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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江永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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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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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开始特别是1984年以来，我县按照省地委的指示精神，认真贯彻省委（1985）12号文件，把处遗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妥善地处理了“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否定“文革”教育和法纪教育，挽回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群众中所造成的不良影响，达到了愈合伤痕，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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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杀人起因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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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中的杀人事件是在“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于1967年秋受道县杀人风的影响而发生的，首先是原红星公社（现界牌瑶族乡）发生了杀人事件，后来逐步波及到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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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23日，原红星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瑜从老家道县兴桥公社返回红星公社，当晚将道县四类份子所谓活动情况和贫下中农杀四类份子情况在公社几个主要干部中吹了风，并决定8月25日召开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治安主任、大队长“五大头”会议，杨修瑜在这个会议上具体讲了道县、宁远四类分子的所谓活动和道县杀四类分子等情况，要求大队干部要管好四类分子，如果四类分子真正起来暴动，矛盾不要上交，由群众自己去处理。自这个会议后，8月26日界牌首先就开始杀人，后来波及到全县18个公社两个镇、一个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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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杀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被杀的306户，407人（另外自缢19人），其中16户（28人）被杀绝；56人被迫外逃；69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85人丈夫被杀后改嫁；57人随母下堂；房屋被集体非法折、占、变卖，52户遗属外逃因无人管理而倒塌损坏房屋，101间；查抄大型农家具750件，抄走牲猪家禽40400斤；粮食46000斤，以及其它财物被抄走无法归还的，共估价21万元（未杀人财产查抄未计算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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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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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认真贯彻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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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我县发生的杀人事件，政治上经济上都造成了严重恶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按照中央和省地委的部署认真贯彻省委（1985）12号文件精神，妥善处理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稳定了局势。但是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时间长，情况复杂，在干部中、特别是农村基层干部中，阻力较大，有的认为杀几个四类分子没什么了不起，有的认为对四类分子那样关心，经济上补了一次又一次，有的担心处遗工作会带来局势不稳定，县委多次召开乡、镇、场负责同志和县直机关科局长会议，学习省委（1985）12号文件，向乡镇场及重点村印发了600份宣传提纲采取多种形式对干部群众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肃清左的影响，增强法纪观念。经过反复贯彻党的政策，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认识对处理好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关系到平息民愤，消除隐患，愈合伤痕，增强党性，严肃法纪，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件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只有搞好处遗工作，才能确保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
+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省委12号文件和地委指示精神，县委书记挂帅，一名副书记具体管，并设立了3个组，一是政法组，从公、检、法机关抽调8人组成，二是党政纪律案件处理组，从纪委、县直属党委和部门抽调3人组成，三是接待组，从政府办、落实办抽调2人组成。县委还从县直机关抽调35人（其中科局长以上干部10人）组成专干队伍，乡、镇、场确定了专干40人，由乡党委书记挂帅，一名副书记专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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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常委先后8次听取处遗工作情况汇报，4次研究国家工作人员组织处理问题，列为全县整党的一项重要内容。真正做到把处遗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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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切实做好善后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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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妥善安置和解决遗属生产生活中的困难，1980年县委就派出了工作组逐村逐户对遗属进行走访，对生产生活有困难的，在经济上给予了适当补助，1984年冬，对遗属财产查抄情况，房屋情况，生产生活等情况又逐户进行了检查和登记，摸清了底子，给后来的安置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具体做法是：工作组进村后，首先宣传省委12号文件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法纪教育，摸清6个底子，一是财产查抄的底子，二是外逃和回归人员的底子，三是孤老孤残人员的底子，四是遗属改嫁和随母下堂的底子，五是生产生活方面的底子，六是过去对遗属补助的底子。对查抄的财物要认真查清处理，属国家和集体占用的，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属个人无偿占用或利用职权低价“购买”的则令其退还，尤其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带头清退。经教育不退者，要严肃处理；对于被集体拆毁，变卖或无人管理而损坏倒塌的房屋，采取集体凑一点，自己出一点，政府酌情补助一点的办法，修建和赎回原房。帮助遗属解决无房居住的问题；原物确实查无下落的要向遗属讲清道理，对损失严重，生活困难的，给予适当的补助。对于孤老孤残人员每人每月救济12元，生活确实困难的遗属，给予了困难补助。对仍然在外，要求回归的遗属，由政府写信欢迎他们回来，并按规定划给自留地、责任田和责任山，并发给200－300元安家费。在清理查抄财物工作中教育遗属实事求是，体谅国家困难，不要斤斤计较。对利用落实政策清查财物之机，虚报冒领，贪污挪用的要严肃处理。在安置工作中，由于底子清楚，党的政策深入人心，方法得当，思想工作过细，对安定遗属，稳定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
+　　根据省委（1985）12号文件和地委指示精神，在政治上对“文革”中被杀者，给予恢复名誉，县人民政府给受害者发了平反通知书；在经济上，发抚恤费644050元，财产损失补偿26458元，困难补助72000元，无人抚养的双孤69人，给予定期救济30680元，安置被迫外逃回归人员47人9700元，安置随母下堂回村落户17人，3100元，解决赎回、维修房屋开支经费17763元，妥善安置了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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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党的政策做好组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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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的处理，必须采取慎重态度，认真做好我县“文革”中出现的杀人事件，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为了认真贯彻执行省委12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搞好对人的处理的指导思想和政策，县委对这一事件的性质和特点进行认真地分析，全县发生杀人问题有18个公社、两个镇、一个农场，86个大队，分别占公社、镇、场、大队总数的90％和40％。从犯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人员的成份来看，大多数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党员，文化政策水平低，法制观念淡薄，受极左思潮影响较深。从当时历史条件来看，杀人事件是在阶级斗争极度扩大化和无政府主义极端泛滥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出于朴素感情，在所谓保卫文化大革命，保卫红色政权的口号下，犯了杀人罪行和错误，因此，对在“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进行处理，必须贯彻省地委“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针对不同情况在处理时严宽适度，做到三严三宽，即策划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属于受极左思潮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做到有利于严肃法纪，有利于消除隐患，有利于愈合伤痕，有利于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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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还根据责任人的认罪认错态度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工作表现情况，经县委、县纪委研究批准（国家工作人员县委审批，农村党员县纪委审批）对在“文革”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的94人给予了处理，占“文革”杀人中牵连人数的10.26％。其中：经县委研究报地委审批逮捕法办的8人（国家干部2人、农民6人）开除党籍的63人（包括开除党籍后被判刑的5人、国家干部7人、教师1人、职工3人、农村党员52人），留党察看的21人（国家干部4人、医生2人、职工3人、农村党员12人），党内严重警告2人（国家干部1人、职工1人），撤销职务2人（农村干部）行政记大过1人（教师），行政开除2人（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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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人时我们认真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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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愈合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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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过程中，县委始终把思想工作和愈合伤痕的工作放在首位，不仅做遗属的思想工作，而且还要做好被处分的和他们亲属的思想工作，只有把这些人的思想工作做好了才能消除积怨，愈合伤痕，实现安定团结。在处遗工作中，少数遗属提出过高要求，上访地县（5人曾上访北京）要求惩办杀人凶手。特别是部份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要求惩办杀害其亲人主谋及凶手的人比较强烈，经常上访纠缠主管部门和领导，对于这部份人的思想工作难度很大，如城关镇在“文革”中被杀者何雷清，79年在贯彻省委5号文件精神时政治上已给予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发了平反通知书和补给了安葬费，被没收的房屋产权归还了他在江西工作之女何良秋，1979年4月28日何良秋将房产自主处理，卖给了城关镇和城关蔬菜二队，1986年9月1日，何从江西返回江永上访县委和落实政策办，重新申诉要求将79年4月出卖的2处房屋退还本人，还要求追究杀害她父亲何雪清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如果江永县委不达到她的要求，她还要继续申诉上告。县委几位领导找其谈话，根据省委12号文件精神向她宣传党的政策，耐心做思想工作，并责成县落实办、信访办组织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从1986年9月10日到10月19日历时46天，通过认真调查核实，认为：何雪清的房屋按省委5号文件精神，已于79年4月把房产权归还了其女何良秋，政策已经落实，何良秋自愿出卖后又要求赎回的2处房屋问题，应由她本人负责。对于要求追究杀害其父亲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按照省委12号文件精神构不上追究刑事责任。至于其家中财产受到一些损失以及何良秋上访期间（将近2个月）经济上所造成的一些困难，按照党的政策，给予其适当补助。通过上述工作何良秋的思想情绪基本上得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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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县纪委在处理“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时，分别逐个进行谈话，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引导他们认罪认错，放下包袱，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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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们坚持了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处遗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绝大多数遗属都能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拥护党的政策和处理办法。如界牌乡鸭头源村祝辛荣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被杀，现孤独一人，我们按照省委12号文件精神，对杀害祝辛荣亲人的组织策划者给予了处分，并给祝每月12元的定期救济，她流着泪对工作组的同志说，党的政策真好，事过19年了，党和政府还来处理，每月还发给我12元生活费，我要感谢党，感谢政府。又如冷水铺乡上甘棠村周小苟（现名周党恩），“文革”中父亲被杀，母亲改嫁成了孤儿，乡政府把他抚养起来，并送他一直读到中学，县落实办根据他的困难情况，在经济上给予了补助，帮助他修理好房屋，解决了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周非常感动，说我一辈子也不得忘记党的恩情。因此，他把原来的名字周小苟改为周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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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中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通过学习党的政策和个别谈话都能认罪认错。如界牌乡源田塘村钟昌国，文革中积极参与杀人，处遗工作组进村后，自己感到问题严重，思想很紧张，吃不下饭，准备坐牢，工作组及时做他的思想工作，交待政策，引导他认罪认错。在组织处理时，给钟以开除党籍的处分，钟很感动并说我要感谢党，感谢党的好政策，源田塘村杀这么多的人，我是有罪的，坐牢也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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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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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遗工作中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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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少数遗属提出过高的要求，不断上访地县要求惩办杀人主谋者和凶手，特别是部份在职国家工作人员，要求比较强烈。如界牌乡源田塘村被杀者遗属（大部份在职国家工作人员）不断联合向省、地、县委写信，要求惩办“文革”杀人主谋者，虽然我们对其反复宣传党的政策，耐心做思想工作，但他们不服，仍继续信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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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组织处理时，少数乡党委在处理人的问题上，下不了决心，如大干乡原潮水大队民兵副营长和化兰“文革”中积极参与策划杀人，主动充当杀人凶手，县纪委给予和开除党籍的处分，乡党委一接到处分决定，就立即向县委写了要求对和化兰从轻处分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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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甲岭乡原瓦屋下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杨老四“文革”中积极参与策划杀人（该大队杀19人），主动充当杀人凶手（亲自杀1人）杀人后不但未受到处理，还提拔当了党支部书记，1986年6月又评为优秀党员上报县委组织部，发现后才将其优秀党员取消，在组织处理时，落实办多次向乡党委打招呼并派人督促建议对杨老四给予党纪处分，至今未见处理结果，遗属意见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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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今后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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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虽已基本完成，但少数遗属思想还不够稳定，目前仍继续要求惩办“文革”中杀人的主谋者和凶手，为了妥善解决存在问题，按照省地委指示精神，我们今后的工作意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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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善始善终处理好“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继续做好遗属的思想工作，特别是少数遗属的思想稳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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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巩固处遗工作的措施要落实，近两年内，处遗工作组要有2至3人负责这一工作，并有一名副书记兼管，村、乡特别是杀人较多的村乡要有专人继续做好这一工作。县委每年研究两次处遗工作，巩固情况，分析遗属和因“文革”杀人受到处分人员的思想动态，巩固处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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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少数遗属目前生产、生活仍十分困难的要协助村、乡干部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开辟致富门路，尽快摆脱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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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们应再接再励，不松劲，不厌烦，善始善终把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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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永县委1987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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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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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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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将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推行到登峰造极的情况下，受外县杀人风的波及影响，1967年的9、10月间，我县出现了严重的杀人事件。全县“文革”杀人涉及到8区1镇35个公社，181个大队，384个生产队，564户，共杀743人，被迫自杀45人，合计788人，占当时全县人口的3.3％。被杀和被迫自杀的788人中，有四类分子343人，四类分子子女280人，贫下中农109人，其他56人。国家干部5人，教员30人，医务人员4人，工人1人，农居民748人，共产党员3人，共青团员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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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杀人从67年8月29日开始，到9月25日47军下达制止杀人通知后基本上停止了杀人，但少数地方还出现零星杀人，到10月24日才中止下来，历时57天。它虽然是受“左”的和外县杀人的影响发生的，但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其中，属受“左”的思想和外县杀人的影响，群众自发杀害了440多人，约占被杀人总数的61％；属在公社以上范围组织策划杀人的9起，其中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十分严重的5起，共杀害了260人，约占被杀人数的35％；趁“文革”杀人之机，派性杀人1起，报复杀人7起，杀人夺妻1起，杀人强奸1起，共杀害20人，约占被杀人总数的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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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杀的564户中，全家被杀光的有53户，占被杀人户数的9.7％；被迫外逃255人，造成孤老孤残81人。在经济上，被杀户家产大部分受查抄，有的被吃光用尽，有的被集体或个人低价变卖，有的被损坏。受害者的房屋被拆毁、占用、变卖以及倒塌的有106户，229间；人走屋烂，被损坏的110户，236间；被查抄的大型农家俱7000余件；被抄被盖、蚊帐、衣物、粮食、家畜家禽等，总共损失财产价值达2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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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年9、10月道县、江永的杀人风，吹进江华后，相继在我县的原湘江公社庙子源和鲤鱼井公社塘家洞大队，于67年9月1日，也先后出现杀人，紧接着原涛圩区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莫明桂又捏造四类分子要组织反革命暴动的谣言，从而引起杀人风在我县岭西陆续蔓延。67年9月11日至13日，县人武部又召开各区（镇）社专职武装干部会议，这时，正值我岭西部分社杀人的高潮时期。会上也讲了“文革”杀人问题，在讨论和闲谈时，不但相互传播了各地的杀人情况，涛圩区的武装干部鲁忠甫、李定林谣传古历8月15四类分子要暴动，传得最凶最厉害。江华县武装部召开全县专职武装干部会议，专题研究战备工作。在会上县武装部长孙玉峰、政委王宏词分别作了报告。孙玉峰的报告着重介绍和分析国内外形势，部署全县战备工作。王宏词的报告专门讲反空降、防暴问题。根据调查证实，会议虽然指出了不准杀人，但在报告和讨论形势时，传播了道县、江永县及我县岭西杀人情况，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当地的敌情，过分渲染了阶级斗争尖锐性，客观上与杀人起了催化作用。散会以后，根据县武装部的统一部署，各公社及时召开了各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造反派头头会议，传达了县武装部紧急战备会议精神，同时也讲了道县、江永县和本县岭西杀人的情况。会前，岭东片只杀了1人，会后岭西继续杀人，受外县及我县岭西杀人的强烈影响，水口区花江公社9月15日出现杀人，并很快在岭东传开，形成杀人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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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事件发生后，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对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陆续作过处理。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把处理文革杀人问题作为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政策的大事来抓，为稳定局势做了大量工作。1969年至1980年，我们先后依法处理了因派性杀人和挟嫌报复杀人8案29人，其中死刑8人，死缓1人，无期徒刑2人，有期徒刑1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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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12号文件下达后，我们层层召开会议，作了认真的传达贯彻，广泛深入地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党纪法制政策教育，努力把各方面的思想统一到省委12号文件上来，较好地解决了处理乱杀人事件的认识问题。为加强领导，县委书记张中盛同志任处遗领导小组组长，县委副书记谢田种、县委常委莫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瑞英任副组长，负责全县处遗的具体领导工作。区、乡两级成立了领导班子，由党委书记任组长，并确定一名副书记或（副区、乡长）专抓，组成了有250多人参加的处遗专干队伍。在工作中，我们重点采取集中力量逐乡完成，突出重点和包干负责的方法。我县落实省委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主要完成了以下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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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清退原物，搞好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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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合宣传贯彻省委12号文件精神和进一步查清来龙去脉，我们在地委84年15号文件以来工作的基础上，首先把退还原物和安置工作作为一个阶段的重点来抓，投入了200多名专干人员，按照政策退还原物和落实好安置工作。我们的具体作法和大概步骤是：第一，给被杀和被迫自杀人员在政治上平反，以县政府的名义逐人发平反通知书；第二，对被迫外逃人员，以乡政府名义写信，欢迎他们回来，按规定划给自留地、责任田、责任山，每户发给安家费200至300元；第三，对被查抄财物，通过核实，原物在的退原物，凡上缴国库的由国家退赔；属个人无偿占用或利用职权低价“购买”的由个人退还，变卖的赎回；已损失的，按照中央办公厅84年24号文件精神，按当时价的四分之一补偿；被折毁和倒塌的房屋，一般按每户2间，每间补给建房费600元；损坏的房屋，每间补给维修费150元；第四，对农村被杀和被迫自杀人员，每人发给抚恤费150元，国家工作人员由原单位按政策抚恤；对特别困难的遗属发给100至200元的生活补助费；对因杀人造成的农村孤老孤残人员每月发给12元的定期生活补助；第五，在条件成熟的基础上，采取多种形式开好团结会。据此，我县给被杀和被迫自杀人员发平反通知书908份，安置外逃回归和随母下堂人员111人、孤老孤残人员81人、退还原物684件、现金9110元、房屋41户97间，修理房屋236件，赎回房屋31间，新建房屋45户91间，对损失的5725件财物作了适当补偿，对特别困难的419户遗属给了生活困难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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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按照省委12号文件，做好对人的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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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人的处理方面，我们反复学习，深刻领会，认真执行中央和省地委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坚持宽严适度，既坚决慎重地查处极少数犯有严重杀人罪行人员，又注意团结教育大多数。根据我县几种杀人情况和性质，按照省委12号文件精神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处理：凡是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以夺人妻女为目的杀人或杀人后强奸轮奸其遗属者；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者，报经地委批准，追究其刑事责任。凡属追究刑事责任的党员，一律开除党籍；为首部署策划杀人和主动充当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奉命组织策划杀人，情节后果十分严重的；积极参与策划并亲自动手和批准杀人的，奉命杀人或刑讯逼供致死致残，手段残忍，后果严重的，一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奉命组织策划杀人不是为首和奉命充当杀人凶手民愤不大的，如能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不开除党籍，表现好的免予处分；对其中少数不认罪认错，表现不好的，给予党纪处分，包括开除党籍或在整党中不予登记。杀人后入党的，清除出党。但对当时未成年、属杀人从犯的，共同杀人、不是主凶的，被迫杀人、情节较轻的，能认罪认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取得群众谅解的，保留党籍，给予其它党纪处分。杀人后转干和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取消干籍，撤销职务。凡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不得进入领导班子和安排在要害部门工作，不在当地担任乡以上领导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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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上述原则，我县对364名在杀人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人员分别给予了处理。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8案10人（不包括12号文件前8案29人），给予党政纪处分的325人。其中，脱产党员79人，占牵连脱产党员的65％人，其中除党28人，占牵连数的25％人，占现有脱产党员的0.9％。“文革”前入党的脱产党员，开除数占其牵连数的19％，杀人后入党的脱产党员26人，清除数占50％，受党纪处分的非脱产党员223人，占其牵连数的39％人，其中杀人后入党的52人，占处理党员数的28.4％，开除党籍的131人，占牵连农村党员数的27.5％，占现有农村党员数的2％。其中杀人后入党的50人，占除党人数的37.2％。“文革”前入党的农村党员除党数占其牵连数的19.47％，杀人后入党的，除党数占92.3％。撤职、停职、调离的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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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办案中，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重查证核实材料，按政策办事，努力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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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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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遗中，我们始终把政治思想工作贯穿其全过程，结合整党，反复向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宣传省委12号文件，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党纪法制政策教育，清除“左”的影响，增强党性，增强法制观念。对犯有杀人罪行和错误的人员，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讲清问题，主动认罪认错，取得群众谅解，教育他们诚心改错，遵纪守法。尤其对遗属，更是做了大量工作，一方面，对文革给他们家庭造成的不幸表示同情，引导他们把账记在林彪、江青反党集团身上，鼓励他们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另一方面，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认真加以解决，对一时难以解决的，说明情况，细心解释，对于个别不合理要求，耐心说服教育，讲清道理。教育他们在党的政府领导下按政策办事。针对我县的实际情况，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我们特别注意如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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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抓住主要环节，突出重点，领导亲自做工作，多次做工作。遗属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对象，不包括来人上访时做工作，每户至少有3次以上，绝大部分在4次以上，不少遗属在10次以上。除了专干人员做思想工作外，我县各级党委始终掌握遗属的思想动态，并分类排队，根据实际确定自己工作的重点对象户和重点对象人，分别在安置工作基本结束，县庆期间和对人的处理基本结束等容易引起遗属思想波动的几个环节，领导亲自做工作，取得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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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工作基本结束，遗属的思想得到很大安定，但是仍有少数遗属对经济补偿不满足，或者把经济补偿与对人的处理联系起来，不先处理人，就不领抚恤安置费，还要上京上访。高滩乡遗属侯朝甫，儿子被杀，从80年以来多次赴京上访。85年10月，他不仅不领抚恤金，还要串联他人上京告状。后来县委副书记谢田种同志给他讲文革杀人的特殊历史，讲处遗工作的方针政策，讲上京上访的危害性，引导他抛弃前嫌，了结积怨。后侯朝甫没有上京上访。安置费发放到户时，有不少遗属不肯收领，后经区乡领导耐心工作，结果全县只剩2户未收领。由于我们在安置工作中正确执行政策，加上和领导的大量思想工作，我县不仅在安置中，而且在整个处遗过程中，都没有出现着眼于经济和纠缠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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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年11月，我们江华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有中央和省地领导参加县庆活动。极少数遗属因提出的不合理要求未得到满足，心怀不满。特别是沱江栋青村的个别遗属扬言要在县庆期间拦车喊冤，披麻戴孝告状，企图捣乱。县庆之前，通过摸底，发现有37户遗属有思想苗头。我们实行区乡包干办法，由领导出面，每户做两次思想教育和安定工作，结果县庆活动期间没有一名遗属上访，更没有人趁机捣乱。原大石桥公社唐家雄，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被错判坐过牢，67年被杀害了。遗属唐仁保提出了十条要求，如果满足不了，就要在县庆时找“大官”告状。为处理这一户的问题，专干人员多次做工作，区乡党委的主要负责人也到家里多次做工作，都未能凑效。后来，涛圩区委请原与唐家雄一同入党共事，在广西工作，来参加县庆的老干部王贤林同志给他做工作，才使唐仁保安定下来，放弃了过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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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人的处理，大部分遗属表示满意，但也有极少数遗属不顾政策规定，一味要求逮捕法办责任人，目的未达到，就扬言要杀人。这一环节的政治思想工作，对象虽然不多，但难度特别大，而且十分重要，它关系到处遗成果能否全面巩固，这一着不走好，就可能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因此，我县各级党委把这一时期的思想工作放到了突出位置，专门召开了区乡负责人会议，具体研究部署了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和内容，由领导和专干人员包干做好平息稳定工作。使极少数固执遗属疙瘩逐渐松动解开，积怨开始消失，甚至有的冤家对头也和好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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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坚持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辨证方法，既照顾到工作的各种对象，尤其对重点对象又从两个方面做好工作。对遗属，我们既同情他们的遭遇，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又教育他们知恩知足，并对个别遗属干忧/扰处遗的行为决不姑息迁就。85年9月，竹元寨乡遗属唐代昭，纠集亲属到责任人刘万根家里闹事，推坏房门，砸烂炊具，造成很坏影响。对此，县、区、乡三级非常重视，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召集双方当事人弄清情况，分清责任，讲清道理，对唐代昭等人给予了严励批评。唐除作出深刻检讨外，还赔偿了直接经济损失10元。对责任人，既指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他们检讨罪行和错误，吸取教训，并对问题严重人员给予处理，以严肃法纪，教育人民，但又安定他们的情绪，使他们消除顾虑，振作精神，做有上进心的人。为此，我们将责任人的情况摸底排队，突出重点，对问题严重人员的心理性格和思想动态做到心中有数，找他们调查谈话，都先轻松情绪，再交持/待政策，使他们消除紧张心理。做思想工作，也因人而异，采取多种方法，达到目的就行。全县曾有30多个有自杀念头和安排好家事，准备坐牢的责任人，通过工作，精神上得到了很大解脱，既主动交待自己的问题，又配合组织，尽力把同案人的情况搞清，反过来促进了处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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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完成以上工作，基本实现了省委12号文件提出的指导思想和根本目的，局势是稳定的，是卓有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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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使广大干群从认识上划清了“文革”杀人这样一个严重事件的大是大非问题。不仅教育了与杀人有牵连的所有人员，而且足以使全体人民从中吸取教训，并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了一次深刻的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进一步清除了“左”的影响，坚定了在思想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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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较好地消除了积怨，愈合了伤痕，增进了团结。主要表现在，遗属能认识到“文革”杀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把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同林、江反党集团蓄意破坏区别开来，感谢党和政府处理这一历史遗留问题，遗属与当事人的关系普遍得到改善，实现了新的安定团结。涛圩乡“文革”杀人涉及到13个大队，处遗中，有7个村的干部带领责任人到27户遗属家认罪认错，赔礼道歉。这个乡的大塘村遗属蒋启仙，4个儿子被杀，孤老一人，村干部带领责任人两次到她家赔礼道歉，村妇女主任还主动退出原占用的牛栏地基。这位遗属非常感动，对责任人说：“你们杀害我4个儿子，原来我是痛恨你们的，因为我不懂当时的情况。如今政府平了反，退回了原物，又给我每月12元的定期生活补助，你们又多次来看我，关心我，我现在气消了，真的没意见了。我感谢村上的干部，感谢党和政府。”许多遗属还教育自己的子女和亲友，不能忘记党的恩情，不能再对责任人铭仇记恨。在遗属和责任人之间，不少人还互相帮工，互请吃饭，原来有明显对立情绪的遗属和当事人，关系也转入了正常。两岔河乡遗属林州旺，父亲被杀，积怨甚深，85年6月，兄弟俩要到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家里牵牛，自行索赔经济损失，并扬言如果政府不惩办凶手，他就要杀人报复。通过在遗属会上学习省委12号文件和区乡工作组上门做工作，林州旺搞清楚了“文革”杀人的特殊历史和处理这一问题的政策原则，态度发生了改变。在乡政府召开的团结会上，他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又主动提出与责任人搞好团结，把仇恨集中在“林、江”身上。据统计，全县有500余户遗属较好地消除积怨，搞好了团结，占遗属总数的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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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遗属实现了安居乐业，上访量显著减少。落实省委12号文件，帮助遗属解决了大量具体问题，绝大部分遗属实现了生活安定，安居乐业，并开始走上劳动致富的道路。大路铺乡遗属周扬德、周扬宏，父母亲被杀后流落在外，71年才在兰山县大桥乡舜水村招亲安身，成婚后，周扬宏生下的小孩，当地村组不允其落户，直到85年仍未落实好责任田。为了小孩的户口和处理好其它遗属问题，周扬宏经常奔走于江华、兰山之间，多次到两县落实办上访。85年3月，周扬宏来江华县落实办上访，要求解决问题，落实办因情况不明未作答复，周扬宏就要在县政府门前悬梁自尽。85年下半年，我们派员专程到兰山调查落实，与兰山方面协商在当地村组解决了小孩的户口和责任田问题，并按政策发给了周扬宏安置费800余元，解决了他的生活困难。对此，周扬宏感激不已，去年5月专程来我县落实办表示感谢。还说，现在我家的问题已解决了，我心情愉快了，生活安定了，有精力劳动致富了。从85年11月安置工作基本结束以来。全县上访量显著下降，86年仍到县以上上访的遗属只有25户，占遗属总户数的4.6％。比85年下降了93％。消除了上京上访，杜绝了串联上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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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受到了深刻的法制教育，增强了法制观念。一是大多数责任人，真诚地向遗属作了认罪认错、赔礼道歉，并表示吸取血的教训，遵纪守法，其中，问题严重的人员还分别给予了法纪、党纪、政纪处理。二是人们普遍认识到“文革”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杀几个四类分子不要紧的观念已经得到纠正，如濠江乡的一位村组干部说：“我们原来认为，四类分子是该杀的，就是不该杀他们的子女。通过学习文件和处理这一问题，我们都知道了乱杀四类分子也是违法犯罪行为，是国法不允许的。”三是在很多地方，学法、知法、守法已开始成为广大干部的自觉行为，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我县涛圩区是一个山场水利纠纷的多发区，去年以来，纠纷量明显下降。全区“文革”杀人涉及到的大队中，有43个村近几年的合计年大小纠纷户均在百次以上。通过宣传贯彻省委12号文件，特别是从85年11月份村支部组织党员讨论对在“文革”杀人中犯有错误的党员给予处分以来，这43个村只发生了9次轻微纠纷。山场水利问题大都能互谅互让，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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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纯洁了组织，提高了党的威信。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是整党的重要内容，对纯洁党的组织起了重要作用。首先通过对广大党员进行党纪法制政策教育和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生动教育，从思想上使我们的党更加纯洁了、进步了。无论是思想水平和政策水平，还是党性观念和法制观念，较之过去都有很大的提高和增强。据统计：全县有8000多名党员直接听取了省委12号文件的传达，约占党员总数的95％，有近8000名党员参加了对在文革杀人中犯有严重错误的党员处分的讨论，约占党员总数的85％，其次，我们党的组织更加纯洁了。全县共处分了在“文革”杀人中犯有错误的党员299人，其中除党的163人，占现有党员数的3.1％，除党的163人中，新党员61人，占处分新党员数的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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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促进了经济工作的发展。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符合党心民心。政通人和，局势稳定，极大调动了多方面的积极因素，遗属中的消极因素开始转化成积极因素，出现了许多遗属精神焕发，生产发展，安居乐业，同心同德搞四化的生动局面。85年与84年比，我县粮食增产近1000万斤，工农业总产值增加460万元。实践证明，原来的担心都是没有根据的，处遗工作不仅没有影响经济工作，而且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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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遗工作情况复杂，任务重，难度大。我们为什么能善始善终保持思想不松，领导不变，力量不散，工作不停，进度不慢，有较好成效，我们体会到，这主要是因为反复深入狠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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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地委84年15号文件以来，我们根据地委的统一部署，在政治上给被杀人员平反，在经济上摸清安置工作的各项底子，查来龙去脉，分清责任，为消除“左”的影响和“文革”杀人造成的严重恶果，完成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实际效果。但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完全肃清，在认识上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统一。有的同志只满足于现状，不愿意继续全面处理这一问题；有的则同意继续在经济上作些补偿，不同意对有关人员给予处理。由于认识上存在差距，虽然确定了领导，组成了专门班子，但原计划从各部门抽调20人，实际到位的只有10人，到位的这10人也未能完全稳定下来。在区乡领导中，也因班子调整，有的“新官”不理旧事，有的还把处遗与经济工作对立起来，更怕影响干部党员情绪，影响工作，因此，处遗工作执行不力，进展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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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12号文件下来后，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我们反复学习，深入宣传贯彻了省委12号文件，层层召开了各类会议达600余场次，印发《宣传提纲》600份，省委12号文件精神基本做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在宣传省委12号文件的基础上，我们认真分析全县处遗工作的具体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结合实际，着重向广大干部群众，尤其是各级组织讲清以下3个问题：第一，“文革”杀人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发生的，处理好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进行四化建设。这不仅关系到全县的长治久安，不会妨碍经济工作，而且有利于我们执行好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建设和其它事业的发展；第二，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是整党的重要内容，完成了整党的大量具体工作。我县“文革”杀人涉及面广，牵连人多，特别是国家干部中的骨干力量多。据查来龙去脉初步摸底，全县有牵连的约2000人，其中国家干部和工作人员140多人，乡级以上干部50人。对其中受“左”的影响很深，在“文革”杀人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人员不予处理，继续让他们领导一些地方或部门的工作，不可能设想，他们与党中央在思想政治上能保持高度一致，创造性地执行好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把这些人的问题调查落实，分清责任，作出恰当处理，各级要挤在有限的整党时间完成，那是完全不可能的。第三，“文革”杀人是一起严重的违法犯罪事件，不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群众不服，遗属更不服，也就不可能消除稳患，就有可能影响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不处理好这件事，不仅有损于党的威望，也无法向历史作出交待。通过反复深入宣传，较好地统一了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干群的认识，为处遗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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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加强领导，稳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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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杀人多，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处遗工作任务重，难度大。为此，我县各级党委和政府给予了高度重视，尤其是县委始终把这一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为推动全县处遗的健康发展和顺利结束，切实加强领导，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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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加强集体领导。我县处遗，对于重大问题，实行县委常委集体领导。从85年5月以来，常委先后十几次集体听取处遗情况的汇报，专题研究这一工作。去年，开始调查处理国家工作人员责任人的问题时，工作多方受阻，特别是一些责任人，态度十分傲慢。出现这些情况的原因，有的是责任人所在单位党组织领导对处遗认识不高。在整党中，对否定“文革”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照检查阶段没有把它作为整党的重要内容，要责任人讲清楚，有的是当事人没有紧张感；三是在台上的人物，群众不敢揭露。为迅速扭转这一局面，处遗领导小组及时向常委作了汇报，常委讨论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处遗和整党紧密结合起来，取得有关整党单位党组织的重视和配合，还要给责任人一定压力。根据县处遗领导小组的建议，决定采取3条措施：一是县整党办和处遗领导小组各抽调两位同志负责县级整党单位的处遗具体指导工作。凡是因与“文革”杀人有牵连的党员，问题没搞清楚的，不仅本人不能登记，而且这个单位的整党不能验收。二是把处遗和调资结合起来，对与“文革”杀人有牵连，问题没搞清，态度又不好的40名国家工作人员当事人，工资不高套，待问题查清后再作处理。三是对3名态度不好，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责任人停职反省。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调动了整党单位的积极性，取得了县整党办的密切配合，给责任人以一定的压力，清除了工作中的一些障碍，很快使国家干部责任人的处理工作出现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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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领导抓，抓领导的书记既挂帅又出征。考虑到处遗工作难度大，县委始终强调各级党委不能停留在一般的领导方法上。必须采取过硬措施，直到党委书记亲自出征上阵解决问题。县委书记张中盛同志精心领导了全县处遗工作，他多次主持召开常委会和党政领导会研究处遗，多次参加区乡处遗工作会议，加强对全县处遗的具体指导，还在全县落实政策工作会上重点分析总结处遗情况，部署工作，宣布把处遗和整党、调资结合起来的重要措施方法。县委副书记谢田种同志，具体负责全县处遗的领导工作，经常奔走于各区、乡之间，抓领导力量和专案力量的稳定，抓政策的正确贯彻执行，抓工作方法的改进，抓后进促平衡，为区、乡排忧解难。谢田种同志曾十多次到任务最大的涛圩区，与区委领导研究处遗，使这个区的工作进展很快。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石瑞英、县委常委莫可同志，不仅担负具体领导全县处遗的任务，而且还参加一个方面的具体工作。石瑞英同志分管政法专案工作，就与专案组人员一同深入到区、乡、村压阵督战，研究案情，指导办案。作为“六条”的调查人员，他找人谈话就达60多人次。莫可同志分管安置工作，他带领安置组的同志深入到区乡现场办公，拍板定案，饭后不休息，晚上至深夜，使安置工作率先结束。安置工作基本结束后，他又参加党政纪处理组的具体领导和办案工作。在县委领导的带领和推动下，区、镇、乡党委书记人人抓处遗，尤其是做硬骨头工作，诸如调查谈话，做思想政治工作等等。大圩区有个国家干部责任人，态度极为不好，区委书记韦代忠找到他，给予了严励批评。谈话后，这个同志承认了错误，交待了问题。水口区本来任务不大，但由于种种原因，长时间工作处于后进状态，后来区委书记邓世宏同志负责专抓，使工作很快赶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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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始终稳定了一支与任务相适应的专干队伍。去年，我县整党，县庆和城建工作抽调了较多的干部力量，在干部力量紧张情况下，我县仍从各部门和区、乡抽调了253名干部做处遗专干工作（含聘请60人），其中科级干部26人，县级领导4人。被抽调的这些同志，较好地做到了与原分管的业务，工作脱勾，一心一意搞处遗。为了稳定队伍，县委领导多方把关，多次在区乡领导会上和县有关直属单位负责人会上强调，各单位要自觉保证专干力量真正专起来；不经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同意，任何单位和领导个人不得召回被抽调做处遗的人员。为此，县委书记张中盛还专门召集党政领导会议，要求各部门大力协作。并以县委办文件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各单位顾全大局，自觉做好处遗专干力量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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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专干人员，我们还注意加强管理，经常对他们进行思想整顿和业务培训，不仅使他们不断提高办案能力，而且始终保持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工作热情。大圩区副书记黎声佳同志，56岁了，区委分配他专抓处遗工作后，一心扑在处遗上。他不仅负责全区处遗的具体领导工作，而且与专干人员同起同落，深入到乡、村、户做具体工作。这个区的两岔河乡与区公所相距20多里路，不通客车，黎声佳同志到这个乡做处遗工作，都是爬山涉水，步行往返。我们政法专案组的同志，为了取得原始证据，不怕脏、不怕累，从有一线希望的线索中寻找证据。如大石桥公社的杀人名单，就是从20多年的废纸篓里翻找出来的。在我们的专干队伍中，有许多的同志作风深入，扎实肯干，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麻烦，不怕得罪人，有的甚至长期带病工作，表现出了高度的工作热情和对历史对人民负责精神，为我县处遗做出了可贵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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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严格执行政策，积极扎实稳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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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安置工作中，个别地方曾出现过不愿做艰苦工作，怕麻烦，怕得罪人，只注重经济补偿，不注重原物退还的倾向，在经济补偿中，也有个别放宽的现象。对这些问题，我们及时发现，及时解决，做到执行政策一丝不苟，该退的一律退还，该给的坚决给够；不该给的，一毛不拔，给了也尽数退赔。在具体作法上，采取了几条措施。第一，推广涛圩乡退还原物的经验，在学习贯彻省委12号文件，提高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一是动员当事人主动退，二是要求党员、干部帮助退，三是乡政府出面强行退。第二，严格经济补偿审批程序，按照政策，区别对待。对于经济补偿，都经过遗属本人自报，专干人员调查核实，取得证据，再与本人见面核对的过程。在确保无误的基础上，从村逐级上报，最后由县委处遗安置组集体到区、乡现场审批，做到一次处理完毕。任何个人，任何时候不批条子，不开口子。在审批过程中，采取认真负责态度，逐栏逐项审核，一项不漏，重事实，重证据，符政策，严格把关。对特殊问题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地下党员、地下武装人员和投城起义人员被杀的，安置时适当放宽；对确有实际困难的遗属，特别是在职的基层干部遗属，本人不好伸手要的，主动帮助解决问题；死者已无法定继承人，其旁系亲属收埋的，同样给予抚恤金。对虚报冒领，无理取闹人员，不仅分文不给，而且还要批评教育。这样做遗属满意，群众满意，反映处遗工作扎实公道，按政策办事。第三，段段回头看，检查安置工作中执行政策情况，既做好大面巩固工作，又及时纠正错漏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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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人的处理方面，我们认真执行“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三宜三不宜”、“三严三宽”的政策精神，坚持以政策平衡，宽严适度，处理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在办案过程中，重点把好材料关，政策关，防止倚轻倚重，宽严失度现象，特别是防止偏轻偏宽倾向，在具体作法上主要坚持了以下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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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以政策为准绳，做好平衡工作。以政策平衡，就是要在材料真实可靠，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对错误定性准确，按政策全面衡量，对号入座，该给什么处分就给什么处分。为了实现以政策平衡。坚持按政策办事，我们着重采取了以下4条具体措施。一是坚持层层平衡。在案件审批过程中，从支部讨论开始，在交待和介绍案情基础上，认真学习政策，弄清界限，根据犯错误人的错误性质、认罪认错态度和民愤大小，按照政策对号入座。然后逐级上报，逐级分类排队，层层把关平衡。二是对同案人的处理坚持一次讨论。这样有利于人与人之间互相比较。取得人与人之间的平衡。三是案与案之间互相比较，取得案与案之间的平衡，以实现单位范围内的总平衡。四是回头看，发现问题及时复议，及时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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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按照“三严三宽”精神，宽严适度，坚决慎重地查处极少数，团结教育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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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杀人，有由国家干部为首组织以公社为单位的杀人，有在“左”的影响下农民自发组织的杀人，还有因个人品质恶劣杀人。对这些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的处理，我们始终坚持了“三宜三不宜”、“三宽三严”原则精神，处理极少数，教育大多数。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凡是以公社干部为首组织杀人的，从严处理个别首犯，其他成员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如黄石公社杀人，只逮捕了罗仕友一人，对犯有杀人罪行的原公社武装部长刘昌智给予党政纪处分。这种性质的杀人，农民党员、干部属奉命杀人，不仅处理人数相对减少，而且处分程度从轻，大石桥以公社干部为首杀人，涉及到10个大队，有牵连的党员达25人，我们只处分3人，占牵连党员13％，其中属除党的只有3人，占牵连党员的12％，自发组织杀人的大队，对首犯宽中从严，从犯从宽，处理面适当增大。对品质恶劣杀人的，同样主犯从严，从犯从宽，如：竹园寨乡白里大队杀人强奸案的主犯曾昭荣依法逮捕，被判处12年徒刑，从犯刘加德免予刑事处分。对被捕的在公社以上范围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国家干部，虽然有从严处理的一面，但他们都是在“左”的影响下犯下的罪行，又有从轻的一面，因此，我们在量刑上，尽量从轻判处。我县对人的处理，坚持从实际出发，既考虑“文革”杀人的特殊历史条件，又有利于平息平愤，稳定局势，尽量控制处理面，因而较好地符合了省委12号文件精神和地委的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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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委的正确领导下，由于我县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处遗专干人员的不懈努力，我县落实省委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已经完成。但是，还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还有一定量的查漏补缺工作，如黄金、白银等贵重物资，明显的有大部分没有查清落实，还需要继续查清，有的需要退赔补偿。随着时间的推移，还要出现因“文革”杀人造成的孤老人员，需要按政策给予定期生活补助。二是仍有极少数遗属的积怨未能完全消除，尤其是对人的处理明显不满意，仍在继续上诉，要求惩办凶手，还需要继续做愈合伤痕的工作。三是被处理人及家属也有个别人不服，社会上也还有些不明确的认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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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些情况，县委处遗领导小组和县委常委作了认真分析讨论，认为必须继续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　　第一，结合普法工作，继续深入宣传省委12号文件的主要精神，继续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理解，清除“左”的影响；第二，继续实行区乡包干责任制，切实做好各方面的政治思想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帮助遗属消除积怨，愈合伤痕。第三，继续加强领导，县委稳定一个精干班子，区乡确定一名负责人，继续抓处遗的查漏补缺工作和处遗成果的巩固工作，稳妥和完善处理好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我们相信，通过2、3年或3、5年的工作，处遗就会成为历史，残留的“文革”杀人造成的恶果就会随着消失。
+
+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1987年5月20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3/000004.txt b/CCRD/0/8/23/000004.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92ecd979780e0e7b362faecc5b6522397e436105
--- /dev/null
+++ b/CCRD/0/8/23/000004.txt
@@ -0,0 +1,39 @@
+# 中共零陵地区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
+　　我县“文革”期间有八区二镇三十七个公社，四百四十一个大队，三千一百六十八个 生产队，五万三千六百一十八户，二十三万八千六百〇二人。“文革”杀人涉及到八区一 镇三十五个公社，一百八十一个大队，三百八十四个生产队，五百六十四户，共被杀七百 四十三人，被迫自杀四十五人，合计七百八十八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百分之三点三（“文 革”其它时间被杀二人，自杀一百一十八人未计算在内）。被杀和被迫自杀人数中，有四 类分子三百四十三人，四类分子子女二百八十人，贫下中农一百〇九人，其它五十六人。 属国家干部五人，教员三十人，医务人员四人，工人一人，农民七百四十八人，共产党员 三人，共青团员一人。
+
+## 一、杀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
+
+　　1、受道县、江永县的波及影响。 江永县界牌公社与我县沱江区鲤鱼井公社相邻。八月下旬，界牌公社民兵团因追杀外逃四类分子到过我县沱江地区并将杀人的布告贴到沱江镇。鲤鱼井公社胡猪口大队副队长曾昭会等人到界牌公社大林江大队观看过杀人，后在本大队及相邻的塘下洞大队散布江永大林江杀人情况。塘下洞大队造反派头头陈德信，捏造事实说本大队的地主分子陈茂志四父子和胡猪口大队贫农社员陈远才、冯代龙在一起开黑会，要杀共产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陈便与胡猪口大队副大队长曾昭会商量决定，两个大队统一行动，把陈氏四父子和陈远才、冯代龙六人抓了起来，并进行了刑审拷打。九月二日，两个大队联合召开批斗大会。 塘下洞大队陈继忠、肖陵维等为首将陈茂志父子四人先推下岩洞，用炸药炸，石头砸死。 九月三日，胡猪口大队以曾昭会为首杀害了贫农社员陈远才、冯代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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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鲤鱼井公社塘下洞和胡猪口大队杀人后，县“抓促小组”成员、县委副书记李儒志、县“抓促小组”成员、县检察院检察长郭晓斋及法院副院长赵世球，九月三日带领政法部 门的干部到长征公社大六冲大队和鲤鱼井公社鲤鱼井大队，向干部、群众和造反派做劝阻杀人的工作。工作组走后，东田公社于九月七日开始杀人。由此，杀人在沱江一带蔓延开来，并迅速波及到大路铺区。杀人延续了二十多天，两区一镇共杀和被迫自杀二百三十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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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七日，下去制止杀人的“抓促小组”成员李儒志、郭晓斋回到县里，九月八日向县“抓促小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李儒志、李金旺、郭晓斋、赵世球、县“抓促小组”组长原县武装部政委王宏词、县“抓促小组”副组长原武装部部长孙玉峰。李儒志、郭晓斋汇报完下面杀人的情况后，进行讨论，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王宏词归纳为六 条。讨论产生六条的原动机是试图制止江华的杀人问题，但文不达意，内容有支持杀人的 意向。因对第六条的意见不统一，当晚深夜王宏词以个人的看法向零陵军分区党委发出《特急电报》，报告了前五条，请求复示，但后来未见答复。这五条的内容是：①、群众自觉 的组织起来，造四类分子的反，人民对他们实行专政，大方向是对的。贫下中农杀四类分子，首先是四类分子挑起来的。因此，我们不能压制和指责他们，我们应当宣传毛泽东思 想和中央有关政策，不能犯保护敌人，打击贫下中农的错误。②、要教育群众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要让敌人把我们的阵营打乱了，如发现宗派斗争，要教育群众团结对敌，对某一 个四类分子处理意见不一致，要进行协商，绝不能互相残杀，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③、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与群众的情绪。指挥部的人员要下去帮助区社干部开展工作，要站在广大贫下中农一边，要因势利导，不能惊慌失措，不能阻碍群众运动的发展。④、矛盾一律上交是不对的。如果把群众意见大的四类分子都捉起来，（也不可能做到） 实际是保护了敌人，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运动的一种表现。对于解放十七年一直不接受 改造，而现在又要向贫下中农夺权的四类分子，群众要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群众 的造反精神是对的。我们只能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政策，不能硬性阻止，给群众泼冷水。⑤、教育群众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暴乱和杀害贫下中农，我们一定要支持贫下中农， 要和他们站在一边，对于他们的某些错误行动，通过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有关政策，广 大贫下中农自己一定会纠正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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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日，郭晓斋主持召开县、区部分政法干部会议，贯彻“六条”受到与会人员的抵制。会后，郭向王宏词汇报，提出不贯彻“六条”的意见，王宏词表示同意，因此，六 条没有继续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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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谎报情况，捏造事实，造成假案而杀人。 大石桥公社妇女主任莫明桂多次捏造事实，谎报本公社安家大队地主分子唐松柏多次召集秘密黑会，要在古历八月十五日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共产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公社武装部长、“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定林与奉元佳、莫明桂等人，于九月一日晚把唐 松柏抓起来，经过三昼四夜的连续批判游斗和刑讯逼供，唐松柏被屈打成招，供认开过秘密会，供出了九名四类分子为反动组织成员。为此，奉元佳召开大队干部会议，布置各大 队干部追查。通过进一步的所谓深挖，九名所谓反动组织成员被迫供出一百二十多人参加 了“反共救国军”。据此，奉元佳主持整理综合材料，向涛圩区做了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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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八日下午，奉元佳、李定林、莫明桂等人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处理反动组 织骨干成员问题，会议研究决定杀掉唐松柏等七人。并由奉元佳、黄孝初（公社书记）主 持起草的一个全体公社干部共同负责的四条协议。这四条协议内容是：“1、根据广大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最近召开一次全公社对敌斗争大会，九月九日下午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支 书、大队“文革”主任、红卫兵中队长参加的预备会，研究广大群众对敌斗争的要求；2、 全公社对敌斗争的时间、内容、开发由预备会议决定；3、公社参加会议人员是对敌斗争的 观点，根据《社教 23 条》6 条高标准第五条决定，矛盾不上交，交群众处理的精神，对于 阶级敌人群众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4、上述决定由到会公社干部讨论通过共同负责。公社 干部奉元佳、李定林、莫明桂、唐世治（公社副书记，“抓促小组”组长）共十五人在协 议上签了名。九月九日上午，公社召开大队文革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的杀人预备会议。会上 决定杀十一人，比公社原内定的基础上，增加了四人。九月十日上午，奉元佳主持召开杀 人大会，会上群众附合呼喊，又增杀了三人。会后，公社又向各大队布置了杀人任务。在 公社干部的协助下，全公社被杀和被迫自杀四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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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石桥公社酝酿和开始杀人期间，涛圩区蒋瑞珍、唐铁桥等于九月八日上午在大石桥公社召开过大石桥、中洞、涛圩三个公社参加的片会。九月十日上午，何天日、鲁忠谱 为主在区里召开过全区所属五个公社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两次会议都通报和公布了大石桥公社破获所谓反动组织的情况经过及其名单，并强调提高警惕，一致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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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石桥公社以公社干部为首组织策划杀人以及区里两次会议后，涛圩区追查、深挖反 动组织的活动迅速展开，并以镇压反动组织骨干为由，形成了杀人高潮。其中，中洞公社 以文革副主任、团委书记张家发和宣传委员姚日爽为首，在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部署杀 人。上游公社召开全社对敌斗争大会打死七人。涛圩区杀人至九月二十六日结束，共被杀 和被迫自杀一百八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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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涛圩区追查反动组织期间，被派到草岭水库管工程的白芒营区副区长、区“抓促领导小组”组长莫金福到涛圩公社杉木根大队，旁听大队文革和造反派刑讯逼供国家教师苏代 文，并借阅了审讯记录，发现苏供有白芒营街聂俊、刘树华等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因此，莫金福两次从草岭水库打电话给白芒营区武装部长廖秀祥和公安特派员徐家旺，转告白芒营聂俊等四人参加反动组织的情况。九月十日，莫金福在草岭水库主持召开了白芒营 区所属各公社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上，他指出大石桥等地杀人情况后，要求参加会议人 员回去迅速汇好报，贯彻要及时，思想要明确，态度要明朗，执行要坚决，行动要快，要 走在敌人前面，不能让贫下中农受损失。会后白芒营区的白芒营、小贝、白牛山三个公社 及时召开了公社干部会议，传达了草岭水库会议精神。白芒营公社并接着召开了各大队民 兵营长、文革主任和造反派头头会议，进行传达部署，迅速形成杀人高潮。其中白牛山公 社以公安特派员叶先凤，白芒营公社以副社长王贻成为首组织策划杀人。岩口铺公社因没 有去人参加草岭水库会议，莫金福给公社副书记李长江打电话，传达了草岭水库会议精神。 在莫金福的电话部署督促下，岩口铺公社副书记李长江等积极参与杀人。据统计仅九天时间，白芒营区被杀和被迫自杀一百三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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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县岭西杀人风声传入岭东，县武装部召开全县紧急战备会议，客观上为杀人起了催化作用。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三日。江华瑶族自治县武装部召开全县专职武装干部会议，专题研究战备工作。在会上，县武装部长孙玉峰、政委王宏词分别作了报告。孙玉峰的报 告着重介绍和分析国内外形势，部署全县战备工作。王宏词的报告专门讲反空降、防暴乱问题。根据调查证实，会议虽然指出了不准乱杀人，但在报告和讨论形势时传播了道县、 江永县及我县岭西杀人情况，过于严重地估计了当时当地的敌情，过分渲染了阶级斗争的 尖锐性，在讨论和闲谈时，相互又传播了各地的杀人情况，涛圩区的武装干部鲁忠甫、李定林谣传古历八月十五四类分子要暴动，传得最凶最厉害。客观上这次会为杀人起了催化 作用。散会以后，根据县武装部的统一部署，各公社及时召开了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 造反派头头会议，传达了县武装部紧急战备会议精神，同时也讲了道县，江永县和本县岭 西杀人的情况。会后，岭西继续杀人，岭东出现杀人高峰。大圩区两岔河公社武装部长盘 上达在县武装部开会期间，向区武装部长罗维英汇报了两岔河阶级敌人的情况。在区武装 部长罗维英的支持下，于九月十七日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杀害了四类分子及子弟谢代金等三人。贝江区濠江公社以分管政法的公社干部冯荣轩为首组织策划，召开部分大队社员大会，于九月二十日杀害了五类分子及子弟邱顺芝等十九人。码市区黄石公社以码市区武 装部长罗仕友、公社武装部长刘昌智为首组织策划在全公社范围内杀人。湘江公社武装部长赵才政、码市公社武装部长杨建荣批准杀人。就这样，岭东的码市区、贝江区、水口区、大圩区、县采育场共被杀和被迫自杀二百三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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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杀人从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到九月二十五日四十七军下达制止杀人通知后基本上停止了杀人，但少数地方还出现零星杀人，到十月二十四日才中止下来， 历时五十七天。它虽然是受“左”的和外县杀人的影响发生的，但这是严重的违法犯罪事 件。其中，属受“左”的思想和外县杀人的影响，群众自发杀害了四百四十多人，约占被杀人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属在公社以上范围组织策划杀人的九起，情节特别恶劣，后果十分严重的五起，共杀害了二百六十余人，约占被杀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五；趁“文革”杀人之机，派性杀人一起，报复杀人七起，杀人夺妻一起，杀人强奸一起，共杀害二十人， 约占被杀人总数的百分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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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被杀的五百六十四户中，全家被杀光的有五十三户，占被杀人户数的百分之九点七； 被迫外逃二百五十五人，造成孤老孤残八十一人。在经济上，被杀户家产大部分受查抄，有的被吃光用尽，有的被集体或个人低价变卖，有的被损坏。受害者的房屋被拆毁、占用、 变卖以及倒塌的有一百零六户，二百二十九间；人走屋烂，被损坏的一百一十户，二百三十六间；被查抄的大型农家具七千余件；被抄被盖、蚊帐、衣物、粮食、家畜家禽等，总共损失财产价值二十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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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我县“文革”期间杀人有牵连的，全县达二千零九人。其中国家干部一百三十八人， 教员十四人，医务人员一人，工人二十七人，基层干部八百二十三人，农民一千零六人。 二千零九人中，共产党员五百八十九人，其中国家干部中的党员一百一十三人；教员中的 党员五人；医务人员中的党员一人；工人中的党员四人；基层干部中的党员四百二十人； 农民中的党员四十六人。五百八十九名党员中，杀人后入党的一百一十六人，其中国家干 部十九人，教员四人，医务人员一人，工人一人，基层干部九十一人。杀人后转干、招干 的全县十六人。其中国家干部六人，教员六人，医务一人，工人三人。杀人后提拔当领导的，全县三十人，其中国家干部十八人，基层干部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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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中的杀人，给政治和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后果是严重的。为了落实处理好这一事件，县委根据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组织了相适应的力量，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调查处理。对杀人有牵连的人员分别不同情况给予了刑事和党纪政纪处理，对 被杀人员的家庭的财产损失，根据“原物在的退回原物，原物不在的四分之一折价进行了赔偿”，对一些因“文革”杀人，现在的遗属生活造成困难的也都一一做了安置。由于做 了这些工作，遗属思想情绪基本稳定，伤痕得到了愈合，安定团结得到了促进，从而促进了我县的生产、经济形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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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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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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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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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3/000005.txt
@@ -0,0 +1,47 @@
+# 中共永州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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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文革”期间，属零陵县的一部分。1984 年撤销零陵县将黄田铺、珠山、水口山、 富家桥、菱角塘、邮亭圩等六个区和接里桥共 41 个乡（含平福头乡），划归永州市范围。 现全市共 43 个乡、镇（1986 年底将其中六个改镇）514 个村，4487 个组，104466 户，451081人（包市内共 5 万余人）。“文革”中有 17 个公社的 57 个大队发生乱杀人事件，被害167 户，223 人；其中：男性 208 人，女性 15 人；这些人属四类分子 50 人，四类分子子女124 人，中农 28 人，贫农 10 人，其他 11 人；他们中有国家干部 2 人，学生 7 人，教员 13 人，诊所医生 2 人，职工 2 人，农民 197 人（内党员 2 人）；按年龄划分，60 岁以上 15 人，17 岁以下 10 人，最小的半岁，其他均属青壮年；杀人手段，有枪杀、铳杀、活埋、 炸药炸、梭标戳、沉水、棒打、投岩……等等。
+
+　　文革期间被迫自缢 26 人，其中男性 22 人，女性 4 人；四类分子 6 人，四类分子子女12 人，中农 3 人，贫农 5 人；这些人中有诊所医生 2 人。全市文革期间被杀和自缢共计 24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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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杀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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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淡岩区（现富家桥区）是“文革”中杀人最多的区，占全市杀人总数的 81%。该区地处零道公路必经之地，距道县边缘不到 30 公里。道县 1967 年 8 月中旬发生的杀人风很快波及淡岩区。并不断传来谣言，说什么道县地富分子组织暴乱，杀了贫下中农。反过来，贫下中农团结起来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对地、富、反、坏实行镇压，尸首丢 进潇水河里。地富暴乱的纲领是：“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耳听谣传，眼看潇水河漂流的尸体，在全区形成一股紧张空气。这时，原区秘书、区造反派总头目胡 隆林将耳闻目睹的杀人信息多次打电话向全区六个公社传播，煽动杀人。阳河公社阳河大队秘书孙志贤将被他批斗过的地主子弟蒋鲲于八月十九日晚用马刀砍死，事过半月，各级 均未追究处理。胡在向大庙头公社秘书周打电话传播各地杀人信息时说：“蒋鲲蛮恶，看到有点怕，杀了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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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黄田铺区西塘观公社令塘大队地主子弟周文录屈打成招，报出大庙头公社西塘大队地主子弟汪家齐、汪家磊，峦石山大队李龙生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湘鄂反共救国军”。令塘大队支书李明龙将此事告诉了西塘大队干部。次日（一九六七年八月三十日）西塘大队干部和“文革”造反派头头商量后，立即抓人审讯。九月一日早上， 民兵营长唐世亮到公社反映说：“汪家齐已逃跑。只抓到汪家磊和唐荣华。今天上午召开 批斗会，请公社派人参加。”公社副书记柳朝安回答说“可以”。并向区秘书胡隆林汇报。 胡将此案通报全区。早饭后，柳朝安和刘学珊（团委书记）两人到了西塘大队。在批斗会 上，汪家磊被迫乱报出湘南反共义勇军人员，其中有本公社王何大队王本立、王本如。柳、 刘回公社后，当晚同公社干部议论西塘大队批斗会情况，经武装部长周培涛决定，九月二 日下午召开大队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造反派负责人会议。当晚写好了通知。九月二日一 早公社干部分头下去送通知。钟代伦（原公社多种经营专干）到王何大队，召集党员谷金 花、王本初、“文革”主任何训波、造反派头头王本细、王本义，在王本细的房间开会。 钟在会上讲了西塘大队批斗会的情况。会后，将王本如、王本立抓来，进行审问，并决定 晚上开大会进行批斗。钟代伦、何训波下午到公社开会，会上，首先是西塘大队治保主任 唐宗仁介绍批斗敌人的情况，然后刘学珊在会上通报全公社敌人的动向和阳河公社阳河大 队杀人情况。最后周培涛作总结讲话，他说：“我们公社早有敌人破坏，对那些极坏的，群众起来了，各大队可以组织斗，民愤大的，群众打两耳光，打几拳头没有关系，死两个也没有关系。敌人这么嚣张，我们必须实行专政。”散会后，何训波等人即回大队，晚上 开批斗会。王本立、王本如受打不过，报出了各大队的所谓联络员和王何大队杀人专业队 名单，共产党员王九佑也在名单之列。何训波、王承华、王九秋三人连夜到公社向周培涛汇报，并提出王九佑怎么办？周说：“看他是否真的有这回事，若有这回事，可以交群众 批判斗争。”何又问：“如有人要打他怎么办？”周说：“这个由你们掌握。”在王九佑 被批斗的晚上，王的爱人和母亲到公社喊门求救，无人开门。王母、妻返回时，王九佑已 屈死在棍棒梭标之下。当晚王本细将王本立、王本如报出的假名单告诉四山头大队干部和 造反派。何训波等人将名单抄给了车田大队干部。九月三日，王何、四山头、车田三个大 队按名单抓人和杀人。这三个大队九月三日一天就杀了 15 人。九月四日早上，周培涛按王 何大队王本立等人被迫报出的名单要公社干部分工带名单下去与大队商量抓人，因而在全 公社掀起抓人杀人高潮。九月四日到六日，全公社除三个大队九月三日已抓人杀人外，其 余八个大队都抓了人，其中五个大队杀了 27 人。全公社九月二至六日，被杀 42 人。与大 庙头公社相邻的阳河公社、富家桥公社，在大庙头公社杀人的影响下，于 9 月 3 日和 5 日 也开始杀人。共杀害 47 人。9 月 6 日 47 军指战员制止杀人之风平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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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原潇水林业管理局召开公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 负责人和站出来的领导干部以及造反派头头的联席会议，原何仙观公社武装部长李玉洪， 社长兼组委周振春，造反派高贻岗等三人参加。会上，听取了局武装部长杨秀春关于“大 联合，抓好治安，管好四类分子以及道县阶级敌人复辟活动被杀”等内容的报告，激起了 到会同志的愤概。听完报告后，李玉洪立即打电话回公社，要秘书下通知，九月三日召开 各大队“文革”主任、支书、造反派头头联席会。管理局会后，公社按预定时间开会。会 议由高贻岗主持，李玉洪传达管理局会议精神，会前，李玉洪召集各大队“文革”主任，分析阶级斗争新形势，布置他们立即回去组织民兵站岗放哨，管好四类分子，防止阶级敌 人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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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附近的新屋湾大队“文革”主任邓远诚散会回去，已是下午七时左右。由于解放前邓、银两姓为争山争水有矛盾。解放后邓，银两性男女作风问题相互授受不清，矛盾很大。邓远诚怀着报复心情，捏造事实跟秘书邓远由、党员邓远志说：“我回来时看到一个马脸胡子的人去银汉家里，是否搞反革命活动，我们去看一看”。邓远由说：“个把人莫 去，现在世界乱得很，要去就要多去几个。”于是他们分别找来邓远正、邓德金、邓德松、 柏科明、柏忠文、魏世付等人。这时，生产队长银田武也碰来了。邓远志说：“你来得好， 恰好凑成十个。”经过简单研究，分三路去银家抓人。一路由邓远志、银田武、邓远由走 银家左边；一路由邓远正、邓德金、邓远诚就走银家大门口去；另一路则由邓德松、柏科 明、柏仲文、魏世付等人向银家右边去包围；走中间的一条路，走到靠银家的旁塘边时， 银仲连从袁德芳家吃饭回来，其弟银叔连去接他，两兄弟在谈话。邓远诚一听就大喊:“仲连，叔连在这里，快抓到。”仲连弟兄见势不妙，就各自逃跑。银家其他的人，听到喊声， 也都从后山逃跑了。走左边一路的银田武等人到杉树山脚时，突然有人将银田武左耳砍伤， 就听到邓远志的喊声：“银田武被银汉砍伤了。”（经查明，是邓远志走在后面戳伤的。） 其他两路，听到喊声都跑到现场，抬起银田武到何仙观医院治疗。邓远诚随同去公社向李 玉洪报案。正在公社开会的大队支书、造反派头头听后，很气愤。李玉洪对会议作了简单 布置就散会了。李玉洪与张钦材跟邓远诚急忙赶到银汉家进行全面搜查。财产一扫而光。 事后，李玉洪找来大队“文革”造反派和干部、党员十余人，在李兴荣家开紧急会，李说： “银汉一家跑了，一定要抓回来……”会后，李玉洪写信要邓远由、柏科明去马安石把护 林的基干民兵排调回，亲自作了三点安排：（一）抽少数民兵为公社、大队站岗；（二） 由排长李长存带大队民兵搜山；（三）由社长周振春带部分基干民兵去秧坵埠、西山、民 族等大队堵卡抓人。在三天内抓住银汗父子四人杀害了。共产党员生产队长银田武被反革 命分子银汉砍伤的谣传不仅在本公社迅速传开，三天内造成杀死无辜群众 27 人的严重后 果，而且当时也轰动了附近公社的干部和部分群众。区秘书造反派总头目胡隆林得知这一 情况后，立即深夜向各公社武装部长通报全区阶级斗争新动向和各地杀人情况，次日，这一事件很快在全区传开，给阳河、大庙头，富家桥等公社大抓、大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之风火上加油。九月五日一天，就杀害无辜群众 60 余人。 凼底公社的尤山岭大队，与区政府隔河相望，公社所在地，又与区相距 20 来华里，抓阶级斗争的信息一时传不过去，杀人没搞起来。胡隆林闻听有那些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在尤 山岭有活动，于九月四日上午通知凼底公社全体干部去尤山岭大队开会。胡首先到达，先召集支书邓六保、副支书邓光瑜、治保主任邓光远、造反派谢定英等人，在邓光瑜家开小会。首先要到会人员汇报大队阶级斗争新动向。几个人扑风捉影地说：“六队阶级斗争复杂，地主子女谢简国要杀土改根子陈思安祭祖，地主谢九韶（在职小学教师）的儿子与三 中农场待业青年黄衡林，白天弹琴吹唱，晚上川流不息，搞反革命组织。”胡乘机煽动说： “道县油湘公社有个生产队地主把贫下中农杀光了，只剩下一个在公社开会的生产队长， 会后，回去发现，报告公社、大队，组织人把地主狗崽子斩尽杀绝，斩草除根了……。道 县杀了很多地富，贫下中农组织了最高人民法院要杀就杀，也不要上面批了。本县郝皮桥 地主杀贫下中农，反过来贫下中农给他们全部杀掉了……。你们开个生产队以上的干部会， 把这些情况告诉群众，贫下中农莫吃亏。怎么搞？你们告诉贫下中农，他们自己晓的。” 快散会时，公社干部也已到齐，于是胡又专门组织公社干部开会，把上述内容重复了一遍， 并要他们立即回过，按照各自分管的大队去传达贯彻。会后，胡就过河回区政府了。胡走 后，公社干部和大队主干留下，召开尤山岭大队生产队以上干部会，会议由邓光圩主持， 邓六保重复了胡隆林的话。副社长唐兆国、陈官祝、公安员刘茂云按照胡的讲话内容，各 自发挥一通。最后武装部长彭久尚作总结，他复述了胡的一些话外，还讲“狗是改不了吃 屎的……敌人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还要大队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行动。会后， 该大队立即组织抓人，从二队到六队共抓来地富及其子女 26 人，关在吴昌学家，派民兵看 守。次日（即 9 月 5 日）下午，支书邓六保召集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在邓六昌屋后开会，研究杀人名单，最后确定杀谢九韶、邓美仔两户 9 人，由支书邓六保、文革主任谢昌善宣判，副支书民兵营长邓光瑜安排凶手。晚九时许，将 9 人押至六队窖边，有的先砍断手被推进窖里，有的活活的被推进窖里，然后用稻草烧，烧后再埋，惨不忍睹。 尤山岭会后，参加会的公社干部，按胡隆林的旨意一般都下队作了传达。（实际上有的人没下去传达，有的人虽传达了被大队支书顶了回去）。仅九月五、六、七三天，全公 社 20 个大队有 9 个大队杀了人，共杀 53 人，被迫自缢一人。九月八日晓江大队关押 15 人，准备当天杀害，幸解放军及时赶到制止，15 人幸免一死。可他们平均每人被要去赎命 刀 20 元，共 300 元。与凼底相邻的平福头、五里牌公社，在凼底杀人的影响下，于 9 月 6 日和 8 日也开始杀人，共杀害 5 人。幸解放军及时赶到，才被制止。
+
+　　总之，原淡岩区（现富家桥区）的六个公社，在道县杀人风的波及下，通过捏造的大 庙头公社“湘鄂反共救国军”和何仙观公社反革命分子银汉杀伤共产党员生产队长银田武 的事件，经区秘书区造反派总头目胡隆林的不断通报和煽动，激发了干部、党员和群众对 党对毛主席朴素的感情，群情激愤，从九月三日到九月八日，47 军派员制止杀人时止的六天时间里，全区共杀害无辜群众 180 人。（按现在管辖的范围统计）。加上 8 月 19 日孙志 贤杀害蒋鲲共 181 人。其中阳河、大庙头、富家桥，凼底等四个公社杀了 149 人，有 120 人是胡隆林打电话吹风或亲自扇动下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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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凼底相邻的菱角塘、喜塘公社得知凼底杀人的消息后，菱角塘于 9 月 9 日和 15 日共 杀害 6 人，喜塘于 9 月 19 日杀害 1 人。在这同时，西塘观、黄田铺、华源等地也不断出现 零星杀人。这些地方，幸公社干部没有介入，有的还出面制止，杀人之风才被抑制下来。 原湘运 121 车队客车司机王和朝将道县杀四类分子的消息传给公社农代秘书塘夫大队造反派头目王和梧，王听后，经与大队干部研究。先抄家，后批斗。9 月 9 日抄家，9 月15 日抓来四类分子及其子女 12 人进行批斗。在批斗会上，王和朝讲了话，他说：“道县 杀了那么多地主，只留下一个哑子，结果杀了几个贫下中农。”听他这么一说，原定杀两个的，群众要求一起杀了。除一队保出两名地主子女外，其余十人被丢进兵尸岩杀害了。 这一事出现后，公社干部分别去各大队制止，杀人之风才没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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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九月三日开始杀人（黄田铺公社双江大队杀了 3 人），至九月十九日止（喜田公社杀 1 人），历时 47 天，加上以前的报复杀人，共被杀 223 人。解放军于 9 月 6 日、8 日、15 日分别去淡岩区、菱角塘区制止杀人后，杀人风才被平息下来。 全市“文革”杀人情况大致有以下四种情况：第一、少数区和公社负责干部在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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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杀人。如富家桥区及其所辖六个公社的负责干部组织策划杀人。属 于这种情况的有六个公社，39 个大队。特点：行动快，数量多，影响大；第二、少数大队、 生产队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和造反派头头组织策划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 12 个大队。特点： 涉及面广，影响坏；第三、少数不法群众自发组织杀人。属于这种情况的有五起；第四、 个别人乘“文革”大乱之机，挟嫌报复杀人。属这种情况有三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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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我市发生的杀人事件，主要是道县杀人风的波及；二是区、乡少数干部 召集会议，煽动、部署杀人；三是少数农村干部群众，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目无法制， 自发杀人；四是少数人目无国法报复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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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造成了严重恶果，严重的践踏了国家法制，破坏了党的政策，给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混乱与不安。杀人风涉及全市的十七个乡，五十七 个村；被害 167 户，21 户被杀光。二十八人被迫外逃，十九名妇女改嫁，十五人随母下堂， 造成孤残 5 人，孤老 30 人，还有 12 人被打伤致残丧失或基本上丧失了劳力（有5人已死 去）。给他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一定困难，在经济上，有 114 间房屋被拆、占、分、卖 或倒塌损坏；生产、生活资料被占被分被吃价值近十万元；所有经济损失估价约十八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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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善后安置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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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落实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挽回影响，平息民愤，愈合伤痕，巩固发展安定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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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的政治局面。在地委领导下，根据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从以下三个方面做了安置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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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治上给“文革”中被害者恢复名誉，以市政府名义给遗属发了被害者平反通知书； 在处遗工作中，以村、组为单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了积怨，安定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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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经济上妥善安置了遗属。对“文革”杀人后造成遗属生产生活困难的，经落实政策办研究，报请市委同意，给予遗属抚恤 33833 元，财产损失补偿 21983 元，困难补助 29788 元，赎回、维修、新建房屋费 68479 元，安置回归人员 5 人，488 元，对无人抚养的双孤35 人，救济金额 10080 元。凼底公社晓江大队因 47 军赶到，人虽未杀，但收了赎命钱 300 元，由国家补偿。通过安置，遗属满意，积怨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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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文革”中为首组织参与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的少数党员、干部、群众，根据其 所犯罪行和错误性质，责任轻重以及认罪认错态度，经市委、市纪委批准，分别处理了 113 人。其中在案发后的 1970 年 5 月 3 日枪决二人（党员一人，均系农民）；判刑二人（均系 农民）；此次处遗中，法办八人（包括党员 4 人，国家干部 1 人）。开除党籍 73 人（含法办的五名党员，国家干部六人，职工一人，农村党员六十六人）。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一人（国家干部），留党察看两年 19 人（职工一人，农村党员 18 人）。留党察看一年 11 人（国 家干部一人，农村党员 10 人）。行政撤职 8 人（国家干部 3 人，农村干部 5 人),行政开除 回家生产一人（国家干部），行政开除留用一人（国家干部），取消民办教师二人（党员 一人，均系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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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处遗工作的落实，使“文革”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消除了积怨，愈合了伤痕，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全市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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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永州市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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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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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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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23/000006.txt
@@ -0,0 +1,105 @@
+# 中共零陵地区蓝山县委贯彻省委（85）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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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从1980年4月起至1985年6月为调查准备阶段；1985年7月至1986年6月为贯彻省委（1985）12号文件，处理解决具体问题阶段，全县通过试点，分四批进行，整个处遗过程，历时7年，现已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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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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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1967年，全县25个公社、279个大队、2088个生产队中，有大桥、大麻、所城、荆竹紫良、龙溪、古城、土市、火市、浆洞等10个公社内杀了人；有楠市、总市、蓝屏、祠市、大洞、城关、竹市、正市、太平、汇沅等10个公社被迫自杀死了人。从67年9月8日至9月29日21天内他杀89人，被迫自杀12人，合计101人，是杀人高潮期。延至1968年10月仍有余波，少数社队仍出现杀人案。“文革”中，在57个大队，102个生产队，116户中共杀94人，被迫自杀57人，共计149人，其中男性135人，女性14人，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11岁。按成份分类，四类分子39人，四类分子子女60人，贫下中农26人，其他成份8人，从职业上分，有国家干部8人，教员4人，医务人员5人，工人10人，农民居民112人，（干部、职工、教师是机关单位及落实政策中恢复公职的）。
+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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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在“文化革命”期间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线，煽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党的纪律遭到践踏的情况下发生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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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受道县、宁远、江华等邻县杀人的波及和影响。1967年8月，道县杀人已形成高潮。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社员许良顺，原籍道县柑子园公社。杀人期间，他回过道县，返回堡城后大肆传播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堡城大队地主成份家庭比重较大，四类分子比较多，因而土改时贫下中农的新分户也多，他们当心丧失土改的胜利果实，所以在这个时候就酝酿着杀四类分子，最后导致这个大队于1967年9月8日开始杀人，这在全县是最早的。堡城杀戒一开，又波及到全县各地。
+
+　　其次是“四类分子在中秋节要暴动”的谣言四起，引起了社会上的混乱而策划杀人。当时，一些传单以及部分人互相传播“四类分子串联起来了，8月15（中秋节）搞暴动”；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地富当骨干”等谣言。农村中一些基层干部、党员、贫下中农惶惶不安，从而产生“先下手为强”的思想。大麻公社上洞大队地主分子盘志龙，会用草药治病，经常到所城、龙溪等公社范围行医，接触人比较广泛，熟人也不少。当时，大麻、所城、龙溪等地很多人就认为他行医是假，搞反革命串联是真还怀疑他是反革命组织的“联络员”，在杀人之前就把他抓了起来审查，想从口供中“顺藤摸瓜”，扩大线索碰巧，在上洞大队入赘为婿的彭先农也出身地主家庭，50年代初曾在大桥乡公所当过财粮干事，60年代初自动离职，之后又离了婚。由于他不太熟悉农事，工分少，生活无着，便经常到大桥，大麻、所城、龙溪一带游荡，到熟人家混饭吃，于是也被怀疑搞反革命串联，被大队公社的造反派抓去，关押审讯。
+
+　　其三，以严刑拷打，逼供出来的“反革命”定罪而杀人，被怀疑的人抓起来以后，都分别关押审讯，不承认便采取捆、打、吊、下“雷公尖”、座“老虎櫈”等残酷手段逼供。在严刑之下，只有乱供、假供，大桥公社堡城大队就逼出了“反共联盟”舜水大队逼出了“农联军”，土市公社逼出了“复兴社”等组织。逼出组织就进一步逼有哪些成员。首先交待本地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再交待外公社所认识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样，范围越来越广，成员越来越多。从大桥开始，扩大到大麻、荆竹、所城，再扩大到城关周围的龙溪、古城等地，层层推进，波及全县。在交待不对口时又施以严刑，搞诱供、指供。在追反革命活动时，就追问要杀哪些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包括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这样就激起了人们的气愤，而把人杀掉。
+
+　　其四是少数品质恶劣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挟私报复杀人。
+
+　　当时，抓“反革命”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杀四类分子的气氛越来越紧，社会局势越来越乱，这就给少数品质恶劣的人有机可乘，这些人，平时对他的仇敌不敢下手，趁这个动乱的机会钻进了群众组织，并取得一定的权力假借群众之手，将仇敌杀死，达到报复的目的。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的钟水旺，在国民党的警察部队混过，“文化革命”一来，他就当上了大队文革主任，总揽大队一切权力。他的妻子邓顺妹过去与出身贫农、划为流氓的厉仁学通奸，厉有武艺，钟平时无可奈何。大抓“反革命”之风一起，钟就把厉打成“反共联盟”的主要成员之一，而把他杀了大桥舜水大队房国庆一家与其出身贫农，当人民教师的姐夫欧阳暄一家因个人问题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反脸“文化革命”抓“反革命”时，房国家利用派性，纠合一些与欧阳暄有成见的人把欧阳暄及其子和侄子打成“反革命”，并公开打死。龙溪公社堡干大队肖宋烈对其伯父招入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罗培良为婿，自己得不到家产，而怀恨在心，在杀人中亲自把罗抓到大队交给造反派打死，企图达到继承其财产的目的。
+
+　　其五，在“左”的影响下，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四类分子其子女的某些书信、笔记、言行视为“反革命”活动的依据而将人杀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不作调查研究，随意篡改内容，“草木皆兵”，随意定性，把人打死，土市公社埠头大队地主分子黄定甲，1967年上年到太平公社星塘岭大队唐昭相家借了几斗麦子，议定打早稻后还大米，由地主分子唐康在场担保。收早稻后，黄未及时还米，唐康以担保人身份于古历7月24日写了一封催还的信给黄定甲，托人带去，最后此信落到土市公社武装部长杨修芳之手，杨却将信篡改为反革命串联信，把黄定甲抓到公社，施以严刑逼供。在审讯过程中，黄交待了借粮未还一事，但杨修芳不到实地调查，后来，黄定甲假供组织了一个“复兴社”，并供出西江大队出身地主家庭，当过伪军官，解放前夕参加地方武装的吴锡勋和其他在解放前当过乡长、保长的几个人是成员，最后在公社院内把吴锡勋枪杀了，把黄定甲整死了。二、抓住只言片纸，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定为“攻击”“反攻倒算”而把人杀了，浆洞公社下洞大队出身地主家庭的沈定威，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经常看些古书、古诗，并把这些东西抄在本子上，抓“反革命”的风一刮，该大队贫协主席黄定清就把他抓到大队、公社拷打审讯，并把笔记本上写的“骂一声毛延寿，你这个卖国的奸臣……（汉苏武被凶奴扣留在北方牧羊一戏的唱段）引伸为“攻击毛主席”，把本子上记的诗句上纲为“地主反攻倒算”，最后抢杀了沈定威。
+
+　　其六是有的贫下中农解放前确实受过四类分子以及伪保长的残酷压迫，怀有较深的阶级仇恨，他们借乱杀人之机，以抓阶级斗争为名，将人打死，而泄私愤，土市公社新村大队伪保长李之元（又是地主分子），旧社会抓兵派粮，横行乡里，有一定罪恶。同村被抓兵死在外面的不少，弄得人家妻子拖儿带女，孤苦伶仃熬一辈子，社员薛招顺的父亲和婆家父亲都是被李子元抓去当兵死在外地的，趁“文革”中批斗李子元之机，她同婆婆及其他人在会场上把李子元打死。
+
+　　其七对幸存者怀有戒备之心，为消除“后患”，68年继续杀人，1967年杀人时，由于禁止杀人的命令接二连三的发出。被关押的人有的幸存下来，但对他们精神上的刺激却造成终身遗憾。火市公社杨梅大队廖威（地主分子，会武艺）67年9月参加公社举办的改造学习班时，被活埋在一口废窖里。由于泥土未填实，他从里面爬了出来，流落外地半年多不敢回家，1968年春回到家里生产劳动，但对活埋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一天，他见到一个曾参与过活埋他的人，便进行了责问。这事立即反映到公社武装部长欧阳庄那里。欧阳庄认为“此祸不除，后患无穷”，于是带领几十个人围捕，当场把廖威击毙。古城公社古城大队青年彭先朴，家庭出身地主，大哥在台湾，1967年9月被关押审查，禁止杀人的命令传达后才免一死，但从此患了精神病，对那些严刑拷打审讯他的人印象深刻，一见到就说要报复。一天，他见到大队民兵营长彭先督，两人为67年的事发生了争吵。当他的哥哥彭先劳得知后，立即将他铐了起来关在家里，但彭先督认为这是反朴，于是串连当时的参与者，硬把他从家里拖出来抢杀了。
+
+　　“文革”期间杀人，其手段极其残忍，后果也是严重的。全县有16人被枪毙，有25人被砍死，有1人被沉河，有9人被活埋，有40人被棍棒打死，还有个别的剖腹挖心开肠破肚，年仅11岁的黄永腾被活活砸死。有1户被杀光，有22人被迫背井离乡外出谋生。遗属在政治上抬不起头，在外工作的不敢回家，在单位受到歧视以致批斗打击。财产被没收，房屋被集体出卖或折毁占用，家禽畜被抓去，粮食、工分没有参加分配，生活失去依靠，全县有30多人成了孤老残、有30多个遗孀被迫携带儿女改嫁，另谋生机，有的小孩送给他人，给社会带来了极坏的影响和严重恶果。
+
+## 三
+
+　　县委认为，我县在“文革”中出现的杀人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关系到能否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的大事，是关系到全县长治久安的一项积极措施。因此把贯彻落实省委（1985）12号文件列为县委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县委直接领导下，组织了27名专干（其中县级领导3人，局级领导8人）的班子，分设秘书组、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进行具体工作，县委除保证1名县委常委分管外，还确定县政协副主席胡光信同志具体负责，亲自出征，现场拍板定案，既做具体工作，又做组织协调工作，各乡镇也确定领导具体抓，使处理遗留工作有了组织保证。
+
+　　县委本着省委提出的“既要解放问题，又不要搞乱”这一指导思想来部署全部工作。要求从政治的高度来处理好这一遗留问题、避免“左”的错误重新出现，避免在具体问题上的纠缠，引起新的混乱，因此专案人员在整个处遗过程中，紧紧抓住三个环节，突出思想政治工作，处理好具体问题。
+
+　　第一、把处遗工作当作彻底否定“文革”的具体内容来抓。“文化革命”已经结束多年，尽管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对“文化革命”作了彻底的否定，但“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左”的思想影响在一部分人中并没有完全清除。对待处遗工作，不论在领导层或群众中，不论在党内或党外，反映都非常强烈。有的说：“杀了几个阶级敌人，何必小题大作？”也有人反映：“文化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错了也应该由上头负责，不应追究群众的责任。无疑，这些思想是处遗工作的阻力。
+
+　　针对上述思想，我们在宣传省委12号文件精神的同时，结合宣传《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文化革命”这一部分，使大家认识到：“文化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而看到了当时杀人，正是在反革命集团煽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践踏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个罪恶根源在两个反革命集团身上，建国以来的所有法律都规定判处死刑的权力机关是政法部门，从没有给人民群众以杀人的权利。这种以群众组织代替最高人民法院的作法本来就是对法制的破坏。为什么对杀人的犯罪分子不能追究责任呢？所以“文化革命”虽然是毛主席错误地发动的，而少数人趁机杀人并不是有理，而是犯罪。这里必须划清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同行为上的犯罪的界限。
+
+　　另方面也摆了被杀人员的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现，说明“四类分子”是历史上形成的，而在现实中没有反革命行为，就不应以历史上的罪行作为处死的依据；即使有现行反革命行动，也应由政法部门依法处理。同时，我县被杀人员中绝大多数都是用严刑逼供而承认的“反革命”，并没有任何事实根据。何况被杀人员中有贫下中农社员、教师、医生、有十来岁的小孩，难道这些人也是阶级敌人？通过这些事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都看到了“文革”所造成的灾难，因此必须彻底否定。
+
+　　第二、把处理好具体问题作为稳定遗属的关键来抓。
+
+　　处遗工作做得好坏，决定于遗属的思想工作做得怎样，所以应该以主要精力做好遗属的工作。这些遗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亲人被杀，有冤无处伸，有怨气不敢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敢讲话了。省委85年12号文件下发后，他们强烈要求平反。要求对杀人凶手，要“血债要用血来还”，要求为被杀者迁坟、树碑、开追悼会，要凶手披麻戴孝等。一句话，就是对个人恩怨看得多，对特定历史条件所造成的恶果看得少。这些认识问题不认真解决，势必形成新的对立，造成混乱局面。
+
+　　遗属在许多方面想不通， 这是必然的。因此必须坚持疏导方针，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不仅能稳定在农村的遗属，也能把遗属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和海外“三胞”的积极性调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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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具体作法上是引导遗属进行“三比三看”：即共产党与国民党对比，看共产党英明伟大，光明磊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革命”对比。看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政治和经济对比。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这些工作遗属真正认识到在特定条件下少数人做的坏事、政府出面平反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在政策面前人人平等；也认识到“文化革命”是全民族的祸害，而不是少数人的灾难，应该把帐算到江青、林彪身上；同时也要认识到政治生命是不能以金钱的价值来作补偿的，这样就为处理具体问题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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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确、严肃、慎重处理参与杀人的责任人，也是稳定遗属的重要方面。对参与杀人的主要责任人不作处理，既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国家法律的严肃性，也不利于遗属的稳定；罚不当罪，处理过轻，对主要责任人受不到应有的教育，遗属也会有意见；相反处理面过大，处分过重也不利于稳定大局。因此对人的处理必须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既坚持慎重地查处极少数犯有严重杀人罪刑的人员，又要团结教育绝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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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事件已将近过去20年，时过境迁，对查清当时情况有一定困难，这就要求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确凿的事实依据在处理人方面才会准确。在清查案情方面，花了两年多时间，认真听取遗属意见，广泛接触群众，耐心教育责任人，利用说清会的形式，启发自觉性，交代错误，所以处分人的材料比较扎实。鉴于我县杀人，大多数是在群众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出自朴素的阶级感情而酿成的大祸，因此对大多数人是个教育的问题，立足于拉，只要他们主动向遗属赠礼道歉，积极帮助查找被没收和失散的财物，取得了群众谅解。开始有的人碍于面子，有的害怕挨打，不敢登门道歉，经过耐心教育后在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方面有了行动，专案人员抓住典型，肯定他们的进步；对其中一些情节轻微，错误不大的人宣布免于处分，使他们放下包袱，并带动了一批人认罪认错，这样遗属也受感动，相互之间消除了隔阂，融洽了关系。
+
+　　第三，把“文革”杀人的严重教训当作安定社会秩序的活教材来抓。
+
+　　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不能就事论事应从分析案情入手，认清“左”的错误及无政府主义的危害；从杀人事件造成的恶果，认清所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从党员犯错误，受处分的案件中，认清纯洁思想，纯洁党的组织的必要性。
+
+　　“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十年动乱，当时观察事物，分析事物、处理事物都离不开阶级观点，风吹草动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反革命活动”，在行动上越“左”越革命，不少的人去争当“左”派因而把一切都颠倒了。在这情况下，各级党和政府失去了控制力，国家法律任意践踏，人民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严重混乱之中。这就是“左”倾错误和无政府主义引来的祸水。这种不要政府，藐视法律的“文革”遗风，现还在危害社会治安。严峻的事实教育我们“左”的影响必须继续清除，“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彻底否定。
+
+　　杀人之后，有的家破人亡，有的流离失所，有的携儿带女改嫁他人，有的遗属，在外工作的干部职工，也受到审查批判，戴上各种帽子，抬不起头。到海外的遗属，得到了亲人被杀的消息，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形像在他们心目中也被扭曲了，再不敢与家里人通信，幸存者与杀人者形成了一条鸿沟。这种政治上的伤痕，和社会影响长期没有得到癒合和肃清，这不仅是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而且使现代化建设在某些方面也带来些消极后果，这个损失也是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后而造成的。
+
+　　在杀人事件中，有一部份党员和党员干部也参与了。这样使本来是违法的事被认为是合法的了，群众认为共产党员主张干的事没有错。为什么部份党员会介入这一违法事件中呢？归根到底是党性不纯的问题，他们忘记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忘记了党员必须严格执行纪律的传统，混淆了民主作风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在紧急关头，屈服于压力，丧失党性，使人民造成重大损失，毁坏党的崇高威望，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党纪的处分，对犯错误的党员进行处理时，讲清上述问题后，许多党员都认为这次真正上了一堂最生动的党性教育课，上了一堂最实际的社会主义法制课，受处分的党员，也认识到确实犯了错误，处理应该，并从中吸取教训。联系近年来我县群众性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的事例，大家认识到只要有党性不纯的人背后播手指挥就能形成“气候”；相反，那里党支部有战斗力，党员的党性强，群众性的闹事就可以消灭在萌芽状态。
+
+　　通过以上工作，遗属基本稳定，有的还写信来表示感谢，广大群众深受教育，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的正确；在杀人中犯有错误和罪行的人，从中吸取了教训，这就为在组织处理中贯彻“三宜三不宜”的原则打下了思想基础，最后全县各种处分34人，占责任人163人（其中党员52人）的20.9％，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8人，（其中党员1人）占处分人数的20.5％。给党纪处分的23人，（其中开除党籍的10人，留党察看的3人，严重警告4人，警告2人，在整党不给予登记的3人）占牵连党员52人的46.1％，占处分人数的75.9％给行政处分的4人（其中开除工职1人，其他处分3人）占处分人数的9％。
+
+## 四
+
+　　我县处遗工作基本顺利，并取得一定效果，我们的体会是：
+
+　　一、用省委12号文件统一思想，以具体事实进行教育，这是作好处遗工作的前提。杀人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个特殊事件，而且情况复杂，牵连面广，时间又长，处理这个问题，思想认识不尽一致，给处遗带来一定困难。县委认为，省委12号文件体现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基本精神和党的一贯政策，只有用这个文件来统一各方面人员的思想，才能真正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才能使各方面的人员心悦诚服，只有思想上的统一，才能做到行动上的一致。十二文件提出“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符合辩证法，符合各方面人士思想，符合当前形势要求，对人的处理贯彻“三宜三不宜”的原则，是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正确途径，它体现了教育为主的方针，县委从培训专案人员开始，直至广泛宣传十二文件，乃至处理具体问题，都紧紧突出这两个重点来统一各方人士的思想。
+
+　　在处遗工作中，各方面人员思想是经常变化的，这个问题思想通了，对另一个问题又想不通；这个时候想通了，过段时间又想不通，专案人员必须深入实际，随时掌握思想动向，而且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才能不断地解决思想认识问题。一段时间里，遗属提出对死者要迁坟，树碑，开追悼会，要凶手戴孝等苛刻的要求。专案人员以我县在迁坟、堆坟方面而发生宗派纠纷造成重大损失的事例进行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们说：“人民政府为我们平了反，我们就不能再干无政府主义的事，不能使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参与过杀人的人，在一段时间里，思想包袱特别沉重，遗属的谴责家属的埋怨，使他们精神紧张，产生压力，这对于弄清案情极为不利。荆竹乡新寨村赵土林，“文革”中当头头，杀人积极处遗开始，他的妻子欧阳贾玉怕他坐牢，专案人员调查她“跟踪”，群众不敢揭发，本人又怕交代。后来得知欧阳贾玉的父亲和哥哥也是在“文革”中被杀掉的。于是决定找赵土林谈话时让她一起听，并举了她父兄被杀一例。这样欧阳贾玉不但不当阻力，相反协助专案人员，鼓励赵土林放包袱，交代问题，认识错误，化消极为积极，推动了处遗工作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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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调查要认真，工作要过细，是做好处遗工作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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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事件距今十八、九年，时过境迁，人员的思想起了很大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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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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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坚决解决，政策规定以外的问题，能够解决的也帮助解决，这是工作过细的另一方面，如遗属中有3位孤老，已在外投靠亲友，吃粮的问题解决后，他们要求解决棺材，专案人员认为，他们住在山区还有点木材，而且他们现在也不要自留山、责任山了村民小组有条件解决。通过反复讲清道理，这三个孤老的棺材解决了，遗属及其亲友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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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党委加强领导，重大问题亲自办，这是做好处遗工作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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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委认为处遗工作是一项思想性政策都很强的工作，没有统一的领导和正确的指挥，就容易失误，为此强调县、乡两级党委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既挂帅、又出征，而且凡是重大问题的处理必须通过集体讨论后才作出决定。县委还经常听取关于政策精神，思想动向，组织处理等方面的汇报。并即时给予思想上的指导，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措施。县委还要求处遗工作必须与农村整党结合起来，组织处理与核查工作结合起来，使处遗、整党、核查几项重大工作能够协调稳步的开展，执行党的政策更加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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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处遗工作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某些突然事件或难题。县委对这样的问题，不是回避而是亲自调查，亲自处理，使矛盾不至激化，在龙溪乡试点时，福镇村一个责任人服药自杀了，专案人员感到辣手。如不及时处理好这个问题，将会产生混乱，在这个关键时刻，县委副书记唐合时同志与乡党委负责同志亲自到村里开展调查，弄清事实，宣传党的政策，安抚人心。最后，肯定不是专案组人员搞逼供信致死，也没有给死者作“畏罪自杀”的结论，事态很快平息下来，处遗工作照常进行。荆竹乡荆竹村一个被迫自杀者的房屋被供销社拆毁新建了旅社，在落实政策中，其遗属提出种种过高要求，到乡政府和供销社闹事。县里3名县级领导曾到遗属家做工作，多方面弄通其它单位领导的思想，让他在市场空地上建上了房子，消除了不安妄因素。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处理老大难问题，既教育了群众，也支持了专案人员的正常工作，事实证明，党委领导思想明确，作风深入，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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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　　通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工作，按照省委（85）12号文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大量的具体问题虽逐一地进行了解决，但巩固这一成果还必须花气力，不能存在一劳永逸的思想。
+
+　　首先要看到全县杀了那么多人，牵涉的家属、亲友的面是很大的，有的乡、村“左”的流毒并没有完全肃清；这次又处理了一部份人，又牵涉到一些人。有些具体问题前段已处理好了，到一定的时候又可能回生，加之前段工作中也有不足之处，因此继续做好工作，巩固成果的重要性，必要性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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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做好巩固工作必须抓住两头。一头是继续做好遗属的稳定工作，教育他们朝前看，顾大局；另方面要关心遗属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特别那些从外地回来安家，有些具体问题尚未解决好的，如房屋、责任田、责任山、自留地等，要教育基层干部千方百计地帮助处理好，使遗属有一个安居落业的良好条件。另一头是要认真做好被处理的责任人的工作。被处理的人大部份能认罪认错，但也有少数人思想上还不服，特别他们的家属也可能出现谩骂、打击遗属的行为。这些方面应引起重视，乡党委，村党支部要随时掌握情况，把工作做深做细，做在前头，防患未然。
+
+　　三、要做好巩固工作的方法，不管是遗属或是被处理人员家属对他们都要做疏导工作。讲大局、讲团结、讲政策，晓之以理，使问题不再翻腾，在具体问题方面，存在的尾巴，应立足于在基层处理解决，不要把矛头上交。属于政策性方面的问题，要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请示，不得乱开口子，乱表态。巩固工作的重点应放在矛盾还未缓解的村、组、被处理对象，亲属很不服气的，遗属中不稳定的户和人，特别是上访老户，未受处分，现在仍然趾高气扬的责任人这4个范围内。
+
+　　四、各级党委应把善后巩固工作纳入议程，县贯彻省委十二号文件专案组撤销后，其日常工作由县委落实政策办、信访办会同县纪委、政法委员会等有关部门处理。乡党委要确定一名领导负责掌握情况，处理具体问题，党委每年要议一、两次。遇到实际问题，随时处理，不得推诿。对新发现的情况，上下应加强联系，以便统一口径，妥善处理。
+
+　　 1987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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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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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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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祁阳县委关于处理文化革命期间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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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极“左”路线的影响。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煽动破坏。我县在“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后果是严重的。为了妥善解决“文革”杀人的遗留问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和政府组织了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1985年中共湖南省委12号文件下达以后，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指导思想、政策原则、工作步骤和方法。通过8年多来的调查处理，特别是从1984年8月到1986年底这两年多时间，县委亲自指导部署，集中了一批力量。组织了专门班子，对“文革”杀人问题进行了全面地复查，逐件逐人都做了调查核实，安置处理，现在已基本处理结束，通过处遗工作，严肃了法纪，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经济建设。效果是很好的，现将处遗工作的情况综合如下：
+
+## 一、基本情况
+
+　　我县共11个区，一个区级镇、47乡，11乡级镇，总人口85万。在“文革”期间（主要是1967年下年）杀人风涉及到了观音滩、大忠桥、肖家村、黄泥塘、潘家埠、下马渡、大村甸。黎家坪、文明铺9个区。34乡、镇，60村，88村民组。被杀和被迫自杀共245人，其中被杀114人，从成份看，有四类分子32人，地富子女36人，贫下中农31人，其他15人；从职业上看，有国家干部3人，教员2人，工人1人，农村社员105人，城镇居民3人。
+
+　　被迫自杀131人中，有四类分子26人，地富子女20人，贫下中农25人，其他60人；职业有国家干部19人，教员25人，医务人员7人，工人14人，农村社员64人，城镇居民2人。
+
+　　被杀114人中，斗打后捆绑丢入水库、塘、坝淹死的51人。斗打后挖坑活埋的22人，用梭镖利器杀死的9人，用鸟铳打死的10人，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的22人。
+
+　　从时间上划分:1967年9月至12月被杀83人，被迫自杀18人，1968年被杀12人，被迫自杀6人。“文革”其他期间被杀19人，被迫自杀107人。
+
+　　“文革”杀人最严重的是观音滩、大忠桥两个区。观音滩被杀31人，被迫自杀7人；大忠桥被杀35人，被迫自杀1人。
+
+## 二、“文革”杀人的起因和经过
+
+　　在“文革”动乱中，党政机关受到了冲击，法纪遭到了践踏，权力掌握在造反派组织手里。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发展到了顶点。1967年8、9月间，我县与零陵县毗邻的区、社，传来了道县的杀人风，谣传有什么“黑风暗杀团”，说什么先杀干部、党员。后杀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农”等等。这些谣传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动乱，出现了对“四类分子”和一些有点历史污点的人列为怀疑对象，进行集中关押、批斗、拷打逼供。首先是观音滩区周塘公社（现合并为茅竹乡）吉庆大队以审讯吊打柏发家、柏发位。逼供出了所谓“黑风暗杀团”组织和一批假名单。接着容驷大队审讯拷打了于定芬、于定柏等人，又逼供出了一些所谓“暗杀团”组织成员的假名单。周塘公社组织委员造反派负责人任长勇（湘江风雷司令部的组织部长）等将逼供出来的假名单信以为真，通知到各个大队，造成了这个公社在67年9月22－23号两天内杀死了31人的事件。在此同一时期，大忠桥区的大忠桥公社（现改为大忠桥镇）、三塘公社、栗林公社（现这两个公社合并为三口糖乡）、马江公社、胜利公社、上马公社（现这两个公社合并为上马乡）。肖家村区的里百公社、火田公社（现这两个公社合并为百里乡）、黄市公社、龙桥公社（现这两个公社合并为黄市乡）、黄泥塘区的黄泥塘公社（现改为黄泥塘镇）。石梓塘公社潘家埠区的下七渡公社、塘弦湾公社（现改为潘市镇）也相继的发生了杀人事件。那些被杀者都是以“暗杀团”的成员或嫌疑者被杀的。上马公社上椿大队地主柏汉英的儿子柏天明，晚上在外面吃酒回家。路过队里的晒谷坪边，晒谷坪有两个人在守夜（守谷子）。柏天明顺手检了一块小石头丢过云，他们认为这是“暗杀团”谋杀干部的动向，第二天就将情况向上马公社武装部长邓吉艾、公安员肖绍宽反映。说上椿大队有“暗杀团”谋杀干部。要求公社赶快派人去搜查。在搜查中又发现地主柏振天的家里用毛主席像盖坛子，并发现毛主席像的眼睛被撕烂了，就认定是恶毒攻击毛主席，仇恨毛主席。将柏振天的儿子柏兴欧（15岁）抓到公社进行审问，在审问中拷打逼供，柏兴欧无奈就乱交供承认大队有一个“暗杀团”组织，公社就将该大队嫌疑对象7个人全部抓到公社关押审讯，拷打逼供，造成了这个大队被活活打死4人，淹死1人，活埋2人，胜利公社双合大队社员龚运祥向大队“文革”反映，说地主龚运电家里每天晚上发出一种声音，像是发报声音，可能他家里有电台，又说土改时龚运电带枪回来威吓过农民。大队支部和“文革”造反派听了反映后，不做调查，就在双合大队第六生产队的晒谷坪召开群众批斗大会，进行了两天批斗逼供，龚运电始终不承认，大队付支书龚运柱（又是造反派）宣布将龚运电及其母亲蒋兰妹押送到公社处理，实际已事先做了安排在途中用梭镖和鸟铳杀死。马江公社和平大队社员郭克井，是个单身汉，平时常外出做工糊口，1967年9月27日他从零陵方向回来，有人说郭克井从零陵带了“暗杀团”来了，队干就立即跑到公社去报告，公社公安员张建志就带领造反派和民兵去抓他，郭克井看势头不对，就奔跑逃命，被造反派赶上用梭镖杀死在水沟里。
+
+　　“文革”杀人在67年9、10月正向全县波及时，中国人民解放军47军下达了紧急通知，县人武部和军管小组派人分头到杀人严重的观音滩区周塘公社、大忠桥区。肖家村区，黄泥塘区去传达紧急通知，宣传政策，制止杀人问题，通过宣传政策，采取措施制止，基本上得到了平息，避免了全县性大规模的杀人事件发生。但由于左的影响太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杀人的余波在个别地方仍有不断发生，如1968年2月18日，肖家村区的汪家公社社员李朝喜到百里公社合力大队社员马国正家里玩耍。（马67年曾去长沙参加过造反派组织活动，李有点游手好闲），大队造反派就怀疑他们在一起搞秘密活动。组织“暗杀团”，把情况反映到公社，公社就要大队把马、李两人抓起送到公社审问，2月19日公社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在会上斗打一顿后，就将他两人拉到山上打入红茹窖内活埋了。这种余波，直到1968年9月才完全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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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调查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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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消除“文革”杀人的恶果，我县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处理工作。特别是1984年8月以来，根据省、地委的安排和指示精神，县委对“文革杀人处遗”问题，列为了议事日程，作为了一项重要的工作任务抓。首先在县委和政府领导班子中学习文件，反复讨论，统一了思想认识，接着层层召开会议，统一县直各单位和区、社、大队各级领导班子和干部的思想认识，进一步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充分认识做好“处遗”工作的重要意义。县委还从纪委、组织部、政法、民政、信访等各部门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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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了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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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共处理“文革”杀人的当事人48人，（内有国家干部15人，大队生产队干部21人，群众7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11人（判有期徒刑10年的1人，7年的4人，6年的1人，5年的2人，4年的1人，3年的2人）。开除公职处分的1人，开除党籍处分的9人（内有国家干部3人，大队生产队干部6人）。留党察看处分的15人（内有国家干部4人，大队生产队干部10人，一般党员1人），给予其他党政纪处分的7人（内有国家干部3人，大队生产队干部4人。）通过处理后，基本上达到了群众和死者遗属满意。
+
+## 四、善后安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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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在“文革”中被杀和被迫自杀的共245人，处遗工作以“文革”被杀人员为重点，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同时对“文革”中被迫自杀人员也做了结论，适当地做了善后工作。在整个善后安置工作中，把解决实际问题和政治思想工作紧密地结合进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　　一是对“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在政治上彻底平反，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对“文革”被错杀的114人印发了平反通知书，发给了死者的遗属，死者的遗属有在外工作的，发到他们的单位和个人，对“文革”中被迫自杀的131人，也由各乡、村政府给予了文字平反通知或在适当的会议场合上进行了平反。
+
+　　二是对“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家中的房屋被侵占、没收、拆毁的做了适当的赔退和安置。被侵房屋的共计有23户。44间，面积885平方米。经过全面调查核实后，按照党的政策逐户作了处理。现已处理好：原房被拆毁，现遗属确又无房屋住，需要帮助遗属修建房屋的有2户、7间，面积105平方米，赔偿了房屋价款2700元。原房被拆毁一部分，遗属现在有房屋居住，对其被拆毁的部分房屋。给予适当折价赔偿的10户、19间。面积285平方米，赔偿了币9135元。还有3户遗属现在住房确实很困难，也帮助他们解决了木材指标，新修建了房屋8间，面积105平方米。
+
+　　总计共解决房屋15户、34间，面积569平方米，解决木材指标31立方米，赔偿人民币11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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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对“文革”中被错杀人员家中抄、没的财物。经过调查核实后，认真地进行了处理，共有37户遗属家中的财物被查抄、没收。计有大型农、家具301件，现金832元，金银105克，粮食5360斤，猪11头，未参加分配的劳动工分35970分，以及其他物资72件，共折价值款8319.35元。按照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原物已找不回的，按规定折价赔偿。共计退回了原物78件，折价赔偿了币8319.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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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安置好了被迫外流遗属7户、28人。县、区、乡村各级领导通过做好干部、群众和归来遗属的思想工作，欢迎他们回来，把他们的家安置好，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也给予了适当解决。共解决木材指标2立方米，安家补助费2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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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对“文革”中被错杀人员的遗属。生活确实困难的给予了适当的困难补助，经过反复调查。并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通过各级党组织核实，共计困补105户，共发困补款813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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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对遗属的孤老孤残和“文革”中被斗打致残的人员，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在澄清底子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评定，共定孤老孤残72人，每人每月补助12元的生活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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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是沟通思想，愈合伤痕，消除积怨，团结一致向前看。在处遗工作过程中，始终注意了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着重解决对遗属的歧视思想，要一视同仁，关心他们。按照政策应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对遗属着重解决他们的思想隔阂，看到“文革”的特殊历史条件的浩劫主要是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造成的，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给我们出了最大的气，现在又给被害者政治上彻底平反，对遗属生活上又做了适当的安置，这只有我们共产党才能做得到，应体会党的政策好。要尽弃前嫌，展望未来，团结一致搞四化。在分别做好工作，沟通思想的基础上，各区、乡都召开了死者遗属，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在会上各方面都倾吐了思想，表明了心迹，消除了过去的思想隔核，融合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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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通过“处遗”工作，绝大多数的遗属思想稳定，劳动积极，对党感激，没有上访。同时，我们也注意了做好被处理人员及其家属的工作，向他们宣传党的政策，国家法纪，说明受害者及其遗属的悲惨遭遇，本人在杀人事件中所犯错误的严重性，给以必要的处分是应该的，应从中吸取深刻教训。通过工作，被处理人员的思想安定，没有出现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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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需要注意的问题
+
+　　“文革”杀人的处遗工作，虽然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做了大量的调查和处理工作，现已基本结束，效果也很好，保证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但是，还不要认为是一劳永逸了，为了防止出现反复，我们认为还必须注意。
+
+　　1、政治思想工作，愈合伤痕工作要常抓不懈。特别是乡、村基层党组织和政府，要经常注意掌握遗属的思想动向，发现那里有反复的苗头，就要及时去把工作做好，把思想稳定下来；哪里出现了歧视遗属的现象，就到那里去宣传党的政策，做好干部和群众的工作，把矛盾及时消除。
+
+　　2、要注意帮助遗属搞好生产，摆脱贫困。“文革”浩劫中被错杀人员的遗属。政治、经济上的损失是很大的，虽然我们给予了适当补偿和安置，还是没有完全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要完全解脱贫困只有把生产搞上去。遗属生活的困难面大，就会出现向政府纠缠的多。所以，帮助遗属搞好生产、摆脱贫困，是稳定遗属思想的重要一环。
+
+　　3、要注意解决遗属的实际困难。个别有特殊困难的遗属，我们要关心他们，对他们那些应该解决，我们又可以解决的问题，要主动帮助他们解决，使他们感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干部群众的关心，有利于解除他们的思想疙瘩。
+
+　　总之，“处遗”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今后正常性的工作还必须注意做好，以保证遗属的思想稳定，不出现反复，逐渐达到彻底消除积怨，愈合伤痕，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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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祁阳县委1987年6月2日
+
+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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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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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23/000008.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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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
+　　（中共零陵地委：）
+
+　　根据省、地委的安排部署，我们于一九八四年八月组织专门力量，对“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七年九、十月间，新田发生杀人事件进行了认真全面的调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
+　　新田县“文革”时共有二十一个公社，三百三十七个大队，两千八百九十二个生产队， 五万三千一百二十一户，二十二万七千六百三十三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至同年十月十八日有二十一个公社，一百三十九个大队，三百五十九个生产队杀了人。被杀的四百八十 三户，六百零六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二点七五。“文革”中还被迫自缢一百八十人。被杀和自缢共计七百八十六人，占当时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三点五。其中：男六百五十 一人，女一百三十五人；四类分子三百八十二人，子弟二百七十三人，贫下中农八十一人， 其他五十人。这些人中，国家干部五人，职工五人，医务人员三人，教师三十六人。
+
+## 一、杀人事件的起因和发展经过
+
+　　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宁远两县相继刮起了杀人风。在此风的影响下，当时新田县所辖的二十一个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城关镇治保队长刘金德到宁远县的瓜石村外婆家，看到了该村的杀人情况后，于九月五日对城关“无产阶级联合总指挥部”（以下简称联总）负责人王友 宏说：“早几天，宁远瓜石的地、富嚣张，拿凳子打支书，贫下中农用锄头把他们挖死了 两个。道县杀了很多四类分子，河里浮满了浮尸，河水都红了，我们城关四类分子多，难管。”提出“要杀一儆百，最坏的要杀他几个。”王友宏说：“召开个会议，摸摸底。”当天下午，便在城关，由王友宏、刘金德主持召开了各组织负责人和治安主任会议。王友宏、刘金德首先介绍了宁远、道县的杀人情况，并提出：“要杀几个调皮的。”县“联总” 常委黄象世说：“宁远杀那么多都杀得，我们杀几个地富有什么了不起。”到会人员一致 同意杀他几个。就这样，在王友宏、刘金德的具体组织策划部署下，从九月五日至九月八日，先后多次组织召开了社属分社、居委会以及各单位治保主任、治保成员会议，研究杀 人方案，摸被杀人名单，最后，确定蒋贤春、黄象铁等五个四类分子，于九月八日逢圩之日在五棵桐子树下，将其杀害。城关首先发起杀害五人的事件，在全县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
+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城东公社文革主任、县“贫下中农造反军”司令乐柏松，在县机关“贫下中农造反军”常委袁本熬办公室，袁对乐说：“今天，你听到枪响没有？城关 已杀了地富五人，给你们带了个头。看各队有没有罪大恶极，反攻倒算的，要杀一批。你 不杀他，他就杀你。”乐回到城东公社，公社文革副主任李朝龙（已故）对乐说：“刚才 司令部袁本熬到了公社来，叫各队把罪大恶极的报上来，城关已给我们带了个头，我们城 东公社是否这样？你们村又那么复杂，回去摸摸底，明天把名单报上来。我们公社呢，也 要干一批。”当天下午，乐回到本村潭田大队召开会议，摸出被杀对象七名。当晚，由乐 柏松主持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地主，在批斗中杀一人。九月九日清早，乐柏松安排民兵将六 个被杀对象押往公社，并电话向公社李朝龙汇报了昨晚批斗情况及准备今日上午在城关虎头岭广场召开杀人大会情况。早饭后，李将乐电话汇报转告袁本熬，袁说：“这是群众运 动嘛！你给柏松打个电话，看那个罪恶极大，群众民愤大的，要杀也要少杀几个，起到了 杀一儆百的作用。”并授意注意三点，即：一是罪恶极大的四类分子；二是群众迫切要求 的；三是搞点口供，以便杀人后公布罪状。李将袁的电话转告乐柏松，在乐的主持下，九月九日上午，在虎头岭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二人。至此，全社从九月八日晚至九月二十二日，历时十五天，有七个大队杀害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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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九日，莲花公社大元冲大队文革副主任刘忠麒，邀集本村民兵十余人，前往县城观看城东公社杀人。刘得知杀人要经“湘江风雷”批准，便到了县“湘江风雷”司令部找到司令肖帮元，向他提出要杀刘宗煌等五人和借枪支一事。肖说：“这些人都要杀掉，不杀不利于我们的工作。你们借枪就到潭田铁厂找在那里集训民兵的‘湘江风雷’文 攻武卫指挥部长雷玉荣商量。你去转告他，说司令部已批准，我可先打个电话给他。”下 午四时，刘宗麒等人到潭田找到了雷玉荣，雷说：“情况肖司令已给我商谈了，要处决就 明天。明早，我们全副武装去一个排。今晚一定要看守好，不要让他们跑掉，否则空去一场。”六点左右，刘又急速返回莲花公社，向公社文革主任刘明生（已故）作了汇报。刘 明生说：“我通知全社将四类分子明早都捆来，给他们教训一下子。”随即，刘宗麒等人 摸黑赶回大队，召开各组织负责人会，传达了县、社请示情况。并部署杀人前的准备工作。 九月十日九时许，将被杀人押赴莲花圩，这时，县“湘江风雷”二十多名全副武装人员乘 车已到。戏台两边架有机枪，路口布置岗哨，戒备森严。群众大会由“湘江风雷”支队长 刘大江主持，当场杀害三人。从九月十日至九月二十九日，这个公社有六个大队杀害二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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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十一日，金陵公社武装部长谢昌煌主持召开了公社文革、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支部书记、造反派等五十余人的扩大干部会，部署杀人。会上，公社文革副主任刘顺业传达了县文革紧急会议精神，说：“目前阶级斗争复杂，前几天，桂 阳县造反派来我县砸了公、检、法，县武装部枪支被抢。道县四类分子杀贫下中农，贫下 中农也起来杀了四类分子。我们城关、毛里等公社已杀了四类分子一批。这次会议后，各队要立即摸清底子，也要杀一批。行动要快，闻风而动。”紧接着，公社文革秘书刘宗基 结合本社阶级斗争表现，在杀人问题上强调了七点，即：1、凡是被关、管、杀的四类分子 家属；2、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3、群众要求大，经群众批准的就可以；4、矛 头应对准四类分子；5、如果是新划的四类分子，必须与公社联系；6、行动要以大队为单位；7、必须警惕，挑起宗派。公社文革委员邓礼泽（已故）又对杀人提出了“三只要”的 标准，即：只要是四类分子的；只要有罪恶事实；只要有群众要求，就坚决把他们杀掉。 最后由谢昌煌做了小结，赞扬了邓礼泽“三只要”的杀人标准有阶级性，回去后立即行动，并对公社干部分三片负责包干。贯彻公社会议为内容，对于四类分子摸底排队，组织策划杀人。就这样，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至九月十八日，有五个大队杀害十二人。 九月十一日，门楼下公社武装部长刘龙德从县城打电话给门楼下公社在家干部说：“城关、城东杀了人，道县地主、反革命在杀贫下中农，我们也要给各大队贫下中农通气，看 下面有没有反攻倒算的，想杀贫下中农的，看群众的意见，免得以后群众来反映我们。” 接电话后，党委秘书何湘才、党委委员李芳华，分别把刘打回的电话内容转告在家干部， 并分配驻队公社干部分别下到各队给负责人通气、摸底。在公社干部的具体指挥、策划下，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起至九月十七日止，有四个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杀害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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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初，冀村公社因受道县、新田城关杀人风的影响，于九月八日，由武装部 长侯全义主持召开了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紧急会，传达了四十七军关于 道县《社情通报》，并说：“道县经过社教运动，对四类分子进行了严加管教和批斗，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进行阶级报复，杀了一些贫下中农和贫协干部，阶级敌人兴风作浪， 贫下中农遭殃。并引用毛主席语录“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说冀村大队情况复杂， 陆仕海这条黑线长，必须深挖。罪恶大的，该杀的杀，该管的管，不杀几个，风刹不下。 散会后，公社文革主任谢仕喜（病故）亲临冀村大队参加杀人研究会，并答应借枪支，支 持冀村大队。因此，冀村大队于九月十三日上午（逢圩日）枪杀四人。九月十四日上午， 公社文革办又招开了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汇报会，会上，侯全义、谢仕 喜当面批评杨家大队干部思想右倾，阶级斗争观点淡薄。并说：“四类分子在枫形湾组织 开会，提出‘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做骨干’的反动纲领，你们还 无动于衷。”会后，全社从九月十三日至十月七日，有十一个大队杀害四十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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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九日，毛里公社以武装部长王文贞、文革主任何光衡、公社副社长、文革办成员蔡德山、公社副书记何宗福等人研究，以公社的名义召开公社附近六个大队的支书、 民兵营长、治安主任会议。会上，首先由王文贞交给蔡德山一份道县、宁远抓阶级斗争的 通报，在会上宣讲。接着何光衡、何宗福、公安员肖德干先后讲了道县、宁远和新田城关杀人情况，如有调皮捣蛋的，要揪出来示众（杀），对敌专政不是口头上专政，而是要行动上的专政。并要大家提高警惕，严加控制。最后，分组讨论。王文贞在民兵营长讨论会 上说：“我们首先要看到全县阶级斗争的形势，在县里，阶级敌人吃饱饭时，拿出去就杀了。哪个大队有阶级敌人捣乱的，也要杀一个吧！该斗的斗，该杀的杀。我们要提高警惕， 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九月十日早上九点，水晶坪大队农联副司令彭安正（病故）到了公 社王文贞房间，王拿了一份材料读了一段道县如何杀地、富的问题，给彭安正听，王要彭 马上赶回大队去找支书研究。“越快越好，不要等人家搞刮了，你们才动手。地富杀我们一个，我们就是杀他十个，也吃亏了。”彭说：“是杀四类分子吗？枪支怎么办？”王说： “反正一个是杀，二个是杀，要就斩草不留根；枪支是国家武器，你们不是有锄头、月刮、 扁担吗？杀地富要杀在路边，让过路人都见得到，以便造成声势，杀人后要派人到公社汇 报。”彭立时赶回大队向支书、大队长、大队会计汇报了王的意见。大队文革召开了干部 会议研究杀人问题。当晚杀害十七人。第二天早晨，大队派人向公社汇报了昨晚杀人情况。 早饭后，蔡德山与公社副书记何紹栋、妇女主任夏运兰三人来到水晶坪杀人现场，召开群 众大会，高呼：“坚决支持水晶坪大队的革命行动！向水晶坪大队学习！”九月十二日， 公社召开了全社大队干部会，蔡读了公社给水晶坪大队的祝贺信，号召向水晶坪大队学习。由于公社会议动员、部署，导致全社有六个大队，从九月十日至九月十五日，共杀害五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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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初，枧头公社文革副主任杨世福、“贫下中农造反军”司令肖土生在县开会期间，见到城关杀人。两人回社后，于九月九日召开了公社干部紧急会议。杨世福在会上 讲了新田城关五乡圩杀人情况后，与会人员说：“本社阶级斗争复杂，四类分子在秀凉山 开黑会，成立反动组织，提出反动纲领。”这时有的提出：“保卫红色政权，要扩大贫下 中农组织。”武装部长宋白玉说：“我们公社的民兵要武装起来，对付阶级敌人。”杨世 福说：“扩大组织，就要把基层干部拉进来。”并决定召开大队文革、民兵营长、治保主 任会，具体研究。十日，杨、宋二人组织召开了会议。公安特派员肖祖德说：“四类分子在秀凉山开黑会，组织反革命集团，扬言要杀干部和贫下中农。”公社干部肖土生提出：“成立一个组织来保卫红色政权。”杨世福综合大家的意见提出成立“枧头公社红色斩妖 战斗兵团”，并指定兵团负责人，又提出“在斩妖战斗兵团成立大会上，要拿几个人来示众。”接着摸出了六个被杀对象名单。九月十一日，在公社召开“斩妖兵团”成立大会前， 宋柏玉召集“斩妖兵团”参谋长周朝富和“兵团”政委彭永彪说：“今天，要在会上拿几个人来示众（杀）。民兵要执行任务。”随后，宋从子弹箱里取出子弹，发给三个武装民 兵排长。在成立“斩妖兵团”大会上，杀害六人。十三日，杨、宋再次主持召开大队干部 会，进一步部署杀人。杨说：“今天开这个会，是要你们抓紧行动（杀人），再不抓紧， 贫下中农就吃大亏。”并提出有困难的大队，由“斩妖兵团”去支持。宋说：“武装基干 民兵要全副武装，明天到公社集合，去执行任务。”十四日，枧头公社“红色斩妖战斗兵 团”由副团长欧克文和周朝富带领全副武装的“斩妖兵团”四十多人，背着红旗、枪支， 敲锣打鼓开赴彭子城大队枪杀二十一人后，又到下户柏大队，枪杀了十二人。全社从九月 十一日起至十月四日止，历时二十四天，有十六个大队杀害一百一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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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七日，县“湘江风雷”司令肖帮元一行五人从宁远参加“宁、兰、新”三县联防大会返回新田时，中途在十字圩下车，正值十字公社召开“抓革命、促生产”大会。 肖下车后，被公社的文革负责人彭安绪、武装部长曾土生等人请进公社，并汇报了本社阶 级斗争的情况。彭请肖在大会上作报告。肖帮元在大会上说：“道县杀了很多地富、四类分子，宁远也杀了很多，我们这里搞破坏的四类分子也要杀。你们不要怕，贫下中农是最 高司令部，锄头、扁担就是武器。”参加会议的黄斗坡大队文革主任郭坚义（已故）提出：“地富捣乱好办，像我们大队庄下窝的何龙生那么的人怎么办？他们成立的‘湘江风雷’ 组织里有坏人（指当时谣传的二零五反共独立师人员），牛牯麻子的老婆刘兰芬都参加了。” 肖回答说：何龙生今天搞不搞得来，搞得来就杀起他脑壳平肩膀。”接着，主持会议的彭 安绪说：“今天机会很好，肖司令给我们作了指示，我们要按他的指示办事，请各队回去 以后很好贯彻。”九月十一日，正在县城开会的彭安绪打电话给公社副书记谢隆星说：“城关镇在五乡圩已杀了几个人，是群众搞的，你给有电话的大队联系一下，我们公社杀人，就这两天了。过两天后，就可能杀不了了。”谢接电话后，立即给大塘背、马鞍塘等有关大队进行了传达。全社从九月十二日至十月十九日，有七个大队杀害六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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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八日上午，正值徐家铺（前进公社所在地）赶圩，由前进公社“湘江风雷” 负责人骆金富主持召开，批判“前进公社单干风的罪魁祸首肖德同的大会”。县“湘江风 雷”司令肖帮元在大会上说：“前进公社阶级斗争很复杂，地富反坏企图变天，要搞分田 单干，进行破坏和捣乱。对这些坏家伙，对罪大恶极的，要杀他几个，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该关的关，该杀的杀。”还列举了地主婆蒋梦芳保存血衣，企图变天的事例。九月九 日上午，公社召开大队干部会，骆说：“肖帮元到前进来讲了有破坏的阶级敌人可以杀， 请大家摸摸底看。”接着，谢芳光（已故原前进党委书记）说：“根据当前国际、国内形 势很复杂，阶级敌人活动嚣张，人民解放军要支左，公、检、法已瘫痪，行政领导靠边站， 由造反派杀一批，是符合阶级斗争规律的，是完全应该的。”并点了蒋梦芳等八个地富“杀 刮没鬼要叫。”九月十一日，在陈晚大队召开万人大会，由骆金富主持，“湘江风雷”支 队长陈正生宣布蒋梦芳的罪状后，把蒋杀害。全社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十八日止，有五个 大队杀害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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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八日，石羊公社文革主任夏土才从宁远参加“宁、兰、新”三县联防会返 回公社的当天下午，正值公社举办党员学习班，夏刚踏进党员学习班会议室，便对与会人 员说：“我刚从宁远开完会回来，确实道县、宁远的文化大革命搞得轰轰烈烈，贫下中农 真正发动起来了。我亲眼看见一家伙就杀了七个地主狗仔子。现在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 院，田头、地头都是杀人场，锄头、月刮、扁担都是武器。”散会的当晚，夏又组织召开 了有武装部长周铭锋（原已双开）、石羊“湘江风雷”支队长陈启位、公社文革副主任张显付等八人的文革常委会，夏汇报了在宁远所见所闻。九月九日以夏为首召开了大队文革 主任、民兵营长、治安主任、造反派头头会，同样传达了在宁远看到的杀人情况，提出要杀一批，当即摸出三名被杀对象。九月十日，夏主持召开公社对敌斗争大会，介绍了宁远杀人情况及本社阶级斗争的表现后，由周铭锋宣布两被害人的所谓罪行，当场杀害。九月十一日，由陈启位组织，又继续在公社召开了大队文革、造反派负责人、大队干部会，研究第二次杀人问题。最后由夏土才决定第二天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九月十二日早饭后，各 村民兵押着四类分子进入石羊圩会场。首先由周铭锋给“湘江风雷”平反，接着开对敌斗争大会，夏指着跪在台上的五人，问台下的群众：“像这么的阶级敌人该不该杀。”群众 齐呼“该杀”！五人就被民兵推下戏台乱刀杀害。此后，夏又与其它公社干部下到大队， 亲自督促指挥杀人。全社从九月十日至十月十八日，先后有七个大队杀害二十八人，是全 县杀人持续时间最长的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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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十日，邻近的石羊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陶岭公社以当时的党委副书记郑 欣赐、公社文革副主任、机关文革组长郑兰英为主，专程到石羊参观石羊公社的杀人大会。 当天晚上，郑欣赐、郑兰英在公社会计何宗仁房间主持召开了公社的干部会议。郑二人汇 报了石羊杀人情况，并分析了本社阶级斗争形势。郑欣赐说：“我们公社敌情十分复杂， 四类分子成立了‘复兴会’，他们气焰嚣张。敌人已经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现在看谁 先动手，我们要提高警惕，也要镇压一批。”接着公社干部郑兰英，蒋土明，文革主任何 金发等一致同意杀一批。并决定九月十二日召开各大队支书、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会，统一思想，确定被杀对象。九月十二日公社按计划召开了会议，郑欣赐介绍了外地杀人情况， 并说：“目前社会比较混乱，四类分子搞反革命组织，企图复辟，他们互相串连，说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我们要提高警惕，表现不好的，有破坏行为的，群众意见 大要求杀的，把名单摸上来，明天牵来杀。”何金发说：“要保密，两口子、两父子都不 能讲。失密者枪毙。”为解决枪支问题，把在立新水库工作的武装部长彭世荣通知回公社，郑欣赐对彭说：“现在外地都在杀人了，经研究，我们公社准备明天杀一批，你负责安排民兵和武器。”并分工郑欣赐、郑兰英负责审查各队被杀人名单；彭负责组织民兵，维持 大会秩序，发放枪支弹药，执行任务；蒋土明负责会务安排。散会后，各队立即召开会议， 贯彻公社会议精神，确定上报被杀对象。九月十三日早晨，按照分工，彭训练民兵，武器使用，应打部位，并分别发给每支枪子弹三发用来执行任务。郑欣赐、郑兰英便在公社学校等候各大队报来被杀人名单，逐个审查。大会由何金发主持，蒋土明宣布纪律，郑兰英 作阶级斗争形势报告，彭代表公社武装部表示坚决支持。接着何金发说：“我们公社的四类分子搞反革命‘复兴会’，提出要用炸药炸死干部，所以，对阶级敌人要坚决镇压。” 当即宣布了十二名地富名单，随即将其杀害。第二天郑家大队又杀害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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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七日，新圩公社按县武装部电话通知，派民兵将外逃到兰山的蒋家大队社员 蒋贤培抓回公社。武装部长罗荣桂主持召开公社干部会，研究如何处置蒋先培的问题。公 社文革主任陈列真，党委副书记郑逢光提出：“地主分子蒋贤培一贯很坏，难管，干脆搞 刮（杀）他。”党委书记李道良说：“蒋贤培一贯外流，这次又到兰山县抢枪，性质严重，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最后，决定九月八日上午，召开全社群众大会，将蒋贤培杀掉。随 即又由李、郑、罗、陈四人对蒋进行审讯。九月八日上午，罗主持大会，李作阶级斗争形 势报告，郑宣布了蒋贤培的罪行，陈拍桌大声向台下群众疾呼：“蒋贤培这么坏，该不该杀！”台下群众起哄喊：“杀！”随即由陈列真将蒋推下戏台杀害。九月十一日，李道良 下乡来到伍家大队，与郑逢光、陈列真等人又在伍家组织、策划杀人，由此，伍家大队两次杀害七人。由于公社的组织策划，全社从九月八日至九月二十七日，有六个大队共杀害 二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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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十一日上午，新隆公社武装部长李元能（已双开）在公社主持召开了有党委书记谢贤梅、公社秘书邝荣晦、党委委员谢常敬、会计胡继杨、文革主任郑昌松和大地民 兵营长、治保主任参加的扩大干部会，专题研究杀人问题。李元能说：“别人磨刀，我们也磨磨刀，各地都在杀人，特别是宁远那边，大批大批地杀。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也在活动。我们也准备杀一批，像石桥村的欧运武，到处搞串连，要夺公社的枪，公社秘书已跟 踪他几天了，各队有没有像欧运武这样的尖子货，有就拿出来示众。”经讨论，确定杀四人。九月十五日，李元能主持全社群众大会杀害三人，全社两次共杀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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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上旬，高山公社党委书记骆火荣（已故）对武装部长邝金荣说：“现在全县都在杀四类分子，唯独我们高山无动于衷，也不等于我们公社太平，没有阶级斗争了。这 会说我们阶级立场有问题。”九月十三日下午，公社“贫下中农造反军”负责人陈灶保在 梅家大队打电话到公社，对邝金荣说：“今晚开个扩大干部会，研究下阶级斗争的形势。” 邝同意后，陈造保又对“湘江风雷”战团政委陈水生说：“今天新圩公社已采取了行动（杀 人），我们也要行动了。晚上通知各大队文革主任，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到公社开会研究。” 当晚，由邝金荣主持召开了各大队负责人会。邝说：“今天新圩公社杀了人，我们公社没 有杀，大家讨论一下。”接着各大队报了二十二个被杀对象的名单。邝说：“我们不能杀那么多，多了就没有好坏。”最后，确定杀一人。九月十四日，公社召开群众大会，将地主郑大纲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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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初，大坪塘公社大坪塘大队地主蒋贤佑因与爱人离婚，不安心生产而外流。公社文革主任蒋先辉为首在学校召开各生产队党员干部会，蒋说：“蒋贤佑在外搞 反革命串联，要杀大小队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先要把蒋贤佑抓回来。”九月七日，蒋贤 佑被民兵从外地抓回送到公社。公社武装部长李敦堂说：“蒋贤佑这个人的批斗由你们大队去定。”随即将蒋抓回大队囚禁审问三天。同时又对全大队四类分子摸底，共摸出地主 蒋贤佑等十七人名单，但考虑杀人过多，经再次研究，确定只杀七人。当晚蒋先辉、李敦 堂、公社文革副主任邓国儒、谢应元又一次研究，讨论通过了大坪塘大队要杀的人名单。 九月十一日，以公社名义，分别给二十个大队下了召开群众大会的通知。九月十二日早饭 后，公社在大坪塘大队召开全社群众大会，杀害七人。从九月十二日至九月十八日，全社有六个大队先后杀了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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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年九月十一日清早，跃进公社党委书记卢大贵、公安特派员胡发元两人到邓家村学区主持召开了学区文革成员会。胡说：“今天公社要在千山召开万人大会，要拿个四类分子出来示众，其他地方四类分子都在杀了，我们这里不搞不行，也要搞个典型。”卢接着 说：“老师是知识分子，就从你们老师这里开始，你们研究下陈政（老师）的问题，要做好去千山开会的准备。”为了开好群众大会，一方面学区文革进行了研究，分工由张经夏整理了一份所谓陈政的罪行材料，交由教师在材料上签名盖章后，派两名教师带上材料到 县“湘江风雷”司令部请示；另一方面，公社由胡发元在千山主持召开了全社群众大会。 当赴县请示的人还未赶回时，陈政已在大会上被杀害。九月十二日，卢大贵、胡发元又与 公社文革副组长齐芳春三人研究，提出黄家社大队唐守尧原是被镇压对象，决定这次杀掉。 卢便派胡发元与公社文革副主任肖祥达到黄家舍大队召开文革成员、大队干部会，征求意 见。到会人员一致同意公社意见。下午，胡、肖二人返回公社向卢大贵作了汇报。第二天， 即九月十三日，知市坪逢圩，再次由胡发元主持召开了全社群众大会，将唐守尧批斗后， 连同其儿子唐国安交民兵一并杀害。全社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一日，先后杀害十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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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十七个公社均是由当时一些公社干部，在公社范围组织策划酿成的杀人事件。其 余四个公社，田家、冷水、茂家、三井除个别公社干部插手杀人事件外，均属受杀人影响， 群众自发地杀人。其中：田家从九月十二日至九月二十九日杀了二十八人，冷水从九月八 日至九月二十五日杀了四十四人，茂家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日杀了三十七人，三井从九月十一日至九月二十二日杀了二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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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从九月八日起开始杀人，直到十月十八日止，具体每天的杀人情况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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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日期9 月 8 日910111213141516171819被杀人数722135648192576770184杀人日期20 日2122232425262728293031被杀人数107143541153614杀人日期10 月 1 日23456789101112被杀人数6--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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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日期13 日1415161718------被杀人数----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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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时四十天，全县先后被杀六零六人，被迫自杀一八十人。被杀人员中，枪杀的一百 七十六人，刀杀的一百五十六人，水淹的二十二人，投岩洞、活埋的一百零八人，锄头棍 棒致死的一百三十七人，摔死的二人，其他方式致死的五人。最小的出生十天，最大的七十六岁。全家被杀光的有 70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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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鉴于新田“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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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受道县、宁远杀人的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宁远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 由于邻近关系，很快影响波及到了新田。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 宁远、道县的杀人事件，被新田的一些造反派和部分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作为“镇压阶 级敌人，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加以传播，有的从宁远参观回来，就宣扬宁远田头、地头是 杀人场，有的无限扩大道县、宁远的杀人情况。由此，新田城关镇在全县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首先发起杀人。当时，有的在县城开会的公社干部打电话回本公社介绍城关杀人 情况，催促杀人。有的在城工作的机关干部回到农村家中煽动杀人，是导致新田杀人的起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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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造反派头头的支持、煽动、部署杀人。据统计，在杀人事件中牵涉到的 1346 名责任人中，属于造反派的就有近四百人，他们有的到处煽动、支持、表态杀人，有的组 织策划杀人，私下议论“要成立新田县贫下中农最高法院”。有的大会小会提出“要杀一 儆百”，有的调集武装督促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对新田的杀人是起了很坏作用的，大量 事实证明，这是导致新田杀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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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支左”人员传达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电文断章取义，诱发了新田的杀人。道县发生杀人事件后，零陵军分区对道县的杀人问题。以“社情通报”的形式向驻湘支左部队四十七军做了汇报。四十七军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转发零陵军分区的“社情通报”时指出：“具体各方反映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县武装部和公安部门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唯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各地从七月底以来，特别 是从八月二十二号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炮、锄头、扁担等共杀四类分子二百零 七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 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是四类分子， 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与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争取四类分子子女。”新田县原人武部秘书郑云柏译电后，向县人武部领导作了汇报。八月二十八日，人武部副部长周守志根据四十七军“通报”，起草了一份电话通知，这个通知只引用了四十七军“关于道县社情通报”中提到的“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 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有的贫下中农已主动采取行动”这部分，而 对后一段“如何依法惩办，区别对待，按政策办事”只字未提。通知拟好后，交秘书郑云柏通过电话传达到各公社。当时新田还未发生杀人事件，这个断章取义的通知传达到公社 后，反被一些干部、群众错误地理解为“对四类分子可以采取行动，可以杀。”如毛里公社在召开的大队干部会上，有人就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解释为“对四类分子过去是口头专政，现在要变为行动上的专政。”特别是当时的枧头公社谣传有个二零五反共独立师， 他们“八月十五日砍高粱，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紧接着新 圩公社也谣传有“五零一、五零二、五零三”反动组织；陶岭公社出了“复兴会”；十字、 石羊公社出了“假湘江风雷”；冷水井、冀村公社的四类分子在开黑会；金陵、城关的四 类分子要炸金陵水库；毛里的四类分子要抢银行；四类分子在搞复辟，要翻天等等。搞得人心惶惶，群众义愤填膺。这种情绪经支左人员断章取义的电文一诱发，很快引起一些地 方写报告、打电话或派专人请示要求杀人。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全县都相继出现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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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些公社干部在公社范围内组织、策划杀人。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新田城关杀人后，新田所辖的二十一个公社，就有十七个公社，是以公社干部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有的首先在公社召开万人大会杀人。十七个公社召 开了十九场万人大会杀了一百零一人；有的下到大队督促发动杀人；有的调集武装具体指挥杀人。据统计，十七个公社就有一百三十余名干部参与组织策划杀人事件，而且多数是当时的党委书记、武装部长、文革主任、公安特派员。有的公社干部亲自动用枪支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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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杀人事件的终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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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城关杀人到九月十二日，全县已有十五个公社发生了杀人事件，被杀者达一百二十九人。在这种情况下，县人武部于九月十二日，在人武部召开各公社武 装部长会议，传达四十七军“关于道县社情通报”的后一部分，即“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 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变天的可以依法惩办外，四类分子不能滥杀，四 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 象的界限，这样才能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电文的后一部分虽然做了传达，但没有制止杀人的具体措施。这样，在传达电文后的十三号至十五号三天时间，反而出现了杀人高 潮，共杀二百三十人。其中九月十四日一天，就杀了九十二人。九月十五日，县人武部由 部长贾春主持召开了一个政法代表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紧急电话会，会议传达到了公社和大队一级。人武部根据九月十三日和九月十五日，四十七军关于“立即制止道县、江永等 县滥杀人的现象”的电报，贾春以“支左”部队的名义在会上讲了四点意见：一、必须坚 决贯彻党的政策，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二、坚决制止杀人，这是我县当前最大的问题， 即使罪恶多端的也一定要上报材料，违者责任自负。各级干部和文革组织，必须抓好这项 工作；三、对四类分子一定要提高警惕，要爱护革命群众；四、各公社所属机关、“文革” 组织和造反派要正确贯彻中央和四十七军的指示。夏能经同志代表政法机关讲了四点措施： “一、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要依法承办的，必须整理好材料上报专政机 关批准才能逮捕法办；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罪该杀掉的，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不经批准，不能滥杀，谁杀谁负责任；三、对一般违法犯罪分子，必须贯彻毛主席依靠群众专政的方针，强迫他们老老实实改造；四、对四类分子子女，不能视作四类分子，必须按照团结教育的方针，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并要求公社、大队立即召开大队、 生产队、造反派会议，制止杀人。当晚参加电话会议的“湘江风雷”代表雷玉荣、“统战” 学生代表骆求成，还有“联总”代表均在会上发了言，表示贯彻执行四十七军命令，制止 杀人。第二天，即九月十六日，全县各公社均召开了不同形式和规模的会议传达贯彻，虽未彻底制止，但杀人问题总的趋向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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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五日，四十七军又发出了制止杀人的命令，指出：“杀人是违反宪法的，希望你们紧急行动起来，认真贯彻六六通令，任何组织、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杀人，杀人者必须受到国法制裁。”县人武部及时地将电文传达到了公社，直到十月十八日以后， 这个严重的事件才完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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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杀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全家被杀光的七十户；被迫外逃的五十八人；造成孤老残无人抚养的七十人；近百名妇女携儿带女被迫改嫁；被害人的房屋被侵占、变卖、私分、 拆毁、倒塌、损坏的有二百零五户，四百二十四间；大型农家用具被查抄的四百三十七户， 计十一万余件；劳动日工分被无偿侵占七万五千三百多个；查抄现金九千六百五十余元， 粮食七万余斤；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近百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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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善后安置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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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恶果。为认真处理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挽回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平息民愤，愈合伤痕，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 治局面，根据地委的部署，在县委的具体领导下，按照省委（1985）12 号文件精神，从以 下几个方面做了安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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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在政治上。对“文革”中被杀者政治上恢复了名誉，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家属子女发了被杀者平反通知书。在安置处遗工作中，以村为单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 积怨，安定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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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在经济上。根据地委下拨的处遗安置费，经县委研究，已下拨抚恤费 126022 元，财产损失补偿费 72233 元，房屋新建维修补助费 143000 元。外逃回归人员安家费 12900 元。对无人抚养双孤人员，每人每月发给十二元的救济金，现已下拨 17800 元，造成生活困难给予困难补助费 139000 元。妥善安置了遗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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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对人的组织处理上。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间，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依法对十二名在杀人事件中犯有狭私报复，煽动、轮奸杀人的犯罪分子给予了法律制裁。其中枪毙三名，判刑九人（开除党籍四人，开除公职两人）。在此次清理中，根据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对为首组织策划参与杀人以及充当杀人凶手的少数党员干部、教师职工，按照所 犯错误性质情节轻重，责任大小，认罪认错态度好坏，对问题特别严重的宋柏玉、杨世福、 夏土才、胡米贵、肖帮元、王友宏，县委报经地委批准，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对在杀人 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一百六十七人分别给予了党政纪处分。给予党纪处分的一百四十四人，其中开除党籍的一百二十五人，留党察看的七人，整党中不予党员登记的十二人。党纪处分人数占党员牵连数的百分之三十点三。给予政纪处分的二十三人，其中开除公职的三人。
+
+　　通过处遗工作的全面落实处理，使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的解决，发展了安 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巩固发展，基本达到了省委提出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合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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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新田县委一九八七年六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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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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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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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宁远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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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我县有9个区，1个镇，42个公社，2个林场，662个大队，4279个生产队，11万558户，46万8326人。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国家法纪，破坏党的政策，煽动无政府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我县发生了持续68天的杀人事件。有杀人的9个区，36个公社，99个大队，467户，被杀889人，还有的被迫自杀的204人，共计1093人。这给社会安定团结，共产党的光辉形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粉碎“四人邦”后，特别是党的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按照省委（1979）5号文件、（1985）12号文件及地委（1984）15号文件的指示精神，从开展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着手，统一各级党政机关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层层确定领导分管，建立专门班子，组织专干138人，分工包干负责，做了8年工作，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完成了省地委交给的任务。促进了政治上安定团结，经济上持续发展的可喜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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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杀人的起因、经过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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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南部地区的梅岗公社与道县杨家公社毗连。1967年8月16日，杨家公社郑家大队一妇女回娘家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探亲，传说郑家大队杀地主的情况。当晚，小欧家大队成立民兵指挥部，第二天下午召开群众大会，贫协主席欧贤昊煽动说：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已经在磨刀了，要杀我们的党员、干部，要翻天，夺我们的红色政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四类分子”杀我们的党员干部，也要采取道县郑家的办法。通过大队、生产队干部会的策划，把“四类分子”及子女6人推入地窖内烧死。8月19日相邻的邹家、大欧家、周家山大队也出现了杀人事件。县革委的负责同志彭雪保闻讯后带领干部就地召开会议，明令制止杀人。但少数人不听劝阻，阳奉阴违，水市、大阳洞、香花铺、大界5个公社，27个大队继续违法杀人，被杀者245人。此歪风括/刮到湾井区，被杀4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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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部地区的柏万城公社与新田县的枧头、十字公社相邻。9月13日，柏万城公社燕村的地主彭运痂由十字圩回村，向地、富家庭的人传说：新田在杀地主了，商量逃跑计划，被民兵发觉，经大队组织策划被杀7人。此风蔓延到本区的4个公社，22个大队，被杀者145人。
+
+　　由于党的机关瘫痪，县、区领导同志受批斗，在南、北两股黑风的影响下，其他区、社也先后出现了杀人事件，直至10月25日才终止。这次杀人事件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当时全家被杀光的56户，被迫外逃的284人，被迫改嫁的60人，孤老伤残无人扶养的120人，房屋侵占后损坏的236间，被集体拍卖的213间，拆毁和倒塌的225间，被抄财物按当时估价31万多元。有的遗属到中央、省、地、党政军机关上访鸣冤，影响很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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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除“左”的影响，认真处理好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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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处理“文革”中的杀人问题，我县是从1979年1月，省委发出5号文件开始的。县委确定一位常委和纪委会一位副书记负责，在落实政策办和信访办抽调4名专干，配合区、社调查被杀人员家庭房屋财产查抄及遗属的生产生活概况，同时宣讲党的政策，做思想教育工作，由当地党组织，在群众会上口头宣布为被害者平反，还发给385户遗属的困难补助费10万4620元。地委~~（1984）15号文件下达后，县委把查处“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书记过问，一位副书记具体抓，在县区政法、纪检等部门抽调了素质较好的干部32人，分设政法组，党政纪处理组和综合安置组。9个区、39个乡都有一名副书记专管，组织138人的专干队伍，排除各种干扰，查清了“文革”中杀人的来龙去脉，房屋侵占、财产被抄，遗属的生产生活等问题，按照省委（1985）12号文件精神认真作了落实处理，主要做了下面几方面的工作：
+
+　　一、统一思想认识，认真落实党的政策。在工作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处理“文革”中杀人的遗留问题，首先要排除“左”的思想障碍。由于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曾有部分同志对乱杀人的后果认识不清。有的说：过去杀了几个地主，难道现在要抓几个贫下中农呀？对专干则说，屁古坐歪了，为地、富阶级讲话；有的区、乡干部强调工作多，处遗困难大，持消极态度；加之某些基层领导班子经过调整，新官不愿理旧事，工作抓的不得力。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多次召开区、乡党委书记会和专干会，通过他们再分头召开区、乡干部和村党支部会议。从总结前段工作入手，全面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地委的指示精神，联系“文革”中杀人的实际，学习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广泛进行法纪教育和党性教育。通过学习和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在思想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清除“左”的影响，进一步认识了践踏国家法纪，乱杀人的严重恶果，增强执行政策，做好工作的责任感，自觉克服派性，坚持党性，把各项遗留问题处理好。
+
+　　被杀者遗属大多是通情达理的，但也有的思想暂时转不过湾来，说什么我家被杀3人，要3个人头来抵命；要收揀死者遗骨垒祖坟，开追悼会；房屋财产损失要当事人赔偿……等。他们在十年中的处境，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即使有些偏激的语言和不切实际的要求也是教育问题。我们向各级党组织和专干人员明确规定，要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贯彻处遗工作的全过程。使他们认识到，乱杀人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问题，自觉地把仇恨集中到林彪“四人邦”身上，消除不必要的积怨，团结一致向前看。大阳洞乡大阳洞村张成宏，一家被杀2人，房屋3间被集体出卖，财物全被抄光，兄弟俩被迫在外过流浪生活十多年。由于学会了井下钻探技术，在广东省连县一带被乡镇煤矿雇用打井，工资高，收入多，不仅成家立业，还在家乡兴建了三百多平方米的楼房。乔迁新居时，他设晏款待亲友，村组干部，还把过去参与杀害亲人的也请去做客。在酒席上张成宏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一家搞苦了，三中全会的政策好，我现在的一家致富了。我们要丢掉过去看将来，勤劳致富搞四化。近3年来，他买国库券4000元，群众向他借款的7户2100元，86年还从外地引进养蚕技术，与人合伙在村前的十多亩荒洲上种上了桑树，在种养方面又有了可喜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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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遗属的有理申诉，尽可能满足要求。清水桥乡平田村欧阳昌飞，孤身一人，“文革”中被杀，其五叔父欧阳维均在郴州市职业中学任教员，伯父欧阳维一，1948年出国在马来西亚定居，堂姐欧阳昌立在巴西圣保罗市化学商行任秘书。三中全会以来，欧阳维均为侄儿被杀，多次向上级党政机关申诉，要求惩办杀人凶手，退给被没收的39间房屋。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原公社党委书记已逮捕法办，欧阳昌飞被杀后的2间房屋没有变动，其他37间房屋是土改复查时没收分给贫下中农居住的，从“文革”中杀人处遗工作的角度不便办理，县委考虑处理好这一问题是政治上的需要，决定由侨务办调查核实，按有关华侨私房的政策处理。报经省、地侨务办批准，县侨办与欧阳维一家的代理人欧阳维均达成了协议；欧阳维一先生在土改时被没收的房屋，可以退还，但考虑房屋分得户的实际困难，为有利团结，由侨务部门补给欧阳维一18200元。为此，欧阳维均同志代表全家在口头和书信上热情赞颂共产党的英明伟大，决心积极报效祖国，献身四化。
+
+　　二、切实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帮助遗属解决实际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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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对被杀者只是在群众会上口头宣布平反昭雪，有的听到了，有的没听到，特别是在外地的遗属不放心。1985年10月，我们以县政府的名义给被杀人员发了平反昭雪通知书。“文革”中被迫自杀的通过查清事实，正确结论，由结论单位向其遗属发给平反通知书。农村的乡党委还以村为单位召开平反大会，消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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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上，给予合情合理的补助，帮助遗属解决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是安定团结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的亲人被杀，房屋被侵占，家里财物被抄，给生产生活带来了困难。他们中，有的流落乞讨者，有的越级上访露宿街头，有的远离家乡隐姓埋名，招亲落户。县委面对这些情况作了多次研究，首先是教育基层干部尽最大努力，清退房屋财产，安排吃、住和生产场地。在国家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发放了10万4260元的补助费，解决一些特殊困难，使之安居落/乐业。由于集体和县财力有限，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得到合情合理地解决，本着既要稳定局势，又要解决问题的原则，我们组织力量，集中1、2个月时间，再次逐户地进行调查核实，填表造册，与遗属见面。而后按照地委15号和省委12号文件的规定精神，制定了经济补偿的范围和原则。?、被杀和被迫自杀者，每人发给抚恤费150元。?、原房在的，一律退还；变卖的帮助赎回，损坏了的补偿修缮费；房屋拆毁或倒塌了，遗属需要住房的，一般帮助兴建两间，每间补助600元，人口较多的，每户补助1800元，遗属不需住房的，拆毁倒塌的每间补偿100~500元。?、杀人时被迫外逃，84年回归安家的每人外省的补助300元，本省的200元。?、亲人被杀，遗下的孤老孤残人员，每人每月发给生活救济费12元。?、财物的损失处理是：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原物不在查无下落的，按当时估价补偿四分之一，?、特殊困难的，再适当增补。按照这个范围原则，县委负责同志带领县落实办的负责同志会同区、乡联合办公审定发给被杀和被迫自杀者抚恤费15万3750元；外逃回归人员安家费42300元；孤老孤残人员救济费27156元；（87年起由民政局发）；退还被占用的房屋453间，其中补给修缮费22881元；房屋被集体变卖，帮助赎回213间，赎房费64824元；被拆毁和倒塌的房屋，遗属需住房的，集体用公房抵退32间，帮助兴建191间，补助金额113600元，不需住房的补助66350元；财产损失补偿12万1215元；困难补助11万6348元，共计72万8424元（其中国家补助7067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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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善后工作的处理，遗属满意，群众反映很好。永安乡浪石桥村姜志生3个哥哥被杀，2个姐姐在北京内燃机总厂和无线电器二厂工作，本人外出廿年来，他与姐姐多次向中央领导机关申诉，要求惩办凶手，追认被杀者为烈士，赔偿被集体拆毁的全部房屋财产、安排吃国家粮，作固定工。通过县、区、乡多方面的思想政治工作，他提高了认识，转变了观念，加之对组织策划杀人者给予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在经济上补偿2730元为之购买了一栋房屋，安排了责任田土。他于1986年与本村女青年结了婚，表示感谢党的关怀，再不给领导添麻烦。梅岗乡大欧家村欧正斌的父、母、弟、妹4人被杀，本人长期在外，房屋被侵占，生产生活用具全被抄光。1981年7月，他携妻带子到北京上访，其妻不幸病死于北京。我们按上级指示派人向中办信访局和最高人民检查院汇报情况，将欧正斌及其小孩接回。由于善后工作做得细致扎实，使他及其在广东、河南、长沙、四川等地工作的兄姐都比较满意，再也不上书上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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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坚持实事求是，做好组织处理。我县“文革”中杀人是基层自发的，涉及840人，其中党员376人。又是已过十八、九年的历史遗留问题，在有关人员的处理上，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慎重其事，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尽量扩大教育面，宿小打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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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查清杀人的来龙去脉，分清责任，查案人员到现场核实材料，做到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原则，按照省委（1985）12号文件的规定，给予各种处分的121人，占有牵连人数的14.4％，其中逮捕判刑23人（1人在逃），开除党籍的77人，整党中不登记的9人，留党察看的20人，严重警告的6人，受到党纪处分的，占牵连党员人数的29.8％。由于处理恰当，群众满意，本人服气。水市乡水市村党支部书记刘祝清，为首组织策划杀害4人，遗属上访要求政府给予惩办。开始本人害怕，企图开脱责任，通过查案人先后艰苦细致调查，县委领导找其谈话，教育开道/导，他认识了所犯罪行，主动向遗属认错道歉，求得谅解。县委根据他的悔解表现，只给了开除党籍的处分。他感谢组织上的从宽处理，并表示现在不是党员了，还要按党员的要求，协助组织做好工作，将功补过。上龙盘乡桐梓坪村胡乾恩，“文革”时任大队治保主任，亲手杀死3人（其中叔母1人），是整理材料准备逮捕的，由于他主动向遗属认罪赔礼，退赔所占用的一切物资，态度诚恳，取得了遗属的谅解，只在整党中作了不予登记的处理。相反桐木漯乡农机站站长陈继培，“文革”时是公社“文革”副主任，是策划杀人的协从者，错误不太严重，但在处遗工作中，态度不好，恶语伤害遗属，给了留党察看，撤销职务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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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事实清楚，证据准凿，责任分明，秉公办案，对个别遗属提出从重处分的不实之处，就有了说服力，使之放弃了要求。当事人态度不好的也无法开脱罪责。受到各种处分的121人中，只有3人有过不服的申诉，占被处理总数的2.4％，通过教育，认识了错误，甘愿接受组织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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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愈合伤痕。“文化大革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特别是乱杀人，给其遗属带来了不幸，思想上有了伤痕。在愈合伤痕方面，我们做了如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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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紧密结合整党，对广大党员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进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增强党性的教育；在政治思想上，要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面正确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遗属在政治上一视同仁，生产生活的困难如实帮助解决，使他们吃有粮，住有房，生产有场地，安居乐业，体现党和人民政府的温暖。
+
+　　二是以原大队为单位，把与杀人有牵连的人，组织起来办学习班，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鼓励他们讲清自己的问题，主动认罪认错，取得群众的谅解，争取从宽处理。梅岗乡大欧家村欧来翠“文革”中任大队民兵营长，是参与策划杀人的一般成员，由于为首组织策划杀人的原党支部书记和贫协主席已死，害怕遗属把主要矛盾对准自己，办案人员不实事求是，罪责难分，暗地里全家痛哭，欧则背起被子到乡政府要求送公安局坐牢，以此减少刑期。在学习班上，他如实交待了所犯错误事实，并能揭发检举别人，主动向遗属赔礼道歉，得到了从宽处理，即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
+
+　　三是引导受害者遗属向前看，顾大局，清除积怨。东城乡下陂村李统生、李孝生的哥哥被杀，其母又被迫自缢，为首组织杀人者和杀人凶手已于1970年9月逮捕判刑。后来李统生等人提出，要把杀人凶手逮捕重判，家里所受经济损失要当事人赔偿，收饰被杀者遗骨，为之垒坟立碑。这些确系不合理的要求。县纪委、落实办、信访办的主要负责同志，多次到他家走访谈心，耐心解释，说明情况，宣传政策，使他放弃了不合理要求，现成了农村勤劳致富的带头人。1986年元月，我县有2批13人上访北京，把他们接回后，耐心听取了意见和要求，由落实办和信访办派人同他们一起学习省委12号文件解开思想疙瘩。凡属有理申诉，本着从高从优的精神，帮助解决好。大阳洞村张明濂一家被杀5人，本人和儿子外逃，归来时无住房，我们用2900元，把他家在“四清”中因经济问题抵账到队，而队又以出卖给私人的4间屋赎退了。张于1951年任公办教师，1963年以其品德不好，有偷盗公款行为，宣传部批示要其解职回家，经教育部门复查，落实政策领导小组研究收回作退休安置。他全家向党感谢，在被杀人员遗属中，得到了好的反映。
+
+　　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基础上，我们以乡为单位召开了被杀者遗属、责任人、新、老干部的团结会。在会上各方代表发表了热情洋益亲密和睦，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努力搞四化的意见。柏万城乡燕村陈忠燕的母亲及一个哥哥被杀。他与弟陈忠烈被迫流浪新疆等地多年，~1985年归来，因病年老每月发生活救济费12元，陈忠烈恢复教育工作，对其他问题的处理也比较满意。在乡政府就地组织的团结会上，与杀人有关的原大队支书陈先斌向遗属检讨了错误，并赔礼道歉，请求谅解。接着陈忠燕说：我家被错杀2人，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那时有的人做了错事，也是受蒙蔽的，现在又认识了错误，决心悔改，我们都不要记过去了，从今天起，全部丢掉，要以实际行动来搞好团结。会后陈忠燕设晏，请到会者吃了团结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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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文革”中杀人的处遗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特别是思想问题容易复发，仍有善后工作，要继续抓紧。如梅岗邹家村邹金阶，其母被杀，五兄弟外逃新疆哈佛农场落户，均已成家立业，家有4间房屋。被集体拆毁，本人要求惩办杀人凶手，退赔原有房屋。该村被杀5人，为首组织杀人和杀人凶手已受到开除党籍处分，集体资金加上政府支持，原已二次补助580元，85年又确定补助房屋和财物损失费2700元，他拒不签字领取，石家洞乡上洞铺村石珍其父被杀，母代女改嫁，本人长期外出，被拆房屋已经赔偿，乡政府还为之购置了一套生产生活用具，划给了责任田土，供应了连续3年的统销粮，他坚决不回原籍生产劳动，经省、地有关单位研究又被破格招雇在零陵煤矿做合同工，现已成家，生下一小孩，本是从高特殊照顾，但仍不满足，还上访要求全家吃国家粮，由矿工改调其他单位工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基层干部认为处遗工作已经完毕，思想上有所放松，新出现的个别问题，也就不那么认真处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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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文革”中杀人问题的组织处理，善后工作的安置等任务，就全县来说是完成了。但工作并未结束，全县各级党委仍要继续关注。如对有关人员的思想教育工作，还要继续坚持一段时间，使之逐渐消失；当时被迫外出以后回归的还要安置落实，今后遗属中发生的特殊困难，还要作社会问题帮助解决；对犯有这样或那样错误的人，要亲近他们，不要歧视、讽刺，教育他们正确对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多作贡献。从而使几年来的处遗工作成果得到巩固，促进社会安定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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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宁远县委员会1987年7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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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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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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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7 @@
+# 中共零陵地区祁阳县委关于“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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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我县在“文革期间发生的杀人”事件,后果是严重的。为了吸取 历史的教训，妥善处理好“文革”杀人的遗留问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县委和政府 根据中共湖南省委（1979）5 号文件精神，组织专门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1985 年省委再次下达了十二号文件，使县委和政府进一步明确了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指导思 想、政策原则、工作步骤和工作方法。书记亲自挂帅，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班子，确定专人 负责，对“文革”杀人问题进行了全面复查。逐件逐人进行调查核实，按政策原则追查了 部分当事人的责任，同时做好了被害者家属的安置工作。这样一来，明辨了是非，严肃了 法纪，消除了隔阂，安定了人心，稳定了局势，促进了经济建设，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现将调查处理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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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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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 年机构改革后，我县共有 11 个区、一个区级镇（金涧区已交金涧林场代管不在 其内）。85 万人口。在“文革”期间，杀人风涉及到了观音滩、大忠桥、肖家村、黄泥塘、 潘家埠、下马渡、大村甸、黎家坪、文明铺 9 个区。34 个公社，60 个大队，85 个生产大队。被杀和被迫自杀 245 人，其中被杀的 114 人。从成份上看，有 4 类分子 32 人，地富子 女 36 人，贫下中农 31 人，其他 15 人；从职业上看，有国家干部 3 人，教员 2 人，工人 1 人，医生 2 人，农村社员 103 人，城镇居民 3 人。被迫自杀的 131 人中有四类分子 26 人， 地富子女 20 人，贫下中农 25 人，其他 60 人；从职业上看，有国家干部 19 人，教员 25 人，医务人员 7 人，工人 14 人，农村社员 64 人，城镇居民 2 人。被杀的 114 人中，斗打后捆绑丢入河流水库、塘坝淹死的 51 人，斗打后挖坑活埋的 22 人，用梭镖利器杀死的 9人，用鸟枪打死的 10 人，在斗争会上，活活被打死的 2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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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时间划分，1967 年 9 月至 12 月被杀的 83 人，被迫自杀的 18 人；1968 年被杀的 12 人，被迫自杀的 6 人；“文革”其他时期被杀的 19 人，被迫自杀的 10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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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杀人最为严重的观音滩、大忠桥两个区。观音滩区被杀 32 人（有 31 人集中在原周塘一个乡）。被迫自杀的 7 人；大忠桥被杀的 35 人，被迫自杀的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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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经过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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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动乱中，党政机关受到冲击，法纪遭到了践踏，无政府主义泛滥，极左思潮发展到了顶点。尤其是 1967 年 8、9 月间，道县“杀人风”传入我县部分区、社，到处 谣传着：“阶级敌人组成‘暗杀团’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这些谣传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大的思想动乱，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左的思想指导下,出现了部分公社、大队擅自将四类分子和一些出身不好的人批斗处死，其情况错综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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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初，原零陵县（现冷水滩市）香花坝公社开始杀人。我县靠近的滴水公社 群众亲眼看见那里的造反派，把一些所谓“暗杀团”分子捆绑拷打后，丢入湘江河中淹死。 人们信以为真，阶级敌人组织了“暗杀团”。67 年 9 月 18 日的晚上，滴水村几个社员从外面回来，在途中看见山上有人打电光，当即向公社报告：“我们亲眼看见‘暗杀团’到 我们这里来串联了。”当时的公社干部偏信了这种谣传，立即打电话到祁阳武装部，要正 在开会的公社武装部部长尹光宇回来。尹回公社后，与公社信用社主任朱本厚等人商量， 立即召开各造反派负责人和部分干部会议，确定次日分头通知全公社各大队四类分子和有 历史问题的人到公社集中训话。训话结束后，将确定有重大嫌疑的周开庆等四人留下关押 起来。9 月 20 日晚上，尹光宇再次召集各造反派负责人进行研究。次日召开全公社群众批 斗大会，以教训全公社的四类分子，必须老实守法，不许乱说乱动。9 月 21 号上午，全公 社群众集中在尹家屋后宽阔的空坪上，批斗了周开庆等人，在批斗中把群众激怒起来了，要求把周开庆杀掉。尹在此情况下点头同了意。造反派就将周开庆押至湘江河边枪决了，并将死尸抛入湘江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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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 22 日至 23 日观音滩周塘公社在任长勇（公社组织委员）、唐兴文（公社 秘书）的组织指挥下，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杀人事件。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9 月 19 日傍 晚，周塘公社皇福大队，柏秧秀把家住本公社吉庆大队的两个弟弟柏发家、柏发会请来 晚饭，安排次日凌晨到大忠桥购买老木（棺材筒子）。住在柏秧秀隔壁的于知妹（柏秧秀 婆家弟媳）捏造事实，谎报情况，说柏秧秀和柏发家昨晚在房中秘密策划，组织“暗杀团”。 吉庆大队造反派对柏发家本有怀疑，听到反应后，立即组织造反派和民兵驻守在柏发家等 人背树回来的归途中（野鸡皂）。傍晚时分，柏发家等挑着老木筒子到来。当即将柏发家， 柏发会及柏秧秀的两个儿子刘松青、刘祥凤抓起来。将刘松青、刘翔凤连同柏秧秀本人交 给皇福大队造反派关押起来。将柏发家、柏发会兄弟押回吉庆大队审讯。任长勇带领信用 社干部于良棉去吉庆大队。亲自指挥对柏发家、柏发会的审讯逼供。柏发家兄弟在拷打受 刑不过的情况下，胡乱交出了一批“暗杀团”的假名单。任长勇等人又采取顺藤摸瓜，层 层逼供的办法，取得了一批所谓“暗杀团”成员的名单。9 月 22 日上午，任长勇回到公社， 公社正在召开大队治保主任会议，任长勇在会上将他在吉庆、周塘两个大队审讯柏发家、 于定芬、于本柏所招供的“黑风暗杀团”成员名单。在会上宣布，并说：“下面磨刀的多， 我们公社就是没有一个那样的猛子敢动手。”周塘大队治保主任于兆田提出：“杀人要经 中央批准。”任长勇说：“道县杀那么多人，经哪个批准，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就是贫下中 农。”会议气氛由治安工作会议转为了部署杀人会议。散会的当天下午，容驷大队就开斗 争公审大会，杀了于为治等五人。23 日清晨，又通知各大队派造反派代表到周塘大队开杀 人现场会，促使了全公社各大队都行动起来。这个公社 9 月 22 日杀了 5 人，9 月 23 日杀了 26 人，两天共杀了 31 人。同一时期“杀人风”刮到了大忠桥区。这个区除祝兴公社外， 其余六个公社均有杀人。1967 年 9 月 21 日晚上，上马公社上椿大队地主柏汉英的儿子柏天明，在外面吃酒回家经过队里的晒谷坪，随手捡了一颗石子向正在坪上守谷的两个社员扔去，他们便认为是“暗杀团”谋杀干部的动向。次日，支书柏付敦（已死）和治保主任柏承财将这情况向公社公安特派员肖绍宽、武装部长邓吉艾反映说：“上椿的阶级敌人已 经开始动手了，请赶快采取措施。”肖、邓立即带人到该大队搜查，在搜查中，发现地主柏警天家里用毛主席像盖坛子，展开一看，像的一只眼睛被撕烂了。当即把柏警天的儿子柏兴欧（当年 15 岁）抓到公社审问。柏兴欧在拷打逼供的情况下，乱交了本村有个“暗杀 团”组织。并交出了参加暗杀团的人员名单。肖、邓偏信假供，把柏兴欧所交供的人员抓 到公社集中关押起来。肖、邓亲自组织审讯拷打。在公社审讯中，被拷打死了两人。9 月25 日全公社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在批斗会上打死 3 人。并将未打死的两人，也一起活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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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 26 日，该区马江公社和平大队单身汉郭克井从零陵方向做工回来，有人向公 社报告，郭克井从零陵带了“暗杀团”来了。公社公安员张建志闻风而动。带领人员前去捉拿，郭见势头不对，急忙奔跑逃命，被造反派用梭镖杀死在水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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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风刮到肖家村以后，这个区的百里、火田、龙桥、黄市、肖家五个公社，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1967 年 10 月 8 日，肖家村公社共和大队造反派将王荫甫父子批斗后， 打入红薯窖眼里活埋了。1967 年 9 月 28 日，黄市公社农科大队社员奉昌运从长沙回来。 被大塘大队造反派抓住，当晚严刑审讯，押送公社。9 月 30 日上午 8 时，聚集群众千余人， 大喊要公社把奉昌运、黄秋和（社员）交出来。公社把大门闩上。群众爬墙而入，打开大门，扭断关押奉昌运房间的门锁，由石吉奎、刘南生、黄仁贵等人将奉昌运押到背积岭用 梭镖杀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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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底，黄泥塘区的唐家岭、黄泥塘、石梓塘公社，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 唐家岭公社新义大队社员唐署。出身旧军医，医术较高。平时常有群众请他治病。因此， 造反派认为他不老实。借看病之机会，到处搞反革命串连。1967  年 9 月 24 日，唐署正在 给生产队放牛。公社造反派负责人唐晓阳等。把唐署抓到公社关押起来（当时被关押的计30 余人）。9 月 29 日在下埠头（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将唐署等“阶级敌人”抓到台上 批斗。最后宣布：“唐署是历史反革命。近来，借外出看病的机会。搞反革命串连。今天一定要严肃处理。”手持梭镖的民兵一涌而上，将唐署推到河边，用梭镖杀死。把死尸抛入湘江中。在抓唐署的同一天，黄泥塘公社武装部长唐谋金、公社特派员段任栋召集各造 反派头目和一部分公社干部参加的会议，研究如何对待“暗杀团”问题。会上研究决定： 次日（9 月 25 日）召开群众大会，将认定为“暗杀团”成员的陈小西、易名波两人批斗处 死。次日十一点左右，批斗大会还未开始，区公安员刘景新等三人闻讯赶到，宣传政策， 禁止杀人。唐、段二人当面表态不杀了。但等区干部一走。唐谋金重新召集群众开会，宣 布“把陈、易二人处死。”并指挥民兵将被捆绑的陈、易两人拉到船上，行到河中，推入 河里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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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杀人风不仅在湘江以南的各区刮了起来，同时也波及到了江北的潘家埠、下 马渡、大村甸、力家坪、文明铺等几个区。这些区的个别大队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潘 家埠区下七渡公社广济桥大队年轻社员杨荣笃，因与对河的石坝公社一个常在外捕猎的人 有过几次来往。被造反派认为是搞反革命串连活动。当时的公社公安员丁冬元与造反派头 目徐千玉等人。将杨抓到公社关押审讯。杨不承认。就说他不老实。便于 9 月 29 日召开全 公社群众大会，进行残酷批斗。批斗会中，一个造反派跑来向大会主席台递上一张纸条， 纸条是当时被关押在谷仓里的杨广生写的。杨广生是杨荣笃的弟弟（15 岁），因对造反派 的行为不满，纸条的大意是：“我哥犯了什么法，你们那样斗他、打他”。丁冬元等人当 即派人把杨广生抓到台上一起批斗。大会开到下午三点左右，杨荣笃兄弟两人被斗打得遍 体鳞伤。丁冬元等人决定将杨氏兄弟背靠背的捆绑在一起，推入湘江河里淹死。塘弦湾公 社龙七大队李祖旷，因历史有些污点，1965 年定为管制对象。因独身一人，晚上有外出找 熟悉人道白的习惯。加之与原队长李兴智有些意见，李兴智平时奈他不何，想借此机会对 他进行报复。李在造反派头目中宣扬。李祖旷晚上在外搞反革命串连。1967年10月11日下午村上召开各造反派头目和部分干部会议，秘密研究如何处死李祖旷的问题。并决定当 晚在大院空坪里召开群众大会批斗李祖旷。批斗会开到了 11 点钟左右。李兴智等人按原定 的计划。假意说把李祖旷押送到公社，但押送到区粮站时，却又不朝公社走。而朝着湘江河的方向走。李祖旷急了，大声叫喊救命啊！押送的造反派，将原来准备好的一块破抹布塞进李祖旷口里。周福生、李兴春等人把李祖旷强制推到区医院附近的高石山岩下的湘江 河里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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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9 月下旬，正是杀人风在祁阳盛行时。我县接到了四十七军关于制止杀人的命 令。县武装部出面，组织人员分头下到各区、社、大队做制止杀人的工作，所以，9 月底 全县杀人风基本平息了下来。由于宣传有死角，加上极左思潮严重，故而杀人风的余波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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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年 8 月以前还没有完全平息，有少数社队还先后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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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10 月间，文明铺区文明铺公社同德堂大队，还出现了将教员陈运寿及其儿 陈楚保一同处死的严重事件。事件的经过是：1967 年 10 月 21 日，同德堂村 6 组社员在新 家岭摘油茶，社员陈运育之子陈朝明与陈运寿之子陈楚保为挑茶子吵架，本来陈朝明无理， 可是陈朝明家是贫农，陈楚保家是地主，在那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情况下，支书陈景敏便 责令陈楚保赔礼道歉。第二天下午，陈运寿从县里开会回来，对处理不服，要找支书陈景 敏申辩。未找着支书，便与本队政治队长陈运开谈论。被当时“湘江风雷”支队长陈世柳听着了，就告诉陈景敏说：“陈运寿说你昨晚上处理错了。说你的屁股是坐在刘少奇一边。” 陈景敏听后非常气愤，立即找来六、七、八三个队的队长、会计和大队文革主任陈运纲。 研究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对陈运寿进行斗争。在斗争中陈运寿不服申辩，就说陈不老实， 有人就动手打。当场陈运寿、陈运大（陈运寿之弟）、陈楚保被打晕。陈世柳提出：“这 些地主狗崽子不老实。把他们送到公社去！”陈运寿等人苏醒过来后，由陈运尧、陈世柳、 陈景发、唐太平押解。在押送途中，将陈运寿用鸟铳打死，把陈楚保用镰刀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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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 年 2 月 8 日，刚过春节后，肖家村区汪家公社青年社员李朝喜，到百里公社马国 正家里玩耍，被公社干部和当地造反派认为李是来搞反革命串连的。将两人抓到公社，召 开全公社群众大会批斗。在批斗大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刘厚福宣布交群众处理。部分群众 和造反派将马、李两人推入红薯窖里活埋了。肖家村原龙桥公社（现合并到黄市乡）龙桥大队造反派李深胡，因与杨秀全有老仇，1968 年 6 月 15 日第一次批斗会上。李将杨的三岁的儿子杨金平，从杨的妹妹手中夺过抓住双脚往神凳上砸去。当时负重伤，造成脑震荡的终身残废。6 月 18 日第二次批斗会后。李借押送杨回村之机。押解至刘家茶山中用禾枪 和梭镖活活戳死。手段极为残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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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 年 8 月 21 日，大忠桥区马江村曹子月被斗打成重伤后，自缢而死。68 年 8 月 21 日，其子曹冬发从武汉大学毕业回来探家。其母邓带则向儿子哭诉曹子月被斗打死亡的情 景。本队队长唐在华当即向公社干部张建志反映情况。说曹冬发回家来为死去的父亲翻 案……张建志等人当即决定，当晚召开批斗曹冬发的大会。会上将曹冬发斗打致伤。押回公社后。造反派郭用铭又用一根木棒朝曹的胸部猛打三棒。晚上把曹关押在公社门口一间放石灰的空屋里，因受伤过重，当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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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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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消除由于“左的影响造成”文革杀人的恶果，做好被害者遗属的安置工作，以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我县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处理工作。 特别是 1984 年 8 月以来，根据中央、省、地委的指示精神。县委把处遗工作列入了重要议 事日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统一各级领导班子思想认识的基础上，逐级确定专人 负责，层层建立班子，还从纪委、组织部、政法、民政、财委、经委等单位抽调了 23 名干 部，组成了“文革”杀人问题处遗工作队，由一名县委副书记挂帅。县委办一名副主任专抓。组成秘书综合、刑事专案、党政纪处分、善后安置等四个组。深入基层协助区、乡搞 好调查研究，广泛开展彻底否认“文革”的教育，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按照省委（85）12号文件精神，对有关当事人作出了恰当的处理。对受害者家属耐心细致的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上予以恰当的赔偿和补助。几年来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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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对主要当事人作出了恰当的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牵涉面广，情况复杂，时 间已久，特别是对当事人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和材料依据，每核实一个案件，必须经过反复 多次调查。不厌其烦地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才能得到比较真实的情况。得出比较准确 的结论。经调查核实。全县共杀人 114 人。牵涉到有关当事人 293 人。其中国家干部 26人（内有党员 23 人），大队干部 145 人（内有党员 27 人），造反派群众 122 人。在这些当事人中。通过反复多次核对事实。按照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本着宜宽不宜严，宜 轻不宜重，宜少不宜多的指导思想，对少数罪恶大，错误严重，群众和遗属意见大。不 理不足以平民愤的当事人。分别追究了刑事责任和给予了党政纪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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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共处理“文革”杀人当事人 43 人（内有国家干部 15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21 人， 群众 7 人）。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 11 人（判刑 10 年的一人，7 年的 4 人，6 年的一人，5 年的 2 人，4 年的一人，3 年的 2 人）；开除公职的一人；开除党籍的 9 人（内有国家干部 3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6 人）；留党察看 15 人（内有国家干部 4 人，大队干部 10 人， 一般党员一人）；给予其他党政纪处分的 7 人（内有国家干部 3 人，大队生产队干部 4 人）。 通过处理，基本上达到了受害者遗属、群众及当事人满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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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做好了遗属的安置工作 我县在做受害者遗属安置工作方面，以被杀人员的遗属为重点。同时对“文革”被迫自杀人员也做了调查结论。适当做好了善后安置。在整个安置工作中，均把解决实际问题 与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的。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我们着重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
+　　一是对被杀害人员在政治上予以彻底平反。对“文革”被杀害的 114 人。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印发了平反通知书。发给死者遗属，发给死者在外工作的遗属和其所在的工作 单位。并分别以乡、村为单位。在大会上宣布了平反。对于在“文革”期间被迫自杀的 131 人，也由各乡、村发给了平反通知书和在适当的会议上宣布了平反，恢复了名誉。
+
+　　二是对“文革”中被杀害人员家中的房屋被侵占，没收拆毁的。按政策做了适当的赔 偿和安置。全县共被侵占、拆毁、没收的房屋计 23 户、44 间，面积 885 平方米。其中原 房被拆毁，现在遗属又无房屋居住的 2 户、7 间，面积 105 平方米，赔偿了屋价款 2300 元， 建房困难补助款 2000 元，解决木材指标 7 立方米；原房被拆毁一部分，遗属居住有困难的8 户、19 间，面积 285 平方米，赔偿损失 8185 元，解决木材指标 15 立方米；还有遗属“文革”中没有被挤占房屋，但住房却有很大困难的 5 户，除帮助解决生活补助外，还解决了木材指标 8 立方米，建房 11 间，总共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15 户、37 间，面积 569 平方米， 赔偿和资助金额 123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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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对“文革”中被杀害人员家中抄没财物。经过调查核实后，认真进行了处理。全 县共有 57 户被害人员家庭被抄没了财物。计有大型农具、家具 301 件，现金 832 元，金银105 克，粮食 5360 斤，生猪 11 头。未参加分配的劳动工分 35970 分，以及其他物资 72 件。 共计拆价款 11428.5 元。按照原物在退原物，原物不在的适当折价赔偿的原则，共计退回了原物 78 件，赔偿经济损失 8317.3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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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安置好由于杀人风影响被迫外流的遗属 7 户、28 人。通过县、区、乡、村各级做好工作，群众对被迫外流人员回归热情欢迎。为了妥善安置好回归人员的生活，县里解决 了木材指标 4 立方米，安置补助费 32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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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是对“文革”中被杀人员的遗属生活困难的。经过反复调查各级党委认真研究，本着从实际出发解决，共解决困难补助 105 户，金额 8139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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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是对遗属中孤老、孤残和“文革”中被斗打致残人员，进行了全面调查。在澄清底子的基础上，经过反复研究、比较评定，共定双孤补助对象 72 人，每人每月可以定期领取 生活补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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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是沟通思想，愈合伤痕，消除积怨，团结一致向前看。 在处遗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了认真宣传党的政策，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为主。在基层干部和群众中做好工作，解除对受害者家属歧视的思想。做到一视同仁，关心他们，主动 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上一些实际困难；同时也对遗属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 认识到，家庭的灾难是“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左的路线造成的。粉碎了“林彪、四人帮” 两个反革命集团，就是给我们出了最大的气。现在又给被害者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对遗 属生活上妥善的照顾和安置，这只有我们共产党才能做得到。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共产党 的英明伟大。党的政策暖人心，愿意尽弃前嫌，展望未来，团结一致搞好四化建设。在分别做好工作，沟通思想的基础上，各区、乡都分别召开了死者遗属、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会。在会上各自倾吐了思想，表明了心愿，消除了过去的思想隔阂，融通了相互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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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祁阳县委员会1987.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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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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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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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委核查办公室召开城区核查工作案例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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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在审查犯一般性错误人员的工作中掌握好政策界限，进一步做好这些人员的审查材料的存档工作，市委核查办公室最近在丰台区召开了城区核查工作案例研讨会。8个城区负责核查工作的同志和部分区委主管核查工作的书记共29人参加了会议。市委核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贾九朝同志主持会议并讲了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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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大家研讨了19个案例。这些案例大多是各区把握不准的。经过讨论，17个案例有了结果，其中10个定为一般性错误，7个属一般性问题。对另外两个“文革”初期未满18周岁的红卫兵犯错误的案例，与会者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并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经过研讨，大家感到，对一般性错误与一般性问题的界限比过去清楚了，政策水平有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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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上，各区还简要地汇报了贯彻市第六次核查工作会议的情况。
+
+　　研讨会结束前，贾九朝同志根据大家在讨论中提出的问题，谈了几点意见：
+
+　　1、在“文革”中，确属在一时一事上犯了点错误，如参加过造反活动，但不是指挥者；参加过批斗会，跟着呼喊过口号，做过一般性的批判发言，写过大字报，但没有捏造事实搞诬陷；在当时极“左”气氛的影响下，有打人一拳或踢人一脚的行为，但后来认识了错误，并向受害人赔礼道歉，取得了谅解等等，犯有上述错误的人员，在“文革”中各个阶段的表现尚好，对他们的问题可不按一般性错误处理。
+
+　　2、审查材料要注意规范化。不要写“对×××同志的审查结论”，而要写“对×××同志的审查意见”。在写《“文化大革命”中问题的考察材料》、《对×××同志“文革”问题的调查报告》等材料时，受审查对象如是党员，审查单位落款应写“××（单位名称）党委”；受审查对象如是非党干部，落款可只写单位名称；注意在落款中不要出现“核查‘三种人’小组”或“核查‘三种人’办公室”等字样。
+
+　　3、填写审查材料中“错误事实”一栏，应注意写实。要写清犯错误人的身份，当时犯错误的时间、地点、情节等。比如情节问题，×××在批斗×同志时，首先动手打了一巴掌，随后几个人跟着打，把挨批斗人打得鼻青脸肿，口角流血。如果在审查材料中只写×××打×同志一巴掌，而省略了上述细节，就不能说明此人在打人时所起的很坏的带头作用。
+
+　　4、审查材料与“文革”中犯一般性错误的人员见面时，要耐心细致地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
+
+　　5、对“文革”初期未满18周岁的犯错误的红卫兵要区别对待。有些人由于政治上无知，受“左”的思想影响或受人指使犯了错误（包括“破四旧”中集中打人致死一类的严重问题），但后来承认了错误，思想上确有认识，现实表现也好。对这类人员，审查材料可不存入本人档案。而一些品质不好的人，不仅在“文革”初期打人，而且在后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注：指18岁前）仍继续犯有打人等错误，并有民愤。对这类人员的处理可不定性，审查材料应如实记载其犯错误的事实，与本人见面后存入本档案。如果在年满18周岁后，又犯有一般性错误的，则需要作出定性审查意见。（注：这个问题会后经请示中指办核查组，他们同意上述处理意见。）
+
+　　贾九朝同志最后说，从研讨会分析的19个案例看，这些人的绝大多数是基层党政领导干部，因此，请有关单位党组织对使用干部不合理的问题检查一下，凡是不适宜担任现领导职务的，要进行调整。
+
+　　 （市委核查办公室供稿）
+
+　　来源：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组工动态》第5期，1987年7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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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冷水滩市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
+　　遵照省委（85）12号文件精神，我们对“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和认真的处理，并做好了有关善后工作，基本消除了“文革”带来的恶果，愈合了伤痕，增强了团结，促进了社会的安定和“四化”建设。现将这一工作的情况总结如下：
+
+## 一、“文革”杀人事件的基本情况和起因后果。
+
+　　冷水滩市原为零陵县的一部分，于1984年划为新的县级行政区。现属冷水滩市管辖的有27个乡，317个村，3369个村民小组，81156户，355298人。
+
+　　我市在“文革”期间发生的杀人事件，自1967年8月15日开始，至1968年7月21日止，历时将近1年，涉及到11个公社，28个大队，43个生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被杀和批斗致死的共计135人。其中被杀52户62人，男55人，女7人；“四类分子”31人，子女29人，绅士7人，乞丐1人。批斗致死的73户73人，其中国家干部11人，教员14人，医务人员5人，工人17人，农民26人，被害者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4岁。
+
+　　我市在“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四人帮”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受道县杀人事件的影响，由所谓造反派头头和原公社的个别领导以及少数基层干部的组织、策划、部署下而酿成的，其主要起因经过是：
+
+　　一是因民事纠纷引起而被杀的有16人。最早出现杀人事件的原郝皮桥公社，就是因该公社专冲大队南家生产队地主分子盛荣磊之妻唐兰英与生产队会计雷付生（贫农）之妻桂金春于1967年8月12日为一盒火柴发生争吵，当雷付生要盛荣磊一起去公社讲理时，去公社途中，盛将雷打死。为此，公社组织召开了各大队“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主任、民兵营长、造反派头头会议，决定将不老实的21种人抓出来，并提出该斗的斗，该杀的杀。这样，在该公社武装部长雷庆芳、造反派头头雷能柱、“文革”主任罗杰的主持和策划下，导致了该公社的4名四类分子被杀。
+
+　　二是受外地的影响。原马路街、孟公山、岐山头公社被杀的20人都是如此。这些公社看到河中漂浮的死尸和听说其他公社杀了四类分子以后才引起杀人的。特别是岐山头公社沙平里大队地主分子何兴朝的被杀，当时公社、大队既未开会布置，也未通知杀人，而是由于两个守夜的民兵与一青年闲谈时，说隔壁的接里桥公社杀了地主，我们这里这么多地主，看那个不老实，也抓一、二个出来杀一杀。他们在查看中，当走到何兴朝屋边时，看到何兴朝家里亮着的灯突然灭了，他们就认为何兴朝不老实，将何叫出家门即用梭镖杀死。
+
+　　三是偏听谣传和口供。黄阳司、香花坝、水口桥、水浪坝公社被杀的31人均属此类原因。当时这些公社到处传说四类分子组织了“暗杀团”和“反共救国军”，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地富反坏做骨干。还传说河中的浮尸是“暗杀团”杀了贫下中农后抛尸河中的，因此广大基层干部和群众十分惊慌，日夜站岗放哨，晚上不敢在家过夜。这些公社的一些基层干部、造反派和一些群众听了这些传说后，多次召开会议，甚至私设公堂，将一些四类分子作为“暗杀团”和“反共救国军”的成员进行拷打和杀害。这是造成“文革”杀人的又一原因之一。
+
+　　“文革”中的杀人事件给我市造成的严重后果有：5户被杀绝，27人被迫外逃，7户遗孀改嫁，造成无人抚养的孤老、孤残32人，致伤的80人，房屋被挤占的28户54间，财产被查抄的95户，被抄黄金、白银、玉器、现金和其它等物资价值约31683元。
+
+## 二、“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处理及结果。
+
+　　我们对于“文革”杀人的处遗工作，主要做了以下4件事：
+
+　　一是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在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中，碰到的主要思想障碍是少数干部、群众受左的影响较深，对“文革”中杀人问题的严重后果认识不深，对解决遗留问题决心不大，组织处理的措施不力，存在着“推、等、拖”的思想。为了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我们层层召开了各种会议，认真传达贯彻省委（85）12号文件和道县会议精神，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制教育，使广大干部、群众清除了“左”的影响，进一步认识到“文革”中杀人事件是践踏了国家法纪、扰乱了社会秩序、破坏了安定团结和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现在处理好这一遗留问题，就是以实际行动纠正过去“左”的错误，维护法律的严肃性，调动受害者遗属和有关人员的积极性，是促进安定团结，实现党的总任务、总目标的重要决策。认识提高后，同志们在思想上增强了执行政策的自觉性和做好工作的紧迫感、责任感，去掉了案件难查清，思想难作通，对象难满足，任务难完成 ”的四难情绪。
+
+　　二是在政治上彻底给予平反昭雪。我们在认真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对被害者在政治上彻底平反昭雪。我们采取以村为单位召开了团结会。团结会由村支部书记主持，召集新老干部、被害者遗属和有牵连的人和群众代表参加，首先学习省委（85）12号文件，进行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制教育，讲清是在“文革”内乱期间，由于林彪、“四人帮”肄/肆意践踏国家法制，煽动无政府主义，破坏党的政策所造成的恶果，现根据党的政策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原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一律推倒，亲属不受任何株连，并发放了市人民政府的平反通知书，与杀人事件有牵连的同志主动放鞭炮向遗属赔礼道歉，表示认真吸取教训，将功补过；遗属们感谢党的政策英明伟大，并表示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积极工作，勤劳致富，为社会主义“四化”做贡献。这样消除了矛盾，增强了团结，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黄阳司乡陶家洲村被害者陶仁朴的妹妹陶花妹，原来多次声称“血债要用血来还”。通过否定“文革”教育，她说：“我哥哥的被杀，不怪当事人，这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造成的，仇和恨应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并表示要抛弃积怨，以实际行动感谢党的关怀，犯错误的同志也主动反省自己的过去。参与水口桥乡杀人的唐■■，不仅自己知错认错，还教育子女不干违法乱纪的事。
+
+　　三是彻底清退财物，做好善后安置。我们本着湘发（35）12号文件精神：原物在的退原物，知道原物下落的寻踪追查，退还原主的原则，认真调查核实被抄财物的底子，并尽快退还，对生活确有困难的遗属，适当予以补助。全市共解决遗属房屋19户39间，其中新建房屋4户8间，退还原房屋3户5间，赎回房屋7户18间，维修房屋5户8间，退给遗属大件物资253件，现金∥892.30元，没有参加分配的17180个劳动日，按所在生产队当年分配的日值兑了现，并对32名孤老、孤残人员，经乡政府审定，由市民政局每人每月发给救济费12元；对每个被杀者发给其遗属抚恤费150元。全市共开支处遗经费92439元，其中抚恤费11850元，回归人员安置费5700元，财产损失赔偿费∥∥10958元，房屋赔偿费20725元，困难补助费20086元，孤老孤残救济费5580元。郝皮桥乡唐杨恒被杀后，女儿已经出嫁，其妻屈兰妹，作为孤老抚养，除给予困难补助100元外，每月还发给生活费12元，每年由村民小组给稻谷1000斤，她说：“共产党真正好，我这个孤老人员也能吃得饱，穿的暖，生活过得美满”。牛角坝乡艾开光被杀后，遗属艾种德住房困难，我们帮助他新建房屋二间，发给他困难补助费560元。黄阳司乡钱光甫被杀后，其妻唐金凤虽然已嫁至祁阳，但她要回黄阳司，我们对她进行了妥善地安置，不但把她做为孤老抚养，还发给她困难补助400元，并帮助她新建了住房一间。
+
+　　四是认真执行政策，搞好组织处理。对“文革”杀人中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员，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以及“宽严适度”的精神，我们采取了谨慎的态度，认真对待这一工作，市委书记朱泽民反复强调，一定要把组织处理工作抓紧抓好，并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
+　　市委组织了专门力量对杀人有牵连的人员，尤其对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逐个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反复地核实，取得了一事多证的旁证，经查证，参与组织、指挥、策划和直接杀人的凶手95人，其中党员32人，按照湘发（85）12号文件精神，需要给予组织处理的21人，已全部进行了处理。其中给予判刑的5人，占有牵连人员的5.7％，开除党籍的9人，留党察看的3人，在整党中不予登记的1人，撤销党内职务的1人。
+
+　　在组织处理中，我们严格地把握了政策关，做到了宽严适度。即策划组织指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属于受极左思想影响者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水浪坝乡被杀12人，均属用棍棒活活打死。道县处遗工作会议前，乡党委不准备给任何人以党、政纪处分，遗属意见很大。道县会议后，乡党委决定对有牵连的8名党员，人人都给党纪处分，我们认为那样做扩大了处分面，没有体现宽严适度的精神。后通过反复宣传党的政策，决定对策划、组织指挥杀人的原支部书记廖光冲、杀人后入党的廖在标给予了开除党籍的处分，其他党员给予帮助教育，从中吸取教训，不给党政纪处分。这样充分体现了三宽三严的精神，从而教育了党员和群众。
+
+## 三、处遗工作的几点收获和体会。
+
+　　1、加强领导，健全班子，是做好处遗工作的关键。处理“文革”中杀人的遗留问题，政策性强，工作量大，问题复杂。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领导必须加强，班子必须健全。首先成立了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领导小组、一名市委副书记专管，一名市委常委专抓。有关区乡建立了相应的领导班子，各级把处遗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为了加强处遗工作的力量，市委从法院、公安、组织部、纪检、落实政策办和有关区、乡抽调国家干部33人，村干部62人，分成8个组，深入到有关区、乡进行工作。为了摸索经验，处遗小组先在水浪坝乡进行了试点，从1984年8月中旬到11月底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调查，查清了“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12月初在马路街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和法制、党纪以及党的政策教育的试点，然后对每个区、乡、村，每一起杀人事件进行了全面的、深入细致的调查，取得了旁证。1985年9月，市委还召开了有关区、乡副书记、纪检委员参加的处遗工作座谈会，采取“缺什么补什么，全面铺开，分工负责，责任到人”的方法，对处遗工作进行了补火，除了对受害者在政治上给予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外，还对其遗属进行了认真、妥善的安置，对在“文革”杀人中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人员进行了应有的处理。
+
+　　2、坚持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是搞好处遗工作的重要保证。在处遗工作的实践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要想做好处遗工作，必须充分认识这项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真做好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只有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了，才能提高思想认识，消除积怨，愈合伤痕，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实现长治久安。因此，我们自始至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马路街乡党委注意认真分析各类人员的思想动态，根据不同的对象，有针对性地做思想政治工作。对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给他们讲清“文革”杀人的错误性质和带来的严重后果，严肃批判那种“杀几个四类分子算不了什么”的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引导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讲清自己的问题，主动认罪认错，争取取得被害遗属的谅解，争做遵纪守法的人；对受害者的遗属，既表示同情，又给他们讲清“文革”杀人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引导他们把账记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同时，对他们提出的合理要求，认真加以解决。即使一时难以解决的，也要做好解释，说明情况，使他们体谅国家的困难。该乡小里村陈美仔在“文革”，一家4口被杀，她曾多次声称要找凶手报仇，还向政府要求将儿子招工，本人要作为孤老抚养。乡党委、村支部多次找她谈心做思想工作，耐心说服教育，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终于使她放弃了提出的过高要求。她说：“在‘文革’中，我家公孙三代被害，主要是林彪、‘四人帮’造成的，是极左路线影响下造成的，现在党的政策好，给受害者在政治上平了反，对遗属在生活上给了妥善安置，我从内心里感激党的关怀。我儿子不符合招工条件，我不给政府为难；我有儿子，不符合孤老条件，不能要国家养”。
+
+　　在“文革”中因“反共救国军”被批斗致死致残、伤86人之多的花桥乡，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反复找受害者的遗属和被批斗的人员谈心，并将他们召集到乡政府开座谈会，对他们的问题，在政治上进行了平反，生活上给予了妥善安置，在此基础上，请他们也体谅国家的困难，为国分忧，不要在经济上纠缠不休。对个别要求上访的人员，乡党委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遗属稳定在当地。通过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个乡的处遗工作既花钱少，又解决了问题，真正做到了领导、群众和遗属三满意。
+
+## 四、存在的问题及巩固成果的打算。
+
+　　我市在处遗工作中，虽然做了一些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工作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
+　　一是安置工作有尾巴。被杀遗属外逃的有27人，现已安置好的只有5人，占应安置数的18.5％，还有22人在外未归，随时都要做好安置工作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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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受党纪处分的对象，少数人思想不通，认为处分过重，不断上诉，有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做。
+
+　　三是极少数遗属思想还不够稳定，个别的还提出要惩办杀人凶手。
+
+　　（为了巩固处遗工作已取得的成果，我们把处遗工作继续作为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做到领导不松，善后工作有专人管。经常了解和掌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我们还对前段的处遗工作，进行了一次回头看，看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对外逃人员，凡愿意回来的，欢迎他们回家定居，并帮助他们解决好住房和责任田、土、山、林以及生产、生活困难等方面的问题。）
+
+　　我们一定要按照中央、省地委的要求，继续做好遗属和受处理对象的思想政治工作，善始善终地把“文革”杀人的遗留问题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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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冷水滩市委员会1987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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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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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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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对乌兰巴干的起诉书
+
+　　被告人乌兰巴干，曾用名吴凤翔，宝音代来，男，现年58岁，蒙古族，家庭出身地主，本人成份学生，原籍哲盟科左中旗巴彥塔拉公社，文化程度大学，捕前系内蒙文联干部，住内蒙文化厅宿舍。因在1968年参与制造“新内人党”假案，由内蒙古公安厅于1978年9月29日依法逮捕。现在押内蒙古公安厅看守所。无前科。
+
+　　被告人乌兰巴干因参与制造“新内人党”假案一案，内蒙古公安厅于1987年2月12日侦查终结移送我院审理，经我院审查，现已查明被告人乌兰巴干犯有以下罪行：
+
+　　被告乌兰巴干等人在1967年10月份成立了跨行业的群众专案组织——内蒙古革命造反派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额尔敦敖拉（另案处理）、拉西分别任副站长。该站成立后，明确制定工作纲领，其重点是揭露“内人党”的现行叛国罪行，并向当时的内蒙核心领导小组报送了大量这方面的材料。其中有记载的就达1100多份，这些采取断章取义，篡改和歪曲内蒙历史、现实而编制的诬陷材料，在内蒙古挖“新内人党”的冤案中起了极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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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编造假材料
+
+　　1968年由“揪叛站”报送内蒙核心领导小组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中，对“新内人党”的成立编造为：“根据蒙古内人党应地下化的旨意，2月份宣布内人党解散（指1946年2月），3月份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哈丰阿、特古斯、戈更夫参加起草‘新内人党’的党纲和党章工作”。又说：“新内人党实际上成了蒙古的特务组织，积极地为‘内外蒙合并’地罪恶目的效劳。1946年3月‘新内人党’密秘改组，设立了东蒙党部，哈丰阿任秘书长，博彥满都、特木尔巴根为副秘书长，选出13名执行委员，包音扎布、特古斯、木伦、纪锦涛、义达嘎等人担任执委”。还编造说：“乌兰夫极力推行所谓‘从旧到新’的路线，首先将新内人党改编成共产党，从哈丰阿开始，几乎将新内人党的党魁及骨干分子全部拉进党内，将内人党青年同盟改编成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人团，将日伪兴安骑兵、铁血部队（内人党的武装部队内蒙人民自卫军的前身）改编成人民解放军。乌兰夫用‘从旧到新’的政策，将日特、蒙奸、法西斯党徒、刽子手、反动军官、新内人党的党魁和骨干全部包庇下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合法身份后，更是变本加利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从此出现了许多内人党的变种——几十个反动组织”。并在这份材料中对内蒙的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喜尔、包音扎布、木伦、贡嘎、义达嘎等20多名厅局级以上的干部诬陷说：“这些内人党党徒掌权之后为蒙修的文化侵略继续大开绿灯，大搞叛国投修活动”。1967年11月10日由“揪叛站”报送的《内蒙人民革命党是个什么货色？》中更露骨地提出：“新内蒙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反对、拒绝、仇视、抵制、不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在文章中还煽动说：“在乌兰夫之流保护伞的包庇下，内蒙人民革命党不仅名散实存，而且越来越发展扩充其党徒，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证明该党到1963年就已发展到2000多名党徒”。1968年6月11日“揪叛站”又上报《关于现行活动的“内人党”综合报告》捏造说：“根据蒙修指示，由蒙修派遣蒙古籍特务，协同内蒙的蒙修特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重新纠集了一批蒙修特务，如阿思根、义达嘎、木伦、特古斯、包音扎布、纪锦涛、戈更夫等在46年3月1日密秘组织了‘新内人党”，由此可见，新内人党就是由蒙修中央和蒙修内防部直接操纵和指挥的特务集团，蒙修就是新内人党的总根子”。
+
+　　乌兰巴干在《乌兰夫黑邦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中造谣说：“乌兰夫黑邦集团将哈丰阿叛国集团人民革命党、蒙修特务几乎全部拉进党内，包庇重用，安插在党、政、军、文化界、青年团主要领导岗位。20年来，我们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进行合法活动”。还诬陷说：“1956年7月哈丰阿、特古斯在乌兰夫指意下，派额尔敦陶克陶为首的一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出国，去蒙修以“内外蒙语言文字统一”为幌子，大谈特谈“内外蒙合并”的问题，公开进行叛国活动”。并在这份报告中，对索得那木、巴图、德力格尔、巴图巴根、王海山、王海峰等31名老干部进行诬陷说：这些人“就是一个蒙修设在内蒙的大特务组织”。
+
+## 二、制造假图表
+
+　　被告乌兰巴干等人还主持编造了《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图》、《内外蒙合并图》、《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并在这些图上捏造出反动据点，暴动地点，电台等所在地若干处，就《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一图上就编造标出苏蒙修情报据点在我区有72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民主统一党、内外蒙合并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活动地区17处，叛国集团据点29个，民主统一党计划武装暴动地区三处。
+
+## 三、到处作报告进行诬陷
+
+　　被告乌兰巴干在“揪叛站”期间，还到呼铁局、内蒙古财贸学校、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古日报社、内蒙古农科院、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呼市警备区等十几个单位作关于“内人党”的报告，说：“内人党这个组织一直没有停止活动，文化革命前还在集宁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作报告时当场诬陷该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包孟武同志是内人党、民族分裂集团成员，致使包孟武遭到了迫害。1968年5月，乌兰巴干在文化局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在提到“新内人党”组织在内蒙直属机关分布情况时，直接诬陷福祥是内人党执行委员，还造谣说福祥又发展了乌力吉巴雅尔、岳斯图等人，煽动电台对福祥应采取措施。会后，福祥受到迫害。
+
+　　综上所述，被告乌兰巴干在内蒙古革命造反派揪叛国集团联络站期间，主持编造上报假材料，歪曲历史真象，诬陷内蒙干部群众的行为已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8条之规定，构成了诬陷罪。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不受侵犯，为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00条之规定，特向你院提起公诉，请依法惩处。
+
+　　（此致）
+
+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
+
+　　 代理检察员：	侯曦光王洪峰1987年8月31日
+
+　　附：1、主卷10册；
+
+　　2、副卷13册。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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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乌兰巴干的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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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诉人：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侯曦光、王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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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乌兰巴干，曾用名吴风翔、宝音达赖，男，现年五十八岁，蒙古族，本人成份学生，文化程度大学，内蒙古哲盟科左中旗人。住内蒙古文化厅宿舍五号楼十四单元八号。原任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副主席，内蒙古文联副主任。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因参与制造“新内人党”假案由原内蒙公安局拘留，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依法逮捕。现在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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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辩护人：苏日鲁克(系被告人乌兰巴干的儿子)、刘雅华(系被告人乌兰巴干的女婿)，为被告人乌兰巴干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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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乌兰巴干因诬陷一案，由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八日公诉来院，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员侯曦光、王洪峰出庭支持公诉，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三十一目至十一月一日在乌兰恰特依法对本案进行了公开审理。经审理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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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乌兰巴干于一九六七年十月成立跨行业的群众专案组织《揪叛国集团联络站》简称“揪叛站”，乌兰巴干任站长。该站成立后，明确制定工作重点是揭露“内人党”的现行叛国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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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揪叛站”向内蒙古革委会核心小组报送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现行叛国罪行的报告》中，捏造“新内人党”是根据蒙古“内人党应地下化”的旨意，一九四六年二月宣布解散内人党，三月又成立了“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哈丰阿、特古斯、戈更夫参加起草“新内人党”党纲和党章。并编造“新内人党”实际上成了蒙古的特务组织，积极地为“内外蒙合并”效劳。“新内人党”于一九四六年三月秘密改组，设立了东蒙党部，哈丰阿任秘书长，博彦满都、特术尔巴根为副秘书长，选出十三名执行委员，包音扎布、特古斯、木伦、纪锦涛、义达嘎等人担任执委。在报告中并诬陷乌兰夫极力推行所谓“从旧到新”的路线，首先将“新内人党”改编成共产党，从哈丰阿开始，几乎将“新内人党”的党魁及骨干分子全部拉进党内，将“内人党青年同盟”改编成新民主主义性质的内人团，将日伪兴安骑兵、铁血部队(内人党的武装部队内蒙古人民自卫军的前身)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乌兰夫用“从旧到新”的政策，将“日特”、“蒙奸”、“法西斯党徒”、“刽子手”、“反动军官”、“新内人党”的党魁和骨干全部包庇下来，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内得到合法身份后，更是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从此出现，许多“内人党”的变种——几十个反动组织。并诬陷朋斯克、特木尔巴根、乌力吉敖喜尔、包音扎布等二十多名厅局级干部，为蒙修的文化侵略大开绿灯，大搞叛国投修活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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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日，“揪叛站”报送的《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是个什么货色?》中捏造说：“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成立就是为了反对、拒绝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在报告中还编造说：在乌兰夫之流保护伞的包庇下， “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不仅名散实存，而且越来越发展扩充其党徒，到一九六三年就已发展到两千多名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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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一日，“揪叛站”在上报《关于现行活动的“内人党”综合报告》中捏造说：根据蒙修指示，由蒙修派遣蒙古籍特务，协同内蒙的“蒙修特务：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等重新纠集了一批“蒙修特务”，如阿思根、义达嘎、木伦、特古斯、包音扎布、纪锦涛、戈更夫等在四六年三月一日秘密组织了“新内人党”，由此可见，“新内入党”就是由蒙修中央和蒙修内防部直接操纵和指挥的特务集团，蒙修就是“新内人党”的总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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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十月三日，被告人乌兰巴干起草了《乌兰夫黑帮包庇一个大叛国集团的罪行简要报告》，并在报告中捏造说：乌兰夫“黑帮”集团将哈丰阿“叛国集团人民革命党”、“蒙修特务”几乎全部拉进党内，包庇重用，安插在党、政、军、文化界、青年团主要领导岗位。二十年来，他们披上了共产党员的外衣，进行合法活动。一九五六年七月，哈丰阿、特古斯在乌兰夫的旨意下，派额尔敦陶克陶为首的一批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出国，去蒙修以“内外蒙语言文字统一”为幌子，大谈特谈“内外蒙合并”的问题，公开进行叛国活动。在这份报告中，还诬陷巴图、王海山、巴图巴根等三十一名领导干部是蒙修设在内蒙古的大“特务”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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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告人乌兰巴于主持编造_，《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锡盟苏蒙修特务叛国集团分布图》、《内外蒙合并图》、《蒙修情报系统在北京活动简图》，并在这些图上捏造出反动据点、暴动地点、电台等，就《苏蒙修情报系统及叛国集团分布图》一图上就编造标出苏蒙修情报据点在我区有七十二个，“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外蒙合并委员会”等反动组织活动地区十七处，“叛国集团” 据点二十九个，“民族统一党”计划武装暴动地区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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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十月至一九六八年六月，被告人乌兰巴干在“揪叛站”担任站长期问，还到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工学院、内蒙占医学院中医系、内蒙古文化局、呼市警备区等 P 几个单位作有关“内入党”活动的报告，在报告中捏造说：“内入党这个组织一直没有停止活功，文化大革命前还在集宁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在内蒙古医学院中医系作报告时，当场诬陷该系主任、党支部书记包孟武是内人党、民族分裂集团成员，致使包盂武遭到迫害，一九六八年五月，被告人乌兰巴干在内蒙古文化局主持召开的会议上，在提到“新内人党”组织在内蒙古直属机关分布情况时，诬陷福样是“内人党”执行委员，还说福祥又发展了乌力吉巴雅尔、岳斯图等人，煽动电台对福祥应采取措施，致使福祥受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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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被告人鸟兰巴于在“揪叛站”担任站长期闻，领导和主持编造上报大量的假材料，篡改和歪曲内蒙古历史，诬告陷害内蒙古的干部和群众，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的规定，构成了诬告陷害罪。为了维护社会秩寄，确保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三十八条、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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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诬告陷害罪判处被告人乌兰巴干有期徒刑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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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期：从判决之日起计算，即：自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起至一九九三年四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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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	庭审判长戚宏毅审判员乌力吉代理审判员	夏 伟 林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九日书记员 宫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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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情况的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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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委、并报省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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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六月以来，我们在省地委的领导下，在地委工作的帮助下，全县抽调四百多名干部，对我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问题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并按照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省委一九八五年十二号文件提出的指导思想、政策和原则，进行了认真的处理，基本上达到了“愈治伤痕，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目 的。现将主要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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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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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彪、江青反党集团极力推行极左思潮、践踏法制、煽动派性的情况下，一九六七年我县发生了严重的杀人事件。当时全县十个区、一个镇和三十六个公社，都出现了杀人 问题。519 个农村大队，有 468 个队杀了人，占当时农村大队总数的 90%。从八月十三日开 始，至十月十七日的六十六天中，全县共死亡 4509 人，其中被杀 4070 人，被迫自杀 439 人。死亡人数占当时全县人口总数的 1.18%，被杀了的户数为 2778 户，占当时全县总户数 的 2.8%，其中全家惨遭杀绝的 207 户。八月二十二日至三十日，是杀人的高峰期，九天内 杀 3231 人，占全县被杀总数的72%。杀人最多的区是公坝区，共杀 1196人，占全县死亡人数的 26.5%，（其中）杀人最多的公社是公坝公社，共杀 524 人，占该区杀人总数的 43.8%， 在死亡总人数中：男性 3526 人，女性 983 人，分别占总数的 78.2%和 21.8%；十三岁以下 的 386 人，六十岁以上的 324人，分别占总数的 8.6%和 7.2%；当时为四类分子的 1977 人， 地富子女 2145 人，贫下中农和其他成分 387人，分别占总数的 43.8%、47.8%、8.6%。国 家干部、教员、医务人员和职工 202 人，占总数的 4.5%。还有中共党员九名、共青团员十八名也惨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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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后遗属深受其害，其中有 1509 户遗属的7431间房屋被侵占、拆毁、变卖或损坏； 有 2423 户遗属的 39172 件较大件的生产生活用具被查抄；有 987 名遗属被迫外逃（其中被 迫随母下堂的 282 人）；有 367 人成为孤老孤残人员。在杀人期间，还有 1202 户，家里虽 没被杀人，但房屋、财产遭到了查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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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严重的杀人事件中，全县牵连的责任人达 7281人。其中脱产人员 402人，非脱产的基层干部 4665 人，一般群众 2214 人，分别占牵连人员总数的 5.6%、64%和 30.4%。在牵连的总人数中，其中党员 3159 人，占牵连总数的 43.4%，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 10515 人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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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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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大体经历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四年，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十二名挟嫌报复和强奸、轮奸后杀人的罪犯判处了有期徒刑。 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还有许多应处理的没有处理，为首组织、策划、指挥杀人者， 基本上没有触及。第二阶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按照一九七九年省委处理 道县“文革”杀人问题的五号文件精神，做了大量工作。政治上为被害人员平了反，经济 上为遗属解决了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但对一些犯有严重错误和罪行的责任人，仍然未给予应得的惩处。第三阶段是：从一九八四年六月开始，遵照省、地委指示精神，参照广西 的经验，按照省委一九八五年四月制订的“关于道县‘文化大革命’中杀人问题处理意见 的批复”（即十二号文件）的规定，进行了全面妥善处理。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主要 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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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 道县“文革”中出现的杀人问题，主要是极“左”路线酿成的悲剧。因此在处理中，我们首先抓了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从思想上拨乱反正。 开始，不少干部群众对处遗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存在种种糊涂认识。有的说：“文革” 中杀了几个四类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有的认为：“文革”杀人过去了十八年，现在处理 这个问题，是翻历史旧账，不利于安定团结；还有的人埋怨县委屁股坐歪了，为地富说话， 替地富办事。受害者遗属中，少数人复仇思想严重，要求杀人偿命，甚至私自找责任人算账。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自上而下，层层动员办学习班的办法，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认真学习了中央关于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基本方针和省委一九八五年十二号文件精神，紧密联系我县“文革”杀人的实际，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和法纪教育，通过学习文件，讲道理，摆事实，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一是认识到杀人是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二是认识到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 代负责，有利于全县的安定团结，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利于进行改革和经济建设。 三是认识到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必须遵循“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 既要考虑到杀人问题的主观因素，又要考虑到“文革”特定的历史条件。我县已饱受“左” 的影响之害，再不能用“左”的一套对待处遗工作。通过教育，许多责任人主动认错认罪，赔礼道歉。大多数遗属拥护党的处遗工作政策。他们说：“事情过去了十八年，党和政府 还给落实政策，我们应该识大体，顾大局，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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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统一后，全县各级党委把处遗工作当做一件大事来抓。县、区、乡党委层层负责， 一把手亲自抓，并确定一名领导专管。县委成立了处遗领导小组，下设党政纪、政法、安 置、综合接待四个组。共抽调思想好、工作能力强，与“文革”杀人问题无牵连的四百一十二名国家干部，其中副科局长以上干部一百二十六人，组成工作组分派到基层配合区、 乡党委和有关单位具体抓处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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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查清杀人的来龙去脉，为妥善处理这一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提供定量定性分析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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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查清“文革”杀人的来龙去脉，是认定性质、制定政策、妥善安置和做好责任人处理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基础工作。开始，我们从查有关杀人问题的信访案件入手，结果走了弯路。因为道县“文革”杀人问题错综复杂、上下左右牵连在一起，实际上是不可分开 的一个大案，从查单个人的案件入手，就无法查清。于是，我们在广泛进行彻底否定“文 革”教育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在全县普遍进行了查杀人的来龙去脉工作。采取从下到上的办法，从一个人的被杀，到一个大队、一个公社、一个区，以至全县的杀人情况进行全面清查。在具体工作中，坚持做到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来源查到头，去脉查到底。我们不 仅在县内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还先后派出专干到北京、兰州、广州、长沙、湘潭、衡阳、零陵等地查阅档案资料和找当时的知情人做调查。四百多专干配合各级党委认真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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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八个多月的艰苦努力，终于搞清了县、区、乡、村杀人的来龙去脉。这不仅为确定我 县“文革”杀人的性质提供了事实依据，同时也搞清了被杀人员、被抄房屋财产、牵连人 员等底子，掌握了需要给予刑事党政纪处理的立案对象。为省、地委制订我县处遗工作的政策，提供了定量、定性分析的依据，为我县后段的处遗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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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真清理清退财产，做好善后安置工作。 “文革”杀人后，许多遗属在政治上受歧视，生产、生活上极为困难。因此，政治上为被害致死者彻底平反，经济上妥善安置遗属的生产和生活，这是稳定局势、愈合伤痕的 一项重要工作。为此，我们首先集中了二百多名干部，在柑子园和祥林铺乡进行了安置工作试点。根据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和这两个乡的实际情况，制订了具体安置办法和安置标 准。然后以区为单位，逐乡进行了贯彻落实。安置工作的大体做法是：首先核定被杀人员 的底子，查清被抄财产的去向，掌握遗属特别是孤老孤残人员的生活状况。接着召开党员、 干部会、遗属座谈会和群众大会，宣讲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宣布“文革”被害致死人员 一律给予平反，并以县政府的名义给遗属发放平反通知书。然后逐户清理财产，并按统一 的安置标准，逐户进行妥善安置。安置的具体办法和标准是：被抄的房屋财产，原物在的 退还原物；对于房屋被拆毁或被迫外逃后倒塌的，现遗属无房住的，每户补助一千二百元 建房费；杀人前借住别人的房子，杀人后外逃返回无住房的，补助六百元建房费；杀人后 被迫外逃，房屋损失严重的，每间酌情补助一至三百元修房费；被抄财产丢失损毁或查无 下落的，根据一九八四年中办二十四号文件精神，按财物当时价的四分之一给予补偿，对于未参加分配的劳动工分和被查抄的实物，按当时实际价格给予补偿；对于外逃回归人员， 每户给予二至三百元安家费；对于少数目前生活确有困难的，每户给予一至二百元生活补助费；对于孤老孤残人员，农村人口每人每月发给生活费十二元；抚恤金按死者每人一百 五十元的标准发给遗属。按照以上标准，全县共发放安置经费 350 多万元。帮助遗属解决 房屋 7431 间，其中退回原房 487.5 间，新建房屋 1058.5 间，赎回原房 1034 间，拆毁折价补偿原房 2752 间，修理房屋 2080 间，公房抵让 19 间。退回大件的财物 3062 件，折价补偿财物 36109 件。补助目前生活确有困难的遗属 1027 户，同时，对 367 名孤老孤残人员和705 名外逃人员及 282 名随母下堂遗属，按照统一标准发给了生活补助费和安家费。通过 这些工作，全县遗属普遍感谢党和政府。久佳、营江、梅花、会潭等乡有些遗属，主动凑 钱放电影庆贺，工作组离村时放鞭炮欢送，表达自己对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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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按照宽严适度的原则，对责任人进行了刑事和党政纪处理。 对在杀人中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进行严肃而恰当的处理，是平息民愤、稳定局势、严肃法纪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严格按照省委十二号文件的规定，本着“策划组织指 挥者从严，奉命执行者从宽；个人品质恶劣者从严，受‘左’的思想影响从宽；国家工作人员从严，农村基层干部和群众从宽”的原则，和实事求是、宽严适度、处理恰当的要求， 在核实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平衡比较之后，对责任人作了认真的处理。全县除一九六八年 至一九七四年判处的挟嫌报复杀人和强奸轮奸杀人的十二名外，这次又逮捕了42名（捕前 系国家干部的 24 名）。其中为首在公社以上范围内策划部署杀人、情节特别恶劣、后果极 其严重的 23人；挟私报复杀人的 11 人；杀人后强奸、轮奸的 3人；积极主动充当杀人凶 手、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 1 人；上级明确提出制止杀人后，仍然为首组织成批 杀人的 1 人；奉命为首组织策划杀人、后果极其严重、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的 3 人。现在 这 42 名罪犯都已判刑。其中判刑三年的 2 人；五至七年的 17 人；八至十年的 15人；十一年至十五年的 7 人；无期徒刑 1 人。除追究刑事责任者外，还有 948 人受到党政纪和其他 组织处理，占杀人牵连人员总数的 13%。其中出党总数为 631 人（开除党籍 449 人，整党 中免登 181 人，取销预备党员 1 人），占处理总数的 66.6%。对于与杀人有牵连的 402 名 脱产人员中，给予处分的 209 人，占 52%，其中出党的 111人（开除党籍 108 人，免登 2 人，取销预备党员的 1 人），占受处分的脱产人员总数的 53.1%，对于杀人中犯有错误， 后被接受入党的 114 人中，出党的 107 人（开除党籍 96 人，免登 10 人，取销预备党员 1人)占 93.9%，其余情节轻、表现好的也给予了留党察看处分。全县还有应追究刑事责任的4 人（脱产干部 2 人），应给党纪处理的 107 人（脱产人员 11 人），因处遗前病故，未给处理。 在进行刑事、党政纪处理中，由于加强了思想工作，同时证据充分，宽严适度，基本上做到了绝大多数遗属满意，广大干部群众赞成，受处理的人绝大多数也能认罪认错。 坚持疏导方针，深入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不断促进伤痕的愈合。 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各类人员思想反映强烈，且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思想反映。坚持疏导的方针，深入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自始自终把思想教育 作为中心环节来抓，是搞好处遗、稳定局势的重要保证。在处遗工作的全过程中，我们都 十分重视各类人员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去年七月以来，当处遗各项具体工作基本落实后， 全县处遗工作转入以思想教育为主，促使伤痕愈合的阶段。我们根据各类人员的不同思想， 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对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继续深入进行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 进一步清理“左”的影响，使大家认识到，处理好“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对于化消极因 素为积极因素，实现长治久安，同心同德搞四化，有重要意义：对在杀人中有牵连人员， 进行党纪、法制教育，使他们认罪认错，吸取教训，主动向遗属赔礼道歉，做遵纪守法的人；对受害者遗属，给他们讲“文革”杀人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引导他们向前看， 顾大局，抛弃积怨，一心一意搞四化。在对各类人员进行思想教育中，我们把着重点放在 了遗属身上。前一段，个别遗属借落实政策之机，煽动串连少数遗属集体到京上访，干扰 各级党委的工作和首都的社会治安。县委多次召开区乡书记会议认真研究，及时采取教育措施。一是县、区、乡领导亲自与遗属对话。与他们共同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精神，教育他 们认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讲解处遗工作政策界限，教育他们放弃过高要求；揭露煽动集 体上访的错误言论，教育他们不要受骗上当。二是进一步搞好“回头看”，彻底解决处遗 工作中的遗留问题。区乡党委和处遗工作组，对全县的遗属普遍进行了走访，耐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对于他们提出问题，凡是符合政策规定的及时给予解决，做到不留尾巴，对于 不符合政策的过高要求，也耐心进行解释。三是实行“三包”岗位责任制，使思想教育工作经常化、制度化。对于全县遗属，特别是要求过高越级串连上访的遗属，指定村组干部包掌握思想动向、包思想教育、包引导开辟门路劳动致富。区乡干部包村，并重点做好串 连上访对象的思想教育。把“三包”岗位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列入干部岗位责任制。采取 上述措施后，感情逐步得到疏通，伤痕逐步得到愈合，一些原来串连上访的认识了错误， 表示再不做有损于安定团结的事，一些被煽动上京上过访的，表示今后不再受骗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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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要收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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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三年的处遗工作，全县出现了政通人和、经济发展的好局面。主要体现是： 一是消除了积怨，促进了团结。我县这次处理“文革”杀人问题，是在全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进行的，整个工作严格按照省委十二号文件精神进行。加之各级党委重视， 工作做得比较扎实，各方面都比较满意，基本上达到了省委提出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 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如营江乡车边村遗属田志苟，六七年父亲被杀， 这次为他的父亲平了反，查抄的财产得到了补偿，杀人的主要责任人也作了处理。他十分 感谢党的关怀，特意请来放映队放了一场电影，还打了酒把过去有积怨的人请到家里吃团 结饭。他说：“杀人的事就算了结了，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们都是受害者，今后要互相体谅，加强团结。”兴桥乡神背村遗属杨友往，其父划为富农被杀，原来复仇的思想严重， 落实政策以后他说：“‘文革’中我父亲被杀，全县人民也遭了难，现在县委根据上级指 示，该平反的平了反，该补偿的补偿了，该处理的处理了，今后不能计较个人的恩怨了， 要团结起来向前看，把神背村建设好。”处遗中他先后三次写入党申请书，去年被村民选 为村长，最近村乡党组织准备发展他为党员。很多在外地工作的遗属，主动地为我县的经 济建设献计献策。唐家乡下龙洞村遗属何祥萃，六七年两个弟弟被杀，现任兰州石油化工 总厂技术研究室主任。处遗中，我们派一名副县级干部，把平反通知书送到兰州，他深受感动，表示不记旧仇，要为家乡建设做贡献。不久，由他提供技术帮助我县建成了一个年产一百万元的羽绒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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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伸张了正义，加强了法制观念。处理“文革”中杀人的每一个具体案件，都涉及到党纪国法，对这些案件进行严肃处理，不仅伸张了正义，严肃了法纪，同时对党内党外 也是生动深刻的党纪法制教育。油湘乡宣委何文智，六七年任该公社武装部长时，奉命督促杀人，造成严重后果。处遗开始时，他对党的政策不理解，咬破指头写下血书，跑到外 地躲了两个月，血书中称：“我的热血只能洒在祖国大地，不能洒在这些仇人面前。”经过工作，他摆脱了“左”的思想的束缚，主动承认了错误，交待了问题。根据他所犯错误 事实，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后，他说：“自古以来杀人都是要偿命的，现在党给我从宽处理， 今后要遵纪守法，努力工作。”车头乡社湾村“文革”中三次杀人，都由李昌佑奉命充当 号手，过去他认为杀四类分子不犯“王法”，还经常显耀自己那时的威风。通过对主要责 任人的处理，他也检查说：“过去吹号是哒哒嘀，杀了你，现在要倒过来吹了嘀嘀哒，杀人犯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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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锻炼了干部，促进了干部作风的转变。处遗工作任务艰巨，情况复杂，政策性强， 时间又过去了十八年，的确是一场“硬仗”。全县各级领导和处遗专干，发扬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艰苦深入，调查研究，普遍经受了锻炼和考验，带动了全县干部作风的 转变。以往干部下乡，很少住在村民家，这次处遗与群众同吃同住，工作深入细致。驻祥 林铺乡久佳山村的工作组，为遗属段屿找回一块被查抄后转卖三次的手表，顺藤摸瓜，连 续查找了四天，走访了十二个单位，最后终于在县农业局赎回归还原主。不少处遗专干， 牺牲个人利益，带病坚持工作，克服了许多困难。县生资公司干部蒋永德，抽调在公坝区 搞处遗工作期间，肠部经常疼痛，干饭吃不下就泡开水送，一直带病坚持工作，没叫一声苦。待该区安置工作基本结束，他才到县医院检查，发现身患晚期肠癌，不久不幸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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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调动了积极因素，保证了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处遗工作开展前，我们担心会搞 乱了局势，影响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由于我们在处遗工作中，始终坚持了“既要解决问 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全县局势基本稳定，消极因素变成了积极因素，有力地保 证了经济工作的顺利发展。全县工农业生产逐年增产增收。一九八五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0975 万元，比一九八四年增长 4.8%。一九八六年达到 23762 万元，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13.3%；粮食产量一九八五年达到 47210 万斤，比一九八四年增长了 3.9%，一九八六年达 到 48220 万斤，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了 1.7%；财政收入一九八五年完成 1302万元，比一 九八四年增长 28.1%，一九八六年完成 1411 万元。比一九八五年又增长了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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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遗工作已基本完成，但“愈合伤痕”的工作仍将是长期的。我们决心保持清醒 的头脑，继续把处遗工作列入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保持相应的力量专抓，巩固和发展处 遗工作成果。各级党委将把工作重点放在抓好遗属和因“文革”杀人问题受处理人员的思 想教育上，进一步促使伤痕的愈合，使这一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慢慢地消失下去。在进行长期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的同时，还要主动帮助遗属，广开生产门路，劳动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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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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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道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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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一九六七年，“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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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月，道县发生了严重的杀人事件，从八月十三日至十月十七日的 六十六天中，全县共杀死和被迫自杀 450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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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严重杀人事件，是在“文化革命”处于高潮，党政、政法机关处于瘫痪，法纪遭 到践踏和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月夺权”以后，以县武装部为主的“抓革命 促生产领导小组”主持全县工作，但未能控制全县局势。“道县红色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 部”和“道县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红联”、“革联”）两大派群众组织 之间的斗争激烈。八月八日晚，“革联”抢夺了县武装部的枪支弹药，用武力控制了县城。 八月九日，“红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总部由县委大院迁到城郊营江公社，并派人到县城周围的四个公社掌握民兵武器和到各区社宣传：“革联抢枪是反革命政变。”八月十一日，“红联”又召开部分区武装部长会议，决定在营江集结部分民兵，准备武斗。八月 十三日，两派发生冲突，“革联”开枪打死两名“红联”的人，“红联”抬尸游行，高呼 “血债要用血来还”，以激起贫下中农对“革联”的仇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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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之前，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召开了两次“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第一次是 八月三日至五日，主要研究生产和分析阶级斗争形势。会议由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 第一副组长，县武装部政委刘世斌主持。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原县委副书记 熊炳恩作会议总结，当讲到阶级斗争时，把会上反映的，没有经过核实的阶级斗争情况作 了引证，并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对罪大恶极的四类分子要整理材料上报，狠狠打击。第二次是八月十一日，召开区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参加的电话会，又是刘世斌主持和 熊炳恩主讲。“熊”首先布置了生产，然后讲阶级斗争，除重复了前一次的会议讲的一些话外，还说：“现在武装部的枪被抢了，上面没人管，各区、社广大干部要组织民兵，保 卫人民的财产安全，保卫‘双抢’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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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这两次会议，区、社都普遍进行了贯彻。但有的在贯彻时进一步扩大敌情和渲染阶 级斗争紧张气氛。八月六日至七日，寿雁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公安助理陈智希（已病故） 在贯彻会议精神时，要大家联系实际摆阶级斗争新方向。区长李来文（已给党内警 告处分）在会上说：“据反映下坝大队发现反动标语，小孩说是朱勉（国民党员，因参加 反革命组织判刑，划为反革命分子）写的。”八月十日晚，陈智希对寿雁公社文革主任徐 善民（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说：“武装部的枪被抢，公、检、法，不管事了，敌人活动很猖狂，你们要采取措施，先动手把敌人管制起来，对于个别坏的要发动群众斗争 处理几个。”八月十三日上午，寿雁公社召开各大队党支书、文革主任、大队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和贫协主席会议。会前，徐善明把公社武装干事何建锡喊进房内说：“下坝的朱勉到闹子上来开了个几个秘密会，又几次拿刀杀大队干部，借这个乱的机会把他干掉 算了。”这时正好下坝大队党支书朱家训会前到徐的房里放斗笠，何建锡便问朱：“胖子，你们那个朱勉搞了没有？”朱回答说：“没有。”何又说：“没有搞就赶快搞。”朱答：“回去研究。”讲完后何建锡和朱家训参加了公示召开的会议。徐善明在会上说：“现在 道县很乱，革联抢了武装部的枪，专门收集一些四类分子和坏人，准备搞武装暴动，把枪 口对准我们贫下中农。象坝下的朱勉，下莲塘唐松，他们到处活动，搞反革命组织，对这样的人要集中起来管制好，不要让他们跑进二中（革联总部驻地）去。要组织民兵站岗放 哨，等他们反过来杀我们就迟了。”接着陈智希说：“你们回去把四类份子管制好。逃跑 的就干掉。这个任务大家回去做不做得到？”大家齐声说：“做得到。”散会后，下坝大队干部研究回去开两个会：由大队长陈芝贤、治保主任程辅等人召开四类分子训话会；由 朱家训和贫协主席程贵昌召开党员、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征求大家的意见。在当晚的 四类份子训话会上，朱勉不承认会上列举的错误事实，并说：“你们如搞死我这个国民党 员，要你们三十个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抵命。”大队副治保主任周吉德将朱勉的话立即告 诉了参加另一个会的人。听了这句话，大家都很气愤，涌进四类分子训话会场，将朱勉捆 绑起来，三十多名干部、民兵拳打脚踢将其打死。然后丢进石灰窑用土石垒埋。这是我县 “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人。次日上午，当寿雁公社妇女干部朱青花将这一情况报告区 长李来文时，李说：“贫下中农起来了，打死了就打死了。”陈智希得知朱勉被打死后， 在区公所门口对其他干部说：“昨天下坝大队的朱勉被贫下中农干掉了，这个土改杀脱了 的人，不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还杀不了他。这次杀得好。”八月十二日上午，四马桥区杨 家公社秘书、公社红联司令蒋文经（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八年），主持召开全公社脱产 干部会，制定“战备方案”。其要点是：一，对付下乡革联；二，组织民兵站岗放哨；三， 发动贫下中农管好四类份子；四、对四类分子暴动，各队联合起来，采取断然措施。次日 晚，蒋文经与公社公安特派员樊书宋等四人，到红都庙召开郑家、合作、前进和周塘营四 个大队主要干部和造反派头头参加的片会，贯彻公社“战备方案”。郑家大队治保主任郑 逢格说：“我们大队蛮复杂，地主富农已组织起来，开了两三夜的秘密会了。一些人经常 到钟佩英家里去联络，钟佩英参加了‘湘江风雷’准备要领枪回来。”又说：“昨日郑日友的崽在仓库里要谷子，我说短命鬼，再在那里要谷子，我就要扭脱你的脑壳。这时反革命分子欧运芝说，你要他的脑壳，过两天就要你的脑壳了。”周塘营大队支书程先清接着 说：“吃亏了，时间晚了，我们走在敌人后面了。”公安特派员樊书宋说：“现在我们将 群众组织起来还不晚，地主富农跳皮的管制生产，万一管不了，就把他们关起来。”郑逢 格又说：“四类分子这样猖狂，我们这些干部不知哪天死到他们手里，脑壳不晓得哪一天 脱啊。”前进大队治保主任彭家志叹了口气说：“敌人这么乱，毛主席怎么还不开口呢？” 这时蒋文经说：“毛主席早开口了，你们不理解。”接着蒋文经念了“人民靠我们去组织， 阶级敌人靠我们组织起来人民去把他们打倒”和“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土必争。 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这两条语录，并具体传达了 公社“战备方案”。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玖（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问：“象 钟佩英这样的人怎么搞？”蒋文经回答：“钟佩英哪时起来暴动，就哪时搞掉她。四、五 天起来暴动，就四、五天搞掉她。”散会途中，郑家大队民兵营长郑会玖与党支部副书记 郑际发（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策划了杀害钟佩英的具体措施。八月十五日晚， 郑会玖等召开四类份子训话会，指责“钟”外出不请假。钟佩英说她是四类分子子女，不 需要请假。郑会玖借口钟不老实，以押送公社反省为由，带领民兵在路上将其杀害。事后 郑会玖等人又以钟的儿子会报仇为由，当晚又将钟佩英的两个儿子杀害。这是“文革”中 全县第二次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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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雁公社下坝大队打死朱勉，特别是杨家公社郑家大队钟佩英母子三人被杀后，全县到处谣传四类分子要造反，要杀贫下中农。什么“八月大组织，九月大暴动，十月大屠杀”， 什么“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等广为流传。上上下下人心惶惶， 不少人信以为真，十分恐惧。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地方冒出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 的口号，又出现了杀人的情况。八月十八日，红联出于打派仗的需要，在营江成立了“前 线”作战指挥部。清塘区武装部长郑有志（已判刑十年）任指挥长，梅花武装部长钟昌友（已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任政委，县农村部干事、红连头头贺霞（因文革杀人问题，已给党纪处理）、张明耻（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分别任副政委和后勤部长。“前线”指挥部少数头头，极力把革联和地富分子捆在一起，宣扬什么“革联组织不纯，革联 背枪的，地富子女和下台干部占百分之五六十”，“农村杀了几个四类分子，革联就说杀 了他们的阶级兄弟。大家看革联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我们认为贫下中农杀了几个阶级敌 人好得很，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些言论，对搞乱人们 的思想起到了很坏的作用。由于极“左”思潮的毒害，派性斗争的干扰，少数地方出现了 杀人问题不仅没有得到制止，反而从八月十七日起，杀人问题转入发展阶段。清塘、清溪 和梅花等区，先后效仿杨家和寿雁公社的做法，召开会议动员部署杀人。十七日上午，清 塘区召开千人大会。会议由区法庭干部、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周仁表（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十年）主持，郑有志主讲。郑在会上说：“六区（清塘区）出现了新的反革 命，提出先杀党员，后杀干部，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全杀光。”“我们要提高警惕，敌人磨刀，我们也要磨刀，敌人擦枪，我们也要擦枪，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先动手为强，后动手遭殃。”周仁表解释说：“真正罪大恶极的由贫下中农讨论干掉他。干掉时，事先 不要请示，事后也不要报告。我们也不管的了，最高人民法院是贫下中农了……”会后当天该区就开始杀人了。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公坝区召开公社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长、武 装部长、红联负责人会议。区长、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郑际田（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五年）主持会议，区红联副司令王盛光（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十年）和区红联政委叶成虎（已调新田县工作，道县县委建议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在会上讲了话。郑际田说：“现在阶级斗争复杂，形势紧张，杨家公社郑家大队的四类分子要杀贫下中农，被 贫下中农组织起来干掉了几个。”王盛光接着说：“现在地富很嚣张，妄想搞阶级报复， 梅花有的四类分子捣乱被干掉了。郑家大队也杀了四类分子。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 我们这里有罪大恶极的也要杀一两个，越快越好。”会后，该区层层传达这次会议精神， 部署杀人。同一天，清溪区秘书、区文革主任左昌云（因为文革上的问题判刑八年）用电 话给本区所辖的柑子园、油湘和白芒铺公社传播外地杀人情况之后说：“民愤大的杀他两个，刹刹歪风。”八月二十三日上午，梅花区召开区社脱产干部会，会议由区公安助理、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何田（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判刑七年）主持，区长、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吴荣高（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开除党籍和撤销职务）讲了话。何、 吴两人在会上宣传外区杀四类分子情况，表扬本区社弯大队杀了四类分子之后，生产搞上去了，干部也敢挑担子了之后，何田说：“对个别调皮捣蛋的四类分子，贫下中农决定怎 么办就怎么办。”富塘、上关、东门、万家庄、唐家、牛路口、乐福堂、桥头，沙田、杨 柳塘，洪塘营、大坪岭等公社，在其他地方的影响下，也自行策划部署杀人。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富塘公社社主任丁天志（因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六年）召开全公社大队干部会议。 他说：“当前形势很乱，阶级斗争激烈，县里革联抢了武装部的枪，打死了贫下中农。我 这次回家，一路上看见到处都在杀人，可是我们富塘公社现在还没有行动。这次会议回去， 你们自己研究，摸清底子，对那些调皮捣蛋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牛鬼蛇神，贫下 中农研究做主，该处理的就处理。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八月二十二日至八月三十 日，由于多数区社部署杀人，全县杀人形成高潮。仅这九天时间就杀了三千二百三十一人， 占全县杀人总数的 72%。在此之前，全县只杀一百一十六人，占全县杀人总数的 2.6%。在 杀人高潮中，桥头、上关、油湘和祥林铺等公社，召开过杀人“现场会”。祥林铺、清塘 和上关等公社，杀人后以贫下中农的名义张贴布告。八月二十四日清溪区柑子园公社挂出 了“柑子园公社贫下中农高级人民法院”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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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杀人期间，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和县武装部虽然受到冲击，仍有不少干部、群众希望他们采取措施制止杀人，但在新的支左部队六九五零部队到来之前，一直没有挺身 而出制止杀人。八月十八日，红联头头贺霞把杨家公社郑家大队杀人的情况，向县武装部部长，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崔宝树作了汇报。崔叹气说：“唉！枪杆子害死人呀！ 道县的问题就出在枪杆子上。杀几个四类分子是小事，等军分区领导和四十七军代表来了， 把枪收了，武斗制止了，一切都好办了。”八月二十四日，四马桥公社秘书刘其鹿在电话 里向县人民武部副部长赵德才汇报农村杀人情况后，请示怎么办时，赵说：“我们的枪被抢了，日子很不好过。要怎么办，你们自己独立思考。”八月二十九日，县人武部副政委邱庆龙到上关区了解情况。区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副组长彭禹铭汇报了东门公社的四类分子被捆着去沉河，还喊反动口号（不实），五州小学教员刘福才买炸药炸贫下中农（不 实）被贫下中农丢下河等情况。邱说：“看来你们这里也是敌人乱，乱了敌人。贫下中农 起来自卫是好事。你们工作要大胆点，要坚守岗位，抓革命，促生产。”八月二十一日， 零陵军分区副司令员赵尔昌与六九五二部队连长梁本义等人，到营江红联前线指挥部，听 取红联头头贺霞、郑有志等人关于“敌情”和杀人情况的汇报时，也没有明确提出制止杀 人问题。在听汇报过程中，赵尔昌有三次讲话涉及到杀人问题。第一次是当红联头头贺霞 汇报到“现在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杀了一些阶级敌人”时，赵尔昌问贺霞：“杀了多少？” 贺答：“杀了一百多。”赵说：“你们统计一个准确数字给我们。”第二次是，当周仁表汇报到该区破获两个反革命组织（逼供信逼出的）和清塘公社廖家大队杀了六个四类分子时，郑有志问赵尔昌：“现在农村阶级敌人组织反革命组织，要杀贫下中农，贫下中农也 组织起来杀阶级敌人，这怎么办？”赵只回答说：“贫下中农组织起来，把四类分子管制 好。”第三次是汇报结束时赵尔昌讲：“你们汇报的情况和提的意见很好，使我们了解了 道县的一些情况。我们回去向四十七军汇报，使道县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杀四类分子不是 一个好事，根据道县的情况看，要严加对四类分子的管制。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尽快组织力量进行侦破，落实好材料给予打击。”赵尔昌从道县返回分区后，将道县的情况用《社 情电报》报告了四十七军，电报的全文是：“各方反应和部分查证，道县近来四类分子活动嚣张，散发反动传单，凶杀贫下中农，进行反攻倒算，组织反革命组织，阴谋暴动。在 县武装部和公安机关瘫痪的情况下，广大贫下中农惟恐四类分子翻天，有的主动采取了行动。各地从七月底以来，特别是从二十二日以来，据不完全统计，他们用鸟枪、锄头、扁 担等，共杀死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四类分子子女）二百零七人。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 我们认为，对杀人凶手和四类分子中作恶多端、活动嚣张、企图翻天的可以依法惩罚外， 四类分子不宜滥杀。四类分子子女不应视为四类分子，必须按政策团结教育，不能混淆专政对象和非专政对象的界限，这样才便于争取四类分子子女。如杨家公社与宁远交界处，有七十七个四类分子（包括少数子女），因怕杀或企图暴乱，外逃集结上山顽抗。”八月 二十六日，四十七军将此电报加按语上报下发，四十七军加的按语是：“中央文革：转发零陵军分区反映道县的四类分子活动情况，对四类分子的反动活动要严加注意，但也要劝 说农民按政策办事。”熊炳恩是原县委副书记，又是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杀人期间也没挺身而出制止。八月中旬的一天，县总工会副主席刘玉梅，从农村回县，向熊炳恩汇报说：“现在到处设关卡，城里的不准下乡，农村的不准进城，有的地 方开始杀人，弄得人心惶惶。我们县委也不出面制止这个问题？”熊听后叹气说：“现在 机关人都走了，枪也抢了，公、检、法也散了，我一个人讲话谁听啊！”八月二十六日， 县监委干事刘昌林在县委机关食堂吃饭时向熊炳恩汇报说：“据王恩昌（县贫代会干事） 反映，农村杀人情况很严重，到处乱杀，杀出宗派来了。大河里连水都吃不得了，看采取 什么措施制止才行。”熊说：“那有什么办法，现在这么乱，管那么多。”九月十六日， 在县生产指挥部柏智的房里，贺霞和张明耻请熊炳恩谈谈对道县形势的看法。熊说：“我 看道县形势好的很，一乱阶级敌人都出来了，贫下中农发动起来了，证明贫下中农觉悟高，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分得清清楚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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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杀人高潮期间，红联前线指挥部慑于各方面对杀人问题的强烈反响。于八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营江召开了全县红联派政法干部会议，讨论制止杀人问题。八月二十八 日，刘世斌把四十七军转发零陵军分区的《社情电报》，用电话传给红联头头张明耻。张明耻把电报向到会干部作了传达，要求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原原本本传达到生产队。郑有 志在会议总结时，讲了今后不准乱杀人，又讲了如果群众要求强烈，个别的可以杀掉。八月二十九日，参加会议的部分政法干部认为，这次会议对制止杀人态度不明朗，要求采取 补救措施。于是郑有志当天下午又召开各区社武装、政法干部电话会，强调今后一律不准 乱杀人，对罪大恶极的要报材料批准。可是，八月三十日，两派武斗，红联被打死三人， 打伤七人，被俘三百多人，被迫从营江撤到清塘区。在清塘区召开了四百余人的大会，郑有志、贺霞在会上发誓，要为死去的阶级兄弟报仇，致使制止杀人的会议精神没有得到认真贯彻，部分地方仍然继续杀人。而且在政法会议期间，有的区社听说今后杀人要报材料， 要经过批准，进行突击杀人。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参加政法会议的祥林铺区法庭干部蒋光 德（因文革杀人问题，已判刑五年），从营江打电话给本区的副区长、区红联顾问、区民 兵指挥部负责人苑礼甫（因为文革杀人问题判刑十三年），催本区还没到会的公社公安特 派员到营江开政法干部会。蒋光德在苑询问杀人情况时说：“真正罪大恶极，凶杀贫下中 农的，贫下中农迫切要求的，可以杀一两个。但要批了再杀。要注意阶级路线。马上要刹 车了，要抓紧点，抓平衡点。”苑礼甫接电话后，感到本区杀人少，跟不上形势。当晚召 开脱产干部和民兵指挥部排长以上干部会，决定从区民兵指挥部抽民兵到大队突击杀人三天。次日凌晨，苑礼甫在送回队杀人的民兵会上鼓动说：“同志们，回去执行新的任务， 这个任务既光荣又艰巨，我相信同志们一定会完成。三天后听通知上来会师，听同志们的 胜利消息。”会后，全区五个公社杀人均形成高潮，在突击的三天内，共杀五百七十三人， 占全区杀人总数八百七十四人的 65.6%。直到八月二十七日，四十七军六九五零部队部分支左人员进入道县，八月二十九日该部队一个炮兵营全部进入道县，主持道县全盘工作， 采取开电话会、出通告、发传单、派工作组下乡等一系列制止杀人措施，到九月中旬杀人 问题基本上得到制止。以后零星杀人，持续到十月十七日才完全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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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道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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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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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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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3/000016.txt
@@ -0,0 +1,53 @@
+# 中共冷水滩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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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省委（85）12 号文件精神和地委的指示，我们对“文革”中杀人的起因及其造成的后果，进行了广泛的走访和深入的调查，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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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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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滩市原为零陵县的一部分，于一九八四年划为新的县级行政区。属冷水滩市管辖的有 27 个乡，317 个村，3369 个村民小组，81156  户，3552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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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市在“文革”期间被杀和批斗致死的共计 135 人，“文革”期间发生的杀人事件， 自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开始，至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终止。有 1 个乡，28 个村 43 个村民小组出现了杀人事件。被杀 52 户 62 人，男 55 人，女 7 人；“四类分子”31 人， 子女 29 人，绅士 1 人，乞丐 1 人。整个“文革”期间因批斗致死的 73 户 73 人，其中国家 干部 11 人，教员 14 人，医务人员 5 人，工人 17 人，社员 26 人。被害人年龄最大的 70 岁，最小的 4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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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杀人的起因经过及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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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在“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四人帮”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受道县的影响。由所谓造反派头头和原公社的个别领导以及少 数基层干部组织、策划、部署而酿成的。其具体起因经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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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民事纠纷引起。郝皮桥、牛角坝、易家桥公社被杀的 16 人，都是因为民事纠纷所致。杀人最早的郝皮桥公社专冲大队南家生产队地主分子盛荣磊之妻，与生产队会计雷付 生（贫农）之妻桂金春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二日为一盒火柴发生争吵。结果导致盛荣磊将 雷付生打死。盛打死雷付生后畏罪潜逃。八月十四日下午，该公社组织了一千多人围山搜捕，将盛抓获予以枪杀；盛的妻子唐兰英从其亲戚家抓回被群众和雷付生的亲属用砖、棒 将其打死；盛的长子盛同寿被雷付生的胞弟邓觉生（雷付生和邓觉生是同胞兄弟，因卖给 雷家，故改姓雷）用鸟枪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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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上午，公社在专冲大队南家生产队禾场召开了“雷付生追悼大会”，各大队所有二十一种人都被绑跪在会场前面。会议由公社粮油专干唐祚宝（造反派头头）主持，开完追悼会，公社武装部长雷庆芳（已死）接着向参加追悼会的群众说：“地 主起来暴动，杀我们贫下中农、革命干部了，这股歪风我们要坚决刹下去，今天我们马上要开斗争大会，该杀的就杀，该斗的就斗。”雷庆芳讲完话后，同时通知参加追悼会的所 有与会人员到公社开大会。在公社大会召开前，各大队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组长、“文革”主任、民兵营长、造反派头头在公社先开了小会。参加小会的 40——50 人。会议由武装部长雷庆芳、造反派头头雷能柱、“文革”主任罗杰三人主持。当时在家的部分公社干部罗锡炳（秘书），粮油专干唐祚宝，妇女主任周阳春也参加了这个小会。首先，雷庆芳 在会上说：“斗争大会马上要开了，各大队把不老实的地主分子名单报来。该斗的要斗争， 像盛荣磊这样的该杀的要杀掉！”雷能柱在会上也讲了同样的话。接着各大队提出了一些 所谓不老实的四类分子，这时雷庆芳说：“我的意见就杀盛本修、唐扬恒、唐扬锐三人算 了。雷能柱、罗杰你两人看怎样？”雷和罗都表示同意，其他与会人员也没有表示反对，这样就决定了，同时分别做了分工。小会结束后，接着召开全公社斗争大会。大会由雷能柱主持，雷庆芳作了报告，罗杰宣布杀人名单，后由盛荣俊（民兵营长）带领武装基干民 兵将原来小会商定要杀的盛本修等三人押赴对门岭杀场。各大队二十一种人也全部被押去 杀场跪着陪斩。首先由造反派盛荣菊枪决地主子女盛本修，他一枪打在盛本修的耳朵上没死。后由盛荣俊补了一枪致死。唐扬锐被菱角塘大队民兵营长唐克瑶一枪打死。这时建设大队红排上生产队贫协组长唐钦雷喊：“地主分子唐炳谦不老实，与贫下中农为敌，把这 个家伙抓出来枪毙，大家看要不要得？”在群众“要得”的附和声中把唐炳谦抓了出来， 由天里坪大队退伍军人罗先诵一枪将唐炳谦打死了。在抓唐扬恒去枪毙时，唐说家藏有枪。 唐克瑶等几个民兵去唐扬恒家因没有挖到枪，仍回到公社，这时大会已开到下午五点多钟 了，经雷能柱同意，由唐克瑶将唐扬恒压到对门岭上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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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早晨，牛角坝公社长冲大队老屋生产队在禾场打禾，大家回去 吃早饭时，由该队保管员艾上志守禾场，这时该队地主分子艾向桥见谷堆上没有盖印，便问：“今天是哪个守禾场的？”艾上志说：“是我。”艾向桥又说：“怎么不在谷堆上盖印？”艾尚志听了后认为艾向桥怀疑他偷了谷子，就说：“别人守禾场没有盖印你不讲， 我守禾场，你就说要盖印，你看见我偷了多少谷子？”艾向桥说：“提个意见都提不得呀！” 艾上志便骂艾向桥：“你这个地主分子管起我们贫下中农来了，那还了得。”两人在互相 争吵中，艾向桥顺手拿起木推耙把将艾上志的左肩上打了一下（不重），后被在场的社员扯开了。艾上志被打心感不服，立即分别报告了大队“文革”主任艾玉林和副支书艾上定（已死），并要求处理。当天中午，艾玉林和艾上定决定下午开会斗争艾向桥。并要全大 队的四类分子去陪斗。第二天（9 月 16 日）上午，艾玉林主动到公社向公社“文革”主任 张扬交汇报了艾向桥打艾上志的情况，并请示怎么处理。张杨交听后说：“地主分子打贫下中农，那还了得，想翻天了，明天开会斗死他。”艾玉林又问：“明天的会在哪里开， 开多大？”张扬交说：“开全公社的会太大了，就开你的下面那个片六个大队的会算了。 公社的事情多，会就在你们大队开，要各大队把四类分子都带去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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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七日，六个大队的干部和群众，押着四类分子陆续赶到长冲大队鸟里塘会场。 首先由张扬交主持召开了六个大队的“文革”主任、造反派头头、大队干部参加的预备会。 张在预备会上说：“今天的这个会不比以往的会，是个杀人的会，请你们摸摸底子，像艾 向桥这样调皮的地主分子，各大队有没有，摸出来的名单报到艾玉林这里来。”预备会结 束后，接着召开六个大队的群众大会，会议由张扬交主持。他说：“同志们，现在开会了， 今天的大会不比以往的大会，是个杀人的大会，最高人民法院是贫下中农。大家不要乱走， 我开口就要杀人的。现在由艾玉林同志讲话。”艾玉林重复了那张扬交的讲话后，就宣布了在预备会上决定要杀的八个人的名单和所谓不法事实，说：“大家同不同意杀？”当时 会上的一些群众随声附和的喊“同意”。这样唐礼广（已死）主动从武崇清手中拿过枪打死了艾向桥、艾开光、艾相忠、伍祥定；艾向国主动枪杀了艾如秀、艾上安、艾上旺；在 枪杀唐铁元时，因枪打了两次没打响，唐铁元呼喊反动口号，下房大地的艾如星见此情景， 就用自己带去的梭镖将唐铁元杀死了；雷溪坪大队社员陶成福受命枪杀了章满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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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受外地的影响。马路街、孟公山、蔡家、岐山头四个公社被杀 20 人就是如此。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马路街公社小岭村大队治保主任黎明言，在庄屋禾场召开有造反派参加的支部会上，传达公社武装部长的讲话精神时，歪曲公社会议精神。他说： “现在形势混乱，敌我斗争非常尖锐，敌人乘‘文化大革命’之机，搞阶级报复，道县的 敌我斗争更尖锐，更乱，河里溪下的那些尸体，都是道县干的。在我们附近蔡家公社有个反革命组织，说要把接里桥杀起下，阳旬杀起上。党员黎明宣说：“前几天我们生产队杨桂莲、李金娣到蔡家公社访亲时，听说他们那里的地主、反革命都捆起来了，集中放到河边，由民兵看守。”同时还将邓成樵（当时在大庙头公社任副书记）回家吃饭时闲谈的大 庙头杀了四类分子的情况也讲了。接着造反派黄登旺说：“河里水打下那么多的死人，我 看打死几个四类分子要什么紧，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在这次会议上，由黎明言、黎明宣 领头，黄登旺、钟大尧附和，提出了要杀的地主分子及子女邓成品等十三名对象。当天晚 上继续在力头冲坳坳里开会，除原来的七人外，增加了副支书黎光跃、民兵营长黎光球、 “文革”主任黄尚宽、钟顺文等四人。黎明言将白天会上提出要杀的十三个地主分子及子 女的名单提了出来并进行了讨论，因意见不一致，当晚未决定下来。最后黎明宣说：“明天再开扩大会议通过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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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在新开山奶奶祖塘根上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参加会议 的有大队全体党员、基干民兵、生产队长、贫农组长，大队干部和造反派共 43 人。首次是 民兵营长黎光球讲话。接着黎明言讲话，他将公社会议精神和道县乱杀人的现象，以及本 大队四类分子的所谓活动动向讲了一遍，还讲了他家受地主压迫的苦，以此来鼓励大家杀 四类分子。同时将第一、二次会议研究要杀的十三人名单提出进行讨论。会议进行了一个 上午，提意见还不一致。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号子，说同意杀 13 个人的举手。这样有的随 大溜举手通过。散会后，当天下午在黎明言、黎明宣的具体组织下，由基干民兵黎一忠、 黎明月、钟盛喜为打手，以大队副支书黎明益为首等 26 人，把要杀的 13 个人从小曹里押 送到右上坡小松树山里等着。到下午五点多钟大队“文革”主任、湘江风雷支队长黄登旺 说：“动手了！”黎明言、黎明宣、黄登旺三人立即坚守在打场。首先是黎一忠、黎明月、 钟盛喜用扁担打黎光国，然后丢到河里；接着以黄登旺为首的七人用锄头将黎荣湘、黎楚 瑾、邓成品、黎光凤、黎春光、黎竹生、张新桂、宋一姑、文顺娣打死丢到河里。其中黎 春光没有死，游到河洲上被抓回。黎明言在松树山里将其打死。并和黎一忠把邓家尚打死； 黎明月还单独打死了黎长青；黄登旺将四岁半的黎路九抱起丢进河里淹死。一九六七年因道县杀了很多地主，传说道县逃出的地主组织了暗杀团要杀贫下中农，因而各地自发地组织民兵和青年日夜站岗放哨。岐山头公社沙坪里大队基干民兵何宗南、 何仲国在九月三十日晚放哨时，本队青年何礼介去值班室玩。在闲扯时说，道县杀了好多 地主，接里桥也开始杀了。我们大队这么多地主，看哪个地主坏些，拿一个出来刹一刹风 吧。他们认为何德朝、何海朝、何星朝（兴潮？）三个地主最坏。何宗南说：“今天我们 查夜，看哪个不老实就杀哪个。”何礼介跟他们走了一段路后就回家了。何宗南、何仲国 继续查看这三个地主的情况。当走到何兴朝的房子附近时，看到何兴朝家亮着的灯突然灭 了。何宗南、何仲国认为何兴朝不老实，就将何兴朝喊出家门，不远即被何宗南、何仲国 用梭镖将其杀死丢入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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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偏听谣传。水口桥、黄阳司、香花坝三个公社被杀的十九人，均系听信谣言所致。 当时这三个公社到处传说四类分子组织了“暗杀团”，要搞暴动，并在陶家洲上召开了黑 会。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地富反坏做骨干。”还传说河中 的浮尸是“暗杀团”杀了贫下中农后抛尸河中的。因此广大群众十分惊慌，日夜站岗放哨， 晚上不敢在家过夜。故于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日，香花坝公社的香花坝和群勇大队的群众 自发地将地主分子曾凡浩和他的儿子曾九生，地主子女李美存丢入刘家湾处的河中淹死。 九月二十一日，香花坝大队“文革”主任顾显秋（已死）将祁阳的一个名叫王老五的乞丐当做“暗杀团”的侦探丢入刘家湾处的河中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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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日群勇大队“文革”主任顾显冬在第九生产队刘家湾河边召开群众大会，斗 争地主分子曾祥兰。要其交出暗杀团成员名单，曾祥兰交不出。与会群众喊号子，要把地 主分子曾祥兰丢到河里淹死。这时，民兵和造反派逼迫曾祥兰的胞弟曾祥芳动手，不然连 他一起丢到河里去。在这种情况下，曾祥芳迫不得已将自己的哥哥曾祥兰丢进河里，按住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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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一日，由民兵唐玉香和红旗煤矿的工人用梭镖和棍棒将抓获的外逃地主子女 曾祥柏打死后丢进老矿井里。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五日，水口桥公社庙山口大队唐致贵（当年14岁）写了一封检举信给大队治保主任唐世周，说地富分子唐仁冬、唐祖名、唐天喜等人聚集在一起吃血酒，看 地图。第二天清晨，唐世周未经调查，将此情况向支部书记唐祚丰进行了汇报。当天上午，唐世周主持了有唐祚丰、唐祚善、唐世发、唐嗣宏、唐祚朝、冯德云等人参加的会议。在会上唐世周说：“现在地主分子很猖狂，他们吃血酒，组织暴动，我们要先下手为强。” 九月十八日，四十七军来人制止该公社的乱杀人事件，唐世周不听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意 见，又在唐沅保家主持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唐在会上说：“四十七军的同志来 制止杀人，昨天已经走了。现在捉虎容易，放虎难。”中午十二时，唐世周宣布群众大会 开始，并说：“贫下中农是最高人民法院，要杀要放就在今天，大家看怎么办？”当时部 分群众随声附和的喊“杀掉”！这样由民兵唐祚朝、唐祥保、唐铁桥将四类分子唐祖明、 唐仁冬、唐天喜、周端云押到神山岭进行了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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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轻信口供。水浪坝公社由于轻信口供造成十二人被杀。 一九六八年七月十三日，里湾大队支部书记廖光冲、民兵营长廖在仁、“文革”主任廖光华在公社开完“抓革命，促生产”会议后，经廖光冲等三人商量，当晚召开了生产队 长、贫农组长、党团员会议。会议由民兵营长廖在仁主持，支书廖光冲传达了公社会议精 神，并讲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最后要与会人员摸摸四类分子的情况。原大队信用社会计 袁宗卿说：“袁德林经常夜晚外出，必有反革命活动。”文革主任廖光华说：“我看到反 革命分子郑吉虎的老婆廖秋娣经常到袁开根家去，可能是搞串连活动，必有什么组织。” 红旗军造反派头头廖荣柳（已死）接着说：“我们先把袁德林、袁开根、袁开吉这些表现 不好的四类分子抓来先开刀。”这样决定于七月十四日上午在大队召开对袁德林等人的斗 争大会，其他四类分子都抓来陪斗。首先廖光中讲了话。接着要袁德林交代反革命活动， 袁交不出。即遭到了造反派的拳打脚踢，最后被红旗军造反派头头廖光柳（已死）猛力一 脚将袁德林从台上踢到台下，不久就死了。这时民兵营长廖在仁把郑吉虎叫到一边，要其 老实交代，否则遭到袁德林的同样下场。郑见此情景，就交待他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和“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地富反坏当骨干”的行动纲领，并供出了该组织的司令是严开展，财务主任袁宗舜，保管员廖荣汉，联络员廖秋娣，自己是文 书；一般人员有张光辉、龙钦仰、郑超群，打杀队长袁德林，刽子手袁开根、袁开吉；纲 领已用毛笔写好，由廖荣汉保管。七月十八日下午，廖在仁主持召开了全体党员、生产队 以上干部、造反派成员参加的会议，研究对“反共救国军”成员的处理问题。廖光冲讲了 话，并公布了“反共救国军”的成员和纲领，最后决定将他们杀掉。七月十九日上午在蔡 堂岭福兴观召开了群众大会，以廖荣柳为主打死了廖荣汉；以袁开枚、袁德田为主打死了 袁宗舜、严满娣、袁开根、袁开吉；以廖在标、桂六秀为主打死了郑吉虎。七月十九日下 午，廖光冲对张家大队支书朱在能说：“你们大队张光辉、龙钦仰、郑超群参加了‘反共 救国军’。”七月二十日，张家大队召开了全体党员、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介绍了里湾 大队四类分子被杀的原因以及本大队三人参加“反共救国军”的问题，与会人员听了非常 气愤，决定把这三人杀掉。会后将张光辉、郑超群、龙钦仰抓到大队办公室侧边的土台子 上，朱在能公布了他们参加“反共救国军”的行动纲领后，朱柱元、王先进用鸟枪打死龙 钦仰；严宗喜用鸟枪打死了张光辉；龙训华用鸟枪打死了郑超群。七月二十一日，张子文 因害怕被斗打而投水自杀。七月二十六日严开展被斗打后自缢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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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的杀人风在我市造成的后果有：5 户被杀绝，27 人被迫外逃，7 户遗孀改 嫁；造成无人抚养的孤老 8 人，孤残 5 人；致伤的 80 人。房屋被挤占的 28 户 54 间；财产 被查抄的 95 户；被抄黄金、白银、玉器、现金和其他物资等价值 3168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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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组织处理及善后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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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市“文革”中的杀人事件，是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给党和人民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为认真处理好这一遗留问题，医治“文革”创伤，消除积怨， 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市委的统一领导下，根据（1985）12 号文件精神，我们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了安置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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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做好工作，认识统一。市委对做好处遗工作非常重视，确定了一名市委副书记专管，从市直单位和区、乡，抽调 95 名干部，组织工作组，深入到杀人有牵连的 11 个乡，28 个村，43  个村民小组发动群众，宣讲政策，逐家逐户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使他们认识 到“文革”中的杀人事件，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罪魁祸首是林彪、“四人帮”。 对那些犯罪犯错误的党员、干部，帮助他们知罪认错，对受害者的遗属，教育他们相信党 的政策会妥善解决好这一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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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政治平反，愈合伤痕。对所有被害者由市政府发给了平反通知书。在做好遗属工 作的基础上还应做好与杀人有牵连人员的思想转变工作，帮助他们认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并教育他们主动向被害遗属陪礼道歉。并以村为单位召开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 了积怨，愈合了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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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妥善安置，稳定人心。被害者的遗属，大多数由于被批斗抄家，被迫外逃和房屋 拆毁变卖等原因，造成了孤老孤残和生活困难。我们根据具体情况，除了在经济上给予适 当补助外，主要帮助他们重返家园发展生产。全市共解决遗属房屋 19 户 39 间，退给大件 物资 253 件，现金 892.30 元；发放遗属困难补助费 20036 元，抚恤费 11850 元；财产损失 费 10958 元，房屋赔偿 20725 元，回归人员安置费 5700 元，孤老孤残救济费 5580 元；并 对十三名孤老孤残每人每月发给定期生活费 12 元。全市用于处遗工作的总金额达 92436 元。通过对遗属的妥善安置，稳定了人心，调动了广大遗属的积极性，同时也体现了党的 政策和英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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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是严肃法纪，处理严谨。经反复查实，对在“文革”中为首组织策划和参与杀人的21 名党员、干部，根据湘发（85）12 号文件精神和他们所犯错误的性质，责任的轻重，分 别给予追究刑事责任和党纪、政纪的处分。其中对黎明言、张扬交、黄守文、黄克丰、唐 世周等五人追究刑事责任；对黎明言、黎明召、廖光冲、钱能恒、廖在标、唐克瑶、唐安 璞等九人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对戚定谋在整党中不予登记；对钟盛文、唐祚丰给予留党察看的处分；对屈奇华给予撤销支部书记的处分；对唐祥玉给予行政开除留用察看一年的处分；对黄秋林给予行政记大过一次的处分。 通过对处遗工作的落实处理，基本达到了省委（85）12 号文件的要求，妥善解决了这一遗留问题，促进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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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冷水滩市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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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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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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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ile mode 1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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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3/000017.txt
@@ -0,0 +1,63 @@
+# 中共零陵地区东安县委关于 “文革”中杀人问题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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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我县发生的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事件，造成了严重后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按照中央和省委关于拨乱反正的部署，在地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处理。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
+##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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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我县有 33 个公社、2 个镇、2 个林场、504 个大队、4217 个生产队。 在这动乱时期，我县部分农村、机关单位中出现了杀人问题，全县被杀、自杀的共 422 人， 其中被杀的 139 人，自杀的 283 人。涉及到 34 个公社（镇场）、203 个大队、294 个生产 队、334 户。在所有被杀、自杀的 422 人中，属四类分子的 95 人、四类分子子女 137 人、 贫下中农 164 人，其他 26 人。在这些人当中，共产党员 10 人，共青团员 2 人，在县属机关单位中有文教卫、财贸、工交战线等 54 个单位出现了杀人问题，共死亡 81 人，其中自 杀 75 人，被杀 6 人；在这些人中属国家干部 22 人、教员 24 人，医务人员 11 人、工人 24 人。全县还因抓所谓“反共救国军”被打伤、打残 117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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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杀人的事实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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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发生杀人问题开始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当时，川岩公社等个别地方在所谓对敌斗争中，由于极度怀疑地富分子会反攻倒算，出现了杀人的现象，被杀的 1 人，自杀的 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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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文革”动乱影响的扩大，在一九六七年“三查一清”运动中，由于当时一些公社、大队基层干部和群众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全县出现了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事件，并迅速在全县蔓延开来。从全县杀人问题来看，各地情况不一， 主要是以下六个方面：
+
+　　1、井头圩区杀人问题是从川岩公社刑讯逼供谎报有“反共救国军”开始的。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县支左领导小组和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召开各公社负责人会议，布置开展对敌斗争和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接着井头圩区开展了抓反革命分子和造反派“坏头头”的统一行动。井头圩公社于同年六月六日就将历史反革命伪连长徐嘉和蒋兴发（“湘江风雷”副司令）等人抓来进行批斗，六月八日又抓了恶霸地主、伪乡长唐绍白（土改时逃亡在外）和伪保长唐岳等人进行批斗。六月十日井头圩公社“三查一清”领导 小组负责人张青松（原公社书记）把本社参加大会的大队干部留下来说：“这次打击对象 主要是土改时逃亡的地主。今后公社不开大会了，要以片为单位分别召开斗争会。”各大队（片）回去后仿照公社的办法，分别搞了“典型”示范，这样全区出现了抓反革命分子和坏头头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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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川岩公社抓获松江大队一个在对敌斗争中因怕杀掉而躲进深 山的原地主分子蒋吾生，公社曾多次发现线索组织追捕未获。因此，怀疑他在外搞反革命组织；这次被抓回后，原公社书记蒋异霞就重点审讯他参加反革命组织问题。在审讯中， 蒋吾生开始不承认，后因受不了捆、绑、吊打的刑法，被迫承认参加了“国军”，再逼又 承认参加了“复兴军”、“救国援越军”；再逼，又承认参加了“反共军”；公社干部认 为不完整，又进行吊打，蒋受刑后，被迫招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同时谎报出有三个团，川岩公社一个团、井头圩公社有两个团；井头圩公社徐嘉任司令，蒋本人任副司令； 还报出地主子弟黄恩春等 15 个人员参加了这一组织。于是公社一班人信以为真，由原公社武装部长李声煌将此情况向区里原区武装部长邓忠礼、原区公安助理唐臻秋汇报。区里进行研究后，派邓忠礼和唐臻秋两人赶到川岩公社找有关人员座谈和审问，通知井头圩公社追捕“反共救国军”司令和两名团长，同时川岩公社又召开全公社群众批斗大会，还邀请了原井头圩公社武装部长陈雄亮和该社各大队治保主任、民兵营长出席参加旁听和批斗。 井头圩公社按照川岩公社报出的名单，对徐嘉进行了刑讯逼供，徐又报出了井头圩公社石板铺大队蒋光球和东风大队唐匡新两名所谓团长和其他人员。原川岩公社的书记蒋异霞认 为阶级斗争复杂，就以松江大队为重点顺藤摸瓜。深挖细找，把蒋吾生拉回大队进行刑讯 逼供。接着对蒋吾生谎报出的黄思春进行吊打，黄又报出山口铺公社界牌大队地主子弟罗信年和文遵湘等十一人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蒋异霞认为“敌情严重”，就召开公社干部会议，介绍松江大队所谓“反共救国军”的经验。要各片开展追查“反共救国军”的组织。此时山区大队没有报出“反共救国军”的组织，蒋异霞认为是分管片工作的领导不力，又特地选派原公社副书记冯万雄（已判刑）到山区六个大队“深挖细找”。冯到山区后到 处煽风点火，大批大斗，指名逼供。造成山区鸡犬不宁，人人自危，这个片六个大队，队队都有被打死和杀死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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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口铺公社接到川岩公社的通知名单后，公社干部和造反派于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将界牌大队的罗信年捆来公社吊打逼供，罗供出了山口铺农科大队蒋旭东，白鹤大队宾吉田和群山等大队一些人名字。个别人还认为没有达到目的，当晚罗被王六元、唐治海、 唐世芳、黄景助、蒋山茂、周本勇、卿丁荀、宾鸽生等人用棒、拳、脚活活打死。接着山口铺大队和白鹤大队分别对蒋旭东、宾吉田进行批斗吊打，他们又报出凡龙圩公社古楼大队的蒋建红、蒋建助和张造柏、张荣汉等人。由于该大队干部对此有怀疑，未继续追逼， 没有造成后果。就这样我报你，你报他，蔓延到全区五个公社、39 个大队、63 个生产队， 造成被杀自杀的有 73 户 76 人。在这些人中属四类分子 38 人，四类分子子女 6 人，贫下中 农 17 人，党员 2 人，其他 13 人；外逃一户 1 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 5 户 7 人。房屋被占、被拆、被卖的 13 户 28 间，被查抄财务估价五万一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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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鹿马桥区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问题是在一九六八年八、九两月的时间， 从端桥铺公社油圹大队开始的。一九六七年七月端桥铺公社举办“三查一清”学习班，会议期间和会后，杨永杰（端桥铺油圹大队二队人，原是区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杨世伟（原大队治保主任）传播说：“公社开了四天会，反革命在瓦圹庵开了三晚黑会。”此后不久在油圹和黄圹两个大队举办“三查一清”学习班时，社员罗冬英于七月二十九日跑到端桥铺麻溪大队与前夫非法同 居。后由大队研究，公社同意，于 8 月 29 日由孙志发（原公社武装部长）、杨世伟，翟友 专、杨永仕、邹大器等人去麻溪将罗抓到公社。第二天将罗带回本生产队，下午召开生产 队群众会，对罗进行揭发，公社周祖荣（原公社组织委员）参加了会议。会后要罗交代问 题，交代的问题是参加ＸＸＸＸ群众组织，并交代了ＸＸＸＸ群众组织的人以及与邹雄（罗 的前夫）同观点的一些人。九月二日由公社周祖荣、孙大友主持，大队有杨胜永、翟友柏（原大队副支书）、杨世伟，孙成元（原大队农代会主任）等人参加，在三队杨永仕家对 罗进行审问，罗交代“反共救国军”有六千多人，军长唐首娥，住武汉解放路 106 号，粮食科长，３２岁（实际无此人）；陈桂英（唐的爱人，实也无此人）任副军长。接着他们 又追问罗：“军下面有没有师”？罗又交代说，有两个师，一师由唐首娥，陈桂英兼师长，二师师长邹雄，副师长罗冬英，下设八个代表，六个旅，四个团，四个营，十个连，共交 出班长以上人员八十一人。本大队仅有邹雄、罗冬英两人，本公社其他四个大队四人。本 县外区九个公社二十一人。还交出了“纲领”五条：即（１）坚持五年计划不动，所讲的 话不要讲，不要怕死；（２）推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独立自由的生活；（３）坚决和地、 富、反、坏、右团结到底；（４）坚决不要怕，拿出敢闯、敢干的精神来与党和人民政府 做生死的斗争；（５）哪个暴露组织情况，杀他三代六亲。还交代这一纲领是唐首娥写的。 后又将罗转移到本大队四队和大队学校里，对罗进行过多次审讯。原区武装部长兰以竹、 原区委副书记蔡锡紫、区公安助理阳新华、区法庭周海清等人也对罗进行过审问。一次大 队在学校里召开干部大会审批罗。孙志友（原公社革委常委、武装部长）说：“罗冬英你先交代人，再交代你们的行动、纲领、计划、准备杀哪些人，你只要坦白，就给你解绳子。” 罗交代说：“我们大队就是我和邹雄两人。”孙志友说：“你是副师长，难道你在我们大队没有发展一个人？”罗只好交代：“发展了翟松福。”孙志友接着说：“叫她写吧。”写后，孙志友将罗写的交杨智生（原大队会计）保存，并说，任何人都不能看，支书也不能看。一次在四队杨永璞家有公社孙大友、大队杨世伟、杨吉仔、杨永荣参加，对罗进行 审讯，主要追查在本大队发展的人，要她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的交人。罗供出十三个生产队有 36 人参加了。罗在被审讯过程中自杀 10 多次，由于大队看守得严才未遂。一次在油圹大队二队上吊自杀口吐白沫，被其爱人邹大器拆砖进屋救出。九月二十二日油圹大队 把邹雄从县看守所提回审讯（邹雄因奸污妇女于 1968 年 3 月被拘留）。开始关在公社，9 月 23 日下午有公社孙志友、肖玉林（原公社革委分管治安工作）、孙大略（原公社信用社 主任）和油圹大队、生产队干部 30 多人参加，由孙志友、罗炳玉（原油圹大队长）主持， 对邹进行审。邹开始只交代奸污妇女等错误，没有交待反革命组织问题。在场的有人说： 要他交代参加反革命组织问题。邹仍未交。有人威胁邹说：“不交出来就烙死他。”杨吉仔、罗海之就用烟头去烧邹的耳朵和嘴，嘴被烧起了泡，仍未交代出什么。24 日上午继续审讯，也未交代什么，中午休息时，孙志友主持开了一个会，认为邹顽固，下午必须把一 部分人搞硬的，把一部分人搞软的。到下午审讯时，一部分人把邹从间子里拖出来，边拖边喊：“你顽固，拖回大队交群众处理算了，回大队没有你的命。”把邹拖到马路上，有 一部分人又跑来对邹说：“你这么呆，在公社交代算了，坦白交代了送你回县看守所。” 说着把邹喊回公社，到公社后对邹继续审讯。这时有人拿着刺刀对邹说：“你想活的话， 就把你那个反革命组织交出来。”有人接着说：“你那个纲领不存在了，你那些人也抓起来了，你是军长，为什么不交代？”邹开始承认是反革命，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反共救国 军”。接着要邹交代发展的人，报出了杨祖文、罗冬英等十三人。九月二十六日，邹雄牵回油圹大队。经小会多次审讯后，就开大队群众会。为了使被抓获的人“服罪”，邹交代 后就要罗冬英在大会上对证。邹交代一个就喊一个被抓的人问。承认就可以过关，不承认 就吊打。如孙家明一直不承认，就用很厚的竹板打，孙原是跪着的，后被打得滚在阴沟里。 翟有喜不承认就把他五花大绑，扯到屋梁上，身上还加一个大泥砖，还用松树叶在下面点火熏。以后又追问邹雄的枪枝问题，交不出来，就把邹雄往外拖，边拖边喊，把他活埋掉算了。为了揭开全公社的盖子，又在油圹大队公堂屋开大会。审讯邹雄，交不出来，就把 罗冬英牵来对证。这时有的干部问邹：“公社还有没有？”邹说：“人是有，我不认得。” 有的干部接着说：“我拿照片来给你对。”就这样罗冬英、邹雄两人所交的人就定为参加 了“反共救国军”组织，先后供出本大队 122 人。油圹大队被抓的罗孝愷、杨祖文、袁秀 英、翟松福等十七人被定为“反共救国军”的骨干，戴上手铐关押在大队学校进行审讯， 监督劳动。在押时间一般都有二、三个月。罗炳清系一九六八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也被认定为“反共救国军”的骨干。公社大队数次去信和电报将其要了回来。端桥铺公社 当时被抓成所谓“反共救国军”成员 439 人。其中被杀的 7 人，被逼自杀的 10 人，被打成重伤后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54 人，被关押的 36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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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花桥区抓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杀人问题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从原大水公社石板大队地主子弟唐道泽开始的，时间达三个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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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六月份道县杀人问题传入花桥区后，到处传说：现在地、富提出什么要先 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做骨干等口号。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大水公社召集各大队负责人传达贯彻县“三查一清”会议精神。散会后，石板大队办“三查一清”学习班。此时，唐道泽（农民）从外地探亲归来。公社驻队干部和大队便怀疑他 在外搞反革命串联。原公社武装部长孙乐玉和公社副社长，文革主任文振泗找其谈话。要 他交代问题。农历六月初十（即七月四日），石板大队在公社礼堂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唐道 泽。一上台就要他交代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唐道泽不交，就吊、打，进行追逼。在追逼 下，唐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军”，交出本大队唐陶治、唐陶市、唐陶绪、唐臻梧、唐臻 权等六人也参加了，并交出本社新建大队吴志华任司令，吴才华任副司令，还交出荆圹大 队吴振础、大盛公社地主蒋杰、易江公社陈明上、南镇公社周芳绪也参加了“反共救国军”。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大水公社新建大队接到公社电话后，立即召开支部扩大会，当晚就把 所有地主成份的人全部抓了起来关在大队，次日开始斗争吴志华，并通知杉木、集中、车头，荆圹等大队的支部委员和一些干部一起参加斗争会。在斗争中，对吴志华进行吊、打、火烧，当场被吴启玉等人活活打死。这样一村传一村，一个大抓所谓“反共救国军”高潮 扩散到大水公社其他大队。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大水公社的杀人问题的风声吹到南镇、 大盛公社。一九六七年八月初的一天，花桥公社唐家冲大队民兵营长苏时汉去邵阳五峰铺 捉小猪，路过大水公社看到到处斗争会，回来后在本大队干部会上介绍了大水公社的情况， 并成立大队对敌斗争领导小组。散会后，这个大队当晚把所有的地主、富农出身的人都关押起来。一九六七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大队召开群众会，首先斗争李安庭、李运千、伍桂香、 李开会等人，李安庭在这场斗争会上被彭元丁用木棍活活打死；伍桂香被王方林、唐良付 用鸟枪打死。仅在七天内，打死二人，被逼自杀三人，震动了花桥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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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石期市区在一九六七年七、八月出现的杀人问题是从狮子铺白滩河大队开始的。这 个区杀人问题是受广西、道县的影响而搞起来的。因石期市区四个公社地处湘江河畔，临近广西、道县。一九六八年七月初常有尸体从湘江河中漂浮下来，个别群众误认为是广西 全州一带的地主富农起来造反，杀了贫下中农丢在河里的。再加之从广西谣传来的说什么 “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做骨干。”这时，一部分贫下 中农更产生了对地富的恨。如狮子铺白滩河大队郑爱云交代说：“我在河上撑船，常在广 西、零陵一带航行，看见很多死尸从河里漂浮下来，谣传广西大杀起来了，我耽心家里人 被杀，因此我把船撑回来了，就参与杀人。”在这种情况下干部群众纷纷要求惩办地富， 如狮子铺公社召开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等参加的会议，有的人提出来说：“坏人有一 条杀党员和干部的纲领，你们要提高警惕，把地、富要集中看管起来。”会后，狮子铺白 滩河大队就把地富出身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到大队，以追查“反革命纲领和有手枪不交 出来”为理由进行批斗、审问。七月七日这个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对荣伶（投诚起义人员） 及其两个儿子荣永昌（终年2 岁）、荣海昌（终年17岁）和其妻蔡云英四人进行批斗， 在斗争中郑爱云、唐善保将荣伶、荣永昌、荣海昌、蔡云英一家四口人用刀杀死后抛入湘 江河中。到十七日止，仅十天时间，这个大队就有十人被活活打死丢进河中，由于这个大队的影响，到八月二十九日止，全区四个公社，有二十四个大队四十四个生产队出现了杀人，被杀的共 36 户 44 人，其中男性 41 人，女性 3 人。在这些人中属四类分子七人，四类 分子子女三十三人，贫下中农四人；被迫自杀的二十七户二十七人，其中男性二十人，女性七人；这些人中四类分子六人，四类分子子女八人，贫下中农十一人，共产党员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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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紫溪市区抓“反共救国军”出现杀人的问题是一九六七年七、八、九月从水岭公社 大队引起蔓延到茶源、都圹公社，从大庙口公社扩散到渌埠头公社、高峰公社，历时三个月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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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水岭公社枧田大队杨秋林（富农子弟）、唐先荣（农民）长期在外，一九六七年七 月二十四日，杨秋林回家杀猪，带回两个外地人。聂采元（大队造反派）看见后问是什么 人，杨说：“你跳皮，哪天我给你一粒花生肉吃”。当时大队正在召开民兵大会，聂把这 件事向大队支书陈友德、民兵营长陈常发、文革主任陈既兴等人汇报，就认为杨长期在外， 可能有枪，就决定将杨秋林抓来审问，要他交代参加了什么组织。杨不承认参加了什么组 织，陈友德说杨不老实。陈常发，陈既兴等人便将杨秋林吊在梁上抽打，在逼供下杨根据 外面的情况，谎报参加了“反共救国军”。陈既兴等人联想广西和川岩公社都破获了“反 共救国军”的反动组织，就信以为真，进一步逼交职务和其他人员。杨秋林在受刑不过时， 承认自己是团长，唐先荣是政委，唐瑞刚（茶源公社人）是参谋长、陈一上是秘书。陈友 德认为是大案，立即向公社武装部长唐可奕、公安干部杜志告报告。另一方面捕捉唐先荣。 七月底在井头圩将唐先荣抓回审讯，开始唐承认在外搞过扒窃，没有参加什么组织。群众 认为唐先荣不老实，于是把杨秋林带来对证，杨供认是唐仲秋发展的，唐仲秋是政委，唐 宜友（茶源公社人）是师长，发展了陈一上、刘鹏飞等十四人。于是公社公安员杜志告坐 阵在枧田大队，进一步追查反革命纲领。唐先荣在吊打下，只好交代：“先杀党后杀干” 的纲领，但又交代不出名字。造反派和干部认为唐不老实；就命令地主子弟陈福寿把唐先 荣的脚打断了。水岭公社把唐宜友、唐仲秋等人的情况分别通知茶源公社和新宁县对江公 社。八月一日茶源公社小心田大队副支书唐开明、民兵营长秦东亮、治保主任滕德金对唐宜友审讯；唐不承认，就将他上雷公尖，吊梁坐飞机，在各种刑具拷打下，唐承认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并报出公社柳溪大队唐官柳、连圹大队唐专生，小心田大队藤德荣、都 圹公社杨家大队蒋荣孟、都场大队蒋荣爱等人。后这些人都被以参加“反共救国军”而受 到严刑拷打，有的成了终身残废。都圹公社杨家五队蒋荣孟，由于受不起刑罚，报出本队 蒋荣福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当时大队副支书蒋荣明、大队长蒋秀桐，叫民兵把蒋荣福 捆起关在大队。并疑心蒋的父亲蒋秀美晚上会来抢劫其儿逃走，于是晚上组织民兵，把蒋 秀美家包围了，但正碰巧这天晚上蒋秀美家的狗咬老鼠，屋内有响声，蒋荣明说蒋秀美有 动静想行凶作恶，立即把蒋秀美叫起来开门，就用梭标猛刺了两刀，蒋秀美的肠子也被捅了出来，第二天死亡。紧接着第二天下午就斗争蒋秀美的儿子蒋荣福，要其承认是“反共 救国军”成员之一。蒋荣福不承认，于是蒋荣明、蒋秀桐、唐孝发等人把蒋荣福吊在梁上，用短木棒冲打，把蒋荣福吊打了三个钟头，打得满身青肿，口吐鲜血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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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渌埠头公社胡竹大队一生产队地主子弟蒋爱元，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向队长 请假去紫溪市买粮食，七月五日大庙口公社打电话通知渌埠头公社说：“大庙口公社白石大队抓住两个人，是渌埠头公社的人。”七月六日胡竹大队派民兵营长、会计等人去大庙 口公社把蒋爱元押了回来，当晚拷打审问一夜。第二天在本大队四队仓库吊打一天一晚。 供认自己是“反共救国军”头头，渌埠头大队周建荣是副头头，还有高峰公社枫林大队伍 才生，李祥开、李茂清都是“反共救国军”人员。后来大队支书伍先明、大队长伍瑞光、 干部蒋信全、蒋信林、蒋玉清、蒋奕干等人研究决定将蒋爱元和其母周玉英杀死，由于个别人反对说：“一人犯法，一人当，蒋爱元参加反革命组织，就杀蒋爱元。”七月八日上 午在胡竹大队小学操坪开群众大会，先对蒋爱元批斗。蒋信林、蒋信全在会上讲了话，蒋 信林在群众会上讲：“蒋爱元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不交代怎么办？”有人就喊：“杀掉算了”，于是蒋玉清、蒋国平、蒋异标、蒋信然（县人民医院医生）、唐立华等人将蒋爱元 牵到现在乡镇府影剧院的厕所后围墙边，唐立华用鸟枪向其头部打了一枪，即倒地，后蒋信然将其尸翻过来，见已死，又用刺刀向胸部戳了一刀，蒋玉清将尸抛入湘江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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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溪市区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而出现杀人问题涉及七个公社、镇，三十七个大队，四十六个生产队。被杀、自杀共五十户 53 人；这些人中四类分子 13 人，四类分子子女 10 人，贫下中农 21 人，其他 9 人。打成终身残废的 81 人（其中打残后已死7人）。杀绝的 一户 1 人，被迫外逃的九户 18 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一户 2 人。孤老孤残无人抚养的14人。集体非法侵占房屋一百二十一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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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原紫云公社因抓所谓“黑杀队”而出现杀人问题，时间是一九六七年农历六月底至 农历八月初，为期一个多月，同时蔓延到大庙口林场唐家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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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紫云公社坝头大队第四生产队地主出身的付浩坤与本大队五组地主出生的唐太山过去常来往，关系密切，在“文革”中就不敢再公开来往了，一九六七年七月间一天晚上， 唐太山到付浩坤家中玩，谈论造反派组织有权威，说话算数，而自己成份高，受人管制， 受人歧视，觉得权利不平等。此话被人听到了，加之广西全州传来有“反共救国军”这样一个反动组织，原坝头大队治保主任、红旗军头头李天付知道情况后，在一九六七年农历 六月二十九日晚上带领六个民兵把付浩坤抓到大队进行审讯一夜，追问付参加了什么组织，付没有交什么。次日召开大队“文革”干部和造反派、民兵会议，连续批斗三天，付浩坤 就把他与唐太山说的“权利要平均”的事做了交代，造反派认为他们要权并非一人能办得到的事，一定有一个组织；象“反共救国军”那样一个人员众多的反动组织，才敢要权。 于是又对付浩坤进行严刑拷打，付供认有一个组织叫“平权党”，造反派就把“平权党” 与“反共救国军”的内容联系起来，“反共救国军”组织是杀人的，这个“平权党”一定 是晚上开会，黑夜出动，是“暗中杀人”，就认为一定是一个“黑杀队”组织。接着又追问发展的人，付只好交代他与唐太山一起商量过。就这样将“黑杀队”组织传开了，第二 天召开全大队群众会，唐太山也被抓到会场批斗。经过两天的批斗，付浩坤承认是“黑杀 队”头目，发展了唐太山、唐庆洪，还发展了九菜大队俞孝先、俞普林、白马大队唐智爱。 第二天审讯唐太山，还交出了大庙口林场唐家工区廖余清等人。坝头大队唐庆洪因所谓“黑杀队”人员被批斗吊打后于一九六八年农历七月八日自杀身亡。这样，由坝头大队追查所谓“黑杀队”杀人问题就扩散到全社。并蔓延到大庙口林场。 大庙口林场在一九六七年七月正值县布置“三查一清”运动之际时，加之广西全州谣传有人组织“反共救国军”黑杀队，并有行动口号。林场陈武、乔维松、周宜兴、黄自琰 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清查工作。陈武同志在会上提出：“舜皇工区有人参加反共救国军黑杀队组织，我们要注意。现在全州县六桥公社井夫大队批斗伍大昌时交出了舜皇工区 经继恩、邓型玉、刘培生三人参加了。还有紫云公社批斗地主唐太山交出唐家工区廖余清、 蒋录迁、蒋党昆参加了。”会议决定要原武装部长乔维松（已死）和黄自琰到舜皇工区去 处理，陈武同志到唐家工区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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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武同志到唐家工区召开干部会议，研究批斗地主子弟廖余清。会后工区支书李超然 派民兵和工区干部把廖余清抓到了工区，采取严刑拷打，供出蒋录迁是“反共救国军”黑杀派组织副团长。廖余清被逼吊打，于一九六七年八月五日上吊自杀。一九六七年八月十 三日批斗蒋录迁，在斗争中被王武中、俞发怀、陈长发、唐善贤、赵仁贵等人用钢钎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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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六种情况外，还有中田公社也出现了杀人的问题。一九六七年七月，邵阳县河柏公社易云阶检举地主子弟易珠琨参加了“反共救国军”，在批斗中易珠琨供认出是中田公社大埠头大队刘荣珍发展他的。中田公社大埠头大队闻讯后立即对刘荣珍进行刑讯逼供， 刘荣珍供认刘贮珍、刘志珍、刘明龙、刘友桂，刘为芯（白米大队）、刘荣轩（白米大队） 等 10 多人参加了“反共救国军”。一九六七年八月下旬大埠头斗争刘志珍等人，刘志珍当 场被刘国元等人用木棍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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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在一九六七年的六、七、八、九月近四个月时间由一个人牵连一个人，一个 大队牵连一个大队。一个公社牵连一个公社，农村又牵连机关。在全县出现了抓所谓“反 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事件。正当一九六八年七月中旬杀人问题形成高潮时，县支左领导 小组及时进行了制止。县武装部长付江和张朝志同志接连主持召开了两个紧急电话会，并 从部队抽调了一些干部、战士分别奔赴中田、大江口、渌埠头等公社制止；同时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四日正式成立县革命委员会的会议上，宣布要坚决制止杀人。各地不要再出现杀人的问题；并作了具体部署；从而全县杀人的问题逐步制止下来了。但仍有个别地方的 杀人问题未完全制止。如原大江口公社社圹大队支书丁宪槐为首，不听公社打招呼，于一 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深夜十二点钟将丁承纪、丁平六两人杀死抛入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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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一九六七年我县出现的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组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被杀绝的十六户 19 人，被迫外逃的 161 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三十四户 87 人， 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的 337 人，房屋被集体非法强占或卖、拆掉的九十六户 181 间，查抄财物折价二十万零五千元，其中由受害者本人交纳看守费五万九千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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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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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在“文革”中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问题是在林彪、江青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安定团结， 造成了恶劣影响。我们按照省委（85）12 号文件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对“文革”中因杀 人问题所引起的严重后果进行了积极而慎重，稳妥而认真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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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对“文革”中被打成“反共救国军”成员的二千一百五十八人，全部进行了平 反纠正。首先县委召开全县干部会议，并要求各公社在召开大队干部会议上要以此会议明确宣布“反共救国军”一案纯属假案；凡受此案牵连的所有人员在政治上应一律平反，恢 复名誉；其次要求各公社党委按照上级指示精神印发《平反通知书》发至大队，送到平人； 并以村为单位分别召开了各类型的团结会；再次，由各公社对被杀、自杀以及由此事件所 致伤残人员给予写出结论，报上级部门存档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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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按照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对与杀人事件有牵连的 1259 人分别视情节轻重作出了 处理。在这些人当中，开除党籍的七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五人，职工三人，农民六十三 人；其他党纪处分七十一人，其中国家干部二十八人、职工二人、农民四十一人；政纪处 分二十七人，其中国家干部二十四人、职工三人；刑事处分的十一人（国家干部一人）；杀人后入党受处分的七十八人，其中出党的三十四人，占处分数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这些人当中，国家干部五人、职工一人、农民二十八人。 三是，在经济上妥善安置遗属，按政策给予各种经济补偿584275元；其中给定为孤老孤残的 337 人发救济金 95040 元；安置被迫外出回归人员 116 人，发补助费 13800 元；给 死者遗属发生活困难补助 270922 元；安置抚恤 342 人 84500 元，对 1881 户的财产损失按 政策折价补偿 892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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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处遗，我县按照党的政策，通过大量工作以后，问题已得到妥善解决；消除 了积怨，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大大促进了 我县两个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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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东安县委 东安县人民政府一九八七年三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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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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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diff --git a/CCRD/0/8/23/000018.txt b/CCRD/0/8/23/000018.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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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3/000018.txt
