、郭天喜、陈德华去“东风农大”（有关“东风农大”的情况见《关于“东风农大”挖“内人党”案件的调查报告》）和校军宣队长郭和、校革委会主任张敏等人联系，在“东风农大”办“挖肃”学习班，并将郭天喜（军人）留在“东风农大”配合郭和并负责专案组工作。12月11日，秦命陈德华带人将政法系统白道尔吉、高元善、王焕仁、智根有、马志英等5同志用布蒙住头，秘密地用汽车押送到“东风农大”。去后就进行了严刑拷打逼供。（见《关于“东风农大”挖“内人党”事件的调查报告》）。不久秦又在公检法群众大会上，威胁“内人党”嫌疑对象说：“你们在这里不交待，到‘东风农大’不到10分钟就交待了。”秦还到旗邮电局等单位。介绍所谓“东风农大”的“先进经验”。12月14日，旗军管领导小组组长×××、旗革委会主任李×、旗武装部政委×××、旗革委会副主任宋××以及秦三晓等人来到“东风农大”，召开全校大会宣布“东风农大”为全旗挖“内人党”的“主战场”，隶属旗专案组领导。 + +　　先后在此关押了78名党员干部（伤残71人），使这些同志的人身遭到了严重的摧残。（见《关于“东风农大”挖“内人党”案件的调查报告》） + +　　综上所述，秦三晓不仅是前旗公、检、法系统的诬陷、迫害干部、群众，摧残人身，致死人命的组织指挥者，而且又是“东风农大”转变成为全旗挖“内人党”“主战场”的策划者和参与者，对于“东风农大”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负有一定责任。 + +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落实政策中，秦三晓对其所犯错误有所认识，但检查极不深刻。整党以来，组织上与其谈话，让其交待问题，秦避重就轻，推卸责任，认错态度不好。） + +　　根据秦三晓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事实及本人认错态度，按照中共中央〔84〕17号文件精神，乌盟商业处党组决定并经乌盟盟委批准，秦三晓实属打砸抢分子，予以开除党籍的处分。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19.txt b/CCRD/0/8/21/000019.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2a9a6ab40349c340188cf5d311565fd70bf2723 --- /dev/null +++ b/CCRD/0/8/21/000019.txt @@ -0,0 +1,49 @@ +# 我们是怎样抓紧做好“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核查工作 + +　　<北京市委工业部> + +## [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发言材料（机密）] + +　　北京工业系统“文革”期间发生非正常死亡1440人，其中党员229人，干部433人（包括局级干部6人、处级干部43人）工人1007人。这些非正常死亡发生在1966年红卫兵运动时期的305起。1967年造反夺权、搞派性斗争时期的82起，1968年至1969年“清队”运动时期的769起，1970年至1972年清查“5·16”运动时期的253起，1973年以后的31起。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精神和市委的部署，在清理“三种人”工作中，工业口各级党组织对“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非正常死亡情况进行了核查。这项工作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历次清理工作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给受害者落实政策工作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是通过查清“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大量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死因。清理诬陷、迫害干部、群众，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造成严重后果的主要责任者。纯洁党的组织，严肃党的纪律。经过全系统各级党组织的努力，目前1440起非正常死亡案件已经基本查清，其中由于林彪、“四人帮”推行极左路线、遭受迫害有具体责任者而死亡的390起，占1440名非正常死亡人员的27.1％。共查出“文革”中问题比较多的主要责任者（已列为核查对象）386人。各总公司（局）、直属企事业单位关于每个非正常死亡者死因的调查报告已报送市委核查办公室。 + +　　我们的主要作法和体会是： + +## 一、领导重视，认真部署，抓紧抓实。 + +　　工业系统在“文革”中是首都的重灾户之一，非正常死亡人数占全市的十分之一强。查清这些案件首先遇到涉及面广、涉及问题多的复杂局面。因此，工业部领导对这项核查任务非常重视，在核查工作一开始就亲自部署，明确要求各单位加强领导，摸清底数，层层负责，逐件查清，并向市委写出调查报告。根据这一要求，各级党的组织把这项核查任务列入了议事日程，各级核查办公室都有专人分工具体负责。工作中有的单位领导亲自动手，找人谈话，审阅材料；有的深入基层，检查指导工作；有的组织了专门班子，协同办案，建立了责任制，保证了非正常死亡查证工作的顺利进行。如北京矿务局“文革”中发生非正常死亡182人，其中大多数不同程度地受到“文革”运动的冲击。对查清非正常死亡的问题，该局党委十分重视，采取由党委副书记主管、其它党委成员分工负责审阅案卷的责任制，既保证了查证进度，又保证了查证质量，较好的完成了这一任务。对核查非正常死亡工作中遇到的大案要案，工业部领导亲自过问，亲自阅卷。如，北京重型电机厂原党委书记苏式琪同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案，过去该厂和机械工业部进行过三次调（复）查，但查得不彻底，苏式琪同志的家属一直有不同意见，厂内职工也有各种议论。这次核查，工业部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审阅材料，找人调查，具体指导查证工作。机械工业总公司和北京重型电机厂党委组织了专门班子，走访了厂内外知情人82人，翻阅了大量历史材料，找到了苏式琪同志被批斗期间的日记，在公安部门的协助下，终于查清了苏式琪同志遭受残酷政治迫害的过程和死因以及责任者。 + +## 二、突出重点，具体指导，查深查细。 + +　　“文革”中的问题时隔多年，不少原始材料已被销毁或散失，给非正常死亡问题的调查工作带来很多困难。对此，我们采取了两种做法。 + +　　一是抓大户，典型引路。在工业系统57个单位中机械工业总公司、首钢公司、二轻工业总公司、北京矿务局、北京铁路分局、汽车工业总公司等单位非正常死亡人员多，约占全系统的二分之一；日常群众来信多，要求查清死因、追究责任者并落实政策。针对这种情况，工业部核查小组将这些单位作为重点，对他们的核查进度提出时间要求，并定期听取查证情况的汇报。工作中注意总结经验，先后两次召开全系统核查工作会议，由机械工业总公司和首钢公司介绍了他们查清非正常死亡的死因和分析认定责任者的工作经验，对全系统的工作起了推动和指导的作用。对工作中遇到的重点疑难案件，我们要求有关单位组织专门力量认真查处，工业部核查办公室的同志定期听取汇报，组织协调，从而保证了查证工作的进度，解决了难题。如北京汽车制造厂原总工程师张世思同志“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案，历年来一直结论为“跳楼自杀”。对此张的家属多次申诉，要求组织澄清事实真象，查处责任者。这次核查，汽车工业总公司和北汽厂党委抽调人员，先后走访了3省（河北省、辽宁省、陕西省）二市（北京市、天津市）20多个单位的105人次，取得72份证据材料，查清了张世恩同志“文革”中被关押期间，遭逼供无奈从二楼跳下，又被抓回遭受折磨而死亡的情况，查清了迫害张世恩同志致死的责任者。 + +　　二是重调研，查深查细。在查证非正常死亡工作中，各单位注意收集、查阅有关的人事档案、各种结论材料、会议记录、笔记本以及受害者的遗书，比较普遍地走访了受害者家属和知情人，从中发现线索，取得证据，查清事实真相。调查中采取小范围座谈和个别谈话相结合的方法，注意对调查对象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思想教育，摆事实，讲政策，使他们提高了认识，消除了顾虑，克服了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阻力和困难。 + +## 三、实事求是，区别对待，认定责任者。 + +　　清理“三种人”工作政策性很强。对中央提出的方针、政策，必须在核查工作过程中的各阶段认真贯彻执行。根据中央（34）17号文件和市委的指示，工业部核查小组在核查非正常死亡事件中，强调了从非正常死亡人员的死亡经过和死因入手，查清“文革”中迫害干部、群众致死的责任者。要求各单位在工作中，注意查清“文革”初期以抢、抄财物为目的的打人致死的情况；注意查清“文革”中派性斗争打人致死的情况；注意查清“文革”中制造假材料、诬陷迫害干部群众，搞刑讯逼供、摧残人身、致人死命或被逼迫自杀的情况；注意了对上述情况的策划者、组织者、指挥者的查证，特别是那些“文革”初期造反夺权升了官，后来“清队”等运动中又继续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人，必须坚决查清。在基本查清死因的基础上，我们把全系统1440名非正常死亡人员按死因分为四种情况： + +　　1、遭受迫害毒打、非人折磨或严刑逼供直接致死（包括武斗中被打死）的145人； + +　　2、遭受诬陷和比较严重的逼供信后自杀以及被打致病而死的109人； + +　　3、有轻微的逼供信和批斗、办班中有一般违反政策行为而自杀的136人； + +　　4、虽在“文革”中受到一定程度的触及但未发生违反政策行为而自杀或病故以及虽未触及而因种种原因自杀的1050人。 + +　　根据上述基本分类，各单位在认定责任者的工作中，按政策注意作好三个区别对待，即把迫害干部群众的主要责任者（为首的）与非主要责任者区分开；把迫害干部群众、摧残人身情节恶劣的与有过一般过激行为的人区分开；把蓄意诬陷迫害干部群众造成严重后果与受“左”的思想影响，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人区分开，从而对“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案件核查出的负有不同责任的907名责任者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 + +　　首先，对受“左”的思想影响犯有一般错误的521人予以解脱，这次整党不再作为问题提出，不作结论，调查过程形成的材料不入本人档案，暂存各单位核查办公室，听候处理。 + +　　其次，对查出问题比较多的主要责任者386名列为核查对象。大体分三种情况进行定性处理：第一种情况，按中发(84)17号文件精神，在整党决定发表以前已经做过结论和处理，这次核查未发现新的问题，不再重新处理的66人；第二种情况，过去没有做过结论和处理，但已经调出工业系统的130人，各单位将其犯错误的写实材料转往现单位，并建议他们按政策给予结论和处理；第三种情况，现在仍在工业系统，过去没做过结论和处理的190人，要求各单位对其“文革”中的其他问题作进一步核查后，按市委结案规定进行定性处理。 + +　　由于对非正常死亡的责任者坚持了从实际出发，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把中央的政策同我们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保证了核查工作“既要坚定又要慎重，既不要漏掉又不要扩大化”方针的落实。 + +## 四、告慰死者，安抚生者，为受害者落实政策。 + +　　在核查非正常死亡死因工作中，我们发现少数单位的死亡人员的落实政策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还有遗留问题。有的在政治结论中留有“尾巴”，有的应平反而没有作平反结论，有的在经济等方面政策落实的不够完善。因此，核查工作中，工业部领导要求，各单位对“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亡人员落实政策情况进行复查，凡存在问题的要进一步落实。据统计，各单位在结论上割掉残留“尾巴”给予彻底平反的50人，原无结论这次给予平反结论的38人，在经济等方面进一步落实了政策的93人，并将组织的决定通知了受害者家属，使他们感受到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政策的温暖，看到整党核查工作的成效。 + +　　一年多来，我们在市委领导下，在清理非正常死亡案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还有差距，今后还要进一步做好查漏防错和有关责任者的结案处理工作，按照市委的要求，做到善始善终。 + +　　 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1985年11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20.txt b/CCRD/0/8/21/00002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d38523cce648bf2a137ae63bccd1b609532ccb4a --- /dev/null +++ b/CCRD/0/8/21/000020.txt @@ -0,0 +1,21 @@ +#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乌盟农牧渔业处党组关于郭和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 +　　郭和，男，汉族，47岁，高小文化，内蒙凉城县人。1955年参军，1958年入党。在部队任助理兽医。“文革”中在察右前旗支左，任“东风农大”军宣队队长。1978年转业，现任乌盟农牧渔业处兽医站技术干部。行政19级。 + +　　1968年12月到1969年5月，郭和在“东风农大”任军宣队队长期间，负责并直接组织、指挥“东风农大”挖“内人党”的运动。先后在“农大”被关押的前旗和乌盟两级机关的干部达78人。这些人被关押期间，在郭的亲自组织、指挥下，大搞刑讯逼供，打击迫害，摧残人身，造成71人伤残（其中3人全残）的严重后果。 + +　　1968年11月以后，察右前旗挖“内人党”运动进入高潮。12月10日，察右前旗政法军管小组组长秦三晓等人，来“东风农大”和郭和联系，准备将政法系统的白道尔吉等5名同志送到“东风农大”，办“内人党重点对象学习班”。郭和表示同意并当场接受了任务。随即从学生中抽调18名“骨干”，组成挖“内人党”的主力队伍，并规定了有关纪律和保密制度。 + +　　1968年12月11日晚上，旗公、检、法在军管组长秦三晓的组织下，由陈德华等人押车，将所谓的“内人党”骨干分子、顽固分子白道尔吉、智根有等5名同志秘密押送到“农大”交给“内人党学习班”，进行“突破”。郭和对选调的“骨干”讲话说：“‘内人党’是反革命，是我们的敌人，要狠狠地挖。这些人都是公、检、法的，是搞阶级斗争的。他们有搞阶级斗争的经验，我们搞他们不容易，就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又说：“拉来的这些人比较狡猾，不老实。不交代就上硬的打几下没关系。”还给学生们许愿说：“你们好好地搞，你们把他们搞出来，就把你们分配到他们那些单位。”在郭和的指挥煽动下，“东风农大”在挖“内人党”中使用了多种刑法。起初是拳打脚踢，而后用三角皮带、炉钩子、炉铲子、木棍、电线拧成鞭子抽打，还有“热情帮助”（烤火）、“冷静考虑”（冷冻）等逼供刑法。武斗越来越凶。 + +　　1968年12月下旬的一天，郭和亲自审讯原察右前旗旗长赵善璧同志。在审讯中施行逼供拷打，赵对郭和说：“你是解放军，我相信你不会冤枉好人的，我实在不是‘内人党’，把我打成这个样子，实在是冤枉呀。”郭和听后训斥说：“叫你来是交待‘内人党’的问题，谁冤枉你，真他妈的……。”当天晚上，一伙学生又对赵进行武斗，打的死去活来。在12月24日晚上7点多钟，郭和根据他人的口供，带领一伙学生进了关押赵的房间，郭和首先说：“今天不叫你交待‘内人党’的问题了，要你往出交一样东西，，交出来马上释放你，并给你记一大功。若不交出来，要你的老命！”赵问：“要什么东西？”郭说：“把蒙修给你的电台交出来。”当赵说没有那回事时，郭首先动手打了赵善璧同志一拳。郭并对学生们说：“这些戴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要他干吗，后生们，给我打，今天拿不出电台，要他的老命。”接着，学生们一齐动手，将赵打昏过去。苏醒后又继续刑讯逼供。当赵善璧同志无法忍受酷刑，假供有电台，在家闲房里埋着时。郭和立即向旗里要来了一辆吉普车，把赵捆在学校的大卡车上，亲自带领十多个学生押着赵善璧同志，开着两辆汽车去赵的原籍图尔班乡挖电台。在赵的闲房（无人住的房子）挖地刨坑，没有挖出电台，郭和就首先用拳在赵善璧的背上猛打，接着又指使学生一齐动手，对赵进行拷打。使赵善璧同志的人身受到严重摧残。 + +　　在批斗胡广荣同志时，郭和亲自用拳头打了胡广荣同志，并暗示学生们说：“帮助，帮助他”（指武斗逼供）。在他的指使煽动下，学生们大打出手。 + +　　综上所述，郭和在“东风农大”挖“内人党”期间，亲自组织、指挥武斗，大搞刑讯逼供，迫害干部，还亲自动手打人，造成严重后果。粉碎“四人帮”以后，郭和对其所犯错误有所认识，但在整党以来，郭对其所犯错误只作一般的检查交待，态度不够端正。 + +　　根据郭和所犯错误事实和本人认错态度，按照中共中央〔84〕17号文件精神，乌盟农牧渔业处党组研究决定，并经乌盟盟委批准，郭和实属打砸抢分子，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 +　　· 来源： + +　　根据中央文件翻印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21.txt b/CCRD/0/8/21/00002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627c81682ccb2dd7e3966a645e837d200bd601a --- /dev/null +++ b/CCRD/0/8/21/000021.txt @@ -0,0 +1,27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德堂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王德堂，男，59岁，汉族，辽宁省庄河县人，捕前系广西柳州市第三运输公司干部。无前科，现在押。 + +　　上诉人王德堂因故意杀人、强奸一案。不服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4年3月23日（84）百刑一字第8号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查明： + +　　上诉人王德堂于1968年3月任凌云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后，多次在会上诬陷原中共凌云县委书记赵永禧（赵是红七军烈士的儿子）是“反革命的总后台”，诬陷反对过他的干部、群众为“牛鬼蛇神”等。同年6月中旬，凌云县召开全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期间，王德堂策划在6月18日开展“革命大批判”，胁迫、指使黄××在会上作证，诬陷赵永禧及反对过他的群众组织“阴谋武装暴乱”，交出所谓“联络密码”作证据，欺骗蒙蔽与会代表。致使县委书记赵永禧、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文蔚，县革委委员（少数派代表）凌云中学学生黄建丁、县公安股长曹光汉、检察院干部黎炳南等11人当场被打伤（重伤5人）。次日下午，上诉人王德堂在会议总结中一再称赞批斗打人“是革命行动”“谁不老实，就让他尝尝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头”。并进一步煽动说：“火还不够。”报告后把大会主席团成员留下，布置说：今天晚上县直机关把“牛鬼蛇神”拉到街上批斗，各公社有批斗对象在街上的也可拉出去批斗，并要各代表团代表到现场观摩。当天晚饭后，王德堂所支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头头韦承盛、劳恭高（已判刑）等人将县委书记赵永禧等30多人拉到街上游斗毒打，当场把县委书记赵永禧、凌云中学副校长袁志杰、学生黄建丁等12人活活打死，把县党校副校长潘建雄等20人打伤。事后，上诉人王德堂在代表会上还声称这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等等。在王德堂的策划布置下，各公社竞相仿效，开展大批大斗，成批杀人。从6月19日至8月，全县共批斗打死280人，被迫害后自杀140人。 + +　　上诉人王德堂道德败坏，品质恶劣，自1968年9月至1969年5月，利用职权，采取胁迫、利诱等手段，先后强奸了被迫害致死的干部、老师妻子及被揪斗干部的家属、女学生等8名妇女。并猥亵，侮辱女青年多人。 + +　　1968年2月上旬支持王德堂的一派群众组织头头文增智、梁建帮调动武装民兵进城参加武斗。上诉人王德堂明知武装民兵进城搞武斗，不加以制止，致使刘承禧等5人被抓后杀害。对此王应负一定责任。原判认定王德堂授意调动民兵进城搞武斗证据不足。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上诉人王德堂在“文革”期间，主谋策划杀害干部、群众，并利用职权，强奸被害者家属和被批斗的女学生。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王德堂上诉否认其策划组织杀人罪行，把强奸说成是通奸，均与事实不符，纯属无理辩解。要求减轻处罚，不能允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5年第一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百色地区中级人民法院（84）百刑一字第8号的刑事判决，即判处王德堂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不得再上诉。 +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判处杀人、强奸犯王德堂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裁定。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徐德泽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1985年1月15日书记员　秦胜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22.txt b/CCRD/0/8/21/00002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e89722b38fad3208c096647d8cb931f4e8f0ced --- /dev/null +++ b/CCRD/0/8/21/000022.txt @@ -0,0 +1,31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谭钊奇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谭钊奇，男，40岁，初中文化，汉族，蒙山县蒙山镇文平大队人。1968年曾任大队民兵营长，捕前务农，现在押。 + +　　被告人，莫达新，男，58岁，初小文化，汉族，蒙山县蒙山镇文平大队人。1968年曾任大队治保主任，捕前务农，现在押。 + +　　被告人，黄胜，男，52岁，高小文化，汉族，蒙山县蒙山镇文平大队人。1968年曾任大队长，捕前务农，现在押。 + +　　被告人，谭钊贵，男，46岁，初中文化，汉族，蒙山县蒙山镇文平大队人。1968年曾任民兵副排长，捕前务农，现在押。 + +　　被告人：莫美伦，男，49岁，高小文化，汉族，蒙山县蒙山镇文平大队人。1968年曾任民兵副排长，捕前务农，现在押。 + +　　上诉人谭钊奇故意杀人一案，不服梧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5年1月5日以（84）法刑字第35号刑事判决，上诉本院。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查明： + +　　1968年6月9日晚上，上诉人谭钊奇在旧县二队对被告谭钊贵、莫美伦等人造谣煽动说：“水秀下面的地富、四类分子抢了民兵的枪，把一些贫下中农、民兵骨干拉到江边杀害了，我们要先下手为强，马上行动，铲草除根，先杀掉邱明、邱武这户”。在上诉人谭钊奇的策动指使下，被告人谭钊贵、莫美伦等人就带领民兵杀害了邱明、邱武、邓汉周及其家中的妇孺老幼共10人。谭钊奇在旧县村布置谭钊贵、莫美伦去杀人后，便到大队部参加被告人莫胜主持召开的大队干部会议，会上，被告人莫达新传达了公社会议精神，并说：“新联、北楼、蒙山街等地都已动手了（指杀人），我们文平还一个未动），被上级点相了（指批评），要杀就及时动手，过两天就不准杀了”。并建议逐片摸底，提出要杀的名单。上诉人谭钊奇在会上强调“专政是群众的专政，12级台风要一刮再刮”，积极主张要杀一批，并与被告莫达新、莫胜等人提出准备杀10人的名单，当会议结束时，上诉人谭钊奇突然离开会场到外面一下又转回来对大家说：“旧县的民兵已经把邱明、邓周汉两户杀完了，我们怎么办？”因此，被告黄胜便组织大家重新研究。上诉人谭钊奇和被告莫达新提出：“按旧县的做法，统统杀光，并立即动手”。被各黄胜也表示赞同。会后，上诉人谭钊奇就到莲塘通知民兵汇合旧县村民兵到马背村。被告莫达新、谭钊贵、莫美伦等组织指挥民兵到马背村把谢爱民、陈凤仙等12人用绳子捆绑后打死，之后又将被害人的子女谢甲秀、黄贤忠等10人（大的14岁，小的1岁）用绳子套了颈脖活活拖死。次日早上，上诉人谭钊奇亲自指挥民兵到那拉村，将李彬等10人杀害。总计从1968年6月9日晚8时许至次日上午10时，上诉人谭钊奇和被告人莫达新、黄胜、谭钊贵、莫美伦等人共同策划，组织指挥杀害无辜群众和教师50人。其中14岁以下儿童18人。被杀绝的5户。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上诉人谭钊奇和同案被告人莫达新、黄胜、谭钊贵、莫美伦等人在“文革”期间，目无国法，密度策划，肆意成批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原审定性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谭钊奇上诉提出的理由，不能成立，纯属无理辩解和推脱罪责。要求从轻处刑，不能允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5年第六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一、谭钊奇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梧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5年1月5日（84）法刑字第35号刑事判决。即判处故意杀人犯谭钊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故意杀人犯莫达新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故意杀人犯黄胜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故意杀人犯谭钊贵、莫美伦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不得上诉。 +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依法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判处杀人犯谭钊奇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裁定。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徐德泽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1985年1月25日书记员　　　秦胜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23.txt b/CCRD/0/8/21/00002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96198cb3d1a84f8fd7783556fce8164cc464f9b --- /dev/null +++ b/CCRD/0/8/21/000023.txt @@ -0,0 +1,25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韦英豪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韦英豪，男，46岁，壮族，广西鹿寨县人，捕前系鹿寨县教育局干部。无前科，现在押。 + +　　上诉人韦英豪因故意杀人一案，不服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1985年1月17日（85）刑判字第1号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查明： + +　　上诉人韦英豪于1968年担任群众组织临桂县“保红指挥部”总指挥期间，乘“文革”动乱之机。于6月上旬召集胥明德（县“保红指挥部”副总指挥兼政治部负责人，已判死刑）、唐秀明（县“保红指挥部”副总指挥，已判刑）等人密谋策划杀人。6月12日韦英豪亲自带人将原中共临桂县委副书记李瑾科抓到临桂县麻袋厂非法关押后，于15日晚，由胥明德、包家明等人用汽车运到象鼻山脚下用马刀砍死丢入漓江。6月下旬，上诉人韦英豪又在县卫生局主持召开县直机关各单位造反派头头会议，布置杀人任务。会后县直属机关被杀害了110人。 + +　　1968年7月17日，上诉人韦英豪在临桂县财政局召开各公社“保革指挥部”和“民兵团”负责人紧急会议，韦在会上提出：“县直、社直的一些干将，该杀的要杀他一批，不然，我们睡也睡不安然”，并要求各公社大造声势。自7月17日至7月底止，全县各公社被杀害的干部和无辜群众140人。同年8月中旬，韦布置成立临桂县革委会的准备工作时，又提出各单位可以报名单，会后，县农业局、电影站群众组织杀害阳忠等13人。8月下旬临桂县革委会成立，上诉人韦英豪造反起家担任了县革委常委，于8月30日，亲自与胥明德组织同伙将秦乔警等18名干部和群众用汽车拉到六塘街游斗后，在土岭漕全部枪杀。9月初的一天晚上，韦和胥明德等人将被非法关押的原临桂县副县长周克仁及县农机学校校长李继全、牟新生等11人用汽车拉到二塘飞机坪，韦亲自指挥集体枪杀。9月18日晚上，上诉人韦英豪亲自主持批斗大会并到县公检法军管会将县法院院长刘锡臣、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龙炎运等4人拉到会场批斗，当刘锡臣等4人被打成重伤后，由胥明德、唐秀明等人用汽车拉到二塘飞机坪枪杀。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上诉人韦英豪在“文革”期间，造反夺权，为非作恶，亲自主持召开会议策划布置杀人，从1968年6月至9月间，被韦英豪一伙杀害的国家干部和无辜群众200余人，其中县级干部7人，区级干部8人。其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原判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讯程序合法。韦英豪上诉否认其策划组织杀人罪行，纯属无理辩解，要求减轻处罚，不能允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的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5年第七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85）刑判字第1号刑事判决，即判处韦英豪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杀人犯韦英豪死刑的裁定。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徐德泽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1985年元月30日书记员　　　秦胜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24.txt b/CCRD/0/8/21/00002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a02a97cf14b12d0ffe2958b6b7a38cefeeebeea --- /dev/null +++ b/CCRD/0/8/21/000024.txt @@ -0,0 +1,21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张炳坤的刑事裁定书 + +　　被告人，张炳坤，男，50岁，汉族，梧州市人，捕前系梧州市航运分公司安全技术副科长。现在押。 + +　　被告人张炳坤因故意杀人一案，不服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法院1985年1月17日（84）梧万刑字第18号判处死刑，剥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向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经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终结，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本院复核。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查明： + +　　被告人张炳坤在“文革”期间，担任梧州市一派群众组织的主要头头。196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梧州市两派大规模武斗结束后，被告人张炳坤与同案被告倪海清（已判无期徒刑）、唐以豪（已判有期徒刑15年）、朱锦伦（已判有期徒刑8年）等人密谋策划杀人，于1968年5月13日晚，将梧州市公安局干部袁威、郭福、梧州市人民检察员高可及小学教师、工人等9人捆绑后，用汽车拉到西江河边，押上船后，驶往江中深处，推入江中溺死。此后，又3次以同样手段把干部、群众16人杀害。 + +　　被告人张炳坤还与倪海清、唐以豪、朱锦伦等人密谋策划，以所谓开追悼会“生祭”本派在武斗中死亡的人，于1968年5月17日在梧州市西郊火葬场草坪，枪杀了梧州市航运公司副科长杨振海、外贸办事处干部张会等干部、工人12人。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被告人张炳坤在“文革”期间，目无国法，为非作恶，策划、指挥杀害大批干部和无辜群众，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为严重，民愤极大。原一、二审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依照《中华人民共中/和国刑法》第132条第53条第一款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1985年第九次会议讨论决定，裁定如下： + +　　核准判处张炳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张炳坤死刑的裁定。