@@ -0,0 +1,41 @@
+# 中共零陵（永州）地区江永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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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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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永县“文革”期间有十八个公社、两个镇、三个场，二百二十八个大队，一千七百 一十八个生产队，三万九千六百九十四户，十六万七千五百四十二人。一九六七年八月二 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一日有十八个公社、两个镇、一个场（铜山岭农场），八十六个大队， 一百八十三个生产队杀了人。被杀的有三百零六户，四百零七人。被杀人员中，男三百七 十一人，女三十六人；四类分子一百四十五人，四类分子子女一百六十人，贫下中农八十 六人，其他十六人。这些人中有国家干部三人，教员五人，医务人员二人，工人一人。“文 革”期间被迫自缢六十人，其中男四十七人，女十三人；四类分子三十一人，贫下中农二十二人，其他七人。这些人中国家干部六人，教员四人，工人五人。全县“文革”期间被 杀和自缢共计四百六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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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杀人起因经过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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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一九六七年秋受了道县杀人风的影响，首先是原红星公社（现界牌乡）发生了杀人事件，后来逐步波及到全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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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原红星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瑜从老家道县兴桥公社返回红星公社，途经道县坝圩时与该区公安特派员廖隆和同志相遇，经廖的邀请，杨当天在区公所廖隆和处吃中午饭。吃饭时（当时该区武装部长杨衍生也在座）互相谈及当时的形势，廖隆和说：“我们这里小甲公社金华村听说有四类分子上了山，还有司马桥区杨家公社郑家 村大队召开四类分子训话时，有的四类分子起来造反，打支部书记，群众起来了，抓到五 个干掉了”等等。下午杨修瑜回到红星公社，当晚，就对公社武装部长兼任公社抓革命促 生产领导小组组长的伍成喜同志说：“今天我从家里回来，道县那边目前四类分子活动很猖狂，听说杨柳塘大队的大队长晚上开完会回去后给敌人杀了，脑壳都挂在树上。宁远梅岗有一百多个四类分子上山，我们村里昨天晚上也杀了一个，你们还这样和平麻痹。”并提议公社召开一个大队干部会。在杨的提议下，经伍成喜、张超群（原公社秘书兼文革主任）三人研究决定于八月二十五日召开各大队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民兵营长、治安主任、 大队长“五大头”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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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八月二十四日）公社干部分三片到各大队口头下通知，传达这次会的重要性。杨修瑜亲自到大林江、小源、洪塘大队，他又在这几个大队的大队干部中讲了道县、宁远四类分子活动的情况和道县杀四类分子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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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五日各大队“五大头”会议在公社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社武装部长伍成喜主持，公社党委书记杨修瑜在会上讲了话。他说：“现在四类分子活动很猖狂，道县有的地方四类分子起来搞暴动上了山，司马桥区郑家村大队四类分子起来搞暴动，群众起来了， 抓到五个干掉了，杨柳塘大队的大队长去祥林铺开会，被敌人杀了，脑壳被砍脱挂在茶子树上。我们村里贫下中农也杀了一个四类分子。我们这里大家要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管制， 发动群众起来用三至五个人管好一个四类分子，落实到人。对四类分子真正起来暴动的矛盾不要上交，由群众自己去处理”等等。自这个会议以后，多数大队散会回去后于当天晚 上都召开了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党员、贫下中农土改根子、民兵骨干会议，传达杨修瑜的讲话精神，对四类分子进行了摸底排队，其中：文革、洪塘、源田塘、河边、木浪、大林 江等大队还摸出了准备杀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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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红星公社成立“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司令部组织”（简称贫总）， 筹备会在公社召开，各大队的造反派头头、治安主任、民兵营长、贫协主席都来了三至五人参加筹备会。正在开会期间，文革大队支部书记刘自进赶来，一进会场就说：“我们大队已经动手杀了六个人。”到会人员听了大吃一惊。当时会场就乱了，“贫总”一些负责人认为文革大队杀人不策略，没有统一行动，这样会惊动其他大队的四类分子逃跑。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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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情况下，筹委会决定，马上散会回去，各大队把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集中起来关押，并宣布：“凡有破坏行为的民愤大的就杀。”就这样匆忙的散了会。 自这个会议以后，八月二十七日有五个大队杀了三十人，八月二十八日有三个大队杀了十二人；八月三十一日有四个大队杀了十四人；红星公社仅四天时间就有八个大队相继 杀了六十二人。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开始杀人，到九月十九日止，全公社十六个大队就有十二个大队杀了人，共杀七十六户 114 人，被迫自缢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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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星公社是我县“文革”杀人最早的一个公社，与该公社山水相连、田土相依的桥头 铺、大干两个公社得知红星公社杀四类分子的消息后，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开始了杀人，接之而来的潇江、黄甲岭、松柏、红旗等公社也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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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从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六日起开始杀人，直至九月二十一日，历时二十七天，共杀四百零七人，自缢十九人，共计四百二十六人。九月中旬四十七军发出制止杀人的电报后，县人武部立即召开各公社、镇、场电话会议，制止了杀人事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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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发生了杀人原因有三：一是少数国家干部召集会议，煽动、布置、督促杀人；二 是少数农村干部群众在“左”的影响下，目无法纪，自发杀人；三是少数人目无国法报复 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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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杀人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有十六户（二十八人）被杀绝；有 56 人被迫外逃，有六 十九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有八十五人丈夫被杀后改嫁；有五十七人随母下堂；房屋 被集体非法拆、占、变卖，遗属外逃房屋无人管理倒塌损坏的五十二户，一百零一间；有大型农家具七百五十件被查抄，牲猪家禽被抄走四万零四百斤；粮食四万六千斤，加上其 它财物被抄走无法归还的，估价二十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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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善后安置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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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造成的恶果。为认真处理好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挽回影响，平息民愤，愈合伤痕，巩固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地委的领导下，在工作组的帮助下，根据省委（1985）12 号文件精神，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安置处理。 一是在政治上，对“文革”中被杀者给予恢复名誉，县人民政府给家属子女发了被杀者平反通知书，在安置处遗工作中，以村为单位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了积怨， 安定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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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在经济上，经落实政策办研究，其中给予处遗抚恤 61100 元，财产损失补偿 26358 元，杀人后造成家庭困难的给予困难补助 72000 元，对无人抚养的双孤六十九人给予定期 救济 30680 元，安置被迫外逃回归人员四十七人，9700 元，安置随母下堂回村落户 17 人3100 元，解决赎回、维修房屋开支经费 17763 元，妥善安置了遗属。 三是在“文革”中为首组织和参与杀人以及主动充当杀人凶手的少数党员干部进行了分别处理。根据错误性质和责任轻重，经县委、县纪委研究批准（国家工作人员县委审批， 农村党员县纪委审批），对在“文革”中杀人犯有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九十四人给予了处理。 其中：经县委研究报地委审批逮捕法办的八人（国家干部二人，农民六人），开除党籍的六十三人（包括判刑的五名党员，国家干部七人，教师一人，职工三人，农村党员五十二 人），留党察看的二十一人（国家干部四人，医生二人，职工三人，农村党员十二人）， 党内严重警告二人（国家干部一人，职工一人），撤销职务二人（农村干部），行政记大过一人（教师），行政开除留用二人（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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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处遗工作的落实，使“文革”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消除了积怨， 愈合了伤痕，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促进了全县经济建设和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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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江永县委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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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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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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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蓝山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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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七年，由于极左路线的严重危害我县部分地区也出现了无政府主义思潮，在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党的纪律遭到践踏的情况下，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一些出身不好的人，给党和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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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以来，坚持拨乱反正，正本清源落实党的政策，为死者平了反。恢 复了名誉。从一九八〇年四月起至一九八六年底历时七年多，经县、乡、村联合调查处理 了“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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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九六七年，全县二十五个公社，二百七十九个大队，二千零八十八个生产队中，有大桥、大麻、所城、荆竹、紫良、龙溪、古城、土市、火市、浆洞等十 个公社三十八个大队，七十五个生产队杀了人；有楠市、总市、蓝屏、祠市、大洞、城关、 竹市、正市、汇沅等十个公社，十九个大队，二十七个生产队被迫自杀死了人。从一九六 七年九月八日至九月二十九日二十一天内共被杀掉八十九人，被迫自杀十二人，合计一百 零一人，是杀人高潮期。延至一九六八年十月份仍有余波，少数社队仍出现杀人案。据统 计“文革”中在五十七个大队，一百零二个生产队，一百一十六户中共杀九十四人，被迫 自杀五十七人，共计一百四十九人；其中男性一百三十五人，女性十四人，年龄最大的七十多岁，最小的十一岁。按当时的成份分类：四类分子三十九人，“四类”分子子女六十 人，贫下中农二十六人，其它成份八人。从职业上分，有国家干部八人，教员四人，医务 人员五人，工人十人，农民、居民一百二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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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县的杀人事件是受道县、宁远、江华等邻近县杀人的波及和影响所致。当时在全县范围内谣传四起，什么荆竹的四类分子在围寨，宁远的四类分子也逃 到紫良的猪楼门，把那里几户人杀光了，红薯被撬完了。加上大麻上洞村地主子弟彭先农、盘志龙长期在大桥、所城、龙溪等地混饭吃，是蓝山四类分子组织“反革命”的“首领”。各地有据点。在群众中还传开，“先杀党、后杀干、贫农一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当‘骨干’”等谣言。这些曾一度广为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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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七、八月间，道县杀人已形成高潮。在此期间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社员许良顺（来招亲的  原籍道县柑子园公社）回过道县看到现场情况，返回堡城后向造反派大肆传播道县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已杀了几千万把人。其次是讲四类分子组织起来了，农历八月十五搞暴动等等。大桥公社堡城大队是个地主和四类分子较多的村，在谣言四起的情况下， 大队文革主任钟水旺酝酿着要报复，杀害厉仁学及四类分子，最后导致这个大队于一九六 七年九月八日开了杀戒，以及波及到全县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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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的社员黎琴与李贱娥，因小孩问题发生口角， 引发纠纷，本大队的贫农社员厉仁学前往调解无效。九月五日晚，厉仁学去喊大队文革秘书温华中去调解，连喊三次，温华中不肯起床。厉仁学返回家中睡觉，温华中见厉走了， 喊起同厅房的阮玉清起床说，刚才厉仁学来喊我的门你听见没有？阮答道，听见了，为什么搞这么凶？两人决定出门去看一下，刚走出大门就碰上赵程明（民兵营长）、雷水生（造 反派负责人）等二人，雷水生便说：“今晚有鬼，有人敲我的亮格窗。”温华中说：“今晚厉仁学来喊了我三次门，不知搞什么鬼。”几人怀疑厉仁学有问题，需要喊文革主任钟水旺起床。（因厉仁学与钟水旺之妻邓顺妹过去有过通奸行为，曾被钟水旺发现过，因厉仁学会武术，钟水旺奈何不了，只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赵程明将钟水旺喊起床后将情 况向钟水旺作了汇报，钟水旺当即决定把厉仁学抓起来审讯，并亲自去喊有经验的雷德贵、 唐福喜两个老农兵起来，带队将厉仁学抓起来捆到关帝岭。命令雷德贵（武装民兵）、肖华政（团支部书记）、温华中（秘书）站岗，赵程明（民兵营长）纪录，钟水旺审问。在 审问中，钟水旺对厉仁学拳打脚踢，用刀架在厉的颈部说：“你说不说，不说今晚要杀掉你”，又说“要一点点地割你的肉”。在严刑拷打逼供的情况下，厉被迫假供自己组织了 一个“反革命”组织。成员有盘锡光、黄永坚、黄永业、黄远潜、黄永诚、黄永寿、黄本清、盘廷伟、盘楚雄、盘廷驹等十人（均为地主分子及其子女）。当晚钟水旺、赵程明又带领民兵将上述十人抓到大队关押。 九月六日早晨，钟水旺布置雷德贵等民兵把厉仁学等十一人押至大队炮楼脚大坪子上给群众亮相时，钟水旺左手抓住厉仁学的衣领，右手持一把尖刀大叫：“你偷了我老婆又搞反革命，今天你死得成了。我要出气了。”准备将厉仁学当场杀死。雷德贵将钟拦住， 竭力劝阻赵程明说：“他是贫农，杀了他，问题没搞清会断线。”才未将厉杀死。上午钟 水旺到公社汇报。大桥公社的文革成员群众组织负责人得知后，派朱长球（公社武装部长）、 李德春（回乡知青）、张高左（公社团委书记）、何春生（邮电局工人）等人来到堡城大队了解情况，并旁听了钟水旺等人对厉仁学、黄本清的审讯，尚未表态就离开了。通过一 天一晚的刑讯逼供，又审出了九名所谓反革命成员：黄良觉、黄利民、黄永召、黄永屯、 黄策勋、黄良境、黄永亮、黄良光、黄永知等人（均属本大队地富分子及其子弟），及供出了外社队的成员。钟水旺当天又带领民兵将上述九人抓到大队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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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七日上午，赵程明在炮楼脚坪子上当众宣布逼供出来的假“材料”。对两百来名群众说：“你们还在睡大觉，蒙在鼓里头，脑壳落地了都不晓得。地主组织‘反革命要搞暴动’，要杀贫下中农，土改根子，老党员、老民兵。”并讲哪个地主要杀哪些贫下中农， 党员干部。这时更激起了广大群众的愤恨，杀地主的气氛更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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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八日大桥逢圩，上午十一时左右，钟水旺、赵程明带领民兵将被关押的二十名所 谓要搞暴动的“反革命”押到大桥圩游街示众。钟水旺在前面开路，赵程明指挥。返回 队到村口凉亭时，钟水旺准备把人押到关帝岭杀掉，由于赶圩的人多，才未杀成。又押到 大队关起来。下午县东方红总部（群众组织）派冯生旺（已死）前往堡城调查，他向群众 组织和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说：“群众不能杀人，杀人权在政法机关。”这时在场的文革 副主任杨水生大叫：“贫下中农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杀人不需要上级审批……”唐雪德（本大队，造反派成员）接着喊：“冯生旺是保皇派，和地主是一伙的。”部分群众也跟着一起哄，吓得冯生旺立即躲起来。当晚钟水旺通知大队部开群众会，到会群众约三百人。会前钟布置任石仔、赵荣昌（中国党员）、许良顺（已故）、唐福喜（已故）、朱崇富（71年入党）、陈年仔（已故）、赵明相（已故）等人做好杀人准备，要雷德贵等人到杀人地 点罐子厂担任警戒。会议由钟水旺主持宣布大会内容，杨水生宣布所谓“罪行”，温华中宣读勒令。快散会时，钟吩咐任石仔、朱崇富、赵荣昌等人去当凶手，要他们各带凶器， 先把这五人押到罐子厂敲死，并一再嘱咐一定要打死，不让他们再活过来。各人要负责人。 宣布勒令后，按原分工，翟启秦（已故）、赵明相（已故）押黄永业；任石仔、陈年仔（已 故）、赵荣昌押黄永坚；许良顺押黄良觉；唐福喜押盘楚雄；朱崇富押盘锡光。在大队部 钟水旺对被杀者讲：“送你们去搭车下县去。”当押到罐子厂时，凶手们用木棒将上述五人敲死。死后由吴老四（已故）、任石仔、唐雪德（已故）、黄喜旺（已故）、许良顺等五人将死者就地埋掉。杀戒一开，消息很快传开，普遍议论“大桥杀了反革命”。接着钟 水旺等人又继续将关押的人进行刑讯逼供，供出一个“反革命”网络，各地都有人牵挂上了，荆竹、大麻、所城、龙溪、古城、火市等公社，沿蓝荆公路线都供出有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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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一日下午三时左右，钟水旺、赵程明带领肖华政、赵华甫三十多个民兵，将关 押在大队的厉仁学、黄永召、黄永屯、黄永亮、黄良光、黄永诚、黄良境、黄远潜、黄本 清、黄永知、盘廷伟、盘廷驹、黄永寿、黄策勋、黄利民等十五人，押到麻地脚以“反革 命”罪用木棒、马刀、梭标进行杀害。由任石仔、肖德良、翟启秦、许良顺等人将死者尸 体分两个坑埋在麻地脚茶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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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堡城大队从九月八日、十一日两次杀人之后，各地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心情非常紧张， 有的想外出躲避一下，多数在家听从宰割。大桥公社文革小组及造反派将大麻下洞的彭先农抓去审讯，在刑讯逼供中彭把他到过的公社大队相熟的人，都供出参加“反革命”。另方面堡城大队的钟水旺、赵程明先后到沅兴、砂子岭、幸福舜水等大队串连，将堡城地主 及其子女们在审讯中供出的名字告诉这些大队的文革领导、造反派头头，致使各大队又将 四类分子及其子女集中刑讯逼供，而导致全公社其他大队都抓人，关人，整人。有五个大 队到九月十六日就杀了三十人，他们中除了堡城大队二十人外；有舜水大队的欧阳子玉，欧阳忠炳于九月十四日被杀害；欧阳喧（教师）欧阳振亨，欧阳荣光（中农）均以参加堡城大队的厉仁学“反革命”，而被房国庆等人洩私愤而于九月十六日杀害于公社门口。砂子岭大队的李良顺，幸福大队的黄泽民，沅兴大队的李恒初，黄良卜都是以加入了厉仁学 “反革命组织”而遭杀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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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桥公社各大队抓人、整人、杀人的消息传遍后，加上多种谣传，其他公社，如大麻、 所城、荆竹、只良、龙溪、古城、土市、火市等公社满城风雨，搞得人心惶惶，处处都是 “反革命”波及。很快，各大队纷纷派人到大桥查问，互相抄逼供出来的口供材料及“组织成员”名单，回到本队将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全部抓起来关押，逐人进行审讯。经过刑讯 逼供，最后都以他们组织了“反革命”要搞暴动，要杀党员。杀干部为由而被杀害。杀人 路线顺蓝荆公路扩散，在大麻公社召开了文革主任、民兵营长造反派头头治安主任、党员、 大队其他干部的各种会议，在会上曾介绍过大桥堡城大队四类分子组织了“反革命”组织， 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杀一半，八月十五搞血洗蓝山”。堡城大队已杀了一 批四类分子，他们供出大麻公社的联营大队、军屯大队、三合大队、上洞大队也有人参加 了“反革命”组织。公社文革组织造反派布置要求各大队要三个民兵管一个四类分子，一 有风吹草动就马上报告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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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七年九月十二日，大桥堡城的四类分子黄良景来联云大队四类分子厉绍云家避难， 被大队民兵营长李文华发现，认为厉绍云要逃跑了，立即组织民兵将其抓获关在学校。李 文华通过电话与大桥造反派联系，对方答道：厉绍云参加了彭先农他们的“反革命”组织， 还是大队长。接着审问了厉绍云，问他“是不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有哪些人参加？” 厉不承认就反手吊起，被迫承认参加了，其成员有厉绍贤（地主子弟）、雷诚（富农子弟）、 雷文甫（伪保长），放下又不承认。接着民兵营长李文华派民兵将上述人员抓来大队学校 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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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四日，李文华派人把彭先农从大桥押到大麻审问，通过吊打，彭先农又供认了 联云大队的（地主子弟）厉绍云、厉绍贤、雷诚、雷文甫，军屯大队黄秀珍、黄昌富，上洞大队盘志龙（地主分子），三合大队黄美林（地主分子）等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他为过审讯吊打关，几乎把他所有认得的人不分地主、贫农、中农都供了出来。 九月十五日，联云大队召开生产队长以上干部、造反派文革成员会议，会议由文革主任欧立兴主持。李文华在会上宣布了“反革命”名单，然后讨论怎样处理这些人。在讨论 中，有的主张杀，有的主张不杀。李文华（民兵营长）表态“现在实行军管了，没有最高 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已被夺权了”。散会不久，雷诚越窗逃跑了。李文华一面布置民兵追捕；一面亲自带领民兵副营长李良玉、团支部书记黄昌旺等八、九人，把厉绍云推到湾弓 脚公路边，由陈明标用木棒敲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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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洞大队的盘志龙，三合大队的黄美林，军屯大队的黄昌富、黄秀珍也被抓到大队审问，严刑拷打后，经过开会公审，分别于九月十六日、十八日、二十五日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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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诚逃跑后，不久抓回杀掉。雷诚被杀消息传到其妻外家所城公社山田大队（雷逃跑 中接触过外门哥哥肖宋武）。山田大队造反派认定他们是搞反革命串连。大队湘江风雷造 反兵团负责人盘世宏、大队秘书黄华端等人于九月十一日搜查了地主子弟盘廷庆家，搜出盖有公章的空白稿纸和一枚私刻的所城公社公章（准备外流用）。大队文革主任周雄武同 民兵营长把盘廷庆抓来审讯，盘廷庆在受刑不过的情况下，于九月十四日趁民兵看守不备 而上吊自尽了。这时全大队以及全公社都轰动起来，追“反革命”的劲头更大。追出肖宋武是雷诚发展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是该组织的联络员，廖家庄大队肖宋珍是反革命组织的 秘书，肖宋珍爱人阮志屏外家是所城大队人，所城大队的阮湘雯（出身地主）同阮志屏 兄妹，这段时间阮湘雯、阮祖建、阮明育、李本初、李仁信等出身地富家庭子女的也组织 了一个造反兵团。当到处抓“反革命”之际，所城大队其他造反派，原大队干部，以他们 组织了“反共联盟造反兵团”为理由，而将所有出身不好的人抓起关押大队，在未分清真 假是非的情况下，各大队都分别抓人、关人，使用各种刑罚，多数人在受刑不过的情况下 供认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所城、山田、廖家庄三个大队，于六七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 一日三天共杀掉四类分子、地富子女一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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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麻公社盘志龙从一九六二年以来，在龙溪公社的中洞、福镇、排田、保岗、岭脚等大队教过拳术，本人会草药，行过医，平日接触过不少出身地富的人。盘被杀后，龙溪公 社造反派联络站负责人成纯骅（农民）认为盘在龙溪一定串连发展了“反革命”组织。从 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起，由成纯骅及公社武装部长陈学义为首召开了全公社文革成员、造反派头头、民兵营长会议，成纯骅在会上大肆宣扬要注意阶级斗阵新动向，并说：最近各队 一些地富分子勾勾搭搭，互相来往，形迹可疑。各队要提高警惕，要严密注视新动向，对 有问题的严加审查，参加“反革命”组织的四类分子要采取杀、关、管。在这次会议后， 全社抓人、关人开始了。九月十九日成纯骅等在中洞大队召开全社文革、造反派、民兵干 部等人参加的会议，现场看了审讯历史反革命分子胡邦球和地主子弟胡传昌的情况。经过 吊打逼供，胡等受刑不过的情况，假供参加了“反革命”，并谎报了不少其他成员。各大队参加会议的人员信以为真。成纯骅这次得意地肯定了中洞的做法和所取得的成绩。九月 二十一日在公社召开各大队文革成员、造反派负责人、民兵营长、治安主任会议，成纯骅 作了报告，又作了一番布署说：“大桥有个反革命组织，有人隐藏到了中洞大队搞反革命 联络，各大队都有‘反革命’，要立即回去抓‘反革命’分子，要把四类分子统统抓起来 再说，杀几个没有什么关系，可以立即执行。”各大队与会人员回到大队按照布署将四类分子抓到大队关押，经严刑拷打之后，从九月二十四日起福镇大队、保岗大队开始杀人。 九月二十六日，四十七军制止杀人，命令再次下达，龙溪公社组织各大队各方人员学习，在成纯骅的指挥下，还布署富阳、岭脚、沅头三个大队又杀了九人。
+
+　　（古城公社在抓“反革命”的影响下，东侧大队的地主子弟雷沅格、雷沅良两兄弟，以 他们平日调皮为名而于九月二十八日被杀掉。社门大队的雷月嫦（烈士李介丸的侄媳妇） 因六四年四清运动被补划地主成份不服而上访过县、地、省，文革主任彭顺国、原大队长 李月华怕她上访告准了他们就会吃亏，而趁各地杀地主之机将雷月嫦于十月一日，活埋于废窖之中。）
+
+　　在各地杀四类分子的情况下，火市公社造反派负责人及公社武装部长欧阳庄商定将全公社四类分子集中到公社关押集训，以防止他们行凶暴动。在审讯过程中，杨梅大队四类 分子廖寿庆被吊打致死……（以下文字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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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期间杀人，其手段极其残忍，后果也是严重的。全县有十六人被枪毙，有二 十五人被砍死，有一人被沉河，有九人被活埋，有四十人被棍棒打死，还有个别的剖腹挖 心开肠破肚，年仅十一岁的黄永腾被活活砸死。有一户被杀光。有二十二人被迫背井离乡 外出谋生。遗属在政治上抬不起头，受歧视，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遭怀疑，群众中间隔阂 很深，埋下积冤，留下伤痕。在外地工作的遗属不敢回家，在单位受歧视审查，以致批斗 打击，有的还被戴上各种帽子等等；遗属中侨居海外的三胞亲属亲友得知亲人被杀害，不 敢回国探亲访友及写信联系，给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光 辉形象抹黑。杀人后，财产被没收；房屋被集体出卖或拆毁占用。家禽家畜被抓去分了吃 掉；粮食、工分没有参加分配；生活失去依靠，全县有三十多人成了孤老孤残，有三十多个遗孀被迫携儿带女改嫁，另谋生机；有些年幼小孩送给他人……这些给社会带来了极坏 的影响和严重恶果。
+
+　　（三） “文革”中出现的杀人问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为了处理好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省委 1979 年（5）号文件、1985 年（12）号文件，特别是（八五）十二号的文件，为 我们解决好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制定指导思想、方针、政策、方法、步骤等具体办法。
+
+　　县委认为：解决处理好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是彻底否定“文革”的一个重要内 容，是关系到能否团结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事，是关 系到全县长治久安的一项积极措施。把解决“文革”杀人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列为县委的一 项重要工作。在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县委组织了二十七名专干（其中县级领导三人，局级领导八人）的班子。分设秘书组、安置组、组织处理组、政法组进行具体工作。各乡、镇也
+
+　　（确定了一名副书记，成立专案组织。县委除保证一名县委常委分管外，还确定县政协副主 席胡光信同志具体负责，亲自出征，现场拍板定案，既做具体工作，又做组织协调工作， 为做好处遗工作，有了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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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贯彻省委 1985（12）号文件除普遍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外，专案组还依据我县各乡、 镇、村的具体情况，先集中在龙溪乡搞一个贯彻省委 12 号文件处遗工作的点，取得了一定 的经验后，再逐乡、逐村的进行。经过历时一年多的时间，加上前段的工作，终于把“文 革”杀人这项历史遗留问题，按照上级政策规定，圆满地了结了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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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为受害者平反，恢复名誉，一般通过放电影或召开群众大会，向群众宣布“文革” 被杀者属错杀，当众宣布平反，恢复名誉。给死者遗属发平反通知书，恢复名誉通知书三 百六十三份，宣布亲属亲友不受株连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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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文革”杀人问题而被没收占用出卖的房屋，全县有四十八户，解决房屋一百三十 间，用去金额四万三千六百七十三元，其中新建房屋十户、二十四间；退还房屋五户八间， 赎回房屋九户二十二间，折价房屋一十四户五十八间；修理房屋八户一十八间。）
+
+　　通过做好遗属政治思想工作，对因“文革”而亲人被杀的，现孤身一人又年老体弱无人照看，全县有一十七名孤老残，每人每月分别由民政部门发给生活困难救济费币一十二 元。已发三年共发给七千三百四十四元。
+
+　　对于亲人被杀，而外逃谋生的，首先了解他们的住处，现在的生活情况，并及时写信 同他们取得联系，如果本人愿意回原籍安家落户的，做好生产队干部群众的工作，分给责 任田和自留地划定责任山。现在住处生活生产条件好，不回原籍落户的，帮助他们解决一 些具体问题，使其能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全县有二十二人回归故乡或就地作好安置工作， 用去五千元。有一十四个随母下堂的，做好工作，随其自愿在哪里落户。我们工作组同志， 都一一找到遗属本人讲清道理并发给安家费每人二百元、三百元。
+
+　　被杀自杀人员中，普遍发给遗属抚恤费每人一百五十元。全县计发一百三十一人，币一万八千七百元。经过调查了解，有九十六个遗属生产生活困难或比较困难的，发给困难补助三万〇八百元。有七十四户财产遭到损失的，按照政策规定，原物在的退还原物千余 件。原物不在的通过查找，查无下落的，按照原价补偿四分之一的原则，计补助九千〇九十元。加上处遗工作组从退休老干中请回一批人协助工作，开支了工资和办公费计二万余元。整个处遗工作通过几年来的工作，现基本结束，共耗资币一十三万五千五百三十元。 通过贯彻省委十二号文件，进一步查清了各乡、镇被杀人员的情况，了解到他们为什么被杀，杀人的前后情况，在杀人过程中哪些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按照政策、法律规定， 谁应负什么责任。全县有一百六十三人参与杀人，并有一定的责任，其中党员五十二人。 责任人中，国家干部有一十一人，教师四人，工人四人，基层干部四十二人，农民群众一 百〇二人。本着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坚持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 原则。对大多数责任人通过批评教育，能认罪认错，并能向遗属赔礼道歉，取得谅解外， 对少数犯有杀人罪，罪刑严重的人，情节特别恶劣，手段野蛮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的，给 予党纪、政纪、法纪处分，使其从中吸取教训。全县共处分三十四人，占责任人的 29.9%， 其中追究刑事责任的八人，占处分人数的 20.5%。给党纪处分的二十二人（其中开除党籍 十人，留党察看的四人，严重警告的四人，警告一人，在整党中不予登记的三人），占牵 连党员五十二人的 46.1%，占处分人数的 75.9%。给行政处分的四人（其中开除公职一人， 其他处分三人），占处分人数的 9%。这样处理达到了既坚决慎重地查处极少数犯有严重杀 人罪行的人，又团结教育绝大多数。通过处理平息的民愤，消除了隐患，愈合伤痕，消除 派性，增强党性，严肃法纪，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四化建设，为开展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一定作用。
+
+　　我县处遗工作的开展，基本上是顺利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效果，达到了上级提 出的基本要求；但也还有一定的工作要继续做下去，如各方面人员的思想是经常变化的， 有的对这个问题思想通了，对另一个问题又想不通；有的这个时候通了，过段时间又想不通。为了巩固处遗工作这一成果，还有一定的工作量，还必须花气力，留下小班子继续把这项工作做完做好，善始善终的完成这项历史遗留的工作。
+
+　　 中共蓝山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三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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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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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蓝山县委贯彻省委（85）12 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节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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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文化革命”期间的杀人事件，是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推行极“左”路 线，煽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法制遭到破坏，党的纪律遭到践踏的情况下发生的。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
+　　首先是受道县、宁远、江华等邻县杀人的波及和影响。一九六七年八月，道县杀人已 形成高潮。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社员许良顺，原籍道县柑子园公社，杀人期间，他回过道县， 返回堡城后大肆传播杀四类分子的情况。堡城大队地主成份家庭比重较大，四类分子比较 多，因而土改时贫下中农的新分户也多，他们担心丧失土改的胜利果实，所以在这个时候 就酝酿着杀四类分子，最后导致这个大队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开始杀人，这在全县是最 早的。堡城杀戒一开，又波及到全县各地。
+
+　　其次是“四类分子在中秋节要暴动“的谣言四起，引起了社会上的混乱而策划杀人。 当时，一些传单以及部分人互相传播“四类分子串联起来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搞暴动”； 他们的口号是“先杀党、后杀干，中农杀一半，贫下中农一扫光，地富当骨干”等谣言。 农村中一些基层干部、党员、贫下中农惶惶不安，从而产生“先下手为强”的思想。大麻 公社上洞大队地主分子盘志龙，会用草药治病，经常到所城、龙溪等公社范围行医，接触人比较广泛，熟人也不少。当时，大麻、所城、龙溪等地很多人就认为他行医是假，搞反革命串联是真，还怀疑他是反革命组织的“联络员”，在杀人之前就把他抓了起来审查， 想从口供中“顺藤摸瓜”，扩大线索。碰巧，在上洞大队入赘为婿的彭先农也出身地主家庭，五十年代初曾在大桥乡公场当过财粮干事，六十年代初自动离职，之后又离了婚。由 于他不太熟悉农事，工分少，生活无着，便经常到大桥、大麻、所城、龙溪一带游荡，到 熟人家混饭吃，于是也被怀疑搞反革命串联，被大队公社的造反派抓去，关押审讯。
+
+　　其三，以严刑拷打，逼供出来的“反革命”定罪而杀人。被怀疑的人抓起来以后，都 分别关押审讯。不承认便采取捆、打、吊，下“雪公尖”，坐“老虎凳”等残酷手段逼供。 在严刑之下，只有乱供、假供，大桥公社堡城大队就逼出了“反共联盟”，舜水大队逼出了“农联军”，土市公社逼出了“复兴社”等组织。逼出组织就进一步逼有哪些成员。首先交待本地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再交待外公社所认识的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这样，范围 越来越广，成员越来越多。从大桥开始，扩大到大麻、荆竹、所城，再扩大到城关周围的 龙溪、古城等地，层层推进，波及全县。在交待不对口时又施以严刑，搞诱供、指供。在 追反革命活动时，就追问要杀哪些党员、干部、贫下中农（包括参加造反组织的人），这 样就激起了人们的气愤，而把人杀掉。
+
+　　其四是少数品质恶劣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挟私报复杀人。 当时，抓“反革命”组织的声势越来越大，杀四类分子的气氛越来越紧，社会局势越来越乱。这就给少数品质恶劣的人有机可乘，这些人，平时对他的仇敌不敢下手，趁这个 动乱的机会钻进了群众组织，并取得一定的权力，假借群众之手，将仇敌杀死，达到报复 的目的。大桥公社堡城大队的钟水旺，在国民党的警察部队混过，“文化革命”一来，他 就当上了大队文革主任，总揽大队一切权力。他的妻子邓顺妹过去与出身贫农，划为流氓的厉仁学通奸，厉有武艺，钟平时无可奈何。大抓“反革命”之风一起，钟就把厉打成“反 共联盟”的主要成员之一，而把他杀了。大桥舜水大队房国庆一家与其出身贫农、当人民教师的姐夫欧阳暄一家因个人问题在“文化革命”前就已经反脸，“文化大革命”抓“反革命”时，房国庆利用派性，纠合一些与欧阳暄有成见的人把欧阳及其子和侄子打成“反革命”，并公开打死。龙溪公社堡干大队肖宋烈对其伯父招入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罗培良为婿，自己得不到家产，而怀恨在心，在杀人中亲自把罗抓到大队交给造反派打死，企图达到继承其财产的目的。
+
+　　其五，在“左”的影响下，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四类分子其子女的某些书信、 笔记、言行视为“反革命”活动的依据而将人杀死。这里有两种情况：一、不作调查研究， 随意篡改内容，“草木皆兵”，随意定性，把人打死。土市公社埠头大队地主分子黄定甲，1967 年上年到太平公社星塘岭大队唐昭相家借了几斗麦子，议定打早稻后还大米，由地主分子唐康在场担保。收早稻后，黄未及时还米，唐康以担保人身份于古历七月二十四日写 了一封催还的信给黄定甲，托人带去，最后此信落到土市公社武装部长杨修芳之手，杨却 将信篡改为反革命串联信，把黄定甲抓到公社，施以严刑逼供。在审讯过程中，黄交待了 借粮未还一事，但杨修芳不到实地调查，后来，黄定甲假供组织了一个“复兴社”，并供出西江大队出身地主家庭，当过伪军官，解放前夕参加地方武装的吴锡勋和其他在解放前 当过乡长、保长的几个人是成员，最后在公社院内把吴锡勋枪杀了，把黄定甲整死了。二、 抓住只言片纸，断章取义，无限上纲，定为“攻击”、“反攻倒算”而把人杀了。浆洞公 社下洞大队出身地主家庭的沈定威，中学毕业后在家务农，经常看些古书、古诗，并把这 些东西抄在本子上，抓“反革命”的风一刮，该大队贫协主席黄定清就把他抓到大队、公 社拷打审讯。并把笔记本上写的“骂一声毛延寿，你这个卖国的奸臣……（汉苏武被匈奴 扣留在北方牧羊一戏的唱段）”引伸为“攻击毛主席”，把本子上记的诗句上纲为“地主 反攻倒算”，最后抢杀了沈定威。
+
+　　（其六是有的贫下中农解放前确实受过四类分子以及伪保长的残酷压迫，怀有较深的阶级仇恨，他们借乱杀人之根，以抓阶级斗争为名，将人打死，而泄私愤。土市公社新村大 队伪保长李子元（又是地主分子），旧社会抓兵派粮，横行乡里，有一定罪恶。同村被抓兵死在外面的不少，弄得人家妻子拖儿带女，孤苦伶仃熬一辈子。社员薛招顺的父亲和婆家父亲都是被李子元抓去当兵死在外地的，趁“文革”中批斗李子元之机，她同婆婆及其他人在会场上把李子元打死。 其七对幸存者怀有戒备之心，为消除“后患”，六八年继续杀人。一九六七年杀人时，）
+
+　　（由于禁止杀人的命令接二连三的发出，被关押的人有的幸存下来，但对他们精神上的刺激却造成终身遗憾。火市公社杨梅大队廖威（地主分子，会武艺）六七年九月参加公社举办的改造学习班时，被活埋在一口废窖里，由于泥土未填实，他从里面爬了出来，流落外地半年多不敢回家，一九六八年春回到家里生产劳动，但对活埋一事始终耿耿于怀。一天， 他见到一个曾参与过活埋他的人，便进行了责问。这事立即反映到公社武装部长欧阳庄那里。欧阳庄认为“此祸不除，后患无穷”，于是带领几十个人围捕，当场把廖威击毙。古城公社古城大队青年彭先朴，家庭出身地主，大哥在台湾，一九六七年九月被关押审查， 禁止杀人的命令传达后才免一死。但从此患了精神病，对那些严刑拷打审讯他的人印象深刻，一见到就说要报复。一天，他见到大队民兵营长彭先督，两人为六七年的事发生了争吵。当他的哥哥彭先劳得知后，立即将他铐了起来关在家里。但彭先督认为这是反朴，于是串连当时的参与者，硬把他从家里拖出来枪杀了。）
+
+　　 中国共产党蓝山县委员会一九八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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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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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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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3/000020.txt
@@ -0,0 +1,41 @@
+# 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总结报告
+
+　　（中共零陵地委：）
+
+　　我县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在地委的正确领导和关怀下，经过近3年的努力，已经基本了结，比较好地达到了省委提出的“愈合伤痕，加强团结，和衷共济，一心一意搞四化”的根本目的，现将我县处理这一工作的基本情况，汇报如下：
+
+## 一、关于杀人的起因和造成的后果
+
+　　1967年9、10月间，我县出现了一股杀人歪风，其主要原因是：1、道县、宁远杀人的影响。1967年8月，道县、宁远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严重扩大化的时期，道县、宁远的杀人事件很快波及到新田，被新田一些造反派和部份不明真相的干部群众作为镇压阶级敌人，抓阶级斗争的经验加以推广。2、造反派头头支持，煽动和直接部署杀人。3、县内“支左”人员传达47军电文断章取义，诱发了新田的杀人。由于上述原因，自1967年9月8日城关发生枪杀5人事件以后，全县当时21个公社，142个大队，331个生产队，相继发生了杀人事件，杀人时间一直延续到同年10月18日。在40天时间内全县先后被杀606人（其中两人是68年被杀的），被迫自杀180人（其中“文革”其它时间被迫自杀的40人），被杀、自杀合计786人，全家被杀光的有70户，被迫外逃的58人，造成孤老孤残的70人，近百名妇女携儿带女被迫改嫁，被害人的房屋被侵占、变卖、私分、拆毁、倒塌、损坏的有205户，424间，家中财物被抄走的有437户，计1.1万余件，劳动日值无尝侵占7.53万个，被抄现金近万元，直接造成经济损失达百万余元，政治上造成的损失就更为严重了，无法估计。
+
+## 二、关于几年处遗的主要工作：
+
+　　对于“处遗”工作，省委于1979年发出了5号文件。从那时起，我们着手组织力量，开展工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其进展比较缓慢。1984年以来，特别是1985年省委发出12号文件以后，这项工作得以全面展开。根据上级有关要求，这些年我们在“处遗”工作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
+## 1、以中央和省地委有关文件为指针，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
+　　为了把“处遗”工作抓好，我们先后组织县级几家领导和各乡、镇，县直各单位负责人，认真学习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地委1984年15号文件，省委1985年12号文件，讨论分析了我县“文革”杀人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做好“处遗”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清除“左”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自觉地列入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我们还在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针对“文革”杀人问题，由各级党委组织学习文件，宣传党的政策，反复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党纪、法制教育，层层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县委建立了“处遗”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办公室，设立了安置组，组织处理组和政法组，并从县、乡、镇机关抽调了140余名国家工作人员专抓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凡有“处遗”任务的单位，都由党委主要领导挂帅，建立专门班子，配备与任务相适应的专干力量，并由县里统一组织培训，学习文件，掌握政策，明确任务，步骤和作法。每项工作的开展，我们都首先进行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铺开，避免走弯路，尤其是在1985年下半年，由县委分管书记带队，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到各乡、镇现场办公，大大加快了工作进展，有效地保证了工作质量。
+
+## 2、全面妥善地做好遗属的安置工作：
+
+　　切实做好广大遗属的善后安置工作，是把党的关怀，温暖送到广大遗属的心坎上，稳定遗属思想，愈合历史伤痕，团结一致搞四化的重要一环。为此，我们在查清来龙去脉等问题的基础上，对被害者遗属从政治思想上和生产生活上，全面妥善地进行了安置。在政治上，我们通过会议等形式，给所有被害人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县人民政府名义下发的平反通知书送交遗属，使他们在政治上不回归人员60人，安置孤老孤残人员70人，对被害国家工作人员按政策规定给予了安葬抚恤，被害农（居）民按人给抚恤费150元，对家庭特别困难的遗属还给了困难补助费等。到目前为止，已发出抚恤费126852元，财产补偿费72238元，房屋补助费212075元，外逃回归人员的安家费13500元，孤老孤残人员生活费（85~86两年）20500元，困难补助费141000元等。上述开支共58万余元，加上这几年来开支140多名专干的办公费、旅差费、会议费等75000余元，总计用于处遗工作经费65.5万余元。
+
+## 3、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做好组织处理工作：
+
+　　我县“文革”中发生的杀人事件，牵涉的责任人1346人，其中党员476人，占有牵连人数的33.3％，有牵连的党员中属杀人前入党的280人，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12％，责任人中脱产人员191人，其中国家干部118人，职工44人，教师27人，医师2人。责任人中，原公社正付书记17人，正付主任1人，公社武装部长16人，“文革”正付主任28人；原大队正付党支部书记63人，正付大队长26人，民兵营长81人，治保主任64人，“文革”正付主任142人，有牵连的责任人中，问题特别严重的21人，有严重问题的167人，一般问题的1158人。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1968年至1987年期间，依法惩处了12名在杀人事件中犯有挟嫌报复、煽动、轮奸、强奸杀人的犯罪分子，其中判处死刑3人，判处有期徒刑9人。1986年以来，我们在查清来龙去脉，专案调查、分清责任后，按照省委12号文件提出的“既要解决问题，又不要搞乱”的指导思想和“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少不宜多”的原则，根据责任人在杀人事件中所负责任的大小，影响程度，情节后果的轻重，认罪认错态度的好坏，经地委批准，追究了宋柏主、杨世福、夏土才、胡米贵、肖帮元、王友宏等人的刑事责任，对在杀人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167人，分别给予了党纪、政纪处分，处分人数占有牵连人数的11.8％。其中给予党纪处分的144人（开除党籍的125人，留党察看的7人，整党中不予登记的12人），占有牵连党员数的30.3％，受党纪处分人员中，付科局级以上干部7人，给予政纪处分的23人，其中开除公职的2人。
+
+## 4、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把伤痕愈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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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整个“处遗”工作中，我们自始至终都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上，着重从思想政治上解决问题。鉴于“文革”杀人是在阶级斗争极度扩大化，无政府主义极端泛滥的情况下发生的事件，我们要求全县各级党组织反复进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党纪法纪教育；召开各种座谈会，个别走访、慰问，向遗属和广大群众宣传讲解党的“处遗”政策，认真听取遗属的意见和要求；对来信来访人员热情接待，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要求责任人挨家挨户向遗属赔礼道歉，认罪认错作检讨，疏通感情。这样做，使遗属深受感动。通过教育，绝大多数责任人提高了认识，端正了态度，看到了自己所犯错误或罪行的严重性，认识到“文革”中杀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表示知错认错，知罪认罪，接受组织的教育和处理。如枧头乡枧头圩村李江湖（凶手），听到宣布本人被开除党籍的决定后，痛哭流泪地说：“我一不怨政府，二不怨政策，三不怨你们工作组，主要怨自己法制观念不强。我虽然被开除党籍，但今后还是要与党保持一致”。枧头乡欧家村责任人欧光次说：“我被开除党籍，教训是深刻的。今后我一定安分守纪，并要教育好子女，按照法律办事”。总而言之，在“处遗”工作中，由于全县各级党委和专干人员，自始至终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无论是遗属还是责任人，思想都比较稳定，全县的社会政治局面是安定团结的。
+
+## 三、关于今后需要进一步做好的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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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处遗”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基本完成了省地委交给的任务，但今后仍有工作要做。目前，还有几户遗属在对人的处理上有过高的要求，少数责任人认罪认错态度不够好，组织处理和生活安置还有少量尾巴。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成果，还需克服松劲，厌倦情绪，继续努力，抓好以下几项工作，首先要认真做好组织处理和对遗属生活安置的扫尾及查漏补缺工作。按照政策规定认真复查，缺什么补什么，在4月底全面完成“处遗”工作的各项任务。其次，要坚持做好各方面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加强法纪，党纪教育。特别要教育那些未作处理的责任人以诚恳的态度，主动与遗属搞好关系，加强团结。第三、为了保证上述工作任务的完成，县里仍将保持二、三人的小班子，日常工作由县委落实政策办负责。各乡、镇要有熟悉“处遗”工作的党委或政府负责同志，分管扫尾工作。第四、认真搞好“处遗”经费的账目清理检查和全部“处遗”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
+
+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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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新田县委员会1987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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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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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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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23/000021.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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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零陵地区宁远县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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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革”期间的一九六七年，我县共有九个区，一个镇，四十二个公社，二个林场， 五百六十二个大队，四千两百七十九个生产队，一十一万零五百五十八户，四十六万八千 三百二十六人。其中有九个区，三十六个公社，九十九个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从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人开始，至十月廿五日冷水公社石海冯家村的杀人终止，历时六十八天。全县被杀的有四百六十七户，八百八十九人；“文革”期间还有被 迫自缢的二百零四人；共计一千零九十三人，其中：男性七百七十一人，女性三百二十二人。这些人中有四类分子三百七十人，四类分子子女五百七十六人，贫下中农八十八人， 其他五十九人。按职业划分，国家干部一十三人，教员四十三人，医务人员八人，职工四人，农民一千零二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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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杀人起因经过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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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肆意践踏国家法纪，破坏党的政策，煽动无政府主义。在这特定历史条件下，道县刮起了杀人风，在此风的影响下，我县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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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是我县南部地区，与道县杨家公社交界。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道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妇女欧干荣回娘家，向其胞兄欧杰前（大队会计、党支部委员）说了郑家大队杀地主的情况。欧杰前立即向党支部书记欧杰洪 汇报，即决定召开党支部会议。会上，确定组织民兵站岗放哨，做好本村的安全保卫工作， 加强对四类分子的监督。当晚召开成立民兵指挥部大会。傍晚七点多钟，正在通知开会时， 突然有人谣传欧贤树（上中农）、欧俊德（上中农）两人到大队长欧贤琅家里行凶杀人。于是，民兵包围了欧贤树、欧俊德两家，未发现他俩人在家，又立即追捕，搜山一夜，也未发现。十七日下午，小欧家大队召开了群众大会，党支部书记欧杰洪主要讲了阶级斗争 的新动向和道县郑家大队杀人情况，要求大家注意本村“四类分子”的动向，民兵要组织起来拿起武器，搞好社会治安。当时，贫协主席欧贤昊，认为他的讲话鼓动性不大，他拿 着马刀站在方桶上对大家说：“我们大队的‘四类分子’已经在磨刀了，要杀我们的党员、 干部，要翻天，要夺我们的红色政权。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如果‘四类分子’ 敢杀我们一个党员、干部，我们也要采取道县郑家的办法。”大会结束后，大队干部继续 开会，确定第二天上午召开指挥部成员、生产队干部会议。十八日上午按计划召开了会议。会议主要研究杀一批四类分子，当时有国家干部邓先松同志得知此情况，便叫该大队干部欧俊赞去做劝阻工作，因而未作出决定。欧杰前、欧贤昊等人仍积极主张要杀。因此，下午在油榨屋召开了大队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人有欧杰洪、欧贤琅、欧杰前、欧俊赞、欧 杰祥、欧杰山等人。会议继续讨论杀人问题。欧杰前、欧贤琅主张要杀欧杰礼、欧杰裕、 欧杰梅、欧杰仁四家。党支部书记欧杰洪思想上同情，但未明朗表态，便说：“看大家的 意见。”最后，与会人员一致同意，决定了杀人对象、时间、地点。当晚由欧杰前、欧贤琅主持召开生产队民兵排长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布置杀人事宜后，立即分工，将被杀对象 叫来训话，然后将四个四类分子推去杀掉丢入窑内，再将他们的家属子女六人抓去推下窖 用火烧死。小欧家大队的杀人成为我县最早的突破口。在小欧家准备杀人的同时，与其相邻的邹家大队“文革”主任邹荣波、大队长邹远务、副支书邓洪秀等四人于十七日前往道 县杨家公社郑家大队实地了解情况。邻近的大欧家、周家山等大队也受到影响，谣传说，道县郑家的郑元瓒（五〇年三.二九暴动首犯）回来组织地主上山搞暴动，党、团员要杀绝，贫下中农杀一半，地主、富农当骨干。这些谣传影响了梅岗公社的治安，形势非常紧张。 因此，八月十九日，邹家、大欧家、周家山等三个大队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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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欧家大队杀人事件发生后，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李新华即向水市区委汇报，要求派人制止事件的扩大。区委书记张光炎向县抓革命，促生产领导小组报告。当时的领导小组组长马天会、副组长彭雪保、唐治邦决定，立即派黄少成同志前往梅岗公社制止杀人事件， 随后派彭瑶、王显忠等同志协助黄少成的工作。他们到梅岗公社后，在公社召开了各大队 的支部书记、贫协主席、“文革”主任、造反派头头会议，会上讲了大好形势，军队稳定， 地方党政机关还有权威，阶级敌人乱不了，不要听信谣言，不能无法无天乱杀人，杀人是犯法的，要受党纪国法制裁的。通过会议，大多数表示态度，听党的话，不再乱杀了。从 此，初步得到平息。但是梅岗公社的杀人风又蔓延到水市公社，黄少成同志带领工作队又赶到水市，在水市公社召开了大队主要干部会议，明确制止杀人，会上各大队表示不乱杀人。可是，少数人阳奉阴违，会后，水市、西边洞、梅村又发生了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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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又出现反复，该大队贫协主席欧贤昊，仍然主张杀人，私设法庭，对该大队地主欧贤辉、上中农欧贤晶、欧杰咸、欧杰炬四人关押，多次捆打，逼其交待参 加反革命组织的问题，准备杀掉。黄少成同志向他们做工作无效。九月十三日彭雪保同志带领欧阳维罗等同志亲赴小欧家，把欧贤昊、欧杰前、欧杰洪、欧贤琅找到公社去谈话， 责成他们立即放人，不准乱杀。欧贤昊等人答应放人后，彭又去黄家大队制止了准备杀人 的事件。欧贤昊口是心非，回去后释放欧杰成、欧杰炬，将欧贤辉、欧贤晶两人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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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七日晚，大阳洞公社香花桥大队单身汉李启仕乘站岗放哨之机，邀集四个单身汉去轮奸地主家的妇女，事后为掩盖其罪恶，利用个别干部杀人时将她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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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社大阳洞大队追查反革命组织问题，目标对准地、富，大队长张光彪非法将三名女青年关押，逐个进行审讯逼供强奸。然后为首组织策划指挥杀四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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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岗公社小欧家大队杀人后，影响全区所辖水市、大界、大阳洞、香花铺等五个公社，二十七个大队发生杀人事件，被杀二百四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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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卅一日，水市区大界公社东瓜井大队杀人情况传到湾井区麦地公社路田大队，该 大队“湘江风雷”组织头头王洪林和贫协主席王财富为首召开造反派骨干会，大队干部会， 组织策划。当晚杀三十八人。区委副书记何朝春同志得知消息后，深夜即带领区干部赶到 现场，但路田杀人已经结束。他们为了防止扩大事态，动员区、社干部下乡制止杀人。湾 井公社党委书记欧成富同志带领公社干部到九安背大队制止了该大队已经集中被杀对象九 十多人的事件。湾井区、社干部，态度明朗，制止杀人措施得力，除路田大队外，其他仅 有六个大队杀六人，全区共杀四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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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县北部地区，鲤溪区柏万城公社与新田县枧头、十字公社相邻。九月十三日，柏万城公社燕村的地主彭运痂去赶十字圩，亲眼得见那里杀地主，他即回家与地、富家庭出身的人通气，商量准备逃跑，被民兵发觉，认为他们有活动。民兵营长陈元星为首召开会议， 组织策划杀人方案，于十四日杀四人，十五日杀二人，十六日杀一人，共杀七人。与此同时，该社杉木坪大队地主子弟王应桐，于十三日携带钱粮外逃，被民兵发现追回。当晚，该大队副支书王显亭为首召开生产队以上干部会议，组织策划杀人方案，于十四日杀十三人，十五日杀一人，共杀十四人。 新田和柏万成公社的杀人风，影响到该区所辖永安、鲤溪、石家洞等地，四个公社发生二十二起杀人事件。全区共计杀一百四十五人。 地处东部的太平区白土公社与新田徐家（前进）公社相邻，受新田徐家杀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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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土公社石门山大队王回杰乘此机会，搞泄私报复，他为首召集曾在一九二七年被害的农 会会员的后代，组织策划杀人，决定将同属原一个保的地、富杀掉。他们无法无天，除杀本村的十一人外，先后四次去本社西岭头大队，禾亭公社的老柏家大队、新柏家大队，兰 山正市公社等地抓人杀人二十一名。共杀三十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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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区在石门山杀人的影响下，到处准备杀人。区委武装部长李其万同志组织区、社 干部积极到大队制止杀人，他亲自将太平圩已关押准备杀的三十多名地、富解救脱险。在 区社干部的努力制止下，全区被杀者，缩小为四十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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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杀人情况，影响到东西部和中部，全县形成一股逆风，人心慌乱，谣言四起，传说：地、富、反要在“中秋”节搞暴动。不少基层干部、贫下中农酝酿要先下手为强。正处于这种动乱时期，领导干部受到冲击，彭雪保同志被礼仕湾的造反派勒令去接受批判，对全县制止杀人的工作受到影响。有些区社干部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 明知不对，不去制止，抱有同情感，个别的干部下乡乱表态，煽风点火，宣扬外地杀人情 况，授意杀人。柏家坪区晓睦圹公社党委书记李运生参与晓睦圹大队的杀人决策会议，表态同意杀人，并授意要杀就要斩草除根。结果这个大队于九月二十四日杀六十八人。清水桥公社党委书记奕水生在平田大队同意杀人，该队摸底被杀名单一百三十多人。正在分片分队执行杀人中，县领导小组王应芳同志带队于九月二十二日赶到，当天从杀人现场中挽救六人。在此之前，已杀三十九人。该社政法干部石运备到桐梓坪、百福营等大队煽风点 火授意杀人，结果全公社有八个大队发生杀人，四天内杀一百三十六人，是全县杀人最多 的公社，影响全区被杀二百四十七人，超过水市区。由于这段时间，全县掀起一股杀人风，从九月十八日（中秋节）起，七天内全县杀五百七十四人。这场全县性的杀人风开始不久，四十七军关于制止杀人的命令下达，通过几天贯彻工作，全县杀人风基本得到制止。 原禾亭公社环佳山大队贯彻四十七军制止杀人的命令后，将原准备杀人购的二十副棕索退掉。事过二十天，该大队造反派头头唐太信等人捏造事实说地主要搞暴动了，为首召开群众大会，自告奋勇当凶手，于十月六日杀四十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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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水公社锡海大队冯家村，地主冯友祥家做生日来客。酒席中了解到冯友祥的儿子 与钟秋生吵嘴的事，饭后冯友祥的几个内弟、侄（神下大村人）去该生产队长冯仲生家， 想与他交谈，没碰上队长未谈成。结果冯仲生、冯贵富等人认为冯友祥借其内弟势力，要杀党员、干部了，而采取先下手为强，为首组织策划将冯友祥父子五人杀掉，于十月二十 五日杀三人，逃跑二人。十月份出现上述两起杀人，是全面制止后的事件，十月二十五日为全县杀人终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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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情况，全县杀人的原因归结为五种：一是少数基层干部、群众，在“左”的影响 下，听信谣言，先下手为强，自发组织杀人；二是有些造反派头头受“左”的影响深，审 讯逼供地、富、反交代参加反动组织问题，要杀干部、党员的供词，蒙蔽群众，激发群众起来杀人；三是个别公社干部下乡乱表态，煽风点火，授意杀人；四是个别人目无党纪国法，泄仇性地报复杀人；五是个别流氓性的强奸、轮奸后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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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杀人事件造成的严重后果是：当时全家被杀光的五十六户，一百七十二人；被迫 外逃的二百八十四人；被迫改嫁的六十人，随母下堂的一百零五人；有一百一十四户，一百二十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房屋被集体侵占后部分损坏的七十三户，二百三十六间， 集体变卖的八十七户，二百一十三间，拆毁和倒塌的九十三户，二百二十五间；抄走财物 按当时估价三十一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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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善后安置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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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认真处理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挽回影响。县委从一九八〇年以来，确定县委常委周华荣同志、县纪委副书记李其万同志负责，从落实政策办、信访办抽调四名干部，配合区、乡干部进行了调查。基本上澄清了被杀人员及其家庭房屋被占情况，以及遗属生产、生活困难的底子。按照省委（1979）5 号文件的精神，解决了一些急需安置的问题，清退 了一些被占房屋，集体筹款两万多元，退还了变卖房屋的价款，国家给予三百八十五户有 困难的遗属，补助一十万零四千六百二十元。政治上由各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属错杀， 予以平反。同时，经常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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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四年地委十五号文件下达后，县委把查处“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县委书记吉坤同志亲自过问，副书记王财富同志具体抓。八六年以来由副书记李运 富同志具体抓，县直从政法、组织、纪检等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专门班子，设立政法组、党 政纪处理组、综合安置组共计三十二人。政法组由罗石恩、黄仁富同志负责；党政纪处理 组由李祖贵、睦清芳、唐奇佳同志负责；综合安置组由李祖贵、徐京、夏昌凤同志负责。 区、乡由一名副书记专抓，根据任务大小成立专案组。全县九个区，三十九个乡抽调一百零六人组成专干队伍。县委确定十六起重大案件由县派人与区、乡配合查处；其他案件由 区、乡负责查处。县、区、乡三级共计抽调一百三十八名专干，开展调查杀人的来龙去脉 与专案相结合的方法，在调查中，克服了困难，排除了各种干扰和抵触情绪，经过两年的努力，对全县“文革”中杀人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全部查清。要解决的问题，按照省委（1985）12 号文件精神，一件一件的作了处理，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安置处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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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政治上，为“文革”中被害者给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以县政府名义给家属发 了平反通知书。对“文革”中被迫自杀者给予澄清事实，正确结论，恢复名誉，由乡人民 政府给其家属发平反通知书。在为“文革”中被害和被迫自杀者平反的过程中，由乡党委 组织力量，做好各方面的思想工作，以村为单位召开平反大会，然后召开遗属、杀人当事 者、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团结会，由当事人代表发言，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讲清自己的 问题，主动认罪认错，向遗属赔礼道歉；遗属代表发言，表示拥护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 把账记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从而消除了积怨，愈合了伤痕，加强了团结，安定 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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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经济上，给予合情合理的补助，帮助遗属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是安定遗属、稳定局势的一项重要工作。县委作了认真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专门召开区委 书记会议，研究做好善后工作，调查核实受害者家庭损失情况，集中时间全党抓。由区、 乡干部突击一个月，边调查核实边做思想工作，两次与遗属见面，即首先与遗属核对房屋、 财产等损失情况，签名盖章；其次按照补偿的规定，县、区、乡三级审定到户的各项补助 金额，并征求遗属的意见。遗属再次签署意见。这样反复做好思想工作，为安定遗属，稳定局势打下了良好基础。县委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制定经济补助的范围和原则。补助的范 围是：与杀人有关的受损失者。原则是：①、被杀和被迫自杀者，每人发给抚恤费一百五十元。②、房屋的处理，凡原房在的，遗属需要住房的，一律退还原屋，集体变卖的要帮 助赎回，损坏的适当补偿修养费；原房被拆毁或倒塌，遗属需要住房的，每户帮助新建二间，每间补助六百元；原房特别多，现在人口特别多的，可增加一间，补助总额最多的一千八百元；遗属不需要住房的给予适当补偿，即每间三百至五百元；房屋特别多的，补助总额不超过一千八百元。③、在杀人时被迫外逃回归人员给予补助安家费，八四年以来回 归安家，未享受补助的，这次给予补助，县内的一百五十元，省内的二百元，外省的三百 元。④、凡亲属被杀，遗下的亲人，现已年老或残废，丧失劳动能力，无直系亲属瞻养者 和被打、杀伤造成残废者，每人每月给予十二元救济金。⑤、财物损失的处理，原物在的 退还原物，原物损坏的和查无下落的，按当时价计算补偿四分之一。⑥、特殊困难户，给 予适当的困难补助。按照上述范围和原则，经县、区、乡三级联审决定，全县发给农村被 杀、被迫自杀者一千零二十五人的抚恤费，十五万三千七百五十元（职工由单位发给未统 计在内）；安置外逃回归人员安家费一百六十三人，四万两千三百元；对无人抚养的孤老残一百二十人，已发给生活救济费二万七千一百五十六元，按政策规定，以后由民政局发 给每人每月十二元的救济金；退还被占用的房屋一百四十四户，四百五十三点五间，其中对七十三户，二百三十六间部分损坏的房屋，补偿修理费二万二千八百八十一元；被集 变卖的，帮助赎回房屋八十七户，二百一十三间，赎房价款六万四千八百二十四元；对于拆毁和倒塌的房屋，遗属需要住房的，集体用公房抵还三十二间；由国家补助，集体帮助，新建房屋九十四户，一百九十一间，补偿金额，一十万三千六百元；不需住房的九十三户， 二百二十五间，给予补偿币六万六千三百五十元。上述房屋的处理共计金额二十六万七千六百五十元，其中集体出钱二万一千六百八十元；财产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币一十二万一千 二百一十五元；八〇年以来，给予遗属生活困难补助费的四百三十六户，一十一万六千三 百四十八元。上述各项补助共计金额七十二万八千四百二十四元，其中国家补助七十万零六千七百四十四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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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组织处理上，按照省委（1985）12 号文件规定的政策，根据责任人的罪行和错 误性质，责任轻重，认罪认错的态度，分别做了处理。对于为首组织策划杀人和表态杀人，罪行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不惩办不足以平民愤者欧贤昊、欧杰前、张尚秋、王才富、 李孝成、王回杰、郑际春、郑元健、蒋上法、奕水生、石运备、李运生等十二人依法惩办； 对于强奸、轮奸后杀人的张光彪、李启仕给予重判；对于制止杀人后又组织杀人、报复杀 人和主动充当杀人凶手的张光义、张光礼、唐满城、李宝瑞、李哲雄、王永芳、胡清达、 胡茂昌、蒋大瑶等九人，给予刑事处分；对于杀人从犯和奉命组织指挥杀人、奉命充当凶手，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在查处中认罪认错态度好的，免予刑事处分，给予开除党籍的 六十二名（其中杀人后入党的十四名）；放在整党中不予登记的一十五名；给予留党察看 处分的一十五名；警告处分的二名。在杀人中犯有一般罪行和严重错误的党员，主动讲清 了自己的问题，认罪认错态度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表现好并取得群众谅解的，都免于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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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上述善后安置和组织处理工作，使这件重大杀人事件的遗留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也由此受到深刻的教育，全县局势稳定，两个文明建设发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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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宁远县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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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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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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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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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3/000022.txt
@@ -0,0 +1,53 @@
+# 中共零陵地区东安县委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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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省、地委的正确领导下，县委根据省委（85）12号文件精神对假案“反共救国军”所引起的杀人事件进行了积极而慎重、稳妥而认真的处理。经过几年工作的努力，对受害者在政治上彻底平了反，在生产、生活上给予了安置，对需要处理的责任人给予了适当处分。从而促进了全县两个文明建设的发展，现将几年来的落实情况报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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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因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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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7、8、9月期间，起初全县开展以查叛徒、特务、走资派为主的清理阶级队伍的“三查一清”运动，由于“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的扩大，加之受外界的影响，有的地方认为“阶级斗争”十分复杂，个别公社和大队的群众对查出的所谓对象就自发的采取刑讯、逼供、指供和诱供等手段，这是导致假案“反共救国军”形成的主要因素。先是川岩公社抓获松江大队一个在对敌斗争中因怕杀掉而躲进深山的地主分子蒋吾生。因此便怀疑其在外搞反革命组织，过后不久蒋被捕获，原公社书记蒋异霞就重点审讯其是否在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开始审讯时，蒋矢口否认；后在刑讯逼供下，蒋因受不了捆绑吊打的刑罚，被迫按指供的一些谣言承认参加了“国军”；又逼，又承认参加了“复兴军”、“救国援越军”；再逼，又承认参加了“反共军”。公社干部和个别群众认为招出的组织不完整，对其又吊逼，才招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同时谎报出三个团，川岩公社一个团，井头圩公社两个团，井头圩公社徐嘉任司令，其本人任副司令；并报出地主子弟黄思春等15个人员。于是公社干部就信以为真；派原公社武装部长李声煌将此情况即向区领导邓忠礼（原区武装部长）、唐臻秋（原区公安助理）作了汇报。区里就此情况研究后，马上派邓忠礼、唐臻秋赶到川岩公社找有关人员谈话和审问；并迅速通知井头圩公社追捕“反共救国军”的两名团长；同时，川岩公社召开全社群众大会，对蒋吾生谎报出的人员进行批斗。会后，井头圩公社以川岩公社报出的名单，对徐嘉进行刑讯逼供，徐受刑后报出井头圩公社石板铺大队蒋光球和东风大队唐匡新两名所谓团长和其他人员。在此情况下，原川岩公社书记蒋异霞认为阶级斗争这样复杂，就以松江大队为重点，把蒋吾生拉回大队顺藤摸瓜，深挖细找；并对其行使酷刑，接着对蒋报出的黄恩春进行吊打，黄又报出山口铺公社介牌大队地主子弟罗信年、文遵湘等11人也参加了“反共救国军”，蒋异霞认为“敌情十分严重”就召开公社干部会议进行研究，决定派原公社副书记冯万雄到难度比较大的山区江田片六个大队“盘根究底”；冯到山区后，为了打开局面，首先在江田大队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审问追逼反革命组织，并当场在批斗会上打死已摘帽的坏分子蒋锡福。自此以后，冯在山区几个大队全面开展了大批大斗，甚至指名道姓，搞得人人自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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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县在“文革”中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事件上，由于广西、道县等地乱杀风的渗透以及当地部分群众认为地主、富农会来造贫下中农的反，不如先下手为强的因素的扩大，在川岩公社出现杀人苗头的同时，另有32个公社镇场，193个大队，273个生产队都先后出现同类事件。1968年6月道县杀人问题传入花桥区后，当地到处传说：现在地、富提出什么“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一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做骨干”等口号。7月1日原大水公社在召集各大队负责人传达贯彻县“三查一清”会议精神后，石板大队回去按公社要求办“三查一清”学习班时，本大队社员唐道泽从外地探亲归来，公社驻队干部和大队便怀疑他在外搞反革命串连；原公社武装部长孙乐玉和文革主任文振泗找其谈话，要他交待问题，唐一时摸不着头脑，感到为难；由于逼交不成就于7月4日在公社礼堂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唐道泽，一上台就要他交待在外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唐仍不交，就吊、打进行追逼，在受刑和追逼下，唐承认参加了所谓“反共救国军”。还谎交出本大队唐陶治、唐陶言、唐陶绪等6人也参加了，并交出本社新建大队吴志华任司令，吴才华任副司令；荆塘大队吴振础、大仁公社地主蒋杰易江公社陈明上，南镇公社周芳绪也参加了“反共救国军”。7月5日大水公社新建大队接到公社电话后，就立即召开支部大会，当晚就把本大队所有地主成份的人全部抓来关在大队部。次日开始斗争吴志华，并通知其他大队的支部委员和一些干部一起参加斗争会，在斗争中，对吴志华采取吊、打、火烧，吴当场被吴启玉等人活活打死。就这样一村传一村，一社传一社，扩散到整个花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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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期市区四个公社都地处湘江河畔，临近广西。1968年7月间常有尸体从湘江河中飘浮下来；个别干部群众误认为是广西全州一带的地主富农起来造反，杀了贫下中农丢在河里的；再加之从广西传来的地富“要先杀党、后杀干，贫下中农全扫光，中农留一半，地富做骨干”的谣言；这时一部分贫下中农耽心，更产生了对地富的恨。在这种情况下，狮子铺公社召开大队民兵营长，文革主任参加的会议，有的人就公然提出来：“坏人有一条杀党员和干部的纲领，你们要提高警惕，把地、富要集中看管起来”。会后，狮子铺白滩河大队就把地富出身和有历史问题的人集中到大队看管起来，7月7日大队召开群众批斗大会，对荣玲及其妻和他的两个儿子进行批斗，在斗争中以郑爱云、唐善保为首将荣玲一家4口人用刀杀死后抛入湘江河中。案发后就很快波动全公社，震动了整个石期市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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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由一个人谎报另一个人，一报十，十报百；互相牵连，酿成了严重后果。全县仅1968年因抓所谓“反共救国军”而引起被杀，自杀422人，其中被杀的139人，自杀的283人。422人中有四类分子95人，四类分子子弟137人，贫下中农164人，其他26人，共产党员10人，共青团员2人。被打伤、打残的1178人；被杀绝的16户19人；被迫外逃的161人；遗孀携带子女改嫁的34户87人；造成孤老孤残无人抚养的337人；房屋被非法强占，变卖、拆掉的96户181间，被查抄的财物价值2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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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安置及组织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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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我县出现的全县性的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一案，是采取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手段搞出来的。1968年7月间当杀人问题形成高潮时，县委针对问题的严重性，做了全面研究，并从部队抽调一些干部战士组成工作组分别奔赴到中田、大江口等公社去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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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发后，早在1970年地、县委非常重视，曾做过一些工作，并对案情所核实的情况作出决定：一是认定全县性的追查“反共救国军”一案纯属假案；二是对严重违法乱纪的原川岩公社革委副主任冯万雄给予依法惩办；三是给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平反，但并没有完全肃清“左”的影响，统一思想认识，虽然给一部分人在政治上平了反，但在另一部分人的心中仍有将他们作反革命分子看待。这主要是“四人帮”极左路线所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对此案的落实十分重视，于1979年2月24日向地委写出了《关于“反共救国军”一案遗留问题的处理意见的报告》，并成立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随后就案件的善后工作如何落实，县委决定不定期的召开常委会和常委扩大会，统一思想认识和作法，经过8年时间的努力，到现在已基本完成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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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认真贯彻党的政策，统一思想认识。落实政策以来，县委始终根据省、地委有关落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指示精神，进行传达和贯彻，并根据各部门各单位在对文件精神的理解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思想认识作了具体分析和研究。1979年落实政策开始时，有的认为落实这一案件怕犯右倾错误；怕否定政治运动的成绩；有的认为落实政策是上面的事，上级怎么讲就怎么办行了，与下级关系不大，不必兴师动众；有的甚至错误议论：这些被抓的大部分是出身不好、有问题的人，不必一本正经的去搞了。县委针对存在的各种错误认识，组织学习上级指示精神和党的方针、政策，来肃清“左”的影响，并用摆事实、讲道理、回忆对比的方法开展认真的讨论，从而提高了对落实政策重大意义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各级都成立了领导班子并配备与任务相适应的传干队伍，县委由1名副书记挂帅，下设办公室；区社各由1名副书记挂帅，组织委员专抓；各战线科局都有1名负责人主管，政工干部专抓；全县抽调专干270多人，组成7个组，分头到各区，逐社、逐队调查研究，摸清底子，弄清情况。做到了层层有人管，级级有人抓，件件案件有专人负责，在弄清情况的基础上，县委决定首先在政治上为受害者平反：一是会议宣布，在县委召开的全县干部会议上；公社召开的大队以上干部会议上，大队召开的群众会上都明确宣布“反共救国军”一案纯属假案。凡是受此案牵连的所有人员在政治上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二是分别以县政府和公社革委会名义印发《平反通知书》，由大队发送到本人及家属，并组织召开各种类型的团结会，消除积怨；三是由公社对被杀和自杀人员逐个写出公正的文字结论，发至大队和死者亲属，并由公社上报县委落实政策办存档，四是公社对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不能坚持正常劳动的伤残人员给其写出伤残结论，报上级存档。1979年以来，我们先后对被打成“反共救国军”成员已宣布平反的2158人，全部发了平反通知书；对被杀、自杀做出结论的422人；写出伤残结论的1178人。许多公社干部和大队党支部把平反通知书、结论亲自送到受害者和亲属手中，受害者及亲属接到通知书和结论后，激动得热泪盈眶，表示感谢党。
+
+　　2、彻实做好善后安置工作，按照党的政策妥善解决好受害者及其家属的一些实际问题。凡受此事件带来不幸的所有人员虽然在政治上已彻底平了反，完全脱掉了压在头上的帽子；但受此摧残的部分人在生产、生活上也带来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具体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经济问题；二是伤残人员的安排问题；三是死者遗属的生活照顾问题。对于如何解决这些具体问题，我们仍坚持以政治上平反为主，经济上适当补助的原则，对那些一般性的问题主要是进行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思想上的疙瘩。在资金上，我们主要依靠各公社，从社队实际出发，尽力帮助解决。同时对国家下拨的款，做到专款专用，把党的温暖送到受害群众的心坎里。在落实经济问题时，我们要求各级党组织要教育干部群众既看到林彪“四人帮”破坏所造成的后果，从各地实际出发，拿出一部分钱物救济受害者，尽力解决他们在生产、生活上的问题；又教育有关人员看到国家当前财力不宽裕的情况，使受害者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鹿马桥、大水、川岩、端桥铺、凡龙圩、西江桥、竹木甸、中田、南镇、白沙、大庙口等11个乡镇，为了落实好党的政策，促进安定团结。他们共从社队资金中拨出救济款2170元，救济了97个困难户，平均户得救济款25元；由公社解决房屋的10户15间；花经费3500元；由大队、生产队解决房屋的10户31间，花经费2500元。大大解决了受害者的一些实际困难。从上级拨给我县解决“文革”遗留问题的584,275元的专款使用来看；经研究给定为孤老孤残的337人发款救济95040元；安置被迫外逃回归人员116人，发补助费13,800元；给死者遗属发生活困难补助270,922元；安置抚恤342人84,500元；解决修房建房费46,265元；其他开支39,202元。做到了专款专用，既解决了受害者的困难，使党的政策落实到了实处，又使受害者解开了思想疙瘩，感到了党的政策的温暖。
+
+　　对伤残人员我们要求各级政府部门根据各人特点，将伤势重、困难大的安排在社、队企业做些轻活。如端桥铺公社大刘大队三队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原民兵副营长刘教生被打成为“反共救国军”的参谋，关押3个月，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一直四肢麻痹，十指不灵，不能劳动。为了治疗，他将被抓前已存好的2200元全部用光，后卖手表、闹钟、毯等家用具；家中7口人，爱人又多病，小孩年幼，生活非常困难，为安置好他的生活，公社党委、大队支部对他的问题反复研究后决定恢复大队代销店，安排他经营。若从公社进货，就由其大女负责挑货，生产队记工分。这样刘教生的生活出路得到了解决；1979年以来由国家直接拿钱补助达千元。全家一再表示感谢党的恩情。
+
+　　在对死者遗属生活困难照顾上，全县受此案死亡造成遗属无依无靠的337人，现已全部按政策作定期抚养，如南镇公社徐家大队社员徐湘英，被打死后，其妻周玉华改嫁遗下两女一子，为了妥善安排他们的抚养，公社党委曾集体研究3次，生产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同周玉华一起座谈商量，并经生产队群众通过，每年按生产队大平均发给口粮，每年发30元作添置衣服费，还负责3人上学的经费，并用合同形式固定下来。
+
+　　关于清退“文革”查抄私人财物的问题。“文革”动乱时期中，全县33个乡镇场中，有417个村和县属部分单位，都出现了查抄私人财物的情况。被查抄财物的户有2167户，被查抄的原物共折价为205351元。按照政策规定，该清退的已于1986年12月全部清退完备。这项工作之所以进度快，完成得好，主要是由于坚持了不断肃清“左”的思想，提高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增强自觉性和紧迫感。1984年10月花桥乡在召开大队支书会议，传达县委落实处理“文革”遗留问题专题会议时，有的同志由于思想上还残存着“左”的流毒，说什么到现在还搞这些事“是挖眼寻蛇打，无事找事做”。针对这一情况，乡党委组织大家学习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并根据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回顾“文革”时期揪斗所谓“反共救国军”实在是千古奇冤，同时引导他们谈自己在“文革”时期身受其害的体会。通过这些思想工作的启迪，使他们坚定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决心肃清“左”的思想，保证如期、如数、如质地完成这一任务。到1985年5月底止，已退赔82户，占总查抄户的86％，共退金额10809元，占应退金额的85％。在广大干部群众中产生了较好的影响，为全县这一任务的完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
+　　3、坚持党的政策慎重地进行组织处理。我县在“文革”中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军”为主的杀人问题是在林彪江青大肆煽动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下发生的，它严重践踏了社会主义法制，破坏了安定团结，造成了恶劣影响，在对人的处理上，我们按照省委（85）12号文件和上级有关指示精神进行了认真的处理：一是要求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把处理“文革”杀人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一把手亲自抓，并确定一名副书记具体管，组织专门班子抓落实。二是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紧密联系实际进行彻底否定“文革”教育和党纪法纪教育：清除“左”的影响，增强党性，消除派性；增强法纪观念。三是要求犯有杀人罪行和严重错误的人员，主动认罪认错，既坦白交待自己的问题，又积极检举揭发他人的问题，取得群众谅解争取从轻处理或免予处分。对哪些有错不认错，有罪不认罪，顽固坚持派性，继续迫害和歧视遗属，搞“攻守同盟”，掩盖罪行，制造新的混乱的人，必须从严处理。四是要求受害者及家属正确对待，把帐算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身上，向前看、顾大局，消除积怨。要相信党和政府，不准自行追查当事人，这样我们到1986年10月底前对以抓所谓“反共救国军”的杀人问题有牵连的1259人分别视情节轻重做出了处理。全县因“文革”杀人问题受党、政、纪处理的170人。在这些人当中，开除党籍的71人，其中国家干部5人，职工3人，农民63人；其他党纪处分72人，其中国家干部29人，职工2人，农民41人；政纪处分27人，其中国家干部24人，职工3人；刑事处分11人，杀人后入党受处分的78人，其中出党的34人，占处分数的43.6％；这些人当中，国家干部5人，职工1人，农民28人。通过组织处理，使党的政策得到了落实，稳定了人心，巩固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
+　　4、做过细的思想工作，愈合伤痕，团结一致向前看，“文革”中我县出现的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军”引起的杀人事件，后果极为严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消除这一事件所带来的恶果，我县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做好平反，生产、生活安置的同时，又着重开展了以疏导为主的思想工作。因这一事件是在“文革”十年浩劫中发生的，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问题，它涉及面广，情况复杂；部分受害者及受害者家属虽然政治上得到了平反、生产、生活上得到了安置；但思想上的疙瘩能否解开、受害者的积怨能否消除，这仍需要做大量的思想工作。有的总着得这一政治运动对我十分灾重，而不知道这一运动造成动乱的根源是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所致。因此，在落实政策的过程中，如何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尽快消除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积怨，县委曾多次研究，采取各种措施：各级领导带头深入群众，利用座谈会，办学习班、家庭走访，个别谈心等方法来做过细的思想工作。县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成员也经常到各公社，特别是重点公社、大队找受害者及其亲属谈话，开导他们的思想，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如川岩乡党委委员分片包干。先后同受害群众谈话达130多人次；每个委员在自己的片上包做群众工作：包对死残人员写好调查报告，争取意见，解决实际问题。当时任该社党委书记张良昌同志先后找受害者及亲属谈话20人次；如原高亭子大队老支书蒋光珍被打成“反共救国军”活活打死后倒埋，造成家庭不少困难和思想想不开。为了帮助解决他们家中的问题，张良昌同志亲自到他家开家庭会，教育他们的子女团结一致向前看，为建设新山区做贡献。还同生产队干部商量，减免了他家历年拖欠的180元超支款，使他全家激动得热泪盈眶，决心听党的话，重建家园。又如中田公社前进大队社员周光明，“文革”中被当作“反共救国军”成员抓起来；在审讯中割掉耳朵外层和右奶子；十个指头被竹尖尖过，造成严重致残；落实政策以来，他曾多次打算回原籍，乡党委和村支部知道后，分别找他谈心，宣传党的政策和大好形势，进行思想疏导，解开了他的思想疙瘩，当场表示，不回祁阳，扎根中田。由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齐抓共管思想政治工作，使上访量逐年减少，使受害者及其亲属懂得十年浩劫所带来灾难的这笔帐应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今天我们应该相信党、相信政府、和衷共济，一心一意建设自己的家乡，为“四化”多做贡献。
+
+## 三、存在的问题
+
+　　落实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虽然基本结束，但离上级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还有些工作要做，才能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
+　　1、有极少数人过份追究“凶手”的处理过轻，认为某员参与打死我的父亲或亲属，如今没按法律制裁；不懂“文革”动乱是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特殊问题，只知以命来偿还；这类上访问题仍有存在，有待继续做好遗属的思想工作。
+
+　　2、有部分原定伤残人员，随着年龄的增大，身体受伤势的影响，实际困难也开始逐渐增多，现在要求国家救济的，上访的信件有所出现。
+
+　　（四、今后工作意见）
+
+　　1、继续做好思想工作，坚持“思想不松、班子不散、工作不停。”各级党组织要进一步做好疏导工作，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之都能以党的利益为重，不记前嫌，互相谅解，解除疙瘩，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旦出现新的思想问题，各级党组织都要出面做工作。
+
+　　2、继续做好善后安置工作，对受害者及亲属生活上确有困难，生产上已经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要尽量帮助解决。同时建议民政部门继续协同作战；对因此事件所定的孤老孤残和其他伤残人员，如有新的困难出现，应纳入正常性的生产、生活救济范围内妥善进行解决。
+
+　　 中共东安县委1987年5月8日
+
+　　· 来源：
+
+　　根据档案材料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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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3/names.txt
@@ -0,0 +1,23 @@
+中共零陵地区双牌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双牌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中共零陵地区江永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中共零陵地区江华瑶族自治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总结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江华瑶族自治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永州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蓝山县委贯彻省委（85）12号文件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中共零陵地区祁阳县委关于处理文化革命期间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宁远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祁阳县委关于“文革”杀人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
+北京市委核查办公室召开城区核查工作案例研讨会
+中共零陵地区冷水滩市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呼和浩特市人民检察院对乌兰巴干的起诉书
+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乌兰巴干的刑 事判决书
+中共道县县委关于处理“文革”杀人问题的情况的总结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冷水滩市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东安县委关于  “文革”中杀人问题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江永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蓝山县委关于“文革”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新田县委关于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总结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宁远县委关于“文化大革命”中杀人情况的调查报告
+中共零陵地区东安县委处理“文革”中杀人遗留问题的工作总结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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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4/000000.txt
@@ -0,0 +1,235 @@
+# 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
+
+　　<王力>
+
+## 〖王力，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宣传组组长。〗
+
+　　1987年9月我在贲门癌切除手术前送呈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遗嘱中说：“如果我不能战胜死神，我就不请求党中央重新讨论我的组织问题了”。同时也说明：“两案办公室没有同本人核对情况就提交书记处讨论，是违反党章的”。“我当即向常委提出申诉，至今并未受到批驳，因而还是悬案”。
+
+　　现在，我手术后已经过了半年，暂时活下来了，但说不定还要复发。我想趁我身体状况暂时稳定的时候，争取合理解决我的问题，使我有可能利用余生，作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的事。
+
+　　中纪委原来通知王力：第一是同本人核对事实；第二是听取本人对判断（结论）的意见；第三是听取本人对处理的意见。但是后来办案人员并没能执行。虽经本人再三请求，始终没有同本人核对情况。既然情况都没有核实，那么所作的判断和处理显然是没有可靠基础的。两案办公室1984年2月匆忙地作出开除王力党籍的决定，上报书记处，这种作法是违背党章的。这必然会使书记处以至中纪委和两案领导小组负责同志产生错觉，因而无法公正地处理王力问题。
+
+　　现在，我正式向党中央和中纪委提出申诉。下面我就根据两案办公室1983年8月20日《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参见1983年中纪发字〈84〉3号的附件）逐条加以陈述：
+
+　　"两案"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王力问题的审查报告》中提出，王力的主要问题有六条：
+
+　　第一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在这一条中，包含六点内容：
+
+　　第一点：说王力“迎合康生（开脱自己、诬陷彭真同志）的需要，在《五·一六通知》附件《大事记》上栽赃”。这一点是不能成立的。因为：
+
+　　第一，《五·一六通知》的正文中已经明明白白地讲了：“所谓‘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实际上是彭真一个人的汇报提纲，是彭真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见制造出来的。……彭真根本没有在‘五人小组’内讨论过，商量过。……采取了极不正当的手段，武断专横，滥用职权，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这比作为附件的《大事记》的提法要严重得多。可见，责任在正件，不在附件。
+
+　　第二，正件是毛主席主持起草和签发的。附件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少奇和小平同志主持起草和签发的。当时康生只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没有资格签发中央的文件。既然不追究正件的责任，也不应该追究附件的责任。
+
+　　第三，王力只不过是附件的起草人之一，更不应追究王力的个人责任。
+
+　　第二点：说“同年（1966年）3月，王力根据康生的授意，起草《红旗》社论《彻底批判北京市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罗织‘十大罪状’，诬陷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一个阴谋家、野心家集团’，‘是一批大恶霸、阎罗王……’等等。”这一点也不能成立。因为：
+
+　　第一，《红旗》社论发表于７月１日，而不是３月。３月份彭真同志还在主持书记处工作。
+
+　　第二，社论题目是《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审查报告》把原题中的“一些负责人”去掉了，又增添了“反革命”三个字，意思就改变了，这种作法是很不正当的。
+
+　　第三，起草这篇社论的背景是；1966年6月18日，毛主席在上海批评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少奇、小平同志没有系统地批评彭真同志的错误。少奇同志于６月下旬召集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并决定在《红旗》和《人民日报》上写文章。会上把所谓彭真的错误也议了一下，派康生飞上海向毛主席汇报。康生把彭真的所谓错误归纳成为十条。在汇报中毛主席又插了一些话。康生回京后向常委和书记处分别做了汇报，会上决定把这十条和毛主席的话写一篇《红旗》社论。因此，这并不是“根据康生的授意”，而是根据中央的决定。
+
+　　第四，这十条的调子，并没有超过毛主席定的而且已被中央接受了的调子。这篇社论上所说的大都是转述毛主席的原话。因此，根本不应追究这篇社论的责任。何况，王力只是参加写作而已，因此，更不能认定为王力个人的错误。
+
+　　第三点：说王力伙同关锋，“写了《红旗》十三期社论”，“提出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全国迅即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踢开党委闹革命，批斗老干部的高潮。”这一点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
+
+　　第一，这篇社论的底稿虽然是王力的手迹，但社论的指导思想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并不是王力提出的。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和十位常委都就此问题作了发言。这有档案可查。过去中纪委有的审查人员查了档案后也说：“这个关系全局的口号，不可能是由王力提出的。毛主席和十位常委也不可能是响应王力的号召”。
+
+　　第二，这个口号，不是根据北京大专院校座谈会的发言提出的。它的背景主要是，1966年9月，毛主席召集一部分人开会提出：“相当长的时期内，就是从8月3日到9月，整个运动的主流是向前的。但是，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特别是批判错误路线的严肃的坚定性和彻底性。”（有档案可查）。当时毛主席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彻底批判刘少奇同志的“错误路线”。并且认为当时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大专院校的座谈会就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召开的。
+
+　　第三，毛主席决定，要在林彪的国庆讲话和《红旗》社论中提出这个问题。《讲话》由陈伯达、王任重、张春桥起草。社论由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在《讲话》中原来定稿时用了“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在上天安门讲话之前，陶铸、王任重、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反革命”，太重了。于是加上一个“对”字，成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10月1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张春桥向毛主席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提法不通。毛主席说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句话被当时的报刊作为毛主席语录引用，并已经编人毛主席语录本了，怎么会是王力提的呢？
+
+　　第四，陈伯达、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十三期社论草稿，原来用的是“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0月１日晚上毛主席做了明确的决定之后，王力才根据毛主席指示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这篇社论推迟到10月3日晚上才广播的。
+
+　　第五，周总理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问了以后，周总理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周总理当然也懂得，社论中“反对折衷主义”，也是毛主席对他的批评。社论的草稿中有“和稀泥”，后来删掉了。毛主席当时甚至还欣赏流传的“泥水匠”的说法。这也是当时的“最高指示”。
+
+　　第四点：《审查报告》说“1967年上海‘夺权’后，王力接连煽动全面夺权。”《报告》还说“1月19日王力在《人民日报》社讲话说：‘1949年以来，有些人变成资产阶级’，‘这次要彻底打碎旧的机器’，‘在一切部门、一切领域，凡是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的权，都要统统把它夺过来’。”
+
+　　这里要说明，王力的这段话，只不过是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复述而已：
+
+　　第一，早在1966年6月1日，毛主席就说：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他已经考虑用公社形式代替所谓旧的国家机器了。在1967年1月上海“夺权”之后，毛主席又说：“烂掉了的单位，他们实行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资产阶级专政。这些单位的夺权斗争，必须实行马克思主义的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已经开始创造并将继续创造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机构的新的组织形式。”这是有文字可查的。
+
+　　第二，周恩来同志1967年1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传达说：“关于夺权，报纸上说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权。不是这样的能不能夺？现在看来不能仔细分。应夺来再说，不能形而上学，否则受到限制。夺来后，是什么性质的当权派，在运动后期再判断。”这也是有档案可查的。
+
+　　仅拿这两段话同王力的话作对比，可以证明王力的话只有不足，并无过火。
+
+　　第五点：《审查报告》还说，“1月22日，王力、陈伯达共同炮制《人民日报》社论，鼓吹‘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要‘内外联合，两面夹攻，彻底打碎旧的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官僚主义机构’、‘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秩序’。”上面的那段话澄清了，这段话的性质也就容易弄清楚了。
+
+　　第一，“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句话是林彪的名言。林彪当时是“副统帅”。
+
+　　第二，社论中这句话不是独立的一句口号，而是有上下文的。原文是“革命群众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要自己掌握印把子！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可见社论的意思不是指的个人权力，而是指的人民群众掌握政权。这本来是毛泽东思想的一贯观点。只是应用到“文革”的夺权中，就成为荒谬的观点了。但是，这不是王力首创的，更不能断章取义，作为王力的罪状。
+
+　　第三，这篇社论不是王力起草的，是报社编辑部根据几天前陈伯达在工人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的，王力阅后，又送陈伯达定稿的。因此，更不应追究王力的个人责任。
+
+　　至于说1967年7月王力在云南接见昆明支左军队代表时所讲的一些话，因为引文出处不明，且同所谓“煽动全面夺权”的大帽子无关，就不在这里核对了。我以为，那次王力在昆明的工作，在当时条件下，促进大小军区团结，促进赵健民同周兴团结，促进两派联合，积极作用是主要的，这可以向至今尚健在的赵健民、陈康、张力雄诸同志调查。
+
+　　第六点：说“文化大革命初期，王力一再宣扬不要怕武斗，不要怕乱”。下面引用了许多王力在记者站讲的话，这一点也是站不住脚的。
+
+　　第一，这些引文，从未同本人核对，没有确实可靠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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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记者站，即文革小组的快报组，其成员主要是从军队抽调的团以上的政工干部，任务是向毛主席和中央常委反映“文革”中的动态。因此，毛主席和常委会有什么新指示和新意图，王力都要向他们传达、吹风。这是中央给王力的任务。对他们规定有严格的纪律，不准把中央机密外传，更不准参加和干预下面的运动。发现有违纪者，立即调离。因此，说王力的“这些谬论，通过记者站在各地广为散布，煽动了武斗，制造了混乱”是不可能的。当时只有个别人违反纪律，已及时作了处理。因为记者站是中央的核心机密部门，所以王力在记者站内部传达的话，都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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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审查报告》把“不要怕乱”同“不要怕武斗”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了。《报告》列举的王力的话，并没有一句说“不要怕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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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基层党组织领导的问题，当时领导核心中有两种意见。毛主席坚持成立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由群众选出能够代表自己”的组织来领导。并且发出了中央文件，即1966年12月9日《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王力向记者站这样核心机密部门传达毛主席的指示，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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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至于“不要怕乱”问题，那是毛主席反复坚持的观点。1966年7月8日，他写道：“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同年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说：“主要问题是对各地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是乱它几个月。”“我看北京乱得不厉害。”1967年4月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毛主席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全面内战。”5月25日毛主席又说；“北京也在分裂为两大派，打乱架，乱就可以乱出名堂来。”7月13日，毛主席说；“南京街上闹得很厉害，我越看越高兴，闹得三派那么多人，反对内战，反对武斗！这很好嘛！”7月28日，毛主席说：“一年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虽然有点乱，这里乱，那里乱，没有什么关系。像武汉就是很好的事，矛盾暴露出来，就好解决。”我列举的这些，都是现在还有文字可查的。王力所传达的是毛主席的指示，只有不足，并无过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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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王力不但每次讲话都要提出，而且在参加起草的文章和文件中，如1967年5月14日用北京市名义发出的《重要通知》和6月6日的中央《通令》，都提出要严禁武斗，纠正打、砸、抢、抄、抓，要依法制裁和惩办凶手，这也都是根据毛主席指示起草的，经过毛主席签发的。武汉七．二〇事件后，1967年8月4日发出指示，说当前“文革”的中心任务，一是要武装左派，二是群众专政。这以后才发生了全国性的大规模武斗。这时，上面说的《重要通知》和《通令》都不适用了。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各地贯彻执行，后果很严重，但是，王力已经于1967年8月底被关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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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在不怕乱的问题上，王力也不断提请毛主席考虑加强对纪律性和团结的宣传。1967年5月2日毛主席和王力有几句对话，有文字可查；王力说：对于驯服工具论要批判。但也要讲自觉纪律。主席；同意。团结和服从都是有条件的。王力说：拥军爱民不是一般的军民关系，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关键问题，不能把军队搞得灰溜溜的，这是我们的王牌。要反复地讲，要正确对待保守组织。这个问题过去讲得不少，现在还要讲，要做工作，要团结，不要把各方面的关系搞得那么紧张。主席：同意。（军队中）年纪大的、年纪中的、年纪小的，也要三结合。1967年6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的上海《文汇报》社论的编者按，是王力写的，直送毛主席当面同意发的，有档案可查。编者按提出；“加强无产阶级革命性、科学性和组织纪律性，这是摆在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课题。”小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人“热衷于极左的词句和口号。在思想和行动上表现出极端的狂热性和自发的盲目性。”“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上面最后引用的毛主席的这句语录，就是这次同王力对话时讲的。反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坚持无产阶级党性的口号，也是王力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后见报的。正因为王力一贯坚持这些意见，才同江青的矛盾日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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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审查报告》提出的王力的第一条罪名下列举的六点根据，一个也不能成立。因此，说王力“竭力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是一点根据也没有的。因而第一条罪状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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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积极参与制造‘二月逆流’事件，为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篡党夺权效劳。”这个问题，因为审查者不知道所谓“二月逆流”的前因后果，加在王力头上的罪名都是以流言为依据的。王力早巳向中央领导同志写过专题报告，所以不必逐条核对和澄清了，但必须说明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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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1977年揭批查运动时，专案组要王力揭露“四人帮”，我就提出要揭露江青、张春桥，必须揭露他们在怀仁堂事件中所起的坏作用。专案组的人说，“不能揭露，这叫二月逆流，是写进‘九大’文件的。”经过我再三要求，才允许我揭露。后来中纪委审查王力时，肯定了王力所揭露的事实，并说已根据王力提供的线索查到了所有文件。这样，人们才知道江青、张春桥和林彪等所起的坏作用。我在怀仁堂事件中一直态度鲜明，不同意江青等人的做法，后来又不顾专案组的阻挠，坚持揭露。可是《审查报告》却毫无根据地把我说成“积极参与制造”的“一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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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是基本上同意陈毅等同志在怀仁堂会议上所提出的意见的。王力从来没有说这些老同志的意见是“反动言论”。证据是早在2月10日，毛主席批评陈伯达和江青以后，我就起草了《必须正确对待干部》的《红旗》社论，主要就是批评极左错误的。陈毅同志看到这篇文章的讨论稿时，长时间地同我握着手说：“写得好极了，照这样做，大家就没有意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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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张春桥、姚文元先见江青，后见主席，主要是辞行。因为把他二人调回北京开会，是主席委托王力办的。辞行时王力当然要一起去。《审查报告》把王力同张春桥、姚文元平列起来，不合历史事实。三个人态度不同，张最坏，姚附和，王同张唱反调。主要表现在对待周总理的问题上，张要把批斗老干部的责任推到周总理头上，王力为总理辨护。张春桥向毛主席告总理对《红旗》十三期社论未送他审查不满，毛主席说了气话：“党章上没有规定党报党刊社论要送常委审查呀！”又是王力向毛主席建议：“请主席考虑，重要社论还是送总理和政治局同志审阅，有好处。”毛主席还是接受了王力的建议，把正确对待干部的那篇社论送请总理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也有主席给王力、关锋二人的信件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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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整理怀仁堂会议记录问题，毛主席决定开生活会批评陈毅、谭震林、徐向前，周总理因为参加批评会的有些人不知道怀仁堂会议情况，才要王力整理一个怀仁堂会议记录。这个《记录》在批评会第一次会议上，先通读了一遍，总理问大家有没有不符合各人原话的地方，只有陈毅同志说有两句话他没有讲，即“斯大林弄出了个赫鲁晓夫，后来怎么样了？中国在延安弄出了个刘少奇，现在又怎么样了。”总理说：“你是这么讲了，就不要改了”。这个《记录》，有总理亲笔修改的档案可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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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审查报告》说：“2月18日，王力又在江青授意下，就这件事向林告了状。”这又把事件的性质弄错了。事实是，毛主席要王力向林彪和周总理传达毛主席听了怀仁堂事件汇报后的四项指示。哪知，张春桥于17日抢先同周总理谈了话。18日王力同林彪谈话，是奉毛主席的命令，如实介绍怀仁堂会议情况和传达毛主席的四项指示，是完全正常的。在传达过程中，江青和林彪采取了一些诡秘行动，设法支开王力，他二人进行密谈，这正说明他们对王力是不信任的、有戒心的，怎么能说成是王力“在江青授意下向林彪告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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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关于谭震林表示“不自杀”的问题。王力在记者站所说的大都是毛主席的原话。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话还更加刻薄。他说：“凡是自杀的人，都不要去救他，人家自己要死嘛，你去救他干什么？中国人这么多，也不缺他们这么几个人。”同样的话，不止说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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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自上而下都有反革命复辟的现象”，这是毛主席在一个批语里写的。“反革命复辟逆流”是陈伯达提出，毛主席一度同意的。后来毛主席两次提出；“究竟有没有”这个逆流？第一次意思还是肯定的，第二次（到了1967年4月中旬）就是否定的了。但第二次毛主席一提出，张春桥就打断毛主席的话，说“当然有”。陈伯达坚持要写一篇《红旗》社论《坚决反击反革命复辟逆流》，王力反对。王力理解毛主席的意思是没有这个逆流。这篇社论送毛主席后，毛主席单独找了王力，说王力的理解是对的，他的意思就是并不存在“自上而下的反革命复辟逆流”。同时要王力传达：今后的《红旗》社论，要周恩来同志主持的文革小组会议通过。总理不能决定的，再送给他审阅。同时也决定，要陈毅、谭震林、徐向前三同志重新列席他召集的常委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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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王力在所谓“二月逆流”全过程中，没有做一件对不起党，对不起老前辈的事，相反地，做了一些好事。没有王力的揭露，党中央和中纪委都不知道这个事件的真实经过和前因后果。《审查报告》所说第二条罪状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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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条：《审查报告》说王力“支持刘结挺、张西挺翻案、夺权，搞乱了四川”，这是早在1980年被政法部门预审人员否定了的，今天又翻出来作为王力的罪状，更是不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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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当时预审人员已对王力宣布，经查对档案，为刘、张二人翻案问题涉及中央一些主要领导人，不应追究王力的责任。我很清楚，主要是涉及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王力接见“二挺”是江青根据毛主席指示布置的。接见后，王力向江青写的报告，使用的语言只能按照当时通用的口径，但内容是缓和的。最后也不过是建议党中央成立一个调查组罢了。第二天给江青的报告，也是回答她提出的“主席要查，开除刘结挺党籍，最后是不是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批的”。王力查了档案，如实报告“是邓小平、彭真、杨尚昆批的”。《审查报告》把正常的工作关系，描绘成私人关系，并把王力向党中央的建议说成是“向江青献策”。王力的两次报告，江青都转给周恩来同志了。周恩来同志批示：“同意王力同志的意见。”这怎么能由王力个人负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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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就已弄清楚了：⒈王力无权为“二挺”翻案。⒉王力是早在1967年8月就被江青等人打倒了。王力打倒之后，四川省才成立革委会。刘结挺才担任副主任。⒊王力打倒了将近两年之后，才开“九大”。刘结挺还当选为中央委员。张西挺还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如果是王力个人为他们翻的案，他们怎么没有跟王力一起被打倒，反而高升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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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审查报告》说：“在王力等人的策划和支持下，刘、张上台以后干了大量坏事，给四川省和宜宾地区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在四川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刘张上台之前，王力就被打倒了，他们在四川干了什么事，同王力何干呢？王力关在秦城，怎么能去策划和支持他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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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条：《审查报告》说王力“陷害王稼祥、伍修权等同志，支持中联部造反派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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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条分三点来核实：
+
+　　第一点：关于王稼祥同志的问题。王力1966年6月9日贴王稼祥同志的大字报是错误的。王力已经作过一百多次检讨，今后还要永远检讨，但绝不是“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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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审查报告》迟至1984年还以为“三和一少路线”是错误的，于是硬说是王力“诬陷”了王稼祥。现在实践早已证明这个所谓“三和一少”路线是正确的，是王稼祥同志提出和推行的。所以根本谈不到“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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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1962年我代表团参加莫斯科裁军会议的方针，是王稼祥同志提出的。并且经过邓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讨论通过的。王力和阎明复从莫斯科回国后，小平、彭真、稼祥三同志立即听取了汇报，他们一致认为，预定的方针是正确的，并且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审查报告》却仍然认为代表团在莫斯科会议上的方针是错误的，因此又说这不是王稼祥同志决定的，而是王力“诬陷”的。这又违背了事实，弄错了是非。
+
+　　第三，王力的大字报执行康生的集中批判王稼祥的指示，是错误的。可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力个人是难以顶得住的。加上康生还说这是为了下保刘（宁一）、伍（修权）、赵（毅敏），使中联部工作能按步就班地进行，同时也避免往上涉及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所以王力才听了他的话。王力在大字报中提出了，刘宁一、伍修权、赵毅敏、廖承志同志是反对“三和一少”的。这句话，后来编大字报选辑时把它删去了，王力并不知道。
+
+　　第四，王稼祥同志酝酿“三和一少”的全过程，王力知道得很清楚。稼祥同志曾同少奇同志做过长时间的交谈，小平同志对稼祥同志的观点和做法也完全支持。这些内情，王力不但在大字报上没有提，而且在任何场合也从来没有“揭露”过。
+
+　　第五，王力不但知道毛主席为什么不满意王稼祥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批判他一下，而且知道毛主席最后还是一定要保稼祥同志过关的。王力知道这个底，才写了大字报。这铸成了大错，但无陷害之意。
+
+　　第二点：对待伍修权同志，王力也是有错误的。王力已向修权同志道歉，并得到了他的谅解。但是，王力的错误，决不是《审查报告》提出的那种“诬陷”的性质。
+
+　　第一，《审查报告》说：“1967年4月6日，伍修权同志贴出大字报，为被王力打击的干部说了几句公道话。4月8日，王力根据康生的旨意，起草中央文革办事组给中联部‘造反派’，的所谓‘四·八指示’，诬陷伍修权同志最近贴出的大字报是错误的，要他们‘同伍修权划清界限。’”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伍修权同志4月6日的大字报王力根本不知道。4月8日的事件，也不是因为这张大字报引起的。“四·八事件”的起因，是因为中联部有一派群众组织打电话给中央文革办事组，说另一派群众正在揪斗申健，并进行武斗。还说这是伍修权在背后支持的。当时文革小组正在开会。会议由周总理主持。电话记录送来后，康生说，他过去一直支持刘、伍、赵，现在出现伍支持群众揪斗申健，他很为难。因为前一天毛主席还指示不许揪斗申健。叶群在会上讲了伍修权很多坏话，而且是作为林彪的看法讲的。她说伍修权一直是彭真的人，还说这一次千万不能让伍修权蒙混过关。叶群讲了之后，康生才紧张起来，说：“那文革小组就要干预了！”康生在会上讲了几条，王力只是做了记录和文字整理。总理要康生在会上念了一遍，大家都同意。王力提出，用中央文革的名义太严重了，用办事组的名义就可以了，大家同意。这就是那个“四·八指示”。办事组把这个文件拿到中联部去宣读了。过去康生没有出问题时，专案组要王力承认“康生只是同意王力的意见。”后来康生出问题了，专案组才把原件给我看，说康生不是同意王力的意见，而是同意办事组的意见。这实际上是康生同意康生的意见。王力不是办事组组长，同办事组没有领导关系。此事不能由王力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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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审查报告》说：“4月29日，王力又把叶群对伍修权同志的诬陷，传达给‘革命造反总部’，给伍修权同志加上‘彭真黑帮分子’、‘反林总’、‘苏修特嫌’的罪名，进行迫害批斗”。这又不符合事实，改变了事情本来的性质。不是4月29日，而是4月8日当天晚上，康生就召集中联部的人开会布置，连夜刷大标语，说伍修权是“彭真黑帮分子”。王力没有参加这个会，根本不知道这件事。到4月29日，王力向外宾作报告前，中联部两派群众组织都问：为什么伍修权一夜之间就变成彭真黑帮分子？王力打电话给叶群，让她问问林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叶群回电话说林总的意见如何如何。王力向两派的人传达时，只是转述林彪的意见，没有自己的意见。这有记录可查。可见，不是王力给伍修权同志加上“彭真黑帮分子”的帽子。当时没有人说伍修权是“苏修特嫌”。林彪的原话是说：“还不知道伍修权吃的是哪一国的面包”。王力也是这样传达的。因为王力在七·二〇事件中腿被打断了，8月初（不是7月下旬），中联部群众组织的代表到钓鱼台去探视。他们说到伍修权“假自杀”时，王力说：“不能说假自杀，要重视，防止再发生自杀。死了人，不好。”当时毛主席有个指示，说当前两个中心任务之一，是群众专政。在林彪主持的常委会上有人说《红旗》杂志社群众专政搞得好，各单位可以去看一看。所以王力也要他们到《红旗》杂志社去看一看。因为我这一句话，这个群众专政就专到伍修权同志头上了。我说的错话，自己要承担责任。但绝不是出于个人恩怨，而是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常委的决定说的。至于伍修权同志“一年后又被押送卫戍区监管”，那时王力早巳被关在秦城监狱了。责任更不能加在王力头上。
+
+　　第三点：关于“实际上篡夺中联部领导权”问题。王力早在1960年起就主要是为书记处和常委起草文件和文章，对中联部部内的工作管得很少。在文化大革命中，中联部的业务和运动都是康生管，王力不管。1967年1月8日毛主席要王力担任中央宣传组组长，接替陶铸同志的工作以后，王力更不可能管中联部的事。因此，《审查报告》把中联部群众组织被取缔，说成是王力干的，这是不可能的。“三人秘书班子”成立的经过王力不知道。“部领导班子”名单，是刘宁一同志提出的，他征求过王力意见。王力只是说自己不能参加，请宁一报请康生决定。《审查报告》把这一切都说成是王力“操纵”的，并且说“实际上篡夺了中联部的领导权”，这不合事实，也不合逻辑，因为在“文革”中，中联部的领导权始终掌握在康生手里，在王力打倒之前，刘宁一同志是中联部的主要领导人。所以不存在篡夺问题。
+
+　　总之，《审查报告》加在王力头上的第四条罪状下面所包含的三点都站不住脚。因此，这第四条也是不能成立的。
+
+　　第五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的第五条罪状是“诋毁外交政策，煽动夺外交部大权。”这一条下分四点内容；
+
+　　第一点：关于“三降一灭”。《审查报告》说王力“在1967年3月3日，接见‘造反派’代表时，却攻击我国的外交政策是‘三降一灭’，它是投降帝国主义、投降修正主义，投降各国反动派，要扑灭各国革命人民的斗争。”这一点也是把事实和是非弄颠倒了。
+
+　　最初（在毛主席主持的常委会上）提出反“三降一灭”的是康生，时间是5月下旬。他说“三和一少”的帽子已经不够了，要改为“三降一灭”了。毛主席很欣赏这个提法。在6月初的另一次常委会上，毛主席提出并且决定公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的“三降一灭”路线。紧接着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群众组织的大会上（这个会不是3月3日，而是6月初），本来是由康生宣布这一决定的，因为他临时有外事活动，才叫王力宣布的。因此，这不能归罪于王力。两年以后，“九大”的政治报告中也写着：“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坚决批判了刘少奇投降帝、修、反，扑灭各国革命运动的修正主义路线”（即“三降一灭”路线）。这有力地说明：反“三降一灭”过去不是王力的“功劳”，今天也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更值得思考的是，1967年8月康生，江青打倒王力时，说“王力是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推行‘三降一灭’路线的黑干将。”这倒是比较接近事实。王力对王稼祥同志所谓“三和一少”路线一直是赞同的，也是积极执行的。康生、江青的话从反面证明了，《审查报告》说王力是反王稼祥、反“三降一灭”的黑干将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
+　　第二点：关于所谓“八．七讲话”，要澄清以下事实：
+
+　　第一，1967年8月7日，王力接见姚登山和外交部群众组织代表时，王力并没有发表讲话，只是在他们汇报时插了一些话。他们把王力的一些插话穿在一起，就成为“八·七讲话”。记录未经本人核对。
+
+　　第二，这个记录遗漏了许多重要内容。比如：王力说：“任何群众组织，只要反对总理，就要同他们坚决划清界限。”外交部群众组织的代表说：“我们喊打倒陈毅，并不是真打倒，只是给点压力。什么时候，只要毛主席和中央要保陈老总，我们立即拥护。”王力说：“不是真打倒，这个态度好。这我就放心了。你们要报告总理，请总理放心。”姚登山、王宗琪这些当事人还在，同时在座的还有贾一学、朱庭光、李鑫，都可以去调查。
+
+　　第三，总理要他的秘书钱家栋问王力有没有这个讲话？王力把上述情况报告总理，并说明他们有些话没有整理进去。总理说：“这我就放心了。”这个经过可以向钱家栋和张根成调查。
+
+　　第三点：关于所谓“打倒陈毅”，这里要说明几点：
+
+　　第一，要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是毛主席定的，整陈老总，是江青组织的。开始时王力不在北京。在王力所谓“八·七讲话”之后，毛主席在上海接见阿尔巴尼亚专家时，还谈到要红卫兵给陈毅加点压力，这有1967年8月份中联部的绝密文件可查。王力并没有超过毛主席定的调子。
+
+　　第二，毛主席1967年7月份指示：“群众喊打倒朱德、打倒陈云、打倒陈毅的口号，就让他们喊嘛！没有什么了不起”。7月16日在武汉，毛主席对王力说，开“九大”时，邓小平至少还是常委，刘少奇也要保留在中央委员会。我的理解是：刘、邓、陈都打不倒，群众喊喊可以吧。我有了这个底，所以才能那么说话。
+
+　　第四点：关于所谓“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要说明几点：1967年2－3月间，中央文革曾经要王力照顾一下外交部的运动，王力坚决拒绝。王力一直没有接触过外交部的任何群众组织。8月7日晚上，是因为别人都出席文艺晚会去了，只有王力一个人因伤留在钓鱼台，所以才叫王力接见姚登山等。接见名单也是别人定的。8月7日以前和8月7日以后，王力都宣布自己不管外交部的事，有问题要请示总理。总之，说“王力煽动夺外交部大权”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
+　　第六条：《审查报告》说王力的第六条罪状是：“狂妄鼓吹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造成军事领导机关瘫痪。”这一条内包含两点内容：
+
+　　第一点：说“1967年1月王力伙同关锋按照林彪，江青的旨意拟定《解放军报》的‘宣传要点’，提出‘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年1月12、14日，他又伙同关锋炮制了《解放军报》两篇社论……”这一点要说明的是：
+
+　　第一，这个《要点》铅字排印的署名有王力、关锋、唐平铸、胡痴，签字的只有胡痴。当时王力没有参与这件事。因为1月8日毛主席刚任命王力为中央宣传组组长，主管全党宣传工作。王力知道历任中央宣传部长都不管《解放军报》。当时管《解放军报》的是关锋。关锋讲过根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定起草了一个宣传要点，但并未给王力看过，更没有说要王力署名。
+
+　　第二，至于1月12日和14日发表的两篇《解放军报》社论，更是同王力毫无关系。王力主管的宣传单位很多，任务很繁重，特别是那几天新华社和广播电台正出了事，根本不可能去管《解放军报》社论。
+
+　　第三，这个“宣传要点”。并没有超过《五·一六通知》。《通知》里明白地提出了“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里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说“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等等。《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是毛主席写的，比“宣传要点”和《解放军报》社论的提法更厉害。因此，根本不应追究这个“宣传要点”的责任。何况，“宣传要点”和《解放军报》社论，都同王力毫无关系。这不能成为王力的罪状。
+
+　　第二点：武汉七·二○事件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
+
+　　第一，1980年政法部门在预审中已宣布关于武汉事件不追究王力的责任了。那时中纪委要王力誊清两份笔记，一份是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在武汉的谈话记录全文，另一份是周总理同一天在武汉军区高级干部座谈会上总结发言的要点。看了这两份记录之后，就知道王力讲的话，正是毛主席、周总理讲的话。例如：确定“钢派”等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以他们为核心来团结其他群众组织，把“百万雄师”当做“团结对象”。周总理传达的中央方针更厉害，把“百万雄师”定为“保守组织”。这一点王力没有说。
+
+　　第二，至于要各派群众组织都“撤除据点”，当时不但如此，还要各派都把武器交给军区保管，这是周总理为保卫毛主席安全而采取的措施，并不是专门对“百万雄师”一派的。这不能成为“使矛盾激化”和爆发七·二○事件的原因。说王力“竟悍然宣布这（七·二○事件）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事件”，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王力没有宣布，也无权宣布。《审查报告》把已经否定了的罪状又翻出来加在王力头上，是不应该的。
+
+　　第三，七·二○事件以后，王力在一系列问题上，同江青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和冲突。如：王力反对机场欢迎仪式，认为不正常，不应开这个先例。王力反对在天安门开百万人欢迎大会，反对在全国游行示威，认为这太反常，会引起连锁反应，冲击部队。王力反对斗争陈再道、钟汉华，王力认为他们没有责任。在斗争会上王力一言未发。王力反对拍《北京支持你们》的电影，并拒绝审查。等等。很快就证明王力的反对都是对的，果然在全国掀起了冲击部队的风潮。这不能由王力负责，而只能由当时反对王力意见的江青等人负责。
+
+　　第四，七·二○领事件后的武装左派问题，那是毛主席8月4日致江青的一封信中提出的，常委会上讨论贯彻执行，决定武汉地区武装左派的试验由王力负责。因为江青主管这件事，王力向她作报告，是正常的。这不能构成罪状。
+
+　　第五，8月8日，“中央首长接见武汉代表”，接见者是周总理、康生、谢富治和王力，当时就宣布，各群众组织的代表自己作的记录都无效，以文革办事组统一整理的纪要为准。这个纪要，根本没有分是哪一个人讲的话。所以《审查报告》举的都是流言而已。“军内一小撮”这个词，王力不但没有使用过，而且一直到自己被打倒时还不知道有这种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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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审查报告》罗列的，以及在社会上还流传的，所谓王力“毁我长城”的罪状，绝大部分都是江青等人捏造的，王力一贯反对江青等人对军队的作法。周总理在批评陈再道的会议上，称赞王力是“处处捍卫部队”。江青等自己搞乱了军队，翻过来拿王力作替罪羊，说王力“毁我长城”。现在到了该澄清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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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总的结论：综上所述，上面六条中的每一点所列举的事实都是不确实的，加在王力头上的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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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审查报告》的结论说，“以上大量事实证明，王力在任中中文革小组成员期间，积极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团，参与制造反革命舆论、诬陷迫害党和国家领导人和篡党夺权、乱党乱军的阴谋活动。”这个结论更加不能成立，是把王力的错误的性质从根本上弄错了。
+
+　　第一，王力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政治错误，教训是沉痛的，应引为终生鉴戒。但文化大革命是我党的一个历史悲剧，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作的事，虽然是错误的，但不应着重追究个人责任。王力所作所为，并没有违背党的纪律，更没有违犯法律。
+
+　　第二，王力早在1967年就被打倒了。那时根本就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在王力打倒两年以后，“九大”还一致通过林彪为毛主席的接班人。既然在王力被打倒前根本不存在林彪反革命集团，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呢？
+
+　　第三，在林彪叛逃后，江青反革命集团才逐渐形成，毛主席提出“四人帮”这个概念时，王力已经被关起来七年多了。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当时根本不存在的江青反革命集团呢？
+
+　　第四，康生到1975年下半年去世时，一直到十一大，还被称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他的问题爆发了，成为主犯，但是党中央从来没有说过有什么“康生集团”。王力又如何去“积极投靠”它呢？
+
+　　第五，当时发动打倒王力的，主要是江青。当时的三个常委周总理、陈伯达、康生都在正式会议上宣布：“王力问题是江青同志端出来的。”康生是江青的主要帮凶。王力是受江青、康生迫害的受害者。
+
+　　第六，江青、康生等斗争王力时宣布的罪状，说“王力是邓小平、彭真的人，至少是黑线上的”。是“刘、邓安在中央文革的钉子。”难道今天这还成为罪状吗？他们把王力关起来的理由，是因为康生和江青诬陷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头子。这纯属诬陷。现在社会上流传的关于王力的许多罪状，大部分还是江青等人二十多年前制造出来的。《审查报告》也相信这些流言，把它罗列起来作为给王力定罪的根据。我以为这是不应当的。
+
+　　第七，江青、康生等人对王力的迫害时间最长，达九年之久，迫害和摧残的手段是最残酷的、骇人听闻的。现在《审查报告》不但不给王力平反伸冤，反而说王力“积极投靠林彪、江青、康生反革命集团，”这既违背历史又违背逻辑，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
+　　既然《审查报告》所列举的六条罪状都不能成立，那么对王力所作的开除党籍的决定就是没有根据的，是不对的。
+
+　　王力没有参加中央专案组——这里还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王力没有参加专门迫害老干部的“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是江青直接掌握的。她宣布：中央文革成员除王力一人外，都参加这个专案组。王力没有参加这个专案组，所以一些迫害老干部的事，王力都没有参与。
+
+　　关于《免予起诉书》：还必须说明的是，两案办公室1982年1月15日以总检察长名义对王力发出的《免予起诉书》也是不能成立的，也是弄错了问题的性质。在这个《免予起诉书》中列举了五条罪状。其中第二条至第五条，前面已经澄清了。只有第一条，在上述的《审查报告》中没有列入。这一条说：“1966年6月16日，在陈伯达授意下，王力主持起草并发表了题为《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打倒反革命黑帮》的文章，提出‘夺权斗争绝不能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而必须采取革命的办法……”起诉书据此就给王力加上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帽子，这是更加站不住脚的。
+
+　　第一，这是《人民日报》配合江苏省委改组南京大学党委而发表的一篇社论。必须说明，当时的“夺权”，并不是1967年1月上海发生的那种自下而上的夺权，而是党中央1964年10月24日在“四清”中发出的夺权斗争的指示所说的由上级党委派工作组去改组下级党组织。
+
+　　第二，这件事发生于刘少奇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主持常委和书记处工作的时期。这种工作组的作法，曾经被批评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刘邓路线”。但是从来没有人把这条路线说成是“反革命”。为什么在这个《免予起诉书》中，竟然把“刘邓路线”下发生的事说成是“反革命”了呢？这实在是很不对的。
+
+　　第三，写社论配合江渭清为首的江苏省委打倒匡亚明，当时是刘少奇同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做出的决定，并不是出于“陈伯达的授意”。
+
+　　第四，这篇社论是在陈伯达主持下，由当时总政宣传部副部长钱抵千等三人起草的，并不是王力主持的，也不是王力起草的，更不是王力“发表”的。只是因为社论写好之后，陈伯达要去上海开会，临时要王力看看，修改一下，最后还是陈伯达定稿的。这怎么能成为王力的罪状了呢？
+
+　　因此，《免予起诉书》最后说：“综合上述事实，被告人王力参与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被告人王力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诽谤他人罪”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对于这个《免予起诉书》，王力于1982年1月22日向总检察长书面提出；“对于每一问题以及总问题的性质的判断，被告人保留自己的看法”。同时提出：“我注意到最后还向我宣告，向党中央申诉，不受七天限制。因此，被告人不向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正式申诉。”
+
+　　现在，我正式向党中央提出申诉。我请求党中央和中纪委对王力问题做出明确的结论：
+
+　　第一，宣布二十一年前说王力是国民党特务兼苏修特务，完全是诬陷。
+
+　　第二，宣布二十一年前说王力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完全是诬陷。
+
+　　第三，王力的错误属于党内性质和思想性质的问题，王力没有违反组织纪律，更没有触犯法律。
+
+　　第四，王力案件是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制造的冤案。他们对王力的关押是违法行为。应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
+　　最后，我还声明，王力的履历应以文革前所填表格为准，那是经过党的历次审查的：王力原名王光宾，曾用名王光彬、王犁。家庭出身自由职业者。本人成份学生。1935年10月入团。1939年3月入党。文革中的修改和一切逼供信的材料，一律无效，应从本人档案中抽掉。
+
+　　 王力　1988年8月30日
+
+　　· 来源：
+
+　　华夏文摘增刊551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85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2007年1月23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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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 @@
+向党中央的正式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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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5 @@
+# 我的申诉
+
+　　<丁盛>
+
+## 〖丁盛，曾任中共中央委员、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南京军区司令员。〗
+
+　　一九八二年七月六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检察院（以下简称“军事检察院”）对我发出“（82）军检免字第13号”《免于起诉决定书》（以下简称《决定书》），认定我“参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密谋武装叛乱的活动，……已构成策动武装叛乱罪”。随后，总政治部和军纪委根据南京军区党委的报告，批准对我作开除党籍、退出现役的处理，每月发给生活费一百五十元（一九八五年后调整为二百元）；继而南京军区将我送南昌市的一个地方干休所安置。我认为，军事检察院对我的指控缺乏事实根据，认定的罪名不能成立；对我的处理也不符合党的有关政策规定。根据党一贯倡导的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谨作如下申诉，请求对我的问题予以复查。
+
+　　军事检察院对我定罪的唯一根据是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成员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供词。《决定书》称，一九七六年八月八日晚，马、徐、王三人来上海延安饭店看我时，同我进行了“密谈”，谈了毛主席逝世后可能“打内战”问题。据说，我曾对马、徐、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六十军”，“这个军我指挥不动”，“这个军的几个师，就摆在无锡、苏州到上海一线，我很担心”，“有什么事，对上海是个大威胁”，并提醒马、徐、王说：“你们要有所准备”。据说，我还向他们三人表示：“我是准备杀头的”。由于我的这次谈话，“随后马天水即给上海民兵突击发了各种枪七万余件，炮三百门，子弹、炮弹一千多万发”，准备发动武装叛乱。
+
+　　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的上述供词纯属编造，破绽百出，不值一驳。
+
+　　首先，我与他们素无交往，更无好感，根本不可能同他们密谈。我从一九七三年底调南京军区工作后，曾多次因工作路过上海，但我从未通知过上海市委，更未主动拜访市委的任何头头，即可说明此点。一九七六年八月初，我去杭州湾检查军区组织抗登陆演习的准备工作情况，后又去舟山群岛勘察，于八月八日黄昏返抵上海。接待我的上海警备区政委李宝奇曾问我：“上海市委规定，凡大军区负责人到上海都要向市委报告。今天你来了，是否也向上海市委打个招呼？”我当即表示“不要”。到了延安饭店我吃过饭、洗了澡正准备睡觉，忽然秘书陈长顺进来对我说：廖汉生政委的张秘书说，明天上海的专家要给廖政委会诊，廖怕医院不重视，他自己又不好讲话，希望我亲自给上海市委领导打个招呼，请予关照。廖汉生同志当时患皮肤病，病情较重，是专程来上海求医的，也住延安饭店，我到后已看望了他。但当时他并未向我提出此事。我应廖之请给上海市委办公室打了电话，请值班员向市委领导转达廖的要求。不久，市委办公室又给我打来电话说，已向马天水作了报告；并说，马和徐景贤、王秀珍要来看我。我婉言劝阻无效，只好等候，他们三人大约是二十二时左右来的，稍事寒暄之后，我主要向他们谈了在舟山群岛勘察的情况，还讲了将来在杭州湾演习时，因全军参观人员很多，大部分经上海中转，在住房用车和物资供应方面需请地方支援。他们三人表示不成问题，他们并谈了上海市的一些情况，然后我即陪他们去看了廖汉生同志（廖当时行动不便），前后约有一个小时，他们便告辞了。所谓八月八日我与马、徐、王“密谈”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如果我真如《决定书》所说是什么“积极投靠”，与江青集团有什么“密谋”，这次谈话哪能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从开始就没想见马天水等人，“密谈”从何讲起？廖汉生同志当能为我作证。
+
+　　《决定书》在讲我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密谈”的内容时，主要指出我对六十军的看法。如果说，我对六十军“最不放心”，认为这个军“指挥不动”，那岂不是说我对南京军区的其他几个军就很“放心”，就“指挥得动”了吗？人民解放军是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高度组织纪律的军队，如果想要军队参加叛乱活动，那么，无论什么人，就连一个排、一个班也是指挥不动的；如果是执行上级特别是中央和军委下达的任务，根本不存在哪个指挥得动，哪个指挥不动的问题。
+
+　　这里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六十军的一七八师原驻苏北淮阴，正是根据我在军区常委会上的建议，经军委批准，才于一九七六年上半年调到无锡的，六十军军部也从浦口南调镇江。如果我真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同伙，又对六十军“最不放心”，这样做岂不是自作自受、愚不可及?
+
+　　至于说我“准备杀头”，更是耸人听闻。谈话时毛主席还在世，我也根本不知道他的病情，自己更没有做什么不容于党纪国法的事情，怎么会想到“杀头”上去?
+
+　　《决定书》将马天水等人把大批武器弹药发给上海民兵一事同我的谈话联系起来，更是十分牵强。众所周知，“四人帮”早在几年之前就利用上海强大的工业基础，大量制造各种武器装备，不断装备他们控制的民兵。八月份发的那批武器弹药，是他们早已决定了的。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日发的《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已有明确论断：“今年六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后，王洪文多次催促上海市委某些领导人给上海民兵发武器弹药。八月下旬以后，突击发了各种枪、炮七万四千余件，弹药一千万余发。”（见该材料112页）《决定书》却硬把王洪文的罪行按到我的头上了。
+
+　　前面讲到，军事检察院对我定罪的唯一根据是马、徐、王三人的供词。这三人中，马天水是道德沦丧、卖身投靠“四人帮”的政治投机分子，而徐景贤、王秀珍则是冲杀出来的“造反派”头头，编造谎言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因而栽赃诬陷，嫁祸于我，以图减轻他们的罪责，这是毫不奇怪的。办我专案的人员强调他们三人的口供“一致”。据了解，他们三人受审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并未隔离，要串供是很容易的。再举个例子，办案人员曾要我承认，据马、徐、王揭发，我曾对他们讲过，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我妻子在广州军区挨整，是江青说了话才保出来的。其实，我妻子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便到了南京，而“批林批孔”是三月份以后的事。由此可见马、徐、王等卑鄙下流之一斑。
+
+　　《决定书》还笼统地提到我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案“有牵连”。关于我与林彪等人的关系，在“九一三”事件后，我曾多次向中央做过说明、检查，认为自己同他们是工作关系，“文革”中所犯的一些错误，也主要是执行中的问题。我的检查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包括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多次肯定，这里不再赘述。
+
+　　我从一九七七年三月被停职审查，其中从当年十一月五日至一九七九年四月十四日，一九八○年十月六日至次年五月九日，被关押达两年之久，直到一九八二年对我作出正式处理，这中间没有哪一位负责同志（包括军区领导）找我谈过一次话。几个办案人员先入为主，带着任务、带着框框办案，根本不听我的申述，对我提出的反证一概斥之为“狡辩”“不老实”。这不仅有悖于党的干部政策，也违反了依法办事的精神，必然导致错误的定性处理。附带说明一下：对我的行政处理和党纪处分决定，都是分别由机关工作人员口头通知我的，至今我也未看到正式文件。我从被停职至今已有十三年，被正式处理也将近八年。作为一个受党教育六十年的老党员、老干部，我认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无足轻重，但是非必须弄清，这是关乎党的形象的大问题。今年我已七十七岁，来日无多。我渴求党组织和有关机关本着对党员、对干部、对公民高度关心负责的精神，在我有生之年，趁有关当事人多还在世，对我的问题进行认真的复查，然后根据事实做出公正的结论和处理。这将使我和许多人都从中受到深刻教育。
+
+　　 申诉人：丁盛
+
+　　 一九九○年三月
+
+　　· 来源：
+
+　　丁盛口述、金光谈话记录、余汝信整理编注《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星克尔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8月第一版362—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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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 @@
+我的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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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26/000000.txt
@@ -0,0 +1,345 @@
+# 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
+　　<赵俊峰>
+
+　　目　次
+
+## 一、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
+## 二、河南揭批查扩大化了
+
+##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
+
+## 四、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
+## 五、省委—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
+## 六、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
+## 七、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
+## 附
+
+## １、“出土文物”摘录
+
+## ２、“出土文物”部分原件影印件
+
+　　我叫赵俊峰，曾任河南省委常委，后为省农牧厅农场局调研员，现已离休。两年前，我因患胃癌作了手术，现在扩散到肝，已属晚期，恐将不久于人世了。我在河南工作四十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总希望河南各项工作搞得好一些，经济发展快一些，希望党的事业继往开来，兴旺发达。在临终前，我向省委和中央反映一些河南的情况和意见。
+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河南历届省委做了许多工作，工农业生产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责任制的推行，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粮食增产１００多亿斤，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人民生活显著提高。
+
+　　但是，与全国的前进步伐尤其是先进的兄弟省市相比，河南这些年却显得赶不上去。拿河南与山东的情况比较，自５０年到７５年的２５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河南为９．４％，山东为８．６％，其中农业总产值平均增长率，河南为５．１％，山东为４．５％，河南高于山东。自７５年到８９年，情况变了，工农业总产值７５年时，河南２１６．４４亿元，山东２８３．１亿元，河南相当于山东７６．４％；到８９年，河南１４０３．４４亿元，山东２４６９．２４亿元，河南只相当于山东５６．８％。河南与山东两省，人口、面积、气候、地理、自然资源、交通情况、原有经济基础等客观条件十分接近。十几年间，经济规模比数差距扩大近２０个百分点，经济增长河南比山东每年低２—３个百分点，距离显著拉开了。
+
+　　我查了一下资料，河南与其它一些省份的情况比较：
+
+　　５０一７５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河南８．９２，山东７．１８，江苏７．５５，浙江６．１９，广东８．７６，四川７．８５，安徽６．４６，河南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
+
+　　７５—８９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河南６．４８，山东８．７２，江苏９．２６，浙江１１．２１，广东９．７４，四川６．６４，安徽６．４８，这里当然有不可比因素，但河南发展速度显然不算快。
+
+　　河南经济发展上不去，不是客观条件不好。差距在工作上。河南工作要迎头赶上，应当继续贯彻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进一步解放思想，采取有力措施，推进改革开放，在这个前提下，还应理顺政治关系，解决影响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性的问题，才能把河南工作搞上去。
+
+　　我认为，理顺政治关系，一个突出问题，是历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很多干部，在清查“文化大革命”的揭批查运动中，又犯了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是河南广大干部、群众的一块“心病”，也是影响河南各项工作上不去的一个症结。应该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使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路线上统一起来，解开症结，去除“心病”，才能实现人和政通。干部、群众有了积极性，经济工作才会有起色。
+
+　　作为一个在河南工作几十年的老党员，我觉得有责任向党反映自己的意见，希望能够得到党组织的重视，把问题解决好，实现“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战略目标。
+
+　　我主要就河南的揭批查谈一些情况和意见。
+
+## 一、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
+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党的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清算了文革极左路线，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在党中央领导下，我们国家结束了长期的社会动乱，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局势激烈动荡的情况下，我们党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坚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全国安定团结，人民居乐业，经济建设繁荣兴旺．人民中间虽然也有不满、有牢骚，但和十年内乱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的情况，完全不可同日面语。全国的形势很好，河南形势也很好。看到这些，我由衷地高兴。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心悦诚服，衷心拥护。
+
+　　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祸国殃民，罪行累累。清查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非常必要。河南揭批查中，清查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揭露和清算他们追随“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打击迫害干部群众、践踏党纪国法、制造动乱、破坏生产、煽动打砸抢的罪行，对一些罪行严重、民愤很大的邦派骨干和坏头头如唐岐山、张永和、党言川、任延庆等依法进行了惩办，这是完全正确的，应该肯定。
+
+　　１９７８年，段君毅同志来河南主持工作，省委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对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在文革中所犯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清算文革极左路线，平反纠正冤假错案，也是正确的，有成绩的。我同河南许多老于部一样，在文革中跟着刘、纪说过错话，办过错事。揭批查时，省委领导和许多干部群众对我进行批评和批判，我对自己在文革中的错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作过检查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分辩是非的能力，受了一次教育，对我很有好处。
+
+　　文革期间，我一度被打倒，虽然解放得比较早，但在台上坚持工作十分困难，又多次遭受林彪、“四人帮”打击迫害，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十分义愤。粉碎“四人帮”后，我作为省委领导成员，积极参加和领导对“四人帮”揭批查的斗争，并主持清查“四人帮”的专案工作。当时，形势急剧变化，群众义愤强烈，我们对那些专门捣乱、反对省委的“角刺人物”“闹派头头”也非常恼火，有点感情用事，政策掌握得不够稳。现在看来，对有些人和事，处理得不当。凡是搞错的，处理过头的，作为省委班子成员，我也有一份责任。不过，责任大一点的，是刘建勋同志。他是省委主要领导人，是省委一班人的“班长”，省委在文革中的错误，他本来应当主动承担责任，带头作自我批评，但他不是这样，而是推卸责任，整了不少下面的同志，这是很不正派的作风。
+
+　　总的来看，河南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
+## 二、河南揭批查扩大化了
+
+　　让我们看看省委领导在总结河南揭批查工作时谈的情况：
+
+　　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省委副书记赵地同志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全省五万多名突击提拔的干部按照政策进行了清理。”这里，“突击提拔”的标准和界线不清，竟把一位１９３７年参加革命，文革前已担任地委第一书记的省委常委也定为“突击提拔”了。
+
+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说：“揭批查中，我省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各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４２４８名，截止目前（九月统计）己处理４２０２名，其中判刑５１人，受各种处分２０２５名。（开除党籍３２３人，留党察看４９３人，撤销职务４５２人，警告、严重警告３４７人，开除公职２０人，开除留用１４０人，其它处分２５０人），免于处分的２０２０人，不结论不处分的在１０７人。”河南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１３５个，立案审查和处理的数量之大和处理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分的数量还远不止此数，所谓“免于处分”的二千多人，实际上是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分的处分
+
+　　（。）
+
+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１４人，清查、批判、处理了１０人，占６７％，其中：判刑３人，留党察看１人，撤职１人。严重警告２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２人，上报处分未获批准强令离休１人。
+
+　　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３３人，清查、批判、处理２３人，占７０％，其中：判刑４人，开除党藉３人，留党察看２人，撤职６人，严重警告１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４人，降职２人。
+
+　　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地市委正副书记１１８人（缺焦作），批判处理９７人，占８２．３％，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７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４人，留党察看９人，撤职１８人，严重警告４人，批判后令其休息２８人，降职下放１０人。
+
+　　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５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的处理。各厅、局、委副职中被批判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
+　　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分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处分，保留厦职的寥寥无几。县级副职被审查处理的也占大多数。
+
+　　这里，需要说明，各级领导班子的主要负责人，大都是参加革命几十年为党和人民作过贡献的老同志。
+
+　　在揭批查中，许多地方、单位仍然沿袭“文革”中“上挂下联”那一套，上面倒一个，下面倒一片。因上、下级工作关系受株连、被处理的基层干部数量更多。群众反映：河南搞揭批查是“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班组长。”加上干部的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人数要以数十万计。
+
+　　赵地在“书面发言”中还说：“突击发展的党员，有１０万６千多人被取消了党员资格。”据统计，从１９６７年到１９７６年发展党员数量河南居全国第十位，全国取消党员资格和清除出党共１３万人，河南占全国总数８０％。中央组织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向全党发了《关于妥善处理突击发展党员的意见》，制订了统一的政策。如果河南是执行中央政策的，怎么会产生这样特殊的结果？
+
+　　１９８１年１月５日，省委书记胡立教同志在省委工作会议上，讲到揭批查时说：“全省共判处打砸抢分子、反革命分子１７００多人”。据说，全国依法惩办打砸抢分子５千多人，河南就占全国总数的三分之一。实际上河南远不止此数，以刑事罪名义抓的，实行劳动教养的，还不包括在内。例如焦作市，判刑９６人，却抓了３１８人，劳教３７人，抓一两年放的１８５人，死亡１１人。究竟抓了多少人，有的说有四千多，有的说有七千。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犯所谓“文革罪”的，近半数之多。这里面，确实有些人是应该抓、应该判的，但其中许多人只是犯有一般性错误，不应该刑事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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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揭批查时，许多在文革中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的同志，大都诚恳地检查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对许多同志的审查，并不是实事求是地对他们的错误进行批评，而是制造一些骇人听闻的罪名，给他们作的结论，与事实严重不符，有许多是假案、冤案。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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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许昌地委书记纪忠良同志，文革中，本来是随“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叶县制止武斗，搞大联合的，这在当时完全是一件正常的工作，而且是办了一件好事。揭批查时，却被说成是“调动军队镇压群众”的“叶县剿段匪案”，硬是把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说成好人，将纪忠良同志逮捕法办。完全把事情搞颠倒了。审判时，在法庭辩论中纪和律师已将其“罪状”全部驳倒，却硬是给纪忠良同志判了１０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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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顶山市委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法办，登了河南日报，上了电视，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所称被打的同志，也矢口否认许打过他。经过调查，省委承认搞错了，并对他说：“你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后来却又判了六年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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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委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罪名判１０年徒刑，罪状骇人听闻到离奇的程度，因此案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大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其实根本是莫须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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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群众组织发生打人的事，有的同志根本不在场也不知情，也以“策划”的罪名判了刑，这样的情况相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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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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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同志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除若干阴谋野心家必须另行处理以外，对于其他有牵连的人，必须用政治斗争的办法来解决。”党中央对清查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问题明确提出“严肃对待、慎重处理”的总的指导方针，在政策上，要严格区分错误与罪行的界限，把政治定案与法律定案分开：要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审查结论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河南在揭批查中却混淆了错误与罪行，政治定案与法律定案的界限，把许多干部由于认识问题而说错话、办错事与追随“四人帮”的阴谋野心家搞混淆了：在具体作法上沿用文革的老套套，大批大撤、大捕大判，严重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政策，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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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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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河南在揭批查中被点名批判、审查处理、党内处分、取消党员资格、以至逮捕判刑的，几乎全部是文革中属于“二七公社”这个群众组织的成员和根据“毛主席指示”、“中央表态”支持过或者被认为是支持这个组织的领导干部。而在文革中和这个群众组织对立的“十大总部”“河南造反派总指挥部”的头头，则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反而得到提拔重用，主持清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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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党期间，北京几家报社的记者向中纪委、中指委、（中央整党指导委员）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十大总部”文革期间造反搞派性、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记录，即所谓“出土文物”案。其实，河南许多干部群众早就议论纷纷，说河南揭批查是“一派坐监，一派升天”，“一派清查一派”，搞“派性清查”。“出土文物”以第一手的直接物证，证明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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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出土文物”揭露出来的头面人物的情况，许多省直机关干部和郑州的群众都是很清楚的。就拿“十大总部”、“省委造总”的情况来说，文革期间他们造反起家，策划夺省、市委权，在当时尽人皆知，１９６７年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围攻河南日社，冲击“五四”绝食现场，搞棍棒大游行，围攻郑棉六厂火烧大楼，围攻粮院、农院，策划血洗行政区，郑纺机武斗，烟厂武斗，那一次少得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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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中央政策，这些造反起家，策划夺省市委大权，指挥大型武斗，搞打砸抢，制造流血惨案的头面人物，应该属于被清查的“三种人”之列。可是，在河南揭批查中，他们这些人的错误和罪行，不仅没有受到清查和处理，连句自我批评也没有作过，反而得到提拔重用，担任河南党政要害部门关健岗位的负责人，有些被当作“接班人”、“第三梯队”来培养，有些被提名为党的“十二大”、“十三大”代表，有些还主持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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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蔚：文革前，是省监委副书记丁石的秘书，一般干部。文革中起来造反，参加“监委红旗”、“省委造总”、“省直总部”，是“十大总部”第一号头头。文革期间被提拨为省委处长。文革后主持揭批查，又提拨为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筹备组副组长，省纪委副书记，省检察院副检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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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正夫：文革前是省国防工办干事。文革中参加“古田公社”、“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的主要头头。文革期间提拔为午阳钢铁厂某分厂党委书记。文革后，参加揭批查专案工作，后提拔为鹤壁市委书记、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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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力生：文革前是省委工交政治部干部。文革中参加“破私立公造反队”、“工交兵团”、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作战指挥部”总指挥。文革期间被提拔为安阳钢铁厂党委副书记。文革后，又提拔为安阳市委：书记、省计经委主任、省长助理。曾被提名为党的“十三大”代表，因“出土文物”揭露被取消代表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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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振英：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秘书。文革中参加“红飚”、“省委造总”，是“十大总部”主要头头。文革后被提拔为焦作市委副书记，省物资物资厅厅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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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涌：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教育处秘书。文革中参加“红飚”、“省委造总”，是重要骨干。文革期间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处长。文革后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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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炳臣：文革前是省民政厅干事。文革中是省政法战线组织头头。文革后提拔为省委副秘书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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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洪范：文革前是省委一般干部。文革中是省委文革办公室“红刺刀战斗队”头头，文革期间提拔为午阳工委办公室主任、平顶山市委秘书长。文革后提拔为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劳动人事厅厅长。
+
+　　葛纪谦：文革前是省委宣传部理论小组资料员。文革中参加“烽焰造反队”，“省委造总”的重要头头。文革期间被提拔为省机械局人事处长。文革后被提拔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曾被提名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因文革问题被检举取消代表资格，为避风头调往濮阳市委副书记，后又调回省文化厅任副厅长。
+
+　　杨凤岗：文革前是省委组织部干事。文革中是“省委造总”服务员、“十大总部”头头。文革后提拔为南阳地委副书记、省农经委付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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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思纯：文革前是省委工交政治部一般干部。文革中造反，参加“破私立公”、“工交兵团”，是“省委造总”重要头头。文革后提拔为周口地委副书记。
+
+　　董仲智：文革前是省直党委一般干部。文革中是“省委造总’’服务员。后提拔为省直党委组织部长。
+
+　　乔星壁：文革前是省委财贸政治部干事。文革中是“省委造总”头头。后提拔为省烟草工业局局长。
+
+　　李润玉：文革前是省委办公厅行政处公务员。文革中参加“职工赤卫队”，是“省委造总”服务员、“省直总部”常务服务员、“河造总”主要头头，省直机关武斗“基干队”头头，文革后提拔为省委老干部处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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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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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的，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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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干部群众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说：“要学历没文凭，要年龄不年轻，论能力没水平，论德才很稀松，一步一步往上升，这里的奥妙说不清”。还说现在提拔干部是“同志加亲戚，派性加关系”。指的就是他们这些人。
+
+　　当然，文革有它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不是凡是文革中参加过“派”的人，现在都不能用，但是文革中一派的主要头头、核心骨干分子几乎个个都担任党政要害部门关健岗位的负责人，这种情况是极不正常的。
+
+　　以上仅是“出土文物”榜上有名、属原省直机关的人物。另外如：刘玉洁：文革中是信阳地直机关“东方红造反团”的重要骨干，信阳地委第一书记王正刚同志在文革中被信阳地直机关“东方红造反团”整死，王正刚同志亲属揭发与刘玉洁有直接关系。但刘玉洁不仅未受审查，反而步步高升，提拔为团省委书记、商丘地委书记、副省长。刘玉洁到省里后，把许多文革中的派性小兄弟提拔到省直机关担任负责干部。
+
+　　还有文革中大专院校如：郑州大学、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农学院等，其中“二七公社”一派的头头多被逮捕法办，而另一派即“十大总部”、“河造总”的头头却有许多提拔当了领导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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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反映，现在省直机关和各地市委的许多组织、人事、纪检部门被一些派性头头把持，使一些党政主要领导人也奈何他们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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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点应该指出，即这些派性头头有不少人都是文革中被提拔起来的。当时刘建勋、纪登奎所谓“五湖四海”的指导思想，实际上是在派性山头之间搞平衡，两派头头，有多有少，都进了班子。另外，戴苏理文革期间一直担任省委领导职务，他也千百计提拔文革中支持他的派性头头，这些派性头头造反起家，是文化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台上，也是积极执行文革极左路线那一套的，犯有许多错误，甚至罪行。但是，由于他们把持揭批查的权力，他们的错误和罪行都被掩盖过去了。
+
+　　这些派性头头提拔到领导岗位以后，把文革搞派性的那一套带到党内，利用手中权力，互相包庇，抱成一团，拉邦结派，呼朋引类，已成尾大不掉之势。他们欺上压下，使下边真实情况反映不上去，中央和省领导的意图贯彻不下来，形成一种“中梗阻”。
+
+　　中纪委书记章蕴同志说过：“某些派性根深的人物，还时刻想在一个地方或一个单位掌权，实际上一派掌权的情况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现在还有”。“有的单位虽然总的领导班子几经调整，几经易人，但由于有些所属要害部门为一派把持，派性的壁垒至今未能打破”。河南这几年正是章蕴同志讲的那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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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性头头掌握揭批查的权力，必然要搞派性清查。他们不是考虑党的利益和全利益，而是搞派性报复和派性掌权。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把一切妨碍他们派性掌权的人、尤其是大批老干部整下去。有两个人物——李蔚、赵正夫——的情况十分典型，他俩都是“省委造总”、“十大总部”的主要头头，被称为“挂帅”人物在文革中造反起家，夺省市委权，搞武斗、打砸抢的活动，“出土文物”的记载有几十次之多。围攻郑棉六厂下令浇汽油放火烧大楼的，就是李蔚。揭批查运动中，他俩被提拔到要害部门占据关键领导岗位，李蔚任省纪检委筹备组付组长、省纪委付书记，赵正夫负责原省委领导的专案审查，继而任省委组织部常务付部长、省委常委。一个执掌干部任命、撤职、免职的大权，一个执掌处理、定案、执行党纪的大权，两人密切配合，流水作业，河南各级干部尤其是担任领导职务老干部大批地被撤职、审查、定案、处分，就发生在他们控制要害部门、掌握关键岗位权力的这一段时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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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性清查在全省各地有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初期两派武斗，一派被打死２７人，另一派被打死２８人。但在清查“三种人”时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２００多人，其中判处徒刑２人，死刑１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派性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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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河南揭批查发生严重扩大化的根本原因，正是派性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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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整党决定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应该彻底否定，文革中两派都是错误的，两派中间的“三种人”都应当进行清查。可是，中央整党决定的精神在河南没有得到贯彻实行。“出土文物”案向中央反映以后，乔石同志曾批示要求河南省委对“出土文物”涉及的人物进行审查。几年过去了，审查不了了之，这是为什么呢？原来省委的纪检、组织、人事部门审查干部的权力被他们把持。审查者和被审查者在文革时是派性小兄弟。省纪委领导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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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土文物”案，在河南至今仍未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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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戴苏理与派性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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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发生派性清查，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戴苏理，以及前省委对戴苏理的错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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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省委在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发的《关于为戴苏理同志平反的通知》（中共河南省委文件，予发１９７８第１４４号），我们把全文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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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地、市、县委、省直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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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决定，为河南省委书记戴苏理同志所谓“三右一风”的总代表、总根子、总后台问题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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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苏理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为党做了不少工作。刘建勋等人为了推行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采取颠倒是非、裁赃陷害的手法，把矛头指向戴苏理同志，是完全错误的。强加给戴苏理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受株连的干部和亲属子女一律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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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河南省委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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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然，省委在这个文件里，是把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了。这个文件有双重错误，第一，“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个提法本身，是在肯定文化革命及其极左路线的前提下作出的，是完全违背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精神的，毛泽东同志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犯了严重错误，那里有什么文革中的正确路线呢？第二，把戴苏理封为文革前和文革中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这个评价也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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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苏理在文革前和文革中的表现，河南广大干部群众是众所周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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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前，他作为省委领导之一，在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反“潘杨王”等运动中，瞎指挥、搞浮夸，刮“五风”、整干部，搞极左的一套，有很多错误。尤其在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中，负有直接的重大责任。早在六十年代，中央对河南“左”的错误（包括戴苏理的错误）已经作过结论。省委这个文件却把戴苏理的错误一笔勾销，反而变成正确的了。
+
+　　文革中，戴苏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拥护者，他支持造反夺权，十分活跃，发表大量的讲话、揭发材料、署名文章、公开信，带头造省委的反、夺省委的权。在文革中，他是“河造总”后来是“河造总”和“十大总部”这个派性组织的代表人物和后台。他作为一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三结合”，先后担任省革委常委、省委常委、省革委付主任、省委付书记、省委书记、省长等职。文革十年，他始终在台上，而且步步高升。
+
+　　戴苏理在文革中大搞极左的一套，犯有很多严重的错误。如：
+
+　　攻击陈云同志，攻击中央六一年经济调整方针，为自己五八年的错误翻案；
+
+　　作“批邓”示范发言，恶毒攻击邓小平同志；
+
+　　到中央文革汇报罢了赵文甫、杨蔚屏同志的官，在全省刮起“罢官风”；
+
+　　参予炮制刘建勋支持少数派的“一张大字报”，事后还指责刘建勋支持造反派态度不鲜明；
+
+　　宣布河南省委是“黑司令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早就烂了”，“应该打倒”；
+
+　　责备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同志没有及时给赵文甫，杨蔚屏、刘洪文、宋玉玺、任雷远、刘晏春等省委领导同志和王培育等人“定性”，是“保护走资派”；
+
+　　亲自到上海学习王洪文反军乱军、阴谋叛乱的“城市民兵第二武装”的经验，在河南推广；
+
+　　追随江青制造的“马振扶事件”，迫害干部和人民教师；
+
+　　吹捧毛远新，积极推广“朝农经验”；
+
+　　在江青炮制的“花大姐”事件中，乘机谩骂邓小平同志；
+
+　　他作为省委主管政法的书记，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以“攻击邓小平主罪消失”的理由，坚决主张释放罪行严重、劣迹昭彰、号称“土匪司令”的帮派头头张永和，使坚决反对这样做的郑州市委书记张俊卿同志遭绑架、戴高帽、游行，造成郑州全市大乱：等等。这些错误，都是十分突出的。戴苏理在文革中的错误，比大多数在揭批查中被审查、批判、处分的老干部要多得多，也严重得多，他的许多错误是别人根本没有的。戴苏理那里是什么一贯正确呢？
+
+　　戴苏理在所谓“三右一风”中受过错误的批判，为他平反是应该的。但这也不能说他当时是正确的。他那时不过是为他的派性山头“河造总”、“十大总部”在省革委中多争几个席位而己，闹得全省各地的革委会成立不起来，才被批判的。他在当时的行为也是搞极左，批他“三右一风”，是批颠倒了。
+
+　　省委将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且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运动，实际上就给河南的揭批查定了调子：既然戴苏理在文革中一贯正确，可以领导揭批查，那是他在文革中所代表的“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派也是正确的，不仅可以不受清查，而且应该依靠他们来搞揭批查。这就势必造成“以人划线”、“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为河南的派性清查埋下了祸根。
+
+　　戴苏理领导揭批查期间，一方面搞了扩大化，一方面乘机把“十大总部”、“河造总”的派性头头提拔重用。如李蔚、赵正夫、钟力生、葛纪谦、张志刚、刘玉洁等许多人，都是戴苏理在揭批查运动中提拔起来的，有不少派性头头直接主持和参加领导揭批查运动。除上述李蔚、赵正夫两个典型例子外，还有李炳臣担任省委付秘书长兼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等。这些派性头头主持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会搞出什么结果来，是可想而知的。
+
+## 五、省委一些领导同志在思想路线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
+
+　　河南揭批查发生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与某些领导同志思想路线上不端正和执行政策上的偏差是直接有关的。
+
+　　省委将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是思想路线上不端正的典型表现。
+
+　　一九八零年八月，省委主要领导人在同郑州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胡立教同志说：“省委里是两派，他们十三人，我们五人，他们占优势，市里是你们占优势。”在这里，胡立教同志不是讲事实、讲是非，而是讲“派”，把党委内部和上下级之间的工作关系当成“派”的关系，在省委和各级领导班子中搞“派”。这说明，省委领导同志在这个问题上，头脑是不清醒的，思想路线上是不端正的。这就势必在下面造成以派划线，按派清查。（其实，胡立教同志也太健忘了，曾几何时，他和“二七”派的一些头头打得火热，封官许愿，他又是那一派呢？
+
+　　出于对河南文革“一派错误”，“一派正确”的错误认识，在揭批查和清理打砸抢时，省委还作了一些错误的政策规定。如“七二五”（即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５日）以前的问题不清查。对清查工作，中央明确指示要突破时间界限，不受原来规定的“九大”、“十大”以来的时间限制。省委这个政策规定是违背中央指示的。而且，众所周知，“七二五”前，在河南是“十大总部”、“河造总”左右局势的时期，规定这样的政策界线，结果必然是，“二七”派干的坏事和打砸抢清理了，而“十大总部”“河造总”一派干的坏事和打砸抢就被掩盖起来了。
+
+　　整党开始后，中央曾指示要拿出一段时间专门进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中央明确提出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之后，“一派错误，一派正确”的观点实在站不住脚了，有些人就散布什么“河南是一派错误多，一派错误少”。其实他们并不是要具体分析文革两派的错误，而是对党中央的提示打折扣，找些口实为自己的错误作辩解，企图混过整党这一关。不多日，省委布置整党学习要转向讨论“以权谋私”问题为主，关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讨论，也就草草结束，不了了之了。省委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文革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没有遵照中央指示得出否定河南文革两派的明确统一的认识。因而也就再一次错过了纠正河南“派性清查”、“一派清一派”错误的机会，使派性清查的错误延续下来。
+
+　　段君毅、刘杰同志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同河南文革两派没有什么瓜葛。他们到河南来，广大干部群众对他们寄予很大的期望。他们本应该认真听听各方面的意见，按照中央精神正确处理河南两派问题，很可惜他们被已经掌权的一派包围、架空了，片面听信了一派的意见，不仅没有纠正，反而使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继续得以发展，给河南工作留下了后遗症。当然，段君毅同志来河南时间不长，人事生疏，情况了解不全面，虽然未能把问题解决好，还不是主观上要搞派性。对这一点，我们是谅解他的。
+
+　　整党期间，曾有人向中央领导和省委第一书记刘杰同志反映过“出土文物”和李蔚、赵正夫、钟力生、黄振英等人在文革中搞打、砸、抢的情况。刘杰同志是了解这个情况的，也曾表示省委负责解决问题。当时，中央关于彻底否定文化革命和文革两派都错误的已有明确指示，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问题也已明朗化。可是，刘杰同志在拿到造反起家、指挥武斗，搞打、砸、抢的派性头头占据河南党政要害部门领导岗位的证据以后，却不采取任何措施，不解决任何问题，对这样严重的问题听之任之，不执行中央整党决定精神。对河南党和人民，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不明白，刘杰同志身为党的高级干部和省委第一书记，为什么会是这样一种态度！
+
+　　在揭批查中，省委某些领导在执行政策上，也有不少偏差。
+
+　　省委有些领导同志不是重证据、重调查研究、把事实搞清，而是听信个别人的口供。如一九七九年九月十八日，省委召开一千二百万人的全省有线广播大会，让文革前省委一个公务员、文革造反起家的派性头头李尚谦在会上讲话，李尚谦在会上胡说一气，一次就点了几十个包括地、市委书记以上领导干部的名，省委领导都信以为真，立即对这些领导干部进行审查批判。
+
+　　有的地区，一次撤职、批判公社书记以上干部就达１０００多人。在许多情况下，还象文革中的作法一样，先定性、点名批判，然后收集材料、组织专案审查。对许多老干部一隔离就是几个月、几年、限制人身自由，搞车轮战，不让休息，搞体罚，搞逼供信。
+
+　　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在和一位地委第一书记谈话时说：“根据你现在的态度非到法院去不可，你承认了，就党内解决，不承认就法律解决”。这不是典型的逼供信吗？
+
+　　省委书记李庆伟同志在会上讲：“文化大革命中对领导干部动一指头的，也算打砸抢。”省委领导同志头脑这样不冷静，以感情代替政策，上行下效，造成很坏的影响。不少同志反映，在基层，揭批查运动违法乱纪的情况，是相当严重的。
+
+　　因为不执行政策，造成大量假案、冤案，这些同志自然不服，几年来，一直坚持向省委和中央有关部门申诉。但是，省委有些领导却坚持错误，对上瞒、对下压，有些案子明知处理错了，却以“揭批查的成绩不能否定”和“纠正一个人的问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把河南搞乱”为理由，拒不改正。
+
+　　对大量的申诉材料，省委主管领导置之不理，有关部门互相推诿。对申诉的同志，指责为“翻案”，以加重处理相威胁，千方百计维护冤假错案，唯恐否定了所谓揭批查的“成绩”。有的同志，大部分材料实在站不住脚了，结论一再修改，问题少了许多，处理却升级了。
+
+　　对河南揭批查中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中纪委、最高法院几年来曾多次进行批评，甚至直接指名要河南省委对纪忠良、许振中等一些同志的冤案限期复查，但河南省委某些领导却顶住不办，还说这是“干扰运动”“为坏人翻案”，甚至向全省发文件，指示有关部门将这类问题划为“禁区”，不能受理。
+
+　　在阻挠纠正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错误的问题上，原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赵文甫同志的态度，起过一些很不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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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析综同志来河南主持工作，尤其是省委领导班子调整以后，省委对申诉同志的态度较前有好转，承认揭批查存在的问题，同意予以复查，这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时至今日，省委的班子已经又换了一届，这些问题一个也未能解决。许多同志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有些人“刑满释放”后不给安排工作，不给出路，至今生活无着。有些同志已含冤死去，他们始终未能等到党对他们作出公正结论的日子，许多老同志年老体衰，身患重病，不知还能否到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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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典型——“突击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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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揭批查中，违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和政策，违法乱纪，一个突出的典型，是所谓“突击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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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７９年底，河南省纪委书记赵文甫、付书记李蔚和省高级法院院长丁石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１９８０年元月１日生效以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手脚”，就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生效前夕，公然对抗党中央七九年九月《中共中央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的指示》（中发［７９］６４号文），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在全省大搞“突击判刑”　。为阻止这些人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该由省高级法院审理和省高级法院正在审理的案，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压给县区级法院判决。这次“突击判刑”，全部秘密进行，不准开庭。审判时，既不出示证物，又不准本人申诉。有的没有起诉书：有的根本没有任何材料：有的人法院己向本人宣布没有问题可以释放了，又判了重刑：有的判刑三年，但己关押三年多了，说：你如果不上诉，马上就可以出狱，如果上诉，十天内提出，然后在监狱里等着。平顶山市委付书记钮保华，判刑８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平顶山市委某主管领导竟大笔一挥，顺手在８字前边加个１字，改为判刑１８年；平顶山市委付书记晁思忠判刑１３年，晁问：为什么判我１３年，法院说：钮保华判１８年，项玉田判１２年，你取个中间吧。在有些情况下，量刑轻重，竟是按照原来担任职务高低来确定的。由于时间十分仓促，“判刑”进行的十分草率，洋相百出，形同儿戏，完全失去了法律的尊严。
+
+　　事后，当有的家属向法庭审讯人员询问时，审判人员竟说：“根据我们掌握的事实，他没有问题，不应该判罪。但这是省委指示，我们不过是奉命办手续”。还说：“你不用上诉，上诉也没用，这都是省委领导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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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反映，这次“突击判刑”，全省共判处２４００多人。这样一次全省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突击行动，却既没有省委、政法部门的文件，也没有领导人讲话，是赵文甫、丁石、李蔚几个人直接向各地、市政法部门负责人个别交待的，行动十分诡密。究竟是经省委研究决定的，还是他们背着省委搞的，不清楚。
+
+　　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林彪、江青一伙横行肆虐的十年内乱时期，倒也不怪，但它竟然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生在党中央大力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对司法工作有明确指示的时候，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讶！这在全国确实是绝无仅有、蔚为奇观的。
+
+　　还应当指出，在“突击判刑”前，省公安厅的同志曾向省委分管政法工作的戴苏理书记反映：在省看守所关押的省直机关抓的１００多人，经审查，有９０％以上是不该抓、不该判的。当时，戴苏理说：“不要说那么多吧，我看有百分之七八十不该抓是有的”。省委领导明明知道有那么多冤案，为什么不但不纠正，反而硬着头皮强行判决呢？
+
+　　“突击判刑”后，八０年五、六月，党中央曾对政法工作和处理文革期间打砸抢问题发出指示，最高法院院长江华同志亲自到河南来，批评“突击判刑”的作法，并在省政法干部会上讲了话。但赵文甫却在会议结束时对会议代表部置：“同志们回去以后，只向党委汇报，没有向下传达的任务”。抵制、封锁中央和最高法院的批评，坚持错误。
+
+　　当有些同志到北京向最高法院申诉反映时，最高法院的同志说：“你们河南的情况，我们都知道，那是你们省委领导定的，我们管不了，我们江华院长说了都不顶事，我们有什么办法？”
+
+　　省委有的领导同志还宣扬说：是邓小平同志支持河南这样作的。我认为，像“突击判刑”这样的作法，绝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思想，都是小平同志大力倡导、反复强调的。“突击判刑”这样的事，除了河南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小平同志也决不可能单独为河南制订一种政策，或单独下一道指示。很显然，省委某些领导是在欺骗河南广大干部群众，企图打着小平同志的旗号，压制批评、掩盖自己的错误。
+
+　　这里，要附代说一下赵文甫这个人。赵文甫同志在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这是错误的。但赵文甫也并不是一贯正确。他在文革前的反右派、反右倾、大跃进、公社化等运动中，搞浮夸，刮五风、整干部，搞极左，也有很多错误，党中央对包括他在内的河南“左”的错误作过结论，这些都是历史事实。赵文甫平时不干工作、专门在来运动时整人，这是河南广大干部都知道的。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个人的品质：刘少奇同志文革中在河南去世，骨灰保存在一军，军队换防时，一军领导将刘少奇同志骨灰盒移交省委，刘建勋交代省委付秘书长霍云桥同志放省委机要室保存，文革后，这件事被赵文甫得知，赵文甫大喜过望，说：“好哇，刘建勋竟敢包庇党内最大走资派！凭这个铁证，非跟他算帐不可。”认为可抓住了刘建勋的要害问题，可以将刘建勋置于死地了。但是，在刘少奇同志平反以后，中央和少奇同志亲属来河南迎取骨灰时，赵文甫摇身一变，亲自将骨灰盒交给王光美同志，并陪同进京，参加追悼会，又是上电视、又是报纸头版大照片，趁机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还到处向人吹嘘，说自己是戴着走资派的帽子，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刘少奇同志的骨灰盒，把自己装扮成大功臣。赵文甫这种欺世盗名的行径是十分卑劣的。霍云桥同志曾对一些人谈起过这件事，省直机关许多同志都知道。但霍云桥同志害怕赵文甫对他打击报复，不敢向党中央反映。我听霍云桥同志亲口讲过此事，事实确凿无误。
+
+　　“突击判刑”，是河南揭批查中违法乱纪的一个典型，和赵文甫直接有关，他应负主要责任。这和赵文甫文革前反右派搞翻番，（注：５８年春，反右派已告一段落，赵文甫下去检查，认为不彻底，要补课，结果，在本来已经严重扩大化的基础上，又翻了一番）反右倾在河南打二十万“小潘复生”的极左搞法，是一脉相承的，同时，也是赵文甫泄私愤、搞报复的一贯思想作风的故伎重演。赵文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执行党的政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仍然继续搞极左、搞报复，是非常错误的。
+
+## 七、如何看待文革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
+
+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相当多，扩大化的错误，主要表现在这里。如何看待这批老干部，是河南揭批查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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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中，河南站出来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也比较早，这件事，在当时曾受到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的表扬，人民日报曾为此发过社论。这也被当作刘建勋的一大功劳。当时的说法是：刘建勋把一大批老干部带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了。
+
+　　这种认识，现在看来当然是不对的。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同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地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一场内乱，文化革命的全局错了，刘建勋也错了，谈不上什么功劳。河南参加“三结合”的这批老干部也不可能正确。
+
+　　揭批查时，河南省委批判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认识，针对性地指出：刘建勋、纪登奎把这批老干部不是“带出来”，而是“带进去”了，带进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和十年内乱里去了。这样讲，对于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分清大的是非，是正确的，必要的。
+
+　　这批老干部参加“三结合”站出来工作，在文革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也执行过文革极左路线的东西，跟着刘建勋、纪登奎说过错话，办过错事，犯有错误，对他们的错误进行严肃批评，也是正确的、必要的。
+
+　　但是，如果认为这批老干部都是跟“四人帮”的，是“四人帮”的人，或者按当时的说法是所谓“帮四人”，应该全盘否定、统统打倒，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公道的，是错误的。
+
+　　这批老干部的问题，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成员有本质的区别。除个别人以外，绝大多数也不属于与林彪、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他们在文革中执行错误路线，主要是思想认识问题，是由于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和迷信，而且，有些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当时也是以党中央指示的名义下达的。由于理论水平不高，认识不清，缺乏分辩是非的能力，他们也错误地执行了。例如，河南许多老干部和我一样，在文革中对待两派群众组组织的问题上，曾一度站在“二七公社”一边，支持了派性。那是因为当时毛主席说“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和中央“７．２５表态”肯定“二七公社是革命组织”之后，才跟着表态、犯了错误的。
+
+　　这批老干部在文革中，曾多次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打击迫害。文革初期，他们被打成“走资派”、“三反分子”，挨批判、被揪斗、受摧残：林彪路线时，许多老干部再次被打倒，受审查，遭批判；批林批孔时，他们被打成“右倾复辟势力”，“孔老二”；在７６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受到猛烈冲击，被打成“走资派”、“投降派”、“还乡团”、“邓小平的代理人”：四人帮当时炮制的反动电影《反击》，就是把攻击矛头指向河南省委和老干部的。他们有的被江青点名批判、指示查办，有的还被戴高帽子游街。文革十年，有些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时间总共五六年，却被打倒四五次。
+
+　　这批老干部，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大都经过革命战争考验，对党和人民有贡献。在文革的特定条件下，在困难和复杂的情况下，他们凭党性坚持工作，抓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维持必要的经济和社会秩序。他们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坚定的。在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他们积极贯彻各项工作的整顿方针，批判派性，整顿班子，打击了坏头头，使形势明显好转。
+
+　　许多老干部虽然曾一度表态支持过派性，但他们受党教育几十年，对派性头头的捣乱破坏，也进行过抵制和斗争。在他们的要求和支持下，省委在文革后期先后发出《４．８通知》、３２号文件、１７号文件，制止“双突”的蔓延，批判派性头头的错误谬论，并采取了组织措施。这些措施，虽然在文革大的形势下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确实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
+　　文革期间，河南党政大权主要掌握在这批老干部手里。派性头头虽然在“双突”中提拨了不少，使许多基层党组织严重不纯，全省形势受到很大千扰，但河南党政的核心权力尚未被他们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减轻了河南经济建设和工农业生产的损失。
+
+　　我查了一下资料，文革期间，从１９６５年到１９７５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倍数，全国主要省份和河南相邻省份情况如下：
+
+　　河南２．５６，山东２．３２，江苏２．２５，浙江１．６０，四川１．７０，安徽２．１５，河北２．３１，陕西２．０５，广东１．８７，湖北２．０１，辽宁２．２２。毫无疑问，这个速度与改革开放十年的数字是无法相比的，倘若没有文化革命，我们的经济发展会快得多。但以上数据也表明，文革期间，河南与许多省份比较，经济发展速度稍快些，工农业生产损失相对小一些。我认为，河南文革中坚持工作的老干部比较多，他们所起的积级作用，是主要的原因。
+
+　　揭批查时，在如何看待这批老干部的问题上，省委一些领导人认识上偏激，把他们的错误看得重了，政策上有偏差，搞得过头了，尤其是在文革两派的问题上，背离了党中央的指示，依靠一派搞清查，被派性头头钻了空子，把他们几乎都打下去了。
+
+　　在河南，文革期间坚持工作的，是老干部的多数，由于揭批查出了问题，把党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的多数损失掉了，使河南干部队伍伤了元气，给河南的工作带来损失。新任省委领导也感到河南“缺了一代干部”。
+
+　　一些工作先进地区和单位，如兰考、林县、辉县等，改革中形势稳定的早一些，生产发展比较好。这本是好事，但揭批查时，反而被当作重点，领导亲自坐阵，大批大撤大换班。例如，戴苏理去辉县坐阵，揭县委班子“紧跟林彪、四人帮反革命路线的盖子”，县社班子全部批判撒换。许多当年跟着焦裕禄同志治沙造林，参加林县修“红旗渠”、搞水利工程的干部，甚至劳动模范，都被打成“四人帮”了。河南省１２０多个县，文革中闹得凶，比较乱的有三四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五六十个，近３００个大中企业，比较乱的有七八十个，比较稳定的有一百多个。揭批查中，对这些情况却完全不加区别，比较稳定的单位的干部同样被大批撤换、批判。
+
+　　在批判中，发生许多混淆是非的情况，例如对学大寨，不是批平均主义、大锅饭、割尾巴等，而是批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批五小工业、批社队企业。这就不是批极左路线，而是批工作，不仅是批干部，连群众也批了。即使是路线问题，基层干部稀里湖涂跟着说说，能有多少责任？“四人帮”是破坏生产的，搞生产有成绩，怎么会是“四人帮”呢？这种错误的搞法，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级性，连工作也不敢干了。程维高同志批评有些应该干的事不去干，与此有关。基层干部有顾虑，怕犯错误。
+
+　　河南的揭批查，尤其在老干部问题上，与全国相比，有特殊性。许多兄弟省市，在揭批查中，都认真遵照中央精神，政策掌握得稳，打击面小，主要惩办罪行严重的派性头头。对广大干部则着重教育，提高认识，解决思想问题，根本没有发生大批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现象。政策掌握得稳，干部队伍心齐、气顺、比较团结。干部队伍稳定，领导班子稳定，政治局势就稳定。有这个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就能抓住历史的机迂，把经济建设搞上去。有老干部在班子里传帮带，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传下来了。对比河南和兄弟省市的情况，我感触很深；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必须把党的组织搞好，把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搞好。河南这些年的工作与兄弟省市拉开了距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
+　　对干部，尤其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我们党历来主张不能只看一时一事，而应该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联系建国以来河南党内情况来看，我们应该注意到，河南省委主要领导干部中，有这样一个情况：“文化大革命”中被定为“走资派”被打倒、被批判的赵文甫、杨蔚屏、戴苏理等同志，在“大跃进”、“公社化”、反“潘杨王”、反右倾的斗争中，曾犯左的错误，造成惨重损失，有很大的责任。而在那一次斗争中一些掌握政策比较稳、对左的错误有所抵制、被排斥、受打击的同志，却在文革中因坚持工作而执行了左的东西，犯了错误。就省委主要领导人刘建勋同志的情况而言，他在文革中犯了许多错误，但在文革前，来河南纠正左的错误、稳定局势、组织救实、恢复生产，是有成绩的。而戴苏理在文革初期支持造反，带头反省委、反刘建勋、文敏生同志，也谈不上什么正确。今天，我们应该以党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分清大的路线是非，在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党犯了错误，我们当事者都有错误，都有责任，有谁是一贯正确呢？党的事业受损失，我们应该感到痛心，应该总结经验教训，而不应该计较和纠缠历史的恩怨纠葛，更不应该泄私愤搞报复
+
+　　（。）
+
+　　河南把一些人封为一贯正确，对另一些人全盘否定，在认识上偏离了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处理上犯了错误，最终是党的工作和党的利益受损失。由此派生出来的、问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河南却时而冒出一些奇怪的提法和作法，如说什么“粮食产量估不透”，隐瞒灾情，甚至压制打击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等。这都是河南许多干部曾经熟知的声音和行为，幸亏现在不是大跃进时代，被党中央及时纠正，才未造成大的损失。这说明在一些问题上，河南没有在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的基础上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其实，年纪大一点的同志，从河南揭批查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里，难道没有看到５９年反右倾抓２０万“小潘复生”的影子吗？
+
+　　从根本上说，河南发生的问题，是文革极左路线包括文革前左的错误的流毒和影响没有得到肃清，这正是河南的症结所在，是问题的实质。
+
+　　对河南揭批查扩大化和派性清查的错误，我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和看法向中央反映如上。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现在仍是影响河南形势和工作的重要因素，希望引起党中央的重视，请党中央关心一下这个八千万人口的大省，帮助省委把这些问题解决好。
+
+　　受了错误处理的老干部，绝大多数已经年纪大了，离休了。但他们希望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党对他们有个实事求是的结论，受到公正的对待。党组织应该满足他们的愿望。其他处理错了的，也应该予以纠正。
+
+　　一些文革中的派性头头，“三种人”，至今仍在河南党政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对此，中央已有明确指示：对“三种人”和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绝不能放在要害部门，担任领导工作，现在仍在领导岗位上的，必须撒下来。对清查中漏掉的，特别是混进领导班子的，一经发现，要认真查实，及时处理。
+
+　　薄一波同志在整党总结会议上也指出：“现在核查三种人的任务并没有完，组织部门要继续管起来，随时发现，随时处理”。“要认真清查三种人，不可留下隐患”。“对已进入领导班子的三种人和其他有严重错误的人一经发现，要坚决清除出去”。
+
+　　这些历史问题，时间久了，解决起来，会有困难，省委领导很忙，也容易忽略。但是，这些人留在领导岗位，是党的隐患，现在仍在危害党的事业和党的工作。河南应该落实中央这个指示，采取必要的组织措施，解决他们的问题。省委领导同志可能有顾虑，怕解决这些问题把河南搞乱，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这么多年了，实践证明，河南的老干部是守纪律、顾大局的。
+
+　　河南的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些思想路线方面的混乱应该得到澄清。如：文革两派一派错误一派正确；戴苏理是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把“７．２５”作为清查的时间界限；等。中央应该帮助河南省委对文革期间的重大问题，按照党的六中全会决议精神，分清大的是非，明确大的政策界限，彻底肃清文革极左路线的流毒，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实现“团结奋进、振兴河南”的战略目标。
+
+　　以上意见，有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
+　　 河南省原省委常委、离休干部　赵俊峰
+
+　　 一九九二年七月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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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6/names.txt
@@ -0,0 +1 @@
+就河南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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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27/000000.txt
@@ -0,0 +1,83 @@
+# 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及中共中央信
+
+　　<王维群>
+
+　　河南省委并党中央：
+
+　　河南原省委常委赵俊峰同志《就河南省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向党中央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我认为是符合河南实际情况的。
+
+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
+　　根据六中全会《决议》，党中央在随后关于整党的《决定》中作出文化大革命应当彻底否定，两派都是错误的，和清理“三种人”（造反起家分子，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分子）的明确指示，并规定为整党的方针。
+
+　　可是，河南在处理“文革”问题时，　由于省委领导人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指示，犯了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造成严重的后遗症。这些问题，至今未能解决。
+
+　　建议党中央和河南省委调查了解，妥善解决，以发展河南改革开放的形势。
+
+　　对赵俊峰同志反映的情况和意见，我简单作以下几点补充：
+
+　　一、河南省委在揭批查中，根据中央指示，清查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惩办了一批有严重罪行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也批判和处理了一些有严重错误的人，做了大量工作。这对于从根本上肃清“文革”极左路线的影响，达到消除隐患、纯洁组织、统一思想，教育干部的目的，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对揭批查的成绩，应该肯定。
+
+　　二、河南的揭批查，搞扩大化了。赵俊峰同志列举的具体事实，都是省委领导自己讲的情况。对揭批查工作，党中央明确规定了“严肃对待、慎重处理”、“宜粗不宜细、宜窄不宜宽”、“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严格区分罪行和错误的界限”、“政治定案和法律定案分开”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定案处理上，中央又作出“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手续完备”的具体要求。可是，由于省委一些领导人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这些指导方针和政策要求，清查的面搞大了，处理得重了。尤其是一批为党工作几十年的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被冤枉了。
+
+　　揭批查扩大化的后果，严重影响河南党的团结，干部队伍思想上结的疙瘩很大，隔阂很深，心不齐，气不顺，政不通，人不和，积极性调动不起来。政治关系没有理顺，是河南工作上不去的重要原因。
+
+　　三、严重的问题在于派性清查。“出土文物”揭露出来的问题令人震惊。这是白纸黑字的第一手直接证据，而且是物证。一些“文化大革命中”中的“打砸抢分子”等“三种人”一度把持河南揭批查的权力，进而占据党政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至今仍然如此。
+
+　　“出土文物”中榜上有名的李蔚、赵正夫、钟力生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起家、搞派性，阴谋夺省、市委的权，策划指挥大型武斗、搞打砸抡，在“出土文物”中都有记载。还有材料揭发：他们在围攻郑州国棉六厂时担任现场指挥，下令浇汽油放火烧大楼，造成死伤１００多人的血案。“出土文物”提供的证据表明：他们这些人，完全应该列入清查“三种人”的对象。
+
+　　但是，他们的问题和罪行非但没有受到清查，反而堂而皇之地代表党组织主持揭批查运动。河南大批老干部，就是在赵正夫担任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李蔚担任省纪委筹备组付组长、省纪委副书记，把持全省揭批查核心权力的时期，被撤职、批判、审查、定性、处理的。
+
+　　这些老干部在文革中跟着毛主席犯了错误，接受党组织的审查，检查自己的错误，是完全应该的。但是，由这些“文化大革命”中搞打砸抡的派性头头、“挂帅”人物、“作战指挥部总指挥”之本来应当属于“三种人”清查对象的人对老干部进行审查，不仅完全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指示，在全国各省中，也是非常出格、绝无仅有的情况。可是这种令人愤概的荒唐事，在河南却发生了。
+
+　　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出土文物”是河南派性清查的铁证。对“出土文物”案，乔石同志早有批示。请中央有关部门和河南省委落实乔石同志批示，查清“出土文物”案。
+
+　　四、河南在《关于为戴苏理同志平反的通知》的省委文件中称：“戴苏理同志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这个提法直接违背了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同时又一笔抹消了戴苏理“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时所犯的严重错误。这个文件是反中央的，也完全不符合事实。
+
+　　戴苏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作为河南“河造总”、“十大总部”一派的代表人物，参加“三结合”的。这个文件，把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为河南“以派划线”、“按派清查”、“一派清一派”定了调子，是河南派性清查的根子。
+
+　　建议河南省委撤销这个有严重错误的文件。
+
+　　五、省委主要领导在揭批查、整党、清理“三种人”的指导思想和执行政策上，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造成工作的严重失误。
+
+　　如一九六七年的“七．二五表态”，这件事，是“文革”时期中央搞错了。根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精神，省委应该向中央写个请示报告，由中央撤销在“文革”时下发的相应文件。别的省市都是这样做的，这是正常的组织手续。河南却不是这样，把这件事搞成个“七．二五大假案”。这不仅不符合事实真象，定错了案，在组织程序上，也是办了件糊涂事。尤其严重的，是把“七．二五”作为清查工作的时间界限，这就直接违背了党中央关于清查工作要“突破时间界限”的规定，自订“土政策”，成为河南派性清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　　“七．二五大假案”的结论是错误的，而且这个错误结论还直接促成河南的派性清查。建议省委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和正规的组织程序，重新处理“七．二五”问题。
+
+　　另外如“突击判刑”等极其错误的作法，无视党中央“加强民主与法制”的指示，严重违背党的—卜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也造成严重失误。
+
+　　六、如何看待文化革命中河南站出来工作的老干部。和唐岐山等人的情况有本质的区别，这批老干部并不是陈云同志所说的“阴谋野心家”一类的人，也不属于与“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唐岐山本人也不是老干部）。这批老干部是河南老干部队伍中的多数。文革时的说法是，刘建勋、纪登奎把他们“带出来了”，“带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了”，这种说法现在看来当然不对。但现在笼统地说，刘建勋、纪登奎把他们“带进去了”，“带到十年内乱里去了”，不加分析地把他们全盘否定、统统打倒，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不公道的。
+
+　　文化革命时期这些老干部在台上，当然也会犯有错误。但文革十年的情况很复杂，他们之中许多同志曾多次受林彪、江青的打击迫害，被批判、斗争、打倒，也是事实。他们大多数同志说错话、办错事，是因为理论水平不高，由于对毛主席的盲目崇拜，是认识问题。而且，我们党有组织原则，他们作为下级，要服从中央的文件和指示，因而只是执行的错误。对他们，主要是教育和提高认识的问题。
+
+　　在文化革命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这批老干部在台上的工作应该怎么看？我查阅了国家统计局的资料，以６５年到７５年这十年，列了几张表（见附表）。从全国各省几项主要经济指标的对比来看，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三项指标，河南列第二：社会总产值、农业总产值、粮食总产量三项指标，河南位居第一；各项指标综合起来看，河南经济发展速度应属全国首位。当然，如果没有文革的破坏，河南经济发展的情况肯定还会好得多。文革中河南老干部站出来工作的比较多，在全国是一个突出特点，这批老干部在台上掌握各级党政主要权力，减轻了“十年内乱”的损失，起过积极作用。这是客观事实，统计数字可以表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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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在文革的历史条件下，有些政治上复杂的是非曲直，不仅许多群众和一般干部难以认识清楚，连我们省委班子成员在当时也稀里糊涂。但是，是否对人民有利，是不是给人民办了好事，应当是我们评价干部的根本标准。即使封建社会也还讲“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文革这十年，河南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损失比较小，归根到底，是对人民有利的。这批老干部起过的积极作用，应该得到党的公正评价。
+
+　　河南这批老干部，多数是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还有抗战时期和抗战以前的老八路、老红军，他们为党工作几十年，对党和人民是有贡献的。由于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他们受到错误的打击，被冤枉了。如今，他们有的已经含冤死去，剩下的也年老体衰，已经离休。他们的希望，只是能在有生之年看到党组织．对他们有个实事求是的正确结论，有个公正的评价。
+
+　　这批老同志在党内和社会上都有些影响，但十几年了，尽管他们含冤受曲、忍辱负重，考虑到近年来国家多事，六四风波、苏联解体等情况，他们不愿给中央添麻烦，一直耐心地等待着。实践证明，他们表现了有党性、守纪律、顾全大局的风格。
+
+　　党组织应该在适当时机考虑他们的要求，妥善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他处理错了的，也应该得到纠正。
+
+　　这批老同志，大部分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人了，不能再工作了。妥善处理他们的问题，不仅是为他们主持公道、伸张正义、昭雪冤屈、公正评价的个人之事，而且关系到党组织和干部队伍的建设、关系到今后河南党的工作和党的事业。我们常说，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联系到建国几十年河南的情况来看，在这方面有许多经验教训：
+
+　　５８年“大跃进”时，河南在全国反右派结束之后，又搞“补课”，使“右派”总数翻了一番：反右倾、反“潘、杨、正”的错误斗争，全省抓了２０万“小潘复生”：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因此而大伤元气。
+
+　　“文革”十年，极左路线横行肆　　虐，林彪、“四人帮”破坏捣乱，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受派性斗争严重干扰，来回折腾，“翻烧饼”，又大伤了一回元气。
+
+　　解放后我一直在河南工作了几十年，对此是深有体会的。
+
+　　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了。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本来应该好好搞点建设了。可是，由于河南在揭批查、处理“文革”问题时，偏离和违背了党中央的方针和政策犯了严重的派性清查和扩大化的错误，河南的党组织和干部队伍再一次大“翻烧饼”，大伤元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次，河南干部队伍受打击的面之大、后果之严重，完全不亚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后来的省委主要领导同志也深知情况的严重，说河南因此“缺了一代干部。”实际上，河南省是在全国“文革”结束之后，在对待老干部的问题上，又搞了一次类似“文革”的斗争。
+
+　　因此，河南工作上不去，问题的“症结”，是从“大跃进”到“文革”的极左路线的流毒没有肃清，遗害至今。不正视这个问题，仅靠更换个别领导人的办法，是解决不了的。请求党中央帮助河南省委做点工作，根据党的六中全会《决议》，分清大的是非，清查领导班子中漏网的“三种人”，理顺政治关系，为党的事业“振纲纪”：妥善解决揭批查的历史遗留问题，昭雪老干部的冤假错案，消除隔阂，增进团结，为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补元气”。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干部群众真正做到心齐气顺，政通人和，实现安定团结，发展改革开放的形势，把河南的工作
+
+　　（搞上去。）
+
+　　我的意见，如有不当，望指正。
+
+　　 河南省原省委书记、离休干部　王维群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于山东济南东郊干休所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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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 @@
+王维群致河南省委及中共中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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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9 @@
+# 聂元梓向全国人民检讨文革
+
+　　<聂元梓>
+
+　　文化大革命是个很复杂的现象。对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化地认识和对待。但也不是讲不清楚的。有人认为“文革”，我们这些经过的一代人，说不清楚。因为我们是当事人。“当局者迷”“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由后人来评说、认识，这才更客观，也更便于说清楚。这话有一定道理。但我愿意向全国人民检讨“文革”，把这个错综复杂的问题讲清楚。季羡林教授在其新近出版的大著《牛棚杂忆》中攻击我“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低能，逻辑混乱”等等。我不学季教授至今仍采用“文革”中那拙劣的，动辄胡乱攻击人的办法；我不想攻击任何人。看看我这个“不学有术，智商实际低能，逻辑混乱”的人能不能说清楚“文革”。
+
+　　我虽说自北大主持两年“文革”工作后，从 1968 年下半年至今（1998 年）历经磨难，受尽身心痛苦，人格侮辱和折磨；但我对我热爱的祖国的未来，没失去信心，也未失去我一生坚持的理想、信念。提起“文革”，我不是为个人的悲惨遭遇（我已 77 岁老妪，至今如同社会的弃儿，没有任何归属单位，没有地方领取生活费，更不用说医疗待遇）感到沉痛、沉重；而是为我们国家在“文革”中付出的惨痛代价，为“文革”中千万受苦受难，受到伤害的家庭和个人感到沉痛、沉重。
+
+　　我在“文革”中最应该向全国人民检讨的是那张被党中央最高领导人推到风口浪尖，点燃造反之火，燃向全国的那张大字报。其实我写那张大字报的初衷是赞成毛主席提出的全党反修防修，保证江山永不变色。但是怎样反修防修，我具体想法却是修正主义分子，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在党内，恐怕仍是极少数。像毛主席 1966 年“五一六通知”中讲的位居高位的党内修正主义分子，一般群众是难以了解他们情况的。掌握情况的党中央，处置他们便是。谁不拥护？至于党的广大干部尤其各级领导干部，我觉得主要是通过学习、批评和教育，使其克服人民群众最有意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不民主，脱离群众，任人唯亲等这些习见的毛病；有些人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仍然是内部问题。但如果不克服这些毛病，就有可能走向修正主义。
+
+　　所以，根据我那时的认识，写那张大字报，并没有将校长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珮云这样的人当作敌人或坏人。不是这样的；我们是敦促他们和彭真等已被党中央点名的有严重问题的人划清界限，改正错误，再来跟群众一起参加并领导学校里的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改正就危险了，虽是“老资格”，老革命，也难过社会主义这一关；如果改正了，群众是不会拒绝他们的。如何克服这些毛病呢？毛主席的想法可能是要广泛地发动群众烧一烧他们。无非是开展党内党外的批评，以起到监督、提醒、警诫的作用。贴大字报是一种方式。我们采用的就是这种方式。再则这张大字报能不能贴，当时我们是遵循组织手续，请示了上级的。你可以说曹轶欧是康生的老婆，但她是代表中央文革一个调查组的；而中央文革本身就是党中央、毛主席批准成立的指导 “文革”的一个机构。你可以说大字报内容有问题。但组织手续是没有问题的。不光是我们这张大字报，在我们贴大字报期间，运动初期那些大字报，好些也是对党委、领导干部们的思想、作风（主要仍然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不民主等等那些内容）提出批评意见或建议。我认为这些大字报大部分也是善意的，是为了促使党委和领导改进思想作风。其内容好些是合理的，党的领导应该重视收集这些意见，建议，作为改进思想作风，改进工作的参考。
+
+　　我和几人合写的那张大字报，的确起了煽动全国各地各单位，起来造党委的反的恶劣作用。我对这张大字报自然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牵头写的，思想也是当时我的思想，没有谁指使或让我牵头写这张大字报（说这张大字报，是康生策划或指使，这是没有根据的。尽管康生已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对历史负责的我，不能说瞎话。）真是说有谁指使，那是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我作为忠于共产党、毛主席的党员，自然是听他们的话，响应他们的号召。
+
+　　当然我们今天总结历史的沉痛教训，认为“文革”是使全国全党全民，陷于灾难，痛苦，浩劫的大错误。毫无疑问，毛主席，党中央都犯了错误。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明确指出，这是长期的全局性的错误。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法利奇提问时评说毛主席：“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毛主席为首、并在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党中央犯的是“左”的政治错误，方针、路线的错误。在党的历史上，不乏制定或执行路线犯错误的人。制定错误路线的人如李立三、王明（陈绍禹）；尤其是王明，他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使革命根据地丧失百分之九十，白区工作几乎损失百分之百。在错误路线下，执行这一路线而犯错误的人，那自然是相当多的，当然也有抵制错误路线的人，那是一些先知先觉者或无私无畏的人。制定错误路线的人，其错误更严重。但无论制定或执行错误路线的人，他们的错误不管有多严重，例如王明、博古（秦邦宪）等人，其错误路线，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苏区丧失；白区工作遭受破坏，这都造成使千百万人，人头落地的后果；又如鄂豫皖苏区，执行错误的肃反路线和政策的张国焘、夏曦等人，错杀了好些革命事业的领导骨干，做了敌人想做而无法做到的坏事，简直就是罪恶，但他们错误性质，一般说，还是属于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张国焘如果不是逃到敌人营垒去，也不会将他当敌人对待。王明犯了那样大的错误，党的“七大”时，毛主席还说服思想不通的党内高级干部，让他们选王明继续当党的中央委员。可见，“七大”确认并高度评价毛主席为代表的党的实事求是是正确路线和政策，是十分注意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和挽救大多数犯了路线错误的人的。
+
+　　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党先后粉碎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纠正了自 1957 年至“文革”恶性发展，为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党的“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错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正确思想路线，这才有可能纠正 1957 年以来的千百万件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错把自己人和朋友当作敌人整，使无数有功之臣，党的老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受错整，遭受苦难的冤、假、错案。因之说到底，像我带头贴那张大字报，为“造反”煽风点火，经过最高领导批准向全国广播，影响扩大，错误广大，家喻户晓，但其性质，仍然是执行上级错误指导方针、路线的错误，不是敌我矛盾。
+
+　　以上是就“文革”中总的情况说。但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还想较具体地回顾反思一下“文革”中的问题，包括领导的问题，毛主席和党的问题；我的问题；一般群众和别人的问题。
+
+　　毛主席的问题。“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期间，中、外一般人都这样看。一定程度是这样的。毛主席感受和看到了党的领导层中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不民主，压制群众，脱离群众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他提出反修、防修，要通过文化大革命发动群众来反修、防修。当然他还有别的考虑，就是怕“大权旁落”。这事，在我们普通党员，是一无所知，也难以觉察、了解的。这些，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虽说是他个人的思考和见解，但很权威，因为他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有威望的领袖。他自己以为已经思考成熟，并且通过制定党的文件（如“五·一六通知”）来这样做。虽说在一定程度是“一意孤行”，但仍难以阻挡。
+
+　　党的问题、其他领导人的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他们都是有实权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为了党的团结统一，他们不能不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反修、防修。所以，制定“五·一六通知”以及其后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六条，他们中有的是参与者，并且都举了手的。这样说来，党有责任，他们也有责任。我们普通党员，各级干部，绝大多数也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反修防修的，因为我们不少人也能看到或感受到执政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文革”，我们的问题是执行的问题。因为大政方针是上边定的。季羡林教授曾说，他在文革中受冲击，是因为他反对了我“老佛爷”。季教授当然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也拥护党中央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的。这通知中有一条，“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有了这重要的一条，那么，季教授即便不反对聂某“老佛爷”，在那极“左”思潮猖獗的年月，季教授能够自保不被作为“反动权威”被群众揪出来吗？说实在话，季教授难道想“瞒天过海”吗？
+
+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毛主席的某些决策，如“文革”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但什么是“走资派”，什么是“反动权威”，一开始就概念不科学不明确不确切。它们的标准是什么呢？这就潜藏着被林彪、江青等一帮另有所图的人加以利用，无限扩大化的契机。再加上“文革”初期党中央的某些决策，例如 1966 年 6月1日派陈伯达去接管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
+
+　　当毛主席批准向全国广播我们那张大字报后，6 月 2 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对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就说陆平、彭珮云领导的北大 “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要将其“彻底摧毁”。这是首例党中央机关报将一个全国著名大学的当权派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走资派”“黑帮”，并且还是“顽固”的，这可超出我们写大字报的初衷。我们没有、也不可能随意给北大校党委，我们的上级领导定性。我还记得又过了几天，《人民日报》又给南京大学党委书记，一个久经风霜的老革命匡亚明定性为“反革命分子”。这些先例一开，于是全国各地的当权派几乎都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遭到冲击，而且几乎都被冠以反革命黑帮而遭粗暴对待，精神虐待加肉体虐待。于是当权派﹦走资派，走资派﹦黑帮、反革命，天下的当权派﹦都是黑帮、反革命；凡在文教部门工作的教授、教员、科学家、作家、学者，普通工作人员，天下的知识分子，都可能被打成反动权威，也﹦黑帮、反革命。真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而在“文革”相当一个时期，在毛主席、党中央眼皮底下，就是这样干的。
+
+　　所以文化大革命，从它大发动之日起，可以说，就错了。一是混淆矛盾，颠倒敌我，将许多当权派、老革命，知识分子当作敌人打击，革命的对象错了。再是方法不对，不是与人为善，促其改正缺点、错误，而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格侮辱，精神加肉体的虐待。更有甚者，是整人时没有不株连九族的这一赤裸裸的封建社会遗风，在“文革”中也普遍继承、蔓延。当党内有识之士有不同看法或提出不同意见时，则告知以林彪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提倡盲从；还有“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提倡反马克思主义的自发性，盲动性，助长无政府主义的破坏性。但在文革中确实有不少老党员老干部包括我自己，当对某些事情难以理解时，常常用上述两句话来企图说服自己，以为是毛主席、中央文革对了，而我们自己错了。
+
+　　毛泽东在“文革”中没有及时制止，这无异实际上催生了“打倒一切”的错误及粗暴对待干部和知识分子的错误到处蔓延，这恰恰给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以可乘之机，被他们最大限度地利用去攫取权力，残酷无情地除掉他们的政敌和私敌并殃及大量无辜群众和干部；而毛主席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又是如此信用林彪、江青，并委以大任、重任，这也是国人共知的。这个错误，后果极严重。江青为代表的“中央文革”集团，林彪的军人班子，早在“文革”“一月风暴”（1967年张春桥等人在上海夺取《文汇报》《解放日报》，并进而夺取上海市委的领导权）中，毛主席支持张春桥等人并号召各地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即可感觉到，江青、林彪集团，是各自怀着他们的意图的。
+
+　　一开头，人们不大好分清，他们到底是不是代表毛主席的意图，因为他们总是自称代表毛主席，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行事。例如夺权， “一月风暴”后周总理和陈伯达为头儿的中央文革领导人都让我们去高教部夺权。在这些文教部门“夺权”过程中，我们先是嗅出，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支持的人，如卢正义，吴传启（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等人不大对头；后来又感觉，江青、陈伯达、康生他们支持的王、关、戚一伙人，提出什么“新文革、旧政府”的荒谬口号，煽动红卫兵、造反派去揪国务院领导，把矛头对准几位副总理，最后对准周恩来总理。我领头的北大校文革和新北大公社，是不赞成他们的观点和做法的，所以江青后来曾指我们是“‘二月逆流’派”。但我们还是很快撤出了高教部等夺权单位，后来再也不去参加外单位的“夺权”了。这也是在“中央文革”这些人挑拨、煽动、插手下，造成大学的红卫兵分成“天派”“地派”最早的根由。林彪在内部讲话中则攻击朱德总司令和贺龙、徐向前等老帅，江青、康生等与之暗中配合。
+
+　　我们新北大公社办的报纸在 1967 年初，发了几篇攻击朱总的文章，发表前我请示了中央文革康生，他是同意的。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后来我们很快发现毛主席是保朱总的，这才知道是上了林彪、康生等人的当。还有 1967 年 3、4 月份，上边提出“揪叛徒”，康生说彭真为首的旧市委中隐藏着许多叛徒，要我们去揪。但我们经过调查，发现并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虽然成立了“揪叛徒”战斗队，但别人提出的好些线索，例如从原中宣部弄来了一份文革前掌握的文教系统有自首变节行为的干部名单，某些名人赫然在名单上。但我认为这曾经是极小范围内少数领导知道的绝密材料；况且这些人的问题早经组织上查清楚，并且做了结论。故不宜在公众中公开。我想，而今“揪叛徒”已经扩大化了，似乎凡是做过地下工作的人都成了叛徒。我们可不能助长这一势头。所以，我与那位送给我这份名单的同志商量了，取得共识：这份名单不走漏给任何人，不拿出去。这位证人现在仍在北京。
+
+　　在“文革”中，我作为北大校文革负责人，全国许多造反组织，红卫兵，在“文革”发动并走向高潮的这一两年，也就是我在北大当政的 1966 年 9 月至 1968 年 8 月中旬的这两年，我们都成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工具。我是 1937 年参加共产党的，“文革”发动时，我已是 30 年党龄的党员了。我一向认为我是非常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对党的忠诚，我以为是天经地义的，我向来放在首位。共产党员为了党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生命，何况其它呢！而毛主席是我们党有威望的久经考验的领袖，我曾经是无限信任毛主席的。文革发动之初，也是这种精神状态，再加上“左”的指导思想，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的年月，已相当深入我心。
+
+　　所以，“文革”发动，毛主席批准广播我们这张大字报，我成为他的忠实工具，也是必然的了。比如 1966 年 11 月去上海“发动群众”，造上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就是经他女儿李讷转达他的授意，而并非后来那些整我的人硬说是江青授意。我对毛主席，相当长时期，确实有愚忠。比如我支持北大的“除隐患”战斗队坚持反谢富治。明知其不可为，仍去触碰权重一时、毛、江都倚重的副总理兼公安部长谢富治这堵“南墙”，碰得我头破血流，被江青、迟群这伙人整个没完没了，硬说我“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其实我正是为了保卫毛主席，要除掉他身边的隐患。所以，有的朋友当时就说我“愚忠”，傻，看不清毛主席对“文革”的想法做法，他本身就犯了脱离实际，“一意孤行”的大错，连周恩来和老帅们都没法阻止他，他能听你的吗？况且你连起码的“保护自己”意识都没有，有一天你就只好成为“众矢之的”了。他的预言说对了。
+
+　　我不仅是毛主席的工具，充当他大棋盘上一小卒，只顾往前冲锋。 “文革”初期，相当程度的也是江青真正为头的中央文革的一个“打手”，那时有句话：“中央文革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那阵子，我和我的同事们当然认为中央文革江青他们，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是毛主席、党中央将他们挑选出来，做助手，专门替毛主席、党中央具体办“文革”的事的。充当“打手”，这话虽说不大好听，但我今天心情仍是沉重的，多少干部、知识分子，包括我的上级、同事们，在毛主席、中央文革树起的我这面造反旗帜底下，遭罪，受难。我向他们道歉，就是他们原谅我，我自己长夜反思，也觉得自己罪过深重；虽然这也是历史将我身不由己地驱赶到这一尴尬处境。但我心境也有坦然的一面，因为我毕竟没有“入伙”，从来没有参与江青、林彪他们的阴谋。我普通小人物本来就够不上格，再加上我有点自知之明，不想攀附江青这类徒“发”起来，而名声又向来不大好的新贵。正因我不愿入伙，逐渐也不愿处处对他们言听计从，1968 年春天，我在北大演讲时说：“中央文革提他们的口号，我们提我们的。我认为应该有右反右，有‘左’反‘左’。当前应该反‘左’。”江青他们当然不悦。在 1967 年、68 年，江青、陈伯达曾一再说我“不听招呼”。所以林、江在他们远未垮台之前，就将我一脚踢开，这一脚踢得很重，将我囚禁、折磨近十年。而当林、江集团被粉碎后，我至今却还承受着将我与林、江集团扯在一起的沉重打击。
+
+　　不光是我，我认为在“文革”中，那些造反组织，那些红卫兵，也是被人驱使利用的工具。“文革”，这绝非真正的民主，真正发扬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健康的运动，而是十足的运动群众。一面是极端不民主，绝顶的封建专制独裁，谁敢对毛主席提不同意见呢？那将被认为是“恶攻”；谁敢对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对江青、林彪、 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说个不字呢，那必遭灭顶之灾。另一面则是疯狂、愚昧，野蛮，扭曲人性和毁灭人性，助长恶行，诱发人性中那些最坏的东西，如嫉妒，报复，提供伪证，打“小报告”出卖朋友，以及灭绝人性的兽性等等。至于毁灭文化，破坏中华历史文明古迹，毁灭文化艺术珍品，则是“文革”中常见的惨不忍睹的现象。
+
+　　“文革”中形成不同意见，两派、三派意见，本是极正常的事，但在唯我独尊，唯我独革的社会氛围下；而更主要是中央文革江青他们挑动派性，进而挑起两派斗争，以便火中取栗。北京的“天”“地”两派便是他们有意挑动起来的，并且都被他们利用，成为工具、打手。他们今天说某派为“保守派”，明天又封另一派为“革命派”，这样两派就势不两立地打起来，长期的灾难性的“全面内战”就难以避免了。这些造反派别，红卫兵派别，可以说，被玩弄于中央文革江青他们股掌之中。其实两派中大部分是好人。我们北大的“新北大公社”和对立面“井冈山”派，都是这样。
+
+　　我应当检讨的是，我在“文革”中虽说没有攀龙附凤往上爬的野心，但权力欲望（想稳固自己权力）是有的，私心更不用说没有。派性就是私心，我总希望支持我的一派天天发展壮大；而对批评我、反对我的另一派呢，却期望他们一天天萎缩下去，甚至垮台。我不是站在超出两派之上的全校立场来看问题、想问题，最大限度地团结干部、群众。有了倾向性，这就有了偏向，往往偏袒一些人，排斥一些人。这是要不得的。当两派发生武斗，我曾尽力制止。因为事情很明白，不管哪派伤了人，我都有责任。而有的武斗，明明是上边有人在有意挑动，我虽努力制止，但当时局势已经失控，其它单位的局势也是这样，不是我能够左右的。为此，在 1968 年的两派武斗中，祸延无辜群众，使人员有伤亡。尽管我自己也曾被打伤，我绝不怪罪或怨恨打我的人；但一想起无辜人员的死伤，我至今仍深觉愧疚。
+
+　　周总理、老帅们对“文革”错误的阻抑作用，在他们自己也受到攻击或冲击的情况下，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始终认为他们是“文革”中的中坚力量，健康力量。尽管他们（尤其周总理在他艰难的处境中）行事是非常委婉曲折的，必须在毛主席许可的情况下，方能起着缓冲或阻抑的作用。当然，他们一时也难以扭转整个局势。但最终毕竟是他们支持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最终战胜了林彪、四人帮的黑暗势力。
+
+　　毛主席将“文革”之火点燃起来，他自己也难以控制局势。他曾一再设想“文革”的时间表，但总是被打破。看来“文革”之火就像火山那样，有时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毛主席曾采取一些措施，力图扭转混乱不堪的局势，如派出军队支“左”。但因“文革”“左”的指导思想不可能根本改变，所以常常是以“左”支“左”，加上林彪、江青集团插手，仍然继续制造了“左”的冤、假、错案。如当年风行一时的所谓“北大”“清华”等“六厂二校经验”；还有的支左部队，也难免陷入派性。所以军队支左，解决问题有限，难以根本扭转“文革”混乱局势。然而毛主席对林彪、陈伯达，由信用，到察觉他们的问题；对江青四人帮，没有完全交给他们党政军大权，中国人民仍要感激他，这是他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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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毛主席不可能解决江青四人帮的问题，这不仅仅因为江青是他老婆；而更重要的是毛不可能改变他自己晚年形成的那违背客观规律的“左”倾空想，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一套不正确思想。恰恰在这一点上，他一再为江青四人帮所利用。例如都什么时候了，很多干部、群众对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已经“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他们为国运担忧，支持和赞扬邓小平同志复出。而毛主席仍在 1976 年同意发动针对邓小平的反右倾运动。他们说“翻案不得人心”，而真正不得人心的恰恰是这些违背大多数人意愿，为整倒人而制造的没完没了的“阶级斗争”。像毛泽东离世之前讲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不用说真的这样做（“文革”中，江青他们不是真的这样做，大乱天下吗？老说“乱得不够”“乱了敌人”之类的话。明明是天下已乱作一团，还说乱得不够；明明是将执政党自己阵脚全搅乱了，却偏要说“乱了敌人”。但是，哪儿看见了“天下大治”呢？江青他们这样睁眼瞎话，还不是别有用心？）在 70 年代已经被这类专门整人的“阶级斗争”整得稀里哗啦，折腾得死去活来的人们，一听见这话，也要身体哆嗦，吓一大跳。所以，在林彪垮台后，毛主席虽然支持周总理做了些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但不可能彻底，更不可能否定他自己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革”，纠正“文革”的错误，彻底平反积年的冤、假、错、案，落实政策。这些事，包括粉碎四人帮，只有以叶剑英、邓小平为象征、为代表的党内健康力量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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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是我经过多年认真思考的“文革”问题与教训，供国人参考。 一、独裁、专制的体制问题。无人监督——没有监督机制，不可能防止党、政、军等政权机构滋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不民主，脱离群众，搞特权等腐败现象；也难以避免决策失误。“文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初衷是要“反修防修”，防止政权腐化。但是因为体制还是原来的，根本没有变，而且领袖本人的专制、独裁变本加厉，不但不能解决政权中的腐败问题，而且在“文革”后的现在，不是变本加厉吗；这且不说，文革一开始，从指导思想到做法，都陷入错误，又有谁能够纠正或制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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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独裁、领袖独裁，难以避免，也就难以扭转决策方面的长期、全局性的错误，“文革”，即是一个最突出，最能说明政治体制存在的一个大问题。2.同样也说明党独裁，——一党执政，没有与之平等监督的政党机制、立法和司法机制、舆论机制等，不可能避免执政党及政权的腐败现象及决策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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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没有民主——真正表达民意的机制、体制，下情难以上达；即使上达了，也不能解决问题。连执政党内也没有民主。例如“文革”的举措——党内上层多数人不理解，不赞成，常委中多数人思想不通，但是仍然难以对党的最高领袖，提出自己不同的意见；而执政党现有机制，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现有机制，“人大”和“政协”，能阻止执政党领袖关于文革的决策吗？（尽管他有很高威望，但他的决策是错误的。）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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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没有法治，只有人治。司法不独立，也难以“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文革”中囚禁、折磨国家主席，开国元勋，迫害众多干部、群众，“无法无天”。或者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公然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公民自由，言论自由等。但是司法界能阻止党和国家最高领袖，还有林彪、江青、康生这几个最有权势又不受监督的人违宪吗？“立法机关”的“人大”能出面制止吗？我聂元梓在四人帮被粉碎后的 1978 年，在没有任何确凿证据的情形下，北京市公安机关将我非法逮捕，拘禁 6 年，然后法院又非法对我判刑17 年，这样做皆因司法难独立，人比法高，人站在法律上边；法律和司法机关、北京市的执法机关（从市委到公安机关），都莫可奈何；在某种情况下不过是某个当年掌握实权大人物的驯服工具而已。他说了话，一切司法程序只不过走过场似的照着大人物的旨意办就是了。我无罪被判重刑的事例，难道不是“文革”后，虽个别，然而不乏典型性的例子吗。请问累计数十年剥夺我人身自由和判重刑的法律依据在哪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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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罪犯”无人权，在中国历来是这样的。但以现代国家标准来说，这不对啊！所谓“天赋人权”的意思是什么呢？这并非西方发达国家独有的标准尺度，而是世界通行的。天赋人权的意思是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括真正的罪犯在内，他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权。可以依法判他有罪，但不能施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虐待和侮辱，剥夺他的人权；而且，他们应享有为自己辩护和申诉的权利，而在我们国家，“文革”中对所谓的罪犯（主要是“政治犯”）人身迫害不亚于法西斯野蛮迫害，有人写信揭发，毛主席曾亲自批评过。我掌权的“黑帮大院”，有的管理人员用野蛮方法迫害过人，我至今感觉羞愧和真正的负罪。但在我之前之后，仍然如此。我被宣布 “隔离反省”，被长期当作反革命对待后，我是深受其害，饱尝其苦了。我被置于“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最难忍受的处境。我想在前面的篇章中采访人已有叙述，我只讲一件小事。1978 年 12 月，北京市开一次干部群众大会，在首都体育馆批斗我。那时已经拘捕我了。他们怕我在会上说话反驳他们，就由一个彪形大汉，站在我后边用无色细麻绳牵着我的脖子，两个壮女一边一个捏着我的手铐。他们低声威胁我：只要你敢开口，绳子、手铐立刻钻进你肉里。不是我亲身经历，这是人们能捏造出来，想象得出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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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舆论一律”与舆论监督机制。根据我国国情，毛主席在“反胡风运动”中提出“舆论一律”的观点，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下必须这样做的；在“文革”运动中林彪更进一步提出：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应有一个统一的思想，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他认为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这话讲得漂亮，谁个不尊崇毛泽东思想？但怎么“统一”呢？对一切认为思想可疑、有问题的人，包括党内老干部像彭德怀那样的人，尤其是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人，知识分子；当然还有并没有什么问题，而被看成是自己“政敌”的人，就只有用揪斗，批斗，关进监狱等中世纪和类似法西斯的虐待、强制办法来“解决问题”了。这样能解决问题吗？当然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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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在任何社会，正因为每个人的出身、经历、性格、处境等不尽相同，也不可能相同，对一件事或一个人的看法，往往也不尽相同，不可能都相同，这本是正常现象。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者内部也是一样。毛主席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一个政党内部，大的问题，经过民主讨论，能够取得相对一致、大体一致，就不错了；小的次要的不同意见，可以存疑，留待解决或求同存异。毛主席还说过：思想问题，只能用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办法来解决，而不能用强制、压服的办法来解决。可是搞起 “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政治运动来，只能舆论一律，只能用压服的办法来解决。胡风问题本是文学观点的不同意见；可是反胡风运动一来，只能将牵头的有不同意见的胡风先抓起来，再抓一大批有类似不同意见的人；这还不够，有人不大同意这种做法，如学者吕莹，所有在场的人，所有舆论，便一齐声讨批判他，使其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灭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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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说是发动群众，说是用“大字报、大辩论”等大民主，但是最终只能在舆论统一的范围之内，而且愈演愈烈。结果只有山呼（山摇地动式地呼喊）“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那样的呼喊来统一了。而报刊舆论呢，只能是大报小报，广播电视，千人一面，发展到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江青大红大紫之时，更是“小报抄大报，大报听梁效”，神州八亿，只听江青写作班子一个人的声音。“文革”中个人迷信，造神运动盛行。不但毛主席被林彪、江青一伙人驱使到活神仙地位，“早请示，晚汇报”；人们得处处小心谨慎，编报印报的人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编报，几乎天天要出现伟大领袖的形象，假若印制效果有任何被认为亵渎或侮辱领袖，或人们在使用或放置报纸时不小心被认为侮辱领袖，则其后果不堪设想，一顶“恶攻”或现行反革命帽子会立刻戴在当事人头上，陷入灭顶之灾。至于林彪及江青的“中央文革”一伙人自封或被巴结者吹捧为“毛主席司令部”或“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要是对江青、中央文革一伙人讲点不同意见，“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帽子立马就会扣在谁头上，叫你“永世不得翻身”。不是讲 “大民主”，谁都可以贴大字报吗？可是人们记忆犹新，“文革”初期北京的大学校园内贴中央文革大字报的人，哪个有好下场，最起码也被谢富治的公安部抓去坐大牢了吧！这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民主，大民主，难道不是地道的封建法西斯、封建专制主义吗？要说文革中除了变本加厉的舆论一律，还有什么真正现代意义的民主或现代国家所不可或缺的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真是连一点影儿也没有。
+
+　　改革开放 20 多年，中国有很大进步，人们从“个人迷信”和“左”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思想活跃，议论风生；学术界贯彻“双百方针”大有进步；报刊，广播电视在舆论监督方面，也迈出了一小步。整个社会，离真正实现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恐怕还有一大段路要走。但是，要使执政党的决策避免失误，使政权及其工作人员不变质，不走向腐败，腐化，则非有人民群众的批评自由、言论自由和政治体制的合理改革，及彻底、有效的现代法治和舆论监督等机制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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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对待人的命运、人的遭遇问题。我们如果真接受“文革”教训，还能继续采取过去阶级斗争那套老办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我总觉得“文革”之后，并没有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个人受命主持“北大文革”工作的两年，错误尽管严重，但毕竟还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问题。我既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也从来没有反对过 “无产阶级司令部”；我没有参与林彪、江青他们的阴谋活动。这些事情是不难查清楚的。江青他们在 1968 年将我弄下台，并持续折磨我将近十年，这的确证明，他们对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看不顺眼的，不驯服的人，或被认为“异己”者，是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封建法西斯主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些制定错误的路线、政策的人，当他们错误的政策、路线，受到群众普遍不满甚至抵抗之时，他们总是要找出一些“替罪羊”，把错误、问题全推到这些人身上，为其受过，并转移、分散群众对自己的不满和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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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起初很纳闷，我毕竟是拥护毛主席发动“文革”的“革命路线”的，为何江青指使她在北大的几个代理人对我整得那么狠，那样苦呢？后来，我逐渐想清楚了，这是他们的需要，不这样，江青他们怎么好推脱、掩盖他们犯的真正的罪行呢？比如煽动和挑动武斗，江青明明是罪魁一个；而我并没有支持和挑动北大的武斗，这是事实俱在的，可他们偏要指使他们在北大的代理人对我昼夜围攻、逼迫，非要我承认是“北大武斗”的挑动者、支持者不可。又如其他一些重大问题，明明是江青和中央文革几个人，如陈伯达、关锋等人，他们明明暗里煽动支持别人反对周恩来总理，他们先后“露馅儿”，垮台了；而江青自己，在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反对周总理，已是“司马昭之心”，天下人皆知了。可是，在 70 年代初发动的“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江青出头叫阵，大搞“打击一大片”，把中央一些单位的两派造反派头头，尤其年轻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打成“五一六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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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大，他们采取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的办法，将明明是人家反总理，而我和新北大公社一贯拥护周总理、保护周总理，将其反总理材料不扩散，一再上交总理和总理办公室的事实，硬说成是我“反周总理”，还由宣传队的头儿亲自出面找我谈话，企图逼我承认。我怎么可能承认不是事实的“事实”呢。他们恼怒了，在连续逼我、整我五年之后，仍然在 1973 年定我为“五一六反革命”骨干分子，有五大罪行。什么“反周总理”“反军”，都给我栽上了，不管是否站得住脚。那五条罪行中，只有“反谢富治”一条能站住，但历史证明我是对的。四人帮被粉碎后，拨乱反正，我曾抱有热切希望，期待反对“凡是派”，逐渐恢复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正确路线和方法的党，能够解决四人帮制造的冤案，实事求是地推倒四人帮代理人强加在我头上的种种罪名。未曾料到的是，复出的党中央领导人反而说，“他聂元梓有什么案可翻！”在学校新上台的人为了紧跟领导，根本不愿重新审理我这个对他们当官掌权可能无甚益处，甚至沾了边儿还可能 “受牵连”，对他们“有害”的案件。甚至哪怕稍微认真地读读我写的申诉材料，都难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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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如此，学校内有的人还乘机“顺杆儿爬”“落井下石”，送上所谓揭发检举材料，引经据典，某年某月，某中央领导人说过“聂元梓这一派很坏”，又有某个领导人说过“聂元梓这个女人很坏”。我心想，这不是跟当时“凡是派”的做法一个样吗？可是那个在“文革”中、后期指责我的领导人，当初为了发动“文革”的需要，支持我这个“新北大”派，支持我这个女人的，不也是你们吗？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现在（70 年代），你们仍然根据现实需要，将我一脚踢开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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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出现了叫人难以想象的奇怪现象：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了，他们给我制造的冤案，不仅没有丝毫松动、平反迹象，反而变本加厉——1978 年 4 月，在找不到任何确凿罪证情况下宣布先将我“逮捕”，而后又非法关押 6 年，与刑事犯罪分子为伍；在经过一番“深挖细找”的调查过程后，对我的审讯，仍然拿不出任何一桩我犯有“追随林彪、江青”“颠覆无产阶级政权”的确凿罪行。尽管判刑根据是如此虚弱而站不住脚，但是，一位刚刚复出、担任中央政法小组主要负责人、又新被“选”为全国人大委员长负责制定和解释法律的大人物说了话，就由其指定的站在市委和检察院、法院之上、之外的“审查小组”，替代起草了一份漏洞百出，没有一条“罪行”能够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的判决书，就这样仍然以捏造出来的我 1966 年 11 月去上海“江青有指示”，我与她有“密谋”的虚假“罪证”。诸如此类的虚假“罪行”，宣判我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陷罪，“追随林彪、江青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硬判我重刑 17 年，比有的林、江反革命集团成员判刑还重；并通知声言“不好执行”的北京市委、法院等下属单位强制执行。一个在新时期负责领导制定国家的法律并一再声称量刑应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受我们尊敬的领导者，就这样粗暴地作践了自己制定的法律。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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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长久的痛苦思索中，我终于理解了——我充当了在“文革”中遭整、而在三中全会后复出的大人物的一个出气口。我是个典型的“左右不是人”“两面不落好”的人。在江青四人帮肆虐时期，我遭整，是因为我不驯顺，又必须被挑拣出来，充当他们的替罪羊；不整我，整谁？不拿我当替罪羊，拿谁？在党的政策落实，大批文革中遭整的老干部、老领导复出的新时期，我，“文革”中被最高权威领导人树起的第一面对当权派造反的旗帜和样板的人，而今当众多当权派复出了，尽管我从内心是拥护他们复出的，他们要找一个对造反者泄气的孔，发泄他们对“文革”的一腔怨气、恶气，不找我找谁？不重重处罚我，以儆效尤，处罚谁？除此之外，实在找不出任何对我判刑、判重刑的理由。
+
+　　他们这一处罚果真厉害，除了判我重刑，我被从监牢中释放后，还不给出路，我这个从小参加革命，忠诚地为党为革命效劳 30 多年，而仅仅响应最高领导的号召（那今日整我的领导者，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成员，当年不也投了票，赞成最高领导人的决策吗？）参加了两年造反活动的人，便陷于万劫不复返的境地。没有任何单位收留我，给我这个体弱多病的老年人，以起码的生活费，医疗费，彻底剥夺了我的生存权，等于让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这十年来，我在为争取生存权而苦苦挣扎着。但苦难这所学校已经造就了我，拯救了我。我已经从惊惶、恐惧、失措、困顿、哀愁中解脱出来。使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我为争取我应有的正当的、舒舒展展做人的人格权利而奋发努力。我的确需要起码的生存权，即吃饭权、住房权、看病权（我已经丧失了这样的权利多年）；但我不愿屈辱地为生存而生存，这不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应有的态度，也绝不是我的生活目的。假使是这样，我早在 20 多年前，已经向四人帮屈膝请降了。这不是我聂元梓。我等待了这多年，我一直坚信，党终于会有一天，实事求是地来解决我的问题。我相信这个日子不会很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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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上述这些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自己争取应有的做人的权利；而更重要的是，我是向全社会、全民族呼吁真正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在对待人的命运、人理应有的权利这个问题上，不要再走过去的老路，几千年封建家长制蔑视人权的老路。我们理应走一条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新路，即不但尊重人的生存、发展权，也应尊重他们人格平等、尊严的权利。从这一角度看，我认为，“文革”后，复出的掌权者，对待曾造反过的人，是一个相当普遍，在不少单位曾经不同程度地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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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帮被粉碎后，根据上边指示，各单位都搞过一段清理“三种人”。的确，在文革中某些造反组织中也难免混进极少数“造反”动机不纯，做了坏事，迫害了干部，损害了社会，造成了罪恶的人。某些趁时而出，跟着四人帮“大乱天下”的，就属于这类人。这类人有的当然理应依法惩处。但是“三种人”这类概念如同“走资派”概念一样，很不确切，难以有科学的界定。在我们这个家长制影响很深很长久的社会，难免被有的复出的当权派“各取所需”“为我所用”了。 “文革”的实践证明，我们这个社会，虽然要显示自己“最革命”，但在很大程度，还是一个传统型社会。毛泽东虽提倡“造反有理”，共产党也是靠造旧社会反动统治者的反“起家”，发展到夺取政权的。但在一般人（从当权派到普通百姓）心中，还是会觉得“造反不宜”，不仅会触犯领导，风险大，且不会有好下场。大家都记得 1957 年“整风鸣放”，如王任重所声言的“枪打出头鸟”，或曰“出头的椽子先烂”的教训。
+
+　　所以，文革发动时，好多人是按兵不动，持观望态度。只有两种人比较积极，一种是真诚拥护毛主席发动群众“反修防修”这一措施的革命者；一种则可能怀有不纯动机，企图投机取巧，“火中取栗”的冒险分子。后一类人中有共产党员，也有一些非党群众。但“文革”后的事实证明，最遭复出后当权派痛恨的，不是后一种人，而是前一种人。复出的当权派心想，我曾经在工作中信用过你，重用过你，甚至准备提拔你，你为什么在“文革”中带头造我的反？真是岂有此理！他就没想想，人家造反可能是真诚响应毛主席号召，即便造错了，但并非出自私心，个人有什么图谋。既然是这样，如果以政治家风度对待这样人的造反，那仍然是可以原谅的。无可否认，有这样对别人造反不计较的有风度的领导者。但同样无可否认，更多的当权者，是遵循了中国传统的“家长”作派，我是单位之长，你冒犯了我，那就是不行。我虽孤陋寡闻，但仍然听了不少这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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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单位的业务骨干，因为文革初期带头造了单位第一把手的反，等到这位首长复出，尽管单位需要，这个造反的人再也不可能回到原单位工作，尽管有单位二、三把手为其说公道话也无用。这样的人从来没有犯过打、砸、抢，也绝不是靠造反起家的人，而是靠自己的业务和工作能力。但怎么说，机关首长也可以将他说成是“三种人”，说不用就不用，你拿他有什么办法。这样事例恐怕不是很个别的。这些人都是中国的人才呀！谁都知道人才年难得。可是你若这样说，则那位机关的头儿可以这样回答你：你讲不讲政治？啊，一句话就堵住了你的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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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想到 1957 年，有一批为了事业敢于直言，给领导提意见的人，结果这些才俊之士，不少人却因此而被错划为右派，他们的能力、才干被白白耽搁了 20 多年。这是国家、民族的损失啊！右派错划已改正了，看来是接受了教训。但是不少才俊之士，却因“文革”初期造反而被单位列入了有形无形的另册，而不再让其在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对我国的人才资源，实是一大损失。类似情形，却不见有人为了人才被白白糟践，而讲上一两句话。归根结底还是老的观念，老的做法作祟：“文革”造反就是犯上作乱，造反者无好人；你造了反就该惩罚你，不用你。这还算轻饶了你，不治你罪就不错了。咳，这样的你整我，我整你还有完没完？尤其是领导者，更应有从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不计小隙的长远眼光。最好是改弦易辙，以更宽容态度，来对待“文革”中的造反者，则国家得益，民族得福。我个人受的委屈，虽说比一般造反者更甚，且至今仍不得解决。但只要我的进言，能促进国家在尊重人权，也尊重人才方面的进步，则我所受的委屈虽大，也能得到报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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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 年 10 月 23 日写稿，31 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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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北京大学文革资料选编（中）》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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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28/names.txt
@@ -0,0 +1 @@
+聂元梓向全国人民检讨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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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29/000000.txt
@@ -0,0 +1,39 @@
+# 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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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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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祖清，原武汉铁路公安处刑警队副队长，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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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人：刘祖清，男，73岁，河南省商丘市人，一九四九年三月参加革命工作，一九五一年加入共青团（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三年四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武汉铁路公安处干事、主任干事、股长、刑警队副队长，现住汉口汇通路64号铁路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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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诉理由：请求撤销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75）刑初字第一43号及（79）刑再字第（95）号刑事判决书对我们的错误判决。
+
+　　申诉事实和法律依据：武汉市中级法院上述一案两次时隔四年的判决书，是一个受派性严重干扰，带有偏见，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判决，它把公安人员正常执行公务，说成是“非法抓人”，把犯有血案在逃并正预备继续犯罪的现行犯说成是“不同观点的群众”，把犯罪嫌疑人抢夺公安人员枪枝拒捕反抗，说成是与警察“扭斗”，把公安人员依法开枪自卫说成是“随意鸣枪”“致人死亡”，于理于法都是严重违背的。其具体情况是：
+
+　　一、判决书把公安人员依法履行公务说成“非法抓人”，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事实是，我和彭海如同志从一九六七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元月半年时间是武汉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之一，这是无可非议的历史事实。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党中央对武汉文化大革命问题发出指示后，当时的8201部队军管会已自动撤出武汉市公安局，市局主要领导工作处于无人负责公安局的全面工作，八月初，武汉大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同志又把田学群等同志等接到大军区，专门指示田学群等“要掌好公安局的大权，把各项工作抓好，不要辜负中央期望”，田学群等同志受命以后，紧接着，武汉警备司令部专门派李允毅处长（7250部队保卫处）到市公安局组建了临时领导班子，以彭海如同志为首（彭当时是市公安局刑侦处长），我和田学群都是成员，下设三个办事机构，即秘书、斗批改、专政三个办公室，我任专政办公室负责人，协助彭海如同志一同负责市公安局全面业务工作，行使专政职能。为了正确开展工作，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我和彭海如同志，还有市法院的何家寿同志和市检察院的李成伟同志，专程上北京公安部向李震部长进行了汇报请示，李部长明确指示我们：“要掌好武汉市公安局专政大权”、“要坚决按中央指示去办，对那些确有证据的杀人犯要坚决抓起来”，李部长接见时，有公安部办公厅的沈兴帮同志和秘书在场并作了记录。我们这个领导班子一直到一九六八年元月8199部队军管会进驻市公安局以后，又在军管会的领导下开展工作，直到同年九月公安机关全面开展斗批改离开武汉时止。半年的时间，我作为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之一，协同其他同志行使专政职能，是严格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办事的，从组织侦察、拘捕人犯、定案公诉，办理了几百起各类案件，有判处死刑的、有判处徒刑的，从来都是坚持以法定罪，坚持“罪与非罪”的法律原则，在惩办犯罪这个原则问题上，我们讲的是“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从来不讲文革运动中的同或不同观点。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由当时的市公安局长王杰同志主持，在市公安局七处二楼会议室召开的专门研究分析我刘祖清案件的会议上，为了证明我们在掌权期间执法的公正，还专门从市公安局九处调来三个案卷，证明被判死刑者是当时所谓造反派头头（都是当时钢工总和长办联司的）。而追捕判决书中所说的汤忠云，不过是众多案件中的一例。我们一是根据当时中央“6.26电报”、中央“7.27对武汉问题的指示”、中央公安部长的指示，汤忠云是中央点名的“百万雄师”坏头头之一，是策划、组织大规模武斗造成多人死伤的首犯之一，不仅有共案，而且有个案血债（具体问题后述），对这样一个人，我们将他立案调查，拘留审查，完全是正常的业务，而判决书中却说是“非法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拘禁他人”，这完全是置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于不顾，混淆黑白，颠倒是非。二是在当时有被汤忠云杀害的戴鹏之家属陈景莲十多次向市公安局和市局刑侦处报案，对受害群众的报案，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当然也是天经地义的事：三是当时有原“百万雄师”人员朱长春等人的检举汤忠云的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受理后也应该展开调查的：四是8199部队赵师长的亲自指示，要调查被害人的下落。当时我们就是根据中央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受害人的报案、同伙人员的检举、上级首长的指示，在开展深入调查中发现了汤忠云的严重问题，才对他进行追捕的，而判决书中却说是“了解不同观点群众组织内部情况，特别是头面人物的去向及活动情况”，请问，在当时，中央有指示，即惩办“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群众有报案和检举，发现汤忠云有共案与个案血债，我们展开调查追捕，且在当时又请示过警司，错在哪里？汤忠云对抗中央指示是什么不同观点？所以我们说这个判决书是一个受派性干扰，带有偏见，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判决。单就判决书文本本身而言，也是自相矛盾的，把我们开展正常的业务工作说成是“非法抓人”，那么犯罪的动机是什么？总有个因果关系吧。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和汤忠云都是陌路人，没有任何方面的积怨，如果没有中央关于惩办杀人凶手，惩办“百万雄师”坏头头的指示，没有受害人的报案，没有朱长春等人的举报，我们就没有理由进行调查和追捕，而对此判决书竟说我们是“执法犯法”，就是说，它承认我们是执法者，但是抓汤忠云犯了法，两次判决书对我们指控的汤的犯罪实都避而不谈，举不出任何证据和理由证明汤忠云是无辜的及我们指控是错误的，就是说，不讲罪与非罪、有罪与无辜这个普通法律原则，只片面地讲什么“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是毫无根据的！是十足的派性干扰，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我们对汤忠云的调查材料，当时都一一整理记录在案，相信至今仍在市公安局有关档案库里。
+
+　　另外，我们说我们当时是公安局主要领导成员，有权批准立案、侦察、拘捕像汤忠云这样的犯罪嫌疑人，这种权力，是当时有关领导根据情势赋予我们的，例如一九六七年十月周总理陪同外国元首访问武汉，按照公安工作惯例规定，这是一级警卫工作，必须是厅局级领导亲自指挥领导，当时的大军区、武汉警司及公安部的同志，都指定我和彭海如同志担任这次警卫的组织指挥，在总理来汉前后，从机场到总理住地的数天中，我一直以市公安局负责人的身份在东湖住地担任总理随身警卫，保证了总理绝对安全。当时，我作为市公安局主要负责人之一，既可担任保卫中央领导的重任，当然对犯罪嫌疑人汤忠云的立案并组织侦察更是权力之内的事了。
+
+　　二、判决书对汤忠云的犯罪事实避而不提，把他说成是“不同观点的群众”，这是故意歪曲事实！谁不知道汤忠云是当时中央文件中指出的“百万雄师”坏头头之一，是当时武汉地区大规模武斗事件，造成多人死伤的主要策划、指挥者之一，按照中央指示，当然是应该拘留审查的对象，这完全是公安机关的正常业务，我们在开展对这些人的调查中，8199部队的赵师长、市局十三处一队的李章华等同志十多次接到人民仓库职工戴鹏家属报案，说他丈夫被人抓去一个多月没有下落，赵师长指示我们一定调查戴的下落。经过审查，汤忠云的同伙朱长春、陈昌文供认，一九六七年六月十日晚，汤忠云指使其“雄师支队”（汤兼任支队长）的王××将人民仓库会计戴鹏从单位绑架至市委大院，关在其强占的市委办公楼地下室内，用木棒把毛巾捅入口中，两天后活活窒息而死，汤忠云指使陈昌文（雄师支队副队长）等人，将尸体掩埋在市委大院树林里，用草袋和荒草伪装，毁尸灭迹，直到八月十日，在我公安人员督促下，由陈昌文领路，我和王振友等同志才在市委大院树林里把尸体挖了出来，经戴鹏家属确认后才作了安葬。汤忠云这一杀人灭迹的罪行，当时我们已调查属实，证据确凿，相信这个案卷至今仍保存在市公安局。在我们被关押期间，对汤忠云的犯罪事实，曾经一再向中级法院办案人员申请，但他们始终对这个问题避而不谈，最后在判决书中无视汤忠云的犯罪事实，硬说汤是“不同观点的群众”，作为人民法院，在对待这具体的人和事上，不讲“罪与非罪、有罪和无辜”这些普通法律原则，只能说明对我们的判决正如中央（82）9号文件中所指出的，是严重“受派性干扰”，带有偏见，颠倒是非的。
+
+　　三、判决书把犯罪嫌疑人汤忠云抢夺公安人员枪支拒捕反抗，说成与警察发生“扭斗”，把公安人员开枪自卫说成是“随意鸣枪”、“致人死亡”，这完全是歪曲事实，颠倒是非。一九六七年七月我受命参加市公安局临时领导班子后，我们根据中央和有关领导指示，在开展对中央指示指出的“一小撮坏人和杀人凶手”的追查调研中，是严格按中央“团结群众，孤立少数坏人”的方针办事的。当时“百万雄师”中骨干分子们，有的主动投案自首，有的随传随到，对于他们是采取需关押审查的就关押，该教育释放的就释放，没有任何的动刑逼供现象。在这些骨干分子中，唯独汤忠云等几个人负案在逃，并根据同案人交待，他正在继续进行非法活动，且有抢枪、抢钱、抢粮行动计划（同案人朱长春、陈昌文等人的口供，当时存市公安局13处），追捕汤忠云是在这样紧急情况下进行的，完全符合逮捕拘留条例第六条和第八条规定，决不是判决书中所说“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拘禁他人”。在当时我们对其活动规模尚不摸底的情况下，还专门到武汉警备区司令部进了汇报请示，接待我们的赵启超同志，请示首长后给我们的答复是：1、相信你们调查的材料是真实可靠的；2、你们也是专政机关，可以直接办案，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3、积极作好准备，注意安全，警司刚成立，我们工作忙，就不去了，如遇紧急情况，向我们报告，可派部队支援。警司的这几条指示，我至今记忆犹新。这个指示，由当时一同去请示的袁思聪同志作了记录。这个记录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市公安局七处二楼会议室召开的“刘祖清案件分析会”上，交给了当时市公安局长王杰同志。
+
+　　请示警司以后，我们就组织开展了对汤忠云的追捕行动，由于情况复杂紧急，我和彭海如同志都亲自到汉阳汤子湖一带抓捕现场。关于汤忠云中弹致伤抢救无效而死的详细情况是这样的：当抓捕队伍进入汤子湖地区后，在其同伙朱长春的指引下发现了汤忠云，武警王振友就上前去宣布：“汤忠云，你被捕了，放老实点，跟我们走！”当时被抓获的还有陈昌文，王振友押着汤忠云，张柏林押着陈昌文，最后跟着走的是朱长春。押解途中，开始汤忠云还较老实上路，当从湖中走出来，走向菜田埂小路几十米远处，王为了不惊动附近村民群众，便把手枪（马牌橹子）放进了袋里，汤一看见有机可乘，便大声喊“老子反正是完了，夺枪，夺枪！”（他指望朱长春、陈昌文协助），喊着便向王振友扑来，抢夺王振友的枪，双手抓住了王的枪筒，王手持枪把，二人争夺起来，这时张柏林见状，一边命陈昌文蹲下不许动，一边立即鸣枪示警，汤闻枪声后，即松手逃跑，王振友也立即开枪，连鸣四枪，到第五枪时，因子弹瞎火，没有打响，汤忠云见状又大喊“没有子弹了，夺枪！”又返回向王振友扑来，正欲夺枪时，见王又将子弹推上了膛，汤二次夺枪未成，就又回头逃跑，王又立即向汤开了一枪，这时我和其他几位同志在几百米以外的地方，听到枪声后，立即赶往前去，见王振友滑倒在田埂小路边了，而汤忠云身上已带血还继续向前慢跑，在距汤约30米远的田埂高处，我一边向汤喊话“不要跑，站住！”一边举手鸣枪示警，汤又向前逃约几十米就爬在豆角架菜地里，这时见手持木棍、农具的村民也正陆续赶至现场，我赶上前去宣告：“我们是公安局执行任务，请你们不介入。”并朝地上鸣了一枪以示警告后，赶紧叫来警车，汤这才立即起来由我公安人员扶着，与陈二人上了警车，鸣着警笛把他送入市一医院进行抢救，后经抢救无效死亡。这一情况，我们分别书面向警司、大军区、中央、公安部作了报告。警司负责同志还说“汤忠云死了是个损失“。根本不是判决书所述的“丢下渔具与王振友发生扭斗”、“随意鸣枪”、“致人死亡”。判决书的这种说法，完全是歪曲事实，逻辑混乱！试想，一个带枪的民警去抓捕人犯，如果不是对方反抗拒捕，危及民警的生命安全，民警怎会“随意鸣枪”、“致人死亡”呢？既然已“致人死亡”了，为什么鸣着警笛紧急送往医院呢？把公安人员抓捕人犯的斗争说成是市井小民的斗殴，完全丧失了依法办案的原则性！就连市井小民们斗殴还有个因果原由，而判决书连最起码的原由都没有提过，就含糊其词判人徒刑，还讲什么法律原则？汤忠云的中弹负伤，完全是他拒捕夺枪进行反抗，民警才开枪自卫的，这种行为，根据逮捕拘留条例第九条规定，根据人民警察条例第六条第四款规定，根据国务院批准并实施的人民警察使用枪支武器的规定第三条的规定，都是无可非议的！
+
+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是，中级法院对抓捕汤忠云一事的判决书是一个出尔反尔的判决，这个问题，在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至三十一日两天时间，在市公安局七处二楼会议室举行的专门会议上，时任中级法院院长强维新同志、副院长边征民同志，在会上已明确表示了中级法院对此案的意见，那就是：是执行任务，免予刑事处分（会议详情纪要附后）。就是这次会议以后，被关了几年的我才被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放了回来。回来以后，被无端扣发的工资也补发给了我，给人的感觉是“无罪释放”。可是事隔不到一年，我却又被以“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拘禁他人”罪名关押起来，下达了上述含糊其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判决书。同一个案子，同一份材料，一年之内作出两次完全相反的结论，确实使人质疑，不可思议。难道法律是儿戏？特别是第二次判决是一九七九年十月，恰恰就在这年七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制定我国第一部刑法时明确指出“本法实施以前的案件，按照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办理”。对汤忠云的犯罪事实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对汤忠云拒捕夺枪、公安人员开枪自卫的事实加以歪曲，就以“抓捕不同观点的群众”、“非法拘禁他人”、“随意鸣枪致死人命”的莫须有的罪名对我们判刑，难道全国人大的决议原审判执法办案人员就没学过吗？难道一九六七年七月前后中央对武汉问题的一系列指示，原审判人员没见过也不执行吗？处理的是当时的问题，为什么不按当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去办？真不知道你们依据的是哪家法律、法令和政策？
+
+　　另外，判决书中强加给我的另一条莫须有的罪名是“刘祖清在出监治病期间还打电话威胁办案人员”。这个罪名是中院原审判人员以派论罪的十足表露！我在出监期间确实是给武汉铁路公安处的田家中打过一次电话，询问一下情况，没有任何涉及本案的语言，而田本人仅仅是铁路公安处治安处治安科一个普通工作人员，从未涉及过上述单位，文革中对问题有过不同观点，判决书以此罗织罪名，是典型的受派性干扰。
+
+　　综上所述，中级法院对我的两次判决和对彭海如处长、王振友同志的判决，都是错误的判决。我请求上级人民法院尊重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对我们当时依法执行公务的客观历史事实，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按照党中央（1982）9号文件精神，按照中央一九八六年五月二十四日四部两院《关于抓紧处理政法机关经办的冤假错案的通知》，实事求是地复查、审理我们的案子，依法作出公正裁决。
+
+　　此呈
+
+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
+　　附有关资料一卷
+
+　　 申诉人：刘祖清2003年2月16日
+
+　　· 来源：
+
+　　钟逸按手稿原件录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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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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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毅敏的检讨
+
+　　<赵毅敏>
+
+## 我的检讨
+
+## 赵毅敏
+
+　　（同志们：）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我部领导人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领导人之一，在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中有我自己应负的责任。关于我所犯的错误，我愿意在今天的大会上作认真的检讨，请同志们给以批评和帮助，我有决心吸取教训，改正错误，使坏事变为好事，完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　　我先讲讲我的根本错误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首先我的立场站错了，屁股长期没有坐在革命群众一边。因此我在长时间内对革命群众，革命积极分子，革命左派的态度是错误的，又由于我只在少数上层人中打圈子，并且又受到了大字报中对革命左派同志的一些流言蜚语和攻击的影响，因此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不是挺身而出积极支持左派，对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群众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感到义愤也未设法制止，却认为这是不同意见的争论，是正常现象，这就为围攻革命左派的行为开了绿灯，加以认可。同时，我未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中去和群众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而是长期脱离群众，闭目塞听。这样就自己割断了向革命群众学习的道路，不能吸取群众的智慧，不能倾听革命群众的呼声，不能得到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教育来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
+
+　　我是“怕”字当头而不是“敢”字当头。怕什么呢？怕“乱”，怕群众有“越轨行动”，怕失掉自己的“尊严”，怕搞坏老同事间的关系，因而怕同他们进行原则性斗争，怕丢掉乌纱帽，也怕群众抓住自己的小辫子不放。怕这怕那，无非是怕群众，怕革自己的命。
+
+　　以上这些主要是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的原故。
+
+　　今后我要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中长期考验自己、锻炼自己，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彻底扫除一切私心杂念，树立一切为公的思想。破除自己头脑中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东西，在自己思想中来一个夺权斗争，真正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
+
+　　由于上述的立场错误和思想错误，我会经讲过许多错话：
+
+　　（1）我曾说过：“我们的青年是可爱的，有错误就承认，能够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大意如此）。对这些话，在相当的时间内，我还认为讲的不错，认为是对青年的鼓励。现在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特别是当我以后了解到他们是在很大的压力下被迫承认错误的时候。我这些话实际上是给压迫他们的人起了帮凶作用。应当承认错误的是我们这些犯了错误的老家伙。革命青年应当鼓励我们承认错误，而不是相反。
+
+　　（2）为弄清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段时间冷冷清清的原因，我曾设想一些问题和一些同志交换过意见，我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我部文化大革命那时冷冷清清的原因是不是由于我部群众不革命，是不是由于我部对群众镇压的特别厉害，我当时认为都不是，因为不能把冷冷清清的原因往下推，不能由群众负责，不能认为我部群众不革命，也不能认为我部对群众镇压的特别厉害，因为镇压越凶反抗越大。原因既然不应推给下面，不能推给群众，那就只能由上面负责了。因此我就想提出建议，召开大会由领导作检查，并由群众进行批判来打破冷清局面的问题（这一建议未被采纳），当时我认为这样的提法是客观和公正的，现在看来，我这种提法是错误的，因为我部文化大革命那时冷冷清清的原因是一系列或明或暗有组织地围攻革命群众，严重地挫伤革命群众积极性的结果。强调我部对革命群众镇压的不特别厉害，就是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减轻罪责，为自己减轻罪责。
+
+　　（3）我还提出过是形式决定内容呢或是内容决定形式，以及对冷冷清清也要一分为二来看的问题。意思是说：1、在前一阶段，我部文化大革命也比较热闹过。2、现在大家也不是没意见，是个热水瓶，外冷内热。现在看来，这样提出问题也是有害的错误的，因为这无非是想说明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有问题，但不大不多。这也就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作了辩护士，事实已经证明了，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不是不大不多而是又大又多。
+
+　　（4）关于各地红卫兵问题，我曾说过：目前系统很多，各自为政，互不服气，但最后会统一在毛泽东思想下面。有同志问，这是否有些怕乱思想。是的，有这样的思想，虽然我指出了最后会在毛泽东思想下统一起来，但只讲到了红卫兵的一方面的现象，而没有讲红卫兵的成绩和伟大意义，这是错误的。
+
+　　我一定还说过许多错话，我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批判。
+
+　　对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所发生几个重大事件前后不同的看法。
+
+　　（1）去年六月初罗晋标等革命青年批评部领导对运动领导不力要求中央派工作组的大字报，受到了围攻，被侮为“反党小集团”等等（以后才知道还给这些大字报照了象）。这是一个严重事件。这是我部革命青年积极性所遭受的第一次打击。
+
+　　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态度也是错误的。七月中旬我自国外回来以后，在八处的会议上虽曾两次谈到对罗晋标等革命青年批评部领导的大字报要正确对待，不应责备这些青年同志，但这只是一种消极的态度，应当积极地鼓励这些革命青年继续大胆地对领导提意见，应当批评对他们进行围攻的行为。这些我都未做，无疑是错误的。当中央军委提出平反问题以后，我虽两次向八处负责同志（李肖白、何锡全同志）说过，应当对这件事作认真的检讨，应当给他们平反，但我未亲自抓这件事，这也说明我还未真正站在革命青年一边，同他们共呼吸。
+
+　　（2）在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有几次造成严重恶果的会议，即八·二四会议，九·七会议，九·一○会议等。我看到了革命造反派同志们对这些会议所写的大字报和整理的材料，我同意革命同志们对这些会议的分析和意见。这些会议在我部文化大革命中是几股逆流，都起了压制革命群众，围攻革命左派的作用，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
+　　八·二四会议我没有参加，但事先酝酿要召开这次会议我是知道的。当时听说一连发生了所谓“乱斗”的情况（即指斗争坏分子王真并设了所谓“水牢”，以及拉许立等陪斗等），需要交待政策，我当时有怕乱思想，也同意开会交待政策。
+
+　　事实上八·二四会议的情况说明在交待政策时把党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总路线总政策丢在一边了。就是说，“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被丢在一边了，而所实行的是“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国民党的“训政”路线。这是大会上发生围攻毛宝忠等同志的真正原因。
+
+　　长时间内，我对这次会议的认识是错误的，我曾认为：伍修权同志在会上发脾气是错误的，但会议的基调还不应当一概否定，对伍修权同志的错误也不应当夸大；伍修权同志不让毛宝忠同志在会后再作检讨是正确的，这就在实际上包庇了伍修权同志的错误，掩盖了会议的实质，抹杀了会议的恶果。我坚决放弃这种认识，改正错误。
+
+　　（3）“九·七会议”我没有参加，只是当同志们揭发了以后，才知道伍修权同志召开过这样一次会。我曾经问过他，他说是安排抓革命促生产，附带对杜永彬同志的问题吹吹风。我没有再多的查问，就放过去了，我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经过同志们的揭发，才知道这是一次醉翁之意不在酒（却不在抓革命促生产）的“会议”，是别有用心的“会议”，不是什么简单地吹吹风，而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来煽风，点火，示意树旗，准备围攻的。
+
+　　（4）九·一○会议我参加了，会议结束时伍修权同志讲了一些话，是用书面写好的（他没有给我看过）。说老实话，我当时对杜永彬同志的问题还是原来的看法，即检讨一下取得经验教训就算了，不要再升级，不要再扩大，不要挑起群众斗群众，不要指向九、十处。我绝未想到伍修权同志又在这次会上发出新的进攻信号弹，（6）号召大家“迎接新的战斗”。我完全同意，九·一○会议（加上“九·七会议”）是造成围攻革命群众严重事件的关键。这次所发动的对革命群众大围攻在一段时间里大大挫伤了我部革命群众的锐气，加上九月十四日九、十处的革命同志被迫写了检讨的大字报就使我部无产阶级文化文革命运动陷入了冷冷清清的局面。我同意这种看法，因为这是事实。
+
+　　（5）关于夺权报告
+
+　　一月二十三日上午我上班的时候秘书通知我在（刘）宁一同志办公室召开一个会议要我去参加，我问他讨论什么问题，他说不知道。我到宁一同志办公室后才知道他们准备写一个报告给康生同志反映一下我部的夺权问题，当时宁一同志正在给外交部打电话，了解那边的夺权情况，在酝酿起草报告的时候伍修权同志先提出了似乎已准备好的意见，当时我只讲了一句话，说“根据周总理最近的谈话，夺权要有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最后的稿子我未看到就生病到医院去了，后来才听说我部的“三联”也恰在那时准备了“夺权”的计划。这对我完全是预先毫未料到的意外的消息。我既然参加了起草报告的讨论，就对此事负有责任，但报告和“三联”的夺权计划“是预谋呢？是偶合呢？我是完全蒙在鼓里毫无所知的。事后想来，这个报告是毫无必要的，完全是多此一举。
+
+　　同志们，我愿意并坚决随时修正错误，我愿意认真进行自我批评和接受批评取得革命群众和党的谅解。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愿把这一教导作为终身座右铭并切实履行。革命有先有后，觉悟有早有晚，我不愿意掉队，我有决心改正错误完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军当一个战士，当一个小学生，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并肩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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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7年）
+
+　　[邓克生 （1911-1976），原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党校副校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党组书记。文革中受到“审查”冲击，文革后平反。]
+
+## 思想情况回报（8）
+
+## 1967年1月1日
+
+　　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为意外的事情所变动。上星期一到办公室，未见孙叔平一起来劳动，后知其为红卫兵带去，以后在街上看到“海报”才知道要开大会斗争孙叔平、陶白等人。此事在思想上的感觉，斗争是必要的，是一种革命行动。继又联想到自己，也应当公开批判斗争。思想上作准备，从文化革命的利益出发，应该欢迎这种斗争，不应当害怕。自己在思想上作此准备，同时在实际上也作了准备，随身带了几块钱和粮票，晚上睡觉也留心有无人敲门。准备有打门声即去开门迎接。
+
+　　星〖期〗五小组会上，听说斗争大会的事情复杂，还有内幕，又引起思想迷惑。但最后想着：自己有罪，准备迎接批判斗争，这总之是应当的。因此还是时刻准备着。
+
+　　星〖期〗五小组会上，有人提出要我主动揭发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引起了思想波动。我这向专门在考虑自己的问题，未想其他，现在，要把去年春夏季的事情加以回忆，因为我那时还是参加领导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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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劳动改造有信心，有兴趣，因而在元旦休假时也上办公室作了两小时的劳动，算是1967年的一个良好开端，以后要更好改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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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元旦社论，初步感觉其特殊重要，准备在今后的几天内再认真地加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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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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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南大同学谈话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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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场者：南大同学二人，本所杨俊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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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回忆有关宣传部的领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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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部里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不重视，抓得不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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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常开会，都是讨论日常事务，事务主义，很少讨论政治思想工作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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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干对毛选的学习都很差。“高干不如一般干部”，“宣传部不及其他口”的反映早就有了，但领导未重视，未采取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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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口高干学习毛选，曾经有过两次组织，由钱静仁和惠廉抓，欧阳自己没有抓。两次都虎头蛇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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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主持过一次会，研究如何学习解放军那样学毛选。但最后无结果而散。欧在会上讲：解放军、服务性行业都可以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搞宣传理论工作的，如何学，如何立竿见影，尚待研究。但以后也没有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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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在一次会上、传达陆定一的讲话，学毛选不能简单化庸俗化，并以打乒乓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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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对干部的思想领导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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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阳对孙叔平的问题早有所知，但从未把问题和大家谈过，没有引起大家来重视这个问题。（我本人也未重视，也要检查）而且，在最初一次成立写反修文章的写作组时，孙还被提在名单内负责哲学组。（孙自己要求处理，也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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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文化局周邨、郑三前的问题，问题发生很久了，也未闻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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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陶白、吴天石的问题，也是早有反映，未作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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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在对研究所的工作领导上，平常对历史室所抓得紧，哲学也抓，对经济方面是不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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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历史室写茅山地区革命斗争史，恐怕与欧阳自己在该处历史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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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决历史室研究太平天国史，认为太平天国问题只有罗尔纲是权威，历史室没有资格去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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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意哲学室搞中国哲学史，但一字未提要研究毛主席哲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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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64年召集厅局长干部作整风检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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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先未讨论，突然通知。（当时我生病住在工人医院）。检查时，和风细雨，大家心情舒服。检查以后也未作任何处理。现在想来，是在应付当时形势，是像周扬那样搞一场假整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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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文化大革命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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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积极推行“二月提纲”，在地市县宣传部长会上传达。戴为然主持，讲话，我在会上介绍了“二月提纲”之内容，以后有由华东局洪泽讲了话。后来中央指出“二月提纲”的反动性质，省里却没有在同样的范围内进行传达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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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工作组问题，如何决定的，我不知道，只是在决定以后，我去宣传部开了一次会，就是通知我靠边和实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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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回忆有关省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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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研究所的编制属科委，工作是由省宣传部领导，我们平常只与宣传部联系，没有同省委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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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省委负责同志平常是不来研究所的，但在1963年（？）有一天。刘、彭、陶、钱等很多人一齐来到研究所。谈话中，刘顺元大谈读书的重要，要研究所专门培养几个人读书。孙叔平将所里的读书计划汇报以后，刘连连点头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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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刘顺元多次提倡读《资治通鉴》，说它是一部好书。（这次来所时也大谈要读《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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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刘顺元曾多次盛赞唐太宗之为人，说他是历史上难得的“英主”，说他没有杀过一个功臣，比刘邦、比朱元璋都要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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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在1961—1962年间，刘对大跃进中的很多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涉及面很广。对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批评大跃进中的一句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说这完全是主观唯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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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⑥刘顺元同孙冶方关系密切。63年我从北京回来，孙冶方还托我带了两份孙所写的提纲请刘看，请刘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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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⑦省委陈光同志经常关心研究所，要研究所参加市场情况及经济情况的调查。（除此以外，省委没有同研究所直接发生过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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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⑥⑦是在南大同学提出问题后，我所作的答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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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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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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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本周中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考虑省宣（及省委）领导上的问题。现在要揭露上面的问题，我虽自己犯了错误，但我不能置身事外。因此，我就这几年来所接触到的一些问题作了回忆。主要是回忆宣传部领导上的问题，其中又以涉及欧阳惠林的问题比较多。其他人及省委的问题，因为接触较少，回忆不多。对于这些问题，我应该揭露。但是，应该在什么场合用什么方式，自己很难决定，希望领导上给以指示。我自己只觉得在我现在所处的小组内揭露是不相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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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江苏饭店”事件引起的思想活动。应该看到主流，即使在曲折很大时也应该如此。（要学十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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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内原来指定作为我们学习活动的地方，现在作了别用，使我们在劳动完毕之后没得一个坐下来的地方，颇为不妥，希望领导上适当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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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1967年1月14日上午10时写的书面材料，内容大体摘要）（此材料交给造反派余俊、王贞全、李慧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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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忆1966年6月份初次斗争孙叔平时，在谈壮飞发言之后：我写过一张条子交坐在我身边的同志转给会议主持人。此条子后来到了鲁光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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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写条子的动机，是当时认为谈壮飞发言不对准孙叔平，而对王北苑开火。而且谈之发言，事先未安排，是他自己跳出来。我认为他是借机攻击共产党，是否可以组织反击。随后我同鲁光一起到宣传部去开会，在车子上谈话。都谈到谈壮飞的发言是突如其来，是他自己跳出来发言。都谈到他不斗孙叔平而对准王北苑。我说：“王北苑脾气很不好，在平常是会打起来的，今天他没有发脾气，是他最大的忍耐。”鲁光说是准备了如果他们打起来，就从背后把王北苑拉住。鲁光还说：“你（指我）对谈壮飞有警惕，你要对孙叔平也要有这样高的警惕才好。”车上时间不多，也未多谈。到了宣传部以后，已经开会了，就没有再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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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事我要检讨。是我不相信群众，还准备斗争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思想。以后当在我检查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时一并加以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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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意如此，并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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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是事后回忆记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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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1.14下午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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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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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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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的心情是不平常的，脑筋里面想着国家大事，主要有二：①关于揭发批判刘、邓、陶的反动路线问题。这条黑线真是又粗又黑又长又大，远非始料之所及。这条黑线如不彻底反掉，其危害之大，也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更加想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之根本意义，十分重大，真是关系到国家会不会变颜色，是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②关于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接受了《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以后的形势问题。革命造反派发表了“告全市人民书”和严紧急通告”，紧紧地抓住了毛主席所指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及时指出了经济主义的危害，揭穿了一小撮人的反扑阴谋。我把这两个文件反复地看了几遍，凭我过去做经济工作的经验，我觉得“紧急通告”中所提出的十项措施，十分及时，十分正确。我认为，只要按照这个通告认真贯彻执行，就一定可以把大事办得很好。同时学习了中央的贺电及《人民日报》和《红旗》的社论，社论指出：“这种经济主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维护资本主义反动统治，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具有更加反动的性质，它是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工具。”我认为这一指出，具有高度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体现，闪耀着巨大的光辉。总之，看了以后，心情甚为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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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在本周中，我所处的小组，事实上散伙了，无人问管，劳动和学习都比以前松懈，希望领导上抓一抓，即使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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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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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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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思想情况比较沉重。一方面是全国正在揭露和批判刘邓陶的反动路线，令人触目惊心；一方面是回想和检查自己的过去。过去，对邓、陶印象不深，但对刘则有较深印象，从未对他怀疑过。过去认为除毛主席以外，就是刘，他所讲的话总认为是对的。记得在1964年冬，在北京开学部扩大会议时，听过一次报告，说是反修正主义是国际任务，在国内没有反修任务。其理由是中国历史上没有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这是与西欧情况不同的。而且在中国党的历史上，从中共诞生之日起，就没有出现过象西欧那样的机会主义。因此，在中国没有修正主义的传统，今天也就没有反修任务。在中国，只是总结两种经验和如何防修的问题。（讲这话的是刘少奇还是周扬，则记不清了）。当时听了，还认为是对的。如今看来，不仅违反事实，而且是别有用心。听信了这样的话，就要中毒受害，危险得很。自己过去说过坏话，写过坏书，若不在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清除毒素，也是很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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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中，被拖出去游街示众，思想上早有准备，是罪有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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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重整了劳动纪律。以后，决定要好好的、扎扎实实的劳动，绝不向那些在劳动中吊儿朗当和抗拒劳动的分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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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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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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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的思想情况比较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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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的社论“沉舟侧畔千帆过”，引起了我许多感慨。反复思维着“沉重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句子。一方面看过“千帆过”和“万木春”的蓬蓬勃勃的伟大场面，这是多少年来没有见过的场面，是令人兴奋难忘的场面，令人回想起大革命时的情景，令人回想起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热情歌颂的场面，好象又回到那个时代了。另一方面，自己却处于“沉舟”与“病树”状态，何以致此？不能不引起深刻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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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时候，在街头看到有关越南和朝鲜的大字报，消息是否可靠，不甚了解。最近留心看报纸，看到了越南军民继续坚持抗美斗争，看到了胡志明主席给《人民日报》转给中国青少年的信，心中一块石头又放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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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看到苏修殴打我留欧回国学生的法西斯暴行，心中十分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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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阅读了《解放军报》学习“愚公移山”一文的学习辅导材料，并根据这篇材料重新学习了“愚公移山”，大有助于认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相信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有智慧，一切任何困难都是不在话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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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心好好劳动，不论有无人来检查，都要把劳动任务完成。以自我改造的态度来进行劳动，心情也就愉快。虽然家中有使人焦虑之事，也能把它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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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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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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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我是积极劳动的，在于完了本分的事以后，还主动地找了份外的事来干，心情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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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看了许多毛主席的未发表的讲话和文章，如“杭州会议上的讲话”“党内通讯”“给徐老的信”“给侄子的亲笔信”等等。总的感觉是毛主席思想到处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毛主席的确是辩证法的大师，到处都能运用。要学习这样的运用，活学活用。过去教条主义的学习，害了自己，也害了别人。过去未能用主席思想来改造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是一切罪错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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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有个心事：但心爱人的检查问题。她也犯了某种程度的执行资反路线的错误，不知检查情况如何。因她好久未回家中，不无忧虑。但我相信她能检查得好，能改正错误，不会像我这样成为“沉舟”和“病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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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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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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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揭露省委的问题，如何揭露及在什么场合揭露，我是一直在考虑着的。我在一月八日的思想回报中，提出这个问题，希望领导上给以指示以后，我就一直期待着领导的指示。在本周的小组会上，监督小组指出要我用书面的方式写出来，我很高兴。我觉得，我要就我所知道的一切，尽情地、忠实地写出来，这是我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
+　　关于国内形式方面，最近看了革命造反派发出的“关于筹建人民公社的倡议”。我深感这个倡议好得很，它是使革命力量走向大联合的一个重要步骤，是符合于革命发展的趋势的。倡议的内容特点是：第一高举了毛泽东思想的大旗，第二是紧抓了“抓革命，促生产”，挑起了两付重担，这是好得很的。看了之后，心情愉快而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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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国际形势，最近连续看到苏修对我国留学生和我国外交机构采取种种暴行，一方面令人万分愤慨，一方面又感觉这是苏修末日来临的征兆。苏修害怕革命，企图以暴力来苟延残喘。然而，一个政权要依靠暴力来维持，那是不可能长久的。勃、希之徒越是这样倒行逆施下去，将越是加速自己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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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劳动，本周增加了一种扫厕所的脏活。从改造的角度出发，我对此甚为满意，但在头两次实行和分工之时，其中最脏的活，两次都由孙叔平和祝见山去做了，我没有捞得去做。今后要争着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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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周中，我的大儿子从上海串联回来之后，对我进行了一个教育。他说：“爸爸！你现在就是要按照你自己所写的那样真正认罪服罪，才能争取宽大处理。”我听了很感动。我必须坚定地认罪伏罪，决不动摇，决不想利用什么机会来捞取半根稻草。至于是否能获得宽大处理，那不是我所应该考虑的问题，也不能把它作为我的争取目标。否则，就还是从个人主义出发了。我只是要自己尽其责任，过去做了犯罪的事，今后就要重新做人，就要首先有认罪服罪，然后有赎罪的精神，如此而已。个人得失利害，是丝毫用不着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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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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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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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上周监督小组指出，要我用书面揭发省委材料以后，我即花了三天的时间，将我所记得起来的材料揭发了十条。揭发以后，我在这几天的心情是比较安定的。在此以前， 我是有话未说，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且不知道我自己有无说话的权利。在此以后，我要说的话说了，骨头吐出来了，心中也就安定了，而且感觉到革命造反派同志仍然给我以戴罪立功的说话的机会，不是把我丢在旁边不管了，心中也快慰一些。我希望今后继续得到监督小组的指示，不求立功，但求赎罪。过去做了许多对革命有罪的事，今后能够尽力之所及，做点有益于革命的事情，是私心所志愿的。我在写了揭发材料之后，思想活动并未停止，还在继续思考回忆，有可提供之材料，我将继续以书面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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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继续关心江苏省的革命形势。现在存在的思想主要是：①对于1.26夺权的大方向，应当肯定是对头的，这点没有疑问。②在夺权过程中，联合的工作做得不好，以至现在还出现许多相互攻击的现象。希望各派革命力量都要以大局为重，迅速走向大联合，这是革命所需要的。本周学习了许多社论文章，也进行过漫谈，漫谈也是围绕这一中心问题，可见还是大家关心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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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劳动，一如既往，是安心的，没有新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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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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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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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围绕两个问题：一是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二是如何继续进行揭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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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党的干部政策问题上，党一贯采取毛主席所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贯根据“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办事，这是我所了解并有切身体会的。看了《红旗》杂志第四期的社论以后。心里更加亮堂了。但是思想上仍然存在着矛盾。一方面，我深信党的政策不会改变，但另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精神是对党内犯错误的干部而言的，是用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而我现在的问题，不是犯错误的问题，而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的问题，这已经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了。能否得到宽大处理，心中虽然如此期待，但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我觉得、还是放弃头脑中的“私”字，换上一个“公”字。否则，老是在个人得失的范围内考虑问题，那是找不到出路的。想到这里，思想上又开朗起来了。去掉私心，一切事从头做起，只要求如何有利于当前文化大革命，不计其他，事情就好办了。“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把个人问题完全置之度外，心情也愉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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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何参加揭发别人的问题上，思想上也有矛盾。一方面想到应该揭发，一方面又有顾虑，怕人家说我是想趁机来捞一根稻草。而且自己是有罪的人，能否允许我参加揭发及如何揭发，思想上也很犹疑。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还是把“私”字去掉，一切从文化大革命的利益出发。这样，就觉得还是揭的好，义不容辞。至于别人对此如何看法，我可以不管，只要努力地尽其在我。这事，经过陈凌同志同我谈了以后，更加放心了，虽然谈话的时间很短。至于揭发问题的方式，我仍然认为采取现在这样的书面的方式为好，不宜在我现在的这个小组内用口头来说。就是今后对我自己问题的检讨也是如此。因为，我认为我只应该也只能在革命同志的面前来揭发、来检查，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同志请罪，而不能在今天这个小组的右派分子及坏分子面前来揭发和进行检查，更不能向这些家伙来请罪。因此，我今后还是采取书面方式来揭发的好。这就是我考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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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劳动，我还是安心，毫无其他杂念，一切都服从革命同志的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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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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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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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周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回忆、思索揭发别人及省委的问题上。在揭发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同时想到我自己应负的责任。例如，在揭鲁光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当时在我自己的思想上是和鲁光一致的，尤其在对待人大革命师生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我内心是同意鲁光的做法而不同意人大师生的行动的。虽然她没有就此事和我交换过意见。又如在揭发姜志良的一些问题上，我想到我过去是一贯信任姜志良的，姜志良在过去所犯的错误，难道我自己就可以说两句风凉话算了而毫不负责任么？我也想到：在研究所文化大革命中执行的反动路线，我虽然因为早巳“靠边”而未曾参与其事，但从思想上来检查，能够说自己就没有那种思想么？我想：这是不能够的。也应该从思想上来挖掘、检查、认识、提高。再如在揭省委的问题上，我难道过去不是对省委十分信任而从来没有对省委怀疑过么？尤其是省委在宣传文教工作上不宣传毛泽东思想，甚至反对学习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我不也是这样做的么？我觉得我越是揭发别人，我就越是要联系自己和同时揭发自己的内心世界，并要从中接受教训，深自反省。若是专门揭发别人，而把自己洗刷得千干净净的一层不染的放在旁边，那是不对的，也不符合唯物主义的精神，对自我革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我考虑，我在揭发别人之后，应该进一步准备自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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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之中，我也同时想到党的干部政策，自从看了第四期《红旗》社论文章以后，思想就有了活动。我想来想去还是坚持一条：自己决不要从中捞取什么稻草，决不要从个人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还是要从正面认识问题，体会党的干部政策的基本精神实质好了。至于自己个人的问题到底如何处理，还是相信党和相信群众。自己不要想它。个人问题想多了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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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劳动方面，我只想到：随着气候的一天天温暖起来，今后的劳动量会要增加了，我要准备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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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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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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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的开头，我所听到的消息是解放军接管省市大权及接管新华社和电台。这个消息是我衷心地感到特别高兴。这不仅因为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军队，历来在群众具有极高的威信，也不仅因为这是符合于三结合的方针的，而且我自己在内心中历来是极其崇敬解放军的。现在由解放军来接管这些大权，作为一种过渡形式，我认为这是最洽当和最好的，是符合于革命人民的最高利益的。我衷心期望能够由此而带来一个真正是三结合的革命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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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周星期三，被通知参加了五台山的大会。得到通知之初，我思想上有点怀疑不解。是不是叫我们这些人去“陪斗”呢？出发前偷问了沈丽培同志，她告诉我，不是去“陪斗”，而是一同去接受教育。我的心就明朗了。我觉得这件事的本身就是对我的教育。我觉得机关的革命同志，并没有把我们完全抛弃，仍然在关心教育我们，使我从内心中十分感激。我应该不辜负革命同志的期望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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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五台山大会上，听到陈扬、陈光、包厚昌、张仲良的发言。他们出来造反，回到革命道路上来，这总是好事情。我也的确从中吸收了一些教育。但是，我也另有一个感觉，我觉得这个会还开得太早了一些，会前酝酿、准备、协商，都做得不够，还是有争论中的一方面来召集的，其他方面未必都同意。如果事先更好地协商一下，抓住这个机会，不就可以更好地促进大联合么？现在这样开了，不免辜负了中央的大联合的期望，也不免辜负了全省革命人民的大联合的期望。我希望看到革命的大联合的日益进展。而不愿看到它的进展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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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中，继揭发了别人的材料之后，也想到自己的检查问题，拟在下周开始作具体的工作。为此，我需要把过去的检查材料（底稿）拿出来看看。前些时曾向监督小组提出，已获允许，但还没有去拿。周末，我又向陈凌同志提出这个问题，大概在下周就可以拿到手了。我想今后的检查，还是要首先掌握好大方向，这就是毫不动摇地承认自己过去犯了罪，诚心诚意地进行检查，决不想推脱自己的责任。千万不可从个人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也不要考虑什么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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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劳动紧张一些，同时自己身体又已连续好久地手臂酸痛，尚不知是何原因，思想上略有不安。我想用多做臂部运动及多劳动来解决问题，不想去乞灵于医药。我相信不久就会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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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向由于劳动时间较多，报纸看得少了，学习少了，我希望今后还能多看一点，多学习一点，要很好安排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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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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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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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的思想情况，比较杂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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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期，我曾经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对文中讲到党的纪律问题，毛主席说：“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我把这些指示，联系到自己过去所犯罪行的检查，思想上有许多矛盾不能解决，很希望革命同志，特别是监督小组的同志，能够同我个别谈谈话，以开通自己的思想。这点，我希望在正式动手写检查之前，能够有此机会，现在暂时不谈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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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之初，听我女儿讲了北京52中语文教师郑兆南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尽非人待遇，以至惨死的事情。以后又看到了郑兆南的两封遗书，及其爱人所写的信，心中甚为难过，几乎要流下眼泪。几天来，反复思维着这一严重事件。我想，我应该从中吸收几点教训：第一，郑兆南虽然自己受尽苦难，但在她的动人的遗书中，看不到半句从个人思想出发而埋三怨四的话，她至死还是热爱党、热爱文化大革命、热爱红卫兵。她恨的只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是一小撮流氓。这种崇高的人格，是可敬的，也是值得学习的。第二，在她的遗书中，主要地控诉了反动路线对她的人身迫害，但同时也虚心地、诚实地检讨了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这种精神也是极可贵和值得学习的。第三，郑兆南本人，还有她的爱人，在处理这一重大问题的时候，也完全是从文化大革命的利益出出，而不是从狭隘的个人感情出发。例如，她自己及爱人在回答自己的小孩所提出的问题的时候，就是如此。这是极其难能而可贵的。总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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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她的遗书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我要从中接受教育。但是，我自己的情况有着与她根本不同的地方，我不能因此而产生任何不正确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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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之中，我也看到了右派分子李迪的公开抗拒。我对此等事，看起来很不顺眼。我觉得，她这种行为，不但是不对的，而且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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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之中，因为遇到了这些事，还有一些其他的琐事，如小孩吵闹打扰心情，又加上劳动的时间比较多，就没有更多地想到自己的检查问题。星期四听了监督小组沈丽培同志的谈话，叫我们继续先写揭发省委的材料，以后再写自己的检查。因此，思想又转到回忆思索上面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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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劳动，根据小组意见，我只想着今后要提高劳动效率，但不能降低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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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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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7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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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之中，主要思想活动，首先是在考虑继续进行对省委的揭发，已经写出了一个“补充揭发材料”。随后我的思想活动集中在回忆上，回忆自从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来的活思想。这方面，我也要写出书面材料。因为都要写书面材料，所以我在这个回报里面，就只这样提出一下，不多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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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个星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一周来，我对劳动的兴趣比过去更增强了一些，因为有三个反面教员给了我很好的教育。我觉得我应该老老实实地进行劳动改造，我不能向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去“学习”。总之，我这向的思想是更为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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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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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4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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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周之初，我的思想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因为在几天之中，我都在忙于写回忆和检举材料。我只是想着，我要尽自己的思考能力，把能够想得起来的问题如实地写出来，以供革命同志参考研究。我在写材料的过程中，唯一感到苦闷的是，有些事情只记得一个影子，记不起具体的时间地点，连有关人物的姓名也记得不完全。这样就不免大大地影响了提供材料的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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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写材料之外，这两周以来所遇到的较大事件，是我们所内的革命派也发生了不团结的现象，有几位同志退出了造反分部。这事情的具体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从事情的表面看来，我觉得这种不团结的现象产生是不好的。在革命同志内部，只要是大方向一致，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通过民主辩论和协商的方式来求得解决呢？我希望看到革命同志的团结。再从苏省及南京市的情况来看，最近在街头上已经看到“好”和“屁”的争论了，这是开始走向内部团结的一种迹象。当然，要达到进一步的大团结，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相信，解放军接管大权的同志，正在做这样的工作。我也希望在不久就能看到在大团结方面迈出一个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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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周末，思想上有一个很大的波动，这就是看到了戚本禹所写的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虽然文章上没有直接点出刘少奇三个字，但实际上是点明了）。文章中揭发了刘少奇在过去所宣扬的许多奇谈怪论。他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居然恭维到那样的程度，使我感觉十分惊奇。那实在不象一个共产主义者所说的话，更不说是一个共产党员了。联想到自己身上的资产阶级思想根子也很严重，如果不是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吃一剂猛药，也很容易被那奇谈怪论所俘虏。回忆在早几年中，曾经一度听到一种风传，说是我们国家也要搞社会主义的托拉斯，并说是已经在上海试点。我当时就感觉有点惊异，但没有引起惊惕和注意。后来此风没有再吹，也就没有再去想它。如今回想此风之来源，恐怕也是从刘少奇那里发出来的，毫无疑义。总之，这是一件太大的大事，今后还要继续密切注意，要关心阅读报刊文章，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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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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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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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中，最主要的思想活动，是围绕在对刘少奇的《论修养》这一本黑书的批判上。我联想到过去这本书时所受到的许多影响，其中特别是关于组织观念这一部分，把盲目服从上级指示作为组织观念，不论上级指示的对与不对，都要首先从组织观念上来服从，而对于毛主席所指出的遇事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想一想则体会得很不够。在这种“组织观念”的蒙蔽之下，养成了一种强烈的奴隶主义思想，已经是习惯成自然了。现在要彻底批判这种思想，清除《论修养》在我头脑中的毒素。这也是一项很大的思想革命工作。我应该自觉地来进行这场革命。我已经看了好多篇批判《论修养》的大字报和文章，但还没有把它集中起来联系自己的思想进行对照检查。我想：在最近期间要专门思考这个问题，要把《论修养》这本书重新找出来看看，对照一下，自己过去是怎样认识这些问题的，现在又应该怎样重新认识，把自己的思想端正过来。
+
+　　我原来已经着手准备写自己的全面检查提纲。现在，我想把检查的事情推迟一点，先来清除《论修养》一书在自己头脑中的毒素。我想：把这些毒素清除之后，再来写检查，也许可以写得好一点。
+
+　　除此以外，在本周之中，有一个较大的思想波动。
+
+　　在星期四的下午，我接到办公室的口头通知，要我在星期五的上午八时去参加中山北路42号的一个会议。什么会议？当时没有谈。但我估计到此时此刻开会，总不外乎揭露旧省委的问题。我很高兴。因此，我特地理了发，并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在星期五按时去开会。宣布开会后，果然是号召大家起来彻底揭开旧省委阶级斗争的介[盖]子。在开会中，我听了许多同志发言，特别是金逊同志的发言使我深受感动。从他的发言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立场、态度、感情，确实已经起了革命性的转变，而且看出他已经勇敢地站出来和旧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了。这是值得我学习的。我一边听着，一边想到自己，我虽然已经对旧省委作过五次书面揭发，并在和少数革命同志谈话中作过一次口头揭发，但我还没有和这条反动路线的人物作过面对面的斗争。我想：我应该参加一次面对面的斗争才是；特别，我应该对欧阳惠林进行一次面对面的斗争才好。因为，我过去是服从他领导的。多少有点怕他的。现在我应该敢于和他斗争，把他拉下马。我在听大家发言之时，内心就很激动。上下午散会之后，我都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回家，一路上想着我应该如何来揭发，如何来战斗。中饭后，我没有睡午觉，我在沉思默想。晚饭后，我在思考的基础上，动手起草发言提纲、写好了一个开头。接下去讲什么问题，也有了初步轮廓，准备明天一气呵成的写出来。后天或再后天就可以发言了。我想完了这些，安然地入睡了。
+
+　　可是，在星期六上午继续去开会，开到休息之时，主持会议的人忽然通知我，叫我回去，叫我不要继续参加会议了，其理由是：凡是在报纸上点过名的，都不参加会议。我当即一路步行走回家中。我对这个变化，特别对这样的一刻儿通知我参加，一刻儿又通知我不要参加，思想上是有波动的。
+
+　　我想：说道在报纸上公开点名么？我是旧省委原来内定要点名，但实际上还未点名的，怎么能算在点名的范围之内呢？
+
+　　我想：实际上恐怕还是由于我的问题比较严重，不能继续参加会议揭发了。
+
+　　我想，我虽然不能参加会议揭发了，不能对欧阳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了，但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还可以继续用书面方式揭发。揭旧省委的介[盖]子是人人有责的，是大方向的问题，我不必因此而有所犹豫不决。
+
+　　我想：既然是自己的问题严重，那我只有深刻反省检查。我将坚定不移地按照我在去年九·九以后所确立的方向前进，那就是彻底的低头认罪，不作任何幻想。至于用什么方式来立功赎罪，那是次要问题，那可以完全听从革命造反组织的决定，要我怎样就怎样，自己决不因此而引起不必要的思想波动。
+
+　　我想：我今后还是要积极地安心于劳动改造，同时要密切关心文化大革命的大事，例如在目前，就要特别关心对刘少奇的批判斗争。同时还要积极准备自己的全面检查。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表明，我并不是什么屡教不改和坚持不改的人。
+
+　　我想：我要始终不移的相信党和群众，要时时记住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今天，此时此刻，我更要特别的记住这几句话。
+
+　　在事情变化发生之初，我也产生过一些不正确想法：好吧！算了！不参加开花也好，还是劳动就是！不参加揭发也好，可以少一些事。如此等等。这些想法，很快就克服了。今后决不能再有这类消极思想产生。
+
+## 思想情况回报（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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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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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星期之内，既看来几篇批判《论修养》的文章，其中特别着重看来四月七日的“埋葬中国的赫鲁晓夫鼓吹的奴隶主义”一文，收获很大，同时又把《论修养》这本书的原本找出来看了一遍。看过之后，有一个总的感觉：《论修养》之所以是一株大毒草，因为它通前至后都是离开阶级斗争来谈个人修养，的确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在抗日战争时期，不鼓励人们积极投入抗日斗争，不反对汉奸思想，那还有什么个人修养呢？在反修斗争已经很激烈的1962年，不鼓励人积极参加反修反赫的阶级斗争，那还有什么个人修养呢？过去看这本书的时候，认为它很好，正是因为自己思想上也是不讲阶级斗争的。听到了不讲阶级斗争的话，自然情投意合了。现在把它提高到阶级斗争的观点上来看一下，就很容易地看出它的问题来了。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如何站得高？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要有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才能善于辩别香花和毒草。否则，站在“君子独善其身”的立场，就只能糊里糊涂的跟着叫好了。重看了《论修养》之后，也使我联想到，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祖父曾叫我看“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即“朱子家训”），当时也觉得它很好，但后来觉得它坏透了。现在的《论修养》，也不过是一本新型的“朱子家训”而已。作为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新人，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绝对不需要用“朱子家训”来修身养性，不论是新的“朱子家训也好，或者是老的“朱子家训”也好，都是这么一回事。
+
+　　除此以外，主要的思想还是在考虑自己的检查问题。检查分几个部分，已经拟就一个提纲，打算着重检查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下星期就可以开始动手写了。
+
+　　关于写检查的事，我原想把过去写的检查底稿找出来作参考，现在再想也不必了，我可以完全根据现在的思想认识来写，只是具体的时间细节有些记不清了。我想：那也没有什么关系，把它说明一下就是。
+
+　　本周劳动是照常进行的，没有什么新的想法，只是由于近来手膀有风湿痛，有些重活未能做，拣些轻活做了，心想还是要到门诊室去看看，不能让它长此下去。打算下周去看。
+
+## 思想情况回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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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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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星期二，监督小组沈丽培同志通知我，要我交代和检查我过去在历次运动中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反动路线的罪行事实，特别是1964—1965年划阶级的事情。初听之下，我思想上大为震动，好像一个晴天霹雳。因为我思想上对此毫无准备。我思想上一直太平麻木，认为自己过去并没有干过打击一大片的事情。但在沈丽培谈过之后，思想开始活动，开始回忆，渐渐想起许多事来了，但还是想得很不完全。在星期三的小组学习会上，又受了一番大震动。促使我更深入的思索问题。后来沈丽培同志和宋绍光同志又找我谈了一下，思想才渐渐上路，感觉要写的问题，要交代的问题很多，也很严重。随后，我就专心一意的思考，边想边写，唯一的感觉是时间不够，全用书面写，来不及，只能写个提纲，用口头来补充。我想找监督小组再谈一下，看看能否允许我这样写提纲，其中也还有有关问题须要请示的。
+
+　　在星期三学习小组会上，王北苑使用了很多下流无耻的话对我进行人身攻击，我很恼火。但是，我还是用了最大的忍耐性忍耐下来。我想：我不能同这等人来进行王婆骂街式的对骂。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相信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还是专心地思考自己应该如何向革命同志进行交代和检查的问题，我不愿受这些意外事件的影响。
+
+　　在星期五的小组思想回报会上，我再次提出了我的见解：我的问题，我愿意向革命同志交代，愿意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同志请罪，但是我不能在这样的小组会上来进行交代，更不能向这等人来请罪。
+
+　　在星期五的小组会上，监督组也对我过去存在过的某些思想，特别是对我在中山北路32号开会回来之后所一度产生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这些批判，我觉得很好，我不仅能够听得进去，而且真心接受。我今后要坚决防止那些错误思想的产生。
+
+　　我在这一周中，也利用些时间看了一些上海的报纸，其中，最使我惊心动魄的，是那些揭发陈丕显罪行的材料。根据这些材料，陈丕显在生活上的糜烂及在干部政策上的荒谬绝伦，已经完全够得上称为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而尤其令人气愤难平的，是他对毛主席的态度，他公然勾结一批人，联名写信要毛主席去“休息”，这真是岂有此理到了顶点。联想起自己过去在抗日战争及三年解放战争时期一向对他的印象是好的。想不到他在胜利之后，在进入上海这个大城市之后，竟会蜕变到这样的程度，真是出人意料之外。由此更加认识到这场文化大革命之巨大意义，若不是这场大革命，修正主义之危害，真不知伊于胡底！
+
+## 思想情况回报（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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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4月30日
+
+　　我这向的思想活动，几乎完全集中在回忆和检查上，回忆自己在过去历次运动中是如何执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打击一大片和保护一小撮的。在此回忆过程中，思想上也有过不少的起伏变化。起先，我总认为自己在这方面问题不大，但经革命同志指点以后，便感觉到自己有问题，而不是什么没有问题。在本周以来，经过革命同志在大会上的揭发批判，我更感自己不仅是有问题，而且是问题很大，很多，很严重。我过去不仅是一般地执行了反动路线，而且是极其忠实地执行了反动路线，的确是犯下了很大罪行。
+
+　　当我想到问题严重的时候，心中悔恨交集，感受自己实在是罪孽深重，无可挽回了。但是，我又想到：单是悔恨没有用，我要把一切变成仇恨，集中到旧江苏省委身上去，因为，是它指使我这样做的。最后更要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提出这条反动路线的总根子上去，是这个总根子害了许多人，而我则不幸地成为这个毒根害人的帮凶。既然害了人，欠了债，今天就要赎罪还债，这是理所当然的。
+
+　　我也想到，要继续揭发的问题，而且主要在想这个问题。虽然，我现在由于没有笔记材料，只能凭记忆力来想，因而有许多地方想得不完备，而且记不清时间、地点，但是，我想，我只要能把主要事实记起来，尽我所知的来作交代也行，尽力而已。
+
+　　在革命同志对我进行批判之时，在我的思想上，一方面感觉到有些痛，甚至很痛。但是，我早已对此作好思想准备，准备接受最严峻的批判。我是这样想的：越是批判得严，越是教育的深。我过去有罪，理当受到严峻批判，这是还债，是无别话可说的。我准备接受更严峻的批判——教育。
+
+　　这几天，除了在回家之时，在路上顺便看看街上的大字报以外，回到家里以后，就专心一志地回忆思索，别的事情都上不了心。我自己正在经历着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味道，我想起过去打击一大片时，有多少同志是怎样的食不甘味和寝不安席的呀！这大概就叫做还债吧！但是，我还只开始偿还一小部分债务呀！
+
+## 思想情况回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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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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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仍然主要集中在回忆机关划阶级运动的情况，特别是在于运动结束阶段时的情况。连日苦思苦想，想得很厉害。我回想在旧省委决定停止划阶级运动的时候，究竟由什么人作过报告，讲了些什么，我想来想去，始终回忆不起来，一点儿的印象都没有。我回忆得起来的，只是我自己的表不要填了，是林申告诉我的，并不是我自己从旧省委或宣传部听了什么报告才知道的。林告诉我不要填表以后，我当时的心情很高兴，如同放下了一块石头。这事，我记得很清楚的，也是我最初回忆到的。我沿着这条线索苦思下去，特别是在监督组叫我写一份有关林申的材料以后，我才逐渐想出一些眉目。回忆起来，我当时实在没有到省委或省宣传口去听过什么报告。如果听了，我总能记得起一点影子，可是经过连日苦思，实在是一点影子都没有。我即使健忘，也不会连一点影子都想不起来呀！我想得起来的，只是当时林申在宣传党委会开会回来之后，简简单单地向我回报了三件事情：
+
+　　①说是陈光由北京回来了，决定机关的划阶级运动不搞了。
+
+　　②说是原来规定要填的表，现在都不必填了。（我自己要填的一式五份的表，也是他通知我不要填了，我才停下来的。）
+
+　　③说是已经填好的表及有关划阶级运动的材料，都用不着交给组织了。但如本人愿意交给组织的，组织也可以收下来。
+
+　　这三件事，我最初回忆到的是第②件，然后才渐渐想起了第①件和第③件。我还记得，当时听了林申的回报以后，党组织并没有开会讨论，就由林申根据党委会的指示去处理善后问题，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不了了之的办法。
+
+　　想起这些情形之后，我很想找监督组的同志个别谈谈。对于这些情况，我不敢在斗争大会上答复问题的时候去谈。因为如果在大会上谈，是把矛盾下放，把责任推到林申身上去。那是不对的。可是，事实上我又想不起别的事情来。我思想为此而十分苦闷。
+
+　　监督组要我交代林申的问题，我是根据事实老实交代的。交代这些问题，也能促进自己作进一步的检查交代，这是有好处的。但对这些问题，我也不想在大会上谈。大会上只能交代自己的罪行和罪责，不能把责任推到林申的身上去。
+
+　　此外，我也想到在斗争大会上革命群众叫我交代的其他许多问题，我也作了回忆，并在笔记本上简单地记下来，以后无论采取什么方式来交代都可以。我在这里不想一一回报了，我只想在此申明一点：我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对我的每一个问题进行最严格的审查和批判，决不采取抵抗态度。
+
+　　我在本周看读了好几篇社论和文章，其中有中央领导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讲话，我都用心看了。还有《红旗》第六期的社论也看了，我特别注意到主席最近的指示，“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我要把这几句话作为我的、特别是在当前形势下的思想行动的指针或方向，再不能违背主席的最高指示了。
+
+　　劳动中的思想情况，没有新的想法。
+
+## 思想情况回报（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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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14日
+
+　　本周之初，我在写完了有关林申问题的交代材料之后，思想上仍在回忆与林申的关系及有关问题。稍后，福建派来调查材料的革命同志，又先后找我两次作口头补充。在谈话之中，也引起我很多感想。从他们找出的问题来看，他们对某些在我看来是细微的情节，有些写得不甚明朗或稍有出入的地方，都把它问过一清二楚。我觉得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精神，是值得学习的。我在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也根据实事求是的精神去谈。例如他们问到林申在和我相处期间，有没有讲过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我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讲这种话的。我据实的说了以后，他们还再三问我，要我对此负责任。我还是照实地说，并表示对此负责。他们还问到许多具体问题，我能记得起来的，我都据实谈了。这几天以来，我的脑子中，仍然不时地盘旋着林申的影子和问题。我是关心他的，我不知道他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其程度究竟怎样。我想：他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他可能是受蒙蔽的，是盲目地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
+
+　　在交代了有关林申的问题以后，监督组又继续要我交代在上海编写《教材》的经过。这事，我是记忆得比较多一些的，但有些具体情节，如和人在何时何地讲过什么话，有些交代不出来了。但那时从旧中宣部刮下来的一股反毛泽东思想的歪风，我是有较深印象，现在也越想越清楚，心里也越来越悔恨交集的。悔恨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未改，所以才很容易接受那派胡言乱语，一拍即合。尤其是我还把它集中地、大量地加以传达，犯罪很大，真是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毛主席。其次就是恨那些始作俑者——旧中宣部的黑帮周扬、徐立群之流，他们害人真是不浅。文化大革命开始之时，没有把这些人立刻揪出来，我心中是很不服气的。但在不久之后，终于把这些人陆续揪出来了，这是大快人心的，不只是快我一人之心而已。我现在能够把这方面的情况，用自己的笔写出来，提供给革命组织进行批判，包括对自己本人进行批判，我是心甘情愿的。写材料的时候，我的心情有如把喉间的骨头吐出来一样，吐了才算痛快。遗憾的是时间太促，又找不出原纪录作参考，不免挂一漏万，有点吐得不甚快。
+
+　　本周两次小组会上，我又听了王北苑的一些专作人身攻击的下流无耻的话。我仍然采取不愿和他对骂的方针。泼妇骂街的方式是最可鄙的。我不骂他，但我仍然坚决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能够制服这一个“泼妇”的。
+
+　　本周星期五，我才挤出时间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看了一遍。这篇文章的确是击中了要害。特别是文章作者把其中两段列宁的原话和刘少奇所引用的话相对照，使人一看就明白刘少奇是采用挖心战术，挖掉了列宁关于原话中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话。文章把这个情况揭发出来，真是好极了。我是一边看的时候，一边在心中拍手叫好。我还想把这篇文章再看一遍两遍。
+
+　　本周中看到本省形势中一些新的问题，特别是关于陈扬声明及李士英、包厚昌的问题，引起了我的注意。但因对具体情况不了解，不能对此发表意见。但是，我由此而引起了对自己的一种警惕，这就是：我今后无论是哪一个革命组织要我交代问题或检查问题，我都要绝对服从，我绝不能挑拨群众斗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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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方面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不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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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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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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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思想上想得最多的问题是关于大联合大方向的问题。这是在听到了张春桥、姚文元二位到南京来作报告的消息以后所引起的思想。张姚的报告及录音，我都没有听到，但我后来买了一份铅印的记录稿仔细地看了。看了之后，印象最深的是懂得了当前的大方向是什么。在这个大方向的前提之下，革命派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我看了张姚的报告以后，觉得他们的讲话，不仅把道理讲透了，而且讲得入情入理，谁也没有理由不接受。联系到所内情形，我也看到了几张倡议书，都是响应张姚的号召，为大联合来努力的。看了也很高兴。我自己则随时准备大联合以后的大批斗，作好一个好的反面教育，让群众能从中接受教益，也算是自己为大联合尽了一份力吧！自己也要根据张姚报告中讲的，切不可站在一方去反对另一方，（不管主观上有无这种想法）。好在所内过去几次斗争我的大会，都是联合起来召开的，我也从未感到有什么左右为难的地方。今后，在贯彻了张姚报告中的精神以后，事情会更好办的。我有此信心。
+
+　　本周又把“《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重复看了。还看了中共中央去年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及编辑部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看了之后，回忆起去年《二月提纲》下来的时候，我在思想上是全盘接受的，特别对于《二月提纲》中所说的“不仅要在政治上压倒对方，而且要在学术和业务的水准上真正大大地超过和压倒对方”一点深为欣赏。看了“伟大的历史文件”以后，好象其中有许多话都是专门针对我的思想而说的。同时也回想到去年春季，旧省委宣传部是十分重视这个《提纲》的，戴为然还根据旧省委的指示，专门召集了各地市县的宣传部长开了会，叫我在会上把《二月提纲》原原本本地传达了。可是，后来《通知》下来之后，就没有那样认真去传达去消毒，至少是没有在同等范围内进行。这是旧省委及宣传部应该负责的。
+
+　　看了所内的许多大字报，特别是关于揭批旧中宣部陆周诸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罪行，例如对学部扩大会议的批判等等，使我联想很多。我也联想到自己的检查，也要根据新的批判精神来重新考虑。
+
+　　本周也有一些外单位来的人向我调查了解有关高啸平及周志芳的材料。我也据实的谈了。人家问我：“高啸平同你有无个人恩怨？”我的答复是：“我同他过去虽有工作接触，但关系正常，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他也没有对我进行过任何逼供信。”对周志芳的问题，我的〖确〗了解不多，且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印象不深。来人也很体谅，没有什么勉强追问。这些事情讲过之后，心情上也是舒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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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劳动情况正常，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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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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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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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二周的头几天，我的主要思想是在回忆去年春夏季的事情，从看到《二月提纲》以后，到中央发出《五月通知》的这一段时期以内，我当时做过一些什么事，我当时的思想怎样。我想起了当时在思想上是全盘接受《提纲》的，想起了在根据戴为然的“指示”在江苏饭店对各地宣传部长传达《二月提纲》的事情，想起了自己在宣传部长会议最后一天昏倒在地而住入医院的事情，想起了在看到《五月通知》以后才从恍然里钻出一个大悟来的事情。如今又重读《五月通知》，真是思想翻腾，感触万端。围绕这个问题，思想上没有停止过活动。
+
+　　除此以外，我也很关心革命大联合的事情，每看到所内联合情况的前进一步，心中便非常高兴。看到了所内同志在许多革命行动上都是一致的，我总觉得这是好事情。可是，所外的情形（全省及南京市的情形），似乎要进展得慢一些，我虽然不了解内情，总觉得有些问题尚未很好解决，应当寻求协商解决才好。
+
+　　周末的两天，思想上起了很大波动。这主要是在星期五那天宣传部来的两位同志找我谈话以后，特别是在谈话之后，又通知我晚上去参加斗争陈光（和戴为然）的会，给了我参加揭发的机会，（我自己同时也是被斗的对象），我的思想活动是异常激动的。在斗争会上，旧省委的书记们（包括陈光和彭冲）都把推行《二月提纲》的事情推脱得一干二净，说是自己不在家或不曾看到《提纲》，好象当时就没有这回事一样，真是令人气愤而又奇怪。尤其是在戴为然发言交代的时候，他不仅想把责任推到我和俞洪帆二人身上，给自己洗刷得若无其事，而且还公然抹杀事实，颠倒是非，真是令人气愤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在此情况下，我不得不起来要求发言揭发。在我根据事实揭发了真相之后，戴为然不得不承认我的揭发是事实，是给他做了校正。但他却仍旧支支吾吾，不肯爽快脱裤子，不肯进一步去揭发省委。如是又引起俞洪帆也继续出来揭发，还引起了公众的愤怒。回想我过去对此人的印象也是比较好的，但经过这次斗争会之后，我就一下子把原来的看法完全改变过来了。这使我初次体会到，要在参加实际的斗争中，才能使自己得到锻炼。什么个人感情和个人情面的问题，过去认为难以打破的，一到这种场合就不打自破了，真是好事情。今后如果还有机会让我参加这种斗争会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人，我只要有问题可揭的，我一定要主动地积极地加以揭发，没有什么顾虑了。
+
+　　星期六的一个整天，我的思想为此而翻腾起伏，宁静不下来。我想：只要有机会进行斗争，我一定不要放过机会，不要放弃斗争。革命不分迟早，我总还是要求革命的。
+
+　　本周也想了一些劳动方面的具体事情，如要积极搬运沙土、碎石及准备除草等等。
+
+　　本周六还遇到个别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南无”来人谈到要了解詹彪的事情。一提起此人，我对他从无好感，了解的也不多，谈不下去，心情有点烦躁。特别是当他们硬要询问一些题外事情的时候，我更加烦躁。如他们询问我们所内有几个革命组织，分几派，有什么不同观点的时候，我告诉他：“我不知道，请你去问别人。”而他们却还要进一步问我“哪一派好些，哪一派不对？”问我“同情哪一派”？我真想反问他们几句：到底是为什么而要提出这一类的问题来问我呢？但我话到嘴边又忍下来，我只婉词的告诉他：“我们这里虽然也有几个革命组织，但他们都是革命的，他们会大联合起来的，我也希望大联合。”看来他们是不满意我的答复，悻悻地走了。我也有点悻悻然，至晚都不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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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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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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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围绕着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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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自己在去年《二月提纲》下来之后，推行《提纲》的事情。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在我思想上反复地思维着。特别是在周五、周六先后参加了两次批判大会之后，虽然自己是以被斗的资格被带去的，但我思想上早有准备，没有产生抵触情绪。我认为对我的斗争是理所当然的，是意料中的。这不仅对于在广大群众中消除毒素有好处，而且对我自己也有好处。我在去年此时，的确是在戴为然的指使之下，自觉地积极地推行了《二月提纲》。我的这种推行，与那些盲目被动执行《提纲》的人的情形是不同的。这不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是性质上的不同。我当时的确实在思想上全盘接受《提纲》的。若不经过群众揭发斗争，摆出大量事实，就不可能触及灵魂，真正认清《提纲》的反动实质。我在会上听到揭发的许多事实，有些是自己亲身参与，知道其事的，但也有些是直到开会时听了才知道的，过去还是睡在鼓里。听了之后，使我对旧省委增加了仇恨。例如在去年四月份，在《五月通知》下来之前，事实上在上级就已经传来了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二月提纲》的反动性质，并指出当时正在草拟新的文件（即通知）。可是，这样的重大消息，我却直到今年此日才知道。《通知》也是在下来之后我才看到。去年，旧省委为什么不把这事情及早告诉我们，却让我们仍旧睡在《二月提纲》的鼓里，真是罪该万死。
+
+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革命大联合的问题。最近看到街上出现的大字报，武斗事件又增加了，特别是在5.27晚上多起所谓“打、砸、抢、抓、抄”事件。这种事件的发生，显然是和中央指示及人民日报社论的精神不相符合的。但我仍然相信，经过内部的整风教育以后，根据军管会的正确指示，这样的风气是会扭过来的。与外面的情形对照，在我们所里面，看来是继续走向大联合，看不到外面所发生的那种事情，这又使人高兴的。
+
+　　第三个问题，我很关心中近东的形势和香港问题。美英帝国主义利用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因而激起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我也回想起十年前的苏怡士运河事件及黎巴嫩事件。那时，赫鲁晓夫的画皮尚未撕破，还被他投了一次机，骗了不少人。而今天，苏修的真面目已经公开出来了，他再不能投机了，这也是好事情。对于英帝在香港的挑衅，我觉得：港九人民是有革命反帝斗争传统的，他们绝不会饶恕英帝。英帝终必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也使我回想起四十多年前的港九大罢工，使香港变成死港的情形。我也想到收回九龙和收复香港的问题，港九是中国人民的港九，终必回到伟大祖国的怀抱。我还想查一查九龙的历史，九龙的“租借期”也快满期了，英帝还想继续霸占中国人民的领土么？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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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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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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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起笔来写回报的时候，刚刚听过今天早晨的广播，我们国家的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了。这是一个特大的喜讯。真的不出毛主席所预料，是在十年之内就达到了这一成功。如果不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不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之下，莫说十年，就是几十年或一百年，恐怕也不可能达到这一境地。毫无疑问，这个特大的喜讯传出以后，将在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中引起欢庆，而在帝修反坏国家中，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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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起统治集团的一片惊慌失措，最悲哀的应该是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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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乡参加支农劳动五天之后，回来了。思想上引起了波动，对自己产生了一点悲观失望心理。我是乘兴而去，却扫兴而回。去时，我满以为可以跟随劳动五天，虽然自知效率不会高，但总认为可以跟随下去。不料仅仅劳动两天之后，自己的一只手臂就痛得很厉害（不是劳动后累得痛，而是老毛病的风湿痛发作），以至连低效率的劳动也不能坚持下去。革命同志照顾我，只叫我跟在后面做点杂事——拾麦穗，可是，我思想上怎么能过得去呢？人家做重活，我却连轻活也不能做，只能跟在后面打杂，今后将如何劳动改造呢？我不免对自己的劳动改造前途有一点悲观失望了，不知今后如何是好？会不会成为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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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乡劳动之前，先后几次作为陪斗对象而参加了斗争会。斗争，我是有思想准备的，对此没有抵触情绪。会上，听到人家发言中揭露的问题，有些是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的。听了之后，很有好处。例如孙叔平的历史问题，根据他自己在划阶级运动中的交代，我只知道他有过变节自首之事，他还表白他没有做过出卖组织或出卖同志等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我当时是信以为真的。可是，在斗争会上揭露出来的材料却不是那么回事。这，不仅能使我进一步认识孙叔平，而且是我进一步认识了旧省委及刘邓路线。我思想上还由此而产生了一个属于“组织观念”范围的疑问：过去，旧省委叫我作党组书记，但却不把孙叔平的历史问题告诉我，连简单的情形也未告知，更莫说看他的档案材料了。机关四清运动中，又规定我们不要追历史问题。根据“组织原则”，组织上不让我知道的事，我都自觉地不去打听，不去询问。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现在看来，恐怕不对了，恐怕是属于刘邓路线的东西了。但我没有把握来肯定或否定。因此，存下了一个疑问。
+
+　　近来，根据革命组织的要求，我也写出了许多书面材料，其中有属于交代自己问题的，也有属于提供别人调查材料的。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思想上都抱定一个宗旨，按照唯物主义的精神来写，既不能隐瞒存在过的事实，也不能虚构出不存在的事实。对己如此，对别人亦如此。别人的材料中有出入或不符合事实的东西，我也要指出来，不能有个人主观利害或好恶的私心杂念存在。为此，在我自己的问题上，我把1925—1927年一度加入国民党的事实真相全部交代，同时也说明了，那时国民党还不是反革命组织，而是革命的组织。这样，便于革命同志全面地了解一个人的历史问题。在提供调查杨荣国的材料时，来人问道杨荣国在1937年策动长沙报纸封锁“文协会”消息的事情。我在作了仔细回忆之后，否定了这个“事实”。根据我当时亲历其境的情况回忆，杨当时不仅没有策动封锁消息，而且杨当时也根本无此力量，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我只能根据事实来写。我觉得，这也是对革命负责。监督组革命同志陈陵交代我写材料时，也指出了这一点。我觉得他所指出的一切，也都是正确的，我应当按照这个精神办事。陈陵还指出，叫我在接受革命派的审查时，不要有抵触情绪。我觉得这点尤其是对的。我不仅不要有抵触情绪，而且要有热诚欢迎的情绪，要愉快地欢迎革命同志对我的一切问题都进行全面的严格的审查。这点，我的思想准备是比较充分的。
+
+　　最近，我仍然十分中近东的形势发展。劳动回来之后，就一直看不到从报纸上有关中近东的消息，因而引起不少思想活动。我估计，可能是阿联的纳赛尔总统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统治阶级人物发生了动摇变化，形势暂时逆转。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对纳赛尔等人，我从来不存幻想，他们本来就是那样的货色嘛！但是，一亿阿拉伯人民是会斗争下去的，尽管斗争形势的发展必然有曲折，但人民是不会屈服的，人民终必盈得最后胜利，否则斗争不会停止。这是毛主席早就指出的斗争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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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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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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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星期之中，我的主要时间，都是用来应付外来革命同志调查材料的问题上。有些问题是口头答复交代的，有些问题是写书面交代的。在这些问题中，最主要的是有关李仲融和冯秀藻二人的。此二人的问题，都牵涉到他们过去的历史，他们过去或曾被捕两次，或曾有过政治上的重大关节。于今正在大抓叛徒的时候，他们的问题是应该搞清楚的。如果是叛徒，那是丝毫不能放松放过的。这是关系到革命利益的大问题。我在答复交代他们的问题时，我是采取在政治上负责的态度，是采取老实态度。我所知道的情形是怎样，我就怎样交代。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是疑问的就只能作为疑问指出，不能把疑问说成是事实，也不要因为它是疑问而不把疑点提出来。我认为这样作，是有利于革命组织进一步去调查事实，抱每一个干部的政治历史审查清楚的。
+
+　　除了答复交代问题之外，我也抽时间看了报纸。已经初看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及有关社论，还准备再看。同时，我对中近东的局势及香港的形势仍然在密切地注视着。苏修头目柯西金到美国去做一揽子的交易，是会干出一些坏事来的，等着瞧吧！香港的斗争又升级了，工人阶级开始大罢工了，我很兴奋，这使我再次想起四十年前的省港大罢工。如果说，那次大罢工仅仅得到一个广东省的直接支持，就已经使英帝国主义狼狈不堪，无能为力。那么今天的情况是大不同于四十年前了，今天是毛泽东思想的时代了，今天全中国人民都是积极支援香港爱国同胞的。今天的英帝国更加没落了。总之，形势大不同了，英帝国主义要准备接受更彻底更惨的失败。我在提笔写此回报时，正听到周总理的最近讲话，我注意到总理说的“香港和九龙历来是中国的领土”。这是一句有深刻意义的话。
+
+　　周末，看到“海报”，江苏省理论战线斗批改联络总站成立了。这是一件大事。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我为之高兴。我过去在理论方面，特别是在经济理论方面，散布过不少谬论，我要准备接受批判。放了毒，就要消毒，这是理所当然。我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要作自我批评。
+
+　　劳动方面，最近还是不停地手臂痛。但贴了药膏以后，好些，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还可以劳动下去，思想上也比较地轻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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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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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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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的主要思想活动，是在对自己的斗、批方面。本周大概参加了大小四次的斗争大会。两次是所内召开的，两次是宣传系统召开的。斗争的问题，主要是执行刘邓在干部政策上的反动路线及执行彭真《二月提纲》的问题，还有理论方面的问题。是刚刚开始。自己在这些问题上是犯了罪的，斗争是应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这方面说，我是心悦诚服的。我现在思想上唯一苦闷的问题，是要我进一步交代如何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情节。许多具体问题，我过去都没有抓，满足于原则领导，现在要，我交代具体，我实在有些交代不出来，我又不能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责任要负，可又交代不出更多的具体事实，单凭几句空话，这样当然耍引起群众的愤怒不满，内心苦闷，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呢？只有根据群众在揭露中提出的一些质问，作为线索，并沿此线索再仔细地动脑筋想一想，总可以想出一些事情来的。我只能抱定一个态度：尽量来想，想得到的，都交代出来。这里面，实在不能有什么个人得失的考虑了。在执行《二月提纲》及理论战线方面，我也要仔细地想一想才行。这方面，困难是有的，但比较少一点，可我自己却不能因此而放松对问题之思考。
+
+　　外面来调查材料的事情，本周没有增加新的任务，而且已经把上周接受的任务都搞完了。思想上为此轻松了一点，吐了一口气。希望在最近不要再来新的任务，我就可以抽出时间多看点报纸社论了。最近实在看得太少，更莫说深入领会精神实质。
+
+　　本周在国际形势方面，最引起我关心的是缅甸排华事件。过去中缅人民及两国关系是比较好的，是所谓“胞波”关系。现在奈温居然破坏这种关系，是出人意料之外的。看来，奈温的日子是不好过的。今天早晨，又从广播中听到，非洲的肯尼亚也发生反华事件。这些事件，虽然都是不愉快的，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决定历史的是广大人民群众，不是统治阶级的少数人物。他们这些反华人物不自量力，终将自食其恶果。
+
+　　在国内形势方面，包括南京地区的形势在内，我最近思想上颇为担心的，就是连续听到许多地方发生武斗事件的消息。在中央发布了六六通令以后，还发生这些事情，是不应该的。我希望今后各地在军管会的领导之下，在革命群众组织的一致拥护之下，不再发生这样的现象才好。应该一致坚决执行中央的六六通令，这是没有哪个反对的呀！
+
+　　最近由于写材料及开会时间较多，劳动时间少了。有许多地方要劳动的没有去劳动，室内灰尘未扫，室外野草众生，实在看不过去了。下周要增加劳动，改变这种情况。我觉得，这是我的责任所在。否则，连责任心都没有，还谈什么劳动改造。
+
+## 思想情况回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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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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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中的思想活动，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一个是自己如何检查交代的问题，一个是看到许多武斗现象面引起的思想活动。
+
+　　关于自己如何检查交代的问题，我正在进行思想斗争，感觉自己需要检查交代的问题很多，有些已在过去交代过，现在需要补充，有些则在过去没有交代而现在经革命同志提示以后，觉得也是需要交代的。这许多问题缠扰在头脑中，有如一团乱麻，不知从何理起。想到此，头脑发热，烦躁不安。有时产生消极情绪，觉得自己问题越来越多，不知如何了结。烦躁过后，又把头脑冷静下来，还是把问题分别一下，一个一个的来交代吧！这样可以便于清理，以免阻碍自己对自己的革命。在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在干部政策上执行刘邓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问题。我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有此问题，在这次文化大革命初期也不仅有许多思想活动，还有行动表现。我是应该检查交代的。其次，在忠实执行《二月提纲》方面，我也有许多思想是应该交代的。这些，我现在都要认真地加以清理。
+
+　　关于因武斗现象而引起的思想活动，主要是一种忧虑不安的心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把武斗的歪风制止下来。特别是在星期五下午下班回家时，路上遇到了追悼会的队伍，看到了三部装着死者尸体的车子，还有庞大的追悼者的行列。死者是年轻的青年，看了之后，心里十分难过。武斗是没有哪个赞成的。我相信这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我相信广大群众是坚决支持中央的6.6通知的。
+
+　　在学习方面，本周补看了几篇社论，是《红旗》和《人民日报》关于纪念党的生日的社论。看了之后，联系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我在今天要特别记住毛主席所指出的相信党和相信群众这两句话，千万不能动摇。否则，就要犯大错误。我最近在思想上产生过消极情绪，就是一种动摇表现，应该及时防止。我希望和革命组织谈谈。我希望在人数不多的小范围内谈谈。
+
+　　劳动方面，本周仍旧搞得不多，积压的任务不少，心中有点着急。下周再设法增加一点时间来解决问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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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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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7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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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星期之中，引起我思想震动最大的，是在七月十二日会上听了汤敬昭揭发我过去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情以后。汤敬昭揭发的全部都是事实。他以自己的切身体会，沉痛地把当时经过的事实，原原本本而又真实有据的系统的揭发出来，不能不引起我深刻回忆，印象重现。我回忆当时对汤敬昭的斗争，我是至始至终都了解的，斗争的决定是我作出的，主要的过程我也亲自参加的。当时往事隐隐如在目前。林申虽然出了许多具体主意，他要负责，但是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林。当我听他发言，听到内心激动的时候，我几次想冒起来和他握一下子手，向他认罪，向毛主席请罪。但我抑制着自己，不敢有动作表现。害怕人家说我作伪，说我徒然装样子而不作深刻检查。我只是呆呆的听着听着。但我思想上实在波涛汹涌起伏很大。会后，我抑制不住，把这心情讲了一些出来。我对历次斗争会上其他同志的揭发发言，也并不是无动于中[衷]，不是没有触动。例如周历、蔡振岳的发言，触动也大。但是，率直地说，触动最大的还是汤敬昭的发言。这可能与过去斗汤中亲身参与的次数多一些有关系。特别是在斗争过程中要追他思想转变过程一事，使我记得起来，这还是我自己最初提出的主意。
+
+　　我还想到，汤对我作这样的深刻揭发，决不是对我个人有什么仇恨，而是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仇恨。他的揭发，只是为了彻底粉碎这条路线的流毒，便于大家认清这条路线的实质，迅速回到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上来。我应该怎样呢？我只有和群众一道，把全部仇恨集中到制定这条反动路线的始作俑者身上去。我比人家更不幸的是：我不仅是这条路线的执行者，而且是最忠实、最自觉而又最积极的执行者。
+
+　　本周还揭发斗争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新的言行“黑话”。我自己交代了我自己讲过的一些话。同时也揭发了王北苑孙叔平所讲过的一些话。这些在小组会之外的闲谈中所讲的话，是更能表现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应该对此进行检查。我自己讲过什么，我不害怕承认，也不害怕批评。我鄙弃王北苑那种无耻抵赖和企图把责任往别人身上推的卑污行为。
+
+　　本周学习了几篇社论，在小组会上已经把自己的心得谈了，这里不写了。
+
+　　在劳动方面，还是正常的。惟天气太热，今后宜争取多做早场，早点上工，早点收工，别无他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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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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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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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活动，主要集中在回忆过去历次运动中怎样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情。除了回忆事实之外，还根据造反派所指出的，回忆当时的活思想，挖思想根源。这样挖，很有好处，对于彻底认清自己的错误有好处。我在一边想着，一边就写下来。遗憾的是，最近因为手膀子痛，写来很吃力，很慢。准备在写成以后，即把它交给革命组织，我在这里也就不作详细回报了。
+
+　　本周遇到两件大事：一是看到了刘少奇的所谓“认罪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批判高潮。我认为刘的“请罪书”根本不是请罪，而是在为自己解释、辩驳，实际就是反扑。我认为，刘是根本不会请罪的，我们也不能指望他会真正出来请罪。我们只有抓紧大批判，肃清其影响，那就管他请罪也好，不请罪也好，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了。再就是从大字报看到，武汉情况颇为紧张，武汉的所谓“百万雄师”，居然敢于公开对抗中央，攻击中央文革小组，居然敢于把中
+
+　　央派去武汉处理问题的谢富治等同志加以围攻、殴打、侮辱，这真是胆大妄为达于极点。然而，纵然如此，我认为他们还是不能阻止历史按照自己的方向前进的。他们之所为，只不过在这发展过程中增加一个插曲，徒然使亲者痛和仇者快而已。
+
+　　周末，在本机关看到了大字报，呼吁两派革命组织迅速团结起来。我看了之后，衷心的感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认为：我们机关的革命同志，没有什么不能团结的根据存在，只要双方协商，完全可以创造一个大团结的榜样出来。处在我的地位，我不能正面地为大团结出力，这是遗憾的，但我要决心不作任何损害大团结的事情，不管是有意或无意的，都要注意。这是我能够做到的。这是我看到大字报以后所引起的最初的感想。
+
+　　在劳动方面，本周劳动量有所增加，没有什么新的思想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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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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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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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听了广播的一篇文章“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同严肃的科学态度结合起来”，感觉很好。随后又把人民日报上所登的原文看了，颇能解决一些问题。以前，讲到科学态度的时候，我思想上总是把它理解为客观的东西，总喜欢用“客观的科学态度”这个字眼。看了这篇文章以后，认识到这种看法是不对的，是缺乏阶级观点的，所谓科学态度是什么呢？文章指出，首先就是要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有阶级分析的观点，要明辨大是大非。否则，大前提错了，下一步的棋就必然跟着大错特错。只有掌握了这个大前提之后，才能进一步谈到怎样敢于革命，怎样打破“框框”，革什么人的命，打破什么式样的“框框”。只有首先掌握了大方向，才能革其所应革，保其所应保，打破“框框”也不会打错。我觉得这里面最难的一点，首先是在于如何掌握大方向，如何辩明大是大非。往往因为自己对毛泽东思想学习不够，不能用毛泽东思想作显微镜和望远镜，以至于是非颠倒，把大非作为大是，因而犯了罪过，这是很悲痛的。例如过去把不要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这根棍子当作“大是”，结果陷入反毛泽东思想的深渊，难道不要引起深刻的反省和警惕么？今后再也不能使用这样的棍子了，不管是自觉也好，盲目也好。
+
+　　本周最使人关心的大事，是关于武汉方面的问题。看来，全国都在无例外地支援武汉地区的革命派，声势浩大，空前未有。这也可以说是坏事变成了好事吧！革命发展总不是笔直笔直的一根直线，总是有曲折的。这也无甚奇怪。听说武汉的陈再道是长征中十八勇士之一，现在还有人在吹嘘他的功劳很大。我不知道这种吹嘘的用意何在？一个人即使过去有功，难道可以凭着过去的功劳而胡作非为、乱搞一顿么？这是不行的。任何人都是不行的。
+
+　　另一个关心的问题是革命大联合问题，包括本省本市本所的大联合在内。本周看不到进展的迹象。心中颇为忧虑。但是，这只能把它作为发展中的曲折来看待，总的趋势死不会有其他的。
+
+　　劳动方面，正常、安心。下周如早没有别的安排，还可以增加一些量，把要做的事情都做完。别无他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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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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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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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以来的心情，概括地说是比较简单，然而很沉重。简单，是因为最近没有开斗争会，也很少外面的人来调查材料，自己就是学习了毛主席语录，还学习了两篇社论，此外就是安心劳动改造。因此，思想的问题少一点，思想简单一点。沉重，是因为最近南京的形势比较紧张，市内公共交通断了，打风圣[盛]行。这几天又有大字报，要揪军内的“走资派”许世友及杜平，不知道具体的情况到底怎样，因此，心情十分沉重。
+
+　　学习方面，看了《红旗》和《人民日报》两篇纪念八一建军节的社论以后，对于武装斗争的意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回忆过去，对于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学说是很不理解的。过去，在研究理论问题的时候，仅仅认为武装斗争是中国的特点，是中国所必需的，但是，有没有世界意义或普遍意义呢？那就不敢把它提得这样高，认为其他国家的情形与中国不同，不一定都要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法共放下了武器，法共完了，修了。伊拉克不搞武装，吃了大亏。印尼，不积极行动搞武装斗争，吃了更大的亏。如此等等，事实很多。现在，血的事实教训了各国人民，只有接受毛主席的革命思想，革命才有出路。我今后一定要牢记这一条。
+
+　　我还回忆其过去（具体时间忘了）曾听说毛主席对于武装斗争的重要意义，有过非常生动和形象化的说明，这是我经常记在脑子里的。毛主席问人家：“你们看见过县太爷出来么？”答曰：“看见过的。前后有四个马弁，带盒子炮。”问：“为什么前后要有四个马弁，带着盒子炮，前呼后拥？”人家答不出来。毛主席就解释说：“县太爷就是一县的政权。县太爷出来如果没有武装前后保卫，就会有人来暗杀他，他的政权就保不住了。因此，他不管现在有没有人对他行刺，他都要把武装人员带着走，他只有用武装才能保得住自己的政权呀！我们要夺他的政权，就必须夺下他的武器呀！”这个说明是何等的生动有力，何等的好，何等的最容易使人接受呀！我虽然记不起这段美丽的对话的原文，但对话的内容是记得清楚的。现在把这话重新加以温习，就更有意义了。
+
+　　劳动方面，思想上有点矛盾。一方面想多劳动一点，一方面，自己的手膀酸痛，最近又加剧了一些，稍微有点担心。但是，只要它不继续发展，也无关系。
+
+## 思想情况回报（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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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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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周学习了关于武装斗争的社论文章，本周继续学习了关于人民战争的社论文章。我的体会是：①毛主席所指出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即武装斗争的道路，和毛主席的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没有人民战争的思想，单是讲武装斗争，就很容易迷失方向，也就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孙中山也讲过武装斗争的，但他不是依靠人民，他根本不晓得什么人民战争，他只是依靠旧军队，依靠青红帮，结果就只能是失败。吴佩孚也讲“武力统一”的，那就更不用说了。因此，我觉得：毛主席的武装斗争思想和人民战争思想是不可分割的整体。②其次，我觉得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并不是什么秘密的“锦囊妙计”，而是公开宣传的正大光明的政治主张。但是，尽管反动派也能看得到这些公开文章，但他们却永远也不可能采用人民战争，也永远不可能对付人民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日寇曾专门研究《论持久战》这本书，企图寻求对策。可是，他无法逃脱《论持久战》中所布下的天罗地网。这是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的。人民战争这个胜利武器，只能属于人民，不可能属于人民的敌人。③最后，我觉得：要进行人民战争，这个人民战争的主体，必须是由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行。最根本的仍然是政治领导军事，而不是单纯军事路线。这个政治，只能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了毛泽东思想而谈政治领导，那是缘木而求鱼，就要走错路，就要走向失败，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总之，我在最近学习之后，更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学说，的确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举世无匹的。
+
+　　从这个学习中，我也联想到国内形势和江苏及南京形势。从大字报上看到，据说四川成都及武汉的“百万雄师”，都有人要上山去打游击。我联系到人民战争的理论来考虑，我认为那种想法是可笑的。不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结合一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怎么能打人民战争呢？在南京，最近几天，群众都组织起来，夜夜巡逻，鸣警，围捕“五湖四海”的流氓盗窃集团，更可具体地看出人民战争搞起来，真是威力无穷。“五湖四海”之徒有什么办法呢？
+
+　　最近南京形势紧张，也看到大字报上有工厂停工及精密机器被破坏等情况，心中颇为难过，总觉得这样损失未免太大。但是看了林彪副主席讲的话：“代价是最小最小最小的，收获是最大最大最大的。”把眼光看得远一点，思想上也就想得通一点了。但尚未完全解决思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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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形势的发展，已渐渐明朗化了，但还没有完全明朗。我但愿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能很快地实现。我不希望看到武斗现象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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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个人检查方面，我最近在看一些批判薛暮桥和孙冶方的材料。我过去受薛暮桥的影响比较深一些，我有许多观点是和他相同的。看了对他的批判，也可以启发我自己的自我批判。最近因为主要心情是关心南京地区的具体形势，还没有很好来考虑自己的检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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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方面，情绪正常，安心改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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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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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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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星期看了很多东西，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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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策动叛党就是为了篡党，②中国议会论的破产，③彻底肃清“三自一包”在江苏的流毒，④萧望东的反革命真面目，⑤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⑥中共中央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⑦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⑧其他等等。
+
+　　看了这些文章、文献，十分过瘾，几乎每篇都是极其富有教育意义的。其中有几篇，好象就是专为解决我的思想问题而写的一样。这里值得特别提出来的是《红旗》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这篇文章的质量极高，摆事实，讲道理，确能解决思想问题，可以说是继“九评”以后的又一新的杰作。是难得的好文章。看了这篇文章，就能了解到中国赫鲁晓夫的全貌，如见其人了。联系到过去亲身经历的历史，联系到过去接触的感性知识，确实能够看清楚中国赫鲁晓夫的庐山真面目，真是看了他的过去，就能知道他的现在，看了他的过去和现在，也就能知道他的未来了。此人若不及早揭发出来加以批深批透批臭，将来确实会后患无穷，是会使中国的地图改变颜色的。现在趁早挖掉这个定时炸弹，是中国的福，亦是世界的福。联想到自己，过去思想上是把此人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看待的，从来没有对他怀疑过。从揭露出来的他所有的那些思想看来，有不少地方也是我所有的。今天若不从中吸取教训，猛醒过来，必然会跟着滑下去，危险岂止一人而已哉！？于此也就更加认识到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意义。总之，感想很多，一言难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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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文章和文献，我还只是粗看一遍，还没有过瘾，还要准备再看，以至三看四看，才能满足。看了以后，再在小组会上来谈自己的感受。
+
+　　对于南京和江苏的当前形势，仍然是每天关心的大事。现在看了大字报，有些情况还是各执一辞，使我不甚了解。我只能留心听广播，看人民日报的社论。以期能够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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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如常，别的事情也不想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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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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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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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得到了一本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学”的笔记》，是油印本，分量不小。我已开始看了一小部分，引起了不少思想活动。回忆1960年在北京开编书工作会议时，邓力群曾经把这个笔记作了扼要而又扼要的传达，我们当时有许多人听了的。当时不许做笔记，我也未记。但是，以后既未组织学习讨论，也未重新提出这个事情，就好象没有这回事一样。我想：这不是旧中宣部领导上的“疏忽”，而是他们有意贬低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贡献，有意封锁毛主席的声音。这是他们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的一部分。我想：当时如果重视了毛主席著作，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我国几年来经济学界的面貌就不会是那样糟糕了。（我自己在写书写文章的时候，也就不会那样糟糕了）。至于“笔记”中提到的许多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我想几乎每一点意见都是极可宝贵的，可以称得上字字珍珠，字字可贵。而我们当时竟然如此不加重视，反而大谈其不要简单化、不要庸俗化、不要实用主义，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看了毛主席的“笔记”，虽然还只是看了一小部分，但所看到的，怎么也看不出有半点简单、庸俗、实用主义的地方，而是严肃的精深的科学真理。面对真理，旧中宣部不但不组织学习宣传，反而挥舞出那么几根大棒，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如果说不是反毛泽东思想的话，那些大棒都是无的放矢了。无的，为什么要放矢？旧中宣部还不是为了反毛泽东思想么？旧中宣部反毛泽东思想是赖不掉的。我也犯了罪，我不愿意赖。我看了《笔记》以后，心里很难过，更加坚定地认罪、服罪，死而无怨。还有许多其他感想，一言难尽。《笔记》尚未看完，看完了，感想会更多，以后再来说吧！
+
+　　最近以来，同时也看了许多《人民日报》社论及其他文章，也有感想的。但是，我的主要思考集中在前述《笔记》上。这方面思想没有整理，也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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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也看了许多大字报，有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有关于全国形势的，也有关于南京形势的。有很多感想。但因我的思想集中在《笔记》上，没有对这些问题作仔细思考，这里也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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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周遇到的新事情是西安晚报来人调查我姐姐邓评的材料。我已就我记得起来的事情如实交代了。对于自己的姐姐，我当然是关心的，思想上不能不引起波动。如果她真有政治问题，我倒不能不同她划清界线了。相信党，相信群众，会把问题弄清楚的。弄清楚了，就好办了。今天还不能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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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几天的“秋老虎”很厉害，使我的劳动也要受一点影响，只是把室内劳动搞好，室外的就马马虎虎，九、十点钟以后就不干了。以后要增加些才行。要如监督组所指出的，要有自觉性，不能因为无人监督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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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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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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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周内，我仔细地阅读了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笔记。我的初步体会是：①我过去对于毛主席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思想接触不多，除了看过毛主席的论“抗日战争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篇专著以外，没有看过属于这方面的其他专著。抗日时期的那篇论文，对我的印象是极深的。他所指出的由经济到财政及单纯财政这两条不同的财经工作道路，我是记得很熟很熟的。过去做财经工作时，没有忘记他，以后做宣传工作时，也没有忘记他。可是，在《毛选》出版时，未见把这篇专著的全文收进去，只是登出了其中的一部分。看了之后，总是感觉不能满足，感觉得是遗憾。如今看了这篇“笔记”，我就希望它能够正式公之于世，而且要全文共之于世，并且要在某些难懂的地方加以注释。使读者易于学习。我觉得这是必要的。②“笔记”中提出了很多重要的理论问题，应该一个一个地组织力量来认真学习，认真研究，决不是草草看一遍就能了事的。我今后有生之年，一定要集中精力来学习和研究这些问题，不能全部研究，也要有重点钻研一个或两个。不能把光阴虚度。也不能不改变过去立场，改到为人民服务的立场上来进行研究。而且，这也解决了一个经济研究工作者如何进行工作方向的问题。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就是由于没有用毛主席思想挂帅的缘故，往者已矣，后者可追。③联系检查自己过去的经济思想，明显地违反主席思想的地方很多。例如在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中上层建筑阶级斗争学说的关系问题上，主席的思想是在政治经济学中，必须要讲上层建筑，阶级斗争是不能不讲的，只是不能把它“太发展”了。太发展了，“就成了国家论，阶级斗争论了。”可是，在我思想上却要把经济学和政治学截然分开，要划清“四至界线”（我在对南京经济学界作传达时讲过的）。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么？又如在价值规律问题上，我写过很多文章小册子，也是不符合主席思想的，是反主席思想的。（具体内容我在这里不谈了）。还有其他种种。总之，看了“笔记”之后，联系自己进行检查，确实有点汗流浃背。④看了“笔记”，越看越痛恨旧中宣部，痛恨他们封锁主席的声音，不让我们听到。可恶！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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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记》已经粗看一遍，这里，只是略提出几点初步感想。要写的感想很多，这里是一言难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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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还看了好几篇有关拥军爱民的社论。这是新形势之下的新的拥军爱民运动，不同于往常一年一度的拥军爱民运动。此回运动的意义甚为深刻，具有根本意义。我对此也有许多感想。我是一千个、一万个赞成这—运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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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又开了两次斗争会，对我有帮助。但是，我深感革命组织同我个别谈话太少，有些问题在大会上不能深入多谈，也就不能完全解决思想问题。我希望革命组织的同志，能够抽时间同我个别谈谈才好，不知能否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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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劳动正常，惟手臂的风湿痛加剧，心中颇为焦躁。今后只有加强锻炼。无其他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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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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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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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深入学习了毛主席的《经济学笔记》，联系自己的问题进行思考，并开始写读后记。但因身体关系及其他事情插了进来，没有能按原计划的进度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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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批判“桃园经验”的文章——“假四清，真复辟”。联系回忆到王光美在南京作报告时，我也去听了的。回忆当时的感受，主要有：①认为王光美工作作风很细致，值得学习；②认为吴臣的确是坏干部，并认为这样的坏干部当然要在“四清”中清掉；③认为“扎根串连”是一个新的工作方法，比开调查会更能了解实情。现在看了批判文章，始知原来那些想法完全不对。前二者是属于事实真相问题。王光美在报告中故意制造假象，以假乱真。这不是单纯扯谎的问题，而是别有用心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到底是坚持毛主席所提倡的调查研究方法，走群众路线，搞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呢，还是走历史上那些“清官大人”如包拯、施仕伦、况钟之流的道路，避开广大群众去进行化妆私访呢？显然是只能走群众道路，而不应该走清官道路的。这是看了此文以后的感想。
+
+　　还听了批判陶铸的广播，但文章尚未看到。这也是需要认真学习一下的。
+
+　　还看了小报上揭露写《平江革命史》这一反党集团事件的材料。材料中揭露江渭清说谎的事实，确是如此，我也亲耳听到他在大会上说过这一谎话的。回忆他当年说谎话时的情景，其态度的确是轻飘飘地若无其事，泰然自得。此人亦可谓善于说谎的大家矣！材料中讲到彭德怀两次攻打长沙之事，那时我才十七八岁，我就在长沙城里，那时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如今看了批彭的文章，也能和我的感性知识联系得起来。
+
+　　除了看报纸文章之外，我最近的主要思想，集中在回忆自己的往事，从到宣传部工作以来，直至现在，在这十五年中，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呢？感想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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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南京的局势，三派达成停止武斗的协议，我觉得这件事很好。我认为，事情还可能有曲折，武斗还可能继续出现。但是，总的趋势必然是武斗一定可以停止，大方向一定能够贯彻，革命小将们经此曲折锻炼以后，一定能够更坚强。这叫做：如金百炼而益劲，如水百折而必东。
+
+　　近来身体不佳，但劳动还是适当干了。在小组会上，监督组和陈陵同志一再提出，在身体健康上还是照顾我们，思想要改造，身体不要搞垮，这使我十分感动。我始终觉得：本机关的革命群众对我们是不错的，尽管批判得严，这是应该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群众的批判产生反感。像王北苑那样对本机关群众充满仇恨是不对的，是不能不引起公愤的。看来王北苑还会越走越远，自取其罪，活该活该！
+
+　　还有些零星感想，不写了。
+
+## 思想情况回报（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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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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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主要的思想，是在思考自己的检查问题。关于在干部政策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之事，原来以为自己只是执行上级指示，是组织观念问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工作作风问题。查来查去，未能上纲。在最近的检查中，我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自己提出一系列问题：同样的组织观念，为什么有的执行有的不执行？在同样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对一小撮人厚，而对寻大片人薄？同样的官僚主义，为什么会厚此薄彼？同样的思想方法，为什么对这些人是这样看法，而对另外一些人又是另外的看法？这样对比之下，想想，思想就通了一点，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没有改造，不能归之于客观也。这样检查，我觉得自己前进了一步，是比较地上纲了。这是群众帮助的结果，不是闭门思过的结果。我今后要继续有所前进，还是要依靠群众。
+
+　　看了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文章的确写得好，第一是把道理说清楚了，一看就懂，不是越看越糊涂，（有些写得不好的文章，的确使人越看越糊涂，不看还好些）第二是文字尖锐，富有战斗力，看了使人振奋，而不是使人昏昏欲睡。（有些写得不好的文章，看了令人欲睡）第三是语言生动，毫无教条主义味道，虽然是理论文章，但无枯燥之感，能够引人人胜。同时也在街头上看到大字报，说是毛主席对这篇文章的评价也很高，这是理所当然的。原想把这篇文章再看一遍，因时间来不及，未果。
+
+　　最近南京的形势比较稳，不像一个月以前那样紧张，看来正在逐步停止武斗，逐步走向大联合。这是好现象，是代表事物本质的好现象。与此同时，听说西安、郑州、常州等地武斗很激烈，我也并不耽心。我想他们同样会走上正轨的。这是事物发展中的曲折。
+
+　　近来精神很不好，常常头昏，好象要跌倒的样子，可能是血压高了。打算下周请假半天去门诊室看看。除此以外，没有什么问题，劳动还能照常。
+
+## 思想情况回报（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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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9月27日
+
+　　这一周来的思想是异常兴奋的。是好久以来从没这样兴奋过的。主要是有两件事情使我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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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了九月五日江青同志的讲话，再结合姚文元的文章《评陶铸的两本书》来思考一下，问题就很明确了，头脑就清楚了。如何掌握当前形势呢？从正面来说，就是要积极的展开大批判，把批判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具体地说，就是指向刘邓陶之流。就本省来说，就是指向江陈等等。就本单位来说，就是指向我们这几个小当权派。斗争对象十分明确了，瞄准对象放枪，就不会乱放枪，就不会有冷炮子伤人的事情了。这样，虽然自己也是斗争对象，但于事业有利，也就心甘情愿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不要干扰大方向，就要防止向非目标的地方乱轰或乱放冷枪。所谓非目标的地方，第一是指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毛主席；第二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是指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把这几个地方明确指出要保卫，决不许可乱轰，事情就好办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巴不得天下大乱，乘机捞一把，于是乎向不应该轰的地方乱轰一阵，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有了这个讲话和文章，就好比在重要的三岔路口摆上了指路的路标，真是好极了，怎不令人兴奋！
+
+　　（二）在前天（九月廿二日）看到本单位的三个革命组织实现了大联合，心中无比的高兴。当我最初走到办公室门口，看见全所同志正在集合的时候，我问了一声：“是实现了大联合么？”答曰：“是的。”我登[顿]时就高兴极了。随后，我又向他们要到了一张打油[印]的报喜信。我高兴地站着、看着。他们去报喜了，他们走到毛主席巨幅画像前面，我也尾随跟着，不忍离开。他们走出大门，向鼓楼方向走去，我也尾随在后面遥遥跟着看着，直到他们走远了为此。我看了实在高兴，不忍离开。我虽然不能和他们一起去，但我的心却跟随着他们的队伍一起走了。我相信，我终究还是会和他们在一起的。我心里只有高兴，没有别的。我高兴得几乎要掉下眼泪来，我不知道我应当怎样来表达自己的感情，我只是呆呆地默然无语地望着他们敲锣打鼓的走向前去！
+
+　　学习方面，继续看了几段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并且自己也做了笔记。
+
+　　身体如常，劳动如常，没有什么好写的。周初在门诊室看过，血压并不高，心里安下来了。惟手臂疼无药可治，有点感到麻繁[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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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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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0月3日
+
+　　这十天来的思想活动，首先是在思考如何进行全面检查问题。准备分六个或七个问题来写。现在已经把第一个问题写出来了，是关于过去的反毛泽东思想问题。过去的确是犯了这样的罪。最近学习了毛主席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以后，愈是对毛主席思想有了新的认识，愈是感觉过去之不对，有今是而昨非之感。其次就是关心大联合的问题。上周看到举国形成的大联合的高潮，本省、本市和本所也都出现了这种新气象，心中是无比高兴的。最近看来，进展不快，还有一些阻碍。对此，我并不感觉奇怪。这是事物发展过程的必然规律，大势已定，大势所趋，终必会形成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后是国庆节的感想。去年国庆节，我没有到外面去看，今年则到外面街上看了一遍。去年的心情是“沉重侧畔千帆过，病树前面万木春”，自己只有沉舟病树之感，心情沉重。今天则不然了。今年，我认为经过一年的群众性的“治病”以后，病情要比去年好些。根据毛主席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我自己也有自救的精神，自救加上人救，我相信我今后还是能够跟上全所革命同志一起前进的。因此，我今年国庆节的心情，比去年要愉快得多，明年还会更愉快的。在国庆节听到了林彪同志的讲话，很高兴，我特别高兴地听到他所讲的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将是今后的重大任务。此外，在国庆节之前，我的几个在上海和西安的小孩子都回家了，我也高兴。
+
+　　国庆之前，我在机关里的劳动是增加了，打扫清洁卫生，把环境搞得好一点，自己看了也是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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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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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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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以后的这几天，思想上主要在思考自己的检查问题。我自己思考了几个问题，写了几个问题，包括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过去研究所工作方向问题，还有对三面红旗的态度问题及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修正主义观点问题。这些问题，边想边写，初稿虽已写出，但自己总觉得有些事实情况需要加以说明，但若说明多了，又不像检查，因此很难下笔。最后我还是以检查为主，只在必要的地方略加几句说明。不能说得太多，有些就不说算了。
+
+　　看了张春桥的关于江苏问题的讲话，其中还有康老的讲话，看了以后，对大方向明确了，对许世友的问题，思想上也得到了澄清。过去提打倒许世友的，现在不提打倒了，可见他们还是坚定地执行中央指示，并不固执己见，这种态度是很好的。主要是关于大方向、大联合的问题，看来大势所趋，联合是必然的，但中间还有许多曲折，不可能期望在一个早上就通通实现大联合，这也用不着担忧。当前主要任务是斗私批修，林彪同志的国庆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这是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全国上下都在响应这一伟大号召，只要能把私字斗掉，批修好办，大联合也好办了。斗私，就是要斗掉私有制之“私”，斗掉自私自利之“私”，实际上也是从思想根本方面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斗私批修，两者是并行不悖的。
+
+　　这几天劳动增加，有些新的劳动任务要做，做得很起劲，心中很愉快。下周劳动还会继续忙一点，思想上先作好准备，还要准备下乡支农。
+
+　　写完了自我检查的初稿的大部分。写完以后，想了一想，总觉检查还有不够之处。但是，暂时不去改它，也不把它誊正。打算放几天，或者等一个时候，在听了群众的大批判以后，认识会有所提高的，那时再行重写。我认为，任何检查，头几次总难检查得好，要有时间，一步步的深入。这也是毛主席说过的。对人之看法如此，对己也如此，只是不要以此为借口来拖延推脱或自我原谅。
+
+　　最近看了街头大字报上所登毛主席在视察三个大区时所作的最新指示。中央通知要广泛展开学习这个指示，涉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如对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及形势大好的看法向题，全国都要办学习班的问题，对干部的看法问题，对犯错误干部的态度问题等等。我看了之后，最深刻的一点，是感觉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十分亲切和亲热。亲切，是因为过去已经听得毛主席讲过多次，反复地教导过我们。现在在新的形势下，重新听到毛主席的这些话，就感觉十分亲切。亲热，是因为看了这些指示以后，感觉毛主席一贯的精神，是爱护干部，不是打击干部，检查要从严，但不是对干部进行打击。现在主席还是这个精神。听了这些话，似乎有一股暖流通向全身，使人有热乎乎之感。我看了主席的最新指示以后，也更为增加了对主席、对党、对群众的相信，相信我们党的传统精神未变，也相信群众一定能按党的传统精神办事。这两个相信，无论如何不能动摇。今天，在我来说，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
+　　对于大联合的问题，在街上看到有些反对杜方平的大字报，心中不很理解。还看到少数单位仍有互相攻击的大字报，这倒没有引起奇异，这是前进中的小波，不足怪也。
+
+　　最近劳动量略有增加，心中很为愉快，无其他思想活动。
+
+　　向革命派提个建议：要把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打印出来，让我们也能人手一份，也能仔细地再多看几遍，认真地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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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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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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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周的学习和思想活动，主要是学习和思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尤其着重在如何对待干部的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更具体地说，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干部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主席历来的教导是十分明确的，这就是治病救人的方针，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这个公式，可以说已经深入人心。毛主席现在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的。我注意到现在提出的这个公式，在“批评”之后，又加了“自我批评”这四个字，我认为这也是有重要意义的。互相批评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内因总是起主要作用嘛！毛主席历来讲到批评的时候，本来就是包含批评和自我批评两个方面，历来就重视自我批评，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现在却明确无误地补上“自我批评”四个字，这是具有更深刻底意义的。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新阶段，历史要求大联合。要求做到大联合，而相互之间又存在不同意见，怎么办呢？不能老是去责备人家和批评人家，而是要互相都首先批评自己，多作自我批评，这样事情就好办了。鉴于现在有不少争执之所以迟迟未得到解决，缺少自我批评的精神应是原因之一。当然，这还不是根本原因，因为批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而已。根本原因是不懂得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如何处理。应该懂得毛主席所首倡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理。不懂得，或者虽然懂得而又不能用它来指导行动、解决矛盾，那就自然不可能达到大联合了。因此，我觉得今天重新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并不是老生常谈，而是客观需要的。
+
+　　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也联系到自己的问题，应当在自我批评的同时，还要接受群众的批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毛主席关于干部政策的“春风”，能不能吹到自己身上，还不免有个疑问。因为毛主席所说的对待干部，是对待犯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严重错误的干部。而我们呢？我们是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犯罪，不是犯错误，这二者是根本不同性质的。如果把我们的罪行，说成仅仅是犯了错误，群众能够通得过么？这样一想，我就觉得自己只有以待罪之身听候处理了。重新学习主席的教导，思想上还是未能解决这个疑问。但是，又想，如果这样想下去，还是站在个人主义的圈子之内，患得患失，这有什么好处？正当的是应该着重在自我批评，进行检查，其他一切都用不着去考虑。跳出个人主义圈子，事情就好办了。
+
+　　星期六，监督组刘君雷同志向我们宣读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及16条中的干部政策的条文，并要我们写材料，协助革命组织全面了解干部。听了之后，使我相信，群众是听毛主席话的，是按毛主席的政策办事的。个人得失问题，丝毫用不着耽心事。
+
+## 思想情况回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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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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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中的主要思想，仍然是继续着前此所思考的干部政策问题。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要不联系到自己的身上是不行的。一想，又想到自己身上来了。我想，个人问题不是不要想，关键在于不要从个人主义出发，不要有“私”字当头，不要私心杂念，不要胡思乱想，要根据毛主席所指示的精神，要根据党的方针政策，要想如何才有利于文化大革命。想到这些的时候，思想开朗了。经过革命造反派同志的几次谈话以后，思想更明确起来。谈话很有好处。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抱定几条原则或宗旨：
+
+　　我应该坚定不移的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两条是最根本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信心要日益增强。
+
+　　我应该对群众的批判采取热情欢迎的态度，决不允许有抵触或对抗情绪。我在过去是没有对抗情绪的，今后仍然要如此，要准备迎接大联合以后的批斗高潮。
+
+　　对所内（两大派）三个革命组织，我应该同样看待，应该看到她们都是革命组织，都有权利对我进行监督和批判，我只有接受和积极配合的责任，俯首甘为孺子牛，没有什么反抗、抵触、不满的权利，更不能在两派组织之间有任何“小动作”。我过去没有搞过“小动作”，今后仍当如此。我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促进她们的大联合。当前最主要的是，无论她们中间的哪一派叫我交代检查问题，我都老老实实的服从命令听指挥，决不厚一方、薄一方。
+
+　　我自己现在的主要工作，是把自己的全面检查（初稿）写出来，交给两派革命组织审查。我将毫不动摇的承认自己过去是犯了罪（或者是严重错误）。但我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知过即改，决不作那种“坚持不改”或“屡教不改”的人。服从无产阶级真理，别无他想。
+
+　　除此以外，看了报纸文章，也有不少感想，例如看了“考场上的反修斗争”，看了“日共修正主义头子们的生活方式”等等，都有思想活动，我在这里不想多写了。
+
+## 思想情况回报（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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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1月5日
+
+　　我在这一周中，主要的工作和思想，就是写好了一份全面检查的初稿。我在写此初稿的过程中，回思往事，实在是感慨良深。我想到十多年来担负理论工作，但有许多理论问题、工作问题、阶级斗争问题都没有弄清楚，以至于犯了许多罪行，令人十分难过。推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找其根子，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把它归结到立场和世界观上面来。我承认自己的立场和世界观是没有得到改造的。今后如何从这方面来炼基本功，当是今后问题的关键所在。我在写到检查的最后部分时，我表示两点：第一，我要作知过即改的人，决不作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人；第二，我仍然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党和相信群众，这是毛主席所教导的两条根本原理。我决不把它忘记。别的多话，我也一时想不起来。
+
+　　现在快要临到十月革命五十周年了。这是一个大庆的日子。我十分关心到报上的文章和消息，关心到十月革命故乡的人们将如何来纪念这个日子。我看到许多有关那地方的消息，其中有一条特别令人气愤。那地方现在是恢复了许许多多十月革命以前的东西，有些早就被列宁、斯大林扔进垃圾堆的东西，现在又被拾出来作为宝贝了。在文艺战线上，他们搞着演奏罗密欧与朱丽叶，这还不足，还要请美国的男演员和苏联的姑娘来对唱，这真是丢人，可耻到了极点。他们如果用这样的节目，在五十周年的日子里，在红场上，在列宁的陵墓前来演唱，那该是多么的难堪呀！难道不会把列宁的脑袋气破么？难道列宁不会出来掴他们的耳光么？我是喜欢写政治杂文的。看了这类消息之后，甚为手痒，恨不能多写几篇杂文来鞭挞这些应该鞭挞的东西。
+
+　　这几天，伤风感冒，很难过。今天休息，在家睡了大半天。弄了些生姜红糖吃了。我希望它赶快好掉，以便后天可以随同本机关的革命同志一同下乡劳动，就是想一同下乡劳动，别无其他念头。
+
+## 思想情况回报（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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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1月19日
+
+　　这两周以来的思想活动很多，首先是在写完了自己的检查初稿以后，并将初稿同样的交给了本机关的两派革命组织，感觉是完成了这个段落的一项任务，思想上又要静一下，考虑此后的事情。此后，我想主要地是继续学习毛主席的经济思想，结合自己过去的思想观点进行对照检查。我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件事。
+
+　　第二，我同大家一道到乡下支农，去了一个星期。这一星期中，因天气不佳，劳动很少，只是缩在屋子里面，生活上感觉很不习惯。要同农民真正打成一片，很不容易。自己觉得：这还是重要的一关。这一关，我还没有过好，于此可以看出。
+
+　　第三，我在回到城里以后，看到两派革命组织之间的斗争又趋激烈，心中甚为关心。主观上希望赶快看到大联合，客观上却不是那样顺利。凡事都不以主观愿望为转移，这也不足奇怪。但是，我仍然相信大势所趋，联合的前途终将实现。至于两派斗争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引我注意的也有几件，如关于杜方平的问题，关于高啸平的问题，关于南京砖瓦厂的问题，关于军院揭发王平制造抗老血清的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我也有我的看法，在这里不详细谈了。
+
+　　第四，对于本机关的革命造反派，看来最近在联合方面的进展也不快，事情只能慢慢来。我也考虑到自己的态度，仍然要坚持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组织。我自己只有向他们（无论是哪一个方面）老实交代问题的责任，没有其他幻想，更不能在其中有任何小动作。不仅在主观上，而且在客观上避免拉一打一的现象。
+
+　　第五，本周有许多外来调查材料的人，向我了解过去熟悉的某些干部情况。我除了据实提供材料以外，同时也联想到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对干部要进行全面了解，而不是只看其一时一事。现在正是这样贯彻主席指示精神的，从这些事实中也可以看得出来。由此，我更增加了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的决心。
+
+　　第六，周五（十一月十七日）上午，发生了一件怪事。李廉在八至十点钟时，先唤王北苑去个别谈话，接着又唤孙叔平去个别谈话，最后又唤我去个别谈话。唤我之时，大约在十点钟左右。初时本想立时拒绝，但继续一想，要看看他们究竟搞什么，我也就去了。谈话中他竟提出关于他自己的许多问题，显然是想“摸底”。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我立即严正拒绝。我申明我同他个人没有话说，有问题只能通过革命造反组织来谈。我拒绝回答他所提出的一切有关他自己的问题。他无计可施，只好不谈算了。我认为我的严正拒绝，态度是完全正确的。事后，我向革命造反组织作了回报。在小组会上也谈了。在小组会上，我还同时声明：我同孙叔平、王北苑、祝见山也不能作个别交谈，有问题只能在小祖会上或通过组织谈，否则，一概拒绝。我说此话的目的，也就是叫他们不要想在我身上来摸到什么底。我有话，只能向革命造反派组织谈，这是我必须坚持的原则。
+
+　　第七，周五下午还发生了极不愉快的打架事件。我对此只觉得可耻、可耻、可耻至极。我不想就此多说别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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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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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1月26日
+
+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主要集中在学习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笔记》上。由于最近没有好多外来的事情，我能够集中几个下午的时间认真学习，已经仔细地学完了绝大部分，作了学习笔记，获益不少。我现在所得到的初步的总的印象是：毛主席在研究这些经济问题的时候，始终牢牢地掌握了两个观点，无论分析什么问题，都没有离开这两个观点。这就是：①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毛主席到处采用辩证的方法，把问题的正反两方面说得很清楚，例如在平衡与不平衡的问题上，在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上，等等，实在是分析得太好了。其②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毛主席自己确是模范地做到了时刻不忘阶级斗争，例如在论述到共产主义国家问题时，那时国家是否消亡，毛主席就指出还要看看国际条件，如果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家机器就必须保持。毛主席用极其生动而又极其有力量的几句话，表达出一个很重要的原理。毛主席写道：“国家的消亡还需要一个国际条件，人家有国家机器，你没有，这是危险的。”了了几句话，胜过我们多少长篇阔论的大文章。我看了毛主席的《笔记》以后，感受很多。今后只有用毛主席的思想作为武器来对照检查自己，才能达到改造思想、提高认识的目的。
+
+　　（此外，对于江苏两大派的大联合问题，也是关心的。本周看了中央负责同志接见两大派在京代表的谈话，整个谈话是令人满意的，愉快的，是向大联合前进了一步的。在谈话中也看到了文凤来的检讨，看了之后，令人有一点很深的印象：不管过去错误如何，但他现在有此勇气来承认并作自我检讨，仅此一点就是难能可贵。有此勇气是颇不容易的。我衷心希望两派都能开诚相见，走向大联合，这是符合广大人民愿望的。）
+
+　　在劳动方面，本周情况有些变化。我下决心多做一些，不管别人怎样。今后打开水，如果没有别人帮忙抬，我就决心锻炼，一人来挑担子，也能挑的。除此以外，别的不愉快的事情，我都不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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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想情况回报（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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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7年12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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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周中，把毛主席的政治经济学《笔记》全部仔细看完了，并且做了笔记。我的笔记，主要是摘录性质，有时稍微加进一点自己的意见。原来只想摘录要点，但在摘录的过程中，处处感觉都很重要，几乎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省略，如果省略了，就好象丢失了一样宝贝，结果还是摘录很多，有许多地方是整段原文照抄。特别是阅读到最后部分的几个问题，是对《教科书》的全面性的概括的提意见，更加感觉非常重要。这部分，可以作为我们今后政治经济学工作者的方针方向，是我们必须深思熟记的。我在这里提几点主要体会：
+
+　　①毛主席对《教科书》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经过科学分析以后，是则是，非则非，立场非常鲜明，看问题非常深刻，非凡人所能及。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
+　　②毛主席指出《教科书》的要害，就是强调物质刺激，而不谈政治思想挂帅，更恶劣是把物质刺激作为对个人的物质刺激，而不是把着重点放在公共福利方面，这样走向个人主义的极端，违反了列宁的遗训，这是适合于他们的修正主义的政治需要的。
+
+　　③毛主席指出《教科书》所使用的方法完全错误，它不是从现象出发去揭露本质，而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结果规律也说不清。这种方法，是为马克思历来所不取的。我过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写文章，也有此毛病，应该引为深诫。
+
+　　④毛主席指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不是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但是，研究生产关系，必须不离开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特别是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容忽视，忽视了，就要犯大错误。我过去恰恰是在这方面忽视了，忽视了阶级斗争，这是今后应当特别引起警惕的。
+
+　　⑤毛主席强调要有创造性。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创造出我们自己的路子，不能一步一趋的跟在人家后面；在理论上也要创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巨著，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创造历史的艰巨任务，是由七亿人民来进行的，但是谁能把人民的创造，人民的智慧集中起来呢？今天看来，只有毛主席能当此大任，他是最善于把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集中起来并加以发挥的。我们自己做什么呢？最起码的要求能够跟得上毛主席的思想，能够紧紧跟上，这就是好的了。我在过去是落后了，没有跟得上，今后当如何急起直追，这是首要关键问题。
+
+　　这就是我在学习了毛主席的《笔记》以后，久久萦回在脑子中的一些思想。现在，《笔记》的学习已告一段落，下一步如何走？我想把自己过去所写经济学方面的东西拿出来检查一下，一个一个地对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检查，找出自己的毛病所在，进行自我批评。必要时，把它公之于众，让群众来进行批评，甚至斗争。这样，我认为并无害处。从下周开始，我就准备这样做作。
+
+　　最近引起我思想上重视的事情，还有关于英镑贬值的事情（英国工党政府在十一月十八日宣布英镑的第三次贬值），这无疑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件大事。英镑为什么要贬值，贬值的主观意图是什么，贬值的客观后果将如何？还有许多其他问题，这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我对此颇有兴趣，但要加以研究，那是以后的事，现在非其时也，现在要关心文化大革命。
+
+　　在文化大革命方面，我最近关心的还是大联合问题。
+
+　　在劳动方面，最近兴趣高涨，准备多劳动些。
+
+## 思想情况回报（55）
+
+## 1967年12月10日
+
+　　本周开始对照毛泽东思想检查了，自己在1960年所写的《商品自传》，已经把前面的几章看过，发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要批判的，一个是要严格批判的，主要是在讲述商品及价值规律的作用时，不但夸大了它的作用，而且宣扬了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思想，错误甚为严重。准备将此书全部看完之后，写出对此书的全面的自我批判。
+
+　　本周学习了《红旗》社论《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看了社论，回溯往事，斗争过程，甚为明显。过去没有把这些斗争看作严肃的阶级斗争，也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现在回头看来，有点惊心动魄。
+
+## 思想情况回报（56）
+
+## 1967年12月17日
+
+　　我在这一周中，原来打算继续检查自己的经济思想，后因造反派交代我结合学习《红旗》文章，检查自己在农村两条道路斗争中的思想，我的思想就转到这方面来了。起先，我只想写学习那篇文章的心得，后来造反派又要我交代这方面的罪行，如是，我又〖把〗原来已经写了的心得抛弃，而转到着重对自己的检查方面。我的检查，主要是检查自己存在的包产到户的思想以及宣扬自由市场及对三面红旗说过的一些错话。这些都是罪过，我是愿意进行检查的。在星期六的斗争会上，群众又揭发了我在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他们对我的揭发很好。把这些错误的东西都拿出来批斗一下，引起重视警惕，以后就不会在同样的问题上再犯同样的错误，起了防疫作用，这就好了。因此，在斗争会以后，我的思想是通的，我觉得这样很好。
+
+　　近来思想，仍然十分关心大联合的问题。最近中央负责同志第三次接见了江苏省的驻京代表，并且明确提出要求在今年之内解决江苏省大联合的问题。我希望真能如期实现大联合，这样无论对哪一方面都是极有好处的。可是，我又怀疑，年内只有十五天了，能不能实现大联合以不辜负中央的期望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呢？
+
+　　在劳动方面，我仍然积极自觉地加油干，没有别的思想活动。冬天多劳动一些，实际上也很愉快。
+
+## 思想情况回报（57）
+
+## 1967年12月24日
+
+　　我在这一周的思想，主要是继续学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联系自己的实际进行回忆思考。根据小组学习安排，这周的主要回忆是在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回忆当时我正在宣传部理论教育处工作。当时主耍是学习和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后来毛主席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发表之后，又进行了学习。现在回忆当时思想，对合作化是拥护的。但是当时并没有明确认识到两条道路的斗争，好象就是风平浪静地逐步实现了合作化。而自己思想上所以对合作化没有抵触，也并不是有了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而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的世界观。因为从资产阶级的立场来说，合作化也还是可以接受的。问题是怎样的合作化以及向何处去。现在重新学习这个问题，就感觉认识上与过去有所不同了。现在深深感到，的确要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来一次世界观的大革命才行。
+
+　　根据造反派的交代，我在本周周初还写了揭发旧省委宣传部的材料。虽然其中主要材料都是过去已经书面写出交代过的，但现在重新写一下，重新思考一下，对所揭问题的看法，就比过去前进一些了。我自己有此感觉。
+
+　　对于江苏省和南京市的形势，仍然是关心的。最近看来，大联合的进展虽然有一些，但不算快，而同时则又听说各地不断发生武斗，甚至连市区治安也发生了一些问题，心情多少有些沉重。在此情况下，重温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正确认清大好形势，非常重要。否则，就容易为现象所迷惑。
+
+　　劳动方面，情绪正常。我很想在元旦和春节期间，把地区卫生环境搞得很好。
+
+## 思想情况回报（58）
+
+## 1967年12月31日
+
+　　我在这一周中，经历了极大的思想波动。周初，接到我女婿从北京来信，知道了一个亲人的死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我底心情是异常悲痛，异常难过的。她的死因不明，我不知道怎样去设想。想来想去，经历了难过的不眠之夜。最后我只能用毛主席教导的两句话来解决问题。我要相信党和相信群众，这是两条最根本的原理。我相信党和相信群众会把是非弄清楚，会为她作出正确的政治结论。除此以外，我不能有别的什么想法。第二天，我把我的遭遇向机关革命造反派作了回报，它们给我的指示，也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力量。此后几天，我对于别的东西看不进去，我只反复看了毛主席有关干部政策的一些指示。我相信党和相信群众终究会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办事的。我的思想渐渐平静下来。但是，我一想到她死了，我总是非常难过的。
+
+　　在周末的一二天，我又感到了愉快。我看到了我们所内革命同志要求尽快实现大联合的大字报，我看到了所内革命组织互相祝贺新年，听到了他们的鼓掌声。我看到了周总理在京接见江苏代表谈话的大字报，总理要求双方都把武器交出来，要由解放军实行搜查武器，要联合起来制止打砸抢抄抓。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是令人愉快的。我希望，我也相信1968年的元旦会带来更多的喜讯。我要从1968年开始，把一切烦扰自己的属于个人方面的私心杂念统统去掉。随着新年元旦之来临，还是一心向前看吧！
+
+　　劳动方面，这几天已经把环境卫生搞得比较地好了，自己看了也还可以过得去，算是尽了一点责任。
+
+　　来源：《灵魂受刑录——邓克生文革『思想情况回报』全编》，龙高孙整理、诸 文 校对， 2010年自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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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庄则栋>
+
+## 〖庄则栋，时为国家乒乓球队运动员，三次蝉联乒乓球男子单打世界冠军。〗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走过一段长长的弯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荣高棠的蒙蔽，直到最近，在党的教育和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我才醒悟过来。回顾这六个多月的教训，我感到比过去糊涂生活十几年的收获还要大啊，我有许多心里话想对大家谈谈，以便大家对我进行批判和帮助。
+
+　　十几年来，荣高棠在体育界一直推行着一条反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路线。在我们乒乓球班他不仅通过其亲信陈先、张钧汉等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而且亲自“蹲点”。他们打着“突出政治”“大抓毛著学习”等招牌，大搞名利挂帅、物质刺激，积极贩卖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货色。荣高棠、陈先等人实行的不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而是实行“老子即是党，反我即反党”的修正主义、法西斯的统治。他们在“加强党的领导”，和“严格要求”的幌子下，把运动员培养成为唯唯诺诺，盲目服从的奴隶主义者。
+
+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荣高棠、陈先等人采用种种卑劣手段镇压和破坏文化大革命。并利用我们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达到保他们过关的可耻目的。在他们的蒙蔽下，我们乒乓球班完全成了“保荣”的忠实工具，成了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在运动的关键时刻，自己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压制、打击革命群众，为荣高棠等人歌功颂德，涂脂抹粉。以至在荣高棠出席亚新运会的问题上，完全丧失了立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参加了“誓师大会”和到国务院为荣高棠请愿。这一切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了极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和人民的期望。
+
+　　十一月四日，周总理等领导同志对我们出席亚新会的运动员进行了严肃、诚恳的批评，使我震动很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心情十分沉痛。参加亚新会回来后，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十六条》和《红旗》十三、十四、十五期社论。有些问题自己想不通就主动地找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谈，争取他们的帮助。过去，由于自己受反动路线的蒙蔽，站错了立场，我总把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视为“别有用心”，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无法理解，曾经激烈的反对过他们。而今天，我清楚的看到，他们为了保卫毛主席，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丢开个人的安危，不怕围攻，不怕打击，不怕当“反革命”，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进行了几个月英勇顽强的斗争。现在，他们又对我进行了热情、诚恳的帮助。他们是真正的革命左派。我一定要好好向他们学习，坚决和他们站在一起，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斗争的实践教育了我，只有遵照毛主席教导，勇于正视自己的错误，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用自己在实际斗争中尽快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认识到，我过去所参加的多数派组织“红卫战斗团”，是反动路线的产物，是“保荣”的御用工具。它的矛头不是针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针对革命的少数派。实质上，它是一个自己不革命，还反对别人革命的修正主义组织。因此，我毅然决然地退出了“红卫战斗团”。和班里几个观点一致的同志组成了“小老虎战斗队”，积极揭发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荣高棠和他在体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跟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共同战斗。
+
+　　当然，我现在的认识水平和觉悟程度比起顽强战斗了五、六个月的革命造反派，还差得非常远。我决心加倍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丢掉一切私心杂念，放下臭架子，虚心向革命左派学习，在革命的大道上急起直追。今后不论遇到多大的风浪，多大的艰难险阻，我决不动摇！我要和同志们一起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保卫我们无产阶级的红色江山，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 来源：
+
+　　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主办《体育战线》，第3期，1967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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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习仲勋的第二份“认罪书”——与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高岗关系
+
+　　<按语>：习仲勋是彭、高、饶反党集团的头目，干将，也是这个集团的“付帅”。长期以来，他伙同高岗干下的反党活动，罪恶累累。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的革命小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的反党罪行重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算。在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强大压力下，在刀光倒影的白刃战中，这个反党的老手被迫于今年八月九日和八月十七日交出了二份“认罪书”。应该指出他的这二份“认罪书”都没有老老实实地交待他与高岗的黑关系，和他伙同高岗所干下的反党罪行。相反却在推三阻四，百般抵赖。现在我们把他的第二份“认罪书”中有关他与高岗的关系部份，摘录如下。以便供大家批判。
+
+## 一、自解放后到五二年我离开西安以前：
+
+　　……
+
+　　7、在解放战争末期，既由马文瑞派管理处长赵新民去东北，向高岗要一批款，作为西北党校筹建经费，我知道这个事情并经我同意的。第二次在一九四九年冬，马明方在北京开全国政协会议后，去东北向高岗要回一千两黄金，作为救经陕北群众之用，这些款都是高岗以个人名义赠送的，很自然的就宣传了高岗，扩大了他的影响。
+
+　　8、在这期间，接触过高岗的三次反党宣传，第一次是一九五一年夏，马文瑞从苏联参观回来，在西北局一个午饭后的时候，向我谈到张秀山给他散布的一些反党的流言蜚语。第二次是一九五一年我和贾拓夫去东北参观，同高岗有过几次接触，有一次把我和贾拓夫叫到他家里，专门谈了他的反党黑话，并拿了他的笔记本和信件以证明他的论点正确。第三次是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九日，张秀山来到西安，进行反党游说，一到之后，张秀山就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半小时，散布一整套流言蜚语，鼓吹反党。我于二十二日即离开西安去北京，张秀山仍在西安，后去兰州，又到乌鲁木齐。这三次我听到的反党活动，当时虽然不安，但都没有及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为高岗隐瞒了这些反党罪行，而且也是滑向反党罪恶泥坑的第一步。
+
+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期间。
+
+　　一九五三年我和高岗都在中央工作，这时我即完全陷入高岗的反党的罪恶泥坑，参加了他的反党活动，事实如下：
+
+　　1、在听到高岗的言论方面，有些不安，这里只交待如下一些：
+
+　　高岗谈到，中国的列宁是毛主席，而中国的斯大林又是谁呢？又说中国的党史应当从井岗山出发，不应该以白区为中心，正确的是井岗山。又说安子文坏透了，是刘少奇的忠实走卒，把持中央组织部的人事大权，几个副部长李楚黎、王从吾、龚子荣等，都是白区来的，也是刘的死党。对周总理诬称为老事务主义者，对朝鲜抗美战争没有信心，对援朝战争的后勤工作，也管理的不好等。
+
+　　2、在干部问题上，高岗也打算调一批人到中央去，加强各个要害部门，如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等，提出过陕西的干部有马文瑞、张帮英都可去中央组织部任副部长，黄静波可到财政部任副部长，还提到惠中权、白治民等人，认为都很优秀，都可以到中央各部工作，后来又调去了惠中权搞财政工作；而白治民由于马明方说，他还年轻，在下面多锻炼一些时候好，所以才未调。他提的这些人，当时都征求过我的意见，我同意他的看法。
+
+　　3、高岗认为西北地区还是支持他的，原因是这里是他的老巢，他走后是我在西北工作，而我走后又是马明方在这里工作，所以在这里省以上的领导干部，基本上是拥护他的，在西北的军事干部中，认为张达志、王世泰、高朗亭、高景春、张仲良都是他的老部下，都很可靠，唯对王世泰说他进步慢，能力差，以张仲良认为他脾气怪，有时好闹别扭；对张达志特别信任；说在陕北军事干部中，除贺晋年外，他算最好的。我那时也完全同意高岗的这些看法。
+
+　　4、我对高岗散布的这些反党言论和意见，除了张达志有一次在北京我的家里，给我谈了他去东北高岗给他的讲话，以及我和陈正人、王世泰谈论过而外，我再没给任何人谈过这些问题，但是在一九五三年夏季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我是按高岗的意图作的。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步先把薄一波反掉，会后就撤掉财政部长。
+
+　　5、一九五二年九月中央组织工作会议，高岗事前布置要把安子文反掉，改组中央组织部，拟把他设想的人提到组织部，以权握人事大权。以后由于毛主席亲自找了刘邓和我开了两次会，指示开会的方针，所以这次我就没有按照高岗的黑指示办。
+
+　　6、一九五三年十月后，高岗的反党阴谋即为毛主席发觉，这时高岗很慌张，曾要我在师哲（当时担任毛主席和尤金大使谈话的翻译）跟前打听中央对他的态度，十一月下旬又要我为他代拟一封给毛主席的信，提出自己承认错误，并准备至七届四中全会上作深刻检讨，这些我替他做了。
+
+　　下面再交待我在高岗反党阴谋被揭露后的罪行：
+
+　　1、四中全会后，在揭发高岗罪行的座谈会上，我不仅很少揭发，而且自己也没有交待，继续对中央隐瞒，在王世泰问到我，高岗在一九三三年秋进苏区时，是否是陕西省委委员，我的答复是：你知道的你就揭发，不知道的会有别人揭发，何必抢着去说呢，而实际是阻止王世泰来揭发。
+
+　　2、座谈会后，中央指定我与高岗联系，在联系中间，我未能坚持中央精神，去督促高岗好好检讨，反而为高岗一些为自己辩护的谬论所迷惑，对他极表同情并企图为他减轻罪行。当时高岗曾要我去找陈云、朱德、彭德怀打听态度，企图取得他们的同情、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替他说话。但是当时的情况是，陈云第一个向毛主席揭露了高岗的反党阴谋，而彭德怀这时期则矢口否认和高岗的联系，而找他们去谈是困难的，因而也就没有去找他们去谈。当时高岗情绪十分紧张，我为了安定他的情绪，虽说过毛主席和中央的一贯精神，总是治病救人，难道你也怀疑了吗？应当相信毛主席和党中央，对你的问题会宽大处理，这个信心不能动摇，如果对你公审法办，我们一块儿死。这后一句话说得不妥当，完全倒在高岗一边。他又经常在我跟着摸中央的底，并探听外面情况，这方面我也说过错话。在他问到安子文为什么多时不见，我告他是去东北出席东北局的高干会，是揭发你的会议，在会上并有人提出要公审你等。
+
+　　3、一九五四年三月，我即向中央提出撤消派我和高岗联系，因为起不了多大作用，反而他在我跟着乱摸中央的底，从此后，我再没有和高岗接触过，但是在高岗自杀前半年时间内，高岗的爱人李力群，还是经常来我处谈问题，打听消息。
+
+　　4、一九五四年九月初（也可能是八月下旬）高岗畏罪服毒自杀，头天夜里自杀，第二天清晨接到中央通知最早的是我和马明方，前去现场了解情况，后经解剖证实是服安眠药自杀的。自此我心情沉痛，一是高岗死了，二是我和高岗历史上的关系，特别是到北京后这一年的反党活动关系，最主要还是这一条，我忧虑如何向党交待清楚呢？对中央有抱怨情绪，对李力群更有抱怨情绪。因为在半年前，即我还与高岗联系的时候，刘少奇曾给我有一次电话，要我设法防备高岗自杀，并说高岗自杀了，对外影响不好。我随即将这个意见告诉李力群，要她特别注意每晚给他吃安眠药时，千万注意不让他自取，或知道放药的地方，以防窃取，这个防范只能是李力群能办到，别人或者和他不在一起的人，是很难防止的，所以刘少奇的电话，告诉她执行是完全应该的，但是高岗死后，她多次硬说是秘书赵家梁逼死的，而在一九五五年九月揭发我材料中，又把我告之刘少奇电话事，也作为一条。
+
+　　5、一九五五年全国党代表会议上，虽然经三次改写检讨稿，但是终算被我蒙混过关，仍没作彻底交待，又一次欺骗了毛主席和党中央。
+
+　　6、没有把彭、高相勾结情况以及高岗两次要我改变对彭德怀的看法：及时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报告，相反在李力群的检讨中，揭发彭德怀在沈阳一次饭后，说的一些流言蜚语，阻止她不要写上，并说我看彭是中央保护过关的，现在着重交待自己的就行了，这实际上是起了包庇彭德怀的作用，而帮了彭德怀的忙。在此同时把王世泰给我讲的彭向他散布的那些话，也没有在全国代表会议和西北座谈会上揭露，却一直等到庐山会议才作了揭发。
+
+　　…………
+
+　　8、就是支持写《刘志丹》反党小说，这本小说的作者李建彤，准备写有关刘志丹的回忆文章，而收集这方面的材料，我在一九五五年就知道，关于要写《刘志丹》小说，是一九五八年春送来初稿的，我才知道的。到了一九五九年后，我才下决心，支持他写，并在一九六〇年冬，为他写这本小说由我主持召开了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马锡伍，工人出版社的两名，一名何家栋，系帮助李写的，另一人名不记，再就是我和李建彤，我的秘书田方作记录。地址在我的办公室，前后只开过一次座谈会。我在这次座谈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其主要内容是把刘志丹写成一个出色的群众领袖，是坚持正确路线的代表；通过刘志丹把陕甘苏区写成是坚持正确路线在全国胜利的缩影。《刘志丹》事实上从拟稿起就是根据这次座谈会的意见修改的，因此，不管以前我对李建彤的态度如何，但是这部小说由我挂帅写出的。
+
+　　这部《刘志丹》是以小说向党猖狂进攻，主要之点是把陕甘苏区写成在刘志丹的领导下，是一贯正确的，过分美化刘志丹，宣扬刘志丹，实际通过死人，宣扬活人，为活人歌功颂德；实际上美化了高岗，企图为高岗翻案。总之，在我支持下由反党分子李建彤写的《刘志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小说。因此，是对我的个人野心家和自己是党内资产阶级代理人的一次大暴露，大揭发，也因此我在十中全会上，受到严肃的批判。
+
+　　 习仲勋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开日
+
+　　来源：首都红线会北京电力学院井冈山公社“彭、高、饶习专案小组”《高岗五十年罪恶史（1904-1954），196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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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04.txt
@@ -0,0 +1,15 @@
+# 萧华认罪书及保证书
+
+　　<肖华>
+
+　　总政党委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指向革命群众，镇压了总政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浥垂匕抓起来，押到北京军区看守所，隔离反省时间已达五个月。在总政无产阶级革命派（筹）的强烈指责追问下，我承认：我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抗拒毛主席亲自签发的“五·二”军委发电。我承认错误，立即释放浥垂七。
+
+　　 肖华（签字）
+
+　　我保证在今天上午十点按时到总政本部礼堂听取总政无产阶级革命派（筹），以及革命群众的意见，如不按时到会，一切后果由我负责。
+
+　　 肖华（签字）
+
+　　· 来源：
+
+　　上海《外贸战线》编辑部、上海半工半读工业大学红卫兵师部政宣组、首都红代会外贸学院新东方红公社驻沪办事处主办《文革通讯》第4期，196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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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05.txt
@@ -0,0 +1,94 @@
+# 张日清对山西群众组织的检查
+
+　　<张日清>
+
+　　（〖张日清，山西军区司令员。记录稿〗）
+
+　　（时间：8月11日下午3：40—4：35）
+
+　　（地点：山西太原市工农兵会堂）
+
+　　（同志们、战友们、革命小将们：）
+
+　　我向你们检查错误，“4·14”以后我没有很好地听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没有按毛主席指示办事，背弃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军队支左工作中，特别是在“4·14”以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现将我的错误向大家检查如下。
+
+　　一、我在“4·14”中对形势的分析和认识是错误的。“4·14”红总站、兵团等革命小将提出炮轰刘志兰，进一步揭开了核心小组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动！好得很！但由于我模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错误地以为“4·14”炮轰刘志兰扭转了大方向。因而说了许多错话，打击了革命小将、阻碍了运动的发展，对左派组织红总站进行了一系列的诬蔑和攻击，说他们跨行跨业没有战斗力，是“大杂烩”、“豆腐渣”，说他们借批刘邓之名行炮轰刘志兰之实，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提出炮轰刘志兰、深挖卫（恒）、王（谦）、王（大任）的二、三线是完全正确、符合山西实际情况的，我说这个是打击一大片，反对他们。实际对刘（贯一）、陈（守中）、刘（志兰）起了保护作用。
+
+　　红联站说“4·14”是个政治大阴谋，要揪4·14的后台。我不仅没有制止，反而支持了他们。我的这种思想是违犯毛泽东思想的。打击了红总站。支持了一派，打击了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由于我对4·14形势分析的错误，在接见红联站代表时说了许多错话，使他们分不清是非，蒙蔽了很大一部分小将。
+
+　　我对不起红总站、兵团等革命小将，我给你们抹了黑，我向你们承认错误。你们“4·14”是革命行动！是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你们是左派，是1·12红色政权的捍卫者！
+
+　　在1·12夺权的关键时刻，我本来是和你们一起战斗的。“4·14”以后成了你们的对立面。今后到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支持你们，和你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在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中共山西核心小组和省革命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搞好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二、由于我在核心小组内站错了队，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对刘格平同志采取了不尊重、不支持的态度，不服从他的领导，在工作中独揽大权、一意孤行、手伸得很长，工作中不请示，不愿在刘格平同志领导下工作。“4·14”以后，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意见分歧，对他不满，一意孤行，死不回来，裂痕越来越深。直到这次中央会议以前，我还认为自己是对的，还没有认识到自己是错的，刘格平同志是对的。实际上刘格平同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在核心小组里的一些讲话中，不支持刘格平同志，与他唱反调，把核心小组内部斗争暴露于社会上，加深了社会上群众斗群众。
+
+　　山西日报在我分管下，失去了党报的性质。3·16与6·16社论散布和平主义抹煞两条路线的斗争；支持了保守派，打击了革命派。在有些报导中抬高了自己，压低刘格平同志。这些错误造成群众思想混乱。这是政治性错误。
+
+　　我迷失了方向，敌我友不分，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刘、陈、刘三个坏人当成朋友，把毛主席的好学生刘格平同志当成仇人。对刘陈刘完全失去了警惕，反而对他们恶毒攻击、恶意诽谤刘格平同志不但不制止不批判，还信以为真，颠倒了是非界限，没有和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反而成为刘、陈、刘阴谋活动的当风船，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完全支持了他们的阴谋活动。如刘志兰派人到天津去揪李雪峰同志，打乱了毛主席的战略步署，破坏了天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还同意刘贯一到大寨作陈永贵同志的工作，还煽动陈永贵到中央去告状。刘、陈、刘打电报给中央，告刘格平同志的状，我支持、保护了他们。他们打着核心小组旗号，利用我的身份经常到军区开会，我让军区保护他们。6·20以后，他们公开创造分裂，连核心小组和革委会都不参加。直到这次中央会议我才认识到他们是埋在红色政权内的危险人物，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
+　　刘贯一的“万言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宣言书。刘、陈、刘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和刘、邓、彭、罗、陆、杨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卫、王、王的二、三线人物。他们的政治目的是搞垮从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山西搞资本主义复辟。我在政治上被他们利用了，在行动上支持了他们。我向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请罪，向革命派、向山西一千八百万人民请罪。
+
+　　我为什么陷入泥坑，不能自拔？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迷失了方向看不清他们的本质，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另一方面有个人私心杂念，对刘格平同志不满，就不分是非。刘、陈、刘他们也对刘格平同志不满，在这一点上就和他们一致，结合起来了，上了他们的当，保护、支持了他们。现在我要和他们在政治、思想上划清界限，坚决同他们斗争到底！
+
+　　因为立场站错了，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迷失了方向，敌我不分，在政治上帮了他们的忙，认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派警卫员保卫他们，让刘、陈、刘到军区常住。他们在军区挑拨4642和军区的关系，煽风点火，攻击刘格平同志，我还支持他们，反对刘格平同志。把好人当坏人，把坏人当好人，反其道而行之，破坏了核心小组的团结，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山西文化大革命造成不良后果。这三个坏人被广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揪出来了，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　　三、专政委员会没有执行毛主席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原则，相反的违犯了这个原则。专政委员会在文化大革命中严重地违犯党的政策，违犯了人民民主的法制，推行了罗瑞卿的一套，推行了苏修“格必乌”神秘主义的作风，对他们的影响尚未肃清。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不分，一律采取镇压手段，乱用职权，乱捕人，捕人无其数，未经核心小组认真讨论，捕人没有手续。专委会完全凌驾于核心小组和革命委员会之上。共捕人两千一百多人，其中大部分是无罪的，是革命群众，有的长期被关押，不予处理。对人民不负责任，没有群众观点，没有阶级感情。不能容忍的是对革命小将上手铐脚镣，把他们当敌人对待，如对王青英、郭宏同志上铐、严刑逼供，使他们失去人身自由，和犯人关押在一起，还不让他们看毛主席语录，这是一种犯法行为。对革命干部×××（未听清名字——记录者）也是错误的。对杨成效同志张冠李戴，从莫须有的罪名调查他，派人盯哨、诬蔑他是打砸抢的黑司令，寻找机会打击他，暗示逮捕他。这是违背党的政策的，是无产阶级专政所不能容忍的，是一种知法犯法行为，是军阀作风，国民党作风。我是存在官僚主义的，对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但我要负主要责任。在这里，我向所有受害者，特别是王清英、郭宏同志请罪！向×××和杨承效同志道歉。
+
+　　专政委员会（公检法）暴露出我很多问题，我没有执行中央4月会议的指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
+　　四、在晋中，没有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没有支持王、任、张，没有坚决支持十月事件的受害者，没有给他们平反。这是一种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我完全违背了毛主席这一教导。没有阶级观点，旗帜不鲜明、缺乏同情心，对受害者的情况调查不全面，对晋中军分区的汇报信以为真，偏听偏信，对晋中军分区虽也批评过但不严肃。对中央指示置若罔闻、不听、反其道而行之。结果对晋中文化大革命造成严重损失、两派尖锐对立，调动农民进城，严重影响抓革命促生产的贯彻执行。卫、王、王的二三线在晋中掀起一股反大案、反陈永贵、反王任张的复辟资本主义逆流。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军队必须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教导，影响了晋中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影响了晋中革命的大联合。
+
+　　在山西支左工作中严重地存在着支持一派，压垮一派的现象，有的县人武部甚至支持了保守派。4.14以后，我错误地认为红总站的大方向是错误的，红联站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解放军组训部队如太工组训五师支持了红总站的我就调来整训（有的因为中央开会制止了，没有实现），叫他们支持红联站。这样就搞乱了军队干部的思想，打击了干部的情绪  抹煞了军队支左成绩。这个责任完全由我来负，由我个人承担。
+
+　　支左中没有坚决遵照核心小组，革委会集体领导的原则，凌驾于核心小组和革委会之上。个人独揽大权、乱用职权，违背了党指挥枪的原则。
+
+　　在榆次县武装部散布了反刘格平同志的错误言论，并支持了一些县人武部煽动农民进城，有的县支持了保守派，如不立即煞车就会导致武汉事件在山西的重演。
+
+　　在支左中一定要改正错误，坚决支持左派，支错了立即改正，打错了立即平反，遵照毛主席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的伟大教导，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现在我坚决支持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
+
+　　我在“4.14”以后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错误，方向路线的错误。我完全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的对我的期望，辜负了山西人民对我的信赖。
+
+　　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
+　　1．对中央指示采取了抗拒态度，违背了林彪同志关于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伟大教导，自以为是一意孤行。四月份中央会议对山西文化大革命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对专政委员会提出了批评，对天津问题中央都有明确交待，我没有认真执行，也未把中央指示及时传达，甚至采取了抵制态度。这不仅使我一错再错，同时使广大指战员也听不到党中央的声音，蒙蔽了他们，把部队干部战士引向了邪路、跟上我犯错误。这是我的个人主义私心杂念，不从党的利益出发的结果。
+
+　　2．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骄傲自满、满不在乎。对中央抗拒、对群众压制。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党对群众对自己三者的关系处理是错误的。
+
+　　3．思想方法上主观主义、工作作风上官僚主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观点、偏听偏信、缺乏全面观点。研究问题缺乏阶级分析，对刘陈刘完全丧失阶级立场，完全以庸俗的人事关系去处理，支持了他们，反对了刘格平同志。
+
+　　4．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很不理解，只从个人热情出发，用感情当政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把政治问题庸俗化。没有紧紧掌握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因而站错了队，讲错了话，做错了事，犯了严重错误。
+
+　　5．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没在“用”字上狠下功夫。
+
+　　从我的错误中再次证明：违背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就会跌跤、就会陷入泥潭，就会犯大错误。如果不是这次中央会议及时挽救我，那是不堪设想的。从而使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深深感谢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的教育、帮助，这是对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和爱护，使我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次教育，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大的一次，因为这也正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犯错误最大的一次。我再一次地感谢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政治上的最大关怀和爱护。
+
+　　对我的错误我要迅速地改，彻底的改，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今后，我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带上这次所犯的错误的问题去学，学一点用一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自己既当作革命的力量，同时也当作革命的对象。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把“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作到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坚决作到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正确处理党、群、个人三者的关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永远向群众学习、放下架子作群众的小学生；坚决支持以刘格平同志为首的核心小组和革委会的正确领导，做刘格平同志的助手，和刘格平同志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
+
+　　坚决支持红总站、兵团、太原市革命造反司令部！
+
+　　坚决支持陈永贵同志！支持王任张！
+
+　　向陈永贵同志学习！
+
+　　以上是我对错误的初步检查。我愿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判，无论给我写大字报、送材料、座谈、不论什么形式都行。我愿再作检查。我愿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错了就改、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
+
+　　我愿让广大革命派在实际行动中监督我，督促我改正错误，这是我对这次错误的诚恳的态度。我一定在实际行动中坚决地改、彻底地改。认真地虚心地诚恳地接受广大革命派对我的批评帮助。和广大革命派一起，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把山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
+　　这是我今天对我错误的初步检查。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宣传部山西红色近卫军总部宣传部
+
+　　· 来源：
+
+　　山西东风革命造反兵团宣传部
+　　　　　　　　　　　　　山西红色近卫军总部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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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06.txt
@@ -0,0 +1,71 @@
+# 我的检查与交待
+
+　　<朱成昭>
+
+　　原编者按：反革命右派分子、东方红的叛徒朱成昭八月十五日写的所谓检查与交代，是一株大毒草。我们把它翻印出来，供同志们批判，以便进一步把反革命右派分子朱成昭批倒批臭，肃清其流毒。
+
+　　 东方红公社大批判联络站宣传组67.8.15
+
+## 第一部分 我对错误的认识
+
+　　在这场空前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终于由一个革命造反派堕落到与中央文革相对抗，实质上充当了刘邓的一名打手，犯了严重的政治的立场错误。经过了中央首长和同志们的多次耐心帮助，至今才有所醒悟，从时间上来说，虽然已经晚了，但我还是有信心在下一阶段的运动中，努力学习主席著作，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批判，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挖掘其思想根源，吸收这次沉痛的教训，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接班人。
+
+　　我的思想变化大致分三个阶段。
+
+## 第一阶段［文化革命开始──红旗66年第十三期社论发表止］。
+
+　　此阶段完全忠于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中央文革是绝对的信任，虽然也有错误，但都属 于工作方法，思想方法的问题，大方向是正确的。
+
+　　第二阶段［红旗66年十三期社论起──一月革命风暴止］
+
+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东方红在地院就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当时我在大多数群众中的威望是高的，中央对我也是很重视的，信任的，东方红战士称赞我，外校的革命战友称赞我，雪片似的书信从全国各地向我寄来，什么“英雄”呀！“勇士”呀！人们用着感激的口吻，钦佩的目光对待我；一些素不相识的姑娘也写信向我表达爱慕之心，有的还寄来了照片，连余秋里、何长工、邹家尤、聂克等人也称赞起我来了。对于这些我不仅没有丝毫警惕，相反，却感到回味无穷，津津有味。这样，原来在我思想中的一个很严重的毛病──骄傲自满就 逐渐地充满了我的头脑。虽然口头上也说我们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中央文革的正确领导，是全体东方红战士的共同努力，但心中总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地位。心想，我领导的东方红走在全国运动的最前面，当然是我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自己有能力，形势看得准，战略战术正确。就这样，我的骄傲自满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极端的狂妄自 大，自以为是，耳中只能听得进颂歌，根本听不进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忘记了主席的教导：“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了证明。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你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就这样，我在“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面前，打了败仗，在一片歌颂声中，倒了下去！我忘记了自己是如何被工作队打成了“反革命”，忘记了自己是如何翻了身；更忘记了成绩是如何取得的。我不仅听不进来自群众中的反对意见，甚至连中央文革的话也听不入耳了。十二月整风时就错误地把矛头指向了群众。
+
+　　十三期社论发表不久，我们就公开提出了“一切权力归东方红”的口号，这个口号本身并没有错误，在我院这样做也是对的。但由于运动发展的不平衡，全国和北京其它绝大多数部门还没有我院那样好的有利形势。而当时东方红是全国的一面旗帜，你提出这个口号后，别人也跟着这样提，不仅对运动没有好处，相反却可能带来害处。所以，当时关锋同志批评我们那句口号提得不策略。这批评本来是很中肯的，但我却接受不了，不服气。一月风暴发生后，我就更认为当时在大串联的问题上我也有看法。
+
+　　十一月份我们在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基础上成立了“红卫兵革命造反联络站”，以实现首都造反派红卫兵的大联合。当时也受到了关锋同志的批评。同样我心里亦是不服气。
+
+　　十一月-十二月份时，一部分老红卫兵多次去砸三司。对这个问题我向一部分老红卫兵作了调查，得到的答案是，绝大多数老红卫兵对三司的阶级路线不满。他们说三司是“狗崽子”当权；第二，老红卫兵认为自己最先造反的。三司是靠“打、砸、抢”起家的，现在三司是左派，他们却成了保皇派，心中不服气。当时，我认为这些小孩子头脑太简单了。
+
+　　一次，田春林告诉我，三司某一同志到外语学校老红卫兵那里去做工作，回来后对他们印象很深，说他们的队伍如何如何整齐，如何如何团结，如何如何勇敢等等。我听了后也开始对这些老红卫兵发生了好感，又通过对部分西纠成员的争取工作，就亲身体会到老红卫兵（这）些人是可以而且是很容易改造过来的。只要多做一些政治思想工作，就能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阵营一边来。
+
+　　开始对于确定抓联动的一些头目，我也没有反对，是赞成的。后来，各个群众组织见了联动就抓。我自己也下过命令，一次就抓了十九个。人抓多了，造成了不好的影响，因此在抓人问题上我就逐渐地产生了想法。
+
+　　这些问题也曾向中央文革反映过，但是没有得到解决。我对中央文革的绝对信任开始动摇了，我感到中央文革变了，不再向以前那样虚心听取群众意见了，其实这种想法是极端错误的，变的不是中央文革，恰恰是我自己。是我的感情开始变了，立场开始变了。
+
+　　总之，在第二阶段，由于我在胜利后产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极端的狂妄自大，自以为是，使我只能听得进颂歌，容纳不了反面意见。不仅我和群众的距离逐渐疏远了，同时，也和中央文革逐渐疏远起来，群众的话听不进，领导的话也听不进。虽然，这一阶段在行动上还是执行了文革的指示，没有脱离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但是这一阶段却为我今后的犯错误打下了思想基础。就这样，我开始沿着一条危险的轨道滑下去。
+
+## 第三阶段（一月革命风暴──67、7月）
+
+　　一月革命风暴发生后，全国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然而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本性，在这场革命风暴面前吓得惊慌失措。“对运动评头评足，不适当地埋怨，无穷的忧虑”。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主席教导我们：“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当时，我就是抓住了一些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如群众中出现了一些违反政策的做法，局部地方打击面过宽了一些，一些群众组织抓人抓多了一些等等，就把当时的运动看成漆黑一团，是走上邪路了。若不尽快扭转，文化大革命就有夭折的危险。因此我就打算写大字报，把这些问题提出来，引起文革的注意，最好是能让主席和林总知道，并准备坐牢，虽然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大字报没有写，但这却反映了我当时对文革是不相信了。正在这个时候接到了伯达同志的批示。批示中有这样一句话：“听说你们要和中央文革斗到底，”当时，我很想不通。因为我曾对杨雨忠说过：“若我们出大字报，保皇派也乘机向中央文革进攻，这时我们还要起来保卫中央文革。”我感到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就对我们作了这样一个批示，用对敌人的口气对待我们，压力太大了。因此，当晚的座谈会也未去。心中很是委屈，认为自己是满腔热情想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伯达同志听了一面之词后，就对我们下这样的结论，太片面，太听不进反面意见了。实际上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不是伯达同志听不进反面意见，而是自己站错了立场，站到了文革的对立面，亦即站到刘、邓一边去了。因此，对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忠告和规劝以至关怀都听不进去，继续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与中央文革相对抗。
+
+　　二月四日我作了一个所谓的“检查”，将我的全部错误思想不加批判地和盘托出。这个检查抽象地肯定中央文革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际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全盘否定了中央文革，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央文革“运动群众”。这个检查实质上是射向文革的一枝大毒箭。更尤其是广泛传播，流毒非浅，必须痛加批判，以消除其恶劣的影响。当时我是认为自己的那些观点是正确的。虽然作了一点很不象样的批判。但那只是不得已应付而已。心中并不服气。我深信运动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席和林副主席一定不知道，十分错误地把中央文革跟主席和林副主席分割开来。认为自己是受了很大的委屈。那时常呆在我房中的有相当一批人。我们时而唱着“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唱着唱着就流泪了，时而又高声朗颂“黄山松”“唱着国际歌前进”等，显得十分悲壮。时而高歌狂舞，狂笑不已，时而以酒消愁，悲观失望……，这些充分地暴露了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动摇性，及革命的不彻底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动摇失望的丑态。在这种环境里，我不仅对错误的认识没有丝毫进展，而且又在不知不觉地更下滑了。
+
+　　就在这个时候，我决定离开北京，到外地进行社会考察，当时打算①考察各地文化大革命情况，弄清自己的观点正确与否，②到西双版纳去进行社会发展史的考察。后一愿望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去年九月份时和肖力同志的一次谈话。那里她告诉我，我国很偏僻的地方毛泽东思想根本无法传进去。她说：“你若有机会能到那些地方去跑跑，一方面能长见识，另一方面中央也很需要那些地方的资料。我之所以选中西双版纳，还因为是那里从氏族社会──社会主义都俱全。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我决定先到上海，再由上海出发。我离开北京，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对抗中央文革，进一步对抗革命群众，拒绝接受群众的批评与帮助。在济南和 上海找到了一些证实自己观点的东西，思想就更顽固了。
+
+　　正当我在上海时，《红旗》67年第四期社论“正确地对待干部”一文发表了，这实际上是毛主席发现了运动中的问题，讲话了。竟狂妄地认为第四期社论的发表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又听说戚本禹同志要找我，因此，我就回京来了。路上的心情是愉快的，以为自己的观点证实了。三月五日戚本禹同志接见了我，出乎意料之外地指出了我“狂妄自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动摇性；并叫我闭门思过一个月，好好总结总结。我感到很失望，对他讲的那些话，根本听不进去。在闭门思过期间文革小组也数次派人来帮助我，启发我认识错误，江青同志及其他中央首长也常问起我，很多东方红的战友们也多次热情地找我谈心。可是对这一切我都无动于衷。相反，我却把首长们的关怀教育和广大东方红战友们的希望当做显示自己身价的标志，更以为自己有理，认为是文革在找台阶下，更加不可一世。今天回想起来，心情是万分沉痛的。中央文革、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戚本禹同志和其他首长以及东方红的战友们对我的的确确是做到了仁至义尽，对我是无微不至的关怀，苦口婆心的劝告，尽了最大可能的忍耐，加以等待，想使我认识到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可我却一而再，再而三地辜负了中央首长和广大群众的期望，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反动立场，终于落到今天这样一个十分可悲的地步！
+
+## 在闭门思过及其以后的一个时期，我的思想向更危险的道路滑下去。
+
+　　1、 在这个期间，我的一个想法渐渐地明确，这就是怀疑文革中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个想法大致是这样来的：在去年九月份时，北航《红旗》因揪工作队长去炮轰国防科委，后提出了炮轰聂荣臻，到了十一月份韩爱晶要炮轰军委几个副主席的思想也更明显了，并且还要打倒聂荣臻。我以为军委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军委几个副主席（聂、陈、叶、徐）当然就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了，炮轰和打倒是要犯错误的。但是北航《红旗》不仅未受多大的批评而且还是头号左派组织，得到文革的特殊看待，文革首长也常到他们学校去，而常常有些讲话又是说保密，不要外传。当时我怀疑后台可能是陶铸或康老。根据就是，从九月份开始到那时为止，中央文革每次接见总未看到陶铸和康老。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我对陶铸和康老始终是有怀疑的。在陶铸被揪出后，我对康老的怀疑并没有打消。不仅如此，我怀疑康老、王力和关锋同志可能是一条线。这个思想，我曾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时向戚本禹同志透露过（当时未敢说出康老），立即受到了戚本禹同志的严厉的批评，他并警告我，若再继续这样想下去就要犯大错误。可是这个忠告我也未听进去。和蒯大富的一次交谈更使我这种想法坚定了。今年五一节时，听说主席在天安门上对王大宾说：你们地质学院要打倒几个老帅，那怎么行呢！我就更确信几个老帅是主席要保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在这以后，文革不仅未出来保，而且还暗示要轰。我想可能是由于康老等人起的作用。我想起以前曾听说外国有些要夺取政权，采用的是这样的一种方法，即你要这样做，我就顺着你的意思，但比你“左”得多，弄得你走向反面，失去民心，然后我就可以取而代之，夺取政权了。我就怀疑康老等人是在这样做。而江青和伯达等同志还被蒙在鼓里。现仔细想来，这就是我在六月份时和张海涛一次谈话时，一种未说出来的想法，但却是我那次谈话的主导思想。
+
+　　这种怀疑是极端错误的，是反动的。这是我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动摇性和狂热性的又一集中表现，是我头脑中的“怀疑一切”的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又一集中表现。看来似乎很大胆，实质上是完全反马列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及受反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而主观上未很好地结合这些问题学习主席著作，改造世界观，抵制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又是极端的狂妄自信，听不进首长的忠告与教诲，听不进群众的批评与帮助，这样在这场空前的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必然要犯很大的错误，栽大跟头。终于完全跌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去。
+
+　　2、由于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决定了我不可能完全理解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初期之所以能跟上主席革命路线，乃是由于个人利益和革命利益相一致。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形势的错综复杂，斗争的困难与艰巨。每当运动进入一个转折点时，我的思想总要发生一次动摇，发生很大一个倒退。特别是当运动触犯到本人和本阶级的利益时，就会起来对主席这条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满。在那一阶段我散布了不少污蔑、攻击中央文革的流言蜚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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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国夺权斗争的深入开展，阶级斗争的日益白热化，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他们操纵挑动一部分受蒙蔽的群众，挑起武斗，企图转移斗争的大方向。在这股武斗的妖风面前，我又被弄得惊慌失措。我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弄到这一地步将无法收场了。即使勉强收了场，后遗症也将是惊人的。其一是我国的经济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二也是最主要的是人，全国两大派的对立将可能继续很长时间，人们积极性的调动恐怕很困难了；其三，大批的老干部被淘汰，这些年青人是否能接好班，把好权？这批人中难道就没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我想若是让聂元梓、蒯大富当权，中国很可能要出修正主义。
+
+　　以上这些看法当然是完全错误的，这暴露了我已经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地动摇，对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发生了根本的怀疑，甚至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人民心中的无比的崇高威望也发生了动摇，极端错误地认为：文化大革命中主席的威望不是抬高了，而是降低了。对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发生了动摇，对中国的前途也担扰起来，极端错误地认为：中国现在可能不是离共产主义近了，而可能是越来越远了。在这样思想的支配下，我开始对文化大革命失去了信心，对中国的前途发生了怀疑。因此，就整天吃喝玩乐、抽烟喝酒、游山玩水、看节目会朋友，沉溺于小资产阶级的喜怒哀乐之中，而不能自拨。有时想：还不如去越南参加解放军，抗美援越战死沙场，或去老挝打游击，支援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老挝人民；有时又想回家种田也好，生活安闲，自由自在，还能为农业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若中国将来真出了修正主义还可以上山打游击等等。就这样，我在这种悲观失望中，时而是无穷地忧虑唉声叹气想回家种田，时而又想入非非，幻想着成为一个抗美援越的英雄。有时看到东方红的现状，在一些战友们的鼓励下，我也想振作起来，再干一场，为东方红争口气，但一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我也就很快地泄气了。
+
+　　在北京没事可干，实在闷得慌，因此就决定到外地去玩玩。商量的结果决定去广州、桂林。由于车票不够，蒋良朴等四人就先离京了，我们四人就分头筹车票。过了几天，突然听说学校要开始整风，并且戚本禹同志有一个电话批示，同意对我进行批判，这时我感到在北京呆不住了，就慌慌忙忙地走了。我还想，要是这次整风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不回来了，就到越南去参加解放军。抗美援越死在战场上算了。比当反革命不知要强多少倍呢！这是我再一次顽固地拒绝中央文革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批判与帮助，再一次坚持自己反动的立场，再一次失去了革命的机会，再一次地与中央文革和广大革命群众相对抗，再一次地与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使我的错误就更加严重化了。
+
+　　回京后，我不仅没有丝毫悔改之意，批判会上态度极不老实，报着侥幸过关的心理，策划成立了《新东方红》，企图通过揪出刘少奇使自己过关，在东方红内部制造分裂，再一次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在这个企图失败后，又要以极端错误的绝食以示“抗议”，可见我的反动思想、立场顽固到何等的地步！今天回想起来是不胜的沉痛，我愿向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请罪、向中央文革请罪、向广大的《东方红》革命群众请罪！并决心痛改前非，回到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中央文革的立场上来，回到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立场上来。
+
+## 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影响：
+
+　　由于我的错误，对革命事业对《东方红》都带来的极为恶劣的影响。首先我几乎毁了我自己，几乎使自己成为一个历史的罪人，成为一个“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同时也影响了《东方红》中一批很好的干部，他们被我带着走上了一条歧路；由于我的反动思想的影响，使《东方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曾流行一时，干扰了运动的大方向；由于我的错误，在今年1-2月份时，使战斗在外地的我《东方红》战士处于一种最困难的境地，使外地的一些造 反派组织亦遭到一次攻击，由于我的错误，使《东方红》内部斗争日益激化，严重地影响了《东方红》的战斗力。虽然中央文革在群众中的崇高威望不至于因为我的错误而受到影响，但我确确实实是在给中央文革的脸上抹黑。
+
+## 我的态度：
+
+　　我沿着一条错误的道路。一直走了很远很远，若不是中央文革小组和广大《东方红》革命群众的耐心帮助，至今我可能还不会回来，原先我总以为那些要揪我的人是要打击报复，是为了出气，今天我才体会到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为了挽救我。通过前一阶段大家对我的批判、帮助，我开始有所醒悟，对我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开始有所认识，现在我还在继续写检查与交待。我决心在大家的帮助下，努力学习主席著作，深入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彻底交待自己的反动言行。力争回到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并希望能在下一阶段的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作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
+
+　　 朱成昭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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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1 @@
+# 我的交代
+
+　　<宋日昌>
+
+## 〖宋日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
+
+## 一、我被捕，自首，供出×个人来，自首时又牵涉讲出××人来。
+
+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后，大约在十月间，山西国民党省党部在太原进山中学宋震寰的信箱里，查出一封密写的信，是共产党的文件，国民党省党部便派便衣在一天中午十二时以后，当我刚从太原第一师范学校下课回来，一进太原新道街十三号的南房，便被便衣将我逮捕，押送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由军法审问法庭问过三四次，军法会审法庭由韩甲三、武××、刘冠儒等五人成立。主审的是韩甲三和武××。
+
+　　敌人问：你是不是宋震寰，我说是宋震寰。敌人问过年龄职业等以后，问道，你除教书以外，还作别的事吧?我说我只是教书，不作别的事情。敌人就说，这里有一封信，要你看看。敌人说着就把一个空信封放在桌子上，要我走近前去看。我上前几步看了一下，信封上面写着宋震寰收，不是写的宋震寰转交。敌人就说这封信是你的，信内装的是密写的通告，是共产党的文件。你一定是共产党。我赶紧说我不是共产党。敌人便问：是不是还有一个宋震寰?我说：我只知道我叫宋震寰，我不知道是不是还另有一个宋震寰，敌人说：反正这是共产党的信，你不说老实话，我们就拿你当共产党来办。敌人并未打我，也并未怎样威胁我，可是由于我是叛徒，软骨头，个人保命思想严重，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不顾党和革命的利益，一想到我如果吃官司，我个人要坐牢，我的家庭生活无法维持。这时我只想到个人的利益家庭的利益，就不惜叛党投敌，出卖革命同志，出卖党的利益，出卖自己的灵魂，就开始出卖鲁文元。(并未讲出他的真名字娄先凝)从此我就成为叛徒。
+
+　　这时我向敌人说：这封信不是我的，叫鲁文元的在我这里转信的。敌人就问鲁文元是什么人?我说鲁文元我们原来在北京未名社就认识，最近他到太原担任小学教师。初来往的地方尚未找定，所以暂时我这里转信，敌人说：转信?还转这样的信！敌人追问鲁文元是不是共产党员，我又供出小鲁是共产党员，作共产党的工作，至于他作什么工作，我不知道。
+
+　　敌人问我，你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给共产党转信?敌人问道：你怎么知道鲁文元是共产党员?我被敌人问得无法回答，为了开脱我自己，我又供出王××来。
+
+　　我说，我给鲁文元转信是王××介绍的。敌人问王××是什么人?我说王××原来在太原工作，是共产党的特委书记，他从我这里转汇款不寄信件。后来王××调走了，他介绍鲁文元在这里转信。敌人问王××调到哪里去了，我说调到山东青岛去了。敌人问：现在在哪里，我说听说他到上海开会，在上海被捕牺牲了。敌人听说他已死了，就未再追问下去。
+
+　　当我说出王××之后，敌人更加追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员?你和王××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我这时没有办法，只好在敌人面前承认我是共产党员，我向敌人自首了。敌人问我在哪里参加共产党的，我说在一九二七年春在武汉参加。敌人问介绍人是谁?我讲出张××、祖××。敌人问他们在什么地方，我说现在不知道。敌人问我在武汉作什么工作。我说先编《湖北农民》，是湖北省农民协会出的刊物。以后作交际工作，代表湖北省农民协会参加各种会议。国共分裂以后，我在鄂东工作，以后在九江我参加叶挺部队作干事。七月底到南昌，参加八一暴动。此后随军南下，到广东揭阳被打败，又被截击，军队很乱，我在马宫离开部队，从汕尾去香港，经过上海又回到南京。
+
+　　在南京找到康××，是党员，同乡又同学，由他介绍认识南京市委书记。以后接上党的关系，我作农民工作。一九二八年春我自动离开共产党，在南京结婚。夏天回颍上。以后随三叔去北京。在未名社认识王××。王××是共产党员，在北京市委工作，经过审查接上我党的关系。编在民国大学支部。后来帮助姓郑的民国大学的学生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我和姓郑的介绍人力车工人贾××参加共产党，以后共产党派姓向的专门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北京人力车工人打电车，贾××被捕牺牲，我从天津回来，搬到东城大学夹道去住。
+
+　　一九二九年冬我到河北省邢台县第三女子师范学校教书，一九三○年上半年我在南宫县立中学县立师范教书，一九三○年秋我同王××一同从北京来太原。王××作党的工作，我在进山中学教书，只在进山中学的信箱里给王××转汇款，未作其他工作。
+
+　　我除了供出鲁文元、王××之外，又供出丁××、刘××、杜××等人来。
+
+　　敌人问道信是怎么转法的?我说信到进山中学的信箱，有时鲁文元到信箱去取信，有时到我家里来拿信。有时是他一个人来，有时是他们夫妇二人来取的。敌人便问鲁文元的老婆是谁?我说小鲁的老婆是家庭妇女，敌人问家庭妇女不识字，怎么能取信?这时我说鲁文元的老婆叫杜××，也是个学生，是共产党员，也在工作。
+
+　　敌人问鲁文元的住处，我说我不知道，我说我从来没有去他住的地方，也没有问过他住在什么地方。敌人说你是不是知道他住的方向，我说是上肖墙的方向。这样就把小鲁的住地方向向敌人讲了。
+
+　　敌人又问，你还认得什么共产党员?我说我认得丁××，敌人问怎么认识的?我说王××和丁××一同到我家去的。敌人说你以后有往来吗?我说丁××曾去过我家二三次。敌人问丁××作什么工作，我说丁是特委的秘书。敌人问丁的住处，我说有一天我看到丁××在××街一家门口，他总是住在那里。
+
+　　敌人又问：你还认得什么共产党员，我说我还认识刘××。敌人问你怎么认识的，我说刘××到我家去找我的。敌人问找你干什么?我说他要我工作，我说我不再工作了。敌人问刘××干什么，我说是特委书记。
+
+　　我供出小鲁之后，便衣就到小鲁家去逮捕小鲁，小鲁发觉跑掉了。杜××在家。当敌人便衣走了之后，小杜雇了人力车跑到特委秘书处，以致老丁、小杜以其他的人都被捕了。特委机关从此被破坏。丁××陈××又先后叛变，特委书记刘××也被捕。这次由于我的叛变，致使持委秘书处被破坏，特委被破坏，数十人被捕，有些先烈牺牲了生命。我的叛变，造成党这样大的损失，我的罪责是很大的。
+
+## 二、从进反省院到出反省院
+
+　　1、进山西反省院
+
+　　我从省党部转押在拘留所。在拘留所押有一个多月，到十二月将我送进山西反省院。进反省院之后，办理入院手续。填一张表格，叫做入院申请书。填写的内容，分为：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案由从那里来等等。
+
+　　2、在反省院里的表现
+
+　　我开始进反省院时，政治上表现消极，埋头读古书，学文字学《说文解字》，不大管其他的事情，这时是消极的表现，也是反动的表现，如崇古、复古。
+
+　　考虑到出院的问题的时候，我的表现很反动。以为如不积极活动，有所表现，怕一期(六个月)出不了反省院。当时武××已随山西省党部离开太原。我以为如果武××回来，我更无出反省院的希望。因此思想上极想有所表现，以便能够出院。
+
+　　(1)写反动的文章
+
+　　我用震寰的名字，写了一篇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各国之准备的文章。除整篇文章都是反动的以外，特别是当时对伟大的苏联进攻，污蔑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都骂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我随着他们在辱骂苏联。这看出我是跟着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攻击苏联的叛徒的面目。这是反苏反共的行为。
+
+　　又用“日昌”的名字，写过反动的文章。
+
+　　(2)帮助别人，同别人合写合译文章。
+
+　　我同第一师范的学生，当时在反省院的王××共同写过一篇文章。王××因为想出院，怕要写文章，他认为不写文章，恐怕出不了院，他向我说：他不大会写文章，要我帮助他，他在平时，在生活上、劳动上处处都帮助我。这时候我感到不好不帮助他一下，因此等他写好，我答应给他看看。他写好初稿、我给他看过，修改过。发表时用王××宋震寰的名字。
+
+　　（和一个四川人合译一篇文章：）
+
+　　我用震寰的名字，和一个四川人合译了一篇文章，登在自新月刊上。我不会翻译，中文是我看过改过的。
+
+　　自己在自新月刊上写反动的文章，已属罪大恶极，又帮助别人和别人一同翻译反动的文章，这真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
+　　(3)写自首书
+
+　　我当时认为，虽然我已在法庭上自首，口头上讲过了，但是不写自首书，怕是不能出院的。因为极想出院，所以极力向院方表示反省有效，我又写了自首书。
+
+　　自首书的内容分为五点：
+
+　　1、武汉参加共产党。
+
+　　在湖北省农民协会工作，编《湖南农民》，后来代表机关参加各种会议。
+
+　　2、参加叶挺部队
+
+　　参加南昌八一暴动，失败后经香港、上海回南京。
+
+　　3、到南京找到党
+
+　　作农民工作。
+
+　　4、北京接上关系。
+
+　　作人力车工人的工作。
+
+　　5、在太原。
+
+　　给王××转汇款，后来给鲁文元转信。
+
+　　说明因为年幼无知，被共产党欺骗，误入歧途，现在经过反省，已经认识错误，愿意改正，今后拥护三民主义，愿为党国效劳，不再参加任何反动的组织。
+
+　　(3)出反省院的表现：
+
+　　1，在出院时举行出院仪式的会上，我代表出院人致答词。
+
+　　在一九三二年五月，我和其他四个人，一共五人一同出院，在出院仪式的会上，院长邵修文先讲话，大意是说：你们在反省院，反省期满，经过考察，你们可以出院了。希望你们出院之后，服从三民主义的领导，好好为党国效劳。
+
+　　我代表出院人讲话：大意是我们在院长和院方的教育训导下，今天期满，就要出院了，我们感谢院长和院方对我们的教育。我们出院之后，一定服从三民主义的领导，为党国效劳。
+
+　　2，在出院仪式上举行集体宣誓。
+
+　　讲完话之后，在举行集体宣誓，在国民党党旗和蒋介石的象前，举行集体宣誓，誓词大意是：在三民主义领导下……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反动组织。
+
+　　3，发给“自新证书”一份。
+
+## 三、和反革命阎锡山的关系
+
+　　我投靠了反革命阎锡山，在阎锡山那里作了些反革命的工作，我就是大反革命。
+
+　　1，我写一封信给阎锡山
+
+　　我记得我出反省院以后，约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我曾写一封信给阎锡山，内容大意是：①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从侵占东北，向冀东华北发展，因此从大势所趋来看，日本帝国主义还要进一步向华北山西等地进攻。山西在今后的政治地位，如欲保持并有所发展，则必须提出抗日的主张，作抗日的准备，否则将来山西很难保持其应有的地位。②建议山西今后能吸收外省的各方面人，来山西参加各方面的工作。这个信的目的，一方面为阎锡山出谋划策，为阎锡山的统治着想，一方面想在山西作事，所以建议能用外省人。
+
+　　2．到河边村参加按劳分配的讨论。
+
+　　阎锡山主张实行“按劳分配”，他准备出一本书，讲按劳分配的问题。书未出版以前，阎锡山邀请了一些人，讨论他的稿子。时间只一天，第二天就回太原。
+
+　　3．在太原绥靖公署担任秘书。
+
+## 一九三六年底我从日本回国，从北京又到太原。当时阎锡山主张抗日，主张抗敌救亡统一战线，守土抗战等，要我在山西工作，我就留在太原，参加牺牲救国同盟会。名义上在太原绥靖公署是一个秘书，月薪一百元，实际工作在牺牲救国同盟会，每天去牺盟会办公，不到绥靖公署办公。绥靖公署是反动的机关，是镇压革命人民的，我作绥靖公署的秘书，虽然不去办公，但是总是绥靖公署的秘书，是反人民的、反动的。领的薪水，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
+　　4、在太原牺盟会工作
+
+　　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我在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有时到下面各单位去上课讲话，根据当时报纸上的形势和材料讲抗日的问题，作了以下的反革命的事情：
+
+　　(1)训练牺盟会持派员，派到各县担任牺盟会特派员，成立县的牺盟会的组织。
+
+　　(2)训练国民兵军官。
+
+　　阎锡山的国民兵军官，好象是民兵的样子，不过他的国民兵是掌握在豪绅地主手里的武装。国民兵军官就是担负训练和领导国民兵的军官。成立了好多个团，以团为单位，进行训练。有军事，有政治，上政治课的。
+
+　　(3)训练村长。
+
+　　把全省的村长，分批调来，编成团，进行军事政治训练。
+
+　　当时我在牺盟会总会的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组训会的负责人是李力果，另外有雷任民和我。
+
+　　牺盟会据说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和薄一波同阎锡山签定协议进行组织的。这是反动的组织，我在这里工作是训练阎锡山的基层干部，这些工作是反革命的、反人民的。
+
+　　5、在晋绥军军队里工作。
+
+　　(1)在骑兵第一军赵承绶部工作：作了如下的坏事：
+
+　　①出版油印报“抗日铁骑”。
+
+　　②办民族革命大学第四分校，我担任付校长。
+
+　　③办军事政治的基层干部训练班。
+
+　　④扩大了一些部队。除骑兵两个师以外，成立了一个步兵旅，扩大了一些部队。
+
+　　(2)在军事教导纵队工作。
+
+　　军事教导纵队是阎锡山训练军事和政治干部的纵队，当时有三个团的架子，学生尚未招来，我给干部讲过阎锡山编的《共产主义的错误》一书，主要是准备招生，所以工作不多。到××叛变事件发生以后，我就离开军事教导纵队，也就离开了山西。
+
+　　6、在新农村，中报上写文章。
+
+　　我在新农村上写了一篇呼延村游记，是散文，只讲游呼延村的情景的。另外写了一篇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
+
+　　在新农村上写文章，一方面支持黄丽泉办新农村，一方面可以拿到稿费。
+
+　　给中报写文章是黄丽泉介绍的，中报是李冠洋派办的报纸，每月送我五六十元。我给他们写文章。至于写了多少篇，那些篇是反动的，现在无法说清。这些文章都可以说是反动的。
+
+　　7、和阎锡山方面哪些政客有往来。
+
+　　(1)和梁化之有些往来。(按：梁化之是阎锡山的大特务。)
+
+　　我一九三七年初到太原时，经梁化之介绍见过一次阎锡山。在牺盟会有时可以见到他。在第二战区政治部时，有时可以见到他。
+
+　　(2)黄丽泉(按：黄丽泉是阎锡山手下的红人。)
+
+　　原来黄担任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因为他不民主，很独裁，同时因为他和阎锡山有关系，遭到进步学生的反对。他从第一师范被赶走，以后他又办呼延村乡村师范，办新农村刊物。他是东南大学毕业的，我和他先后同学。我从反省院一出来，他就叫我去一师上课。
+
+　　(3)薄右丞
+
+　　原来我们在进山中学教师时是同事，他到绥靖公署作秘书，以后又作教育厅长，我就和他见面的机会少了。他在太原解放之后，被我们处死刑。
+
+　　(4)邰林逸
+
+　　是同乡，曾作过阎锡山的参谋长。
+
+　　(5)在牺盟会就认识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刘岱峰、李力果、雷任民、牛荫冠、冯基平等。
+
+　　(6)李冠祥，我在黄丽泉家里见过一面。
+
+## (7)孙慧西，和孙慧西有些来往。
+
+　　(8)和孙慧西政治上的关系。
+
+　　我和孙慧西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关系。认识孙慧西是在反省院里。他出反省院后，因为追求游云的妹妹游凌云(早已逝世)有时去我家。后来阎锡山派他去日本学习考察，他去东京。我于一九三五年秋，因为红军将到陕北，太原的形势比较紧张，我不能在太原住下去了，于是辞去教员，我自费去日本学习。想学会日文，从日文能看些书。在东京时，有时和孙慧西有往来。孙慧西常上我那里去，所以显得来往密切。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我认为蒋介石已被扣押，我可以回蜀作些事情，所以回到北京。我到北京正是蒋介石放出来回南京的时候。我在北京住了几天，知道阎锡山主张抗敌救亡统一战线，主张守土抗战，各方面的人都有到太原去的。于是我又去太原。经过梁化之见到阎锡山，阎锡山要我在绥靖公署有个秘书的名义，实际办公到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这些和孙慧西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在牺盟会组织训练委员会工作，在骑兵军工作，军事教导纵队工作都和孙慧西一点关系也没有。
+
+　　9、秋林会议
+
+　　在一九三九年三月阎锡山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秋林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军队的军官，如王靖国、赵承绶、傅作义、孙楚等，新军即决死队如薄一波、宋劭文、戎子和、雷任民等，我和军事教导纵队纵队长于镇河一起去参加的。我记得清楚的是阎锡山在会上严厉批评过去地方上有些人将粮食物资供应八路军，动员新兵参加八路军，他说以后严厉禁止，如再有以人力物力供应八路军的，严加惩办。讲话的时候很生气。这次会议新军和旧军争论很激烈。旧军以王靖国为代表。新军以薄一波为代表。我刚从骑兵第一军调回政治部，阎锡山对我不信任。据刘岱峰告诉我阎锡山对我是三分相信，七分不信。我初到军事教导纵队。这个部队是训练军政干部的，既不能说是新军，也不完全是旧军。在这场争论中，我没有参加，大会没有发言。
+
+　　（这次会议之后，我离开山西不久，新旧军就打起来了。阎锡山对共产党的态度也不好，我到延安后我党中央派王若飞去山西谈判，以后阎锡山的态度转变得稍为好些。）
+
+　　10、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
+
+　　(1)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性质和任务：
+
+　　民族革命同志会据有人说是外围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是核心组织，都是反动的阎锡山的组织。
+
+　　(2)任务：以民族革命为号召，团结并组织拥护阎锡山的人，忠实于阎锡山的人，为巩固和发展阎锡山的力量，保持阎锡山的反动统治，作为它的任务。
+
+　　(3)我在一九三八年五、六月间，从骑兵军回吉县汇报工作，在吉县由梁化之、刘××介绍我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民族革命青年团。
+
+　　(4)当时梁化之说：民族革命同志会是搞民族革命的组织，民族革命青年团是核心组织。青年团的工作，一定要作好。你在旧军队里工作，要作改造旧军的工作，使旧军队能够成为一支有战斗力，能作战的部队。这是很艰巨的任务，要努力完成。
+
+　　（(5)我在骑兵军和军事教导纵队担任主任特派员的职务，负责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的工作。）
+
+　　我介绍任××、肖××、甄×、杨××参加了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
+
+　　(6)参加的标准。
+
+　　在军政干部中，拥护阎锡山，忠实于阎锡山的人可以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更坚决、更积极拥护阎锡山的人，可以参加民族革命青年团。
+
+　　我当时认为忠实可靠的人，我发展他们为民族革命同志会，民族革命青年团的成员。
+
+　　我参加民族革命同志会和民族革命青年团，事先未请示我党，事后也未报告，这是我私自参加的。这些阎锡山的反动组织我未请示党参加进去，这是极为严重的违反组织纪律的问题，是政治上极大的错误。在这些反动组织中作了反革命的事情，罪责完全由我担负。
+
+## 四、交代几个问题
+
+　　1、关于三次脱党问题(略)
+
+　　2、一九三七年重新入党的问题(略)
+
+　　3、中间怎么脱离关系，怎么解决的?(略)
+
+## 补充交代
+
+　　一，我到韩甲三家里去过一次。(按：韩甲山系伪山西省军法处处长，清共委员会委员，审讯过宋日昌)
+
+　　我从反省院出来之后，大约有一个多星期以后，我曾以叛徒的观点，去韩甲三家里，看过韩甲三一次，只是去看看他，别的没有什么目的。告诉他我已经从反省院出来，仍在第一师范教书。韩甲三没有说什么，没有指示，只是普通应酬。他没有找我去他家，以后我教我的书，没有再去过他的家里。
+
+　　赵戴文家我去过一次(按：赵戴文系阎匪老师，曾任伪山西省主席)，是同他的儿子赵宗复一起去的。为了谢谢他保我出反省院。时间很短，只是去谢谢他。
+
+　　别人的家，我没有去过。
+
+　　二、唐山什么时候去的，回来干了什么坏事。
+
+　　我记得去唐山是一九二九年的春天，党派我和王冶秋一起去作工的。结果我未去成。我已上了火车，就在将要开车之前，我被我三叔从火车上拉回来。回家之后，没有作什么坏事情。
+
+　　新补充的关于情报问题(略)
+
+　　 宋日昌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六日
+
+　　· 来源：
+
+　　《大会专刊》(增刊)，1967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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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3 @@
+# 李先念在国务院财贸口大会上的检查
+
+　　<李先念>
+
+　　（〖地点：人民大会堂〗）
+
+## 我的检讨
+
+## 李先念
+
+　　同志们！战友们！
+
+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今天我得到机会来向大家作检查。
+
+　　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们顽固地坚持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疯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猖狂地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更加变本加厉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妄图破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由于我的觉悟水平低，政治嗅觉不灵，没有识破他们的罪恶阴谋，没有认识到这是一条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立的错误路线。去年六、七月间，在财贸口的各机关、各学校普遍地执行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表现在：
+
+　　（一）一开始就没有把握住运动的重点。这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要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运动初期，我们却推行一个“三个横扫一齐扫”“上下左右一齐扫”“党内党外一齐扫”的错误口号。没有把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重点明显地突出来。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把斗争矛头集中地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强调引火烧身，放手地发动群众批评领导的缺点和错误。结果错整了一些一般群众和一般干部。这是执行了刘、邓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
+
+　　（二）派出了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在我们领导下，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革命群众，打击了革命左派。当革命群众起来要求赶工作组的时候，我曾经说过“不能赶工作组”、“工作组要顶住，要稳住阵脚”。我虽然也说过要防止群众斗群众，不能对那些要求赶工作组的人进行“反击”，但又说可以在群众中辩论。在当时那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这种辩论实际上形成了对革命群众的围攻，形成了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有的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真右派、假左派”等等。
+
+　　（三）运动初期，曾经划过条条、框框，强调内外有别，设想过运动分若干个阶段，等等。例如，大字报不许上街，政治历史等几种问题的不许贴大字报。例如，曾向司局长强调过，知道的问题应当揭发，但要独立思考，等等。这些条条、框框，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压制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
+　　（四）片面地强调保护干部。错误地给一些部门的领导干部说过好话，错误地保过一些领导干部。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没有看到有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错误，有的已经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了。没有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没有一分为二地看待干部。只怕伤害了干部，不怕修正主义根子挖不净。这实际上是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作用。
+
+　　（五）反过来，在运动初期，我对于某些过去犯过一些错误、平时印象不好的领导干部，也有把他们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的地方，有的还公开点了他们的名，过分地加以指责。这种做法也是不对的。
+
+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纠正了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会议上亲自听到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和指示，受到了很大教育，开始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但是认识还是很不够的，没有认真地思考我执行这条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没有彻底同刘、邓路线划清界限，没有紧紧地跟上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理解得很差，又继续犯了错误。主要表现在：当工作组撤出以后，我对于自己的错误，没有勇敢地挺身而出，认真地深刻地作检查。当时存在着保守和革命的两派，我的态度不明朗，旗帜不鲜明，没有坚决地支持左派革命群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只是空洞地强调团结，左右平衡，摇摆不定。这是一种“和稀泥”的做法，是在搞折衷主义。事物是一分为二的。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不偏革命派，就偏保守派，不偏无产阶级一边，就偏资产阶级一边。表面看来，似乎既不支持这一派，也不反对那一派，但思想感情上还是对革命左派比较疏远，对保守派比较接近。所谓折衷，不偏不倚，公公正正，是不可能。这实际上还是在继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说明，那些有保守思想的同志，主要是受了我的错误影响。主要责任，在我而不在他们。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没有狠触自己的灵魂，在一定条件下资产阶级思想又容易抬起头来，实际上是立场仍然没有转过来，屁股仍然没有坐正。
+
+　　我们应当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至于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应当按照毛主席教导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求大同，存小异，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消除分歧，加强团结，实现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共同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批判，共同完成本单位的斗、批、改任务。
+
+　　在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的会上，我对商学院、商业部、财金学院、财政部的革命造反派，又说了错话。对财政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个别负责人，也说过一些不应当说的话。他们在夺权斗争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财贸各部门的夺权，方向也是正确的），只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缺点错误，就指责他们，说他们的方向错了。这些话对他们发生了很大的压力，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热情。我很快发现错了，向他们承认了错误，现在再次在这里作检讨。讲出这种错话，仍然是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革命小将的先锋作用认识不足，一句话，仍然是立场没有站稳。
+
+　　我对于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认识迟，觉悟慢，纠正不力。影响到财贸口各部的领导干部们迟迟不觉悟，没有及时地向革命群众作出深刻检讨，使得领导长期陷于被动，给运动和工作都带来了不少的困难。这一点我应当负主要责任。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主席一再耳提面命，谆谆教导，自己没有深刻地领会。自己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犯了错误，有负主席和中央的教导与委托，不能不感到痛心，感到惭愧。在这里，我再次向在运动中所有受压制、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
+　　我所以犯这样的错误，从思想上检查，首先是由于我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复杂性认识不足，阶级斗争观念不强，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整个过渡时期存在着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斗争。忘记十几年来我党的这一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就会走到斜路上去。”林彪同志前些时候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着重讲了这个问题。建国以来，我犯过的一些错误，都是由于对阶级斗争认识不够。这次犯错误，又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间的大搏斗、大较量。由于我对这个问题很不理解，就不自觉地走上了斜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们党内，长期以来，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是十分激烈的。刘、邓的一系列罪恶活动，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篡党、篡国、篡政，夺无产阶级的权，专无产阶级的政。我没有识破他们的罪恶阴谋，没有理解到这次路线斗争是要自下而上地彻底批判和清算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它在各个领域内的流毒。没有理解到这次路线斗争要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行夺权。没有理解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集中的一点，就是要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要夺他们在各个领域的代理人的权，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以后，我还曾一度以为这是党内问题，是否要放在党内或一定的范围内来解决，没有及时发动广大群众，彻底地揭发批判。没有认识到这是一场伟大的群众性的批判运动。只有发动广大革命群众，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并且结合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斗批改，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他们彻底批倒、批透、批臭，才能把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使他们原形毕露，以便彻底肃清他们的流毒，铲除他们的影响，彻底挖掉修正主义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使我们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沿着毛主席所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进行到底。
+
+　　当文化大革命开始席卷全国的时候，我曾经顾虑到生产是否会受到影响，思想还停留在工厂、农村要分期分批开展运动的老想法上。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和推动下，经过斗争实践，自己的认识才一步一步地有所提高。
+
+　　我这次所以犯错误，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在于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说错话，办错事，是表面现象；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才是问题的本质。对待群众的态度，对待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态度，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要分界线，是辨别斗争大方向是否正确的主要标志，是检验我们阶级立场的试金石。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没有坚定不移地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边，和他们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我长期以来高高在上，作官当老爷。口头上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实际上是只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惯于向群众发号施令。没有象主席教导的那样，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以极大的热情去支持和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在运动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革命左派群众有错误的看法。我曾经不必要地担心他们是否会被坏人所利用，我曾经认为左派队伍中少数人可能是“勇敢分子”，感到他们的某些具体做法偏激，说过他们一些不适当的话。今年二月间，象前面所说的，我又对革命小将妄加指责，这是非常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应当将那些非本质、非主流方面的问题，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林彪同志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革命小将是毛泽东思想哺育起来的新生力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是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勇战士，他们敢想、敢干、敢闯、敢革命、敢造反，他们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始终体现了革命的大方向。当然，在这样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中，他们也会产生一些缺点和错误，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首先应当完全肯定革命小将们的本质和主流是好的。对他们的缺点错误，应当从爱护、关心同志出发，应当满腔热情地、善意地帮助他们，支持他们，给他们撑腰，而不是对他们随意指责，妄加批评。同时也应当相信，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小将，一定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所以在对待革命左派问题上犯错误，归根结底，就是立场没有站对。这次革命左派的同志起来造反，把我们这些人的资产阶级“尊严”打下来，打得好。不然，我们就要舒舒服服地“和平演变”了，同志们对我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有些话乍听起来觉得不入耳，但反复想想，正是触动灵魂深处的话，对我有很大的帮助。我向对我提出批评的革命同志，表示欢迎和感谢。
+
+　　我这次所以犯错误，还由于我在思想方法上存在着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在新生事物面前，总想拿过去领导运动的老经验去指挥群众，总想按常规走路，按老章法办事。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怕打乱了现状，怕“搞过了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理解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实行大民主的伟大意义；没有理解到这次运动是对领导干部的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没有理解到对于领导干部，不作阶级分析，一概否定，一概打倒，或者一概相信，一概肯定，都是错误的。这说明，自己的认识大大落后于毛主席思想，大大落后于革命群众。
+
+　　我不仅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过去在整个财贸工作中，也长期受到刘、邓以及陈云的错误路线的毒害和影响。他们极力推行资产阶级的一套，严重地干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他们抵制和反对毛主席的政治挂帅，实行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特别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十七年来，他或明或暗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竭力反对毛泽东思想，拼命鼓吹“四大自由”，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三面红旗，鼓吹“单干风”，等等，妄图实现中国历史的大倒退。因为我的灵魂深处有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在不少方面接受了他们的影响，执行了他们的东西，不自觉地作了他们的市场。比如，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反映过一些消极的情绪。比如，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有过错误。比如，一九六二年曾把困难估计得过份，对大发展的成绩肯定不够。比如，一九六四年以前的很长时期突出政治不够，对人的思想革命化的伟大作用认识不足，没有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四年以后虽然有点加强，但还抓得不够有力，等等。归根到底，在很长时期内，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狠抓财贸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刘少奇的“黑修养”，是他篡党篡政的总纲领，是他炮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是一株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这本书对我也是有影响的。林彪同志教导我们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无产阶级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彻底清算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它的流毒，铲除它的影响；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保证财贸工作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正确道路前进。
+
+　　我所以发生以上的错误，归根到底，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无产阶级政治突出不够。“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只有掌握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才能在工作中不迷失方向，才能沿着正确的光明大道前进。虽然我主观上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信仰、无限热爱，但是由于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用得不好，对主席指示的精神，吃得不透，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没有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不能做到很好地按毛主席的思想办事，也就往往要犯错误。自己过去是靠吃老本过日子的，现在不行了，必须认真地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彻底地改造世界观，重新向群众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作出一些新的贡献。
+
+　　这次同志们对我提出批评，触动了我的灵魂，使我受到深刻的教育。我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希望同志们对我的缺点错误继续揭发批判，希望同志们继续帮助我。今后，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林彪同志为榜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同时还要向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学习，他们对毛主席著作都学得很好，用得很活。一定要紧跟毛主席，紧跟群众，自觉地改造自己。要象林副主席所指示的那样：“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要彻底革自己的命，坚决造自己的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我决心真正甘心情愿地当群众的小学生，不是口头上说甘当小学生。我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紧紧地同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毛泽东思想。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
+
+　　· 来源：
+
+　　国务院财贸系统革命造反联络委员会主办《财贸红旗》 1967年8月30日第9期第2、3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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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09.txt
@@ -0,0 +1,63 @@
+# 开封军分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
+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
+
+　　目前，我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更加深入，阶级阵线更加分明。二七公社和八．二四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经过英勇搏斗，冲破重重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保守势力如日暮西山，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反戈对敌。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丑恶面目更加暴露。不少革命领导干部已经或正在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广大群众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思想觉悟日益提高。正在出现一个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新的大批判高潮。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　　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进入联合夺权的关键时刻，我开封军分区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最高统帅毛主席“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积极投入了“三支”、“两军”工作。但是，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河南军区党委和开封驻军领导小组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一介入文化大革命就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的长期对立，给开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
+　　首先，我们对地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颠倒了敌我关系，错误地把革命领导干部张申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次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把和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一起战斗过的张钦礼同志(兰考县委副书记)当作反革命分子抓入监狱，关押了长达五个月之久。对原来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领导干部，统统予以排斥和打击。
+
+　　第二，错误地把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当做被幕前幕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操纵的“御用工具”，所以一开始就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对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不是满腔热情地给以帮助，而是抓住一点，肆意扩大，无限上纲，甚至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特别是操纵和支持公、检、法系统的保守派，采用分化瓦解、挤垮、镇压等种种恶劣手段，对待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在开封驻军领导小组错误路线的指导下，我们还在全区范围内布置了所谓肃清“八．二四”的流毒，以致在社会上引起了让革命群众挂黑牌、游街、请罪，以至某些单位对革命造反派队员解雇、开除，扣发工费、工分，不发给救济粮款等严重恶果。
+
+　　第三，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和镇压了群众运动。元、二月份，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我们动用专政工具，支持保守势力，大举镇压革命造反派，逮捕和拘留了许多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特别严重的是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元月二十八日率部队奔赴兰考县，采取各种野蛮手段捕逮革命领导干部，镇压群众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下去。同时，我们还错误地宣布开专柳林林场“二．一五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错抓了他们许多人。地专直革命造反总部负责人赵俊杰同志被两次拘捕入狱。他们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受到了严重摧残。我们还错误地通知各县沿路设卡，搜查拦截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战士。在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我们还违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原则，拼凑了专、县“革筹委”，成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镇压群众运动的主要工具，起了极坏的作用。
+
+　　第四，执迷不悟，一错再错。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十分关心，十分爱护，在关键时刻给我们作过许多重要指示，但我们贯彻执行得很不认真，很不坚决，很不得力。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些本来都是我们改正错误的大好机会，但是我们没有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盲目自满，自恃正确，不仅没有认识错误反而把当时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抗，看作是“翻案妖风”、“反动逆流”，而继续加以打击。甚至在中央已经明确指出河南军区的错误以后，我们仍然执迷不悟，继续贯彻驻军领导小组的错误指示，强调我们开封支左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的是真正的“左派”，只是在对待“八．二四”问题上犯了“三点错误”等等，继续蒙蔽群众，坚持错误，从而造成各派群众组织之间、军队同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更加严重，造成武斗情况日甚一日，使我们在错误的泥坑里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上述一切错误，主要应由分区党委常委、特别是党委第二书记陈玖安负责。对在兰考县和地专直所犯的错误，副司令员李地山、政治部主任李存先要负重大责任。
+
+　　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不觉悟，不认识，不改正，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没有牢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路线觉悟不高，思想方法片面，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模糊了本质和非本质的界限，自觉和不自觉地站错了队；思想保守，墨守陈规，因循守旧，政治上很不敏感，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理解，看不惯造反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为，在思想感情上和保守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群众观念，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并滋长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功臣自居，自以为是，上顶下压，拒绝批评。军区陈桂昌副司令员一再批评我们大批抓人是错误的，我们却迟迟不通，不愿接受。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在文化大革命中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因而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站错了立场，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沉痛的。我们感到万分痛心。我们违背了最高统帅毛主席给我们的谆谆教导，辜负了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无限关怀和信任，辜负了革命小将和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革命小将，对不起开封地区的四百五十万人民。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者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检查错误，坚决改正错误，端正方向，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更加努力地完成“三支”、“两军”任务，同广大革命造反派一道，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郑重声明如下：
+
+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最忠实地捍卫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对河南问题和开封问题的一切指示。坚决支持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热烈欢迎王新同志来河南主持军区工作，坚决支持革命领导干部张申同志，热烈拥护张申同志领导开封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在刘建勋、王新、张申等同志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
+　　二、坚定不移地支持河南二七公社，支持开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和开封地专直革命造反总部。他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他们勇敢地坚持和捍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抵抗了河南军区和开封军分区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坚决站在二七公社、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一边，誓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永远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三、我们过去宣布开专柳林林场“二．一五战斗兵团”为反革命组织，压制和打击革命造反派。拘捕革命领导干部、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行动，都是完全错误的。现在郑重宣布给开专柳林林场“二．一五战斗兵团”彻底平反。向曾被错抓错捕的革命领导干部张钦孔同志、革命闯将赵俊杰同志，以及所有被抓、被斗、被摧残迫害的革命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承认错误，赔礼道歉，为他们恢复名誉。在我们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整群众的黑材料，要在革命组织的监督下，立即进行清理与焚烧。
+
+　　（四、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热烈欢迎受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而参加保守组织的干部和群众迅速醒悟，毅然决然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大杀回马枪，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向革命造反派积极靠拢。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尽快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
+
+　　各县(市)人武部和驻军的支左工作是在分区党委的指导下进行的，他们由于执行我们的错误路线而造成的一系列恶果，主要责任由分区党委承担。这些同志应当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彻底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人民立新功。
+
+　　（五、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批判旗帜，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和二七公社、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一起，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在开封地区、党内、军内的代理人展开坚决的斗争，彻底把他们批深、批透、斗倒、斗臭。）
+
+　　六、坚决执行“六．六”通令、“六．二四”通知和“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坚决保护二七公社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
+
+　　七、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充分调动广大革命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努力搞好工农业生产，夺取革命、生产双胜利。呼请一切外出的人员，迅速返回原单位，和大家一道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坚决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王、陈、钟!
+
+　　打倒何、文、赵!
+
+　　坚决支持二七公社!
+
+　　坚决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
+
+　　来源：选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关于河南问题的文件汇编》。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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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10.txt
@@ -0,0 +1,277 @@
+# 认罪书
+
+　　<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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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了严重的、不可饶恕的罪行。首先是，贯彻了刘、邓、彭、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对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抵住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在这一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革命的干部，革命的群众，对我罪行，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我的心情很沉痛，犯了罪，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辜负了毛主席多年来对我的培养。我向毛主席、向党中央请罪！向广大的公安革命干部、革命民警请罪！现在，据我回顾起来的罪行，作如下交代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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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过去在公安系统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很尖锐的。我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站在人民群众的革命立场上，来组织建设这支革命的部队。相反，反对了毛主席的路线和政策。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突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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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中国和世界人民进行革命的指南。是我们进行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毛泽东思想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但是，我将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说成是“到了顶峰，那就不能发展了”。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极大污蔑，是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讲的这种极端反动的话，是在旧市委开会时，听宋日昌说，他说在杭州中央开农业会议上，中央负责人说“不要讲顶峰”。时间约在去年四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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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在不同的场合里，散布了反对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紧跟着陈、曹，为他们推翻毛主席的领导，复辟资本主义，作了传声筒和吹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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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广大群众起来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在处理各项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政治与技术的关系，散布了许多黑话。我说什么：“政治与业务结合、政治不能脱离业务、政治应渗透到业务中去”。“突出政治，不能结合实际、政治是空的”。这种所谓的结合、落实、渗透，实际上把业务放在第一位、业务挂帅、业务统率政治，这就对抗了毛主席所提出的“政治是统帅，政治是灵魂”的伟大教导。这就看出我不是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不是强调政治挂帅，而是强调业务挂帅。这就贯彻了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的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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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广大干部民警，为了更好地掌握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等的文章，我没有去支持他们，相反的要他们学习旧的东西，如看“十五贯”，“杨门女将”，“七十二家房客”，“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反动的、封建的、毒害革命人民的戏剧和电影。抵住了活学活用毛主席的著作，是我又一次犯了大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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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对用政治部和政治工作人员方面，我犯的罪行是：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思想去武装他们，经常交些业务给他们去办，把政治部门变为行政的附属单位。不是坚持以毛主席的思想，贯彻到全体队伍中来，相反，在他们提出应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建立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多读些毛主席的书时，而我胡说：“不要革命化、庸俗化。书是要读的，不能多读书、读死书，光读几本书不行，消化不了，照书本上搬，变成教条主义，不要庸俗化”。我又说：“政治工作落实到实际，就是空头政治家”。骂政治工作人员是“吹牛皮，卖狗皮膏药”。对业务部门，我说：“工作搞好了，破案多了，就是成绩，就是体现政治好，就是体现了政治工作好。”这些说明我对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不是什么爱而是恨，不是拥护、而是反对，不但自己反对还命令革命同志不学习毛主席著作，不但阻碍他们进步，还企图把他们引上邪路。因此我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是十分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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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反对伟大领袖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反对无产阶级专政，鼓吹、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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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紧跟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十无”，我在上海搞了“七无”八好、十二条。无火灾、无交通事故、无盗窃、无暗娼等。首先在大会动员，并向各大城市发电报、挑起竞赛，出现了几十无，甚至“一百无”。不久，又向全市提出“安全运动，百日安全”，把许多力量投入安全运动，搞生活卫生运动，“有事办公安；无事办生产”，放弃对敌斗争，放弃无产阶级专政。因此，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首先是我，否认了阶级斗争，才有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谬论！其次是我麻痹了广大的人民，造成了错觉，给公安政治人员的失业感，造成思想紊乱。专政工具逐渐消亡了；逐渐转业了，没有敌人了。并在刊物上大做文章，砍杀、紧缩、削弱了专政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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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九年提出公、检、法，三个机关合而为一。下去（办案）不分家，回来再分家。这种合署办公，实际就是取消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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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还提出公安行政编制，减少百分之四十五。行政机构合并很多经保六个处，合并成一处处。政保各处减少成一个处，对分局提出取消科的建制，组成几个办公室，遭到群众反对而未实行。按照旧市委的指示，地区单位系统，三十二个分局合并成十个分局，连派出所户籍警等都反对的。而经保组织、在各分局、只有五个分局保存了经保科，其他都是被砍掉了。派出所被砍掉了几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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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次市委会议上，有党委书记参加的，也大砍工厂、企业、学校等方面的保卫处、科，有的减少人，有的合并成为人保科。改成人保科后，既削弱了专政力量，又混淆了两类矛盾。把许多保卫干部都调到其他单位去了。这样，控制不住敌人、反坏分子，乘机活动，事实上，帮助了敌人，放纵了敌人，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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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贯彻苏修格伯乌一套修正主义路线，执行了彭、罗的修正主义特务路线。搞神秘孤立，宣扬苏修的格伯乌特务经验，强调侦察干部的特殊性、稳定性。提出侦察工作，单线领导，分档办案。许多侦察工作方针路线，没有在党组会上好好讨论，由分工局长管理，借口保密，割断侦察业务部门，处与处之间、处长与处长之间的联系，互相保密、互不通气。把分局派出所同各业务处隔开了。不走群众路线，脱离群众监督，强调了小点子挂帅，不去强调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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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强调了技侦，反对毛主席的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几年来，把技侦工作队伍大大扩大，扩大数达三、四百人，削弱了治安行政工作和公开管理工作，迷信技术作用，培养技术人员，扩大技术设备。办了专门设置的技术工厂，提出技术练兵、练本领、练工夫，要一个翻译培养一个徒弟，培养外语训练班，提高技术人员的待遇，搞物质刺激，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出于当时形势加强隐蔽斗争观点，突出强调技侦任务越来越重。实际是神秘手法，搞特务路线。这不是搞不搞群众路线的问题，而是在根本上反对毛主席关于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的问题。我是积极的执行了刘、邓、彭、罗那一套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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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问题上，实行了“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反对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干部路线。犯了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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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长期的、一绩的执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打击一大批，保护一小撮。彻头彻尾的抵制、反对毛主席的干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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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是任人唯贤的路线。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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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完全反其道而行之。完全执行了刘、邓的任人唯亲的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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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在两次运动中，特别是在上海，一段是整下不整上，整人不整己，把干部队伍，看成一团漆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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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年的反右斗争，进行大鸣大放，排队就没有排上自己，同志们贴了我许多大字报，给了许多尖锐批评，都未很好检查交代，蒙混过关；还对一些同志的尖锐意见，记了帐、待机报复。例如对盛辉、章宪民、张中桂等同志就是典型。把张中桂同志打成“极右”问题，在上报时，我虽不在家，我回来时，市委告诉了我。我是有责任的。我曾同张中桂同志谈过话，但没有要把他们打成“极右”，我是要整他的。对“卢刘反党”的问题。我没有这种提法，是他自己说的。但我对他进行批判，是完全同意的。要批判的重点是卢的神秘孤立和分散作风。我从北京回来后，开了党组会，就澄清了这个问题。没有说他是反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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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九年的反右斗争。在斗争中，我把盛辉、王凌青、黄克、高新华、丁伟五个同志，当作重点来整。对他们组织了批判。这种批判，对盛辉和黄克两同志，是我颠倒了是非，进行打击报复。对王、高、丁，我说他们是安徽帮（宗派），说他们是“反党”，完全是错误的。后来曾予平反。这也是从他们贴了我的大字报，记了帐，进行了打击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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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〇年对章宪民同志，也是打击报复。也是在五七年写了我的大字报，记了帐，利用机会，找了借口，在会场上，先骂后赶出会场。不仅伤害了同志，而且剥夺了他的参加会议的政治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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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纯洁公安队伍的机会，从五八年到六四年，打击排挤了许多一般干部和民警。利用机会，调出了几千人（具体数字说不上），其中，有一部分，是应该调出的，有一部分不应该调出的，而排挤出去。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特别是加了一些人的莫须有的罪名，什么“不可靠分子”，“政治历史有问题”、“社会关系复杂”，“不听话，不听指挥”，使好多人背上了政治包袱，受到迫害，失去职业，特别是调到江西新榆钢铁厂的八十七个干部，没人管，使他们失业，流离失所。这是严重的犯罪。还有一部分用到轻工业，商业部门去的，受到迫害。就是由于调出时，加上许多所谓罪名的黑材料所造成的。政治上受迫害，得不到信任，经济上没有保证，连他们的子女，也受到牵连，遭到歧视，文化大革命中，连红卫兵也不能参加。六一年还有一批调到福建农场去的，许多人受到批判，遭到打击。这是由我的黑指示所造成的。我要他们对犯人讲政策，不能再有大批和不正常的死亡，对干部思想作风进行整顿，从而，就造成下面干部整干部，群众整群众，有的干部还受到党纪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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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二年备战。陈丕显提出，公安队伍纯洁与不纯洁的问题，如真打起仗来，有多少人能跟你们走，有百分之六、七十能够跟着走就不错了。我向各处、分局传达，要他们做到心中有数，各单位据此排了队，将所谓“靠不住”的，老弱的调出去，调到军天湖农场有二百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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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根据公安部罗瑞卿的黑指示，由公安部政治部尹肇之出手的六条不适宜做公安工作的，也照传达到处，分局长，协理员并照执行了。这六条是：（1）地富反坏分子；（2）阶级异己分子；（3）蜕化变质分子；（4）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和海外有可嫌关系，政治上不可信任的人；（5）直系亲属被杀或被管，本人心怀不满的分子；（6）对社会主义制度严重不满，对党离心离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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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二大案，依照陈丕显的黑指示，在全市广泛的大排队，牵连了大量的好人，扩大打击面，不信任群众，造成许多人在政治上受迫害。长时期翻不了身，使他们含冤受屈。这是特务作风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尤其在六一年破了案之后，又没有及时清除这一恶劣影响，没有把排队材料予以销毁，反而，让这些黑材料列入档案随着人调动，材料照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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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时，打击干部的面更宽，大会小会，训人、骂人，从一些副局长、处长、科长，一般干部，到民警、工勤同志，许多人都遭我训骂过，什么东西都可骂得出来。完全是以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毫无民主，平等气味。凡是不合自己要求的，都训骂，在会场、马路、饭厅等场合，都加之训骂，骂他们是“国民党”，地主“反党”，是“南斯拉夫、铁托，赫鲁晓夫那里来的”，骂“死人”吃“干饭的”，骂大沪饭店的服务员是搞“阴谋”等等。从政治精神上，给这些同志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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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机打击，调换工作，如对刘大庸同志，说他有机械思想，骂他破案不力，要把他们整深驯服。每次开会，都批评了刘大庸同志。总要把他们训服，要自己威风，称王称霸，满脑子是报复主义，完全是国民党的作风，军阀主义。使许多同志抬不起头来，在政治上受到委曲迫害，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摧残，工作积极性受到严重损害。造成极坏的政治恶果，严重损害党的利益，严重影响对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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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称王称霸，时间长，面广，破坏力大，破坏党的影响，上行下效，有些人也跟着我学这一套。这是我的顽固性，恶劣性所造成的恶果，一辈子也还不清这些帐。一千个向大家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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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保护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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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庇、纵容一些有政治历史问题的人，放在领导岗位或要害部门。这类问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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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继禹，曾经政治上动摇，开过小差，党籍没有搞清楚，从江苏带到上海，一直搞办公室的机要工作。还错认为这个人“老实”，不会出大庇漏，实际是我从个人好恶出发，从会逢迎拍马，我就喜欢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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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健秋，是夫妻关系，家是地主，自己隐瞒，放在政治部干部处的重要位置上，从南京来是15级科长，到上海连提2级，到13级正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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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壁，是我的亲信之一。结党营私。张父是中统特务，国民党镇江中学校长。我未发现他本人有多大问题，听反映说入党手续不清，留在身边当了一年多秘书，后又放到市局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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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蔚然，包庇、纵容、重用、提拔，由处长提为副局长。自卫战争期间，政治动摇，开过小差，受过处分；在三反时，被关过；蜕化变质，乱搞男女关系，侮辱妇女，破坏党的威信；一贯讲假话，讲鬼话；假报告，经常报喜不报优，拍马奉承，看风使舵，是一个典型的坏分子，在四清中，为他讲好话，什么“工作勤恳”“生活艰苦”“小红军出身，老干部”，制造了许多好舆论，说他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坏人，蓄意包庇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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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华：历史上有严重问题，在淮海已当过杂牌武装部大队副，并阴谋武装叛变（未遂）被逮捕。后宽大释放，长期隐瞒这一历史情节。我是听过这些反映的。是知道的。1955年，又把他从江苏调来市局，任政保三处（原资产阶级处）处长。对这样的人，安在重要的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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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平：同他工作时间长，宗派，信任。苏也是好奉承，拍马的。因此，又把他调任政治部副主任。为他介绍了老婆（有关陈琪良的案件另作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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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提：也是在苏南的老工作关系，我来上海前他就先来了，杨提的保姆，是地主分子，反革命家属，同杨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经政法部朱辉直接向杜蔚然，丁仰君提出，要把杨的保姆安插到劳改处，朱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同意了。这不仅包庇了杨提，又包庇了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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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拯：是坏分子，先判刑十年，后判刑到七年，也是从江苏调来的，在劳改时，把他安排了农场的一般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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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星：是先调到公安学院，又调到市局，当三处处长，是经党组讨论研究决定的。他同我接触多，我对他所反映的情况是信任的。但我对他的工作进度有意见，不大做事，不大负责任，把他安在这一重要位置上，我是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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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捷：是我的侄孙。是武汉少数所释放出来的，来上海后，我把他安在劳改处，劳改队当学徒，又继续犯罪，后送江苏劳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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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花满：父是刑事犯罪分子，被判刑七年。在青年劳改。孙是京昆演员。孙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后又通过我，把×××犯这个劳改犯从青海调回来，放在劳改处生产队，做什么不清楚。我在公安局做了许多坏事，颠倒了是非，混淆黑白，实行了白色恐怖，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背叛了无产阶级，犯下了滔天罪行，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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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李健秋的舅父，是中统分子，被管制。由李健秋把他找来家中，当家庭教师，当时，我在北京，等我回来，此人早已离开我家。马锐告诉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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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荻秋：是个大叛徒，我包庇了他。五八年，曹要写自传，找我与杨光池两人，要看他的被捕档案。我同意，由杨光池到档案处去拿交给曹看。档案在曹手有多久，又怎么要回来，我皆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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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长期以来在公安局，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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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严得的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把个人摆在集体之上，独断专行。过去，对许多重大问题，党组讨论之后，又被推翻。六〇年的公、检、法三机关十年成就展览会，和公安局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都是经过党组讨论决定的，但都被我推翻了。经过充分的准备，化了许多人力和物力，我都借口工作忙，对先进工作者会议，我除强调破六·一二大案，又提出先进工作工作者中有“假”的，还要看一看。我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推动先进，赶先进的会议吹掉了。实际是反对学习毛泽东思想，强调业务挂帅，破案第一的修正主义思想，因此既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又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并且又破坏了公安政法机关的威信。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又一表现是把侦察部门的相互关系割断了，也没有经过组讨论，先个人独断专行。瓦解了公安机关的整体，发展了分散主义，严重削弱了对敌斗争。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另一表现，是许多会议，流于形式，事先没有通知和准备，我对党的方针政策没有消化，又没有调查研究临时凑集，讨论不出名堂，纠缠在事务问题上，并发展了我的一言堂，压制了民主，在党组会议上，应付捧场的多，没有各持己见，畅所语言，使得许多会议死气沉沉，有时，又各说各的一套，离开问题的中心，思想统不起来，表面上的一致，实际上的不一致，问题就在于我首先没有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还是以我为主，个人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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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六三年的旧党组，搞三年总结和规划。结果一年规划搞出来后总结就没有搞出来，其根本原因是对党组的民主问题，对党组的看法问题，形成两种不同的对立意见，一种是党组是团结的，但是存在问题的，缺乏斗争，一种意见是党组意见不一致的，不团结的，互相调和掩盖矛盾的，党组根本没有发扬民主，使整个公安系统的民主没有发扬起来。总根子在我的身上。事实确实如此，而我当时却不以为然。拿到党组会上讨论，在我的操纵下，党组人员在一起讨论一下认为，党组是“基本团结”的。存在问题，这里面怕吃不消，怕报复的思想都有，因此根本不可能有正确的结论。主要是自己不敢揭盖子，怕群众，怕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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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提到党组讨论，劳改工作的方针，政策问题，大批犯人的调出问题和生产规划、计划，以及执行，政策等问题。都没有讨论过。调出的犯人是照市委决定的办。调江西新榆钢铁厂四千多犯人，调去福建砍竹子的八千多犯人，调去浙江的三千多犯人都照市委的决定办，生产计划是按照市计委计划执行的，是不应该有劳改犯人进行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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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旧党组对公安队伍的建设问题，没有系统讨论过。讨论的只是干部调动，组织建设方面的问题。没有系统讨论过思想建设，突出政治，更没有讨论过突出毛泽东思想，林副统帅的“四个第一”也根本没有讨论过，这些事实说明我不是要把公安队伍建设成无产阶级化的队伍，而是抵抗毛泽东思想，想把这支队伍培养成驯从我的工具这就是资产阶级的队伍。说明我不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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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同彭真、罗瑞卿、杨尚昆、徐子荣、凌云、获飞，丁兆甲、叶子龙、陈丕显、曹获秋等一伙黑线的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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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彭真的关系：五九年在上海开会，彭在锦江饭店院子里散步，碰到了我，同我讲了几句话，彭说：“我到马路上去看了，上海的社会治安秩序搞得很好，我们这次开会很安全，以后开国际会议到上海来开，好不好”，我说：“上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没有北京搞得好，开国际会议到那里来，那是中央决定的。但我们尽量努力要把上海治安搞好”，只说过这一次话，当时彭真是什么意图就搞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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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罗瑞卿的关系：一九三四年，在国内战争时，在中央苏区，罗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时，我当侦察员，已认识了罗。但罗并不认识我。毫无接触。一九三六年，长征后已到了陕北时，罗是一方面军的保卫局长，调到我前方十五兵团去，是经过罗的谈话。内容是杨奇清打电报来，要我和李同波两人回去（同时谈话）。东渡黄河到山西北上抗日。这是第一次的接触。直到全国解放。没有接触过。一九五一年，罗到广州，又到苏南，是第二次接触罗是来检查镇反情况，我向罗汇报了苏南的镇反情况，罗讲了广州，上海的镇反情况，住一晚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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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三年，是第三次接触罗当时陪主席来南京。罗找我谈话，决定调我来上海。谈话在场时有陈毅，谭震林，柯庆施，陈丕显，潘汉年。谈话多的是谭震林，罗决定我来上海当副局长。同许建国在一起，许是我的老上级。总的负责是许，要我做具体工作。要我首先整顿公安局内部。上海公安局内部有一批叛徒，特务在霸占着要很好清理，这是头等任务。第二，上海的镇反没有很好的动，几人说话时间因约半小时。包括陈毅谈话。五三年下半年开一次厅局长会议，会后，罗找我和王范谈话。这次谈话，仍说公安局内部问题，我说还没动。罗问王范，杨帆这个人到底怎么样？说许建国有封信给他（罗），许说可以留杨帆在上海市做副局长。问王范行不行？王范说不行。罗说：看来不行，罗又说，杨帆肯定有问题，到底是什么性质，还要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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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四年冬天，又开厅局长会议（第四次接触），我同许建国回去。罗又找我和许建国两人谈杨帆问题和上海市公安局内的问题。许汇报说，不单是错误，把许多反革命，有意识的包庇下来，但杨帆同这些反革命的关系是什么，还要继续查清，如何处理杨帆的问题请中央定，罗问许，你过去对杨的看法，有改变了。许说有改变不能留杨帆工作，第二个问题，是谈干部的情况，当时我也谈了干部的思想动态。有些干部思想有动荡，要换班。许说：处理干部问题，不要大换班。免得波动大。罗说：许建国的思想是右的。上海市局首先要大震动，大换班，不怕，一朝天立、一朝臣。许说，不是怕，干部都调了，没有工作。罗说：首先华东要支持、中央公安部要支持、从全国搞些干部来。问题是要大胆放手不要顾虑。上海市公安局是个大摊子，不挑好，不好交帐。要许建国下决心。公安部已下了决心，中央已同意了，就看市委能否下决心。柯庆施同志已去了，能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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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了二天，晚上又找我们到陈毅家去开会，参加会的有陈、谭、罗、许和我。陈毅讲了话，向许建国问了情况。许汇报了情况。陈毅说：中央已同意把机帆扣留送北京。陈毅要我先回来，把机帆送北京去，我说我回去不解决问题，还要向市委汇报，没有许能说清楚。以后，又决定许和我同时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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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五年去参加七次公安会议，没有个别谈话。一九五六年，罗来上海。找我谈话，说我太性急，暴躁，民主作风不好，要注意。罗也讲他自己性情不好，得罪人多。现拼命约束，在改。又说上海的治安，安全问题要特别注意。主席经常上上下下要注意安全，又说现在主席不要他跟着出来，一出来就要火车都停下来。主席说他封锁同群众的联系使主席脱离了群众，对主席的安全有责任，要搞好安全。特别上海这条线，又复杂，出事情很容易。这些话罗说已在上海市委告诉了许建国。同年底去参加八次公安会议，没有个别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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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五七年或五八年，罗又来上海一次。开华东区会，定罗主持的。在会上一面讲上海情况复杂，一面讲要加强隐蔽斗争。浮面敌人少了，隐蔽敌人，群众不易发觉。加强隐蔽斗争，还要有个过程。还没有成套的东西。上海同江浙两省的协作，互通情报的重要。罗看了“海瑞土疏”的戏大加宣扬，要每个公安人员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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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罗又来一次，推行“十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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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从北戴河到北京，当晚，罗到北京饭店找我问柯老的休养的情况，我讲了柯老的休养情况，罗就匆忙走了，第二天罗就去北戴河看柯老。晚上，又在人民大会堂看戏，总理在看戏之前，找我问了柯老的情况。罗又找我谈了上海两个小京剧，即“送肥记”“审椅子”。罗说这两个戏很好，有人说不好，你回去要向市委反映一下，不要搞掉了，还是保留着。我回来向张春桥同志和陈丕显讲了。同年，罗又来上海一次。由舟山到上海，到崇明，又到上海。罗和陈丕显、魏文怕谈话时，我在场。罗先和陈、魏谈，整个军事部署问题，我不在场。说舟山的问题时我去了。罗说舟山的工事很结实。敌人冲不进来，守卫很有把握的，就是缺少一个剧团，要陈丕显派一个剧团去，要陈去舟山看一看，不然，到发生情况还莫明其妙。舟山同上海的关系很密切。你是政委，一方面熟悉地形，一方面给那里的部队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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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丕显向罗瑞卿提出：柯老的病休养的时间很长，中央有什么意图打算，罗说他不知道中央有什么意图打算，中央要柯老休息一个时候，柯老说他休息年把即行了，罗说看样子要休息三五年。身体恢复原底子。陈丕显也说差不多，要有这些时间。陈又说，中央决定休息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办？罗说那你们搞吧，你们搞得不错吧。陈丕显说，这不仅是上海的问题，还有华东的问题，上海还要有掌舵的，没有舵手不行。罗说：我来好吧。陈说，你怎么能来呢？你是总长，事情很忙，书记处开会又要找你。希望中央经常来人。罗说，我们这几个月都在华东沿海跑，主要是军事上的事。陈说，你们经常跑一跑，我们的胆子就大一些。罗说：你们提的这些意见可以代向中央反映。陈说，下一次来，希望在此多住一个时候。
+
+　　为把华东的工农业生产情况，向罗作了汇报反映。又汇报了华东的两个社教试点情况。
+
+　　我去，就是看看罗，什么话也没有谈，只是听他们讲话。罗问了我一下身体。就叫我坐下来听。
+
+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左右，罗陪柬捕寨军事代表团来上海，早上，我去看他一下，说几句话就走了。我说在工厂搞四清，罗说，那要好好总结一下。以后就再未接触了。
+
+　　综合一上情况，明确看出几个问题：
+
+　　（1）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早就在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他所谓“主席对我不信任”是反对毛主席实质，是他的阴谋家一次公开的暴露，罗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些反动的话，一是他认为我不会揭发他，一是在做我的工作，拉在一起反对毛主席。事实也是如此，我包庇了他，在思想上也是反毛主席的。
+
+　　（2）罗对陈丕显等的谈话，也是暴露了罗是个大野心家，同陈丕显合污，篡夺上海和华东地区的党政军领导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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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罗宣扬，鼓动全体公安人员看“海瑞罢官”“海瑞上疏”是在制造舆论，为彭德怀翻案，阴谋复辟，我竭力推行了他的一套，做了他的帮凶。
+
+　　（4）罗推行修正主义的格柏乌的特务路线。我是罗忠诚的，积极的执行者，和追随者。我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特务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的路线是群众肃反的路线”的急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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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徐子荣的关系：我国徐子荣接触不多，谈过的话，一是教育我，一是说扩大技侦队伍方面的问题。强调技侦的作用，特别在上海，要我建立好一个技侦队伍，以发挥今后对敌斗争的作用，要我向上海市委多给宣传，向柯老宣传，他自己也几次向市委和柯老讲过，实际是对柯老的欺骗。夸大技侦的作用，反对毛主席的公安工作是在党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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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凌云的关系：在维坊市一起工作几个月，只是一般工作关系，我曾认为，凌云是有培养前途的，头脑冷静，聪明，有文化水平，也有政治水平，凌云当了公安部一局局长，五八年到上海来，他也是推行专案侦察，系统侦察一套神秘孤立主义，我也是赞成的。
+
+　　同获飞、丁兆甲的关系：
+
+　　同丁兆甲一九四二年在一起工作，至一九四五年，其中有一段时间丁到建东当县局长，四四年在盐阜区党校整风，审查过他，主要审查他在江南到苏北时带一件飞机上的测气台（误当了电台）。又审查他是不是间谍，联系到他姐姐同二师参谋长结婚，说是做间谍工作的，是丁的乱咬，后来都平反了，平反时是向明主持的，平反后又分配到公安局来，一九四五年，又派丁到淮海区去，全国解放了，到苏南，又在一起工作了一段时期。一九五一年左右，又调丁到华东公安局工作。以后又调去公安部。
+
+　　问题主要在公安部这一段：（1）丁来上海，宣传苏修技侦一套，他所到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瑞士，都宣传资产阶级侦察工作。宣传办技侦工厂。丁是苏修特务路线的积极推行者，同我是一致的。到北京，他同我说的也还是这方面的问题多。（2）丁兆甲、获飞，在一九六一年，冯基平，在北京饭店请客吃饭，有吕展（？）（北京市局副局长）、叶子龙、洪沛霖、王林（广东省厅厅长）、吕剑光、张铁军（辽宁省厅厅长）、荻飞、丁兆甲及国务院的高××（秘书长）和我。当时，丁不认识叶，由吕展从中给了介绍，丁说他经常跑外国的，为保卫我国驻外使馆的机密。吕、我、洪、叶，都托丁兆甲到外国买小录音机，问丁好带不好带，丁说，可以带少数，数量多了不行，还有外汇问题，叶说，中央常开会，记录不全，大的录音机已有，购买小的，我说叫丁买这些东西方便，他经常跑外国，又懂得这一行，这人小点子多。不会吃亏的。叶说，我们以后找你，就要了丁的住址记下来。这个问题，我向柯老汇报过，但未向公安部汇报。
+
+　　到六二年，又在北京开政法会议。住北京饭店，荻飞、丁兆甲来我房间，吃饭时，叶子龙来了，一齐到小饭厅吃饭，是叶出的钞票。饭后，荻飞讲：你们要丁买的东西要付钱，我们的外汇工作上用，是没有问题的，问叶子龙，有没有报告中央，叶说：已报告书记处。我也插一句：这么大的一事，应报中央。公安部和办公厅是两家事。
+
+　　同叶子龙的关系：
+
+　　到一九六三年，还在北京开公安厅局长会议，这时叶子龙调任北京市工业部副部长，叶来看我（我先打过电话给叶），随后，荻飞、丁兆甲等也来了。叶说，我已调到工作上，并受到处分。本来是做记录，做了好事，现在都收起来了。主席批评我（叶）搞贝利亚活动，荻飞说：你不要牵连我们。叶说，这是我们的事，说你们带东西，已付了钱的。
+
+　　（3）年代记不清。一次，我带着丁兆甲到柯老家去（柯老事先同意去），丁兆甲向柯老汇报了他几次在外国，检查我国大使馆的保密工作。继予讲到敌人怎样同我们作斗争，偷我大使馆的机密文件，偷开我大使馆的保险箱。柯老问：在此情况下，如何防止敌人的破坏。丁说，主要是锁，由国内带去，不用外国的。丁又说：外国记者，身上都带有窃听器。这是公开秘密。丁又讲到现场去演（讲话录音，录了又放）。
+
+　　张敬涛（市委副秘书长）做了形势报告，丁兆甲听了吴星的反映，就去侦听，事先得到张敬涛和我的同意侦听的，是试验性质。
+
+　　六四年上半年（四、五月）我和荻飞一齐到苏州，无锡去一次。主要了解技侦外线工作。组织力量的情况，回来后起草作报告，是向华东局、公安部报告的，提出技侦工作几条意见和开放几个城市，这几条意见是荻飞起草，用我的名义发出的，这同谢副总理关于开放华东几个城市的讲话有违抗。
+
+　　上海开过一次技侦会议（一九六〇年）华东各省，及其他地区几个省都有代表参加，徐子荣、荻飞、丁兆甲、赵仲田都来了。最后，柯老在会上作了报告。主要讲形势。群众路线，专门工作是辅助的。
+
+　　徐子荣和荻飞，主要强调业务，队伍扩大，整顿组织机构。仍然是推行特务路线。
+
+　　强调技侦工厂生产协作，以上海为核心，推动其他省的工厂水平。
+
+　　办外语训练，一个是在职干部，在已有的基础上提高外文水平，一个是在地区的外语学校，同他们合办，一起培养外语干部。
+
+　　只讲业务，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不讲政治。
+
+　　我忠实推行了徐子荣的黑指示：
+
+　　（1）技侦队伍，大力扩大，增加了三、四百人（五处100人，六处、三处共三四百人）。
+
+　　（2）扩大了技侦工厂。工厂人数增加，调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增加了设备，一次就批了三万美金（曹批的，柯老同意的）。
+
+　　我同叶子龙的接触，有过好几次，从1953年就有接触，是在南京，主席来叶随同，主要是安排住宿。1954、1955年，主席每次来上海，叶都陪着主席，这时，我没有接触。是许建国同他接触。到1957年许建国同我说了一说，说叶子龙讲，我们对他冷淡。并反映到柯老那里，许说，要保卫好主席，又要照顾好他们。你不熟悉他们，我同叶是把兄弟。
+
+　　此后，叶来就注意了，从生活上照顾他们，到1959年，中央在上海开会，叶子龙同曾涛两人搞坏了关系，叶找曾涛的岔子，为此，陈丕显、我和曾涛一起谈话要对主席的随从好好照顾，他们不是一般的随从，要在物质生活上照顾，关系搞好了，你们的工作就方便得多，由此，在各方面，我们就对叶捧，生活物质方面，要什么拿什么给他们，我给叶子龙三只手表。一个钱也没有给，这样关系好了，59年，主席在八届七中全会的总结，让我们参加听了，曾涛，王济普都参加听了。1960年到杭州去，吕剑光向我们讲到叶子龙的问题，一是叶同王芳两人勾勾搭搭，关系不正常，一是叶把王从武汉带到杭州，放在浙江厅、搞坏了公安厅两个干部，上下班，都是用小汽车接送，都是王芳安排的，一是庐山会议的文件寄到杭州通过王芳来给我看（吕没有看到）吕要我向柯老反映。我回来立即向柯老反映了。柯老指示：通过浙江省委写报告给中央，柯也给罗瑞卿打电话。另一件事，叶子龙住在锦江，同我个别谈话时说了污蔑江清同志的许多黑话，讲江青同志病是有的，但他同林彪同志不同，林有马列主义，江没有马列主义；江娇气，好享福，到一个地方，要好多人服侍她，当作中央负责人。各地负责人还经常去看她。这些情况，我听后，即向柯老反映，柯老当即找叶谈话，我也向谢部长和汪东兴副部长反映过。此后叶子龙，借我几本政治经济学，送我几听三五牌香烟、五瓶茅台酒。
+
+　　同杨尚昆的关系：内战期间，杨在三军团当政委时，我就认识他，一次作战计划，被参谋长掉了，要我们查，后来查到了。解放后，五三年，杨随主席来南京，见过面，没说什么。只问了我叫什么名字、搞什么工作。1959年，上海中央会议，柯老主持，我去汇报保卫工作。杨说：上海复杂，你们要提高警惕，外面来人多，戏院保卫由杨负责。后来，杨尚昆写了封信给我和杨光池，说她老婆到上海来，写材料搞个剧本，要我和杨照顾他老婆，别无熟人，我去看过杨的老婆。市委已为她们生活安排好，另一次，杨的儿子来上海，他又写信给我，我把他儿子安排在东湖招待所食宿。六一年，杨尚昆自己到上海来打电话给我，要我到锦江去，当时，柯老也在，杨说：外事处有一报告，抄出法国领事馆有许多档案，有关过去我党中央的情况，你们不要搞掉了，要送到中央去，中央有命令来，你们就送去，后来，根据中央来电调去的，中央公安部文保局在这以后，也派人来了解过，六六年春，杨尚昆由广东到上海来养病，打电话找我和杨光池。我去看了他一次，说他已调到广东，来此养病，问我在那里，我说在工厂搞四清。
+
+　　同陈丕显的关系：在苏南时认识了陈，主要问题在上海：
+
+　　①对潘汉年，王尧山，彭柏山的问题。柯老同陈丕显有不同的看法，柯老同陈进行了斗争。陈在我面前讲柯老屈强急躁，主观，不民主；潘汉年这些人到底是什么问题，柯老说潘有问题，陈说潘右倾，搞情报工作习惯，陈、魏、许建国三人反柯老是一致的。
+
+　　柯老有一次对我说，我们背着包袱走。
+
+　　②1962年，为陈丕显办的事。北京开会时，陈打电去北京给我说，他要作形势报告，中央有什么精神，叫告诉他，我们听过几次报告，你材料集中不起来，后来，陈要录音要我找办公厅汪东兴汪不同意。
+
+　　报告中心，是中苏关系，整个国际形势（彭、邓）康生同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报告（要我一人去听，通过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吴仲英（曹速记整理工作），抄了这两个报告。动手抄的是屈成仁，王凌青，马锐三人。
+
+　　③为陈丕显买药。通过政四处到香港买西药。到宁波找了一个反革命（劳改犯）医生来上海为陈的老婆谢志诚看病，是叶飞介绍（在杭州看病，治好了）我叫人打电话给浙江省厅找来的，先住大泸，后住东湖，作为上客招待。国庆节还去观礼，是陈丕显决定的名为叫他见世面。陈向我要手表，我要劳改处给，由王济普去劳改处拿去一只直接交陈丕显了。
+
+　　④同陈接触中，陈经常吹嘘党内最大走资派，修正主义总后台刘少奇。陈说：中央两个主席，保卫工作，生活接待，不要有区别。一个是党的主席，一个是政府的主席。毛主席住的房子已解决了，刘的房子未解决，要给他盖个别墅。刘是主席的接班人，第二把手。有白区的工作经验，有解放区的土改经验，华东地区是他开辟的。
+
+　　五九年，中央在上海开会，陈找我去，先问了保卫工作情况，陈说，主席喜欢上海，喜欢南方，上海如不靠沿海，中央机关可能到上海来。又说：上海治安工作繁重，要搞好。中央不搬来上海，许多国际会议要到上海来开。上海现在是两个问题，一是公安工作，要把坏人清理出去，一是房子，要有国际会议的大楼，我们要盖国际会议的房子。房子交建工部门去搞，你们主要做好治安保卫工作。六〇年，陈亲自上阵，在福州路209号开了动员大会。要我们送出十万人，其中三万是捕杀的对象，七万是收容对象。把上海搞好。
+
+　　同曹荻秋的关系：同曹认识是在一九四〇年豫皖苏。曹任区党委宣传部长，我在区党委任社会部长。1942年，在盐阜区工作不在一起。到一九四五年。这时接触不多，是工作关系，曹在1956年到上海任副市长。几年来，为曹干过的事：（1）为上述交代，把曹被捕的档案，拿给曹看。（2）有一个女的在江西劳改，其丈夫是叛徒，解放后被抓住枪决。这个女劳改犯写了信给曹，要求解调到上海；要求把她的丈夫任为“烈士”（过去做过点工作）曹把此信给我看，要我问江西；此人情况，是否有其人，以及此人情况。曹问我能否调到上海，我说不能。
+
+　　曹对我谈话，也散布了一些对柯老的不满。（1）讲柯不民主，不相信人，不放手给人做工作，许多不应干涉的事，干涉太多。连守夜的事也干涉。（2）宣扬刘邓。讲刘少奇有马列主义水平，在党内是有功劳的，有威信的（他们在沟竹时就在一起，曹调到盐阜时，也是刘的决定）在市委会上讲：邓小平领导方法科学，放得开手，大的原则懂了，就让人家去办，过去的西南也是如此，邓一天办五小时的公就不办了。邓有组织水平，同他在一起工作舒畅。
+
+　　曹开放自由市场。我是执行的。要我们在工作中，不动口，不动手，不随便没收人家东西。不动口，即不要随便扣人帽子，说是投机倒把，不要妨碍自由市场的开放，不要妨碍城乡交流，如妨碍了就脱离了群众。但到六二年，曹到公安局开一次会，话又变了，骂我们是右倾，有问题，并要发电报到中央，要我们开一次处长分局长会议，要我们对自由市场要管，但又不能管死。政策是原则，要灵活运用，要根据情况变化，要我们多抓些人。我们照他的黑指示执行。
+
+　　从上述所交代的问题，我同这一伙人是什么关系：可以清楚说明，我在思想上，言论上，行动上，和组织上，都参予了这一黑线的活动，我成了黑线中的一分子。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帮分子之一。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成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　　（六）破坏党的纪律，破坏党的政策
+
+　　（1）乱抓乱捕人，61年和62年，在闸北已一下子收容了几万人，我亲自参加了。内有好多不应该收容的竟然收容起来，混淆了两类矛盾，伤害了好人。在南市，黄浦，十六铺，以观言察色，抓了好人，冤枉了好人。
+
+　　（2）用刑，逼供信。55年，审训潘提案件中，打了犯人。
+
+　　（3）违法乱纪，违法犯罪。苏平老婆的前夫，陈琪良，在六一年互相吵打，并有些青少年参加殴打苏平老婆，闹到派出所，经教育后放了。苏平夫妇来找我，反映些事，我当即找来林德明，陈力生，派出所长和处理此事的民警，训了一顿，责问为什么放必须追查清楚。要林德明负责处理这一案件。在我的压力之下，林德明作了审查，并批了劳教（批劳教林未告诉我）送青东农场，在劳动中掉了河里淹死了。由马锐告诉我才知道，陈琪良的死，是我的罪过。
+
+　　五七年左右，主席在中苏友好大厦作报告，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问题，是市委办公厅录了音，做保卫工作的一些干部没有听，就拿来放了录音，加以复制，原物送回办公厅，这也是违法犯罪行为。
+
+　　（4）违反与破坏劳改方针政策
+
+　　中央，主席指示，劳改方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但是我们在实际执行中，却是生产第一，改造第二了。对抗了中央，主席的指示。由此造成许多严重恶果，生产规划的指标高了，大了，忙于生产，实际不谈改造，结果加强了人的劳动强度，口粮又少，造成非正常死亡大，特别在一九六一年，在福建劳改农场，死了两千多，非正常死亡的占到一半。
+
+　　将劳改犯调到非劳改企业单位去，这是违反中央的规定。在一九五八年调了几千人到江西新榆钢铁厂搞建筑工程，调到市人委机关管理局农场去了，有几十个劳教犯去搞围垦。
+
+　　对劳改处的工业摊予铺得大，产品有些洋，浮夸的很多，浪费大，有许多根本不是厂里的产品，也说成是厂里的产品。违法乱纪我不分，不讲政策，失掉立场，生活腐烂，蜕化变质，特别是杜蔚然，丁仰君，还谎报成绩，报喜不报优，乱扣囚粮，囚布，提非正常协作，实际搞交易买卖杜丁把持劳改处成了独立王国，最为突出。
+
+　　对劳改干部，没有从政治上关心他们，更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他们，经常看不到党的文件，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甚至支部生活也看不到。出了事情，就整他们，有些人受到处分，使他们遭到打击，受了委屈。有些干部，生活没人管，工资没有发，使他们失业，流浪，过痛苦的生活。这都是我的罪过。都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执行刘、邓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罪过。
+
+　　（七）在文化大革命中，在机电二局搞运动，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抵制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镇压了机电二局的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
+　　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革命群众，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压制了不同意见，整下不整上，包庇厂党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　　在新新机器厂，运动开始时，群众就贴出大字报，要罢厂长，党委书记，牢间主任和几个支部书记的官。我说现在还不行，材料还不足，斗争是主要搞牛鬼蛇神。现在罢官材料不足，要继续鸣放，群众提出，支部不能领导，车间工人是跟支部走的，要炮轰党委，支部，我说，不要党委，支部领导，就脱离了群众，这样就挑动群众斗群众，工人群众之间，互贴大字报。我还以总结经验教训之名，叫群众检讨，群众不检讨，问我：“我们是不是反革命”，我说：“你们不是反革命，你们是反革命，就要到公安局去”。以此恐吓他们。
+
+　　（八）生活腐烂蜕化变质
+
+　　向往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思想蜕化变质。来上海后，几次搬家（从永嘉路到五号，到岳阳路八楼，到三号，又到五号，又搬到陕西南路），浪费很大，影响极坏。在劳改局做一毛毛料衣服，自己做，家属小孩也做。讨了便宜，破坏政治影响，从荻飞处拿来两只小型收音机，在劳改处做了一只落地收音机（四清中退还）。向七处拿了一只没收犯人的日历表（四清中折价退赔）。在困难时期从江西买了二十斤茶油（由劳改处人买来的）从青东农场买了一百多斤碎米（人吃又喂鸡），还在劳改局把烟咀，皮带皮鞋扣上都镶了金，说明思想腐化的严重性。从安徽原跟我当过警卫员后是县委书记，曾送我四五只母鸡，九斤鸡蛋。六二年去北京开政法会议，华东各省都去，加挂一节车箱，生活严重特殊，劳改处送了副食品，大家吃喝。同时还送给陈毅、谭震林、许建国、曾涛等人的一批螃蟹。还送给华东各省厅长，每人一只由劳改局做的收音机（经梁国斌批准），在北京开会所用费用，包括几个人不该坐软席而坐软席的超支部分，却在劳改处经费中报销了（四清中作了一些退赔）。通过四处，为邓小平从香港买了一副麻将牌（现仍在四处）。李健秋在我去青岛开会时，也去了。孩子也都去了，游山玩水，虽是自出钞票，但政治影响很坏。又一次同李健秋及秘书等，到杭州去游山玩水，都是资产阶级腐朽生活的反映。还带着护士，到杭州去（警卫处还派一名警卫员同去）还为市卫生局介绍江苏一名反革命医生在华东医疗门诊。
+
+　　（九）我的犯罪性质和根源：
+
+　　（1）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走上自杀的绝路是党的可耻的叛徒，成了反革命分子。但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共产党，伟大的革命人民，又把我的生命救过来了，我只有彻底清算自己反革命罪行。向毛主席，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听候对我的审判。
+
+　　我为什么会自杀？我因犯了许多罪行，是一种畏罪自杀，一方面怕在群众中彻底暴露我的严重罪行，怕群众起来革我的命，造我的反，这是基本因素。另一方面，历次运动中都是整人的，整自己没想到，一次又一次企业蒙混过关，由陈丕显等包庇我过关；这一次，不可能了。象罗瑞卿这些所谓大人物也完了，我没有前途了。
+
+　　（2）我的罪恶深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人。
+
+　　我反对了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对突出政治，反对“四个第一”推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刘少奇的黑修养奴隶主义和军阀主义。我推行鼓吹罗瑞卿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提倡“七无”八好十二条，抵抗了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的学说。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
+　　（我推行了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反动特务路线，反对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我反对了三面红旗，同刘少奇、陈丕显、魏文伯唱一个反调。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利用这些暂时的严重困难，以山东、安徽的一些问题，在会议上，讲了不少黑话。我说：“安徽死了很多人，毛驴子也饿瘦了，不能耕地了”，“饥寒起盗心，山东也死了不少人”，“拆铁门去炼钢，能炼出好钢吗？”等等，以此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
+　　我推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市局十多年，都整干部民警，打击他们，借口旧警多，旧作风重，杨帆思想的余毒未肃清，来打击，迫害他们。
+
+　　原因：
+
+　　首先，犯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作为命根子，几十年来，没有改变好反而变坏，从革命转化到反革命。自己过去犯过错误，（1938年）反对周兴，受过党的处罚，没有得到改造。以后一直当了领导干部，没有认真的改造自己，对沾染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没有很好的改造，还认为自己出身是好的，没有什么改造的，其实自己沾染了很坏的东西。
+
+　　自己出身，从小放牛一直到参加红军对自己也没改造的要求，就是在那个时候当了领导干部，在观察问题与处理问题方法也办了许多坏事，那是在民主革命中混过来。解放以后，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没有警惕世界观的改造，随着名誉地位的发展，在思想上，立场上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特别是同罗瑞卿、陈丕显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结成一起，修正主义的根子就深了，有了土壤气候过去未得到清算资产阶级思想又抬头，名誉地位也随之发展，资产阶级顽固的反动立场越陷越深。
+
+　　（在困难时期过不了社会主义关就更发展了这些问题，过去没有这种认识，没有作为革命对象来清算自己，久而久之，在思想上政治上直到组织上修正主义越来越深，立场观点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的充当了刘、邓、罗反革命毛主席的传声筒。）
+
+　　其次：平时自己骄傲自大高高在上，高官厚禄，养尊处优，做官当老爷，骑在群众头上，发号施令，长期以来在各种运动中只整别人不整自己，没有想到自己还有这么多问题，只把自己看作革命的动力，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压人家训人家，听不进人家的意见和广大革命同志的批评，这样就产生了严重的剥削阶级思想意识，更严重的发展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对自己没有继续革命的要求，不理解群众对社会主义革命要求，不相信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到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害怕群众，特别是在每次运动中，总是要想尽办法蒙混过关，这次运动中，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群众革命运动自己就混不过去，以自杀来抵制革命运动，进一步逃避斗争，走到背叛革命的道路。
+
+　　第三：功臣自居，老资格，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
+　　对全国胜利后，只知道享受，不知要革命，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觉得这个革命是造老干部的反，不看到我们自己所做的坏事，对这次运动是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挖修正主义根子，，就没有这个认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看不到这个运动的伟大意义，没有看到自己老早就和平演变了，我把过去的很多成绩看成是自己的，没有看成是毛主席与广大公安人员的成绩，这次革命冲击了我的资产阶级思想，过去认为自己是有成绩；有功劳，靠自己狭隘经验，不学习主席著作，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样一来在政治上搞修正主义，在组织上搞奴隶主义。
+
+　　第四：个人主义突出，处处突出个人。
+
+　　如59年搞的一封信运动，夸耀自己，对下采取高压政策，有些人还呼应我的高压政策，弄虚作假。吹嘘自己从来不作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实际自己长久不觉悟，对罗瑞卿、陈丕显、曹荻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不揭发。这是我的立场观点有相同之处，也怕失掉自己的乌纱帽和地位，因此对上面就是捧，对下面就是压，为了压制群众，对群众实行专政，对群众就没有无产阶级感情，这样一来就不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
+　　以上所交代的罪行是重大的，散布的流毒是深广的，应该彻底批判，彻底肃清，彻底打倒，我的罪行应该得到人民的审判。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清算与批判，争取重新做人。
+
+　　 黄赤波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午
+
+　　 来源：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斗批改联络站印，196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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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八一七二部队声明
+
+　　(一)中央对河南、开封问题已经做出了正确指示，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是革命造反派。本部队再一次郑重声明，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河南、开封问题的一切指示，坚决支持河南二七公社，坚决支持开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二)本部队原党委自介入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扶植和支持了保守势力，严重地打击了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原党委在七月二十三日的公开信中已作了检查。当前，我们正在彻底揭发和批判原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决不支持原党委所扶植和支持的保守组织，坚定不移地倒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一边，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守组织中的一小撮坏头头，妄图造谣中伤，挑拨我们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关系，完全是徒劳的。最近，有的保守组织的坏头头，竟然对抗中央指示，盗用中央名义，胡说什么“我们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八．二四是犯了严重错误、组织不纯的造反派。”这种说法，纯系捏造。河南各方代表在向中央汇报期间，中央负责同志对群众组织代表和军队干部，从来没有这样说过。这是他们为了蒙蔽群众，挽救其即将灭亡的命运而玩弄的政治阴谋，必须彻底揭穿。
+
+　　(三)最近以来，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们所操纵的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煽动和蒙蔽一些不明真象的群众，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造成全市性的停产停业，在东郊工厂设立顽抗据点，修筑武斗工事，破坏机器设备，盗用国家器材，制造杀人凶器，以至盗窃民兵武器、弹药(包括步枪、手枪、自动枪、轻重机枪、六零炮等)，不断挑起大规模武斗，残杀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战士。八月十日，我部奉中央命令，派遣六零九三部队进驻东郊，宣传毛泽东思想，保护工厂。可是，这一小撮反动家伙，对这一革命行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唆使一些不明真象的工人、农民，拒绝我军进入工厂，对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干部、战士，进行谩骂、围攻、殴打和绑架，炸毁和抢劫我毛泽东思想宣传车上的广播器材，甚至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用机枪打死首都红代会和八．二四战士各一人，打伤我战士和革命造反派多人，明火执仗抢夺我部队的枪枝弹药，这是对抗中央的严重政治事件。我们严正警告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保守组织中的一小撮坏头头，你们必须立即停止对抗中央的一切活动，拆除武斗工事，放下杀人凶器，交回抢走的枪支、弹药，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这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参与这一事件的广大群众是受蒙蔽的，是无罪的。他们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热忱地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迅速返回生产、工作岗位。反戈一击，大杀回马枪，彻底揭露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罪恶，狠抓革命，猛促生产。
+
+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九日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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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金钰的认罪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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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金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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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金钰，时任金华军分区政委、金华支左联络站领导小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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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人们记忆犹新，袁郭汤之流气势汹汹地发动对三军校的一场围攻，反动气焰是何等嚣张！真相如何？读者从郭贼的电报中，可以略知一二。这份电报，是八月中旬郭金钰被造反派揪往杭州斗争多次之后，被迫写的。它同郭的另一个“检讨”一样，极力推卸责任，回避要害问题，企图蒙混过关。现将电报公布于众，供大家揭发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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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全军文革、海军党委、防化兵部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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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五月上旬，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三军校到金华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深入到群众中进行调查，支持了革命造反派。而我们金华支左联络站，由于以我为首的领导没有很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站错了队，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因而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支持了保守组织，镇压了革命造反派。当时因他们和我们支持的对象不一致，则认为他们是和我们唱对台戏，乃在贯彻上级指示中借口宣传他们没有支左任务来金是错误的非法的。在我们的影响下，保守组织说：他们不是解放军，甚至说是右派部队。我们在军内和群众中布置可以进行辩论，而下面执行起来则搞成围攻，甚至还给他们加错误，说他们冲了机要大楼，砸了电话机，而实际上他们在群众武斗时，作了宣传和制止武斗工作，没有挑起武斗。如五月上旬，他们刚到金华时，有几次只二、三人到支左联络站来，即被联络站干部战士多人围攻，有的动手打。其他金华的武斗是我们支持的保守组织挑起的，如五·二八事件就是这样，甚至保守组织还把它说成是反革命暴乱。对此我们应负责任，而三军校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却作了许多劝阻工作。我们为了调走三军校，对中央和上级采取了欺骗的办法，说武斗是他们挑起的，在每个问题上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而六六四“红太阳”、七○三“工农兵总部”是保守组织，因为当时和我们观点一致，我们让他在大会上辱骂“红联”，让“工农兵总部”散发了传单，给了他们食住和宣传工作的方便，是错误的。总之，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是革命造反派，他们在金华支持的是革命造反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我们在对待他们来金支左问题上，既欺骗了中央和上级，又污蔑了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极大地损害了解放军的崇高声誉。我是支左联络站领导小组的组长，对此应负主要责任。我除初步检讨，向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赔礼道歉认罪，向毛主席，向中央请罪，请求组织给我以应有的处分外，我个人认为过去对上级的报告，应予撤消，并建议组织上对六六四“红联”、七○三“红总”、四一四“红革司”到金支左重新估价，恢复名誉，并予以表扬。今后我再作进一步检讨。
+
+　　 原金华支左联络站领导小组组长、金华军分区政委　郭金钰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日
+
+　　· 来源：
+
+　　金华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总部(金二司)编《金二司战报》，1967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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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商业工作的影响（大字报）
+
+　　<姚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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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来，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云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在经济战线上，特别是在财贸战线和商业战线上，有很大的影响。
+
+　　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思想是一条红线，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始终处于统治地位。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商业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但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断地干扰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种干扰有时大，有时小，特别是在一九六二年，他们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举行了全面的进攻。
+
+　　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两条路线的斗争，长期是不认识的。对主席思想是学得不好的，跟得不紧的。商业工作主要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但是有时执行了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特别是陈云领导经济工作的时间长，做过商业部长，对商业工作的影响大，总觉得他是经济工作方面的权威，有迷信，对他的主张一般是认真执行的，思想上受到的毒害是深的。直到一九六二年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才进一步察觉他的思想同主席的思想不对兴，有严重错误，但是还没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特别是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才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长期两条路线的斗争，明确地认识了陈云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资产阶级经济权威。认识到必须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在财贸战线和商业战线上的影响，才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才能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　　我国商业工作在建国之初，打下的底子，就是受到陈云影响的。是一个经济主义的底子。是一个经验主义的底子。经济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资产阶级的和修正主义的东西。其最大的特点是见物不见人；讲经济不讲政治；讲机械平衡，不讲唯物辩证法；讲当前收到速效，不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远景。这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思想。陈云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对物的研究是比较细致的，但是从来不提倡人的思想革命化。对经济规律，主要是价值规律的研究是比较细致的，但是偏重于谈如何运用这些规律。他对商品流通问题，研究得比较细致，但是从来不讲用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陈云的这种指导思想，是完全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同毛泽东思想唱对台戏的，它必然给我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带来极大的危害。
+
+　　我国的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凡是主席思想不受干扰或者受到干扰比较少的时候，就取得很大的成绩。比如，我们在建国初期，执行主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方针；在一九五三年，执行主席提出的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在一九五八年，执行主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一九六二年，执行主席提出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执行中央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重新强调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在一九六四年，执行主席提出的大学解放军，建立政治机关和林彪同志提出的突出政治，四个第一等等，都是取得了成绩的。相反地，凡是我们的工作，受到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影响的时候，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此，必须在我们头脑里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在商业工作中彻底肃清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路线的影响，才能真正做到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把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高举起，把商业部门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　　一九五三年，我们执行了当时中央财委副主任薄一波提出的“压缩库存，挤出资金”的错误方针，放弃了一部分业已取得的批发商业阵地，使国营批发商业阵地后退了，使资本主义商业得到一些发展，这是一个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
+
+　　从建国开始，特别是一九五四、五五年，国营商业个别吸收了一批私营批发商作为工作人员，一九五六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我们全盘吸收了大批资产阶级分子和一部分小商小贩。这些资本主义企业有些原封未动，有些只是在形式上有些改变，实际上仍然被资产阶级分子把持着。不少公方代表被资本家拖下水，并且还腐蚀了一批国营企业。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营企业和公私合营企业内部并没有进行不断革命，这固然与李维汉投降主义的影响有关，但是陈云的指导思想，也有重大的影响。陈云当时说，要靠“瓜皮帽子、水烟袋子”做生意，用“两条小辫子”当政治委员。陈云的这种说法，实际上同李维汉一样，是让资产阶级分子把持业务大权，反对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云强调利用资产阶级专家，相信资产阶级专家，这是资产阶级专家路线，与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完全相违背的，是反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
+
+　　一九五六年，是跃进的一年。这一年财政有点赤字，银行多发了一些票子，市场有些紧张，本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当时刘少奇和陈云不看主流，不看大好形势，提出“反冒进”，给六亿人民的革命干劲泼冷水，和主席唱对台戏。当时我自己思想上是同情反冒进的，提供了一些反映市场紧张的消极材料。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
+　　一九五七年，陈云大讲三个平衡，即财政平衡、信贷平衡、物资平衡。这是机械平衡论。只讲物的平衡，不讲人的因素，不讲精神变物质的一面，不讲唯物辩证法。这种平衡必然成为消极的平衡。这是他“反冒进”的一个重要武器。我也是同意并且宣传过陈云的三大平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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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陈云提出财贸系统要加强三大观点，即政治观点、生产观点、群众观点。现在认识，把政治观点和生产观点、群众观点平列起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它违背了政治挂帅、政治统帅业务的思想，把政治和业务平列起来。陈云提出这个口号，是从业务角度出发，是讲在进行业务时，要在三大观点，使政治为业务服务，把政治落实到业务中去，根本违背了政治挂帅、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原则，根本违背了政治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原则。对于陈云提出的这个错误口号，在财贸系统和商业部门中流毒很深，我自己也是认识不清的，是积极宣传过的。
+
+　　陈云经常说，我国商业工作搞的是自己的一套，而不是苏联的一套。其实，陈云所说的自己的一套，完全不是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的，而是总结过去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商业工作的一套经验和我国资本主义商业的经验，并且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那里也学习了不少东西。在一九五五年以前，商业制度学习了不少苏联的东西，其中有不少也是有错误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必须彻底砸烂、彻底粉碎这一套旧的东西，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阳光来照耀我们前进的道路。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破除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就不可能出现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商业，而只能蜕化为披着社会主义商业外衣的资本主义的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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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当时我自己的思想上也企图跟上形势。但是远远没有吃透主席思想，没有紧紧抓住人的思想革命化这个主要环节。提出了不少错误的口号。我就提出过“生产什么、收购什么，生产多少、收购多少”这个错误口号。不是在人的思想革命化上使劲，抓革命，促生产，而是片面地追求高指标和高征购。其结果，不利于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不利于财政收支的平衡，破坏了对农民要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主席在一九六二年一次会议上批评过我们是破坏部，这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当时向主席写了报告，接受了批评，并且在工作上作了改进。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主席对大跃进的指导思想是完全正确的，而我们则对主席的伟大思想没有吃透，没有领会，因而在实际工作中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
+　　一九六二年二月以中央名义召开的“西楼会议”，听取财政问题和市场问题的汇报，是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大暴露。这是否定三面红旗，反对大跃进，吹冷风的一次会议，是公开地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批评财政部的报告是一个假报告，是真赤字，假平衡。邓小平和陈云也为刘少奇帮腔。刘少奇说：“收入打在可靠的基础上，支出要打足。有赤字要提出来，然后提弥补办法，容易说服人。你们的报告是掩盖矛盾，不是揭露矛盾，有赤字不在西楼会议上提出来，很不好。支出不打足，你们要负责，这是有意留缺口。以后预算冲破了，你们负责，没有用完是你们的成绩。”邓小平也说：“要堵死后门，把前门开够。国家预算的预备费打足，地方预备费也要给够，预算不能平衡，宁可从其他方面节约。把这两个前门开够，有问题在这里解决，不要到处留缺口。以后要形成制度。”刘少奇又说：“收入要稳妥可靠，支出要打足，应拨银行的钱，也要打足，动用上年节余搞基本建设及工人处理费都要放在今年支出，把矛盾揭露出来。这样，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赤字。出现后，然后想办法消灭它。使全党了解情况，有个奋斗目标。这样做，就会给全党提出一个任务。不能象过去一样，年初打平衡，年末有赤字”。“预算，要总结几年经验，搞那末多年预算，以后又出那么多漏子，以后能否不出。为什么说财政没问题，又有那么多赤字，编预算的办法是否要改一下，改好一点。不要老是报喜不报优。一九六〇年讲经济繁荣，库存增加，是骗人。现在的计划，不能信任你们。”
+
+　　在“西楼会议”上，陈云大吹冷风，把大跃进描绘成漆黑画才。陈云说：“（一）农业有很大的减产，粮食不够吃，油水很少，衣不够穿。现在的措施，解决回笼票子。根本问题一个没解决。但看法是否一致，不一定。这有很多原因，角度不同，接触不同，情况好的只是个别，总的是不如从前。粮食恢复不快，对我们的方针政策恢复快不快，关系很大。现在（1）好地减了两亿亩；（2）猪没有粮，增加不快，公母猪多，大量发展，为时还早；（3）农具破坏很多；（4）种子退化，茬口打乱。好的条件是：（1）水利；（2）机械。两者相比，基本条件比过去坏。（二）建设规模是否超过经济可能性，我的看法是肯定的。现在有一种论点：三年灾荒，使工业不能前进，是否三年丰收，工业就能加快，我看也不能（一九五六年也搞多了点），不但减产后，不能维持现在建设规模，就是不减产，也不可能，因为库存减少了。另一方面， 工业基础是否和建设规模相适应？也不适应。劳动生产率比过去有很大降低，许多工厂吃不饱，产值那么低，工人那么多，不适应。产品的数量和品种，也完全不相适应，不能担负这样大的建设规模。为什么这样大？认为农业过了关。农业大减产，工业规模大了。（三）通货膨胀。我们没有到国民党的恶性膨胀，但是通货膨胀如不制止，很危险。商业库存年年减少，怎么办？（四）城市钞票向农村转移，助长投机倒把。最大的危害是农民不卖东西。这种趋势还在继续。（五）城市人民生活下降，现在生活很苦，大家都承认了。”“现在对情况估计，是否大家都差不多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想，也许还需要时间，有些情况还暴露不够。”刘少奇插话说：“现在有的还没有认识清楚，有的不愿意搞，大家还没有完全认识，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三天又揭出很多问题，是否都认清了，我看没有。”陈云说：“这几年有些问题只能在书记处小范围讲，在广大干部面前不讲，怕吹冷风。”刘少奇说：“讲清了，采取措施，可以讲的。”以后陈云作了一个报告，把他们攻击大跃进的冷风吹到全国范围，这个调子就是在“西楼会议”上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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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还在“西楼会议”上估计说：第三个五年是调整恢复，第四个五年前进。他又说：“现在和一九四九年不一样，我看总不是平常时期，可否说这是非常时期。”“有些情况可能还认识不够，或可能还没有提出来。要继续揭发。现在看法还不那么一致，不要怕揭，要彻底，可能过一点，也没有害处，如情况不那么坏，更好。揭底，怕丧失信心，有可能，但还不会躺倒不干。怕漆黑一团，总要讲点好情况，使工作不能前进，情况还不能明。各部要说明这一点（现在多数人，实际感到情况很严重，不讲，怕吓人）。现在方向不是搞十年计划，老老实实搞克服困难。否则方向不对。现在调整很困难，不采取非常办法，不行。现在不同于一九五二年，情况复杂得多。大的经济危机到来时，资产阶级采取紧急办法。我们虽然不同，非常时期也要有非常办法。在小范围讲，公开不讲有，领导集团内部要统一思想，要提三年到五年争取财经情况基本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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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楼会议”上，刘、邓强调了垂直领导。刘少奇说：“商业这几年要搞垂直领导，不要怕这个，列宁就搞过，搞得很好。”彭真也说：“要集中的东西，行动要快，否则工作要受损失。”刘少奇还说：“专业公司要一个星期内成立起来。商业部门要在一个月内把制度搞起来。消费合作社进城的办法好，要试点，也要快。高级商品要搞，有些百货也可以搞。在产地搞不行，要在票子多的地方搞，回避产地。经济上要搞一点垂直领导，派一些检查组与工作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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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楼会议”上，还讨论了物价问题。邓小平说：“可以考虑，生产多一点，把物价提百分之五十，工资提百分之五十，但关键在工业品。”陈云说：“只有低价对低价不行，要有两个办法：低价对低价，高价对高价。”
+
+　　以上是“西楼会议”的要点。当时在商业部，我对于“西楼会议”没有做全面传达，只传达了有关商业工作的要点，主要是不愿意吹冷风。一九六二年商业工作出现了大的“回头”现象，恢复专业公司，恢复原有的规章制度（有的地方还更加烦琐），等等，都是根据“西楼会议”的精神定下来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前进了的东西，大部分退回来了，剩下的东西不多了。高价商品也是在这时加多的。当然，从具体措施来说，有些在当时还有必要，但是“西楼会议”的基本精神，是大吹冷风的，是攻击大跃进的，是否定三面红旗的，是刘、邓和陈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大反扑。从我自己思想来说，当时对“西楼会议”定的具体措施基本上是赞成的，是贯彻执行的，认为这样做有利于稳定市场，当时并没有认识有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所以在自己思想上，实际上是做了刘、邓路线的俘虏。只是对全面提高物价和全面开放自由市场，实行低对低、高对高的交换办法两点，没有执行。当时只觉得这样做行不通，城市职工会很不满意，投机倒把还会大发展。并没有提高到两条路线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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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楼会议”以后，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刘少奇还以中央名义召开过几次会，检查执行情况，继续发展“西楼会议”的错误路线。有的会议我也参加了。在三月三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陈云讲过很多问题，现在我们走他的路。”在四月二十三日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干部多数对困难估计不够，而不是估计过分。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是困难形势。陈云说，我们千万不要把革命果实在我们手里失掉，也许过分一点，但有这个问题。认识迟了一些，行动也迟了一些，再不能迟，已经迟了。”在五月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说：“目前经济形势，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总的讲，没有大好形势。好的形势是部分的。最困难的时期过去了，但要承认有些地区还没有过去，城市工业中也没有过去。对困难估计过分的危险不大，估计不够有危险。”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批评我，说我一贯是乐观的，是一个乐天派。其实，当时我对困难的估计也是过分的，对主席的伟大思想也是缺乏认识的，在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是跟着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的，只是在对市场情况的估计上，不象他们所说的那样漆黑一团而已。在五月十八日的一次会议上，讨论如何把农产品收购起来，刘少奇说：“只有两个办法，或者是一二类物资统统涨价，或者是一二类物资实行低对低。农民卡我们，我们也卡农民。他不卖粮食棉花给我们，我们就卡住盐不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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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刮单干风，这是“西楼会议”精神的继续发展。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到上海去的时候，陈云对我说，邓子恢包产到户不彻底，要分田到户。要我帮他算一笔帐：分田到户以后，农业生产每年能增产多少，国家能掌握多少粮食。我当时回答我算不出这笔帐，要粮食部才能算，他就把陈国栋和财办的何畏找去了。我问陈云，你这样做是否和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方针相对立，置主席写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于何地？陈云说：“主席最实事求是，你不要管。我自己会去找主席谈。”陈云并把分田到户同当时国民党企图窜犯大陆联系起来说：“打起仗来，把土地分给农民，农民起来保卫土地，劲头就大了。”我同陈国栋商量，给他提供一些农业发展得比较好的地区的材料，陈国栋提供了湖北沔阳的材料，我提供了浙江平湖的材料，这都是当时农业恢复并有发展的县。陈云看了说：“你们这些县在全国有多少？这样搞起来太慢。”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同陈国栋商量，向陈云说明这笔帐我们算不出来，就没有算。我虽然没有同意他分田到户的主张，但是由于对陈云有迷信，对他的意见也反复思考，也要商业部外出调查的同志研究过农民是否有这个要求，这都是自己思想上对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动摇的表现。直到一九六二年七月北代河会议主席提出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并且批评了包产到户、分田到户以后，自己的思想才明确起来。这件事，我在从上海回来后，向先念同志汇报过，在一九六二年九月，向总理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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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的材料，可以看出，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影响很大。在这一段时间内，我的思想和工作，基本上是跟着他们走的。这是由于我也是把形势估计错了，把困难估计大了，实际上也是对社会主义发生动摇。先念同志在“西楼会议”说过：“高兴受到中央批评，这是对财政工作的支持。”当时我也是这样认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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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我到天津百货一级站蹲点搞四清，我传达了彭真在一九六五年一月在北京的报告要点，当时是从电话中由财贸政治部杨春旭告诉我的。彭真的报告一开头就说，我向主席请示过，当时是误认为主席同意过的。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我从天津回来，同财贸部门其他同志在一起向刘少奇汇报了一次财贸工作。刘少奇说：“要搞一个社会主义时期反对投机倒把的条例。要包括反对贪污盗窃、反走后门等等。不仅是为了目前，而且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都可以用。”可以看出刘少奇的思想，是在四清运动以后，只要依靠一个条例，就可以解决阶段斗争的问题了，这完全是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论调。我回来让财办搜集了一些四清运动的资料，没有起草条例，资料也没有送出去。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同华北蹲点的同志在一起向刘少奇汇报了一次四清情况，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说，你们研究一下，对商业部门的监督如何搞法，包括监督的具体形式，具体方法。彭真说，你们对资本家 ，不要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分子而不要他，而是因为他做了坏事而不要他。邓小平说，我们的政策鼓励改造，树敌不能太多，打击面不能过宽。大部分人要给以改造的机会，有严有宽。财贸、商业比农村工厂复杂，要从蹲点中调查清楚。此外，刘少奇还讲了有关农村四清和工会组织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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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我所认识的刘、邓和陈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商业工作影响的一个梗概。由于时间不够，来不及翻阅档案资料，这份揭发材料，肯定有很多不完整的地方。我希望，党组、局长和一切知情的同志，都能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材料，通过大字报的形式，统统揭发出来。把刘邓路线揭深揭透，批倒批臭。我要力争做到既是革命的一份力量，又是革命的对象。首先把自己放在革命对象的地位，请大家来开炮。同时，我也要向一切革命同志学习，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一切。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向以刘、孙和陈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彻底肃清他们对商业部门的影响。只有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个洪流的冲击，大破大立，才有可能把我们思想上工作上的一切旧东西破掉，才有可能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真正做到突出政治，四个第一，人的思想革命化，把商业部门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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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批判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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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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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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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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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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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七二四九部队党委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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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处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全国掀起了一个空前规模的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新高潮。革命的形势好得很!开封市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力支持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满腔的革命热情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顽强不屈，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冲杀出来了，开封市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罪恶阴谋已宣告彻底破产，他们的反动面目更加暴露；保守势力正在土崩瓦解，受蒙蔽的群众纷纷觉醒，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迅速壮大，一支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正在形成。开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中州大地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古城开封的伟大胜利。
+
+　　今年一月，我们最高统帅毛主席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这是毛主席对我军的最大信任、最大鼓舞和最大鞭策。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路线觉悟很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因此，一开始介入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就站错了队，忠实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钟汉华、何运洪等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把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看成是右派；把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的革命精神，看成是“右派翻天”；把他们在一月风暴中联合起来坚决向开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革命行动，看成是“反革命小联合”；把他们坚决抵制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引起的“二．八事件”，视为“反革命事件”；把他们在前进道路上，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而产生的某些枝节问题，看成是他们的主流，抓住不放，无限上纲，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全盘否定他们的大方向。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为了把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打下去，我们出了不少坏主意，干了不少坏事情，我们重起炉灶，由上而下地扶植和支持了保守组织，积极地策划和参与了二月十一日围剿开封师院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和二月十八日夺取广播站等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恶活动。我们积极支持提出“打倒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幕前幕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分子”的错误口号和把六号门革命造反兵团及回族革命造反总部分别宜布为“反动组织”、“非法组织”。对开封市曾经一度出现的摧垮八．二四，肃清八．二四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打白旗、游街、请罪等等错误做法，我们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从而，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造成了群众与群众、部队与群众长期对立的严重局面。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向革命造反派反攻倒算，掀起了一股资产阶级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由于我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硬是把开封市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
+　　四月初，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上级又传达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这是我们检查和纠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的一次极好机会。但是，由于我们的错误立场，观点没有改变，对中央的指示没有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不是迷途知返，反而盲目自满，自以为是，把当时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对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抵制、反抗，看成是又一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从各个方面加以打击和压制。对于积极支持八．二四的首都红代会和外地赴汴串连的革命小将以及军事院校的革命同志，持反对的态度，认为他们是“自作聪明的诸葛亮”，把他们的革命行动看成是“闹事”，对保守组织对他们的围攻、殴打、绑架和“劳动改造”，我们熟视无睹，客观上纵容和支持了这种错误行为。严重地打击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危及了他们的人身安全。这样，就使我们一错再错，越陷越深，直至中央指出我们的错误之前，我们还毫无觉悟，从而把部队广大干部、战士和开封市广大革命群众引上了邪路，使他们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给部队思想革命化的建设带来了极坏的影响，给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这些错误我们党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
+　　我们完全辜负了毛主席、林付主席的亲切教导，辜负了开封市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我们犯了罪，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林付主席，对不起开封市三十八万人民，对不起八．二四革命造反派。
+
+　　我们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路线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于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认识不足，错误地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那一套思想、理论和政策来看今天的革命，因此，分不清敌我，辨不明是非，颠倒了主流和支流的关系，自觉不自觉地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怕群众，怕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委领导很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虚心听取意见，对许多事情缺乏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偏听偏信，对于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主动派人来我部介绍情况，为帮助我们改正错误而提出的批评建议，我们不仅没有耐心听取，很好采纳，反而极其错误地采取了所谓“高姿态”顶了回去，完全违背了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自己不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甚至反对别人革命，反映了我们怕群众、怕革命的思想；保守思想严重，主观片面，骄傲自满，固步自封，自以为是，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反感。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而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站错了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犯错误的最根本原因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在思想上没有牢固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好地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的思想革命化。
+
+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最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我们一定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响应林付主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最新号召，公开彻底地检查错误，坚决认真地改正错误，坚定立场，端正方向，坚定不移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努力完成“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为此，特声明如下：
+
+　　一、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彻底改造世界观，用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保卫林付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中央文革，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二、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对河南、开封问题的决定和指示。坚决拥护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河南二七公社和开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无论出现任何艰难险阻和曲折反复，无论阶级敌人怎样挑拨离间，我们永远坚定不移地、旗帜鲜明地、毫不含糊地、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永远同他们肩并肩，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誓作他们的坚强后盾。我们坚决倒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一边，不搞折衷，不和稀泥，不当两面派，反对顽固派，坚决向一切违反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错误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
+
+　　三、牢牢地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充分发动群众，更深入、更广泛地开展大批判运动，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开封的代理人彻底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坚决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在一切需要夺权的单位和部门，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为建设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开封而奋斗。
+
+　　四、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爱护、相信和依靠广大革命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我们向由于我们的错误而遭受打击迫害的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战友赔礼道歉，并致以亲切的慰问，我们要虚心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学习，向广大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学习，向红卫兵小将学习，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中全心全意地保护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紧紧地依靠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爱他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急他们之所急，帮他们之所需。和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一起，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五、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热烈欢迎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前一段，由于我们的错误，使你们转了向，站错了队，你们没有罪，责任应由我们来负。我们诚恳地希望你们在这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大搏斗的关键时刻，丢掉一切个人得失，不要再受坏人挑拨，认清方向，端正立场，下定决心，鼓起勇气，毫不迟疑，果敢地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揭露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河南、开封的代理人以及保守组织中一小撮坏头头的罪恶，控诉他们的罪行，反戈一击，为人民立功。热烈地欢迎你们帮助我们并且和我们一道改正错误，坚决贯彻中央关于河南、开封问题的决定和指示，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八．二四团结起来，共同战斗。
+
+　　六、坚决响应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我们呼吁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立即返回生产、工作岗位，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八．二四革命造反派的战友要既当抓革命的闯将，又做促生产的模范，誓夺革命、生产双丰收。
+
+　　坚决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
+
+　　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学习!
+
+　　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致敬!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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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来源：选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关于河南问题的文件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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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5 @@
+# 张雪珍“认罪书”
+
+　　<张雪珍>
+
+## 〖张雪珍：女，遭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的“支联站”头头“全向东”之妻。〗
+
+　　我名张雪珍，现南市区人民法院工作，作为政法机关工作者，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而对人民对党犯下了罪，经过几天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我愿意和丈夫“全向东”划清界线，愿把自己所知道的“全向东”的罪行作如下的交代和揭发：
+
+　　“全向东”（原名汤福坤，又名汤东生）在67年2月份去上柴厂参加上柴厂运动，“全向东”是支持上柴“联司”的，当时我曾几次劝他不要去干涉别厂运动而应把自己本校运动搞好，当时他不听我劝告，争执和吵过几次。
+
+　　从市革会6．3通告出来后，“联司”撤退了，以后“联司”和“支联站”的活动在人民广场造谣惑众、欺骗蒙蔽群众，公开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上海市革委会，妄想制造上海第二次大乱。
+
+　　①“全向东”对新生文汇报进行污蔑，说解放军报社论不转载，过去文汇报是好的，而最近二星期表现恶劣。
+
+　　②6．17“全向东”在人民广场作了黑报告，说上海还存在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逆流，上柴厂就是一个例子，从机电一局——上柴工段。
+
+　　③“全向东”说公革会有一撮人对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上柴“联司”芦、柏就不该捉。
+
+　　④市革委会里张春桥，姚文元是坚定左派，而徐景贤在处理红革会有问题，市革委会要改组。
+
+　　⑤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问题上说上柴厂三军表态支持东方红是错了，厂内的孙明理是带枪的刘邓。
+
+　　⑥7．18上柴厂挑起武斗而将东方红的解福喜活生生打死，全市追悼大会，“全向东”说解福喜本身也是参加武斗，他的死比鸿毛还轻。
+
+　　⑦又说市革委会政宣组不批准油印，就是用牙齿也要把它咬出来。
+
+　　⑧交大反到底在校外气势汹汹，名声很响，山头主义严重而在校内已失去威信了。
+
+　　⑨对××学校一学生名不知，年龄廿多岁左右，来过我家几次，事后“全向东”说是公革会派进来的“特务”监视他的行动的。
+
+　　⑩有些权威名牌组织头头表态支持东方红，又说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靠表态运动，有些表态也是盲目的。
+
+　　对“全向东”矛头指向市革委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关等言行曾有过几次斗争和帮助，但都被他顶回去，他主观不听取别人意见这也说明二条道路、二个阶级斗争，以致犯下了滔天罪行，应受到国家法律制裁，但作为家属没有帮助扭转过来这是我的罪。
+
+　　6．27“全向东”被交大反到底绑架去不知下落，我当时心里很急，当时曾去政法指挥部要求追查及在6．29人民广场进行控诉，控诉内容认为绑架“全向东”是违反6．6通令，如有罪可由政法机关处理。为此事，我们法院同志对我进行帮助教育及取消造反队队员处理。
+
+　　自6．29“全向东”在校被一学生救出后，就一直在天水路汽车配件厂隔壁一幢房子作为“支联站”办公点，“全向东”是“支联站”的头头，里面有二、三十个人，当时“支联站”里面工作的，我能叫出名字的一个高锦华，一个是任龙，一个专跟“全向东”的张文浩，还有一个女的小学教师沈老师名不知，还有听电话的一个女的中学生（名不知）。里面有刻腊纸油印传单的，我面孔看见认识，但名字不知道，因“全向东”有过一次绑架，路上怕被再次绑架，故我在工作之后开好会去“支联站”接他回家，但不是每天，有时，“全向东”就睡在“支联站”，我去“支联站”没有参加开会或其他活动，当时对成立“支联站”是认识不清，对性质更看不清楚，特别是几次在人民广场听“联司”控诉黑党委，“联司”绝大多数是群众等等，被假象蒙蔽，思想上也逐渐对“联司”有一种看法，认为“联司”是受黑党委压制的，否则人民广场为何有这许多群众（其中也有坏人）来支持它，另外认为“联司”大方向错了，为何退出“联司”很少，也看到支持“联司”的100多个厂也不少，认为“联司”群众造黑党委的反，大方向没有错，但从7．18发生武斗开始后打死了东方红解福喜，“联司”和“支联站”社会上发生打砸烧事件，特别是市革委会政法指挥部发出通告，而“联司”违抗通告不执行，甚至更严重的八·三市革委会解放军同志去宣读市革会给“联司”群众一封信时遭到“联司”毒打与扣留，更进一步看清这是反革命暴乱。八·四革命造反队对上柴“联司”，“支联站”采取了革命行动，踏平了“联司”，并先后捉住了“联司”和“支联站”的头头。
+
+　　7．29“全向东”离沪出走，以后未知下落，曾有一次我去“支联站”拿一只钢精锅子（我家里的，送小菜的），高锦华说“全向东”要200元钞票，我说家里没有这么许多钱，后送100元给“支联站”带去，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以后八月四日“联司”被踏平，五日上午我法院同志及一些学生派来三辆汽车来抓我，当时我正好在外见此情况急于躲避，先住我妹妹同学何××家，于8日上午乘火车到宁波南大路胡德坊亲戚家。
+
+　　当时顾虑重重，认为“全向东”抓不到，总要向我追问，如回答不出，认为我不老实，而遭打，考虑到家里有4—9岁三个孩子，我跑了。直到18日上午在轮船码头听到上海来的旅客说“全向东”已在武汉被抓，我于18日下午乘上轮船，19日上午抵沪，住老新街×××号我亲戚家。当天因身体不好休息了，想星期日无人办公，故决定21日下午到政法指挥部报到自首，谁知12日印染行业的造反队和我亲戚胡××已上门来找我了。
+
+　　· 来源：
+
+　　（上海）工总司纺织系统联络总站《纺织动态》（专刊），无期号。1967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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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16.txt
@@ -0,0 +1,57 @@
+# 我的检查交待
+
+　　<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
+
+　　我在过去的工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我在东北工作期间，就站错了队，执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同时在长期的公安工作中又推行了彭、罗反革命修正主义、格伯乌路线，把无产阶级专政引向资产阶级专政方向，在公安局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又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公安局内部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对外镇压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我对党和人民犯了滔天罪行，内心万分沉痛。我诚恳向党、向毛主席、向广大革命群众低头请罪。现将我的错误和罪行，做以下初步交代：
+
+　　（一）我在东北社会部工作期间，紧跟汪金祥站在反党野心家彭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边，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
+
+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到一九四六年底，彭真统治东北时期，东北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党中央毛主席鉴于当时华北还是敌强我弱，没有群众基础，干部初到东北，情况不熟，要求东北党暂时先让开城市，占领两厢，动员军队和广大干部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然后夺取城市的方针。但彭真一到东北，就提出要独坝东北，实行据守城市，反对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当时东北的公安工作，不是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导下进行工作，而是推行彭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跟随汪金祥把公安工作重点一直放在大中城市，由沈阳到本溪，进而到吉林、长春始终是抓城市工作。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敌人进占长春，机关撤到哈尔滨，还没有醒悟，仍然留恋大城市，还是以城市为工作中心。首先在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大、中城市建立机构，强调创造管理城市的经验，即使在城市也没有发动群众去镇压敌人。而在农村当时四处存在日伪汉奸特务，地下土匪武装，反动会道门，仍然压在人民群众头上，但我们没有发动群众予以镇压，以政治上解放东北广大人民群众。当时所以不深入农村，认为经过八年艰苦抗战，东北已经为我所占，应该坚守。存在浓厚的占领大城市思想，实际上是反对深入农村，害怕艰苦，因此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追随彭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
+　　（二）在高岗统治东北时期，极力突出高岗个人威信，包庇高岗糜烂生活，包庇汪金祥、跟随汪金祥一起给苏联输送情报。
+
+　　当沈阳解放，高岗当东北局第一书记时，我鼓吹高岗，突出了高岗的个人威信。东北解放后，由于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东北的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我不是宣传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是吹捧高岗。我说过高岗是中央信任的，他处事有魅力，会做工作，善抓关键，在解决工业建设上首先抓钢铁、机械生产；在农业方面强调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产粮食，有一套经济建设经验，为高岗涂脂抹粉。总之错误的认为高岗建设东北“有功”。因此在一九五二年，警卫工作同志反映高岗玩弄女人时，当我向汪金祥反映后，我接受了汪金祥反映后，我接受了汪金祥的谬论，认为是生活细节问题，没有向中央报告，违背和破坏了党的原则，包庇了高岗丧失革命道德的糜乱生活。
+
+　　高岗反党活动揭发以后，在贯彻中央七届四中全会期间，转移斗争矛头，包庇汪金祥。沈阳解放后，汪金祥成了高岗的亲信，紧跟高岗，竭力吹嘘高岗的“功德”。在东北公安机关搞独立王国，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公安路线，帮助高岗迫害干部，受到高岗的表扬和信任。但我对汪金祥的罪行，除揭发了他包庇高岗的糜乱生活外，对其他的罪行我没有揭发。因为我在汪的领导下工作十多年，一直认为他开辟和建设东北的公安工作有贡献，他对我是信任的，我对他的领导也一贯遵从，保了汪才能保住自己。当东北公安局召开干部会议，进行揭发批判时，有的同志就揭发汪是高岗的帮凶。但汪金祥散布：“这些人平时就有自由主义，应该很好进行教育。”在汪的黑指示下我曾布置有关同志并亲自找这些同志个别进行谈话，进行所谓“说服”和压制。当了汪的打手。当时汪金祥对于包庇高岗糜乱生活一点开始都不承认，由于经过斗争才要我将他的检讨从原来写为“客观上起了包庇作用”改为“实际上起了包庇作用”，然后检讨过关，我为汪修改检讨，是为汪掩盖了罪行。当东北公安局分党组给我做鉴定时，汪金祥又说：“你在高岗问题上只是犯了自由主义的错误”。就这样做了结论了事。因此我也再认为汪有其他罪行，使他一直隐藏下来。
+
+　　汪金祥为苏联输情报，我充当工具。从一九四六年到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汪金祥先后同在哈尔滨、沈阳的格伯乌机关往来，以加强“中苏友好”为名，向格伯乌机关输送情报，这些材料物资经过汪金祥亲自交待后，多数经过我挑选和整理后提交给苏联，所输送的情报有：东北地区的敌特潜伏组织、人物活动资料；我捕获的案犯供出有关苏联国内的线索材料；在哈尔滨有白俄情况；长春、沈阳两地敌占区的敌特机关及其派迁任务。同时还送给格伯乌机关我所缴获的敌特电台和密码以及破案照片等，为柏伯乌机关提供了大量情报。
+
+　　（三）在公安工作上，长期以来，推行格伯乌的修正主义路线，背离毛主席的肃反路线和有关方针、政策、指示，把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引向资产阶级专政方向。
+
+　　在党委领导下，通过群众肃反的路线，是毛主席一贯的指导思想。全国解放前，我在东北时，就没有贯彻毛主席这条革命路线。当时东北日伪汉奸特务，武装土匪、封建恶霸、反动会道门活动十分猖狂，当时只有坚决镇压这些敌人，才能建立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但我在肃反工作中，不是在发动和依靠群众、镇压敌人，而是依靠专门的侦察工作、执行所谓“长期打算，内线侦察”的侦察方针，强调逆用敌人，孤立办案，大搞孤立神秘主义。在全国第一次大镇反后，当时已经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阶级斗争仍然十分尖锐，当时毛主席根据大镇反进一步总结了依靠群众肃反的经验。但我在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接受并鼓吹，推行了罗瑞卿的错误路线，散布“镇反已经彻底了”“四类分子已经暴露，只要注意改造就可以了”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对专政机关的斗争任务，认为应该转向“加强隐蔽斗争和业务建设”，主要打击对象应是以美国为首的美蒋派遣特务，抹杀了国内阶级斗争的存在，使专政机关的斗争锋芒只是对付国内敌人，没有对付国内敌人的专政任务，这完全贩卖了格伯乌的所谓“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阶级已经消灭，专政任务只是对付外来敌人的任务”的谬论。因此在我的工作中长期不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依靠群众肃反的路线，而是强调以侦察为主要手段，玩弄专案、特情，看不到整个反动阶级的复辟破坏。因此，在上海发生重大反革命传单案件时，为了破案，不择手段，对群众进行排队，跟踪钉梢，核笔迹，用警犬，以至关闭大世界大门，对群众进行搜查，对人民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但对多年积压下来的成千起积案，以及暗藏的敌人，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长期不能破案。实际上放纵了敌人。一九六五年十四次公安会议，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依靠群众专政，少捕，矛盾不上变”的方针，我在传达贯彻时，是只强调少捕，矛盾不上交，而不强调依靠群众专政，歪曲了毛主席批准的方针，表现了我的形而上学的思想观点。我在公安工作中，由于长期做侦察工作，根本未做过群众工作，没有对群众的阶级感情，每天钻在专案、特情里，脱离政治，对敌专政，究竟依靠谁，压迫谁，这样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在我思想上没有解决，加上对“格伯乌”一套中毒很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东西逐多了，因此就辨不清方向，越来越脱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四）在技侦工作上，把侦察手段用于党内，对抗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正确方针。党中央早就规定，在党内不准进行侦察。我在工作中，不仅强调侦察工作第一，迷信技术，而且把侦察手段在党内使用。一九六〇年前后，在反革命传单案件中，曾发现有×给毛主席和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的××，其中虽然夹×反动传单和反动×××，但我违反中央规定，擅自加以××。一九五九年后，中央在上海开会期间，曾对××饭店的服务人员，有关文化单位，以“保密”为由，控制了他们的全部××，从而把××饭店住在其他人员，也一起进行了检查。这是完全它把技侦矛头对准了自己的内部。不仅如此，还控制了旧市委统战部赵××、吴××等党内领导干部的××，这些同志并非特务问题，而当成敌人，进行了××侦察。一九六六年，发现一批××的油印反革命传单，×经一些省委和军区，虽然对一九六〇年的错误做了检讨，但怕暴露上海对敌斗争的弱点，再次予以××，这是完全知法犯法的一种犯罪行为。
+
+　　（五）几年来，多次包庇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追随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星、曹荻秋，极力压制以至镇反市局革命干部进行革命，顽固执行“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制造反革命复辟事件，实行白色恐怖。
+
+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就是整党内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我在几次运动中，都是保了“走资派”。一九六二年和一九六三年市局有人和前政治部的同志就检举过黄赤波，那时我就按上陈、曹的黑指示，进行了压制。一九六三年开展五反运动，市局机关又揭发了黄赤波破坏民主集中制，打击报复，违反政策等罪行，当时陈丕显就散布：“黄赤波忠心耿耿，对党忠诚，能执行党委指示，对敌斗争坚决。”我当时也错误的认为，黄赤波只是作风问题，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他还能掌握政策，又是长征干部，经受过考验。因而对有些同志反而认为是极端民主化和自由主义。我完全颠倒了是非。因而到党代会报告、五反总结，反而进行批判，强调集中统一，对革命行动进行压制。党组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便将革命火焰压下去。
+
+　　在四清运动中，又追随反党野心家罗瑞卿、陈丕显制造了反革命复辟事件，进行反攻倒算。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党组扩大会期间，我没有参加，因我看到揭发问题严重，我无法解决，害怕自己卷进去，即抱着一个私心，利用我当时有病为名，尽量回避。以后由于王一平几次找我，问我能否出来主持会议，我一方面表示不能出来，另一方面认为当时的会议是“乱”了，“市委既然找我，我应表示我的意见”，但仍然怕牵进去，因此就在幕后操纵指挥。当工作团进入前，王一平找我开会，我参加了黑会，并在会上我排了干部的黑名单。同时陈丕显提出：公安局要解决的问题是杨帆残余和地下党的问题。这些都是为工作团进入前做了准备。一九六五年一月，黑市委四清工作团进入市局后，就打起了刘、邓和罗瑞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旗，继续对抗“二十三条”，当时根据梁国斌传达罗瑞卿的黑指示，说：“黄赤波虽有错误，但还是人民内部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这就成为保黄过关的依据。这时由于黑市委亲自出马，又有罗瑞卿的支持，因此我就亲自上阵，参与了镇压干部的革命行动，首先是夺取对运动的领导权。当时我接受了梁国斌的黑指示，我出来主持党组扩大会。我所以出来，因为有了市委的直接领导，必须利用这个机会，解决市局所谓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把一些所谓“情绪偏激”的同志压下去，不然以后不好领导。为了夺取领导，就以总结前一段运动领导为名，围攻杨光池，进行压制。其次对一些处长个别谈话，进行分化瓦解。除梁国斌亲自找一些所谓“有个人主义情绪”的同志谈话外，我也找了一些同志，进行说服，我散布说：对黄赤波要全面看，他的问题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只要他检讨，应允其革命。经过许多小会、个别谈话后，认为大体上所谓“统一了认识”，由我在党组扩大会上发了言，为保黄赤波定了调子。最后是进行反攻倒算，对干部进行排斥打击，清洗迫害，我从中充当了打手。在黄赤波检讨蒙混过关后，就策划对干部调动。经过研究，认为以下这些处长是反黄的积极干部，必需调动，其中有：张文炳、刘伯超、邵健、黄克、马乃松、盛辉等六名。除黄克早拟调走外，由于这些在市局很长，都有一定影响，因此采取的手段是；对张文炳是明升暗调的办法，调往公安部；对马乃松，利用张文炳之手调到华东警校；对刘柏超，拟通过参加本清逐步外调。但当调走张文炳后，由于反映很大，才被迫暂停下来。
+
+　　这场反黄同保黄的斗争，是公安局的两个阶段、两条道路的斗争。我在这场斗争中，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对群众革命运动实行了白色恐怖，从处长到一般干部，打击排斥，迫害了一批革命干部，保了一个黄赤波。我所以如此，由于黑市委长期以来对黄赤波所制造的舆论，我全部接受。我也认为黄赤波只是有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把陈丕显、曹荻秋对于处理黄赤波的问题的黑指示，我错误的认为要执行这些问题“党委指示”，“因为这是组织问题”，“党委看问题总要比我全面”。但是更主要的是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私字当头，存在私心杂念，怕触动黑市委，怕丢掉乌纱帽，因为如果搞了黄赤波，就必然要触动陈丕显，我没有这种无所畏惧的革命气概。而且还认为黄赤波是树大根深，如果同他搞坏关系，以后无法一起工作。保了黄赤波，可以取得黑市委的信任，得到他们的信任，得到他们的好感，也保了自己。总之，就是怕丢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充分暴露了我的肮脏的灵魂，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还是采取办法，保黄赤波，并公开散布“黄赤波是三类”，仍然是由于上述错误立场、思想、观点所造成的。我所犯的滔天罪行，我向党、向被我迫害的革命干部低头认罪。
+
+　　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不折不扣的执行了刘、邓、陈、曹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是镇压公安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罪魁祸首。
+
+　　为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运动一开始，就反其道而行之，我把斗争矛头指向广大革命群众。那时就计划，这次运动就是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并按照陈丕显的黑指示，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即杨帆的残余和地下党的问题，根本没有抓主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全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相对抗。当时所以如此，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我认为党组成员都还不是“走资派”，但是上海资产阶级及思想影响深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然要反映到公安队伍里来，应通过运动，纯洁队伍，根本没有把自己当成革命对象，这完全是为维护资产阶级旧秩序，旧统治。这就是我这次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造成镇反革命运动的一条黑根。为了达到“保护一小撮”我采取许多手法：①划框子，极力加以限制。运动一开始，我就按照曹荻秋的黑指示，强调公安专政机关要“稳住阵脚，不能搞乱，要加强领导”，同时宣扬刘少奇的“内外区别”的黑货，限制贴大字报。当时就怕揭发党组内部的问题，怕揭发了自己的错误，损害自己的所谓“威信”。丢了自己的面子。②采取组织措施加以控制，从党组到各单位都成立文革领导小组，六月下旬又先后派出一批工作组，当有些处受到冲击时，又派出变相工作组，所有这些，就是怕失掉领导，以此去控制群众起来革命。③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极力压制以至镇压群众起来革命，去年八月二十四日，群众起来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陆政、杜蔚然，形势好得很，但我怕打破“旧秩序”，怕触动黄赤波，因而就进行压制，散布“公安机关这样搞是违犯政策，严重影响公安机关的威信”，打击造反派。对于找扒手，表面反对，内心支持，不仅挑起群众斗群众，而且把一些革命群众打成“政治扒手”，而对黄赤波毫无触动。我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罪魁祸首。④八月二十四日又以侧重抓工作为名，压革命，对抗十六条，抽调大批干部、学校学生外出参加社会斗批改，进行釜底抽薪，避免群众斗争“走资派”。⑤我还反对成立革命造反组织，不仅布置各单位领导，要进行所谓“说服工作”，以后我还公开表示“不支持不赞成”，极力加以压服，这样做，一方面我怕战斗组队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可以阻止一些暂时受我蒙蔽的同志不能参加，特别是怕战斗组、队成立后，冲击党组，使旧党组无法进行所谓“领导”，不能维护旧统治。
+
+　　为了保护“一小撮”我就千方百计“打击一大片”。当旧党组要垮台时，我还号召旧党组成员“要顶得住，垮就一起垮”，要大家同我一起坚持反动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打击一大片”，运动自始至终就要强调“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上下一齐揭，有什么揭什么，目的就是先暴露后反击，达到陈丕显提出的找出杨帆线索和地下党中的问题的黑指示，因此布置各单位领导和文革领导小组，进行所谓“发动群众揭发问题”，组织普遍揭发，造成群众之间互贴大字报，群众斗群众的严重现象，同时也把大批干部推向第一线，同革命群众对立起来。在去年六月份又按照曹荻秋黑指示，进行左、中、右排队，由于这一严重部署，大批干部民警被排成“三类”，“四类”，我的目的就要通过排队找出所谓“重点对象”。经过排队之后，我还怕漏掉，又提出“运动要向纵深发展”并总结所谓发现“重点对象”的黑经验，以便进一步整群众。为了发动各单位进行“重点批判”实行白色恐怖，对“重点对象”我提出三条杠子：即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和没有改造好而又问题严重的；违法乱纪的。以后甚至发展到四条、十条，致使一大批干、警被排成“重点”，但其中根本没有一名旧党组内的“走资派”。由于我转移斗争大方向，开展“重点对象”的批判，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使一批革命干部、民警被打成“反党分子”“右派”黑帮分子“三家村”等，当时已统计的就有二百廿多人，这些同志中，不仅政治上受迫害，精神上受极大痛苦，个别的还被整成精神病，特别严重的还有的同志被逼自杀，我听到同志对我的揭发批判，内心万分沉痛，我是犯了滔天罪行，我诚恳的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向这些受迫害的同志千次万次低头认罪。
+
+　　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还追随黑市委陈、曹镇压红卫兵和革命造反派，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1）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不及，我就做了镇压群众革命运动的部署，当广大学生以后是工人起来革命以后，我怕的要命，把革命群众当成敌人，因此跟随陈、曹散布歪曲污蔑群众革命的谬论，我讲过：“现在阶级斗争复杂，要注意敌人暴露，对暴露的敌人要记一笔帐”。“少数派内部人员成份不纯”。同时召开了处、分局长会议，发了黑批示，提出对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关单位要求控制的，可以加以控制”。并要各级公安机关对所谓暴露的敌人要积累材料，以致搞了大批黑材料，把专政矛头指向了人民内部。
+
+　　（2）为了黑市委镇压群众革命运动的需要，布置收集红卫兵革命活动的情报，去年八月下旬以来，黑市委不断遭到冲击，陈、曹、梁万分惧怕，梁国斌立即发出黑指示：“你们公安局要好好掌握情况，随时向市委汇报。”由于我把红卫兵也看成敌人一样，认为他们“盲目乱冲党委”，“无法无天”，“其中可能混有少数坏人”。因此我坚决执行梁国斌黑指示，并布置各分局和有关业务处，搜集红卫兵到那里抄表，那里要冲黑市委，那里要斗争黑市委内“走资派”，随时向黑市委作了汇报。黑市委成立红卫兵联络站，我认为这里可以了解情况，又指派二名干部前去，收集红卫兵的活动情报和少数派的组织名单。在工总司成立后，陈、曹更加仇恨，又按照他们的黑指示，布置调查潘国平同志、阴谋镇压工人运动。
+
+　　（3）调动公安人员，镇压学生运动。去年八、九月红卫兵冲击黑市委，我曾调动一百多名公安人员以“保卫”为名，到康平路旧市委机关，去年八月底，嘉定科技大学革命同学发起夺取革命，我认为这是“反革命政变”，因此，在曹荻秋的部署下，指派公安人员和保卫干部，前去侦察情况，为黑市委镇压那里的革命提供了情报。去年九月四日，红卫兵冲击旧市委大楼，曹荻秋要公安人员派人前去拍照下来，我当时直接调动了五处的同志前去，为曹荻秋秋后算帐提供根据。我这一系列犯罪活动，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把公安机关的斗争矛头，对准了革命小将，使专政机关变成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我对受我迫害的革命小将和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
+
+　　（六）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擅自扣压中公部发出的动员干警揭发地下公安部的通知，阻挠揭发他们的罪行。当我接到通知后，我就错误的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罗瑞卿、徐子荣的问题已经揭发，中央和公安部对他们大的问题已经知道，我就没有引起重视。但更严重的是由于我过去在公安工作上，执行了他们的错误路线，而且在他们长期领导下，认为他们过去的领导是正确的，所以我过去宣扬过罗瑞卿年龄、有魅力、中央信任、跟毛主席跟的紧，并认为他派我到上海是对我的信任。对于徐子荣又认为他忠厚、民主作风好、谦虚谨慎。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看问题，我不能用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去观察他们，发现问题，当罗瑞卿的问题揭发后，徐子荣散布：“罗的问题是到军队以后发生的”“在公安部只是路线上有神秘孤立主义残余。”我接受徐的观点，不认为罗瑞卿在公安部时就反党。因此我揭发不出问题，从而也就擅自将通知压下。我完全充当了反党野心家罗瑞卿、徐子荣的护身符，包庇了地下公安部。
+
+　　（七）包庇卅年代文艺黑线和混入党内的叛徒、反革命。在上海长期以来就存在一条卅年代文艺黑线。我来上海后，曾对卅年代的主要文物蔡叔厚、于玲等进行过侦察和控制，并了解一些卅年代情况，但我在思想上，认为文艺界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其中大部人看成是思想反动，但对多数人员实行团结教育改造方针，不是实行专政。因此我对蔡、于等只孤立当成专案看待，否认了这是文艺界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同志指示对卅年代文物要彻底搞清以后，由于我的立场、观点的错误，仍然只是追查这些人的政治历史问题，没有从中追查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复辟阴谋，没有挖掘他们的后台，我违背了江青同志的指示。当红卫兵运动开展以后，我还按照曹荻秋的黑指示，以所谓“保护性的拘留”为名，将于玲、柯灵拘留起来，逃避红卫兵的斗争，实际上对于、柯起了庇护作用。
+
+　　我还包庇了曹荻秋等叛徒，一九六五年当发现曹荻秋被敌人逮捕后，我曾亲自看了敌伪档案，但我当时没有肯定他是自首叛变，认为要进一步找材料报告，因为我认为曹是市委书记，是党委负责人，肯定他的问题应该慎重，如何认定他的问题的性质，应由中央决定。后来我向陈丕显汇报，他表示要到中央报告后，我就不了了之。我没有坚持党的原则，直接向中央反映。使他继续窃居党政重要职务，去年上半年，水产学院有一方×，曾检举陈丕显、曹荻秋参加一反党组织，是受彭真领导的，在全国各地都有组织。对这样重大的政治案件，我不仅没有认真阅看材料，反而错误的认为彭真在全国发展组织是不可能的，加上梁国斌向我交待，方×过去就犯过错误，劳改过，到处告状，造谣，应该逮捕起来，我更错误的认为方×的检举不可靠。因此简单的交给有关同志处理了事，我掩盖了彭真和陈丕显的罪行。杨尚昆的叛徒问题，去查获法文档案时。就已发现，但我未加过问，一九六五年底我看了档案，但认为这样的高级干部，又是书记处书记，对他们的历史中央会知道的，根本未作反映。原中宣部姚臻，曾参加托派，公安部要上海公安局搜集材料，报告公交部。我又认为牵到负责干部，材料根据不够，需要充分材料，再作反映，因此将材料压下，直到中宣部来人调查才将姚的问题告诉他们，使姚的托派问题，也未能及时给予揭发。
+
+　　以上我的初步检查交待，对于我所犯的错误和罪行及其根源，我还在继续进行检查，我愿意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能彻底的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尽早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王鉴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
+　　来源：上海市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斗批改联络站印，1967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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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17.txt
@@ -0,0 +1,27 @@
+# 关于惩办反革命齐正马的材料
+
+　　<道县五区红岩公社齐心大队、贫下中农协会>
+
+　　齐正马，男性，现年55岁，家庭成分贫农，本人出身反革命。
+
+　　该犯解放前在广西灌阳县平洛府任过伪仵作，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剥削人民，不劳而获。
+
+　　解放后，一九五三年勾结外省（广西省）反革命分子进行反革命活动，进行造谣，准备上山，被我政府发觉，将其法办，宣判劳动改造5年。但该宣判后，就畏罪潜逃，拦路劫抢，强奸妇女，抢夺老百姓财物，上山为匪。逃跑五年后，又给我政府捉拿，仍判徒刑五年。劳动改造五年，释放后，仍旧死不老实，不参加集体生产，大搞投机生意，对干部不满，并且打我治安员齐光高、杀民兵营长齐正接。
+
+　　一九六二年乘备战之机，造谣生事，说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三条火线进攻，中国仍是蒋介石登台。并在这年大量开荒，大刮单干风，侵占集体土地，不接受管制，后又逃跑外流广西拦路劫抢，上山为匪，并且拉了道县50多名四类分子和四类分子子弟在广西乱来，以包工做事为掩护，进行破坏活动。
+
+　　文化革命开始以后，在其后台胡祥的指使下，进行破坏活动，在反革命胡祥留信要他回来参加杀我贫下中农以后，于八月二十四日正式从广西回来，在广西正心被贫下中农发觉捉拿。捉回后，仍不老实交待错误事实，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要他向群众交待、承认错误，可是他死不甘心，装模作样说脚痛，手持硬棒（作拐杖），在路过学校石桥时，就手舞硬棒打群众，随即跳桥逃跑。在我民兵的努力下，仍然捉拿，但是仍不老实交待。
+
+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在贫下中农的迫切要求下，对其进行死刑判决，现已执行。(1)
+
+　　 道县五区红岩公社齐心大队 贫下中农协会齐心大队党支部1967年8月26日
+
+　　（加盖中共道县仙子脚人民公社齐家湾大队支部委员会公章）
+
+　　代表：吴志石、吴有信、齐增屏、何益隆、齐光谢、齐邦祥
+
+　　(1) 据齐家湾村民说，齐正马实际是打死的。他从广西捉拿回来以后，大队上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问”，审问中腿打断了。“幸亏他嘴巴子硬，没有乱说乱咬，不然晓不得有多少人跟着倒霉。”
+
+　　· 来源：
+
+　　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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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18.txt
@@ -0,0 +1,13 @@
+# 吴波认罪书
+
+　　<吴波>
+
+## 〖吴波：财贸党委副书记，财政部党组副书记，财政部副部长。〗
+
+　　 一九三一年十月我在伪国民党救济水灾委员会驻湘办事处工作，在专员赵守钰不在的时候，曾代表赵守钰召集地方绅士开过一次讨论救灾的会议，其中有……电告县属匪氛猖獗，账务繁重，要求派人接替，经过讨论，当时决定请清乡司令部派队清剿。电报中说的“匪氛”实际是红军的活动，请清乡司令部清剿，就是镇压共产党。这件事，我在参加革命队伍时没有交代。此次经过井冈山公社革命战士调查出来，我甘心认罪。
+
+　　 吴波八月廿六日
+
+　　· 来源：
+
+　　原载《周恩来联络员传达总理关于吴波问题的三点意见及吴波认罪书》，1967.08.28。1967年8月31日红代会清华井冈山一部第三动态组编《动态》第1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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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19.txt
@@ -0,0 +1,27 @@
+# 马杰保证书
+
+　　<马杰>
+
+## 〖马杰，二十七军政委。〗
+
+　　一、27军于9月4日—6日由马杰代表27军党委向主力军、六二六、红代会作公开检查。坚决支持六二六、主力军。主力军、六二六、红代会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白色恐怖下冲杀出来的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
+
+　　二、九二的武器在9月10日前由27军负责收回。否则，一切意外后果由27军负责。
+
+　　三、立即释放全部被抓主力军、红代会人员，保证四大民主。
+
+　　四、立即拆除九二所有工事。
+
+　　五、关于派部队护送主力军、红代会回无锡问题，9月4日部队到镇江主力军、红代会驻地，共同生活，建立感情（镇江81师派300人，无锡一个营）。
+
+　　六、主力军、红代会生活、衣服问题，请示后于9月10日前解决。
+
+　　七、大部队回无锡前，驻地由部队绝对保证安全，组织军民夹道欢迎。
+
+　　八、建立监督小组，监督上述七条执行，小组由27军、中央调查团、省市军管会、252部队、镇江三代会组成。
+
+　　 马杰  8月29日下午6时于南京
+
+　　· 来源：
+
+　　无锡《主力军》、《红卫兵》编辑小组主办《战无锡》第三期，1967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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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20.txt
@@ -0,0 +1,33 @@
+# 一封珍贵的遗书
+
+　　<林子龙>
+
+　　原编者按：新厦罐公社优秀战士、我们的亲密战友林子龙同志于“八·三○”战斗中，不幸被残无人道的革匪活埋，壮烈牺牲。在烈士身上，我们找到他在牺牲前十几小时代表在前方浴血奋战的新厦罐公社战士写给新厦罐公社全体战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写得多么好啊！字里行间，洋溢着革命豪情，跳荡着火热红心。我们含着热泪，接受了林子龙烈士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书。
+
+　　刘、李、田及革匪又夺去了我们一个好战友的年轻生命，又欠下我们一笔血债！
+
+　　为死难烈士报仇！一切革命派的战友们，把仇恨集中到枪口刀尖上，对准刘贼、革匪，开火！林子龙烈士永垂不朽！
+
+　　（新厦罐公社全体战友们：）
+
+　　你们好！在硝烟滚滚，炮声隆隆，战火纷飞中，我们离开了你们——亲密的战友们，来到了抗暴斗争的最前线。厦门的陈再道——刘春山、李平、田军之流和厦门百匪在八·一九对我英雄的厦门革命造反派，进行反革命围剿。我们多少亲密的战友，在这次抗暴斗争中壮烈牺牲了。八·一九死难烈士永垂不朽!他们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他们不愧是毛主席的忠实卫士，他们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
+　　战友们，从八·一九与你们离别到现在，我们在前线的生活虽然是比较紧张，执勤、放哨、爬山、出击、但是，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我们深深懂得，今天我们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保卫英雄的厦门岛，那怕机枪子弹天天在飞，那怕敌人夜间来偷袭，我们誓与刘、李、田血战到底！我们决不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和殷切希望，我们决不沾辱革命造反派的荣誉，我们决不能忙记田军、李平之流在三月黑风中对我英雄的新厦罐公社的血腥镇压。“三·六”、“六·二”、“七·二一”、“七·三○——八·二”、“八·一九”，旧仇新恨，我们怎能忘却？不能！决不能忘却！此仇现在不报，更待何时！“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用殷红的鲜血向党中央、毛主席、向战友们宣誓：我们早已下定决心，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彻底打垮刘春山、李平、田军之流和厦门百匪，我们死不瞑目。
+
+　　雨打青松松更青，血染红旗旗更红!战斗吧!亲爱的战友，厦门的天一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天，厦门的地一定是毛泽东思想的地。不管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定叫英雄的厦门岛变成毛泽东思想的新天地！
+
+　　战斗吧!党中央毛主席在支持我们，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在支持我们，全国革命派在支持我们。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必胜!
+
+　　勇敢地战斗吧!让我们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为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共同浴血奋战到底!