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徐德泽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1985年2月6日书记员　秦胜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25.txt b/CCRD/0/8/21/00002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2be605c6425123845d8df22f7a1264aacfca0308 --- /dev/null +++ b/CCRD/0/8/21/000025.txt @@ -0,0 +1,25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韦善强的刑事裁定书 + +　　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韦善强，男，50岁，汉族，广西宾阳县人，捕前任宾阳县农机安全检查站站长，现在押。 + +　　上诉人韦善强因故意杀人一案，不服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5年元月26日南地刑一字（85）第7号判处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向本院提出上诉。 + +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现查明： + +　　上诉人韦善强在“文革”期间任宾阳县黎塘区武装部长，革命委员会主任。因本村和潘山村的老游击队员黄世济（原任中共宾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因病退职回家）、韦方权、杨嗣荣、韦子享、韦布泉等人在“文革”初期支持或参与写大字报揭露其家庭的问题和在群众会上批判过韦。为此，韦善强对黄世济等5人心怀不满。乘“文革”动乱之机，诬陷黄世济等人参加“反共救国团”反革命组织，于1968年8月3日下午指使黎塘中学学生罗文兴等人持枪闯入黄世济家中，开枪杀害了黄世济。以后又以同样的或其他罪名指使他人害了韦方权、杨嗣荣、韦子享、韦布泉等4人。 + +　　1968年7月31日上午，上诉人韦善强召集未到县城参加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的新圩、补塘、王兴等3个公社（后改为大队）的干部开会进行补课。要这些公社抓紧行动杀人。同年8月2日上午，韦善强召开全黎塘区各公社党支部书记和民兵营长会议，听取汇报杀人进度，对杀人少或没有行动杀人的公社进行批评指责。8月4日上午，上诉人韦善强在传达制止杀人的会议精神时，还对没有行动杀人的芳雷等3个公社严厉批评指责。说他们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等等。在韦的直接点名批评督促下，成批杀害了98人。上诉人韦善强担任黎塘区革委会主任后，从1968年4月至年底。整个黎塘区共被打死干部和无辜群众360人。 + +　　上述罪行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 +　　本庭认为，上诉人韦善强在“文革”期间，目无国法，滥杀无辜。犯罪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民愤极大。原判定罪准确，量刑恰当，审判程序合法。上诉人韦善强为了推脱罪责，否认报复和策划杀人，显属狡辩。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一)项规定，经本院审判委员会第9次会议讨论，裁定如下： + +　　一、上诉无理，予以驳回。 + +　　二、维持南宁地区中级人民法院1985年元月26日南地刑一字（85）第7号刑事判决，即判处韦善强死刑，剥夺政权利终身。 + +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83年9月7日关于授权高级人民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规定，本裁定即为核准判处韦善强死刑的裁定。 + +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 　徐克代理审判员　徐德泽代理审判员　秦洁平1985年2月7日书记员 　秦胜勇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000026.txt b/CCRD/0/8/21/000026.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ecf90bc7910c04805874701de794ca61b3d59c12 --- /dev/null +++ b/CCRD/0/8/21/000026.txt @@ -0,0 +1,47 @@ +# 我的血泪控告 + +　　<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杨庆雄> + +## 事由：我父杨竞成1967年无故惨遭杀害案 + +　　我名杨庆雄，男，现年35岁，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人氏。 + +　　1967年道县在原县委书记熊炳恩的筹划和指使下，从公社到大队普遍成立所谓“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私设刑堂，无视党纪国法，残酷屠杀数千无辜民众，仅我光家岭被杀者就有20多人。被害者有的被活埋，有的被砍头，有的被沉河，有的被用炸药炸死，其状惨不忍睹……甚至连刚出生的婴儿也不放过，用箩筐担西瓜似的挑到大河边，连人带筐扔进水中。更有甚者将被害人家妻女强奸轮奸，然后杀害。还有杀人夺妻、杀人谋财、杀人报复等等，不一而足。整个道县血雨腥风，尸横遍野。 + +　　我父杨竞成，家庭出身富农，1950年参加工作，系道县马江口小学公办教师。解放前他在国民党青年军当过上士班长，这个历史问题多次政治运动中，都向组织作过如实交待。1957年反右运动中亦无任何错误言行，不意却在1958年以历史反革命罪定性，判处管制三年，开除公职，遣送原籍。我父杨竞成回到光家岭村后，遵纪守法，在劳动中积极改造自己，没有任何不满言行，全村皆知，却在1967年道县文革“乱杀风”中被本大队杨才吉等人残酷杀害，时年47岁。 + +　　现状告杀人凶手： + +　　杨才吉，男，现年57岁，67年任本大队治保主任，现住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 +　　杨布兆，男，现年50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 + +　　杨庆余，男，现年41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 + +　　杨亮吉，男，现年54岁，大队造反派头头，住址同上，现在道县化肥厂工作。 + +　　以上四犯于1967年古历7月15日晚将我父杨竞成捆到村外土寨岭杀害并抛尸废矿井中。至今尸骨未收。 + +　　另控告杨庆余强奸我妻唐××。 + +　　我父杨竞成被杀后，我因害怕被杀逃离家乡，在外做工为生。1979年4月，我与妻子唐××从湖北返回道县为父申冤。1981年古历3月26日晚，杨庆余趁我去县里上访之机，窜进我家强奸我妻。当晚我从县城赶回，亲手抓获。然而该犯在我村某些实权人物的包庇下，至今未作任何处理。 + +　　为了给父亲讨回公道，我于1979年4月15日开始上诉，至今7年之久，共上诉上访244次，仅车费一项便用去600多元，以至一贫如洗，负债累累，连农村的最低生活都难以维持。不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连国家拨下来的被杀者遣属的救济款都成了一些人发财致富的门路。那些道县文革“乱杀风“的主谋者和杀人凶手，有的杀人升官，有的杀人提干，有的杀人入党，占据了道县从县到大队的各个领导岗位，大权在握，一手遮天，受害者遣属忍气吞声，有冤难申。 +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光辉普照大地。1984年10月30日，道县人民法院经复查认为我父杨竞成解放前仅任过伪青年军上士班长，1950年参加教师队伍后，对其历史问题，基本上已作交代，1958年以反革命罪定性判处管制三年属错判。据此，判决：撤销（58）刑字第211号刑事判决书，予以纠正。（附：道县人民法院（84）　复字第22号刑事判决书。） + +　　我们全家对此感激万分，但是乞今为止，对我们应当落实的各项政策依然没有落实，例如1979年7月23日道县县委落实办关于收回杨竞成家属子女四人城镇人口粮食呈报表，报了7年，至今不见下落。杀人凶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耀武扬威……不得已，我今只得再次越级上呈，伏乞加查而处，特迫切要求如下： + +　　1、 将我父收回教师队伍，恢复公职名誉，安葬抚恤。 + +　　2、 退赔没收我家的一切私有财产。 + +　　3、 恢复我们兄妹四人的城镇户口。 + +　　（4、 依法严惩杀人主谋及凶手。） + +　　（此呈） + +　　 申诉人：湖南省道县蚣坝乡光家岭村　　杨庆雄1985年2月17日 + +　　来源： 谭合成《血的神话》，香港天行健出版社2010年。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1/names.txt b/CCRD/0/8/21/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29325a39ef591b085ddba433bbc5a10c4ebf3a7 --- /dev/null +++ b/CCRD/0/8/21/names.txt @@ -0,0 +1,27 @@ +关于柴文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关于秦金龙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李博清在“文革”中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案 +李顺运在“文革”中奉命组织杀人案 +盘家端在“文革”中组织指挥杀人案 +苑礼甫在文革期间组织指挥杀人案 +郑逢姣在“文革”中组织策划杀人案 +郑有志在“文革”中煽动和暗示杀人案 +内蒙古自治区整党办盟市核查“三种人”案例会议：杨持 +内蒙古自治区整党办盟市核查“三种人”案例会议：周桂苓 +内蒙古自治区整党办盟市核查“三种人”案例会议： 李国清 +内蒙古自治区整党办盟市核查“三种人”案例会议：胡智义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凉城县委关于海涛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中共零陵地委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北京市委核查“三种人”结案材料汇编 +中共和林县委整党办核查组关于赵成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包头市红光机械厂[党委]关于白志忠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调查报告 +北京市委工业部组织联合办案查出伪造历史、隐藏很深的打砸抢分子 +关于秦三晓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我们是怎样抓紧做好“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事件的核查工作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乌盟农牧渔业处党组关于郭和在“文革”期间所犯错误的审查结论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王德堂的刑事裁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谭钊奇的刑事裁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韦英豪的刑事裁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张炳坤的刑事裁定书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韦善强的刑事裁定书 +我的血泪控告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2/000000.txt b/CCRD/0/8/22/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68eff4e8c5757cde821b652972bffa8fe48f5866 --- /dev/null +++ b/CCRD/0/8/22/000000.txt @@ -0,0 +1,159 @@ +# 江西省波阳县皇岗区东溪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档案 -- 徐宗镜 + +　　姓名：徐宗镜 + +　　性别：男 + +　　籍贯：江西波阳 + +　　（住址：东溪石板桥村） + +　　1986年3月25日 + +## 关于徐宗镜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情况调查 + +## 东溪乡核查小组 + +## 1986年3月25日 + +## 关于徐宗镜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 +　　死者徐宗镜，男性，享年56岁，家庭出身地主，家住东溪乡东溪村委会石板桥村，1970年3月死亡。 + +　　1970年3月间，东溪大队假石板桥村村背后晒场上召开斗争大会，徐宗镜因现反问题，由下炉村程景文、高发盛（民兵排长）二人从下炉村带到石板桥参加斗争会接受斗争，会上石板桥村徐宗林老婆张爱荣诉说徐宗镜解放前霸占了其夫前妻，诉苦后用拳头打了徐宗镜的头上，当时流了血，据张爱荣本人讲是手指上戴了戒指，所以打破皮流血，不一会徐宗镜昏倒，在场大会主持人，当时东溪大队党支部书记刘正明（已死亡）说他装死不老实，把他从台上拎起，朝其小腹部踢了一脚，人就不行了，会就散了。以后徐宗镜慢慢走回家（下炉村）走到上炉村不能走，其子用土车推其回家，回家后说腹中痛不能上床睡，用几把稻草睡在锅头边，第三天即死亡。 + +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认为徐宗镜属于非正常死亡，其死因主要是头部和腹部受伤致死，但因刘正明已死，无追究责任必要。 + +　　特此报告。 + +　　 调查人：徐显华、程元默1986年3月25日 + +　　经党委审查同意调查人意见。 + +　　 86.4.16 + +## 谈话笔录 + +　　时间：1986.3.21 + +　　地点：下炉村程景旺家 + +　　询问人：徐显华 + +　　被询问人：程景贵，现年41岁，家住下炉村，中共党员。 + +　　记录：程元默 + +　　问：你认识徐宗镜吗？ + +　　答：认识。因我当时是生产队长，他是我队社员。 + +　　问：你知道徐宗镜被批斗的最后一次情况吗？ + +　　答：知道一些。记得那天大概是1970－1971年3－4月左右，头天在上坂时他对我说：今年我可能要死，我说不会，一点风寒病很快就会好的。第二天在早上8点钟左右，由高发盛和程景文二人把他带到大队部，石板桥村批斗。 + +　　问：你参加了当时的斗争会吗？ + +　　答：参加了。 + +　　问：大会主持人是谁？ + +　　答：刘正明、刘文华。 + +　　问：在斗争会上你看到有什么人打了徐宗镜？ + +　　答：石板桥徐宗林老婆张爱荣打了徐宗镜的头一下，当时就流血，因我在台下没有看清用什么打的。 + +　　问：其他还有什么人打了吗？ + +　　答：一些人还拳打脚踢，具体是什么人记不清楚。 + +　　问：徐宗镜被斗回家后的情况你知道吗？ + +　　答：他回家后没有上床睡，他儿子用几把稻草把他睡在锅头边。第二天我到他家去看，稻草都因为痛苦而搞得乱七八糟，当时我问他是什么地方痛，他说是肚子痛，不能上床睡。 + +　　问：第三天死的情况你知道吗？ + +　　答：他是第三天清早死的，死后他儿子向队讨了几块板，随便钉了一个匣子，草草掩埋。 + +　　问：你还听说什么吗？ + +　　答：其他没有什么。 + +　　 被询问人：程景贵 + +## 谈话笔录 + +　　时间：1986.3.20 + +　　地点：本人家中 + +　　询问人：徐显华 + +　　被询问人：徐彦富，现年66岁，家住东溪村委会刘家旺村，贫农。 + +　　记录：程元默 + +　　问：你认识徐宗镜吗？ + +　　答：认识，我和他是老邻居，在三查当中是经常在一起挨斗的。 + +　　问：你知道徐宗镜是怎样死的？ + +　　答：知道。我是在皇岗回家走在上炉村关山口遇见徐宗镜的，他是被批斗回家（因那次我没有参加批斗），他对我说：老弟，我喊叫你坐一下，我现在与你见面，以后怕是不能见面了，我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今天的斗争大会被人打伤，并叫我帮他包一下伤口，我一看他的头一个洞正往外流花脓，可能是脑浆，我给他包了一下，然后我就回了家，三天后他儿子到石板桥搞松树回去割棺才，告诉我说他父亲死了。 + +　　问：他告诉你是谁打了他吗？ + +　　答：他只是这样说：是刘正明叫他们打我的，他并踢了我一脚，打破头的人他没有告诉我，只是说不知被什么人打了一下，就昏了过去。 + +　　问：当时是什么时间？ + +　　答：三查运动开始的第二年，3－4月左右。 + +　　问：你还知道什么吗？ + +　　答：因我没参加会，其它就不知道。 + +　　 被询问人：徐彦富 + +## 谈话笔录 + +　　时间：1986.3.20 + +　　地点：东溪村委会 + +　　询问人：徐显华 + +　　被询问人：徐良根 + +　　记录：程元默 + +　　问：你知道徐宗镜的死因吗？ + +　　答：知道。 + +　　问：你与死者是什么关系？当时多大年纪？ + +　　答：我与死者是父子关系，当时22岁。 + +　　问：你谈谈死因的详细情况。 + +　　答：我父亲是1971年4月在家死亡，我记得我父亲是在参加东溪大队斗争会后，回家三天后死亡，当时的斗争会放在东溪大队石板桥村召开，我父亲是被斗争者，其罪名是被说成是在1968年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从那以后就经常被批斗。 + +　　问：在最后的一次斗争会上，你记不记得你父亲当时被斗争的情况？ + +　　答：因当时我不能参加大会，事后听他人说：我父亲在被斗争时，被张爱荣（石板桥村，徐宗林老婆）用秤砣打破了头。还有不少人用拳打脚踢，回家后三天就死亡。 + +　　问：你父亲被斗回家后与你说过什么，或请医师看过吗？ + +　　答：父亲没说什么。在当时情况下请不到医师。伤又十分严重，头顶被打开一个洞，肚子被人踢后呈现肿胀，我当时很着急，只好眼看着父亲慢慢离去。 + +　　问：你还知道什么吗？还有什么要说吗？ + +　　答：不知道。我只是要求政府调查处理。 + +　　 被询问人签名：徐良根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2/000001.txt b/CCRD/0/8/22/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196af321e5d977dfa376ace415bb6e56fadb849 --- /dev/null +++ b/CCRD/0/8/22/000001.txt @@ -0,0 +1,125 @@ +# 江西省波阳县皇岗区东溪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档案--方兴田 + +　　姓名：方兴田 + +　　性别：男 + +　　籍贯：江西波阳 + +　　住址：金方扬家恒村 + +　　1986年3月25日 + +## 关于方兴田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情况调查 + +## 东溪乡核查小组 + +## 1986年3月25日 + +　　死者方兴田，男，现年75岁（死时56岁），文化程度：高小。家庭成份：地主。本人成份：种田。家住东溪乡金方村委会扬家恒村。 + +　　解放前，方兴田担任本村保长职务，解放后土改期间被划为富农，复查时定为地主，1967年全国都在搞造反有理，破四旧运动，因他家成份是地主，所以他和其他地富一样被抓了起来进行游村批斗、带高帽子，逼他交出金银。67年10月份的一天，早晨9点左右，方兴田和其他地富一道被关在金方老祠堂的戏台上，在红卫兵们的监督下，在各自扎高帽子准备到各村带高帽子游行、批斗，当时正好木匠方文联在戏台上为本村碾屋做木工。9点钟左右是看守交接班的时候，方兴田在别人未注意时，拿走方文联请来帮忙的木匠徐以杰的徒弟的凿子，到戏台里面的柱子旁，把凿子抵在柱子上，自己的颈脖子顶在凿子口上自杀，等别人看到的时候已经晚了，凿子已刺破了喉管，人们才把他的凿子抢走，当时并没有死，立即就把他抬回家中，因他不肯治疗，过了一个星期才死的。 + +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方兴田属于自己有一般历史问题自杀，不属逼供讯所致死，无追究他人责任问题。特此报告。 + +　　 调查人：徐显明 徐金彬1986年3月29日 + +　　经党委审查，同意调查人意见。 + +　　 86.4.16 + +## 询查笔录 + +　　时间：86.3.23 + +　　地点：金方村委会办公室 + +　　问姓名等项 + +　　答：我叫方加兵，男，现年49岁，初小文程，住金方村委会扬家恒村。 + +　　问：你是方兴田的什么人？ + +　　答：我是他的儿子，现在唯一的一个儿子。 + +　　问：你父亲死的事你知道吗？ + +　　答：我知道。当时是在67年下半年，我有29岁了。 + +　　问：请你把你父亲当时的情况谈一下。 + +　　答：当时是搞造反有理期间，有人说我家有金银，就把我父亲抓了去，把我关在家里，我父亲被抓去后，被人用开水浇背，硬逼交出金银，我关在家里也受惩。 + +　　问：你父亲被用开水烫，你看见吗？ + +　　答：我没看见。是听见方兴富等人讲的，当时他也是被关在那里。他还说用开水浇后再用冷水浇，浇了之后下来就带了一层肉来。 + +　　问：你父亲是为什么事死的。 + +　　答：我父亲是受不住那些刑罚而自杀的。 + +　　问：他是怎样死的？ + +　　答：是用凿子刺喉管而死的。当时刺的时候没有死，是过了一个星期后才死的。 + +　　问：你父亲死前对你说了什么？ + +　　答：没有说什么。 + +　　问：你还知道些什么？ + +　　答：其它我不清楚，因为当时我也是被人管押着的。 + +　　问：以上属实吗？ + +　　答：是实事。 + +　　问：方兴富现在在世吗？ + +　　答：已死了。 + +　　 口述人：方加兵 + +## 调查笔录 + +　　时间：86.3.23 + +　　地点：金方村委会办公室 + +　　问姓名等项 + +　　答：我叫方庆升，男，52岁，住金方村委会扬家恒村。 + +　　问：关于方兴田在文革中死的原因你知道吗？ + +　　答：知道。当时我是民兵营长。 + +　　问：你谈谈方兴田死的情况。 + +　　答：他是自己由凿子刺伤的，后一个星期左右才死的。 + +　　问：他为什么事而死？ + +　　答：据他说是受不了批斗挨打。 + +　　问：对他实行过什么惩罚？ + +　　答：也没有进行过特殊手段，都是与其他地富一样批斗游村、带高帽子等。 + +　　问：是不是对他进行过浇开水惩罚？ + +　　答：没有。因他是穷地主，对一些富地主还进行过浇冷水的惩罚。 + +　　问：发生的事是在什么时间？ + +　　答：是在67年10月份左右。 + +　　问：其它还有什么事？ + +　　答：没有什么。 + +　　 口述人：方庆升调查人：徐金彬、徐显明笔录人：徐显明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2/000002.txt b/CCRD/0/8/22/000002.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d4fc87b896bf0f605c49a327d1987ab5e9ebec3 --- /dev/null +++ b/CCRD/0/8/22/000002.txt @@ -0,0 +1,23 @@ +# 江西省波阳县皇岗区东溪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档案--官用民 + +## 关于官用民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 +　　死者：官用民，男性，现年75岁（死时55岁），文化程度高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农民。家住东溪乡章刘村委会都里村。 + +　　解放前官用民在19岁的时候，因与家里赌气跑到波阳去当了国民党的兵，在部队里有18年，曾担任了付连长职务，后退伍回来在皇岗伪乡政府担任过付大队长一年多时间，后在（现农技站）遇到国民党十几名当兵的，他把这些兵带到了皇岗。并缴获了十来支步枪交给了解放军，解放军认为他做了好事，就吸收他参加了解放军约3年左右，后就回家参加生产，还到东溪石板桥看守过山。据被调查人反映在解放以后基本上没做过坏事，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 +　　在1966年4月份的一天晚上，原河东公社副社长胡长春，工作员刘增生，大队长刘梓贵等5人到都里村把官用民捆绑带到公社，关在油坊房内，据官用炳所讲（官用民胞弟），带走官用民的第二天，他的爱人送被子到公社去给官用民（因官用民是单身汉），官用民对我爱人讲：“他当过国民党的兵，历史问题是没有办法讲，现在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还讲他到郭公山开过黑会（因他到东溪石板桥看过山），他确实没有做过此事。”据当时担任值勤任务的河东大队民兵营长张兆林讲：“主持审讯的是原河东公社武装部长程有清，河东油坊厂长邹坤龙两个人，一共审讯了二、三次。但是没有动过任何刑具。但是由于值勤人员思想麻痹，认为官用民没有什么大问题，关他的房门也是未上锁的，官用民由于思想过于紧张，又怕回去丢面子，烈古，不如一死了之。于是他趁值勤人员吃夜餐之机，偷出去了，跑到河东油坊背后坑里投水被淹死。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尸体。 + +　　根据以上调查情况，因当时担任审讯的程有清，邹坤龙二同志均已死亡。具体情况是无法再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认为官用民因历史问题自己投水被淹死，我们意见不予追究责任。特此报告。 + +　　 调查人：陈贵杰、张春云 + +　　 1986年3月25日 + +　　经党委审查同意调查人意见。 + +　　 86.4.16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2/000003.txt b/CCRD/0/8/22/00000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436f78c71bdc86674c37a945309303a1c0771a20 --- /dev/null +++ b/CCRD/0/8/22/000003.txt @@ -0,0 +1,39 @@ +# 江西省波阳县皇岗区东溪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档案--刘锡灯 + +## 关于刘锡灯在“文革”中死亡情况的调查报告 + +　　死者刘锡灯，男性，现年81岁（死时65岁）家庭出身：中农。解放前后一贯种田，家住本乡新屋下村委会山家村。 + +　　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在全国广泛深入地开展，随着运动的深入发展，根据当时进驻新屋下大队的工作组意见，放在山家村召开了一个群众批斗大会，由工作组成员伍金生同志主持会议。批斗对象是刘锡灯。在批斗会上主要是要他交待在解放前当“股房老板”和参加“兄弟会”的历史问题。当时只对他挂了一个黑牌，发动群众进行检举揭发，并没有对他实行任何刑具和逼供行为，会后由于他自己思想过份紧张，一怕自己脱不了身，又怕连累子孙，于是，就在第二天1970年农历2月初9日早上吃早饭的时候，在自己家房中上吊而死。 + +　　根据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因追查刘锡灯的历史问题，进行了一般的批斗，没有用刑，所以不予追究他人责任。 + +　　 调查人：陈贵杰、张春云1986年3月25日 + +　　经党委审查同意调查人意见。 + +　　 86.3.26 + +## 关于我的父亲刘锡灯在“文革”期间不正常死亡的情况 + +　　我名叫刘炳初，男，现年37岁，兄弟三个，一个姐姐。我是老三。父亲死亡的时候，我只有20岁。两个哥哥都分了家，父母都是我共锅吃饭，母亲由两个哥哥各负担一半，父亲帮我做工，因我年轻，生活很穷。 + +　　我父亲死亡的时期是1970年农历2月初9日清早。那时正是“文革”时期，“文革”期间年年有政治运动，这时正当“一打三反”运动全面普开，农历正月下旬，上级就派来了工作队，每个村庄都有，分到我们山家村的是供销社的营业员伍金生同志，当时发生的事故伍同志他全都知晓。 + +　　工作队进驻各地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上级工作队来检查成效。一问没有行动起来，就立即召开了动员大会，由大队全体工作队主持，全体干群参加，会议作了动员点火报告，狠斗了“阶级敌人”，当时江含焱等同志挨了狠斗，差点没死。 + +　　通过这次大会以后，各个村的工作队都已经出动了，万一运动掀不起高潮来，要找原因，工作队人员怕搞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就盲目乱来，只要声势大，干群没有安宁，工作成绩就越大，就是闯将。由于这些原因，我村工作队也要采取一些紧急措施。 + +　　正当广大干部群众都怕搞到自己头上来了，怕要戴“大帽子”成了反革命、右派等等。一片人心慌慌，到处混乱之际，我村工作队于2月初8日（农历）召开了全村群众参加的批斗大会。会场设在原刘起先生的学堂屋内，一片所谓革命口号声中，把我父亲带上了“台”，说什么我父亲送走了刘兴。刘兴是反革命，我父亲也是反革命，如不老实交待就没有好下场。 + +　　（其实，当时刘兴已被政府抓住了，放在皇岗受审，有案可查。） + +　　当夜散会回家，我父亲一夜未上床，一个劲地抽烟，思前想后，唉声叹气，由于胆子小，怕挨打，逼迫承认成了反革命，连害儿孙，为此上吊自尽而死了之。终年65岁。 + +　　多谢三中全会的特大恩德，平息了无止无境的政治风波，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幸福，才会有我这样的今天。 + +　　 刘炳初亲笔1986.3.23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2/000004.txt b/CCRD/0/8/22/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a29ec3c7505b2f01ed4ff5de834652ca61106a71 --- /dev/null +++ b/CCRD/0/8/22/000004.txt @@ -0,0 +1,39 @@ +# 申诉书 + +　　<彭海如> + +## 〖彭海如，原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副处长、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成员。1992年病故。〗 + +　　（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 + +　　（你院于1979年10月16日，出示“市法（79）刑再第95号”刑事判决书，以所谓“非法拘禁他人，致人死亡”的罪名，判处我徒刑3年。我对这个判决一直不服，事隔8年了，仍想不通，你院是具体承办单位，特向你院提出申诉，恳求复查此案。） + +　　关于“非法拘禁”抓人的问题，要历史的看并作具体分析。武汉市公安机关的群众组织“公安联司”在1967年7月下旬至1968年元月1日这段时间内，在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政法组的领导下，的确曾一度行使过专政职能，这是历史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这是因为“7.20”事件以后，第一次公安军管会撤走了，第二次公安军管会是1968年元月1日才正式进驻武汉市公安机关。在这段过渡时期，武汉市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是在武汉警备区政法组领导下，由公安机关的群众组织“公安联司”来行使的。在这段时间内，办理了大量的政治、刑事案件，抓获和处理了大批犯罪分子，其中包括汤忠云这起杀人案，这是历史事实，是有案卷可查的。如果认为这种作法是非法的，那么，在这时间内处理的大批政治、刑事案件，抓获的大批人犯岂不都是违法的吗？那么不都要平反昭雪吗？我们认为不能这样看，也不能这样做。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特殊事件，更没有给谁带上“非法”的帽子，并进而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唯独要在汤忠云的问题上，当局硬要给我们带上“非法拘禁人”的帽子，并给予法律制裁，难道这合情合理吗？在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办理的案件，处理的人犯没有发生差错就是合法的，发生了差错就是非法的？如果按照这种逻辑推理，那么司法部门过去办理的大量案件中，也曾办过冤假错案，而且也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恶果，有的已经平反昭雪，有的正在复查，有的还没有理睬，那不也是非法的么？不也要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我在武汉市公安局刑侦处任职二十八年，办理过数以千计的案件，接触过数以千计的案犯，不仅我本身没有对任何案犯动过刑罚，一贯反对别人这样做。这是可查可访的。那么，为什么要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直接责任的汤忠云事件上，就一定要给带上“非法”的帽子并追究刑事责任？ + +　　在合法与非法这个问题上，还有一点而且是重要的一点，可是贵院却忽略了。这就是我当时的身份！贵院只承认我是群众组织的顾问，就不承认我是1961年中共武汉市委任命的市公安局刑侦处的副处长这个客观事实。贵院应该知道，自1961年我任职以后，就一直行使批准拘留人犯的职能，经我批准拘留审查处理了大批人犯。包括汤忠云案，发生汤忠云事件时，我并没有被撤职，也没有任何组织、任何人停止我行使批准拘留人犯的职能，而且我们在抓汤忠云之前，是我亲自和刘祖清去请示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司令部，经警备区首长赵奋同意后才行动的。怎么因为在办理过程中发生了意外事故就是非法呢？退一万步讲，我抓汤是非法的，难道武汉警司批准的抓人行动也是非法的吗？我认为抓汤忠云和汤忠云被打伤致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在看来抓汤忠云尽管是经过武汉警司同意，不能因为发生了有人打死了汤忠云，就一定要把经过武汉警区同意抓汤忠云的决定说成是非法的。抓汤忠云之前我请示了警司与否，对我来说，事关重要。可是贵院回避了这个问题，恕我直言，我认为贵院在我的问题上，受了“有罪推定”错误认识的影响，因为我曾支持过造反派，就应是“四人帮”，就是迫害毛主席的帮派体系，就是有罪。硬性的用“有罪推定”的手法牵强附会的认定我“构成犯罪”。这在认定犯罪上是违背主客观必须一致的原则的，我是绝对不能接爱的。 + +　　是否构成犯罪，不能只看客观上造成的危害，在刑法第十三条也作了明确的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但是否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认为是犯罪”。在抓汤忠云的过程中，发生了汤忠云夺枪，王振友开枪击中了汤忠云，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完全符合当时的情况，贵院认定为“构成犯罪”是违背刑法条文的。至于客观上所造成的危害，应由肇事者负责，不应株连他人。文革是一个非常的特别时期 ，尽管如此，文革的一切自由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的。公安局作为一个专政机关，自当有维护社会治安的专政职能，文革开始后，中央就制定了公安六条，禁止释放人员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参加文化大革命，不享有“四大自由的权力”（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对破坏文革如杀人、放火、放毒、抢夺公私财产的犯罪份子予以打击，我们始终遵行这一原则，7.20后六个月时间，为维护武汉社会秩序，我们公安联司代表公安机关做了大量工作，经我手批捕了上千件刑事案件，汤忠云案件，只是其中之一，法院判决了几十件，若我们当时属于非法，那我亲手批捕、拘留的那些杀人、强奸、谋杀亲夫、流氓斗殴造成死人的恶性案件，都应和汤忠云等一样，一律平反昭雪，为何当局不这样做呢？ + +　　应当指出的是，在武汉公安局内存在两派，“武汉公安”为保守派组织，7.20前，社会治安由他们负责，当时“百万雄师”在武汉肉联，市三十中学、市委机关、武柴、汉阳石油化工、武汉六棉……等地方设大量监狱，抓捕不同观点群众。戴鹏等即为其中一例，“武汉公安”百万雄师战斗队的头头参与其中，为何不叫非法抓捕呢？ + +　　在文革期间，虽然社会很乱，时有打砸抢出现，但带政治性的打、砸、抢和乘乱偷抢有明显不同。前者只抢档案材料，打不同观点组织办公室，抢交通用汽车；后者以群众组织名义，抢夺私人财产，强奸妇女，抢夺公家能用于私人的财产，如办公桌、照相机、椅子、办公用品、电扇、电力用品……等，公安机关对后者大量抓捕，人们应记得文革期间，虽乱，但私人财产被抢的事都少有发生，这和我们的努力不无关系。 + +　　再则，7.20后，许多“百万雄师”中有杀人、打人致死、有明显仇家的人自觉命难保全，但他们仍相信公安机关能保他们性命，纷纷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得以保命，我们当时都腾出地方一一收容，当时有些群众组织，冲击公安机关，要求将这些人交出批斗，我们都一一做工作，讲条件，虽然我们也是群众组织，但职能不同，不允许他们将人带走批斗，有些要批斗的人，经武汉警备区批准，我方派出大量警员保护被批斗者人身安全，如果他投案自首性命不保，公安机关自当负责，当时压力最大的是俞文斌，刘敬胜二人，其中为刘敬胜最危险，他是“百万雄师”作战部部长，汤忠云为副部长，武汉6.24、6.17、6.8血案，大型武斗，由他二人亲自策划和指挥，死28人，血债累累，民愤极大，一旦出狱，必死无疑。我指出这二人决不能被拖出去，出去了命即不保，除了部队派人保卫，公安机关决不放人出狱，其他被捕或自首人员，也不参加一千人以上批斗会，防止出现意外。 + +　　难道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没有一点功劳，一个汤忠云案，就否定我的一切？ + +　　汤忠云案只是一个政治筹码，他后来作为烈士平反，而我们只是另一个筹码，不把我们判刑就不能证明他是烈士。 + +　　他是烈士吗？那戴鹏死在谁之手呢？戴鹏案无凶手，而汤忠云案出现三个凶手，这是哪家的法律？这法律面前，在无产阶级内部就不能讲平等，况其它阶级呢，戴鹏案法院以汤忠云案受人指使为由，免他无罪，那是谁指使的呢？指使人该有罪，可法院又不能指出指使人是谁，若按这一逻辑，那所有杀人犯都可以推说自己受人指使，只要指出指使人都可免罪。而我是受武汉警备区赵奋师长指使，却要我负罪而不敢找赵奋师长，法院是按法律判案，还是按政治观点判案？ + +　　在文革中，尽管公检法三家在政治上都分成两派，但在业务上都是一丝不苟地依法办事，谁都不敢用派性去干预法律，造反派“公安联司”也好，保守派“武汉公安”也好，在办案时，；两派都一起上阵，不认派性，尤其是在办刑事案件，对敌斗争中，谁都怕被地方抓住辫子，汤忠云等是按中央精神抓捕时所出现的问题，从他的上级刘敬胜问题可以看出，我们没有借机杀人之疑，如果汤忠云当时不夺枪逃跑，后果只会和刘敬胜一样，保守派胜利后刘敬胜由一个工人当上了江汉局工业局局长，而不需要法院中一些保守派法官们这样违法办案，冒此风险，经不起历史的考验。我深信这一案件终有一天会翻过来的。 + +　　文革期间，造反派组织中有许多违纪、犯法行动，作为公安机关，在许多业务工作中和这些群众组织是有区别的，例如，中央规定任何群众和群众组织都不能随意抓捕“百万雄师”头头，应该送公安机关处理，我们当时按这一规定，将钢工总在武汉体育馆私设的江城前哨“监狱”关押的头头，一律强行转押到公安局。对工造总司在胜利街106号私设监狱抓捕的人也限期交出，因为我们是公安机关，我们享有专政的权威，这些群众组织头头当时也把公安机关看得比他们高，多数不敢反抗，这一点所有武汉的干部和群众都有目睹。尽管文革中出现劳改、劳教人员殴打公安人员事件，但公安机关有抓人坐牢的权利，这是武汉所有人的共识，这些人后来都一一被严惩。 + +　　我引用的刑法条文，是否有错，请核实，是否符合我的情况，请研究。恳求贵院负责同志就这次提出的申诉，对我的案件进行复查，并能给我一个答复。 + +　　 武汉市公安干部学院 彭海如一九八六年八月 + +　　· 来源： + +　　钟逸按手稿原件录入、提供。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2/000005.txt b/CCRD/0/8/22/000005.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0baa8ad59e258f64c335ac5b806c7055fa3c13 --- /dev/null +++ b/CCRD/0/8/22/000005.txt @@ -0,0 +1,59 @@ +# 中共零陵地区永州市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 +　　“文革”中，我市发生了杀人事件。政治上造成了不良影响，经济上造成了严重后果。为了消除这一积怨，达到愈合伤痕，增强团结，合衷共济搞四化的目的，我们遵照省委（1985）12号文件和地委有关指示精神，从1985年9月以来，把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通过一年多的工作，澄清了底子，查清了杀人事件的起因，经过和后果；做好了被杀者及其遗属政治上的平反，经济上的清退工作。安置和帮助遗属解决了生产、生活上急需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对“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和错误的人员，依据事实和本人认罪认错态度分别进行了党政法纪处理，基本上达到了省委（1985）12号文件提出的“消除积怨，增强团结，合衷共济搞四化”的目的。一年多来，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 +## 一、认真贯彻省委12号文件精神，统一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 + +　　在处遗工作中，为了统一各级党组织的认识，省委（1985）12号文件下达后，首先市委常委在学习文件、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组建班子。由市委一把手挂帅。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确定了一名市级领导专管这项工作。接着召开了科局以上负责人和区乡党委书记会议，认真组织学习文件，统一思想认识，部署安排了工作任务。结合我市的实际，处遗工作分两段进行：第一段是集中力量处理重灾区即付家桥区。该区从1985年9月初至12月中旬止，市区乡组织63人（市21人，区乡42人）的专门队伍，对该区“文革”杀人遗留问题集中进行了处理；第二段是轻灾区，即面上的水口山、珠山、黄田卜、菱角塘、邮亭圩等5个区和市直属乡接里桥、朝阳，从1985年12月中旬起至1986年5月底止，这5区2乡共组织44人（市16人，区乡34人）的专门队伍，对这5区2乡“文革”杀人遗留问题集中进行了处理。两段专干抽出后，都举办了学习班，并印发了省委12号文件《宣传提纲》500份，广泛进行宣传，提高了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认识。为了保证办案质量，公检法抽了7位同志负责专案调查。有关区乡成立了3至5人的领导小组。这两段有关区乡干部基本上投入了这一工作。水底乡这段时间，上至书记，下至一般干部、信用社、财税所、农机、农技站等部门的干部、职工都投入了这一工作。深入到村组一边宣传贯彻省委12号文件精神，一边调查了解情况，很快打开了局面。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及时端正了基层干部中骂工作组是“还乡团”。认为处遗工作是帮地富说话，屁股坐歪了的错误说法和糊涂认识。为了扫清各种思想障碍，我们把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同党纪、法制、政策的教育结合起来。把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同坚持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动员在“文革”杀人中犯有错误和罪行的人员主动下楼。认真检讨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取得遗属的同情与谅解；引导遗属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不计较个人恩怨……。通过做各类人员的思想工作，把他们的思想都统一到12号文件精神上来，因而我市的处遗工作进展顺利，达到了既解决问题，又不搞乱的目的。 + +## 二、查清来龙去脉，澄清“文革”杀人的底子 + +　　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按照12号文件要求。我市开展了查“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的活动，对每个区、乡、村每起杀人事件的发生、经过、后果都进行了全面了解。（一）查清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涉及的社队。据查实，全市自1967年7月8日黄田卜公社双江桥大队杀3人起至同年9月19日喜塘公社杀1人止，历时74天，26个公社，81个大队发生了乱杀人事件；（二）查实了被害人员的情况。在整个“文革”期间，被杀和被迫自尽的有192户，249人。其中自尽26人，被杀和自尽人员中男230人，女19人；四类分子56人，子弟136人，中农31人，贫农15人，其他11人；国家干部2人，教员13人，医生4人，职工2人，学生7人。农民228人；特别是有两位共产党员被杀；他们中有21户被杀绝。28人被迫外逃，遗孀改嫁19人，15人随母下堂。造成孤老30人，孤残6人，还有12人被打伤致残，丧失或基本丧失了劳力（有5人已死去）；（三）查实了被害人员的财产损失情况。据查实，被害人有114间房屋被拆、占、分、卖或倒塌损坏。生产、生活资料被分，总价值约10万元，所有经济损失约18万元；（四）查清了组织策划人的情况。全市“文革”杀人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四种：第一，少数区和公社负责干部在本区、本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杀人。如付家桥区及其所辖6个公社的负责干部组织策划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6个公社，39个大队。特点：行动快、数量多。影响大；第二，少数大队、生产队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组织策划杀人。属这种情况的有12个大队。特点：涉及面广，影响坏；第三，少数不法群众，自发组织杀人，属这种情况有5起；第四，个别人乘“文革”大乱之机，挟嫌报复杀人，属这种情况有3起；（五）澄清了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多数是1967年8月底，9月初道县杀人风的影响。我市的付家桥、水口山、黄田卜、菱角塘等区和直属接里桥乡相继出现了乱抓人、大杀人之风。其二，少数是1968年冬和1969年春，农村斗批改、追枪支、追所谓“反革命组织”，出现乱抓、乱批、乱斗。致使对象被迫自尽，珠山区就是典型。其三，个别事件不是发生在乱杀风期间和斗批改运动中，而是在这之前或之后，如1967年7月8日黄田卜公社双江桥大队长蒋朝林泄私杀蒋培生三父子。1976年5月原郑家桥公社武装部长罗楚荣。目无党纪国法，擅自捆打付农分子向上宣致死。 + +　　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查清了“文革”杀人事件的全貌，以及与“文革”杀人有牵连的人和事。并且以区、乡、镇、村为单位写出了调查报告108份，为彻底搞好处遗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 +## 三、切实做好安置工作，妥善清退了财物 + +　　做好遗属的安置工作，是整个处遗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安置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四点： + +　　（一）政治上彻底平反。对被害者及其受株连的遗属，我们以市政府名义从政治上发了平反通知书，使遗属在政治上得到了平等待遇，消除了政治影响和压力，思想上得到了安慰。 + +　　（二）妥善清退财物。“文革”杀人后遗属的房屋、财产被侵占的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在落实处理这一问题时，我们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区分不同情况，作了妥善处理。在清退财物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先澄清底子，发动群众自觉清退，同时教育遗属不虚报垮大，做到物归原主。据统计，全市共退还房屋24户，28间，赎回房屋2户，3间，退还查抄的财物436件，稻谷2500斤。对原物不在或损坏了的给予适当补偿。由集体和个人退还查抄财物金额2460元。如付家桥公社桃华洞大队蒋起涛被杀后，一户抬走其棺木一付，已转卖他人，遗属见棺木尚在，坚持退原物，买主不肯，侵占者用300元现金，另买一付归还原主。凡由国家或集体占用变卖的房屋，由国家或集体退赔补偿。如何仙观公社茶叶湾大队第二生产队，变卖了被害者陈焕烈，陈焕祖房屋半座，厨房一间，生产队得500元。在落实退赔时，该生产队将钱全部拿出，交给遗属。大庙头乡峦石山大队陈开栋被杀害后，大队拆分了他家房屋一栋，此次退赔时，挨户凑齐600元，归还遗属。凡由个人无偿占用或利用职权低价确买或分得的物资，通过做过细的思想工作，要求他们自觉进行清退，在清退中坚持做到：原物在退原物，原物不在的拆价赔偿。这样做遗属满意。如水底公社浮江大队牛栏岭生产队邓振辉被杀后，一户侵占了他家币60元，椅子4把，海子2个，遗属和群众记忆犹新。纷纷揭发检举，在做好侵占户的思想工作后，钱物都已归还原主。 + +　　（三）妥善安置了遗属。“文革”杀人后，在生产、生活上给遗属造成了不少困难。需要在经济上给予一定安置，物资查无下落，需要给予适当补偿。为此，我们按照政策，对全市被杀、自杀的249人发给抚恤金35933元；落实解决查抄财物损失补偿21983元；对杀人后造成生活困难的162户，给予困难补助29788元，加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政策的困难补助19330元，共计49118元；对杀人后造成孤老孤残的36人。按政策给予了长期固定救济每人每月12元。到目前为止，已发10220元；对原来被迫外逃，现已回家落户的5户16人，除做好村组干部和群众思想工作，接收他们回当地落户，分给同等的责任田、山、土、安排好生产、生活外，政府还给予安置费4600元；对房屋需修缮和新建的共给予修缮和新建费42279元。全市共发各种安置费164133元。因而遗属都满意地在安置情况表上签了字。 + +　　（四）做好遗属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查来龙去脉和进行安置工作中，我们始终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做遗属的思想政治工作： + +　　第一、对遗属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及时认真查处，按政策规定给予解决，满足其要求。如阳河乡仙神沟村，现在省肿瘤医院当医师的王肇炎。“文革”中其弟王肇松被杀，妻改嫁，家有房屋一栋，生产队做了牧场，年久失修，损毁严重，部分木材被群众拿走，处遗时，王写信回来要求赔偿房屋损失，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给其房屋补偿费1000元。集体和国家分头负担，集体退赔400元，国家补偿600元，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又如水底公社尤山岭大队被害人谢九韶死后，大队拆分其四扇六间楼房一座。81年已作600元处理了的，处遗时，其女谢远华提出当时作价过低，吃亏太大。要求重作处理，我们认为这一要求合理，追补币500元，群众负担200元，国家追补300元，遗属满意。 + +　　第二，对于过高要求，坚持说服教育，不乱开口子，做到顾全大局，统筹安排。在整个处遗工作中，绝大部分遗属是顾大局，识大体、通情达理、体谅国家困难的。