+
+　　致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
+　　另：我们在这里感谢公社和全体战友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和亲切的关怀。
+
+　　 新厦罐公社赴前线作战全体指战员上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于前线
+
+　　· 来源：
+
+　　新厦门公社等联合主编《厦门前线》，第五期，1967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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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21.txt
@@ -0,0 +1,55 @@
+# 初步检讨
+
+　　<福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改>
+
+　　原编者按：福州军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九月四日揪斗了军区政治部副主任李改。这一革命行动好得很，好极了。
+
+　　我们将李改作出的不关痛痒的检讨公布出来，请大家看看他的嘴脸！
+
+　　一、大家揪我来批判斗争完全是对的，是革命行动，我应该接受批判斗争。
+
+　　二、对1·26、27事件的处理，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因为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没有指向党内走资派，镇压了革命群众。军区在支左工作中，我认为也是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
+
+　　三、在处理1·26、27问题上，是以韩先楚为首布置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打击革命群众，实际上保护了走资派，为了保军区党委，当然也包括韩先楚在内。当时我的行动是起了保韩先楚的作用。我有罪，现在应该批判韩先楚的错误，你们揭发、批判韩先楚的错误是革命行动。
+
+## 四、3·6大会是韩先楚指使开的，由严政传达的，说后勤部已经开了，政治部也要开。抓人是由军区党委市委批准的，具体人员是由办公室，机关研究的。三月三日韩先楚的报告，中心内容是对阶级敌人手要硬，手不能软。现在看来军内抓的人都抓错了，是我们的立场错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五、大家对“毛著积极分子大会”提意见，写大字报是革命行动，廖海光在总结报告中说你们“反对学习毛著”是错误的。在大会过程中，是韩先楚向徐向前汇报情况的。二月二十日我说“造大会的反是阴谋挑起军区四大”这句话是错误的。
+
+　　一月二十六日军内造反派要求在大会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在“批判1·26中”把这也列为反革命的一条罪状，这是方向路线性错误。
+
+　　六、处理1·26问题，是以韩先楚为首，军区布置要肃清反革命逆流，第一封公开信是李怀义提议，经部党委讨论，他又起草的。第二封公开信是我起草的，这两封公开信是不符合十六条，不符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压制群众的，实际上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是我。
+
+　　七、三·六大会地方上来的人是韩先楚请来的，韩先楚上下午都收听了大会的情况，上午韩先楚给严政打电话，要扩大影响，让大会下午搬到院子里去开，并动员家属出来参加，地方上的人也来参加，为了扩大到社会上去，让地方接受教育，起个示范作用。三六大会的幕后指挥是韩先楚。
+
+　　在文工团要“清理文艺队伍”“借东风”是我讲的，是贯彻三、六大会的精神要求，“借东风”是错的，不是东风，是西风。
+
+　　三·六大会录了音，是为了做材料，是黑材料。
+
+　　八、“肃反办公室”是军区政治部党委决定。十六条中没有说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肃反，我们这样肃反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是镇压文工团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是基本上自觉执行的。
+
+　　九、“公告”是军区党委常委决定的，原先是想搞个口头宣传广播稿。讨论时记录要点是我负责整理的，然后交给韩办秘书，也可能交给了周参谋长，当时会议是韩先楚主持的。
+
+　　十、我听皮定钧传达说“福建前线公告”是林副主席批准的，林副主席说：“要逐字逐句往下发”我也讲过这个话。
+
+　　十一、说1·26是区分左中右的重要标志之一，但不是唯一标志。这是韩先楚办公室的统一口径。
+
+　　十二，我说“四条谣言”文工团也有人参加，这话是不对的，我是听政治部有人汇报的，是流言蜚语，没有根据，我听信了谣言，我也跟着造了谣。
+
+　　十三、两个团的“大事记”是根据韩办的指示“把两个团参与的活动整理起来”办公室搞的。发到军区党委常委和政治部党委。
+
+　　十四、1·11批判严政的态度是对的，曹亓参加批判严政的大会也是对的。抓支持革命群众的干部是不对的。
+
+　　（十五、“战士造反委员会”是违背中央军委命令的，是不能允许的，是非法的组织。）
+
+　　十六、二·七不是个大黑会，是革命群众批判反动路线的大会，是批判韩先楚。以后在抓一小撮中，把它说成是反革命大会，我把参加大会的革命群众都说成是参加反革命活动，发言的要抓起来，这是方向路线性错误。
+
+　　十七、“战造会”一指导员身上搜出来的反动宣传提纲，是炮打中央文革的，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该严肃处理，按公安六条精神处理。
+
+　　十八、二月九日上午抓文工团四个人是政治部党委批准的，这是错误的。
+
+　　 李改(签字)一九六七年九月四日
+
+　　· 来源：
+
+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革命造反委员会《革造报》第2期，1967年9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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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给毛泽东的检讨信（要点）
+
+　　<戚本禹>
+
+## 〖戚本禹，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
+
+　　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了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 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
+
+　　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
+
+　　 1967年9月4日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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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检查和交待
+
+　　<燕汉民>
+
+## 〖燕汉民，中共四川省委工交政治部主任。〗
+
+　　我九月卅日到重庆，十二月二十日回成都。到重庆后，李井泉对我说：“你来帮助刘文珍，向××搞一些工作。”我问：“具体作些什么？”他说：“你干脆到重大去。因为‘八·一五’总部在重大，赤卫军总部也在那里。”我就到重大去了一下，见气氛十分紧张，无法进行工作。回去后，李井泉问我情况怎样？我说：“双方对立情绪很大，没法进行工作。我们对八·一五采取什么方针呢？”李井泉、鲁大东都说：“采取分化瓦解的方针。”我又到重大去了。两天之后，觉得这个方针有问题，就对他们说：“既然要承认人家是革命组织，这‘分化’二字可能不恰当吧？”他们才又说改为“争取转化”的方针。李井泉等人对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两个基本观点是：1．组织不纯，有坏人操纵。2．作风不好。如制造八·二八惨案、綦江事件等。李井泉还说：“八·一五战斗团内部统治很严、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都不能接触。团部还设有三、四道岗哨。他们自己的人都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李井泉和重庆市委都是这样讲的。有一天，我就和另外一个同志去重大试一试。我去七大楼“串联楼”看他们如何对待外地串联同学。接待的都是八·一五的同志，外地同学住得很好，他们的要求很合理，八·一五的同志都给他们作了妥善安排，很热情。另一个同志去八·一五战斗队团团部，结果完全不是像李井泉他们说的那样，八·一五的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还请他上三楼去看大字报。第二天我又找廖芳华、段大明去解决问题。这样我才破除了他们给我的八·一五的恐怖印象。第三天我又去找了八·一五战斗团的负责人黄顺义。我表了态，他谈了些情况。我发现八·一五的同学思想上受到的压力很大。我又找工人大学班的二十几个同学开了个会。我表了态，他们都反映八·一五是一个革命组织，又说：他们厂里因为他们参加八·一五扣了他们的工资，还强迫他们写检讨。……我把这些情况都给李井泉、鲁大东、辛易之他们汇报了，他们说：“你才来，不了解情况。”仍然说八·一五组织不纯，受坏人操纵，作风不好等。我就又去了解八·一五的组织情况，首先我了解八·一五战斗团负责人黄顺义的家庭情况：父亲是一个有四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哥哥是一个党支部书记，本人和弟弟都是团员。另外如周家瑜，覃文诸，××等全部都是工人、贫下中农出身，成份都很好，而且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又认真整顿了组织，这时我才不怀疑八·一五这个革命组织了。
+
+　　关于八·二八问题，最初是省文革组长周颐叫我们翻印八·二八惨案传单的。我们就打印了一些给各厅、局，下面有的写大字报，有的再翻印出去。八·一五的情况了解后，我们就以西南文革调查组的身份了解八·二八，主要是想看一看是否真像传单上说的那样凶，结果完全不是那样。29日发生打人时，八·一五战斗团根本不在江北了。然后再了解由于八·二八所引起的后果，八·一五的同志受压力很大，被围攻、戴高帽子、游街、毒打、罚站等，对支持八·一五的同志的家庭进行高压和迫害，如黄顺义的哥哥和弟弟都因此被调职(撤掉了黄顺义的哥哥的党支部书记)。我说了三次叫他们给人家恢复原职，他们都不执行。第四次我发火了，他们才给人家复了职。当时各工厂都斗争支持和同情八·一五的人，这是重庆市委布置了的，当时叫每个厂都要斗争个把人(支持八·一五的)，结果下面就斗了大批人，并大量调整工作。对家属施加了很大压力，也调整工作。在报纸上号召老工人动员子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这是李井泉，重庆市委他们干的，使许多八·一五的同志的家长与其子女断绝关系。另外重庆市扣工资的情况很严重，这时我才在思想上认定八·一五确实是一个革命的左派组织了。但当时上司很多，如刘文珍，鲁大东等(李井泉离开重庆了)，我们的行动还是只得按他们的意图办事。我只能做到在物质上的一视同仁。其目的还是在于要使八·一五转化为一个保守派组织，因为李井泉说过：“我们一定要使八·一五转化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决不能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变成八·一五”，直到红旗十四期社论发表后才认识到我们的作法是错误的。我才找几个人打了一个报告给西南局，内容是：1．要从内心里而不是在口头上承认八·一五是一个革命组织。2．重庆市委在八·一五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和不同意对八·二八平反，最关键的问题解决不了。后来我问为什么八·二八不能平反?鲁大东悄悄告诉我说：“八·二八事件发生后李井泉已经向陶铸同志作了电话汇报，说八·二八惨案是真的，八·一五打伤了很多人，……因此八·二八不能平反，因为这直接牵连到李井泉了。”
+
+　　另外，李井泉在重庆亲自主持组织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庆工人纠察队是李井泉指示后，由重庆市委工交政治部、国防政治局、机械政治部〖注：原文如此，疑为“基建政治部”之误〗三个部开了会布置，然后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袖章是市总工会统一印发的。一二·四事件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我11月30日听说工人纠察队六百多人在重大由楚光辉开了一个代表会，决定成立“工人战斗司令部”，并决定12月4日开大会。当时我曾建议制止开这样的大会，而鲁大东说制止不了。我又暗中派人去给八·一五的黄顺义(结果没有找到黄顺义，给覃文诸)讲：希望他们不要去参加12月4日的会。结果4日一开会就打起来了。一打起来我就建议市委马上出去制止，但市委却说：“出是要出去的，但现在不是时候。”
+
+　　李井泉的土皇帝味道我是尝够了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非常顽固的，重庆发生的这一系列问题实际上是李井泉的问题。他很狡猾，一手抓住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手抓住工人纠察队，利用这两支力量几十万人为他保驾。成都的产业工人战斗军我还不大了解，因12月20日才回来，不过估计与重庆的工人纠察队差不多。产业工人战斗军这个问题得及早想法解决，不然很可能发生与重庆一二·四事件相类似的流血事件。
+
+　　· 来源：
+
+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重庆大学红卫兵团、八·一五战斗团主办《8.15战报》第6期，1967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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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79 @@
+# 我的检查
+
+　　<原天津大学党委代理书记、副校长李曙森>
+
+## 原按语
+
+　　九月四日晚，我校原党委代理书记、副校长李曙森同志向广大八一三战士和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做了一个较全面，较系统的检查。为了使广大革命师生更好地了解李曙森同志对自己所犯错误的认识，本报今天全文刊登了李曙森同志的《我的检查》。
+
+　　运动初期，苏、黎、南一伙顽固推行刘邓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他们暂时掌握的党政大权操纵和蒙蔽了一部分群众，抛出所谓“李、崔黑帮集团”，并勾结河北黑省委，给李曙森同志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学阀”，“黑帮头子”等五项大帽子，于去年8月13日分别在《河北日报》、《天津日报》点了名，流传全国。
+
+　　一年以后的今天，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津大园取得了光辉的胜利，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被彻底粉碎了，苏、黎、南一伙所泡制的“李、崔黑帮集团”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彻底破产，掌握了革命大权的八·一三战士忠实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捍卫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敢字当头，冲破重重阻力，对李曙森同志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进行了全面的审查，并且对他的错误进行了热情的帮助，终于使李曙森同志站出来了，终于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了过来，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即使是革命的领导干部也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我们应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亲近他们，团结他们，鼓励他们前进”，让他们在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经受锻炼，改正错误，对于李曙森同志的错误，我们应严肃批判，热情帮助。
+
+　　李曙森同志是我校的第一把手，是一个犯有错误的革命领导干部。不少人认为第一把手是当然的“一小撮”，李曙森同志大胆革命、改正错误的行动给了这种错误论调以有力的驳斥。
+
+　　李曙森同志的这次检查是否深刻，希望八一三战士和广大革命师生员工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进行分析研究，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李曙森同志也表示愿意再做多次检查，以求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帮助下，更彻底地认识和改正错误。
+
+　　（八·一三战士们，革命师生员工同志们：）
+
+　　首先让我衷心地敬祝伟大的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我是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今天我抱着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罪人的心情，向毛主席，向全校革命师生员工，特别是向“八·一三”战士们检查错误，低头请罪。
+
+　　首先，我感谢毛主席和党对我的挽救。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从中毒太深、无力自拔的旧的修正主义教育泥坑中开始爬出来。
+
+　　其次，我感谢八·一三小将们和革命师生员工们，是坚决拥护毛主席，果敢捍卫毛泽东思想，忠贞不二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的“八·一三”战士和全校革命群众创造了今天这样的条件，使我有可能来检查自己的错误、当面向大家请罪。
+
+　　我在天津大学工作已经十多年了。十多年来，我在许多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犯了一系列的错误。特别是在教育路线方面，我所贯彻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基本上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修正主义的一套。我的错误很严重，时间很长，流毒很广，贻害很深，危害很大，给党和国家，给青年一代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难以计算的，无法弥补的。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多年来对自己的教导和培养，我辜负了劳动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托负和期望。我心情很沉重。
+
+　　现在我把我已认识到的一些主要错误列举检查如下，我对自己的错误认识还很不够，在全校革命师生员工和“八·一三”战士们的严格分析与批判帮助下，我将继续检查，我将结合批判作进一步深入的检查。
+
+## 第一部分　我没有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我几乎忘记了阶级斗争，忘记了无产阶级专政，忘记了“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
+
+　　这是我犯的一个最严重的带根本性的、影响一切方面的错误。
+
+　　回顾我在天津大学工作的十几年，我没有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我没有把政治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位，我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学说。我思想上生了锈，阶级立场模糊、不稳，阶级斗争观点薄弱，阶级斗争嗅觉失灵，在我的头脑中几乎失去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我的确已经缺无产阶级斗争之纲，少社会主义道路之路，没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之线了。
+
+　　我的这种情况自建国以后就已开始，而特别严重地表现在六○年到六三年这一段时间。现在回想起来，六○年到六三年这一段时间从总的形势看，从阶级斗争形势看，是国家处于暂时经济困难时期，国际上帝、修、反联合起来展开反华大合唱，国内阶级敌人从各个方面以各种形式进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利用八届九中全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和全国范围内整风的决定，利用当时为纪念毛主席《农村调查》二十周年提出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机会，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战线上都掀起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正是在这一段时间，我犯的错误更为严重。除了学习毛著、教育路线和知识分子问题，我将在后边专题检查外，在这里我检查一下几个主要错误。
+
+　　(1)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问题。在我的脑中只有一个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且这个党中央自从遵义会议以来的路线是一贯正确的，从无错误。建国以来虽然有过高饶反党联盟事件，出过彭黄反党集团问题，但也都没有提到路线问题上去看待。对于毛主席提出的“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矛盾在党内的反映”的论断，我错误地认为它不适用于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我党中央。我识不破从中央到省市到学校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面目。党内最大走资派长期宣扬的黑《修养》，使我深受奴隶主义的毒害。我荒谬地认为，基层工作干部怀疑中央有问题和议论中央负责人是不应该的。对于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黑司令部、窃踞高教重要领导职位的一批黑司令部里的黑人物，盗用中央名义所发布的黑指示，我根本不去识别，我并不问一个为什么，我盲目服从，忠实执行。就这样我和党内走资派界限不清。十分可悲的是当我基本上贯彻执行着一条来自刘邓黑司令部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时候，我还自认为是忠心耿耿地为党努力工作，我还自认为是忠实地执行着党中央的决定和指示。思念及此，深感痛心！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势必要滑入修正主义的深渊。真是危险极了。真是丢了脑袋还不知道是怎么丢的。是这次文化大革命才使我从久梦中惊醒过来。
+
+　　(2)在校内，我对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贾震为首的宗派集团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我对贾黎南一伙的工作、思想和作风等虽逐渐看出些问题，有所抵制，有所斗争，但只限于一般方针政策问题，只限于某些工作认识，工作作法与作风以及人事问题，我的认识很长时间只停留在：他们是拉拉扯扯、吃吃喝喝，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反映的水平上，而没有提高到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问题。由于我自己在修正主义教育思想方面和贾震是吻合的，因此，我对贾震等人许多重要问题，如黑纲领六十条的贯彻执行问题，如对贾震对教育革命成绩的估计问题，又如对制定四十五条草案文件时一些根本原则问题等等，就不可能进行什么严肃斗争，只能是随声附和，同流合污，甚至助纣为虐，起了帮凶的作用。
+
+　　(3)我对一九五八年、五九年几次运动的估计是右倾的。这反映在六二年我在常委十二次会的发言中和六三年准备党代会期间，我主持起草的几次草稿上。我的主要错误：
+
+　　第一我没有正确认识五八、五九年群众运动的伟大意义。从而肯定成绩不足，看缺点错误多，我的估计是右倾的。一九五八、五九年的群众运动是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是在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下，是在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指示下，特别是在毛主席亲临我校视察并作了三点指示的鼓舞下，在领袖的关怀产生了巨大的力量推动下，在我校掀起的一个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教育革命运动。那是一次向资产阶级思想和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发起的一次冲击。那个时期学校真是一派革命新气象。真是如毛主席所说：“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那次冲击动摇了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动摇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高等学校的统治。
+
+　　第二我没有把贾震为首一伙的指导思想的错误和广大师生员工热情地积极地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造反精神，冲击旧的教育制度，冲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划分清楚，区别开来。我对贾震一伙的错误认识不足，上纲不够，斗争不够。
+
+　　第三我对五八、五九年的运动满腔热情地积极支持不够，态度基本上不正确。在十二次常委会交换意见中和党代会总结工作文件草案上，我不仅看缺点错误多，肯定成绩不够，作了右倾的估计，而且搬用了三反分子陆定一六一年十月五日在贯彻六十条会议上所讲的诋毁思想改造运动和攻击教育革命的黑话。这样我就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对批判资产阶级、反对教育革命起了吹鼓手的作用。
+
+　　我对五八、五九年几次运动估价的错误是和我头脑里的修正主义教育思想及我贯彻执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分不开的，是和我把学校认为主要是传授知识的场所，教学为主、教师主导作用，循序渐进，相对稳定等，党代会报告草稿中所总结的十条所谓规律分不开的，是和我的“科学知识的获得、技术能力的提高，须在自觉的基础上通过个人努力，作持久艰苦的奋斗、无捷径可寻”的思想密切关联的。我有个在学校里运动还是少些好，以便更多地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学校有较稳定的教学秩序才能提高教学质量的思想。我也还有个从学习苏联搬来的教学计划具有法律性质，不经批准不能变动的框框。这些当然都是错误的，都是和毛主席的思想大相迳庭的，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问题。
+
+　　(4)我没有正确地认识党委内部矛盾斗争的性质，没有能够正确地处理党委问题。我把以贾震为首一伙的一系列宗派活动、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错误地仅仅当作一般党内思想的对立与斗争，当作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我不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个阶级、两个道路、两条路线对抗性的敌我矛盾的表现特点。我没有如毛主席所指示的，认为“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集中表现”。我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当作是同志。毛主席教导我们“有右倾思想的人不分敌我，认敌为我”，我认敌为我，在对贾震一伙矛盾性质的识别上表现了最大的右倾思想。
+
+　　由于我没有正确认识党委内部矛盾的性质，我就不可能采取正确的方针处理这一矛盾。我错误地运用了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处理这一问题，结果当然是无效的。
+
+　　只有这次文化大革命，按照毛主席如下指示“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把他们那一套修正主义货色拿出来示众，彻底批判，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对他们进行夺权斗争”，把它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才把这个问题揭露了、解决了。
+
+　　以上种种错误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在活学活用毛著上狠下功夫。恶劣的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还未彻底割掉，卑鄙的个人主义还未完全消除，一遇适当气候，就又显露出来。阶级立场模糊不稳，阶级斗争观点薄弱，嗅觉失灵，认敌为我等等都不过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思想的表现形式而已。
+
+　　以上是我要检查的一个方面的问题。
+
+## 第二部分　我在对待学习毛主席著作、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犯了严重错误。
+
+　　我在这方面的错误集中表现在一九六五年五月份，我对教师与干部所作的教改报告和对下连当兵返校同学的讲话中。
+
+　　基础课部一些教师提出的主席语录进课堂，本来是在全国人民大学毛主席著作、大学解放军的形势下，革命群众怀着对毛主席著作的深厚情感提出来的。它是在课堂里贯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很好的倡议，是群众努力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统帅科学技术的尝试，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新事物。但是我对此毫无认识，不仅没有抓住这一个很好的苗头，给予支持、给予鼓励，加以引导，逐步推广，反而实际上采取了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扼杀了这一新生事物。我把“庸俗化”与学习毛主席著作共用，是一个政治错误。“庸俗化”是三反分子陆定一之流贬低毛主席著作，诋毁毛泽东思想的一句反动黑话，也是当时旧高教部内部刊物通报里指责主席语录进课堂所用的一个恶毒语句。我在讲到主席语录进课堂时，也用了“庸俗化”这句黑话，这实际上也是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贬低毛泽东思想，起了吹鼓手的作用。
+
+　　当时两千多同学刚从部队当兵回来，满腔热情，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天天读的要求非常强烈，而且他们在部队近两个月的当兵生活中已初步养成天天读的习惯。他们要求每天增加半小时的集体天天读的时间。这种可贵的热情与积极性，本来应该大力支持，发扬光大，并借同学从解放军带回来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东风，把全校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更大的高潮。但我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却说什么：语录是按照解放军战士水平和需要编辑的，而战士一般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也不高，我们大学生应有更高的要求，应学得更多更好等一些实际上是贬低学用主席语录、轻视解放军战士、抬高了知识分子的话。我对同学们学用主席语录的热情与积极性起了泼冷水的作用，也暴露出我高估知识分子、傲视工农兵的资产阶级感情与立场。我错误地强调学校有学校的特点，和部队不一样。我过分强调同学们学习的自觉性。我不仅没有对天天读的时间作出明确的规定，而却大谈什么自由结合，自己安排合适时间学习，不必全班强求一律等等。实质上否定了同学们增加半小时天天读的要求，影响了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结果是当时学习自觉性还不够高的，还处于跟大流走的状态的人，天天读的习惯去掉了，有的学习热情降低了，而且当课程负担重起来，许多人便把学毛著的时间挤少了或根本挤掉了。
+
+　　一九六五年是林彪同志已向全国全党全军发出了号召，学习毛著已经成为群众运动的时候，我还在对待学毛著方面一再犯错误，真是不可饶恕，我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千次、万次请罪。
+
+　　(3)另外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我说的错话办的错事较多较大，当时也就是在主席曾指出的，“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都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的时候，我在一些报告和谈话中，对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试行党委制等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散布过一些来自刘邓黑司令部的歪曲与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言论。例如我散布过，刘少奇关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生产关系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以及周扬、杨秀峰关于没有必要把白与专联系起来，以后不要再说白专道路等等错误的话。我犯这些错误，固然同这些黑话当时来自中央黑司令部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认识不清，立场不稳。我散布这些谬论实际上是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是在思想上意识上毒害青年，对修正主义黑话起了传声筒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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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在学习毛著，宣传毛泽东思想方面犯错误，是由于我对用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和七亿人民的统一思想的巨大意义认识不足；我对高教这个阵地，毛泽东思想不去占领，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占领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我对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工农兵群众、革命知识分子和广大干部、进一步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是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最根本的保证认识不足。我脑子里充满了重业务，轻政治，智育第一，政治第二。我认为在学校中，教学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我忘掉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政治教育是一切教育的中心”的教导。我的群众观点薄弱，对于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把问题交给广大同学和教师、职工，发动群众讨论，提出解决的办法，而是按照传统的资产阶级概念，旧高教部的黑意见，轻率地主观发表意见。我个人虽然对毛主席是热爱的，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并不好，我确实也学了一些，但并没有真正学懂。我没有象林彪同志所指示的那样，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没有认真地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而毛泽东思想没有能够在我的头脑里深深扎根。这是我的世界观至今还没有彻底改造好的主要原因。归根到底，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传播毛泽东思想方面所以犯错误，还是我的立场不对头，我还没有完全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有一个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王国。如果发展下去，必然要掉进修正主义深渊，葬身复没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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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部分　我在教育上基本贯彻执行了一条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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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以贾震为首的一伙同流合污，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违背了毛主席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唯一正确的路线与方针。相反，我听任资产阶级教育思想泛滥。我在这方面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危害很大，流毒很深，贻害青年，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严重损失，思念及此，心情万分沉重。在办什么样的学校，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办法培养的问题上，我自觉不自觉地忠实执行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东西，从而对抗了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既不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也不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更不是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革命接班人。我把党的教育事业引上了邪路。在这方面，贾震在时，我与之同流合污负重要责任，贾震走后，我负首要责任。我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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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学校规模、专业设置、科学研究与生产等方面，我盲目贪大、求全、求新，一味追求高、精、尖，认为学校建筑与道路环境等也都应象个样子。我有和其它重点学校比大、比全、比新的思想，有以大、全、新，高、精、尖为荣的思想。这里也含有私心杂念，能在这样的学校里工作，个人也光荣。所以贾震提出的学清华、赶清华、超清华的口号和我的思想是吻合的，他提出的一万五千名学生的发展规模，我是支持的。对于我校的专业设置一度达到四十个，专门化三十六个，提出专业翻新的口号，成立数学力学系、工程物理系、专业齐全、尖端不少、招生多、规模大，造成多方面紧张，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我是负有重要责任的。对于科研工作与生产方面追求高精尖，愿意在国防尖端项目和高深理论方面搞出些名堂，从而对有关当前工农业生产的项目重视不够，也负有不可推脱的责任。主席曾批评过大而全的思想，并有过“技术设备从新，生活设备从简”的指示。盲目求大求全，生活设备求新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在一个铺张浪费的环境里是难于培养出又红又专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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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我一心一意地想把我校办成不仅是国内所谓第一流的名牌大学，而且想办成世界上的第一流名牌大学。这种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一九六三年我主持起草的党代会文件修正稿里、关于办好学校的十条经验和今后任务部分的四项奋斗目标中。按照所谓十条经验和四项奋斗目标办理，而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努力追求所谓国际学术水平，而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的第一流大学，实质上只能是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大学，而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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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我不是紧紧地遵循着毛主席所指示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毛主席所亲自制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和“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导，而是着重培养掌握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的建设人材。我重业务，轻政治，长期错误地理解与处理政治和业务，红与专的关系。我错误地认为我校是工业大学，不是政治学校不是党校，不要求精通马列主义。我错误地认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以专业技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就是对一般大学生的政治要求。我很注意学生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我对青年学生政治上成长的关心和我对他们的学好业务的关心比较起来差距很大。在工作实践中，我的指导思想是集中力量提高教学质量。我强调教学为主，教师起主导作用，学习必须依靠个人刻苦钻研等等。这实际是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篡改了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是推行智育第一，技术至上，政治附属于业务，服务于业务，政治第二的修正主义的一套。它脱离政治，脱离生产，脱离实际。五八年以来虽也安排了一些生产劳动，但基本上未跳出苏修教育的框框，六四年以来虽也安排了四清、下连当兵、劳动建校等等，但这些都还不是搞教育革命的安排。总之我不是坚持政治统帅一切，把政治工作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使之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不是政治统帅业务，以红带专、又红又专。我有时也强调政治、强调红，但同时必然提到政治渗透到业务中去，我强调的仍然是业务。我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强调灭资兴无，强调思想革命化，强调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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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培养掌握基本理论、专业知识、实际技能的人材，我强调三基(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课程教学的系统性，完整性。我要求学生打好三个基础(理论基础、技术基础、专业基础)。我以为打好了这些基础，毕业后就有了自己可以继续取得知识，在工作中不断发展提高的可能。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必然造成学生重视书本知识，一般每天用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忙于上课、作业与复习等，精疲力竭、精神紧张。学生负担过重，死学死用，学了也没有用，这正是毛主席在“七·三”指示中提到了的“课程过重，学了也没有用”。学生中不仅近视眼、精神衰弱有所增加而且更重要的出现忽视政治学习，忽视思想改造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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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教师我强调业务，强调提高业务水平。如对党员教师提出的没有时间从事业务提高问题，我曾主张分批轮流培养，培养期间要坚决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提高上；只做一般党员必做的社会工作；教研室一般会议、一般活动可以不参加，隔一段时间由总支召集谈谈思想问题、国内外形势、督促一下政治学习，政治上跟得上就行了。我强调中老年教师通过科研提高业务水平，我强调发挥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的作用，要求摸清他们的专长，根据工作需要与本人条件充分而适当使用他们。我在教学科研与编写教材等方面都是在重业务轻政治这一指导思想占统治地位。我宣扬的高校要“三出”(出人材，出成果，出产品)也是这种思想的表现。我的这种错误指导思想的恶果是使教师忽视政治，忽视思想改造，脱离工农，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生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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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立不破”这个反毛泽东思想的口号，是大约一九六一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提出来的。以后它一直是教材编写工作的指导原则。我接受了这个口号，并在不同场合传播这个思想，在这一点上我不自觉地做了刘邓黑司令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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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重业务轻政治这一思想是贯穿在各个方面各项工作中。这是资产阶级办学思想，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处理教育问题。这种思想指导下的工作起了在思想上精神上摧残青年的作用，起了使师生忘掉阶级斗争，忘掉无产阶级专政，培养精神贵族的作用。当然，这也必然扩大脑力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也必然扩大资产阶级思想阵地。这实际上也是不公开地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是让出教育与科研的大权，为资本主义复辟在准备土壤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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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用什么办法培养人的问题上，我头脑中旧框框很多，苏修教育一套的影响很深。我强调按教学计划工作，如期完成教学计划，强调循序渐进，强调正规化，强调正常的教学秩序，强调“三基”，强调打好基础，强调学科的系统性完整性，强调课堂教育是主要形式，强调教师主导作用等等，这实际上是重视书本知识要学生死抱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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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如何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毛主席早就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中国老一代的革命者都是到工农兵中去和广大工农兵相结合，在阶级斗争，对敌武装斗争的大风大浪里经风雨见世面，把自己锻炼成为革命战士的。不问政治或忽视政治和重视书本知识是作为一对矛盾同时出现的。重业务轻政治的结果必然是业务第一、政治第二，必然不能如毛主席所指示的：“青年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人生哲学的宣扬有了气候与土壤，就把青年引入了修正主义的岐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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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依靠什么人办学的问题上，在工作实践中、实际上是依靠教授专家，走的是教授路线专家路线。前面说过，我想把我校办成世界第一流大学，要办成国内，国际上第一流名牌大学必须有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我曾讲过，莫斯科大学，剑桥大学之所以有名气，主要是因为它们有一些世界知名的教授专家。因此，我对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些真才实学的教授专家是珍贵的、重视的，捧得很高的。有人批评我说：“增加一名教授我高兴，调走一名教授我心疼”，如果教授前加上“有些真才实学”这个形容词，这话是符合我的思想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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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思想上，我确实也认为要办好学校必须组织一支又红又专的阶级队伍，即有一批不只科学技术上有专长，而且政治上很进步的教师。我关心党员教师业务上的提高甚于我关心他们政治上的成长，我愿意他们迅速成长为有真才实学的“教授”，这就是前面在关于党员业务提高问题上，我说的政治上过得去就行了思想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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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校、校委会的主要成员是教授、副教授。系主任、教研室主任，也差不多都是教授、副教授。一些重要课程由教授、副教授开，一些重要科研项目由教授、副教授负责承担进行。没有教授、副教授的教研室，青年教师最多担任副主任。而我们的教授、副教授不论是党员非党员，都是如毛主席指示的“就多数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毛主席在批给林彪同志的那封复信中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着我们的学校，表面上是共产党领导、有党支部书记、有党员校长，实际上，党员干部是依靠专家”。在实际教学科研工作中，我也是依靠教授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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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说一下，我对毛主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句话含义的理解是，除了上面说的行政组织上的统治外，还有在文化科学技术方面心理上、思想上、传统上的统治影响，而更主要的是党内最大走资派和窃踞旧中宣部、旧高教部要职及在高等学校重要岗位上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派的统治。这些人掌握大权，颂发黑指示，制定黑纲领，推行修正主义，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与组织准备工作。一想到十几年来我也为维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效了劳，出了力，内心感到惭愧与隐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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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部分　我在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面犯了右倾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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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理解得不全面，执行上有偏差。我对知识分子的作用一般看得过重，特别是对那些理论基础较好、能搞科学研究且有一定成果的人，我对他们的进步估计得过高，重视与信任过甚。我对他们团结多、使用多，批评教育少、改造少。对有些人的安排使用不够妥当，有的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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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知识分子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对在他们头脑中开展灭资兴无的斗争，对开展教育战线上、学术领域内两种思想的斗争，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则关心很不够。在贾震在时，我甚至根本没有怎么去抓这方面的工作，只是被动地在被党委指定时作些工作。五八年以前，我抓得也不紧，领导不力，并有过分迁就的现象。五五年处理警卫孙寿山的问题，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关于这问题在这里我愿再一次的检讨，并愿当面向孙寿山同志赔礼道歉。范正钊的问题，虽然对他进行了批评，他也作了检查，但没有作进一步的处理，也是不妥当的，这也是对知识分子过分迁就、过分照顾的表现。这起了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心情舒畅，使工人灰心丧气的作用。这表明我的屁股是坐在知识分子一边的。我曾经、特别是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之后、错误地认为对高级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给予一些特殊照顾，如住房较宽，优先分配、坐有软椅、看病不排队挂号、吃饭设高级食堂等旧社会一套习惯办法是应该的。认为他们脑力劳动，年龄较大，生活上应给些照顾，而从政治上考虑不够。适当照顾可以，和一般干部职工太悬殊了就不好，这会加重他们的优越感，高居于一般群众之上，孤立于一般群众之中，不利于他们的思想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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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知识分子会议后，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的党员，政治条件上要求不够高，工作上使用多，业务上要求多，而政治上帮助教育和督促他们抓紧改造做得很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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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我在我校民盟支部会上的讲话有不少错误，我过高地捧了民主党派知识分子。我当时关于民主党派联席会议的意见与提法也是不妥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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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我草拟的送给市委参考用的关于试行党委制的意见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分析是不正确的。我对办好学校的看法，我对运动的看法是错误的。
+
+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如主席所说，有一股反社会主义逆流。这股逆流今天看来，主要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及其爪牙和国内阶级敌人掀起的。上边我曾说过，我在那个时期说的错话，办的错事特别多，邪风大又是上面来的，顶不住，是一方面原因，但更主要的是自己认识不清，立场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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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所以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错误，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也是个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的知识分子，因而我的旧知识分子的习气还很浓，小资产阶级的尾巴还很长，我和旧知识分子臭味相投，我的立场不稳，我的屁股时常坐在旧知识分子一边，我常常从他们的地位，而不是从无产阶级立场去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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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我应该特别提出四十五条说说。四十五条是一株大毒草，它虽未单独“问世”，但它是黑纲领六十条的重要部分，即领导权部分的基础。它是为黑纲领六十条的泡制作准备工作的。它恢复和巩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教育战线上夺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合法化。它是彻头彻尾地为党内最大走资派制定与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在四十五条炮制过程中我出力效劳不少，也就是我为制定与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六十条效劳出力不少。对四十五条，我也应负重要责任，我对党对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犯下了严重罪行。我现在在这里当面向毛主席，向“八·一三”战士们、革命师生员工们请罪。另外，关于四十五条我已写了几份大字报进行揭露与批判，我将继续写大字报专题进行批判与自我检查。我在这里就不多谈了。
+
+　　总之，我的错误，特别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方面的错误是严重的，对党对人民对青年的危害是很深的。由于时间长，方面广，现在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检查，以后我拟结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批判作进一步检查。我有决心通过这次运动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的清算，从深重的泥坑中爬出来，站起来。
+
+## 第五部分　我犯错误的阶级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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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害性”，这种思潮和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党内就是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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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犯的前面说的种种错误，就其性质来说，也是一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反映。我之所以基本上执行一套修正主义的东西，一方面是一种思潮，上面有根子；另一方面我的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还有资产阶级思想，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很容易合拍。所以，我犯错误决不是偶然的，是有其阶级根源、历史根源、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的。
+
+　　首先，是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还拖着很长的尾巴，旧知识分子的习气、作风还有很大一部分未摆脱掉，我还有较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这就是说，我还有资产阶级立场，我还远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　　我出身于中农家庭。我自青少年时代就不满家庭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也不满国家民族当时的情况和处境。我就“立大志”抱着有朝一日“干大事”，光宗耀祖，为国增光为民族添色的思想。我当学生时发奋读书，努力向上爬，毕业后，骄傲清高，看不起当时有些人为找教学位子而到处奔波、逢迎阿谀。我从少年时代起就赞同革命，响往社会主义，同情共产党，但我不愿参加组织，我只愿干自认为可以干的革命工作。参加革命工作后我一直担任较重要的负责工作。
+
+　　我小学时拜过天地君亲师，受的基本上是封建主义教育。中学大学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我从七岁到二十四岁一直在上学。所以，我虽出身农民家庭，但我自己并未劳动过。参加革命以前，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我本人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工作后，特别是到部队工作后，在战争年代里，环境残酷、斗争尖锐、生活艰苦，对我有较多的锻炼和较大的改造，但我的世界观并没有彻底改造好。
+
+　　我的家庭和我的经历对我的世界观影响很大。我骄傲自满、自以为是、自恃高明、主观性强、有知识分子孤高习气、过分相信自己、群众观点差等等，这些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的品质与作风，就都是打上了阶级和历史的烙印的。
+
+　　其次，是我长期作教育工作。旧的教育，特别是苏修教育使我中毒很深，积重难返。还在全国解放前，大约在四七年底，我就去东北开始作教育工作，并开始学习和搬用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实践，认为它是社会主义教育的范例。建国以来，直到苏联专家撤退，不论我在高教部或在天津大学工作期间，都是全面地学习苏联一套，而从未进行过有领导地认真地批判。我长期不认识苏联教育是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的教育。由于我亲自受的是封建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由于多年来旧教育思想和传统对我的影响，由于我的世界观未得到彻底的改造，我的头脑中还有资产阶级思想，我的旧知识分子的习气与作风没有完全摆脱掉，再加上刘氏黑《修养》的毒害所造成的奴隶主义，我就容易接受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的一套，容易和旧知识分子在感情上沟通。正因为这样，我的思想才容易与高教六十条发生共鸣，认真执行。正因为这样，我的习气才容易与旧知识分子相投，感情融洽，重才轻德，过分器重教授专家；在统战工作中统得多战得少，团结得多斗争得少，表现出比较严重的右倾。
+
+　　再次，是建国以来，我一直在大城市工作，执政的党、和平环境、优越的物质条件、舒适安逸的生活、文教工作、知识分子成堆的高等学校，当官作老爷，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生活方式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我，官暮骄躁等歪风邪气有所滋长。我实际上已忘了毛主席的“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的教导。我喜以领导者自居，好为人师，脱离群众日益严重。毛主席所指出的情况“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对我发生作用。在糖衣炮弹面前，我实际上已经开始败下阵来。
+
+　　最后，最根本的是我没有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没有处处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言行，来作为工作实践的唯一方针。我也读毛主席著作，但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认真地以它为武器，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此，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我的头脑中扎根。我不仅对修正主义的东西，如黑纲领六十条无丝毫抵触，甚至对象“未立不破”这样和毛泽东思想明显对抗的黑货色，也缺乏识别力和抵抗力，而盲目地执行，自动传播。
+
+　　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十多年，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忘记了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最容易泛滥的地方。但我没有认真地去抓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没有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在高等学校中究竟是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教育青年，还是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教育青年，在究竟谁改造谁的斗争中我打了败仗。由于我头脑中有适合修正主义存在的气候和土壤，我维护了旧的修正主义的教育制度，维护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学校的统治。我给党给人民给青年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损失。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上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犯错误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的反映，是我的小资产阶级立场还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的必然结果。如果这样下去，有两个可能：一是为反党野心家所利用，二是自己日益资产阶级化，最后堕落为一个不可救药的、阻碍历史前进的人。这是必须吸取的教训。
+
+　　这次文化大革命深深地教育了我，把我唤醒并护救出来。我决心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彻底的全面的清算，从跌倒的罪恶的泥坑中爬出来，站立起，痛改前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
+　　我决心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联系自己的错误，用毛泽东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力争余生做个毛主席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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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决心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向群众学习，勤勤恳恳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当好人民的勤务员。
+
+　　我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一起，紧跟毛主席闹革命，作一个有益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共产党员。
+
+　　我决心恪守群众的名言：职位高了，普通一兵的本色不变；年岁大了，朝气勃勃的干劲不变，生活好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变；随时随地破私立公，努力思想革命化，努力日益无产阶级化战斗化。
+
+　　我诚恳地希望“八·一三”战士和革命师生员工对我审查批判。
+
+　　最后我高呼：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红代会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编辑部《八一三红卫兵》，第104期，1967年9月8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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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868fde8764eb7a856e03b84300e7e29defb451cf
--- /dev/null
+++ b/CCRD/0/8/3/000025.txt
@@ -0,0 +1,60 @@
+# 衡阳军分区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
+　　<衡阳军分区>
+
+## 最高指示
+
+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
+## 中国人民解放军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们从今年一月下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主持衡阳驻军的支左工作以来，没有很好地领会与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打击和压制了革命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衡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没有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予我们“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光荣任务。为了改正我们的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曾于八月七日作了一次书面检查。现在根据各革命群众组织和广大群众的批评，作进一步检查。我们支左领导小组的主要错误是：
+
+　　一、打击和取缔了革命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我们刚刚介入衡阳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湖南军区扩大事实，歪曲真相，假报情况，骗取了中央文革小组“二·四”批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我们在执行“二·四”批示过程中，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和阶级分析，盲目地执行了湖南军区关于镇压“湘江风雷”的错误布署，仅在衡阳市就抓了“湘江风雷”的骨干二百一十三名(当天释放四十六名，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集训一百三十二名，拘留了主要负责人三十五名)，打击了一批革命闯将，压制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事后还带着框框拚凑了一些不真实的材料，整理和公布了衡阳“湘江风雷”的“罪行”，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对于曾经拘留过的三十五名衡阳“湘江风雷”主要负责人，有的未及时释放，释放后也没有在政治上公开平反。同时还打击了和“湘江风雷”有相同观点的“卫东彪”、“红铁军”、“全野”等革命群众组织和首都三司北农大来衡同学，压制了主张为“湘江风雷”平反的“衡阳工总”、“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等左派组织和革命群众。甚至错误地认为“为‘湘江风雷’平反就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因此，在对待“湘江风雷”问题上，半年多来，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把衡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引入了歧途。直到七月二十七日，周总理明确指出：“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湖南军区镇压“湘江风雷”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才认识到过去打击和取缔“湘江风雷”是背离毛主席革命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才从立场观点相思想感情上转变过来，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组织，“湘江风雷”。
+
+　　二、匆忙地、错误地支持成立了“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我们支持和参加成立的“衡革会”，是在打击和取缔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的情况下成立的。参加“衡革会”的领导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没有经过广大革命群众充分酝酿。因此，“衡革会”不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它成立以后，就支持一派，打击、压制、排斥了革命左派。对革命左派“炮轰衡革会”、“打倒衡革会”的革命行动非常反感，把它看成是“无政府主义思潮”、是“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反夺权”、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对揭发、批评“衡革会”错误的的许多正确意见听不进去，甚至施加压力。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当革命群众忍无可忍进行革命的反抗的时候，“衡革会”还动用专政工具，对革命群众进行了镇压，严重地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衡革会”的上述错误，我们应负主要责任。在这里，我们再次郑重宣布，驻军代表全部退出“衡革会”、参加“衡革会”的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是受了我们的蒙蔽，他们是没有责任的。我们希望他们赶快觉醒，反戈一击，彻底批判“衡革会”和我们的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三、压制了革命造反派  二月份以来，全省范围内深入开展了两条路线斗争，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的是“长沙工联”等革命组织。然而，我们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错误地认为“一揪三打倒”的口号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小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压制了和“长沙工联”观点相同的“衡阳工总”、“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等革命组织，特别严重的是长沙“六·六”事件后，我们听信了保守的、片面的宣传，对“长沙工联”的大方向更加怀疑。在六月七日组织了宣传中央“六·六”通令和制止武斗的武装游行，有的部队还喊了“打倒长工联”的错误口号，实际上对“长沙工联”和衡阳地区的革命群众组织施加压力。甚至在上级明确指示“工联”是左派以后，我们还认为“长沙工联”和“衡阳工总”不完全相同。没有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上，看到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正确的。没有果断地及时地表态支持“衡阳工总”等左派组织。
+
+　　四、我们过去支持的原“湘江革命造反兵团”，是一支老造反派队伍。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受了我们的蒙蔽，也跟着我们犯了错误。一是参与镇压了革命左派组织“湘江风雷”；二是保“衡革会”，压制了革命造反派。这些错误的责任全在我们身上。“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我们希望他们起来揭发批判我们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的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衡阳工总”、“湘江风雷”等革命左派组织，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夺取无产阶级化文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
+　　我们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
+
+　　一、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没有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湘江风雷”、“衡阳工总”、“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等革命左派看缺点多，看支流多，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因而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对革命左派进行了打击、压制。
+
+　　二、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们对待群众运动，总是怕乱求稳，不是敢字当头，主动深入到群众中去听取各方面意见，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而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对许多问题缺乏调查研究，听不进不同意见，特别是听不进反面意见。相信自己胜过相信群众。一听到反面意见，一听到“炮轰”、“打倒”，就不能冷静分析，正确对待。因此，不是站在运动的前面积极支持群众，而往往是站在群众的后而，批评、指责群众，甚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或压制群众。
+
+　　三、思想保守，因循守旧，习惯按常规办事。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我们正是这样。对新生事物缺乏敏感，对革命左派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对他们在前进中产生的某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很长时同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对“衡革会”却认为是革命的“三结合”，一个劲地“保”。没有积极支持革命群众揭露和批判“衡革会”的问题。致使“衡革会”也跟着在错误路线上越走越远，越陷越深。
+
+　　四、归根结底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不够。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由于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加之过去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较深，因此一到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大世面中就过不得硬。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不能自觉地拜革命左派为师，虚心向革命左派学习，缺乏革命左派的思想感情。因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还迟迟不能觉悟，致使错误越来越严重。
+
+　　当我们检查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我们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光荣任务，辜负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对我们的长期教导和信任，给衡阳地区的文化文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定地忠实地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虚心听取左派广大群众的批评，接受教育，彻底改正错误。我们衷心拥护和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坚决支持“湘江风雷”、“衡阳工总”等革命左派组织，坚决和他们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把“三支”、“两军”工作搞好。我们衷心地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一切革命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联合起来，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批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衡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
+　　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
+
+　　誓死保卫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中国人民解放军衡阳驻军原支左领导小组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二日
+
+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
+　　· 来源：
+
+　　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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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杜蔚然供词
+
+## [杜蔚然，是当时上海市公安局管劳改的副局长]
+
+　　原编者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杜蔚然在广大革命干警的斗争下，先后交出了两份供词。杜的交待，虽然洋洋数千言，但是很不老实，很不彻底。杜在供词中拒不交代他和黄赤波、李健秋在处理外调工作中的罪恶阴谋和卑鄙勾当。这是根本的要害问题。他要尽了手法、上推下卸，不但不交代自己长期来执行罗瑞卿、黄赤波的反革命路线和残酷陷害广大革命干警，特别外调干警的罪行。相反的还往自己脸上贴金。是可忍，孰不可忍！
+
+　　杜是一个混进党内的严重蜕化变质的分子，资产阶级的一切毒汁，已经完全渗透到他的骨髓里去了，出于他的阶级本能，加上黄赤波的反革命黑指示，他把劳改管教干部始终看成漆黑一团。背地里又伙同李健秋之流，把劳改管教干部作为“清洗”的重点对象。同时还指示各处、分局、政治部门用强迫，压制的办法，把大批干警作为“不适合公安工作”的对象，调往外地劳改单位或农场，以此达到镇反革命复辟的目的。
+
+　　杜在处理劳改工作和外调干部的问题上，阴谋是十分险恶的，手段是十分毒辣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
+　　与杜的斗争是关系到上海整个劳改工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专政服务的大问题。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决不能等闲视之！
+
+　　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在外调干部中犯了严重罪行，这主要是我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接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的黑指示，将数百名革命干部，随着三类人员调往青海，黑龙江，江西，安徽等省，使一批革命的好同志受到迫害，我忠实地充当了黄赤波这个坏蛋迫害革命同志的帮凶。我同样的，以奴隶主义思想，接受了黄赤波、王鉴、屈成仁、李健秋这些坏家伙认为所谓“历史上有问题”“政治上不可信任”的同志一批批调往劳改部门，我也以同样的资产阶级立场，框框所谓“不好”的同志，“有问题”的同志推出了事。当干部调出后就不管不问，因此，使许多革命的好同志在政治上、经济上长期受到迫害，在精神上，生活上受到极大的折磨，家属和子女受到歧视，以至有些同志弄得家破人亡，这都是因我犯罪所造成，听到了同志们的揭发我深深感到我对干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滔天大罪。
+
+　　现在我揭发交代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黄赤波在外调干部上所犯的滔天罪行：
+
+　　一、拿干部做交易。黄赤波这个坏蛋他不但拿犯人和外省搞交易，而且最可恨的他拿革命干部做交易，比如调安徽省一些干部，黄同我说，安徽来要犯人，尽量多调些干部给他们，黄还亲自出马与彭××副厅长多次说“多给你们一些干部”，彭事后对我说，干部历史问题只要做了结论就要，就是在这样条件下把大批干部调往安徽，李健秋这个坏蛋，就将一些莫须有的材料甚至已经就否定了的材料塞进了干部材料袋，因此使这些作调同志不但长期在政治上得不到组织的信任，而且每次运动都要受到围攻，打成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
+　　调往长兴岛机关事务管理局农场四十多名干部和一千多名劳教分子、场员，这完全是黄赤波、曾涛、王献廷阴谋搞起来的，那时黄赤波住在锦江饭店，吃饭请客等等从不付分文，黄为了感谢四大饭店，多次下命令要劳改处包四大饭店副食品，因我们始终没有同意，他们才提出由劳改处调一千多名劳力去长兴岛机关农场无偿劳动，并一再指示我调去一批干部，开始说借用，后来宣布调去，更奇怪的规定生产我们不管，改造由劳改处负责，出了问题算劳改处的。最后劳教分子由劳改处全部调出了，黄赤波不知又出了什么鬼主意，要这些干部就在那边劳动，经济上工资照发，政治上不作为干部，用这批干部劳动的代价，换得黄赤波在四大饭店的无偿玩乐挥霍，由于这样的关系，机关事务管理局不知送了多少东西给黄，也送了四份礼物（板鸭，香肠，鱼等）给我们四个处长。该场至今还有一些干部同志在那里劳动。
+
+　　二、黄赤波、李健秋把上海的劳改单位作为他打击陷害革命干部转运站，和迫害干部的场所。六二年那时常听黄赤波说：“公安局有一、二千干部要调出去，这样公安队伍就纯洁了。”李健秋通知有二百多名干部要交给劳改处外调，先在青东农场集中劳动，一旦有三类人员外调就调出去，结果一有任务就到青东农场抽调，弄得全场干部人心惶惶，不知那一天轮到自己。而且还指示劳改处那些人要调出去，不能留在劳改处，凡是要外调的干部就不能留在劳改处工作，如六二年警卫处有一个同志犯了一点错误，当时李要把他调天湖农场，劳改处要将这个居同志留在上海，李坚决不同意，认为这种“坏人”不能留在上海，只好调农场。
+
+　　三、黄赤波、王鉴、屈成仁在六二年战备期间，他们认为所谓政治上“不可靠”的干部，政治上“不能信任的”人要调出上海，他们第一批计划三百余名，先由李健秋和苏北农场的王东升商讨要调给苏北农场，王东升不要，后来有一天他们把我找去，黄说有三百多名干部调给你们军天湖农场，当时我提出该场干部多，经济亏损大，不能接收这批干部，黄赤波却又说，这批干部去农场经济上照发，政治上不作为干部，要他们带领劳教分子一道劳动，可当劳教分子劳动小组长（劳教分子小组长本身就是劳教分子）在一起劳动，变人变鬼由他们自己去变。当时我就提出反对这样做，黄赤波做了决定，由于我有奴才思想，当时我说要执行这个决定，提出三个问题：（1）这批人去，一定要按干部待遇，按干部分配工作否则不好办。（2）工资地区差额（上海八级农场五级）不能减少，按上海八级标准发。（3）这批干部集中了你们自己去动员我不动员。这时王鉴这个家伙马上自告奋勇的说他去动员，就是这样把一批二百五十多名干部调往军天湖农场，据说李健秋还布置训练班去时途中怕干部逃跑，中途不准下船，下车象押犯人一样押去农场。总算黄赤波这个坏蛋“开恩”没有把这几百人作为劳教分子小组长，同意作为干部分配工作，但是黄赤波还不死心，他亲自告诉农场党委书记说：“农场就是要替市场背包袱”，黄认为这几百干部是作为背包袱交给农场了，这实际上黄就暗示农场这批干部是不能信任的，黄赤波陷害干部何其毒也，一千个一万个罪该万死。事过不到一个月，又是黄、王、屈找我去又要把一批几百干部交给劳改处，这批人所谓年岁大，留用人员，不适合公安工作等等为理由，调给劳改处看看大门，守守仓库，或到农场搞生产，我当时抵抗不接受，后来接受了三十多名才算了事。一九五八年黄赤波趁接收白茅岭农场之机，就将三百多名干部调去农场，所谓是“杨帆的人”，后来又把这批干部调安徽去了一部份。这都是黄赤波、王鉴、屈成仁、李健秋有计划阴谋成批陷害干部几个例子。
+
+　　四、黄赤波是怎样打击、陷害工农干部，安插坏人的。个别[此处有二字不清]不举了，我揭发几个成批的例子。在一九五八年黄赤波到白茅岭[此处有二字不清]北两个农场，以检查工作为名，行打击工农干部是实，在白茅岭[此处有二字不清]黄宣布干部和三类人员一道劳动，还提同住同劳动，实际上一大批农干部长期下放劳动和三类人员没有多大区别。他到苏北农场看到部文化学习班，黄又把这批工农老干部下放三类人员一道劳动，[此处有二字不清] “三同”，相反的他把国民党军统少将以下大大小小特务偷偷摸摸，他私人名义介绍到农场做干部，还要农场在经济上，生活上加以照顾，在白茅岭他将一个刑期没满的犯人吕镇中带去当正场工并参加党委会后这个人在黄赤波、陈丕显包庇下恢复了党籍，就从这些例子足可看出黄赤波这个坏蛋爱的什么，他恨的是什么，这足可说明了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
+　　五、黄赤波、李健秋他们“夫妻老婆店”强盗逻辑是，凡是调出的人，不管如何一律不能回上海，甚至她以市人事局规定（？）说人事局指示规定一个都不能回来，户口也报不进，李说如果回来一个就是影响其他的人，所以，不管干部有什么实际情况她都不同意回来，李健秋就是这种办法，使所有的人一个也不能回来。
+
+　　以上只是我揭发黄赤波这个坏蛋打击革命干部几个例子。
+
+　　 杜蔚然1967年9月15日
+
+　　来源：上海市原公安人员斗批改小组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黄赤波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罪行》，196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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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53 @@
+# 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
+
+　　<清华大学四一四伟大转折纵队、周泉缨>
+
+## 最高指示
+
+　　“老实人敢讲真话，归根到底於人民事业有利……。”
+
+　　我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现在我沉痛地向江青同志、伯达同志、中央文革，向一切革命同志检查交待我犯错误的全部思想过程和有关行动。并进一步检察错误的思想根源。
+
+## （一）思想过程
+
+　　我怀疑陈伯达同志是九月一日开始的，但是思想来源是长久的。为了把问题交待清楚，我将我的思想发展过程列成下列几段来讲。
+
+　　1. 一些主观的印象
+
+　　文化大革命听说早就要收了。我的愿望是希望迅速建立新型的红色政权，恢复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平时状况。我以为大革命到今年二三月的状况应该说已经达到预期目的了。馀下的问题是将运动全盘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夺取最後胜利的成果。我认为这个过程越快越好，越快越能够保证成果，越快越容易发挥大革命的威力！推动各项事业的突飞猛进！
+
+　　但是运动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人民祗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因此我在414成立时的想法是以“分裂战胜分裂”以“乱”求“治”，以便更快地建立防修反修，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的新型无产阶级专政机构！
+
+　　414成立後，陈伯达同志较多地过问了清华大学两大派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陈伯达同志的“收”是不迫切的。而今年三四月份看，无政府主义，极“左”思潮越来越严重地泛滥起来，不断地冲击、破坏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此时必须克服革命队伍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破坏性和资产阶级思想，坚决地引入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才可保证大革命取得胜利。在这个过程中，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比较偏于倾向极左思潮，对於受“极左“思潮影响较大的革命小将帮助不大。并且在引导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关键时刻，在某些不该“收”的单位反而硬要“收”，其结果反而使得“收”不好，“收”不快。
+
+　　从文化大革命的全局来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走得比较稳，其政策比较符合毛主席在每个关键时刻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重要指示。与上海相比，我觉得北京的政策变化较多，不太好捉摸。在此期间伯达同志一些讲话、行动我觉得摆度较大，比如对聂元梓问题，似如有别的甚麽用意似的。更重要的是对待总理的问题，我总觉得陈伯达同志很少保总理，大有搞掉总理之意。而我尽管在八九月份（1965年）对总理也有意见，觉得他折衷，但随着运动往後进展和大革命实践的考验，我愈来愈觉得总理後来的讲话比较和毛主席各个最新指示对得上口，和我们的想法也一致，迫切希望大革命最快地收好。总理给我们的印象是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在处理问题时对中央文革特别是伯达同志很尊重。在权的问题上对毛主席很忠诚。总之我认为总理是个大“忠臣”，常务大权在总理手中就等於在毛主席手中，老百姓很放心。
+
+　　所有这些印象是片面局部的，非常主观，像《水浒传》中“绿林好汉”观点。但就是它们成了我错误的思想认识起源。
+
+　　2. 七二零突然事件
+
+　　“七二零”事件之前，我到河南去了一趟，看了一看，一个任务是调查一下唐伟同志二月份在河南搞了些甚麽名堂，是否有根本原则问题，以决定是否吸收唐伟同志为东方红战团核心组；另一任务是从河南局势分析一下全国大革命的形势.调查完毕觉得按照康老、戚本禹同志原先对河南问题的调子是不难解决河南问题的。
+
+　　“七二零”突然事件发生了。这件事对我振动很大，使我感到一种从来未有惊慌，我似乎闻到了政策有突变的火药味。政策一变，一切都变啦！这儿第一个问题是军权问题。如果对待军队也和过去炮打地方党委那样，那么军队必乱，军队一乱，军权就分散了。这样等於摧垮了毛主席、林副主席手中的大权，毁掉了“收”好大革命的最後依靠。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们的内战有可能从新再现。到那时文化大革命就是“收”了起来，成果也不可能真正得到。第二个问题是民心问题。也就是如何对待犯错误的造反派问题，是否造反派一犯错误就有打成保守派？这样势必加剧武斗，加深对立，未来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损失也是惨重的！
+
+　　面对这两个问题，当时我的精神是高度紧张的，焦虑和惊慌使我有些发狂，时怒时哀，当时很多同志都关心我得了“疯人症”！
+
+　　但是另一方面我对七二零事件也感到奇怪，奇怪的是敌人为何这么凶？为什麽抓了王力又让他跑了？
+
+　　总之，七二零事件使我完全到了“激发”状态，终於我再次像头次炮打刘少奇那样豁出去，发表了《414思潮必胜》大字报。我迫切希望毛主席他老人家看到我这张大字报，使他老人家立刻转舵，以便使全国都像上海那样稳步地收好文化大革命，夺取文化大革命地成果！
+
+　　当时很多同志都劝我不要谈河南问题，派别问题。要谈团结问题和引导问题。我顽固地拒绝了！我的回答是：关键就在这儿！大字报要害问题就在这儿！但是为了策略起见，我没有和它们说明真意。
+
+　　大字报发表後，团派和三七的同志集中火力加以批判，并且把大字报散发了出去，这样我就借助於它们的力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也是在我预料之中的。现在看来，的确这张大字报有很多缺点和错误，阴暗面谈得多，小资产阶级派性很强。此外，的确表达了我对当时政策的担忧。大字报中存在的那些问题，团派和三七的同志们都批评得正确。说实在的，大字报脱离了当时的时间、条件是不行的！
+
+　　“七二零”事件和此事件後的情况使我怀疑中央还有大坏人，但是因为没有材料其对象是不明确的。
+
+　　九月一日，江青同志发表了代表毛主席的重要讲话，标志着伟大转折，而陈伯达的位置从要害地位降了下来，王力等则不见了。於是，我断言414观点是基本上符合毛主席的意志的，而团派有的同志是错误的。同时我主观地政客似的怀疑陈伯达同志。确定了目标，把过去一切疑问完全加在伯达同志头上。
+
+　　林杰问题的突然出现，种种谣言四张，炮打总理，炮打康老的风似乎又刮了起来。对此我觉得比较惊奇，觉得和自己的思路对不上了！後来师大问题起来，中央表态了，这一下似乎我的心里豁开朗了。我把天派的过火行动再一此按照自己的思路全部地安到陈伯达的头上。
+
+　　但是此时，我祗有怀疑陈伯达之意，而并无炮打陈伯达之决心。一是怕打乱毛主席的战略布署，二是觉得材料不充分，三是中央一再说不要搞林杰问题，要相信毛主席。九月八日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我如饥似渴地读了文章，特别是最後一段，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读。姚文元讲：“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勇敢的，中国的革命人民是勇敢的。”平时很少用“勇敢”的，然而唯独这次用了“勇敢”二字。这正是姚文元同志在鼓励我们炮轰陶铸似的人物，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於牺牲。於是我的文章就得出了两个实用主义的结论：一是陈伯达可以炮打，二是中央命令我们炮打陈伯达但不想我们搞林杰。因为一不解决问题，二容易引起大规模派别斗争，转移视线。
+
+　　当时我在怀疑一切的思想指导下，把文章一切要写的句子都加到了陈伯达同志身上，包括武汉问题等。
+
+　　九月八日以后，我开始研究陈伯达的一些书，如十年内战窃国大盗袁世凯等。自然是去找毛病的，是带着有色眼镜去看的。九月十日左右，我把怀疑陈伯达的想法再次告诉杨忌非。而我自己则去开始写第一篇大字报：“重炮猛轰……”。到九月十三日中午杨把蹋对516通知发表以来陈伯达在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的报告，陈伯达的《读湖南农民考查报告》的看法讲了讲。那天下午到晚上第一篇大字报基本上定了稿，并连夜抄写了出来。
+
+　　第二天（十四号）中午贴出。十五号早晨我仔细看了《读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当然是带着框框看的了。於是我认为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我决心迈出这危险的第一步了！当时，我还没“保险'的把握，但我认定这次怀疑陈伯达要比当时怀疑刘少奇时材料充分得多！特别是理论根据足得多。这时我的小资产阶级的狂热又被激发出来，我认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派应该是勇敢的。姚文元文章点得那么明（当然是我带了有色眼镜的），中央已发出号召了，现在全北京市还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轰陈伯达的，我应当站出来，把脑袋系在腰间，於是，“毒草”就出笼了。
+
+## （二）尝试式的行动
+
+　　我觉得当时炮打陈伯达是危险的，当时思想上原因主要不是材料和理论根据的不足，而是对毛主席的战略布署摸不准，同时对“炮打”後造成的影响不好估计。因此当我要炮打陈伯达同志时比我“8.22"炮打刘少奇更没底。比起给蒯翻案，成立414总部也更无把握。心中总觉得像走钢丝似的。为了预防万一，不连累战友，我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
+　　1. 关于缩小影响面的措施
+
+　　ａ.把全部思路讨论祗限於我和杨忌非同志。
+
+　　ｂ.在任何会议中作引导式的讲话，而绝不点明。
+
+　　ｃ.在东方红战团内部宣布退出东方红，成立清华大学伟大转折纵队。在成立伟大转折纵队以后，力求不参加414总部会议。
+
+　　ｄ.任何人问我有关问题决不作结论性的回答。大字报自抄自贴，并在必要时签上自己的名字，搞公开的不搞阴谋活动。
+
+　　2. 力求让团派先炮打。
+
+　　我从对情况的分析知道团派也在搞陈伯达的材料，我想让团派先打，因为它们有蒯大富这块硬牌子，打错了也没关系。而我们打错了危险更大一些。这里我的派性和私心是起作用的。在这里我采用了所谓“引鱼上勾”的办法。
+
+　　ａ.9月12日我第一次用伟大转折纵队名义发表了一个形势声明，以便试探群众的情绪，做为一个“民意小测验”。後来，我觉得群众的思路很迟钝，又叫杨忌非去做一个小动作，贴个纸条“伟大转折纵队的英雄们，你们的矛头指向谁？”但是效果还是不隹。
+
+　　ｂ.9.14（左右）我发表了“重炮猛轰……”的大字报。同时贴上条子“特大毒草，注意保存。”以引人注目。
+
+　　我认为该大字报是比较稳的，但又是很露骨的，而且还留着一条诡谲的退路。
+
+　　我想如果团派继此大字报炮打陈伯达则暂时不发表文章，看中央表态。如果团派批判该大字报，那么，我可以采取不理睬的方针，看中央表态。如果中央向我们发出警告，我可以死不认账把自己的怀疑点推倒王力身上而且还可以向团派倒打一耙。当然这里也是小资产阶级派性和耍小聪明！
+
+## （三）踏上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
+　　当团派不发一炮的情况下，我再次分析了全校的形势，改变了战术措施，终於完全登上了炮打陈伯达同志，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
+　　我当时认为陈伯达是×××的後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团派是不可能炮打陈伯达同志的。我虽然也知道×××也在整陈伯达的材料，但我估计他在没有後台的情况下是没有魄力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炮打陈伯达的。因此，这最危险的一步，只好我自己来迈了。
+
+　　当时的思想情况是这样的：
+
+　　第一、我对中央不够相信。认为该问题在没有群众的炮轰不可能彻底解决的。不彻底解决则全国、北京的派别斗争就不容易解决。政策不可能完全在群众心目中转过来，大革命不可能迅速地按照毛主席那样的收起来。为了加速解决问题，有必要轰一炮，反正你老是煽动小将轰总理、康老（我把轰总理、康老归到陈伯达同志头上。）这回我也豁出去了。抱个不平轰你一炮，扫扫你的威风。
+
+　　第二、我的狂热性到达了顶峰、认为做为一个有魄力的革命小将决不能有点地位，有了“军队”而不干为事业当敢死队了，革命总得有人牺牲，没有牺牲就没有胜利。完蛋就完蛋，轰一炮！
+
+　　第三、我觉得由于做了缩小打击面的措施，再加上我从来就和任何大人物、任何组织无连系，打错了对我是一个被动的考验，但决动摇不了我，於是我终於告别了我的战友，踏上了炮打伯达同志的台阶。
+
+　　我决心下定後，我就请杨忌非同志来修改论文。
+
+　　我告诉杨忌非同志写好一篇批判根本理论的文章就行，不必再整任何材料了。（在关键时刻，在关键的题上，人们的灵魂是要大暴露的。）我又说：“炮打”主要是靠中央表态。中央许可打了，只要透露对方的理论要点，群众立刻就会大规模发动起来，到那时，材料自然就有了。死整人事性的材料是纯军事观点，不懂得群众运动，万一失败了，还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因此，我和杨忌非祗写了“炮打……”的文章，没有整其他任何材料。
+
+　　3、我决定自己签名抛大字报，以便出事以后，中央容易调查。同时也表示自己是忠诚的。
+
+　　4、叫杨毁了自己的日记等物，我的日记等东西早已在去年八月准备炮轰刘少奇时烧光了，留下的其他材料，也在我总部成立时化为灰烬了。目的是怕出事以后多麻烦。
+
+　　5、发完大字报，暂时躲避，以免群众在火头上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
+## （四）背景问题
+
+　　团派同志认为我们的大字标有背景，其理由是不可能如此大胆。
+
+　　的确我这次错误是严重地给党带来了很大损失，破坏了战略布署，这是我的罪过。然而後台是没有的。当我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豁出去的时候，我是抛弃一切的。甚麽官、名、前途之类都可以不视，我想反正老子活了二十四岁，甚麽也见过了，完蛋就完蛋，没什么了不起！
+
+　　我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很顽固的，一个豁不出去，是没出息的！是不可能忠于毛主席的。
+
+　　我一贯反对把自己和战友的命运莫名其妙地装在一个人物或一个组织的荷包里。战团里谁如果提出来去找找谁，我总是破口大骂：“他妈的，没出息的东西！”我认为，政治斗争是可知的。对於一个群众组织，它的成长、发展、壮大，它的生活，主要是看它的政治纲领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主要是靠这种符合毛泽东思想纲领的实现。去找後台莫非为了自己得到一种保护，一张不挫败的保票。这样就不叫干革命，而是叫干名利了！我对任何组织要以我们414的理论和实践去带动他们，他们好的东西可以学习，但不能依靠。我在414工作期间特别强调独立自主地按主席指示办事，认为革命小将应该直接按毛主席最高指示去衡量一切，这是防修反修的最根本的一条原理。只要光明正大，誓死保卫毛主席，就是错了，也容易回头。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自从414串联会以来，做为一个决策人之一，从来也没有去找过後台，也没有去依赖一个名牌群众组织，谁如果不信，可以调查。
+
+## （五）思想检查
+
+　　我做为一个革命小将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犯了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在思想上不是偶然的。我思考起来有下列几点：
+
+　　1. 严重的狂妄自大，不相信群众：
+
+　　过份地相信自己的判断，而不相信群众，尽管也可以开会提一些意见，但我总是用我一整套所谓理由去顽强地说服战友，驳倒他们能够动摇我决策的全部理由，逼迫他们去执行我所决定了的战局。在某些关键时机以至於使用集权，先斩後奏，当然事後是可以做个策略性的检查的，但决不触及灵魂。在414的全部工作我的民主气氛极少，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同志们对我意见很大，由于严重的狂妄自大，使为慢慢脱离群众的意志。脱离客观实际，以自己主观去理解毛主席的战略布署和姚文元的文章。终於登上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破坏毛主席战略布署的台阶。
+
+　　这次事件一般是缩小圈子的，但也受到了同志们的劝告的，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後，有个“三七”的同志看了我的大字报後，警告我当心坐牢！有东方红的同志警告我：你别太狂妄了！有的同志在会上大谈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意思是叫我止步。但我拿定主意後是不听意见的，认为自己动脑理解的毛主席布署前进哪有那么多害怕之理？
+
+　　现在我觉得这样下去，是会脱离群众的，而结果必定有可能长期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越来越远！
+
+　　2.小资产阶级狂热的自我表现。封建时代绿林好汉式的对待革命：
+
+　　我在下决心时，有一个因素是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我企图以自己所谓英雄气慨来开辟道路。一旦狂热性上升时，似乎具有很大的动力。此外，还有一种所谓“打抱不平”来对待革命。长期以来，总理、康老被炮打（当时我把炮打的原因归於伯达同志）。我想：总理如此忠诚，你还欺侮，他妈的！忠良不可欺！你煽动下面炮打总理、康老这批忠臣，我偏要打你一下，要扫扫你的威风。使用主义的判断加上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性，不顾大局，结果，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
+　　3.无政府主义，对党不够信任：
+
+　　大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怀疑一切的思想在我头脑中滋长起来，喜欢无根据地、实用主义地、按自己的意志去怀疑人。评论首长没有专政秩序的概念。在重大问题上离开无产阶级进行坚韧的阶级斗争的条件和要求。这次采取这样一个行动，是无政府主义在自己头脑里滋长的必然结果。其实中央首长在王力问题上已经再三说明了。可是我还瞎怀疑，狂妄地以群众的行动来支援中央解决问题，对党不够信任。
+
+　　以上三条，是我这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原因。从思想上来说，是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未得到改造。
+
+　　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根本的原理，那就甚麽也做不成了。“回忆我犯错误的过程，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使我在这两个根本原理上出了不少的毛病，我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相信党，而过份地相信了自己。这样下去是多麽危险啊！
+
+　　今後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坚决剜去思想上的毒瘤，使自己更好地前进。错误是压不垮革命小将的，被错误压垮的决不是革命小将！要前进就可能跌倒，要胜利就必然有失败。一切真正的革命小将都将像英雄的“海鸥”一样，在大革命的疾风骤雨中锻炼自己的翅膀。克服自己的弱点，沿着毛泽东思想红太阳照耀的道路前进！前进！决不後退！
+
+　　如果有人问我：“你以后还敢不敢闯？”我的回答将和一切犯过错误而又坚决改正的真正的革命小将一样坚定不移：“敢！敢！敢！为了保卫毛主席，革命小将永远不怕牺牲。敢字当头！
+
+　　高唱林副主席语录战歌勇敢猛烈地前进！
+
+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於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上战场，枪一响，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
+
+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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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3 @@
+# 福州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第三稿)
+
+## 最高指示
+
+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
+
+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福建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英勇的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次反扑。揪出了福建党内以叶飞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今年二、三月份，我们在处理一·二六，二·七问题和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使运动出现了较大的曲折。我们的错误主要是：
+
+　　1、把一·二六，二·七问题看得过于严重，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反革命逆流。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实际上把一·二六问题作为区分左派和右派的主要标志，提出要肃清“一·二六”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在福州地区层层抓“一小撮”，在军内军外都错抓了一些革命群众，打击了一些参与和支持“一·二六”行动和“二·七”大会的革命造反派，也打击了部分南下的革命小将。
+
+　　2、三月初，我们又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进而把所谓肃清“一·二六”流毒与打击牛鬼蛇神五类分子破坏活动混在一起，并且错误地提出反对这方面的左倾情绪。在部份地区，主要是沿海的几个县、市，继续错捕错斗了一些群众，错解散和取缔了一些群众组织，包括了少的老区组织的农村革命群众。
+
+　　3、在同一时候，我们又急于搞“三结合”夺权，机械地搬用其他地区的经验，过早地强调归口大联合，不少单位在左派力量还没占优势的情况下，实行归口联合，因而削弱了和打击了左派力量。
+
+　　4、更严重的是，我们对所犯的错误觉悟太晚，改正不快。三月七日八·二九战报社论曾几次地提出要警惕阶级敌人利用一?二六问题进行报复的阴谋。我们不但没有及时采纳这个意见，及早地制止对一·二六问题的批判，反而认为是不正确的。三月中旬起，我们虽然觉察到已经打击到一些群众，曾于三月中旬、下旬两次提出纠正，但没有抓到问题的实质。四月初，中央指出我们错误以后，我们对错误的性质严重性和危害性仍然认识不足。触及自己的灵魂不够，因而对总理关于“一·二六”和“二··七”问题的六点指示，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以及近几个月总理、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对我们的许多指示理解处不深，贯彻落实不力，检讨错误和平反工作不果断，不干脆，拖拖拉拉。有几个错捕的人一直拖到七月底才释放。对因“一·二六”和“二··七”问题被打击过的革命群众组织，平反后没有给予大力支持。对八··二九、革委会为代表的两派革命群众组织虽然讲一视同仁，但思想感情上仍然对支持我们的亲近一些，对反对我们的就不那么亲近，支持得也很不够，在实行军管后，对于地方领导干部，帮助他们进一步亮相，或听取他们的意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也不够。
+
+　　由于我们犯了上述错误，在二、三月中，有些单位的走资派趁机混水摸鱼，进行反攻复辟。同时，某些保守组织也一度有所发展，使得一部份革命群众处于困难的地位，运动一度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四月以后，受过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重新恢复和发展，形势很好。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也一再给予亲切的教导，可是又由于我们觉悟不高，对错误改正不快，同一部份群众组织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同时发展到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也愈陷愈深。加上坏人趁机捣乱，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思潮作怪，某些地区的武斗越来越严重，以致发展到大规模地夺枪装武斗，甚至发生某些县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人武部少数干部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支持保守势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全省军管机构的工作陷于极端的困难，大批判开展不力，大联合不能实现，战备和生产均受到严重影响。这些后果越来越明显，才使我们逐渐认识到错误的性质和错误的严重性。上述错误，责任完全在于我们福州军区党委常委，我们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人信赖和期望。我们痛感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不起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对不起广大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们严格批评我们的错误并督促我们改正。
+
+　　我们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缺乏思路准备，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思想落后于群众，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抓不住本质，抓不住主流。我们不是始终坚定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凭老框框办事，当群众的革命行动打破我们头脑中的旧框框时，就认为群众是越轨，怕这怕那，这就必然地把自己摆在与群众对立的地位，就必然会迷失方向。毛主席说：“力戒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个原则问题。而我们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缺乏正确态度，骄傲自满，放不下官架子，不能虚心地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有时甚至把正确的意见当作错误，特别是革命群众对于我们的错误作斗争，我们又缺乏热忱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自己觉悟不高，对支左人员，对部队家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也就不深不透。我们没有很好地带头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来教育部队，没有很好地以自己纠正错误的模范行动为下面的支左人员作出好样子，没有很好地教育部队正确认识和对待以革委会和八?二九为代表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因而且许多干部战士和支左人员的倾向性端正不过来，贯彻中央的指示和纠正错误落实不快。
+
+　　（在作风上，我们缺乏对人极端负责的精神，深入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很不够，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倘若根据想当然或听不合实际的汇报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我们在不少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这一教导，对于福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对于各革命组织的状况，对于运动的规律都摸得不透，有的问题处理软弱无力，有一些问题由于偏听偏信，作了错误的判断，因而也就处理错了。）
+
+　　以上种种原因，归根结底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没有正确地对待自己，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狠抓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努力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
+　　我们决心：
+
+　　1、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和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
+　　2、更广泛、更深入地开展拥军爱民运动，高举爱的旗帜，对所有的革命群众组织，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支持。我们再次重申，在二、三月间被军队和军管会错误抓、捕、扣留的革命群众，错误地解散和取缔的革命群众组织，包括原老区组织，凡平反不彻底的一律彻底平反，恢复名义，向他们赔礼道歉。不但政治上平反，而是要从思想感情上彻底端正对他们的态度。原老区组织平反后，要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示(草案)”干革命。同时我们热忱希望所有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在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尽快团结起来，一致对敌。对于受蒙蔽的阶级兄弟，要耐心团结教育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严防阶级敌人利用我们队伍中的错误和缺点，从右的方面和极“左”的方面扰乱我们的革命阵线，破坏毛主席的战略部署。
+
+　　3、坚决执行六·六通令；九·五命令和关于禁止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依靠和发动群众，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决镇压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巩固革命的新秩序，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航道胜利前进！
+
+　　4、进一步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时刻保持高度的战备警惕性，加强战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歼灭一切取于来犯之敌!
+
+　　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密配合福建的斗争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老老实实做群众的小学生，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遵照毛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时刻把自己作革命的对象，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坚决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赋予我们的三支两军和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高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批判大旗，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福建省委以叶飞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地批倒批臭!
+
+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加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中国共产党福州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月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翻印者未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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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8 @@
+# 衡阳军分区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
+　　<衡阳军分区>
+
+## 最高指示
+
+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
+## 中共湖南省衡阳军分区委员会前段支左工作所犯错误的检查
+
+　　我们在前段担任以全区七个县和衡阳市郊区为重点的支左工作中，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打击、压制了革命群众，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衡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损失。没有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光荣任务，辜负了全区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期望。为了彻底改正错误，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八月十日，我们在全区电话会议上作了一次公开检讨，现在，根据广大革命群众提出的批评，再次向衡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作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的主要错误是：
+
+　　一、打击、取缔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我们介入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久，由于湖南军区扩大事实，假报情况，骗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四”批示，我们在执行“二·四”批示的过程中，盲目地、不加分析地、生搬硬套的按照湖南军区关于镇压“湘江风雷”的指示，布置各县抓了“湘江风雷”的大批骨干，接着我们又转发了湖南省军区关于“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第二号通告，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的广大革命群众，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批判斗争，有的甚至被开除了党、团籍，尅扣了工资，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了摧残，严重的打击和压抑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七月份，我们还根据湖南军区指示，整了一些革命群众的材料，由分区领导带去北京汇报。特别是七月二十七日周总理在北京已明确指出：“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湖南军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之后，我们又根据原驻军领导小组的指示，一错再错，违背了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问题的补充规定，急急忙忙，连夜烧毁了原来所整衡阳市“湘江风雷”等群众组织的全部材料。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以后，我们本应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迅速转变立场、观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积极热情支持被打击、压制的革命群众，可是我们依赖上级，行动迟缓，很不得力，至今还有些县的个别地区给被迫害的革命同志平反工作做得不够彻底。
+
+　　二、压制了革命造反派。打击、取缔革命左派组织“湘江风雷”以后，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把一些与“湘江风雷”相同观点的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都看成是“反对派”，对他们的某些革命行动不仅反感很大，而且采取了打击、压制等错误行动。同时，分区个别负责同志还亲自布置衡阳市各厂矿、企业，不准参加过“湘江风雷”、“红旗军”等几个组织的广大革命群众参加民兵活动，变相的取消了他们的民兵资格。更加严重的是，长沙“六·六”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完全站在长沙高司一边，否定了“长沙工联”等左派组织的大方向，并控制与“长沙工联”观点相同的群众组织的活动，如：布置衡东、衡山、衡阳武装部拦截长沙、衡阳工联派来往的汽车，按照省军区的通知，要各县武装部凡是没有上级军事机关的介绍信，不准接洽外来的任何群众组织的任何人等等，我们这些作法，直接阻挠了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所以，各县、市武装部在支左中所犯的各种错误，都是与分区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不开的，分区应负重要责任的。
+
+　　三、错误的支持了没有毛泽东思想基础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二月打击和取缔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以后，我们除积极支持和派人参加了“衡革会”工作以外，还积极派人到衡南县搞大联合的试点，大力支持各县成立“革委会”和革委会筹委会，条件根本不具备的，也急急忙忙成立了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等“三结合”形式的领导机构。它们的共同特点都不是真正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而且成立以后，也都不同程度的执行了支持一派，打击、压制、排斥了革命左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县参加“革委会”“筹委会”的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的代表，都是受了我们的蒙蔽，我们殷切地希望他们赶快觉醒，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戈一击，彻底批判我们的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与广大革命派团结起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我们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我们没有介入以前，广大红卫兵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旧衡阳地、市委资产阶级的司令部已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提出了“一改三罢”的强烈要求，而我们却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同情旧地、市委的领导人，没有与他们在行动上和思想上划清界限。介入以后，我们思想保守，因循守旧，缺乏应有的群众观念和革命精神，口头上喊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在实际行动中，则求稳怕乱，怕字当头，对于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只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不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只爱听奉承表扬，听不进不同意见，尤其是听不进反面意见。其次，奴隶主义思想影响较深，组织原则高于政治原则，处理问题没有按照毛主席教导“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而是对上盲目服从，对下不结合实际情况发号施令。因此，在镇压“湘江风雷”过程中，我们虽然也发现了打击面过宽、捕人太多，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怕字当头，对错误的东西不敢抵制，以致跟着湖南军区的错误路线越陷越深。直到《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以后，我们才认识到过去打击和取缔“湘江风雷”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完全错误的。才开始从立场、观点、思想感情上转变过来。
+
+　　当我们检查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非常沉痛的，我们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光荣任务，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衡阳地区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希望。毛主席教导我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决不灰心泄气，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接受教育，彻底改正错误。我们衷心拥护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坚定不移地与“湘江风雷”、“衡阳工总”以及衡阳地区一切革命左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更好地完成“三支” “两军”任务。同时，我们也衷心希望衡阳地区一切革命派的同志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深、批透、斗倒、斗臭，为夺取衡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奋斗！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中共湖南省阳军分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月二日
+
+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
+　　· 来源：
+
+　　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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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30.txt
@@ -0,0 +1,25 @@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鉴的供词
+
+## [王鉴， 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
+
+　　我来上海约是一九五九年开始工作的，几年来，自己没有管过政治工作，过去对自己在干部问题上犯下的罪行是不认识的，通过广大革命干警揭发和控诉，特别是最近三天大会的教育，我现在交代自己亲自管过的四件调动的事。在这方面，我有严重的罪过。
+
+　　一、一九六二年战备时，陈丕显、黄赤波排所谓“不可靠”的人，要调外地，我负责做动员工作，亲自动员二百五十个人左右去安徽军天湖农场，以后听说有武装押送。这是我第一件错误的事，做了黄的帮凶。
+
+　　二、一九六四年所谓“旧警”处理问题。据一九六二年或一九六三年排队，全局排出数字约×百人左右。当时我指导思想是基本上清除出去。但下面有反映：有的“旧警”只有在解放前参加一、二个月或二、三个月的，有的现在已经入党入团了，按“旧警”调出去影响很不好，同志们有意见。那时党组研究，这类情况不一定调。但是结果调的时候，对旧警仍然不加区别地调了出去。据揭发，调出去的人数大大超过原来控制数，我确实不清楚，这个我有责任的。但有的是黄赤波干的。对于旧警因为在我思想上是要坚决调出的，谈不上关心他们，所以不少同志出去后政治上受迫害，我有罪。
+
+　　三、四清后确定要调一部份人的问题。公安局的四清总的是旧市委梁国斌、王一平主持的，计划措施我是参加订的。当时四清工作团根据陈丕显的黑指示，认为公安局内部队伍存在不纯的现象。工作团的重点任务是保黄，把反黄赤波的处长搞出去，同时要“纯洁”队伍。各处与局经过动员自下而上排出二百多人。排问题的标准基本上是原来六条，加上一个四清问题，如隐瞒年龄、学龄等也包括在内。这些人由四清工作组确定处理掉，后来有一些未处理无，所以就拖到一九六六年还在处理。
+
+　　对于四清中二百人当中有一些是应该清理出去的，但结果据揭发调出数字又大大扩大了。
+
+　　四、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九月以后，市局门口群众贴了一张大字报所谓：“有些交通警仍象旧警一样压在人民头上”。我听了反映不加分析区别，就认为“旧警”在群众中影响不好，去主持开了一次党组会议，加上思想上本来要清理“旧警”，叫林××、黄××排队，结果在交通警中排出二百人左右，把他们调出公安局。
+
+　　（至于出路问题，我没有研究。根据以往政治部汇报，出路一直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我也没有设法具体去抓，心里想政治部过去处理中还有办法 ，所以就让政治部去管了，我没有关心过，当时我思想上认为“旧警”是在要调的范围，所以就不去考虑这些同志今后的安置问题。以前政治部常为找不到出路而头痛，因而一有机会就急于赶，所以调得很急，出了不少问题。我具体插手调干警就是这些。）
+
+　　关于消防警根据中央部×局的规定要轮换义务兵，本来打算每年轮换五百人左右，这不作为清醒。但据揭发，调出后，处境和其他人一样。下面具体怎么执行，我不知道。过去对消防警安排是二个出路，一个是到厂当义务消防骨干。另一个是工人。但这次这样交代。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消防处来反映，文化大革命中再往外调人，外面有意见，我听后就讲不要调了，要注意群众舆论。
+
+　　政治干校一批学生，结业前当时决定有十一人外调，我也知道这回事，结果却调了这么多——四、五十个，我实在不知道。这完全是刘少奇反动路线在公安局内长期影响的结果。过去认为不听话就是反党，看起来这个问题比较大。另一个就是调动的“六条”标准的解释问题，主要是抓辫子的问题。对中央的“六条”主要问题是第四、六条可宽可严，看干部的立场站得对，还是不对。
+
+　　 王鉴（签字）1967.10.11
+
+　　来源：上海市原公安人员斗批改小组编《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清算从黄赤波为首一小撮走资派反革命罪行材料选编》，196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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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3 @@
+# 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我的初步认识
+
+　　<陈冰兵>
+
+　　原编者按：陈冰兵同学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的女儿，曾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由于造反派同志的热情帮助，目前她对自己反革命父亲，对自己以前所犯的严重错误有了初步认识，现在，她造反了！反戈一击了，矛头对准了反革命父亲。
+
+　　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并希望陈冰兵同学继续努力，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听毛主席的话，狠狠斗私，不断改造自己，积极靠拢革命左派，不做反革命父亲的忠实女儿，而做一个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坚强战士！
+
+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当前空前大好的形势下，回想一年多来的极其尖锐复杂的、不断反复深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是问心有愧的。我很想执行，但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并不想犯错误，但却是顽固地坚持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一次又一次地站错了队，完全站到党内走资派的立场上去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只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兴。虽然我认为是不自觉的，但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起码说明了我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需要彻底改造的。
+
+　　陈再道这个混进党里、军队里的反革命分子，他的反动面目已经在七·二○反革命叛变事件中暴露无余了。他自以为资格老、地位高、后台硬，殊不知捉拿党内走资派和牛鬼蛇神的天兵天将——红卫兵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马，你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照样被揪出来示众。陈再道被揪出来了，这是天大的好事，每一个站稳了革命立场的人都无不对此拍手叫好！我的头脑中没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根本没有两条路线斗争这个纲，阶级觉悟很低，以至分不清敌我，认敌为亲，把反动的当成革命的，把真正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却视为仇敌。陈再道是我的父亲，过去十几年来我对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所贩卖的一套修正主义货色竟熟视无睹，毫无警觉，中了不少毒。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更被他那一付神气十足，煞有介事的样子所迷惑，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与陈大麻子站在同一反动立场上，成为道道地地的“资产阶级保皇派”，看来也并不是偶然的。七·二○事件震惊了全国，也震惊了我，在革命派同志们的帮助教育下，我开始逐渐认识了陈再道的反革命本质，特别是通过陈再道，了解到了目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式与新特点，给我的教育与启发是深刻的。
+
+　　陈再道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勾当，反动至极！长期以来，他明目张胆地反对与抵制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重要指示，对光焰无限的毛泽东思想阳奉阴违，公开对抗，而对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指示却如获至宝，积极执行。军区一次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陈再道借休养为名，就是不参加会议，身为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对这样重要的会议毫不理睬，完全暴露了他对待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立场。六四年罗瑞卿大搞“全军比武”，以军事训练来对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陈再道对“军事冲击政治”却尤其卖力，亲自出马，也不顾烈日炎暑，到信阳去指导与参观“比武表演”，扩大影响，流毒全军。从以上两件事看，陈再道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罪恶本质就昭然若揭了。陈再道自己是个不学无术的家伙，对我们的学习情况更是不闻不问。他根本没关心过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情况，而有时在我们学习时间却硬拉我们去打扑克、下象棋，这不是明目张胆地阻碍与反对我们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吗？从这些小事看陈再道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也略见一斑了。
+
+　　（陈再道官架子待人，生活腐化，贪图享受，已完全堕落为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了。这方面的材料也公布了许多，他什么事情都要服侍，稍不如意就大发脾气，一次公务员没把钓鱼的鱼食准备好，陈再道就把他大骂一顿。在生活方面，陈再道对我们散布了不少修正主义毒素，给我们影响极坏。这也决不是小事，阶级敌人也正是往往在生活上打开向我们进攻的缺口，我要努力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向广大工农兵学习，彻底肃清陈大麻子的修正主义流毒！）
+
+　　总理说，陈再道是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者。他之所以破坏，就是对这场具有深远意义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极端仇恨。你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吗？你就必然会举双手欢呼文化大革命的胜利，诚恳地接受造反派的批评教育，为人民立新功；你是党内走资派吗？就一定对这场大革命运动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千方百计来破坏这场文化大革命。陈再道是个货真价实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的。去年九、十月份，他实际上已从“右”的方面介入了地方文化革命，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伙同旧省委的走资派扼杀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湖北旧省委常委会议他比以前都要积极地参加；省委送来的“文化革命动态”和“大字报情况”他十分欣赏。我当时是犯了严重错误的，死保了以王任重、张体学为首的湖北旧省委，这与他对我的影响是有关系的。臭名昭著的九·一五洪山会议后，我对他讲了会议情况，并说张体学痛哭流涕地控诉了赵桂林，陈再道听后，说：“哭什么？！一点也没有用，显出个熊样子！”其实张体学之流在去年大抓南下一小撮时，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南下学生全部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手段已十分残暴，当时我们在对处于少数的造反派进行围攻时，又哪个不是甚嚣尘上？！而陈再道还说他们“没用”、“对个赵桂林就怕成这个样子”等等，自然，陈再道在镇压革命造反派上是个比张体学更甚的刽子手，一句话露出了这个反革命分子何其狰狞的面目呵！
+
+　　陈再道、钟汉华之流当时与省委党内走资派就联系密切。肖慧纳、史子荣就曾两次找过陈、钟汇报，他们密谈了些什么，陈再道又作了些什么黑指示，不言而喻。还有一次王三宝在钟汉华家向陈、钟谈了对湖北省委的看法，认为“省委是革命的，但应姿态高一些，主动欢迎炮轰……”陈、钟当时对此类议论大加赞扬，连连夸奖“认识很全面，很有头脑，不错……”首先给王任重等走资派打包票，又出谋划策，帮助他们蒙混过关，这只能说明陈再道之流更加阴险毒辣的居心。的确是这样，有一次秘书给陈再道念一份省委送来的“大字报抄”(实际上是黑材料，把革命的大字报完全说成是反革命传单，当成反面教材在内部宣传)。当时我在场，陈再道听后曾一再嘱咐我说：“千万不要出去乱讲，知道就行了。”看！他们的勾结何其神秘！由于我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和领会非常不够，头脑中“私”字作怪，当时对这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始终把造反派当成“牛鬼蛇神”和“动机不纯分子”，把某些党的领导人看成党的化身，把对地方党的炮轰诬蔑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陈再道之流与湖北旧省委如此密切来往，更使我觉得自己的立场是“不会错的”，因此，积极为湖北省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卖力、打击、压制革命造反派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我感到痛心的是，这次教训仍没使我觉悟，许许多多的同学从此反戈一击，真正回到了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而我口头声张一阵“要造反，要反戈一击”，在立场、感情上却依然如旧，根本未触动灵魂。对陈再道过去及现在的言行没有丝毫的警觉与怀疑，始终认为他是“革命的”，是“绝不会反对毛主席的”，因此，在陈大麻子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二、三月中，自然而然地又站到了反革命逆流一边去了。
+
+　　今年二月下旬，陈再道从北京开会回来，威风凛凛，杀气腾腾，正式登场屠杀造反派。他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把“八条”当成了他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合法权利，更加公开暴露了他反革命真面目。当时军内造反派造了他的反，他怀恨在心，指着革命群众整理的他的材料大骂“都是造谣！”说军内造反派是“打手”、“流氓”，“跟土匪一样”，把军内文化大革命说得一团漆黑，并开始大肆捕人。由于我的立场所决定，我当时认为抓人是必要的，并为之拍手叫好，我亲眼目睹了在军区大院和茶港对无数革命闯将进行绑架、逮捕的法西斯暴行，我曾问过陈再道：“是否抓得太多了？”他说：“不抓一下刹不住，现在不是抓多了，而是抓少了，其他军区比我们抓得还多……”。有些虽不是他直接出面，但毫无疑义是他亲自指挥的。现在陈再道还在狡辩说：“抓了许多人我是不知道的，没有向我汇报。”完全是撒谎，铁证如山，事实俱在，你想赖是赖不掉的！不是你亲自打电话给韩东山，叫他们大开杀戒，首先对正在查封孔庆德家文件的卫校造反派进行无理逮捕吗？不是你亲口得意忘形地对我讲过三·一七晚上对战斗队员的大逮捕情况吗？！说什么“十二点整武汉三镇一齐动手，两小时捉了四百八十多，谁住什么地方都是调查好了的，跑也跑不了……。”陈再道是血腥镇压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在抗暴斗争中牺牲的无数革命造反派的血是一定要找他彻底清算的！因为我的思想感情始终与造反派是对立的，此时便认为是“整”他们的时候到了，更积极地参与了陈再道迫害造反派的罪恶活动，这段时间里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越陷越深。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的毒害，是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的罪恶！我恨透了刘邓陶，恨透了陈再道！我有决心作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反戈回击，把陈再道散布的流毒彻底肃清，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
+
+　　七·二○反革命暴乱绝对不是偶然的，原来认识不到，现在逐渐看清了，它是陈再道长期对抗党中央、对抗毛主席、对抗中央文革的总暴露。中央首长在武汉无立足之地，遭暴徒绑架、毒打，千百万造反派惨遭杀害，陈再道却在一边幸灾乐祸，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陈再道有意给中央文革施加压力，罪责难逃！
+
+　　在二月军委会议后，陈再道回来散布了不少反动言论，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实质是把矛头直接指向了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他说什么“陈伯达的讲话(指“两个月运动的总结”)中有关红五类的问题我们是提了意见的”，“八条的制定与中央文革的一些人也是有争论的”，“中央文革一些人理论水平很高，实际应用就差些”等等，还大肆宣扬“过去是秀才见了兵，有理说不清；现在是兵见了秀才，有理也下不了台”的疯狂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极其反动的言论。陈再道完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待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对始终高举毛主席革命路线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必然怀有仇恨，横加抵制的。陈再道虽然不敢公开叫嚷“反对中央文革”，但却处处对抗中央文革的正确指示。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让武汉军区立即制止武斗，陈再道却说：“他们打架，我们有什么办法，他们自己打够了就不打了。”还说：“武汉的问题还不算太大，闹大了倒好，叫中央早点来处理。”等等，陈再道、钟汉华之流的思想一贯是这样的，欺上压下，消极抵抗。中央首长这次来武汉解决问题，对陈再道仍竭力挽救，但反革命的本性是不改的，七·二○反革命叛乱事件不过是他们死亡前的垂死挣扎，“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陈再道的下场是历史之必然！
+
+　　我参加了“三字兵”，充当了陈再道的得力打手，盲目地追随陈再道之流，把这个老反革命分子奉若神明，干了许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觉得，要彻底改正错误，首先具备有造反派的思想感情，对陈再道有阶级的仇恨了，这便是我的第一个进步。在我面前两条道路，一条反革命道路，就与陈再道同流合污；一条跟毛主席干革命的道路，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正诚恳地帮助挽救我，使我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这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决不能含糊！我坚决与陈再道彻底划清界线，把他在政治思想上彻底批臭批倒！我愿意经受多次考验，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自己。以后的道路还长，我要认真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从头干起，建立新功！
+
+　　坚决打倒陈再道！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
+　　向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致敬！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陈冰兵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一日
+
+　　· 来源：
+
+　　钢二司武昌水果湖中学红色造反团主办《指点江山》，1967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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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45 @@
+# 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汇报申诉材料
+
+## 〖猛虎团，重庆反到底派在北碚区的专业武斗组织。〗
+
+　　（主送）
+
+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省革筹小组、成都军区：）
+
+　　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任白戈及其一小撮同伙与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靠“三月”镇反踏着革命小将的脑袋爬上山城政治舞台的“三月左派”诬蔑为“砸匪”、“反动政治集团”、“砸派匪徒”、“土匪团”、“匪中之匪”、“杂中之杂”等一群使用“鸭儿浮水”、“老虎凳”、“电刑”、“抽筋”、“挑刺”、“剥皮”、“挖眼”、“割生殖器”等毒刑的比法西斯还残暴的法西斯匪徒。
+
+　　由于我们从北碚长期被撵了出来，在有家不能归，有厂不能回的困境下，在政治上没有“四大”的权利，在经济上受到残酷的封锁，在组织上遭到反革命的围剿，我们没有条件和机会向党和敬爱的的毛主席汇报，也没有能力向重庆和全国人民说明我遭遇和处境。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签发了“8·25”指示和“9·5”命令后，我们才结束颠沛游离的生活，才有可能把我们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省革筹小组和成都军区汇报。
+
+## 一、为什么要成立《猛虎团》？
+
+　　北碚《猛虎团》是重庆党内走资派实行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反动政策下逼出来的长期受迫害的革命组织。也是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最深和最富有造反精神的革命组织。
+
+　　二月黑风刮到了北碚，以北碚公安局“压不倒”为首的保守组织及在它大力扶持下重新爬起来的各单位的保守组织（原“工纠”、“思想兵”、“赤卫军”等）成立了北碚区“捍卫红色政权总指挥部”（详见附件一），对我西师8·31、重纺五厂8·27、北机8·27等革命组织进行疯狂的镇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打下去了。革命群众的“四大”权利被剥夺了。北碚被白色恐怖笼罩着。
+
+　　春雷响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为革命小将撑了腰，《正确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发表了！西师8·31新生了！8·27新生了！所有被镇压下去的革命组织新生了！北碚大街小巷进行着激烈的辩论，北碚，恢复了它的原貌，革命造反派又获得了“四大”的武器，咱革命造反派批判李、任死党的大字报又在北碚出现了，揭露和批判着李、任死党的罪恶。
+
+　　以镇压革命造反派有“功”，踏着我革命造反派的头爬起来的“三月左派”，“春雷”为代表的保守组织对着这一切，他们看在眼里，恨在心里，经常和“压不倒”这个镇压革命群众的刽子手勾勾搭搭，和已经变质的重大8·15密来密往，与伪革联的“宪兵队”“八一兵团”拉拉扯扯。想尽了一切办法，到处与我造反派搞摩擦，挑起武斗，以达到镇压我革命造反派的目的。
+
+　　蓄谋已久的惨案发生了。六月五日，西师“春雷”勾结了各地保派向西师8·31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制造了震惊全国的6·5、6·8流血大惨案。
+
+　　六月八日晚上，以西师“春雷”为首的保守组织作了有计划、有步骤的转移，撤到了嘉陵江北岸（东阳天府地区）。这些保守派去到天府地区后，大肆进行打、砸、抢、抄、抓，用钢钎、棍棒把正在上班的天府煤矿工人“东方红”、“燎原”战士赶了出来。北碚驻军负责人（7789部队）六月廿四日在天府煤矿南井对西师“春雷”讲话：“前几天，我们主动撤离了，撤离是一个表面现象，这并不表明我们失败了，也不表明我们害怕。撤退的目的是为了今后的进攻。”这番话正好道出了所谓“撤退”的实质。于是保守派的坏头头得意忘形，更加气焰嚣张，更加变本加厉地对我天府东阳地区的革命造反派实行了疯狂的镇压。天府煤矿“东方红”、“燎原”的两千四百多名造反派战士被撵了出来，东阳公社八百多名贫下中农造反派战士被撵了出来。红星公社一千多名贫下中农造反派战士也被撵了出来。自六月十日以后，天府地区、东阳地区成了他们的一言堂。我造反派战士在黄桷（东阳）、六星（天府）等地不敢贴大字报，一上街贴大字报就被撕。在东阳更无安身之处。因此，跃进公社贫下中农、东风中学、立新中学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小将都陆陆续续被赶了出来。云集在西南师范学院和西南农学院。北碚驻军7789部队负责人在天府煤矿给西师“春雷”的另一段讲话中露骨地说：“我们有权，砸派比起来只是一小撮，他们算什么？说打，我们是不怕的，我们的力量可以把他们打死，杀绝。”
+
+　　天府煤矿停业了，而它的机械厂掀起了制造大刀、长矛、土炮的“新高潮”，一场大规模的武斗正在酝酿中。
+
+　　我们被赶出来，住在西南农学院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小将怎么办呢？是屈服反革命暴乱淫威之下，各自逃散，还是组织起来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呢？当时由北碚区反复辟临时指挥部召开各革命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把这些同志组织起来，实行“文攻武卫”。因此，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在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于六月十五日正式在西农成立了。（详附件一、二、三为什么要参加猛虎团）
+
+## 二、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是以工农为主体的革命组织
+
+　　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是由北碚地区被保守组织撵出来的八十多个造反组织勤务员及战士组成的（实际上先后参加的在一百多个革命组织以上。详附件三各组织名称）她是以工农为主体的而有部分大中学校革命小将参加的革命组织。
+
+　　刚成立时组织状况及阶级成份情况，经几次战斗迁徙而至人员异动，九月初作了一次统计其组织状况略。（详附件四）
+
+　　《猛虎团》是代表全区人民的心愿，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能够在北碚区取得彻底胜利而成立的。为了更深入地揭发批判本区的走资派，彻底挖掉李、任死党在北碚的黑根子，我们同时还担负了“文攻武卫”的任务，确保“四大”的正常开展，我们坚决反对武斗，坚决制止武斗，“文攻武卫”是我们的重要原则。
+
+## 三、《猛虎团》的斗争历史
+
+　　重庆地区几个月来，血淋淋的事实告诉我们，重庆地区发生的已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党内走资派企图用武力镇压山城反到底革命派的一场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碚《猛虎团》就是在这种反革命武装镇压下成长壮大起来的。以下为经历的几次主要事件：
+
+## （一）七月一日营救大明（重纺五厂）8·27革命造反派。
+
+　　重纺五厂靠“三月镇反”镇压本厂造反派起家的“红色造反团”（“工纠”原班人马），于六月下旬开始大肆修筑工事，六月卅日赶修乌龟壳通宵达旦，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于七月一日晨七点钟忽然停工，蓄谋已久的想用武力征服8·27的有计划的迫害开始了。他们向本厂8·27战斗纵队发起进攻，他们把大门和后门关死后，卡住交接班的同志，凭借厂门口的乌龟壳，用他们事先准备好的钢钎、烧碱水、稀硫酸、高压蒸汽杀向手无寸铁的、正在上班的8·27战士。先将纵队勤务员邓玉成、王五二、杨秀云、龙树生等七人抓去打成重伤，然后活埋（《猛虎团》去营救时，土已埋至下半身）未遂。然后又将打成重伤的王五二、杨秀云及其他的战士拖往后山的山洞内，8·27的战士一个一个地被打伤了。事态正在扩大。我反到底此时正在召开大会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6周年，我们闻听从大明厂翻墙逃出的8·27战士诉说后，立即派人与该厂军管会联系，要求制止武斗，但被厂军管会置之不理。到7789部队反映仍然如此。因此，反复辟指挥部决定派我刚成立几天的《猛虎团》战士120人去营救受难的8·27战友，我们去后要求保守派（“红色造反团”、西师“春雷”、西师附中“无产者”）立即放出被打被抓的8·27战士，而遭拒绝。因此采取了革命行动，抢救我8·27战友。武斗开始了。保守派（包括驻厂的西师“春雷”、西师附中“无产者”）用烧碱水杀伤我团勤务员王昌恒同志（天府煤矿工人，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荣获二等功和三等功）眼睛，还用钢钎刺伤其大腿和腹部。武斗从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保派在我们的强大政治攻势和有力的自卫以及广大群众的愤怒谴责下，不得不放出我被抓的8·27战友，放出了邓玉成等七名勤务员。8·27战友全部脱险后，我们于下午二时撤出该厂，回到了西农。
+
+　　重纺五厂8·27纵队，全纵队加入了我《猛虎团》编为第六中队。
+
+## （二）七月三日开炮事件。
+
+　　七月一日后，原来假撤到天府地区的保派，经过精心策划，以天府煤矿3·18为主的保派，头戴藤帽，手持钢钎、大刀、梭标、土炮，以重纺五厂“红色造反团”非法运用防空警报为号，杀过河来，控制了北碚重纺五厂、工人会堂、人民会堂、44中、控制了半个北碚城。七月二日就开始在北碚抓人。把抓去的人送进五厂（与北碚博物馆）和44中等重要监狱里，后又转入天府南井、北井。是勤务员的就送到重大8·15关起来，如西师8·31纵队勤务员胡继泽就关在重大整整三个月。至中央“九·五”命令后迫于形势压力而不得不释放。
+
+　　（七月三日这天，由北碚各革命组织联合组织起来的北碚《猛虎团》见当地驻军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我们到大明厂及工人会堂等地要求放人而遭无理拒绝，他们向我反到底派开炮开枪（用土炮和鸟枪共开了四炮，炮内装鹅卵石和石块，打第一炮的是北碚木作社的原工纠头目张雨明），当场打死我团战士江福生、胡国均同志，打成重伤53人，抓走20多人。都送到重大8·15去了。在此情况之下，我团于下午八时主动撤出现场。）
+
+　　武斗从此升了一级。
+
+　　七月三日后北碚反到底的处境。
+
+　　七月三日后的处境是很困难的。自西师6·5——6·8惨案之后，北碚的保守势力在党内走资派的操纵之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反到底派进行武装镇压。他们控制了北碚七分之六的地区。北碚整整一座小城被保派的武力控制，嘉陵江以东的跃进公社、红星公社、东阳公社全部被保派控制，那里的反到底派全部被赶了出来。许多人被整得有家不能回。嘉陵江西边的红旗公社、火炬公社、向阳公社、前进公社也被保派用武力控制，那里的反到底派也被赶了出来。
+
+　　北碚的各要害部门：邮电、银行、水陆交通、粮仓等都被保派用武力控制。（详附件五）
+
+　　这时的北碚，反到底派仅仅有西师、西农和周围的红光公社和红岩公社可以开展“四大”，可以比较顺利地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北碚反到底派处于比较艰难困苦的环境中。
+
+## （三）七月八日红岩事件。
+
+　　七月一日以来，北碚红岩机器厂保守组织红岩8·31便积极准备武斗。成立了一个专搞武斗的“七·一”战斗队（即敢死队）。这个武斗队每人有一根长一米七、用无缝钢管制成带三棱刺刀的精制武器，每人还各有匕首一把、钢盔一顶（七月一日就停工赶制了三棱刺刀300多把、匕首和腰刀200多把，锻压钢盔300多个）。他们白天不上班，晚上训练刺杀，由车间党支部书记王德忠和△万钢担任刺杀教员，训练刺杀。该厂军管会主任邹本文对保派积极准备武斗不加丝毫制止，而且支持说：“这些准备是完全必要的，反正材料是自己厂里的，我看不叫什么搞武斗。”
+
+　　红岩8·31在本厂党委书记杨飞（走资派）的亲自指挥下，在本厂军管会的支持下，在保派各种准备工作就绪后，于七月六日伙同工农兵公社的保派向相距不到两里路的重庆光学仪表厂反到底派8·27战斗团发起了进攻，当时被他们用飞刀和钢钎杀死在场的红岩机器厂“硬骨头”战斗队战士二人（共产党员马春富，共青团员王门△）和工农兵公社“卫东”战斗团战士一人，造成了悲壮的“七·六”大血案。
+
+　　七月七日红岩8·31武斗队又勾结当地保派向浦陵厂进攻，将赤手空拳的浦陵厂“红色尖刀”300人超出工厂，造成全厂停产的严重事件。（详附件六）
+
+　　红岩8·31在攻打光学仪表厂和浦陵厂时，将我反到底战士抓去关在厂内私设的监狱里（西师8·31张闯同志也关在里面，七月八日才放出）。我北碚《猛虎团》眼见该厂军管会对保派抓人、打人、关人的非法行为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深感有责任捍卫毛主席他老人家所给我们“四大”民主权利，深感营救同志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在七月八日晨我团到红岩厂要求释放我被抓同志，并立即解除对浦陵厂的武装包围。正当要求受到拒绝，战友又遭杀害，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们协同红岩厂硬骨头战斗队（反到底派）采取了自卫行动。保派当场用枪打死我团战士刘伟（五厂8·27）和阮永清（二轻兵团战士）二人，（刘伟同志左胸中半自动步枪弹后又被保派全身刺伤41处）老保开枪后，驻厂军代表和红岩8·31头头在厂房顶坐阵指挥。
+
+　　事件发生了，我们以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广大的红岩8·31战士知道受了蒙蔽，纷纷放下武器，当一号厂房上的红岩8·31战士放下武器时，遭到了二号厂房上的人用小口径步枪射击，打死打伤好几个人（被我们从房上背下来了）。
+
+　　武斗中，我们缴获的武器有：手枪三支，半自动步枪一支，冲锋枪二支，单筒猎枪一支，小口径步枪二支，钢盔三百多个，长矛三百多把，匕首一百多把。这次保派用了枪，武斗又升了一级。
+
+　　（（四）七月十四日保派血洗前进公社。）
+
+　　（七月十四日晨六点多钟，北碚的保派偷偷摸摸进攻前进公社贫下中农革命造反军。我团闻讯仅仅派了23人前去救护被毒打的贫下中农，反遭到保派一千多人的三面包围，当场我团战士刘连生被保派用仿二式步枪打死。这次前来进攻的保派带的全是小口径步枪和仿二式步枪、中正式步枪。）
+
+　　武斗更升一级，用常规民兵武器了。同时在敌我紧张的情况下，侯国光等11位同志和前进公社的许多贫下中农被他们打伤、抓走，其余同志分散了。我团同志在这种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始组织力量自卫还击，最后营救出分散的十多个同志和贫下中农。
+
+　　这就是北碚的“七·一四”血案。
+
+## （五）七月十五日我团三中队到红岩地区宣传毛泽东思想并帮助社员抢收。
+
+　　自七月八日后，于七月十日，7795部队进驻红岩厂，街上的大小老保又活动猖狂，到处抓我分散的战士。我团为了维护中央“六·六”通令的尊严，为了保证歇马地区的“四大”的正常开展，派三中队进驻歇马乡村医院，他们在那里一个月左右，使歇马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同时恢复了“四大”。他们还组织小分队，利用赶场的机会宣传毛泽东思想，进行讲演。在农忙时又分别派出两个排，到附近的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帮助社员收包谷杆、翻土、栽秧，有的同志手打起了泡，没叫苦。社员们劝他们休息并说：“这才是真正的造反派。”同志们还利用休息时间宣传毛泽东思想，给社员读社论，讲形势，受到社员好评。（详附件七）
+
+## （六）保派无视省革筹张国华、刘结挺首长指示，撕毁协议，制造“七·一七”、“七·二三”惨案。
+
+　　七月中旬，谢、王首长来渝，张国华政委、刘结挺副政委、李再含同志到北碚，我反到底派热烈欢迎、坚决执行张、梁首长关于停止武斗、上交武器的命令。
+
+　　自双方达成协议后，西师8·31、川外8·26、西农8·26等地的工事纷纷撤除，并将自卫的钢钎、炸药全部交到警司。
+
+　　当西师8·31敲锣打鼓送武器到警司时，遭到保派毒打。七月十七日，我团与西农8·26一齐送交武器，同时准备到银行取钱。车到北碚忽然受到保派的围攻。我团战士杨世忠，当时被保派用钢钎刺成重伤，被他们将人一起抢走，至今下落不明。又一次撕毁协议。
+
+　　七月廿三日，北碚地区反到底派上街游行，热烈欢庆谢副总理、王力同志光荣返京，声援武汉造反派。一千多名赤手空拳革命群众，遭到北碚保派中，西师附中“无产者”等全副武装的暴徒的横刀乱砍，当场砍伤一百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字302部队红总战士为制止武斗被砍伤90多人，重伤60多人。我团战士王成杰也被老保抓去，受到人身侮辱，打成重伤。这就是血染街头的“七·二三”惨案。
+
+　　当晚十二点多，北碚保派以天府3·18、西师附中“无产者”、重纺五厂“红色造反团”等头戴钢盔，手持钢钎，有部分拿着步枪，提着手榴弹，开始向西师8·31武装进攻！！！
+
+　　交了武器而赤手空拳的西师8·31和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北碚支队和在校广大工农群众为了顾全大局，不使事态发展扩大，于七月二十四日晨三点钟主动撤离西师。
+
+　　造反派此时只剩下西农和天生桥。北碚城区已全部被保派占领。
+
+## （七）声援845厂，赶走龙车寺保派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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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七月八日以后，红岩公社的当权派袁富贵、武装干事段正玉、公安员唐天伦、工农兵公社的王志高（伪革联常委）等，跑到龙车寺，在工农兵公社、红岩公社、前进公社、龙车食品公司、街道公安“压不倒”等单位调人，于七月十七日在龙车寺成立了一个“红岩司令部”，七月十八日建立领导班子，总指挥马治兵，副总指挥唐天伦，秘书是西师“春雷”的周明华。由此可见该组织是由走资派一手策划和操纵的。西师“春雷”的梁捍东对其爪牙们所说：“‘百万雄师’是我们的亲密战友。”道出其政治路线的反动实质。他们还在此地搞军训，准备参加武斗。
+
+　　845厂是重庆制造炸药和雷管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军工厂，北碚捍红总部调集了一千多人三次进攻845厂，龙车寺的保派由唐天伦两次带队围攻该厂，龙车寺实际上是北碚捍红总部囤兵和进攻845厂的重要据点。
+
+　　（七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7795部队董连长到龙车寺作报告时说：“我们就是希望升级。升了级，问题就好办了。”七月卅一日上午，警司董连长（7795部队）带有战士两人，来到龙车寺与唐天伦、马治彬、袁海洲、王志高、王道模开密会，唐等要下山，说住在“山园”，同时下山打游击。姓董的则对他们讲：“不准你们下山，我们正在双方作工作，但工作还没有作好。你们要提高警惕，有什么问题多多联系。我经常上来，一定保存实力。”）
+
+　　就在七月卅日下午五点多钟，唐天伦送王道模前往北碚捍红总部请示炸桥问题，当晚领得旨意回来，决定炸桥。七月卅一日五点多钟，蹇可元和公安“压不倒”一个姓曹的带了40多人，每人出发前带有十个麻饼，五包米花糖，共用炸药一百多公斤，将红岩的小湾大桥炸毁，断绝了青木关与北碚的交通。据以上情况，我们为了保卫845厂的国家军用物资和人民的生命安全，八月一日，由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财贸冲锋号、西农8·26前去龙车寺，为解除保派对845厂威胁而采取了“围魏救赵”的办法，对龙车寺主动出击，解除了845厂的包围。由于不慎，让炸桥的家伙逃跑了。
+
+## （八）八月二日火炬镇事件（又名澄江镇）。
+
+　　七月一日，由北碚武装部赵庭华到澄江给几个公社作了动员报告。澄江地区卫戍司令部，由火炬公社的党委书记李兴盛和武装干部廖泽文操纵。经常在几个公社抓反到底派的各组织负责人。迫使火炬公社、红旗公社、永红公社的贫下中农反到底派离开家园，逃往西师、西农等地。至此，廿三中学东方红小将便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七月九日晨三点左右，以天府3·18、沙坪坝区八一兵团、西师附中“无产者”、永红公社8·15，在本校8·15战斗团的带领下，突然包围了廿三中学，用土炮、鸟枪大举进攻。当场打死了西农8·26驻廿三中学的董世银同学，廿三中的上官同新、王永龙等十多人身负重伤，其余七十多人全部被抓，于当天下午逼着在北碚背尸游街。（详见附件八）从此澄江又在白色恐怖中。反到底派不敢说话，商店也不敢正常营业了。
+
+　　嘉陵煤矿的保派，趁此大搞打、砸、抢、抄、抓，血洗火炬、红旗公社，到处制造摩擦，逼得造反派走投无路，有家不能回。威胁着合川。在此情况下，我们对盘踞在澄江的老保采取了打击，保卫了澄江的革命秩序和革命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
+　　（九）八月十七日以后，我们经常派出小分队在澄江一带宣传毛泽东思想，张贴大字报。为了便于工作更有利的开展，便于八月十三日派出二、五、六等三个中队前往澄江、三花石和22中分别居住，与贫下中农一起，宣传毛泽东思想。澄江的“四大”恢复了，关了门的商店也正常营业了。
+
+　　（当天，我五中队、二中队行至22中与北泉的途中，忽然遭到河对面（大沱口铁厂和常岩）老保的机枪扫射，当场打死我团战士胡维忠、朱采华（团员）、王学富（团员）等三人，周海合和李朝云两人身负重伤。我们组织了火力还击，才使队伍按原计划到达了目的地。）
+
+　　八月十六日，到公社宣传毛泽东思想回来的第六中队，回到了22中。晚上他们疲倦了，在八月十七日晨四点，北碚“捍红总部”调集了一千多名老保，其中六百多老保从嘉陵江边偷偷地爬过五指山疗养院，用半自动步枪将22中团团封锁，层层包围。晨五点又从公路开来九车武装人员。车是用钢板封焊了的。阻击我前去增援的同志。在老保的强大火力下，我六中队被他们抓了四十七人，当时把六中队勤务员王五二同志（大明8·27勤务员）、毛诗成同志（天府煤矿医生，“东方红”战士）反捆起来，在煤炭工人疗养院大门口枪毙了。后又在北碚正码头将曹绍清（大明8·27战士，53岁，贫农出身，三十多年工龄）同志枪毙了。据说还枪毙了十七人。下午，我们前往将烈士运回。在他们进攻的战场上，我们拾到了残杀我战友的子弹粒（这是重庆警司装备用的子弹）。。
+
+　　六中队只逃出了少数的几个人。整个六中队覆灭了，至今下落不明。
+
+　　这就是血腥镇压，大规模屠杀我《猛虎团》的情况。
+
+## （十）我们最困难的处境和撤离。
+
+　　八月十五日前后，重庆的保派——八一兵团组织人马到北碚，到十七日已纠集了一万多人。保派控制了前进公社，红光公社也受到了很大威胁。此时我反到底派已处于三面包围之中，他们用武力控制了十四个公社的80%的地区，我们吃饭、吃水也越来越困难了。天生桥生活日用品和副食品商店断了货源。生命更没有什么保障。八月十七日，北碚“捍红总部”精心策划，在警司批准后决定于八月十九日分兵三路进攻西农（此计划由×××从北碚带来，他父亲是“捍红总部”负责人之一）。内容详附图九）
+
+　　第一路由北机出发，经过前进公社插北碚棉织社，直取天生桥，攻打西农大门；第二路由红岩公社三元溪过长滩河翻上红岩公社，切断我西农往歇马的退路；第三路由红光公社插西农后山坡占领制高点，封锁我西农后门通往缙云山的退路。
+
+　　我们得知情报后，考虑我们一无工事，二缺武器弹药，赤手空拳被赶出来的家属全部集中在西农，大多拖儿带女。因此决定转移，以避免更大的流血惨案发生。当晚八、九点钟主动撤离西农。这是最后一次撤离出可爱的家乡——北碚。
+
+　　八月十八日，中国人民解放军302步校陷入保派严重包围威胁下，主动撤离了302校园。最后只剩下歇马的四二四部队，在反革命军事围剿下撤出了歇马。至此，保派蚕食控制了整个的北碚区。
+
+　　八月十八日后，北碚的革命造反派有的跑到了成都、北京、永川、璧山、青木关等地，我团撤到了青木关和璧山。
+
+## （十一）八月十三日应邀参加西泉战斗。
+
+　　带着沉痛的心情，革命造反派战士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江津专区的璧山县。当时，铜梁保派“铜联司”，璧山保派“璧联司”，永川保派“专联司”，伙同重大8·15及八一兵匪，凭借西泉险要地势，向铜梁造反派发动了猖狂的进攻，而且计划血洗璧山。在铜梁造反派多次的邀请下，我们考虑到如果璧山失守，将威胁到红色根据地永川县，我们就再没有安身之处了。便决定声援铜梁造反派打下西泉。
+
+　　八月廿二日晚12时出发到西泉，次日晨六时和铜梁革命造反派并肩战斗，赶走在西泉的两千多专搞武斗的保派，救出了被永专联司抓去毒打的造反派战士唐国文等七人。在此次战斗中我团战士唐志强、罗德贵、傅祥禄三位同志英勇牺牲。
+
+　　在战斗中缴获了老保抢去国库的二万多元人民币，由团部勤务员和西泉银行的同志一起将钱送交璧山银行。保护了国家财产，（收据见附件十一）
+
+　　在战场上俘虏的廿一名保派战士，给他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进行政治宣传后，每人发给粮票一斤，钱两元，送回家中。他们在街上贴出了感谢信。有三人根本不愿回去，要求留下说：“我帮你们送饭送水也好，希望把我们收下吧！”在我们多次动员下才挥泪离去。
+
+## （十二）八月廿七日——九月十一日整训。
+
+　　在璧山进行整顿思想、组织、作风，要求同志们用大字报的形式提出意见，彻底消除团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经整顿后，基本上扭转了单纯军事观点等不良作风，使团部勤务员对政治思想工作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提出了向解放军学习的组织建设方向。要求全团勤务员和战士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组织全团对“自己既是革命的动力，又是革命的对象”的学习和讨论。九月三日郭一民同志接见了我们，批评了我们的复仇主义和流寇思想，四日往永川进一步整顿作风，集体学习毛主席著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老三篇》等文章。
+
+## （十三）九月十一日应邀参加泸州平乱。
+
+　　经中央批准的泸州红旗派已经武装起来。
+
+　　泸州保派控制了泸州化工厂（国防工厂）。他们从国库中偷出武器，加上原来驻军部队（7804）的支持，保派实力较强。他们以泸州化工厂为根据地，武力占据特兴、鱼塘、航校、纸厂、白塔等易守难攻的制高点。他们的武器是炮、高射机枪、轻重机枪及各式步枪、冲锋枪，其成员大都是历次转业退伍的军人。
+
+　　在保派的残杀和武力控制封锁下，泸州红旗革命造反派伤亡很大。他们为了保卫沱江大桥就牺牲一百多人，重伤两百多人。在泸州战斗的宜宾方面军牺牲达四十多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泸州红旗派的多次邀请才参加了战斗。同时参加战斗的还有重庆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北碚支队、贫下中农造反军北碚分部、北碚财贸冲锋号。
+
+　　九月十一日晚，泸州红旗派派了十五个车前来接我们，十二日晨到特兴。九月十三日与泸州反动的保守派“泸化兵团”接火，从早晨六点，一直战斗到下午二点。在我反到底战士的英勇攻击和宜宾方面军的有力配合下，终于取得了大的胜利。
+
+　　但是在“泸化兵团”等保派从航校、纸厂退到化工厂后，他们的势力还比较强大，这次战斗中，北碚区反到底革命派伤亡最大，北碚猛虎团牺牲余洗文、王建、魏兴富三位同志，九一纵队北碚支队牺牲九人。贫下中农造反军北碚分部的负责人李天雄同志也光荣的牺牲了。（详附件十三）
+
+　　九月十二日接到省革筹通知，九月十三日下午二时，我们便全部返回永川。
+
+## （十四）得到交枪的通知，坚决执行“九·五”命令。所有的枪支全部上交，于十六日各中队认真学习中央“九·五”命令，《解放军报》七日社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开始上交武器。
+
+　　（九月十七日武器全部送到7784部队（经请示领导同意留下十支枪作站岗放哨用）。现将留下的武器也全部上交了。）
+
+## （十五）交了武器后，不能回北碚，但在永川作了几项工作：
+
+　　1、学习毛主席著作、“8·25”指示和其他的中央文件、中央首长讲话，如江青同志的“9·1”、“9·5”讲话，周总理讲话，特别加强对“老三篇”的学习。
+
+　　2、学习报上重要社论和重要文件。
+
+　　3、刚开始坐下来整理材料，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省革筹、成都军区汇报我们的工作。
+
+## 四、主要错误
+
+　　八月廿四日，部分战士参与夺抢7804部队的武器弹药。
+
+　　八月廿四日晨，我团战士听说公路上在抢警司部队的枪，因西泉战斗后，武器弹药缺乏，有的战士也跑去了，团部勤务组闻讯后，不但没制止，反而参与了。因为当时秩序很乱，勤务组即主动把我团战士组织戒严，以防止坏人趁机捣乱。
+
+　　虽然这次行动不是带头干的，又是在“8·25”指示和“九·五”命令之前，但是这次行动其性质是严重的，这不仅与7804部队的指战员造成了新的对立，更主要的是自毁长城，影响了解放军的战斗力，在客观起了援助敌人的作用。
+
+　　我们在这里向党中央和毛主席保证：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积极开展拥军活动，誓作拥军的模范，主动与警司广大指战员搞好关系。
+
+## 五、存在的问题
+
+## （一）武卫有余，文攻不足。
+
+　　《猛虎团》成立后，是在区反复辟指挥部具体指导下进行工作的，本团没有文攻班子，因而造成文攻不足。由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够，活思想抓得不紧，因而单纯军事观点在团内有一定市场，在七月中旬，此问题在于指挥不得力，《猛虎团》成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而存在，逐渐暴露了文攻不足的问题，才引起勤务组一定重视，补充了勤务员，成立了宣传组，西师8·31周荣推荐了郑书桃（党员）同志协助我团工作，在教工井冈山、九一纵队的具体帮助下，工作逐渐趋于正常。宣传部门除了对外的文攻宣传之外，还负有团内思想、组织建设的任务，提出了突出政治第一，向解放军学习，把《猛虎团》办成向解放军一样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大学校，提出了自己也是革命对象的战斗口号，强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的行动准则。通过较长时期的努力，基本上克服了我团单纯的军事观点，按照“宣传、组织、武装群众”的方针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健康地成长起来。
+
+## （二）流寇思想。
+
+　　我团在保派武器不断升级，处于月牙形武装包围的情况下，考虑到保卫成字302步校和北碚的地理位置，在川东地区防止反革命大联合的重要性，也曾提出坚守北碚的任务，同时撒出小分队带着宣传品到邻近农村和邻县去活动。同时决定以我团和中学生红卫兵九一纵队北碚支队为主的以运动战配合地区游击战的方针建立北碚根据地的任务。由于老保武器升级太快，人员不断增加，又在警司7789部队的支持下，蚕食控制了北碚大部分地区（14个公社占了80%以上地区），惊闻七月十九日警司批准老保围歼我团的计划，因力量悬殊不得已而撤出北碚。造成流浪徒的局面。
+
+## （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不够。
+
+　　建团之初，团部勤务组全部为转业退伍军人，较重视组织纪律。因战士来自各单位、各组织，工作方法又是部队式的，少数同志暂时不能适应。团部强调对保派只收缴其武器弹药、宣传用品，但少数人还是拿了部分私人财物。对此我们作了及时的处理。七月一日大量的组织撤到西农来后，工作更加被动。虽然三令五申强调，也曾通报处理一些严重违纪者（包括清洗、开除、撤职、警告、记过），但由于正面引导不够，个别勤务员没有以身作则，因此长期没有彻底克服。
+
+　　产生原因：
+
+　　（1）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抓活思想进行细致的思想工作作得不够，工作抓得不紧。
+
+　　（2）片面理解革命造反精神，吃老本，仅仅把自己当成了革命的力量，忽视了自己也是革命的对象。
+
+　　（3）自七月一日以来很少听到北京的声音，撤出西农后完全不了解全国、全省、全市的形势，不了解它在这一时期的方针政策，仅仅凭着对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刘、邓、李、任及其死党的无比仇恨战斗着。
+
+　　八月底，我团在璧山县就开始针对团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火线整风，一面又准备自卫作战，以防突然袭击。九月初在省革筹的关怀下，来到永川进行全面组织整顿（整顿思想、组织、作风），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和七月一日以后《人民日报》重要社论和中央文件。组织全团清查坏人，坚强组织，同时就目前形势和任务进行全团性辩论。
+
+　　为了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为人民立新功，做彻底的革命派，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克服小资产阶级派性，全团正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
+　　我们向毛主席保证：为了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为贯彻执行红十条、红五条，在省革筹小组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对毛主席的每一项指示，我们坚决不折不扣地照办，闻风而动，雷厉风行，理解的坚决贯彻，不理解也要坚决贯彻执行，不符合自己想法和局部利益的也要坚决贯彻执行。
+
+　　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改造我们自己，坚决在实际斗争中狠夺头脑中“私”字的权，誓作革命大联合的促进派，誓作大批判的急先锋，有毛主席为我们撑腰，我们保证给毛主席争气，彻底埋葬李家王朝，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其余材料马上整理上报。
+
+　　 一九六七年十月十四日
+
+　　附件一：《北碚各保守大组织与反到底组织状况对比一览表》（原件为表格，略）
+
+　　附件二：《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的成立》（包括天府煤矿、南京分析仪器厂筹备处、缙云山园艺场的反到底派分别写的《我们是怎样加入〈猛虎团〉的》汇报材料。略）
+
+　　附件三、四缺。
+
+　　附件五：《七月一日后保派（捍红总部）控制北碚各要害部门对我实行政治经济迫害情况》（略）
+
+　　附件六：浦陵机器厂红色尖兵战斗纵队参加猛虎团成员《我们是怎样参加猛虎团的》（略）
+
+　　附件七：《〈北碚猛虎团〉7月17日至8月14日期间驻歇马场地区活动情况》（略）
+
+　　附件八缺。
+
+　　附件九：地图（北碚八一五派“捍红总部”进攻西农的路线图。略）
+
+　　附件十缺。
+
+　　附件十一：
+
+## 证明
+
+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西泉2泉后，由我处张德泽同志将库款贰万陆仟捌佰肆拾柒元叁角贰分移运璧山支行暂时保管，是搭猛虎团的汽车到璧山的。现我处已将库款全部运回。
+
+　　特此证明
+
+　　（猛虎团）
+
+　　 中国人民银行铜梁支行西泉分理处（业务公章）一九六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
+　　附件十二《我们的亲身体会》（被猛虎团在西泉武斗中抓俘虏后“教育释放”的先锋煤矿何云生、唐术云、杜孝全，嘉陵煤矿李长安、陈杨森，永红公社费世炳、袁治伦，北碚修缮队丁盛伦等八名八一五派人员所写感谢受到优待的体会。略）
+
+　　附件十三缺。
+
+　　（附件十四：）
+
+## 中国人民解放军7784部队收到重庆北碚反到底猛虎团各式武器清单
+
+　　56式步枪      152支（壹佰伍拾贰）
+
+　　56式冲锋枪    9支（玖支）
+
+　　苏式步枪      6支（陆支）
+
+　　79步枪        2支（贰支）
+
+　　捷克轻机枪    8挺（捌挺）
+
+　　木柄手榴弹    206枚（贰佰零陆枚）
+
+　　高机弹        5发（伍发）
+
+　　警报器        2个（贰个）
+
+　　防毒面目      2套（贰套）
+
+　　手防手雷      2枚（贰枚）
+
+　　小口径步枪    1支（壹支）
+
+　　各种子弹      8648发（捌仟陆佰肆拾捌发）
+
+　　弹带          150根（垸佰伍拾根）
+
+　　弹盒          50个（伍拾个）
+
+　　油壶          30个（叁拾个）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永川驻军支左办公室七七八四部队83分队  叶本禄1967年9月17号
+
+　　附件十五：《北碚捍红总部所属大明白公馆、天府渣滓洞部分刑法调查》（原件为表格，略）
+
+　　附件十六：
+
+## 调查猛虎团部分成员所属单位统计表（原件为表格）
+
+## 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
+
+　　（工矿企业——）
+
+　　（缙云园艺场      16人）
+
+　　（北碚玻璃厂       6人）
+
+　　（北碚长航社      27人）
+
+　　（北碚修缮队      19人）
+
+　　（二○三工区      35人）
+
+　　（天府煤矿        81人）
+
+　　（北碚运输合作社   7人）
+
+　　（北碚房管所       8人）
+
+　　（嘉陵煤矿         2人）
+
+　　（搬运站           9人）
+
+　　（大明纺织厂       8人）
+
+　　（北碚铁作社       2人）
+
+　　（水管厂           4人）
+
+　　（九人民医院       4人）
+
+　　（北碚机械厂      32人）
+
+　　（北碚木作社      7人）
+
+　　（小计：16个单位267人）
+
+　　（财贸系统——）
+
+　　（北碚合作商店     2人）
+
+　　（副食品公司       4人）
+
+　　（蔬菜公司         5人）
+
+　　（百货商店         2人）
+
+　　（煤建公司         1人）
+
+　　（朝阳修补社       4人）
+
+　　（朝阳服装店       7人）
+
+　　（竹器社           1人）
+
+　　（猪鬃社           2人）
+
+　　（五金商店         5人）
+
+　　（食品商店         1人）
+
+　　（服务商店        11人）
+
+　　（小计：12个单位45人）
+
+　　（人民公社——）
+
+　　（工农兵公社      39人）
+
+　　（红岩公社        28人）
+
+　　（东阳公社        22人）
+
+　　（火炬公社        50人）
+
+　　（红旗公社         9人）
+
+　　（巴县三△公社     8人）
+
+　　（前进公社        38人）
+
+　　（永红公社         5人）
+
+　　（向阳公社         9人）
+
+　　（红卫公社        13人）
+
+　　（东方红公社       6人）
+
+　　（小计：11个单位227人）
+
+　　（学校——）
+
+　　（红岩民中         1人）
+
+　　（天府燎原小学     3人）
+
+　　（燎原民中         1人）
+
+　　（巴县二中         1人）
+
+　　（佛耳岩小学       2人）
+
+　　（东阳△湾小学     1人）
+
+　　（小计：6个单位9人）
+
+　　（街道——）
+
+　　（歇马             4人）
+
+　　（北碚            84人）
+
+　　（黄桷镇           4人）
+
+　　（小计：3个单位94人（注：原文如此，据以上数字合计应为92人））
+
+　　（机关团体——）
+
+　　（柑橘研究所       2人）
+
+　　（小计：1个单位2人）
+
+　　（合计：49个单位644人）
+
+　　（原注：）
+
+　　1、此件系我反到底北碚各革命组织十五名代表所组成的“制止武斗谈判小组”，九月二十三日赴北碚谈判中，从警司的复写纸里发现带回。当时我方人员向警司代表借用复写纸，在警司人员拿出给我方使用的复写纸中，发现多种表格痕迹，当警司人员查觉后，用新复写纸强行换去，我方代表仅收藏保存下这张由两页复写纸拼成的表格。
+
+　　2、我反到底北碚《猛虎团》六月十五日成立，警司人员六月十七日就着手整我团材料，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
+　　3、此件格式完全照原件复制。
+
+　　说明：此件系汇报材料，仅作内部参考，其中有些事实可用，但严禁将全文抄出，也不得自己翻印。
+
+　　 猛虎团宣传部一九六七年十月
+
+　　· 来源：
+
+　　重庆军工长安兵团六二○翻印（油印资料），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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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 --git a/CCRD/0/8/3/000033.txt b/CCRD/0/8/3/000033.txt
new file mode 100644
index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c32de1b0619a13505375313fcd0297de98643d53
--- /dev/null
+++ b/CCRD/0/8/3/000033.txt
@@ -0,0 +1,169 @@
+# 我的主要错误
+
+　　<宁夏军区、江波>
+
+　　我在支左工作中，站错立场，违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作了杨、马黑帮代理人朱声达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合谋者、积极推行者、顽固的坚持者，犯了方向、路线、立场严重错误。上抗中央文革和兰州军区的领导，下压革命群众，支持保守势力，武装镇压了革命造反派，对党、对人民犯了大罪。
+
+## 一、镇压革命群众
+
+## 1、对“联委会”假支持，否定斗争大方向。
+
+　　今年1月27日“宁夏联委会”从杨、马手里夺得了党政财文大权，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我表示支持。但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不到他们斗争大方向， 把夺权过程中出现的缺点无限上纲，借口夺权“条件不成熟”，是“甘春雷策划的假夺权”，“联委会执行的政策是右派的东西，右派夺了权”。于是决定撤销对“宁夏联委”的一切支持，并于2月11日军区正式发表《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的支持和援助的声明》，又在2月19日抛出来一个《告全区人民书》，给夺权不过半个月的革命派定了“虚构大联合，伪造三结合”，“一小撮不纯分子纠集在一起把持领导权”等五条罪状，掀起对革命造反派政治大围剿，妄图政治上搞臭“联委会”，在组织上打垮造反派。同时，提出了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的反动口号：“打倒联委会，彻底闹革命”、“揪一小撮右派头目”，造成了社会上大抓“一小撮”的黑风。
+
+　　制造舆论。大量印发宣传反“一·二七”观点的传单，连篇累牍地进行口诛笔伐，把这些传单散发到城市、农村、军内、军外，甚至全国，流毒甚广。把“一·二七”作为革命与不革命的分界限，挑动群众斗群众，把联委负责人安建国同志给我的来信，公布于街头，挑动群众围攻安建国同志。
+
+　　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的合法地位，灌输反“一·二七”的错误观点。规定军区召开的生产工作会议不吸收支持“一·二七”观点的人员参加，建立的生产第一线指挥部的工作人员只选择反“一·二七”观点的干部，这种做法不仅加宽了“一·二七”这条界限的鸿沟，而且大大的妨碍了生产。
+
+　　抓情报，分化内部。在2、3月间，我利用了解《倒海翻江》战斗队情况的有关人员马志明、李保金、赵培中等人，了解过联委内部情况，他们供给“三·七”声明发表的活动情况（5月后再无联系）。整理黑材料，准备分批地把有些革命群众组织诬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第一批非法的取缔了原联委所属的银川市清洁大队《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和市中医院《革命造反联络站》，使一些坚强的革命战士遭到严重的政治迫害。在军委十条命令下达后，才停止这一罪恶活动。
+
+## 2、宁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为帮助我们改正错误，于3月7日发表声明，呼吁同军区协商解决分歧。
+
+　　我们却诬它是“宁夏联委一小撮右派头目及幕后策划人玩弄的大阴谋。”我们之间不存在协商问题。在朱声达提出了“五条原则”对策，发起了名为“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的攻势作战，妄图以政治攻势和军事威力相配合，搞武装大游行，对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敦促革命造反派投降，在这个《作战计划》中提出，如不投降，要采取专政措施，把革命造反派当作敌人。在我们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出现了诬蔑《三·七》声明是“战犯求和”。正如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大字报中所指出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
+## 3、支持筹备处，对抗总指挥部。
+
+　　在二·一一声明后，我主张把工作重点放在区级机关，错误地认为有利于发动杨、马、甘的“知情人”（实指保守派）起来造反，彻底揭开区党委阶级斗争盖子，根本没有从两条路线斗争观点去分析形势，盲目地把打倒杨、马、甘、李、吴作为斗争方向，先把斗争矛头指向甘春雷，目的是打倒“联委会。”
+
+　　在2月份派出2名干部，4月份又派何其仁加强筹备处的服务工作。但是，我也和10多个部、厅级干部接触，这里有：王恩祥、包如林、张士珍、艾青山、胡春浦、施铸英、韩觉民、何林青、马世芬、彭尔宁、马予真等人交谈过，游说他们创造条件在适当时机“站出来”。
+
+　　再是和丁毅民、李微冬、马杰等都交谈过意见，谈的主要是他们受迫害的情况及对形势的看法和他们的观点，我基本上是同情他们的。
+
+　　我有扶植“筹备处”的指导思想是抓好两头（机关、基层）四个方面的工作（机关、工厂、学校、农村）大量派出工作组，名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把调查、宣传、帮助工作三者结合起来。妄图使“筹备处”成为推进革命大联合的核心和群众组织基础，为重新夺权作准备。和总指挥部相对抗。
+
+　　“筹备处”是我们一手扶植下迅速发展起来的。是我们利用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热爱和信任。有一些干部在我们的错误蒙蔽、欺骗下走入歧途，我玷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对不起广大人民群众，内心极为羞愧，向筹备处的同志认错。
+
+　　“宁夏总指挥部”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英勇地和杨、马斗争，夺权后他们又和杨、马代理人朱声达作顽强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和朱声达站在一起和他们对抗，给了他们严重打击，给宁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到严重的损害，对党对人民犯了大罪。向总指挥部请罪，向革命造反派和全区广大革命人民请罪。
+
+　　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罪责。
+
+　　由于我站在反动立场上，顽固地坚持错误，攻上压下，欺上瞒下。中央218号文件指示，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对党中央的批评无动于衷。并错误地认为“情况不严重”，也不组织党委学习和检查，更没研究提出执行的措施。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态愈来愈严重，以致连续发生了永宁、吴忠、青铜峡的政治流血事件，欠下了人民的血债，我是有严重罪责的。
+
+　　1、妄图以“六·六通令”打击造反派。只看现象不看本质。我一度把打、砸、抢的过错嫁祸于革命造反派。借口执行六六通令，通过卫戍司令部设立专办机构（吸收地方政法部门参加）来对付造反派。6月，我在卫戍工作会议上讲：“对六·六通令要执行得好，还要执行得通，就要打破“观点论”，不要以“一·二七”为界限，不论那一派都要以客观的、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在阶级斗争中讲“公正”是阶级调和的谬论，你不站在这一边，就站在那一边。事实是卫戍司令部对总指挥部报的案件，XXX不受理，我也不去追查。
+
+　　在6月下旬，又以卫戍司令部名义发表呼吁书，制造舆论，阴谋打击革命造反派。
+
+　　六·六通令是要保障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在第七条中指出：如革命群众组织要模范的执行，积极的宣传，大力协助。而我对“执行得通”不是强调突出政治，而是讲：“客观公正”这是对六·六通令的歪曲。对朱声达把六·六通令篡改为“是进攻的”，要建立“军威”，在军区机关给职工发武器，我没严加抵制。
+
+　　2、玩弄两手，搞折中主义。
+
+　　在7月中旬，马克同志传达洗政委再次指示：一定要改正错误。军区党委讨论决定坚决执行。改正错误的决心已定。同时，我又支持筹备处的头头在军区开会，研究加强工作。错误地认为筹备处即使保守组织，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正错过后，还可以转化成为革命群众组织。既可以减轻我们的错误，又有利于做群众思想工作。这完全是从“我”字想问题，不从阶级利益、人民的利益、革命的利益考虑。当时，我应当肯切地向他们讲明自己的态度，建议他们作转变错误的思想工作，采取正确工作步骤，帮助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事后还继续批发粮钱给他们济急，随便答复了李冠球，银川市散在郊区的人员可借吃公粮。管了我不应该管的事。不考虑问题的后果。
+
+　　3、没有严肃及时处理吴忠武装部的错误。
+
+　　在6月，吴忠武装部部长王光福决定：造反派冲进武装部就“开枪”，对军区的批评他反对，扬言“脱离军区领导”。我没有及时严肃处理。后来，朱声达还表扬他搞得不错，并要他总结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的经验——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经验，我没反对。当时，看到吴忠武装部的问题很大，两次派人去受围攻，军区领导不亲自处理，是严重的错误。
+
+　　4、8月初，总指挥部安建国同志找我商谈研究了共同组织工作组去吴忠宣传农民解围。《秋暴》也有代表来要求。贾继毅同志愿亲自率领工作组去，在准备中遇到思想工作的阻力作罢。我没有挺身而出，让他失掉了应做工作机会，负有重大责任。
+
+　　5、对石嘴山六·一九事件性质看错了。经兰州军区党委及时的指出我们的错误：（1）对待群众组织是有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倾向，把与不同意见的一派群众组织的行动说得一无是处，（2）把群众组织之间发生的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把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某些过火行动，甚至看成要搞“反革命暴乱”，（3）把党内“走资派”和个别坏人煽动群众搞的一些事情不加分析的加在群众头上。这样实际上是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军区党委讨论接受了这个批评。但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下去。我简单的向正在军区开会的直属县市人武部传达了一下 便完事，这是严重的失职。可以肯定的讲：这个指示精神切实贯下去了，不会出现永宁、吴忠、青铜峡那样严重的事件。
+
+　　6、石嘴山事件，各地大量群众来军区示威，约达几万人。在我接见群众讲话，表示继续支持大联合筹备处。来迎合群众情绪过关。这是公然继续蒙蔽群众、欺骗群众的复仇情绪。造成群众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
+
+　　7、轻信谣言，谎报情况，乱批电报（包括签发独立师，军区机关的）向上级施加压力。惊慌失措，束手无策，期待中央正式表态。
+
+　　现将我8月4日，向兰州军区首长，发了一个极其错误的报告。现检查如下：在报告中讲：“银川地区武斗局势仍在严重的发展，从各方面迹象，事态要继续蔓延各县。若我们不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会有更大的流血事件。后得第三者（指和我联系工作的张俊贤同志）探得总指挥部负责人意见：（一）军区立即退出支持筹备处，（二）军区公开承认错误。只要军区声明一发表，他们立即停止武斗行动。我同意这个意见。好处是：我从实际行动改正错误，解放筹备处老造反派自抉前途：我们立于主动地位，暂时不对任何一方支持（注：当时，我这样想是倾向发展三势力鼓励派性），也是错误的。利用这个机会整顿支左队伍。但常委几个同志不同意，先发表声明，主要是怕引起部队更大的波动。打乱了原定工作步骤，但时机拖延，我们的检查（注：军区党委检查错误向中央的报告）还不能上送，待中央审批再表示，拖得过久更陷入被动。
+
+　　再是8月6日谎报“总指挥部要拉军区几个负责人作攻打永宁的开路先锋”的谣传。这一报告就犯下3条大罪：（一）造谣、诬蔑总指挥部，（二）谎报军情，欺骗上级，（三）个人怕死。把革命不怕死的意志“修”掉了。当时，没有严格控制军区机关乱发情况报告，都应负严重责任。
+
+## 二、对抗中央和兰州军区的领导
+
+## 第一、对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指示拒不执行
+
+　　1967年5月30日，“筹备处”下属《西野六兵团》砸、抢了新华社宁夏分社。事件发生后，我没有重视调查处理，也不向中央报告。
+
+　　6月5日，中央文革办事组直接给朱声达电话指示说：这是一个严重政治事件，责成军区把闹事的头头抓起来追查处理，把抢去的全部文件和物资负责追回，把事调查清楚依法论处。当时，党委研究，根据指示执行。在执行中遇到阻力后，我的态度是不坚决的。错误在：（1）同意搞“专案调查”妄图否定指示的执行；（2）我们抗拒执行三点指示，引起广大革命群众愤慨。在“七·三”总指挥部叫我去辩论时，我在大会上借口“情况有出入”要再调查处理，大肆煽动群众炮打中央文革。在军区内外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影响。是一个严重的犯罪行为。
+
+　　1967年7月18日，中央关于宁夏日报印刷厂“红色工人纵队”中个别人员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二、三卷时，在扉页环衬边上印上了反动标语口号，用来攻击革命群众组织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通报下发后，我仍然当作“一般问题”来对待，既没有组织党委学习检查，只叫报社军管会作检讨，并以代替军区党委检讨上报。企图就此了事。
+
+　　兰州军区曾在7月下达六条指示，命我们赶快处理这一问题，并派来工作组调查。他们在工作中遇到刁难。我都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军区工作组对我们提出批评说：你们处理困难，也要向中央、兰州军区请示报告。我一直未执行。这件事没有严肃处理引起的恶果：（1）筹备处的个别头头，煽动了印刷厂“红色工人纵队”大批工人赴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2）军内外出现了“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中央《222》号文件是刘邓黑线上来的”等反动标语；（3）继续欺骗和蒙蔽了群众，加剧了广大不明真象的群众和革命造反派对立。
+
+　　我的严重错误：（1）对这一严重政治错误不亲自负责，不仅是大的失职，是立场错误，（2）对反对毛主席污辱毛主席著作不愤恨，不警惕，不追查，（3）不抓住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的关键，扭转方向，从实际行动改正错误。军内外都有议论，中央《222》号文件，是中央对宁夏问题的“表态”。我还无动于衷，是不可容忍的态度。
+
+## 第二、封锁、抗拒兰州军区的指示
+
+　　今年4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首长根据中央文革、全军文革的指示精神，先后以电话、口头、文字等方式对我们支左工作中的错误作过多次指示。指出支持错了，督促改正。对这些指示采取了对下封锁，阳奉阴违。篡改歪曲，拒不执行等手法搪塞。坚持错误，蒙蔽群众。
+
+　　今年4月，冼政委直接给朱声达两次电话指示，督促改正错误。朱声达和我以“上级不了解情况”准备赴京汇报，妄图说服中央承认我们支持对了。
+
+　　5月份，朱声达和我赴京汇报时，兰州军区张、冼首长再次指出支左支错要很快转。我们又没有认真地原原本本向军区党委传达首长的指示。朱声达反而篡改为：张、冼首长没有肯定我们是支持错了，还是对了，只是那么个反映，我们有我们的情况而拒不执行。我的错误是：（一）不坚持原则，抵制朱的错误态度。（二）我没有认真传达，向下封锁。（三）改正错误决心不大，搞折中主义，不从根本立场方向扭转。改变斗争口号，强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抓实质问题调查，一是打算再次向中央反映，一是争取对三派组织都支持，否认阶级斗争。
+
+## 第三、以“反映情况”为名，向中央施加压力。
+
+　　5月份，我们带着一套肯定“筹备处”，否定“总指挥部”是革命造反派的材料，在北京汇报，结果未得逞。但还不甘心，总认为是我们的情况反映得不如总指挥部反映得快，不系统，不从根本和斗争大方向去考虑。更可怕是不相信张、冼首长的指示。除准备材料再次汇报，在7月份利用独立师数次向中央文革和兰州军区发报片面反映情况，同意韩练成同志直接向总理和杨代总长发报，利用马老太太赴京争取会见周总理反映情况。并支持军区10多人上京“告状”，名为汇报情况，实给中央施加压力。
+
+## 第四、重大问题不请示报告
+
+　　军区支持，退出联委，又支持筹备处，军管公安机关、宁夏日报等都没有向中央正式报告。借口向上级作了“一般情况”反映说成是汇报上级，欺骗、蒙蔽群众。
+
+　　对抗中央和兰州军区的领导，多次抗拒上级指示，这是我犯错误的关键的关键问题。主要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彻底改造。在文化大革命中，受了些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把自己降到一个一般群众水平（实际还不如一个红卫兵思想的水平），完全背离了林副主席的指示。对上级的东西要闻风而动，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切记这沉痛的教训。
+
+## 三、关于和杨、马、朱关系交待
+
+　　对杨静仁：忠实地执行过他的黑指示。
+
+　　一、在60年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时，我是参与者，并担任朱声达领导的小组长的副组长之一。对打击陷害刘格平同志的斗争表过态，划清界限，同时也支持了朱声达打击、排挤马思义同志的罪恶活动。我的责任：（一）在军区开会支持斗争；（二）没坚持向中央军委和兰州军区报告，批准了离军处理；（三）对马思义同志受生活虐待，未予过问；（四）今年，马思义同志“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默许军区接待站非法公布了马思义同志历史档案，使他受到人身攻击。
+
+　　二、1965年5月，杨静仁指定我临时主持西吉社教团工作。在西吉社教运动受了杨静仁在永宁“试点经验”影响较深，例如神秘的扎根串连，包办代替，经济挂帅，盲目追求钱、粮数字等。
+
+　　同年9月间，还阻止固师、吴忠师范红卫兵到西吉串连活动。最后怕红卫兵阻拦社教队伍，决定提前一周时间逃出西吉。造成坏影响。
+
+　　同年9月，杨静仁指定我传达贯彻西北局7月黑会精神，宣传西北局刘??涛领导正确，毒害了到会干部。
+
+　　在二·一一声明后，杨静仁先后给军区2次信。表示支持声明，我不理睬，也不向中央报告，实际同情，没有划清界限。
+
+　　宁大指挥部，把杨、马拉到北京斗争，是不相信宁夏群众。矛盾上交，搞了经济主义。问题未揭发彻底，为杨、马鸣不平。
+
+　　今年3月，有西野《浙青控诉团》，将汪峰由兰州拉来批斗，借口干扰大方向”劝说他们从速送回兰州，使汪过关。
+
+　　今年3月，由总指挥部《翻江倒海》在反地方民族主义斗争中受迫害的干部起来造反。借口不准搞翻案，向中央请示报告，妄图阻止他们造反。
+
+　　支持保守势力，为杨、马复辟效劳。对马玉槐，只是一般关系。
+
+　　由于我中《黑修养》奴隶主义的毒害深。不具体分析正确或错误的领导，态度不明朗。划不清界限。从现象看杨静仁工作不错。不了解杨、马过去的底细。看看中央的正式态度而定。直到去年11月，我还和朱声达向杨静仁汇报过兰州军区四干会议情况。我以军地相互尊重的正常关系去看待过去杨、马、朱的不正常关系。丧失原则，丢掉警觉，是我在支左工作中站错立场的原因。
+
+　　对朱声达：
+
+　　在支左中我和朱声达站在一起顽固地推行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我还做了保护朱声达统治的工具，当了保朱的急先锋。
+
+　　今年1月13日，区级机关革命造反派，为朱声达非法处理“4个犯人”的问题来揪斗他，朱装病不见，我去代他辩解。
+
+　　5月间，没有支持《井冈山》、《北京公社》揭发“4个犯人”的问题，并且为他们找个“秘密”地方清理材料（独立师西湖农场）。 清理后，他们认为无问题，因牵涉到朱声达便未揭发。后来，还建议《宁三司》以无问题揭发释放。
+
+　　反感地方造反派来声讨朱声达。朱拒不接见，我去代他辩解，谈判保朱过关。象多次和宁大、《东野》革命小将，因争论在军区贴大字报的问题辩论，宁三司对朱“静坐”斗争的谈判，“七·三”群众大会上错误的辩论等，为保朱卖力。
+
+　　保朱主要是立场、观点基本一致。私字作怪，看不透朱声达的反动本质，错误地认为领导还信任他，而信赖，害怕负责，一切重大问题按照朱声达的意图办事。丧失党性原则，不坚持斗争。当军区党委内两条路线斗争较明朗化的时候，我路线觉悟不高，还和朱站在一起反对观点正确的同志。
+
+　　保朱的后果：通过保朱，保护了杨、马。强化了朱声达坚持错误的抗力，增强了部队转变错误的阻力。
+
+## 四、打击军内造反派
+
+　　在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关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同志站出来和军区错误领导作斗争，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而我却把它歪曲是“立场有问题”“组织纪律不强”“违背高度集中统一”的错误行为加以反对，使他们受到严重打击。
+
+　　打击赵治同志：赵治同志是军区最早支持总指挥部的。把他从教导大队调回军区机关软禁、批斗、监督劳动。
+
+　　反对张怀礼同志：张怀礼同志是在6月份向军区党委建议讨论“支左”方针问题，没有支持。对他和总指挥部同志的接触受到司机的监视没有批评教育。机关群众对张怀礼同志围攻没有及时阻止了。我还恶毒地攻击张怀礼同志想当“张日清”。错误地批评张怀礼同志“背着党委的个人行动，是组织上的错误”。一度使张怀礼同志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
+
+　　不积极支持刘德夫同志限期交还宁大指挥部的展品的意见，反而在“七·三”群众大会上攻击了刘德夫同志所采取的正确立场。煽动了军内外不明真象的群众对刘德夫同志围攻，甚至连其家属也遭受迫害。
+
+　　在7月份，军区机关严重的白色恐怖，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对支持“一·二七”观点的同志污辱、谩骂、围攻、殴打。群众斗群众。当时我不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从根本上去提高无产阶级觉悟。妄图以组织纪律来约束。由党委提出几条规定来限制，效果适得其反。
+
+　　现在清醒了。当时机关白色恐怖气氛来源于军区主要错误的领导。我的错误观点流毒很大，必须严加批判。
+
+　　“行动不离党委口径”又叫“坚持党委口径一致”。这在错误的领导面前就保护了“一言堂”。就是坚持“二·一一”声明，坚持朱声达的基调，是我坚持错误的谬论。
+
+　　“不准把不同观点暴露在军外的原则”。是大大压抑了许多同志的革命行动。煽动了群众对坚持正确观点斗争的同志迫害。辱骂他们是“叛徒”“特务”“里通外国”等进行人身攻击。
+
+　　“组织服从，思想不通”。我在5月中，向兰州军区康副司令员汇报工作情况时，谈到：我们支持错了，中央决定了，组织上服从，思想不通。我这一句反毛主席反中央反党言论流传很广，危害很大，必须严厉批评，肃清流毒。
+
+　　在7月份，军区机关、部队、少数人民武装部，对当时形势发表了错误声明。这显然是不明真象或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进行煽动的。对此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制止，也不是严肃地明确指出是严重错误。机关群众压我表态时，只讲是“不妥当的”。无原则的“和稀泥”没有将这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诱导到无产阶级的革命性、组织纪律性的轨道上来。我这一错误造成的后果：（1）严重的打击了军内造反派；（2）蒙蔽了群众。挑动了群众斗群众；（3）增强了军区部队及时改正错误的阻力，把部队引入了歧途。对我的错误应彻底揭发，深刻批判，肃清影响，帮助受蒙蔽的群众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以斗私，批修为纲，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前进。
+
+## 我犯罪的根源
+
+　　我这次犯罪，不是偶然的。有阶级根源，认识根源，历史根源。是我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思想蜕化，斗志衰退的结果。私字多了，公字少了，给“修”字开了门。不用心工作，不深入实际，不联系群众，不抓学习。官气十足，架子大了，头脑懒了。在“支左”复杂的斗争中，轻易表态，轻易行动。知错不改，顽固坚持。千错万错，就是错在不听毛主席的话，不读毛主席的书，不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实践斗争使我切身体会到林副主席这个教导的深远意义了。
+
+　　我的罪过是严重的，教训是深刻的，心情无比沉痛。但我决心在党和同志们帮助下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清算我的罪行。教育我自己，教育受我的错误影响，而被蒙蔽的群众。使我能随着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前进的步伐中带罪立功。
+
+　　这个检查很不象样子，恳请同志们大力揭发、批判。
+
+　　 江波1967年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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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 @@
+# 上药二厂九个赤卫队员写的《向毛主席请罪书》
+
+　　<宋志云、王阿头、曹林、魏涨生、李忠发、冯永山、沈光银>
+
+　　（敬爱的毛主席：）
+
+　　我们向您老人家请罪。我们是错了，完全的错了。
+
+　　昨天，我们上药二厂几个同志在赤卫队总部的蒙蔽下，随同嘉定地区联络站代表，到《人民日报》询问《人民日报》转载《文汇报》登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情况。由于我们受了赤卫队总部的“《人民日报》编者按有问题”这个极其反动言论的蒙蔽，极其错误地认为这篇文章未经您老人家批准，而是《人民日报》编者提出来的，因而写了一张极其反动的大字报──《愤怒的控诉，强烈的抗议》，极端错误地向《人民日报》的编者提出了抗议。这是个极大的犯罪行为。
+
+　　经过北京和外地革命群众的帮助，我们看到了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受了坏人的骗，上了坏人的当，我们站到了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对抗以您老人家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深恶痛绝自己的犯罪行为，向您老人家请罪。
+
+　　这次严重错误的根源，是我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因而在大风大浪中迷失了方向。我们一定吸取这次严重错误的教训，擦亮眼睛，提高警惕，站稳无产阶级立场。
+
+　　我们向您老人家保证：
+
+　　一、坚决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按您的指示办事，做您的好学生。一定在文化大革命中，灭资兴无，不断改造自己，破私立公，紧紧跟着您老人家闹革命。
+
+　　二、我们这次来京控告，是完全错了，我们受了赤卫队总部的蒙蔽，我们要大造赤卫队总部的反，揪出幕后指使人。
+
+　　三、我们坚决响应您老人家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立即回到上海去，参加单位的文化大革命和生产斗争，对于我们这次来北京给生产上带来的损失，我们一定补起来！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药二厂分队  宋志云  王阿头  曹林  魏涨生  李忠发  冯永山  沈光银等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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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1 @@
+# 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
+　　<韦国清>
+
+　　（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各位领导同志，广西“四·二二”赴京代表团，广西“联指”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同志们：）
+
+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十分关切广西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五月初，邀请广西双方代表团，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亲切地八次接见双方代表，以及其它一些小型接见，都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教育、极大鼓舞和极大鞭策。广西的文化大革命正沿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广大革命群众正在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并正在大力促进和开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衷心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
+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广西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地向毛主席认错，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认错！在运动中，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三月底我到北京后，又多次得到中央领导同志谆谆教诲和极其重要、极其恳切的批评，使我认识和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前进，有了更加明确的方向，对中央领导同志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帮助，我表示诚恳接受和衷心感谢！
+
+　　 去年底和今年初，我代表区党委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过三次，但很不深刻，特别是没有深挖犯错误的根源，觉悟迟，改正错误的行动不快。我决心老老实实检讨错误，迅速改正错误，到群众里面去，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下面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
+## （一）
+
+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我对这场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理解很差，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思想跟不上形势，在一些问题上还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特别是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很不理解，保守思想严重，对群众起来造反看不惯，怕打破旧秩序，怕影响生产，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因而，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违背了毛主席关于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站错了立场，站到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对革命群众采取防范、躲避、限制、压制等办法，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
+　　运动开始，由于我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和压制了群众。工作组派不出那么多，就把一部分已经搞起来的单位暂停下来，大大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在搞三个“横扫”（横扫钻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扫一切腐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封建的意识形态）中，我没有明确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结果是把矛头指向一些群众，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使许多敢想、敢闯、敢革命、敢造反的革命群众，遭到围攻和压制，不少人还被扣上“反革命”、“右派分子”、“牛鬼蛇神”等政治帽子，受到委屈和迫害。我感到非常痛心，并再一次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
+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桂林，对挑动工农群众围攻革命小将的两个市委书记，在请示中央、中南局后，撤了他们的职。但我只限于组织处理，没有真正提高到方向路线错误来认识，更没有检查区党委在这个问题上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承担责任，吸取教训。对待敢想、敢闯、敢于向区党委、市委的错误开火的革命小将，我在思想感情上，不是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肯定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支持他们起来革命造反，而是把他们的某些缺点看得严重了一些，加之我没有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进行阶级分析，看他们是否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而是片面听取汇报，就极错误地认为他们是受坏人背后操纵，在“闹事”。于是，我提出对要害部门加强警卫，在机关、工厂成立赤卫队，防止红卫兵冲击。把革命小将视同洪水猛兽。我还请桂林步校派出宣传车，宣传“十六条”，要文斗，不要武斗。实际上，是把矛头指向头一天上街游行的“桂林老多”，起到了挑动群众斗学生的作用，使革命小将又一次遭到围攻。特别严重的是，当我听到一些片面的、尚未证实的汇报后，更加害怕群众，害怕坏人钻空子，煽动“暴乱”。除了提出把师院民兵枪枝的机针拆掉外，八月十九日、二十日两天，先后调动几个连队，集结在郊区桂林步校，加以防范。我这种对革命小将如临大敌，请派军队防范的做法，是极端错误的。派宣传车及调动部队的错误完全由我负责，解放军是没有责任的。在这个问题上我滥用了解放军的威信，损害了解放军的崇高声誉。在这里，谨向解放军同志们赔礼道歉。
+
+　　在处理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的问题上，我是十分错误的。九月八日下午，桂林，南宁，北京一些革命小将到区党委静坐绝食，要求迅速解决桂林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他们的要求是合理的，革命热情是可贵的。但是由于我对绝食思想上有反感，没有立即接见他们，只派了当时候补书记霍泛等人去。次日上午，我前往接见时，革命小将比较激动，社会上却谣传我被打重伤住院了，并出现了很多捉拿凶手和赶走南下串连队的标语和大字报。对这件事，有些小将要我发表书面声明，澄清事实真相，我只是在九、十日两天，分别开干部会和工厂、学校、机关职工群众代表会，口头说明情况，没有及时发表书面声明；同时我在讲话中只限于说明当时的具体情况，没有积极赞扬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充分肯定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消除当时出现的指责革命小将的一些舆论和错误做法。因而，在桂林、南宁等城市均发生了围攻南下串连队的情况；有几个县城还开了声讨“桂林老多”的会议或游行，使革命小将受到压制和打击。在这里，我再次向南下串连队及“桂林老多”的革命小将赔礼道歉。
+
+　　在处理三江问题上，由于我不是站在到三江参加四清及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民族学院革命小将一边，坚决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对压制文化大革命，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有关领导干部只是当作违法乱纪来处理，因而我在九月廿三日提出了解决三江问题的六条意见，态度很暧昧，和稀泥，实际上是迁就了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压制打击了中央民族学院的革命小将，继续犯方向路线错误。十一月底，民院小将再次来广西，区党委和我承认了错误，重新作了处理，才将这个问题解决。
+
+　　在党政机关运动的部署上，“十六条”规定大中城市的党政领导机关，是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由于我不相信群众，害怕机关与学校同时开展运动，干部学生内外结合，把机关搞乱，而没有认识到“不破不立”，不把旧秩序打破，新的革命秩序就建立不起来。加之当时党政机关大部分干部下乡搞四清，我没有下决心把他们及时抽回来，而是把三分之二的单位的运动，推迟到十一月底才搞，使广西区市党政领导机关的运动落后了一步。
+
+　　 中央工作会议后，在区党委三级干部会议及区直机关动员会上，我没有发动大家集中揭发、批判区党委和我的路线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只是在常委扩大会上作了一次简单的自我批评，便笼统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既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又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结果，区党委和我的路线错误，没有得到集中的批判，实际上把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层领导干部。使三级干部会议没有开好，区直机关的运动走了弯路。尤其严重的是，当时我对伯达同志的报告，虽在中央工作会议发言时表示完全拥护，但由于我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仍很不理解，因而对报告中某些问题也还不理解，在思想还没有完全弄通，当把报告印发下去时，认为原则性很高，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没有思想准备一下子是接受不了的。对本禹同志的关于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建议当时更是思想不通，害怕红卫兵去“冲”，怕影响农业生产。伯达同志的报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科学地、系统地、完整地总结了两个月来运动的经验，最坚决捍卫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本禹同志的建议也是正确的。而我脑子里旧条条框框太多，对新鲜事物、正确的指示和意见接受很差。我这种思想是极其错误的。
+
+　　我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方向路线错误外，近几年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也有不少错误，如在一九六二年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推销的“大段包工”联系产量的田间管理责任制的试点，并一度大砍社办企业，而没有认识到这种损害集体经济的作法实际上是复辟资本主义，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四清运动中，执行了中国赫鲁晓夫所推行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所谓“桃园经验”，排挤和打击许多基层干部，静止孤立地发动群众，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这是极其错误的。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制定“二十三”条后，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错误才得扭转和逐步克服。
+
+　　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邓、陶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坚持资本主义政治方向，他们以种种阴险手段散布了大量毒素，干了很多坏事，妄图在中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资本主义复辟，由于我政治觉悟不高，缺乏革命警惕性，没有及时识破他们的阴谋，加之受《修养》一书的影响，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因而，过去在一些问题上，盲目地从组织上服从他们，在思想上也受到一些影响。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这个政治上最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照出了他们的原形，把他们拉下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坚决肃清他们所散布的修正主义毒素和影响。
+
+## （二）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好，在思想上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在行动上没有作到紧跟毛主席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因则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邪路上去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无产阶级的革命路线，就是相信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十六条”，一致通过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参加了这次会议，理应深刻领会，认真贯彻执行。但是，由于我保守思想严重，求安怕乱，对革命的群众运动看支流多，看主流少，看现象多，看本质少，看小节多，看大节少，看缺点多，看成绩少，概括起来，就是看支节问题多，看大方向少。致使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精神没有得到坚决贯彻执行，背离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站到群众的对立面了，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小将，使广西的文化大革命受到很大损失，十一中全会后，不到两个月，毛主席又亲自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进一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挽救犯错误的干部。但是，由于我对毛主席的教导、林副主席的指示、以及总理、伯达同志的指示认真学习不够，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仍然不能正确的理解，对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旗帜鲜明给予坚决支持，对自己的严重错误也仍然没有及时的认真彻底批判和清算，因而路线错误没有得到及时纠正。
+
+　　我犯错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对高级干部更要重视思想改造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这对高级干部来说同样是一个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跟毛主席闹革命几十年，对毛主席和毛主席思想是无限信仰无限忠诚的，但由于没有认真的用毛主席思想来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革掉头脑里的私字，因而在革命转变的关键时刻，站错了立场，站到了反动路线的立场上，犯了严重的错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怕群众、怕革命，怕打乱旧框框，怕冲击自己的特殊化，养尊处优和当官做老爷的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正是“私”字在作怪。我的“私”字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满足于自己过去没有犯过大错误，居功自傲，故步自封，自以为是，墨守成规，凭老经验，靠吃老本，听不进逆耳之言，民主作风差，违背毛主席关于“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由于我存在严重的官气、骄气、以致脱离群众，不仅对群众的阶级感情不如战争年代那样深厚，甚至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对群众运动横加指责，压制。从这次犯错误中，使我深刻认识到，不下狠功夫学习毛主席著作，不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狠斗私字，资产阶级思想就不能破，就不能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不可避免的在阶级斗争的关键时刻要犯严重错误，过不去社会主义关，以致不能保持晚节，被党和人民所唾弃。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最近发出了“要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这是毛主席对一年多来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的总结，是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纲领。学习毛主席这个最新指示，使我进一步认识到“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产生修正主义的温床，只有彻底破除头脑里的“私”字，才能挖掉修正主义根子，才能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毛主席最近教导我们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个是官架子大，不平等待人，严重脱离群众。”检查起来，主席指出的两条我都犯了。特别是近几年，在担任区党委第一书记工作中，确实是官架子大，不能平等待人，民主作风很差，因而严重脱离群众，引起群众很大的不满，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这是完全应该的，是对我最好的帮助，我诚恳接受同志们的审查和批判，决定在今后的工作中，认真贯彻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加强群众观点，搞好同群众的关系，发扬民主作风，遇事多和群众商量，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
+## （三）
+
+　　毛主席亲切地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继续到群众中去，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坚决站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以实际行动彻底改正错误。
+
+　　一、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紧跟毛主席闹一辈子革命。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最高指导方针。对毛主席思想必须无限信仰，绝对忠诚，拼命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努力紧跟。但由于我政治思想水平低，还会常常跟不上毛主席思想。要作到紧跟毛主席，对毛主席的指示，必须是理解的，坚决执行，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通过坚决执行作到逐步理解，并经常向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及时请示报告，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保证毛主席的指示不折不扣彻底贯彻执行。坚决做到：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
+　　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决心放下架子彻底打掉官气，满腔热情地到群众里面去，勤勤恳恳地当群众的小学生，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坚决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工农群众、红卫兵革命小将、革命师生、革命干部，坚定不移地和他们站在一起，坚决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彻底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以“斗私，批修”为纲，根据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行革命大联合的方针，作好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大力促进和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
+　　三、遵照林副主席的指示，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以老三篇为座右铭，既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份力量，又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在“破私立公”上狠下功夫，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经常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在群众运动的熔炉中，进一步烧掉自己的错误。以实际行动，响应林副主席的伟大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同广大工农革命群众、红卫兵小将、革命师生、革命干部一道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力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狠抓革命，猛促生产，更大规模地开展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把广西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人民立新功，将功补过。
+
+　　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检讨很不深刻，衷心欢迎同志们对我的错误继续揭发、批判，坚决支持同志们对我进行严格审查和考验。
+
+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王任重！
+
+　　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韦国清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六日
+
+　　· 来源：
+
+　　原载《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韦国清同志〈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1967.11.12；中发［67］34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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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36.txt
@@ -0,0 +1,49 @@
+# 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
+
+　　<中共广西军区委员会>
+
+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广州军区党委：）
+
+　　六月份以来，总理、伯达、康生、江青、戚本禹等中央首长多次接见军区在京同志，对广西军区支左工作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和批评，给我们政治上很大教育、很大关怀和有力鞭策。但由于我们认识迟、觉悟慢，没有很好领会中央首长的指示精神，对错误的认识极不深刻，改正不力，辜负了中央首长的教导，深感有愧。现将我们所犯的错误检查报告如下：
+
+　　一、今年一月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战斗号召，全力以赴，介入了地方文化大革命。近一年来，所有参加“三支”“两军”的部队广大指战员积极努力，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会不深，贯彻不力，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不理解，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不高，在南宁市的支左工作中，支持了一派，压制了另一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且影响了各军分区和各市、县人武部，给南宁以及整个广西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曲折和严重损失。现在回顾起来，感到十分痛心！我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主要表现在：对待南宁“四·二二”造反派的看法有错误，压制了“四·二二”，特别是在砸“工总”总部的问题上，表现尤为明显。
+
+　　我们介入文化大革命时，正值广西革命造反大军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展开夺权斗争。当时我们认为夺权的大方向是对的，支持了他们。但对造反大军成员“工总”中成分不纯的现象看得过重，是不是造反派有所怀疑，特别是当他们在夺权以后，产生了一些缺点错误，遭到社会的指责时，更加动摇。在这种思想支配下，于三月一日错误地砸了“工总”总部，逮捕了总部宣传委员熊一军，后来，并有取缔这个组织的想法。其结果，直接影响了广大群众对“工总”的正确看法，使工总在政治上遭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处境困难，工作不好开展。我们对“工总”的这种错误行为，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极端错误的。对于这样严重的错误，我们迟迟没有认识，没有改正。直到八月下旬总理指示时，才先后释放熊一军，召开大会为“工总”总部恢复了名誉。对此，我们深感痛悔莫及！并再一次向工总广大革命群众赔礼道歉。
+
+　　对造反大军中的“广西红卫兵总部”[下称“红总”]、“南宁八·三一部队”[下称“八·三一”]、医学院“闯”野战兵团[下称“闯”]等学生组织，我们早在二月就曾表态支持过，但没有给予坚决支持。没有很好的帮助他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巩固内部，团结大多数，发展壮大组织。三月间，在贯彻“归口闹革命”时，我们没有从分析形势入手，从实际情况出发，正确执行中央指示，而是操之过急，简单生硬，没有很好走群众路线，督促他们撤销了在校外的总部，并在物质方面给了他们一些限制，一度影响了他们在社会上的活动。在军训试点中，也没有依靠这几个左派学生组织，而是强调班级联合，把原来的组织解散了。这些错误做法，引起了革命小将的强烈不满，一再提出意见，而我们自以为是，坚持不改，使我们与小将的关系疏远。
+
+　　三月下旬，我们开始做韦国清同志站出来的工作。当时，由于我们工作做急了些，对情况判断不准，以为机关干部阻力大，首先召开了机关群众组织代表座谈会，而没有先同“红总”、“八·三一”、“闯”等造反派商量，听取他们的意见，依靠他们进行工作。因而，有些造反派即认为军区是扶植保守势力，“抬”韦国清出来。我们对这种说法很反感。以为我们支持韦国清同志是对的，而没有虚心听取他们的批评，检查改进我们的工作。四月中旬，伍晋南同志到群众中去，支持造反派，我们没有表示欢迎和支持。
+
+　　五月，南宁地区围绕着“支韦”还是“支伍”的问题，形成了“联指”、“四·二二”两大派。我们对两大派的态度，凡符合大方向的革命行动都支持。我们的错误是，对反对韦国清同志的“四·二二”，接近少支持少，实际没有给与支持。严重的是，一段时间未给予承认这个组织。因此，对他们的一些缺点错误看得过重，且在政治上压制了他们。突出的表现在五月二十九日南宁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发出《致新工总、倒海翻江某些负责人的忠告、警告书》和六月二日发出的《致“四·二二”火线指挥部的通告书》，错误地指责了他们，给他们在政治上造成很大压力，起了压制造反派的恶劣作用。我们这种错误做法，加剧了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现在，我们已正式声明，《忠告、警告书》、《通告书》是错误的，予以作废。我们向“四·二二”广大革命群众认错，并赔礼道歉。
+
+　　自五月起两派发生了武斗，特别是六月到八月份，武斗越演越烈。虽然我们是坚决反对武斗，做了许多工作，但制止不力，武斗一直没有停下来。致使一些革命群众受到伤害，国家财产受到损失，生产一度受到严重影响，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
+　　在执行军管任务中，我们对群众态度也有错误，没有很好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办事，民主作风不好，走群众路线不够，引起了一些造反派的不满。例如军管的《广西日报》：有的文章有缺点错误，小将们对此向军管的《广西日报》的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和抗议。我们没有对他们的革命热情给予必要的支持，同时，耐心做好他们的思想教育工作。更加严重的是，我们没有虚心听取他们善意的批评，认真地及时地检查错误，承认错误，相反，对小将们却采取了一些指责、谴责等错误做法，同小将们对立。这就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群众批评的教导。在对待群众的态度上，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致使《广西日报》的问题长期未得到解决，我们负有严重责任。我们所犯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由于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错误做法，激化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南宁市和广西各地的斗、批、改受到了影响。我们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参与支左的干部、战士和广大革命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
+
+　　二、我们在支左中所以犯方向路线错误，根本原因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路线觉悟低，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因而不能很好的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且在犯了错误之后，不能迅速改正。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水平，对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很不理解，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善于识别左派，积极支持左派很不理解。我们头脑中的旧框框多，保守思想严重，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看支流多，看主流少，看现象多，看本质少，看小节多，看大节少。概括起来，就是看枝节问题多，看大方向少，至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能正确贯彻。这是犯错误的一条重要教训。我们对毛主席关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教导领会很差，对革命小将们的革命精神很不理解。革命小将对我们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行为造反，正是小将们可贵之处。即使他们暂时有些缺点错误，我们也应从爱护的观点出发，满腔热情地帮助他们，而我们却以为他们造反造错了，转移了斗争大方向。特别在冲击军区和军管单位的问题上，只强调他们不对的一面，指责他们，而很少考虑到我们存在什么缺点错误。这是我们与革命小将产生隔阂，形成对立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支左工作中，只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没有同时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对象。革命小将们确实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我们在与他们接触时，往往不是虚心体察他们的优点，深入他们之中，甘当小学生；而是以领导者自居，凭老经验，吃老本，自以为是，缺乏无产阶级革命气魄，胸怀狭窄，因循守旧，墨守陈规，落后于群众，落后于实际。这样，就不可能具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立场、思想感情和革命精神，就不可能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
+　　总之，我们的错误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影响是很坏的。我们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我们的信任和重托，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期望。在这里我们诚恳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认错；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认错。
+
+　　三、毛主席亲切地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公开进行检查，迅速彻底改正。
+
+　　①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帮助教育两大派坚决执行中央“六·六”通令和“九·五”命令等各项规定，以及广西两派十一月八日达成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和以前达成的几个协议。高举革命大批判旗帜，集中火力，集中目标，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倒、批臭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通过革命的大批判，逐步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巩固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唯一正确的路线。我们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坚决做到：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
+
+　　②坚决响应伟大统帅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号召，坚决支持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革命小将，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一切革命行动，并坚定不移地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遵照毛主席“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的教导，遇事多和群众商量，虚心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老老实实地当群众的小学生，勤勤恳恳地当人民的勤务员，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支持韦国清同志和伍晋南、安平生同志站出来到群众中去，和革命群众一道闹革命。
+
+　　③坚决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以“斗私，批修”为纲，以“老三篇”为座右铭，狠斗私字，破私立公，就是要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要打进攻战。学了就用，活学活用，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加强思想革命化。在自己头脑中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做到：处处、时时、事事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鉴别一切，批判一切，改造一切。
+
+　　④在部队和全体支左人员中，深入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大学大用毛泽东思想，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推向一个更新的阶段，坚决响应毛主席“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深入开展爱民活动，誓做爱民的模范。坚决响应林副主席的号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紧密结合“三支”“两军”的伟大实践，更好地把军区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胜利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
+　　以上检查，不当之处，请批评指示。
+
+　　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祝愿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
+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八日
+
+　　· 来源：
+
+　　《广西文革列传》作者晓明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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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对金伟仁的处分决定
+
+　　金伟仁、男、现年25岁，家庭出身职员、本人学生，家住上海市望亭路32弄6号，现为华东师大数学系五年级学生。
+
+　　父，金善扬，1945年以前，在浙江任过县政府事务员、科员、文书等。45-49年先后任上海市复兴出版社营业主任，复兴机油号会计等，还做过掮客、做过单帮，去过香港。1953年到建筑公司工作，现在兰州第十一建筑公司工作。
+
+　　母，家庭妇女，资产阶级出身。
+
+　　另有一兄，二个姐，弟妹各两个。
+
+　　该员来我校后，平时表现一般，埋头钻业务，不暴露思想，但内心却十分反动。从1961年以来，写了大批的反动日记，恶毒地咒骂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攻击党的领导，攻击和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攻击三面红旗，攻击党的教育方针。
+
+## 一、主要问题
+
+　　该员自入师大数学系以来，思想极端反动，极其恶毒地污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其言词十分恶毒。他认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说“毛主席是暴君”，“排除异己”，“彭德怀是坚持真理的英雄，不畏强暴，值得敬仰”，还恶毒地攻击毛主席没有文化，“不能领导中国”，他“只能打游击”，他“不懂建设”。号召全党全世界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他说“人民公社搞糟了，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想出来的”。
+
+　　该员对党怀着刻骨仇恨，他说：“我已看清了共产党政权的内幕，这些土包子欢喜的事业大力提倡”，“教条的共产党葬送了我的前途，杀死了我”。“我的天才受到了埋没，是生活政治将我折磨成这样”，“学校的领导是一窍不通的党委、总支，政治辅导员，这种人怎么能领导呢？”“想来实在令人气愤！”“大丈夫，不能屈，只能伸”“我是一个野心家，大丈夫若不刘芳千世，宁可遗臭万年”“党，死板的象木材一样，把人分成党员、非党员、团员、非团员，这怎么能团结呢？
+
+　　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言论行动自由”，他污蔑说：“囚牢、铁牢，[耸]入云霄，苦难的人儿在铁链下生活，尔虞我诈，虚伪倾轧”；他还胡说什么在我们社会里“坚持真理是罪恶”“虚伪欺骗是英雄，这是什么社会！”“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社会的产物，专制法权教条宗派，扼杀了多少有为的青年”。“我们的人民呀象牛马一样受着苦楚，……伟大的中华民族被慎重的锁链缚住了手脚，已经麻木不仁”“这是什么世界！好比生活在笼子里，人人变成了模特儿，象不会说话的牛马一样…这里是共产党的天下政治的天下。”“在整个世界上找不到这样的国家”“受尽了欺凌和污辱，这将激起我雪耻的信心和意志”“我要雪耻！我深信，只要自己不断的努力，总有一天，头是能抬起的，是可以大声说话的”“内心惆怅，血泪留成河，十年苦衷何处流，怨气吞宇宙”“整个社会象一座监狱，没有言论行动自由，苦难的中华民族啊！你这雄狮何时能怒吼！……我没有力量来改变社会面貌，请原谅我，因为我是奴隶，我没有自由”“我真恨不得身上生出双翼飞出这个国家”“这没有自由的牢房，何时能跳出这个地方呢？”“将来有朝一日到香港去，到国外去闯天下！”曾企图与苏修驻沪领事馆联系。
+
+## 二、处理意见：
+
+　　综上所述该员思想极端反动，极其恶毒地攻击和污蔑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妄想变天，其气焰十分嚣张，其言词十分恶毒。在1964年批判后，态度极不老实，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不仅不狠触自己的灵魂，反而要公开翻案。可见该员不接受教育，仍坚持其反动立场，死不悔改，与人民为敌到底。
+
+　　定其为反动学生，送公安局劳动教养。
+
+　　 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武装保卫组1967年11月8日
+
+　　 印章：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武装保卫组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
+
+　　出处：上海市档案馆B105-4-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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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汉华的检查（摘录）
+
+　　<钟汉华>
+
+## 〖钟汉华，原解放军武汉军区第二政委。〗
+
+## （三）“七二〇”反革命暴乱的罪行
+
+　　“七二〇”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张国焘叛党事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是我与陈再道顽固的坚持刘、陶、王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所酝酿成的严重罪恶的总暴露，是我与陈再道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面临彻底破产最后死亡挣扎的表演。我在这场表演中，充当了无耻的总导演角色。我的主要罪恶事实是：
+
+　　１．“七二〇”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是陈再道和我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产物。批判二八声明这股黑风和四月十九日的罪恶造谣毒害了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思想，为这一反革命事件作好了组织准备。
+
+　　２．７月9、10两日召开了总动员会，并且作了总的策划和布置（９日是常委会，10日是各大单位领导的会）。
+
+　　在会议上强行统一认识，统一口径。要求各单位也要统一在陈再道和我的观点上，整理出书面材料，以便和三新二司打官司，使工总不能翻案，肯定六四公告是正确的。这就是鼓着干部战士团结在陈再道和我的领导下与造反派最后决战，也是临战前的动员会，会议也是鼓励“百万雄师”更猖狂地压造反派。虽然“百万雄师”没有参加会，但都早已是一家了。这也反映了陈再道和我的反革命决心，反革命的顽固性。
+
+　　３．14日—18日，顽抗最高指示，一再向中央反扑。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
+　　４．再次抗拒中央指示，对中央结论不满，进行煽风点火。
+
+　　18日下午，总理作了正式结论，表面上也假意表态，承认方向、路线错了，但这时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内心不服。当晚主席对陈再道和我亲自教导，要我们好好向“百万雄师”作工作，作好部队思想工作，步子稳妥。工作细致深入一些。由于我们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主席没有感情，仍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真是罪该万死，千刀万剐，也赎不了我的罪。
+
+　　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七二〇”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我的罪过大啦。“七二〇”反革命暴乱的火，是我点起来的。我是总导演。千刀万剐，也不能赎我的罪呀！当19日夜晚开完会，我从军区大院回东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出乱子的征候，可我这个反革命的立场促使着我，乱就乱吧，泼着干，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回去就睡了。当“七二〇”拂晓，暴徒冲进东湖的时候，我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把谢副总理推到前面。我躲到地下室里去了。就是“七二〇”事件发生了，我如果是有一点解放军的气味，也还可以挽救。当时要是挺身而出，果断处置，还是可以制止下来的。我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低声下气，作揖磕头，这是更助长了暴徒的气焰。我这个反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
+
+　　千罪恶、万罪恶，也没有我不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的罪恶大呀！
+
+　　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他和孔庆德都建议调29师的人进去。我说29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20日主席也在东湖，我不管不问。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得我连对主席都丢了感情。就是一个普通战士，也要保卫毛主席的呀！（哭）就这一件事千刀万剐我也是应该的呀。我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是以蒋介石的态度对待主席的呀。可耻呀，可耻！这不但是保卫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保卫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我骨子里坏透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林副主席，对不起中央，对不起中央文革，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全世界的人民，这是我反动的阶级立场的反映，不能用其他的解释，也解释不了。我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蒋介石的立场对待主席了，我的罪恶滔天，千刀万剐也难赎罪。我为什么叛变了主席呢？我是个小学生出身，未有参加过劳动。大革命时期混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在民主革命阶段打土豪分田地，打蒋介石，还可以跟着走。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断根，全国胜利后贪图享乐，政治上腐化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我，我叛变了毛主席，叛变了党，叛变革命，也叛变了我自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宽大我，挽救我，重新革命。我的罪恶重大，千刀万剐也不能赎罪。早该审判我了。我再次向主席请罪，向大家请罪。我的灵魂深处还有很多脏东西，我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脱胎换骨地改造，重新做人。我将近60岁，还争取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希望大家帮助我。
+
+　　（根据1967年11月30日和12月1日下午，在湖北省学习班全体人员大会上两次检查交待记录综合整理，整理稿经本人同意）
+
+　　· 来源：
+
+　　华夏文摘增刊489期·文革博物馆通讯323期，中国新闻电脑网络（ＣＮＤ）主办，2006年3月2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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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1 @@
+# 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
+　　<陈再道>
+
+## 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
+## 一、  我犯罪的主要罪恶事实
+
+　　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总暴露，我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蜕化变质，第二部分我再来讲（犯罪的根源）。
+
+　　第一，我养病休息一年多，去年九月回来，回武汉，回来就参加省委会议，我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自己本来以前就是修了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回来也没有很好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理解，一些政策、方针也没有学习，领会。一回来，因为我是省委常委，就参加常委会，就听张体学的，就跟张体学在一起了。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一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站到这个黑省委的反动路线一边去了。保省委，说省委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总是在那里帮旧省委定调子，帮助张体学，说你们不要去活动（这也是帮助他）；要做的好看一点，隐蔽一点，都是站在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坚决去向省委进攻，而是站在省委方面，怎么对付革命派，怎么样应付革命派。那时，革命派在省委绝食，送饭不吃，还照下相来。省委提出“高姿态，软办法，真狡猾，难对付”，这些反动的东西我都感到提得很好。都是打击对付造反派的，都是站在黑省委方面的。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视察的，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省委礼堂欢迎南下学生，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这个会我也参加了，这是一次。再有湖大保守派，开会纪念国庆，又说是发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湖大礼堂开的。我参加了四次大会，很积极，都是站在省委方面，都是保守派方面，都是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压，帮助省委涂脂抹粉，包庇，助张体学的威。多次参加省委的常委会，对付造反派。一次说报社被封，要撤职几个，罢官几个，我说要停职就停几个，先拿下来，以后再拿上去，这都是给省委出谋献策，搞不出革命的东西。帮助省委搞检讨，检讨一下就行了。讨论检讨开了两次会，保张体学，借房子给他住，把滨江饭店借给他们，开了几天会，还准备把洪山房子借给他们办公，干什么？就是把他们藏起来，掩护，保这个黑省委，支持他们的反动路线。站到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上去了。
+
+　　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个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三月，王任重写信，当然也给了中央，也写给我、韩东山、姜一，要转给省里干部，那个信就是抱着成绩不放，什么检讨？就是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吹捧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自己有错误，但不是三反性质，说湖北要是反革命领导，能够增产，能够搞好？那不是刘少奇的理论，信上都有。我们以后把这个信打印发到省直，我们没有组织批判，这不是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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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给他写了个信，也说他这个检讨，抱着成绩不放，很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写这个信，还写了个“同志”，这是明目张胆地保王任重。这个时候应该知道么，为什么还写个“同志”，所以，这是个立场问题，站到他那个立场上去了，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他是个敌人，就应该和他坚决斗争，应该揭发他，应该斗争他。所以，我保省委，保张体学，保王任重，参加了一些活动；起了极坏的作用，完全是站在省委的反动立场上，来对付造反派，帮助省委出谋献策。跟省委一起坚持反动路线。这是我九月份回来后，到一月这个阶段。这是第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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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镇压革命造反派。一、二月会议以后，这个阶段。这次会议，贯彻的就是自己的，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十六条”上说什么样人都不能捉抓，就是右派有问题也要在运动后期处理，所以违反了“十六条”，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那样子，就是毛主席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我们那个司令部，以我为主也是那样子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而且不是一般的，而是调兵遣将，用部队。那样怕，完全不是那个情况，你现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你是真正革命的，那问题就好说得很么。你站在反动方面就看着他不好，要革你的命。所以现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我们那时候完全是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完全是采取白色恐怖，镇压，很恶劣，很毒辣，反革命很坚决。因为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有崇高的威信。我那时候就是修了的人，还没有暴露。所以，以后就镇压的更利害，就是在这些借口下面：李迎希要夺权啊！野心家啊！张广才啊！所谓稳定部队啊！促战备对付帝国主义啊！这都是假的，就是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把坏人也搞进来，镇压革命，镇压的学校多了，还有北京管理的九个学校也采取了，这样办法，借口要支援北方，赶快搞整风，整风九天，总想赶快把革命镇压下去，打击下去，不是就没事了嘛！不打倒你了嘛！就是自己不革命，也不准人家革命，更不准人家革自己的命。谁个要革我的命，要打倒，就是有气，就想办法要整。依照我们那样子，国家就不革命，资本主义就复辟了，就是我们复辟了。因为你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么。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再就是处理李、张，什么政治扒手啊！什么野心家啊！处理张竟的问题，把他跟湖大造反派搞下来，他们很好么，就是过去他跟李迎希他们说了一下，现在看，说得对么，说有两条黑线，军区一条，省委一条，这就是两条黑线么，这样就说他们不尊重领导，也是有野心，所以要停职反省，这都是我亲自做的。开会，我亲自参加的。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参加省委大会，抓革命促生产，想搞生产高潮，鬼！那全是假的，就是借口这个东西开上层会议，就是光开那些当权派的会议，在省委开的有百把人的大会，在体育场开了三万人的大会，都是机关、省直、市委各个战线上的，各行业的当权派。这些会议我们的讲话，拿这个生产来压革命，歪曲事实，思想上就是还正在斗和还没有斗的人，给他们打气，向造反派示威。把一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武、闫钧、姜一、夏世厚都塞进“抓办”，这些名单我在北京还是跟张体学商量提出来的，这不是有鬼啊！原封不动，还革什么命啊！把旧省委那些人搞出来复辟，把一些当权派，有严重问题，象张旺武是历史上自首了的，我知道，就是说过去由省委解决了问题的，是什么人解决的？是旧省委张体学、王任重解决的，到底是怎样解决的，自己就是认为过去历史问题解决了。都把这些人拉出来，塞进办公室，不经过造反派，也不经过群众，这我们的罪多大啊！所谓成立“抓办”，以后，周总理去时，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武汉的抓办，人武部领导的抓办，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办反革命事情，这都是在我的意图，思想指导下面一系列都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自己不革命，那里有反对就采取报复。  批判“二八”声明，错误的批判“二八”声明，“二八”声明批判的时间那么长，已经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什么香花派，什么毒草派，已经把保守派势力搞了起来，跟造反派斗争，打击镇压造反派，特别是对于二司，打击二司，打击工总，为解散工总加罪名。还拉三新，说支持你，他们那个时候同意批判“二八”声明么。不是真支持，就是利用，挑起几派斗争，镇压真正造反派，为取消工总作舆论准备。不管批判“二八”声明怎么样，我负责，起了这么样坏作用。“二八”声明有什么错误？我们用解放军的名义，用毛主席缔造是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批判，这对革命派的打击是多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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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植保守势力，扶植三字兵，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如果我们真正站在造反派方面，彻底地争取瓦解、分化、那武汉的形势就不同了。我们承认它的组织，把它又恢复了起来，所以造反派二司、三新都说三字兵恢复，表示反动路线的猖狂，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过去他保省委，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在北京打电话说瓦解，说了又后悔，就是要团结、教育、提高，准许人家革命。保守组织应该坚决瓦解，这才是革命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他们保军区，保我们，所以就很亲热，就扶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说他干部子弟多。这是我们执行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个观点，我们从过去那个旧省委把它接过来了，还变本加厉了，比他们镇压革命，镇压造反派还厉害，为什么呢？他们办不到的我们办不到了，我们玷污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这个荣誉，这个威信。自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不革命，利用这个东西来打击。所以，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旧省委做不到的事情，起不到反动路线的作用，我们起到了。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比过去的省委还厉害。我这个资产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损失，比过去那个旧省委还大，还恶毒，更厉害，你带枪嘛，有枪杆子么。  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这是什么革命啊！这完全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专政。不管情况怎么样，这个罪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你这个反动路线，是你点了头么。就是你干的，也不要推谁么，就是我的罪么。我们抓的这些人，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加紧批判“二八”声明来压工总，解散工总来压二司，打击造反派，一系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拨弄是非，就是想把造反排一个一个的打下去。这是二月会议后，在武汉镇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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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军委四月会议以后，这是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十条命令、江青同志讲是爱民的，就是要纠正错误。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讨论十条，一个是接受教训。要转变么。毛主席讲纠正错误发扬成绩，有错误就赶快改，改的越快越好。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许多教导，都没有听进去。十条革命就是好啊。好啊，内心里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自己做的这些罪恶事实，怕人反攻。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不认真执行，不检查方向路线错误。已经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在内部也不说，在外部更不说。工总不平反，抓的革命群众也不放，组织也不恢复。说的要平反，要赶快放人，我们就是不坚决，放一点，留一点，说什么严重的不能放。有什么严重问题啊。就是继续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拒不执行十条，不检查错误，工总不平反，抓人不放，组织不恢复，变本加厉，放一点人，恢复一点。说过去解散是对的，现在恢复是对的，放个鬼啊！过去就是错的，就是继续反动路线，不公开在群众中检讨，承认错误，更没有决心发动群众来批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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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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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一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  “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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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也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他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三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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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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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反革命、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这一次，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斗争、批判，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这是极端错误的；不出“七二零”事件，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说了话么，为什么出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没有很好的认识。再一个，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怪那些事，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这是我一系列的…执行这个…造成的。但是还有旁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执行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反对主席路线，而且顽固的坚持，造了许多舆论准备，定了许多的框框，调过来欺骗下面，欺骗战士，欺骗群众；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我们就听嘛！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  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骗。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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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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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ＸＸＸ布置去了。但是“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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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么。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点也不冤枉。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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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  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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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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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我犯罪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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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主要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里去，毛主席的书带着，带着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
+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话不听，主席的指示不照办，不贯彻，不学习，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今年一、二月军委会议，四月军委会议。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听，听不进去。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会议，就是说乱了，就看了表面现象，就是听不得了，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还要其他的报告，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实际问题，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领会，好好学习。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研究、贯彻，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错误不改。四月会议，制订的十条，就没有很好地执行，就对抗。蜕化了嘛！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夜里送去，让在门外念，还发脾气，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看，到了什么程度。今年四月，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没有好好做，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主席报告。四、五、六月这个时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们的警惕。批广州、济南的就是看了，也没有听进去。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该死啊！（略）
+
+　　不听林副主席的话，对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多么重要，多么英明，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听罗瑞卿的，很积极。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紧。罗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积极的。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帮罗瑞卿，说什么叶群、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严重，我们不知道，自己官僚主义，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一天在那里搞练武，拼凑尖子，日夜练，不搞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还提出林副主席的  报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么指示要修改。某些词句，就是指的拼凑尖子，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好象还有成绩。那么会议上，当然其他人不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说八条是过瘾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边，阶级斗争，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指示就不听，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你自己资产阶级，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这是必然的，不听主席、林副主席的话，非跨台不可。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不改，一次不听，那多么危险。
+
+　　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总参谋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做了伟大的事情，立了伟大功勋。这个问题，过去有人讲过，自己不看这些事情，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就是反对中央革命。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我们提意见，要讲阶级，讲成分，不能唯成分论。对那一段讨论时，提意见，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我们态度不好。血统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批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对伯达同志报告时，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讨论提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略）说他们不听我们的，只听革命小将的。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说不答应。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调个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个地方学校多，工业多的城市，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来做工作，你们掌握。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报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么提意见，胆大妄为，反对中央文革。  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怕这怕那，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众，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呢？不相信群众，到怕群众，以后要镇压群众，实行刘邓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动路线，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斗争激烈，自己就藏起来。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懒惰，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革命事业心，一天就是为我，吃、乐、玩耍，不到实际中去，也不到群众中去。不说地方，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所以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作风非常恶劣，听不进反面的意见，说反对我更不行。受我们训的人不少。为什么呢？没有道理。自己那么懒，不做事情。为什么训呢？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并不是为革命，为工作。所以说我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怕群众，不革命。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见。“七二零”事件也证明，也是怕死。
+
+　　我们党委工作，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坏了的。我这个班子，把大家带坏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出政治，作风不民主，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家说了不算。政治空气很稀薄，政治原则很差，对上面的东西，就是当了个交通，当了个收发，没有很好的认真研究，认真贯彻，认真执行，认真检查。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我的错误就怕人揭，自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压制，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一致，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班长坏嘛，错误那么多，怕人家揭，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来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这样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错。当然，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但是，那不行，要打击，要批评。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说话，说他们还有些道理，那马上就找来批评。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他跑到三新，到处可以说话，觉得亲近，我听到有人说，就把他找来，说他偏向了，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就打击。所以，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变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是必然的，你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总想糊住，包住。这一下搞，都搞出来了，大家帮嘛，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陈再道，连骨头带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资产阶级了，都是腐化的东西了，今后要重新来脱胎换骨，又按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脱胎换骨。过去的彻底抛掉，对我只能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就看不出来，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林总讲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革命的事业心，革命的干劲，完全消失了。
+
+　　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执行，你革什么命。怎么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自己变了质，到了刘邓那里去了，自己还说自己满对的。对主席、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只有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只有敌人，只有反动派才不满。他（按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们反对他，就不听，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抗无产阶级，对抗革命，反对伟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这次来，斗，那没有什么，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这个错误，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坚决执行主席的，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还是想我回头来。所以这十天来，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帮助我。开了几次斗争会，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没出“七二零”事件，我解决好，“七二零”事件与我无关系，也不是我组织来的。这样想，不是你组织的，你一直在活动，一直在那里搞舆论，搞策动，不是你造成的是谁？所以罪责难逃。特别是我这个人，一个人死了算什么，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主席、对中央、对中央革命，对武汉的造反派、武汉的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挥员、民兵。造成多大的恶果。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面大、深广。几方面，这一方面吃了亏，造反派方面，被我们打击。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这都是我们的罪过。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镇压武汉革命，“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一点也不冤枉。反对毛主席路线，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还不罪该万死，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部队的指挥员，这是罪恶滔天。毒害大家，保陈再道。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那个要喊打倒我，还要捉。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搞的么，我搞的。所以，我现在成了反革命，等着中央、人民审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到最后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
+## 三、  我的决心
+
+　　最近主席几次指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当然，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他伟大的干部政策，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广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讲的，来一个人就叫看哪，就念给我听。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了没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个群众谅解，重新革命好好学习，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来读文件给我听，帮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应该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听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还想把错误带到那里去。以前是带到火葬场，现在那还有火葬场。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做什么不靠毛主席，不靠党，不靠人民，你一事无成。活着吃饭，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毛主席教导，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我们战争几十年，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强的人多哩，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没有打死，那牺牲了多少，他们为什么？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还在要你转变，承认错误，把错误交出来，那个野兽，牛都不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
+
+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里破坏了，搞的乌烟瘴气，搞的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公开的向中央进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我一万个拥护。对我个人的处理，罢官、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我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还希望我重新革命，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对我的处理，我是坚决拥护，我是坚决拥护，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有感恩不尽。今后要拿实际行动，你光说不行。象恩格斯说的，看一个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要看他在做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人坏了，看你能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现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应该下这个决心。今后叫我劳动，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拿到群众中去监督。所以，我一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什么斗争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改造世界观。世界观不转变，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听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
+　　再一个，不是在这里说了，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断的，对错误认识不够的，还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拿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不断的改造。我只要下决心，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只要自己不顽固，听说，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真正地立场站过来，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真正不怕丑，真正不怕割尾巴。丑就是这样丑嘛，已经全国都臭了么，你还包着干什么呢？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听党的话，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转变，你是个反革命么，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广大干部、群众。我现在是个反革命，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在人民监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来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你再顽固不顽固，毛主席讲了，顽固是坚固，以后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顽固，顽而不固了。所以，我还是不想死，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导，我重新革命。能劳动几年，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许多同志都说了：“不是你呀，联系到后代”，是啊，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我感谢主席的教导，我一定照着做，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我下决心不辜负，我今天讲到这里。
+
+　　（（根据录音整理））
+
+　　· 来源：
+
+　　华夏文摘增刊第四八八期《文革博物馆通讯（三二二）》，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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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5 @@
+# 陈再道的检查
+
+　　<陈再道>
+
+　　（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
+　　（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
+　　（最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
+　　主席啊，主席！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您老人家还这样关怀我、教育我，要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您老人家给我指明了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我第二条生命。我感激不尽，感恩不尽，我永生永世感恩不尽。
+
+　　毛主席啊！我过去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胜利后，进城以来，我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滔天大罪，破坏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低头认罪！我遵照您的光辉教导、文革的指示，把我送到学习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和帮助，进一步触动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灵魂，对我教育极深，帮助极大，使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严重。我坚决承认和改正错误，重新革命，重新做人。
+
+　　在您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十二月一日我作了一个检讨交代，我这个检讨交代很不深刻，认识还好似很差的，以后进一步作检查，认识检讨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的起点。
+
+　　现在把我的检查交代记录送您老人家看一看，请您老人家训教。我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重新革命，重新做人，永远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争取做您老人家的一个好战士。我要好好学习，坚决重新革命，我决心到群众中去接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重新革命。
+
+　　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
+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
+　　 犯了罪的陈再道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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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9 @@
+# 潘复生、汪家道的检查
+
+　　<潘复生、汪家道>
+
+　　（〖潘复生，时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组长；汪家道，时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中共黑龙江省核心小组副组长，黑龙江省军区司令员。〗）
+
+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沈阳军区：）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
+　　（我们来京后，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学习了林副主席的讲话，学习了江青同志“九·五”讲话，学习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受到了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对我们启发教育很大。在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怀下，双方达成了协议，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一定帮助双方保证协议的正确贯彻执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黑龙江省同全国一样，在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形势大好。但是，在夺权胜利以后，哈尔滨市发生山上派和山下派的斗争，我们在处理两派斗争中，在重大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
+
+　　（今年三、四月，我们对各大专院校的大批判、斗批改抓得不够突出，没有集中力量，集中目标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帮助左派整风没有落实，错误思想没有纠正，分歧意见没有统一，加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挑拨离间，以致发生分裂；我们深入群众，接近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不同意见)很差；做各群众团体负责人的工作多，没有深入下层同广大群众接触，虚心地向群众学习。）
+
+　　（在六月五日炮轰派冲击省革命委员会后，我们的错误发展得更严重了，主要是：）
+
+　　（一、对炮轰派有对立情绪，对他们的错误看的过重。炮轰派“六·五”冲击省革命委员会的，我们有怕乱的思想，把问题看得过分严重，唯恐由此引起全省的大波动，因此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耐心深入细致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以后没有密切联系，消除对立，反而更加疏远，对他们的态度是很不端正的。对炮轰派我们说他们是复辟逆流，这是极其错误的，我们承认错误，关向他们道歉。）
+
+　　（二、我们同意并支持了外单位的革命群众到军工学院，帮助军工山上派争夺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权，对炮轰派压力很大，加剧了两派的分歧和对立，我们这种做法也是极其错误的。）
+
+　　（三、深入宣传贯彻“六·六”通令，采取有力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做的很差。对哈一机厂、哈师院，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在关键时刻，由于我们制止武斗不坚决，以致出现不应有的现象。）
+
+　　（四、在捉人问题上，没有坚决贯彻执行最高指示和党的政策，革命群众组织捉人，我们说服制止不力，抓人扭送至保卫组，控制也不严。特别是在省革命委员会刚成立的一段时间内，在抓人问题上比较混乱，拘捕人多了。）
+
+　　（五、我们对范正美、宋振业同志个别谈心，交换意见不够，特别是发生意见分歧后，我们没能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听取他们合理的意见，指出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做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对此，我们要负主要责任。）
+
+　　（我们在工作中犯严重错误的主要原因是：）
+
+　　（首先，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理解得不深，因而正确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差，没能正确的对待群众。其二，由于夺权的顺利，产生了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没有严格要求自己，愿听相同的意见，不愿听反对的意见。在工作中没有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这就必然要犯错误。其三，根本的原因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头脑中的“私”字作怪。检查起来，我们感到很痛心。）
+
+　　（我们坚决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毛主席的话，我们要坚决执行。坚决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掌握斗争大方向，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抓革命、促生产。）
+
+　　（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造世界观，向头脑里的“私”字进攻，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
+
+　　（我们坚决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深入群众，向群众学习，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注意听取不同的意见，密切联系群众。）
+
+　　（我们永远记住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多请示，多报告，虚心地向先进地区学习，努力做好工作。坚决保证正确贯彻执行二十条协议，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我们的检查很不深刻，恳切希望给以指示和批评，以提高我们的认识，彻底改正错误。我们诚恳地希望范正美、宋振业同志及炮轰派的同志一齐回到黑龙江省，在双方达成的协议基础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消除对立情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为把黑龙江省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到底！）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潘复生）
+
+　　（汪家道）
+
+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
+　　· 来源：
+
+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关于潘复生、汪家道同志检查的批示，1967.12.22；中发［67］39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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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5 @@
+# 宋任穷的书面检讨
+
+　　<宋任穷>
+
+　　（〖宋任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兼沈阳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
+　　（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沈阳“八三一”、“辽革站”、“辽联”赴京代表团全体同志，以及沈阳地区革命的同志们，红卫兵小将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
+　　我们最敬爱的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万分关切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去年八月，中央决定沈阳地区三大派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到毛主席的身边——北京来开会，解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在百忙中亲切地多次接见三派的代表、军队的同志和地方干部，作了极为恳切、极为重要的指示，给我们以极大的教育和鼓舞。特别是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和地方干部，我们也幸福地受到了接见。这是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从而促使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正在沿着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开辟的革命航道胜利前进。这是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首先，让我们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给东北地区尤其是沈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信任和委托，心情万分沉痛。在这里，我再一次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在运动中，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作了严肃的批判，给了我很大的教育和帮助。今年五月中旬，我来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心——北京，在此期间，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讲话和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又多次面聆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谆谆教导和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受到了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使我认识和改正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前进有了更明确的方向。对中央领导同志和沈阳军队同志及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和帮助，表示诚恳接受和感谢。
+
+　　下面，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同志们检讨前一段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
+
+　　我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小将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没有很好领会，对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中“修养”的毒较深，所以在十一中全会前，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采取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急急忙忙派工作队，传播刘、邓的“黑三条”、“黑八条”，发表宣言文章，划框子，定调子，打击刚刚起来的革命造反派，保护一小撮，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一中全会后，又由于我对错误路线的严重危害认识不足，对自己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挖的不深，没有很好触及灵魂，以致在贯彻执行《十六条》的过程中，在对待“炮打司令部”、支持革命派这两个关键问题上，不是“敢”字当头，仍表现为“怕”字当头。怕群众分裂成两派，怕公开坚决支持革命派，受围攻，怕省委瘫痪，怕东北局瘫痪，无人负责。一句话，就是怕群众，怕革命，怕革自己的命。由于我执行了错误路线，使一些单位的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被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真右派”，等等。这是极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再一次地向这些同志赔礼道歉。
+
+　　经过中央工作会议，我才逐步端正态度，开始公开支持革命造反派。但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到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夺权的新阶段，由于认识落后于形势，对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又犯了支一派压一派的路线错误。如一九六七年二月份，我说服动员军队共同支持了辽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简称“辽联”），当时搞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在当时辽大八三一红色造反团、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农学院革命造反团等三个主要大学的革命群众组织还没有参加，原省委内部的阶级阵线还不够分明，革命的领导干部还没有站出来的情况下，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不是群众运动水到渠成的结果；让军队代表和地方领导干部参加进去并当常委，是不对的。事前，我虽然曾向筹备“辽联”发起单位的代表建议推迟召开成立“辽联”的誓师大会，以便进一步从思想上、组织上、作好大联合的工作，但最后我还是同意了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即：先开“辽联”成立誓师大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一个基础；然后经过工作，把暂时尚未参加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逐步地吸收进来，巩固和发展这个大联合。我所以同意这个办法，除了我认为广大革命群众迫切要求大联合，符合大方向，应当予以支持外，还由于自己也有急于搞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的思想，并认为辽大、东工、沈农这三所大学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一时也不易消除，先成立起“辽联”，也许会促进他们很快地联合起来，消除“三足鼎立”的局面。同时，对辽大八三一，我虽然承认他们是革命群众组织，但对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看过了头（如有一次讲过辽大八三一搞分裂不对的话，并错误地引用了张国焘搞分裂的例子），便误认为其他革命群众组织先联合起来，也许有利于促进辽大八三一及早地参加到革命大联合的行列里来。事实证明，这是一种用压力迫使辽大八三一改正错误后再参加大联合的错误做法，形成了支一派压一派，伤害了以辽大八三一为骨干的沈阳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广大战士的革命积极性，加深了群众中的对立情绪，是极端错误的。我在这里向沈阳八三一派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同时，把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排除在“辽联”之外，没有积极说服沈农革命造反团参加大联合，也是极其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由于我支持“辽联”而没有支持沈阳八三一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也使军队跟我犯了错误，其责任应当由我来承担。同时，军队由于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间短，情况不了解，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所犯的其他错误，也同我向军队介绍情况不够、不准，或者积极建议不够有很大关系。有的错误应当由我负完全责任。如一九六七年二月间，辽宁军区对东北局机关的出兵，就是我提出的；我还同意抓了东北局机关“革命工人造反兵团”的三位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我向他们赔礼道歉。
+
+　　“辽联”成立以后，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则急于筹备成立省革命委员会，而没有引导广大革命群众集中力量，集中目标，彻底揭开东北局和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尤其是东北局书记处。相反，一九六七年四月间，我对东工红旗、革命造反团和辽大红卫兵等革命小将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方的革命行动，不但不支持，还公布了东北局书记处一个极其错误的《三点意见》。后来，中央明确指出，这个《三点意见》“经过两个月的实践证明，效果是很不好的，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更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当中央指出这个错误，我才逐步认识到，把那些到东北局机关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揪马明方的革命群众，宣布为保守组织，并命令他们退出东北局机关。这就直接打击了革命群众揭东北局阶级斗争盖子的革命积极性，直接起到了保东北局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明方等人和保书记处的作用。效果确实很坏，加深了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在一些单位中形成了以赞成或反对《三点意见》作为划分革命派与保守派的标准，使东北局和军区在支左工作中的分歧公开化，使一部份革命群众组织和军队的关系更加对立，给军队支左工作增加了很大的困难。总之，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严重影响了大联合，干扰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时，这个《三点意见》是我们在北京制定的，不经请示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就匆匆忙忙擅自发出，不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组织原则上都是极其错误的。
+
+　　（由于我错误的认为东北局的阶级斗争盖子已揭得差不多了，并且以自己有过犯错误的教训自居，自以为是，对军队同志的一些意见，则听不进去。相反，却偏听偏信马明方、顾卓新、喻屏等人的意见。这样就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我站错了队，不是坚定不移地同沈阳军区站在一起，同心协力搞好“三支、两军”工作，而是同马、顾、喻站在一起，搞了一个极端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不是一般错误，而是立场错误。我在搞《三点意见》中起了马、顾、喻所起不到的作用，使许多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由于比较相信我而支持了错误的《三点意见》。这个责任完全应当由我来承担，特别是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他们是没有责任的。）
+
+　　《三点意见》发布后，我们又采取了一些不正当的做法，积极推行《三点意见》，更是错误的。如对于《三点意见》的形成过程，经过接待工作讲了一些不应该向外讲的话和讲了一些错误的看法，无非是要人家相信《三点意见》是正确的，让人家来支持《三点意见》。这种作法是恶劣的，后果是很坏的。特别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我在这里向“辽革站”的广大革命战士赔礼道歉。
+
+　　当中央指出《三点意见》的错误后，我还想以东北局书记处的名义收回，经过征求顾、喻的意见，遇到他们抵制收回后，我对执行中央指示，表现了不坚决，拖了较长时间。这是很错误的。在中央负责同志的亲切帮助下，才以我个人名义收回了《三点意见》。
+
+　　在这一段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立场错误，路线错误，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其后果是严重的。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同志在工作极为繁忙的情况下，不得不付出很大的精力和时间来关怀和解决沈阳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并对我进行了耐心地帮助和教育，使我内心极为不安，心情万分沉重，深深感到自己是有罪的。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请罪，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请罪，向沈阳市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向沈阳驻军广大指战员请罪。
+
+　　总之，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不是偶然的，是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一次大暴露。
+
+　　我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外，近几年在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上也犯有不少错误。如在一九六二年东北局书记处曾向中央表示同意刘邓以中央名义批转的一个叫着“非常时期”文件的精神，并要求中央给东北地区调拨物资，而没有认识到他们恶毒地攻击三面红旗，把矛头指向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结果犯了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和不顾大局的错误。一九六一年四、五月间，在我亲自参加制定的阜新市平安煤矿工作十二条（草案）中，没有很好抓住人的思想革命化，却偏重于强调物质刺激，强调改革规章制度先立后破。这是很错误的。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在农村四清运动中，执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制定《二十三条》，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错误才得到纠正。但《二十三条》公布后，我还提出过一进村就可以实行三结合，这就直接违背了《二十三条》中所规定的逐步实行三结合的政策。这是极其错误的。一九六五年我在东北地区京剧现代戏会演的讲话中，对文化艺术领域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估计过高，直接违背了毛主席《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的精神，在客观上起了保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主要是由于自己在较长时间内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理解很差，对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性认识很差。再就是东北局几年来对学习主席著作这件头等重大的大事，抓得很不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
+　　从以上的错误中可以看出，我虽然是要跟主席的，但我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与刘邓是有共同点的。
+
+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这样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很好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因而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去了，犯了严重的错误。由于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社会主义革命缺乏思想准备，缺乏革命警惕性，在较长的时期内没有认识到我们和刘邓的斗争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没有识破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反革命复辟的种种罪恶阴谋，加之中《修养》的毒较深，因而对他们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仅没有坚决抵制，反而过去在一些问题上，却盲目地从组织上服从他们，在思想上也受到了影响。这些就是我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也是我犯错误的认识根源和阶级根源。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个政治上最好的望远镜、显微镜、照妖镜，照出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刘邓陶的原形，把他们拉下了马，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决心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进一步把他们彻底批倒、批臭，坚决肃清他们所散播的种种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流毒。
+
+　　我在这里再一次表示衷心地欢迎同志对我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和批判。我决心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伟大指示，在斗私中批修，在批修中斗私，不断地同私字作斗争，深挖自己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真正做到：干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
+
+　　（同时，我坚决支持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对马明方、顾卓新和喻屏的揭发和批判。我对马、顾、喻的问题另行揭发，彻底同他们划清界限。）
+
+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沈阳军区、辽宁省军区在“三支”、“两军”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这是主流，必须肯定，不能动摇。同志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亲自领导的，是我们林副统帅直接指挥的，举世无双的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一支伟大的革命军队。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关于“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教导，尤其是要坚定不移的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积极地热烈地开展拥军活动。“拥军爱民”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形势下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战略口号，是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更好地推向前进。因此，广大革命群众要诚心诚意地永远热爱人民解放军，永远拥护人民解放军，永远学习人民解放军，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推动文化大革命不断地前进。
+
+　　最后，我向大家表示，一定要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要坚定不移地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紧跟中央文革小组，和大家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革命的斗争大方向，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迅速掀起革命大联合高潮，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搞好本地区、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
+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
+
+　　打倒彭德怀！打倒罗瑞卿！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宋任穷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七日
+
+　　· 来源：
+
+　　原载《中共中央转发宋任穷同志的书面检讨》，1968.01.24；中发［68］13号。根据中央文件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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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43.txt
@@ -0,0 +1,49 @@
+#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
+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
+
+## 最高指示
+
+　　要斗私，批修。
+
+　　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
+##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
+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
+
+　　（首先我们衷心地祝愿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关键时刻，中央决定东北地区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地方干部和军队的同志到北京来开会，解决东北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这是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最大关怀。在京期间，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几次接见了我们，这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在几次会议上，中央负责同志给我们作了重要指示，对我们教育很深，鼓舞很大。我们坚信，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和关怀下，东北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会取得全面胜利。
+
+　　我们沈阳军区、辽宁军区机关和驻沈部队，自从热烈响应毛主席关于“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的支持下，宣传了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帮助广大革命群众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在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都做了一些工作，也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但是，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没有很好理解、甚至理解错了，因而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的一些问题上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
+　　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曾几次错误地出动部队，压制了东北局和省委机关、橡胶四厂、有色金属加工厂、一一一厂、四一○厂的一些革命群众组织，抓了八一红卫军、钢铁造反军、红色工人中一些负责人和有色金属加工厂的两个领导干部，曾说过八一红卫军是反动组织。这是很错误的。
+
+　　二月中旬，辽宁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委员会成立，当时搞革命大联合是符合大方向的，但是我们把它当作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派一名负责同志参加“辽联”常务，这是不妥当的。因为当时东北局、省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阶级阵线不够分明，同时，在沈阳市影响较大的一些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和工厂的革命群众组织没有参加进来，实际上并未形成沈阳地区革命大联合，把“辽联”作为筹备辽宁省革命三结合的机构，条件是不成熟的。在这种情况下，军队应该给以帮助，而不应该参加所谓筹备三结合的机构。
+
+　　二、三月份，由于我们对有些革命群众组织的大方向和在运动中的贡献看得不够，对他们的某缺点错误看得过重，所以对他们采取了一些错误的作法。如当辽大八·三一红卫兵红色造反团在三月份整风时，我们不仅对他们帮助不够，反而公开地讲了他们的六条错误，对他们有些问题看过了头。对东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思想战斗团总部的某些错误，我们也看得过重。在三月份整风时，错误地向他们提出了“彻底揭发、彻底批判、彻底解决”的要求。在这个期间，我们还错抓了一些人，并同意和支持群众扭送了他们的一些负责人。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小将作出了伟大的贡献，这是主流。有些革命群众组织在运动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以避免的。我们本来应该积极地向他们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满腔热情地对他们进行帮助。可是我们却对他们采取了上述错误的作法，使这些组织的革命群众受到了压制，挫伤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
+
+　　四月份以后，革命群众组织“辽革站”进一步揭东北局、省、市委阶级斗争盖子，我们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对“八·三一”和“辽联”两个群众组织，在思想感情上疏远，对他们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他们的正确意见也听不进去，使他们感到有很大的压力。特别是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发出之后，我们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没有领会，因而跟得不好，结合沈阳地区实际情况贯彻落实不好，在促进各革命群众组织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方面，很少关心。我们对自己所犯错误，认识迟，检讨晚，改得慢，给沈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和抓革命，促生产的工作，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
+
+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以犯了上述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著作学得不好，用的不好，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得不深，贯彻得不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运动发展很快，而我们的思想认识却往往落后于形势，既跟不上毛主席的思想，也跟不上群众运动发展的要求。在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后，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也作得不够。我们还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不能虚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和批评，不能正确地对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缺乏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归根到底是头脑中的私字作怪。这就是我们犯错误的基本原因，也是对错误认识迟、改正慢的基本原因。
+
+　　上述错误的责任主要在我们领导，参加支左的广大干部、战士是没有责任的。过去有些干部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说过一些错话，作过一些错事，也同我们教育帮助不够是分不开的。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对我们的教导，也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们的期望，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我们诚恳地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认错，向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认错。对于过去曾经受过我们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和被我们错抓过的人员，我们向他们检查错误，赔礼道歉，宣布平反。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地改正我们支左工作中的错误，并诚恳地欢迎革命群众和革命小将对我们提出批评。
+
+　　目前，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大好。辽宁、沈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也是大好的。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学习和落实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重要指示，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在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正确领导下，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以斗私批修为纲，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搞好革命的大批判，坚决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正确对待革命群众，正确对待干部，积极地促进沈阳地区各革命群众组织的革命大联合，实现革命“三结合”，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进一步开展拥军爱民运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提高革命警惕，严防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我们一定坚决贯彻“支左不支派”的原则，热情地爱护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爱护一切红卫兵革命小将，爱护一切革命群众，虚心地向他们学习，永远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切革命行动。我们一定坚决响应林副主席发出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立新功”的战斗号召，认清责任的重大，鼓足干劲，增强信心，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更好地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三支两军的伟大任务，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
+
+　　· 来源：
+
+　　原载《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对“沈阳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的批示》，1968.01.24；中发［68］1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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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44.txt
@@ -0,0 +1,11 @@
+# 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
+
+　　<胡乔木>
+
+　　（〖按：早在1950年，围绕着《清宫秘史》这部反动影片，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派展开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解放了的中国，在文化思想战线上的第一次重大的斗争！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第一次短兵相接的大搏斗！由于刘少奇、陆定一、周扬、胡乔木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使《清宫秘史》至今没有得到批判。刘少奇、胡乔木等的反革命罪行必须彻底清算！下面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胡乔木检查中有关《清宫秘史》问题的部分。〗）
+
+　　“我在管理《人民日报》工作期间，曾经多次抗拒毛主席的指示。1950年，毛主席指出，美化八国联军，光绪皇帝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应当批判。这本来应当成为解放以来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第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我在事前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头号代表人物刘少奇说它（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影片的反动观点，不让批判这部电影。”
+
+　　· 来源：
+
+　　来源：北京电影制片厂《毛泽东文艺思想》第3期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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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45.txt
@@ -0,0 +1,81 @@
+# 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
+　　<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
+
+##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
+
+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兰州军区党委：）
+
+　　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密关怀和领导下，自八月十六日起，在北京召开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我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四个月来。我们以“斗私、批修”为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认真学习了毛主席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重要讲话和江青同志九月五日重要讲话，面聆了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多次教导，与会同志和革命造反派对我们进行了严肃恳切的批评帮助，使我们受到最生动、最深刻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教育，认识到我们错误的严重性，明确了革命斗争大方向。
+
+　　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以及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领导同志接见在京学习的军队干部时，我们也受到了两次接见。这是对我们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最大鞭策，促使我们下决心更快地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
+
+## （一）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军区党委第二书记、司令员朱声达同志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拒中央指示，拒绝军区一些同志的正确意见，残酷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使我们走上了违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歧途，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给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
+
+　　以朱声达同志为首的军区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
+
+　　一、追随和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仍然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混入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但是，我们在朱声达同志的错误领导下，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认敌为友，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
+
+　　朱声达同志自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一九六○年，朱积极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的罪刑活动，充当了迫害大批革命干部和无辜群众的帮凶。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杨、马为了保自己，勾结朱声达同志，疯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在革命群众起来造杨、马的反的时候，朱却在军内外大肆吹捧杨是“红司令”、“好书记”，欺骗蒙蔽群众。朱还采取了一系列错误措施，压制革命群众造杨、马的反。今年二月，军区发表声明，撤销对“一·二七”夺权的支持，朱声达同志还散布说：“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三月又压制广大革命群众揭露汪、杨、马等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并且颠倒黑白，把群众这一革命行动说成是“转移斗争大方向。”
+
+　　由于朱声达同志长期以来和杨、马互相勾结，同流合污，而党委常委其他成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同杨、马划清界限，对朱声达同志的错误没有进行抵制，以致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
+
+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造反派。
+
+　　毛主席指示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要保护左派”。而朱声达等同志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
+　　“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一小撮走资派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迫于形势，表示了支持，但是，由于朱声达等同志的立场没有转变，玩弄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夸大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把这次夺权定为“假夺权”、“右派篡权”、“资本主义复辟”。二月十一日，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接着又发表了《告全区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不报告上级批准，擅自军管了革命造反派已夺权的《宁夏日报》社和区公安厅等单位。朱声达、江波（党委副书记、副政委）等同志公然把革命群众当敌人，制定了对付革命群众《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进一步开展对敌斗争的作战方案》，提出了“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印发了大量诬蔑、诽谤革命造反派的传单；组织武装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擅自取缔了几个革命群众组织；无理查封革命群众揭露杨、马走资派的展品，等等。总之，就是要把革命造反派“从政治上完全搞臭，从组织上彻底打垮”。
+
+　　朱声达等同志利用群众组织之间的分歧，挑动群众斗群众，并且组织原区党委杨一木、马信等人，充当“筹备处”的参谋班子，进行操纵。在他们的欺骗、蒙蔽下，“筹备处”部分群众，同革命造反派之间的对立情绪愈来愈严重，不断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当吴忠县人武部个别同志挑动大批农民进城围攻革命造反派的“六·一八”武斗事件发生后，朱声达同志大加赞扬，说他们“在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要他们“总结经验”。当石嘴山市发生了“六·一九”武斗事件后，朱声达等同志竟以党委名义要求兰州军区派一个团进驻该市，妄图镇压革命造反派（未批准）。由于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以及军区党委个别同志的煽动和暗示，有的人武部的某些同志便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的形式发给了“筹备处”，个别县人武部的领导人甚至参与了谋划和指挥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活动。少数坏头头利用这种情况，策动受蒙蔽的群众，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接着又有计划、有组织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中央派往宁夏支左部队，制造了青铜峡“八·二八”反革命事件。
+
+　　在军内朱声达同志也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欺骗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有些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时，朱声达等同志用种种借口进行压制，以致挑动群众，围斗、殴打一些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的同志，在军区内部一度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
+
+　　三、顽固坚持错误，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
+
+　　朱声达同志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公然抗拒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处理宁夏新华分社被抢事件的指示，以及中央关于处理《宁夏日报》印刷厂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发生严重政治错误的指示中，都严肃地批评了我们。而我们既不认真检查又不严肃处理，朱声达等同志甚至公然表示抗拒。对于在军内外出现的诬蔑中央这一指示的流言蜚语，我们采取了听之任之的错误态度。
+
+　　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曾多次传达了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纠正我们错误的指示。朱声达等同志竟采取封锁、篡改、歪曲等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内外部分人员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
+　　在关键时刻，毛主席、林副主席批准六十二师进驻银川等地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朱声达竟狂妄地说：“这是不信任我们，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公然进行反抗。
+
+　　上述事实说明，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朱声达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军区广大指战员和专职武装干部说了一些错话，做了一些错事，责任主要应由我们承担。那些受蒙蔽的地方干部和群众，他们站错了队，也应由我们承担责任。
+
+## （二）
+
+　　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之所以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最主要的原因是：
+
+　　一、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立场问题。朱声达同志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在与原区党委内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长期共事中，一味追随，互相利用，以致立场、思想、感情逐渐同他们结合。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充当了杨、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杨、马垮台后，又取而代之，顽固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在生活上也是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常委其他成员中有的革命意志衰退，有的个人主义严重，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准备。因此，对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杨、马走资派，认识不清，恨不起来；对朱声达同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进行有力的抵制；对革命造反派不看本质、主流，只看现象，支流，甚至对他们革命行动看不惯，想不通，抵触大，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 这样，我们就站在无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来对待革命群众运动，把自己置于革命群众的对立面，颠倒了敌我，混淆了是非，迷失了大方向，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以至不能自拔。
+
+　　二、党委集体领导制度没有形成，革命性、战斗性不强。党委长期以来，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搞好自身革命化抓得不紧。加之中黑《修养》的毒深，彭、罗、贺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影响未彻底肃清。朱声达同志崇拜贺龙，受贺的坏思想作风的影响，军阀主义作风重，独断专行，强调个人权威，把自己凌驾于党委集体领导之上，搞“一言堂”，压制民主，对不同的意见打击报复，严重损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委成员中有的政治上漫不经心，原则性很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调和折中，放弃了原则斗争。我们在两条路线问题上虽有些斗争，但很不得力。这样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结果是腐朽庸俗作风发生，……在政治上腐化起来”。因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三、没有认真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泽东思想没有在我们头脑里扎下根。
+
+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是，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尤其对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很差，很不理解，却自以为是，以感情代政策，甚至曲解中央指示。同时，不能正确地对待自己，缺乏把自己当成革命的一分力量，又把自己当成革命对象的自觉性，不敢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彻底改造世界观。因此，在我们头脑里，毛泽东思想没有扎下根，私字作怪，怕字当头，怕犯错误，怕斗争，怕丢官。这是我们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
+　　我们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全区广大革命群众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对不起全区人民。
+
+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我们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定地同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站在一起，对刘、邓及其在军内的代理人彭、罗、贺之流，对西北、宁夏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澜涛、杨静仁、马玉槐深入开展大批判，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并彻底肃清彭、高、习反党集团在宁夏地区的影响。同时进一步深刻检查我们的错误，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同头脑里的“私”字打进攻战，脱胎换骨地进行自我改造，牢固地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振奋革命精神，立功补过，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我军区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
+
+　　鉴于我们所犯的严重错误，请求中央给我们严厉处分，并建议改组军区领导。
+
+　　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
+
+　　打倒刘澜涛、杨静仁、马玉槐！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
+
+　　· 来源：
+
+　　宁夏回族自治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文件汇编），宁夏无产阶级革命派总指挥部、宁夏自治区革命工人代表大会政宣部合编，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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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
+　　<朱声达>
+
+## 〖朱声达：宁夏军区司令员〗
+
+## 我所犯错误的检查
+
+## 朱声达
+
+## 最高指示
+
+　　要斗私，批修。
+
+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
+　　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
+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并兰州军区党委：）
+
+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毛主席的教导，违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同宁夏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杨静仁、马玉槐互相勾结，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地打击、镇压革命造反派，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破坏了宁夏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
+　　在中央召开的解决宁夏问题的会议期间，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反复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林副主席八月九日重要指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讲话，特别是我们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接见在京的军队干部时，我也受到了两次接见，给了我极大的教育、鼓舞和鞭策，使我认识到自己所犯的罪过极其严重，内心万分惭愧，殊觉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不起全区广大革命群众和军区广大指战员。现在我以极其沉痛的心情，对我的严重罪过，作如下检讨。
+
+## 一、同杨静仁、马玉槐相互勾结，保护一小撮走资派
+
+　　我自任自治区党委常委以来，积极追随刘、邓在宁夏的代理人汪锋、杨静仁、马玉槐。早在一九六零年就参与了汪、杨之流搞的所谓“反地方民族主义”和“反坏人坏事”运动，充当了迫害刘格平、王志强、马思义等大批革命干部和很多无辜群众的帮凶，得到了汪锋“司令挂帅，作战有方”的表扬。
+
+　　对马思义同志（原军区副司令员）的迫害，我负有更大的责任。很早我就对他歧视、排挤，企图把他转到地方上去工作。因此，在“反地方民族主义”运动中，汪锋提出要斗争马思义，我积极支持，把他的一些缺点错误硬往纲上拉，强加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定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在文化大革命中，马思义同志较早地站出来支持革命造反派，我又指使把他的档案公布于社会，挑起了受蒙蔽群众对他的气愤，致使在吴忠“八·一三”事件中惨遭杀害，这是我欠下的血债之一。由于我对杨静仁积极追随，一味崇拜，所以杨利用我的弱点，封官许愿，要我担任书记处书记，妄图实现他控制军队，搞个人势力，复辟资本主义罪恶阴谋。
+
+　　文化大革命开始，我竭力吹捧、保护杨、马一小撮走资派，忠实地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一九六六年八月，革命群众炮轰区党委，杨静仁为保他自己，急忙召开黑会，要常委表态。我在会上吹捧杨静仁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抓阶级斗争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好”，“工农业生产上去了”，“文化大革命搞的有成绩”。回军区后，我还向机关干部传播了这些错误论调，并在军内外大讲杨静仁是“红司令”，“好书记”为保杨静仁制造舆论。此后，在兰州军区四干会上，我还极力为杨涂脂抹粉，在西北几个省区部队中造成极坏影响。
+
+　　一九六六年七月，我执行杨、马的黑指示，抽调了十七名干部参加了地方工作组；杨、马为实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阴谋，把银川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振帮等四人非法逮捕，交军区看管，要我负责审理，我欣然接受，充当了他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帮凶；八月，杨为了阻止革命小将串连，要军区以战备名义控制地方运输车辆，我趁部队调动之机，调动了地方汽车三十六辆，破坏了革命串连；为压制革命群众进城造区党委的反，我还专门布置要农建十三师、军马场、区体委等单位搞正面教育，不要开大会，上街游行；九月，区党委机关瘫痪后，杨、马要军区给他反映情况，我通过派便衣、编简报等方式为杨、马提供了一些整革命群众的黑名单、黑材料，并根据杨的指示，安装了一部军区直通杨静仁的保密电话；马玉槐为逃避革命群众斗争，先后两次到军区机关和部队躲藏，我都进行了保护。更严重的是我按照马玉槐的黑指示，召开了驻宁部队战备会议，研究制定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所谓“防叛”、“防暴”方案，企图镇压革命群众。与此同时，还将军区机关干部、职工编成战斗分队，发了武器，进行了战备演习。
+
+　　一九六七年二月，军区错误地撤销对“联委会”夺权的支持后，杨静仁当即写信表示“坚决拥护”，以后他又通过“筹备处”向军区转送了反攻倒算的材料，我既未揭批，也未向上报告。三月，广大革命群众和受迫害的干部起来揭露汪、杨、马在一九六○年两大迫害案中的罪行时，我竟错误地认为是“转移斗争大方向”，妄图进行压制。杨、马早已被革命群众拉下了马，我还在全区工交会议上散布：中央对杨静仁的问题还没有定性，我们一概不承认。杨静仁检讨好了还是二类干部等等保杨、马的论调。
+
+## 二、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造反派
+
+　　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后，我不是积极热情地支持左派，而是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充当杨、马代理人，继续对革命造反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联委会”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于今年一月二十七日夺了杨、马的权，大方向是正确的。当时军区支持这次夺权斗争，也是正确的。但是我却玩弄了假支持真拆台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迫于形势假意支持，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大煽阴风。在二月九日军区党委常委会上，我把革命造反派在夺权中的某些缺点错误，无限上纲，说成是“假夺权”、“右派夺权”、“资本主义复辟”，致使这次会议错误地作出了撤销对“联委会”支持的决定。遂于二月十一日以军区名义发表了《关于撤销对“宁夏联委”一切支持和援助的声明》，二月十九日又发表了《告全区革命人民书》。在这两个文件中，把斗争矛头直指“联委会”，大肆欺骗煽动群众，狂妄地号召向“联委会”开展坚决斗争。这样，就转移了运动大方向，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在社会上出现了围剿革命造反派的反动逆流。为了从根本上扼杀这次夺权，我还决定强行军管了新生的《宁夏日报》社，区、市公安机关和市有线广播等单位。此后，在我的反动思想指导下，又制定了“从政治上搞臭、从组织上搞垮‘联委会’”的方针，作出了针对“联委会”的“对敌斗争作战方案”。接着，军区两次出兵参加反夺权群众集会，并举行武装示威游行，向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提出了打倒“联委会”、“彻底摧毁‘联委会’反动阵线”、“敦促一小撮右派头目投降”等反动口号，制发了大量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传单，大造反动舆论；擅自把“联委会”下属几个组织，定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非法动用专政工具，无理查封了革命造反派筹办的文化大革命展品；以支持与反对“一·二七”夺权的态度为界限，非法剥夺了革命造反派和支持“一·二七”夺权的干部参加各级生产指挥机构和各种生产会议的权利，并把我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强加于这些生产指挥机构和生产会议，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
+
+　　革命造反派，为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帮助我改正错误，发表了“三·七”声明。这本来是我认错、改错的机会，但我却更错误地认为这是“联委会”的“大阴谋”，断然拒绝，并且提出向毛主席请罪，向全区人民请罪，向军区指战员认罪，不能假投降，交出幕后人等五个条件，进一步向他们施加压力。致使社会上出现了到处揪斗所谓“一小撮右派头目”、大搞“请罪”的白色恐怖局面。
+
+　　我不仅对“联委会”实行资产阶级专政，进行残酷地打击迫害，而且对同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斗争的“宁三司”、“宁总司”的革命群众，也采取了分化、排斥和压制的政策。同时，在军内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了广大指战员。当一些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战员起来抵制和反对我的错误时，曾数次以“要政出一门”、维护“集中统一”、“对外表态必须按党委统一口径”等等借口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纪律进行压制，并当众对副司令员张怀礼等同志的正确行动横加指责，煽动受蒙蔽的指战员对他们进行围攻。在我的错误路线指导和影响下，以至发生了多次围斗，殴打张怀礼、赵志、侯占山等同志的事件，在军内造成了白色恐怖气氛。
+
+　　在我推行的反动路线影响下，在我的操纵、欺骗、煽动下，“筹备处”一些受蒙蔽的群众同革命造反派的对立和冲突越来越加剧。今年五月以来，陆续发生了挑动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我不仅未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制止，反而积极为“筹备处”出谋划策，对付革命造反派。中央“六·六”通令下达后，我恣意进行歪曲，说：“通令是叫进攻的”。“中央给了我们权，要恢复军威”。因此，当六月十八日吴忠发生农民进城围打革命造反派事件后，我竟给该人武部打电话鼓励他说：“你们搞的不错，政治上、组织上都胜利了，总结一下经验”。六月十九日石嘴山发生武斗后，我错误地认为是“反革命叛乱”，请示兰州军区调一个团进驻该市，企图镇压革命造反派。以后，“筹备处”停工停产，组织大批群众到军区请愿，我还鼓励煽动他们搞武斗，并要“筹备处”的头头，总结石嘴山、吴忠的经验。七月，“筹备处”一些领导人在军区招待所开会时，我要他们从思想上、作风上、组织上进行整顿，组织上要适应斗争形势，并要他们按单位集中起来住，在武斗中，互相支援，要经得起风险等等。这实际上是组织“筹备处”武装镇压革命造反派的动员和部署。为了进一步操纵“筹备处”，我还要求杨一木、马信等人，在幕前或幕后为“筹备处”出主意、想办法。
+
+　　七月上旬，在直属县市武装部领导干部会议上，我又讲了石嘴山、吴忠的经验，要求他们向吴忠学习。八月初，我还给机关干部、职工发了枪，要求他们组织起来，各占一个地方搞好“自卫”。在我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军区第二联络组和派往“筹备处”工作的何其仁同志积极为“筹备处”通风报信，提供颠倒黑白的“情况”，有的县人武部领导人把民兵武器以明抢暗发形式发给“筹备处”。这样，在“筹备处”个别坏头头策划下，相继发生了永宁“八·八”，吴忠“八·一三”枪杀革命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和青铜峡“八·二八”有组织、有计划地武装进攻革命群众组织和人民解放军的反革命事件。对此，我要负主要的责任。我是造成这三大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欠下了人民的血债。
+
+## 三、反抗中央指示，顽固坚持错误
+
+　　为了纠正军区的错误，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及兰州军区党委多次给予指示，但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顽固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公然采取阳奉阴违，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反抗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指示。
+
+　　今年五月三十日，“筹备处”下属一组织，砸抢了宁夏新华分社。对这样的严重问题，我既未调查处理，又未向中央报告。六月五日中央文革打电话指出，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事件，责成军区严肃处理。但我极力包庇、袒护“筹备处”，迟迟不作处理。七月十三日，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通知》，点名批评了宁夏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严重错误。我不但不采取措施改正错误，反而以“我们没有挑动农民进城”进行抵制，致使农民进城围斗革命造反派的事件越来越严重。尤为严重的是中央在222号文件中，严肃指出《宁夏日报》社印刷厂“工人纵队”少数人在印制《毛泽东选集》时，在扉页上印攻击革命群众组织的标语口号，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而我仍执迷不悟，拒绝检查、处理。在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社会上一度出现了“222号文件是从黑线上来的”，“用毛泽东思想衡量222号文件”等炮打中央的逆流，我又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今年四月以来，兰州军区党委根据中央精神曾先后以电话、口头、文件等方式，多次指出我们在支左中的错误。对于这些指示，我都以封锁、篡改、歪曲等卑劣手法，进行对抗，并煽动军队干部战士和大批受蒙蔽群众上京告状，给中央施加压力。直至八月来京开会时，我还指示何其仁准备材料，妄图说服中央，迫使中央改变对宁夏问题的态度。
+
+　　在关键时刻，中央批准62师进驻银川等地，我还狂妄地说“这是不相信我，拆我的台，不干了，也不到北京开会去了”。更是明目张胆地同中央对抗。
+
+## 四、犯罪的根源
+
+　　我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决不是偶然的，是由我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是有思想、历史和认识根源的。
+
+　　思想根源：我在和平环境中，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一味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逐步的走向蜕化变质，成为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以我的立场、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自觉地站在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一边，长期地、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反对革命。
+
+　　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是“私”字。由于私字在我的头脑里占据了统治地位，所以我的一切言行，就必然是以“私”字为转移，私字当头，怕群众，怕革命，特别是怕革自己的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我不是挺身而出，主动到群众中检查错误，接受批评，而是东躲西藏，逃避斗争。以致在反动路线上，越陷越深，进而发展到对革命群众恨之入骨“挑动受蒙蔽的群众进行武装镇压，残酷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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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根源：我长期以来，在思想上对贺龙不仅崇拜而且十分感恩戴德。自认为在捆改组派时捆了我，并要杀我，是贺龙、关向应救了我的。后来我在长征途中负了伤（当时在红四师十团任连长），过金沙时掉了队，又是贺龙派周长庚（当时是红四师的卫生队长）把我抬走的，因此我对贺龙感恩不尽。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对贺的重大问题一直进行包庇。一九三二年洪湖突围、作战、行军都是段德昌指挥的，胜利到达了湘、鄂、川、黔苏区，这一段功劳是段德昌同志的，但后来被贺龙窃取了，我一直没有揭发。
+
+　　我长期在贺龙部下工作，学了贺一套军阀主义作风，一直把这种军阀主义作风带到党内来，一掌遮天，目中无人，大搞一言堂，在党内进行家长式的统治，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破坏了我党的光荣传统。在部队建设上不抓根本，不突出政治，而是搞突出军事，贯彻彭、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在同志之间拉拉扯扯，对待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打击报复。对党、对组织阳一套、阴一套，玩弄两面手法。总之，在思想上、作风上，完全是资产阶级军阀主义一套，与毛主席的教导格格不入。这是我所犯错误的一条重要原因。
+
+　　认识根源：由于自己斗志衰退，作官当老爷，不肯学习，所以思想远远落后于形势，特别是对于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很理解。因而在识别左派时，不是以毛主席革命路线为标准，而是以保我者为左派，批我者为保守派；看待造反派，不是看本质、看主流、看大方向，而是抓住他们非主流、非本质问题不放，无限上纲；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以阶级分析方法看问题，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去看问题。结果必然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
+　　总之，我所以走向犯罪道路，归根到底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平时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联系实际，不活学活用，特别是没有用于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结果立场错了，一切都错了。
+
+　　我的罪恶是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造成的损失是很大的。我恳请党中央给我以严厉的惩罚。我决心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斗私批修为纲，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行，彻底同贺龙、杨、马等一小撮走资派划清界限，坚决在党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下，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中，好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彻底改变立场，改造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作人。紧跟毛主席、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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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9 @@
+# 清算我对于母亲成份问题上的立场错误
+
+　　<吴继周>
+
+## 〖吴继周，原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
+　　（最高指示）
+
+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
+　　解放以来，我在对待我母亲的问题上，始终以同情我母亲的思想感情代替了无产阶级的党性立场。我没有划清阶级界限，我从母子之情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滑到了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
+
+　　1949年3月间，我在东北工作的时候，我曾托亲友转寄给我母亲和叔父两封信。那时，我完全知道叔父是地主，知道母亲是剥削阶级的一员，吃的是剥削饭。可是，我的信中，却说什么：“我有不得已的苦衷”对母亲“不能奉侍左右”。给叔父的信，感谢他对母亲的照顾，说什么“不能趋拜尊前。”实际是对于地主阶级表示了一种感恩戴德之情，俨然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
+
+　　土改时，我母亲有剥削行为，我当时是知道的。作为一个老干部，地委副书记兼专员，应该主动请地委机关与当地农会联系，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是否需要她回去算清剥削账。如群众需要她回去，便送回去交给贫下中农处理，该划什么成分便划什么成分，该斗争便斗争，该怎么处理便怎么处理。在当时两大阶级——农民和封建势力进行决战的关键时刻，我肯定应当这样作，用这样的行动来支持贫下中农，鼓舞贫下中农斗志，灭封建势力的威风，扩大党的影响，肯定是非常有利的，因为我是专员，一举一动对当地的斗争都是有影响的。可是我缺乏贫下中农的感情，没有勇气这样作，我闷声不响，我深深地被母子之情束缚住，对她有深切的同情和信任，完全听信她告诉我的情况，自以为她够不上划地主的条件。我只想到她过去在政治上受压制的一面，对于她剥削农民的一面，根本不放在心上，心想她剥削量不大，贫下中农又没有要她回去，我何必去找麻烦！
+
+　　要是把她送回去，工作队政策掌握“左”一些，硬把她划成地主，那才“冤枉”哩。想到这里，我就感到别扭。因此我采取了躲躲闪闪的态度，加上当时有回避政策，就得过且过，农会不找到门上来，我也不找你。其实，是地主便是地主，不是地主又怕什么呢?什么“左”不“左”，不过是自己立场没有站到贫下中农一边来，对待自己的母亲。现在的事实粉碎了我的看法，据现在专案组调查的材料，证明母亲向我隐瞒了剥削的数量，也证明了贫下中农曾经要揪斗她，并非不要她回去，只因为县区干部挡了驾，才没有揪她。结果是，我实际上是把一个已经划了地主成分的地主母亲放在机关内养尊处优，没有受到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没有划清阶级界限。我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
+
+　　土改以后，徐莲娇带我母亲回家一趟，返回南昌以后，向我叙述了农会主席和她吵架的情形。其中有这么一句话“(画相)拿来了，地主家的东西，还有不拿的！”要是我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就应该有所警觉，严肃考虑一下是否母亲已经划定了地主成分，并写信给农会询问划成分的事，征求贫下中农的意见是否需要送她回去，交贫下中农处理。我没有这样做，我还是站在同情母亲的立场上，暗自作了有利于母亲的解释。我想，母亲的画相是放在大婆子那边的，没收大婆子的东西连带把画相也拿走了，理所当然。农会主席那样说，也不过这个意思。后来我也曾向亲友打听过这件事情，所得到的答复与我们推想是一致的，于是我完全否定了母亲有可能被划为地主的可能性。我当时虽然也曾想过农会有可能把母亲当作没有分家的大家庭成员，大家庭划了地主，可能包括了母亲，也可能包括了我本人。但我仍然没有战胜我对母亲的同情的感情，从母子之情的立场出发，认为分家十年了，还把母亲包括在大家庭内没有什么道理，自己否定了这种想法。及至土改复查以后，农会寄给我土地证，我就完全不作这种考虑了，于是我还是相信我母亲告诉我的材料，在脑子里形成一个小土地出租的概念，我还在1954年江西省人民代表的卡片上写过小土地出租，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现实，是极端错误的。其实分给土地不等于没有把母亲包括在划为地主的大家庭之内，只不过是我自己的立场没有站到贫下中农一边，我对母亲的剥削行为没有恨，对母亲提供的家庭经济情况没有怀疑，我同情我母亲的立场，也即是地主阶级的立场使我不能接受这种考虑而已！
+
+　　1964年华东通讯号召干部的地富家属还乡，有的同志对我母亲的成份提出问题，我又一次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了现实，我把我所知道的片面的材料告诉政治部，我说：“我的大家庭划了地主成份，至于我母亲，据我所知，没有划成份。”我要组织上去调查。后来辛波告诉我调查没有结果，我便心满意足了。这时我本该要母亲回家，把成份问题搞个水落石出，是什么便是什么，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可是，我又以母子之情代替了党性立场。我想，既然没有证明她是划了地主，我不送回去也不是错误，送回去了贫下中农要揪她一下，我是心痛的。这就又一次表明我没有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而实际上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思考问题。
+
+　　在文化革命中，我接受革命群众的意见，打发我母亲下了乡，要她回乡搞清成份问题，我对她说：“搞清了，是地主，在乡下受监督改造；不是地主，文化大革命以后再来。”九月分寄来一张中农成份的调查证明信，内称：土改中是和大婆子一起划的地主成份，没给她单独划成份，土改复查划中农。我对于前一点是相信的，因为这点与我过去了解的片面情况相符。可是对于划中农一点，我有怀疑，觉得应划小土地出租才比较合适。随即我又作了有利于母亲的解释，也许因为她的成份不好划，所以按生活水平划成中农吧!其实，我当时内心是很高兴的，觉得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今后母亲可以心安理得地住在自己身边了。从这个私字出发，因此，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交出来了。心想，既不是我伪造的，又不是我指使他们搞的，而且小土地出租也好，中农也好，反正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原则错误。其实，把一个自己也有怀疑的一份证明材料交给组织上，本身就是一个原则错误，是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
+
+　　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在母亲的问题上，我不是向人民负责，一心想到的只是报答母亲的所谓“恩情”，只是怕她受所谓“委屈”，只是怕她到乡下去受“苦”。丝毫没有为贫下中农着想，为党的影响着想，本来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我却躲躲闪闪，得过且过，丢掉了主动改正错误的机会，我辜负了毛主席和党对我的培养。
+
+　　十几年来，我在对待我母亲的成份的问题上，自始至终是站在同情我母亲的立场上，也即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立场和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处理问题，我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立场。解放前，我用一种孝顺母亲和对叔父尊敬的情调给他们写信，与一个共产党员的身份完全不相称。土改时我应该把我母亲送回去听候农民处理，我不但没有送，也没有主动征求意见。土改后，复查前，我应该主动向农会问清楚我母亲的成份，我没有问，文化革命中我应该退回吴光海的证明信，我没有退，我怕我母亲到乡下去以后，万一农民揪住她的剥削账不放，那就要挨斗，而我的立场没有站在贫下中农一边，我割舍不了母子之情。因此，我始终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农会不找我，我乐得不找你，得过且过。这样，我就把一个实际上已经划为地主成份的人放在机关里供养起来，养尊处优，孝顺备至，给党造成了非常坏的影响，我从同情母亲的思想感情出发滑到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去了。
+
+　　我在对待母亲成份问题上的错误，归根到底是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缺乏工人、贫下中农的感情，革命革了卅年，我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培养、教育，工农感情还是没有充分树立起来，更没有打算革自己的命，有了这个根本弱点，土改时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革命便革不下去了，于是发生了立场性的错误。这是很沉痛的教训。林副主席说：“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革不好的。”由于我革自己的命革得不好，来南航以后，在工作上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我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其中有一条是过去检查中认识不够的：便是在办学问题上没有把工人阶级作为依靠力量之一，更不必说领导力量了。我过去总以为办学没有几个高级知识分子不行，却没有把工人同志放在应有的地位。至于院务部的工勤人员，认为他们搞事务工作是好的，搞教育革命，从来没有想到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与自己在民主革命中没有充分树立工农感情分不开的，这是我缺乏工农感情在新的条件之下的表现。经过这些日子来工人同志帮我斗私批修，我认识到工人同志的的确确是教育革命不可缺少的主力之一，看了反动知识分子刘蒸的罪行展览会，我感到工人同志和实验员同志对毛主席的教育路线的理解比我深刻得多，敏感得多，他们有办法，有能力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现在，专案组的调查材料已经证实了我母亲划为地主成份，我决心站在贫下中农一边，和地主母亲彻底划清界限，在思想感情上和她一刀两断。我决心和工人同志共同学毛著，斗私批修，和工人同志同劳动，培养自己的工农感情，来克服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端正自己的阶级立场，以李文忠为榜样，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生为毛主席战斗，死为毛主席牺牲。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
+
+　　 1967年12月28日
+
+　　· 来源：
+
+　　南京航空学院红色造反团编《新南航》第十一期，196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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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48.txt
@@ -0,0 +1,27 @@
+# 我在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
+
+　　<吴继周>
+
+## 〖吴继周，原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
+
+## 最高指示
+
+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
+　　整风开始阶段，我受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影响很深。我当时对上面两个司令部的斗争缺乏认识，现在我才知道，主席早在57年1月份就讲过：“上面放的屁不全是香的，这里也有对立，有香的也有臭的(包括北京的在内)，一定要嗅一嗅。”但是，在当时我却对上面来的东西分不清香臭，全部接受。1956年，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由于我本人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当时，对这些错误的东西，我没有能力加以识别和抵制，在思想上是接受的。这表现在我动员整风学习时，和平麻痹，丧失了阶级警惕性，以为反正阶级敌人基本消灭了，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人民内部矛盾变为主要矛盾了，就片面的理解了主席和中央关于整风的指示精神，一心只想到如何把风整好，如何克服三大主义，跟上新的形势，如何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共同奋斗。根本没有估计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会趁这个整风的机会，兴风作浪，向党发动猖狂的进攻。
+
+　　在这种阶级斗争熄灭论思潮的主宰下，在整风开始阶段(截止到5月底前)我对右派进攻没有思想准备，有些右派言论，我虽然也认为是错误的，甚至憋一肚子气，但只以为这是一般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想到这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要推翻党的领导，要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因此对一些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失去了应有的鉴别力。这突出的表现在5月4日向全院作学习动员报告中，这篇讲话是我思想中阶级斗争熄灭论观点的集中暴露，讲话强调干部和知识分子都要“跟上时代”，“看透客观规律”，“及时调节矛盾”，从而作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讲话还直接宣扬了什么“我们要往前看，现在是晴天了，暴风雨的时代过去了。”等明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货色。更为严重的是我在讲话中还讲了什么：“自从听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传达报告，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及高级干部中反映最强烈，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认为是阳光普照、大地回春赶跑了寒气。解决了认识上的基本观点——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内部有矛盾，在八大提出后，在我们的头脑中反映还是迟钝的，这次是非常明确的了。”在这里，由于我当时思想中没有阶级斗争观点，分不清是毒草还是香花，人云亦云，竟把右派分子攻击党的领导，影射社会主义制度是冬天的右派言论：“阳光普照，大地回春”，赶跑了寒气，当作是党外人士对于我党诚心诚意发起整风听取党外人士的批评所发出的感佩的声音。这是我严重的政治性错误。另外也由于我对右派的进攻没有思想准备，在5月5日我院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上以及其它场合下一系列的右派言论出笼后，我还没有认识到就是要推翻党的领导和从根本上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依然在5月21日党委会和党员大会上大讲：“凡是座谈会记录，都可原样发表，不要他本人负责。”“党员同志应带头鸣和带头放，帮助群众解除顾虑，我们有中央保护，省委撑腰，党委担保，谁敢报复……。”总之，在这一段时间内，我说了不少错话，在右派进攻面前丧失了应有的阶级警惕性，思想上是严重右倾的。
+
+　　57年5月30日、31日，省委召开高校党委书记会后，对当时全国整风的形势认识上进了一步。31日晚上常委几个人开会研究了下阶段学院运动的部署，决定第二天进一步放手动员，按照省委指示，从过去强调和风细雨帮助党整风转到放手大鸣大放。但是我在6．1的整风动员讲话中没有掌握分寸，也说了一些错话，我说：“就这些日子所听到的和所看到的(稿件)，三大主义危害太深，有许多地方造成了感情上的隔膜，有许多地方使党外人士认为受不了，活不下去。”“我们认为工作中的缺点或错误，而有些党外人士却认为这是活不下去的事情，悲剧就在这里。”在这里，我虽然用了党外人士“认为”这个词，表示并非是活不下去，但这样说，依然说过了头。在同一报告中我又说：“现在要衡量党外人士对党的态度，是意见提得愈多愈好。”我这话也是错误的，因为对党意见提得愈多愈好，是应该以爱护党的善意批评为前提的，尽管这是一个帮助党整风的动员会，但我没有在讲这话的同时强调这一个前提，只是笼统讲意见提得愈多愈好，这是没有阶级分析的。我在这动员报告中，还宣布“保密制度已着手修改，各实验室对本院师生都不保密，机密资料所有老师都能看；有害老师自尊心和伤感情的保密规定都除掉”。本来保密制度按照整风中边整边改的精神是可以作适当修改的，但我修改的范围和这种提法是错误的，是右倾的，丧失了原则，是立场的错误。以上的这些错误我接受大家的批判。(上面引号的话均引自南航报或《大立》提供的私人记录)。
+
+　　在反右斗争的后期，我院没有一个6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是不是他们没有右派言论，都不够右派条件呢?当然不是。在这问题上我是有错误的，在划右派过程中，我对于高级知识分子划右派的标准掌握偏严、偏右。当时省委文教部有一口头指示，说什么“凡是在我们召开的整风座谈会上请党外人士参加座谈会发表的错误言论，只作批判，不戴右派分子的帽子。”这一个指示正好与我自己的右倾思想不谋而合，当时我有这个思想，便是觉得搞自然科学的人对我们办学还有用处，对他们适当宽大处理，将来还可以争取过来派派用场。由于思想上的吻合，我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省委的这个右倾指示的，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有个别的右派分子是漏网了。另外，当时省委在10．11日下达的复排标准和标兵材料，实际上也是右倾的，我当时也没有抵制，结果按照这个标准，一些原来党委研究已定为右派的，就改成了中右，一些党委正式定为右派的，上报省委的时候也没有批准。总之在反右后期，在划定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右倾的，应当批判。
+
+　　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应当批判。
+
+　　我在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我学习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学的不好，我对于主席阶级斗争学说很不理解。在整个反右派斗争的过程中，我感到跟主席跟得很吃力，这样便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我是知识分子出身，我本来就接受了一套资产阶级办学思想，这一套思想在当时还没有受到冲击，我迷信教授，以为没有他们办不好大学，我从爱惜他们的所谓“技术才能”出发，能够保护的便保护下来，这就是我掌握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划右派标准偏严的思想根源，也是对省委的右倾思想不加抵制的思想根源。今天回过头来检查我领导反右斗争的错误，不但对于改造我的思想非常必要，而且对于正确认识和掌握高校的阶级斗争，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和革命的工人，批判反动的学术权威，顺利开展教育革命，是有现实意义的，我愿接受革命师生员工的批判，彻底认识反右派斗争中的错误，从中得到教训，和同志们一道，把南航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1967．12．28
+
+　　· 来源：
+
+　　南京航空学院红色造反团编《新南航》第十一期，1968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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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49.txt
@@ -0,0 +1,19 @@
+# 江渭清发给毛泽东的认罪电报
+
+## 〖江渭清，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华东局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委第一书记，省政协主席，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
+　　（主席、中央、华东局：    《特急》）
+
+　　江苏地区现在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各革命造反派正联合起来了，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进行猛烈开火，并开展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
+　　在这种大好的革命形势下，省委本身(省委常委书记)，从十五日起，已成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省委特别是我犯路线错误的恶果)除刘顺元、惠浴宇长期休养外，张仲良近日犯肺炎，有可能是瘤，已往上海休养检查。江渭清、陈光(对陈有别)、许家屯、彭冲，从十五日起，先后带到南京大学、南京工学院，有时带到其他单位，进行批判、揭、斗争、挂牌、游街。这对我来说更有需要。因为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违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一条以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正在根据中央和总理最近指示，认错请罪，痛改前非，改过自新。当前革命蓬勃兴起，抓革命，促生产，交通运输，市场供应以及收购都很紧张，仅剩李士英、包厚昌两同志(有时听说也被带走)，省级机关也正在进行造反，分别进行接管。为了适应当前革命形势的发展，需要我诚恳的坦直的向主席、中央、华东局提出意见，因为再不提出，我会对当前革命继续犯罪，造成不可饶恕的罪过。现在我已被监督劳动，隔离反省，无法顾到工作。因此，我建议：
+
+　　①请中央、华东局派人来主持省委工作，如不可能，请在陈光、李士英、包厚昌三同志中指定一人主持省委工作。
+
+　　②撤销我的职务。
+
+　　 江渭清  一月二十二日
+
+　　· 来源：
+
+　　南京大学红色造反队《农奴戟》第十九期，196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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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50.txt
@@ -0,0 +1,97 @@
+# 李大章：我的第三次检讨
+
+　　<李大章>
+
+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给西南地区，主要是成都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带来了严重的恶果。由于自己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没有根本改变，尽管以前也写过两次检查，第一次写得很肤浅；事实没有全盘托出，思想也挖得不深；第二次主观上是想把事实“连锅端出”，并且尽可能挖思想根子，但是现在看来，主要是现象罗列，没有真正触到灵魂，真正起来革自己的命。最近，随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日益深入，不断学习和领会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以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讲话，同时在两个多月来和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的同学，和革命群众的接触中，向他们学习，向他们请教，使自己的认识又有进一步地提高。因此，我觉得有必要再作深入的检查。可以预料，现在的检查，认识仍然是不深刻的。但是我有信心，有决心随着我的认识的进一步提高，再继续检查批判自己的错误，我恳切地希望同志们继续放手揭发批判我的错误，以便更快更好地督促和帮助我彻底纠正错误。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最主要的错误是立场不对头，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坚决同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站在一起，放手发动群众，革自己头脑里存在的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命，革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东西的命，革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命。而是相反，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用资产阶级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总想使运动约束在自己主观想象的范围，最好是运动规模小一些，时间短一些，特别是革别人的命可以，革自己的命就不行。因此，革命最好不要革到自己头上，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就很难识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是相反，却容易地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由于彼此的气味相投的缘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盗用中央名义，发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二月提纲》提纲发下来以后，在李井泉的授意下，我同几位同志一起起草了一个贯彻执行的意见，经西南局，省委讨论通过，正准备下发，幸而中央，主席很快地发了《5月16日通知》揭穿了彭真的“汇报提纲”的反革命本质，才制止了我们的错误，并根据中央通知的精神，我们向中央作了一次专门的检查。
+
+　　去年6月，毛主席亲自批发了聂元梓等同志的第一张革命的大字报，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西南局机关的革命干部也纷纷起来，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用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形式，把揭发批判的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时，我没有勇敢地站出来引火烧身，而是错误的提出对西南局书记处的成员不要贴大字报，有意见可以用小字报或其他形式转达，这样不仅是压制了革命，而且起了转移斗争目标的恶劣作用。以致从6月到8月这段时间，西南局机关的运动转移了斗争方向，矛头主要是对着下面的同志，伤害了许多好的革命的同志。对此，我应负主要责任，在这里，我诚恳地向搞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并且建议机关的革命同志对那段时间受过批判的人逐个进行讨论，凡是搞错的都应坚决给他们平反。
+
+　　7月初，我的最大错误是同意和支持派工作组到学校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是违反毛主席关于不派工作组的指示的，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派出人数众多的工作组到学校美其名曰发动群众，而实际是搞包办代替，打击革命群众，压制群众运动，阻碍运动的正常发展。
+
+　　7月下旬，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这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主席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全会通过了“十六条”这样一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很明朗了。这次会议，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可是，我自己由于还没有从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转变过来，尽管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却并没有真正把两条路线的斗争实质搞清楚，因此，开会回来以后，仍然是执行着与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相对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一些问题上，甚至比过去更有发展，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也比过去更为严重。
+
+　　这一段，我的错误突出的表现是违背毛主席的指示，不欢迎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炮轰西南局。本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后，由林彪同志主持，恩来、伯达等同志参加的会议上，曾征询大家对“炮打”中央以下各部委、各中央局和各省区司令部的意见，会上大家都同意要炮打自己领导的司令部。可是，我们回成都后，没有主动提出“炮打”自己领导的司令部，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更错误的是8月底9月初当革命学生，革命群众提出“炮轰西南局”的革命口号时，我们当时的态度不仅是犹豫的，而且觉得“炮打”与“炮轰”在含义上不完全一样。而是片面地理解为只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才应该炮打，而认为自己那个司令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司令部，是不能炮打的，当然更不能“炮轰”了。实际上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是执行了刘、邓路线的司令部，为什么不可以炮打呢？有了上述的想法，口头上又不好公开这样讲出来，因此，当群众问我们这个口号的态度时，就总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有的甚至要群众自己去辩论。从这个问题开始，就逐步形成了炮轰派和非炮轰派的两派之间的群众斗争。以后，我们认为炮轰派对领导的态度非常激烈，而非炮轰派对领导的态度比较缓和，因此在许多做法上，实际是不欢迎炮轰派，而对于非炮轰派有好感。并想了不少办法来对付革命群众，来保自己。例如，组织机关红卫兵和调动学校红卫兵保卫机关；传布在学生中划分“红五类”“黑五类”，“红五类”出身的同学要同“黑五类”出身的学生作斗争的观点；挑动干部与学生对立；批准印发“西南局办公厅紧急声明”，利用党的威信来打击，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等等。9月下旬，《红旗》杂志13期社论发表，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我当时却想把学生收回学校，搞校内的斗、批、改这实际上仍然是想把运动的时间缩短，运动的规模缩小，借以避免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烈火燃烧到自己头上来。在学习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一些重要文件以后，才进一步感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但是，越感到错误严重，就越感到精神和工作压力大，急于向党向人民作检查交代以表明态度。但是，由于李井泉拒不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继续坚持推行反动路线，一些群众斗群众的事件的发生，愈演愈烈，而自己对上述情况只感到束手无策。最近以来，各种群众组织及其一些成员，有的由于各种需要，都要求补助一些经费和物质，我又批了一些条子，其中有一些是必要的，有一些则起了腐蚀革命组织和革命群众的作用，在这方面，我又犯了经济主义的错误。
+
+　　现在我认识到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完全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是自己不敢于革自己的命，怕字当头的必然结果。
+
+　　通过这一段运动的实践，我真正认识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坚决贯彻执行这条路线对于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对于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对于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保证我们国家永不变色，对世界革命发挥更大的作用，意义是极为宏伟深远的。我自己作为西南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本来应当自己带头革命，首先是革自己的命，并坚决支持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把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可是，我却辜负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期望，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阻碍了运动的发展。
+
+　　为什么我在文化大革命中会犯这样严重的错误呢？
+
+　　首先主要是我对形势的发展作了错误的估计。8月底9月初，成都市广大革命学生和革命群众积极响应毛主席“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积极行动起来，提出“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的口号，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等大民主形式，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并批判和监督西南局和省市委等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这本是件大大的好事，是毛泽东思想与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而我自己却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我的主要思想活动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外的影响，及其反革命本质认识不足。第二是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有它的社会基础，这主要是资产阶级，还有一批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内也有一定的市场，这就是一些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的干部。而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因此，不放手发动群众，不用大民主的革命办法，反动路线就难以摧毁。对此也认识不足。第三，从西南和四川来讲，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在干部和群众中有较为普遍的恶劣影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西南和四川的时间更长，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在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更深。我自1949年解放四川，一直在川南区党委和四川省委，西南局工作，同样受到刘、邓反动路线的影响，特别是邓小平、李井泉的影响。对他们所提倡和推行的反动路线，在某些重大问题上，我作过抵制和斗争，但在黑《修养》的影响下，没有把斗争坚持到底。这说明我的思想深处同样也是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第四，对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恶果，严重危害性，认识不足，因而对于认识错误，检查错误，纠正错误，表现得非常迟缓。现在对这种情况是更看得清楚了。为着更快更好地肃清他们的影响，必须从党内到党外，从党外到党内，从上到下，从下到上的互相结合起来一块大揭发，大批判才行。第五，我对多数、和少数，左和右，革命和保守未作具体的阶级分析，甚至颠倒了黑白，把少数派，革命派和“炮轰”派误认为其中是有“一小撮”，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把“炮轰”看成是炮轰无产阶级司令部，这实际是把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误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右派翻天。而把受着自己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蒙蔽影响的群众，当成左派，革命派，由于以上种种错误思想活动的存在，其结果就必然对于当时运动形势发展的估计，作出完全错误的判断。
+
+　　第二、对大民主这种形式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原来自己思想上有个框框，认为大民主是用来对付敌人的。因此，当群众运动用大民主形式批评和监督我们的时候，思想上很自然地就产生了对立情绪，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用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用来监督领导机关和领导人，这是使我们国家永不变色的重要保证，这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自己思想却没有很快跟上去，这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
+　　（第三、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在思想认识上始终跟不上。这场大革命是在社会主义革命新阶段上发展起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更高阶段的大革命，对此，我在较长时间内是不理解的。）
+
+　　从这场革命运动发展的范围和发展的速度讲发展十分迅速，猛烈，运动的范围也是越来越广泛，现在终于成为全党和群众的革命批判运动。我对此开始是很不理解的，后来党的方针、政策和运动的发展已经摆得很鲜明，很清楚了，而我的思想认识始终跟不上运动发展的需要。
+
+　　从运动的目的和要求讲，他是破四旧，立四新，破私立公，大破“我”字，这就不仅从党内揭发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且也扫荡了旧社会所遗留下的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样就可以比较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根子，牢固地树立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虽然我力求努力学习，并加以贯彻执行，但是认识得很肤浅，学得很差，使得工作作得不好，甚至犯了各式各样的严重错误。
+
+　　通过这次运动，就可以把学习和贯彻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在西南地区全面开展起来。把各工作单位和各生产部门，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并从而通过这次运动，就可以涌现出一批经过教育、锻炼和考验而真正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接班人。我对于这样一些极其重要的，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开始是认识不清楚的。
+
+　　总之，我对于运动的深远目的和伟大意义是很不理解，因而运动开始是没有什么思想准备，严格讲来甚至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即使有了一些认识，也是抽象的认识，即所谓抽象的思想准备。同时自己受着历史上一些运动狭隘经验的束缚，把当前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的革命运动，仍然看成象过去历次运动一样。这就是我认识不够，而犯了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因此当着运动迅速而猛烈地开展起来，特别是把斗争的锋芒冲向领导机关，冲向自己的时候，就手忙脚乱地不知所措了。这是严重教训，应该吸取这一教训来教育自己，改造自己。
+
+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己犯了这样严重错误的根源，实质主要是没有真正做到林彪同志指出的3条，即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没有很好理解群众、群众路线和群众运动，特别是群众路线就贯彻更差。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路线，就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这次运动中，自己的许多想法和作法，就违背了毛主席这个重要的指示。
+
+　　（一）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的绝大多数。这次运动中虽然也常讲群众中95%以上的人是好的，但是，当着运动偶而出现了某些缺点就误认为是坏人搞的破坏活动。在8月底9月初，我曾经十分错误地说过这些“坏人”人数虽少，但他们所起的“破坏作用”的能量是很大的。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对广大群众的革命行动采取了怀疑和不支持的态度，这是极端错误的。由于自己不信任群众就必然会同群众的革命行动、革命要求对立起来，其结果是越陷越深，使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
+
+　　（二）要依靠群众，首先就要接近群众，了解群众，懂得群众的心情，也就必须放下臭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这次运动中，有很长一个时期，我没有到群众中去，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虽然到学校去过几次，但只是听听汇报，和少数同学开座谈会。9、10月间，我一直在成都，不但没有主动地去接近群众，反而是躲躲藏藏，群众找上门来，也不敢露面。为什么犯了这个错误？一方面是自解放以来，长期地做官当老爷，习惯于坐办公室，层层听汇报，看书面报告，由于对革命群众很不了解。特别是没有认识到广大青年学生是在毛泽东时代，受毛泽东思想培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思想活泼，精力充沛，有革命造反精神。自己越不和他们接近，就不可能了解他们，也就害怕群众，不敢到群众中去。运动中，有的革命群众一针见血地批评我说：“离群索居是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
+　　（三）革命的群众运动，特别是这一次的运动，是通过大民主的形式来进行的。尽管在运动中有部分群众，个别的人，存在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和大方向总是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的，总是合理的。我在运动中，恰恰违背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在分析认识形势时，把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夸大了运动中个别的缺点，又害怕运动中打击面大了，伤害了好干部，以后难得“揩屁股”，结果就形成了自己同运动的对立。
+
+　　（四）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后，害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总想把运动约束在自己能够接受的范围以内，一旦越出了自己主观所想象的范围，于是就大喊大叫，总是想方设法去控制它，这实际是在执行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时，自己还用以前狭隘的经验来对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其结果也是必然会脱离群众甚至和群众对立起来。
+
+　　在对待自己的态度上，对自己的缺点错误看得不够，特别是自己思想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反动东西，而又害怕和不敢亮出自己的思想，揭发自己工作中的错误，不愿意首先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当成炮轰的对象。由于自己抱着这种错误的态度，就无法克服和改正自己思想上和工作中的错误。
+
+　　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我对炮轰、火烧迟迟不表示积极支持的态度？存在“怕”字，也是原因之一。由于怕字当头，所以就不能把自己摆在革命对象的位置上，特别是不敢引火烧身，不敢亮出思想。问题的实质，就是“私”自当头，“我”字当先。
+
+　　发生以上情况的原因，是自己认为是“老革命”，为革命干了几十年，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虽然跟毛主席是跟得不好，跟得不紧的，但在主观上还是一直努力的跟着党和毛主席走的。自认为在过去历史上，虽然在许多次运动中小错误不断发生，但是没有犯过方向路线错误。因而，对这次运动，一方面是提心吊胆，怕出问题，另一方面，自己又宽慰自己；认为文化革命是新而复杂的问题，犯点错误是难免的，这就放松了自己改正错误的努力。同时也认为自己过去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知道的革命事情还不少。积累的经验虽然不算多，也没有很好地总结，但还是有些零星的经验。其实，过去的某些所谓经验，实际上早就成为陈规旧套，早已不能适应新的革命形势，已成为束缚自己思想的一些框框套套了。
+
+　　发生以上错误，还有一个原因是个人骄傲自满问题。我虽然对此自己认为是比较注意的，但是我的固步自封、满足于现状，不愿意积极学习别人先进的东西，自己认为自己还不错，而不力求进步，就是骄傲自满的表现。
+
+　　长期以来，在对人对己的态度上，一般是对人严对己宽，对人马列主义，对己是个人主义，革别人的命就非常认真，对革自己的命就马马虎虎。这些都是“我”字当头和自私的表现。同时，对于熟悉的人，顺耳的话就容易听，使用起来也比较放手。但反过来，凡是批评自己的话，听起来总是不高兴的，凡是不熟悉的人又爱提不同意见的人，使用起来就不大放手。这实际是一种不顾人民利益，只顾自己的一种表现。
+
+　　总之，我回忆十多年来在和平环境中，确实在自己思想上是逐步在生锈发霉，因而产生了以上种种错误，而这些错误的存在，阻碍自己进步和影响自己对错误的改正。因此，必须坚决地冲破“我”和“私”字，大立“公”字，冲破小局，顾全大整体，才能牢固地树立起毛泽东思想，不断促进自己的思想改造，更快地改所犯的错误。
+
+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最根本、最本质的原因，是对主席著作、主席思想和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学习和领会得很差，用得更不够。因而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或者没有举起来，甚至在若干问题上走到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去了。
+
+　　我对于主席著作和指示，没有狠下功夫来学。特别是联系自己思想实质，工作实际，反复地学，反复地研究，反复地思考很差。不是为用而学，不是活学活用，而只是一般地学，因而学得不深，吃得不透，许多重要文件的精神实质，还没有真正理解。例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六条”，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出来的。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参加讨论通过这个文件的，似乎懂得了，但会后回来，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又反其道而行呢？实际还是很不理解。
+
+　　我对主席的许多重要指示，虽然看过，学过，但大都领会很差，执行得不好。今后必须注意改变这种情况，要认真领会主席指示的精神，更要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去贯彻。
+
+　　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自己为什么比广大革命群众落后呢？问题的实质，就是一个阶级立场和阶级感情问题，如果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和带着非无产阶级感情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弄懂毛主席思想，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但相反，如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来学，就是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容易学懂。我的文化水平和革命经历一般讲来，是能够看懂，学懂毛主席著作的，但结果反而不如工农群众学得好，就是因为自己认为已经懂得了，再不用下死功夫去反复学习，反复思考，反复研究了。就是因为没有工农群众那样深厚的阶级感情。
+
+　　在学和用的关系问题上，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有时也在讲，也在抓。但讲后贯彻得很不够，抓也抓得很不紧，特别是没有把毛主席思想作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和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来对待，没有采取雷厉风行的，压倒一切的办法来开展学习运动，我对以上工作抓得不紧，抓得不好，对四川和西南学习主席著作都有影响，我负有责任，是应该向大家作检讨的。
+
+　　我对毛主席著作和毛泽东思想未学好，对于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未抓紧抓好，这又同我的思想改造不够，无产阶级世界观未牢固地树立起来，是有密切联系的。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上述错误思想不彻底破除，毛泽东思想就不容易学到手，这是我必须牢牢记住的。
+
+　　我所犯错误虽然是很严重的，但改正错误的条件是存在的，只要自己有了决心和信心来改正错误，再大的错误也是可以改正的，而且也是非改正不可。改正错误的条件和改正错误的决心与信心由何而来？
+
+　　第一有毛主席的英明领导。我对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信奉无疑的。我有决心坚决贯彻执行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同刘、邓的反动路线决裂，划清我和李井泉的关系，绝不能让使错误继续发展下去。只有坚决的走这条路，才有可能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　　第二是有革命群众，革命同志的帮助监督，这就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无限力量。为此，我决心放下臭架子，改变做官当老爷的态度，首先当群众的小学生，首先应向革命群众请教，寻求革命的真理。对于逆耳之言，一定要听，对于群众的首创精神和群众中的新鲜事物，一定要吸取和尊重。自己的年龄虽然大一些，精力也不如青年人，但还是决心振作精神，力求把工作做得好一些，少犯和不再犯大错误，以便更好地保持晚节。
+
+　　第三是错误能否真正彻底改好，在上述两个条件之下，还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努力。当前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斗争还在深入地继续发展。能否过好这一个文化革命关，还要依靠自己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继续考验自己，锻炼自己，并进行深入地检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斗争，同时和群众站在一起批判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
+
+　　另外，在今后工作中，还必须坚持原则，按照中央指示办事，不能再犯经济主义的错误。
+
+　　最后是我在这次所犯错误中，不仅西南局机关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好同志，而且也使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志也在我的错误影响下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或受了一定的影响，我对于前者应再一次向他们赔礼道歉，认真而迅速地给他们平反。对于后者，除了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外，我应承担主要的责任。
+
+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
+
+　　打倒李井泉！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李大章1967年1月22日1967年5月31日抄
+
+　　来源：《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编印，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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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51.txt
@@ -0,0 +1,25 @@
+# 向毛主席请罪
+
+　　<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赴党校调查组>
+
+　　我们是北京工农兵体育学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赴党校调查组。我们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高级党校《红旗》战斗队及全体革命同志赔礼道歉。我们从1月19日来到党校，名义上是作调查，实际上是带着框框进校，没有认真地全面地进行调查研究，偏听偏信，支持了“红战团”这个反动组织，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们的流言蜚语，恶意诽谤，又正好迎合了我们思想中形“左”实右的思潮。我们站在错误的立场上，转抄了清华的大字报，自己也写了矛头指向革命左派的大字报，打击了坚持正确路线的李广文同志和《红旗》战斗队。尤其严重的是，在没有征得兵团总部及全体战士同意的情况下，就以兵团名义参与发起了“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并发出了一个反动的公告，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给党、给人民、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在此，我们再一次向同志们请罪，我们愿意接受同志们的严厉批判。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我们决心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修正错误，向真理投降！
+
+　　我们在哪里摔倒，一定要在哪里爬起来。我们一定用实际行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在此，我们并作以下几点声明：
+
+　　1、《调查康生问题联络委员会》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康生同志的反动组织。因此，我们坚决退出并决心把它彻底砸烂！
+
+　　2、我们向党校的革命组织《红旗》战斗队赔礼道歉，诚恳接受你们的严厉批判，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北京工农兵体院毛泽东主义兵团赴党校调查组
+
+　　· 来源：
+
+　　《体育战线》(增刊)，1967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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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52.txt
@@ -0,0 +1,39 @@
+# 陈毅检查
+
+　　<陈毅>
+
+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今天向同志们作检查。
+
+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五十多天里，我在领导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具体表现在贯彻执行了一些条条框框，束缚和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了国民党“训政”的办法，派出一批工作队，从约束群众，限制群众；发展到镇压群众。结果，把外事口初步发动起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
+
+　　外事口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表现是：派出了大大小小的五十个工作队或工作组。其中由外办、外事政治部派往对外文委、中侨委，有关局和学校的共八个，由外交部派往所属单位和学校的共七个。这批工作队中，以张彦和刘新权两个工作队的问题最为严重。张彦工作队已成为全国闻名的坏典型。张彦在对外文委和第二外语学院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镇压群众，用逼供信的办法，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最早发现张彦的错误，张彦就怀恨在心，不择手段的挑拨我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企图假借我的名义，对抗陈伯达同志。特别恶劣的是搜集材料，企图陷害陈伯达同志，陈伯达同志是我们党内杰出的理论家。我从一九四四年认识他以来，一贯很尊重他，向他学习了不少东西。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学得好，他们有高度的无产阶级政治敏感，他们能很快发觉张彦的阴谋诡计，我却远远地落后，在事实暴露之后辨别出真假。张彦企图挑拨我和陈伯达同志的关系，无损于我们之间的团结，却暴露了他自己的反革命政治扒手的真面目。刘新权工作队也采用逼供信，整理黑材料等等办法，在外语学院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其他的一些工作队或工作组，也都程度不同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工作队和工作组所犯的错误，我应负很大的责任。
+
+　　我为什么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呢？主要是由于自己思想上的原因。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开始，我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的。当时群众运动来势很猛，我没有正确的思想准备，相反，我却有很多错误的旧思想。在这关键的时刻，对于如何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我站错了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发扬大民主，进行文化大革命。而是害怕群众运动来势过猛会打乱正常秩序，影响外事工作，我口头上虽然也说放手发动群众，实际上是多方限制，企图把革命的群众运动限制在我所想的轨道上进行。因此，对那些条条框框工作组等等作法，觉得比较适合自己的口味。当时就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接受和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大错误。
+
+　　由于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然在总的方向犯了错误，不言而喻，在运动中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自然也就错误百出。外事口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后果，是使外事口的文化大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外事口各机关，各学校，普遍的，程度不同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迫害，有些同志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他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这是我脱离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而犯下的错误，不能不使我痛心疾首，愧悔交加，在这里我要向运动中所有受打击，受伤害的革命同志宣布平反，赔礼道歉。
+
+　　八届十一中全会，毛主席纠正了这条错误的路线，我开始觉悟到，运动初期我不自觉地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在中央的两次会议上，都沉重地检查了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错误，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立场上来。
+
+　　但是，十一中全会以后，我纠正错误很不彻底，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中，还继续发生了一些错误。表现在：对群众批判工作组的错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支持得不力，过多的强调保护干部，原谅工作队的错误，在少数派和多数派之间调解的立场，强调避免冲突，对左派支持的很不够，没有抓住运动的主流，过分重视了非本质，作主流方面的问题，从纠偏的角度出发，列举偏激的事大讲政策，说了很多的错话。
+
+　　在说错话的问题上，尽管当时主观愿望还是出于好意，希望叫革命群众掌握政策，把运动搞得更好。实际效果却是批评指责了革命群众，挫了左派的锐气，长了保守派的威风，给群众运动泼了冷水。我在各单位的讲话，特别是在军事院校革命师生两次大会上的讲话，错误很严重，打击了左派，压制了革命群众。讲话稿流传各地，影响很大，对进一步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深入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
+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集中表现在群众观点上。运动初期，由于自己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就滑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还自以为那样做是正确的。十一中全会以后，在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上，有所觉悟，有所提高。但是，还没有能够彻底转变，仍然把群众的觉悟水平估计过低，自称高明，继续站在群众之上，指导运动，因此，就常常以教训人的口吻来对待革命群众。说错话是个表面现象，实质是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什么态度的问题。运动初期的错误，是站在群众的对面反对群众。十一中全会后本应迅速转变，站到群众之中，与群众一道前进，我没有很快这样做，只是从群众的对立面，转到了群众的后头，而且站在群众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
+
+　　我在对群众的态度上，认识和改正错误表现很迟缓，主要是由于我长期处于领导岗位上，很少深入群众，没有虚心向群众学习，群众观点越来越淡薄。因此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看不到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看不到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革命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而习惯于站在群众之上，好为人师，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这样严重地脱离群众，违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的群众运动中，不可能不犯错误。
+
+　　这次犯错误，还集中暴露了我的思想、作风上的很多问题，诸如：固步自封，凭老经验办事，民主作风不够，工作作风粗线条，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等等。这些方面，对于我犯的错误，加重尖锐都有关系。
+
+　　为了彻底清理思想，纠正错误，回溯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也曾讲过不少错话，其中错误特别严重的是一九六二年广州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那次讲话的主要错误是对知识分子无原则的捧场，评价过高，而没有强调政治上、思想上的改造，以致被一部分拒绝改造的知识分子所利用。还有一九六一年，对北京高等院校应届毕业生的讲话和以后几次关于学习外语的讲话，在红专关系上都没有强调突出政治，而过分强调了专业，助长了一些人的不问政治倾向。这些讲话有的曾公开发表，流毒全国，影响很坏，这是我值得深刻检查的。
+
+　　九个月来，同志们给我写了很多大字报，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批评，同志们要把我很好烧一烧，烧掉我思想上所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脏东西，这是对我最大的帮助，我表示衷心地感谢。
+
+　　同志们希望我改正错误，我也有决心，有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毛泽东思想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给了我彻底改正错误的力量。今后，我必须坚决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林彪同志为榜样，学习，像他那样活学活用，运用自如。同时还要向周恩来同志、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和中央其他同志学习，他们学习毛泽东思想都学得很好。我必须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是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泽东思想真正学到手，要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世界观。
+
+　　彻底改造世界观，对我来说，首要的问题是端正对群众的态度，真正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运动，充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高价征求批评，诚恳接受监督。以满腔热情，到群众中去，虚心向群众学习。过去是靠吃老本过日子，现在不够了，必须重新向群众学习。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作出一些新的贡献。毛主席说：“我们共产党员应该经风雨见世面，这个风雨，就是群众斗争的大风雨，这个世面，就是群众斗争的大世面。”我决心投入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的洪炉，彻底烧掉自己的错误，坚决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坚定不渝地支持你们，并且和你们一起，共同批判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一起来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外事口的影响。坚决同你们站在一起，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粉碎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坚决支持你们的夺权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同志们，同学们，战友们，我向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致敬！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虚心向你们学习，学习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让我们一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共同努力，把外事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口号：略）
+
+　　（来源：原载《周恩来陈伯达在陈毅检查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7.01.24。1967年3月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中央首长讲话（1）》；《陈毅言论集》（北京：红代会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红卫兵批陈兵团翻印，1967.5.10）；《大字报汇编》（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一九六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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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7 @@
+# 我背叛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代德群>
+
+　　原编者按：经过自己长期、激烈的思想斗争，代德群同志终于背叛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欢迎他回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革命造反派真正站到一起了。
+
+　　德群同志是打入过《九·一五》内部，收集了黑材料、开了黑名单，干了一些反动路线的特务工作，德群同志有错误，但根本算不上什么“道德品质恶劣”，算不上什么“可耻”，谈不上是什么“政治扒手”和“见不得人”。德群同志没有罪，真正有罪的是反动路线的提出者和顽固执行者。一时认识不清，受了蒙蔽，这种错，一旦认识清楚并向群众诚恳检查、道歉之后，群众会原谅并从内心真正把你看作自己的同志。交院《九·一五》对德群同志的态度也证实了这点。
+
+　　真正睡着了的人，一叫就醒：装睡着了的人，无论怎样也叫不醒，除非动武。对那些犯了错误、死不认错的又臭又硬的顽固分子，我们要大喝一声：赶快猛醒！向代德群同志学习！否则，就会变成一块阻碍革命的绊脚石而被革命群众一脚踢开！
+
+　　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进入了一个新高潮，在全国范围内，都在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越来越多的同志已经觉悟，背叛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这边来了。我在前段时期忠实地执行了反动路线，违背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然而自己却又“我”字当头，患得患失，考虑到今后的处境，采取了折衷主义的态度，不暴露自己所犯严重错误，继续混在《九·一五》战斗团内，打算混到运动结束为止。在主席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九·一五》战斗团的同志们的热情帮助、耐心启发下，又经过了长期激烈的思想斗争，今天，我终于把自己在运动中所干的见不得人的事暴露出来，望同志们对我的错误彻底批判。革命的同志们，我已经犯了错误，再不改正，就将犯更大的错误，望你们伸出友谊的手，拉我一把吧!
+
+　　远在七月中旬，一部份敢于造反的同学对工作组所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进行抵制、批判，同学间又出现了新的分歧。在我眼里，敢于把矛头指向工作组的同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妄想推翻党的领导”、“牛鬼蛇神”。
+
+　　当时的一个晚上，夜深了，四周无人，在道桥系青楼背后路六四·一教室外边，学生会的副主席徐×(交院思想兵)对我说：“现在阶级斗争很复杂，特别是那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同学，妄想趁机搞阶级报复。有一个地主分子就曾对他的儿子说：‘儿啊！你要拿着红旗走遍天下。对这些人要多留心些’……”当时我也谈了一些与他看法相同的话。徐又说：“对于这样的人，今后要处理，要把材料落实……。我们打算派人打入他们内部，去收集材料……。看你去合不合适？”我犹豫起来，于是徐开始分析有利条件，说：“你在运动开始后不久，就管大字报去了，未参加班上活动，他们对你不够了解，而且你家庭出身又较好，以前表现也可以，你平时又不大开腔，不容易暴露，你和他们曾耍得很好，他们不会怀疑你……”还说，“你打入他们内部，更能经受阶级斗争的锻炼，提高认识能力。”一方面，自己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问题，看问题犯了极端片面的错误；一方面，又过于对徐×信任，因此，自己就同意了。
+
+　　第二天起，就打入《九·一五》战斗团内部开始了收集黑材料、开黑名单的特务工作。一月月地过去了，到九月底，一本厚厚的日记本也快记完了。
+
+　　这本来就执行了反动路线，严重违背十六条，再加之自己站在与同志敌对的立场上去收集材料，就歪曲了事实真象，本来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言行，也变成了“反党”的“证据”而载入黑材料中。
+
+　　九月底，《九·一五》战斗团与我原来未打入前所在的《烈火》战斗组辩论，辩论会上，一位同学明显地指出，徐×派人打入《九·一五》内部收集黑材料。自己怕暴露问题真象，没出来证实。《烈火》也怕，千方百计地转移目标，打烟幕弹。他们想了一条阴险毒辣的诡计：他们借“勒令”杨××、刘××向他们汇报思想为名，在同学间大肆进行挑拨离间，使《九·一五》的《刺刀见红》战斗组去怀疑刘、杨二人，也使得《刺刀见红》战斗组内部互相怀疑，有人怀疑组内肖××当了叛徒，使肖长期以来，一直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不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
+
+　　自那次辩论以后，《烈火》一直在商量对策，并安慰我：“不要怕，只要我们这边尽量掩护，问题不会暴露。退一万步讲，即使他们知道了，只要你记的材料不要他们抓住，自己又死不承认，他们把你也莫法。”
+
+　　不久，《红旗》十三期社论发表了，又听了中央军委紧急指示的传达，开始认识到自己犯了严重错误，执行了反动路线，走上了危险道路。承认错误，把问题暴露出来吗?自己就当了可耻的政治扒手，这些见不得人的事，让别人知道了，自己的“道德品质”将有多么大的影响啊！退出红卫兵《九·一五》战斗团吗?这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那时啊，激烈的思想斗争，每时每刻都在脑海里进行着。我翻了《毛主席语录》，仿佛听见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切地对我说：“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红旗》社论也耐心教导我：“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一想起这些，就想鼓起勇气来揭发工作组、《烈火》和我自己所干的一系列卑鄙可耻的事情，但一想到问题的暴露会给自己带来难以预料的“恶果”时，勇气又消失了，复杂的思想斗争，沉重的思想负担像匹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只好又混在《九·一五》战斗团内过日子……。
+
+　　我出去串连了，一个多月的串连使我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确实执行了反动路线，起了保皇的作用，同时更深刻地认识到，山城的《八·一五》是革命的，他们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斗争矛头始终对准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校《九·一五》也是如此。这时我又产生了一个想法，当一名政治投机商：不暴露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出的特务勾当，今后既可以与《烈火》保持“团结友好”，又可以以一个革命造反者的胜利姿态出现……。
+
+　　一月一日，《红旗》元旦社论一声春雷把我从酣梦中震醒，猛地一看，在我面前已经是悬崖绝壁了，再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我不能再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了！山城《八·一五》派战士，为了冒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挨了打、挨了斗、流了血、都不怕，而我却从背后袭击他们、整他们、造矛盾，削弱他们的战斗力。这对得起党、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吗?对得起那些与反动路线和资本主义当权派奋力搏斗的同志吗?不行！不行！我要揭发！要造反。
+
+　　同志们：我错了。在这里，除了向《刺刀见红》战斗组及《九·一五》战斗团其他战士作公开检讨外，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因为他们仍以同志间友好而又真挚的态度、热情帮助了我，此外，我决心做到以下几点：
+
+　　一，继续加强主席著作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的学习，彻底同反动路线决裂，真正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边来。
+
+　　二，自己所知道的关于工作组、《烈火》执行反动路线的事实全部揭发出来。
+
+　　三，暂时停止参加红卫兵《九·一五》战斗团的活动，交出红卫兵袖章和《九·一五》战斗团团证，请求战斗团对我作出认真严肃处理。
+
+　　四，对《刺刀见红》战斗组清查《烈火》准备“秋后算账”的黑材料的革命行动，坚决支持。
+
+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一定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清除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紧跟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
+　　 交院红卫兵《九·一五》战斗团原《刺刀见红》战斗组  代德群
+
+　　· 来源：
+
+　　重庆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主办《山城红卫兵》第12期，1967年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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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
+
+　　<彭德怀>
+
+　　（主席：）
+
+　　 你命我去三线建委，除任第三副主任外，未担任其他任何工作，辜负了你的期望。12月22日晚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红卫兵抓到该部驻成都分部。23日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于27日押解北京，现被关在中央警卫部队与红卫兵共同看押。向您最后一次敬礼！祝你万寿无疆！
+
+　　 彭德怀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
+
+　　· 来源：
+
+　　王春才著《元帅的最后岁月——彭德怀在三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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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55.txt
@@ -0,0 +1,31 @@
+# 刘瑞森：向全省人民请罪
+
+　　<刘瑞森>
+
+　　【刘瑞森（1912—1999），1929年参加中共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
+　　去年6月19日，许多革命群众由于不满意江西日报在报导谷霁光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时候，没有加按语，过早地定下谷霁光是“三家村”江西分店老板的调子，到江西日报社院内和院外墙上，贴了许多革命的大字报。前省委书记处当晚在黄知真家开会，由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郭光洲、黄知真和我参加，由方志纯主持。当时根据省公安厅付厅长黄庆荣等人的汇报，前省委书记处认为这是一个由坏分子挑起的事件，先到江西日报社闹事，再到前省委闹事，目标主要是对前省委。因此，在黄知真提议下，就让公安部门派了一些便衣人员到报社去，把两个人扭送公安派出所。又从省委机关派去了几十名干部，劝说群众回去。连夜通知各战线、各大专院校的党委召开党员会议，对于本单位的人员继续去报社的，进行劝阻；把已经去的人叫回来；把贴在报社院外墙上的大字报取下。事后，许多单位对于那天去报社的人员，进行了审查和围攻，有些人甚至被打成了“反革命”，这是一次镇压革命群众的严重错误。我参加了那天晚上前省委书记处的会议，我同意了会议所作的错误决定，我也是有责任的。
+
+　　去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省群众斗群众的情况更加严重了。这不仅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前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而且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前省委又自觉地继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去年11月11日前省委的“紧急通告”，就直接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从去年11月13日起，一直到今年1月16日止，曾发生多次八一战斗兵团、工人赤卫队、东方红战斗兵团、农民赤卫军等御用“保皇”组织袭击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的流血事件，打伤了几百人。特别是今年1月12日袭击江西医学院的流血事件，情节更为严重。这些都是前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完全应当由前省委负责，其中我也有一分责任。
+
+　　去年12月8日，首都红卫兵12大队政委张全忠同志和第三司令部在江西的负责人徐春青同志带我去北京。那时白栋材先到了北京。在北京期间，我们听了周总理的指示。陶铸找我单独说过一次话（有汪东兴参加）找我和白栋材两人谈过两次话（一次有汪东兴参加）。陶铸、汪东兴两人，分别接见当时在北京的江西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代表的时候，周总理和陶铸接见江西在京的全体人员的时候，我和白栋材两人都参加了。我和白栋材，于12月28日凌晨回到了南昌，回来以后，白栋材在前省常委会议、省市负责干部会议、省市干部会议、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上，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和陶铸的讲话。我在12月30日省市干部会议上，讲了几点体会。前省委办公厅，根据白栋材的传达，把陶铸的讲话印发了一分材料，他找我和白栋材两人谈话的内容，都包括在那分材料里面。去年12月，还没有揭发出陶铸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我因为他当时是党中央常委之一、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又分管华东区文化大革命的工作，对他是信任的。
+
+　　陶铸在对江西在京全体人员讲话的时候，没有明确指出保守派是受前省委蒙蔽的，他们出来保前省委，保本单位的领导干部，与大专院校的多数革命学生和各工厂的少数革命工人相对抗，是搞错了斗争的大方向，他们应当转过来，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开火，积极支持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的革命行动，他只讲一部分工人、学生的革命干劲不足，今后应当提高革命干劲。两方面革命学生和工人，应当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这样，他既支持了革命造反派，又支持了保守派，实际上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他支持革命造反派是虚伪的，他采取了两面派的态度。另外，当时革命造反派提出了改组前江西省委的要求。他说，提出这个要求是有道理的，但是也可以不采取这个办法，给前江西省委的几个书记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这实际上是保了前江西省委。陶铸在讲话中，根据白栋材片面的汇报，说白栋材在前省委会议上首先提出了要承认“炮打司令部”是个革命的口号，这就保了白栋材。陶铸提出在前省委作第二次检讨时，由刘俊秀、杨尚奎两人作检讨，这就保了方志纯。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最根本的原因，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许多时候还是“私”字当头。“私”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私”字当头，是产生各种错误的根源。我对于毛主席著作的学习是很差的，活学活用更差。1965年9月到1966年5月，我在南昌市第一百货商场参加四清运动蹲点的时候，把4卷毛泽东选集，曾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即自以为满足，没有继续反复地精读。特别是对于“老三篇”，没有反复精读，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来认真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
+
+　　解放后十几年来，我担负了党内许多负责的工作，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水平远远比一般劳动人民为高，即在前几年国民经济暂时困难的时期，还是享受着许多照顾和优待。从1959年起，很少在机关参加体力劳动。马克斯/思说：“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情况下，由于政治地位和经济生活的提高，和劳动人民的联系逐渐减少了，和劳动人民的感情逐渐淡薄了，无产阶级的思想逐渐减少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逐渐增多了。
+
+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又处在当权派的地位，所以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则很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触的情绪，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远远落在许多红卫兵小将的后面。他们对前省委和我个人，都提出了很多的批评，我一时接受不了，但是以后实践证明，他们的意见都是对的。红卫兵小将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没有什么包袱，他们很敏感，很容易接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我在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许多时候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我对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都讲过，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应当互相团结起来。其实，一个是革命的左派，另一个是御用“保皇”组织，怎么能说大方向一致呢？（当然御用“保皇”组织搞错了斗争大方向，是因为他们受了前省委的蒙蔽，应当由前省委负责。折中主义就是机会主义。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势必要滚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
+
+　　过去我也常讲，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了，尤其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又害怕群众运动过火，害怕群众不能按政策办事，不能按十六条办事，和叶公好龙一样，实际上，在灵魂深处，还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
+
+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必须结合实际斗争，联系自己的错误，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真正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克服折中主义，坚决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刘瑞森1967.2.3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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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56.txt
@@ -0,0 +1,23 @@
+# 向毛主席请罪
+
+　　<逯红军>
+
+## 〖逯红军，时为陕西省宝鸡市反修战校学生。〗
+
+　　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的错误。联系到运动以前我的表现，确实是令人不能容忍的。这次革命造反派对我进行了帮助，敲响了最后的警钟。我决心深刻认识、积极改正自己的错误，向同学们作深刻的检讨。同学们开了两次批判斗争会来帮助我，这是对我以前所有错误的总清算，是罪有应得，我要努力检查，认真交代，触及灵魂，彻底革命。
+
+　　我在运动以前就不注意思想改造，个人名利思想很严重，走的是“白专道路”。运动开初，当上了“左派”，就紧跟党支部；在学习会当小组长期间，给同学整理黑材料，充当了李赵黑帮的走狗。在那一段时间，我一直没有独立思考，受了黑帮的蒙骗，所以干的很卖力。受了骗自己还不知道。毛主席说：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黑帮分子是利用了我个人主义严重这一弱点。给我个“左派”“组长”的官来拉拢自己，使我充当他的铁杆保皇。我也曾经动摇过，可是由于自己私心杂念太重，害怕如果李赵不是黑帮，我可要倒霉，所以就一直没有造反，死心踏地的保着。
+
+　　九月十三日我和另外三个同学到武汉串连，由于我偏听保皇派的意见，武汉保皇势力很重，再加上自己在校就是个保皇的。所以到武汉第一天，就在来汉串连学生代表会上发言，极力地保皇，污蔑赵桂林等造反派为“钦差大臣”，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发议论，污蔑赵桂林造谣。说我们要尊重湖北三千万人民，他们说湖北省委是革命的，就是革命的等。在武汉“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九月份，我作为一个外来学生，讲这些话，对保皇派助威，打击了造反派，罪恶是不小的。后来我们参加了“保皇会”——全国各地来汉革命串连委员会，更是卖力保皇，当时我就是为了捞取“资本”向上爬。我干工作光跑腿，整天辛辛苦苦，糊糊涂涂，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迷失了方向。认敌为友，认友为敌，充当了张体学镇压学生运动的走狗。另外，张体学用经济主义来腐蚀我们，用请吃饭、照相、送书的方法来拉拢我们，使我们为他保皇。我选过宣传材料，到街上宣传；到革命造反派同学家里调查黑材料；在委员会里开黑会；到南下联络站刺探情报，偷过“内部材料”。在从北京回到武汉仅停留了一天，但却犯下了很大的错误。秉承头头王中俊的旨意，把剩下的人并凑了一个串连委员会继续坚持。综上所述在武汉的半个多月里，我对武汉的文化大革命犯有罪，对赵桂林等革命造反派是有罪的，我诚恳地向革命造反派低头认罪，向革命造反派道谦。
+
+　　更其严重的是，我从武汉回来后，继续放毒，说张体学多么革命，深入群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还大造造反派的谣言，污蔑他们。我还说了些极端错误的话。我说：“南下一小撮(指造反派)要罢张体学的官，毛主席把张体学官给升了。”我还讲：“这次运动中南局搞得最好。”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我向同学们认罪。
+
+　　毛主席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可是我却干了可耻的保皇勾当，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为什么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就是因为我没有好好读毛主席的书，照毛主席说的去作。学毛选是为了学理论，没有联系思想，学习党的政策不够，这样就使自己的个人主义泛滥成灾，私心杂念很重，成了目光短浅的政治庸人，因而上了敌人经济主义的当。对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另外，我自己骄傲自大，别人的意见听不进去，固执己见，在政治上很幼稚。“小市侩”习气严重，再加上自己长期以来严重的脱离群众，把自己看成诸葛亮，把别人看成阿斗。这些都是我犯错误的主观条件。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出身于小业主家庭，造成了我妥协、软弱、投机，在关键时刻，摇摆不定，两面性等，这些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还在我头脑中有一些影响。另一方面，我是生长在新中国，一直受党的教育培养，这两方面在我头脑中不断斗争的结果。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我决心把自己的灵魂深处深刻地进行一次革命，不怕痛，不怕羞，坚决革个人主义之命。同学们这些天对我进行了帮助，开了两次批判斗争会，采取了革命行动，对我震动很大。使我对自己有了更客观、更深刻的认识，我向大家表示感谢。对于一些过头语言、做法，我不抵触。一切坏东西都是不打不倒的，我决心继续深刻认识自己的错误，彻底革命，彻底造反!
+
+　　我要说明一点：我从心底里是热爱毛主席的。我不会，也没有炮打毛主席。由于受敌人蒙骗，我走了一段弯路，但是我将以实际行动迅速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决心：(一)迅速把揭发张体学的材料寄给武汉革命造反派，并向他们请罪。(二)揭开保皇会内幕。(三)接受一切批判斗争与处理，请同志们批判、帮助。
+
+　　 陕西省宝鸡市反修战校逯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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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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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武汉地区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编《革命造反报》第20期，1967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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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成昭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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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成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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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二月四日晚上，东方红公社主要负责人朱成昭并代表蒋良朴、杨雨忠，就群众揭发他们“炮打中央文革”的向题作了一次“检查交代”，在“检查”中，朱成昭丝毫不加批判地放出了“八大观点”，条条指向中央文革，全面的、系统的恶毒的攻击中央文革。朱成昭等人的”八大观点”是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股反动思潮的代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新的反扑形式，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更深更广的范围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在革命组织内部的及映。是全面公开对抗红旗第三期社论的最新谭氏讲话。毛主席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朱成昭既然放毒，我们就必须消毒，彻底批判，坚决打退这股反革命逆流，粉碎这种反动的社会思潮。这是关系到“东方红”向何处去的大问题，也是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能否取得彻底胜利的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用阶级分析分析他的观点，分清是非，站稳立场，把这场严肃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大夺权打下坚实的基础，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了帮助大家批判，我们把朱成昭的检查，根据录音记录整理出来，仅供广大东方红战士和革命同志批判时参考，切勿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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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红教联“春来报”、毛泽东思想红教联101战斗队于196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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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运动中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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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红旗第十三期社论的发表，给革命群众带来欢欣鼓舞，《人民日报》发表表《红卫兵不怕远征难》，认为社论发表早了，感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未批透批深，再晚发表半个月，北京的形势会更加好。社论的发表我们感到突然，是大阴谋。我们支持红色尖兵到报社造反，当陈伯达同志说走光了也没关系，后来各校倾校去串联，影响北京市的文化革命，长期想不通。如何把文化革命进行到底，常常考虑。大串联一开始，人马几乎走光了，我校也走了，当时北京市文化革命进行缓慢，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新反扑，学校几乎停顿状态，搞斗、批、改不可能，留北京的人，互相抄大字报，印首长讲话，交换首长讲话，研究和分析首长讲话，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首长讲话对运动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是，就把主席著作学习丢在了一旁，把十六条学习丢在了一旁。就这样呢，我们感到，首长怎么提的就怎么做，长久这样下去以后，群众的精神状态发生了一种变化，发生了这样一种变化，我们认为，原先那些很爱动脑筋的，很会动脑筋的同志，经常提个为什么，运动怎么搞，经常提到这问题的一些同志，结果到后来就变得脑筋比较迟钝起来了，原先呢，事事问个为什么，后来就不怎么问了，而问的比较多的呢，就是中央首长怎么讲，看中央文革的态度怎么样？你要作一个工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你要做一个工作，布置一个工作，群众首先向你问的，往往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央文革同意不同意这样做？你要是讲这次工作中央文革不知道，那要布置下去呀，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认为，在那一阶段，在我们一部分同志的思想当中，逐渐产生了奴隶主义思想，不爱动脑筋的思想，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呢，就很难发挥。因此，那一阶段普遍出现了群众感到没有事可作，要等待总部的布置，而自己就很少主动地去找工作，主动去寻找事情去做。这种革命的积极性和革命的创造性就发挥的很不够，等着总部的通知，等着总部的布置。总部呢，也等着中央文革布置。一层层下来，有很多同志不愿在北京干，东方红的一部分同志都不愿在北京干，希望到外地去，有刚从外地回来，看到学校里边没什么工作或没什么事，也就跑到外地去了。就处于这样一个状态。另外，在我们思想当中，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我们东方红中间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在10月份时候，我们公开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在东方红报上发表了一个社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当时，我们还打算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接管学校的一切权力，并且对我院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也做了一个布局，想夺权，夺权以后怎么做，我们都做了一个初步安排。当时，我们的想法提交中央文革后，接着东方红报发表了一篇社论以后，中央文革同志把我们找去了，找去了批评了我们，批评里有那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在那阶段作法有些过火，比如，抄红卫兵的家 ，有些过火，因为我们抄红卫兵家过火，就这点批评是正确的，第二点，就因为我们提出“一切权力归东方红”这种提法不好，不策略，另外，说我们要接管学校一切政权，这样包袱太重，并且，最后说：你们以后要提什么口号，提出什么东西，要先给中央文革商量好，因为你们是有全国影响的一个组织，一面红旗，让你们提出口号就对整个运动有所影响，就在这种形势下，在以后，我们在作工作当中就感到有所压力，我们感到我们害怕，因为我们工作上头犯了错误，而影响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所以，我们呢，在后来一个阶段，无论大事小事都要请示中央文革，让文革小组点头我们才去做。所以，从我们来说，从我们总部几个人来说，依赖性上也是大增强了。而自己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想办法和我们自己开动脑筋想办法，怎么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实际上，在我们思想上也逐渐产生了一种奴隶主义思想。
+
+　　2、关于批判刘邓路线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揪出刘邓路线的执行者和顽固的坚持刘邓路线的人。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认为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挖掉刘邓路线的根子，这点是本质的根本的东西。因此，在怎么样批判刘邓路线这个问题上，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感到应该两个方面，一方面召开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这是必须的，也是应该召开的，但是呢，这样大型的批判会斗争会不应过多，当时从北京的情况来看，这个十万人大会一个接一个，接连不断，排得很满，工人体育场一排排上了半个月以后，都满了。我们认为这个大会开多了没有什么好处。开这种大会，花的精力是相当大的，每个筹备这样的大会的人，是很紧张的，忙得要死。而参加大会的人呢？这些群众大部分的都闲着，处于很空闲地位。他们参加这个大会听听发言，呼呼口号，有的呢，为了去看看首长，有的是为了去看看黑帮，这样大会对广大群众教育意义并不十分大的。我们认为这种大会是造声势的一种方式，是批判刘邓路线的一个方式，但是这不是重要的方式，应该是次要的方式，而主要的方式，应该是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扫它的社会基础，这是主要的。这个社会基础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各个基层一些刘邓路线的追随者，一些顽固的坚持者，要揪出这样一些人物，和他们进行斗争，进行批判。但是，当时在北京市的各个学校，对这个工作重视不够，比如北航红旗，他们的工作队就没开过一次批判会，他们学校里面黑帮也没斗过，这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而他们老是热衷于开这个大会，开那个大会，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认为，挖掉刘邓路线的社会根子就是挖掉我们每个人思想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想，而这一点应是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把当时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深入往前推进一步，一个很重要的一步就是把革命的学生运动，革命的工人运动，革命的农民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当时提倡大批下工厂、下农村，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这样，另外我们当时发现了工厂形势很紧张，斗争很激烈，需要革命知识分子打先锋，可是，我们发现了在知识分子里边却露出了致命的弱点：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倾向，就感到必须要和工人运动相结合。所以，我们比较坚持这个方法，就是大批的下工厂下农村，和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挖掉刘邓路线，挖掉修正主义，挖掉资本主义老根子，才能把我们自己锻炼成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这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在批判刘邓路线上我们的看法。
+
+　　3、关于揪与保的问题。在红旗13期社论发表以后，揪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一个黑帮分子，揪出一个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比红旗13期社论发表以前要容易得多。当然这个问题应当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红旗13期社论的发表说明了以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这是一个方面，所以揪这些人比较轻松，大家觉悟都高了，比较轻松，比较容易察觉，保守派力量小了，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感到中央文革小组过早地定了调子，对某些人物过早地定了调调，有些人刚刚被揪，刚刚出现了几张大标语，要揪他出来，而另一派正是处在死保的时候，两派一个是保一个是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应该让群众在斗争中分辨那一方面是正确的，那一方面是错误的。应该让群众充分辩论透，到底是不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推行者，到底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中央文革这样太早的下结论，中央文革一点名，说这个是，那大家都去揪，而大家马上都倒过去了，都要去揪他了，而中央文革说不是，那么大家都不去揪他了，这样的话，群众受到的教育就比较小。同志们可以回忆一下，咱们揪出何长工揪出邹花了多大的斗争代价，多少人流汗流血，甚至有个同志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但是通过这样的斗争，我们很多参加过斗争的同志都认识到什么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深深体会到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这对我们自己有好处，对群众有好处，使我们在斗争中学习了毛泽东思想，但是在13期社论发表以后，这个形势就基本上没有，而是一揪基本上一揪，中央文革就说，这个人是或者不是，是么，大家就一起来斗，不是大家就放掉了。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文革过早地定了调调，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利于群众在斗争中学习毛泽东思想，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而后来呢，有作法，有人，那基本上群众就没揪，文革小组就点名点出来了，这样更加不利于教育群众。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达到一个根本的目的，就是使群众在斗争当中掌握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辨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要群众真正来掌握毛泽东思想，要毛泽东思想在我们每个人头脑里扎下根子，彻底地挖掉修正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只要这样将来中国出现了修正主义，就有人能起来造反，中国就不会改变颜色，这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目的，假如这一点达不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彻底完成，揪出那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了刘邓路线的推行者，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毕竟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比较次要的一部分，比较本质的一部分就是我前边说的东西，而我们认为文革小组在那阶段的作法是偏重于把这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把刘邓路线的推行者和顽固执行者揪出来，而对让群众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让群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主席著作，让群众在斗争中用毛泽东思想支鉴别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让群众通过斗争来掌握马列主义，掌握毛泽东思想，让毛泽东思想真正在群众的头脑中扎下根子，彻底挖掉每一个人头脑中的修正主义思想，在这一点上文革小组注意的不够，在这个根本问题上，注意不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这样一个看法。所以在以后揪一些人中出现了一些很被动的局面，今天文革说保的，过了一天又说把他揪出来了，造成了很多被动场面，随着两长路线斗争的深入，在去年12月份刮起了一股黑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扑的黑风，这股黑风当时留在北京的人大家都知道，都能回忆得起来。这场风，这股黑风的来势是相当猛烈的。关于揪和保的问题，同志们让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周荣鑫的问题，基本上群众没有揪，直接是点了名，然后大家一起抓出来去斗的；关于肖华的问题也造成了很多被动，陶铸的问题也出现争执，开始有些单位揪，总理又保，保了以后，大家又都不揪了，后来文革又点了名。大家又一起去揪把他揪出来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认为是马列主义者何必去保，我记得陈伯达同志作了一报告，在报告里讲了这样一句话，(老农妇)有个农村的老太太讲了一句话，她说你是马列主义者，你还要保什么呢？我感到这句话讲的很有道理，随着两条路线斗争的深入，去年12月份就刮起了这股黑风，在反击这股黑风过程当中，有些作法我有不同看法，根据16条（我说这些看法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些想法）的规定，凡是杀人、放毒、放火破坏盗窃国家机密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这种人要加以逮捕法办，对这种人必须逮捕法办，非如此不能保证文化大革命顺利发展。当时对于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对这样的一些人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中间有人讲问题）是弊大于利，好处少，坏处多。我们当时是这样的看法。比如说，李洪山的问题，我们认为李洪山是现行反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我们认为像李洪山，不要把李送到监狱去，要把李洪山放在群众当中，交给群众批判斗争，当个反面教员，这祥就教育了群众，将有很大好处。相反，当时李洪山在学校斗争了一次以后，就送到公安部，在公安部以后基本上没有人再把他弄回来斗争他，所以，李洪山的反革命言论和反革命思想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批判，并没有批倒批臭。这样是不利于教育广大群众的。对于谭立夫的问题，我们也是这样的看法。主席也说过一个学校出几个蒋介石分子没关系嘛，做反面教员嘛！何必先把他抓起来，可以摆在身边，也可以跟他辩论，叫他摆摆蒋介石到底有什么好处，蒋介石到底怎么好，把他批倒批臭，这个好嘛！另外，对科大雄狮问题，科技大学雄狮战斗队的文章不知同志们看过没有，他在这里边写的一系列文章里也确实他的立场是站错了。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攻击中央文革，但是，对科大雄狮这些头头是抓了好还是不好？我们认为还是不抓好，因为他们反革命理论在科技大学并没有被批判，相反还有很多人有同样的看法。另外像对待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方面，哈军工造反团是全国有名的左派队伍，他们几个头头给中央文革贴了两张大字报，后来两个头头被抓起来了，送到监狱去了。我们认为这种作法也是不好的，就是我们当时的看法，认为这种作法压制了群众，而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他的方式不对，应该批评的，但是抓到监狱去，对群众当中发表不同意见是没有妨碍的，实际上他们这种思想，哈军工写了大字报的思想，在很多左派队伍中有所反映，因为这个问题当时我们感到文革小组在一定的程度上或者说各更准确一些就是在运动当中，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压制群众的现象。文革小组呢？在这个问题上作法我们是有不同看法，因为我们认为在贯彻执行政治路线方面文革小组没有能够坚决的贯彻以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们当时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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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关于大联合大夺权问题。在去年10月中旬和11月初的时候，随着斗争形势发展，当时我们深深感到有必要逐步实现全市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而且第一步就是统一三个司令部，把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首先在学生中联合起来，本着这个想法，我们就和北航红旗、政法公社、建工八一团等三个司令部的一些学校，一些左派队伍建立了一个联络站，在我们学校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想以此逐步统一三个司令部。但是，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关锋同志知道这事以后，批评了我们，当时关说：你们那样做会把三司挤垮，这样，就会影响到中央文革，我们不希望三司垮，我们不希望你们垮，你们也不需要我们垮，要是革命搞不好的话，不仅是你们要打成反革命，我们也要被打成反革命。当时，他很严肃，这个造反联络站我们搞了一半就没搞下去，后来就散伙了，而在三司里面有学校，在三司一部分组织知道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当时就给我加上了分裂主义的帽子，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想不通的，实际当时的三司，13期社论发表以后，经过一个很快的大发展，由于组织发展工作上面的问题，不严密，由于原来的二十几个学校一下发展到一百多个单位，实际上三司里边也有组织已经不是革命派的组织，混进来的，当时必须重新整顿左派队伍，重新纠集左派队员，重新组织左派队伍，当时我们对这一作法我们是想不通的，说过关锋同志在处理三司这个问题上面，在对待三司这个问题上面采取了宗派主义组织路线。关于这次大联合大夺权问题，我们讨论过它的深远意义，我们完全赞成大联合大夺权，当时在一些具体作法上面，我们是有一定的看法：第一关于大夺权，大夺权必须有大联合作为前提，否则很多政权将被保皇派保守派夺权，同时还可能引起革命派队伍内的互相冲突，这样来搞乱革命派的阵营。第二个问题，大夺权必须利用和依靠那些好的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把所有的当权派都打倒。当时开始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凡是当权派都要打倒，在夺权过程中，我们认为黑帮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犯有路线性错误这里也要分开，坚持错误和已认识到错误的人要加以区别，不应该一样夺他们的权，在夺权中也不应该出现一些戴高帽子呀！游街呀，挂黑牌子呀，等等这些现象，我们当时是有意见的。第三个问题是北京的大联合不能一哈而成，必须有个过程，为什么道理呢？有这样几个原因：1、因联合的主体以工人、农民，而这个主体在北京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他有他的先天不足性，这个先天不足性一方面北京市地区的工人运动在历史上就是比较差，北京的产业工人很少，2、由于北京长期以来受了彭真黑帮的统治，受压迫、受压制得很厉害，一般的运动有多次的反复，所以工人一定不敢说话，所以北京市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起来比较晚的，而北京市的工人运动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也出现了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北京的工人运动，他的几个总部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有工人造反总部，还有个造反联络站。这几个总部是怎么成立的呢？都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成立的，这一批人搞总部的这一批人在工人运动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他们最先跳了出来，这些人是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的人，另外一批人有些人确确实实是彭真黑帮的小爪牙，被打成反革命的，而这些人呢？他们趁着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站了出来，而跳了起来，跳起来以后，他们首先就弄了一个大印，什么工人造反总司令部，或者革命造反总部，搞一个大印，然后呢，到市委、总工会或到市里去要它几间房子，就打起了招牌。然后，他们分头到各个工厂去发展他们的实力，招兵买马，也不管那些工人是什么态度，反正他们下去就发展实力，招兵买马。这样使北京市工人运动大联合本身开始的时候，就出现了致命的弱点。所以，北京市全市性的大联合要是以工人为主体的话，是必要抛开几个工人总部，从基层做起。这就需要一段时间的。另外，北京农民运动起来是比较缓慢的，也有个别的几个地方起来了。第三，北京市的学生运动由于出去串联的时间比较长，北京市的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和农民运动相结合，这方面工作是比较差的。现在学生运动当中出现知识分子所固有的弱点，本位主义，风头主义，个人主义等等，这些现象就比较严重，所以北京市的联合有一定困难的。第四个就是北京市没有像上海和其他地方那样，经过了一个全市的大搏斗，北京没有，你比如说，上海有两派势力，就是一派要攻市委，一派要保市委，在这个斗争过程自然形成了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和保守派的大联合，在斗争中本身就形成了这样的联合，其他城市也有这种情况，攻击这个省委或攻击这个市委，一个保这个省委，一个保这个市委，自然而然形成了两派力量的大联合。在北京没有这个斗争，没有这个全市性的大搏斗，也没有一个全市性的共同目标。所以，北京市的大联合要有个过程。这个过程就这个斗争是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个联合过程中，决不能搞合二而一，决不能搞调和主义，折衷主义和抹稀泥。这就是我们当时对大联合的态度和大夺权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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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第五个问题，关于中学生的文化大革命和联动问题。北京中学生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初期起到一个闯将的作用，尤其在破四旧当中的的确确是一个闯将，但是，后来北京市的中学运动冷落下去了呢？为什么这些小闯将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了联动的成员呢？而其中有些很著名的闯将为什么进了监狱呢？这个问题我是考虑了一番，我经过了一些调查研究，跟一些中学生，很多类型的中学生进行了一些接触，我们认为在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关于对联问题，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对联问题，这就是北京市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个关键问题，一个矛盾的焦点，集中在这点上，这个问题解决好了，这个中学生文化大革命就好，这个问题解决的不好，没有解决好，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就不能处理好，这是矛盾的焦点。我们认为这个对联在初期出现的时候，是有它的一定的作用，尤其对北京这具体地点来说，北京长期在彭真修正主义统治下，他搞了一套资产阶级路线，修正主义阶级路线，歪曲党的阶级路线，片面的强调重在表现。所以，当时中学里出现这副对联，在初期是有一定意义的，就可横扫一下这条修正主义的阶级路线，这个初期就必须大讲阶级分析、阶级出身，非如此就不足以打倒修正主义阶级路线，非如此，就不能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所以这一段是需要的，但是这一段不能太长，到了一定时期就必须要扭转，必须指出这副对联的局限性。我们认为江青同志和康生同志初期对这个对联的支持是应该的。但是，在此以后，对中学生，从中央文革小组来看，对中学生的引导教育是不够的，尤其在这个对联问题上，因而对联就逐渐被敌人利用，这就是被西纠发展成了反动的血统论，而在这段情况下，一些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对待中学生这部分力量不是采取了说服教育的方法，而是采取了武力解决，采取了压服的方法，忽略了作思想工作和分化瓦解工作，特别是后来对联动的态度尤其这样。这里可以举例子，例如清华井冈山抄人大附中红卫兵时的这个情况（这个情况我知道不大确切），据说把小孩赶到楼上去了，赶到楼顶上，一层层追，追到楼顶上，人大附中红卫兵小孩给打的只剩下六七个了，在楼顶上他们升起了国旗，用瓦片砖头打下来，一面高唱国际歌。另外，在抄石油附中红卫兵家时，红卫兵他们打打，退到地下室里边，他们就把地下室里边放了水，说：“你们出来不出来？不出来就继续放水！”还有用灭火机向小孩脸上喷，说：“你投降不投降？”“不投降再喷！”这办法，我们认为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原来西纠是采取这个办法的，我们不能用这个办法又对付他们。这些小孩嘛！才十几岁嘛！可以通过说服教育嘛！在这些群众组织对这些小孩、中学生施加压力的情况下，所以有小孩，比如清华附中红卫兵，他们是第一个红卫兵嘛，毛主席不是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吗？他们一看到那封信就抱头大哭，对着毛主席那封信大哭。另外，我个人有这样看法，江青同志在对待这些中学红卫兵里面，有些做法是不够妥当的，在初期的时候，比较爱得过火了一点，宠得过火了一点，就称他们“小太阳！中国有了你们就有了希望啊！在后期关心教育不够。联动的小孩在监狱中写了一首打油诗，我没记清楚，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过去江青阿姨最爱我，我给阿姨选沙果，现在若问送果人，身穿囚衣当俘虏。”现在在一些中学里面，在一些窗子上和门上都写了“小太阳坐牢房”这种标语。在监狱里，一般晚上就唱那个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里想念毛泽东。”有十多岁的有些十多岁的小孩也被抓去，当政治犯抓去，只有十多岁，十岁刚出头，十二三岁就当作政治犯抓去，这都是群众性的组织抓去送去的，关在监狱里边，许多联动的小孩就提出了这样一些口号，压的不服嘛，他们提出这样一些口号：“活着干，死了算”战斗队，他战斗队的名字就叫“活着干，死了算”，还有人呢，很多和家庭断绝关系，自己单独干。（以上根据录音记录稿，以下根据笔记记录稿——刻印者按）联动已认识大方向错了，对三司有意见，希望文革（小组）谈一谈，要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争取了一些西纠派。现在联动有三万多人，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小孩写红卫兵日夜想念毛主席，应关心他们，联动是反动的，但他有免疫力，并且可能成为左派队伍。
+
+　　6、关于坐牢问题。哈军工红色造反团是全国闻名的造反组织，他的两个头头写了两张大字报，被抓了，我们就准备坐监狱，我们想，主席、林彪知道了才能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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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聂元梓问题。新北大初期，对全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七月底为什么转而反了我院和北航红旗？这个问题，中央文革在北大辩论工作队问题时，过早地定了调子，队伍未分化好，造反派，保守派未区分开。聂元梓有很大功劳，但批判工作队时未发挥她的作用。她是有很大政治影响的人物，如果聂带头反工作队，工作队是站不住脚的。聂元梓与王任重是未划清界线的，对王任重的反动路线未抵制，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有错误。群众批聂，聂应检查，但聂老虎屁股摸不得，中央文革定聂是革命左派，反聂就是反中央文革。另一事实是，有一派，死保工作队，后又死保聂。红旗公社，北京公社成了堂堂大左派，被工作队打成右派的人还未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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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关于康生、高级党校问题：年青人与工人反对林杰、关锋、康生，而一些老干部保。年青人造反精神好，老年人保守，我们派人去了解过，但没有参加“调查康生问题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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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的思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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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大串联后逐渐形成，到12月黑风，大联合、大夺权，我认为是正确的。我们认为中央文革有赶快结束运动的想法，准备打大战。我们不想出大字报，如果不是要打仗，我们就有如下打算，就打了一些电话，要求中央文革单独接见。第二，打算印传单，写大字报，但王大宾不同意。我认为，这是根本办法，当前许多群众不动脑筋，要更深入发动群众，大家都能起来造反，影响大，可能要将运动推迟五个月。因为主席说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所以，我们想法请求军委谈谈国际形势，因为没谈，也未写成。大字报只起了个头，开始题目叫：“我们要造反了”。第二次题目改成“东方红总部造反声明”。并没有写完，是表态性质的。内容主要是我们要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
+
+　　我们没有给中央文革写过信，当时想，这个大字报出了以后，影响会很大，“保字号”会乘机造中央文革的反，我们还要保中央文革。
+
+　　伯达批示下来后，我认为比薄一波的批示还厉害，什么也没干，糊里糊涂打成反革命。晚上开会也没去，发展到与中央文革对抗的地步。思想上产生抵触情绪。蒋良朴说：这个批示比万吨水压机还重。”
+
+## 三、我的错误实质与危害性
+
+　　1、我把自己仅作为革命动力，而未作为革命对象。没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已进入两条路线、两条道路斗争阶段，错误认识了大民主与无产阶级大民主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
+
+　　2、大字报、传单问题，虽然有好愿望，但客观上帮助了错误路线和敌人，转移了斗争大方向。没出来，影响还小，否则，影响更大。
+
+　　3、长期以来脱离群众，由不相信群众到害怕群众，不能把思想露给群众，而两次避开群众。放弃了总部工作，严重地影响了当前工作。
+
+　　4、我的错误影响了“东方红”的威望，使我们的战士遭到保守派的围攻，遭受毒打、游街。使受东方红支持的左派组织遭到保守派的反扑。
+
+　　5、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
+　　6、在整风中，我们强调抓一小撮，抓托派，提法不恰当，是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压制了群众。把一些同志当成托派，感情上与同志们对立。在此，向“东方红”战士承认错误。
+
+　　7、我的错误是严重的，对错误认识是缓慢的，态度是很不好的。欢迎战友们提出诚恳批评。
+
+　　· 来源：
+
+　　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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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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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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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忠实地没有抵制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是什么“影响不大”。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前，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我已有较深的影响，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因为没有联系西南地区和我个人来彻底批判这条反动路线的本质和危害，所以还在继续执行，甚至某些方面还有发展。这条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和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它可以表现在这一时期和那一时期，这一问题和那一问题上，但是它的本质和核心归根结底是不相信群众，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采取当官做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问题。我在党内长期生活和斗争中，是有作风不民主和贯彻群众路线很不好的错误。虽然经过毛主席多次批评教育，但是因为这些年来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因而在不少问题上比较容易接受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毛主席的教导和指示。过去工作中已有证明，文化大革命则是我自己错误本质的总暴露，表现得更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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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本质是什么？当时指导思想是什么呢？应当说归根结底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来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立场和态度的错误。因为我过去还顽固地保留着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因此尽管我也参加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召开的其它会议，也听过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中央的许多同志的教导，然而这种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在指导思想上必然要表现出来，只是表现的时间和形式不同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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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先检查一下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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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对所谓“八·二八”事件的错误。对于这个问题因为我一方面长期以来错误地相信市委，不真实的报告，并且积极支持了市委的错误行动；另一方面则不相信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反而确认打人“八·一五”要负主要责任。这就歪曲了事实真相，使广大群众（不仅是重庆市，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蒙蔽不清，造成了当时许多受蒙蔽的群众对“八·一五”战斗团的围攻和舆论的责备。使“八·一五”战斗团及其同情者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给他们戴上“反革命”、“暴徒”的帽子。后果是严重的。我在重庆市所犯的一些严重错误，也在这个时期继续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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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八·二八”前（大约是八月二十二日），我曾接过陶铸一个电话，转达主席指示，记得其中特别讲到，现在全国有些地方调动工人、农民斗学生，这是法西斯专政，陶铸讲了好几个城市的名字，也讲了重庆市。（另外，我看到过中央文革小组一期简报，曾登载过重庆市委对“八·一五”革命学生的行动不支持的材料。）我曾把此指示转告李大章和廖志高，请他们转告各省市。以后我接过刘文珍转报的一个材料，对这个报告，我曾写过两段批语。其中有一段，曾提过重庆市委还不是有意组织工人、农民斗学生，还不能说是法西斯专政（大意）。这段话显然是和毛主席指示相违背的。在八月二十四日我到重庆时，虽察觉重庆市委对革命学生的行动有对立情绪，但听他们汇报说，鲁大东从成都回来，曾开了一个会，专门讲了如何防止工农和机关干部斗学生，并且有几条规定。因而就相信了市委的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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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谈“八·二八”事件我的错误。“八·二八”事件是从中央办公厅电话通知查问这一事件后才知道的。第二天市委写了一个报告，我看过同意他们上报，并且以后和陶铸通电话时又照此作了报告，并请示处理方针。陶铸答复同意按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处理的方针，但要指出打人是错误的。这个问题我十一月十三日的检查，已承认了我坚持调查，是看不到运动的主流，是立场的错误，对于这一事件的真相还是坚持了过去错误的看法。十一月十三日的检讨到重庆后，广大师生表示抗议，才开始引起我对这一问题的重新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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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事实证明，这一事件根本与“八·一五”战斗团无关。因为，一、所谓“八·二八”事件是连续在几天内发生的，“八·二八”之前就有江北学生闹文化大革命的行动，事件并不是由“八·一五”战斗团引起的；二、“八·一五”战斗团应江北区革命师生的要求只有一天派了少数人去支持，当天就撤回了。因此，把发生打人的事件加在“八·一五”战斗团身上是不合事实的；三、当时市委对革命学生有对立情绪，短时间内就写了报告，并没有在群众中做过调查，只是按组织系统来了解反映的。而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党组织中还有一定市场，因而可以想象这个报告，是按照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观点写成的。但我当时并没有觉察出来。这件事因为我长期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主观地以为市委在那几天内忙于做自我批评，不会搞什么活动，而没有想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没有清除，必然要在这里起作用；并且已经在一些问题上有错误。同时也听到了一些带着保皇情绪的人对“八·一五”战斗团责难的反映，这种反映也迎合了我相信市委的观点，以为“八·一五”战斗团打人是真的。所以完全相信了市委不真实的报告，并且在较长的时间内没有改变。二、我把这个不真实的事件又用电话报了中央，欺骗了中央。三、我当时主张按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处理，但是又坚持调查，主张召开调查会，吸收其它学校参加主持调查，这是企图用多数压倒少数，把责任加在“八·一五”战斗团的头上。并且在组织调查时，因为没有达成协议，又曾主张对“八·一五战斗团”进行批评，另外还主张成都也组织学生来调查，这更是错上加错。四、因为我相信市委报告，错误地认为“八·二八”事件，“八·一五”战斗团要负主要责任，就怀疑“八·一五”战斗团背后有坏人操纵或联系，行动脱离群众；同时，对当时出现的大量的斗争和围攻“八·一五”战斗团的现象，虽然也几次告市委和公安局制止，但纠正很不力。特别是谴责“八·一五”战斗团的传单惊人之多（据说有二百三十余种），江北还布置了假现场参观，我都没有及时坚决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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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事件发展到出现全城的白色恐怖，残酷地镇压革命的学生运动，性质是极其严重的。这不仅是错误，而且是罪过。特别是布置假现场是犯罪的行为。我当时在重庆，对于这个极其严重的错误，因为我同意错误的报告，又转告了中央。事后又纠正不力。并且在九月初的一次调查会议上还错误地主张批评“八·一五”战斗团，讲过进行必要的揭露也是可以的错话。证明我是这一错误的积极支持者。又因为当时再没有当时比我同意市委报告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的影响更大，我就负有更大的责任。为什么对于发生的许多严重情况，不能坚持制止纠正呢？为什么对市委没有批评反而责难“八·一五”战斗团呢？归根到底，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尽管我那时对市委作过一些批评，并且也不赞成说“八·一五”战斗团是反革命组织，是暴徒等，还说过，即使“八·一五”战斗团内部有反革命，也要通过他们自己来揭发，在运动后期解决。但是，我对“八·二八”事件的立场观点和市委是一致的，这种资产阶级的立场和观点，不仅影响市委，使当时的错误不能纠正，而且埋下了我以后继续犯错误的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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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再谈九月三日、四日师专大会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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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一日晚，我听过市委派到师专的联络组一位同志汇报，师专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前一阶段确有压制、打击革命学生的错误。九月二日和市委开会商定，师专党委书记要撤职，但市委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因此决定九月三日在师专开大会，进行揭发批判，市委也在大会上进行检讨。并且决定通知各学校派代表参加。同时也谈过辛易之同志在“八·一五”那天有错误，先到师专进行检讨。以后再到重大作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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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专大会我是直接参与指挥的，我当时还是从怕群众、保市委，尽快让市委一些书记过关出发的。所以，一、会议时间决定的仓促；二、辛易之应先到重大检查不应先到师专；三、曾考虑过“八·一五”战斗团要来参加，会议结果如何不摸底，曾听说成都“八·二六”大会开得下不了台，因此决定架通电话，划分三线来联系和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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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议发展到四日早晨，“八·一五”战斗团果然参加了会议，并揭发控诉南岸区和其它一些地区发生围斗革命学生的情况，要求迅速派人解围，批评市委。同时也要求市委承认“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的组织，并登报、广播。本来这些要求是正确的。但是我在资产阶级立场支配下，除了派人到南岸区解围外，其它要求都没有很好答复。在没有很好答复“八·一五”战斗团的要求，会议拖得很久的情况下，我曾错误地告诉大东同志“顶住”。我的错误如上面所说，错误地以为当时围斗学生的现象是革命学生挑起的，并且也不相信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四日，当天证明，南岸区曾有几百学生被围，幸而派人去才解救出来。南岸区如此，其它地方也可想而知了。二、以为支持了重大革命师生“八·一五”的革命行动，并且赞成“八·一五”战斗团，就没有问题。其实从“八·二八”以来，社会上围斗和舆论围攻“八·一五”战斗团，就是给“八·一五”战斗团抹黑，就是要否定“八·一五”战斗团的合法存在，对“八·一五”战斗团的压力很大。这是当时存在的突出问题。这个问题因为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没有告诉市委同志满意答复，反而告诉他们“顶住”，还说过提出的这些问题是“虚弱的表现”，使会议时间延长很久。当着会议延长时，为了保市委，曾设计请西农派人来支持、调解，同时这次会议后，不责怪自己，反而责怪革命学生斗争了市委书记好久。并且四号晚上学生要求鲁大东陪同到北京时，曾用电话告陶铸，请求学生到北京时，帮助做些解释，他表示同意，并说过不会加温的话（大意）。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暴露了我的资产阶级立场和态度。从怕群众走到对革命的群众运动有反感，进一步发展到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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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检查一下我在组织红卫兵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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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八·二八”和九月三日、四日师专大会以来，我曾想过，要搞文化大革命，需要有一支左派队伍。而要组织一支左派队伍又从哪里着手呢？靠现有的学生组织行不行呢？当时我有错误的想法和看法。这就是：“八·一五”战斗团或赤卫军两大组织都有左、中、右，都还不是左派队伍。特别是夸大了“八·一五”战斗团在运动中难以避免的缺点，思想感情上有对立和反感的情绪；二、当时全国出现很多革命学生组织，但报纸上只突出登载了红卫兵和红旗战斗小组，其它组织登载很少甚至没有，以为红卫兵才是合法组织；三、当时直接间接听到关于红卫兵要有阶级路线的传播和宣传，其中接见北京来的七个红卫兵印象很深，并且曾留他们在重庆市召开的红卫兵会上做过一次报告，他们主张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红卫兵，并且在文化大革命中占优势起领导作用。这些符合我们组织红卫兵的思想要求，就借此宣传和推荐了唯成份论；四、我当时还有一个错误看法，因为过去听说过，革命的学生左派队伍，将来要起改造共青团的作用。因此我就联系到党为什么叫做无产阶级的政党，就是除了主要看政治思想表现外，还要着重阶级成份。而学生运动的左派组织，既然要起改造青年团的作用，所以也要仿照党的原则来组织，从这一方面找理由来宣传唯成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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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些错误的想法和看法，是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继续发展，是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特别是传播和宣传唯成份论。也是违反伯达同志报告的原则的。这个错误表现在九月七日我在重庆召开的学生座谈会中。我除了说过我的错误的观点外，还讲过一些错话。例如说过要把“八·一五”战斗团和赤卫军中的“红五类”分出来组织统一的红卫兵，其它组织则成为红卫兵的外围组织，也可以跨组织。还说过我们现在没有发言权了，军队不介入，工人农民现在也不搞文化大革命，将来就靠你们和这些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儿子斗争，他们将来是你们的对手。又说什么“红五类”出身的学生组织起来，就可在十天半月取得优势，可以压倒“八·一五”战斗团。还说过，学生占领市委大楼莫什么，这只不过是一种演习，只要专政工具不塌就不要紧，也出不了匈牙利事件等等（以上只是大意）。座谈会后我还告诉过市委，要号召工人阶级动员自己的子女参加红卫兵，并且主张过工人学生要进行阶级回忆对比教育。以上许多错误，明显地看出，当时我是明显地倾向“红五类”子女和保皇势力一面，而把矛头指向那些坚决主张炮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学生，特别是“八·一五”战斗团。其中有些话是起了挑动学生斗学生的作用。我虽然在座谈会上讲了一下抓革命促生产，也引用了毛主席批清华附中和红旗战斗小组的一封信的后两段话，说明要团结大多数。但是，我的基本立场是错误的，引这两段话并不能掩盖错误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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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问题上的资产阶级立场的实质是什么呢？一、因为当时革命学生运动已经发展到炮轰省市委和西南局的激烈斗争阶段，触及到这些党委和自己的灵魂和利益，并且也打乱了当时藉以维持当权派利益的秩序。当时消极防御已经不行，也不能靠工人农民保护自己。同时又看到听到各地有些被蒙骗的红卫兵保护当地的党委，也合乎当地党委和我的要求，所以我就积极地提倡唯成份论的“官办”的红卫兵。另外一个错误是我传播和宣传了唯成份论。虽然以前曾怀疑过只许“红五类”子女参加红卫兵不见得对，但是因为符合一些党委和自己的观点和需要，这个意见也就不坚持了。以后在成都发现“红五类”子女斗争出身地、富、反、坏、右的子女参加的红卫兵的现象，而且“红五类”子女组织的红卫兵团结面很窄，发展了宗派主义，所以曾提出修改过去的提法，即改为“以‘红五类’子女为主的红卫兵”。实际上还是没有脱出唯成份论的范畴。毛主席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就说过，当前国内矛盾主要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矛盾。在制定社教《二十三条》时，再次作了肯定，并且指出两条道路斗争的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也完全适用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按照唯成份论的主张，在文化大革命中，就必然会把矛头指向革命学生，转移斗争目标，袒护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搅乱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方向。而我们过去一看到革命学生炮轰省市委和西南局，就以为是那些出身剥削阶级家庭的学生干的。这一方面是夸大了敌情，另一方面又袒护了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错误。这个错误我在经过学习伯达同志的报告后，才开始觉悟。我还有一个错误是不从阶级原则来观察和对待群众中已经出现的多数和少数，来判断谁是真正的左派。根据伯达同志和江青同志讲话的原则来理解，问题不在于你是多数还是少数。看你是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替哪个阶级说话，斗争目标是对准谁，并以此来判断一个组织的面目，发现和形成左派。而我过去总是同情那些按规矩办事而又带有保守思想的多数派，对当时处于少数地位的炮轰派，却由“怕”发展到对立，看不惯少数派那种无所畏惧的革命造反精神，一有缺点就加以责难，“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就置之脑后了。不讲阶级原则，不管大是大非，只看多数少数，或者只看谁对我有利。也就无法答复谁是真正的左派。这个问题我是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在重庆，我始终没有承认“八·一五”是左派组织，就是承认是一般的革命组织的一个时期内，也还是认为他们的缺点太多。直到去年十月工作会议经过激烈思想斗争后，才承认重庆市的左派可能是经过“整顿”的“八·一五”战斗团。可见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是如何的顽固。
+
+　　这里还需要交待一个问题，就是去年八月底九月初的一天（记不清具体时间）我找过机关、工厂的几位同志谈过一次话。当时我主要是问他们对任白戈如何看法。他们反映有个机关工厂组织不组织红卫兵的问题。我当时答复说：机关和工厂内不再组织红卫兵，因为已经有了文化革命组织，工会组织，还有民兵组织。如果为了安全，机关内可以由民兵（不带枪）看管电话、自来水管和保护档案即可，工厂当时也谈过不组织红卫兵，也不赞成发展很多派别组织。但是讲过：如果工人要求组织，可以仿照历史经验组织工人纠察队，担负保护厂房机器的任务。话虽如此，但是实质上还是针对当时革命学生的串联和冲击而来。以后重庆工人中曾发生严重流血事件，这一问题是和我讲过工人可以组织纠察队相关联的，我出错了主意，引起了严重后果，我要负重大责任。
+
+　　我现在再检查一下我在九月下旬第二次到重庆所犯的错误。我当时曾感到“八·一五”战斗团的问题没有解决，到重庆后就花了几天时间找了很多传单看（在找来的传单中反映责难“八·一五”战斗团的较多），并且和市委同志接谈。在看了这些传单和接触后，虽曾对几个问题表示不同意，但是我对“八·二八”事件的真相的看法并没有推翻，并且对“八·一五”战斗团的看法也还保留着我原来的错误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二十六日召开的少数红卫兵负责人的座谈会中，也反映到二十七日接见北京第一司令部西南挺进纵队的讲话中。其中最严重错误是谈到对“八·一五”战斗团的方针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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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两次讲话中虽然提到不能讲“八·一五”战斗团是反革命组织，但是我讲了“八·一五”战斗团三条缺点，即背后有反革命操纵或联系，组织不纯，作风脱离群众。由这个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我在前一次在重庆和市委同志谈，提出了对“八·一五”战斗团采取“争取、教育、分化、团结”的方针，第二次到重庆和红卫兵谈话中改为“争取、教育、转化、团结”的方针。不管怎么改，我的基本立场还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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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问题上主要错误在哪里呢？这和我在九月七日座谈会的观点是相联系的，不承认“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的左派组织，想把当时“官办”的红卫兵作为革命组织的核心，而对“八·一五”战斗团加以分化，实际上是打击和瓦解“八·一五”战斗团。以后虽然觉得不安，改为“转化”二字，就含义来说也是和“分化”二字差不多。我在这个时候，对找来的许多传单，绝大多数是反对“八·一五”战斗团的也没有引起怀疑，相信许多传单中对“八·一五”战斗团的所谓揭发，可见我的资产阶级立场真是顽固至极。
+
+　　我在这里还回答一个问题，我开始到重庆曾支持“八·一五”战斗团的行动，后来我对“八·一五”战斗团和其他革命学生组织，连续犯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也是资产阶级立场表现的一种规律性的反映。即当着运动还没有激烈地展开，也没有触及到自己头上的时候，我还表示支持一下，并且批评别人一顿。当着运动如急风暴雨一样展开时，我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就暴露了。
+
+　　我还交待一下，刘文珍和燕汉民先后同我到重庆的活动。他们二人都曾受过我的影响。刘文珍在重庆时间较长，他虽曾向我反映过江北现场参观不对，以后也曾反映对合并红卫兵组织和大量用好纸印刷反对“八·一五”战斗团的传单有不同意见。但基本观点也是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曾反映过南岸区事件是学生先不对的错误情况，并且也是相信“八·二八”事件的。燕汉民虽然对于认为“八·一五”战斗团的个别领导人是坏人的看法有不同意见，并且写过一个“八·一五”战斗团的材料，提过一些新的不同的情况反映。但是，对组织“红五类”红卫兵的观点和我是一致的。并且曾提过在国庆节前如何洗刷大街上大字报的意见。
+
+　　关于任白戈的问题，我再补充交代一下。在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名的第二天，我和大章、志高商量如何处理的问题，先用电话问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同志，他当时答复是罢官。同时又用电话请示中央办公厅，中央办公厅答复，下午中央书记处要开会，等中央书记处会议后再复。我们当时商量下决心一步走（即罢官），由志高到重庆了解情况，等中央书记处会议答复后再宣布处理。晚上接陶铸电话说，邓小平意见，任白戈过去是周扬的追随者，这十几年在重庆市工作还不错，要不要罢官还要看一看，你们写个报告来，中央再正式批（大意是这样）。我当晚即按原电话转告了廖志高照办，不久就写了报告到中央，以后中央正式批复也是这样批的。这件事是我们直接执行邓小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执行伯达同志指示的一个证明。我想当时为什么那么容易接受邓小平的思想呢？这除了传统的习惯的组织观念外，主要还是我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作怪。这就是说，我自己平时对邓小平有很大的迷信。对于邓小平关于任白戈的问题看一看的思想，不以为错，还觉得比我们高明。我在八月二十七日向学生代表讲话时，虽然也宣布了任白戈罢官的问题。但是同时又讲过任白戈在重庆的十几年，究竟错误大小轻重，还要进一步查对清楚，再作正式组织处理，实际上还是不相信广大群众揭发的任白戈这十几年已经有许多严重错误。本来根据广大群众揭发的任白戈在重庆市的许多严重错误，加上他在历史上的错误，在穆欣同志点名后，就可以断然的下决心进行初步的处理，并且也可以把这些意见向上反映并坚持。我没这样做，并且在八月二十七日的会议上还讲了一段前后矛盾混淆群众视听的的话，这正是反映了我对任白戈的错误的处理，还有幻想，也还是要看一看，邓小平的思想当时也还是起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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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二十七日，还有在讲话中对市委三个人“定调子”的问题。这个错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检查是不深刻的。我现在检查，因为市委出了任白戈问题，就害怕连累市委其他人也保不住，所以，“定调子”是从保市委出发的。虽然二十九日改变了这个提法，但是思想深处还是相信市委，不相信群众，许多错误也就接二连三的出来。
+
+　　以上是关于我在重庆市所犯的许多严重错误的补充检查。因为我的资产阶级立场长期没有很好的破除，许多问题还挖得不深，有些材料可能也还有遗漏，我一定要向群众交代清楚，一直到广大群众满意为止。还有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和我以前的许多错误，以及错误的联系，也准备进一步检查交代。我在重庆市所犯的错误，越想越觉得严重，对我来说，不仅是错误，而且是对党对人民特别是对“八·一五”战斗团犯了罪；我应当向党向人民请罪！向“八·一五”战斗团请罪！我再次表示一定向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投降，坚决和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决心首先彻底检查我的错误，诚恳地来向人民请罪。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对于我过去保留的许多资产阶级立场观点，一定努力用毛泽东思想一个一个地把它攻破，并且愿意接受党和广大群众的审查和考验。
+
+　　 李井泉一九六七年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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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宣传组1967年2月10日印发铅印传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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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59.txt
@@ -0,0 +1,61 @@
+# 刘子厚交代（部分）
+
+## 〖刘子厚，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
+
+　　今天，我向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交待以下几个问题：
+
+　　第一、关于省委驻津工作人员反击河北大学革命师生的大字报问题；
+
+　　第二、关于省委抛出李泽民的问题；
+
+　　第三、关于省委镇压、陷害和瓦解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的问题。
+
+## 先交代第一个问题，就是省委驻津工作人员反击河北大学革命师生的大字报问题。
+
+　　当时，我和颉伯在北京。大约是在去年八月十四号晚上，杜新波从天津给颉伯打去了电话，说省委驻津工作人员发现河北大学学生贴出了反对刘、阎、杜的大字报，他们提出要写反驳的大字报。颉伯接到电话以后，就找我商量。杜新波打电话说，这张大字报可能会引起思想混乱，对我们回天津工作不利。我们的意见也是这样子。我们是以左派自居的，因为我们要回天津帮助工作，分析天津的形势，怕引起对我们的怀疑。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就同意了驻津工作人员出大字报反击。颉伯把我们研究的意见用电话告诉了杜新波，要他们把大字报草稿用电话报告给我们，大字报底稿是马跃章、李锋、杜新波等人起草的，颉伯修改了一下，交给我看，我同意了。我对张泊生说：“同意他们的意见。”就让他给颉伯送去了。反击、镇压河北大学反省委的学生(也就是现在的“八·一八”)的大字报，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
+　　大字报贴出去以后，产生了一些坏影响，使河大产生了两派，造成了学生斗学生、工人斗学生、干部斗学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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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大“八·一八”(当时还不叫八·一八)到华北局去，一是反映大字报问题，一是反映杜新波、齐斌讲话的问题。华北局决定罢掉杜新波的官，要他停职反省，认真检查，并让省委书记处哪一个同志到河大做检查。以后颉伯打电话把这事告诉了王任重。王任重说：“这个事就叫杜新波去，省委的同志就不要去检查了。运动刚开始，省委的同志陷进去不利。”王任重把这个意见告诉了华北局，以后李雪峰来天津，知道王任重有这意见后，就同意了王任重的意见，并让我们给华北局和中央文革小组写个检查。于是九月份由马跃章起稿，我和颉伯、达开修改，写了一个很浮浅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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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关于省委抛出李泽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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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一直到北京大学来串联的同学贴出第一张大字了的时候，我们对李泽民的认识还是好的。但是，自从河北大学学生贴出了“舍得一身剐，敢把刘子厚拉下马”的大字报以后，我们就议论在这张大字报的背后一定有人，怀疑李泽民是这张大字报的幕后人。当时还怀疑李泽民是不是与林铁有联系？怀疑林铁有活动。于是在我从北京回天津以后，有一次李雪峰来天津时，我就和李雪峰(当时还有颉伯、达开、路明参加)议论，决定采取办法，把林铁从天津送到保定。另外，就是八月十五号和十六号，在杜新波和齐斌到河北大学的讲话中，就把李泽民抛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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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杜新波的那次讲话以后，苏沛霖有一次到宾馆去找杜新波谈话，表示他拥护省委，反对李泽民。谈话以后，杜新波就跟我们谈了这个情况，并且表示了他对苏沛霖的看法说：“从现在来看，苏沛霖对省委的态度还是好的，将来怎么样，以后再看，如果继续表现好，将来李泽民不行了，可以让苏沛霖代替李泽民。”拉苏沛霖是拆李泽民的台。我们对杜新波的意见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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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杜新波、齐斌讲话抛出李泽民以后，接着杜新波又亲自到中文系召开了座谈会，发起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召开八月十九号的“揭发和控诉李泽民陷害革命左派刘子厚大会”。这个会是杜新波搞起来的。当时在河北大学，对李泽民开这样的控诉和批判大会，还是第一次。这样，就进一步抛出了李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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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委抛出李泽民的目的，就是压革命学生，换句话说清楚，就是压你们“八一·八”，企图分化“八一·八”的思想。一方面，我们自封“左派”；另一方面，抛出李泽民。这样一来，就使你们陷于被动；你们要不承认李泽民策划反省委，澄清这个问题，就说你们保李泽民；你们反省委，承认了是李泽民策划反省委的，那你们就是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反革命了，如果你们放松下来不反省委，集中反李泽民，我们认为这就好了。李泽民问题确实与反省委问题应当联系起来，不是个校内问题。省委抛出李泽民，就是为了扭转同学们反省委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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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实际上你们对李泽民反了，又反省委，在省委抛出以前，你们就贴过反李泽民的大字报。
+
+## 第三、关于镇压、陷害、瓦解“八·一八”红卫兵的问题：
+
+　　对你们两个红卫兵的看法就不谈了，现在谈几个具体事情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
+　　1．我们同意杜新波、李峰、马跃章写反击你们的大字报，影响很坏，挑动工人斗学生，学生斗学生，以致使河大形成两派。
+
+　　2．让杜新波、齐斌讲话，讲刘子厚、阎达开、杜新波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抛出李泽民(指李泽民策划反省委)，是明显的压当时的革命派。齐斌讲话点了两个学生的名，要你们向左派靠拢，杜新波、齐斌的讲话明显是压学生。
+
+　　3．八月十九日，杜新波组织了一个大会，刘力里主持的。(即揭发、控诉李泽民陷害革命左派刘子厚大会)一方面抛李泽民、另一方面讲，又是压当时反省委的同学。
+
+　　4．杜新波到河北大学做检查这件事。杜新波停职反省，我们执行了一段，后来又让他作了工作，并且迟迟不到河北大学做检查。当时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反对杜新波来检查。我们就找李泽民、苏沛霖，让校文革出面召集两派在一起让杜新波做检查，当时“八·一八”坚决反对。这样，杜新波就推迟了检查，推迟的本身，就是支持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压了“八·一八”。
+
+　　5．把李泽民的问题和反省委的问题联系起来，抛出李泽民就可以转移同学们反省委的目标，从反省委方面拉到反李泽民方面来。如果当时你们不反省委了，放松下来，集中反李泽民，这就好了，达到了我们的目的。另一方面你们要不反李，就可以说你们是保守的。说“刘、阎、杜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李泽民策划你们反省委，就可以压你们，说你们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如果你们否认，起来澄清问题，就可以说你们是保李泽民。当时的错误思想就在这个地方。
+
+　　6．我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峰到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里去了解，实际上是推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去报喜，“八·一八”不去，实际上是起压“八·一八”的作用。
+
+　　7．杜新波于八月中旬，找刘力里、张惠者等人座谈，搞组织工作，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八·一八”形成对立的力量，和“八·一八”对抗。
+
+　　8．省委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联系多就表示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前段是杜新波做工作，以后是李峰，具体管的是颉伯，有时达开和我也参加。这也是压“八·一八”。
+
+　　9．再一件事，去年十二月，路明(省委候补书记)找你们红卫兵牟振彦谈话，要牟振彦脱离“八·一八”并领出一部分人出来，这件事，王路明和我谈过，这实际上就是分化、瓦解“八·一八”，但没有达到目的。
+
+　　10．最近在北京时，颉伯到我住的地方去了，商量过几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从批斗林铁这件事上，充分暴露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保守，他们不反省委，如果不改变，它这个组织不行。我和颉伯议论，必须得改变，要反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批判省委，不这样，这组织就存在不住了。我让颉伯找他们谈一次，点出他们的问题，这是一月初的事。
+
+　　 刘子厚2月9日4点40分于河北大学
+
+　　· 来源：
+
+　　河北大学毛泽东思想“八·一八”红卫兵《八·一八战报》第44期，1967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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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检查
+
+　　<《井冈山》报编辑部>
+
+## 向人民负责
+
+## ——关于十三、十四期井冈山报编辑部文章的检查
+
+## 最高指示
+
+##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
+　　本报十三、十四期合刊中，“清除托派”一文存在着原则性的错误。文章错误地提出了“清除托派”的错误口号，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
+　　什么是托派？斯大林同志说：“过去，在七八年前，托洛茨基主义是工人阶级中这样的政治派别之一，诚然，是一个反列宁主义的，因而也就是极端错误的政治派别，可是当时它总算是一个政治派别。……现时的托洛茨基主义，并不是工人阶级中的政治派别，而是一伙无原则的、无思想的暗害者、侦探间谍、杀人凶手的匪帮，是受外国侦探机关雇用而活动的工人阶级死敌的匪帮。”（见毛选一卷一六二页）
+
+　　但是，我们的文章却说：“有些人对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感兴趣，而热衷于拆革命造反派的台，他们不是致力于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而是挑拨离间，搞分裂，借以扰乱人心，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我们的错误就在于把这种人误当作托派。
+
+　　对于左派队伍中一些问题，对于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应该按照《红旗》第三期社论所指出的，“要根据毛主席一贯提倡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和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去解决，多作自我批评，而不要互相攻击。”
+
+　　除此之外，其他文章也有缺点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
+
+　　错误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加倍努力地学习《红旗》杂志第三期社论，认真领会主席思想的精神和中央的精神，紧紧跟着毛主席，紧紧跟着中央文革小组，彻底改正错误。希望同志们对我报的错误和缺点继续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督促我们的工作，使《井冈山》报办成一张彻底为革命造反派说话的报纸。
+
+　　 《井冈山》报编辑部  2.11
+
+　　· 来源：
+
+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十七期，1967年2月15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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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81 @@
+# 谭浩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
+## 〖谭浩强，原清华大学团委副书记。〗
+
+　　（戚本禹同志　并请转伯达同志、江青同志：）
+
+　　我是清华大学一个共青团干部。
+
+　　在党的教育下，我在五三年加入了共产党，五九年在清华自控系毕业后，留校工作，担任了原团委副书记的职务。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受到刘、邓路线很大的毒害，我在工作中犯了许多错误，执行了蒋南翔修正主义路线，辜负了党十几年来对我的培养教育。想到这里，内心是十分痛苦的。
+
+　　但是我还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党、对于毛主席，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永远不会忘记党对我的教育与培养。
+
+　　看了《红旗》第三期社论，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感到无限亲切。
+
+　　(一)文化大革命中，党的“当头棒喝”，谆谆教导，广大革命群众的“猛击一掌”，使我开始惊醒，看到自己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这半年，我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沉痛地回顾过去所走的每一步，努力地从头学习毛主席著作，艰难地迈出新的第一步……。这是我入党十四年来，第一次这样深深地触及自己的灵魂深处。我发自内心地深深感激党和毛主席对我的爱护和挽救。今天，我含着热泪向党宣誓：誓死要回到毛主席一边来，永远再也寸步不离开党和毛主席。
+
+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这样严峻的考验。开始，我被错误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被群众的批判斗争吓得抬不起头来。“私”字当头，不敢往前看。在这关键时刻，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老三篇”。打开语录，看到毛主席的亲切教导：“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使我骤然增添了克服错误，振作起来的勇气。既然犯了错误，就要正视错误，把它作为学习走路的“学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要把它作为终生难忘的教训。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最可怕的不是犯错误而是犯了错误而不知错误和坚持错误。
+
+　　就这样，我下决心一切从头开始，重新写自己的历史。
+
+　　(二)开始时，我只是闭门检查自己的错误。但是有许多问题并不真正理解。当时心里想：“许多问题我们是执行中央指示的，在笔记本中还能翻到‘中央’指示的传达，怎么算错的呢?算是修正主义呢?”但不敢说，苦思苦想，得不出答案。后来，盖子一个一个地揭开，从彭真到陆定一；从中宣部到团中央；从前市委、高教部到前校党委……，一条又一条又粗又长的黑线被揭出来了。特别是十一中全会后，揭开了修正主义的总根子刘、邓黑司令部后，思想上才豁然开朗，恍然大悟。原来我上了贼船！
+
+　　毛主席号召我们“关心国家大事”。我开始把自己从关心个人小圈子中解脱出来，关心和注视着批判刘、邓的斗争。斗争愈来愈深入，这时，我才真正开始理解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开始认识到：如果不彻底清算刘、邓路线，不挖掉中国党内修正主义的总根子，那么对自己过去错误的清算是不可能深刻的。批判刘、邓，也同时批判自己头脑中的修正主义。
+
+　　回忆自己犯错误的过程，就是接受刘、邓思想的过程。从入党前就学“修养”，结果愈“修养”愈修。刘少奇要我们做“驯服工具”，邓小平对团干部警告说：“党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同级党委的领导，离开同级党委领导，还有什么领导”，“关键只有一个，你们把这一条站稳了，犯一万条错误，也是基本上正确的，……团没有脱离轨道，错也是党错”。这些奴隶主义的反动纪律长期以来成了我们的紧箍咒。我们紧紧跟啊，作同级党委的“奋发有为的驯服工具”，结果跟得愈紧，离开毛主席就愈远。(当然，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
+　　从切身的经历，我开始痛恨刘、邓，痛恨刘、邓所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天我才看透它是“糖衣炮弹”、“无声手枪”。正如林副主席说的，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我开始认识到，应当把清算批判刘、邓作为认识和批判修正主义的核心，作为我转变立场的开端。
+
+　　我认真地学习了首长的讲话，回顾了解放后十七年来两条路线的斗争历史，深深感到这是关系到党、国家、民族命运的生死斗争。不彻底批判刘、邓路线，就会有亡党、亡国、亡头的危险，而要从政治上彻底肃清刘、邓的影响，打倒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还需要作大量的艰苦的工作。共产党员不能置身度外，应该起来战斗！
+
+　　两个多月来，我系统地翻阅了刘、邓的一些材料和过去笔记本中的传达报告，到有关单位看了揭露刘、邓的大字报，收集了一些材料。我和团委其他两个干部在一起写了几篇系统批判刘、邓的大字报。(主要有《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邓小平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行一百例》；《刘少奇的“天津讲话”是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等)。在批判中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愈批判，愈看出刘、邓反毛主席、反中央的恶毒本质，愈看到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愈加深了对刘、邓的憎恨，愈领会毛主席的正确伟大。
+
+　　这几份大字报作为我们与刘、邓路线彻底决裂，回到毛主席一边的第一步，作为“归队”的“报到决心书”。请中央文革批判指正。
+
+　　(三)前几天，发表了《红旗》第三期社论，我听了一遍又一遍，听到了伟大毛主席的声音，感到无限的亲切，无限的温暖。特别是第三段，毛主席亲自修改的，体现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屡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我是含着热泪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着这些字句的。毛主席啊！您老人家是多么了解我们现在的心情啊！我犯了错误，您伸出有力的大手把我拉起来。我跌倒了，还要爬起来。党对我们犯错误的干部愈是这样，我就愈加从内心感到沉重和羞愧。毛主俯啊！请看我今后的行动吧!我不会辜负您老人家的谆谆教导。
+
+　　我是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但我还年轻，还要革命。我不愿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殉葬人，而要决心争取作无产阶级事业的接班人。与群众对立、抵触，是犯罪的行为，消极、躺倒，对共产党员来说等于背叛。我决心要彻底转变立场，作一个共青团干部的造反派，造刘、邓的反，造前市委的反，造团中央的反，造前校党委的反，造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
+
+　　由于去年六月初，刘、邓派的工作组一进校就把数百名校系干部全部打成“黑帮”，剥夺了他们的政治权利，限制了他们的自由。这种形“左”实右的做法，包庇了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严重地混淆两类矛盾。这种做法和恶果，至今还严重存在。“黑帮”成了干部的代名词。
+
+　　据我所了解，原来清华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中，决不是铁板一块。党中央指示的对干部要作阶级分析、区别对待，同样也是符合清华实际情况的。只有原校党委中的一小撮才是蒋的死党。大多数中下层干部，长期受蒋南翔毒害、控制、利用，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但还不是自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
+
+　　在文化大革命中，把全部中层以上干部打成“黑帮”，这对干部说来，的确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据我了解，运动以来，在干部中有以下几种情况：
+
+　　1．在群众的斗争烈火中，烧去了满身污垢，站了起来，革命的决心更大了。积极起来参加战斗，在斗争中彻底改造自己。
+
+　　2．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有革命的愿望，要站起来。但决心还不大，无穷的忧虑，顾虑重重。
+
+　　3．“私”字当头，只求不再犯“新错误”，凡事不表态，不发言，消极等待后期处理，等中央具体政策。
+
+## 4．干脆躺倒了，怨天尤人，牢骚满腹，甚至后悔自己过去当了干部“倒霉”，运动后当个“老百姓”，了此一生。
+
+　　5．少数人顽固不化，至今保皇，对群众运动抵触对立，等待翻案。有的甚至有秘密活动，破坏文化大革命。
+
+　　我在前一阶段，基本上是第二种状况，近来，正向第一种努力。一定要坚强地站起来，永远革命。
+
+　　我深深地感到，现在唤起革命的和虽有错误但还愿意革命的干部起来，改正错误，投入战斗，的确是时候了。《红旗》第二、三期社论对干部的震动极大。我恳切地希望能够因势引导，狠触一下干部的灵魂，要革命的站出来，不革命的靠边站，反革命的滚他的蛋，斗倒，斗臭。我相信，经过群众的批判、帮助，多数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是可以回到毛主席一边的。
+
+　　我反复体会林副主席所指出的话，这次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批判干部的运动。运动初期，群众出于对修正主义统治的愤恨，对干部采取了激烈的行动，甚至许多干部被群众认为是“黑帮”，我始终认为这些是革命的行动，无可非议的。它的确深深地触及到我们的灵魂，狠狠地批判了我们的错误。不这样，不足以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不能深刻地教育干部。这种批判不是多了，而是还很不够。对我自己过去的错误一定还要继续进行批判。我过去犯了错误，对党对人民欠下了账，要一辈子还账，一辈子批判，吸取一辈子教训。
+
+　　《红旗》第三期社论发表后，这几天报纸的报道，我都逐字逐句地认真阅读和领会精神，愈读就愈体会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英明。但联系清华情况，也感到差距比较大。可能井冈山兵团总部前一阶段忙于整风问题的辩论，还顾不上研究这个问题。在清华没有组织大家认真学习《红旗》第三期社论，没有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党的干部政策。至今尚流行着一些形“左”实右的作法。在某些系，最近几天，反而对干部进一步采取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行动。我曾恳切地要求到群众中去，到斗争中去，接受群众监督改造，但是也遇到一些困难。最近的军训，几乎全部校系干部都没有机会参加，不能与同学一起下厂下乡接受锻炼改造。许多群众至今不敢与干部“沾边”，畏而远之。有些群众心里也明白某些干部根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慑于舆论，不敢与干部讲话，或者只在没有人在时，才敢与干部说几句话。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觉得这种做法是不利于团结最大多数，分化和争取犯有错误的干部，最大限度地孤立、打击一小撮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
+
+　　前一阶段，虽然我们在某些方面还受到一些限制，但是我想决不能袖手旁观、消极等待。我们在可能的范围内，用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刘、邓。《井冈山》报开始由于不知道《刘少奇对抗毛泽东思想言论一百例》是我们三个团委干部写的，刊登了。但随即受到一些同志的反对。为此事《井冈山》报来调查过，并表示刊登了我们的东西是不合适的。此事，曾使我产生过一些顾虑。当我在学习“十六条”和《红旗》第三期社论后，又坚定起来了。我懂得党的政策是：“鼓励那些有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同志放下包袱，参加战斗。”应当允许犯错误，更应当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革命是无罪的。我自己在想：只要是革命的，就应当抛弃一切个人私心杂念，要革命，总是能冲破种种障碍，找到自己战斗岗位的。“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
+　　我恳切地请求给我改正错误的条件，给我进一步到群众中去，在火热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机会。我认为，对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应该斗倒，斗垮，肃清其影响，毫不留情。对于其他犯有不同错误的干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能否让他们更多地到群众中去，到斗争中去，只有在斗争的火线中才能暴露每个干部的活思想和考验他们是否真正革命的，受到更多的考验，有利于改造。我从自己切身体会中觉得：这可能比目前在我校采用的对干部闭门思过的办法更能触及干部的灵魂。
+
+　　我决心用自己的后大半生，努力为党工作，做一些对人民有益的事，将功补过。把文化大革命作为我一生的转折点。为党战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　　对于以前我的错误，我愿意受到党的纪律严厉处分。但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决不改变我入党宣誓的决心：献身共产主义事业。
+
+　　由于长期以来，受修正主义的影响，以上想法很可能是错误的、片面的，作为对中央文革一个思想汇报，希望能够得到批判帮助。
+
+　　致
+
+　　（革命敬礼！）
+
+　　 清华大学  谭浩强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
+　　· 来源：
+
+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井冈山》第十八期，1967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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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我是怎样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
+
+　　<李东亮>
+
+　　我是冶金工业学校的学生，家庭出身贫农。自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受着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和毒害，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来越远。自《红旗》十三期(1966年)社论发表以来，我一步步认识到自己的道路是走错了，许多活生生的现实教育了我，促使我猛醒！为什么会导致这样恶劣的结果呢?
+
+　　我从考入冶金学校以来，在长期优越的环境中，产生了许多错误的思想，认为自己是干部就是整人的，别的同学就是挨整的，自己好像比别的同学长一点，别的同学犯了一点错误，说错了一半句话就横加指责，上纲批判。自己要做了坏事，就不了了之。久而久之，思想深处隐藏了许多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生共鸣的东西。我曾一次被评为“三好学生”，一次被评为“学习‘毛著’积极分子”，这两次都没有经过民主选举，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怎样成为“三好学生”和“积极分子”的，也许是一贯顺从专业队吧！就这样每次选举干部，我都是“当然的”候选人和当选人。名单一提，同学们一举手就被选成了，这样当时看了好像对自己有“利”，其实大大有害于自己，使自己在思想灵魂上加上了许多“官”字和“私”字的瘢点。每干一件事都是怕字当头，怕失群众信任，怕群众反对，怕自己当不成干部，怕自己入不了党，怕自己得不到好的评语等等，这些隐藏在灵魂深处的东西一有机会便发作起来，大大有害于同志，有害于革命。
+
+　　当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到来之时，我想在运动中好好干、努力创造条件入党，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起初有人一揭专业队时，我总是认为专业队“这些人年轻有为”，“都是党员”，心里老是不那么痛快，动辄便用什么“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来压制。在运动前期，我被拉入文革小组之后，跟着专业队指导员、队长，在石岗的指挥下，的确干了不少坏事，镇压了同学、制造了白色恐怖，把无辜的同学打成“右派”、“反革命”，给同学整理了黑材料，充当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打手和喉舌！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同学的迫害、对我的毒害是何其毒也!
+
+　　尔后，在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我怀着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无限热爱，誓死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心，参加了红卫兵，后来同学们把我选成红卫兵委员会委员。我加入红卫兵后受了“谭力夫讲话”的毒害，由于自己出身好就无视广大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革命同学，跟着红卫兵委员会，干了许多违背党的政策的坏事，什么“大赶黑七类”呀，“红色恐怖万岁”呀，等等。红卫兵委员会大多数成员是运动刚开始的所谓“左派”、“积极分子”、文革小组成员，大都是原来班级中的干部，他们条条框框多，在思想上受到很多操纵和约束。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迈不开步子，这是什么原因呢?好多干部对专业队的感情还是好的，没有真正在思想上和专业队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嘴上喊的是彻底批判，但行动上老是批判不彻底。
+
+　　红卫兵委员会的一小撮领导，长期脱离群众，不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越滑越远，坑害了许多革命群众。当前，不是向群众承认错误，而是一个个溜掉了！
+
+　　红卫兵委员会在对待兄弟革命组织上是以多压少，充满了浓厚的“大国沙文主义”，李吉英等人在红卫兵革命造反队上京告状时，百般刁难，多方收集他们的情况，并把“贾向荣罪行录”偷抄下来。大量翻印。在这中间，好多同学受了极大影响，凡与红卫兵革命造反队意见相同的，我们就不乐意，甚至大肆反对，如对待北工大来我校串连的革命战友，由于他们没有及时接近我们，我们就要把人家赶出去，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同志，这是极端错误的，在红卫兵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头脑中，小团体主义、个人主义是相当深厚的。
+
+　　红卫兵委员会并没有在思想上彻底肃清谭氏影响，采取了形式转变，实行改良主义，取消了红卫围、拥护队等，成立了红旗野战兵团。
+
+　　红旗野战兵团为什么老是军心涣散，作战无力呢？我想关键的关键，是领导核心没有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没有打人民战争，领导人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者，有的受毒害甚深，怎么能领导同学们去战斗呢?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认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动本质，所以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体会不深，真正的爱不起来，甚至滑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对立面！我奉劝你们这些人好好冷静地回忆回忆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仔细想一想，能不使人怵目惊心吗?现在是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让我们用“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起来造反吧！起来革命吧！杀个回马枪，冲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罗网，打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桎梏，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万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太原冶金工业学校猛回头战斗队　李东亮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三日
+
+　　· 来源：
+
+　　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传部主办《革命造反》第十六期，1967年3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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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5 @@
+# 王卓超： 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
+　　<王卓超>
+
+　　【王卓超，参加中央红军长征老红军，时任中共江西省常务委员、江西省副省长。】
+
+　　（广大工农兵、红卫兵战士、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同志们：）
+
+　　前中共江西省委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是前省委常委之一，前省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我要负一定的责任；我又是前省委政法领导小组组长，在领导省直政法部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师生、红卫兵战士、革命干部、革命造反派同志们请罪。
+
+　　（1）去年7月初，省公安召开了全省专、市公安处局长会议，主要是布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保卫工作。我根据省委后补书记、省委文革领导小组长黄知真对文化大革命保卫工作的两点指示，在会上作过一次报告。这次报告的内容，现在看来，其中有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比如报告中提到要“保卫首脑机关的安全”问题，由于当时我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还很不理解，加之又没有把首脑机关的范围划分清楚，以致把省、地（市）、县的党政领导人——其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没有划出来，也作为公安机关的保卫对象了。笼统地提“保卫首脑机关的安全”是错误的。尤其错误的是在谈到“加强对隐藏敌人的斗争”问题时，传达了黄知真说的：“隐蔽的活动，最近发现：（1）地下串连；（2）同校外的联系；（3）内部的敌人想混水摸鱼”；在谈到“当前情况”时传达了黄知真说的：“在共大总校门口发现一个卖纸烟的劳改释放犯，又发现一个被武汉大学开除的右派在共大门口假装皮鞋匠。在”六·一九“江西日报事件发生时，在人群中就有劳改犯和五类分子混在其中，带头闹事。”等等。这实际上是诬蔑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把斗争的大方向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指向了革命师生，这是方向、路线的错误。
+
+　　这次会议以后，对省公安厅的工作我就没有再多管过了。而前省委书记方志纯、黄知真从文化大革命运动转入本单位以后，则非常重视公安工作，直接抓公安厅的工作。有关公安工作的许多事情根本不通过我，由他们直接找公安厅周克用、黄庆荣等布置执行。根据公安厅革命干部揭发的材料看，方志纯、黄知真等利用专政工具公安厅干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罪恶勾当，对学生运动进行疯狂的镇压。他们干的这些坏事，原来我的确是不知道，公安厅当时没有给我汇报过。有的是事后，我才知道的。如公安厅对江西医学院进行来往信件检查问题，事先我不知道，是去年12月间一次会议之后，周克用才告诉我的。我对周说：“你们干这些事是犯法的，为什么要搞这些事？”周回答：“省委书记方志纯叫搞的。”我又问：“现在还搞吗？”周说：“早就停止不搞了。”又如江西医学院有几个学生路过长头峻第一监狱，向外出劳改犯散发传单问题，公安厅向前省委书记刘俊秀了汇报。刘俊秀指使公安厅写大字报攻击江西医学院，把矛头指向革命学生。事后，我发现省公安厅第一监狱写的大字报印出传单之后，我即批评了公安厅，责问他们为什么要那样搞？付厅长石慎修回答说：“是省委刘俊秀叫干的。”也有的虽然当时不知道，事后知道了，没有加以批评制止。如省公安厅派付厅长黄庆荣等组织了一批公安人员驻滨江招待所，专门为前省委书记处担任警卫工作。书记外出时派随身警卫；省委院内情况十分紧张，滨江招待所呆不住的时候，就准备上船，到赣江水上漂游。前省委布置这些措施时，我不知道。后来到滨江招待所开会时，我才晓得，我知道后，没有极力批评制止是错误的，我是有一定责任的。
+
+　　（2）在运动的前一阶段，我在指导省公安厅、省检察院、省法院、省民政厅、省人委政法办公室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传达贯彻了前省委的错误指示、决定，推行了前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具体表现在：
+
+　　去年6、7月间，前省委召开了几次各部委、各厅局党组书记会议，黄知真在会议上布置：“初步摸到运动的经验是：一是由一般到重点，一是由重点到一般，这种做法是比较好的。”省直政法部门都予以执行了。在运动初期，前省委布置对干部进行“分类排队”，省直政法部门也都执行了。实际上执行的结果，把斗争的大方向搞错了，指向了一般干部和群众。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幌子下，搞黑名单、黑材料。以致各部门都程度不同的出现了把有点历史问题、有些错误思想的革命群众排为三类或四类，有些被打成了“反革命”、“右派分子”等等。这些错误做法为害不浅，造成了群众斗争群众，以致某些单位的局面长期扭转不过来。直到去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前不久，才开始好转。
+
+　　在《十六条》公布以前，前省委书记处决定，向一些大专院校派出了工作组。省直政法各部门，虽然没有派工作组，但在我的思想上是赞成这种作法的。因此，政法办公室派了干部到各单位去了解大字报情况，收集反映。这实际上是变相工作组。在当时没有认识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省委派出工作组，就是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能够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具体表现。省委派工作组是压制革命群众的一种做法，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组织形式，是方向、路线的错误。在《十六条》公布之后，政法办公室就没有再派人到各单位去了，依靠本单位的革命干部自己起来闹革命。
+
+　　此外，前省委布置正付厅局长以上领导干部的大字报要抄报给省委；大字报不要上街，厅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不要带头写大字报，男女关系和政治历史问题不要写大字报；强调“内外有别”绝不允许党内党外不分；要烧毁前省委发的有关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简报、通报、大字报材料等，都向省直政法各部门作了传达贯彻。这是前省委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划框框，定调子，抵制“五大民主”，压制党员，压制革命群众的罪恶行为，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我当时没有坚决抵制这些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而是盲目地贯彻执行了，是非常错误的。
+
+　　（3）对南昌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发生的放毒、行凶、扭打、私自抓人拷打等严重事件的调查处理放松了领导，没有尽到我应尽的责任。在去年11月中旬以前，问题发生较少，省、市公安机关可自行研究处理。从去年11月20日以来，随着整个运动的深入发展，前省委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挑动工人斗学生、群众斗群众，问题越来越多，出现了镇压革命学生，殴打红卫兵小将，围攻和殴打造反派工人等严重事件。在这期间，除了余长根案件、捣毁江西医学院的“一·一二”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我听取了汇报参与了研究，指导具体工作以外，对其他一些打人、抓人、行凶等事件我就没有管。特别是，当红卫兵小将、革命造反派起来造省公安厅的反以后，有一度厅长、付厅长都不在家，公安厅的革命干部要求我到公安厅去主持工作，出主意想办法，处理当前的案件；同时红卫兵小将、工人造反派同志也来找我解决当时的问题，我都没有挺身而出，同革命造反派一起共同商量，采取措施，加以解决。我作为分管政法工作的常委、付省长，我的职责所在，不但没有主动去抓这工作，反而采取回避态度，能不管的就不管，这是极其错误的。是对广大革命师生、革命人民的安全不负责任的最大罪过。当时主要是怕字当头，怕处理不好，两头挨斗，怕管多了，自己犯的错误也越多。由于放松了专政，对反坏分子的破坏活动没有及时给予坚决的镇压，在客观上促使了事态的发展，问题越来越多，使革命师生、革命群众的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这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具体表现。
+
+　　（4）对省法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由于我对朱开铨、柳滨二人的错误问题的性质和轻重程度存有不同的看法，又怕革自己的命，怕群众，因此，对省法院的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不应干涉的干涉了，压制了群众运动。我在这方面的错误具体表现在：（1）干涉了法院干部贴柳滨的第一张大字报。去年6月18日下午省法院有20多名干部给法院付院长柳滨贴了第一张大字报，我得知后，不是积极支持，而是批评指责省法院长、党组书记朱开铨：柳滨的错误今天刚开完会，不是解决了吗？为什么又给她贴大字报！这是压制民主、压制群众贴大字报的严重错误。（2）柳滨到上海治病经过省法院党组、省委批准同意后，省法院有18名干部写信给省委组织部和我，提出不同意柳滨到上海去治病，应留下参加文化大革命。这个要求是正当的，我当时不但没有接受群众的正确意见，反而提出要给写信的18位同志做工作，要让柳滨去上海治病。我这样处理是错误的。特别错误的是对朱开铨说什么：“你不做思想工作，算了，把信存起来，以后算账”（3）我找省冶院原党支部书记张建中同志谈话，希望他对干部做些思想说服工作，让柳滨去上海治病。结果张建中同志不肯接受，我即发了脾气，说了些气话。这是错误的，应向张建中同志赔礼道歉。我提出要向写信的18位同志做思想说服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压制民主的行为。总之，我对揭发柳滨错误的第一张大字报所采取的错误做法和因此在群众中所产生的一切不良后果要负主要责任。实际上起了压制省法院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极坏的作用。
+
+　　（5）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期间，特别在去年9月10日以前，前省委常委会议开得很少，运动中的大事小事统由前省委书记处研究决定。凡是我参加了省委常委会议讨论的重大问题，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方面，我负有一定的责任。据我初步的回忆主要有以下几件事：
+
+　　去年9月3日，方志纯代表前省委发表了广播讲话。这篇讲话，是前省委常委会议讨论通过的，我当时也是同意的。当时没有认识到这篇讲话的错误。现在看来：这篇讲话，表面上主要是解读《十六条》的内容，实质上是压制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增加工人和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在挑动群众斗群众方面，起了动员作用。
+
+　　从去年9月5日晚到9月8日，在南昌市开展了街头辩论，出现了严重问题。后来，前省委给党中央发过一次电报，提议把外地革命学生来江西串连停止一个时期，要求改进串连办法。这实际上是反对革命大串连。此分电报在前省委常委会议讨论时，我表示同意。并决定暂时不发。以后书记处决定发出，我不知道。当时，在我的思想上，对于外地革命学生来江西串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开始一个时期，是很不了解的。虽然口头上也承认革命师生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又认为他们在做法上缺乏调查研究，缺乏材料，空叫口号，有偏激的情绪。革命学生从北京回来以后改变了做法，这才逐渐的转变这种错误的想法和认识。
+
+　　关于“炮打司令部”的口号问题，我参加过前省委的几次讨论。第一次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的时候讨论过。黄知真在中央开会写大字报报示拥护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回省后在传达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工人和革命学生之间，围绕着“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的口号，已经展开了争论，而前省委书记处仍表示：“炮打司令部”是毛主席的大字报的标题，不能公开对外当口号提，拒绝接受。第二次是在去年9月10日前省委常委会议上，讨论研究9月11日广播讲话稿，一致同意接受这个口号，欢迎炮打、火烧，但不举手、不领呼。第三次是在传达去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时，黄知真没有把中央的指示告诉大家，却把个人的意见拿出来讨论。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仍坚持不呼、不举手。我认为3个书记在中央开会的有两个都不赞成举手，我也表示同意。其实，当时我是赞成举手呼“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这个口号的，但由于有3个书记坚持不呼，就不敢把自己的意见说出来。
+
+　　去年9月间，前省委书记处研究决定建立南昌市工人赤卫队的组织。后又提到省委常委会议上来讨论，工人赤卫队的名称，是刘俊秀、白栋材提出的。由方志纯主持会议决定的。白栋材提议：这件事交给南昌市委去办。我表示同意他们的意见，有我一分责任。现在看来（当时并没有觉察）工人赤卫队成立以后，成为前省委书记处的一小撮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御用工具，干了许多坏事，是一种保皇组织，是反动的，应予宣布解散。其中工人赤卫队的成员——广大工人是受蒙蔽欺骗的，是要革命的，经过说服教育，是能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的。责任完全应由前省委来负。
+
+　　上述事实说明，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之所以犯上述严重的错误，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资产阶级世界观并未得到很好的改造，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还很多私字当头，怕字当头。因此，很容易接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则很不理解，甚至抱有抵触情绪。在《十六条》公布以前，对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很不摸底，很不理解。《十六条》公布以后，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的群众运动还不理解，仍受小民主、老框框的束缚，不相信群众，不尊重革命群众的首造精神。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怕这怕那，不敢大胆地引火烧身，炮打自己。如省人委“九三”大会时，听说省法院的红卫兵要来抓我，我就溜走了，同刘护平跑到滨江招待所躲了几天。去年9月10日深夜，听说“要把省委、省人委的头头都抓起来，要造省人委的反”，就同黄霖一起到省某步校躲避一晚。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提出来的工作上的重大问题，凡有两种不同观点对立的情况下，应该管的也不敢插手，不敢处理，害怕挑起群众斗群众，害怕增加自己错误。所有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的不高，毛主席著作学的不好，“我”字当头，私字作怪的结果。
+
+　　我保证今后一定结合实际斗争，联系自己的错误，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把“老三遍”作为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在革命群众的帮助监督下，提好工作，将功补过。我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决同前省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彻底揭发、批判前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路线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滔天罪行，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党，永远忠于无产阶级，争取做一个永不变色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
+
+　　以上是我的初步检查，可能有些事还没有想到，检查还很不深刻，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对我的错误继续进行揭发、批判，帮助我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真正改正自己的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一定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狠抓世界观的改造，使自己的思想革命化，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彻底胜利而努力奋斗！
+
+　　最后让我振臂高呼：
+
+　　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彻底改组江西省委！
+
+　　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
+
+　　万岁！万万岁！
+
+　　 王卓超1967年2月15日
+
+　　来源：江西省直机关保卫毛泽东思想联合战斗团印的传单，1967年2月16日。江西医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指挥部材料组翻印，
+
+　　（196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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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5 @@
+# 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
+　　<王林>
+
+　　（〖王林：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
+　　上个月，我在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组织临时指挥部主持召开的机关全体人员大会上，做过一次检查。以后，又参加了机关全体革命同志的批判大会。这几次会，揭发批判了西北局书记处和我的错误，对我教育很大，我衷心地表示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热诚地欢迎同志们继续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督促和帮助我彻底改正错误。
+
+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触及人们灵魂的伟大革命。它为反修、防修开创了一条可靠的、科学的革命道路，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对我国和全世界都有不可估量的极其深远的意义。但是，中央西北局书处和我对待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很差，很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由于没有真正把会议精神传达下去，仓卒上阵，没有深挖错误路线的根子，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彻底地清算和批判。因此，错误一直延续发展，造成极其严重的恶果，教训是极其沉痛的。我是西北局书记处的成员，主管经济工作，有时主持机关的日常工作，因此，错误更有我重要的一份。现在我就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着重检讨以下几点：
+
+　　今年四月初，西安石油学院广大革命师生员工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学大庆的革命热潮，强烈要求改造学校领导，“决心当大庆式的学生”，同学们自动起来办展览，搞忆苦思甜，参观“领导院”，给学院领导提了六千多条意见，形势很好。但是，当时西北局书记处不是以积极、欢迎的态度去支持和领导这场群众运动，而是表现了惊惶失措，把革命群众运动看做是“闹事”，唯恐“事态扩大”，多方限制、压制，甚至把一些革命干部和同学打成“反革命”。把西安石油学院刚刚兴起的革命群众运动压下去了。我在参加处理这个事件中是有罪过的，是有严重错误的。我参加了四月二十八日胡锡奎（他主管文教工作）主持的会议。在这个会前听过一些片断汇报，我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接近过群众，没有感性知识。只看到马文亲信王恕仁（伪国大代表的儿子），想钻空子，有一小撮坏人想乘机进行阴谋破坏的一面，而对广大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和革命首创精神，有的听而不闻，有的轻信了一些不够真实的或者是片面的情况反映，就错误地肯定为闹事风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闹事事件。现在看，群众当时斗争矛头指向院党委，大方向是正确的，提了很多很好的改革意见，运动发展基本上是健康的。但我不懂得群众起来之后，他们不仅能够改造这个学校，也一定能够识破敌人的阴谋。由于看做是闹事，因而就要查闹事原因，就要派工作组，派公安部门去调查坏人。结果搞得当时石油学院人人自危，空气紧张，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更严重的是经过西北局书记处会议讨论，六月五日又批转了陕西省委的报告，推荐了错误经验，使上述错误的影响继续扩展，在指导西北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起了限制、压制群众很坏的作用。在处理西安石油学院这一事件中所犯的错误，陕西省委是有责任的，但西北局书记处要承担主要责任。参加调查组、工作组的同志所犯的一些错误，是受了我们错误指导思想的影响，不能过多地责怪他们。
+
+　　今年六月初，在北京传播的若干条，如不上街、不打人、内外有别、在校内贴大字报等。这是束缚群众手脚，和毛主席充分发扬造反精神、大点革命之火是正相违背的。但当时我当做好经验在西北局书记处会议上做过介绍。争取早日成立学校文革组织，我也传播过这个所谓好经验。当时我记得还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二是要革命的左派；三是要经过选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的。同学不到工矿企业串连，我当时没有认识我这是个错误的决定。当时北京也流传着一种“经验”，即所谓对来者要表示“热烈欢迎”，但另一方面由老工人、文革组织出面去劝阻，这显然是错误的。
+
+　　《青海日报》“六·三”社论是一篇充满革命精神的社论，是一篇鼓舞广大群众革命热情的社论。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意撤销了这个社论。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极力主张这样办的。机关布置保护措施，保护档案等，这是我主持的。虽然我一再说明是做“万一准备”，但从这件事情上，反映出我当时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的精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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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初，匆匆忙地派大批工作组到各大专院校去，仅西安交大一处前后即派去了二百多人，如临大敌。由控制，到限制，到镇压，实行白色恐怖，围剿革命派，把自己完全置于和群众敌对的地位。最典型的事例就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想起来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恶果是极其严重的。说我们犯下了滔天罪行，是并不过分的。
+
+　　首先，把交大同学反对工作组不革命、抗议陕西省委、西北局不支持同学的革命行动，把同学的革命行动看做是“闹事”，看做是彭康这个坏蛋组织的反扑，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因而把所有对付敌人的办法和手段（所谓防范措施等）都用上去了，登记姓名，照象，电话录音等；组织围攻；印发传单，进行反击；后来又大搞“查上当、放包袱”，把不少革命同学打成“反革命”，有的被逼自杀。一时乌云遮天，大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把西安交大轰轰烈烈的一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镇压下去了。
+
+　　当时西北局书记处同志对交大问题性质看法是一致的。我曾比做匈牙利事件在西安的再现。我也主张工作组不能撤退，要顶住。我同意了查上当、放包袱的作法，虽然强调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为了团结对敌，要严格控制打击面，但实与愿违，使不少同学被打击、受压制，很多同学打成了“反革命”。交大“六·六事件”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最突出的典型，可是我当时把同学们如何“闹事”，如何辩论，如何镇压，工人打同学等，把这些明明是错误的东西，当做正确的东西宣传，在机关干部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使不少干部受欺骗受蒙蔽。
+
+　　交大“六·六”事件，错误责任主要应当由西北局、陕西省委承担，不应当推给工作组，我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交大的讲话，没有承当责任，过多的批评了工作组，是很错误的。“八·一四”、“八·一五”、“八·一六”，在陕西省委门前发生了严重围斗、殴打同学的事件。虽然也曾经动员省、市同志上街作劝阻工作，但由于措施不力，连续几天，制止不下。对于誓死保卫西北局、保卫陕西省委，以坚信西北局、陕西省委正确领导等错误口号，没有及时澄清纠正。
+
+　　李广仁同志因为误会被交大同学带走（共住六、七天），西北局提抗议、转医院，是让我和去人谈话布置的。我也同意写大字报。这些都是造成和革命同学尖锐对立的重要原因。在街上发生严重围斗的一天，我指使西安市委同志，派出宣传车宣讲十六条，大讲文斗不武斗，做维持秩序的工作。他们说这是交通警同志的工作，我出了让他们穿交通警制服的主意，市委同志听了我的话，但车子开到西北局后，又感到这样做不妥当，制止了。但这件事在部分干部中，已造成很不好的影响。
+
+　　我在一次机关讲话中，谈到我对绝食的看法，我说我不同意绝食，也不同意“饿死活该”这种刺激人的极端错误的说法。但根本没有说明问题的实质，同学们为什么绝食？这到底是谁的过错？根本没有自我检讨。没有说明同学们采取绝食这样一个斗争手段，是由于我们的过错，是由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是逼出来的。
+
+　　打人问题，到底怎样调查处理，我束手无策。我很同意把参加打人的地富反坏分子抓起来，理由是不准他们乱说乱动。现在看来，这种做法是根本不能解决问题的。经验证明，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就可以真相大白，就可以揪出打人的真正指使者。六月下旬一次西北局书记处会议前，汪锋谈到一个学校打人事件，一位同学毒打两个人，其中一个是病号，打的很厉害，大家听了很气愤，我当时也表示过逮捕的意见，以后甘肃省委果然逮捕了这个同学（后释放），这是不应该的，我是有责任的。
+
+　　对于“黑帮、黑线”，“炮轰、火烧”等口号，开始不能接受，很有反感。我曾不择场合地多次讲过：“西北局是革命的，陕西省委是革命的。”另外，一九六六年八月三日我在西北体育场上的讲话，还曾经错误地提出赵守一是陕西省的“总黑根”，同学们当时就有批评，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所有这些提法，实际上给当时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高潮定了调子，起了限制群众对领导上批评提意见的作用，而且有的还引起很大的争论，挑起群众斗群众。
+
+　　在对待各革命组织的态度上，缺乏阶级分析，也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造成两派的对立，有多种原因，但主要的是由于领导上的错误，由于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这一点自己长期没有认识。对于革命派的突击先锋作用认识不足，支持不够。以宗派主义情绪代替了正确的阶级分析，这是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根本不相容的。容易看到革命造反派有时不大讲究政策、方法的缺点，但毕竟我们选择的标准，主要还是应当具备强烈的革命精神，要革命的“炮轰派”，而不是其他。是否真心诚意地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坚决依靠和支持造反派，这是考验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试金石。敢于革命，善于革命，首要的还是敢于革命。检查起来，我们没有站到他们中间去，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支持不够，帮助就更谈不上了。只有积极站到他们中间去，支持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和正确的行动，才有资格和他们一起商量问题。
+
+　　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蓬蓬勃勃开展起来之后，我们还在开会（西北局扩大全体委员会），关着门捉“黑帮”。没有亲临前线，脱离当时群众的革命实践，脱离当时革命高潮的大好形势，这样做法是没有不犯错误。只靠听信一些间接汇报，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因而常是错误地分析形势，错误地判断问题。当时确有一些人“谎报军情”，制造紧张局势。由于我们严重的官僚主义，所造成的恶果，也影响到各个方面，这是一个大教训。
+
+　　西北局机关前期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自上而下，少数人包办，而不是放手发动群众的。批斗白治民、常黎夫等，限于机关部分干部，大字报限制阅读范围，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暂停机关文化大革命是我提的意见，直接原因是接待任务繁重，但主要还是自己思想不解放，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
+
+　　下面着重谈与经、计、建委有关的几个问题。
+
+　　常胜同志敢于对“在齐太史简”这篇文章提出批评，敢于向领导上提出批评，是革命行动。而我们则不问黑白，因为他批评了刘澜涛，就认为是不对的、不应该的。现在看，对这篇文章的批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提出的怀疑是有道理的。在批评的方法上，完全合乎正常组织手续，是无可责怪的。我们把常胜同志列为本单位批判重点，转移了斗争目标。送他去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经计建委党委讨论决定予以平反，我代表党委承认错误，向常胜同志道歉，恢复名誉。材料的处理，应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办理，即个人检讨及所写材料退还本人，其他整理的材料，一律开具目录，封存、销毁。
+
+　　我对西北电管局问题的处理上，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平定同志对我提出过批评。开始还不大通，通过实践和同志们的批评，才逐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可能还会长期执迷不悟的。经计建委党委最近专门做了检查，我们的错误主要是：马平定同志坚决和西北电管局长邹林光的错误做斗争，我们支持不够；他在电管局大会上的讲话，放手发动群众，支持群众革命要求，是正确的。但我们总是怕过分、怕过火，限制、压制了马平定同志和电管局机关的革命群众运动。根据群众所揭发的大量事实，邹林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但我们长期对此估计不足，因而总是强调“与人为善”，“一看二帮”，保护他过关。这些错误我要承担主要责任，因而很多主意是我出的。党委其他同志，包括张铁民同志在内，有的当时不在家，有的不大了解情况。特别是在党委会上，马平定同志提出对我的批评，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我很不虚心，一些正确的意见根本听不进去。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压制民主，是我的老毛病，一犯再犯，过去总是以各种理由原谅自己，这是不能容许的，今后决心深切警惕，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总之，经计建委党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政治性的错误，压制和打击了马平定同志，我代表党委向马平定同志赔礼道歉。材料的处理，也要完全按中央批转军委指示精神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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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平同志，根据已有材料，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党委有的同志在大字报上提出类似的批评，是不对的。送政治学习班也是不应该的。我代表党委向她做检讨。
+
+　　我在处理户县电厂一一·二八罢工事件的问题上，也犯了很严重错误。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户县电厂文革会（保守派）的二百五十多人到了西北局，要求罢李培棠同志的官，我们不同意。这些同志脱离生产，一直在西北局机关住了十天之久。安志文同志……大批判运动，很不理解。
+
+　　我所以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有认识问题，但主要是立场问题。自己是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受旧教育毒害很深的人，是一个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的人，资产阶级思想，“我”字、“私”字还经常在自己身上作怪。入党以来，虽然经过历次政治运动，但多是革别人的命，一直没有彻底清算过自己的思想，没有触及自己的灵魂。特别是解放来，坐官当老爷，生活特殊化，养尊处优，所有这些靠老框框吃饭、怕打乱旧秩序、维持现状的资产阶级思想，将成为接受错误路线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觉悟，这是非常深刻的教训。
+
+　　不破不立。通过这次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教训，我有信心有决心革自己“四旧”的命，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大破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决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在革命斗争中，带着问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到群众大革命的实践中去，接受群众的考验，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切实改正自己的错误，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学习毛主席著作到老，改造自己到老，向群众学习到老，作小学生到老。
+
+　　我这次犯了严重错误，但改正自己错误的信心是有的，我决心置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放下臭架子，接受考验，接受同志们的监督。同志们对我提出不少的很好的批评，这是对我的莫大帮助，我衷心的表示感激。
+
+　　 一九六七年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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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我部成立以来在工作上所犯错误的检查
+
+　　<陈正人>
+
+　　（主席、林副主席、总理、伯达、康生、富春、先念、江青同志并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
+
+　　兹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和我部成立以来在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送上，请审阅指示！这个检查，去年十一月已经写出。我准备即送交我部军管会和革命群众组织。我的检查附上如下。
+
+　　 陈正人二月十六日
+
+　　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在京、来京的革命职工、革命同学，从去年十月下旬起，不断展开了对我的揭发和批判。
+
+　　从今年三月以来，对我进行了更系统的揭发和批判。这些揭发和批判，从对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执行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一直到我部成立六年多来工作的全面检查，使我受到了一次空前的全面的深刻的大教育。这是我自从参加革命以来所受到的一次极为深刻的大审查，大批判，大教育。是对我打了一针最有力的、特效的、无产之宝的反修、防修的消毒剂和防腐剂，是促使我从自己灵魂深处进行了一场空前的“破私立公”的大革命。我竭诚地热烈地欢迎和感谢大家对我的揭发和批判！并且热烈要求大家对我继续揭发，继续批判！使得我能够在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得到更彻底的改造。
+
+　　我抱着万分诚恳的沉重心情，首先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认错、请罪！向军管会认错、请罪！向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错、请罪！向被打击过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错、请罪！赔礼道歉！也要向受过蒙蔽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错、请罪！
+
+## （一）
+
+　　现在我向大家首先来检查我的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
+　　我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去年六、七月间，犯了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在今年二月下旬，在我的一张“我的立场”的大字报及其他错误中，又继续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真是错上加错，这个错误是更严重的。
+
+　　我在去年六、七月间，对我部机关、在京两个直属院校和一个直属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指导上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主要的严重的错误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
+　　（一）派出工作组，就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
+
+　　当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发表了聂元梓等同志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掀起了迅猛到来的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的前后，我们接受了新北京市委的要求和工交口的错误指示，向在京直属院、校、企业派出了工作组和联络员。这是违背了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的。这正如伯达同志指出的：“这是把工作组这种组织形式强加在群众头上，不过是为了便于推行那条错误路线罢了。”这显然是大方向的错误。但是，我们当时还自以为是为了加强运动中党的领导，应当派出工作组。这不仅表明我对这一次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而且更表现了我存在着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资产阶级观点。这又正如伯达同志所指出的，这是“国民党的训政思想”。事实也正是这样。虽然学校、企业中运动的领导，当时是直属于新北京市委和工交口，但是我仍然负有重大的责任。我（们）在派出工作组后，只是片面地相信工作组，不相信群众，依靠工作组，不依靠群众，只听工作组汇报情况，反映问题，不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请教，甚至害怕群众。这样，不但脱离了群众，以至实际上走到和群众对立的状态，最后是对革命群众运动起了压制作用。这不仅说明我对于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也是我的头脑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思想的具体表现。应当承认：运动一开始，我把大方向就弄错了。
+
+　　一年多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胜利的伟大实践，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真正认识到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教导我们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用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和“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伟大教导）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党在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中最根本的唯一正确的路线。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彻头彻尾的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路线。派出大量的工作组，就是为了压制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充当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扼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在我认识到：向在京直属院、校企业派出工作组，就是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开始，就是大方向的错误。
+
+　　（二）运动开始实行左、中、右“排队”的错误。
+
+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指出：“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我们在运动一开始，按照工交口的错误规定，进行了对干部和群众的左、中、右排队。这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这种错误做法是完全违背群众革命运动的规律，也是阻碍放手发动群众的。因为这样的排队是脱离群众，脱离运动的实践的，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应当肯定：这种错误，实际上就是把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人，打击一大片，保证一小撮，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是危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
+
+　　（三）在部机关运动初期，自上而下建立各级文化革命小组的错误，以及后来对部文革的领导所犯的错误。
+
+　　“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我们在运动开始时，虽然提出过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但是我在部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指导上，没有真正做到贯彻实现这个方针。部里各级文化革命小组未经群众民主选举，是从上而下建立的。运动的日常活动，也是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方法，不是由下而上由群众当家作主搞运动。这就是用行政方法和一些束缚群众的条条框框，来约束群众运动，是和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应当是全面的公开的自上而下的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相违背的。在“十六条”发布以后，由群众选举了部文革。我对部文革的领导上也是没有真正放手的，相反的强调了部文革中的党员、党组，（必须）应当服从部党委的领导。而当时的领导又是错误的。我曾引用党章上所规定的原则，向部文革一些同志进行过批评性的解释工作，实际上，这就是在维护旧秩序，提倡奴隶主义，束缚文革的手足，因而也就是束缚群众的手足。我对部文革的支持，也很不得力，没有尊重群众组织应有的独立性，甚至发生过很不应有的干涉。如对部文革第一号简报就作过错误（干涉）批评，对部文革第一号通令，我不是及时地坚决执行，而是以所谓当时的某些客观原因推迟执行。这都是非常错误的。上述这些错误，说明我对部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还是犯了包办代替的错误，损害了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和毛主席教导我们要依靠群众，要信任群众，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伟大原理相背离的。
+
+　　（四）在农村学院和农机科学院执行了“反干扰”“扫除运动障碍”的反动方针，把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打了下去。
+
+　　我更严重的错误，是在文化大革命运动高潮刚刚到来的重要关头，对于当时运动的形势的发展，同意了新市委（和工交口）的极端错误的估计，并且执行了新市委提出的“反干扰”和工交口三反分子薄一波去年六月二十六日要我们组织“反击”的这个极端错误的罪恶方针。当时农机学院和农机科学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是一片大好形势。广大革命同学、教职员工，在毛主席的伟大号召鼓舞下，不断起来冲破过去束缚群众革命的旧秩序，（并）迸发了潜藏已久的极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大民主的斗争形式，自下而上地掀起了由群众自己当家作主的轰轰烈烈的空前的革命运动。去年六月二十日我在农机学院的动员报告中，虽然也提出了要把斗争矛头对准院党委内部走资派的（口号）方针，但是，由于我当时对运动的指导，表现了资产阶级的老爷式的态度，违背了毛主席教导我们的应当用满腔热忱的态度投身到群众斗争的烈火中去，向群众学习，向新事物学习，积极地坚决地支持群众革命行动的指示，因而当着运动初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时，例如赶走工作组等，这本是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我对于群众的这些革命行动，既未能坚持正确的阶级立场，进行正确的阶级分析，也未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虚心向群众请教，而是凭着一些（不可靠的）错误的情况反映，就轻率地同意了新市委六月间对运动形势的错误分析，就是认为“右派”在干扰着运动的发展。农机学院所谓“六·二四”事件，农机科学院所谓“六·二三”事件，应该肯定地说是革命行动。可是在上述错误分析影响下，我却误认为是坏人混入了群众队伍，乘机破坏，认为是“反共”逆流，因而把这些革命行动，极端错误地估计为“反革命”事件。这说明我当时不仅混淆了运动的主流和支流，现象和本质，也说明我是颠倒了敌我关系，混淆了是非。在这种极端错误的估计下，执行了向所谓“右派”进行“反干扰”、“扫除运动阻碍”、“组织反击”的反动方针，即由部党委决定、经上级批准，对几个革命群众进行了批判，以致后来在这两个单位发展到所谓“反右”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把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使得一些革命职工和革命小将在政治上精神上受到了（折磨）打击和损害，这是使我极为痛心的罪过！我竭诚地再一次向毛主席、向党、向军管会、向革命群众认错请罪！向被打击的革命小将和革命职工请罪！赔礼道歉！
+
+　　我对于在这两个单位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认识是比较早的，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上已开始作了检讨，以后又先后分别向这两个单位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革命干部作了检查，并表示了对被打击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的支持。对于我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也作了一些比较早的纠正。
+
+　　（五）在部机关传达和执行了“大风高温”“分层烧透”和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错误口号。
+
+　　当着部机关文化大革命高潮开始起来时，部党委强调了“引火烧身、火烧领导”的方针。去年六月初在我的动员报告中曾提出过六个方面，三个侧重（部内外，以部内为主；党内、党外，以党内为主；上面、下面以上面为主）一个重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口号。应当承认这个口号和毛主席、党中央在“十六条”中指出的“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方针是不相符合的。更错误的是在去年六月底，我传达和执行了工交口薄一波提出的“大风高温，分层烧透”（虽然说是指高、中级干部和技术权威）的发动口号，七月初又执行了农林口领导人提出的把运动重点由“火烧领导”转到所谓“横扫牛鬼蛇神”的这个极为错误的“指示”。就在这个时候我还提出了“有重点地上下一起扫”的错误口号。这些口号显然是违背“十六条”的，大方向是完全错误的。执行这些错误口号的结果就完全转移了运动斗争的目标，离开了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使斗争矛头转到群众身上，使部里一分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了打击，其结果是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使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受阻碍和破坏，这也是使我极为痛心的错误！我再一次向被整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请罪！赔礼道歉！对于现在尚未平反的同志应当认真平反，凡是整群众的材料，应当按照中央规定，必须彻底销毁。更值得我深刻检查的，是我在部里已经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可是直到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我代表部党委进行初步检查时，我还未能认识到这一错误的实质，还认为在部机关只是受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或严重影响，但在个别单位、某些时间、个别问题上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这样，就使我们未能及时纠正部机关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对于一些被打击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平反工作，也就不可能及时进行，这就加重了我的错误。对于这些严重错误，一直到了去年十一月半，我部革命职工群众展开了对我和部党委的揭发批判以后，即在去年十二月上半月，我才开始认识到，也才开始作了口头的一般的检讨，即承认我在部队机关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且应当为被打击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真平反。此外，当着部机关按照“十六条”规定开始实行选举部文革时，我们曾经提出了部党委是否能继续领导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问题，以此向群众征求意见。这种作法，不管当时我主观的认识如何，但其实际结果，还是起了保部党委和保自己的作用。对于上述这些错误迟迟未能认识，是由于我认为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我在部机关并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到了十一中全会，当着毛主席揭露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虽然初步地认识了这条反动路线对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危害，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认识也有所提高，但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因而，我对于在部机关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直到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十月工作会议后，也未能及时地认识和纠正。这不仅是由于我在部机关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没有深入联系群众，脱离了群众，而在抓所谓“牛鬼蛇神”的一段时间，我因事外出不在部里，对于运动的实际情况缺乏具体的了解；而更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我自己没有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而（实际）是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阻碍了对自己所犯错误的及时认识，实际（也）就是没有支持群众革自己的命的最大决心，也就是由于自己头脑中还存在着“私”字的结果。
+
+　　（六）我在北内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
+
+　　当着文化大革命初期，北内广大职工群众已经初步发动，该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本、沙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基本暴露时，我们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要求，撤了他们的职，罢了他们的官。接着展开了对该厂以李本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斗争。但是，去年六月间，我们按照新北京市委的要求，对该厂派出了工作队，而且到后来发现在该厂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还是犯了一些方向性的错误。因而，实际上我在该厂文化大革命中，也同样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可是，我对于在该厂所犯的错误的认识是很迟缓的，因而也就不可能及时纠正错误。原因之一，就是在我主观上总以为该厂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集中斗争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在该厂也没执行新市委提出的“反干扰”的错误方针。但是，对于在该厂的运动中实行过所谓反“拦路虎”，打击了一些革命职工群众的错误，我未及时发现。这说明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严重地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的（表现）。还需要认真检查的是：当着去年十月间该厂革命群众提出要求，要我们撤退变相工作组时，我坚持认为在八月间工作队撤出后，又派回该厂去的二十多个干部，是为了加强该厂领导骨干的需要，不是变相工作组。并且还以工厂和学校情况不同为理由，进行辩护，这是完全错误的。到了今年一月，我们在该厂革命群众再三提出的强烈要求下，才认识到上述派出到该厂的二十多个干部，实际上是起了变相工作组的作用，这样我们才把他们全部撤出。这说明我当时还没有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这是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的表现，也说明我对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工厂企业中如何正确地贯彻执行，存在着很错误的理解。此外，对于革命同学进厂串联问题，在去年十一月底，我存在过抵触情绪。这个错误虽然很快地纠正了，但是，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我（这里）诚恳地向北内革命群众、革命职工和革命同学承认错误，并向他们请罪！赔礼道歉！
+
+　　（七）今年二月下旬，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为什么又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
+
+　　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五日，在我的一张“我的立场”的大字报中，又一次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我是在什么情况下犯了这个严重错误呢？
+
+　　自从去年八月起，我部革命群众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鼓舞下，逐步充分发动起来了。去年十一月半以后，我部广大革命群众展开了对我和部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揭发和批判。我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这个时候起，完全由革命群众自己当家作主地贯彻进行。部党委和我，这时已经完全处于被批判的地位，从去年十二月起也放弃了过去那种自上而下地的完全错误的领导路线。今年一月十八日起，我部革命群众和在京直属院、校、企业的革命群众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伟大号召，大家奋起夺了我部领导和司、局领导的权，我们根据国务院的指示，支持了群众夺权的这一革命行动，我部文化大革命形势是大好的。
+
+　　可是，由于从去年十二月起，我和农口主要领导人对于文化大革命的领导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我是坚决主张并实行部党委不再掌握文化大革命的领导的。这是关系到是否坚决地、全面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分歧。我们之间这种分歧以后一直存在着，以致发展到今年一月，我被怀疑为支持了我部前北京公社要打倒谭震林，到了今年二月下旬，我遭受到农口主要领导人有组织的强大压力。这对于我来说，完全是一种令人难以想象的情况。事实恰巧相反，在我的思想上和实际表现上，我当时认为谭震林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批判他的错误我是支持的，打倒他的口号我是不赞成的。在此情况下，正是当着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取的新阶段，阶级斗争正在日益剧烈深入发展，出现了“二月逆流”的时刻，我是“怕”字当头，为了表明我没有支持过我部革命群众组织打倒谭震林，也就是怕自己被怀疑当伸手派或者被打成伸手派，以至没有能够坚持自己原来的正确立场，而走到了极其错误的也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结果，我于二月二十五日贴出了“我的立场”这一张极为错误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的打击锋芒，指向了前北京公社的一些领导同志，批评了他们打倒谭震林，是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犯了“大方向的错误”，并且还指斥他们在围绕打倒谭震林问题上其他的所谓“错误”，甚至有的说成是“罪行”。实质上，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一张）公开打击革命群众组织领导人，也是打击革命群众组织的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这也增加了群众组织间的矛盾，客观上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坏作用，这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是我又一次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错误的突出表现。这不只是一个（异常严重的）使我万分痛心的严重的错误，也是打击革命群众组织的一种罪过！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产生上述错误，虽然存在着前面说过的某种情况，但是，根本的原因还是由于我自己的灵魂深处，仍然存在着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由于）还有一个“私”字在作怪，说到底，也还是保自己，还是怕群众彻底革自己的命的具体表现。
+
+　　我在此，再一次竭诚地向前北京公社的一些领导同志和前北京公社革命群众认错请罪！向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认错请罪！向部军管会认错请罪！为了补偿我这一严重罪过，我万分愿意接受革命群众和党组织的任何惩罚！
+
+　　此外，在二月底和三月初，（我部两位司局长会）在我的大字报贴出后，我曾推动过个别同志表示态度。还有两位同志曾找我谈过话：他们要响应毛主席、党中央提出的革命干部站出来的号召，拟成立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要我代向农口红色联络站（征求）转达他们的意见。我没有制止这两位同志的意见，而且（我因为不知道红色联络站是谁负责，）向农工谭震林转达过。（农口红色联络站在那里，是谁负责，我都不知道。）这是作为一个部的领导人完全不应当犯的一些重大错误，这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种表现。
+
+　　上述这些令人痛心的事实，说明我在今年二月下旬到三月初，是又一次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我应该再三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国务院和中央文革请罪！向部军管会请罪！向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请罪！
+
+　　到今年三月（初）中旬，我发觉到我的这一严重错误时，我在部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学校革命同学的严肃批判教育下，我比较快地认识和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且决心改正错误，同时，和谭震林很快地划清了界线，继续坚决地站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在这里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党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和（周总理） 中央文革保证，向我部军管会保证，向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保证，我今后一定能够坚定地忠实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为彻底粉碎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坚决到底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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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我对赵靖远同志生前的认识上，存在过的一些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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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靖远同志是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党我军一个好干部。不幸他于今年二月中旬因公牺牲？我再一次表示万分沉痛的哀悼！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个损失，是农机部门政治工作战线上的重大损失！
+
+　　靖远同志于一九六四年夏间，在我们伟大领袖、伟大统帅毛主席发出的全国学习人民解放军的英明号召下，按照林付统帅的指示，从解放军调到我部负责领导政治工作以来，工作是认真负责的，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高度的战斗精神。他到站以后，两年时间内，大部分时间都在基层企业领导“四清”。因此，我们在部机关相处的时间很短，我们彼此互相了解，是很不够的。这完全是我的责任。到了去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和部党委的同志都希望他回到部里来共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领导，他担任了部文革小组的副组长，以后又担负部文革筹委的主任。正如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我代表部党委向我部全体职工群众负责表示过的态度那样，部党委对于靖远同志是信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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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十分沉痛的心情，来检查我对靖远同志生前的认识上曾经有过的一些严重错误。第一，一九六五年初，我提议为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先搞好洛阳拖拉机厂的“四清”撤出北农“四清”工作队到洛阳。对此，我们彼此之间有过不同意见，后来证明我的意见是错误的，靖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部党委和我曾为此事向中央和工交口作过检查。第二，去年八月间，当“十六条”公布以后，在选举部文革过程中，在执行农办党委关于在炮打司令部期间，司局长以上领导干部不参加文革代表候选人的决定时，我感觉靖远同志在向群众的解释上，说得不够坚决。应当承认我的这种感觉也是很错误的。而且我还怀疑过政治部有的同志是想整我，这同样是很错误的。第三，对于靖远同志在我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炮竹司令部”的期间前后提出的两张大字报，我有过错误的认识。我当时认为一九六五年一月靖远同志关于为撤退北农工作队问题，他给上级的这一封信再行发表，是不必要的。因为这个问题在一九六五年一月间已经解决，部党委和我曾作过检讨。对于另一张大字报，就是说我在一九六五年秋，我和靖远同志等在北戴河开会期间，有一天晚边散步时，我和胡耀邦一起谈过话，要我交待。我对于这两张大字报有些不满。有一天晚上，我曾经对着几位同志（靖远同志也在座）说过：“要打倒我的，就站出来”这样极为错误的话。这是对靖远同志一种不满的表现。我当时是这样想的：革命群众对我不论贴什么大字报，我都欢迎，但是作为一个部的领导同志之一，对我贴这样的大字报，我感到很不理解。对此靖远同志曾经在以后部党委会上对我作过解释。后来，我自己也已感到这是我的认识和态度错了。实际是自己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自居，还是怕造自己的反。正确的态度应当是：任何同志，包括靖远同志在内，对我贴任何的大字报，都是应当欢迎的。第四，在部文革组织的辩论部党委是否破坏了北农“四清”运动的全体职工群众大会上靖远同志的发言，我是有意见的。我当时这样想过：靖远同志对这个问题在大会上的发言，和在部党委会议上（有四个方面上级代表参加）根据他自己了解的事实情况所作的发言，观点为何前后不相同，感到很难理解。以后靖远同志在这个辩论大会过后不久，又就这个问题作了一次书面发言，这个发言又回到了部党委会议上发言的观点。这样，对北农“四清”运动是[此处有二字不清]坏过的看法，我们还是一致的。（我在京时，对北农“四清”运动有过的错误，再行检查。）应当检查的是，我对于靖远同志的这种不同意见曾经在部里一个单位的讨论会上，不指名的有所表露，这是一个组织原则上的错误，尤其是我作为部党委的主要负责人来说，更是很错误的。第五，去年十二月中旬，我部革命群众正在开展揭发和批判我和部党委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期间，大家提出了要部党委对赵靖远同志的认识（即是不是存在什么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表示态度。我们接受了群众的这个要求。为此，部党委曾经开了一次会。这是彼此触动灵魂的交心会，只有党委委员和中监委驻部监察组的一位负责同志到会。我在这个会议上本着互相交心，“要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的精神，对靖远同志讲了我内心曾经有过的一些感觉。我说过：究竟要把我部当前运动的方向，引向何处？我根据当时（指到去年十二月以前）所能了解到的谭震林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情况，我那时还不赞成把斗争锋芒首先指向谭震林，但我赞成揭发、批判他的错误。我当时认为，我部的工作主要是属工交口管，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虽然也直接受了农口领导人谭震林的坏影响，谭也要负重大责任，如在部里“横扫牛鬼蛇神”就是他提出来的。但是更主要的是直接来自于三反分子薄一波，如在农机学院组织所谓“反击”和“大风、高温、分层烧透”的反动口号，都是他提出来的。因此斗争锋芒，除了应针对着我和部党委以外，对于批判我们的直接上级来说，应该首先集中到三反分子薄一波身上。（这是我在去年十二月那时的认识。）我还说过：我对靖远同志公布一年多前我和部党委已经作了检查和处理了的、即有关撤退北农“四清”工作队问题给上级的那一封信，和在部里全体职工辩论大会上关于部党委是否破坏了北农“四清”运动的发言，觉得在客观上和薄一波打击我的三条罪状中头一条的说法好象是一唱一和，互相呼应；我也同时说明了，我完全相信靖远同志和薄一波没有任何联系，靖远同志自己主观上也不会这样想，但应该引起靖远同志注意。这就是我在头一天党委会上发言的大意。靖远同志对我的发言表示了不同意。这是这次党委会议第一天会议上我和靖远同志发言的主要情况。这天会后，我经过再三考虑，已经意识到我上述的发言，既然只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因而应当承认我的发言是错误的。到了第二天党委会上，我作了第二次发言。我说明了我昨天的发言是本着触动灵魂互相交心的精神，放了一炮，这完全是主观的感觉，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我作了检查，表示全部收回我在第一天党委会议上的发言，并且还说了我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误的主观的感觉，我第二次发言以后，靖远同志发了言，对我发言中提到的错误感觉作了解释，还诚恳地说明了他对部党委和对我的看法。我认为靖远同志的发言和我的发言是彼此交了心的。通过第二天会议，我们交了心以后，彼此加深了认识，清除了误解。会后我代表部党委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按着群众要求的时间）曾就对靖远同志的认识问题，向部里全体职工群众表了态：就是向大家负责的表明部党委是信任靖远同志的；根本不存在靖远同志有所谓资产阶级分子问题，在部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任何人说过这样的问题，上级也未向部党委谈过这样的问题；同时也说明靖远同志和部党委委员之间，在指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从这次会议向大家表态以后，在处理部里某些个别问题上，我和靖远同志或和党委其他委员彼此之间，还有过不同的意见。但是，这是属于日常实际工作中间的问题。我应当深刻检查的是：我在上述那次部党委会议上的发言，虽然只是一种感觉，是在部党委会议上的发言，会后，也清除了这种感觉，但是，应当指出我这个发言，涉及到一个同志的政治性问题，而且我又是党委主要负责人，因而这在客观上是对靖远同志政治上的一个打击。这是我的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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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应当检查的是：当着靖远同志于去年二月十八日，不幸被汽车撞伤后，我于当日晚七时多得到电话，（我当时因心脏病发了，正在休息）。我不知道他伤势严重，又以为部里的其他负责同志已前往医院，我未亲自前往照料。这说明我对赵靖远同志关心很不够，这是我应当深刻检查的。对于他逝世后的善后问题，部党委决定分为两步的办法：即第一步火化遗体，先行抚恤家属；第二步再开追悼会。这也是很错误的，我更应当认真检查。我竭诚的向已故的战友靖远同志和他的家属承认我这些沉痛的错误！靖远同志不幸因公牺牲，与世长辞了！他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高度的战斗精神是永垂不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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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努力学习靖远同志所具有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的革命精神。在此，我再一次向靖远同志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和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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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我对于处理有关部门交办的卢光煦同志在一九六四年一封所谓“匿名信专案”问题所犯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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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七月初，有关部门交代我部党委处理卢光煦同志在一九六四年的一封所谓“匿名信专案”问题。我当时听了有关部门来部的同志介绍情况以后，心里有些沉重。我未加任何考虑和分析，就盲目的接受了这个任务。以后经过党委几个同志的商量，组织了所谓“专案”小组，并对卢光煦同志进行了完全错误的所谓揭发和斗争，使卢光煦同志在政治上和精神上受到极大委曲和严重错误。我在这里竭诚地向卢光煦同志赔礼、道歉！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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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表现是：我（们）在接受有关部门交待处理卢光煦同志于一九六四年向中监委揭发王光美和刘少奇的所谓“匿名信的专案”时，就按着有关部门（所）提出的处理办法开始执行。更错误的是一直到有关部门未（来）给卢光煦同志做出平反结论前，我们始终不敢主动地提出为卢光煦同志平反。并且我还说过这件事，如果在一九六四年来说是严重的。这就说明我当时还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性，我也是受到“黑修养”的毒害的。虽然，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特别是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以后，我已开始认识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卢光煦同志的所谓“匿名信问题”的性质已经不同了，但是还未从本质上认识到卢光煦同志勇敢揭发王光美和刘少奇的所谓“匿名信”，不仅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关心和爱护党、爱护革命事业的革命热忱和高度责任感，是向危害党、危害革命事业的资产阶级罪行进行英勇斗争的模范行为；就是在一九六四年那时的情况来分析，也是完全正确的。因而，在上级未作出要为卢光煦同志平反的决定前，我们还不敢提出为卢光煦同志进行平反。我们在十一月下旬，答复我部革命职工群众所提质问时，甚至还认为我们曾要卢光煦同志触及灵魂，是有根据的。（未向群众公开说明是什么根据）这显然是更严重的错误。而且我总是把这个问题看作是有关单位交办的事情，不是我部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提出的一个问题，这种认识也是很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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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大家对我的批判，到了去年十二月，刘少奇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毛泽东思想的大阴谋家进一步暴露后，我才完全认识到卢光煦同志为了党，为了革命事业的利益，在一九六四年就能够勇敢地大胆地起来揭发王光美和刘少奇这样严重的破坏党、破坏我们无产阶级国家荣誉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罪行，是一个共产党员难能可贵的革命行动，表现出了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这是十分值得我虚心学习的！卢光煦同志的所谓“匿名信”，是向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进行英勇搏斗的一份挑战书，不论从一九六四年来看，或从现在来看，不论从政治上或组织原则上来看，尤其是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的“共产党员……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的伟大指示，来衡量卢光煦同志的这一行动，尤其显示出这是完全正确的革命行动，她受到了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的坚决支持是理所当然的。今年一月，上级和有关部门对卢光煦同志的平反，是完全正确的，我坚决拥护并坚决执行。我还应当深刻检查自己，我对有关部门交代处理卢光煦同志的那封所谓“匿名信”，不论在认识上和立场上都是错误的。我再一次向卢光煦同志认错，请罪！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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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些就是我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在去年六七月间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在今年二月下旬又一次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在各方面的主要事实和主要表现。我已经认识到：我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我的内心深深地感到无比的沉痛！我对不起我历来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对不起党中央、周总理、国务院和中央文革（国务院和周总理）！对不起我部军管会同志！对不起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在京直属院、校和企业的革命小将和革命职工群众！我再三向大家请罪！我的检讨不对之处，我一定竭诚的虚心继续接受革命职工群众、革命小将和革命同志们再进一步的揭发和批判，一直到使我能够深刻认识自己的全部错误，彻底地改进错误，坚定地继续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继续坚定地为彻底粉碎刘、邓、陶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斗争到底！我也早已（经）并坚决地和谭震林彻底划清了界线。我有决心和信心争取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彻底改造自己，并尽一切努力，以求补偿我所犯的严重过失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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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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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我在农机部六年来在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这一部分尚未写完，以后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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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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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初期，即去年六、七月间，为什么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今年二月下旬又继续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呢？我在农机部六年来的工作中又为什么也犯了不少的错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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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由于我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错误的和极不深刻的认识：第一、当着运动开始时，我对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很不理解。也就是没有理解到：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党我国长期以来，特别是我国解放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十七年来，存在着的两个阶段、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大决战；是一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彻底摧毁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革命，也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全面的（思想、政治、经济、组织）阶级斗争，因而，这是关系到我党我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划时代的头等大事（千年大计，万年大计）。这说明我的思想落后于实际，没有及时认识毛主席所指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进行革命的根本规律，也未能摆脱“循着常规走路”的错误观点来看待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因而，我对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那样高度信任群众，放手发动这一场大革命的伟大战略，坚决支持群众，全面地、自下而上的（地）大闹革命的伟大气魄，充分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伟大思想，也就未能及时认识，及时跟上。第二、我对于毛主席早就指出的“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也认识很差。尤其是对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经过了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的广大革命青年、革命同学，在革命斗争中的先锋作用和他们富有朝气，敢想、敢干、敢闯、敢于革命的造反精神和首创精神，更缺乏认识。我不仅没有甘当他们的小学生，虚心向他们学习的精神，而且存在着不敢信任，不敢依靠的错误思想，甚至站到和他们对立的方面。第三、对于广大革命群众，由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冲破一切阻碍革命的旧秩序，创造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大民主的斗争形式，很不理解。同时，对于大民主与党的组织领导如何统一，存在着错误认识。这就是我为什么不能正确地对待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到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我的思想认识上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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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我的这些错误认识，集中起来，也正如伯达同志在去年中央十月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群众，对待群众路线这样一个根本问题。我在这样一个根本立场问题上存在着错误的认识，这就说明在我的灵魂深处，还是存在着没有彻底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应当从这个根本问题上，从我的思想认识根源上，深刻检查，牢牢地记取这一次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沉痛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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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一次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也还由于对运动的具体领导指导存在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在运动中，我未深入前线，未深入群众，坐办公室多，忙于会议多，也未更多的抓具体领导。对在京直属院、校、工厂即使去过，也只是听工作组汇报，没有接受群众，实际是害怕群众，这就不可能获得群众的真情实感和教益，甚至走到歪曲运动真相，造成大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冬，曾经高度严肃地指出过：“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一伟大启示，曾强有力地鞭策着我猛（省）自警惕。我在四清运动中，对于官僚主义作风，也曾努力克服并有所克服。但是，由于自己仍然存在着没有彻底改造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做官当老爷久了，高高在上惯了，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这就使自己仍然存在着脱离群众，甚至走向和群众对立的极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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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在这一次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够，没有做到很好的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甚至在有的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我自己对主席著作是注意学习的，也常说要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活学活用，学用结合。可是，从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的实践来看，由于我过去学习主席著作，没有完全做到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特别是联系改造自己的思想，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因而对于主席思想的若干重要问题，理解的很肤浅。例如毛主席不断教导我们说：“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靠少数人发号施令。”毛主席还不断地强调教导我们，领导任何的革命运动，都必须大胆放手发动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前年六月初我们虽曾提出过大胆放手作为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具体方针，但是，由于我没有摆脱按常规走路的旧框框，在群众首创的大民主形式面前，我（就）是怕字当头，怕乱，实际上是怕群众，怕革自己的命，怕冲破旧秩序，结果，还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使部机关和在京直属单位的文化大革命遭受重大损失。这就说明我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差，缺乏苦心钻研，没有完全做到从精神实质上来深刻体会掌握主席的思想，因而我在这一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就不可避免的要犯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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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从自己的思想深处进一步来检查，值得自己猛省的是：我为什么没有能够做到很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呢？我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比较久，在主席英明领导和亲切关怀教导下，我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历史关键中了经受过一些严重考验。我是无限信仰，无限忠诚于毛主席的。但是，在自己的实践中，为什么有时候会犯重大的错误？如在一九五三年一段时间内，在高岗反党问题上，对于他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恶阴谋，为什么我未能及时识破，反而受了骗，上了当，犯了严重错误？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又一再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又如自己的官僚主义作风，为什么多次检查，也未能更快地彻底克服？这都是由于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差，以至在若干问题上走到和主席思想相违背的方面。这是使我内心深感万分惭愧、万分难过！而究其根源，还是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在自己的头脑里仍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私”字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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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私”字主要表现，首先是始终一贯地强调改造自己很不够。自以为革命几十年，已经改造的差不多了，放松了自我改造，没有做到象林副主席所指示的那样，要时时刻刻“正确对待自己。”往往看自己好的方面多，看坏的方面少，有时甚至满足现状，缺乏上进精神。在这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首先没有把自己看做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极为错误的以领导干部自居，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就是我最大的“私”。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斗私批修，来检查自己，使我深深感到存在我自己身上的“私”字，不是很少，而是很多。尤其是全国解放后，官做大了，高高在上，和群众的距离愈来愈远，官僚主义不是减少而是增加。我到部里六年多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接近群众太少，调查研究很少，蹲点很少，更没有做到和群众同艰苦，共呼吸。主席曾批评我说：“不蹲点，不向群众和专家请教，怎么能做好工作。”主席对我的这一极为宝贵的批评，十分中肯，也十分深刻，我必须牢牢铭记，成为不断改造自己，做好工作的座右铭。我的“私”字，也还表现在有时相信自己多，相信别人少，愿意听好话，不大愿意听坏话，喜欢讲成绩，不大喜欢讲缺点错误，高兴听自己相同的意见，不大高兴听反面的意见，有时甚至听不进去。这是我的群众观点不强，存在着个人主义本质的一种表现。又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自己也多次说要引火烧身，但是，火烧起来了，我不是满腔热忱地去欢迎去支持，实际还是怕火烧自己。对待大字报，自己认为能接受的就高兴，认为“过火”的就不高兴，有时甚至还发脾气，表现对立情绪。这说明我还是怕革自己的命，没有把自己摆在革命对象的地位上，更没有真正投身到群众革命斗争的烈火中去。这些都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未得到彻底改造的一种具体表现。我的“私”字的另一表现，就是有些时候存在着骄傲自满情绪。本来我对党对人民做的工作是很少的，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但是，我没有做到牢记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没有全面做到“正确对待自己”，自以为在一九五三年以前，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没有犯过重大错误，这样就盲目地背上了一个认为自己长期以来是跟着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走的包袱，骄傲自满情绪就逐渐生长起来了。有了这种情绪，有时就自以为是，固步自封，挡塞自己进步的道路。有了这种情绪也就容易主观武断，看不到自己的缺点、错误，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以至丧失预防犯错误的警惕，有时就忘记了党的组织纪律，随便乱谈论某些不应该谈论的事情，结果就势必犯错误，也果然犯了大错误。有了这种情绪，就不会虚心尊重别人，遇着自己认为不如意的事，往往容易发脾气，训别人，态度粗暴，使人害怕，这是资产阶级不以平等待人的思想反映。这种骄傲自满情绪，更是个人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戒骄戒躁，要防止“极端危险的骄傲自满情绪”，又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我一定牢牢谨记毛主席的这些伟大教导，以斗私、批修的彻底革命精神，坚决彻底地克服任何骄傲自满情绪。这是改造我自己，努力做到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争取为党做好一些工作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我的“私”字，还表现在工作作风上不民主。平时我和干部、群众很少接近，孤陋寡闻。解决问题，事先很少和大家酝酿，甚至不酝酿。开起会来，讨论问题，自己过早表示意见，先说一大套，或者随便插话，打断人家发言，对别人不尊重，阻塞言路。对待不同意见，不善于引导展开争论，分析矛盾，深入研究，达到集思广益，多谋善断，往往主观急躁，形成个人专断。如一九六四年秋，讨论改变天津拖拉机厂大会战问题时，对待持有不同的而且是意见正确的同志，一听不耐烦，自己态度粗暴，任意批评，实际是阻碍民主，压制民主。对待干部，平时过于严肃，忽视了政治上、生活上应有的关心，对待工作布置多，检查少，批评多，鼓励少，责备多，帮助少，甚至有时批评不当或者表扬不当，影响大家的情绪，招致工作的损失。作总结、写报告、自己动手是应该的，但缺乏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内容不深刻，限于一般化。作风不民主，独断专行，是同党的群众路线不相容的，是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其本质也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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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这些，就是我现在认识到了的在我的头脑中存在着的“私”字。这说明我的“私”字，确实是不少的，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远未改造好。这就是我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错误的本质的思想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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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我一定按照毛主席这个伟大的教导，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这一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努力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狠亮狠斗自己的“私”字，并且把它提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从自己的灵魂深处大闹革命，这就是我真正做到彻底认识自己的错误，坚决改正错误，进一步改造自己的根本途径。为此，今后我一定要作如下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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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一定要按照林彪副主席的指示，以林副主席为榜样，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持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地刻苦地“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很下功夫。”首先要以“老五篇”为座右铭，时时事事都要做到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改造人们灵魂的最锐利最强大的思想武器，努力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真正做到戒骄戒躁，根除任何个人主义思想，把斗私批修的最高指示，从自己的思想上，行动上贯彻到底。目前就是要认真地彻底地认识和检查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并且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坚决地迅速地改正错误。为此，我十分诚恳地愿意继续不断地接受我部军管会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批判、教育和监督，和刘、邓、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划清界线，和谭震林坚决划清界限，保证坚定地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在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的基础上，求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斗争中，为党、为革命尽自己的一分力量，以补偿我的重大过失于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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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我一定坚决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一系列最新指示，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忠诚拥护和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党中央、中央文革。在我部军管会直接领导之下，我一定竭诚地坚决支持我部革命群众组织不断巩固和发展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保证服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的监督，虚心地做大家的小学生。我一定追随大家之后，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引的航向，不断深入展开和坚持革命的大批判，彻底粉碎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肃清刘、邓、陶等及其代理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农机部门所散播的一切流毒，坚决搞好本单位的斗、批、改，誓把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全面地完成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元旦社论”所提出的极其伟大的五项光荣任务，争取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把农机部门真正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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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我一定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一辈子永远当群众的小学生，永远成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为了达到更有效地改造自己，今后我愿意长期到农村或工厂基层，到劳动人民群众中去进行锻炼。我有决心和工人、贫下中农长期在一起，拜工人、贫下中农为师，虚心做他们的小学生。我一定保证在今后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不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首先抓好自己的思想革命化，不断向群众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做到彻底地打掉自己身上的官气、骄气，真正使自己逐步锻炼成为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在依靠群众，不断向群众虚心学习的基础上尽自己的一切努力，争取为党为人民做一些多少有益的事情。这是我向我们党、我部军管会和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表达的最诚挚的也是终身的最大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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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管会各同志和我部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同志们！我参加革命时间虽然长一些，但也犯过严重的错误，在这一次文化大革命又犯了严重错误，内心是十分沉重的，教训也是十分沉痛的！这对于我来说是很不应该的，有负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以及周总理等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我的殷切期望，有负于我们党，也有负于我部革命同志们的关怀和爱护，我深感内疚！但是，我一再向大家保证，我一定会深刻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在党和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迅速坚决地改正错误，忠实而坚定地为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毫不动摇的斗争。我已经过六十，摆在我面前的一个严肃考验，就是必须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和林副主席的指示，真正努力做到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林彪同志指出过：“保持晚节，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严重的问题，不见得能保持好。”这就是教育我们，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是一场在自己头脑中贯彻终生的两个阶级两种世界观的尖锐对立的严重斗争。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年纪比较大而又犯过严重错误的人来说，确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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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达到保持自己的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最根本的保证，就是要永远不断地坚持活学活用领袖毛主席著作，包括上了书的和未上书的著作，从始至终以斗私批修为纲，一辈子从阶级斗争的革命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一辈子跟毛主席干革命干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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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同志是人类最伟大的天才，是当代久经考验的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最敬爱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引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走向最后解放的光辉灯塔。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已经和正在指引着并必将随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伟大的胜利的革命实践，生气勃勃的不断地向前发展，不断走向新的高峰。这是我们时代全人类走向最后解放的无限美满的最大幸福！对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必须是时时刻刻随地随事，不断紧跟，步步紧跟，不断学习，不断实践，正如恩来同志经常教育我们的那样，对毛主席要无限忠诚，跟到老，学到老，做到老，改到老。毛泽东思想是始终一贯地极其高度地贯彻着和发展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最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因此，要真正做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就一定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阶级觉悟，永远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坚持不断地和群众一道进行革命实践，做到俯首甘为儒子牛。总起来说，最根本的就是要把林彪同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条原则所概括出来的“要相信毛主席，要相（原稿未完）
+
+　　 来源：八机部联总批斗组，1968年5月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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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66.txt
@@ -0,0 +1,21 @@
+# 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
+　　<张闻天>
+
+## 张闻天交待材料──关于1936年“自首案”真相（摘录）
+
+　　（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
+
+　　我现在交待以下三个问题：
+
+　　1、立场问题……
+
+　　2、事实真相：……刘少奇初去北方局（1936年春）不久，就给我一封关于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长，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按：这是胡说八道）犯人即可出狱……。此外他还附带着寄来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我现在记得，我当时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
+
+　　3、责任问题：根据以上的立场和具体情况，即可看出，关于此案的直接主谋者，组织者和执行者是刘少奇。他利用他的资产阶级的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以实现他篡党，篡军，篡政的政治野心。但是我在这方面，也负有严重的政治责任……。没有请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没有提到中央会议上正式讨论，而轻率地以我个人的名义，同意了刘少奇的建议，并在请求书上签了字。这样，我不但违反了党章，党纪的规定，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玷污了我们共产党人永不变节，忠贞不屈的光荣传统，而且也给刘少奇招降纳叛的干部政策打开了方便之门。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反党罪行，而且也成了刘少奇的帮凶。
+
+　　 张闻天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翻印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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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67.txt
@@ -0,0 +1,37 @@
+# 刘瑞森：彻底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
+
+　　<刘瑞森>
+
+　　【刘瑞森（1912—1999），1929年参加中共革命工作。1931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
+
+　　（一）杨尚奎的革命意志已经衰退。1961年12月，我同杨尚奎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住在北京饭店。会议中间，除了去参加较好的晚会以外，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和陈正人、曾希圣、江华等人打麻将，玩到很晚，再吃夜餐。当时会议印发的文件很多，估计他很难全部看完。1962年1月，接着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我省参加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都住在友谊宾馆。我也搬到那里，和他们住在一起。杨尚奎、刘俊秀、白栋材三人仍旧住在北京饭店，不愿意搬过去，因为北京饭店的伙食较好，晚会也多。
+
+　　1963年4月，我又同杨尚奎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中间，毛主席在张国华报告反击印度侵略军队的经验的时候，有许多重要的插话。会议结束时，毛主席关于社教运动，作了简短、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插话和指示：我们都作了记录。以后，王田有和华东区几个秘书根据我们的记录，整理出两分记录，我没有来得及审阅修改，即交给杨尚奎的秘书水静保存（水静从来不参加整理记录，但整理好的记录，都要交她保存）。王田有和几个秘书在整理记录的时候，因为他们本人没有听到毛主席的讲话，把个别内容和有些辞句整理错了。我们回南昌后，前省委召开了工作会议，来传达和贯彻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杨尚奎把毛主席两次讲话的记录，交省委办公厅印发给到会同志。我收到印发的记录以后，发现个别内容和有些辞句整理错了，即加以修改，告诉省委办公厅重新印发。杨尚奎对于毛主席讲话的记录，竟采取这样极不严肃的态度，是个政治错误。在这次前省委工作会议开始的时候，杨尚奎告诉我也把张国华的报告传达一下。当我拿出中央工作会议印发的张国华的报告，正要传达的时候，他竟对我说：“张国华只是作了口头报告，怎么还印发了文件？”可见，这分文件发给他以后，他还没有看。
+
+　　从以上两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杨尚奎的革命意志，已经衰退到多么严重的程度。
+
+　　去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前省委于11月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中间由白栋材提议，他和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郭光洲、黄知真及各地、市委书记坐船到朱港农场，研究起草前省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一次在船上开会，他还提出，可以用工人的力量去牵制革命学生。白栋材提出不同的意见，他还发了脾气，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思想根本没有解决问题。
+
+　　（二）方志纯在前省委内部，是一个掌握大权的人。在前省委里面，他是第二把手，他是省长，以后又兼任省军区第一政委。在前省委书记处分工中，他多年分管文教、政法、党群等工作。他依靠彭梦庾来掌握前省人委的大权，依靠黄知真来掌握前省委的大权。凡是省管以上干部的调动，不经过他的同意，是很难行得通的。
+
+　　在文教工作中，多年来贯彻执行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高教部、旧教育部的修正主义路线不重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安源只修复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造者刘少奇的故居，未修复毛主席的故居。宁冈县许多富有革命传统教育意义的毛主席的故居，都未修复。相反，前省文化局却拨出许多钱去修建汤显祖的坟墓。多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领了午台，大肆宣传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这些，都应当由方志纯负主要的责任。
+
+　　（三）刘俊秀有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背上了一贯正确的包袱，独断专行，盛气凌人，听不进别人对他的批评。1962年1月，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在一次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楼绍明批评他常常自以为是，很不虚心，很主观，他硬不接受，和楼绍明顶起来，弄得会议不欢而散，会后，楼绍明要向毛主席告状，经杨尚奎劝阻。
+
+　　1963年五反运动中，前省委常委开会，根据五反的精神进行自我检查。在检查中，只我一个人提到产生各种缺点错误的原因，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刘俊秀说：“什么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我根本不承认，我一点也没有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
+　　去年9月间，在前省委的一次会议上，黄知真提起了潘复生，刘俊秀就说，潘复生是害了别人，保存自己。10月间，杨尚奎、刘俊秀、黄知真同志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中间，刘俊秀，黄知真对杨尚奎说：“你回省以后，要做集体的潘复生，不要做个人潘复生。”
+
+　　（四）白栋材脑子很聪明，嘴巴会讲，但为人狡猾，常常看风驶舵。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看到我已经承认“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是个革命的口号，得到了革命学生的支持。于是他就放出一个空气说，在前省委里面，是他第一个提出要承认这个口号是革命的口号。所以没有向外表态。提出以后，没有得到其他人的支持。因为他的组织观念强，我虽然已经向革命学生表示这个态度了，去年12月，他在北京向陶铸汇报时，也讲了这样的话。陶铸听了他片面的反映，就向当时江西在京的学生和工人，为他说好话。
+
+　　在文化大革命中，白栋材是害怕参加群众大会的。去年11月7日，为了彻底搞好平反工作，革命造反派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要求白栋材去参加。他那天身体不大舒服，但是完全可以去参加。他不愿意去，叫黄先去参加。接着，杨尚奎又让我去人民广场，找张全忠同志为白栋材说情。我从人民广场回到滨江招待所时，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郭光洲等人吓得都走光了，没有找到一个人。
+
+　　白栋材的架子很大，对个人生活很讲究。他家住着二纬路一幢很好的楼房，还不满足，经他自己提出方案，又用一万几千元在三纬路盖了一幢楼房盖好以后，正赶上杨尚奎要求刘俊秀从他的楼上搬出来，刘俊秀不愿意搬到白栋材原来住的房子里去，白栋材只好同意把新房子让给刘俊秀去住。
+
+　　（五）黄知真在前省委书记处中，按次序排在最后，但是他的实权很大。他兼任秘书长，管理前省委的日常工作，实际起常务书记的作用。他很骄傲自大，在前省委书记处中，除了杨尚奎、方志纯、刘俊秀、白栋材以外，其他人，他都是看不起的。
+
+　　去年11月16日，南昌无线电厂工人代表，827平反团和大专院校革命师生总指挥部共约20人，到南昌市委找马健，商谈对市机械局政治部主任胡彦臣的处分问题（革命学生和工人提出要罢胡彦臣的官）。中间也找我和黄知真去参加，我去了，黄知真没有去。谈到下午，革命学生和工人让马健和我出来，找全省、市委其他书记商谈一次，以后再回去答复他们的要求。我和马健出来后，到滨江招待所找到杨尚奎、方志纯、白栋材、黄知真等人，商谈胡彦臣的处分问题。当时马健讲：“最近市委派李兆吉去无线电厂，了解胡彦臣确有严重错误，经市委讨论，同意将胡彦臣撤职。”根据马健的讲话，我和杨尚奎、方志纯、白栋材等人，都同意将胡彦臣撤职。这时黄知真很不高兴地说：“前两天，我和刘瑞森、马健同革命学生和工人商谈，大家都只同意胡彦臣停职反省，不同意罢他的官。今天只刘瑞森、马健同他们商谈，又同意罢胡彦臣的官，只有你们两人做了好人。常到第一线工作的人，反而得罪的人多。马健前几天硬说无线电厂不存在平反的问题，现在市常委又同意罢胡彦臣的官，以后谁还敢和南昌市委打交道。”因为黄知真这样一压，马健回到市委以后，就没有敢把前市常委和前省委书记处同意胡彦臣撤职的意见，告诉给革命同学和工人，还是讲只同意胡彦臣停职反省。以后革命同学和工人，也只好同意将胡彦臣停职反省。
+
+　　 刘瑞森
+
+　　来源：江西医学院井冈山红卫兵指挥部材料组翻印的传单，196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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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9 @@
+# 徐学惠请罪书
+
+　　<徐学惠>
+
+## 〖徐学惠，女，共青团中央委员，昆明市百货公司干部，因保护国家财产与盗贼搏斗受伤致残的青年英雄。〗
+
+## 最高指示
+
+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处，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
+## 向毛泽东思想投降，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的同志们请罪！
+
+　　由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起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冲破一个个暗礁险阻，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又一次反扑，乘胜前进！革命的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
+
+　　在前一阶段时间里，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充当了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的得力助手，成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对党和人民犯了罪，使我感到非常痛心，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毛主席他老人家。
+
+　　《红旗》十四期社论指出：“一个共产主义者，犯了路线错误，应当有勇气承认错误，检讨错误，同群众站在一道批判自己的错误。”现在，党和毛主席再一次的挽救了我，给我指出了方向，点明了道路，使我觉醒过来，我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狰狞面目，我要起来造反，我要起来革命，我要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拦，我们要打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枷锁大胆地检查自己的错误，勇敢地和革命群众一道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死跟党走，雷打不变心。
+
+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在头脑中，“私”字作怪，保省市委、保乌纱帽、保英雄称号……因此，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接受不了，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极端错误的态度；站在运动的背后或对面，指责甚至于反对，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但我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我决心彻底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来。
+
+　　在这次运动中，我犯的错误，主要是对待“八·二三”的革命运动，在商店组织的宣传队，赤卫队，对待南下串连革命同学，九月十六日的大字报和对待商店的革命职工战斗队等问题上。
+
+　　“八·二三”一声惊雷，响彻在昆明和云南的上空，它响亮的喊出了“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革命口号，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省委市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这些傢伙对炮轰派恨之入骨，千方百计要把它镇压下去，市委书记赵增益、副市长崔××等人，经过精心策划，以宣传十六条为名，组织什么“宣传网”，在昆明的主要街道装上高音喇叭，并由其忠走卒王××(市委财贸政治部主任)亲自出马，在我商店先后成立了宣传队和赤卫队。我由于当时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识不破他们的阴谋诡计，充当了他们的忠实打手。
+
+　　宣传队和赤卫队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它忠实地执行了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它的罪恶主要是：1．用高音喇叭以宣传十六条为名，打着红旗反红旗，压制群众运动，企图以势压人。2．围攻南下学生，九月十六日的大字报(题为：不许污蔑女英雄徐学惠，不许妨碍“抓革命，促生产”)就是一大罪证。3．为省市委观察和搜集炮轰派的活动情况等等。与革命群众唱对台戏。
+
+　　过去，我总认为省市委是正确的，不能炮轰，不能火烧。一句话认为“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口号，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因此，对炮轰派的同学和同志在思想上是反感的，行动上是站在他们的对面，指责和反对他们的。起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起不到的作用。
+
+　　另外，在对待革命职工战斗队(属于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的问题上，我也犯了很大错误。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不承认他们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对他们与红卫兵接触、与“八·二三”等革命造反派联系，抵触不满，只看到他们个别的缺点和错误，看不见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始终是饱满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曾想过，要把赤卫队重新活动起来，跟他们唱对台戏。后来，商店成立了挺进队，我也曾想过，希望它能与战斗队干下去，思想深处就是想把战斗队搞垮。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是很多的(上面的仅只是几个例子)，性质是严重的，给革命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对党和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我再一次的向党、向毛主席、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请罪，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我要和大家一道对我的缺点、错误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并再一次表示：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造整个旧世界的反。同时，也要造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反！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创造一个崭新的新世界！
+
+　　并再次庄严提出申请加入革命职工战斗队，与广大革命同志并肩战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徐学惠1967．2．20．
+
+　　· 来源：
+
+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主办《八·二三战报》(增刊)，196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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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69.txt
@@ -0,0 +1,25 @@
+# 打掉“私”字，彻底造反!
+
+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党委第二书记、革命造反兵团战士、陆文才>
+
+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是一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对每一个干部的大审查、大考验。
+
+　　我作为领导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化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在一段时间内，贯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参与了旧市委和旧市委宣传部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实行白色恐怖的一些活动。我有错，我有罪。我应当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
+
+　　去年十二月二日，在全市群众性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高潮的推动下，我终于响应了毛主席的号召，下定决心造反!我揭发了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去年八月二十八日策划部署围剿首都和本市红卫兵的政治阴谋，揭露了旧市委蒙蔽一部分群众，拍发“九·四事件”假电报，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罪行。我的这一革命行动，立即得到了革命造反派同志们的热烈欢迎和支持。但是旧市委的一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却怕得要死，他们和我们单位的保皇势力勾结在一起，对我施加压力，组织围攻，骂我是“大叛徒”、“混蛋”，扬言要同我“算账”。事实上，我还没有公开造反，压力就来了。去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当我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支持敢于起来揭发问题的同志时，我说:“如果我不是当权派，就一定参加造反派，大概造反派是不会要当权派参加的。”旧市委宣传部的坐探当场就跳出来对我讽刺打击:“你把你的笔记本和所知道的情况都交给造反派，他们一定会吸收你参加。”此后压力就接踵而来，旧市委宣传部一个副部长亲自出马找我个别谈话，说什么“要注意集体领导”，“要坚持原则”，“揭问题要分清内外界线”，“你对市委有什么意见，我们再个别具体谈”，“有些问题可在工作队队委内揭”，等等。后来，旧市委宣传部的老爷们，又通过他们手下的一些爪牙和喽啰，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的卑鄙手段，对我进行变相围攻。他们胡说什么“造反派对我们采取各个击破的办法，现在先集中打我们，把我们打倒了，最后也不会放过你”，“你要揭发别人，别人就要揭发你”，等等。一句话，不经批准，不得造反。这些老爷们，自己不革命、反革命，也不准别人革命。
+
+　　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反动派总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旧市委一些资产阶级老爷们对我施加的种种压力，并没有使我屈服，恰恰相反，使我进一步认清了他们的真面目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因而更加坚定了我的造反信心和决心。我觉得过去跟着他们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可耻的!现在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叛徒”，做修正主义的“叛徒”，做得对，做得好!此后，我就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站在一起，学习他们彻底造反的精神，虚心接受他们对我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一面检查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一面和他们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最近，我院的革命造反兵团正式吸收我参加了兵团，使我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造反派战士。
+
+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经过半年多来的斗争，我有如下几点体会:
+
+　　首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我们每一个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十分尖锐的问题；是跟着毛主席走，还是顺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滑下去?这是革命、不革命以至反革命的大是大非问题。每一个人都必须立即作出自己的选择，决不允许半点犹豫。开始时，我还想保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归根结底，生怕自己也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挂上钩。有一次在揭发、批判大会上，革命造反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保的不只是某一个人，而且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关系到你跟毛主席走，还是跟谁走的问题。”我听了大吃一惊，醒悟过来。许多领导干部过去自觉或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了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如果还想继续革命的话，就应当立即改正错误，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将功补过。否则，将自绝于党和人民。
+
+　　其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要真正起来造反，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破私立公，在灵魂深处闹革命。起初，我对两条路线的斗争是没有认识、没有察觉的，认为旧上海市委是“正确”的。对于造反，不仅不理解，而且有反感。后来，全市广大革命群众奋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开始破除了对旧市委的迷信，察觉到旧市委有问题。例如，旧市委明明对红卫兵组织围攻，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矢口否认，并明目张胆地欺骗毛主席。再如，中央和毛主席一直是支持革命造反派的，而旧市委却一贯支持保守派，镇压少数派，同中央相对抗，等等。我感到旧市委的确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但是，我没有勇气站起来揭发。这时我有三怕:第一，我自己是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犯了不少错误，起来揭发，怕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和谅解；第二，怕旧市委和宣传部对我施加压力，把我打成“反革命”；第三，怕保皇势力对我进行围攻。去年十一月十八日，我院革命造反派退出了御用文革筹委会召开的假批判真包庇的大会，这对我震动很大。我深深感到，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之所以能够敢字当头，就是因为他们公字领先。而我自己怕这怕那，归根到底，是私字作怪。怎么办呢?我带着这些问题，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老三篇”和中央工作会议的文件。经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我 思想解放了，腰杆子硬了，下定决心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持斗争。
+
+　　第三，领导干部要造反，一定要放下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真正深入到群众中去，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和帮助。过去，我们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因此，革命群众完全有权利审查我们、批评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把自己放在同群众相对立的立场上去了。现在，我们要取得群众的谅解和信任，当然要虚心听取群众的批评，彻底改变过去的错误立场。我深深感到，问题不在于当权派能不能造反，也不在于革命群众是否允许当权派起来造反，而在于当权派是否真正起来造反，是否真正把底全部交给了群众。只要真正这样做了，群众就会欢迎你、支持你和信任你。我们必须懂得，广大革命群众批判我们、斗争我们，不是为了把我们统统打倒，而是为了把我们打成左派，把我们批判得更热爱毛主席，更认真地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为了使我们彻底地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挖掉我们头脑中的修正主义根子，深深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这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对我们领导干部从政治上最大的关心和爱护。我们不但不应对此有任何消极想法，而且应该借革命群众批判自己的东风，加强思想革命化，坚决响应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把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做得更好，敢于挑担子、顶逆流，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方针政策办事。
+
+　　“造反更知主席亲”。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自从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以来，更觉得毛主席伟大，更热爱毛泽东思想。今后我一定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时时处处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
+　　· 来源：
+
+　　《文汇报》1967年2月24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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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70.txt
@@ -0,0 +1,43 @@
+# 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辛易之>
+
+## 〖辛易之，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
+
+　　我在这次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由于我的错误，许多干部也跟着犯了错误，不少的革命左派受到打击，成千上万的群众受了我们的蒙蔽，我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我对不起大家，我向毛主席、向党、向全市人民请罪！请允许我揭露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允许我把自己的错误概略地向同志们讲一讲，然后我再揭露黑市委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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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八日夜间，黑市委在一号会议室讨论毛主席的指示之后，我们规定了“四条禁令”，这是错误的。它造成了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我参加了会议，而且同意了这个意见。八月十五日晚上，我参加了重大同学支援师专革命会议，我没有表态。这个会议，鲁大东主张不去。当时我想，从我个人来讲，犯错误没有什么关系，同学们站了一天了，不去不好。走以前，鲁大东没有表态，这个错误是我犯的，我应该作检讨。八·二八事件后两次调查会议，鲁大东让我主持。在第二次会议的时候，执行了李井泉决定的方针，对不起重大的同学们，向重大同学们请罪。九月五日干部大会上，我按照李井泉这个坏蛋的意见，传播了李井泉九月三、四日的黑指示：“这次运动考验了领导，教育了群众，锻炼了左派，暴露了问题”。可以看出，李井泉是个地地道道的“秋后算账派”。
+
+　　在红卫兵问题上，李井泉在后勤渝办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这两个会我都参加了，他宣传了资产阶级反动的血统论观点。我传播了这个东西。李井泉在这次会上讲了对重大八·一五采取“争取、团结、教育、分化”的方针，我也执行了这个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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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庆节游行，鲁大东要我指派一个宣传车去揭露重大八·一五。国庆以后，又要我组织人写传单对八·一五进行攻击。这是个立场错误。在报社问题上，开始也想保。他们要革，我们要保，这就是斗争的实质。我们的立场错了，一直拖了一个礼拜，使三天报发不出去，市委有责任，我自己也有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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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平反方面，从我个人来讲，在处理黑材料问题的时候，西师把黑材料转移到校外去，医学院的黑材料由一部分“积极分子”处理了，这件事我事后知道，没有严肃处理，是错误的。
+
+　　一二·四事件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应由市委负责。事前，我和鲁大东进行了说服工作，但是由于根本立场没有转过来，没有坚决制止它，没有坚决支持革命派造它的反。
+
+　　在干部政策问题上，有很多问题今后需要揭露，我今天只把几个主要问题交代一下。刘青林在一九六二年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李止舟在长寿整社，犯了严重右倾错误，过去重用了他们，我有责任。纪俊义作风脱离群众，在“四清”中没有受到教育，这次“四清”划类划错了，由我负责。王春智在綦江搞“四清”犯了错误，只是把总团副团长的职务撤了，保留了分团长职务，这主要由我负责。雷勃是新三反分子，在“四清”中因他能写，我重用了他，起了庇护的坏作用，我应作检讨。这里特别讲一下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王炎的问题。王炎在这次运动中受到打击，受到批判。在人委党组会议上，段大明、林蒙提出这个问题，汇报了很多材料，当时我点了头，使他受到了围攻，受到了打击，我有责任，我应该当众向王炎同志赔礼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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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里犯的，是镇压群众运动的大错误，是犯罪行为。我的思想状态，是一个典型的维持现状派，是个资产阶级保皇派。我在运动初期和在过去的几年工作中，保了任白戈这个大坏蛋。那几年困难的时候，书记处只有我一个人坚持工作，他们都走了，都上医院去了。在十八次扩大会议上，我受到攻击，他们没有出来说话。任白戈的工作就是看戏、陪客、作报告。实际上我是忠实地当了资产阶级保皇派，我决心起来造反，揭露他们。我在运动中，支持了鲁大东，保了鲁大东，也保了李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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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街上的大字报，写有打倒辛易之，我从内心里觉悟到非要彻底改造自己不行。立场不转变过来，不能认识错误，怎么能作好工作呢？同志们要砸烂黑市委，过去我一直没有转过来，现在认识到应当砸烂，不从组织上彻底改组，不从政治思想上彻底揭露和批判，就不能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就不能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黑市委在运动中，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且在过去的工作中，在各个方面，修正主义的东西很多，应当彻底揭露。我现在决心起来造反，决心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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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井泉是在重庆市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魁祸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顽固地执行了李井泉的指示。尤其在八月十八日，廖志高给鲁大东打电话传达毛主席指示，批评重庆、西安、哈尔滨等地实行法西斯专政，并且讲到西安流血事件，但第二天鲁大东又讲这个话错了，没有重庆市。我要质问鲁大东：是谁贪污了这个指示，是你鲁大东，还是廖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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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二八”事件同学们提出平反，当时我很难决定，现在我认为应当平反，中央的指示里有那一条指出来挑动群众斗群众，而“八·二八”事件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挑起的。在这个问题上，鲁大东利用了这个东西，他统一了宣传口径，把南岸、市中区被打被斗的干部统计起来，在书记处定出了接待外地学生的统一口径，把矛头对准八·一五。在第二次调查会议上，周家喻提出来还可以调查，刘文珍动摇了，提出来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当时我认为也应当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很难处，就问鲁大东应当怎么办？鲁大东说坚决执行李井泉的指示。我坚决执行了李井泉决定的错误方针。关于“八·二八”事件的平反的问题，李井泉几次阻挠，不准平反。
+
+　　十二月份，鲁大东告诉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李井泉给鲁大东讲：“坚持原则，准备长期斗争”。我要质问鲁大东：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理解的？你要老实交代。坚持原则，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原则，有无产阶级革命原则，我们应当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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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大东对中央的指示是不重视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我从省里回来，向书记处作了汇报，有的提出来能不能集中学习一下子，如果不能集中学习，我个人意见分地区学习一下，鲁大东没有支持这个意见。“三干会议”没有敞开，这对于我们重庆市的领导干部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影响是很大的。鲁大东在接待外地学生和处理有关学生的问题上曾讲过：“具体问题要宽”，我认为这是经济主义的倾向。我曾提过几次，究竟花了多少钱？是三百万、五百万，还是八百万？的确浪费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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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一年末六二年初，任白戈、鲁大东他们在省委开会的时候，我们在家里揭发批判××机床厂党委书记孙道林这个坏蛋（是个特务分子），还有他们一个总工程师，是日本工业大学毕业的，是国民党长春市的一个常委委员，是鲁大东当党委书记时批准加入共产党的，但是，鲁大东打电话来，要坚决制止这个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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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揭发廖苏华，她在一九六二年十八次扩大会议上当组长，肖泽宽是副组长。她实际上支持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廖苏华对任白戈的问题是知道的。这次运动中，鲁大东说，任白戈从来不是坏蛋。但他说：任白戈搞男女关系是廖苏华告诉他的。廖苏华当监委书记，在这个问题上包庇了任白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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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先余这几年斗争意志是衰退的，我们在一起给他提过。在一九六一年批判他的时候，省委办公室转来一个投机倒把犯，与孙先余有关系，在孙先余家里买了东西，还写过检讨。中央监委绐市监委也转来一封信，说孙先余包庇反革命问题。孙先余应作出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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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决心起来造反，我欢迎书记处的同志给我提出意见来，也欢迎我们机关和全市革命群众万炮齐轰辛易之，把我所有的问题都揭发出来，好在这个运动里彻底改造自己。我向同志们表示：第一，继续检查自己犯的错误，在运动中继续考验自己，并且在群众鞭策之下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这一边来，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线，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划清界线；第二，坚决造反，站出来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彻底揭露党内的问题；第三，我衷心地拥护市“革联会”，拥护“三结合”的正确方针，并且自己表示在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联会”的领导下改正错误，在运动中立功；第四，我们全市革命小将在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我们要保护，绝不能够抓他们的小辫子。我在运动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我想到不少干部跟到犯了错误，许多革命左派受到打击，成千上万的革命群众受蒙蔽和欺骗，我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也对不起全市的革命群众，我再一次表示请罪，再一次表示在运动中立功赎罪。我一定要痛改前非，革面洗心，重新作人。
+
+　　· 来源：
+
+　　重庆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主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大会特刊》，196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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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  彻底造重庆黑市委的反！
+
+　　<段大明>
+
+## 〖段大明，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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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为首的重庆黑市委，自始至终顽固地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残酷镇压革命群众，破坏山城文化大革命，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
+　　我是黑市委的成员之一，黑市委的罪行有我一份，我成了黑市委的帮凶、伙同者。我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同志请罪，向重庆四百万人民请罪。
+
+　　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的英明政策感召下，现在决心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与黑市委决裂，痛改前非，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拥护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在它的领导下，决心与全市革命造反派一起，革自己的命，造自己的反；革黑市委的命，造黑市委的反，彻底揭发黑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罪恶活动，把黑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臭、斗倒、斗垮。
+
+　　现在，我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镇压革命造反派，破坏重庆文化大革命的罪恶事实揭发如下：
+
+## 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是怎样组织“思想兵”这支保皇军的？
+
+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领受李井泉的黑指示后，立即在黑市委召集书记处会议，鲁传达说：“要很快地组织一支力量，这样我们才有力量来对付‘八·一五’派”。当时决定由鲁大东和廖苏华成立一个领导班子，廖苏华直接挂帅领导。方式是采取“送子参军”的办法迅速发展；并要各区、县委及各大中学校专门抓好这件工作。这个决定是由鲁大东和廖苏华亲自召集专门会议布置的。“思想兵”和“思想兵纠察队”，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亲自要我去组织的。并要我带去一千余名各区、县委送来的纠察队登记材料到警备司令部去找辅导员，传达他的黑指示，把“思想兵纠察队”尽快组织起来。名义上是应付国庆节。所以，不到五、六天就发展了“思想兵”五、六万人，后来发展到十万人左右。这时，又要求尽快召开“思想兵”的成立大会。决定要工、农、学、兵各方面派队伍参加，还要工、农、学代表和书记在大会上讲话。登报的稿子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亲自审查的。另一次“思想兵”开誓师大会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在贵州打电话给鲁大东，问你们这个大会书记处派人去参加了没有，如没有就要立即派人去参加，当即决定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参加这次大会。去年九、十月份，特别是九月份“思想兵”要开大会，每一次都是得到鲁大东同意或授意开的。对“思想兵”是要钱给钱，要东西给东西，要房子给房子，要印刷就给印刷。
+
+## 二、对重大“八·一五”战斗团采取分化瓦解，对中学生红卫兵以合并进行扼杀。
+
+　　对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方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说：“要采取争取、转化、教育、团结的方针”。鲁大东就是想通过分化、瓦解，把这支革命力量搞掉，把它打下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两次派工作组来做重大“八·一五”战斗团的“工作”都是与鲁大东联系的。李井泉走时，鲁大东还说：“由我和辛易之、刘文珍组织一个三人小组”。还说：“以前人家分析我们书记处有三种情况：‘顽固的、动摇的、开明的’”，后来鲁又说：“人家不是这样了，是采取‘各个击破’。”这是在耍什么阴谋？据林蒙说，本市大中学校学生赴京串连时，鲁大东还说：“‘八·一五’到北京去要发传单，我们也要发传单。”
+
+　　去年八月二十日，在大田湾召开“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鲁大东于十八日晚就召开会议布置。当时我在长寿，鲁大东叫秘书打电话要我当晚赶回。我于午夜二时赶到市委，我问鲁大东，鲁说：“会开完了，林蒙到了会，你要他向你汇报”。林蒙当晚对我说：鲁大东亲自召集近郊七个大专院校党委负责人会议，对二十日的大会进行了布置，要求把各大专院校学生队伍，特别是重大学生，用工人、农民、军队、机关干部队伍加以隔离包夹。主席台一侧为军队，一侧为机关干部和重钢工人。并布置：在数量上产业工人压倒大学生人数；游行分三路出发，重大学生等队伍沿着长江路经大坪逼回沙坪坝，不准进入城内；其他队伍分别向城里和上清寺方向游行。
+
+　　对中学生红卫兵合并的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说：“根据当前做的工作来看，他们内部有分化，把它合并到‘思想兵’中去，由廖苏华负责”。并且派×××去做中学生红卫兵总部的工作。鲁大东对中学生红卫兵总部采取分化瓦解是鲁大东、廖苏华亲自听取汇报布置的。所以后来的情况只给鲁大东和廖苏华汇报。
+
+## 三、打击一方，抬高一方，剥夺“八·一五”参加国庆游行的权利。
+
+　　当时我曾向鲁大东汇报说：根据中央通知精神，今年国庆节的游行队伍组成是以红卫兵为主体。我们筹委会的几个做点具体工作，提出除了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主体外，其他革命组织如重大“八·一五”等组织一块参加游行。还汇报了：队头怎样组成和游行队伍的人数等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就抢着说：“关于红卫兵为主体的问题，要根据重庆的具体情况，应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主体，其他学校的革命组织都划归在各学校内，因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各学校都有。现在各学校主要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如果各学校都来，就突不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主体。游行队伍的人数也有限。”后来他又亲自在市委党校召集各大专院校党委负责人的会上作了布置。
+
+　　后来，出了一张说“重大‘八·一五’扰乱了游行队伍”的传单，虽然是辛易之提出来的，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同意了的。
+
+　　对这件事，还采取了许多反动措施，这里我也有一份罪过，我忠实地执行了黑市委的指示，我要向革命同志作检讨，请罪。
+
+## 四、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
+
+　　自报上点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的名后，廖志高急忙跑到重庆定了他的调子。鲁大东说：“开展了对任白戈的几次斗争”，我要问，你们在什么会上开展过对他的斗争？既未开常委会，也未开其他什么会，我一次也未参加，你们在什么会上斗争了任白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在三十年代是周扬的忠实追随者，就是在六十年代也是一个坚决贯彻周扬反动文艺路线的忠实者。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的堕落腐化材料很多，都未发到下面去讨论、批判、斗争，就连常委委员都未见到过，这是为什么？这不是你鲁大东有意识地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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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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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市委、市人委、市文革机关革命造反派主编《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大会特刊》，196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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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3 @@
+# 陈丕显的检讨
+
+　　<陈丕显>
+
+　　〖陈丕显：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
+## 我的检讨
+
+## 陈丕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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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
+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高举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批判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捍卫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批判了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二月十日，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举行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大会。揭发得好，批判得好，我表示非常感谢。今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又给我一个检讨的机会。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而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向伟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低头认罪。
+
+　　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了许多罪恶的活动。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旧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反对毛泽东思想，抵抗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猛烈的反扑。以我为首旧市委一犯再犯路线错误，我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逃脱自己应该负主要的责任。我要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向伟大的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作彻底交代，彻底检讨，欢迎革命同志继续对我和旧市委作彻底批判斗争，帮助和监督我真正改正错误，回到正确立场上来，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
+
+　　现在，我要着重交代的罪行如下：
+
+## （一）反对毛泽东思想，抵抗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就是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不但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且反对了毛泽东思想，不愿意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十六多一条也没有执行，而是执行了另外一条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副主席指示说：“刘邓这条路线就是不相信群众，同时不相信毛主席。”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象过去一样站在革命方面，而站到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立方面的泥坑里去了。原因就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群众的首创精神。就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这就是滔天罪行。我有最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和魏文伯、韩哲一、曹荻秋等少数人，时间大约在去年十月工作会议以前，对于这次运动采取了极端错误的议论，一方面也说这次文化大革命形势很好，这是一个伟大的动力，相信经过文化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定是一个飞跃的发展，特别相信毛主席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总是正确的。另方面从怕字当头出发，怕运动搞偏了，怕把工业、农业搞乱了，怕以后的局面难收拾，由此就引起了怀疑现在真实情况是否能反映到毛主席面前。这就是不相信毛主席的表现。这种种怕和任何怀疑都是绝对错误的。同样严重的一件事，一九六六年九月间，毛主席批转了青岛市一位副市长王效禹同志揭发市委第一书记张敬焘挑动工人、农民斗学生的情况报告，中央为此发出了不准挑动工人、农民与学生之间的斗争，不准工人、农民干预学生革命活动的决定。我看了毛主席批示和中央决定以及王效禹同志报告之后，当时我是不相信王效禹同志报告，以为不会真有这种事情，我这个错误与对王效禹同志的看法有问题，过去我并不认识王效禹同志，就是听了魏文伯、韩哲一说王效禹不是一个好人，对他的报告说得别有用心似的，现在证明王效禹同志不仅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而且这次他在山东树下了功勋。更是证明毛主席、党中央的看法是完全正确的，我的怀疑更是绝对错误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文化革命运动中，掀起了学习毛主席著作新高潮，无产阶级革命派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指示作为最高指示，推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我在过去没有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也是没有认真响应林副主席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号召，我自己就是不突出政治统帅业务的人，有中央同志批评过我政治不挂帅，经常只关心油盐柴米。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没有带头学带头用，不是活学活用，而主要是不学不用。群众和干部好的学习经验很多不被我们重视，而且用种种限制、贬低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也是不遵守学习制度的，常常用开会或借口忙的办法，干扰学习。群众中早就有学习老三篇，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而我自己就没有学好老三篇，没有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我曾经错误地说过“每次开会都要学不行”“每逢任务重的时候，就组织学习《愚公移山》是向群众压任务。”这些话是一种破坏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鬼话。过去有许多条条布置学毛主席著作，我把他看成条条都布置学习毛主席著作，在一个基层单位不统一不好领导，这又是限制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办法，也是错误的。过去广大群众有热爱毛主席、把毛主席著作当为命根子，渴望有一部毛泽东选集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要求，我们没有满足他们。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不但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而是反对了毛泽东思想，结果就抵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所以我没有过好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一关。自己成了革命对象，批判对象，打倒对象。就是成了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过去工作中，若干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也是由于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违背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结果。比如刘邓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有一条资产阶级路线，就是六四年的形“左”实右路线等。为什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引导我们，而我就不能抵抗刘邓的反动路线？除了奴隶主义，主要是自己与刘邓有相同的立场观点，即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在我们的时代，离开了毛泽东思想，就是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列主义者，我是成了修正主义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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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保命思想，没有早日大力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
+　　毛主席、党中央负责同志是十分关心上海文化大革命。就是在中央负责同志十分关怀下，我参加了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到北京后，首先叶群同志来到饭店看我们，说明林副主席、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希望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随后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见了我，一见面就谈了北京、上海文化革命情况，江青同志说，很久没有见我出面很着急，希望我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参加文化大革命。他说本人和张春桥同志做我的顾问，这句话，因为我的耳朵不好，没有听到，随后张春桥告诉我的。陈伯达同志也非常关心上海工作的，在十月九日他的报告作完以后，各小组讨论他的报告，他把我从小组里叫出门外，见面略谈以后，随他到他办公的地方，谈的是文化革命。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我去请示陈伯达同志我回上海后如何工作，他重要指示大意是：“要我抓主要的问题。戚本禹同志说第一书记要上第一线。我又请示了江青同志回上海后如何工作，她重要指示大意是：要我对青年“顺着”点，并且说到工厂串连中央有个限制，今后是限制不住的。在中央工作期间，张春桥同志和我、曹、马谈到路线问题，对待多数和少数派问题等等。所以我回来以后，就出面参加了一些活动，希望能做出点事情来。可是我并没有根据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戚本禹同志指示要求和适应上海文化革命形势的发展，早日挺身而出，大力投入到文化革命运动中去。我并没有按照陈伯达同志指示去抓主要问题，就是我自己没有抓住主要问题，所以在主要问题上，错误接着不断发生。我也没有按照江青同志指示，以毛主席革命路线对待青年要顺着点，也没有做到紧跟青年的革命精神向他们学习。据说张春桥同志说江青同志对我有三点指示：（一）要我站在毛主席一边，（二）把工作抓起来，（三）她和春桥同志做我的顾问。张春桥同志说的三点都是有根据的。就是江青同志和我谈话的综合。我欠了陈伯达同志、江青同志一笔很重的债，现在结果：（一）我没有站在毛主席一边，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到刘邓的反动路线一边去了，（二）没有把市委工作抓起来，（三）和中央文革唱对台戏，炮轰了中央文革小组——主要是关于安亭事件的处理。这次我没有执行毛主席、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的指示，是一次极严重的错误。我在最紧要关头发生了极端个人主义养病的保命思想。我这次没有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保命思想为第一了。我没有把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等那么关心上海文化大革命，没有把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和我谈话重要指示向市委报告，这是我十分严重的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工作会议后，我总以为情况会转过来，相反，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把路带错了，害得很多干部跟着我犯不同程度的错误。我未能使自己和旧市委避免犯或少犯主要的错误，我是有最大的责任。我完全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伯达同志、江青同志、张春桥同志等对我的期望。最后的结果，自己走上反面，成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代表。今后只有努力学习，把毛泽东思想学到手，个人利益必须服从于整体利益，改正错误，继续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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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炮打了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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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对待安亭事件的处理，我是有罪过的。也是我的错误立场的总暴露。我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造成了炮打张春桥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这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事情。中央是特派张春桥同志前来处理安亭事件的。张春桥同志从安亭回来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签订了第一个五条，即第一个承认工人革命造反派组织。对于这个问题，我开始认识就是完全错误的。当张春桥同志签字的当天一个晚上魏文伯、曹荻秋（稍后到）来到我的住所，魏（代表了曹的情绪）对我反映的签字不满情绪，我当时不但没有支持张春桥同志，也没有对魏、曹作过任何的批评，而且带着魏、曹的不满情绪，也夹着自己的不满情绪，电话向中央陈伯达、王力同志作了报告和请示，我在电话中有不满情绪又带有点傲气，提出了几个为什么来问，如为什么原来说不承认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后来又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呢？为什么张春桥同志在签字之前，不与华东局、市委商量一下呢？为什么一切后果要由华东局、市委负责呢？这种问法就是错误的。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种方式。陈伯达同志、王力同志是很耐心地回答了我所提出的问题，他们指示的大意是：按宪法规定工人有结社自由，应该先承认后做工作。伯达同志指示说：这是群众运动，应该让张春桥同志果断一些。至于一切后果问题，伯达同志指示说：就是工作做得好、做得不好的问题，做得好不好还不是华东局、市委的责任。伯达同志、王力同志反复教育我，一句话，伯达同志、王力同志就是承认张春桥同志的做法是正确的，后来，毛主席、中央常委也支持张春桥同志的正确处理。毛主席指示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很明显，从中央文革负责同志到毛主席、党中央都支持张春桥同志。而我和旧市委就是没有采取支持张春桥同志的正确处理方针。我现在认识到，当时先和伯达同志、王力同志打电话是不妥当的，首先应该虚心一点请示张春桥同志，先听听张春桥同志的意见才是最好的。因为张春桥同志是中央派来的，不是目无组织吗？我对于伯达同志、王力同志的指示，在电话中表示了自己的思想是通的，也向魏文伯、曹荻秋作了传达。当时曹荻秋说有两个指示不同事情难办。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一个是我传达的伯达同志、王力同志的指示，支持张春桥同志的；另一个是陶铸的黑指示，这是曹荻秋与陶通的电话，他的精神是不支持张春桥同志的，陶铸还挑拨他对曹荻秋说张春桥同志是没有群众运动经验的人。这个时候，我们的错误是没有向伯达同志、王力同志反映两种不同的意见，也没有对曹说的两种难办意见加予明确是非。我认为魏（多些）曹经常给陶通电话许多事情受到陶的影响不小，我也免不了从魏、曹那里受到影响。我的最严重的错误，还是没有采取正确的积极的措施，把毛主席、党中央、伯达同志、江青同志、春桥同志、王力同志的指示，要市委和曹荻秋不折不扣地传达下去坚决推行。当时上海发生一股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大字报，就是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的一股逆流，这是我没有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指示有密切关系的。张春桥同志返京时告诉我，即前一天，曹荻秋主持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安亭事件第一个签字，和苏州第二次签字，还说“组织服从，思想不通。”后来我了解的结果，会议的气氛是坏得很，到会的多数人都受到曹荻秋顽固思想的影响，形成了一次抵抗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这是严重的炮打张春桥同志、炮打中央文革小组、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一次会议。这与我没有亲自抓贯彻执行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指示的责任更加重大了。安亭事件发生时，我当时没有把江青同志关于到工厂串连今后是限不住的指示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工厂企业工人起来闹文化革命，造我们反的开始，也是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起点。没有认识到工人革命造反组织建立，是考验我们能否支持革命造反派的一个关键。也是文化革命深入开展的一个关键。去年年底中央召开工交会议座谈工厂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问题，马天水在会议上放了很多炮，实际上也是对着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怪马一人，这与我有密切关系，我希望他在中央开会把实际情况与不同意见充分发表，这与魏、韩、曹都有关系，我们希望把工厂文化革命搞清多定一些框框，害怕影响生产，我们就是不懂得真正的“抓革命，促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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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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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采取根本否定的态度，看不清运动的本质和主流，对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只看见他们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旧市委，一直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我是从害怕群众到压制群众，从害怕革命到反对革命的。比较突出的是用各种方法压制了群众运动。从聂元梓等同志一张大字报起，就开始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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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亲自批准聂元梓等同志一张大字报一广播，迅速地把群众发动了，用大字报为武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有不少人就从对待这张大字报开始犯错误。我是不赞成医院里大字报给病人看的。开始我也是赞成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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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群众对本单位的领导上的批评，随着大字报展开了。这个时候，有派工作队和没有派工作队的地方，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颠倒是非，实行白色恐怖也开始了。实际上当时打成反革命的事件，不只是在学校，而社会各方面相当的多。十一中全会以后，没有认真做平反工作，没有去公开作检讨。当时我是听不到革命群众受害的呼声。对于“上海派出工作队不多，打成反革命也很少”这些话是常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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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了革命学生大串连。我不懂得革命学生自己教育自己一种最好的方式。大串连是伟大的毛主席积极支持和大力推广的。而我和曹荻秋为代表旧市委一开始就和首都，及其他外地同学到上海串连的以及上海同学就过立起来了，发生了“八·卅一”和“九·四”事件，还组织了工人、干部以保卫市委为名，实行了围攻同学的政策。这个时候，我内心是红卫兵大串连来势很凶，也是一种怕字当头的精神状态。周总理亲自派出一批首都红卫兵到上海帮助我们，总看到他们缺点太多，要求把他们调回去了。后来又以怕影响生产，交通运输为名，向中央提出了国庆后停止省市之间串连的错误建议，这个错误建议是我和魏、曹的积极主张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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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对了破四旧、立四新。革命学生大串连，青年就从学校走上社会，大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大立四新（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短短日子里，整个社会面貌起了大变化。我们旧市委就是压制了的政策，到处传说市委有十条八条不成文的规定，实际是一些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束缚群众手足的框框。我和旧市委应该承认这是错误的。林副主席指示说：“反对破除旧文化，旧意识形态的那些人，一定要压制革命，压制群众。”幸亏革命群众的积极行动和人民日报及时发表社论，才使我们的错误有所改变。这充分说明在破四旧时，我们压制了群众，首先自己对于四旧没有彻底决裂的决心，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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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群众组织，采取了所谓多数的方针，压制了革命造反少数派。从组织学校红卫兵，发展到机关群众和干部一直到工农群众，多数派总是得到我们支持的，革命造反少数派都得不到我们的支持而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压制。我没有支持徐景贤等同志所组织的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派，而支持了黄敏等人所组织的市委机关保字号一派。旧市委不支持上海工人造反派，而支持工人赤卫队，广大了挑动了群众斗争群众，并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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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批判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坚决批判了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作抵抗到底，如工人赤卫队矛头对着革命造反派，在去年十二月间闹得最厉害，直到今年一月才解决。用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进行反扑，也是十二月份左右最为严重。我和旧市委没有把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认真传达并坚决执行。十一中全会没有很好传达，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也没有很好传达。十月工作会议后是考验我们旧市委是否能够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关键时刻，我违背了中央同志的指示，从北京回来没有亲自抓传达，我也没有站出来检查自己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和旧市委采取了保护政策，没有主动揪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把市委内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了出来，因为我们顽固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后把上海头号的我和曹荻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揪出来了，这是一个很大胜利。也正如毛主席教导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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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制革命的群众运动事件很多，我在这里向受压制的革命群众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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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对待革命群众，耍了两面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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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六日对我和曹荻秋的批判大会，说我在中央工作会议后，不肯改恶从善，反而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口蜜腹剑。这几句话，我一直在深思。当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是有反感的，后来又感到有些道理，耍两面手段要检查，现在觉得一定根除。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对待革命群众，除了压制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外，就是耍二面手法。常常是在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自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们带回来有两种看法和做法，（一）不论多数派，少数派都有左、中、右，都应该做工作，叫做一视同仁。（二）要支持和依靠革命造反派，壮大革命力量，这是中央工作会议和伯达同志报告的精神。当时我认为第二种看法和做法才合符伯达同志报告的精神，即党中央的精神。回到上海之后，我是比较多的邀请了当时少数的革命造反派同志开过若干次座谈会，想做一点革命左派工作。想支持和依靠革命造反派的。可是我自己如何革命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不可能真正的做到去支持和依靠革命造反派，所以我在口头上表示坚决支持与依靠革命造反派多，而在行动上则坚决地主动地支持与依靠革命造反派少。因此，我对于支持和依靠革命造反派不可能树立鲜明的旗帜。也就不可能起到影响旧市委回转头来坚决支持与依靠革命造反派的作用。因为对待革命群众的态度问题，是革命还是反对革命的试金石。也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的根本问题。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抵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根本不可能另外有一条正确的群众路线。因为今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我们这些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他不会说我对待革命群众要采取两面手法的，总是装着进步或比较进步的面孔，说站在革命人民方面，支持革命行动等等好听的话，这样对有些人就容易起到欺骗的作用。有时还会说这种那种都是群众，那种的人还多一些呢。因而两方面工作都要做，这也是容易骗人的。事实上市委和大专院校还有其他方面不少负责人都依靠中间状态以及受到蒙蔽的一时的多数，压制革命造反派的少数。我对大专院校这样做法有过一些不同的意见，对个别学校这样做法提过坚决反对的意见。可是，我表里不一致，表面上是“左”的，实际里面是右的，和他们的观点在实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我就没有可能纠正他们一些人的错误看法和做法。市委对工人赤卫队又是一例。一样是企图利用中间状态特别是受到蒙蔽的工人，来压制工人革命造反派。工人赤卫队是得到了市委内部一小撮当权派支持的。结果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我并不是一门心事站在革命左派方面工作的，所谓多数派，少数派都有左中右，都应该做工作，在我的行动上也反映这种观念的。比如说当时分别和几个大专院校的革命造反少数派座谈之后，随后又分别接受约请了几个大专院校多数派座谈，不过是少几个单位而已，座谈会不管次数多少和先后，对我们这些立场不端正的人来说，你和双方接触多了，容易在当中耍手段，特别在双方争取群众的时刻，非常容易造成群众斗群众，比如我和少数革命造反派座谈中，说到黑材料问题，我没有支持当时少数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实际就是支持了当时的多数派。解放日报事件闹得这么长，群众斗争群众扩得那么大，主要是开始不主张发行，最后我们是害怕事态再扩大被迫才下决心一起发行的。我对市委机关造反派欠了一笔帐，是我一次很大的教训，就是十二月十九日与市委机关保守号的王敏同志等人谈了一次话，不管事前如何约的，问题是十二月十八日刚刚开过批判我和曹的大会，机关造反派徐景贤同志在会上已经站出来批判我们的时候，如果欢迎他们造我们的反，为什么不先请徐景贤同志等人约来一谈？第二天见王敏同志等人是错误的，是不支持徐景贤同志起来造反的一种表现，结果弄得群众内部矛盾增加，给机关造反派增加了许多困难。我现在觉悟过来了，要彻底铲除两面派态度的根子，不管有多少，一点也不能保留，才能回头站到人民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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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刮了一阵反革命经济主义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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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着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斗争以我和曹荻秋为代表的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时候，为了抵制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转移斗争大方向，就挑动不明真相的人大闹经济主义。以增加工资、福利，改变所有制等等经济手段来欺骗群众，这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在刮经济主义黑风严重的时候，上海铁路中断，海港码头阻塞，工厂原料缺乏，发电用煤只能维持一、二天，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到铁路上去，到海港码头上去作战，如果不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最敏感、最关心国民大事，及时揭发和强有力的反击了旧市委、市人委刮起的一阵经济主义黑风。那再过十天半月上海就会全面瘫痪。我在平常对于处理有关经济生活问题有大手大脚大少爷作风，这种作风容易产生经济主义。所以在这次刮经济主义黑风中与我的错误思想是分不开的。比如有人用我讲的“要独立思考，独立作战”的话，害得他们没有坚持中央的原则，成了经济主义乱签字的指导思想，我就要负责。又如有向我反映红卫兵接待站解决有关文化革命宣传问题很困难，为此，我曾说过这方面经济上可以放宽一些。我没有首先指出“要节约闹革命”是错误的。在一个短时期，我也为革命群众组织批了一些条子，有的批得不妥当，有的起了一种笼络他们的副作用。我讲的“这方面经济上可以放宽一些”的话，又害得有人作为处理工资、福利、所有制改变等等经济问题上乱签字的指导思想我也要负责。还有，关于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八项要求，这是黄涛、夏明芳签的事，他们要求我将黄、夏等人签字的八项要求以市委名义发文下去。我们一再说明只能同意归口管理，至于集体所有制改变只能在文化革命后期研究处理。因为这个八项要求条文里有经济主义倾向，所以发文送到市委机关后，据说市委机关造反派认为有不妥之处，没有同意将文发出去，我认为机关造反派这种处理是正确的，我同意发这种文是有错误的。这次上海经济主义黑风刮得这么厉害，旧市委一些人为下面点了头或者带头签了字，一月一日曹荻秋召开的会议，不但没有阻止无原则乱签字，而且使经济主义风得到发展。事情很清楚，这次上海刮经济主义黑风，首先是来源于旧市委。造成国家经济很大损失，国内外政治影响很坏，我和旧市委应负完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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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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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邓在过去工作中，包括党、政、民、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条战线上，我认为也有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逐步使中国资产阶级复辟的修正主义路线。我在过去工作中，也一定会受到刘邓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影响，因为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没有右的错误比“左”的错误容易产生，所以，我在过去的工作也有不少错误，现在检讨下面各点：
+
+　　（1）执行了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只有根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十条》和《二十三》的规定进行四清运动是正确的。在一九六四年一段时间内，我是执行了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路线。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刘少奇错误路线混淆在一起了，把毛主席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冲淡了。对于王光美桃园大队形“左”实右的报告，在上海由我主持召开了十七级以上干部听她的报告，还规定四清工作队要学习她的报告，我是起了吹捧她的作用。
+
+　　（2）对于公安局黄赤波、杜蔚然，我是犯了包庇他们两人的错误。黄赤波这次自杀行为就是叛党行为，证明过去许多革命同志看黄赤波的本质比我看得清楚。杜蔚然没有及时处理是错误的，让他去参加四清更是错误的。公安局四清运动中，受到迫害的同志除了平反以外，我要向他们赔罪。
+
+　　（3）干部政策。我主要是没有把毛主席有关干部问题指示作为干部工作的指南。毛主席教导说：“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我欢喜使用熟悉的干部，对干部是重才轻德的倾向，根本上不是真正毛主席的干部路线。现在许多干部没有执行党的路线，严重脱离群众，主要是我把他们带坏了。过去对于选拔干部执行上面框框比较多，象张浩波这样的人无论什么框框也不能担任团市委第一书记。过去对有些干部处理不严肃。
+
+　　（4）执行了刘邓采用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一套管理工业。工业管理七十条，把国家工业管得过死，什么事都只能按条条框框办。七十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大跃进中群众运动许多创造性的经验，反对搞群众路线办工业的，反对政治工作和党的领导办工业的。毛主席指示过要修改七十条，刘、邓、薄始终没有修改出来。前几年又搞工业管理托拉斯制度，叫做试行，已经把全国相当一部分工厂从地方集中到中央部门某一专业总托拉斯实行高度集中统一。这是完全违背毛主席、党中央关于和地方分级管理原则。他们那样过分集中统一，对社会主义事业是不利的。这两项管理制度，我们提过一些不同意见，但主要是执行了。
+
+　　（5）推行了刘少奇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上海成了试行和推广的一个基地。一九六五年何伟到上海专门调查研究两种教育制度。刘也向我提出上海要抓两种劳动制度的试点，我说可以进行。刘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发展很快，问题很多，根本问题是丢掉了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我错误地说过刘提出这些制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以说总结了国际经验”，“带有战略意义”，“要坚决贯彻执行……。”我没有真正执行毛主席“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贯方针。
+
+　　（6）对资产阶级政策。上海是全国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对资产阶级改造和肃清资产阶级的瘤毒是艰巨的任务。我对资产阶级政策主要错误是右倾，对他们强调劳动中改造少，强调学习和工作安排多。强调对资斗争少，强调团结照顾多。李维汉的修正主义在统一战线一套，在上海影响是很大的，要进一步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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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害人害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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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毛主席教导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我执行了刘邓为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的世界观是属于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于自己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变，所以没有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就是不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毛主席路线。结果过失了方向，走错了路。走到反动资产阶级路线上了。用了资产阶级世界观观察问题，特别是观察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否定态度，总以怕乱、怕搞生产为借口，抵抗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革命路线。我这次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陷得很深。没有改造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真是害人害己。
+
+　　我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用资产阶级世界观观察问题，结果我把路带错了，方向迷失了。
+
+　　我们许多同志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实在是我们领导上责任，我要向广大干部赔罪。我们许多同志怀念柯庆施同志正确领导，站在毛主席一边的。如果他今日在世的话会带我们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一边的。现在我们应该站在毛主席一边执行正确路线的张春桥同志领导之下前进。
+
+　　我自己是私字当头，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保命思想在脑子作怪，就是不愿意参加文化大革命，不愿意在群众运动红炉中得到考验。这与自己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臭恶的资产阶级生活不可分的。这是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的结果。总之，私字当头是一切剥削意识的总根子。主要是从解放十七年来，革命的思想感情逐渐地起了变化，过去的艰苦环境里生活慢慢丢了。资产阶级舒舒服服的生活慢慢上升了。我在修养期间有私心杂念，就是存在着保命思想，认为党化了大的力量为我治好了病，应该争取时间休息牢固下来，所以没有早日挺身而出，大力投入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私字当头的突出表现。就是在个人家医生活上，从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学了一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我一家人口较少，住房宽畅极不朴素，食穿都较讲究，这种生活早已成为修正主义温床了。特别在休养期间，由于自己资产阶级思想所支配，资产阶级式疗养全套要求，我没有在何的抵触，如怎么保持充分的营养，吃的东西要求新鲜，怎么保持清洁卫生，避免感染别的病等等。确实太过分了，我不怪别人，只能怪自己。有了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就会忘记人民大众的疾苦，就会丢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会不愿意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一关。
+
+　　骄傲自满是这次我犯极严重错误原因之一。不虚心又骄傲是我长期的毛病。总以为自己有一套，过去工作有成绩。欢喜别人讲我的工作成绩，不喜欢别人讲我的工作缺点。欢喜别人讲我的长处，不喜欢别人讲我的短处。对自己很不虚心，不了解自己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我曾经认为市委是能够紧跟毛主席思想的，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柯庆施同志过世后，由我负责的旧市委应该作新的估价，不论如何估价，对我个人来说，只有罪过，没有什么一点可骄傲自满的了，更不能有贪天之功。一切应该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归功于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毛主席教导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是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长期存在骄傲自满，我现在不是一般的落后，而是成为革命的绊脚石，我只有打倒骄傲自满，世界观才能改造好。
+
+　　只有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武器，在社会主义革命洪炉中，自觉地、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我是愿意改正错误，不是坚持不改的的人，请求党的组织和革命群众，对我继续进行揭发批判，对我进行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的审查。我要记牢林副主席指示：“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五条，简单地概括就是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我以伟大的毛主席教导：“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回过头来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我的世界观才能树立起来：
+
+　　最后，我坚决表示：继续接受批判斗争，老老实实低头认罪，认认真真检查交代，下定决心改正错误，要彻底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而斗争，要彻底和自己脑子里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决裂而斗争，我要以实际行动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口号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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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1967年3月26日上海《工人造反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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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73.txt
@@ -0,0 +1,131 @@
+# 初步检查（第二次修改稿）
+
+　　<辛易之>
+
+## 〖辛易之，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
+
+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它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进行一场全面较量的斗争中，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的中心是对待群众运动的立场和态度。运动中，我所执行的不是毛主席的群众路线，而是资产阶级的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的路线。
+
+　　从运动发展的过程看，去年六、七月份是运动初期普遍发动的阶段，这个时期运动主要在大、中学校和市的党政机关。从那时起，我就陷入了刘（少奇）、邓（小平）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由于那时运动还只是初期，火也未烧到自己，从个人讲，错误表现还不突出。到了八、九月份，这时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了，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同时出现了新的事物——红卫兵和大串连。这时，火已烧到市委，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上的斗、批、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空前激烈，社会上划分成两种势力——革命势力和保守势力。就在这时，自己迷失了方向，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革命左派，这是错误集中暴露的阶段。十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从这时起开始对错误有所察觉，但没有真正认识错误，一面改、一面又犯新的错误。直到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出来后才对自己触动比较大。特别是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发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接着，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发出了贺电，这时感到形势逼人，再不能拖了，必须彻底从思想上弄清自己过去所犯错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从一月八日起，就离开机关，到群众中去了。革命工人、同学给自己的帮助，对我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是个很大的推动力量。以上是所犯错误的一个简单过程。下面谈谈我所犯主要错误。其中有三种情况，一是自己负主要责任；一是虽不负主要责任，但有联系；一是联系虽不大，但属于运动中重大事件，需要说明情况和表明态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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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运动中所犯主要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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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以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对待群众。在大中学校普遍派出工作组，这是运动初期所犯路线错误的主要形式。在十二所大学开始派出人数较少，后来根据省里意见按学生的百分之五配备，对此，自己也同意。结果，使运动冷冷清清。中、小学教师是采取集训办法进行文化大革命，高中毕业生留三分之一参加，这是省的部署。因为不符合十六条精神，同学反对。自己没有支持群众这一要求。
+
+　　二、七月六日穆欣在一篇批判周扬修正主义分子的文章中点了任白戈的名。任在三十年前“左联”工作期间追随周扬，反对过鲁迅。在六十年代文艺思想上有修正主义观点。报上点名之后的两、三天，廖志高到重庆，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会上贯彻了一个“保”的精神，以为“任这十几年工作还好”，并批准任请假反省。我也接受了这一思想，以庸俗的观点对待问题，不但没有抵制，并在市委统一部署下，层层贯彻了这一精神，我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在此以前，六月十九日，重大同学采访时，我还讲过“任市长可以信任”的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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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八月十五日，重大同学支援师专革命，当时我到了现场，对这一革命行动我没有表态，给群众泼了冷水。犯错误的原因，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屈服于保守派的压力，两面意见不一，怕得罪一方。从认识上讲，对八月十二日《人民日报》有关支援革命的社论理解有片面性，只看到了一面，即本单位革命主要靠本单位的革命力量，忽视了打破校界，相互支援的积极意义。九月一日师专揭出学校负责人围攻革命大字报的事实，证明重大作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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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六日，大字报上了街，社会上的保守势力和同学们辩论。后来又听到省转来毛主席批评西安、重庆等地对学生实行法西斯专政，当时怕社会上的保守势力与革命同学发生冲突，追查责任到市委头上，同时，又考虑到把学生的革命烈火与广大干部、工农群众隔绝开来，于是，在十八日议定了四条黑禁令，孤立了学生，束缚了广大干部和工农群众。讨论这一问题时，我在场，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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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八月二十八日，重大同学到江北地区去进行革命串连，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走后，在江北地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的挑动下，二十八日，另一部分同学和正在集训的中小学教师发生了磨擦。这本来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挑起的事件，但却被西南局、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利用，歪曲事实真相，把责任硬栽在当时本市最坚强的一支革命力量——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身上，并大量散发传单，办展览，搞参观，曾一度（约一月左右）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以至于流传国外，引起了广大工农群众误解，造成与八·一五派的对立，围攻八·一五派的现象非常普遍，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随后，李井泉还提出对“八·二八”事件组织调查，这是个阴谋，企图通过“调查”，把责任更加牢靠地扣在八·一五派的头上，从而把八·一五派打下去。为此，先后召开了两次大专院校代表会议，鲁大东指定叫我主持，有刘文珍、鲁大东、廖苏华等人参加。由于我们坚持反动立场，第一次，利用多数，压制了革命派，会议没有结果；第二次开会时，李井泉提出采取“分裂”的方针，就这样停止了调查，并发表了“紧急声明”，把不调查的责任压在同学们身上，进一步给革命派施加了压力。后来，同学们要求平反。市委在这一问题上仍然坚持错误立场，与同学们长期顶着。我也是这样。对这，所以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根本的是已经和同学们站在相反的立场上了。同时，李井泉在这一事件上，曾提出“平反，要两方面放平”，即除了学生同意还要工农通得过。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鲁大东又传来李的意见，其大意：“八·二八”事件，重大同学有压力，应主动帮他们下楼，指出同学串连没经验，打了人，将来的责任，可以不追到学生头上。这实际上是李井泉自己心虚，想自己下楼。我们在若干场合也这样进行了说明，这又是一个花招。
+
+　　五、红卫兵问题。这是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我在这问题上的主要错误是支持一方，压制一方。压制的是革命派，支持的是保守派。这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表现，也是自己犯错误最突出的地方。李井泉八月下旬来到重庆，从组织上指导建立了厂矿企业的工人纠察队，在学生中建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传播了剥削阶级反动的血统论。市委和自己所犯错误同李井泉是有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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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一个资产阶级保皇组织。李井泉指定刘文珍、廖苏华具体负责。从九月七日成立全市组织，到国庆节已发展到六、七万人。市委在支持上，（一）书记参加大会讲话；（二）驻军派出辅导员；（三）市委派联络员；（四）动员工人、贫下中农送子女参加；（五）报纸宣传；（六）赠送语录；（七）国庆节游行突出这支队伍；（八）物质上支持。在建立这一组织推动它迅速发展，李井泉在后勤渝办开过两次学生代表座谈会。会上，宣传了反动的血统论观点，进“运动中闯出一条红线来，红五类最有资格讲话，要把全市红五类统一组织起来，这既符合阶级原则，又符合组织原则。”“运动中，我们发不起言，让子女出来讲话”等。这一反动观点，市委在各种会议上都进行了传播，一次中专学校干部坐谈会上我也讲了这些话。第二次座谈会尤其恶毒，李在会上公开提出“争取、分化、团结、教育”的方针，对革命派实行瓦解。在执行这一方针时，市委在各种会议上都讲了，并以西南局调查组为基础，成立了对八·一五战斗团的调查组。我参加了这一小组，并进行过两次集会，研究如何在家属中进行瓦解工作和对八·一五骨干进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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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革命派的压制，集中在九月份。指导思想是想整垮革命派，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统起来。方式上：（一）利用“八·二八”事件，实行舆论围攻；（二）造成群众之间的对立，挑起武斗；（三）合并中学生红卫兵总部；（四）在家属中进行“阶级教育”分化瓦解；（五）报纸宣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六）物质上不支持。特别对中学生红卫兵的迫害：一是合并总部，一是迫使其北上告状。两个总部合并（即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中学生红卫兵）是刘文珍、廖苏华在办。步骤，从批判董九三（清华同学，协助中学生红卫兵）做起。有一次，市委派到中学生红卫兵的联络员陈世普向市委汇报工作时曾就迟并好、早并好，进行了讨论，并分析能拉好多来，是三十，五十，还是全部？一致同意早并，我也赞成早并。合并，引起中学生红卫兵强烈不满，曾一再向市委提出反对。后来赴京告状，市委又采取了“劝阻”方针，实际上是阻挠，给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造成很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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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红卫兵问题上的错误，除了积极支持建立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外，并在区、县会议上布置过发展这一组织的工作（鲁大东亦到会），还同鲁大东、孙先余研究工人、贫下中农送子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对革命派的打击在鲁大东向下传达“争取、分化、团结、教育”方针时，我几乎都参加了。农村这条战线上这方面问题，我有责任。农村社教工作团提出对革命派在观点上批判，我点过头。在井口、江北、蔡家样板田等三处（市委可以住的地方）我告诉刘青林“搞纯些”。这都是矛头针对革命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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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国庆节游行，市委在九月十五日开会研究过，地点在潘家坪。指导思想怕学生冲垮，不能按计划游行。布置上，组织工人保护检阅台。最大的错误是没有让革命派万余人（学生）受检阅。这是段大明根据市委怕冲、怕“抓”去几个书记思想具体指挥的。游行后同学在街头宣传，揭露市委错误，鲁大东、燕汉民要我指定个人写一传单，说明情况，我这样做了，歪曲了事实真相，把本来应由市委负责的错误，我嫁祸到同学身上。这是严重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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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平反工作进展慢，又不彻底。其根本原因是立场问题，站在反动路线上，既看不到革命派受打击的情况，当然也就不支持。同时，彻底平反，也会更加暴露执行反动路线的罪证，这样就顾虑重重。如开始有个框框，以为经过党委批准，扣上反革命帽子的才算。后来，打破了这一框框，但仍未充分发动群众。黑材料，在工作组撤销时处理了一大批，是市委要文革办公室开会布置的。中央通知以后怎么处理黑材料？我的思想顾虑，一怕惹祸，公开后引起群众间不满，因为材料是由下边搞起来的；另一顾虑，各革命组织协商处理，交给哪一派？有顾虑。医学院在十月，工作组把它应交出的黑材料，在写材料的积极分子（六、七十个人）中作了处理，工作组长在会上汇报时，我错误地认为这样也好，反正是公开烧的，结果违背中央指示精神。西师把材料移到校外，并说转回来困难，会上也讲了，并未严格追回（后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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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二·四”事件。这是运动进一步深入后，一个以工人纠察队为主体的对革命派实行的新的反扑。我同燕汉民在大学开会时听到讲工人战斗军要开会，向鲁大东作了汇报。市委对工人战斗军（工人纠察队的变种）进行了劝阻工作，未果。这是调和主义的态度。革命派在会上造反，对这一革命行动，当时很不理解，相反，以为不应当造反，还是把两派平列起来看。会后，社会舆论纷纷，顾虑怕“抓”，未及时站出来，表明态度。从这一事件前后看，我的立场仍是骑墙的，仍然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坐山观虎斗。
+
+　　到一月初，工人战斗军又想开会，还是单纯以“劝阻”办法进行。尤其在一月二日鲁大东要我同孙先余说服工人战斗军不开会时，还允许了他们袖章、经费，按革命组织对待（事先与鲁商量了），这说明到这时还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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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到十二月中旬，中央对工厂、农村文化革命十条相继公布，工人、农民都起来了，对工人农民起来革命，我总的是支持的，但对成立全市组织，没有及时解决。农民造反军起来，有了前段城市经验，从我思想讲是高兴的。但也有个顾虑，顾虑农村资本主义势力乘机起来捣乱。在解决农民造反军问题时，不能答复补贴工分，在经费上注意了节省。错误在于我是从保护自己出发，告诉刘青林、肖志对造反军从感情上接近，以便协商工作，实际是对革命派进行软化。
+
+　　十、去年底，元月初，报社革命职工与外部同学结合起来闹革命，提出改报头，暂停重庆日报，改为《新闻报道》，这是一个革命的创举。市委对这，开始不是支持，而是想通过协商保留原来的名称不变。派王若到报社谈判，提出三个方案，一是不变；一取消地方版，只留两版；一是出电讯。主要想控制宣传工具，怕落到革命派手里，这是与革命派对立的思想。后来报社革命造反派强行改了，又在启事上争，对“报纸几年犯了严重错误”、对“市委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忠实”二字，提出不能登在启事上，这样拖了一个礼拜，影响报纸发行并影响报社职工思想混乱，使一些同志跟着犯错误。思想上主要错误还是不信任群众，站在“保”的方面抵制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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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重大党委，运动中已冲垮，这是正常现象。十二月份燕汉民出了个主意，搞一个党的领导小组，我和鲁大东知道，还想借以控制运动和压制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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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在十二月份，考虑到几个书记都被“拉走”，以及区县、部委怕发生暂时中断情况，市委曾考虑后备名单，如领导干部不在，还可维持工作，当时特别怕生产领导中断，这是我的提议，市委同意，实际上想以这继续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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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运动中所犯错误主要记述。我是书记处成员之一，而且时间较久。鲁大东不在市，常指定我是召集人。九月八日，李井泉离开重庆市，又指定刘文珍、鲁大东和我为三人小组（这一组织到九月二十日李井泉又回到重庆就停止了活动）。因此在市委整个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比书记处其他成员应负更多的责任。我准备把我在旧市委领导中，和在一些重大决策中的错误再作出专门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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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过去工作中主要错误
+
+　　运动前，工作中所犯错误，主要是六二年以后市委内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思想检查。市委分工我主管农村，在日常工作上协助任白戈管管文教。此外从六三年起还管了两年共青团的工作。农村在五九年遇到自然灾害，从这以后到六三年搞社教试点起又开始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这样从五九年到文化革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在农村。
+
+　　市委内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六二年是一个高潮，又集中反映在市委十八次扩大会议上。当时争论的焦点：一个是对工作怎么估计，“三七”开，还是“二八”开，是路线错误还是执行中的问题？一个是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反右倾是肯定还是否定？会上，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肖泽宽、李止舟、廖伯康，还有邓星（原本市副市长）掀起一股黑风，对工、农业生产，对财贸、政法大肆进攻，把高指标、瞎指挥夸大成路线错误，并对这些工作中主管人员进行人身攻击。攻击主要的集中到我的头上。反右倾，有过头的地方，应纠正，但总的应当肯定，肖泽宽等完全持否定观点并在会上提出为某些受处分的干部翻案。会上，任白戈放弃了斗争，对争论的问题没有结论，并迎合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讲“工业是否可以二、八开，农村开不住”。在成都（会后就到成都开会）又劝我“兢兢业业，谦虚谨慎”，即要我向这些人投降。会后，肖等便利用工作之方便大刮单干风，翻案风，将近半年之久，市的各项工作，几乎全面出现右倾倒退情况，问题十分严重。以下对过去工作的检查，就以此为背景。
+
+　　一、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六二年农村单干风吹的很凶，从北京邓子恢那里吹了一些来，邓小平经过团市委传过“包产到户是个方法问题”的话。还有广东在经营管理上在责任制问题上，反映单干倾向的问题，市本身又有肖等从组织上往下压，所以当时刮的很凶。自己当时对坚持集体，纠正单干，从思想上讲是明确的。但在对待“小自由”上，经营管理上某些借口搞责任制、行单干之实、以及在分配上拉公肥私这些问题则警惕不够，而且有过摇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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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六二年，按省规定划了饲料地，并按“六十条”适当扩大了自留地，在当时没有坚定地依靠集体，渡过困难。由于在“小自由”上没有卡紧，影响农业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
+
+　　2．在沙坪坝一个公社，农工部试验在蔬菜生产、分配中，在“五统一”下面实行固定作业组，交产评分，我批准试验，实质是右倾倒退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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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六一年整社，省规定社办企业下放，当时对困难估计过大，没有从长远着想，应该保留的也没有保留，在加速积累、发展生产方面有一定影响。
+
+　　二、“四清”中问题：到去年十一月为止，郊区农村“四清”已完成百分之九十五。几年社教工作中应当检查的几个问题如下：
+
+　　1．六四年第一期社教有四十天时间，执行了刘少奇错误路线，抛开干部，以隐蔽为主，“蹲点调查”，没有一进村就充分信任、依靠群众，对干部一分为二，逐步实行“三结合”。执行的结果，是把干部“捆在一起打”，形“左”而实右。
+
+　　2．在第一期社教中，搞了一段“小四清”清理工分。清理过了头，并推到面上，伤害了一部分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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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社教中主要矛盾，在二十三条出来前，传播过陶铸讲过的农村中主要矛盾是贫下中农与“四不清”干部的矛盾，这是错的。
+
+　　3．实行了人海战术，有包办代替倾向，群众发动不充分，“四清”中有错、有漏。主要是漏和不透，估计在队、大队两级占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
+　　4．县级机关尤其不透。试行的社以下“干部服役制”不巩固，建党中数字注意了，质量上有问题，估计有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五不能按时转正。
+
+　　此外，在整个郊区农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按照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方针进行工作，这在组织上、思想上，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在这次运动中解决。
+
+　　文教方面，这几年我主要精力摆在农村，没有管。五八年在教育方面管了一年，主要问题是过头、发展教育事业数目大了，并在知识分子改造中进行过拔白旗，插红旗，斗争方法粗暴。困难时期，进行调整，三个县的中学停办多了一些。对黑帮分子陆定一的多次讲话未嗅出来，有时自己也作了一些传播。
+
+　　市党校，我兼校长。在教学上，一段时间内，执行了黑帮分子杨献珍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学方针，并在较长时间内，把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作为教材之一，流毒很广，害处很大。六二年，二期党员干部训练班，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肖泽宽等在其中大肆放毒，攻击三面红旗，我察觉了这一问题，向市委作了反映，也揪出了当时党校主要负责人余时亮进行了批判，在学员中只是进行了解释，未彻底消毒，而且在自己的解释中也说了若干错话，需要认真检查。
+
+　　团市委的工作，从六三年起我管了两年，但对团中央“九大”文件未嗅出是修正主义的，并在团组织中进行传达。
+
+　　在执行干部政策上，也有一些错误。现就与自己牵连多的农业系统几个主要干部进行检查。
+
+　　1．刘青林，六二年在长寿，两条道路斗争中严重右倾，工作中突出个人，脱离群众。我用了他，有责任。主要认识干部很不全面。六六年春并提出做为市委委员候选人。
+
+　　2．纪俊义，作风脱离群众，工作中强迫命令，我在四清中把他排为一类，这样使他未受到教育。
+
+　　3．王春智，在綦江“四清”中犯了错误，免了总团副团长职务，但仍保留分团长职务，处理不严肃。
+
+　　4．雷勃，是报社的“三反”分子，在“四清”中重用了他，主要考虑到他会写。
+
+　　在干部问题上主要错误，对干部看法不全面，特别对熟悉的干部，看优点多，缺点少。对干部错误原谅多，严肃对待不够。不注意在群众中考察干部的工作。选拔干部没有按照毛主席五条标准进行，有“任人唯熟、唯才”的错误观点。
+
+## （三）运动中所犯错误、思想发展过程和转变过程
+
+　　在运动中，自己思想贯穿着一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从开始对运动很不理解，到害怕群众，抵触，一直到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革命，镇压群众运动，特别是在李井泉指导下，同学生耍权术、作斗争，完全定到邪路上去了。这种对立情况在自己思想上逐步解决，一是中央指示；一是群众的批评、教育。十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两条路线的斗争，指出少数派是坚决革命派，开始触动了自己的思想。十一月八日到政法学院，前后住了十八天，接触了一些实际，解决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少数派确实是坚决革命派，他们对于当时平反，抓的很紧很死。但对十六条讲的依靠左派，团结大多数，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这条阶级路线还是不理解。所以在十月以后，一面开始改正错误，一面又犯错误。特别在“一二·四”事件以后，对少数派是坚决革命派，思想认识上又有反复，没有从阶级本质上认识这一问题。一月二日在说服工人战斗军不要开会时，一方面批评他们思想保守，应该向革命派学习，一方面又从物质上解决问题，没有勇气拒绝。一月八日到了报社，与报社革命造反派，与本地、外地的同学接触，加上一月九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发出《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特别是第二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贺电，开始从根本上清理自己的思想。九日晚上，收到广播，思想震动很大。当夜十一时即同报社多数派谈话，以自身犯错误体会说服他们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在两派之间依靠淮的问题，到这时才获得解决。
+
+　　造反，从保到反，这在思想上引起一系列的活动。首先，对自己怎么认识？这次运动以前，以为自己这几年很讲阶级斗争，在群众运动上比较放手，经过八、九月份较量，到了十月感到有问题。自己认为是一个现状维持派，不是彻底革命派，赞成革命，不赞成革自己的命；赞成小民主，不满大民主。一、二月在学生中还是这个看法。二月二十四日回到机关，在整理市委内部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才意识到自己在运动中，以及这几年工作中已充当了“资产阶级保皇派”，在运动中保鲁大东、李井泉，在运动初期和这几年工作中保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任白戈。最根本的问题是自己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以老爷式的态度对待群众革命运动，压制了群众，庇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及一切剥削阶级的旧东西。虽然这多是不自觉的，但它是问题的本质。在这样一个思想状况上站出来造反的确需要在思想上来一个大解放。
+
+　　从一月八日起在同学中生活，同学们多次提出“站出来造反吧！”“对你，我们理解，打算把您打成左派”。在一月十九日我写出关于揭发廖志高保护任白戈的大字报，同学们加了批语“是一张不像样的大字报，但也说明了几个问题……并把它印刷出来”，既批评自己又鼓励自己。第二天又写出关于揭发李井泉的大字报草稿，只是叙述事实，没有从本质上分析，同学们警告“你在替李井泉抹粉”，我又修改。一月二十六日在松藻煤矿职工会上，革命派同志提出问敢不敢喊“打倒李井泉，解放大西南”？会上照喊了，但在尾巴上加了两句：“因为他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要打倒这个错误路线”。这都说明自己总是顾虑多，心想，年轻人讲可以，我们讲就要稳呀！记得在一月二十七日，同学们对我的思想又作鉴定，讲“您对下边的问题敢讲，对省、西南局揭问题也开始了，关键是同级这一层”，真是击中要害。一天问到，鲁大东怎么样？我讲除了在运动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外，工作上是一个“好同志呀！”，“什么好同志，划不清界限”，这是同学提出。进入二月转到中学生红卫兵，同岳林在一起，开始研究“我们的问题在那里？”二月十四日到交通学院，同孙先余住在一起，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同学们一再督促“站出来造反”。二月二十二日晚上听广播《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全文贯穿了毛主席一贯的对待干部的政策，要犯错误的干部放下包袱，解除顾虑，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划清界限，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出来造反。全文句句打动自己，我一面听，一面用手遮盖住脸，眼泪流了下来。自己主观上是真想听毛主席的话，但为什么在实践中又这么顽固？这篇社论给自己很大力量。二十三日开始写关于鲁大东的大字报。
+
+　　有什么顾虑呢？我对自己的问题思想上不怕烧。对揭问题顾虑：一是没有提高到路线上看问题。看一个人从日常工作上看的多，“还努力工作，还辛辛苦苦呀！”等。对于保卫毛主席、保卫毛泽东思想，没有提到原则高度看问题。自以为几十年革命还有什么问题，需要自己死可以用命保卫。但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同敌人作战，确实不如革命小将。其次是个人顾虑：大家在一起工作，有问题自己多背点，这样对一个共产党员修养讲才“道德”，说的不准确会害人，得罪人。
+
+　　在反省、检查时期也有过消极思想：群众是否信任？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只有等待处理，是调动还是怎样？再也不当领导干部了……。毛主席教导，中央文件，有关社论学习和群众批判，教育推动了自己。初步懂了林彪同志讲的一段话：“关于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要实行毛主席所规定的接班人那样。简单的概括就是相信毛主席，要相信群众，和正确对待自己。”反过来讲：“如果是不相信毛主席，不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那么就不能保持晚节。”这正是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改正错误的方向。自己吃亏在过分相信自己。这次推动我认识错误，一是毛主席的教导；一是群众的批评和斗争。初步尝到了这次运动的甜头。
+
+　　以上是我犯错误和认识错误的过程，也是从“保”和“退”转到“革”字上来的过程。下面再讲一讲犯错误的根子在那里？
+
+　　从思想、行动表现出来是“怕”字当头。怕乱，怕群众，怕革命，怕大民主。思想深处，最本质的东西，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只看到自己，只想到自己。根本的表现是“私”字当头，就是个人主义、我字太多。当群众运动侵犯着自己的时候，个人主义就钻出来。对来自群众中的批评和指责听不进去，对群众的合理要求借口无章可循不解决。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再一个表现是在“骄”字上。自以为是，过分相信自己。这一思想不克服，就有发展到独立王国的危险，就有晚节过不去的危险。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再一个表现，就是“官气”大了，同时近几年也滋长了“娇气”，这是远离群众、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从社会根源来看，自己虽然出身于贫农家庭，仍是小私有者，长时期旧社会的影响，思想上私有的根子带到党内来，未得到彻底改造，这是犯错误的总根子。
+
+　　从历史上讲，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没有真正触及到埋藏在思想深处的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思想。那时，在政治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经济上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还保存私有，这些都适合当时个人的要求，个人同群众之间没有什么矛盾，革命的要求一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当了政，掌了权，高工资，高待遇，这在自己思想上起了变化，体会不到群众的要求，慢慢地脱离了群众，产生了矛盾，当群众起来时，变得害怕起群众来。进城后，也经过历次运动，对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触动一些，但不深。由于历史阶段的变化，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根子已经成了前进的绊脚石。
+
+　　此外，十几年来，刘（少奇）邓（小平）路线的影响，对思想的束缚很大，特别是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影响更深，有一种奴隶主义思想，对上级指示盲目执行。这也是犯错误的原因之一。
+
+　　回顾运动中所犯错误是严重的。因为是方向、路线错误，又是一个地区的问题，因此，影响面很大，时间又长。许多干部跟着犯了错误，许多革命左派受了打击。还有成千上万的群众受了自己的欺骗和蒙蔽，深感痛心。特向毛主席请罪，向党请罪，向全市革命群众请罪。
+
+　　社会主义是一关，要过好它，仍要作艰苦的努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在继续，要在这一斗争中继续检查自己，考验自己，鞭策自己。在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同时，也要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去掉“私”字，换上“公”字。去掉“怕”字，换上“敢”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真正做到“职务高了，普通一兵的本质不变；年龄大了，朝气勃勃的干劲不变；生活好了，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变；斗争资历长了，革命到底的意志不变。”现在全市革命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革命造反派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大联合，并且由真正的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组成了全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在这一机构领导下展开了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夺权斗争，这是两个阶级决战的新阶段。自己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全市革命群众一起，投入斗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在此，向全市革命群众表示：
+
+　　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努力用毛主席的著作来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继续检查自己所犯错误，努力改正。
+
+　　二、彻底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坚决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在广大革命群众一边，坚决支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定站出来造反，造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在今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决战中，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进行夺权的斗争中立功赎罪。
+
+　　三、拥护“三结合”的正确方针，拥护根据这一方针成立起来的全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并在这一机构领导下进一步认识和改正错误。
+
+　　四、全市革命小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对革命小将的革命积极性，必须热情支持和坚决保护。对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革命造反派也应该这样来估计和对待。
+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继续进行。运动对自己触动很深，很大。犯了错误，一方面很痛心；另一方面也从反面教育了自己，使自己深深感觉到，立场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一定遵循毛主席教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痛下决心，在革命的斗争中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个毒根，在灵魂深处闹革命。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运动中证明，自己错误就在于对自己没有一分为二，没有革自己命的思想准备，一定要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这就是结论。
+
+　　· 来源：
+
+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编专刊（随《新重庆报》附送），196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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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74.txt
@@ -0,0 +1,25 @@
+# 王任重： 我的历史
+
+## （检查、交代、申辩材料之二）
+
+　　我的历史，本来是清楚的，沒有什么疑问的，有档案可查。但是最近革命造反派的学生提出了一些问題：如说，我的父亲是破落地主出身；也有说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的，有说是富农的，也有说是富裕中农的，有说我是大学毕业生等等。还有不少的人说，我向上“爬”的很快等等。因此有必要简单的叙述一下我的历史，以解除某些不必要的误会。
+
+　　（一）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生产资料比较齐全。丰收年景够吃略有剩余。遇到天灾人祸、红白喜事則要借债。抗日战爭前夕尚欠几十元的债，有时請几个短工帮忙（因人多劳力少），而又受高利贷剝削，因而是中农，既不算富裕中农，也不是贫农。土改时（一九四六年）因我家是进地戶，农会划为贫农成分。但我从来填表都是填的中农。我父亲原姓赵，家庭很穷，因有五个儿子养不起，四岁上送给王家（当时是贫农或者下中农）做义子，改姓王。我从一九四五年冬季回家一次，二十一年来沒有回过家。
+
+　　（二）我是本县（河北景县）乡村师范毕业（相当初中），因县立师范每月有两块錢的津贴，大体够伙食费（每天两干一稀），因此每年用于买笔墨纸张等费用不多，穿的家作的土布衣服鞋子，一年只用十元錢左右，所以家庭还可以勉强供给。毕业后当过两年半的小学教员，全年的薪水几十元，或者一百多元。一个人数几十个学生，分几个班，自己做饭吃，农闲还办农民夜校。
+
+　　（三）我是一九三三年冬经呂文芳、刘文支同志介绍入党（刚滿十七周岁），铁道部刘健章同志可以证明，他是当时景县县委的负责人。我先在本校做支部和学生会的工作，后来参加县委工作，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被津南工委会书记赵铸同志派往延安党校学习。这个时期主要做学生和小学教员的工作，也做些农民工作。
+
+　　（四）一九三七年八月到延安党校，学习了几个月，调到党校党与群众工作研究室工作，主任是柯庆施同志．兼任过几个月的陕北公学的教员。陈伯达、康生同志可以证明。
+
+　　（五）一九三八年被中央派回冀南抗日根据地工作，担任过地委书记、区党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代理行署主任等职务。直到一九四四年夏季被派到延安党校二部整风学习，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之后，又回到冀南区党委工作，先任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后任区党委副书记。直到一九四九年六月武汉解放时，由中央调到湖北工作。从抗日战爭到解放战爭时期，在冀南地区工作了十多年。这一段，宋任穷、陈再道、鍾汉华、韩东山、李大全、韩宁夫等同志都可以证明。
+
+　　（六）无论在地下党工作时期，还是在抗战和解放战爭时期，都沒有脫离过党的关系，沒有被捕过，也沒有受过处分。在发动群众的问題上，一九四一年曾被彭德怀批评为“左”倾教条主义。一九四二年以前，工作作风比较飘浮，有聪明自恃，骄傲自滿，盛气凌人，不民主等缺点错误。一九四二年学了党的整风文件之后有一些进步。一九四三年會负伤一次，休养了几个月。一九四四至四五年在延安整风，学习了一年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題，写了一个思想检查总结。题目是“风流才子与教条主义”。从此以后，在民主作风、调查研究、执行群众路线方面有所进步。在解放战爭时期，主要做了支援前线和整党土改等项工作。这个时期对于毛主席的著作学习，比过去有了较大的自觉性。
+
+　　（七）一九四九年六月到湖北任省政府副主席，参加省委常委，分工负责財经工作，兼財委主任。一九五二年调武汉市任副市长，一九五三年任市委书记兼代理市长，一九五四年夏季省、市合併，任省委第一书记，直至一九六六年九月免去省委第一书记为止，共计十二年多。一九五八年中央决定我担任华中协作区主任（湖南、湖北、河南三省）。一九六○年秋季中央决定取消协作区，恢复中央局，我被任命为中南局第二书记。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央任命我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关于解放后，这十七年在湖北的工作情况，另写。
+
+　　以上就是我的简历。
+
+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
+　　来源：选自1967年9月湖北省直红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同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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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坚的初步检查
+
+　　<刘志坚>
+
+　　我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八月前文革小组经过几次变动，最早是谢镗忠当组长，但肖华同志不在总政，我也是在总政主持工作的，都是我负责的，我犯了许多严重的方向路线性错误，我是刘，邓反动路线在军内的代表，应该受批判的是我，这一阵虽中央文革同志多次批评过我，但是我觉悟得太迟。我长期停留在军队和地方不同、军队要稳一些，强调十六条中的第十五条。十六条中的十五条不是说吗？军队的文化大革命按军委总政的指示去做，长时间在这么一个错误的思想方面，一直到这一次座谈会上。昨天晚上，总理提醒我，今天上午全军文革小组开了许多钟点会议，小组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这样我才有所触动，下面我分别讲一讲我的错误。下午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对我进行了批评帮助。
+
+　　一、执行了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很多地方违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
+　　1．今年六、七月间，我经常参加刘、邓所召开的汇报会，一个礼拜二、三次，那时肖华同志不在家，我去参加，军队一个是叶副主席，一个是我，我经常去参加汇报会，受到他们反动路线的错误影响，同他们站在一起了。六月底北京市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新情况，伯达同志提出少派或不派工作组，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来领导文化大革命，钓鱼台参加讨论时，我是同意的，后来在刘、邓召集的汇报会上，我没有支持伯达同志，这是严重的动摇，严重的政治错误，我在后来做了检查，在中央全会上也做了检讨，这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政治错误。
+
+　　2．六月十日，我在总政治部部务会上传达了当时刘、邓的错误路线的几种表现的八条，比如大字报不上街，内外有别……。
+
+　　3．军队院校文化革命开始以后也派了工作组，现在共有军队十六个学校派了工作组，也是执行刘、邓的错误路线的一种表现。
+
+　　4．主席回来后，七月二十四目提出撤工作组的问题，说工作组不适合领导文化大革命，文革小组也讨论出这个问题。我们文革小组也撤了工作组。（江青同志插话，你要说清楚是军队文化革命小组还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搞清楚。）当时我思想上还认为军队工作组和地方不同，整风时发动同学整领导，旧框框还很迟疑，很犹豫，是不是不要撤，直到八月七日才发出撤工作组的指示。
+
+　　5．工作组撤走后，文革小组提出在党委领导下成立文革，各部战斗组织，我当时还坚持党委领导，不赞成成立各种组织，所以提出三条：①撤消工作组，②党委领导，③上级派人检查。
+
+　　6．六月，哪天，我记不得了，最早确定军队五界（宣传、报导、文艺、院校、科所），文件上提到上属单位的所属部门，进行摸底排队，尽管不是我起草，但我是同意的，所以我要负责，以后下面也发生摸底排队错误与此有关。
+
+　　7．六月十四日发出的十条指示是比较全面地说过文化革命。其中讲到军以上夺权单位贴大字报要经上级批准，这也是错误的。
+
+　　8．北京市委改组，各院校纷纷派人时，我是有求必应，我当时思想是当成支援文化革命，也有一点，要把派去社教的干部留下来，那里要就给，在北京派出大概有三千多，这也是错误路线。
+
+　　9．十月五日紧急指示发出后，这本来是大好形势，但我就看到缺点多，中断党委领导后，一些学生到北京来，对领导机关有点冲击，发生了冲国防部事件，思想上发生右倾动摇。
+
+　　10．彭谦、安守田问题，我只听到空军、装甲兵党委的领导汇报，没有专门去了解，只知这么回事，就同意，对他们进行批评，安守田既不是教员，又不是学生，是不是要当顾问，同意这样的意见。
+
+　　二、怕字当头，自己不上第一线，不出头，特别是接见问题，接见外地学生让陈、叶副主席讲话，很仓促，仓促上阵，我要负责任，把他们推到第一线，仓忙上阵。第二，发生冲国防部事情，我当时没有挺身而出，七日晚上听说技术工程学院学生要开控诉会，要找李天佑同志，要找王新亭同志，在国防部南门口。我在中央文革开完会议后，没有挺身而出作政治思想工作，第二天早上五点冲国防部了，我了解了一下，所以没有马上到现场，在叶副主席那里汇报后出来，当时下午一点，应不吃午饭就出来，到群众中去做政治思想工作，我没有去，二点，总理叫到这里来，所以又没去。以后中央文革伯达同志叫戚本禹、张春桥二同志去，很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当时不但不感谢，反而有一种很不好的情绪，认为他们不应该去告急，我们正在研究处理，没有按我们研究处理的方案去做，这是非常错误的。
+
+　　三、没有向中央文革、军委全面的反映军队院校文化革命情况，没有主动发现主流，（康生同志插话：不是没有全面，而是没有。）我们最近反映了一次。（江青同志插话：那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总理插话：你就没有汇报过，是我们要你去汇报的。）都没有反映主流，只是听了一些当权派的汇报，汇报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康生同志插话：话要说大问题。）（总理：不要讲这些小问题。）（杨成武同志插话：黑暗，一塌糊涂，只讲阴暗面，一片黑暗。）（王力同志也指出这一点）首先是领导机关受到冲击了，片面反映了一些坏的情况，起了很坏的作用，对叶副主席在他的思想上起了很坏的作用，讲了些这样的事情……的问题，火车票的问题……的问题呀！都跟他谈过了。
+
+　　四、由于自己思想右倾，搞了一些折衷主义，和稀泥，十三日，二十九日以后，大家有些意见，我不是坚持原则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采取折衷主义，和稀泥。
+
+　　五、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都很坏，很多文件现在要整理一下，分析一下，有很多文件不是象中央文革小组一样经过充分调查研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是急急忙忙弄出来，发出去，我们准备把它彻底清理一番，那些是对的，那些是不对的，那些是部分对的，那些是部分不对的，除了紧急指示上改了之外，还要继续清理。
+
+　　六、我犯路线错误的原因是上没有执行主席思想，林副主席指示，下也没有深入群众，在全军文革当中很不民主，很多意见没有采纳，没有听，骄傲自满，脱离群众，下不着地，必然走到他反面，必然犯严重错误，我辜负了主席、林副主席、军委总政领导对我的信任，也辜负了群众对我的信任，自己感到非常惭愧和沉痛，我还有许多其他的错误，时间很仓促，没有很好的回忆和准备，我准备与文革小组、总政、各军区的同志们，中央文革的同志，请他们进一步揭发批判，今天由于匆忙只能简略初步的检查，检讨很不够，很不深刻，但我决心革自己的命，接受同志们对我的揭发批判，低头认罪，脱胎换骨，彻底改正错误，接受任何处分，检讨不够的地方，请同志们再揭发。就简单的谈一下。
+
+　　谁反对中央文革就打倒谁！
+
+　　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
+
+　　谁反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就打倒谁！
+
+　　总理举起双手对同志们说：你们三个口号我举双手赞成！
+
+　　· 来源：
+
+　　《大字报汇编》（北京汽车分公司大字报室、首都红旗联合总部宣传部，一九六七年）；哈尔滨工农兵大学红色造反团驻京联络站、北京政法学院政法公社编，中国科学院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材料（一九六七年一月份）》（第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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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29 @@
+# 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
+
+　　<王任重>
+
+## （檢查、交待、申辯材料之三）
+
+　　首先要说明几点：第一，一九五四年我任省委第一书记以前，湖北省委是李先念同志任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刘建勋、刘子厚同志先后担任过副书记，张体学同志担任过省政府副主席。我只是分工负责一部分工作。第二，我们的成绩，是省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共同努力，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结果。不是为我自己评功摆好，不是把功劳归于自己。第三，各级党委，各个工作部门，广大干部、党团员和广大工人农民的艰苦奋斗，才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工作中的错误主要由省委和我负责，功劳是属于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第四，有许多好的经验或者正确的意见，是来源于群众或者下级干部、中级干部，或者是由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首先提出的。为了叙述简明起见，不能一一说到。第五，我在这分材料里主要叙述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題；至于我写的一些作品，另行检查、交待和作必要的说明。
+
+　　为了叙述方便，我分几个阶段来谈。
+
+　　一、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这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进行剿匪反霸、土改、鎮反和城市的民主改革。在一九五二年初，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大反击——即“三反”五反”运动。一面进行抗美援朝，一面在国內进行革命斗爭。抗美援朝与革命斗爭发动了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工农业生产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为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奠定了基础。
+
+　　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二年初，我在湖北省委的领导下，分工负责財经工作。也参加了土改、鎮反、抗美援朝工作。我是根据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进行工作的。一九四九年湖北省遭受了水灾。我们一方面抓粮食征购，財政稅收，支援前线，保证城鎮供应；一方面抓生产救灾与修复和加固堤防。一九五○年春荒严重，地富反坏煽动群众抢国家仓库的粮食，我们坚决予以鎮压，并且发动农民群众向地主富农开展借粮运动（实际是分粮吃大户），把“火”引向敌人，领导群众渡过了春荒。当时党內有人散布一种“湖北缺粮论”（代表人物是郑位三），要求向中央要粮，从外省调粮。我们用事实驳斥了这种谬论。从一九五○年起，我们在发展国营贸易、供销合作社、平稳物价的同时，即着手发展地方国营工业，如湖北农具厂、沙市纱厂、榨油場、汉阳造纸厂，以及公私合营的应城膏盐矿、黃石源华煤矿。开始恢复大冶铁矿和扩大钢厂的生产，大力恢复和发展城鎮的手工业生产。
+
+　　一九五一年春即根据湖北省农业生产的历史资料，进行了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初步规划。并且在县长联席会上提出，学习毛主席的指示，防止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警惕被糖衣炮弹打中，批判了开始滋长的享乐思想。在这个时期邓子恢曾经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提倡“四大自由”，不要怕“冒尖”等错误主张，我们曾经受过一些影响，经过毛主席对邓子恢错误的批评，很快纠正过来。一九五二年湖北有旱灾，开始兴修水库工程，这是湖北十几年来修建了许多大、中、小水库的开端。
+
+　　一九五二年初我被调到武汉市任副市长，主要负责发动职工群众反对资本家的“五毒”。在“五反”运动胜利的基础上，搞公私合营、加工订貨与手工业合作社。在码头工人中进行了工资改革，实行了集体所有制，打倒了封建把头，废除了中间剝削；统一了码头搬运工作的管理，建立工会废除行帮（一九五一年我在沙市搞过这项工作）。
+
+　　二、从一九五三年起，我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
+　　一九五二年底，毛主席解放后第一次到武汉，我也是第一次向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向中南局和省、市委的领导同志讲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題。提出要消灭文盲、消灭资本主义和改造小生产所有制的问題。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起到社会主义建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任务是：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逐步实现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从一九五三年起到一九五七年，我们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这条总路线进行工作的。
+
+　　一九五三年我在武汉市继续抓大、中型私营企业的公私合营。下半年开始搞清产核资（中央財经会议之后）实行定息，如一纱、裕华、震员、申新等纱厂，都加派了干部，发展了党团组织，加强了党的领导。这些私营企业基本上变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手工业合作社进一步发展和整顿，组织失业职工生产自救，办了一些加工厂。三轮车、板车组织了合作社。整个搬运工人、水上船只、三轮车、板车等交通运输系统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大、中型私营商店实行了公私合营，小商店实行代销，摊贩修理行业组织了一些合作小组。第一个新建的国营企业，国棉一厂开始建成投入生产，武昌造船厂开始扩建。汉水桥与长江大桥开始筹建工作。武钢、重型、锅炉厂等大型企业的筹建工作也相继开始。为了适应建设工作的需要，加强了市政建设工作和为新建大厂服务的建筑材料的地方工业的建设，砖瓦厂的建设，建筑公司等相继成立。在国营和地方国营企业里推行计划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
+
+　　一九五四年特大洪水，武汉市遭到严重的洪水威胁。在中央英明领导与全国大力支援之下，省市委通力协作，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市民，以及解放军艰苦奋战八十天，终于取得了战胜百年不過的特大洪水，确保了武汉市的安全，与荆江大堤的安全。一九五二年建成的荆江分洪工程发挥了重大作用。
+
+　　一九五四年冬季我正式到省委办公，主要抓农村的生产救灾与堵口复堤。加强堤防的工作（武汉的堤防也是在当年冬季修建起来的），并且开始了长江三峽大坝坝址的勘察设计工作。
+
+　　在防汛斗爭和修复加强堤防的工程中，我们学习了解放军的经验，组成总指挥部和指挥分部，按大队、中队、小队组织前线战斗组织，并设立了政治部和后勤部。领导方法也是学军队的办法，指挥员轮流值班与亲临前线。在防汛斗爭中，提高了党的威信，提高了广大群众的觉悟，广大人民群众，男女老幼都动员起来了，可以说是打了一場人民战爭。中央通报了武汉市委给中央的报告。毛主席为庆祝武汉人民防汛斗爭的胜利題了词，对于湖北和武汉的干部和人民群众给了极大的鼓舞。武汉市的工业生产，在这样大的防汛斗爭的同时，超额完成了国家计划。
+
+　　为支援湖北的救灾工作，中央调进了大批粮食和种子，拨了大批救济款和貸款。使湖北人民进一步认识到在毛主席、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农民说，过去遇到这样的大水灾，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活着的人也要四处逃荒，生产几年都不得恢复。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年就完成了重建家园与恢复生产的工作。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湖北的农业生产就基本上恢复到一九五三年（丰收年）的水平。
+
+　　一九五五年春，湖北和全国大多数地区一样，有一股闹粮食的“风潮”，“戶戶谈统购，人人谈统销”，由于中央调进了××亿斤粮食，保证了春耕生产季节每人平均供给一斤大米，这是灾区群众感激不尽的。
+
+　　一九五四年冬季在生产救灾的工作中，我们大力发展长年互助组，初级合作社也由一九五三年的七个发展到几千个。但是还不能滿足贫下中农的要求，于是出现了许多明组暗社，即所谓“黑社”。中央农村工作部砍合作社的歪风，使我们受到了影响；强调整顿巩固稳步发展，办社要上级批准，这都是右倾错误，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省委书记会议，批判了砍合作社的右倾机会主义，作了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題”的报告。指出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制定了发展合作社的阶级路线。这就把农业合作化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一九五五年秋季起，我们结合整党，批判右倾思想，批判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在全省出现了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带头的合作化运动的大高潮，到年底已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戶数加入了初级社，接着由一九五四年以前办起来的初级社带头掀起了并社升级转高级社的运动。我们报告主席批准，站在运动前头，及时制定了“党对于高级社的政策”以及“若干政策问題的回答”。积极领导了初级社转高级社的运动，并且及时纠正了刚刚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保证了合作化运动的健康发展。一九五六年春节参加高级社的戶数达到农村总戶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一九五六年冬季全省就基本上实现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参加高级社的戶数，达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地、富、反、坏入社不算社员的在外），一九五六年春季在城市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
+
+　　我们根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主席为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序言的精神，制订了省的农业发展规划，提出了“五大改革”，召开了省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的推动下，在“农业纲要”指引下，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出现了农业技术改革和生产的高潮。一九五六年是湖北省农业空前大丰收的一年。粮棉油都大幅度增产。棉花增产百分之四十以上约有××万担。充分显示了农业合作化的巨大优越性，这一年在毛主席“批判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与“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等光辉思想的指引下，我省各项建设事业都有了一个迅速的发展。特別是为了适应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地方工业交通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一些改良农具出现了。国营的拖拉机站也开始试办，国营农場进一步扩大了。
+
+　　一九五七年春季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分子，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利用帮助共产党整风作借口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了猖狂进攻。他们的反革命活动，影响到农村，地富反坏乘机破坏合作社，有一部分富裕中农闹退社。在粉碎了城市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后，我们根据毛主席在青岛会议上“关于夏季形势”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等英明指示，在农村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整风整社——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了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倾向（刘介梅忘本回头的展览，就是这一次搞出来的）。在社员群众中和干部、党团员中普遍进行回忆对比诉苦的阶级教育。举办了许多戶（包括一部分中农）的对比展览（解放前后对比，合作化前后对比，诉单干的苦），同时狠狠鎮压了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这一次整风整社大大提高了广大党、团员和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一九五七年我省农业生产又得到了一个大丰收。出现了一批高产典型，亩产千斤粮、百斤棉的社有了一批。因干旱粮食增产幅度不大，棉花和油料则增产幅度很大，棉花又增产了××万担，这两年合计比一九五五年将近增产一倍。粮食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五年增产百分之二十左右，油料增产百分之五十，猪增加一倍左右。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爭与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題基本解决之后，我党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巨大胜利。它对于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起了巨大的作用；并且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走向一个新的高潮。一九五七年冬季我省广大农村在连续两年丰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促进之下，首先在襄阳的光化县、均县出现了群众自力更生大办水利的高潮。省委组织全省的县委书记去参观并召开现場会议，強调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自力更生大办水利，大搞肥料，一个以兴修水利和积肥为中心的生产高潮在全省开展起来。这就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开端。人民日报登载了省委向中央写的襄阳地区大办水利的报告，人民日报用“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报告”为标題，发表了评论，刊登了这个报告（报告是赵辛初同志起草的），经过毛主席亲自审阅，批转了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报告，主席指出这是各级干部应当仿效的“又红又专的道路”。经过主席提高之后（我们原来只把他作为领导生产的方法：干部带头干，革新先试验），我们在全省推广了干部、技术人员、农民三结合种试验田的制度。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主席又把他推广到工业方面。规定了“放手发动群众，一切经过试验”，作为我们领导工、农业生产的基本方法。
+
+　　以上就是我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所进行的工作概况。从这一段工作中我有几点体会和说明。
+
+　　⑴ 社会主义革命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强大动力，在基本上完成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下，我们提前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
+　　⑵ 我们对于领导工业建设和生产沒有经验，搬用了苏联的繁琐的规章制度犯了不少教条主义的错误。一九五三年曾经强调过实行一长制，但到一九五四年冬季就感到不对头，我们提出了“学习解放军，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首先是张平化同志提出来的），另外对于生产、施工、设计分甲乙丙三方互相扯皮，也感到不利，我在一九五五年中央召开的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讲了这两个问題，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也遭到了黄敬等工业部长等人的反对。我们在工矿企业试行的党委制、效果是好的。长江大桥的设计施工是由工程局和党委统一领导进行的，扯皮少，比较顺利。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即提前建成通车，这是武汉人民的一件大喜事。主席一九五六年写的水调歌头（游泳）“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峽出平湖”，这种“宏图”一直在鼓舞着我们为建设长江三峽水利枢纽工程而努力。主席一九六五年“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引导我们找寻自己办工业的道路。一九五七年冬秋，武汉市一些工厂的干部、工人到襄阳农村去参观，受了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鼓舞，有的工人提出不要工作服。有的不要奖金，缩小计件工资的面与减少奖金，开始推行。干部也下车间、下食堂与工人实行“三同”，我在国棉一厂一次现場会上作过一次讲话，要不要“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当时在机关工作的干部，搞文牘主义，脫离群众，脫离实际的现象相当严重。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搞评级、升级实行工资制以后，就有相当一部分干部闹级别闹享受，讲究吃穿，这种风气在一部分青年工人中也很流行。我们当时沒有注意，直到一九五七年冬季整风进入大整大改阶段，我们才来纠正这种偏向。推广红安县干部种试验田的经验也是为着反对这种不良倾向的。
+
+　　⑶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元月批评“反冒进”的错误。是为了贯彻执行总路线。我们在一九五八年夏季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县委书记参加）总结工作时，曾经说过“我们沒有反“冒进”，也沒反对反冒进”，当时就有爭论，现在还有不同意见。我记得我们当时对于文教卫生事业和出版事业（刊物过多）的发展速度作出一些压缩，确实沒有提过“反冒进”的口号。对于人民日报的社论也沒有重视。我们夏秋两季的注意力主要放在反击右派，与农村整党整社方面。这个问題有不同意见还可以研究．
+
+　　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这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期。
+
+　　三、一九五八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起草的。是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毛主席从一九五六年“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二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題和同年秋季在中央一次扩大会议上，批评右倾保守思想，提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好象不灵了？” “要当促进派不要当促迟派！”到提出总路线，是在总结了苏联与东欧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題。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起草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同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在这几次会议上主席讲了许多十分重要的理论，思想、方针政策、领导方法问題，至今我们仍然需要好好学习，好好贯彻执行。这一年，是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一年，眞是“难忘的一九五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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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五八年起到一九六二年，这五年分两个阶段来叙述我们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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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这是三年大跃进的时期。在这三年中，我们在水利、工业、交通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现在农业生产比较稳定，而且能够战胜相当大的水旱灾荒的袭击，连年获得丰收，还是靠这三年大办水利打下的基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千眞万确的眞理。我们的地方工业，所以能够生产柴油机、抽水机、拖拉机、汽车以及各种加工设备，也是靠这三年大办工业打下的基础。现在回过头去，看三年大跃进的成绩就更加明显了。三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是由于我们缺乏经验，难以完全避免的。毛主席说：这是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一个认识过程。林彪同志说：这象练兵一样，消耗了一些弹药，但是我们学到了本领，这种学费是要出的。现在有的人在批判三年大跃进；又有的人在批判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我们在纠正错误时所采取的一些正确措施。这些同志都不是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客观地全面地看问題，而是脫离开当时的具体条件，主观片面的看问題。对于这五年工作的估计，有必要在全党经过辯论，统一认识，以便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作为今后工作的鉴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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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来简要地叙述一下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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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三月成都会议，五月八大二次会议，这三次会议我都参加了。成都三月会议之后，毛主席到了武昌，把吳芝圃、曾希圣等同志找来又谈了几次话，我也参加了。上述三次会议，主席的讲话记录，我们印发了文件，并且召开会议进行了讨论。去年又重印过，毛主席关于政治挂帅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教导，绐省委领导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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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的指示，我们省委在二月分重新讨论了农业生产的规划，提出了五年到七年实现四、五、八的粮食增产计划（总产量×××亿斤），并且提出了农业生产的一些具体措施，向中央写了报告。这个规划是比较接近实际的。根据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的指示，我们搞了一个地方工业规划，五年投资××亿，这个计划太大了。主席在南宁会议上，系统地阐明了政治挂帅的问題，政治挂帅经济、业务技术，以虛带实，以红带专，虛实结合的问題。党委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问題以及精简机构，干部下放劳动的问題，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等一系列重大问題。我们根据这些指示。精简了机构，下放干部参加劳动，实行机关干部轮流下放参加劳动的制度。在干部中和群众中出现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丁凤英学哲学用哲学就就是这时出现的。广大工农群众意气风发干劲冲天，发明创造，技术革新层出不穷，大中学校学生下乡下厂参加劳动与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都开始搞起来了。眞是一派大好形势。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头脑发热了，首先是我在四月下旬到襄阳地区参观，根据赵修的汇报，提出了“一季捞全年，全年翻一番”的浮夸口号。全省各地县区社，经常修改计划指标，层层压任务。这样浮夸风就刮起来了，到了小麦收割的时候，相信了光化有一块地亩产三千二百一十五斤小麦的假报告，提出了“低产赶高产”“一翻一番拐个弯”等错误的口号。本来已经浮夸了，仍然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样大家比賽搞“浮夸”，搞形式主义，在技术改革，农具改革中都出现了“瞎指挥”与强迫命令的现象。对于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讲的，要有劳有逸，一张一弛，冷热结合，压缩空气等重要指示，我们也传达了，但由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首先我自己就发烧到四十度，发昏了，如何能使其他同志冷靜下来呢？到秋季我们发烧，浮夸到了极点。相信什么亩产36000斤一亩的稻谷，经过与地委书记再三讨论，打了折扣，还把全省粮食总产量估计为×××斤，事后看来好象故意弄虛作假似的，实际上我们是老老实实地说了“假话”，这是由于发热，头昏所造成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如果不信，請同志们想一下，当时那个省不是向中央报告增产一倍以上呢？全国统计各省上报的粮食总产量是×××亿斤。在八届六中全会上（在武昌开的）经过打折扣正式在公报上写的产量是××××亿斤。（我省的×××亿斤，占1／××略多，1957年我省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l／××）难道各省委都是故意弄虛作假，欺騙中央和主席吗？显然不是的。由此可见，当人的头脑发热，脫离实际的时候，会幼稚可笑到什么程度！由于估产高了，所以高征购。我并且在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出“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恬”的错误口号。在人民公社实行“吃饭不要錢，按月发工资”的办法，也是脫离实际，脫离群众的，大办钢铁、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工业、大办学校等等都不是实事求是的量力而为，而是超出了当时主观条件所允许的限度，因而造成了许多不应有的浪费。在中央北戴河（八月）会议以后，我们把人民公社办得太大了（多数是一区一社）而且实行统一核算，这就犯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即共产风）。打乱了集体所有制，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根据第一次郑州会议（58年11月）和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采取了一些改良办法，如1958年收入的分配办法，评功记分办法，承认差別照顾差別（穷队富队之间），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題。直到1959年3月主席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决定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价交換，按劳分配”的原则之后，我们召开了六级干部大会（一部分小队长参加）批判了“共产风”、“瞎指挥”等错误，我们也初步检查了高指标“浮夸风”的错误。当时主席在武昌，批转了我们恢复原来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并接见了到会干部，合了影，这是对我们极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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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后我们向中央写了检讨报告，对于浮夸风、瞎指挥、反瞞产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对于58年的粮食产量，经过几次落实，才落到×××亿斤。现在看来1957、1958两年的估产仍然是偏高的。1958年虽然犯了不少错误，又有部分地区遭受旱灾，秋收搞得很不及时，收的不细，浪费不少，但粮棉仍然是增产的（棉花产量比上年增加××万担）但是由于大办食堂，大搞各项建设，敞开肚皮吃饭的结果。59年春天，城市粮食供应紧张，农村也有不少地方缺粮，发生了一些浮肿病，并且出现了餓死人的现象，我到麻城新洲参加了五、六天劳动，亲眼看到农民面有菜色，生产情绪不高，我把这个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主席指出：“应当把富日子当穷日子过”，“要学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并在六月分带我到湖南，学习湖南按月发粮，安排生活的经验，并带我一同回到他的家乡即韶山（这就是我写韶山风光依旧那首诗的一次），一路上主席对我谈了许多问題，对我教育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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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省委在武昌和庐山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主要是传达讨论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插红旗，拔白旗等等。我在八大二次会改上的发言，讲了领导农业生产的经验，是经过陈伯达同志修改，加了“依靠群众，势如破竹”这个題目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对于旭光合作社办小小工业的经验，陈伯达同志写过一篇文章给予很高的评价。我们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上，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題。第一是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问題，毛主席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列宁做的和说的都超过了马克思，我们做的也超过了马克思。因此我认为提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口号是对的。当时讨论这个问題的目的在于打掉我们一些同志的自卑成，批判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特別是批判忽视学习主席著作的错误倾向，并且通过了学习、工作、写作三结合，以工作为中心的决定。在讨论这个问題时曾惇等人曾经提出超过毛泽东，超过党中央的错误言论（在我的报告记录中也有一句学习毛泽东，超过毛泽东的话，记不起当时是怎么讲起的了），在我的总结报告中批评了这种错误观点（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中宣部的几位閻王，抓住这个问題打击我）。第二个问題着重讨论了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关系问題，要一马当先，万马奔朧，反对百废俱兴，齐头并进！这次会议有两大缺点：（1）是沒有着重纠正已经露了苗头的浮夸和弄虛作假，反而助长了浮夸风、命令风（提出了五年建成社会主义新湖北的规划草案）。（2）沒有着重讨论把政治挂帅落实的问題，忽视了党的经常的政治思想工作，一揽子会议代替了党的会议。这两个缺点错谈都对以后的工作产生了不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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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9年到1960年，这两年继续大办水利和大办工业交通，（丹江水库和汉丹铁路，漳河水库，四湖排灌，沿江排灌闸等许多大工程，都在继续建设之中）有巨大成绩。但仍然战线过长，恃別是1959年大旱灾减产之后（当时估计减产一成到二成）大搞三治，前方吃了后方粮，1960年春季浮肿病人增多，餓死人的现象又发生了。請求中央调给我们×亿斤粮食，安排人民生活。同时強调了反对强迫命令，反对贪污盗窃，反对违法乱纪，采取坚决措施，制止乱打人乱抓人劳改的违法行为，用省委、省人委的名义发了“十不准”的通令。这在当时是起了积极作用的。1960年春季根据主席的指示，组织干部学习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題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经济部分），目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干部，学会按照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法则，更好地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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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年我们的脑子是逐步冷靜起来的，但是指标仍然偏高。这两年估产都比较接近实际，但征购任务大，农民的口粮留的低，而且留粮标准有平均主义的偏向，向国家出卖粮食很多的社、队，口粮标准也不比缺粮队高多少。因此不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人民公社虽然解决了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題，但一平二调的问題与生产瞎指挥的问題，仍然沒有完全得到解决。因此1960年虽然气候条件较好，粮食生产还是比59年增产不多，棉花、油料生产則大幅度下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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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0年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提出了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发出了指示（十二条政策规定），接着主席又批转了河南信阳事件的报告，指出信阳大批死人，是国民党专政，是阶级报复，要各地注意检查小信阳事件．王延春同志在沔阳蹲点，开展了反对“五风”运动（共产风、命令风、浮夸风、瞎指挥风与特殊化风），向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是毛主席批发的。我们在全省城乡都开展了反对“五风”的运动，这个运动是有积极意义的。缺点是上边担担子不够，对基层干部责备过多，有处分不当的现象（1961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我讲了层层担担子，层层放包袱的问題）。1961年元月中央工作会议，根据主席的提议，对“一平二调”实行退赔政策，这样才彻底纠正了人民公社化以来的“共产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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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一下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召开的庐山会议（1959年7、8月）反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是完全正确的。本来主席是继3月郑州会议，5月上海会议之后，继续纠正我们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偏向的，因彭德怀向党进攻，就扰乱了原来的部署。我们省委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爭中，伤害了李衍授等一些好同志，并且助长了实际工作中某些“左”倾蛮干的倾向。并且压抑了党內的民主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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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的成绩是主要的，但是我们也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表现为“五风”），犯这些错误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我们缺乏经验，而又缺乏调查研究，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另一方面还由于我们对于毛主席的指示沒有全面的眞正的理解，我们沒有把革命热情与实事求是正确的结合起来。1959年我在天安门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大改大增产，小改小增产，不改不增产”的口号，1960年在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又加了一句，“乱改就减产”这就比较完整了。我多次讲过农业技术改革，要因地制宜，量力而为，也讲过既要鼓足干劲又要量力而为，都是针对“瞎指挥”、“命令风”的偏向讲的，是为了使我们的同志既要有革命热情又要有求实精神。这也是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的。至于1958年许多基层单位，甚至一些县、区干部有意弄虛作假，也不可过分责备他们。毛主席在1959年写给生产小队和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中就指出这是因为上边“一吹、二压、三许愿造成的。”“主席还教导我们。“务虛名而受实祸”，“要留有余地”，这些话都是在碰了釘子，吃了苦头之后，我们才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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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说一下1961年和1962年的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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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除了决定用退赔政策，彻底纠正共产风之外，并于三月在广州召开会议，亲自主持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并在同年夏季支持我们关于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秋季中央发了指示，规定生产小队为核算单位三十年不变。以便安定人心，充分调动社员群众的集体生产积极性。此外，还决定压缩城市人口，进口粮食，减少统购任务，实行“三定”，恢复自留地和集市贸易，这一系列的措施，彻底纠正了我们实际工作中的“左”的偏向，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在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克服暂时困难（苏修片面撕毀合同，撤退专家，加重了我们当时的困难，但也促进了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奋图强，坏事变成好事）。迅速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事实证明毛主席所提出的，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以后对于工业交通战线则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实践证明也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压缩城鎮人口，以及一些工厂暂时下马停办，把已经转为国营的手工业合作社，以及小商贩重新转为集体所有制，或代购代销店等方面可能有一些缺点错误，但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去年九月中央的指示仍然决定不准任意把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不准把自负盈亏的代购代销店转为国营商业人员。这方面的问題不多说，如果不把过多的吃商品粮的人口减下去（全国减少两千万，我们减少了七十万），就不可能减少统购任务。农民吃不饱饭，农业生产就不可能有这样快的恢复和发展，否认这一点是不正确的。下面主要淡一下农村人民公社的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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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当说，我们是按照人民公社六十条进行工作的，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在大旱灾的一九六一年之后，在一九六二年就取得了较好的收成。一九六二年夏季是空前大丰收，国家收购了××亿斤商品粮，秋季因旱灾影响，但仍然比一九六〇年增产，事后可以从猪的发展上得到证明，一九六二年的粮食产量已经接近一九五七年的水平，不然一九六三年的棉花产量也不可能一下增加××多万担，达到一九五七年的总产量。有人说，我们是搞“三自一包“，搞资本主义复辟的，这是绝对不符合事实的。請看下列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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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留地和开荒地，我们完全是按照“六十条”执行的。省委规定，每人自留地半分到一分，每戶最多不得超过半亩，有些人多地少的地区，自留地还平均每人不到半分。至于有的地方自留地和开荒地搞多了，那是执行政策上的偏向，把山下放到戶，省委也沒有规定过。对自留山和自留林，有过具体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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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集市贸易（即所谓自由市場）我们也完全是按照中央规定执行的，粮食都是在收购任务完成之后才允许到市場进行买卖的，而且管理较严，不准私人长途贩运。我们还规定，机关、干部不准到自由市場出售任何东西，干部私人不准养猪，对于投机倒把分子我们采取了打击的措施（有乱沒收乱罚款的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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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于包产到戶，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一九五七年，我们就反对过这种主张），梅白在荆门搞的包工到戶（实即分田到戶或包产到戶），我也是批评过的。明确指出只能把田间管理的部分农活（不准超过全部农活的30%），实行分组或分戶管理，许多人（呂乃强、张昕若）都是清楚的。一九六二年五月我和陶铸同志到广西隆利县了解分田单干和包产到戶的情况，写了一个座谈记要，也是反对单干的，主席在一九六二年北戴河会议开始时即批发了这个报告，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对于广东的分戶管理，联系产量的办法，我们也沒有赞成，因为湖北是集体收集体打，无法单独计算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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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口粮分配办法，我们是主张基本口粮、工分粮加照顾三结合的办法。孝戚实行按工分分粮的办法，是经过我们一再批评纠正过来的。我主张基本口粮和工分粮各占一半，基本口粮过多又是一种平均主义倾向。
+
+　　（五）关于抓生活的问題。在一九六一年那样困难的条件下，不强调抓生活会大批餓死人，当时强调抓好生活，是力爭不餓死人和少餓死人的问題。几年来，到年终分配时，我们都强调要抓好分配工作，强调在增加生产的条件下，使社员生活逐年有所改善，强调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这都是按照毛主席在“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題”中所讲的农业合作化问題的指示进行的。把这些工作说成是“物质刺激”，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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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孝感一部分地区因旱灾特大，水稻插不上，杂粮种了几次干死几次，在这种情况下，地委提出允许社员每戶借地半亩，种红薯或杂粮，冬播时退还集体，我当时同意了这个意见。还有机关干部利用房前屋后空地种些东西也是省委决定过的。我们当时强调了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战胜困难，战胜灾荒。并向干部和群众说明国家的困难，不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央大批调粮救灾上。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度，中央决定给湖北调进×亿斤粮食，实际上只调进了×亿多斤，我们就胜利地渡过了这个大灾年。六一年春季之后，餓死人的事情就基本上沒有了。一九六二年夏季粮食生产获得空前丰收，我们从一九五九年因大旱和工作中的错误所造成的连续三年多的困难局面就从基本上改变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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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一九六二年春季我们曾经受过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的影响，对困难看得过分严重了一些。我们原来预计经过三年的努力，农业生产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有一度曾经估计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可能要五年，这个时间不长，看到夏季丰收已成定局，我们就又恢复了原来的预计，在中南局的会议上正式决定，广东、湖北三年恢复，湖南，广西四年，河南五年恢复到一九五七年的水平。强调鼓足干劲，战胜困难。实践证明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正确政策。充分动员起社员群众发展农业集体生产的积极性，在一九六三年我省的农业生产（包括粮食、棉花）就大幅度增产，恢复到了一九五七年的水平。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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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这两年我们除了继续修建那些大型水利工程，搞成龙配套之外，还在武汉周围的农村发展了电力排灌站，这两年每年增加水利灌溉面积××万亩左右，到一九六三年，我省旱捞保收的面积（特大水灾在外）已经达到了××××万亩左右。为实现大面积的稳产高产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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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我们大部分精力放在贯彻执行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方面，对于防止右倾，抓阶级斗爭放松了，这是我们的一大错误，也是一大教训。特別是一九六二年春季，我们根据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学习毛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报告，以及毛主席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论述，总结我们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时间搞长了）。沒有抓紧备战，粉碎美蔣匪帮窜犯大陆的政治任务，向敌人开展强大的政治击势，使农村的地富反坏右乘机猖狂活动，对干部软硬兼施，威胁利诱，进行造谣恐吓，收买利用，投机倒把，贪污盗窃之风也盛行一时，“单干风”的影响也在暗中流行，对于这些严重问題我们当时沒有发觉，直到十中会议，毛主席提出形势、矛盾和阶级斗爭之后，在冬季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才发现的。当传达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的讲话时，我们省委、地委许多同志都说，湖北沒有“单干风”，其实不然，虽然省委是抵抗和反对单干的，但作为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一种思潮，作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爭在党內的反映来说，湖北是不能例外的，但是认为湖北特別严重也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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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九六一年我们开三级干部会讨论如何执行人民公社六十条的时候，主席在武昌，看了我们会议的简报，给了我们不少宝贵的指示。接着又把我和王延春同志带到湖南，参加湖南的三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讲了三个坚持：即坚持社会主义、坚持阶级路线、坚持技术改革，事后向主席写了书面报告。夏季我们开地委书记会议，讨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时候，主席也在武昌，赞同我们的主张，并接见地委书记作了指示。一九六二年五月主席指定中南局在武昌开会，因此在不少重大问題上，我们都得了主席的直接指示。一九五八年主席在九月分视察了武钢（第一座高炉出铁）、重型、武大、铁山、大冶钢厂，并囑咐我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总之，多年来，特别是一九五六年以来，主席每年到武汉来一两次或者两三次，对于我们及时给予直接指示，这是我们取得成绩的一个特別重要的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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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是一个新的起点。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三自一包、三和一少），主席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爭的讲话，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及共在党內的代理人的猖狂进攻的大反击。这就是在城乡开展了社会主义的四清运动，和去年五月以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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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从六二年冬季起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月分我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主席提倡的湖南和河北抓阶级斗爭的经验，要求继续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会同志大部分思想不通，以为已经搞得“差不多”了，提出“缺啥补啥”的意见。我们当时要求地、县委第一书记都带工作组下去蹲点，了解情况，下次会议再做决定。等到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五月会议，发出了第一个十条之后，大家才统一了分期分批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认识，并作了部署。从一九六二年冬季开始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一九六六年夏季，将近四年的时间，正如中央所提出的：“四清运动有伟大的成绩”。我省不论城乡都是有伟大成绩的，特別是从一九六五年起开展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1966年又推向一个新高潮。社会主义的四清运动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使广大工农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改变。为革命种田的口号鼓舞着广大社员群众。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我们召开了两次贫下中农代表大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爭为钢，三大革命一齐抓，放手发动群众，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个口号在鼓舞着人们前进！一九六三到一九六六年四年的农业丰收，再一次证明了“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个普遍眞理。再一次证实了毛主席教导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的英明正确。这几年的“四清运动”，我们基本上是根据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第一个十条”和“二十三条”进行的。当然不可否认我们也受过形“左”实右路线的影响，或者说曾经一度执行了形“左”实右路线，但是很快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纠正过来了。这里简单的说明几个问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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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⑴ 在一九六四年上半年以前，我们受过第二个十条的右倾错误的影响，着重打击了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对于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蛻化变质分子打的不狠，对于四不清干部的多吃多占贪污盗窃的退赔，也比较马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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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我们执行了刘少奇提出的形“左“实右路线，但时间不长，我们对干部的处理是按照二十三条的规定进行的，着重整党內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基本上纠正了打击面过宽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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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 我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分关于农村“四清”运动的讲话，是不是代表形“左”实右路线，还可以研究。我在这个讲话中把单位和干部分为四类，对于三类干部实行以斗爭求团结的政策，讲了团结95%以上干部的问題。讲了发动组织斗爭、斗爭发动组织的问題，反对靜止地搞扎根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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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 金星大队的四清运动和高产试验、机械化试点，其中错误是不少的，但我认为成绩还是主要的。救济款、贷款、扶助穷队的錢用多了，是有一些“恩赐观点”，不能说是“物质刺激”或“经济主义”。六五、六六两年金星大队对国家的贡献也是不小的。金星大队的成绩主要是靠四清运动发动起来的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果沒有这种积极性，再多的“物质刺激”生产也是搞不好的。65—66两年金星大队社员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是逐步发展，到66年春季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金星大队65年的奋斗目标是“三年赶十月”（浠水十月大队）。后来在报道中有誇大事实的地方，特別是提出“金星的道路”是错误的。有的我知道，有的不知道。我叫高开元注意不要过多报道金星，报道要经过我审查，但仍然过多，这里表现出我个人的风头主义倾向，在金星蹲点时我沒有认眞实行“三同”，这是不对的，但也不象有些材料中说的那样特殊化。金星大队的工作，省直机关有许多干部参加，大家可以重新进行总结，看能不能说是形“左”实右和修正主义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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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⑸ 65年传达二十三条的会议，一开始我们就着重检查了那些“左”的倾向，在会议进行中发现了有否定四清成绩，甚至否认四清的必要性的右倾思想，我们提出了反对“三气”，强调“二十三条”是革命的“二十三条”，有什么偏向纠正什么偏向，但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題上，主要的危险是右倾。我在会议的总结，还有文件可查。我认为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彻底革命”，批判当时确实出现了右倾思想是正确的。（北京以彭眞为代表就是反对二十三条，反对四清运动的，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实际取消四清运动，搞反攻倒算。）
+
+　　1963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几年，许多革命同志都是亲身经历过的，不必多说了。
+
+　　由于手上沒有带资料，单凭回忆，有些数字，有些事实可能不准，以后再核对改正。
+
+　　以上就是我在湖北省十七年的工作概况。我认为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得不好的，毛泽东思想的红旗是举得不高的。因此在工作中常常犯“左”右搖摆的错误，但是我们在主观上是忠于毛主席的，对毛主席在历次会议上的讲话，都是原原本本传达了的，并且一再组织干部学习过的。实践证明我们对主席思想的眞正理解，要有一个实践到认识的过程。不经过实践不能眞正领会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但是十七年来，我们是基本上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我在上次写的对湖北省委的基本估计，从我这次叙述的具体事实中可以得到证明。不能因为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于过去十七年的成绩一笔抹煞。至于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犯路线错误的原因和教训，我已经写过一个比较详细的检讨，也不是和我们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完全沒有联系，如机械搬用五七年反右和城乡四清运动的经验，如当官做老爷、特殊化、傲骄自滿、自以为是等等，以后还要再挖思想，再写检查交待。
+
+　　检查、交待、申辩之三，就写到这里。目的是说明湖北省委和我个人不是党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虽然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错误之处，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
+　　 三月六日至十日
+
+　　来源：以上《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是以1967年9月湖北省直紅司“斗、批、改”办公室省委机关总部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罪行录》第一集同名内容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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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77.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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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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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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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力，时任重庆市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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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忠实地积极地执行了黑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利用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向我抛出镇压革命群众的各项黑指示，我一一贯彻执行，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使许多群众受了蒙蔽，革命群众受了打击，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得以推迟暴露，成为黑市委的保皇派。过去我认为“一片忠心抛向党”，经过认真学习和革命群众的帮助，才觉悟到原是“一片痴心抛向黑市委”，我上了大当，犯了大罪，现在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我要和反动路线决裂，和黑市委决裂，和私心杂念决裂，勇敢地站出来，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要造反，反到底。现作如下的交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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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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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六月到八月期间，由于彭、罗、陆、杨反党阴谋集团和“三家村”的揭露，内心里认为搞一场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必要的，是衷心拥护的。但是仅理解为像历次政治运动一样，所以很自然地接受了李大章六月份在三级干部会上的讲话和黑市委的部署，在机关内动员“普遍揭发，重点突出”，把领导干部的问题和群众平列看待，大鸣大放大字报的结果，我自己的问题很少揭露，其他领导人的问题略有揭露，但大量的是把矛头指向了群众，造成群众中人人紧张的空气。再加上执行了李大章和黑市委的“凡上一级的大字报只转送不贴出”的黑指示，支持了刘帘青压制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和李友等人的大字报，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压制了真正的革命左派，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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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条公布后，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很好改造，虽然读了，可是没有读懂。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没有理解和接受，因而继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对待运动，从八月到十一月的期间内，犯了一系列镇压革命群众的罪行。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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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围攻重大八·一五战斗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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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交政治部通知过“正面的传单可以翻印转抄”，据此，我指使刘帘青、王廷俊等在重纺翻印了数万份所谓“八·二八”事件的传单。这是黑市委炮制的攻击八·一五的造谣传单，我曾编写按语以强调对八·一五的攻击，并已制成了印版，后因觉得责任重大，没有把握，才挖出来未印。为了逃避罪责，我指使承办人将翻印的署名编成代号，投邮单位盗用“重庆红卫兵”名义。九月上旬围攻八·一五事件很多，丁长河感到黑市委有暴露的危险，开会重申黑禁令，我中止了散发。九月中旬，辛易之在重庆宾馆开会宣称：八·一五就要回来，八·一五说不把市委打成黑帮，就要当右派，因此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作好斗争的准备，我认为时机相宜，又指使将传单全都散发了。两次散发都是根据我的“本市发各厂矿，本省发各专县，全国发各大城市”进行的，因此范围甚大，流毒甚广，据说已被苏修用以攻击我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政治损失，实为痛心！我当时要发至各城市和省内农村的目的，就是要把八·一五搞臭，使八·一五在革命串连中陷于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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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思想上把八·一五看成是坏人操纵的组织，很容易接受别人的挑动。尹楠如告诉我：“八·一五在江北搞流血事件，提出血洗江北城的口号，现在还很紧张。”我就和他策划九月三日的江北游行，向八·一五示威，“支持江北人民”，参加单位约七、八个，人员约三千多。游行的具体组织者为计委，我让周亚带领经委干部参加。九月二日晚为准备次日游行，在经委召开了筹备会，我虽未参加会议，但在等人时间向计委干部讲了“八·一五是乱的根子，现在就是要搞臭它，孤立它，组织游行很必要，但不要搞武斗”，实际上是我作了指示的。这次游行起了极坏的影响，给八·一五施加了压力，这次罪行我要负主要责任。我记得这次游行是我和尹楠如策划的，但事后据周亚称：游行本有长航局，后因请示政治部，故中途退出，政治部究竟是否是游行的支持者，请向有关单位追查清楚。我还和尹楠如相约在各机关进行串连，经委分工工交各局，计委分工为其他局委，我让于群负责进行，后因慑于革命形势的发展，中止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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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镇压工人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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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八日晚，根据政治部通知，要经委组织工作组到二印、农药、煤焦油、重纺、红旗、化研所等六十单位，制止造反军开大会，我于当晚布置，向干部讲了辛易之讲话的精神，并说过“准备戴帽挨斗，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这些？”等煽动的言词，我直接向人委驾驶班要两部汽车，和经委的小车一道深夜送去。工作组到厂并未发现造反军要开会，但我仍然要他们留到国庆节前后才回来，在这期间我向工作组布置了孙先余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上布置的抓生产压革命的各项工作，这就是：拼命发展工人纠察队，除保卫生产外，可以上街游行，动员老工人教育子女参加思想兵，以忆苦思甜的阶级教育瓦解八·一五成员，召开抓生产压革命的大会，表扬保守派，大会紧跟小组会，用批评揭底（揭历史）方式围攻革命串连工人，对串连工人的工资交群众讨论决定是否发给，实际是扣发工资，对于要害部位上“不可靠”的人要调离，就是要调离革命造反派。我还要工作组在回机关时写出压革命的黑材料来，上述几项工作我还指使周秉奇写成条文，电话布置给工交各局及公司，扩大了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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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最突出的是两个单位，一是：工作组到二印后，发现该厂有一勤杂工经常在六中搞造反军活动，我就根据孙先余过去介绍×××厂的经验和“各厂都可到六中要人”的黑指示，指使王廷俊和厂里一道，用经委的小吉普将该工人从六中附近抓回厂去，王又和政治部干部一起对他进行审问，追查造反军的活动情况。二是：化工研究所由孙先余决定交计委抓，我便将工作组让汪贤廷带至三轮车社，因我听到政治部在生产领导小组会议上说，这个单位造反军活跃，我提出孙同意的。汪去之前，该社已有以周定彬为首的交通局工作组，把造反军成员张政等关起，追问出一些造反军的活动情况。汪去后他们要开大会斗争张政，我让他们改为小组会斗，用大字报公布材料的方式，对张政进行了围攻，并根据张政提供的造反军各组织间的秘密联络代号，把造反军活动打成反革命活动，周文彬本来整有黑材料，送经委及其他机关，经委在处理黑材料时已烧了。三轮车社革命工人质问周有无黑材料，他竟否认了，十二月上旬周找我统一口径，我同意了，他送政治部的一份，也退还他自行处理，我不放心，还在电话上问他怎样处理的，他说烧了，这是我包庇和支持周文彬违背中央指示私自处理黑材料的严重错误，对此我愿受应得的组织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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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提议下，经孙先余批准，在九月下旬先后召开了五好代表会和半工半读经验交流会，这两个会名为抓革命促生产，实为抓生产压革命，为保守派撑腰，向革命派施加压力。在五好代表会的会场问题上，执行了孙先余的指示，派干部和中学生红卫兵辩论和提抗议，在经验交流会上突出思想兵以促进思想兵的发展，这两个会对当时的革命运动带来了很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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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所到的工厂中，都全部或部分的向领导人员传播了孙先余关于发展保皇组织、压革命的各项黑指示，起了蒙蔽干部阻挠运动的坏作用，对八·一五下厂串连是反对的，借保卫生产、防止事故为名，指使厂里拒绝八·一五的串连，企图隔断革命学生和革命工人的联系，曾多次传播政治部介绍沙市纱厂拒绝八·一五进厂的所谓经验，和西原厂传出的“学生要砸烂修正主义机器”的谎言。在西原厂听说有个女技术员，将厂内围墙缺口、路线绘成图纸送给爱人（八·一五派），我对该厂书记说这是破坏活动，应开小组会批判，印发传单，但该厂未执行，这一围攻幸未成为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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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二月孙先余、岳林为了扼杀临时工革命运动的兴起，他们决定五机部某项工程所需五千临时工不予调配，对此我同意并坚决执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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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反动路线提供弹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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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省经委李处长电话通知，成立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除了汇报生产外，还要汇报运动的主要情况和问题。我抽调一些干部布置了工作，最主要的是针对当时革命组织对基层的冲击，要他们下厂或在电话上收集，或要基层报送“大事记”，其内容为：冲击的经过，生产上的损失，带头冲击人的简历等，包括工作组整理的，共有十份左右，这个大事记是不折不扣的黑材料，其目的是向上级反映，形成了对革命路线施加压力，对反动路线提供弹药，也是秋后算账的根据。这些黑材料已和整人黑材料一并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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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支持保皇组织思想兵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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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委管理的工业学校和五一技校的思想兵很弱小，为了迎合孙先余，我主动找两校负责人和七、八个思想兵座谈发展组织问题，错误地支持他们坚持基层党组织的领导，还为他们打气：思想兵是解放军最可靠的后备队，所以派辅导员，发语录、红旗，并鼓励他们作八·一五派的家长工作，以瓦解八·一五，特别是工业校应届毕业生，本是工交政治部违背中央指示分配工作的。当学生找来时，我从保的立场出发，将错就错，欺骗学生，替工交政治部承担了责任，对学生返校参加文化革命的要求，以“和工厂协商”来支吾搪塞，企图拖延下去，以扼杀这部分学生的革命行动。学生不得不赴京告状，取得中央支持返校参加文化革命，本应坚决贯彻，但对保守派的错误行为制止不力，纵容其去成都，拖长了返校时间，影响了该校的文化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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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打击机关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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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一五的各项革命行动，强烈影响到机关内部，每个人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少部分同志站在革命立场上同情支持八·一五，但我却坚持保皇派立场，不支持挂出“炮轰市委”的标语，不赞成唱造反歌，对抱有八·一五观点的同志们采取冷淡歧视的态度。为了防止他们到基层扩大“乱子”，我指使文办提出名单，只守家不下厂，对这个名单，我虽未具体审定，我仍要负完全责任。工交政治部要排队，文办在排队中，把同情八·一五作为条件进行重新排队，是在党组会报过的，我同意了，我要负主要责任。工交政治部要整人头材料，准备斗争，报送和整理了一些人头材料，这些材料都在党组会上讨论过，并初步决定划类的意见，虽未进行斗争，但正如同志们说的，不是公开的打成而是暗地里打成四类或三类，这是反动路线的主要罪恶，主要责任归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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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中央工作会议后，《红旗》杂志多次发表社论，本是改正错误的机会，可是由于黑市委没有进行认真的传达，我仍抱怀疑对抗态度，仅因形势所迫，在压制革命的行动上有所收敛，而在检查改正错误上并无表现，继续坚持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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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不认真处理黑材料和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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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六日中央指示下达后，黑材料不能不烧，我在二十二日晚的党组和小组长会议上，提出烧不烧、如何烧的问题，要烧大家是一致的，如何烧就有分歧了，主要是怕群众抢走而不敢让群众讨论。我虽然主张讨论，提出拿半天到一天的时间来讨论，但终因有个怕“里应外合”抢走黑材料的思想，而错误地说：“只要多数人同意就可以烧”。处理黑材料和平反本是保护革命少数派的，仅由多数人同意怎么能行呢？这一错误导致以后讨论走过场，加上谭安顺等在烧时“防抢”的措施（浇汽油），更形成群众讨论只是为私自处理黑材料披上合法的外衣罢了，违背中央指示烧黑材料，引起美司和其他革命同志的强烈不满。为平息事态，我提出“检查档案”、“由文办回答质问”，但坚持“不公布姓名”，这一条在以后党组会上讨论都认为必须坚持。所以这样，是为了不要造成今后整人时的被动，正如同志们所揭露的“材料烧了，但脑子里材料没有烧”。我当时就是十足的秋后算账派的思想，我在大会上宣布的平反，是十足的假平反，是对革命同志的两面手法，现在立场改变了，认识了错误，要烧掉脑子里的材料，要真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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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拒绝认真检查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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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干部会后，我认为经委机关没有搞斗批改，因此没有发生群众斗群众，没有正式戴过帽子，所以没有路线错误，刘帘青的检查实际上是我的错误观点，以处理黑材料为导火线的群众批判，才不得不检查反动路线。但是我的问题是和黑市委的问题密切相连的，如果认真检查势必拖出黑市委来。由于我是保皇派立场，尽管也有个通过检查改造自己的愿望，可是总不能揭露事实真相，真正地触及灵魂。在三干会散会时，为了保黑市委，我就找刘帘青、黄同喜、王廷俊、周文彬等统一口径，把二印问题说成是“厂里提出，工作组同意，经委支持”，替工交政治部承担责任，三轮车社由周承担，必要时由经委出面检查，绝不往上推。十二月内的四次检查，每次都和黑市委假检查文件反复对照，深恐超出本本上的框框，并且绝不提及黑市委，一切都由自己包下来，以后到革命组织时，还带上这个本本以备检查时对照，本本上没有纠察队问题，是在孙先余处听说“市委已承认支持过”，所以在机关同志追问时，才作了“市委支持过”的回答。总之心中有个“保”字的鬼，在检查中总是谈抽象不谈具体，狡辩硬顶，企图蒙混过去，拒作认真的交代和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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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对革命群众态度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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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革命群众、革命组织，一直是口是心非，口头承认革命，但总认为有坏人在后操纵，对机关的革命组织认为是对党不满的人挑动起来的，所以抱有抵触对立情绪。自己检查不是老实态度，对同志们的革命言行却认为是过火举动（其实并不过火）。在检查过程中，几次被革命组织找出解决问题，更是反感，认为是机关同志对我施加压力（我体会到对顽固的人施以必要的压力，才能触动灵魂），对此我采取了顽固的对抗态度，在同志中造成极坏的印象，我却认为这是坚持“原则”，实际是顽固的保皇派的原则。到了十二月上旬，机关造反派打出旗号来，我竟对谭安顺说：“派人参加，进行了解情况”。虽然谭以找不到适当的人，而未能实现，但我的罪恶企图是十分严重的。这证明我对革命组织有对立情绪，如不觉悟改正，最后必然要走上镇压、破坏革命的反革命道路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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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元月六日起，我一直生活在革命组织中，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经过一个曲折的斗争过程，才觉悟过来。开始时虽想到要交代问题，但考虑到我是市委的一个成员，不能单独行动，不可为解决自己的问题，而丢了“原则”，要取得他们的同意，才不违犯组织原则，不失立场。我要求“三司”同学和任光泉同志和机关取得联系，公开提出“我属于一个党组织，我的行动要让党组织知道，如不答复，我拒绝回答任何问题”，企图以此相要挟。拖到元月下旬，形势发展很明朗了，不交代群众通不过，交代了市委通不过。但是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夺权，方向已明，毛主席站在群众一头，我才下决心靠群众这一头，交代问题。于是元月二十五日向任光泉同志要求回机关作检查，但这时还未认识到市委是黑的，只打算自己的问题要老实交代，市委问题好坏一起说，让群众审查，看是什么问题。这样就没有和黑市委决裂，很缺乏革命造反精神。二月十二日经委斗争大会上，王若承认八·二八造谣传单是鲁大东插手搞的，其后又看了八·二八兵团揭露八·二八事件真象的传单，才醒悟过来，黑市委过去对八·一五搞阴谋诡计，而我一直蒙在鼓里，从此我才认真地一一思索书记处每个成员和李井泉的问题，发掘他们在文化革命中和以前的问题。加上二月二十八日批判斗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的大会，才真正认识到李井泉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大东是李井泉的铁杆保皇分子。黑市委确是黑的，在书记处内部窝藏着许多修正主义黑货，不砸烂，不改组，越来越黑，越来越修，毛主席指示不能贯彻，无产阶级专政要变质，山城要变色，这样在思想上和黑市委决裂了，感情上对黑市委恨起来了，我才决心站出来造反。还需要说明的，工业学校的革命同学向我提供基层的许多严重腐败情况，使我懂得必须“大乱”的革命意义，对我的觉悟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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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我为什么要保黑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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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一直站在保皇派的立场上，保黑市委，十一月前积极地执行其反动路线镇压了革命群众，以后又忠实地为其反动路线打掩护，欺骗了革命群众，造成许多罪恶事实，近来在脑子里进行了一场尖锐的斗争，攻击的目标就是保字，打破保字毫无顾虑地揭发顶头上司黑市委的问题，才能敞开检查自己所执行的反动路线，真正触动灵魂。我所以要保，有认识问题，如把目前的挖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和五七年反击右派向党进攻的反右派运动混同起来，夸大某些革命组织的不纯和不相信群众能够自己解决不纯问题，内外有别的原则，在文化大革命中已成框框，我却仍抱住不放，但根本的是世界观问题，保黑市委为了保自己，保的核心是私字，这场斗争，就是灭资兴无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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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深入揭露我的保字思想，有必要把我解放后两次因错误受批判，重新加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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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五七年党内整风受小组批判，在五五至五六年期内有：1、认为地方工业市委不重视，不少问题得不到支持，尤其“工商矛盾”得不到解决。任白戈在一次会上对余跃泽说：“你们高抬贵手，销一部分地方产品。”我更起反感，认为是抬高一方压低一方，提了意见。2、五机部来重庆，经过我和几个地方厂订了协作合同，本经鲁大东和副市长陈筹（右派）同意的，但后来李大章在会议上批评是个卖国条约，鲁不表态，我认为他不敢承担责任，也提过意见。3、这期间市委书记多次调换，干部思想有波动，工作中不大听招呼，认为市委领导压不住台，工作有困难。由于以上原因情绪不高，不安心工作，想离开重庆，曾直接向中央组织部写信要求调换工作。很显然这是错误的，由于个人主义地位观念，不能正确地对待党内不同意见和错误倾向，发展到想逃避斗争，离开了事，给以严肃的批判是应该的。鲁大东在谈话中指出：“你主要是在维护市委的团结统一上有错误。”他对市委的问题没有具体分析，我对个人主义地位观念没有批透，只简单地归结到“维护市委团结统一”一点上，我也糊涂地接受下来，认为提意见搞坏了，今后要注意尊重领导，维护市委领导威信，少提意见，但是个人主义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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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六三年二十次扩大会议上受批判。在十八次扩大会议上我的言论有：1、对庐山会议完全拥护，但对李井泉在传达之前，把阴谋家彭德怀的意见书在干部中测验，根据干部填写的同意或不同意进行批判，我认为是突然袭击，造成党内遇事不敢表态的不正常气氛。2、省委要重钢高价收购专县的高硫铁，并有虚假，致使重钢亏损，是平调现象。3、我说过这几年大办太多，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搞得太紧太乱，这样没有分析的说法是错误的，违背了毛主席在五八年就提出的学校办工厂的最高指示。4、省对重庆工业管得太紧，卡得太死，和专县同等看待，不利于重庆工业的发展，提出改省委领导为西南局领导，并一度坚持要写在简报上，这是个人主义表现，是组织错误。5、肯定了五九年的反右倾是贯彻庐山会议，保卫毛主席，保卫三面红旗，但对六○年以后，省委反右倾，认为没有中央指示，又是以推行高指标为内容的，表示了怀疑。6、根据鲁大东指出的“工作上有右倾”，又检查了六二年时甄别工作上过分强调赔礼道歉，以求团结，同意李仲直关于基建收尾工程上的小包工，让王铁组织窝工的基建工人下乡修房，工作中不突出政治，致使厂里歪风邪气泛滥等。现在看以上问题，有些确是严重错误，应该批判，如第三、四等项。有些我有严重错误，但批判中没有指出李井泉有错误的影响，如第六项中的大部分。有些则基本上是正确的，如一、二、五等项，也作了检查。总的说来，批判是应该的，二十次扩大会议在清算十八次扩大会议上是有成绩的，特别是初步揭露了肖、李、廖黑帮的问题。但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保卫三面红旗不够突出，对省市委的问题没有必要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一场无条件的保省市委的会议。如鲁大东在讲话中说：：“现在不同于战争时期的分散环境，有铁路、轮船、电话、飞机。李政委是政治局委员，经常在毛主席身边开会，不可能有路线错误。”“你们攻击省委，省委就是不能领导了？就该解散了？”余跃泽等发言说：“十八次扩大会议最大问题是给省市委领导造成了困难。”任白戈讲话时表扬了，肯定了。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打着保卫三面红旗的旗号，无条件地保卫省市委，在这种情况下，我在检查中，也就不加分析地包下来，承认“攻击了省委领导”，深悔自己不该乱提意见，惹了一场祸，感到很大压力，而对自己的政治错误和个人主义思想，却没有进行深刻的分析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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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两次受批判完全应该，确有政治上思想上的错误和相联系的组织上的错误，但是当时的批判却没有打中我的要害，对政治的思想的错误没有着重批判，并且没有对当时的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分析，只简单地归结到组织错误上“不维护市委的团结统一”、”攻击省委领导”等。我错误地把教训集中在一点上，即对省市委不能犯组织错误，二十次扩大会后，曾对李井泉五反运动中不要面对面，只要背靠背简单的作法，有不同意见，有人说是“攻击省委”，从此就再不发言了。加上市委有事不多找我，就要求下基层蹲点，以后搞四清，直到六五年调至经委，对于这次调动，我感觉到是因为不合市委机关工作而调离的，但克制自己不要计较，特别是受了批判更不应计较，不能产生对市委感情上的距离，产生离心离德的情绪，对于杨明正、李友到工交政治部工作，也注意尊重他们，防止骄傲情绪，这样就形成我在工作中，在“尊重党的机关，维护党的领导”的模糊想法下，对黑市委唯唯诺诺，谨小慎微，埋头工作，听话办事，作个驯服工具就是了。在二十次扩大会上就发誓说：“年龄上的老年是必然的，但保证工作上没有老年。”所有这些，在我的灵魂深处，并不是为了对党负责，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了不犯错误，为了向市委表明我是忠心耿耿的。为此，我还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就是我的奴隶主义的表现。奴隶主义的基础就是个人主义，因为自己有较高的职位，有相当多的收入，生活舒服了，极力维持现状，怕得罪上级，该提的意见也不提了，不敢冒组织错误的风险。年纪老了，经不起跌跤了，保住乌纱帽，落一个安静的老年生活就够了。一句话不愿革命了。尽管我在实际工作中还是肯干的，可是从政治思想上看，是缺乏革命精神的，是在和平演变中，这就是我的世界观中肮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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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中，也有个模糊的在运动中考验锻炼自己的意愿。回想起来，还是个“在运动中站稳立场，维护省、市委领导，不犯组织错误”的坚决“保”的打算。七月份，我和杨明正一起开了省的工交会议，在向孙先余、廖苏华汇报完之后，讨论文革的具体部署时，让我退席了。我感到是回避我，但我还是克制自己，不闹情绪，听话办事。甚至还要在运动中起一分积极的作用。抱着这佯的态度，所以在九月上旬的党组会议上我说道“在大风大浪中要紧跟市委”，积极参加围攻八·一五，对孙先余每项镇压革命的工作布置和经验介绍，都坚决执行，唯恐不力，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不仅执行，而且超额地执行了。如两个抓生产压革命的会议，是我建议的，两个学校的会议是我召开的；三轮车社工作组是我提出派出的；九·三游行是我策划的；机关运动分工归刘帘青，但大问题，我都插手过问；对于不挂炮轰市委标语，不唱造反歌，转送任白戈大字报等，我都积极地主张或支持。在革命群众面前，采取顽固硬顶态度，不喊“打倒李井泉，鲁大东”，公然为黑市委辩护，认为这是立场坚定的表现。甚至准备不惜挨打。所有这些，都只是为了表明我对黑市委的忠心，企图以保黑市委来换取对自己的保。就因这个保字，使我背离了大方向，背离了革命群众，闹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程度，闹到和革命群众对立，镇压革命群众的地步。还自以为得计，是维护党的领导。十二月底，革命形势已有大发展，机关革命群众的帮助督促，本可以使我转过弯的。但是鲁大东的“立场变了，不听市委招呼，是带领群众向党进攻”一句话，紧紧抓住我的灵魂。这句话重有千斤，意味着反党分子。我当时怕得要死，怎么敢调转大方向，站在革命群众一方呢？我就是这样为了保自己，便一直陷在保黑市委的泥坑中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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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是十分严重的，是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迷失了大方向，犯了路线错误，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行为，并且我的觉悟很迟。但是在革命组织的帮助下，经过痛苦的曲折过程，终于觉悟了，站出来造反，造黑市委和李井泉的反，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反，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打破了奴隶主义，就打破了个人主义最大的隐身所。企图在上级面前不分是非地表示忠实来换得赏识，好安静舒服地“闹革命”的个人主义打算，在这次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被揭穿了。把我的丑恶灵魂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虽然感到很痛，对我个人说是件大好事，革命群众帮助我挖掉脑子里个人主义毒瘤，改造了思想，这样就能够使我焕发起革命精神，保持晚节，保证不脱离革命道路。这一次最大的教训是，克服个人主义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往往在不同情况下，改变了形式，这就要反复不断地改造自己，而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不仅要党的帮助和监督，还必须要群众的帮助和监督。因为群众的眼睛最亮，对自己看得最清楚，要求最合乎实际。只有真正依靠群众，才能真正地改造思想。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也必须在依靠群众过程中才能实现，毛主席著作是改造思想的根本武器，但如果是怕痛怕丑，不倾听群众揭露自己的问题，不敢于把自己的思想问题向群众亮出来，只靠个人的苦思冥想就不可能用毛主席著作解决自己的思想问题。结果只是空喊“活学活用”，这次教训只是打下一个基础，今后将刻苦努力，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当一辈子群众的小学生，走一辈子革命的路！
+
+　　 一九六七年三月七日
+
+　　· 来源：
+
+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编专刊（随《新重庆报》附送），196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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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毛主席请罪  向人民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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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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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林，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处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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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在这场伟大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暴露出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对待群众的立场、态度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充当了黑市委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工具，对山城人民犯了严重罪行。真是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山城四百多万人民。辜负了党对自己的教育，心情是沉重的。现在我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我一定要认真检查，彻底清算和向人民交代我所犯的罪过。现将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罪行，作初步的检查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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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运动初期负责市委机关各部委的运动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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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政领导机关是文化革命运动的重点，虽然在运动中也强调过，领导干部要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领导，敢于引火烧身，要打击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是由于自己对机关的运动具体怎样搞法，思想上不明确，因而还是按过去老办法去抓，群众没有充分地发动起来，揭露的问题也不多，使运动处于冷冷清清的地位。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思想上有旧框框，等待上级具体作安排，后来上级没有安排就束手束脚不敢领导。更重要的是没有主动地把自己摆进去，引火烧身，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自己的错误，自以为没有问题，因而没有自觉地接受群众的批判。加上市委确定工交、国防等部放在第二批搞，所以运动没有认真地开展起来，结果，起了保黑市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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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向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压制了革命群众运动，犯了路线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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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工作组我是同意了的，当时的错误思想，觉得党委不起作用，需要加强力量，有了工作组许多工作就有人抓了。在这个问题上，思想深处是相信干部，不相信群众，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来对待群众，对待文化大革命，这样就必然会犯路线错误。把工作组强加在群众头上，压制群众，是便于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到相反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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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对待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任白戈问题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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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人民日报发表了穆欣同志的文章，点了任白戈的名以后，任白戈根本不承认错误。去年七月中旬，廖志高来重庆，在潘家坪召开的座谈会上给任白戈定了调子，说任的错误是严重的，三十年代是周扬的追随者，六十年代有错误。但从现有材料来看，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执行了中央的方针政策。廖还要求大家用个人的名义向下传达。鲁大东按照廖所讲的内容，以小型座谈会的方法，逐级传达到十七级以上干部，并且经省同意，将任送到成都藏起来，给任白戈定调子，压制群众对任白戈的揭发批判，包庇任白戈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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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任白戈的问题上有错误。廖志高召开的座谈会我参加了的，虽然在会上没有发表意见，但是廖给任的错误定调子，我思想上是接受了的。同时，由于自己存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怕问题搞不准将来自己犯错误，加上思想上有奴隶主义，以为上级水平比自己高，看问题不会错，因而不敢大胆地站起来抵制揭发。去年十一月，鲁大东从北京开会回来路过成都将任白戈带回重庆。事先，鲁要我为任白戈安排住房，我几经考虑，决定将任白戈藏到农机站招待所，并事先去看过房子。这样我实际上是保护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保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会使我们的国家变颜色，一定要把混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把他们斗臭，斗垮，斗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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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关于大字报上街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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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约是去年八月中旬，六中和重大的同学给市委贴大字报，揭发批判市委的错误，当时我也表示过要采取欢迎态度，但是要同学们将大字报贴到指定的地点，指派工作人员去做工作，实际上是怕大字报揭发自己，影响自己的威信，因而从各方面去限制。大字报上街以后，接到石桥公社电话说，农民要派代表到市委来写大字报，和学生辩论。当时思想上虽曾考虑这样做会不会出乱子，如果发生武斗事件就不好办，所以派人去做劝说工作，希望农民不要来市委写反驳的大字报和进行辩论。后来，在各区也按照鲁大东的安排，作过同样的布置。但现在来检查，只是从各方面消极地限制群众，不仅在群众之中造成对学生的坏影响，而且增加了工农群众和革命学生之间的对立情绪。说明自己思想上是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用老框框老办法来限制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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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在处理“八·二六”事件上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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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八月二十六日，西南农学院和重大的同学到四川外语学院进行革命串连。大串连本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事物。当时鲁大东派我到四川外语学院，我当时虽然在会上肯定了这次串连是革命行动，表示支持，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站在革命群众方面，满腔热情地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采取了作官当老爷的态度。例如同学们提出要罢外语学院筹委副主任的官，当时思想上认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就要犯原则性的错误，所以推说自己对情况不了解，希望派代表共同商量，不敢表示明确态度。后来，同学们提出要求派二十部汽车送大家进城，我当即电话向鲁大东汇报。鲁要我说服同学不要进城，我说同学要求进城态度很坚决，如果不派车他们步行也要进城。后来鲁同意派十部汽车，由他安排。事后发现城里没有派车，到外语学院的车子，是西南农学院派去接同学回校的车，而且车子不够用，增加了同学们的困难，因此，对同学们提出的要求，我实际上没有积极地支持。特别是我在汽车问题没有解决好以前就离开了学校，这是怕群众，怕革命的一种表现，是与毛主席思想相违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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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到师专蹲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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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八月间鲁大东提出要我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蹲点，同去的干部有季振华。到学校第一天，由该校筹委全体成员汇报情况，会议快结束时，表示了要欢迎外校来串连的革命师生。第二天上午看大字报，并且准备与“轻骑”同学接触，因鲁把我叫回，由季振华接见，以后就未去，我的错误是没有坚持蹲下去，到群众中向群众学习，体验群众的革命精神，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而是躲在“秘密点”不接近群众，害怕群众，发展到压制群众反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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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关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人纠察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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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个保皇组织是李井泉提出，市委积极安排，由廖苏华、孙先余具体负责，自上而下安排组织和发展起来的。这些组织的建立，目的是与“八·一五”派的革命组织相对立，造成群众斗群众的严重恶果，其目的是为了保李井泉，保黑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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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直接抓这项工作，但是我有责任。因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建立我也同意了的，因当时错误地认为“红五类”子女建立的红卫兵是阶级组织，所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开誓师大会，鲁要我通知各部派工人、农民参加会议，我都积极地执行了。后来，工人用纠察队、农民用民兵的名义出席会议，支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而且我还错误地以不该盖部的公章送子女参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为借口，批评一个干部对子女教育不严，没有支持干部子女参加“八·一五”革命派，在这里我向被批评的同志道歉。现在认识到只强调阶级成分，阶级出身，不强调政治表现，犯了唯成分论的错误。这种划分“红五类”的观点，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是以宗派主义来代替党的阶级路线，孤立了无产阶级革命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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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对待“八·一五”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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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八·一五”战斗团是革命派组织，但是有一个时期没有认识到这是应该依靠的力量。自己过去和“八·一五”没有什么接触，对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但听到一些夸大“八·一五”缺点的言论，迷失了方向。省文革组长周颐电话通知要印发攻击“八·一五”的传单，鲁大东向大专院校作了布置，我也向文革周炳仁讲过要印发传单，在对待革命组织的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同时鲁大东盗用中央名义整“八·一五”的黑材料时，要我负责整理江北区的情况，鲁自己整市中区、南岸区的情况。江北区来了两个干部，带来了“八·二八”前后发生的重大情况，我们从中摘要抽出材料送鲁大东，由王若将所有材料综合写成报告送李井泉，在重大“八·一五”战斗团到达北京以前即向陶铸汇报。我充当了李井泉镇压“八·一五”战斗团的工具，是有罪的，在此，我向革命群众请罪。本来“八·一五”派在本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应该作为依靠力量。但是，我过去对“八·一五”的缺点看得过多，看不到主流和大方向，所以对他们不仅不积极支持，而且从各方面压制和打击了革命派，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压制了革命群众和革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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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九月三日师专王厚溥向该校师生作检查，辛易之准备在会上对“八·一五”问题作检查。鲁大东拟宣布对王的处理。那次我也随同到了师专。当时确定刘文珍和廖苏华为二线。师专的会议开始后，大批同学赶来参加，会议长时间不能结束。孙先余告诉我，李井泉认为这是重大“八·一五”战斗团“虚弱”的表现，叫鲁和辛顶下去，只要能“顶得住”就能“胜利”。同时又叫孙先余组织各大专院校的赤卫军到会场去显示力量，与“八·一五”对抗。后来有的学校未去，还挨了批评，说“领导不行，不敢斗争”。这种作法实际是挑动学生斗学生，打击“八·一五”革命派。我在这个问题上也有错误。不但参与了活动，而且根据李井泉的指示，要他们在会场内安了控制电话，会议中间刘文珍要我请“八·一五”派代表与刘谈判，我要季振华前去邀请，以后“八·一五”同学由师专到车站，李井泉派我前去看一下，是否有群众阻拦，发生打架要出面劝阻。我从沙坪坝到杨家坪，沿途群众很少，所以在杨家坪派出所休息。现在来检查主要是思想上没有站在革命派一边，对“八·一五”采取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而是从各方面去防止限制革命群众，打击了革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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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打击革命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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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大东和市委为了摸清群众对市委怎样看法，是不是黑市委，确定以财贸部门为试点单位，发动群众揭发市委的错误。会议进行中，许德向我汇报，我说过要集中力量炮轰市委，揭发市委的错误，有不同意见也可提。会议开始接触了一下市委的错误，但是以后就转到互相揭，而且对徐正身进行了重点围攻。许德几次向我谈的会议情况，我都向鲁大东和书记处作了汇报。后来许德又直接向鲁汇报。现在检查，“有不同意见可以提”的说法是错误的，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实际上是不要群众揭发市委的错误。我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方向错误，打击了革命干部，在这里我特向徐正身同志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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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关于中学生红卫兵的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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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九月中旬，听到中学生红卫兵与“八·一五”有联系，黑市委即作出决定，中学生红卫兵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合并，其目的是要搞垮中学生红卫兵。具体合并的安排，由鲁大东、辛易之、廖苏华召开了专门会议作了布置，强制合并，造成中学生红卫兵发生打架事件，打击了革命的群众组织，迫使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而黑市委又派出大批干部并动员家长、教师前去阻拦，增加了对中学生红卫兵小将们的压力，打击了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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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中学生红卫兵问题上有错误。在未合并之前，中学生红卫兵提出要二十部汽车开会和指定印刷厂印宣传品，没有积极地解决。更错误的是同意了文化宫的部分人员，给中学生红卫兵写大字报，打击了革命群众。当时的错误思想，以为写大字报是每个人的权利，有意见要写大字报可以写，使自己犯了方向错误。群众之间有意见可以协商解决，互写大字报就必然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使斗争的矛头不是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革命群众。在合并问题上，中学生红卫兵与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合并我是同意了的，并且还给做工作的人员讲过：“有困难还是要做工作，难道几个青年也说服不了？”这说明我在思想上不相信群众，不是让群众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去压制群众，打击和整垮革命群众组织。以后中学生红卫兵北上告状走到江津时，鲁大东派我去处理。我到了江津和永川，将中央关于国庆节前不要去北京的通知作了公布，也组织了车子动员到永川的中学生红卫兵回重庆，阻拦中学生红卫兵去北京，没有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后来和中学生红卫兵二十五个代表谈判，他们提出是去北京告市委的状，才认识到动员他们回重庆是错误的，当时即作了表示，要到北京去告市委的状我们表示欢迎。由燕汉民请示省同意乘车北上。在这段工作的过程中，对中学生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支持不够，而且从各方面去限制，压制了群众革命。何正清在接见中学生时说到群众斗争群众的责任在市委，当时我还认为不能那样说。现在已经证明我的认识是错误的，群众斗群众的确是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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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设立假档案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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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一月刘文珍、鲁大东、辛易之与重庆大学和其他学校的同学谈判，将市委在文化大革命中材料交群众处理，当时确定将文化大革命的简报、排队统计表、下面报来的重点人头材料交给各革命组织。在交材料问题上我有错误，欺骗了群众，本来材料已拿到高干二号房子，但又怕暴露了这是文革办公室。拿到档案室又拿不去，于是经我同意，另找一个房子，设立假档案室交材料。现在检查，我是采用资产阶级的手段，对群众玩弄权术，欺骗群众，也是不相信群众的一种表现。另外有两次群众大会，我为了怕发生打架事件，曾派文革办公室抽干部去会场周围设点，以便掌握情况，我还到工人医院这个点去看过，传说中有何疑写信支持“八·一五”革命派，鲁大东要我查问一下，我也找重大的联络员问了情况。后来公安局将何疑的信送我，我看了以后认为是一般的支持信件，才没有继续追查。总之，我这些错误作法都是由于不相信群众，不支持群众革命行动，而是限制群众、欺骗群众，结果使自己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践线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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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关于“一二·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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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听说工人纠察队有三十多个单位要在重大开会，并决定成立工人战斗军司令部，所以于三十日晚鲁大东、辛易之、燕汉民在小泉召开了各部委、区委、文革办公室负责人的会，据说是安排如何清除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十二月二日上午鲁大东、辛易之又接见了工人战斗军司令部的成员，建议他们不开大会或缩小规模，当天下午鲁大东要我给各区打电话，劝说工人不要去参加会议，大会开始以后，接到文革办公室电话说，会场内已打起来了，已伤了二十多人，这时鲁大东要王廉带了一批人员赶到会场做劝说工作，后来我也经鲁大东同意到了会场，叫把所有的门打开，分散出去，以免再伤更多的人，人员分散后我即离去。从导致这一事件的原因来检查，主要是市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致群众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长期未得到消除所带来的恶果。我是市委成员，我有责任。现在来检查，主要错误是没有在工人纠察队说明这个组织是黑市委自上而下组成的，是保黑市委的，工人同志受蒙蔽，应该号召他们起来造黑市委的反，不能把斗争目标对准革命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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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关于黑市委材料的处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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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委办公厅周炳林向我反映，市委有一部分档案材料放在市公安局，怎么办？当时我同意拿回来，不能放在公安机关。在未拿回之前，大约在去年十二月底某个晚上，书记处碰头会上（书记全部在场），廖苏华又提出这个问题，鲁大东同意该保存的保存，该处理的就烧掉，辛易之亦表示没有意见。以后由办公厅周炳林具体安排，将材料从公安局运回进行处理，究竟其中有什么材料，是否有文化大革命的材料，烧了什么材料，我们都不清楚。运回的材料中，据说有宣传部的材料，交宣传部处理了。市委在这个时候还烧毁材料，违反了中央补充指示，增加了错误严重性，我在这个问题上有责任。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指示，是一种犯罪行为，也是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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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罪行是严重的。在整个运动过程中，开始（六月至七月），对运动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由于运动未触动到自己，因此思想上未发生什么变化，还是用老框框、老办法来处理所发生的问题。到了八月以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并且已提出“炮轰市委”的口号，红卫兵的组织大量出现，外地串连的学生大量增加，在这样大好形势面前，应该站在群众方面，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但是由于自己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怕字当头，由怕群众，怕革命，发展到压制群众，反对革命，使自己同群众处于对立的地位，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罪行。自十一月以后，由于听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学习了林彪副主席和陈伯达同志的报告，特别是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使自己受到深刻的教育，开始认识到在前段工作中的错误，同时也开始按照陈伯达同志提出的三条改正自己的错误。但是改正得还缓慢，运动中还不断犯新的错误。我一定要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按毛主席指示办事。
+
+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为什么犯这样严重的错误？最根本的是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的头脑，因而就不可能抵抗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在自己灵魂深处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的东西，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头脑中“私”字没有去掉。运动初期，把自己看得过高，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对运动不在乎。当群众起来炮轰自己，革命革到自己头上，就怕群众，怕革命，不是挺身而出，接受群众的批判，使自己锻炼得更坚强，而是一度产生抵触情绪，说自己不想当这个官，谁去挨下斗争也不好受。看到本市各级抓生产的领导班子都瘫痪了，怀疑会不会影响生产，事实上抓了革命，生产就上去了。中央工作会议传达后，又觉得自己的错误太严重，考虑自己犯了错误，家庭孩子怎么办？对怎样改正自己的错误缺乏信心和办法。在十二月五日市委会上，我曾提出市委像这样下去，非垮台不可，应当研究怎样改正错误，争取主动，不再继续犯错误。因大家未作声，就不了了之。后来接见西农“八·二六”校外战斗队的同学，他们要我到群众中去，说：“我们要把你打成左派。”这样又增加了我改正错误的信心，准备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批评。后来到群众中去，才使自己认识逐步提高，觉得自己犯了罪，应该向群众检查交代。总之，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暴露出我思想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私心杂念太重。解放以来，我做官当老爷，自己以为比别人懂得多些，骄傲自满，不以平等态度待人，严重脱离群众，使自己长期落后，影响了工作，损害了革命利益。事实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个人主义一定要除掉，头脑里决不容许有个人主义的“自留地”，决不容许有半点私心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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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同群众是根本对立的，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不相信群众，害怕群众，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突出表现。我在运动中，怕字当头，革命触动到自己，就害怕群众，不相信群众，说明自己的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怕群众，实际上是害怕革命，把自己放在同群众对立的地位，就压制群众，这样必然在政治上犯大错误，为什么过去枪林弹雨都不怕，现在怕起群众来了，主要是解放后，自己的住、吃、行都比过去优越，感到满足了。吃苦也比从前差了，有点小困难自己不克服，还要国家的补助。可是群众是要革命，要前进的，群众要革，我要保，这样就与群众对立，压制群众，反对革命，使自己站到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我一定要吸取这次沉痛教训，决心在这次群众运动的红炉中，烧掉自己的错误，把“怕”字换成“敢”字，把“我”字换成“公”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过好社会主义关，保持革命晚节。
+
+　　在这里，我向党，向敬爱的毛主席，向广大革命群众表示，一定要正视自己的错误，认真地检查，欢迎大家揭发批判我的错误，决心改正自己的错误，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大破资产阶级思想，大立无产阶级思想，大破“私”字，大立“公”字，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促进思想革命化，我决心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听取群众的批评，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同群众站在一起，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一定要起来造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和革命造反派站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
+
+　　· 来源：
+
+　　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编专刊（随《新重庆报》附送），1967年3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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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79.txt
@@ -0,0 +1,181 @@
+# 曹荻秋的检查
+
+　　<曹荻秋>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是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避免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的百年大计。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存在着两条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只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才能取得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我在这次运动中，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从运动开始以来，我一直坚持执行着这条又臭又长的反动路线，所以，我的错误特别严重。在运动中，我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而我则是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把群众当作阿斗，对革命群众实行国民党的“训政”，采取极端错误的态度，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压制革命工人，革命学生，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制造群众之间的对立，挑动群众斗群众，使得上海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彻底揭开，文化革命遭到破坏，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这些都是我难逃的罪责。
+
+　　伟大的“一月革命”风暴来临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了大联合，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和市人委，夺取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据的党权、政权、财权、文权，把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现一片大好形势。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种种罪行，是罪魁祸首，革命群众起来把我打倒，是罪有应得。现在，广大革命群众，正对我进行揭发、批判、斗争，使我受的教育异常深刻，对我的改造十分有利，我对党、对人民、对广大干部犯了罪，欠了债，应该偿还。
+
+　　现在，我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罪，向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并对受到我打击、压制、围攻的革命群众赔和道歉。对受了我蒙蔽而受了委屈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
+
+　　（旧上海市委所犯的错误我负有主要责任。现在，把我在一系列问题上所犯错误和罪行，向党中央、毛主席、广大革命群众交代。）
+
+## 一、错误的对待大字报和不应该派出大量工作组
+
+　　在大字报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我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积极鼓励革命群众贴大字报，而是害怕大字报，对贴大字报加上种种限制。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前，我们曾说过，群众贴大字报，既不反对，又不提倡。六月一日北大聂元梓等七名同志的大字报发表以后，上海革命的大字报，有如熊熊烈火，燃烧在每个角落，发挥着强大的威力，有的大字报已经贴到了街上。这时，我们忧心忡忡，怕打乱了所谓“正常秩序”，因此，在说可以贴大字报的同时，对大字报又加了许多限制。如说可以贴小字报；大字报不要贴到街上去；大字报要内外有别。并要各单位建立审查大字报的委员会等等。这些都是不相信群众，束缚群众手脚，限制和害怕群众起来革命的错误说法和错误行为，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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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组问题上，违反了毛主席少派和不派的指示。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自己起来干革命。而我们当去年六七月份文化大革命正在开展，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不少单位的严重问题，有些单位的党组织或者烂掉了或者陷于瘫痪，我们认为有点乱的时候，我们不是依靠群众自己去闹革命，而是派了工作组去包办代替，当群众的“保姆”。全市二十九所大学，派出了六个工作组，四百八十九所中学，派出了一百六十八个工作组，在电影局、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也派了些工作组，在工厂我们是把文化大革命同四清运动结合进行的，因此，派出的工作组（队）为数最大，有些四清快要结束的单位，又由原工作队对文化大革命补了一课。大量的事实证明，工作组在进入学校、机关和工厂以后，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普遍，有的有压制革命群众的行为，有的镇压革命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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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根据中央指示，匆忙地撤出了工作组，致使工作组所犯错误，有的没有进行检查，有的虽然进行了检查，但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这个责任不在工作组，而在旧上海市委。工作组的同志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派工作组是旧市委决定的，工作组是在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指导下进行工作的，工作组所犯错误，主要应该旧市委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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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的四清工作队是把四清同文化大革命结合进行的，撤出的时间较迟，但撤出得同样匆忙，对整群众的材料，对错误地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等问题，大都未作妥善处理就撤走了，造成了工人群众的不满，这个重任不在工作队，而在旧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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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压制、围攻北京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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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对这个新生事物最坚决支持的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是最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而我们则相反，当上海学生要求成立红卫兵的时候，由于它不是在我们领导下而是群众自发起来的组织，我们就不予支持。尤其是当北京部分红卫兵陆续到上海进行革命串连的时候，我们对他们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态度，我们不是首先肯定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而是过多的看到他们的缺点。他们当中少数人提出了一些我们不同意的观点，如怀疑一切，红色恐怖，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框框，旧上海市委修了等观点，和一些我们认为是“越轨”行为时，我们就怀疑他们当中有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在作怪。我并因此布置过查他们的历史，查出是坏人，要告诉北京市委，以便整他们。即使不把他们当作别有用心的人，也认为他们革命精神虽好，但太粗暴，太偏激，而不懂得这是一场革命，既是一场革命，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他们即使有一些错误观点和行动上的某些缺点，是可以通过斗争实践，自己教育自己来解决的，我们这样对待年青的一代，不是说明别的，正是说明我们的屁股不是坐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坐在反动的资产阶级一边。由于立场错误，对一些事情的处理也必然错误。当上海工人、学生同北京学生开展辩论时，我们很赞成这种辩论，还布置过一部分干部参加辩论。这种所谓辩论，实际上是一种围攻，有些地方围攻得十分激烈，扭住北京红卫兵不放，有的要他们检查了他们的所谓错误观点以后才放走。这种围攻北京红卫兵的行为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镇压革命学生的犯罪行为。过去我们不认为这是围攻。而认为这是正常的辩论，显然是错误的。后来，我们发觉这样搞下去不好，就采取措施加以停止，但影响非常恶劣，使北京红卫兵的串连活动受到了阻碍，使他们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也使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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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红卫兵采取的错误态度，反映在我们接待上，对他们不是满腔热情的支持，而是限制过多，基至要见市的主要负责人也非常困难。在接待中，政治挂帅不够，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毛泽东思想差，而是偏重在生活方面。对他们的物质要求，有的是可能满足的，但没有及时予以满足，这就造成我们同北京红卫兵的关系紧强，因为关系没有处理好，就发生了北京红卫兵于八月三十日冲上海旧市委欢迎北京红卫兵大会主席台的事情，接着，发生了八月三十一日北京部分红卫兵冲过旧市委机关，旧市委机关一些工作人员同他们发生冲突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北京红卫兵写了大字报，印发了传单。针对这些大字报、传单，当时在场的旧市委机关干部也要联名写大字报，对他们这种行为，我们不但未加制止，反而支持他们写所谓澄清八月三十一日事实真象的大字报，贴出这种大字报，就是对北京红卫兵施加压力，挑动群众斗群众。在这个期间，有些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和先进人物要发反对北京红卫兵某些观点和做法的电报给党中央、毛主席，这事反映到市委，我说过不要去阻止，并还通知有关的人，可以布置一些先进人物发电报，有的电报，还印成传单，散发全国。欺骗了党中央、欺骗了毛主席，行为十分恶劣。我们这样做，自以为是澄清事实，其实是把自己摆在了反对革命群众的地位。我当着群众的面还说过“即使北京同学打人，我们也不要还手”一类的话，这是对北京同学的污蔑，起着煽动上海群众同北京一些同学之间的对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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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三十一日事情发生以后，我们没有吸取教训。接着又发生九月三日北京红卫兵要我接待，我没有接待所有要我接待的红卫兵，只接待了少数代表，我这种官架子和怕见革命群众的态度，引起了北京红卫兵的不满，他们要冲进旧市委机关是有理由的，而一部分上海学生起来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也是应该的。他们要进入旧市委机关，我们应该敞开大门欢迎他们，我们不但没有这样做，相反，以保持机关工作的正常进行为理由，采取了“堵”的办法，组织了一批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和干部来“保卫”旧市委机关，在书记处办公地点还组织了公安局的警卫人员来“保卫”，因而使在旧市委门外的革命群众几天几夜不能进入市委机关，淋了雨，有的同学生了病，有的在冲旧市委机关时受了伤。我们在“堵”的时间内，乘机搬走了档案，怕群众将它损害。我们这些行为，十足说明我们害怕群众，不是站在革命群众一边，而是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对他们实行防御抵制。我们的错误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压制革命群众的错误。自己是革命的，就不应该组织工人、红卫兵、机关干部来“保卫”，组织他们来“保卫”。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九月五月，我们根据总理的指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才全部撤走了被组织前来的工人、红卫兵、文艺工作者，事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检讨报告，承认了错误。但是，由于怕红卫兵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在此以后，一方面开放了延安西路三十三号的办公大楼。同时，却又加强了对另一幢大楼的防守工作，并在两座大楼之间筑起了篱笆墙。十月二十五日，当上海一部分红卫兵要进入旧市委机关另一座大楼时，我们没有接受九月四日的教训，立即开放这幢大楼，致使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又同红卫兵小将发生了冲突，重复了九月初的错误。以后看到“堵”的办法不行，就把市委机关搬到外面去办公，采取了“躲”的办法，这更是害怕群众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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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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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串连也是广大革命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现这个伟大创造以后，就极力加以支持。而我们却害怕大串连，反对大串连。看不到大串连对青年学生熟悉社会，熟悉群众，熟悉阶级斗争，交流全国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巨大意义；看不到大串连对上海文化大革命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反而认为会影响生产，影响交通，影响本市各单位的斗批改，发展下去会天下大乱，因而总想早点结束大串连。我们从这一错误认识出发，对本市师生外出串连就不是主动地、积极地加以安排，为他们外出创造各种可能的方便条件，而是控制太严。特别在国庆之前，就以所谓交通运输有些紧张，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出现一些新问题为理由，一再向中央提出除了到北京串连和北京学生到外地串连外，停止省市之间进行串连的建议。国庆节前，中央打电报要北京红卫兵回京参加国庆工作，我们错误地认为，这样就可以结束大串连，内心非常高兴。并且打电报请华东各省动员上海同学在国庆节前回到上海。在九月下旬，我还布置收集北京有哪些学生从八月下旬来上海还没回去，并由马天水打电话给吴德同志，希望能催促他们回去，这是对大串连的明显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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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对大串连的认识有了提高，认识到地区之间的串连，学校学生到学校去串连是必要的，似乎思想上对大串连是通了，其实，遇到新的情况后又不通了。当大串连从地区之间、学校之间向工厂、机关、农村发展的时候，思想上又产生了新的抵触，不愿意本地和外地一些学生到工厂、机关、农村去串连，当他们要求去串连时，总是以各种借口不予支持。我们怕搞乱了机关、工厂的所谓“秩序”。其实是怕革命师生到工厂、机关去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我们脑子里对革命师生投置了重重障碍和限制。当这些障碍和限制被革命师生冲破以后，才被迫同意他们进入机关、工厂、农村。学生进工厂、机关、下农村这是文化大革命的必然发展，要阻挡这个趋势是阻挡不住的，我们就是因为企图阻挡它而犯错误。事实证明：最近以来，上海文化大革命获得全面开展，发展到全面夺权，搞得轰轰烈烈，一方面是各条战线的革命群众自己起来闹革命；另一方面，与革命大串连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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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待串连问题，也是对待群众、对待革命的态度问题。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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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对破四旧划框框、定调子，限制了破四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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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必须破除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全中国人民。不破旧，就不能立新。当首都红卫兵创造性的把学校的斗批改发展到社会斗批改，进行破四旧触及到政治、经济的时候，上海的红卫兵小将也上街破四旧，这是好得很的革命行动。我们对破四旧的理解，既停留在概念上，又无实际经验，红卫兵小将自动起来了，理应放手让他们去创造。我们不是这样，总是怕东怕西，怕他们越出“正轨”，怕他们搞乱社会“正常”秩序，怕他们违反政策，我们就过早的划框框，定调子，加上种种限制，这就是旧市委内部布置过，要大家用自己语言去说和掌握的一些意见，也就是社会上流传的所谓“十条”。后来，遭到北京红卫兵反对时，我们不承认有这些成文的所谓“十条”，其实，社会上流传的“十条”，基本符合旧市委布置的内容，不需加以否定，否定了反而引起更多人的不满，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在我们这些意见中，最大的错误是不该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提出“不要抄家”的意见，这个意见起了束缚群众手脚的作用，使一些狡猾的老寄生虫、吸血鬼得以隐匿金银财宝和反动罪证。好在为时极短，只几天时间，人民日报于八月二十九日就发表了《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使我们的错误迅速得到纠正，转而主动积极的支持了红卫兵的行动。如果不是革命群众的积极行动和人民日报及时发表社论纠正了我们的错误，上海的破四旧是取不到那样多的成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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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压制工人起来革命，对抗中央文革小组，对抗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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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厂企业中，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严重斗争，在工厂企业中开展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工厂企业就有变质的危险。在上海的工厂中，一部分青年工人以及曾想受到领导干部压抑的工人，起来开展文化大革命，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要求成立革命造反司令部，这是一件大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对一部分工人的革命精神和要求建立革命组织的心情很不理解，尤其一部分工人受到压抑，基至被打成“反革命”要求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强烈愿望很不理解。因而不是和他们站在一起，而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起来建立全市性的革命造反组织，怕因此而影响生产。这实际是把革命同生产对立起来，用生产来压革命，而不理解只有抓好革命，才能促进生产。因为我们没有支持这个革命组织，造成数千工人上京控告，发生“安亭事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使许多工人挨饿受冻，在精神上、肉体上遭受许多折磨，这是我们造成的，我们对不起这批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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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小组，为了帮助我们处理好“安亭事件”，派张春桥同志到上海来，我们是欢迎的。在张春桥同志处理“安亭事件”过程中，我们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原有意见，共同商定不承认这个组织，后来张春桥同志听取了革命工人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从实际出发，果断地签字同意了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提出的五个条件，张春桥同志这个签字是对的，我们对他的签字不但不给予支持，反而表示不满，持不同意见。我还打电话给陶铸，陶铸的答复说，工人的革命组织不应建立全市性的，可以以区为单位，建立联络性质的组织，并认为张春桥同志没有群众工作经验，他的答复，实际是不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而我则是赞成陶铸意见的。随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准了张春桥同志的签字，我感到上边意见不统一难办。其实，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并不难办。中央文革小组是紧跟毛主席的，我听不进中央文革小姐组意见，而听得进陶铸的错误意见，这说明我接受的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意见，而不接受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正确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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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一月十五日，“上海工人赴京控告队”在苏州提出了第二个五条，对这五条我与张春桥同志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不愿签字，经请示华东局、旧上海市委，他们原则上同意签字，我签了字，我的签字并不是出于思想通了，而是出于组织服从。后来，用旧市委名义发出了同意两个五条，要各级党组织坚决执行两个五条的通知，并在书记处谈过对外必须支持张春桥同志。其实，通知的发出，书记处表示对外要支持张春桥同志都不是出于思想通了，也是出于组织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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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毛主席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的指示，我是从张春桥同志那里听到的。听到后，我应该严肃、郑重地在一定干部中传达，使广大干部听到毛主席的声音，便于解决思想问题，我没有这样做，仅告诉了书记处扣常委一部分同志，错误是极为严重的。那时，我还不知道中央常委同意了张春桥同志的意见，直到十二月初马天水从北京打电话来说，关于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签字。毛主席有指示，中央常委也讨论问意。在“安亭事件”后上海出现一股反对张春桥同志签字的逆流，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也不满，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作说服工作碰到困难，我在电话上与马天水商量是否可以把中央常委，毛主席同意张春桥同志的签字向干部传达，通过干部向群众解释，把这股逆流打下去，他请示了张春桥同志，张春桥同志同意了。据此，我在一次干部会议上作了传达，王少庸为当时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在一次四清工作队的干部会上作了报告，旧市委书记处原拟写一个反对这股逆流的通知，因写得不好被搁置了。当时，我是注意了抓这方面工作的，而且做了一些工作，做这些工作的目的，主要是怕在组织上犯错误，并不是从思想上解决了问题。由于思想不通，工作做得很不得力，责任完全应该由我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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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五日开了一次常委会，吸收了有关人员参加，研究当时的情况。在会议中反映的许多情况扣发表的意见都是对准张春桥同志的，形成了对张春桥同志的围攻，我不但未制止这种现象，反而对“安亭事件”的处理表示思想不通，组织服从，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已经同意，我还采取这种态度，是自以为是，固执己见，荒唐已极，明自张胆与中央文革小组、中央常委、毛主席相对抗的行为，是作为党的高级干部所绝对不容许的，性质是极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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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当相信党，我们应当相信毛主席。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必须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对毛泽东思想必须绝对相信。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毛主席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每个共产党员应有的责任，我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是为党纪所不能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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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是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指南，任何时候，处理任何事情都应当以毛泽东思想为准则，以毛泽东思想来衡量，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真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就是谬误。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是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他的签字是正确的。我和旧市委一些同志，尤其是我的意见是错误的。我对错误一直没有认识，中央工业交通会议以后，才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才下决心改正错误，但为时已晚，我感到非常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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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拒绝《红卫战报》与《解放日报》一起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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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革会是革命的组织，红革会办的《红卫战报》是革命的报纸，它当时的中心内容是大反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方向是正确的，红革会要求《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是合理的，我们应该给予支持。但是，我们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并顽固地坚持了七天，造成了紧张的群众斗群众的局面。我们当时之所以拒绝这个要求，主要是我们曾经同意过上海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所办《革命造反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遭到了多数派和一部分《解放日报》订户的反对。为了避免来自这方面的反对，我们同意两报分开发行，拒绝了红革会一起发行的要求。因此，发生了“解放日报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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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这个事件的处理是错误的。我们的错误在于不做阶级分析。对谁应该支持，谁应该反对，缺乏阶级观点，我们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支持，对反对革命的不是坚决抵制，企图采取调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矛盾，结果矛盾反而扩大了。这是站在什么立场的问题，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来处理这个问题，当然要遇到革命造反派的抵制、反对，我们的错误也就不可避免要产生，这是主要方面。其次，党内一股保守势力也给我们一定影响，有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上面有陶铸的影响。那时，马天水正在北京开工交会议，为《红卫战报》发行问题就近请示了陶铸、×××，他们表示就是《解放日报》停刊一个月也不能签字。后来，我们感到继续坚持下去，将犯大错误，因此，决定签字，但又遭到一部分干部的反对，拖延了签字时间。问题不在来自上面或下面的影响，而在我们为什么不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办事，错误应该我们自己来负。当局势发展得愈加严重的时候，我们才下最后的决心，由王一平、宋季文代表旧市委签字同意红革会、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希望受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群众组织都起来支持红革会和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三项决定、四项要求，并和他们一起，向旧市委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但是，我们的决心下迟了，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使我们又犯一次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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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建立工人赤卫队，扩大了两派矛盾，为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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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下旬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筹备会成立以后，我的错误有新的发展。上海赤卫队的建立，是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一种社会思潮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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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午有三十八个厂的代表约三四百人要求张春桥、韩哲一和我三人接见，张春桥因午后回北京，表示了不接见，韩哲一因事不能接见。接待站安排我在沪西俱乐部接见他们，在接见全体代表前的几分钟接见了少数代表，他们提出要求建立工人赤卫队，我当时曾经劝说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央正在开工交会议，据我所知有许多人不赞成建立全市性的工人革命组织，如果中央同意这个意见，你们建立起来了，也要取消。后正式接见全体代表，他们对旧市委支持两个五条提出了意见，对工人造反派提出了意见，我对这些意见作了些解释工作（解释记录旧市委办公厅打印了一些，可审查此记录），继而他们提出要建立筹备会，对他们的要求，我没有继续反对，也没签字，但实际是同意了他们。会议中途，我就被上海红革会找去参加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以后的事由杨士法处理的，决定筹备会设在总工会也是他决定的。第二天我就生病了，没有过问这事。直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大会以前，我没有与赤卫队总部有任何联系。工人赤卫队总部是在十二月六日成立的，在此期间，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同志反映，我们支持赤卫队多，支持他们少，经查，才知道他们挂钩在总工会，我们认为不妥当，改由工人革命组织联络站负责。这是赤卫队总部成立的经过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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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意工人赤卫队建立筹备会就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它是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要求建立的，而且是在反对两个五条的情况下要求建立的。很显然，它的建立，矛头就是对准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在当时情况下，对这种组织不仅不应承认，而且应该坚决反对它成立，即使它自己成立了，也不予以支持，才是正确的。但我们在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以后，按照宪法规定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的原则，对群众要求建立的组织都一概加以承认。我根据这一点同意了赤卫队建立筹备会。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缺乏政治远见的庸人态度，用这种态度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当然要犯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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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组织一建立，它的矛头不是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而是指向革命造反派，大方向就错了。它的建立，扩大了两派之间的矛盾，使斗争更加尖锐，这个责任完全应由我负。对它的建立，不管我主观方面如何，客观上它是保旧市委的，是一个保皇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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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对谁是革命左派，依靠谁，支持谁的问题长时间没有解决。因此，在处理两派的关系上就发生了许多错误。十二月二十三日，上海工人赤卫队总部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以批判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而实际把矛头对着造反派的二十万人大会，在大会上，我一方面指出了他们的大方向是错误的；另一方面，由于我依靠革命左派，站在革命左派一边还没坚定下来，因而在大会主席团提出七项要求要我签字下，我最初加以拒绝，后来，由于两个原因：一、他们以上北京控告、停电、停水、停交通相威胁。我怕酿成大事；二、我主观上认为他们还是革命的，只要他们能够转变大方向就行。因此，顶到最后我提出条文必须修改，他们同意了我修改，我将某些明显针对造反派的条文作了修改，并加了一条彻底批判旧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共八条，我签了字（当时，群众已涌上主席台，我挤晕了），我以为这样可以端正他们的方向，我这个想法完全是唯心的，赤卫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有其一定的阶级性，这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主观意愿所能改变的。其实，修改后的条文并没完全抹去针对造反派的痕迹，反而为赤卫队盖上一层黑纱，模糊了人们的认识，这就更加错误。旧市委发觉这个错误，我也认为是错误的，为了表示坚决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我发表了声明，宣布签字无效。这样，就造成工人两派之间进一步的对立，挑动了群众斗群众。以致发展到康平路流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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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八日赤卫队总部的领导人，煽动赤卫队是到旧市委要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先马天水接见，围攻马天水，二十九日要我接见，我接见了他们，接着就围攻我，我没有承认他们的组织是革命的，我的答复是革不革命不能由领导决定，而是要在斗争中由群众鉴定，广大赤卫队员是要革命的。由于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又以停电、停水、停交通，到北京控告相威胁。围攻我到夜间十二时左右，工人造反派听说柯庆施同志的家，张春桥同志的家被抄了而进至康平路旧市委机关以后，康平路群众斗群众的流血事件发生了，紧接着又发生“昆山事件”和一部分赤卫队员到北京控告旧市委，严重影响了交通，影响了生产，对国家带来了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对党，对人民又增添了罪责，我再次向党，向人民低头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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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不大胆、不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干部，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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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由于旧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得上海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没有完全揭开。因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不可能完全揪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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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市委候补书记杨西光，在运动中有些学校的革命师生揭发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上有错误言论，在教育方面，执行了旧中宣部、高教部的一条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组织多数红卫兵保护自己，在常溪萍问题揭发以后，他多方设法保护常溪萍。早在去年六月下旬，北大就寄来一张贴常溪萍的大字报，他压下未贴出。当这些问题反映到旧市委来以后，我们不是放手让群众去审查他，而是犹疑不决，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直到文化大革命愈加深入开展，他的态度表现很不正常时，旧市委才要他在书记处检查，才决定由王少庸代替他文革副组长的工作，他管的教育工作，也改由王少庸负责，但他在书记处也没认真检查，以后又要他到复旦检查，并住到复旦去，他迟迟不去，去一次又为多数派红卫兵所保护，未作检查。对杨西光的问题旧市委虽然有所察觉，但对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则认识不足，对他的斗争也不坚决。实际上对他起了保护作用。后来，革命师生又揭发了他许多问题，我们才认识到他的问题的严重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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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溪萍是旧上海市委的教育卫生部长。他在北大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支持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平等人，打击了革命左派，犯了严重错误。对这样的人，应该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放手发动群众去审查他。但我没有这样做，当去年七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等同志写了常溪萍的大字报交给张春桥同志，后转交给我，我未立即寄回市委，转交华东师大，而是去请示邓小平如何处理（原因是常溪萍为北大问题写过信给他），当时（刘、邓的盖子还未揭开），他的意见可以不贴，并将他的意见告诉了康生同志，康生同志一次见到我说，常的问题可以不再挑起，在邓小平的影响下，这张大字报又搁置了几天，直到江青同志一次提醒我说，常溪萍不送到北大来，你们被动。我才把大字报寄回交华东师大张贴，同时，要旧市委准备将常溪萍送北大。十一中全会后，我回到上海，决定将常溪萍送北大，中央文革小组答复，北大工作正在安排，不要送去，因此就搁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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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不应该的是去年八月十六日我同书记处其他同志去师大一次，在与师大革命师生讲话中，我讲了一些错话，当有人问到为什么提常溪萍为教育卫生部长时，我竟说，当一个干部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之前，应该信任他，很好地使用他，并说，过去我们认为常是一个较好的干部。这些话，在当时说，是十分错误的。虽然，我在讲话中也号召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的问题，但因为说了那些不应该说的话，不但没有起到支持革命师生起来揭发常溪萍问题的作用，反而压制了广大革命师生进一步对常溪萍问题的揭发，起了保护的作用。也影响了一部分同学对常溪萍的错误的严重性质的认识，这个责任，不在那一部分受蒙蔽的同学，而是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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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该放手大胆让群众去审查干部，才能最后识别干部。我们不仅对杨西光、常溪萍没有这样做，而且对其他一些干部也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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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文化大革命，在六七月份（七月二十日以前）比较多的揭发了领导干部中的问题。但是，由于我们在运动一开始就强调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看某一级组织是否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来衡量它的领导，太多的相信一些党的组织和一些党的干部，看不到有的党组织和有的干部已经起了质变，党的领导权已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窃据。这样，就使得某些党组织和干部利用党的威信，毛主席的威信，把矛头不是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对准了革命群众，压制、围攻贴他们大字报的群众，甚至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借此蒙混过关。同时，在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在党的干部政策下，我又怕过多伤害干部，因此，就不是大胆地、放手地让群众去审查干部，在一个时候，我仅从统计数字中看到领导干部中揭出了不少问题，就以为阶级斗争盖子揭得不差了。这种自满，加上怕过多伤害干部的情绪，必然妨碍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的彻底揭开，起了保护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作用，这也是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就是不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整群众，在这条路线指引下，阶级斗争盖子是不可能彻底揭开的。我保护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际也就是保护了自己。如果不打倒以陈丕显和我为首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旧市委，就不可能把领导干部中的阶级斗争盖子彻底揭开，就不可能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在这里欢呼“一月革命”的伟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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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平反工作，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工作没有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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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革命群众起来贴了党委、工作组的大字报，有的党组织和工作组不是积极支持他们，而是把矛头对准他们。他们有的遭到了大字报的围攻，有的被迫作了书面检村，有的被批判斗争，戴上了“反革命”帽子，有的没有遭到这样的对待，但对他们排了队，整理了材料，准备“秋后算账”。这些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是认识不足，估计不够的，以为上海公开打成“反革命”的不多。其实，采取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把革命群众变相的打成“反革命”，准备把他们打成“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则为数不少，这是更为狡猾、更为隐蔽的形式。革命群众遭到了这些白色恐怖的镇压，起来造反，是有理的，为他们平反，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是应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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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批转中央军委、总政《紧急指示》，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后，我们执行不力，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严格督促有关党委把应该交的材料都交出来，单纯听取汇报，以为要交的都交出来了。其实，大学党委大都未主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有关材料。我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积极支持造反派，而是加以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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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这个问题只有屁股坐在革命造反派一边，才分得清楚。在材料问题的处理上，曾经一度造成大专院校、工厂企业两派群众之间严重对立，造反派群众由于某些党组织不交黑材料而起来抢黑材料，多数派群众认为不是黑材料而起来保护档案。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站在造反派一边，支持造反派，而是偏听了某些党组织的意见，他们认为要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都交了。以后的事实证明，有的党组织并没完全交出而却隐藏了一部分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被迫全部交出。同样，对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有些是可以让造反派群众看的，但怕引起群众斗群众而坚持不让看，也加深了两派之间的对立，造成群众斗群众。事实证明，有些材料不交给造反派看是行不通的，也只有交给他们，才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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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交出整学生、整群众的材料问题上没有处理好，在平反工作上，也缺乏严格的检查，以为凡是要平反的都平了。其实，仅仅对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反革命”、“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帽子的群众进行平反是不够的。必须对另一部分没有公开戴上帽子，但实际已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右派分子”对待过的群众进行平反，平反才能说进行得彻底。不这样，造反派的同志是通不过的。我们过去的错误，着重在那一部分公开戴上帽子的群众，而对为数比较大的没有公开戴上帽子（没有正式作结论）的那一部分群众没有进行平反，那是不彻底的，所以，我们的平及工作也是没有作好的，这还是我们的立场问题没有解决，对革命群众缺乏应有的阶级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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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根源在旧上海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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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上海市委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使得上海革命造反组织风起云涌，支支矛头对着旧市委。进入十二月，旧上海市委的领导已基本陷于瘫痪状态，各部门的办公地点和书记处的办公地点都相继被占用，接待站大部被冲垮，常委会难于举行，领导干部大都分散独立处理问题。在这时，一部分新建立起来的造反组织，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要求，其中不少是经济要求，这些要求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不管合理与不合理的，原则上都应该留到文化大革命后期处理，但有的领导干部经不起群众斗争，违反了党的政策，签字同意了一些要求。首先旧市委书记处就没有坚持原则，早在去年十一月，就同意了教育局将民办小学改为公立的签字，虽然，当时决定工资福利留到文化革命后期处理。但这是一个很坏的开端。其次，在去年十二月初，宋日昌、王克顶不住合同工的要求，同意了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到城市作合同工所得工资，从原来与生产大队一般实行四六分的改为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归生产大队，这不仅加深了合同工与农民之间的矛盾，而且为满足一部分人的经济要求开了先例。旧市委对这样的签字并没有坚决加以制止，反而予以承认，这是非常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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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陈丕显同意将地段医院改为公立，并认为过去对各种群众组织在经济上、物资供应上扣得太紧，应加以放宽，马天水在这个方面是一个积极主张者，他未经书记处讨论，就布置了五十辆广播车，三千辆自行车。加上，国务院财办曾发出一个对合作小组、合作商店可以改为国营的通知，一些集体所有制的单位都据此起来要求改变所有制，所有这些，对刮起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妖风都发生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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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王克反映，马天水在北京参加工交会议期间，他曾直接同马天水通话，请示有关劳动工资福利问题，马天水的答复是群众有些经济要求，可以适当满足他们，这对下面一些干部签字同意群众在工资福利方面的要求是有影响的（详细情况要问王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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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样在刮经济主义妖风方面起了坏作用。去年十二月底，据反映，王克签字同意了将一九六二年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的老工人在一个月内要安排好工作，当时，我认为这个签字是错误的。接着，于十二月三十日，见到宋日昌，宋告我，王克确签了这个字，我要他转告王绝不能这样做。同时，临时工、外包工将开大会，我需要了解外包工的来历，决定约王克谈一次。这时，接待站负责人关建、杜淑贞要求旧市委书记处解决已经难于维持的接待工作，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并要他们通知有关人员参加研究。这就是今年一月一日在香山路×××号的一次碰头会。参加这次碰头的，除我和王一平外，有宋季文、宋日昌、张承宗、王克、杜淑贞、张苏平，在碰头时，首先谈了接待工作，因困难很多，有些问题难于解决。实际把问题搁下了未解决。以后，主要是王克谈了下面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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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安排部分精简职工问题。他说明了他签字同意将精简的一九五八年以前老工人安排工作的理由。他认为过去精简了这些工人有错误，有些人回乡以后现在还很困难，按照历年安排劳动力的情况看，将达六七万人安排工作是可以的，并说马天水已签发了一个电报报告中央，宋季文则认为目前工厂劳动力不是多了，而是不足，积极主张安排，我原来是反对王克这个签字的，经他们说明理由以后同意了安排，但不同意在一个月内就安排好的意见，要他另作较长时间的具体安排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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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临时工、外包工问题，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原定于一月二日（后改为四日）在人民广场举行十万人大会，批判旧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华东局、旧上海市委负责人参加，并指定要我参加。在这以前，红色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曾在一次大会上给我一份材料，说外包工是上海特有的，是旧上海市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为了弄清事实，以便答复问题，所以，我找王克问明原由。当时，王克把劳动部的文件念了一段给我听，该段文的大意是有些产品可以对外承包，从这段文的内容看，外包工制度是来自劳动部，也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并不是旧上海市委、市人委制定的。这次主要是弄清问题，并没有解决具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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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王克主要谈上述两个问题。除此而外，他还提出街道工业要求改国营怎么办？我答复他可以先戴帽子，其他不变。我之所以这样答复他的理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市委曾研究过街道工业的性质，从它的产品由国家调拨，原料由国家供应，利润上缴地方财政等方面都应肯定它的性质是国营，但为了把这些工厂办为半工半读式的新型工厂，我们决定暂时不宜宣布为国营性质，以免在工资福利方面引起问题。过去未改，而在文化革命期间改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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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提出社会青年要求安排工作，我的答复都要安排有困难，可根据往年经验，适当安排一些。
+
+　　以上是香山路×××号碰头时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在解决问题时，我在两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一不该同意王克安排部分精简职工的意见，二不该对街道工业戴上国营的帽子，这两个问题对一月份刮起的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是有影响的。如果不是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经济主义给以迎头痛击，它所产生的影响一定是很大的，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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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错误的同意了张承宗、倪斯美将民办小学教师最低工资这部分人的工资作适当调整的签字。一月四日我在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夜十二时左右小教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拿着张承宗、倪斯美签字同意将民办小学最低工资这部分教师的工资调整到公立小学教师最低工资的水平（大致是从二十五元调整到四十二元）的纸条要我签字。我了解了这部分人生活较苦，也就同意了张、倪的意见，在反经济主义的妖风开展以后，我感到这个签字错了，在一月十二号看到小教革命造反负责人时，他们已发了通知对这个签字作废，如果不及时纠正，其影响所及也是不堪设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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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的刮起有客观原因。但主要是旧上海市委对文化革命已无能领导，自身在一些问题上又没有坚持原则，下级由于找不着领导，于是就各自为政，乱签了许多字。固然，各有各的账，但这个账应该算在以陈丕显和我为代表的旧上海市委的头上，党中央、毛主席赋予我们领导上海工作的责任，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没有按毛主席的意旨办事，辜负了党中央、毛主席对我们的信任，这样的地方党组织是应该打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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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犯错误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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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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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对待群众。《红旗》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文中指出：“两条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我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采取做官当老爷的态度来对待群众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已经揭开文化革命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并通过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纲领，是毛泽东思想的最新体现。我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听了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又有十六条伟大纲领作武器，照理说，我应该坚决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折不扣地按十六条办事，把上海的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但当时，由于我满足于前一阶段的所谓“成绩’，没有认真总结前一阶段的教训。对十一中全会的传达，仅仅念了文件，没有很好讨论，提高干部对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使许多干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错误、路线错误，这是我的责任。同时，我自己对十六条、对两条路线的斗争的意义理解很不深刻，没有抓住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在于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因此，当革命小将创造出大量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红卫兵、大串连、破四旧等的时候，我看不到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对文化大革命的巨大作用，对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巨大作用，而是对他们过多的评头论足，站在资产阶级立场，采取不欢迎，甚至反对的态度。给过大量事实证明以后，才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巨大作用。我的脑子里的旧框框太多，是一个按常规办事的人，正如毛主席批评所说的，“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毛主席批评的这种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是对我的写照。
+
+　　去年十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在会议初期，我对我所犯的错误的认识是很差的，没有提到路线上来检查。后来，听了毛主席、林彪同志的亲切指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要我们尽快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时，我再次作了检查，把错误提高到路线上来。但检查还是很不深刻，没有真正触及自己的灵魂。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但，没有把会议开好，中央精神没有贯彻，以致后来又连续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如“安亭事件”、“解放日报事件”、“康平路事件”、“昆山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是我顽固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然结果。
+
+　　为什么我那样顽固坚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主要是我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在我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对刘邓路线就容易接受。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路线是修正主义路线，沿着这条路线下去，中国就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会变为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我顽固执行这条路线，就使自己踏上了修正主义道路，面临可怕的深渊，如果不是党大喝一声，我有掉进深渊的危险，这是多么可怕呵！
+
+　　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是一个“私”字，一个“我”字。林彪同志告诫我们，“应该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我就没有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表现在对一些事情上，只相信自己，顽固的坚持自己的意见，这种坚持，有时表现在口头上，有时隐藏在内心里，被服从组织原则掩盖了。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我这一方面是个大暴露。由于过份相信自己，有时，就看不清大局，看不到不断变化的情况，自己已经落后于形势而不自觉，我反对张春桥同志对“安亭事件”的处理就是例子。由于过份相信自己，甚至发展到毛主席的话都听不进去，毛主席的路线都不执行，而且对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想到这些，真是不寒而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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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同志告诫我们，“从小单位里面解放出来”。我就没有从自己工作地区解放出来。我在上海工作已十年以上，对上海工作总是看成绩多，看错误缺点少，总认为旧上海市委是革命的，正确的，当革命群众把矛头对着它的时候，总想方设法保护它，保旧市委，实际就是保自己。加上做官当老爷久了，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特殊化。满足于现状，小改小革不怕，大改大革就怕了，革别人的命不怕，革自己的命就怕了，在这个伟大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勇气把自己摆进去，怕暴露自己的缺点错误，怕失面子，怕脱裤子，没有忘我精神，还是“我”字当头，“私”字作怪。自己还标榜自己是革命的，实际已站在革命的对立面，反对革命。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在嘴里也说要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实际并没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因此，就反对革命群众起来革自己的命，对革命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变成了镇压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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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没有执行党的阶级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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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条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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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领导要善于发现左派，发展和壮大左派队伍，坚决依靠革命的左派。这样，才能够在运动中，彻底孤立最反动的右派，争取中间派，团结大多数……”这是党的阶级路线。我在执行党的阶级路线，尤其在对待左派这个问题上，一开始就犯了错误。从我的指导思想来检查，我对于坚决揭发批判和敢于起来造我们反的革命组织是不支持的，抱有反感，存在对立情绪。比如：我在去年八月二十六日复旦大学红卫兵大队部召开一次大会上，说了一些貌似公正，而实际是压制革命造反派的话。我说过造反派在晚间连续到戏剧学院去串连，这种活动方式不够正常等等。这些话，显然是错误的。问题不在讲了几句错话，问题在我讲话的精神，是压制革命造反派的。有的同学因为受了我错误讲话的影响，贴了造反派的大字报，使他们在以后一段时间的活动增加了困难。八月二十七日夜，上海科技大学发生了革命学生起来造反，要中层干部揭发问题，交出笔记本而控制全校的革命行动。我和书记处的同志说过，这是“政变”的话。这些话说明我的内心是反对革命群众采取这种行动的。同时，对科大革命同学多次来旧市委要求接见书记处同志都遭到拒绝。当时，我们拒见科大同学的目的是不给予支持，静观变化，使他们遭受了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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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对坚决依靠革命左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我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一直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多数派、少数派中都有左中右，目前正在分化过程，真正的革命左派要到文化革命后期才能形成。因此，事实上已经有了革命左派，也看不到，也不会发现。不懂得看一个派别是否是革命左派主要是看他的纲领，而不是看他的组成的成员和成员的某些分化。同时，我还有一个错误论调，认为少数派造反精神好，但不注意政策，不讲究斗争策略。多数派注意政策，讲究斗争策略，但造反精神差。这说明我不是首先肯定敢于革命，而是过多强调善于革命；不是首先肯定斗争的大方向，而是过多的注意枝节问题。因此，就看不到革命左派，有了革命左派也不去依靠。我还一再表示过，对革命群众组织，不管是哪一派，都一视同仁。这是一种不做阶级分析，折中主义的观点。事实上，任何政治派别，无不具有一定的阶级性，不是代表这一阶级，就是代表那一阶级。那种不偏不倚，既支持这一派，又支持那一派的所谓一视同仁，是虚假的。实际我是偏于多数，喜欢多数派，更多的支持多数派，并希望在多数派中出现真正的左派（因为他们当中党团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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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多数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旗帜举得不高时，总希望他们的旗帜举得高些。对少数派是不喜欢的，当他们取得胜利时，我就不高兴，他们遭到失败时，就高兴。有时，我也说要多做少数派工作，目的并不是把他们作为依靠力量，而是要使他们变得温和些，基至使他们发生分化。为什么对多数派、少数派采取这两种不同的态度，为什么对敢于革命的就不喜欢，对不敢干革命的就那样喜欢，没有别的可说明，一言以蔽之，就是怕革命。这充分暴露了我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的，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我的立场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实质是多数派在“保”我们，少数派在反对我们，在革我们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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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说，当时的多数派，代表的是保守势力，有的是中间势力。这种势力不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真正依靠的力量，是那些敢于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敢于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的革命派，也就是当时的少数派，只有依靠这样的革命派，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因为这样的革命派所代表的是进步势力，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毛主席说，革命“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我背离了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按照党的阶级路线去办事，丧失阶级立场，陷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不能自拔。
+
+　　后来，觉悟到这些观点和由这些观点而产生的行动是错误的。需要悬崖勒马，迅速改正，坚决倒向革命左派一边，依靠革命左派。在上海来说，就是倒向革命造反派，依靠革命造反派。但在倒向革命造反派的过程中，由于思想感情，阶级立场没有完全转过来，有时发生摇摆，尤其遭到多数派反对，围攻的时候，发生摇摆。这说明我阶级立场不坚定，依靠革命造反派，支持革命造反派还只停留在口头上，这就无法取得造反派的信任。到头来我处于革命造反派与多数派夹攻之中，完全陷于孤立，这是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搞折中、搞调合的必然结果。我既顽固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又搞折衷主义，两个反动的东西结合起来，就更加反动、毒辣，造反派的同志批评旧上海市委在镇压革命群众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方面，表现得更隐蔽、更狡猾，是完全有道理的。
+
+## 三、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
+
+　　骄傲自满，缺乏自我批评精神，在我来说是一严重问题，也是我犯错误的重大原因。因为相信自己，总是对自己的工作看成绩方面多，看缺点错误方面少，自以为有一点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党的部门工作几乎都做过，取得的经验较多，对群众工作自以为是内行。加上，入党近四十年来，工作一帆风顺，没有犯过大错误，没有跌过跤，因此，对自己估计过高，自以为正确，骄傲自满的包袱背得很重。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也是看成绩多，看缺点错误少，犯了严重错误，仍然不自觉，总认为错误不多，性质不严重，到了广大群众起来揭发了一系列错误事实以后，还缺乏应有的自我批评精神，没有在群众面前“放下身架子，甘当小学生”，老老实实的向革命群众承认错误，甚至有了错误还找各种借口作解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背着骄傲自满的包袱，远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
+
+　　因为骄傲自满，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下情不了解，看不到群众的创造性，工作上按部就班，四平八稳，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极不适应。
+
+　　因为骄傲自满，对这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不是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以高度的负责精神来对待，而是墨守陈规，躺在过去的老经验上面，不是站在运动前头，领导运动，而是落在运动后头，拖运动的后腿，成为运动的绊脚石。
+
+　　因为骄傲自满，就固步自封，缺乏自我批评精神，缺乏不断革命精神，总想维持现状，不愿进行大改大革。
+
+　　因为骄傲自满，就不是按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而是脱离群众，站在群众的对立面，反对群众，反对革命。
+
+　　在文化大革命中已充分证明我领导无能，毫无半点值得骄傲的地方，过去不认识自己，现在才真正认识了自己。由于不认识自己，就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错误就一定会犯，这次不犯，以后还是要犯的。
+
+　　林彪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把毛主席接班人的五条简单概括为三条，一要相信毛主席，一要相信群众，一要正确对待自己，才能保持晚节，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我没有完全做到这三点，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跌倒了，没有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有损晚节，我感到十分痛心。辜负了党几十年对我的培养教育，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一千万上海人民，对不起广大干部。这不能怨天尤人，只怨自己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著作没有学好，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真正把自己头脑武装起来。我平时也不断讲要用毛泽东思想办一切事业，但，实际并没真正掌握住毛泽东思想，不然，到关键时刻就不会丢掉毛泽东思想。
+
+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以陈丕显和我为首的旧上海市委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许多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或者遭到围攻和镇压，使一些革命群众在群众斗群众中受了伤，流了血，使许多受了蒙蔽的革命群众受了委屈，使许多执行了旧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干部受到批判斗争，使国家财产，在刮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中，受到巨大损失。所有这些，我都负有重大责任，我所犯错误，是严重的，是犯罪行为。
+
+　　现在，摆在我面前的，只有向党、向毛主席、向上海人民低头认罪，听候党、听候革命群众的处理。
+
+　　现在，只有造我头脑中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彻底改造自己。跌倒了，站起来，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着毛主席走，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永远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忠实地作──人民的勤务员。
+
+　　（【原件编印者未注明出处】）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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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80.txt
@@ -0,0 +1,17 @@
+# 打破思想顾虑，决心站出来革命!