但也有少数遗属提出过高要求。为防止着眼经济和纠缠经济问题，我们始终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按照政策办事。如付家桥公社栗山卜大队遗属邓明迁。其父被杀，他为“报父仇”，提出要惩办凶手，找回其父遗骨（沉水的）。摆酒安葬，要凶手披麻带孝送葬，填偿他家一切损失。为了做好他的工作，市委和乡党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登门走访，多次做他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学政策，讲道理，谈心和说服教育，他提高了觉悟，端正了认识和态度，自动收回了过高要求，表示按政策办理即行。 + +## 四、坚持政策原则，搞好组织处理 + +　　在“文革”杀人中，有些基层党员、干部受“左”的影响，积极参与组织策划或亲手杀人，破坏了党纪、政纪、法制。严重地影响了党群关系。为了严明法制，严肃党纪、政纪，纯洁党的组织，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根据省委（1985）12号文件精神，及时地进行了组织处理。在整个党政纪法制处理过程中，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 +　　（一）结合实际，掌握政策界限。为了帮助各区乡党委和市工作组同志掌握好组织处理的政策界限，市委组织他们反复学习省委12号文件有关部分。领会12号文件的精神实质，而后多次拿出典型案例，进行插标。要求自下而上层层把好组织处理的政策关。付家桥区是我市“文革”杀人的重灾区。受牵连的党员、干部面大，区委为了把好政策关，在市工作组的协同下，对受组织处理的80余人，逐个落实材料。提出处理意见，基本上做到了合情合理、宽严适度，为市委搞好组织处理的综合平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　　（二）认真调查落实材料。为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根据各区研究上报的组织处理意见的材料，组织专干力量，对需要立案查处的428人的处理材料进行了反复核实。在澄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分别给予党政纪和法制处分，在组织处理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按政策办事，做好综合平衡工作，村与村、乡与乡、区与区。案件与案件进行平衡。这样，既控制了处分面，又做到了宽严适度。 + +　　（三）慎重稳妥，依法办事。凡受刑事处分的案件，先由政法组调查审理，拿出意见，再经市常委讨论研究，分别作出处理。原立案查处的15个人的刑事案件，不属于追究刑事责任的5人，其余10人，根据犯罪事实，审定上报了材料。 + +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专干的努力，我市组织处理工作进展较快，较顺利。全市在“文革”杀人中有牵连的510人，其中国家干部18人，职工2人，农村党员包括农民490人，这些人中犯有严重错误。需要给予党政纪处分的113人，其中在案发后的1970年5月3日枪决2人（党员1人，均系农民），判刑2人（均系农民）此次处遗中，法办8人（党员4人，国家干部1人），开除党籍78人（含法办5名党员，国家干部6人，职工1人，农村党员66人）。取消予备党员资格1人（国家干部），留党察看2年19人（职工1人，农村党员18人）。留党察看1年11人。（国家干部1人，农村党员10人）。行政撤职8人（国家干部3人，农村干部5人），行政开除回家生产1人（国家干部）、行政开除留用1年1人（国家干部），取消民办教师2人（党员1人，均系农民）。 + +　　在整个处遗工作中，我们有如下深深体会： + +　　1、党的政策是做好处遗工作的根本。正式处遗前省委12号文件未下达。我们在做这一工作时，思想上、工作上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阻力。主要原因是：不能用党的政策去宣传、发动群众，没有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讲清做这项工作的意义。省委12号文件下达后，我们将文件规定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政策原则向群众讲清后，各种抵触情绪就少了，思想疙瘩解开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例如对人的处理，开始一部分群众要求较高，一部分有牵连的人，担惊受怕，顾虑大，不敢交代自己的问题，影响了我们的工作进程。后来，我们组织他们学习、宣传省委12号文件，绝大多数当事人感到党的政策宽大，坚持实事求是，因而思想上解除了顾虑，主动向工作组反映情况、认识错误，促进了处遗工作的深入开展。 + +　　2、各级党组织的重视，是做好处遗工作的关键。整个处遗工作，分布于全市6个区、26个乡、面广，情况复杂、政策性强，时间久，底子不清，任务艰巨，困难很大。由于各级党委重视和群众的支持，很多问题及时得到了解决，推动了处遗工作的进程。如市委确定了市委书记挂帅，一名付书记兼抓，还有纪委、组织部等领导同志抓，落实政策办具体负责抓，市常委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多次开会研究部署，多次听取了案件审理汇报，针对存在问题，数十次召开专干碰头会，总结指导工作，还从经济上给予大力支持。各区乡党委书记既挂帅，又出征，主动挑担子，在人力物力上保证了工作顺利进行，因而使这项工作的各种底子很快澄清，处遗工作得以具体落实。 + +　　3、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好处遗工作的中心环节。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各方面的思想是复杂的，特别是少数遗属对政策理解不深不透不全面，提出种种过高要求，影响工作进展。为此，我们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始终，教育遗属尊重事实，团结一致向前看，实践一再证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深，做得细，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问题就容易解决。如水底公社江边大队遗属滕兴焕，小孩“文革”中被杀，开始要求高，情绪大；通过反复说服教育，登门走访，促膝谈心，提高了认识，转变了看法，他说：“我儿不被他杀，人家也会杀他的，不怪党和政府，只怪‘四人帮’”。思想一致了，问题就好处理了。在接待遗属来访中，有的对枝节问题纠缠不休，提出这种那种不切实际的要求，对此，我们从不训斥批评，也不姑息迁就，而是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各级领导带着遗属来信来访中提出的问题串门走访，了解情况，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消除了他们的怨气，减少了上访的麻烦。 + +　　4、专干的努力，是做好处遗工作的保证。处理“文革”杀人，工作量大，情况复杂，任务艰巨，难度也大，这些都是市区乡抽调专干去落实完成的。这些同志在这一工作中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兢兢业业，忠于职守，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不怕骂，始终热情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反复过细地搞调查研究，严格掌握政策，处处按政策办事，圆满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如何仙观公社为了查清茶乙湾大队的杀人情况，市区乡下去的4位同志，用了近两个月时间，数十次进出，全大队干群基本走访了，终于把14人被杀的情况查清。责任人落实了，有的专干抽出2年多，尽管单位或家里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或困难，可他们从不离开工作岗位，任劳任怨，一直到完成任务为止。 + +　　但是处遗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处遗工作还留有一些尾巴，尚未割断；其次，认真总结分析工作不够，整个工作拖的时间较长；第三，组织处理任务未彻底完成，已处理的还有部分人的思想教育工作还需进一步去做；第四，法办者有个别人还在上诉。对这种人要加强教育；第五，个别遗属思想有点反复，要进一步做这些人的思想教育巩固工作。总之，处遗工作已告结束，但思想不能放松，工作还需进一步做深做细做好，完全彻底把处遗工作的尾巴割掉，巩固成绩，扩大战果，让处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变为无穷的精神力量，倾注于四化建设之中，将会转变为巨大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力量。 + +　　 中共永州市委会1986年9月5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2/names.txt b/CCRD/0/8/22/names.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f9c9a031448382521ae3b8e98592e2088f1c221 --- /dev/null +++ b/CCRD/0/8/22/names.txt @@ -0,0 +1,6 @@ +江西省波阳县皇岗区东溪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档案 -- 徐宗镜 +江西省波阳县皇岗区东溪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档案--方兴田 +江西省波阳县皇岗区东溪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档案--官用民 +江西省波阳县皇岗区东溪乡“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人员档案--刘锡灯 +申诉书 +中共零陵地区永州市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3/000000.txt b/CCRD/0/8/23/000000.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fe0047ae80d4bda1a5742bb97c9134157696d6d5 --- /dev/null +++ b/CCRD/0/8/23/000000.txt @@ -0,0 +1,111 @@ +# 中共零陵地区双牌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 +　　我县“文革”期间，原为潇水林管局。所辖十二个公社，八个林场。一九七 0 年至一 九七八年行政区域变动后，道县的理家坪、零陵县的五里牌公社划归我县管辖，而原我县 管辖的河仙观公社、大庙头林场划给零陵县，白云山、荒塘林场划给宁远县，月岩、桥头 林场划给道县管辖，现在全县共管辖十六个乡镇场，其中十二个乡、一个镇、三个林场。 “文化大革命”中，我县发生了杀人事件，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影响，经济上造成了 严重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委、地委关于拨乱反正的部署和省委一九八五年十二号文件及地委的有关指示精神，把处理“文革”杀人问题作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做好被害者及其遗属在政治上的平反昭雪和经济 上的清理退还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好急需解决的问题；核实犯有杀人罪行或错误的人员，依据其错误事实和认罪认错的态度，按照党的政策，分别进行组织处理。我们组织了力量，对杀人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后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现将调查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 +## 一、概况 + +　　我县“文化大革命”中的杀人事件，除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零星滥杀的四人和被迫自杀四十八人，以及一九六七年武斗打死三人外，其中发生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至九月二十五日，在这三十七天的时间里，全县非法杀人二百七十三人，加上被迫自缢的二十人，共有二百九十三人被害，其中男二百五十一人，女四十二人。 + +　　（“文革”被（自）杀人员中，有一百三十九人属四类分子，占当时全县四类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九，有一百六十三人属四类分子子女，还有贫下中农三十一人，其他成分出身十二人，有党员二人，团员一人被杀。） + +　　就其被杀人员职业而言，除三百二十六名农民外，有十三名教员，二名医务人员，三名工人。 + +　　“文革”中的杀人事件，均发生在农村，全县十六个乡镇场除茶林和阴明山两个乡场外，其他十四个乡镇场都发生了杀人事件。杀人较多的是理家坪、江村、上梧江、双牌。 最严重的是当时属道县管辖的理家坪乡，该乡共杀一百零八人，加上被迫自杀的十二人， 共达一百二十人。其中四类分子四十五人，子女六十九人，占当时该乡四类分子及子女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杀人最少的是五里牌乡，该乡除全家洲村杀了一人外，其他村未发 生杀人事件。 + +## 二、事件发生的起因及基本过程 + +　　我县“文革”杀人事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当时，极“左”思潮盛行，阶级斗争扩大化，无政府主义极端泛滥。在这种情况下，受道县杀人风的影响，原属道县 管辖的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大队最先发生了杀人事件。 +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三日，理家坪大队社员唐林贤（中农成分）为家庭琐事与侄儿唐礼祥争吵，只因唐林贤解放前曾当过伪警长而被公社当即关押。次日晚唐从公社逃出，途中被道县车头公社社湾大队民兵抓住送往车头公社扣留，尔后车头公社电话通知理家坪公社派民兵前去认领。八月二十日，理家坪公社理家坪大队治保主任王田清带民兵唐礼祥、盘德光、吴跃中将唐林贤领出，押解至道县车头公社，社湾大队一里路左右的塘基边，唐礼祥提出杀刮算了，王田清当即同意，便将唐林贤枪杀。这就成了我县“文革”杀人事件的 起点。 + +　　八月二十三日，与我县邻近的道县梅花区召开了以“抓革命”“促生产”为内容的各公社干部参加的会议。会上，该区原区长吴荣高分析了“阶级斗争”形势，原区特派员何 田组织与会人员观看了当时梅花公社赤源大队打死一个伪乡长的现场，以示意杀人。理家 坪公社当时是由梅花区所管辖，该社的干部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第二天，该社原团委书记、 造反派组织——“红战士”政委何维林主持召开了有公社干部、各大队支部书记、治保主 任、贫协主席、民兵营长、“文革”主任参加的联席会议，原公社会计、“红战士”组织司令员杨青云传达了区会议精神，并示意杀人。 + +　　刚散会该社原特派员熊美忠从道县营江公社回来，根据道县梅花区原武装部长道县造反派组织——“民兵前线指挥部”政委钟昌友的授意，立即召开了公社干部会议，明确提出要杀害四类分子，会上讨论了杀人方案并做了具体部署。会后以何维林和杨青云为一组， 熊美忠和该信用社主任何先镜为一组，分头到坦田、理家坪、塘于洞等大队，以及马蹄车龙片召集会议，组织部署杀人，致使该社八月二十六日杀害二十人，八月二十七日杀三十 人。 + +　　接着，八月二十八日与理家坪公社相邻的江村公社花坪大队，受其影响发生了杀人事件。八月三十一日与理家坪公社相邻的打鼓坪林场打鼓坪大队和东河源大队受其影响也发 生了杀人事件。就这样，杀人事件由与道县相邻的地区逐渐向我县内相继蔓延。林江（九 月五日）、五里牌（九月七日）、何家洞、城关镇、五星岭（九月十日）、上梧江（九月 十一日）、尚仁里、塘底（九月十二）、永江、麻江（九月十五）、蔡里口（九月二十一 日）先后发生了杀人事件。历时三十七天。 + +　　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受道县杀人风的影响，加上当时农村谣言四起，传说：“四类分子上山为匪搞暴动”，“要先杀党，后杀干。中农留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地富是骨干”等，是我县发生杀人事件的外因条件。从当时组织策划、参与杀人的人员情况看，他们大多数是农村基层党员和干部。文化、政治水平较低，受极“左” 路线和林彪、“四人帮”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较深，法制观念淡薄；加上也确有少数四类 分子及其子弟有无政府主义，甚至违法行为，有的多次偷盗外逃；这些党员和干部出于朴 素的阶级感情，在所谓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红色江山”的口号下发生的杀人事件。 当然，也有少数是属于品质恶劣，挟嫌报复杀人。当时发生的杀人事件，有以下四种情况： + +　　第一种情况，少数干部在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部署杀人，理家坪、上梧江、城关镇（原双牌公社）就属于这种情况。 + +　　理家坪公社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以何维林、熊美忠、杨青云、何先镜为首，召集 公社干部研究部署杀人，尔后分头下到各大队、各片召开各大队生产队干部会议，（包括群众组织负责的贫协主席和造反派头头）组织策划杀人。致使形成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我县“文革”杀人的第一次高峰期。从八月二十日起至九月五日止，全社共杀害一百零八人， 加上被迫自杀的竟达一百二十人。创造了我县“文革”杀人的最高纪录（其中理家坪大队 有十八人被杀，塘于洞大队有十四人被杀，西界洞十三人被杀，新干桥有十三人被杀，坦 田十四人被杀，六江洞六人被杀，群力十一人被杀，郭江口九人被杀，大坪地二人被杀， 车龙马蹄八人被杀。） + +　　上梧江公社以原武装部长罗怀轩、书记易良荣为首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日在易的房间里，召集造反派头头聂鸿文、唐晴、贫协主席陈章廉等五人，以分析社情入手研究了杀人问题。根据五人会议的决定，九月十一日上梧江大队的造反派头头聂鸿江、唐晴及民兵营长夏佳立首先组织策划杀人。罗怀轩一面亲临该队带民兵抓人，一面以公社的名义通知邻 近的蒋家田、枫木山两大队的干部群众于九月十四日参加上梧江大队的公开杀人会。九月十三日又召开了各大队民兵营长参加的所谓“加强治安保卫工作会议”。会上罗怀轩明确提出对四类分子要严加管制，坏的可以杀掉。会后罗怀轩亲临新立和盘家大队组织策划杀人。易良荣和原组织委员何先范，一面用电话督促各大队杀人，一面接受各大会 的电话请示——表态同意杀人。因此，该社在九月十四日至九月十七日止。四天时间杀害 无辜群众三十九人。（其中蒋家田、上梧江、平累、大竹累各有一人被杀，福禄、下岭铺、 盘家三个大队各有二人被杀，新立十一人被杀，青春六人被杀，新田铺十二人被杀。） + +　　原双牌公社（现城关镇）以原武装部长王扬为首，于一九六七年初秋组织成立了以武 装民兵和复员退伍军人参加的“联防军”，其名曰武装保卫双牌的枪支弹药，武装保卫秋收。其实是与零陵“湘江风雷”等造反派组织抗衡的造反派武装组织。当年九月十日，在 “联防军”部分人员的武装保卫下，以王扬为首，与“文革”主任熊世昌、原信用社会计唐建文、原团委书记蒋良超、原信用社主任江长发等五人，在霞灯大队油榨厂召开了各大 队支部书记、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文革”主任参加的杀人会议，王主持会议并讲了话，说：“当前形势很紧张，四类分子起来反攻倒算，道县的四类分子杀害了贫 下中农、党员干部。零陵阳河公社的四类分子杀死了民兵营长。双牌处于零道之间，要特别注意，各大队要给四类分子排排队，对那些在生产和运动中起阻碍作用的，该杀的要杀 一批，该关的要关一批，该管的要管一批。对这个问题要抓紧，不要拖延时间”。并且还 说：“象双牌大队胡永俊那样的，那么坏就可以杀掉”。会后，各大队分别组织策划了杀人。致使全公社在九月十日至十五日的六天时间相继杀害二十四人。 + +　　双牌、上梧江两公社的九月中旬集中部署杀人，造成我县“文革”杀人事件的第二次高峰期。 + +　　第二种情况是少数大队、生产队干部、群众组织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组织策划杀人。 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下述二十六个大队，他们是：江村公社的花坪、江村、牟江、五里、乌石、访尧、清明田七个大队。其中花坪大队以大队长周珍为首于八月二十九日召开了大队干部、贫协主席、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杀人问题，周珍提出杀掉文守初，得到与会者的通过。当晚将文守初牵到花坪中学公路桥边由民兵文显佑用木棒打死。 江村大队由贫协主席周厚墩与支部书记潘花清二人组织策划，并由潘亲自带民兵于人于九月一日晚，将三名地富子弟投入潇水河中溺死。 牟江大队以支部书记潘存荣为首，两次组织策划召开党员干部、民兵营长、治保主任、贫协组长会议，部署杀人。第一次于九月一日将三人用鸟铳杀死。第二次于9月20日将4人投河溺死。 + +　　五里大队由治保主任周先庚、造反派李熊春于 8 月 31 日和 9 月 1 日，两次召开党员、 生产队长、贫协组长、造反派负责人会议，研究杀人问题。公社负责人得知消息后，前去劝阻，周李二人不听，于 9 月 2 日将 3 名无辜群众杀害。 + +　　鸟石大队贫协主席张来昌、支书许顺德、治保主任杨明昌，在公社党委召开制止杀人 会议期间，组织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党员会议，研究部署杀人，于九月四日将七名无辜群众予以杀害。 + +　　访尧大队民兵营长陈西益，违背组织原则，不听劝阻，于九月六日与民兵副连长周先景组织策划将二名地富子弟杀害。 + +　　清明田大队，以治保主任谢万兴、民兵营长周先扬、支书袁国政三人为首组织策划于九月十二日召开群众大会将三名无辜群众押到金滩码头投入河中溺死。 + +　　打鼓坪林场有打鼓坪、东河源、西河源三个大队。打鼓坪大队以支书刘月成、治保主 任蒋芳满、秘书吕好成为首，先后三次召开支部扩大会议，不听其原林场武装部长黄昊侢、 计财科长关凯军、场长任生义的劝阻和指责，于八月三十一日召开群众大会，将三名无辜 群众杀害。与此同时，该场东河源大队以支书蔡兰成、秘书蔡守福为首采取类似方式将四名无辜群众杀害。西河源大队以支书马佳富、治保主任曹礼计为首组织策划将二名无辜群 众杀害。 + +　　尚仁里公社有崔家、尚仁里两个大队。崔家大队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在乡邮递员李生义的积极煽惑下，以公社“文革”委员大队造反派头头刘汉荣为首组织策划召开群众大会，将周荣楚、周镇楚、唐娇霞母子三人予以杀害。 尚仁里大队以造反派头头刘开元为首，伙同民兵营长卢松青主持召开民兵班、排长及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杀人方案。于九月十五日，召开群众大会，将卢振革一人予以枪杀。 + +　　五星岭林场有和平、陈家、长滩、五星四个大队。和平大队在武装部长黄大佑、造反 派头头汤孝义参与下，以支书蒋连昆、民兵副营长、造反派头头唐亚位为首组织召开党员、 干部头头会，策划批斗杀人，九月十日召开群众会，让群众将唐亚德、唐亚仁、廖平、廖 朝庭四人用砖头、木棒，棍子打死。 + +　　陈家大队，以支书唐明财、民兵营长毛顶良为首，不听林场驻队干部王襄的劝阻，召开 干部群众会议，组织杀人，将陈令美等五人用棍棒打死，又将他们的子女六人推入窑里， 用稻草放火熏死，其手段残忍巳极。 + +　　在和平、陈家杀人影响下，长滩大队以支书唐治民、治保主任唐亚兴为首组织干部群众于九月十二日，将地主唐心正枪杀。 + +　　特别是该场五星大队，支书龚开贤、民兵营长袁应飞在参加林场制止杀人会议的当天， 违背场党委指示，在返回大队的途中，以支书龚开贤为首商定第二天召开干部群众大会， 组织部署杀人。林场得信两次派出人员并打电话制止，龚不听劝阻，于九月十四日组织群 众将二名地富予以枪杀。 + +　　何家洞公社有刘家洞、二井江二个大队。刘家洞大队以支书蒋芳吉、贫协主席姜贻光 为首多次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组织杀人。不顾公社主要负责人周贤益、陈荣华同志的多次劝阻，于九月十日将社教补划富农魏世朝一家枪杀。 + +　　二井江大队以民兵营长蒋志善、支书蒋玉权为首组织策划杀人，于九月十四日将一名无辜群众用铳打死。 + +　　永江公社奎累大队地主子弟张绪宁，伙同他人盗窃大队林场财会室现金外逃，抓获后不思悔改又两次外逃，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被该队支书唐伦培，贫协主席张造成、民兵营长张造植、红卫兵头头唐月汉等人为首组织干部群众将其枪杀。 塘底公社有塘底、麻滩两个大队。塘底大队以造反派头头李时通为首，经支书彭德吾同意，组织策划杀人，分别于九月十二日、九月十五日将二名群众，一名国家教师枪杀。 麻滩大队以支书盘心良、贫协副主席熊苏明、造反派头头肖名孝为首于九月十一日组织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将一名公办教师、一名民办教师用鸟铳予以杀害。 蔡里口公社有蔡里口、富家湾两个大队。蔡里口大队以支书刘祖瑞、副支书汤文发、贫协主席何子雨，治保主任肖裕林为首，先后召开干部群众大会组织策划杀人，于九月二十一日将二名无辜群众杀害。 + +　　富家湾大队以支书邹仕生、治保主任杨惠权、民兵营长冠付新为首组织策划杀人，分别 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将一名无辜群众予以杀害。 + +　　麻江公社有麻江、廖家两个大队。麻江大队以支书全贵举、副支书全贵宝，民兵营长兼 治保主任全照耀、大队长全相清、贫协主席全登礼等为首组织策划杀人，不听公社干部张高岗，刘生跃等人的劝阻，分别于九月十五、十七两日，将三名无辜群众枪杀。 + +　　廖家大队以支书廖朝舜、副支书廖才龙、“文革”主任全先富、大队会计廖朝文、贫协 主席廖新青、治保主任廖朝超、民兵营长廖才富为首，多次组织策划杀人，不听公社干部的制止，于九月十九日将十一名地富及子弟予以杀害。 + +　　林江公社的林江大队以支书何四迪、贫协主席李宏玉为首，积极组织策划杀人，不听 公社武装部长龚祖义的劝阻，分别于九月五日、九月十三日将四名无辜群众杀害。（其中国家教师林远芝被棍棒打死，林大权、潘玉秀、王树兰三人被推入窑里用稻草火熏死。 + +　　第三种情况是少数不法群众自发地组织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杀人事件有五起，他们是： 江村公社花坪大队源头累生产队的杀人事件。该队富农子弟周仁杰，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从道县回家，向群众传叙了道县杀人的情况，群众听后议论纷纷，周怕自身遭杀害而外逃，途中被当时属道县管辖的理家坪公社杨柳塘大队民兵扣留。即日，周先日等四位民兵受大队指派将周仁杰领回，吊在屋柱上，当时被围观群众痛打了一顿。当晚，未经任何人同意，以周先日，潘子德、周先定三人为首组织群众，将周仁杰牵至书皮桥用棍 棒打死。 + +　　江村公社白果大队正副民兵营长吴金清，盘忠明不听其大队支书的劝阻和指责，分别于九月十六日、二十五日两次召开干部会议，组织策划杀人。第二次会议后避开支书擅自 组织民兵将三名地主分子予以枪杀。由于组织不严，民兵盘善志误弹致死。 + +　　（当时属零陵县管辖的五里牌公社全家洲大队，造反派头头全明琪，听说相邻水氹底公 社和平福头公社杀了地富，便找造反派另一个头头蒋崇春和“文革”主任蒋斌昌商量，策 划杀人，未经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支部书记）陈熙慧的同意，私自于九月六日和7日两次召开大队、生产队干部、党员造反派人员会议，组织杀人。并在第二次会后将一 名地富子女用木棒打死，投尸于河中。） + +　　林江公社熊家大队黄元清，听说该社林江大队杀了人，便执意策划杀掉地主子女林崇道一家。大队支书蒋杨锦知道后，亲自找黄元清进行制止，指出了三点，一是林崇道没有犯罪；二是上级没有指示杀人；三是要杀人得报上级批准，否则，谁杀谁负责。黄不但不 听，反而一边骂蒋胆小怕事一边说：“杀头坐牢由我去，千斤担子由我挑。”说后，乘支 书去公社请示来人制止尚未回大队之机，私自带民兵邓明兴、邓明书三人将林崇道用铳杀 害。将林妻和两个幼子推入窑内用火活活熏死。特别是林妻杨淑桩身怀有孕亦被杀。 + +　　林江公社进宝大队横路江生产队会计崔元勋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六日晚私自召开生产队群众会，要群众表态杀人。在无人表态及大队贫协主席谢久德知道后，当面进行了劝阻， 待谢走后，崔元勋串通崔元武、崔元吉三人将地主分子李宝凤推入窑里用稻草熏死。 + +　　第四种情况是个别人乘“文革”内乱之机，挟嫌报复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四起： 永江公社大坪大队林场场长张良茂，曾盗偷双牌公社义村大队木排两张（二点五立方 米左右），该队社员张光寿发现，并转告业主将其收回。张良茂便怀恨在心，乘“文革”内乱之机，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十五日避开大队支部，组织策划杀人，被以被子两床，人民币十五元及一餐酒肉收买凶手，于九月十九日将张光寿杀害。 麻江公社高潮大队回乡知青蒋文佐于一九六七年六月向该队刘高伟（地主分子）提出娶其女为妻遭到拒绝。当年九月二十日，蒋乘“文革”内乱之机，以要刘送通知为名，蒋 其骗出予以杀害。（蒋已于八二年病死） + +　　何家洞公社蔡花坪大队支书刘铸融之妻与贫农陈相元有男女作风问题。而该队社教下台干部曹修杰与陈相元之妻通奸。被陈相元发现，并说了再奸污其妻就与曹拼了的话。因此，曹刘都与陈有挟嫌，二人乘“文革”内乱之机，组织召开大队干部会，策划部署杀人， 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召开群众大会，将陈予以杀害。 + +　　江村公社和平大队第一生产队唐官云，社教前唐显发的劁猪技术较唐官云强而缴了唐 官云的劁猪刀，唐官云便乘“文革”内乱伺机以唐社教划为“新资产阶级分子”为由杀害 唐显发。在唐官云与其生产队干部商量此事时，被唐显发子女唐翠莲听到消息告诉其父， 唐显发连夜逃跑。唐官云带领七八人追捕，被支书黄德怀派人制止，未有抓获，幸免一死。 该队队长唐官成与唐官星之妻有不正当关系，加之唐官云与唐官星有争地基和失了四百块 钱误怪唐官云偷了而怀恨在心。为此，唐官成、唐官云便违背大队支部关于禁止杀人的决 定，乘“文革”内乱之机，伙同唐官云串通治保主任何顺科于八月三十日晚上将唐官星予 以杀害。 + +　　以上所述的四种杀人情况，说明当时各级党政组织以及公、检、法处于瘫痪状态，也是一九六七年八、九月间，是我县刮起杀人风的重要原因之一。 + +　　道县刮过来的这股杀人风，在我县蔓延三十七天后能制止下来的原因有两条。第一条是有一批党性强，作风好的农村党员、干部和法制观念强的人民群众的抵制。例如，“文革”杀人风刮到我县茶林公社时，有的人也提出过杀人。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刘光煌同志 挺身出来制止：“共产党人从来不乱杀人，法律不允许的事坚决不能办，谁杀人谁负责。” 又例如江村公社的杀人歪风蔓延了近一个月，共杀了三十二人。而这个公社的双井大队，却一个人也未杀。原因是当时的支部书记陈方元将该队的全部地富及其子弟集中看管起来。 + +　　尽管有人多次提出杀人都被他制止了。再例如麻江公社的少数人跑到阳明山国营林场去， 要将从麻江过继到阳明山的两名地富子弟抓回去杀了。被阳明山的干部和群众轰了回去。 本场也有少数人提出要杀地富，当时武装部长郑际珲坚决制止，不仅一人未杀，连自杀现 象也未出现。第二条是当时的“支左”部队和革筹小组在九月上旬接到零陵地区革筹小组 和“支左”领导小组的制止杀人问题的电话通知后，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立即召开由各 社场武装部长和公安特派员参加的制止杀人的电话会；二是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召开 了各社场武装部长参加的会议，会上传达了关于制止杀人的精神；三是由六九五二及六九五零部队和武装部部分人员组成了十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每队3-4人）于九月十六日下到各社场制止杀人。由于暂时没有出现杀人事件的公社，没有派宣传队去和派了去的有 的制止不力，使得九月十六日后还出现了多起杀人事件，直至九月二十六日全县才基本制 止下来。事件制止后，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组织策划杀人的为首者以及凶手没有给予 任何处理，有的还入了党，提了职，招了工，这就酿成了这以后六八年、六九年、七四年 的几起零星杀人事件。 + +　　“文革”中的杀人事件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它严重地践踏了国家的法治，破坏了党的政策，给人们的思想造成了混乱和不安。它涉及全县的十四个乡镇场，七十九个村，二百六十二户。有十一户被杀光，有四十人被迫外逃，还造成了三人孤残，四十三名孤老，四 十五名妇女改嫁，二十九名子女随母下堂。在经济上，有一百六十一间房屋被拆、占、分、 卖或倒塌损坏，一千六百二十一件财产被动用。 + +## 三、善后安置工作对人的处理。 + +　　县委为了消除“文革”带来的这一严重恶果，认真处理好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于八五年五月起，抽调专干八十八人，为时一年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查清了事件的全貌，从而给被杀和自杀的三百四十四人平了反，逐一发了平反通知书。清理并退还了当时被分 占的财物。同时发放抚恤金四万九千六百五十元，财产损失补偿费一万四千三百六十一元，困难补助费 72430 元，孤老孤残费10718元，外逃回归人员安置费一万元。房屋修理、新建费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四元。其它开支一万七千八百六十六元（办案建档）。共计二十一 万六千五百九十九元。妥善地安置了遗属，帮助他们解决了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同时，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之同善后安置工作结合起来；防止了只着眼于经济或纠缠经济 问题。 + +　　为了消除积怨，明正法纪，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县委根据省委（1985）12号文件精神，对在“文革”杀人中牵连到的四百五十三名党员、三十四名干部、十一名职工， 分别情况进行了处理。对犯有严重罪行的人，进行了立案查处。有九人已逮捕法办。