+
+　　<原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副局长、亓西剑>
+
+　　我是原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主要组织者和执行者之一。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忠实地执行了旧市委、旧局党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指向了革命群众，还挑动工人斗技术人员，给他们戴上了各种帽子。尤为严重的是，我去年分别到上海无线电仪表半工半读专科学校、上海无线电工业学校、集训班等单位，镇压学生运动，还到黄浦仪器厂分化孤立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下了许多罪行。这许多罪证都说明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完全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我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罪，开始还很不认识。去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听说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说我们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我感到很突然，很不理解，有委屈和抵触情绪。我认为我是老老实实干革命的，我执行的不是市委决定，就是书记指示，并未自搞一套。上面来的指示、决定，我只怕贯彻执行不好，受批评，那里想过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一直想不通。
+
+　　由于对错误的认识和对待错误的态度没有正确的解决，一遇到问题，顾虑很大，不敢革命。去年十二月，我去黄浦仪器厂，厂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留下我，要我检查交代去年八月廿八日旧市委关于围攻红卫兵的黑报告。我当时顾虑很大，斗争也很尖锐。我想，这个报告是有问题。但是市委规定不准讲出处；这个规定并未取消。如果不讲，群众不会放；讲了，组织性纪律性还要不要?又想到局党委书记以前反复交代过，他们(指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想拿到这个材料搞市委的，要顶住不能讲。他还说:“市委书记说过，讲了就是意味着叛变。”我过去未讲，这次讲了后果如何?会不会当叛徒?忧虑重重，在厂里住了一星期，带着这个问题学《毛主席语录》。学了“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这一段，我认为应该独立思考，解脱精神上的奴隶主义。黄浦仪器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也很关心，不断启发我，帮助我。经过学习和思想斗争，我决心听毛主席的话，认真改正错误，作了检查和交代，获得了革命群众的谅解。
+
+　　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我在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听取了革命同志的揭发批判，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帮助和铁的事实的教育下，使我头脑逐渐清醒，认识到局党委是彻头彻尾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下了许多罪；也认识到我是这条反动路线的积极执行者，是罪责难逃的。
+
+　　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严重错误，犯了罪，是逐渐认识到了。但如何对待这些错误和罪责，我也有许多错误思想。第一是消极悲观的情绪。我认为这下完啦!我本想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多跑、多说、多做，接受锻炼，没想到跑的单位多，露的面多，犯的罪多。千怨万怨，只怨自己没主见，要是不管运动，只管生产，可能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局面。第二是等待思想。等待作结论，下放劳动改造。第三是换班思想。认为自己确实不行了，并且不愿再当干部。这些思想，显然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在自己头脑中作怪。由于存在这些私心杂念，我一直抱着等待挨整的态度，终日苦闷。会不会还有出路?我又带着这个问题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的社论。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而我恰恰相反，襟怀狭窄，私字当头。这样下去，不但不能赎罪，而且将罪上加罪。怎么办呢?只有革命，只有造反，造反!原来对“造反”二字，不仅不理解，而且有反感。是谁来造反，造谁的反，我帀始是有怀疑的。我把无产阶级革命派敢想敢说敢闯的革命精神，看成是无法无天，破坏社会秩序。后来与无产阶级革命派接触多了，才逐渐感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实事求是的，通情达理的，确实感到造反有理。他们在揭发批判我的错误时对我说:“批判你，是为了叫你干革命。”这使我深深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对我政治上是十分关怀的，很感动。特别看到他们敢于革命，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感到非常钦佩。因此，我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感情逐渐亲切了，听到“造反有理”的口号悦耳了。但是我还不敢想自己也能起来革命。因为我是当权派，是革命对象。当前我只能是老实受批判，认真作检讨。但事实并不象我想的那样，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就推我们起来革命，拉我们起来革命，欢迎我们起来革命了。去年十二月，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就鼓励我站到革命派一边来。因为当时我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对无产阶级革命派不理解，这话没有听进去。今年当我正在寻思走哪条路时，局机关革命派的同志又同我们谈话，指出我们有错误，有罪，应受批判；但不能只等批判，应该起来革命，检举揭发，才能真正认识和改正错误。与此同时，还让我参加了全市机关干部抓革命、促工作的大会，这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的。这次会议对我教育很大。在会上听了关于对待革命干部的通告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代表的发言，还号召领导干部起来革命，使我深深的体会到毛主席对干部的关怀，也体会到无产阶级革命派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是坚持贯彻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的。会上革命的领导干部陆文才、胡华清二同志的发言，对我启发很大，给我树立了榜样。我当时想，一定向他们学习，起来闹革命，但是又想到人家已经老早革命了，我和他们的情况不同，又产生思想顾虑:第一，革命要有表 现，要有行动，首先应该揭发，现在材料都已交了，揭不出新的材料来，会不会说我假革命?第二，党委的错误都有我的一份，而我比别人犯的错误、犯的罪还多，我揭发别人，群众会不会说我是搞政治投机，逃避罪责，嫁祸于人?第三，我有许多债还没还，他们会不会让我革命?我把这些思想向局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谈了，他们对我作了分析批判，并指出:革命不分先后，造反不分迟早，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使我增加了敢于革命的信心。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的帮助，又学习最近《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社论，使我认识到，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既是革命的对象，又是革命的一份力量。于是我就起来揭发了。虽然，揭的还不深刻，但受到革命派的鼓励和支持，我决心一反到底，把旧局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一一揭出来，坚决打倒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对于我自己所犯的错误，我一定作深刻检查交代，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坚决改正错误，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一定要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大破我脑子里的“私”字，大立“公”字，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和无产阶级革命派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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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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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汇报》196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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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1 @@
+# 向人民请罪　站出来造反
+
+　　<王少庸>
+
+## 〖王少庸，原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
+
+## 最高指示
+
+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
+　　（革命小将们、革命的同志们：）
+
+　　今天我能够在这样的大会上，来表示我的态度，感到万分激动，我从心底里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感谢革命的同志们。现在我要高呼：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敬祝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旧上海市委书记处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一次再次地对抗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中央的教育和帮助，无罪地推行刘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一系列不可饶恕的罪行。我是旧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罪行有我一份。我要老老实实地承担起这份责任，我愿意向党向人民交代，我愿意向党向人民低头请罪。
+
+　　在天翻地复的大变动的几个月里，我始终在错误地观察问题，错误地处理问题。我长期受着刘邓的影响，在头脑里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势力。因此，一旦革命革到自己的灵魂，革到自己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赖以安身立命的现有秩序，那就必然引起自己的抵制和反对。革命巨流，毕竟不能阻挡，在许多事件面前，使自己越来越感到左右为难，动摇于保守派和造反派之间。有的小将批评说我是折衷主义，有的小将批评我是两面派。都对，这是恰中要害，连当时自己也不得不承认。
+
+　　我衷心感谢革命小将们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是他们在我还没有觉悟的时候，教育了我，帮助了我。是他们的大无畏的造反行动，把潜藏得最深，伪装得最巧妙的党内隐患挖出来了，在大量的使人触目惊心的事实面前，使我认清了陈丕显、曹荻秋的丑恶本质。他们两个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当初总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样怕革命群众，他们竟然象地主分散浮财一样，分散转移了他们的财产。应当把他们转移的财产来源追查清楚，开个展览会，看看他们是什么货色！
+
+　　陈丕显这个家伙，平时顾盼自流，装腔作势，很象当年的饶漱石，说话模棱两可，口是心非，两面三万，也跟饶漱石差不多。曹荻秋这个大坏蛋，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专门靠吹牛撒谎吃饭。还在那里风流自赏，自我陶醉，不仅要当市长，还想当第一书记。陈、曹两个人勾心斗角，却又互相利用。
+
+　　陈丕显、曹荻秋之流的丑恶嘴脸，在大揭发、大批判中，会完全彻底地暴露出来。陈丕显、曹荻秋，是两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我要用这两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
+
+　　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为严重的错误。但是我犯了错误，更应当看作是对自己一个新的考验开始。过去把是非弄颠倒，现在就必须纠正过来，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革命小将们早在十月间就希望我站在他们一边，提供一些炮轰市委的炮弹。但那时，我既没有造反的要求，也不敢造反。我是跌过跤子的，不敢背着陈丕显、曹荻秋的那个所谓组织抛材料。此后革命形势越来越波澜壮阔，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队伍越来越壮大，这时我开始摆脱再和保守派接触，但还是不想造反。当着造反派刚刚开始组织，力量还小的时候，不支持他们，现在壮大了，形势又是这样子，跑去找他们，对自己来说，这不是向造反派投降吗？而且面子也下不来，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私字当头。当时我想：错误是一起犯的，打倒一起打倒，谁也不要埋怨谁。果然没有多久，真的被打倒了。说是思想有准备，但事到临头，并不简单，倒台、处分、散都可以，但这样一来面子上实在太难堪了，杀头不过头点地么？还有什么面目见江东父老？一把年纪也到了退休的时候了，自己就算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完成了历史任务吧。但是不行，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要对党对人民负责，自己得交代清楚。思想、感情、立场都没转过来，又怎么能揭发、交代？我就这样钻在个人主义的牛角尖里，真是苦恼至极。
+
+　　革命形势，春潮澎湃，在毛主席伟大的号召下，在革命造反派同志的严肃热情的帮助和教育下，心情慢慢开朗了一些，见了同志好象也不是那样无地自容了。我的严重错误给党给人民造成多大损失，坑害了多少人，带坏了多少干部，蒙蔽了多少群众，这还不叫犯罪？斗，是自我改造的一种促进剂，消毒剂！不斗，不能挽救一个必须实行大手术的患有致命疾病的人。要把自己做为革命对象，就得和形形色色的私心杂念做斗争。只有这个决心下定，才能有勇气站出来造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上海人民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上海的广大党员也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上海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旧市委书记处欺骗蒙蔽了他们，把他们当中很大一部分引入歧途，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这是旧市委书记处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极为严重、恶劣的后果。责任主要由旧市委书记处负责。我作为旧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以万分沉痛的心情，对受旧市委蒙蔽的同志表示认罪。
+
+　　我虽然跌倒在地，但我决心站起来，接受毛主席和同志们对我的挽救，决心清算自己的错误，痛改前非，跟着毛主席再干革命。我决心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坚定地依靠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广大群众在一起彻底批判旧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错误和罪行，彻底清除它的罪恶影响。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我决心在斗争中狠触灵魂，大破大立，弃旧图新，改正错误，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重新投入战斗。
+
+　　上海市人民公社成立后，我曾经向公社报了到，要求在公社的领导下，带罪工作，将功补过。现在，我再一次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恳切请求，给我将功补过的机会，我一定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在全市革命群众的监督下，认认真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老老实实改造自己，全心全意地做人民的勤务员，为人民树新功，立新劳。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上海《工人造反报》等联合主办《大会专刊》第一期，1967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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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7 @@
+# 刘文辉遗书
+
+　　<刘文辉>
+
+　　〖刘文辉（1937～1967），工人，1966年10月初向全国14所知名高校寄送万言传单《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11月26日被捕。1967年3月23日在上海被枪毙。〗
+
+　　三月九日（下午）四时许，我在法警强力驯逼之下，在不大于五平方的私堂与外人隔绝，由检察院一人给我检察院起诉书，五分钟后仍由他代表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我死刑，立即执行。仅隔二小时左右，高级人民法院就传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事实上，我的上诉书刚写好，高院高明未卜先知，如此猴急，只能证明我使他们十分害怕，惟恐我多活一天来反抗他们的残忍，此外说明披法袍的法者是多么遵纪守法啊！庄严而郑重的法律程式手续总是到处被他们强奸。
+
+　　此遗书一定要保存好，让我死得明白。我说它是私堂并不污诬它。我的亲人，我将死去，我为什么被害，因为我写了二本小册子：《冒牌的阶级斗争与实践破产论》、《通观五七年以来的各项运动》，此稿被红卫兵抄去。另一本是传单“反十六条”，其中分类分条为：“穷兵黩武主义的新阶段”、“主流和曲折”、“敢字当头，独立思考，反对教条，自作结论”、“论群众在切身痛苦中教育自己”、“反对毛的阶级斗争理论”、“正确对待同胞手足”、“区别对待党团干部”、“警惕匈牙利抗暴斗争的教训”、“民主主义者在抗暴斗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关于自杀与拼杀”、“武装斗争的部署”、“里应外合”、“知识分子问题”、“主张部队研究它批判它”。此传单是由忠弟投寄出了事故，也正是我被害的导线。你们瞭解我的情操，它可以用诗概括：“从诬‘反、右、坏、修、资’，非资非奸非乖暴；反右幸尝智慧果，抗暴敢做普鲁米；锁国应出土玄奘，焚坑犹落揭石子；今赴屠场眺晨曦，共和繁荣真民主。”我是个实行者，敢说更敢做。如今就义正是最高的归宿。我在经济上对家庭大公无私，在政治上为祖国大公为人。这正是你们有我而自豪之处。所以我要求你们不要难过，不要从私情上庸俗地赞扬我，应明智些，不因当局的压迫、愚弄而误会我的生平。我相信死后我国的民主主义者、共产党中的现实主义者朝着世界潮流行驶。中国是会有希望的，那就是民主、自由、平等。
+
+　　毛作为个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民是有功绩的，但自55年后就转化到反动方面去了。整个世界在变化，但他竟这样昏聩、刚愎自用、居功自傲，自诩为救世主，以至内政、外交竟是乱弱难定，估计越来越冒险，将成为我国家的灾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强制人民服从己意，清除异己，其方式退居幕后，暗施毒箭，指使亲、宠、奸，把天下搞得昏天暗地，愚弄群众，混淆是非，独夫欲名，玩亿万性命，冒天下之大不韪，孤注一掷，拼其伟大理想之实现。
+
+　　我坚决反对锁国排他主义、军国主义、反民主自由、反经济实业、焚书坑儒主义、阶级斗争恶性报复为奴役人民的手段，反对所谓解放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之谬论。所以作为匹夫有责，我就愿意敢与毛斗争。这才是死得其所，重于泰山。我的家庭不要因悲痛、受侮辱和受迫害而误解我，不相信我。我的正义行为一时不易证明就留待后日吧！外甥们成长吧！要相信烈士遗书的价值。我的血不会白流。请把我的诗与血铭刻在烈士碑上，不要枉我此身。视亲人能见到我立碑的荣幸。等毛政权倒台后，作为烈士的我必能恢复光荣，洗涤家庭所蒙受污垢。我在第一所（注：上海第一看守所）1211，在沪监牢号167（761号）。我的手与脚被铐着，不准我写信和要求见亲人。此遗书是写上诉书时偷写的，请秘密妥善保管。
+
+　　请你们将此书交给我弟弟，另有我诗词七首分别收藏在衣服中，其中一首是：“庞然世界二疯子，毛林发作几下抽搐、几下嚎叫，踞功自傲，夸口最舵手；世界革命谈何易，漩竭急转碰石岩。迫害毛急，亿万命竟玩忽，独夫欲名，惟君命有所不受；须自主，沉舟侧畔千帆过，民意歌盖君之代，天皇战歌遭唾骂；顶礼膜拜，必战灾情势急。”有朝一日将它发表。临刑前十分抱憾，不能着手写心中久已策划的，创办一份“人人报”，开辟“层层说”专栏，其内容针对毛反动方面公布天下，切希望有人接任。
+
+　　今天三月二十日阎罗殿的判官到监狱来，催我明或后（天）将开群众大会，要我态度老实，言明将视态度而改判与否。我斗争很激烈。我当然立志于“将头颅钝屠刀，血溅污道袍”，也即站着死，不跪着生。这是必然宗旨。但是我最大的遗恨是不能做更生动更重大的贡献与人民。如今我可谓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更因毛江河日下、气息奄奄之际。我多么想活下去，再来个反戈一击其死命啊！我应当为祖国为人民多做些事啊！
+
+　　但我确信我的上诉只能在毛政权垮台后提出，我将向人民上诉，毛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是反动的奴役广大人民的；我将向先烈们上诉，毛贪天功为己功，把先烈血换下来的事业作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本钱；我将向社会贤达上诉，毛焚书坑儒迫害异己、愚民毀纲、亡国亡民；我将向祖国上诉，我作为爱国志士反对毛的战争政策、毛的锁国排他主义；我将向世界人民上诉，我是个国际主义者，我反抗毛所谓解放三分之二人类的谎言野心。
+
+　　我将死而后悔吗？不！决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来暴政是要用烈士血躯来摧毁的，我的死证明毛政权下有义士。我在毛的红色恐怖下不做顺民，甘做义士！
+
+　　 辉写于1967年3月20日
+
+　　· 来源：
+
+　　刘文忠著《风雨人生路——一个残疾苦囚新生记》，澳门崇实文化出版拓展有限公司，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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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83.txt
@@ -0,0 +1,111 @@
+# 初步检查
+
+　　<李颉伯>
+
+## 〖李颉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
+## 最高指示
+
+　　在拿枪的敌人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地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现在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
+
+## 河北省委书记处和我个人在天津工学院所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
+　　省委书记处和我个人，对天津工学院的文化大革命始终是彻头彻尾地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错误，是不符合主席的教导和十六条精神的。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我愿意接受处分。过去受过主席和中央的严肃热忱的教育，就是因为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长期执迷不悟，现在我的检查可能还有的认识不上去或因忘记一些事实，检查不够，欢迎批评帮助。
+
+## 一、省委撤冀广民的决定，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
+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上午省委书记处开会，文革办公室马跃章或许纯性汇报天工由于冀广民压制民主，天工红卫兵五百余人包围行政楼，冀广民拒不出来解决问题，从二十四日起绝食，已有几十人晕倒等严重情况。刘子厚听了很激动地站起来说：“北京来的学生给我们很好地上了一课，开了脑筋。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学生，老让学生整我们呢？我们也要解放思想，跟上形势，我看撤冀广民的职。”继刘子厚发言之后，我说：“这个问题太严重，建国以来从没有发生这样大规模的绝食事件，我同意撤职。”我还说：“给绝食的送饼干去，让他们赶快吃东西。”刘子厚说：“好！宣布撤职，再一送饼干，看学生拥护不拥护我们。”省委的决定是出于害怕学生整自己，才支持学生，决定撤职，换取拥护。实际上就是从政治上物质上进行收买的阴谋。
+
+　　决定的结果是支持了一方，打击了一方，挑动学生斗学生，造成长期大分裂，使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长期在精神上受压抑，生活上受痛苦。另方面也毒害了天工红卫兵，使他们以为省委的决定是正确的，支持了他们的斗争，省委和天工红卫兵在维护这个错误的决定上有了共同的利害关系，所以打下了相互支持的基础。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情况明，决心大。”省委书记处恰好相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没有亲自调查研究，就主观片面地做出决定(至于冀广民有多大错误那是另一回事)，不用“四大”方法，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而是利用省委的权力包办代替，是完全不符合主席思想和十六条精神的。
+
+## 二、对离校师生采取的态度：
+
+　　八月二十六日三时左右，到人民礼堂见离校师生，听了控诉后，我除拒绝立即撤销冀广民的处分外，对所提四项具体要求，我认为合理答应即去学校交涉解决，我到天工红卫兵基本上解决了这四项要求，回来后接到即去华北局的通知，我只是简单地通知接待站，请他们转达解决问题的情况并办理接待工作。赴京心急是一回事，主要是心里只重视天工红卫兵而轻视离校师生，否则是会设法推迟赴京时间亲自处理问题的。
+
+　　我记的是八月二十八日夜和茹洪声由北京回到天津，我当时的心情是和省委书记处研究，应付河大问题。我曾向刘子厚说等几天再去管离校师生的事。同时也听到一些关于离校师生和天工红卫兵情况的反映。内心在想，离校师生这个队伍是要瓦解的，实际上是在想拖垮这个队伍。相反我要茹洪声和天工红卫兵建立联系，说他们可能是左派队伍，要注意发现他们当中的真正左派。
+
+　　致使离校师生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精神上受到更大挫折，生活上受到很大痛苦，不得不赴京去解决问题。
+
+## 三、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在天工红卫兵中的活动。
+
+　　八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左右到天工是茹洪声和我去的，先碰见张小健，由他领我到天工红卫兵指挥部，在指挥部有十余人，记得名字的有赵建敏、胡忠信。主要谈四项具体问题，(保障冀广民安全送入医院，保护档案，保护武器，释放被扣人员)其它问题都好解决，只是在送冀广民上医院他们不愿意，经反复商谈，在同意他们派两三人跟着的条件下同意送入医院。在谈话中我肯定他们是革命组织，省委支持他们，我说了省委内部有两条道路斗争，挖出一小撮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吹嘘刘子厚、阎达开是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领导者，刘子厚和我是中央候补委员等。这些都是为了宣耀省委领导是革命的，他们问撤冀广民的决定有无书面的，我说还没有写，你们要信任省委回去办好书面决定转送给你们。当场答应写介绍信刻红卫兵图章，解决红卫兵袖章用的红布。也是为了换取好感进行拉拢。在开始见到张小健时，我问他姓名，哪里人，他说是福建，我说口音不是福建，他说他父亲在部队，现在是北京军区副参谋长。我说是不是前某某军军长张××？他说是，我说我认识你父亲。见过你母亲和弟妹，我说见到你父亲替我问好，也是为了拉拢。
+
+　　至于到大会上去讲话确实是毫无精神准备，不得不去的，在讲话中除一般的讲了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对他们表示支持，在回答问题中肯定天工红卫兵是革命的组织，绝食是迫不得已的，是革命的。拒不回答离校师生的行动是不是对的，这是耍花招，实际上是回答了他们不对。
+
+　　这半天活动解决了四项合理的具体问题，这是事实，同时乘机对天工红卫兵进行大肆拉拢。
+
+## 四、九月初到北京和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会谈问题。
+
+　　许明赴京前后情况。华北局打来电话，要省委派人协助解决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问题我和刘子厚商量派许明去，记得是让他听华北局的，有事打电话来。次日或再次日我接到苏谦益的电话说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要和省委辩论撤冀广民的决定，要和我辩论绝食是不是革命的。许明不明情况，要我立即去，我当即答应立即去，不久许明也来电话说华北局要我去，并说他解决不了问题。我和刘子厚商定要坚持决定。
+
+　　在没有去北京前，茹洪声和我谈过，让天工红卫兵去京支援许明，许明不了解情况，让他们提供情况，并向华北局反映情况，我同意了并提要明了情况的，拔尖的，要注意方式，我还记得是在回来，茹洪声说为了保护我不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揪去斗争，让天工红卫兵去了二百多人，我还说过他们去华北局反映意见。可以使华北局有关同志不只听一面的。我在北京住东方饭店，是当日晚或是次日许明告诉我天工红卫兵也住东方饭店，还说胡忠信已发现我住许明那里，我们决定搬到河北招待处去住。在这期间和胡忠信有联系，许明告诉过我把会内情况告诉他们了，他们也要找华北局负责人谈话，我说过可以告诉他们情况，可以找华北局谈，使华北局了解另一方面意见，但是不要干扰我们的会谈，这就是利用天工红卫兵也要维护决定的思想，利用他们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矛盾，操纵天工红卫兵保护省委和我个人。这样就造成天工红卫兵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压力，认为华北局某些同志只听一面的，利用天工红卫兵反映意见，实际也造成对华北局的压力，以便影响华北局同志作出有利我们的意见。
+
+　　因为省委和天工红卫兵在决定问题上有共同利害关系，所以省委能够操纵他们，而他们也就不能不被操纵。
+
+　　我在北京经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帮助，对于我讲过天工红卫兵的绝食斗争是迫不得已的，是革命的，认识到错误，作了口头和书面检查。我作了口头检查后曾打电话告诉刘子厚说明检查的必要，以后打电话告诉茹洪声，回来又当面说明我检查的必要，让茹洪声把书面检查还给天工红卫兵，并向天工红卫兵解释我的检查不是批评他们，不是说他们反对冀广民是错误的，反对冀广民是对的，告诉他们要有思想准备，作好思想工作，免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回来公布我的检查，天工红卫兵内部发生思想波动。我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对我谅解，又使他们注意巩固自己的队伍。
+
+　　对撤冀广民决定的辩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反复说明当时争论的是先反黑帮分子袁血卒还是反冀广民(是大意了)并问我整袁血卒是不是省委同意了的，我说是，并念了一段天工红卫兵的最后通谍，要求立即停止斗争袁血卒。我不明情况，只是说冀广民压制民主，拒不出来解决问题，造成大规模的绝食斗争，理屈词穷也坚持决定不能撤消，当时内心是矛盾的，感觉到冀广民有错误，但决定作的太急了，根据是不充分的，出于维护省委的地位还得坚持，不能撤消决定，在辩论使我处于狼狈地位时，曾要许明想想办法。以后同意苏谦益的建议，即将来通过全体师生辩论多数认为决定错了，省委可以撤消决定，而不死肯定决定是正确的，是求得缓一步再说的思想，同时也认为你们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少数，他们(指天工红卫兵了)是多数，我说过你一千，他两千多，不怕辩论。
+
+　　在辩论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透露了我在全总的错误，看出对我要搞联合斗争，心情不安，是有反感的，所以想摆脱不利的处境，由于我个人不能代表省委明确回答决定是否正确，可以商定回津辩论。
+
+## 五、九月在天津的辩论
+
+　　我从北京回来向刘子厚，阎达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承认在辩论决定时打了一个败仗，建议应接受苏谦益的意见，过一时经全校革命师生辩论，根据大多数意见，省委再定是否撤消决定，他们都同意。我也把我在全总的错误、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全总反对我的人联合起来的情况说了，建议我不宜作省委代表，商定由阎达开作代表。我也说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代表是有水平的，但有些人保冀观念很深。我们当时的思想是如果立即撤消决定，满足一方要求，结果又是没有充分调查研究和走群众路线，又要压制另一方，而省委更被动，说穿了——谁也没有这样说过，这样将造成双方都不满意，都要反对省委。因此决定牵涉两方面，阎达开应听双方意见，接受我们的教训，了解情况作为准备，说明冀广民确有错误，说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不再坚持立即撤消决定，接受苏谦益的意见以后再说，争取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回津，把矛盾先缓和下来，阎达开就是本着这样思想去做的，当时我们都认为这项工作作得好即保护了省委的地位，又说服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放弃立即撤消决定，缓和矛盾，把白本从全总调查我的材料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看了，并为我说了好话，也就保护了我。
+
+　　我现在认识到，这完全是从我字出发的，搞的一套鬼计，不是从对一个问题的是非出发，正确处理矛盾，完全是千方百计地为保护省委的面子和地位，是违背主席教导，“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我们相反，而是私字当头，不敢正视真理，有了这样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必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更严重的恶果。
+
+　　对两个红卫兵的态度，当时原则上确定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作些具体工作，缓和他们之间的矛盾。由于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贴了反对我的大字报，是怀恨在心的。所以我强调对双方都要做工作，促阎达开和天工红卫兵多谈谈，帮助他们改进，实际上是让他更重视天工红卫兵，我的态度是影响阎达开，茹洪声的，茹洪声根据阎达开和我的意见整理了十条(我没有看到)，向天工红卫兵指挥部提供参考意见，受到欢迎，就说明我的态度是起了作用的。
+
+## 六、我对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给我贴大字报的态度：
+
+　　我是反感的。怀恨在心的。以后在我望见这大字报把我的名子翻过来了，我说狗日的，把我的名子给我倒过来了。但是我知道自己确有错误，有的错误是很严重的，所以心情是紧张的。刘子厚，阎达开和我的关系是很好的。都很关心我的问题。刘子厚和我商量给全总打电话，摸摸底，我说自己不好打这样的电话，商定由刘子厚给陈少敏打电话，刘子厚打完电话告诉我，还是那些老问题，是由石油工会副主席带头挑起来的。这我就知道是王维新了。对这些问题机关干部有不同的认识，正在辩论，全总党组有自己的看法，并不那么严重。刘子厚在电话中也告诉陈少敏我在河北省的工作是好的。斗争林铁起了积极作用。这就不只是摸底，而且影响对方保护我。以后阎达开和我说是否派人到全总去了解情况，我同意，所以我在唐山和四清总团孙风林，白本，周新华等在谈完工作时，向他们说(指大字报问题)我在全总生活上确实犯了严重错误，中央已处理过了，工作中有许多错误也检讨过，我心里是有底的，你们可以派人到全总党组调查，我这些使他们不要认为我的问题那样严重，不要受大字报的影响。派人调查的目的是想进一步摸情况，也是心里有了一定的底，调查来以便维护自己。以后他们派白本到全总去调查，调查完回来后向我说是顾大春(全总副主席)讲的。全总形势已起了变化，已经把右派分子王维新斗倒了，(王维新过去不是右派分子，是这次运动打成右派的)关于我的问题讲了优点和缺点错误两方面，我听了感到优点多于缺点错误，而且优点说的很高。使我心里很高兴踏实了。使周围的干部了解了我的问题，达到了维护自己的目的。
+
+## 七、天工红卫兵到全总调查我的情况问题：
+
+　　九月下旬茹洪声向我汇报，他到天工红卫兵指挥部讲了十条参考意见，受到欢迎，希望今后常来提意见。茹洪声还说他们要到全总调查我的问题，我问他是他们自己要去还是你要他们去的。茹洪声说是我提出来，他们要去的，我想他们去了解情况也好，会改善他们对我的看法。也改善我的处境。以后有人告诉我，天工红卫兵要贴为我辩护的大字报，因为我当时确实懂得这样的大字报对本人是很有害处的，所以当即给茹洪声打电话，让他告诉天工红卫兵不要贴为我辩护的大字报，我担心他不坚决，又打电话告诉他这种大字报的害处，请他亲自去说服。当我知道已经贴出去了，就请求用其他大字报盖上。事实是到处都贴了这样大字报。其恶果是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也打击了其他揭发我问题的人，模糊了干部和群众对我的认识，对抗了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给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这件事虽然不是我直接主使的，但是由于为了维护自己支使白本到全总调查我的问题，调查的情况一些干部认为我的优点多于缺点错误，产生维护我的思想。我的作法也影响了他们，所以这件事的发生还是由于我的私心所造成的。这样既操纵了干部，也操纵了天工红卫兵指挥部，使他们成了我的保护者。
+
+## 八、十一月一日以后我对天工红卫兵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更加恶感
+
+　　十一月上旬周总理两次接见天工红卫兵，我也随着两次接见他们，我对他们表现是热情的关怀的。总理第一次接见后让阎达开到他们住的地方去看看大家(我体会总理的意思是阎达开从此离开他们应去看看)我也去了。胡忠信上车带路，在车上就闲谈起来。我问他是学什么的，他说学化学机械，包括制造化肥设备。我说省委有一个设想自己多造小化肥设备。争取五年到十年平均每县有个小化肥厂，今年(指六六年)已造六部，将来咱们可以合作，他表示愿意。总理第二次接见后一同出来。他们已上车，我招呼他们下来，我握着赵建敏的手对他们说：“总理在百忙中连着两次接见红卫兵代表是很少有的，希望你们作的更好，作出榜样，才不辜负总理百忙中接见你们”。他们都答应一定这样办。他们在总理接见完了时说：“全体徒步回津。”次日给他们打个电话，我说你们都是青年，没有行军经验，平时行军每天六十里，十五里一小休，卅里一大休，宿营后要洗脚，女同学有例假要坐车，过去我们不注意这些吃了亏，请接电话的人告诉大家，实际对他们都是从我字出发进行拉拢，而他们也对我，表现好感。
+
+　　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则相反。他们的代表十月下旬，到华北局要求见我，我借口有事迟迟不见，直到总理十一月二日接见前才见他们，当然使他们不满。对阎达开和我采取对立态度，我不从他们受到打击去考虑问题，也就持对立态度。总理接见时批评了他们，他们作了检查。总理已表示谅解。而我则是兴灾乐祸的，回去对周围的人说，他们搞的太过分了，这下该清醒了，老实点了。
+
+　　两个对比起来是很清楚的，不从问题的本质去考虑，只是从对我的好坏去考虑，势必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不能自拔。
+
+## 九、向总理汇报是有倾向的：
+
+　　十月二十六日晚向总理汇报阎达开在天工被扣的情况，并向总理讲了我对天津大专院校一些看法。讲这以后，我就拿天工为例，我说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拥护党委书记冀广民的，叫他们拥冀派；天工红卫兵是造反的，叫他们造冀派。但也怀疑他们有人也受党委副书记袁血卒的影响。这讲话本身就是有倾向的，也已经突出红卫兵是造反派，而没有说天工红卫兵是支持省委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是反省委的。表明了我对天津工学院的错误态度，实际上必然形成了对总理的欺骗。
+
+## 十、关于印发总理的讲话：
+
+　　当时华北局和省委一些负责同志要求看总理接见各校红卫兵的讲话记录稿。我考虑总理讲话很重要，应该给小范围的负责同志看。我也想到是不是去掉批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部分，认为让小范围负责同志了解他们不好的动态受到批评也好，所以就把总理四次接见讲话记录全文都印发了。这个想法动机是不纯的。是反映我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怀着反感的态度，因而就不惜破坏总理对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诺言，破坏应遵守的纪津。
+
+　　省委扩大印发范围，印发十分之广，虽然是为了抬高省委的地位，也抬高了天工红卫兵的地位。同时给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严重的打击，使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几乎瓦解。也打击了造反派，压制了省直机关干部，使他们炮轰司令部增加了顾虑、造成这样的恶果。省委要负责，我个人要负责，归根结底还是在我开始印发这个记录。
+
+## 十一、在支持天工红卫兵的同时增加了对他们的顾虑
+
+　　十一月廿七日帅寇仁、胡忠信、周锡元、小张带着赵曙光从天津来保定，为了解决黑材料问题，坚持要见刘子厚。因为刘子厚有事我见的，在商谈解决材料之后，帅寇仁说他们对“八一三”、“卫东”在保定的一些作法有不同的意见，和他们观点一致的还有些单位，我们要见刘子厚和他当面弄清几个问题。还说必要时我们可以把人拉回天津(有这个内容不是原句)我说刘子厚这次不能见。使我感觉到他们是要求省委给以更大的支持，利用省委的支持扩大内外影响，同“八一三”争领导权，这引起我的警惕，我对这些话没有表示态度。我的看法告诉了刘子厚和王路明，并且要求刘子厚不要见他们。不让刘子厚见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不明情况怕发生麻烦。也因为那时想和“八一三”红卫兵能解决矛盾搞好关系。
+
+　　十二、保定电力局静坐问题
+
+　　以天工红卫兵为首的参加静坐各单位，前后提了两个五条要求，最关键的是罢赫洪运，武文彬的官的问题。赫洪运、武文彬是有严重错误，但是有的情节还有出入，需要调查清楚才能通过协商适当处理，经反复谈判不成，在压力下刘子厚主张接受罢官要求，大家虽然思想不通但也没有找出别的办法，最后也都同意了。很清楚这是迫于压力接受条件，完全是机会主义的做法。静坐斗争是强制性的，威协性的一种方法。这就支持了错误的斗争方法，造成很坏的影响。同时也是更进一步支持了天工红卫兵，天工红卫兵里边坚持主张这种作法的人。这种支持是助长错误思想和错误作法的发展。
+
+　　在谈判过程中，天工红卫兵对我的态度和作法：
+
+　　我一到现场表示慰问，受到天工红卫兵的鼓掌欢迎，当有人要我表示态度时，我问周锡元说：“我不明情况就表示态度，对解决问题不利。”他在向周围的人说：“李颉伯怕说错话，不要他讲了。”当有人促我上宣传车的时候，有一个司机向我摆手，不要我上去，这就解脱了我的困难。在指挥部谈判时，开始是周锡元向我施加压力，随后最突出的是反革命组织“八一”的代表宣称：不答应十条要我立即离开保定，永远不准进保定。有人推搡我的时候周锡元就制止。在第二天谈判的时候，因为我还是坚持分两步走，先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就停止静坐。“八一”就剥夺我的发言权。这一天周锡元带头对刘子厚施加压力，两次谈判中天工红卫兵对我是软硬兼施，留有余地。
+
+## 十三、一九六七年一月中旬，想更进一步作天工红卫兵的工作
+
+　　（一月上旬我们检查了对造反派的认识，确定加强作造反派的工作。我对天工红卫兵虽然有一些顾虑，我还肯定他是造反派，想在支持中帮助他改进工作，并且观察是否有问题。所以我会对池必卿说：“只能是有条件的支持。”但主要是想拉拢他拥护省委，当时我知道他们在天津造反总部的地位更高了。在保定他们打算二十几个参加静坐的单位搞个联合组织，当然也有人反对。所以我估计他们将来的影响和作用可能更大，因而必须抓紧作他们的工作。类似的观点在霸县会议上，定县会议上我都说过，树他们是“样板”，说他们是“权威”等话都说过。让苏锋具体抓紧作他们的工作。我自己也作工作，同时我也想了解他们为什么和“八一三”“卫东”发生分岐，以便考虑全盘问题。一月十三、四日池必卿打电话告诉我，天工红卫兵代表到华北局找我说是请示工作。所以我急速让王文忠、牛云龙到他们驻地去找负责人，准备去接见他们，就是为了抓紧拉拢，由于没有见到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找我，就不见了。所以我去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地前还委托人告诉苏峰积极工作转告天工红卫兵我最近还不能见到他们，就说是我让他去的，问需要解决什么问题，也说了我到天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那里去了。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挑动他们威胁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把我早点放出来。这是恶毒透顶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
+　　最后，从上述初步检查，足以说明我们在天津工学院文化大革命中自始至终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暴露了“我”字当头，从“私”字出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可以看清，我们从始至终贯穿着从“我”字出发，支持一方，打击一方，支持拥护者，打击反对者。打击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但是他们锻炼的更坚强了。支持了红卫兵这种支持实质是收买利用，以操纵为目的。天工红卫兵被我们蒙蔽了，操纵了，使他们拥护省委，保护我。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是革命青年，一定会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照耀下，彻底摆脱省委和我个人对他们的毒害，和广大革命师生联合起来，造我的反。
+
+　　我在检查过程中开始是自以为是，并不以为自己都错了，进而就是怕字当头，害怕暴露真实面目，总是设法掩饰，终于在最后，在学习最高指示的感召下，在事实面前，在同学们的帮助下，现在开始破私立公，开始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受党和主席教育多年，犯了如此严重的错误，深深感到沉痛，但也开始提高了勇气，懂得了主席的决策夺权的伟大意义，只有这样的决策，才有机会清算自己，诚恳欢迎造我的反，决心革自己的命，争取最后还是一个革命者。
+
+　　 李颉伯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
+
+　　· 来源：
+
+　　天津大专院校红代会天津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打鬼兵团》翻印铅印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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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84.txt
@@ -0,0 +1,43 @@
+# 武汉市农业社教分团党委关于南湖小教会议的检查
+
+　　<冀晨晞>
+
+## 毛主席语录
+
+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
+　　 ——《论联合政府》
+
+## 关于南湖小教会议所造成群众斗群众的恶果的检查
+
+## 冀晨晞
+
+##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
+　　关于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方向错误、路线错误，已先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十二月六日作了两次书面检查。革命同志们对我们的错误，进行了大力揭发，深刻批判，帮助我们进一步提高认识，迅速改正错误。少数革命同志，对南湖小教会议，提出了严肃的批判。现在，我代表武汉市农业社教分团党委，就南湖小教会议的错误，再作如下检查：
+
+　　十一月十九日，农业社教分团在南湖召开了全郊区各小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和工作组长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是错误的，我在会上的讲话也是错误的。我的讲话，同放手发动群众，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相违背的。因而，引起了群众斗群众的恶果，给革命事业带来了很大损失，我们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我们深深认识到，召开南湖小教会议的指导思想是极为错误的。当时，正值全国、全省、全市进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我们战线有些革命同志，也开始批判我们的错误，这是一个大好革命形势，本应放手发动群众，充分揭发、深刻批判我们所犯的方向错误、路线错误。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仍然很不理解，对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的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很不认识，最根本的是由于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老三篇”太差，我们的世界观没有彻底改造好，有私心杂念，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患得患失在作怪，“怕”字当头，我们有很多怕，怕搞乱了，怕把前段运动的成绩否定了，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怕革命，一句话，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因此，我们不但没有支持革命群众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反而对革命群众的批语揭发听不进去，而是片面强调郊区是按“县以下农村政策执行的”，是“四清单位”等理由，认为不存在着方向、路线的错误。怕群众起来揭发批判我们的错误，怕把事情闹大了。出于这种错误认识和错误思想，我们就急急忙忙召开了南湖小教会议，想按照我们的想法，来“说服”大家，统一认识。于是，在会上我重申了我们前段工作中的“六条成绩”、“三条缺点”，肯定了前段运动中斗争的矛头是对的准的；大字报面广的问题纠正得早；放手发动了群众，是信任群众的，等等，划框框，定调子，这实际上是给自己脸上贴金，给群众嘴上贴封条，起了堵塞言路，压制民主的作用。
+
+　　在会上，我还说了我们郊区是执行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五条规定的，我劝大家教书的要把书教好，这实际上是阻止了革命群众揭发和批判我们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在这个错误的会议和我的错误思想影响下，工作队也一样“照着葫芦画瓢”，同我唱一个调子，积极宣传我们“是四清单位”，“是执行的中央第一个十条和二十三条”，“不存在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积极召开骨干会议，做“说服”、“统一认识”的工作，与坚决揭发、批判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群众唱对台戏，抵制革命群众的批评，为我们的错误作辩护。
+
+　　我们的错误，还造成了革命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引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果。使有的革命同志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阻力，有的甚至受歧视，遭围攻，挨辩论，等等。严重地违背了十六条所指出的：“要保护少数，因为有时真理在少数人手里。”所有这些，都是我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带来的恶果，责任在我们身上。
+
+　　我们的错误太严重了，危害太大了，是毛主席和党中央挽救了我们，是革命群众热忱地帮助了我们。在这里，再次向所有受压制，受围攻，受歧视的同志，诚恳的检讨、赔礼道歉！向受我们错误思想蒙蔽的同志诚恳地检讨、赔礼道歉！我们恳切地要求同志们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揭发和批判我们的错误，猛烈向我们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彻底肃清它的恶劣影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老三篇”当作座右铭来学，彻底改造世界观，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地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
+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
+
+　　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铅印传单原件。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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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85.txt
@@ -0,0 +1,53 @@
+# 王光美的第二次检查
+
+　　<王光美>
+
+　　（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你们好！）
+
+　　在清华大学文化革命初期，从六月二十一日我参加工作组到八月三日按总理的指示离开清华，在这段时期，我犯了严重错误。我曾于一九六六年十月十日向你们做过一次检讨，我也认为那个检查是不深刻的，请同志们、同学们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以肃清我的错误在清华大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并帮助我改正错误。以后，我听了你们送来的批判我的大会录音。我看到了一些批判我的大字报选编和传单。你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对我的错误彻底的揭发和批判，我认为揭发得好，批判得好，我支持和感谢你们的帮助。对于一些十分尖锐的批判和严厉的谴责，乍一听来，乍一看来，确实有些接受不了，但，仔细想一想，有些是有道理的，有些人那样提出问题，那么气愤，也是可以理解，而且，对我彻底改正错误、彻底改造思想是很有帮助的。欢迎革命同志们和同学们继续放手揭发、放手批判，督促和帮助我彻底纠正错误，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
+　　最近我学习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彪同志和伯达同志在十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指示，《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社论，对于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实质和危害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于不彻底批判和肃清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恶劣影响，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不能完全、彻底的执行，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根据我现在的认识水平，再一次向你们检讨我的错误(尽可能不与上次检讨重复)，再一次向你们赔礼道歉，并答复一些你们提出的问题。
+
+　　一、我在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工作组期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积极地执行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段时期中，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压制了民主，压制了不同意见，造成了白色恐怖，压制了群众运动，压制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给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和后果，想起来就十分痛心。我非常对不起我们亲爱的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培养、教育和信任，我非常对不起清华大学的全体革命师生员工。我再一次向你们赔礼道歉，请你们给我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我决心努力学习毛主席思想。决心向群众学习，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绝不做任何对党、对人民、对革命事业不利的事。
+
+　　在我离开清华大学以前，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要负重要责任，在一些重大错误中，如：具体组织和领导了对蒯大富同志的两次全校性的批判，片面要求高标准而引起各系各班中发生了错误地批判了一些同志等事情上，我应负主要责任。在我离开清华大学以后，我没有再对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发表意见，也没有任何暗中活动去干预清华大学的文化大革命。但是，在我离开清华大学以后，无论清华大学文革临时筹委会、临时主席团、红卫兵等革命组织或受过我们蒙蔽的革命群众所犯的错误，凡是因为受我们工作组和我个人所贯彻执行的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肃清的缘故而犯的错误，也应由我负间接的责任。因此，要求清华大学的师生员工们不要过分地责备他们，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凡是革命的群众，就要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在大方向一致的原则下，求同存异，贯彻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集中火力揭发和批判我的错误，通过对我和我们工作组在清华大学所贯彻的错误路线的揭发和批判，通过批判我来教育团结大多数。以我为活靶子，通过我执行的错误路线的彻底揭发和批判，把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弄清楚，为什么错，错在哪里，如何改正等。以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清华大学的遗毒，使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得以认真彻底执行，把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并响应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二、对于因为批判工作组、怀疑工作组或赶工作组而被当成“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而受到错误地批判、批评和压制的革命群众，如蒯大富、刘泉、陈继芳等同志，我赞成对他们给以真正平反，并为他们恢复名誉。希望他们揭发和控诉我们工作组和我个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使他们受到的委曲和非法的待遇。我们对蒯大富同志进行的四次全校性的批判大会时，由于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而发生了三起自杀事件，对死者教师史明远的亲属致以亲切的慰问，并向他们请罪，对伤者学生朱德义赔礼道歉，并向他请罪。你们完全有权利控诉我，是我所犯的严重错误，使你们受到了伤害。
+
+　　三、有许多革命群众和干部，受了我所执行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和蒙蔽，而说了错话，做了错事的，他们的责任甚小，责任主要由我们工作组领导来负，由我来负。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希望他们过去因我们执行错误路线而受到压制的革命群众团结起来，共同向我所犯的错误路线猛烈开火。我对犯了路线错误是有个认识过程的，而现在仍在继续提高认识的过程中。过去被我们错误地批判了的同志，虽然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问题，但，他们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一直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做坚决斗争的，我们应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虽然工作组的绝大多数队员同志们是要革命的，他们在清华大学也可能做过一点具体的、小的好事；但是，由于我们工作组的领导，特别是我个人错误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大方向是非常错误的。如果，这样去看，就可以不被具体的小事纠缠住，才可以和一切革命同志团结起来，彻底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从我们的错误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
+　　四、我现在虽然不能到清华大学来，我可以用书面检查的方式和阅读你们寄来的大字报等，来同你们一起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劣影响。我希望你们以我为活靶子，狠狠地揭发、狠狠地批判我的错误、我所贯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肃清这条反动路线在清华大学的影响。
+
+　　五、我坚决支持一切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特别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大多数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认真尖锐的批判，并依靠广大群众，坚决打倒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坚决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我这次在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绝对不是偶然的，主要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或没有得到真正的改造。对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根本不理解；对于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任务和如何搞法，很不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已进入更高的阶段，我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用一些老框框、老经验、老办法搬到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中套用，从而由限制群众、压制群众发展到成为群众运动的绊脚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我就是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止步不前，正需要给我的背上击上一猛掌，才能清醒。我的世界观没有改造还表现在对待群众态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没有真正放手发动群众，而是迷信工作组的作用，怕字当头，怕乱、怕把工作组赶走，怕大民主，实际上就是怕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对待群众的问题上，我把工作组、我自己和群众的位置摆错了。
+
+　　一、把主人的位置摆错了，把工作组当成“解放者”。总认为党委垮了，就需要有工作组来领导夺权，而不是放手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是能够通过斗争，自己当家作主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　　二、把英雄的位置摆错了，错误地把工作队当作包打天下的“英雄”，甚至认为在困难的时候要挺身而出，不相信群众是能在斗争中分清是非、分清乱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
+　　三、把先生和学生的位置摆错了。工作组的工作，层层传达，层层汇报，由上而来的意见多，由下而来的意见少。不是先当学生，再当先生。首先虚心向群众学习很不够，工作组领导虚心听取队员的意见也不够，我个人做得更差，没有充分的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好讲话，讲长话，自以为是，对不同意见听取得更不够，这就不可能不犯错误。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说：“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我们就是这样。
+
+　　我们不是像十六条规定的那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方法。”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在过去的四清工作中就犯有包办代替的错误，而这次更发展了。这样，就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这一根本问题上，我实际上是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
+
+　　而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学好毛主席的著作，没有能时时、事事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放松了思想改造，结果，不能不办出违反毛泽东思想的事来。
+
+　　总之，按林彪同志指示保持革命晚节的三条标准，也就是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概括来衡量，三方面均很差，有时还根本摆错了位置。一、对我们伟大的毛主席我是非常热爱的，无限信仰和尊敬的，但，对毛泽东思想没有学到手，没有真正学懂，事实上不能不在不少问题上违背了主席的教导。二、对待群众的问题上，虽然也讲放手发动群众，但，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又怕群众，怕出乱子，实际上，这就是不相信群众。三、对自己，常常自以为是，有时对有些事还坚持己见，明显地表现出知识分子的自大性。这也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表现。因此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不能不犯大错误。但，我有决心坚决改正错误，坚决改造思想，希望继续取得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的帮助。
+
+　　每当我想到我所犯的严重错误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时，我非常痛心和难过，特别是回想到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过去给过我的亲切教导和鼓励时，我不禁要泪流满面或痛哭起来。为了不断提高我对自己错误的认识，和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性的认识，我是经常处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中的。我常问自己，过去工作老爱强调高标准，为什么我现在不能高标准的革自己的命呢?为什么自我批判那么无力呢?我想这是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的必然结果。因此，再次要求同学们，同志们，以我为活靶子，狠批我的错误，狠批我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既可以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清华大学的遗毒，而也能同时挽救我、改造我。希望你们能把批判我的意见继续告诉我。
+
+　　有人问，我是不是整天都处在痛苦之中呢?也不是。当我看到并逐渐认识到由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猛烈地燃烧起来，不仅青年小将们发动起来了，广大的工人阶级、广大的贫下中农也发动起来了，真正当家作主了，使多少年来的许多“老大难”的问题能得到彻底解决，我就出自内心地感到兴奋和高兴。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场运动中，广大工农兵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也就是广大的革命群众，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彻底批判以刘少奇、邓小平两同志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真正得到贯彻，彻底打倒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并打倒一小撮党内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上(地、富、反、坏、右分子和牛鬼蛇神不许乱说乱动)，实行真正的无产阶级大民主，大破四旧，大立四新，由毛主席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监督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破除一切不符合我们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包括十几年来，我们党建立和制定的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的一切不合理的和错误的规章制度。只有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才有这样的决心和魄力发动和领导我们全国人民干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使毛主席思想真正能在广大工农人民中得到大普及。这是真正解决在中国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最根本的措施。正如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同志所说的：搞不搞好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关系无产阶级政权能不能巩固、革命成果能不能发展的重大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运动在世界上树立了史无前例的榜样。对于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这种作法很有示范的作用。”做为一个中国公民、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做为一个真正愿意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人，我就不能不感到由衷的兴奋和幸福！
+
+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
+
+　　· 来源：
+
+　　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广东韶关专区文化局大无畏战斗队，武汉话剧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编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1967年2月，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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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86.txt
@@ -0,0 +1,37 @@
+# 造“私”字的反，归队干革命！
+
+　　<张勇>
+
+## 最高指示
+
+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
+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每个人都要在这阶级斗争的大舞台上本能地表演一番，而我扮演的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打手的角色。我为了向上爬，使我五六年来的临时工能转正，为了能入团，就不惜用尽一切手段，把同志们的政治生命作为我的政治本钱，踩着同志们的肩膀往上爬。在这场大革命中，我站错了队!我非但没有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而站到了革命路线的对立面上去了。我辜负了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青年一代的教导和期望，我现在怀着万分沉痛的心情向毛主席请罪!
+
+　　八个多月来，我充当了名符其实的打手、老保，保来保去就是为了保自己。
+
+　　我从一九六二年进省青年越剧团到现在，一直是个临时工，为了争取转正，就心甘情愿地做当权派的驯服工具，处处小心奉承，从来不敢说他们一个不字，学会了一套人情世故来博取他们的信任。确实，我也得到了他们赐予的一些“好处”。譬如，几年来精减人员我都没有被精减掉，他们千方百计地为我想办法，为了使我不被精减，就调走正式工陈××和一个同我一样大的一个学员，造成了团里缺少人手，这样就保留了我的工作，因此，我对我团当权派感激零涕、百依百顺。
+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吹响以后，我就带着严重的私心杂念参加了这场运动。我把当权派和工作组看作是自己的恩人，是党的化身，同志们奋起战斗向他们开火，我就认为是反党。这些当权派们为了保护自己过关，也就利用了我团一些青年对党和毛主席的热爱，利用了我们存在的各种私心杂念来转移斗争大方向，拉拢一批，打击一批，他们却坐山观虎斗，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
+　　当权派利用另一青年打击谢××时，我马上紧跟抛出揭发应××的大字报，对他们进行围攻。并在当权派和工作组的指使下，挖空心思写大字报，写不出来就到群众中去“搜集”，还煽动好多人签名围攻，拼命地把一些同志的工作上生活上的缺点错误拎上“纲”，把人民内部矛盾划成敌我矛盾，把认识问题搞成政治问题，想方设法要把同志打成“牛鬼蛇神”，以讨好当权派和工作组。同时，还搜集了另外几个同志的材料，准备到“横扫”时抛出来。我的灵魂深处是何等丑恶啊！
+
+　　我团红色造反队成立后，从我的错误立场出发，认为他们是“别有用心”，“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文革’的领导”，是“右派翻天”，否则为什么一叫工作组检查总是要黑材料呢？认为“心里没鬼怕什么呢？”我完全站到革命造反派的对立面上，就是不看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又被当权派和工作组钻了空子，在他们的指使下，成立了针对革命造反派的反动组织黑字红卫军；在他们的指使下，我记了红色造反队的“黑话”；在他们的指使下，我干尽了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种种活动。
+
+　　在一千多个黑字兵(包括各个学校和单位的)去北京的一段时间里，这些黑头头从来不布置学毛选，专门想办法对付革命造反派，开会传达的都是说造反队的坏话，进行挑拨离间，甚至还伪造所谓革命造反派挑起的武斗的材料叫我们去贴、去宣传，欺骗中央首长。并利用我们想要周总理接见的愿望，借此不让我们出外串连，害怕我们去追求真理。他们企图利用我们宣传队去招摇撞骗，可是老保总是老保，半根稻草也没捞到。当毛主席亲自批示的第二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上海革命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一发表，这一千多名的老保队伍马上就土崩瓦解了。
+
+　　回团后，红色造反队向我要记有红色造反队“黑话”的日记本时，我还有很大的抵触情绪，还想捞稻草。认为：“各单位情况不同，我团红色造反队和上海革命造反派不一样”，可是事实教育了我。在红色造反队同志们的多次帮助下，尤其是重读了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以及《红旗》社论，使我初步认识到，我确实站错了队。
+
+　　我参加了几次兄弟剧团的黑字头头的检查和平反大会，尤其是我团的平反大会，给我上了一堂极其深刻的阶级教育课。我团这个只有60多人的小单位，就有20多位好同志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假左派，真右派”等等，在全省、全国还有多少好同志遭受到这条误国害民的刘、邓路线的残酷迫害啊！面对着这个血淋淋的事实，我心里感到非常沉痛。红色造反队造反造得对！造得好!不造这个反，国家就要变颜色。而我却充当了刘、邓路线的忠实打手，为了我个人利益，竟要把这么许多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好同志打成“牛鬼蛇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我有罪!可是，被我围攻过的同志，今天平反了，不但不记仇，还高呼：“受蒙蔽无罪!”“革命不分先后!”等口号，许多人都激动得流下了热泪，这是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啊！我为了个人往上爬，不惜拿同志的政治生命作阶梯，而红色造反队的同志们是公字当头，伸出革命的手来挽救我们，是要把我们打成左派！这充分说明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的保卫毛主席，真正的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要千句万句地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说我们受蒙蔽无罪，作为我绝不能借此来原谅自己。如果不把我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砸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社会基础就依然存在，刘、邓的阴魂就会卷土重来！文化大革命就会走过场！我们决不能再走回头路!
+
+　　我下定决心，痛改前非，在头脑里大闹革命，把灵魂深处那个发臭的“私”字全部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同志们的信任和帮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我已经光荣地被吸收参加了红色造反队，我首先要大造自己头脑里“私”字的反！大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大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反！我衷心地希望一切受蒙蔽的群众和一切要革命的干部，赶快起来造反!听毛主席的话：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向“私”字猛烈开火，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会支持我们的！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快起来造反吧!
+
+　　 江苏省青年越剧团红色造反队  张勇
+
+　　· 来源：
+
+　　江苏省文艺界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红色文化》第六号，1967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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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87.txt
@@ -0,0 +1,17 @@
+# 白如冰在小组会上表态和请罪
+
+　　【白如冰，陕西清涧高杰村乡袁家沟村人。192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6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政务院中央手工业管理局局长，中华全国手工业合作总社主任，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山东省政协主席，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七、八大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等。】
+
+　　我完全同意这次会议的召开。我完全拥护王效禹同志在本会开幕时的报告。这次会议是彻底揭发批判以谭启龙和我为首的前山东省委、省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会，是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省的流毒，是伸手挽救犯错误的干部，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的会，我听了报告后，很受感动。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对我来说，不是有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不是执行的大小轻重之分的问题，而是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忠实地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很多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等，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制造了白色恐怖。特别在去年10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我又没有听毛主席的教导，没有执行林彪副主席的指示，没有按照陈伯达同志的讲话办事，继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掩盖自己的错误，企图偷偷改正错误，蒙混过关，欺骗毛主席，欺骗党中央和欺骗我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对受我蒙蔽的群众组织和一些干部，没有向他们承认错误，说明错误的实质，要他们狠批我的错误和罪行，来造我的反，革我的命；对在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右派分子没有按照中央指示，抓紧进行平反；对在运动中整理革命群众的黑材料，没有按照中央指示，抓紧进行处理，反而违反中央指示，有些被毁被烧；对我自己所犯的严重错误和滔天罪行，没有勇敢承认，认真检讨，迅速向毛主席请罪，向党中央请罪，向我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请罪，反而一拖再拖，企图蒙混过去，这又罪上加罪。
+
+　　由于我根本站错了立场，给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影响，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许多群众和干部，因受了我的蒙蔽欺骗，也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长期抬不起头来。回想起来，真是惊心动魄，内心很不安，心情很沉痛，很难过和很惭愧。我辜负了毛主席对我的谆谆教导，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辜负了我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对我的期望和要求。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对我所犯严重错误和滔天罪行的揭发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我表示感谢。我是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人，因而造我的反、夺我的权，我内心认为夺得对，夺得好，好得很。若再迟迟不夺，其后果不堪设想，我再一次衷心表示同意和拥护。
+
+　　在我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省和地方上的一些负责同志，包括今天到会的同志，因受我的蒙蔽、欺骗和影响，也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这些错误的根源在我，责任主要也在我，不能怪犯错误的同志，因为他们也是受害者。现在欢迎你们大力揭发批判我的错误，彻底和我划清界线，彻底和我的错误决裂，这是对我的帮助和挽救，我是万分感激的。
+
+　　（我对所犯错误，现在虽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认识还不深刻，甚至有的至今还没有认识，我当继续回忆思考。但我有决心在毛主席、党中央的教导下，在省革命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在我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直接帮助和监督下，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将功赎罪。有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定不移地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和同志一道，把我的严重和滔天罪行，揭深、批透、斗臭，彻底肃清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彻底挖掉我的修正主义的根子。）
+
+　　至于谭启龙的错误和罪行也很严重，谭启龙应当老老实实地承认错误，低头认罪。我认为省委、省人委以谭启龙和我这一小撮人，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是不冤枉的，打倒我们这一小撮人是正确的。
+
+　　 1967年3月24日
+
+　　来源：“揭发批判前山东省委、省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议秘书处”，1967年3月26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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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88.txt
@@ -0,0 +1,17 @@
+# 苏毅然在小组会上的检讨
+
+　　【苏毅然，四川苍溪人。1937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副省长，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兼纪委第一书记，山东省省长，中共山东省顾委主任。是党的十大代表，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
+　　一、完全拥护省革命委员会召开这次会议，完全拥护王效禹同志的报告，这次会议的内容和方法都是完全正确的。前山东省委我们这一小撮人，谭启龙、白如冰、苏毅然和刘秉琳，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和毛主席、党中央对抗，一直是执行刘、邓路线的忠实分子，顽固分子，长期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镇压革命运动，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只有把前山东省委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包括我在内的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盖子揭开，彻底清算，才能把我省的文化大革命胜利进行到底。正如王效禹同志在报告中所说的那样，通过这次会议，还可以挽救被我们危害的一大批同志。只有通过这次会议，彻底批判我们的罪行，才能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路线。
+
+　　王效禹同志在报告中提到夺权问题，我再一次诚恳的表示，前山东省委、省人委内以谭启龙、白如冰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应该夺，必须夺，这个权夺得好，夺权的胜利是山东全省人民的最大幸福，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我完全拥护，衷心的拥护！
+
+　　二、我是前山东省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是谭启龙、白如冰的忠实帮凶，我也是一个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许许多多的不能饶恕的罪行，不仅如此，我在文化大革命以前，这几年的工作中也犯有严重的错误和罪行，给山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必须在这次会议上彻底清算。我愿意回头，诚恳的希望同志挽救我，我自己决心亮底交心，决不想隐瞒罪恶，即使有些事想不起来，只要我想起来，或同志们帮助指出的我坚决交代，决不赖账。
+
+　　三、我决心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决心脱裤子割尾巴，决心揭发谭启龙、白如冰的罪行，白如冰在这里，我们相互面对面的揭发，彻底把问题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把我们的丑恶的灵魂暴露出来，以我们作一个反面教员，从而认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本质和危害。对谭启龙也一样希望能够面对面的互相揭发，把问题搞清楚。不彻底清算我们这一条反毛主席反党的反革命路线，就不能看清这条路线对大家的危害，对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危害，就不能使别的同志引以为戒。在清算中，我也可能有些事情一时想不起来，但是有我们大家在一起工作多年的同志们在一起，共同斗，共同凑，就一定能把我们的罪恶彻底搞清楚。
+
+　　四、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系列罪行，如对抗毛主席，对抗党中央，攻击陈伯达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同志，打击革命派，支持保皇派，搞反革命经济主义等等，要在这次会议上交代；过去几年来的错误和罪行如违背八字方针、大搞物质刺激，不突出政治，不搞阶级斗争，抗拒农业机械化，企业管理上的修正主义等等，我都要在这次会议上作出交代。总之这次要来个彻底交代，以便通过同志们给我的帮助和挽救，对我进行教育改造，把我从火坑里拉出来。我自己决心在今后作脱胎换骨的改造，争取重新作人，坚决回到毛主席这一边来，永远跟着毛主席走。我现在接近50岁的人了，我决心在今后十几年二十年的生存中，能够保持住不再作坏事了，老老实实地作一点事情，弥补我这几年犯下的罪过。
+
+　　 1967年3月24日
+
+　　来源：“揭发批判前山东省委、省人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会议秘书处”，1967年3月26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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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89.txt
@@ -0,0 +1,17 @@
+# 梁守福代表安徽夺权派向中央的口头检讨（要点）
+
+　　<梁守福>
+
+## 〖梁守福，合肥工业大学无线电系六六届毕业生，合肥市大中学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总指挥、安徽八二七革命造反兵团政委。1967年1月安徽省“一·二六”夺权后任临时权力机构安徽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常委和常委会临时召集人。这是他在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安徽代表的会上代表总指挥部做的口头检讨（要点）。〗
+
+　　这次到北京来，主要是向中央检讨的。首先，我们在夺权前，没有请示中央，跟着大潮流就把省委的权夺了，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夺权后，也没有立即派人向中央汇报，这就更不应该了。我作为一个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我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
+　　第二，夺权后，没有按照中央的精神搞好革命的大联合，并对持有不同意见的革命同志采取压制的态度。如果中央承认我们的夺权，我们一定搞好大联合，决不压制不同意见。
+
+　　第三，在干部的解放与结合上，我们犯了先左后右的错误，开始时对领导干部一概不信任。党中央提出“三结合”的方针后，我们急于要中央承认，结果又犯了右的错误，不管干部是否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否经过批判已经改正，统统准备结合。我很对不起那些较早站出来支持我们，后来又受到压制打击的革命领导干部。
+
+　　第四点，我向中央表个态，不管中央最终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我都坚决服从，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向北京的蒯大富学习，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
+
+　　· 来源：
+
+　　梁守福《乱流浮沉半生缘》，原载“乌有之乡”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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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90.txt
@@ -0,0 +1,53 @@
+# 跟着毛主席  永远闹革命
+
+　　<徐学惠>
+
+## 〖徐学惠，女，共青团中央委员，昆明市百货公司干部，因保护国家财产与盗贼搏斗受伤致残的青年英雄。〗
+
+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下，正在沿着一条宽广、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呈现出一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
+
+　　可是，在运动初期，由于自己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因此对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对革命的群众运动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忠实地执行了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商店里组织了宣传队，设立了广播点，处处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唱对台戏，背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成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具，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
+## 我要造反
+
+　　闪烁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的《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14期社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发表了。我反反复复的读了好几遍，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想：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究竟是站在哪一条路线上呢?我开始认真地回忆了运动开展以来的一桩桩事情，我问自己：当红卫兵小将高举“造反有理”的大旗瞄准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打响革命的第一炮时，我积极地支持他们了吗?当首都的革命小将来昆明进行革命大串连时，我热情地欢迎他们了吗?当商店的革命派站出来造反时，我坚定地参加他们的战斗行列了吗?没有！我深深地意识到，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不是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
+
+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党和毛主席抚养我成长，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可是，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没有保卫党中央，没有保卫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上了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保了他们。回想过去，检查现在，我心里惭愧极了，沉痛极了！我决心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起来造反，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站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跟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远闹革命。
+
+## 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
+
+　　十一月中旬，我去找商店党委负责人谈了自己的想法，建议党委立即发动群众，开展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当时，我满以为这个建议会得到支持，可是，没料到这个负责人却说：“你要写大字报我不反对，但这样一来，积极分子就不会在我们这边了，商店就要乱了。”过了一会儿，这傢伙又阴阳怪气地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我听了以后很生气。我想：党委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想把积极分子也引到这条邪路上来，像这样的党委究竟是什么样的党委?这个堡垒究竟是什么样的堡垒?我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这个负责人一直躲在幕后，上下牵线，忠实地推行省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阴险地把我推到第一线，利用我的名义和革命派唱对台戏，干下了许多坏事。想到这些，我更加明白了，这是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一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堡垒。回去以后，我写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坚决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商店里的情况揭发了一些，以后，又接连出了两张大字报，揭发了市委的一些问题。这些大字报出来以后，在群众中引起了一些议论。当时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不理解我，还写了文章评我的大字报，而党委的负责人对我的行动更是恨得要死，他欺骗党委的其他干部和一些政治宣传员，挑起他们对我的不满，开会围攻我。当时，一些受蒙蔽的保守派群众对我也不满，他们公开对我说：“你写大字报，我们对你有意见，你是经受不住考验了。”这些人原来跟我都很接近，可是，自从我起来揭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他们就不理睬我了，有的甚至骂我是“滑泥鳅”，“政治大扒手”。当时，我的处境很孤立，思想上也很苦闷。但是，我一想到党，想到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我的心里就增添了无限的力量。我想：看一个人革命不革命，就要看他忠不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不忠于毛主席，就要看他是不是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作斗争，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毛主席，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要革命，就会有牺牲；要造反，压力一定是不小的。可是，为了保卫毛主席，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我又怎么能考虑个人得失呢？是党和毛主席教育了我，使我敢于同匪徒作斗争，在我受伤后，又是党和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一切属于党，属于毛主席。想到这一切，我更加坚定不移地决心起来造反，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毛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后来我又陆续地写出了几张大字报，揭发省市委以及商店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
+
+　　今年一月二十日，商店的革命造反派夺了权。当时我就鲜明地表示站到他们一边，支持造反派夺权。以后，他们看到了我的行动，也开始主动地找我谈话，帮助我认识错误，鼓励我起来造反，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渐渐地，我和革命造反派之间原来的对立情绪也改变了很多。《红旗》第四期社论发表以后，我更加体会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英明、伟大。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给我们每一个干部上了一堂多么生动的阶级斗争课。商店里的革命造反派根据《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的精神，对我进行了热情的帮助，他们给我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并对我的一些行动，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
+　　这时候，党委的负责人对我更是仇视了。他欺骗一些干部，把矛头一齐指向了我，说什么：“徐学惠是团中央委员，地位高，问题就大嘛”，“团中央都烂了，难道徐学惠还会好吗?”一个四清下台干部也在群众中煽动说：“徐学惠是特务，问题比××还严重，”并且恶毒地把矛头指向了坚持正确路线的革命造反派。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决没有调和余地。”我想，要不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是关系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能否进行到底，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头等大事。你们围攻谩骂我也罢，孤立打击我也罢，我就是要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誓死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难道几句谣言，几句谩骂就能把我压垮吗?不可能！“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有广大革命左派支持，有威力无穷的毛泽东思想，我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决心是下定了。
+
+## 造“私”字的反，夺自己头脑中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权
+
+　　前一段时间，我受省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忠实地贯彻执行了这条错误路线，犯下了严重错误。现在，我要起来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首先就得狠触自己的灵魂，转变自己的立场。
+
+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会犯路线错误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主席的这段话一针见血地点到了我的痛处。十多年来的和平生活，特别是59年与匪徒搏斗，成了英雄，出了名后，由于对自己思想改造没有抓紧，不是一分为二地看待自己，结果在一阵阵赞扬声中变得飘飘然了。我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渐渐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是一个人民的勤务员，而把自己摆在一个特殊的地位上，摆到了群众的头上。脑子里的名、利思想多了，“英雄”的称号也成了自己的包袱，生怕走错了一步路，把“英雄”的称号丢掉了。这样，自己就很容易地接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运动中，一方面忠实地保了省市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也保了自己的“名”和“位”，保了自己的“乌纱帽”。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是襟怀坦白，忠实，积极，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无论何时何地，坚持正确的原则，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用以巩固党的集体生活，巩固党和群众的联系；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个人为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这样才算得一个共产党员。”可是我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私心重重，患得患失，上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当，犯了许多错误，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关心，教导，辜负了广大革命同志对我的希望。想到这些，我心里很难受。
+
+　　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为了彻底造自己头脑中“私”字的反，我在二月份写出了请罪书，对自己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检查。最近，又在大会上做了两次公开检讨。会上会下，革命同志们对我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判、热情的帮助。开初，由于自己过去只是革别人的命，很少触及自己的灵魂，所以对于广大革命群众对自己的批评，有些接受不了，感到面子上过不去，甚至有点抵触情绪。可是当我想到毛主席的教导：“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的思想情绪也就正常了。我想，群众批判斗争的不是我个人，而是那条错误路线，自己不应该考虑个人得失，而应该衷心欢迎群众“炮轰”“火烧”自己，通过对我所犯的错误的批判，彻底肃清反动路线的影响。
+
+　　林彪同志说：“我们要把自己当做革命的一分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总结自己犯错误的教训，我深深感到，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必须随时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破私立公，才能紧紧跟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永葆革命的青春。
+
+　　在光辉灿烂的毛泽东思想的教导下，在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帮助下，我从摔倒的地方站了起来，朝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的大方向前进。
+
+## 而今迈步从头越
+
+　　经过一段挫折以后，我才刚刚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批判，才仅仅是开始。
+
+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现在不起来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更待何时?不能再受他们的蒙蔽了！）
+
+　　前几天，商店的革命造反派根据我的要求决定吸收我参加职工战斗队，我真是高兴极了。这是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对我的最大支持和鼓励。我决心坚定不移地和革命造反派同志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展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明前景，我信心百倍，力量无穷。让我们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胜利吧！
+
+　　· 来源：
+
+　　昆明“八·二三”战斗兵团主办《八·二三战报》(增刊)，196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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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91.txt
@@ -0,0 +1,43 @@
+# 我是怎样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的
+
+　　<李元荣>
+
+## 〖李元荣，时任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常务委员。原青岛市委书记处书记、青岛市市长。〗
+
+　　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由于我自己没有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由于受了前山东省委和前青岛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欺骗蒙蔽，在前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去年十月《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我才逐步觉悟过来。在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犯错误的干部亲切教导和感召之下，在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帮助之下，终于把我从错误的泥坑中挽救出来，使我回到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使我回到了党和人民的怀抱。每想到这里，我既感到十分沉痛，又感到非常愉快。
+
+　　我是去年八月二十一日匆匆忙忙从德州四清工作团调回青岛的。当时，我怀着满腔的热情回来参加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我回到青岛以后，看到某些人对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是兴高采烈、欢欣鼓舞，而是对学生的革命行动怕得要死。他们心怀鬼胎，说什么“青岛医学院背后有坏人操纵，他们想搞垮市委”，慌慌张张，似乎大难临头。因为我自己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上有很多旧框框，看到医学院同学散发传单揭发市委的问题时，觉得看不惯，对这种行动也产生了某些怀疑。因此，对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散布的谣言，信以为真，赞同了他们压制学生运动、扭转斗争大方向的错误做法，造成了“八·二五”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事件。这次事件以后，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借口“爱护干部”“挽救干部”，指示市委千方百计地掩盖“八·二五”事件的真相，妄图使广大群众、广大干部继续受蒙蔽，并且在他们的纵容和支持之下，又制造了“九·一”镇压学生运动的反动事件。大批革命的同学遭到围攻，许多革命的同志遭受迫害，白色恐怖笼罩了青岛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坚持不屈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斗争的前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同志，就在这个时候遭到严重打击。
+
+　　“九·一”反动事件发生以后，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调动了大批干部来到青岛，分兵把口，改换了另一种形式，继续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对革命师生假支持、真压制，对革命的群众组织分化瓦解，并且动用专政机关，搜集黑材料，准备“秋后算帐”。在这一段时间里，由于自己迷信这些人，对他们的反革命两面手法毫无警惕，因而也作了一些错事。
+
+　　青岛“八·二五”事件发生以后，我长时间存在消极等待挨整的思想。自己认为：他们压制学生运动，我没有起来抵制，投了赞成的票，造成了严重的“八·二五”事件，我是有责任的，群众不会放过。在“九·一”反动事件时，对不明真相的群众上街大规模游行，虽然我曾经出来制止过，但也总怕有人怀疑。“九·一”反动事件以后，在省委、省委工作组的指挥下，自己又盲目服从，跟着作了一些错事，使自己错上加错，广大革命师生怎么能对我谅解？因此，自己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整天应付应付，无心工作。去年国庆节《红旗》杂志十三期社论发表以后，给我敲起了警钟。社论中指出：“党中央认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过方向错误、路线错误的同志，应当正视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立场、正确路线上来，而不要发展到同党对抗的地步。”同时，我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反复地进行了思想斗争。我想，旧社会害得我全家没有办法活下去，是党和毛主席救了我。我现在犯了错误，难道就这样走下去，发展到对抗党的地步吗？不能！我一定要坚决纠正自己的错误，回到正确的立场，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因此，我积极地投入了给受迫害的同志进行平反的工作。在平反过程中，我听了许多受迫害的同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控诉，深深地受到感动，深深地受到教育，有时往往和他们一起情不自禁地流出了眼泪，跟这些同志逐步地建立了阶级感情，我的立场也开始逐步转过来了。事实教育了我，只要自己能够勇
+
+　　敢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是能够取得群众谅解的。这就使我逐步树立了改正错误的信心。这是我改正错误的第一步。但是，要彻底改正错误，重新取得群众的信任，是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的。去年十月下旬，革命派的同志伸出了热情的手，希望我站出来揭发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青岛的罪恶活动，由于我头脑里还存在着“怕”字，因而产生了种种顾虑。我认为省委的一些问题，都是在党的会议上讨论的，公开揭发怕违犯组织纪律，怕被记一笔帐，运动后期挨整，于是犹豫徘徊，迟迟下不了决心，见到革命派的同志，老是吞吞吐吐，心里很不坦然。到了十一月，看到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检讨中继续掩盖了青岛问题的真相，欺骗了毛主席，对不欺骗了党中央。我感到这样下去，不向毛主席和党中央反映情况，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党。于是，我向党中央揭露了他们的问题。但是，那时我在思想上仍然受“内外有别”的束缚，没有公开站起来揭发他们。
+
+　　事实恰恰相反，正如毛主席教导我们的：“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给自己定了调子，把自己扮演成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继续欺骗群众。有些地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利用这一点，掀起了又一次新的反扑。就在去年的十二月，正要展开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攻击的时候，青岛市的上空却阴云密布，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纠合了一些被蒙蔽的群众，发起了对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同志的围攻，企图以此来打击革命左派，妄想作垂死的挣扎。在这个斗争的关键时刻，我思想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是公开站出来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起彻底揭发批判省、市委的问题呢？还是在这场尖锐的斗争面前躲避退缩呢？公开站出来，怕别人说是“政治投机”，还怕革命派的同志不信任。这许多私心杂念纠缠着自己，使我感到非常苦闷。这时，我重温了毛主席的教导：“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自己睡不着觉的时候，又拿张思德、白求恩来反复对照自己，感到自己的这些私心杂念，非常可耻。我又找到王效禹同志倾吐了我的心情，得到了王效禹同志的鼓励，终于使我冲破了重重的压力，毅然决然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公开揭发了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在今年一月六日批判省、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会上，发表了我的声明，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起来造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我的声明发出以后，立即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
+
+　　青岛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革命派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实现了大联合，在今年一月二十二日，夺取了前青岛市委、市人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窃踞的党、政、财、文大权。青岛市革命委员会胜利诞生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青岛市革命派团结广大群众，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我毫不犹豫地坚决支持了青岛市革命派大联合所进行的夺权斗争。
+
+　　青岛市革命委员会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联合夺权斗争的过程中，非常重视革命干部在夺权斗争中的作用；在夺权斗争取得胜利以后，又认真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对犯错误的干部采取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市革命委员会很快吸收我参加了委员会，并且对我所分工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使我非常感激，受到很大鼓舞。我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按照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和广大革命同志、革命群众团结一致，为无产阶级掌好权。
+
+　　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很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从这一段的工作看，更使我进一步认识到，毛主席的书非读不可，不读不行，一时一刻也不能忘记读毛主席的书。我一定认真地遵照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林彪同志的指示，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毛泽东思想来改造自己，大破“私”字，大立“公”字，决心抛弃一切私心杂念，彻底改造世界观，过好社会主义关，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
+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亲身体会到，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有说不出的愉快。我要同革命小将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真正地放下架子，虚心地学习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想、敢说、敢干、敢闯的革命精神；我也要把自己在革命中学到的点滴经验介绍给他们，共同提高，并且坚决地向那些看不起革命小将和借他们某些缺点在工作上进行刁难的坏思想、坏作风进行斗争，以积极的态度来保护他们的革命热情，扶助他们，支持他们，在伟大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和他们一起共同来掌好权，用好权。
+
+　　青岛当前的形势很好。革命和生产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无产阶级革命派越来越壮大，无产阶级政权越来越巩固。今年的生产一月比一月好。我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和广大革命同志、革命群众一起，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誓夺革命、生产双胜利！
+
+　　最后，让我高呼：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人民日报》1967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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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09 @@
+# 对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前文革所定罪名的申诉意见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我对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前文革所编《邵燕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的意见
+
+## 前言
+
+　　1966年9月22日，中央广播电视剧团以奚振伟为首的前文革编写了《邵燕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材料》（以下简称“定案材料”）。
+
+　　这个“定案材料”在最后说：“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邵燕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
+
+　　在对这个“定案材料”列举的“事实”和所作结论表示我自己的意见之前，我首先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正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节节胜利，才使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典型产物政训队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身自由。
+
+　　广播事业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剧团战斗队，正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政策办事，才使我恢复了长期遭受剥夺的政治权利，使我获得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享受大民主的权利，获得了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利，获得了向一小撮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权利，获得了在革命群众运动中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权利，获得了在免受威胁和迫害的条件下就有关自己的问题实事求是地发言的权利。
+
+　　为了所有这一切，我一千遍一万遍地感谢最敬爱的毛主席！
+
+　　下面就来对这个“定案材料”表示我的意见，提供革命同志们审查。
+
+　　这份“定案材料”的开头，关于“本人简历及家庭成员、社会关系”部分，有个别地方失实或不准确；以后如需重写这样的材料时，再行商榷核实。
+
+　　这份材料在“主要罪恶事实”部分的顺序，看来既不像根据时间先后，也不像根据问题性质、程度来排列的；为了使同志们审查时对照起来方便，我就按照原“定案材料”的顺序，依次表示自己的意见。
+
+## 第一部分  主要事实
+
+## 一、作品方面
+
+## （一）关于广播小说《车厢里的吃人事件》
+
+　　这是我在1962年初根据马克·吐温、契诃夫作品处理的六篇广播剧、广播小说中的一篇；原作见《神秘的访问》，马克·吐温著，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年版。
+
+　　这篇小说，写一个美国的国会议员，有一次他所搭乘的列车被大风雪堵塞在荒原里，几天几夜的饥寒使他精神失常；以后他总是按照自己的幻觉，绘声绘色地逢人便说，旅客曾经如何按照议会的程序和惯例讨论吃谁的肉、以及谁的肉好吃等问题。马克·吐温在这个作品里讽刺议会制度表面上民主，而骨子里却是“人吃人”的。
+
+　　处理这个作品时，正是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以后不久。那年冬天，我曾写了几首反修的诗（《无题》、《列宁的办公室》、《浣溪沙·中阿开辟新航线》）。在当时宣传口径上，我想由名著选材进行广播处理，也可以从这一角度侧面配合。我认为马克·吐温这篇小说，对于揭露资产阶级民主、揭露高唱“和平过渡”的“议会迷”，是有一定作用的，因此处理时基本上原文照录，只是原著的结尾，作者用第一人称点出“这是一篇疯话”（大意），我在处理时感到这样就削弱了全篇造成的惊心动魄的印象，因而改为：“……这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吧？”那矛头自然是指着资产阶级民主亦即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当然，必须说明，我不是带着明确的配合反修斗争的意识去选材的，而是根据柳荫关于“改编名著”的意见去翻书，在选材过程中发现了这个作品，才意识到可以借用它来从侧面对政治任务有所配合的。）
+
+　　这样说来，是不是我没有任何错误了呢？
+
+　　不，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必须正视和检查当时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的恶浊空气对我的影响。柳萌那时提倡“改编名著”，也正是通过了我对“名、洋、古”的热衷，才促使我动手选材、处理的。我在去年7月写的检查材料中说：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的东西，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必须重新估价。毛主席说：“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身在社会主义社会，却要推荐一百多年前资产阶级作家的货色，必然会犯历史的错误。无论《车厢里的吃人事件》作品本身的主题怎样，如果在1962年播出，客观上就会成为影射我国遭遇暂时困难的一支暗箭，走向改编者主观愿望的反面。
+
+　　所以发生这样的问题，应该提到夏衍的“创新”论对我的影响。1961年19期《红旗》（10月1日出版）发表了夏衍在全国电影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的主要部分，其中讲到“不落俗套”、“要有新意”等等。我在1962年1月15日笔记中，就按照夏衍的指引，辑录了一连串所谓“未经人道”的例证。在这些作家“别出心裁”的情节或细节中，就有《车厢里的吃人事件》和《纸里包不住火》。对《吃人事件》一文，我加注的意见是：“不仅构思奇特，语言也是故作平易来惊人的——像煞有介事，最符合其疯狂的自私的心理状态。正如《中锋在黎明前死去》，相声《卖挂票》，荒诞，但使人相信这荒诞……（对比果戈理、鲁迅写的狂人）不同的几篇狂人日记。”
+
+　　这段笔记说明我当时文艺思想的某些状况。孤立地追求什么构思、手法的“新颖”“奇特”，不问它是在什么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今天社会历史条件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效果。特别是由于灵魂深处存在着对“名、洋、古”的迷信和爱好，也就自然地充当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搞“名、洋、古”的工具。这就是我一系列错误的一个重要根源。
+
+　　“定案材料”在复述作品内容时，完全不提叙述者的国会议员身分，以及作品重点渲染的遵循议会规则来讨论“吃人”问题等等，而单单只提作品写了大风雪中“人吃人的事件”，从而论定我“影射我国在自然灾害时也要人吃人，用意十分恶毒”，这是不足以服人的。
+
+　　［关于《车厢里的吃人事件》的补充说明］
+
+　　（1）关于我在三年困难时期对待灾荒、困难的态度，1962年初以前，可向文艺部同志了解，1962年初以后，可向文工团同志了解。另外我提出当时所写两首诗作为旁证。
+
+　　①1961年夏天写的《满江红》：
+
+　　何物苍天，连年价，与人做孽。
+
+　　千万顷、禾苗枯槁，旱云明灭。
+
+　　忽报山东四月雪，又闻河北多龟裂。
+
+　　没遮拦、虫雹一起来，横肆虐。
+
+　　抗旱志，坚如铁；长江水，无日竭。
+
+　　数灾情，难掩神州人杰。
+
+　　天若有情当雨粟，麦如无水难分蘖。
+
+　　与天争，挥汗似云蒸，濡青野。
+
+　　②1962年3月写的《春雨》，原稿亦已上交。记得最后一段是：
+
+　　“如果天空中雨水有限，
+
+　　还不能遍洒广阔的幅员；
+
+　　那末云啊，就请先带着如油的春雨
+
+　　去润泽焦渴的他乡邻县！”
+
+　　（2）关于1961年冬、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我对反修问题的态度，提出三首诗作为旁证。
+
+　　①1961年11月2日（或3日）所写《无题》，是就苏修迁斯大林墓一事而写。
+
+　　仰止高山何处寻，浮云掩日气萧森。
+
+　　推敲自辨行间意，拨乱难听弦外音。
+
+　　一身毁誉标青史，千秋功过耀丹心。
+
+　　重泉难瞑长开眼，太息斯民空染襟。
+
+　　②1961年11月3日写的《列宁的会议室》：
+
+　　我们悄悄地推开两扇门：一条长桌，虚着座椅两行。在此开会的人都已不在，只有桌椅还跟当年一样。
+
+　　当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呼啸着诞生到世界上，曾有多少子弹、多少唾沫，妄想杀它在摇篮之旁！
+
+　　列宁就在这里主持会议，为革命指出胜利的方向；并且用铅笔敲打着桌面：帝国主义不会自行灭亡！
+
+　　那时候敌人号称列强，它们何等凶恶，何等猖狂。但列宁的声音响遍地球，高出于乖张的喧嚣之上！
+
+　　地球多少转绕过了太阳，从那时流逝了多少时光，如果忘记就意味着背叛，何况、何况、何况倒戈相向！
+
+　　帝国主义的寿命不会久长，却依然如此凶恶、猖狂，但从东海到亚得里亚、加勒比，逆流粉碎，而岩壁安然无恙！
+
+　　莫说这里只剩一条长桌，当年开会的人已不在场……听吧，列宁的声音更洪亮——亿万人在行进，发出回响！
+
+　　③1962年1月写了《浣溪沙》一首（在炉边闲坐，听广播，中国—阿尔巴尼亚开辟新航线）。内有句：“水沸一声云外笛，心飞万里海西程。天高水阔诉流行。”
+
+　　（3）关于对待毛主席的态度，可看我1961年12月26日所写《毛主席·〈沁园春·长沙〉结句试解》一文，其中对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实践、伟大艺术实践作了热烈的颂扬和崇高的评价。发表于1962年《文学评论》第六号。
+
+## （二）关于舞台剧《不平常的春天》（又名《峥嵘岁月》）
+
+　　这个剧本写于1964年2月，只完成一遍初稿，我在当时写的读稿随记（附在原稿后面），已经就剧本的主题、题材、人物塑造和表现手法等原则问题，提出了三十来条想法；准备有机会时反复修改，特别是争取有条件时加强工人阶级正面形象的塑造；所以这个初稿一直没有正式送审。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在7月间所写两份材料中，重点地比较详尽地检查了写作这个剧本时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当然，由于这个剧本较大，是个复杂的文学现象，特别是由于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十分不够，世界观远未彻底改造，所以检查可能有不深刻的地方，也可能有不确切的地方。今后我愿在适当的时候和革命同志一起来对这个剧本进行分析研究，深入批判，借以从中汲取教训，肃清头脑中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流毒。在这里，关于剧本本身就不多说了。
+
+　　对于“定案材料”提出以下两点意见：
+
+　　1．剧中的右派人物发表了一批右派言论。编剧时为了使这些右派人物的言论具有典型性（这是我“创作”不出来的），我不得不特地翻查了几本书，其中主要有学习杂志社1958年出版的《1957年的春天》（迟蓼洲编著），有向前总支办公室借阅的《高等学校右派言论汇编》，等等。“定案材料”中引用的一些右派言论，多是从上述书籍中转引的（可以查对）。剧本中发表这些言论的几个人物，在剧中身份都确定无疑地属于右派，读者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只有右派分子才会讲这样的话。”然而，应该指出，仅仅停留在让读者感到“这样的观点就是右派观点”还是不够的；剧本没有通过台词对一系列右派观点进行有力的批驳，是剧本的一个严重缺陷。但是无论如何，剧本中反面人物的观点并不能等同于作者自己的观点。“定案材料”孤立地罗列了一连串剧中反面人物的言论（有些引用得不准确）以后，据以断定“邵燕祥写此剧的居心是为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以此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目的”。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
+　　2．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毛主席指出的抱有这种希望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右派。出于这样的理解，我在剧中安排了右派分子刘天行在幕后支持一次少数人上街闹事事件的情节，并暗示这一事件是由反革命分子所操纵的。同志们记得1957年夏天汉阳一中发生过一起由反革命分子挑起的暴乱，曾经轰动全国。剧本就从这件事借用了一些素材，但只作为后景戏，没有在幕前戏中表现。这样的构思和处理在政治上存在什么问题，是可以讨沦的。但“定案材料”说：“不仅如此，该剧还把党所领导的反右斗争写成是一群学生上街闹事，把人委、市委机关都砸了，工人出来打学生，警察出来放枪镇压，才把右派打下去，造成一种混乱局面，这就是反右派斗争的胜利。”这也不是实事求是的。
+
+## （三）关于改写克雷洛夫的三首寓言
+
+　　这三首寓言诗改写于1962年12月9日或10日，正在11月古巴危机之后。当时我想，尽管由于宣传口径的限制，广播电视里暂时不能播出反修的讽刺作品，但在一些朗诵会上，这样比较含蓄、但大家一听可懂的东西，还是可以演出的。其中《诽谤者和毒蛇》是针对那时围绕着古巴事件诽谤中国的一片营营之声而发的；《狼和杜鹃》是为了申述帝国主义本性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改变；《大老鼠论猫和狮子》则是为了讽刺修正主义者被帝国主义吓破了胆，无视人民革命力量必将胜利。
+
+　　有几件事实可以作为旁证。那一年11月10日，正在支援古巴、反美反修的高潮中，我在《北京日报》发表了《27号岗》一诗加以配合；11月下旬，我将反修题材的剧本《叶尔绍夫兄弟》修改定稿；12月15日前后，写了《话剧“花园”观后》一诗；12月30日写了《关于列宁的传说》一诗（后两篇未发表）。
+
+　　三首寓言的改写，同上述作品的写作一样，都是在党的十中全会公报提出反修任务、人民日报开始发表反修文章后，从中得到鼓舞启发，为了用笔投入反修斗争，而努力完成的。
+
+　　“定案材料”对这三首寓言诗穿凿附会，只要对照原诗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不能成立的。这里不再作烦琐的申辩。“定案材料”竟然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什么“魔王”这个概念联系起来，并且强加到我的头上，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
+
+　　［关于改写克雷洛夫三首寓言的补充说明］
+
+　　（1）现将三首改写稿照抄如下：
+
+　　第一首《诽谤者和毒蛇》
+
+　　谁在人世间作恶顶多，谁下了地狱就能得上座。魔鬼的筵席上起了纷争：诽谤者和毒蛇谁是头名？
+
+　　诽谤者吐出它的舌头，证明它不甘屈居在后；毒蛇呢嘶叫着露出毒牙，好像说：“谁还敢说句二话？”
+
+　　毒蛇一寸寸拱上前来，诽谤者眼看着就要失败。魔王出面来了结纠纷，对毒蛇说出了这样的结论：
+
+　　“虽说你经常地杀伤人命，无故地咬起人百发百中；但是，你可能老远地把人中伤，像那诽谤者的舌头一样？
+
+　　“我完全承认你毒蛇的价值，然而诽谤者更值得重视。诽谤者有权利坐在前边儿，毒蛇呢照理该谦卑一点儿！”
+
+　　第二首《狼和杜鹃》
+
+　　一只狼告别邻居杜鹃：“亲爱的，让我们说声再见！在这里四面埋伏着危险，日夜都教我寝食不安！
+
+　　“我将远去到安乐之乡，好一似世外桃源的地方，在那儿河里流的是牛奶，人们温存地像羊羔儿一样。
+
+　　“在那儿谁也不懂得战争，人人像兄弟般照顾邻人，甚至连狗都不粗声叫唤，不用说更永远不会咬人。
+
+　　“再见了，亲爱的朋友和邻居，我总算找到个甜蜜的去处，再不至于被迫跟人打架，愉快的生活将和平而满足！”
+
+　　杜鹃说：“祝你一去千里！我永远忘不了你的脾气，你的好脾气、你的狼牙，是带去呢还是留在这里？”
+
+　　“什么？留下？留下干嘛？”“那末，先生，你记住我的话：不管你跑到海角天涯，人们也要把你剥皮死打！”
+
+　　第三首《大老鼠论猫和狮子》
+
+　　“把猫逮住了——一只大狮子，真是再好不过的大好消息！”有人跑来对大老鼠说，“你们从此能自由地游戏！”
+
+　　“嗄？这将会是一场惨烈的厮打，你且慢高兴也少说空话，那狮子必定会丢掉性命，世界上有谁比老猫更强大！？”
+
+　　只因为大老鼠吓破了胆，听见了老猫就浑身打颤……所以，你一点不必惊讶，它雄辩地做出了这样的判断。
+
+　　（2）上述三首寓言诗，改写于1962年12月9日或10日。查同一笔记本，在它前后还写了两首诗，可作为当时政治思想情况的旁证。
+
+　　①12月9日写的《为电视新年晚会写的献诗》
+
+　　闯过了1962年重重的风浪，我们的船队将扬帆远航。鼓起满帆的风，在风帆上写上：坚强，坚强，第三还是坚强！
+
+　　逆流暗礁不能把我们阻挡，狂风暴雨也不能把船身摇荡；我们不是来自平静的避风港，我们曾经过多少的惊涛骇浪！
+
+　　罗盘为我们指出正确的方向，海燕为我们歌唱回翔；我们有伟大的舵手，英明的毛主席，这就是无上的幸福，无比的荣光，无穷的力量！
+
+　　远航吧，满载着二十亿人民的希望，在海天相接之处，迸出了1963年的太阳。
+
+　　②12月10日—11日写的《话剧“花园”观后》
+
+　　请看，什么是帝国主义？这一切对我们并不陌生：叫嚣跋扈的真正老牌纳粹，不正是肯尼迪之辈的先行？谁能把别人的东西装进口袋——他只是刚刚够格的士兵；谁想把地球整个咬在口里——他才配充当“元首”、总统！别看他们也抓起横笛吹一气，do re mi fa 似乎也挺动听！从头到脚——-从总统到雇佣兵；帝国主义——武装到牙齿、眼睛！
+
+　　请看，什么是叛徒的嘴脸？跟叛徒的灵魂一样可憎：从小吃饱了祖国的奶水，血管里却流着对敌人的忠诚！两条狗腿不辞东奔西跑，把投降宣扬作安乐、和平！在廉价地出卖了自己之后，还要出卖朋友，出卖革命！在“最后的晚餐”上，犹大还有些感到心跳；在敌人的夸奖下，你脸都不红一红！该隐仅仅杀死了一个兄弟，你是给头号的强盗探路、帮凶！
+
+　　然而渺小的毕竟是反动派，伟大不朽的终归是老百姓。谁妄想将历史颠倒播弄，那他就别怪历史无情。侵略、压迫，内外夹攻，教会了所有的人必须斗争。连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妇女，也敢于面对敌人的刀锋！那些自封的一世之雄，不过是跳梁的小丑，蠕动的蛆虫，一时间在舞台上得意忘形，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春梦！
+
+　　丽日当空，冰雪将消失得无踪无影，而人民，只有人民，将发出最后的笑声。
+
+　　③在同一笔记本，紧接着抄写了马雅可夫斯基长诗《好！》第18节；不久，在12月30日就以此为由，写了反修的长诗《关于列宁的传说》，以针锋相对地抨击苏修叶甫土申柯反斯大林、反华的一首长诗《斯大林的继承者》。
+
+　　（3）在改写这三首寓言诗前不久，除了修改反修剧本《叶尔绍夫兄弟》外，并在古巴危机期间，在11月10日《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一首旧作《27号岗》。
+
+　　《27号岗》前有小序说：“我们曾经瞻仰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向导同志说，当年警卫列宁的哨位是第27号。”全诗如下：
+
+　　我来自昂扬奋起的东方，在克里姆林宫陷入遐想：当年谁守卫在列宁身边，谁是光荣的第27号岗？
+
+　　守望在列宁同志的门口，巡回在办公室外的走廊，一颗忠心，一双锐眼，一条枪，怒对全世界敌人仇恨的目光。
+
+　　午夜，停电，莫斯科已安睡，列宁台前是摇曳的烛光；黎明，察里津的战局怎样？前线来的电话铃声又响。
+
+　　列宁把一面一面小红旗  插在墙头巨幅的地图上，革命是一寸一寸在前进，通过那血火交织的战场。
+
+　　革命必须战胜多少敌人！新生的国家正遍体鳞伤。列宁捍卫着无产阶级专政，守护列宁的则有第27号岗。
+
+　　保卫共产主义万岁千秋的事业，保卫马克思列宁不朽的思想，怒对全世界敌人仇恨的眼光，同志们都来作——第27号岗！
+
+## （四）关于诗《大人先生们的心事》
+
+　　这首诗发表于1957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定案材料”说“全诗照抄”，其实只是抄了第一段。原诗共三段，前后都是有引号的。第二段是：“‘什么社会主义，糟！糟！糟！什么人民民主专政，不好！不好！不好！什么共产党领导，不要！不要，不要！什么从团结到团结，我要搅它个乱七八糟！乱七八糟！’”原诗的第三段是：“‘同道们，来，来，来！不要错过好机会！趁着他们除三害，搅混河水摸鱼来！我们的大害是共产党，叫他们下台，叫他们下台！共产党下台，我们上台！来！来！来！’”
+
+　　经历过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的同志们都记得，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中，曾经有一批斗鬼蛇神、右派观点出笼，党决定在一定时期里不予反击。正式的反击是从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的。我在6月1日听了一个准备反击的党内报告之后，积极准备配合，在6月7日、8日写成这首诗，在人民日报8日发出反击信号后，交由人民日报在11日发表。
+
+　　当时右派是打着帮助党整风的幌子向党进攻的，而且采用了“攻其一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战术，因此对于他们实际上是要混水摸鱼、叫共产党下台、搞反革命复辟的阴谋的真面目，许多人并不是一下就看穿了的，还需要一个辨识的过程。《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一诗，抓住储安平关于“党天下”的谬论（是在6月1日统战部座谈会上出笼，6月2日见报），单刀直入地揭穿了他们企图推翻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揭穿了他们代表被推翻的地主资产阶级向掌了刀把和印把的工农群众反扑的实质，一句话，揭穿了这些“大人先生们”的真正的心事。这样，给所有右派分子“上”了夺权斗争这个“纲”，触及了他们的要害。这首诗发表以后不久，据《人民日报》报道，旅大有一个工商界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就说过：“我虽然说过什么什么，但是不像邵某人诗里说的那么严重吧。”（大意）就是一个旁证。
+
+　　从这首诗本身来说，在《大人先生们的心事》这样一个揭露性的标题下，虽然采用了反面人物第一人称的写法，但通观全篇采用的语气，以及“搅混河水摸鱼来”、“搅他个乱七八糟”、“我只有徐图大计呀徐图大计，这怎不叫我咬碎钢牙，咬碎钢牙”等本身带有贬义的词句，是渲染了反面人物的自我讽刺的意味的。当然，这首诗不是没有缺点，主要是由于采用了反面人物第一人称的口吻，难免带来一些问题。限于当时的思想、艺术水平，以及时间仓促等条件，这应该是可以理解的。反右斗争中审查了我的全部作品，并没有把这首诗当做毒草，我认为不是遗漏，而是对这首诗做了实事求是的考虑的。
+
+　　“定案材料”说这首诗是“疯狂地叫嚣要消灭共产党，为蒋介石摇旗呐喊，向无产阶级发出的反革命挑战书”，是“邵燕祥反革命面目赤裸裸的大暴露”等，我认为是离开作品实际、离开历史环境的武断之词。
+
+　　［关于《大人先生们的心事》的补充说明］
+
+　　（1）我最近完全按照1957年写《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一诗格式，写了一首《走资派老爷的心事》，对照抄录如下：
+
+　　《大人先生们的心事》
+
+　　“哼，党天下，党天下，
+
+　　工农居然坐天下！
+
+　　分我土地，抢我工厂，
+
+　　攥着刀把，掌着印把！
+
+　　大好的‘中华民国’，
+
+　　变成了你们的天下，
+
+　　我只有徐图大计呀徐图大计，
+
+　　这怎不叫我咬碎钢牙，咬碎钢牙！
+
+　　“什么社会主义，
+
+　　糟！糟！糟！
+
+　　什么人民民主专政，
+
+　　不好！不好！不好！
+
+　　什么共产党领导，
+
+　　不要！不要！不要！
+
+　　什么从团结到团结，
+
+　　我要搅它个乱七八糟，
+
+　　乱七八糟！
+
+　　“同道们，
+
+　　来，来，来！
+
+　　不要错过好机会！
+
+　　趁着他们除三害，
+
+　　搅混河水摸鱼来！
+
+　　我们的大害是共产党，
+
+　　叫他们下台，叫他们下台！
+
+　　共产党下台，我们上台！
+
+　　来！来！来！”
+
+　　《走资派老爷们的心事》
+
+　　“哼，简直是右派翻天，右派翻天，
+
+　　痞子们敢把老子拉下马！
+
+　　夺我的权，罢我的官，
+
+　　还要成天把我抓。
+
+　　大好的刘邓王国，
+
+　　变成了你们的天下。
+
+　　我只有徐图大计呀徐图大计，
+
+　　这怎不叫我咬碎钢牙，咬碎钢牙！
+
+　　“什么四大，
+
+　　糟！糟！糟！
+
+　　什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
+　　不好！不好！不好！
+
+　　什么无产阶级专政，
+
+　　不要！不要！不要！
+
+　　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
+
+　　我要搅它个乱七八糟，
+
+　　乱七八糟！
+
+　　“我的‘左派’战士们，
+
+　　来！来！来！
+
+　　不要错过好机会！
+
+　　趁着他们打内战，
+
+　　搅混河水摸鱼来！
+
+　　什么总部派，什么整风派，
+
+　　叫他们下台，叫他们下台！
+
+　　战斗团下台，我们再上台！
+
+　　来！来！来！”
+
+　　按：我想，广播局革命派的同志们，大概不会把“走资派老爷的心事”一诗看作是为走资派老爷写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吧？尽管这样的“反话”文章不宜多做，也不是打击敌人的最好的手法，但仍不失为一种手法。以此例彼，对于《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之为揭露右派的性质，自然就更不难理解了。
+
+　　（2）在1957年，继《大人先生们的心事》之后，我还发表了几篇反右的诗文，可供参考：
+
+　　相信的是什么（诗）
+
+　　——读哲理诗《更相信人吧！》有感  文艺报19期，8月
+
+　　火车向前开（诗）  《中国工人》18期，9月
+
+　　刘宾雁给“本报”指出什么方向（评论）
+
+　　——批判刘宾雁《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  《文艺学习》9月号
+
+　　社会主义进行曲（歌词）  《广播节目报》10月份
+
+　　国庆漫笔  《人民中国》日文版  10月号
+
+　　〔还有部分反右诗稿未发表，必要时可提出作为旁证。〕
+
+## （五）关于散文《小闹闹》
+
+　　这个作品的题材以一个婴儿的生活为中心，充满了资产阶级的亲子之情，露骨地宣扬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资产阶级庸人哲学。它是以周扬为代表的“题材广泛论”“人性沦”“无害论”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的产物；它出现在1962年文艺逆流泛滥的时刻，起了如《九评》所说的，“用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抗无产阶级世界观，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作用。
+
+　　在1963年2月，这篇作品受到《文学评论》上唐弢的批评以后，找曾经向当时的领导提议开会帮助我提高认识；在1964年4月，我在遵照奚振伟的要求，给党支部写的一个几年来思想情况汇报中，曾对这个作品作了第一次正式的书面的自我批评，在去年4月“小整风”中编导组扩大会议上和会后写交的检查报告里，我又一次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以这个作品为代表，进行了检查，当时奚振伟曾表示：“我们认为你的检查是深刻的。”（在场的有姜坦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以来历次所写材料中，对此又已反复做了交代和检查，这里不多说了。
+
+## （六）关于词九首
+
+　　我在1965年十月革命节前夕写的《永遇乐》一词，前有小序，大意是：“苏联一位七十多岁的十月革命前入党的布尔什维克老妈妈，寄来一幅亲手绣成的列宁、斯大林、毛主席头像，并附信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毛泽东同志，我只在人民画报上见过他的照片；有人说我把他绣得年轻了，我就是要祝他万寿无疆！”词的上片写苏修统治下的生活，下片写苏联老妈妈的精神世界。“落叶萧萧，啼乌阵阵，北国秋渐。（树叶凋零，乌鸦乱叫，一片肃杀景象。）薄日照人，不如月色，月又浮云掩。（在列宁的故乡，今天已经日月无光了。）灯前儿女，鬓边霜雪，纫取针针线线。（老妈妈在儿女们簇拥下，在漫漫长夜辛勤刺绣。）夜茫茫、浓阴垂野，鸡鸣几时达旦？（雄鸡已经高唱了，什么时候曙光重照苏联大地呢？）   八方风雨，满怀绸缪，十指深情何限！（老妈妈牵念着四面八方的人民革命斗争，把满怀的深情一针针织进绣像。）百岁光阴，半生冷暖，万里长萦念。（回顾一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对比列宁斯大林的时代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统治苏联的时期，怎能不把希望寄托在万里以外的毛主席身上呢。）生于忧患，老于忧患，吩咐凌霜征雁：（老妈妈不是生于安乐，耽于逸乐的人，经历过革命的风霜，面临着苏修统治强加于苏联人民的忧患，也完全能够挺得住。让冲破风霜南飞的鸿雁把这个信念带到中国去吧。）此心向南天暗祝，斯人长健！（一心一意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可以从艺术上挑剔这首词的缺点，但它的主题思想是不容指责的。如果说写得含蓄了一些，用了一些古典诗词的词藻和语法，那可以借用毛主席1958年对所作诗词的批注中的一句话来回答：“须知这是写诗词啊。”
+
+　　“定案材料”对这首词作了主观随意性的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因此也是不能同意的。
+
+　　“定案材料”说：“以攻击毛主席的《永遇乐》等九首诗词都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修正主义毒草作品。”但未作任何分析，只注明“（详见附件）”；又说：“这九首诗词均从各个不同角度攻击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及社会主义制度。”就这样一笔带过，通通宣判为毒草。
+
+　　事实是：包括《永遇乐》在内的词九首，都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歌颂毛主席，歌颂毛泽东思想，歌颂革命，歌颂社会主义的。
+
+　　《采桑子·野望，时在河南参加四清运动》，是1965年四清后期一次在井边摇辘轳浇地时即景写的：“天低野树遥如荠，芳草离离，新麦离离，四月梢头乍挑旗。（麦子“挑旗”了，丰收有望。）    南风风我千畦绿，（望不到边的新绿的麦田是河南平原的好风光。）天也无涯，地也无涯，无限春光有限诗。（广阔的天地之间，诗词只有有限的词句，而春光是无限的，这春光不就是四清运动后一片大好形势吗？）”
+
+　　《念奴娇·深县老农民林全双一家三口复明》，写于1965年10月。“红旗飐。蓦天开、艳艳骄阳倾注。（一下子重见光明，第一眼看见的就是红旗，阳光倾注。）生小沉云不见掌，今日洞开窗户。好水好山，有朱有碧，多少迷人处。（放眼看社会主义祖国，多么美好啊！）长明笑眼，难禁泪落如雨。（含笑的眼睛从此复明了，想起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却禁不住流下感激的泪水。）    区区何足矜夸，察得秋毫，辨得鱼和鲁。（回头看看像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长着眼睛，只不过能认几个字而已，被人们讥为“明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也就是见小不见大的，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望远显微君记取，一叶安能障目。（只有学习毛主席著作，用这个革命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武装起来，才能避免“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错误。）葱郁森林，迤逦丘壑，望尽天涯路。（那就可以不但见树木，而且见森林，心中自有丘壑，眼光变得远大。）长安大道，前行未许反顾。（在革命的道路上前进，不要回头啊！）”
+
+　　《行香子·大寨》和以下几首都是10月、11月间到山西下乡期间所写的。我虽未去大寨，但山西各地造大寨田的壮志豪情给我很多感染：“日出层巅，日落层巅。田何窄，怀抱方宽。（别看大寨土地窄，大寨人胸怀全国全世界。）垒石崖畔，造地山间。凭胸中志，掌中茧，汗中盐!    宁教扁担，肩头压断，气冲天，不把腰弯。荷锄大寨，翘首长安。（望着北京，向毛主席宣誓：）道不辞劳，何辞苦，敢辞难！（“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正是毛主席的教导啊。）”
+
+　　《沁园春·到山西临猗访王传河同志》：“结社当年，击鼓传锣，十度春秋。（话要从10年前的1955年成立合作社说起。）惯挑灯絮草，多醒少睡；解衣抱犊，共乐分忧。（传河多年对集体的牲口是那样精心饲养。）公论如碑，丹心若镜，步履铮铮记去留。（群众自有公论，有口皆碑，说王传河一颗红心，澄如明镜；大家记得坏干部打击你时你的表现。）披肝胆，纵身离圈侧。心在槽头。（你是披肝沥胆，可鉴日月，身离槽头，心在槽头。）    是非憎爱恩仇，似泾渭分明岂乱流。（王传河敌我分明，是非分明。）誓铭心革命，毕生不改；献身集体，到死方休。惓惓利人，悠悠忘我，俯首甘为孺子牛。（传河做到了专门利人，毫不利己。）层楼上，看人间正气，磅礴神州。（更上一层楼放开眼界，我们看到传河身上体现的毛主席教导的共产主义精神，已经磅礴于全中国。）”
+
+　　《江城子·民兵》：“枪声惊洒满天霜。试新枪，又穿杨。烽火台边，拂晓练兵忙。（也是一幅“曙光初照演兵场”的图画。）召我来时能伏虎，不与共、戴穹苍。（练好杀敌本领，一旦有事，“召之即来”，与敌不共戴天，做出降龙伏虎的壮举。）    南方鏖战有沙场。胆开张，血如汤。（想起越南南方，不禁热血沸腾。）手把长缨，思想早戎装。（不但长缨在手，重要的是有了毛泽东思想的武装。）回望京华烟树杪，初日上，照红墙。（回头遥望北京，中南海的红墙，长安街的树梢，此刻已经沐浴着早晨的阳光了吧。这给我们多少鼓舞的力量啊！）”
+
+　　《满江红》，歌颂全国学习王杰的群众运动，上片用一串比喻写一代新人的成长：“一碧长空，灿如沸，繁星闪耀。（像满天的繁星。）纷化作、跃渊鱼涌，漫山花笑。（像鱼跃于渊，像山花烂熳。）紫万红千蜂蝶舞，青柯翠叶凤凰叫。恰雨晴春笋正拔尖，催芳草。（像雨后春笋，茁壮滋生；像“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下片接着说：“中原气，腾八表；天下事，紫怀抱。趁风云跃出豪英多少。（在革命风云中涌现成千上万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先进人物，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情。）生为人民生为党，死如王杰精神好。莽天涯雷震蛰惊时，冰开了。（帝修反统治的世界，春雷惊蛰、冰化雪消的时刻，也不在远了。）”
+
+　　《雨中花·访夹马口引黄电灌站》：“独立龙门以下，力挽黄河，掣上飞岩。（在黄河龙门的下游，出现了一个高扬程的电灌站。）却看水花怒放，信号红燃。（在控制室内只看见红色讯号灯，在渠道里听得见潺潺流水。）好听潺潺，绣纤画陌，绿旺青鲜。（田头地埂，如绣似画；秋播小麦，一片青绿。）待明年收取，棉棉麦麦，麦麦棉棉。（晋南是棉麦产区。）    如云应记，民工千万，奋臂战此冈峦。（回想大跃进的年月，千万民工，猛将如云，在这一片冈峦上挥臂奋战。）歌啸里，天惊岸裂，汗滴石穿。漫道神工鬼斧，算来输与钢锨。（广大群众用铁锨成就了惊天地、动鬼神的工程。）多情日月，高悬照我，志在移山。（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人民群众在实现着“愚公移山”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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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霖铃·解放军某部战胜海啸》，是1965年12月读了《解放军报》有关的报道和社论后写的：“风云变色，霎时间、波撼百里。（海啸来势很猛。）相呼挽臂下水、潮打处千钧一发。（解放军立即行动。）人在金堤便在，自铜墙铁壁。（豪言壮语付诸实践。）诵主席语录琅琅，涛声沉落歌声激。（人的长城屹立海边，这是英雄的形象，高声齐诵主席语录，这是力量的源泉。）    何愁更有狂飙起，总难销抖擞英雄气。（这样无私的英雄战士是能经得住任何风浪的考验的。）临危不消号令，都要急人民所急。严阵干城，思想戎装，支部堡垒。（第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武装，第二是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将天下担上双肩，天下谁能敌！（人民解放军确如毛主席所说，“试看天下谁能敌！”是天下无敌的。）”
+
+　　以上词九首，在奚振伟操纵的前文革，一概称之为攻击毛主席的毒草，并据以加罪。如果说世界上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事情，这也要算一个典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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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关于舞台剧《汾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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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历次检查交代材料中，特别是7月间所写两份材料中，都对这个剧本做了检查，承担了责任。可能检查有不深刻、不确切的地方。我也愿意在今后适当的时候和革命同志们一起来对这个剧本进行分析研究、深入批判，从中汲取教训。
+
+　　江青同志审查后，曾经作过一针见血的指示，说：“正面人物没有树立起来。”（大意）我认为可以作为批判这一剧本的指导思想。
+
+　　“定案材料”归纳为歪曲党的领导，歪曲党的合作化政策，攻击党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等，帽子虽大，却经不起推敲，无助于真正弄清问题。
+
+　　这个剧本改编的缘起和经过，剧团同志比较熟悉，我在这里不多说了。
+
+## （八）关于短篇小说《生离死别》
+
+　　“定案材料”关于这篇作品的一段，除了个别词语不够准确以外，基本上与我的检查稿相符，与我的认识是一致的。
+
+## （九）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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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案材料”所提根据马克·吐温、契诃夫小说改编的广播剧和广播小说《败坏了赫特莱堡的人》、《纸里包不住火》、《害怕闪电》等，都是与前面所提到的《车厢里的吃人事件》一起处理的。思想背景大体相同，错误性质基本相似。
+
+　　“定案材料”所提十段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唱词（其中六段是《红楼梦》题材），是经我润色、改写或改编的，都是事实。我在七月间所写材料中也已作了详尽的交代和检查。
+
+　　凡此，都应以江青同志去年11月28日的讲话为指导，来检查大搞“名、洋、古”的错误，提高到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来认识错误，并承担应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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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所述，“定案材料”列举的“1957年—1966年邵燕祥所写的文学毒草作品”共计九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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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其中，在已经发表（刊登、广播或演出）的作品里，散文《小闹闹》，舞台剧《汾水长流》，以及一部分唱词；在未发表的作品中，短篇小说《生离死别》，舞台剧《不平常的春天》，以及一批由外国小说改编处理的广播剧、广播小说，这些属于有问题、有错误的作品，不好的作品以至坏作品；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影响下的产物。对此，我自己应该从严检查（检查时对于“定案材料”以外的东西也应联系起来考虑）；我愿意接受革命同志们的严格批判，接受毛泽东思想的批判。
+
+　　在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批判以后，在查究个人应负的政治责任特别是根据政治责任来作组织处理、决定处分的时候，除了对作品的错误性质和程度作具体分析外，我希望注意这样一些情况，就是：这些作品，有的写出在十中全会之前，有的写出在十中全会之后；有本职工作任务，也有所谓“业余创作”；在所谓“业余创作”中，有完全自发进行的，有向当时领导请示过的；这里面有的是创作，有的是改编（改编又有加工程度的不同，有些属于编辑工作中选材、处理的范畴）；有个人搞的，也有集体讨论或合作的；有的发表了，有的没有发表，发生影响的范围也不同；有写出来就感到有问题（因而没有拿出来）的，有经人批评指出后才认识的，等等。我想，对这些情况加以区别，是郑重地进行组织处理时所必要的。
+
+## 二、为当时领导起草文件材料方面
+
+　　“定案材料”中关于《表演团体一九六一年工作规划（草稿）》《中央台文艺广播音乐节目》《说唱团议论批判地继承相声遗产问题的情况》（写给陈云的报告）的提法，除了个别字句不够准确外，基本上是从我的检查材料摘录的，和我的认识是一致的。对上述材料以及《关于古典文学欣赏节目编辑体例的几点设想》，我都在去年7月间所写的交代材料特别是7月10日的材料中作了详尽的交代和检查。请同志们重新审查原件，并对照我的交代和检查，进行批判。
+
+　　《关于古典文学欣赏节目体例的几点设想》，需要多说几句。这是一个在广播文艺节目中大放封建主义毒草的方案。如果实行这个方案，那就不是扫荡而是保留和推广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其结果只能是像江青同志所严正指出的，“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应该承认这个方案也是向党、向社会主义的一种进攻。这个方案的反动性质就在这里，而并不具体表现在选题篇目中列举了《酷吏列传》，或者“所推荐的古代作家中绝大部分是被罢了官的人”。因为，一、如果把《酷吏列传》改成《循吏传》，就是说介绍一些描写封建时代所谓“好官”、“清官”的作品，并不会改变问题的性质。二、封建时代的作家，只要是大小做个官的，几乎没有一个官运一直亨通，只升不降的，而往往被贬谪以至罢官；所以并不是我愿意挑选—批罢了官的古代作家，用“来攻击党中央，攻击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
+
+　　毛主席说，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我在提出这个方案上的错误，就在于违反了毛主席的这个教导。选材举例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个错误的危害；但即使不选这一批作品和作家，而选另一批作品和作家，也仍然脱不出搞“名、洋、古”的圈圈。因为大方向是错误的。
+
+　　以上所述为当时领导起草的文件和材料，都不属于个人创作的范围。例如关于文工团1961年规划，是根据柳荫传达当时表演团体党总支或团队长会议的讨论意见起草的，江纯一也参加了起草工作（但主要是我执笔的）；关于中央台文艺节目的材料，是在中央台文艺部1961年上半年“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关于相声问题的报告，连同前面所提到的部分唱词的改编，都是与1961年、1962年间陈云过问并插手文艺界，提出挖掘传统曲艺，对说唱团则重点抓相声和京韵大鼓一事分不开的，是在说唱团执行陈云指示过程中我参加了部分具体工作的结果。
+
+　　由于我的世界观没有真正获得改造，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统治文艺界的时期，不但谈不到抵制，反而自以为“将功补过”，积极作为一个“驯服工具”充当了—个不光彩的角色。我向毛主席请罪，决不推诿罪责。然而根据各人在有关问题上应负的政治责任，从而进行组织处理时，请考虑上述情况，调查研究，公平处置，“定案材料”是缺乏这种具体分析具体问题的精神的。
+
+## 三、所谓“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方面
+
+## （一）关于1965年6月“对抗奚振伟”的问题
+
+　　1965年“四清”回京后，6月16日上班的当天或次日，奚振伟到编导组来布置以一周的时间检查文艺思想上的问题，提得比较笼统含糊。“定案材料”中复述奚振伟当时所谓“三点意见”，是按照奚振伟在1966年8月所写大字报转录的，据我记忆不像1965年会上的原话。
+
+　　奚振伟提出问题后要大家讨论，我第一个发言。我因为早就决心在四清以后投入文艺整风，清算自己的文艺思想（这里包括“早剃头，早凉快”的“过关”思想），我感到这个布置就是领导上给予这样的机会，所以要求明确一下：1．从哪一年开始检查？（农村“清经济”有一个1961年，1962年以来的上限，而文艺思想却要溯本追源。）2．是光检查在剧团写的东西，还是连为说唱团、合唱团写的作品—起检查？（当时我认为自己在剧团写的东西如《汾水长流》等没有什么可检查的。）3．检查时仅限于自我批评，还是也可以结合给领导提意见？（当时我认为编导组有的同志自己创作上没有什么问题，又知道一些同志对过去剧团在创作方面的领导是有意见要提的。）同时，我考虑到要检查文艺思想，首先要翻看自己大量庞杂的作品，严肃认真地进行，一个星期时间过于仓促了。
+
+　　这就是所谓我“对抗奚振伟同志提出的三点意见”的经过。在那次会议以后，比如在6月20日或21日下午编导组会上我还有一个发言，有记录，可供审查。所有这些，作为我“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的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
+## （二）关于借《败坏了赫特莱堡的人》影射奚振伟的问题
+
+　　这件事的经过，同志们已经了解。我对奚振伟灵魂深处的某些阴暗面一度有所觉察，但止于背后议论，没有正面向他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固然有他一向脱离群众、拒绝批评一方面的原因；从我自己来说，则应该检查我在这个问题上还缺乏“极端的热忱”、“极端的负责任”的精神。但是对于奚振伟的道德面貌有所怀疑，有所保留，这是应该被允许的。奚振伟却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个别谈话、亲自写大字报、斗争会上厉声插话等一系列行动，施加压力，竟全不顾我的申辩和当事人的证明，力图把这样一次笑谈扭到“对建立党委制、加强政治工作不满情绪的流露”上去，强加到我头上，最后终于写入“定案材料”了。
+
+## （三）关于1966年“小整风”中的两句话
+
+　　一句话是在谈到我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后对自己政治上的要求时说的。大意是：我认为一般的右派分子，摘掉了右派帽子，就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中来，恢复了原来作为—个非党群众的身份；自己在反右以前是党员，由于划为右派，受到开除党籍的处分，现在虽然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但还没有重新回到党的行列，就说明思想改造不够，不应就此满足，而还应像未摘帽子、戴着处分接受改造时那样兢兢业业，鞭策自己。
+
+　　在“小整风”的会上，由于对照焦裕禄同志，感情激动，可能表述得不够确切，没有字斟句酌；但同样意思的话，早在我1961年申请重新入党时就向组织讲过，查阅档案或向当时文艺部支部负责人调查，可以得到证明。在我申请重新入党的动机中，带有个人名誉、面子的私心杂念，这是可以也应该检查的。但我说过的包含上述意思的话，决不像“定案材料”所说，是对党发泄什么不满情绪。
+
+　　另外一句话，“和老奚没有共同语言”，是在这样情形下说的：当时大家酝酿给奚振伟提意见，我拿了人民日报转载的、河北省农业劳动模范耿长锁文章《是什么堵塞了我们的耳朵？》一文，选读了几段。耿长锁文章说，妨碍发扬民主作风和听取不同意见的一种表现是，“干部和群众语言不通，没有共同的语言”；并具体分析有几种情况，例如干部不了解群众中的活思想、实际问题，以致一方面是听不进群众意见，一方面自己的意见提不到“点”上，等等。我在对照之下，就说了句我们和奚振伟“也有这种情况：语言不通，没有共同的语言”这样的话，编导组的同志都会记得的。
+
+　　关于我在去年“小整风”会上的发言，想来存有记录，可供全面审查。
+
+## （四）关于“平时散布”的对奚振伟的“各种言论”
+
+　　“定案材料”列举的三条，我承认说过意思大致相近的话。但说这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工作”，论据不足。
+
+## 第二部分  在历次运动中的表现
+
+　　对于“定案材料”的这一部分，我提出四点意见。
+
+　　1．如果这个部分是叙述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那么我从1949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十几年间所经历的不限于反右斗争和四清运动；其他运动中的表现似乎也应提到。
+
+　　2．关于反右斗争部分，如果需要对所犯错误事实进行概括的叙述，希望对照当时的结论材料，力求写得更准确些。
+
+　　3．我在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有当时工作队支委会（奚振伟任支书）所通过的鉴定；如果略而不提，只举我在四清运动中的一句话、十个字，来概括我在整个八个月的表现，是不适当的。
+
+　　4．“定案材料”中说，在四清运动最后阶段，反复查证核实期间，我曾说过一句成语：“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我承认这是一句错话。文化大革命中原揭发人在大字报中已经说明，我在说了这句错话当时，就声明收回了。自然，我应该深刻检查，当时我对退赔表报不断返工的情况，曾经表示不耐烦，这是革命责任心不强、政策观点不强的表现。但是有关的计算、表报填写工作我还是认真完成了任务的。
+
+## 第三部分  社会关系
+
+　　关于我同柳荫、陈庚、吴小如、肖琦的关系，过去所写材料已做了全面交代和检讨，请党和革命同志们审查。这里仅就“定案材料”中一些提法表示一下态度。
+
+　　1．关于同柳荫的关系。1959年我是根据广播局干部处的调令从黄骅回北京的；“定案材料”所说“柳荫通过干部处把邵从黄骅县要了回来”一节，我不知道，也从来没听人说过。柳荫在一段时间内曾直接领导我的工作，说我实际上当了他的“刀笔”是可以的，说是“军师”则够不上。
+
+　　我和柳荫除了上下级工作关系，还有一些私人接触。我替柳荫找过一些书，包括“定案材料”提到的张恨水的作品，共两部三本就是解放后重版的《魍魉世界》（上、下）、《八十一梦》。此外在1962年2月间一次到柳荫家闲谈，先后在座的有白凤鸣和人民大学哲学系一位宗教史教员，他们分别谈到了一些清宫传闻和佛经、道教的常识，我是听众，没有如“定案材料”所说的“大谈”。
+
+　　2．关于同陈庚的关系。在斗争陈庚的会上揭发了1963年剧团巡回演出前陈曾要我给中宣部和局党委分写的两个报告、报告重点有所不同一事以后，我记起了曾经起草过这样的报告；是同时所写还是有所先后，却记不得了。给局党委的报告重点争取批准剧团巡回演出，这一点是属实的。是否如“定案材料”所说，是“对组织进行欺骗”，请审查。
+
+　　关于“在四清中与陈庚一起抵制‘三同’”，具体地说就是参与了1965年3月30日晚上一次大吃大喝。这一行动暴露了我对灾区贫下中农严重缺乏阶级感情，值得永远引为教训的。对于这次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要负我应负的责任。
+
+　　3．关于其他。（“定案材料”插入这样一段，我也就在这里来说说。）“定案材料”所说，“作协派人来问邵写作上有无困难，领导是否支持”一事是有过的。1962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派工作人员曹琳持介绍信通过文工团总团办公室找到我，了解我的工作、创作情况；从其打印的介绍信来看，是对所有在京的会员普遍进行了一次访问。
+
+　　“定案材料”所说，“前《北京日报》也约邵写诗”，事情经过，以前材料中也已交代。我后来只在前《北京日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列宁办公室的旧作《第27号岗》，同时作为姊妹篇寄去的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写的《列宁的办公室》一诗，他们没有刊出。
+
+　　我认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纲领《文艺十条》和文艺报关于题材问题的社论，以及当时某些负责人的有问题的讲话，对我的影响，我必须深刻检查，加以肃清，因为我在那几年间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错误，是同这些影响分不开的。这些影响，远比上面两个具体事件重要得多。
+
+　　4．关于同吴小如的关系。吴小如没有戴过右派分子的帽子。“定案材料”大标题中说吴是右派分子是不符合事实的。我在请示柳荫同意后将吴小如介绍与唱片社有关人员结识，使吴在出版传统戏曲方面提供了一些资料和意见。对此我要负我应负的责任。至于吴小如为中央台文教部写过一些介绍古典诗文的稿件属于毒草的问题，我所应深刻检查的是，我不但没有反对，而且曾经支持他做所谓“古典文学的普及工作”，也就是推销封建时代的作品。然而这些稿件的写作和播出，则应由作者和编者承担责任。
+
+　　5、关于同肖琦的关系。肖曾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摘帽，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肖琦一度在乡镇小学任代课教师，我建议他就他熟悉的生活写出“少年儿童文学中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他在1963年起草了一个剧本《争儿记》的提纲征求我的意见。后来他调动工作，没有完成。
+
+## 第四部分  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态度
+
+　　在这里我想把这份“定案材料”产生以前，即1966年9月22日以前的情形扼要回顾一下。
+
+　　关于我近年来在工作和创作中所犯的错误，除口头上、非正式的检讨和去年“小整风”后4月份曾写过两份书面检查材料不计外，在去年6月—9月间作了多次交代和检查。
+
+　　第一次，是6月14日从山东回到北京，连夜赶写了一份关于自己问题的初步交代，是清单式地缕述事实。当时想法是按照《二十三条》精神，要“检查错误，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争取自己放下包袱，好投入革命斗争。这份材料在6月16日来文工团开动员大会时，交给了奚振伟。当天下午，开全团大会传达陈伯达同志等指示，通知我不要参加。我意识到已经开始剥夺了我的政治权利。
+
+　　6月下旬，我集中写了一批揭发梅益、柳荫、陈庚等的小字报，其中包括了自我揭发的成分。
+
+　　7月10日，我写了一份全面系统的自我交代材料，准备接受党和群众的审查；材料约3万字，连同附件14件（原稿等），在7月12日交给×××、××（注：此处的×××、××和下文8月15日、23日项下的×××，分指剧团前文革的三成员。）。
+
+　　7月12日，×将上述附件退给我自己保存。
+
+　　7月14日—16日斗争梅益的大会开过以后，约在18日，前文革通知我写一份材料。我分别问过×××、××，这份材料要怎样写，因为我在7月10日材料中已把要说的都说了，几天之间，也不可能有什么新认识。他们都没有表示明确的意见。我直接去问奚振伟，他说你参加了斗争梅益的会有什么启发，就照新的认识写；要写得简练。
+
+　　7月22日，我把上述材料重新组织一遍，尽量删节对背景情况等的说明，按照7月17日报上批判周扬文艺纲领的几个大标题归纳“上纲”，并补充了社会关系部分，又写成了一份自我交代材料。
+
+　　在这前后，有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先后向我提阅一批剧本和零散诗稿、诗集等（从1949年到1965年，包括反右斗争中已经批判的作品），有的是陪我一同回宿舍取来的。
+
+　　7月28日—30日，开了斗争陈庚的大会。会前印发的材料已明确列我为“陈庚黑帮”的成员。
+
+　　8月2日，×××通知我准备在大会上检查，接受批判。
+
+　　随后，组织大字报围攻。与此同时，将原来退我保存的附件（即我所交代的作品原稿等）收走。
+
+　　8月8日《十六条》公布。
+
+　　8月11日—13口，以4块时间开了对我的斗争会。
+
+　　8月13日，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
+
+　　8月15日，×××代表前文革通知我从次日起半日劳动。同时通知我根据斗争会上的启发写一份检查材料。我提议请前文革将会议记录整理出来，由我签字，我不必再另写材料了。×意材料还是要写—个，并征求我对会上发言的意见。我简单申述了几点意见。
+
+　　8月18日晨，奚振伟责问我：“听说你对于批你九首诗词有意见，有意见好嘛，可以找群众来跟你辩论嘛。”
+
+　　8月18日，我写出《斗争会后的报告》上交。
+
+　　8月23日，上午，我跟梅益、李伍等一起接受武斗。
+
+　　武斗以后，奚振伟找我谈话，通知我准备次日去政训队，说明将去湖南劳动改造；并令在去集训以前写出材料，对词九首逐一表示态度，承认错误。
+
+　　8月23日下午，我写关于词九首的检查报告，当晚交给×××。
+
+　　8月26日，前文革送我去政训队。政训队对包括我在内的新到集训人员宣布了《对无产阶级专政对象的十条规定》，剥夺一切政治权利、人身自由。
+
+　　8月30日，在政训队接受一次武斗。
+
+　　9月20日，前文革向我把“定案材料”宣读了一遍。我在当时特定情况下只提了一些枝节性的意见。但奚振伟对于这些枝节性的修改也是加以阻挠的。如“定案材料”中对《永遇乐》一词的结论里，根据一份单页抄稿将“落叶萧萧”错写为“落日萧萧”，我提出请求改正，奚振伟为了在“太阳”上做文章，强加给我以攻击毛主席的罪名，坚不同意；后来取出正式抄本，证明确是“落叶萧萧”，但奚仍不同意改正；直到我提出折衷建议，在“定案材料”上保留“落日萧萧”字样，旁边加注“另本作‘落叶萧萧’”，其他文革成员也都赞成，奚振伟才勉强同意。
+
+　　9月22日，我由政训队监督员押送回团在“定案材料”上签字。签字后我提出唯一的要求是将这一“定案材料”给我一份副本，他们说要研究决定，后来一直没有给我。
+
+　　通过以上简单的回顾，同志们可以大致了解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前期的情况。我在这里不详细谈自己各个时期的心理活动；关于我对文化大革命和党的政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实际上很不理解，关于我在运动中的私心杂念（过关心理等等）和奴隶主义，关于刘少奇黑《修养》加给我的精神枷锁，我将在今后的斗争中提高认识，接受大家的帮助，但是有一点无需说明，就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触及了我的灵魂，我抱着向党和毛主席请罪的心情，毫无保留地交代了自己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力求对问题有较深刻的认识，决心接受党和同志们的全面的审查、批判，以求脱胎换骨；如同去年7月10日的材料中所说，要站在党的立场上，站在绝大多数人一边，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革自己的命，同时与黑帮黑线作坚决彻底的决裂。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做了我在当时条件下、当时认识水平上所能做、所应该做的一切事情。
+
+　　关于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态度，我想至少可以肯定一点，就是无保留地接受审查；除了我日常言行中的问题，愿意接受同志们的揭发和批判外，属于我在工作和创作中写过的东西，凡是我感到有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全部交代给组织。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不可信的只是像奚振伟这样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我今后仍将继续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同志们的监督和审查。
+
+## 关于最后的结论
+
+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说：“共产党员对于在工作中犯过错误的人们，除了不可救药者外，不是采取排斥态度，而是采取规劝态度，使之翻然改进，弃旧图新。”
+
+　　毛主席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说：“我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这两种界限：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自然，要把界限划好，必须经过细致地研究和分析。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在同一篇文章中又说：“我们当中还有犯过很大错误的人，不要嫌这些人，要准备和他们一起工作。”
+
+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说：“必须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还是敌我矛盾？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搞成敌我矛盾，也不要把敌我矛盾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又说：“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极端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充分地揭露和批判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把他们最大限度地孤立起来。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注意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同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但也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或写过一些不好文章不好作品的人，严格区别开来。注意把资产阶级的反动学阀、反动‘权威’，同具有一般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人，严格区别开来。”
+
+　　“定案材料”说：“邵燕祥自从参加革命以后，十几年来始终贯穿着—条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他的反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写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二、右派言论。根据以上事实我们认为邵燕祥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分子。”
+
+　　对此，我提出以下两条意见：
+
+　　一、在反右斗争中批判了我在1956年、1957年间所犯错误，并作了组织处理，给予行政处分和党纪处分。但在反右斗争的结论材料中，并没有把我的错误历史上溯到1949年，说我自从16岁参加革命就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
+　　诚然，我是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又长期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而且一直是在旧中宣部统治下的中央台工作，并曾受到重用。在工作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错误。为此，我不仅应该控诉解放前旧文化、旧教育对我的毒害，我尤其要控诉17年来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对我的毒害。因此，我对自己在1955年以前的全部历史，也应该首先和着重看它的阴暗面，从而激励自己，更好地加速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应该否定自己的过去。然而，像“定案材料”这样性质的文件中，在对我进行历史的叙述时，我认为不应采取一种过分简单、轻率的态度。
+
+　　就拿1949年—1955年来说，第一，我没有任何可以勉强称得上“右派言论”的言论；第二，所谓“写了大量的修正主义文学艺术作品”，倘若包括了我在这一时期许多歌颂党和祖国、歌颂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特别是大量正面歌颂毛主席的诗，那显然是不妥当的。
+
+　　这是一。
+
+　　二、我在1959年摘掉右派帽子后，由于世界观没有获得彻底改造，又在工作和创作中犯了错误，这是应该向毛主席、向党和人民请罪的。我始终没有摆脱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影响，并且在受它的毒害的同时，又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放毒的工具。在这里，我不应该片面强调作为受害者的一面姑息自己，我应当把自己当作革命者来要求，决不辜负毛主席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允许革命的伟大的感召。我坚信文化大革命必将彻底砸烂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在各个方面（文艺在内）的流毒，包括在我头脑中的流毒。
+
+　　然而，我在1959年以来，是否如“定案材料”所说，始终一贯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呢？
+
+　　“定案材料”当作我的“右派言论”的，无非是所谓“反对党的领导、反对政治思想工作”一节，前面我已作了澄清；在工作和作品方面，除了“定案材料”有些不符事实的以外，我承认我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
+　　不过，需要说明，在这些年间我还写了相当数量的作品，也作了一些工作，是“定案材料”放在视野之外的。我一直认为，对自己来说，一般只应该检查缺点和错误，而不应该给自己评功摆好。但现在问题是涉及到对我所做的全面的政治结论，我不能不指出，“定案材料”中对我的评价是不公正的，是为了适应奚振伟把我“一棍子打死”的目的，而把不利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材料完全置之不顾的。
+
+　　在1959年以后，我也还是写了相当数量应予肯定或基本肯定的作品的，尽管这些作品可能在思想上不够深刻，艺术上不够成熟，还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
+
+　　例如：
+
+　　1959年写了《长江篇》等12首正面歌颂毛主席的新旧体诗。一千余行；以及一批歌颂三面红旗、歌颂社会主义祖国的杂诗。
+
+　　1960年写了正面欢呼《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诗《神奕颂》，歌颂阿尔巴尼亚船员反修斗争的广播小说《勇敢颂》（播出时改名《不屈的水手》），歌颂反帝反修斗争的诗《望古巴》、《节日礼赞》，歌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的《珠穆朗玛组歌》和歌词《八姐妹跨海征荒岛》（播出并发表），歌颂城市人民公社的曲艺联唱《满城春》（播出），歌颂技术革新的二人转《新游春》（播出），并协助说唱团编写了配合反美宣传月的相声《艾森豪威尔外传》、《土耳其抓兵记》等（演出或播出），协助合唱团改写了歌颂小厂办大事的评弹合唱《跳龙门》（内部演出）。
+
+　　1961年写了反击苏共二十二大的旧体诗《无题》、新诗《列宁的办公室》，随后又写了《浣溪沙·中阿开辟新航线》；编辑了包括《国际歌》和大批革命歌曲在内的《列宁喜欢的音乐节日》连续专题广播（播出）；为说唱团、合唱团改编了大型合唱曲词《耕耘记》。
+
+　　1962年参加改编了反修题材的舞台剧《叶尔绍夫兄弟》（内部上演）；配合吉隆滩事件后支援古巴革命斗争的唱词《上战场》（播出）；写了《关于列宁的传说》、《话剧“花园”观后》等诗；处理了讽刺印度社会生活的广播小说《奖券》；访问内蒙组诗也多少反映了在毛主席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内蒙的新风貌（发表三首）。
+
+　　1963年为李一鸣写了歌颂雷锋的《红色战士》组歌歌词；在反修的前八篇文章陆续发表期间写了几首反修讽刺诗；为迟瑛写了反对三国禁核条约的歌词；在巡回演出期间所写杂诗里，有正面歌颂毛主席的《微笑》，歌颂周总理的《周公馆》，还有《歌乐山下默哀》等歌颂烈士的诗，以及讽刺帝修反反华大合唱的《蜀犬谣》等。
+
+　　1964年、1965年，写了歌颂毛主席的《七律（“底事情牵万里长”）》，歌颂世界革命的诗《我的心绕着地球转》，四清中写的歌词《五个不可忘》，诗《你心中可有一张算盘》、《巡夜》，还写了前面提到的词九首，对《回忆张思德》一文作了广播处理。
+
+　　1966年参加了有关宣传焦裕禄的剧目（广播、电视）工作，对《欧阳海之歌》片断作了广播处理（均已播出）；写歌颂毛主席，歌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歌颂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歌颂革命小将的诗词18首，其中17首是在政训队的条件下写的。
+
+　　自己的错误就是错误，上述事实丝毫不能掩盖我的错误。然而通过这些创作、改编、处理的作品和节目，也能够多少说明这几年来我的政治思想状况，便于在全面考察的基础上辨别是非，论定功罪。
+
+　　*    *    *
+
+　　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充当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放毒的工具，对党和人民，对毛主席是犯了罪的。但我有决心用行动来改正自己的错误，革面洗心，重新做人，在后半生我要跟定毛主席走革命的路。在今后工作中也许还会犯错误，但我一定拼尽全力避免犯方向路线性的错误，犯了错误就力求迅速彻底地改正。
+
+　　关于对我应作怎样的处理，我完全相信群众、相信党。
+
+　　最后，我再一次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邵燕祥  1967年4月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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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93.txt
@@ -0,0 +1,17 @@
+# 我们向毛主席请罪
+
+　　<《文革通讯报导》编辑组>
+
+　　读者同志们，我们沉痛地向大家深刻检讨。在《文革通讯报导》第11期第四版上登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一文中犯了极大的政治性错误，其流毒很广，起了很坏很坏的影响。毛主席教导：“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们站在毛主席像前，向毛主席请罪，向人民请罪。
+
+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编辑组出版的《文革通讯报导》第十一期第四版上登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一文中，出现了报导把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归功于原上海市委。这一错误报导，根本不应该出现。
+
+　　很清楚批判《海瑞罢官》是由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上海黑市委根本沾不上边。姚文元早就在一月份就批判了“陈丕显、曹荻秋之流把批判《海瑞罢官》功劳归到自己头上，真是贪天之功，据为己功”。现在，在掀起批判中国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高潮中，我们刊登了这一文章，那就错误更大，流毒更广，影响更坏，在客观上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丕显、曹荻秋翻了案，替上海黑市委脸上“涂金”。长敌人威风，灭自己志气。
+
+　　虽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一）”一文是我编辑组从其他地方选出来的，但是这一责任完全由我们负责，我们不该在今天发表这一文章，更不应该原封不动地搬上去。这一错误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是由于我们没有很好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同时也是由于我们工作责任性不强。当我们发觉这一错误时采取了紧急措施，我们得知这一恶果是难以挽回的。
+
+　　读者同志们，我们恳切希望大家向我们提出深刻尖锐的批评，向我编辑组猛烈开火，使我们快一些纠正错误，把《文革通讯报导》办得好一些，更好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
+
+　　· 来源：
+
+　　红卫兵上海市东风造反兵团文革通讯报导编辑组《文革通讯报导》第13期，19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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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94.txt
@@ -0,0 +1,49 @@
+# 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向同志们赔礼道歉！
+
+　　<北京师大一附中、郭之中>
+
+## [原编者按：……在师大一附中的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班会上，听了同志们的控诉，曾经执行了反动路线的郭之中同志万分激动，拿小刀刺破了手指，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这感人的篇章……]
+
+　　一个人走错了路往回走总是要有更大的决心更大的毅力，有时候这种代价甚至很大，是不是经受得了这种考验，是能不能改造自己的关键。
+
+　　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时期，我充当了刘邓黑帮的打手，残酷镇压了我校文化大革命，打击了革命的好同志，真是做尽了坏事。
+
+　　现在该怎么办？
+
+　　如果能用自己的血来冲洗掉你们所蒙受的耻辱，如果能割下自己的皮肉来弥补你们肉体的伤痛，我也会毫不迟疑的啊，也会心甘情愿的啊！
+
+　　但是，精神上的痛苦，灵魂的创伤，又岂是物质所能弥补的！又岂是血肉所能消除的？
+
+　　但写血书多少还能够向被迫害的同志表示点歉意，自己心里也会痛快得多，轻松得多。
+
+　　写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如此平静和愉快，一边哼着《当共产主义义务兵》的进行曲，一边手不抖，心不颤地用毛笔沾着手心的血，工工整整地写着大字报，手不抖，心不颤。
+
+　　但是同志们见我用血写字都痛在心里，极力制止我，董铁鹰眼里含着泪说：“下边你就用我的血写完吧！不要再用刀划了。”排里的同志们看到我的血书也都痛哭失声，仿佛我的血是从同志们身上流出的，仿佛我割手指头的刀子在割同志们的心，这是怎样地真挚而又深厚的阶级感情，在几个月的之候（后），被刘邓撕碎和毁灭了的集体的友谊和温暖又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
+　　我禁不住落泪了。
+
+　　我写血书并不是对刘邓已恨之入骨了，并不是十分深刻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并不是阶级感情多么深厚，阶级觉悟多么高，流几滴血我自己都不在乎。
+
+　　可是同志们是那样痛心，我不能不感动，不能不落泪，不能不羞愧，而无地自容。
+
+　　我对自己的错误还认识得不深，对刘邓恨之不切，我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比起大家来要差得很远。
+
+　　我一定要认真学习毛选，永远跟群众在一起，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做无产阶级的接班人。
+
+　　同志们血和泪的控诉，是对我们的活生生的阶级教育，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在刘邓路线统治下的白色恐怖。同志们一心闹革命，一心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但是有嘴不能说，有笔不能写，有苦无处诉，受尽了反动路线折磨，革命前辈为了打下人民的江山，流了多少鲜血，他们如果看到这些会多么难过啊！特别是如果看到了反动路线的打手，就是他们的亲生子女，他们会多么痛心啊！革命前辈说过：“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今天，我们的苦难免除了，可是我们，是我们没有继承他们的事业，没有向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刘少奇、邓小平开火，却把矛头指向自己的阶级兄弟，我们以前总以为不过是说了些错话，办了些错事。现在我们看清了，我们是在为刘少奇说话，为刘少奇办事，我们必须悬崖勒马，回到毛主席身边，回到革命群众身边。我们晚回来一天，刘少奇就高兴一天！我们已经让他高兴了，还能让他继续高兴啊？不，绝不！我们要向王毅强学习，放下臭架子，虚心接受造反派同志们的帮助，狠斗“私”字、狠触灵魂，永远跟毛主席干革命。
+
+　　在建国后的十七年，在毛泽东思想正在逐步深入人心被广大群众所掌握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能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反扑，造成这样长期的全国范围的白色恐怖，毒害这样多的革命青少年，搞了一次资本主义复辟大演习，不能认识阶级斗争的长期，曲折，复杂，深刻，激烈。
+
+　　痛心哉！又如之奈何？
+
+　　糊涂啊，真会是脑袋没了，还不知怎样掉的，国家亡了，还不知葬送在谁手里。
+
+　　怎么办？
+
+　　摔倒了就爬起来，哪里跌倒了就在哪里爬起来！但愿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今生今世也不至辜负先烈们的希望！不至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
+
+　　忠于人民，致志中华。
+
+　　· 来源：
+
+　　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统一战线宣传组主办《只把春来报》第三期，1967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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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95.txt
@@ -0,0 +1,1297 @@
+# 王光美回答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审问
+
+　　<王光美>
+
+　　（〖第一次审问。地点：清华中央主楼。时间：晨六点半左右（已谈过好一会儿）〗）
+
+　　问：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
+
+　　王：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
+
+　　（同学要她穿上去印尼的衣服出去斗，王光美不干。）
+
+　　问：这衣服一定要穿上！
+
+　　王：就不穿！
+
+　　问：穿也得穿，不穿也得穿！
+
+　　王：（软下来，指身上的衣服）这已经是会客的衣服了。
+
+　　问：（严正）什么会客？今天是斗你！
+
+　　王：这衣服我不穿，穿不上去。
+
+　　问：那你到印尼怎么穿的？
+
+　　王：那时是夏天，又是雅加达。
+
+　　问：那你到拉赫尔怎么穿的？
+
+　　王：反正我这不穿。
+
+　　问：告诉你，今天是斗你。不老实，小心点！
+
+　　王：就是死了也没什么。
+
+　　问：死？我们还要留着你这个活宝呢。穿上！
+
+　　王：我们好好谈谈好不好？
+
+　　问：谁跟你谈？告诉你，今天是斗争你。
+
+　　王：（翻脸）反正你们不能侵犯我人身自由。
+
+　　问：（哄堂大笑）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别说大民主，小民主也不给，一点不给，半点不给。今天，是对你专政，没有你的自由。
+
+　　王：谁说我是三反分子老婆？（打断）
+
+　　问：我们。
+
+　　王：反正我不穿。我犯了错误，批、斗都可以。
+
+　　问：你犯罪！今天就是要斗你，以后还要斗，穿上！
+
+　　王：（沉默）
+
+　　王：（搭讪指着身上的皮大衣）这已经是会客了，是阿富汗送的。他们说我找样子，就是这件。
+
+　　问：我们就要你穿去印尼的那一套。
+
+　　王：那是夏天的。冬天有冬天的衣服，夏天有夏天的，春有春天的。这夏天的现在不能穿，要春天的，我可以派人去拿。
+
+　　问：去你的吧！什么夏天、冬天、春天的、会客的、访问的，资产阶级一套我们不懂。
+
+　　王：毛主席讲过，要注意气候，随时换衣服。（大意）
+
+　　问：（众笑）去你的吧！毛主席讲的是政治气候。按你的立场，现在穿皮大衣也冷死了。
+
+　　问：我问你，你访问拉赫尔时更冷怎么也穿了？穿上！只要冻不死就行。你穿不穿？
+
+　　王：不穿。
+
+　　问：好！给你十分钟，到6：45再看。不穿你试试看，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
+　　王：（不讲、沉默）……
+
+　　问：王光美，你对把刘少奇拉下马怎么看？
+
+　　王：这是大好事，中国可以不出修正主义。
+
+　　问：我们还要把刘少奇拉来斗。总有这一天的，你信不信？
+
+　　王：你们斗吗，可以斗么。……（沉默）
+
+　　问：不理她10分钟。到时候有你好看。
+
+　　王：你们……，我可以打电话叫人把春天衣服拿来。
+
+　　问：那不行！
+
+　　王：这是绸子的，太冷了。
+
+　　问：你穿上再披上大衣么。
+
+　　问：“冻死苍蝇未足奇。”
+
+　　王：如果我真反毛主席，那冻死就活该。
+
+　　问：你就是反对毛主席。
+
+　　王：我现在不反，将来也不反。
+
+　　问：少跟她罗嗦。好了，还有7分钟。
+
+　　（沉默）……
+
+　　王：我穿上这鞋子好不好。（指带来的尖鞋）
+
+　　问：不行！都穿上。
+
+　　王：你们没有权利。
+
+　　问：我们就有这个权利！今天是斗争你，我们要怎么斗就怎么斗，没有你的自由。你那套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臭理论还是收起来吧。我们是革命群众，你是反革命臭婆娘，你混淆不了阶级阵线！（时间到。捉鬼队员给王穿妖衣）
+
+　　王：等会儿。（大家不理她，穿。王光美耍赖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让穿，后终于还是被拉起来穿上了。）
+
+　　问：这不是穿上了吗？（王曾说，太小了，穿不上）
+
+　　王：你们武斗，你们违反毛主席指示。
+
+　　（众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　　王：谁反对毛主席指示就……（被打断）
+
+　　（众念：“顽固分子，实际上是顽而不固……”）
+
+　　（王光美无奈，只得自己动手，老老实实地穿上透明丝袜和高跟鞋。大家给他带上特制“项链”，照相）
+
+　　王：你们强制手段。
+
+　　问：胡扯！是你侮辱我们。你穿上这套衣服去印尼与苏加诺吊膀子，丢尽了中国人民的脸，你侮辱了全中国人民。你还想倒打一把。对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里的头号大扒手，对你就是要强制。
+
+　　（众念：“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
+　　王：我是不是，将来再看。
+
+　　问：怎么，你想翻案吗？（众摆她罪恶勾当）
+
+　　王：（抵赖）希望你们好好调查一下。
+
+　　问：我问你，“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谁干的？
+
+　　王：真正的革命者是勇敢的，是勇于正视事实的。“十大命令”，我批评过叶林，我说叶林让广播是做蠢事。后来我们是打击面扩大了，我们是反击假左派。当时我们认为是假左派。……反正“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肯定不是我，也不会是杨天放。谁是真革命的，谁干的谁自己承认。是谁说清华园是黑窝的，是谁说宁可怀疑99个也不放过一个黑帮……真正的革命者就要敢于站出来，谁干的谁自己承认。
+
+　　问：（指出她昨天晚上与刘少奇说“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蒯大富干的）
+
+　　王：根本没有。
+
+　　问：是不是要对质。你们晚上6：00讲的。
+
+　　王：（尴尬）我欢迎你们做我的家庭工作。
+
+　　（因其女不愿与王见面，未对质）
+
+　　问：我们当然要做你的家庭工作。
+
+　　问：我问你，大批辅导员上楼，批近处是谁干的？
+
+　　王：那是甘小杰的“许克敏纪要”干的。
+
+　　问：不对。你们把“许克敏谈话纪要”打成“反党纲领”，难道你会允许大家按“反党纲领”去做。明明是你们自己干的，还要倒打一把。
+
+　　问：你说，为什么打击基层干部，而何东昌倒在香山休养，刘冰、胡健在北京饭店，蒋南翔，同学提了多少回，你们就是不斗。
+
+　　王：问我不知道，北京饭店是在开会。蒋南翔情况我是反映了。中央有同志批示（我不能说）不让拉回来斗。
+
+　　问：派工作组的目的是什么？
+
+　　王：同意派工作组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要负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
+
+　　问：就你这一个人就打多少革命群众成反革命？害了多少人？
+
+　　王：我们没定一个反革命。
+
+　　问：你赖不了“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事实！
+
+　　王：事实总是事实，应根据事实得出结论，这才是毛泽东思想。
+
+　　问：不对。立场是主要的。你们站在反动的立场上就是看革命群众的阴暗面，反对文化大革命。我们看的事实，收集的事实就是和你不同。
+
+　　王：现在有人推卸责任……，如果是真正的革命左派应敢于承认事实。……怀疑一切是错误的，是谁提出的？
+
+　　问：你们怀疑革命的一切，打击一切革命群众、干部。
+
+　　王：反正“怀疑一切”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刘少奇的思想，我们是反对“怀疑一切”的。
+
+　　问：你们反对革命群众怀疑你们，你们对怀疑你们怕得要死。
+
+　　王：我是共产党员，我怕什么，舍得一身剐……
+
+　　问：你要干什么？（呼口号）
+
+　　王：你们这样，总有一天我……
+
+　　问：（气急、骂）大扒手、反动资产阶级分子，给中国人民丢脸，揭事实。（给苏加诺点烟）
+
+　　王：我认为我没丢脸。那天是告别宴会，他坐在我旁边，我是女主人……应尊重印尼习惯。
+
+　　问：去你的吧！我们不懂那套洋规矩。和苏加诺这种坏家伙鬼混。
+
+　　王：当时苏加诺还是有进步性的，……外交……
+
+　　问：你说，你把多少同学打成反革命，我们这里就有不少。
+
+　　王：反正我们只批过，没有打成反革命。
+
+　　问：谁让你反“假左派”的？
+
+　　王：不是刘少奇。是工作组问我，是叶林、杨天放，他们说蒯写了一个夺权的批语，还有反映了与现在根本不同的片面情况，我就根据这些同意了。
+
+　　问：刘少奇做了什么指示？
+
+　　王：刘少奇对清华指示很少。
+
+　　问：那你卖菜是谁让的？捞政治资本。
+
+　　王：那是毛主席对刘少奇说：“王光美为什么过去四清时三同现在不三同啦？……”主席说：“可以参加劳动，……这样可以接受批评。”我听了很感动，就去劳动了。
+
+　　问：那你老老实实劳动啊？为什么三个饭厅去卖菜。
+
+　　王：走三个饭厅，不是因为接触不广吗？（众大笑，揭其事实）
+
+　　王：这件事刘涛也对我提过意见，我正在考虑。
+
+　　问：（笑后又问）你回答：“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到底是谁推广的？
+
+　　王：的确不是刘少奇。
+
+　　问：蒯大富是谁定的反革命？
+
+　　王：与刘少奇无关，也肯定没定反革命。
+
+　　（在同学摆出事实驳斥后王光美语无伦次，几次说法不一，先说肯定没定；
+
+　　一会儿说：我对工作组说这样做法不好（反蒯）。
+
+　　一会又说：我说我们不要过早地定反革命。）
+
+　　问：“假左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
+　　王：不是左派也不一定是右派，“打着红旗反红旗”，是由于世界观未改造好，不能算反革命。
+
+　　问：（众笑）王光美，我问你！反蒯的批判会你审查了没有，所谓“练兵”是不是你审查的。
+
+　　王：是我听过的。
+
+　　问：会上好多人骂蒯是反革命是你批准的吗？
+
+　　王：我是听了他们讲的，我听了后，记下意见，晚上回去汇报。
+
+　　问：你赖不了！发言中蒯被打成反革命是你批的！你说刘指示很少，你不回去。可你又说晚上回去汇报，这里有矛盾！……
+
+　　王：我觉得当时的确有许多人散布“怀疑一切”。
+
+　　问：你说谁？
+
+　　王：有，但人数不多。
+
+　　问：你交待。保蒋南翔是谁指示的？
+
+　　王：蒋南翔性质未定的话是我讲的。但你们前后的话都不讲，只讲这句是断章取义。
+
+　　问：同学对蒋恨死了，你却说性质未定，不让斗，这不是保他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
+
+　　王：我不知道。你们试试看，将来你们工作中不要犯错误。
+
+　　问：你们的错误和我们犯错误有质的不同。
+
+　　王：工作组当时一进校什么都不知道，对蒋不定是正确的。如果我们那时不积极收集材料……我们七月中旬的三次斗黑帮大会就开不成那样，就不会有那样高的水平。
+
+　　问：（大笑，讽刺地）那么你还有“功”啦！是“有功之臣”了。
+
+　　王：错误是由我负责。有成绩应归功于毛泽东思想。
+
+　　问：你还有功呢？你的功就是镇压群众和干部，如果不是毛主席，我们都要逼死了，真是恬不知耻！
+
+　　王：……
+
+　　问：你对批判“修养”怎么看？
+
+　　王：这本书是唯心的，不谈阶级斗争，我同志报上发表的《红旗》评论员文章的几句话。至于反毛泽东思想主观上我是不同意，是世界观没有改造好。
+
+　　问：对戚本禹同志批《清宫秘史》的文章怎么看？
+
+　　王：这部片子是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批得很深很对，这部片子刘少奇没有说是爱国主义的，我和他一起看的，当时只看了一半，以后天亮了看不清了，他什么也没说。这是肯定的，他没说过。我和他一起看的，我知道肯定没说过。
+
+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没错了。
+
+　　王：刘少奇是有责任的，52年毛主席曾对他说过这片子是卖国主义的，做为一个负责人不组织批判是很大的错误。
+
+　　问：这算什么大错，仅仅是失职的错嘛。
+
+　　王：是失职或更大的错误。
+
+　　问：照你这么说戚本禹同志在造谣了？
+
+　　王：是不是有另外人假借刘少奇的名义说过这些话。
+
+　　问：好！你昨天晚上说“戚本禹曾经和我一个支部，我知道他”后来在我们逼问下，才说“戚本禹是好同志”现在原形毕露了。
+
+　　王：（恬不知耻）你们造谣，不是你们逼问，我自己主动讲的。
+
+　　问：你觉得这文章写的对不对？这是毛主席看过的！
+
+　　王：是吗？是主席看过的吗？我觉得还是从革命利益出发，从事实出发，如实向毛主席汇报情况。
+
+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针对的是谁你清楚吗？
+
+　　王：那他提的的确是刘少奇。
+
+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提出的问题怎么看？
+
+　　王：有的是刘少奇的责任，有的不是刘少奇讲的。
+
+　　问：那么《红旗》上在造谣？刘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
+　　王：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过去就是相信不够才犯了错误。我在刘少奇身边工作了十几年，我觉得有出入，反正有许多不是刘少奇的事。说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直接没感到这一点。
+
+　　问：那叫叛徒集团自首是怎么说的？
+
+　　王：这不是他指示的，是一个负责同志提建议他同意过的。
+
+　　问：是谁？
+
+　　王：我不说！
+
+　　问：你包庇！快说。
+
+　　王：（沉思一会）是柯庆施建议的，刘少奇同意了。
+
+　　问：（气愤）不许你污蔑柯老！
+
+　　王：反正我说话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调查好了。我告诉你们，王前是个坏人，她造谣泄私愤，你们不要上当。不相信我就算了。
+
+　　问：王光美你说，你对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看？
+
+　　王：我主观上还认识不到这个水平。反正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主席许多事委托刘少奇、书记处处理，发生的事他要负责，但现在他靠边站了，不负责了，不当权了么。在反动路线时他是走过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的。
+
+　　问：就是反动路线这一点？
+
+　　王：当然不止。凡是犯路线错误都走资本主义一段道路。
+
+　　问：山西老区互助组的批示，是错的，是他批的。合作社发展太快，他求稳，说要慢一些。62年他对困难的估计过分。但“三自一包”“四大自由”谬论出来他是不赞成的，单干也是不赞成的。他那时许多关键时刻还是坚持社会主义的。──这些错误发展下去，中国就要走向资本主义了。
+
+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是有缺点错误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
+　　王：他主观上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但世界观未改造好，又是负责地位，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的，发展下去是危险的。
+
+　　问：刘少奇宣扬“红色资本家”，说剥削好，也是主观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吗？
+
+　　王：刘少奇是讲了很多的错话，你们是指50年他在天津的讲话，当时我也在，我知道的，有许多话是很错误的。当时天津有一种过“左”的情绪，不少人要消灭剥削阶级，是毛主席派他去纠偏的，他一些话是纠偏讲的，现在大字报上的话与他讲的有出入。
+
+　　问：这么说，讲“工人就得剥削”是对的？
+
+　　王：有些是错的。有的这样讲是对的，有的这样讲不好。这不能脱离环境。比如一个资本家与他座谈说剥削是罪恶，那开一个厂就大罪，再开一个厂罪就更大了。刘少奇说只要对国富民强有好处，开厂剥削，这样的剥削是需要的，工人也需要这样的剥削。这是特定条件下讲的，现在有人砍头去尾地讲这句话。
+
+　　问：那鼓吹和平民主新阶段，散布对蒋介石的迷信是谁呢？
+
+　　王：那不只他一个人。根据报纸上的报道，绝不是一个大责任，停战协议（决议）上写“和平、民主”很明显嘛。他现在把责任担起来，勇于承担责任。（众笑：这么他还是英雄了？）就是勇于承担责任么。
+
+　　问：那你说，还有谁？
+
+　　王：不用说了吧。
+
+　　问：不行！迷信蒋介石的人要查出来。
+
+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你们可以去查查报纸，有公开文章的！
+
+　　问：那刘少奇贪污金皮带圈，金鞋拔呢？
+
+　　王：金皮带圈、金鞋拔子是有这么回事。他做白区工作，随时有逮捕危险，是应该身上带些东西的。谢飞同志虽然我不认识，我觉得她很好，临走什么也没拿。王前这人就不好，把这两样东西拿走了。当时许多人赞成离婚，王前妨碍少奇同志工作。……
+
+　　问：你又来挑拨离间！
+
+　　王：反正我听说王前不好，你们不信任我就算了。
+
+　　问：“红色资本家”是谁提的。
+
+　　王：不知道！反正不是刘少奇，他只说进步资本家。
+
+　　问：你是否说过王光英这个大资本家好，还要拉他入党？
+
+　　王：王光英不是大资本家，最多是中产阶级、民族资本家。他剥削是剥削，可是……，你们可以调查一下，他是否可以起进步资本家的作用。他不愿当资本家，说资本家名声太臭，要求入党，党给他任务，让他做资本家的工作。
+
+　　问：什么党？你们的刘邓党！你说你妈妈是干什么的？是否是剥削？
+
+　　王：她开幼儿园，不是剥削，是集体福利，是好事，带出来的孩子比我们自己养的还好。
+
+　　问：胡说！她雇一个孤儿干什么的！这孤独被折磨死了！
+
+　　王：她没有剥削孤儿，我知道，没剥削。后来她（孤儿）有病还照顾得挺好的！
+
+　　王：主席不是说要认真吗，现在明明许多干的是好事都说成是坏事，你们要认真调查。
+
+　　（众骂：“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本性不改”“阶级异己分子”）
+
+　　问：你现在对刘少奇到底怎么看？
+
+　　王：说他一辈子反革命，不反资本主义我没有充分材料。
+
+　　（同学要她戴上项链）
+
+　　问：你说！江青同志叫你出国不要戴项链，你为什么非要戴上？
+
+　　王：江青同志是要我不要带别针，没说带项链的事，但问题是一样的。
+
+　　问：胡扯！你是三反分子！
+
+　　王：我不是！
+
+　　问：你对打碎王槐青墓碑怎么看？
+
+　　王：我赞成。我立碑是错误的。
+
+　　问：你对你们工作组问题怎么看？
+
+　　王：一分为二嘛。我在清华犯了错误，忠实积极地执行了，带括号的“创造性”地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主持了对铁成、蒯大富的辩论会。
+
+　　问：一分为二，你是顽固不化，又是纸老虎，终究要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什么辩论会？有限制自由的辩论会？
+
+　　王：没有，6．27会我主持，没有限制蒯的自由。后来限制自由是蒯大富自己要求的，说要保障人身安全，当时我还批评叶林这么做不对呢。
+
+　　问：（逼）那你说红旗调查员的文章怎么样？
+
+　　王：红旗调查员文章……（不语，同学吵，逼后，大声嘶听）就是有很大的片面性！
+
+　　问：好，记下来。
+
+　　王：记就记，我说的，怕什么！“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更不是刘少奇搞的。清华，我们的问题肯定是右倾主义，是路线错误，我们是右倾不是形“左”实右。反正这“怀疑一切”肯定不是工作组搞的，我没有这个思想，刘少奇也没有这个思想。
+
+　　问：那你说是谁？
+
+　　王：反正有人。蒯大富不是“怀疑一切”，他就没有怀疑刘少奇。他要去中央，他是让我送他去的，他是信任我的！
+
+　　问：无耻！蒙骗人家还夸耀。现在谁都看透你这个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本质了。
+
+　　王：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真理就是真理，可能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
+
+　　问：你敢否定革命小将？
+
+　　王：（恨，斜眼，用眼角看人）真正的爱护小将，应该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能歪曲事实来爱护革命小将……（被打断。众：你放毒！）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讲完。毛主席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
+　　问：我们就是要斗你这个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清华园的大扒手。
+
+　　王：我不是，我是共产党员。
+
+　　问：你不要给我们党脸上抹黑了。干的丑事还少啦！桃园四清你干了些什么！
+
+　　王：对四清材料你们了解了多少，你们都找什么人了解？你们下去五天，我待上一年了，比你们了解，你们要认真调查。
+
+　　问：去你的。桃园经验臭透了。一会儿你听听。
+
+　　王：桃园经验是好的，不是坏的。但有缺点有错误。
+
+　　问：（大伙耻笑她），有功、有功。那么后十条看来也是好的，有缺点、有错误吧？
+
+　　王：根据第一个十条，许多人下去搞试点，摸情况。彭真搞了好几个省的试点，根据一些情况，搞了好多政策界限，看来清规戒律是多了一些。我们下去的时候都是双十条，中央规定的。后十条是刘少奇改的，有些清规戒律，但精神是好的，是毛主席叫他修改的。
+
+　　问：这么说后十条棒极了。
+
+　　王：后十条有好的部分，但有形而上学，繁琐哲学，一些政策界限强调得过多，成清规戒律束缚了群众运动。
+
+　　（群众气极，给她“打扮”后照相）
+
+　　王：谢谢你们。你们不应该侮辱我。
+
+　　（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
+　　问：对你就是要专政。让你现现原形，你不舒服吗？你不舒服了就说明我们是革命行动。
+
+　　王：我承认我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
+　　问：你是形“左”实右，打着红旗反红旗。
+
+　　王：我是右倾了。
+
+　　问：你还右倾啊，再“左”一些，我们都要逼死了。“打击一大片”你还右倾啊？
+
+　　王：那个材料我看了，有很大的片面性。我们一进去就宣布对干部既往不咎的。
+
+　　问：（举许多事例）你说把辅导员、基层干部挂起来是谁干的？
+
+　　王：刘少奇根本不同意。他批评了。
+
+　　问：杨天放揭发了。
+
+　　王：杨天放不可靠。
+
+　　问：刘少奇是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你认为怎么样？
+
+　　王：（避而不答）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6、7月是他干的，但以后就不能归他。
+
+　　问：归谁？你说！
+
+　　王：他路线错误有影响，不能全归他，他有责任。
+
+　　问：那蒯大富反革命很久翻不过来，谁负责？
+
+　　王：蒯大富反革命不是刘少奇定的，刘少奇没跟我说过蒯大富是反革命。
+
+　　问：刘少奇7．29讲话反对毛主席。（李世权一事）
+
+　　王：李世权的那件事，毛主席这样说可以，刘少奇这样时候、地方，这样说是不恰当的。
+
+　　问：什么不恰当，他反毛主席。
+
+　　王：少奇同志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从来没有主观上要反毛主席。
+
+　　问：刘克思是谁说的？
+
+　　王：刘克思是王前造谣。她不是个好人。
+
+　　问：他在《修养》中大骂有人要全党尊重他……是谁！
+
+　　王：那是什么时候出版的。他不是骂主席，那指的是洛甫。
+
+　　问：那62年再版时为什么不修改、反而把斯大林都删了。
+
+　　王：那不知道。他是坚决反修的。他改的地方有档案在，你们有条件就去查。毛主席说要出刘选，他不积极，后成立编辑委员会，要他修改出书，他看过一遍，有的是编辑委员会改的，他没注意，你们可以去查嘛。我知道，他是不反斯大林的，“九评”，“两论”，他都参加起草的。
+
+　　问：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你怎么看？
+
+　　王：批这电影很对、该批。
+
+　　问：不对，要害是揭开了“老革命”的画皮，暴露了假革命、反革命的本质。
+
+　　王：“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
+　　问：胡说！你顽固到底死路一条。我们就是要把刘少奇拉下马！
+
+　　王：拉下马我同意，别人领导比他领导对党更有利。
+
+　　问：王光美，你对戚本禹同志提的几个问题怎么看？（念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最后的几个问题）
+
+　　王：（1）没讲过。我不知道。（指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疯狂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猖狂反对毛主席三个问题）
+
+　　（2）我等待毛主席讲话，等毛主席讲最后一句话。刘少奇并不是梦寐以求资本主义，他是想搞社会主义的，说猖狂复辟不是那样，愿意搞社会主义的。他特别谈了一些防修、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他经常想，但想不出办法，无办法没有水平，无魄力象毛主席这样搞文化大革命。他是考虑避免修正主义复辟的。我认为他最大的错误是没有提倡全党全民大学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地位、重要性、毛主席对他的信任来看，应很早就提出的。但他66年才提出，这是他最大的错误。
+
+　　（3）他没有反对过毛主席，更没有什么猖狂。他有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地方，有不少是世界观问题。
+
+　　（4）他没有大肆宣扬。他是想保存革命有生力量。当时白区损失极大，日本人又要进攻，因为一些人不知名，影响并不大，就让他们自首了。北京61个人，天津几十个人。至于自首书的措词，什么“坚决反共”他不知道的。
+
+　　（5）起草的文件，中央是看过的，当然他要检讨，但同一个文件他提出过积极练兵。当时这些是可能造成不好的影响。
+
+　　（6）他反对资本主义改造？没有！在天津讲话是错误的，但改造资本家他是积极赞成的。合作社问题他是同意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主要是邓子恢干的。
+
+　　（7）八大报告是有缺点，但是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八大决议好象也有错误。……主席没看过……这是很匆忙的，刘少奇决议好象看的也很匆忙。不过文件出来很久了。毛主席、党中央未表态。
+
+　　（8）这不是刘少奇说的。他只是对困难估计过分了。可能是会助长歪风滋长。
+
+　　（9）刘选编委员会叫他审查的，他对此不积极。（王光美对谁指使大量翻印，流行国外，不敢回答）
+
+　　（10）他是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过分强调了扎根串连。有些话使人感到农村漆黑一团。
+
+　　（11）对6、7月之前我同意毛主席大字报观点。6、7月后他也要负责任。是不是都要他负责，那我就不了解情况了。
+
+　　（王光美被带下去斗争）
+
+　　王：我知道，反正你们是尽量丑化我。
+
+　　问：你本来就是这样，你自己搞的、做的还害什么羞，这叫还你本来面目。
+
+　　（王光美准备“坐牢”，将毛巾、牙刷……什么都带来了。）
+
+　　问：王光美，你怕不怕？
+
+　　王：我怕什么。我不怕。
+
+　　（一边说，一边换衣服，手发抖，东西都放不好）
+
+　　王：我要喝开水。
+
+　　问：下面有。
+
+　　王：喝完开水我可要小便去。
+
+　　问：无耻！去吧！
+
+　　（王坐下喝水，连帽子都戴歪了，喝了水，上厕所。下楼时一步挨一步脸象死人一样雪白。到楼下）
+
+　　王：解放军同志呢？老马，我要吃镇静剂。
+
+　　问：你不是不怕吗？
+
+　　王：我心里是挺镇静的。我吃药是有病神经不好。
+
+　　（手发抖、喘气、连东西都放不好。）
+
+　　问：王光美你手发抖了！
+
+　　王：我这手有毛病。我不怕，我心里很镇静。
+
+　　（王要两粒镇静剂，解放军只给一粒。）
+
+　　王：好，听你的，吃一粒。
+
+　　（拉出去，她哭丧脸，一步一步挪，又要吃镇静剂）
+
+　　王：解放军同志呢？我还要吃药。
+
+　　问：你不是不怕吗？纸老虎！
+
+　　王：我不怕。我是愿意把大会坚持开完了，我这几天发烧，刘少奇也有病，我做好几天护士。
+
+　　（说完抿住嘴，手上青筋暴出）
+
+　　（临拉出之前问她。）
+
+　　问：你现在有什么想法？
+
+　　王？（低声）我现在接受群众对我的批判斗争。
+
+　　〖第二次审问。时间：4月10日下午1：00，地点：清华主楼803。〗
+
+　　问：你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
+　　王：戚本禹同志写得很好，旗帜鲜明。根据我知道的事实，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的结论我得不出。一九五零年我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时，他没有讲什么。主席要批判，他没批判，这是错了。反正我没有听他说过这片子是爱国主义的。戚本禹同志文章出来后，我很气愤（刘），也很关心。毛主席说我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么，我又问了刘少奇一次，与他回忆了很久，他也说没说过。我们相信毛主席，伟大的毛主席会弄清楚的。
+
+　　问：照你这么说刘少奇还是老革命？文化革命也只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
+　　王：刘少奇在文化革命中犯错误不是偶然的，他自己也说不是偶然的，他的世界观没有根本改变，不可能不违反毛泽东思想，他是要负主要责任。他没有毛主席的胆量和魄力来发动领导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过去，我的错误是相信党、相信毛主席不够，相信群众不够。现在，我愿意交真心给你们。我对“假革命”、“反革命”的确没有认识到。
+
+　　问：算了吧！你的立场决定你的认识。问你，你对今天斗争大会怎么看？
+
+　　王：今天大会表现了群众的愤怒。我个人受一些委曲也没啥。毛主席教导我们也要经风雨见世面嘛。我希望你们给我听录音，我听到的太少了，我应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也应让刘少奇知道。
+
+　　问：你自己干的事情自己不知道？
+
+　　王：我在清华是犯了错误，我什么时候也不翻这个案。
+
+　　问：犯罪！王光美告诉你老实点。你不翻这个案，那还有什么案要翻的？话中有话。老实告诉你这辈子也甭想翻了，别做梦了。
+
+　　王：我是说我不翻案，没说要翻案。
+
+　　问：狡辩！我问你，桃园经验到底怎么样？
+
+　　王：我认为桃园经验是成绩多缺点少。
+
+　　问：喝！还成绩呢？你倒成了有功之臣了。
+
+　　王：成绩不是王光美的，是毛主席的，是毛泽东思想的。
+
+　　问：不许你污蔑毛主席。
+
+　　王：我去桃园，许多人都不支持。刘少奇是主张我去的，那时就只有毛主席支持我去。
+
+　　问：毛主席是要你下去改造改造。我问你，23条、16条的核心是什么？群众运动核心什么？
+
+　　王：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
+　　问：可是你呢，大整社员，大整同学，毛主席支持吗？
+
+　　王：……那，人的认识有个过程，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然正确思想从哪里来？
+
+　　问：（笑王理屈词尽）我再问你，刘少奇在天津讲的反动话你怎么看？
+
+　　王：天津的话，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错误的。他是毛主席派去的，是针对一些人“左”倾情绪去纠正的，他说的话有些是很不好的。但“红色资本家”不是他讲的，我知道，我不说是谁。刘少奇只讲过进步资本家，资本家是有先进的，落后的。
+
+　　问：谁说的“红色资本家”。
+
+　　王：我是中央工作人员，要保密。
+
+　　问：不行！你是专政对象，说！
+
+　　王：还是不说的好，我知道你们要揪。
+
+　　问：你想陷害人，我们不上你的当！快说，砍合作社又哪个家伙干的？是
+
+　　王：砍合作社是邓子恢提出的。他说砍十万，实际上砍了二十万。
+
+　　问：这是什么行为？反革命行为！
+
+　　王：当时是想慢一点，稳一点……。
+
+　　问：去你的吧！毛主席当时主张什么？主席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批判的是谁？你们是对抗毛主席！
+
+　　王：毛主席的话是针对刘少奇的吗？我一直以为是抨击邓子恢的。
+
+　　问：算了吧！谁不知刘少奇是老机会主义者。
+
+　　王：是的，是有人批评他老右倾，立三路线时批评他右倾，王明路线也批评他右倾……（打断）
+
+　　问：恶毒！你说现在是什么路线！不许赖！
+
+　　王：我是说过去。
+
+　　问：王光美，你手又发抖了！
+
+　　王：我身体不好，手有毛病。
+
+　　问：你对《论修养》怎么看？
+
+　　王：我同意红旗评论员的话。
+
+　　问：戚本禹同志文章呢？（念戚文章）
+
+　　王：（避而不答）
+
+　　问：快说！
+
+　　王：我要再看一看，以后再说好不好？
+
+　　问：你想回去与刘少奇对口径吗？
+
+　　王：怎么对口径呢？最近刘少奇病了一场，我又做护士，又做……，自己也差点病倒，没有时间看，刘少奇他也说要拿几个版本对照看看。
+
+　　（下面谈到反斯大林问题，反个人迷信问题）
+
+　　王：刘少奇配合赫鲁晓夫反斯大林了吗？刘少奇不是反斯大林的。两论“关于斯大林问题”他是参加写的。他对斯大林是三七开的，刘少奇从来没有说过根本否定斯大林的话。中央里面……。（打断）
+
+　　问：谁要你讲这么多。
+
+　　王：主席说要认真，你们不是要刨根问底吗？
+
+　　问：“三自一包”是哪个混蛋搞的？
+
+　　王：“三自一包”不是他提出来的，他认为这是“历史大倒退”，是反对的。他的错误是没有向毛主席提出来，提晚了。
+
+　　问：刘少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三反分子，你同意吗？
+
+　　王：刘少奇与彭罗陆杨不一样，他根本不是两面派，他根本不是这样的人，我知道他，他提要与我结婚时是把年龄、性格、缺点都告诉我的。
+
+　　问：臭味相投！刘少奇不是，那中国还有谁搞资本主义啊？
+
+　　王：中国是有人在搞资本主义，谁？我不知道。
+
+　　问：你对中央文革怎么看？
+
+　　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这次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可否定的，但这并不是说一点错误也没有。列宁说过，做工作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
+
+　　问：你不是说，这并不是说一点错误也没有吗？那你说说错误吧！
+
+　　王：你们不要歪曲，我是肯定中央文革的，我在家里教育孩子是一直要他们尊重文革领导的。
+
+　　问：你慌什么？赶快交待你和刘少奇攻击中央文革的罪行。
+
+　　王：刘少奇没有罪行，叫我交待什么？
+
+　　问：少耍赖！你对中央文革到底怎么看？
+
+　　王：越是做工作多的，缺点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的革命者要自我批评，中央文革是经常检讨自己的工作的，我从讲话上看到过。大字报上边也有提意见的嘛！
+
+　　问：什么大字报？大概是一纵队联动吧？
+
+　　（王光美一直狡辩，对此避而不谈）
+
+　　问：你对今天大会怎么看？
+
+　　王：我感到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很气愤。这些情绪我听到一些，看到一点，可惜的是没听全，希望你们把材料或录音寄给我，刘少奇也应该知道这些情况。
+
+　　问：你放心，我们会把刘少奇拉来斗的！
+
+　　王：刘少奇来，我也同意，不过，我不同意这种动手的方法。
+
+　　问：对你这种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就要专政！
+
+　　王：不对！我向群众低头了，我还向群众鞠躬了。这不是你们让的，是我主动的。
+
+　　问：真无耻！不是人捺你，你低头？！还你主动好！群众“主动”一点早把你揍死了！
+
+　　王：你们可以做阶级分析嘛，分析我到底是什么人？
+
+　　问：什么人？你是三反分子老婆，反动资产阶级分子。我们要打倒刘少奇，你同意不同意？
+
+　　王：我同意打倒，打倒他可以更好地领导革命。
+
+　　问：不是更好地领导问题，是保卫了毛主席。
+
+　　王：我们是非常尊重毛主席的，无限热爱的。
+
+　　问：撕开“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的画皮，露出假革命反革命本质！
+
+　　王：假革命，反革命我没认识到。老革命也谈不上，但唯心观点，唯心世界观是正确的，这次遇到新问题的人还真的不少。
+
+　　问：（讽刺地）“光美同志是不是革命的，你们可以考验么。”
+
+　　（六六年七月还不能日晚讲话）
+
+　　王：考验到现在也过不能算下定论。
+
+　　问：三反分子的臭老婆，我们早定你……。（被打断）
+
+　　王：中国的妇女中国的女共产党员是独立的，不能因为丈夫错了，老婆就一定错，老婆错了，丈夫就一定错。
+
+　　问：你们俩本来是臭味相投，你是共产党员？是刘少奇拉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
+
+　　王：我入党不是拉进来的，我有手续的。
+
+　　问：你介绍人是谁？
+
+　　王：反正不是徐冰，外面是谣言。
+
+　　问：“谁”？
+
+　　王：一个姓孙，一个姓赖。
+
+　　问：叫什么名字？在那儿工作？
+
+　　王：（不说）我的历史，我全部向组织汇报过了，你们可以通过组织调查，这些没必要说。
+
+　　问：我们就要你说。谁看你档案。说！刘少奇对戚本禹同志文章怎么看？
+
+　　王：文章发表后，他很仔细地看了两遍，我想他不会承认假革命，反革命。刘少奇说他从来没说过是爱国的。我们一起回忆过这件事，那回是谁推荐的，什么过程，我都忘了，反正是演到一半天就亮了，看不清，我们什么也没说。
+
+　　问：你是不是说戚本禹同志，《红旗》在造谣？
+
+　　王：戚本禹，我一直认为是好同志。是不是有人造谣，我不知道，反正刘少奇没说过。
+
+　　问：你说你这个中国头号的糖衣炮弹给刘少奇出过什么坏主意？
+
+　　王：刘少奇不太听我的意见。他挺警惕我的，老婆的话不太听。
+
+　　问：你不认罪，以后还要狠斗你！
+
+　　王：你们可以特殊地整我，狠烧我，我赞同。
+
+　　〖第三次审问。时间：4月10日5．40－10．05，地点：主楼803。〗
+
+　　问：王光美，你上二次态度极不老实，要你这次老实交待。首先交待你的家庭出身！
+
+　　王：家庭出身是民族资产阶级，本人成份是学生。家里房子有40多间，有些××公司、扬威公司的股票，当日本人占领之后……
+
+　　问：说具体数目！
+
+　　王：说不上来，不多的。那是三七年，家里很少，靠卖房子过活。为什么还定为民族资产阶级呢？因为卖房子钱存入银行，有剥削。父亲起初是当职员，后教书于中学，后来又到日本早稻田大学学法律。回国，由职员升当工商司司长。
+
+　　问：父亲留学，什么财产保证他？
+
+　　王：父亲及他哥哥教书积钱，他在日本入基督教会……
+
+　　问：为什么他爬得那么快？
+
+　　王：职员当了好几年呢！
+
+　　问：……他后来干什么？
+
+　　王：当……解放后血压高，在家休息，院子里种菜什么的，……
+
+　　问：挺“勤劳”的！
+
+　　王：不是，是消遣。他是没落的、成份应当是民族资产阶级。我参加过土改工作，我也问过其他的同志。
+
+　　问：这么说，是你自己定的？
+
+　　王：不是的。
+
+　　问：父为何爬得那么快？
+
+　　王：不太清楚。
+
+　　问：解放后拿多少定息？
+
+　　王：拿过一、二年，发定息，我未过问，拿多少，你们去查去，拿过一、二年，一年约二、三百元，从定息来看，够不上大资本家，真的。
+
+　　问：解放后政治表现？
+
+　　王：开始办托儿所，为父母皆为职工的带孩子，他同意了，恰恰我生刘萍萍，后来，逐渐扩大。本来，一开始想交房子，又因儿女革命，就想办婴儿托儿所，因当时没有婴儿托儿所，一生下来就进的托儿所。
+
+　　问：挺“好”，挺“慈善”的！
+
+　　王：我父亲是要求上进的，是办的集体事业。
+
+　　问：资本家工厂也是集体事业？
+
+　　王：不，所有制不同。
+
+　　问：那托儿所是什么所有制？
+
+　　王：他可是没有剥削，为人民服务，虽然私人办。他既未开工厂，也未开商店，股票是后来的，……股票定息开始未领。
+
+　　问：那么好，股票还不是剥削？
+
+　　王：你们可以查的！
+
+　　问：那你父亲是挺进步的罗？
+
+　　王：他是接近共产党的。
+
+　　问：接近刘少奇还是接近谁？……
+
+　　王：文化革命前，我没有认为刘少奇……他是代表共产党的。
+
+　　问：刘少奇是反党头子，知道吗？
+
+　　王：毛主席十一中全会上没有这么说。十七年来成绩是毛主席的，刘少奇是第一线，有错误是他的。
+
+　　问：王槐青到底干什么的？
+
+　　王：现在看来，是封建寓公，受日本民主维新影响，所以我填民族资产阶级，就是这样。
+
+　　问：看来还是你自己要求高，……
+
+　　王：我是这样填表的。
+
+　　问：祖父究竟干什么的？
+
+　　王：是傻子，大字报说是吃喝嫖赌，可以查去！
+
+　　问：父亲干什么？
+
+　　王：卖点、吃点。
+
+　　问：又是教员，又是寓公，留学哪儿来的钱？
+
+　　王：他教书积钱，他哥哥，既我伯父也积钱，在日本人基督教……曾祖父可能是盐商，我问母，又说不是。祖父据说发育不完全而成傻子。
+
+　　问：快说，父亲靠什么上学的？
+
+　　王：我不知道，大字报说是天津豪富，我不了解。
+
+　　问：为什么不老实交待情况，反而去反驳大字报上揭露的情况？
+
+　　王：我知道就说，不知道的就不说，你们大概也是看大字报来的。
+
+　　问：废话少说，快讲数目！
+
+　　王：股票约二、三百元钱定息，解放前卖了房子存入银行，作为吃用，按解放前三年算，我家有医生，有职员，……
+
+　　问：父亲是何是发家的？
+
+　　王：大约是当工商司长，是北洋军阀的时候。他自己说过，还代理过工商部长。官僚自己当然不会说自己是贪官，从那时说是反动官僚，但后来靠资本主义剥削，所以应该是民族资产阶级，我哥哥是填‘反动官僚’的。
+
+　　问：父亲是那一年死的？
+
+　　王：大字报上说是五六年死的。
+
+　　问：你以为你是革命的吗？是共产党员吗？
+
+　　王：对，是共产党员。
+
+　　问：你在父亲碑文上写了什么？
+
+　　王：我本来认为他是统战对象么，还可以么，是要求进步的。碑文是哪一年立的，我不知道，我从传单上看到，你们井冈山造反派去砸了碑，砸得好，我完全拥护，完全赞成。我认为父亲起码是统战对象。
+
+　　问：你讲了前后矛盾啊！父亲究竟干什么！
+
+　　王：人的思想本来是进步的么。
+
+　　问：那你父亲还可能是革命的罗？是“红色资本家”？
+
+　　王：是要求进步的资本家。刘少奇没有说过“红色资本家”，刘少奇是在各大城市培养要求进步的资本家，使他们起带头作用，因为当时资本家工作没有做，资本家去作的好，比我们去作还有成效，还说资本家家属工作，妇联应当管。
+
+　　问：家庭出身情况，定息数目、解放后剥削多少等等，以后每十天送一份检查，下次检查中把上述问题回答，把数目字送来，否则格斗无论！
+
+　　王：好，不过，我现在调查没有你们方便，你们还是自己去查一下，……
+
+　　问：什么不方便，你还不知道，我们就要你说的，我们当然会去调查，两者核实。下面谈谈你的社会关系。有几个哥哥？
+
+　　王：只知有一个大伯父，姓名叫不来，当教员。父亲、弟弟是王道昌。
+
+　　问：是否资本家？
+
+　　王：只知是教员，教中学的，不知道。父亲弟弟是枣庄工程师，没有当汉奸，在37年即抗战七、七事变前到上海，当然他的朋友是有些不好的，如有袁世凯的孙子，不过他到死没有当汉奸，只有一个女儿是嫁给汉奸的，为了此事他很生气而气死了。
+
+　　问：有无姊妹？（指他父亲的）
+
+　　王：没有。
+
+　　问：兄弟三人都没有当汉奸？
+
+　　王：没有。因为当了汉奸，子女都会……
+
+　　问：难道父亲不当汉奸是为了子女？
+
+　　王：他多少有点民族爱国心么。
+
+　　问：他爱什么国？爱的是资本主义的国；爱的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
+
+　　王：当然是爱的资本主义国家，他肯定不可能爱社会主义的国……
+
+　　问：别扯皮，你父亲肯定不是民族资产阶级，而是反动的资本家！讲讲你的兄弟姊妹。
+
+　　王：我六个哥哥，四个妹妹。大哥王光德早死了，眼睛瞎了，没有做什么事。二哥王光琦是外贸部情报研究所的。
+
+　　问：什么时候进去的？
+
+　　王：在银行集中后，王光琦受批判。此后，分配到那儿去的。解放前，他在青岛银行办事处当……，后又到北京银行办事处，后又在燕京大学讲经济学。他的老婆是四川资本家的女儿。他留学美国，由于钱是银行出的，所以回来之后仍在银行工作。
+
+　　问：银行是谁开的？
+
+　　王：……从重庆回来是这样，他岳父兄弟俩是四川大资本家，一个逃亡香港，现已死，一个逃亡到台湾……是他岳父把王光琦介绍给李宗仁的，李宗仁也把小孩曾在45年下半年寄托在我家，李宗仁来看小孩，我见过他。
+
+　　问：三哥呢？
+
+　　王：三哥叫王光超，原在协和医院，解放初留职，后转入北大医院，现在是皮肤科主任，他老婆是付院长兼妇产科主任。他们都是“九三学社”的，都留学，是在天津解放之后才回天津的。
+
+　　问：四哥呢？
+
+　　王：是王光杰，现在叫王世光，是解放前清华无线电系毕业，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七·七”事变之后，清华大学南迁，他留下，参加地下党，搞无线电。在哪年入党，由于地下党保密的关系，我不知道。后来，他在天津搞地下电台，39年40年管无线电。现在是四机部付局长。前年他到陕西搞四清，当四清工作团付团长，文化大革命中没有联系，现在不清楚。
+
+　　问：还有两个呢？
+
+　　王：王光复，进速成中学，学校投靠国民党空军，当天考，当天走，抗战初期在新疆参加空军，后在徐州当空军中队长，后来逃到台湾。他愿意学空军，也由于和光杰闹对立，他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是反动的。
+
+　　第六个是王光仪，原来也是辅仁大学毕业。在42年毕业。开始在舅舅胞皂厂当技师，进了一年研究院，后在天津搞个化工厂，当工程师。这个厂子是人家合办的，人家出钱，他出技术，他自己是否也出钱了，我不知道。当时，并非大资本家。日本投降时，他由同学介绍，也参加工厂接收工作。蒋经国反贪污，他被捕一次。除此，他还曾被捕一次。……
+
+　　问：老实交待！别罗苏！
+
+　　王：我全部交待。（擅自起身，要水喝）解放后王光仪有些小工厂，我去看过，慢慢参加了工商联工作。
+
+　　问：下面交待你自己的臭历史。
+
+　　王：我有什么臭历史！没有革命前当然有许多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小学六年、中学六年……
+
+　　问：问的是政治历史，不是流水账。
+
+　　王：这许多还是要讲的，大学四年，研究院2年，后当二年助教。我考辅大物理系。这是天主教办的学校，我与神无关。王光英是入天主教的。我当时的社会交际不多，埋头读书，不过虚荣心很重。
+
+　　问：埋头读书？先说你有几个干爸爸吧！
+
+　　王：我没有干爸爸。只有在小时候，我得了病快死了，一个医生把我救活了，我父亲把他作我的干爸爸。
+
+　　问：快说正经事。
+
+　　王：你们说的干爸爸可能是王叔铭（音），他我认识，只知道是空军，……有个王光复的同事×××来送信……我父亲曾带我去吃饭（王府井××）参加过几次舞会，其他没有什么联系。
+
+　　问：解放后有何联系？在武汉你干些什么？王叔铭教你办了些什么事？
+
+　　王：我没有，没有，肯定解放后未通信，自46年进军调部工作，就未联系（又赖着要喝水）政治上肯定没有……我没有什么臭历史，我是共产党的人。
+
+　　问：没有政治性的联系？
+
+　　王：没有，就几次，都没有什么政治上东西。
+
+　　问：王光美我们问你，你是如何混进革命队伍的？
+
+　　王：我不是混入的。是与地下党有联系的。首先是崔月犁，王世光（即王光杰）让她送信到我家。第一次我还未见她。王光超起初想到解放军去。……
+
+　　问：快说，如何混进军调部的？
+
+　　王：王光杰捎信欢迎王光超去解放区，后来，因结婚了，王光超被老婆拉住了，没去成，在北京开诊所。后来，便与崔月犁有关系了，如让崔给解放区送药等等东西。这时王光杰的老婆被捕押送北京，我母亲化钱保了出来，并介绍给崔月犁，后来王世光的老婆把我介绍给崔月犁。一二·九运动我参加了点活动，后来就未参加。三七年七·七事变之后，学校关门（师大男附中，现师大一附中）在家里受王世光影响，主要是政治影响。三八年起，就没有进插班学校，……一直到后来通过王新（王世光老婆）介绍到崔月犁那里，以后便通过崔与党联系……。刚才说了，我与李宗仁、王叔铭有联系，什么联系，可以查么！以后大约在43年暑假崔介绍我到解放区。刘利给我搞假的出入证去，未成。46年刘利也去解放区，同年我也去，刘利比我早一点。去了以后，因我学过英文，就叫我当翻译。后由北京解放报介绍到叶剑英、李克侬那里去，到解放军报换介绍信，到了执行部，住在……46年3月当翻译……
+
+　　问：谁的翻译？
+
+　　王：当聂洪君，宋诗文。
+
+　　问：谁还有？
+
+　　王：陈士奇现工程兵司令。
+
+　　问：还有……
+
+　　王：还有雷英夫。现在军委作战部长，当时执行处长。
+
+　　我在46年11月1日到延安。
+
+　　问：与美方有何关系？老实交待！
+
+　　王：没有什么关系！与美方是这样，有个外交人员，他送过我一盒糖，我也送他点东西，没有政治关系。另外，美方处长，由于我去延安，他请我吃顿饭，这个向执行部报告过，不带政治性的。
+
+　　问：向谁报告的？
+
+　　王：当时叶剑英还在，可能是报告给雷英夫了，可能是柯柏年（音）……
+
+　　问：不要可能可能，确定究竟是谁？
+
+　　王：具体不太清楚，可能是柯柏年（音）
+
+　　问：别耍赖！快讲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讲去吃饭？
+
+　　王：当时谈判也有在宴会上谈判的，……
+
+　　问：你去吃饭时有谁？
+
+　　王：就我一人去，不是谈判，美方是执行处长Stanin（音）及老婆，还有一对夫妇。
+
+　　问：国民党有吗？
+
+　　王：没有。在场就五个人。
+
+　　问：讲些什么？
+
+　　王：就说一句“你到解放区去就回不来了”的坏话，其他都是一般的。
+
+　　问：怎么会单单你一个人呢？
+
+　　王：又是送行的意思，也有点讲友谊。
+
+　　问：什么友谊？侵略者也和你讲友谊？
+
+　　王：当然他们是有目的的，……当时去的还有执行部的汽车司机。我问了领导，请示了才去的。
+
+　　问：请示谁了？
+
+　　王：不知是不是柯柏年（音）还有……反正一定报告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吧！（请客吃饭）没有什么非同小可的。
+
+　　问：谈的是友谊，送行，是真的吗？究竟请示谁了？
+
+　　王：的确是请吃饭，第一天没有答应，第二天才答应的。当时没有想到政治任务。
+
+　　问：我们没有问你政治任务，你不打自招，是否心虚了？
+
+　　王：他们只说了一句坏话，就那一句，他们故意搞些非政治性的话。
+
+　　问：美国强盗讲话，在我们看来都是坏话，你怎么看？只有一句坏话？现在美国强盗有没有请你去吃饭？
+
+　　王：现在当然不可能。那次的确讲的家常，有时正式谈判中也有……
+
+　　问：说了些什么？什么好内容？这是大事！
+
+　　王：就是吃饭，如拿什么菜等等，别的什么问题也没谈，所以都没有放在脑子里。当时执行处每天会谈，我要走，所以有几天我带新手换。
+
+　　问：别扯，就谈一个：讲了些什么内容？
+
+　　王：先说吃什么，他们只说了一句，你去解放区，去了就回不来了。我是有警惕的，我说会解放的，一定会回来。其他都不记得了，都没有政治意义的。
+
+　　问：何时去解放区的？
+
+　　王：46年11月，是带执行部介绍信的。
+
+　　问：谁开的介绍信？
+
+　　王：是柯柏年给我的，飞机是搭乘的美国飞机。
+
+　　问：为什么去解放区？
+
+　　王：当然为革命！
+
+　　问：当时对蒋介石是否抱有幻想？
+
+　　王：不抱有幻想。对“和平民主新阶段”当时在北京我没有见此文，这是54年才接触到的，这个词倒是早听说了的早在46年吧……，
+
+　　问：到了解放区怎么与刘少奇认识的？
+
+　　王：46年11月到延安，胡宗南匪帮进攻，我们非军事人员撤退，在瓦窑堡呆了三月，调回。当过总理、朱德翻译。与刘少奇认识是在给朱德作译员，与刘少奇第一回见面。后来第二次撤退，在枣园到刘少奇家去过，后他与我谈过一次话。47年三月，问问家庭情况，真上政治课。就这样47年三月八号胡宗南又进攻。后去西北搞土改，刘少奇路过，见一面，什么未说。土改搞完了，又回军委办事处，到西柏坡。
+
+　　问：怎么入党的？谁拉你进去的？是不是刘少奇？
+
+　　王：不是！是我提出过好几次申请，在延安，土改中，土改搞一年，与王效南提过，他说我在土改中受到了锻炼，回到军委办事处，又提出。……根据表现，如土改，延安，还有可能也调查了地下党对我的看法，他们接受入党的。我土改是在晋绥边区的姚家灰和戚家滩。
+
+　　问：谁是介绍人？
+
+　　王：（沉默不语，后又说）张少礼（当时马列学院第二期学员，丈夫是张香山。原外交部新闻司）赖祖烈（中直部即中央办公厅，现是黑帮）
+
+　　问：你与安子文的关系？
+
+　　王：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在结婚之前，刘少奇介绍我与安子文谈过。这与王前讲的完全不一样，我认为刘少奇挺老实的，很好的，什么都对我讲，譬如年纪，不象王前说的瞒十年，他还说，我比你大很多，请你考虑，还有，有几个小孩了，结了几次婚了……王炳南、柯柏年、薛梓镇……鼓励我的。柯柏年和我谈的最多。
+
+　　问：什么时候入党的？党小组全同意吗？
+
+　　王：48年8月入党的？党小组是同意的，我是参加了党小组后才结婚的。申请书是3、4月提出的。
+
+　　问：和刘少奇认真谈是几月份？
+
+　　王：大约是五、六月间。
+
+　　问：此时，党小组已同意你入党了吗？
+
+　　王：我不知道，我是没有参加会议的。
+
+　　问：当时刘少奇拉你入党，够条件吗？
+
+　　王：当时是有很多人评论是不错的。
+
+　　问：究竟谁反对，谁赞成，说清楚点。
+
+　　王：鼓励的人不少，……叶剑英说过（关于土改的），还有李克侬。叶剑英当面与我谈过，当时在一个机关里。……我现在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
+
+　　问：谁给你摆好！真不要脸！
+
+　　王：因为我原来是资产阶级小姐，……后我在延安……群众关系还较好
+
+　　问：土改执行的是什么路线？
+
+　　王：开始我什么也不懂，只知念文件，……当然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信任群众……
+
+　　问：别废话，再说还有谁说不错？……
+
+　　（王光美又要向解放军要药吃）
+
+　　问：别怕死，死不了！
+
+　　王：（怒气冲冲）我视死如归！（又现出内心空虚的神情）我们摆事实讲道理。
+
+　　（要了一颗小绿药片，2个小白片吃了）
+
+　　问：哪位首长关心你的结婚？
+
+　　王：（不语）……支书是陈应，过去他也在外事处工作。
+
+　　那么多首长关心你，为什么？
+
+　　王：他们是我的上级么，当然他们找我谈罗！
+
+　　问：安子文对你入党问题怎么看？
+
+　　王：入党之后，结婚之前与安谈过，他教我要注意保密。我与李克侬谈的较早，在下决心与刘少奇结婚之前，与安子文谈是在下决心与刘少奇结婚之后。
+
+　　问：老实说，入党是否刘少奇拉入的？
+
+　　王：刘少奇不会这么干，我是要求领导调查的，他们怎么干，我不清楚。刘少奇在婚姻问题上受的挫折很多，我同情他。
+
+　　问：你看，从入党到结婚，你有那么多事要干，时间来得及吗？只十几天？
+
+　　王：……刘少奇并未拉我入党。如果他认为我不合乎共产党员，他就不会要我作老婆。我今天还对刘少奇这么看，我也是共产党员么。
+
+　　问：还算是党员呢！
+
+　　王：（泼妇怒曰）不要欺人太甚！
+
+　　问：（众怒斥）就要欺你太甚！……不要发狂，太心虚了！
+
+　　王：我在结婚前，同志们找我谈，要帮助刘少奇，不想在一些问题上帮了倒忙，如清华大学的情况反映得不确切，使他下了决心，桃园经验有缺点，也帮倒忙。……是我腐蚀了他，还说不上。他自己《修养》是39年写的，我们还未结婚呢，表明他自己世界观有问题，没有改造好。我自己当然也没有改造好。我同意《红旗》文章对《论修养》的评价。
+
+　　问：你是怎么学《修养》的？
+
+　　王：学《修养》学得不好，毛选也学得不好。我在清华从来没有号召学《修养》！
+
+　　问：你说《红旗》文章你同意，那刘少奇是否修正主义一套？
+
+　　王：《论修养》是唯心等还可以，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等我还想不通……如果刘少奇不改，会发展成为赫鲁晓夫式的人，刘少奇在反赫鲁晓夫时，很多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
+
+　　问：“修养”和赫鲁晓夫是否一样？
+
+　　王：有某些方面一样，也有合乎马列主义的。
+
+　　问：哈！这不是修正主义吗！打着红旗反红旗，你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62年大量印发出版是谁定的？
+
+　　王：可以查么，不是刘少奇亲自抓的。不知道。
+
+　　问：戚本禹文章好得很还是糟得很？
+
+　　王：从批《清宫秘史》和肃清刘少奇影响是好得很，但有些事实我有保留。是假革命反革命我未认识到。刘少奇从来没有讲过爱国主义。
+
+　　问：周扬交待了，是刘少奇说的。
+
+　　王：可能周扬捣鬼。我等待毛主席说话。
+
+　　问：难道《红旗》文章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吗？
+
+　　王：我不知道毛主席亲自看过。
+
+　　问：你相信不相信中央文革？
+
+　　王：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总的说来相信的，每个成员是否都相信，那我有保留……
+
+　　问：哪个成员你有保留，这是“联动”观点！
+
+　　王：陶铸、张平化不也是中央文革的吗？现在坏了吧！
+
+　　问：这是刘少奇的罪恶。戚本禹文章的结论是中央文革的，你拥护中央文革吗？
+
+　　王：那为什么不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表呢？
+
+　　问：《人民日报》前天（即8号）社论同意吗？如果同意，那你认为有什么罪状？
+
+　　王：我以为①世界观没有改造好，②毛泽东思想用的不好，违背毛泽东思想。③《论修养》放毒不少，④检查中的错误都……
+
+　　问：刘少奇是怎样下台的？
+
+　　王：（长久不语）
+
+　　问：刘少奇是修正主义总根子，好好列列罪状，不是你同意拉下马吗？
+
+　　王：提出了反动路线……
+
+　　问：为什么会提出？
+
+　　王：当然不是偶然，我答不上来。戚本禹文章中的事实有出入，发动群众起来批判，是好的……
+
+　　问：要把你批倒批臭，桃园的发言控诉了你！
+
+　　王：是谁在发言？
+
+　　问：不告诉你，告诉你干吗？
+
+　　王：我了解么，你们干吗不敢告诉我，说我是反革命。我不承认，刘少奇不是蒋介石。
+
+　　问：是不是6月19日刘少奇叫你来的？
+
+　　王：是……
+
+　　问：刘少奇看了戚本禹文章什么态度？
+
+　　王：刘少奇，反正不是反革命。
+
+　　问：你哭了没有？
+
+　　王：掉了几滴眼泪。他们（指他的孩子）应该和我划清界线，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经济上也可以划清。
+
+　　问：你说刘少奇不等于蒋介石，那是否赫鲁晓夫？
+
+　　王：我也没有这个考虑，……如果发展下去……
+
+　　问：最后你记下几点：
+
+　　（1） 以后十天送一份检查。
+
+　　（2） 如何迫害陈里宁，刘格平？
+
+　　（3） 剥削史如何？  ……（完）
+
+　　 《井冈山》杂志社整理
+
+　　· 来源：
+
+　　《井冈山》杂志社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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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96.txt
@@ -0,0 +1,77 @@
+# 叶飞向福建省人民的公开检讨书
+
+　　<叶飞>
+
+　　（同志们，同学们：）
+
+　　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由于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压制了广大的革命群众热情，打击了革命左派，使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我是要负主要责任的。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后，我仍然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犯了错误，我是有罪的。今天，我诚恳地向党、向毛主席、向全省人民请罪。
+
+　　我向同志们表示决心，一定要同革命左派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欢迎同志们彻底揭发和批判。在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就犯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性质的错误，十一中全会以后，错误不但没有改正，而且犯得更严重。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也没有按照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教导去做，造成在福州地区群众之间相互对立的局势十分严重。这是由于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没有向革命群众作认真的、公开的检查，反动路线在干部和群众当中的影响没有肃清的结果。我所以到现在还继续犯错误，关键在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就“私”字当头，就不可能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就不可能同资产阶级路线彻底决裂。去年十一月十九日我代表省委在全省三级干部会上所发的书面检讨，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所发的书面检讨，都是很不深刻，没有触及思想灵魂的深处。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是完全正确的，我诚恳地接受，感谢同学们对我的批评。现在，就个人所犯的错误向全省人民公开作检讨。
+
+　　我的检讨分作三个部分：
+
+　　第一部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破“四旧”，立“四新”，彻底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使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永远不变颜色。在这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要按照林彪同志说的，不但要把自己当作革命的一分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接受广大革命群众的大审查、大批判。我要坚决地站在革命左派一边，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广大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发扬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掀起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群众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革命的洪流冲击着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毛主席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中说，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群众，都将在他们的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人国都有这三项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我总是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在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的态度上，不是站在群众运动的前头，用满腔热情的态度去支持革命左派，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革命，支持他们造资产阶级的反，特别是支持他们造我的反。没有看到广大群众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只看到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中，难免产生的缺点和一些枝节问题。站在他们后头指手划脚地批评他们，指责他们，甚至在对面反对他们。这样就把自己摆到同革命群众相对立的地位，我自己就站到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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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主席又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正是违背了毛主席这些教导。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迷信自己，迷信工作组，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成“诸葛亮”。在运动初期，就是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到处派工作组，想把运动纳入自己的框框。这就说明了我在运动初期就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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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抵制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包庇王于耕〖按：叶飞夫人，省教育厅厅长〗。去年六月间，厦门八中革命师生提出要求王于耕回校揭发批判。这个要求是革命的行动，本来应当热情支持，叫王于耕去厦门八中向革命师生请罪，承认错误。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我怀疑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是工作组在那里搞鬼，是“别有用心”的人在背后操纵。当时革命师生说，王于耕包庇李永裕，搞“和平社教”等等。我认为厦门八中的社教搞了一年多了，王于耕是后来派去的，为什么把责任加到她个人头上呢？总是怀疑有人在搞鬼。更错误的是，我还怀疑搞王于耕是为了搞我。这就是在我的灵魂深处“私”字、“我”字作怪。我对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一直是采取敌视的态度。我不但没有看到王于耕在厦门八中搞社教那一段是有错误的，更严重的是没有看到王于耕在教育厅工作十多年来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积极贯彻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王于耕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也是极端严重的，目无组织制度、目无纪律，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的改造。教育厅也是五界之一，是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因此厦门八中的革命师生起来造王于耕的反，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一直遭到我的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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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厦门八中的革命师生冲破种种阻力，在八月下旬派了三百多名代表，沿途串联来到福州，要揪王于耕。在我错误思想的指导下，范式人和许亚两位同志到厦门去进行劝阻，这是很不对的。但是革命师生终于冲破阻力来到福州了。这个时候，我又错误地怀疑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所以得到很多革命群众的支持，是因为他们打起了“造王于耕的反”这革命的旗帜。因此我向常委建议，要把这个革命的旗帜夺过来。在我这个错误的建议下，省委才怆促作出开“炮轰宣传教育界万人大会”的决定。（这就是去年八月二十六日的万人大会。）召开这个大会实际上对厦门八中革命师生革命行动的抵制，是怕王于耕被厦门八中革命师生抓走。在会议后期，决定对王于耕停职反省的处理时，我因为私心杂念作怪，省委讨论宣布停止王于耕停职反省的……为借口，在书记处会议上不同意对王于耕进行停职反省的处理，全部暴露了自己的错误意见。对王于耕进行包庇。在七月份省委点名批判的时候，就只点了卢叨、陈虹和宣传部的名，我一直没有提出王于耕的名，这就是包庇了她，包庇王于耕也就是为了保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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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这些错误当中，就可以看出，当革命革到我自己和自己的老婆的时候，在我灵魂深处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就彻头彻尾地暴露出来，站到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站到革命群众的对面，反对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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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去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午，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林学院、同安一中等校的革命师生，为了声援厦门八中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到省委要求我接见，由于我的错误思想没得到解决，总认为里面有坏人捣乱，不把革命群众的“八·二九”的革命行动看作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害怕群众、害怕革命，害怕一出去就会出问题。所以推托在开常委会，迟迟没有出去接见，引起了革命师生强烈的愤慨，一直到下午六时我才被迫出来接见。要接见的时候，本来应当向革命师生请罪，引咎自责。可是，没有这样做。当时在口头上虽然也说了几句赔礼的道歉的话，那不是真心实意的。我当时的思想是把革命师生看作是被坏人所利用，因此，我不是采取热情的态度，去支持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而是采取完全错误的态度，采取和革命师生作斗争的态度。所以我在会议当中专抓一些小辫子，向革命师生进行还击，挑动了群众斗群众。当发生抓人打人时，不但没有出来制止，反而退到办公楼上，坐山观虎斗，心里还感觉是打了一个大胜仗。这是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公开最露骨的表现。我这个错误影响很大，根子很深。把“八·二九”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反革命暴乱”，这完全是由于我的错误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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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卅日晚上，省委召开了常委会，进行了通宵的讨论，作出决定，向群众说明“八·二九”是革命的行动，不是“反革命暴乱”。省委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我当时被迫同意了。我虽然同意了省委这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思想没有通，我以不要脱离多数，脱离了多数省委就会垮台为理由，推翻了八月卅日常委会议的正确决定。在我的思想指导下，在会议上提出不要让他们讲话，可以进行街头中、小型的辩论，造成了对革命师生的围攻，这个错误就是这样来的。这就是我在“八·二九”前后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公开、最露骨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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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压制南下革命串联的学生和本地革命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南下进行革命串联的革命小将们，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青少年，他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有革命精神，是勇敢的革命闯将，对我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们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但是，我对他们的革命行动从一开始就不是采取热情支持的态度，而是刁难、抵制、反对他们。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十六条的革命小将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我也是同样采取了错误的态度，也不是热情地支持他们，而是抵制和反对他们。当我听到革命师生高呼“打倒叶飞，改组省委！”就感到头痛。毛主席说，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恰恰相反，“私”字当头，私心杂念很严重。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就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站到革命群众的对面去反对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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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的事实就可以看到，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存在一个极端错误的指导思想，把情况总是估计得过分严重。想装高明，不相信群众。这完全是违背毛主席的思想的。我错误地认为能够听我们的话，按照我们的方针办事的，才是革命的左派。而把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联系广大群众、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群众，反而不承认他们是革命的左派，甚至把他们当中一些人看成“一小撮”、“政治扒手”、“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别有用心”的人等等。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蒙蔽欺骗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使革命群众遭受到围攻和打击。革命造反变成有罪，蒙受了种种的罪名。这正是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党对人民所犯的严重罪行。现在，我向党、向毛主席、向全省人民请罪，向所有因为造我们的反而被打成“反革命”或者加上种种罪名的革命群众请罪。（群众高呼“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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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向革命群众赔礼道歉。宣布：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公开恢复他们的名誉。对待《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九·一”革命大字报，一直采取不支持的态度。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认为以孙泽夫为首的《福建日报》旧编委是革命的左派。当报社革命职工起来造他们反的时候，就怀疑是“别有用心”的人在搞鬼。所以一直不支持报社的革命群众。六月十八日，报社革命群众同以孙泽夫为首的旧编委的斗争发展到最尖锐、最激烈的时候，我怕出不了报，影响不好，才被迫下决心支持报社的革命群众，才宣布对孙泽夫取消本人停职反省的处理（原话如此）。但是在派出新编委的时候，我对他们交代说，你们只管办报，不要去管运动，要他们用两天练出个水平来。并且说，报社是个烂摊子。这就是我对《福建日报》社的革命行动的态度。九月一日《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的革命大字报一出来，我在常委会议上就讲：“糟得很，暴露了！”这就是我对《福建日报》“九·一”大字报采取错误态度。九月十七日，我在会见南下革命师生时，就公开表示支持揭《福建日报》社革命群众的老底，挑动群众对《福建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队进行围攻，把报社革命群众在群众当中搞得很臭，在这里，我向报社受围攻、受打击的革命职工造反队的同志们请罪、赔礼道歉，公开声明，恢复他们的名誉。
+
+　　现在讲我的第二部分的检查。中央工作会议以后，我没有坚决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继续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因为：第一，“我”字、“私”字没有去掉，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对我们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叫我们回来要振作精神，公开地、勇敢地检讨，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表示回来就要向群众公开认错，改正错误，搞好平反，引火烧身。但是，我的思想没有真正解决，对自己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再加上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极端严重，怕触及到灵魂深处的脏东西，所以从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以后，不能够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福州以后，没有立即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向广大革命群众公开检讨，使群众明白真相，放手发动群众，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干部和群众当中的流毒和影响，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而是继续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造成了福州地区群众斗群众的局势越来越严重。由于我怕群众、怕革命，遇到具体问题时，往往不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支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采取了中间立场折衷主义。毛主席说，这些同志看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我就是没有按照毛主席这样教导去做。我们省委常委的同志和三级干部会议上的许多同志对我进行了多次的严肃批评和斗争，帮助我认识错误。我对同志们的批评不仅没有诚恳接受，反而有抵触情绪。我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对某些问题和社会上的流言，比如，说我在三级干部会议上靠边站，说省委内部有这派那派等等。这些流言我没有主动明确表示态度，使群众明白真相。福大一部分学生对张孤梅没有参加三级会议的问题，对范式人同志有误会，我也没有挺身而出，说明真相，表明态度，使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思想混乱，流言更广。我们省委常委内部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和思想斗争，这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什么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更不是什么派别的斗争。第二，我没有虚心地向革命小将们学习，甘当小学生，对广大革命师生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顽强意志很不理解。我从北京回来之前，革命师生就已经召开了各种会议，揭发批判我和省委所犯的错误，满腔热情地希望我们从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以后，能够认真地公开地诚诚恳恳地检查我们的错误，改正错误，迅速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把文化大革命搞好。但是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狠下决心，改正错误，坚决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我对广大革命师生这种诚心诚意的帮助不是虚心地接受，表示感谢，而对我们采取了不满和抵触的情绪。（群众呼口号）
+
+　　由于我的错误没有改正和省委对有关文化大革命当中的档案材料和平反等问题没有处理好，所以革命师生在“11．23”采取冲进福州市工人赤卫队总部和市总工会，抢走材料的行动。这种行动本来是革命的行动，（群众高呼：“11．23”革命行动好得很！）当时，有的群众受了我们的蒙蔽，所以当天工人赤卫队集合了一千名到人民大厦，要求省委对“11．23”事件表示态度。我没正确地向工人群众说明“11．23”革命师生的行动是革命的，是怎么引起的。他们斗争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的矛头是对准我和省委，不是对准工人的，而承担责任，避免工人群众对革命师生“11．23”革命行动的误解和不满。相反地，我看了现场之后，在工人文化宫大会上说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矛头应当对准我们省委，不应当对准工人群众、团体，这样做方向是不对的，不是革命的。我这样讲话，错误很大，挑动了工人群众对革命学生更尖锐的对立。所以，“11．24”工人赤卫队在体育场召开的一万多人大会是和“11．23”事件有联系的。在“11．24”大会进行中间，发生不幸的武斗，流血事件。（口号：叶飞是“11．24”的罪魁祸首……）这个责任不在学生，不在工人，完全是在我身上。革命师生说我是“11．24”事件的罪魁祸首，我是罪有应得的。革命师生说“工人无罪，罪在叶飞”，我确实有罪。
+
+　　毛主席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决心从错误当中得到教训，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团结大多数，放手发动群众，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坚决斗倒、斗垮、斗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进一步向现在过去我对党、对人民所犯的严重的错误和罪行作斗争。
+
+　　第四，老区人民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发扬了光荣的革命传统，投入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我省老区工作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没有紧跟主席思想，在解放战争胜利以后，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做官当老爷，对老区群众关心不够，联系很少。在工作上存在着问题，我要负责任。我诚恳地接受老区群众的揭发和批判，决心处理好老区群众的问题，改进老区工作。我省在复员军人、退伍军人工作当中也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欢迎和接受对我们的揭发和批判，帮助我们改正。（群众高呼：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等口号）
+
+　　现在检讨我的最后一部分，就是第三部分。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以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而且错误越犯越大，迟迟不能觉悟，特别是在中央工作会议后到现在还不能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有社会根源，历史根源，思想根源的。最根本的根本就是没有学好、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我的世界观。毛主席的思想没有溶化在我的血液当中，落实在行动上，脑子里仍然是“我”字当头。因此在这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中，存在我身上的“我”字、“私”字、“旧”字这些肮脏的东西，都统统暴露出来了，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仍然不能得到改正，主要原因是：
+
+　　一．我在十一中全会以后，工作会议以前，由于“我”字、“私”字没有去掉，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的时候，我就不是“敢”字当头，勇敢起来革命，而是“怕”字当头，害怕革命，害怕群众。只想倒而不想走。把自己摆到同革命群众对立的地位，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挑动了群众斗群众，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自从中央工作会议回来，主观上我本来也想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上来。但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不但没有改正错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反而继续犯错误呢？根本的问题是我的立场没有真正站过来。
+
+　　从工作会议回来以后，我虽然也承认革命最坚决、最勇敢的是革命的左派，要把屁股真正坐到革命左派群众这一边来。这样做才能真正改正错误，才能同反动路线决裂，也才能够过去由于我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而被蒙蔽的干部群众觉悟过来，转过方向，同革命造反的群众团结起来，一起揭发批判反动路线，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斗争的矛头先对准我。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相反地，采取了新的错误形式，采取中间立场和折衷主义的态度。我这个错误集中表现在对革命师生“11．23”革命行动所采取的错误态度，造成“11．24”流血惨案的后果。如果我是真正站在革命的立场上，我就应当欢迎革命师生，支持“11．23”的革命行动，这样做才是正确的态度。但是我不但不欢迎和支持“11．23”革命师生的革命行动，反面批评和指责他们，以致造成“11．24”流血惨案的事件。革命师生采取冲进“11．24”大会的行动，实际上是为了挽救我们所犯的、为了防止我们犯更严重的错误的革命行动，他们的矛头对准我们，不是对准工人。当时我们的错误思想没有解决，所以对革命师生“11．24”所采取的行动心情一直不能理解。
+
+　　在“11．23”、“11．24”事件之后，群众之间尖锐对立的局势越来越严重，这是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不但没改正而是越来越严重的结果。我本应当从中得到教训，及时悬崖勒马，但是我还不觉悟，我所采取的中间立场和折衷主义的态度一直没有改变过来，不敢公开说革命师生“11．23”的行动是革命的。我现在认识到我是脚踏两条船，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最后就会沉下去的，“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就不能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就不可能回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这样我就要犯更严重的错误了。
+
+　　现在向大家表示明确的态度：我现在下最大的决心，改正我在这段时间之内我所采取中间立场和折衷主义的错误态度。坚决把屁股坐到革命左派和革命造反群众这边，我再不犹豫，不动摇了。最近这一段时间内，我所犯的错误是经过了痛苦的思想斗争。特别是革命师生和同志对我的批评、斗争和帮助，才认识到错误，我向帮助我认识错误的革命群众和同志表示感谢。（群众高呼：彻底埋葬叶家王朝！）
+
+　　第二，害怕群众，害怕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准备不足。这个问题主席对我们进行了多次的批评和教育，我对自己能不能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过去是没有认真考虑的。一直到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我才体会到，要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确实不容易。解放十多年来，在和平环境里，高官厚禄，养尊处优，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生活特殊化，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差很远，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日子过得舒舒服服的，忘记了艰苦奋斗的作风。我在潜移默化，和平演变之中，还不自觉，这是多么危险啊！这次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能不能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能不能自觉地勇敢地起来革自己的命、能不能保持我的革命晚节的问题。
+
+　　我没有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先革自己的命。害怕群众，害怕革命。毛主席教导我们：“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这个人严重的毛病是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总以为胜利是在自己身上，而不在别人身上，只能批评人家，不能接受人家的批评，老虎屁股摸不得。存在极端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根本没有得到改造。
+
+　　第三，我在个人和组织的关系上，常常位置摆错。不是把自己放在集体当中，而是放在集体之上。“我”字当头，个人突出，一言堂，提个人迷信，违背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就严重地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不善于团结同志，特别是团结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来一道工作。这些都是和毛主席思想根本相违背的。由于我的错误，使党的集体领导受到破坏，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当中，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心情是十分沉痛的，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全省人民。我一定狠下决心，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回到毛主席正确路线上来。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早就破产了，现在更加土崩瓦解了。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下，运动正向更深入、更广泛的发展，党中央《抓革命，促生产》十条规定，和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政策的公布，将更加有力地促进我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我坚定地坚决地贯彻党中央的指示，把我省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好。
+
+　　我们相信各革命组织，一定能够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团结起来，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把革命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我所犯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斗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完成一批二斗三改的任务。同学们，同志们，我向大家表示，我今后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贯彻十六条，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来。而且我一定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我也一定要照主席的这个指示去做，而且我今后一定坚定地站在革命左派和革命造反派这一边，团结大多数，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现在我代表省委表决心：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
+　　第一，我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是要把“老三篇”学好，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一定按照林彪同志的指示，相信毛主席，相信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彻底改造我的世界观。
+
+　　第二，我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地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评，监督我改正错误。
+
+　　第三，我要坚决支持革命左派，同革命左派站在一起，团结大多数，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彻底。
+
+　　第四，要放下官架子，甘当群众的小学生。我这个人官架子很大，严重地脱离群众，所以不能够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我致命的弱点。我一定要狠下决心，今后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认真改造自己。
+
+　　第五，我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平反和处理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材料问题指示，过去我们没有抓紧，行动不坚决，是错误的。今后我们要组织专门力量，迅速、认真地搞好平反和材料处理工作，以利文化大革命顺利进行。我今后坚决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基层领导的作用，团结群众，共同搞好工作。
+
+　　革命的同志们，我今天的检查还是很不深刻的，我热烈地欢迎全省革命群众对我所犯的错误继续进行彻底地揭发批判，帮助我改正错误。我准备以后再向大家作检讨，我坚决同革命群众、同学们一起，把我省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最后让我们高呼：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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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097.txt
@@ -0,0 +1,23 @@
+# 只有相信群众才能得到群众信任
+
+　　<中共怀柔县委书记、张满>
+
+　　去年八月，党把我从四川调来怀柔县工作。我到了怀柔县以后，负责领导全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工作。由于我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只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力量，没有把自己当作革命对象，所以在这段领导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今年一月，革命群众起来批判我的缺点错误。批判得好，触及了我的灵魂，使我猛省。当时，群众对我的批判是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的，来势很猛。我呢？对自己的错误缺乏足够的认识，先后检查了几次都没有通过。这样，思想上产生了抵触情绪，觉得委屈，又有点害怕，心想：“这回可能要淹死了！”所以，我在一段时间里不敢跟群众接触，只是闷在屋子里头写检查，县委的工作也抓不起来。
+
+　　我这时候的思想斗争很激烈，眼看春耕季节已到，全县工作怎么办呢？就这样下去等着别人把自己扶起来呢，还是自己挺起腰杆来跟群众一起干革命呢？我带着这个问题，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在《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里教导我们说：“为了争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间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所以，检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错误的必要前提之一。”毛主席的教导，句句打动了我的心。《红旗》第三、四期社论发表以后，我又一遍一遍地读，越读越亲切。我觉得，作为一个共产党员，难道还能死背着包袱不放，还能被包袱压着不干党的工作吗？不能，绝对不能！共产党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掉党的工作。我要坚决听毛主席的话，对人民负责，丢掉包袱，起来干革命！
+
+　　在这种激动的心情下，我在一月初贴出了第一张表示革命决心的大字报，欢迎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继续进行批判，同时还针对全县工作提出了五条建议，表示愿意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并且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抓革命、促生产。这张大字报贴出以后，出乎我的意料，不但没有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反而受到了批判。起初，我有些想不通，后来认真想一想，才认识到，一个犯了错误的领导干部，站起来革命，怎么能设想通过一张大字报或一个行动就马上要求得到群众的信任呢？应该允许群众对领导干部有一个识别考察的过程，特别要在实际斗争中考察，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这时我没有灰心，更没有埋怨群众。接着又贴出了第二张大字报，对前北京市委在郊区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了揭发。这张大字报同样没有受到革命群众的欢迎。我的思想斗争又激烈起来了。心想：是退下来，还是继续前进呢？我决心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考验，接受运动对我的考验，要继续前进，革命到底！于是，我又贴出了第三张大字报，第四张大字报。再次表示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坚决同他们站在一起，共同闹革命。
+
+　　这两张大字报贴出去以后，革命群众的反应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有的革命群众组织表示支持我的革命行动，有的同志还贴大字报欢迎我挺起腰杆干革命。革命群众的支持，给了我巨大的鼓舞。
+
+　　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对我来说，必须充分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革命的。他们对我进行的批判，尽管是十分激烈，十分尖锐，甚至有时简直难以接受，但是，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呢？他们这样做，正是出于对党对毛主席的热爱，出于高度的革命热情，也是为了挽救我。他们这样做，大方向是没有错的。我应该完全和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共同向我的错误开火！如果不是这样，把群众对自己的批判，看成是整自己，就会和群众对立起来，实际上也就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对立起来，那就会站错了队，就会犯更大的错误。
+
+　　要挺起腰杆来干革命，我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自己的威信问题。当时想，运动中群众贴了我那么多的大字报，今后我说话还会有威信吗？我还能工作下去吗？事实证明，这种顾虑还是不相信群众。当我认真检查错误的时候，群众是一面批判我的错误，一面支持我干工作。在召开县三级干部会的时候，我做了检讨，表明了态度，到会的同志们对我热烈鼓掌；我听到掌声，从心眼里感到温暖。我下到公社和大队去工作的时候，同志们对我比过去更加热情，这种亲密的阶级感情正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形成的。这一切，都教育了我，群众的的确确是通情达理的；不相信群众，过多地考虑威信、面子，等等，那都是私心杂念，必须丢掉。
+
+　　现在，我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在群众的帮助、教育下，还是刚刚挺起腰杆，有一些问题认识还很不够。但是我有一条体会，领导干部站起来革命，关键在于自己。我们领导干部，工作时间长，受毛主席和党的教育时间也长。我们决不可因为过去做过一些工作背上包袱，相反的应该更严格地要求自己，在群众的批评和监督下，狠抓自己世界观的改造，去掉“私”字，换上“公”字，去掉“怕”字，换上“敢”字，更好地为党为革命工作，建新功、立新劳。
+
+　　· 来源：
+
+　　《人民日报》1967年4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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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8 @@
+# 衡阳军分区赵川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
+　　<赵川>
+
+## 驻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军代表赵川的检讨
+
+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
+　　我是衡阳驻军领导小组派往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军方代表之一，驻军领导小组关于衡阳支左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的决定，很多都是通过我在衡革会传达贯彻的。驻军领导小组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是具体执行者，我要负重要责任。
+
+　　我在衡革会工作五个多月，由于衡阳驻军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所以衡革会的工作，也跟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衡革会所犯的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因为，群众组织负责人，领导干部和参加衡革会的工作人员，他们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受驻军错误路线蒙蔽，跟着部队犯了错误，他们没有责任。希望这些同志很快觉悟过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同广大的革命造反派一起，把衡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
+　　方向路线错了，就一错百错，所以，我的错误很多，今天主要检查如下：
+
+　　一、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
+　　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是两条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红旗》杂志六六年第十四期社论指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一直围绕着对待群众采取什么立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上。在衡革会工作期间，我没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放手发动群众，而是不自觉地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不同意见，压制了革命造反派。使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很艰难，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对广大革命造反派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过。如：
+
+　　二月份，湖南军区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我们跟着一起打击了左派组织湘江风雷，我们虽然没有上报情况，只是二·四批示的执行者，但我们有责任。我当时参与了这一工作，我也有责任，是镇压革命左派的凶手之一。我们的方向路线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我在这里向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请罪。
+
+　　三月份，脱离实际，片面照搬青岛、贵州经验，过急过早的撤销了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和所有群众组织总部。撤销后，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没有跟上去，使一些造反派力量较弱的基层组织，一度出现保守势力抬头，造反派受到压制的现象。
+
+　　四月份，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开始炮轰衡革会，由于我站在错误的立场上，所以，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也很反感，认为这是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反映。因此，用“炮轰衡革会就是反对解放军”等极端错误的话，对他们进行压制。虽经他们几次解释，说“炮轰衡革会不是打到，是轰缺点错误，炮轰衡革会不等于炮轰解放军”。但我总听不进去。在这里，向誓保团、红暴动等革命小将请罪。一次姜造反同志找我谈话，在谈到不如自己心意时，就态度横蛮地说：“咱们没有共同语言”，这完全是做官当老爷的作风，缺少起码的待人态度，衡阳工总找我联系，要求表态支持，要求批给活动经费，他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完全是革命的行动。可是，当时我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对他们另搞一套很不满意。因此，既没批给经费，又未表示支持。这说明对不同观点的不是通过工作达到联合，而是采取排斥、打击、压制的反动路线来处理这些问题。
+
+　　五月份，绝食斗争，我很反感，思想上认为这是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因此，站在他们的对立面，只看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看不到他们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造反精神，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而使自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
+　　汪子涛同志同我谈过几次，当时谈的很好，他很诚恳的指出衡革会的缺点错误，并希望衡革会公开检讨。我完全同意汪子涛同志的看法和意见。但原支持的一派坚决不同意把衡革会的缺点和错误公布于众，所以始终未向全国人民检查。后来由于听到一些片面反映和原湘江兵团向我提出抗议，所以同汪子涛同志的联系就逐渐冷淡下去了，我想这个问题，谁也不能怪，只怪自己立场错了，未站在真正的造反派一边，一切就都错了。
+
+　　六月份，高魁、王光蔚同志要组织调查团，这完全是革命的行动，我外表上虽未表示反对，但思想上是有抵触的。所以没有积极支持。在这里，特向高魁、王光蔚同志请罪。六·七游行和农民进城游行，部队领导小组和我，主观上虽然是为了制止武斗，维护六·六通令，但实际上主要矛头是指向造反派的，用这种声势来争取群众，来压制造反派，使造反派在发挥革命性上，在壮大左派队伍上，均受到极大的约束。从游行的坏作用来看，说是反革命的游行并不过分。
+
+　　我在对待湘江风雷平反的问题上，认识迟，觉悟慢。我是盲目维护二·四批示，在北京谈判精神未下来前，我是不同意平反的。为湘江风雷平反的革命小将，长期受到了压制，如撕湘江风雷的旗子，抢袖章，抢报纸，我虽未布置这样的任务，但这些我都是抱同情态度的，这个问题直至中央明确表示二·四批示错了以后，我才彻底的回过头来。
+
+　　对长沙的问题，我没有作调查研究，没有对听到的一些片面反映，作阶级的分析。尤其六·六以后，认为工联的大方向错了，越走越远了。并误信六·六惨案的幕后指挥者是章伯森、梁春阳同志。由于偏听一方，片面地支持高司，压制打击了长沙工联和与其观点相同的革命群众组织。如长沙工联观点的同志到衡阳，多方受到刁难，高司观点的到衡阳，则受到多方照顾。
+
+　　黎军长在长沙表示支持工联，以及中央表态长沙工联和湘江风雷是革命左派以后，衡革会处于摇摇欲坠的状态，当时我对于原所支持的一派仍抱有幻想，思想上还认为衡革会是革命的三结合，因此，还想方设法保衡革会，因此，曾几次布置了要成立动态组，注意收集整理衡工联、誓保团的一些材料，目的是准备将来看长沙一样，上北京打官司，这些，都是极端错误的。
+
+　　七月份，衡阳发生了不少武斗。当时我只看到武斗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错误认为，武斗是工联、井冈山挑起来的，没有看到武斗的历史根源，没有看到这是革命左派在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起来反抗的革命精神。
+
+　　以上这些事实说明，我对待群众在态度、立场上都犯了严重错误。可以看到，我对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鉴别左、中、右的标准，确定支不支持，不是以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以感情代替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看对待衡革会和军队的态度上。当革命造反派起来抵制和反对时，便错误的看成是逆流，是反夺权的问题，所以对这些真正的革命左派，不但不支持，相反的进行压制、打击，想把左派组织整垮。从这里可以看出，我不是无限忠于和无条件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不自觉的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二、我对衡革会、地造总的看法和应负的责任
+
+　　衡革会是在镇压左派组织湘江风雷之后开始筹备，于二月二十五月正式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我在衡革会成立以后，革与保的关系始终没有得到正确处理，革的方面考虑少了，保的方面考虑多了，思想上始终存在消极保权的右倾情绪。毛主席教导说：“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不彻底打乱旧的，就不可能建立新的，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总想着维持那样一个摊子搞下去是困难的。实质上思想是怕乱，怕乱就是怕群众，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怕革命就必然是保守的。衡革会的组织形成虽然是新的，但其内容主要还是旧的，如规章制度，思想作风等，有的学生或一般干部当了委员之后，出门总想坐汽车，也有的个别工作人员，为了宣扬一下自己，叫汽车把他送回家去；建立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制度，委员坚持的最差；委员们多忙于事务工作，深入基层作调查研究很不够；大联合、三结合方面，要求过快过急，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因此，有的单位，搞成了大杂会；在解放干部问题上，做了一些工作，但一股号召多，具体措施少，所以解决的不力。在今天提高认识来看，因为它是建立在镇压了左派的基础上，成立后，又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以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没有革命性，代表性也很缺乏，主要是没有真正革命派代表。长期没有农民委员，工人委员也不足数，权威性就更不够了，调不动人，决定的问题不算数。因此，衡革会不是革命的三结合，应该打倒。今天垮台比将来垮台好。在这里感谢同志们，使我早认识错误比晚认识错误好。
+
+　　地造总，前身是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它是在衡革会派代表在贵州参观以后，学习贵州经验，为加强对群众组织领导而成立起来的。在贯彻中央二·四批示时，它跟着衡阳驻军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的责任应由驻军来负。在衡革会成立之后，对地造总的缺点错误，教育帮助不够，尤其是总部撤销之后由于忙于事务工作，曾一度出现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无人管的状态。对地造总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往往怕弄僵关系，影响团结，而姑息迁就，因此他们的政策思想水平提高的不快，革命性不强，有维持现状和满足现状的保守情绪，同时掌权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利用自己一时的政治、组织优势，对不同意见的群众组织，进行压制排斥，唯我革命，唯我独左的大组织派头很严重。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以极左的面貌出现，好似越不解放，革命性越好的样子。他们实际上是衡革会打击、压制革命左派的御用工具，他们发的很多传单，现在分析起来是十分错误的。
+
+　　以上衡革会、地造总的问题，主要责任由我来负。由于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理解，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衡革会全体同志和地造总所属组织受了蒙蔽，跟着犯了错误。现在回忆起来，很痛心。希望衡革会的同志和地造总的同志们，反戈一击，对我进一步进行揭发和批判。
+
+## 三、我为什么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
+
+　　—方面是因为二月份湖南军区从右的方面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刚介入不久，就谎报情况，片面支持高司，欺骗中央发出二·四批示，打击了革命左派湘江风雷，因而使湖南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方向路线错误已经定型，后来他们继续蒙蔽高司，压制革命左派长沙工联，使方向路线错误更加严重。我们的错误就产生在这个全省性的方向路线错误的背景上，我的错误也是产生在这个历史背景下，这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立场错了，思想认识，思想方法，世界观上存有很多问题。
+
+　　①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思想跟不上形势，是民主革命的思想，在做社会主义革命的工作，在参加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工作，所以跟不上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完成的根本任务，领会不深。因此，不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而是有时把群众当成“阿斗”，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按照自己的意志在那里运动群众，阻碍了革命的群众运动。
+
+　　②思想上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对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不敏感不理解，条条框框多，夺权以后，怕乱求稳，急急忙忙整顿社会秩序，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深入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错误的按照老规矩估计形势，因此，有时模糊了两条路线斗争的界限，看不清运动的本质主流，听不进不同意见，对革命左派的一些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很反感，对他们缺乏阶级感情。所以就不自觉的入错了门，站错了队，执行了错误路线。
+
+　　③归根结蒂是自己的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看待一个人，一个群众组织，不是看他对待毛主席，对待毛泽东思想，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态度，而是以我为核心，这样就失去了唯一的客观标准，走上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道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我没有很好的触及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自觉的把自己置于人民群众之中，接受群众的监督和倾听多方的意见，而是高高在上，整天忙于事务，作官当老爷，主观世界是没有得到改造的，所以，犯了错误，是不奇怪的。如果今天还不犯错误，将来肯定会犯更大更严重的错误。
+
+　　同志们，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由于我的错误给衡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使在衡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同志受到蒙蔽，受到连累，使原支持的广大群众到受蒙蔽，误入歧途。今天，当我检讨错误的时候，我的心情十分沉痛，在这里向他们请罪。毛主席教导我们：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我诚恳希望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对我的错误进行揭发批判。毛主席还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痛改前非，坚决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衡阳工总、湘江风雷、井冈山等革命左派。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左派组织，坚决支持章伯森、华国锋、梁春阳等革命领导干部的正确领导。他们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体现了全省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大方向，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正是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某些所谓“过火”行动，触及人们的灵魂。锤炼人的意志，推动了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受部队和衡杂会蒙蔽的群众，希望你们要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反戈一击，彻底批判湖南军区、衡阳驻军和衡革会和我的方向路线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同真正的革命左派衡阳工总、湘江风雷、红卫兵井冈山兵团等革命左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最后，愿和广大革命左派一道，共同把衡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
+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
+　　· 来源：
+
+　　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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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49 @@
+# 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的检查
+
+　　<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
+
+## 〖萧思明：河北省军区政委。郑三生：六十六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区司令员。杨银声：六十六军政委。〗
+
+　　（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并北京军区党委：）
+
+　　自今年一月底，我们六十六军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斗号令，介入天津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在北京军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总的方面来讲，我们是坚决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成绩是主要的。但是，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认识不够，领导水平不高，介入的初期，犯了某些缺点和错误。
+
+## (一)
+
+　　我们介入天津市文化大革命的第四天，即二月一日，有一部分群众组织开始冲击天津警备区。当时，我们虽然没有采取压制行动，但对他们的这种行动看得太重。二月中旬以后，有些群众组织，为冲击天津警备区的问题而作了某些可以不作的检查，这是同我们的态度直接有关的。更为不对的是，在二月下旬，组织革命大联合的初期，对领头冲击天津警备区的几个革命造反组织，曾一度以他们对这一事件检查的情况，作为他们能不能进入革命大联合的一个条件。这就给这几个组织造成了压抑。
+
+　　二月十三日，遵照中央的指示，我们对天津市公安局实行了军事管制，取缔了万张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直接纵操的、公安局内的反动组织“天津政法公社”，天津市的阶级阵线明朗了，天津市的形势稳定了，革命秩序恢复了。这时，我们就依靠一部分革命造反派，组织革命的大联合，接着就筹备召开几个代表会议，急于在三月份夺权。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加之当时投入支左的力量较弱，又缺乏经验，因而，几个代表会议都联合得很不够。由于我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认识不够，调查研究不够，尽管多数支持对了，但是，也有少数支持错了的。因为有些站错了队，在这段时间里，使少数工厂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压抑。
+
+　　上述这些错误，大多是在四月上旬中央接见天津代表时，我们才认识到的。回天津以后，我们立即着手改正，但是仍在组织革命大联合的工作上，由于有些应该联合进来而当时没有能够联合进来，同时又有支持错了的，这就引起了一部分造反派的不满。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这部分造反派的不满情绪，千方百计地煽动挑拨，使天津市出现了反复。
+
+　　我们在天津支左工作中有过的缺点和错误，应该由我们几个主持支左工作的同志负主要责任，参加支左的广大指战员没有责任。
+
+## （二）
+
+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够高，对毛主席亲手制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理解得不深。
+
+　　对革命群众的某些行动，特别是冲击天津警备区的行动，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看不惯。由于不理解、看不惯，就把群众在前进中的缺点看得过重了。其结果，不但无助于我们改善同群众的关系，反而加深了一些群众同我们之间的误会和对立。我们逐渐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就有一个正确对待群众在前进过程中的态度问题，也是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
+
+　　在识别左派的问题上，有些地方我们缺乏阶级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常常是看社会出身多，看政治表现少；看小节多，看大节少；看平时表现多，看关键时刻表现少。没有认识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就是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代表了社会主义的大方向，就是革命的左派。因而在这些单位，我们认错了门，站错了队。此外，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也是支持错了的一个重要原因。
+
+　　我们更多地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一份力量，没有经常地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对主观世界的改造缺乏高度的自觉。因而在实际工作中，总是习惯于群众按我们的想法办事，不大习惯于向群众学习；总是愿意听相同的意见，不大愿意听反对的意见。致使有些可以避免的缺点错误而没有能够避免，有些可以及时发现的缺点错误而没有能够及时发现。我们深深体会到，要使自己成为革命的一份力量，必须首先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三支两军”的任务，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给予我们改造自己的最好条件、最好时机。
+
+## (三)
+
+　　尽管我们的错误在广大革命群众的协助下，已经改正了，但我们的工作离形势的需要，离中央的要求，还相差很远。四月以后，中央负责同志对我们所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我们贯彻得不够得力。由于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强大威力，由于中央负责同志亲自主持解决天津问题，九月中旬以来形势虽然重新走向稳定，但目前仍然存在着很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对毛主席最新指示的贯彻落实不够。
+
+　　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改造世界观上狠下功夫，在灵魂深处大闹革命，向自己头脑里的私字不断发动进攻，首先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
+
+　　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紧跟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毛主席的话，理解的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坚决执行，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以“斗私，批修”为纲，把“三支两军”工作搞得更好。
+
+　　我们坚决响应林副统帅“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的伟大号召，同天津市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一道，同天津市的革命领导干部一道，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为把天津市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而奋斗到底！
+
+　　敬祝我们的伟大统帅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敬祝我们的副统帅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
+　　 肖思明、郑三生、杨银声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　　· 来源：
+
+　　中发（67）361号文件《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报告》附件一。原载重庆反到底革命派《万山红遍》编辑部主办《万山红遍》第七期，1968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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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00.txt
@@ -0,0 +1,39 @@
+# 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人民请罪！
+
+　　<上海机械学院、水产学院红革全全体战士>
+
+## 最高指示
+
+　　“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
+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
+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
+　　我们以最最沉痛的心情向您老人家请罪！
+
+　　自从一月下旬以来，我们被卷入一股“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中不能自拔。我们从怀疑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开始，到怀疑中央文革一月廿九日的“特急电报”最后竟发展到公然对抗中央文革“特急电报”的极为危险的地步！
+
+　　我们所犯的错误，表面上似乎是把斗争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同志，实质上是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小组，指向了您老人家，对党和人民，对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
+　　毛主席啊毛主席，您老人家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发出伟大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但是我们却破坏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转移了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影响了经过您老人家批准的“新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毛主席啊毛主席，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这一点时，我们非常难过！
+
+　　我们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决不是偶然的，在取得初步胜利以后，我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减弱了，思想上骄傲了起来，在革人家命的同时没有认真地触及自己的灵魂。本位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非组织观点、极端民主化、自由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等，错误倾向逐步滋长和发展，以至最后被阶级敌人利用还不知道。
+
+　　毛主席啊毛主席，在您老人家的英明领导下，在您的革命路线的直接指引下，我们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重重围攻中突出来了，您老人家对我们红革会战士寄予多大的希望啊！但是我们现在却辜负了您老人家的期望。最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们想到这一点时，我们的心就象刀割一样的难受。我们已经初步意识到我们的错误对上海、对全国、对世界革命所带来的损害，这种损害是无法弥补的啊！因此，我们感到更加沉痛。但是，请毛主席您老人家放心吧!悲痛决不能磨灭我们的革命斗志。“跌倒算什么?站起来再前进”！我们全体红革会战士再次向您老人家宣誓：更加老老实实地读您的书，听您的话，高度警惕自己头脑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发作，一切从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大局为重，不闹个人的名誉地位，破私立公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认真地改造自己的非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中央文革一月二十九日的“特急电报”，继续认识自己的错误，向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和全体革命同志请罪，并帮我们的负责人改正错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我们就同他们划清界限，采取必要的措施，坚决地打退这股“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逆流，紧紧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臭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代表的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现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把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的大权统统夺过来。
+
+　　坚决响应您老人家的号召，到工厂和农村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脱胎换骨地改造自己，与革命的工人农民一道，在您老人家的指引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毛主席呀毛主席，我们将在今后的斗争中，将功赎罪，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的心永远向您，为了保卫您，为了捍卫您的革命路线，我们神不怕，鬼不怕，刀山敢上，火海敢下，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
+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坚决地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性胜利，一定属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祝毛主席您老人家万寿无疆！
+
+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红卫兵上海机械学院革命委员会全体战士红卫兵上海水产学院革命委员会全体战士
+
+　　· 来源：
+
+　　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主办《红卫战报》第22期，1967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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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犯严重错误主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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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井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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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井丹，时任中共成都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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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现将廖井丹的第一次交待印发给有关同志，供继续检举揭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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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成都市委机关革命造反总部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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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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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犯严重错误主要事实赶写出来了，送去，请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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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从九日起通夜写到现在（十日中午），已接连三十小时未休息，有些过于疲倦，头也迟顿，所以后边有些潦草。如果须要补充什么，容后再补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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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想在后边写一段总的检查，也因时间已到，不能再写，只好以后再写。希同志们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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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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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的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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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井丹三月十日十一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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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犯严重错误主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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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井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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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主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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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一九六六年六月，这以前，我参加过李井泉召集的贯彻执行彭真盗用中央名义发下的“二月提纲”。市党代表大会参照“二月提纲”写了学术批判一段在报告中，后删去，但还留有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的话。六月初，我讲了普遍揭发，深入揭发，揭深揭透，才能分清阵营。一开始就把运动方向搞错了，指向一般干部和群众。揭发时，又规定对中央和中央局主要负责同志的大字报，劝说群众不贴，用小字报转上去。限制了群众揭发积极性。揭发矛头对准两个一小撮，平列，没有着重讲重点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六月底七月初即提转入批判为主，以批判带动揭发。批判的方法，开始提背靠背和面对面相结合，大中小会相结合，以小会为主。后来才改为适当开些大会，束缚群众手脚。揭发要害是六二年。认为五七年是右派进攻，这次是向右派进攻，抓的右派会比五七年多。重点是党政机关和文教系统，学术是主要阵地。文化、医院等多年没好好整，这次要认真大搞。认为清华分校去工地发动群众批判干部是乱来，派工作组去建筑单位，限制学生。学生搞垮总支，市委开会没有人来，认为学生乱整。对白紫池讲的“敢于引火烧身，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革命，敢于领导”认为是对的，对学生把它批判为修正主义出大字报有反感，用市委文革名义打印了大字报，原准备发工作组（北京来的）研究，后因谈好调回北京去，未发。西安交大在化肥厂实习的二十三个学生自动返校参加文化大革命，省委转来陕西省委电话叫劝阻，通知我，即派人去车站劝回。深夜亲自同学生谈西安来电话劝阻他们回去情况，（未逼写检讨），没有弄清事实就做，是帮陕西当权派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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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七月初派出大量工作组，包办代替，限制群众。制定了一套框框，如整理了大字报，学习、生活、起床时间等规定过死，限制学生活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把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不同做法混淆，我确定整了一中、十三中、十六中的工作组，对四中工作组，也起“帮凶”作用。一中，工作组对学生提放假是省市委反革命大阴谋。工作组未表态，就认为“没表态就是表态，可以定性”，“坏人当道”立即撤销，批判了几十天，还对一个学生记了账。十三中，我把工作队和工作组混淆了。讲“第一工作组反革命，第二工作组至少不革命”，也批判很久。十六中，“鬼儿班”关了七个四清积极分子，九个党员，其他有些不好的。认为是现行反革命事件，在新工作组去时就带有公安人员，后来去得更多。作我计划。抓“幕后指挥人”。八、九月份仍叫顶住不检讨。整了三个学生。四中，附和了李井泉的意见。李讲：“可批判学生，不出来可挑他出来。”我说：“批判个别学生可以”。在大专院校，想保护一些党委书记过关。如川师黄明、地院赵铎、工院郑方、民院柳云、成电羊君度等。七月下旬在川大讲话错误：保护工作组，用教训口吻对师生讲话，提出防止别有用心的人，过早强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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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八月一日撤销工作组的讲话，完全是按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讲话套的，随后放了他们的录音，匆忙成立校文革或临时文革，划左派，讲：“总要有一个领导才行”。十六条公布后，几次召开大学文革主任联席会议，想用联席会领导运动。执行李井泉布置的中学生冲工学院，挑动大规模的学生斗学生。下旬在工学院讲话错误：散布对串连的消极言论，没有说明冲工学院是李井泉布置的。学生揭发的大字报和传单，虽然话句有出入，我又错误地翻印了有利于自己的三种讲话记录传单，其中一种是自己事先看过的并略有修改，这实际是反击。按廖志高意见布置了体育场的一套播音设备。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没传达下去。省八·二六开地书会，只发了文件，八·二八即散会。干部不但没带回毛主席领导运动精神，而且带回廖志高害怕学生的恐怖情况，对运动造成极大损失。八月二十八日夜，在成都晚报同意留下工作组由报社分配工作，又没办手续，造成后来的错误。在二十七日早四时左右，省委杨万选来我处传达廖志高意见，并带有省的一些部、厅长级干部，立即去大学。主要看法是北京来的学生中有坏人，要各校设法把学生调回来，不行就在那里辩论，使东方红礼堂大会无法继续并下去。我把这些看法告诉了中学组和机关。此后，一直到九月上旬，都是设法不让学生开成大会。实质是不让学生起来揭发省、市委问题，压制群众运动。八月二十八日省委会议上，廖志高讲二十七日学生批判他的大会，极力散布恐怖情绪，策划对付学生的办法。会议进行中，学生要我出来接受批判，我就离开了会场，对这次学生的批判，我抵触情绪很大，回市委散布错误言论：埋怨不该告诉学生我在省委开会，表扬省委干部能针锋相对呼“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口号，认为同学生对立情绪很好（实际是受我们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要市委机关以后布置会场留退路，不让学生带走人。讲学生骂我“反革命”，是有坏人。讲了重庆给省委报告内容，大楼被占，干部被斗，一个打字员也斗了，不让楼上人喝水等，我对自己错误没有丝毫检查，这就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暴露出资产阶级立场，和群众对立。二十九日公安厅礼堂大会，进出就有神秘气氛，廖志高讲话完全是造成恐怖情绪，同时也是围攻学生的动员令。他把形势估计很严重，“政权可能被夺去，今后用军队夺回来”，“学生可能审判我，打死我，死了光荣，你们抓凶手”，要“干部不睡大觉了，要积极行动起来”等，许梦侠好像也讲了“从同地质学生接触看，特点是靠造谣吃饭”，崔大田还介绍了具体围攻学生的经验。我思想上接受这些东西，这些话大体都说过。在这前后，省委把廖志高的讲话印发全市，煽动对学生不满，许梦侠布置转移重点和不可靠的人。收起这些人的大字报，防止和学生里应外合。送下乡劳动。冯焕武讲工业系统有两个干部想贴我的大字报，转了两圈回去贴在床上，要注意。我讲过“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夺取”这类话。以后一系列迫害一些干部就由此而来。后来听说西南局也是这样办的，那么，这个迫害干部事件的计划恐怕是从西南局来的。八月三十日，省委几次通知书记处离开市委。省委有的书记不愿离开，廖志高讲要给党纪处分。记得也在这天，从公安局调来的人也到了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后，除留下廖家岷外，都在下午出去了。从此，市委书记处就分成文教廖井丹、廖家岷负责，工交，冯焕武负责，机关街道米建书、刘景周负责等几条战线分工负责了。我到工厂时，曾讲过：现在是“地下市委”，工作要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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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从八月底开始，就按李井泉、廖志高的部署，组织官办红卫兵。具体工作由赵苍璧指挥，很多通知由周颐传达。我们先到电厂，后到四二零厂。九月一日赵苍璧通知我去公安厅七处开会，到后就在办公室住下。随后周颐也来了。八月三十一日我们在电厂时，赵苍璧和张力行来，赵说他们（西南局和省委的部分书记）在金牛埧开会，讨论了形势和做法，大体意思是形势很严重，有些人还看不出。机关留下人，准备学生占领，但不主动撤出。当时即叫把留下的廖家岷撤出管中学。要另找房子办公和住，他和米研究很久都无适当房屋，因既要在市内又要隐蔽。这种局势要继续很长，要有准备。看来错误是犯定了，问题是如何避免流血事件。后来还谈到翻印传单纸张格式不要一律等。这些后来都分别找人谈和布置了，我布置了翻印了清华附中十点意见等传单，让工厂组织红卫兵，后来没成立，官办了纠察队。学校红卫兵原打算大、中学在一起，后来分别建立。九月初红卫兵开始分成两派，我支持保守派，压制炮轰派。发动干部、工农、贫下中农送子参加红卫兵，并在报上发表消息。传播李井泉的话：“当权派不能讲话，工农不介入运动也不能说话，只能通过子女来表达自己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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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专管中学后（大学红卫兵管到九月初），移居东方红宾馆。先在东楼，后来中学住五楼，大学住六楼，以便联络，由赵苍璧统一指挥。白紫池主持陕西街，肖菊人到锦江。提倡一刀两断地把“红五类”、“黑五类”分开，以红五类为主体吸收个别表现好的参加红卫兵，其他可按有些学校的经验，成立“红战友”和“红外围”等组织。推广“红五类翻身大会”经验，“建立红五类的绝对优势”，在这种思想情况下，会讲“红五类斗黑五类不是学生斗学生”那样的话。屡次讲不打人，但制止不力。九月中执行李井泉的意见，“先建五百人红卫兵纠察队”，配备卡车、自行车、解决交通问题。按北京西城区纠察队样板搞。周颐还同在北京的刘大震通话，问情况，要寄回通令等。条件是政治可靠，身强力壮。李井泉还通知要军分区和公安局派员训练指导，后请示军委不同意，没有成功。我还告诉主要负责干部子弟让出领导位置，由工农子弟出面负责。从工厂抽调得力干部加派联络员，省上也抽调了一些处以上干部，加派联络员，加强对红卫兵的控制。提出改组中学部和中学红卫兵指挥部。对中学部是替换出些宣教系统的干部，加机关和工厂的干部进去。对红卫兵指挥部，是“不承认，先分片搞起再统一。”原因是在请辅导员和九·七指示要党委负责人到群众中去，省委要李大章出面讲话，中学红卫兵指挥部为李井泉的儿女操纵，会都没开好，才确定这样办。有排红卫兵组织的队，认为好，让中学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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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五日林彪同志讲话发表后，认为：左派得到支持，对方正在分化，形势对我有利，不要反击。只要做好正面工作，避免流血事件，就是胜利。现在还放不够，越暴露明显越好。又说：“各种政治思潮都要登台表演，现在还表演不够。”从九月初起，就一直消极防范，不让干部、工人、居民同学生接触，甚至告诉小孩不要看热闹。一方面是孤立学生，一方面又散布以免他们制造事件，嫁祸于我，诬蔑学生。对革命的和坏人不加区分，统称为“跳出来的”，讲：上边不要去动他们，群众揭底可以。群众起来后，去北京告状反映情况的增加，对重庆一批学生去北京，不知是中央文革或国务院叫设法劝阻。重庆做了很多工作无效，先锋到成都时，省委研究如何办，我是主张不要强行劝阻的一个，因中央话未说死。前几天才看见陶铸对四川学生讲：你们冲破层层阻拦来到北京，我支持你们。如能劝阻，就不会到成都。到了成都，势必劝阻不住。因此讲：对去北京的劝说不行，就叫去。强行阻拦，到北京照样会得到支持，我们会受批评。光明日报记者（有中央文革介绍信，听说未见）来市委，我们在作情况介绍时，基本是套省委廖志高的架子。当时感到工作难作，中央指示少，“是在考我们”。“趁这机会好好把问题反映一下。”因为首都每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同志讲革命后，总理都讲抓革命促生产，所以也在统计局和有关方面要了一些情况和统计数字。对这几个记者，大致廖志高叫郭林祥了解过他们的级别及应当看什么文件等，他们都没有回答。我听郭说：他们没有表态，不愿主动往来，以后最好少找他们。廖志高就说：以后不主动找，文件一般的给，他们提出要求的给等。九月中旬，大学生去北京。省派袁仲凡、张广钦等随去，想藉机摸底，遭到冷淡待遇，但他们收了些情况打电话回来，重庆八·一五在北京大学开会中途扩音器被学校收回；路遇陈毅同志拦车，陈只简单说了一两句问候话等消息，都回来讲过。由学校发展到社会除四旧。抄家开始有些乱，省里有意见，随后就由赵苍璧找省、市统战部统一开列名单决定去舍。抄政治反动为主，经济为辅。三结合：红卫兵、派出所、居委会。在这前后，就开始不用简报刊头，不落款，不记笔记，简报看后自行烧毁，怕学生拿住把柄。这一段除了怕得要死，就是反动路线全面发展，错误最严重。但省委起草（加市委名）的对成都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没有根据红旗十三期社论和人民日报国庆社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精神来加以修改，集中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仍然加强斗、批、改，这个严重错误有我一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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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中央工作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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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前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一切问题，没有认识错误，也没有作检讨的认真准备。材料也是在这种思想状态下准备的。加上去前几天重感冒，连续打了几天针，直到上飞机前还在打针，没有找有关同志多谈，头脑中也比较空洞。同时，又接受了廖志高的论点：成都工作组和北京不同，没多斗学生；没有出大的死人事件，还有些自觉可以，这就更加深了自己的错误。会议开始是按林彪同志指示：把情况弄清楚，把问题提出来，研究政策。然后陈伯达同志报告：再讨论。小组内廖志高先汇报，组长谭震林听完后说：该全面讲讲。谭没有追问，后来追问过鲁大东谈过话。好像廖志高还给省委打回电话，说他发言后反映好，就是指这说的。后来是主席在常委和中央局书记会上批评了廖志高的第一次发言。我汇报有点检查，但极不深刻。原因是去前那种思想状态，而自己确实没有占有大量材料。陈伯达同志报告后，两条路线问题提得尖锐，自己有觉悟，但很不够。我的检讨现在看来只能是属于承认错误的表态性质。个人讲了有记录改好交上，然后按问题综合发的简报。揭开刘、邓问题的会，只有省委第一书记参加，我们是听小组传达，也没有给这次会议的记录稿。对刘、邓揭发的小组会时间好像只有一天多，就由刘、邓在会上检查。后来就由总理主持研究各项政策问题，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运输问题，小学教师问题。这个问题后来好像没有得出结果）。总起来讲过一次话，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传达过。主席、林彪同志几次指示，精神都是：打通思想，挽救干部，嘱咐回去振作精神，好好工作。最后指示三干会都传达了。会议规定不让打电话传会议内容，省有时打电话他们说同时告市。我的两次电话：一次是廖志高让给冯焕武讲讲注意哪些问题；一次是廖志高谈夏德鸿在中央控告市委讨论和布置过斗学生，因此，给廖家岷打电话询问。当时没有认识红五类翻身会就是斗学生。从思想上检查确实不是：玩弄权术，欺骗中央。中央和会议也确实没有任何人问过我这个问题。关于李井泉和廖志高在会议期间开过什么小会问题。我知道的，到京后李带上各省第一书记去贺龙家中一次，不知谈的什么内容。李井泉常召集各省第一书记开小会，有时重庆参加，成都、昆明、贵阳都没参加。有次去廖志高房间碰见他们开会，李叫听听，记得是谈重庆在八·一五问题上哪些地方犯了错误。廖志高找重庆、成都、周颐谈过几次，内容是南充的问题，成都学生开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大致都是省委给他打去的电话。李井泉、廖志高都给检讨定过调子。李井泉开始讲是某些问题上有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过几天廖志高才承认有方向、路线错误。李对西南地区的揭发检查，没有放开，老纠缠在重庆八·一五和贵阳问题上，占去很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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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三级干部会议前后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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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没有认真抓紧开会，先让各部同志批判自己，占有犯路线错误的大量事实，不怕痛，不怕丑，深挖自己思想，向三级干部会议亮底，而错误地委托人先起初搞，自己再来修改，确实是很大错误。没有在常委先把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实质讲清楚，集中力量来开好会，而是看、读记录，读时或在讲会议精神时又加些不必要的情况说明，分散了注意力。例如：讲运动时，说中央工作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这次运动不仅触及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而且能够在党内培养一种良好的民主空气。林总很欣赏这个意见，随后就说：我发言只讲了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充分民主，我们上一次学过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看来还应当好好学下去。讲多数少数时，提到张广钦上次说八·一五在北京受冷遇，是不摸底，我们听他的话上了当。这次才听说，中央开始把八·一五看住超左派，后来认为是彻底革命派。讲犯路线错误时，说四川在小组是中等（因组内有甘肃）但南充问题突出，问题大。总之，这些说明，不是废话就是错误的。对会议中干部提出很多意见，又没有虚心听取。如工业系统提了很多意见，自己不了解工业系统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就应当下去听，或找人谈。头脑中死抱住中央工作会议没谈工业系统的问题的框框，认为主要是今后开展文化大革命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后来在接受批判时才知道，确实问题是很多的。说明自己头脑已近于僵化。对平反问题也是同样情况，使后来工作量增加很多。检讨的面既狭，尤其不深刻。面狭，就使到会的干部觉得文不对题。不深刻，说明自己觉悟太低。平时不熟悉情况，又没有到群众中去了解反动路线的严重危害，做不出有血有肉的检查，也不能触及灵魂深处。揭发刘、邓问题，是省委请示中央增加的内容。给红卫兵谈判，一直到十六日才正式开会。时间本来紧，内容又增加，更应当抓紧些。当时自己觉得很难掌握。归根到底，是对反动路线所造成的严重危害估计不足，对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也认识不足，自己的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太差了。会中，十一月二十六日被北农学生带走，十二月四日回来时，会议已经散了。准备开次常委会了解传达情况，还没开始又被工人冲散，以后即更难进行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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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我在处理问题和签字方面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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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十一月十三日大会。这次大会全部是李井泉、廖志高安排的，在三干会没开，干部、群众还有些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蒙蔽的时候，开这种大规模检讨会是和中央精神违背的。大会结果造成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分裂。我的错误是建议在会后围攻学生时写个表态申明。廖要我拟稿，原来大意是：希望对人民南路北地等宣传车的围攻和对红卫兵成都部队的包围立即停止下来，并对被围攻、包围的同学道歉。在赵苍壁改为“包围辩论”和“包围质问”取消道歉，后送廖志高，他又改为辩论，取消了外地单位，加了很多支持。发表后更是火上加油。这次错误是：一、没有弄清大会造反的根本原因，这全是我的责任，二、把围攻说成辩论，立场站错了，三、组织错误，省市委没讨论，四、随后个人签字又认错但不应说成大毒草，引起更大混乱。这些错误与市委其他同志无关，完全是我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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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错捕苗前明事件，我有严重错误。十二月中旬梁歧山约我谈话，要我造李井泉、廖志高的反，要我五天贴出大字报。我答我造反自己造，不受他约束。我讲造李井泉的反定了，廖志高我还要看一看，因廖志高去北京前讲过要和李井泉决裂。梁歧山过去受李井泉压制，闹过架，揭了些问题，我相信是造反。后来约定如果揭发材料记不清，可以互相核对，他病，要我有空去看他。一月二日，我去看他病，想同他核对一下李井泉有次关于四川死了人的谈话。谈后，他讲苗前明幕后操纵人破坏了他的干部造反大会，捉走了造反干部。拿出事先写好条子要我和他一起签字。我个人表示支持，签的大意：查清后按重要通告办。夜间我在公安厅开会时，有三司学生和省委革命组织找来说：梁根本没查，十一时已捕了苗。梁说的造反大会是他们冲散的，带走的干部是当权派。苗根本不是幕后操纵人。我知道这事根本办错了，当即找上赵方二时过到梁处，要他放人，停发通告，第二天到省委接受革命干部批判。梁蛮不讲理，并大喊不让我们外出，当即有红卫兵和造反兵团的人看上门。这时，站在一旁专管政法的赵苍璧一言不发，我感到奇怪。后来我们找上了赵方、樊执中（都是梁的主要助手）谈到六时，他们答应了三条照办。赵、樊刚离开，省委革命干部来找，他们即已逃跑。次夜我去法院寻赵方，那里竟想拘押我，是省委同去的干部说清才离了法院。这时，我才觉悟到中了他们圈套。这个严重错误我已向省委革命组织写了说明和检讨，并表示愿受党纪国法的应得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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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今年一月一日在文家场讲话。据成大8·18，8·13红卫兵彭大华说：他们在文家场和公社副书记交涉事情和宣传，受到围攻，撤离场外，受到二千多人包围，以后双方增援，几乎造成武斗。我讲话有一段大意是：共产党员参加保守组织的，要自动退出，如果不退出，继续围攻革命学生，挑起武斗的要开除党籍，幕前幕后操纵的要按重要通告办，并说了准备起草文件。后来在四二○也讲过同样意思的话，但从未指“红旗”和其他组织的名字是保守组织。我讲这话是听说吴德在北京听过同样的话。起草文件事曾向杨超建议省委起草个文件报中央审批，杨要我起草，北地学生写了几条不行，此事就搁下。后来听说成大红卫兵讲的和实际情况有出入，错误我应负责，弄清情况再作深刻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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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对产业军我讲过“讨厌”，和高保林（？）讲过：你们那里有产业军，要劝他们解散。当时是“德阳事件”很紧张，姚体信同我谈，有二十万产业军要去德阳解救他们被扣的人，怕出大流血事件。扣人是错的，我们在做工作，如大批去人肯定要出事件。原先通过工会还可找住产业军的人，后来找不住人谈，很耽心出问题。对造反兵团的态度，我在“米建书必须坦白交代”和“坚决造李井泉、廖志高的反”两张大字报中已明确表示了看法，即开始是对当权派，方向对，但组织严重不纯，逐渐被反革命坏蛋当权和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收买变质，一月二十九日抢劫公安局是反革命事件，以后围堵、冲击军区，完全站到反革命方面去了，虽然其中大部分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现在看来必须彻底粉碎这个反革命头目操纵的组织，先进分子才能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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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桥事件，我根本不知道。组织红卫兵下乡，我原来和北地学生商量过，想找些大、中学的红卫兵有组织的下乡去，按中央十条办事，既可避免造反兵团再去农村，引起工农冲突，也可帮助农村文化革命，使学生得到锻炼，开始他们答允，后来又说没人，这事就这样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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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小学教师平反签字。在东方红礼堂两个城区小学教师批判会上，我拒绝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签宇，他们是逼了很久我没答应。散会后，在休息时谈话，有北农机或北航的几个教师和同学（无北地的），提出下面问题确实严重，需要快一点处理。他们讲的竟见我认为基本合符中央精神，就请他们把意见写出来，我看后，又请冯如秀、龚读纶看了，他们都同意，就这样签了字。关于被错打成反革命而被抄了家的，由于没有想出个具体措施下达而使很多同志受累，这是我的错误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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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六二年前后我的严重错误的主要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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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六二年前后，我看的困难比较多些，这主要是对李井泉、廖志高前一段的严重问题看法有联系。一九五八年前，我认为四川工作虽有错误，一般不很突出。一九六○年后，我认为特别严重。这决不是三面红旗有什么问题，而恰恰是李井泉、廖志高等反对毛主席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党内通信根本精神的具体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变本加厉的搞高指标和瞎指挥；以后又急转直下，搞右倾倒退活动，使四川人民遭受严重苦难。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看了若干揭发材料后我的结论。我在那一段时间也基本上执行他们那一套，我的错误也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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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李井泉反对毛主席党内通信是个大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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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发来时，他就想不发，随后见扣不住，才往下发，不久，又往回收。以后在金牛埧开会又问廖志高收回来了没有，说收了才算事。以后又讲：“根本不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怎么行呢？内江地委书记张厉讲党内通信发下去要亡党亡国，李井泉包庇不让追查，原来话是他讲的，这事已有人揭发。李井泉为什么那么害怕党内通信呢？因为打中了他的要害——“一吹二压三许愿”，讲假话。毛主席指示的包产、机械化、讲真话各条，他几乎全都没办。四川人民怎么不遭受灾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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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关于死人问题，这个问题，我确实讲过不少次。四川由于李井泉的罪恶，害死人不知多少。省委向中央报统计表，只有李井泉、廖志高、李大章、赵苍壁、许梦侠、杜心源等人知道，他们根本不敢讲真实情况。这个问题这次我大字报也不便写，但向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和揭发材料。“有的地方比抗战时死得多”我是和杜心源一起去过涪陵，有的地方确实使一个共产党员看不下去。天灾是严重，但李井泉的罪恶确实太大。为什么死人多？就是李井泉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去年亩产500斤的，今年增加200斤、300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加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毛主席是五九年春天讲的，而李井泉在五九年冬，却大力吹万斤亩，硬要郊区和温江专区亩产万斤。这事因有毛主席指示，我没有答应。全国各省在主席指示下去后，都基本上降下指标，只有四川一省冒上去。瞎指挥更严重。这是听不听主席话的大是大非问题。我手头无材料，记得一九六○年全国人代会，李大章讲四川产量是1260亿斤，实际那时只有300多或400亿斤。虚报那么多，农民手中只有那么些，怎么能不出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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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社”、“母社”、“娘子军”，这到不是死人问题，而是外调劳动力太多，要压回去。我记得讲压劳动力回农村时是讲了“娘子军”问题，当时张堃插话：有人讲现在哪是公社是母社了，他想来也是听来的。这话我第一次是听内江地委书记刘海泉讲的，他说是一个农村妇女发牢骚讲的。我也转述过。我也讲过：现在公社化了，社会主义经济组织严密，生活必须安排好，安排不好容易死人。也讲过现在不能逃荒，要逃往那里逃？四川有人逃到贵州去当长工的话，是我听涪陵地委汇报的，这是讲贵州单干严重，发现雇工剥削时讲的，“腹心地区出问题”，我在省批判邓自力右倾时和回来都讲过。所谓腹心地区，就是指涪陵、重庆三县、江津、内江、泸州、宜宾、南充几个过去产粮地区，这是当时全省农业干部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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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大跃进不提了”，在讨论工农业指标时想来会讲这种话。我记得好像是总理解释过：大跃进总的是指一个历史时期说的。工业年度指标总理讲过百分之十几、二十几、三十以上来分为跃进、大跃进、特大跃进。农业记不住有过解释没有，我不知道。
+
+　　“大办钢铁是人海战术”这类话想来会说。我在大办钢铁时去过彭县、灌县、德阳、江油等地，印象是人太多。特别是江油欢雾山，上了好几万人，铁矿只很薄一层，含铁量很低。地委书记彭华要下人，李井泉在电话上骂了他，督促他上人。又派了阎秀峰去坐镇，军区副司令员何正文去安排生活，李井泉自己也讲“拉屎都不知怎么拉，夜间走路就踏着”，同时“田地水稻成熟，缺乏劳动力收割”。我看了回来专门找阎红彦讲过，让他给李井泉讲讲，山上下点人，把稻子收好。至于“滑下山去不知跌死多少人”的事，我一直没听人说过，只在彭县听说因睡双层铺上层塌下来把下边的压死了几个人。要说恐怕是说的这件事。
+
+　　4．“总路线还不够完整”、“人民公社也没有一套”。这样意思的话想来说过：即总路线是逐步发展完整的。人民公社应当有一套。因为思想上认为总路线经过文字上的调整才定下来，内容一定还要发展充实。人民公社刚建立，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也就是经过实践才能逐步形成一套，当然形成后也会有新的变化。“三面红旗党内也有不同看法，你可以承认三面红旗是红的，也可以承认三面红旗两面是红的，一面是黑的，这是党的纪律”，我看不懂这话意思是什么。党内有不同看法，可能谁都说过。但这是党的纪律，是规定这么说还是不允许这么说，意思不清楚。我想谁也不能认为是允许这么说。我不记得讲过这类话，也没有认为和说过红旗变成粉红旗了。
+
+　　5．单干等问题。我向王真传达过廖志高的意见，传达证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动摇过。廖志高的意见大概是未种上的荒地先叫社员种上，上交几成，比荒了好。我向王真讲时，记得是讲基本种完但还留有的荒地，好像也说了少数人去试试。因为廖在讲这个问题时，我提出过怕这样一来，想单干的就故意不种等着分，也怕传开后种得晚的地方学样子。他好像是讲少数人试试出不了大问题。记得过了不久讨论就否定了这个意见，好像是李井泉在重庆讲话或者是开电话会。我记得的是只布置过这一次，印象比较深，因为谈了一阵。青白江分田到户试点，不知是否这一次？但我记得同王真谈的是苏坡公社。不管怎样，这是个严重错误。
+
+　　分田坎，虽然是李井泉的主意，但我本人是完全同意的，而且多年都是这个意见，因为金牛公社一带过去不多见种田坎。植树问题，我是主张田边地角不影响农作物生长的地方由个人种，队分成，多少合适，大家议定。这是先解决有无问题，因郊区树少，缺柴。听说青白江有个队树多，想去没去成。我讲过海椒等经济作物减少，要找原因，如果是政策有问题，要改订有利于增产。池塘我主张养鱼，也是要从公私两利方面解决。自留地蔬菜等说过可上市场。农民粮食品种调剂可经过市场。有些问题，我觉得不属于单干，当然，我没有调查研究，发言不免有很多错误。
+
+　　6．市场问题：
+
+　　安置人员过多，是错误。整顿市场时想从取缔无证商贩着手，然后再清理有证商贩。打击投机倒把时讲过把困难时期的调剂有无和专搞投机倒把的区分开。蔬菜统购统销时只是查询是否讲了要出布告。民主人士攻击时讲了北京就是实行统购统销，四川并非首创先例。市场规划是想把满街乱串的先包进市场去，再在市场内整顿。煤换菜好像李井泉在重庆工业会议上讲的，后来看是错的。服务态度，条条块块，市场管理等更没调查研究，这方面错误一定很多。特别是压缩的城市人口时很多措施错误更严重。李井泉在六○年和六二年后两次大的右倾倒退活动，对城乡影响都很大。我基本执行的，因为很多文件、材料不在手边，还很难一时检查完，所以只是一个印象。错误只会比同志们揭发的多，决不会少。正是自己有忽左忽右，形左实右，基本是右的思想基础，所以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也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
+## 三、其他方面的严重错误：
+
+　　1．学习毛主席著作确实学得不好，改造自己世界观很差，在党教育了多年，仍然犯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
+
+　　第一，同志们批评得完全对，在学和用的问题上，确实用抓得不好，对自已思想改造差，对工作上解决问题（矛盾）差，因此落后落伍了。这次敲了警钟，自己一定振作起来，奋起直追。
+
+　　第二，讲的形式主义，穿靴戴帽等，毛病恰好在自己身上，因为没有真正破“私”立“公”，学习、工作，都没有首先接触自己活的思想，灵魂深处，实际上是把学习当作装潢门面的事。这次教训最深，不光是话说错了，而且是真实地暴露了自己灵魂深处的阴暗面。
+
+　　第三，六五年讲突出政治时，如念经、和尚等废话完全可以不讲的，正面讲清楚了，反面根本用不着讲。这次批判时深深觉悟到，那次讲了一些消极的东西，起了消极的作用。我那次讲话，基本是根据总政文件精神讲的，所引用的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只是为了说明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也是总政文件上原有的，不是“别有用心”。
+
+　　2．讲林彪同志病，原意是他养病，很少参加中央的公开活动，是为了说明情况。同时，毛主席在谴责反革命分子罗瑞卿时，也把“欺负病号”列为一条罪状。我从思想深处再三挖根，一直对他是怀着钦仰的心情，决无“缩小威望”和“丑化”之意。我的错误是对林彪同志在中国革命事业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贡献方面认识不够，过去宣传不够。中央工作会议后，曾在书记处谈过要认真按照十一中全会公报宣传林彪同志。
+
+　　3．关于斯大林的话，如果是五六年说：“斯大林死后，国际紧张局势就是和缓了，可见老家伙死了有好处，多死几个可能会更好一些”，我想不可能。因为五六年有波匈事件和“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国内“在个别地方发生了少数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的事件”。局势不是和缓而是更紧了，这主要是由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我国则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
+
+　　4．关于陈毅同志的讲话发表后，我讲那种话是错误的。但意思又看出，这是不寻常的话。
+
+　　5．我在市委集体中没当好班长，是严重错误，是失职，也是不称职。有些同志批评是目无组织，独断专行，我接受这种批评。当然另方面该抓没抓，该做没做的错误也是同样严重的。脱离干部和群众确实严重，是自己孤立自己。没有认真的自我批评，和平的假象掩盖了真象的矛盾。使工作受到无可估计的损失。和一起工作的同志关系紧张到极不正常的程度，使有些同志长期受到委曲，这次听了十分痛苦内疚。从真心讲，我是对一些同志有意见，经常爱在口头上讲，却不是存心要打击哪一个同志。
+
+　　自己的日常生活极不正规，已经到了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的程度。下围棋不是娱乐，成为嗜好，决心摆脱这个负担。懒惰，不参加劳动，也是一种和平演变。今后一定警惕，克服这些毛病。
+
+　　对王泽的关系，批评过她的错误，因此吵闹多次，因她两次神经错乱，有些放松对她的批评。确实没有因为她而报复过其他同志。她到妇联不久，我即劝她另作其他工作，是她自己不愿意离开。我根本不愿她在市上工作。
+
+　　自己的老家。从1949年回四川后，始终没有回家去过。有一次同任白戈一起去看长寿湖，到过公社。事先我并不知家中人会来公社，因家离公社十里。我们在公社，任白戈听汇报，突然，家中来了几个人，想来是公社通知的，只在公社吃了一顿饭，完全是普通的饭，没有办招待。我的二哥解放前夕在国民党反动军队中当副连长，这个部队起义，一九五○年由我介绍去西南革大学习，由学校分配去贵阳工作。有两个继母弟弟，一个店员，一个高中学生，也一起进革大，毕业后由学校分配。一个侄儿，招学徒时我介绍当徒工。这算是都和我介绍有关。我的姐姐，我记得是在贵州遵义摘了地主帽子的（她原在那里工厂做工），来成都到我处作保姆事情，因不给工钱，就让她随我家一起吃了小灶。给她买火车票的事，我是听批判才第一次听说。
+
+## 四、关于我在成都晚报问题上的严重错误。
+
+　　1．陈伯林是他要求来成都，不是我主动要的。2．我对陈认为办报多年，较熟业务，没有注意他其他方面。他的错误被揭发后，我没有亲自过问处理，在这种意义上说，可以说我庇护了他。但我和他并无任何特殊来往和关系。3．成都晚报工农兵副刊，我说过工农兵，方向是正确的，沙汀是我让他帮助工农兵作者，这些错误是我的，但编委的事我确不知。4．张黎群的放毒文章，是在省委开会时杜心源告我的，回来记得讲了。讲不讲我的责任是一样。5．按语是省委斟酌的，时间是由错误文章刊登到没有继续再发原计划的稿件时算出的，因为记不起确切时间，那天也是几个人凑的，不是我在耍花样。6．我谈过群众、知识的话、生动活泼、使人爱看。7．没有讲过妓女的事，因为我既不知道妓女看不看小报，也没听人说过，这话无从说起。8．陈伯林点名是省委统一定的。9．陈父亲的事，那篇文章不是陈伯林本人的事，所以觉得不刊登好。10．陈被点名后给我的信，我收到后即交传阅，如再有，就须查交给谁了。11．成都晚报错误我有重要责任。
+
+## 五、关于几个人的关系
+
+　　1．刘少奇——关于他的话讲过安源煤矿和工头的事，是听李井泉回来传达毛主席讲话中有的，但不是那样讲法。
+
+　　2．邓小平——过去认为“一贯正确”，到西南他常讲干部少逼着走正确路线，瑞金事是他讲的，我传播过。讲过：他会工作会休息，精干干脆等。六○年前，陪他打过两次桥牌，每次约四、五天，晚饭左右去，夜二、三时回。
+
+　　3．彭真——六六年来成都，陪他去德阳参观工厂，来去一个上午，同去的还有白坚、李子乾等，他这次来前认不认识我，我不知道。在金牛埧时，是别人介绍了他才开始讲话的，名字他知道。八字方针时“思想上先破后立，做法上先立后破”普遍传达的，这次见了，他又讲，回来我讲过，没有讲过是马列主义发展等类的话，刃具厂的话讲过。吃饭是省委通知去的，吃时不同桌，没有谈话。从无私人来往。
+
+　　4．贺龙——熟识。
+
+　　来成都一般知道了要去看看。在晋西北时，续范亭发表过赞贺的诗，自己也写过，从没发表和给人看过。
+
+　　以上几个人，除一九六五年，董老、朱德、贺龙、聂荣臻、柯庆施住金牛埧，李井泉叫用市委名义请他们在芙蓉餐厅吃过一次饭外，我没有再“设宴”过，在招待所一起吃饭是有过的。
+
+　　· 来源：
+
+　　1968．4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市人委分团《横空出世》第13期（“廖井丹专刊”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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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02.txt
@@ -0,0 +1,31 @@
+# 刘少奇写给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
+
+　　<刘少奇>
+
+　　（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同志们：）
+
+　　你们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给我的紧急通令中第二条限刘少奇于四月十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同志的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
+　　1、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天津（当时党的北方局所在地），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说：北京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柯，你的意见如何？柯庆施同志说，可以让狱中的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即将此种情况写信报告陕北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答复，并接到由张闻天签字的狱中干部提出的三个请求条件。狱中同志看了，知道这是中央同意这样办的。我将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去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又名洛甫）处理，据张闻天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知道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多少人。以后如何办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同志家里见过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看到造反报才知道他们登了反共启事。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
+　　2、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旧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内部指示。这个指示是有错误的。
+
+　　3、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以后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
+
+　　4、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它反映着我国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了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地加以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起来。”“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决议的这些说法，毛主席当时就表示反对，但已来不及修改，就这样通过了。至今未改。此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是错误的。是从七大的立场上退了一步。
+
+　　5、三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攻击三面红旗。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见邓子恢说安徽实行的责任田有许多好处的话，我没有批驳他，他就到处乱讲。“三和一少”是个别同志提出初稿，尚未提到中央会议上来，当时我尚不知有此种意见出笼。是后来从那个同志的保险柜中拿出来的。
+
+　　6、一九六二年“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替我修改的，我看过，在《红旗》、《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应负主要责任。
+
+　　7、一九六四年夏，我在几个省市作讲话，其中有形“左”实右的倾向，在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我的检查中已作了详细说明，不必重复。桃园经验在当时是比较好的，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
+
+　　8、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读的其（他）（著）作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我才能答复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
+
+　　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刘少奇（签字）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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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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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25 @@
+# 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
+
+　　<王任重>
+
+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对于我的错误言论的揭发批判，是一件大好事。这不仅帮助我认识错误，提高觉悟；而且对于湖北省广大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自己头脑中大破四旧、大立四新，大立毛泽东思想是很有好处的。同志们，同学们对我的错误言论的揭发批判，涉及的面很广，其中有我公开发表过的作品，也有在党的会议上的讲话，还有用龚同文笔名发表的文章（写作小组的作品）。太家批判最多的是一首诗，读书笔记和龚同文的文章。在批判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是：关于政治挂帅与抓生产、抓生活的关系问题，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问题；关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关于文艺创作的问题；关于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
+
+　　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最近写了两分书面检讨，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以后还要写补充检讨。现在我着手写文化大革命运动以前，我的错误言论的检查。由于我的错误言论很多，不可能一次检查交代清楚，因此要分几次，按作品和按问题进行检查交代。
+
+　　这次写的是：（一）关于一首诗的问题。（二）关于资治鉴读书笔记的问题。（三）关于龚同文的问题。
+
+## （一）从一首诗的问题检查起
+
+　　（1）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我随毛主席到了韶山，在招待所的留言薄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
+　　韶山风光依旧，人世几经沧桑。
+
+　　壮志已成大业，何须衣锦还乡。
+
+　　这首诗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
+
+　　（2）我是不会写诗的，过去写过一些自由体的新诗，自己也觉得不像诗。对于旧诗词我更是一窍不通，不懂得平仄韵律。写的所谓旧体诗，不过是打油诗而已。
+
+　　（3）这首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方面：我是用旧的思想和旧的词句来歌颂我们伟大的领袖，但效果是歪曲了和贬低了毛主席的高大形象。
+
+　　（4）当时写这首诗的原意是什么呢？毛主席离开家乡已经三十二年了，第一次回韶山，衣着扑素，精神焕发，神采奕奕，和蔼可亲，受到了韶山人民群众最热烈的欢迎。毛主席一走出来房子，男女老少就围
+
+　　（拢来，欢呼不止。主席和乡亲们谈过去、谈现在、谈公社、谈生产。到贫农家里探望，亲切地关怀群众，与群众打成一片。主席还对我谈过他的父母和为革命而牺牲了的兄弟、妹妹，还谈到国内战争、长征的一些情况。以上这些事使我非常激动，于是信手写下了这样四句话。）
+
+　　我的原意是这样的：韶山（山的名称）的自然面貌并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主席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领导我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胜利。但是毛主席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同人民打成一片的革命传统。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学习的优良作风。正如许多同志批评的那样，这首诗是写得很不好的。
+
+　　（5）我还写过一些歌颂主席的诗，也写得不好。如一九五九年为湖北省报封面的题词和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我们要唱东方红。我们歌颂毛泽东”（见谈心集），现在检查起来也是有错误的。例如一九八九年七·一为湖北省报封面——毛泽东半身像，写了这样一首诗：
+
+　　找们热情歌颂，亲爱的毛泽东。
+
+　　是领袖又是朋友，是同志又是先生。
+
+　　我们热情歌颂，亲爱的毛泽东，
+
+　　你和人民心连心，你是我们的引路人。
+
+　　同年九月二十二日写的一篇文中有这样几句诗：
+
+　　我们要唱东方红，我们歌颂毛泽东，
+
+　　他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头脑；
+
+　　他的声音，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号角！
+
+　　前一首诗的内容很浅薄，没有表现出伟大领袖的作用和广大人民对毛主席的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和无限热爱。后一首，把毛主席仅仅说成“他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的头脑”。这是不对的；特别是和本文中所引用的马雅可夫斯基歌颂列宁的诗对照起来看，这显然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如马诗是这样写的：
+
+　　在世界上
+
+## 出现了
+
+　　巨大的头脑——列宁
+
+　　事实早已证明毛主席是活着的列宁，是被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所爱戴的领袖。毛主席无论在革命实践方面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不仅超过了马克思，也超过了列宁。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杰出最伟大的领袖。
+
+　　（6）同志们还批判了我写过的几首诗：如杂感诗苏小小，白蛇何去耶？这是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流露。在看了苏联新西北利亚芭蕾舞团在汉口演出的天鹅湖之后，我也写过一首不好的诗：欢迎你，天鹅……踏着天国的旋律，歌颂爱情的纯贞。这说明我是欣赏才子佳人的。这都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表现。与这样的诗并且发表出来，其影响是恶劣的。在一九五八年还写过几首鼓吹浮夸的诗，其影响也是很坏的。
+
+## （二）关于《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的问题
+
+　　（1）正如许多同志指出的那样，这个“读书笔记”是一株大毒草，应当彻底批判以肃清其流毒。最近我又读了几遍杨家志同志写给我的那封信，对我的启发教育很大，他以满腔革命热情给我写了那封信，在信中对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严格的要求，我当时应当虚心地听取他的批评，和诚恳地感谢他，但是我由于个人主义的思想作怪，拒绝了他的批评，并且把信转下去要在咸宁参加四清的武大同学讨论一下，以便消毒，结果使杨家志同志和同他观点相同的张健同志遭到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是我的罪过。虽然当时曾经对地委书记交待过不要斗争，不要处分，但是既然把信转下去了，（对）杨家志同志的打击，我是不能辞其咨的。至于金科等同志的受打击迫害，我是要负直接的和主要的责任的。我违背了毛主席教导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原则。对于向中央检举控告我对金科等同志采取打击报复的手段更是违法乱律的行为，我再一次向杨家志同志和金科等同志低头认罪，赔礼道歉。
+
+　　（2）在“读书笔记”中有许多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最主要的错误是违背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个惟一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我陷入了二元论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在封建社会，只有农民的革命战争，才是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动力，我在序言中却胡说什么“有道明君”，对于封建社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在按语中更大大地美化了帝、王、将、相。这是替封建僵尸唱赞歌。还把“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这种封建阶级的“御民术”，也不加思索的加以引用，简直是荒谬绝论了。
+
+　　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除了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之外，在他包庇和支持下的一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文化战线上大搞崇古崇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几乎占领了整个舞台，连话剧也演起武则天、越王勾践等死人来。在学术界、出版界也刮起了一股复古的黑风，各种古书大量重新出版。我不仅没有向这股黑风进行斗争，而且受了它的影响。在一九六一年春买了一部线装的《资治通鉴》读起来了。自己读不大懂，又自不量力地从中摘录一些段落推荐给干部阅读，这就大错特错了。革命同志们怀疑我是不是吴晗、邓拓之流唱的是一个调子，不是没有根据的。
+
+　　（3）“我在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这篇短文章中，所作的自我批评是非常肤浅的。目的是一为消毒，二为带头。但修改的序言和按语都没有达到消毒的目的。因此也就起不到带头的作川。在文章里写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在斗争中学习，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改造自己的思想，用毛泽东思想作武器，把一切落后的、陈旧的、错误的东西，统统从自己头脑里清洗出去。不破不立，只有在斗争中前进！”在这里可以看出我对人是马克思主义，对己是自由主义。杨家志同志说得对：“这些已经足够证明你对封建统治者御用文人编的历史毫不加批判的拿到今天。在全省干部中散布历史的唯心主义毒素。现在已经到了彻底批判的时候了。”我十分欢迎批判，我要认真地阅读这些批判，进一步检查和纠正自己的错误观点。
+
+　　（4）当时写这个读书笔记的动机确实是：“①为了使我们的干部增加一点历史知识；②是为了使我们的同志懂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正确挑选干部以及发扬党内民主的重要性。”（清理一下自己思想）。重点在于批判“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特殊化风）的错误倾向。按语的绝大部分是针对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进行批评或自我批评的。例如读书笔记之一，第五页“解决小偷小摸的问题，要从关心群众生活着眼，不要滥加处罚。”当时湖北省的确有对小偷小摸滥加处罚的现象，我们的错误是没有首先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再如第九页“我们这几年来，大办水利虽然过多，群众怨言不多；而大兴土木盖办公大楼、招待所等等，则群众甚为不满，所以今后要严禁修建这些东西，丰收之后也不要忘记，要首先帮助工人、农民解决住宅问题。我们领导机关艰苦朴素的作风，要能保持五十年就好了。”这些话我在党的干部会议上也讲过许多次，但我的生洁就不是艰苦朴素的，而是贪图安逸和享受的。这表现出我的言行不一。
+
+　　再如读书笔记之二，第三页按语，关于秦始皇这一段按语写得很不好，用意还是和前边一样：“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爱惜人民群众的热情，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要节约使用民力，要尽量少搞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这种教导，我们应当永记勿忘。”
+
+　　再如第五十一页，按语“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必须对农民实行合理的负担政策。同时还必须坚决走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道路。”
+
+　　在各种会议上，我曾经作过许多次自我批评，直到一九六四年春在全省农业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我还讲过，我是第一个大混人。
+
+　　上述举例，说明我不是像吴晗、邓拓之流一样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更不是反党反毛主席的。但是我的错误仍然是十分严肃的。写这种“大毒草”是一种政治性的错误。这说明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谬论使我中毒不浅。刘少奇的论《修养》也使我中了毒。我还没有从他们散布的谎言和偏见中解放出来，而且还用这种谬论去害人。我不是满腔热情地提倡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以身作则的带领大家向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英雄人物学习，而号召大家去学习那些封建僵尸，所谓“明君”“忠臣”；这就大大地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这是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
+
+　　杨家志同志说：“你说共产党员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我们不仅仅和外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战斗，而且还要和自己脑子里的牛鬼蛇神斗。否则，只会是一个口头革命派！”这话很对，我要坚决和自己头脑中的牛鬼蛇神斗，大破剥削阶级的旧思想，大立毛泽东思想。
+
+## （三）关于龚同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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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龚同文是省委机关的一个写作小组的笔名，参加写作的人，有省委书记处书记，也有省委办公厅的一般干部。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开始，到一九六二年一月止，大约一共写了二百多篇。写得最多的是梅白，他写的大约占一半以上，其次是我写的一共有几十篇。梅白这个人是品质恶劣道德败坏，被开除了党籍的。他的思想方法非常片面，忽“左”忽右，一九六二年在荆门，背着省委地委大搞分田单干，这个人旧的思想意识很浓厚，骄傲自大盛气凌人，许多干部对他很不满意。我当时看中了他有“才”，能说会写，信任他，器重他，这是非常错误的。在他被开除党籍之后，我还让他到湖北日报当记者写文章，也是错误的。其他同志如张平化、赵辛初、许道琦、王树成每人都写过几篇。龚同文的文章，虽然大部分是梅白写的，但是其中的错误，我仍然要负主要责任。这是因为：第一，有些文章是我授意他写的，或者是他根据省委会议的精神写的；第二，有些文章是经我审查过的；第三，没有授意没有审查过的我也要负责任，因为我是这个写作小组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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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成立这个写作小组的动机，是为了推动全省广大干部与作，在我们的带动之下，省直机关和一些地委、县委也建立了写作小组。一九五八年省委作过决定：以工作为中心，把学习、工作、写作三结合。我们写的文章，是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且针对本省干部中的思想问题，进行思想工作，我们这个写作小组写的文章，有的是写得比较好的，起了好作用的；也有的是写得不好的，起了坏作用，龚同文的文章，有许多反映了我们省委当时的指导思想。我们认识上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有许多可以从龚同文的文章中看出来。例如一九五八年的“浮夸风”和“命令风”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同志们对龚同文的文革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对我们省委过去工作的检查批判。因为我是前湖北省委的第一书记。省委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我是负主要责任的。同志们把批制龚同文的矛头对准我，是应该的。龚同文的文章，有的对同志采用训斥命令甚至讽刺挖苦的方式，这是错误的。我在“论压力”一文中没有作自我批评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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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有的同志质问，龚同文写作小组是不是中央下令解散的？不是，是我们小组自动解散的。当然也与前中宣传部阎王们施加的压力有关。一九六二年一月陆定一、许立群等阎王除了对我进行污蔑和打击之外，还指责我用龚同文笔名写的“公与私”、“母子谈心”被苏修、南修作为攻击中国共产党的借口，指责我写的“母子谈心”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还说，龚同文已经引起了苏修、南修通讯社的注意。我当时抗议和反驳了他们的污蔑和打击。后来经小组同志讨论决定解散了这个写作小组。我们笔名改为思谦。我用这个笔名大约写了十来篇短文，一篇论文，有什么错误希望同志们批判，我另行检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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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同志们批判龚同文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政治与生产、政治工作与改善人民生活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在认识上和实践上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九六零年我们在干部会议上曾经学习和讨论过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一九六四年我们又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学习了解放军关于“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先进经验，提出了开展“五好社员”、“五好生产队”的比学赶帮运动。但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政治思想工作都抓得不大突出，不够落实，直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全省农村政治工作会议，关于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问题，才有了比较深刻比较正确的认识。这时我们还提出了改变农村的评工记分办法，取消企业的奖金制度，纠正有些地方、有些单位“工分挂帅”和“奖金挂帅”的偏向，以便突出政治，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正确地认识和贯彻执行政治挂帅，对于我们广大干部来说，仍然有着迫切的和现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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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批判的三篇“如何打百分？”都是梅白写的。他说，“什么是永远的中心工作呢？生产、生产再生产。”这显然是错误的。又说“没有生产观点”就是没有政治观点，就更加荒谬绝伦了。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政治与经济、业务、技术是对立的统一；要用政治统帅经济、业务、技术，要又红又专，以红带专，我们省委当时讨论过，中心工作与部门工作的关系问题；在整风反右以后的工、农业生产高潮中，把发展生产作为当时的中心任务，要求各个部门的工作为生产建设服务这本来是正确的。当时为了反对齐头并进、百废俱兴的偏向，提出要“一马当先万马奔腾”，这也是正确的。但作者把它夸大的那样的程度，就变成荒谬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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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曾经这样教导我们：“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其他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的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么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这里说的是各个部门的日常工作与生产建设的相互关系问题。不是指阶级斗争、革命斗争与生产的关系问题，不是指政治工作与生产建设的关系问题。毛主席是历来教导我们要政治挂帅的。他指示说：“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又说：“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抓革命促生产”是毛主席一贯的战略思想。十七年来毛主席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来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这就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种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搞革命斗争单纯地化生产论生产，不做政治思想工作，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大搞计件工资、物质刺激，个人名利以及束缚群众创造性的繁琐的规章制度等等，则是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我们在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是不够清醒的，是缺乏自觉性的，因而常常“左”右摇摆。有时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也有时跟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一段的，经过毛主席的纠正，又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这些错误都使我们的工作遭受到不少的损失。但是从十七年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来说，我认为湖北省委基本上是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除外）湖北省十七年来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的成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我在湖北省农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突出政治，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初步总结了我们十七年来的经验教训，除了某些提法上以及个别观点上的错误以外。我以为基本上是正确的，是符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的。对于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还有揭得不深、批得不透的地方，我们必须和广大革命群众干部一起进行检查批判。特别是要在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自觉性，以便彻底纠正我们的错误，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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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同志们在批判中，提到我写的文章约有上十篇。其中关于政治挂帅问题的，有“群众的干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提倡什么？鼓励什么？”“公与私”“交心谈心”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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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众的干劲越大，越是要关心群众生活”这篇文章中，我是这样说的：“我们党是人民群众的领导者。领导些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领导思想，就是要政治挂帅。政治思想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灵魂，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第二件事情是领导生产。第三件事情是领导生活。领导思想，领导生产，领导生活，就是领导人，关心人。……我们领导工作的好坏，不仅要看生产增加了多少，人民收入增加了多少，而且要看群众的思想觉悟是否提高了，群众的生活是否过得好。”（一九五八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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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提倡什么？鼓励什么？”这篇文章中我这样写的：“我们主张政治挂帅为主，使物质鼓励服从于提高人民共产主义觉悟的目的，使物质鼓励成为激发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英勇劳动的一种必要的辅助手段。提倡什么？鼓励什么？提倡共产主义精神！鼓励共产主义精神！”（一九五九年一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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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交心谈心”这篇文章中说到了我所写的几篇论“公与私”和生活集体化的文章这样写的：“我那几篇文章当中的错误是什么呢？我想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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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认识不够；第二，因此，对于逐步的向共产主义过渡，逐步增加共产主义因素这一方面强调过多，而对于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这两个社会主义分配的原则强调不够；第三，强调大公无私的集体主义精神是正确的，但是没有注意说明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物质鼓励的作用。第四，提倡生活集体化是对的，但是没有说明生活集体化的程度，只能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发展；第五，因此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家庭不仅作为消费单位保存着，而且对于少数个体手工业来说，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对于人民公社社员来说，他们主要是参加集体生产，不再是个体农民了；但是还有小量的自留地和小农具，私人养猪种菜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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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面提到的这几篇文章中都提到物质鼓励，这是不妥当的，“物质鼓励”的说法很容易与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相混同。在去年我用思谦笔名发表的批判赫鲁晓夫的物质刺激的时候，也用过政治挂帅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话，这是不确切的。正确的科学的提法是毛主席讲的，把政治思想工作摆在第一位，还必须实行必要的按劳分配。所谓必要的按劳分配，就是说，既要反对绝对平均主义，又要反对斤斤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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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强调了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提倡大公无私，不计报酬的劳动，热爱集体热爱国家批判自私自利观点这是对的；但是没有强调向资产阶级思想，向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作斗争这是错误的。这说明我对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这个毛泽东思想的核心问题是很不理解的，以为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五八年春季整风反右以后党的中心任务是技术革命，是生产建设了。把政治挂帅仅仅看作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对于阶级斗争和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很不理解，因此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猖狂进攻不闻不问，这是十分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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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讲政治挂帅的时候，没有提倡用毛泽东思想来统帅一切；没有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提倡学习“老三篇”，这样所讲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群众就落空了。这个问题直到一九六六年贯彻执行林彪同志的号召，才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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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关于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的问题。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是党的正确方针。为此正确地处理分配问题，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请看毛主席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合作社正在经历着一个逐步巩固的过程，它还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矛盾……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又说：“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怔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之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在农村工作中，要大力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同时必须“抓革命，促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永远坚定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按照毛主席指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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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在于有时把改善生活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如一九五六年元月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这篇文章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的新农村描写为“青山绿水，花花世界，丰衣足食，人面桃花”。这就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看不到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的精神面貌了。在强调搞好人民公社的年终分配时，我提过“抓分配，促生产”的错误口号；在灾荒年强调安排好群众生活是对的，但提“右手抓生活左手抓生产”的口号也是错误的。以上这个口号，虽然是作为暂时的工作安排提出的也是错误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都不能用抓分配、抓生活来代替抓革命、抓人的思想革命化。虽然我们省委十七年来的工作，基本上是按照毛主席亲自制订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战略方针进行的，但是我们在政治挂帅、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方面仍然有许多缺点错误。在这场触及人民灵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应当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全面地系统地检查总结工作，充分地揭露我们认识上与工作上一切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以便肃清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各个领域中的流毒。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是彻底纠正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使我们能够坚定地更好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最重要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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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关于我的一部分错误言论的初步检讨，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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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五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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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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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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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二司武汉测绘学院编《红武测》增刊／第8期（1967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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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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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思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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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编者按：笔者在文革中“湖南揪黑线战团霜晨月编辑部”一九六八年一月编辑的《霜晨月》第一期上看到了被用作反面教材的马思聪逃亡到美国后发表的《我为什么逃出中国》一文，阅读之后深深地为这位音乐家在文革中的遭遇感到悲伤，文中详细地讲述了文革初期中国的乱象和他的遭遇，虽然，马思聪本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在现在 来看并不是最悲惨的，至少他没有被自己的学生打死或者不堪忍受而自杀，即使如此，通过此文也已经完全能够感受到文革中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以及知识分子在文革 中的惶恐心理。本以为这样一篇文章会早已有全文在内地流行，但可惜在网络上查询了一下，没有找到相应的原始文本，有的只是对他这篇文章的介绍和他出逃的过 程的描述。笔者抽空将此文录了下来，以供大家阅读。另说明一下，《霜晨月》上所刊登的翻译的文本是据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九日苏联《文学报》的俄译本翻译的， 因此此文可能与马思聪的原文有些出入，特别是里面的人名、职务名称等与我们了解的有所不同。同时，《霜晨月》也是转载而来的，在转载和印刷过程中也可能有 错误。不过笔者认为，这些不同或错误并不影响整篇文章的真实性。]
+
+　　我是音乐家。我很珍视安宁与和平，以及利于工作的环境。况且我是中国人，并热爱和尊重我的国家和我的人民。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这是一场悲剧。和它比较起来，我个人所遭遇的一切不愉快都显得微不足道。文化大革命还在进行，这个运动的残酷、横暴、恐怖、盲目和疯狂是超过十七年来所发生的一切的，而实际也是史无前例的。它导致中国知识分子被消灭。同其他许多人一样，多年来在终于起显著作用的不论是党内还是党外的人民（即使并非一直掌握）——去年夏天和秋天所发 生的事件令我灰心丧气，并且迫使我和我的家人成为逃亡者，成为在国内漂泊无依的“饥饿的幽灵”。如果说我的遭遇在某些程度上和一般人有所不同，那只是因为 我成功逃出了中国，而大多数人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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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样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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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这是一个五月的星期天，这一天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化大革命”。我的一个学生到我家来，没带小提琴，并且说他不能再到我这儿来学习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因“资产阶级”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受到了批评。他不敢再学小提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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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几个月已经显示出正在开展一场什么新的运动。最近对电影、对某些历史学家的攻击加剧了，谴责他们“借古喻今”，每天晚上，广播里除了没完没了地反复叙述 如此类的这个那个“罪犯”（这些罪犯中的许多人后来都自杀了），实际上其他的广播就一无所有了。然而老实说，我并没有感到可怕。当时一个来访问我的朋友 说：“你没有写过什么文章，没有说过什么不正确的话，你毫无担心的理由。”我唯一的罪行就是作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主席（原文如此，应为“院长”——译者注），在拿薪金，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在那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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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四年起，事情已非常清楚，我这个学校领导人不过纯粹是个挂名角色，于是我就尽可能摆脱了学院一切事务。学院的一切权力实际上都属于学院的副主席，我 还给几个学生教小提琴。其中包括我的儿子胡龙（译音：即马如龙），并且有的时候在北京和中国的其他地区开音乐会。一九六三年以后，欧洲音乐完全被禁止了， 我对于这个新的运动将如何进行毫无所知，而且别的任何人也完全不能设想什么在等待着我们。局势是紧张的，但是在过去也曾经有过比着还要紧张的时候，比如一 九五二年。我对于这已经习惯了，不得不习惯了。但是六月份初，我被通知说音乐学院贴了攻击我的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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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朋友说，对我说来最正确的办法是在事件进一步发展之前先作自我批评。我的妻子和女儿雪莉亚（译音：马瑞雪）表示同意。我感到犹豫，除了我不喜欢之外， 我没有什么好招认的。最后我的女儿以我的名义写了一张声明，声明里说我很高兴地支持“文化大革命”，虽然我并没有具体承认任何罪行，但是我仍然表示愿意改 造。我们买了三张黄纸，用大字报的形式写了这张声明，并且给它加了一个“我的决心”的标题。于是我把这张声明送到学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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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频更选和无政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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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红卫兵，但是那些自称的“革命师生”已经开始给学校工作造成混乱。一个名叫赵沨的人，是音乐学院的副主席，过去他实际上是音乐学院的主宰 者，但是我把大字报拿去的时候，赵沨不许我挂它。我怀疑他恐怕是有意用我去做幌子，好转移反对他的批评，但是不管他的计划如何，也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第二天他就被停职了，并且自己遭到大字报猛烈攻击，一个对音乐一窍不通的姓王的军官来代替他。然而过了一天，王也失宠了——他由于企图召警察来制止“革命 学生”两派之间的冲突而犯了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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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准备回家的时候，一个附中的学生要求我跟他一起到他们的学校去。在那里，我被一群狂暴的少年包围了，他们开始对我写的一部音乐作品大喊大叫。这是一首 为了纪念一个英勇的区党委书记焦裕禄而写的悲歌。这位书记为了捍卫自己的农村选民的利益而牺牲了，他永远是党的工作者的模范。我不是为了写这类作品，为的 是避免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时我还是确实是对奉献这首悲歌怀着敬佩的。但是少年们狂叫道：“你为什么写这么悲伤的音乐？你不配是焦裕禄的拥护者！”然后他们让我带了一卷大字报回去，要我挂起来读。我把这些大字报塞进了储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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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几天，从学校里打来了电话要我去。在学校里，我立即陷入了几百人的破口谩骂、狂吼乱叫的大学生的包围之中。“打倒资产阶级权威！”在每一个口号就有人 吼叫：“毛泽东万岁！”一个小伙子喊；“马思聪万岁！”但这是喊错了，而所有的人都向他猛扑过去。有一个人用书包砸我，但是没有人打。我除了站立不动，别 无他法。这一切我觉得完全是不真实的，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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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被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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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以后不久，我们十七个人就被叫到学校，并且接到通知要派我们去“受训”，这里面有几个教授和音乐学院的行政人员，其中包括学院的副主席赵沨，他的样子好像是有几夜没有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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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里面好多人是党员。我们被送到社会主义学院，那个地方以前是共产党的干部马列主义学习的地方，后来这所学校变成了知识分子和著名的文化人士设置的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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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里你可以碰到各种各样的人——画家、演员、音乐家、电影导演、作家、文化工作者，美术学院、电影学院和其他学院的教师和教授。我们总共有五百人，我和国内最著名的一个小提琴家住在一个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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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个地方度过了五十天——从六月中到八月初，那里是枯燥无味的，令人厌倦的。但是没有人严厉地对待我们。我们被分成小队，在军官们的监督下阅读各种文件，进行讨论，而在空闲的时间，就给自己或互相写大字报，而且还给“党内当权派”写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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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回我听到一个非常的新闻，中央宣传部拥有无限权力的副部长周扬垮台了。多年以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在多次的整肃中，他都起主要作用。给各个文 化领域的指示，比如说规定哪些外国音乐作品中中国可以演奏，都是从那儿来的。如果不算一九六二年那个很短的时期，德彪西和拉威尔以及二十世纪大多数作品都 是被禁止的。在一九六三年全部欧洲音乐统统被禁止以前，贝多芬、勃拉姆斯、舒伯特等古典作曲家的作品还可以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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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扬曾经被描绘成为毛泽东思想的表达者，而现在一位取代他的副部长却向我们声称“周扬本人的思想是臭不可闻的、胡说八道的和难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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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称为“头号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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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部派人来告诉我们关于周扬和他的部下令人吃惊的事情。我们被告知，似乎私藏武器（也包括大炮）的“反动分子”包围了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居住地整个中南 海地区。我们当时对外发生的事件所知不多，虽然偶尔我们也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天，但是有一次我看见在我们自己房子上的墙上用大字写着“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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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傍晚，一些从各个学校和部队来到卡车开到学院。在一辆卡车上写着四个汉字“黑帮专车”。这是八月九日，一进大门，我们就看到一大群群众。我们被从卡 车上推下来，我的脚还来不及着地，就有人在我头上倒了一桶浆糊，别的人就在我的衣服上贴了大字报，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我的脖子上 被戴上了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马思聪——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理人”（译者：原文如此），然后又加了一块上面写着“吸血鬼”的牌子。后来他们给我们每人一 个脸盆——“丧钟”和一根棍子，我们必须用它来敲盆子。在赵沨的高帽上写着“黑帮分子”，还给他披了一件厚厚的羊皮袄。天气是很热的，北京真正的八月天 ——不会低于38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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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野蛮的场面，那些攻击我们的人好像疯子一样，在喊着各种各样口号的人群的喧嚣声中，我们被带着游遍了整个的音乐学院，沿路人们一直推撞我们，啐我 们。我认出我的几个相貌变成了畸形的学生。最后，他们强迫我们低头，在一间房子的台阶上排出两排，开始百般辱骂，那些被认为“罪行”最严重的“黑帮”分子 站在第一排，而比较小的“牛鬼蛇神”就站在后面。在后排站出的有钢琴家刘诗昆，他是一九五八年莫斯科比赛时克里伯斯的竞争者，后来他的手被打断了，已经不 能再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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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守们的横行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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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被带到学校后面的一排矮小的房子里，过去这是放钢琴的仓库。我被领到其中一间房子里。这里仅仅够放一张床。房间的一面墙几乎全是玻璃。每一个人在 任何时候只要他愿意就可以观看你。在我房间的墙上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下面的词句：“打倒吸血鬼！”和“如果你们不老实，我们就砸烂你的狗头！”。在过去的仓 库门上挂了一块牌子：“牛鬼蛇神窝”。
+
+　　每天早晨我们六点钟起床学习毛选和报纸社论，吃早饭然后从八点工作到中午，我们干的完全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把分散的石头垒成一大堆，或者是把屋子里的东 西搬到另一个屋子里去。整个下午和晚上我们必须写自我批评，这些自我批评充满了这样的词句，如：“我们是赵沨的资产阶级黑匪徒”，“需要对我们进行斗争， 需要对我们进行改造”，我们每天把这些作品交给我们的看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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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早上、晚上，必须合唱，这个歌的名字叫《黑匪徒的狂嚎》（原文如此，应为“牛鬼蛇神嚎歌”），歌中唱到：“我是牛头怪物，我有罪，我有罪。我应当服从人民的专政，因为我是人民的敌人，我应当老老实实，如果我不老实，就把我砸碎砸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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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最恐怖的事情就是一个一个地叫出来折磨我们。红卫兵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我们：“低头”然后他们强迫我们四肢着地爬行，好几次他们在我的房间里大吵大 闹，扔掉我的书，翻我的床，撕碎我的床单，一个“红色看守”抓起我的被子，扔到屋顶上，然后喊叫道：“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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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红色看守”命令我们面墙而立，要一直站到他允许转过脸为止，可是过后他们完全把我们忘记了。他们或者强迫我们低着头站在太阳暴晒的洋灰地里。有一天夜里，我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传来了激烈的喊叫声……。
+
+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起来”他们命令到，我一跃而起，小伙子开始用皮带抽我，而姑娘却啐我的脸。我还不算受罪，而赵沨碰到这种情况则总是被打的趴在地上，鲜血淋淋。
+
+　　这一切都发生在八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当时红卫兵在北京的狂暴行为发展到最高潮。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也发生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件，在一所中学里，学生们简直把自己所有的老师都打得要死。
+
+　　由于被这种闻所未闻的残暴行为所吓倒，我的家人不得不把一些东西转移到我的朋友家里，其中包括我全部未发表的近作，十四首大型作品，把另外的一些物品卖给了一家小铺，然后逃出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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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卫兵全国大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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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妻子和孩子穿上了那个穷人的破烂衣服，坐公共汽车到华中的一个城市，那儿有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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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莉亚告诉我们，六月间在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生了长时间的无尽无休的争论，这种争论有时间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在学院里，在北京，我想也都一样，红卫兵的 队伍把自己称作“八一八”、“东方红”或“毛泽东思想”运动。在十一月，“八一八”运动由于自己的“反革命”性而遭到了“东方红”和“毛泽东思想”这些队 伍的攻击，但同时这三个组织都认为自己是赤胆忠心的“毛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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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秋天来临的时候，局势变化了，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从中国的各地来到北京。他们住在学校的校舍里，虽然街上有时还是很危险的，但学校里的形势对我们来说却缓 和了一些，我们的门旁已经没有看守，也不注意我们，是按照预定的计划还在写忏悔。在九月初，我们被允许回家过礼拜六。后来我们又被允许从星期六的傍晚住到 星期天的傍晚。而到十一月，我们已经能够回家过夜，而且只在白天到学校里“工作”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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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妻子和女儿在九月底到北京来想和我见面，但是我不能够走出门，也就没有能见到他们，他们是乘坐挤满红卫兵的火车来到，她们受到严密的盘问，并且差一点 被当做嫌疑犯逮捕起来，雪莉亚开始说话，并且吃了没有洗过的梨，这样使他们就相信了她和我的妻子是贫苦的农村妇女。妻子和女儿在北京的时候，想住我们的朋 友家里，但没有人敢接待她们，她们只好在乘上火车之前在人群堆里躲了几个小时。
+
+　　在这次尝试以后过了两个星期，雪莉亚一个人来到北京，这一回和我取得了联系，并在我们的一个远离市中心，住在南郊的朋友家里会了面。我们在院子里一间小厕所的黑暗中悄悄地说话，而我们的朋友则站在入口处给我们看望，我们一直谈了好几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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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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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们当时居住的那个城市里，人们经常谈论从中国逃出去的各种办法，有些人是步行走去的，另一些人是坐小船——究竟怎么走去，也知道的不太确切，但是她确信，我们也能那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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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还没有准备走这一步，我不可能轻易地离开去和我的家人会合，在我的家人居住的那个地区，红卫兵的积极性加强了，他们可能在那儿逮住我。从另一方面 说，如果逃跑的计划失败，那么我们就完了。整整一夜，我非常紧张，不能入睡。正如中国常说的那样，我是“背水一战”，最后我和一个熟人交谈了自己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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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是“走”——他说，于是我同意了。雪莉亚排了半夜的队，但终于弄到了火车票。我到学校去上了早班，然后说：“我病了，要去看门诊。”我和雪莉亚收拾了那部分送去保存的东西，其中包括我的小提琴，然后用绳子捆成两个包袱，我的新作品不得不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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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思聪
+
+##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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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网上的资料简单梳理了马思聪逃亡和逃亡之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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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末，马思聪小女儿马瑞雪“潜回”北京，把准备到香港避风养病的计划和盘托出，马思聪即刻拒绝。马思聪回答：他一生坦荡，无愧于世，不走此路。经 过两个多小时的争执，女儿改换说法，先回广州市，休息养病，观望形势。身心处于极度疲惫和失望中的马思聪，终于同意了。在厨师贾俊山和医生倪景山变卖自行 车的资助下，马思聪化装前往广州。
+
+　　由于他的失踪惊动了公安部门，马思聪就只剩下两个选择：被抓回北京，其结果必定性命难保；或者偷渡香港，逃离灾难。1967年1月15日夜晚，马思聪携带 着他那把至爱的小提琴，与妻子、子女，登上偷渡船（广州新港渔轮修配厂的002号电动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驶去。16日凌晨，登上香港九龙海滩时， 马思聪从胸前摘下毛泽东像章，扔进茫茫的大海。1967年1月19日，马思聪一家登机飞往美国，踏上了一条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当日，香港几十家中英文 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位置，以粗黑的铅字刊登醒目标题《中国著名音乐家马思聪逃抵香港！》。
+
+　　1967年1月，马思聪被公安部定为“叛国投敌分子”。公安部的《关于马思聪投敌案请示报告》，经康生、谢富治批示，对马思聪的“叛国投敌”案进行了严厉彻查，几十人被牵连入狱。在上海生活的马思聪的二哥跳楼身亡，岳母、侄女和厨师相继被迫害致死。
+
+　　1967年4月17日，马思聪在美国发表《我为什么要逃出中国》。
+
+　　1985年1月文化部发布《为中央音乐学院前院长马思聪先生彻底平反的通知》，为马思聪平反。
+
+　　1987年5月20日于美国费城逝世。马思聪先生自逃亡后未踏入大陆一步。
+
+　　2007年12月，马思聪及夫人的骨灰安葬在白云山麓的“聚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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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9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挽救了我
+
+　　<原上海市长宁区教育局局长、马启明>
+
+　　我是原长宁区教育局局长。大半年来，经过了毛泽东思想的深刻教育，经过了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的批判帮助，也就是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大批判、大审查、大教育，我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站到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现在被吸收参加本机关“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所以获得新生，完全是依靠革命群众，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展开一系列的思想斗争的结果。
+
+　　文化大革命之初，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保过旧市委、旧区委。我对来自毛主席身边的红卫兵小将和上海的革命派有过错误的看法。当我一开始被审查、被斗争的时候，情绪更加抵触。认为我有错，但是你们不应当这样来斗我，委屈情绪很重。我想，你们把我弄得臭名远扬，将来如何见人?如何工作?我感到一切都完了。我把革命群众和小将看成是一群可怕的人，敬而远之。经过在斗争中不断地学习毛主席著作，才逐步地纠正自己的种种错误想法。我参加了市委机关革命派主持的揭发批判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罪行的大会，打掉了我保旧市委、旧区委的错误思想。
+
+　　在批判我的错误的过程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同志督促我学习《毛主席语录》。他们严肃地指出:“我们斗争你的目的，不是把你斗成右派，而是要把你斗成革命者，斗成左派。”他们的深刻批判，触及我的灵魂深处，我慢慢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抵触情绪就减少了，我从他们身上逐渐感受到革命同志的温暖。
+
+　　《红旗》杂志几篇关于干部问题的社论和评论员文章的发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对革命的领导干部发出的号召，大大鼓励了我站起来革命的勇气。可是在刚要行动的时候，思想上却出现了拦路虎:自己是一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当权派”，现在起来革命，有人会说我是投机分子，怎么办?与其被戴上投机分子的帽子，还不如不起来革命来得干净。这个拦路虎还没有打掉，第二个拦路虎又来了:一个被批臭了的人想站出来，如果群众不信任，怎么办?两个拦路虎，把我纠缠得好苦。这时候，我就重温毛主席关于群众路线的 教导。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想想自己真是幼稚可笑。我还没有用实际行动来争取群众的信任，却要求群众来信任自己。实际上还是不信任群众，怀疑群众的错误思想在作怪。你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群众眼睛雪亮，一望而知。问题不在于群众信任不信任自己，而在于自己是不是真正信任群众，自己有没有彻底改正错误的决心和行动。就在这个时候，区教育局的革命造反兵团要我在革命派的监督下进行正常工作。他们适当地安排我参加斗争大会的时间和次数，给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社论的时间。一天，兵团的几个负责同志找我谈心。我说:“我天天在考虑自己将来会定为什么样的干部，如何处理我的问题。我估计一、二类没有我的份，四类还不至于。在处理上，谈不到‘提’，也没有坏到‘抓’的程度。我有决心彻底低头认罪，弃旧图新，撤职的可能性不大。那末不是‘留’，就是‘调’。我最大的希望是‘调’，因为已经被批臭了，留下来实在不好工作。”他们说:“你的私心杂念太多了，就是缺少革命两个字。你不是旧区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亲信，你是被排挤的人，情况我们都调查清楚了。当然你有错误，你是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但是你也是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今后你要继续检查自己的错误；同时也要大胆揭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由于本局的革命派，根据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的教导，深入调查文化革命初期旧区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陷害我的真相，使我的问题得到了澄清。我感激革命群众。毛泽东思想红太阳的温暖又一次照到我的身上。
+
+　　从此以后，我和革命派的接触就频繁起来。他们让我参加了各种大会，见世面，受教育。一次，要我在复课闹革命的大会上发言。我知道这是给我亮相的机会，也是对我的考验。不由得思想又紧张起来，担心亮不好相，群众通不过。因此，写发言稿的时候，态度不鲜明。我征求革命派同志的意见，他们一针见血地说:“你的革命造反精神很不足。为什么不敢大胆地表示站出来和我们并肩作战，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呢?”他们的批评，对我是很大的鞭策。我把稿子修改了，讲的时候胆子也大了。在大会上，我的发言顺利地通过了。事后了解，局的革命造反兵团同志在大会前做了不少群众工作，和一些有关革命组织联系好，使革命群众了解我的问题，为我的亮相创造了有利条件。我真是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以后，我又在几次大会上发了言，亮了相。每次亮相都得到革命群众的教育和鼓励。在这个基础上，区教育局的革命群众把我吸收到“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来，我成为领导核心的成员。
+
+　　我获得新生，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挽救了我，是广大革命群众挽救了我。前一时期，我先后参加过多次斗争大会，写了几次书面检查，革命群众批判我、审查我和教育我，促使我认了错，认了罪，转变了立场，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由保旧市委、旧区委，转变到反旧市委、旧区委；我由把革命小将和革命派视为仇人，转变到和他们站在一起，并肩作战，成为亲密的战友，这是在我头脑里革命路线战胜反动路线的具体反映。这大半年来的教训，我永远忘不了。我要永远反复学习和坚持执行最高指示:“我们应 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我要紧紧跟着毛主席，紧紧跟着革命群众，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 来源：
+
+　　《文汇报》1967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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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内蒙上访人员会上代表内蒙军区做的检讨
+
+　　<刘华香>
+
+## 〖刘华香，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
+
+　　（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并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全军文革，以及到会的全体同志们：）
+
+　　自从三月十八日以来，中央负责同志，军委负责同志以及内蒙革命造反派的革命小将们，对我们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和诚恳的批评，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四月十三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以后，使我们对所犯的错误，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完全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鼓掌)我们一定不折不扣地、坚决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鼓掌)按照中央的决定来处理内蒙问题。近一个时期，毛主席、林副主席把“三支”任务交给军区，我们没有完成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辜负了毛泽东和林副主席对我们的重托和信赖，给内蒙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万分的惭愧。
+
+　　这期间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革命群众，指向了呼市“三司”等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阶级分析，没有看他的大方向，只看到他冲击了军区，便认为他们不是革命组织。我们把一时的现象当成了本质，把支流当成了主流，用感情代替政策，把呼市“三司”这个革命的群众组织当成了反革命组织，对他们实行了分化、瓦解的方针，反而支持了保守派，把事情完全搞颠倒了。
+
+　　这个期间我们违背了毛主席关于“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逸伦当成了“三结合”的对象，把斗争锋芒指向一些站在革命群众方面的高锦明、权星垣等同志，非法地给他们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颠倒是非，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的界限，大批逮捕了革命群众，甚至开枪打死了韩桐同学，进行了白色恐怖，犯了带枪杆子的刘邓路线的错误。
+
+　　这个期间，我们还犯了一系列的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我们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对中央很不尊重，执行中央指示很不坚决。中央派去的记者，我们私自扣留，呼市党委、人委夺权我们不请示报告，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决定召开几万人的庆祝大会，总理指示不要召开大会的时候，我们还想延期召开大会。我们没有经过中央批准就把吴涛同志当成了三反分子，抄了家，封了文件，停止了他的工作。这也是政治上和组织纪律上的错误。三月十八日以后，中央首长三令五申让我们释放被捕的同志，我们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贯彻执行。这是我们执行中央指示不坚决的表现，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端严重的，在政治上是方向路线错误，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立场，立场站错了，站在了资产阶级立场上，镇压了革命群众，犯了带枪的刘邓路线错误，实际上是目无中央、目无军委，夺权不请示，事后不报告，对中央指示采取两面态度，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在思想上自以为是，骄傲自满，主观片面，绝对化，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
+
+　　这些错误的产生绝非偶然，我们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没有政治挂帅的必然结果，我们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必然结果，是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的必然结果。这个时期所犯的错误，值得我们作为深刻的教训，我们对党的事业造成了损失，我们有罪于党，有罪于人民，我们向党中央请罪。以后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阶级斗争中努力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坚决的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一定坚定不移地的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处理内蒙问题的决定，坚决支持革命组织呼市“三司”。我们一定要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加强请示报告制度，坚决贯彻执行中央的八条指示，军委的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作好部队的思想工作，作好群众工作，搞好军民关系，妥善处理善后问题，帮助革命组织发展壮大，对保守组织进行分化、瓦解、教育，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一律平反，贯彻主席三个指示，三个相信，三个依靠，停发工资者一律补给，不同观点的人不准打击报复。枪杀韩桐的凶手一定要依法惩办。
+
+　　我们改正错误，和呼市“三司”革命小将，全区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党中央英明领导下，在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全军文革领导下，把内蒙古自治区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内蒙古自治区建设成坚强的反修前线，完成党中央给我们的各项任务。
+
+　　以上没有检查的地方望批评、帮助、教育，我们继续检查，今后坚决改正错误。
+
+　　此致
+
+　　（敬礼）
+
+　　 刘华香萧应棠刘  昌黄  厚王良太
+
+　　· 来源：
+
+　　周良宵、顾菊英编《《疯狂、扭曲与堕落的年代》之二《十年文革中首长讲话传信录》，香港新大陆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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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99 @@
+# 韩先楚的第一、三稿检查
+
+　　[韩先楚，时任福州军区司令]
+
+## 四月三十日韩先楚在人大会堂的检查讲话（第一稿）
+
+　　总理、伯达、江青同志、中央军委、文革小组、首都南下同学和福建革命战友们：
+
+　　（我们福州军区前段在支左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使福建省文化革命一段受到影响，使革命造反深受到某些委曲，中央、文革的负责同志工作很忙，还花了不少时间来自处理这个问题，帮助我们做思想工作，使我们十分不安。）
+
+　　我们表示完全拥护总理讲话，坚决贯彻十条决定。
+
+　　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同志对福建问题，做了许多重要指示，造反派提出了许多批评和意见，对我们很大教育。我们的错误有三点：
+
+　　（一）对一·二六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提出来肃清流毒，搞幕后策划者，实际上把一·二六看为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因此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钻了空子，使一部分革命造反受到打击。
+
+　　（二）一部分地区主要是沿海错抓了一些人，支左人员缺乏经验，调查研究不够，少数人有人事关系，立场观点有问题，错误地解散了一些组织，错抓一些人，本来是想更好交左，我们提出来对跳出来的坏人要打击，但支左人员要求过急。
+
+　　某些人同本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关系，受欺骗抓了人，解散了组织（包括老区）处理不慎重，没有把好关，控制不严。
+
+　　（三）搬了一些人家的经验，忙于大联合，有些单位保守组织还力量相当大，使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起来组织保守派，使革命造反派受打击压制。筹备“三结合”没搞好，想急于成立机构，领导文化革命和生产，福建阶级斗争还没有全面揭开，条件不成熟，操之过急。
+
+　　这次产生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对大民主认识不足，对叶飞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社会上反坏的破坏认识不足，虽然采取了措施，但对错误改得还不快。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我们一定按主席指示办事。
+
+　　第一、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林副主席的指示，学习好群众路线，走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
+
+　　第二、我们进一步对错误作检查，改正前阶段的错误，坚决执行中央对福建问题的指示迅速地改、认真地改、坚决地改、彻底地改。
+
+　　我们再次重申，凡是错误地打成反革命的群众，一律平反，一律释放，解散的组织一律恢复，凡是对一·二六问题上作为区别左、中，右派界限，一律无效。
+
+　　第三，不当当权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影响，搞革命组织，组织起来，集中火力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和福建叶飞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批透斗倒、斗垮，把各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第四、尽最大努力完成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坚决站在革命左派一边，全力支持革命左派，充分发动群众，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略，为福建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创造更好条件，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
+　　第五、一律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做好爱民工作，不断加强军民血肉关系，和左派心连心，像爱护眼球一样爱护左派的团结。
+
+　　现在我们正在整顿支左工作组织，我们[此处有三字不清]希望同志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提出意见是最大的关怀和爱护，调整一些不适当的人员，望同志们给予支持，我们这次来京收获很大，对主席革命路线有进一步的认识，对刘邓反动路线进一步了解，我们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革命群众，我们有充分的决心和坚决的信心，改正错误和广大革命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讲不对的望中央首长和革命小将批评指正。）
+
+　　（口号略）
+
+　　翻印者按：此文系根据一些翻印材料整理。
+
+## 福州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第三稿）
+
+## 1967.10.00
+
+## 最高指示
+
+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
+　　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以来，福建省的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经过英勇的斗争，粉碎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几次反扑，撤出了福建党内以叶飞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今年二、三月份，我们在处理一、二六，二·七问题和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使运动出现了较大的曲折。我们的错误主要是：
+
+　　1、把一·二六，二·七问题看得过于严重，错误地认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是反革命逆流。从而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实际上把一·二六问题作为区分左派和右派的主要标志，提出要肃清“一·二六”流毒，揪幕后策划者，在福州地区层层抓“一小撮”，在军内军外都错抓了一些革命群众，打击了一些参与和支持“一·二六”行动和“二七”大会的革命造反派，也打击了部分南下的革命小将。
+
+　　2、三月初，我们又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进而把所谓肃清“一·二六”流毒与打击牛鬼蛇神五类分子破坏活动混在一起，并且错误的提出反对这方面的右倾情绪，在部份地区，主要是沿海的几个县、市，继续[此处有二字不清]错斗了一些革命群众，错误地和取蒂了一些群众组织，包括不少的老区组织的农村革命群众。
+
+　　3、（以下2行字模糊不清）
+
+　　4、（以下12行字模糊不清）
+
+　　某些保守组织也一度自听发展，使得一部分革命群众处于困难的地位，运动一度出现冷冷清清的局面。四月以后，受过打击的革命群众组织在毛主席党中央的关怀和支持下，重新恢复和发展，形势很好。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文革也一再给予亲切的教导，可是又由于我们觉悟不高，对错误改正不快，同一部份群众组织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同时发展到革命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也愈陷愈深，加上坏人趁机捣乱，无政府主义，小团体主义思想作怪，某些地区的武斗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展到大规模地夺枪武斗，甚至发生某些县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人武部少数干部动员农民进城参加武斗，支持保守势力，镇压革命造反派的严重事件，全省军管机构的工作陷于极端的困难，大批判开展不力，大联合不能实现，战备和生产均受到严重困难，这些后果越来越明显，才使我们逐渐认识到错误的性质和错误的严重性。上述错误，责任完全在于我们福州军区党委常委，我们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的信任和期望，我们痛苦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对不起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对不起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对不起广大的革命同志们，我们诚恳地希望广大的革命同志们严格批评我们的错误并督促我们改革。
+
+　　我们所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缺乏思想准备，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思想落后于群众，不能正确对待群众运动，抓不住本质，抓不住主流。我们不是始终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甘当群众的小学生，而是凭老框框办事，当群众的革命行动打破我们头脑中的旧框框时，就认为群众是越轨，怕这怕那，这就必然地把自己摆在与群众对立的地位，就必然会迷失方向。毛主席说：“力成骄傲，这对领导者是个原则问题。而我们对于来自群众的批评，缺乏正确态度，骄傲自满，放不下官架子，不能虚心地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有时甚至把正确的意见当作错误，特别是革命群众对于我们的错误作斗争时，我们又缺乏热忱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自己觉悟不高，对支左人员，对部队家属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也就不深不透，我们没有很好地带头深刻检查自己的错误来教育部队，没有很好地以自己纠正错误的模范行动为下面的支左人员作出好样子，没有很好地教育部队正确认识和对待改革委员会和八·二九为代表的各革命群众组织，因而许多干部战士和支左人员的倾向性端正不过来，贯彻中央的指示和纠正错误落实不诀。
+
+　　在作风上，我们缺乏对人民极端负责的精神，深入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很不够，毛主席教导我们，“研究问题，忌带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倘若根据想当然或听不合实际的汇报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我们在不少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这一教导，对于福建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对于各革命组织的状况，对于运动的规律都摸得不透，有的问题处理软弱无力，有一些问题由于偏听偏信，作了错误的判断，因而也就处理错了。
+
+　　以上种种原因，归根结底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不高，没有正确地对待自己，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没有狠抓自己的思想革命化，努力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
+
+　　我们决心：
+
+　　1、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和广大革命群众和残余干部一起，以斗私批修为纲，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针对本单位的斗、批、改，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
+　　2、更广泛、更深入地（以下8行模糊不清）
+
+　　3、（以下2行模糊不清）
+
+　　4、进一步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时刻保持高度的战备警惕性，加强战备，加强军民联防，随时歼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
+
+　　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紧密配合福建的斗争实际，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正确对待群众和群众运动，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依靠干部的大多数，老老实实做群众的小学生，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人民，遵照主席提出的斗私批修的最新指示，时刻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彻底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随时准备坚持真理，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坚决完成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雨主宰赋予我们的三支两军和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牢牢掌握斗争大方向，高举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批判大旗，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旧福建省委以叶飞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彻底地批倒批臭。
+
+　　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加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中国共产党福州军区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十月
+
+　　来源：毛主席思想红卫兵福建革委会鲁迅兵团师院红旗编《韩先楚罪行录》，196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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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3 @@
+# 我就是要反戈一击
+
+　　<红司(新华工)新三十九中战士　符虹>
+
+　　我是三十九中的学生。
+
+　　今年四月初，我从北京回来，表示坚决站到革命造反派这一边，大家都很关心我，并迫切希望我能和保守派的同学谈谈心。下面就谈谈我转变的一些体会。
+
+　　我曾经是原校“红卫兵”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是原班文革的副组长。由于自己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忠实地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充当过刘、邓反动路线的黑打手，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想到这里，我内心是十分难过的。但是跌倒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爬起来就行了！几个月来，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自己的头脑中来了个激烈的“公”字向“私”字的夺权斗争，最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了！我决心当“叛徒”，下狠心，坚决跳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向真理投降！今天，我眼含热泪向党宣誓：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
+　　先谈谈我这次上北京前的思想动态吧！我在外面几个月，通过下厂下乡，思想感情有所转变，也想加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但当时并未真正认识清“造反有理”的道理，立场还未根本转变过来。在二月底我从外面回到了学校后，意外的“好消息”传来了：“三字兵”又重新登上了政治舞台。我一方面为它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想到，“三字兵”前一段搞臭了。可能没有什么生命力吧！而且又认为造反派对“三字兵”组织恨之入骨，必定会来一个毫无人情的打“老保”高潮，可能战旗举不起来。因此就暂时不想重新加入，还是等等再说吧！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尽管没参加“三字兵”，实际上我已卷入了逆流之中，充当了他们的帮凶。武汉谭式人物惯于利用保守派来大肆攻击造反派的。这些人一方面拼命的给我们涂脂抹粉，对我们说“什么老保，你们都是好同志，你们还是很注意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另一方面又大肆攻击革命造反派连土匪都不如，靠打、砸、抢起家，干尽了坏事。听了这些话，感到心花怒放，“真是我们的知心人啊！”有人跟我讲：“如果你那时在学校，‘思想兵’也许会拉你游街的”。听到这一席话，我胸中升起了满腔怒火，恨透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认为他们执行了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他们的挑拨下，于是我在校内、校外大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了。我骂他们是“恶棍”，大嚷“春天是我们的，等不到秋后就要算账……”高声喊：“老保就是要翻天，我们红五类要掌权”。在这一小撮人的唆使下，客观上我们就是把矛头对准了革命造反派。此时对于“乌拉稀”这样的老保精华，又是何等赞尝啊！我扬言要向乌拉稀学习，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组织。
+
+　　可有时候我也确实觉得“三字兵”不应该反过来压制革命造反派，“三字兵”应该把他们紧紧团结在周围……。就这样，思想反反复复，矛盾极了。到底该怎么办？
+
+　　带着纳闷的心情，我跑到了北京。这次到北京确实收获很大，使我真正懂得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使我看清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的危害性。在北京，我的的确确看到了谭震林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的急先锋的滔天罪行，他抓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恶意歪曲，颠倒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扶植保守势力，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然而武汉不也有谭氏人物对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反攻倒算吗？不也有一些死灰复燃的保守派组织为他们效劳吗？多少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我，使我思想豁然开朗了。我清楚地认识到敌人在拉我下水，我已上了贼船，中了敌人的奸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的教导照亮了我的心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多么猖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造反派的迫害又是何等的触目惊心啊！在那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猖獗的几个月里，革命造反派遭到残酷的镇压，围攻，打击和谩骂。工作组逼他们作检查，对他们一次次的审问，保皇派又一次次的围攻。他们受到的是法西斯迫害，什么“反革命”、“右派”等等大帽子向他们压过来，甚至连十三四岁的小孩也不能幸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真是何其毒也！想一想吧！如果让刘、邓路线得逞，那么我们将有多少人要人头落地啊！革命造反派为什么会遭到这样残酷的待遇？就是因为他们捅了刘、邓的老窝，造了他们的反。在阴风四起，浊浪排空的日子里他们牢记了毛主席教导：“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高高举起了“造反有理”的大旗，从白色恐怖中杀出来了。保守派的同学们，我们哪一个经受过这样的考验呢？老实说，我们在“造反”面前就是一个懦夫，是“怕”字当头。
+
+　　这时，我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在四十年前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一光辉著作，也认真学习了“四·二”社论、林杰同志的文章，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实质。是啊！在敌人面前决不能做老绵羊！管你是什么，只要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我们就要反抗，就要斗争。我感到造反派反逆流是百分之百的正确。看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功勋，我感到革命造反派确是真正的革命先锋。我意识到了，那时大骂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就是为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喊冤叫屈，这不是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是什么呢？敌人的手段是极其毒辣的，他们就是利用我们不明真相的人作为他们的社会基础，实行反革命复辟。
+
+　　思想斗争是激烈的也是痛苦的。伟大的导师列宁教导我们：“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吧！灾难深重的祖国啊！我们的父兄为了您，抛头颅，洒热血，甚至献出了自己富贵的生命。如今，我们这一代更应该起来造反，造修正主义的反，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先辈们打下来的江山，使得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可是我呢？我是否遵循了先辈们的希望？是否遵循了主席的教导？没有，完全没有！我怎么对得起毛主席他老人家？保守派的同学们应该扪心自问，好生想一想，回忆自己在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充当了什么样角色？深刻的检查一下自己是否真正的站在革命路线这一边，是否真正的忠于毛主席？想一想过去，想一想今天，内心是多么痛苦！斗争，斗争，我的思想在激烈地斗争。然而，每通过一次斗争，我的内心又是何等地痛快。毛主席他老人家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为了革命，先烈们能抛头颅，难道我还有什么理由不丢掉自己的错误思想勇敢地起来造反吗？！记得运动刚开始，大伙是多么激动啊！都立下誓言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但是，由于我们受“驯顺工具”论的毒太深，结果站错了立场，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的出身，大肆贩卖“反动血统论”的毒素，把我们引入邪路。那时，我们拼命地为谭力夫歌功颂德，为邓垦的报告叫好，赞扬他们，美化他们，高叫：“我们是纯纯粹粹的无产阶级血统，老子大名鼎鼎就叫自来红。”把有些同学骂成是狗崽子，压制他们革命，不准他们外出串连，扬言：“对这些狗崽子就是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不给他们半点享受权。”一想到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惭愧极了，我不是紧紧跟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紧紧的跟着刘、邓反动路线。这样搞下去正会像林副主席说的搞得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
+　　我为什么不敢起来造反？就是我没有学好毛著，私心杂念重，不懂得为什么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没有想到不彻底批判它，就会有亡国、亡党的危险，没有真正的认识到我党几十年来两条路线斗争的复杂、尖锐性，没有想到敌人会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没有想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激烈性，没有想到敌人要争夺我们无产阶级的阵地，更没有想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怎样争夺我们青年一代的。我看到的就是眼前的一块小天地，看到的是天下太平无事。而把造反派的行动却看得漆黑一团，总是以“糟得很”的眼光看问题，心里嘀嘀咕咕：哎呀呀！你们怎么竟敢动起我们的老干部来了，一时炮轰这，一时又炮轰那，甚至开大会批判。对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十分同情，而谈起造反派的缺点却那么津津有味。我就是这么一个自命为对党有深厚感情而实际上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却熟视无睹的糊涂人。难道这能说热爱党？！老老实实地想一想就很清楚，原来我过去说的热爱党，热爱毛主席，都是空洞的一套。我深深的感到革命造反派才是真正热爱毛主席，不革命不造反就是百分之百的修正主义。正当革命造反派同学大造、特造埋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王任重的反的时候，我却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保守角色。同学们发扬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精神，走上街头写大字报，贴标语，“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可是我却站在旁边大骂造反派是为了“捞稻草”，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保这群反革命祖师爷们。现在仔细想想，如果没有革命造反派的造反，这帮两面三刀的家伙就揪不出来，我们的国家就会白白葬送在这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手里，历史的车轮就会倒转，千百万人民就会遭难，这是多么危害啊？！
+
+　　在当前这场激战中，我毅然的选择了自己所要走的道路，我现在就是要反戈一击，牢记主席教导，关心国家大事，坚决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战友们，并肩作战，彻底粉碎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我感到历史在重演，斗争更加高级、更加复杂了，我决心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一死战。我衷心的希望要革命的三字兵清醒自己的头脑，改变立场，迅速地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去掉“私”字大立“公”字，从根本上来个转变，不要再一次充当刘、邓路线的黑打手了。我仔细的读了林总在军委会上讲话，他警戒我们，给我们指出了带枪的刘邓路线比不带枪的刘邓路线更危害，对于这一点，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我们更应该警惕！要牢牢记住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在全国平定以后，他们也还会以各种方式从事破坏和捣乱，他们将每日每时企图在中国复辟。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我们务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现在谭式人物正在磨刀霍霍，正在向革命造反派下毒手，我们决不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
+　　现在有人发狂的攻击我们，说我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解放军。奉劝这些人，收起你们的高压政策，我们揪武汉谭震林揪定了。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胆略。揪出藏在军区内刘、邓路线上的人就是最大的拥军，就是维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我们在斗争中要牢记毛主席教导：“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我从小生活在部队里，非常热爱解放军，但是我们对解放军的阶级感情，决不能用在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身上。我总算看透了武汉谭震林耍的把戏，再不上武汉谭震林挑拨造反派与解放军的血肉关系的当了。我深信，胜利一定属于无产阶级革命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根子最硬，根子就在党中央！根子就在毛主席！
+
+　　在那里跌倒，就在那里爬起来，下决心一切从头开始。在这一段的斗争中我开始体会到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我知道，在今后的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挫折和困难的，但这些又有什么了不起？
+
+　　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毛主席啊！我坚决跟您奋斗终生！刀山敢上，火海敢闯，纵然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
+
+　　· 来源：
+
+　　武汉华中工学院《新华工》第二十期，196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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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09.txt
@@ -0,0 +1,21 @@
+# 向毛主席请罪
+
+　　<产业军军部常委及骨干>
+
+## 〖产业军，即四川的产业工人战斗军，文革初期的官办群众组织。在1967年5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议》中，产业军被不点名地定性为“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
+
+　　（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
+　　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在这场由您老人家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们站错了队，走错了路，参加了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幕后操纵的保守组织产业军派，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炮灰，在所谓“二月镇反”中充当了急先锋，镇压了革命群众运动。完全背叛了您老人家的革命路线，实际上保了刘少奇、邓小平、李井泉等，我们完全错了，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您老人家请罪。
+
+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出自于对党对您老人家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崇拜，无限信仰，响应您老人家的伟大号召，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是由于我们没有认真学习您老人家的光辉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更没有真正弄懂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我们又有这样那样的私心杂念，中了野心家刘少奇的大毒草“臭修养”的毒很深。对党、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攻击、中伤、镇压造反派的话听进了，对造反派产生抵触情绪，充当了这一小撮人镇压革命造反派的炮灰，并且越走越远，在群众斗争的大风大浪里迷失了方向，对您老人家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犯了罪。
+
+　　您老人家教导我们：“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我们一定严格要求自己，承认错误，并且认真改正。我们坚决与保守派产业军决裂。我们再次重申退出产业军，反戈一击，彻底造反，深揭幕后操纵者和产业军中的坏头头们，坚决站到革命造反派一边来，迅速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把握住斗争的大方向，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请罪人：产业军军部常委产业军骨干人员共24人
+
+　　· 来源：
+
+　　红卫兵成都部队成都工学院十一战斗团、川师毛泽东主义战斗团合编《十一、九七战报》，1967年5月28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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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10.txt
@@ -0,0 +1,21 @@
+# 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
+
+　　<山东省军区党委>
+
+　　（山东省革命委员会，济南军区并报中央文革，全军文革：）
+
+　　我们五月二十八日晚发表了公开声明，检查支左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表明了我们改正错误的决心和态度。这个声明一发表，震动了全省，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当夜，支持，拥护“声明”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全城。连日来，革命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省军区驻地，敲锣打鼓，报喜祝贺。截止三十日上午，到省军区报喜祝贺的达五百多个单位，数万名革命群众，革命小将高呼“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革命小将含着激动的热泪，向我们赠送红卫兵袖章；革命工人，农民紧握我们的双手，表示永远和解放军战斗在一起；革命干部称赞解放军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由于一时受蒙蔽和我们所犯错误的影响，而参加过保守组织所群众，表示学习解放军勇于修正错误的精神，要大杀回马枪，立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保守势力迅速分化瓦解。
+
+　　这个声明的发表，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这个声明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产生的。
+
+　　（一）公开检查好还是不公开检查好。对待这个问题，有两种绝然不同意见。一种是，不主张公开检查，认为一检查，会把部队搞得灰溜溜的，怕群众抓住不放；另一种是，坚决主张公开检查，只有“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经过斗争，采用了后一种意见，公开发表了声明，博得了广大革命群众的好评。一致反映，解放军有了缺点就检查，有了错误就改正。真不愧为毛主席亲手缔造的人民军队。事实证明，公开检查，坚决改正，军队的威信，只会比以前更高。
+
+　　（二）高姿态检查好还是低姿态检查好。对于这个问题，两种意见的斗争也很尖锐。一种是，只作一般检查，不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怕上纲抹煞了支左成绩，否定了主流，不敢承担责任；另一种是，坚决主张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主要是检查缺点错误，省军区领导承担责任。斗争结果，以高姿态进行检查。革命造反派同志反映，解放军支左工作中，发生了缺点错误，对自己要求那么高，检查那么严，真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人民的子弟兵。还有的说：我们不要求解放军公开作检查，只要认识到，改了就行。事实深刻地教育我们：只有触及灵魂，高姿态作检查，才能夺取“私”字的权，冲掉保守思想，深刻地吸取经验教训。如果躺在成绩，功勋上，就会固步自封，麻痹自己，越陷越深，越走越远，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三）早检查好还是晚检查好。这个问题也有分歧。一种是怕戴“分裂主义”的帽子，搞坏部队“内部关系”，主张推迟发表。另一种主张“只争朝夕”及早检查。这样作了，就主动了。不少革命群众说：这个声明发表的及时，发表的好。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斗争还在继续。阶级敌人正在利用我们公开检查错误的时机，制造混乱，挑拨部队内部的关系，，破坏部队和革命群众组织的关系。在部队内部，还有相当阻力。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改正错误，把“三支，两军”工作搞得更好，以实际行动来回答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期望。
+
+　　 山东省军区党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
+　　· 来源：
+
+　　原载《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全军文革小组批发的山东省军区党委〈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讨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1967.06.04；中发［67］175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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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11.txt
@@ -0,0 +1,31 @@
+# 訪謝飞同志——揭发人面兽心的刘少奇
+
+　　元月五日晚，我們走访政法干校副校长刘少奇的第二夫 人謝飞同志的談話整理如下（未經本人审查）：
+
+## （一）刘少奇有五个老婆
+
+　　刘少奇的第一个老婆是賀宝珍，有三个孩子，她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謝飞同志对賀宝珍烈士是很尊敬的，在一段 时間內曾給照顧过她的两个孩子，但是因革命工作需要就分开了。
+
+　　謝飞同志是刘少奇的第二个老婆，謝飞同志1927年参加革命，經过长征， 出身于赤貧家庭，文化程度初一，1935年与刘少奇結婚，1939年离婚。刘少奇的第三个老婆是刘濤的媽媽 ——王前同志，家庭貧苦，高小文化程度。刘少奇的第四个老婆是王珍，与刘少奇結婚只有几个月，刘少奇的第五个老婆是天津最大的資本家的女儿王光美，王光美 是一个大学生，当过研究生。
+
+## （二）惯于玩弄女性的刘少奇
+
+　　刘少奇在男女关系上不能說很乱，但很不严肃，为什么我們离婚呢？因为我的家穷文化又低年龄又大（离婚时我二十六岁，他近四十岁了），所以他又娶了一个十六——十七岁的王前。我們离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我曾向他提过 这样一个問題，說他不重視不提拔工农分子，不热爱工农分子只提拔重視知識分子热爱知識分子，这問题我們經常爭論。我記得他当时也反駁过我，說那些知識分子 是經过鍛炼的，有的坐过牢。如彭眞。他借此对我不滿，說我是在政治上打击他。他当时是中央委員，我是一个普通的党員，他看不起我，我也不服他，所以我曾提 出离婚。以后他以此提出离婚达到他喜新厌旧的目的。他和几个老婆的关系都搞不好，长的几年，短的几月，和革命意志坚强的賀宝珍也合不来，經常爭吵。他和第 四个老婆王珍同志（据說是个大学生）也只相处几个月。后来說她有精神病而被踢开了。只有和大資本家的女儿王光美搞得火热，因为王光美家有錢，也有文化。
+
+　　（三）誣蔑、詆毁革命女同志，极力宣揚“战爭毁灭論”。
+
+　　抗战开始后我当时是24－25岁革命干勁很足，要求上前方抗战杀敌。但 他不同意我，理由是女同志力气小，連日本人亦見不到，要想打日本人除非是被日本人強姦后才能打死一个。当时我认为是因为我们感情才不让我去，現在看来不是 那么一回事。
+
+## （四）挤忠納奸，拉一派，压一派是刘少奇的看家本領。
+
+　　刘少奇是有打击报复的，我就是一个例子。在我們相处的时間內，沒有看到他提拔一个工农分子。例如，林楓和他的爱人都是知識分子，他看得起他們，說了很多好話。还有山东省委的向明（听說后来是一个叛徒）是他非常欣賞的干部。当时他还說饒漱石是个年輕的政治家。在我的記忆中打击报复还有一 例就是打击柯庆施，柯庆施与刘少奇的关系不好，据說柯庆施曾对人說过，刘少奇是老右倾（或者是老机会主义者）这話后来被刘知道了，他老是惦記在 心，1936年在天津时，他专門写了一封信去批評柯庆施。
+
+　　（五）烙印不改，貪污成性
+
+　　刘少奇是一个知識分子，听說他祖父时有一百多亩地，后来从他家里看来至少是富农，或是破落地主。
+
+　　謝飞同志最后講到了1937年左右刘寄200元給他大儿子，他告訴我这錢是組織批准的，究竟怎样我不清楚。
+
+　　· 来源：
+
+　　来自北京2451信箱部分革命羣众大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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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12.txt
@@ -0,0 +1,121 @@
+# 李大章:我的第四次检查
+
+　　<李大章>
+
+　　【1967年3月17日写成；1967年5月31日修改】
+
+　　在去年11月13日，曾作一次“我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所犯错误的检讨。”那次检讨，曾印送给西南局机关的革命干部征求意见，请求对我的检讨继续进行揭发批判。那次检讨印发后，大家认为我对许多错误事实没有交代，检讨不深刻。触及灵魂不够，要我继续作检讨。特别是当去年12月，西南局机关的革命干部，已经起来开会揭发批判西南局书记处领导的时候，在不少次的大会上，又揭发和提出了不少事实和问题，要我和其他书记处成员作检查。为此，我针对着同志们所提出的，同我领导有关的问题，于12月21日写出了第二次检讨稿。这次检讨中交代具体问题多，把我在领导上所犯错误而应该由我负责任的，都如实承担起来。但这次检讨的缺点，谈具体的事实多，没有把自己所犯的错误，提高到两条路线斗争的“纲”上来，为什么要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也未作仔细的分析和交代。同时，该次检讨，在准备好了以后，没有能够出席西南局机关的干部大会，作口头检讨。也没有能把那次检讨稿印成书面材料，发给大家，再征求批判意见。后来，就拖下来了。到了今年1月，通过不断学习中央工作会议文件，思想上又有了些提高。并进一步地作了一些回忆，总感觉过去的两次检讨，没有深刻地反映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因此，我又于今年1月26日写完了第三次检讨稿。这次检讨，个人感觉在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和思想实际等方面有进步。但仍感觉触及灵魂不够，对解放以来，自己在思想和作风上所起的变化，检讨不深刻。这一次检讨稿写完后，即于1月30日上午在“少年之家”被市公安局抓到宁夏街关起来，失去了自由。31日，我即将我的第二次，第三次检讨稿和揭发李井泉的大字报稿，一并交给市人民公安造反司令部，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全部退还给我。
+
+　　回忆过去三次检讨，不够系统，不够全面和不够深刻，我在作第四次检讨时，决心尽可能地更好的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把思想和灵魂上的问题，挖得更深一些。欢迎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再作进一步的批判。
+
+## （一）
+
+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自己没有成为革命的动力，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站错了队，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成了运动的阻力？为什么没有及早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划清界线，进行斗争？对自己的错误，又为什么改正得如此缓慢呢？
+
+　　检查起来，主要是以下一些问题。
+
+　　一、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而我对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认识很不清楚；对于揪出刘、邓，挖掉这两颗埋藏在党内的定时炸弹的伟大意义，也认识得很差。
+
+　　刘、邓这两个中国的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结党营私，招降纳叛，妄图篡党、篡政、篡军，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使国家改变颜色。而我却没有牢牢掌握毛主席的阶级分析的武器，抱着卅多年前早就批判过的“单纯上级观念”，认为来自上级、来自中央，就一味盲目的服从，不加分析地贯彻执行。实际结果是上了当，是在推销刘、邓的那一套黑货。其实，许多问题，主席早就作了明确的指示，例如关于不派工作组的问题，主席早在去年5、6月曾经不止一次的指示过，但我仍然跟着刘、邓走，仍然执行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了主席的一再指示，这说明由于毛泽东思想没有在自己的头脑中扎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因此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也就区别不出无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的非，干了许多错事。
+
+　　关于刘、邓路线的反动本质，以及它的严重危害性，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主席就作了英明的分析。刘、邓一贯站在反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无产阶级作斗争，两条路线的斗争由来已久。起初，我把刘、邓反动路线仅仅看成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没有识破刘少奇、邓小平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早就在倡导和推行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早就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实行修正主义了。尤其是我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仅仅看成是派工作组问题。由于认识没有上纲，对于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和它的严重恶果认识很差，因而，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展开，采取了许多错误的作法，并一度否认自己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幸喜党中央负责同志一再教育，广大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的热情批判、帮助，才逐渐认识自己的错误。
+
+　　以刘、邓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仅在中央搞篡党、篡政、篡军的阴谋活动，同时把他们的黑手伸到西南和四川。李井泉是一贯忠实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尤其是邓小平、贺龙在四川西南的影响和流毒，更为直接更为广泛。他们是老西南局的负责人，以解放西南人民的解放者自居，他们与李井泉勾结在一起，把西南当作起家上升的本钱，当作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后方基地。因此，四川和西南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十分尖锐、十分复杂。长期以来，我对于刘、邓在西南的影响认识很差，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虽然已经揭穿了刘、邓路线，但是认识不深。直到10月中央工作会议，全面的进一步的揭开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盖子。当时，我对刘、邓反动路线，认识虽有提高，可是我对李井泉顽固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认识，则仍很不够，错误地认为四川省委和西南局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在9月12日，成都中学红卫兵、辅导员会见大会上，我的讲话中，还说什么只是接待来信来访中存在缺点和错误等等。强调西南局、省委与前北京市委不同等等。直到11月初，对于我所犯方向、路线错误这一点，仍然认识很差，检讨得很勉强。迟迟没有从思想深处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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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四川和西南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识破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
+　　从1952年四川合省以来，我就同李井泉在一起工作。有一些问题上，如李井泉搞独立王国，同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不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反对突出无产阶级的政治；飞扬跋扈，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的生活等等，是早就有意见的，也作过斗争。但为着强调“团结”，当面坚持原则、坚持斗争少，在不少情况下，或者是心中存在着不满意，或者在背后发点牢骚。尤其是长期以来对李井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面目认识不清，思想上没有提防和警惕，因而对许多问题的意见都没有上纲。相反，却在很长时间内，错误地认为李井泉在中央开会多，对中央的东西了解得多；认为李井泉对一些事情抓得紧，有他一定的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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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对李井泉是那个司令部的人，没有看清楚。因此，我对炮轰以李井泉为首的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一度存在着怀疑、抵触和不欢迎的错误态度。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错误态度呢？首先是因为我没有识破李井泉的本来面目。当时我认为西南局和四川省委工作虽然存在许多错误，但基本上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因而不能采取炮轰火烧的方法。其实我当时思想上之所以一时转不过弯来，主要是未弄清刘、邓黑司令部对西南局和西南各省领导的影响，这就是说，西南局和省委是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还是执行以刘、邓反动路线？我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是完全赞成毛主席提出的炮打以刘、邓为代表的司令部的，因为刘、邓的司令部一贯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倡导和制定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刘、邓反动路线在西南地区执行的情况和影响，正如我上面所讲的，不仅是一般地执行了，而且它的影响既深又广。现在我回忆，自去年5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西南局和四川省委，不仅在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未揭开以前，即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执行了，如象对大、专院校派工作组就是违反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完全把刘、邓反动路线的盖子揭开以后，我仍然没有执行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因而刘、邓反动路线的影响及其流毒，不但无法肃清，而且它在各地的破坏作用是更加严重了，象这样的事实是很多的。不仅如此，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进行了一系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而我们长期以来，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这就不可能明确的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指导一切工作的方针，把我所担任的工作做得好一些，也不可能与李井泉进行严肃的坚持不懈地斗争，至于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由于在长时间内都很不理解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没有执行、甚至违抗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刘、邓的反动路线，错误更为严重。
+
+　　李井泉为了实现其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阴谋，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两面手法，是一次彻底的大暴露。但是，我却迟迟没有识破。本来，在1966年初，揭发出罗瑞卿这个黑帮头子的时候，李井泉情绪就不正常。去年6月，主席亲自主持召开的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本来是通知李井泉参加，但他心中有鬼，推说有病，要我代替他去开会。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5月16日通知》，李井泉表面上表示拥护，但是背地里却继续进行对抗。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李井泉口头上赞成炮打司令部，但他回到四川后，又接二连三的秘密指示抵制“炮轰”，挑动群众斗群众。毛主席的九·七指示，李井泉对上表示拥护，对下根本不传达、不贯彻。中央工作会议上，李井泉向中央作了假检讨，回成都后，连会议精神也不传达，变本加厉地破坏文化大革命；11月间，他又假借和夸大病情，离职“治病”，退居幕后。一方面，把留在机关坚持工作的干部推到第一线，为其作替罪羊，而另一方面则躲在幕后，和他的同伙，继续秘密联系，策划镇压革命的各种罪恶活动。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直到中央工作会议这段时间，有许多问题，我在李井泉的直接领导下，推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起帮凶的作用，犯了严重的错误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究竟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本来问题是更加明确了，更应主动的承认错误作检讨。但李井泉回来后，根本不作传达，也不分析研究错误究竟在什么地方，以及如何改正错误等。而且就连他在北京检讨了一些什么，我至今也不知道。李井泉退居幕后，藏在什么地方也不告诉过我，就连打电话的号码也对我保密。此后，我才从这一系列问题中，逐渐觉察到李井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顽固性，才逐渐识破他的反革命两面派的真面目。
+
+　　三、《十六条》指出，党的领导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将决定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我作为西南局和省委领导成员之一，违背了主席的教导，“怕”字当头，不信任群众，不依靠群众，因此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
+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目的是解决无产阶级专政不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大革命，也是解决无产阶级政党不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大革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这个运动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自去年5月开展以来，虽然在四川和西南遇到了种种阻力，但形势的发展是一天比一天好，群众发动的规模和发动的深度，是一天比一天广泛，更加深入，这毕竟是大势所趋，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革命群众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这是主流。
+
+　　但我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特别是去年8、9月间，我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的看法，存在着许多严重的错误。具体表现在对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形势和特点，主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充分放手发动群众，采取自下而上，由外到内互相结合，互相促进的五大民主的方法，把群众充分的发动起来，在自觉的基础上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猛烈的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冲击和横扫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很不理解。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自己执行的路线，并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执行刘、邓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种错误绝不仅是一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是方向、路线的错误。既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更应该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让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特别是应该针对着自己在立场观点上存在着一些资产阶级的东西，敢于引火烧身，自己对自己进行严肃的斗争。而是当时在自己的思想和作法上，还停留在过去历次运动那样。一般都是自己揭发批判别人，斗争别人，没有或很少作自我批评，当然更说不上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了。在方法上，一般都是由上而下的揭发批判，没有或很少发动干部群众对上级领导进行揭发批判。过去许多运动虽然也在号召发动群众，但没有象现在这样，采取五大民主的方法，采取由下而上，由外而内互相结合起来，放手发动群众的方法，充分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方法。
+
+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敢”字当头，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在我思想上，首先就存在着“怕乱”、“怕影响工作”、“怕影响生产”等许多旧的框框套套。这就不能不影响群众的发动，影响运动深入、广泛的开展。特别是当群众已经起来，运动正在迅速猛烈开展的时候，由于在思想上“怕乱”、“怕出问题”、“怕运动被坏人利用”等等，因此，对运动的开展和群众的起来，首先是采取一些防御和限制的错误措施，以后就不由自主地发展成为反对和压制群众运动。
+
+　　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和检查，当去年8、9月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刚起来的时候，虽然运动的发展迅速而猛烈的，而且他们斗争的锋芒主要是指向西南局和省委中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犯有方向路线错误的一些领导人。有些革命战争和革命群众，也确实对西南局和省市委领导有不少的意见，已经提出了炮轰、火烧等革命口号。可是，当时西南局和省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连我自己在内，却很少或根本不出来接见革命师生，解决革命师生所提出的意见和要求。时间久了就不能不使得问题越来越多，群众对领导的不满越来越大，自己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同时也因为越脱离群众，也就越害怕群众，不主动出来抓工作，不主动出来同群众见面，而是采取东藏西躲的办法。这不仅是个人对党、对人民事业不负责，而且使得所有党委领导成员，由于没有班长负责，无人主持商量和解决必须解决的问题，成了瘫痪状态，这就增加了工作的困难。同时，对自己违反十六条的错误主张和错误作法，也没有主动的向群众检讨，把错误责任承担起来，这实际结果是把错误责任推给下面的同志，使得下面同志更难办事。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
+　　上述错误是逐步形成和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运动初期，由于自己未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错误的把左和右，革命和保守的理解倒置起来，而且根据这样的理解，误认为被少数保守分子操纵，易于听从自己错误意见的组织是革命的组织，加以支持。反之则加以压制和打击。这实际是拉拢扶持一派，压制打击另一派，这样就逐步的造成了群众组织和群众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这种情况，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以后，中央再次指出要支持左派。但由于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继续坚持错误，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甚至不惜挑动大规模的武斗，情况越来越严重。实际结果，把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转变成为对革命群众的斗争了，这确实是令人非常痛心的。这是为什么会发生以上情况呢？
+
+　　首先是由于未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在自己思想上还存在着不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这是因为不认真贯彻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即放手让群众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其结果就容易滑到反对群众、镇压群众的错误道路上去。不认真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不能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特别是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人，如象我这样，就一时更不容易把自己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挖透。
+
+　　其次，我对于要斗臭、斗倒、斗垮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始态度是不坚定的。我对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扑，以及它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开始在思想认识上，是很不理解的。不彻底地打倒他们的顽抗、反对和反扑，也就无法解决由他们挑起的群众互相斗争，对立的严重问题。
+
+　　四、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最高指示，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动指南。运动中，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我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吃透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实质。同时，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有关政策、具体措施，都未深入广泛地传达到所有干部中去，真正为所有干部领会和掌握，而只是作了一般性的传达。传达的范围很小，传达的内容也是肤皮潦草，一些应该向下面传达的问题也未传达。毛主席教导我们：“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都能掌握，这是一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艺术。我们的工作犯不犯错误，其界限也在这里。”李井泉有意封锁中央两次极为重要的会议精神，根本没有进行传达。我出席了十一中全会，回来后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作了传达。传达时，又没有认真结合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缺点错误，从立场观点、执行方针政策以及具体作法存在的问题进行检查。以便促进和提高干部的阶级觉悟，改进工作方法，使大家都能懂得搞好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使大家都能有共同奋斗的目标，大家都能去掉“怕”字，大家都能“敢”字当头地参加到文化革命运动中来。正由于对中央的两次会议都未作认真传达，因此对运动的开展有很大的影响。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而我自己在运动中，明明犯了严重的错误，却没有按照主席指示办事，不认识错误的严重性，迟迟不作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讨，没有给犯错误的干部作出改正错误的榜样。
+
+　　由于没有认真传达贯彻主席和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没有把广大革命干部的思想武装起来；加上，自己又没有迅速改正错误，以身示范，就给运动增加了阻力。中央工作会议之后，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要从反动路线扭转到革命路线上来，就很费劲了。
+
+　　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亿万群众，发动了亿万群众，挖出了刘、邓这两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这是决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命运和世界命运的伟大胜利。我们应当同全国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道欢呼这个空前伟大的胜利。但是，在前个时期，自己没有用阶级观点来分析形势，没有看清运动的主流，对运动中发生的一些具体问题，很不理解，甚至产生某些抵触情绪。因此，没有及早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划清界线，投入战斗。这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
+　　我在这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中，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广大革命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为着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保证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能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发展，一直向着共产主义前进，永不产生修正主义，永不使资本主义复辟，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这种革命精神非常好。我自己应当老老实实向革命小将、革命群众学习。运动开展以来，也确实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既然是西南局和省委领导成员之一，犯了严重错误，又迟迟不觉悟，因此对我进行揭发批判，以便肃清刘、邓反动路线在我思想上的毒害，并借此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是完全应该的。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他们热爱毛泽东思想，接受新事物迅速、革命意志坚强等等，确有很多特点和优点，这是主流方面。同时，我自己确实有许多错误，在一个很长时间内，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认真进行严肃的揭发批判，是不容易触及灵魂深处，帮助我改正错误的。即使斗争中有某些缺点，完全可以经过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获得改正的。因此，自己应该热情欢迎群众的批评，大破私字，大立公字，绝不应抓住一些枝节问题，斤斤计较个人得失。
+
+　　经过革命小将、革命群众严肃而热情的批判、教育、自己思想上受到很大的震动，越来越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越来越感到自己比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落后了很多，越来越感到文化大革命意义的伟大，因此逐渐放下了思想包袱，轻装上阵，决心跟革命造反派的战友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
+
+## （二）
+
+　　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思想根源和阶级根源。
+
+　　我在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是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这是我入党40多年来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在我过去的革命历史上，犯过的大小错误是不少的，但犯方向路线错误还是第一次。对此，感到特别沉痛。但我不能把它当成包袱来背，错了就改，我决心从头做起，吸取教训，增强免疫力，保持晚节，少犯错误。
+
+　　我为什么会犯方向路线错误呢？前几次检讨中，已经作了初步的检查。主要的有以下几条教训：
+
+　　一、我在上面已经讲过，就是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未改造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即毛主席的思想还未全部巩固地占领我头脑中的思想阵地。这就说明，在我的思想上还有不少资产阶级的脏东西还未清楚。为什么毛泽东思想没有在自己头脑中扎根？过去，我对于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对于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内容以及怎样进行改造，都未具体解决，而只是空喊的多。经过一年来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深深感到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逐渐懂得活学活用“老三篇”的重要意义。“私”字当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即俗话所说的“人不自私，天诛地灭”的私有社会的哲学，是同“公”字当头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即一心为公，一切为人民服务，一切为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的世界观，是完全对立的，不破不立，过去自己害怕亮出思想深处的脏东西，与“私”字作斗争又怕痛，不敢刺刀见红，因此无产阶级世界观，也就不能真正树立起来。
+
+　　二、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为什么长期未改造好呢？根本原因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学少了，而且更主要的是未学好。没有带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来学，没有做到活学活用，特别是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毛主席的书虽然读了，中央的指示虽然看了，但不等于读懂了，看懂了，特别是不等于能用了。以往并没有把主席的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辩证唯物论的思想方法，运用到各项工作中，把问题解决好。因此，处理问题时，往往不符合主席思想，甚至违背主席思想，结果就不容易把问题处理好，甚至处理错了。这主要是自己学用脱节造成的。
+
+　　三、没有认真地同工农结合。自己很少参加劳动锻炼，一般不是先拜工农为师，先当他们的学生，然后才当他们的先生。因而不容易理解工农群众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大公无私的优良品质。这也是障碍自己思想改造的原因之一。
+
+　　四、我在过去历次运动中，都是以领导者自居，看到别人的缺点错误多，感到自己没有什么大问题，把别人看成是革命的对象，而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因而，只整别人，不整自己，只革别人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也在助长自己主观主义和优越感的滋长，不利于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
+
+　　五、长期以来，中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修养》一书的毒害。不动脑筋，盲目地绝对服从“组织领导”，上面怎么说，我就怎样办，成了“驯服工具”。以往还错误地认为这是党性“强”的表现，这实际上是十分错误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反映，这种错误思想，对促进自己的独立思考，增强革命斗志，都有极大的危害性。
+
+　　六、解放17年来，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终日忙于行政事务工作，对于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还必然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的阶级观念，比过去战争时代淡薄了。官、暮、骄、娇的坏作风大大滋长了。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注意了团结是对的，但对于思想斗争、原则斗争展开不够，应该讲的话未讲，应该坚持的原则未坚持，这种十分有害的自由主义也有所发展。其结果不但是不利于党，不利于工作，不利于团结，也不利于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
+
+　　象我这样一个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党员，要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必须首先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自己的立场、观点上，把一切从旧社会带来的不利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把它革掉。这就应当紧密地同改造主观世界结合起来，否则就无法完成改造客观世界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
+
+　　（三）
+
+　　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应该怎么办呢？我的态度是坚定不移的站在毛主席这一面，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一面，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我一定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努力保持无产阶级革命晚节。首先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毛主席。努力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再不能一知半解，不懂装懂，糊里糊涂，终日忙于日常行政事务了，再不能靠吃老本过日子了。为了学好、学懂毛泽东思想，一定注意结合实际斗争来学，活学活用。第二，坚定不移的相信群众。经过一年来的文化大革命，自己深深体会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自己确实是幼稚可笑的。要努力从头学起，从头做起，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在群众批评、监督下，争取做一个头脑清醒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第三，努力革自己的命。我一定按照林副主席的指示，正确对待自己，从“我”字中间解放出来。同广大革命群众站在一起，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火，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同时在斗争中破私立公，彻底清算自己所犯的错误，革自己头脑中的“私”字的命，让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在自己头脑中扎根。这就是我的态度。
+
+　　以上检讨，是今年3月17日写成的，一直没有机会向革命小将、革命群众、革命干部直接检讨，也没有能够印发出来。现在《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已经公布。我在此，再表明以下的态度：
+
+　　一、完全拥护并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
+　　二、完全拥护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同志为首组成的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并坚决在筹备小组领导下搞好工作。
+
+　　三、坚决拥护最高统帅毛主席亲自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
+　　四、坚决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红卫兵成都部队等革命组织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五、对于我过去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决心向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作认真的检讨。
+
+　　六、彻底揭发西南地区以李井泉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坚决同他们划清界线，并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把他们连同他们的总后台刘少奇、邓小平斗倒、斗垮、斗臭！
+
+　　打倒刘少奇！
+
+　　打倒邓小平！
+
+　　打倒李井泉！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来源：《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编印，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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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113.txt
@@ -0,0 +1,81 @@
+# 检查
+
+　　<川棉一厂产业军二战士>
+
+## 〖产业军，即四川的产业工人战斗军，文革初期的官办群众组织。在1967年5月7日下达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议》中，产业军被不点名地定性为“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
+
+## 最高指示
+
+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
+　　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
+## 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川棉一厂产业二师两个战士
+
+　　我们是“一二·三一”事件发生以后参加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的。在参加前和参加以后，我们始终认为产业工人战斗军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相反，对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无论是从成员上看，从他们成立后的所作所为上看，感到问题很多，大方向错定了。但是，从四月份以来，造反派却又一次要坚决砸烂产业军，特别是看到街上贴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的大字报以后，我们很想不通，根本不相信。为了弄清真相，我们决定到北京去一趟。五月七日，从成都出发，十五日到达首都。在北京停留期间所见所闻，特别是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同志，给我们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事情真相基本上搞清楚了，很多问题也想通了。这时，我们才猛醒过来，认识到了过去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毒害，受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蒙蔽，在两条路线斗争中站错了队，大方向完全错了。回想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蒙蔽下，我们也曾不自觉地做过一些错事，感到很痛心，如果不是党和毛主席挽救了我们，还不知要错到哪里去咧！
+
+　　（我们的转变虽然还很不够，但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想法谈出来，同大家，特别是同产业军中广大受蒙蔽的群众交交心，以便我们共同起来造产业军中个别坏头头的反，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为了把情况说清楚，分三个问题来谈：
+
+## 一、去北京前思想上的几个问题
+
+　　1．四月份以来，“四军”驻北京联络站，经常来信、来电，说中央很支持“四军”，红代会、工代会都支持产业军。那时，对这些消息我们是相信的。中央既然支持，为什么又会说它是保守组织呢?
+
+　　2．十条决定的第五条，说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是革命群众组织，并说要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我们思想上很不服气，认为他们的队伍不纯，很多做法也看不惯。
+
+　　3．十条到底是不是真的?说产业军有后台，是个保守组织，根本不相信。
+
+## 二、在北京时的情况
+
+　　到京后我们就找到中央文革接待站，预定接待日期是六月五日。由于我们急于弄清情况，加上其他一些具体困难，不能等得太久。我们便想法直接找到了西南组接待员黎光清同志，要求马上接待，他们答应了。
+
+　　接见时，接待员的第一句话就问我们看到了十条没有?我们说到万县才看到正式文件。又问我们拥护不拥护?我们说拥护。然后接待员听我们讲了一些情况和我们的看法、想法，然后他说：“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十条决定，是经过中央讨论了的，而且毛主席还亲自改过。十条初稿上提了产业军的名，主席改掉了。因为广大战士是受蒙蔽的，而且产业军中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老工人、积极分子，是过去的骨干，是过去的好同志，确实领导说什么都是努力完成，主要受了《论修养》的毒，做驯服工具、奴隶主义。因此，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认识不清，站错了队。不提名是为了争取教育广大战士，也便于今后工作。这是主席相信群众能够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我们感到，这是毛主席的英明伟大，也给了我们改正错误、反戈一击的机会，促使我们自己起来造反，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接待员还说：“为什么要搞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是关系到我国变不变颜色的根本问题。中国的赫鲁晓夫——刘、邓大坏蛋，企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那一套，而且刘、邓还搞了毛主席的黑材料，在中央和各部都做了人头的安排。”
+
+　　接待员在谈到产业军时说：“产业军代表的是什么阶级，这是个主流问题，本质问题。产业军同样也是打着造反派旗号，也批判、斗争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实际上产业军是在保。这是一个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问题。你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呢，还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立场上？这是识别主流和本质的根本问题。一个要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个要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产业军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不是革，而是保。”
+
+　　接着我们提问产业军的后台是谁?
+
+　　接待员说：“后台就是李井泉，李井泉通过他的爪牙和他的臭老婆肖里进行操纵的。李井泉把西南作为反党反毛主席的独立王国。”
+
+　　下面，接待员又给我们提了三个问题，叫我们回答：
+
+　　1．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谁受迫害、压制多?
+
+　　我们答：革命造反派！
+
+　　2．谁受刘少奇黑《修养》的毒害深?
+
+　　我们答：产业军中党团员多，受毒深。
+
+　　3．二月黑风中谁受压制?
+
+　　我们答：革命造反派！
+
+　　接待员说：“四川地区的二月黑风，不是搞的文化大革命，而是搞的镇反！光四川就抓了几万人。军区在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了保守组织产业军。”我们问：“造反兵团人员不纯，今后被坏人掌了权怎么办?”接待员说：“你们光看到造反兵团成员不纯，这么大一个革命组织，难免没有混进的坏人。要相信造反派内部有坏人是因为群众不了解，一旦了解以后，他们是会起来造反的。政权永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坏分子不会掌握政权，即便个别地方掌了权，也只是几天的事情，暴露了，群众就会造反的。不能因为有几个坏人就看成是造反兵团不纯。对兵团要正确对待，看问题要看主流，看本质，不能看支流，看非本质的东西。你们是党员，首先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这是根本的一条，起码的一条。你们应该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在接见中，我们还提出了一些疑问，主要是“四军”驻京联络站中的坏家伙，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为了欺骗蒙蔽广大群众，稳定军心而编造的谣言，如什么党中央、中央文革和红代会、工代会、蒯大富很支持产业军哪，什么周总理已经接见了“三军一旗”的代表哪，什么毛主席、林副主席准备接见贫下中农战斗军代表哪，什么被打成保守组织的上海工人赤卫队已平了反、夺了权哪，什么内蒙古的保守组织正在北京翻案，他们翻了就该给我们翻哪……等等，这些全是可耻的谣言！如所谓上海工人赤卫队平反问题。接待员说：“根本没这回事，上海仍然是原来的32个革命造反派组织掌权，保守组织已经瓦解了，有的成员还参加了造反派。”
+
+　　“四军”驻京联络站的人员中，很多都是“四军”的重要成员，他们为了保他们的主子，维护产业军这个保守组织，竟敢盗用我们伟大统帅毛主席、副统帅林副主席的名义，盗用党中央和中央文革的名义，造谣惑众，光这一点，不就足以暴露他们的反动本质了吗?有些人至今还在相信这些坏家伙的鬼话，这是很危险的。
+
+## 三、接见后我们的认识和看法
+
+　　这次接见，使我们看清了真相，解开了思想疙瘩。我们坚定不移地相信党中央，相信毛主席，相信产业军是一个被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是保李廖死党的。过去我们对这个组织认识不清，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还有很多原因，最重要的一条，是我们受黑《修养》的毒害深，总认为“老实”、“听话”、“规规矩矩”就是好的。因此，看到产业军中有几多几少，就认为这个组织最好，最革命，而看不到这个组织在大方向上是根本错了。用这个观点去看待造反派，也就看不到他们敢于革命、敢于造反的主流，看不到他们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坚决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大方向。相反的，光在一些非本质、非主流问题上打圈圈，把这些看成了本质和主流，对造反派总是看不顺眼，看不惯。特别突出的是反映在以下几点上：
+
+　　1．认为他们成员不纯，很多人过去调皮捣蛋，不听话，爱耍爱闹。错误地认为像这些人起来造反，只能造无产阶级的反。实际上，成员不纯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偏见，中央文革接待员同志的观点才是正确的。至于听话不听话的问题，更应该有阶级分析，首先要看是听谁的话，是听毛主席的话还是听刘少奇、李井泉之流的话。在这点上，恰恰是造反派最听毛主席的话。他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大造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而我们呢?口头上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实际上是受人蒙蔽，不自觉地听了刘少奇、李井泉的话。过去，他们很多人不听话，也正好说明了他们的革命造反精神强。因为那时上面向他们灌输的很多是《论修养》那样的黑东西，在方法上又是采取的压服而不是说服。要这些青年人闭门修养，压服他们必须这样那样，他们当然是不服的。
+
+　　2．革命，造反，我们都同意，但总要实事求是，拿出道理来吧。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认为他们并没有拿出什么东西，光是乱轰乱嗡。如印染厂的很多人，在上海学习后，带回来了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回厂就要求成立革命组织，要厂党委给他们必要的活动物资。这本来是完全正当的，但厂党委却加以拒绝。印染厂的同志还以革命造反派的敏感，回来后就一眼看穿了厂文革筹委会是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提出了“万炮齐轰厂党委，烈火猛烧厂文筹”的革命口号，点燃了川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按理，如果是真正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就应该毫不犹豫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但我们却没有这样。相反，在背地里说闲话：“才回来几天，川棉的地皮都还没有踩热就造反，我们在厂里住了这样久，还不知道厂里有啥问题?”“厂党委可以轰，但光轰不行，总不能不讲道理吧!”这不是充分暴露了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吗?
+
+　　3．过去特别看不惯造反派搞打、砸、抢、抄、抓。像抢材料等，认为这些还能算革命行动呀?很反感。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却没有做阶级分析，没有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去看。就拿我厂抢材料来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运动一开始就贯彻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群众革命，把矛头指向革命群众，整了他们的黑材料，企图把一些人打成反革命。以后中央批发了军委的紧急指示，紧跟着又下达了关于处理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但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继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拒不执行紧急指示和补充规定。所谓抢、抄，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这完全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逼出来的。造反派抢材料，抄一些人的家，完全是出于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愤恨，虽然在做法上不完全符合补充规定的精神，但是，从本质上看，它却反映了造反派的革命造反精神。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只要大方向对，就可以打、砸、抢、抄、抓。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这点为借口，去否定他们的大方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要注意分清主流和支流。他说：“这些同志，问题的方法不对，他们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应当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它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过去我们就是忘记了主席的这个教导，把一些非本质和非主流问题看成了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方向。这个教训是很深刻的。
+
+　　当前，成都地区不少厂矿生产停顿下来，给国家带来很大损失。而产业军中一批受蒙蔽的群众到农村，在个别坏头头的操纵欺骗下，不愿意回来。这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故意给中央施加压力，以达到他们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我们一定要识破、揭穿这个阴谋，迅速醒悟过来，坚决起来造反，同个别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和造反派站在一起抓革命，促生产，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
+
+　　· 来源：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支左办公室翻印传单，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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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14.txt
@@ -0,0 +1,33 @@
+# 李大章: 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是最高统帅对四川文化大革命的最大关怀，最大支持。我衷心拥护并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对此，已于5月8日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决定》的指引下，四川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崭新的局面，形势越来越好。但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尖锐，十分复杂，十分激烈。严重的斗争任务还摆在我们面前。针对目前形势，我再次向毛主席、向党、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决心。
+
+　　一、牢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是一个大阴谋家，他惯于采用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千方百计地搅乱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阵线，转移斗争大方向。这是李井泉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最为恶毒的手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千万不要上当。无产阶级革命派，有着共同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有着共同的行动指南——中央的《决定》；有着共同的敌人——刘、邓和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因此，希望各革命组织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团结对敌，自始至终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邓小平，指向西南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自始至终按照最高统帅指引的航道前进。
+
+　　二、坚决拥护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坚决捍卫和树立“省革筹”的无产阶级革命权威。张国华、梁兴初两同志，是长期跟随毛主席的优秀指挥员；刘结挺、张西挺两同志是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作过长期斗争的好干部。由最高统帅亲自派来的张、梁、刘、张四同志组成的“省革筹”，是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四川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完全应该由“省革筹”来领导。近来刮起的“轰”革筹小组领导同志，“砸”革筹办公室的歪风，只会有利于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有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我们应该相信“省革筹”，拥护“省革筹”，帮助“省革筹”。我们一定要捍卫无产阶级的革命政权，树立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革命小将，革命干部，革命群众，从团结、爱护、帮助的愿望出发，对“省革筹”的同志进行批评监督，则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
+
+　　三、坚决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拥军爱民”的伟大号召，拥护以张国华、梁兴初同志为首的成都军区，拥护成都军区“六·二〇”通告。“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相信和依靠解放军，尽力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军搞好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等项工作任务。
+
+　　四、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一切革命行动，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8·26战斗团，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执行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他们是经过考验的革命组织。在反对“二月黑风”的斗争中，我同他们之间有着共同的战斗友谊。我坚定不移地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同时，希望他们按照中央《决定》，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红卫兵成都部队的革命小将，是在革命中闯出来的，是敢于斗争、敢于革命的新生力量，他们在成都和四川的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功劳。同时，他们曾经严肃而又热情地推动我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诚恳地感谢他们，并愿意同“红成”的革命小将一起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并肩战斗，一致对敌。
+
+　　集中力量开展对刘、邓、李的大批判，在大批判中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推动本单位的斗批改，这是当前首要的战斗任务，也是当前斗争的大方向。希望所有革命组织，顾全大局，求同存异，联合起来，共同对敌。
+
+　　五、对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以及在过去工作中所犯的错误（有些错误是严重的），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各革命组织、革命同志的揭发、批判和帮助下，认真进行检讨，坚决加以改正。对于刘、邓、李及其一小撮同伙的“三反”罪行，决心彻底揭发，除已写出几次检讨和几批揭发材料之外，正在进一步检查和揭发，我决心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站在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把他们的黑后台刘少奇、邓小平斗倒、斗垮、斗臭！
+
+　　六、希望广大革命干部（包括犯了错误而愿意改正的干部），打消一切顾虑，勇敢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来。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们在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时候，必须有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希望那些直到今天还在犹豫、观望，不表明态度的同志，认清形势，振作精神，克服私心杂念，去掉“怕”字，勇敢地站到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站到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站到毛主席一边，同刘、邓、李及其一小撮同伙彻底划清界限，并在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中改正错误，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为人民立下新的功劳。
+
+　　我一定遵照毛主席关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迎着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前进，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而尽自己的一分力量。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有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坚强后盾，有从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英勇奋斗，还有兄弟省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热情支援，《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一定能够彻底实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定能够取得彻底胜利！
+
+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李井泉！
+
+　　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誓死捍卫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
+
+　　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李大章1967年6月21日
+
+　　来源：《李大章同志的检查和揭发检举材料》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革命造反指挥部编印，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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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15.txt
@@ -0,0 +1,17 @@
+# 李立三遗书
+
+　　<李立三>
+
+　　（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
+　　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绝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是求是的结论。
+
+　　我还有写给你的信，放在家里床单下。没有写完的，请要（派）人找出送你审阅。
+
+　　致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
+　　 李立三1967年7月22日（注：应为6月22日）
+
+　　· 来源：
+
+　　李思慎《李立三红色传奇》，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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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16.txt
@@ -0,0 +1,41 @@
+# 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
+　　<河南省军区党委>
+
+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武汉军区党委：）
+
+　　毛主席教导我们，如果有了错误，定要痛痛快快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改得越快、越彻底越好，绝不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更不能坚持错误，越走越远。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给河南省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我们对这一严重错误，在中央首长指出以前，没有从根本上认识，越陷越深，以致不能自拔。经过中央首长指出我们的错误，循循善诱，谆谆教导，才使我们逐步的醒悟过来，这是对我们政治上的最大关怀、最大爱护，使我们受到了一次最深刻、最实际的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决不辜负中央首长的期望，坚决改正错误，迅速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
+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省委领导成员的情况未作全面系统的了解和阶级分析，没有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将他们所支持的革命造反派组织看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御用工具”，把革命造反派组织二七公社，看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因此，我们在二月份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严正声明》和《告全省人民书》，把斗争矛头指向了革命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而没有对准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
+　　二月十七日河南日报社事件，主席、中央指示我们组织双方代表赴京汇报，这对解决河南问题、纠正我们的错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我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央的指示，而对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采取了压垮和拖垮的政策，限制他们的代表名额，不想赴京汇报，这实际上是无视主席、中央的指示，与主席思想是对立的。
+
+　　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打击了革命小将，压制了群众运动，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阶级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反革命逆流。
+
+　　四月初，传达贯彻了林副主席在全军军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和会议精神，中央发出了关于安徽问题的五点指示，中央军委颁发了十条命令，这又给了我们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在关键时刻所作出的这些重要决定，没有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盲目自满，自恃正确，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误，把当时河南二七公社向我们的反抗，看作是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下所掀起的一股“翻案妖风”。所以军区领导同志在四月十六日群众大会讲话中，又重申宣布郑大联系为非法组织“是有充分根据的，郑重的”，并且还把这个讲话登了报，这就进一步打击了郑大联委，压制了河南二七公社，致使我们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越来越被动。直至赴京汇报前夕，才作出宣布撤销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决定，但只承认是作法上的错误，没有认识到是根本上搞错了。
+
+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不仅压制和打击了一些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支持了一些保守派。特别是三月份我们在急于夺权的思想指导下，没有按照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原则，组织了几个总部，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被动。
+
+　　赵文甫给军区写信，挑拨离间，用意极其恶毒，但我们政治上麻木不仁，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给以及时揭露和反击。
+
+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立场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党委书记何运洪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并应作深刻检查。我们所以犯如此严重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不觉悟，不认识，不改正，根本原因是：
+
+　　一、路线觉悟不高。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对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始终体现着斗争的大方向认识不清，把本质和非本质，主流和支流的关系搞颠倒了，对他们非本质的和属于支流的缺点错误看得太重了，错误地把他们当作右派势力，进行压制和打击，自觉不自觉地站错了队，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二、保守思想严重。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墨守陈规，习惯于按常规办事，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新事物很不敏感，很不理解。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造反精神和革命行动看不惯，甚至反感，对他们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对保守势力在思想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态度暧昧。支左工作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
+
+　　三、怕字当头，不相信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委领导成员很少深入实际，到群众里面去，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即使对我们所支持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提出的善意批评和宝贵建议，也听不进去。患得患失，不敢挺身而出，冒风险，担担子，缺乏勇于负责的精神。怕群众，怕革命，怕丢面子，怕丢官，一句话就是怕革命。
+
+　　四、党委领导不力。未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前，对地方的文化大革命不闻不问，很不关心，参加省委文革小组有名无实，没有积极主动了解情况，因此介入后，心中无底，仓促上阵。在支左工作中，常委没有形成核心领导力量，工作忙乱，处处应付。我们对一些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的方针和有效的措施。作风不民主，工作不深入，情况不明，决心不大，犹犹豫豫，朝令夕改；包办代替，听不进不同意见，未能充分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作用。
+
+　　五、归根结蒂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树立得不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好，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把自己看成革命的一份力量多，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很好的触及灵魂，破私立公，促进自己思想革命化。
+
+　　我们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我们辜负了最高统帅毛主席、副帅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我们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信赖和期望。我们深感万分痛心，对不起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对不起河南五千万人民。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彻底地检查错误，坚决地改正错误。我们一定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一步提高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坚定地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决心以山东省军区为榜样，公开向群众作检查，给郑大联委彻底平反，对二七公社坚决支持。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坚决支持革命的领导干部，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对部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路线觉悟，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
+　　以上仅是我们的初步检查，还很不深刻，恳切盼望给予批评指示。
+
+　　· 来源：
+
+　　原载《中共中央对河南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的批示及两个附件》，1967.07.10；中发［67］2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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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17.txt
@@ -0,0 +1,19 @@
+# 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
+　　<王光美>
+
+　　（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总部转）
+
+　　（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们：）
+
+　　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四日我接到两位井冈山战士的通知，要我再向你们做一次书面检查，并于六月三十日前交出。特再检查如下：
+
+　　去年这个时候，正是我在清华大学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在我参加北京新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的四十天里，我一直是有右倾情绪的，而在六月底到七月中旬的一段时期，更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造成了学生斗学生的严重错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我们工作组领导和我个人积极地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要负重要责任，在一些重大错误中，我负主要责任，是我同意了工作组领导提出的“排除干扰”，同“假左派”辩论，必要时反击，助长了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清华大学的群众对蒯大富同学进行了两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六月二十七日和七月八日），给他以极大的压抑和伤害，并逼得他绝食了两天；是我具体地组织和领导了对贴第一张批评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王铁成的批判大会（七月十二日）；是我所组织领导的这三次辩论和批判大会造成极不正常的强大压力，逼得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一位同学朱德义自杀伤了腿；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大会，使不少群众受到不应有的压力；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大会，蒙蔽了许多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和工作组员，使他们在我的错误影响下，在一段时期，也犯了不同程度的错误，他们正是我们贯彻的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更为罪过的是我所组织领导的批判，压抑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把清华大学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这都是我的严重错误及其严重后果，是我所贯彻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这一切都是违反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都是违反党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十六条精神的，也是违背了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确定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我在那段时期所贯彻的错误路线确是象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批评的那样，“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
+　　我所犯的严重错误给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损失，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很大损失，我再一次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我再一次向清华大学的革命师生员工请罪。今后，我决心做一个革命的工人或革命的农民，虚心向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学习，并在长期的体力劳动中，使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
+　　在报纸上和广播中，经常看到和听到关于清华大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节节胜利的好消息。我完全相信并预祝你们，在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的领导下，一定会把清华大学办成一所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我也坚信，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在我们最最伟大的统帅毛主席和副统帅林彪同志的正确领导下，保证我国的红色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
+　　（以下口号略）
+
+　　 王光美1967.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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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31 @@
+# 铁的事实擦亮了我的眼睛
+
+　　<叶泰兴>
+
+## 〖叶泰兴，时为南京长江机器厂“新红旗”负责人。〗
+
+　　林副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一份力量，同时又要不断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我原是长江厂红旗战斗队的老队员，在革命的新形势下，前段时期，由于我在某些问题上与红旗队部的看法有分歧，发了些牢骚，说了些怪话。这种情况给我厂一小撮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铁杆保皇分子注意上了。他们削尖了脑袋，钻空子，妄图捞上一根救命稻草。四月份以来，我厂原赤卫队一些头头连续找我谈话，挑拨利诱，无所不为。5月2日中午，原长江赤卫队大队委刘仲芳和其弟弟刘梅山(原南大老保红旗战斗队，现南大八·二七)请我在玄武湖吃了一次饭，对我进行拉拢。紧接着，刘仲芳、林云彬(南京市反动组织赤卫军负责人之一，旧市人委副秘书长林正芳的儿子)、钱志春(赤卫队长江纵队大队委)又找我在玄武湖谈话，他们胡说什么“红旗战斗队要完蛋了。”“二·二七现在干得很好，红旗内部也很乱，你呀，别再哄下去了，这样下去对你没有好处。红旗要反王静，这次五·一劳动节王静不是上天安门了吗？”你干脆也组织一个组织，造红旗头头的反吧。你是老红旗队员，这个组织名叫‘新红旗’好了，社会上和厂里有许多同志希望你杀出来，这样很有影响的，红旗非垮不可。”
+
+　　（以后，我厂赤卫队的头头和所谓二·二七的头头叫我一起参加了南大八·二七、华水革联、南工东方红的一系列活动。）
+
+　　5月16日晚上，由南京赤卫军头头之一的林云彬带我至华水革联队部去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原工总陈克兴、华水革联、南工东方红、南大八·二七、四机部“造总”、十院东方红、共计约27人。特别是那天会议中途，曾邦元也到了场。在会上，他们恶毒地对长江红旗进行种种攻击，说什么生产任务没有完成，欺骗党中央。并且说，我们高校组成一个小分队到新华分社去闹，天天去，叫他们头疼，要他们承认错误，叫他们向全市检查。当他们听到所谓二·二七在厂内没有市场，军管会不支持所谓二·二七时，南大八·二七陈××就说：“怕什么，革命不要任何人承认。你们回去把人员组织一下，杀出来，有什么困难，活动经费，我们全力支持。”
+
+　　5月17日、18日，连续在南大开会。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四机部“造总”、十院东方红和南京地区部属各厂的老保组织(大多是原赤卫队，包括我厂所谓的二·二七)都到了会。其中，南大八·二七红战联潘寅生、徐佩印、蒋心兹、梅××和华水革联“敢闯”的刘祖伟都是会议的积极者。在会上，四机部“造总”、十院东方红大肆攻击我厂的四清运动；并对长江红旗再次进行种种攻击、污蔑。各厂的老保组织如新联“从头越”等，都把矛头指向各厂的革命造反派。会上决定，由小分队车轮战，大闹新华分社和省军管会。南大×××讲：“希望你们新红旗赶快站出来，要找一些老红旗队员，不能全是赤卫队。社会上的舆论我们已经替你们造了，……。”当我把张××写的新红旗宣言读了之后，南工东方红×××说：“希望南大八·二七帮助修改。”南大八·二七×××说：“老陈(克兴)，你搞一下吧!”陈克兴欣然同意(以后那个宣言就是陈克兴写的)。会上决定：“新红旗宣言”由南大八·二七印，全市帮助抄，宣传。我厂赤卫队的小头头俞润章气势汹汹地说：“我厂新红旗成立后，万一红旗动武，怎么办！”南大八·二七×××说：“你们就和他们打，然后我们就发动全市性的人来支援你们。军工厂有什么了不起，为什么不能冲，晨光厂我们不是去冲了，……。反正我们是左派，左派打右派，有什么关系，你不能把我们打成右派。”
+
+　　散会时，南大八·二七要我们新红旗留下商量问题。突然。我厂赤卫队和现“二·二七”的小头头袁向东(原名袁子宏)慌慌张张地来报丧，说十院东方红、四机部“造总”被红旗队发觉了，已被带到厂里。十院东方红的人大吃一惊，随即问我：“是不是你叫他们来的？”我说没有叫他们来。十院东方红的人很着急：“我们全部材料在那儿，怎么办呢?”后来华水革联刘祖伟和另一个同学骑了自行车去侦察了。
+
+　　后来，在南大八·二七红战联，由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原工总陈克兴等又进行了一系列活动，积极整理长江红旗的黑材料，策划新红旗的活动等等。但新红旗迟迟搞不起来，因为除了原先的长江赤卫队的一些顽固分子之外，真正的红旗队员寥寥无几，一直很不得力，到后来，干脆就不分什么“新红旗”、“二·二七”了，实际上，开会、活动等都是统一的，就是一个货色。
+
+　　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中的一些人在社会上大造谣言，欺骗群众说什么长江红旗杀出来一千多队员，我是所谓新红旗的主要负责人，我是最清楚底细和内幕的，所谓新红旗里的红旗队员，连我自己在内都不超过10人，完全是我厂赤卫队中的顽固分子二·二七冒充新红旗在外面招摇撞骗，蒙蔽全市革命群众，想捞点油水。
+
+　　面对这些，我的思想一直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特别是一小撮反动分子恶毒的攻击长江红旗，全盘否定长江红旗，千方百计想搞垮长江红旗，使我逐步的看清了他们的恶毒嘴脸。我曾经是长江红旗的一个战士，长江红旗是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白色恐怖中，在与旧省市委的浴血酷战中第一个“杀”出来的坚强的革命造反派，尽管他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但他的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最近长江红旗和四机部1．21革命造反兵团一起，在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小将配合下，揪出了四机部“造总”和十院东方红的后台刘寅(长期隐瞒重大历史问题、混进党内达三十多年的四机部第一副部长、历史反革命分子)和李开芬(出卖同志、出卖灵魂和肉体的女叛徒、四机部党委委员、政治部副主任)，王静这个四机部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已经离死期不远了，使我受到了很深的教育。正当我在思想上艰苦斗争的时候，原南京市工矿企业赤卫队副总指挥李经武(三反分子段俊的小汽车司机)通过张××来找我，要我帮助他们秘密保存赤卫队的大印，准备东山再起，作为联络的记号，这一事件使我完全认清了南大八·二七、南工东方红、华水革联、四机部“造总”，十院东方红，在南京地区到处扶植赤卫队，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面目。我不能再犹豫了。这两个月，我在所谓长江新红旗中的所作所为，使南京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我感到很惭愧。为此，我发表声明如下：
+
+　　“所谓的长江新红旗，他在目前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分裂革命大联合和破坏革命大联合的角色，他的大方向完全错定了。
+
+　　所谓的长江新红旗自声明之日起，宣布解散。
+
+　　我将坚定的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仍然和长江红旗一道，紧跟毛主席，彻底闹革命。”
+
+　　· 来源：
+
+　　红卫兵南京大专院校司令部(红二司)主办《红卫兵报》，第三十八号，1967年6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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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85 @@
+# 王林在文革中关于周扬、王亢之、方纪、阿垅的交代
+
+## 关于王林的交代
+
+## 王 端 阳
+
+　　在整理我父亲王林的遗稿中，发现很大一部分在文革中写的东西，其中有自己的检查，有揭发别人的大字报，还有一些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交代。记得那时经常有一些红卫兵或 造反派来找我父亲搞“外调”，了解他们单位“走资派”的“历史问题”。有时甚至把他揪去写“材料”，一关数天。我父亲回来曾描述说：那些造反派都有介绍 信，往往还是中央一级机关的造反派，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老实向党交代”！所以当我把这些材料整理成集后，就命名为《交代》。
+
+　　由于我父亲参加 革命的历史较长，亲身经历过一些历史事件，自然接触过一些历史人物。在他的《交代》中，可以赫然看到像黄敬、吕正操、江青、黄火青、周小舟、谷牧、廖运 周、孙志远、林铁、李楚离那样的政治人物，也可以看到像周扬、方纪、孙犁、梁斌、藏克家、张寒晖、李英儒那样的文人墨客。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包括青岛大学学运、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冀中抗战以及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等等。
+
+　　当然这些都不是一般意义的回忆录，而是在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写的交代，写作者的精神状态和语言都不一般。对此我不想多说，只是今天读来，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我曾经和一位文友戏言，这恐怕是一种独特的文体吧！
+
+　　为了保持原汁原味，除了错别字，未做任何改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更真实，更有研究的价值。当然，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也可能会伤到一些人，我也不想为我父亲避讳什么，赞也好，骂也罢，一切还是由读者去评价吧！
+
+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这些交代之所以能保留下来，是我父亲积历史经验，怕别人篡改后强加在自己头上，所以都偷偷留了底稿。具体做法是，偷偷用单面复写纸复写 一份，原稿交给造反派，复写的留下（外调的人不要复写件，也不许复写）。另外，在1968年10月以后，交代的最前面都要加上一条最高指示：坦白从宽，抗 拒从严。估计他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
+　　前几年曾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过关于孙犁和梁斌的交代，此次应陈子善先生的约稿，选择了有关周扬、王亢之、方纪、阿垅的部分。
+
+## 我与周扬的关系
+
+　　我认识周扬，是在解放战争的一九四七年夏。那时他是华北局的宣传部长，到冀中区视察工作。我当时在冀中区文协工作。因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开始了第一次的见面。
+
+　　以前我连周扬的名字都不熟。（抗日战争以前，他用周起应的名字翻译过书，他何时改了名字，我也不知道。）一九四六年日寇投降以后，张庚、贺敬之、李冰等延安 作家到了冀中区，有一次谈话贺敬之吹捧周扬，我插嘴问道：“周扬是干什么的？”贺敬之大吃一惊地说道：“怎么你连周扬同志也不知道呢，我们在政治上的领袖 是毛主席，在文艺上的领袖就是周扬呀！”当时我不服气地辩论说：“我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八年，脑袋里光知道有个毛主席，不知道还有个周扬！毛主席有《在延安 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论持久战》，他有什么？他对我们敌后抗战有什么帮助呀？”当场顶得贺敬之很窘，可是他不久就汇报给周扬，因而在他们那个黑线圈 子里挖苦我是“冀中区的地头蛇”，“在冀中根据地占山为王，连周扬也瞧不在眼里！”
+
+　　一九四七年夏周扬到冀中视察工作，我根据冀中区党委的指示，组 织了个文艺座谈会，向他汇报冀中区抗日战争时代和目前的群众业余文艺活动和问题。最后请他讲话，他趁这机会大捧刘少奇，说刘少奇来到晋察冀边区就发现问 题，批判晋察冀边区党委在土地问题上犯了右顷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号召作家都要在刘少奇的领导下参加土改。
+
+　　周扬跟方纪在延安时就熟，因而周扬跟方纪做个别谈话很多。
+
+　　我的小说《腹地》原稿，请张庚、贺敬之看过。他们说是暴露黑暗，把冀中根据地写得太黑暗了。周扬担任了华北局宣传部长，冀中区党委宣传部以党组织的名义把 《腹地》原稿送给周扬看。周扬有一次在会议上见到我说：“小说还没有看完，他们说你把冀中区写得太黑暗，可是我看着写得还太光明了呢，冀中区当时的工作就 那么进步？”当时我希望他看完了再详谈意见，也就没有多说话。后来，在开会的时候也曾见过他。见到他我就问：“看完了没有？”周总是说：“还没有看完。” 因而始终也没有详谈过。
+
+　　一九五○年冬，陈企霞在《文艺报》上批评《腹地》以后，我曾写信给周扬，问他看完没有？对陈企霞的批评有什么意见？他始终没有回答我的信。
+
+　　一 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九年间，我还是文联党组副书记时，周扬来到天津，大概方纪还曾叫着我给周扬汇报过工作。一九六○年我调到天津制片厂后，我一个普通编写人员就没有资格能再给周扬汇报工作。一九六三年回文联后，也仅只是个文联党组的成员之一，周扬来天津也无资格参加汇报工作。一九六五年九月四日，周扬在常德 道招待所召集参加四清的省市作家座谈时，我参加了。吕清章是记录。
+
+　　周扬这些年来津召开会做报告，我只要是在天津，总是通知我参加听的。个人之间，没有任何接触。平常日子我也没有吹捧过他。
+
+　　 王林一九六七年六月三十日 于天津文联
+
+## 我与王亢之的关系
+
+　　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之间，由冀中根据地第七地委宣传部长王乐天（现在中央农村工作部）介绍而认识王亢之，并且由此时期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曾不断跟着 他和七地委的《黎明报》社一起打游击坚持工作。当时王亢之是《黎明报》社的社长。是时冀中日伪据点、岗楼仍密如蛛网，日伪天天出来“扫荡”、“清剿”。 《黎明报》是七地委的机要部门，我当时又是从冀中第六地委通过党委秘密交通站转到七地委来，我本人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在冀中文建会工作。因此， 要不是七地委正式介绍，王亢之和《黎明报》社决不肯叫我同他们一道住他们报社的极其机密的堡垒户。
+
+　　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前，我并不认识王亢之。那时我与安国县的干部王抗之因工作关系较熟悉。这个王抗之，在反“五月大扫荡”后回村当党支书，一九四三年冬我曾到他村调查过他在他本村破获一个国民党特务案件。（此同志现在不知在何处工作）
+
+　　从一九四三年秋末冬初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初之间，在我多次同王亢之和《黎明报》社编辑部打游击期间，日伪疯狂气焰已经不像一九四二年“五月大扫荡”初期。这期 间，我同他们只碰上一次日伪包围我们所住在村（我们是经常转移的），这就是一九四四年旧历正月初一驻在深泽县和安平县交界的大堡村，日伪军黎明时包围了 村，房东王老林预先发现告诉了我们，我们钻了地道，一直到下午日伪离开大堡村以后才出来。没有受到危害。当时《黎明报》编辑部三人：王亢之、李麦、郑某 （已病死），连我四人。
+
+　　《黎明报》社的组织并不只编辑部三人，此外还有电台、出版印刷部，但是当时不在一处隐蔽，而是由交通员宋金英联系。我只和编辑部三人在一起过。
+
+　　当时在说闲话时，听说一九四三年春天他们在定县赵庄遇见一次敌伪包围，相当危险，详细经过他们没有说。最近看到李麦三月十七日写的大字报（旧市委门前）才知 道他们那一次遇到危险的详情和可疑之处。他们当时不详细谈此事，可能也是怕别人听出破绽。王亢之在一九四二年曾被日伪抓住过，当时宋金英没有向我说过，也 没有听见别人说过。是最近才先听见传说，后来又亲自看了看李麦的大字报。“帕司”的问题，当时也没有听见说过王亢之有，也没有见过。
+
+　　一九四四年四月初我就到铁路西山区晋察冀边区中共北方分局党校学习：整风审干，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后才出校。当年十月份回到冀中，先做了半年调查国民党特务暗杀 我安平县委的案件，一九四六年春夏间才回到冀中区党委机关，开始做冀中文协（与作协相似）。因文协自己成立不起独立的财政开支单位，由冀中区党委宣传部指 示由《冀中导报》社兼管。这时《冀中导报》社的社长是王亢之，秘书长是杨循（现在河北大学）。王亢之也常通过冀中区党委宣传部分配我们出发采访典型材料。 由此与王亢之的工作来往又多了起来。
+
+　　一九四四年初，王亢之调到《晋察冀日报》（邓拓负责）工作，就离开了冀中。当年的年底，我解放军包围天津后， 王亢之又组织了《天津日报》的班子，进了天津市后就当了《天津日报》的社长。我进天津市初期在天津市总工会工作，因做工会文教工作，在工作上与王亢之、方纪（《天津日报》副刊部）有工作接触，但不多。一九五二年我调到文联机关后，王亢之不久也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工作，方纪也当上了天津市文化局长，对我是直 接领导关系。我初到文联，仍以养病为主。直到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开始后，才参加了文联临时党组的工作。当时临时党组书记是方纪，王亢之代 表市委亲自抓。方纪在这一运动中不老实，不肯交代自己跟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并以“反胡风的英雄”自封，因此我给天津市委书记处写一封信揭发控诉此事 （此信由王亢之转的），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回答，也不曾见方纪对此罪行有何检讨交代。由此我认为王亢之包庇方纪（还有万晓塘，他当时是市委审干五人小组 长），对方纪的意见再也不在他面前反映。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市委扩大会议上，当着王亢之（他当时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参加我们小组听会）才把我 多年对方纪的意见和看法一下都揭发控诉了出来。（这个大会上有两种记录，一种是简报，铅印出来供开会者参考；另一种是完全按原话整理，供市委常委看，可能 是打印。）我这一次一气揭发了两个小时，根据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认为方纪是典型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是王亢之当场毫无表情，更没 有说一句支持我的揭发控诉的话。
+
+　　在这个大会上，在晚饭后散步时，还碰见过王亢之一次。当时孙振也遛在一起了。孙振与王亢之是《晋察冀日报》的同 事，早熟悉。孙振这时向王亢之献计：“你用人不当，你要是把干部选择好了，工作就好做了。”当时我就觉得孙振是‘毛遂自荐’，说王亢之在文联依靠陈因不 对，应该依靠他，孙振。王亢之听了频频点头。
+
+　　八月二十六日河北宾馆的市委大会结束，我回文联机关后，一直到他畏罪自杀身死，我再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或通过信。
+
+　　我一九五〇年在医院动手术，医生出事故使我造成局部残疾，是天津市医疗界在建国以来有名的事故之一，王亢之是知道的，我也当面向他讲述过。我调到文联工作以 后，特别是搬到大理道文联宿舍住以后，跟王亢之原来的住处（一九六六年冬他才搬家）等于是前后邻家。他与他老婆许明有时在晚饭后遛弯到我家，问我病情，说 如需要名医会诊，或用特种药品，可以跟他说（他是文教书记，也管医疗卫生界）。但是我当时也享有“特诊证”，已经很受优待了，所以也不曾找他约名医生会诊 或要名贵药品。但也为了免得他这样大干部到我家去，也就隔些日子就到他家去闲扯一会，证明我还没有出意外。
+
+　　河北省委迁来天津市以后，梁斌觉得河北 省对他的照顾不够，就私自找王亢之解决。他找王亢之时就常拉我一同去。后来梁斌又告我说王亢之已患有严重的心肺病，随时有暴卒的可能。因此，看他的次数比 以前更多了。但是知道有重病，又知道他每天开会开得很疲劳，所以只扯些闲话。他屋中挂着很多名画名字（大部分是由艺文阁借来的，挂挂再还），我认为在别处 也不易见到，就便开开眼界。他喜欢玩砚台，自称是“玩物而不丧志”。方纪自封是鉴别古砚的“名家”，我对此毫无兴趣，只看字画。
+
+　　他消息灵通，能看的文件多。文教界犯了错误而受到处分的如齐燕铭之流，他先知道。他就常以此“警告”我们。当时我认为他是“关心”我们，怕我们也犯错误。今天看来，那是他一套特务哲学：谨小慎微，以图长期埋伏在党里，窥测时机夺权。
+
+　　文化大革命以来，文联革命群众以及机关以外的革命群众要我写王亢之的材料很多，访问的次数也很多。一直到本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央首长指示以前，我只是认为： “万晓塘称王亢之为自己的‘大笔杆子’，利用他掌握住了文教、卫生、宣传、统战系统的干部。王亢之长期执行的是旧中宣部陆定一、周扬的文化、文艺修正主义 路线。”（去年二月二十一日我写的大字报《万晓塘、张淮三反党宗派集团的形成和罪恶活动》）去年夏在大街上看见了市革筹某同志借中央首长名义保证王亢之等 调查教改工作的大字报以后，心里说：“王亢之执行了一辈子陆定一、周扬的黑线，可巧在四清时赶上了个好领导，真是吉星高照！”因此这时认为王亢之包庇方 纪，也就是包庇自己的历史罪恶。“二·二一”指示和王亢之畏罪自杀以后，我才提高对他的认识，才认识了他原来就是个大特务，深泽县特务集团中的一个大头 目。
+
+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参加市委扩大会时，在简报上只看见那个日特“帕司”是宋景毅的胞兄宋步峰有，当时还没有揭露出是王亢之也有。当时只认为他给宋步峰介绍工作是有罪的，但还没有认识到他就是持有日寇特务“帕司”的大特务、大内奸。
+
+　　一九五四年春我随解放军慰问团到了包头市（内蒙），遇见一个王亢之的中学同学（包钢筹备主任刘耀宗），说在中学时代他又想参加“一二九”运动，又非常胆小， 我见他平素又谨小慎微，所以也就说他的性格是“谨小慎微，胆小怕事”。今天看来，这完全是超阶级观点，敌我不分的庸人哲学。利用黑会黑戏疯狂地进行夺权， 进行反革命夺权，他何曾胆小？他只是利用“谨小慎微”的幌子，进行大特务、叛徒的反革命阴谋活动罢了，长期以来我都没有识破他，今天回想起来，真是后怕。 我应当在这一件阶级斗争中吸取最大的教训。
+
+　　我和大特务、大叛徒王亢之的来往，暂时先交代在这里，想起来再继续交代。
+
+　　 王林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八日
+
+　　附王亢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给我的复信一件。
+
+　　说明：一九六四年冬我在南郊区咸水沽公社吴家稻地大队参加四清运动。因分配问题与一同志发生了争论，我赞成“按劳分配加照顾”，在“照顾”过程中就可以“照 顾”了贫下中农。但有的同志主张完全“按劳分配”。我不同意，因此给当时天津市委四清工作团长王亢之写了一封信，申述我的意见。这是他回复我的原信。信皮 上的毛笔字，是王亢之的手迹。信笺上的钢笔字，是他的秘书的笔迹，不是他本人的笔迹。今一同送上审查。
+
+　　 王林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
+## 方纪、白桦是把文联引向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罪魁祸首
+
+## ——文联过去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侧面
+
+　　去年十一月间，文联党组书记、作协天津分会主席方纪在文联革命群众的大会上做检查时，曾经说过作协天津分会成立以后，他跟我有两件比较大的带根本性的争论。 他这个检查，我因为跌折左臂在家里养伤没有听到，只从孟淑香同志处听说他检查时提了那些往事。那些往事对于总结文联十几年来的工作和甄别文联谁是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可供参考，所以我也就比较详细地汇述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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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六年五月作协天津分会正式成立以后，在第一次党组会上方纪就提出办文艺刊物，目的 是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我就根据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指示也好，根据中外古今的作家的发展道路也好，当作家首先要有生活，要有直接 体验的生活做基础才行。资产阶级作家更有资产阶级的生活体验（比如巴尔扎克本人就在资产阶级交易所里搞投机倒把活动），无产阶级的作家也必须有无产阶级革 命的直接生活体验才能写出无产阶级的创作来。从作协分会现有的创作力量看：解放区来的所谓“老作家”，有抗日和解放战争、土改的体验，但是这些年农业合作 化运动一日千里，省文化局路一同志给孙犁和我来信说：“你们再不下来，就会成为历史罪人！”由此可见，就是所谓“老作家”对农村的新现象也生疏了。寥寥无 几的少数青年文艺干部，差不多也都是出学校门不久，对农村和城市工厂生活也正在需要熟悉。办个像样的刊物并不容易。要一定办，势必要把作协分会的现有人力 （当时极单薄）都投进去不可。那样就势必把全部创作力量困在编辑室里。参加过抗日和解放战争的人尚可凭记忆写作。年青的同志们如果青年时代就固守在编辑室 里，不接近“源泉”，到了年老以后不就连回忆的东西都不会丰富的。我又说我们现在又是衰老又是病的，深入群众生活斗争就大大不如年青时代那说到哪里就到哪 里，说干什么就干什么了。不仅身体条件顶不住，就是脑筋也对新鲜事物不敏感了，我们不愿只为办个刊物而把青年的前途葬送掉。方纪引证鲁迅的例子，说鲁迅就 是用办刊物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的。我说今昔有所不同。这时《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总嚷叫稿荒，此外还有晚报。全国性的也有《人民文学》等。因此我 说今天不像鲁迅时代了，有革命作品而无处给发表，而是有刊物而嚷叫稿荒。只要写出了有革命内容和又有一定艺术水平的作品，各个刊物都会给登的（长篇还可以 出丛书，出单行本）。不是没有地方发表的。天津市当前的问题，不是有了好作品没有地方发表，而是欠缺有一定水平的作品。要想产生有质量的创作，首先须要解 决作者深入工农兵生活斗争的问题，而不应当是首先解决出刊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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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纪坚持要出，当时的党组成员们，有的不言语，有的赞成方纪的意见。方纪决心 要出刊物之后，我又说：出刊物容易，出个刊物不出问题不容易。于是我举了一个例子说了一个故事：我在市总工会文教部时，王一达（副部长）非要出一个《工人 文化》不可。我觉得人手不足，反对出。他坚决出，他主持着出了一期，就出了问题。他扔下不管了。我说的故事是幼时课本上的：一群老鼠开会，说猫总是吃我 们，我们在他脖子上拴个铃铛，他一来铃铛就响，咱们就赶快钻洞多好！大伙都说这办法好，可是谁去给猫脖子上拴铃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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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纪毅然决然地说他对这个刊物负责到底。我是绝对少数，方纪出刊物的主张就通过了。通过出刊物以后，这个刊物的面向问题，也曾经发生过争论。方纪主张“面向全国”，我主张“面向本地，即面向天津市，以发表天津市的专业作者和业余作者的作品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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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作协的计划，作协天津分会辖管山西和内蒙，就像北京军区辖管河北、山西和内蒙一样。方纪起初一传达这个计划，我就说行不通。可是他说行得通，并且对此饶有兴趣，出刊物“面向全国”也是奔着这个前途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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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港》决定出刊后，第一期的稿件还没有齐，没有审阅时，方纪就去云南省做创作旅行了。出刊物的全权和全部责任都交给了鲍昌。人手单薄，把胡风主将陈亦门（阿 垅）一手培养起来的小喽罗侯红鹅也拉了《新港》的编辑。侯红鹅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严重问题，则在业务上也不像话，他那时才十八九岁，连高中的作业也没有 完成。把这样一个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像话的人拉成编辑，我估计方纪要是不在事前点头，鲍昌个人是不敢擅自做主的（详情鲍昌可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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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港》创刊不到两年，就出了问题。做为主编的方纪，应负主要责任。可是他把责任都推在鲍昌“不听话”上了。其实，鲍昌即便是听他的话更得出问题，只是具体表现形式上 不同罢了，因为方纪坚持的大方向有问题，方纪所坚持所标榜的“面向全国”不是“面向全国工农兵群众”，而是“面向全国的三十年代的作家”，以收容和发表这 些作家的作品为光荣，为己志。一开始就是想把《新港》办成“三十年代作家”的“同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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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胜利之后，《新港》的具体负责编辑 人换为王昌定。方纪仍然以主编身份遥控大方向。一九五九年九月王昌定抛出了《创作，需要才能》这篇文章的原稿，经过方纪审阅了，主编审阅过，发表时又没有 加按语号召争论这个问题，自然是这篇文章也就代表了主编的思想倾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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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昌定犯错误以后，换万力负责《新港》，编辑力量逐渐加强了。可是大方向有 问题，早晚也得出乱子。在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表了陈翔鹤的《张黑七上西天》和黄秋耘的《顾田绝食》等等大毒草。陈和黄不是天津市的作家，更不是工农 兵业余作者，而是所谓“三十年代”的黑线作家。方纪固然不应该负具体的编辑责任，可是这也是从方纪所坚持的错误的大方向所产生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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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 方纪以《新港》有小《人民文学》之称为荣。有一年旧中宣部文艺处长袁水柏来天津看了《新港》，夸赞《新港》好在一个“杂”字，说《新港》才真正办成了“杂 志”。方纪闻之喜形于外，自以为得计。因为这正是对方纪的“面向全国”“面向三十年代作家”的全面肯定和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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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并不是说不出刊物就可以万事 大吉。我只是说原想达到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的目的，必须按照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示的：“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 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 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 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者空头艺术家。”此外没有任何窍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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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胜利以后，受处分的人下放劳 动了。我向方纪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受处分下放劳动的人，如果真能在这次运动里受到教育，而不是一肚子怨气，下放劳动以后，更可以接近群众，更可以取得创 作的源泉。可是我们呢，如果总是浮在上面，终有一天被我们“整”的人回过头来“整”我们。方纪闻之，忽然变色，不仅认为不可能，而且认为受到莫大的侮辱。 事实如何呢？许多人下放劳动以后得到“新生”，而我们高高在上，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反面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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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文艺刊物，在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上，当然也起了 一定的作用。但我认为不是繁荣创作、培养新生力量的基本措施。如果有足够的编辑力量，当时和现在我也并不反对出定期刊物。如果不出刊物，天津市的创作是否 就没有地方发表呢？事实不是这样，《新港》从创刊到停刊，都在闹稿荒。《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而长期为稿荒而苦恼，天津市百花文艺出版社，也是始终为 稿荒而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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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毛主席《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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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怎 样具体“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多年来在文联有争论。有的说在机关里把思想改造好了（或者改造得差不多了），而后再到工农兵群众中去，才能真正达到跟工 农兵相结合的目的，否则到了生活里也只是看到了阴暗面，而看不到主流和光明面。有的认为你在机关里对主席著作学习得如何，你只要是搞创作的就要按照毛主席 的号召：“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同群众一起学习，同群众一起成长，在工农兵群众中滚一身泥巴，滚一身油泥，跟 工农兵群众建立起深厚的阶级感情，受到深刻的阶级斗争锻炼，得到彻底的改造，“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如果一个人跟工农兵群众这般打成一片了，还是只看 到生活的阴暗面而看不到主流和光明面，那么他在机关里不论学习多久，改造多久，也是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任何风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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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毛主席在哲学论文 和具体工作的指示里早就解决了，可是我们还喋喋不休地争论。毛主席在《实践论》中谆谆告诫我们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你要有知识，你就 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又指导我们说：“知识分子从书上得 来的知识在没有同实践结合的时候，他们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或者是很不完全的。……知识分子如果同工农群众结合，和他们做了朋友，就可以把他们从书本上学来 的马克思主义变成自己的东西。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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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纪在指导文联的一系列工作中，在自己的行动上（一九六四年陪周扬在西右营蹲点，因而留下，在陈伯达同志直接指导下参加四清运动有改变），在理论上（代表作《生活之 于诗》）都是跟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的，都是不强调思想改造和深入工农兵生活斗争的。市委宣传部长白桦呢，口头上强调 在机关里在运动里把思想“改造”好再下去，可是从他直接领导的“剧本创作室”的实际做法看来，他是主张作家、艺术家的世界观即使改造不好，只要“听话”， 只要能按他的意图到生活里抓材料，回来由他指挥着就能创作出在全国站得住脚的作品，他对“剧本创作室”（在重庆道友好协会办公）的领导方法，就是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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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联的创作干部，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前些年曾经向白桦提过这样的意见：“运动经常有，其他机关运动完事就算胜利结束了。搞创作的却刚刚开始，还得用文艺形式 巩固运动的成果。可是文联机关本身的运动内容又不适于创作素材（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又因为文联机关人数少，搞创作的干部更少，是否可以集中时间先加速进 行一个阶段，而后就到群众中去，跟工农群众一起参加运动，参加斗争。到运动末期，如果认为文联机关的运动搞得不深不透，还可以再把创作干部抽回来集中起来 补课，这样就能使创作业务和运动统筹兼顾了。”这个意见由我向上反映的，白桦不久就批评了我：“对运动的看法不正确，对改造思想轻视，重业务，轻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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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把“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说成是“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可见方纪和白桦长期以来对文联，对创作工作的指导思想，总是跟毛主席的指导唱对台戏，总是不能实行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这是偶然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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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元月，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时指出：“这些协会……那样的团体。”可是一九六四年在周扬黑帮操纵下，搞的文艺界假整风，白桦把“不执 行党的政策，做官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等等，全部往专业作者身上一推而净，浑身轻松愉快。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都触 及灵魂，我们都要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脱胎换骨，根据毛主席的指示重新做人，《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方纪是市委 宣传部副部长，文联的党组书记，作协天津分会主席。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人委文教副市长。文联的方针大计是方纪定的，一九六〇年以来，白桦夺了方 纪的权，但在指导思想和具体做法上，仍然是方纪所坚持的旧中宣部陆定一和周扬的一套。因此我认为方纪、白桦是天津市文艺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 他俩把文联引向“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的罪魁祸首，陈因、万力、王曼恬是白桦在文联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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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一九六七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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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此原稿为别人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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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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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北京全国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方纪与胡风这个反革命分子相识，并约来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中的《欢乐颂》和《光荣颂》，发表在他自己主 持的《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上。一九五○年一月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军师”阿垅（陈亦门）来津混入文联工作，一来即与方纪打得火热，如同一家。这年二月阿垅 在鲁藜主编的《文艺学习》发表他的大毒草《论倾向性》前，先请方纪“斧正”过，并由方纪增添了个“光明的尾巴”。
+
+　　阿垅的这篇大毒草《论倾向性》和 方纪的大毒草《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同时受到《人民日报》的严肃批判。阿垅为长期埋伏下去写了个假检讨，《人民日报》给他发表了。方纪正在疯狂拒抗 《人民日报》的批判，因而见了阿垅的假检讨，大骂他“没有骨气”，并且写信煽动阿垅向《人民日报》、向党反攻倒算。
+
+　　这一封煽动反革命分子阿垅向党 反攻倒算的大毒草信件，一九五二年我向方纪（当时他住在友好协会的小花园里）质问时，他一口否认，并且反咬一口，血口喷人地骂别人是“反领导”。后来我回 文联机关追查这封信的下落，阿垅视为方纪对他的最大支持、最大同情，他要“士为知已者死”地爱护、珍视这封最大友谊的信，不肯随便拿出叫别人看。后来，当 时的文联负责人鲁藜婉言向阿垅借出来，照抄一份直接转给了市委组织部。一九六六年春，市公安局逮捕阿垅时，才从衣箱中搜出来这封信的原件。我当时要求看 看，搜查人员不叫我看就登记上拿走了。直到今天，我也没有看到这封大毒草黑信的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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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一九六八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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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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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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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旧市委包庇方纪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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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方纪与反革命分子胡风最初结识，是在天津日报当副刊部主任时期，王亢之当时正在天津日报负责。方纪主动勾搭胡风，并向他约稿，以及发表他的长诗。胡风来津 方纪出头招待等，王亢之都事前知道，都给以批准的。而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斗争时，王亢之已升任黑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黑市委五人小组领导成员之一。方纪能担 任文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临时党组书记，以及包庇方纪的胡风分子反革命罪行，我认为是王亢之一手包庇的（当然其他黑市委也有责任）。我揭发方纪与胡 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的给旧市委书记处的信，我是先送给王亢之的。王亢之与我私人很熟，见面的机会也很多，可是王亢之始终没有回答过我的揭发意见。所以我多 年来都认为王亢之在文艺界方面完全依靠方纪，因而在反革命政治大问题上也百般包庇他。（文化大革命中，我写过这类揭发材料很多。）
+
+　　二、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党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斗争前，方纪与丁陈关系最密切。可是方纪利用文联机关革命群众从柳溪身上突破了丁陈的反党大阴谋计划，而得到周扬的宠爱。王亢之也利用这机会在周扬面前捞稻草。所以这一关，王亢之也要保方纪。
+
+　　三、方纪的《来访者》受到全国革命派声讨后，王亢之又利用职权加以包庇。最后由万晓塘给他以写劳模报道的任务，趁机包庇了方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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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南大文学系批判方纪小说的论文，在旧市委压着不许发表，也是王亢之一手所为。
+
+　　五、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河北宾馆旧市委扩大干部会议的小组会上，我当着王亢之（他以旧市委文教书记资格参加我们小组听会）对方纪的历史罪行：1、与胡风反革命集 团的黑关系，2、与丁、陈反党集团的黑关系，3、与周扬的反革命黑关系，4、有系统地反对毛主席文艺革命路线的资、修文艺思想和在天津推行此反动路线所造 成的恶果，揭发了近两小时（有详细记录可查）。我讲后，又有吴火揭发他最近的哭周扬（说：“中国文艺界怎能没有周扬呢！”），和周扬已经被全党公开点名批 判后，周扬来津避斗，方纪向万晓塘还要求看周扬等罪行。可是天津市革筹时期，王亢之一时蒙蔽群众混入市革筹时，王亢之又包庇方纪，又与方纪勾结在一起进行 反革命夺权黑阴谋。可见王亢之和方纪的黑关系之深。其实王亢之包庇方纪就是包庇自己。二人的罪分不开。
+
+　　我从一九四三年秋冬就认识了王亢之，从一九四七年就认识了方纪。这些年来始终在一个地区工作，而且也都在文化、文艺部门工作。王亢之和方纪的黑关系，我是早有所观察和分析的。王亢之在文艺问题上完 全依靠方纪这一套资、修玩艺。方纪也就依靠王亢之在政治上过了每次政治运动的关。但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究竟把这两个混进革 命队伍的特务、叛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揪出来了。这是天津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全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
+　　 王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
+## 最高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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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
+## 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干将阿垅的黑关系
+
+　　一九五二年夏，我才由市总工会调到市文联来。当时方纪是市文化局局长、市委文委副书记（正书记是李华生）。我一到文联，就听见文联的党员干部对方纪的意见很 大，说方纪向华北局汇报天津文艺界情况时，隐讳了自己的罪过，而“出卖”了别人。我当时刚调到文联，很多情况听不明白，后来经过调查才比较明白一点，原来 是这样：前华北局有个内部刊物《建设》，上有一篇介绍天津文艺界一九五一年冬、一九五二年春整风的报道，说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干将阿垅（陈亦门）写了恶毒攻 击反对毛主席文艺思想的论文《论倾向性》，发表在天津自己出的文艺刊物上，《人民日报》提出了严正批判，而天津文艺界党员则不批判，反倒与之和平共处，敌 我不分。被点名的当时党员有鲁藜、余晓（后均被开除出党）等。而没有点方纪的名。方纪当时不仅没有对阿垅进行过任何思想斗争，反倒在《人民日报》上见到了 阿垅写的假检讨之后，写信给阿垅咒骂党报的严正批评，并且煸动阿垅这个反革命分子继续向党、向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行反扑（阿垅确也受到方纪的这种叫嚣 而对党的文艺路线进行了种种反扑）。方纪跟阿垅的黑关系，比被点名的人都深。可是那个汇报上竟没有点方纪自己的名字。鲁藜等当时也知道这个汇报是方纪写 的，是方纪有计划地隐讳自己的罪状而“嫁祸于人”。所以鲁藜等骂方纪是“出卖”了他们。（方纪在《天津日报》时期，跟鲁藜一样是阿垅的密友，后来分化了， 所以鲁藜才用“出卖”这个名词。）
+
+　　（我搜集了这些背后的“怪话”之后，就找方纪查对事实。方纪先否认曾经给阿垅写过什么信。我详细介绍了文联党员的 背后“怪话”之后，方纪又哼哼唧唧地说：“信嘛，我在《天津日报》副刊部时可能为稿件问题写过。可是绝对没有任何不相当的地方。”接着他就以黑市委文委副 书记的领导者的身分向我下黑指示道：“你刚到文联，你还不知道，文联的党员们反领导情绪非常严重！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领导的威信，你不要当他们的俘 虏，不要上他们的当，调你去就是要你解决他们这种反领导、反党的情绪。”）
+
+　　我当时就以“驯服工具”的心情接受了这个黑指示，回到文联批评鲁藜（当时 他是市文协主任，文联党支部委员），鲁藜不服，说有方纪给阿垅的信为证。我说把那封信给拿来叫我看看。鲁藜说：“阿垅认为自己在受批评的最痛苦时期，接到 方纪这封同情和热情支持的信，终身难忘，士为知已者死，他要好好保存这封信。方纪目前已经升任文化局长，这封信叫别人看了，对方纪的威信不利。不过，我们 是早看过了的，所以知道。”我说：“你不叫我亲眼看到那封信，我就不相信有那么一封信，我就不相信你们的话，我就认为你们是有计划地破坏领导者的威信！” 鲁藜冷笑一声说：“好！”
+
+　　（后来鲁藜从阿垅手里借出那封信，照抄一份，寄给华北局宣传部长张盘石。张盘石给天津市文化局党委写信，指明应给方纪以党内处分。这次给方纪处分，是根据方纪所写信中的反党情绪而给的处分。当时，胡风集团还没有暴露原形而被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集团。）
+
+　　文化局党委宣布给方纪以处分的会，我没有参加。事后我见到当时的黑市委宣传部长吴砚农，吴向我谈此事，并且说：“方纪认为阿垅保存他那封信，是特务行为。” 我说：“方纪为什么不检讨自己写的那封信的政治错误，反倒怨恨别人保存他那封信呢？如果别人不保存这封信，他就完全抵赖了。”接着我就说了说方纪否认这封 信的经过。最后我又说：“仅只保存一个熟人的来信，构成不了特务条件。我也保存着许多同志的来信，难道我也是特务吗？”吴砚农当即连连点头，从表情上看， 吴砚农当时是十分赞成我的看法的。
+
+　　我这个看法，吴砚农大概转告给方纪了。方纪怀恨在心，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高潮时期，方纪在旧市委 扩大会议上报告文联机关运动的情况时，竟大言不惭和嫁祸于人地说：“我在三年前就发现阿垅是特务了（比毛主席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黑信的批示还早三年），可惜 被一个老党员护庇住了！”我当时也在场，一听这话就知道方纪所说的“老党员”，就是指的我。在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我对方纪的意见已经憋得快炸啦， 于是立刻给旧市委书记处写了一封信，把我所知道的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黑关系，以及他如何企图否认自己曾经给阿垅的那封黑信，都详细揭发了出来。并且揭 发他在反胡风斗争中，自己错误一字不检讨，反倒以反胡风英雄自居。文联的群众见他是文联临时党组书记，对他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关系也有顾虑，不敢大胆揭 发。我这信发出后，旧市委书记处连回答我一信也没有。
+
+　　方纪给阿垅的那封信的原件，在一九五五年搜集和逮捕阿垅时，从箱中旧棉衣袋中搜出，当时加以 登记而后带走的。我是带路的和证明人，当时要求看看那信，便衣公安同志不允许。一直到今天，我没有见过那封信的全文内容（引证的字句在外）。对于这封黑 信，方纪如何企图抵赖否认，如何嫁祸于人，我是历史见证人。方纪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其它关系，我都是间接听来的了。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等在《天津日 报》上发表，我看过。但约稿的经过不详。文化大革命中，一九六六年冬季，周骥良揭发文联的“文艺沙龙”是阿垅和鲁藜主办的，方纪每次都参加，是“文艺沙 龙”的座上宾。发表阿垅的《论倾向性》的《文艺学习》文艺刊物，方纪是编委。至于这篇大毒草在发表前先经过方纪看过，方纪并且替他加了个光明尾巴，我以前 不知，从《红旗战报》上看到的。
+
+　　一九六五年末，文联史如北同志参加公审阿垅的大会，他曾向我说：“阿垅的有些日记和笔记，不许全看，怕影响首长的威信。”所谓“首长”，我当时估计是指的方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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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林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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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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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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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120.txt
@@ -0,0 +1,51 @@
+# 敬向毛主席、党中央、广大革命群众认错请罪
+
+　　<刘澜涛>
+
+　　在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揭露了我现在的和过去的错误和罪恶，这是革命发展的结果，是革命群众的功勋，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这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
+　　现在我以愧痛严肃的心情，低下头来，敬向毛主席、党中央、广大革命群众认错请罪。现在将我的初步检查分述与后，请批判指教。
+
+　　在这次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顽固地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违背和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而使广大革命群众受到了摧残和镇压。我的错误是严重的，我的罪过是不能宽恕的。
+
+　　去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对广大革命师生敢闯敢干的革命造反精神就怕得要死，对于革命群众的大民主竭力加以限制，限制不成，就打击镇压。西安交大“六六事件”、甘肃兰大“六七事件”就是在我们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发生的惨痛事件。我们将广大革命师生的英勇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将不少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暴露出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罪行。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仍然继续顽固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广大革命造反派处于对立状态。西安革命师生八月的静坐示威，革命师生的多次被围斗，以至发生严重的流血事件，这些都同我们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当时西安市出现“两个坚信”和“两个保卫”的错误口号，我们实际上支持了这些错误口号，以掩盖和保护我们的错误和罪恶，同革命造反派尖端对立。这样就把火引向革命群众，转移了斗争目标，加深了群众斗群众事件的发展。同时，我们总怀疑有一小撮坏人在学生中操纵，深怕学生“上当”，这样就更加深了同革命师生的对立。去年八月前后革命师生遭受了更加严重的白色恐怖的摧残。我的错误和罪恶，也就是更进一步地暴露了。着时候就更清楚地看出我们这些人是革命的障碍物，是革命的主要对象，这是不以我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到九月初革命师生的合理要求总是得不到解决，而且不断遭受打击镇压，结果在西安发生了绝食事件。谁愿意饿饭绝食呢？着都是由于我们的错误逼出来的，使广大革命师生身心上都遭受了严重的摧残，这是一次严重的白色恐怖，也是我的严重罪行的又一次暴露。
+
+　　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是无情的毒狠的。我抓住“李广仁事件”大做文章，李广仁被同学扣留本是误会，说清楚很快就解决了，可是由于我的主张，将李广仁留在交大，借此向革命同学施加压力，挑动群众斗学生，狠毒地打击革命造反派。我主张大量印发“正面传单”，总计达千万份。这些传单是打击革命造反派的反动武器，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反动武器，这些都是我亲自指使干的犯罪行为，不知有多少革命群众因此遭受打击和镇压。言念及此。我的罪恶确实严重，连我自己现在想起来也觉得可怕，真是惭悔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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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对西安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两派组织的态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支持保守派，反对革命造反派，对批评斗争我们尖锐的就反感，就对立；对批评我们温和或同情的就亲近，就支持。我们对西安保守派的联络站，就是采取这种态度。这里特别说明，我对西安红色恐怖队的态度是十分错误的，特别到去年冬季革命造反派召集的群众大会上，揭露了红恐队的罪行，我当时还认为仅仅是少数人的违法乱纪行为，这样就进一步支持了反动的红恐队，打击了革命造反派，这是我的又一罪行。在干部问题上，打击了大批革命同志，而保护了少数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反革命经济主义泛滥时，我也做了一些坏事，大量地批发财物给某些文革组织。我们还总想在革命造反派内部的某些分歧上作文章，进行分化利用，由此，也就更清楚地看到我们资产阶级灵魂的肮脏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
+
+　　由于我的错误和罪恶，苦害了广大革命群众，也苦害了革命干部，现在广大革命干部站出来揭露批判我的错误和罪恶，这是完全正确的光明正大的革命行动。我仔细想过，我越是孤立，解放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就会越多越彻底，孤立是痛苦的，但想到这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这是伟大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也就心安理得了。
+
+　　西北地区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工作中的错误，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有很大危害，这个主要罪恶在于我，这是因为我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是中央西北局主要负责人，我的错误影响是很大的，是必然要毒害大家的，因此，我必须负主要责任。这是我不可逃避的历史罪责。
+
+　　在这次伟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英雄的红卫兵揭发了我们一九三六年在北平写反共启事出狱，是叛党行为，这是红卫兵建立的丰功伟绩，必将流芳千古。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我们自首出狱，是党对于一个政治原则问题的特殊例外处理，我们是执行了高级党组织的决定出狱的，而且党中央也知道这件事，因之，从不认为是什么错误，更不认为是自首变节，在这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中，特别是揭露了刘少奇的活命哲学、叛徒哲学的罪行以后，我（已）经根本上改变了我三十年来的错误认识，现在我认识到：我们奉命写反共启事出狱，是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前线，执行了反革命高级指挥官刘少奇叛党投敌命令的犯罪行为，必须彻底揭露，必须尖锐批判，必须坚决斗争。这是涉及毛泽东思想建党的重大原则问题，不能一点马虎。现在，我除向毛主席、党中央、广大革命群众请罪外，并听候裁判。
+
+　　在过去长时期的工作中，不论在晋察冀中央局，中央华北局和中央西北局我都犯过严重错误，都给革命造成了损失，因而都是有罪过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应当彻底清算，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改造我自己的迫切需要。
+
+　　近六年来在西北局工作中，凡是我们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人民就遭殃，革命就遭殃。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由于我们过分强调困难,看不清当时的大形势，助长了当时党内外的思想混乱，对当时的单干风、翻案风起了鼓励作用。一九六四年执行形左实右的社教路线，使工作受到严重损害，多年来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鬼戏、妓女占领舞台，毒害群众，这都同我们的错误思想直接有关。其他如修正主义工业七十条的积极试点推行，反社会主义的工业托拉斯的试行，鼓励发展修正主义的“半工半读”等等都在西北局有不小市场。我们对彭高习反党集团残余势力的斗争不坚决不彻底，影响很大，结果很坏，使陕西工作长期受到损害。我在工作中强调我个人，突出个人，损害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反映。如经我亲自审阅由陕西省委印发的西北局学习文件，大部都是我的讲话，社教时拍摄电影资料，接见群众代表照相登报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一定反对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突出了个人，实际上就是抵制了毛泽东思想。
+
+　　我最大的错误还是没有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真正听毛主席的话，相反的，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有时候还限制和打击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情，比如我们提出过反对学习中“形式主义”，反对社教运动中的“读书社教”，都是向革命群众泼冷水。把毛主席的许多指示限制在很小的干部范围内，不向广大干部群众传达，这实际上是封锁毛主席的指示，这是我的一个重大罪过，过去我长期不觉悟，现在我完全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指责。
+
+　　日寇投降抗战胜利后，刘少奇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我当时在晋察冀中央局工作，是受了影响的，一度松懈了战斗准备，使工作受到了损失。在一九四七年晋察冀边区土改整党中，我执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土改路线，大整干部，大搬石头，直到毛主席在晋察冀讲话后真正得到纠正。一九五一年山西省老解放区出现了互助组向合作社发展的萌芽，当时我在华北局工作，否定了这一新事物，打击了这一新生革命力量。土改后，我们在华北曾主张新式富农可以保留劳动模范，可以保留党籍，对于“要发家种棉花”的资本主义口号长期没有批判。这些错误大都是经过毛主席批评指示才得到纠正的。
+
+　　从以上这些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出，凡是我犯的严重错误，都是和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接有关的，因之，发动亿万群众对罪恶极大的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批判大斗争，对我的教育特别亲切重要。不揭露批判刘少奇的罪行，不大造刘少奇的反，我是无法得到解放的。
+
+　　我辜负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对我多年的教育和信任，我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的期望。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红旗，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揭露我批判我，斗争我，做得完全对，造反有理，革命无罪，他们不愧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好战士。因为他们斗的是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是为了坚决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了保卫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因此，我诚心诚意地接受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教育并敬向他们低头认罪。我衷心地感谢毛主席党中央对我的指示教导，并敬向毛主席、党中央认错认罪。
+
+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宝贵教导挽救着我，革命群众对我的斗争在惊醒着我，我所犯的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教训也从反面教育着我。我的错误确实严重，我的罪过不能宽恕。但是，我绝不坚持错误，我决心彻底改造自己，重新做人，我坚决同万恶的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振作精神，决心逐渐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接受革命群众的监督，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赎罪于万一。
+
+　　我因病正在住院治疗，时间也比较仓促，手头又没有任何参考材料，仅凭记忆，草此初步检查，敬请批判指教。最后让我高呼：
+
+　　敬向毛主席党中央，广大革命群众认错认罪！
+
+　　彻底粉碎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 来源：
+
+　　西工大（文革）《六一公社》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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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121.txt
@@ -0,0 +1,97 @@
+# 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
+　　<刘少奇>
+
+　　（〖按语：刘少奇这个“检查”，根本不是什么检查！这是刘少奇对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恶毒攻击！这是刘少奇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最疯狂的反扑。这是刘少奇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攻倒算，妄图翻案的铁证！这是一篇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复辟宣言书！）
+
+　　刘少奇的猖狂反扑丝毫也不说明他的强大，恰恰相反，正暴露了他背离人民，垂死挣扎的虚弱的纸老虎本性，以及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
+
+　　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立即联合起来，行动起来！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斗倒、斗臭！打倒刘少奇！誓死保卫毛主席！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现将刘少奇的“检查”公布于众，供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批判。〗
+
+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
+
+　　（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全体革命师生员工们：）
+
+　　七月四日晚上，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同志通知我说，党中央的意见，要我向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的战士们写一个检查。现特检查如下：
+
+## （一）
+
+　　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各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认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我到那个学校去？经过研究后，一致确定，我到建筑工业学院去。李雪峰同志也决定一同去。由于建筑材料工业部是归口由国家建委领导的，所以谷牧同志也到你们学院参加文化大革命。当时我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中央文革小组派了戚本禹同志来参加。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
+
+　　八月二日晚，我到你们学院参加你们的大会，上述各同志都来了。此外，还有刘澜涛及其他外地来北京的同志也有几位来了，他们是临时决定来参加的，我事先不知道。
+
+　　（参加你们八月二日的大会，主要是听取你们中一些不同的意见。最后，我讲了几句话。）
+
+　　（八月三日晚，我和李雪峰、谷牧、戚本禹同志等再次到你们学院，先找“八一团”的代表谈话，后找“革命团”的代表谈话。主要也是听取意见。最后，我分别向“八一团”和“革命团”的代表谈了我的几点意见。）
+
+　　八月四日晚，我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主要是问了一些情况，最后我也说了一些话。
+
+　　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这时候，我已感觉到我再不能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当天下午，我用电话告诉李雪峰同志说，我以后不再去建工学院，也不再过问建工学院的事了。八月五日李雪峰同志的讲话，以后吴兴峰在建工学院的活动，我都不知道。八月五日以后，建工学院有几位同学给我来过信，并接到过几份简报，但是，我都没有答复。有的送给了李雪峰同志，有的处理了。
+
+　　以上就是我参加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简单经过。
+
+## （二）
+
+　　在去年（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经毛主席批准在全国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同志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以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可是在去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却发生了错误路线，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
+
+　　去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的决定，批准或者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
+　　例如：
+
+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和一些机关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
+
+　　制定出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内外有别，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等等；
+
+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给各地党委，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
+
+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
+
+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了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在建筑工业学院这种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就变成所谓“抓游鱼”的斗争，虽然我在事先完全不知道，在中央会议上也没有听到过有“抓游鱼”这回事。由于这种斗争，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过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假左派”、“游鱼”等。这样，就在一段时间内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了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
+
+　　当工作组初到各学校，一般还是受到群众欢迎的。但是，很快就在群众中发生了各种不同意见，其中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工作组领导或工作组某些成员的意见，也有一些批评和怀疑党的某些领导人的意见。由于大多数工作组对群众运动包办代替，并规定许多限制，这就必然引起群众的不满和怀疑，即使其中有些过激的言论，也是属于敢想、敢说、敢于斗争，敢于造反的革命言论。当然也有极少数右派言论出现。这本来是一种正常情况。应当拿出足够的时间让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出来，充分地辩论清楚。恰恰在这种关键时刻，由我主持的中央汇报会议就陆续地作出了前面所说的那些错误的决定。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既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地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 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即使在这种时候，我还是不觉悟的，不知道这种局面的造成是极不正常的，是极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极不利于党的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这是一种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时间虽然只有五十多天，但是这种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影响，却是很大的。这种后果，直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肃清，有些地方甚至变本加厉，造成群众中严重的对立情绪。
+
+　　我的这种错误，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也违背了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
+## （三）
+
+　　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由于我在去年八月五日以前还不理解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所以我到建工学院几次讲话中，都没有主动地承担责任，没有正式地站出来向建工学院全体师生爽快地宣布，在建工学院文化大革命初期所犯的各种错误，主要应由我来负责，以便减轻当时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建筑材料工业部和工作组的责任。当时，我只是笼统地说，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的责任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来负担，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工作组在你们学院所犯了错误，你们清楚，你们可以讨论，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错误，你们也可以讨论，谁的错误谁负责。在这里，没有说明，我自己应负主要责任，也没有说明，当时的党中央是毛主席不在北京，由我主持日常工作的党中央。这样，就模糊了当时所犯错误谁是应当负主要责任的。当时我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
+　　我参加你们八月二日全院的辩论大会，听了两种不同意见的辩论，此外，同学们还给我递条子，提出了第三种不同的意见。这些不同意见虽然包括一些原则问题、方向问题在内，但是我认为基本上还是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问题，应该经过正常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正确的坚持，错误的改正，就可以团结起来。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依靠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才能搞好。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要以学生为主来搞。我认为这种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充分的讨论和辩论，分清是非，坚持真理，改正错误的基础上的团结，恰恰是当时所需要的，不能说这样的团结是“合二而一”的。当然在这里我应检讨，我当时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说得有些不够完全、不够确切的地方。
+
+　　经过去年八月二日和八月三日听取各方面意见的结果，又在八月四日听了工作组领导同志的谈话，在我的脑子中已逐渐形成了这样的印象：即“八一战斗团”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他们是坚决反对原来的院党委和工作组的错误领导的，他们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是好的。而“革命团”虽然也说院党委和工作组领导有缺点错误，但他们由于受了蒙蔽，基本上是保院党委的、保工作组的。他们的斗争矛头主要不是指向院党委和工作组，而是主要指向“八一团”。因此，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不正确的。我的这种看法，同北京新市委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我没有来得及向建工学院的师生员工们宣布我的这种看法，只是在八月四日找工作组的同志谈话时，略微地透露过这个意思，但也是很不全面的。
+
+　　此外，我在同各方面接触中还发现建工学院的党团组织还是原班人马地在进行活动，既没有经过改选，也没有停止活动。因此，党团组织的活动常常是维持旧秩序，反对革命造反精神和革命造反行动的。因此，我曾建议改选党团组织，如果一时选不出来，就推举临时召集人。党团员一般不开秘密会，开会时要找一倍非党团员参加。我这个建议的目的，是想使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不致受原来党团组织的操纵，阻碍运动的发展。至于我这个建议是否在以后付之实行？在以后的实行过程中，是否使建工学院的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在以后因为实行我这个建议而使建工学院大多数干部遭受打击的话，那就应该由我来担负主要责任。
+
+　　我在几次谈话中，还谈到以下一些问题：
+
+　　一、有人起来闹事，起来向我们党委和工作组造反，不要害怕，而要支持他们起来闹事，起来造反。即使有少数坏人参加，也不要怕。因为绝大多数都是好人，都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都是拥护毛主席的。坏人只是极少数。如果害怕人家起来闹事，不让人家起来造我们的反，那就一定要犯方向性的错误。但是我在解释这个问题的时候，话讲得过多了，以至说过“不要怕坏人上台，坏人上台一个时候有好处。蛇完全出了洞，才能打着。”这些话是错误的。应加以批驳。
+
+　　二、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强调了要团结多数，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没有说明要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没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条件，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都是实现不了的。即使实现了也是不能巩固的。
+
+　　三、在几次谈话中，我都引用马克思说过的话，“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地解放它自己。”在解释全人类包括一些什么人时，首先我指出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学生、知识分子，这是人类的绝大多数，但也包括那些没有处死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已经处死者的家属子女等，都要改造他们。而要改造这些人需要做很多工作。因此，在讲到改造这些剥削阶级的残余时，讲得过多了，过重了。这就引起人们有本末倒置之感，这也是错误的。
+
+　　对于我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所犯错误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
+　　对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错误指导思想及其恶劣影响，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和批判。
+
+　　对于我的其他言论和行动，凡不符合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也请同志们放手揭发并给以彻底的批判。
+
+　　最后，我要向受过以我为代表的错误路线压制和伤害了的革命师生员工赔礼道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受错误路线蒙蔽而犯了不同程度错误的革命师生员工和广大工作组员，他们责任甚小，主要责任在我，他们也是错误路线的受害者，我也要向他们赔礼道歉！
+
+　　希望同志们在对我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的过程中，形成以无产阶级革命派为核心的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把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
+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刘少奇（签名）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日
+
+　　（此为刘少奇的“认罪”书的标准件，如有与此不符者，一律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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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7 @@
+# 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委员李诗音的坦白交代
+
+　　<李诗音>
+
+　　上海《支部生活》编者按：在上海市委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一手策划下成立的所谓工人赤卫队，究竟干了些什么不可告人的勾当？看了下面这篇惊心动魄的材料，人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赤卫队一小撮领导人，企图策划一次大规模的反革命罢工事件，以达到他们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革命人民、破坏生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以保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这种阴谋已遭到了可耻的破产。我们希望广大赤卫队员擦亮眼睛，起来揭露赤卫队内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坏人，不要再上当了!
+
+　　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应当把广大赤卫队员同一小撮领导人区别开来，把赤卫队中暗中组织秘密破坏活动 的坏人同一般受蒙蔽而愿意悔改的中层骨干区别开来，对于起来揭发赤卫队中一小撮坏人的赤卫队员，应当采取欢迎和帮助的态度，允许他们改正错误，参加生产， 走上革命的道路。
+
+　　1、三停(停工，停电，停水)的目的：
+
+　　要造成这样的三停，就是要拿工人赤卫队在这件事上，孤注一押，最后一张王牌，使全市处于瘫痪状态，迫使市委为工人赤卫队收回名誉，迫使市委宣布工人赤卫队的一切行动是革命的。这样做，势必要造成更大的影响，比安亭停车事件更大，使中央不得不关心这一件事。这样做，中央决不能置于不顾，它一定要派人来上海现场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它根本的目的，就是企图给中央增加压力。
+
+　　2、三停的策划过程、行动计划、幕后策划：我原来在八个单位的联合宣传组工作。十二月二十七日，晚上约十一时左右，我回到总部睡觉。顺便到王玉玺办公室去看看。进门，看见里面人很多，有总部的人，也有最近几天新抽调到总部工作的人，也有公用、铁路等及各分部的负责人。正在开会。
+
+　　会议的发言中心正在围绕停工事情的争论。
+
+　　有坚持要这样做的讲法，也有不同意这样做的，但前面的意见，占多数，占上风。
+
+　　还有谈论关于条条停工或块块停工的比较，那一种方法方式更能造成声势。
+
+　　有人讲到电水问题和倒粪工人停工问题。但遭到另一部分人的反对，认为这样做要直接影响到广大市民群众的生活。我也认为，这样做是不行的。我在里约呆了半个多小时。随后，王玉玺就委派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到安亭去。在场开会的公用分部负责人，还特地打电话回去，叫来一辆轻便车，把我们送走。
+
+　　等我从安亭回来，已经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早晨五时左右了。
+
+　　昨天晚上的会怎样开始，怎样结束，我就不清楚了。
+
+　　王玉玺是总部的负责人。当时会议怎样开始，幕后人等我都不清楚。
+
+　　3、行动的实际情况：
+
+　　十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十二时以后，我从联合宣传组骑车到康平路走一圈，看见四面都是人。我再回到总部。原来是打算睡觉。但看到总部很多人，因此，我到了二楼王玉玺办公室。王玉玺不在。由总部另一负责人潘月法在听电话。房里人很多，有总部的人，也有新从各区抽调上来的总部工作人员，也有公用、财贸、邮电等等各部分的负责人。
+
+　　约三点钟，即十二月卅日清晨。我看许多人在催问潘月法下决定，而潘月法恰忙于打电话接电话。在忙乱中，我把电话接过来，我说：“电话我来接，你和大家研究!”
+
+　　因此，我把电话放在地上，我躺在铺上接电话，并把电话情况记录在工作手册上。约五点多钟，在场的铁路分部的人说：“铁路已停了，队伍正在集中。”
+
+　　（这时潘月法说：“现在这样，这里有五只电话，各区的人大家分头去通知，立即把队伍集中，拉到康平路四周去。”）
+
+　　（当时，我也说：“各人自己去通知各自的分部吧!”在场的公用分部的人说：“公交实际已停了，车子开不出，赤卫队都被造反派包围了，并有人被他们抓走了。”）
+
+　　我通知南市区，要他们把队伍拉出来，但遭到抵制。
+
+　　我通知机电二局，对方说，已经有队伍在康平路了，家里的正在通知集合。停工事未提。
+
+　　邮电分部负责人在电话里对他们提篮桥那面的邮电工人说：“铁路已经停了，你们也停好了，东西不要送，把队伍集合，并通知其它各区(指邮电)。”
+
+　　这时，接待总站来电问：“总部已决定停了是吗？”
+
+　　我说：“现在各区在通知各分部，已经决定停了。”
+
+　　我又说：“你那边也尽快通知下去。”
+
+　　不一会，接待总站又来电：“吴淞已经停了。徐汇区我已通知了呵!”