对 有一般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九十三人，给予了党政纪处分，其中开除党籍五十一人，清除出党的十二人，不予登记的二人，留党察看的十八人，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的六人，行政撤 销职务的三人，行政开除留用的九人，行政开除五人。 + +　　通过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从中得到了极其深刻的教训，教育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增强了法制观念。同时，使遗属在政治上得到了平反，经济上得到了补偿，生活 上得到了安置。从而达到了省委十二号文件要求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我们相信，通过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全县人民更加精神焕发， 团结和睦，夺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胜利。 + +　　 中国共产党双牌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元月六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3/000001.txt b/CCRD/0/8/23/000001.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789ad95753f692076ceb9d5418361283e81707b5 --- /dev/null +++ b/CCRD/0/8/23/000001.txt @@ -0,0 +1,57 @@ +# 中共零陵地区双牌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 +　　“文革”中，我县发生了杀人事件，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影响，经济上造成了严重后果。为了消除这一积怨，达到合衷共济干四化的目的，我们遵照省委（1985）12号文件及地委的有关指示精神，自1985年5月以来，把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作为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来抓。通过一年多的努力，澄清了底子，查清了杀人事件的起因经过及后果；做好了被杀者及其遗属在政治上的平反和经济上的清退工作；安置和帮助遗属解决了急需解决的问题；按照党的政策，对“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和错误的人员依据事实和认罪认错态度分别进行了处理。基本上达到了消除积怨、愈合伤痕，增强团结，合衷共济搞四化的目的。两年多来我们主要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 +## 一、认真贯彻省委12号文件精神，统一各级领导的思想认识。 + +　　在处遗工作中，为了统一各级党组织的认识，县委首先召集政府、人大、纪检几家领导成员学习文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成立了领导班子，确定了专人负责这项工作，接着召开了科局以上负责人和各乡场镇党委书记会议。会后抽调了42名干部组成了核查组和专案组。尔后举办了专干人员学习班，并印发了省委12号文件《宣传提纲》300余份，广泛进行宣传，提高了各级领导的认识。为了保证办案质量，公检法抽了8位同志负责专案调查，有关乡场镇成立了3至5人的领导小组，共抽调乡干部80余人专抓这项工作。打鼓坪林场党委积极组织力量，派22名干部职工深入到村组一边宣传贯彻省委12号文件精神，一边调查了解情况，很快打开了局面，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及时端正了基层干部中认为处遗工作是帮地富说话，屁股坐歪了的模糊认识。为了扫清各种思想障碍，我们把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党纪、法制、政策的教育结合起来，把清理“左”的思想影响与坚持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动员在“文革”杀人中有牵连的人员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罪行；引导遗属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把各类人员的思想统一到12号文件精神上来，使处遗工作进展顺利，达到了既不搞乱，又解决问题的目的。 + +## 二、查清来龙去脉，澄清“文革”杀人的底子。 + +　　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按照12号文件要求，开展了来龙去脉调查。对杀人事件的发生、经过、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全面了解。一是查清了事件发生的时间和涉及的社场、大队及生产队。据查实，全县自1967年8月20日，原属道县所辖的理家坪公社出现杀人问题到同年9月25日江村公社白果大队最后一批杀人为止，历时37天，14个社场，79个大队，236个生产队，出现了88起杀人事件。二是查实了被杀人员的情况。在整个“文革”期间，被杀和被迫自缢的有262户，344人，其中自缢64人，被杀人员中男301人，女43人，四类分子139人，子弟162人，贫下中农31人，其他成份12人。特别是有党员2人，团员1人被杀。这些人中有教师11人，医务人员2人职工3人，农居民328人。他们中有11户（22人）被杀绝，有40人被迫外逃。杀人后造成孤老孤残的46人，遗霜改嫁的45人，子女随母下堂的29人。三是查实了被杀人员的财产损失情况，据查实，被杀人员的房屋有13间被拆毁变卖，有35间被挤占，有25间损坏倒塌，有88间需要维修，此外还有1621件其他物件被查抄动用。四是查清了组织策划杀人的情况，从全县“文革”中杀人的情况大体有以下四种：第一种，是少数公社负责干部在本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杀人，如理家坪、上梧江、城关镇（原双牌公社）3个公社的29个大队，这种情况的特点是，行动快，数量多，影响大。第二种，是少数大队、生产队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组织策划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26个大队，特点是，涉及面广，影响坏。第三种，是少数不法群众，自发组织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5起。第四种，是个别人乘“文革”内乱之机，挟嫌报复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4起。五是澄清了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其一是“文革”中阶级斗争扩大化，极“左”路线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泛滥的情况下，受其道县杀人风的波及，加上社会上刮起的“四类分子上山为匪搞暴动，要先杀党，后杀干，中农留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地富作骨干”等谣言的影响。其二是农村基层党员干部政策水平低，法纪观念不强，极少数四类分子及其子弟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或不法行为，基层党员干部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在所谓“保卫红色江山”的口号下，贫下中农成立“最高人民法院”，随意决定杀人。其三是少数品质恶劣者，挟嫌报复杀人。通过大量的调查工作，终于查清了“文革”杀人事件的全貌，以及与“文革”杀人有牵连的人和事。同时以乡场镇、村为单位写出了调查报告86份，为彻底搞好处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 +## 三、切实做好安置工作，妥善清退了财物。 + +　　做好遗属的安置，是整个处遗工作的重要环节。在安置工作中，我们主要抓了4点： + +　　1、政治上彻底平反。给被杀者和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在政治上恢复了名誉，我们以县政府名义发了平反通知书，逐户逐人进行了平反，从而使遗属在政治上得到了同等地位，消除了政治影响的压力，思想上得到了安慰。 + +　　2、妥善清退财物。“文革”杀人后，遗属的房屋、财产被动用的情况比较复查，在落实处理财产问题时，我们按照有关文件规定，分别不同情况给予了妥善处理。在清退财物中，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首先澄清了底子，发动群众自觉清退，同时教育遗属实事求是不虚报冒领，做到物归原主。据统计全县共退还房屋12户27间，赎回房屋2户3间，退还查抄的财物672件，木材38立方米，稻谷10860斤，对于原物不在或损坏了的，给予适当补偿。由集体和个人退还查抄财物金额1810元。如理家坪乡群力村一村民小组，邓明杰被杀后，留下儿子邓小元，原有房屋3间，被大队没收给生产队社员张洪芝居住，在清退房屋中通过村党支部做好张的工作，将原屋退给了遗属。凡由国家或集体占用变卖的房屋，由国家或集体退赔或补偿。如林江乡没收变卖被害者林大干的木房3间，在落实退赔时，乡政府以650元拆价退赔给了遗属。打鼓坪林场的打鼓坪村，集体损坏被害者周景宜房屋2间，造成遗属无处安身，这次场党委做工作，由村委会出资金，村民小组捐树出劳力，帮助新建了房屋两间。凡由个人无偿占用或利用职权低价购买和分得的物资，通过做思想工作，要求他们自觉进行清退，在清退中坚持做到，原物在的退原物，这样做使遗属比较满意。如上梧江乡新立村龙家湾奉天发，分得一条棉裤，18年没有穿，为了保管好，每年都要拿出来晒，这次退了出来，使原主很受感动。 + +　　3、妥善安置了遗属，“文革”杀人后，给遗属造成了各方困难，需要给予经济安置，物资查无下落，需要补偿等。因此我们按照政策，对全县被杀和自缢的344人，发给抚恤金49650元；落实解决查抄财物损失补偿14361元；对杀人后造成生活困难的171户，给予困难补助41610元，加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政策的困难补助30620元，共计72430元；对杀人后造成孤老孤残的46人，按政策给予了长期固定补助每人每月12元，这次已发10718元；对原来被迫外逃，，现在回家落户的36户99人，除做好村组干部群众的工作，接收他们回当地落户分给责任田、山、土安排好生产生活外，政府还给予安置费10000元；对房屋需要修缮、新建的，共给予修缮修建费41434元。全县共发各种安置资金198843元。从而使98.5％的遗属比较满意地在安置工作表上签了字。 + +　　4、做好遗属的思想政治工作。在进行安置工作中，除了经济安置外，注意从以下两个方面做了遗属的思想政治工作： + +　　一是对于遗属提出的合理要求，我们及时地组织力量，认真查处，按政策规定给予解决，使其尽量满足。如理家坪乡新干桥村现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医学院工作的何仰儒，“文革”中一家三兄弟被杀，留下侄女2人，后随母改嫁带走，家有房屋6间半，被大队占用办牧场，后无人管理自然倒塌，部分木料被原两个弟媳要去变卖，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时，何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要求赔偿房屋损失，鉴于当时历史造成的恶果，根据何1986年3月回家提出的要求，给其房屋补偿费1120元，由集体和国家分头负担，原生产队占用倒塌部分房屋的木料作价/120元，由集体退赔外，其余部分由国家补给了1000元，使问题得到了妥善处理。又如城关镇江西村遗属胡秀云，随女在永州造纸厂生活，原生产队出售茶山土地给南岭化工厂，要求将人均分得的780元钱，分给自己，这次落实政策时，该村如实付给了胡本人。 + +　　二是对于过高要求，坚持说服，不乱开口子，做到顾全大局统筹安排。在安置工作中绝大部分遗属是通情达理体谅国家困难的，但也有少数遗属提出过高要求，为了防止着眼经济和纠缠经济问题，我们始终坚持以思想教育为主，按照政策办事。如理家坪乡塘于洞村，遗属秦孟生，一家杀了两代6人，他提出惩办凶手，重新安葬死者外，还要解决一切债务等问题，为了做好他的工作，县委和乡党委领导同志，亲自出面做工作，走访他家，通过多次学政策，讲道理，谈心和说服教育，使其提高了认识，自愿收回了过高要求，并表示按政策办理就行了。 + +## 四、坚持政策原则，做好组织处理。 + +　　在“文革”杀人中，有些基层党员干部受“左”的影响，积极参与组织策划杀人，破坏了党的纪律，严重地影响了安定团结，为了严明法制，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进而教育广大党员和群众，根据省委（1985）12号文件精神，及时地进行了组织处理，在对党员的处理工作中，主要抓了以下几点： + +　　1、结合实际，掌握政策界限，为了帮助各乡场镇党委深刻领会省委12号文件的精神，较好地掌握政策界限，县委联系实际，研究制定了8条组织处理意见，要求自下而上层层把好对人的组织处理的政策关。理家坪乡是“文革”杀人的“重灾区”，受牵连的党员干部面大，乡党委为了把好政策关，在县工作组的协助下，对受组织处理的20余人，逐个落实材料，提出处理意见，基本上做到了合情合理，宽严适度，为县委搞好组织处理的综合平衡工作奠定了基础。 + +　　2、认真调查落实材料。为做好这项工作，我们根据各乡场镇研究的组织处理意见和上报的材料，组织专干人员，对需要立案查处的60件，110人的处理材料，进行了反复核实，在澄清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处分。在组织处理的过程中，我们坚持按政策办事，做好综合平衡工作，对村与村，乡与乡，以及案件与案件之间的处理平衡工作，既控制了处分面，又做到了宽严适度。 + +　　3、慎重稳妥，依法办事。凡受刑事处分的案件，首先由法纪组调查审理，拿出意见后，再经县常委讨论研究，分别做出处理。原立案查处的16件，18人的刑事案件，属取消不予追交刑事责任的有5件5人，属免予刑事责任的有3件4人，其余8件9人，根据犯罪事实，审定上报了材料。 + +　　由于各级领导的重视，组织处理工作进展较快。全县在“文革”中参与杀人有牵连的608人，其中国家干部34人，职工11人，农村党员包括农居民563人，这些人中犯有严重错误需要给予党政纪处分的93人，经研究给予开除党籍51人，清除出党12人，不予登记2人，留党察看18人，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6人，行政撤职3人，党内撤职1人。其中行政开除留用9人，开除5人。受牵连党员453人，其中开除出党65人，出党面占14.3％，处分90人，占20.3％。对“文革”杀人犯有严重罪行的，依照法律逮捕法办9人，其中国家干部4人，农民5人。 + +　　在整个处遗工作中，我们的体会是： + +　　1、依靠党的政策，是做好处遗工作的根本。工作开始，我们在思想上、工作上都遇到不少阻力，主要原因是，没有用党的政策去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没有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讲清这项工作的意义，当我们把处遗问题的指导思想、目的意义、政策原则，向群众讲清后，各种抵触情绪也少了，思想疙瘩解开了，很多问题也就迎难而解了。例如对人的处理，开始一部分遗属要求较高，一部分有牵连的人，顾虑大，担惊受怕，不敢交待自己的 + +　　【…缺第9页…】 + +　　（心，提高了认识，转变了看法，他讲，我祖父当时已70岁了，不杀他也活不了多久，我不怪党和政府，只怪林彪，“四人帮”。思想一致了，问题就容易处理了。我们在接待遗属来信来访中，有的对枝节问题纠缠不放，有的提出种种要求，对此我们从不训斥批评，也不姑媳迁就，而是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做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县乡领导带着遗属来信来访提出的问题，到各家走访了解情况，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从而消除了怨气，减少了上访的麻烦。） + +　　4、依靠专干人员的努力，是做好处遗工作的保证，处遗问题的大量工作，是由县乡抽调的专干人员去落实的，这些同志，认真负责，积极努力，忠于职守，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热情地做思想工作，过细地搞调查研究，严格按政策办事，善始善终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任务。如五星岭林场为了查清长滩村“文革”杀人的情况，县乡下去的6位同志，在工作难度大的情况下，用了45天时间，找了一百余人谈话，终于把问题查清。有的同志被抽调搞这项工作两年多，尽管有各方面的困难，都没有擅自离开工作岗位，任劳任怨，直到完成任务为止。 + +　　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处遗工作还留有一些尾巴，没有彻底解决；其次是认真总结分析工作不够，整个工作拖得比较长；三是组织处理已公布，但还需要进一步做人的思想教育工作，逐个落实到人。因此，尽管工作已结束，但思想上不能放松，工作上要尽职尽责，完全彻底把处遗问题的尾巴工作落实好。 + +　　 中国共产党双牌县委员会1987年元月10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