+
+　　其外，黄浦、杨浦、虹口、长宁、卢湾、静安、郊区各县各分，有的未通知，有的电话无人接。郊区都未通知。
+
+　　普陀区，有人进来说，已经通知了，但队伍无法集合，人不多。
+
+　　闸北区，有人进来说，也通知队伍集合了。
+
+　　执行情况：
+
+　　铁路约十二月三十日早上五时左右开始停。
+
+　　吴淞约十二月三十日早上，在铁路以后(5点30分)开始停工。
+
+　　邮电部门十二月三十日早上六点钟不到开始停。
+
+　　公交决定的听他们分部的人讲，车子已经开不出了。后又补充说，有点已停了，有点照常开。
+
+　　4、对赤卫队这个行动属于什么性质：
+
+　　赤卫队总部在康平路事件上，决定采取停止交通，停止生产这一行动，是直接违背十六条和十条的，是直接对抗党中央一再强调指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的。抓革命、促生产这个指示，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并一再指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不去充分利用四大民主搞文化大革命，而采取这种大罢工的形式，是直接违背毛泽东思想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行为。它是极其严重的。如果这种计谋一旦全部实现，它将为我们国家带来无法计算的损失，在国际上、政治上造成无法弥补的极坏损失和影响。赤卫队总部这个行动的实质和这件事的本质，是反党、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行为。
+
+　　 捍卫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委员  李诗音 (化名陈杰)一九六七、一、五
+
+　　（来源：上海《支部生活》1967年第四期。原题为：“请看赤卫队一小撮领导人的一个反革命大阴谋——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委员李诗音的坦白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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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
+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
+
+　　（空六军、济南军区、北京军区空军、空军党委并江苏省军管会：）
+
+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主动了。越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会被鬼缠住，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是得解决。”
+
+　　我们从今年一月份执行“三支、两军"任务以来，做了一些工作，但也犯了许多错误，有些是很严重的，在某些问题上则犯了方向路线性的错误。错误地宣布徐州市郊区狮子山大队“毛泽东思想红农军”为反动组织，并加以取缔。在工厂支左工作中，犯过调和折衷的错误。更严重的是，四月份以来，我们没有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斗争大方向上去分析和识别“踢开革委会派”这一革命群众派别的性质，只看他们的支流，不看他们的斗争大方向，以致混淆了是非界限，错误地认为“踢派”是代表保守势力进行反夺权。同时，对“支持革委会派”一方的意见又偏听偏信，使领导到部队造成一种支持“支派”厌恶“踢派”的强烈的倾向性。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在街头宣传和有的宣传组在支左工作中片面支持“支派”，压制“踢派”。五月三十日，我们支左单位的部分工人农民上街参加围攻“踢派”的大规模武斗，宣传组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加以制止。武斗激烈时有的“踢派”群众来营房请求保护，我们也没有收留。
+
+　　我们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而且觉悟很晚，转弯很慢，我们感到十分沉痛。如果不是中央委托王效禹同志亲自来徐对我们进行耐心帮助教育，我们势必越陷越深，将会给党造成更大损失。对此，我们衷心感谢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和爱护。
+
+　　我们产生以上严重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理解不深，对中央和军委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学习很差，世界观没有得到很好改造。因此，思想落后，右倾保守，“私”字作怪，“怕”字当头，不能正确地进行阶级分析，分不清主流与支流，有时甚至以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来判断是非，以感情代替政策。这样，就必然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犯了严重错误。
+
+　　今后，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认真贯彻执行王效禹同志的指示，在六十八军党委的领导下，彻底纠正错误，积极完成“三支、两军”任务。
+
+　　（１）狠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认真搞好部队正面教育，统一认识，抓好活思想，切实稳住部队。破大私，立大公，彻底改造世界观。
+
+　　（２）切实加强对“三支、两军”工作的领导。认真学习坚决贯彻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的理论、方针、路线、政策，提高政策观念，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虚心学习兄弟部队支左工作的先进经验，克服主观盲目性。
+
+　　（３）在支左工作中旗帜鲜明。坚决支持“踢派”的革命行动，坚决站到革命左派一边，同时做好“支派”的政治思想工作，动员他们和我们一起把方向转过来。帮助两派搞好整风，推动两派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在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求大同，存小异，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空军二十九师党委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
+　　· 来源：
+
+　　原载《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发济南军区党委转发空军二十九师党委“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1967.07.22；中发［67］2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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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24.txt
@@ -0,0 +1,17 @@
+# 彭德怀的“认罪书”
+
+　　<彭德怀>
+
+　　我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四日庐山会议时，写了一封错误的信给毛主席，主席在七月二十三日批判了我那封信，信的内容和主席的教导大概意思如下：讲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成绩。但接着讲了当时情况，突出的矛盾是比例失调，这一点是针对计划委员会提出的。
+
+　　主席批判了这是错误的，比例失调是美国杜勒斯提出的。主席的批判是正确的，经过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克服了连续三年自然灾害，使我国经济状况连续好转，早就超过了原有水平，而且是在进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经济一片繁荣，证明我提出的计划失调是夸大了的，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同时证明突出的矛盾不是什么比例失调，而是阶级斗争。这是显然的把位置搞错了，轻重倒置了。这就是忽视了政治挂帅，也就是违背了主席指示的政治是经济的灵魂，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直到一九六二年主席提出三大革命——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以后，我才逐渐有一些体会。
+
+　　我的信还提出了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问题。主席批判这是彭德怀举起资产阶级的旗帜，招兵买马。主席又指出，每天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是伟大的事情，把它污蔑成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主席这个批判既正确又非常及时，如果不及时纠正。这样一桶冷水倒下去，当然要打击群众热情，给修正主义撑腰，也就加重了我的罪恶。
+
+　　浮夸风吹遍各地各部门问题。主席批判这也是夸大了的。总还有些部门和地区没有浮夸风的。主席这个批判也是很中肯的。如大寨大庆就没有浮夸风，而且一贯实事求是，艰苦朴素，飞速向前发展，成为我国工业、农业建设战线上的两面大旗，事实胜于雄辩，主席讲的才是真理。我讲的浮夸风吹遍各地各部门。当然是错误的，片面夸大缺点，证明我看问题的方法，不是全面的、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而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我那封信总起来看，是反党的、反社会主义的、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修正主义的东西。
+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
+　　· 来源：
+
+　　（上海）工总司交通系统大批判联络站主办《大批判通讯》第5期  1967.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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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25.txt
@@ -0,0 +1,35 @@
+#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七二部队委员会给开封市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
+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革命小将们、同志们：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年多以来，开封市和全国一样，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全市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风破浪胜利前进。通过“四大”，坚决地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封市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展开大揭露、大批判，举行了猛烈的进攻，使他们的丑恶面目更加暴露。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特别是红卫兵小将，得到了锻炼，取得了经验，无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在斗争中得到了友展和壮大。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呈现出一派大好形势。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这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这是对我军的最大信任，最大关怀，最大鼓舞，也是一次新的考验。我们遵照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指示，介入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支农、支工工作中，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在支左工作中，特别是对待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问题上，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长期地严重地打击、压制了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及其所联系的革命群众组织，造成了部队同群众，群众同群众之间的对立，因而，影响了开封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展，损害了人民解放军的崇高声誉，辜负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和信任，辜负了全市革命群众的要求和期望。这个错误要由我们领导上负责。
+
+　　林彪同志指示我们：军队支持地方文化大革命，大量地碰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对待群众的态度如果不正确，就不能很好完成支左、支工、支农、车管、军训的任务。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政治挂帅，坚持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好好学习毛主席关于群众问题的文章，加强对于群众的作用的认识，使全军都能够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可是，我们违背了林彪同志这一指示。我们没有学好毛主席著作，没有能够对群众树立正确的态度。我们极其错误地发表了声明，把二月八日冲击军事机关的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错误地提出了“打倒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幕前幕后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口号。有的领导人在师院群众大会上错误地宣布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为“反动组织”。错误地以《公告》的形式宣布六号门革命造反兵团和回族革命造反总部为“反动组织”。在二、三月份还错捕了一批群众和学生，陈红兵同学也被宣布逮捕，并游了街，而对这些错捕了的人释放得又晚。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一度出现“消除八．二四流毒”的活动；四、五月份外地大专院校和军事院校，一部份革命小将来开封市支持“八．二四”，我们有抵触思想，发生的许多错误作法我们负有严重责任。这一切，严重地打击、压制了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错误是极其严重的，教训是沉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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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文化大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一场大决战。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而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是我们的同志和朋友。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我们错误的根本点就在于把人民内部矛盾误为敌我矛盾，背离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伟大思想，没有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中央四月一日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毛主席四月六日批发的军委十条命令等伟大文件的颁发，给了我检查和纠正错误的大好机会，可是由于我们学习得不好，领会得不深，以致错上加错，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这次中央关于河南(包括开封)问题的正确处理，给了我们极为深刻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才使我们醒悟过来，逐步认识了我们所犯错误的严重性。我们由衷地表示，最热烈地拥护中央关于河南(包括开封)问题的一切指示，并保证最坚决地贯彻执行。我们一定高举毛泽东思想的革命批判旗帜，掀起大批判的新高潮，狠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省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坚决支持以刘建勋同志为首的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坚决支持河南省军区七月二十二日的声明。在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我们一定更加努力完成好“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
+
+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遵照毛主席这一教导，我们特此公开检查，承认错误，并恳切盼望大家，严格批评我们的错误。我们郑重声明：对过去宣布八．二四革命造反委员会、六号门革命造反兵团和回族革命造反总部为“反动组织”，予以平反。给错捕的陈红兵同学等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向一切由于我们的错误而受害的革命群众及其家属表示歉意，并致以深切的问候。回族革命造反总部，他们已发表过声明宣布解散，这是符合中央有关指示精神的。它的成员可以自由参加各行业、各部门的群众组织。
+
+　　毛主席教导我们：“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是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冲杀出来的，它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我们代表开封市驻军表示：坚决支持八．二四革命造反派。努力做好各派群众组织的工作，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毛主席指示我们：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要遵照毛主席这一最新指示，坚持做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坚持毛主席提出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求大同，存小异，解决矛盾，消除分歧，统一思想，团结对敌，绝对不要采取打、砸、抢、抄、抓的做法，来对待自己的阶级兄弟，对待群众组织。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六．六”《通令》，《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河南各方赴京汇报团“七．五”《协议书》，坚决制止武斗，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正常进行。
+
+　　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方针和周总理“不停产、不停业、不爬车”的指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争取革命、生产双胜利。
+
+　　遵照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我们要认识到，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不但旧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没有彻底打倒，而且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随时可能产生新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提高警惕，保卫无产阶级专政，严防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进行捣乱。“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让我们军民团结一起，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江山永不变色。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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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26.txt
@@ -0,0 +1,115 @@
+# 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
+　　<王光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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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南海革命群众：）
+
+　　现按你们七月二十四日夜提出的五项问题交待如下：
+
+　　问一、你的家庭是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什么有意隐瞒说成是民族资产阶级？你父亲是大官僚、大卖国贼，为什么说他“进步”，有“爱国心”？你和国民党反动军官王叔铭的关系？
+
+　　我父亲王治昌，又名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当过农商部工商司司长并曾代理过部长。据他过去说他曾长期做教员，孙中山先生到北京时参加了当时的政府工作，开始当职员、签事，直至爬到司长、代理部长。后来在北伐战争以前一年左右，为一个叫邢逸三（又名邢瑞）的所代替，就闲在家里，有时也为人（当然是剥削阶级）做短期的会计师或律师。在他在当司长或代理部长时，他当然是个反动官僚。在一九二一年他出席过华盛顿会议，做为中国代表团（不知当时怎么称法）的成员或随员，出席过巴拿马博览会，可能是主要代表。是否出席过巴黎和会和善后经济会议我不大清楚，可由那时报纸查出，但，我不记得他说去过巴黎或法国。如果他代表北洋军阀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他当然是大卖国贼；如果，他是一般成员或随员，则也是参与了卖国勾当。他在北洋军阀政府中向上爬的时期，大概是我出生到我几岁的时候，听说他最高时每月薪一千元，家中雇工五、六人。解放时，我家所住的旧刑部街三十二号房子就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出生前买的，共四十六或五十间（包括厕所，门洞在内，具体房数可由房管局查出，房契是我母亲黄洁如在一九五几年交公时交给房管局的）。后来，又在三十二号房子东边买了一所是二十八号还是二十九号我记不清了，这处有一个四合院和一个大院子，长期出租，日帝占领时卖出。我父王槐青的剥削财产主要是他在当司长时购置的，除房子外，还有些手饰、古董、字画和衣物。从这些方面看，王槐青的成分应为官僚。但，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情况。王槐青当过北洋政府的官僚和我家财产情况，我过去填表和写材料时都讲过，没有向党隐瞒。为什么我添（填？）家庭成分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呢？我们党并没有在城市划成分，我们参考我们在农村划阶级的办法衡量的，如以解放前三年算或更长一些时间算，一、肯定是剥削阶级，虽然当时有几个兄妹任医生、助产士、……自由职业者，补贴我的父母一些收入，但，他们的主要收入是变卖房子、手饰后把钱存入银行，银行利息的收入应属资本主义剥削。二、王槐青当官僚是解放前二十多年前的事。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时间内，他没有与官僚或帝国主义分子合伙搞过工矿企业，也没有开过商店，农村中没有土地，所以，我认为够不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沾不上地主的边。以上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即生产资料占有和剥削收入大体的数量和比例来分析的）。由思想上分析，王槐青青年时代及他当反动官僚时，当然有封建思想，在我记事以后，他在某些事上也不时暴露出有家长制统治，受到我母亲的抵制。但，因为他留学日本，对日帝明治维新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一套赞扬过，对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很欣佩，当官僚时又是管的工商司，资产阶级思想更多；虽他曾在四、五十年前加入过基督教（是否是在日本学习时入的我不大清楚，但，我听说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时曾在基督教青年会所办的夜校教过英文），自我记事起没有看他或听说他去过教堂，没有在家中祈祷过，没有叫我们读过圣经。但也没看他拜过财神、灶王爷之类等封建迷信玩意。没有叫我们跪拜过，表面上对我们兄弟姐妹上学、学什么、参加什么党派、宗教、与什么人结婚均采所谓由我们自由决定的态度，所以我认为资产阶级的一套“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在我父母中是较多，也给我们较深的资产阶级思想的烙印。根据上面这些政治、经济、思想方面的分析，我认为我的家庭成分订为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是较恰当的。如果，没有发现有我所不知道的王槐青与帝国主义分子或大官僚勾结合伙干了什么经济企业或他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大量剥削勾当和财产，我现在仍认为我的家庭成分定不成大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更不是京津首富或京津两大富豪之一等等，所以，我没有有意向党组织隐瞒成份和我所知道的家庭情况。我认为城市划成份，确实比远离城市的农村划成份复杂。革命群众如经调查有充分材料证明王槐青在解放前三年或更长些的时间有更多的剥削罪恶，或有什么构成国际资产阶级附庸的材料，并告诉我，我才能改变我对我家庭成份的看法。
+
+　　（虽然，我过去认为，现在也认为我的家庭成份是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反正是资产阶级，是靠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吃穿的，是可耻的，是有罪的。我自己幼年和青年上学时期也是吃的剥削来的饭、穿的剥削来的衣，是劳动人民供养我上的学校。在学校中我又受了多年资产阶级的教育，所以，我需要进行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
+
+　　（问我为什么说我父亲“进步”，有“爱国心”？我对我父亲各个时期是有个分析的。他初参加孙中山的政府时还是有进步的一面，正如主席说过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初期是进步的，以后又会走向反动。王槐青在北洋军阀政府任司长、代理部长一段是极端反动的，这段历史是丑恶的。从他不当官僚到抗日战争前一段，他基本上过的是没落腐朽的绅士生活，虽然也参加一些家庭内的微弱劳动。在日本占领北京初期，有许多人来找他参加日伪维持会并给他以威胁、利诱，他都拒绝了，我认为这点证明他还是有爱国之心的（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当然，他是资产阶级，爱的也是资产阶级之国，但，反正没当汉奸，要比当汉奸要好些。抗日战争时期，他也尝到了做亡国奴的滋味。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他更关心战局的发展，他盼望打败日帝，那是中苏美英联合反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他还是愿意反法西斯的民主阵营胜利的。从他那时期对战局的议论中，可看出他对美国和国民党是有幻想的。在抗战后期他曾在北京交易所搞过买空卖空的粮食交易。这种交易所为日寇操纵粮食的场所，王槐青这类行为是作了对日寇有利的事，实际上也是参与了卖国行为。但，同时，他也与我党地下党开始有了接触（主要是我母亲比我父亲好些）。抗战胜利后，我父亲经过王光琦的关系，对李宗仁是很巴结的，恰象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文中所说的在敌占区有相当多的人对国民党有幻想，蒋介石也在散布这种幻想。王槐青的巴结李宗仁即证明他对国民党有幻想。在毛主席去重庆谈判，接着又举行了旧政协会议，发布了停战协定，共产党的威信在原国民党统治区和原敌占区的人民中威信大增，我父亲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有变化。由于国民党统治的反动腐败，物价飞涨，美帝和国民党匪帮的接受大员的胡作非为，使北京许多人非常不满，逐渐丧失对国民党的信任，逐渐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加上我的家庭中参加革命方面工作的人的力量增加，在三年解放战争时期，据说我父亲给予我党在北京工作的一些同志一些帮助（主要是我母亲的作用多）。这也是过去我说过他有进步一面的原因。他也看了一些进步书（如，我在一九四六年曾给过我父母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和小说“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书）。解放后，毛主席所领导的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口口声声赞扬；特别是对共同纲领和新政协的召开等（当然那时我们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和过渡时期，没有触动他的利益）。特别在吸收他参加北京文史馆为馆员后，中央负责同志请过他一次，又有些负责同志和他谈过话，对他有很大鼓励和教育。文史馆每月给他若干元补贴，他的生活有固定收入，这是几十年来没有的，而且是共产党给的，他是感谢的。对他这段时候，他是既有剥削人民的一面（据说拿过两年定息，每年二、三百元），又有拥护共产党、拥护宪法的一面。这就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自一九四九年，我鼓励我母亲开办婴儿托儿所以来，我父亲在他病倒以前，也是赞成的。如果，我在那儿说过王槐青“进步”的话，是指他在民族资产阶级中还算比较进步的，支持我母亲响应毛主席和共产党的号召开办托儿所，力图为人民做点好事。）
+
+　　就王槐青的整个一生讲，他当过反动官僚，长期过剥削生活。骂他为吸血鬼，砸了他的墓碑，我完全同意。我母亲也过了几十年剥削生活、寄生虫的生活，但，她在解放前后确给我地下党以一些有利的帮助，解放后积极拿出房子，家具等办托儿所，还是办的好事，记得毛主席在第一次新政协会上讲过，在我们困难时期，响应党的号召，拥护共产党，而做过一些好事的人，我们是不会忘掉他们、丢弃他们的（原话记不清了）。所以，党和革命群众对我母亲还会与我父亲有所区别的，她在托儿所工作一定有错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但是，我相信敬爱的毛主席和革命群众对她还是会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
+　　关于我和王匪叔铭的关系，以前在清理中层运动中和整党运动，我专门写过详细材料，见过几次，说过什么全部都报告支部了。那时比现在记得还清楚，在我档案材料中一定有。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干爸爸。我与王叔铭既无不正当关系，更无政治关系。现把我见过他几次的情况向革命群众再交代一次。
+
+　　一九四五年秋，王匪叔铭以什么国民党空军王副主任的名义，请了一些国民党飞行员的家属吃饭，名为“慰问”，实为拉拢人心。地点可能在王府井一带的一个饭馆里，主客共有三、四桌人。我家被“请”去的有我父亲和我。我父亲与王同桌，我在另一桌上，饭后告辞时是我父亲给我介绍的。王匪叔铭说：听说你是学原子物理的，这很重要。没说别的。他为什么在我们那么多兄妹中单请我呢？因在他请吃饭以前，王光俊（我的五哥，当时在徐州匪空军当中队长）托两个人给我家送了一封信，我由学校回家正在门口碰上他们，他们中有一个叫做吴晓铃（？），也是个中队长。是我把他们带进家里见了我的父母的，他们主要讲了王光俊抗日战争以来的情况等。我是在门口叫门时问了他们的姓名来历等，他们也问了我。王匪叔铭请客有我，可能是这两个人汇报（或“推荐”）的。这个吴晓铃后来还找过我几次，我也写过材料，这儿不多说。在新年前后，王匪叔铭曾请我出席过他举行的几次晚会，一次在南池子一带他们住地看烟火（可能是在这次晚会上，我听说蒋匪经国曾经过北京去沈阳一事，我报告了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一次在怀仁堂的舞会（王本人不跳舞，至少我没有与他跳过），这两次参加的均为国民党的飞行员什么的。以后，又参加过一次晚宴和舞会，地点是在和平门内公部口一带（是否是大官僚资本家周作民的房子里我弄不大清楚），那次主要是王匪请美帝的“顾问”军官的，有一些蒋匪空军和一些妇女参加，我坐在离王匪主人位子很远的一个地方，我旁边坐的是美蒋低级军官，我不知他们是哪个单位的，还有一位妇女据说是燕大学生。明显这次宴会上请的女客，是为了饭后的舞会。这次，与王匪也没有说什么。以后不久，吴晓铃前后给我打了两次电话，第一次说王匪叔铭要“请”我去给他当秘书，我拒绝了，说我是学自然科学的，文学能力不行，当不了。第二次他又打电话很紧张地说，王匪交代让他办的，我拒绝他很难交差，并说秘书也只要我抄抄写写，甚至站在他的反动立场上说：只让抄一些王匪给蒋匪的报告等，以此表示很“信任”我，话中意思是想夸耀王匪同蒋匪有亲密关系。我断然拒绝了，我说我的字写得不好，更不能干了。最后，吴晓铃就很生气地挂上了电话。以后他就再也没找过我。大概在春节以后，王匪叔铭突然带了他的老婆，到我家来拜了一次年，我父母和我都在座，王匪只谈了一些问候的话，他的老婆根本没说话就走了。以后我再就没有见过王匪叔铭。当时，我拒绝去王匪处，是我怀疑王对我不怀好意，那时，他老婆没有来北京。以后，我把这件事向当时地下党领导我的崔月犁讲过，在执行部向李克农同志讲过，如果我那时要是个政治强的共产党员，去干那个工作或可给党弄到不少情报。解放后，有一次我听刘少奇谈起胡宗南的秘书，夫妻俩均为我党党员，起了不少作用时，我也曾说过我若早是个共产党员也许可能地下党会派我去当王匪叔铭的秘书了，这类的话。我与王匪叔铭，只有这些来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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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二：在桃园“蹲点”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的罪行？你为什么打击革命群众、迫害革命干部、包庇反革命分子关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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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参加桃园四清的五个月工作中有错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没有号召组织大学毛主席著作、强调工作队的作用大，工作队有包办代替、贯彻和宣扬了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和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不如其他工作队员的方面等。但，我去桃园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当时中央的第二个十条即关于农村社教运动若干政策的规定（草案）才发出，（直到一九六六年五月间揭发出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后，我才知道这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跑了几个省以后，由彭真、和反革命分子田家英等搞的），我参加的河北省委卢王庄四清工作队和桃园工作组是根据党中央、省委指示，以“双十条”为武器武装群众搞四清的。我们先后向群众和干部宣讲了“双十条”（草案），桃园四清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草案）的精神：即彻底革命精神的，在实践中和我的汇报总结中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讲的。在我们实践中深感后十条（草案）清规戒律太多，妨碍发动群众，也有些不好的干部借此抵制前十条的精神，所以，我一方面向刘少奇反映了这种情况，一方面反复强调彻底革命精神，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我不知道我在桃园有什么罪行。我的上述错误和意见，对一九六四年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修改和制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不好影响，在加上其他因素，形成了一九六四年冬的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判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受桃园经验和总结中的错误影响的，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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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桃园前，曾问刘我应注意什么？怎么工作？他答“除了要有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外，不要先有框框，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原话见我的汇报总结）他的这个说法我当时只觉很抽象，没有感觉有什么错误，报告中又自以为这个“指示”重要而宣扬过，因为我当时理解党中央的政策就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党中央所制定的“双十条”（草案）和人民公社六十条，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还有关于巩固农村人民公社十二条等等。我根本想也不曾想到我们党中央的重要政策决定会有不经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或有些甚至是伟大的毛主席所不同意的。现在看来，刘少奇为什么当时不指示我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大学主席著作呢？这是刘少奇的严重错误。我虽只带了一套毛选下去，也只是自己读用，与个别工作组员讨论过。向少数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讲用过。而造成我在桃园工作的第一大错误，就是没有提倡和组织大学主席著作，而只广泛、反复宣讲上述各件中央指示“双十条”等，而且宣传过这些都是毛主席的声音，当时贫下中农就曾反映过“毛主席真了解我们啊！”（原话见我的总结报告），而且在春节后就自动、积极地挂出了毛主席的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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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桃园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没有迫害革命干部，也没有包庇反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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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四清是在一九六四年四月底结束，工作组撤出的，以后省委又指派了一个巩固组，省委给他们的任务是摸索如何巩固四清的经验和学习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的办法。我曾与个别工作组员谈过，我们四清虽搞得基本还好，但有些人认为捣动买卖，费力小，来钱易，因而资本主义还搞得不够臭，值得注意。一九六四年夏秋间我接到巩固组寄来的几份简报，有一份讲搞了一次大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但内容不具体。我很想了解他们是如何搞的，经刘少奇同意我又去了一次桃园，大概是九月份。那几天，我住在北戴河河北办事处，找了一些材料看，又分别接来一些工作组员、贫协代表，大队干部谈话。除了好的情况外，发现有的大队却借大反资本主义而反了社员群众。有的大队定出了资本主义形形色色多少样：如拔草喂羊、拆炕积肥等等，有的大队甚至要群众对照检查名为“对号入座”，……这些做法是非常错误的，凡“认真”执行的，就搞的群众人人自危。而他们罗列的这个所谓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中，如投机倒把、挑轻工、抢高分、……现象，经过四清已经解决了。我曾严肃地批评了巩固组的负责人（发生这段事情时有些巩固组的负责人回天津了）建议他们要认真检讨并应向社员道歉。巩固组的负责人开始思想不大通，直到一九六五年总结巩固组工作时才写了一份不太深刻的检讨。至于各组特别是反社员搞的特别“认真”地方是否向社员做了检讨道歉我就不知道了。桃园对借口“大反资本主义”而整了社员，据说还算搞得马糊，只要大家检讨了检讨；但在我去桃园与贫下中农、社员群众代表和干部的座谈会上，我还代替巩固组做了道歉，并批评了这样做是错误的。我没有打击革命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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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迫害革命干部的问题，在桃园四清中只打击了三个人，一个是原支书吴臣是个坏分子，一个是原工委副书记苏长吉（是吴臣上面的根子，当时我们认为他是蜕化变质分子，据说后来查出他有现行反革命行为，而订为反革命分子），一个是原大队会计赵学汉（是个漏划的地主，吴臣下面的根子）。除他们外，在评审四类（地、富、反、坏）中，还斗了一些不老实改造的四类分子。对于其他干部，开始时是叫他们根据“双十条”检查自己的错误、交代问题，改正，以挽救他们，贯彻主席所教导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斗争以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四清是个重新教育人的运动的精神。在他们检查交代时，有些干部态度不老实，曾发生叫干部站着，低头、弯腰，甚至发生有一起一夜不叫回家搞连续作战的事（对四队原队长李克明）。我们工作组当即制止了这样的搞法。这段我们对犯错误的干部虽也有重视政治思想教育不够的错误，但后来他们检讨了，改正了，经济退赔了以后，干群关系大为改善，大多数干部是团结对象，另有两名干部因态度不好或问题严重，一个开除党籍，一个给以处分，但未戴帽子，还是让他们当社员，仍是团结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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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四日斗争我的大会上，那位来自抚宁县县大队的原会计的发言中提到我迫害了县水利科长喻仁的事。我在桃园确实批评过喻仁，内容见我桃园四清报告，是否有我了解情况不确而批评错了的情况，可能（因我后来也感到桃园水利投资数太多了，特别在四清后，违背毛主席自力更生的方针），但喻仁对群众态度等等是我亲自看到的，批评不会全是错的。但，是否因我在桃园报告中点名批评了他，而使他在一九六四年冬县直四清时挨了整，或整错了，我就不知道了。在县直四清中，清理一次水利投资完全必要，一九六五年夏我在定兴搞县直四清时，就有一个水利科科员经过宣讲二十三条和工作组、革命群众对他做政治思想教育，交出了贪污的七千元（约数）现款的事。当然，如果不对喻仁做政治思想工作，而给他关在小屋里叫他反省，甚至限制了他的自由，如二十四日发言者说的那样，至少方法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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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关景东。我们入村时他是治保主任、民兵连长，家庭成份中农，是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群众和干部反映他的四不清问题不少，但，这个人错了敢于承认。在我和工作组的同志找他的几次谈话中，他比较主动检讨、交代了一些问题，并说了有些事做得不好，好象又不应算错误。我曾帮助他分析上钢，并鼓励坚决改正（其他大队的主要干部我也分别找他们谈过，他们没有关检讨的痛快，而且有的不想检讨）。在全公社召开的第一次三级干部会（有贫协代表参加）时，我们动员了大、小队干部在会上检讨放包袱，以起个带头作用。吴臣是不想讲的（当时还不知他是坏分子），工作组分工由我着重帮助了关景东和女大队长袁秀英，他们表示愿意检讨，我就要他们各写个检讨稿，稿子我看过，根据他们过去同我谈话的情况，得到他们的同意，我曾替他们修改过。（这是我的错误）会上，有几个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发言（他们是讲欢迎干部改正的话），讲得很好，受到工作队领导的鼓励，对各大队开展四清有推动作用。桃园大队只有关景东在大会上检讨了，袁秀英说她不好意思讲，就没讲。关也是受工作队长鼓励的一个。这可能给群众和干部以我保护他过了关的印象，那责任由我负。以后我们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共同调查，与关景东交代的基本相符，大约是双七百（即贪污多占七百元，七百斤粮──均为约数，六百几十几我记不清了）。后来，吴臣散布关景东问题严重，我们又做了调查，大体仍是那么多，而且由于他退赔积极，努力抓生产等等，所以受到从宽处理，而且在最后选举时反而被选为大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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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景东这个人我过去认识，可是不记得了。在一九五八年刘少奇、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到抚宁县东方红合作社参观过多穗高粱的高产试验田，长的确实好，受到不少同志称赞，当时基层干部估产数字很高，数字我不记得了。当我们参观养兔场时，当地干部送给我的小孩一对安格拉兔子。小孩们把两个小兔带回北戴河海滨住地，没过几天，一只小兔就因钻到水管里卡死了。我想养不了，再死一只太可惜了，于是我在海滨商店买了一些玩具并带了活着的一只兔子，同我的孩子们又去了一次东方红公社，说明把兔子退回的原因，并在参观托儿所时把买的玩具送给了那里的小朋友。在这次参观中，我给幼儿园的孩子们，基层干部和社员都照了几张象。在临走时有个社干部对我说希望帮他们社里买一台电影放映机，他说他们有钱就是买不到。我回家后，报告了刘少奇，他说我们不是有两部小放映机么，一部交放映组（捷克送的），一部可以送给他们，算我们全家加入东方红合作社的投资，以后小孩可以去那里劳动。我不知向我提要求的人叫什么名字（反正不是关景东），只记得有个接待过我们的妇女主任的名字叫陈瑞芝（？），我写了封信给她讲了上述意思，连信及苏联制的一台十六毫米的小电影机一并交由河北省办事处转交。以后，虽曾再到北戴河，因东方红公社离我们住地较远，孩子们是在别的社参加劳动的，就没再去东方红合作社。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东方红合作社改为东方红公社，后来又建立了东风大公社。可能在一九五八年冬，东风公社派了两个人到北京向刘少奇汇报，带了公社或县里的介绍信，刘少奇和我见了他们，他们两个人我们都不认识，主要是汇报公社化情况和增产情况，刘听了他们的汇报，我不记得他讲了什么。这两个人中有一个就是关景东，他自称我们参观时他是东方红合作社副主任，公社化后担任什么我记不清楚了。这次他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要求。后来听说，河北省委知道当时各公社找负责同志要东西或托买东西的较多，曾以刘少奇的名义赠送给东风公社一只蓝开夏种猪，并告他们不许再找我们了。这就是所谓我与关景东的“旧谊”。在我参加四清时，并不知卢王庄公社卢王庄大队和桃园大队就是原东方红公社。在我参加工作组入村前集中学习时，公安厅同志反映说我去过卢王庄，最好不要到卢王庄去搞四清，工作队领导和我商量后，就挑了个桃园大队，以为既不在卢王庄，又与队部较近，联系方便。那晓得到了桃园不久才知道桃园有好几个干部都是原东方红合作社的，如赵树春（副支书，四清后开除党籍的）、关复顺（原东方红合作社的治保主任，四清中清出有严重错误）和关景东等。在工作组和我自己同他们谈话后，也发现他们见过我但均没认出我，所以我活动很随便。当有人说过关景东到过我家时，我还不信，后来，与关谈话时，他也谈起，我问了他当时的具体情况，才想了起来。在东方红合作社时，关景东等确有夸大话的地方，我们对多穗高粱也不懂行。以后，参观的负责同志愈来愈多，他们的估产也愈来愈高，甚至发展到县委来抢收时，他们大搞了弄虚作假。这些情况，是关景东和其他原东方红合作社干部在四清后期向我讲的。刘少奇和我并没有欣赏过他们的浮夸和作假，更不会因此而包庇关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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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关景东是否是反革命分子，在我们在桃园时，他肯定的不是；是否他在担任大队长后堕落为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我看不象，因不断有人到桃园去，桃园也常有人到省里开会，还有些人到定兴县来过，我都问起过桃园情况，大家反映关景东还不错。当然他不是最好干部，支书卢伦政治上、生产上比他更好。至于他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有什么错误言行，我就不知道了，如果做了够得上反革命分子的事情，就该定为反革命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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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三：戚本禹同志评《清宫秘史》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哪些不符合事实？你为什么反对对刘少奇的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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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同志这篇文章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好得很，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的。对照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清宫秘史》剧本来看，更感到戚本禹同志的批判是抓住了该电影的三个要害问题：怎样对待帝国主义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有事实、有分析、上纲很尖锐明确，文章也写得活泼，符合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多次教导的写文章的要求；鲜明性、严肃性与生动性（原话我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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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戚本禹这篇文章不仅是评那部影片，而主要是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的。我完全赞成对刘少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建国十七年以来的错误和几十年来他的一切错误言行，一切违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言行，狠批、批透。把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一切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彻底批倒、批臭；以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在各个领域里的绝对权威，使我们伟大的红色祖国千秋万代永不变色，并为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树立良好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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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刘少奇辜负了我们伟大领袖、党中央、全国人民的重托，未把工作做好，说过许多错话，做了许多错事，甚至犯了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有些话，有些事，简直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到难以想象的程度，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极大损失，刘少奇应向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受他的错误路线伤害的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请罪，向受他蒙蔽的革命干部请罪，向全国革命人民请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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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还没有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假革命”、“老反革命”、“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吃人的野兽”、“蛇一样的恶人”……。我愿努力提高认识。我相信伟大的毛主席是最了解刘少奇的，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亲自领导的、以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群众，对什么事都能调查清楚，并给以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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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戚本禹同志上述文章，在清华大学革命小将审问我时，以及在家中几个小孩向我们进行面对面斗争和质问时，我都讲过有些事实可能有调查不周之处，不符合事实。但，未详细讲，现将我的这些看法向中南海的革命群众交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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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胡乔木说：“少奇同志认为这部影片是爱国主义的。”我就不大相信。我是同刘少奇一起看这部电影的，当时不知谁动员他看的。说是香港片在北京已上映完毕就要拿走了。当晚恰在毛主席处开会，开完会已后半夜，有几位负责同志（可能也有胡乔木）一起看的，看到后半部，天已大亮，看不清楚。在看电影时，和以后多年，刘少奇从没有向我夸奖过这部影片，更没有说过是“爱国主义的”。大概在今年二、三月间我从乔木处革命群众所写的大字报中，看到乔木借刘少奇的话，使《清宫秘史》广泛上演、大为宣传、压制批判等情况。那时刘少奇生病或生病刚好，是我一个人去看的大字报，我看了非常惊讶，回来就质问了刘少奇，他说他没有说过。戚本禹文章出来后，我又钉问过他几次，他都说肯定没有说过。既使他没说过，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虽只看清的半部，为什么没有发现有问题，留下片子认真看看。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批评了“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刘少奇为什么不督促和重视对这个片子的批判，为什么不找中宣部或文化部等管文艺宣传的负责人调查一下，主席所说的“被人称为……”这个人或这些人是谁。我不知道刘少奇当时是怎么看法，但，仅只这种不重视毛主席的亲笔信件指示的态度就是不能令人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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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关于刘少奇讲“美国非要在中国找买办不可，我们也可以给他当买办，红色买办么！”我先是由大字报和造反报上看到过这个说法，就问过刘少奇，他说根本没讲过，这次戚本禹文章又引了这个话，我又问过刘少奇，他简单地答复我：肯定没讲过。我同他在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二十年中，他没有讲过这个话，也没有讲过带这种意思的话。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或一个略有爱国心的人（爱社会主义之国的人），也讲不出这类的话；反之，如果刘少奇是个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阴谋家，他更不会公开讲出这样的话，那不也太露骨了么？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很重要的，很有分量的，而且，引用这句话还用了引号。不知是引自什么人的揭发材料，我百思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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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于“大肆叫嚷‘长期保护富农’。”据我了解，我们党对富农的政策在每个历史时期政策是不同的。在第一、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是“打土豪分田地”农民主要的打击目标为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富农中亦常有较小的土豪劣绅，那时的土地革命可能对我们红色政权巩固的地方，对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采取没收分配的办法。抗日战争时，为了争取更多的人与我们一起抗日，采取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自我党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后老解放区由减租减息改为搞土地改革，一九四七年我参加的一年土改中，对富农是没收和征收其土地和多余财产的。全国解放后，为了集中力量打击最主要的敌人：以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主要是地主）和官僚资本主义，党中央曾决定改变我们对富农的政策，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保护富农，以安定中农，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记得一九五○年党的三中全会上，对这个问题曾有过讨论和结论，并解释了为什么这样做，原话我不记得了。在中华人民土地改革法里也是这样定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法报告也讲了这个问题。（原话我也不记得了）后来实践证明，有的地方土改中，富农的土地、财产是分了，有的地方实行了保护政策，但，在以后的土改复查、合作化运动中，实际上对富农还是动了、分了。在一部分和平土改区，漏划的富农、或被保护了的富农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也进行了民主补课。所以，所谓“保护富农”只在一些新区暂时保护了一个短时期，根本就没有按“长期保护富农”去做。如果刘少奇在土改报告中，有与三中全会决议不符合的，应由刘少奇负责，如当时，决定改变对富农的政策和理由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刘少奇也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他做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同意了这种政策改变并做过报告。但，我记得这个政策的改变不是刘少奇提出的。既使如此，如果刘少奇特别欣赏这项政策的改变，而到处大肆宣扬，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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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群众既要我交代我在那些问题上想不通，我如实地向革命群众交代了我的意见。我到现在还相信刘少奇不会说谎话，所以，我是过分地信任了刘少奇，也过分地相信我自己这些年看到和听到事，老使我扭不过弯来。我承认，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是水火不相容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针锋相对的，绝不能调和。所以，我同意对刘少奇展开大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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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对刘少奇是有个认识过程的。我经常接触的刘少奇，过去给我的印象似乎是“紧跟毛主席的”、“埋头工作，忘我劳动，一切为了革命”，而现在大量事实证明，他经常违背毛泽东思想。我曾想过刘少奇是否象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讲的那样：“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而如果刘少奇是这样的人就绝不能做负责工作，应将他拉下马，让他靠边站。最近我又考虑，刘少奇过去比我们一般干部，接触毛主席机会要多得多，直接听到主席的指示要比一般干部要多得多，而许多重大问题他也是请示报告了毛主席的，但，为什么他不能正确地传达、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不能正确地运用毛主席的思想呢？而实践中不是这样，就是夹杂他的私货？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马列主义现在已进入一个毛泽东思想的新阶段。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水平的思想体系，而刘少奇因为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他的资本主义思想体系，决定了他不能正确地贯彻毛泽东思想，经常违反毛泽东思想，给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他若是这种情况而又死抱着资产阶级世界观不放，就应该把他打倒，并且彻底肃清他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上所散布的流毒。并经过对刘少奇的大揭发、大批判，在各个战线上树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我现在就认识到这个程度，望得到革命群众的批判、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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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四：为什么为刘少奇树碑立传？写了多少回忆录？都是什么内容？保存了刘少奇哪些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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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在一九四八年夏天，我同刘少奇结婚后不久，有一次我曾向刘少奇提出要求，希望他在休息时给我讲讲他过去多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了解他和学习他，一方面我也想将来把积累的材料写个传记什么的。当时，刘少奇即严肃地向我讲：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应从我今后给党做的工作了解我。不要写我的什么，不许记录我的材料。你也写不了什么，你既还不了解我们党的许多基本知识，又缺乏实际革命锻炼，还根本不了解我们党的历史。写不了，写不好写了也没用。我当时是完全从正面去理解他这些话的，还以为他很“谦虚”，而检查了我自己怎么那么轻妄和而不自量。他的这些话，到现在对我还有影响，妨碍我认识他的本质，也就是直到现在我还不能认识到刘少奇是个大野心家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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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二十年来，他的确很少向我和孩子们讲他的历史。只有在随刘少奇到各地时，他的老战友们和他谈起过去在某地学习和工作时，我听到一些；有些旧谊亲友同他谈话时他说一些，偶尔大孩子们问到个别事情时也说一点，这些我听过一些。只有一次他和我谈过他的家庭、幼时学习，五四运动时期到北京，后又去保定育德中学半工半读、去上海俄文补习班后中国共青团（C·Y）派他去苏联学习等情况。那是在一九五几年我忘了，我靠回忆零乱地记在一个本子上了。这个本子是个黑色皮活页本，原在我办公室的柜子里，前几个月开始清交文件时，我把它拿出放在我办公桌左角处，原准备拿出再看看，后来因看批判文章，几次写检讨，也没顾得看，都记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请查我那个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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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档案馆曾要我问刘少奇过去曾用过什么笔名，他说他也记不太清楚了，他说了几个，我转告给了档案馆，我自己也留了个底子，是否夹在上述本子中或在那个抽屉中，记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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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他外出时，听地方各同志汇报和刘少奇插话时，我曾做过记录，都在我的笔记本上，因刘少奇不许我整理，我也没有整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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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少奇到各地讲话记录，有的地方给过我，有的是机要室给我的，前些日子清文件时，我曾汇集了一些放在刘少奇办公室的圆桌上，准备供他清理思想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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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各地视察时，有的地方有公开报道，我前些日子曾从办公室旁小屋中清出一部分，准备清理思想时用，还未来及看，现在我床头一堆报纸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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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乡下工作两年间，刘少奇给我的信，和去前，回来时给过我的指示，有的经回忆记在日记本上，有的记在零碎纸上，夹在两个本子中，是黑皮笔记本，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中，但，那本子中夹的，不全是刘少奇的话。
+
+　　在我下乡工作的两年中，刘少奇说孩子们由他管，他曾同几个大孩子谈过几次，有的他的大孩子刘允斌曾做过回忆记录。有时我在场时，我也简单记过一些，做为我改造思想之用。这些均在我办公桌右手的抽屉里或在桌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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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我保存的还有刘少奇过去的一些报告，文件的手稿，都在我办公室的黄色柜子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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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刘少奇用过的东西，我保存的有他少年时读的一套古书（名叫凡纲鉴），是我一九六一年到湖南宁乡花明楼时看见的，因刘少奇不叫在那展览，我说由我保管就要了来。这套书我没看过，原想看看，没读成，只翻了几处刘少奇加过圈点处。这套书现在我办公室黄色柜子中。另，我同刘少奇结婚时他的东西，保留下来的只有三件，一件是灰色布面羊皮大衣（一直在卫士同志处保存），一只旧表，一只旧钢笔（大概都在我办公桌中间的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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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五：为什么要两次销毁罪证？销毁了哪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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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销毁了一些东西，不只两次。对党是犯罪行为。是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的行为。是没有彻底革命决心，对彻底揭露自己丑恶灵魂怕痛，不管动机如何，为了怕多出丑反而增加了错误，使事情复杂化，更出了大丑，甚至是犯罪行为。现将我几次销毁的内容和大体时间交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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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底九月初，我处理了一些清华工作组时的材料：有学生写的揭发、交代材料，如新水楼会和荒岛会议等材料（均系复写的），还有校、系工作组编的动态（印的）。是我分两批撕毁由抽水马桶冲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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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余清华大学工作组发的材料中，关于揭发和整理校党委的材料和我们工作组内部材料、大字报选编等，均在十月下旬（？）经总理办公室转工作组叶林同志了。）
+
+　　在一九六六年底或一九六七年初，我撕毁了一些旧象片，把我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产假时贴过两本象片本，我又翻看了一遍，撕掉了一些象片，分两回冲走的，以后我又翻看了一些零散的象片，又撕了一些，也冲走了。其中，有我小时和学生时代的照片，还有几张一九五二年陪同刘少奇在苏联休养时的照片等等。现在象片本和其他很多照片均放在我床头小柜里。其中小孩子们的照片本是他们自己清理的，我的清理，是在他们清理以后一段时候。零散的照片很多，我只看了一部分，都有些什么我也搞不清楚。另，在我办公桌抽屉里还可能有些，办公室旁小屋柜子里还有一些。
+
+　　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即马桶堵塞那次，我是冲了一些小孩子们过去演“采茶捕蝶”、“织女穿梭”等节目用的一些假饰物，如项链、别针和假花等，还有刘允斌送我的一个淡蓝色项链（玻璃的）和我在一九五二年去苏联时带的一个假别针。原来这批东西，我在破四旧时曾说过什么时候我清交保育员和孩子们去处理，那时因我经常在写检查没找出，在清华革命闯将“智擒王光美”以后我感到还是扔掉好。
+
+　　在四月十日清华大学斗争我以后，我把清华学生过去给我的来信清理了一次（也不全），把七月底、八月初保工作组，和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信，连信和信封全撕了，冲了两回。以后我又清了我去清华工作时带过的小灰箱子和黄背包，又发现有一些思想不通（当时的保守派写给我的信和条子）我又撕掉冲走了。
+
+　　最后一次，即七月十八日，我发现在我桌子上还有一封信，过去看过没撕，那大概是十月左右，重庆大学一个学生给我写的信，转抄了两份清华南下串连会在重庆给我贴的大字报。我当时看后在信封上用铅笔写了几个字，好象是“寄来两张大字报”或“抄来两张大字报”。因为这个原因，我在四月清理一部分信件中，就没有看它。十八日我拿出一看，其中也有写给所谓“敬爱的王光美同志”的一封信，意思是说清华的这两张大字报在重庆山城引起轰动，他联想到重庆的情况，觉得不可能或有怀疑，要我回信给他。信内有他的系别和名字，我记不得了。我不认识这个人。他那时想不通也不奇怪，但，我当天听说要面对面开会斗争我和刘少奇的情况下，感到我的问题更严重了，还是少牵连一个人为好，我把这封信拿出和另一张别人给我抄的大字报（即匕首两只）一齐撕了，冲掉了。原来想把信封扔在厕所的纸筐内，后来又看到有王光美同志亲启的字样，就叫我给撕得粉碎扔在厕所里，还未来及冲下去小贾同志就闯了进来。碎片我后来捞了出来，要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他们不要，我就把它晾干后包起放在衣袋里，十九日我发现这个小包没有了，据值班同志说已交给革命群众了。原来写的两张大字报在七月十八日这件事发生后，我交给南海卫东造反派李智敏同志了。我原想少牵联一个人，这个人我又不认识。但，因为事情恰恰发生在知道要斗争刘少奇和我的那天上午，不能不引起革命群众怀疑这个人与我有什么特殊关系。现在信封、大字报均在，终可查清是什么人写的，这个人当时对我犯了严重错误有怀疑，并不奇怪，最多不过是个保守派的学生群众，也许他现在已是造反派了。我和他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是不难查明的。我现在也没法解释为什么当时要撕掉这封完全不应扔去的信。办了极蠢极蠢的事。
+
+　　撕毁和冲掉上述这些东西的思想动机和行动都是极端错误的，我没话讲只能向革命群众、向党、向伟大的毛主席低头认罪。
+
+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
+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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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3 @@
+# 张际春就模特儿问题给毛泽东的申诉信（摘录）
+
+　　<张际春>
+
+## 〖张际春，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
+
+　　（信中汇报了几年来一些美术院校使用模特儿进行人体素描的情况，申诉了他的一贯看法，以及他对毛泽东过去有关批示的认识和理解。他说，要画人体，不写实、不用模特儿当然不行。但使用模特儿，似不一定要从社会上专门雇请，可考虑用别的办法代替。信的最后写道——）
+
+　　我没有说“主席批了也不能执行”的话。我是主张要模特儿的，只是就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一些新意见。
+
+　　· 来源：
+
+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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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28.txt
@@ -0,0 +1,17 @@
+# 彭真给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信
+
+　　<彭真>
+
+　　（北大革命委员会：）
+
+　　我廿四日参加北大群众斗争大会，会后即决心努力争取三天把检讨认罪书写出来，至少先写出个初稿，再作修改。但事与愿违，实际怎么也不可能做到，因为北大群众斗争我的大会，第二天、第三天接连是工人、农民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今日上午、下午是政法方面群众斗争我的大会。我的脑筋、精神，无论如何，不能不跟着群众斗争我的大会跑，会后，我既竭力把思想集中到北大问题上，但总是不能很快集中，而是感到脑筋很迟钝，发木，工作效率极低，同时体力也来不及了。中间只有二天（廿七、廿八）没有参加群众大会，一天我奉命继续写前几天党中央办公厅要我写的材料，昨日才集中精力写关于北大问题的检讨，只写了一部分（初稿），现遵命送上一阅，这一部分我自己觉得需要重写（意思还要用），需要把我在北大问题上所犯错误，通盘考虑后，才好一气写下去。如果明后日没有群众斗争大会的话，我努力争取写出，至少争取写出个初稿，但时间确实太紧了，很不够。因为我不愿意匆促地敷衍了事地写检讨给你们或中央。我请求延长二天到三天时间，不知可否？因时间紧迫，初稿和信都写得很潦草，原谅。
+
+　　此  致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
+
+　　 彭  真1967年7月29日
+
+　　此系一段初稿。还要改写，现遵命送上一阅
+
+　　工作组在北大进行工作时期，我的主要错误罪过是支持陆平等人的领导，既包庇陆平等，同时压制了北大的革命群众，压制了阻挠了已开始起来的群众运动。我在北大所犯的错误罪过，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或仅在一些个别性的具体问题上的错误，而是一种根本性质的错误，特殊性质的错误罪过。实际上，我当时不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不是实行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革命政策，是实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动政策。是以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为指导。这样我就在当时北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站错了边，站错了部、走错了路、堕入了群众革命斗争对象的泥坑，反动窝子了。根本问题错了，在解决具体问题的言论行动中，既不可能不错。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我们的“任何行动，都是实行政策。不是实行正确的政策，就是实行错误的政策，不是自觉地就是盲目地实行某种政策。”我当时实际上就是实行的这样的政策。这样，许力群、邓拓为正副组长的工作组的工作错了，都做了坏事，犯了错误罪过。当然，他们各有他们的责任，但工作组和国际饭店会议的主要责任在我，主要罪过在我，因为他们在上述错误、反动的指导思想路线、政策下进行工作的，而这种指导思想、路线、政策──它集中表现在对当时北大领导陆平等人的态度即方针上。这虽然是集体的意见，但在确定时，实际是我起决定作用的，而且我又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所以错误、罪过的主要责任在我。当然，我不是说，北大问题上的一切错误，都由我一个人包下来，不是，参与北大问题的其他犯错误的负责人，各有各的责任。但不管他们对错误的责任大小，也不管我对解决北大问题的具体工作参加得多少，都不能减轻我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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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29.txt
@@ -0,0 +1,28 @@
+# 龙书金的检讨
+
+　　<龙书金>
+
+　　[龙书金：湖南省军区司令员。]
+
+　　向毛主席、向林副主席请罪、向湖南广大人民请罪。
+
+　　我犯了严重错误，犯了方向，犯了路线错误。我要改，坚决改，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二月四日以前上报中央关于“湘江风雷”的情况是不真实的。如矿院上报打坏一百多万元的东西，实际上不到二万元。当时说到矿院造反派有八万多人，我们上报一万多人，实际上只有三千多人，当时说打死三个人，实际上并没有一个人；说“湘江风雷”有枪，实际上是展览馆的病枪，“二·四”批示下来以后，因为我看不惯造反派，把革命群众当成敌人，又把造反派大大小小的负责人都看成是大大小小的头目，人太抓多了，革命小将当敌人抓了起来，有的关了四、五个月，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镇压下去了，这是方向路线错误，是极大的错误，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造反派，这是第一条。
+
+　　第二条搞肃流毒，错误更严重，矛头对准革命群众，没有阶级分析，这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肃来肃去，肃的是革命造反精神，我低头向革命小将、革命群众认罪。今天你们控诉我，是完全应该的，我完全接受。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是因为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第三，支左工作也犯了严重错误，二月以来，开始就入错了门，站错了队，支持了保守派；四月中旬想转，转不过来，继续支持保守派，前几天想来看造反派的同志们，因为在家里作检讨，没有来成，中央最近对部队支左一再指示我们搞错了，又没有及时改正。支持工联我去了两个厂子，因为支左全面支错了，所以两个厂子也没有办法，我现在下决心痛改前非，坚决站到工联等革命造反派一边来。我到中央来十三天了，总理接见我们时，总理指示我们，我们错了，要我们检查，要我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当时我们军方代表来得不齐，现在来齐了，我们正在统一思想认识，检查刚刚搞起来，这几天每天都在检讨。
+
+　　第四，我们搞了“六·八”通令，更是错上加错，我们自已向中央作了检讨，请求处分。现在我们在这里开会的军方代表，大部分思想认识基本上一致了，我们坚决站到工联等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工联等革命造反派一边，军区的战士定会支持造反派，有的是他们自己起来的，我受到了教育，昨天我打电话回湖南军区，要他们坚决支持工联等革命造反派，再不能动摇了，再动摇就会犯绝大的错误。听说省军区里还有些思想转不过来，有的部队被缴了枪，这也是我们的错误所造成的。我们有责任向家里的同志说服教育，你们今天的行动是革命行动，大会批判我，好得很。这是教育我早点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想到毛主席、想到林副主席对我的教育难过，（哭脸约十五分钟）我对不起他老人家。
+
+　　我犯了严重的错误，是因为我的立场站错了，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对文化大革命是很不理解，是不够资格当一个司令员，我文化也很低，没有水平，自己不能写，也不能记，我工作三十多年，是林副统帅亲自培养的，现在不按林副统帅和最高统帅毛主席的教导办事，犯的错误太严重，又没有及早改正，搞到这种程度，我真是罪该万死。我的态度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湖南全省人民、向“湘江风雷”造反派、革命小将低头认罪。我的检讨一次不行，二次、三次、四次、五次，总之，一定要彻底改变立场，改正错误，坚决支持造反派，坚决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我们支工、支农也没搞好，农业今年双抢没把握，工业也没搞上，这都是界限的错误，对全省人民犯了大罪。我坚决拥护中央决定，坚决拥护四十七军接管湖南文化大革命，我如果再不改正错误，就走上陈再道的道路，我要求同志们今后继续帮助、教育我，今后除中央首长接见外，同志们喊我，随喊随到。
+
+　　 龙书金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
+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
+　　· 来源：
+
+　　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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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30.txt
@@ -0,0 +1,91 @@
+# 检讨
+
+　　<魏文伯>
+
+## 〖魏文伯，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
+
+　　在史无前例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是顽固地忠实地执行了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还忠实地执行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已滑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道路上去了。我欠了党和人民的债，犯了滔天罪行。
+
+　　半年以来，经过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一系列的揭发、批判、斗争大会，从各有关战线存在的问题提出后，我应该老老实实地予以交代和进行自我检讨，向党向毛主席向人民请罪。
+
+## 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和罪行。
+
+　　我反对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和工人革命群众的行动，贯彻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观点和行动，为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归根结底，为保护自己。在对待群众态度上，不是支持，而是欺骗与压制，从怕群众革命走到反对群众革命，一切从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损人利己出发，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也就是保护资产阶级专政，来压制无产阶级革命。
+
+　　1、我借口对北京来上海红卫兵小将们“要文斗不要武斗”，利用“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错误论点，以坚决而恶劣的态度表示，就是“罢了官，也要把它辩论清楚”，助长了旧上海市委围攻北京红卫兵革命小将，挑动群众斗群众。
+
+　　2、九月四日华东局接待站发生群众斗群众政治事件，把陪同红卫兵小将们前来的上海铁路局装卸机具修配厂的邝腾三等三名工人进行政治迫害，应该由我负责，应该向被迫害工人低头认罪。
+
+　　3、我以怕影响生产为名，抵制文化大革命之实，用华东局名义向中央提出除中央计划规定外，在国庆节后各省(市)学生不再相互串连。还告诉江苏、浙江、江西、上海，如影响生产，就要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这违反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把革命与生产对立起来，向中央施加压力，干扰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正确领导。我对大串连还恶毒地讽刺说：“游山玩水”，“劳民伤财。”听说有的吃饭不给粮票，就说“吃饱了两年饭。”尽其诬蔑之能事，令人不能容忍的。
+
+　　4、安亭事件，我是站在陶铸和旧上海市委一边，反对张春桥同志执行的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还认为他没有同华东局商量，又怕华东局负政治后果。陈伯达同志对张春桥同志签字五条解释，以后毛主席两点指示：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斩后奏。只是同几个同志谈了。由于我当时自己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作怪，没有向机关干部作传达，因而使同志们受蒙蔽，跟着我犯错误，应该由我负责。我封锁了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声音，罪该万死，应该向同志们请罪，向毛主席和陈伯达同志请罪。
+
+　　5、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华东局六月会议违反毛主席指示而执行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地规定派工作组夺权问题；各省(市)提名的文革小组成员，在运动开展以后，大多数逐步暴露出来，有严重问题的，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成为扼杀文化大革命刽子手；介绍旧上海市委对北京革命小将所谓“辩论”经验于江渭清、叶飞、李葆华，介绍福州中学和南京大学所谓“大辩论”的经验，或多或少起了恶劣影响。为江渭清核实讲话材料，为李葆华处分问题，为陈冰回杭州被斗争问题，都是保字当头，照顾备至。青岛问题派人去帮助工作，还是为保护张敬涛(焘)出发。对扬州胡红(宏)和金华李学智虽然在对待群众态度问题上，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责成他们对群众进行认真的检讨，但实际上还是为保护他们过关，站在他们一边。对于苏州群众要求罢李职(执)中的官，我总怕把防线冲破了，借口到运动后期处理。对于派出联络员到各省同志去了解情况，当时认为各省当权派都是革命的，其目的也是保字出发的。
+
+　　当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曾在交大对余仁说过：“大字报一可以改造思想，二可以暴露右派，大字报的材料整理好不要丢掉。”这显然表示我用老框框来对待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机关中，我不是把运动的矛头指向自己，而是替自己和部长级干部制造舆论，定调子。吹自己是二类干部，在政治思(想)上中间偏左，有时中间，有时中间偏右。说部长级干部，有的是历史问题，有的是思想作风问题。划框框，订清规戒律，把刘邓黑司令部大字报不准上街、要内外有别等条条来限制群众运动，束缚群众手脚，保护一小撮和自己。另方面，把矛头向下，说处、局长以上，都要触一触自己的灵魂，整一整风，大家受教育。还胡说什么“一锅煮”的谬论。把炮打司令部曲解为是：一是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二是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这都是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
+
+　　当机关红卫兵和文化大革命委员会成立，错误地规定它们任务，除四旧，处理黄色书籍，处理机关地主成份保姆等，没有把运动矛头指向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把王成(汪诚)小孩打干部的问题大做文章，转移斗争目标。
+
+　　在接待站工作中，违反了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原则，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导致群众来访日多，把机关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推到第一线搞接待工作，停止了机关文化大革命，把自己居于第二线，第三线，在接待中设书记假办公室欺骗群众，增加文革办公室副主任，把同志们当我的挡箭牌，来保护自己。根本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当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们提出接待工作的方针和批判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我们顽固地强调接待工作群众性的问题，实际上就是怕不接待而机关遭受冲击，打到自己头上来。更严重的是南京路静坐事件发生，由于我没有及时去亲自接见群众，使问题未能得到解决，以致引起交通阻塞，造成市内运输困难，这个问题，我虽然在六省一市的大会上向群众作过检查，也难赎我之罪。我是扼杀机关文化大革命和接待工作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罪魁祸首之一，也是华东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罪魁祸首之一。
+
+　　6、对于括(刮)反革命经济主义的黑风问题，我批了一些可以不批或少批的款和一些应用的物资，名为给予革命造反派的支持，实际对革命群众起了腐蚀作用。华东局接待工作几个月来支付食宿、车旅费、纸张、会议费几十万元，我没有坚持原则，应该节省而没有节省。我还在上海干部会议说，革命群众组织总是有点经济要求的，如油印机、纸张、袖章、交通工具，是需要的。我批了两起东西过多，慨(慷)国家之慷(慨)，助长了经济主义黑风。
+
+　　7、由于我以生产来抵制文化大革命，狂忘(妄)地说中央文革的成员大都是秀才，没有实际生产斗争的经验，他们不管生产。在马天水去北京开工交会议前，我叫他去见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反映情况。曾胡说“很多材料主席不一定看得到。”在华东局发电报时，还要专门注明上报主席。企图以自己错误的思想观点去干扰主席的领导。我对陈伯达同志在某些问题上有抱怨情绪，关于多数派与少数的问题，我错误地认为多数派与少数派都有左中右，他们都在重新分化组合之中，应该一视同仁。不能与党的领袖列宁和毛主席的少数来比拟。我这些观点在中央十月工作会议讨论中，没有被他接受，我又没有很好地认识自己错误，反而背后抱怨他主观，不接受别人的意见。我认为各地都犯了路线错误，都作了检讨，而他一句自我批评没有，不以为自己看法不对，而有一种委曲情绪。以后认识到他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坚定的左派，是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杰出的理论家，在领导文化大革命中，紧跟毛泽东思想的。而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看问题，与无产阶级立场观点相对抗，这是必然的逻辑。对坚决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左派王效禹同志，当我看到毛主席批示他的信以后，误听别人说他不大好，就易于入耳。立场不同，观点不同，看人看事就不同，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人说什么话。我应该向主席请罪，向王效禹同志道歉。
+
+## 二、积极推行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在全国四出推行形“左”实右黑货，大肆攻击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一年多在革命中打败仗，打着红旗反红旗，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从山东到安徽、江苏、上海，跟随刘少奇受毒极深。又到浙江、江西传达。我在华东局机关干部大会上传达刘少奇的黑报告，把他的黑货集中倾销，并捧上了天。曾对他关于蹲点的思想，胡说什么“在安徽讲得比山东更深刻了，到江苏讲的又比在安徽讲的有了新发展”，事实上以高压手段，一处骂人不蹲点比一处更凶。在他高压之下，随后到安徽全椒蹲点，积极推行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胡说什么“争夺贫下中农，是我们四清工作队和四不清干部斗争的焦点，是当前大革命形势下阶级斗争一个新的特点”，“也是农村争夺领导权的根本问题”。把广大农村干部放在对立地位，混淆了两类性质矛盾，转移斗争目标。我当时把农村干部看得漆黑一团，说什么“天下乌鸦一般黑”，跟着刘少奇唱的一个调调。还重复他的话，“这场新革命我们不熟悉，正因为不懂，打了败仗”。从而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我还提出干部有四不清的，不准转移财产，不准到街上私自出卖东西，不准私自向银行取款，在这一问题上，又扩大打击面。
+
+## 三、一九六二年春夏的时候，在中国赫鲁晓夫黑司令部指挥下，吹起一阵包产到户反社会主义的黑风。
+
+　　并发下调查农村十个问题。七月间，柯老要我到苏北了解生产实际困难情况。我由南京到苏北调查情况，在各地听取汇报时，有的认为包产到户则是经营管理方法，说了许多好处，可以恢复农业生产，有的认为是单干，就反对。我当时的思想确是以客观主义调查出发，没有用阶级分析观点去研究问题，所到之地找干部谈，找群众谈，开座谈会，起了宣传作用。因为我对经营管理不懂，当时内心对包产到户问题是动摇不定的。回到华东局研究这问题时，我曾说：包产到户是小农经济自发势力，大方向是不对的。但灾区困难的地方，调(动)生产积极性作为权宜之计，以后再改过来，也是可以的。这说明我的思想对包产到户是有倾向的。我也赞成在灾区给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渡过灾荒，而这实际使农民对集体经济发生动摇。更严重的是，在苏北对沿途了解集镇市场情况，农村产品上市多的地方，我是高兴的。因为当时思想认为只要有东西可买，以解决需要者的困难。我还打电话(给)华东局办公厅，叫上海市商业部门到苏北找合作社挂勾，订合同。搞自由市场，我是积极宣扬和赞成的。由于我离开毛泽东思想就事论事看问题，没有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去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陷于迷雾之中，直到主席在八届十一中全会(原文如此)上对当时形势作了正确的分析，再一次强调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使我头脑清醒过来。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赞成包产到户，开放自由市场，多留一点自留地，这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挖社会主义的墙脚。
+
+　　我错认为农民还是穷得很，不是富得很，生产东西少得很，不是多得很，没有资本，那有资本主义，民足而后国足。这种谬论，是没有从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去看问题，有资本主义思想的人，并不要资本，这是不要阶级斗争和思想革命化，为资本主义鸣锣开道。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我这个错误观点，就是助长农民自发势力的生长，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
+
+## 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
+　　一九五三——一九五四年，我在前司法部和最高法院联合指示以及有关报告中，基本错误观点，强调民主，没有突出无产阶级专政，减低司法机关本身专政的职能，贩卖苏联修正主义黑货，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观点，违背了毛主席对于人民内部只能实行民主，对于敌人则只能实行专政的基本原则的教导。在我那基本错误观点指导下，必然派生这样或那样资产阶级旧法观点。我在太仓蹲点，调整基层组织，过于强调基层组织多，会议多，一人兼职多，把治安委员会也取消了，其工作由人武会兼管。违反了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不管毛主席指示如何，任意取消，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组织，真是胆大包天，为所欲为。由于我无产阶级专政观点不强，对于惩治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又不善于掌握，因而在政法工作处理案件方面，畸轻畸重，有时偏左偏右，偏左则过火冤枉好人，偏右则包庇坏人，而我偏右则为主要，偏左则为次之。甚至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占(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长敌人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
+
+## 五、对毛泽东思想态度问题。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阶段。
+
+　　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和国家永远不变色的根本保证。我们党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
+　　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分水岭。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很不够，运用得很不好。脑子里没有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没有认真地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指示办事。因而在关键问题上，违反毛泽东思想，犯了许多政治错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赞成“包产到户”，或“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渡过灾荒”，“开放自由市场”。说什么“农民没有资本，哪有资本主义。”“官商不如私商，私商还买到花生米。”“资本家像我们这样办工厂赔钱，要跳黄浦江。”在司法部贩卖苏联黑货，强调民主，不突出专政。在太仓试点，调整基层组织，取消治安委员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群众组织。在制定防治血吸(虫)病工作条例(草案)，不提毛泽东思想挂帅，不突出阶级斗争。对华东局机关工农业财贸政治工作，不积极支持，而是起了消极阻碍作用。
+
+　　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违背。而是从中国赫鲁晓夫黑(司)令部贩来修正主义的黑货，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违背毛泽东思想，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已滑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路上去了。因而在政治上是修正主义的，在立场上是资产阶级反动的。在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这都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绝对不相容的。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激烈斗争中，两种立场两种世界观对立作战，我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方面的，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站错了队，坐错了位，罢了我的官，夺了我的权，是由我自己搬石头打自己的脚，罪有应得，我心服口服。
+
+## 六、对柯庆施同志态度问题。
+
+　　柯庆施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坚持党的原则，政治上严肃认真，工作勤劳不懈，对同志诚恳热情，关心群众，对己严格要求。是毛主席亲密战友。其高尚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我是尊重的。
+
+　　另方面，由于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立场作怪，他对我的严肃批评，抱有不满的情绪。因此在他在世和去世以后，向一些同志说他不民主，好发脾气，别人不好讲话，发泄个人不满情绪。有一次曾说：“金山县试点在柯老领导编的农业管理制度条文太长，农民无法记得，”而自认为太仓编的小册子写的短，是吹嘘自己，贬低别人。我对柯庆施同志这种自由主义恶劣作风，毁坏他的声誉，在客观上起了帮助敌人的作用，使仇者快，亲者痛。
+
+　　在中央七千人大会时，主席关于民主集中制报告以后，陈丕显约我到西郊宾馆柯老休息的房间，我当面向柯老说：“我对你是尊重的，但你就是性情急，好发脾气，使别人不敢讲话，请你改正。”我还说：“你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风度不大相称。”柯老则对我说：“我们两人吵架也没有什么吗?”我这种讲法是错误的，对柯老一种侮辱。
+
+　　在安徽问题上，我与柯老的看法基本相同的，但是我认为他对曾希圣有一点袒护，这一种看法，我是不对的。但又不敢明说。在安徽省会议揭希圣盖子散会的时候，我曾写个条子给刘少奇的警卫员转交给他，想把安徽问题谈一下。我第二天去反映的是：“曾希圣个人在安徽独断专行，封锁中央消息，干部谁也不敢讲话，民愤很大。”但心里想的柯老对曾希圣有一点袒护的意见没有敢说出来，怕柯老知道引起不团结。在谈话中，刘说：“曾希圣这个人不容易服人，除主席、总理和我的话可以听进去，别人的话不容易听得进去的。他一贯以功臣自居，骄傲自大，柯老不敢向他发脾气吧！”接着又说：“上海高指标下来了吧?”我说：“大家思想通了。”其他反映省的特殊化问题，他表示要改。我回来将这些情况向柯老汇报和其他书记谈过。
+
+　　七千人大会后，华东局会议前，柯老向我谈曾希圣回华东局的问题，我认为曾的关系不好处，所以提出愿意搞一个部门工作，不作秘书长，这样与他的关系就少些。我对这个问题不是以政治原则组织原则和党的工作利益出发，而是从资产阶级个人腐朽庸俗的关系出发，这表现极端个人主义。
+
+## 七、关于工作作风和生活方式问题。
+
+　　在工作作风上，粗枝大叶，主观片面。怕人批评，喜听好话。责人严，责己宽。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吹嘘自己，压抑别人，不虚心学习，不求上进。遇到重大问题和新事物，不开动脑子，苦心思索，独立思考。信口开河，漫不经心。遇事不拿毛泽东*思想作准绳，凭老经验和自己感想办事。夸夸其谈，好为人师，动辄训人。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不到群众中去甘当小学生，锻炼自己，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认不清大方向，抓不住工作中心环节，在日常事务中打圈子。此外，还表现封建主义士大夫名士臭气味。喜玩字画，欣赏篆刻，游山玩水，作诗题字，不分场合和阶级对象，想留名后世。玩物丧志，“四气”俱全，缺乏无产阶级气味。
+
+　　在生活上，力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住房，坐汽车，好了还想好。办公室地点要求冬暖夏凉。害病则吃人参，花了劳动人民许多血汗钱，好谈吃喝，贪图享受。劳动则懒字当头。这些已不像一个革命干部的样子，走到修字号道路上去了。
+
+　　×　　　　　　　　×　　　　　　　　×
+
+　　我出身于一个地富家庭，又受了十年的封建主义和两年资产阶级学校教育。在解放后十七年中，不但没有认真地改造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反而大大地放松了思想革命化，让资产阶级思想不断的侵蚀。资产阶级思想越来越多，毛泽东思想越来越少。在历次运动中，整人不整己，对自己旧的腐朽思想，一直未得彻底清扫。摆老资格，吃老本，以老革命自居。解放后的舒适老爷式的生活感到满足，怕打乱旧的秩序。经不起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潜移默化，被资产阶级思想占领脑子阵地，则走到毛泽东*思想对立面。甚至真假马克思主义不分，我曾把黑修养大毒草当成补药，认为解决世界观问题，也要学习一下黑修养。这就越养越修。
+
+　　我从解放后到今天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许多严重错误和罪行，给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莫大损害。我辜负了毛主席的教导和党的培养，辜负了人民的期望，心中沉痛万分。我决心翻然悔改，坚决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弃旧图新，脱胎换骨，尽己所能，立功赎罪。坚决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边来。为人民作“牛”。
+
+　　我要彻底改正错误，必须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就要学雷锋那样，把毛泽东思想当成方向盘，作为一切工作指南。把毛主席著作结合自己思想整自己“私”字，特别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要用毛泽东思想*武器进行自我批评，把脑子里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敌人狠狠打掉。在思想革命化道路上“只争朝夕”。
+
+　　我以满腔热情向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同志们和一切同志们学习，欢迎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把我挽救过来得以新生。我决心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全心全意的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我们党四十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离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就要犯错误，受挫折，遭失败。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一切。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今后在我脑子里必须把毛泽东思想树立绝对的权威，坚定不移，始终如一。口号(略)
+
+　　 一九六七年八月二日
+
+　　按：“检讨”中，凡*号前一字，均是原文中的重要漏字，  ()中的字是编者加的。
+
+　　· 来源：
+
+　　华东局机关革命造反委员会印《刘少奇在华东地区的代理人魏文伯最近交出的假检讨（供大批判用）》，一九六七年八月。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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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31.txt
@@ -0,0 +1,23 @@
+# 刘澜涛的检讨
+
+　　<刘澜涛>
+
+　　刘澜涛八月三日的交待
+
+　　（一）我在一九三六年在北平出狱，写了反共自首启事，这是叛党投敌的犯罪行为，是可耻的叛徒。
+
+　　（二）我在长期工作的历史中，几次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违背和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都以党和人民犯了罪，但我在历史上没有一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
+　　（三）我在西北地区六年工作中犯了严重错误，文化大革命以来我的罪恶更大，由于我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了西北各地，因此，西北各地的错我要负主要责任，罪过主要在于我，我是否是西北地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总头目，反党黑线总根子，我需要进一步了解材料，做进一步的反省，请广大革命群众继续揭露批判。
+
+　　（四）我来西北工作，是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决定的。我同刘少奇的关系，是工作上的关系，我同刘少奇没有特殊的个人关系。我多年来几次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完全可以看出，我同刘少奇有些共同的东西，那就是资产阶级反动立场，资产阶级世界观。
+
+　　（五）我在西北局工作中向党中央、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做得很不好，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是违背党的组织纪律的。我是否西北地区独立王国的土皇帝，我需要继续了解材料，做进一步的反省。请广大革命群众继续揭发批判。
+
+　　 刘澜涛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十七时
+
+　　（来源：西安《战恶风》1967年9月10日  第1期第三版）
+
+　　· 来源：
+
+　　西安《战恶风》1967年9月10日　第1期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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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32.txt
@@ -0,0 +1,29 @@
+# 抛弃错误  起来革命
+
+　　<北京航空学院、王芬>
+
+　　文化大革命整整一年了。这是多么不平凡的一年啊！经过这一年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一年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
+
+　　回顾这一年走过的里程，我喝了多少口水，走过了多少弯路，一幕幕，一件件，历历在目。我的心情是沉痛的，深深感到辜负了敬爱的党和毛主席对我的关怀和希望。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我没有能够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把矛头对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打手，把矛头对准了自己的阶级弟兄。
+
+　　然而，在开始的时刻，我还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对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理解。心里总想，反正我热爱党，热爱毛主席，我是不会反党，反毛主席的。虽然这时我已经一步步远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自己却还不认识，不觉悟。我拒绝了同志们的帮助，拒绝了思想改造。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是多么危险啊！是党和毛主席挽救了我，是工人师傅和红旗战士的帮助，才使我逐步地认识了自己的错误。
+
+　　我下厂回来后，班上开了一次批评会。红旗战士严肃地批评了我过去所犯的错误，指出错误的严重性。我的抵触情绪很大，觉得红旗战士不理解我，就是想把我打成反革命。开过会后，我包袱很重，一方面觉得自己错误是严重的；一方面对红旗战士又是满腹牢骚。可是会后红旗战士并没有象我所想象的那样，不理我，疏远我，而是找我谈心。一次、二次，单是我们班勤务员李成国同志就找我不下四、五次。他们一边给我分析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上的原因，一边谈他们自己受反动路线迫害的情况。他们说：同学们严厉批评你的错误，是为了让你更好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一次会上，一个红旗战士满怀激情地说：半年前，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炮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我们拆散。今天，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使我们走到一起来了。短短的几句话说得我热泪盈眶。通过共同的战斗，我慢慢地感到：红旗战士并没有把我当成反革命，而是抱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态度帮助我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的心和红旗战士的心渐渐地贴近了，感情上也渐渐地融洽了。
+
+　　今天，回忆一下自己逐步转变的过程，我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光辉思想具有多大的威力啊！现在，我认识到：我所以会站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去，归根结底就是一条：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头脑中私字没除掉。让私字当家，就不能正确地认识和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认不清大方向，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
+
+　　过去犯了错误，跌了几个跟斗，呛了几口水，现在是望而生畏，再也不敢前进，再也不敢下水了呢？还是爬起来，总结跌跤的教训，重新投入到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去经受新的锻炼呢？这对于犯过严重错误的同志，是一个新的考验。
+
+　　我由于犯了严重错误，又没有很好地检查分析，思想上背了许多包袱，出现了种种错误的想法。
+
+　　有时候想：算了，干脆退出政治吧！现在想起来，这实际上是骗人又骗己的念头，说是退出政治，实质上是退出无产阶级政治，而进入了资产阶级政治。因为当你产生这种想法的时候，头脑中实际上已经是资产阶级思想压倒了无产阶级思想。毛主席说：“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象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象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多么深切的教导啊！多么一针见血的批评呀！当你想到退出政治，想马马虎虎地混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时，你想过国家的兴亡，世界的去向，想过把自己的一生紧紧地和人类的命运相连吗？没有，想到的只是自己。在这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想当逃兵，这种想法是多么可耻。当我思想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耳边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的心情特别激动。想起亲爱的毛主席，想起几十年为下一代流血牺牲的烈士们，想起抚育我长大的人民，我能躺倒不干吗？不能！决不能！因为我不是属于我自己的，我是属于敬爱的毛主席，属于无产阶级的。要为毛主席而战斗，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斗，为无产阶级而战斗！决不能因为过去犯了错误，而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决不能当逍遥派，要当革命派。
+
+　　但是，我思想又有顾虑：干，别人说你“老保翻天”怎么办？这实际上还是私字在作怪，不相信群众，不相信革命派的同志们。对我们来讲，首先要相信广大革命派的战士，看其大方向，虚心向他们学习，诚恳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取得他们的批评和帮助，这样才能更好地投入战斗。
+
+　　比如在我贴出自我检讨的大字报之前，我是有顾虑的，我想，可能贴出之后会遭到一顿大棒子，什么“修养”式的检讨，想翻天，想投机等等，但事实教育了我，我贴出大字报之后，许多署名“红旗一兵”的批语鼓励我、支持我，叫我放下包袱共同投入战斗。又有许多红旗战士和我谈心，让我大学“老三篇”，继续破私立公，争取更快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一天，我正走在路上，一个红旗战士递给我一个小条子，上面写着：王芬同志，希望你放下一切包袱，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投入战斗，你的红旗战友坚决支持你——“红旗一兵”。当我抬起头来，那个同学已经走了。我并不认识他，但是那一张小小纸条使我深深体会到红旗战士的心，革命大家庭的温暖。过去我总觉得红旗战士对我们要起来革命的心是不理解的，事实使我感到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顾虑是没有必要的。就拿我对井冈山同学的看法来说吧，过去我对像他这样的人是敬而远之的，觉得他们根本不会理解我们的心。通过一次和他的谈话，我发现我又错了。他是总勤务员，又是一名普通的红旗战士。从他谈话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希望我们过去犯了错误的同志赶快转过来，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呀。
+
+　　我深深体会到，对于犯过错误的同志来讲，挫折和失败算不了什么，这是前进中很难避免的。关键在于自己是否敢于正视错误，承认错误，改正错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跤，不能白跌；水，不能白喝。跌了跤，要学会走路；喝了水，要学会游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
+　　· 来源：
+
+　　《人民日报》196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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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33.txt
@@ -0,0 +1,35 @@
+# 关于我们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广播中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检讨
+
+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
+
+## 最高指示
+
+　　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
+
+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
+
+　　12月26日上午七点到七点十分，湖北人民广播电台《毛主席语录》节目，录音播出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二十五日晚上八点《毛主席语录》节目广播的两条毛主席语录：“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地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
+　　毛主席这两段语录给我们指出了革命者对待生死问题的根本态度，它是我们每一个革命者正确对待生死问题的最好的座右铭。在平时，我们播送这两条语录，学习这两条语录，把它溶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是完全必要的。可是由于我们在工作中严重脱离政治，在播出时间安排上没有从政治上严肃考虑，以致犯了严重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我们的心情十分沉痛。
+
+　　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七十三岁寿辰。全中国、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为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健康热烈欢呼！革命人民从心坎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祝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可是，正是在毛主席七十三岁寿辰这个万众欢庆的日子，我们转录播出了上述两条语录，这在政治上所造成的影响是十分恶劣的。党和人民信任我们，给了我们这样重大的委托，这样重要的政治岗位，而我们对这样严肃的政治任务，却掉以轻心。特别是这次节目在播出后，我们没有发现，而是由红旗大楼红色造反者和其他红卫兵以及革命职工打电话给本台指出以后，才发现。我们所犯的错误，性质是严重的，是不可饶恕的。我们向毛主席请罪，向全省革命人民请罪。
+
+　　另外，廿五日，武汉工人联合会组织的示威游行，为一名死亡的工人开追悼会。当时，尽管我们对这件事的真相不太清楚，可是，在第二天早上，我们转录播出了这两条语录。实际上，就是对抗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破坏广大革命群众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这是我们电台领导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次暴露，产生的这些不良后果，我们应负全部责任。
+
+　　在发生上述错误的第二天，即廿七日，武汉台第二套节目十三点播出报告文学：“肖桂芝”中，有这样一段话：“肖桂芝激动地说：‘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哪一项工作都不分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北京一个掏大粪的叫时传祥，他把掏大粪当做革命工作，一心一意地为人民掏大粪，为农业掏大粪，刘主席还亲自地接见他。小路（注：另一个服务员的名字），党中央和毛主席把我们看得可重啦！’”这个节目是去年五月十八日录音的保留节目，此次播出未审听。这一段话在当前全国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际，竟然歌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刘少奇，这是明目张胆地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领导人服务，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了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作用，给党的事业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政治损失。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我们领导上顽固地抱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臭腿不放，主要是资产阶级丑恶灵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因此，在运动中，始终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立场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平时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很差，又不抓阶级斗争之纲，所以，我们必然要犯这样立场、观点的政治错误，给党和人民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我们的心情是万分沉痛的。
+
+　　同志们！红卫兵革命小将们！欢迎你们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更加严格的批评和监督，使我们的广播真正成为传播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编辑部一九六七年元月五日
+
+　　· 来源：
+
+　　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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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34.txt
@@ -0,0 +1,289 @@
+# 三军革命派会审陈再道纪实
+
+　　<陈再道>
+
+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海陆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八月四日斗争反革命分子——陈再道纪实
+
+　　八月四日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海陆空三军机关和文体单位无产阶级革命派部分代表斗争了武汉“7·20”暴乱事件的罪魁祸首反革命分子陈再道，陪斗的反革命分子钟汉华、牛怀龙（前独立师师长）、蔡炳臣（前独立师政委）、巴方庭（前湖北军区人武部长）。……，打得敌人狼狈不堪，昏头昏脑，又抹鼻涕又擦泪不知所措。初战告捷，大快人心，大长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志气，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充分显示了三军革命造反派的强大战斗力。
+
+　　“把反革命分子陈再道押上来！”会议负责同志的话刚落，会场上立即响起了一片“打倒刘、邓、陶！”“打倒陈再道！”等口号声，陈再道这些家伙见来势凶猛，只好乖乖地低头弯腰90度，吓得两腿不停打抖。
+
+　　三军造反派首先宣布：“陈再道你一手策划和制造了武汉军区‘7·20’反革命暴乱事件，犯下了滔天罪行，今天我们要跟你清算，你必须老实交待！”接着问陈再道：“7·20是什么事件？”
+
+　　陈答：“我犯了罪，7·20是个反革命事件。”
+
+　　问：“你根据什么说是反革命事件？”
+
+　　陈答：“反对毛主席派去的代表，那还不是反革命事件啊！但到底是谁煽动，我也知道。”这个老混蛋想大帽子下开小差，真是白日做梦！造反派代表大喝一声：“你这个混蛋，你老实交待你在这次事件中担当了什么角色？！”陈听了，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滚，连忙说：“我要承担责任，我，我……”
+
+　　问：“你说，你有什么罪？！”
+
+　　答：“我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一直顽固坚持，造成恶果。”
+
+　　问：“你是怎样策划7·20事件的？”
+
+　　陈狡辩说：“我没有策划。”
+
+　　问：“你承认有罪，罪在什么地方？”
+
+　　陈答：“群众受了我们的欺骗，我们的蒙蔽，我们说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的错误，这些都是错误的。”
+
+　　问：“你一手策划的7·20事件，你为什么说没有？”
+
+　　答：“我没有策划嘛！我跟谁说过？跟谁开过会？”……
+
+　　口号声象千万发重炮弹向陈再道轰去……，一阵哭哭啼啼，连连求饶，这是陈贯彻始终的手法，在造反派的怒斥下，他就装着象个“可怜”的样子，哭哭啼啼，而且哭得很“伤心”，可是哭声再大，却一滴泪也没有。
+
+　　问：“你老实不老实？！”
+
+　　答：“我怎么还不老实，我到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话不能讲。”
+
+　　（这只老狗说的好听，就是死不交待。）
+
+　　问他怎么策划“7·20事件”的？他还是推说没有，并且说：“这个反革命事件里面有没有坏人在策划，我也说有人在策划。百万雄师独立师到底怎么一下子起来，我也弄不清楚，我也挨了他们的打。”
+
+　　“他们后来为什么不打你了？”造反派问道
+
+　　答：“我也不晓得他们要打就打，不打就不打。”
+
+　　问：“你挨打时说了什么话？！”
+
+　　答：“我说你们这个要不得，你们犯法了。”
+
+　　一位代表在场发言，陈挨打时喊：“我是陈再道，不是王力。”这时百万雄师才把他放了。原来百万雄师一些人之所以打陈再道是因为搞误会了。
+
+　　陈答：“我是坏蛋头子”
+
+　　问：“你对中央代表说：我们的文化革命搞的不好，你们到街上看一看。这句话你讲了没有？！”
+
+　　答：“讲了，讲了。”
+
+　　问：“你要中央代表看什么？你是什么意思？你要达到什么目的？！”
+
+　　答：“我那时候没有什么目的。”
+
+　　……
+
+　　后来陈又说：“当时这个思想，就是说他们（指中央代表）光是看了几个造反派的情况，其它地方没有看，所以说你们到街上看看。”
+
+　　问：“你让中央代表去了解谁的情况？！”
+
+　　答：“对其它组织，……，到红武兵，百万雄师去了解一下。”
+
+　　问：“你认为中央不了解百万雄师的什么情况？”
+
+　　答：“我没想那些，我是让他们了解全部情况。”
+
+　　问：“你这是什么意思？”
+
+　　答：“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全面情况，我这就是对抗中央文革。”
+
+　　问：“你认为中央的指示是不全面的？”
+
+　　答：“是对中央了解武汉的情况不满，不是对中央决定不满。”
+
+　　问：“你要中央派去的代表到街上去看什么？街上都搞了些什么？”
+
+　　陈象脚踩住了刀子似的大叫大喊：“我可不知道街上发生了什么呀……”一位代表说：“中央代表到武汉的第二天他们就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武斗。”陈却说没有这回事。
+
+　　问：“你怎么知道没有？！”
+
+　　答：（无法抵赖，改口说：）“有，有。”
+
+　　问：你为什么说没有？
+
+　　答：我是说16日没有大规模武斗，就是工总和电车站的打了一下。
+
+　　（鉴于陈态度恶劣，继续负隅顽抗，造反派代表向陈宣判：你让中央代表到街上看看，其目的是：第一……，第二……，事实俱在，陈不敢反抗。接着又向陈审问了第二个问题。）
+
+　　问：总理到武汉后，你鼓动下边的干部，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给周总理提意见，有没有？
+
+　　答：没有，没有。
+
+　　问：揭露出来怎么办？！
+
+　　答：揭露出来我认罪。……。
+
+　　问：你在师以上干部会议上干了些什么？！
+
+　　答：这个会议是在总理来以前开的，那时候对我们有指示，我们下面思想混乱，有的说《百万雄师》好，有的说三新、工总好，我们开个会，叫师的单位每个来两个人，我说把你们党委的意见拿出来，不要受军区框框的限制。有什么意见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然后写个东西，把各单位的意见综合起来，将跟北京谈判做个基础。
+
+　　问：中央6、7月份对武汉地区文化大革命有过什么指示？！
+
+　　答：制止武斗，对百万雄师有指示。要百万雄师撤兵。
+
+　　问：什么时间的指示？
+
+　　答？六月十日左右。
+
+　　问：中央对百万雄师是支持还是批评？！
+
+　　答：当然是批评。
+
+　　问：你是支持还是反对百万雄师？！
+
+　　答：百万雄师我没有支持。……。没有明支持，我所作所为都是帮了百万雄师的。
+
+　　问：中央对百万雄师的态度，你已经知道了，你还发动师以上的干部提自己的看法，以后好到北京和中央谈判，这是什么意思？！
+
+　　〔陈无言已对，低着头装死狗。〕
+
+　　问：你在总理召集的师以上干部会议上，怎样挑动下面的干部给总理提意见？
+
+　　答：我没有哇。
+
+　　问：胡说！空军15军政委王新同志揭发你了！你煽动下面的干部在会上提意见，企图压中央改变态度，有没有？
+
+　　答：我没有跟他讲，我怎么敢讲这个话呀！我的天，我想也不敢想呀！……革命造反派说：“人、物俱在，你休想赖掉。…”陈无言可答，狼狈不堪。
+
+　　（又问第三个问题。）
+
+　　问：谢副总理对你们讲：武汉地区的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是怎么回答谢副总理的？
+
+　　答：当时我们说，我过去也是支持他们的。
+
+　　问：你支持谁？
+
+　　答：三新二司，我们过去也是支持三新二司，到现在支持的方针不变，那是我们党委的方针。
+
+　　问：如果你是支持三新二司，那你为什么说，他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呢？
+
+　　答：我们支持三新二司是以前，以后他们向我们进行斗争，我们现认识到错了。
+
+　　问：你怎么支持三新二司的？
+
+　　答：现在看起来我们实际上是打击了造反派，我们以前也真正支持，现在打击是事实，以前支持也是事实。
+
+　　问：你说，工总干的坏事二司干了，工总没干的二司也干了，有没有这回事？
+
+　　答：我讲了。（陈只得承认支持百万雄师。）
+
+　　问：你支持了百万雄师，你是不是想翻案？
+
+　　答：不翻案。
+
+　　（代表们又回头追问，陈是怎样对抗谢副总理指示，陈一口咬定说没有。）
+
+　　一位代表揭发说：“谢副总理指示说，武汉地区军队要支持真正的革命造反派。”你说，“武汉只有一派，没有两派，你说了没有？”
+
+　　答：我什么时候讲过是一派呢？好几派嘛！
+
+　　问：上面问到你的这些做法都是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的，是不是？
+
+　　答：是。
+
+　　（问陈再道第四个问题是独立师绑架、围攻、殴打王力同志的经过。陈再道矢口否认自己的罪恶，拒不交待事情发生的经过。……专门审问了牛怀龙，一位代表揭发说：王力同志被绑架以后，陈再道却说不要怕群众嘛！这时他还带着老婆到东湖睡大觉，对这事实不敢承认，顽固抵赖。）
+
+　　同志们气极了说：“你这个老家伙，简直要带着脑袋进棺材。”
+
+　　陈再道对抗说：“进棺材吧！”
+
+　　当问到是谁把周总理的指示传达给部队时，陈答：是蔡炳臣。
+
+　　问：是谁批准他传达的？
+
+　　陈：我不知道。
+
+　　问：你是吃干饭的？！
+
+　　……代表们警告陈：“你这是解放军的败类，现在武汉地区的军民起来造你的反了，你不要抱幻想了，你不要欺骗，那是妄想。”所以陈听说武汉军民造他的反连说：好，好。
+
+　　问：他们为什么造你的反呢？
+
+　　答：我执行了反动路线。
+
+　　问：你不是支持三新二司吗？
+
+　　答：那只是口头上说说。
+
+　　问：谁喊：“陈再道政权万岁”！
+
+　　答：我不知道。
+
+　　问：是不是百万雄师喊的。
+
+　　答：他们那么多人，我怎么知道？
+
+　　问：他们就在你的跟前喊的，你怎么不知道。
+
+　　答：我听也不敢听。
+
+　　问：毛主席教导我们，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百万雄师为什么那样爱你？
+
+　　答：我也不要他们爱。
+
+　　（紧接着三军造反派又审问了第五个问题。）
+
+　　问：七月十日上午，你们开了一个会，你在会上讲了些什么？
+
+　　答：讲武汉地区文化革命形势大好。
+
+　　问：什么大好，你杀的人还少？！
+
+　　答：报纸都那么讲大好，大好。
+
+　　问：还讲了什么？
+
+　　答：三新二司是造反派，犯了错误，要团结，要斗争，要他们转变，以后还要依靠。
+
+　　问：你说三新二司天天打我们的战士，算什么鸡巴革命，说了没有？
+
+　　答：没有。
+
+　　（这时把蔡炳臣拉上来审问。）
+
+　　问：陈再道对三新二司怎么讲的？
+
+　　蔡答：七月十日，他们（指陈再道）召开了一个会，是驻武汉部队师以上干部参加的。我是牛怀龙传达的，陈再道首先讲了三新二司以前我们支持他们。现在天天搞我们部队，这算鸡巴革命派。……
+
+　　问：他说的对不对？
+
+　　答：他讲的这些都是我讲的。
+
+　　问：你对百万雄师还有什么？
+
+　　（陈东拉西扯，根本不交待。）
+
+　　问：你在会上对大家说过，你们说百万雄师不好，但是群众都向着他们，干部亮相都亮在他们那里，百万雄师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等等，说了没有？
+
+　　答：说了，说了。
+
+　　问：你亮相亮到那一边？
+
+　　陈一会说亮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一会又说亮到邓、刘路线一边，一会又说亮在百万雄师一边。
+
+　　问：你还说《百万雄师》这个组织，全国最少有的，不能再好了。
+
+　　（陈先说不是这个意思，后来一听说要蔡炳臣来交待，他又连声说是这，是这。最后，三军造反派把陈再道、钟汉华、牛怀龙、巴万庭五个反革命分子一起带到台前，排成一排进行了集体宣判，这几个坏蛋，站在那里，丧魂落魄。
+
+　　三军革命造反派共提了以下三个问题，每个问题都勒令这三个坏蛋回答。）
+
+　　一、“7·20”武汉地区发生了绑架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同志，这是什么性质的条件？
+
+　　陈答：是反革命事件。
+
+　　钟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反党反毛主席的。
+
+　　蔡答：是个军事政变，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派去的代表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同志。
+
+　　牛答：是反革命暴乱事件。
+
+　　二、你们这一小撮人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
+　　陈答：我是操纵者，我是这个反革命暴乱的罪魁祸首。
+
+　　蔡答：我是凶手。
+
+　　牛答：我扮演了陈、钟的帮凶的角色。
+
+　　三、“7·20”事件，是你们这一小撮坏蛋长期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一个暴露，你们武汉军区是一个反革命窝子，是不是这样？
+
+　　陈等五个反革命分子供认武汉军区是个反革命窝子，并分别报了其它一些反革命分子名单。
+
+　　这次战斗近十个小时。
+
+　　（来源：《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
+　　· 来源：
+
+　　《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　武汉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宣传部　毛泽东思想武汉军区政治部红旗总部合编　河南二七公社宣传部翻印　196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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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135.txt
@@ -0,0 +1,35 @@
+# 《打倒西南土皇帝李井泉》大会之后李井泉的“检查”
+
+　　<李井泉>
+
+　　（北地东方红并成都和西南地区各组织同学们！同志（们）！）
+
+　　七月四日你们联合召开了大会，对我进行了有事实和尖锐的揭发和批判斗争，并且在会议之前对我提出了许多问题质问，要在四十八小时内交出第一份认罪书，我虽然在会后感到体疲和腰痛，但我答复问题没有满足同学们、同志们的要求。特别在十一月十三日我对廖志高的“三点指示”没有答复完全，感到惭愧。我回来后又再三回忆，并且联系到检查我在那时的思想本质，所以我先就这个问题写出一个检查，回答同学们，同志们的质问，并借以表示我对同学们、同志们对我揭发批判斗争的态度，还有其他一些问题，我另作检查写告，再送审查。
+
+　　去年十一月十三日，我未参加和廖志高会面，曾托省公安副厅长、一位姓周的转告廖志高三点意见（即三点指示）：
+
+　　“三点指示”大致内容是：一是现在要注意抓工厂、企业和工人工作。虽然在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曾指示工厂文化大革命可以分期进行（大意），可是，当时成都市的工厂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突破了运动初期的水平，工厂、企业几乎普遍展开了文化革命运动，过去省委对这一方面的工作管得不够，现在管不行，二是要省委支持“成都部队”这个革命组织，当时根据多方反映和我们几次接触，认为“成都部队”是左派组织，十一月十三日响（注：原文如此），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对准西南局和省市委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斗争，就在十一月十三日前几次大会对我和西南局省委负责人也进行了批判斗争。十一月十三日后，我除知道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发生围攻“北地东方红”宣传车外，也听说“成都部队”总部被围。这些我们都主张紧急制止。还有决定召开十一月十三日的会议，我们又同意由“成都部队”主持，正因为如此，所以省委和西南局都先后发表声明支持“成都部队”十一月十三日大会的革命行动。三是对外地学生要加派干部多联系，多座谈，对西南局也这样谈过，对人民南路围攻外地学生宣传车几天几夜的严重事件，是几次打电话到省委要想方法解围，也曾告廖志高要给外地学生留面子（这句话是讲错了），另外也曾电话省委请他们派人向地质东方红的一些同学解释，关于大邑泥塑地主庄园的事，陈伯达和江青同志都有过评价，关于泥塑地主庄园观场展览有哪些错误、缺点，我们欢迎同学们提出意见加以改正，以上是我对廖志高十一月十三日后（有的是十三日前）主要的大致“三点指示”的内容。关于“三点指示”的内容，我现在检查，我们的主要错误在哪里呢？
+
+　　首先是抓工厂、企业文化革命问题，初听起来，告诉省委抓工厂企业文化革命问题还有什么错误呢？但是这个问题和我过去对工厂企业是指示过：如果群众要求时可以组织工人纠察队，并且按照工厂、企业，企业干部里老状况来看，大部分是偏向保守，一说工厂企业要进行文化革命，工厂企业建立保守组织就有了合法的根据，虽然我没有指示要组织产业军，成立时我已请假休息，离开成都，但是在去年八月底在重庆时曾和工厂几位同志座谈，他们曾提出工厂也要组织红卫兵，防止学生中红卫兵冲击，并且也曾对厂内造反派组织表示过不满情绪。我当时工厂如何搞文化大革命是谈过，我们都没有经验，是不是可把个别工厂搞试验，以后如何展开才有把握些，对于工厂内组织红卫兵问题，我曾表示工厂已有很多组织（例如工会、青年团、民兵）还有文化革命组织，不需要再组织红卫兵，但是工人一定要求组织，可以考虑仿照工人老传统的名称即组织工人纠察队，担任保卫厂房，机器和其他工作公共设备任务。事后，我并将此意见报西南局和西南建委，我当时的确是这样讲的，在重庆也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检查。后来这个意见被一些工厂干部利用组织工人纠察队，来对抗其他革命组织，而且这个错误又没有发现，加以纠正。在成都就利用工人纠察队的前身改名，组织产业军。我过去提出过组织工人纠察队，已经在政治上、组织上犯了严重错误，以后一些干部又利用工人纠察队改名组织产业军，这和我以前的错误也是有联系的。
+
+　　我现在再检查我“三点指示”中的第二和第三点指示的错误，因为根据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精神，又因为我们都认为“成都部队”十一月十三日以前的文化大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并且已经有了联合组织，和外来学生又有了联系，所以当时几乎一致认为“成都部队”是左派组织（包括省市委、西南局在内）。以后几个月，绝大部分时间没有和“成都部队”接触，（这中间在重庆和“成都部队”代表谈过一次话，并且四月二十七日到五月六日住在成都工学院内和“成都部队”有几位同学住了几天），但是，我一直是保留这个看法。
+
+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成都部队”在十一月十三日的大会上，是不是和省内外的各革命组织意见都一致呢？这个问题，许多参加会议的同学们、同志们都知道，我可以不用回答，我只说明我在十一月十三日大会中和大会后我所犯的错误，我在十一月十三日的大会以后指示的三点，省委在十一月十三日发表的支持“成都部队”的声明和西南局同意省委的声明，就引起一些其他革命学生组织特别是外地学生的不满，声明发表后，外地革命学生曾对西南局省市委负责人进行了批评和责备，证明我们有错误，而且这些批评是完全正确的，我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前后写成的一个书面检查中，也承认这个声明是错误的，当时为什么出现这个错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在那个书面检查中，没有详细的说明，还需进一步交待。
+
+　　我以为我当时出现的这个错误，还是因为我们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并且保留有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而发生的错误。我们虽然应该承认“成都部队”是革命的左派组织，但在十一月十三日大会，另一部分革命组织对西南局和省市委（首先是我）提出更尖锐、原则性更高的批评，我们觉得有些过分，因此在心情上不是自觉的赞成其他革命同学的一些斗争意见，而是比较同情“成都部队”的做法，我在大会中虽然听大会主席团的指挥，但是也感觉有矛盾，特别是群众发生严重对立的状态时，担心出现意外事故，有怨怪的心情就是包含着这种错误的反动立场和观点的。在十一月十三日大会后，省市委和西南局先后发表的声明也是包含了这种错议和反动的立场和观点的。
+
+　　我现在想，也许十一月十三日大会对我们的批评和斗争，提得更尖锐，提到原则的高度，可能促使我（也包括其他一些人）进一步比较彻底的检查自己的错误，首先是我的错误，如同一月十九日后我在重庆经过同学针锋相对的斗争，使我不能不按事实真象写检查那样，同时我还想到经过这样的尖锐斗争，我们的检查就会比较深透些，就可以更快启发被蒙蔽的同学们和同志们的觉悟，使文化革命运动减少波折，减少走弯路的过程，如果按我十一月十三日的检查，虽然当时可以使群众知道我犯有错误，但是群众并不了解我犯错误的罪过的严重性，因此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从以上几点设想，我的十一月十三日的检查没有实现，主要是我的责任，主要是因为我的检查很不深透，没有狠狠触及自己的灵魂，这样的检查蒙混了不少革命同志的尖锐的观察，更不能责怪省内外革命同学组织在年内采取的革命行动。
+
+　　在这个问题上，我附带声明一点，就是我那时的觉悟程度被我的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所限制，那时的检查只能写得那样程度。当时我觉得检查写得还可以，但是现在来检查就差得很远，十一月十三日的检查，我的错误和罪过在那时并没有更多的暴露出来。我在三月二十五日前后写成的检查，虽然有较多的暴露，但是也还有不足不深之处，同学们同志们揭发我还有些新的错误事实，也没有包括进去，所以同学们，同志们提出许多质问是有理由的，我一定要继续回忆进行检查，补充交待。我还声明一点，十一月十三日“成都部队”派一姓韩的同同学和我谈话，十三日早“成都部队”一负责人都谈到我要如何深刻检查，提出十一日会议检查不得令人满意等内容。我当时曾答复，时间很紧，来不及大改，要改只能下次再做检查，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十三日会议的检查不好，主要责任在我。
+
+　　以上是我对廖志高三点指示的补充交待和我对同学们、同志们揭发斗争的初步表示，也做为一个表态，因为时间限制，先写以上内容奉告，不妥之处，请同学们、同志们继续揭发、批判。还有一些内容我当另行写告。
+
+　　文字写得潦草，请原谅！
+
+　　 李井泉七月六日十七时
+
+　　 （注：李井泉“检查”里错把八月写成七月。）
+
+　　· 来源：
+
+　　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兵团战报》第19期，1967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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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136.txt
@@ -0,0 +1,36 @@
+# 衡阳军分区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
+　　<衡阳军分区>
+
+## 衡阳驻军支左领导小组关于前段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我们衡阳驻军从今年一月下旬介入衡阳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主要错误事实是：
+
+　　一、打击了革命左派湘江风雷。我们刚刚介入衡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由于湖南军区向中央报告了不真实的材料，中央文革小组于二月四日对湘江风雷问题作了批示。我们在执行“二·四”批示过程中，没有认真按照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在没有调查到衡阳湘江风雷有反动罪行的情况下，盲目地、机械地执行了湖南军区关于抓人的规定，拘留了湘江风雷主要骨干，打击了一批革命闯将，压制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种。事后还带着框框拚凑了一些不真实的材料，整理和公布了衡阳湘江风雷的罪行，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对于曾经拘留过的三十五名衡阳湘江风雷主要负责人，有的未及时释放，释放后也没有在政治上公开平反。同时还打击了和湘江风雷有相同观点的韶峰卫东彪、红铁军、全野等革命组织和首都三司北农大来衡同学，使他们长期受到压制。后来，一些革命组织和许多革命群众提出“要为湘江风雷彻底平反”、“湘江风雷有功无罪”的正确要求，坚持同我们在湘江风雷问题上的错误作斗争。然而，我们长期没有认识镇压湘江风雷是根本方向的错误，一再错误地认为湘江风雷是反动组织，长期实行压制。
+
+　　二、压制了革命造反派。二月份，衡杂会成立以后，全省范围内深入发展了两条路线的斗争。站在正确路线方面的是“长沙工联”等革命组织，然而，我们对他们的革命行动很不理解，错误地认为“一揪三打倒”的口号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无产阶级专政和革命小将。从而站在反动路线的立场上，压制了和“长沙工联”观点相同的“衡阳革命工人造反联路总站”、“红卫兵井冈山兵团衡阳司令部”等革命组织。“衡阳革命工人造反联络总站”、“红卫兵井冈山兵团衡阳司令部”等革命群众组织成立后，就对我们部队在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衡革会”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许多正确批评，由于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相信自己甚于相信群众，特别是听不进反面的意见，一听到“炮轰”、“打倒”，就不能冷静地分析问题，以感情代替政策，动辄指责群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称他们为“反对派”，思想深处讨厌他们，歧视他们，甚至对他们施加压力。更为严重的是长沙“六·六”事件后，我们听信保守的、片面的宣传，对长沙工联的大方向更加怀疑。在六月七日组织了宣传中央“六·六”通令和制止武斗的游行，有的部队还喊了“打倒长工联”的错误口号，形成了对支持“长工联”的革命群众组织施加压力。当衡阳工总等革命组织忍无可忍，进行革命的反抗时，我们甚至动用专政工具抓人，对革命群众进行镇压，加剧和扩大了我们同革命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革命造反派同我们的对立情绪。甚至在上级明确指示“工联”是左派以后，我们还认为长沙工联和衡阳工总不完全相同，没有从两条路线的斗争上，看到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一致的，都是正确的，没有果断地及时表态支持衡阳工总等左派组织。
+
+　　三、在基层支左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不少错误。由于我们保守思想很重，对支左人员进行两条路线斗争教育不够，深入调查研究很差，没有牢固地树立左派的思想感情，在搞大联合时，过早地建议撤销了“湘江革命造反兵团”各总部，在促进基层革命大联合的过程中，有些单位没有突出两条路线斗争，生搬硬套，简单图快，条件不成熟，就搞大联合，如开始树立的木器厂大联合的样板，就是一个这样的典型。因而有的单位认错了门，站错了队，没有支持真正的革命左派；有的单位支持左派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坚定，犹豫不决，迟迟不表态；有的单位支持了保守派，压制了造反派，搞成了“大杂会”。
+
+　　我们所犯的错误，根本问题是没有认真地、坚定地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因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根本原因是：
+
+　　一、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不强，没有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反对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看缺点多，看支流多，看不清他们斗争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不是全心全意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是束缚群众的手脚，压制他们的革命行动。思想上脱离了群众，行动上阻挠了群众。
+
+　　二、思想上有保守情绪。因循守旧，条条框框多，对待群众运动怕乱求稳，总想按照自己的思想运动群众。因而对我们支持的一派，只看到他们是老造反派，而没有看到他们在“二·四”以后，在深广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跟着我们犯了错误。对和我们持有不同意见的造反派，看不清他们的斗争大方向是正确的。认为他们“不懂得什么该革，什么该保，乱革一气”，“不讲方法”，“不讲政策”，“工作不好商量”。和他们感情上格格不入，思想上得不到共鸣，长时期没有支持他们。
+
+　　三、归根结蒂是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由于我们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较深，到了群众斗争的大风雨、大世面中过不得硬，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又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当群众对我们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的时候，不能真心实意地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触及灵魂，破私立公。所以错误越来越严重。
+
+　　当我们检查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十分沉重，我们没有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光荣任务，给衡阳地区的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辜负了广大革命群众对我们的支持和期望。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决心按照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听取左派广大革命群众的批评，接受教育，彻底改正错误。我们坚决支持革命左派湘江风雷、衡阳革命工人造反联络总站、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红卫兵井冈山兵团衡阳司令部等。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证明，他们最忠于毛主席，最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过去支持的原“湘江革命造反兵团”是一支老造反派队伍，他们在斗争中所出现的缺点和错误，应该由我们负责。特别是很多革命工人造反有理军基层组织，对我们在湘江风雷问题上的错误进行过抵制，他们是没有责任的。我们衷心地希望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和一切革命的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深入批判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衡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前进！我们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坚决同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
+
+　　（口号从略）
+
+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衡阳部队支左领导小组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
+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
+　　· 来源：
+
+　　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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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137.txt
@@ -0,0 +1,23 @@
+# 检讨书
+
+　　<谷城县武装部>
+
+## 最高指示
+
+　　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武装部
+
+## ——沉痛的检讨——
+
+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的伟大号召。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对毛主席的这一伟大号召很不理解，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错误地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对一些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不但没有认真的支持，而且把一些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错认为是反革命行动。
+
+　　我们介入地方文化革命不久，即二月二十日，“谷城毛泽东思想红卫军红色交通工人战斗兵团”翻印“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向河南省军区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挑战”和“二十八个为什么?”两份传单，我们错认为是反动传单，这是极端错误的，当时，并进行了追究，在被迫的情况下，该组织的全体革命同志集体请罪，并进行了广播。现在认识到那种作法，是非常错误的，严重地挫伤了该组织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影响了“四大”的正常开展。我们遵照毛主席的“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的教导。我们公开地向“毛泽东思想红卫军红色交通工人战斗兵团”和广大革命群众作沉痛的检讨，并彻底恢复“毛泽东思想红卫军红色交通工人战斗兵团”的名誉。
+
+　　望各区、社武装部及各革命群众组织，接此件后，向广大革命群众进行宣传，以挽回影响。
+
+　　 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谷城县人民武装部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
+　　· 来源：
+
+　　铅印传单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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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7 @@
+# 梅行对高岗的揭发
+
+　　按语：梅行，原来是彭、高、饶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后来，又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的死党。是一个死心踏地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把他揪出来了，在彻底清算他的反党罪行中，初步交代了《高岗的反革命罪行》，虽很粗浅，但可供对彭、高、饶反党集团开展大批判的参考。
+
+　　高岗是一个篡党、篡国、篡军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大政治流氓。他长期打着反对刘少奇的旗子，结党营私，进行卑鄙的阴谋活动，实际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妄想篡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权。
+
+　　高岗没有一点马列主义理论，连基本知识都不懂；他从来不读毛主席和马、恩、列、斯的著作，连中央文件也常常是秘书读给他听。他是反对突出政治，专讲业务的创始人，他甚至不让干部读政治书籍，他主张取消企业中的政治思想工作。他在担任东北局书记后，很少联系群众，从不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他独断独行，丝毫听不得不同意见，否则就打击报复；同时又用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一些人，不管这些人无德无才又违法乱纪。高岗在一九四二年西北局高干会后，居功自傲，飞扬跋扈，把自己封为正确路线的最高代表。他把自己管理的地区当成独立王国，为所欲为，根本不把毛主席、党中央放在眼里。他在生活上极端荒淫无耻，同封建的帝王将相没有什么不同。
+
+　　现将我知道的高岗的反革命罪行揭发如下：
+
+　　一、千方百计取消马列主义理论学习，反对干部和职工学习毛主席思想。
+
+　　记得在一九五〇年，东北局宣传部编辑出版了《学习生活》杂志，强调干部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高岗当时不但不加支持，相反，提出当前任务是经济建设，首先要让干部全力钻研业务，学习苏联建设经验。
+
+　　不久，高岗为了推行其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主张，作了一个“荣誉属于谁”的报告，公然提出只要钻研业务好，就可以升官提职，增加工资，住好房子等等。这个报告稿经胡乔木修改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在修改中虽然加了一些冠冕堂皇的话，但实质仍然是反对突出政治，提倡单纯业务的；整个报告仍然以升官提职过好生活为诱饵，要干部和职工不问政治，只搞业务技术。这棵大毒草，在全国起了极坏的影响，使反革命修正主义的观点到处泛滥，而且增加了高岗的反党政治资本。
+
+　　二、高岗是推行“一长制”的急先锋。记得一九五一年时，高岗召开了全东北企业领导干部的会议，中心内容就是要推行“一长制”。他下令在所有企业中贯彻执行一长制。高岗的死党张秀山、孙明远、陈伯村等人，到处传播高岗的黑话，说什么“一长制是列宁提出的，当时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赞成；现在谁反对一长制，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从此，在东北企业中，厂长、经理是无上权威，党委书记如同小媳妇，厂长经理的级别比党委书记高出很多，权力也大得多，并且规定党委只是保证行政生产任务的完成。高岗在任国家计委主席以后，仍坚持“一长制”，反对毛主席提出的党委集体领导的指示。
+
+　　当时，王鹤寿、安子文、马洪等都是主张“一长制”的，是高岗推行“一长制”的得力助手。
+
+　　三、高岗对抗中央，在东北大搞独立王国。
+
+　　全国解放后，由于同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必须逐步统一币制，统一物资调拨，但高岗把持的东北地区，公然对抗中央这一方针。高岗公然在干部中散布“东北特殊论”，说东北有特殊性，并且宣称，先把东北搞好了，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才能争取全国财政经济状况的好转。高岗完全把东北放在全国利益之上，把东北地区的经济建设放到全国范围内同资产阶级斗争和同帝国主义斗争的利益之上。后来毛主席派周总理亲去东北召开干部大会，解释中央的政策，要求局部服从全体，地方服从中央，高岗才不敢公开对抗。
+
+　　据说，斯大林当面称高岗为张作霖，高岗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到处宣扬。
+
+　　四、高岗在东北大搞个人突出。
+
+　　高岗在东北完全如土皇帝一样，他说的话如同圣旨。高岗偶尔到工厂、农村中溜一转，东北日报就要发消息，登照片，而且新闻里到处都是高主席怎么讲，高主席如何指示。就是高岗一些无关紧要的活动，也都要在头版头条登新闻。因此，当时，在干部和群众中很少听到毛主席的声音，听到中央的政策、方针，听到的都是高岗的反动言论。
+
+　　五、高岗把国家计委作为全国最高的权力机构。
+
+　　高岗调任国家计委主席后，把原中财委的权力统统掌握到自己手里。他不仅指挥财经各部，而且指挥文教各部；凡是与计委有关的工作，高岗都要去过问。这样实际上篡夺了国务院的权力。高岗企业通过计委工作，把国务院、周总理的权力都抓过来，这完全是事实，而且积极进行了。他甚至造谣说，毛主席对国务院的工作很不满意，要让他多抓这方面的工作，直接对毛主席、政治局负责。所以，那时中央各部一些具体问题的解决，也都要征求高岗的意见，高岗点了头才能执行。
+
+　　高岗曾公开讲，国家计委各局的局长，等于中央各部的部长或副部长，局长可以直接到有关部去过问工作。
+
+　　六、高岗同彭德怀勾结，企业篡夺军权。
+
+　　一九五三年军委扩大会议，彭德怀的报告是高岗帮助搞的。高岗事先专门找过彭德怀和谭政商谈。据说彭德怀报告时，高岗就坐在台上，偶然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彭德怀还公开讲这个报告得到高岗帮助才搞出来的，并讲高岗非常关心军队的现代化等等，扩大高岗在军队的影响。
+
+　　七、高岗同饶漱石勾结，企图篡夺党权。
+
+　　一九五三年秋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亲自出马，并由高岗指使其死党张秀山、郭峰、赵德尊等人，在会议期间提出组织工作有路线错误的问题。当时高饶以反对××为名，行反毛主席之实。
+
+　　组织工作会议结束后，陈正人、赵德尊、曾专程去杭州向高岗汇报。高岗曾提名由陈正人任中组部第一副部长兼国家计委副主席。
+
+　　八、高岗到处进行阴谋活动。
+
+　　一九五三年秋，高岗除了在北京煽动党政军的一些负责干部外，十月初，还专门南下，去华东，华中活动，打着反刘××的旗子，进行把毛主席、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他跑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武汉等地，同一些人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据说陶铸当时就是赞成他阴谋活动的一个。
+
+　　九、高岗妄想自封为党的副主席。
+
+　　中央在一九五三年曾提出在一九五四年召开党的八次代表大会，高岗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改组政治局。他曾同××密谈后，公然提出自己要当党的副主席。高岗这种极端露骨的反党、反毛主席的罪恶活动，结果暴露了自己，使党胜利地揭发了高饶反党集团的罪行，并且粉碎了这个反党集团。
+
+　　十、高岗是一个不学无术，荒淫无耻的政治骗子。
+
+　　高岗文化水平很低，除签自己的名字外，写不了几个字，理论知识尤其贫乏。他根本不学习，从不读书，连报纸也不看，更谈不上认真学习毛主席思想。他除了开会，听汇报以外，跳舞，玩女人就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
+
+　　一九五三年，计委一个局长在学习会上讲了有关商业工作的意见，高岗觉得不坏，就改头换面，算作自己的发言，并无耻地以他名义送给毛主席，政治局。这种剽窃别人东西欺骗主席、中央的事还有不少。这完全是一种政治流氓的行为。
+
+　　这次毛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重新提出批判高饶反党集团的罪行，是十分必要的。一九五四年对高饶反党集团的批判还只是限于党内一部分干部而且揭发的不彻底。在文化大革命中发动一场对高饶集团——实际是彭、高、饶集团的群众性批判，将进一步提高全国人民群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防止反革命的复辟。
+
+　　我在一九五三年直接在高岗指使下工作犯了许多严重错误，当时虽然做过多次检查，也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但思想上的许多根子还没有挖掉，因此以后又犯了许多严重错误。这方面的检查反省将另写材料。
+
+　　 梅行一九六七年八月七日
+
+　　来源：西安地区批判处、邓联络委员会、批斗彭、高、习反党集团联络站选编《高岗问题资料选辑》，196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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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69 @@
+# 公开检讨信
+
+　　<南漳县武装部党委>
+
+## 最高指示
+
+　　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
+
+## 中共南漳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致全县革命群众的公开信
+
+## ——沉痛的检讨——
+
+　　（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友们、革命小将们、贫下中农同志们、革命的同志们：）
+
+　　我们最热烈地欢迎毛主席、党中央派往武汉的代表谢富治同志、王力同志光荣地胜利地回到了毛主席的身边；最坚决地拥护党中央对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作的正确指示和决定；最坚决地拥护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
+
+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南漳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的高潮开始了，正在出现着一个新的胜利的阶段。
+
+　　南漳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新一中一、二司革命小将，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保卫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支持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武汉的代理人王任重、陈再道。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
+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我们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积极参加了“三支”“两军”工作。但是，我们对这一伟大指示没有真正理解，在支左中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
+　　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革命群众打成了“反革命”，犯了绝对不能容许的错误。开大会逮捕了陈天洪同志，拘留了造反最早的黄世庆同志。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处理。我们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威胁群众、压制革命的讲话。说什么汉口捕了四百多，襄阳捕了几十，南漳才开始，等等。军委十条命令下来后，我们仍不觉悟，对拘捕的人放得很慢。后来虽然释放了黄世庆、陈天洪，但仍不给他们公开彻底平反。捕人的过程中，在我们的意图下，政法部门整了一些革命群众的黑材料，小将们要求消毁，我们还强词夺理说那是政法部门的正常业务，拒绝消毁。我们这些错误，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打击了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弄得人心惶惶，给保守势力攻击革命派提供了口实，影响了左派队伍的发展壮大，使革命曾一度冷落下来。这是十分痛心的教训。七月三十一日已开大会给黄世庆、陈天洪两同志作了公开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补发了工资。现在我们再次向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赔礼道歉。整的黑材料严格按照中央军委六六年十一月十六日通知处理。
+
+　　县“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不是依靠左派力量组建的。参加指挥部的地方领导干部是由我们决定的，办事人员是我们批准抽调的，领导班子里没有革命群众代表。当群众强烈要求改组指挥部时，我们不敢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左派力量重组一个名符其实的三结合领导班子，而只是作了部分调整，仍未使左派掌权。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各区、社的领导班子，或多或少的存在上述错误，这个责任应由我们来负。这些错误归结到一点，就是我们对于支持左派、依靠左派掌权的观点不强。因此，指挥部的成员中左派力量很少，仍然是执行了旧的一套东西，偏重于抓生产，不能利用这个权力机构去促进文化大革命，反而还作了一些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事情。
+
+　　我们的错误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以来颠倒了是非，把坚决反对陈再道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当作犯方向错误的组织看待，对他们的态度冷淡，感情疏远。相反的，对一部分拥护“六四公告”，搞形式上的斗批改的保守组织，我们却认为是坚持了大方向，给予支持，和他们的关系密切。从对待以下几个保守组织的态度，说明了我们的思想，县委机关的“斗批改临委会”是我们亲自扶植起来的，公安局“前锋”兵团是我们长期支持的；城关“险锋”兵团虽未公开支持，近来也暗示支持他们；漳河工厂的“联合指挥部”，近来我们把它和该厂“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同样看待；一中三司和北京公社，我们错误的当左派去支持。
+
+　　由于我们屁股坐歪了，支持了保守派，南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受到了挫折，保守势力空前嚣张，无产阶级革命派受到很大压制，革命派骨干会遭受围攻，连退休老红军王子南同志的家庭也遭到围攻。无产阶级革命派召开的大会，我们不去参加。保守派开的大会，我们却很积极，并在会上讲话。我们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左派组织使劲的向右拉，结果左派组织有的分裂了，有的削弱了。在部门大联合中，我们丢掉了两条路线斗争，不是以左派为核心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而是未经斗争就急于求得联合起来。我们对外出串连的学生持反感态度，采取了许多错误作法，我们的负责同志三月份在区武装部长会议上说：“见了串连学生就轰，轰不走就抓。”七月份在全县电话会议上和部分区、社武装部长会议上把外地整串连学生的办法，作为经验介绍到各区、社，见到串连学生，白天叫他劳动，晚上和他辩论。因此，南漳出现了围攻、暗打外地学生郭洪兵事件，满城用谩骂式的标语赶新华工学生。新一中一、二司学生回家也受到围攻，有的学生家长相信了我们的宣传，就限制孩子上学，不给钱和粮，影响了复课闹革命。我们执行了挑动群众斗群众，打击革命小将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辜负了伟大统帅毛主席的教导和全县革命群众的期望，感到十分痛心。向遭受迫害的革命群众、革命小将赔礼道歉。七月二十日武汉出现叛变事件后，南漳出现了大量的打倒王力同志的反动传单和标语，由于我们的观点不明，立场模糊，没有采取有力措施立即制止。当中央表态后，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处理此事，我们的行动迟缓，我们又犯了严重的错误。
+
+　　我们之所以犯错误，最主要最根本的是由于我们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够。
+
+　　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对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很不理解，对革命小将的革命精神很不理解，所以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仅没识破，而且是积极执行了。对他散布的种种谬论，没有怀疑的接受下来，成了我们的指导思想，例如：说“陈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说“武汉‘工总’不能平反”，说“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说“百万雄师是武汉军区支持的”，“对制止武斗有功”，“为大联合已打下了基础”，等等。加之对“二·一八”，“三·二一”，“六·四”等声明和公告的宣传教育，因此，我们相信了陈再道所推行的反动路线。特别是关于“陈再道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六·四公告是正确的”，我们大力宣传，流毒全县。我们脱离群众，主观骄傲，听不进不同意见，许多革命同志看到我们犯了错误，不断的向我们提出善意的批评，但我们听不进去，反而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简单的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问题作结论。所以颠倒了是非。我们的世界观没有改造好，抵制不住外界影响，当我们看到许多地方支持的对象和我们不一样时，就动摇了对我们的造反派的支持决心，怕支持错了，怕犯错误。我们头脑中“私”字“怕”字很多，保守思想很重。
+
+　　毛主席教导我们：“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最近毛主席又指示我们，犯了错误“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并立即改正”。“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我们认识到，犯了错误，敢不敢正视，能不能坚决彻底的改正，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根本态度问题。我们一定遵循毛主席的教导，迅速的彻底的不折不扣的改正我们的错误，立功补过。
+
+　　我们坚决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坚决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再道划清界限，彻底决裂，坚决反戈一击，彻底揭发他的反革命罪行，把他斗倒、斗垮、斗臭。
+
+　　向武汉的三钢、三新、三司革联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致敬，向他们学习。
+
+　　坚决支持新一中联合指挥部、红联总、漳河、长坪两工厂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南耕一司和全县无产阶级革命派，并帮助他们发展组织，壮大左派力量。虚心向他们学习。坚决爱护和保护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永远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
+　　以新一中联合指挥部、红联总、漳河、长坪两工厂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司令部、南耕一司等革命造反派为核心，按部门按系统自下而上的组织革命的大联合。
+
+　　我们决心更高的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夺头脑中“私”字的权，狠抓世界观的改造，全心全意的把“三支”“两军”工作搞好。坚决同无产阶级革命派一道，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共同把南漳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希望革命的同志们，革命小将们，坚决揭发我们的错误，帮助我们改正错误。
+
+　　受蒙蔽的群众是无罪的，反戈一击有功。希望他们勇敢的退出保守组织，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向革命造反派学习，向革命造反派靠拢。
+
+　　我们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我们誓死保卫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就坚决打倒谁。
+
+　　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陶铸！打倒王任重！打倒陈再道！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光焰无限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中共南漳县人民武装部委员会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
+　　· 来源：
+
+　　铅印传单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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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54 @@
+# 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
+
+　　<詹先礼、黄绍贤>
+
+　　（主席、总理、伯达、江青、戚本禹同志：）
+
+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
+　　在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转折关头，我们的确喝了不少水，犯了不少错误，有的错误是相当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带来了一定损失。我们决心修正错误、坚持真理，坚决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值此，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检讨、请罪。
+
+　　一、“二·四”批示以后，湖南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激烈。湖南军区龙书金、刘子云之流谎报情况，上欺中央，下瞒群众，又有意歪曲和扩展“二·四”批示精神，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地镇压革命群众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行了解放十七年来空前未有的(对“湘江风雷”广大革命群众)大逮捕，在一段时间里(二、三月份)把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冷冷清清。因此，“二·四”以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主要矛盾，在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生死关头，我们不是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受了军区错误的影响（在一段时间里)滑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边去了，犯了路线错误。
+
+　　二、“二·四”批示下达后，“高司”广大红卫兵战士出于对中央文革的坚定拥护，主动配合当地驻军抓了一百多名“湘江风雷”支队长以上干部，还抓了在长的“三司”、“北航红旗”驻长联络站的部分同志，并且，上述被抓人员不少被打(群众一时出于义愤)。二月七日由“高司”等九个革命群众组织发起，召开了十余万人的批判、斗争“湘江风雷”、“红旗军”、“红色政权保卫军”反动头目大会。会议中由于群众的要求，又宣布把同“湘江风雷”关系密切的“国际红卫兵”、“湘江风暴”等七个革命组织的大旗取下，严重地打击了这些组织中的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这就是我们这次犯错误的开始。
+
+　　不久后，湖南军区提出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反动口号，我们并没抵制。二月十一日到二月二十四日，由“高司”负责组织了千余名学生下到长沙的主要厂矿企业单位和机关，开展宣传和调查。并也跟着去肃清“湘江风雷”的流毒，在部分工厂客观上扶植了保守派来镇压革命造反派。
+
+　　自二月起到二月中旬止，我们通过广播、宣传车、传单、大字报和展览等方式，公开揭发和批判了“湘江风雷”的错误，并且在社会上公布了有关“湘江风雷”的调查材料。在这段时间，还有少数学校的学生极端错误的把“湘江风雷”喊成“湘江疯狗”，把坚决支持“湘江风雷”的革命群众叫做“保狗派”，对于这些极端错误的口号，我们没有坚决制止。此时的“湘江风雷”，人们确信无疑地认为它是一个反动组织(中央军委二·九通知，三·一八文件上均提到了)。凡此种种，说明我们这次错误由开始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站在错误的立场上压制了“湘江风雷”广大的革命群众。
+
+　　三、三月底四月初，以“工联”为首的革命群众组织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推翻“二·四”批示、为“湘江风雷”翻案，而我们却提出：“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二·四’批示，谁为“湘江风雷”翻案，谁就是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对立情绪严重，现在看来很清楚，这是继续压制“湘江风雷”中广大革命群众起来造反。
+
+　　四、四月七日，“工联”等革命组织强行封闭了“新生”的《湖南日报》，本来这是革命行动，我们却站在错误的立场上，不看本质和主流，极力反对和贬低这种革命行动。于是，“工联”同“高司”之间的对立情绪日益加深。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六·六”惨案、“七·七”惨案，致使“工联”派同“高司”之同矛盾发展到了极其尖锐复杂的程度。
+
+　　五、七月中旬以来，在“高司”内部，有极少数的学生极端错误地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中央和中央文革以及戚本禹同志。有些话是很反动，这是一种犯罪的反革命行为。我们没有做好政治思想工作，我们向毛主席和党中央请罪。
+
+　　我们为什么犯这么严重错误呢？
+
+　　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原因是主要的。
+
+　　一、千件事、万件事，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头等大事。我们没有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可是，在“二·四”以后一段时间里，我们放松了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本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非常剧烈的，可是，我们看不清楚，我们对湖南军区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直到最近才认识得比较深刻。军区支持我们，我们对军区也就失去了应有的警惕，看不到军区内有路线斗争，他们的话也比较容易听得进，这就容易产生奴隶主义。军区支持我们，使我们缩手缩脚，生怕闹出乱子，革命造反精神受到压抑。另一方面，政治地位改变了，自己没有受压迫，阶级感情不同，所以对别人起来造军区的反不可理解，甚至认为他们别有用心地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故意往解放军脸上抹黑。从根本上看，还是我们的世界观没改造好，有私心杂念。
+
+　　二、毛主席一再强调指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可是，我们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斗争刚刚取得一点胜利之后，就骄傲自满起来，尤其是“二·四”批示后的一段时间，革命群众支持我们，而我们却飘飘然起来，同时还压制不同意见的同志，搞小山头主义，唯我最革命，这就使得我们同广大的工人革命造反派的关系越来越疏远。
+
+　　三、不走群众路线，不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把感情当政策。“二·四”以后，我们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有的学生虽说去了，但由于方法有偏(向)性，带着框框去搞调查研究的。因此，只调查“湘江风雷”干的坏事，未调查“湘江风雷”干了那些好事，其中多少革命群众无辜遭到政治迫害，所以调查后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对于反对派，对不同意见的人，不作阶级分析和具体分析，一概采取排斥和对立态度，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表现。
+
+　　四、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和摇摆性的恶劣作风还时常在我们脑子中作怪，特别是在胜利或者最困难的时候表现最突出。
+
+　　诚然，“高司”犯的错误不能怪广大红卫兵战士，应该由我们“高司”负责人负责。由于我们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私心杂念多，才犯这么严重错误的。这给党的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很沉痛。
+
+　　敬爱的毛主席啊！我们“高司”战士决不辜负您老人家的希望，有决心、有信心改正错误，接受新的斗争的考验。
+
+　　我们决心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誓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长沙市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代表：詹先礼  黄绍贤  胡少奇  王吉贤  秦道纲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
+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
+　　· 来源：
+
+　　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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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000141.txt
@@ -0,0 +1,61 @@
+# 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
+　　<湖南军区>
+
+## 湖南军区党委常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
+　　（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并广州军区党委：）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我们在前段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错误地打击了“湘江风雷”和压制了“长沙工联”等革命造反派。背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对这一错误又长期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以致错上加错，越陷越深，不能自拔。造成了军民之间，两派群众之间的严重对立，给湖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很大损失。这次来京汇报，经过总理和中央其他首长反复耐心教导，使我们提高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逐步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决心改正错误，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来。
+
+　　毛主席说：“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我们对待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从一开始就是从右边介入的。我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来看待群众运动。认为“湖南省委是打不倒的。”耽心刚刚兴起的群众运动“会出现匈牙利事件。”因而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做了许多错事，说了许多错话，支持了省委，压制了革命群众。
+
+　　当我们担负起支左任务，一开始我们的大方向就错了。我们对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造反精神有反感，把“湘江风雷”这样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被取缔摧垮，抓了大批的人，把绝大多数支队长以上负责人关押起来。他们之中有的是运动初期被打成“黑鬼”的革命闯将，有的参加“湘江风雷”只几天，有的只有十几个人一个支队的支队长，这实质上是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
+
+　　由于我们错误地把“湘江风雷”看成是反动组织，便在二月九日第二号通告中，提出了“肃清湘江风雷流毒”的口号，进一步把矛头指向了“湘江风雷”的群众和曾经支持过“湘江风雷”的革命造反派，使许多革命群众受到批判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革命群众的造反精神。
+
+　　我们既然对“湘江风雷”看法是错误的，对于与“湘江风雷”同观点的组织，自然也就看成了不好的组织，长期以来从思想感情上与他们抵触、对立、甚至总想把他们某些组织压倒、搞垮。省军区曾报请中央对三个群众组织加以取缔，未被中央批准，在全省范围内口头和文字宣布取缔和解散的群众组织×个。这样，就把广大的左派组织压了下去，把湖南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
+
+　　压制左派，势必支持偏于保守和保守组织，因而我们在支左中认错了门、站错了队。我们所组织的“红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成的，所以它的大方向是错误的。
+
+　　我们所犯错误，本来是有许多改正机会的，但是却长期没有改正过来，致使错误越陷越深，错上加错。
+
+　　四月初，一方面，传达学习全军军级干部会议精神，安徽问题的决定，中央军委十条命令；另一方面，曾受到压制的革命造反派于四月七日封闭《湖南日报》，起来公开抵制和批评我们的错误。这是我们改正错误的一次好机会。但是，我们对中央、军委这些重要的指示和决定没有很好学习和领会。传达军级干部会议精神抓得不紧，很不严肃，没有通过对中央、军委这些重要的指示、决定的学习和领会，检查支左工作的错误，重新识别左派，特别是没有审查对“湘江风雷”的处理问题。总认为自己支左的大方向是对的，成绩是主要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并不那么严重。因此，觉悟很迟，改正的决心不大。
+
+　　由于坚持错误，引起了造反派对我们的严重不满，军民关系越来越紧张。在军委扩大会议精神的启示下，我们对错误有了一些认识。五月十二日我们向中央作了第三次检查报告。五月十四日，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示了我们的报告，写了极为重要的五条指示，给我们改正错误指明了方向，是对我们伟大的关怀和爱护。但是由于我们对待革命造反派的态度和立场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过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对主席的批示作了错误的理解，认为“毛主席并没有说我们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继续原谅和安慰自己，反过来则埋怨抵制我们错误的人，说造反派提出“一揪三打倒”大方向有问题，说有的人别有用心，想搞垮军队等等。这样一来，不仅没有坚决贯彻执行主席的指示，改正错误，相反却发展了错误。例如对“红联”没有决心动员其解散，对“工联”不仅没有坚决支持，相反继续给他们施加压力，甚至六月八日错误地发布了一个通令，点名批评了“工联”等革命造反组织，长保守派志气，灭造反派的威风，这是我们对造反派的真压制，假支持的一个总暴露。我们对站出来亮相的革命领导干部章伯森同志不仅没有坚决支持，加以保护，相反对戚本禹同志肯定章伯森同志抱怀疑、抵触态度，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错误。我们对经主席批示的报告中已经肯定的驻长部队支左领导小组，不仅没有加以维护，使之加强，相反却肆意地进行了改组，把在前段支左工作中做出的成绩的两个院校排斥在支左行列之外。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我们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执行很不坚决，对毛泽东思想不忠诚，是最大最严重的政治错误。
+
+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责任在军区党委常委。有的群众组织执行了我们的一切错误决定，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各群众组织是没有责任的。
+
+　　我们之所以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而且在长时间内没有从根本上认识，错上加错，越陷越深，其根本原因是：
+
+　　一、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世界观没有改造好。在支左工作中很少带着问题学习主席著作，特别是对毛主席五月十四日的批示，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没有热情对待，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极端错误的态度。因此，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很不理解，在对待和处理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出现的新事物，新问题，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是凭老经验，吃老本，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就事论事，看小节多，看大节少，讲小道理多，讲大道理少，论小事小非多，讲大是大非少，以感情代替政策，颠倒了是非，颠倒了主流和支流，背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
+　　二、不是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而往往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待这场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把坏人看得过多，甚至筑围墙、垒沙包、做铁门，门卫森严，如临大敌，说到底，就是害怕革命。在支左工作中，既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也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只愿做群众的先生，不愿意当群众的学生，只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一分力量，不把自己同时看成是革命的对象，只强调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不强调相信和依靠群众大多数，只强调拥军，不强调爱民，只愿听顺耳之言，不顾听逆耳之言。在亿万群众参加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群众在前进中发生一些缺点错误，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是我们对它看得过于严重，思想感情上有抵触，因而伤害了群众，造成了部队和群众的严重对立。
+
+　　三、受黑“修养”的影响很深，在党委和部队内部，往往把组织原则置于政治原则之上。不把革命性放在首位，而是把组织纪律放在首位。不是强调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的团结、统一，而是按自己的观点强调团结和统一。对于抵制错误路线的人特别强调纪律，对拥护错误路线的人则可放任自流。致使在党委内部或部队内部，少数人的正确意见不仅得不到支持和发扬，甚至还受到压制和打击，而错误思想，错误意见却得到支持和保护，致使错误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
+　　四、领导姿态不高。省军区党委对支左工作的领导是不得力的，对于支持革命左派这样一项极其光荣伟大的任务，缺乏严肃认真的态度，重视不够，没有全力以赴，抓得不紧、屁股坐得很高，把许多精力花费在上层活动中，很少深入群众，很少调查研究，情况不明，被动应付，摇摆不定，措施很不得力，许多工作只是停留在会议上，不能落实。怕字当头，私心杂念很重，每到关键时刻，每遇重大问题，怕犯错误，怕担风险，不敢挺身而出，态度不明朗。对于所犯错误，不是高姿态的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及时纠正，而是怕丢面子，怕失威信，想改，决心又不大，羞羞答答，扭扭捏捏。一句话，我们领导姿态与我们所担负的支左任务极不相称。
+
+　　我们所犯错误是极其严重的。当我们检查错误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伟大的革命军队，湖南又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故乡，毛主席把湖南“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但是，我们没有很好担负起来，对不起毛主席、党中央对我们的信任和委托，对不起湖南三千八百万人民对我们的期望。
+
+　　毛主席教导我们：“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我们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彻底地改正错误，决不含糊，决不动摇。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也坚决执行，不理解也要坚决执行，进一步提高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彻底改造世界观。坚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我们决心向山东省军区学习，诚恳地向群众作检讨，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直到大多数群众满意为止。我们坚决拥护总理和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改组湖南军区的指示；拥护和支持四十七军领导湖南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坚决支持“长沙工联”、“湘江风雷”等革命造反派，坚决和他们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支持省委内站出来的章伯森、梁春阳、华国锋、贾镛等革命领导干部。中央文革小组的“二·四”批示，是根据我们所报的情况作出的，其责任完全在我们，因此，建议中央文革小组收回“二·四”批示，给“湘江风雷”平反。撤消错误的“六·八”通令，通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湖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大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行以左派为核心的革命大联合，尽最大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的工作，促进革命的“三结合”。当前，必须以武汉地区“七·二○”事件作为鉴戒，加强思想工作，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努力完成伟大领袖毛主席交给我们“三支”“两军”的光荣任务，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
+　　以上检查，如有不当，恳请指正。
+
+　　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万疆！！
+
+　　祝愿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
+　　 湖南军区党委常委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
+　　（来源：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
+　　（另一来源说，此报告日期为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
+　　· 来源：
+
+　　衡阳党政机关《革命到底》兵团办公室、衡阳工总职教《黎明》大队编印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指示资料汇编》
+另一来源说，此报告日期为一九六七年八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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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42.txt
@@ -0,0 +1,118 @@
+# 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
+　　<王光美>
+
+　　（中南海的革命群众：）
+
+　　在八月三日批判斗争我的大会上，革命群众要我就五个问题，做出检查交代。现已写出，送上请审阅。
+
+　　由于我所犯的许多错误和严重错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为革命事业造成很大的损失，我愿再一次向革命群众、向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向我们最最敬爱的红太阳毛主席请罪。
+
+　　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
+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万岁！
+
+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伟大的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林彪付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
+　　 王光美一九六七年八月八日
+
+　　一、关于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中的错误。
+
+　　1963年11月底到1964年4月底参加桃园大队四清革命中的错误：
+
+　　1、没有在运动中号召和组织干部、社员和其他工作队员们大学大用毛主席著作，而只是反复宣传党中央的“双十条”（草案）、党中央“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即十二条）、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六十条和发展农业生产纲要四十条。我们当时认为这些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制定的。根本不知道也没有敢想过第二个十条（草案）是彭真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背着毛主席搞的。我们在运动中主要还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精神，但，没有随着运动的进展组织大学毛主席的其他著作，促使群众和干部思想革命化，把四清搞得更好，使经过四清革命，在群众和干部中真正扎下毛泽东思想的根子。
+
+　　2、过分强调工作队的作用。
+
+　　我参加的河北省委试点工作队人数很多，因它既有试点摸经验的任务，又有培养干部的任务。大工作队必然会发生包办代替的错误。我在桃园四清总结中，又加以宣扬，影响各地在1964年冬搞大工作队的错误。
+
+　　3、过分强调根子要扎正，基础要打好，采用了第二个十条草案中扎根串连的错误作法，虽然我们是在向群众、干部大讲双十条（草案）时，同时物色根子的，仍有神秘化的作法。在一个被坏分子把持的党支部领导的大队中这样做有一定的必要。我在桃园总结中对扎根串连讲得很具体，对错误的扎根串连作法加以宣扬，造成了坏的影响。
+
+　　4、我个人在“三同”方面有特殊化，有的方面有不如其他组员的地方，造成不好影响。
+
+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个伟大的革命文献中，批评了1964的形“左”实右的倾向。我理解是指1964年冬至1965年1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二十三条下达的一段时间发生的问题。那段时期在全国四清运动中较普遍地存在着形“左”而实右的倾向，主要应由刘少奇负责。
+
+　　其中受桃园经验错误影响的部分，我负责。我认为，桃园经验不是形“左”实右的典型，也不是破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
+
+　　我去河北参加四清革命是刘少奇叫我下去锻炼的，并没有要我下去摸经验的意思。离京前，我问过刘少奇下去该怎么做，他简单地答复我几句，就是桃园总结中引的那几句，“除了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思想、方法，要贯彻党中央的政策以外，不要先带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当时因不理解这句话的意义，也没有向工作队负责人传达，直到总结时，才讲出。刘少奇没有指示我好好贯彻毛泽东思想是他的最大错误，但，我不认为他所说的不要带框框的意思是不要毛泽东思想，因为他要我贯彻党的政治，而四清中的主要政策文件，即双十条（草案）等，我们当时，都认为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而第一个十条（草案）明明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而我们在桃园时，也主要是贯彻了第一个十条（草案）的放手发动群众，以彻底革命精神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理解刘少奇讲的不要带框框，是要我不要先想好下去会遇到什么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我在八月初，在清华大学工物系一个班参加批评工作组的辩论会上，也曾讲过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框框。
+
+　　以后，我又搞四清的几个地方，基本上是贯彻了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和第一个十条（草案）的。但，我没有完全否定第二个十条（修正草案），有时还采用了其中的一些有关政策界限规定。在我参加的一些讨论四清工作布署的会上或我修正定稿的工作计划或文件中，大都讲是以二十三条为纲，以“双十条”的有关部分和其他文件和随着运动的进展大学主席其他有关著作来武装群众和干部。因为，我当时只知道第二个十条太长、有形而上学和繁琐哲学等错误。不知道党中央已否定这个文件，而二十三条前的通知中有一句：“过去发出的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我一直认为第二个十条中，还是有些不与二十三条抵触的部分，仍有用。这是我的错误。
+
+　　在23第下达前，1964（年）冬季河北新城的四清，确有形“左”实右倾向。大工作队搞人海战术，片面强调根子要选正，而使工作组员不敢接触中农，不敢接触干部，领导上反复强调沉下去，再沉下去，以致缺少革命声势。宣讲23条，都是给贫农、中农、干部分别宣讲的，而且要干部（除由少数干部同工作组和贫下中农组成生产班子抓生产外）集体学习二十三条，普遍检查自己的错误和缺点，给干部很大压力，等错误做法。我因有外事任务，下去较晚。我曾向保定地委总团反映并研究了改进的办法。以后，我立即回北京向刘少奇汇报了新城情况（因那次下去以前，他曾要我两个月内不许提意见），他同意了我们打开局面的一些办法，但，新城发生的问题，并没有太引起他的注意。到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时，他还认为保定地委工作团的这一段错误原因来自华北局的某个领导同志的指示，而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二十三条，才扭转了那时在全国四清运动的形“左”而实右的倾向。在看了毛主席写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这个光辉的历史文献以后，刘少奇才认识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主要来自他的错误指导思想。
+
+　　新城的四清在毛主席批评后，立即召开了几次万人大会贯彻二十三条的精神并将工作队一分为二，分出一半去涿县搞四清。以后的几次四清我认为基本上是遵照二十三条进行的，但，仍存在工作队大，有包办代替等错误。我个人在三同方面较之在桃园有些方面做得更差些（如：因我生了浮肿病，查不出原因，去社员家吃饭时，我自带了碗筷等），影响很不好。
+
+　　关于1966年初，人民日报发表的江苏省方巷大队在社教中如何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报导和短评。我对这两篇文章的看法，上次就做过检查。我认为是关于如何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方法问题之争论，也就是如何贯彻林彪付主席关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指示的问题，却造成我反对在四清革命中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错觉，我不想再辩解。
+
+　　二、关于在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
+
+　　在这次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参加北京市委清华大学工作组期间，忠实地推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把清华大学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了下去，镇压了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首先我一参加工作组，就站在工作组的立场上，想各种方法巩固工作组的领导地位，以一些不适合的框框条条限制群众运动，以我们主观设想的搞法去要求群众运动，自然遭到革命闯将们的抵制；接着又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看不到问题的本质方面，把一些非主流的事情当为主流；提出“排除干扰”的错误口号，把一些革命小闯将当做“假左派”，并提出与之辩论，必要时反击的完全错误的决定。这样，就发生严重的学生斗学生的事件。从6月24日到7月12日一段时间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特别对三次全校性的辩论和批判学生的大会，我亲自参加了组织领导工作。（对蒯大富同学六月二十七日的辩论会和七月八日批判会，对王铁成同学七月十二日的批判会）由于这三次全校性大会，在全校群众中造成极不正常的压力。我在七月初参加组织批判蒯大富同学的准备工作时，向工作组领导和当时的文革筹委会主任等都讲过要通过我们在运动中揪出的黑线人物和跳出来的“假左派”做为活靶子，通过对他们所反映的资产阶级思想和言行进行批判，通过批判极少数以团结、教育、提高大多数（群众、干部和我们工作组自己）。这样就把当时怀疑工作组，要向工作夺权的蒯大富同学当成了活靶子去批判。这些严重错误的主要责任在我。由于我片面强调提高辩论和批判的水平，层层选拔大会发言人，并在大会前召开了练兵会，既造成各系各单位大抓“蒯”式人物，又对群众施行了国民党的“训政”办法，发生了严重的包办代替错误，是不相信群众自己能解放自己，又没有虚心去当小学生向革命群众请教。由于这三次批判大会所造成的极不正常的压力，不仅伤害了被批判的蒯大富、王铁成、刘泉、陈继芳（后二者是在他们本系批判的）等人，并发生了不允许蒯大富同学半夜时到中央办公厅接待室而逼得他绝食抗议。在这段时期内还发生了一位青年教师史明远自杀身死和学生朱德义轧（卧）轨自杀伤一腿的严重事件，更为严重的是压制了革命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我应向革命群众请罪、向我们伟大的党请罪、向我们最最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我在这段时间内所犯的错误确象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去年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严厉批评的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清华大学的“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在这段时期，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之道而行之，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错误。
+
+　　清华工作组所犯的严重错误我负重要责任，上述那些重大错误我负主要责任。我们工作组是属北京新市委直接领导的，北京新市委的主要负责人，也有一定责任，但第一位要负责的是刘少奇。因为：
+
+　　（一）是刘少奇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议上决定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而又没有对工作组派出后如何工作给以正确的指导，并同意了一些错误汇报和意见，做了不少错误指示。
+
+　　（二）在大批工作组派出后，在去年六月九日至十三日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曾指示“不要匆匆忙忙地派出大批工作组，不要怕乱，乱了以后，再一分为二”。（这个指示我是离开清华大学以后，从揭发某些工作组领导的错误时才知道的，原话可能不准确）刘少奇当时为什么不请示主席，已派出工作组应如何办？为什么回北京后，刘少奇不在他主持的常委汇报会上研究如何贯彻主席这个指示。在工作组受到革命小将较普遍的抵制以后，还不考虑是否工作组的工作有问题，反而同意了“排除干扰”的极端错误的意见。如果是对毛主席的上述指示的意义不理解，为什么不能按林彪付主席所指示的那样，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后，陈伯达等同志一而再地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刘、邓又根本听不进去，未加考虑，即给回绝了，这又是怎么样的不尊重中央文革领导同志的不同意见啊！直至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回到北京，才亲自决定有问题、没问题的工作组一律撤销，并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亲自扭转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航道，亲自写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最光辉的革命文献“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和亲自主持制定了伟大的革命的纲领“十六条”决定。
+
+　　（三）刘少奇叫我去清华大学看大字报是六月十九日，那时他的意见是让我先去看一次大字报，再参加工作组，补办手续，如可以住，当晚可住女宿舍。我当晚没住成，六月二十一日参加了工作组。虽然，他叫我去是为到第一线去锻炼，当时交代我：（1）下去同群众一齐搞好文化大革命，经受锻炼；（2）联系一个班或一个系；（3）反映些情况。但是，他为什么在主席讲过不要匆匆忙忙派工作组的指示以后，还同意我参加工作组，而又没有向我传达主席的指示。在七月二十左右，陈伯达同志曾找我谈了一次话，除谈了些别的问题以外，着重谈了对外文委和广播学院发生情况，说他们斗了第一批揭校党委的学生，并把他们订成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把他们的后台追到林杰同志等人身上，并说这不是个别现象。我当时，不仅不觉悟到清华大学也犯了类似的错误，反而讲了清华大学的情况与那两个单位不一样。我讲了：我们工作组在不让蒯大富同学上中央接待室，和以保护为名限制了他的自由，是错误的；但，蒯不是反校党委的，对他进行批判还是必要的，而且我们也没有把他订为反革命分子，现在我们已进入批判校党委等等。我坚持了我的错误看法，辜负了伯达同志对我的帮助。而在我后来简单地向刘少奇报告了伯达同志找我谈话后，刘少奇也没有告诉我伯达同志曾提出过撤工作组的意见。
+
+　　（四）在我参加清华工作组的四十多天里，我几乎是每夜回家住。我常常零碎地把我在清华大学接触到的情况和意见和我个人的意见告诉刘少奇。刘少奇发表意见较少。除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刘少奇确实批评过我们，并鉴于我们在辩论中发生的问题，要我们拟出个辩论手册，以保护少数有不同意见的人。但，他在我们搞“排除干扰”，批判蒯大富同学等重大原则问题上，都没提出不同意见，实际上，刘少奇是同意我们的基本做法的。直到知道中央文革有些同志对蒯大富同学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时，他还集中看了清华工作组编辑的一些大字报选、清华工作组长的几次讲话，和清华工作组写给周总理的关于蒯大富问题报告草稿，七月二十日左右还去清华大学看过一次大字报。直到七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决定撤销工作组时，刘少奇和我还认为清华工作组是属于错误不大那类的工作组，根本就没认识到是他经过我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典型。
+
+　　我讲上面这四个方面，来说明对清华大学工作组在文化大革命犯严重错误中，刘少奇所负的责任，并不是想推卸我的责任。因为，我所经常反映的情况，多来自工作组领导、当时我们所依靠的积极分子和我个人的意见，而我反映的错误情况和意见，恰恰同刘少奇在当时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听到的情况和意见比较一致，因而使他同意和批准了一些重大的错误意见。在这方面，我是起了坏作用的。
+
+　　关于我犯严重错误的根源，几次检查已讲过，根本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没话可以再讲，只有今后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
+　　三、关于戚本禹同志“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那篇文章的看法。
+
+　　我上次已写过材料。
+
+　　戚本禹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坚定的革命左派，我读过他几篇非常出色的文章和报告。“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对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批判得非常好，从三个根本方面：怎样对待帝国主义的侵略、怎样对待义和团的革命群众运动、怎样对待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批得深、批得透、击中要害。文字写得非常生动。
+
+　　关于刘少奇是否说成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问题，我过分地相信了我自己和刘少奇。觉得他不可能说过这个话或给过这样的评语。这是我的错误。
+
+　　刘少奇看这部影片时，是已在北京上映完毕，据动员他看的人说第二天就要拿走。我怎么也想不起是什么人动员他看的了，而看前和看时也没有人向他反映过对这部影片有争论，更不知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对这部影片已提出严厉的批判。现在我仍然想是否有可能是赞扬和欣赏这部反动影片、反对江青同志正确批评的人，故意动员刘少奇看的。而刘少奇看了没讲话，他们也就用刘少奇来抵制江青同志。
+
+　　即使刘少奇没讲过反对影片“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有严重错误的。
+
+　　（一）虽然只看了前半部，为什么没有看出这是部反动影片，和不应让这样坏的香港影片在全国上映、毒害人民。他过去看电影和看其他文娱节目，很多次都是别人或我和孩子们在他因病休养时或工作较多时要他休息一下而动员他看的。这种情况下确实我讲过选些轻松愉快的片子给他看，而不是让他审查片子。对一些很坏的影片他也提出过批评，但，大多数他都不发表态度。而鉴于他当时在党内工作的身份，他一看过，别人就可以说刘少奇看过或审查过，而造成不好影响。在这方面，我认为有两大错误：（1）对于电影、戏剧……是很重要的阶级斗争的武器，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无产阶级的宣传武器，就是资产阶级的宣传武器，长期认识不够。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后，虽认识有所提高，却没有引出应有的教训。（2）我曾长期有过这种想法，对我们一般党员、群众和我的孩子们应多看受无产阶级教育的片子，而对我们的一些负责干部，他们似乎不会受不好的文艺节目的坏影响和腐蚀。他们看看各国、各种影片和文艺节目，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各国的、各阶级的动态。好象看“内部参考资料”一样。刘少奇可能也有这种错误想法。
+
+　　（二）在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明确提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以后，为什么刘少奇不找当时主管文艺电影方面的负责人调查是谁称赞了这部反动影片，并阻挠了对它的批判。为什么不请示毛主席是谁称赞了这部影片，并就应该如何对这部影片进行批判请主席指示。据揭发材料讲，毛主席以后还讲过这个问题，刘少奇一直未领导和组织对这部影片的批判，确实到了雷打不动的程度。对待毛主席的指示，采取这样不认真的态度，不管他讲有什么理由，也是不能容忍的。
+
+　　刘少奇在许多报告和讲话中，虽然也多次讲过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性，宣传工作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革命战线；但，他对文艺战线的阶级斗争不仅不抓紧，反而由于我上述他的种种错误态度造成了文艺界资本主义思想大泛滥，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也是没有得到根本、彻底改造的。
+
+　　四、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
+
+　　刘少奇曾在一九四六年初，做过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报告，这个报告，我没有听过，也没有听过传达。根据揭发，和八月三日斗争我的大会上，一位革命群众叫我念一些内容来看，刘少奇对当时形势的估计是极端错误的，说什么一个“和平民主新阶段”将要到来，鼓吹议会道路，散布对国民党匪帮的和平幻想，说要对我们的军队采取整军，并改变我党对军队的领导形式等等。我现在认识到刘少奇的报告是极端错误的，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不仅是讲错话的问题，整个讲话的精神是极端错误的，是右倾投降路线错误。而过去我曾认为这是一篇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和对我党当时面临的形势和整个工作的安排的报告；而这样重要的报告，关系到我们全党工作形式的改变，刘少奇怎么可能不经过党中央讨论，而只讲他个人的意见呢？当时，旧政协才开完，停战协定刚发表，我党和国民党匪帮均分别发表了停战命令。我曾想是否在多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后，国内外均有许多国要求和平，我党为了争取政治上的主动，抓住和平、民主的旗帜。如果，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因素，由于国际国内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经过我党的努力，使蒋匪帮还不敢发动全面内战，或拖延内战爆发时间，或只限于局部的范围内，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如果，经过我们努力而国民党匪帮仍胆敢发动全面内战（这是它的本质决定的，而且它对反共内战从来没有停止过），将更清楚地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了它们的反动面目。所以，当时，我党曾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并分析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的地位，我党也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并准备如果这种可能出现，我党应努力学会合法斗争的一切方法。而且准备做一些让步，如让出一些解放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的军队，……。在我党采取了这些妥协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它。我们伟大的毛主席赴重庆参加谈判是取得巨大胜利的，在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中间，毛主席和我们党的威信大大上升。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蓍作中，在讲到国共谈判时，除了讲“反对中国内战，主张和平、民主的，不只是我们解放区的人民，还有大后方的广大人民和全世界的广大人民，”从来都强调蒋匪介石和国民党匪帮的本质就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的。“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人家打来了，我们就打，打就是为了争取和平”。“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守，不能交出去”。“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发善心，它是不会发善心的”。那个时期，为了争取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在公开的讲话、协定、命令……中，我们党着重表示我们坚持和平、民主的愿望，是正确的，对革命事业是有利的。刘少奇做内部报告却只讲谈判、议会道路一种可能性，而不讲两种可能性；而把工作部署和工作方式完全按可能存在一段“和平民主新阶段”去安排；既散布了和平幻想，又给我们的实际工作造成严重损失；在政治上是完全错误的，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他做这个报告，并没有经过党中央的讨论和批准，那么，在组织上也是极端错误的。怎么能对这样关系全局的形势分析和全部工作安排的报告，擅自去讲呢！也太胆大妄为了。
+
+　　基于上述我曾存在一些错误的看法和认识（即这样重要的报告，不可能不经过中央讨论等），在革命群众追问我时，我的答复，必然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严重错误。
+
+　　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
+　　（一）在一九五零年或一九五一年初，山西省的王谦有个“把老区互助组提高一步”的报告，刘少奇看后，加了个极端错误的批语，发给了马列学院第一班毕业生。批语中说“把农业互助组提高到农业合作社，以此做为新因素，去战胜农业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个批语是完全违背了毛泽东思想的。据我回忆，他当时的工作和思想情况。他正组织和领导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强调打倒地主，有的地方搞的是清匪反霸斗争，使贫下中农翻身，保护农村资本主义──富农，以稳定中农，有利于农业发展，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以孤立最主要的敌人：美帝为首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他那时满脑子广大新区的情况，而且赞成保护富农。使他完全忽视了在老解放区把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极重要的示范作用。他的这个批语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
+
+　　（二）在组织合作社问题上，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二年他比较注意强调先组织供销合作社。强调了在流通环节上的合作化的重要，而忽视组织生产合作社是错误的。强调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有了强大的重工业，有了农业机器，才能组织集体农庄，搞农业社会化，因而对农业社会化曾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因而，对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发展计划一直是保守的。
+
+　　（三）在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广大农民群众走合作化道路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合作社的发展速度大大地超过了原定计划。在这种新鲜事物的大大发展中免不了出些偏差，也是不难纠正的。而当时有些舆论反映认为合作社发展太快了，引起不少问题。在一次刘少奇主持的西楼的中央常委汇报会上邓子恢集中了反映了这种意见，认为合作社的大发展“超过了实际可能”、“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超过了干部的经验水平”等等错误论调，刘少奇不仅对此没有痛加驳斥，反而同意了对农业合作社“适当收缩，停止发展”的错误方针，因而就发生了砍掉二十万个合作社的严重情况。大大挫伤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这是刘少奇要负责的。
+
+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各省、市、区党委书记会上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这是马列主义关于农业改造方面的第一部最完整、最系统、最正确的天才的伟大著作，狠狠地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提出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大大推动了农业合作化的发展，具有极伟大的意义。过去，我学过主席这篇光辉著作，以为主要是批评邓子恢等的，并曾以主席指示，在支部检查了我们自己的糊涂认识。最近，我又重读了主席这篇光辉著作，结合大字报上的揭发和批判，才认识到主要是批判刘少奇为代表的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毛主席尖锐地批判了某些同志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戒律，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错误方针。对五亿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应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并指示“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狼，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并批评了“超过了群众的觉悟水平”是看见了较少量的富裕农民，忘记了最大量贫农和非富裕农民的错误思想。批评了“超过干部的经验水平”的论调，指出干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经验，是要“用走进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中去、在斗争中学习的方法去取得”。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刘少奇等“不去看问题的本质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强调那些非本质方面、非主流方面的东西”，“以致迷失了方向”。在这篇光辉著作中，伟大的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第一次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社，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对于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应当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步骤想适应的问题，有了很大的发展。毛主席并尖锐地批评有些同志从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立场出发，错误地观察了工农联盟这样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他们认为当时合作化运动的情况很危险，他们劝我们从当时合作化的道路上“赶快下马”，“我们认为恰恰相反，如果不赶快上马，就有破坏工农联盟的危险，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这里毛主席提出了路线的分歧。过去我一直以为是批评以邓子恢等直接提出下马的人，现在我认识到，那次西楼常委会，即是刘少奇主持的会上，未批驳邓等谬论，而决定“适当收缩、停止发展”，就使邓子恢等大加“发挥”而砍掉了二十万合作社，造成了在农业合作社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应由刘少奇负指导思想上的责任。我过去在革命群众向我进行的面对面斗争时，说过砍二十万合作社是邓子恢干的，而在一九五五年前，和主席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指示后，刘少奇对发展农业合作社还是积极的。这就是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恶劣影响，是我的严重错误。
+
+　　至于“剥削有功”的话，不论在什么情况，在什么地方，刘少奇讲了这个话或有这个想法，都是极端错误的，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立场的。
+
+　　过去，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曾讲过，刘少奇没有直接讲过这个话，而讲过近于这句话的许多错话。而且强调，他讲这类话的时间、条件和作用。一九四九年党中央搬进北京不久，大概是四月初，有同志反映，在天津有一种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党中央派刘少奇去解决。因当时，我们正大军南下，京津刚解放不久，经济上接收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烂摊子，经济上困难不小，所以，决定保存城乡资本主义经济。刘少奇在天津工作了一个月时间，在批评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和有一种不敢接触民族资产阶级，并讲对国计民生有利的资产（本）主义允许发展时，讲了许多错话，做了错事。有些话，孤立地摘录来看，是丧失无产阶级立场和丧失共产党员立场的。
+
+　　当有革命群众置（质）问我时，我根据我的了解作过上述说明和解释，似乎刘少奇天津之行是根据党中央的委托，总的还是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重要问题，只是说过错话，做过错事，起了为刘少奇辩护的作用。这是我的错误。
+
+　　 《揪刘战报》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揪刘战报》编辑部增刊1967年8月27日
+
+　　· 来源：
+
+　　《揪刘战报》首都各界无产阶级革命派揪斗刘少奇联络站
+          《揪刘战报》编辑部增刊1967年8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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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143.txt
@@ -0,0 +1,9 @@
+# 认罪书（蒙）达西澳·勒河特
+
+　　在1967年8月9日在友谊商店门口，我踏在毛主席像上面，污辱了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然而企图毁灭罪状，畏罪逃跑，我向毛泽东主席和革命从民认罪。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
+　　 达西澳·勒河特  8.9
+
+　　· 来源：
+
+　　上海第一医学院红卫兵通讯社编印《红卫兵通讯》第57期，1967年8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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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3/names.txt
@@ -0,0 +1,144 @@
+赵毅敏的检讨
+邓克生文革检查全编（1967年）
+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习仲勋的第二份“认罪书”——与大阴谋家大野心家高岗关系
+萧华认罪书及保证书
+张日清对山西群众组织的检查
+我的检查与交待
+我的交代
+李先念在国务院财贸口大会上的检查
+开封军分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
+认罪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八一七二部队声明
+郭金钰的认罪电报
+彻底批判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商业工作的影响（大字报）
+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七二四九部队党委声明
+张雪珍“认罪书”
+我的检查交待
+关于惩办反革命齐正马的材料
+吴波认罪书
+马杰保证书
+一封珍贵的遗书
+初步检讨
+戚本禹给毛泽东的检讨信（要点）
+我的检查和交待
+我的检查
+衡阳军分区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杜蔚然供词
+我炮打陈伯达同志的经过──我的第二次检查
+福州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错误的检查(第三稿)
+衡阳军分区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鉴的供词
+做毛主席忠实的红小兵——我的初步认识
+重庆反到底北碚猛虎团汇报申诉材料
+我的主要错误
+上药二厂九个赤卫队员写的《向毛主席请罪书》
+我在广西文化大革命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讨
+广西军区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检查报告
+华东师范大学革命委员会对金伟仁的处分决定
+钟汉华的检查（摘录）
+陈再道的口头检查
+陈再道的检查
+潘复生、汪家道的检查
+宋任穷的书面检讨
+中共沈阳军区委员会关于在沈阳地区支左工作中的检查报告
+胡乔木关于电影《清宫秘史》问题的检查
+中共宁夏军区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朱声达给中共中央的检查
+清算我对于母亲成份问题上的立场错误
+我在1957年整风反右斗争中的错误
+江渭清发给毛泽东的认罪电报
+李大章：我的第三次检讨
+向毛主席请罪
+陈毅检查
+我背叛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彭德怀给毛泽东的最后一封信
+刘瑞森：向全省人民请罪
+向毛主席请罪
+朱成昭检查
+关于我在重庆市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的检查
+刘子厚交代（部分）
+清华大学《井冈山》报编辑部检查
+谭浩强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封信
+我是怎样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毒害的？
+王卓超：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初步检查
+王林就主持中共中央西北局文革运动以来所犯错误作的检讨
+关于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和我部成立以来在工作上所犯错误的检查
+张闻天写给南开大学抓叛徒战斗队的“交待材料”
+刘瑞森： 彻底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
+徐学惠请罪书
+打掉“私”字，彻底造反!
+彻底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坚决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
+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投降  彻底造重庆黑市委的反！
+陈丕显的检讨
+初步检查（第二次修改稿）
+王任重： 我的历史
+刘志坚的初步检查
+王任重：十七年来，我在湖北工作的情况
+低头认罪，革面洗心——我的交代和检查
+向毛主席请罪  向人民请罪
+曹荻秋的检查
+打破思想顾虑，决心站出来革命!
+向人民请罪　站出来造反
+刘文辉遗书
+初步检查
+武汉市农业社教分团党委关于南湖小教会议的检查
+王光美的第二次检查
+造“私”字的反，归队干革命！
+白如冰在小组会上表态和请罪
+苏毅然在小组会上的检讨
+梁守福代表安徽夺权派向中央的口头检讨（要点）
+跟着毛主席  永远闹革命
+我是怎样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来的
+对中央广播电视剧团前文革所定罪名的申诉意见
+我们向毛主席请罪
+向毛主席低头请罪，向同志们赔礼道歉！
+王光美回答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审问
+叶飞向福建省人民的公开检讨书
+只有相信群众才能得到群众信任
+衡阳军分区赵川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关于在天津支左工作中的检查
+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人民请罪！
+我所犯严重错误主要事实
+刘少奇写给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的检查
+王任重关于本人“文革前错误”的检查
+我为什么逃出中国: 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挽救了我
+在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内蒙上访人员会上代表内蒙军区做的检讨
+韩先楚的第一、三稿检查
+我就是要反戈一击
+向毛主席请罪
+关于向革命群众公开检查支左工作中的错误的情况报告
+訪謝飞同志——揭发人面兽心的刘少奇
+李大章:我的第四次检查
+检查
+李大章: 坚决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李立三遗书
+河南省军区党委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王光美给清华大学革命师生员工的书面检查
+铁的事实擦亮了我的眼睛
+王林在文革中关于周扬、王亢之、方纪、阿垅的交代
+敬向毛主席、党中央、广大革命群众认错请罪
+刘少奇给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书面检查
+工人赤卫队上海总部委员李诗音的坦白交代
+我们在支左工作中所犯严重错误的初步检查
+彭德怀的“认罪书”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八一七二部队委员会给开封市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张际春就模特儿问题给毛泽东的申诉信（摘录）
+彭真给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的信
+龙书金的检讨
+检讨
+刘澜涛的检讨
+抛弃错误  起来革命
+关于我们十二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广播中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检讨
+三军革命派会审陈再道纪实
+《打倒西南土皇帝李井泉》大会之后李井泉的“检查”
+衡阳军分区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
+检讨书
+梅行对高岗的揭发
+公开检讨信
+湖南“高司”代表给中央文革的书面检讨
+湖南省军区关于支左工作中所犯错误的检查报告
+王光美写给中南海革命群众的检查
+认罪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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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30/000000.txt
@@ -0,0 +1,49 @@
+# 申诉书
+
+　　<朱登明>
+
+## 〖朱登明，文革时为重庆市市中区建筑修缮联合社施工员，重庆工人造反军一支队负责人。〗
+
+　　申诉人朱登明，男，65岁，现住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北路三村10号2—1。
+
+　　申诉人朱登明因1967年8月22日“枪击军车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死伤”一案，不服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79）刑字第288号刑事判决书的判决，提出申诉。理由如下：
+
+## 一、原判决认定事实不准
+
+　　原判决书说：朱登明“一九六七年在山城电影院充当武斗队头头，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先后向武斗人员散布：解放军参加‘武斗’、‘警司利用运粮运煤车给对方运送武器弹药’等谣言，鼓吹要作好大打的准备，以对抗警司‘不要拦截车辆行人’等四条紧急通知，布置武斗人员拦车检查，传播‘车上先开枪’的谣言。在朱的煽动指挥下，致使枪击军车的事件不断扩大，造成解放军张甲奎、齐宗勋、李永梁等六人死伤的严重后果。”
+
+　　判决书列举的“解放军参加‘武斗’、‘警司利用运粮运煤车给对方运送武器弹药’”、“要作好大打的准备”这些话，是当年重庆人都很熟悉的派性话，是从1967年6月5日西南师范学院大规模武斗之后，在反到底派中就广为流传，在当时反到底派的传单、小报、大字报、标语中随处可见，现在只要翻出1967年6、7、8月的反到底派小报，都可以很容易找到这类派性话（有的还说得更严重得多）。7月25日重庆工业校武斗事件（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占了原由反到底派占据的工业校，两派武斗由此升级为枪战），反到底派军工井冈山总部决定将军工厂的成品枪支拿出来武装反到底派组织，当时就作好了大打的准备，并且两派在8月上、中旬就已经大打起来，震动了中央，中央不仅连续发出有关停止武斗的指示，还特地派来了中央调查组调查武斗情况（中央调查组于8月21日到达重庆）。将那些早已流传的派性话硬说成是我在8月21日至22日才“向武斗人员散布”的，显然不是事实。
+
+　　判决书说我“对抗警司‘不要拦截车辆行人’等四条紧急通知”，同样不是事实。当年专案组曾对我反复进行诱供、逼供，我始终没有承认，至今我也不知道警司在什么时候发出了哪“四条紧急通知”。
+
+　　至于说我“布置武斗人员拦车检查，传播‘车上先开枪’的谣言，致使枪击军车的事件不断扩大，造成……”更是污蔑不实之词。我当时不但没有“布置武斗人员拦车检查”，反而下令撤除了马路上的检查哨卡，拆除了电影院大门前的武斗工事，事件发生前的21日凌晨，我才率造反军一支队移驻山城宽银幕电影院。当天晚上，反到底工总司和机关司令部刚召开了紧急会议，通知我们，中央调查组已到重庆，我们所有武斗哨卡要撤回驻地，武斗人员不得持枪上街，不得随便开枪，以便给中央调查组一个好印象。我晚上回到电影院即传达了这一会议精神并马上布置执行，一直忙到第二天凌晨才休息。突发“八二二”事件时，我和一支队成员都还在睡觉。“八二二”事件中拦截军车和开枪的唐应忠等三人，既不属于我们造反军一支队，事前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们，事件发生后，是我下令扣押唐应忠等三人，当他们趁乱离开后，又是我要求工总司下令把他们抓起来送交警司去接受审查的。所谓“车上先开枪”的话也根本不是我说的，而是唐应忠等人说的。枪击军车事件发生时我根本就一无所知，更没有“指挥”（详见附件）。在我被关押审查的十一年间，专案组采取各种手段，对数百名有关人员办各类“学习班”，大肆进行逼供、诱供，却从没找到过一个由我“指挥”去拦车或开枪的人员和半点证据。
+
+## 二、原判决受“文革”中派性干扰，以“文革”专案组意见代替法律
+
+　　在重庆“文化大革命”中，驻渝部队明显支持八一五派，压制反到底派，这是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和重庆老百姓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文革”结束后的1985年3月20日，《重庆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文革”期间曾在我市“支左”的某部党委/专程来渝看望受迫害受冲击的老干部》的“本报讯”，其中就明确报道：原在重庆参加支左的部队党委书记李九龙带队到重庆召开座谈会时说：“部队当时在重庆支‘左’，实际上就是支派，助长了派性，加剧了两派的对立情绪”。
+
+　　当时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人民保卫组（即重庆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主要由支持八一五派的驻军干部领导，具体办理“八二二”事件一案的专案组人员，也完全由支持八一五派的驻军干部和重庆市公安局的八一五派人员组成。他们在“文革”中那一套“左”的思想指导下，站在派性立场，把这一事件作为打击反到底派的大案，不顾事实，对有关人员逼供、诱供，罗织罪名，执法犯法。1968年底五十四军换防离开重庆后，其有关人员和留在重庆处理善后工作的留守组仍然对专案组的工作施加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1973年12月11日，“中共重庆市委就‘8·22’案件结案问题向省委写出报告……提出对参与制造事端的四名武斗人员予以逮捕法办，对涉及此案的其他人员也分别提出了处理意见。”（《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重庆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123页）所谓“四名武斗人员”，就是指的唐应忠等三名肇事者和我这个“莫须有”的“幕后指挥”。随后，释放了因受该案牵连被冤枉关押逼供的李一士和潘桂林（详见附件），我得知后，曾多次询问专案组负责人夏某，什么时候放我。夏某回答：“你是上头指定抓的，我们不敢放人。况且事情太大，不找个头头我们也交不了差。”专案组成员郝某，也曾多次在提审我时说：“林彪垮台了，你也休想翻过来。你这样的砸匪（注：八一五派对反到底派的诬称），活着是你命大，判你个长刑就很不错了。把你放了，我们对得起在‘三支两军’中对山城人民有卓越贡献的英雄的五十四军吗？”他还说：“曾处长（注：‘八二二’事件中受伤致残的五十四军副处长曾惠平）经常给我们写信来了解情况，要我们严惩你。”在我被关押十一年后，抢在新《刑法》生效之前的1979年12月10日到狱中来向我宣布“逮捕令”的，就是这位“文革”专案组成员。
+
+## 三、原判决违背法律审判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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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8年11月4日，原驻渝部队负责人出于派性感情，为把“八二二”事件说成是反到底派“反军乱军”的“阴谋”，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指令重庆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我设立专案，将我抓捕，“保护监押”于重庆市第二看守所。年底对我进行大会批斗后，即不审不问，将我非法监押十一年之久。直到新《刑法》生效前夕的1979年12月10日下午5时许，才匆匆宣布将我“正式逮捕”，第二天上午8时许，派出从未受理过我案件的重庆市市中区人民法院，不经法庭审判程序，不作法庭调查，非法剥夺我的辩护权和陈诉权，完全按“文革”专案组定下的调子，草草宣判，将我定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我立即据理呈交上诉书。但是在第二天即1979年12月12日，我就收到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不经法庭审判程序而以最快速度作出的“维持原判”终审判决。
+
+　　综上所述，我对发生“八二二”事件，既无犯罪的故意，更无犯罪的事实。当年专案组已经查清三个拦车开枪的肇事者后，纯粹出于派性的需要，仍然把我作为这一事件的“主谋”和“指挥者”，完全无视事实，违背法律和有关政策。对我的这一判决，纯属错判。
+
+## 四、最后陈述
+
+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祸国殃民的大灾难，它不仅给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失，而且使全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痛苦和不幸。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也在“文化大革命”中付出了和平年代不应有的牺牲。在此，我谨向在“八二二”事件中牺牲的五十四军指战员表示沉痛的悼念，对受伤的五十四军指战员表示诚恳的道歉。我当时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出于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浪潮，说过一些错话，做过一些错事。这是我终生需要反省和忏悔的。但是在“八二二”事件上，我确实没有任何犯罪故意和犯罪事实。这一事件的发生纯属偶然，并无什么“幕后策划”的“阴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派性影响下，硬要给这一事件找个“主谋”和“指挥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已经被彻底否定之后，还继续坚持当年专案组的处理意见，继续维持明显的错判，就显然不符合依法治国的时代精神了。
+
+　　本人自1979年12月11日接到判决书时起就不服判决，并立即据理上诉。呈交上诉书的第二天即1979年12月12日，就收到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在整个服刑期间我一直没有停止过申诉，直到1986年11月4日刑满出狱时仍提出了申诉，但是都没有得到回复。现在年事已高，来日无多，为讨还公道和自身清白，为维护法律的尊严，现重新依法提出申诉，恳请依据事实与法律，秉公审理。
+
+　　此致
+
+　　（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
+　　 申诉人：朱登明200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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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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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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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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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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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文革“两案”清查扩大化受害者的合理诉求不应长期搁置——致全国人大政协全体代表的一封公开信
+
+　　<郜国荣>
+
+　　（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十一届全国政协四次会议全体代表：）
+
+　　我们是河南文革”两案”清查运动扩大化的受害者，
+
+　　我们是被剥夺了三十年申诉权的冤民，
+
+　　我们是被剥夺了三十年工作权的访民，
+
+　　我们是坚决捍卫宪法、党章、法律尊严的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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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胡锦涛同志敞开信访大门，让人民群众诉冤讲屈，敦促各级官员正确对待群众信访，化解各种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举措，特别是最近重提要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深得人心。但仍有不少官员无视人民群众的冤情和疾苦，欺上瞒下，推诿拖延，有法不依，有错不纠，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得不到贯彻落实，使我们的冤案长期得不到解决，生活得不到应有安排。我们都已是年过60岁的风雨老人，认为有必要进一步向党中央、人大、国务院、省委各有关领导人呼吁:应该尽快全面贯彻落实中央[1982]9号文件及近期一系列政策法律文件精神，尽快化解河南文革”两案”清查运动扩大化造成的错案，化解积压在我们心头的冤情。
+
+## 一、 河南”两案”清查运动扩大化是蓄意对抗中央文件精神和国家法律造成的恶果。
+
+　　原河南省委副书记赵文甫等，1958年追随吴芝圃在河南大刮共产风、浮夸风，给河南人民造成巨大灾难。文革后他们故伎重演，编造谎言，骗取信任并把持了”两案”清查运动领导大权后，就公然对抗中央文件精神和国家法律，收买和胁迫极少数背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品质恶劣的派性头头，借清查之名， 打击迫害文革中曾批判过他们五八年浮夸风、共产风错误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攻倒算，致使河南文革“两案”清查运动背离了中央的方针政策，走上了蓄意整人的邪路，形成了严重扩大化的恶果，制造了河南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冤案。
+
+　　一百万人受处理，十万六千人被开除党籍，两千四百人被判刑，绝大部分是冤假错案        在河南文革两案清查运动中，受到各种处分和伤害的干部群众达一百万人之众。上自省委书记，下至工厂班组长、农村生产队长，人人过关，无一幸免，甚至株连被审查人的亲友。有十万六千人被开除党籍，占全国开除党籍总量的80%；两万余人被关押、逮捕、判刑，仅1979年12月下旬“突击判刑”中，官方宣布的，全省就有2400人被判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各种刑罚。关押中多人自杀和非正常死亡。全省被处分的人，绝大多数是冤假错案。
+
+　　五九年被赵文甫等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被毛主席平反接见的、雇农出身的革命老干部、省委副书记耿其昌，也身被冤狱，含恨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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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著名的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所在的兰考县，与焦裕禄一起工作过的、拥护焦裕禄的干部群众被打成反革命、三种人，抓捕干部群众竟多达1200多人；原开封地委副书记、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解放前即参加革命，在当地打游击，解放后与兰考人民亲同骨肉，敢讲真话，敢为人民争真理，多次受到周总理接见表扬。它不仅是介绍焦裕禄事迹的第一人，而且也是继承焦裕禄遗志、引黄灌淤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第一功臣，在兰考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共产党的好干部，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三年！当他含冤病逝时，兰考十万群众自发为他路祭、送葬！
+
+　　被称为世界第八大工程的人造天河红旗渠的建造者们竟然也遭到同样厄运。老县委书记杨贵被打成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审查多年，林县干部群众又被打成杨贵的帮派体系进行镇压。林县县委17个常委撤换14人，中低层领导干部受处分500余人，红旗渠劳模无一幸免，清除党员4000余人，被逼自杀3人。
+
+　　原省委省革委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批判清除22人；占三分之二；全省18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批判处理；地委正副书记118人，批判处理97人，占82.3%；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全部被批判处理；县委一把手几乎全部受到批判处理。
+
+　　据漯河市委核查办公室1987年10月24日统计备案，全市75名“造反派头头”和5名非造反派头头但被结合进县委县革委常委的干部100%受到处理，其中刑事处分11人，党纪处分10人，政纪处分14人，取消党员资格15人，免职33人，78年定为说清楚对象4人。
+
+　　偃师县焦村煤矿党委出台偃焦煤办字（1978）第32号文件，把八名职工戴上“追随四人帮”的帽子，收回党、干通知书，停止工作，全部清除回家。
+
+　　开封市郊区化肥厂工人李平，被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和四人帮的忠实走卒和执行者”，“开除党籍，开除厂籍”。其妻子也因不揭发的罪名遭到开除处分。
+
+　　……
+
+　　河南两案清查扩大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所仅有，在全国实属罕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史上不可不重视的一大教训，不能不引起中央和各级领导重视。
+
+## 2，赵文甫等人公开对抗中央另搞一套，“突击处理”、“突击判刑”，是两案清查严重扩大化的根本原因
+
+　　中央（1982）九号文件正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是一场政治斗争”，必须“以政治斗争的方式处理” :除极少数人之外，犯了错误的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赵文甫等人却在多次会议上鼓吹“河南特殊论”，强调清查“是一场镇反运动”，“是第二次反右”，“像当年搞土改，搞镇反，搞三反五反，搞四清那样”（中共河南省委予法【1978】60号文件），“动一指头也是打砸抢”，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
+
+　　中共中央1979年9月9日中发（1979）64号文件特别强调：“切实保证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使之不受其他行政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党委与司法机关各有专责，不能互相代替，不应互相混淆。为此，中央决定取消各级党委审批案件的制度。”“在押人犯没有起诉和审判的，必须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迅速准备起诉和审判，罪证不足的应按照法律规定及时作出适当处理。”64号文件还特别规定，“各级党委接到本指示后，应结合实际，认真讨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1979年12 月9日又下发92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城市治安应集中目标打击现刑犯的通知》，强调“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打砸抢案件，应按中央一九七八年四十八号文件关于处理这个问题的通知，另行妥善处理”。正是在这两个文件分别于1979年9月9日和12月9日下达之后，赵文甫等人为逃避即将生效的刑法、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对抗中央指示精神，不是“以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迅速准备起诉和审判”，不是按中央48号文件妥善处理，而是违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违背48号文件精神，突击违法判刑。于1979年12月下半月由各级党委定案、定人、定刑期，各级法院盖章履行手续出判决书，在1980年1月1日新刑法、刑事诉讼法正式生效前，将全省在押运动犯一口气“突击”判完。有的人被捕前判决书已盖好章，有的直到1979年12月31日23点23分才将判决书送达本人。新刑法还没有正式生效之前，却使用新刑法才有的罪名如打砸抢、诽谤等罪名入人于罪，且不说明依据哪个条款。这种践踏法律的恶劣行径，在当时全国，独一无二。
+
+　　现在省高法把我们的冤案划归“按政策处理的案件”，拒不立案重审；但是上述中央文件证明，他们当时并不是按中央政策处理，而是蓄意对抗中央政策、另搞一套的结果。省委说我们是涉法涉诉案件应找各级法院解决，但并不承担领导责任。相互推诿，使我们的冤案被长期搁置，无法得到公正解决。
+
+## 3，赵文甫等人有法不依、故意对抗法律是造成大批冤假错案的重要原因
+
+　　黄河水利委员会勘探队工人黄希正、周吉军、王树森、张海顺一案，1968年已经由省公安军管会判刑并执行完毕，清查运动中又以帮派体系包庇、处理轻为名，1978年将四人再次逮捕，1979年10月又给每人判刑两年。四人不服上诉，最高法1979年11月二审裁定“鉴于四人问题已经河南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处理过，故而撤销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次判决”。对于中央和最高法实事求是依法办案，河南省委和省高法本应努力学习，接受教训，遵照中央（1979）64号文件精神，严格依法办案。但原河南省委、省高法却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不给最高法终审权，顽固对抗法律，故意将所有文革两案清查案件的一审管辖权层递下放，本该省高法一审的，下放到市中法；本该市中法一审的，下放到区法院，为他们违法突击判决扫清道路。
+
+　　果如其然，所有判决都是秘密判决，不开庭，不出示证据，不允许当庭质证，不允许律师或者当事人辩护，完全剥夺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
+　　所有同时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的干部，撤职降职干部，处理意见违规违纪，不许本人辩解申诉，强制执行，至今不按照九号文件精神为其安排生活出路。
+
+　　被判刑人员大多是以反革命罪被捕的，判刑时又改以打砸抢、伤害、诽谤、扰乱社会秩序罪，甚至还有以“企图打倒老干部“罪名判刑的。判刑中，罪错不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甚至证据失实、明显错判的案例比比皆是，以致2006年省高法大接访时，院长、厅长看到我们当年的判决书，无不斥之为“胡闹”。
+
+　　原洛阳地委副书记孙腾芳，被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骇人罪名，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牵连原地委领导6人、原县委和基层干部数十人。其实根本莫须有，胡耀邦当时就指出“是根本没有的事”，但河南有关方面至今不给复查纠正。
+
+　　洛阳市中法所判反革命案，隔离审查一百多人，拘留逮捕50余人，被判刑19人。2006年5月20日省高法田立文副院长一看就断为错案，但至今也未予解决。
+
+　　原平顶山市委副书记许振忠，以伤害罪被逮捕，但所谓“打人致残”的事根本与他无关，当时所称被打的同志也否认许振忠打过他。经预审调查后已经通知本人“经查没有问题，很快就可以回去工作了”。但突击判刑时又被判六年徒刑，至死也没有得到平反。
+
+　　开封市李洪祥以杀人罪被判刑十年，但认定李洪祥杀人的次日，所谓被杀的人还活着。这种明显的冤案，虽有张立勇院长当面承诺，并由《大河报》对此作了报道，然而至今也不平反。
+
+　　有的同志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会上发言被以诽谤罪判刑，有的被领导一句话加刑十年，有的住监狱五年出狱时才知道当时根本就没有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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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意践踏法律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
+## 二，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光荣传统和中共中央（1982）九号文件，在河南一再受阻
+
+## 1，对中央的批评阳奉阴违
+
+　　河南文革两案清查扩大化的问题理所当然的受到中央和最高法的重视和批评。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精神，一九八零年三月江华院长亲自到河南主持召开会议，要求解决突击判刑制造新的冤假错案问题。赵文甫在会上做了检查：“一是我们抓判人材料有水分；二是办案人员素质不高；三是罪与非罪界限不清；四是没有经过法律程序。怎么办？做好双方面的工作（指被判刑人员和原单位），在押人员一律回原单位，指标问题按平反冤假错案办。”江华走后，赵文甫并没有按此执行，阳奉阴违应付对抗中央，拒不纠正扩大化问题。
+
+## 2，对中共中央（1982）九号文件没有真正落实
+
+　　中共中央1982九号文件到河南后，受到赵文甫等人的严密封锁，顽固抵制。兰考县委副书记王启德等四位干部，因透露九号文件内容，被作为泄露国家机密罪分别判刑三年、四年、五年。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在河南就这样被搁置不予贯彻。直到1983年，河南省才出台了一个100号文件，只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安排作了限制性的规定。100号文件只告知了少数人，多数被判刑人员的生活，出狱后也并未有人过问。1984年中共河南省委才迟迟出台了予发（1984）74号文件，表示要对揭批查所判冤假错案进行复查。但实际上连一个人也没有复查纠正，只出台文件却不落实文件，上欺中央，下瞒群众，致使中央1982九号文件始终没有能够真正在河南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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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待人民依法信访，党委与各级法院相互推诿责任，有法不依，有文件不照办，拖延激化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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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大接访”变成对我们的“大欺骗”
+
+　　河南省文革两案清查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一直剥夺当事人的申诉权，是河南省多年来涉法涉诉上访人数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根源。两案扩大化受害人员长期上访无人管无人问，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从年轻力壮一直奔波到白发苍苍。2006年5月，河南省高级法院通过媒体大造舆论：为了解决申诉难、执行难等司法老大难问题，实行“开门大接访”，口号是“人人受到接访，件件得到答复”。受到鼓舞的全省近千名两案扩大化受害人，起早摸黑，怀着激动心情，热泪纵横地参加了这次大接访。河南省高法，从院长到庭长、法官，看了我们的判决书都十分吃惊，有的竟不相信天下还有如此荒唐的判决书。所以当时在我们的信访表上签字答复都是“同意立案重审”或“同意复查”，并对我们做了司法承诺：“三个月内给予满意答复”。没想到三个月后我们到省高法听取答复时，省高法领导拒不接待。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现在对你们这类案件不受理。原来省高法在大接访后不久就出台了一个《关于集中接访受理案件处理办法》的通知，即予法【2006】149号文件。该文件规定：“对特定历史时期，按政策处理的历史案件，不再复查，也不向当事人作答复，可直接报结案。”“不再复查，也不向当事人作答复”，显然违反信访法的有关规定，“直接报结案”，更是明显的欺骗行为。全省文革两案扩大化受害人员正是在省高法欺骗的激怒下走到了一起。2008年5月，省高法再次开门大接访，又一次出台【2008】195号文件，重申上述规定，完全堵死了我们的合法维权诉求之路。开封李洪祥文革杀人案，是河南两案清查扩大化的典型案例。省高法院长张立勇当面承诺要给予满意答复。2008年在大河报等媒体督促下，已经开封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重审认定无罪，但由于河南省高法重申不复查、不向当事人作解释、不纠正直接报结案的“三不”政策，害怕所谓连锁反应，最终封杀不问，至今未予昭雪。张立勇同志在媒体发表的多次讲话，都是很好的，但是在我们的问题上，却落实不了。
+
+## 2，中央的政策和新任省委书记卢展工的正确意见现在仍难落实
+
+　　省高法当年“按政策处理”，而不是依照法律，把当事人入罪判刑，已经违背了宪法，现在明知错案又拒不纠正，更是明显的渎职行为。
+
+　　2009年，最高法巡视组河南接待室听了我们的诉求之后，熊法官明确答复：“河南省高法出台的‘三不’政策没有法律依据，没想到河南揭批查扩大化问题这么严重，应该予以解决。我们要向最高法和中央汇报这个问题，并与河南省委、河南省高法协调解决。”
+
+　　河南省高法立案庭梁庭长在接待上访代表时，也表示了同情，并说：“当时对你们判刑，我们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时都是省委和各级党委研究好后，让我们盖章判决的，现在省委表态不明确，我们也没法办！”
+
+　　中共中央【2007】5号文件对涉法涉诉的信访案件规定，对当事人的合理诉求，要做到“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法律法规和政策有明确规定的，要依法按政策抓紧解决，对群众要求合理的，但法律法规和政策没有明确规定，或规定不完善的，要抓紧研究制定和完善法律政策。”但是三年过去了，河南并没有照办。
+
+　　近期河南省新任省委书记卢展工针对信访工作讲了三句话：“负责必稳，预防必安，为民必和”，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待我们的信访工作中却没见实效。
+
+　　中央5号文件体现了胡锦涛为首的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和建立法治社会的巨大决心，符合民心民意，也增强了我们维护中央权威、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公民权益的信心。为此，我们再次恳请中央、省委、各有关部门领导：
+
+　　一，取消国家公民法律地位歧视，把我们这些拥护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人视为假想敌对势力、另册人员，对我们可以违法判刑、可以不依法纠错，这种怪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必须为他们当年的违法有意制造冤假错案向人民道歉，以实际行动取消错误的“三不”政策，对符合条件的案件立即依法立案重审，纠正冤假错案，对于不符合条件的要作出正式书面答复。
+
+　　中央有（1982）九号文件，河南省委有（1984）七十四号文件。这两个文件都承认河南揭批查中有冤假错案，这两个文件都要求对河南冤假错案进行纠正，这两个文件至今都有效力。因此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三不”政策是无理的，借口中央省委没有精神是不符合事实的，有些工作人员公开声称“案件问题免谈”更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
+
+　　二，尽快落实、全面落实中共中央（1982）九号文件规定的给生活出路的政策，依九号文件精神按退休解决涉法涉诉人员、双开、清退、开除公职人员的生活和医保问题。
+
+　　河南省委1983年已经出台了100号文件，并依照此文件为少数当时已出狱的所谓两案人员安排了工作，这些人现在享受退休职工待遇。我们这些人当时没有给安排工作，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失职的责任，从法律角度应该视同安排工作。我们要求从现在开始享受退休职工待遇，既合乎法理，又合乎情理。而河南省现在部分工作人员不按中央文件和省委文件办事是不应该的。
+
+　　（河南省文革“两案”清查运动扩大化的全体受害者代表：）
+
+　　省直代表：郜国荣、王志福、赵环、贺天周、李树德等
+
+　　郑州市代表：聂世敬、孙本卓、闫有健、孙长顺等
+
+　　洛阳市代表：张国劳、海国旗、沈明理、张景亚等
+
+　　开封市代表：王兆祥、陈红兵、黄泽生、刘全贵等
+
+　　平顶山市代表：钮保华、晁思忠、胡金山等
+
+　　安阳市代表：袁金萍、张振国、贾贵生等
+
+　　商丘市代表：王忠民、周连俊、李敬芳、贾书启、祈玉栋等
+
+　　新乡市代表：尚明慧等
+
+　　鹤壁市代表：苏麦元等
+
+　　焦作市代表：张荣鹏、李金平等
+
+　　漯河市代表：李玉洲等
+
+　　南阳市代表：杨浩信、杨洪等
+
+　　驻马店市代表：田保新、王克权、岳大毛等
+
+　　周口市代表：刘宝安等
+
+　　 2011年2月19日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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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 @@
+河南文革“两案”清查扩大化受害者的合理诉求不应长期搁置——致全国人大政协全体代表的一封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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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7 @@
+# 杨朔绝命辞
+
+　　<杨朔>
+
+## 〖杨朔，作家，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党组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外国文学委员会主任、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亚非作家常设局联络委员会秘书长。〗
+
+　　我多么渴望写作啊！
+
+　　我要歌颂祖国和人民，写更多的新东西。
+
+　　歌颂这些又有什么错误呢？
+
+　　真没想到啊！
+
+　　· 来源：
+
+　　王锐《灵感毒药：名作家自杀揭秘》，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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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149 @@
+# 柴德賡：关于我的履历及政治情况
+
+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1933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1944年曾任四川白沙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曾任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1955年，调往江苏师范学院（苏州大学前身之一），创建江苏省属高校第一个历史系，任教授兼系主任，同时筹建苏州市民进。民进第四届中央委员。江苏省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柴德赓一生从事教学，培养了许多杰出的史学人才，著名学者史树青、金家瑞、邱敏、许大龄、刘乃和、来新夏等都是他的学生。】
+
+## 1、我在中学时期（一九二三—一九二九）
+
+　　我一九二三年秋进入临浦初级中学，第二年学校停办，考入杭州安定中学，一九二六年毕业。初中时期，没有什么政治活动。
+
+　　一九二六年秋考入杭州第一中学高中部。
+
+　　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起，我当一中出席杭州学生联合会的代表。
+
+　　一九二八年（以前填过表，记不清是二七年还是二八年）加入国民党，入党介绍人是戴祥骥、郑国士。戴当过区分部委员。
+
+　　一九二九年上半年，我就不过问区分部的事。
+
+　　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我离开杭州到北京投考大学，此后没有去登记。和国民党无组织关系。
+
+　　当时一起入党的有吴锦清、裘胜嘉、杨大士。吴一九四四年在西安见过，一九五八年后，有人来了解他的情况，我不知他在何处。裘胜嘉在新疆乌鲁木齐经济部门工作，一九六一年左右见过一次。他家属住在上海江宁路九六〇号。杨抗战后未见面，亦无消息。裘、杨是亲戚，可以问到。
+
+　　我在初中、高中时期有一个私交较好的同学俞启人，现在上海工作，家住溧阳路一五五号。
+
+## 2、在大学时期（一九二九—一九三三）
+
+　　一九二九年我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走了做学问的道路。在北京师大什么政治活动也不参加，天天跑图书馆。
+
+　　一九三一年秋起，我一面在师大读书，一面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语文，师大同学王竹楼（兰阴）现在历史研究所管资料，可以证明。
+
+　　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三年之间，因爱人陈璧子的关系，有几个地下党员经常来我家，我报着同情的态度掩蔽她们，但自己没有参加斗争。这些事，可问九三学社中央梁明、机械出版社刘怡（当时叫刘明琦）。
+
+## 3、安庆、杭州教书的两年（一九三三—一九三五）
+
+　　一九三三年六月，因天津形势紧张，我回南方，在杭州找不到工作，因原一中校长杨廉当安徽教育厅长，一中教师缪金源、乌以凤在当秘书，介绍我到安庆一中教语文课。这一年的情况，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教师徐惠娟可以证明，她是我一中的同学。
+
+　　一九三四年夏，我不愿意在安庆教书了，回到杭州，杭州市立中学校长叶桐（师大校友）留我在市立中学教书，教语文、历史。这一年因母亲长期生病，到一九三五年死去，我经常回家乡。陈垣先生写信给我，要我早些去，我课一教完，就动身去北京。在杭州无政治活动。这一年的同事都找不到了，只有戚墨缘（解放前已死）的爱人吴瑞兰当时我们同住在市中附近宿舍。吴现在湖州中学教书。
+
+## 4、抗战前后（一九三五—一九四四）
+
+　　一九三五年夏，辅仁大学陈垣校长叫我去北京，从一九三五年下半年起，我在辅仁男中、女中教了一年书。
+
+　　一九三六年秋起，我到辅仁大学教课。
+
+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平津很快失守，辅仁的同事都留下来，我也考虑继续在那里教书。直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因辅仁大学张怀、董洗凡、英千里（后来知道他们是国民党）、汉奸曹汝霖当辅仁董事长（后未实现），我决定离开。陈垣校长本约同行，后来他走不脱。
+
+　　在北京沦陷时期，我的情况陈垣校长最清楚，辅仁的同事张重一对我很了解。
+
+## 5、从北京到洛阳、西安（一九四四年二月—八月）
+
+　　一九四四年，变卖家具南行，千辛万苦到了安徽界首，和陈璧子的大哥陈伯君取得联系。陈那时是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部的机要室主任。我到洛阳时，陈伯君已替我接洽好教育部办的洛阳进修班一个语文历史教师的位置。后又为我设法兼一个第一战区司令部的秘书名义（军简三阶）。从三月中旬起，我上午在进修班上课，下午到司令部去一两个小时，无具体工作，到四月底，司令部疏散文职人员，家属已先疏散，我到庐氏县的范蠡镇暂住。不久洛阳失守，庐氏危机，大家走散了。我和进修班的学生徒步从豫陕两省交界处的商洛山中离散，再走到西安，已是五月底了。这时陈璧子因家属先期疏散早已到赴西安。在西安两湖小学我找了一个教师位置，我们就住在两湖会馆。七月第一战区遣散人员，我自请免职的。
+
+　　我在洛阳、西安这一段时间，陈伯君可以证明。当时第一战区司令部机要室有个秘书夏照滨，他现在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也可以证明。
+
+　　从我到西安后，遇到辅仁大学文学院长、文化特务沈兼士（沈一九四七年死于北京）及中学同学吴錦清，沈当时在代朱家骅当国民党的训练班主任。吴是战干团的总务处长，他们关心我今后的生活，希望我留在西安。我表示愿意去教书和做研究工作，已写信给朋友了，后来他们告诉战干团要成立一个研究所，主要是文史方面，所长将由黎锦熙担任，我见到黎（黎是师大前文学院长），黎说，有怎么个打算。吴锦清有一天要我同去看战干团教育长葛示桀，葛随便问我在北京工作的情况，没有多谈。不久，葛发来一个发表我做研究所研究员的通知书，这时我已看出战干团不是真正研究学问的地方，而是胡宗南的特务机关，进去了出不来的。我立即把通知书送还给吴锦清，无论如何为我辞退。这时四川女师院朋友寄的路费到了，我就于八月底离开西安向重庆了。黎现在北京师范大学，可以证明。
+
+## 6、在白沙（一九四四—一九四六）
+
+　　我去白沙女师院主要是三个旧友台静农、李霁野、魏建功的关系。台、李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对思想上有帮助。我自己兼国文、历史两系任课，名义是副教授。到一九四六年春夏之交，女子师范学院学生因迁移问题反对教育部长朱家骅，我当过一次教师代表到教育部陈述意见，和朱家骅争论了几句。后来女师院被解散，整理，我被解聘。魏建功、李霁野此时已先离白沙，我是六月间才出川的。这段时间魏建功及女师学院同事方管可以证明，学生中北京女六中教书的汪丽琴也可证明。
+
+## 7、在杭州（一九四六）
+
+　　一九四六年七月初，我到杭州，当时青年军第四大学补习五班开学，正找教师，文史方面由浙江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郑石君主持，他请我去教书，我教了一个多月的书，八月后半月，我因早已应辅仁大学之聘要去北京，恰好大学补习班要送二十九个学生到北京上学，也就给我买了轮船统舱票，我就乘轮船到天津，又回辅仁大学教书。郑石君现在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
+## 8、重回辅仁大学
+
+　　从一九四六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初的一段时间。
+
+　　一九四六年我会辅仁大学，改为教授名义。一九四七年春，陈璧子的一个白沙女师院附中同事覃英[1]介绍朱彤同志到我家，朱是地下党员，他在北大工作，因他的关系，北大的郑楠（女）、刘力邦（女）等经常来我家。朱每当北大情况紧张就住在我家，朱还带别的同学在我家住过，他对我是绝对信任的。因此，能看到一些毛主席的文章及其他进步书籍。直到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大逮捕前几天，朱、郑才离开北京区解放区，刘力邦则还是来我家联系。一九四九年解放，朱、郑又回北京，那是我家的情况，他们很清楚。郑现在是贵州省团委副书记。
+
+　　那三年中，我家和刘迺龢、迺崇姊弟往来很多，“八一九”大逮捕时，迺崇亦躲在我家好些天，后去解放区。
+
+## 9、解放初期，我在辅仁大学党支部领导下，担任工会主席，参加辅仁的反帝斗争，思想改造、忠诚老实等一系列运动，和党支部的贾世仪同志、金永龄同志经常在一起。贾现在北京体育学院工作，金在北京师大物理系。
+
+　　一九五二年，院系调整以后，我在师大工作，到一九五五年止，这一段的情况，师大历史系王文端、人事处刘淑娟都清楚。
+
+## 社会关系
+
+　　①陈垣，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党员。是我的老师。我从一九三一年到辅仁中学教书，以后两次回辅仁大学教书，都是他的关系。
+
+　　②刘迺龢（女），我的学生、同事，党员。从一九四六年回北京起，和我家往来很多。
+
+　　③张子高，清华大学副校长，党员。抗战时期，我和他做邻居七、八年，彼此了解。
+
+　　④徐慧娟（女），安庆一中同事，党员。现在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教书。
+
+　　⑤郑楠（女）、朱彤，夫妇二人一九四七—四八两年在北大做地下工作，常来我家。郑是贵州省团委副书记，朱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摘帽。
+
+　　⑥魏建功，北京大学副校长，九三中央常委。
+
+　　⑦张重一，辅仁、师大同事，现在北京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工作，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摘帽，民进会员。
+
+　　⑧舒芜（方管）、四川女子师范学院同事，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摘帽。
+
+　　⑨启功，辅仁师大同事。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摘帽。九三成员。
+
+　　⑩荣孟源，解放后由范文澜同志介绍来我家认识的，我编《辛亥革命》资料，他也参加。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后摘帽。
+
+　　㈠陈伯君，我爱人陈璧子的大哥，一九四四年我到洛阳后，他为我找工作。一九四九年到北京，当教育部长马叙伦的秘书。一九六一年左右退休。民进会员。
+
+　　㈡陈绍闻，陈璧子弟弟，复旦大学经济系副教授，党员。
+
+　　㈢陈素子，陈璧子妹妹，北京市第七中学教导主任，党员。
+
+　　㈣周蓟章（女），陈璧子表兄杨绵仲的儿媳，已离婚，现在北京环境卫生处第一清洁队任职员。[2]
+
+　　㈤黄渔仙，是陈璧子表姊，上海文史馆员，住上海。
+
+　　㈥朱守范，我的妹夫，上海人民银行职员。
+
+　　㈦黄炳然，小学同学、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医师。
+
+　　㈧翦伯赞，解放后在一起开会，私人来往不多，一九六二年他来苏州编书一起，往来较多。
+
+## 反动的亲属关系
+
+　　①柴德诚，我的胞兄，恶霸地主。一九五一年已镇压。
+
+　　②张恩发（文瑞），我大姊的儿子，和我同岁。他一向当法官，长期没有和我见面。解放后被捕，后回乡劳动生产。他写信到北京说有个儿子想读书，培养不起，要我帮助。我当时同意了。一九五三年他的孩子张来吉到北京，考入十三中。后来我见到张恩发给他儿子的信有许多怨恨地方干部的话，他又说有一个朋友每月给他生活费，都是隐瞒着干的。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师大负责统战工作的金永龄同志，说明我不能替反动法官培养儿子，金永龄同志要我写一份说明材料，由党组织转到诸暨人民政府，我就这样办了，遂将他儿子送回乡下。以后听说张恩发被捕了，情况不太清楚。
+
+　　③陈叔和，爱人陈璧子的堂兄。一九四六年来北京管南苑营产，是反动军官。一九四七年因贪污下狱，一九四八年释放回湖南。
+
+　　④刘剑石[3]，陈璧子远亲，是国民党后勤部一个补给团长，一九四七年因陈叔和找到我家，后于一九四八年撤职回南，听说解放战争被俘。
+
+　　⑤黄涤尘（汉光），陈璧子的姑奶奶的孩子。一九四九年在傅作义部下当秘书，也因陈叔和找到我家，北平解放，黄经学习派到兰州工作，后来无联系。
+
+## 在台湾的社会关系
+
+　　①台静农，辅仁大学、女子师范学院同事，鲁迅先生的学生。一九四六年到台湾大学教书，一直在台湾。
+
+　　②戴君仁，我中学的语文老师，后在辅仁大学同事。一九四六年到台湾师范学院去教书，一直在台湾。
+
+　　③许世瑛，我中学同学，后在北京辅仁、燕京教文字学，是许寿裳的儿子。一九四七年去台湾师院学院教书，一直在台湾。
+
+　　④张基瑞，我中学同学，北大毕业，教历史。一九四六年去台湾师范学院教书，一直在台湾。
+
+　　⑤陈强先、陈卓亚，兄弟二人是陈伯君的儿子，解放湖南时，年纪很年轻，在中学读书，后去台湾。
+
+　　⑥杨绵仲，陈璧子的表哥。我一九四四年到重庆时，他在财政部当地方财政司长，去过他家。后当国库署长。一九四六春后无联系，解放后在香港台湾。
+
+　　⑦蒋鼎文、蒋鼎武，蒋鼎文洛阳第一战区司令，我到洛阳后，陈伯君带我见过他一次，在重庆又见过一次。他的兄弟蒋鼎武是我中学同学，比我低几班，在洛阳未见到，到西安才见到，重庆也见过一次。解放后逃往台湾。
+
+　　[1] 覃英，王鲁彦辅仁。时任中共上海师院中文系教授、总支书记。
+
+　　[2] 文革中有北京第一清洁车辆厂外调人员找到陈璧子交代问题，说一九五〇年周送给陈的一支金壳手表里面有录音机，是特务使用的，将表拿走。
+
+　　[3] 一九四九年刘剑石为国军三十七军参谋长，被共军俘虏，一九七五年被特赦。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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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71 @@
+# 吴冷西的检查
+
+　　<吴冷西>
+
+　　［原编者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冷西（前新华社社长）是中国赫鲁晓夫安插在新闻的狗奴才。长期以来，他利用其窃踞的职权和新闻界这个阵地，大干其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给我党、我国抹黑，罪恶累累，我们特将其部份供词公布，供同志们批判用。］
+
+　　长期以来，我在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工作中，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我是刘邓黑司令部伸进新闻界的黑线人物，是他们的忠实走卒。我把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变成了他们推行复辟资本主义阴谋的舆论工具。我对党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
+　　现在，我把我所知道的刘少奇、邓小平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特别是同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有关的罪行，以及我如何执行他们的黑指示的罪行，交代如下。
+
+　　由於手边没有笔记和有关文件，这里所说的只凭记忆所及，某些具体情节可能不确切，但基本事实是不会错的。为了叙述方便，我是按时间的先后顺序写的。
+
+　　（一）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刘少奇把当时新华社的主要干部（约二十多人）集中到他住地（平山县西柏坡）附近，名义上是要“严格训练”新华社的骨干，以便“迎接全国胜利后的局面”。这个“严格训练”工作，由胡乔木主持。开始时所有稿件都经刘少奇审改，后来凡是重要的稿件都经他核准才能发出。刘少奇本人不经常出面，大都通过胡乔木传达他的意见并布置执行。
+
+　　我是当时被“集训”的人员之一，并且参加了以胡乔木为首的核心小组（另外还有范长江、石西民、陈克寒等人。）据我记忆，刘少奇当时特别强调要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要求新华社的骨干必须是“党中央的驯服工具”（实际上是要做刘少奇的驯服工具），必须“严格地”、“百分之百地”执行他的意见，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独立性，即使不同意或者想不通，也要坚决执行。在“集训”的头两个月，新华总社每天收到各分社的来稿都先印出来，由刘少奇确定那些可以改写后发，如何改写，那些不发。我们都遵照办理。改出的稿子送刘少奇审阅时，他认为不好的都退回来重写。刘少奇还出题目要我们写评论和资料，并且提出了要点。刘少奇强调，所有稿件都必须“一丝不苟”，从布局到字句标点符号，都必须正确无误。在这样的“严格训练”的几个月中，被集训的大都变成了“工具”，自己不动脑筋、一切听刘少奇吩咐，而且整天关在房子里写呀，改呀，成了埋头业务、不问政治的编辑匠。这样的奴隶训练，被集训的人普遍叫苦连天。记得有一次分配我和范长江合写的一篇《每周战况述评》，写了一次又一次，刘少奇和胡乔木都退回来重写，反覆了七八次仍“不及格”，最后由胡乔木自己动手写。范长江极不耐烦，不久他就要求调动工作了。后来石西民也走了。留下的人越来越少，大概都是被刘少奇和胡乔木认为“奴性可嘉”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刘少奇和胡乔木修改过的每篇稿件，都要大家“认真学习”，并且由我们两人（多数是由胡乔木）讲解。这种讲解，给我的印像是，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修改，都具有“十分充足的理由”，简直是金科玉律。可以说，这次“集训”，是刘少奇把他的黑手伸进新闻界的一个重大步骤，是他培养他在新闻界的驯服工具的重大步骤。我这个“奴性十足”的人，长期以来还误以为这是好事，并且以自己经过“集训”为荣，以当“驯服工具”为荣。我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工作也要求在我领导下的人成为“驯服工具”，同时还按这样的标准来提拔和使用干部。
+
+　　（二）一九四八年秋，即在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讲话大约半年之后，刘少奇向“华北记者团”作了一次长篇讲话。我没有去听，事后听了传达。据我的记忆，刘少奇那次讲话非常强调记者要“独立思考”，要“敢于提出问题”，要写“真实”，要加强“修养”。这次讲话的精神，同在西柏坡“集训”的精神表面似不一致，实际上是修正主义新闻路线的两个不可缺少的方面，即要记者尽量发现“黑暗面”，这样才有反党的材料来源；要编辑绝对服从，这样才能供他得心应手的驱使。过去我长期认为刘少奇这篇讲话是记者必读的经典作品，多次在新华社记者中为他吹捧。一九六二年《修养》重新发表后，邓力群（注：邓是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向我建议把这篇讲话整理出来，我曾就此事向刘少奇请示，他对此很有兴趣，叫我组织人整理。我就叫萧航负责先整理出一个初稿。初稿出来后，我因忙於别的事情，没有来得及看。刘少奇的秘书曾打电话来问及此事，并要了一份初稿去。现在看来，刘少奇这篇讲话，是有意同毛主席对晋绥日报的讲话唱对台戏。
+
+　　（三）一九五三年，刘少奇通过胡乔木提出，新华社应当成为“消息总汇”。我记得胡乔木提出这个口号时说，刘少奇认为新华社应当充分利用集中统一通讯社的有利条件，充分收集和发布全国和全世界的各方面的消息，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刘少奇提出“消息总汇”，是改变新华社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方向的一个重大步骤。我当时完全拥护刘少奇这个主张，并且在新华社不遗余力地贯澈执行，一方面提出“扩大报导面”，满足各方面（实际上是适应资产阶级及其知识份子）的兴趣，另方面提出大搞《内部参考》，即刘少奇有兴趣的“敢於提出问题”，暴露黑暗面。这种修正主义的指导思想，我后来扩展到国际新闻报导方面，并且是我提出“世界性通讯社”的思想根源。
+
+　　（四）一九五六年夏天，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刘少奇找我和朱穆之同胡乔木一起，谈了两次话，抛出了他的一整套的修正主义新闻纲领。刘少奇这两次谈话，打的是反对“机械搬用塔斯社经验”的招牌，实际上他提出的一系列主张，现在看来，同塔斯社并无二致，甚至在修正主义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来，在新华社派代表团到苏联学习塔斯社后，我主持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请示报告，内容是根据塔斯社的经验提出“改进”新华社工作的意见，其中差不多完全照搬塔斯社的一套，而当时的塔斯社已经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它的经验基本上是仿西方帝国主义通讯社的一套。因此我们写的报告已经是够修正主义的了。但刘少奇在两次谈话中，虽然开头也说了一点要从人民的利益和马列主义的观点出发来考虑通讯社的工作，但他反对的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机械搬用塔斯社经验”，即反对所谓教条主义。正是从反对所谓教条主义出发，刘少奇在谈话中要新华社实行一条彻头尾的修正主义路线。据我记忆，刘少奇提出的这条路线的要点是：
+
+　　（1）明确地要求新华社向“消息总汇”、“世界性通讯社”的方向（即要新华社变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为资产阶级专政工具的方向）前进，并且主张新华社不要当国家通讯社，不要“官办”，而要“民办”。
+
+　　（2）新华社不仅要学塔斯社，而且更要学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刘少奇认为塔斯社太死板、僵化，远不如西方帝国主义通讯社“灵活”，“有生气”，“吸引人”。
+
+　　（3）新华社的新闻要：有“普遍兴趣”、“共同兴趣”，人人爱看；善于运用“客观报导形式”，像路透社、美联社那样；新闻报导要“真实”，要“全面”，不要“片面性”，对我有利的和不利的，对我说好话的和说坏话的，都要报导，否则就助长“主观主义”。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
+
+　　（4）要培养名记者，新闻中要有记者署名，保持记者的风格，记者个人对新闻负责，名记者的薪水可以高於社长，甚至高於国家主席。
+
+　　（5）新华社改为民办后，可以不受国家工资级别的限制，自行制订工资，实行物质刺激，鼓励编辑记者“上进”。
+
+　　（6）新华社同报纸的关系，不应是垄断性的关系，而应是竞争的关系，互利的关系，合作的关系。不要只利於新华社自己，而且要对报纸有利，适应报纸的需要。刘少奇的这个意见，是后来在一九五七年新闻界右派向党进攻，攻击新华社，提出办同人通讯社的主要藉口。
+
+　　（7）新华社可以自己办一张报纸，以刊登新闻为特色，同人民日报“竞赛”。
+
+　　刘少奇的这些主张，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的新闻纲领。一九五七年新闻界和新华社内部的右派分子，在猖狂向党进攻时，攻击新华社的主要论点，差不多同刘少奇以上主义完全一致。可以说，刘少奇不仅向新华社提出了一个修正主义纲领，而且给新闻界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提出了一个纲领。
+
+　　刘少奇的这个纲领，在新华社内部领导干部中造成了空前的思想混乱。甚至像我这样满脑子修正主义思想的人，也感到太过份了，不能完全照办。因此，刘少奇的谈话，我只在一部份干部中传达。但是，应当说，在这以后，我基本上是执行刘少奇这个修正主义纲领的。我特别强调要把新华社办成“世界性通讯社”，这是取消新华社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性质的办社方向性的错误。我在一九五七年访问了路透社和法新社，回来后更加强调向西方资产阶级通讯社学习。我竭力提倡新闻的“共同兴趣”，这是抹煞兴趣的阶级性，适应资产阶级兴趣。我特别热中於新闻的“客观报导形式”，要记者、编辑学习西方记者，和西方的专栏作家如李普曼之流的写作技巧。甚至在一九六○年春我还要驻外记者学习南斯拉夫驻北京记者污蔑我国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所谓“客观报导形式”。我同样也强调新闻报导要“全面”，对我有利的和不利的都要报导。我也热心於培养名记者，并且实行了一条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单纯业务观点、重才不重德的修正主义干部路线。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如把新华社改为“民办”，新华社自办报纸，我没有照刘少奇的意见办，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基本上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这些是办不到的。
+
+　　由於我自己是修正主义份子，也由於对刘少奇的迷信，我过去长时期内没有觉察刘少奇这两次谈话的修正主义本质，一直认为是正确的。直到一九六六年三、四月间，当我感到新华社长期内没有清算学习塔斯社的修正主义影响，还提出重新印发刘少奇的谈话给参加当时国内分社会议的同志，用以清算学习塔斯社的错误。
+
+　　（五）一九五六年夏天，刘少奇批发了人民日报的一篇反“冒进”的社论。这篇社论是由邓拓起草，经胡乔木、陆定一修改，最后经刘少奇审阅的。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初南宁会议上指出，人民日报这篇社论是错误的，反“冒进”是错误，打击了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造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马鞍形。我当时不了解情况，打电话回北京把这篇社论原稿调去看，才发现了上述情况。刘少奇在他审阅过的原稿下还写了送毛主席审阅的字样。毛主席在上面写了“不看了”三个字。於是我把这种情况报告胡乔木，说这样会牵涉刘少奇，胡乔木叫我不要把此事在会议上提出，我也就没有在会上谈，给刘少奇打了掩护。毛主席提出这篇社论是针对刘少奇的，但刘少奇在南宁会议过程中，既没有作任何自我批评，别人也没有批评他。应当说，刘少奇是一九五六年反“冒进”的发动者。
+
+　　（六）一九五六年秋，刘少奇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解决了，我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和需要的矛盾。这是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毛主席在反右斗争后政治局常委的一次会议上曾正式指出刘少奇的报告中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我在一九五六年在新华社宣传了刘少奇这个观点，并且根据这个观点来错误地解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及党内民主等问题，成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观点的宣传员。
+
+　　（七）一九五七年夏天，毛主席决定我到人民日报工作后，邓小平曾为此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负责干部开了一次会。他在会上一面宣布我到人民日报任职，一面又说邓拓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但成绩还是主要的，因此仍然留在人民日报担任社长，邓小平对邓拓的这种估计，是同毛主席唱对台戏的。毛主席当时如何批评邓拓我那时还不知道，是胡乔木在后来告诉我的。我在邓拓留人民日报工作期间，就是根据邓小平的这种估计，开始我只管版面，社论仍由邓拓负责，后来邓拓说他不了解中央意图，把社论交给我。但我仍然求他管五、六版。直到邓拓离开人民日报时，我在欢送会上仍然根据邓小平的看法为邓拓吹捧了一番。这也是错误的。
+
+　　（八）一九五八年底至一九五九年初，邓小平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人民日报关於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如何做总结的问题。邓小平在会上说，资产阶级法权不能随便破除。供给制很难说比工资制进步。现在如果实行供给制，比工资制要花钱更多。对留用人员和新参加工作的人员不能实行供给制，否则国家要背大包袱。胡乔木在会上着重从理论上说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要保留资产阶级法权，他引证了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的话，来说明一般地提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是不对的，并说这是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的思潮。他还说不能把共产主义的风格同现行的政策混同起来。邓小平和胡乔木的发言，为如何做总结定了基调。我就是根据他们的意见派林韦同张春桥同志合作写总结。张春桥同志不同意邓、胡的意见，总结始终没有办法写出来。这是邓小平对抗毛主席思想的罪行之一。因为这次讨论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毛主席把张春桥在上海发表的文章交给我，并且亲自加上编者按语，基本上肯定了文章中的观点，要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展开讨论。我当时思想上也赞成张春桥同志的文章的，因为文章中的基本思想是毛主席在当年夏天北戴河会议上说过的。但是讨论展开后，涉及问题很广，不仅是共产主义风格，而且关系到现行政策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工资制度的问题。在这过程中胡乔木曾几次对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随便废除资产阶级法权。这样我就动摇了。后来，约在讨论展开两三个月之后，毛主席要胡乔木考虑如何做总结。邓小平召集这次会议，就是根据毛主席指示召集了的。但会议的结果，基本上否定了张春桥同志文章的观点。也就是抗拒毛泽东思想，抗拒毛主席的指示。我是邓小平这一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执行者。胡乔木后来把写不出总结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据胡乔木告诉我，毛主席同意暂时不写，但我后来的印像是：毛主席对此是不满的，他曾多次提到这次讨论写不出总结的事。
+
+　　（九）一九五九年二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不久，邓小平在一次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人民公社的问题经过武昌会议特别是第二次郑州会议，已经解决得差不多了。现在的问题是生产建设中问题很多，很乱、浮夸风、瞎指挥、层层加码仍然很严重。他要计委和经委了解一下究竟有那些问题，研究如何解决，提列下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讨论。会后，我就根据邓小平这个黑指示，布置新华社收集工作中的问题，在《内部参考》上发表，供中央参考。这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提供了材料。
+
+　　（十）一九五九年七月卢山会议上，刘少奇在小组会上严厉批评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一九五八年大刮浮夸风。他特别强调说，那个时候中央负责同志到各地参观时发表了一些意见，这些意见是不成熟的，有错误的，但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结果在全国造成了有害的影响。他还说，他在河南参观时讲了一些意见，新华社没有向他请示就发表了，而且报导得又不准确，他对此不能负责。现在想起来，刘少奇的这番话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一九五八年我们发表了毛主席在各地的报导，如在河南参观时说“人民公社好”。特别是这年夏天毛主席在巡视长江南北后对用新华社记者谈话的形式发表了谈话，对当前工作作了重要指示。这个谈话稿是我经手的。刘少奇的这番话，同时也包含着给他自己推卸刮浮夸风瞎指挥的责任阴谋，因为刘少奇这一年在各地参观时也发表了许多意见，有些也公开报导了。
+
+　　我在庐山会议上听了刘少奇的批评后，一面打电话回北京，要新华社检查究竟宣传了那些浮夸，特别要检查报导了那些中央同志的讲话，其中有什么问题，尽快把材料送给我；另方面我自己在小组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谈到一九五八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在宣传上的确有许多浮夸，发表一些中央同志的意见也是不慎重的。这时我还没有意识到刘少奇是针对毛主席的，我这样做实际上帮了刘少奇的忙，反过来证明他是对的。在这以后不久，就爆发了彭德怀反党集团事件。我就通知新华社不要把收集的材料送来了。因为这时已经不是总结经验教训，而是斗争彭德怀的问题了，而且我害怕这些材料送来会使人怀疑我收集材料反对中央。
+
+　　（十一）一九六○年初，毛主席批发了《鞍钢宪法》以后，人民日报写了一些宣传《鞍钢宪法》的评论，我当时因忙於参加起草［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没有及时处理。后来，大约在六月间上海会议前后，我向邓小平请示如何宣传《鞍钢宪法》，邓小平当时回答说，现在集中力量搞反修，《鞍钢宪法》现在不忙搞，鞍钢本身问题还不少。这样我就把《鞍钢宪法》的宣传压下来了。这是邓小平抗拒毛主席指示的又一罪行。我执行了他反毛泽东思想的黑指示。
+
+　　（十二）一九六○年一月，八十一党莫斯科会议期间，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以及胡乔木等犯了严重的错误。这是我根据现在的看法这样认识的。现在回想起来，主要的错误有：
+
+　　（1）在同苏修争论《声明》稿内容的过程中，刘少奇曾经主持了一次代表团会议，讨论如果苏修坚持不肯把《声明》中的钉子拔掉，我党代表团是否签字的问题。刘少奇认为可以签字，同时发表声明。这完全是投降主义的方针。后来毛主席来电指示，要力争把钉子拔掉，不惜斗争到破裂的边缘。
+
+　　（2）在同苏修争论的最后阶段，大多数钉子拔掉了，剩下有一处提到“个人迷信”，苏修坚持不拔，刘少奇、邓小平指示彭真和胡乔木让步。这也是严重的错误，特别是连系列刘、邓一系列反毛主席的罪行，他们同意苏修在声明中保留反“个人迷信”是用心恶毒的。
+
+　　（3）在《声明》签字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和胡乔木一同去会见赫鲁晓夫。据刘少奇回来后说，他在同赫鲁晓夫谈话中提了两点建议，一是要赫鲁晓夫以后不要站在争论的第一线，要退居第二线，这样可以“留有余地”。这个建议，完全是赫鲁晓夫出谋划策。另一个建议是，中苏两党在一切国际会议（包括兄弟党会议和国际群众组织会议）上要事先协商，一方不同意，对方就不能强加。这个建议赫鲁晓夫也同意了。刘少奇谈到这点时还颇为得意地说，这样可以限制苏方。但事实上这个所谓“君子协定”完全有利於苏方。
+
+　　（）
+
+　　· 来源：
+
+　　《刘少奇问题资料专辑》（台北：《中共研究》杂志社，1970），原载一九六八年六月上旬《工人评论》第5期（广州红总“红色工人”、红总建司“刺刀见红”编辑部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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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毅为九十一人大字报给周恩来的检讨信
+
+　　<陈毅>
+
+　　（周总理：）
+
+　　我近日读了外交部九十一位同志的大字报，我又读了大联筹（外交部大联合筹备小组）和使馆四十五个战斗队对该大字报的声明，部党委姬（鹏飞）、韩（念龙）、乔（冠华）三同志先后向我转告总理对九十一人大字报指示。
+
+　　我现在郑重声明，我完全拥护总理指示，九十一人的大字报，其精神和立场是右倾保守的，是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是发泄对革命群众大批判的怨言的。这张大字报对我改正错误毫无帮助，对大字报的作者，则更有助长他们与群众对立的危险，我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同意这种错误精神和立场。
+
+　　我入党多年，在革命斗争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在毛主席、党、广大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培育帮助下才取得的，这首先要归功于毛主席，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而不应归功于自己。我在多年工作中也犯过几次大错误，历史早作过结论。我常常不隐瞒谈这些问题，许多同志都清楚了解，我不在此复述。值得提出的是，把过去作过一点工作，拿来为最近犯的大错误辩护，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错误的。
+
+　　因为这种想法和做法会阻塞自我批评和改正错误的通道的，自我犯错误以来，我没有这种想法。我常常想到，我没有从过去错误中吸取教训，这倒是我这次犯错误之重要原因。现在是我改正错误的时候，而绝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批判我者对我有帮助，现在讲好话对我没益处。
+
+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主要是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现在我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进行自我革命，彻底歼灭我头脑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时候了，一年多来，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对我的错误进行炮轰和批判，是为了帮助歼灭资产阶级世界观这个害人虫，对我有极大的帮助，我对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大方向是肯定的，对群众性的批判是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要求群众批判百分之百符合事实，这是官僚主义者为了巩固其地位，取消自我批评的惯用手法，至于“打倒陈毅”这个口号，首先要分清，有少数坏人利用这个口号，来实现其个人野心，极大多数群众对我的严重错误表示极大愤慨，而喊此口号，两者不能混淆。少数坏人已被群众所揭露，而且正在继续揭露，这是好事，从这里我应当吸取的教训是，由于我的极其严重的错误，给少数人提供了弹药，我为此感到十分惭愧，今后，我要认真改正错误，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免做敌人弹药供应部。
+
+　　九十一位同志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后，竟然抛出这样一张大字报，说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真正受到教育。他们与我共事多年，我平日政治不挂帅，对他们帮助太少，我作为领导者，对于他们犯错误，我是有责任的，九十一位同志各人情况有所不同，只要下定决心，改正错误，同志们都会欢迎的。
+
+　　以上意见请总理审核指示，是否需要转至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以及在外交部广大群众中公布，请总理指示。
+
+　　致
+
+　　（敬礼）
+
+　　 陈毅二月二十八日
+
+　　· 来源：
+
+　　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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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4/000004.txt
@@ -0,0 +1,85 @@
+# 检查
+
+　　<张仲良>
+
+## 〖张仲良，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省文革小组副组长。〗
+
+　　首先，衷心祝愿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我带着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悔罪的沉痛心情，怀着为党为人民立新功的强烈愿望，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北京，来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身边，参加中央举办的江苏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我这样一个屡犯严重错误的人，一再教育挽救，使我万分感动。我从心底里更加感到毛主席亲、更加感到党的温暖，更加感到革命造反派批判帮助的可贵。
+
+　　过去我在甘肃工作犯了严重的错误。到江苏，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忠，对革命小将不亲，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渭清、陈光之流不恨，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给人民造成了痛心的损失。这里我要再一次向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低头认罪，再一次向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低头认罪，再一次向广大的革命造反派同志们低头认罪。
+
+　　下面检查我的主要罪行。
+
+## (一)
+
+　　在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伟大历史文献《五·一六通知》中，早就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可是，由于我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一直很不理解。在运动刚刚兴起的时候，就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在革命群众的对立面，压制、反对新生力量和新生事物，成为旧省委凶残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罪魁祸首之一。
+
+　　运动初期，我分管省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有“抓右派”的错误指导思想，把斗争矛头对下，颠倒了敌我关系。我对江渭清学着刘少奇的调子，一再宣扬“引蛇出洞”的谬论，深信不疑，曾多次加以传播。在几次会议上我都嫌省级机关的“温度不够”，强调“要加温、让右派跳出来”。当革命的大字报越来越多，火开始烧到旧省委内以江陈为首的一小撮走资派头上，这时传来了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八条”黑指示，我把它当作金科玉律，想用“内外有别”这根稻草捆住群众的手脚，企图扑灭越烧越旺的革命烈火。旧省委规定“给省委书记提意见用小字报”，以后又规定“要写省委书记的大字报要送到省委办公厅。如果一定要贴在本单位，要分辟一间房子贴。”这些镇压群众的黑规定，我不仅赞同，而且在机关里积极推行。后来机关里出现了“大字报人人贴，也可以贴人人”，“上下左右一起揭，大鬼小鬼一起捉”等错误口号，我又从正面加以肯定。我还曾主持召开了厅局长干部会议，专门交流了整群众的经验，要各单位，揭出来再看，而不是看准了再揭，继续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更严重的是，我曾布置各口负责人，对机关中的思想政治情况和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进行摸底排队。这样做，用心险恶，是为“秋后算账”早作准备，省级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迟迟不能纳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走了很大的弯路，有很多同志受压制、受围攻、受迫害，我负有主要罪责，我再次向这些同志道歉、认罪。
+
+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革命小将高举“造反有理”的革命大旗勇猛冲击旧省委，我又直接参加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江渭清、陈光在幕后策划，我在幕前硬顶。我多次出场接见革命小将，由于站在敌对的立场上，总是对他们的革命行动，看不顺眼，言不顺心。嘴上“支持”，内心抵制。顶、磨、拖、骗等卑劣手段，都用上了。在受到革命小将严词批判，理屈词穷时，我就这样想：“你们现在可以扬威一时，到运动后期是要算账的”。当我听到另一种反映，说我“到底是沙场老将”，“能打硬仗”，“宝刀不老”，我还有些得意。我为什么那样卖力气的保旧省委，实际上也是为了保自己，想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汗马功劳”，取得江渭清的信任。殊不知越是这样同革命小将作对，越是在革命群众身上打坏主意，就沿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滑得越远。
+
+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南大的革命造反派到省委大门口，强烈要求工作队暂不撤离学校，留下接受批判，我照旧省委事前研究的口径，硬顶了一个下午。我不但完全无视革命师生的正当要求，还强词夺理，大放厥词，说什么“江苏省委是革命的，是正确的”，“北京市与南京不同，旧北京市委和南京省委不同，你们不能同样看待”。我还对受蒙蔽的保守派说：“省委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承认，请你们放心”。加深了对他们的蒙蔽，增加了革命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严重对立。
+
+　　震动全省的扬州事件发生以后，南京大专学校和扬州等地的革命师生，在省委大门口静坐一天一夜，强烈要求江渭清出场接见，立即采取措施，解决扬州问题。江渭清借口身体不好，拒不接见，要我去同群众顶磨。群众不答应，一再追问我：“江渭清为什么不出来，生的什么病？”我欺骗了群众，说江渭清“昏倒了”。其实，江渭清那天根本没有生病，而是到中山陵纳凉去了。我革命多年，为了保江渭清，竟然在革命小将面前说谎话，现在回想起来，实在感到不应该，实在感到惭愧，实在感到罪恶深重。
+
+　　当首都南下师生纷纷南下串联，在省委大门口组织控诉旧省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时，我认为有些人是“下车伊始，乱放空炮”，有的是“右派”或“政治扒手”，“在北京混不下去，到南京胡闹”，我曾要旧省委文革小组设法让保守派“控制讲台”，把控诉会变成“辩论会”。我还曾深夜召集南京四个区委书记开会，布置大造社会舆论，组织围攻他们，妄图把他们搞臭。
+
+　　运动深入发展以后，革命小将奋起批判旧省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行。一九六六年十月十三日，南大“八·二七”革命小将把我带到学校里去解决问题，最初我由于革命群众的声威，曾言不由衷的说：“革命师生要我到那里，我就到那里，决无怨言。”当天晚上，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江渭清传话回来，说这是“绑架”行为，并要我赖在南大不要轻易出来。”我以为江渭清在北京“摸到中央的底了”，头脑里又出现了反右派的念头，第二天态度变得很生硬，拒绝回答革命小将提出的问题。十月十五日，革命小将开大会要我检查错误，我却把江渭清从北京传回来的讲话稿子，一字不差地在大会上照读，趁机大肆宣扬，“我和书记处的同志是坚决执行十六条的，是坚决拥护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如此，永远如此。”并大讲所谓被“架”到南大的过程。这篇臭名昭著的讲话，为旧省委贴金，为我脸上涂粉，直接起了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坏作用。
+
+## 不久以后，南京工学院革命小将为解决工作队的检查问题，带我到华东局去。中央工作会议以后，华东工程学院革命小将为处理黑材料问题，我自动代替江渭清被带到北京来。在同革命小将相处的日子里，我改硬顶为软抗，不但对他们不交心，相反地还对他们有戒备。革命小将热诚地动员我揭发旧省委的问题，我却认为他们是想“分裂旧省委的团结”，是把我当作“薄弱环节”，“想在我身上打开缺口”，因而态度顽固，继续对抗下去。
+
+　　在运动中，我还直接插手华东水利学院的文化大革命，一手炮制了一个“华水新党委”，想把它培养成“典型”，创造出一套整群众的“经验”。当时还有这样的考虑，华水离省委驻地机关最近，通过“新党委”控制住局面，可以使旧省委少受冲击。华水新党委是旧省委镇压革命群众的御用工具，起了原党委所不能起的作用，变成了“没有工作队的工作队”。我的这一罪行，造成的恶果很大。
+
+　　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同群众心连心，无限信任群众，最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毛主席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重温这一伟大教导，倍感亲切。我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不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而是追随江渭清、陈光之流，处处刁难群众，残酷镇压群众，甚至把革命小将当作死对头。这是我的资产阶级立场的一次大暴露。立场错了，全盘皆错。
+
+## (二)
+
+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亲身经历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生死决战。这方面的教育最最深刻，终身难忘。
+
+　　长期以来，我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阶级斗争观念薄弱，路线斗争觉悟很低，对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江苏和西北的代理人，妄图篡党、篡军、篡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阴谋，识不破，看不透。
+
+　　（我过去在甘肃工作期间，违背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骄傲自满，头脑发烧，蛮干一气，听不进反对的意见，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犯了严重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坚持“三高”，大刮“五风”，损害了国民经济大跃进。二是伤害了一批干部。庐山会议以后，在党内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是正确的。但是扩大了打击面，没有严格区分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错误地处理了一些好同志。由于我的严重错误，给甘肃的工作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每当想到这一点，就很痛心，深深感到对不起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不起广大党员和干部，对不起一千三百万人民群众。）
+
+　　我一直认为批判、纠正我在甘肃的严重错误，是完全必要的。但在批判我的错误以后，我感到压力很大，加以私心杂念多，满脑子考虑如何检查过关，而对于在一九六○年十二月西北局兰州会议上，刘澜涛、汪锋之流借批判我的错误的时机，全盘否定三面红旗，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实现其把甘肃作为反革命政变据点的罪恶阴谋，我未能识破。我当时对这些问题想不通，多半是从方法上考虑。没有认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更谈不上同他们进行原则斗争。一九六二年我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闭门思过，又中《黑修养》的毒很深，这几年来一方面我感到在甘肃自己确有严重错误，心情沉重。另一方面，又对许多重大问题想不清楚。直到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刘少奇、彭真、刘澜涛、习仲勋和汪锋之流苦心经营西北反革命政变据点的罪恶阴谋，我才恍然大悟。乌云遮不住红太阳，毛主席真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
+
+　　现在刘少奇和他在西北局的代理人刘澜涛、汪锋之流已经被揪出来了。这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但是，这并不能减轻或抵销我的错误。各有各的帐，不同的矛盾有不同的质。对于我在甘肃犯下的严重错误，我愿意心悦诚服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深入批判。这一点，我已经多次向甘肃的革命造反派同志表示过。
+
+　　这里，我要着重检查的是，在甘肃犯过严重错误，从消极方面接受了教训。不是以公破私，打斗私的进攻战，而是以私防私，打的防御战，就越防越大。一九六五年八月到江苏工作以后，我被所谓“江苏工作稳”，“历次运动都没有伤害领导干部”，“各方面的关系都处得好”等假象所迷惑，惟恐再犯大错误，处处抱着“明哲保身”，“和为贵”的资产阶级处世哲学，缩手缩脚，怕这怕那，结果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江渭清、陈光经常吹嘘的“稳”，实际上是“右”的代名词。他们吹嘘的“没有伤害领导干部”，实际上是一贯“招降纳叛、重用坏人，保护一小撮，打击一大片。”我没有用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和“显微镜”加以剖析，还盲目跟着叫好。我对江渭清、陈光等人明目张胆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工农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主张把“政治落实到生产上去”，虽然不是毫无察觉，但因害怕得罪他们，尤其怕说“张仲良这个人难共事”，一心想“在江苏站住脚”，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放弃原则不敢斗争。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兴起以后，革命风暴来势异常迅猛。面临着两条路线斗争的严峻考验，我对毛主席不忠，站到了刘、邓反动路线的一边。特别是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深刻揭露了刘少奇的反革命面目，要全党同志“深醒”，由于我的资产阶级立场未变，在很长时间内，仍然醒不过来。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最大特点，是阶级敌人企图通过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篡夺政权。在这方面，我确实是个“糊涂人”。以江、陈为首的旧省委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实质是为了千方百计地保住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窃取的党政财文大权。我在运动中不仅甘顶第一线，而且出了坏生意，做了江、陈的帮凶。旧省委讨论写报告反对红卫兵大串连，向毛主席和党中央施加压力，以后又发电报要挟中央批准江渭清“休息三个月”、还提出“要中央派人到江苏领导运动”，我都表尔赞同。直到旧省委垮台前夕，我还认为“江苏省委的问题不大”，相信江渭清、陈光玩弄的“猛转、狠转、直转、快转”的骗局，对他们抱有幻想。我深有体会的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就必然是一个居安忘危的旧秩序的维护者。
+
+　　毛主席早就指出：“许多同志往往记住了我党的具体的个别的工作路线和政策，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而如果真正忘记了我党的总路线和总政策，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这一英明论断多么深刻、多么正确！我对毛主席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的教导。迎着两条路线大决战的惊涛骇浪，回顾十八年来所经历的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对照检查自己，才猛然悟醒过来。
+
+## (三)
+
+　　我所以屡犯严重错误，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
+　　第一，千条错，万条错，错在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错在不能忠于毛主席。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很差，把“老五篇”当作座右铭，联系改造自己的思想则更差。由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私字膨涨，“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读不进，听不懂，办不好。这是我屡犯严重错误最根本的原因。尽管我在主观上想保住革命晚节，但在社会主义革命的紧要关头，却偏偏跟不上毛主席，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　　第二、我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了。早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就英明的预见到：“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将来的和平生活，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官架子大了，官气浓了，官腔多了，严重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疾苦，就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我身上的明显反应。我的思想感情和阶级立场都变了，而且变得很厉害。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触动，大暴露。
+
+　　第三，在甘肃犯了严重错误以后，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被私字迷住了心窍，保官保职，保既得利益，目光短浅，谨小慎微，怕再犯错误，结果犯了更大的错误。这个教训也是极为深刻的。
+
+　　我从屡犯错误的痛苦教训中，深深体会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极为关怀、极为爱护，总是耐心教育挽救我。一九六○年十二月，召开西北局兰州会议，揭发批判我的错误的前四天，中央批转了甘肃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所作的检查报告。在批示中，毛主席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我看后非常感动，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鞭策。可是，刘少奇及其代理人刘澜涛、汪锋之流，却不允许我改正错误。他们别有用心地说什么我不能“顶上护下”，是“犯了左倾路线错误”，又硬说我是“想当西北王的阴谋家”。他们就是要把我置于死地，而借机大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反革命复辟的罪恶勾当。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毛主席和党中央又是这样耐心地等待我觉悟，让我在革命群众的热忱帮助下，检查认识错误，痛改前非。两个司令部，对我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是谁亲？是谁狠毒？真是明如观火。
+
+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受到一些冲击，这对我大有好处。今后，更应向革命造反派的同志虚心学习，自觉地接受群众的监督。虽然各个革命群众组织没有提出打倒我，但是在我个人来说，就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永远把自己当作革命的对象，无论如何不能放松对自己的思想改造，要坚决把自己头脑里的私字打倒，要坚决把自己身上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打倒，脱胎换骨，从思想上、政治上以至生活上来一个彻底的大扫除。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接受教训，才能回到毛主席的革命战线上来。
+
+　　我决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殷切期望，决不辜负革命群众的热忱帮助。一定要知错认错、认错改错。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振作革命精神，重踏革命征途。坚持以斗私批修为纲，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立新功，赎旧罪。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
+　　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
+　　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张仲良1968．3．2．
+
+　　· 来源：
+
+　　江苏省工人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江苏工人》第44期，1968年3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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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4/000005.txt
@@ -0,0 +1,29 @@
+# 陈毅在外交部“大联筹”大会上作的检查
+
+　　<陈毅>
+
+　　亲爱的同志们，我首先念一段最高指示：
+
+　　“要痛痛快快承认错误，改正错误，就好了，就取得主动了，越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会被鬼缠住，越陷越深，老是被动，最后还得解决。”
+
+　　我对伟大领袖这一非常深刻，非常明确，非常现实，一针见血的这样的指示，我经常拿来念，来读，我又感到很愉快，可是也很沉痛，沉痛以后又很愉快（鼓掌）。因为我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犯了极其严重错误的人，所以对这一最高指示非常适合，屡次犯错误，我在外交部工作中间也有很大的错误。没有作外交工作以前几十年来党内斗争中间，在革命斗争中间，也犯过两次大错误，所以我今天讲话之前把这一最高指示再温习一遍，同时今天周总理叫我来参加这个会，听大联合筹备会同志的检查，大联合筹备会同志也同意我来参加这个大会，也有广大的到会的同志也批准我来参加这个会，给我一个到群众中来跟群众见面，彻底检查我自己的错误的机会，我表示感谢。
+
+　　我们犯了错误出路在那里？出路就是老老实实彻底承认错误，承认错误不仅是写大字报、写信、写宣言、写文章，主要是靠行动。所以人家是听其言，而观其行，听了你们的话，还要看你们的行动，这就是“实践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著作“实践论”这个检查真理的标准，实践是检查一切真理的尺度。你是不是改正错误，就看你的实践，一分钟也离开不了群众，这个闭门思过，不是改正错误的好办法，反而闭门思过愈想愈糊涂（笑）。光是读书也不能解决问题，书是别人的经验，不是你自己的经验，只能做参考。这次来跟同志们见面，我是感谢的心情，同时也感到很惭愧。不因为大家对我好，我就洋洋得意，我就翘起尾巴，又故态复萌，这个不会。这次犯的错误特别大，跟斗栽得特别重。摆在我们面前的路，只有一条，就是改正错误，一切胡思乱想都要丢开。
+
+　　同志们，今天还不是我做全面检查的时候，我的全面检查已写好，检查书交给了周总理，转给了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和中央领导同志，他们批准以后，我那时要求大家给我一个机会作全面检查。
+
+　　我今天简单地讲，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用简单的语言讲一下，我总是保护老干部，总是指责革命小将，指责青少年过左，总是不看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总是在斗争方式上提这样的意见，那样的意见，总是这样子，结果保了老干部，保了坏人，也保了走资派。谴责革命小将，就是反对新生力量，问题就非常严重，越来越严重，反对打人民战争。极端的严重右倾。因为历史上没有过，历史上没有的我就反对。所以我的思想就右到这程度，这世界就不要进步了，地球也不要运转了。
+
+　　对夺权，我不仅对外交部的夺权有抵触，对全国的夺权也有抵触，总想把群众运动纳入自己的轨道。二月十二日在飞机场公开指责造反派，大发雷霆，口发狂言，这要检查，说是一月二十四日的检讨，我是被动的，完全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是更大的登峰造极是在二月复辟的逆流中间，我跳出来了，又是保老干部，又是指责革命小将，又是全国要大乱，这是大乱不得了，又是重复这一套，实际是反攻倒算，对抗文化大革命，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反攻倒算，严格地说。今天要全掏出来跟你们见面，没有什么别的，总是代表老干部自居，其实也没有哪个老干部选我作代表（笑），我自己要出来，这就是派性（笑）。九十一人的大字报就是最恶劣的派性表现，对新生力量就不爱护，对新生力量就不支持，对老的总是兴趣那么大，保过去，保过来，这不是要造成一个集团来捣乱文化大革命？反对毛主席？我经常跟我接触的同志讲，如按我的办法领导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文化大革命，揪不出走资派，也揪不出坏人，也发现不了好人，也不能挽救犯错误的干部，我自己也挽救不了。培养不出和生长不出伟大的新生力量，国家一定要变颜色，修正主义的阴谋诡计一定要实现，所以我的错误是异常严重的，实际上就是私字当头，我字当头，怕乱，最大的最要害的问题，常常是这样的思想，认为自己是毛泽东思想，自己不是反毛泽东思想，而自己常是狂妄自大，我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你们都不是，只有我是毛泽东思想，常常用讲政策的方式很恶劣地来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只能由我自己负责，不能推到什么人身上。
+
+　　我要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的副统帅、总理、中央的同志、中央文革的同志，各个领导同志和广大革命干部、广大群众，对我进行严格的批评。对我进行最大的关怀，所以去年八、九月七次大、中、小的批判会我没有什么抵触，我反而从那中间吸取了教训，吸取了营养。至于在那个大批判中间，有的人，另外别有用心利用批判我，把我做一个跳板，要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那个不是我的事，那个已经为党和群众揭露了（鼓掌），不应该重视那个事情，这一小撮人，他们犯错误并不能证明我的正确，他们犯错误，也证明是我犯错误，什么道理呢？因为我这一套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重视毛泽东思想，而固步自封，顽固不化，老框框，给他们以机会，给他们以弹药，给他们以子弹，来攻击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来利用文化大革命。所以我看到那样的现象，反而自己痛心，我没有什么幸灾乐祸的心理。至于那个运动是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还是要承认，不应该指手划脚地批评群众，还是要向群众学习，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含着满腔热情要把文化大革命搞好。就是你们这样子，把我黄袍加身，我还要上你们的当，幸亏我没有。第一、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有的人提出“打倒陈毅”，我好久对这个问题反复考虑以后，我学习毛著，我想通了，这个问题，广大群众喊这个东西，是根据我一些严重的错误，表示极大的愤慨，这是正义的，这是有积极意义的。我这样子一个多年积累起来的，还没有根本改变的资产阶级思想，既顽而且很固，这没有强大的压力，它的不会改变的，所以可借群众强大的压力的东风，来改我头脑中没落西风。我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有这样的分析，当然我分析的对不对，还可以批判，九十一人的问题是不可以原谅的，他们也不应该要求人家原谅，你们应该彻底的改正错误。九十一人这一登台表演，早在预料之中（笑），这个机会切实地改造一下，彻底地坦白，彻底地承认错误，我相信党和群众是会谅解的。这里面的情况也比较复杂的，喊“打倒陈毅”的口号，这是委托希望，希望我改正错误，这还是好的，我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什么不应该打倒！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为什么不能打倒！我自己首先要打倒！对九十一人的大字报，我同意刚才大联合筹备会使馆两个代表发言，估计是对的，确实他的要害是借保陈毅之名，实际是保自己，结果只是为自己的垮台造成条件。第二、以“打倒陈毅”的口号来作为革命与保守，正确与错误的分界限，这个提法是完全错误的。应该是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广大革命群众的意见作为分水岭，来划分那个是革命的，那个是保守的，那个是前进的动力，那个是反动的，阻碍革命，应该这个样子，不应该以“打倒陈毅”来作为划分的标准，这九十一人大字报实际上就是以它来作为划分的标准来划分，只能使我们的国家改变颜色。（群众呼口号、鼓掌）
+
+　　我相信党和群众有公正的处理的，这还决定于你们自己，吞吞吐吐，扭扭捏捏。就越陷越深，彻底交待解决问题。因为九十一人大字报有这么一个危险，刚刚这个局势好一点，情况日子好过一点，就故态复萌，那你们重新当大使，当参赞，你还得了呵！还让你们出去当大使，当参赞，那你们还不打击报复呵？对不对？（群众：对）所以部党委的责任更重，刚才几个同志讲话我同意，部党委的要害是私字当头，我字当头。让九十一人大字报出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作为领导来说这个性质就极其严重。对革命的青年，普通的党员，比较中下级干部，那这个问题我们估计就不同了，作为部党委领导来说，性质就极为严重，这是一个反攻倒算。让这张大字报出笼，到各方面去侦察一下，如果通过了，那种神气可就不得了！所以幸而这一次被周总理发现了，被领使馆四十五个战斗队，还有外事系统广大的革命干部发现了，迎头痛击把它打还，这是一个大好事。所以部党委的同志应该到群众中去作深刻的检查，特别是要不能故态复萌的表露。
+
+　　仍然是恢复当官作老爷，恢复不民主，恢复一些问题由少数人作出决定就要人家执行，根本不愿请教群众。所以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在脑筋里没有起什么影响，反而认为自己正确，这是非常危险的，部党委同志你们把你们处在非常危险的境地，能不能挽救，是不是可以挽救请部党委的同志你们自己考虑。我对部党委问题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多少年来我对大家的督促不严要求不严，总是保护，从保护出发，从团结出发，所以我对这个事情我并不轻松，所以我赞成刚才同志们的发言，要彻底查清这个大字报是怎么出笼的，怎么搞起来的？那些人应负主要责任要查清。这里是不是有黑手，这是很重要，这样的阶级警惕性很必要。我这个人阶级警惕性比较不够，我向你们学习。部党委里面也要分析一下，姬（鹏飞）、乔（冠华）的责任，更是要负主要责任，我主要负领导责任。感谢四十五个战斗队和其他广大革命干部对这张大字报首先发现，你们这种无产阶级敏感性是我个人学习的榜样。
+
+　　大联合筹备会在领导运动以来，根据总理指示，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工作是有成绩的，作了很多好事，像批判极“左”思想，揪坏人，搞大联合，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推动业务积极地搞三结合，使外交部能搞出一个秩序，我认为这个方面呢？我的看法是应该肯定的。大联合筹备会今天的检讨，我认为很好，作为我学习的榜样。因为这个地方，我还需要讲这么一个问题，关系大联合筹备会的问题，我请示了总理的。过去老联络站，我搞反动路线的时候，它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夺权以后及部监督小组，这是应一分为二，因为它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至于少数人走了邪路，这要跟广大群众分开。大联合筹备会问题和联络站问题，我今天请示总理所以来迟了，我认为我应该表态，总理同意了的，这个不是和稀泥，我这个陈老总作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四十多年和稀泥著名（笑），这个不是和稀泥，采取对联络站犯的错误，要严加批评，犯的极“左”错误我们要严格，不能和稀泥，但如果百分之百的否定，这个不好，因为这是广大群众运动。夺权以前，九个月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还从这里看，但我水平很低，是不是看得很正确，愿意接受大家的批判。……所以我们要部党委同志，包括我在内，应该懂得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中央文革各同志的爱护，这是我们十分对不住。他们要我们改正错误，要我们同群众一道，要我们脱离自己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适得其反，他们搞的一套是老保翻天，我们搞的一套是自己保护自己，保护自己的错误，一批二保，批透了，你改正错误了，才能够保，批了你不接受，你还要翻天，你不承认错误还愿意保你呵？（笑、鼓掌）
+
+　　我作了一个简单的发言，到这里为止，我虚心向同志们学习，感谢你们热烈的期望，我决心从今天起到群众中来向你们学习。
+
+　　（原注：陈毅同志这讲话中有句话是原则错误的，即：“光是读书也不能解决问题，书是别人的经验，不是你自己的经验，只能作参考。”周总理后来及时发现了，对陈指出了，并做了及时的批评，陈毅同志也承认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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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4/000006.txt
@@ -0,0 +1,13 @@
+# 狱中报告：小纸条
+
+　　<赵丹>
+
+　　大前天，我又在胡画小字条，被解放军战士发现，来屋内大搜查，不知从哪个角落里搜到一片小纸片。我当时想:这一定又是前一阵胡思乱想猜测革命群众对我的态度一类的东西，反正写的没有好的思想。可我现在已将从前的坏思想都彻底批判掉了，从根刨掉了，如果现在再把小纸条交上去，岂非又将事情弄复杂化了？一定说我现在写的思想汇报是假话，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所以，我就不顾解放军同志的阻拦，把小纸条抢过来撕掉了！（当时我也没有看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解放军战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教育，对我改正这种坏习惯，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感激这位可敬爱的战士！感激这位年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对党的任务负责与对我改造负责的一致性是多么值得人敬佩和应该向他学习的呀！
+
+　　我为什么要担心别人说我这小纸条不是过去所写的，仍是现在写的呢？这不正是说明我口头里说“要建立坚实的群众观点”，其实还并未建立坚实的信念吗？岂不是一事当先，首先考虑的仍是个人的利害得失吗？我体会到，所谓“信赖”，是有条件的，你要别人相信你，首先是你对别人要有最大的信赖！
+
+　　 139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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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4/000007.txt
@@ -0,0 +1,13 @@
+# 狱中报告：做小动作
+
+　　<赵丹>
+
+　　在厂里群众揭发斗争时，我、郑君里、张瑞芳三个人都是三十年代黑线上的重要人物，其他人不是重点。因此，我思想里猜测:我进来了，大概他们二人也一定会进来的。所以，那天楼下有小青年经过，我就做小动作问他们二人在不在，结果又犯了规则。
+
+　　这次犯规完全是我主动做小动作问小青年的，不怪小青年，罪咎由我来负！但我这样做并无什么其他的意图，只是一个人在这儿难免有时胡思乱想，想知道一些消息罢了。外面的消息当然没办法打听，里边的小消息能打听到一些也是好的，此外真是并无什么意图。
+
+　　 139一九六八年四月四日
+
+　　· 来源：
+
+　　李辉整理《赵丹自述》，大象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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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4/000008.txt
@@ -0,0 +1,17 @@
+# 上海音乐学院贺晓秋遗书（摘录）
+
+　　<贺晓秋>
+
+## 〖贺晓秋，女，上海音乐学院理论作曲系学生，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的二女儿。因不堪父母被打成“叛徒”，全家遭到迫害，在家开煤气自杀。〗
+
+　　（姐姐、姐夫：）
+
+　　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们了。以后怎么样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我对生活一点都不感兴趣，我对今后也不抱任何幻想。我的面前只是一片黑暗。我已看到了自己前途的尽头。我现在已无法摆脱这个邪魔纠缠。我现在担心的只是你们。不要因为我的不幸而给你们今后带来什么麻烦……
+
+　　……
+
+　　 晓秋68.4.6
+
+　　· 来源：
+
+　　史中兴著《贺绿汀传》，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5月第一版。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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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4/000009.txt
@@ -0,0 +1,59 @@
+# 关于我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政治迫害的检查交待
+
+　　<云南省建水县县委书记、谢方良>
+
+## 最高指示
+
+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
+　　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
+　　58年秋收前曲溪和建水两个县合并，当时孙喜魁同志任利民公社党委书记，在并县后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农业生产进行估产，由于我当时一心要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提的口号是每亩产粮1000斤，即所谓千斤县，各公社负责人都在我的压力下承认了每亩产量1000斤，唯有孙喜魁同志说利民公社只能达到亩产400斤（因为利民公社是个山丘公社，山田多，水田少，各方面的条件也都很差，能达到亩产400斤，已经是很好的收成了），但由于我一心要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怕孙喜魁同志的亩产400斤的产量会影响全县的千斤县的水平，所以就对他很不满意，就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对孙喜魁同志进行了批判。（最后全县只达到亩产300斤的产量）。
+
+　　在大战钢铁中，出于我要把建水县搞成一个全面跃进的一等红旗县，又进行欺上压下，弄虚作假，三天一个卫星，二天一次苦战，一天报几千吨铁，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铁也炼出来一些，但没有那样多，但为了骗取荣誉，就虚报数字，对上进行欺骗，对下就采取高压手段，强迫摊派任务，而且只准完成，不准完不成，谁要说个完不成，我给谁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完不成任务要提头来见。另外是我为了骗取荣誉，就把别人的成绩算在自己的头上，当时我所在的工地，没有炼出铁来，而孙喜魁同志所在的工地，由于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全体人民群众的努力炼出了铁。我就利用我副总指挥的职权，把孙喜魁同志所在工地群众炼出来的铁算在我的头上，而反过来还说孙喜魁同志右倾保守并在电话会议上给他施加压力，说孙喜魁同志如果再完不成任务，就要提头来见。
+
+　　在钢铁下马时，马义工地有三部马车，原来就是利民公社自己买的但我一定要调到县上来，孙喜魁同志不同意调，我就说他不服从县委的领导，三部马车本来是属于利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的财产，我要调到县上来归全民所有制是错误的平调，孙喜魁敢顶，是对的，我说他反对县委领导是对他的诬蔑。
+
+　　58年利民公社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公社的群众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发挥了冲天的干劲，在农叶上获得了丰收，59年在58年跃进的基础上又获得了增产，但我在公余粮任务上就给利民公社增加一倍由原来的70多万斤，增加到140多万斤，并要求在15天内完成任务，由于我违反公余粮政策，公粮应是以率计征，以法减免，余粮应是多余多卖，少余少卖不余不卖。而我是以行政命令的手段，去代替党的政策，去强迫别人接受，当时孙喜魁同志就不接受这个任务，他不接受任务，我就不让他回去，把他留在县上，把公社党委付书记■明科，派回去完成任务。而且把公余粮任务不经过公社直接分配到管理区，这是我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瞎指挥，要求各管理区在15天内完成任务。同时平调了利民公社的25万斤粮食，这样以来群众的口粮就减少，造成利民公社部分生产队缺粮，同时发生了一些肿病，也出现了死人，在这种情况下，孙喜魁同志先后15次要粮，我都不给他，还说他还有粮食，并且说在粮食问题上谁再张嘴就要割舌头。伸手我要剁爪子，直到后来孙喜魁同志反映到地委的王付书记后才给群众解决15万斤粮食，我不但不给孙喜魁同志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派人到利民公社去检查粮食的去向，我曾经派问保安财办付主任和粮食局长黄其昌到利民公社去检查粮食，他们回到县上向我汇报说：利民公社有粮食，但在他们去的当天晚上孙喜魁同志把粮食转移了，因此我就说孙喜魁搞黑仓库，说没有粮食是欺骗县委，其实利民公社并没有黑仓库，孙喜魁同志是为了有计划的付粮，对全公社的粮食，进行有计划的管理，这样做完全是正确的。他没有欺骗县委，也没有黑仓库，我说他搞黑仓库是对他的诬蔑！孙喜魁同志为了全公社群众的生活，敢于抵制以我为首的县委，也是正确的。
+
+　　由于我在58年弄虚作假，虚报粮食产量，又多拿了公余粮，加上一平二调瞎指挥，造成全县粮食的普遍紧张，农村食堂的吃粮标准一直压到7钱米，而以我为首的县委还到处召开7钱米吃饱饭的现场会议，不但农村食堂没有粮食，我又把机关干部和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都降低了，机关干部由27斤降到21斤，城市居民由25斤降到18斤，因此不但农村发生大量的肿病死人，就是机关干部中也有大量的肿病发生在这样情况下，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却过着花天酒地的资产阶级的生活，当时的书记处的7个书记都是全家吃中灶，规定每人每月3斤肉1斤油，实际上吃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拿多少，除此之外县委中灶还有特殊供应，每天都是几十斤肉，和其他物资，有上级领导干部来时又有特殊供应，实际上是无限量的。需要什么就拿什么，要吃多少就拿多少，不但我们吃，而且还拿着这些东西去到处请客送礼，如为了我们少数人小病大养的方便，就送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59医院一汽车各种付食品，并用12吨红薯去和云南日报社换回小汽车一部，供我们少数人享受，并大量的向省地委送礼，除送礼外，大请客，也是经常的，单是为了推广红薯的吃法，就大摆红薯宴席6次以上，省里在建水县召开过一次插秧机现场会议，就请客近百余桌。为了我们少数人享受的方便和便利到处请客送礼，我还专门设立一个53万斤的黑仓库。供给我们少数特权阶层享受的东西都是从全县人民身上刮来的。由于以我为首的修正主义特权阶层，不顾全县人民的死活，只顾自己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就在召开7钱米吃饱饭的现场会议时，我们都单独做饭吃。不但吃得饱，而且吃的好，在生活上我完全走上了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道路。
+
+　　58至59年我的平调风是严重的，为了修水利就无价平调，利民公社500个劳动力和300多条牛，而这些人在水利工地上由于粮食不够吃，大都生肿病，有的在回家的路上就死去了。300多条牛也大都死在水利工地上，严重的破坏了生产力和集体经济。
+
+　　利民公社在付业生产中积累了几万元的资金，我认为是孙喜魁同志平调来的，我就要把它调到县来，孙喜魁同志说不是平调是伐木赚来的，孙喜魁同志不同意调，我就叫银行把它冻结起来，其实这笔钱是从伐木中积累起来的，应当归集体所有，我要调到县上才是真正的平调，孙喜魁同志顶住不同意调是做的对的。我却认为是他不听话，就要找机会整他，一个党员干部应当听党的话，按党的政策办事，而我所说的不听话是以我为准的，因为我是以党的化身出现，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就是反党。孙喜魁同志敢顶是对的，他所反的就是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特权阶层。
+
+　　（有一次林建中和我到利民公社去。到我们走到那里，孙喜魁同志跟到那里，我就说他是有意封锁。其实我们去了因为孙喜魁同志是公社党委书记，和我一起走走看看是应当的，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又会诬蔑他是反党。）
+
+　　58至59年建水县的一平二调瞎指挥的风是严重的，强迫命令也是严重的，大战钢铁中为了解决燃料问题，我把建水城里的一条街扒了半条，后来供县委中一小撮特权阶层的享受，又一次通过平调的办法，只拿了7000元买材料，把居民的条石强迫拿让城关镇的居民出义务劳动，修了一条大街，这条大街从东门只修到县委会。
+
+　　58年为了骗取一等红旗县的荣誉，经常进行田间评比，在评比中名为互相促进，实为强迫命令，如58年在一次评比中，就把■庄区的付区长刘文发拿去压杠子，原因是水没有放到田里。而这种做法又是经过县委常委研究确定的，因当时我是县委书记处书记之一，因此我也参与了对刘文发的迫害。
+
+　　58年一心要骗取荣誉，而不顾一切，当时提的口号就是，不管你黑猫白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在这种修正主义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不管你是一平二调瞎指挥，或者是强迫命令只要能满足千斤县的需要就行，因而在全县召开的评比大会上，把一个强迫命令严重的公社党委书记杨治和树为全县公社党委书记的标兵，并把所有的标兵的大象片挂在电影院的大门口。但是对毛主席的象就没有到处挂，就连毛主席给全国生产队长的一封公开信也被我们压起来不和群众见面，当时接到这封信时，黄天明原地委书记，在县委常委会议上传达，传达后他就说，对于毛主席的这封信要从积极方面去领会，不然会起付作用。气可鼓而不可泄。因此不要往下传达，当时建水县正在搞千斤县运动，表面上搞的轰轰烈烈，毛主席在信中提到全国3个地区的产量是华北亩产300斤，中原亩产500斤，江南亩产800斤，所以就认为黄天明说的对，怕这封信和群众见面后，就搞不成千斤县，所以就压起来，一直到7千人大会后才和群众见面。
+
+　　利民公社也由于我的一平二调瞎指挥，调粮食调耕牛，调资金和劳力，使利民公社的生产力和集体经济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全县也是如此，因而社会上出现一些混乱现象，地、富、反、坏、右出来大搞资本主义复辟，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因生活困难而自发倾向有所发展，但这些问题都是以我为首的建水县委内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造成的。但是我们并没有去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反而认为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或镇反不彻底，和基层干部搞自发而形成落后，因此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改造落后运动。在改造落后运动中，把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我们自己，也不是指向地富反坏右，而是指向所谓资本主义带头人，即广大的基层干部，当时的错误认为那里的生产上不去那里的干部就一定有问题，在方法步骤上要求最快，即以最快的速度去改造落后，提出来要以秋风扫落叶之势，雷厉风行，闪电战，速决战，速战速决，做法上要跳出干部圈子，即不■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由工作组一手包办，具体要求上全县要逮捕150人，批斗基层干部30%至50%，工作组一进村第一条就是搞斗争干部，然后报材料。全县被逮捕的150人除面上每个公社，一个以外都分配在曲江，南庄东山等几个重点公社在改造落后中，既不打击地富反坏右，也不打击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广大的基层干部，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违背毛主席要团结两个95%以上等领导，所谓改造落后，实际上就是压制民主，转嫁责任的错误运动。
+
+　　由于我对利民公社的平调和下放生猪等严重的破坏了利民公社的生产力和集体经济，同时也严重的违犯和破坏了党的政治路线，孙喜魁同志敢于向我的这种错误做法作斗争，顶住这股黑风是正确的，是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的。但由于我坚持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不但不检查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在反五风运动中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报复打击，把一平二调三抽款的五风恶毒的全部强加在孙喜魁同志头上，对他进行了批判斗争，对孙喜魁同志的斗争是残苦的，从40至50到3000人的大小斗争会达40至50次，孙喜魁同志生病起不来床，还要组织人到他住的房门口去开他的斗争会，批判斗争后就把孙喜魁同志关压起来，进行反省，长达2年零4个月之久，在关压期间又对孙喜魁同志行进一步的迫害，首先是3个月没有给孙喜魁同志发工资，使他一家三口断了生活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孙喜魁同志被迫的无路可走只有把部队带下来的雨衣、胶鞋、和热水瓶拿去卖掉来维持生活，但是我反而诬蔑他是摆摊又是给共产党丢人。
+
+　　在关压期间还不供应孙喜魁同志纸烟。当时不是没有纸烟，大重九纸烟在发霉，而全县只规定供应28个人吃纸烟，这28个人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外，还有其他一些■■级以上干部，孙喜魁同志没有纸烟抽就跑到商业局去买。对只供给28个人而不供给他纸烟的修正主义做法不满意是完全应当的。但我反诬蔑他是大闹商业局。
+
+　　孙喜魁同志在关压期间，因为生活困难，而我又克扣了口粮，粮食又不够吃，一家三口人都生病，他就带上爱人、孩子跑到县委会找我们说理，控诉我们对他进行迫害的错误，他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我又给他扣上大闹县委会的罪名，并说他爱人小孩生的肿病是吃胖了。目的就是要把孙喜魁同志的全家置于死地而后快。
+
+　　在过中秋节时，其他人供应1斤月饼，1条烟，2瓶酒，没有给孙喜魁同志供应羔点，他只好带上爱人孩子跑到城墙上去散闷，这时候他的心情已苦闷到了顶点，但我又给他扣上和党离心离德，对党刻骨仇恨的罪名，孙喜魁同志对党中央和毛主席最热爱，最忠实，我说他对党刻骨仇恨，我是站在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的立场说的，孙喜魁同志所仇恨的就是以我为首的一小撮修正主义的党。孙喜魁同志在气愤已极的情况下，要砸烂县委的小汽车，这部小汽车是用城关镇饲料粮，12吨红薯向云南日报社换来的，也是全县人民的血汗换来的，但我又反诬蔑他是反党行为，孙喜魁在我的种种迫害下，一直是坚持和我的错误进行斗争，在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准备把县委内一小撮修正主义特权阶层分子对他的迫害，写成大字报贴在东门楼上让全县人民都知道，孙喜魁同志的这种革命行动都被我诬蔑为无理取闹。
+
+　　孙喜魁同志在我的种种迫害下，他并没有屈服，一直坚持斗争，后来他就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控告书，控告以我为首的县委中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对他的迫害，中央接到控告后就派人到建水县进行了解，并找孙喜魁同志谈话，但我为了掩盖错误，对工作组进行封锁，安排看戏，看电影，后来工作组找孙喜魁同志谈话，又派二个同志到建水县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落实后，全盘否定了我们给孙喜魁同志强加的一切罪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但不承认和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污蔑孙喜魁同志大闹工作组，拒绝工作等。对孙喜魁同志压又压不垮，留下又怕他揭发我们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又勾结地委的走资派把孙喜魁同志排挤出建水县，但是孙喜魁同志被排挤出建水县以后对他的迫害，并没有停止，在63年五反中又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打击迫害，把他打成反党集团的主要骨干，即所谓四大金钢之一，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的四大金钢是：茹永春，转业军人，宋志晓，转业军人，范学义，转业军人，孙喜魁转业军人，更恶毒的是把孙喜魁同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写的控告信，打成反党集团的纲领，这个所谓的反党集团所反对的就是县委中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在这里我不但诬蔑了转业干部，也诬蔑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剥夺了一个党员应有的可以越级控告的权力。我打击迫害这些同志，正说明这些同志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为了维护我们一小撮特权阶层已得的利益，怀恨他们，对他们进行打击迫害的，而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为了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和我们作斗争，反抗我的压迫和迫害。为了迫害孙喜魁同志在五反中又一次和地委中的走资派上下勾结，准备把孙喜魁同志要回建水县进行斗争。但没有得呈，但是对孙喜魁同志的迫害也没有就此罢休，64年在省委党校学习我又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进行迫害，在五反学习中，我又一次把我在建水县给孙喜魁同志捏造的一些莫须有的罪名，向校方汇报，使孙喜魁同志又一次受到批判斗争，我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一方面显示自己，争取早出学，好得到黑省委的提拔重用，另一方面就是要把孙喜魁同志置于死地而后快，另外是我在建水县工作时想把我爱人吴美英拉入党内，有一次对孙喜魁同志说过，想叫他介绍我爱人入党，但因利民到县上离有150里，孙喜魁同志不了解吴美英的情况，他就没有拿党的原则做交易（是在一次全县性火线入党宣誓大会期间），因此我就对孙喜魁同志报复打击。
+
+　　由于我对孙喜魁同志的打击迫害，使孙喜魁同志长期以来在政治上受到摧残，我向孙喜魁同志承认错误，向毛主席请罪，向革命群众请罪，向孙喜魁同志请罪，并赔情道歉，并宣布政治上彻底为孙喜魁同志平反，恢复政治名誉，过去所整孙喜魁同志一切黑材料宣布无效，并请烟草公司，红河地委机关，建水县委机关造反派的同志清理当众烧掉，或者交受害者孙喜魁同志自己处理，以后任何人不得以过去所整孙喜魁同志黑材料为依据。今后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不得用以上的黑材料，和我所给孙喜魁捏造的罪名对孙喜魁同志进行打击迫害，谁做谁负责。
+
+　　我决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和革命群众一齐和我的错误作斗争，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重新做人。
+
+　　打倒刘、邓、陶、李、阎！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
+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检查人：谢方良1968年4月18日
+
+　　· 来源：
+
+　　根据文件的原件打印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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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4/000010.txt
@@ -0,0 +1,17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林昭的刑事判决书
+
+## 反革命犯林昭，又名彭令昭、许萍，女，卅六岁，江苏省苏州市人，住本市茂名南路一五九弄十一号。
+
+　　反革命犯林昭出身于反动官僚家庭，一贯坚持反革命立场。一九五九年积极参加以张春元为首组织的反革命集团，拘捕后，又扩展反革命组织，发展成员。为此，于一九六五年五月三十一日由原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判处徒刑二十年。
+
+## 但反革命犯林昭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地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中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大量书写反革命日记、诗歌和文章，恶毒地咒骂和污蔑我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疯狂地攻击我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后，林犯反革命破坏活动更为猖獗，继续大量书写反革命文章，竭力反对和肆意诋毁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尤其不可容忍的是，林犯竟敢明目张胆地多次将我刊登在报纸上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形象用污血涂抹。与此同时，林犯还在狱中用污血在墙上、报纸上涂写反革命标语，高呼反革命口号和高唱反动歌曲，公然进行反革命鼓动，反革命气焰极为嚣张。
+
+## 在审讯中，林犯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
+
+## 反革命犯林昭，原来就是一个罪恶重大的反革命分子，在服刑改造期间，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在狱内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实属是一个死不悔改、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为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誓死捍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誓死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第七十一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二条、第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特判决如下：
+
+　　判处反革命犯林昭死刑，立即执行。
+
+　　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
+
+　　1968年4月19日
\ No newline at end of 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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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4/000011.txt
@@ -0,0 +1,41 @@
+# 关于解散《驱虎豹》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
+
+　　<开封一高驱虎豹勤务组>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滚滚向前，夺取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当前所进行的坚决杀退右倾翻案妖风的伟大斗争，正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在文化革命全面胜利之前的激烈斗争、生死搏斗的大回合。在这个大回合中，站在哪一边，抱什么态度，这是立场问题，大是大非问题！这是站在共产党一边紧跟毛主席还是站在国民党反动派一边，站在地富反坏右一边为其服务，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大问题！因此根据目前形势，我们声明如下：
+
+　　“红造总”开封一高《驱虎豹革命造反队》自其成立以来，继承保守组织“八·一八”、“八·三一”的衣钵，顽固地坚持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炮打革命领导干部谢副总理、刘建勋、纪登奎同志，镇压八·二四革命造反派，严重地阻碍了开封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央对河南问题表态以后，少数人立场并没有转变，一直与“左、三、红”，化肥厂保守势力勾勾搭搭，暗地串连，重新打起破旗，拼凑起红造总和无联指，在谭震林、杨、余、傅及其在开封的黑爪牙所掀起的反革命右倾妖风中，又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疯狂地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新生的革命委员会，分裂伟大长城，攻击八·二四无产阶级革命派，为阶级敌人进行反夺权立下了巨大“功勋”！总之，“驱虎豹”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驱虎豹”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一个坏组织，应该分化瓦解，彻底批判，砸烂其保守派的思想体系。
+
+　　2．目前这场反击为二月黑风翻案的反革命妖风的斗争，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我们都应该积极地投入这场战斗，刹住妖风，揪出一切变色龙，小爬虫，揪出开封“左、三、红”的后台、谭式人物！彻底瓦解其组织，解放受蒙蔽群众，为此，我们特宣布自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五日起，解散“驱虎豹”。
+
+　　3．所有参加“驱虎豹”活动的受蒙蔽群众，特别是头头骨干，应该积极反戈，揭发其罪恶事实，投入当前这场伟大斗争中，彻底砸烂“驱虎豹”的思想体系，揪出后台，斩断黑手！并在自己的思想上彻底肃清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流毒，积极向八·二四革命造反派靠拢，在运动中立功赎罪。
+
+　　4．少数人至今仍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大耍反革命两面派，策划于密室，串连于基层，以退为攻，妄图来日东山再起，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如不悬崖勒马，低头认罪，必将滑入反革命泥坑。反革命分子正在向他们招手呢！我们必须识破其阴谋。
+
+　　（我们宣布，自“驱虎豹”解体之后，任何人不得以种种形式重新打起“驱虎豹”的破旗，为二月黑风翻案，谁再为二月逆流翻案，谁再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谁就是反革命两面派。）
+
+　　5．原“驱虎豹”公章，队旗自二十五日起宣布作废。原“驱虎豹”人员所藏国家财产应立即交还校革委会。
+
+　　坚决杀退为二月黑风翻案的反革命妖风！
+
+　　打倒刘、邓、陶！
+
+　　打倒谭震林、打倒杨、余、傅，打倒戴苏理！
+
+　　坚决揪出“左三红”的黑后台！
+
+　　坚决瓦解“左三红”！
+
+　　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
+　　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
+　　（特此声明）
+
+　　 开封一高驱虎豹勤务组(签名)何××  李××  李××　肖××  段××  赵××
+
+　　 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四日
+
+　　· 来源：
+
+　　开封市工代会，工总司机关报《无产者报》第46期，196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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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v/null
+++ b/CCRD/0/8/4/000012.txt
@@ -0,0 +1,53 @@
+# 王效禹的检查
+
+　　<王效禹>
+
+　　（地点：济南南郊宾馆五楼）
+
+　　（时间：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
+　　我完全同意杨司令员讲话，同意军区党委的检查，刚才杨司令员讲，错误由他负主要责任。徐州问题是我处理的，有些问题，杨司令员是不了解的，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未写发言稿，有了稿限制我发言，今天主要摆摆思想错在哪里，几个问题讲一讲，这样该检查的检查，另一方面有些事实，也想讲一讲，大家知道一下免得发生问题，错了在我身上接受教训，其他同志也接受教训。讲三个问题。
+
+　　第一，关于徐州问题的检查，怎么偏不下去的过程和看法；第二，连云港为什么肯定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又批准了“七条”，为什么发觉错误又不主张公开检查，错在哪里？第三，由于思想偏了，有些论点、口号是错误的，为什么没有及时纠正？纠正的不快？第四、错误的性质、影响和根源。这是我个人的发言：
+
+　　第一，徐州问题，我想分三大段，从七月初中央叫我处理徐州问题到八月底为一段；“八·三一”到“二·六”命令以前是一段；从执行“二·六”命令到现在是第三段。
+
+　　第一段：对徐州问题处理意见，方向是对的，工作上有缺点；第二段“八·三一”后是错了一步，这是错误的开始，第三段“二·六”命令偏到一处了。
+
+　　第一段基本上是对的，我到徐州是七月上旬，“五·三一”以后正是踢派受压，压的比较厉害。重点虽中央没有明确交待，我向春桥同志讲了，总的是抓一抓部队，二十多天的时间搞支踢派大联合，抓部队工作。第一步抓部队工作是有成效的；第二步抓踢派，经做工作，把踢派接回来，踢派还不错，但有极“左”的情绪。支派的工作也要作，我是比较难做的。经过一段时间也作进去了，二十多天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三·一八”棒子团取消了，武斗减少了，踢派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五·三一”事件放弃了反革命事件的要求，支派也接受了一些意见，愿意搞大联合。后来又把他们叫到济南，部队工作有很大的成效，我临走时向李政委、张军长作了交待，向中央、济南、南京发个电报，这个电报未给六十八军看，但精神是讲了的，这是第一段。（读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给中央、济南、南京的电报）这个申报之所以不告诉六十八军，是因为六十八军转的慢。我走时对李政委、张军长讲了，踢派是不错的，防止向极“左”转，多做工作，劝说支派与红农会、红卫兵师划清界线，帮助他，支派我指了几个组织是好的，如淮大“八·三一”“八一”电业局、“六·二四”，在二十九师交待多做踢派工作，因为他们在踢派中有发言权，六十八军多做支派工作，支派六十八军有发言权，这个电报没有讲，后来我在大会上把精神讲了一下。公开讲了三条路子，这三条路子是与杜平同志通电话的，要本着这方面去做工作，虽然不大顺利。我们走时互相骂阵的局面少了，武斗比过去减少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文革，有电报打给中央关锋，关锋同意自己的意见所讲的，我和支派说了以后，后来我又对郭子谭讲，徐州你们防止南北朝，如何防止，没有提出办法，这样情况出现对徐州是很不利的，这是第一段处理。开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部队的看法，对群众组织的看法，可能有缺点错误，那时没有展开讨论。
+
+　　第二段，“八·三一”偏了一步，这一步错了，当时情况不很清楚，连续两三天是我微候的，当时指导思想是徐州会有反复，“八·三一”有个想法，反复考虑想一切办法不要把踢派打出去，再打出去我们都联上了，就会错上加错。为什么走反复？当时农民进城停下来了，“三·一八”棒子团取消了，农民进城围攻踢派，“三、一八”棒子团恢复了，所以认为是反复，那时临沂、枣庄的反复刚压下去，所以决心想一切办法，不把踢派打跑，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同意徐州要求，我批准发了枪。并发电报给了中央，这样“八·三一”事件后，就基本上偏在踢派一边，把支派看成是继续犯错误的组织，说叫他们回来作争取团结工作。最后作了些，但是思想上则是以踢派为主的，“八·三一”事件以后我就不大清楚了。为什么这样，自己指导思想同情踢派，刚扶起来要坚决站在他一边，一犯错误犯不了大的，支持革命派嘛！另一个问题，山东所有组织都是支持踢派的，掌权的都支持踢派，和踢派挂钩的，这对我有影响，另外是听了些消息，认为是反复，武汉事件也是这个时候，枣庄事件徐州支派是参加了的，另一方面提出个问题同志们考虑一下，二十七、二十八号有个电报，打死了三个解放军，以后说是打死了三个踢派，这个电报没有查到，“八·三一”有个电报，我读一下，但绝不是推责任，（读六十八军八月三十一日电报）接到电报后发一部份枪，三千军人制止不了武斗的，支派要调十万农民进城，打死踢派六十人，踢派要求发枪。向总理口头作了报告，下决心无论如何要保护踢派，不能打出来，后来发现把支派打跑了，我们抓的不紧，应迅速教育踢派动员支派回来，打的较多，打了人家道歉嘛！工作未做，但是讲了，思想不明确，性质没问题。九月份在青岛拉出改组革委会，要改组不重新建，而给支派留三分之一的席位，但想办法争取支派回来，没有放弃，思想上是以踢派为主体，认为支派是压下去的，思想上才考虑发枪，既然你可以用棒子、刀子、炸药，我为什么不能发枪武装左派？为了说服踢派解散武斗组织，放弃错误的口号，作了不少工作，要他们公开发个声明，收了不少棍子，我们叫人家解散了武斗组织，收了棒子，再叫人家打跑，见死不救就是陈独秀。没想到别的办法，今天看来了这样做好些。
+
+　　为什么同意枣庄去人，而且部队还去了，微山湖我们了解有三百多条枪，还杀了几个人，是枣庄的保守组织，枣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他们自己联系的，兖州去了我给他们讲在道上截一下，不让他们去徐州，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是对群众态度问题了，因为虽然也布置了些工作，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
+　　第三段，“二·六”命令以后放心了，国务院有个命令在我思想上，他们这些人非走错误不行，如何争取没有做工作，“二·六”命令以后中央与六十八军直接发生关系，有些事情只是我们转了一下。后来在研究革委会的时候，对支派，自己认为是走到下面去了，由于踢派坚持了他们的意见，没有吸收他们，工作没做好，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炸桥是头头搞的，在以上情况下，思想上定下来了，徐州以踢派为主没问题了，不管下面反应怎样的，我们没有接受，主席教导调查研究不够，偏到一方面去了，对另一方面的意见听的少了一些，我们是有错误的。
+
+　　第二，连云港的过程也讲一下，处理徐州问题两次都是中央给的任务，原来脑子里没有想到徐州地区问题，因为部队是我们的，作为政委不能不管，应有这个考虑。九月份两派非要我和杨司令员接见他们，这是第一次接触连云港的问题。晚上找双方来谈了谈，认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小将夺权是对的。作为小将对走资派冲一冲也好吗！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从那以后连云港部队也好，群众也好，我是没有接触的。我到北京上飞机之前杨司令员说：“连云港又打起来了。”当时我说看看吧。第二天晚上三点多钟中央文革小组叫我去，由总理拿出三个电报，一条一条地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发言权。总理说：“为什么没有发言权？”我说没有接触过呀！后来定了三条，我打的电话。吃饭时总理说：“看起来还是划归你们好。”我是不敢表态的，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表态我再表态。
+
+　　“七条”我的印象不深，为什么？自己是有派性。所以一是怕部队乱了，不好处理。二是群众加剧了矛盾。我说上边有指示，我们的指示说作废了，但是没有想到部队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当时认为反到底受压，应该支持反到底，今天看主席讲了，如果讲的以前反到底受压，我们支持一下，还可以，主席已经讲了，而没有接着作，有派性，因此，“七条”起了坏作用，这是当时的思想活动。
+
+　　公社为核心我思想就敏感，因此反到底为核心印象不深，对反到底有同情感，我有这种思想。另外，十八师回去后还未给反到底平反。后来在北京看到“七条”有错误，杨司令员要公开讲，我说不能公开讲，杨司令员同意了。忘掉了主席的指示，主席不讲还好，主席已经讲过了，还这样作，就错了。
+
+　　怕部队乱是有根据的，在北京中央文革转给我十八、九个电报，都是公社围攻反到底。有人说打了部队两个埋伏。又看中央文件是据悉。中央征求我和杨司令员的意见，我们一字未提，对情况判断是根据电报，这点可以查，那天晚上我一字未提。回来后，只看到巡防区一个电报是反面意见，如再表示意见，要使“反到底”受压，这些电报都是六十八军转的，（读连云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电报）对连云港的情况，我是没有汇报过的，杨司令员汇报过没有，我不知道。
+
+　　卞参谋长去处理连云港问题，我的意见是走之前向中央请示，按中央指示办，去后不断发电报我们照抄，照转，始终没想到“七条”起这么大作用，认为“七条”不能起那么坏的作用，“七条”挂起来不用行了吗？看来矛盾没有揭开，错了向群众检讨嘛！
+
+　　第三，徐革会，我在大会讲过，想保，但用棍子保非垮不行，还是诚恳写个检讨，向中央发个电报，中央表个态，革委会就保住了，这个工作始终没有作成。以后革委会不能办公了，找我，我说你们组织个领导小组，生活吃饭问题就解决了。可以作为改组革委会的基础。在青岛就清楚了，还是给支派留三分之一的席位，我说在家的常委都不要踢出去，李政委、郭师长作了些工作，“二·六”命令后工作不好作了，就没作。批革委会改组电报时，还是表示给支派留几个席位，思想偏到“二·六”命令上去了。
+
+　　有些话不该讲，还是讲一讲吧，由于这些问题，对南京、江苏军区我是有意见的，现在看来是错了，给人家搞的很被动。
+
+　　第四，原则性的论点和口号问题．1、以踢派为核心。2、坚决站到踢派一边。3、走徐州道路，走山东道路。这些都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坚决站在踢派一边”。当时踢派受压，坚决让他们站住脚，否则搞大联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同意支持他们一下，主席指示坚定站在左派一边嘛！“走徐州道路”我的讲话印发了，搞的几个省不安，成了搞徐州独立王国，这些话都是很错误的。还有“以我为核心”。
+
+　　以上这些问题，从实际上讲是个路线错误，背离了主席大方向，特别这些口号已成了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这是我前前后后处理的一些事情向同志们暴露我所犯的错误。
+
+　　第五，为什么？（1）对主席最新指示，没有认真学习、研究。对山东问题，可以提到省革委会讨论，徐州问题，只能在军区讨论，成为我的副业，思想上认为是多管闲事，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从想当然出发，冒冒失失不慎重，没有坐下来研究过：（2）思想上主观偏面，明明是两派，但看不到，应听两派意见，对反面意见听不进去，感情偏了，不是一下子可以觉悟过来的；（3）社会影响关系，山东都是支持踢派的，踢派掌权的；（4）再是思想落后于形势，文化大革命初期，只在杀出来站在造反派一边造反嘛，就行。主席有了最新指示，思想弯子难扭了一些，讲是讲了，一时改不过来，没有按主席指示搞大联合。
+
+　　最后意见：支持踢派对不时，是对的。我是这样看，问题是我们支持毛泽东思想少，当组织发展大了，以我为主想压人，没有帮助他，还支持他，纵容他，群众犯了错误，我们有了罪。对部队转得快的同志，是对的。转的过程中，有些过激的行动，走了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意见，形成“矫枉过正”，部队团结、统一受到了影响。转的快的也好，慢的也好，都要一视同仁，但自己思想感情同情转的快的，对他们有些过分，对转的慢的不是一视同仁，责任在我们，头一阶段对李布德，祖岳荣、郭子谭的压力大—些，但也感到他们有意见过分一些，还是应该支持他。使大家不易团结，没估计到形成南北朝，这些问题要对我作批评。在这里解决问题，不要对那个同志，要多作自我批评。
+
+　　在几个主要运动中，我思想是偏“左”的，我几次提议要大家监督，防止脑子热的问题，过去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就有这种思想，文化大革命两年来，造反也很容易犯错误，偏到一边去了，左派不教育就成了极“左”派。有的是意见，有的讲讲情况，准备写个材料，看来是如何正确对待下面反映情况，听取反面意见，接受教训，同志们也要接受教训。从“八·三一”到现在，六十八军发的电报，在小范围内看，有好处，我在北京看了十九个，为了搞好团结，工作有好处。
+
+　　我先提这几个意见，大家再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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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源：
+
+　　根据当时的传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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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4/000013.txt
@@ -0,0 +1,169 @@
+# 向毛主席请罪
+
+　　<许家屯>
+
+## 〖许家屯，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江苏省副省长。〗
+
+## 最高指示
+
+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
+　　我是一个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的干部。今天，我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向伟大的党，向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请罪！
+
+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伟大的党，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对我一再进行了热情、耐心的教导、帮助、挽救；这次，又让我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再教育。使我逐步觉悟到，在过去党内生活的二、三十年中，在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哪些是属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哪些是属于以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使我觉悟到，我在历史上许多重要时期，是站在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渭清、陈光一边，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想起来，实在万分愧对毛主席，愧对党和广大革命人民多年来对自己的哺育，培养和期望。自己是已经掉进死亡深渊里的人，只是由于毛主席，党和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热情而耐心的挽救，才使我重新获得革命的生命，重新做人。我衷心感激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衷心感激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对我的关怀慈爱和挽救，衷心感谢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和挽救。让我一千遍，一万遍的祝愿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错误和罪恶的历史，是一部愧对毛主席，愧对党，愧对广大革命人民的历史，经验是非常惨痛的。我先简要地交待我历史上几个主要问题。
+
+　　（一、关于春泥文艺社和管维霖的问题。一九三五年，我在如皋平民工厂当造纸学徒，业余时，在当地报纸上投稿，发表一些短篇文艺作品，因而认识了俞铭璜、吴健等人，他们都是春泥文艺社的人，因而参加了该社的活动，成了这个社的主要社员之一。）
+
+　　春泥文艺社，创始在什么时候，我现在仍不清楚，可能是在33年～34年间。这个团体，据我现在的认识，是一个自发性的，小资产阶级左翼文艺青年为主体的新文艺团体。社员大约有五、六十人，多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分布在如皋、南通、东台的拼茶一带。发起人可能是叶胥朝、俞铭璜等人。
+
+　　春泥社的成员是比较复杂的。文艺倾向，主要是“左联”，也有为艺术而艺术的第三种人，甚至还有个别倾向所谓民族主义文芑的。在政治上有共产党的脱党分子,自首分子，当时不知有叛徒，也有国民党员。主要骨干，大约十多人，大多倾向“左联”，但后来分化较大。三六年元旦俞铭璜，吴健，徐静渔，潘也如，沈絮，我等人，成立了一个“左翼作家小组”，作为春泥文艺社的核心组织，对其他社员是秘密的。明确这个组织是“共产党的外围，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后来有一个上海地下党的人来如皋察看了我们活动情况，没有发展组织，留下一部分印刷品。（其中有王明《为党的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油印小册子。）
+
+　　春泥文艺社的活动主要是搞文艺创作，出刊物。当时，主要在叶胥朝担任总编辑的国民党如皋报上出副刊。后来发展到宣传大众语，搞汉字拉丁化，学世界语及其他外文等等。左翼作家小组成立后，发行了一些油印秘密传单，小册子，进行了一些扩大社员的活动。八一三上海抗战暴发后，曾做过打游击的准备等等。
+
+　　三七年底，我在上海流亡抗敌宣传队陈定，韩国柱等人的影响下，和俞铭璜，徐静渔等十人，组织抗敌救亡宣传队，离开如皋北上去延安。就这样，实际上脱离了春泥文艺社的活动。后来的情况，没有查问过。
+
+　　管维霖是春泥社的老社员之一。他父亲开澡堂，是个资本家。自己在上海上学，毕业后留校当图书管理员。我和他关系一般。主要是文艺倾向上合不来，他又在上海上学，很少见面。抗战爆发后，我们去内地，管从上海回到如皋。如皋城沦陷后，管不久便当汉奸，在如皋的新皋报当社长或总编辑。当他知道俞铭璜在江都大桥地区新四军工作后，写过信给俞，表示做汉奸是所谓“不得已的，还想为抗日做些工作”。四○年我到如西当县委书记，俞铭璜曾和我分析过管的情况，认为这个人没有革命气味，苟且偷安，保家保命。但多少受过一些影响，当汉奸内心没有矛盾是不可能的。根据其来信看，有机会还是可以利用的。我到如西后，正是根据地开创之初，如皋城是当时苏中根据地前哨最突出的一个敌占城市，情报基础很差。地委书记常一平，新四军一旅旅长叶飞交待我任务，要加强这方面工作。我便集中精力，抓了一个时期。当时，想到利用管维霖的问题。时间大致在四○年底，四一年初。我便找关系去找管维霖，要管到根据地来谈抗战问题。管表示原意和我见面，但又不敢下乡，怕为敌人发觉。我就要他在如城附近找一地方，我去和他见面。管便约了时间，在城东南郊一个美国传教士家见面。我便去和管见了面，对他做了一些工作，希望他立功赎罪。管表示接受，并报告了敌伪情况。后来约定情报传递关系，我便回根据地了。在敌占区停留约一、二小时。回来后，便将管的关系交给有关部门管理。后来，看到近和一些情报，但没有再和他有什么接触。这个关系的建立，和我去敌占区和管见面，当时都向地委书记常一平，和分管敌工的专员朱克靖汇报过，经过他们批准的。
+
+　　四五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九、十月间，我军攻克如皋，我随军进城。便和如皋县委一个领导干部去看过管维霖。管当时闲居在家，要求出来做工作，我答应可以考虑，后来，我把他介绍给专区干校学习，这是一个吸收知识青年培训干部的训练班组织。后来怎样安排的，我没有查问，就不了解了。
+
+　　五四年我回南京工作。我的印象中，记得接过管的一封信，说他在上海当教员，失业又回到如皋，要求为他解决工作问题。我毫不警惕，随手在信上写了几行字，把信转给如皋县委或县人委，证明管在抗战时间为我做过情报工作，请他们对管安排。信是由市委办公厅转的。
+
+　　我和管相识二十多年中，管一共给过我四、五封信。有三、四封是我参加工作后写的，多是对我捧场的。大约有两封信是解决工作的。我只回过一封信。参加工作后，和管见面就是前面交待的三次。管维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仍不了解。
+
+　　在处理管维霖问题上，我有严重错误。四五年如皋解放，我立即到他家去看他，当时我是地委书记，不去看军烈家属，而先去看管维霖而且是在没有查清管维霖在当汉奸期间，究竟为敌人做了些什么，为我们又做了些什么，他的政治面目到底是什么，便主观轻率肯定他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右倾的立场、思想，使自己完全丧失政治警惕敌我不分，丧失立场。后来，还在这个错误基础上，为他一再安排工作，让他打进革命队伍中来，是严重的包庇行为，错误更加严重。
+
+　　二．关于党籍问题。我是三八年四月，在国民党第五战区青年抗敌军团加入共产党的。地点是河南潢川，介绍人是俞铭璜、袱思澄。
+
+　　（三八年六月左右，徐州失守，国民党军溃散。我当时所在的工作单位，战地宣慰团正在陇海路上的运河站前线服务，也溃散了，我便和党的组织失去联系，脱党了。）
+
+　　三八年底，我在灌云从事救亡活动。知道山东南部有八路军活动，便去鲁南找党。在营县大店镇找到八路军某支队的政委景晓村，向他要求恢复党籍，报告我在灌云某地活动情况。他要我先回灌云，待他查明我的党籍时再派人来找我。约一月左右，有一叫孟宪宇的持景晓村的介绍信来找我，信上同意恢复我的党籍，并决定成立东海，灌云两县工作委员会，指定孟为书记，我为组织部长。负责开辟两县的党的工作。孟是东海县政府的科员之类的人员，当时也在东海县一带从事救亡活动。从上海下来的陈飞，冯国柱当时也在东海境内从事救亡活动，我们经常碰头，交换情况和工作的意见。他们曾介绍孟宪宇的情况，怀疑他是托匪。因此，当孟来找我时，我以为景晓村不了解孟的政治面目，受骗了，使将他敷衍走了。随即派人持信去山东向景报告。去的人走到半路，遇敌人进攻，占领新浦、东海过不了陇海路折回。不一、二天，灌云城也险陷，我们便下乡打游击了。就在这时,孙朝旭，于隆海（当时我知道他叫于辰）等来东海，灌云一带发展党的组织，他们是属于苏皖区党委系统的。他们由陈飞带来见我，谈关于灌云的建党问题。我当时向他们表示，景晓村已同意恢复我的党籍。我的党籍等我去鲁南时，仍由景解决。和我在一齐活动的同志，他们可以先发展。就这样，吴健等入了党，建立了灌云县委。于耀海是书记，吴健是组织部长。我们还是在一起行动。因此，事实上有了两个领导中心，我感到于对我采取宗派态度，实际上是我不愿接受他们的领导。后来，我去兴化活动搞灰色武装，不成，回来时拉起来的游击队是和三团合并，原来一齐工作的同志已分配了工作，都走散了，我感到没有再去山东找景晓村的必要，便主动找于耀海，要求恢复党籍。当时，正值三团五里槐打日本鬼子有了一个大胜仗，于很忙。但他答应考虑我的要求。隔了一、二天他告诉我，他们研究同意为我恢复党籍。并要我到三团三营当指导员。我存在地位观念，不愿居人之下，要求他介绍我回如皋开辟工作。在我一再要求下，又过了一、二天，他要我代表八路军三团到大桥地区和新四军取得联系。我感到不好再推辞，便去扬中找到当时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政治部主任魏天禄，约好了以后互相联系。回到灌云，于耀海等都集中在汤沟开会,我又找到汤沟，没有找到于，三天便发生汤沟事件，我被俘。隔天释放出来后，和陈飞（他当时可能是东海中心县委的组织部部长或副部长）一起去宿迁方向找三团。路上，我向陈飞发泄了对于耀海等人的不满，并对成立三团认为搞“左”了。表示要回去工作。到了三团后，陈飞直接把我介绍给苏皖区党委青年部长张产，他是来东海一带巡查工作的。我又把和陈飞说的一套向他提出。张对我提的意见不表态，却要我留在海滨工作。经我一再要求，他表示，我回南边去他做不了主，要我直接去找区党委书记金明。我拿了他的介绍信沿交通站在皖东北四县灵壁一带见到金明，要求他把我介绍给苏北工委，回如皋开辟工作。金明说了他不知道有苏北工委这个组织。上级党把陇海以南，长江以北，京浦路东的地区都划给他管。如皋也归他管，我要回去可以，由他直接派回工作。这样，金明亲自写了一个证明文件，要我回如皋组织中共如皋工作委员会，负责开展如皋一带工作。回到太州，到大桥找俞铭璜联络。那时俞是苏北工委的宣传部长。俞看到金明给我的证明文件后，交给了惠浴宇，当时正值苏北工委改组为苏北特委，常一平来当书记。他们商量后，惠浴宇来和我谈话，要我不去如皋，去太兴任县委书记。我当时向惠浴宇说：金明派我回如皋，你们要我去泰兴，我怎好向金明交待。惠浴宇表示，不要你负责，有我们负责。我便接受了他们的派遣，去泰兴了。
+
+　　于耀海为我恢复党籍，就是他和我两个人之间接触解决的。他现在不承认这件事。但实际情况就是我上述交待的。如果于那时不为我解决，我可以找景晓村，还可以找陈飞，更可以找俞铭璜解决。当时我没有伪造的必要。
+
+　　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党籍问题我做过交待。组织结论是相信本人交待。五六年旧省委审查过一次，结论大概是不妨碍使用。六四年至六六年旧省委又审查一次。结论是承认党籍。六五年旧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步春为此找我谈话两次，表示承认党籍。
+
+　　在处理党籍过程中，我是有错误的。当时，我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在我们伟大领导毛主席和党的崇高威信下，在抗日高潮形势下，灌云等地革命群众共同努力，创造了一个局面。可是，我却据为已有，作为个人的政治资本，以领导人自居。在向景晓村汇报时，并夸大事实，说沦陷后在海属几县可以拉起二、三千条枪。丑恶的目的，主要是表现自己有办法，搞起了一个颇为不小的局面，想当党的领导人。在孙朝旭，于耀海等来发展党的组织时，因不甘居人之下，不肯接受他们的领导，要另立局面，便搞灰色武装，制造分裂。后来，我还借口汤沟事件，向张产报告，说当时海属党的组织成立八路军三团“早了”“左了”，其实是自己右了。四五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仍然夸大枪支数字，并把对孙明旭，于耀海等人的意见，说成是和他们的争论，以炫耀自己的所谓正确，有办法。还是为了表现自己，骗取荣誉。在个人欲望得不到实现时，又不顾大局，不顾抗战和党的需要，蓄意求去。后来接受了金明的派遣后，又接受惠浴宇、常一平的派遣，而不向金明交待，都是以我为中心，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些，六五年我虽做过检查，但是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到了极点。
+
+　　关于汤构被俘问题。三九年夏，我完成于耀海交代的，代表八路军三团和新四军联系的任务，回到沭阳县的汤构镇。当天上午，我去汤若愚家看了顾逸萍，下午，我到汤沟小学去看陈飞，当时我知道汤沟小学是三团办的青年训练班的所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顾逸萍才告诉我，当时海州中心县委召开扩大会，会址就在汤沟小学。我和陈飞，孙若溪，武进明等晚饭后正在操场纳凉闲话，听到外面枪响，接着有人来报告，说三团团长汤曙红被县常备队大队长周发乾骗到乡公所打死了。正在忙乱间，县常备队来包围学校，便关上大门，相持一、二小时，门被冲开，就这样，我和在学校里的人，约百人左右便被俘。被俘时，我看到陈飞在内。当时，已夜间十二时左右，被分关在几个教室里，也没有灯火。我便将在南方新做的一身学生装，和一个不相识的学员掉换了一套破衣。随手拿了一个斗蓬，混在学员一起。天拂晓时，周发乾来学校，把俘虏排在操场上，要人来认里面的共产党。结果，把孙若溪认出来，带出去了。其他的人都说是学员，又关回教室。上午，不断有学员家属来带学员出去。近午，有一穿便衣的人，查问姓名，带走一些人。当时，也询问了我，我回答姓许，他问我那里人，我说是南方人。他便走了。过了一、二小时，这人又来了，要我跟他出去，我不知为什么，只得跟他出去。走到汤沟镇外，他用马送我到顾逸萍的住所，汤若愚的家里。汤父亲是国民党的汤沟乡长，我住在那里一夜，第二天他们又用马送我到党的交通站，和陈飞会合，一齐向宿迁方面去找八路军三团。
+
+　　我的被营救出险，是汤若惠、顾逸萍等活动的结果。带我出来的人是国民党沭阳县常备队的军需官，姓葛，他在党校里便追求我们一个姓武的女同志，女的不理他，但他却一直没有放手。汤若愚、顾逸萍等利用这一点和他开谈判。要求营救关在汤沟小学的一批人，作为交换条件，是替他做媒。姓葛的答应了，他们便开了一批名单给他。当时不知道我也在汤沟小学，没有我的名字。开的主要的是参加中心县委扩大会的人。姓葛的带了一批人出来后，说到有一个姓许的蛮子，汤若惠、顾逸萍等才知道我也在学校里，使要姓葛的再进去带我出来的。
+
+　　我被俘前后十余小时，没有经过审讯，没有做过任何手续。出来见到陈飞后，使将获释的情况向他们讲了。陈飞是怎样出来的，我没有问他，不了解。
+
+　　关于枪决杨鹤天问题。四一年，我在太州县任县委书记工作期间。化周区人民政府区长杨鹤天，每到一处宿营，都奸宿妇女，不从还用强。一次，他把宿在一个房间里的姑嫂二人强奸了。群众反映很大，敢怒不敢言。他还公开吸食白面，和地、富坏人打麻将，聚赌；和伪军勾结等等。民愤很大反映“根本不是新四军的区长。”有一次区干扩大会上，揭发出来了，会上干部要求严办，很多人要求枪决。县委几个主要负责人，县委副书记杨源时，县长晋长明，组织部长丁辉雯等，都一致主张枪决，我一时冲动，便同意立即执行了。我向地委书记常一平，专员朱克靖当面汇报过，他们没有批评我。为过去没有认识到这样处理有错误，没有交待检查过。
+
+　　对杨鹤天的处理，应先报请上级批准，不应先斩后奏。我以小资产阶级的所谓“正义感”“疾恶如仇”的冲动，无视党的组织律，把自己视作为党的化身，个人越权。错误是严重的。
+
+　　关于一百两黄金借款问题。四六年，顾逸萍去上海生孩子，是通过她的妹妹顾莲的关系进行掩护的。年底她妹妹顾莲从上海来解放区找我，要向公家借一百两黄金做猪生意，表示愿意为公家买药品、布匹等，作为还款。顾莲的丈夫吴绍其在上海开猪行，我因顾逸萍是他家掩护的，从个人情面出发，不好推却，便找专员汪海粟商量。我想了一个所用“公私两利”的办法。当时，区党委陈丕显要我汇款给十地委做活动经费。我想先以此款借给顾家贩猪，让他周转一下，使作为汇款还给十地委。当时汪海粟同意了。（当然，这是我的责任）便由管钱的蒋诚付给顾莲，说好马上有人持条到上海取款。不久，十地委政治交通员范国荣来，我给他汇条到上海顾家取款。哪知顾家贩猪折本，一时拿不出。范国荣又来根据地找我，说十地委等着这笔款子用，要我再给一百两。顾家借的一百两以后再取。同时，和我商量，能否用顾莲家做联络站。我考虑顾莲入过党，后因吃苦不下脱党的，她有家产在根据地，认为比较可靠，便由范国荣带信给顾莲，要她为党做些工作。并要倪浩堂，蒋诚又给了一百两给范带去。范去上海后，便以顾莲家为联络站。十地委金柯叛变出卖了这个联络点，金柯带特务宪兵去顾家捉人，范国荣正在顾家，由顾莲掩护逃走。敌人把顾莲丈夫的哥哥、姐姐捉去南京，解放时才放出。在这之前，顾莲又来根据地一次，是告诉我贩猪折本，一时还不起欠款的。那时我已到台北地区，使带她去到分区财经处处长刘和庚处，重新立了借据。四九年底，顾逸萍从衢州回如皋带孩子，我要她带信给如皋县委、县人委，请他们帮助向吴绍其索此欠款。吴家还不出，借了两部飞机旧引警抵偿的。
+
+　　我利用职权，假公济私，为了顾个人情面，借此巨款给亲戚，还以“公私两便”的谬论为自己的错误进行掩护，使党和国家财产遭到巨大损失。在金子已借出，范国荣去上海取款当中，陈丕显当面查问我十地委汇款汇了没有时，我那时没有估计到顾莲家会因贩猪折本还不起款子，只答已汇出了，没有向他汇报具体情况。这有一个思想活动，怕暴露私心，给领导上以不良印象，出来以后，一心只想如何善其后，又没有勇气向组织汇报，承认错误。五三年整党中，有人揭发后，我只交待了顾莲借一百两的情况，对范国荣后来又取一百两的问题没有交待清楚，顾虑说了后问题会更复杂化，搞不清楚。私字当头，党和群众都不相信了。直接请县委索款，而不向当时领导人交待，向组织交待，也都是同一原因。错上加错，使错误更加严重，是我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的严重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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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党内处分问题。五三年，我在福州市委任书记期间，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党内警告或严重警告的处分。五六年福建省委或省监委通知江苏，宣布处分撤销。受处分的错误有三条：第一，四六年借一百两黄金给顾莲问题，这是假公济私的严重错误。第二，抗战前，我母亲将我姐姐卖给国民党一个高级军官作妾。解放战争后期，这个军官死了。淮海战役后，我找到了我母亲。福州解放后，我母亲把我姐姐叫来住在我家里。我只不理睬她，没有正确处理，包庇了反革命家属。第三，严重的骄傲自满。对省级机关和省委某些负责人不够尊重。
+
+　　我再检查这一时期，我在工作中所犯的主要错误和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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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九年初，灌云沦陷后，我和胡灏搞了一个几十人的游击队。为了另立局面，便幻想利用胡灏出面，用合法方式，向国民党江苏省民政厅长王公与活动，要他任胡灏为灌云县长，县常备旅长，搞所谓灰色武装，扩大力量后再公开政治面目。我用青年抗敌军团学员的名义去兴化找王公与活动，碰壁而回。这是我为了另立局面，表现自己，而不顾党的统一领导向国民党屈膝求乞的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四四年苏中党校整风学习时交代过事实，因为没有认识到有错误，没有检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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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一年我在如西县任县委书记时，不着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政府法令，出布告，开所谓开明士绅座谈会，和平进行减租减息。在三三制政权中，让所谓开明士绅的地主分子和地主子弟担任实职；在扩大主力时，采用招军买马的发委任的方法，这些，都给根据地工作，党和军队的工作和崇高威信受到严重的损失，在地委扩大会上受到批判，结论是地主路线。这也是我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错误和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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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六年底四七年初，解放战争初期，我在苏中一分区南线坚持斗争中，因对斗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地委，分区机关，部队和地方干部搬得过早过多，对敌军事斗争上我提出近洋击土的错误方针，过分强调了隐蔽斗争，特别是批准了如皋县委提出的，让党员混在群众中以群众面目，向敌人自首，打进铁义队组织的极为反动的措施等等，造成南线斗争的严重失利，使党和人民的事业遭到极严重的损失，并坑害了一批党员的政治生命，这是我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的错误和罪行，四七年下半年，苏中区党委曾专门开会批判了我和地委的这个错误和罪行，结论是严重右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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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我存在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工作中就屡犯敌我不分，认敌为友的严重错误和罪行。靖江城解放时，我委任组织投降的大汉奸陶明德为城防副司令，让他们在人民面前耀武扬威，严重地损失了党和人民的联系和党的崇高威信。对太兴县委统战部长钱保康的投敌叛变开除党籍，一个时期怀疑他投敌是否是事实。后来证实钱是国民党，汪伪双料特务后，将他诱捕。在地委讨论如何处理时，我又提出留用的意见。虽然没有通过，都说明我右倾思想的严重。此外，还包庇管维霖，王孝祥等坏人，介绍他们工作，给他们混入革命队伍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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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历史上一系列的严重错误和罪行，是我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严重结果。春泥文艺社时期，我把周扬等三十年代的文艺黑线当作党的路线全盘接受，一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都没有觉悟到这是王明路线的产物；青年抗敌军团和在灌云活动时期，又接受了中原局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主要表现在对国民党蒋介石存在严重幻想，偏重片面搞“合法斗争”，统一战线上的阶级投降主义等等；根据地工作中，又在刘少奇、饶漱石直接影响下，推行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些，就使我在许多重要关键时刻，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这一历史时期中，我不仅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成了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有时还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成了地主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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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又复辟的危险性。”我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时期回到江苏工作的，也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十多年来，我在许多关键时刻，又是站在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一边，为江、陈王朝在江苏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充当了急先锋，主要的帮凶。我是江、陈王朝在江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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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还未结束，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就放出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我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就立即接受了。以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今后只剩下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了。对于毛主席的一系列教导，创造性地发展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伟大学说，却听不进耳。五六年，我认为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资产阶级消灭了，只剩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可以接受改造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谁战胜谁的问题，在我国已经解决了。认为：都是一家人了，有问题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了。完全和刘少奇一鼻孔出气，唱的一个反动的调子。在对资产阶级分子改造上，“轻改造，重安排”，认为资本家已交出资本，只剩下一个定息的尾巴，改造得差不多了；认为资本家有所谓经营管理的经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利用他们的经验，安排他们的实职，调动他们的所谓积极性。就这样，不抓限制、改造，不抓阶级斗争。在我分管工业六、七年中，象江苏这样工业资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我从没有比较系统地抓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对资改造问题，相反，和江、陈之流一道，一再毒害基层干部，要他们向资本家学习。向大资产阶级刘国钧学习；只强调资产阶级在企业中要有职有权，而放弃监督改造。在这条右倾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路线下，许多公私合营企业出现了合公营私的资本主义复辟极为严重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方面，我推行降低党员标准，大批吸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以为这些人大都改造得差不多了，他们又多是所谓知名之士，都是建设上需要的所谓人才等等；这是在思想上政治上拜倒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脚下，在组织上执行招降纳叛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建党路线。六二年，我坚决执行了反革命两面派陶铸和陈毅广州会议的黑指示，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改造好了，为他们“脱帽加冕”，说他们已经成为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了，并向他们赔礼道歉，说过去党所谓委屈他们了。我当时认为：过去几年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确是搞得太紧张了，所谓应该“松”一下，让他们讲实话，这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和资产阶级一道，攻击、污蔑伟大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这是鼓励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向党进攻，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清道，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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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六五年，我还鼓吹什么阶级没有了，有阶级斗争，也只属于思想范畴；什么生产建设也是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的继续，等等，都是我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伟大学说和阶级斗争伟大实践的滔天罪行。阶级斗争熄灭论，它的要害是企图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点燃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是灭资兴无，而是灭无兴资。我所传播，鼓吹，实行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就是这样一个极为反动的货色，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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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分管工业期间，正是毛主席亲自制订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时期，正是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公布的伟大时期。可是，我和毛主席背道而驰，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渭清，陈光之流，大反总路线，大反大跃进，大反人民公社，大反安钢宪法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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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跃进中，我片面追求产值指标，大搞浮夸，干扰、破坏了多快好省的客观规律，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毛主席在五八年九月二十一日，在南京听了江渭清汇报，当时江要不顾客观可能超额完成钢铁指标，毛主席及时指示说：“只要超过一吨就行。”可是，我在彭真、江渭清的指使下，却不顾毛主席的指示，大放所谓钢铁卫星，大搞浮夸虚假。说是为了不甘落后，主要还是为了表现个人的所谓才能，讨好彭真、江渭清，反对毛主席指示。为了在产值上争取工业列上全国第四位，搞大厂建设，我发动有关厅、局、地、市委到中央争项目，争投资，大搞所谓“拉郎配”，“自由恋爱”而不择手段；还大搞计划外协作，无限制权力下放，大量调动全民，集体所有的基金，所有这些，严重破坏了国家财政统一，刮了集体所有制的“共产风”，破坏了集体所有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统一经济计划，是发展资本主义盲目自由竞争，无政府主义的罪恶行为，都是反对毛主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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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鞍钢宪法，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建设的伟大宪法。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列主义创造性的发展。可是，我却反动地认为：“经验不完全，须要补充”。把毛主席批示，只作例行公文分发了事，没有主动向旧省委提出要求讨论部署，相反，却对薄一波交代的黑指示，为七十条搞一个草案，立即泡制了一个江苏工业十二条，得到薄一波的表扬。这是歪曲，反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鞍钢宪法的一个大毒草，是对大跃进的反动，是对总路线的反动。也就是在我所谓“经验不完全”反动思想指使下的所谓补充。如政治挂帅，就篡改成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这是明目张胆地打着红旗反红旗，采用折衷主义形式，是修正主义的本质，是彻头彻尾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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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困难期间，我和江渭清，陈光一道，大刮困难妖风。胡说：城市困难方才开始。攻击大跃进，胡说：没有根据客观规律办事，逆流不行，我对社会主义工业便进行了大砍杀，使社会主义工业大倒退，严重地摧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社办工业，为了破坏人民公社所有制，反对人民公社的要求，我进行了所谓调整，制定了一刀切的黑计划，把社办工业基本砍光。对手工业、渔业，我一批一批地把大集体改变为小集体，改变为个体，直到六六年，我还为了适应农业上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强迫搞所谓划核算单位，搞前店后坊，强迫手工业降价等等，这都是我忠实地，创造地执行刘少奇，邓小平，薄一波，江、陈之流大反社会主义，大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滔天罪行，后果是极为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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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否定鞍钢宪法，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否定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是站在否定、反对的一边，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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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六三年分管农业的。这期间，我又执行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生产上，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农村社教上，大搞形“左”实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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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忠实的执行了“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的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反动路线，抓指标，抓技术，抓措施，抓物质刺激；大搞所谓重奖政策，突出抓生产，业务措施，不抓农业机械化，不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在救灾工作上，或则蔑视人民疾苦，或则片面强调救济；在半耕半读农校中进行资产阶级双轨制。在科技工作中，不是依靠广大群众，特别是广大贫下中农，和在工业上不依靠广大工人阶级一样，依靠所谓技术专家，推行所谓科技领导一条鞭，把技术领导大权交给资产阶级专家，走的是资产阶级专家的反动路线。如此等等，都是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的。我还在所谓“党委抓政治，政府抓业务”的资产阶级运动分工谬论指使下，不抓毛泽东思想，不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不抓阶级斗争。有时即使也提政治，也讲革命，但是，或则和业务并列，或则和业务混淆，还是政治要落实到生产的黑货，是反毛泽东思想，反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的。不是什么革命的货色，而是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黑货。表面上，也学大寨，但又热衷于搞所谓江苏大寨式的样板。吃小灶，搞特殊化，目的是表现自己，为自己和江、陈王朝一小撮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的，是和毛主席教导的农业学大寨唱对台戏的。谭震林要搞样板，我投其所好，想在这方面搞发明创造，作总结，写文章，以表现自己。后来谭震林，江渭清要利用这篇所谓经验总结反对毛主席，吹捧刘少奇，为江渭清在全国涂脂抹粉，谭震林提出，不用我的名字发表，而用江渭清的名字发表，我高兴地答应了，实际上是做了一笔肮脏的政治交易，想吃小亏占大便宜，取得他们的好感，作为未来进身之阶的。我所强调的所谓突出政治，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反毛泽东思想的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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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刘少奇在工业上托拉斯的一套，运用到农业上来，在国营农场大搞资本主义托拉斯，还想在整个农业推行这个黑经验，也是我在农业上的所谓创造，得到了谭震林赏识和支持。为了执行谭震林在农业上所有制倒退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六年我不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强令国营拖拉机站下放集体。还主张所谓“王坊下放”，都是在社会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企业经营管理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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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社教运动中，刘少奇亲来江苏，攻击、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前十条，第一期社教运动，执行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运动路线。我和江（江渭清）、陈（陈光）一道，紧紧跟随。为了照顾江、陈王朝的修正主义大局，不致得罪黑主子刘少奇，我不去邗江蹲点，而改去涟水，做了泡制刘少奇黑样板高沟事件的主凶，打击一大片的刽子手。当时，我对刘少奇的一套黑货是坚信不疑的。我相信后十条是前十条的发展，对两者做了对比之后，我的资产阶级运动立场，使我发现了两者之间的所谓差别。我胡说前十条关于阶级斗争表现形式的分析，已不能说明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不完整了，而后十条抓住了农村阶级斗争的核心。这是攻击毛主席的指示已经过时，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谓抓住了核心，就是吹捧刘少奇的两面政权，两面党的胡说。我当时，唯恐犯右倾错误，戴右倾帽子，怕发现不了所谓问题，也就是说，找不到农村已经变成一团漆黑的材料。在这样反动思想下，我批准了高沟公社分团推广对所谓犯四不清干部的反动政策，就是，在政治上搞臭，在组织上搞垮，在经济上搞光。同样，我在李集，在整个涟水社教运动中，在对农村形势估计方面，在对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性质方面，在对贫下中农的认识方面，在夺权方面，在对犯错误的干部处理方面，在对工作队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等等方面，一系列地创造地推行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了一大片，保护了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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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渭清要我在小组会上发言。他要我把他在蔡巷，我在李集和高沟的黑经验集中起来作为发言基础，我和他一样，发言唯恐“左”得不够，不合刘少奇的反动口味，在大会上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重要指示后，针锋相对地批判了刘少奇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模糊地意识到这是刘少奇社教一套搞法的“纠偏”，根本没有觉悟到这是一场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在旧省委的常委会上，我发言时透露了我的这个思想，立即遭到刘少奇派来江苏蹲点，督战的一些中央部长的非议，我感到自己可能说错了，闯了祸。江渭清做总结时，明确肯定刘少奇形“左”实右路线这期社教运动“成绩是基本的”，不是“纠偏”，胡说二十三条是双十条的继续和发展。我迷信江渭清比我水平高，了解中央精神，比我接近中央，比我强，可能又了解了中央什么新精神，肯定自己的理解有了问题，立即跟着一起唱起反调，从右的方面来抵制，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继续推行刘少奇形“左”实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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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就不可能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可能抓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抓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我抓农业期间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三年困难时期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和发展，同样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复辟资本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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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文教工作，却以文化老手自居，假充斯文，以个人爱好为名，插手文化界，频频放毒，传播、散发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毒素、传播、散发从旧中宣部，旧文化部贩来的黑话黑货。整风反右伟大斗争前，我对全省戏剧界鼓吹抹杀阶级内容的所谓放，攻击、污蔑戏改是否定什么遗产，是虚无主义，鼓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牛鬼蛇神出笼，鼓励他们向党进攻。六二年，我指使新华日报还要面向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倡所谓知识性，趣味性；提出什么学习旧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反动策略，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报纸上所谓“出出气”等等。篡改党报的大方向，把党报变成资产阶级的反党阵地，供给资产阶级以反党工具，这是我在对形势一团漆黑的估计下，向资产阶级投降的严重罪行。三年困难期间，我支持了不少坏戏，反动戏剧；特别严重的，是我组织，支持了歌剧“河伯娶妇”大毒草的改编。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反动思想的支配，加上当时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潮，使我在审稿时，产生反动的共鸣，不可能发觉这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江思想的大毒草，而且给以很大的支持，罪责是很严重的。所有这些，都是为封、资、修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文化艺术出笼鸣锣开道的。在帮助制造反理论上，我同样起了封、资、修在党内代理人的反革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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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工作上，我妄自称大，以青年导师自居，用资产阶级的庸俗不堪的名利观腐蚀青年一代，鼓吹什么志气，理想，鼓吹什么成名成家，从小人物变成大人物；什么劳动锻炼得好，可以当省、地、县、公社干部等等；鼓吹什么红不易，专亦难，用折衷主义手法，传播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等等；都是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教育改造青年一代，反对用“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已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思想去教育改造青年一代，把青年引上修正主义、资本主义道路的滔天罪行。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工作中，也是物质挂帅，不是宣传毛泽东思想，动员知识青年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宣扬劳动做官论。我还在实际上积极为此树立典型，我积极地宣传过某些下乡知识青年的先进事迹，掺进修正主义的毒素，加以夸大歪曲，散播毒素。在我直接间接建议下，旧省委提拔了一批下乡知识青年到公社、县、地委担任领导职务，杨培刈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前次在大会上的控诉，就是对我的罪行的批判和控诉。在这方面，我所推行的是一条道道地地的制造修正主义接班人的资产阶级反动干部路线，完全是为资本主义复辟作组织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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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江、陈王朝推行的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资产阶级反动组织路线上，我的罪行同样是极为严重的。整风反右伟大斗争中，我忠实地推行了江渭清保护所谓高级干部的，不让他们放毒的包庇方针。他包庇陈立平的黑指示，我是传达者和执行者。包庇汪海粟，不划右派，既是江渭清的主谋，也是我的愿望，我也投了重要的一票。因为汪海粟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和我感情较好，包庇右派文人叶志诚，不划右派，由于我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怜惜他是所谓文人才子，便不问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如何，投了反革命的一票，包庇下来。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我又投票包庇了黄云祥、莫珊等，也还是因为他们多是苏中三分区的干部，是老熟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还包庇了顾复生等。江、陈之流包庇了大批坏人，大搞招降纳叛，还自吹执行政策是什么稳，我是衷心拥护的，而且，在不少这样反动的决定中，我是投了粟的，是有共谋罪责的。我和江、陈之流从一个共同的反动立场出发，维护这个所谓稳，稳住了资产阶级的反动阵营，捂住了江、陈王朝的阶级斗争盖子，保了江、陈，包庇了他们的党羽，自然，也保护了我自己，和我所想保护，包庇的一小撮。都是在组织上为资产阶级复辟增砖添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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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严重的，是我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学习毛主席蓍作的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这也是我犯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的总根子之一。我长期眨低毛泽东思想，认为学习毛泽东思想，只是学习毛主席的立场、思想、方法，而且胡说：不可能每一桩事都在毛主席蓍作上找到解释。这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的，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英明指示的。我还不区分无产阶级司令部和资产阶级司令部，胡说什么学习中央文件也是学习毛泽东思想，胡说什么光学毛主席蓍作，不学党的方针政策，会变成考古学家。这些胡言乱语，是攻击、污蔑毛主席的光辉蓍作已经过时，贬低、反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些反动思想，反映在对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的认识上，我反对把学习毛泽东思想说成是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根本的根本，认为这样提是什么不留余地，把马列主义放到什么地方去了；还胡说什么学毛主席蓍作，不抓阶级斗争，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等等，都是无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的伟大教导的。我的这些反动谬论，是反对林副主席教导，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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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社教运动中，解放军同志运用老三篇和毛主席蓍作，传播毛泽东思想，创造了很好的经验，林副主席立即肯定批准了这个经验，英明指出，社教运动就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可是，我跟着江、陈一道，反对、抵制、攻击老三篇不能解决所谓阶级斗争问题，胡说只能做好人好事，这不仅是贬低伟大光辉的老三篇，主要还是反对社教运动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蓍作的群众运动的兴起。我这个时期，还放肆地攻击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要防止什么“形式主义”“强迫命令”“简单化”等等，都是一样的反动动机。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夕，革命群众热爱毛主席，创造了在放电影前请示，唱语录歌等革命新风尚，我从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感情出发，还加以反对、污蔑，真是罪该万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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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交待，检查的这些主要罪行，说明我十多年来在江苏的实践，是刘少奇在江苏黑店里的一个忠实黑伙计，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十多年来，我逆历史潮流而动，是一个旧社会的维护者，新社会建设的阻力。毛主席教导说：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在这十多年来伟大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扮演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派的角色。历史是无情的，不管我的主观意志怎样，事实就是这样。我应该鼓足勇气，正视自己这个严酷的历史，正视这个惨痛的历史；正确接受这个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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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继续站在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谭震林、江渭清、陈光之流的一边，继续和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进行了严重的较量，直到旧省委的垮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值得庆幸的，也是我政治上新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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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动开始，我以为是“老一套”。只是文化艺术方面的革命，仍是抓我分管的业务，对运动漠不关心。四月，彭、罗、陆、扬反党集团揭发出来以后，震动很大，想不到这些人是反党反毛主席的。可是，又完全接受江渭清提出的，所谓接受教训，夹起尾巴来做人，转移目标，歪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反动指示，幻想在这个伟大斗争中，明哲保身。伟大的五月通知中央明确指示，要注意防止“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以为就是指的彭真，罗瑞卿等，中央的问题解决了。旧省委呢？我认为没有这样的人物。旧书记们虽有些问题，但还是好人犯错误，没有三反分子。自然，自己是包括在内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根本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反动本质，认识到江、陈王朝的本质，颠倒是非，把资产阶级司令部看作无产阶级司令部，为江、陈王朝和自己定下了反动的基调。运动一开始，就把江、陈之流和自己排除在运动的革命对象之外，就和运动、和革命群众对立起来。在看到革命小将对江、陈王朝的冲击时，立即从反动的既得利益出发，考虑到整风、反右斗争的经验，认为有坏人，至少有坏人在背后操纵，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进攻。以为只要旧省委内部团结，就可以“顶”得过去，在运动后期抓右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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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中全会，我开全国工业机械化现场会议也到北京，江渭清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向我吹嘘他如何反对刘少奇的谎话，我信以为真，十分佩服。增加了我对他迷信的程度。他又吹嘘什么“南京不是北京，南大不是北大”的欺骗说法，我更相信他的领导是所谓正确的，对他坚信不疑。江渭清和陶铸、谭震林、魏文伯等共同策划的，反对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暂时不炮打旧省委”，说什么为了“集中力量，抓生产，抓运动”，实际是以生产压革命，集中力量镇压革命群众运动的一个大阴谋。我因为怕群众，怕民主，怕运动触犯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表示拥护。心里还夸耀：江渭清有胆识，在大风大浪中掌舵稳。完全和他们站在同一个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江渭清宣布陈光要调安徽做李葆华的资产阶级接班人，我考虑到以后我在旧省委的位置可能会更加重要起来。为了争取江渭清进一步的信用，能随着他的升迁而升迁，就更加卖力积极起来。八月以后，我死保江渭清，死保江、陈王朝和他们一道，疯狂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犯下了一连串的滔天罪行，这些，就是我在这一期间的反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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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九”事件，革命小将冲进旧省委大院，我以为这是对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莫大污辱，流了没落、反动之泪。江渭清被迫出面接见，无人陪同，我主动保驾，主动出面和小将搞所谓“谈判”。谈判中，我坚决不承认他们的革命行动，无视他们为革命自我牺牲的精神，完全站在敌对的立场上，耍外交辞令，搞两面手法，公开污蔑他们的革命行动为“无理取闹”，公开点名打击造反派，挑动群众斗群众。无锡轻工业学院造反派步行数百里来南京向旧省委请愿，我无动于衷，采用利用一派，压制一派，挑动学生斗学生的阴谋手法，保护旧省委，保护旧无锡市委一小撮。后来，我还总结经验，颠倒是非，把反动的说成是所谓“依靠左派，争取中间，孤立右派”。江、陈王朝疯狂镇压革命群众的所谓八比○事件，大都有我参与和共同策划的，我还在九月下旬去苏北抓生产之机，向有些地、市、传播了这些反动经验，流毒很广，罪行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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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镇压革命群众对江、陈王朝的冲击，保护自己在内的一小撮，我向江渭清献策，要大抓红卫兵组织。说什么“这是壮大左派，依靠左派”，实际是要江渭清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江渭清要我立即组织红卫兵，以保护所谓革命秩序，我连夜动员自己的子女，组织他们的同学，搞起中学黑字兵。因为人太少，还动用了专政工具，公安党校的学员，伪装红卫兵，来旧省委门前保驾。后来，我还多次和他们接触，蒙蔽他们，要他们控制领导权，说什么“当仁不让”，交出江渭清的地址，顾虑很大，要求陶铸修改，陶不同意，说：不要失信于同学。后来他又要我取信于造反派，我领会他的反动意图，要我不要因小失大，就解除了顾虑。陶铸第一次和我谈话，就向我说了他的“心里话”，他说：我向你们说几句心里话，我保得太多了，已在中常会上做了检查了。说：今后谁要再靠保是保不住了，要自己解放自己。又说：八项协议是坏事。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就此转过去。说：再不转，就危险了，就要滑下去了，等等。我听得很感亲切，以为陶铸关心下级，是体谅旧省委处境的，还是保江、陈王朝的。感到如果按陶铸的一套做去，旧省委还是有出路的。我就将黑八条摘要成五条，用电话传给江渭清、陈光。这五条，就是所谓屁股要转到造反派一边去；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所谓平反；所谓哪里有武斗，领导人随时亲临现场劝阻；所谓坚决处理黑材料。这一套，根本没有涉及江、陈王朝的利益，五条都是以假支持骗取造反派信任，为的达到搞所谓分开办公，联合办公。实质是妄图在骗得造反派的支持下，复活当时已濒垮台的江、陈王朝的反动统治，继续捂住旧省委阶级斗争的盖子，保护江、陈等一小撮的。我当时反动立场照旧，本能地接受了陶铸这个假转变的反革命新策略，用假支持的手法，骗取了造反派的信任，自奉为所谓“左派”，妄图充当江、陈王朝侍卫官的角色。十二月中旬，在中山东路体育场宣布了黑八条以后，当街上出现了称我为“同志”，要我不要做口头革命派的横幅大标语时，我忘形地说：他们至少已经承认我是口头革命派了，以骗取的这一点点可耻的资本自得。黑八条在我积极推行下，只处理黑材一项，全省就开除了几万党、团员，打击了一大片，我的罪责是严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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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铸第二次接见我时，对江、陈之流的假转变极为满意，认为：江渭清决心转了，江苏省委真的转了。我认为不仅是对江、陈的表扬，也是对我的表扬，以得到陶铸的赏赐为荣。当他要我写一个二、三千字的假转变黑经验的黑报告时，我感到不能胜任，立即转告江、陈，他们立即泡制了一个“快转、猛转、彻底转”的假报告，呈报毛主席，党中央。这是陶、江、陈勾结起来，欺骗毛主席，党中央，妄图骗取信任的又一大阴谋，我参与活动，也有严重罪责。也就是这次接见后，陶铸和我一齐走出他的办公室，我为了讨好，说：中央首长为我们操心，内心实在不安。陶铸立即说：我们有中南海保护，你们为学生拖来拖去，为你们做这点事还是应该的。陶铸诬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诬蔑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黑话，我不但没有一点愤慨，还感到一股反动暖流在内心激荡，以为陶铸确如江渭清所说，是平易近人的，是可以巴结，可以依赖的。这完全证实，我和陶铸是站在一个反动立场上，也是一丘之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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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事件后，总理让我和革命造反派一齐回南京，做了一系列的批示，给我将功赎罪的机会。可是，我对江、陈王朝一仍旧观，坚持反动立场，幻想旧省委能集体转过去。接过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篡改了性质，依然推行陶铸假转变的一套，仍然依靠黑八条所骗得的一点点可能的反动资本，继续搞假支持，妄图在骗取造反派的支持下，搞所谓公开办公，为江、陈王朝搞维持会，复辟资本主义，完全辜负了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自己的期望和挽救，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直到江、陈王朝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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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我在党内二、三十年来的阶级斗争盖子。事实说明，我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和王明，刘少奇，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江渭清，陈光等一道，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对抗，只不过是过去几十年斗争的继续，从我自己的实际出发，如果没有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坚决执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我就怀有阴谋的目的还是依靠一派，镇压另一派，保护自己，保护江、陈王朝一小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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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江渭清不断从北京传回黑指示。我和陈光一道，件件落实，事事照办。如江渭清先打回电话说：关于工作队问题问了陶铸、王任重，他们说派工作队不一定犯方向、路线错误。隔了几天又打回电话说：已经检查了，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了。要向下面打个招呼。几小时后，又来电话说：会议上还会有反复，暂时不要向下打招呼。如此，我就反复奔走，向各方打招呼，统一反动口径。南京革命造反派召开“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誓师大会”，江渭清、陈光要我代表他们的王朝，以所谓“高姿态”去出席大会，宣读江渭清从北京发回的所谓“贺电”，胡说旧省委是什么“过去，现在，将来都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抵制、破坏大会的影响，继续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此等等，江渭清牵线于北京，陈光和我，一内一外，左右跳动，南北配合，对抗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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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级干部大会，江、陈蓄意继续反对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拒不接受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教导、挽救。在他们的策划下，成为向各地、市、县和直属单位传授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黑经验的黑会。会议越开，大多与会者越是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满情绪越是增长。会议结束时，江、陈都忽然病起来了，要我去做会议总结。这个会，我根本没有参加，情况、问题根本不了解。可是，我从资产阶级共同利益出发，以江、陈王朝正在困难时期，他们重视我，我应当为他们分忧，知恩图报，就根据他们的预谋讲了话，肯定了会议的所谓“成绩”“收获”，也就肯定了他们继续反对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反对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阴谋，遗害全省，坑害了大量的干部，使他们较长时期陷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而难于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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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辑卿、吴大胜同志在南大造反，我内心不满，认为这是内外不分，不遵守党的纪律，污蔑梁、吴同志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行动。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违犯党的纪律，是我完全颠倒了是非。在处理“法四二十二人”材料时，我又动用专政工具，对材料摄影留底，准备对吴大胜同志秋后算帐，进行打击报复。这是在中央关于材料问题决定下达之后搞的鬼，应该罪加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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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批准工人造反司令部的成立，我封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不让无产阶级革命派知道这是总理对革命工人的支持，拒不执行总理要亲自出面和革命工人协商成立工人造反组织的指示。原因是我怕群众，怕扩大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影响，怕引起革命群众对自己、对江、陈王朝更大的冲击。相反，我坚决推行江渭清的所谓“凡是革命组织成立都予以支持”的阴谋，批准了另一派受蒙蔽的工人群众组织的成立，继续推行依靠一派，镇压一派的阴谋。在我第二次被带去北京期间，我的反动立场，思想，感情根本不变，我却动员在北京的受蒙蔽的群众，起来造旧省委资产阶级运动路线的反，还蒙蔽他们说：你们能像造反派一样，冲劲大一点我就高兴了。这是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三事件的祸根是我种下的，我的罪责是不可饶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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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渭清对抗革命造反派，发了旧病，我代表他做了一个假检查。大会上，数万革命群众要我交出江渭清的住址，我死保江渭清，不顾数万革命群众愤怒的要求，顽抗不交，宁愿随造反派去北京，矛盾上交。后来，陶铸耍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答应交出江的养病地址，以骗取造反派的信任，搞更大的阴谋。我一再找谭震林向陶铸提出要求改变这个协定，为的是怕江、陈说我无能，怕和彭冲同志一样，彭在晨光机器厂支持造反派后，被江渭清斥责为“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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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八条，即八项协议，是陶铸应江、陈的求助，搞的一出对造反派假支持，对江、陈王朝真保护，假转变的反革命丑剧。这是用新的反革命策略继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个阴谋。我开始因耍心眼，搞反动的多中心，个人野心勃勃，锋芒毕露，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恶性膨胀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参加革命后，长期是革别人的命，对自己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根本没有做过认真系统的自我革命，长期习惯于把自己看成是革命的动力，根本没有想过，要革好命，还须先革自己的命。一九四四年的整风学习，不但高估了自己，而且错估了自己，以为自己是手工学徒出身，较早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以为自己的世界观已经无产阶级化了，自己是代表党的，成了党的化身了。正如毛主席英明指出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我就把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当作无产阶级的世界观用来指导自己，指导工作和斗争，要按着自己资产阶级的面貌去改造自己，改造别人，改造世界，改造党，一系列错误和罪行的老根子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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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没有思想准备的。根本没有认识到，还有社会主义一关没有过去。相反，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过，以为自己早就过了社会主义关了。因此，还要在自己身上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兴无灭资，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还要革自己的命，是毫无认识，毫无思想准备的。自己盲目认为，自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即使有问题，也不过是小节。因为自己官越做越大，名誉地位，物质享受不断随着水涨船高，得到满足，而且和别人比较，并不突出，也就心安理得，根本说不上什么警惕。自己就没有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过去，看看没有参加革命以前的情况，做做比较。忘记过去，就是背叛，自己没有看到自己，这多年来，已经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事实是，多年来对物质享受和资产阶级法权，是迎面追求的。入城后出入小汽车，住的小洋房，学会了跳舞，打麻将，搞特殊化，自以为都是生活小节，放之任之，高官厚禄，养尊处优，生活上早已蜕化了，又迅速促成思想上政治上修正主义的发展。可是，还盲目自满，自封可能回头，不可能觉悟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可耻的反动的东西，不可能得到挽救和新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千真万确，“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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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在我过去的半辈子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许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所以这样，是有着深刻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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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亲是钱庄和小市镇警察局雇佣的文书，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从小我就受到剥削阶级社会和家庭的影响。青少年时期，因读了一些旧书，旧小说，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毒素中得很深。小学毕业后当了三年多的造纸徒工，又做了一年多的小职员，在旧社会是一个正沿着世袭的为剥削阶级服务的阶梯，缓慢地向上爬的小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由于父亲的失业，母亲把姊姊卖掉了，家中经常盖锅断炊，我还到亲戚家做过几年帮工式的杂活，混一口饭吃。经过亲戚的帮忙，才找到一个学徒的职业。由于自己好舞文弄墨，引起亲戚的另眼看待，做上了小职员，但总是有怀才不遇之感，觉得在旧社会找不到理想的出路，对旧社会存在不满的情绪。抗日救亡运动中，我开始接受了一些新思想，模糊地知道要革命，接受的实际上仍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接受了一些抽象的名词，概念，实际是无知的。抗战爆发，怀着国破家亡，找国家民族出路，也是找个人出路，实际是以找个人出路为主的动机，参加了革命队伍，入了党。由于革命形势一日千里，工作、斗争需要，党给了我以独立工作的机会，当上了所谓领导，党对自己的哺育，培养，使用，愈来愈器重。但是，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了不起，不知谦虚，谨慎，骄傲自满，随着地位的增长而增长，把自己估计得高上了天，看别人都不如自己。在革命队伍中，我以为己所谓无产阶级化了。在江、陈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领导下，旧省委内部一潭死水，互相包庇，和平共处，十多年来根本不开展原则思想斗争；还耳濡目染，学会了许多资产阶级政客的极端反动丑恶的国民党作风，结果，自己不是向无产阶级方面改造得差不多了，而是向资产阶级特权阶层改造得差不多了，旧质未变，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自己在党内，居高位，掌大权，可是，却是“一事当先，先替自己打算”。林副主席教导说：“在阶级社会里，每个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或属于这个阶级，属于这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或属于那个阶级，属于那个阶级的某一阶层，某一集团。”我的这种以私为主，以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在阶级社会中，所作所为，不代表资产阶级，还能代表什么？这种世界观附在我这样具体条件的人身上，不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还会是其它什么东西吗？答案只能是这样，我不能正确对待自己，首先的问题，就是没有能正确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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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世界观里，是说不上有真正的群众观点的。毛主席教导说：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在我身上反映是很明显的。我入党是做官的，视群众为阿斗，对同志如下人。脑子里只有自己，“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本来就和群众没有什么联系，官越做越大，就越高高在上，目空一切。口头上也讲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运动，实际是使用群众，利用群众，恩赐思想，行政命令，运动群众。所以犯地主路线，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都是亲上层，疏基层，亲地主，资产阶级，疏工、农群众的必然结果。对同志，对人民，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喜则所谓爱抚一番，怒则横暴斥责，国民党作风，军阀残余，有过之无不及。我对待干部，对待群众的粗暴程度，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和群众是对立的，平时就怕群众，怕民主，怕失去自己的资产阶级尊严，怕失去乌纱帽，失去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既得反动利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就由怕到恨，由恨到镇压，还依靠平时受蒙蔽的部分群众，继续蒙蔽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坐山观虎斗，以保护自己，保护江、陈一小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我的揪斗，是完全应该的，是革命行动。可是，我在一个时期内，认识不到自己的真面目，感到委屈，抵触情绪很大，是极为错误的，是反动立场，思想，感情在新的条件下的一种本能反映。我的群众观念，是资产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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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教导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有很多历史关键时刻，我多是站在王明，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薄一波，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边，一贯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和罪行，不是偶然的。民主革命阶段，我不仅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严重的。在解放战争上，指使党员以群众面目自首的滔天罪行，这是站在敌人立场上，做了敌人想做而没有做到的极大的坏事，做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党内的代理人，坑害了大批党员的政治生命，造成了党和革命事业无可挽回的损失，是万死不足以谢罪的。这是我当时为敌人暂时表面优势所吓倒，根本不相信群众，不相信党员的革命力量，妄图以此达到所谓保存有生力量，右倾阶级投降主义路线的极为严重错误和罪行。社会主义革命中，我又不断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我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在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思想下，政治上摇摆，投机的必然结果。由于我是怀着一个找个人出路的丑恶动机入党的，在旧社会，为了混一口饭吃，不得不仰人鼻息，观察主子的颜色行事。入党后，为了取得领导信用，保官升官，就把这一套用来观察领导意图，看眼色行事。因此，就不可能看到党内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相反，把党内关系看成是拉拉扯扯，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宗派关系。在苏中，在福建，以陈不显，叶飞作靠山，到了南京，又以江渭清为靠山。自己错误地认为：党内路线斗争，遵义会议后已经解决了，只要紧跟领导，紧跟第一书记，一般是不会犯错误的。反之，很可能犯所谓组织错误，影响自己修正主义的前途。因此，回到江苏后，便处处摸江渭清的鼻息，看江渭清眼色，投江渭清之所好，以取得江渭清的宠信。五九年庐山会议，明知中央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伟大战略部署，明知柯老点了刘顺元的名，也看到刘顺元确有问题，但在误认江渭清决心整刘顺元时便首先开炮。在摸清江渭清要包庇刘顺元时又收场下台，反对庐山会议决议，抗拒柯老批示。社教运动中，在制定二十三条的中央会议上，毛主席作了重要批示后，自己虽没有认识到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已认为是对刘少奇形“左”实右的“纠偏”。可是，在江渭清说不是纠偏以后，以为江渭清又得到什么新精神，便又顺风转舵，跟着他一齐反对毛主席亲自制定的二十三条，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解放军在方巷创造了社教运动中学习毛蓍的经验，我去看了以后，认为是好经验，立即要人去学习。可是，在向江、陈汇报以后，见他们反对，立即感到自己做冒失了，立即想以折中的办法，来调和这个所谓纰漏。就采用了所谓在社教中主要学习二十三条，结合学习毛著的办法，立即到苏州去做黑报告，抵制，反对方巷经验，幻想这样做，既能得到江、陈的同意，也不致得罪创造方巷经验的解放军，两面讨好。如此等等，就是这样，不顾反对毛主席的指导，教导，不顾党的路线，原则，在政治上见风使舵，摇摆，投机。因此，在苏中得到陈丕显、叶飞的信用，到江苏后，得到江渭清的信用。可是，又引起刘顺元，惠浴宇，陈光等的不满，他们背后搞鬼，当面指责。五九年，六四年，还借题发挥，两次重点整过我，便又感到他们在党内根深树大，对他们也是得罪不起的。也就注意对他们的奉承，逢迎。发展的结果，不仅在认为他们所谓正确的时候是这样，明知他们不对时也是这样，拿原则做交易，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党和革命的利益都置脑后，根本没有一丝一毫共产党员的气息，发展的信条就是，求得不犯所谓错误，保护自己第一。从奴隶主义发展成奴才主义，原则是非可以不问，领导人不能得罪，在政治上搞投机的罪恶活动。刘顺元的三反言论，自己早就有些发觉，正面侧面都向江渭清反映过。江、刘本是一丘之貉，不理睬是当然的。自己也曾考虑向中央揭发，可是，既怕揭发信转回被发觉，又怕中央追查起来，引起轩然大波，破坏旧省委一团和气的修正主义局面，破坏江渭清对自己的信用，还怕危及自身。就这样，采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资产阶级态度，不了了之。这是自觉地包庇刘顺元，包庇江渭清，包庇旧省委一小撮，也是包庇自己的严重罪恶。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政治上摇摆投机的态度，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就必然要投向刘少奇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陈丕显，叶飞，江渭清，陈光等一伙，成了他们的黑伙计，马前卒，黑帮凶。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只能忠于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可能忠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只能推行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摇摆性和投机性，终究不可能摆向或投向无产阶级，而只能摆向或投向资产阶级。我堕落的要害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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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世界观，对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的反革命思想，接受是顺行的，一拍即合。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接受是逆行的，格格不入，难于接受，还加抵制，反对。我长期对毛泽东思想没有奠定无限热爱，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的信念，没有奠定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顶峰，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指导方针的信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一看而过，一曝十寒，满足于一知半解，实际并不理解，还有很多歪曲。学了也多是联系别人，不联系自己，是为了装潢自己，做为所谓教育、改造别人工具的。脑子里听不进，留不住毛泽东思想，自然充塞满资产阶级思想，即刘少奇思想。三年困难时期，在滚滚乌云密布之下，自己就不但相信而且和资产阶级司令部一道，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攻击，污蔑。主要的原因之一，因为我那时存在过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极为反动想法。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是活着的列宁。毛主席的指导，就是一千个正确，一万个正确。这是我对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最大的污蔑，最严重的攻击。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最大最严重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六四年农村社教运动期间，我又和刘少奇，谭震林，江、陈之流一道，反对林副主席亲自肯定的社教运动中学习毛主席蓍作群众运动的正确经验。并进而和他们一起，攻击林副主席倡导的学习毛主席蓍作的无比正确的学习方法。重要的原因之一又是在那期间，我存在过认为林副主席只是军队的领袖，还不是全党的领袖的极为反动的想法。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最高，紧跟毛主席，跟得最紧最紧，学习毛主席蓍作，用得最活最活，林副主席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是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的副统帅。我反对林副主席，也就是反对毛主席，这又是一个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都是罪该万死的。为什么我二、三十年来，不断地站在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呢？根本的原因，就在我脑子里的毛泽东思想太少太少，而刘少奇的反动思想太多太多，世界观是反动的，立场是反动的，因而不断犯下许多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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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错误是极为严重的，罪行是滔天的，不可饶恕的。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毒害了许多干部，党员，是应该打倒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跟毛主席，对我不咎既往，热情而耐心地教育我，帮助我，挽救我，对我的揭发，批判，斗争，进行得愈彻底，冲击得愈厉害，对我的帮助愈大。事实确实就是这样。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我个人的演变来看，再看看旧省委，江、陈王朝，看看全党全国，看看全世界，千真万确，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不搞是不得了的。就我个人来说，我被冲击掉的，是我身上的污泥浊水，是历史上的严重错误，滔天的罪恶，得到的是政治上的新生，是有机会重新做人。我感谢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挽救，我感谢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感谢伟大的党，对我的教导，关怀和挽救。我决心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及其在江苏的代理人江、陈之流彻底决裂，和资产阶级司令部彻底决裂；决心和自己罪恶的过去彻底决裂，打倒过去的许家屯，彻底否定过去，彻底改造世界观，从零开始，重新做人。决心回到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回到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一边来。决心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一辈子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一辈子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决心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放下架子，到群众中去，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和革命干部的再教育，一辈子做群众的小学生。决心以毛主席的光辉伟大的老三篇为终身的座右铭，不做官当老爷，完全、彻底、全心全意地做人民的勤务员，革命一辈子。决心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紧跟毛主席，紧跟林副主席革命一辈子。决心永远忠于毛主席，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把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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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检查，交待，仍是很不够的。我衷心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志们，继续对我揭发，批判，帮助。由于我的错误，罪行很多，极为严重，我请求给我以严厉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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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让我高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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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
+　　 1968年收麦时于金坛县朱林公社
+
+　　· 来源：
+
+　　根据网络材料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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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4/000014.txt
@@ -0,0 +1,39 @@
+# 杨得志代表济南军区党委作的检查
+
+　　<杨得志>
+
+## 地点：济南南郊宾馆五楼
+
+## 时间：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十四时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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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是指示、是检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付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月十二日电报指示，要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济南军区王效禹政委和我及山东革委会、江苏革委会、江苏省军区、68军、徐州军分区、连云港支左指挥部、人武部及徐州、连云港两派革命群众代表到北京去解决连云港文化大革命及徐州隶属问题以及其他问题。中央对连云港文化大革命非常重视，是对徐海地区部队的最大鼓舞、最大关怀，我们非常感动。在斗争中证明：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存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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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这些问题，根据中央指示，让部队及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共同到北京办学习班。为办好学习班，必须在军队内部将一些主要看法统一起来。徐州的一些问题王政委讲，我着重讲连云港问题，虽然有联系，但各有重点。
+
+　　为了将徐海地区文化大革命搞好，去年中央派王政委处理徐州问题以后，中央又几次处理连云港问题，去年十一月中央对连云港有三条指示，十二月让济南派调查组，一月中央又派出调查组，二月一日中央指示，让济南军区直接领导连云港的工作，中央这样关心，但我们没有解决好，主要责任在部队、在军区，党委领导方面没有紧跟党中央，辜负中央的希望和关心，很惭愧，在连云港担任“三支”、“两军”工作的部队，广大指战员日夜奋战在第一线，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很辛苦，部队为了宣传毛泽东思想，情况紧张，处境困难，仍坚持工作岗位，有人受骗了，有人牺牲了，这是广大指战员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表现，不愧为毛主席亲手缔造、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尽管同志们做了很大的努力，但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根本原因是阶级敌人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拚命破坏，又由于军区党委11月4日批发的解决连云港市的七条意见是错误的。也是连云港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的错误又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加速了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对立，使矛盾更加激化，违背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两派革命群众组织的性质，王政委和我在去年九月六日接见他们的代表时和十四日军区批发守备十八师检查报告中都肯定了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应该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七条意见要支左指挥部坚决站到“反到底”一边，并要“公社”向“反到底”靠拢，实际上否定了我们承认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违背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和最新指示，否定了革命大联合和搞大批判、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大方向。特别错误的是，七条意见中提出革命的大联合以反到底为主，这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核心是在斗争中公认的，不是自封的”伟大教导。由于犯了以上的错误，引起的后果不好。
+
+　　一、造成两派长期对立，联合不起来，七条意见实际是支了一派、压了一派，再加阶级敌人从中挑拨，两派矛盾更加激化，长期联合不起来。
+
+　　二、造成部队思想混乱，加深了部队两种观点对立。七条意见通到社会上以后，不但加剧了两派的对立，也引起了部队的思想混乱，新调到的部队多一些，观点不同，部队内部上下级关系紧张，加深了部队两种观点的严重对立。现在看：凡是抵制七条意见的同志是对的，不抵制七条意见，调到外地转弯是错误的，也有些部队同志支持和执行了七条意见，不能怨他们，因为他们看到军区有批复，就支持和执行，所以他们不承担责任，只要在我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就好了。由于部队支持和执行了七条意见，有的抵制七条意见，又各有群众，又造成军民关系紧张，使我军声誉受到影响，说十八师是“叛军”，虽然是某些个别人说的，也是非常错误的。
+
+　　三、转移了斗争的大方向，放松了对阶级敌人不停顿的进攻。去年九月两派群众组织在济南达成了协议，回去后革命和生产有好转。虽然有不的反复，如果掌握得好，不难解决问题。
+
+　　但由于七条意见的下达加深了两派的矛盾，发生了多次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件，在长时间内斗争矛头没有指向一小撮走资派、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没有把矛头对准阶级敌人，形成了内战，使阶级敌人钻了空子，大肆破坏。我们虽知道连云港是国民党模范区，有坏人、但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多了，走资派是谁？叛徒是谁？反革命在哪里？到现在没有搞清，所以就不能向阶级敌人展开不停顿的进攻。不利于对敌人的专政，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使连云港文化大革命落后了一步。
+
+　　上述错误和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使连云港文化大革命一度受到很大的损失，是方向性的错误，不是一般简单的错误，现在宣布七条意见作废。我们所以犯错误，原因是很多的，主要有四点：
+
+　　一、最根本的一条，是对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跟的不紧，毛主席最新指示学的不好，理解不深。……一句话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举得不高，最新指示学得不好。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在连云港问题上走了样，再次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凡是老老实实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就无往而不胜，工作就一定会办得好一点。相反，背离了毛主席指示就一定要犯错误。
+
+　　二、七条下达后引起了军内外强烈的反应。观察七条有错误，但总觉得七条整个精神不是完全错的，十二月二十三日张军长到济南汇报连云港市情况时，我讲过“坚决站到‘反到底’一边”，以“反到底”为主，这与九月六日讲话精神是不相符的。后来中央又一次肯定连云港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谁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支持谁，谁不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就不支持谁，应当这样做。那时我还没有认识到这方面有错误。
+
+　　第一条是从左的方面理解，应当正确的理解嘛！
+
+　　第三条是以反到底为核心，第七条……。应当认为一、三、七条有问题，另四条没有什么，后来研究这四条，也是为前三条服务的。所以今年一月份连云港部队团以上干部学习时还没有认识到七条是错误的，只认识有缺点，没认为有方向、路线错误，当时就说不再提这七条了，按中央指示执行，在北京谈判时两派代表说不提啦，按中央指示办，但始终没有认真的作检查，没有宣布作废。掩盖了矛盾，一直没有解决问题。七条影响和后果是很大的，不作公开检查，不宣布作废，两派对立不能解决，影响不能收回，后果消不了。武斗停不下来，主席最新指示就不能落实到连云港市文化大革命中，就难搞好。这是我们怕字当头，私字作怪，不相信群众的表现，又一次违背了主席的教导。错误是难免的……。
+
+　　三、这次错误的发生，由于我们没有听下面的意见。七条引起军内外强烈的反应，机关部队提出了许多问题，应该听各方面的意见，甚至听抵制的意见，我们没有完全这样作。也听了他们下面点意见，致使对错误未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
+
+　　四、对七条的批复很不慎重，七条处理连云港市问题是犯了方针、政策性大问题。毛主席教导我们：“政策和政略是党的生命……。”我们违背了这个教导，马马虎虎，常委只听念了一下，没有认真讨论，那时是稍忙一些，不能强调客观。本来，这样重大问题应按毛主席关于慎重……的教导进行反复讨论，分析研究，特别连云港是两省交界，两大军区接合部，支左工作分属南京、济南两大军区，情况复杂，阶级斗争很激烈，我们犯了官僚主义，草率行事，轻易态度，这样就很难免犯错误。
+
+　　这个错误是军区犯的，责任在军区党委，党委由我们来承担主要责任。七条是我们批发的，欢迎同志们对军区党委提出批评，帮助我们改正错误，这是希望同志们，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两种观点的同志，一定要遵循毛主席教导，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各自总结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教训，顾全大局，互相帮助，加强互相之间，上下级之间和军民之间的团结，共同对敌。我们要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做到步步紧跟、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我们要乘大好形势的东风，做好两派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起来向阶级敌人进攻，促进两派的大联合，实现革命的三结合，狠抓革命，猛促生产，迎头赶上。一定要把连云港文化大革命搞好。对过去是总结经验教训。主要向前看，今后怎样搞得更好，这是主要的，这次会议要积极响应毛主席、林副主席亲自批准向门合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以门合同志为榜样，做到四个一切，搞好思想革命化，在“三支”、“两军”工作中立新功。
+
+　　以上是我代表军区党委所作的初步检查，可能还不深，欢迎同志们提出批评，对今后怎样搞好提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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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1,29 @@
+# 邵燕祥检讨在专政队劳动中怕脏等思想
+
+　　<邵燕祥>
+
+## 〖邵燕祥，时任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编导组编辑。〗
+
+## 思想汇报(5月27日-6月1日)
+
+　　首先,祝福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
+　　1.我来队〖注：指“清理阶级队伍”中军管小组建立的“专政队”〗已经四个星期。虽然基本上是老老实实劳动的,也有一些体会,但认真回顾,仅在劳动上就还有严重不足。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在清扫喷水池,最后从污水坑中汲取泥水时,我没有踊跃争先,特别是在领工的人说尽可能让住在附近宿舍的人下去(以便回家洗涤)以后,我索性就干外面的活了。在干这次活中,王建敏、江纯一、张子舆不怕脏,表现是较我为好的。
+
+　　我过去在下乡时,在劳动中,还自认为是不怕脏的；但在城里,则考虑到身沾泥污,好像就不体面了似的。这即使在一般同志来说,这样的思想活动和表现也说明了劳动化、工农化方面很不过硬,而在我今天的情况说来,只能说明接受改造的决心、狠劲不够。
+
+　　我带着这个问题又重学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关于“最干净的还是工农大众，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这一段最高指示。
+
+　　现在反省自己在劳动中、生活中是“怕脏”的,是生怕“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的。过去下乡时一段时间甚至较长时间似乎“不怕脏”,也只是一种假象,一回到城里,则要恢复并坚持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了。
+
+　　进一步看,即使真正做到“不怕脏”(生活上、劳动上),也还未解决问题的要害；只有感到自己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比一切污泥浊水、牛屎粪尿还脏还臭时,才为思想的飞跃准备了条件,才是感情起了变化,最最重要的变化。
+
+　　今天作为群众专政的对象,想到劳动人民的抚养,本应该好好做劳动人民的儿子,结果做了许多不利于劳动人民的事；生活水平超过劳动人民很多,却“推销”过许多名、洋、古,封、资、修的“货色”,毒害人民,成为劳动人民的罪人。在劳动改造中,还有上述的怕脏的表现,是极端错误的。今后要在实际行动中联系思想,一点一滴地改造自己。
+
+　　2.这一星期得知广联总揪斗××,深感这是大快人心的事。从去年夏秋揭露了××插手我局运动、支持保守势力的罪行,一直非常气愤；王关戚、杨余傅相继被揭露后,我也听说过八大部口革命群众到接待站揪××的经过,深以当时未能揪来为憾。现在揪出来了,我想,必定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审批了广联总的报告,这是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局无产阶级◇命派的又一巨大的关怀、支持和鼓舞。我是多么想参加斗××的会,听一听革命派对××等的揭发批判,看一看××等的狼狈相,哪怕就是到会上同革命群众在一起喊几句口号也好啊！但我紧跟着想到今天的身份,想到关于“不让他们参与政治活动”的最高指示,想到我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非分之想。我现在应该摒除私心杂念,老老实实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争取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获得较快的改造；这就意味着为革命挽救一个人,为革命增加一个砝码,这是目前唯一的切实的任务。
+
+　　3.这一周比较认真地学习了关于门合烈士事迹的报道,并从陈道宗处借来《北京日报》，读了两篇关于大揭首都文艺界阶级斗争盖子的文章，有些心得体会,以后再作汇报。
+
+　　· 来源：
+
+　　邵燕祥《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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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CCRD/0/8/4/000016.txt
@@ -0,0 +1,21 @@
+# 章士钊为康心如之子蒙冤事给周恩来的第一封申诉信
+
+　　<章士钊>
+
+　　（恩来总理：）
+
+　　今又有一事上渎于公。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殁；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  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
+
+　　（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仓猝不尽百一。顺颂）
+
+　　（政绥）
+
+　　 具名六八年六月十一日
+
+　　（闻市革委会第九处专管各学校事可否将康函交该处一查之  酌定）
+
+　　又及
+
+　　· 来源：
+
+　　康国雄口述、何蜀整理《我的罪名：蒋介石的干儿子——陪都金融大亨康心如之子康国雄的传奇人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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